版权信息

书名：日本武士兴亡史

作者：娄贵书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978-7-5161-2599-1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495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885—1945年历代首相中的武士或武士出身者

资料来源:(1)[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2)《图说学习日本历史·7·江记时代至现代》,旺文社1979年版;(3)[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4)[日]八幡和郎:《历代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29位首相中,只有西园寺公望、清浦奎吾、广田弘毅和近卫文磨4位为非武士或武士出身者。

目录

序 言

引 论

第一章 社会纷争武力化与武士的产生

第二章 平安时代的武士——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

第三章 镰仓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第四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第五章 江户时代的武士——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

第六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

第一章 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

第二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

第三章 江户时代法制化的军事统治

第一章 武士道概述

第二章 平安武士道——私兵私权的伦理道德

第三章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从私兵私权的伦理道德到武士治国的统治思想

第四章 江户武士道——“为政者之道”和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

第五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天皇的武士道”和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第六章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

第七章 武士道的理想价值——“忠诚”的伦理道德和“武勇”的战斗精神

余论 武士、武家统治和武士精神与日本社会

参考文献

后 记

序　　言

娄贵书教授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学术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对本书的出版,我作为娄教授的学界挚友,表示真诚的热烈祝贺。贵书嘱我作序已历数年,苦思长久,读读,想想,写写,停停,却总不得要领。已开印在即,情急之下,姑以四句话内有八个可字,即“四句八可”(绝无仿李冶“八至”诗之意)记之,以表我心。

第一句是,“可喜可贺出版”。《日本武士兴亡史》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可喜,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体现了我国日本史学术界对日本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深入和拓展,也标志着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又有了新的提升,怎能不令人欣喜。

本书三编,共十六章,前有引论,后有余论,40余万字。第一编阐述了日本武士兴起的历史足迹:其起源、产生、演变的历程和作为一个阶级衰亡的过程。第二编从对武家政权——三个幕府的军事统治,以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历史再现,深刻说明了日本武士政权产生、演变的原因、特点及其作用、影响。第三编集中对武士道作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不仅对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影响作了归纳、概括,而且具体阐述、分析了武士道的名称、起源、类别、德目及理想价值。在引论中准确概述了中外学术界对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史,说明了这一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余论中则围绕武士、武士道与日本社会的关系,阐述了武士与大和民族、幕府与资产阶级政权、武士道与日本文化这三个重要两极的关系及其互动。

概括这些编、章可以看出,本书重点研究了日本武士的历史足迹、武士的军事统治和武士的战争精神,的确是我国对武士及武士道问题进行的系统、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在我国武士、武士道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奠基、开拓作用,具有弥补国内学术界该项研究空缺的学术意义。

对日本武士、武家政权产生、兴起、发展演变及走向衰落、灭亡这一长达八九百年兴亡史的具体研究,我国学界虽较为关注,但多为论文,且往往局限于德川幕府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日本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多,但或纠结于琐碎细节,或史观不正确,存在不少缺欠和不足。本书对中外学术界的这一空缺和不足的弥补,确实可喜!特别是对武士道的阐述,使我们认识到其对日本社会的巨大、深刻的影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日本武士、武士道,特别是武士道是日本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武士虽在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武士道文化和武士精神却有了更大的扩散、普及和提升。随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升级,武士道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成分。

正如万峰先生所指出的:日本武士道从中世纪产生后,“一直发展、演变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中世纪的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战后“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诸德目”的武士道。“武士道至今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单纯的武士道各德目亦无不具有正反两面的东西”,“要善于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糟粕”(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本书明确的历史记述,充分、完满地阐释了万先生的思想,自然提升了本书的现实、理论价值。本书能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又怎能不令我欣喜。

可贺,则指本书是由贵书教授主持,杨绍先、朱健华教授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的最终成果。从准备、计划到2007年申报获得批准立项,再经过研究、撰稿修改,于2010年定稿、结项,又经过贵书的精心修改、加工,现在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和领导的大力支持,终于正式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祝福庆贺之喜事。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及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热烈祝贺和深深的谢意,祝贺他们慧眼识珠,向社会推出了一部好书;谢谢他们为推进我国日本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做了一件公德之事!更要发自内心的向贵书教授表示热诚的祝贺!

第二句是,“可圈可点华章”。《日本武士兴亡史》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随处可见。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本书的框架结构很有新意。本书是一部专门著作,但又不完全是叙述性的史书。而是以武士纵向发展的历史顺序为主线,与以武士专题研究横向结合的阐述方式架构成的华章。以实求名,如书名改为“日本武士兴亡研究”可能会更为准确。二是本书有新的视角。作者既注意了普遍性,又从对特殊性角度的具体考察入手,着重深入探索日本尚武、尚武精神的由来和发展。着眼于阐述武士、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及其流毒的关连;着重阐述了当代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三是新意多多,随处可见。如本书对武家政治的阐述,大不同于专论武士的著作(日本的不少著作就是如此),而是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分析,关注其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本书对武士、武士道在日本国内外、集团内外奉行不同的双重标准及其显示出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矛盾性的分析论证,更是大别于日本的不少相关著作,确实应该圈点;本书对武士、武士道是日本双刃剑文化的叙述、论证和分析,十分精彩,等等。四是本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方法为主,也广泛运用了经济学、文化学、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句是,“可思可品意境”。《日本武士兴亡史》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有不少深邃的思想。对日本历史,我从1962年开始学习、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不敢说我读懂了日本。阅读这本书,其许多观点和认识,引导我思考,甚至使我陷入久久的沉思。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和特点的阐述,作者对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武士已灭亡、战后也已摧毁了有形的武士道,但对武士道的流毒,特别是其融入日本民族传统中的因素,决不可轻视、忽视的思路、观点,当我悟出其真髓时,不由得令我拍案叫好!又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及武家政权的阐述,发人思考。其中的意蕴、深义,值得慢慢地、好好地思考、品味,方能释解其意。如果我们联想到马克思说的一段经典论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1]再能将日本武士与中世纪时西欧的骑士加以比较,联想当今地处东方的诸多国家中,唯有日本是“西方七国”成员……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地、好好地思考思考、品味品味。

第四句是,“可敬可佩精神”。《日本武士兴亡史》的作者娄贵书教授,课题组成员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都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也都是我的同仁和好朋友。我与杨教授从结识至今已近30年,特别是1999年时,我作为《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委,推荐他的大作《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在当年第4期上发表后,更有了深入的思想、学术交往,友谊延至今日愈加深厚。而与娄贵书教授,从认识、相知到深交也已十多年,在他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研究工作、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在《日本军国主义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一书中撰写第二章“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绍先教授能在中国较早地发表关于武士道问题的学术论文,并与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至今仍为学界认可、赞同的观点,令我佩服;贵书教授在2002年5月出版了其研究武士与武士道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将贵州师范大学在研究日本武士、武士道获得了新成果这一喜讯传递至中国日本史学界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界。学术界许多同仁都为之欣喜振奋,亦令我十分敬重、佩服。本书是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研究条件下,不畏艰难、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新成果。为收集资料,他们不畏酷暑严冬,多次往返于贵阳、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地区。他们潜心钻研,熟读深思,辛勤笔耕,付出双倍于北京的同仁们的辛劳和时间,用“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言之,亦不为过。正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治学精神,才写就了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淘尽泥沙始见金”,功夫的确不负有心人。今天,贵书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专著,历经11年锲而不舍的刻苦研究、上下求索,出版发行了。本书的出版,的确令我敬佩,自然会说些肯定的话,贵书却总是十分谦虚。当我将序言初稿发他后,他一再要我删去许许多多积极、评价本书的话,也真让我为难,不得不删了一些,最后,我不再听他的了。对他一向的低调和自谦,我也常告诉他:不必过谦、客气。我赞成“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的古训。在对日本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上,你就是能人、尊者!这确实是发自我内心的真话,也是我心怀敬佩之意想说的真话。

作为同仁与朋友,愿在写毕“四句八可”之后,坦率地表示,《日本武士兴亡史》也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在理论分析方面还不够透彻;在资料运用方面,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也不够丰富,等等。诚恳地期望贵书能继续努力,使自己对武士、武士道的研究日臻完善,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作为同仁与朋友,更愿意在由衷祝贺这部新著出版,以及向广大读者倾心推荐这部著作时,提出自己诚挚的希望:希望贵书教授能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日本武士、武士道的研究,并殷切期待贵书教授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汤重南[2]

2013年3月18日于北京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原注(192)。

[2]汤重南,1940年生,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

引　　论

1932年,美国学者亨德里克·房龙在其《房龙地理》一书中,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说:“日本人的居住地只有一个小岛,但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和印度一样,因此他们必须扩张其领地,这是想在自然界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是世界上所有博学的年老的先生和女士们的任何意味深长的演说都不能改变的事实。”“因此,日本人开始向外寻求发展,期望能从别处得到更多的领土。于是他们想到了隔海相望的中国,中国地大物博,而其统治又软弱无力,很好征服。其实美国也很适合日本,但它太远,而且非常强大。而澳洲又太远……看来看去只有去满洲最容易,只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大陆桥梁就可以了,而日本主岛和朝鲜半岛之间只隔着仅有102英里宽的朝鲜海峡,其中途还坐落着对马群岛,这种地形对日本人来说就更为有利了。”[1]日本学者森岛通夫也明确指出:“远离广阔的大陆,在岛国生活的日本人,有史以来就渴望土地。明治以后,日本人所贪图的就是土地。”“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结底,日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土地。”[2]房龙还告诫美国人,“日本人那面貌焕然一新的神奇的变革对我们的安全和幸福有很大的影响,这同我们喜不喜欢日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太平洋存在一天,日本人便是我们的邻居,因此多了解他们一点,对我们只有好处”[3]。然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却表明,尽管隔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尽管美国实力强大,日本还是敢于向美国挑战,这恐怕是房龙没有预料到的。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和近代以来对中国加害最深的国家,撇开当今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谈,单单是中日两国的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了解日本都是不可或缺的。1928年,中国国民党名宿戴季陶就说过:“‘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4]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都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以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知之甚少。只要在家中上网查查便知道,许多日本研究的重大课题,成果寥寥,包括武士和武士道这个日本研究躲不开、避不过的课题。总之,武士研究是摆在中国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说到日本,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也会联想到武士和武士道。樱花不过是日本的国花而已,即使寄托了日本人对于人生的某种理想,也只是日本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武士和武士道则是改写日本历史的物质力量和指导思想,以及日本社会的民族楷模和日本精神的核心要素。今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武士的影子和武士道的烙印。要想知道日本的今天,必先了解日本的昨天,从武士和武士道入手,无疑是认识日本历史和国情的钥匙。

(一)武士的定义

西方有西欧的骑士,东方有日本的武士。两者都产生于8世纪,不过,其产生的动因和肩负的职责却迥然不同。西欧骑士是法兰克国家强化国家军事力量的产物,查理·马特通过经济和军事改革组建起一支新的骑士部队,依靠这支庞大的骑士部队打败阿拉伯骑兵,收复被占领土,将阿拉伯人赶回西班牙。查理·马特之孙查理依靠这支部队对外扩张,建立起查理帝国。日本武士则是土地纷争武力化的产物,作为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而产生,充当庄园主侵蚀国有土地、瓦解天皇制国家经济基础的工具。总之,“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5]。平安时代,对抗朝廷、制造祸端的是武士,朝廷借以平息祸端的也是武士。正是在制造祸端和平息祸端的战争中,武士迅速崛起。12世纪末,武士凭借400余年征战杀伐积蓄的能量,从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绵延近700年的武家军事统治,将日本引向以武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

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说,武士一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卷3、第443首的武士之训,相当于武士的名词主要有:“もののふ”(武士)、“ますらぉ”(大丈夫、男子汉、壮士)。同时,“もののふ”和“ますらぉ”有种种解释,“もののふ”的语义有物部、武士、武人、武者、っゎもの、さむらぃ等,“ますらぉ”又有益荒雄、正荒雄、健男、男子中的男子等诸说。从古代向中世转变期间,武士又称为“弓马之士”、“弓箭之士”。[6]有的以职业特征命名,有的以主要兵器命名。

日本学者的武士定义主要有:《广辞苑》“一般泛指习武、以军事为职业者”;《万有百科》“以武艺为专业者”;《世界大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现代百科》“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小学馆百科》“凭借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战士和领主。一是以参加战斗为主体,二是有自己的领地……职业战士和领主是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7]安田元久概括为两种定义,即社会职能定义和社会本质定义——“职能人论”和“在地领主论”,前者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职能为标准,后者以武士作为在地领主的社会实体为依据。同时,认为这两种定义都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实际状况,主张既要考虑中世武士团是以弓射骑兵的战斗技术为特色的武力组织,又要考虑作为在地领主的地方支配者之社会本质。[8]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所谓武士,即日本中世及近世政权担当者的世袭制的职业战士。从职业战士的角度看,武士与古代、近代征兵制的农民兵、市民兵不同;从世袭制的角度看,官僚又与不过是军事官僚的古代武人和近代职业军人不同。因此,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的特色。”[9]日本学者在武士定义上的差异,表明要对武士身份进行准确界定并非易事。

我国学者代表性的定义,是史学前辈沈仁安先生四项指标的定义。即:“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样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但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10]

沈仁安先生的四条标准也有相应的依据,对于总体把握武士确有极大帮助。不过,武士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社会群体,其存在跨越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且不说有平安时代作为封建贵族的“侍”的武士、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明治维新后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武士;即便是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中世武士与江户时代的近世武士,其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及与土地的关系都不尽相同。显然,四条标准的定义有其局限性。王炜在《日本武士名誉观》一书中,也对此提出了异议。[11]

本书的武士,是广义的武士,除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外,还包括8—12世纪末充当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也许他们只能算是武士的前身;以及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掌握军政大权的武士与活跃于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如“维新三杰”、黑田清隆、桂太郎、大隈重信、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原敬、加藤高明,以及田中义一、高桥是清、犬养毅、阿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和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福泽谕吉等,尽管他们依然是出身于武士世家,继续秉承武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却没有武士的身份。

武士自产生以来,逐渐在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特征。这些外在的和内在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也有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例如,生活方式上,平安时代和幕府时代的武士,以战场上的杀伐技能为生存资本,即日本学者所说的“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特色”;在理想价值上,平安时代、幕府时代和明治维新后的武士,都遵循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武士精神,崇尚武勇,以征战杀伐、穷兵黩武为荣。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初期,日本研究开始引起我国一些学者的注意。如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戴季陶的《日本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日本研究曾一度受冷落。20世纪80年代,日本研究重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且逐渐形成日本研究的热潮。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研究,时间不过二三十年,各领域的发展也不平衡,研究日本近现代史者多、关注日本古代史者少。

虽然武士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吴廷璆、万峰、骆兆伦、李玉、沈仁安、王金林、汤重南、伊文成、马家骏、王家骅、王立达、施超伦、李威周、宋成有、金基风、李秀石、李卓、李文等一批日本学专家,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进行过详略不等的论述。如:

第一,武士的主要著述有:沈仁安的《武士阶级形成背景试论》、《武士阶级形成史论》(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家骏的《幕府末期的资产阶级和下级武士》(《历史学》1979年第3期)、金基风的《倒幕派的形成及其阶级基础》(《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骆兆伦的《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施超伦的《幕藩体制下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王中田的《儒学与武士》(《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冯玮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武士风云人物的评析,主要集中于《世界历史》编辑部编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金林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成有主编的《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笔者也有过一些论述。如《德川时代下级武士阶级属性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贵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战争与武士》(《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第二,武士政权的主要著述有:王立达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日本幕府政治》(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张玉祥的《织丰政权与东亚》(日文版,六兴出版1989年版),刘明翰的《镰仓时代日本的幕府政治及其特点》(载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会编《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仁安的《试论幕府体制的特点》(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李卓的《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文的《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冯玮的《日本通史》等。

第三,武士精神的主要著述有:李威周的《论日本武士道》(《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出版社1992年版),宋成有的《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异同刍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武士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万峰的《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杨绍先的《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唐利国的《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与法西斯主义》(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0辑》,2000年),张景全的《武士道与骑士道差异性探讨》(《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向卿的《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日本研究论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04年),许介麟的《日本“武士道”揭谜》(《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王炜的《简论日本武士的死与名誉》(《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周颂伦的《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韩东育的《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释》(《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卞崇道的《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以及娄贵书的《“忠”——武士道与日本精神的核心价值》(《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本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载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武士道为虎作伥探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此外,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汤重南主编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叶渭渠主编的《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也有关于武士道的论述。

专著有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的《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王炜的《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1)研究成果上,专题论文多,成本专著少;(2)研究内容上,侧重近世多,全面研究少。本来就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江户幕府后期,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极少有人涉足。总之,我国目前的武士研究成果不多、领域不广,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和叶渭渠先生主编的《日本文明》认为:武士道“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和“以‘武’当先的立国路线”,遗憾的是,因受既定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局限而未能展开论述。

西方学术界论述武士的也不乏其人。如赖肖尔的《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沃尔夫的《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康拉德·托特曼的《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贝拉的《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康奈德·希诺考尔等的《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武士进行过富有成果的研究。当然,上述西方学者的论述都不是以日本武士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述。

武士、武士治国本来就是日本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多、领域广、研究细。例如:元木泰雄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竹内理三的《日本历史·6·武士的登场》(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关幸彦的《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石井进的《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和《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丰田武的《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和《中世的武士团》(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高桥修的《中世武士团和地域社会》(清文堂2000年版),野口实的《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和《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河合正治的《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上手横雅敬的《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安田元久的《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和《源赖朝》(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近藤好和的《弓矢和刀剑》(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相良亨的《武士的思想》(ぺりカん社1984年版),下村效的《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等等。上述日本学者对武士的产生、武士的定义、武士团的结构、武士的兵器、合战方式和武士的思想等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不过,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现实关怀,忽视武士的穷兵黩武和凶残暴虐。相良亨在《武士的思想》中说:抛开武士的伦理观,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的伦理意识的大半。

日本学者对武士道的研究,二战前的专著以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特色,将武士道奉为日本精神大加颂扬,与官方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宣传遥相呼应。如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出版的《武士道》(中文译本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井上哲次郎的《谈谈武士道》(载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和《武士道总论》(载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等等。二战以后的武士道研究著作,既未揭示武士道的军国主义要害,也没有就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公正和科学的评述。如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小泽富夫的《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カん社2005年版),等等。2005年,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以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为基础,出版《国家的品格》(新潮社2005年版)一书,主张通过重新恢复武士道精神以提升日本的国家品格。

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分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对武士道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层次,尚未将武士道作为武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统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加以研究,也没有深入分析武士道对武家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国理念、立国路线、统治体制、发展道路和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三)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本书作为日本武士的专门史,试图从支撑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精神的发展动力入手,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进行系统研究。(1)考察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战场为人生舞台、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阐明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与战争的关系,揭示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必然性和以战争为发展动力的兴亡史;(2)考察武士政权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建国理念、治国原则、政权组织和运作特点,阐明武士政权以军事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的统治体制,揭示幕府体制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统统从属于军事需要的统治特征;(3)考察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因武士政权振兴武家主义的统治需要而完善,阐析武士道与武士的生活方式、与武士政权的治国原则的内在联系,揭示武士道以“忠诚”为灵魂、以“武勇”为核心的必然性。(4)考察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阐明其影响日本社会发展路径和民族文化构成及其走向的必然性、深刻性,揭示日本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成因及特征。

本书内容分为“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和“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三编。第一编“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即日本武士的专门史。此编起于8世纪,止于20世纪40年代,包括平安时代的武士和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武士,从武士产生、发展、衰亡和再创辉煌的历史足迹,挖掘武士的生存土壤和发展动力,分析武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以战争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全编共六章。第一章“社会纷争武力化与武士的产生”。论述武士因争夺土地的武力需要而产生,分析武士的生存土壤和与战争的互动关系。第二章“平安时代的武士——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论述武士在战争中产生并成为“世袭的职业军人”,通过“平将门之乱”和“平忠常之乱”迅速崛起,在“保元之乱”、“平治之乱”后形成阶级,在“源平争战”中建立起武士政权。第三章“镰仓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决定日本历史发展方向的统治阶级后,依靠武力强行推进武家统治、巩固武家政权和进一步夺取朝廷的政治权力。第四章“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最充分地发挥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并在战乱中将朝廷的权力和贵族的土地剥夺殆尽。织田信长武力统一全国半数土地,丰臣秀吉武力统一全国,德川家康以武力确立起不可撼动的军事霸主地位。第五章“江户时代的武士——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钵植武士”,由土地所有者演变为禄米领有者,由战场上的战斗者演变为榻榻米上的行政管理者,失去了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一步步走向衰亡。第六章“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论述日本陷入“内忧外患”时,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下级武士武力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维新政权,继续引领国家发展方向,制定“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目标,充当日本现代化主角。

第二编“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即武士的治国史。论述武士政权在武士道的指导下,以武力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以私人性军事主从关系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合二为一、军事首领与行政长官一身二任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分析武士政权军事至上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揭示其以武为本的统治特征。

全编共三章。第一章“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论述将军源赖朝一边通过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度牢牢控制武士,编成全国性的军事组织,建立起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以幕府为中枢、以守护和地头为地方机构的武家统治系统,将军→守护→地头。日本历史上“至尊与至强”、“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政治结构正式形成,朝廷→国司→郡司与幕府→守护→地头同时并存。幕府将军作为朝廷任命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凭借武力凌驾于朝廷之上,地方的守护、地头在武力的支撑下,使朝廷的国司、郡司有名无实。中央和地方的武家统治系统,以军事警察权推进武家统治,武力干预和排斥公家统治系统,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幕府的经济政策,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经济从属于军事需要,派地头向庄园和公领土地征收“兵粮米”。幕府的直辖领地和御家人的军事领地,旨在蓄养武力,为战争做准备。1232年,幕府颁布的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以武家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源赖朝以来的先例为基础,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法律。

第二章“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论述室町幕府以地方军事首领守护大名作为权力支柱,在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中,全面夺取公家的政治权力。1346年,幕府赋予守护裁决领地纠纷、领地继承和执行幕府诉讼案件的权力;1352年和1368年两次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可获得任职国半数的土地。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后期,公家朝廷和地方国司的权力一一转移到幕府和守护手中,镰仓时代公武并存的二元政治基本转化为武家一元政治。经济上,武士政权通过武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幕府和守护分别在中央和地方侵吞公家领地和贵族的庄园土地,庄园制经济趋于解体;幕府和守护还向工商业者征收赋税。幕府和守护依靠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将军组建起自己的直辖军队——“奉公众”,守护收编任职国内大大小小的武士。法律上,1336年,幕府在《贞永式目》基础上颁布《建武式目》,将全国社会各阶级都纳入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室町幕府后期战国大名的统治政策,以扩军备战为核心内容。例如:将领国武士原有的领地转化成为战国大名恩赏的“封地”,将领国的武士全部编入大名的家臣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制定战国家法,控制家臣。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集战国大名统治政策之大成。织田信长统治政策的核心:一是充实经济实力;二是增强军队战斗力;三是使军事首领与军事领地分离,大名开始成为“钵植大名”;四是严厉打击占有大量土地的佛教寺院,并使之为军事政府服务。丰臣秀吉的统治政策:一是军事上,将大名分类配置,使之相互牵制,并对其进行移封。二是经济上,通过检地建立起一地一作人制度,土地所有权分为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与武士的地租征收权。三是社会上,通过“刀狩令”和“身份统治令”,固定士农工商的职业和身份,严禁社会各阶级横向流动。四是加强城市建设,控制城市工商业经济;奖励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增加经济收入;培植御用商人,掌握流通领域,保障军需供应。五是对外扩张,武力侵略朝鲜。

第三章“江户时代法制化的军事统治”。江户幕府的统治政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政治上:(1)军政合一、平战结合。(2)以武为本,将军和大名各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实施军事统治。(3)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统治机构、统治区域,独立行使统治权。(4)主从关系、军事关系决定政治关系,幕府和藩政机构的官职,取决于家臣与将军或大名的关系亲疏、军事实力的大小。(5)将军有权对大名进行转移,全国武士都成了“钵植武士”。军事上:(1)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构成幕府和藩国的权力基础。(2)将军具有全国军事力量的最终指挥权,大名的军队,只能用以维持藩国治安和履行对幕府的军事勤务。经济上:(1)在武士阶级内部,以禄米分封制取代土地分封制,将中世的军事领地制度改造成为近世的军事俸禄制度。(2)武家经济军事化,各级武士的经济收入,都负有相应的军役任务。社会上: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把持经济领域,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独有的活动空间和职责义务,职业世袭。法律上:幕府分别针对大名、直属武士(旗本和御家人)和天皇及公卿贵族、宗教寺院、农民、工商业者颁布不同的法律,将社会各阶级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统统置于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地方各藩国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藩国法。

第三编“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即武士道史。所谓武士道,一方面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包括:(1)武士集团主君与从者之间“御恩”与“奉公”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2)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层次的武士道,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武士在战场上征战杀伐的战争准则,以战争实践为特征,如军事统率能力、军事战争技能、军事战争方法等;二是无形的、武士的精神世界和武家社会的行为期待,如强调忠诚、崇尚武勇、追求名誉等,以精神修养为特征。

本书的武士道,包括武家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政治文化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在幕府政治时代,武家统治者在武士道指导思想、统治哲学的指导下,对国家实行以武为本的武力统治。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后,武士道又成为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构建国家政治体制、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本编共七章。第一章“武士道概述”。系统梳理武士道的名称、定义、德目、类型、起源、分期和武士道与日本精神、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是平安武士道、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江户武士道和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论述各历史时代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与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相一致,在平安和镰仓、室町、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攻伐不止的战争年代,武士道作为战斗者在战场上的“战争之道”,鞭策武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拼死战斗,追求战场上的“军功”和“武名”;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士道作为行政官吏在“榻榻米”上的“为政者之道”,主要用于武士的内心自省、精神修养,追求政治舞台的政绩、充当农工商的表率。明治维新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强兵富国”为政策主体的现代化路线的确立,武士道也从江户时代的“为政者之道”向“战斗者之道”回归,驱使军人和国民在扩张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第六章“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论述武士道以日本文化的三大来源为思想渊源,分析神道教、禅宗佛教和儒家朱子学为武士道提供思想依据,阐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平安时代的武士道,依靠神道教一教支撑;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道,以禅宗为主,以神道教和儒学为辅;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儒学取代禅宗居主导地位,神道教和禅宗佛教起辅助作用。即:12世纪前神道教→13—16世纪禅宗佛教→17—19世纪儒家朱子学,各领风骚数百年。

神道教以“武神信仰”,打造武士的“战斗者之道”。武士道本来就是“神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12]“武神的意义在于支撑构成武士道主干的武勇精神。”[13]满足武士祈求“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精神需要,磨砺武士的尚武精神。

禅宗佛教赋予武士“超越生死的力量”[14],支撑武士的“战斗者之道”。以“死生如一”的生死观使武士完全断绝生死羁绊,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征战杀伐。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培育武士英勇无畏的战争心理。同时,在南北朝以来,越来越多的禅僧作为阵僧在战场上解除武士害怕堕入地狱的后顾之忧。不仅将武士铸造成不要命的杀伐工具,而且使武士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

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家统治者和武士道理论家利用儒家朱子学理论,使“武士道由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完全转变成为在天下实现的人伦之道——为政者之道”[15]。将“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改造成为“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儒学的“三纲”、“五伦”、“五常”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为近世武士道提供权威认证、道德渊源和理论框架,为近世武士提供“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的规范和处事的智慧,使充满杀伐气息的中世“战斗者之道”转化为富有理性的近世“为政者之道”。

第七章“武士道的理想价值——‘忠诚’的伦理道德和‘武勇’的战斗精神”。论述忠诚、武勇、义、名誉、礼、诚、俭朴、勤学等主要德目及武士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复仇和切腹,分析各德目在武士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联系。

“忠诚”作为武士精神的核心和灵魂,要求武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主君保持高度的一致,以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武勇”既是武士的标志,又是武士的立身之本。“武士不可或缺的德目之一就是武勇。武勇是完成忠孝节义及武士之名誉和体面之道。崇尚武勇、重视武术修炼,培养胆力,戒卑怯软弱。”[16]“义”以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和鞭策武士效忠主君、崇尚武勇,以有限的生命为主君尽无限的义务。“名誉”是武家社会对忠诚、武勇的价值评判和武士的敏感神经,驱使武士以忠诚、武勇作为理想追求。“礼”要求武士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忘自己应尽的职责义务。“诚”是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要求武士以明镜之心效忠主君、以心灵的力量履行职责义务。“俭朴”防止武士爱财惜命,将武士的理想追求从金钱引向忠诚、武勇、信义。“勤学”要求武士将尚武精神与书本知识相结合,提高战斗者的战斗技能和综合素质。“复仇”和“切腹”一方面驱使武士以暴制暴,以武力讨回“公道”,另一方面又驱使武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上述德目一类是武士效忠主君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即“忠”的伦理观念;另一类是武士履行战斗者职责的技能和胆识,即“勇”的战斗精神。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运用下述方法阐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

1﹒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

运用历史方法纵向考察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历史,把握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阐明战争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影响。运用逻辑方法,沿着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发展脉络,寻找逻辑上的前后传承关系,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发展变化,以及影响日本社会的必然性、深刻性。

2﹒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结合

在论述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时,既要对总体内容和发展趋势进行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又要对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代表性人物、代表性思想,进行个案的微观考察和分析,力争通过对武士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增强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客观性。

3﹒比较方法

在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概念、内涵、实质和演变特点的过程中,对各历史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武士扮演的社会角色、履行的社会职责和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等,进行纵向的比较和分析,阐明一脉相承的共性,把握不同时代的个性特征。

本书的研究资料主要有:(1)基本资料。如《吾妻镜》[17]和已经列入《日本精神文化大系》、《日本武士道全书》等著作中的材料,即所谓日本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被认为是日本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文献资料。(2)武家法令。如镰仓幕府的《贞永式目》、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战国大名的分国法、江户幕府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这些法令既反映了武家统治者的意志和治国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士集团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武士集团中的上级武士留给子孙和家臣的经验总结——《家训》,在以家族统治为特征的幕府时代,家训体现了武家社会教育子弟的基本原则和武士的精神世界、生活原则。因此,武家法令和家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前者如以“源平内战”以来武家兴亡、大小战争场面等为题材的《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特别是《平家物语》,尽管存在大量文学虚构,难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依据,但是它以平氏集团由盛至衰为中心线索,描写武家社会的真人真事,记述了诸多史实。后者如《前九年合战绘词》、《后三年合战绘卷》、《太平记绘卷》、《川中岛合战绘卷》、《长篠合战图屏风》、《关原之战合战图屏风》、《大坂冬阵图屏风》和《大坂夏阵图屏风》等,描绘了武士在战争中的一骑打、焦土战术(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战术”的源头)、斩首、验首、切腹、强抢民女、从骑射战向火枪战的演变等合战样式和特殊行为。在整体把握时代背景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日本学者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我们不可能认同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他们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论述和评价,或多或少存在实事求是的成分,也有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另外,他们的研究著述也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基本动态,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信息。所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本书在文献资料上,力求充分运用日文资料,对日本武士的兴亡进行实证性研究,史论结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由于武士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加之笔者学力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指正。

【注释】

[1][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7页。

[2][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3][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4]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页。

[5][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13页。

[6][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1》,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37—40页;参见[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6—17页。

[7][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32—33页。大体上讲,“中世”指平安时代晚期和镰仓、室町、织丰时代,“近世”指江户幕府时代。

[8][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234—236页。

[9][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序论第1页。

[10]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11]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2][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会刊行会1998年版,第40—41页。

[13][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274页。

[14][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86—187页。

[15][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67页。

[16][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84页。

[17]《吾妻镜》是镰仓幕府组织撰写的幕府正史,14世纪初编成,记录了源赖朝至尊亲王时期(1242—1274年)的历史。“吾妻”的日本语读音是“关东”地方日本语古读音的谐音,意即“关东”。“镜”者,“鉴”也,犹如汉语的“通鉴”之意,故《吾妻镜》也可译为“关东通鉴”。

第一编　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8世纪中后期,被新渡户稻造赞美为“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1]的武士,因土地纷争武力化的需要而产生,作为天皇朝廷的反叛者而存在。10世纪,凭借武力在愈演愈烈的土地纷争和权力斗争中迅速崛起。12世纪中叶,在“保元、平治之乱”后形成独立的阶级,并在随后的“源平大战”中以刀剑夺取国家政权,登上权力之巅,使日本社会进入绵延近700年的军人专政时代。

明治维新后,武士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但是,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中下级武士及其维新前后武士家庭出身者,又把持国家权力中枢半个多世纪。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是武士,明治中期至昭和前期日本政界最上层的9位元老政治家,8位是武士。1885—1945年的29位首相中,武士或武士出身者多达25位,超过5/6。[2]据美国学者赖肖尔研究,“经历了十九世纪大变动的武士阶级常常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度和尊严,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很多仍然来自占人口百分之六的武士阶级。据估计,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五十年代末,仍然占五分之一左右”[3]。至少从12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社会变革都是在武士的指导下完成的。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武士的影子。因此,无论是要了解日本的昨天,认识日本的今天,预测日本的明天,还是全面、准确地认识日本文化,武士都是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

下面,首先考察武士产生的动因,然后再通过武士的发展足迹走入武士的历史。

【注释】

[1][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2][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日]八幡和郎:《历史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图说日本历史·7·人物事典·江户时代至现代》,旺文社1979年版;[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第96—99页。

[3][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第一章　社会纷争武力化与武士的产生

武士的产生绝非偶然,自有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根源。正是愈演愈烈的土地纷争和权力纷争,造就了需要武士而且产生武士的时代,提供了武士的生存土壤、活动舞台和发展动力。

一　土地纷争与武士

在封建时代,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的生存利益,对人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人们拼死追求的焦点和利益空间。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数千个岛屿组成,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7%。农业用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4﹒9%,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数34﹒1%。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人均分别占有土地59﹒5亩,耕地5﹒7亩,日本为5﹒3亩和0﹒6亩。农业耕地中,平地占53﹒5%,坡地为46﹒5%,果园面积的68﹒1%是坡地。可见,日本的耕地资源非常有限。而且,8世纪的日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等因素,耕地资源更是显得格外紧张,争夺土地财富的斗争也尤为激烈。

(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武士是土地纷争武力化的产物,没有争夺土地的武力斗争,就不会有武士产生的经济前提和武士型的土地私有者。

大化改新后,日本实行土地国有制的班田制。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国家在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新挖沟池开垦的土地准许三代(子、孙、曾孙)所有,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土地准许终身所有。由于垦田效果不甚明显,743年又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索性将“三世一身”的私有权扩大为“永世”的私有权。《垦田永世私财法》彻底撕破了班田制下土地国有的原则,与其说它是垦田动员令,不如说它是破坏土地国有制、发展土地私有制的动员令。《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后,社会各界纷纷垦田,变国有土地为私有土地。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吏、豪强和寺院、神社等便凭借财力、技术和权势,广占山林原野,向手下奴婢、附近班田农民及逃亡来的农民等发放铁制工具,大批开垦,扩大私有地,建立庄园。

10世纪以前的庄园,主要是以垦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垦田系庄园”,包括“自垦系庄园”和“既垦系庄园”。前者是自己开垦和直接经营管理的庄园,后者则是收买他人的垦田而形成的庄园。10世纪以降,垦田系庄园日渐衰落,“寄进系庄园”迅速在全国各地普及,并且迎来了庄园制大发展的时期。寄进系庄园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动因,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在社会动荡、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恶劣条件下,仅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不能有效地保证其土地私有权免受国司和其他豪族的侵害;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不纳租税和不准政府官吏进入庄园的特权——“不输”、“不入”。为此,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将自己的土地“寄进”给地方或中央权贵,每年向他们敬献一定数额的年贡,以之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自己作为庄园的实际所有者,担任“庄官”,留在原有土地上,直接经营管理土地。接受寄进的人称为“领家”,领家认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郡司”[1]抗衡时,又向更有权势的大贵族敬献年贡,以其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奉之为更高一级的领主——“本家”。当时最大的本家,是掌握中央实权的摄关家。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引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1)国家的土地被各种社会势力据为己有,动摇了国家经济基础,国家财政紧迫,捉襟见肘,就连皇室和官府也要设置敕旨田和官田以自救。“朝廷越来越依赖于皇室直接所有的土地收入而不是确保从税收获得大量收入。”[2](2)奠定了武士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土地制度的转化中涌现出来的土地所有者,以庄园为经济基础,蓄养私人武装,武力扩大庄园土地,土地争夺益发激烈和血腥。(3)庄园出现后,围绕着土地和土地上的利润,庄园主之间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矛盾,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侵吞“公领”和收回“公领”的矛盾,庄园主与庄民之间分配土地上利润的矛盾,愈演愈烈。特别是庄园主与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涉及庄园生存利益的矛盾与斗争。(4)随着国家经济基础的动摇和统治权力的严重削弱,国家军事力量无力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以致地方各国和天皇朝廷、摄关家、院厅,竟然都需要依赖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的私人武装充当护卫,维持统治秩序,从而为武士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国家丧失解决矛盾纷争的权威和力量,涉及生存利益的土地纷争自然走向了武力化的道路。

(二)土地纷争武力化

庄园制构成武士产生的直接动因和经济基础,庄园主最先培植武士。原因是庄园产生后土地纷争愈演愈烈,他们又处于土地纷争的风口浪尖之上,土地纷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其生存利益的基础——庄园土地。因此,他们对武力的需要最为迫切,急需武力增强捍卫和扩展庄园土地的能力。

国家虽然颁布了《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法》,但是以垦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庄园,一开始并未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庄园即便是在9、10世纪取得“不输”、“不入”权后,也还面临着被取缔的威胁。因此,庄园产生后,由于缺乏国家政权的保护,庄园主既要面对来自于庄园内部利益分配的压力,更要面对来自于庄园外部涉及庄园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生存威胁。庄园内部庄园主与庄民之间的斗争,属于庄园内部的利益分配之争,斗争的焦点是庄园土地上利润分配的比例。对此,庄园主可以通过契约和实力加以解决。来自庄园外部的威胁,即其他庄园主的扩张威胁和国衙官吏限制与取缔庄园的威胁,焦点在于变更庄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庄园的生死存亡。特别是中小庄园主,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之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大庄园主吞并,或被地方政府取缔,生存危机尤为严重。庄园主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和以国司为代表的国衙官吏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展开了激烈斗争。经济上,争夺班田农民,扩大公领或庄园面积、增加经济收入。政治上,对庄园的限制与反限制、取缔与反取缔。军事上,对庄园土地的干涉与反干涉。

在生死存亡之际,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无论是出于捍卫庄园土地所有权的需要,还要出于扩大庄园土地所有权的目的,都只能拼死一搏。于是,庄园主纷纷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依靠武力捍卫与扩大生存利益。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同族人武装起来(称为“家子”),还把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庄民武装起来(称为“郎党”、“郎从”),此即武士最早的起源。武士、武士团,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私人武装及其战斗组织。

民间世俗庄园出现武士之时,寺院、神社庄园内也出现了神人、僧兵等穿袈裟的武力团体。势力大的寺院、神社,往往拥有数十个、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庄园,其武力组织也极为庞大,如延历寺、兴福寺、东大寺等强大的寺院,各自组织起拥有神人、僧兵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利用神权和武力,加入世俗社会争夺土地资源的行列,侵占公私田财。“佛教团体也卷入了这种打斗中。僧人们不顾经文所戒,也顶上头盔,投身于氏族间的斗争,在祈祷的间隔中作战,最终导致这些约翰修士的前辈们开始离经背道。建于比睿山的天台宗延历寺僧人,以及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在京都造成恐怖。佛教世界中出现这些穿袈裟持宝剑的奇异高僧形象,是日本一件不小的功绩。”[3]僧兵的武装强诉还发展成为院政时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日本的合战绘卷中,不乏僧兵与朝廷军的战争。

庄园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后,庄园主以武力为后盾扩张庄园土地,彼此征战不休。在优胜劣汰的争战中,谁拥有武力,谁的武力强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土地财富的多寡与武力的强弱成正比。与此同时,武力侵占公领、对抗国司干预和限制的活动也益发激烈。由于剩余公领已逐渐成了国司、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的私有地产,他们出于维持地方治安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家子、郎从、郎党。有些家子和郎从、郎党,还被任命为国家政权中的“检非违使”、“押领使”、“追捕使”等职。

武士产生后,在教俗庄园主的组织领导下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对内武力镇压庄民的反抗,对外武力捍卫和扩张庄园土地。在武士的武力支撑下,教俗庄园主直接以刀剑掀起蚕食国家土地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国有土地成为庄园主的私有土地,庄园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庄园主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土地兼并斗争。10世纪,庄园主已将国家土地的大约50%据为己有,使日本的土地制度发生质变,由国有制度变为半公半私的“庄园公领”制度。武士以武力推动庄园主的经济实力不断膨胀,庄园主以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培植更强大的武装力量,驱使更大规模的武士投入更加尖锐激烈的土地兼并战争,从而为武士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生存土壤,锤炼出武士越来越强大的战斗力。9世纪中叶,武士已在土地争夺战中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9、10世纪,庄园取得“不输”、“不入”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庄园主手下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庄园产生后,武力成为解决土地纷争的撒手锏,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武士应运而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庄园和公领土地上。武士的产生,标志着日本历史逐渐由公卿贵族的“文治主义”时代转入武家军人的“武治主义”时代。

二　政治纷争与武士

以土地为焦点的经济斗争愈演愈烈之际,围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日趋白热化。同时,政治舞台上的权力纷争也走上了武力化的道路,为武士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发展动力,使武士的用武之地、活动舞台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从地方向中央扩展,大大加速了武士的发展步伐。

(一)地方权力纷争

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动摇了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天皇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于是,各种社会势力乘机抢夺国家对土地的政治权力。地方的权力纷争,表现为庄园对国家分权和地方对中央分权两个方面。

庄园产生后,庄园主以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和私人武装为依托,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蚕食国家对土地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依据《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垦田本身就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质。垦田发展为庄园后,庄园土地的经济权、公法权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日益向庄园主方面转移。9世纪,庄园主取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庄园土地的经济权落入庄园主手中。10世纪,又取得国衙官吏不得干涉庄园内部事务的权力“不入”权,庄园土地成了庄园主的私人领地。庄园摆脱国家的控制后,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政治上的行政统治权和司法警察权,统统转归庄园主行使。

寺院、神社庄园也加入向国家争夺政治统治权的行列,并且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常常采取极端方式。例如,为了取得新垦田地的“不输”、“不入”权,武装僧侣甚至抬着神木、神轿等“神器”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进行“强诉”。国家颁布庄园整肃令后,寺院、神社的武装强诉日趋频繁。院政时代,强诉盛行,年年都有强诉事件,强诉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南都北岭,都号称以3000僧众上京强诉。以兴福寺和比睿山的武装僧侣为首,动辄入京强诉,甚至直接冲向法皇的御所进行控诉,迫使法皇满足其要求。

庄园主成为庄园的实际统治者后,剩余国有土地“公领”的统治权也转入国司手中。形成庄园主统治庄园,国司统治公领(国衙领)的政治局面,国家对地方各国的统治范围、统治权力大为缩小。

班田制废止后的庄园公领制时期,国家的统治力削弱,对地方的统治益发无能为力,不得不将地方各国的统治权力委之国司,实行地方分权制。国家在地方各国实行国司包税制,只要国司按时足额向国家缴纳租税,国家不干预国司的各项地方事务。这样,国司对地方的统治权增强,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增大。国司凭借国家赋予的包税权和庄园审批权,促使国家剩余公领土地向国司的私人领地转化。因此,公领也有“国衙领”之称。

平安时代中期的“知行国”制,让皇族、朝臣等中央贵族(后来还包括武家栋梁)兼任地方国司。这些受任国司——“知行国主”,政治上拥有官吏的任免权,经济上自行决定赋税收益,朝廷一概不加过问。知行国制度表明,国家实际上已承认无力对全国土地实施有效统治,不得不将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权让给皇族和权门世家,甚至强大起来的武家。天皇朝廷对国家统一的政治统治权不复存在,国家土地处于各种社会势力的控制之下。

(二)中央权力纷争

皇宫深处历来是政治斗争的巨大漩涡,权力争夺最为激烈。在地方草莽阶层大肆抢夺国家土地之时,中央权门贵族则忙于抢夺天皇手中的政治权力。而且,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和白热化,中央权门贵族,甚至皇室也纷纷利用武力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促使权力之争也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中央的权力之争,一是藤原氏谋求最高统治权,确立起藤原氏的“摄关政治”;二是天皇的父亲(上皇,如果出家便称法皇)与藤原摄关家的斗争,建立起以上皇(或法皇)为中心的“院厅政治”。

最先抢夺天皇权力的是藤原氏——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导人中臣镰足的后裔,中臣镰足因在大化改新中的赫赫功勋,被天智天皇授予最高官阶——大织冠位,赐姓藤原,成为最大的权门贵族。

藤原氏左右朝政、攫取最高中央权力的办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与天皇建立血缘关系,占据外戚地位,取得天皇岳父或外祖父的身份;二是玩弄权术,以种种阴谋手段打击政敌、排斥异己。857年,藤原良房成为第一个非皇族身份的太政大臣;858年皇太子惟仁亲王即天皇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年幼的小外孙“总摄庶政”。866年,藤原良房又制造“应天门事变”,清除了左大臣源信(嵯峨天皇的皇子)、大纳言伴善男等政敌。同年,藤原良房出任“摄政”,掌握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创了藤原氏世袭摄政(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摄政)、关白(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的惯例。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是日本历史上的“摄关政治”时代(也称藤原时代),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摄政、关白掌握实权,视天皇为傀儡。天皇年幼时藤原氏以摄政身份代行皇权,天皇成人亲政后藤原氏改任关白,继续掌握朝廷大权。摄政、关白形式上是辅佐天皇,实际上是抢夺了天皇的权力,这两个职务均由外戚藤原氏一家担任,因此藤原氏家族也被称为“摄关家”。

寄进系庄园迅速发展的10世纪中叶,藤原氏是最有势力的中央权门势家,握有地方国司的任免权。为此,地方庄园领主纷纷将庄园寄进给摄关家,以求庇护,藤原氏一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庄园领主——本家。随着摄关政治经济基础的扩大,藤原氏在此后百余年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摄关家的家务管理机关“政所”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所发出的“下文”和“御教书”取代了天皇的“宣旨”而生效,天皇朝廷成了举行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966—1027年)任左大臣和内览时,接连将自己的四个女儿彰子、妍子、威子和嬉子立为四位天皇的后妃,后一条(1008—1036年)、后朱雀(1009—1045年)和后冷泉(1025—1068年)三代天皇都是他的外孙,终于在朝廷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两代约50年间,是摄关家势力最盛的时代。藤原道长的一首和歌表达了他执政30余年的得意心情,也是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的真实写照,“斯世我所有,一如我所思;皎皎十五夜,满月无缺时”[4]。

摄关政治的建立与日本当时的婚姻习俗不无关系。“日本的社会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母权制的影响,婚姻制度一般是男方住入女方家中的招婿制(亦称婿入婚)的形式。”[5]许多天皇出生在外祖父家,在外祖父的抚养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在外祖父的影响下登基,难免要受制于外祖父。

所谓“院政”,乃是退位天皇——上皇以天皇父亲的身份利用父权执掌朝政、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治形态。与摄关政治一样,院政也是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二者的区别在于摄关政治以外戚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在天皇;院政以退位天皇——天皇的父亲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上皇手中。在天皇之外的人掌握国政这一点上,院政与所谓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相同,但是本质却完全不同。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或是代替天皇,或是通过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于天皇的权威地位,属于挟天皇以令天下的性质。然而,院政既没有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也不是代行天皇权威,完全是根据上皇个人的意志,并以此作为惯例。[6]总之,院政不仅私人性质更为浓厚,而且具有专制君主的性质。

院政的创建者白河天皇(1053—1129年)1072年即位,1086年将皇位让给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自己作为上皇(后出家,称法皇),在其居住的宫殿内建立院厅继续执政。上皇具有前任天皇和在任天皇父亲的双重身份,因而不为旧制、旧例束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院政的政治基础是摄关时期备受压抑的中小贵族和领主,在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院厅中,“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和“藏人”等官职,都由上皇的这些近臣担任,他们大多属于国司阶层,官位虽低,但经济收入丰厚,又是地方实力派,不少人还有着上皇奶娘的近亲关系。所以,上皇颁布的诏令——“院宣”,一般都能得到积极贯彻,效力远在天皇颁布的诏敕之上。经济上,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庄园也开始以院为领家寄进土地,庄园整理令更是使庄园源源不断地寄进到院的名下,每颁布一次庄园整理令,便有一大批庄园以院为领家或本家,其中不少是原来尊摄关家为领家的庄园。后白河上皇捐献给佛寺的庄园群——长讲堂领,包括180座庄园。[7]上皇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

(三)政治纷争武力化

与抢夺国家土地的经济斗争离不开武力一样,抢夺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从而为武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武士巧妙地利用权门贵族间的权力之争,向政治领域扩展势力。

在地方各国,如前所述,不少随着庄园制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庄园主,依恃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夺取庄园土地的政治统治权。10世纪,平将门和藤原纯友甚至还依恃武力公开反叛朝廷,掀起震动朝野的政治叛乱——“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100年后,平忠常成功地依靠武力排除国家权力,在房总地方确立起自己的权力达三年之久。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中央政治舞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排斥异己、铲除政敌,不惜将武士引入国家权力的中枢,任命武士担任中央的军事、警察等职务,将都城的治安警卫工作交给武士。

藤原氏在建立和巩固摄关政治的过程中,大力扶持和充分利用武士的武力,提拔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为朝廷武官,为牢固确立摄关政治的政治目的服务。“源氏武士在源满仲的率领下,作为摄关家的家人,在宫中为藤原氏担任警卫。当时京都的治安和宫中的警卫工作,完全依靠武士的力量,特别是源氏率领的武士。虽然源氏武士最初是作为摄关家的家人担当警卫的,不过从这时起,源氏已成为天皇的警卫,并被认为是最高的武家。”“当时源氏的武力极度膨胀,天皇以下的警卫都要依赖源氏的武力。”[8]在藤原氏策划的“安和之变”和“花山天皇逊位”及此后的政治事件中,“源满仲率领的源氏武力构成极大的背景性力量”,[9]充当摄关家政治斗争的武力工具。

院政时期,为了从摄关家夺回权柄,摆脱藤原氏的控制,进而抑制和打击藤原氏。上皇一边“清君侧”,从藤原氏的带刀侍卫源氏武士下手,抑制、排斥和打击构成藤原氏武力支柱的源氏武士。一边大力扶持和起用新兴的武力集团——平氏武士团,以之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将平氏武士团中提拔起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的地方,负责警卫宫廷,维持社会治安,称为“北面武士”。创造条件让平氏施展武力、显露武功,诸如防卫僧兵、追捕海盗等机会,统统交给平氏武士团。平氏作为警卫院厅的北面武士和院政的武装力量,为上皇冲锋陷阵,多次讨伐院的政敌并屡建功勋,利用上皇提供的机会,迅速崛起,短短数十年就蓄积起超过源氏的强大武力。12世纪,院厅和藤原摄关家争夺朝廷控制权的矛盾终于激化,双方均以武力作为斗争工具,大打出手,终于酿成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1159年的“平治之乱”。

一般说来,藤原氏扶持和利用源氏武士团,上皇扶持和利用平氏武士团。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世界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国家军队常常是所谓帝党、后党、太子党的政治斗争工具。不过,站在国家权力之巅的藤原氏和上皇,长期依靠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的私人武装争权夺势,恐怕就不多见了。

三　军制瓦解与武士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力化为武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用武之地,军制瓦解和军备废弛,使国家军事力量不能有效履行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责,则为武士施展武力创造了机会。

(一)军团制的瓦解

庄园制产生和皇权旁落的过程,也是中央集权制军制瓦解、军备废弛的过程,为武士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角色空间。大化改新后,国家模仿中国唐王朝的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常备兵制,废除贵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将军权收归中央。中央军事机构称为“卫府”,共设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负责守卫皇宫京城;地方军事机构称为“军团”,每国设数个军团,由国司指挥和监督。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戍边军),负责防备外国入侵;在陆奥设镇守府,负责防备虾夷人。

以班田农民为兵源的征兵制,班田农民一生要服役三年,每3—4年征发一次。公民每3个正丁出一名兵士,有的编入京都卫府,服役一年;有的编入地方军团,服役60天;有的派往边疆充当“防人”,服役三年。“军团士兵要自备‘弓一张、弓弦袋一口、副弦二条、箭矢五十只、箭筒一具、大刀一口、刀子一枚、砥石一枚’等武器。”[10]由于被征正丁均为各户主要劳力,士兵还须自备武器、粮食和服装,官府往往又延长服役时间,因而给班田农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民间流传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班田制的瓦解和中央集权制的衰弱,动摇了征兵制的基础,班田农民的分化和逃亡日益加剧,军团兵员大减,战斗力严重削弱,征兵制日趋松弛。在774年征讨虾夷人的过程中,兵士不堪作战,不断伺机逃亡。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8世纪末国家实行军事改革,以“健儿制”取代征兵制。“792年废除陆奥、出羽、西海道诸国外的诸国军团,即使是西海道也在九世纪前半期废止了军团。”“军团废止后,在诸国设置健儿。健儿从郡司子弟中选拔,守备国府。定员因国而异,从20人至200人不等。”“健儿不是国家的常备军,不过是国一级的守备兵而已。”[11]然而,从贵族子弟征募来的健儿,并未达到统治者的“精兵主义”目的,反而使“武备渐弛”、“兵威日衰”。军团制瓦解后,健儿制又名存实亡,除了边境地区尚保存较强的军事实力外,国家军事制度日益呈现出真空状态或半真空状态。

国家军制瓦解之际,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地方豪族的叛乱规模越来越大。

(二)地方叛乱

随着中央集权常备军制的瓦解,国家军事力量不断削弱,国家政权的武力支柱益发失去维持统治秩序的控制力。以致“到9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12]。于是,群盗蜂起。“特别是在东国,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还发生了被称为‘延喜东国之乱’的群党起义。”[13]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30年代的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之乱,“表明国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镇压地方叛乱与战争,而土豪的武力则日益强大”。国家军事基础崩溃后,私人的武力就代之而起。[14]国家不得不将属于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能交给私人的武装力量,让其履行国家军队的职责。

下述事实足以说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导致私人的武装力量一步步蚕食国家军事力量的武力空间。一是利用武士维持统治秩序。“9世纪,屡屡发生袭击国衙、烧毁国衙仓库等事件”,于是,“国司任命当地武士作为检非违使、押领使和追捕使——‘国衙三使’,让他们征收和运送租税,追捕盗贼等”。[15]9世纪末10世纪初,鉴于地方动乱频发,中央政府也任命了一批武士作为军事指挥官——押领使、追捕使,命其平定地方动乱。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源赖信父子还被提拔为朝廷武官,率领属下武士充当朝廷的禁卫军,负责警卫皇宫、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私人的武装力量竟然担负起维持统治秩序的职责。摄关政治和院政时代,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先后扮演摄关政治和院厅政治的军事支柱。

二是借助私人的武装力量平定叛乱。10世纪,地方势力公然目无国家法纪,甚至发动武装叛乱,公开与天皇朝廷为敌。10世纪30年代,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平将门和藤原纯友掀起震动全国的“承平”、“天庆”之乱,令朝廷大为惊恐。承平天庆叛乱后不到百年,平忠常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平忠常之乱”,公开反叛朝廷。“平忠常之乱”刚刚被平息,东北地方又相继发生持续时间更长、战争规模更大的安倍、清源两氏的政治叛乱——“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12世纪,延历寺、兴福寺等拥有大量武装的宗教团体也频频制造事端,大量神人、僧兵抬着所谓神器武力“强诉”,要求院满足其要求。

由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国家只能依靠武士的武力平定叛乱。“将门之乱”后,中央朝廷不得不对武士的武力刮目相看,并且越来越依赖武士的武力维持统治秩序。武士则乘势占领国家军队让出的军事空间,在解决纷争、平定动乱的战争中发展壮大。

四　征服虾夷的战争与武士

说到武士,不能不谈谈武士最重要的发祥地关东。关东武士素以“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平安时代中后期和镰仓时代还有“关东武士甲天下”的说法。在武家社会的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武士家族——平氏和源氏,均与关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是“中世后期,在日本列岛各地割据的战国大名,也几乎是出自东国武士”[16]。关东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坂东武者之习”[17],作为武士道最重要的源头,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合战样式和战场上的“杀伐之心”,均为武家社会之典范,引领着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和时代精神。

(一)关东的骑射文化

关东位于本州东部,也称为坂东,是日本骑射文化的揺篮。作为律令制时代的行政区划,关东是指武藏、相模、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下野八国,通常是指相模的足柄坂、上野的碓水坂以东的地域。日本学者关幸彦说:东国的坂东有三个用例。一是和“关东”同义,主要是三关(越前的爱发、美浓的不破、伊势的铃鹿)以东的诸国,意为东海、东山、北陆诸国。二是和“坂东”同义。三是指东海道的远江以东、东山道的信浓以东地域。[18]关东八国和出羽、陆奥、信浓、骏河、甲斐、远江、伊豆七国,共计15国,称为东国,这里居住着以狩猎为业的骑射民族,是日本骑射文化的发源地。

日本拥有尚武尚勇的民风,不过,这种尚武尚勇的民风主要来自于包括坂东在内的东国。“东国人士自古尚武风气盛行,背向敌人被视为耻辱,他们在不断的公私战争中逐渐形成其道德,即兵之道或弓马之习,后世以此为武士道的萌芽。”[19]当然,关东的尚武民风源于关东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

日本进入阶级社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东都属于后进地区,社会发展远远低于西部地区。“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凭大陆文化的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传入的文化,无论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给日本带来划时代的影响”[20]。大陆文化传入的先后次序,影响着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大陆传入的先进文化,先落户于靠近大陆一侧的西日本,然后再从西日本传到东日本。例如,结束日本采集经济生活方式的水稻栽培技术传入日本后,“在弥生时代短暂的600年,水稻生产技术从西日本向东扩展,其后又逐渐北上,成为日本人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21]。金属冶炼技术,也是先西日本,再东日本。从大陆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作为传播水稻栽培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等物质文明的使者和物质载体,也主要定居于西日本。因此,西日本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东日本。日本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北九州,完成日本统一任务的大和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大和(今奈良县)。国家的都城,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在西日本的畿内地区。在奈良时代(710—794年),东国的陆奥、出羽尚未完全归附朝廷。

养成关东地区尚武民风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关东的经济生活方式。关东远离经济文化发达的畿内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被视为蛮荒之地,日本学者坂本太郎、石井进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东荒野”一词。不过,关东辽阔的原野,自古就是畜牧和狩猎的理想场所。武藏、上野等地,以盛产名马、良马著称,并且有许多私人的和国家的牧场。例如,“根据《延喜式》,国家在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四国共设置牧场32所”[22]。在辽阔的关东荒野上,生活着许多“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23],即日本的骑射民族。这些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祖祖辈辈生活在人与兽的战争之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风气,创造了日本人的骑射文化。

关东是武士最重要的策源地,“在这些牧场周边逐渐形成许多武家”[24]。“在武藏国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武士团的总称——武藏七党中,以横山党、西党为首,许多牧场的管理者转变为武士。”[25]由此可见关东武士团与骑射的关系。

由于“关东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在人与兽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关东的尚武风习,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或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而征服另一骑射文化的创造者——虾夷的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武勇传统,丰富了日本的骑射文化。

(二)征服虾夷的战争

8世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开拓边疆,向东北和西南扩张版图,征服东北的虾夷和西南的隼人。“当时的东北地方是称为虾夷的原住民的土地,那里有可以开垦为农耕地的辽阔土地。而且,各地牧场发达,不只是军马,作为交通手段、运输手段的马的供给地也非常发达。对律令政府来说,向东北地方扩张版图成为重要的国策。同时,那里又出产黄金,因而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土地。”控制着念珠关(今山形县和新潟县境)以北地区的虾夷人,“在原野上放牧马,以狩猎作为生产的一部分,擅长于骑乘骑射之技”[26]。在《清水寺缘起绘卷》中,虾夷人被描绘成异形、异类者。[27]虾夷人民风强悍,“《续日本书记》承和四年(837年)二月八日记事说:‘弓马战斗,夷獠之生习(虾夷天性之道),平民(内民)十人不敌其一。’……对北方的骑马民族エミシ来说,马是生命。他们骑在马上,守护他们的家园,与政府对抗,而且时常侵入政府军领土的腹地”。“关东北靠虾夷之国,平时就处于战时体制。国司根据情况,随时率兵近2000投入行动”[28],向北开发虾夷人的土地。

708年朝廷在越后国北侧设立统治据点出羽栅,712年在出羽栅的基础上建立了出羽国,与大化年间设立的陆奥国成为朝廷深入虾夷族居住区的前沿阵地。此后,又分别在陆奥、出羽地区建立了桃生城、伊始城、觉鳖栅、雄胜栅、胆泽城、德丹城、城轮栅等军事据点。设“镇守府”作为镇压虾夷俘囚的最高军事机构,以镇守府将军为最高司令官,此外还有军监、军曹等朝廷武官。朝廷对虾夷土地的征服遭到了擅长弓马骑射的虾夷人的强烈抵抗,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发展为全面的战争。“774年7月,虾夷袭击桃生城,‘三十八年战争’由此开始。780年3月,陆奥国上治郡大领伊治砦麻吕起义,攻掠多贺城(镇守府将军的驻地和该地区的首府)的‘伊治砦麻之乱’后,与虾夷的战争全面展开,朝廷频频任命征讨使,以坂东诸国为中心征集兵员、兵器和军粮,派遣到东北。”[29]“三十八年战争”期间,朝廷曾任命六位大将军,七次派遣军队。其中,最有名的三次是:第一次发生在788年3月,以纪古佐美为大将军,率军52000人征讨;第二次是794年10月,以大伴弟麻吕为征讨使,征讨军将士多达10万;第三次是801年,以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率4万军队征讨。

“三十八年战争”后,征讨虾夷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根据虾夷与朝廷的关系或者与大和民族同化的程度,虾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归顺朝廷的所谓“荒虾夷”,二是归顺朝廷的所谓“熟虾夷”,三是虾夷中最熟化的所谓“俘囚”。关东也由征服虾夷的兵站基地,转化为俘囚基地。由于虾夷俘囚受到来自朝廷官吏的歧视,被侮辱为“野蛮的夷俘人”;移居到虾夷住地的畿内农民不断夺取虾夷的肥沃土地,因此,一度归顺的夷俘、俘囚时常起兵反抗。如848年和883年上总、855年陆奥、875年下总、878年出羽等地的俘囚反抗。

关东先是作为朝廷向东北扩张版图的军事基地,继之又是所谓俘囚基地,无论是征讨虾夷,还是镇压俘囚叛乱,关东的狩猎民和山民一直是朝廷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因此,一方面,关东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征讨虾夷的战争也是朝廷组织关东狩猎民和山民对东北虾夷人的战争。由于“关东自古就是征讨虾夷的前沿阵地,常常发生战斗,用武的机会多”[30]。从而进一步磨砺了关东崇尚武勇的民风,并在关东培植起强大的作战能力。

除了征服虾夷人的战争外,“关东豪族各自以王臣家的权威为背景,并以武力为后盾谋求自身权益,相互间也处于战争状态”[31]。“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的1个世纪,乃是群盗蜂起的时代。地方半合法的土地占有者喧哗骚乱不绝……特别是在征讨虾夷的基地——关东地方最为显著。”[32]频繁的战争为关东武士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所以,关东武士的发展步伐最迅速。

由于律令制国家的贵族势力集中于畿内地区,关东接近边境,远离中央,朝廷的控制力不如畿内地区,因而武士的发展条件比畿内近国优越,大规模的武士团都出自关东。从10世纪初开始,一些强大的关东武士团甚至已蓄积起对抗朝廷的军事实力,并且反叛朝廷,如“平将门之乱”、“平忠常之乱”,以及此后的“安倍氏叛乱”等。因此,包括关东在内的东国也被称为“谋反人之国”。

关东的狩猎生活、社会动乱、对虾夷人的长期征战等因素提供的用武之地,铸就了赫赫有名的“坂东八平氏”、“武藏七党”和“源氏的关东武士团”等影响深远的武士团,铸就了被誉为“军神”的源义家、被誉为武勇精神典范的镰仓权五郎景正,形成了关东武士在战斗中不怕死的战斗风格和凶残野蛮的秉性。

西欧的封建骑士因国家加强军事力量的军事改革而产生,充当国家政权的军事支柱。日本武士则是武力争夺国家土地的产物,作为庄园主私人的武装力量而产生,充当庄园主侵蚀国有土地、瓦解国家经济基础的武力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33]最早称霸关东的“平氏一族哪个都是扎根东国”,“侵害朝廷利益”[34]。总之,在日本历史上,武士作为天皇朝廷的对立势力而产生和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武士从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扩张的步伐。

武士适应武力争夺国家土地资源的需要而产生,首要职责是为庄园主武力扩张庄园土地征战杀伐。没有平安时代武力争夺土地和权力的斗争,就没有武士;没有朝廷赋予武士维持治安、平定叛乱的用武机会和提供的发展动力,武士的发展步伐就不会这么迅猛。

【注释】

[1]国司官分四等,长官为守,次官为介,三等官为掾,四等官为目;郡司依次有大领、少领、主政、主张四级。

[2][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53页。

[3][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36页。

[4]转引自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5][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6]《体系日本史丛书·1·政治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204页。

[7][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8][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40、47页。

[9]同上书,第19—20页。

[10][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5页。

[11]同上书,第37、38页。

[12][日]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13][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6页。

[14][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6—117页。

[1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30页。

[16][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153页。

[17][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第25页。

[18][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45页。

[19][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0页。

[20][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2页。

[21]叶渭渠:《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22][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140页。

[23][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6页。

[24][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5页。

[25][日]石井进:《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61页。

[26][日]田口宏雄:《武士道的源流·从骑马民族到武士的武断系谱》,新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301页。

[27]《战乱的日本史(合战与人物)·2·平安王朝的武士》,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12页。

[28]转引自[日]高桥富雄《日本武士道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29、96页。

[29][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8页。

[30][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33页。

[31][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30、35页。

[32][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44页。

[33]同上书,第13页。

[34][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9页。

第二章　平安时代的武士——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

平安时代的武士还处于在野地位,尚未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主流阶级。在这400年左右的时间中,武士作为国家统治体制之外的、私人的军事力量,先是主要活跃于经济领域,为庄园主看家护院和兼并土地,充当经济斗争的工具,并以庄园为基地,不断地在地方上扩张势力。继之,又充当权门贵族的带刀侍卫,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斗争工具,同时还扮演着国家镇压地方叛乱、维持统治秩序的武装力量的角色,活跃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各领域,活动中心也逐渐从地方向中央延伸。

关于平安时代武士的发展历程,沈仁安先生在《武士阶级形成史论》一文中,分为五个阶段,即:(1)土着扩张阶段,939年平将门之乱前;(2)对抗朝廷阶段,平将门之乱至1028年的平忠常之乱;(3)充当鹰犬阶段,“平忠常之乱”至1156年和1159年“保元、平治之乱”;(4)形成新贵阶段,“保元、平治之乱”至1185年平氏灭亡;(5)建立幕府阶段,平氏灭亡至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沈先生以平、源两氏的势力消长及有关重大事件为标志的五阶段划分法,厘清了武士的发展线索、描述了各阶段的基本状况及其特征,极具参考意义。

笔者既按时间划分阶段,又兼顾武士的社会职能、活动舞台、发展概况等,追溯平安武士的发展历程。

一　武士的来源

武士的来源是多元的,主要是在实践中以各种手段占有土地的社会集团。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武士的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职于中央政府的朝廷武官;二是地方各国组织的军团的“兵”,中世武士就是以中央和地方的武官、兵为母体成长起来的。[1]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主要是名主、地方贵族、军事贵族。[2]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与武士的起源更为吻合,反映了武士的产生与庄园制的有机联系。

(一)名主

武士最早和最重要的母体是名主阶层,原因主要有二:(1)从经济基础上看,武士适应土地纷争武力化的需要而产生,以庄园的出现为经济前提,庄园主是最先蓄养武士和走向武士化道路的社会阶层;(2)从武士团的构造上看,最先形成的武士团或者初期的武士团,就是以庄园主为首领的“庄官级武士团”。

8世纪前半期的《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后,随之出现大规模的垦田运动,初期的庄园也在垦田运动中于各地开始产生。在垦田运动中形成的庄园,相互之间往往是犬牙交错,农民的垦田、口分田也与王公贵族、寺院神社的庄园土地连在一起,庄园主之间为扩展庄园不断发生土地纠纷,实力强大的庄园主自恃势大力强,常常派本庄园的庄民到他人的领地上强行开垦和耕作,建立新庄园。被侵占领地的庄园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利益则拼死抵抗,庄园主之间的土地纷争由此迅速加剧。由于这些庄园主的利益得不到国家的保护,也由于国家失去了解决矛盾纷争的权威和力量,庄园主之间的土地纷争便常常诉诸武力。而且,庄园产生后,庄园主蚕食“公领”土地和国司限制、取缔庄园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化。于是,在土地纠纷和争斗中,庄园主便将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的能力出众者挑选出来,进行必要的武术训练,将其培植成为兵士,此即武士的最早起源。

名主阶层中,既有占有1—3町[3]名田的小名主——富裕农民和自耕农,也有占地十几町或几十町名田的大名主——领主名主。他们是国家征缴租税和征调劳役的基本群体,大多力单势孤,又处于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土地争夺的前沿,对武力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武士首先以他们作为母体,最先形成名主阶层的地方,便是最早产生武士、形成武士团的地方。如名主阶层成立得较早的畿内及其近国,很早便成立了具有坚固阶层关系的武士集团。[4]名主将自己武装为武士,加强一族的联合,并将其统治下的庄民——自耕名主和下人等武装起来,以对抗国衙官吏,维护和扩张庄园土地。

日本学者安田元久、奥田真启等将武士团分为以“庄官级武士”为首领的“庄官级武士团”、以“豪族级武士”为首领的“豪族级武士团”和以“栋梁级武士”为首领的“栋梁级武士团”。武士团的雏形——“庄官级武士团”,就是由这些以庄官为主体的名主首先组建起来的。

对此,也有的学者认为武士最先产生于东国地方,而不是名主阶层成立得较早的畿内及其近国地区。原因是当时的东国是防御虾夷人的兵站基地,在那里形成了军事贵族,他们是武士的前身。

(二)土著贵族

土著贵族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在中央失去发展希望被派往地方担任国司,任职期间与地方豪族联姻,任满后留在地方发展势力的中下层贵族,其中有部分人还是皇族。“9世纪,在中央不得志的王族和贵族,充任地方国司,任满后不回京都,而是继续留在地方,日渐土著化,不少人发展为豪族。他们除具有国司的合法权威外,还有高贵的出身家世,成为地方上众望所归的人物。他们在任职期间因经营公私田地而成为一大领主。为了保护和扩大所有地又不断增强武力。于是,以这些有力的豪族为中心的武士团体成长起来。有力的武士统率着家子、郎等,家子是豪族的子弟和亲属,郎等是来自豪族支配下的田堵·名主构成的从兵。”[5]特别是在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时代,派往地方的国司中,“日益增多的人于充任国司以后就在住所留居下来,他们利用权威来组织地方武士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清和源氏的经基之子满仲,在镇压纯友之乱后充任摄津守,任满后定居多田盆地,号称摄津源氏。其子赖亲任大和守,成为大和源氏。三子赖信任河内守,定居于葛城山下的石川庄,称为河内源氏。”[6]这些国司在任职期间,依仗权势兼营公私田地;任期满后,又利用其优越的地位、名望留在当地发展势力,扩大私有地。

另一部分土著化贵族是朝廷推行知行国时,“遥任国主”在知行国的代理人“目代”,这些代理人中有居住在当地的原任国司、国衙官吏和地方豪强,他们实际上是知行国土地上的庄官和统治者。随着这些土著化贵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走上在乡领主的道路,他们自身也走向了武士化的道路。由于他们的领地和政治权威远比民间庄官领主大,而对于中央权威的“奴隶根性”,又使“地方土豪和中小武士只要听说是从中央来的贵族,就不问情由,一概尊敬,或与他们缔结亲戚关系来博取名誉,或伪造族谱,以出自权门世家相夸耀”[7]。于是,他们迅速成为当地的大领主和武士首领。

(三)军事贵族

中下级军事贵族中不少人也出身于皇族或中央贵族,因在中央升迁无望,卸任后不回京都,通过与地方豪族通婚,扩大势力范围。他们大多自平安时代以来就在征服虾夷人的基地任职,作为与虾夷人作战的军事指挥官,在频繁的军事活动中,锻炼和养成了极强的作战能力和残暴性。武家栋梁的平氏和源氏,都是军事贵族武士化的代表。桓武平氏的始祖高望王,任满后留在原地发展势力,他的三个儿子(国香、良将、良孙)和一个孙子(国香之子)都曾任镇守府将军。清河源氏的始祖源经基自己及子孙四代也曾任镇守府将军。武士化的关东军事贵族,既有军事头衔和在征讨虾夷的战争中培育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又有受人敬重的中央贵族或皇族的权威身份,单纯的地方豪族领袖根本不能与之相抗衡。“平氏和源氏这些王胤(=贵族)们,通过与周边的郡司级豪族联姻而扩张势力。”“他们既有贵族的‘血统证’,又有军人和官人的身份证。”[8]很快便得到了当地上流社会的拥护,成长为地方领袖。

从形成武士的时间上看,名主阶层最早,初期的武士大多由他们构成。不过,从势力和发展速度上说,名主阶层远不及土著贵族和军事贵族,特别是关东的军事贵族。9世纪末10世纪初,名主阶层组成的庄官级武士团,纷纷被纳入以土著化贵族和中下级军事贵族为首领的豪族级武士团之中。

二　平安初期的武士

平安初期的武士,指八九世纪的早期武士,包括:(1)庄园主培植的武士;(2)神社、寺院组织的武士(神人、僧兵);(3)地方国司组建的武士;(4)军事贵族组建的武士。这些早期武士以庄园主——庄官为首领,活动舞台在地方各国,以经济领域为中心,在庄园主的率领下武力保卫和扩张庄园土地。

(一)庄官级武士团

武士作为庄园主捍卫和扩展庄园土地的武装力量而产生,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以庄园主——庄官为首领的军事集团的一员而存在,即作为武士团的一员而存在。“庄园产生后,为了确保对庄园土地的支配权,进而扩张势力,便纷纷蓄积自己的武力。于是,在这些领主层中,一族首长与一族的子弟和支配下的名主百姓等结成主从关系,形成一个战斗团体。此即武士团的雏形。”[9]在这些早期的武士团中,“庄官占据主将的位置,支配郎从、若党、仲间、所从等武士团的成员”[10]。此类在农村自然产生的庄官级武士团,以庄官为首领,成员称为“郎等所从级武士”或“名主田堵级武士”,包括名主田堵百姓等。宗族子弟称“家子”,相当于后来所称的“亲藩”家臣,构成武士团的核心;非宗族子弟称“郎党”、“郎从”,是武士团的基本力量。当然,郎党、郎从因臣属于首领的时间先后,在武士团的地位和受重视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庄官级武士团的构成原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家族关系,一是主从关系。在家族关系中,庄官为本家和一族的族长,称为“惣领”(总领),其余为分家(称庶子)。将家结构中的父→子→孙和家族结构中的本家→分家→孙分家,移植到武士的战斗组织之中,使武士团的结合极为牢固。家臣通过家族制度——寄亲、寄子(义父、义子)制度隶属于主君,主君对家臣的支配,被赋予家长支配子女的性质,强化武士团内部的隶属关系。在主从关系中,本家是主人(主君)和上级,分家是从者和下级,从者包括宗族子弟“家子”和非宗族子弟“郎党”、“郎从”。主人给予从者土地并予以庇护,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须对主人尽军事和其他义务,绝对效忠主人。主从原理和家族原理将武士社会编织成一张以主从关系为经、以家族关系为纬的纵横交错的巨大网络,强化内部的协调与统一,提升征战杀伐的战斗力。主君拥有武士团首领和大家族族长的双重身份和权威,大大增强了武士团内部以主君为轴心的凝聚力,对属下武士的支配力、控制力进一步加强。

(二)庄官级武士团的活动

以庄官为首领、以庄园为基本单位的庄官级武士团,主要存在于八九世纪。此时的武士——早期武士亦兵亦农,以农为主,以武为辅,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他们作为庄园主私人的武装力量,其军事活动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在庄官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对内管理庄园的农业生产、镇压庄民的反抗,对外武力扩张庄园土地。这些早期的武士在庄园主(庄官)的率领下,四处侵占公有土地和私人田地,建立新庄园,土地私有制(庄园)迅速增长。9世纪末,庄园土地已超过全国土地的40%。特别是寺院庄园,增长速度快、占地面积广,仅东大寺就有庄园90余处之多。而且,一些有实力的庄园主还取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与此同时,国有土地则不断减少,8世纪后半期,国家已不能按时班田,834年,朝廷不得不将班田年限由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事实上,12年一班也并未实现,仅仅是一纸空文。随着庄园主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他们又进而扩大庄园武装,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侵蚀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

8世纪,早期武士在侵占公私田地的土地争夺战中,已在地方上蓄积起相当强大的实力。进入9世纪后,庄园主纷纷以武力侵占公私田地,土地争夺战愈演愈烈,一些武士也从以农为主、以武为辅转为以武为主、以农为辅,并且在日益频繁和激烈的战斗中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实力强大的武士团首领开始向占地为王、割据一方发展。随着庄园和庄园武装的建立,不仅庄园主之间围绕土地的武装冲突事件越来越频繁,而且庄园主武力侵占公领、对抗国司的暴力活动也不断增多,社会秩序混乱、社会治安恶化。于是,国家在9世纪初设置检非违使。9世纪40年代,武士团的武力已开始得到官方承认,地方政府遴选有实力的武士团首领充任检非违使、追捕使,委之以军事、警察之权,维持地方统治秩序。

一般而言,平安初期的武士团首领基本上都是在垦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庄园主,武士的活动基本上还局限于地方,主要是充当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武装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平安时代庄官级武士团这种超血缘的、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目的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军事组织、军事制度,所有成员同舟共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既分散了单个武士的风险,又实现了武士之间武力的结合,将武士团成员的武力汇聚成一致对外的集团战斗力,依靠集团的力量共同生活、共同战斗,提升了武士团及其成员的武力。这种有着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军事组织,个人微不足道,群体至高无上,大家都必须为集团的兴旺发达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而其效率绝对不亚于称为“公司”的经济组织。庄官级武士团已经创造性地构建起武家社会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组织形式,形成以集团为中心、以集团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及其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纽带的相对稳定的内部关系,为武士提供了一种新的信仰和效忠对象。随着武士团的扩大和武士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武士团及其特有的团队意识、团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日本式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日本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日本人强烈的群体归属感,都可以从武士团这种组织形式中找到久远的根源,得到相当可靠的解释。

三　平安中期的武士

平安中期,即10—11世纪,既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斗争和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代,也是武士迅速崛起的时代。与平安初期的武士相比,10世纪武士身上的最大特征主要包括四点:一是以战争为职业,已经发展成为战争专业户;二是武士团由以庄官为首领、以庄园为单位的庄官级武士团,发展成为以地方豪族为首领、超越庄园范围的豪族级武士团,武士团的武力日益受到官方的重视;三是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大,武士开始向政治领域伸展势力,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国家平定地方叛乱的军事力量;四是武士团首领大多拥有地方政府的行政或军事官衔,或为地方各国的国司,或为镇守府将军,他们中的佼佼者甚至与中央权贵相勾结。

在豪族级武士团中,最典型和最强大的都出自关东,如关东的“坂东八平氏”和“武藏七党”,河内的“多田源满仲”在其子赖信一代也开始向关东发展,并在赖义和义家时代,成为关东和全国首屈一指的武士团。因此,日本学者笔下的豪族级武士团主要叙述的就是关东武士团。

(一)豪族级武士团

进入10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的矛盾益发朝着白热化方向发展。经济上,庄园与公领各占半壁江山,庄园主与国衙官吏势均力敌,尽管庄园主拥有武力,国衙官吏拥有权力,但是双方谁也不可能轻易吃掉对方,从而使围绕庄园土地所有权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尖锐;政治上,天皇大权旁落,藤原氏独揽朝政,排斥异己,中央权门贵族之间、中央权门贵族与皇室之间,围绕着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激烈,各种强有力的社会势力越来越多地以武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于是,面对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全面武力化的新形势,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开始走上以武为业的道路,成为世袭的战争专业户。

武士经过前一阶段200年左右优胜劣汰的争战后,几个早期的小武士团——庄官级武士团又以实力强大的地方豪族为中心,形成较大的武士团——豪族级武士团,小武士团的首领成为强大主君的“从者”。“关东八平氏的千叶氏、上总氏、三浦氏、中村氏、秩父氏、大庭氏、梶原氏、长尾氏诸氏,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流的大友氏、小山氏等,都是支配数郡到一国的武士团,应该称之为豪族级武士团。”[11]豪族级武士团下辖若干个庄官级武士团,豪族级武士——豪族级武士团首领统率庄官级武士——庄官级武士团首领,庄官级武士统率名主田堵级武士。各庄官级武士团相互独立,不存在隶属关系,基本上不发生横向联系。豪族级武士团主要存在于10世纪和11世纪,以地方豪族为首领,其规模已突破庄园的范围,发展为地区性的武士团。以“坂东八平氏”为代表的豪族级武士大多出身显赫,有的来自中央贵族,有的来自皇族,其先辈作为国司到地方赴任,任满后留在当地,逐渐土著化,并通过与当地豪族联姻扩张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由于他们拥有贵族的权威、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和雄厚的财力,因而发展势头迅猛。其子孙以后照样进入国衙官厅,并发展为豪族级武士,支配当地弱小的在地领主阶层。通过充当朝廷的检非违使、追捕使和押领使等,先是为自己培养起“武”的力量,继之又组织起自己的武士团。

豪族级武士团已开始割据称雄。例如,10世纪的关东除平氏外,分别被前常陆大掾源护、常陆的藤原玄明、武藏足立郡司武藏武之、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等豪族割据。关东大大小小的各类豪族,又按照自己的利益关系团结起来,集结在强有力的人物之下,从而产生了以平将门、藤原秀乡为代表的大豪族。豪族级武士团的武力日益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其军事活动已突破经济领域的局限,在作为中央权门贵族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逐渐向政治领域伸展势力,成功地在数郡乃至一国确立起自己新的权力,又通过充当地方和中央政府维持社会治安的武装力量,介入国家政治生活。

豪族级武士团的成员,按地位高低分为上级家臣和下级家臣,一般而言,武士团首领的得力助手和庄官级武士团首领为上级家臣,一般武士为下级家臣。按照家臣与首领的关系亲疏,又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为亲藩,即武士团首领的同族,构成武士团的核心。第二类称为谱代,即累代武士,从祖上以来一直追随该武士团的首领,深得首领信任和器重,是武士团的骨干力量。第三类称为外样,主要是指新近臣属的武士,他们在武士团中地位较低,要想得到首领的进一步信任和重用还须通过战火的考验,以证明其对首领的忠诚和自身的战斗能力。

最引人注目和发展最快的豪族级武士团主要有两个:一是平氏武士团;二是源氏武士团。平氏和源氏作为两个皇族出身的武士大家族,在武士的历史上乃至日本的历史上都占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平氏率先在12世纪中叶建立起半公家半武家的“平氏政权”,平氏一族的北条氏在源赖朝之后把持镰仓幕府的实权达100多年。源氏后裔源赖朝缔造镰仓幕府,源氏一族的足利尊氏建立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的将军德川氏也自称出自源氏。

(二)平氏武士团与“将门”、“忠常”之乱

最早在关东建立武士团的并非平氏,不过,平氏却是最先在关东形成拥有强大实力的豪族级武士团。“延喜以后至承平、天庆之乱的东国,势力最盛的是平氏。因为高望王是上总介的关系,以上总、下总为根根地,并扩展到邻国常陆。其子国香、良持、良兼、良正、良文,都是蓄有众多郎等的有名豪族。”[12]10世纪初的“将门之乱”表明,平氏不仅在关东称王称霸,而且已经积蓄起对抗朝廷的实力。

平氏是桓武天皇的曾孙高望王的后裔。889年,高望王接受平姓(桓武平氏),降入臣籍,充任上总(今千叶县)介,下放到镇护虾夷人的前沿阵地——关东,任期满后不回京都,而是定居关东,扩大势力,奠定起平氏的基础。高望王的“子孙在关东扩展势力,成为各地的开发领主,形成武士团。出自高望王血脉的千叶氏、上总氏、三浦氏、中村氏、秩父氏、大庭氏、梶原氏、长尾氏的八氏,称为‘坂东八平氏’”[13]。而且,坂东八平氏又进一步繁衍,衍生出许多分流。例如,秩父氏有葛西、小山田、畠山、河越、丰岛,中村氏有土肥、土屋、二宫。平氏后裔不仅在平安后期和镰仓时代活跃于武家社会的历史舞台上,而且战国时代的战国大名中也不乏平氏传人,如后北条氏的北条早云等。

高望王人丁兴旺,八个儿子也非等闲之辈,多人出任地方军政要职。长子国香、三子良将和四子良孙任镇守府将军,同时,国香任常陆大掾、二子良兼任下总介、四子良孙和七子良持任上总介、八子良茂任常陆少掾。高望王之子利用皇族的权威、国司的权力和雄厚的财力,在关东的上总、下总、常陆各国蓄养武士,扩张势力。孙辈也不甘示弱,良茂之子良正任下野介、良将之子将文任相模守、良兼之子公雅任武藏守、国香之子贞盛、繁盛任陆奥守,他们以此为基础,蓄积武力,将平氏武力扩展到关东的下野、相模、武藏和陆奥等地。10世纪初,平氏已成长为关东第一大豪族级武士团。

10世纪和11世纪,平氏一族中的平将门和平忠常相继制造了震动朝野的地方叛乱,即武士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平将门之乱”和“平忠常之乱”。

平将门(?—940年)是高望王的第三子良将之子,住在常陆、下总地方,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说》一书称其为“弓箭不离身、以战斗为职业的武士”。将门在下总国建有两处军事据点:一处在下总国丰田庄,一处在下总国猿岛郡的石井乡,前者为将门的常驻之地,后者作为其出巡休憩、往来人马的住所和储藏兵器的仓库、堡垒。将门自己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在关东荒野上训练出来的陆军,人数约1000人左右,称为“驱使”(可能是亲兵)、“从类”;此外,将门还能动员、指挥其他地方豪族大约8000人的兵力,称为“伴类”(相当于同盟军),大部分是临时征集而来的参战者。

“平将门之乱”始于平氏一门的私斗。931年,将门与伯父良兼(亦是其岳父)开战,935年,将门又与常陆大掾源护及其伯父国香交战,并斩杀源护之子和伯父国香,继而又与国香之子贞盛开战。937年,将门再度与其伯父良兼交战,并占领良兼的领地,不久又将势力扩展到常陆国。938年,乘武藏国地方豪族内讧之机,将势力推进到武藏国、相模国等地。939年(阴)11月21日,平将门纠集上万名关东武士,袭击关东国府,夺取象征国司公权力的国印和仓库钥匙。12月19日,自立为“新皇”,任命文武百官和关东八国国司,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开(天)辟(地)以来,本朝之间,叛逆之甚,未有此比。”[14]940年2月,朝廷的征讨军到达关东时,关东武士平贞盛(与将门有杀父之仇)和藤原秀乡的联军已经打败平将门。

平将门在东部反叛朝廷之际,伊豫国掾(地方国司中的三等官)藤原纯友(?—941年)率领千余艘船只在西部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岐两国国府,最后侵入九州太宰府,夺走历年积存的财物后纵火烧毁。941年,被源经基等率领的朝廷追讨军平息。

武士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将门、纯友之乱”,开辟了武士从地方走向中央的道路,“从功臣中产生出中央军事贵族(都之武者),奠定了贞盛流平氏、秀乡流藤原氏、经基流源氏发展的基础”[15]。武士成为纷争的解决者。“将门之乱后,军事贵族在国家认定的立场上,创造出‘兵之家’、‘武者之家’,充当京都和地方争执(诉讼)、纷争解决者的角色(=武力请负人),让他们解决纷争、平定动乱。”[16]随着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武士乘机占领国家军队让出的军事空间,在武力解决纷争、平定动乱的战争中发展壮大。

“平将门之乱”后不到百年,下总权介平忠常(967—1031年)发动了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叛乱,史称“平忠常之乱”。平忠常是高望王之子平良文的孙辈,继承父祖的遗产,并且曾任武藏国押领使、上总介、下总权介等职。他以上总国为根据地,成长为关东东部赫赫有名的武士之雄,在上总、下总之间为所欲为。1028年6月,起兵攻打安房国,杀安房国守藤原惟忠,占领安房国,公开叛乱。1028年8月,朝廷追讨军开始与平忠常交战。平忠常与朝廷追讨军转战两年,屡次打败平直方(平贞盛之子)率领的朝廷追讨军。“平忠常前后历时三年,在房总地方(上总、下总、安房三国)确立起新的权力,依靠武力成功地排除了国家权力。”[17]1030年,朝廷改派清和一族的源赖信(968—1048年)为追讨使,平忠常之乱才被平息。

“平忠常之乱”创造了清河源氏显示武威和入主关东的机会,源赖信凭借平定“平忠常之乱”的武功,奠定起源氏成为关东军事霸主的基础,源氏武士团进入划时代的发展时期,取代平氏成为第一大武士团。关东武士的发展史,从平氏时代转入源氏时代。

(三)源氏武士团与奥羽俘囚的战争

清河源氏也是出自天皇的后裔,源氏始祖经基是清河天皇第六皇子贞纯亲王的长子,961年被赐姓源氏,是为清河源氏之始。“‘平将门之乱’时,经基任武藏介,因惧怕将门的武力逃回京都,密告武藏权守兴世王和将门谋反,由于密告将门叛乱之功,升至从五位下。时人认为‘介经基兵道未练’,嘲笑他卑怯。”[18]不久,经基又被任命为追捕南海凶贼的副使,参加平定藤原纯友之乱。

源氏武士团的发展,一是投靠中央权门贵族藤原氏,在经基之子满仲时代确立起与摄关家的牢固关系,充当藤原氏的带刀侍卫,借机发展源氏势力;二是为朝廷镇压地方叛乱,凭借战场上的军功和武威,使源氏武力在“平忠常之乱”后,像滚雪球似的从畿内到关东,再到东国,不断膨胀,成为日本第一大武家。

经基的三个儿子满仲(913—997年)、满政、满季作为武人仕奉朝廷,极具政治手腕。特别是“满仲运用政治手腕建立起与藤原氏中心势力的关系,凌驾于秀乡、贞盛的子孙之上,奠定起后来清和源氏兴盛的基础。满仲之子赖光、赖亲和赖信通过追随兼家、道长一门谋求源氏的发展”。“源氏武力本来劣于平氏和藤原氏,但满仲以来反而明显超过他们。”[19]满仲投靠独揽朝政的藤原氏,实现源氏军事力量与藤原氏政治权力的结合。在藤原氏策划的“安和之变”和花山天皇逊位、一条天皇即位等排斥异己、铲除政敌的政治事件中,满仲以武力支持藤原氏,为巩固摄关政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藤原氏则让源氏成为“京侍”,使源氏施展武力师出有名,在合法的外衣下扩张武力。满仲历任常陆介、武藏守、摄津守、越前守、伊势守、陆奥守和镇守府将军,任摄津守期间,以其住地多田为根据地,蓄养私兵,世称多田满仲。“满仲在多田的府邸,有四、五百名武士日夜警卫。”“满仲出行时,有亲信郎等50余人跟随。在满仲的郎党中,包含畿内近国成长起来的小武士团首长。”[20]可见,源氏在满仲时期已形成豪族级武士团。

满仲的长子赖光继承“摄津源氏”,次子赖亲成为“大和源氏”之祖,三子赖信创“河内源氏”。兄弟三人凭借其父奠定的基础,继续追随权倾天下的摄政藤原兼家、藤原道长,出任诸国的遥任国司,蓄积财力。其后裔也兴旺发达,特别是赖信之子赖义(998—1075年)一脉。长子义家(1039—1106年)的后人不仅有开创了武家政治的源赖朝,并繁衍出武家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足利氏、新田氏,足利氏、新田氏之后又有室町时代赫赫有名的山名氏和细川氏、畠山氏,以及斯波氏、今川氏、一色氏等。二子义纲、三子义光因分别在贺茂神社和新罗明神社元服,故称为“贺茂二郎”、“新罗三郎”。“新罗三郎”的后人也繁衍出佐竹氏、武田氏、小笠原氏,被誉为“甲斐之虎”的战国大名武田信玄便是出自武田氏(即甲斐源氏)。

源氏的发迹虽然是依靠效忠藤原氏,但源氏发展为武家栋梁(栋梁,即首领、魁首之意),却是依靠武力在战场上一刀一剑拼杀出来的。1028年,平忠常叛乱。1030年9月,朝廷改派新任甲斐守源赖信为追讨使,赖信、赖义父子率军5000人迅速平定了叛乱。于是,“历来崇尚武勇的东国人仰慕赖信武名赫赫的威风,纷纷与之结成主从之义。赖义成为相模守赴东国以后,坂东弓马之士大半成为其门客。源氏的东国经营由此开始,结果是前九年和后三年两役后,源氏势力达到极盛”[21]。因平乱有功,赖信官升至四位,任美浓太守;赖义任陆奥太守、镇守府将军。

除平定“平忠常之乱”的战功外,赖信之子赖义与平直方之女的婚姻,对源氏武士团的发展、对源氏在关东创建军事基地也具有重要意义。

《陆奥话记》说赖义“性沉稳,多武略,是最好的将帅之器”。“在讨伐关东奸雄平忠常时,赖义随父出征,勇决群雄,才气盖世,关东武者多乐为其从者。”[22]于是,平直方视之为替自己挽回名誉的理想人选,以之为婿。对此,日本学者评论说:“直方看到了在坂东大振武威使平忠常降服的赖信之嫡子赖义的武的资质,让赖义娶自己的女儿。”并且“将镰仓府邸让给赖义,包括将直方血统的权威及其直方在相模国内的从者让给赖义”。“构筑起赖义与直方之女生的义家作为‘武士长者’的一个条件。”“因此,在武士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婚姻。”[23]赖义与直方之女的婚姻,“使义家在血统上成为新兴源氏和传统的贞盛流平氏嫡流的结晶,成为‘武士的长者’”。“义家继承了父亲方面东国最强大的军事实力,母亲方面坂东传统的军事地位。”“义家集源平两门精华的英才教育,骁勇绝伦、骑射如神。”[24]而且,直方让给赖义的镰仓馆,并非仅仅只是几幢居所。“直方将自己的馆让给源家,其实不只是限于馆。这个时代的所谓‘馆’,系指一定的地域,包括周边的农田山林和耕作者农民,还包括从河流湖沼到港湾。直方的镰仓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东国的霸权象征。”[25]赖义与直方之女的婚姻,一方面构筑起义家作为“武士之长者”——氏之长者或职能集团长者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在关东确立起源氏的霸主地位。

在武家社会,武门栋梁的首要条件是弓马骑射之艺超群。赖义和义家既会用兵,又善带兵。11世纪后半期的两次叛乱,为他们展露武威、扩张武力提供了机会。“平忠常之乱”后不久,东北地方又相继发生持续时间更长、战争规模更大的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1051—1062年,实际上为12年)、“后三年之役”(1085—1087年)。11世纪中叶,陆奥地区的豪族安倍氏叛乱。“安倍氏领有陆奥六郡,祖上安倍忠赖就是东夷的酋长,大振威风,村落皆服,横行六郡、劫掠人民,子孙尤甚。不纳贡武,不服徭役,世代骄奢,谁也奈何不得。”[26]1051年,朝廷任命赖义为陆奥太守进行镇抚。赖义及其子义家、义纲率领东国武士苦战12年,终于在1062年平定安倍氏之乱(史称“前九年之役”)。1063年,义家因“前九年之役”的战功被任命为出羽守。

义家生于战乱,长于战乱。自幼接受战争教育,七岁在京都的石清水八幡宫元服,称八幡太郎。1051年,13岁开始随父出征,参加平定安倍氏的“前九年之役”。在赖义率领的官军陷入危机,苦战之际,“将军的长子义家骁勇绝伦,骑射如神”[27]。1075年赖义去世,义家成为源氏栋梁,侍奉朝廷。

1083年,义家任陆奥守、镇守府将军之际,出羽豪族、俘囚之长清源氏一族内讧;1085年,内讧引发奥羽大乱——“后三年之役”。东国的陆奥、出羽两国是盛产名马、铁、海豹皮、鹫羽等武士之必需品的宝库,富有战略眼光的义家早就想将其收入囊中。因此,即使朝廷不发“追讨官符”、不给恩赏,义家也毅然率领关东武士乘机介入。“与前九年之役一样,后三年之役也再次面临天寒、缺粮,伤亡惨重。义家在军中来回慰问一个个受冻士兵。朝廷不承认后三年之役,不予恩赏。于是,义家不惜将自己的私产拿出来赏赐给将士。对此,东国武士非常感激,益发尊敬和忠诚于义家,奠定起源氏和东国武士之间的坚实基础,从义家至源赖朝4代依靠东国兵士,终于开创镰仓幕府。”[28]

“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参见“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合战绘卷),是赖义、义家父子率领关东武士,与日本最擅长弓马骑射的陆奥、出羽俘囚集团的战争,对源氏和源氏武士团的发展意义深远。“在这两役中,将士生死与共、同受饥寒,主从关系益发经受锻炼,益发培植起主将思郎等之情、郎等对主将的忠诚。前九年之战中,赖义在军中慰问受伤者,战士为感激将军誓死战斗。后三年之战中,义家或用自己的身体温暖冻伤的士兵,或烧假舍暖和士兵冻伤的手。于是,将士益发奋勇战斗,郎从对主将的忠义更为强烈。”[29]“培育起源氏与东国武士之间强固的主从关系。”“赖义、义家二代经过奥羽战乱,提高了源氏武威,确立起源氏作为武家栋梁的地位,并且使源氏武士团的组织更加巩固。”[30]正是由于赖义、义家父子在这两大战役中与坂东武士结成牢固的主从关系,源氏武士团在义家时代进入鼎盛时期。而且,在12世纪后半期的“平治之乱”和“源平大战”中,追随源义朝和源赖朝的首先都是关东武士。

义家之后,源氏的发展陷于停滞状态。屡屡受挫的平氏却因投靠上皇,频频施展武功,越战越强,迅速在中央恢复了势力,12世纪中叶,取代源氏武士团成为天下第一大武士团。

四　平安末期的武士

平安时代末的11世纪末至12世纪中叶,平安时代的武士进入第三个发展时期,即栋梁级武士团时期。豪族级武士团又经过一番更为激烈的优胜劣汰的争战后,进而整合为更大的、全国性的大武士团,即以栋梁级武士为首领的“武家栋梁级武士团”,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则成为栋梁级武士团首领的郎党、郎从。栋梁级武士出身显赫,乃是天皇的后裔,如以源义家为首长的源氏武士团和以平正盛为首长的平氏武士团。

12世纪,随着朝廷益发依赖武士维持现存的统治秩序,武士也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经过“保元”、“平治”两次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战争,武士终于发展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12世纪末期,在全国性的武士大战——源、平战争中,源氏消灭平氏,天下武士尽归源氏,源赖朝成为全国武士的最高掌门人。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已正式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主宰国家命运,引领社会的发展方向。

(一)院政与平氏武士团

“平将门之乱”和“平忠常之乱”被镇压后,平氏一族的发展严重受挫。特别是“平忠常之乱”,还成了源氏势力扩展到关东的契机。不过,平氏一门毕竟根深叶茂、人才济济,因而还能东山再起。

11世纪末,平氏一族中以伊贺、伊势为基地的一派,吸取先辈失败的教训,改而投靠权门,充当上皇的带刀侍卫,在合法的旗帜下扩张武力。1097年,平正盛(平国香之子平贞盛的后裔)将20余町私垦地捐献给白河法皇,与法皇建立起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平氏由此受到亟需武力与摄关家对抗的白河法皇的器重,先后被任命为隐岐、若狭和因幡等国国司。

上皇抑制藤原氏的重要策略之一便是“清君侧”,抑制、排挤和打击藤原氏的武力支柱——源氏武士团。同时,扶持和重用平氏,以之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安置在院的御所(宫殿)朝北的地方,警卫太上皇宫院,称为“北面武士”,即“守护院的御所的武士,从后鸟羽院开始,又在院的西面设置西面武士,与北面武士一起守护院的御所”[31]。“北面武士”的设置与院政的成立密不可分,1086年,院政的开创者白河上皇(1073—1086年任天皇,1087—1128年院政)设置“北面武士”。由于“北面武士”具有院的私兵的性质,因此,白河院不仅将平定社会动乱的机会给予平氏,还创造机会让他们频频施展武力。1107年,平正盛奉院厅之命镇压源义家之子源义亲的叛乱,斩义亲首级,威名大震。平正盛因得到白河上皇的信任,展露武功的机会也越来越多。1113年4月,延历寺武僧动乱时,让其与源为义一起任防御;1119年5月,追捕横行京都的强盗,因其战功而获得正五位下;1119年12月,镇压平直澄,升为正四位下。到12世纪中叶平忠盛一代时,无论是防卫僧兵,还是追捕海盗,几乎都是使用平氏的武力。

正盛之子忠盛(1096—1153年)讨好鸟羽上皇(1129—1156年院政),为其建造得长寿院千体观音堂(33间堂),历任西部各国太守。1129年、1135年,鸟羽上皇两次命令忠盛征讨海盗。由于成功平定濑户内海的海盗,平氏也在西国地区确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忠盛还因平定海盗有功,得到鸟羽上皇的器重,被赐予可以上殿的资格,获得贵族身份。上皇不断为正盛、忠盛提供用武之地,平氏武力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不到半个世纪就在西国地区形成自己的武士团,蓄积起超过源氏的强大武力,并且在中央朝廷取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为平氏掌握政治实权奠定了基础。

忠盛之子清盛(1118—1181年),更是在争夺中央最高权力的战争中打败敌对势力,建立起“平氏政权”,将平氏武士团的发展推向顶峰。

(二)皇位争夺战与平氏政权

如前所述,每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乱,都使武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正是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不断输送的动力,使武士由庄园主的保镖和打手发展成为左右中央权力之争的决定性力量。

12世纪中叶,以皇位继承问题为诱因引发了两次大混战,即保元元年(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1159年)的“平治之乱”。在以往的社会动乱中,武士既是动乱的制造者,又是动乱的平定者。此外,以往的动乱仅仅只是地方性武装叛乱。保元、平治之乱则不同,因皇位继承问题而起,斗争的双方是中央权门贵族和皇族,以中央朝廷为舞台,以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武士只是斗争双方的代理人。

1156年7月1日,鸟羽法皇病故,后白河天皇和崇德上皇之间的矛盾因皇位继承问题终于激化;与此同时,藤原氏内部的矛盾也因此白热化,藤原忠实与其子关白藤原忠通不和,藤原忠实欲以藤原忠通之弟藤原赖长取代藤原忠通。于是,崇德上皇与藤原忠实、藤原赖长(左大臣)结成一派,后白河天皇和藤原忠通结成一方。双方都企图借武士之手打击对方,武士也由此形成两大派别:一派是源为义、源为朝父子及平忠正;另一派是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和平清盛。1156年7月11日,由武士代理的中央政权两大敌对阵营的大决战爆发,后白河天皇、藤原忠通一派借助源义朝和平清盛的兵力,击败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藤原赖长父子一方。崇德上皇被流放到赞岐国,藤原赖长战死,源为义被源义朝所杀,源为朝遭流放。旷日持久的皇位之争和藤原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武士的刀剑之下短短几个小时即见分晓。

“保元之乱”后,后白河天皇颁布以整顿庄园为主要内容的保元新制七条,进一步加剧了贵族政权内部的矛盾。同时,后白河天皇行赏不公,立有大功的源义朝官位反在平清盛之下,平清盛扶摇直上、权力日渐增长,源义朝大为不满,从而埋下了平治之乱的祸根。1159年12月9日(平治元年)“平治之乱”爆发,源义朝与不满平清盛的藤原信赖联手,乘平清盛赴熊野山参拜之机,在京城发动政变,囚禁天皇和上皇,迫使“保元新制”的策划者、权势如日中天的藤原通宪自尽。平清盛得报后迅速回京,27日两军决战,平清盛打败政变军队,源义朝、藤原信赖及其子被杀,只有源义朝13岁的儿子源赖朝(1147—1199年)得以幸免,被流放到伊豆半岛。平清盛因镇压“平治之乱”的战功,升任正三位、参议,登上公卿的地位。武士的栋梁取得正式的发言权,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以宫廷为舞台的保元、平治之乱,为武士入主中央政权铺平了道路,推动“公家政治向中世武家政治转换”[32]。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建立平氏政权。“平氏借保元·平治之乱的胜利,建立起六波罗平氏政权。”[33]从此之后,武士取代公卿贵族和皇族成为争夺国家统治权的主角。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平氏一族因平清盛而飞黄腾达,平氏“一门之中有公卿16人,殿上人30余人,诸国的受领、衙府、诸司、都合60余人”(《平家物语》)。“日本国六十六国中,平家知行国有三十余国,几占半数。”(《源平盛衰记》)[34]政治上,其子平重盛(1138—1179年)任内大臣、左大将,次子平宗盛(1147—1185年)为中纳言、左大将,三子平知盛(1151—1185年)为权中纳言。平清盛的兄弟经盛为参议、教盛为权中纳言、赖盛任权大纳言。在地方,有11名家族成员任国守、5人为“知行国”主。其亲信所控制的知行国多达30余国,占全国地方政权的一半。经济上,不仅拥有庄园500余所和30余个知行国,还垄断了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平清盛还效法藤原氏,通过将女儿德子嫁给高仓天皇以控制皇室,朝廷已无势力可与平氏抗衡。1177年和1179年,两次粉碎中央权贵中的反平氏势力,幽禁法皇,流放关白等朝廷高官42名。

(三)催生武家政权的源平大战

“保元、平治之乱”中,武士的武力还是充当中央皇室和权门贵族争权夺势的工具。但是,自源、平大战开始,武士的武力则是为自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使用了。

1179年,平清盛发动政变,武力迫使后白河上皇停止院政,确立起平氏独裁政权。平氏专政擅权又引起了各方的普遍不满。1180年(阴)4月,平治之乱中唯一未被株连的源氏一族的朝廷武士源赖政,企图拥立后白河上皇的第二子以仁王为天皇,推翻平氏政权,并向全国以源氏为核心的武士发布讨伐平氏的檄文——“以仁王令旨”。以仁王和源赖政虽然在京都失败被杀,但是“以仁王令旨”却对推翻平氏政权赋予了绝对的权威性,揭开了源、平大战的序幕。

1180年4月,“以仁王令旨”传到关东时,在关东卧薪尝胆21年、日夜想着打倒平氏的源赖朝,终于盼到了推翻平氏并取而代之的机会。同年8月,源赖朝在其岳父伊豆豪强北条时政(1138—1215年)等人的支持下,正式举起讨伐平氏的旗帜。9月,源赖朝的从兄弟源义仲(源赖朝的叔伯兄弟,义仲之父义贤与源赖朝之父义朝同为源为义之子)也在信浓的木曾地方起兵,响应“以仁王令旨”。

源赖朝举兵的第一矢,射向平清盛任命的伊豆国目代山木兼隆。山木兼隆原本也是被流放到伊豆的罪犯,后因惧怕平氏一门的权势而投靠平氏,与出身于地方豪族的伊豆国国衙官吏们存在着尖锐矛盾。源赖朝从其岳父、身为国衙官吏的北条时政处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利用伊豆国土著豪族对山木兼隆的不满,从山木兼隆身上打开进攻平氏的突破口。

为了将关东武士动员和组织起来,源赖朝充分施展其政治谋略。据《吾妻镜》介绍,源赖朝将工藤介茂光、土肥次郎实平、冈崎四郎义实、宇佐美三郎助茂、天野藤内远景、佐佐木三郎盛纲、加藤次景廉等强有力的伊豆和西相模国武士,一个一个地叫到家中单独谈心。分别对他们说:“这个秘密我只给你一个人讲”,“你是我最信任的人”,“这次就拜托你啦”。“众人大喜,皆以为独得源赖朝器重,益发欲以武勇相报。”[35]源赖朝还宣称,以仁王、赖政树立的新政权依然存在,并将整个东国的统治权委任给我,灭掉山木兼隆后,我将保护你的全部领地安全。于是,这些自认最得源赖朝信任和器重的武士们,纷纷向源赖朝宣誓效忠,将全力攻击山木兼隆。[36]8月17日深夜,源赖朝发兵攻打山木兼隆。消灭山木兼隆后,源赖朝成功掌握了伊豆的国衙实权;19日,宣布废除山木兼隆的恶政。

首战告捷后,源赖朝随即于8月20日率领伊豆、西相模地方的300余骑武士进军相模国,23日到达相模国的石桥山。本来,义家以来武藏、相模的源氏同党约定前往与之呼应,但是,三浦氏、和田氏等因为大雨来迟。结果,寡不敌众,被以大庭景亲为总大将的3000余骑平氏军队击败,源赖朝逃往安房国。石桥山一战虽然失败,不过,“上总介广常、千叶介常胤、小山朝政、下河边行平和江户、葛西、丰岛、熊谷、涩谷、川越各氏,即东国的安房、上总、下总、武藏、上野、下野的豪族层纷纷聚集在源赖朝幕下,确立起源赖朝军的实力。其势力迅速扩大,达27000余骑。一度参加大庭军的梶原、畠山、秩父、海老名、波多野等将士也转而成为源赖朝的御家人”[37]。9月,又通过北条时政争取到甲斐源氏的一条忠顺、武田信义等,源赖朝的势力急剧增长。

10月6日,源赖朝在关东武士的支持下,成功地攻占了相模的镰仓,以赖义以来河内源氏的据点——镰仓为根据地。为了扩大势力,源赖朝在镰仓创建“御家人制度”,将各自为政的关东各武士团统一起来,随着关东各武士团首领均成为源赖朝的家人——御家人,源赖朝也成了关东武士的最高主君。

10月16日源赖朝亲率大军从镰仓出发,18日源、平两军在富士川展开激战,20日源赖朝指挥武田信义率军偷袭平氏军后路时,武田军惊动了栖息在富士川沼泽地上的大批野鸭,平氏军误将成群野鸭发出巨大声响视为源氏大军来袭,纷纷不战而溃。平氏政权威望扫地,内战也扩大到了全国。富士川大捷后,源赖朝拟一鼓作气进攻京都,但是,千叶介常胤、上总介广常、三浦介义澄等源赖朝举兵以来最有力的支持者,认为奥州的藤原氏、常陆的佐竹氏使源氏军队腹背受敌,当务之急是统一关东,消除腹背之敌,源赖朝听从他们的建议。返回镰仓途中,“在相模府论功行赏,北条殿及信义、义定、常胤、广常、义盛、实平、盛长、宗远、义实、亲光、定纲、经高、盛纲、高纲、景光、远景、景义、祐茂、行房、景员入道、实政、家秀、家义以下,或安堵本领,或令浴新恩。义澄为三浦介,行平如元可为下河边庄司”[38]。源赖朝“擅自将庄园领主和朝廷的庄园、公领给予武士——‘新恩给予’,或者给予保证其所领所有权的本领安堵,缔结起以所领为媒介的主从关系”[39]。同时,也对降将大庭景亲等给予相应的处分。

10月27日,源赖朝讨伐常陆的佐竹氏(“新罗三郎”源义光的后裔),11月4日到达常陆国府,命平广常诱杀佐竹义政,进而攻击金沙城的佐竹秀义。11月8日,源赖朝没收秀义的所领——常陆国的奥七郡、太田、糟田、酒出等,分赏给有军功的家人后返回镰仓。“佐竹合战”后不久,叔父志太义广和新田氏相继归顺源赖朝。

为了加强对御家人的控制,11月17日,源赖朝在镰仓补任著名武将和田义盛为侍所别当。“侍所以统治御家人为根本要务”,“侍所的设立,表明了源赖朝以源氏一族和东国武士团(首长)作为家人加以统治的意向,强调自己作为主君的地位”。因此,“‘佐竹合战’的意义,也许可以看作是源赖朝由一个被处以流刑的犯人转为‘独裁者’的序曲”[40]。12月12日,源赖朝的镰仓府邸建造完成,举行迁居仪式,“供职的311个御家人,拥戴源赖朝为‘镰仓之王’”[41]。此后,源赖朝将实质性的战斗行为委之以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义经(1159—1189年)、范赖(?—1193年)等,自己坚守镰仓。其间,在1184年10月,设立公文所(以后的政所),以大江广元任别当;接着又设立问注所,任命三善康信为执事,幕府的政权机构基本齐备。

1181年,平氏主帅平清盛在四面楚歌中病故;1182年和1183年,平氏控制的畿内和西日本地区发生灾荒,直接影响平氏军队兵、粮的征调,平氏军的战斗力益发削弱。发生灾荒的两年期间,源、平之间的战事也暂时中止。

源义仲虽然也响应“以仁王令旨”起兵攻打平氏,不过,义仲未与源赖朝合作,独自与平氏作战,1183年在北陆地方打败平氏军队,以破竹之势进逼京都,平氏挟持天皇和所谓的神器逃往西部地区,义仲乘势拥戴逃到比睿山的后白河法皇进入无人主事的京都。于是,全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即“西国的平氏、北陆道和京城的义仲、东国的源赖朝三种势力相争的形势,称为‘三分天下’”[42]。从平氏、源义仲和源赖朝三者的力量来看,西国的平氏虽然挟持着安德天皇,但在源赖朝和义仲的军事打击下频频惨败,临时征集的各国武士又无斗志,可谓大势已去;京都的义仲缺乏政治手腕,起兵以来又连年转战各地,没有稳固的后方,粮草接济严重困难,军兵四处抢掠,引起京都贵族、寺社和百姓的反感;关东的源赖朝拥有巩固的根据地,军容整肃,关东武士渴望在战斗中建立军功,获得新的领地。

后白河法皇为了削弱武士的势力,使用离间计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1184年,源赖朝令义经、范赖讨伐义仲。1184年1月20日,在宇治、势多会战中,义仲军大败。随后,义仲军又在近江的粟津激战中失利,义仲战死。这样,三足之势又成源、平对立。

义仲死后数日,院厅发布宣旨,任命源赖朝为征讨平氏的征讨使。源氏和平氏的地位逆转,源氏由被平氏追讨,转而成为受命征讨平氏的官军。义经、范赖率9万源氏大军西征平氏,1184年2月,义经使用奇袭战术在“一谷战役”中打败平氏军队。1185年3月,源、平两军在本州、九州之间的坛浦海面(今下关海峡)决战,平氏军队大败。平氏主将平知盛自知末日已到,令家人抱着安德天皇跳入大海之中,随后,平经盛、平教盛、平资盛和平知盛也遵照平清盛遗言,为维护武士的荣誉和自尊而投水自尽。

平氏灭亡后,后白河法皇又重施故技,挑起源赖朝与义经兄弟间的矛盾。1184年,义经在一谷战役之后受命驻守京都,事先未经源赖朝允许,被后白河法皇任命为从五位下检非违使、左右门少尉,并被敕准出入院厅,因而违反了“御家人勋赏之功,须听命源赖朝定夺”的原则,源赖朝对此始终耿耿于怀。1185年,后白河法皇令义经追讨源赖朝,源赖朝的先遣部队抵达京都后,又转而对源赖朝颁发追讨义经的“院宣”,义经投奔奥州藤原氏。

1189年,源赖朝迫使奥州藤原氏杀死义经;接着,又以窝藏罪讨灭藤原氏。“坂东武士自赖义以来,一直臣属于作为河内源氏的嫡流。……1189年的奥州合战,既是武力讨伐平泉藤原氏,也是再现赖义前九年之役中源氏对御家人支配的正当性、确认东国武士团对源氏的谱代从属关系,进而通过全岛规模的军事动员考察御家人的忠诚心。”[43]“接受动员而未参战的武士,安芸国的叶山介宗赖被没收所领,丰前国伊方庄地头贞种被取消地头职。”[44]严厉惩处未履行尽忠奉公职责的御家人,维护了源赖朝和御家人“御恩”与“奉公”的源氏武家“家法”,也彰显了源赖朝在武家社会的绝对权威。

“奥州合战”标志着全国性的武士大战结束,天下武士尽归源氏。1192年,天皇任命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即对源赖朝在源平大战中建立的武家政权赋予合法性。

(四)源赖朝胜利的原因

源平内战之际,源赖朝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平氏势力,还要面对源氏一族内部的众多竞争者。“在源赖朝举兵的1180年前后,东国足以和源赖朝匹敌的源氏一族者极多。常陆的志田义广是源义朝之弟;下野的足利义兼、上野的新田义重是八幡太郎义家的后人;常陆的佐竹隆义·佐竹秀义、甲斐的一条氏·武田氏·安田氏等是新罗三郎义光的子孙。谁都具有代表源家与平氏战斗的领导者的贵种家世,而且,都分别拥有广大的领地和谱代家子·郎等。因此,举兵前后的源赖朝有许多竞争对手。然而,不久之后,这些竞争对手或是失败,或是降服源赖朝。”[45]源赖朝最终取胜的原因,我国日本学专家王金林先生概括为四条,即(1)建立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镰仓根据地;(2)建立御家人制;(3)广纳贤士、按能授职;(4)对敌军分化瓦解,保护投诚者,打击顽固者。上述措施使他赢得了广大武士,加速了斗争的胜利进程。[46]应该说王先生的观点极有见地。

笔者认为还有两条也非常重要:一是源赖朝的政策与关东武士的利益相吻合,二是源赖朝拥有一支由“武士中的武士”组成的军事力量。

源赖朝不仅是源义朝的正妻之子,具有“贵种”的血统,得到关东武士团的爱戴和尊敬,具有武家栋梁的资格。而且,与平清盛只重视一门一族的利益不同,源赖朝在起兵之初就以关东武士“保护者”的面貌出现。源赖朝的武力基础是关东武士,关东武士的迫切愿望是确保其全家赖以为生的所领。“聚集在源赖朝手下的武士们的第一个要求,是确认所领的支配,即本领安堵。”[47]“源赖朝行动的背景,有东国武士急欲扩大所领、竞相建立军功的要求。而平氏的军制,存在优待家人、压迫非家人的矛盾。在源赖朝之下,事实上全部东国武士都成了御家人,得到御恩,对立得到协调。”[48]源赖朝满足关东武士切身利益的政策,“一是逮捕目代以下京都方面的代表者;二是吸纳当地的在厅官人和武士;三是进攻源赖朝的敌对者和没收其所领;四是参加源赖朝的军队者,保证其所领的支配权,并给予没收敌对者的所领;五是没收和利用国府、国内各地仓库积蓄的年贡等诸物资”[49]。于是,关东武士纷纷倒向源赖朝,源赖朝的队伍迅速壮大。

源赖朝在每次战斗胜利后,都要举行大典,兑现自己的承诺,论功行赏,将没收来的土地作为“恩赏”给予有功的关东武士。富士川大捷后,“10月23日,在相模国府进行论功行赏,对北条殿时政、武田信义、安田义定、千叶常胤、三浦义澄、上总广常、和田义盛、土肥实平、安达盛长、土屋宗远、冈崎义实、狩野亲光、佐佐木定纲、佐佐木经高、佐佐木高纲、工藤景光、天野远景、大庭景义、工藤祐茂、市河行房、加藤景员入道、宇佐美实政、大见家秀、饭田家义,或安堵本领,或给予新恩。此外,还任命三浦义澄为三浦介,下河边行平为下河边的庄司”[50]。“介”是国司的次官,任命权在中央朝廷;“庄官”——庄司的地位由庄园的领主——本所任命。“本来介和庄官应该分别由中央朝廷和本所任命,源赖朝越过中央朝廷和本所的任命,意味着新的东国政权的诞生,即在东国,镰仓殿源赖朝成为最高支配者,具有代替朝廷和本所的地位。以后,不只是国的副长官和庄园的庄司,还广泛任命国衙领的郡司、乡司,或者郡、乡的地头,甚至更小支配权的地主。”[51]这些任命,保障了关东武士的权益,提高了源赖朝在关东武士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由于关东武士可以在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即使是郎党、下人、所从等小武士,随着镰仓殿的胜利,也间接地解放、上升一步”[52]。所以,关东武士成为源赖朝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甘为源赖朝冲锋陷阵、浴血奋战。

源赖朝通过满足关东武士的土地权益,与之结成御恩与奉公的主从关系,创立起御家人制度。上自“介”职一级的有力豪族,下至“地头”职的小武士,数量众多的关东武士们,对源赖朝行宣誓效忠的“见参礼”,成为镰仓殿的御家人。源赖朝保障御家人的安全,确认其所领支配权;御家人忠诚于源赖朝,尽奉公义务。源赖朝的武士政策,反映了关东武士的共同心理和利益要求,将自己装扮成关东武士生存利益的代表者,从而得到关东武士的一致拥戴,关东一盘散沙的各武士团纷纷聚集在源赖朝麾下,听其号令。源赖朝身边迅速聚集起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关东御家人,服务与报酬的共同利益将他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形成以源赖朝为核心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源赖朝不仅拥有比平清盛更为高明的武士政策,而且源赖朝的武装力量由武士中的武士——关东武士构成,他们以“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

据《平家物语》(卷第五“富士川”)记载,富士川会战前夕,平氏东征军主将平维盛(平重盛之子)与东国培育出来的老兵斋藤别当实盛,曾对东国武士和西国武士进行过颇为详细的比较。

维盛问:“实盛,像你这样善射的人,东八国能有多少?”实盛说:“看来,主公是把实盛看成能射长箭的人了,我只能射13束(1束为1个拳头的宽度)的箭。实盛这样的射手,东国是不计其数的,他们的长箭,没有下于15束的;弓也很硬,要五、六个壮汉才能拉开。这样的硬弓射手,可以轻易射透二三层铠甲。每一个大名(地方豪强,武士团首领),军兵再少,也不下500骑;人一上了马也不会掉下来,马走过险处也不会跌倒;打起仗来,父亲死了也罢,儿子死了也罢,飞马越过继续拼杀。西国人打仗,父亲死了要守灵供养,忌期满了才能出征。儿子死了,心痛得不能再打仗。军粮不足,就春天种田,秋天收割,然后再去打仗。夏天嫌热,秋天嫌冷,不愿作战。”[53]实盛所言,虽有夸张成分,但是也距事实不远。

首先,军事基础。平氏的军事基础,一是以伊势、伊贺为根据地的平氏武士团,由畿内近国尤其是濑户内海一带的武士构成。一是由中央政府和国府政厅强行征集来的各国武士,这些临时强征来的各国武士与平氏没有主从关系。源平大战中号称数万的平家军,大半是这些临时征集来的武者,他们并不愿意参加战斗。同时,尽管平家军也有自己的从者,但缺乏刚强力大的勇士。

源赖朝的军事基础是关东武士团,关东是源氏的根据地,有很多赖信、赖义、义家的武士后裔。源赖信平定“平忠常之乱”后,崇尚武勇的东国武士纷纷与之结成主从之义。《陆奥话记》说:坂东弓马之士,大半成为赖义的门客。赖义麾下精兵,在战场上不怕死,愿为将军舍命。[54]“保元之乱”时,源义朝的武力大部分是关东武士。13岁的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半岛后,源氏家族的旧武士和当地武士又逐渐聚集在其身边。“例如,镰田正清、大庭景义、山内俊通、安达远光、斋藤实盛、熊谷直实、冈部忠澄、金子家忠、平广常、千叶常胤、足利俊纲等,哪个都处于源家嫡系源义朝的郎等、家人的地位。”[55]响应“以仁王令旨”举兵后,伊豆、相模、安房、上总、下总、武藏、下野等各地有力的武士团陆续集结在源赖朝身边。这些关东武士最盼望的就是承认其领地,源赖朝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战斗中有功的武士还能获得新领地,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起了关东武士的参战激情。

关东武士团已形成以“惣领”为核心的强固的军事组织,千叶介、三浦介、上总介、小山大掾等实力雄厚的豪族级武士团,下辖若干中、小武士团,形成本家→一族、家子→家人、郎党→下人、所从的军事系统。可是,以临时征集来的畿内各国武士为主力的平家军,在军事上则尚未形成严密的军事系统。

其次,战斗精神。“西国是基于德治、文治主义这种理性的官僚制组织(系统)……东国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不忌血的污秽。”[56]东国自古尚武风气盛行,以背向敌人为耻辱。“在西国,特别是在京的平氏,平日喜爱诗歌、管弦,附庸风雅,这种习俗已经日常化。”“坂东武者平时进行流镝马、笠悬、犬物追等弓矢和骑马的训练,在山中骑马狩猎,过着实战性的日常生活”[57],东国武士和西国武士在战场上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更是相去甚远。关东武士在战场上将生死置之度外,“西国武士则以保全生命为第一要义”[58],没有东国武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拼命精神。

再次,主要兵器。弓和马,既是武士的象征,也是武士的重要武器。东国武士在日常的狩猎活动中,早已通过频频地拉弓、射箭练就了强壮的体能和过人的臂力,因此,东国武士的“弓”还有所谓“三人张”、“五人张”,“矢”有所谓“十四束”、“十五束”。“三人张”、“五人张”,即需要使用三人之力、五人之力的强弓;“十四束”、“十五束”即1米以上的大矢。日本自古有“西船东马”的说法,骑马、射箭本来就是关东武士的强项,在主要兵器上畿内近国武士显然处于劣势。

最后,战斗形式。当时的战斗形式以逞个人之勇的“一骑打”为特色,第一位的是骑在马上的弓矢战。“为擅长骑马的东国人作为武士提供了方便。”[59]先是骑马战,继之才是地面上扭成一团的所谓“组打”。不过,待到所谓“组打”时,大势(胜败)已定。对于平时在马上狩猎、进行实战演练,重视流镝马、笠悬、犬物追等马上弓术训练的关东武士来说,这种战斗形式对他们非常有利。“在古典的个人战中,东国武士还在矢上刻下自己的姓名”[60],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武勇。当然,这也是为日后的军功留下证据。

从军事基础、战斗精神、主要兵器和战斗形式四个方面看,平家军显然不及源赖朝的关东武士。而且,源氏军队中还有以源义经为首的一批杰出军事将领。

五　平安武士私兵私权性质的内部关系

武士和武士团出现后,武家社会内部也逐渐形成了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如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军事关系、经济关系、权利义务关系,等等。由于平安武士完全是私人的武装力量,武士团是武士的战斗集团,因此,一方面这些关系都是私人性的,以武士团首领为核心;另一方面这些关系又具有浓厚的军事性。“在主人和从者之间,从者有为主人献身的勤务,特别是军事勤务的忠诚关系。”“家督和一族之辈(分家的家长)的关系原则上是军事统率关系。”“主从关系以军事统率关系为中心”,“握有最高军事统率权者为一门家督,其下是一族之辈。再下是家子、郎从”[61]。构成武士团的两大原理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就贯穿着私人性和军事性。

(一)私权的主从关系

“主从关系”即武士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的关系,既是武家社会内部居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关系,又是“构成武士团的最重要的要素”[62]。“主从关系的原理是与武士及武士团的成立一起培育出来的。”[63]武士从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主从关系之中。

主从关系以利益为纽带。主从结合是利益的结合,[64]首先始于物质报偿。[65]“平安武士的关系,基于土地的、经济的关系之上,即基于生活的关系。”[66]所谓主从关系,其实就是主君与从者之间“恩惠”与“效忠”的交换关系。主人给予从者土地,并为从者提供保护;从者效忠和服从主家,平时为主家尽各种义务,战时应主君之召从事战斗。当然,若是主君不能满足从者的利益需要,不能保证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者便会抛弃主君。反之,若是从者对主君不忠,不能履行应尽的义务,主君则会对其进行惩处,如收回“恩地”,甚至将其从武士团中清除出去。

主从关系通过施恩与报恩的利益关系,将主君与从者牢牢地捆在一起,并将武士的武力组织构建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均与武士团密不可分。个人的荣誉、权力、地位和财富,统统以武士团的兴旺发达为前提,上自主君,下至一般从者,大家共同谋求武士团的兴旺发达。从者一经托身主人,就意味着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命运寄托在主君和以主君为统帅的武士团身上。

主从关系世代相承,武士社会有所谓“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习俗。“1091年,源义家和其弟源义纲的从者藤原实清与清原则清争夺河内国所领,分别向义家和义纲求援,实清、则清之争演变为义家与义纲兄弟之战。”[67]义家、义纲为了保护从者的利益,不惜牺牲骨肉之情,表明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武士团——利益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统一高于骨肉之情。

平安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意义重大,军事性武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武士道,就是直接从主从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而来。“武者之习正是以这些武者之家为中心而产生的”[68],“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69]。幕府时代,武士政权继承和强化主从关系,以之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社会结构的中轴。

(二)宗法的家族关系

武士团自产生之初就是按主从原理和家族原理结合起来的,以同族关系为核心。

平安时代的武士团以同族关系为核心结合而成,当然,武士社会的所谓“一族”、“一门”是广义的同族。“一族”、“一门”之长称家督,继任者称嫡子。成员既包括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的祖父母、父母、子孙、兄弟姐妹、伯父叔父、甥侄、从父兄弟,又包括没有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的养父母、养子孙和其他非宗族子弟等。总之,武家社会的家族关系具有超越血缘关系的特征。

以“一族”、“一门”为核心形成的武士团中,家族制度与主从制度相互交织,“本家”为主,“分家”为从。武士团首领为“本家”和族长,称“惣领”;其余为“分家”,称“庶子”,“庶子”包括嫡子之外的兄弟姐妹和甥、侄、从兄弟。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其号令。武士团内部的主从制阶层等级,也表现为家族制的嫡庶(本家、分家)系列,本家高于分家。

以同族关系为核心的武士团是家族式军事团体,家族首领——“惣领”就是军事统帅,他所统率的军事力量包括家子和郎党、郎从,构成一个战斗组织。“惣领”之下的分家家长和分家,是下一级军事首领和战斗小组。同时,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子承父业是武家社会的传统原则,父子同属一个武士团,为一个主君效力。因此,在武士团中有不少“谱代家臣”(累代家臣),如源义家、源义朝、源赖朝的家臣队伍,就存在着许多赖信、赖义、义家、义朝的从者。此外,在武士团中,父亲又与儿子构成主从关系,组成一级小军事团体。

武士以“武艺”为家职,武家继承人的选择以军事资质为基本条件。在武家社会,各级武家首领——“总领”,对内统率庶子、祭祀一族祖神,分配领地和赋役;对外代表全族向上一级军事首领服役,战时作为一级军事统帅率领一族征战。因此,总领人选十分重要,武家嫡子的首要条件是超人的骑射武艺和武士气质。嫡子无此资质,便从次子中选择;如果次子也无充当首领的条件,则采用养子的办法。特别是武家栋梁的源氏和平氏,嫡子的选择更是严格,既要具备“武”的资质,又要拥有特定的血统。为了便于嫡子的选择和教育,大多采取与其他武门通婚的方式。如平直方将女儿嫁给源赖信之子赖义,赖义与直方之女生下被誉为“武士之长者”的义家。义家诸子没有继承其武名之人,便以孙子源为义为养子继承家业。

平安时代形成的这些家族式武士团,有维持家族关系的纽带,成员共同的墓地——父祖的灵魂寄生之地,守护一族的氏神、氏寺。如源氏的氏神“八幡神”,北条氏在北条馆修建的寺院“愿成就院”。“先祖的墓地、一族的神社全在家传的本领地之内”,“惣领掌握同族的祖神或守护神的祭祀权”[70]。共祭、共墓,也表现了武士团家族关系的特征。

(三)私兵性质的军事关系

武士团是武士——战斗者的军事组织,武士团首领是军事组织的统帅,因此,在主君和从者的各种关系中,军事组织关系影响和制约着其他关系,使其他关系不同程度地从属于军事组织关系。

第一,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军事关系三者合一,以军事关系为主干。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主君与从者的关系首先是军事隶属关系;武士团是家族式军事集团,家族结构中的总领→家子→郎党、郎从的主从制阶层序列,是军事上的等级序列;总领是武士团的最高军事长官,分家家长是下一级军事指挥官。家结构中的父、子、孙和家族结构中的本家、分家、孙分家,是武士团内部的一级战斗单位。总领率领一族参加战斗,向下一级战斗小组——分家指派战斗任务,分家指挥郎党、郎从完成总领分配的军事任务。主君或总领最大和最具权威的支配权力也集中表现为军事指挥权,有权根据从者在战场上的表现给予奖励或者处罚。

第二,武士需要在战争中获取财富、权力和名誉,主从双方的职责以征战杀伐为核心内容。参加军事战斗既是武士的职责和权力,又能给武士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战利品)和崇高的名誉。从者的首要职责和义务是征战杀伐,主君的权力和职责是激发从者的参战热情,指挥从者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了激发从者的战争意识,主君在进行战前动员时,总是承诺对立有战功者给予相应的恩赏。即《将门记》所说的“积米谷以增勇,分衣服以拟赏”[71]。在“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中,坂东武士甘愿为赖义、义家浴血奋战,根源就是赖义、义家父子能坚守主从之义,切实满足从者的利益。源赖朝在“源平大战”中,将一盘散沙的东国武士团统一起来,并使之发挥最大限度的战斗力,靠的也是通过满足从者的实际利益来激发从者的参战热情。

第三,武士团内部的各级组织首先是一级军事组织。8世纪后半期形成的早期武士团——庄官级武士团,作为一级独立的军事组织,下辖若干由分家构成的战斗小组。总领作为最高统帅所统辖的军事力量,一是总领直属的军事力量,二是各分家的军事力量。如果将庄官级武士团比作现代军队的“连”或者“排”,总领就是“连长”或“排长”,分家家长则为“排长”或“班长”。指挥体系通常是总领指挥分家家长,分家家长指挥属下武士。10世纪形成的豪族级武士团,作为更大一级的军事组织,由几个中小庄官级武士团构成,豪族级武士团首领与各庄官级武士团首领的关系,也是军事隶属关系。同样,豪族级武士团和庄官级武士团都是一级军事组织,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统一的组织体系。豪族级武士团首领也只和属下各庄官级武士团首领发生关系,并不直接指挥调度庄官级武士团内部的各分家家长。11世纪中叶形成的栋梁级武士团,由若干豪族级武士团构成,作为关东最大的军事集团首领,“武家栋梁”源赖义与豪族级武士团总领的关系也是军事关系。各级武士团首领统率的军队组成各级军事单位,在战场上,这些武士团又分别作为各作战单位参战。“源平大战”时,源氏和平氏军队以白旗和红旗相区别,各下属军事单位又在白旗或红旗上添加自己一族的标志。

武士从一个主君手中得到恩赏,从属于一个武士团,为一个主君履行军事义务,武士团内部的军事组织链条环环相扣,主君的军事控制力非常强大,军事义务可以落实到具体的某一个武士身上。

六　平安武士习武演武的生活

在世界历史上,武士是最典型的世袭制职业军人,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战争是武士的生活方式,影响和制约武士生活的方方面面。武士子弟在幼年时期就接受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不少人在13岁左右就开始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厮杀。

(一)武士馆

武士作为战斗者而产生和存在,需要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对武士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家庭生活的一切都与战争密不可分。

武士在产生之初,亦兵亦农,以农为主,以武为辅,平时务农,战时出征。大约从10世纪开始,他们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通过履行军事职责获得经济收入,凭借战争中的战功增加经济收入,武士的领地越来越大,靠的就是战争。当然,武士的领地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领地,而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军事领地。武士团首领的领地,一部分是满足一家老小日常生活的经费,另一部分是蓄养私兵、扩大军事实力的军费。主君给予家臣的“恩赏”,也带有军费的性质,除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外,还要购置必要的武器装备,平时对主君尽各种军事和非军事的义务,战时遵照主君的指令奔赴疆场。

9世纪末10世纪初,称霸一方的武士团首领已在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起军事性质的堡垒——“武士馆”。平将门自己的武士有上千人,将门不仅在自己的根据地下总国丰田庄建有军事据点,还在下总国猿岛郡的石井乡建有军事堡垒。从满仲出家前夜有四五百名武士在其住地四周担当警卫来看,其武士馆已有相当大的规模。武士馆大多建在交通要道和地势险要之处,四周挖有沟壕,砌有围墙或围以栅栏,称为“崛”、“崛内”等。武士馆大同小异,不过,武士的值勤室、武器库、瞭望台、箭楼、马厩、弓场、马场都是必不可少的。首领的府邸建在馆的核心部位,四周是直属武士的小宅,外围是一般武士的居所。以平将门的武士馆为例,主人之馆周边,有与力=从类的小宅,再往外是伴类的舍宅广泛地分散在郡内。[72]“国香、源护一族势力圈的中核,第一是4所宅,第二是周边部分‘与力’的小宅,第三是分散在郡内的伴类的‘舍宅’500余家。可以说‘宅’、‘小宅’、‘舍宅’三重构造,是豪族势力圈的基本形态。”[73]与前述平直方让给赖义的镰仓馆一样,所谓“武士馆”系指一定的地域,包括周边的农田山林和耕作者农民,还包括从河流沼泽到港湾,即包括武士的居所和势力范围,以馆为中心,周边是直营田,外围是征税范围。

武士凭借武力开发土地,平安时代中期以降已经作为开发领主成长起来,有先祖家传的本领——“本来的领地”。本领地也是武士的苗字——“姓”的基本来源,苗字的所在地往往就是武士的姓,如武田庄的武田、足利庄的足利、新田庄的新田、佐佐木庄的佐佐木,等等。武士馆就是建在这些本领地上,武士馆作为武士团的象征,也是武士团的势力范围与生活空间。那里有武士团成员共同的墓地——父祖的灵魂寄生之地,以及守护一族的氏神、氏寺。

武士子弟通常在12岁左右“元服”——成人仪式,换上成人的发式和装束;也有几岁就元服的,如源义家7岁元服。元服之后,以杀戮为职业的战争生涯从此正式开始。许多武士子弟13岁就已跟随父兄张弓搭箭,投身于血腥的战争之中。源义家在13岁时参加平定安倍氏的“前九年之役”,源赖朝12岁元服,13岁参加“平治之乱”。

以战场为舞台的职业,“要么成为猎手,要么成为猎物”,决定了战士的生存技能教育与其他社会群体迥然不同。中国的文士子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日本的武士子弟成人之前必须做好奔赴战场的准备,自幼接受的生存技能、生活规范的教育,从军事训练开始,以军事技术为核心内容,包括刀术、剑术、箭术、柔术、行军打仗的兵法、武家掌故,等等。小小年纪就与刀剑为伴,玩刀弄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磨砺一击必杀的杀伐技能。

(二)弓马骑射

平安武士的武器装备主要是弓、刀、剑、马和胄、铠、马具等。据日本学者考察,平安“武士的武器是弓和刀,尤其是弓。武士的理想状态以射艺为中心,可以认为是继承了狩猎民族的传统”[74]。“至少在南北朝时代前的中世前期,战斗武器的主体是弓箭,最为重视马上的弓射—骑射(弓马之技)。”“中世武士的标识或象征是弓箭、弓马,对武士而言,首先表现为‘弓箭取’、‘弓马之士’等,武士和武器的关系表现为弓箭和弓马。”[75]由于平安武士的武器主要是弓矢、弓马,因此,日本学者将武士称为“执弓矢者”、“弓马之士”等。另外,“从战斗中的致死率和负伤率来看,受伤者绝大部分是弓伤,占80%左右”[76],也为弓矢是最重要的武器提供了证据。至于这些“弓马之士”身上的佩刀,则只是在“近距离战斗扭成一团的肉搏战中的武器,或用以割敌头颅,或用以自杀”[77]。弓矢、弓马成为武士代表性的兵器确实与狩猎民族的传统密不可分,弓矢远距离的攻击性和战马卓越的机动性,都是冷兵器时代战斗者理想的首选兵器。武士的马,不仅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身份,而且是征战杀伐的伙伴和武器。马延长了武士的脚,使他比起轻装步兵占有无法估量的优势,加快了攻击步伐和运动速度,提升了战斗力。

关东是最重要的武士发祥地,存在许多以狩猎为业的狩猎民集团,关东以北的虾夷人以狩猎作为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保留了浓浓的狩猎民传统。在律令制国家征讨虾夷的战争中,虾夷以弓矢为主要兵器的骑乘骑射战技大显武威,并为朝廷官军仿效。关东豪族武士,或是出身于擅长骑射的狩猎民,或是狩猎民化的军事贵族,继承和发扬了狩猎民族的骑射传统,从而使关东武士的战斗力远远高于畿内武士。武士发展史的几次重大战役,“将门之乱”和“忠常之役”、“安倍氏之乱”和“清原氏之乱”,都发生在保有狩猎民传统的东国,几乎都是以弓矢、弓马为主要兵器的骑射战。平将门是“弓不离身”的关东武士,平忠常是扎根关东的土著化军事贵族;陆奥和出羽豪族安倍氏、清原氏作为虾夷人的“俘囚之长”,更是擅长弓马骑射。拥有狩猎民血统的东国武士作为武士中的武士,无论是兵器还是战法、战技,都引领着武家社会的时代潮流,成为其他武士效法的对象。

武士的军事技能或武艺,主要是弓术、马术和剑术、刀术,特别是弓术和马术。“对以武艺、军事为职业的武士来说,最重要的素养、技术是以‘骑乘骑射’为代表的战斗技术。所谓骑乘骑射,即骑在奔驰的马上张弓射矢。这一技术在枪炮传入前,一直是最卓越的战斗技术。”[78]

(三)“骑射三物”和狩猎

“骑射三物”(或称“马上三物”)——“笠悬”、“犬追物”和“流镝马”,以及具有实战性质的狩猎,一直是武士,特别是关东武士军事训练的主要方式和内容。“武士平时勤练骑射弓矢,特别是被称为骑射三物的笠悬、犬追物、流镝马和狩猎。”[79]为了便于“骑射三物”的训练,武士在修建自己的居馆——“武士馆”时,还专门修建有“笠悬马场”。“在武士馆的周边,还有作为武士的本分——武艺的锻炼场。”“东国武士的让状——让与证书里,也频频出现笠悬马场的记载。”[80]这也体现了平安武士作为弓射骑兵的特征,以及当时的战斗样式——“一骑打”。

“笠悬”也称“笠挂”。先用木头制成一圆形靶,圆心上加一层棉花,再覆盖以白色兽皮,其状或如武士战斗时使用的头盔,或如人们遮雨所戴的斗笠,背面系上绳纽,悬挂在马场之中。然后,武士以此为靶,骑在快速奔跑的马上,在二三十米开外的距离射箭。笠悬比赛,看谁射中的数量多。

“流镝马”也是一种骑射活动。在马场上设三个正方形箭靶,参加的武士有5个到16个左右,依次在飞奔的马上射靶。1187年8月4日和15日,源赖朝设立鹤冈八幡宫放生会,并举行流镝马。8月15日放生会上的流镝马,五骑射手为长江太郎义景、伊泽五郎信光、下河边庄司行平、小山千法师丸、三浦平六义村。[81]此后,流镝马成为惯例,在每年8月鹤冈八幡宫的放生会上,最盛大的仪式就是流镝马。

“犬追物”也称“犬追物射”或“追物射”。顾名思义,“即骑在马上一边追猎物一边射矢,是狩猎的骑射术”[82]。先用绳索或其他材料围成一个圆圈,参加的36名射手分成三队,每队再分为三组,每组四人。射手骑马进入圈中后,用箭去射放出来的狗。由于靶子——狗是不断奔跑的,因而对射手的骑马和射箭技术要求极高。“犬追物”对于练习骑术、射艺非常有效,为武士所喜爱。追物射除“犬追物”外,还有“牛追物”,原理与“犬追物”相同。

“狩猎”——“卷狩”,是人与鹿、野猪、熊等动物的战争。“中世武士常常被称为‘执弓矢者’,马上弓术是最大的技能。具有实战意义的狩猎,既是体现武士技能的辉煌之地,又是战斗训练的场所。”[83]先选定猎场,继之派遣低级武士驱赶野兽,然后纵马射杀猎物。狩猎活动危险性极大,除驱赶和猎杀过程中大型动物的疯狂反抗和攻击外,还有自然环境潜在的威胁,如隐藏在草木后的悬崖、绿草覆盖下的沼泽等都有可能让追杀猎物的猎手负伤,甚至丧命。此外,还有猎手之间在猎杀猎物时可能出现的误伤。不过,狩猎这种人与动物的战争也是实战性最强的军事训练,并具有综合性的军事训练功能,对于演练战术、协同作战、把握战机、增强作战能力,提高机敏、灵活、勇敢的战斗意识,人马一体的骑乘驾驭等都极有帮助。

七　平安武士的战争样式

平安时代的武士在日益频繁的战争中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模式继承了关东骑射文化的传统,并由关东武士发扬光大。

(一)“一骑打”与合战规则

平安武士的战争称为“合战”,“合战的样式是骑马战、弓矢战、刀的格斗战”。“前九年之役……依然是采取个人战的形式。”“保元、平治之乱的合战样式等,还是个人战的样式和武具,与从前相同。”[84]“正规的战斗是一对一的一骑单打。”[85]主体是个人战,由敌对双方一对一的打斗定胜负,即双方选代表决定胜负。“一对一的打斗是当时战争的规则和武门名誉的行为。”“先是双方派出的战将进行骑在马上的弓矢战,矢射完后又拿大刀交战,若是还不能定胜负,便在马揪打,最后是跌落在地上揪打。”[86]“前九、后三”两役的合战绘卷中,也主要是“一骑打”。

合战有一定的规则,“10—11世纪形成的战斗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选定合战日期和场所,二是保障军使性命,三是战斗参加者的姓名,四是一骑单打的原则,五是不杀降者和非战斗员”[87]。此外,战争程序“还有语言战”[88]。这种经典的合战样式,与中国著名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描述的战争场面颇为相似。在有关“前九年之役”的绘卷中,还可以看到击鼓进军的战斗场面。

合战之前,交战双方先有一番“语言战”。大声自我介绍,诉说自己的居住国、姓名、先祖以来的系谱和功勋,以先祖的勋功威吓对方和强调自己的存在价值,即夸耀祖先系谱和勋功的“氏文读”。“中世前期的合战模型,开战之际都要进行‘言语战’。即盛赞自己的德行、侮辱对方的语言战斗……‘言语战’的重要构成要素,是用语言夸耀自己作为兵的名誉的家系。”[89]内容“从追溯先祖的功勋,到宣扬今日合战的正义性和敌方的不义,压倒敌方的士气”[90]。如“保元之乱”时,武将大庭景能和景亲在阵前描述自己的家世说:先祖镰仓权五郎景正,后三年之役时,年仅16岁,右眼被敌箭射中,仍用箭还击,射死敌人。[91]

可是,由于军事天才源义经不宣而战的奇袭战法,由于源赖朝在镰仓宣布源氏军队的有功者可获得新恩地,有效地调动起东国武士的参战激情,合战规则也逐渐发生变化。“源平大战时代,是从古典的个人骑马战向集团战转化的过渡时期。”“第一个冲入敌阵作为大战功而受到重视。”[92]“活跃于12世纪末源平合战中的源义经的战法,完全无视以前的传统习惯。源氏方面军在合战中出现的‘争头阵’、‘争功名’等,说明‘兵之道’发生了变化。”[93]“奇袭战是义经战略的关键。”[94]义经在“一谷之战”、“屋岛之战”、“坛浦海战”等战役中的胜利,使用的都是奇袭战法,义经也被誉为日本奇袭战法的始祖。

(二)焦土战术、杀人竞赛与随军妓女

关东武士“在战斗样式上,主要是烧毁敌方阵营的田地、夺取其农业再生产的机能。《将门记》中说的战法,甚至在平忠常时代,也是采用焦土战术。忠常之乱后仅剩18町公田,就是彻底的焦土战术的结果”[95]。“平忠常之乱”后,上总国的公田由2万余町剧减为18町,原因就是焦土战术。不过,各武士团之间的争战也日益以夺取对方所领为目的。于是,在战争中也出现了失去所领的浪人。例如,近江国佐佐木庄的领主佐佐木秀义,在平治之乱中作为源义朝的部将英勇战斗,合战失败后其本领佐佐木庄被平家武士夺取,成为失去所领的浪人。[96]源平大战结束后,由于平氏的灭亡,平家及其部将的所领被没收,许多平氏武士成了浪人。

随着源平大战期间“第一个冲入敌阵作为大战功而受到重视”,武士在合战中的杀人竞赛愈演愈烈,拼死争夺率先取敌首级的“一番首”、“二番首”、“三番首”,以及最先杀入敌营的“一番骑”、“一番枪”、“一番刀”和“二番骑”、“二番枪”、“二番刀”、“三番骑”、“三番枪”、“三番刀”。

关东武士还在战争中养成了敢于舍命搏杀的作战方式,在大将军面前勇敢战斗,“即使是父亲战死,儿子被攻击,也要拼死战斗,绝不退缩”。例如“后三年之役”中,镰仓权五郎景正在战斗中被敌矢射中右眼,依然坚持到射杀敌骑后才返回己方阵地,由同伴取出眼中弓矢。另外,关东武士在战场上的行为也非常残暴、血腥,“中世初期,东国野蛮的战争风习盛行。……赖义斩首15000人,逐一切下耳片,义家也不例外”[97]。赖义在“前九年之战”结束后,取干耳两箱回京,专门设置纳耳堂陈列所取首级和耳片。合战中,取敌首级和“验首”(首实检)也成为一种固定样式。

当然,关东武士舍命奋战的真谛在于以土地为核心的现实利益。“对东国武士来说,要得到称为‘拼命之地’的所领安堵和新所领等恩赏,无论如何也必须在战场建立战功。”[98]“武士的军功是为了请求恩赏的行为,没有请求恩赏的证据便毫无意义。‘单身一人攻入敌阵,无证人而死,乃徒劳无益,可谓犬死。’《源平盛衰记》‘显武勇,重在知场所。于无人见处,拼命讨死乃犬死。若有人见,则应争先于万人以示武勇,虽讨死,可扬武名于子孙。’《北条五代记》”[99]可见,驱使武士崇尚武勇与献身精神的动力,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理想或社会意识,而是换取主君的恩赏与扬名天下。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利品和扬名天下,武士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争夺“一番首”、“一番骑”、“一番枪”和“一番刀”。

此外,据《平氏物语》、《源平盛衰记》记载,源平大战期间,已有随军妓女存在。[100]双方均以随军妓女慰劳立功将士,刺激将士的杀伐欲望。日本学者笹间良彦在《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一书第五章第一节中,依据文献资料专门论述了源平时代至织丰时代的随军妓女,还附有相应的插图。

“武家产生和成长的关键在于合战。时代的动乱是武家产生的背景。……由于社会的混乱、政治的纷争,因而产生武家。……武家在战乱中产生,在战争中进一步成长。”[101]9世纪中后期,社会动乱愈演愈烈,武士成为“国衙三使”——检非违使、押领使、追捕使。10世纪的“将门、纯友之乱”,开辟了平乱功臣及其子孙走向中央政界的道路。11世纪初的“平忠常之乱”,为源氏成为关东武士团首领创造了条件。11世纪后期的前九、后三两役,成为催生武家栋梁诞生的舞台。12世纪中叶的“保元、平治之乱”,平清盛在京都的六波罗建立起“半公半武”的平氏政权。12世纪80年代的“源平大战”,源赖朝依赖关东武士的武力战胜平氏、征服奥州,创建起镰仓幕府,开创了武士作为统治阶级的武治主义新时代。

【注释】

[1][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新书2000年版,第3—4页。

[2]《体系日本史丛书·8·社会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219页。

[3]町是日本的面积单位,律令时代的1町=10反=3600步,江户时代的1町=10反(段)= 100亩=3000步。加有名字的土地称为名田,名田的所有者即名主。

[4][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9页。

[5][日]坂本太朗:《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6][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9页。

[7][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9页。

[8][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78—79页。

[9][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6页。

[10][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40页。

[11][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9页。

[12][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34页。

[13][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36页。

[14]引自[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84页。

[15][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59页。

[16][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18页。

[17][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0页。

[18]同上书,第13页。

[19][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36—37页。

[20][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19—20、27页。

[21][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2—43页。

[22]《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319页。

[23][日]野口实:《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44—45页。

[24][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97—98、141、142页。

[25][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6—7页。

[26]《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319页。

[27]同上书,第322页。

[28]《图说学习日本历史之六·人物事典·古代至安土挑山时代》,旺文社1979年版,第140页。

[29][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45—46页。

[30][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3、43页。

[31]《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4卷·镰仓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69页。

[32][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44页。

[33][日]奥富敬之:《镰仓武士·战斗与阴谋》,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57页。

[34]转引自[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131页。

[35]《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32页。

[36][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

[37][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8页。

[38]《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54页。

[39][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第124页。

[40][日]冈田清一:《镰仓幕府和东国》,续群书类从完成会2006年版,第77、80页。

[41]《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59页。

[42][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52页。

[43][日]野口实:《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85页。

[44][日]五味文彦:《日本的时代史·8·京、镰仓的王权》,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33页。

[45]《别册历史读本04号·日本的战争与合战》,新人物往来社2008年版,第197页。

[46]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214页。

[47][日]冈田清一:《镰仓幕府和东国》,续群书类从完成会2006年版,第76页。

[48][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第148页。

[49][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50]《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54页。

[51][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52]同上书,第121页。

[53]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219页。

[54]《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篇》,第322—324页。

[55][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80页。

[56][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150页。

[57][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36—37页。

[58][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59][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34页。

[60][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61]《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111页。

[62][日]丰田武:《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21页。

[63][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194页。

[64][日]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的源流·下·身份与封建》,刀水书房1984年版,第226页。

[65][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90—94页。

[66][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23页。

[67][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9页。

[68][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4页。

[69][日]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的源流·下·身份与封建》,刀水书房1984年版,第227—228页。

[70][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5、175页。

[71]转引自[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90页。

[72][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12页。

[73][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130—131页。

[74][日]阿部猛:《镰仓武士的世界》,东京堂1994年版,第4页。

[75][日]近藤好和:《弓矢和刀剑·中世武士合战的实像》,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第6页。

[76][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9页。

[77]同上书,第60页。

[78][日]田口宏雄:《武士道的源流·从骑马民族到武士的黩武系谱·下卷》,新生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79][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2页。

[80][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83—85页。

[81]《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67—270页。

[82][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19页。

[83][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64页。

[84][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80—84、102—103页。

[85][日]高桥昌明:《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177页。

[86][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第206—207页。

[87][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3页。

[88][日]高桥昌明:《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177页。

[89][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5页。

[90][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91][日]小松茂美编:《后三年合战绘卷》,《日本的绘卷》,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第16—17页。

[92][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01页。

[93][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3页;参见[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80页。

[94][日]井泽元彦:《英杰的日本史·源平争乱篇》,角川书店2006年版,第18页。

[95][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34—135页。

[96][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25页。

[97][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144页。

[98][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3页。

[99][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90—91页。

[100][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第188—189页。

[101][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70页。

第三章　镰仓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1180年12月12日,幕府供职的“311个御家人”,拥戴源赖朝为“镰仓之主”。1183年,后白河法皇被迫承认源赖朝对东国的实际统治权。1185年,又承认源赖朝向全国派遣守护和地头的权力。1190年和1192年,源赖朝先后被任命为右大将和征夷大将军,源赖朝的东国武家政权取得合法地位,开创了武士发展史上和日本历史上的新时代。从此,武士成为无可争辩的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威、主宰国家命运、引领民族文化,日本社会告别了贵族政治时代,跨入了漫长的武人执政时代。日本学者说:“在中世,人们开辟了依据实力的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武士。武士依靠武力改变了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因此,说中世是武士的时代并不为过。”[1]当然,日本的近世也是武士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以及武力决定一切和武士道理想价值居主导地位的时代。

随着武士上升为行使政治权威的统治阶级,武士、武士团和“武者之习”等,也具有了国家和私人的双重属性。武士既是武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军事支柱,履行实施武家统治的职责;又是私人的武装力量,依然要绝对忠诚和服从于自己的主君。武士团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私人性的武力组织。“武者之习”既是武家政权的执政纲领、理想价值和法律制度,又是武家社会主君与从者、武士个人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

一　镰仓武士公私双重属性的政治等级

镰仓时代武家社会双重属性的政治等级呈金字塔形,塔尖是源氏和北条氏,第二级是御家人,第三级是非御家人的“侍”,第四级是“郎党”、“郎从”。以关东武士为主体的御家人被认为是武士中的精英,构成武士阶级的中坚力量,把持武家政权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机关。由于幕府与御家人之间,大体上都能履行“御恩”与“奉公”的游戏规则,因此,直至13世纪80年代中叶御家人制度动摇前,武家社会基本上还能保持一定的秩序。

(一)武士阶级的君主源氏和北条氏

将军源氏是最上一级的武士,高居武家社会政治等级的顶端。不过,在1199年源赖朝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武家社会政治等级顶端的位置一直被人才辈出的北条氏家族长期把持。

源赖朝是源义朝的第三子,自幼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精通弓马骑射。1159年的“平治之乱”时,13岁的源赖朝随父参战,接受战火的洗礼。其父义朝策动“平治之乱”失败后,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半岛。在流放到伊豆的20年间,卧薪尝胆,广结武士,时刻想着为父报仇,打倒平氏。1177年,与伊豆豪强北条时政之女北条政子结婚,实力大增。

1180年4月27日,源赖朝得到以仁王号召东国各地源氏讨伐平氏的“以仁王令旨”,8月在岳父北条时政等人的支持下,举起讨伐平氏的旗帜。同年10月的富士川大捷后,率兵进入镰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创建御家人制度,关东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大小武士团迅速聚集在其麾下,受其保护,听其指挥。1185年3月,全歼平氏军队。1189年7月,亲率大军平定奥州。至此,源赖朝的势力扩张到全国,各地武士团也统一在源赖朝之下。1192年7月,拥有强大武力、占有大片土地的源赖朝,被后鸟羽天皇(1180—1239年)正式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基本上控制了国家实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198年12月,源赖朝竟然从马背上摔下后一病不起,翌年正月逝世。

1199年,源赖朝与北条政子(1157—1225年)之子、年仅18岁的源赖家(1182—1204年)继任为第二代将军。1193年,12岁的赖家参加父亲组织的富士川原野上的狩猎活动,还成功地射杀了一只鹿,源赖朝为此十分高兴,专门在现场对着赖家的猎物举行感谢山神的弓祭。武士子弟参加狩猎,并开始射中猎物,被认为是现实的成人式,在证明自身武艺的同时,也意味着得到神的祝福;赖家取得军事政权之首长的资格,乃是神意。[2]不过,尽管赖家证明了武家栋梁继承人精于弓马骑射的“武的资质”,但是赖家年少气盛、缺乏驾驭御家人的才能和权威,刚愎自用,行事专横,偏爱、重用岳父比企能员(?—1203年),排挤、压制幕府元老,引起关东武士们的不满。而且,赖家与比企能员之女生下一幡,比企氏取代北条氏占据外戚地位,赖家之母北条政子、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更是担心幕府实权落入比企氏手中。于是,出家为尼不久的北条政子以辅政为名垂帘听政,人称“尼将军”。在政子和时政的推动下,1199年4月,将御家人诉讼由将军独裁的制度,改为13名元老共同商议裁决的合议制度。1203年8月,政子和时政又策划将赖家的权力和财产一分为二:关西38国的地头职归赖家之弟千幡——实朝(1192—1219年),关东28国及全国的守护职授予赖家之子一幡。北条氏和比企氏的冲突激化,同年9月,北条时政先后杀死比企能员一家及赖家的长子一幡,废黜赖家,将其幽禁在伊豆的修善寺。次年7月,北条时政又派人杀死赖家。

赖家死后,年仅12岁的千幡——实朝继任第三代将军。实朝继位后,在朝廷做官,升至右大臣,但是,远离幕府权力中心的实朝,还是在拜贺八幡宫时死于非命。源氏将军,三代而亡。1219年,暗杀实朝的赖家遗子公晓被北条氏所杀,源氏宗家——源赖朝的子孙遂为断绝。

需要略加说明的是,源氏将军三代而亡,并不意味着源氏一门从此一蹶不振。源赖朝在世时,任命清和源氏血统的代表人物为关东御分国的国司,称为御门,准许称源姓。如:源赖范(三河守)、大内惟义(相模守)、山名义范(伊豆守)、伏见广纲(骏河守)、足利义兼(上总介)、平贺义信(武基藏守)、安田义定(越后守)、加加美远光(信浓守)。[3]在室町、战国和江户时代,依然可以看到源氏一族的众多后裔再显武威。

与源赖朝的直系传人一代不如一代相比,北条氏却是人才辈出,源赖朝死后,北条氏一直占据着“武士之长”的位置。北条氏是赫赫有名的“坂东八平氏”中平国香之子平贞盛的后裔,北条时政的五世祖便是将镰仓馆——东国霸权让给源赖义的平直方。不过,平直方让给源氏的镰仓,13世纪初又被其后裔北条氏抢了回来。源氏三代而亡,当然是北条氏强夺的结果。属于坂东平氏的北条氏虎视眈眈地盯着主家源氏,顷刻之间就夺取政权宝座。[4]平直方是出于挽回武家名誉而将镰仓让给源氏,北条氏则是出于政治野心而抢回镰仓,为了夺取源氏政权,不惜让源赖朝断子绝孙。

当然,北条氏为镰仓幕府的建立、巩固和制度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北条时政(1138—1215年)本是平氏部将,“进入镰仓前,已在伊豆国的北条馆确立起对当地的支配地位”[5]。源赖朝流放到伊豆时,时政受平氏之命负责监视源赖朝。1177年,长女北条政子不顾父亲的强烈反对与源赖朝结为夫妻后,时政也逐渐转向支持源赖朝。1180年,拥护源赖朝响应“以仁王令旨”起兵,“时政直属的北条军也成了源赖朝的亲兵队”[6]。在源赖朝创建镰仓幕府的过程中,北条时政可以说是功勋卓著。

1185年11月,时政率1000骑到京都后,立即施展才能,使后白河法皇发布追讨义经、行家的院宣,承认源赖朝在全国设置守护、地头,进而许可地头征收每反5升的兵粮米。镰仓幕府建立后,北条时政因占据镰仓殿的外戚——源赖朝岳父的地位,势力迅速膨胀,以致下野国足利庄的足利义兼、武藏国畠山庄的畠山重忠、下野国的宇都赖纲等关东大豪族,都与北条时政之女通婚。1199年,赖家继任第二代将军不久,工于心计的时政又与其女政子——源赖朝的正妻一起,将赖家的亲信、时任侍所别当的梶原景时逐出镰仓,次年又消灭梶原家族。为防止赖家之子一幡继任将军,政权落入外戚比企氏之手,1203年乘赖家病倒之机,与政子合谋将赖家的财产和职权一分为二,并且杀死赖家的儿子一幡、比企能员及其家族,软禁赖家,拥立实朝为将军,北条时政成为政所别当,以辅佐将军的名义掌握幕府大权。1204年,时政杀害赖家后,企图立自己的女婿平贺朝雅为将军,建立平贺氏政权,北条政子和北条义时等人坚决反对,起兵剿灭京都守护平贺朝雅,将其父时政逐出镰仓,不准重返政界。

北条时政被逐后,其子北条义时(1163—1224年)在北条政子的支持下继任北条氏家督,掌握幕府实权。1181年,源赖朝选拔武艺超群、忠心耿耿的11名御家人组成贴身卫队,负责寝所安全,义时任笔头。[7]源赖朝在由比乡等处狩猎时,义时都在源赖朝身边警卫;赖家着甲时,由义时负责教导,源赖朝对义时的信任由此可见。而且,义时在源平大战中随军远征西国,与关东武士患难与共,得到许多御家人的支持。1205年,义时成为政所别当,自称幕府的“执权”——代替将军掌握政治权力。1209年,取消守护终身制,代之以定期轮换制。1213年,借故杀死侍所别当和田义盛,自己一身二任,兼任政所别当和侍所别当两职,独揽幕府军政实权。1221年,在北条政子和关东御家人武士的有力支持下,成功粉碎了后鸟羽上皇发动的倒幕叛乱——“承久之乱”。此后,北条义时在幕府内部牢固确立起北条氏的“执权体制”。同时,武家在政治上也确立了对京都天皇朝廷的绝对优势。1224年,北条义时去世。

义时去世后,其子北条泰时(1183—1242年)继任为执权。泰时任六波罗探题时已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继任执权后,其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针对时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完善幕府的统治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迎来了幕府政权建立以来政局最为稳定的时期。首先,改变执权独断幕政的体制,推行较为“民主”的政治。1225年增设副职“连署”,任命11名精通政务的御家人组成“评定众”,与执权、连署一起组成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贞永元年(1232年)8月,泰时以源赖朝以来的先例和武家社会的道理为骨架,制定并实施《关东御成败式目五十一条》——俗称《贞永式目》的法律。于是,“泰时的政治,成为以评定众制的合议制和《贞永式目》的法治主义为两大支柱的执权政治”[8]。1242年泰时去世,其子时赖(1227—1263年)进一步完善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1249年在评定众之下设立“引附众”,协助评定众处理诉讼案件,幕府的统治体制臻于完善。同时,时赖又极力将幕府权力集中于北条氏嫡系家族——“得宗”,清除北条氏旁系家族,铲除对北条氏构成威胁的名越和三浦家族。

时赖之子时宗(1251—1284年)任执权时年仅18岁,1268年、1271年、1272年三次拒绝元朝皇帝武力威胁的国书,继之又于1274年、1281年两次成功粉碎了元朝的侵日活动。然而,时宗在对内统治中无视执权政治传统的集体评议制度,抛开幕厅,在自己的私邸召集北条氏嫡系家族、外戚和家臣(或称“御内人”),裁定幕府的大政方针。于是,旁系和嫡系御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激化,1285年的御家人骚动事件后,幕府赖以生存的权力基础——御家人制度开始动摇,镰仓幕府走向衰落。

时宗之后的数十年间,北条氏再也未能出现强有力的执权,实权落入下级权臣之手。末代执权北条高时(1303—1333年)只好斗狗,人称“狗将军”。1333年,源氏后裔的御家人足利高氏在前往镇压倒幕军途中倒戈。接着,上野豪族、源氏后裔的御家人新田义贞(1301—1338年)率关东地区的反幕武士攻陷镰仓,北条高时及其家族、随从800余人在东胜寺切腹自杀。

(二)武家政权的支柱——御家人

御家人,即与镰仓殿——将军结成家族式军事主从关系的武士,也称镰仓殿御家人、关东御家人。“御家人的本质在于镰仓殿与御家人私人性的关系。”[9]镰仓幕府成立后,御家人成为一种身份。

在源平大战期间,源赖朝通过保证东国武士本来的领地和主要住宅的支配权,将御家人编成自己的军事力量。御家人制的“背景在于,赖义、义家以来武家栋梁源氏和‘源氏谱代家人’东国武士人格的信赖关系。继而形成清和源氏的嫡流源赖朝和东国武士的主从关系,最初的人格的主从制原理,和以所领为媒介的恩给制原理相结合”[10]。14世纪初的幕府法制、诉讼制度入门书籍《沙汰未练书》说:“御家人即往昔的开发领主,由将军赐予御下文,确认其支配所领的人。开发领主就是具有根本私领或者本来领地的人。所谓非御家人,即身份上属于侍,但不直接侍奉将军,不领有承担御家人役的土地。”[11]御家人与其他武士的根本区别,在于与将军私人性的家族式主从关系,是源氏大家族的一员。

御家人是源赖朝的股肱家臣,日本学者桥本实将御家人分为:(1)累代御家人,指代代与源氏结成主从关系的关东武士,即赖义、义家以来与源氏结成主人关系的关东武士。(2)源氏一门,主要是甲斐、信浓、远江的源氏,即武田信义、平资有义、安田义定、逸见光长、小笠原长清等所谓义光流的诸氏,他们在甲斐举兵,在骏河黄濑河与源赖朝会合,并在富士川大战建立奇功。(3)源平大战中有战功的地方豪族和臣属的地方武士,如肥前国的龙造寺季家不听平家命令,追随源氏并极尽忠勤。此外,义经将平氏追击到坛浦时,周防国在厅船所五郎正利——当国的船奉行,将数十艘船献给义经,经义经推荐源赖朝采用为御家人;佐竹藏人佐竹冠者秀义因追讨有功而列入御家人行列。(4)降伏的平氏家人,如畠山重忠、河越重赖、江户太郎重长等降于源赖朝军门之下,作为御家人占据枢要地位。(5)源赖朝招到镰仓的京都公卿,如大江广元、三善康信以及中原亲能、藤原邦通等。(6)源赖朝在特殊场合任用的御家人,源赖朝以一艺一能之杰出者为御家人。[12]从御家人的来源看,“镰仓幕府有力的御家人的大半,出自藤原秀乡流,桓武平氏贞盛、繁盛流,平氏良文流三部分”[13]。当然,御家人的主体和核心是关东武士。

御家人制度建于1180年,源氏的根据地在关东,基础是关东武士团,因而最早成为御家人的主要是关东豪强武士,故也称“关东御家人”。随着源氏的节节胜利和镰仓幕府的建立,10余年间御家人便由关东扩展到全国各地。“据说平氏没落时,源赖朝在东部有家臣2000人以上。”[14]到“镰仓初期的文治元年(1185),关东御家人有2096人。那以后,数量虽有增加,但要准确把握总数却是非常困难的。”[15]当然,也不是任何武士都有资格成为御家人。“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制度,以武士团的惣领制为前提,由惣领代表一族与镰仓殿结成主从关系。”[16]换句话说,御家人本来也是武士团的首领。

在御家人中,累代御家人最得源赖朝信任和器重。内战结束后,源赖朝让远江、信浓以东15国的御家人武士负责京都大番役、镰仓番役,并任命他们充当各庄园、国衙领的地头和各国的守护。正是他们构成支撑镰仓幕府的中核,占有比其他地域出身的御家人更高的地位。[17]从军事实力和对源氏的忠诚来看,以累代御家人为代表的关东御家人,高于其他地域的御家人。

将军与御家人的关系是封建的主从关系,要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须履行一定的手续。主要内容为:(1)御家人谒见将军,称为“见参式”或“初参礼”(也有的从者向将军呈上表示忠诚的“起誓文”),并向将军呈递名簿,即向将军表示臣服,宣誓忠诚;(2)将军向御家人颁发领地证明书“本领安堵下文”,即将军承认其领地的合法性和双方结成主从关系。继承时也要履行同样的手续,御家人发生继承纠纷时,将军有权裁决。随着将军的家人不断增多,程序也日渐简化。如在西国地区,仅有源赖朝的代表接受当地武将向源氏呈上将成为御家人的武士“交名”(即列有名字的文件),然后由将军发给下文(通知)予以认可。再后来,由于御家人的人数越来越多,程序也更加简化,本该由将军发给的下文也改为由将军的代表给予“奉书”(奉将军之命发的文书)。

源赖朝建立的武士政权没有像平氏政权那样,转瞬之间即土崩瓦解,根源就在于源赖朝通过以“御恩”和“奉公”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度,与关东武士形成共同的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了一大批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御家人,并通过御家人组建起一支甘愿为之舍命疆场的武装力量,拥有越来越强大的武力。随着源赖朝势力的增大,特别是幕府实力的不断增强,源赖朝与家人的主从关系也越来越巩固。正是这种牢固的主从关系构成幕府政权的坚实基础。1221年(承久三年),上皇发动推翻武家政治的“承久之乱”,御家人依然对幕府忠贞不贰,纷纷率领一族参战,迅速集结起20万大军,短短一个月就平定了动乱。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皇室的倒幕战争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御家人是享有特权的军事贵族。政治上,御家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构成统治阶级的中上层,幕府的重要官职及地方各国事实上的军政长官——守护、各地公私庄园的实际统治者——地头,均由他们担任,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军事上,他们是职业军人,充当幕府政权的军事支柱和国家军事力量的中高级军事指挥官,不仅统辖一国、一乡的武装力量,而且还直接拥有实力强大的家臣团;经济上,源赖朝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再担心自己的土地会被朝廷没收,是拥有土地的军事领主。

(三)非御家人

“所谓非御家人,即身份上属于侍,但不直接侍奉将军,不领有承担御家人役土地的武士。”即:没有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都属于非御家人。主要是:(1)身份地位属于“侍”的骑马作战的武士,大部分为中小武士团首领;(2)“侍”的从者——郎党、郎从,几为徒步作战的下级武士。

非御家人中“侍”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虽在御家人之下,主要是中小军事贵族,但自身也是拥有郎党、郎从的中小武士团的首领,有些人的实力可能还超过部分御家人。在武家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处于中层,大体上属于中级武士和中下级指挥官。主要包括,没有与源氏建立主从关系的武士和御家人属下的家臣武士(陪臣)。不过,他们虽然没有与将军建立直接的主从关系,不存在和将军直接的“恩惠”与“奉公”关系,但作为臣民,也需要服从将军的管辖和调度。

非御家人里的“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能担任御家人武士剩余的、次要的中下级官职,御家人担任各地庄园的地头,他们往往被任命为庄官,监督下人、所从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军事上,作为自己军事组织的首长和专事征战杀伐的职业军人,构成武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在上一级军事首领的统领下,率领属下武士东征西讨,平时在家磨炼骑射和刀术、剑术等战技。

经济上,这些非御家人武士以前既不被朝廷承认,又极不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因武士政权的建立而取得了合法地位。和御家人一样,其土地也是包括祖传的土地(本领地)和主君恩赏的土地(恩地)两部分,直接通过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获得经济来源,即使主君恩赏的土地被没收,依靠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也能维持基本的经济生活,具有较强的经济独立性。

“毫无疑问,幕府是军事政权,基础是构成其军事力量的全部武士。”[18]不用说,这全部武士,当然包括数量庞大的下级武士,即郎党、郎从,大体上相当于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构成整个武家金字塔结构的底座和基础。“构成武士团中核的是家子和郎党、郎从。例如,武藏国河越重赖的女儿嫁给义经赴上洛时,由家子2人和郎从30余人护送。宫城四郎受命追讨奥州的芝田次郎时,率家子3人、郎从10余人前往。要成为强有力的武士团,就需要有数量极大的家子和郎从。”[19]在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的各类大大小小的武士团中,家子和郎党、郎从,特别是郎党、郎从都是最基本的军事力量,至少要占武士总数的80%以上。郎党、郎从虽然是最下级的武士,但他们作为武士,也是政治上无可争辩的统治阶级、社会上的主流阶级。

还需稍加说明的是,镰仓时代也出现了相当数量失去主君、失去所领的“浪人”。这些“浪人”的出现,一是12世纪80年代,源赖朝先后消灭源义仲、平氏和奥州藤原氏,除义仲、平氏和藤原氏的所领外,其部分家臣武士的所领也成为源氏的战利品恩赐给关东御家人。二是幕府成立之初,源赖朝枉杀义经、范赖和上总介平广常、武田氏之后一条忠赖等大功臣;北条氏排斥异己,先后灭亡梶原氏、比企氏、和田氏、三浦氏等有实力的御家人武士,被源赖朝和北条氏灭亡者的家臣武士中也有部分人被没收了所领;三是“承久之乱”后,参加叛乱的武士的所领被没收。这样,便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浪人”,即在野的、非主流地位的武士。

(四)武士的分化和武士团的重组

镰仓中期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武士阶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就连身为上级武士的御家人也日益贫困化。主要原因是:(1)分散继承制。大家族分裂为许多分支,丰厚的军事领地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微薄遗产,抵御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2)繁重的军役负担。如“御家人役”包括军役奉仕、封建性义务、封建性援助三部分,军役奉仕有战时奉仕和平时奉仕;封建义务分所谓公事和根据将军的命令向朝廷及寺社寄进,甚至将军旅行乃至远出的供奉等广泛的义务;封建援助,即将军的儿子元服、女儿结婚时的献金及其他义务。(3)商品经济的侵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武士的生活支出日益增大。(4)抗元战争的军事负担和经济负担。尽管御家人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幕府没有战利品——土地满足有功将士的恩赏要求。

与“源平大战”和“承久之乱”不同,“历时五年的‘源平内战’没收的土地有500余所,31天的‘承久之乱’没收的所领有3000余所。而抗元战争的文永、弘安两役,一所战利品都没有”。“即使时宗将自家领地的肥前国神崎庄(神崎町)等3000余町拿出来,分成二町、三町一份作为恩赏地,但是,要充分满足有功将士,依然是不可能的。”[20]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恢复自己的经济实力,部分御家人通过大肆侵占“公领”、大搞13世纪中期开始采取的“地头请”和“下地中分”的办法,蚕食庄园土地自救。但是,多数御家人却因军事负担和经济负担而穷困没落,许多贫困没落的御家人,甚至典当或出卖祖先拼命得来的“名字之地”——领地。

幕府拿不出土地恩赏给有功将士,破坏了主从关系“恩惠”与“奉公”的游戏规则,失去了御家人的信赖和支持,动摇了御家人制度的基础,御家人制度也开始走向崩溃。

在武士的分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包括御家人在内的广大武士日趋没落;另一方面是少数御家人武士——守护,利用其作为地方各国军政长官的权势,通过侵占庄园土地、将地头等武士作为自己的家臣,成为拥有大量土地和家臣的武士大封建主——守护大名。他们将国内武士变为自己的家臣武士时,许多御家人也转而与之结成主从关系,从而破坏了“御家人直属幕府的根本原则”。

在武士的分化过程中,出现了武士团的重组。新产生的武士团,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地缘因素越来越浓厚。各御家人家族发生了分散聚合,他们在寻求经济援助和保护的过程中,与当地守护等强有力的御家人武士结成新的主从关系,形成新的武士团。围绕武士团的重新组合,以守护大名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争夺武士团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二　镰仓武士公私双重法权的内部关系

镰仓幕府建立后,如同武士具有了国家和私人的双重属性一样,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也有了国家和私人的双重属性,公权与私权相互交织,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和军事关系都有了国家政治关系的性质。如果说平安武士的内部关系以私人关系为特征的话,那么,镰仓武士的内部关系则以构成国家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为特征。

(一)双重法权的主从关系与政治关系

镰仓幕府的建立,既标志着武士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也标志着武家社会内部的主从关系有了国家政治关系、政治制度的性质。武家社会内部金字塔形的主从关系,就是武家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统属关系和统治体制,一级主从关系就是一级政治关系和政权结构。各级武士在主从关系中的位置,与他们在武家政权中的位置相对应。

“1185年11月,源赖朝以追讨义经和防止反乱为由,向朝廷要求在全国设置守护、地头的权力,并派御家人担任,得到朝廷认可。守护设置在国,主要任务是统驭国内御家人和维持治安。地头设置在全国的公领、庄园,负责征收年贡、维持治安等。”[21]“源赖朝让御家人担任守护、地头,配置在诸国、公领和庄园里,分担自己作为日本国总守护(国家军事、警察权的最高行使者)的权限(‘御家人’不只是源赖朝私人的从者,而且是国家军事警察权的现地执行者,因此,在‘家人’上冠以‘御’字)。”[22]源赖朝任命御家人担任守护、地头,标志着主从关系成为武家政权正式的政治关系和统治体制。

源赖朝缔造的武家军人政权,独立于天皇朝廷之外,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关系和组织原则。在武家军人政权中,只有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御家人才有任职资格,幕府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职都由他们担任。“郎等作为幕府的陪臣,在法律上不能任职。”[23]将军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成为幕府政权的基本框架,“镰仓幕府的特征在于,一边作为独当一面的国家权力的支配机构,一边将主从这种私人性的个人关系作为构成政权的基本原理”[24]。私人性的主从关系与幕府的中央地方官制相结合,形成将军→侍所→守护→地头的武家统治体系。

镰仓时代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日本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定义:一种是以和辻哲郎为代表的“绝对支配说”,主从关系是坂东武者对主人的奉公献身精神;一种是以津田左右吉和家永三郎为代表的“双务契约说”,主从关系是主人的御恩与从者的奉公的交换关系。在镰仓初期武士的主从关系里,武士分为:(1)与主人有人身隶属关系的“家人型武士”,(2)对主人的向背自由得到承认的“家礼型武士”。这两种类型的主从关系,分别由武士的系谱和社会条件决定,“家人型武士”属于“绝对支配说”,“家礼型武士”属于“双务契约说”。[25]两种定义各有自己的依据,也确实存在。

当然,“绝对支配说”和“双务契约说”的主从关系,都以利益为纽带,都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以将军和御家人为例,将军的“御恩”包括:(1)本领安堵,即确认家人原有的领地;(2)新恩给予,即根据战功给予新的领地;(3)发生领地等纠纷时,为家人提供保护;(4)向朝廷推荐官职,任命御家人为武家政权的守护、地头。御家人的“奉公”分为:(1)服从和效忠将军,战时率领一族武士参战;(2)平时的军事勤务,如守卫京都的京都大番役、守卫镰仓的镰仓番役,等等;(3)完纳财政负担,如皇宫、幕府、寺社及驿站的修建费用等。

所有武士都处于金字塔式的主从关系链条之中,“将军”位于主从关系链条的顶端,链条的中间是作为“侍”的御家人和非御家人,最后一环是处在金字塔底层的郎党、郎从。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将军→御家人→非御家人的侍→家子→郎党、郎从。中间环节的各级武士扮演着双重角色,对上是家臣、对下是主君。将军以下的所有武士,都在主从关系中受主人的“恩惠”,向主人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每一层次的主从之间,都是面对面的直接互动,都有明确的权力义务。武士终身乃至世世代代都只能有一个主君,从一个主君处得恩赏,效忠一个主君,一旦离开主君,即为无主“浪人”,就会被武家社会所抛弃。

(二)宗法的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

幕府政治以主从关系为政权构成的基本原理,以家族式统治为基本形式。“家族关系是幕府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家族主义是幕府政治的重要特征”[26]。主从关系的将军→御家人→非御家的侍→郎党、郎从,就是家族关系的总领(本家)→庶子(分家)→从者。

源赖朝将幕府视为“源氏家族的家业”,幕府的三大机构——侍所、政所、问注所起源于贵族的家政机构,由赖朝的心腹家人任长官;幕府地方统治机构的守护、地头,由作为源氏家族成员的御家人担任。守护、地头既是将军的家人或将军一族的分家,自己又是一族的总领,他们作为将军的家人领受任务,作为一族的总领率领一族履行对将军承担的职责,任命一族的庶子担任副职或下一级职务,分派具体任务,一族在总领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完成守护和地头的职责。“当时,总领最具意义的权力是军事统率权。总领管理家传的所领,站在保护一族的立场上,成为一族军事力量的中心与他族战斗。……镰仓幕府利用总领制统治御家人,平时征课大番役和其他军役,战时率领一族出征。总领制与幕府支配关系密切的原因,就在于总领制所具有的军事能力。”[27]总领代表一族,在军事勤务和庄园、国衙领等的管理方面向幕府负责,对一门庶子分配任务,然后再由他汇总向幕府效力。武家法典——《贞永式目》还从法律的角度肯定总领的权力和家族关系。在总领的权力中,最大和最具权威的权力是军事统率权。

在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的镰仓武家政权中,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取决于血缘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将军的家人分为不同的层次,享受不同的政治待遇。以源氏子孙为核心,将军的源氏直系子孙继承将军的职位;以关东的源氏累代家臣为基干,幕府要职和各地的守护、地头几乎为他们垄断;外层是西国御家人,担任东国御家人剩余的官职。同样,在守护和地头一族内,守护和地头又将守护、地头的职权细分为若干层次,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和关系的亲疏在一族内部进行分配。

武士团本来就是构筑在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基础上的战斗集团,一个武士团就是一个生死相依的军事大家族。武家社会不存在独立于家族的武士,所有武士都必须融入家族(集团)之中,作为家族的一员而存在。武士不仅生活在主从关系之中,而且生活在特定的家族关系之中。

镰仓时代也是武士团走向统一和武家社会家族关系大发展的时代。由于幕府将没收来的平氏“所领”和“承久之乱”中叛乱者的“所领”作为战利品赏赐给有军功的关东武士,由于幕府任命御家人为各国国衙的守护和各地庄园的地头,于是,得到恩赏和被任命为守护、地头的关东御家人家族,就分衍为二个、三个家族,甚至分衍为更多的小家族,分别居住在祖传的所领、恩赏的所领和任职地。例如,“以承久之乱为顶峰的众多内乱和政变,幕府没收了反幕府方面的所领,分配给御家人作为恩赏。离开本领迁移到西国的御家人称为‘西迁御家人’。在西迁御家人中,有大友、毛利、小早川、吉川、相良、涉谷、熊谷、山内首藤、深堀氏等,不少还成长为有力的国人和大名级别者。千叶、宇都宫、二阶堂氏等有力的庶流也有定居西国的例子”[28]。这些分衍出去的小家族,依然保持与总领家的关系,参加由总领在本领地主持的祖先祭祀等活动

镰仓幕府还从法律制度上肯定家族关系和总领的权力。“根据《御成败式目》:武士家族,亲对子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御家人内部实行的是以亲权为中核的族内法,幕府等公权力不能干涉族内的亲权(18、20、26条)。”“1248年的式目追加又规定,武士与郎从的纷争,无论缘由如何,幕府一概不予受理,幕府不干预主从结合,武士对郎等拥有绝对权力。”[29]这样,家族关系在镰仓时代就上升到了国家制度的层次,家长的绝对权力也有了法律依据。

(三)双重属性的军事关系与政治关系

与主从关系、家族关系一样,武家社会内部的军事关系也具有国家政治关系的性质。而且,由于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武士团是军事组织,武士家族是军事家族,幕府政权是军事政权,因此,军事关系构成贯穿武士内部关系的主线,主从关系、家族关系、政治关系实质上是军事主从关系、军事家族关系和军事政治关系。

镰仓武士内部的军事关系,是平安武士内部军事关系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平安时代的“御恩”与镰仓时代的“御恩”一样,都是以土地为中心,都是由各级主君向下给予从者。但是,两者又有本质的区别。(1)武士团的所属性质不同。平安时代的各武士团自成一体,分别完全是各自主君个人的军事力量,武士团之间互不统属、各自为阵;镰仓时代的各武士团全部统一在幕府之下,构为源氏武士团的一部分,组成武家政权全国性的军事力量,以源氏为最高军事统帅。(2)主君“御恩”的性质不同。平安时代各武士团的“御恩”是主君的个人行为,缺乏国家权力的保障;镰仓时代各武士团的“御恩”是以源氏为代表的武家政权的“国家行为”,通过国家权力进行,受国家权力的保护。(3)军事关系与政治关系合二为一,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相对应,一级军事组织就是一级武家政权组织。将军是全国武士的最高军事首领和武家政治的最高统治者,武家政权中的守护和地头,既是一级军事组织的军事首领,又是一级武家政权的行政长官。

源赖朝将各武士团统一在幕府之下,各武士团内部的军事组织、军事关系构成幕府政权军事组织、军事关系的一部分。通过“恩赏”的层层向下分赏,明确了武士内部的军事等级、军事隶属的主体关系。源氏和北条氏将没收来的平氏土地、“承久之乱”中叛乱者的土地以及其他叛乱者的土地,作为“恩赏”给予有战功的关东御家人,得到恩赏的关东御家人向幕府宣誓效忠,并履行军事义务。这些关东御家人又如法炮制,将幕府的恩赏在本集团内按军功行赏,并要求从者效忠和履行军事义务。将军→御家人→庶子→家子→郎党、郎从逐层向下按军功行赏,形成从者向上级主君效忠、承担军事义务的军事组织、军事关系,即形成全国一元化的、以将军为顶点的军事组织、军事关系。

层层向下封赏“恩地”形成下一级对上一级的军事组织和军事隶属关系,即从者与主君的军事主从关系和政治关系。由于封赏是逐层进行的,不是从将军直接一封到底,从者从上一级主君手中得到“恩地”,只对直接主君效忠、听从直接主君号令。通常,主君对从者的从者也不具有越级调遣的权力。各级主君手下的武士,构成一级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每一级军事政治组织都具有相对统一、独立的组织体系。

西欧的骑士可以从多个主君手中得到恩赏,是多个主君的从者,对多个主君负责,主从关系复杂,军事义务容易流于形式。日本的武士只能从一个主君手中得到恩赏,只能是一个主君的从者,对一个主君负责,军事组织严密,军事义务明确,较为有效地避免了西欧骑士军事组织中军事义务难以落实的隐患。主君将“恩赏”(包含承担军事义务的军费)给予从者,绝对不容许从者不履行军事职责。1189年,源赖朝通过奥州合战进行全国性的军事动员,考察御家人的忠诚心、检验自己的军事权威。结果得到“恩赏”而未履行军事义务的安芸国叶山介宗赖、丰前国伊方庄地头贞种分别受到源赖朝严厉的军法惩处,前者被没收所领,后者被取消地头职。

由于武家政权的政权组织由军事组织演变而来,军事权力构成武家政权的核心权力,因此,在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中,军事关系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武家政治以武为本的基本特征。

三　镰仓武士征战杀伐的生活

镰仓时代的武士既是行使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又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扮演以战斗者为中心的角色,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30]在此阶段,“武士的职分首先在于武,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31]。镰仓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然要以战争生活为中心。

(一)军事领地和武士馆

镰仓时代的武士原则上都是在地领主,部分日本学者以此作为武士(中世武士)的标志,形成武士定义中的“在地领主论”。此时的武士,确实具备我国学者沈仁安先生关于武士定义的四项指标,即:政治上是统治者,社会上是战斗者,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思想上是主从道德者。

对武士来说,“领地既是武士的经济基础,又是郎从的居住地,构成维持武士团的决定性因素”[32]。拥有领地既是武士的根本条件,也是滋生武士名誉的渊源。武士特别看重先祖开发的领地,一族、一门就是以先祖开发的领地为核心形成的。“苗字的产生也来自这种本领土地。本家的苗字以门第的家号或者一族的祭祀之地——山庄作为苗字源;武士以开发的本宅或者本宅之名,作为苗字。祭、墓、苗字一起成为一族、一门。许多家徽也是来源于此。”[33]以本领为苗字地的苗字族,因其规模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苗字地域名也有大有小。镰仓时代苗字逐渐成为武士的特权后,“在幕府法中也出现了对武士‘剥夺苗字’的名誉刑”[34]。苗字和本领一起,由总领=嫡子继承。

镰仓武士或是在军事和经济要地,或是在背靠山丘扇形的堤坝上建造居所,周围环绕着土垒和壕沟,或称为“崛内”、“土居”,或称为“馆”、“武士馆”。“地头的馆,通常呈四方形,每边约为100米至200米,四周有壕沟和土垒环绕,称为‘土居’等。其内部,有领主和家族、从者住的房屋,下人的小屋,马厩,工作坊,仓库,就像是严格设防的要塞。馆是军事据点、城郭、农业经营基地。”[35]“‘一遍上人绘传’中的筑前国武士馆,除用石料建造的主殿外,还描绘了马厩、箭楼门、栅栏、堀壕等,门外可以看见有警卫的武士。”[36]“平时侍(包括御家人、非御家人)是农村的名主,在村内构屋居住。郎从则寄居其宅内,研习武艺,并为主人服杂役。”[37]武士平时的生活内容,主要是练习骑马、射箭等军事技能,即备战。

武士的领地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军事领地,以满足军事需要为前提。“武士在合战时自备武器和费用。”[38]领地收入既要支撑日常经济生活,又要购置军事装备、承担战争军费。马匹、弓矢、刀剑等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战争的军费,比武士家庭生活物资的费用更大。战马是必不可少的装备,其作用足以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和战斗的胜败,同时战马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一是战马并非一般驮运物资的普通马,价格不菲,良马更是价格昂贵;一是战马每天食用的草和马料(通常是粮食),“为了保证马的健全,首先必须给予充分的马粮。……马的食粮包括稻草、糠、干草和大豆,以及一定数量的盐,因此,马粮也是莫大的数量”[39]。另外,战马会死,会老得不能参加战斗,又得花钱购买新马。而且,武士团首领还得多准备一些良马和武器作为奖品,赏赐给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家臣武士。

武士政权建立后,政治生活也成了武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武士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以军事职责为载体。将军在全国武士特别是御家人武士的武力支撑下,行使政治权威,实施军事统治。将军任命御家人作为自己的政治军事代表,到各国担任守护——地方性军政长官、到庄园担任地头——军事土地长官,这些守护和地头到各地任职时,带着自己的家臣武士一同前往,在自己辖区的战略要地建立统治中心“武士馆”,依靠武力行使守护和地头的职责,维持社会治安、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和军粮,武力威慑其他社会群体。

(二)以宗族为单位的军事体制

武家统治以家族主义为特征,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原则上以族为单位。将军与一族的总领结成主从关系,幕府颁发给一族的领地证明书——“领地安堵”以总领为对象,幕府对一族规定的军事义务由总领负责。幕府的法律《御成败式目》,赋予总领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力。

镰仓时代的军事组织以一族为基本单位。如前所述,一族以总领为中心,由本家和若干分家构成。总领即族长,由本家嫡长子继承。一族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核心层是本家(嫡子)和分家(庶子)构成的兄弟共同体,第二层是甥、侄、堂兄弟等旁系亲属,第三层是模拟家族关系(如姻亲关系、收养关系)的成员和族外小领主等。在族的内部关系中,本家家长为总领和最高军事指挥官,分家家长为下一级军事指挥官,分家家长之下的从者为一般战斗员。族的指挥系统是总领指挥分家家长,分家家长统率属下从者,即总领→分家家长→郎党、郎从。族为一级军事组织,分家为族内的战斗小组。发生战争时,总领率领一族携带着粮草出征,向分家家长指派战斗任务。当然,以族为单位的武士团之间规模和实力悬殊很大。总体上说,东国武士团比西国武士团大,以出自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团实力最强。如平氏的三浦氏、北条氏,源氏的足利氏、新田氏等。

平安时代末期,地方武士以自己的主要住宅或住宅地为“苗字地”。源平大战时,他们又以苗字为一族团结的标志,并且形成以共祭、共墓为结合中心的“苗字族”。到镰仓时代,苗字族广泛形成。其实,一个苗字族就是一个总领制武士团或一个军事组织,各武士团都有自己一族的家族纹章——“家纹”,如北条氏的代表性家纹为鳞纹。

一般来说,家纹萌芽于源平大战,形成于“奥羽征战”和“承久之乱”。源平合战时,有源氏的白旗、平氏的红旗区别敌我双方。源赖朝统一天下后,为了提高源氏嫡流的权威,部下又在传统的白旗上添加各种元素以示和宗家的区别,并因此使旗纹形成家纹。例如佐竹氏添加描写月的扇形,畠山氏添加小字的蓝皮。“为了在战场上避免混乱、区别敌我,记载自己的活动,反映战功和日后的恩赏,并与他氏相区别,进而附加武具、笠印、旗、幕等。根据《源平盛衰记》,当时的武士中使用家纹的只有熊谷、儿玉,以后武士才广泛使用自己的家纹。”[40]据《吾妻镜》曰:“宽喜二年(1230)二月三十日条记载,镰仓发生骚动时,知道变故而聚集在幕府和执权泰时邸下的武士们,各自举旗参加,次日泰时下文加以认定。”[41]抗元战争中,西国武士也纷纷制作自己的军旗,并在旗下行动。

家纹为一族共同使用,不过,总领家的本家家纹和庶子家的分家家纹也有些微差异。例如“藤堂家的本家以‘常青藤’、‘酢浆草’为家纹,支流(伊势久居藩主)以‘圆形常青藤’、‘圆形酢浆草’,以丸区别本家和支流。旗本藤堂家,只用酢浆草,不用常青藤。”[42]

家纹产生后,逐渐成为维持一族象征和武士团结合的精神纽带。家纹图案主要来自植物、动物、器物、文字、天文等,以植物为最多。另外,家纹大多与氏神信仰有关,如以熊野信仰为背景的竹柏、币、稻,伊豆山权限和熊野权限的神木——竹柏,京都贺茂神社的神纹——葵纹。由于从三河到伊豆一带分布着许多贺茂神社的御厨(庄园),因此,本多、伊奈、岛田、松平等地出生的武家,以葵为家纹。出自平氏良文流的千叶、相马、丰岛等以月和星为基调的家纹,据说源自良兼、良文讨伐将门时,被将门围困生命垂危之际,北斗七星、妙见菩萨降临,救其于危难之中。镰仓时代以降,家纹日益成为武士的身份象征和武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三)弓矢刀剑和典制化的“骑射三物”

镰仓武士的武器装备与平安武士基本相同,依然以弓箭和刀、剑为主,尤其是弓箭,当时武士在战场上所负战伤多为箭伤即是证据。弓箭是远距离作战最有效的武器,刀、剑、矛则主要用于近距离肉搏战。随着武器制造的发展,镰仓时代的刀匠已成为专门的职业,并在刀匠中出现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住在镰仓的冈崎正宗(1264—1344年),正宗曾向当时一流的刀匠新藤国光等学习,取其所长,自成一派——相州传。正宗制作的刀,几乎没有铭(作者姓名),留有“京极正宗”、“不动正宗”、“大黑正宗”等名的,都是国宝。[43]

源赖朝在镰仓建立起武家政权后,依然执著地保持东国武士崇尚武勇的传统,砥砺武士崇尚武勇、勤练武技。“本来关东武士就以骑射为骄傲,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后,热衷于奖励流镝马、笠悬等马场的弓技。”[44]1191年,将流镝马作为象征幕府寺社体制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之一。“源赖朝还多次组织围猎,统率各武士团进行综合性实战训练,如1193年的富士围猎。”[45]通过狩猎,亲自检阅关东武士的骑射绝技,检验武士平时军事训练的成效,鞭策武士勤练武功、武技,不断提高行军打仗的战争技能。“犬追物”也在镰仓时代开始盛行,《吾妻镜》贞应元年2月6日条记载说:“南庭有犬追物,射手小山新左卫门尉朝长、氏家太郎、骏河二郎泰村等四骑,犬二十匹,检见(审判役)骏河前司义村加一骑。”[46]此后,幕府经常举办“犬追物”,御家人武士也多以之作为练武和娱乐活动。镰仓武士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主要是有助于提高马背上作战能力的“骑射三物”和“狩猎”。“承久之乱以前《吾妻镜》所看到的流镝马以外的骑射艺,除猎场的狩猎外,还有牛追物、小笠悬、笠悬等。……小笠悬尤其值得注意……比流镝马的骑射术难度更大。”[47]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形式、主要兵种和兵器等因素。

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旺盛的战争精神,既是职责需要,也是生存需要。因此,他们的居所“武士馆”通常都建有专门的军事训练场,如笠悬马场。为了保持战斗力,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武士平时除履行军事义务外,就是在武士馆中或采取个人训练的方式,或采取多人对练的形式,练习骑术、弓术、刀术、剑术等战争技能。这些军事技能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因而也是最基本的训练内容。特别是骑兵,马上作战技能难度极大,更是需要坚持不懈的系统训练才能运用自如。武士团首领为了维持集团整体的战斗能力,也经常组织集中的军事训练,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主要是“骑射三物”和狩猎。

贵族喜欢玩弄权术,武士以武艺高超为美德。对以战斗为生活、以生活为战斗的武士来说,“骑射三物”和狩猎,既是军事训练,又是娱乐活动。对惊险、刺激的人与动物的战争——狩猎更是情有独钟,尤其喜欢围猎野猪、熊、鹿等大型动物,尽管在狩猎大动物的活动中受伤和死亡事故时有发生,武士还是乐此不疲。

武士子弟继承父业,肩负着以武力守护和扩大家名、家业的重任。父辈为了培养其日后以战场为人生舞台的生存技能,幼年时代就对他们进行较为系统的战争教育和战争训练。这种幼年所接受的战争教育和战争训练,对其一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价值追求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镰仓武士的战争

武士政权建立后,天下并不太平。幕府内部有争权夺势的相互残杀,1199年,源赖朝去世,幕府内部的纷争因北条氏一族谋求幕府的最高权力而公开化、白热化。为了夺取幕府实权,北条氏不惜暗杀二代将军源赖家、三代将军源实朝,以武力剪除幕府的创业功臣。幕府外部有公家和武家的对抗,依然保有一定实力的朝廷念念不忘颠覆幕府政权,夺回失去的权力,确保院政实权。后鸟羽上皇在皇宫严密设防,除北面武士外,又增设西面武士加强军事力量。幕府内部的矛盾越尖锐,朝廷的反扑就越激烈。1221年,朝廷终于发动倒幕战争“承久之乱”。同时,派到各国的守护和各地庄园的地头,在实施对地方的军事统治时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天皇朝廷国司和地方势力或明或暗的抵制。

镰仓武士参加的战争主要有:(1)武士内部的战争,主要是北条氏武力剪除异己,如1200年消灭源赖朝的宠臣、赖家的亲信、侍所别当梶原景时家族;1203年灭亡二代将军赖家的岳父比企能员一族;1213年灭亡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1247年灭亡唯一能与北条氏对抗的“相模之雄”三浦氏一族,三浦氏一族仅被迫自杀者就多达260人;1285年的“霜月骚动”中灭亡外样御家人的代表安达泰盛一族及其一派的大量御家人。(2)幕府外部的战争,即朝廷发动的倒幕战争——“承久之乱”。(3)来自于国外的战争,即“抗元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承久之乱”和“抗元战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镰仓时代的战争体制依然是以一族为中心,一有战事,幕府便对一族总领——御家人进行军事动员。御家人接到战斗指令后,便率领一族成员带着军需物资、举着一族军旗奔赴战场。如在“承久之乱”和抗击元军的“文永之役”、“弘安之役”中,接到幕府军令的各武士团纷纷举着军旗赶到指定地点,在幕府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战斗。各武士团总领从上一级军事长官处领受任务后,又向一族各分家——战斗小组分派具体的战斗任务,统一指挥一族进行战斗。

在战斗正式打响前,镰仓时代的武士也需要大声自报家门和身份,历数自己的居住国、姓名和先祖以来的系谱及功勋。通过“语言战”炫耀家名,威吓对方。同时,也希望敌方战将具有与自己对等的地位和名望,这也表现了武士对祖先的尊崇和对自己名声的维护。在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关东武士传统的骑兵战、弓矢战,最后才是属下步卒武士的刀剑杀戮战。

武士以胜利为第一要义,[48]以建军功、获恩赏为参战的主要目的。由于率先冲入敌阵可获大功,因此,源平大战中出现的“争头阵”、“争功名”的战法日渐盛行。战争中时常出现不顾集团主君的安排,争先冲入敌阵、抢夺头功的现象。

镰仓幕府的成立,标志着武士的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崭新一页。从此,武士取代贵族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社会上的主流阶级和文化上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是在武士的引导下,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正式走向以武为本、军事至上的社会发展方向。

武家军事政权建立后,武士内部的私人性主从关系、家族关系成了武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军事主从等级决定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将军与御家人的军事主从结构与幕府的中央地方官制相结合,形成将军→侍所→守护→地头的政权体制。源赖朝掌握幕府的最高权力,源赖朝的家人——御家人及其一族成为幕府政权中央和地方的统治者。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镰仓武士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不过,他们依然主要扮演着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全部生活都以军事生活为中心,政治生活以军事生活为主要载体。他们以武力推进武家统治,侵蚀公家贵族的统治权力,并在“承久之乱”中给予公家朝廷致命性的打击。此后,“武家掌握了皇位继承者的决定权”[49],公武二元政治逐渐向武家一元化统治倾斜。

【注释】

[1][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1页。

[2][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66页。

[3][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33页。

[4][日]今东光等:《历史的京都·1·天皇和武士》,淡交社1970年版,第20页。

[5][日]秋山哲雄:《北条氏权力和都市镰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4页。

[6][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页。

[7][日]五味文彦:《日本的时代史·8·京、镰仓的王权》,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49页;参见[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52—53页。

[8][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83页。

[9][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10][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58页。

[11][日]石井进:《镰仓武士的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37页。

[12][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78—82页。

[13][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73页。

[14][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5页。

[15][日]阿部猛:《镰仓武士的世界》,东京堂1994年版,第61页。

[16][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59页。

[17][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18][日]安田元久:《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252页。

[19][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56—57页。

[20][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69—170页。

[21][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页。

[22][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30—31页。

[23][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6页。

[24][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

[25][日]三田武繁:《镰仓幕府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49页。

[26]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27][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149页。

[28][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29][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第30—31页。

[30][日]柴田纯:《江户时武士的日常生活》,讲谈社2000年版,第126页。

[31][日]堀勇雄:《山鹿素行》,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200页。

[32][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页。

[33][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360页。

[34][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88页。

[35][日]石井进:《镰仓武士的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41—342页。

[36][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64—66页。

[37][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2页。

[38][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55页。

[39][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62页。

[40][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8—419页。

[41]《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3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93—94页。

[42]转引自[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9页。

[43]《图说学习日本历史之六·古代至安土挑山时代·人物事典》,旺文社1979年版,第220页。

[44][日]高桥昌明:《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47页。

[45][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73页。

[46]《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3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页。

[47][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24页。

[48][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335页。

[49][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页。

第四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

在武家社会的历史上,室町幕府(1336—1573年)时代是典型的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时代。将军缺乏绝对的军事权威和军事实力,武力犹如脱缰的野马失去了控制,显赫的家世、高贵的身份和传统的权威苍白无力,实力主义风靡一时,武士也经常改变效忠对象。传统的武士家族力图保持自己的优势和地位,新兴的武士家族则拼命寻找机会武力崛起。“南北朝时代为熟练掌握‘武力’的武士提供了雄飞的绝好机会,许多人从以往的秩序和束缚中解脱出来。”[1]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中,一批有实力、有野心和善于把握时机的中下级武士脱颖而出,先是在公、武对峙的“南北朝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地方高级武士——守护大名,继之又在实力至上风潮愈演愈烈的战国时代涌现出一批地方各国的最高统治者——战国大名。直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武家社会才逐渐从封建割据走向一统天下。

一　室町和织丰武士的实力等级

室町时代的武家社会也是呈金字塔结构,塔尖是将军,其下是守护大名,再下是称为“国人”、“国众”的武士,底层是一般郎党、郎从的低级武士。不过,武家社会各等级的划分标准和在武家政权的地位,不再完全是与将军的关系亲疏,而是实力。因此,武家社会的各等级,也是实力等级,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变化。总之,室町时代武士阶级内部的各等级,以实力为特征。

(一)日趋弱化的将军

将军足利氏与源赖朝同为清河源氏的嫡系子孙,先祖是源义家的第三子源义国,因义国领有下野国的足利庄,故称足利氏。“源赖朝时代,足利氏是将军最有力的御家人,拥有上总、三河的守护职。”[2]北条氏的执权政治时代,足利氏依然是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与北条氏代代联姻。然而,即使“作为源氏一族,具有值得夸耀的源赖朝开幕以来的血统,拥有上总、三河两国守护职,以及世代相传的门第。而且,畠山、岩松、桃井、今川、斯波、吉良等一族兴旺繁荣。但在北条氏得宗一门的独裁体制下,足利氏还是处于称之为‘外样’的地位”[3]。因此,足利氏对北条氏极为不满。镰仓末年,目睹北条氏独揽大权、政治紊乱,遂产生推翻北条氏的思想。

室町幕府的缔造者足利高氏之父足利贞氏是镰仓屈指可数的关东御家人,拥有极高声望,与北条氏一门一样,也是被尊称为足利殿的有力者。贞氏与其妻上杉赖重生有二子,长子高氏,次子直义。高氏15岁元服时,得宗北条高时将其名字中的“高”字赐予,拥有从五位下、治部大夫的官职,娶执权北条守时之妹登子为妻。1331年9月贞氏去世后,高氏(1305—1358年)成为足利氏一族的家督。“经济上,除下野国约200町本领外,还在相模国等17国有所领30余所;政治上,拥有三河、上总国的守护职;社会上,是镰仓幕府的有力御家人。”[4]足利高氏精明强干而又野心勃勃,早就抱有取代北条氏的野心。

不过,最先举兵和对推翻北条氏专制统治的倒幕活动赋予合法性的,却是象征着日本社会传统精神权威的天皇。1324年和1331年,后醍醐天皇(1288—1339年)两次策划武装倒幕,皆因计划泄密而失败。但是,后醍醐天皇也以传统精神权威的身份肯定了武力倒幕的权威性。于是,怀有各种动机的倒幕势力纷纷聚集在后醍醐天皇的倒幕旗帜下,展开倒幕活动。1332年年末,后醍醐天皇之子护良亲王、河内(大阪府)地侍首领楠木正成在吉野、河内再度起兵倒幕。次年2月,后醍醐天皇在伯耆船上山重竖倒幕大旗。幕府的征讨大将足利高氏在赴伯耆途中倒戈,投向后醍醐天皇,5月攻占京都。接着,上野国御家人武士新田义贞也举起反旗,率关东武士围攻镰仓,经过五天激战,攻陷镰仓。“1333年5月22日,北条高时在东胜寺自刃,为高时殉死者,包括金泽、佐介、名越、常盘、大佛、伊具、樱田、刈田、普恩寺、甘绳、江间、阿曾、盐田、赤桥等北条一门,以及长崎、诹访、南条、盐饱、安东、隅田等御内人,共计283人。……加上北条军陆续自刃自害者,共计870余人。”[5]天皇的倒幕旗帜与足利高氏、新田义贞等有力御家人的军事力量相结合,终于推翻了摇摇欲坠的镰仓幕府。

镰仓幕府灭亡后,足利高氏作为旧御家人的统领和“建武新政权”的第一功臣,任参议及武藏、常陆和下总三国守护等职,并获后醍醐天皇赐名“尊”(天皇名“尊治”之一字)字,原北条高时所赐的“高”字被“尊”字取代。然而,足利尊氏像源赖朝一样,他梦寐以求的也是想当征夷大将军。于是,足利尊氏私下蓄积武力,伺机起事。1335年,利用讨伐北条氏残余势力之机挥军镰仓,继而又借口讨伐新田义贞,反叛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政权”。1336年占领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北朝)。1338年正式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京都开创室町幕府。后醍醐天皇逃往吉野另立政权(南朝),形成南北朝武力对峙的局面。全国武士一分为二,大部归属武家的北朝,楠木正成之子楠木正行等武士则支持公家的南朝。

足利氏一族人丁兴旺,各支系实力强大,构成幕府政权的重要屏障。不过,将军一族的内讧也最为激烈。室町幕府建立之初,足利氏一族就存在着“二头政治”的冲突。足利尊氏与其弟弟足利直义两人经常并称“双将军”,尊氏掌控政所、侍所和恩赏方,掌握人事任免权、军事指挥权和恩赏权;直义则掌控问注所、引付方、禅律方等,掌握司法审判权。“二头政治”埋下了足利政权内讧的隐患,两人统治理念的差异,终于因1347年南朝的进攻而激化。1349年,兄弟之争发展为全国性动乱,幕府方面的武士也分为两派卷入其中。兄弟两人为战胜对方,轮流与南朝天皇合作。1350年,直义转向南朝,打败北朝军队后兄弟和好。接着,尊氏在取得南朝天皇的支持后,于1352年消灭了直义。足利氏的内讧,还有尊氏与直冬(足利直义的养子)的父子之争。

在1221年公家发动的倒幕战争——“承久之乱”中,武家取得对公家的决定性胜利。一百多年后,“武家又在公家对武家最后的反抗斗争——南北朝战乱中,对公家势力给予最后一击”[6]。正如日本学者所说:“从1336年开始的南北朝动乱,起到了将公家特别是天皇家的权力推向崩溃的作用。”“南北朝合体后,室町幕府已大体上确立了一元化的国土的领域支配权。于是,天皇家手中,改元、祭祀的主导权,形式上的官位任免权,神圣的、宗教的权威,或者仅仅只是国家礼仪的、形式的部分。可是,义满又乘势接连不断地剥夺了这种权威。”[7]没有自己军事力量的天皇家再也无力与武家对抗,完全任由武家摆布。

南北朝军事对峙中的三代将军,既是率领武家给予公家致命性最后一击并将公家赶出政治舞台的领军人物,也是室町幕府15位将军中最有作为的将军。首代将军尊氏开创室町幕府,指挥武士攻击公家贵族在吉野山中的最后据点——南朝,武力剥夺公家朝廷剩余的政治权能和庄园土地;二代将军义诠(1330—1367年)继续打击公家势力,剥夺公家朝廷的政治权能和庄园土地;三代将军义满彻底消灭公家势力,朝廷的政治权力和公家贵族的庄园土地被武家剥夺殆尽,将公武二元政治转化为武家一元化统治。

足利义满(1358—1408年)于10岁即位,11岁元服,15岁开始亲政。管领细川赖之(1329—1392年)受二代将军义诠之托,精心扶持义满,选拔忠心之士、文武全才者服侍义满,并制定《内法三条》严格要求接近义满的人遵守,从而使义满受到良好教育。亲掌大权后,义满致力于确立将军的专制体制和实现南北一统。为此,“足利义满将足利一门和足利氏谱代的被官、守护的庶流、有力的国人武士,编成直辖幕府的禁卫军——‘奉公众’”[8]。打击拥兵自重、恃权自大的守护。1390年,雄居东海地方,身任美浓、尾张、伊势三国守护职的土岐氏家族发生内讧,义满乘机干预,将其变为美浓一国的守护,史称“土岐氏之乱”或“美浓之乱”。次年,又乘山名家族内乱之机,率兵征讨最大的守护大名山名家族。山名氏原追随足利直义,担任山城、纪伊、和泉、丹波、但马、美作、备后、伯耆、出云、隐岐等11国守护,占全日本66国中的11国,时人称为“六分之一殿”,即占1/6土地的将军。义满灭山名氏清等有实力的武士,将山名氏削弱为仅仅管辖三国的守护,史称“明德之乱”。1399年,率军征讨中国地方最有实力的守护大名大内义弘(1355—1399年)。大内义弘是幕府功臣,身兼六国守护之职、掌握对外贸易,史称“应永之乱”。

义满在武力削弱守护大名、树立将军权威的同时,全面剥夺天皇朝廷原有的权力。1392年,武力迫使南朝天皇退位,保留北朝天皇,结束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对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1394年,义满把将军职位让给其子义持,自己任朝廷的最高官职太政大臣,控制朝廷的公卿贵族,原属公家政权管理的庄园主之间的裁判权、检非违使厅(机构)和京都的警备等权力由幕府接管。1402年,义满在致中国明朝皇帝的国书中自称“日本国王臣源”,朝廷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的实际意义,基本结束了源赖朝建立的“公武二元政治体制”。

足利义满时代也是将军权威最高的时代和室町幕府的强盛时代,一度使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转为将军独裁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1408年义满死后,将军的权威日落西山,足利家族的内部纷争、守护大名对抗幕府、守护大名的混战等内乱愈演愈烈。1416年10月,关东管领上杉氏宪(禅秀)纠集部分东国豪族发动叛乱——“上杉禅秀之乱”。1438年,镰仓公方足利持氏(1398—1439年)秘密策划图谋窃取将军职位的“永享之乱”。1441年,幕府“四职”之一的播磨国守护赤松满祐(1381—1441年)在京都的私邸设家宴款待将军足利义教时,公然在家宴上将其杀死,将军的权威一落千丈。在愈演愈烈的政治混乱中,幕府内部的武将之间,为争夺权力形成以山名宗全(1404—1473年)和细川赖元(1430—1473年)为首的两大军事对立集团。1467年,围绕将军的继嗣问题以及畠山、斯波两管领家的继承问题,终于爆发持续10年之久的大规模军事混战——“应仁之乱”。战后,将军已无权威可言,地方武将自立为王,日本历史也进入了持续百年的战国时代。

其实,从室町幕府建立之初,将军足利氏的权威和权力就相当脆弱。由于南北朝战争以及足利家族的内讧,将军不得不借助各地守护和武将的武力。为了回报地方守护和武将的武力支持,将军只得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如赋予守护有权调查、处理刈田的非法行为和贯彻执行幕府关于诉讼案件的裁决职权,将领主领地的一半作为守护的兵粮用地的“半济权”,让守护承包征收国衙(地方官衙)领地贡租的所谓“守护请”制度,等等。随着守护和武将的势力越来越强,他们对幕府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足利义满的集权体制也只是昙花一现。

(二)拥兵自重的守护大名

守护大名属于将军之下的最上层武士,当然,除了守护大名外,还有不少上层武士,他们虽然没有守护的官职,但却是一些拥有强大实力的地方武将。

“足利氏也像镰仓末期的北条氏一样,让足利一族到各国担任守护。其中,吉良、石塔、仁木等诸氏很快就没落了,而细川、斯波、畠山、今川、一色五家繁荣兴旺。委派准一门的山名氏、作为外样的佐佐木、土岐、赤松、大内氏等,支配距离中央部较近的各国。此外,小笠原、武田、上杉等在东国,大友、少贰、岛津氏等在九州,依然保持镰仓时代旧族的势力。”[9]守护大名包括两部分上层武士:(1)将军足利氏的同族,深得将军信任,如细川、斯波、畠山、一色、山名和今川等来自三河与上总地方的足利氏支系家族,他们是幕府政权的核心力量,幕府主要机关的首脑和具有重大经济、战略地位的地方各国的守护大多由他们担任。(2)非足利宗族的外样守护,他们又分为两类:一类是离京都较近的守护,如京极、六角、土岐和大内等,他们是足利氏起事时的追随者,为足利政权的建立冲锋陷阵,功勋卓著,被委以重任;另一类是距离京都较远的守护,如岛津和大友等,幕府肯定其早先占有的土地所有权,因而得到大片独立的土地,但他们基本上被排斥在幕政之外。足利义满时,足利氏一族的守护大名领有29国,旁系守护大名领有14国。[10]尽管“在15世纪初的历史地图上,足利氏一族依然拥有遍及全国的巨大势力。以镰仓公方的足利持氏为首,细川、畠山、斯波‘三管领’,仁木、一色、今川、涉川等出自足利氏的诸氏,仍然兼任各国的守护,日本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足利一门的支配之下”[11]。但是,足利氏宗家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能力。

室町时代的守护与镰仓时代的守护(御家人)相比,虽然同为幕府的权力支柱,但又具有一些显著的差异。(1)镰仓时代的守护是将军的御家人,与将军有着“恩赏”与“奉公”的私人性主从关系和利益关系。室町时代的守护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存在与幕府将军直接的、建立在恩赏和奉公基础上的主从关系。不少守护并不是完全依靠将军的信任,而是凭借在镰仓幕府末期以来蓄积的强大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取得守护一职的。(2)权力大,有的守护身兼数国,如斯波氏兼任越前、尾张、远江三国守护,山名氏一家任11国的守护。“在镰仓幕府的北条高时时代,诸国守护的职权是大犯三条(大番催促、谋反人、杀人犯的追捕),现在,守护大事小事都进行一元化支配,将领内的地头御家人作为郎从,将寺社本所领作为兵粮料所进行管理。这种权威可以和镰仓时代的六波罗探题、九州探题相匹敌。”“对幕府政治具有很大的发言权。”[12](3)实力强、独立性大,守护的权力自镰仓幕府末期已开始强大起来,足利将军在南北朝动乱和足利氏一族的内讧中,又不断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权力授予守护,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对武将们来说,守护的职权是扩张势力的最大武器。”[13]经济上将其管理的土地变为自己的领地,军事上将领国内的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成为拥有一国或数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统治者,雄霸一方,形同独立王国。14世纪末,守护大名领国制在全国确立。

“足利幕府本来就是依赖武将建立起来的一种武士阶级的联合政权”[14],将军不过是最大的守护大名而已。不仅将军与守护之间的矛盾冲突异常激烈,而且由于总领制趋于崩溃,“一族之内总领、庶子势均力敌,总领已无权威可言”[15]。14世纪末,将军企图将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转为将军独裁的中央政权,已发展为地方霸主和大军阀的守护大名(包括足利氏一族的守护大名),则要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并依靠不断膨胀的军事实力插手幕府政治。于是,中央和地方(将军和守护)的利益冲突日趋白热化,将军的同族将领也互相对抗,各国守护相继叛乱。

1477年,历时11年的应仁之乱结束。但是,大名和武士们争夺领地的全国性战乱并未停止。战后,将军和守护大名等旧的上层统治势力日趋没落,将军权威扫地,权力仅及自己的家乡山城国。幕府重臣各家族四分五裂,在应仁之乱中互相残杀的守护大名回到领国后,其权力也日益转移到家臣手中。新兴军事家族——战国大名,则在所谓“下克上”的实力主义浪潮中,凭借武力迅速崛起,争夺霸主地位,日本又进入了漫长的群雄争霸时代。

(三)称霸一方的战国大名

正所谓“时势造英雄”,长达百年的群雄混战时代也是武士发展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从中下级武士中涌现出许多影响深远的军事家、战术家。

继守护大名之后登台的上级武士,是大约200个大大小小的新兴军事家族——战国大名。“所谓战国大名,原来不过是守护大名的家臣,不过是小领主,乘国内兵乱之机发展为新的实力者。”[16]最著名的战国大名有北条早云、毛利元就、斋藤道三、上杉谦信、武田信玄、浅井长政、朝仓义景、织田信雄、松永弹正、武田胜赖、织田信长、明智光秀、丰臣秀吉、黑田如水、德川家康、岛津义久、伊达政宗、石田三成等数十人。

战国大名的前身主要是以下几种身份的人:(1)守护代(代理守护、副守护)、守护的家臣和国人领主,如三好氏、松永氏、浦上氏、毛利氏、吉川氏、尼子氏、长宗我部氏、朝仓氏、浅井氏、织田氏、松平氏(德川氏)、伊达氏等;(2)幕府原来的守护大名,如常陆的佐竹氏,安艺的武田氏,周防、长门的大内氏,大隅、萨摩的岛津氏,丰前、丰后的大友氏等,乘战乱之机宣布独立;(3)富商或守护大名的食客,如美浓国的斋藤道三(1494—1556年)、关东地区的北条早云(1432—1519年)。

当然,战国大名中也有不少名门旧族的后裔。如三好长庆、武田信玄、浅野长政、明治光秀等出自源氏,伊势贞丈、北条早云等出自平氏,黑田如水、尼子经久出自宇喜多源氏。

斋藤道三之父松波基宗原为警卫京都御所的北面武士,道三幼入京都妙觉寺为僧,还俗后成为行商,以贩灯油为生,流落到美浓,因掌握美浓国实权的长井氏的提携逐渐得势,后杀死恩人长井氏,领有美浓一国。出自关东平氏一脉后北条氏的北条早云原来连固定领地都没有、四处流浪,因其姐是骏河守护今川义忠(足利氏的远亲)的宠妾,遂成为今川氏门下食客。1476年,今川氏领国内发生内乱,北条早云因帮助今川义忠之子今川氏亲平定内乱的功劳,成为骏河兴国寺城的城主。1491年,伊豆的堀越公方(“关东公方”)足利政知(第6代将军足利义教之子)病故,其子茶茶丸继承家业,引起一族内讧,进而又发生国内动乱。早云趁机征讨茶茶丸,烧毁堀越御所,夺取伊豆。1495年,假借到箱根山狩猎之名,突袭并夺取相模的小田原城。1504年后不断出兵关东,1516年终于消灭三浦半岛的豪强三浦义同、义意父子,成为最早雄居关东的战国大名。

战国时代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下克上”的实力主义风潮席卷全国。“下克上”作为战国时代的标志性词语,意即下层人物推翻上层人物,家臣打倒主人。日本学者坂本太郎评论说:“从各国的情况看来,几乎都是旧的领主被新兴的部下所排斥掉,统治阶层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化,主被臣讨,父被子弑,既无道义,亦鲜廉耻,有的只是贪图个人的安逸、富贵的利己心。所依仗的,仅仅是压倒敌人的武力和策略。在这里,人们忘却了文化,丧失了德性,赤裸裸的兽性在蛮干横行。”[17]管领细川氏剥夺将军的实权,细川氏的家臣三好氏取代细川氏,继而三好氏又被家臣松永久秀取代。

“在1560年,九州地方丰前、肥前、肥后的守护涉川氏和中国地方的大内、佐佐木氏相继灭亡。肥前有龙造氏,肥后是南北朝以来的旧族相良氏,占有11国的守护山名氏仅仅保有山阴一部,东北地方是镰仓时代以来的地头伊东氏兴起。大友、少贰、岛津氏领域虽有变化,但依然是有力的大名。”“在四国地方,长宗我部氏在土佐兴起,细川氏的被官三好氏夺得阿波。”“在近江,南部为佐佐木(六角)占有,北半部为浅井长氏领有。越前是斯波氏的守护代朝仓义景,尾张是斯波氏的被官织田信长。远江、骏河是旧族今川义元,甲斐也是旧族武田信玄,越后是长尾景虎(后改名上杉谦信)。这一年,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败给织田信长,今川氏也由此走向衰落。”[18]在关东,仅次于将军的关东管领,分裂为古河派与堀越派,执事上杉氏也分裂为山内和上谷两支,两派的内讧与两支的对立相互交织,关东地区一片混乱。北条早云之子氏纲、孙氏康,乘势向关东扩张,16世纪中叶成为关东地区的霸主。

战国大名是无休止分裂、混战、杀戮的产物,其权威和地位来自于自己的武力,既不需要幕府任命,也不受幕府统治,而且还是与幕府对立的地方军事领主。他们依靠武力,占地为王,将其控制的地域变为独立王国。这些“新的战国大名是和中央幕府权力无关的地方领主或武士们,他们是在以‘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本性’,即在对领地的生死争夺中成长起来的”[19]。此时的武士道,已扭曲为暴力道,对主君的忠诚已不见踪影,到处是弱肉强食和“下克上”。“战国时代的武士,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所谓武士道精神呢。……主君弱小,就毫不介意地将其杀害。……到处盛行的是弱肉强食和‘下克上’。只要看一看下述三人,就一目了然。织田信长被其家臣所杀,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死后,不仅没有对织田家尽忠节,反而蔑视主家,并将天下据为己有。德川家康一边受丰臣秀吉之托辅佐其子丰臣秀赖,一边违约,在大阪之战中灭亡秀赖。”[20]可见,战国时代是典型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时代。

战国时代既是“下克上”和弱肉强食的时代,也是日本从大乱走向大治、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16世纪中叶,具有实力和统一野心的战国大名主要有:关东的北条氏、中部地方的上杉氏、武田氏和朝仓氏,中国地方(山阴、山阳两道)的毛利氏,四国的长曾我部氏等。但是,走在潮流前列的却是尾张国的织田信长。

(四)无冠之王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

织田信长(1534—1582年),1534年生于尾张国那古野城,13岁元服,14岁初次上战场,率兵攻打三河大滨(现爱知县吉良町)。织田氏通过与尾张国守护斯波氏结成主从关系,成为尾张国的守护代。不过,在尾张守护代家,织田信长出自织田氏支流,侍奉嫡流守护代织田家,也就是说,只是守护斯波氏的陪臣——斯波氏的从者的从者。父亲织田信秀原是尾张国守护代——清州织田家的家老(地方各国的高级官僚),逐渐扩大势力,凌驾于主家织田家之上,至织田信长出生时已是尾张的实力者,率尾张之兵与东面的今川氏、北面美浓的斋藤氏争战。为改变与今川氏、斋藤氏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1548年织田信秀与斋藤氏修好,15岁的织田信长娶斋藤道三之女为妻,形成织田、斋藤同盟。1552年信秀去世(有1549年说和1550年说),18岁的织田信长继任家督。1555年,织田信长灭亡守护代,成为尾张国的实际统治者。

织田信长政治上娴熟高明,军事上骁勇善战,留下许多可圈可点的业绩。如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以“知行地”为媒介,将领国内和被征服土地上的领主、武士编入家臣团,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行“兵农分离”政策,将上层农民组织成行动迅速的轻装步兵——足轻;对宗教武装施以重拳,解除宗教势力的武装;大量使用新式武器——火枪,率先采用梯队轮流射击的战术提高火枪威力……

1560年,志在称霸全国的骏河守护今川义元进攻尾张国,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桶狭间战役中,年仅24岁的织田信长以区区3000兵马奇袭义元27000人的大军,一举击溃强敌。原本充其量只能勉强算是二流大名的织田信长脱颖而出,成为重新统一日本的领军人物。1568年,织田信长应天皇和将军之邀率军进入京都,成为第一个进入京都的战国大名,并且废第十四代将军足利义荣,立足利义昭为第十五代将军,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1573年,打败足利义昭和部分大名组成的联军,将足利义昭从京都流放到河内的若江城,室町幕府灭亡。

1575年,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联手,在三河国的长篠城,与日本中部最强大的大名,也是自己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武田胜赖决战。以骑兵战著称的武田军,在织田信长的3000名鸟铳手面前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灭,武田胜赖仅率5骑遁走甲斐。长篠之战不仅使织田信长在统一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还充分显示了火器的威力,开创了普遍使用火器的新时代。重装盔甲的骑兵战术,让位于身着甲胄、手持弓、矛和鸟铳枪的足轻组成的集团性轻装战术。

1576年,织田信长在琵琶湖畔的近江安土修筑日本第一座枪炮时代的城堡——安土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随后,又开始西征。1582年6月2日,在全国统一指日可待之时,织田信长在京都的本能寺遭叛将明智光秀(清河源氏源赖光的后裔)袭击,一番激战后,终因寡不敌众自焚而亡。

织田信长虽然功亏一篑,但也为后继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丰臣秀吉(1536—1598年)出身于寒微,父亲木下弥右兵卫是织田信长之父织田信秀属下的足轻,战争中负伤后回乡当农民。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自幼侍奉织田信长。织田信长不重门阀重才能,使丰臣秀吉得以迅速崭露头角,1573年因随织田信长转战东西、屡建战功而被擢为大名,改名羽柴秀吉,成为织田信长的得力部将。

1582年,正在备中与毛利辉元作战的秀吉得知织田信长自焚的消息后,立即与毛利辉元讲和。6月6日率军声讨叛贼明智光秀,6月13日率4万军队进军京都,在山崎(兵库县西南)之役中打败明智光秀。明智光秀在败走近江途中被当地农民袭击,身负重伤,最后在随从武士的协助下切腹自杀,弃尸山沟。

1583年,秀吉打败织田信长的宿将柴田胜家(1522—1583年)、织田信长的第三子信孝,降伏泷川一益,确立起织田信长继承者的地位。同年,修筑大阪城作为自己称霸全国的政治、军事据点。1584年,迁入大阪城,并且迫使雄居关东的德川家康臣服。1585年征服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1587年征服领有九州岛大半土地的岛津氏。1590年征服关东的北条氏,奥羽地方的伊达氏也于此时归顺,终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1593年,迫使统治北海道南部的松前氏归顺,北海道南部地区也正式纳入日本版图。

随着武力征服的节节胜利,秀吉在公家社会的官位也不断晋升。灭亡明智光秀后,任从五位下、左近卫权少将;1585年,朝廷破例任秀吉为从一位、关白。1586年,朝廷又破例任秀吉为统率文武百官的朝廷最高官职“太政大臣”,并授予丰臣之姓,一介农夫之子,成为与日本历史上源、平、藤、橘四大豪门平起平坐的贵族。1588年4月,秀吉在其宏大富丽的官邸“聚乐第”举行盛大仪式,迎接前来行幸的天皇,增献皇室领地,并且让家康等29位大名表演了向天皇和自己宣誓效忠的一幕。

丰臣秀吉在织田信长的基础上,推动日本社会从大乱走向大治。为了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秀吉对大名进行大规模的转封,迫使大名离开世代经营的根据地,大名开始成为可以任意挪动的“盆栽花木”;强令武士离开农村,集中居住在大名的城下町,成为常备的职业军人。丰臣秀吉的统治政策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检地”和“刀狩”。从1582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598年全国范围的检地,使丰臣秀吉掌握了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就连旧家臣的知行地也成了秀吉所赐的“恩地”,并且确立起“一地一作人”制度,清除中间剥削者,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588年颁布的《刀狩令》,通过解除农民的武装、收缴农民手中的武器,消除农村(农民)潜在的战斗力,实现“兵农分离”。1591年,颁布《身份统治令》,规定武士、农民和町人各守其业,严禁社会流动和改变身份。

不过,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却是非常错误和失败的。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秀吉去世后,由于后继乏人,引起大名间的分裂。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打败敌对势力。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成为统一日本的最后胜利者,建立起德川氏260多年稳定的军事霸权。

(五)强硬有力的国人武士

“在守护大名的领国内部,还存在着原来就居住在此的土豪和地侍,他们称为国人等。”[21]“国人”、“国众”遍布全国各地,源自镰仓时代地头的后裔和新成长起来的中小武士,作为地方上的在乡武士,经过镰仓末期和南北朝时代近百年的苦心经营,已经成为地方上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

“国人”或“国众”政治上掌握地方一村、一庄,甚至一乡、一郡的实权(尽管没有幕府的正式任命),直接统治属于自己的领地或庄园;经济上是中小封建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军事上作为镰仓时代御家人地头——军事贵族的后裔,属下还有数量不等的家臣武士。他们有权、有地、有枪,大多为当地豪族和土霸王。相邻的国人领主们还通过联合结成新的武士团,如南北朝时代以“白族一揆”(一揆的原意是步调一致、统一行动)、“赤族一揆”、“花一揆”、“儿玉党”、“松浦党”、“横山党”等名称出现的国人一揆,就是国人们在地方上组织的武士团。国人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对局部地区的统治权,反抗“外来”统治者——守护大名,不断举行“国人一揆”,反抗守护大名、幕府和将军。1351—1361年若狭国“国人”反抗守护,幕府像走马灯似的换了15个守护,国人的反抗才得以平息。1352年7月,将军足利尊氏下达“半济令”,就是让守护将庄园年贡的一半作为兵粮费分给国人。

守护大名要实现对领国的统治,需要“国人”的配合与支持,为此,守护大名对“国人”实行软硬兼施,通过种种途径推进“国人”“被官化”(家臣化),并利用守护和被官化国人之间存在的军役收缴关系,强化两者的隶属关系。“国人”出于对付下层民众反抗的需要,同时守护有幕府权力做后盾,于是,不少国人最后还是被编入守护的家臣团,成为守护的代理人——“守护代”,具体管理地方各村落,守护的势力也因纳入这些家臣团益发强大。不过,守护与国人在室町幕府时代从未结成稳固的主从关系,国人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一些由镰仓时代的地头演变来的有力国人,为了反对守护(外国人)对领国的支配,索性越过守护直接与将军发生关系,成为直属将军的家臣(如将军的奉公众),享有不受守护大名管辖的独立权。

守护大名需要“国人”的配合与支持,以实现对领国的有效统治,将军需要国人的力量抑制守护大名,特别是那些非足利氏的超级守护大名,变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为将军的独裁政权。为此,幕府绕开守护大名,直接同国人武士联系,以尊奉幕府为条件,将国人武士编成直属将军的军队——“奉公众”。“奉公众”犯法,直接听候幕府处理,守护大名无权过问。足利义满依靠这支军队,成功地削弱了山名氏、大内氏等超级守护的实力,确立起将军的权威。

比国人武士地位更低的是人数众多的郎党、郎从,以及在“应仁之乱”中兴起的具有雇佣兵性质的轻装步兵——足轻,构成武士阶级的末端。

在战国时代,家臣武士既可分为“同名”(同族)、“谱代”和“外样”三类,又可分为上级家臣和下级家臣。还可分为:(1)获得封地的武士,即在跟随战国大名征战杀伐过程中得到封地的武士,这部分武士基本上是同族和谱代家臣武士。(2)变领地为封地的武士,即战国大名在征服过程中,将被征服土地上武士的领地转为封地,此类武士基本上是地方各国的国人武士。(3)有封地的武士和领取俸禄的武士,前者有封地,称为“国人”;后者为有封地的武士管理土地,领取一定数额的俸禄,称“地侍”。(4)服“骑兵役”的武士和服“步兵役”的武士。

另外,还出现了不少失去领地、失去主君的“浪人”。室町时代武家统治力削弱,统治秩序混乱,各武士集团乘势频频展开土地争夺战。通常情况下,胜利者一方夺取对方土地,并迅速聚集起大量兵士;失败者一方则丧失土地,属下武士或是被编入胜利者一方,或是成为“浪人”。特别是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战国大名使合战成为向外的“领土扩张战”,“吞并对方土地”,“合战带有领土扩张战的性质”[22]。于是,便在社会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浪人。不过,在战争年代,由于各武士集团都需要扩充实力,许多“浪人”还可以通过投入实力强大的武士团,重新成为武士。

二　室町和织丰武士实力至上的内部关系

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依然是武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础,但是,在实力主义风潮的强力冲击下,武家社会的传统秩序崩溃,实力主义贯穿于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

(一)脆弱的主从关系

如前所述,主从关系既是武士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又是国家制度结构的柱石和社会结构的中轴,关系到武家政治的兴衰存亡。但是,室町时代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却非常脆弱。当然,这与室町幕府成立的背景、条件、政权基础等诸方面有关。

首先,室町幕府的建立并非内战结束的产物,幕府建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激烈战争,外有南北朝武装对立,内有足利氏一族的内讧、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的战争。而且,在频繁而持久的内战中,又不断涌现出强有力的地方武将。

其次,足利氏登上将军宝座,外部要依赖天皇(光明天皇)的权威,内部要凭借守护大名的武力支撑。室町幕府是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足利氏不过只是名义上的武士共主。足利氏将幕府设在京都,则表明他欲借助天皇的权威,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次,室町时代的武家社会群雄并立,主(如足利氏)强奴(如守护大名)不弱,守护大名的实力足以左右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既尖锐对立,又相互利用。将军既要利用守护大名的武力维持其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又要防止来自守护大名的武力威胁。同样,守护大名既需要将军的权威实现其对地方的统治,又要千方百计地突破将军的制约,以谋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

最后,总领制的崩溃趋势愈演愈烈。一族之内,总领与庶子势均力敌,总领的权威不断遭到庶子的挑战。“从室町幕府至战国时代,围绕继承问题,纷争不断,表现为家族之争的政治混乱始终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线。”[23]南北朝对峙长达半个多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足利氏家族的内战。

室町时代武家社会的上述新动向,也使室町时代的主从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是:(1)主从关系的重要支柱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坍塌。室町时代在长期战争中重新组合的武士团,血缘关系、家族关系越来越弱,地缘关系越来越强,主从关系失去了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有力支撑,主君也逐渐失去了一门、一族家长的权威,对从者的控制力日益变得苍白无力。(2)主从关系演变为暂时的实力平衡关系。室町时代是实力(武力)至上的时代,武士的领地、权力和地位统统取决于实力的大小,主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实力关系,强者为主、弱者为从。就连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名义上的主从关系,也不过是暂时的实力平衡关系,实力一旦发生变化,守护大名便反叛幕府。同样,守护大名与领国的国人武士也是如此。战国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下克上”,就是实力关系演变的结果。

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大名与将军不仅不存在主从关系,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而且,战国大名还是与幕府对立的地方领主,他们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将其控制的地域变为独立王国,拥有独立的统治权、领主权、军事权和立法权。

(二)模拟的家族关系

武士内部传统的家族关系既是武士团形成的基础,又是维护武家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然而,室町和织丰时代以总领制为核心的家族关系、家族制度却趋于崩溃。为了加强对家臣武士的统治,人为模拟的家族关系——寄亲、寄子(义父、义子)制度代之而起。

总领制下的继承制度实行分散继承制,诸子均有财产继承权。随着镰仓幕府的成立和巩固,“关东,特别是相模和伊豆、武藏的武士中,在全国没有得到领地的几乎没有”[24]。他们将西国等地的“新恩”分给子嗣,其子嗣便在远离“本领”、远离“总领”的各地繁衍子孙。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庶子也成为与宗家对等的御家人。幕府在认定领地和御家人身份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并发给“让状”、“置文”加以承认。到室町幕府建立前后,庶子已经积蓄起能与总领抗衡的实力,一族之内总领、庶子势均力敌,总领不再具有绝对权威,总领制日趋崩溃。这样,继承制度不得不从诸子分散继承转为长子单独继承。

然而,长子单独继承制又带来了新的实际问题——诸子争夺“家督”地位。单独继承制和幕府重要职位的世袭化,使继承人长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占绝对优势,庶子失去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或是出家,或是给他人当养子,或是由长子抚养。由于单独继承制剥夺了庶子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家督”地位的争夺也成为一族诸子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单独继承制直接影响诸子家臣的现实利益,一族家臣分别拥戴各自主人争夺“家督”地位。因此,“家督”地位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刀枪相见的血腥道路。

诸子分散继承制向长子单独继承制的演变过程,也是武士团从家族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过程。随着血缘关系日渐淡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武士团中逐渐形成虚拟的家族关系和人为的主从关系,即寄亲、寄子制度——义父、义子关系。“所谓寄亲、寄子制,将武士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拟制为同族的血缘关系,保护者称寄亲、被保护者称寄子。”“战国大名的寄亲、寄子制,是最大限度地将在地武士编成军役体制的统治政策。寄亲是国人级有力的武将,寄子为地侍级的农村土豪层。在这点上,与室町时代的寄子主要是有力的地头层不同。”[25]家臣通过人为的寄亲(义父)、寄子(义子)关系而隶属于分国主君,用拟制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强化隶属关系。

武士内部家族关系的崩溃,导致室町幕府的统治力严重削弱。特别是将军足利氏家族内部争夺将军职位的纷争,导致幕府分裂、引发政治混乱,既延缓了南北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又影响了将军对守护大名的控制力。上自将军、下至武士,家族内部“家督”地位的纷争,频频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军事冲突,构成统治力脆弱、统治秩序混乱的策源地。

(三)混乱的军事关系

在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中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关系依然是军事关系。无论是主从关系、家族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带有浓浓的军事性质。而且,这一时期武士更为充分地履行战斗者的社会职责,更为自由地施展战斗者的用武之地,军事关系的性质也更为强烈。

幕府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清一色由武士担任,军事实力的强弱与政治权力的大小、军事领地的多寡成正比。全国的军事统帅、地方各国的军事将领和各国乡村的军事首领,即将军、守护、国人武士的军事隶属关系,构成幕府政权中央、地方各国、乡村的统辖系统。

随着武士内部主从关系的脆弱、家族关系的崩溃,军事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下级军事将领的实力差距缩小,守护大名孕育起颠覆幕府的实力。在南北朝战争中,地方守护和武将越战越强,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将军足利尊氏、足利义诠也只得不断妥协,赋予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1379年,在一些守护大名的武力威胁下,将军足利义满不得不解除他的功臣细川赖之(1329—1392年)的管领职务。从1391年山名氏叛乱开始,守护大名的叛乱日趋频繁。同样,守护大名之下的地方国人武士也在战争中掌握了地方实权,形成几乎足以同守护大名抗衡的实力,公开以武力抵制守护大名。

第二,军事隶属关系混乱,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形同虚设、军事链条脆弱。即使是在足利义满时代,将军→守护大名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常常失灵,于是,将军直接将地方国人武士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禁卫军——奉公众,建立起将军→奉公众的军事关系。地方军事将领守护大名也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守护大名,建立起守护大名→地头的军事关系,地方各国的国人武士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军事组织。就像守护大名不完全听命于将军一样,国人武士也不完全服从守护大名的指挥。

第三,军事将领的权威削弱,军事义务难以落实。在南北朝军事对峙期间,既有北朝与南朝的战争,又有将军足利氏一族的内战和守护大名之间的战争,全国武士分属不同的军事集团。各军事集团或忙于家族纷争,或忙于扩张自身权益。以将军为首的各级军事将领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守护大名不仅敢于违抗军令,而且敢于与将军对抗,以致足利义满不得不另行组建自己的禁卫军。同时,地方国人武士也以实力为后盾,与守护大名抗衡,甚至武力要求幕府更换守护大名。

第四,下级军事将领不断脱颖而出,军事隶属关系的链条不断被家臣武士强行挣断。战争既是无情的淘汰机制,也是不断创造杰出军事人才的机制,它为下级军事人才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应仁之乱”前地方军事将领守护大名盛极一时,干预幕政、威胁幕府,甚至叛乱。“应仁之乱”后,守护大名的家臣武士(如守护代、国人武士等)依靠自身实力取而代之,新兴武将——战国大名成为时代的风云儿。

总之,室町和织丰时代既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时代,又是优胜劣汰,奸雄、枭雄、英雄层出不穷的时代,以及武士内部军事关系混乱、失序,军事将领的权威不断遭到家臣武士挑战的时代。

(四)短暂的政治关系

在实力主义的冲击下,室町、织丰时代武家社会的政治关系越来越脆弱和混乱,常常表现为暂时的实力关系,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室町幕府成立于南北朝军事混战时期,统治机构仿效镰仓幕府,中央权力机关设政所、侍所、问注所,地方统治机关设守护。足利氏的幕府政治也是家族政治、亲信政治,核心层是足利氏一族,其次是足利氏的亲信,最后是强有力的地方武将。

足利氏幕府的地方政权与镰仓幕府不尽相同,主要是:(1)守护与幕府将军的关系不同。镰仓幕府的守护清一色由将军的家人——御家人担任,他们与幕府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室町幕府的守护并不全是足利氏的家人,幕府与守护的利益关系不尽相同。(2)守护的权限不同。镰仓时代的守护在法律上的权限总称为“大犯三条”,即指挥追捕谋反、杀人犯和大番役,可是,在南北朝时期,幕府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将使节遵行(所领裁判的强制执行)、半济给予、段钱征收等权限给予守护,涉及领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各个方面,守护的权势因此迅速膨胀。

在地方各国,一方面守护大名的领地并不一定在自己的管辖国,另一方面领国的武士也并非都是自己的家臣。于是,守护大名“将管辖国的武士们作为自己的被官形成二次主从制”。[26]守护大名将这些与自己结成主从关系的地方国人武士,委任为自己的代理人——“守护代”,让他们具体实施一庄、一村或一国的统治权。由于这些扎根地方的国人武士早已凭借实力掌握了地方的实权,因此对守护大名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室町幕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将军→守护→国人武士的政治关系,由于主从关系脆弱,军事实力关系的比重增强,因而极不稳定。守护大名对将军、国人武士对守护大名,层层都在闹独立。“应仁之乱”期间,当守护大名忙于在京都混战之际,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国人武士、领主、守护代等乘乱扩充实力,武力夺取一城、一地或一国,自立为王,形成与将军对立的战国大名。

三　室町和织丰武士作战备战的生活

室町时代既是武士全面夺取公家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还是武士内部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因此,从室町幕府建立至德川家康统一天下的200多年,成为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混战时代。200多年的战乱,武士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从而走向其发展的鼎盛时代。室町武士一生都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生活处处体现出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身份特征——武勇(尚武精神)与武技(武艺),反映武士“驱使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生活方式。

(一)日常生活军事化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260余年,战争如同家常便饭,难得有片刻的安宁,武士始终以战场为人生舞台,作战、备战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

武士生活的军事化,首先是住所军事化。“中世武士的宅邸,由沟和崛环绕,象征着其支配地位,宅邸附近有马场和靶场。”“15世纪中叶,作为根据地的‘城’,向作为军事要塞的‘城郭’转化。”[27]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平安、镰仓时代以来的武士馆,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全、规模越来越大。公家势力的大本营——京都,除将军外,守护大名(特别是“在京守护”)因为需要往返于“领国”和“京都”,在京都和领国都建有武士馆,供自己和家臣团居住。地方的中心城镇,有守护大名坚固的军事城堡。农村乡镇,地方实力派国人武士的“武士馆”星罗棋布。当然,武士馆最重要的设施还是箭楼、武器库、家臣武士的值勤室、马厩以及军事训练场所等。

战国大名的军事城堡规模更大,也更为坚固。这些城堡大多依山而建,城内有高高的塔楼,城外筑有坚固的围墙,围墙上建有火枪射击孔。在城墙四周,还有人工挖掘的城壕或天然的壕沟护卫。战国大名领国内的武士开始离开农村和自己的领地,被集中安置在城堡里。最坚固而又富有代表性的两个军事城堡:一是织田信长1576年在近江国安土山修筑的大本营——“安土城”,安土城的修建历时三年,城内分本丸、二丸,其宏伟的七层“天守阁”是织田信长的居城。安土城能有效防御火器的攻城力量,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的新篇章,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二是丰臣秀吉1583年在大阪修筑的大本营“大阪城”,城墙用巨石固垒,周围区域达13公里,筑有两条护城河围绕城市,并因其拥有48座堡垒而著称于世。战国时代后期,特别是织丰时代,能有效防御枪炮攻击的新型军事城堡,有如雨后春笋。而且,建造这种军事性城堡的热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著名的还有姬路、金泽、和歌山、高知、江户、广岛、冈山、甲府、伏见、仙台、熊本、彦根、米泽静冈、名古屋等。

“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战争更为频繁的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相互攻伐,全国都卷入战乱的漩涡之中。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并对武士进行集中的军事训练,战国大名开始强行将属下武士从世代居住的本领地移居于自己的城下町。越前的大名朝仓敏景(1428—1481年)1479年作《朝仓敏景十七条》,其第15条规定:“除当家垒馆(指越前一乘谷之城郭)之外,不可在国中建筑城郭,禄高之家臣,悉迁于一乘谷,其乡其村只置代官下司。”[28]武士开始从农村移居到大名的城下町,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钵植武士”。

室町幕府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子弟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死于战乱,与镰仓时代的武士子弟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亲眼目睹父辈杀戮与被杀戮的惨烈命运,亲身感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逻辑。无论是社会的熏陶,还是家庭的关爱,更多的就是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生道路,就是崇尚武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想价值。他们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社会化教育,以战争教育为基本内容;所接受的生存技能训练,就是战场上的杀戮技能,如骑术、射术、刀术、剑术、柔术、排兵布阵以及火器射击,等等。当然,也包括武士特有的自杀方式——切腹。家庭作为社会化教育的基地,父母作为武士子弟的启蒙教师,对其子弟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诫这些未来的武士,既然身为武士,就得精通弓术、骑术、刀术、剑术等杀戮技能。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生存教育、生存训练,使室町时代的武士子弟很早就养成了足以影响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年后的战争生涯,又进一步锤炼了他们少年时期形成的好斗性格和好战天性。

战国武将在成长过程中,除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要经历一定程序,即“元服”和与之相伴随的“初阵”。

(二)兵器的变革——从冷兵器到火器

在争战不休的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所有武具、武艺一一登台亮相,有所谓“武艺四门”(弓术、火枪术、剑术、马术)、“武艺十四事”(即射、骑、棒、刀、拔刀、击剑、长刀、镰、枪、步枪、石火矢、火矢、捕缚、拳)、“武艺十八般”(指弓术、马术、枪术、剑术、泳术、拔刀术、短刀术、十手术——即捕吏的捕缚术、撒手剑、含针术、长刀术、炮术、捕手术、柔术、棒术、锁镰术、暗器术、隐形术),[29]这些武艺都是武士军事训练的必修课,特别是“武艺四门”。

战国大名将武士从农村迁移到自己的军事城堡之中,集中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复杂的军事训练,例如火枪部队的齐射战术训练。织田信长率先采用梯队轮流射击战术,发挥火枪的战斗力。毋庸置疑,骑兵和步兵的军事技能均非一日之功,非经长期训练,不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骑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更是需要经常操练。此外,自镰仓幕府时代以来,切腹已成为武士自杀的基本方式,因此,室町武士必修的训练科目中,都包含有切腹一项。

关于室町武士的兵器,“弓直到战国时代一直是合战的主力兵器”[30]。当时战斗中的负伤率,80%左右的受伤者是弓伤,[31]可以视为弓作为主要兵器的佐证。

枪也成为武士战斗行为的象征,在战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谓枪,即在长柄前端镶上剑形枪尖或矛头的穿刺性武器,初见于1334年的《南部文书》。随着镰仓末期骑射战向徒步刀枪战的演变而正式被使用,应仁之乱前后广泛普及。”[32]“在南北朝时代及以后的室町时代,我国的兵器除增加了枪外,武器种类与从前没有大的差别。……由于枪队的有效运用而决定战斗命运的情形也很多。到室町时代中期以降,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部队,枪日益成了主兵器,一番枪的功名还成了武士的理想。”[33]枪由古代的矛演变而来,按其长度又分为“枪”和“长柄”二类,枪为二间半——4﹒45米,长柄为三间半——5﹒45米,柄大多以坚硬的植物——血槠为材料。如果按照日本的长度单位1间= 1﹒818米计算,那么,三间半的实际长度应为6﹒363米。“长柄主要是足轻使用,并且是采取集团战,使用长柄足轻集团化最出色的当数织田信长,1553年4月织田信长与斋藤道三在尾张的正德寺会面时,有500支三间半长柄随行。”[34]“一番乘”(最先骑马冲入敌阵)、“一番刀”(最先持刀杀入敌阵)、“一番枪”的名称,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主要兵器。即使是以骑兵战著称的武田兵团中,也组建有枪队。[35]1543年,西方的火枪(洋枪)传入日本,并且很快在战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迅速成为最主要的兵器。

武器装备、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等因素的变化,新兵种也相继产生。除骑兵外,出现了专门的步兵枪队,16世纪中叶出现了以西方火枪为兵器的步兵火枪队,步兵继骑兵之后成为主要兵种。此外,还有专门的后勤部队。“镰仓、室町时代,每个武者带有从者,携带粮草参加战斗;战国时代以降,大名集中储存武器、弹药和粮草,以备战争需要,出现了驮子的辎重队。武力向中央集中。通过所谓兵农分离,武士集中于城下町,向农民收缴武器。”[36]骑兵、步兵既协同作战,又各有所重。一般来说,各战国大名均以足轻步兵为攻城战的主力部队,以骑兵作为山岳平原地带的作战主力。

(三)物头、组头制和寄亲、寄子制

在军事组织方面,随着武士团内部血缘关系日见淡薄和总领制的瓦解,镰仓时代户主(总领)率领一族臣事主君的组织形式,被物头、组头制和拟血缘的寄亲、寄子制取代。家臣武士在物头、组头之下按所用兵器编组,一个组就是一个基层战斗组织。组是基层的军事组织单位,首长为“组头”,隶属于上一级军事组织“军奉行”。在组的内部关系中,组头既是军事长官,又是寄亲,组员为寄子。家臣被编成称做“奉行”、“组头”、“寄亲”、“寄子”的军事组织,用虚拟的家族制度加强隶属关系,通过人为的“义父”、“义子”制度,命令家臣隶属于主君。以上级家臣武士为寄亲、下级家臣武士为寄子,寄亲是大名手下的行政官吏和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对寄子具有绝对权威,寄子隶属和服从寄亲。一般家臣“寄子”大多是中下级行政官吏和军事指挥官,平时管理乡村,战时统率“郎党”、“仲间”、“小者”和足轻从军出阵,构成军团组织的骨干力量。

战国大名的家臣团大同小异。以织田信长的家臣团为例,其家臣团在织田信长之下分为四部分:(1)连枝众;(2)部将→与力;(3)旗本=马回众、小姓众;(4)吏僚=奉行众、秘书等。[37]所谓连枝众,即织田信长的兄弟、儿子、叔父、甥、从兄弟以及织田信长的远亲;所谓部将,通常是表示职掌或地位、身份的名称,也属于称为连枝的织田信长的亲族;部将与旗本相比是大身,具有统率一部队、守备一城的军事力量;与力是附属于部将的小身部将。织田信长在尾张地方的家臣,通常以尾张在地领主的长子为马回众,二子以下为小姓众。在1558—1570年间,织田信长从“马回众”中选拔“黑母衣众”,从小姓众中选拔“红母衣众”,这是一种名誉职,身份上依然是旗本。吏僚在战场上并不活跃,处理一般政务。随着织田信长版图的扩大,1573年其家臣团开始发展为军团,首先组建的是织田信长的长男信忠军团。到织田信长晚年,共编成五个方面军,此时织田信长家臣团的编成图式为:织田信长下辖六个部分:(1)信忠,包括部将→与力,旗本=马回众、小姓众,吏僚;(2)连枝众;(3)部将=方面军司令官、游击军司令官→与力;(4)旗本=旗本部将、马回众、小姓众;(5)吏僚=奉行众、秘书等;(6)外样众。[38]方面军司令官指挥超过1万人以上的大军,可以单独对战国大名开战,在织田信长的家臣中地位最高。游击军是比方面军兵力弱的军团,不能单独对付一个方面的强敌,其作用主要是随机应变协助方面军。

战国大名家臣团的平时职制主要有:要职(如宿老、家老、中老等)、诸奉行、地方官吏等。战时的职制则非常严密,有总大将、副大将、先锋大将·军大将、武者大将、侍大将、足轻大将·足轻头、旗大将·旗奉行、长柄大将·枪奉行、弓大将、火枪大将和军师、军目付、军使等。

(四)军事训练

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剑术、枪术、弓术、骑术和射击术等武技。

战国时代前,武士最喜爱的骑射训练和娱乐项目大概当数“犬追物”,从而使“犬追物”形成特有的固定范式。据武士生活研究会编著的《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介绍,代表性的“犬追物”规则是:(1)工作人员:2名内外检见(相当于裁判),2骑换唤(吆唤),1名掌签者(抽签决定出场顺序),3名射手奉行,3名马场奉行,1名记录员(记录射手名字和成绩),1名放犬者等。(2)竞技者:射手36骑,按12骑一组分为三组,每组又再分为三小队。(3)犬:150匹。(4)竞技场设置:马场面积70杖(1杖约二三米,70杖约159米),外围以竹垣等材料围成圆圈为界,中心部位是一个半径1杖的放犬小圆圈,向外是一个半径7杖的圆圈,即射手射犬的场地。“犬追物”盛行于室町时代前期,“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仪礼化的“犬追物”因失去实用性而趋于废绝。取而代之的是“鹰狩”(猎鹰)、“鹿狩”(猎鹿),由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喜爱及提倡,“鹰狩”突然之间呈现出盛极一时的景象。当然,战国武士也依然非常重视弓马骑射的训练。

还需注意的是,一方面战国时代的军事训练,已经越来越多地由“一骑打”的个体训练转向集团战术的群体协作训练;另一方面是从骑射战转向火枪战的军事训练。武士被集中在战国大名的城下町,在战国大名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各兵种(如弓足轻、枪足轻、铳足轻)的军事训练。

(五)交战方式的变革——集团战、突袭战、火枪战

战争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朝时期的战场从平坦地转移到险峻的山岳地带,山城等的城郭战和游击战盛行……从一骑讨骑射战主体的战斗转向以集团徒步刀枪战为主体的战斗。”[39]特别是在“应仁之乱以降的合战中,战斗从个人的格斗转向集团的战斗;从腕力战转向头脑战、智能战;从展示个人的武勇转向发挥集团威力的战斗”[40]。战争样式逐渐从传统的弓矢战转向新式的火枪战,1561年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在信浓八幡原的一骑打,只是一骑打的收官战。

1575年的长篠城决战,织田信长的新式鸟铳枪队一举击溃以骑兵战著称的武田军(战国时代最精锐的骑兵军团),开创了日本战争史上的新篇章。从此之后,重装盔甲的骑兵战术,让位于身着甲胄、手持弓、矛和鸟铳枪的足轻组成的集团性轻装战术,火器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集团战术取代骑兵一骑单打战术。从前那种两军交战时,主将站在己方军队前沿,自报大名,大声讲述显赫家世和战功,为炫耀武功吸引众人目光的奇特服装,往往是敌方枪炮第一轮攻击的首要目标而被淘汰。从前,武士在战争中甚至会刻意展露娴熟的骑术和精湛的箭术、刀术等,追求个人英雄主义,不少武士还会因战争中留下的伤痕而骄傲,并以此作为勇猛过人、武功超群的象征。现在,战争越来越讲求实效和功利,源义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战法成为普遍的战术方法。

织田信长的基本战术包括两种:一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除桶狭间战役之外);二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攻击战”[41]。“武田军团的基本战法是骑兵的闪电战和步兵的攻城战。”[42]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频频对敌发动“闪电战”。

战争样式虽然从一骑打转为集团战,但是临战之际向神佛祈求“武运长久”的传统却丝毫未变。从平安时代中后期开始,各武士团首领在出征之际都要举行出征仪式,有的在府邸举行,有的在寺社前举行。核心内容是向神佛诉说进行战争的原因和正义性,祈求神佛保佑武运长久、战争胜利。为了得到神佛护佑,还向寺社寄进土地、甲胄、刀剑、马等物品。[43]名将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等都非常虔诚,不敢怠慢神佛。

(六)血腥、残暴的战争规则

在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室町战国时代,武家社会非人性的战争规则也发展到了极致。

先说说“杀”。一是出征前的“军中血祭”。《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中关于以敌首、战俘之首祭祀“军神”的所谓“血祭”,在室町和织丰时代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程序,各武士集团均有出征时在军营中斩杀战俘以祭军神的习俗。对此,日本学者笹间良彦的《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一书也有专门介绍。稻垣史生则在《战国武家事典》中,通过前田利家在大阪冬阵出阵前所进行的“出阵血祭”[44],解说所谓“出阵血祭”。“军神通常是须佐雄神、健雷雄神、日本武尊、神功皇后、田村麻吕的五柱的军神。到镰仓时代大多以八幡宫作为军神而祭祀。此外,还有祭祀不动明王、大威德明神、摩利支天、弁财天、千手观音、鬼子母神的。”[45]

二是割取战败者的首级作为战功的证据,即战场上的“杀人竞赛”。武士是战斗者,“以夺取战场上的胜利为第一要义”,通过战场上的军功获取战利品——权力、财富和武名。武士之所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战场上第一个、第二个杀入敌阵的“一番骑”、“一番枪”、“一番刀”、“二番骑”、“二番枪”、“二番刀”和率先取敌首级的“一番首”、“二番首”,根源就在于这是极大的战功,能获取极大的战利品。随着割取战败者的首级成为战功和战利品的铁证,于是,源赖义、源义家父子以战败者的首级作为战功证据的杀人竞赛,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在武士的装备中,还有专门用以装首级的所谓“首级袋”。

由于首级直接关系到武士的战利品和武名,以致有的武士为了凭借敌方将士的首级获得恩赏,不惜偷盗或强抢同伴在战场上拼着性命割取的战败者的首级,对此,笹间良彦也有专门论述和相应的插图。每次战斗都要验证首级(即所谓的“首实检”)。如在《川中岛合战图屏风》中,上杉谦信在善光寺的“首实检”。验证首级有专人负责登记,并且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在《长久手合战图屏风》中,就有德川家康的家臣成濑正成和池田元助正在割取战败者首级的场面。而在《关原合战图屏风》中,既可以看到福岛正则率军追杀西军兵士和割取首级,松仓重政和从者运送17颗西军将士的首级,也有德川军登记首级、记录战功的画面。关原古战场留下的“首实检”再现图里,德川家康还亲自进行“首实检”。

在杀人竞赛中,武士还滥杀无辜民众。战国大名虽然明令禁止残害民众,但是民众还是常常成为武士进行杀人竞赛的对象。笹间良彦在《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一书中,还附有武士在战争中滥杀无辜民众的插图。

为了让在杀人竞赛中犯下杀生罪的武士进入“往生之路”,南北朝合战中还出现了许多随军僧侣即阵僧。阵僧既是随军僧侣,为武士超度,让以“杀生为业”、“罪孽深重”的武士安心进入“往生之路”;又是随军军医,在战场上为武士疗伤治病。

再看看“烧”和“抢”。攻打敌营、敌城时,担心附近村落、街面房舍有所谓邪魔,或是成为敌方防御据点,因此,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敌对双方在战争中往往要将这些村落和街头房舍、铺面统统烧毁,或是摧毁。其实,这也是武士在战争中的传统的战术手段,早在10世纪的“将门之乱”时便有了“焦土战术”。11世纪30年代的“平忠常之乱”后,上总国的公田由2万余町锐减至18町,就是焦土战的结果。侵入敌方领地后,又破坏敌方领地的生产机能,力争让敌方农田颗粒无收,使敌方补给困难,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击。但是,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织田信长在战争中总是尽量避免在自己的领地上战斗。

武士在侵入敌方领地后的另一重要行动,就是大肆掠夺当地民众。或是到当地农民的农田为自己补充粮食,或是到逃难民众的家中抢夺财物,逃难者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也被这些入侵者掘地三尺挖了出来。来不及逃难躲藏的民众,一一成为武士公开抢劫的对象。

胜利者一方的武士在侵入敌方领地后,还有一桩最乐此不疲的活动,那就是强抢民女、奸淫妇女。在《大阪夏阵图屏风》中,便有德川军士兵一边追捕败走逃命的西军将士,一边围捕妇女、强抢民女的画面。

(七)独具特色的军旗和家纹

在“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室町和织丰时代,对战功的认定,不仅要验证首级,还要验证军旗以确认所属各参战的武士集团。于是,武家社会特有的“军旗”和“家纹”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其实,附有家纹的军旗早在镰仓时代中期就已出现,《蒙古来袭绘卷》已有记载。

军旗不仅是阵营、军营的标志,而且是武士集团、武士家族的标志,大大小小的战国大名及其属下将领都有自己特有的军旗。大名的旗,或是旗长一丈八尺,旗杆长二丈;或是旗长一丈七尺二分,旗杆长一丈九尺。军旗上附有作为一族象征的家纹,以及一族的其他标志。战国大名属下的将领,也有绘着自己一族(战斗集团)家纹的旗帜。在战场上,战国大名及其属下将领举着军旗投入战斗。在《蒙古来袭绘词》、《川中岛合战图屏风》、《长篠合战图屏风》、《长久手合战图屏风》和《关原之战合战图屏风》等日本的“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中,都可以看到蔚为壮观而又难以计数的军旗。在战场上,一看军旗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分敌我双方的阵营。主帅可以通过军旗知悉参战的属下部将,以及属下部将的表现。

具有区别敌我、表明身份、查验军功之功效的家纹,也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各武士家族的家族纹章——家纹(或称家徽)不断涌现并基本定型,数量庞大,让人目不暇接。此外,家纹又分为主家的家纹和各分家的家纹。武士在战场上居无定所,搭建帐篷——“阵幕”宿营时,也将家纹附在幕上作为标志。

“家纹”与刀和苗字一样同为武士的重要标志,通过绘在衣服上的家纹便可知其出身来历和所属的武士集团。武士的家纹源于武士的战争生活需要,并在战争生活实践中迅速发展。当然,家纹也是武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武士的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等等。据《别册历史读本48号·日本史·英雄们的家纹》记载,家纹的花纹来源主要有植物(如葵、梅、桔梗、棕榈)、动物(如鸟、鸡、虫、狮子、蟹、马)、器物(如弓、矢、剑、扇、水车、钱币、金轮等)、建筑物(如鸟居)、文字、天文·地文(如日、月、星、云、霞)等。著名的武家家纹主要有:德川一门独占的葵纹、与天神信仰关系极深的梅纹、镰仓时代以来北条氏的代表纹——鳞纹、始于佐竹氏的扇纹、源于大三岛神社的三字纹、源于诹访明神的梶叶纹、从神宫普及开来的柏纹、许多大名和旗本使用的雁纹、清和源氏土岐氏的代表纹——桔梗纹、享誉武门的桐纹、崇尚武勇和摩利支天(佛教的阳炎女神;武士的守护神)信仰的军配团扇纹、源于浅间神社的神纹·棕榈纹、自古以来就作为信仰对象的月纹、延年益寿吉兆的鹤纹、名族清和源氏·武田氏的花菱纹、波浪花纹的波纹、室町时代足利将军家的代表纹——引两纹、室町时代流行的藤纹、由信仰星诞生的星纹、菊·葵之外夸耀权威的牡丹纹等。例如:葵纹、三字纹、梅纹、鳞纹、桔梗纹、井筒菊纹、笠纹、一字三星纹、引两纹、花菱纹、柏纹。

西乡隆盛的叶包菊纹、木户孝允的木户菊菱纹、大久保利通的藤纹、伊藤博文的藤纹、山县有朋的鳞纹和著名政商岩崎弥太郎的三阶菱纹、三井家始祖三井高利的三字纹依次为:

、、、、、、

室町、战国和织丰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战乱时代,武士得以最充分地发挥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从而使武士阶级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战国和织丰时代,战国大名将扩张战争发展为举全国之力的战争,动员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大名将商人组织成御用商人,加强对商人的统治,让他们筹集兵粮、武器。如后北条氏的宇野(外郎)、上杉的藏田、苇名的梁田、今川的友野和松木、织田的伊藤和今井、朝仓的橘屋、大内的兄部等,都是著名的御用商人。”[46]上层农民则被组织成步兵——“足轻”,直接参加战争。于是,随着武士集团的不断膨胀,作为武士的身份象征和武家文化重要元素的武家家纹,也步入全面发展的时代,并对农、工、商等社会阶级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镰仓幕府灭亡(1333年)至江户幕府建立(1603年)的近300年间,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时代,将军丧失了权威和绝对实力,武力失去了约束,实力主义(下克上)成为时代的象征,武士频频改变效忠对象。在实力主义浪潮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战争过程从来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不讲显赫家世和传统秩序,只认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给每个武士特别是不满现状的下级武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平台和希望。于是,从下级武士中不断涌现出时代的风云人物。浪人出身的北条早云、斋藤道三乱中取胜,成为一国之君;足轻出身的丰臣秀吉打败其他战国大名,成为全国武士集团的首领和号令天下的“无冕之王”;三河国松平乡小领主出身的德川家康武力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长达百余年的战国乱世,是日本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社会变革时代和强者云集的时代。以战国大名为代表的一大批传奇武士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治国、治军、治家和安民的经验总结,为日本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战国大名“富国强兵”的政策,被明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所继承,并将富国优先的“富国强兵”政策改为强兵优先的“强兵富国”政策。战国武士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思维方式,好狠斗勇的“杀伐之心”,也在生与死的战火中影响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

【注释】

[1][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页。

[2][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页。

[3][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42页。

[4][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203页。

[5][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10—211页。

[6][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54、157页。

[7][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17页。

[8][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86—87页。

[9][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8页。

[10]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11][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9、20—21页。

[12][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47页。

[13]同上书,第157页。

[14][日]今东光等:《历史的京都·1·天皇和武士》,淡交社1970年版,第30页。

[15]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16][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72页。

[17][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3页。

[18][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21—22页。

[19][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7页。

[20][日]时野佐二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第12页。

[21][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20页。

[22][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81页。

[23]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24][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428页。

[2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20—121页。

[26][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27][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75、197—198页。

[28][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ぺ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96页。

[29][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06—207页。

[30][日]高桥昌明:《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65页。

[31][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9页。

[32][日]久保田正志:《日本的军事革命》,锦正社2008年版,第13页。

[33][日]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社会思想学刊》昭和庚戌冬,第13页。

[34][日]久保田正志:《日本的军事革命》,锦正社2008年版,第20—21页。

[35][日]三浦一郎:《武田军团·武器及军装》,宫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36][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03页。

[37][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2页。

[38][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5页。

[39][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8页。

[40][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57页。

[41][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79页。

[42][日]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社会思想学刊》昭和庚戌冬,第142页。

[43][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第104页。

[44][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71页。

[45]同上。

[46][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47页。

第五章　江户时代的武士——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

德川家康(1542—1616年)在“三河武士”的支持下,登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牢固确立起德川氏不可撼动的军事霸主地位,创造了武家社会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将武家政治推向最高阶段,武士独占政治舞台,垄断军事领域。不过,江户幕府260余年的武装和平,又使武士失去了用武之地,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趋于空洞化、抽象化,成为武士从极盛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一　江户武士的法制化等级

通常认为江户时代的武士约为40万人,连同其家属约有2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据明治五年的调查,全国士族的总数为1944557人,其中,300石以上的武士占一成左右。”[1]其实,江户时代初期武士的数量可能接近100万人。依据是:除登记在册的武士外,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另类武士——“浪人”。仅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的大名统治政策,17世纪前期“就产生了约40万浪人,平均每年8000人”。还不包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时代产生的浪人。如果按江户时代的军役,10石大名提供兵役2155名计算,17世纪中期大名领国的2250万石,兵役总额为484875名,加上将军的旗本“八万骑”,共计564875名。

江户时代也是武家统治法制化的时代,将军德川氏不仅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武士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还分别针对天皇、公卿贵族、武士和农工商等,制定了种种法律,规定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享有的权利地位和应履行的职责义务,要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严格遵守。同时,武家法律还规定了武士阶级内部的法制化等级。在“关原之战”后的半个世纪,家康、秀忠和家光三代将军通过武力政治,对大名进行改易、转封和减封,彻底摧毁丰臣秀吉的领国体制,创建德川氏的领国体制。武家社会的宪法——《武家诸法度》,将各类藩国大名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居住地域、身份等级等一一用法典固定下来,世代相袭,违者以叛逆罪论处。以藩国大名的法制化等级为首,大名以下的各武士等级也是如此,身份等级一经确认,便固定不变。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家老’(大名的重臣)家所生的孩子永远当家老,‘足轻’家生的孩子永远是足轻。世世代代,家老就是家老,足轻就是足轻,夹在其间者也同样如是,经过若干年也无半点变更。”[2]武家法律严格禁止士、农、工、商之间的横向流动和武士阶级内部各等级的上下流动,金字塔形的武士等级以法制化为基本特征。

(一)拥有绝对权力的将军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出身于三河国的世代豪族松平氏,为第八代本家三河国冈崎城主松平广忠的长子,1542年生于冈崎城,幼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称元康,继而又改为家康。其母是三河国刈谷的城主水野忠政之女。

尽管德川氏是否出自源氏众说纷纭,然而,德川氏取得天下靠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武力。家康韬略过人,武功超群,是东海道首屈一指的武将。6岁开始作为人质[3],先后寄居于织田信秀和今川义元处13年。成长于艰苦而凶险的战争环境,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谋略。

除个人杰出的军事、政治才干外,日本学者认为:“德川家康取得天下的一大原因,就是三河时代的谱代家臣团的强固组织。”[4]和丰臣秀吉不一样,家康通过谱代家臣团的强固组织,拥有一大批甘愿为之浴血奋战的家臣。“战国割据之时,属于德川氏旗下,有理无理,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为家为主,眼看必败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此即三河武士。”[5]以致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说法。

德川氏的三河家臣团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松平十八骑”。即家康的先祖松平亲氏至家康之父广忠时代,从松平家独立出去的松平分家而形成的松平庶子家,俗称“十八松平”。十八松平庶子家分别以所领地名为苗子。如大给、形原、深沟、藤井、樱井、能见、御油、竹谷、福釜等,都称松平家。[6]二是“三河谱代”。包括松平乡谱代、岩津谱代、安城谱代、冈崎谱代,或称岩津、安城、冈崎三谱代。谱代家臣中,既有忠臣和能征善战的所谓武功派家臣。如:“支撑家康的家臣,有后来称之为‘德川4天王’、‘3人众’、‘16将’的武将。4天王有酒井忠次、本多忠胜、榊原康政和井伊直政,3人众为除酒井之外的其余3人,16将是除4天王外的大久保忠世、大久保忠佐、渡边盛纲、内藤正成、蜂屋贞次、平岩亲吉、鸟居元忠、松平康忠、高木清秀、服部正成、米津正胜等。”[7]也有民政事务的顶尖高手,如以家康的股肱之臣本多正信、本多正纯父子为笔头的吏僚派家臣。

1560年5月,今川义元在桶狭间战役中战败被杀后,家康回到冈崎,从长达13年的人质生涯中解放出来。1561年,与今川义元的后继者断绝主从关系。与此同时,又与长期为敌的织田信长在尾张国的清州结成军事同盟——“清州同盟”。此后,家康开始蚕食今川氏的领地,势力日增。1567年,与甲斐的武田信玄约定瓜分今川氏的领国骏河和远江。1575年,在织田信长3万大军的援助下,取得“长篠城战役”的胜利,打败武田信赖的军队。1582年3月,因协助织田信长讨伐武田氏有功,得到骏河。

“本能寺之变”后,丰臣秀吉忙于争夺织田信长继承人的地位,家康趁机向甲斐、信浓扩张,成为跨越三河、远江、骏河、甲斐、信浓五国的强大势力。1585年,家康将其总部迁往昔日今川氏的都城骏河。1590年,协助秀吉剿灭关东地方的强大势力北条氏。“战后,家康被转封至关东六国(武藏、相模、伊豆、上总、下总、上野),领地242万石,成为江户的城主。”[8]最不被丰臣秀吉信任的德川家康成为秀吉手下实力最强的大名。

秀吉因畏惧家康的强盛,1590年将其从经营多年的旧领地转封到关东新领地,企图让家康经营新领地消耗实力。不过,当其他大名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消耗实力时,家康则在和平环境中专心治理领国。如对家臣团分配知行地和重新配置家臣,巩固根据地;对新领地全面进行检地,确保年贡和夫役的征集;撤换不称职的代官、惩处不法官吏,稳定民心,等等。在家康近10年的精心治理下,新领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军事力量增强。总之,家康已经为下一轮霸主争夺战做好了准备。

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秀吉去世前,其近臣已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文治派”,由主要管理行政事务的奉行人组成,以官僚大名石田三成(1560—1600年)、小西行长(?—1600年)为首,也称“文吏派”;另一派是“强权派”,由主管军事、自恃武勇的军事将领组成,以加藤清正(1562—1611年)、福岛正则(1561—1624年)为首,也称“武断派”。1599年,两派矛盾日趋激化,形成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和以石田三成、毛利辉元为首的“西军”。1600年9月,两军在美浓国的关原(今岐阜县境内)地方决战——“关原合战”,家康统率的东军大胜,天下已无任何势力能与家康抗衡。战后,家康实际上已经成了全国的统治者。

1603年,后阳成天皇发布敕令,任命德川家康为右大臣和征夷大将军。1605年,德川家康把将军一职让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德川秀忠(1579—1632年),自己当“大御所”(前将军),隐居于老根据地骏府(今静冈市)遥控幕府。此举一是培养锻炼秀忠,使之增长才智,树立权威。二是昭示天下,将军一职只能由德川氏世袭,他人不得染指,打击身为朝廷内大臣和丰臣秀吉法定继承人的丰臣秀赖。

1614年8月,72岁的家康为了铲除后患,防止丰臣氏东山再起,炮制“方广寺钟铭事件”,发兵进攻大阪,丰臣秀赖的大阪城有两道护城深壕,德川军屡攻不下,双方议和,即“大阪冬战”。1615年5月,德川氏重启战端,并攻入大阪城,秀赖切腹自杀,其母及近臣大多随之殉死,秀赖8岁的儿子丰臣国松被斩首,7岁的女儿出家为尼,丰臣一族,几被赶尽杀绝,史称“大阪夏战”。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

德川氏以武力取得将军的称号,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政治上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家的家长代代拥有“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将军的幕府是实质性的中央政府,有权颁布一切政令,天皇处于幕府官吏的监视和《禁中及公家诸法度》约束之下,幕府的一纸命令便可对大名进行移封、转封、减封和改易。经济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和全国第一大地主,17世纪中后期,将军的直辖领地高达680万石左右,此外,还有经营全国重要矿山、独占国内主要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利润,垄断金银开采、货币铸造和工商业者的税金等。军事上,将军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幕府是指挥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部,直属将军的军事力量号称“旗本八万骑”。“在八代将军吉宗时的享保七年(1722年),旗本为5200余人,御家人为17300余人。”[9]再加上他们的陪臣共约六七万人,所以泛指“旗本八万”,具有压倒30—40家大名联合的武装力量。而且,幕府的兵力还应加上将军的家臣——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

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1632—1641年)推行强权政治,通过改易、转封、减封和削封的方式削弱大名的实力,仅被没收领地的大名就多达120家。这种武力政治巩固了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完善了统治体制,造就了德川氏的太平盛世。而且,为四代将军家纲(1641—1680年)至第七代将军家继(1709—1716年)的“文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幕末,将军依然可以仅凭一纸法令对大名进行转封、减封和改易,将军德川氏的权威由此可见。

(二)唯命是从的藩国大名

大名是领有1万石土地以上的上级武士,既是将军的家臣,又是所在藩国的武士首领和最高统治者。大名的来源主要是:(1)从战国大名发展为近世大名的旧族大名,也称“国众大名”;(2)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提拔的织丰大名,也称“上方大名”;(3)德川氏通过关原之战确立起霸权地位,从其家臣中提拔起来的德川氏大名。大名的数量因时代而异,德川幕府建立之初不到200人,德川中期以后为260—270人,俗称“三百诸侯”。大名的领地从1万石至100余万石不等,一般而言,20万石以上为大藩,20万石以下5万石以上为中藩,5万石以下为小藩。

按照与将军家关系的亲疏,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和外样三类:

表1　大名分类

亲藩大名23个,是德川氏的族人,领地260万石,平均约为11万石。其中,“御三家”出自德川家康之子义直、赖宣和赖房,是尾张名古屋、纪伊和歌山和常陆水户三藩的藩主。他们门第特殊、地位最高,准许姓德川,在将军无嗣时可以出继嗣。“御家门”是其他将军家的分家和御三家的分家,以姓德川的“御三卿”为首,是源自八代将军吉宗之次子宗武的田安家、四子宗伊的一桥家,源自九代将军家重二子重好的清水家,将军无嗣时也可入继。此外,就是德川氏旧姓──松平的亲藩大名。

谱代大名共145个,拥有年产稻米670万石的土地,平均不足5万石,在关原之战前臣服于德川家康,是协助家康夺取天下的有功之臣。“近世大名,绝大部分出自德川家康的家臣。随着德川氏支配力的扩大,他们也成为得到土地的大名或旗本。其中,松平氏居住三河的时代、以及居住在远江、骏河时代的家臣系统占极大的比重。”[10]谱代大名深得德川将军信任,构成江户幕府强大军事力量的中核,幕府的职位原则上由他们担任,领地主要分布于全国重要的经济、军事地区,如近畿、东海、东山等地。

外样大名98家,共有土地980万石,平均10万石,是关原之战后归顺德川氏的大名。根据他们的出身,外样大名又可细分为“上方众”和“国众”两部分。“上方众”也称为“织丰提拔大名”,即织田、丰臣两政权下由武将成长起来的大名,如池田、浅野、前田、京极、黑田、有马、山内、堀、细川、加藤、藤堂、森、蜂须贺、丹羽、一柳、市桥、桑山、仙石、沟口、织田、木下、片桐等诸氏。“国众”,是对旧族大名的称呼,他们继承了中世战国大名、国人领主的系谱,有极强的名族意识,如岛津、伊达、毛利、锅岛、上杉、佐竹、最上、立花、宗、秋月、伊东、相良、南部、津轻、松前、松浦、五岛等诸氏。外样大名不被信任,将军对他们的打击最重、防范最严,被安置在边远和幕府认为军事上、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地区,在其周围又安置谱代大名进行监视。

新井白石《藩翰谱》的五分法将大名分为五类,如表2所示:[11]

表2　新白井石《藩翰谱》的五分法

续表

新井白石的五分法更详细、更清楚地反映了各类大名的基本信息,特别是与德川家的关系及其在德川家“家”秩序或统治体系中的地位。

另外,仅从《别册历史读本48号·日本史·英雄们的家纹》一书中便可看到江户时代的大名里,有不少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家族的后裔。除德川氏、足利氏、细川氏外,源氏后裔主要有:名保田(秋田)藩主佐竹义宣(1570—1633年,其父佐竹义重在织田信长时是与德川、毛利、上杉、前田、岛津并列的天下六大名之一)、信浓高岛藩主诹访赖水(1570—1641年)、安部信盛(1584—1673年)、越后长冈藩主牧野康成(1555—1609年)、丰后冈藩主中川秀成(1570—1612年)、上野沼田藩主土岐定义(1580—1619年)、备中高梁藩主板仓胜重(1545—1626年)、大和郡山藩主柳泽吉保(1658—1714年)、肥前福江藩主五岛玄雅(1548—1612年)、武藏金泽藩主米仓昌尹(1637—1699年)、越后新发田藩主沟田秀胜(1548—1610年)、丰前丰津藩主小笠原秀政(1569—1615年)、虾夷福山藩主松前庆广(1548—1616年)、安房花房藩主西尾吉次(1529—1606年)、志摩鸟羽藩主稻垣长茂(1539—1612年)等;平氏后裔的代表是:对马严岛藩主宗义智(1568—1615年)、丰前中津藩主奥家昌(1577—1614年)、出羽山形藩主岛居忠政(1566—1628年,德川氏三河谱代的名门)、出羽龟田藩主岩城贞隆(1583—1620年)等。

大名的资格一是直接臣服于将军,二是领有禄米年收入一万石以上的土地。如果仅以年收入为标准的话,大名家臣中的家老也不乏禄米年收入超过万石者。在大名的陪臣中,禄米超过万石的,全国共有70余人。在冈山藩,万石以上的家臣有7人,家老的知行地占总量的28%。[12]此外,各藩国的家老级家臣,属下也有数量不等的家臣武士。

将军不断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和减少大名的领地。“关原之战后,没收91家西军大名的领地420万石,减封4家225万石。大阪之战又没收和减封35家370万石,到德川家光晚年达86家850万石。”“在改易、减封的同时,还频频对大名的领地进行转封,切断大名与领民之间世世代代的联系。”“诸大名对领地的意识正如1677年藤堂氏所说‘我等乃暂时的国主,田地乃公仪之物’。”[13]没收和减少大名封地的理由,除关原之战与德川氏为敌以外,便是所谓平时违反幕府法令或没有子嗣等。用一句中国的话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直到幕末这些改易、减封和移封都是以和平的方式顺利进行的,或是让当事人到江户接受处理,或是派遣幕府官员到大名的所在藩国颁布改易、减封和转封命令,幕府未曾动用过武力,也未曾遇到藩国的武力抵抗。

亲藩、谱代也不能幸免改易、减封和移封的命运。如福井的松平忠直(德川家康之孙)、骏府的德川忠长(德川家光之弟),也被罢官没收了封地。[14]再如“三河三奉行的家,哪个都是从家康的祖父时代就侍奉松平氏的累代家臣”。“这些跟随德川氏打天下的武将,尽管功勋卓著,然而,一旦战场上尘埃落定,也免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15]一个个强悍的大名,无不处在将军的掌控之中,不敢心生二心。“冈山藩藩主池田光政说:国之大事有二,一是祭,二是军营。祭指祭祀祖先,即祭祀池田氏的先祖;……军营以对将军的奉公为核心。在光政的意识里,祭和军政,就是孝和忠。”[16]光政无可奈何的这番话,恐怕也是全国大名的共同心理。

德川将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控制上述军事大家族,一是依靠德川家强大的军事力量,二是得力于将军刚柔相济、宽猛适度的大名统治政策。这些统治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政治上,大名既有所失,又有所得。德川将军对大名打击最重、控制最严,同时又赋予大名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将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权力统统交给大名独立行使,幕府原则上不干预、不介入藩国的内部事务。大名只要遵守武家诸法度、履行对将军的义务,即可享有形同东方专制独裁君主的活动空间。

军事上,冻结了大名的军事权。1635年的《武家诸法度》规定,不论发生何种事态均应听候幕府的命令,禁止向领外进行军事动员。大名的军队到领外的军事行动,须有传达将军意向的老中奉书和将军的黑印状。[17](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著的《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把将军签署画押的文件称为“朱印状”,把大名签署画押的文件称为“黑印状”。)大名的军事力量由将军统一调遣,用途一是履行对将军的军事和准军事义务,二是维持藩国内部的统治秩序。

法律上,用武家法律制约大名。1611年,颁布了武家必须遵守的三条誓文(宣誓书),第一条意为江户幕府继承源赖朝以来的武家政治传统;第二条是各藩不准藏匿犯人(1615年《武家诸法度》的第3条);第三条为各藩发现叛逆和杀人者,应迅速追捕法办(1615年《武家诸法度》的第4条)。[18]《武家诸法度》是武家的宪法,违者严惩不贷。1619年,安芸广岛49万石的福岛正则因违反城池修建的规定被改易。1628年别所吉治(丹波绫部2万石)和1665年的一柳直兴(伊予西条25000石),因怠慢到江户的参勤被改易。

经济上,大名的领地来自将军的御恩,有将军承认其领地的安堵文书。与战国大名相比,“战国时代的大名,相互间为了领土扩张而频频发生战争,扩大自己的所领。可是,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确定了所领,领土扩张事实上已不可能。而且,在德川政权下,所领已经由幕府安堵,并最后确定”[19]。在法律上,将军恩赏的领地仅限一代,继承也须由将军发给朱印状重新予以确认。大名若不履行对将军承担的义务,或违反《武家诸法度》,将军有权收回“御恩”,即没收大名的领地。

大名之外的其余武士,或为直属将军的旗本和御家人,或为大名领国的藩士。

(三)幕府的近卫军旗本和御家人

在将军的家人中,万石以上者是谱代大名,万石以下者为旗本和御家人。“旗本和御家人的区分原则,一是俸禄,200石以上为旗本,200石以下为御家人,当然也有种种例外;一是能否谒见将军,有资格谒见将军者为旗本,无资格谒见将军者为御家人。”[20]历史之谜探究会编辑出版的《江户武士的从早到晚》认为,旗本和御家人的区别有以下四点:一是武士的等级,旗本是作为侍的骑兵,御家人是作为徒的步兵;二是谒见将军的资格,旗本有谒见将军的资格,御家人则没有;三是获取俸禄的形式,旗本通常为知行取(领地)和藏米取(禄米)两种,御家人几乎全部是藏米取;四是禄高数量,旗本中1000石(俵)以上的约占16%,100石(俵)以上至不满500石(俵)的占60%(根据江户后期资料);御家人100俵以上为2%弱,约94%为49俵以下者(根据江户中期的资料)。[21]一般来说,学术界都是以能否谒见将军作为区分旗本和御家人的主要标准。

旗本和御家人是将军德川氏的直属家臣,大多是昔日与德川氏关系极深的累代武士,以士气旺盛、对将军忠贞不贰著称,为一般武士之典范,是幕府的心腹和政权支柱,深得幕府器重。在幕府的中央和地方(主要指幕府的直辖领地)政权机构中,原则上讲,幕府的大老、老中、若年寄、寺社奉行等高级官职由谱代大名担任,町奉行、勘定奉行、大目付、目付和幕府直辖地的代官、郡代等中下级职务由旗本担任。在身份等级制下,幕府严格规定了旗本的任职资格。例如,“5000石的御侧众、御留守居、大御番头,4000石的御书院番头、御小姓番头,3000石的大目付、町奉行、御勘定奉行,2000石的御旗奉行、御作事奉行、御普请奉行”[22]。根据军事主从制的序列,御家人只能担任旗本之下的职务,旗本任町奉行,御家人任町奉行之下的町与力、町同心等职。“1719年,一位奉行之下有与力25骑、同心100人。”[23]军事上,旗本和御家人构成幕府的禁卫军,战时率领属下六七万士卒为将军舍命疆场。

旗本大部分是中级武士,御家人基本上属于下级武士。旗本年收入最高者9990余石,千石以上者834人,500石以上者842人,最低者只有20俵。御家人收入最高的240石,大多数在100石以下,最低者只有薪金4两和一人的口粮。据江户幕府中期的史料,旗本的家禄大多数在500石(俵)以下,御家人平均不足50俵。可见,旗本和御家人,虽然身份特殊,但是经济收入并不高。包括御家人在内的“下级武士为了糊口,也不得不从事副业”。

(四)都市生活的消费者藩士

全国武士的绝大部分是藩士,即藩国大名的家臣,数量约为30余万人。年收入最高者超过万石,最低者只能领几贯钱,大部分是20俵左右。他们住在藩国大名的城下町,依靠禄米生活,是都市生活的消费者。其实,江户时代的武士全部是都市生活的消费者。

藩士的类别:(1)根据与大名主君的主从关系,分为亲藩(一门)、谱代和外样;(2)根据封禄的质和数量多寡,有地方知行、切米取(禄米)、扶持米取(禄米);(3)根据御目见(谒见资格),就像将军的旗本与御家人一样,有谒见大名资格者为上士,无谒见资格者为下士;(4)根据军制由来的身份秩序,大名家本来就是作为军团而存在,以大名主君为总大将,形成大名主君→一门、家老→番头(组头)→物头→平士→徒士→足轻→中间、小者的身份系列。在上述种种划分标准中,“军制的身份阶层秩序,是考察大名家内部政治秩序的关键要素”[24]。

大名的家臣团通常由以下几类家臣构成:(1)一门家臣,即由主家的分家血统、主家的兄弟等亲族构成的家臣,这是来自于血统、血缘的身份。例如,在秋田的佐竹、仙台的伊达家等旧族大名家,家臣的身份阶层中,称为一门众的家格,在家臣团中占有特殊地位。(2)累代侍奉主家的谱代家臣。他们是主家、主君原来的仆从,必须无条件地忠于主家、主君,即大久保彦卫门所说的“御家之犬”。随着主家的发展壮大,他们作为谱代家臣,也成为大名家的重臣。(3)外样家臣,即曾经是同辈的或对等地位的家臣。外样的种类繁多,最重要的是称之为“国众”的大身家臣。如长州毛利家作为安芸、备后地方国人领主(在地地主)的盟主成长起来后,有许多重臣就是原来的同辈,称为“国众家臣”。经济上,享有高禄的待遇;军制方面,占有最重要的大组(平士50名编成的军事组织)组头职位;身份上,在家臣团中享有最高格式。(4)新聘家臣,也属外样家臣。这些后加入者或是因为出类拔萃的武功,或是因天下知名的武名新招聘者及其子孙。新聘家臣的封禄继承以一代为原则,这是与其他三类家臣的最大差异。而且即使承认其男子可以继承,也要蒙受大幅减额。(5)主君的宠臣和身边的出头人。也是新参者,或是主君之妻的缘故者,或是主君乳母之子儿时就在主君身边者,或是擅长财政等吏务者。在大名家内部占据高身份的地位,拥有极大权力,大多是依靠个人的才干。通常在主君更换之际,迅即崩溃。(6)行政事务和番卒等雇佣者。主要是元和、宽永以降和平时代招聘,没有过人的武功和关系,身份地位低,大多不出徒士、足轻之上。

藩士内部又按俸禄和门第细分为很多等级,“像越前鲭江藩这种5万石的小藩,从家老到徒士有63级,如果包括卒则高达75级。通常是家老、番头、物头、徒士头、马迥、徒士、足轻及其以下8级,继承了战时编成的阶层等级”[25]。形成位阶制的金字塔式阶层组织,世代相袭,各藩官职均根据其俸禄或门第来决定。以家老为代表的少数权门武士,是拥有特权的中级武士,有70余位陪臣的禄米收入还高达万石以上,他们世代把持藩政,掌握大名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五)非主流地位的乡士和浪人武士

除上述幕府和各藩在册的武士外,德川时代的武士还有非主流地位的武士——“乡士”和“浪人”。

“在大名的家臣中,乡士的身份低于藩士,但比农民高,是领内支配的中枢。享受武士的待遇,又与正规武士(藩士)不同,作为原则,乡士居住在农村。”“根据乡士的产生源流,分为旧族乡士和提拔乡士。前者是战败和改易、削封之外的原因而土著化的武士身份系谱者;后者是指因为献金和新田开发有功而被提拔者。”[26]乡士出现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时代,秀吉要求武士离开农村,跟随主君移居到城下町,成为武士;或是保留土地,居住在农村。于是,那些依然留在农村和自己原有土地上的武士就变成了乡士。其标志是保有参加战斗的一副(一领)甲胄和一匹马,即“一领一匹”或“一套甲胄”。乡士居住在农村,有自己的土地,专事农业生产,经济上大多是“本百姓”的上层,相当于富农;政治上,农村基层组织的“村方三役”(名主、组头和百姓代)大多由他们担任。

“浪人”,也称“牢人”、“牢笼人”。“所谓浪人(牢人),是指失去主君和知行、俸禄的武士,因战争、大名的转封、改易、减封而产生。”[27]“牢人是和平时代的产物。武士—牢人是战斗者,以战争为职业。然而,随着德川氏霸权的确立和以幕府为中心的体制的形成,和平时代的牢人成了无用之人,而且还是严重影响统治秩序的危险分子。”[28]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就是浪人大量涌现的时代。

江户时代浪人大量涌现的最大原因是幕府的大名政策,“关原之战”和“大阪之战”与德川氏战斗失败的大名们,以及或因嗣子年幼、或因无嗣子、或因违反幕府法令,受到改易、减封等处罚。“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1651年由井正雪事件的约50年间,改易198家,石高1688万石;减封19家,石高249万石;合计217家,1937万石。如果按当时的军役一万石200人计算,这期间就产生约40万浪人(平均每年8000人)。所以,大部分浪人是因确立幕府权力的政策所致。”[29]没收和削减大名的领地,使人数众多的武士成为失去主君、失去俸禄的浪人,他们大多流入江户等大城市。1614—1615年大阪战役时,丰臣秀赖就召集了近10万浪人抵抗德川家康。第二个原因在于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各藩国出现财政困难,削减家臣团,使不少武士成为浪人。“一到17世纪末,‘同心·足轻之类的’的牢人等,即称为‘轻浪人’层增加。这无疑是由于大名财政困难削减家臣团,或者是因节约政策而产生的,成为牢人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社会的。”[30]战争年代,浪人还可以加入别的武士团,重新成为武士,和平年代则几乎堵死了这条道路。流入江户的浪人们住在大杂院内,或从事制伞等副业,或成为医者、剑术教师和寺子屋的教师等。

浪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战火的洗礼,精通军事技术,一有机会便重操旧业,驰骋疆场。尤其是“上层浪人”,武功超群,野心勃勃,手下仍有一批世代相随的谱代家臣(浪人)。大量浪人的出现,又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并对幕府的统治政策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幕府将浪人视为危险势力、敌对势力,采取高压政策。1623年,发布牢人驱逐令,不许牢人匿居京都。同年的《诸士法度》,规定牢人不得重新就职。1637—1638年的岛原起义中,浪人武士还是起义军指挥。于是,幕府在镇压岛原起义后,对浪人进行严密控制。

二　江户武士法制化的内部关系

江户武士的内部关系由德川氏三河时代谱代家臣团的内部关系扩展而来,随着德川氏家臣团势力的发展而扩大。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确立起军事霸主的地位,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德川氏家臣团的内部关系成为全国武士内部关系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如果说在“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以混乱为特征的话;那么,在武装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则以法制化和井然有序为特征。江户幕府分别针对大名和旗本、御家人颁布《武家诸法度》和《诸士法度》,藩国大名则颁布“藩国法”,巩固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强化武家社会的统治基础和统治秩序。

(一)法制化主从关系

在武士的内部关系中,最重要的依然是主从关系。将军→大名→藩士的主从关系链条,构成武家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统辖系统,主从关系链条与政权统辖系统一一对应,并且通过武家法律加以制度化。将军位居主从关系链条的顶端,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军事统帅;大名在主从关系链条中居将军之下,是地方藩国的统治者和军事长官。

江户时代的主从关系依然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以主君的御恩为基础。“构成幕藩关系——将军和大名关系的基轴,是将军对大名的御恩,即将军对大名分配领地和保障大名原有的领地。”“大名对将军御恩的报偿,最典型的就是为将军服军役。”[31]不过,江户时代的主从关系也出现了如下一些新特征:

第一,主从关系的基础由土地转变为禄米。“主从关系的基础,不再是封地,而是俸禄。”[32]大名的土地所有权演变为地租征收权,藩士的土地所有权演变为大名藩库中的禄米。

镰仓、室町时代的军事领地制度,主君的御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土地。江户幕府的石高分封制,“从封地给予制转为俸禄给予制”[33],以土地上的利润为再分的原则,“大名和家臣的领地成了可以用石高这种‘量’来表示的领域,而不是不变的特定领地”[34]。“石高是将军向大名、大名向家臣分配的禄米额,与其说它是现实的土地,不如说它是允许收纳年贡的基准值。在此意义上规定大名、家臣的石高制的封建所有,就不得不带有一种抽象性。”[35]主从关系的纽带由土地演变为大米。

第二,主君掌握家臣的经济命脉。将军削弱大名的土地所有权,大名垄断地租征收权和年贡率决定权。武士的经济收入由依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的地租,演变为充当职业军人领取的薪俸。

江户幕府在权力与权威二元分离的基础上,实行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对社会资源进行多元分配。武士离开土地,退出经济领域,垄断政治和军事领域,负责政治统治和保卫国家;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负责为国家提供粮食;町人把持工商业,负责手工业品的生产和商品流通。士、农、工、商各有所得,各尽其责。这样,主君的禄米成了武士唯一的经济来源。“除俸禄外,武士没有其他一文一粒收入。”[36]除将军外,其余武士都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将军掌握大名的经济命脉,大名又掌握其家臣的经济命脉。武士一生乃至世世代代的生活来源,都必须由他的主君来维持和保障,离开主君就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丧失。

第三,主君的支配权越来越大。主从关系越来越强调主君的权力与家臣的义务,君臣间的权利与义务以主君的意志为转移。

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等法律,是幕府单方面对大名及武士的规定;大名在领国内制定的“藩法”,是大名单方面对家臣武士的规定。而且,所有家臣武士,都无权解除对主君的从属关系,更无权反抗主君。幕府多次颁布法令,严禁接纳脱离原有主家的家臣武士。1632年的《诸士法度》明确规定,“不得接纳放弃奉公者”;1635年的《武家诸法度》也规定:“不得接纳有碍本主者。”家臣武士脱离主君的命运,就是成为无主浪人,丧失禄米,这是武家社会铁定的法律。

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由于主从关系的基础由土地转变为禄米、从者丧失了经济独立性,主君对从者的约束力空前提高,从而有效维持了主从关系的稳定性。德川氏之所以能维持260多年的武装和平,主从关系的稳定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法制化家族关系

武士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军事家族的一员而存在,武家社会从来不承认脱离于家族的“武士”。武家政治的鲜明特征,就是政治结构家族化,家族组织政治化。

德川家康在与战国大名争夺天下时,就非常重视家族关系,随着德川氏在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德川氏家臣团也像滚雪球般地不断膨胀。“关原之战后”,德川氏家臣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武士集团,德川氏家族也成为全国最大的军事大家族,从前与德川家康对等的战国大名家族,一一成为德川氏大家族的组成部分。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后,通过兵农分离制度、石高分封制度等制度措施,使包括大名在内的各级武士一一成为“钵植武士”,包括大名在内的各级分家都必须仰赖上一级主家才能得以生存。

家族关系不仅是武士团的结合纽带,而且构成武家政权的基础。家既是武士赖以生存的场所,又是一级政权组织单位和经济实体。幕府将军→藩国大名→藩士的主从制等级系列,既是本家→分家→孙分家的家族结构,又是幕府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统辖系统。

德川家康继承源赖朝武家政权家族主义的政治传统,对国家实行家族式统治,以家族为单位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德川氏庞大的家族主义家臣团组织,几乎原封不动地转换成为国家政权组织。

德川氏大家族由全国的260多个大名家族组成,德川将军家作为这个大家族的族长和主家,掌握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将军以谱代大名和旗本为基干力量,构建德川氏的中央政权机关——幕府,行使全国的最高统治权,管理德川氏的直辖领地和幕府的直辖城市、矿山等。然后,将全国的其他土地,分配给260余个分家——大名家族。将军家与大名家之间“本家”与“分家”的关系,成了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关系,大名家族也成了一级国家政权机关。“近世社会继承了中世的大名领国制,大名的家——藩构成基本的政治单位。”“德川家也是一个大名家,所谓旗本、御家人无非是他的家臣。”[37]藩国大名也像将军一样,对藩国实行家族式统治,以家族为单位分配藩国的统治权。大名家掌握藩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大名家集团中的亲藩家、谱代家又按照其与大名家关系的亲疏,或是把持“宿老”、“家老”、“中老”、“若家老”等藩国要职,或是担任藩国的町奉行、勘定奉行、公事奉行、寺社奉行等。亲藩家和谱代家又依法炮制,任命一族分家担任下一级职务。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领域,家族结构与政权结构合而为一。由于将军剥夺了各级家臣武士的经济独立性,家臣武士必须效忠和服从于主君才能保障一族一家的经济来源,从而使家族关系稳定有序,为德川幕府260多年的武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法制化军事关系

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武士团是武士的战斗集团,武士的内部关系本质上是军事关系。军事关系贯穿武家社会内部的一切关系,构成武家社会内部关系的轴心。

“将军和大名的关系,第一义的是军事性主从关系。”“就像大名家(藩)本来就是武士=战斗者的军事集团、军团一样,幕藩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将军和大名间军事主从制基础上的军事关系。”[38]“在大名家,大名主君—一门、家老—番头(中老)—物头—平士(组士)—[以上是御目见以下的上士层,以下是御目见以下的下士层]—徒士—足轻—中间、小者这种军制上的阶层序列,同时也是规定大名家内部身份秩序的基本标准。”[39]武士集团内部的身份系列,首先是军制上的阶层系列。

在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中,将军与大名、大名与家臣的军事组织关系稳定与否,不仅决定武士内部主从关系、家族关系的状态,而且决定武家社会的统治秩序。军事组织关系稳定,则武家社会稳定;军事组织关系混乱,则武家社会大乱。因此,德川氏采用一切手段重建以自己为最高统帅的军事组织关系,将一切军事力量都纳入将军德川氏的统辖之下。

德川家康确立起德川氏的霸权后,通过强化对大名的统治政策,整肃军事关系,确立以德川氏为顶点的军事组织关系。一边对大名采取怀柔政策,缓和与外样大名的紧张关系,如有效运用和扩大“策略性婚姻”,包括通过家康、秀忠的养女,与丰臣、前田、伊达、毛利、池田、加藤、福岛、浅野、蜂须贺、黑田、山内、细川、有马氏等外样大名联姻;并且,通过赐姓政策,给予前田、岛津、伊达、毛利、池田、蜂须贺、黑田、蒲生、山内、崛、中村氏等松平姓。[40]一边制定严格的军役制度,将大名的军事力量纳入德川氏的军役体系,形成全国统一的军役体系、军事关系。

家康强化大名的统治政策中,核心是改易和转封。1602年,备前冈山51万石的外样大名小早川秀秋(1582—1602年)因无嗣被改易,成为被改易的第一个外样大名。至1615年,共改易外样大名28名(2666550石),德川一门、谱代大名13名(1108000石)。通过改易、转封废除丰臣秀吉的大名领国体制,确立起德川氏的大名领国体制。大名由数十个扩大到二百余个,极大地削弱了大名的军事实力。同时,家康还通过“一国一城令”,除大名的本城外,其他城池一律销毁,否定大名领国的战略体制。1615年大阪战役结束两个月后,颁布统治大名的基本法《武家诸法度》,利用法律手段强化大名的统治政策和大名对将军的军事隶属关系。

以将军与大名的军事组织关系为首,武士内部的军事组织关系整肃一新。军事组织关系的稳定,从源头上抑制了社会动乱的最大祸端,保证了武家社会的统治秩序。其实,军事组织关系实质上是军事实力关系,军事组织关系的稳定和军事统帅的权威,首先取决于上级军事首领的军事实力。

(四)法制化政治关系

武家政治从来就是主从政治、家族政治和军事政治,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军事关系、政治关系相互交织,难分你我。将军与大名的主从关系、家族关系和军事关系,同时也是中央统治者与地方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德川氏与家人之间私人性的军事主从关系,构成幕府的政治关系和政权体制。

“近世武家社会的武士,被纳入战斗者的人的结合关系——主从制秩序的金字塔式阶层组织之内,同时,作为以将军为首长的国家统治机构的官吏,又被编入官僚制的秩序之中。而且,这两种秩序关系紧密结合。”“尤其重要的是,这两重关系的构造,采取纵向型支配—服从的命令秩序的形态,权力集中于主君、上位者,对下位者具用强大的支配力。”[41]强幕弱藩,强主弱从。将军的直辖领地和统治范围空前膨胀,号称700万石,约占全国石高总量的1/4。与此相反,大名的领地和统治规模则大大缩小。室町时代全国分为66国,守护大名仅有40余个。德川时代,除将军的直辖地外全国共分为200多个藩国。

江户幕府的统治体制称为“幕藩体制”,以幕府为核心,以藩国为支柱。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统治机构和统治领域。幕府的中央机构和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无论是将军之下的大老、老中、若年寄,还是地方机构的京都所司代、城代、町奉行、奉行等官职,全部由将军的亲信家臣谱代大名和旗本担任。深得将军信任的23个亲藩大名和145个谱代大名,被安置在经济和战略要地,98个外样大名则被安置在边陬之地,并且处于亲藩和谱代大名的监视和钳制之下。

各藩国大名在绝对效忠和服从幕府的前提下,独立组建藩国的统治机构、独立行使藩国的统治权。藩主也像将军一样,将自己的家臣团军事组织几乎原封不动地转换为藩国的政治组织,藩国内部的政治关系以一门和谱代家臣为核心,藩国的军政要职被他们所垄断。在藩主之下有总理藩政的“家老”,职位世袭,相当于幕府的老中,人数由数人至十余人不等,轮流协商处理藩政。家老之下设郡奉行、町奉行、寺社奉行,还有作为审判机构的大目付、目付等职能部门。

尽管“幕藩体系下的政治原则是大名领内的政治、裁判问题委之以大名家,将军(幕府)采取不干涉、不介入其内政的立场”。“即幕府对大名采取不干涉主义。”[42]但是,如果藩国大名不能有效治理藩国,维持藩国的统治秩序,履行对幕府的军役任务,藩主则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或被没收领地、剥夺大名家在武家社会的身份地位、废绝大名的家,或是降为小规模的大名、旗本,或是只允许存留家名等。因此,各藩主尽其所能地与幕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总之,由于德川氏具有绝对凌驾于大名之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消除了地方军事首领与德川氏抗衡的实力,由于兵农分离政策、石高分封制和身份等级制,摧毁了地方军事首领的经济基础、军事基地和政治独立性,因此,德川氏具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武士内部将军→大名→旗本·御家人、将军→大名→藩士之间的政治关系稳定,江户幕府也成为武家政治史上最强大的武家政权。

三　江户武士执政者的生活

镰仓幕府建立后,虽然武士已经成为政治上无可争议的统治阶级,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天皇朝廷还想夺回失去的权力,梦想颠覆武家政权。室町幕府时代,先是公家和武家之间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后是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相互攻伐。织丰时代,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凭借武力剿灭群雄,日本从封建割据走向统一。因此,17世纪前,武士主要是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江户幕府建立后,日本进入200多年的和平时代,于是,武士的活动舞台随之从战场转移到政坛,主要扮演执政者治国安民的角色。

(一)武家政权的执政者

1600年的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改易(剥夺武士士籍)、除封(剥夺领地和俸禄)、减封和转封,对全国大名进行重新安置,使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军阀完全处于德川氏军事霸权的掌控之下。1614—1615年的“大阪之战”后,德川家康致力于构建德川氏的政治秩序,分别针对武家、公家、寺院和神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此后的200多年间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既无地方军事首领反叛幕府将军的战争,也无地方军事集团之间的相互征战。因此,江户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士阶级的社会角色由战斗者转变为执政者,社会职责由征战杀伐转变为治国安民。

不过,武家政权毕竟是军人当政的军事政权,武家统治毕竟是用武力控制政权的军事统治,因此,武士生活的方方面面依然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德川家康认为武士只要还是武士,则弓马之道仍为“武家之关键”,不断练习武功,乃是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1615年和1635年,幕府颁布的《元和武家法令》和《宽永武家法令》,第一条就明确规定:武士应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要求武士勤练武技,保持军人本色,以武力捍卫武家政权,以武力统治农、工、商等社会阶级。

江户武士对主君御恩的报答依然是服军役。“大名对将军给予领地的御恩的报答,最典型的就是对将军承担军役服务。大名以将军分配的领地为基础,组成自己的家臣团,提供与领地石高数额相对应的从军人员、马匹、铁炮、枪、弓等作为军役。”[43]各级武士按照军制序列的高低领取数量不等的禄米,又根据禄米数量承担相应的军役任务。

幕府和藩国的武士分别编成“役方”和“番方”。前者为政治组织,日常性工作是处理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实施对农工商的统治;后者为军事组织,日常性工作是对公家和农工商实行武力威慑,以武力维护武家社会的统治秩序。幕府的政治组织“役方”,主要是中央的大老、老中、若年寄和地方三奉行(寺社奉行、町奉行、勘定奉行)等。军事组织“番方”,主要是三番组——大番组、小姓番组、书院番组。各藩国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与幕府大同小异。以米泽藩为例:[44]

“番方”虽然履行的是军事职责,但是他们作为武家政权的暴力工具,维护武家政权的统治秩序,所以,番方实质上也是执政者。

幕府和藩国的官僚体制也体现了武家军事统治的特征。“平时的政治组织,随时可以改换成军事组织……官员没有文武之分,平时作为事务编制的人员,到战时就能原封不动地变成指挥系统。”幕府的所有“官职,战时全部转为军事编制”[45]。“家老同时是组头,作为侍大将指挥作战。作为军事职制的番方和役方的组织紧密结合。”[46]幕府的老中和藩国的家老,平时是幕府和藩国的行政长官,战时分别是将军和大名之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二)贫穷的都市消费者

“经过战国时代所形成的日本近世封建社会,不同于中世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质,是经过铁炮传来所产生的战术变化以及秀吉丈量田地和没收武士以外者的武器等过程,兵农分离形成定局,武士丧失了同土地的直接联系,集中在以诸侯为中心所发展起来的城下町,在领主之下形成了等级性家臣团。”[47]17世纪前,武士主要是居住在自己的领地,经济来源包括祖传的土地、主君恩赏的土地和战利品。江户时代的武士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不再是拥有土地的土地领主,集中居住在将军或藩主的城下町,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主君恩赐的禄米,此外便一无所有。

而且,武士的禄米收入并不富裕。马丁·拉明的《德川末期武士的经济地位》中说:“中级武士的平均收入为100石,大致相当于一个富家的收入,而全体武士的平均数则在35石以下,这就将他们置于和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上了。”[48]日本学者还举例说:“领有二、三百石到五、六百石知行高,大体上相当于平士的武士,200石知行高收取四成禄米。从家来(从者)的薪水和有事时的武装到日常杂费,统统由这四成(80石)支付。300石的旗本,扣除必要经费后,维持一年的生活费用只有约46两;30俵3人扶持的御家人,实际上是以7两维持一年到头的生活。藩士也是如此。”[49]同时,武士几无增加收入的机会。

武士聚居在城下町,根据幕府的法令“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成为安逸的都市生活的游民,城市中纯粹的消费者。生活在城市中的武士仅靠大米自然不能满足其全部生活需要,需将禄米换钱使用。于是,占城市人口大约50%的“武士都是年贡剩余物资的贩卖者和生产必需品的购买者”[50]。幕府的法令又禁止武士经商,即使是仅仅领取二三石禄米的武士,在法律上也禁止成为生产经营者。以自然经济的禄米收入生活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增加了武士的经济负担,使武士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贫困化。

到幕末,就连藩国大名也是负债累累。“毛利藩1840年(天保十一年)的债务高达85252贯,而该藩当年的实际收入仅有3790贯。”[51]“文政末年(文政一年至文政十二年为1818年至1829年)萨摩藩的藩债为500万两,要250年才能偿还;长州藩的藩债为8万两,是该藩收入的22倍。”[52]将军、大名为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便将财政危机转嫁到下级武士身上。“近来诸侯无论大小,均感国用不足,贫困至极。借用家臣俸禄之事,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大小诸侯,因穷人增多,以致难以维持政务,尤其对于陪臣,须裁减三成或半数,甚至其余的人也遭到减薪,真是可怜。”[53]武阳隐士于1816年所著的《世事见闻录》说:“穷武士中,甚至于出卖祖上传下来的武器,其中还有他们的祖先在战场上拼命时使用的刀剑。将军的赏赐物,也被送进当铺,或是出卖求现。至于家中其他贵重物品,更是毫不介意地随手出卖。”[54]

为了生活,广大中下级武士只得突破幕府禁令,从事副业。在仙台藩,“家臣纷纷寻求其他经济来源以维持生活,或是从事工艺品的加工,或是制作毛笔,甚至舍去面子,到他处去经营商业,或者当木工和泥瓦匠。这种情形并非只是仙台藩,全国都是如此”[55]。在武士的副业生产中,还出现一些非常有名的特色产品。松蒲静山的《甲子夜话》介绍说:“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合羽的礼服等。”[56]上述事实表明,江户时代的武士,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社会上的特权等级;另一方面又是贫穷的都市生活的消费者,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严重脱节。

(三)和平时代的战斗者

由于江户时代既无藩国反叛幕府的地方暴乱,也无藩国之间的争战,因此,武士的军事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如此,幕府还是制定了严格的军役制度。

军役制度形成于第三代将军家光时代的1633年,军役数量各时代不尽相同,《德川实纪》和《日本财政经济史料》详尽记载了1633年从200石中级武士到100000石大名的军役任务,[57]1649年的军役规定为:每1万石要提供235人、马10匹、弓10张、枪20支、矛30支、旗3面。[58]核心内容是为幕府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和武器装备,维护德川氏的武装和平。

大名组织征集的军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1)大名手下领取知行高(领地)的家臣,根据自己的知行高调集军役人员、骑马、铁炮、枪等从军;(2)大名藏入地的家臣,相当于将军的旗本、御家人。

除军役外,大名还需完成准军役性质的奉公。准军役性质的奉公任务和军役的原理一样,也要预备一定数量的人员、武器。主要有:(1)将军出行时的警卫。随同将军从江户到京都的供奉、将军参拜日光东照宫时的日光社参供奉等。(2)改易大名城池的接收、警备。驻守所接收的城池,到新城主进入期间的军事性管理。(3)江户诸城门的番卫、火灾警戒、将军家的菩提所——增上寺、宽永寺的火灾警戒。(4)他领检地,对幕府改易大名领地的检地。(5)城郭、寺社等的建筑、修缮,对武士来说,修建城郭最典型的工作就是阵地,仅次于军役。此外,还有未必是军役工作,但又是诸大名应当对幕府完成的公役,如全国各地的关所、幕府定罪的犯人的管理、幕府领地的管理等;敕使接待役和朝鲜通信使迎送役等非军事性役务。[59]大名如果怠慢军役任务,将会面临改易的处罚。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军役任务,不是追随地域性武将攻城略地或为自己争夺土地,而是武力捍卫现存的军事政权,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对公家和农工商实行武力控制和威慑,使之绝对服从武士阶级的统治。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武士的一生都贯穿着战争,全部生活都以战场为舞台。但是,“近世武士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作为战斗者的能量,这是近世武士与中世武士最根本的不同点”[60]。没有实质性的战斗,武士失去了用武之地和人生舞台,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日渐空洞化、形骸化。

当然,尽管江户武士已失去了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但是幕藩统治者仍然反复强调“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要求武士勤练武功、武技。将军德川家光极为重视以“刀、弓、枪、马”为基本武艺的军事技能训练,并且率先垂范,以柳生宗矩为师学习柳生新阴流,磨炼自身武艺,在武家社会掀起重视武艺的风潮。家光“集中天下武者竞技的‘宽永御前比赛’,形成这个时代好显武功的氛围”。

此外,“室町时代盛行、应仁之乱后几乎停止的犬追物也在家光时代再兴”。1647年11月,家光还率领随众观赏萨摩藩主岛津家家臣表演的“犬追物”。“犬追物”至少延续到明治时代,黄遵宪于明治初期在东京担任驻日参赞时曾亲眼目睹,并记述说:“旧有犬射,编竹为城,纵犬于城中,驰逐而射之。皆公卿贵人执鸾,狩衣草履,妆束古朴,其磬控纵送,均有法度,名曰犬追物。设台四隅,招邀贵客凭轼而寓目焉,君后亦亲临观礼”[61]。江户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吉宗专心复兴武艺,与家光一样,吉宗也非常爱好鹰狩,就任将军后,立即复活鹰狩。此外,吉宗复兴的武艺还有马术、炮术、弓术、水泳、水马,以及中断了数百年的流镝马。其结果是,一时间武士中的尚武风气高涨,出现了有一艺一技的浪人在各地开道场的现象”[62]。在地方藩国,不少大名更喜爱具有实战意义的狩猎,如“鹿狩”,《中川家鹿狩绘卷》留下了藩国大名狩猎的画面。

四　江户武士的衰落

江户时代是武家政治史上的极盛时代,统治制度严密、统治力量强大、统治秩序稳定,各阶级、各领域都处于幕府强有力的统治之下。同时,江户时代也是武士阶级逐渐走向衰落的时代,至少从17世纪末开始,上自幕府将军、藩国大名,下至一般武士,已经日益贫困化,从极盛走向衰落。日本武士的衰落,既有属于与其他国家封建统治阶级的衰落相同的共性因素,如商品经济的侵蚀、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等;也有日本武士独特的个性因素,如脱离土地和经济领域、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失去用武之地等。

(一)脱离土地和经济领域

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既占有政治和军事领域,又占有经济领域,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相一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为统治者谋取权益大开方便之门。土地制度旨在强化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统治者以土地作为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直接占有土地,且往往国家官吏、地主和商人一身三任。

然而,幕藩体制的支柱——身份等级制,既是统治秩序,又是分工体系和职业体系,以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二元分离为原则,对社会资源进行多元分配。武士是第一等级,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专事文武之道,是统治者、保卫者和教化者,不再直接经营土地。农工商是第二、第三、第四等级,是被统治者和生产者。农民占有武士退出的土地,得到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专事农业生产;手工业者拥有手工业领域,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人把持流通领域,垄断商品流通。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的社会资源、活动空间和权力、义务。“既无绝对的得意者,也无绝对的失意者。”“士为农工商战斗,农为士工商生产粮食,工为士农商从事手工业生产,商为士农工担负商品流通。”[63]严禁士农工商横向流动,打破了“天下权力尽归武士”的格局和前工业社会权力与财富的一致性。

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将土地所有权分为:“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建立了事实上的农民的土地所有”[64]。政治统治者——武士退出世世代代占有的土地,离开财富和权力的源泉,承包地租征收权;农民占有武士退出的土地,承包土地使用权。大名的土地所有权是以石数为基准的地租征收权,与他们政治上近似于专制独裁君主的地位极不相称,且要受到种种限制,如要向将军承担各种义务,无权分割、转让和买卖土地,继承也需经过将军同意。武士等级的地租征收权由藩国大名统一承包,家臣武士丧失了直接向农民征收年贡的权力。中下级武士由拥有土地和农民的小领主,变为幕藩领主的武装随从和世袭的职业军人,祖传的土地所有权已经演变为以服兵役为条件、以石高为基准的大名藩库中的禄米。

石高分封制使武士的政治地位与土地的收益关系相分离,而幕府的法令又严禁武士从事经济活动。1635年的《宽永诸士法度》第20条规定:“(各级武士)无论高位低位,于其自身应用各物之外,不得囤聚货物经商牟利。”[65]而且,“武士必须离开知行地住在城下町,所有包括世袭的军功或奉侍主公的努力,都被物化为石米而不可能有所增加,甚至面临被处分削夺的危机”[66]。农工商虽然没有高贵的身份,却可以通过经济领域增加财富。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商人和农民想改变其身份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空间,很少受到阻碍。”[67]唯独武士失去了增加经济收入的机会。

江户时代的武士已经不再是土地领主,以服军役为前提条件的经济生活也不富裕,就连作为所谓大封建领主的大名,生存状况也相当艰难。大名虽说名义上都在万石(1石=180﹒5公升)以上,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按照当时“四公六民”的年贡率,1万石的大名实际上只能收租4000石,而这4000石中,还有50%左右要分配给属下家臣武士。剩余的2000石,包括藩国各种各样的公务开支。

特别是“从战国大名发展为近世大名的旧族大名,许多被削减了领地,因为拥有战国时代的大量家臣团,所以,其经济从初期开始就相当困难”。“大名对家臣团要给予知行地,大名设立有构成自己直接收入的藏入地。但是,家臣团的数量越多家臣的知行地越多,藏入地成为知行地的比例越大。于是,大名的经济基础变得相当脆弱,经济生活也面临困难。”[68]早在幕府建立之初,大名之中就已出现让人始料未及的情形。“1600年,山内氏由远江国挂川城主一跃成为土佐国藩主,但是,1605年第一代藩主死后,其子山内忠义继承家业,便以现有领地的年贡无法承担幕府指派的赋税和课役为理由,要求将领国返还给幕府。”[69]大名存在经济困难的原因,除庞大的家臣团队伍外,还有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增加了藩国的开支。

总之,武士作为制度上和法律上的统治阶级,却不直接占有作为自己经济基础的土地,并且完全退出经济领域,既不直接经营土地,又不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他们只是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严重脱节。

(二)商品经济的侵蚀

幕藩体制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温床,[70]整个武士阶级都不掌握自己经济生活的命运。因为幕藩体制是“通过兵农分离制度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领主阶级脱离生产过程,和商工业者一起居住在都市(城下町)的社会。尤其是幕藩体制的土地制度——石高制,须将根据石高征收来的生产物地租(主要是年贡米)商品化(换金化)”[71]。而且幕藩体制的支柱——身份等级制又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社会大分工,士、农、工、商世代相袭。于是,以自然经济的禄米收入生活在商品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整个武士阶级,成了商人的最大顾客,既需要通过商人之手将禄米卖钱使用,又需要商人为其提供吃、穿、用的一切消费品,离开商人便不能生活。

幕府法令禁止武士经商,迫使必须出售年贡物资换取货币的幕藩领主以商人为代理人,由他们在城下町为自己销售年贡物资、采购生活必需品,“藏元”和“札差”就是大名和旗本的商务代理人。“在大阪、江户、京都、大津、长崎等地都设有作为领主的流通机构的藏屋敷。仅大阪一地1747年就有藏屋敷87处,1835年增至111处。”[72]通过“藏屋敷”出售到市场上的物资,年贡米居首位,占3/4。18世纪以降,各藩财政困难,纷纷实行藩营专卖制度,实行专卖的藩多达51个,专卖的物品包括食品、丝织品、日用品、特殊品等34种,这些专卖品也是由大阪等地的藏屋敷投入市场的。

“近世中期以降武家生活日益没落,原因在于从近世初期就已存在的立足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条腿之上的近世武家的性质。由于幕府财政,进而大名财政的贫困化,藩家臣团,特别是下级武士的贫困化都只不过是必然的结果而已。”[73]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武士的生活全面卷入商品经济之中,在年贡米—货币—商品的过程中,武士的禄米通过市场上看不见的手而流入商人的钱袋。武士的贫困化与商人手中的财富成正比,武士越是贫困化,商人手中聚集的财富越多。

随着商人掌握了经济权,“武士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从享保之时开始,就逐渐显示出被颠倒的趋势。照春台的说法就是:‘今世之诸侯,大小皆低首求之于商人,赖江户、京都、大阪及其此外各处之富商,以渡生计也。……常为催债,谢其罪,无安心之时。见子钱家(高利贷资本——笔者注),如畏鬼神,忘其为士,俯首商人。’诸侯就这样,更何况一般的武士,他们‘近来,与比较讲究之商人通信,大都在书信上写着大方的字样。相遇之时,相互呼殿,武士商人已难分辨,大家平起平坐。’这种情况说明,武士已难再保昔日威严”[74]。“由大阪的商人借给全国的大名的钱有6000万两之多,由诸大名运到三都的市场去的米计有400万石,而其中300万石却是作为这6000万两的利益被取去的。”[75]以致“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76]。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失去经济权的武士阶级,上自幕府将军和大名,下至一般武士,经济生活的命脉都掌握在商人手中。

恩格斯曾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中非常精辟地说:“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嚣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者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削弱的局面。”[77]江户幕府时代,当武士阶级垄断政治和军事领域、在城下町享受都市生活的时候,被统治阶级的生产活动却在瓦解日本的封建制度,推动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动摇了武士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使之在贫困化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加速了武士阶级衰亡的历史进程。城下町的都市生活,使武士在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市民阶级,而火器的使用又使他们进一步附属于制造枪炮的市民阶级。

(三)幕府的大名统治政策

武士的衰亡既是历史的必然,也与幕府的统治政策密不可分,特别是对大名的控制政策。

将军德川氏始终认为德川氏政权的最大威胁是拥有军队的藩国大名,控制大名事关德川氏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关原之战后,控制大名就成了德川氏统治政策的重中之重,前三代将军武断政治的首要对象就是大名。除了使大名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钵植大名”、铲除大名的军事基地、削弱大名的军事实力外,德川氏还不断增加大名的经济负担,削弱大名的经济实力,使大名丧失与幕府为敌的经济力量。

削弱大名经济实力的措施主要是两项:一是参觐交代,二是普请。

参觐交代制度——“人质制度”,既是将军控制和防止大名谋反的重要措施,又是削弱大名经济实力的有效手段。“在《武家诸法度》规定的义务中,作为统治大名的政策具有最重大意义的就是参觐交代制度。家光时被规定为义务,大名须定期隔年居住在领地和江户,妻子留在江户。”[78]1635年,德川家光颁布的《宽永武家诸法度》第二条规定:“各大名、小名须轮替居住于江户城中。参觐之期定于每年之四月。”“往来江户,悉应遵照法令规定;随从多寡,各按身份行事。”将战国时代盛行的人质制度法制化,大名须按战时编制,率领家臣团往返于领地和江户之间,一年值勤幕府,一年驻守在自己领地的城下町,妻子和家督继承人留在江户做人质。当然,大名在江户的府邸都必须由大名自己出资修建。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就修建了许多大名的府邸(1657年曾遭火灾)。

大名分居两地,“在江户的生活费用至少占大名经济的五成左右,多者达七八成。以庄内藩为例,该藩从元禄十五年至宝永三年,五年间在江户和本国的总费用为198400两,其中,占总费用8﹒2成的162500两为江户的费用”[79]。幕末著名经济学家海保青陵的《政谈》也说:各藩支出的大半是在江户的费用,如天明、宽政时期津山藩在藩一年的支出是6084贯,而在江户一年的支出为6187贯。[80]参觐交代制度,大大增加了大名的经济负担。

幕府削弱大名经济实力的第二个重要措施是普请(建筑)费用,将土木工程建设的费用转嫁给大名。以1602年二条城、伏见城的建筑,1604年江户城、伏见城的修筑及彦根城的筑城为首,诸大名被课以各种建筑费用。“以秋荻藩为例,在1606年至1620年的15年间……7次被课以普请役。诸大名普请役的费用,或向富商借贷,或向领民征集献金,其结果是对大名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造成深刻的财政困难。如秋荻藩不得已向三都富商通融,以解燃眉之急,结果在1624年就欠下银4000贯的巨额藩债。”[81]只要哪个大名稍有经济积蓄,德川氏马上让他为幕府承担土木工程的建设费。

参觐交代和普请使藩国大名的财政陷于困境,大名又将财政危机转嫁给藩士,从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整个武士阶级的贫困化加深。

(四)失去用武之地

如前所述,武士为战争而生,以战争作为发展壮大的源泉和动力。“武家在战乱中产生,在战争中进一步成长”,武士发展史的每一步都与战争密不可分。商人的利润在市场,武士的战利品在战场。战场对武士的重要性,犹如农民的耕地、商人的市场、手工业者的作坊。

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在战争中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天皇朝廷设置武士警卫宫廷,地方政府遴选有实力的武士担任“国衙三使”。10世纪30年代的“将门、纯友之乱”后,平乱功臣平贞盛、源经基等成为中央军事贵族,武士的活动舞台从地方走向中央,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扩张。11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忠常之乱”,使源氏武士团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赖义、义家父子因11世纪中后期“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的武功,使“坂东武者云集雨来”,源氏武士团成为天下第一大武士团,义家以“天下第一勇士”的身份出入于朝廷。12世纪中叶以都城为舞台的“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清盛建立半公家半武家的“平氏政权”创造了条件。12世纪80年代“源平大战”的成果,就是武家政权的建立,武士取代公家贵族成为行使政治权威的统治阶级。1221年粉碎皇室的倒幕战争“承久之乱”后,公武二元政治向武家一元化政治转化。通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武家成功地剥夺了公家朝廷的一切权力和贵族的庄园土地,一批中下级武士在战争中发展成为地方军事集团首领。持续百年的战国时代,更是武士全面发展的鼎盛时代。

武士以战斗者的角色登上历史舞台,以战争作为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战争能给武士带来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战利品是武士增加经济收入的基本途径,战争中武功高强、英勇善战的武名能使武士获得主君的恩赏和提拔,带来崇高的社会荣誉。而且,战争还能使武士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和造福子孙后代。江户幕府建立前的武士是战斗者,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武力夺取生产手段和生产物”。从平安时代开始,关东武士通过在战争中建立军功获得“新恩给予”,到13世纪中期,关东武士的军事领地几乎遍及全国。在南北朝战争期间,许多失去领地的武士又在战争中重新获得了大片土地,有的下层武士甚至成长为地方高级武士——守护大名。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年代——战国时代,“武士以战场上的胜利为其生活的全部”,一批中下级武士通过战场上的胜利成为统治一国或数国的君主——战国大名。

“关原之战决定性地确立了德川氏的霸权,战国以来下克上的思想打上了终止符。战争的终结,武功派的活动舞台随之谢幕,他们也成了无用之物。”[82]1600年的“关原大战”,德川家康确立起绝对的军事霸主地位;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1614—1615年,家康发动“大阪之战”,铲除德川氏的最后隐患。此后,日本进入偃武兴文的和平时代,武士也失去了作为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于是“近世的武士,只能通过仇讨和喧哗等,单独发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能量,这是近世武士与中世武士的根本性差异”。没有战争,武士也就没有了活动的舞台和发展的动力,失去了获得战利品的机会,意味着武士几无增加经济收入的可能。没有战争,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角色趋于空洞化、形骸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虚弱化。

在西欧,特别是英国的骑士,以军人为本职的军事贵族的军事职能在十五六世纪趋于空洞化、形骸化之后,其社会角色和主要职能逐渐转向非军事化和多元化,或通过经营土地,或通过从事工商业,逐渐从军事封建贵族转变为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然而,在日本封建制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江户幕府的身份等级制度和武家法律制度却牢牢地将武士束缚在传统的军事领域,剥夺了他们向非军事化和多元化道路发展的权力。

当然,随着日本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武士也必然要走向衰亡,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不过,对以战斗为业的武士来说,失去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不能不说是他们衰亡的原因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武士阶级贫困化的加剧,必然引起广大中下级武士(包括部分藩国大名)对幕府和现存社会制度的普遍不满,武士阶级的分化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那些不得不突破幕府禁令涉足经济领域的武士,以商品为媒介接触社会,不再是封闭的等级,而是与社会各界密切接触的等级。于是,一方面,这些涉足经济领域的武士接触社会的过程,也是他们以商品为媒介与市民阶级之间产生共同利益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们在与其他社会阶级接触的过程中,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发现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因此,中下级武士能在倒幕维新运动中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并且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地扮演起新的、多样化的社会角色,完成了角色转换。

【注释】

[1][日]稻垣史生:《江户武家事典》,青蛙房2007年版,第116页。

[2][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页。

[3]据日本学者二木谦一研究,“人质”古已有之,《日本书记》便有记载。在战国乱世,通敌、叛变犹如日常茶饭,信义尽失,因而人质制度盛行,利用人的生命加以约束。战国时代的“人质”主要有四种情形:一是归顺、臣服之际送交人质;二是战时和睦、休战的互送人质;三是友好、同盟的交换人质;四是武力抓捕来的人质。《战乱的日本史·7·战国群雄(畿内·东国)》,第142—144页。

[4][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54页。

[5][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82页。

[6][日]朝尾直弘:《日本的近世·7·身份和格式》,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

[7][日]藤野保等:《德川家康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第253页。

[8][日]桑田忠新:《战国武将三十人》,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第139页。

[9][日]下村效编:《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53页;[日]稻垣史生:《江户武家事典》,青蛙房2007年版,第112页。

[10][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84—85页。

[11]引自[日]笠谷与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141页。

[12][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172页。

[13][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79年版,第225—226页。

[14][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7页。

[15][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93页。

[16][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169页。

[17][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18][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支配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18—19页。

[19][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81页。

[20][日]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128页。

[21][日]历史之谜探究会编:《江户武士的从早到晚》,河出书房新社2008年版,第33页。

[22][日]稻垣史生:《江户武家事典》,青蛙房2007年版,第113页。

[23][日]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128页。

[24][日]笠谷与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159页。

[2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80页。

[26]同上书,第181页。

[27][日]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142页。

[28][日]辻达也:《日本的近世·10·近代的胎动》,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52—53页。

[29][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274页;[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政治·1》,岩波书店1935年版,第36—37页。

[30][日]辻达也:《日本的近世·10·近代的胎动)》,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54页。

[31][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50页。

[32][日]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中央公论社1947年版,第28页。

[33][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79年版,第222页。

[34][日]速水融等:《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

[35][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72页。

[36][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308页。

[37][日]朝尾直弘:《日本的近世·7·身份和格式》,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80页。

[38][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8、49页。

[39][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171页。

[40][日]稻垣史生:《江户武家事典》,青蛙房2007年版,第94页。

[41][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89页。

[42][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76、81页。

[43][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56页。

[44][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104页。

[45][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4—285页。

[46][日]藤野保等:《德川家康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第175—176页。

[47][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6页。

[48][加拿大]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注3。

[49][日]下村效编:《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203页。

[50]《体系日本史丛书·14·流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51][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日本从封建制转向资本制度》,校仓书房1975年版,第132页。

[52][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239—240页。

[53][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294页。

[54]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8页。

[55][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123页。

[56][日]下村效编:《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241页。

[57][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57页。

[58][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2页。

[59][日]藤井让治编:《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58—62页。

[60][日]柴田纯:《江户时代的武士生活》,讲谈社2001年版,第132页。

[61]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转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11页。

[62][日]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250、269页。

[63]《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64]《体系日本史丛书·7·土地制度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65]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页。

[66]周颂伦:《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

[67][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6页。

[68][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书阁1980年版,第81—82页。

[69][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314—315页。

[70]娄贵书:《幕藩体制——商品经济的温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71]《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72]《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73]同上书,第56页。

[74][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2页。

[75][日]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76][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24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78][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97年版,第226页。

[79][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96页。

[80]《体系日本史丛书·16·生活史·2》,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142页。

[81][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书阁1980年版,第96—97页。

[82][日]藤野保等:《德川家康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第177页。

第六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

19世纪中叶,日本处于内忧外患之际,中下级武士率先挺身而出,先是掀起尊王攘夷运动,继之又组织领导倒幕维新运动,凭借手中的武力推翻江户幕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进入明治时代后,武士虽然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但是中下级武士作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开国大功臣和无可争辩的社会精英,牢牢地掌握近代资产阶级政权,主导国家的内政、外交,制定和推行国家发展战略,左右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现代化的辉煌成就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都与中下级武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下级武士既是旧制度、旧时代的终结者,又是新制度的创造者和新时代的开拓者。

一　武家政权的终结者和资产阶级政权的缔造者

日本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封建政权向资产阶级政权的交替,极富戏剧性。推翻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骨干力量,既非资产阶级,也非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者阶级,而是江户幕府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的中下层,即中下级武士。

(一)尊王攘夷

中下级武士之所以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和新制度的缔造者,根源就在于中下级武士作为统治者和封建主,带有极大的抽象性。[1]政治上,幕藩体制的官僚制度实行严格的世袭制度,武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力,取决于身份上和军制上的等级系列、阶层系列,幕政、藩政掌握在权门武士手中。广大下级武士永世不得为官当政,被排斥在统治集团和国家政权组织之外。“下级武士甚至不是民众共同体的首长”[2],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经济上,石高分封制下的中下级武士与生产资料分离,世代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已演变为服兵役的薪俸,没有和土地的直接支配关系,不再是拥有土地和农民的中小领主,“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是很不充分的”[3]。不直接占有土地和剥削农民,经济收入与农民相当。

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上级武士转嫁财政危机,削减甚至停发中下级武士固定的禄米收入,使中下级武士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恶化。因此,“封建武士,特别是下层武士——仅在形式上的政治统治者——比任何人都难以忍受封建毒素的郁积”。“下级藩士……不直接参加封建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失去了和生产者对立的经济的根据,所以封建所有权关系——封建剥削条件——的扬弃,对于他们不能成为有关痛痒的事情。”[4]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走投无路的中下级武士,纷纷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寻求出路,或是从事手工业,或是经商,或是改行当教师、医生。总之,由于中下级武士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连起码的经济生活都不能保障,所以,他们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迫切要求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利带着国书,率领四艘军舰来到江户附近的浦贺湾,要求日本开国通商。1854年3月,在培利的七艘美国军舰的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放弃实施了200多年的“锁国政策”,缔结了日美条约(通称“神奈川条约”)。接着,幕府又在1858年被迫与美、荷、俄、英、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既使幕府的权威受到冲击,从而使其政治威信降低;又由于日本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造成日本国内经济混乱、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直接加重了中下级武士的生活负担,他们对幕府的怨恨也随之升级。

面对“前所未有之国难”,萨、长、土、肥等藩的一大批中下级武士,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尊王”论、“攘夷”论主要来自中国儒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华夷思想,核心内容一是尊崇天皇,一是封建排外。“尊王攘夷派”作为藩主的追随者,走上政治舞台,聚集京都,横议时政。代表人物有吉田松荫(1830—1859年)、高杉晋作(1839—1867年)、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木户孝允(1833—1877年)、西乡隆盛(1827—1877年)、大村益次郎、坂本龙马、板垣退助等人,他们在尚武环境中成长,自幼接受武士道使命感的熏陶,一个个血性十足、精力旺盛、充满理想、野心勃勃。1858—1859年,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下令逮捕长州藩士吉田松荫、越前藩士桥本左内等带头横议的尊王攘夷派志士,押解到江户审讯并判处死刑。在此期间,遭迫害者多达上百人,包括朝廷公卿、大名、幕吏、武士,史称“安政大狱”。西乡隆盛在鹿儿岛的锦江湾投海自杀,后获救。

“安政大狱”后,“尊王攘夷”运动由横议发展为暴力行动,武力回击幕府的高压政策。1860年,水户藩17名藩士和萨摩藩1名藩士埋伏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成功袭击了有60名武装卫队护卫的井伊直弼,将其砍死于轿内,史称“樱田门外事件”。18名志士虽然几乎在事件中牺牲殆尽,不过,他们用以暴制暴的极端手段处决幕府强硬派首脑,却使“尊王攘夷”派士气大振。

与此同时,不断发生袭击外国人的事件。1859年7月,水户藩浪人武士在横滨杀死两名俄国水兵,拉开了“攘夷”行动的大幕。1860年12月,萨摩藩浪人武士在三田刺杀美国领事哈里斯的荷兰籍翻译休斯根。1861年5月,14名水户藩浪人武士袭击东禅寺的英国临时公使馆。1862年8月,萨摩藩“参觐交代”的队伍在神奈川的生麦村与4名英国商人发生冲突,英国人1人被杀、2人负伤、1名妇女侥幸逃脱。同年12月,长州藩武士高山晋作、久坂玄瑞、井上馨、品川弥二郎、伊藤博文(1841—1909年)等13人袭击并烧毁正在建设中的英国公使馆。

1863年,“尊王攘夷”运动突破藩界,发展为下级武士的联合行动。以长州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聚集到京都,共商大计,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即在天皇的权威下打击外国势力。他们与朝廷的激进派公卿大臣联合,鼓动天皇颁发了“攘夷亲征”的敕令,并且由天皇迫使将军德川家茂将5月10日定为攘夷日,京都成为全国的政治活动中心。同年6月,“尊王攘夷”运动的带头人长州藩,封锁下关海峡,炮击美国商船;几天后又先后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美法等国随即进行报复,7月16日,美国军舰“怀俄明”号等击毁下关炮台,击沉长州藩军舰庚申丸和壬戌丸。接着,法国海军250人登陆,彻底摧毁了炮台。8月15日,英国借口1862年8月袭击英国商人的“生麦事件”,派遣七艘军舰向萨摩藩兴师问罪。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萨摩藩炮台被捣毁,鹿儿岛市街1/4被烧毁,船只被毁三艘。不过,英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旗舰舰长、副舰长等13人战死,史称“萨英战争”。1864年7月,幕府调集30余藩军队围剿长州藩。8月,英、法、美、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17艘军舰、288门大炮、5014名官兵,攻击长州藩海岩炮台,长州藩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屈服,史称“下关战争”。保守派掌握藩政,革新势力遭到镇压,“奇兵队”(高杉晋作1863年创建)被解散,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迫离藩逃亡。

(二)旧时代的终结者和新时代的开拓者

1864年12月,高山晋作冒死从北九州潜回下关;次年1月,指挥伊藤博文等率领的诸队起兵,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打败长州藩保守势力“公武合体派”,重新掌握藩政权,高杉晋作、木户孝允、广泽兵助、前原一诚、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并且,从武力攘夷转向武力倒幕,推行“割据富强”的改革政策。经济上,注意发展经济,自1865年10月起陆续新建了造船、冶金、炼油等藩营手工工场,利用英国企图排斥法国并与倒幕派接近的机会,改善与英国的关系(伊藤博文、井上馨还在英国军火商格洛瓦的帮助下留学英国),扩大对外贸易,积蓄武装倒幕的物质基础。军事上,由精通西方军事的大村益次郎进行军事改革,大量输入西洋武器装备,改用新式步枪等新兵器,军制方面解散旧式军队,编成近代步炮兵,对农商青年进行新式的军事训练,士兵中的庶民成分增多。1865年组建的第二批奇兵队137名士兵中,士族或准士族身份者不到1/4。长州藩又成为武力倒幕的据点。

1864年,萨摩藩下级武士的势力也形成优势,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掌握实权,推行五代友厚、寺岛宗泽提出的“割据富国”政策,走向武力倒幕。早在萨英战争中,萨摩藩革新派势力已认识到外国列强的武力强大,藩论也从“攘夷”转向开国,逐步接近英国。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掌握藩政实权后,经济上积极发展工商业,选派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购买外国机器,聘请外国人教授制糖技术,扩大外贸和藩际贸易,1865年1月恢复与长州藩的贸易。军事上改革军制、增强军备,按英制改组军队,购买了17艘外国军舰和大量新式武器。萨摩藩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提升,成为倒幕派的新据点。

1866年1月,木户孝允代表长州、西乡隆盛和小松带刀代表萨摩,在京都缔结萨长军事同盟条约六条,结成反抗幕府的军事同盟。同年5月,西乡隆盛与土佐藩的板垣退助约定与长州藩一起武力倒幕。11月,长州的木户孝允与萨摩的五代友厚,在下关建立萨长经济同盟。此后,萨、长两藩作为讨幕势力的主体开始统一行动,形成以萨、长同盟为核心的举国讨幕局面,武装讨幕箭在弦上。

1867年1月,15岁的太子睦仁即位为明治天皇。朝廷公卿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等宫廷倒幕派,立即与萨、长等藩倒幕派取得联系,策划武装倒幕,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萨长倒幕派领导核心随之形成。10月,正当倒幕派准备起兵之时,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接受土佐藩的建议,采取缓兵之计,提出“大政奉还”——将统治权还给天皇。11月15日,倒幕派志士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被暗杀。倒幕派早有内战准备,对兵力作了周密部署。大久保利通鼓励动摇的倒幕派公卿增强信心,还以护身为名给他们配备了手枪。12月8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在写给岩仓具视的信中指出:“实行决战,死中求活,乃当前之急务。”12月9日(阳历1868年1月3日),西乡隆盛指挥名古屋、福井、高知、广岛和萨摩五藩藩兵包围皇宫,由天皇出面召开有皇族、公卿、大名和武士参加的御前会议,实行宫廷政变,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毅然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除旧布新,设立由“总裁”、“议定”、“参与”组成的三职制天皇新政府。“参与”中吸收了萨摩藩及其他雄藩的代表,采取各藩联合的形式,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土佐藩的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均被任命为“参与”,不久之后,长州藩倒幕派的木户孝允、广泽真臣等也被任命为“参与”,“参与”成为新政府实际上的领导核心,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表的中下级武士掌握实权。

然而,一纸文告并不能剥夺将军的实际权力。1868年1月6日,不甘交出政权的德川庆喜退到大阪;10日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26日在会津、桑名等藩军队的支持下,从大阪向京都进军。同日,榎本武扬率领的幕府军舰在兵库海面炮击萨摩藩轮船“平运丸”,挑起战端。1月27日,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以萨、长军为主力的5000名新政府军,在军事天才西乡隆盛的指挥下,与前来反扑的幕府军15000人激战三天,幕府军败走大阪,德川庆喜逃至江户,“戊辰战争”(1868—1869年)由此开始(1868年为戊辰年)。1月31日,天皇下令征讨德川庆喜,2月,西乡以总参谋的身份率领以萨、长、土等藩兵为主力的政府军乘胜向幕府老巢江户城进军,3月,西乡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海舟会谈,4月,政府军和平占领江户,软禁德川庆喜,江户幕府名实俱亡。

1868年5月,大村益次郎指挥的政府军,在上野之战中肃清幕府武装“彰义队”1000余人。此后,战争扩大到东北地方。9月,政府军平定奥羽地方。1869年5月,占据函馆地方的幕府海军副总裁榎木武扬被迫投降。至此,幕府势力被全部消灭。历时1年半,波及国土3/4的国内战争——“戊辰战争”,终于以新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新政府军战死3550人,旧幕府军战死4690人。

推翻江户幕府、建立明治新政权,揭开了日本历史上的崭新一页。在新的历史时代,绝大部分武士顺应时代潮流,或选择从政为官,或选择军警职业,或选择当教师,或选择务农经商等职业,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施展人生抱负,追求人生价值。

(三)武士制度的嬗变与武士阶级的更新

为了适应争取“民族独立”和“布国威于海外”的需要,资产阶级武士政权废除以“效忠将军或藩主”为特征的旧武士制度,全力打造以“效忠天皇”为特征的新武士制度,使全体国民都成为忠于天皇的新武士。

废除旧武士制度的第一步是《奉还版籍令》。1869年6月,明治政府颁布《奉还版籍令》(“版”即土地,“籍”指户籍、人口,奉还版籍就是藩国大名交出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将全国各藩的统治权收归中央政府,任命旧藩主为新的藩知事(274人),掌管藩内行政。藩主的收入与藩财政分离,藩士的家计收入由藩主的“御恩”转由中央政府支付,切断藩主与藩士之间主从关系的物质纽带,武士的奉公效忠对象从藩主转为天皇,以藩主为中心的旧武士团也随之解体。

第二步是废藩置县。“明治四年的废藩置县,切断了士族与旧诸侯的地缘纽带,领土、领民的关系在法律上画上了句号。诸侯集中在东京,旧领地由新的地方官支配,在法律上剥夺诸侯的权力,解除他们与旧藩士之间的主从关系”[5],武士成为“皇国子民”。

第三步是改革俸禄制度。“日本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武士离开土地而领取俸禄,没有和土地的直接的支配关系,封建家臣团的解体是通过秩禄公债的方式。”[6]1873年,政府制定奉还家禄规则,以现金方式支付“世代禄”六年和“终身禄”四年,号召家禄不满100石的人率先献出俸禄,1874年推广到100石以上的武士。1874—1876年,献禄者共135000人,约占士族总数的1/3。1875年,废止家禄奉还制度,将秩禄全部改为“金禄”,用货币支付。1876年,颁布《金禄公债条例》,将金禄全部改为“金禄公债”,用公债支付,规定30年付清,从第六年起,每年用抽签方式偿还。

第四步是改革身份制度。1869年6月,太政官发布第542号《布告》,废除公卿、诸侯之称,改称“华族”。同年12月,发布1004号《布告》,设置“士族”称号。1870年9月,太政官发布《布告》,宣布农工商通称为“平民”。1871年1月,太政官第448号《布告》废除贱民身份,“今后其身份、职业皆与平民同等”[7]。同月发布《散发脱刀令》,鼓励士族剪掉旧武士特有的发髻、摘下佩刀。1872年1月,太政官第29号《布告》,规定世袭的卒族“可列为士族”;一代而终的卒族“复籍为平民”。

第五步是取消武士的特权。1872年8月,太政官第214号《布告》宣布国民皆学的方针,打破武士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11月发布天皇的《征兵诏书》、太政官关于征兵令的第379号《布告》和《征兵告谕》,1873年1月明治政府发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制度,“凡年满20岁者,皆应编入军籍”,取消武士垄断军事的特权。1876年,发布《废刀令》,规定除军人、警察外,所有士族一律不许佩带腰刀,武士特权身份的象征也被取消。

明治政府一边废除以武家为中心的旧武士制度,一边创建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武士制度。国民皆兵的《征兵令》既是废除传统武士制度的标志,又是创建新武士制度的象征。《征兵告谕》宣称:“士已非从前之士,民亦非从前之民,皆为皇国一般之子民。”[8]《征兵令》通过“国民皆兵”制度使全体国民均可成为军人,军人的范围扩展到全体国民。继之,又将武士精神改造成为近代军人精神。

“明治建军以来,军人精神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镰仓武士以来的武士道精神。”[9]1871年12月,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发布《军人精神基本》七条(也称《读法》七章),将武士道的“忠节、信义、勇敢、素质、服从”,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的基本精神。1878年陆军卿、中将山县有朋又发布《军人训诫》,将武士内部主君与家臣的关系改变为天皇与军人的关系,以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元行。1882年和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既是军人精神和“皇道的武士道”确立的标志,也是新武士制度确立的标志。《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定国民的教育方向”,“把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于是,“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0]。“明治四年废藩,明治九年废刀,通常认为武士由此灭亡。……然而,明治五年的征兵令,废除了武士和农工商的区别,以全体国民为兵,即全民皆兵,使全体国民都成为武士。及至今日,全体国民悉为武士。平时,农工商分别从事生产,一朝有事,皆执剑而起,武士虽然在明治初年废除,但却将其范围扩大、推广到全体国民。武士道也由此成为全体国民的道德。”[11]明治政权通过摧毁封建时代的旧武士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武士制度,完成了武士阶级的更新。

(四)明治武士与江户武士的异同

明治时代以来的武士(士族出身者)已非江户时代作为统治阶级和士、农、工、商之首的武士,两者既有本质差异,又存在继承性。

江户时代的武士作为法定的统治阶级和国家的军事力量,垄断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享有称姓带刀等特权,离开农村,集中居住在城下町,脱离生产领域,依靠固定的禄米生活。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通过“废藩置县”、“土地改革”、“秩禄奉还”、“四民平等”、《脱刀令》和全民皆兵的《兵制》、全民皆学的《学制》,否定武士的特权身份,取消了武士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特权。从此,武士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和统治等级而存在,与庶民一样,同为“皇国”的子民,不劳而获的生活也画上了句号。不过,武士在失去统治地位和特权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自由和广阔的活动空间,明治政府敞开了被江户幕府关闭的经济领域的大门,武士可以自主择业。江户时代的武士,既是行政官僚,又是职业军人,并以职业军人为本质,以军事性为特征,以作战、备战为其生活的主旋律。明治时代的武士已经分流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除继续留在军事领域的武士外,其余武士已经从江户时代作战、备战的职业生活,转入非军事的多样化生活,从凭借特权地位生活转为凭借自身能力生活。绝大部分人转入经济领域,或务农,或经商,或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创办企业,一些人还成长为大企业家和举足轻重的财阀。如果说江户武士以特权化、军事化为特征的话,那么,明治武士(士族出身者)则以经济化和多元化为特征。

当然,尽管明治时代的士族出身者已经分别流向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是他们在武士道熏陶下的成长经历,也使他们继续保留着武士道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例如“明治年间开拓北海道的士族组成士族同盟,订立士族契约会纲领。纲领共七条,一是尊奉朝廷,二是保护伊达氏,三是同盟亲睦,四是守节义、学廉耻,五是励家产、勉节俭,六是培养教育子弟使之成才,七是违背盟约者将被除名。即:第一条确认新的尊王之道,第二条重新确认伊达家主从制,第三条士族契约会确认相互信赖和关爱的精神共同体,第四条发誓以武士道镇锁北门,第五条生产节俭的职业伦理,第六条是明道、开智,培育人才,第七条确认此契约非法律制度之强制,损害士族名誉者劝告除名”[12]。除血统外,武士道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是明治武士与江户武士最大的共同点,或者继承性。

概言之,江户武士与明治武士(士族出身者)的本质差异主要表现为:(1)政治上,江户武士是独立的统治阶级和统治等级,明治武士则不再是独立的统治阶级和统治等级,全体国民均可凭借自身能力进入政治领域,为官参政。(2)经济上,江户武士在法律上无权从事经济活动,是不劳而食者,明治武士有权进入经济领域,是自食其力者。(3)军事上,江户武士垄断军事领域,带刀是武士的特权和身份象征,明治时代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废除了武士的军事特权,军事领域对全民开放。(4)文化上,江户武士把持文化领域,明治政府全民皆学的《学制》,全体国民均可进入文化领域。总之,明治时代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是武士独占、独享的。同时,武士也有权自由进入所有领域。

江户武士与明治武士的最大共同点,是思想上均以武士道为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理想价值,在武士道的指导下理解和参与日本的现代化建设。

二　掌控政界的武士

以“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代表的倒幕维新领导人,在尚武环境和武士道教育的磨砺下成长,不畏强暴,敢于战斗,养成了崇尚武勇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养成了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西方列强武力迫使日本开国,日本“陷于前所未有之国难”,既为武士释放战斗者的能量提供了用武之地,又为中下级武士施展聪明才智、报效祖国提供了人生舞台。他们作为武士,自幼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拥有军人的强悍性格、好战天性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拥有超过常人的军事技能和军事素养。因此,面对外敌武装入侵造成的灾难,他们从武力的视角审时度势,力图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来摆脱民族危机,武力寻求民族自立、自强。在攘夷和倒幕活动中,这些年轻有为的中下级武士始终依恃自己特有的军事强项,以军事手段攘夷,以武力手段倒幕。

(一)维新领袖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尔评论说:日本从来没有比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产生过更多的领袖了。正是这批人推动了维新运动和后来的改革。维新领袖的特点是一律受过高水平教育的特殊训练。大多数都在自己的藩内以军事技能或学问而得到承认。结果他们在青年时代就有活跃的业绩,例如做大名的顾问、外交代理人或是新军队的组织者。军事方面的业绩,也许是最普遍的。西乡、大村、江藤、广泽和许多人,都是第一流的大名部队的军事领袖。伊藤被任用为翻译,木户是大名的顾问,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很值得注意。他们从小就按武士要求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其中有许多人成为出色的剑客),目的是培养实干能力和尚武精神。[13]而且,他们还是日本最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群体。倒幕维新运动前后,幕府、藩国、明治新政府曾向海外派遣了一批批使节团和留学生,于是,一批批武士或作为幕府和藩国的海外使节团成员,或作为维新使节团的成员,或作为幕府和藩国派遣的留学生,走出国门,直接沐浴欧美工业文明和先进文化,探寻救国之路。如福泽谕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涩泽荣一、中村正直、品川弥二郎、黑田清隆、西乡从道、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1838—1922年)、大山严、桂太郎、东乡平八郎、陆奥宗光等等[14]活跃于倒幕维新前后的风云人物,以及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

纵观古今,横看东西,民族危亡之际,也是人才辈出之时。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从中下级武士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财政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正是在这些民族精英的带领下,日本人在短短半个世纪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辉煌成就。

木户孝允,长州藩武士,吉田松荫的弟子。曾与高杉晋作一起主持长州藩藩政,实行富国强兵政策。1866年代表长州藩与萨摩藩建立倒幕联盟,1867年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一起拟订举兵倒幕计划,发布“王政复古”命令,建立了明治新政权。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并称为“维新三杰”,在新政府中历任征士、参与、参议等职。曾参与制定《五条誓文》,率先提出奉还版籍的建议,强调应一扫藩国分立之“七百年积弊”,积极推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等改革措施。1871年,任岩仓使团副使出访欧美12国。1873年回国后主张制定宪法,成为明治政府核心领导层中的开明政治家之一。1875年上书天皇,建议确立立宪政体。1877年5月,英年病逝。

西乡隆盛,萨摩藩下级武士出身,在“维新三杰”中最具军事才能,军功显赫,在士族中威望最高。曾参与藩政改革、“尊王攘夷”。1866年,与长州藩讨幕派领导人木户孝允建立倒幕联盟,成为武力倒幕派主将。明治政府成立后,先后任参与、参议、陆军大将、近卫都督等职。1868年1月,作为新政府军的军事顾问和参谋长,指挥鸟羽、伏见战役,击溃幕府军。同年5月,只身赴江户与幕府大臣胜海舟会谈,实现“江户无血开城”。支持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推行兵制改革。明治政府论功行赏时,西乡在各藩藩士中名列第一。武装倒幕的成功和新政府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的实现,都有赖西乡隆盛的支持。不过,西乡作为倒幕维新的大功臣,又一度成为明治政府的“心腹大患”。1873年因“征韩论”未被采纳辞官回乡后,在鹿儿岛组建起庞大的士族军队,形成与新政权分庭抗礼的“西乡王国”。1877年,发动西南战争,兵败后自杀。

大久保利通,萨摩藩下级武士出身,在“维新三杰”中最具政治手腕。1866年,与西乡、木户等建立萨、长联盟,积极开展倒幕运动,是武力倒幕、“王政复古”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明治政府建立后,历任参与、参议、大藏卿等职,致力于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和殖产兴业等改革。1871年年底,以岩仓使团全权副使的身份出访欧美12国,曾专程拜访德国宰相俾斯麦,并对其“铁血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国内政局动荡于1872年9月提前回国后,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力主“征韩”的西乡派下野,建立起以三条实美为太政大臣、岩仓具视为右大臣、大久保利通为内务卿的专政体制,即“大久保政权”。主政期间,对内坚定不移地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秩禄处分”等政策,还率先剪发觐见天皇,促使明治天皇也剪短头发,文明开化政策在最高统治者的亲身示范下迅速推进。对危及新政权的士族叛乱,如前参议、司法卿江藤新平的“佐贺之乱”,维新大功臣西乡隆盛的“西南战争”,均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对外,1872—1875年,日本先后侵吞琉球、侵犯中国台湾、侵略朝鲜。侵台战争后,还自任特使赴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条约》,索取大量赔款。1878年5月14日,48岁的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赤坂附近的清水谷被不满士族分子暗杀。

继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后,日本政坛的铁腕人物当数长州藩下级武士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是明治政府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日本近代内阁制度和帝国议会的创立者、“明治宪法”的制定者,被誉为“日本的俾斯麦”和“明治宪法之父”。1857年入吉田松荫创办的松下村塾学习,1858年到长崎入幕府办的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1859年回长州结识木允孝永,追随高杉晋作和木户孝允参加“尊王攘夷”运动,是高杉晋作“奇兵队”中身份最低、年纪最小的队长。1863年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参加倒幕运动。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紧随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历任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等职。1869年入大藏省,历任大藏省少辅、民部省少辅、工部省少辅、参议兼工部卿等职。1870—1882年间,除随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外,还多次赴欧美考察。1878年大久保利通死后,出任内务卿,开始成为掌握政府实权的中枢人物。1885年内阁制度创立后,先后四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四次担任枢密院议长,主持制定明治宪法。第二任总理大臣期间,发动日中甲午战争,战后亲任“和谈”全权代表,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索取“赔款”2亿3000万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四年多的财政收入。日俄战争后,日本彻底霸占朝鲜,伊藤博文被任命为第一任朝鲜统监(1905—1909年),使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09年10月26日,在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

(二)近代日本的舵手

幕府是武士推翻的,维新政权是武士建立的,因此,维新政权的各级官吏主要由这些开国元勋担任。明治初年,福地源一郎就说:明治新政府,其实就是打倒德川封建政府而出现的以萨长为中心的藩阀政府。“在67名敕任官中,萨藩18人,长藩12人,土佐、佐贺各7人,合计44人,占65%;在2026名奏任官中,长藩345人,萨藩247人,土佐112人,佐贺96人,合计800人,占37%。”[15]萨长土肥四藩是倒幕维新的主要力量,萨长二藩更是倒幕维新的政治、军事据点和领导核心,因此,以萨长两藩为核心构成明治新政府。

1871年,按照新官制组成的政府,主要由萨、长、土、肥四藩出身的实力人物掌握实权。如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佐佐木高行,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大木乔任、副岛种则和江藤新平等。新政府构成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萨长为核心的“藩阀政府”,即藩阀政治。1885—1924年的23届内阁,萨长阀出任内阁首相的为16届;1888—1924年的12届枢密院议长中,有8届是萨长阀;日本近代的9位元老8位是萨长阀。“藩阀政治”既是明治政权的特色,藩阀又与军阀、财阀一起,共同构成近代天皇制的三大支柱。

据《百官履历目录》统计,太政官时代就任政府要职的498名官员中,皇族8人(1﹒6%)、华族83人(16﹒7%)、士族399人(80﹒1%)、平民3人(0﹒6%)、不明身份者5人(1﹒0%)。另据记载:1876—1882年的官吏和士族官吏数分别为:[16]

在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层中,士族特别是萨长土肥四藩的中下级武士更是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据园田英弘统计,从明治四年(1871年)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即从官制改革到内阁制实施前,在93名省“卿”与“大辅”中,士族出身者占88名;在48名陆海军大将中,士族有42名。[17]福泽谕吉也在明治初年明确指出:“现任官员十有八九出于士族。”

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明治和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元帅东乡平八郎,明治中期和大正时代位于日本政界最上层的九位元老政治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毅、西乡从道、大山岩七位明治时代的元老,以及大正时代新增的两位元老桂太郎、西园寺公望,除西园寺公望出身于公卿外,其余全是武士。他们先是作为元勋担任首相轮流执政,继之又作为元老参与政治,“在朝政中拥有绝对强大的势力”。从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至1918年,先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伊藤博文(任职2686天)、黑田清隆(任职543天)、山县有朋(任职1160天)、松方正义(任职915天)、大隈重信(任职1028天)、西园寺公望(任职1373天)、桂太郎(任职2855天)、山本权兵卫(任职527天)、寺内正毅(任职713天)九位首相中,除西园寺公望外,其他八位均为武士。[18]在这33年间,武士执政的时间将近90%。另外,在1885—1945年的29位内阁总理大臣中,武士出身者为25位,[19]超过5/6。只有西园寺公望、清浦奎吾(157天)、广田弘毅(331天)和近卫文麿(1035天)四位,为非士族出身。

明治政权建立伊始,第一代领导人就对10多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年)进行严格的培养、教育,使之由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维新政府的旗帜和日本的所谓“神武”天皇。1871年,西乡隆盛对年轻的天皇进行严格的武士教育,以新田村八、山冈铁太郎和岛义勇等武术名家,教他学习剑术、马术、角斗术,将天皇由文弱书生培养锻炼成崇尚武功、好勇斗狠的武士。还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和文化上对天皇进行培养,以加藤弘之、西村茂树、西周、福羽美静、副岛种臣等知名学者为“侍讲”,除学习中国的《诗经》、《史记》、《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和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外,还为天皇开设有关国际知识、德语、德国法学和法国政治典章等课程。经过悉心培养,天皇政治上与维新领导人保持一致,支持维新改革,生活方式也日益西化,如终身嗜好法国葡萄酒,1871年率先饮牛奶,1872年带头食牛肉。正是由于明治天皇成长为维新领导人的一面旗帜,从而为推进明治政府的资本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上说,绝大部分倒幕维新的领导人意志坚定、目光远大、与时俱进、廉洁奉公。他们在巩固明治新政权的同时,顺应时代潮流,大刀阔斧地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如:政治改革——官制改革、法制改革、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和武士的俸禄制度;军事改革——建立常备军、军事院校、武官制度和警察制度;财经改革——土地改革、地税改革、发行纸币和建立金融机构,等等。坚决贯彻执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推进日本现代化进程。正是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日本在短短半个世纪就走完了欧美国家耗时二三百年的近代化历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摆脱出来,成为拥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

三　把持军界的武士

倒幕维新的领导人武士,以军事技能见长,受过战火的洗礼,以军事活动为基础登上政治舞台,以军人政治家的身份掌握国家权力中枢。无论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维新三杰”之前三杰),还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维新三杰”之后三杰)和桂太郎等人,都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推翻幕府政权、建立并掌握明治新政权,所凭借的正是武力。于是,明治政府建立后,他们从武士—军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现实需要出发,继续秉承封建武士以武为本的建国理念,始终把军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放,以武力支撑新政权和资本主义改革。近代国家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军事学校和武官制度、军事制度和军事指挥系统,都是他们一手缔造。因此,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掌握着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军权,牢牢掌控着国家军事舞台,独领风骚数十年。

(一)常备军的缔造者

幕府政权以武力为立国之本和治国之本,明治政权以“强兵”为“富国之本”。

明治政权建立后,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1824—1869年)就根据他在长州藩主持军事改革的经验,提出解散藩兵、实行征兵制和陆军驻屯地等军制改革计划,由于大村在1869年9月被刺身亡,因而未能实现。1870年8月,山县有朋由欧洲考察军制回国后任兵部少辅,继承大村的遗志进行兵制改革。1871年2月,在西乡隆盛的支持下,从萨、长、土三藩征集武士组成保卫天皇的近卫部队——御亲兵。“萨摩藩步兵4大队、炮队2队,长州藩步兵3大队,土佐藩步兵2大队、炮兵2队和骑兵2小队。总兵力10000人,中央政府由此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由于这些亲兵有各藩的背景,因此,三藩的意向成为决定中央政局的力量。”[20]1871年7月,山县升任兵部大辅成为兵部省的实际主持人,重新调整国内兵备配置,制定了东京、大阪、镇西、东北四镇台制,分别驻扎常备军,兵部省掌握全国的城郭、武器、舰船,明治政府掌握了全国的军权。12月,山县有朋提出《军备意见书》,主张实行以欧洲兵制为楷模的征兵制,并且强调扩充陆海军。

1873年1月,政府发布《征兵令》,正式着手建立常备军,实行与西方国家相仿的义务兵役制和全民皆兵制度,凡年满20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征兵制将陆军分为常备、后备、国民三军,兵种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五种。官兵平时定员31680人,战时增至46350人。增加广岛、熊本两个镇台,共六个镇台,即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个军区。至此,明治政府的军制完全确立。常备军建立后,武士既是军队的主要来源,又是军队的骨干军官。1890年前后,日本陆军已拥有7个师团5﹒3万人;海军拥有军舰25艘,鱼雷艇10艘,共计50000余吨。1893年,明治政府的扩军计划顺利完成。按战争编制,陆军拥有7个师团,兵力超过12万人,加上10余万后备军,总兵力达23万人。

在创建常备军的同时,明治政府又设立以武士道为灵魂的军事教育机关。19世纪70年代设立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士官学校,培养军官。80年代设立陆军大学校和海军大学校,培养高级军事人才。

日本近代的警察制度始于“明治四年十月创设的逻卒制度,东京府配备三千人,由鹿儿岛、山口、会津、越前、东京出身的士族充任,警视长、大警视、警视总监为鹿儿岛和高知士族独占。由此也产生了藩阀士族和藩阀行政的因缘”[21]。初期的警察主要由武士充任,日本近代警察制度的开山祖川路利良是出身于萨摩藩的武士。1880年,日本共有警察25000名,80%为武士。

山县有朋军事改革的重要一环是改革军事指挥系统,以适应战争的需要。1872年,兵部省分为陆军、海军两省,山县有朋任陆军大辅,胜海舟任海军大辅。1878年,仿效德国体制将陆军省的参谋局扩大为参谋本部,并从陆军省独立出来,军政合一由此转为军政分离。参谋本部长的地位与太政官平行、高于陆军卿,可以直接上奏天皇、下达军令。另外,还新设监军本部。由此,陆军就出现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陆军大臣负责军事政策,参谋本部长负责制定军令和作战方案,监军本部长负责检阅军事执行情况。军令权脱离政府,军令机构凌驾于政府之上,逐渐朝着“统帅权独立”的方向发展。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使参谋本部直属天皇的“帷幄上奏权”合法化。同时,陆海军军令机构分开,陆军参谋本部长改称参谋总长,为陆海军全军的参谋长。1893年5月,海军参谋局升格为海军军令部,从海军省独立出来,与陆军参谋本部并立,成为独立于政府的另一军令机构,海军军令部部长拥有与参谋总长相同的地位和权力。陆军省、海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构成军部的主要机关,核心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隶属于内阁,陆军参谋本部长或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直属天皇。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大臣、海军大臣构成日本军阀的四大巨头。

在明治(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5年)时代的半个多世纪里,历代陆海军卿、陆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长(总长)、海军军令部长(总长)的职位,分别被长州藩和萨摩藩武士集团把持。其中,长州藩武士控制陆军,萨摩藩武士控制海军,因而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之说法。长州藩武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义、田中义一等,萨摩藩武士的代表人物是川村纯一、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大山岩(西乡隆盛的表弟)、桦山资纪、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郎等。进入昭和时代后,他们的嫡系和旁系军阀又继续控制陆海军要职,例如武士出身的军部法西斯党魁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等。

随着明治国家选择武力崛起的现代化道路,这些武士出身的军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从1885年成立内阁开始,军阀担任内阁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日渐司空见惯。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加藤友三郎、山本权兵卫、田中义一、斋藤实等都曾出任内阁首相,有的人还数次组阁。山县有朋两届,桂太郎三届,两人执政的时间共计4015天,长达10余年。

(二)军国主义的魁首

武士既是日本现代化的主角,又是日本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的罪魁祸首,代表人物就是日本近代军阀第一人、军人政治家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出生于长州藩下级武士家庭,日本“陆军之父”和“军部”的创始人,继西乡隆盛之后的最大军阀,明治、大正时代的军政巨头,日本殖民帝国的主要缔造者。山县不仅在军队中历任兵部少辅、兵部大辅、陆军卿、参谋本部长等要职,还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三次担任枢密院议长。

山县有朋曾入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并在高杉晋作组建的“奇兵队”中任军监、总督,1864年兼奇兵队坛浦支队司令,国内战争期间任东征军参谋等职,1869年与西乡从道等赴欧洲考察军事制度,回国后致力于创建日本近代陆军。1871年,在西乡隆盛的支持下,组建起天皇的近卫部队“御亲兵”。1871—1882年的大约11年间,山县有朋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日本陆军的创建,逐步实现了建军目标。1878年创设参谋本部,辞去陆军卿职位,担任首届参谋本部长,堪称近代日本军阀第一人。1880年,在给天皇的奏文中强调指出:“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兵之多寡”重于“国之贫富”,扩充军备乃“燃眉之急”。正是在山县有朋等人的推动下,明治政府将富国优先的“富国强兵”政策改为强兵优先的“强兵富国”政策。“1882年,山县有朋又著‘兵论’,继《邻邦兵备略》之后,进一步指出对清战备之急务。”[22]1889年12月,以现役陆军大将身份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890年,山县有朋在总理大臣的施政演说中公开抛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即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指导方针。在日中甲午战争中任第一军司令,日俄战争中任参谋总长。伊藤博文死后,山县有朋位居群臣之首,以元老、长州藩军阀长老的身份在军政两界都握有很大权力。

山县有朋不仅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狂热推行者,而且是近代军人精神和“天皇的武士道”的主要缔造者。1871年,兵部大辅山县有朋发布军人手册《读法》七章,要求军人必须遵守“忠节、信义、勇武、质朴、服从”等武士道德目。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颁布《军人训诫》,将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作为“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元行”。1882年,又主持制定以天皇名义向陆海军官兵颁发的《军人敕谕》,强调军人必须“尽忠节、正礼义、尚武勇、重信义、守质朴”,武士道的“忠节、礼义、武勇、信义、质朴”五条精神发展成为近代军人精神的金科玉律。“《军人敕谕》作为军人道德,将以‘忠节’观念为中心的对天皇绝对的自我献身精神作为最高道德价值。”“《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一起,最终决定国民道德或者国家观的内容。”[23]《读法》七章、《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开创了武士道历史上的新篇章,构成武士道现代性的基本纲要,效忠封建主君的武士道演变为效忠天皇的武士道,即“天皇的武士道”或“天皇主义武士道”。

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皇军”,跨越了生死之门,继承和发扬关东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勇猛精神和“杀伐之心”。突出“攻击精神”、“必胜信念”、“军纪”等,强调战斗中“献身的攻击精神”。[24]传统武士血腥残暴的“杀伐之心”,演变成了近代日本军队“献身的攻击精神”。乃木希典的“肉弹攻击法”和二战中的所谓“神风特攻队”,对“攻击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攻打旅顺口时,面对沙俄用钢筋水泥修建的要塞工程,连炮兵的炮弹都束手无策,大军阀乃木希典还一味下达“肉弹”攻击命令,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还组织敢死队,踏着死尸、冒着酷暑冲锋。参加旅顺口战役的陆军中尉樱井忠温,1906年出版的回忆录《肉弹》,大肆吹嘘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和武士道精神。明治天皇还专门在宫中召见樱井忠温,《肉弹》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教材之一。

以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山本权兵卫、西乡从道、大山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舞台上的武士,立足于军界,拥有政治支配权和特权,位高权重、能量巨大、影响深远,坚持以“强兵”为“富国之本”,推动日本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四　引领经济界的武士

在支撑近代天皇制的三大支柱——藩阀、军阀、财阀里,藩阀、军阀自不待言,财阀中也可以看到许多武士的身影,如涩泽荣一、五代友厚、岩崎弥太郎、益田孝、中上川彦次郎、土居通夫等。而且,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士族企业家对工商界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

(一)武士企业家

日本学术界曾就日本工业化开始前后一批活跃的企业家的出身展开过广泛的讨论,即企业家是士族出身,还是商人等其他阶层出身,探明企业家的来源及其社会属性。“按比较一致的看法,企业家的主流是士族。”[25]据安藤精一的《士族授产史的研究》介绍:菅野和太郎的《日本公司企业产生史》通过对当时东京府部分公司的研究,认为“公司的设立大多有士族的参与”,“明治初年公司企业的勃兴,士族扮演主要角色”;土屋乔雄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经营史研究》认为:“从出生身份考察主要的企业家,特征是企业家出身于武士”;东畑精一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者》说:“日本轻工业的重要担当者是士族。”石川健次郎在《明治时期企业家活动的统计观察》(《大阪大学经济学》第33卷第4号)一文中指出:“分析明治时代全国的企业家219人的结果,明治时期的企业家以武士出身者为最多,其次是商人阶级的出身者。”而且,“士族企业家辈出率高于商人企业家”[26]。实际上,活跃于经济舞台上的武士企业家恐怕要低于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原因在于武士的强项不是经济领域,而是军事、政治和文化领域。尽管如此,武士在明治时期的企业家群中也约占1/3。

士族实业家的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幕末投身于工商业的下级武士;二是明治维新后仕途无望转而进入工商行列者;三是辞官进入产业界的维新功臣。

幕末,已有不少武士突破幕府禁令经营工商业以谋生计。据写于文政年间的《江户町方书上》记载,仅在250家商人中,本人是武士、浪人,或者祖上是武士、浪人和乡士者,就有48家。另据三井高房的《町人考见录》,京都町人石河自安、高屋清六、平野祐见、三木权太夫等也是武士出身。[27]其代表人物安田善太郎,出身于越中富山藩每日不足大米1升的下级武士家庭,在江户做过商家学徒,在日本桥上摆过地摊,乘维新前后货币制度混乱而迅速成长为金融家。1876年创立第三国立银行,1882年创立安田银行,大正初期已成长为仅次于三井、三菱、住友的金融财阀。

进入产业界的第二类武士主要是基于仕途无望和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从1869年开始,明治政府逐步剥夺武士的财产(俸禄、赏典禄)特权。到1876年,约30余万武士领取货币公债券,获得高额公债券者500多人,如旧藩主毛利氏、前田氏、岛津氏、德川氏等,下级武士平均得到公债500元左右。于是,失去俸禄的武士只得进入工商企业界,另谋生计,政府鼓励持有公债的武士用公债投资银行、铁路、地产和其他产业。由他们投资设立的第十五国立银行、日本铁道公司等都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政府还把北海道、栃木等地的土地廉价卖给他们。在政府的政策资助下,他们也变成了资本家和地主。不过,大部分下级武士的公债很快落入商人、高利贷者手中,他们也成了雇佣劳动者。

第三类是辞官从商者。他们或是基于产业报国的思想自愿转入产业界,或是难容于藩阀政府,前者的代表是五代友厚,后者的代表是涩泽荣一。而且,不少辞官从商的武士企业家还发展为地位举足轻重的财阀。

(二)武士财阀

士族财阀的代表人物有五代友厚、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

五代友厚(1835—1885年)是萨摩藩町奉行五代直左卫门之第二子,倒幕维新的功臣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拓者。1862年,曾假扮水手随幕府考察团到上海。从日本出发时得到藩主许可购入外国船,到上海后发现合适的德国船,便缔结购买合同,这就是后来的萨摩藩船“天佑号”,五代被任命为御船奉行副役。1864年,参加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主持的藩政改革,与寺岛宗泽提出的“富国强兵”建议被采纳,萨摩藩开始推行“割据富国”政策。同年,率萨摩藩留学生到欧洲考察学习,历时9个月。考察期间,购买英国木棉纺织机械和2800支步枪。1866年回国后负责藩的商务事宜,并积极参加武装倒幕。次年,与小松带刀一起在长崎创立修船所(后来的三菱造船所)、在鹿儿岛建立纺织所。在此期间,五代通过英国商人购入武器船舶,所购新式武器在鸟羽、伏见战役中发挥了威力。1868年,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任命为明治新政府的“参与”,在明治政府中负责以大阪为中心的外交与贸易事务。

1869年,五代友厚上书好友大久保利通,辞官从商,专心致力于发展实业。“五代创办的实业中,以矿山开发最为引人注目。他设立的称为‘弘成馆’的公司(有东京的东弘成馆和大阪的西弘成馆),相继将水泽、新庆、神崎、和气、丰国、大立、天和、赤仓、枥尾、鹿笼、大久保、助代等日本全国的主要金银铜矿山收入手中。”“1876年在大阪设立的公司‘朝阳馆’,是拥有数千职工的大工场,格外引人注目。从政府得到50万元补助,支店遍及日本全国,还扩展到中国大陆。”[28]1876年开设堂岛米高会所、1878年在北浜设立大阪株式交易所,成为大阪商法会议所的初代会长。此后,又设立大阪商业讲习所,创立东京马车铁道(与涩泽荣一一起)、关西贸易公司、大阪制铜、阪堺铁道(后来的南海铁道)、神户栈桥会社,成为关西财界名副其实的指导者。五代与明治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从政府手中得到不少特权,迅速发展成为与涩泽荣一齐名的大财阀,人称“东有涩泽、西有五代”。1881年,五代友厚的政商特性暴露后,背着“政商五代”的恶名终其一生。

涩泽荣一(1840—1931年)最初是攘夷论者,以后发展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企业界的龙头老大,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最有力的推动者。涩泽原是豪农之子,1863年得到父亲许可后到江户为国事奔走。其间,遇一桥家的管家平冈月四郎,并因此开始侍奉一桥家,发挥其经济才能。1866年,成为一桥家勘定组头,掌握一桥家财政。同年,主君德川庆喜成为幕府将军,涩泽荣一作为德川家御家人也成了幕臣。1867年随德川庆喜之弟德川齐昭在欧洲逗留两年,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亲眼目睹西方工业国家展出的机械设备和其他产品。1869年回国后任大藏省租税正,1872年任大藏大丞,着手整顿财政。1873年,与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就陆海军经费问题发生矛盾后辞官,建立第一国立银行,至1916年退隐前的43年间,一直掌管堪称日本经济大动脉的第一国立银行,其间还参与创办各种公司企业500多家,是日本工业化运动最重要的组织者和经营者,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作为日本工业化的指导者,将武士道精神应用于经济领域。“在明治30年代,涩泽开始热心地宣扬其武士道=实业道的思想理念”,“强调职分=义务的自觉”。[29]他的所谓“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经营理论,渗透着浓浓的武士道精神色彩,倡导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私利与公益的有机结合,在“义”的基础上追求利,影响着几代企业家。

此外,辞官从商的杰出企业家还有岩崎弥太郎(1834—1885年)、益田孝、中上川彦次郎等。

土佐藩藩士岩崎弥太郎早年任职于后藤象二郎创办的土佐藩直营商馆——开成馆,并参加坂本龙马的“海援队”。1870年与土佐藩合办土佐开成社,即九十九商会。1871年废藩置县时,凭借与后藤象二郎的特殊关系,从土佐藩厅得到11艘藩属船只,辞官在大阪创办三菱商会,其政商活动也由此开始。1874年,侵台战争时得到政府拥有的13只轮船和每年25万日元的补助金。“三菱在此时期就为政府向台湾运送了5600延人、3个大队、44614包大米、一些货币和其他武器。因此,在政府中的信誉提高。”[30]1875年,邮政轮船公司解散时,又将公司的18艘船交给三菱商会。还接受政府旨意,为对抗美国太平洋汽船公司,开辟了上海至横滨的航线,改称三菱汽船公司。1877年西南战争时,政府更向三菱商会发给补助金让其购入了9艘轮船。战争结束时,三菱商会已拥有50余艘轮船,总吨位达3万余吨,短短数年就登上了“海运之王”的宝座,三菱商会也由此发展为一大财阀企业——三菱会社。关于岩崎弥太郎与政府的关系,1874—1877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曾作过较为详细的报道,说:“岩崎弥太郎夜晚叩开政府高官的大门,施展非常手段。政府高官即当时的大藏卿大隈重信。”“明治七年得到政府投入一百五十七万六千八百余美元购入的汽船十三艘”,“明治八年又接收了邮政蒸汽船公司所属的18艘船”,“同年,还得到政府15年年额25万元的补助金……”[31]岩崎弥太郎之所以迅速发展成为海运大王,“说穿了就是占据了国策运输机构的地位”[32]。通过为政府从事军事运输,得到政府的特别保护和资助,从而掌握海上运输权,也就是靠政府的战争政策发家。

(三)指导型企业家

由于武士是德川时代文化水准最高的社会阶层,由于士族企业家拥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富有开拓精神、冒险精神和实干精神,一些人还有到欧美先进工业国留学或考察学习的经历,习知海外发展大势。同时,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等一批士族企业家,还曾与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负责殖产兴业政策的制定者、推广者同朝为官,与政府经济部门的上层士族官僚过从甚密,对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有较深的认识,深知发展工商业与富国强兵的有机联系。因此,这些士族企业家与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遥相呼应,敢作敢为,率先垂范,引进公司制度,创办金融、保险、铁路、纺织等新兴产业。到明治时代中期,士族企业家中已经有很多人成长为指导型企业家,例如“五代友厚、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安田善次郎、中上川彦次郎、近藤廉平、中野武营、和田丰治、丰川良平、庄田平五郎、原太郎、速见坚曹、原田二郎、益田孝、西村胜二、伊庭贞刚、富田铁之助、加藤正义、中村道太、川田小一郎、吉原重俊、佐久间贞一、村上龙平、本山彦一、牛场贞藏等都是士族出身的绅商,他们在实业界发挥着指导性作用”[33]。这些指导型企业家,还是工商界的组织者、领导者,如五代友厚既是关西财界的掌门人,又是“关西贸易商会”的总监。

经济舞台上的士族企业家人数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地位高、能量大、示范性强。这些幕府时代的社会精英、明治时代统治集团的优秀人才进入经济领域,一方面充实、壮大了产业队伍,为工商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新的生机;转变了人们轻视工商业的传统观念,商人不再低人一等,提升了工商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步伐,传统工商业焕发生机,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为国家的“强兵富国”政策做了巨大贡献,有力地推动日本工业化的进程。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士族企业家从政商到财阀的发展特点和热衷于对外战争的一面。政商虽说是明治财阀的共同特点,不过,政商性的特点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和典型。日本学者福地重孝也明确指出:这些具有政商性格的士族实业家与国家权力密切结合。通过营利活动实现对国家奉仕的伦理,与从前向藩主的奉公观念并无大的区别。而且,毕竟明治官僚和实业家是一卵双生。士族站在主导日本资本主义的地位上,将军事工业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重点,以之为基础,自然要转向军国主义、国家主义。在培育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家是生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因此资本家大多依存于国家财政。[34]在国家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时期,士族企业家得到政府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支持,发展步伐极快,短时间内便聚敛起数量惊人的巨额财富,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蜕变为垄断资本财阀。由于他们是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最大受益人,所以他们也是明治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与其他财阀一起构成支撑近代天皇制的三大支柱之一。士族企业家的发展既与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密不可分,又得益于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提供的发展动力,因而他们热衷于对外扩张。以航运业为例,岩崎弥太郎的三菱商社,既得益于侵台战争和西南战争,更得益于甲午日中战争,在一次次军事运输中迅速发展。涩泽荣一也不例外,1902年5月,与安田善太郎等财阀集资成立湖南汽船股份公司,开辟汉口至湘潭的航运线,深入中国内地。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数量庞大的军事运输,又为财阀的航运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他们紧紧追随国家的战争政策。当然,充当国家对外扩张的附属,也是二战前日本所有财阀和公司的共同特点。

虽然在进入经济领域的武士中,既有把握机遇的成功者,又有失败者,还有中间状态者。估计成功者和失败者大约各占20%左右,其余为中间状态者。更为重要的是,在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等一批成功的“士魂商才”型实业界领袖的带动下,非士族实业家也逐渐武士化了。

五　主导文化界的武士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领域非武士莫属,农、工、商均无实力与之竞争。因此,明治时代的文化舞台几为武士独占,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佼佼者,绝大部分是武士。

江户幕府时代的太平盛世,武士“以修文练武为业”。同时,与三代将军以后的“文治政治”相适应,幕府的文化政策放宽了西学之禁,对西学知识由限制转为较为积极地引进,经过200多年的历史积淀,武士已成长为日本社会最庞大的知识阶层,以及新知识(兰学)群体的主体力量和传播新知识的领导者。“被誉为东西洋学学塾双璧的伊东玄朴的象先堂和绪方洪庵的适适斋,汇集了洋学学生。江户的象先堂门人406名,大阪的适适斋门人超过600人。”“象先堂的门人中有东条(條)英庵、青木研造、田原玄周、柴田收藏、高畑五郎、武田斐三郎、津田真一郎、松木玄安(寺岛宗则)、八木玄悦、大岛高任、神田孝平、肥田滨五郎、大石良英、佐野荣寿、伊东贯斋等;适适斋有绪方郁藏、村上代三郎、大村益次郎、箕作秋坪、桥本左内、大鸟圭介、长兴专斋、福泽谕吉、杉亨二等,杰出人物不胜枚举。”[35]1862—1867年的短短数年间,幕府和藩国就先后向英国、荷兰、美国和俄国派遣了留学生130人。[36]这个了解世界潮流的新知识群体人才济济、思想活跃、目光远大,幕末就已受到幕府和藩厅的重用,明治时期又活跃于政界、军界和思想文化界,影响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前原一诚、井上馨、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品川弥二郎等都是他的学生)、胜海舟、福泽谕吉、大村益次郎、津田真道、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箕作秋坪、杉亨二、西周。在幕府时代,除军事、政治之外,文化也成为武士的强项,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弃武从文,专门从事文化教育,或从事学术研究,或开办学校。

(一)启蒙思想家

明治维新后,政府的废藩置县、改革身份等级制、取消武士的特权和征兵制等改革,剥夺了武士世袭的武职和赖以生存的俸禄。不过,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又为武士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于是,武士的职业也越发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各据所能,自由选择,有的步入仕途,有的继续从军,有的从商,有的转入文化领域,武士也从此分流到各行各业,在不同的领域施展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抱负。进入文化领域的武士,与幕府时代知识界的武士一起,共同构成近代日本第一批职业知识群体的基本来源。

这个职业知识群体既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又深知日本文化的落后与弊端,他们思想解放,与时俱进,抨击传统思想,介绍西方文明,宣传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掀起日本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明治政府的西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政府的“文化开化”政策遥相呼应。在启蒙思想家中,以“明六社”成员最具代表性。明六社成立于1873年(明治六年),以“启迪民智、唤醒民心”为宗旨,紧贴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宣传新思想、新知识,是明治初年日本思想界的核心和日本近代第一个知识分子社团。它所创办的《明六杂志》也是近代日本第一个高级学术刊物,每期发行量达3000余册,文章大多为一般日本人闻所未闻,风靡知识界,在传播欧美新知识和新思想、讲解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创社时的10名成员西村茂树、津田真道、西周、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箕作秋坪、福泽谕吉、杉亨二、箕作麟祥、森有礼,由兰学而转向英学、法学或德学,个个都是当时日本学术思想界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福泽谕吉(1835—1901年)更是名满天下的顶级大师。明六社的10位创始成员中,9人是武士出身,7人在幕末曾到欧美沐浴过西方文明。他们或是通过《明六杂志》,或是通过著述和翻译启迪民众。加藤弘之倡导天赋人权,主张立宪政治。西周是第一位将西方哲学移植到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因而有“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美称。

对启蒙运动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启蒙大师无疑是福泽谕吉,明六社成立时,众人有意推其为社长,无奈福泽谕吉固辞不就,社长一职才由发起人森有礼担任。福泽谕吉出生于九州中津藩下级武士家庭,19岁开始学兰学,24岁时改学英学。1860年随幕府使节赴美,1862年再随幕府使节赴欧,1867年又随幕府使节赴美。福泽谕吉三次出国游历亲身体验欧美文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1866—1870年,出版《西洋事情》三卷,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引起巨大轰动,发行量超过20万套。1872—1876年,出版《劝学篇》17卷,每卷发行量均在20万册以上。《劝学篇》第1卷开宗名义的第一句话:“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影响所及除知识分子外,还深入一般民众中。1875年,福泽谕吉又出版了他的第三部启蒙著作《文明论概略》,主张全力引进西方文明,使日本早日成为文明国家。福泽谕吉还是著名教育家,1868年创设庆应义塾(庆应大学的前身),向政界、实业界和文化界输送了不少杰出人才。

著名思想家中,还有植木枝盛(1857—1892年)和中江兆民(1847—1901年)等。土佐藩士出身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植木枝盛,受“明六社”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影响,主张实行民主主义,主要著作有《贫民论》、《开明新论》、《民权自由论》、《言论自由论》、《天赋人权论》等。自由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也是土佐藩士出身,1882年出版《民约新论》,译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称“东洋的卢梭”。

(二)教育和新闻界精英

在教育界,全国的大学、中学和小学教师也主要是武士出身者。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普及和发展教育。木户孝允将普及学校教育作为谋求国家富强的“今日之一大急务”,1871年又明确指出:肤浅地模仿西方人“不是真正的开化”,“要想人才继出,千年不断,只有寄希望于教育”。[37]

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文部省颁布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学制》学习法国的教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1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1所中学;每一中学区又分为12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1所小学。这样,全国共设立8所大学、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要求做到“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即“国民皆学”。对于入仕无门、从商无资,除文化知识外一无所有的武士来说,教师既能定期领取薪金,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农、工、商又无文化资本与之竞争,教师职业仿佛是明治政府专门为武士量身定制。因此,教师职业很快成为仅次于官吏的最佳选择,吸引着大批武士走上讲台,充实教师队伍。“学制颁布时,第六大学区新潟县管内第八中学区蒲原郡新发田第六小学的教员大多为士族(在18名教员中,16位是士族,平民只有2人),由此也可窥见全国教员的出身倾向。”“我国小学的教员中,主要是幕府时代的武士出身者。”[38]大学教师同样是以武士为主体,例如明治十年至三十四年出任东京帝国大学的综理(院长)、总理、总长:法理文综理加藤弘之(出石藩士,后为东京士族)、医学部综理石黑忠真(新潟平民);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池田谦斋(东京士族),大学总长渡边洪基(福井士族)、加藤弘之、滨尾新(丰岗藩士)、菊池大麓(津山藩士)、外山正一(静冈藩士)、山川健次郎(会津藩出身、东京平民)。8人中,6人为士族出身者。东京帝国大学的215名教授中,156人为武士,占72﹒5%。[39]另外,在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大学”和大隈重信创办的东京专门学校(后来的早稻田大学),绝大部分教师也来自武士。明治二十一年至三十五年的348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士族有245位,平民为103位。[40]浅见光朝的《科学五十年史》,列举了成长并活跃于明治时代的100位著名科学家,士族出身者为69位。这些人出生于1882年以前,明治末年均已超过30岁,几乎都出自于帝国大学,分布在数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物理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药学、农学、工学12个学科。[41]

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武士,还有新闻界。在政府“文明开化”方针的引导下,许多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出仕无望的中下级武士转入新闻界,创办报刊。明治前期东京和大阪的著名报刊和记者,如下表所示:

明治前期东京和大阪的著名报刊和记者

这些记者大多为士族出身者,或为幕臣,或为藩阀外士族,多为政界、官界不得志而投身于新闻界,通过撰写文章施展才华、名扬于世,开设国会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通过政论而步入政坛。[42]这些主要来自萨、长、土、肥四藩以外的士族名记者,依靠手中的笔撰写文章,或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或议论甚至抨击时政,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文化界出类拔萃的武士出身者,还有一代文豪夏目漱石、教育家内村监三、史学家田口卯吉、物理学家长冈伴太郎和生物学家北里柴三郎,等等。

毋庸置疑,文化界“立业、建功”的士族知识分子,在“启迪民智、唤醒民心”、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以及学术氛围的形成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文化舞台上的武士的另一重大成就,就是对政府的“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推波助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武士,加速了“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的进程。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士族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支持政府侵略扩张。例如,因启蒙运动之功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一方面宣称“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并在其代表性著作《文明论概论》中明确指出:“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窃盗和杀人是社会上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窃盗和杀人案件层出不穷。”[43]另一方面又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战争拍手称快,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掠夺战争——甲午战争时,公开撰文支持政府的侵略行为,带头在民间为侵略战争募集军费。得知战争胜利的消息后,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44]1898年作《自传》时还说:“‘日清战争(即日中甲午战争)’这种官民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每当想起这点来都要使我落泪。”[45]“东洋卢梭”中江兆民,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鼓吹者和帮凶。

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幕府时代的武士,以及明治维新后武士家庭的出身者,如昭和时代的首相冈田启介(1868—1936年)、林铣十郎(1876—1943年)、阿部信行(1879—1953年)、小矶国昭(1880—1950年)、东条英机(1884—1948年)和军部法西斯魁首山本五十六(1884—1943年)、板垣征四郎(1885—1948年)等,继承了传统武士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武国理念等,不仅是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新武士的楷模,而且在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的70余年间,依然牢牢地把持国家权力中枢,引导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

正是在这些武士的领导和推动下,1868年明治天皇就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布国威于四方”,直接以军事侵略谋求日本人的“国家利益”。次年,木户孝允提出“征韩论”,“要以朝廷之兵力,开拓朝鲜釜山浦港”。此举“可使亿万人对内外之目光一变”,“可借以确立皇国之国体”,“在东洋大放光辉”。[46]大久保利通派兵侵略中国台湾、朝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每一次侵略战争,都为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岩崎弥太郎为代表的一大批政商、财阀的发展史可以佐证。政界、军界武士制定和推行侵略政策,财界和文化界武士推波助澜,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财阀组成报国会,为侵略战争筹集军费;福泽谕吉等知识界领袖为侵略战争摇旗呐喊。

总之,活跃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武士,成了引领日本现代化的火车头。

【注释】

[1]参见娄贵书《德川时代下级武士阶级属性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中日维新运动社会基础比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日本的石高分封制与幕藩体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8期。

[2]《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3]《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72页。

[4][日]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0、101页。

[5][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18页。

[6][日]安藤精一:《士族授产史的研究》,清文堂1988年版,第14页。

[7]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8]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9][日]松下芳男:《日本军阀兴亡史·上卷》,芙蓉书房2001年版,第21页。

[10][日]鹤见俊辅:《战时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150—154页。

[11][日]平泉澄:《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第9页。

[12][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208页。

[13][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4—206页。

[14]《别册历史读本64号·开眼看世界的幕末维新英雄——从咸临丸到岩仓使团》,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15][日]朝日新闻社:《明治大正史·第1卷》,朝日新闻社1930年版,第49—50页。

[16][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322、333页。

[17][日]园田英弘:《西洋化的构造》,思文阁1995年版,第192—193页。

[18]参见[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第96—99页;宋成有主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日本历届内阁首相一览表。

[19][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日]八幡和郎:《历代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图说学习日本历史·7·江户时代至现代》;[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

[20][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27页。

[21][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333页。

[22][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55页。

[23][日]梅溪升:《教育敕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观的成立·下》,青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6页。

[24][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第127—128页。

[25][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日本经济史·3·开港与维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4—295年。

[26][日]安藤精一:《士族授产史的研究》,清文堂1988年版,第178页。

[27][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第359页。

[28][日]坂本藤良:《日本政商史》,中央经济社1984年版,第76—77页。

[29][日]正田健一郎:《日本近代社会的成立·上卷》,三岭书房1990年版,第370—371页。

[30][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1》,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9页。

[31]转引自[日]坂本藤良《日本政商史》,中央经济社1984年版,第108—109页。

[32][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时代(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页。

[33][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279页。

[34]同上书,第279页。

[35][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130、131页。

[36]《别册历史读本64号·开眼看世界的幕末维新英雄——从咸临丸到岩仓使团》,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第105页。

[37]转引自武安隆、王家骅《外国历史小丛书·日本明治维新》,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4—35页。

[38][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231页。

[39]同上书,第242页。

[40]同上书,第243页。

[41]同上书,第246—247页。

[42][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第265—267页。

[43][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页。

[44][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9页。

[45][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8页。

[46]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第二编　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统治

1192年7月,后鸟羽天皇任命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以天皇的绝对权威对武士的镰仓军事政权赋予合法性,日本从此进入了绵延676年的武人专政时代。

幕府政治时代,是幕府“以武力为后盾,挟天皇以令天下”[1]的时代。武家统治者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和统治哲学,以“忠诚”的伦理观念维持武家政权纵向垂直的制度结构,以“武勇”的战斗精神作为武家政权的建国理念,从武的视角选择国家政治体制和发展方向,制定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对国家实施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此外,武家政治还有以下特征:一是私人性的主从关系成为武家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政权体制;二是将军和武家军事组织凭借武力凌驾于天皇和朝廷的政治组织之上;三是将军以控制军事集团首领为首要政务;四是以武力威慑和镇压维持武家统治秩序。

近700年武家军事统治积淀下来的统治传统和政治遗产的示范效应,“日本武士道以‘武’当先的立国路线”[2]镜鉴的指导作用,直接影响近代和现代日本的立国理念、政治思想、政权体制、政治运作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等。

【注释】

[1]宋益民:《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

[2]汤重南:《天皇制与武士道的恶用》,载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第一章　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

源赖朝的武家政权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不是朝廷的恩赐。早在源平大战期间,源赖朝便依靠关东武士占有了大片土地,并迫使后白河法皇承认其统治权力。后白河法皇和后鸟羽天皇,实际上只是对源赖朝已经拥有的统治权力赋予合法性。

镰仓幕府的历史虽然仅有短短的140余年,但是镰仓幕府作为武家政治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将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从“文治主义”转向“武治主义”,使日本成为重武轻文的国家,开创了幕府政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以武力为后盾的统治体制和军阀当权的运作模式,成为室町幕府和江户幕府效法的榜样。

镰仓幕府是以关东武士为权力支柱的军事政权,源赖朝在“源氏的‘坂东武士道’”[1]指导下,以武力为统治工具,军事性贯穿于武家政权的建国理念、治国原则、政权组织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等各领域。

一　公武二元政治格局与幕府的政权组织

1192年,源赖朝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代表天皇行使军事指挥权。于是,“源赖朝作为东国政权的栋梁地位得到承认”,“武家栋梁以天皇委任的军事大权名副其实地掌握权力”[2],日本特有的公武二元政治格局的“双轨政治”正式确立,文治主义的公家贵族政权和武治主义的武家军人政权同时并存,天皇、国司、郡司和将军、守护、地头分别构成公家和武家独立的统治系统,京都的天皇朝廷称“公家”,镰仓的幕府称“武家”。最显著的特征是将军的军事组织凌驾于天皇的政治组织之上,行使政治权威,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政治势力依附于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家军事势力。

(一)幕府与朝廷的二元统治

镰仓幕府是武家统治初创时代,尤其是在“承久之乱”前,以京都朝廷、公家及大寺院神社为中心的庄园领主的势力还相当大。所以,“源赖朝开创的武家政治,是严守武家特点的政治,它并不否认公家政治。承认朝廷在地方上所设的国司掌管地方行政,保全院、宫等各贵族的庄园权利。尤其是对朝廷的命令极为尊重,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尊崇朝廷的诚意”[3]。将军的幕府和天皇的朝廷二元政治体系同时并存,武家的军事组织与公家的政治组织划界而治。将军、守护、地头的武家统治体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的统治地位,将军是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国司、郡司的公家统治体系,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仍然拥有实际权力和发挥重要作用,天皇拥有最高精神权威,是一切权力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源泉。

在公武矛盾尚未激化演变为武力冲突的“承久之乱”(1221年)前,武家和公家各有自己的统治范围和统治权力。首先,国家大体上分为武家统治的地区和公家统治的地区两部分。武家完全统治的地区,是以将军的领地“关东御领地”庄园群、将军的九个知行国“关东御分国”和由御家人充当地头的庄园“关东御口入地”为基础的东国地区,而且即使在东国地区也还保持着国衙领和庄园统治的陈旧体制;东国以外的地区,主要处于朝廷统治体系国司、郡司和贵族庄园领主的统治下,幕府只是采取通过守护干预国衙的统治,逐渐剥夺国司的行政权。其次,政治权力分为公家的势力范围和武家的势力范围两部分。武家的权力:一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军事警察权;二是统治源氏御家人及其控制下的农民。公家的权力:一是形式上任命由幕府掌握的军事警察权,任命国司;二是通过国司管理全国的行政和司法。双方均可在属于对方势力范围内的土地上行使自己的权力,即武家可在西国地区行使军事警察权,公家可在东国地区行使行政、司法权,彼此无权过问对方事务。

武家在平息皇室方面举兵讨幕的“承久之乱”后,从尊重公家政治和固守自己领域的武家政治立场,转为反抗公家政治、干预公家政治的立场。将发动“承久之乱”、企图推翻武家政治的后鸟羽上皇、顺德上皇、土御门上皇分别流放到隐岐、佐渡和土佐三个孤岛上,废黜了顺德上皇之子、年仅四岁的今上天皇(即仲恭天皇),另立后堀河天皇(1221—1232年在位),主谋动乱的公卿和为首的武士被处以斩、流之刑。幕府在京都新设“六波罗探题”,作为幕府监视朝廷和在西部各国行使司法、行政权力的常设机构。没收了叛乱者的领地“3000余处”,按照“勋功之深浅”,任命御家人武士为这些庄园的庄官、地头。[4]而且,在以前未设地头的土地设置地头。于是,“幕府的控制力迅速伸展到以前幕府势力所达不到的畿内和关西的国衙领和庄园”[5]。武家政权得到划时代的全面加强,对京都朝廷确立起绝对优势,朝廷的实际统治权力大大削弱。

从“承久之乱”开始,公家朝廷的统治权力越来越多地落入武家政权之手。“承久之乱的最大后果是武家掌握了皇位继承者的决定权”,“以文永、弘安之役(蒙古战争)为契机,天皇家又失去了外交权”。[6]“承久之乱后,幕府废立天皇、流放三上皇的处置,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此后,即使是天皇即位也需要得到幕府的认可。”[7]在地方,各地守护、地头迅速展开了侵蚀国司和庄园领主统治权的活动。

在“承久之乱后,武家组织进一步压倒公家,首先是向公家庄园领派遣地头,……其次是守护权力的扩大,无论是公家领还是武家领,守护都拥有一国的警察权”[8]。随着公家的大部分统治权能、统治范围被武家吸纳,幕府益发凌驾于朝廷的政治组织之上。公家和武家二元政治格局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公武两重势力的消长步伐越来越快。文治主义的公家政权在武治主义的武家政权面前,越来越软弱无力,在武家的刀、剑威胁下,各级公家官员越来越有名无实。

(二)幕府三所和守护、地头制

幕府的政权组织由军事组织演变而来,军事组织与政治组织合二为一,军人一身二任,既是战斗者,又是统治者。在源平大战中,源赖朝就创建了武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统治系统,并且通过幕府→守护→地头这种武家军事统治系统,对全国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1﹒幕府三所

将军既是全国军事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又是全国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军事司令部作为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也是全国最高的政权机关。“幕府首长——武家的栋梁(镰仓殿)的权力,一是作为武人的最高首长的权限,即位于封建主从关系金字塔顶端的权限;二是作为庄园本所的权限;三是作为总守护、总地头的权限。这种权限,由武家的栋梁世袭。”[9]将军的权力来自军权,并且通过军权对国家实行军事统治。

将军的司令部——幕府,设在源氏的根据地和武士的大本营镰仓,是武家统治系统的中枢机关和推动武家政治的首脑机关,由“侍所”、“政所”、“问注所”三大军事、行政和司法机构组成。

“侍所”原为贵族的家政机关,平安时代的权门势家均设有此所作为侍候者执行任务的场所。源赖朝于1180年11月在镰仓设立“侍所”,以和田义盛为侍所别当,[10]别当之下是“所司”。别当和所司的职责是平时统领御家人,战时以“军奉行”身份在阵前指挥军队。“政所”原是公卿贵族的家政机构,负责处理一般家政。幕府的政所建于1184年10月,原名为“公文所”,开始时也是处理源氏家族的一般家政事务。政所的长官称“别当”,别当之下设“寄人”,第一任“别当”是专门从京都请来的老练的政治家大江广元。1191年,改称政所,负责处理幕府的行政事务。别当又改称“执权”,北条时政任执权后,执权成了北条氏的世袭职务,随着将军日趋软弱无力,北条氏还建立了“执权政治”。问注所原来也是贵族的家政机关,在政所之下处理申诉事务。与政所一样,“问注所”也是建于1184年10月,是适应诉讼事务日益增多的客观形势专门设立的,负责处理诉讼、审判事宜。首任长官“执事”,是从京都请来的法律专家三善康信。

镰仓幕府的统治体制大体分为源赖朝的独裁政治、北条泰时的集体合议制、北条时宗的专制政治。

幕府建立之初,源赖朝作为有着皇族血统的武家栋梁,凭借其非凡的才能、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事权威,独揽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实施专制独裁统治。“初期的幕府中央机关,只是镰仓殿源赖朝的辅助机关,决定权集中于源赖朝一人之手。因此,它是镰仓殿的专制体制。不外乎是以京都的大江广元、三善康信、中原亲能等下级贵族作为亲信的独裁政治。”[11]二代将军赖家没有源赖朝的才能、手腕和权威,幕府政治迅速转为北条氏的执权政治阶段。

1199年,源赖朝死后,外戚北条氏掌握幕府实权。先是源赖朝的遗孀北条政子以辅政为名垂帘听政,接着北条政子又与其父北条时政合谋,建立幕府元老13人的协商体制,重大事务主要由13名幕府元老共同议定,剥夺了将军的裁决诉讼之权。这13人是:北条义时、北条时政、大江广元、三善康信、中原亲能、三浦义澄、八田知家、和田义盛、比企能员、安达盛长、足立远元、梶原景时、二阶堂行政。此后不久,北条时政及其子北条义时掌握实权。1203年,北条时政任政所长官。1205年北条义时继任政所别当,1213年打倒实力雄厚的御家人和田义盛,兼任侍所别当,牢牢掌握幕府的军政大权,确立了称为“执权”的地位。直到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北条氏家族都通过执权的位置,行使幕府的统治权。

1221年的“承久之乱”后,幕府确立起对京都朝廷的绝对优势,不仅介入了皇位继承,连朝廷官职的任命也须经幕府认可。幕府还在京都设置其代表机构“六波罗探题”(六波罗是地名),警卫京都内外、监视朝廷和统辖西国地方,这一仅次于执权的职位亦由北条氏家族世袭。“1224年,泰时任执权,实施政治改革,变独裁政治为合议政治,推进政治机构的法典整备、组织化和体系化。这也意味着将对‘镰仓殿’个人的忠诚,转化为对幕府体制的忠诚。”[12]泰时上任后,增设执权的副手“连署”;1225年,设置职位仅次于执权和连署的“评定众”,评定众由十余人组成,会同执权、连署共同协商决定幕府的重要政务。1232年(贞永元年),泰时主持制定了第一部武家基本法典——《御成败式目》(也称“贞永式目”)51条。于是,“泰时的政治,成为以评定众的合议制和‘贞永式目’的法治主义为两大支柱的执权政治”[13]。1242年泰时去世,19岁的经时就任执权。不久,“经时将13人的评定众分为三组,轮班值守。一班为:中原师员、三浦泰村、宇都宫泰纲,值勤日为3、9、13、17、23日;二班为:后藤基纲、藤原为佐、二番堂行义、清原满定,值勤日为4、8、18、24、28日;三班有二阶堂行盛、大江泰秀、安达资景、三善康时,值勤日为6、14、19、26、29日”[14]。1246年,北条时赖(1227—1263年)继任执权,进一步完善以执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1249年在评定众之下设立“引附众”,协助评定众处理诉讼案件,幕府的统治体制臻于完善。不过,时赖又极力将幕府权力集中于北条氏嫡系家族——“得宗”,清除北条氏旁系家族,铲除对北条氏构成威胁的三浦家族等,迈出了北条氏独裁统治的关键性一步。

1264年,北条时宗(1251—1284年)继任北条氏家督,1268年,就任执权。时宗无视执权政治传统的集体评议制度,抛开幕厅,在自己的私邸召集北条氏嫡系家族、外戚和家臣(或称“御内人”),裁定幕府大政方针。“1277年4月,盐田义政辞去连署职位后,时宗不设连署。弘安之役(1281年)时,可以说是时宗的独裁政权。”[15]在抗元战争期间,时宗还将嫡系亲属派往各地担任守护职,1284年前后,北条氏一族的守护由源赖朝时代的2名增至26名。时宗的专制统治,引起旁系御家人和嫡系御家人之间矛盾冲突的激化,1285年的御家人骚动事件后,幕府的权力基础——御家人制度开始动摇,镰仓幕府也迅速走向衰落。

2﹒守护、地头制

镰仓幕府的地方政权组织,既是幕府之下的军事机构,又是推动武家政治的地方执行机关,在地方上培植武家势力,贯彻落实武家统治政策,由源赖朝的家人——御家人担任长官。

幕府的地方机关,首先是地区性机关,主要有“京都守护”、“镇西奉行”、“六波罗探题”、“奥州奉行”。京都守护建于1185年,是代表幕府驻京都的派出机构,职责是监督朝廷、负责幕府与朝廷间的交涉、维持京都的治安和掌管家人的诉讼等。“承久之乱”后,幕府新设“六波罗探题”代替京都守护,除负责警备京都、监视朝廷外,还拥有三河以西各地区的行政和司法权,成为幕府控制西国、近畿地区的重要机构和幕府之下最有权力的地方权力机构。因而“六波罗府”有“小幕府”之称,“六波罗探题”的职位也由北条氏一族世袭。镇西奉行建于1186年,负责九州的军事、行政、诉讼等事宜。奥州奉行建于1189年,负责掌管奥州御家人和有关事宜。

幕府的地方统治体系是守护、地头制,建于1185年。“幕府通过守护行使对全国的警备权,通过地头行使对全国的征税权。”[16]守护从军事角度维护武家统治秩序,地头从经济角度支撑武家政权。

“1185年11月,朝廷承认源赖朝在全国任命守护、地头的权限,幕府作为担负国家军事、警察机能的组织由此确立。”[17]守护、地头制的确立是镰仓幕府地方统治体系形成的标志,源赖朝在世时,守护一职主要是任命有实力的关东御家人担任;执权政治时代,重要地方的守护几为北条氏一门独占。

源赖朝委派创业功臣——关东御家人到地方各国担任地方官——守护,分担自己作为日本国总守护的职权。“以御家人为轴心的权力编成,作为在各国履行行政机能的制度是设置守护。守护,率领受托管辖国的御家人,一方面向幕府承担军役,另一方面是在国内行使处断杀人的重大犯罪的检断权。军役的中心是守护朝廷的大番役,检断事项的中心是谋反、杀害。”[18]守护的职位相当于京都朝廷的国司,原则上各国设守护一人,基本权力是“大犯三条”,即指挥追捕谋反、杀人犯和大番役。在武力的支撑下,“守护首先扩大和强化对国府政厅地方机关的支配权”,“夺取国府政厅有力官人的地位,形成与东国相同的国内支配组织”[19]。平时统管国内御家人维护地方秩序、履行警卫京都和镰仓的义务,战时作为该国御家人的军事指挥官统率御家人出征。“镰仓幕府通过守护制度行使全国的军事警察权。”[20]守护受幕府之命掌控地方的军事警察权,凭借“大犯三条”赋予的军事警察权,在地方各国培植武家势力、推动武家军事统治,排斥公家朝廷的地方政权机构,扩张武家政权的统治权限。

在镰仓幕府的地方统治体系中,“地头制是幕府、武家体系的中心或基础”。“地头和幕府的关系是主从关系,幕府给予地头职和所领——御恩,地头对幕府承担作为奉公的忠诚和军务奉仕。所领的土地完全处于地头的支配下,地头具有行政和司法权力。向民众征调劳力和年贡是地头的权力。”[21]“地头在身份上被认为是‘日本国总地头’源赖朝的代理人,任免权掌握在源赖朝手中。”[22]地头一职由关东御家人担任,是幕府在庄园的政治军事代表,具有作为幕府军事政权基层组织的性质。通过向全国公私庄园派驻地头,幕府的权力伸展到了乡村。有日本学者说:“幕府存在的基础,实际上就在于这种家人——地头的财力、武力和忠诚。”[23]正是由于地头的推动,武家军事统治才能成功地伸展到各地庄园。

其实,源赖朝任命御家人为地头,与源平大战期间的军事形势、军事需要密不可分。在源平内战中,源赖朝一方面“安堵本领”或“给予新恩”,其中不少是采取“任命地头职”的形式。这些以国衙领、庄园为单位的地头,称为“庄乡地头”。另一方面源赖朝为了推进打倒平氏的军事行动,将没收来的敌方所领作为新恩给予,任命御家人为地头,即“没官领地头”,具有内乱中对敌方所领进行军事占领的意义。

地头的类型,有作为庄园的地头,有作为国衙领的郡地头、乡地头。在九州,任命在地御家人为小地头,在其上又设置东国御家人为“惣地头”。一族之内,地头职分割继承,又有“惣领地头”和“一分地头”。此外,还有“本补地头”和“承久之乱”后的“新补地头”(也称“新恩地头”)等。

地头的职权“一般是国衙领、庄园的下地管理权、征税权、警察及裁判权。地头以这些职权为媒介,镇压庄民反抗,侵犯国衙领和庄园的领主权,推进自身的领主化”[24]。此外,地头有权以征收“公粮米”的名义为自己从公私庄园征收稻谷作为薪俸。

由于地头既是拥有家臣武士的一级军事首领,又拥有庄园土地的警察权、管理权和年贡、军粮的征收权,庄园主大多居住在京都、奈良等地,距离庄园较远,自身又缺乏实力,因此,很难抑制地头侵占土地或将年贡据为己有的行为。于是,庄园主干脆将庄园的一切权力委之地头,跟地头缔结“地头承包”(“地头请”)契约;或将庄园土地分为领家部分和地头部分(“下地中分”),彼此互不侵犯对方权益。但地头并未因此而停止侵蚀,他们以所分的土地为基础,继续蚕食其余土地,从而使自己成为在乡领主阶级并日益强大。

地头作为幕府任命的庄园监管人和推进武家统治的基层机关,站在贯彻武家统治政策的最前沿,以庄园土地的警察权维持武家统治秩序,进而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和“军粮”。如果说守护的主要职责是军事警察权的话,那么,地头的职责主要是租税征收权,为武家政权筹集军费。

13世纪中叶以后,强大的守护大名通过将这些地头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与自己结成主从关系,逐渐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庄园,奠定了室町幕府时代守护领国制的基础。

二　镰仓幕府的军事统治

镰仓幕府时代,武士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掌握社稷权柄,以皇室为首的公家贵族势力时刻梦想推翻新生的武士政权。于是,幕府政权在武士道的指导下,从武力的角度制定建国理念、政权体制、治国原则和运作模式,从而使武家政治处处渗透出以武力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的鲜明特色。幕府的一切权力组织,都以武士为中心。在武力的支撑下,将军→守护→地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支配天皇→国司→郡司。

(一)军事至上的武国理念

公家朝廷的文官贵族政治崇尚文治主义,武家幕府的军人政治崇尚武治主义,以武立国、以武治国。贵族的地位源自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维持武士地位的力量,则是武士内部武力的结合。[25]“如果说中国的士大夫信奉文治主义,那么日本的武士则信奉军国主义。”“为使武家政治成为真正的武家政治,并使武士阶级继续作为武士阶级进行统治,那么就常常要转向军国主义,以军国主义为主体就成为绝对必要的了。尤其是当武家政治面临危机时,一定会强烈地回到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去。”[26]武士崇尚的是武力,武士的资本也是武力,他们自然要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

由于武家政治是武力政治,武力关系到武家政治的生死存亡;由于以皇室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依然握有极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并且梦想推翻新生的幕府政权。出于巩固武家政权和进一步剥夺公家的政治、经济权益的需要,镰仓幕府强制推行军事至上的发展战略,采取一切手段加强军事力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统统从属于军事政策,服务于军事需要。

将军的首要政务就是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将武士聚集在自己身边,武力维护以将军为最高权威的统治体系,并对公家朝廷和整个社会构成强大的威慑力。1180年11月,源赖朝响应“以仁王令旨”举兵不久,便在镰仓建立御家人制度,使一盘散沙的关东各武士团迅速聚集在自己身边。“源赖朝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政治经济需求,以期获得他们的信任,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27]1189年,源赖朝通过征讨奥州,对不履行御家人役者,或没收所领,或免除地头职务,强化对御家人的控制力。于是,“军中只听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28]。源赖朝还利用武士道和国家层次的“武神崇拜”,从精神上增强源氏的凝聚力,加强对御家人的控制。

镰仓时代的武士依然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战斗者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武家社会最大的奉公,莫过于驰骋战场。”[29]在公家和武家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社会大环境下,以武力为立身之本的各级武士,纷纷以扩军备战作为至上命题,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御家人为首的上级武士,为了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且在重新分配权力和土地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战场上谋求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土地,一方面加强对家臣武士的控制,牢固树立自己作为一级军事首领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组织家臣武士在武士馆中进行弓术、骑术和刀术、剑术等军事训练,以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非御家人武士的权力、财富、地位和荣誉也是来自于战场,需要凭借武力在战场上“建功勋、立伟业”,因此,将武艺高超视为一种美德,一有闲暇就进行弓、马、骑、射等军事训练。

(二)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

与文治主义的贵族政治不同,“将军政治偏武,杀伐之风盛行”[30]。将军的幕府凭借武力控制武士,利用武力排挤公家的政治组织、侵蚀公家的政治权力、压制公家的政治势力,镇压民众的反抗。

首先,以武士为阶级基础,以将军的家人为权力支柱,以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构建武家统治体制。“镰仓幕府的权力基础是将军的家人,即地方武士领主层。”“按照主从关系建立的御家人制度,构成镰仓幕府政权支配体系的主干。源赖朝采取武士社会固有的主从关系原理,确立起以武士作为政权基础的政府。”[31]御家人依战功的大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担任中央和地方的军政长官,武士集团内部私人性的军事主从关系成为正式的国家制度,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即政治上的君臣关系,军事上的官兵关系,经济上御恩与奉公的双务关系,社会上主家与分家的嫡庶关系和家长与子女的父子关系。

将军以控制家人作为自己势力的根基,举兵不久就设立“侍所”担负这一重任,以心腹之臣和田义盛为侍所别当。“侍所”作为幕府的军事机关,“以统治御家人为根本要务”。对不履行奉公职责的武士,或是没收所领,或是取消其守护、地头职,或是取消其武士的资格,或是处以极刑。源赖朝“赏功罚过”,一批在源平大战中功勋卓著的战将,或因违反军纪、或因居功自傲等原因而被诛杀,如源义经、源范赖和一条忠赖、上总介平广常等。

其次,各级武家统治系统既是一级政治组织,又是一座座设防坚固的军营。“幕府作为武家政治的集中体现”,不过是将军的军事司令部而已。幕府政权的各级政权组织,就是各级军事组织,各级政权机构的首脑,就是各级军事长官。

以将军、守护、地头的军事、政治组织为代表,武士的军营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全国城乡各地。幕府的所在地镰仓,更是全国最大的兵营或军事据点,除幕府将军的直辖武士外,还聚集有守护定期派往镰仓担任军事警察勤务的武士。同样,幕府和将军之下的各级政权组织也是如此,军政合一,军事首领一身二任。守护、地头既是幕府的地方政权组织,也是一级军事组织的首领,身边都有一批实力不俗的家臣武士,到地方各国和各地庄园赴任时,都是带着自己庞大的家臣队伍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他们在地方上建立政权机构的过程中,首先选择军事要地为自己和家臣武士建筑起设防坚固的“武士馆”,并在此履行武家统治职责。“构成镰仓时代开发领主的支配中核,以领主的居所——馆为中心,周围堀有土垒的用地部分。在其内部有领主、领主家族、从者等住的家,锻冶等手工作坊,储藏收获物的仓库,是领主支配的根源部分。”[32]这样,武家系统的地方各级政治机构,纷纷成了聚集有大量武士的兵营和军事据点。

再次,各级武家统治系统武力干预公家政务,架空公家组织。将军的幕府,迫使公家朝廷以武家的意志为转移。早在1185年,源赖朝在取得设置守护、地头的权力后,随即武力迫使后白河法皇改组朝廷官员,罢免了以大藏卿高阶泰经为首的12名反镰仓派的公卿、贵族,推荐亲镰仓派的九条兼实为内览(内览一职类似于摄关,负责阅览上奏天皇的奏折、代行政务),确立以九条兼实为首的10名议奏公卿,朝廷的重大政务均由他们商定,即使是天皇或法皇的宣敕也有权再三复奏,加以阻止,实际上成了贯彻执行源赖朝旨意的机关。“承久之乱”后,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治进入全盛时期,突破源赖朝公武划界而治的传统,全面干预公家朝政。

在地方各国,守护作为幕府派驻地方各国培植武家势力、推动武家政治的地方执行机关,利用麾下雄兵和手中的军事警察权,在武力维持武家统治秩序的同时,又将公家的地方国衙官人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处理以前由国衙承担的行政事务,逐步架空地方国司,国司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向守护转移。各地庄园的地头也不甘示弱,他们依靠属下家臣武士的武力,使自己成为庄园的唯一支配者。

最后,各级武家统治系统,武力行使职权、解决是非争端。公家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关,层层处于武家的军事包围圈之中,京都的公家朝廷和皇宫更是有幕府的重兵把守。镰仓幕府凭借军事警察权,行使全国的土地管理权和征税权,解决与朝廷的矛盾纷争,逼迫朝廷与自己保持一致。

1185年,源赖朝武力迫使后白河法皇改组公家朝廷。“承久之乱”后,幕府废黜仲恭天皇、流放后鸟羽上皇和顺德上皇、土御门上皇,掌握皇位的继承权,没收叛乱者的庄园3000余所,委派有军功的东国武士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新补地头”,其他未设地头的庄园也全部补任了地头,依靠武力将武家统治扩展到全国。并且新设“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监视朝廷,维持京都的治安,行使畿内及西国(镰仓时代,尾张以西是西国,远江以东为东国,三河处于东国和西国之间)的司法和行政权。

在地方各国,守护作为地方官,手中有军事警察权和大量武士,指挥家臣武士日夜巡逻,维持地方治安、追捕罪犯,将国衙官吏置于自己的统辖之下,如有叛逆和不从者,便派兵绳之以法。在各地庄园,地头作为武家统治系统的基层政权组织,凭借追捕“夜袭”、“强盗”的警察权,一方面,率领家臣武士管理土地、维持庄园治安、征收租税和军粮以及自己的报酬,武力镇压抗交租税和军粮者;另一方面,又武力克扣为贵族庄园主和国衙代收的租税,在地头的武力面前,远离庄园土地而又养尊处优的贵族庄园主往往不堪一击,不得不将部分庄园土地无偿地转让给地头。

将军、守护、地头依靠武力行使统治职权,动辄大兵压境,武力镇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化,武力成为评判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武力就是真理。在武家政权武力至上的军事统治下,“承久之乱”后就连天皇也自身难保,无兵无卒的公家贵族,只能束手就擒。

三　镰仓幕府的经济制度

在军事至上思想的指导下,武家经济军事化,经济制度为军事需要服务,经济生活从属于军事生活。军事领地不仅是武士经济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是武家统治者维持武家统治和治军、强军、扩军的军费。

(一)军事领地制度

镰仓幕府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度是庄园领主土地所有制。“平安后半期,庄园已遍及全国,源赖朝不仅没有摧毁它,反而以它为前提,通过庄园获取财源,树立封建制,称为庄园封建制。”[33]幕府以庄园制经济为经济基础,武士阶级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拥有领地的土地所有者。

幕府是全国第一大庄园主和军事领主。“支撑幕府财政的经济基础是:关东御领地、关东御分国、关东进止所领等。关东御领地是因讨伐平氏有功,由朝廷赐给源赖朝的,包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00余所庄园,源赖朝是这些所领的庄园主。其中,一部分恩赏给御家人,大部分作为将军的直辖领,构成幕府的主要财源。关东御分国是朝廷授予源赖朝的知行国,1186年计有相模、武藏、伊豆、骏河、上总、下总、信浓、越后、丰后九国,三年后减掉丰后,计有八国。这些知行国主由源赖朝推荐的御家人任国司处理国务,国衙的收入是幕府的财源。所谓关东进止所领,是源赖朝拥有授职权的国衙领和庄园,土地上的年贡和通过御家人征收的课役也是幕府的收入。可见,与其说源赖朝变革古代的经济机构,不如说源赖朝是依存于它。”[34]幕府的财政收入,主要就是来自于关东御领地、关东御分国和关东进止所领三部分。

幕府政权建立后,武士的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源赖朝手下的御家人,原本就是在乡领主、庄官和名主等土地所有者,他们之所以拥戴源赖朝,目的无非是想通过源赖朝确认他们原先不为朝廷承认的、在贵族庄园制下极不稳定的土地所有权。源赖朝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有军功者还能得到新的土地,并且通过守护、地头制度保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与御家人结成利益共同体。

镰仓时代,尚有相当部分土地掌握在公家朝廷和贵族手中,武士以中小军事封建主居多。“承久之乱”后,幕府没收了参与叛乱的皇室、贵族、寺社的庄园3000余所,大批御家人被任命为这些庄园的地头——新补地头。此外,幕府还向没有设置地头的庄园统统补任了新地头。于是,武士的统治和经济基础伸展到全国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武士的军事领地,武士中的大领地所有者也越来越多。当然,武士馆的数量也随着幕府向全国各地广泛派遣地头而大幅度增加。

在武家社会,“领地既是武士的经济基础,又是郎从的居住地,构成维持武士团的决定性因素”[35]。武家社会还认为:“武士必须依靠自己的所领生活,没有所领而依靠他人生活者,不能说是独立的武士。即处于受援助武士的身份,和‘马、牛’同类,没有人的尊严”[36]。必须强调的是,镰仓武士的领地,无论是祖上传下来的“本领地”,还是在源平大战中获得的“新恩地”,都是凭借武力在战争中获得的。

将军源赖朝的关东御领地、关东御分国、关东进止所领等,直接来自于武力,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源赖朝的升迁过程看,源赖朝受朝廷之命追讨义仲、宗盛、行家、义经、泰衡等‘朝敌’,达到目的后进升位阶。源赖朝对朝廷的功绩,全部是军功。”[37]因讨伐平氏的军功,朝廷将平氏分散在全国各地的500余所庄园赐给源赖朝。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源赖朝的军事领地不断扩大,最终成为镰仓时代最大的武家军事领主。将军之下各级武士的领地,更是依靠战场上的浴血奋战。自伊豆举兵以来,源赖朝在每次重大战争胜利后便论功行赏,兑现自己的承诺,将没收来的土地分配给立有军功的武士,或是安堵本领,或是给予新恩,或是任命为介、庄司、地头等职务,如“富士川大战”和“佐竹合战”后的论功行赏。

镰仓幕府成立后,幕府又在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对有军功的武士进行封赏。“以承久之乱为顶峰的众多内乱和政变,幕府没收了反幕府方面的所领,分配给御家人作为恩赏。离开本领迁移到西国的御家人称为‘西迁御家人’。在西迁御家人中,大友、毛利、小早川、吉川、相良、涉谷、熊谷、山内首藤、深堀氏等,不少成长为有力的国人和大名级别者。千叶、宇都宫、二阶堂氏等有力的庶流也有定居西国的例子。”[38]战争为武士提供了不断获得战利品(以领地为主)的机会,使武士成为拥有军事领地的在地地主。“不用说守护等级的佐佐木氏和千叶氏,就是像熊谷氏这种平均10町规模的中等地头级领主,随着镰仓幕府的成立和制霸,在东北、北陆、中国、九州等地方,也得到从平家没收来的官领。另外,承久之乱后,没收的属于后鸟羽上皇方面的公卿、寺社、武士的所领,也给予关东的有功将士。进而,随着北条氏势力的增大,与之抗争而失败的三浦氏和安达氏等的所领也给予关东武士。于是,关东,特别是相模和伊豆、武藏的武士中,在全国没有得到所领的几乎没有。”[39]战争使武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膨胀,以三浦氏为例,“三浦氏是以三浦郡衣笠为中心扩展势力的大族。其祖为次(继)在后三年之役中追随源义家,为次之子义次(继)是三浦庄司,义次之子义明是相模大介,天治年间(1124—1126年)掌管‘相模国杂事’,其子义澄被源赖朝任命为相模的‘检断事’,因此,三浦氏代代称三浦介,掌握相模的国务,义明以来一族分布在郡内的津久井、苇名、大田和、长井、佐藤、和田、三户、山口等地,以衣笠的惣领为中心实现一族的团结”[40]。

武士作为世袭的职业军人,以战争为财富源泉和晋升阶梯,通过战争或是成为掌握国家军事警察权的守护,或是成为掌握地租征收权的地头;通过战争成为拥有领地的军事领主,博取武勇的名誉。总之,武士的权力、地位、名誉和财富都与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武家经济军事化

武士的经济是来自于军事领域的战争经济,其领地负有相应的军事义务,以满足军事需要为前提。经济收入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一部分作为军费,用于购置战马、武器、培植武装力量和提高军事技能等,以便在战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获得更多的战利品。

武家政权奉行军事力量优先的原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从属于战争和军事需要,为战争和军事需要服务。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武士的经济是非和平性质的战争经济,军事领地以军事需要为中心。“镰仓武士奉行俭约,但又不是守财奴,为的是做好一朝有事之准备,或是给予部下更多的恩赏,或是培育更多的部下,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41]各级武士凭借武力取得的军事领地,除满足基本的经济生活外,其余部分全部用于扩军备战的军事需要。

幕府依靠强大的武力取得“关东御领地”、“关东御分国”和“关东进止所领”等军事领地,将军作为武家第一号军事领主,领地收入最多。但是,一方面,将军还需要绝对强大的武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剥夺公家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对公家朝廷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需要保持其在武家社会的军事霸主地位,防上其他军事首领图谋不轨。为此,将军始终以治军、强军和扩军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始终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强化军事优势作为自己的首要政务,因而其最大开支也是军费。除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幕府的日常工作外,要将其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军事需要,例如培植和发展军事力量,修建军事据点和军事设施(包括军事训练场所),购置军事武器和军事装备(如军马、马具、盔甲、战袍),支付日常军警勤务和军事训练、军事竞赛的经费,以及立功将士的恩赏,等等。

在源赖朝创建的武家统治系统中,“地头”作为将军的政治、军事代表和地方基层政权组织,以征收租税和军粮为主要职责,从经济上保障治军、强军和扩军的军事建设需要,做好战争的准备。

军事领地来自于武力,军事领地的保障和扩大也需要以武力为后盾。将军之下的各级武士,出于履行战场上征战杀伐职责的军事需要,以及保障既得利益、赢得新的封赏的需要,也奉行军事至上的原则。于是,整个武家经济都以军事建设为中心。

将军保障御家人等武士的土地所有权或者把土地恩赐给立有军功的武士,御家人要将部分领地分配给属下武士,用以蓄养武士,保持和扩大武装力量。同时,他们平时担负警卫任务、维持社会治安,为幕府承担与军事领地面积相符的军事义务,包括兵员、粮草、武器等;战时则根据领地规模的大小统率相应数量的家臣武士跟随上级主君征战杀伐。御家人武士作为一级武士团的首领,也以治军、强军和扩军为日常性的重要事务。为了保持和提升武力,他们平时组织和监督属下武士进行军事训练,通过“马上三物”等形式举行军事竞赛,检验家臣武士平时训练的成效。一般家臣既需要以武力履行职责,保持既得利益;又需要以武力在战场上“建军功、扬武名”,为自己博取功名利禄。

镰仓时代是公武两家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各武士集团都不甘置之度外。身为武士,若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就不能在战事频频的社会环境中立足,更别说在武力分配权力和土地的社会大潮中为自己赢得相应的份额。各级武士为了谋求新的更大利益,只能将经济收入的相当部分作为增强军事实力的军费。当然,与其说武家甘愿过着俭朴的生活,而将领地收入的极大部分投入军事领域,不如说他们以战争为职业的生存状态迫使武家经济奉行军事至上的原则,服务于战争需要。

四　镰仓幕府的法律制度

镰仓时代武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奉行军事至上的原则,法律制度则以法律的形式强化武家军事至上的治国原则,巩固武士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成果,肯定守护、地头制度的合法性。与武家政权的指导思想一样,武家法律也是渊源于武士道。

(一)“武者之习”

8世纪中叶武士产生后,便以庄园为单位组成一个战斗团体——“庄官级武士团”,在其首领的指挥下四处征战,武力扩大庄园土地,“武士之习”也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逐渐萌芽。关东武士“在不断的公私战争中逐渐形成其道德,即兵之道或弓马之习,后世以此为武士道的萌芽。……在大大小小的众多公私战争中,主从之间培育出一种道德思想”[42]。10世纪以降,随着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全面走上武力化的道路,战争频率越来越快、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武士开始成为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成天忙于征战杀伐,即便是有少许空闲,也是用于弓马骑射等军事技能的训练,即备战,完全没有机会读书学习。因此,绝大多数武士都不能断文识字。

不过,《坂东武者之习》作为武家社会最早的、铭刻在武士心中的法律,以及进入武家社会的通行证,并未因为这些“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是疏于文道的一介粗野武夫而失传,反而随着武士日复一日战争生活实践的浇灌,随着一代代武士子弟培养生存技能、磨炼生存意志的社会化教育需要,越积越深厚,随着关东武士的征战足迹而四处播种、广为流传。

家庭是社会化教育的基地,父母是社会化教育的启蒙教师。在武家子弟的社会化教育中,学习内容主要有二:一是世代相传的刀术、剑术、弓术、骑术及狩猎等武技,即有形的武者之习;二是武家社会口口相传的战争事迹、人物掌故和惜名知耻、崇尚武勇等行动准则,即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武者之习。战争技能由父亲或家中武艺超群者传授,行为规范主要由父母等长辈指导。于是,“武者之习”便由于武士的生存需要形成和传承下来,支配武士的思想和行为,并在日后构成武家家训和武家法律的思想渊源。

(二)武家家训

随着镰仓幕府的建立和武士成为统治阶级,在上层武家中也出现了最早的家训,即治家、治军、治国之道和处世之道。据日本学者小泽富夫编集、校订的《武家家训、遗训集成》一书介绍,现存最早的武家家训是《北条重时家训》,包括《六波罗殿御家训》和《极乐寺殿御家训》两部分。北条重时于1230—1247年担任有“小幕府”之称的“六波罗探题”,1247年(其女婿北条时赖任执权)至1256年任幕府“连署”,辅佐镰仓幕府第5代执权北条时赖,1256年出家为僧,笃信佛教,修建极乐寺,1261年去世。

北条重时长期担任幕府的地方和中央要职,具有丰富的军事统治经验,是镰仓时代著名的武士政治家,为镰仓幕府执权政治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六波罗殿御家训》共43条,写作于任职六波罗探题时期,专为训诫已任幕府要职的长子北条长时而作,向其传授如何作为人主和一家之主,以及武家的治人、治家秘诀,强调弓马之道乃武士之职分和美德,“励弓矢之道”。《极乐寺殿御消息》共88条,后追加4条,对象是包括家臣的所有家族成员,将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引入武家社会,消除武士对死的恐惧,把武士的尽忠奉公、出生入死说成是宗教信仰的修行途径,要求武士具备正直之心,并将侍奉主君作为人生之第一要义,在追随主君出生入死的战争中修成正果。

如果说《六波罗殿御家训》是武家社会主君的治人之道,那么《极乐寺殿御消息》则是家臣的尽忠奉公之道。第87条明确指出:“执弓矢之身,须常记义理。武士之心,武技义理犹如车之两轮。知义理,舍身舍家不舍正义,遇强不屈。熟谙义理,可执弓矢,不谙此道,难以拒敌。两轮之修,不可偏废。古人云,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一身性命,系有定数,死不足惜。人生所求,本多不得偿,不可不知。”[43]在《北条重时家训》中,武者之习俯拾即是。

(三)武家宪法——《贞永式目》

1224年,六波罗探题北条泰时(1183—1242年)继任幕府执权。次年,北条泰时开始进行改革。军事上,规定御家人轮流警卫幕府的镰仓守卫制度(“镰仓大番制”);政治上,创建“集体合议制度”,设立仅次于执权和连署的重要职务“评定众”;法律上,1232年(贞永元年)以御家人为对象,制定武家社会的根本法典《关东御成败式目》(成败即审判、惩罚,式目即法规),为武家统治提供法律依据。从此,武家社会也有了自己的法律准则,武家之事不受公家法律制约。式目最初以武士为对象,施行于武家统治地区,随着武家势力越来越强盛、公家势力不断衰落,武家法律逐渐扩大到全国,并且凌驾于公家律令法之上。

“源赖朝以来,幕府主要依据先例进行裁决。北条泰时在贞永元年(1232年)制定《御成败式目》,也称《贞永式目》。”[44]制定《贞永式目》的动因主要在于:一是随着幕府的统治权力伸展到全国各个角落,需要明确守护、地头的职权,使武家政权的行政、民事、刑事和诉讼等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二是要求御家人知法守法,严守职责,加强对御家人武士的约束力,使之与幕府保持一致。三是确立武家是非标准和奖惩机制,规定武士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舍非赏直”,“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

制定式目的依据或来源,一是武家社会数百年来的习惯、道德,二是源赖朝以来的先例。“支撑式目的法的精神是‘道理’。所谓道理,即正、邪的意思,判断正邪的标准,即以主从之忠、亲子之孝为核心的武士的实践道德。”[45]可见,《御成败式目》不过是“武家之习”、“民间之法”的成文化。“在镰仓、室町两幕府法中,法的主要部分是习惯法。”[46]镰仓时代的成文法以习惯法为其存在的前提,对习惯法进行修改补充和确认,并加以制度化。

《关东御成败式目》共51条,文字易懂,内容务实。沈仁安先生将其内容概括为五类:一是规定守护、地头的职权;二是御家人的领地继承;三是领地纠纷的裁决;四是朝幕关系的处理原则;五是其他刑罚等。该法律以御家人为对象,涉及行政、司法、财产继承和武士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

式目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武家的胜利成果、维护武家社会的统治秩序,政治上,在第3条“诸国守护人应奉行之事”中,对武家统治系统的守护、地头制度赋予法律依据,进一步明确守护的职责,即大犯三条。武士要向公背私,不得假御家人之名越权妄为,严禁“非国司而妨国务,非地头而贪地利”。经济上,在领地纠纷中维护武士的既得利益,如第7条规定源赖朝以后历代将军所赐之领地,即便旧领主提出诉讼也不得变更,“滥诉之辈应予停止”。第16条规定“承久之乱”时被没收的土地已“充给勋功之辈”,旧领主“自今以后,应停止胡乱要求”。第27条规定有功之辈“随奉公之浅深”予以奖励。式目还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各级武士严格履行职责,无论是“权威”者,还是“关东将军御所之女官,不得怠慢殿上当然之公事”。

武士道的约束力,除与武士的生存利益直接相关外,又加上了武家法律的强制力。

式目颁布的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为武家提供了审判依据,使武家统治走上法制化道路;二是将武士在数百年战争生活中形成的“武者之习”规范化,制定出武家自成一统的法律,武者之习的权威性由此有了制度保障和法律价值;三是有关御家人的法律规定,巩固了幕府与御家人的主从关系,强化了幕府对于御家人的约束力。继政治和经济军事化之后,法律也走上了军事化道路,成为武家军人政治加强军事力量的重要工具。日本学者评论说:“贞永元年(1232年)制定的《御成败式目》,是最初的武家法典,也是镰仓时代武士文化的最高成就。幕府不是由原来的公家法,而是以作为武士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实践道德——‘武者之习’为基础进行裁决。进入安定时期的幕府,为了裁决的公平而制定式目。与公家法不同,基于武家社会独自的习惯(武者之习),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规定。”[47]

其实,在军事至上的武家建国理念指导下,不仅政治、经济、法律为军事需要和战争服务,以武者之习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武家思想文化和社会教育,同样以军事为中心,为扩军备战和战争需要服务,武家生活全面纳入军事化轨道。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武家思想文化,崇尚武力,以穷兵黩武为荣,鼓吹军事至上主义。武家社会教育以培养合格的武士为目标,向武家子弟灌输征战光荣的思想意识,传授征战杀伐的战争技能。

1192年,源赖朝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获得天皇朝廷的最高军事头衔,代替天皇行使军事统率权,武家栋梁与天皇授予的绝对军令权相结合,使日本最终走上了以武为本的道路,日本历史上“花为樱花”、“人是武士”的时代正式开始,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政权由此诞生。

幕府政治是武力政治,武力贯穿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武家统治的力量源泉和权威手段。政治上,将军(执权)→守护→地头利用武力维护武家统治秩序、征收地租,“承久之乱”后,公武二元政治开始向武家一元统治转化;经济上,经济政策服务于军事和战争需要,源赖朝及北条氏将叛乱者和公家贵族的庄园分配给有战功的武士,扩大武家的军事领地,保障武士扩军备战的军费;法律制度上,以武士在战争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习惯、道理和传统为依据,制定幕府政权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维护武士政权的胜利成果。

镰仓幕府的建立,改变了日本历史的发展方向、社会制度和价值理想等,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绵延近700年的武治主义新时代。源赖朝以武士道为统治思想和以武为本的建国理念、治国原则、政治制度、政权体制、运作模式和价值标准等,不仅成为室町、江户幕府军事政权的蓝本,而且还对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权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镰仓幕府将军一览[48]

镰仓幕府执权一览

【注释】

[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37页。

[2][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9页。

[3][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6页。

[4]《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795页。

[5][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山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6][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12—13页。

[7][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49页。

[8][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48—149页。

[9]《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

[10]《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57页。

[11][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

[12][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30页。

[13][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83页。

[14]同上书,第95—96页。

[15]同上书,第167页。

[16][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4页。

[17][日]宫地正人编:《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18]同上书,第148页。

[19][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

[20][日]三田武繁:《镰仓幕府体制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87页。

[21][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6年版,第120—123页。

[22][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23][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4页。

[24][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61页。

[25][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87页。

[26][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110页。

[27][日]安田元久:《武士世界形成的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37页。

[28][日]五味文彦:《日本的时代史·8·京、镰仓的王权》,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38页。

[29][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10页。

[30][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45页。

[31]《体系日本史丛书·1·政治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32][日]朝尾直弘等:《日本通史·第10卷·中世·4》,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33]《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34][日]坂本太朗:《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168页。

[35][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页。

[36][日]石井进:《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39页。

[37][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23页。

[38][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第146页。

[39][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428页。

[40]同上书,第406页。

[41][日]俵本浩太郎:《新·士道论》,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66页。

[42][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0页。

[43][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53页。

[44]《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45][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第242页。

[46]《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页。

[47][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1页。

[48]《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7—8页;[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56—57页。

第二章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

如果说镰仓幕府是武家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代,那么室町幕府则是武家政权全面吸纳公家政治权能、全面实施武家统治以及将公家赶出政治、经济舞台的时代。在公家反抗武家的最后斗争,即“南北朝战乱中,公家势力遭到最后一击”[1],武家一元化统治也随之确立。尽管室町时代战乱频仍、“下克上”蔚然成风,但是,在全面剥夺公家政治权力和土地资源的时代大潮中,武家也把军事至上的战略思想发挥到极致。

一　武家一元化统治的确立与幕府的政权组织

虽然足利氏室町幕府的权力支柱不如镰仓幕府牢固,统治秩序不如镰仓幕府稳定,但是在武力推进武家政治、全面剥夺公家政治权力和国衙土地等方面,室町政权却表现得更加大刀阔斧。室町幕府的武家统治系统全面吸纳了公家的统治权能,武家军事机构拥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力度也空前增强。

(一)武家一元化政治的确立

武家一元化统治确立于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时代末期。1368年,11岁的足利义满就任第三代幕府将军,1372年开始亲理政务,年仅15岁就表现出过人的谋略和胆识,并成长为室町幕府极有作为的一位将军。在处理幕府与朝廷的关系上,竭力掠取北朝权益的同时,积极与南朝斡旋以实现“南北一统”,从而确立了幕府凌驾于朝廷的巨大威权,将室町幕府推向鼎盛时期。

室町幕府建立之初的统治体制,仍然是公武二元统治。北朝掌握着对公家和寺社领地进行分配(“充行”)和确认(“安堵”)的权力,控制京都繁荣的商业市场的税收。足利义满通过建立幕府的市场管理机构,并颁布从事有关活动必须得到幕府相关机构许可的法令,先后从朝廷手中夺取了京都市内的治安权、民事裁判权和市场课税权,控制了朝廷的财政命脉。政治上,“义满不仅就任内大臣、左大臣、院别当等朝廷高级官职,而且介入朝廷内部的人事安排,将朝廷的廷臣组织作为近臣。贵族的家和家职、所领等也由义满安堵,步入了公武统一支配者的道路”[2]。经济上,“对幕府经济影响最大的是,14世纪末吸收了酒屋、土仓。握有以京都为中心的经济社会的基石——酒屋(酿酒业者)、土仓(经营高利贷的当铺),不只是确保幕府的收入来源,还掌握了京都经济圈”[3]。义满还在室町建造了富丽堂皇、被誉为“花之御所”的府邸,将幕府的权力机构迁入此府邸,室町幕府因此得名,显示出取代朝廷的气势。同一时期,南朝则处于风雨飘摇的尴尬境地,朝廷的重要支柱、“战神”楠木正成早已战死,其子楠木正仪则归顺了幕府,其他重要的军事首脑如伊势国司北畠显能、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宗良亲王等相继去世,对幕府持强硬态度的长庆天皇也被温和派的后龟山天皇取代。

朝廷越来越依赖于幕府而存在。尽管皇室占有高品级、高职位,自称对远离京都的庄园拥有土地所有权,但随着丧失了政治权力及其对自己土地的行政权和财务权,也要依靠武家的土地管理者去领取各国交上来的收入。

1392年10月,足利义满致函后龟山天皇,提出南北统一的三个条件:一是将象征皇权和皇位的三神器(八咫铜镜、天丛云剑、八阪琼曲玉)交还给北朝;二是今后皇位由南北两大皇室轮流继承;三是诸国领地由两个皇室分别管辖。后龟山天皇表示同意,被足利义满封为太上皇,返回京都,并举行了转让神器的仪式,南朝废除自己的年号,后小松天皇成为唯一的天皇。至此,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武力对峙局面结束,史称“南北合体”。南北合体很大程度上是将军足利义满武力逼迫的结果,南北朝统一后足利义满也未完全兑现承诺。在幕府的支持下,1412年,后小松天皇让位给12岁的嫡子实仁亲王,即称光天皇。从此,南朝的大觉寺派再也无缘染指皇位,北朝皇族则依附于幕府。

足利义满在统一南北朝后,进一步剥夺朝廷的权力,关闭了朝廷的审判机关记录所和文殿,由侍所接管朝廷检非违使厅的权力(负责京都地区的治安、审判等),甚至掌控了朝廷的“叙位任官”(排列官员等次、任命官员职位)权力。1394年,足利义满取得了最高廷臣——太政大臣的职位,随即让其子足利义持接任幕府将军,并辞去太政大臣之职,剃度出家,法号“道义”,从“花之御所”搬到新建的北山府邸,在那里掌控幕府政务。足利义满的所作所为都极力仿效上皇,并自诩为“日本国王”。这样,足利义满取得了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在武家居于将军之上,在公家居于天皇之上。1402年,中国明朝皇帝在国书中称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次年,足利义满在致中国明朝皇帝的国书中也自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朝廷失去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的实际意义,源赖朝开创的公武二元并存的统治体制基本结束,武家的军事机构全面支配整个社会生活。

(二)将军·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

1336年足利尊氏入主京都,并颁布《建武式目》;1338年8月被任命为朝廷的征夷大将军,在京都建立足利幕府(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改称室町幕府)。作为继镰仓幕府之后的第二个武家政权,其中央和地方的武家政权组织大体上是仿效镰仓幕府。幕府建立之初,外部有与之全面对抗的吉野朝廷、不听从足利氏威令的地方官军,以及京都的公家势力;内部又有尊氏与直义之争、直义与高师直的对立等政治纷争,幕府的统治体制到义满时才全面确立。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南北朝动乱的约60年间,室町幕府经历了成立、展开和确立各个阶段,以将军而论,成立于初代将军足利尊氏,展开于二代将军足利义诠,确立于三代将军足利义满。”[4]的确,室町幕府作为全国统一的武家政权和武家一元化统治的确立,都是在足利义满结束“一天两帝南北京”之后。

1﹒三管领和四职

与镰仓幕府一样,室町幕府的最高官职也是将军。不过,足利氏的理想是源赖朝的将军政治,而非将军徒有虚名的北条氏执权政治。因此,尽管受守护大名和地方武将的牵制,自首代将军足利尊氏开始,足利氏一直企图变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为幕府将军的独裁政权,足利氏虽无源赖朝的绝对权力,但是,“将军也拥有实权,亲裁重要事项,管领不过是将军的辅助机关”[5]。

足利氏政权草创时期,将军权力呈现出“二元性”特征,尊氏与直义既是兄弟关系,又是“将军与副将军”的关系,两人经常并称“双将军”。“尊氏掌握政所、侍所、恩赏方等,确立起将军与御家人之间私人的和人格的主从制;直义控制评定、引付、安堵方、问注所等,掌握裁判权等公的、领域的统治权。”[6]即:尊氏掌握人事任免权、军事指挥权和恩赏权;直义掌握司法审判权、政务实权。日本学者佐藤进一表述为:“尊氏的权限是‘主从制的支配权’,直义的权限是‘统治权的支配权’。”[7]足利义满以武力打败不听从幕府命令的守护大名后,才真正确立起幕府的绝对权威和权力。但是,随着足利义满的去世,将军政治也随之瓦解。

辅佐将军的最高机关是“执事”,地位相当于镰仓幕府的执权,虽无执权那样的实权,但也是幕府的最高机关。尊氏时代的执事,有足利氏的谱代家臣高师直、高师世(师直之甥)和足利氏“亲属”仁木赖章、细川清之(仁木氏、细川氏与足利氏一样,也是足利义兼的后裔)四人。“观应之乱”二头政治结束后,二代将军义诠强化将军的亲裁权,1362年13岁的斯波义将任执事,执事也改称“管领”。1367年,在佐佐木道誉等有力守护的强大压力下,义诠放逐斯波义将,任命细川赖之为管领。与此同时,义诠传位给10岁的嫡子足利义满,在病床上将义满托付给赖之。此后,足利氏同族的斯波、细川两家轮流任管领职。1398年,义满任命同族的畠山基国任管领。此后,管领一职由斯波、细川、畠山三家的家督选任成为惯例。“使一门诸家在本宗家的领导下辅佐幕政的运营。”[8]畠山、斯波、细川三氏,也称“三管领”或“三职”。

管领之下,设“政所”、“问注所”、“侍所”三所。其中,掌管军事的侍所最为重要。

“政所”掌管幕府的财政、将军的家务和一般民事诉讼等,职权不及镰仓幕府的政所,长官称执事。政所执事初由二阶堂氏担任,后由伊势氏家族世袭。“问注所”负责幕府文书记录的保管、裁决有关文书的真伪、散失等,已无镰仓时代的诉讼裁判权,长官也称执事,由町野氏和太田氏世袭。

“侍所”是幕府的军事机关,掌管京都内外的警备、武士的升降和刑事裁判,长官称所司。1336年,尊氏先是任命三浦贞连担任,同年又任命佐佐木仲亲和高师泰为所司,以后细川、仁木、山名、土岐等将军身边的有力守护被任命为所司。从1352年起,所司兼任山城(京都府)的守护职,强化对城市的支配权。三代将军义满统治的应永年间中期,俗称四职,从足利家族的一色、山名和与足利氏一起创业的功臣赤松、京极(宇多源氏·佐佐木氏的后裔)四家的家督选任。“四职”与“三管领”一起构成幕府的领导核心,都是最有势力的武将。

室町幕府也设置有“评定众”和“引付众”。评定众相当于政治咨询会议,由山名、赤松、细川、畠山、上杉、大内等有势力的守护大名24人组成,职责是与将军、管领一起“合议庶政”,没有实权。引付众是评定众的辅佐机构,也由上述几家守护大名担任,主要是协助处理有关领地诉讼。在幕府的权力构造中,“室町将军的直属家臣分为奉公众和奉行众。奉公众即将军的近卫军”。“如果说奉公众是武官的话,那么,奉行众则是文官。”[9]奉公众处理军事要务,奉行众负责处理各种专门事务。

从日本学者儿玉幸多和下村效等人整理编制的源氏系图不难看出,在室町幕府的中央机构中源氏后裔势大权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出自源义家之子源义国一脉的源氏后裔。义国的长子新田义重的五个儿子分别衍生出山名、里见(德川家康自称出自里见氏)、小新田、大新田和额田诸氏。次子足利义康的长子义清主要繁衍出仁木氏、细川氏,二子义兼生有义纯、义氏、义胤三子,义纯是畠山氏之祖。义氏的儿子长氏(吉良)是今川氏之祖,次子泰氏的后人更是枝繁叶茂。泰氏的五个儿子,长子家氏是斯波氏之祖,次子义显是涉川氏之祖,三子赖茂是石塔氏之祖,四子公深是一色氏之祖,五子赖氏的后人继承足利氏,创建室町幕府。

2﹒守护大名领国制

室町幕府的地方政权机构,首先是重要地方的统治机关,如镰仓府、九州探题、奥州探题、羽州探题,以镰仓府最为重要。

镰仓府设在镰仓,职责是镇护武家政治的发祥地关东,管辖关东八国和伊豆、甲斐共十国的政务。组织机构一如幕府,在行政、司法和军事等方面相对独立,“管领府有如小幕府”。第一任关东公方是足利尊氏的嫡子义诠,继之由尊氏的四子基氏(1340—1367年)担任,后由足利基氏一族世袭。辅佐关东公方的重要职务是执事,由足利氏姻戚上杉氏世袭。以后也仿效将军,管领称为“关东公方”,执事称为“关东管领”。镰仓府权限极大、管辖地区也很广阔,随着其独立性不断增强,竟成为室町幕府的威胁。

九州地方的九州探题负责统辖九州豪族和处理外交事务,初由源氏一族的今川贞世(了俊)担任,后由同样出自源氏的涉川氏世袭。东北地方的奥州探题、羽州探题,初由源氏后裔斯波氏担任,后由斯波氏的分支大崎氏、最上氏世袭。

“支撑足利幕府全国统治的组织骨架是幕府(将军)——守护体制。不言而喻,幕府全国统治的基础是守护统治各国。”[10]但是,“与镰仓时代幕府和地头的结合不同,室町时代是幕府和守护的结合。而且,守护不再是各国的中间机构,其自身就是各国的支配者”[11]。幕府在地方各国设置守护,重要地方的守护由细川氏、今川氏等足利氏一族的武将担任,以之作为将军的支柱和屏障。守护并非一国一人,有的一国两分,只担任半个分国的守护,有的兼任数国守护,如“四职”之一的山名氏一家,兼任山城(京都府)、纪伊(和歌山)、和泉、丹波、但马、美作、备后、伯耆、出云、隐岐等11国守护,占当时全日本66国中的1/6,时人称之为“六分之一殿”。大内氏拥有六国守护职,土岐氏拥有三国守护职。

镰仓时代的守护在法律上的权限总称为“大犯三条”,即指挥追捕谋反、杀人犯和大番役。可是,在南北朝武力对峙时期,幕府为了寻求守护的武力支持,并对其战功给予恩赏,不断赋予守护越来越大的权力。1346年,规定守护的职权除“大犯三条”外,还赋予“割田狼藉”的检断权(处理权)和使节遵行——强制执行权(判决执行权),即从“大犯三条”的军事警察权,扩大到领地纠纷和继承权纷争裁决的土地管理权,守护对国内的统治权由此大为加强。

在幕府赋予守护的权力中,“半济权”(半济法)尤为重要。半济法的颁布动机,在于筹集军费和赏赐有功武将。“1352年,足利尊氏为了赏赐有军功的武将,把近江、美浓、尾张三国领主的领地分出一半,作为兵粮料所(军粮供给地),以当年的一次收获量分给武士。随后又扩大到附近各国,此即所谓的‘半济法’。”[12]1368年(应安元年),足利义满又推行“应安半济令”,宣布“除王室领地、摄关家世袭领地和寺社保有本家、领家职的‘佛神领’外,其余诸国庄园,皆暂行均分”[13]。此外,幕府的赏赐方法还有让守护承包国衙领年贡的守护请制度。于是,守护的势力渗透到国衙领。守护请还扩及寺社本所领庄园。以此为契机,守护获得知行权。“通过守护请,庄园逐渐纳入守护领国之中。幕府给予的段钱(土地税)、栋别钱(户税)的征收权,也成为守护扩大权力的途径之一。”[14]守护以幕府赏赐的上述权力为依托,肆无忌惮地扩张权势。

在镰仓幕府的北条高时时代,诸国守护的职权是大犯三条,“现在,守护大事小事都进行一元化的支配,将领内的地头御家人作为郎从,将寺社本所领作为兵粮料所进行管理。这种权威可以和镰仓时代的六波罗探题、九州探题相匹敌。……对幕府政治具有很大的发言权”[15]。“进入15世纪后,守护逐渐吸纳了国衙的权能和机构,掌握和行使有关国内民事纷争的裁判权,征收一国的临时段钱和守护役等,不久又将段钱作为每年固定的课税。在强化一国支配权的同时,将管内的国人领主和名主级的地侍被官化,增强包括土地支配、一国裁判权、主从制等诸方面的领国大名姿态。”[16]于是,守护成长为拥有军事、警察、行政、财政和司法审判权的一方军事豪强领主,“守护大名领国制”完全形成。

镰仓幕府的权力基础御家人,是与幕府有很强主从关系的家臣,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来自镰仓幕府,双方互为依存,在利益上存在很大的一致性。室町时代的权力基础——守护大名则不然,与足利氏没有建立在御恩、奉公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其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则主要来自于自身强大的武力。他们在镰仓幕府末期和南北朝武力对峙的战争时代,已发展成为地方武士集团的首领,部分人在幕府尚未完全统一前便被足利尊氏任命为地方军政长官。与其说他们依赖于室町幕府而存在,不如说室町幕府依靠他们的武力才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因此,他们名义上是由幕府任命的地方官,实际上并不完全听命于幕府。

二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军事统治

在室町时代,前三代将军统治期间武士主要是致力于全面夺取公家的权力和土地;从第四代将军开始,武家内部又展开了新一轮重新分配权力和土地的斗争。于是,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上自幕府将军,下至地方守护大名和国人武士,都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从而使武家政权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特征更为鲜明。

(一)军事至上的武国理念

足利氏在战乱中创建起第二个武家政权后,武家外部和武家内部的敌对势力层出不穷,无论是南朝还是在战乱中崛起的地方军事集团首领,都直接威胁到足利氏的统治地位。这样,日本社会不仅没有从大乱走向大治,反而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乱之中。面对统治危机,足利政权不得不更强烈地转向军国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统统从属于军事需要、为战争服务。

足利尊氏军事至上的战争政策,主要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国衙领地和贵族庄园换取地方武将的武力支持,强化自身军事力量。例如,1346年“割田狼藉”的检断权(处理权)和使节遵行——强制执行权(判决执行权);1352年的“半济”权(即经济权和土地所有权)等等。特别是半济法,甚至通过法律将兵粮米的征收和兵粮用地作为幕府的一种制度。[17]“半济令——兵粮料所的合法化,强化了幕府的军事和经济基础”[18],为武家政权扩军备战创造了经济前提。

1368年,足利义满强行将《半济法》扩大到全国。同时,直接加强军事建设,扩大将军直辖的军事力量。义满不仅将足利家族的家臣、担任守护的家族成员组织起来,而且越过守护大名直接同地方上有实力的国人武士联系,把他们编成将军直辖的军队——“奉公众”。“奉公众”作为将军的直辖军队,享有相应的特权,如“奉公众”犯法,由幕府处理,守护大名无权干预。他们平时定期率领家臣到京都为幕府担负警卫任务,有力的奉公众还被任命为幕府直辖地(“御料所”)的管理者——代官,以部分“年贡”作为俸禄。战时,听从将军号令,率领家臣出征。足利义满正是依靠这支军队成功地实现了南北统一,陆续打败了土岐氏、山名氏、大内氏等不听从幕府命令的超级守护大名。

地方军事集团首领也倾尽全力加强军事建设,发展军事力量。他们在镰仓幕府衰落之际,借机发展自己的武力,将地方武士编入自己的家臣团,地方武士出于生存需要也不得不投靠这些地方军事首领。室町幕府建立后,他们又乘南北朝军事对立和幕府内部的分裂之机,依靠“割田狼藉”的检断权、强制执行权和半济权、守护请制度、军事指挥权,成功地控制了国内武士,成为割据一方的军事霸主。“守护和地头结成主从关系,将领国内的地头作为自己的被官,将地头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进行领国的支配。”[19]通过与管辖国的武士结成二次主从制,将领国的庄园代官和国人武士纳入自己的家臣团,委任他们为代理人——“守护代”,具体管理一庄、一乡或一国。14世纪中叶,随着守护成功地控制了国内武士,守护的军事实力也不断膨胀。

守护大名在武力的支撑下,干预幕政、扩张权势,足利义满去世后,更是肆无忌惮地争夺权力和土地,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1416年,关东管领上杉氏宪发动叛乱。1438年,镰仓公方足利持氏(1398—1439年)图谋将军职位,秘密策划“永享之乱”。1441年,播磨国守护赤松满佑(1381—1441年)杀死将军足利义教(“嘉吉之乱”)。1467年,因幕府将军的继承人问题,“应仁之乱”爆发,日本进入大规模内战的战国时代,即武士阶级内部重新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

以国人武士为代表的地方武士,在扩军备战中也不甘示弱。他们加强军事力量的途径有两种:一是自己培植武力;二是相邻的国人武士通过联合结成新的武士团,如南北朝时代以“白族一揆”(一揆的原意是步调一致、统一行动)、“赤族一揆”、“花一揆”、“儿玉党”、“松浦党”、“横山党”等名称出现的国人一揆,就是国人们在地方上组织的武士团。尽管国人武士等地方武士曾被纳入守护大名的家臣团,但是守护大名与国人武士的主从关系并不稳固,国人武士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先是依恃武力成为守护在地方的代理人,继之又利用“守护代”的职权增强武力,逐步夺取守护的权力。“应仁之乱”后,不少实力强大的地方国人武士武力取代守护大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将其控制的地域变为不受幕府节制的独立王国,自己也成长为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战国大名。

(二)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

室町幕府建立后,武家政权武力突破源赖朝的二元政治格局,剥夺残存的公家权力和土地,全面推进武家政治。足利义满去世后,武士阶级内部又展开新一轮争夺权力和土地的斗争。因此,室町武士比镰仓武士更集中、更典型地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室町武家政权也比镰仓武家政权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了武家政治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特色。

第一,以武士为阶级基础,以地方军事集团首领——守护大名为权力支柱。镰仓时代以主从关系为主干的武家政权,强调与将军的关系,唯独将军的家人——御家人才有资格担任武家政权的重要职务,非御家人无权染指。室町时代的武家政权依然以军事主从制度作为国家的政治体制,不过,主从关系遭到了实力关系的有力挑战,强调自身的军事实力,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就能担任武家政权的重要职务,地方军事首领大多成了地方上的国家官员。权力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武力的强弱,武力强者,就是政治上的君、军事上的官和社会上的父;反之则只能是臣、是兵、是子。在足利氏武家政权的政治版图上,相当部分的守护大名不是足利氏的家臣,与足利氏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

第二,室町武家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也是由武家军事指挥系统演变而来,首先是一级军事组织,是一座设防坚固、聚集有大量武士的军营。京都本是公家势力的大本营,足利氏将幕府设在这里后,京都成了全国最大的军营。而且,在幕府任职的守护大名也在京都修建有自己的军事据点。于是,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势力便不得不生活在武士的层层包围之中。幕府作为全国武士的司令部,既是全国最大的军营,又是武家政权的首脑机构;将军作为全国武士的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武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将军以下的武家统治系统也是如此。守护大名作为仅次于将军的军事首领和地方军政长官,由于其麾下武士的增多,其驻节地“武士馆”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室町时代,大凡军事要地、水陆要冲、重要城镇,都建有设防坚固的“武士馆”。

第三,“武官吞食文职的力量,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过程却被后醍醐天皇在无意之中给大大加快了”[20]。各级武家统治系统在战争中武力剥夺公家的权力和土地,将公家势力赶出政治舞台,武家军事机构全面支配整个社会生活。以天皇为首的公家势力,既无经济基础,又无武装力量,残存的权力统统被武家夺取。在中央,足利义满统治时代,确认公家和寺社领地土地所有权的权力、审判领地纷争的权力,天皇即位大典和大尝会以及伊势神宫的改建和修缮等所需经费的临时性征课权、京都的警察权和土地问题的市政权、都市商人的征税权等原属朝廷的权力,一一转归幕府行使。幕府在京都剥夺公家朝廷的权力,守护则乘南北朝战乱之机,在地方各国剥夺国司、郡司的权力和贵族领主的土地。在南北朝“这场军事混战中,一个主要的受害者正是镰仓幕府时期安然无恙的国司和郡司,因为现在‘守护’们夺取了越来越多的公共土地。后醍醐天皇试图改弦易辙的结果是适得其反”[21]。14世纪末,守护大名领国制开始形成,权限涉及行政、司法、征税和军事诸方面,对领国实施一元化统治。

“应仁之乱”后,战国大名领国制取代守护大名领国制。战国大名在实力主义风潮中武力崛起,依靠军事实力创建独立于幕府体制之外并与幕府对立的独立王国,其权力完全来自于自己的军事实力,不需幕府任命,不受幕府节制。战国大名有自己的统治机构,是领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独立行使领国的最高统治权,自己制定领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

第四,从中央到地方的武家统治系统,武力行使职权,全面推进武家政治。武力既是武家政权剥夺公家权力最有效的工具,更是武家行使职权、推进武家政治的强大动力。足利尊氏在武力的支撑下行使日本的最高统治权,对顽固抵抗的南朝势力实施军事打击,并用武力扶持北朝天皇,“挟天子以令诸侯”。设在京都的幕府以军事统率权为基础,政所、侍所和问注所等机构行使中央政府的各项职权。政治上,制定武家统治的大政方针,执行日常性的行政公务;军事上,统率全国的军事力量,维持社会治安,警备京城,镇压叛乱;司法上,审理罪犯,裁决包括公家和寺社领地在内的土地纷争,确立土地所有权;经济上,委派家臣武士或“奉公众”管理幕府的直辖土地、征收年贡,向仓库业者、金融业者和酒店、高利贷者征税,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

守护大名作为幕府在地方的代理人和地方军事首领,率领属下武士在地方各国推行武家政治。“南北朝时代,守护将国衙机构纳入守护体制,以国衙目代层作为守护代。”[22]这些守护大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武力实施对领国的统治。政治上,派武士维持武家统治秩序,处理领国的行政事务;军事上,统率领国的武装力量,执行军事勤务,维持社会治安,追捕罪犯;司法上,由武士审理刑事犯罪,裁决领地等经济纷争;经济上,派属下武士管理庄园和残存的国衙领地,征收年贡及其他租税等。

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狼烟四起,为了争夺和扩大领地,外有战国大名之间的战争,内有父子、兄弟之间的战争,战争成为此时的主旋律。于是,战国大名不得不实施更为彻底的武力统治。政治上,以自己的军事机构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统治机构,以武力行使对领国的统治权。军事上,派家臣团维持社会治安,追捕和审判罪犯。经济上,对领国进行“检地”,确定土地面积、耕作人数和收获数量;派武士管理城下町,向工商业者征税。法律上,许多战国大名还制定法律,加强对领国的军事统治。

三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经济制度

室町时代,既是武家依恃武力全面夺取公家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又是武家内部凭借武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军事对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有效地保住既得利益,赢得新的利益。于是,扩军备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战争既是比拼军事实力,也是比拼经济实力。在军事至上的经济政策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半济法。“半济法作为幕府的经济政策,是对当地先例的制度化。”“半济其实是通过牺牲庄园领主的经济,构建幕府支配基础的御家人和守护。”[23]从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上,为扩军备战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军事领地制度

在推翻镰仓幕府和南北朝军事对峙的战乱时期,土地日益集中到武家军事首领手中,庄园制益发走向衰落,以14世纪后半期守护大名领国制的确立为标志,大领主占有制取代了镰仓时代的小领主占有制。

镰仓幕府的财政几乎完全来自于土地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武家政权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统治,室町幕府的财政收入也呈现多元化结构。主要有以下三点:(1)土地收入,一是幕府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约200余处直辖领地,大多来自足利氏的旧领地及南北朝军事对立时没收的公家贵族领地,称为“公方御料所”和“政所御料所”。直辖领地规模不大,收入也有限。二是向守护、地头征收的临时税。三是向全国临时按每反田地征收的土地税(段钱)和以户为单位征收的户税(栋别钱)。(2)关税收入,在通往京都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向过往人员和物资征收关税——关钱;在码头、渡口设关卡征收码头税、渡口税——津料。(3)国内外贸易收入,足利义满通过向全国工商业中心——京都的高利贷业和酿酒业者提供保护和特权,征收巨额的土仓税(仓役)、酒屋税(酒屋役);“勘合贸易”,即足利义满亲手开创的日明贸易。幕府广开财源,既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又反映了军事建设的需要。

镰仓幕府的权力支柱御家人都是中小土地所有者,幕府一家独大。室町幕府则不然,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军事对峙,正如日本学者所言:“从新旧交替的角度说,内乱可以说是推动历史的原动力。”[24]战争提供的发展动力,使守护大名迅速成长为大土地所有者。“南北朝时代以降,守护逐渐掌握了国衙机构,并将国衙领的公田纳入守护领。”[25]此外,除守护大名外的地方武将也乘战乱之机扩张土地,成长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大土地所有者。守护大名和地方武将的领地规模虽比不上幕府,但也大大缩小了与幕府的差距。

守护大名的领地一般包括两部分:一是室町幕府建立前的旧领地,一是在任职国的新领地。如果说他们的旧领地数量有限的话,那么其在任职国的新领地却在不断膨胀。守护大名通过“半济权”合法地支配任职国的半数土地,通过“守护请”直接掌握领国的年贡征收权,并且利用“半济权”和“守护请”蚕食庄园和公家领地,使自己成为拥有广大土地的军事大领主。

此时,守护大名出于豢养众多家臣武士和便于统治的需要,逐渐将自己的城堡迁到平原上具有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地方,让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于此,从而形成新兴城市——城下町。为增加经济收入,守护大名在领国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后又发展采矿业,并对城下町工商业者征收相应的赋税,开辟新的财源,从而蓄积起雄厚的经济实力。

如果说守护大名领国制时代尚有部分土地掌握在公家和贵族手中的话,那么,战国大名领国制时代全国的土地则完全转入了武家手中。战国大名的经济基础是战国大名领国制,战国大名掌握领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有权支配领国的所有土地。他们将一部分土地作为自己的直辖地,成为领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其余土地则以封地的名义授予家臣武士。为了确保领国土地租税的征收,许多战国大名在自己的领国进行“检地”,结果发现许多未进行登记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纳入自己的征税名单,从而增加了土地收入。战国大名还在领国内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农业上,兴修水利、开发新田;工商业上,开发矿山,实行自由买卖的“乐市”、“乐座”制。1549年,近江的六角氏在城下石寺最先实施乐市、乐座政策。[26]城下町不仅是领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而且成了经济中心,大大增强了战国大名的经济实力。

(二)武家经济军事化

室町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乱时代,在室町幕府统治的200多年间,前有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后有长达100多年的战国动乱,中间还有大内义弘发动的叛乱“应永之乱”(1399年)、镰仓管领足利持氏图谋窃取将军职位的“永享之乱”(1438年)、播磨国守护赤松满佑杀死将军足利义教的“嘉吉之乱”(1441年)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形势远比镰仓和江户幕府严峻。幕府建立之初,既要防备南朝势力卷土重来,又要对付幕府内部的分裂势力,还要留心实力雄厚而又野心勃勃的地方武将犯上作乱。面对来自于外部和内部的多重武力威胁,足利将军只得不惜一切地加强军事建设,增强军事实力,以应对军事和战争需要。足利尊氏为了寻求守护和地方武将的武力支持,不惜颁布《半济法》,将庄园土地年贡的一半作为扩军备战的军费。此外,幕府又通过“守护请”制度,进一步保障军事和战争需要。《半济法》和“守护请”等为军事服务的经济政策,赋予武家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筹集战争经费。

足利义满除强行将“半济权”扩大到全国外,还广开财源,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组建幕府的直辖军——“奉公众”。凭借这支军队对土岐氏、山名氏和大内氏等超级守护发起军事攻势,成功地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实现了南北朝的统一,确立起幕府将军的权威和权力。不过,足利义满死后,地方分裂势力日益增强,幕府内部、幕府与守护大名、守护大名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

守护大名也以军事建设为中心,不遗余力地扩军备战。他们加强军事力量的手段有两种:一是将任职国大大小小的武士网罗在自己门下,与之结成主从关系,编入家臣团,委任其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守护代),赋予具体管理一庄、一地或一国的权力,使自己对领国的控制渗入庄园。二是将“半济权”和“守护请”的成果——庄园领主的土地,拿出来与领国的武士共享,以此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由此,守护大名的家臣团数量进一步增长。

以地方国人武士为代表的地方豪强也非等闲之辈,为切实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也以军事建设为中心,积极扩军备战。一方面,以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扩充军事力量,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实力;另一方面,邻近的国人武士相互串联,结成临时性军事同盟——“一揆”。由于国人武士手中的军事实力,使他们得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迫使守护大名不仅不能忽视他们的利益,还不得不将领国的部分土地和权力分给他们。于是,便形成了守护大名对幕府分权,国人武士对守护大名分权的统治格局,形成了幕府→守护大名→国人武士(守护代)的武家统治系统。有的地方国人武士还通过加强军事建设,蓄积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实力主义风潮中武力崛起,成长为战国大名。

在群雄争霸、相互攻伐和整个国家都卷入战争漩涡的战国时代,“如果不考虑这些大名们土地面积的大小,那么他们的命运则要依赖于他们战场上的成败利钝。在这里,实力就是一切”[27]。因此,战国大名选择了“富国强兵”的发展道路,推行更为彻底的军事至上政策,广泛动员和组织领国的人力、物力扩军备战,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高潮。虽然“战国领主们在乱世中胜出且巩固权力,但乱世仍然威胁着他们。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强自己军队的数量,这就形成了一种军备竞赛,他们控制扈从和生产者的手段也意味着要依赖武力。由此带来的军事后果就是军队的急速增多。举一个例子,历史记载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国人北条早云,据说在1491年用大约300名武士征服了伊豆半岛,而一个世纪之后,他的后代北条氏直运用了大约5万人来防守他的小田原城但没有成功,因为进攻的部队达到了大约20万人”。[28]为了有效地加强军事建设,他们通过将国内武士的领地变为战国大名恩赏的封地和“分国法”,使国内武士都处于自己牢牢的控制之下;同时,“战国大名在作为战斗力基础的产业的开发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29],以发展经济来支撑军备竞赛,建造更为坚固的军事城堡、供养数量庞大的部队、购置军事装备等。对得到封地的武士规定了相应数量的军事职责(多少部队),动员和组织国内的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大名将商人组织成御用商人,加强对商人的统治,让他们筹集兵粮、武器。如后北条氏的宇野(外郎)、上杉的藏田、苇名的梁田、今川的友野和松木、织田的伊藤和今井、朝仓的橘屋、大内的兄部等,都是著名的御用商人。”[30]上层农民则被组织成步兵——“足轻”,直接参加战争。

在杀伐无常、狂争乱斗的战国时代,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也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战国大名将国内武士聚集在自己的城下町,集中进行军事训练,特别是步兵集团战术的训练,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重装盔甲、剑、弓等部分地被轻装盔甲、矛和戟所取代。1543年,葡萄牙商船漂流到日本的种子岛,将西方的火器传入日本,“种子岛领主时尧,不计其价之昂贵,买西洋铁炮二尊,珍藏在家中”[31]。不久,日本人开始自己生产火器,堺和近江国成为铁炮生产的中心地。火器传入不到10年,日本西部大名开始在军队中使用进口和国产的毛瑟枪(铁炮)。到16世纪70年代,火器广泛用于装备足轻部队,购置火枪、增加火枪队的人数也随之成为大名们军备竞赛的重点。

“铁炮的大量制造和使用,促进了日本的矿业和金属工业的发展,日本的战术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即以武者组成的骑兵集团的战法,逐渐被以农民出身的、手持铁炮的足轻组成的步兵集团战法取代。铁炮的使用,加速了日本统一的进程。”[32]火器的广泛使用和步兵集团战术取代骑兵集团战术,揭开了日本军事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序幕。

四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法律制度

室町、织丰时代武家政权的法律制度旨在确认武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武家胜利成果,强化武家军事至上的治国原则,加强军事建设。室町、织丰时代的法律,有幕府层面上的法律,如镰仓幕府的法律和以《建武式目》为核心的法律;有地方军事首领的法律,如武家家训;有地方分国的法律,如武家家法——分国法。

(一)《建武式目》和《半济法》

室町幕府在继续沿用镰仓时代的法律《贞永式目》的同时,又“量时设制”,1336年制定新的法律《建武式目》十七条,作为足利政权的施政纲领。

足利氏武家政权建立后,“幕府政治的基本方针《建武式目》的‘政事之道’,效法延喜、天历之治(宇多、醍醐)的德化和义时、泰时的行状。施行‘万人归依之政道’”[33]。认为“方今诸国干戈未止”,当务之急是“政在安民”,“早休万人愁”。《建武式目》制定了安定民心的条目,如“禁奢侈,行俭约”,“镇暴行,止贿赂”,“戒官员缓怠,选贤者为吏”,“京中空地归还原主”,“受理贫弱之辈的诉讼”,“兴办专营金融借贷的土仓”,“禁止抢占贫弱之人的私宅,减少浮浪”,“委任忠诚于足利氏的有军功、有才干者为守护”,等等。

更重要的是,《建武式目》及以后的追加法不断以法律的形式加强武家政治的军事统治。《建武式目》、《建武以来追加》首先对守护的职权赋予合法性,排斥公家的地方政府“国衙”。“守护职者,上古之吏务也,国中治否,只依此职。择有才干者任之,此乃抚民之要也”,“委任守护之本意,为治国安民也”。[34]1352年幕府颁布《半济法》,1368年再次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可获得任职国半数的土地。

在“室町时代的法令中,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政策而引人注目的就是‘半济令’。所谓‘半济’,其本来的语义是年贡等的半纳=半免,意味着南北朝时代为了筹措军费,守护将寺社本所领年贡的一半留在军队的法的措施,这种情形称为半济令”[35]。《半济法》的颁布,不仅是武家政权摧毁公家经济基础的划时代事件,对武家势力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是室町幕府推行经济政策军事化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武家法律从属于军事需要的本质特征。

《建武式目》及其后的追加法,先是确认武家统治的合法性,继之又让守护在合法的外衣下武力剥夺公家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全面推进武家统治政策。南北朝时代以来守护大名势力的膨胀,武家法律——特别是《半济法》功不可没。

(二)武家家训

室町时代,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族的家长出于教育家族子孙和家臣的需要,制定出自己的家法——家训,代表性的有斯波义将(1350—1410年,斯波氏是足利氏的分支)的《竹马抄》、今川了俊(1325—1420年,今川氏也是足利氏的血脉)的《今川了俊制词》、伊势贞亲的《伊势贞亲教训》。

斯波义将是足利义诠、义满和义持三代将军身边的重臣和著名武将,三次出任幕府要职——管领。1383年所作的《竹马抄》认为,身为武士应加强文武两道的修养,强调“人生在世,不可忘记主恩”,“为主君献出生命乃武士之本意”。[36]要求从者无条件效忠主君。

今川了俊是仕奉足利义诠、义满、义持三代将军和精通文武两道的武将,其父在南北朝动乱时期追随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转战各地。1367年,今川了俊任幕府的引付头人,兼任侍所头人、山城国守护;1371年起任九州探题,由于其任职九州探题25年的不懈努力,九州被完全置于幕府势力的控制之下。1412年作《今川了俊制词》,总结武将的治家、治军经验,指出执政者施行政道、加强自身修养的基本要素,如“不知文道,武道终不得胜”,“明辨善恶,赏罚分明”,“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既生武家,必专武事”,等等。[37]今川了俊建立在“公正无私”、“崇敬神佛”基础上的伦理观,被认为超越了武家道德的规范,具有普遍性,江户时代成为庶民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广为流传。

伊势贞亲(1417—1473年,伊势平氏的后裔)出身于世代担任幕府政所执事、殿中惣奉行等要职的权门大家,深得第八代将军义政的信任,成为其宠臣,1460年成为政所执事并左右幕政。《伊势贞亲教训》作于1457—1460年,主要内容是如何接人待物、与人相处,保持伊势家的“武命长久、家门相续”、子孙荣耀。强调身为武家,首要之事在于“弓马之道,朝夕不忘,每日勤练”[38]。

(三)战国家法

战国大名自立为王、割据一方,集领国的最高统治者、最高军事统帅、最高土地所有者和最高立法者等多种权力于一身,对领国实施一元化的统治。为了加强对领国的统治,特别是加强对家臣武士的控制,许多战国大名都制定有本国的法律——分国法(也称“壁书”、“家法”、“度法”)。如越前朝仓氏的《朝仓敏景十七条》、陆奥伊达氏的《尘芥集》(170条)、下总结城氏的《结城家法度》(104条)、伊豆北条氏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骏河今川氏的《今川假名目录》(33条)、甲斐武田氏的《信玄家法》(26条)、近江六角氏的《义治式目》(67条)、周防大内氏的《大内家壁书》(181条)、阿波三好氏的《新加制式》(22条)、土佐长曾我部氏的《长曾我部元亲百条》(100条)、肥后相良氏的《相良氏法度》(41条)和《上杉定正状》(33条)、《多胡辰敬家训》(26条)、《毛利元就遗诫》(14条)等。

战国大名的分国法以控制家臣武士、整肃统治秩序、强调大名的绝对权威为核心内容。如:禁止家臣武士买卖和转移“封地”,封地的继承实行长子继承制,防止家臣的经济削弱和内部纠纷;禁止家臣之间相互攻伐,防止家臣内讧削弱国内军事实力;婚姻须经主君批准,防止家臣通过婚姻关系私自结党,等等。违者处以锯、火烤、车裂、串刺、釜砍等极刑,还规定个人犯罪株连一族的连坐法。[39]“喧哗两成败法”,规定斗殴者不分是非曲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否定了这一在武士间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习惯。

战国大名既是率兵打仗的战将,又是治理领国的政治家,出于巩固领国的统治秩序、实现“武命长久、家门永续”的需要,也在其分国法中提出了“文武两道”的治世之道。

第一,以“武道”——弓马骑射和用兵之道、练兵之道、治军之道为武家之“家职”,以战场上的武道胜利为人生目标。《朝仓敏景十七条》、《上杉定正状》、《武田信繁家训》等战国家法,向子孙传授“领兵之将”必备的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告诫子孙随时做好应战准备。著名战将武田信繁(1525—1561年)的《武田信繁家训》[武田信虎的次男、武田信玄(晴信)的同母弟]告诫家人及家臣要“专修武勇”,“修习弓马、至关紧要”。文武双全的著名武将黑田如水(1546—1604年)的《黑田如水教谕》(作于1587年),强调“治世不忘合战”,“既生武家,片刻不可忘武”。[40]总之,在战国大名的骨子深处,武道乃立身之本。

第二,以文道弥补马上治天下之不足,增强综合素质、人格魅力和威信,提高治理家国的统治能力。北条早云(1432—1519年)的《早云寺殿二十一条》明确指出:“文武弓马之道乃武家之常,自不待言。古法文左武右,非兼修不可并得。”[41]在以勇猛善战著称的武将多胡辰敬(1490—1562年)眼中,文道是明辨是非的政治能力和治理家国的人伦之道,强调:“知算用,则知道理,知道理则不惑。”[42]《黑田如水教谕》第2条说:“文武之道,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治世用文,乱世用武,自属当然;治世不忘武,乱世不舍文,尤为要紧。”[43]倡导文武并用。

不过,尽管战国大名重视并提倡文道,但是战国大名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以武为主、以文为辅,弓马之道始终稳居核心地位,文道的价值在于为武道服务。因此,战国家法的最大特色就是军事至上的法律思想。

还需稍加说明的是,《朝仓敏景十七条》中已显示出否定中世武士团的新动向——“武士的盆栽化”。第15条明确规定:“除当家垒馆(指越前一乘谷之城郭)之外,不可在国中建筑城郭,禄高之家臣,悉迁于一乘谷,其乡其村只置代官下司。”[44]用法律的形式将家臣中的有力武士从世代居住的本领地移居到朝仓氏的根据地一乘谷,在乡和村里只设置代官,国内除朝仓氏的馆以外不建城郭。由此可见,“武士的盆栽化”在应仁之乱后战国时代初期的朝仓家已经出现了。

五　织丰政权

织丰政权作为武家政权,武权色彩更为鲜明。“织田、丰臣两氏掌握的权力,如果从武家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远比镰仓、室町幕府强大,并且包含有不同的性质。镰仓幕府,是武门最高名族源氏的族长支配诸国武士,其权力是族长的权力。”“织田、丰臣氏的权力,先是作为战国群雄中的一员兴起,继之在争霸战争中征服群雄,因而是霸者的权力。霸权基于力量强弱的优胜劣汰而成立,不是基于氏族的尊贵、缘故、传统等。这种权力的成立,可以看作是武士阶级从中世的特色——族缘的协同组织,向权力的统一组织的发展,即高度的封建权力。”“总之,霸权的本质是征服者的武权,为了确保霸权,必须组织起强固的政治权力。”[45]织丰政权时间虽短,影响却非常深远。“幕藩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早在1603年德川氏政权成立之前,即在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统治时代就已形成。织、丰政权在统一战国大名的过程中,已采取向幕藩体制迈进的方向。特别是丰臣秀吉的检地(太阁检地)和刀狩政策,已经明白无误地开拓了通向幕藩体制的道路。”[46]总之,织丰政权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一)织田政权

16世纪中叶,战国大名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地域性的统一,成为地域性强有力的军事霸主,并开始谋求全日本的统一。如关东的北条氏,中部地方的上杉氏、武田氏、朝仓氏,中国(山阴、山阳)地方的毛利氏,四国的长曾我部氏,以及远江的今川义元,或为一代名将,或为一代枭雄,有野心、有实力,企图借助京都朝廷或幕府的权威达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的。不过,走向全国统一之路的真正先驱,却是后来居上的尾张国小大名织田信长。

1﹒“天下布武”

织田信长出自尾张国守护斯波氏的家臣织田氏之庶流,12岁元服,获“上总介”官职。1551年,继任家督之位后,首先消灭了本族中包括亲弟弟信行在内的反对派势力,接着又分别消灭了尾张下四郡守护代织田信友和尾张上四郡守护代织田信安,“到1559年,织田信长已经打倒了斯波氏的尾张守护代织田信友等一族的织田诸家,统一了尾张国”[47]。确立起对整个尾张国及其家族的支配权,作为战国大名登上历史舞台。

1560年5月,26岁的织田信长率领尾张国仅有的2700人的军队在“桶狭间战役”中,一举击溃今川义元30000人的大军,跃居主要权力竞争者的重要地位。1562年,与德川家康在清州缔结军事同盟——“清州会盟”,解除了后顾之忧。1567年,乘斋藤氏内乱之机,武力夺取美浓国,将美浓国的主城井口改名为“岐阜”(取中国周文王“凤鸣岐山”、统一天下之意),把大本营迁往该城,并为自己定制了一方印章,上刻“天下布武”四字。有日本学者评论说:“织田信长使用‘天下布武’印,其二子信雄和三子信孝分别使用‘威加海内’、‘一剑平天下’印章。所谓‘天下布武’,即‘一剑平天下’,进而‘威加海内’的布武。”“织田信长的武德事业,是武德、剑德,是通过武力威压海内的统一宣言。因此,其天下人的思想,是霸道思想。”“战国确实是兵道的时代”,“织田信长通过兵道标榜天下布武”。[48]织田信长父子的印章,显示了织田氏武力统一全国的雄心。

1568年,织田信长应天皇和将军之邀率领3万大军进入京都,废除第14代将军足利义荣,立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在京都挟天皇和将军号令天下(因此,有学者认为织田政权始于1568年)。1570年,织田信长向足利义昭提交了“五条事书”的备忘录,一是凡将军颁布之重要文件,需由织田信长副署方能生效;二是废除以前将军发布之全部诏令;三是委托织田信长全权处理对属下的恩赏;四是织田信长可不经过将军而自由处理天下政务;五是天下平定后,一切礼仪规定,均由将军施行。[49]这样,织田信长便掌握了幕府的军事权和恩赏权等重要权力,并派人将“五条事书”的内容通告诸国大名。

足利义昭的本意是想借助织田信长的武力复兴室町幕府,曾劝织田信长就任副将军或管领职位,然而,织田信长的目的却是夺取天下。1570年,不甘处于傀儡地位的足利义昭发布讨伐织田信长的命令,朝仓义景、浅井长政、武田信玄、毛利辉元、三好三人众,甚至比睿山延历寺、石山本愿寺等寺庙势力都被动员起来,形成“织田信长包围网”。同年6月,织田信长与家康联合,在姉川(今滋贺县东浅井郡)战役中,一举击溃越前朝仓义景和备前浅井长政2万余人的联军。1571年,攻克新村城,小川城城主小川孙一郎投降;同年,还以勾结朝仓氏、浅井氏为由,武力摧毁日本天台宗的中枢寺院延历寺。

1572年年底,被誉为“战国第一兵法家”且实力雄厚的武田信玄率先发难,并在远江的三方原一战中打败织田信长和家康的联军。然而,次年4月武田信玄在欲回甲斐计划重新发兵的途中病亡,反织田信长的势力遭受重大损失。随后,织田信长打败这些反对派大名的联军,并将足利义昭驱逐出京都,灭亡了室町幕府。

1575年,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联合,在三河国境内的“长篠战役”中,打败武田信玄之子武田胜赖(1546—1582年),排除了关东地区的劲敌,统一全国的事业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576年,织田信长在京都附近的琵琶湖畔修筑安土城作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根据地。此后,人称“越后之龙”的上杉谦信向织田信长挑战,以谦信为盟主,毛利辉元、石山本愿寺、波多野秀治、纪州杂贺众等再次形成“织田信长包围网”。1578年,上杉谦信因脑溢血暴亡。谦信的养子上杉景胜、上杉景虎为争夺继承人地位发生内讧,织田信长乘机出击,摧毁“织田信长包围网”。

1581年2月,随着石山本愿寺的陷落和平定一向一揆叛乱的胜利,织田信长在京都举行盛大的“御马前”(阅兵式)。“在数周的准备之后,他派出据说是13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天皇及其随从前走过。这场力量的展示用了差不多整整1天,一个接一个的军事单位在专门搭建的观礼台前行进。”[50]同年8月,意犹未尽的织田信长又在安土城再次举行阅兵式,盛况丝毫不亚于年初在京都的表演,向世人展示了强大的武力和武威。1582年,织田信长彻底打败武田胜赖。

经过20余年的征战,织田信长先后打败了30余个战国大名,全国统一指日可待。1582年,“织田信长在本能寺倒下之际,麾下武将们正在按照织田信长的天下统一战略,在全国各地同诸路大名对峙。柴田胜家在北陆方面同越后的上杉景胜交战,羽田秀吉正在向西挺进中国、攻略毛利领国,龙川一益进入旧武田领国盯住关东的后北条氏,丹羽长秀和神户信孝(织田信长之三男)一起在大阪准备渡海与长曾我部氏战斗”。“为此,织田信长被明智光秀袭击时,畿内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不具备组织对光秀加以反击的条件。”[51]织田信长寡不敌众,在京都本能寺剖腹自杀,时年49岁。

2﹒统一政策

织田信长在军事统一的过程中确实杀人无数,甚至被有的人认为是“残忍及麻木不仁之禽兽”。不过,他也并非只是残忍的一介屠夫,并非只是一味征战的武将。在军事征服过程中,武力摧毁旧制度、旧秩序,建设新制度、新秩序;既是采用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术的先驱,又是“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的先驱。军事征服战绩辉煌,他所创立的统治制度不仅为丰臣秀吉所继承、所受益,而且为江户时代的太平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军事

织田信长统一事业的成功,首先是军事征服的成功。军事至上、以武立国无疑是战国大名统治政策的核心,不过,织田信长执行得最为彻底、最为成功。

首先,加强对国内武士的控制,扩大常备军。织田信长通过控制国内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使国内武士原有的领地成为织田信长赏赐的“封地”,与之结成主从关系,纳入家臣团,编入领国统一的军役体系。家臣按封地面积承担相应的军事职责,战时率领一定数量的军队出征。同时,不断扩大兵源,让国内上层农民脱离农业生产,成为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足轻”,赫赫有名的战将丰臣秀吉便是出身于足轻的低级武士。将包括足轻在内的所有武士集中到城下町,组织成常备军。正是“织田信长创建的兵农分离制的军团”,“使他获得了长期转战的能力”[52]。对家臣团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训练有素的步兵火枪队在“长篠战役”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次,大胆采用新战术、装备新武器。在军备竞赛中,以随时采用新战术和新武器而著称。“织田信长在采用新兵器——铁炮方面发挥了杰出才能,将新兵器与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下级武士团结合,大规模地编成富有机动力的足轻铁炮队,以此作为军队的基石。将对外贸易的窗口——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前沿阵地堺作为直辖地,把当地豪商今井宗久以下编成煅冶职人,大量生产优质高效的火绳枪。火药的原料——硝石和弹丸用的铅,从外国引进,由堺通过外国贸易保障。”[53]通过控制新兵器的生产中心堺市和制造商,保障军队的武器装备。首创火枪的梯队密集射击法,将火枪队排成三个梯队,轮流上前射击,弥补火枪不能快速连续射击的缺陷,提高火枪队的战斗力。最广为人知的是,“织田信长将从西方传入的最新武器铁炮装备部队,编成轻装备的足轻铁炮队,在长篠战役中击溃以重装骑兵队为主力的武田军,首开普及铁炮先河的新战术”[54]。众多日本学者的研究都证实:“战国大名的火枪装备,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在实战中的机动性编制、动员方式方面,和织田信长的军队都形成很大差异。”[55]织田信长还是把装甲军舰用于海军的先行者,“铁炮和军舰,构成织田信长军团的兵备近代化。控制畿内后,织田信长王国又压倒竞争者,在陆海方面,用铁炮和军舰组成立体进攻。起用九鬼嘉隆为海军大臣,无疑是一大成功。不久之后,织田信长的铁甲军舰在攻击北畠、防备熊野水军、镇压长岛一揆、海上封锁石山本愿寺等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56]。新装备、新战术提升了织田军团的综合实力,使织田信长在进入京都以后的15年间所向披靡。

同时,采取“以广阔的领国统治为背景和集中优势兵力”、“行动早、进军快、攻击速”的基本战术。[57]除桶狭间战役以弱胜强外,其他重大战役几乎都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战斗开始前就确立起明显的优势,如姉川之战、长篠之战。织田信长攻击的特征是进攻神速,1569年1月得知三好三人众攻击将军御所的消息,冒着大雪从岐阜进军,“三日行程二日走”,及时赶到京都。1573年,追击朝仓军时也是如此。

最后,合纵连横,远交近攻,分化瓦解。1562年,与家康订立“清州同盟”,让家康控制东部地方,自己全力向西发展。又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通过策略性婚姻,不仅与近江的浅井长政(1545—1573年)结成同盟,而且与两个最强大的对手甲斐的武田信玄(1521—1573年)、越后的上杉谦信(1530—1578年)结成同盟,孤立美浓的斋藤氏。1567年,将斋藤氏三员武将、人称“美浓三人众”的伊予守稻叶良通、伊贺守安藤守就、常陆介氏家直元笼入帐下后,发兵美浓国,并完全控制美浓国,成为统治鱼米之乡——尾张、美浓两国的大名。“和上杉谦信战斗时,与关东、奥羽的大名们为伙伴;和毛利氏战斗时拉拢大友氏,努力与和大友氏对立的岛津氏讲和。织田信长的外交,展开的是从陆奥至南九州的大战略。”[58]在与将军足利义昭的斗争中,又使足利氏亲信武将明智光秀、细川藤孝脱离义昭的阵营,投奔自己。

另外,“织田信长王国在谋求富国强兵、军备近代化的路线上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如堺市的实力者千利休、今井宗久、津田宗及等,铁炮等的‘死的商人’橘屋又三郎,水军高手九鬼嘉隆,天主教大名和田惟政,甚至西方传教士路易斯·弗朗西斯等”。“传入种子岛的新兵器就是经橘屋之手带到堺,转瞬之间大量生产,并在战国诸侯中扩散。”[59]千利休协助新兴的织田军团,铁炮制造商橘屋等为织田信长生产新式兵器,志摩的九鬼为织田信长建造并指挥铁甲舰,原为义昭家臣的小大名和田是畿内头号天主教武将。足轻出身的丰臣秀吉,更是织田信长知人善任的例证。

(2)经济

织田信长军事征服的辉煌战绩,得益于他的“富国强兵”经济政策所奠定的物质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使织田信长能拿出更多的钱扩充军队、购买新式武器装备。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稳定农业,安定民心。一方面,尽管织田信长一生都在征战杀伐,但他总是避免将战火烧到自己统治的地区,使自己的根据地免遭战火破坏,国内农、工、商能在和平环境下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承认向自耕小农征收地租的寄生地主的存在,使“农民作为自给自足的耕作者负担贡租”[60]。兴修水利,奖励开垦农田,确保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的租税收入。因此,织田信长的军队可以远离根据地,长期在外征战。

二是丈量土地,确保租税,巩固统治。检地既是战国大名有效掌控领地的手段,又是通过把领地给予从者结成主从关系的手段。许多战国大名都在自己的领国丈量土地(检地),不过,却以织田信长的检地最为严格、最有成效。“织田信长在实行知行制的同时进行检地,他在征服战争中,征服一地后随即进行检地,从1568年在近江检地开始,到1582年先后在近江、伊势、山城、越前、播磨、大和、摄津、丹后、和泉等诸国实施检地。”[61]织田信长在丈量土地的过程中,还对米谷容器——升作了统一规定,整顿历来混乱的升制。“织田信长在新获得的领国进行检地,将一部分土地作为自己的领地以增加直辖地,剩余部分则分给家臣,柴田胜家、丰臣秀吉等有力的家臣也因而成为近世大名。”[62]织田信长的检地政策,不仅确立起对新领国的统治权,获得了大量尚未登记的土地,而且通过掌握领国的土地数量、租税数额、耕作人数等信息,保障了租税收入和军费,以此为依据规定家臣须承担的军役数量,保障了军队的兵源。

更重要的是,以“检地”为基础的“人地分离政策”,使军事将领与军事领地分离,铲除了军事将领的根据地,从而确立起根据军事需要调动军事将领的权力。

三是刺激商业,保障军需物资,增加经济收入,促进统一事业。最引人注目的经济政策,一是乐市令,二是选钱令。织田信长先后于1567年和1577年,在其居城岐阜城和安土城发布乐市令,并将领国的工商业机构集中到城下町。1568年,下令撤废各地关卡,保证道路通畅。庄园领主对通行的人马、物资征收关钱(通行费)而设置的这些关卡,既违反了织田信长的经济政策,又成为织田信长政权进行军队调动的障碍。织田信长在废除关卡的同时,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还在岐阜—京都之间,整修道路、桥墩,如1575年架设濑田大桥,保障人马、物资流动的畅通。1569年,颁布选钱令,开始统一币制,规定各种货币的换算标准,铸造统一的新金币。此外,把堺、草津、大津等经济城市划为直辖地,纳入为“天下布武”战略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国内外贸易集散地和新式兵器的制造中心——“堺”作为直辖城市,控制全国经济的中枢和新式兵器的生产中心。而且,织田信长向堺征收“矢钱”、利用豪商,从而使铁炮等军事物资的购置成为可能。[63]这些刺激和奖励工商业的政策,开辟了新的财源,成为织田信长军事征服和统一政策的有力支柱。

(3)政治

织田信长对领国的军事统治也很成功,尽管织田信长多数时间是在外征战,但是他依然牢牢地掌握着领国的最高统治权,领国统治井然有序,后方安定。“织田信长巧妙地运用天皇、将军的权威。天皇、将军在传统权威中,象征着‘正义’。”“织田信长与将军对立时,便与天皇接近;放逐将军时,迅速与天皇建立起亲密关系。”[64]通过挟天皇和将军,使自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织田信长的统治机构、统治系统在军事实力的支撑下,一直延伸到村落和城镇,直接统治村落农民和城镇工商业者。1567年平定美浓国后,“天下布武”成为织田信长的标志性格言和奋斗目标,“宣称‘天下’‘是所有人的财产’,如同周朝的奠基者们宣布过的一样,而不是一些世袭家族的财产,而他的任务就是很好地统治天下”[65]。1568年进入京都后,织田信长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天皇和将军双重权威的认定。于是,织田信长全力推进“天下布武”的统一政策,“顺者昌,逆者亡”,武力铲除统一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1568年,织田信长下令被西方传教士誉为“东方威尼斯”的自由城市堺市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堺断然拒绝。次年,便以武力迫使堺市屈服。对占有大量土地、组织严密、武力强大的佛教势力施以重拳,1571年,借口比睿山延历寺的住持们与敌人浅井氏、朝仓氏结盟,采取他“天下布武”以来最恐怖的行动,焚毁包括日吉神社、延历寺之东塔、西塔、无动寺在内的佛堂庙宇等建筑3000余座,杀戮男女僧侣三四千人。此后,又依靠武力强行将大量寺院土地收归公有,将佛教和神道教纳入为军事政权服务的轨道。1573年,不甘傀儡地位的将军足利义昭与织田信长的敌人结盟时,织田信长毅然将其逐出京都,流放到河内国。1574年后,织田信长又先后镇压了越前、加贺等地的一向宗农民起义。

织田信长对领国的军事统治非常彻底,领国的士农工商各阶级都处于他的严密统治之下。武士既是织田信长政权的权力基础,又是织田信长重点控制的对象,必须绝对忠诚和服从织田信长。织田信长通过“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掌握家臣武士的经济命脉,并将其集中到城下町,削弱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和经济独立性。下令拆毁许多小城堡,削弱有实力的地方武士。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使织田信长得以集全国的人力、物力扩军备战,在军备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大名成为“盆栽花木”,织田信长可以将其挪动到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

同时,织田信长还切实确立起对各领域的绝对支配地位。政治、军事领域自不必说,自始就处于织田信长牢牢的掌控之下。在经济领域,织田信长通过强兵富国的经济政策和统一的税收体制,掌握村落的耕地面积、耕作人数和土地收入、应纳租税等;通过派往城市行使管理职权的代官,向城镇工商业者征税,控制城镇工商业。实行强硬的宗教政策,坚决打击平安时代以来占有大量土地、蓄有大量武装、形同独立王国的佛教势力,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自己的军事政权服务。

(二)丰臣政权

织田信长统一成果的受益者和统一事业的继承者丰臣秀吉(1536—1598年),尽管出身寒微,但也与织田信长一样,堪称武家政治时代雄才大略的军人政治家,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日本的统一,而且其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对此后的日本历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统一日本

1536年,秀吉出生于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今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据载,其父木下弥右卫门原为织田信长之父织田信秀属下的一名“足轻”,负伤后回乡务农。秀吉幼年时取名为“日吉丸”,因出生在“申”日,故小名“猴子”。1558年成为织田信长的仆从,并改名为木下藤吉郎。“因跟随织田信长屡立战功,1573年9月被提拔为在近江国北三郡领有12万石的长浜城主”[66],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名和织田信长最得力的部将之一,并改名为羽柴秀吉。1577年受命攻略中国地方,任播磨国国主。1579年使宇喜多氏完全臣服于织田氏,1580年与毛利氏、山名氏交战,攻下鸟取城、三木城等重要据点。

(1)丰臣秀吉的创业基础

秀吉得知织田信长的死讯时,正在四国与毛利氏交战。于是,秀吉封锁消息,并立即与毛利氏议和,然后率军在五天内强行军约200公里返回京都,一路收拢织田信长的旧部,总兵力达四万余人。6月13日,双方在京都西面的关隘山崎展开一场大战,明智军士气涣散,节节败退,明智光秀在逃跑途中被村民杀伤,切腹而死。秀吉因讨伐叛将明智光秀有功,在织田氏众将领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从而在确定织田信长继承人的会议上和为织田信长举行的葬仪上,压倒先辈老将,掌握了主导权。

6月27日,织田信长之子信雄、信孝与织田信长的四位重臣柴田胜家、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羽柴秀吉在清州城举行会议,商讨织田信长的继嗣问题。秀吉提出拥立织田信长三岁的孙子三法师(元服后称织田信秀)继任家督,得到多数织田族人与家臣的支持,却因此得罪柴田胜家,导致胜家拥立织田信长的三子织田信孝对抗秀吉。

1582年10月15日,秀吉在京都大德寺为织田信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又捐钱1万贯在大德寺为织田信长建立设置牌位的“总见院”,以示自己是织田信长事业的继承人。1583年,秀吉在近江的“贱岳之战”中击败反对派首领柴田胜家,胜家与织田信孝被迫自杀。织田信长的旧臣丹羽长秀、池田恒兴和泷川一益等相继归服秀吉,织田信长统一大业的继承人之争由此结束。随后,秀吉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权。他在致毛利辉元的劝降信中,只字未提织田信长,而是申明自己要弘扬源赖朝的“日本之治”。[67]选择在大阪建立自己的据点,命令原领有大阪的池田恒兴迁居美浓国,然后进入大阪,大兴土木,建造新城。秀吉之所以选择大阪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不仅因为该地位于畿内中心,紧邻京都和重要商港堺市,土地肥沃,农业先进,商业和手工业发达,海陆交通极为便利,更重要的是他“所构想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巨大的城郭,而是想使之取代‘日本之治’的中枢即京都,成为日本新的都城”[68]。大阪城的修建,标志着秀吉统治时代的正式开始。

在秀吉实现“日本之治”、完成统一大业的道路上,德川家康无疑是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家康在织田信长时代就致力于开疆拓土,手下猛将如云,此时因兼并今川和武田的旧领地,形成跨越骏河、远江、三河、甲州、信州的强大势力,不肯听命于秀吉。1584年,织田信长之子信雄欲借家康之力消灭秀吉,下令杀了三名与秀吉关系密切的家臣,双方兵戎相见,两军在尾张国的小牧山对垒,即“小牧·长久手之战”。然而,秀吉和家康都深知对方实力,家康也不想为信雄而与秀吉一决雌雄,于是双方达成和议。小牧山之战后,响应家康的各地势力,如越中的佐佐成政、纪州根来、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等一一被秀吉降伏,中原地方已无势力能与秀吉抗衡。

通过“山崎”、“贱岳”和“小牧”战役,秀吉成为织田信长无可争辩的继承人,奠定了创业的基础。

(2)丰臣秀吉统一日本

由于秀吉出身于布衣,自己的原有家臣数量极少,其家臣主要是在确立织田信长继承人的战争中陆续降伏的。家臣队伍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是原来的同僚,要么是从前的前辈,根基不深。因此,秀吉在统一日本过程中的战略和作风,也与织田信长大不相同。例如,在对待朝廷的态度上,秀吉比织田信长更为注重武力与朝廷权威相结合,打着朝廷敕命的旗号,使自己的武力征服名正言顺。再如,织田信长恩怨分明,对功臣封赏大片土地,对敌人赶尽杀绝;秀吉则较为宽容,只要愿意归顺和宣誓效忠便化敌为友。所以,秀吉的武力征服极少遇到顽强抵抗,硬仗、恶仗不多,进展神速,1591年便完全掌控了整个日本。1585年,秀吉被近卫前久收为养子,就任关白。1586年,秀吉获天皇赐姓“丰臣”,升任太政大臣,确立起自己在天皇一人之下的至高无上地位。

秀吉就任关白后,利用天皇的权威推进统一进程。发布“惣无事令”,停止战国大名之间的纷争、抑制一揆和暄哗的所谓“惣无事令”,即禁止私战的和平令。秀吉以天皇统治日本60余州权限代理人(执行者)——关白的身份,要求武力纷争的诸大名停战,纷争交由秀吉裁定。“秀吉针对全国各地发生的战争、局部纷争,否定了各地领主武力解决纷争、自力救济的传统手段,纷争交由秀吉裁定。”[69]1585年,对在九州争斗的岛津氏、大友氏发布停战令;1587年,对关东、奥州发布“惣无事令”。1588年,在发布刀狩令的同时,还发布“海贼停止令”,将禁止私战的“和平令”从陆地扩张到海上。“秀吉发布称为‘惣无事令’的一系列法令,以‘朝廷’——公权力的名义,禁止战国大名之间的相互攻伐和村落间的纷争,进而禁止海贼争斗。通过这些政策,禁止战国社会广泛盛行的中世的私战,为列岛带来了和平。”[70]利用朝廷权威颁布的“惣无事令”,使秀吉的军事征服活动成为天皇的圣旨。

坚决镇压不遵守“惣无事令”者。1587年,率军讨伐占据九州的岛津义久,并在征服战争中打着天皇敕命的旗号,显示其统一活动的“正义性”。义久大败后表示臣服,秀吉敕免义久,赐其萨摩一国,将九州之地分封给各路诸侯。同年,在京都的内野建成豪华富丽的官邸——“聚乐第”,四周围有城壕,宛若宫苑。次年,秀吉在聚乐第举行盛况空前的仪式,迎接后阳成天皇前来行幸,盛宴款待天皇、增献皇室领地。同时,召集织田信长的次子信雄和德川家康等大名宣誓,世世代代拥戴天皇,不得违抗关白的命令。与其说这是要求大名誓死效忠天皇,不如说是要求大名向自己宣誓效忠。此后,秀吉以受天皇委托的形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1589年11月,秀吉又打着敕命的旗号讨伐关东地方的强大势力北条氏,命令各国大名均需出兵,不从者将会受到失去领地的处分。1590年3月,秀吉率20万大军,以德川家康为先锋,向北条氏展开攻击,将北条氏包围在小田原城。北条氏家督北条氏直是德川家康的女婿,在抵抗无望的情况下,接受家康的劝告,于7月5日开城投降。北条氏直被流放到高野山,其父氏政、叔父氏照切腹自尽,首级被送往京都示众。此前,奥羽的伊达政宗慑于秀吉的武威,于6月5日在小田原城向秀吉表示臣服,秀吉命伊达政宗治理奥羽。这样,关东、奥羽之地便落入了丰臣秀吉的掌控之中。

1591年,“虾夷之岛主”蛎崎庆广谒见丰臣秀吉,接受秀吉颁给的承认其虾夷支配权的朱印状,虾夷地方纳入了丰臣秀吉的统治范围,这也标志着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的霸业胜利完成。同年,秀吉将关白之位让给外甥丰臣秀次,自己作为“太阁”(退位关白的尊称)和丰臣氏的家督,独揽大权。

2﹒“日本之治”

丰臣秀吉的“日本之治”,继承和发展了织田信长的统治政策。

(1)丰臣政权

丰臣秀吉出身寒微,未能继承武家政治的传统作为“征夷大将军”开设幕府,而是采取自身武力与朝廷权威相结合的方式。1585年和1586年,秀吉先后被朝廷任命为关白和太政大臣。“关白本来是公家的最高位官职,通过授予军事权力的形式,同时兼具作为武家领主统率者的意义,秀吉站在支配公武两界的地位构建其政治体制的基轴。”[71]不过,秀吉虽然以大名知行制为基础形成近世封建制,但其本身也只是过渡性政权。

秀吉作为最高统治者,除自己的直辖领地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则封赐给诸大名,称为知行国。据1598年的统计,丰臣秀吉的直辖地分布在46国,共产稻谷200万石。与同时期德川家康关东地方的255万石、上杉景胜在会津地方的120万石、毛利辉元在中国地方的120万石相比,土地领有并不占绝对优势。不过,秀吉的经济来源还包括佐渡、生野等地的金、银矿山和直辖的堺、京都、大阪、博多等主要工商业城市以及贸易港,因而其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大名。

丰臣秀吉不是以朝廷的最高军事职务“将军”的名义,而是以朝廷最高行政职务“关白”的名义,君临于大名之上,行使最高统治权。1585年,秀吉被朝廷任命为关白。同年,秀吉在关白之下设立中央统治机构——“五奉行”,负责处理行政、司法和财政等工作。“五奉行”由前田玄以(1539—1602年)、浅野长政(1547—1611年)、增田长盛(1545—1615年)、石田三成(1560—1600年)、长束正家(?—1600年)五人组成,均是秀吉亲手培养起来的心腹部将。前田玄以负责京都市政和寺社事务,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增田长盛负责管理行政、司法和土地丈量,长束正家负责管理财政。平时各司其职,遇有大事“五人合议,妥善裁决”。1591年,秀吉又任命五位实力雄厚的大名为“五大老”,作为重要政策的顾问,与“五奉行”共商大事。“丰臣秀吉在其晚年设立了五大老、五奉行制度。不过,这只是表示职务分担的框架,还不是履行政务的组织。大老最初为前田利家(1538—1599年)、德川家康(1542—1616年)、小早川隆景(1533—1597年)、毛利辉元(1553—1625年)、宇喜多秀家(1573—1655年)、上杉景胜(1555—1623年)六人,1597(庆长二年)小早川隆景去世后为五人。”“秀吉在其死前的遗言中规定:德川家康在伏见城主持政务,前田利家在大阪城辅佐丰臣秀赖。”[72]以后,丰臣秀吉又设置“三中老”,由中村一氏、生驹亲正、堀尾吉晴担任。设置三中老的目的主要是在“五奉行”和“五大老”中间起缓冲作用,调解两者的政见分歧。

显然,丰臣秀吉的行政组织不过是大名家政组织的扩大,由近臣及有力部将任“奉行”负责政务和军事,没有专门的行政、司法、财政等中央机构。权力组织集中于秀吉个人的力量,由有力的外样大名协助,尚未确立起集权体制。

(2)对大名的统治政策

丰臣秀吉手下的大名,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秀吉的亲族和心腹家臣,前者如秀吉的养子丰臣秀次、秀吉之弟丰臣秀长,后者如“五奉行“等。第二类是丰臣氏自己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大名,如从织田信长投到秀吉手下的前田利家等。第三类是外样大名,如前田利家之外的“五大老”和陆奥的伊达氏、萨摩的岛津氏、常陆的佐竹氏等。

秀吉统治大名的政策主要有:(1)大名的配置原则,将第一类大名安置在重要地区,如将养子丰臣秀次安置在尾张的清州,将其弟丰臣秀长安置在大和的郡山,将石田三成安置在近江的佐贺山等,以拱卫近畿地方;将第二类大名配置在各地方的战略要地,防范强有力的外样大名,构成伸展中央权力的前沿阵地;第三类大名则被安置在边远地区。(2)变大名的领地为秀吉的“恩领”,将大名凭借实力取得的领地,不论是本领、还是新领,全部转变为秀吉恩赐的“恩领”,并由秀吉对大名发给领知“朱印状”(盖有红色官印的执照),确认知行权。(3)对大名进行转封,“1583年,打败柴田胜家后,论功行赏,实施大名的改封,丹波长秀从坂本转到越前北庄,池田恒兴(信辉)从大阪移到美浓,心腹家臣杉原家次移到坂本,浅野长吉移到濑田,堀秀政配置到佐贺山”[73]。以后,又不断进行移封,除奥羽、九州、四国等边境的部分旧族大名外,大部分大名都进行了重新安置,使其远离祖祖辈辈以来的根据地。如德川家康被移封到关东地方,上杉氏被移到东北地方。而且,丰臣秀吉还大胆采用“改易”(剥夺大名的武士身份,没收其俸禄及宅地)的方式处分大名。(4)诸大名未经许可,不得私自联姻和缔约;须将妻子、子嗣或主要家臣作为人质,送到大阪作为承诺效忠丰臣氏的信物;定期到秀吉的住所参勤。

通过上述措施,秀吉成功地构建起丰臣氏的大名领国体制,加强了对大名的统治。

(3)“太阁检地”与土地制度改革

在丰臣秀吉实施的各项统治政策中,历来为人称道、并且影响深远的政策,莫过于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即划时代的土地制度改革和社会制度改革。

秀吉的检地政策始于“山崎会战”后的1582年,以后每年坚持进行,直到其去世的1598年。去世前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实行了检地,由于秀吉曾任关白,因此也将其检地称为“太阁检地”。秀吉的检地态度坚决、要求严格、措施强硬,据《浅野家文书》介绍,秀吉在发给各地的“朱印状”中明确规定:如有不愿服从之辈,若为城主则驱出城外,喻之不从,悉以砍杀。若为百姓,不从者,无论一乡二乡,悉以砍杀,六十余州,普遍施行。[74]“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一是统一土地计量单位,二是划定土地等级,三是规定相应的产量标准(石高)作为缴纳年贡的基准,四是明确“一地一作人”原则。1591年,秀吉命令各国大名向他提交“检地簿”和地图,根据各国大名“石高”的总收获量规定其承担的军役数量。

“太阁检地”成效显著,意义重大。通过检地全面清查全国的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农民人数,各村都建有“检地账”,详细登录田地的数量、田地的耕作者(年贡负担者)和粮食产量、租税数额等信息,保证了租税的征收。当然,也增加了秀吉的直辖领地。同时,清除庄园制时代一块土地多人拥有权力、共同分配剥削所得的制度,建立起“一地一作人”制度和中央—大名—农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整顿土地所有权,废除中世的庄园制度和地方豪强的土地所有权,确立新型的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一分为二,武士拥有地租征收权,农民拥有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秀吉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土地所有者,重新获得土地者统统成了秀吉的家臣,旧家臣原有的知行地也演变成了秀吉所赐的“恩领”。秀吉有权对大名进行移封,在全国范围内调动,铲除了大名的根据地,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的独立性。将从前具有半武士性质的农民(土豪、地侍)登记在检地账上,固定其农民身份,关闭了他们转为武士的大门。检地分清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奠定起兵农分离和近世社会制度的基础。

检地加强了秀吉的军事实力,削弱了来自于武士内部的武力威胁。一是秀吉对大名的经济实力、军事潜力等重要信息了然于胸,清楚潜在的军事威胁,有助于制定相应的军事措施加以防范;二是“大名根据知行高承担相应的军役”[75],大名的军事力量成了秀吉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秀吉的军事实力迅速膨胀;三是武士逐渐成为领取薪俸的职业军人,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队伍随之形成,秀吉作为最高统治者和军事统帅,集中掌握了全国的武装力量。总之,“太阁检地”不仅使秀吉成功地控制了土地和人民,而且有效地控制了家臣和武装力量。

(4)“刀狩令”与社会制度改革

自平安时代以来,武士居住在农村,一有战乱农民也拿起武器,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镰仓时代末期,特别是在以战争为主旋律的室町时代,拥有武器的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一向宗”农民暴动,甚至武力挑战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政策。1585年,丰臣秀吉在平定纪州和根来的一揆后,开始在部分地区禁止百姓持有武器,以后逐渐在各国推行。1588年正式向全国发布“刀狩令”,“严禁各国百姓收藏刀、腰刀、弓、枪、火枪及其他各种武器”,“缴上之刀、腰刀并非无用之物,将用于建造大佛所需之钉、锯。此不但造福于百姓今生,亦可惠及其来世”[76]。根据刀狩令,加贺大名沟口氏的所领江沼郡,没收长刀1073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小刀700把;上杉氏在出羽仙北郡,没收长刀250把、腰刀2730把。[77]收缴武器的名义是建造大佛需用钉子、插销,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农民武装起义。

“刀狩令”明确区分武具和农具、战斗者和生产者,战斗者拥有武具,生产者只能持有农具,在兵和农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墙,兵和农彻底分离。为确保兵农分离,丰臣政权在1591年3月颁布《人扫令》,按村编制户口清册,登记各户人口人数、男女、老幼及身份,提出奉公人(武士)、百姓、町人的身份和区别。同年8月又颁布《身份统治令》三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侍”、百姓和町人的身份差别,禁止社会各阶级横向流动。(1)禁止“奉公人、侍、中间、小者直至荒子”(武士、准武士直至最低级服军役者)转为百姓(农民)或町人(商、工);(2)凡在检地中与土地一起登记的百姓,禁止弃田不耕转为武士或改行当工商业者;(3)禁止武士及服军役者擅自离开主家。这一法令将日本社会成员的身份和职业固定下来,区别为“士、农、工、商”,确立了由“士”统治“农工商”的“武家统治”。

“刀狩令”和“身份统治令”,政治上确立起以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社会上建立起“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各等级职业世袭;军事上,通过解除农民的武装、消除农民的潜在战斗力,从而清除了来自于农民的武力威胁。另外,武士也失去了土著性和农村根据地,强化了武士集团内部各级主君对家臣武士的控制力。

(5)都市和工商业政策

丰臣政权加强都市建设、发展工商业的各项方针政策,既是巩固经济基础和扩大统治权力的需要,又是支撑国内统一战争和国外扩张战争的需要,将城市和御用商人纳入为军事服务的轨道。

都市和工商业的政策,涉及交通、城市、货币和外贸诸领域。交通政策旨在方便工商业者自由往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此,秀吉采取了两项有力措施。一是将织田信长撤除关卡的政策扩大到全国,至1586年废除了全国的一切关卡,对违令设关征收役钱者,不论是世族还是公家,一律严惩不贷;二是统一距离标准,下令从备中至名护屋每隔36町(1町=109公尺)筑一土台,以表示1里的长度。

加强对全国金、银矿山的控制,直接掌握这些财富的源泉。据《庆长三年藏纳》目录统计,金矿集中地佐渡、陆奥、出羽、甲斐、骏河、信浓等东日本,缴纳金3397枚;银矿集中地但马、因幡、越中、越前、飞、日见等地缴纳银79415枚。[78]1587年(天正十五年)和1588年(天正十六年)铸造的“天正大判”、“天正小判”、“太阁一分金”等,原料几乎都是这些原料产地上缴的纳金。

继续推行织田信长的乐市、乐座政策,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工商业的发展。1585年,下令京都诸座废止座头职等中间剥削者的权力;1587年,下令废止奈良、大和部分座的特权;1591年,下令废止以京都、奈良的座组织为一般原则。“否定‘诸问诸座’,当然并不意味着商人组织的全面解体,而是摧毁构成妨碍丰臣政权推进都市、流涌领域支配体制的障碍——原来的诸特权。”[79]旨在夺取寺社、庄园领主对工商业的管理权、征税权,将工商业纳入其统治体制,扩张统治权力、确保工商业的利益。

保护和奖励海外贸易。1588年发布《海贼取缔令》,严禁船头、渔民从事海盗活动,保障海上安全。1592年实行“朱印船贸易”,对长崎、京都、堺等城市的富商发给盖有红色印章的朱印状(许可证),以资保护,并将这些享有特权的富商变为御用商人。

丰臣政权在扩大支配领域的过程中,先后把京都、伏见、大阪、大津、奈良、堺、博多、长崎等重要城市作为直辖城市,控制这些经济中心。1583年,征用20余国的人力和资材修建大阪城,强迫京都、伏见、堺等商业城市的工商业者移居大阪,使大阪形成城下町。诸大名在大阪建造居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米和建筑材料也运往大阪,奠定起大阪作为“天下厨房”的基础。太阁检地后,石高制原则上是用米缴纳年贡,需将这些年贡米换成钱,但各国领内尚未形成领国市场,必须到中央市场交换。于是,大阪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地,丰臣政权也因此掌握了全国经济,在经济上支配诸大名。

加强对都市的控制和奖励工商业,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培植起一个特权的御用商人集团,有力地保障了军事至上政策的顺利推行。“秀吉不断加强对都市的支配力,利用都市商人为统一天下服务。与丰臣政权关系密切的豪商人才辈出,如博多的神屋宗湛、岛井宗室,堺的千利休、津田宗及等人。在这些政商中,还有成为秀吉家臣的小西隆佐、行长父子。秀吉不只是利用各地的豪商,还向直辖都市征收地子钱、诸役料,扩大财源。据庆长三年的《藏纳目录》记载,堺上缴地子钱银千枚,诸役料银250枚。总之,丰臣政权直接支配重要城市,对其征收地子钱、诸役料,进而利用有力的商人,维持和巩固政权。”[80]这些御用商人在丰臣政权的军事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秀吉出兵九州时,通过日明贸易积蓄巨额财富的堺市豪商小西隆佐,负责筹措军需物资。博多豪商神谷宗湛、岛井宗室在秀吉出兵朝鲜时,积极为军队准备兵粮。如果没有这些豪商的御用商人化,秀吉的军事行动和权威就不可能确立起来”[81]。可见,上述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不过是丰臣政权军事至上政策的组成部分。

(6)对外战争

丰臣秀吉集武家统治者扩张思想和对外扩张行动之大成,将武士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扩张野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武家政治时期,秀吉的扩张野心和扩张行动堪称前无古人,源赖朝、北条氏、足利氏和织田信长等武家统治者的扩张野心和扩张活动尚局限于日本国内,而秀吉的扩张野心、扩张活动则从国内扩展到了国外。

“对外征服是丰臣秀吉一贯的思想,随着统一事业的顺利推进和武力的强大,征服欲也愈来愈强。他不只是想征服朝鲜和中国,而且,还企图征服东南亚和南亚诸国。”[82]“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织田听后笑曰:‘汝可谓大胆!’”[83]1585年,就任关白不久,即“向耶稣会宣教士表示,完成国内统一后便征服明(中国明朝),以实现进出大陆的宿愿”[84]。1590年5月,致书朝鲜国王李昖:“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州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

随着武力统一日本的成功、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野心也提上了行动日程。1591年,朝鲜拒绝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后,秀吉立即下令各大名征兵备粮,做好战争准备。1592年3月,32个大名、158700人渡海进攻朝鲜半岛。拥有作战经验、使用步枪的日本军队,在久经沙场的宗义智、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岛锅直茂、黑田长政、毛利吉成等名将率领下,开战初期便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5月2日攻占朝鲜京城,6月16日平壤失守,7月朝鲜国土大部沦陷。军事上的胜利进一步刺激了丰臣秀吉的扩张野心,立即制订了称霸亚洲的庞大扩张计划。梦想征服中国后,将中国的领土作为战利品分封给他的家臣和武将。声称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遵圣意,占领天竺”。

平壤陷落后,应朝鲜国王的请求,中国明朝政府派军队援朝,中朝军队于次年1月收复平壤。4月,日本和中朝使者达成停战协定。1596年6月丰臣秀吉撕毁协定,次年1月派遣14万大军再次侵略朝鲜。1598年秀吉病死,日本军队借机撤退。历时7年的侵略战争,朝鲜人民蒙受巨大损失,也使无数侵略将士暴骨异邦,并且加重了国内人力、物力和财力负担。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一无所获。

室町和织丰政权时代,既是日本历史上漫长的战乱时代和武家统治秩序最为混乱的时代,也是武士充分发挥战斗者的社会职责、武家政权彻底剥夺公家政治权力的时代,武家政治全面发展。随着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武家统治益发向武治主义倾斜,益发依赖和滥用武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期间,面对公家势力最后的反扑和武家内部的争乱,将军足利氏不断赋予武家统治系统更大的权力,甚至颁布“半济”法令,以法律的形式强行将领主年贡的一半作为扩军备战的军费,武家势力迅速膨胀,武家统治全面扩张。14世纪末15世纪初,以足利义满自称国王和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形成为标志,武家一元化政治终于取代镰仓幕府以来的公武二元政治。

结束战国争乱的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在武器装备和军事战术上敢于创新,特别是以“检地”和“刀狩令”为标志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革,影响深远。丰臣秀吉的对外政策,还率先将武士的军事扩张指向亚洲大陆。

足利氏将军一览[85]

【注释】

[1][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54页。

[2][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147页。

[3][日]桑山浩然:《室町幕府的政治和经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51页。

[4][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63页。

[5][日]石井良助:《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

[6][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96页。

[7][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09页。

[8][日]新田一部:《太平记的时代》,讲谈社2001年版,第197页。

[9][日]桑山浩然:《室町幕府的政治和经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3页。

[10][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63页。

[11][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59页。

[12][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217页。

[13][日]宫地正人:《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87页。

[14][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15][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47页。

[16][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24—125页。

[17][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05页。

[18][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07页。

[19][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60—161页;参见[日]宫地正人《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20][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2页。

[21][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等:《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22][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03页。

[23][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70—71页。

[24]同上书,第207页。

[2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04页。

[26][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6页。

[27][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等:《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28]转引自[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页。

[29][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山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30][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47页。

[31]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7页。

[32]张玉祥:《东亚的日本历史·3·织丰政权和东亚》(日文版),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2页。

[33][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序言,第3页。

[34]《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5卷·吉野时代、室町时代、安土挑山时代篇》,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5、8页。

[35][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06页。

[36]《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5卷·吉野时代、室町时代、安土挑山时代篇》,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40、42页。

[37][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76—78页。

[38]同上书,第80、82页。

[39][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237页。

[40][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185—186页。

[41][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117页。

[42]同上书,第147页。

[43]同上书,第185—186页。

[44]同上书,第96页。

[45][日]坂本太郎编:《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281—282页。

[46][日]古岛敏雄:《幕藩体制》,载《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第222—223页。

[47][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31页。

[48][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2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60页。

[49][日]小林正信:《织田、德川同盟和王权》,岩田书院2006年版,第79页。

[50][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51][日]笠谷和比古:《关原之战·家康的战略和幕藩体制》,讲谈社1994年版,第8—9页。

[52][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32—33页。

[53]同上书,第33页。

[54][日]坂本太郎编:《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55][日]井上光贞、永原庆二等编:《日本历史大系·2·中世》,山川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1页。

[56][日]佐佐克明:《织田信长、秀吉和家康的社会管理》,产业能率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64页。

[57][日]小林正信:《织田、德川同盟和王权》,岩田书院2006年版,第279页。

[58][日]小林正信:《织田、德川同盟和王权》,岩田书院2006年版,第274页。

[59][日]佐佐克明:《织田信长、秀吉和家康的社会管理》,产业能率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第62页。

[60][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61]张玉祥:《东亚的日本历史·3·织丰政权和东亚》,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62][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6页。

[63]同上。

[64][日]小林正信:《织田、德川同盟和王权》,岩田书院2006年版,第274页。

[65]转引自[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66][日]桑田忠新:《武国武将三十人》,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第154页。

[67][日]池上裕子:《织丰政权和江户幕府》,讲谈社2002年版,第137页。

[68][日]藤木久志:《天下统一和朝鲜侵略——织田·丰臣政权的实像》,讲谈社2005年版,第198页。

[69][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39页;参见[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237页。

[70][日]藤木久志:《丰臣和平令和战国社会》,引自[日]大石学《近世藩制、藩校大事典》,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页。

[71][日]笠谷与比古:《关原之战》,讲谈社1994年版,第13—14页。

[72][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11—112页。

[73][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10页。

[74]《浅野家文书》,《日本史料集成》,第257页,引自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9—90页。

[75][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12页。

[76]引自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9页。

[77][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78][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66页。

[79][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65页。

[80][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15页。

[81][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65—166页。

[82]张玉祥:《东亚的日本历史·3·织丰政权和东亚》,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83]引自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84][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15页。

[85][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第69页。

第三章　江户时代法制化的军事统治

“占近世大部分时间的江户时代,是中央政府——幕府将全国约260个藩编成统一的军役体系,在日本列岛统治土地和人民的时代。”[1]一方面,江户幕府继承和发扬武家政治以武为本的特点,用武力控制政权和巩固武家统治,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处于将军德川氏武力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江户时代又是武家政治史上的法制化时代,以法律手段强化武家政权和武家统治秩序,上自天皇、公卿贵族和藩国大名,下至农、工、商,都处于将军德川氏法律制度的控制之下。

在江户幕府武力和法律的双重统治下,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失去了所有权力,政治上无所作为,观幕府眼色行事,经济上靠幕府施舍生活。地方军事集团首领——藩国大名成为“钵植大名”和“暂时的国主”,唯将军之命是从。凭借武力和法律的支持,江户幕府成功地“在日本国内维持了一种武装和平,直到最后崩溃,有效地实施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2]。当然,江户时代也是极富创造性的时代,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欲贵不富、欲富不贵”,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多元追求。此外,由于江户时代兵甲不兴,也使武士失去了战斗者的用武之地。

江户幕府的统治思想依然是武士道,然而,在偃武兴文的和平时代,随着武士由战场上的“战斗者”转为榻榻米上的“为政者”,作为武家政权统治思想的武士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主要以禅宗为思想渊源、强调征服天下的“武斗者之道”的武士道,转向主要以儒家朱子学为思想渊源、强调治国安邦的“为政者之道”的武士道。

一　江户幕府的法制化统治系统

“1603年,家康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通过宣告作为镰仓、室町两源氏将军家的正统后继者,即武家栋梁的资格,加上实力支配,获得了传统权威统治的正当性,家康以后的历代德川将军君临全体武士阶级之上。”[3]德川氏以源氏后裔自称,通过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以受天皇委托的形式行使最高统治权,将军的武力与天皇的权威相结合,武家政权成为全国唯一的统治机构。武家政权的统治机构臻于完善,在武力的支撑下,依法行使统治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都处于武家政权绝对的统治之下。

(一)幕府与朝廷

镰仓和室町时代早期,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依然握有部分权力、保有一定实力,屡屡试图推翻武家政权、重振皇权,以致发生“承久之乱”和“南北朝战争”等武力冲突。15世纪初,公家朝廷已经失去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的实际意义,仅仅保有一些形式上的权力。到战国时代,天皇实际上仅保有“制定年号”和“授予官位”的权力。战国大名以朝廷授予的官位作为加强领国统治和扩大势力的工具,朝廷则通过授予官职获得经济收入。

德川家康对朝廷的政策是阳尊阴抑主义,形式上尊崇,实际上完全切断朝廷与政治的联系,并竭力加以抑制,[4]甚至通过法律的形式,剥夺天皇过问政治的权力。1615年《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7条,以法律的形式详细规定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将天皇的权力限制到最小限度。《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第1条明确规定:“天子诸(御)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尽管幕府将军形式上由天皇任命,名义上臣服天皇,但是天皇却无权过问政务。第7条规定:“武家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切断武家和公家的联系,防止公家势力渗入武家内部;第14、15条规定天皇无权向僧侣封法号、赐绵衣等。第8条保留天皇制定年号的权力。此外,幕府在京都设置“所司代”,驻守距离皇宫仅一箭之遥的“二条城”,彰显武权,以“保护朝廷”的名义监视朝廷;在公卿中设“武家传奏”作为幕府与朝廷的联络官,随时向幕府报告朝廷动向。

幕府在限制天皇权力的同时,加强对天皇的控制。一方面,同皇室攀亲。1619年,后水尾天皇(1596—1680年)与宫中女官生下子女的消息传入幕府,将军德川秀忠表示强烈不满,要求天皇将私生子处理掉。次年,把自己的第五个女儿和子送进皇室,1624年成为后水尾天皇的中宫,企图通过联姻产生具有德川家血统的天皇。1627年,后水尾天皇因“紫衣事件”退位,德川秀忠的外孙女继承皇位,史称明正天皇(1623—1696年),这是日本历史上自8世纪出现称德女皇后800多年来再次登基的又一个女皇,德川氏在朝廷的威势更盛。另一方面,又从经济上掌控天皇。皇室领地初为1万石,1687年增至3万石,相当于一个小大名。经济虽有保障,但也不富裕,以致皇子、皇女出于经济原因往往幼年出家入道,成为僧尼(称为宫门迹、尼宫门迹)。18世纪初,德川家宣(1662—1712年)采纳新井白石(1657—1725年)的建议,奏请出资让皇子以亲王身份建立家庭,皇女则下嫁。

天皇的权力被剥夺殆尽,天皇及朝廷的地位和权威进一步跌落。天皇若是触犯幕府,随时可被废黜,甚至被迫害,被杀害,如后光明天皇、桃园天皇、后桃园天皇,或被迫害、或遭杀害。总之,朝幕关系表现为将军凌驾于天皇之上的权力关系,天皇任命的“征夷大将军”反而对天皇发号施令。

在天皇的权力跌落到历史最低点之时,德川氏作为日本历史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经济基础最雄厚的幕府将军,政治权力远远超过源氏和足利氏将军。

德川氏依靠武力取得将军的称号,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性君主”,具有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政治上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家的家长代代拥有“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幕府的一纸命令便可将形同东方专制君主的大名进行移封、转封、减封和改易;拥有传统精神权威的天皇,处于幕府官吏的监视和《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的约束之下。设在江户的幕府是日本全国实质性的政府,有权颁布政令、法令。经济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和第一大地主,17世纪中后期,将军的直辖领地达680万石左右(其中420万石属于将军的直接收入,260万石分给旗本、御家人),分布在全国较为富庶的地区。此外,还有经营全国重要矿山,独占国内主要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利润,垄断金银开采、货币铸造和工商业者的税金等。“江户幕府强制推行武断、集权政治的根据的一半,就在于财政的安定。”“家康时代财政丰裕,1604年伴天连的报告说‘内府(家康)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京都和关东,都是历代最富裕的君主,储存有巨额金银’。”[5]军事上,将军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幕府是指挥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部,直属将军的军事力量号称“旗本八万骑”。据1722年的调查,“旗本共5204人,御家人共17039人”。再加上他们的陪臣约六七万人,所以泛指“旗本八万”,具有压倒30—40家大名联合的武装力量。此外,还有将军的家臣——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

(二)幕府的政权组织

自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来,武家政权的最大特点就是私人性的军事主从关系与国家政权的政治关系合二为一,私人的军事组织与国家政权组织合二为一。

德川家康继承了源赖朝开创的武家统治传统,以私人性的军事主从关系作为国家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将军→大名→旗本→御家人→藩臣的主从关系,成为以将军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统辖系统。“将军和大名的关系,首先是军事性的主从关系。将军对大名重新分配土地,或者通过安堵诸大名以前支配的领地,向诸大名施恩,从而成为诸大名的主君君临于大名之上。”“大名家本来就是武士=战斗者的军事集团,即军团,幕藩关系,本来就是以将军和大名的军事主从制为基础的军事关系。”[6]将军和大名以“御恩”与“奉公”为基础的军事性主从关系,构成幕府与藩国、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统治制度和政权体制。

主从关系的链条与武家政权的各级官职相结合。武士在主从关系链条中的位置,决定其在武家政权系统(行政官制)中的位置。在将军的幕府,上级家臣谱代大名担任高级官职,中下级家臣旗本和御家人担任中下级官职。藩国的政权系统也是如此,高级家臣担任高级官职,中下级家臣担任中下级官职。

与镰仓、室町幕府一样,江户幕府的政权组织由军事组织演变而来。日本学者坂本太郎总结江户幕府的特点:一是名副其实的农村武士方式;二是平时的政治组织随时可以转换成军事组织,官员没有文武之分,平时作为事务编制的人员,战时原封不动地变成指挥系统;三是中央机关的许多重要职位采用复数的编制制,通过会议和值班制度来处理政务。[7]不过,“家康鉴于丰臣氏家臣团对立——吏僚派与武功派反目的教训,参与政务的执政职——吏僚尽可能选用谱代重臣家,以德川家现在的户主=将军和谱代重臣层的合议运作为政治基础”[8]。与秀吉不同,“家康对自己信赖的三河谱代家臣,不是给予大片的领地,而是让其担任幕府中枢机关——幕阁及其他要职,进而让直属的旗本担当行政实务。这样,通过名门谱代大名和有能力的旗本,编成高度组织的封建吏僚机构。当然,这一政治组织经家康、秀忠、家光三代逐渐完成”[9]。幕府的各级政权机构,全部由武士—军人组成。

幕府职制或役人,分为役方(文官)和番方(武官),政治组织分二级,即统治全日本的中央机构和负责幕府直辖领地的地方机构。

幕府的最高首领是将军,将军之下役方的最高官职是“大老”(1人,非常设职,相当于朝廷的摄政、关白、太政大臣),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职责一是处理重要事务,二是将军年幼时,代替将军裁决政务。最重要的官职是总揽幕府政务的“老中”和“若年寄”(各4人),也由谱代大名担任,老中签署幕府的命令,管辖大名和幕府的高级官员,负责处理朝廷事务及财政、土木建筑、对外交涉等事务;若年寄除辅佐老中执行政务外,还负责统辖旗本和御家人。大老、老中和若年寄,合称“三役”。“三役”之外还有御用人(也称侧用人)一职,担任将军的侍从,把将军的命令传达给老中,再把老中的意见上报给将军。御用人也由谱代大名中产生,地位特殊,手握实权,类似于朝廷的藏人头或现代的秘书长。

大目付、目付和寺社、町、勘定三奉行,是仅次于老中和若年寄的重要官职。大目付由旗本担任,定员4—5人,属老中领导,主要负责监察各大名。目付也由旗本担任,定员10人,属若年寄领导,监察旗本和御家人。三奉行以“寺社奉行”地位最高,由谱代大名担任,掌管全国的寺院、神官、僧侣和寺社领地内的人民。“町奉行”和“勘定奉行”均由旗本担任,前者负责掌管江户城内的行政、司法,后者掌管幕府直辖领地的行政和司法,并负责金银、米谷的出纳。三奉行各定员2人以上,通常是由一人轮流处理事务,重要问题集体讨论裁决。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评定所”,是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

幕府直辖地的地方机构,设京都所司代、城代、远国奉行、郡代、代官等职。京都所司代最重要,由谱代大名担任,负责警备朝廷和京都市内,代表幕府对天皇朝廷进行监视和交涉,并对公家及西国大名进行监视。其次是城代,据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城市,如大阪城代、骏府城代,大阪城代守备大阪城和监督大阪的各位官员,骏府城代担任骏府城的守备工作。再次是远国奉行,京都、大阪、骏府等地的町奉行,掌管城市的民政和重要地区的特殊事务,在伏见、长崎、山田、日光、奈良、佐渡等地也设有奉行。此外,在各地还设有郡代(10万石以上直辖领地)和代官(5万—10万石左右直辖领地)管理幕府的直辖领地。郡代和代官的任职资格,前者以禄高400俵为基准,后者以禄高150俵为基础,即旗本任郡代,上层御家人可任代官。郡代所、代官所称“阵屋”(俗称兵营),郡代和代官的职责、职权大体相同。以代官为例,一是耕地调查、征税事务、普请、天灾等农政,一是管辖地域的刑事、司法、裁判、民事等。[10]据《嘉永武鉴》记载,代官的人数为36人,但幕末是41人。代官之下,有元缔2人、手代或手付8人、书役2人、侍3人、胜手贿1人、足轻1人、中间13人等小职员和杂役,共计30人左右。

幕府官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合议制和月值制,同一官制由数人担任,轮流处理政务。“幕府的政治组织本来就是合议的专制政治,亲裁权在将军,不过,合议权则在老中。”[11]另外,幕府的职制分为役方和番方。役方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番方负责平时的军事警备。番方有大番、书院番、小姓组、新番组、小十人组等,以大番地位最高。

(三)藩国的政权组织

幕藩体制的政治统治,以间接统治为特征。“将军拥有统治全日本的权能,将军和他的政治组织——幕府作为正式的国家统治机关,进行法律的制定、民事的裁判、治安警察进而一般民政的统治行为。各地大名将自己的家臣团编成行政官僚体制,在其藩内也有同样的统治行为。因此,日本全国的统治体系,又有将军直接进行,大名在其下面分别进行的重叠构造。”[12]幕府将军虽然是大名们的君主和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并不是作为直接的统治者君临天下。德川氏对全国的统治是通过将军统御大名、大名统御领国实现的,将军把天领(将军的直辖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大名,让大名成为大名领国的君主。大名领国不是幕府之下的近代地方行政区划,大名也不是幕府的地方行政官。[13]各藩大名只要在政治上服从幕府,对将军竭尽忠诚,遵守幕府的各项法令,履行应尽的职责与义务,幕府原则上不干预、不介入藩国的内部事务。

“江户时代的藩的原型,是战国大名的军事、行政组织。”“此时,藩被看做是一个‘家’。藩士称‘家臣’,藩士的集合体称‘家中’,藩的最高官职称‘家老’,大名颁布的法令称‘家法’。”[14]这也体现了武家政治家族式统治的特点。

政治上,大名的藩国仿效幕府的权力机构,建立起一整套独立的藩政机构。各藩国的藩政机构由大名的家政机构演变而来,职制大同小异。设家老、中老、侧用人、番头、大目付、目付、勘定奉行、町奉行、郡奉行、评定所等主要职务。“家老”总理藩政,相当于幕府的老中一职,职位世袭,人数由数人至10余人,各藩不等。中老辅佐家老,侧用人掌管庶务和会计。目付负责监察工作,组成相当于幕府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勘定奉行负责藩的财政。藩国的地方机构主要是郡奉行、町奉行和代官,郡奉行管理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管市镇(城下町)的司法,代官主要是管理大名的直辖领地。像将军的幕府一样,大名藩政机构的各级官吏也是由大名的亲信家臣担任,职务的高低取决于世袭的等级,特别是军制等级。藩国的政治组织也是采用平战结合的原则,总理藩政的家老,战争时期就是大名的参谋长或战场上的将军。

经济上,各藩经济独立,收入来源主要是领地内农民缴纳的年贡。幕府分给大名的领地,其石高(法定标准收获量)是固定的,幕府并不因各藩实际收获量增加而相应增加军役课役,故各藩竞相采取措施(如开垦土地、改进生产技术等)提高实际收获量,增强经济实力。全国还有50余个藩的藩主,在藩内通过实行藩营专卖制度和国产统治,对农业生产和都市工商业活动进行控制。

军事上,大名是统兵打仗的军事统帅,大名家本质上是军事家族和军事单位,都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军队人数因藩国的石高和成立的状况而不同,例如:“肥前藩(细川氏,54万石)文化年间有武士8046人;庄内藩(酒井氏,14万石)明和年间有武士3153人;长冈藩(牧野氏,74000石)宽永年间有武士730人。”[15]大名自行部署藩国防务,维持领国的统治秩序。

司法上,藩国有自己的司法机构,裁判领内案件,制定藩国的法令。

(四)城乡基层政权

“幕府、藩国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又通过手中的权力确立起对领地、领民的支配组织。其特点是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农民统治和以生产物为主体的贡纳体制。”[16]幕藩体制的政治统治,在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的基础上,实行对农、工、商的间接统治。在幕府和藩国的郡奉行、町奉行之下,农村和城镇都有自己的自治机构。

1﹒农村——“村方三役”

幕藩领主统治农村的地方长官是“郡代”、“代官”和“郡奉行”,但是,农村的统治权实际上是掌握在“村方三役”——“名主”、“组头”和“百姓代”手中。

农民是农村经济的主体,约占全国人口的80%。“村”是幕府和藩国统治农民、征收年贡、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基层行政单位,在检地基础上按住地与耕地连成一片的原则划定。据1854年的治安条例一览统计,除对马县外,全国农村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有63126个村,每个村的平均石高是408石,人口404人。[17]名主是一村之长,西部地区称“庄屋”,由本村百姓中的实力者担任,原由本村最强的上层本百姓世袭,后由村民选举或推荐,由幕府或藩国的地方官任命。名主直接管理本村的行政、警察事务、土木工程,评估全村收成、定出各户应纳年贡数量、替幕藩领主征收年贡等等,村中大小事务,无一不经其手。[18]名主的副手是“组头”,由村民中受过一定教育、能写会算的人担任,经全体村民选举或协商产生,每村3—5人,职责主要是协助名主管理村政。“百姓代”是广大百姓的代表,由百姓选举1—3人担任,负责对名主和组头进行监督。“村方三役身份上是农民,但他们作为地方行政官,处于行政机构的末端。”[19]村方三役的人数,如果每村按6人计,除对马县外,全国约有38万人,其职位大多由富裕农民担任。幕藩领主对其格外优待,准许他们称姓、带刀,赐予有家徽的礼服等,名主还享有从村中取得作为报酬的粮米,或者减少租税数额的特权。

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农民只能种植稻米,不许种植商品作物。全村土地除归个人耕种的以外,还有共同使用的“入会地”,即供采薪、积肥的山林、草场、原野、沼泽等。村内有称为“结”、“合力”等的互助组织和称为“乡藏”的公积金、备荒粮。

村对内是一个紧密的结合体。各藩领主规定了“五人组制度”,将村民以五户为单位编在一起,在维持治安、强制耕作、保证年贡征收等方面互相监督,负连带责任。1637年,幕府发给关东各地代官的命令规定:“若有恶徒发现,首先查究五人组;情节严重时,邻近诸人,亦须加以处分。……村中如发现歹徒奸人,必须立即告发。……若是隐匿不报,至为他人发现时,则一经查明,自五人组以至于村长,均须处罪。”[20]同时,也带有互相扶持的性质。

村对外是一个独立、封闭的单位,也是年贡的征收单位。村方三役将本村应缴纳的年贡数分配给每户村民,村民如拖欠,全村有代缴的义务,此谓“村请制”。有关诉讼、债务或与邻村交涉时也以村为单位。幕府禁止农民离开本村,也禁止外人进入。村与村之间发生争执时,幕藩仅作为中介人进行调停,并不直接裁断是非。

各村还有自己的法度——“村掟”,内容涉及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有违犯,制裁的办法是“村八分”,即对违犯者面临10件大事(成年、结婚、生子、疾病、丧葬、修缮、火事、水灾、外出、佛事)时,除火事和丧葬以外,同村人均不予帮助。

幕藩体制对社会成员实行分割统治。武士被束缚在藩国内,农民被束缚在村内,町人按职业被束缚在各个町内。人们的视野也就局限在町、村、藩的范围内。幕藩领主不直接统治农民,也就避免了与农民直接的矛盾冲突。相反,农民往往对将军、大名寄予幻想,这也是江户时期日本社会比较平稳的原因之一。

2﹒城下町——“町役人”

城下町由领主的军事城堡发展而来,居民是武士、僧侣和町人。他们按各自的身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不得杂居混处。城下町的构造,分为内町、外町。内町为武家地,约占城下町土地的60%;外町即町地,寺社地和町人地各占剩余的20%。内町包括城堡周围和城郭之内,是武士的居住区和城下町的防御范围,即武家地。城郭之外的城下町边缘地带为外町,靠城下町一侧为寺町,为僧侣的居住区。寺町之外是町人居住区,包括寺町在内的外町,不在防御范围之内。[21]町人按行业居住,不仅手工业者和商人分住不同的地域,而且不同的手工业者不得杂居,商人也是一样。因此,在城下町内,又有锻炼町(也称铁匠街)、木匠町、染房町、鱼町、米町,等等。城下町也实行五人组制度,“五人组之事,在市镇则挨户编成”,负有连带责任。

城下町(城镇)是幕府和各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同时也是消费中心。町人即手工业者和商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是城镇经济的核心,基本职责是保障武士的消费生活。与农村一样,幕府的直辖城镇和大名的城堡,也是实行间接统治。

城下町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幕府和各藩“町奉行”,但是,实际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主持城下町各项日常事务的是由工商业者担任的“町役人”。“城下町既是大名领国的行政中心,又是领国内工商业机构的中枢,大名让工商业者集中居住在城下町,通过城下町的商职人统治领国的工商业。”“领主通过支配町役人,对町的行政和工商业实行统治。”[22]町役人包括“町年寄”(长老)和“町名主”(市、镇董)两级,有的城下町还在町年寄和町名主之下设“月行事”,辅助町年寄和町名主处理具体事务。町年寄原则上由町奉行在有实力的工商业者中任免,每个城市1—3人,职位大多世代相袭;町名主则由町年寄任命有财力的工商业者担任,人数由数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1722年,江户的町名主达260余人。

幕藩当局以町役人作为供应商和城下町的管理人或代理人,赋予他们一级政府的权力,町年寄的具体职责是:受町奉行之命传达幕府或藩主下达的政令,管理町人町土地的房屋,审查户籍和管理行业组织,征收公役和营业税、审理调停民事诉讼,任命町名主,等等。町名主的职责是辅佐町年寄行使权力。这些“在町奉行指令之下的少数町役人,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23]。幕藩领主对町役人甚为优待,给予他们称姓、带刀等权力。

二　江户幕府的军事统治

江户幕府时代,德川氏武力政治的特点或者武力的指向,不是用于夺取政权,而是用于控制政权、巩固政权。以武力威慑、武力镇压控制大名和压制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贵族,并对农工商阶级实施军事统治。“从家康到家光的三代是德川幕府奠定基础的时代,是完善幕府政治的时代。从内容来说,是发挥武家政治的特点,用武力控制政权的时代,这种用武力控制政权的政治,集中地表现在对大名的控制、对朝廷的压制和对农民的剥削上。”[24]由于德川氏的威胁主要来自手握重兵的大名,因此,德川氏的武力也主要用于对付大名。

(一)军事至上的武国理念

德川氏政权之所以推行军事至上的武力政治,自有其主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德川家康首先是以战争为职业的军人,其次才是政治家。家康从小大名→中大名→大大名→大名集团的首领→全国首屈一指的军事霸主,进而违背丰臣秀吉的遗命,取代丰臣秀赖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依靠的就是武力。半个多世纪的战争生涯,职业军人以武为本的生存方式,早已在家康心中形成根深蒂固的“有武力者有天下”的军事至上理念。(2)德川家康的生存资本、取胜资本,首先来源于雄厚的军事实力,如“松平十八骑”和三河时代以来的“谱代家臣团”。没有强大的武力,家康就没有资格加入争霸者的行列;没有足够的武力,家康早已在战国群雄的争霸战争中成为他人的刀下鬼。丰臣秀吉成为织田信长的继承人之后,视家康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只因家康实力太强而未能如愿。家康靠武力打天下,最怕的同样是别人以武力夺取自己的天下;也清楚唯有更强大的武力,才是有效统治武力的手段。其实,所有军阀最惧怕的都是武力,都知道失去武力的结果。

客观原因在于家康虽然靠武力取得“征夷大将军”的职位,但是潜在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主要有:(1)流浪大名和数十万浪人武士。这些人受过军事训练和战争洗礼,富有军事斗争经验,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又对德川氏政权心怀不满,一有风吹草动,便推波助澜。(2)外样大名。他们并非家康的家臣,只是慑于家康的强大武力才被迫称臣。这些人数量多,在德川中期的266个大名中,占98个;实力强,在32个10万石以上的大名中,有22个是外样大名。这些地方军事首领手中有权、有钱、有兵,大多对德川政权心怀敌意,一有时机便会发难。(3)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秀赖虽然只是领有摄津、河内及河泉等三国,收入65万石的大名。但是,秀赖既是秀吉的法定继承人和“后丰臣秀吉体制”的象征,身边又聚集有被德川家康打败的丰臣系旧武将,一直在等待时机东山再起。1603年,家康根据丰臣秀吉的遗命将孙女千姬(二代将军秀忠之女)嫁给秀赖,与丰臣氏政治联姻。这一妥协策略,也说明家康还不能完全无视丰臣秀吉的遗命,无视“后丰臣秀吉体制”的存在及威胁。要消除这些潜在的军事威胁,使德川氏“武运长久”,唯一值得信赖的只有自己手中的武装力量。

除武士外,天皇、公卿贵族、僧侣和农民、工商业者等也有可能反抗德川氏武家政权,尤其是天皇和农民。无论是让天皇切实扮演幕府规定的社会角色,成为维护武家统治秩序的工具;还是让农民按时并足额缴纳年贡,巩固武家政权的经济基础,都离不开武力的强制性手段。

因此,家康坚定不移地推行军事至上的武力政治。一方面致力于削弱地方军事首领的武力,使之绝对处于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另一方面又强调用武力支撑武家政权,对农工商三民实行军事统治。1615年7月,德川氏颁布的《元和武家法令》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应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惟治不忘乱,可不勤修炼乎!”[25]1635年颁布的《宽永武家法令》第一条,也强调“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17世纪后期的著名思想家山鹿素行在1668年《谪居童问》一书中,主张以武“作为治国平天下之要法”,强调“古者,朝廷之政以武为后,今者,武家之政道以武为先,乃当然之法则”。1682年又著《治平要录》对尚文倾向发出警告,强调“窃维武乃今日柳营(幕府)当务之急。如不力守武道,则生怠惰。……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武家伸张武力以守护朝廷,终使天下政事归于武家”[26]。江户时代的武士思想家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人,甚至提出为君之道在于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军事帝国。

1633年,将军德川秀忠修订军役法。1634年,率领30万武士大军赴上洛。关原之战东军约7﹒5万人,大阪冬阵德川军约为20万人,30万大军到上洛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未曾有过的军事动员。显示征夷大将军军事指挥权的军事大演习,以及对天皇、朝廷威压的意志。[27]当然,这既是炫耀将军的武威,也是对大名和农工商实行武力威慑的重要手段。

(二)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

江户幕府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武士为阶级基础,以将军的家人为权力支柱,强调武士对武力的垄断。江户时代的阶级统治,以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为支柱,严格禁止士、农、工、商横向流动,严格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武士位居四民之首,垄断政治和军事领域,专事“文武之道”,是法定的统治阶级,享有免纳租税、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姓带刀以及对平民的“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等特权。幕府的各级官吏,由将军的家臣武士谱代大名和旗本、御家人担任;各藩国政权组织的官吏,由藩主的家臣武士担任。农工商无权涉足政治和军事领域,不得拥有武器,只能从事与身份相符的职业,其职责就是为武士服务。

第二,政权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二为一,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二为一,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合二为一。武士垄断国家政权,武士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军事职位的高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为标准。将军既是全国的最高军事长官和最有实力的武士首领,又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将军的幕府既是全国的最高军事司令部,又是全国的最高政权组织;幕府所在地既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国最大的兵营,除幕府将军直辖的数万名武士外,还聚集有各藩国定期派往江户担任军事警察值勤的武士。同样,地方各藩国的政权组织也是如此,军政合一,军事首领一身二任,军事据点就是权力中心。全国军营密布,在区区3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设有约300个军营,平均每1万平方公里有军营七八个,驻扎着10000多名武士。一个个城镇就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武士约占城镇居民的50%,他们手执刀枪昼夜巡逻,维持武家统治秩序。可见,江户时代的日本不愧为地地道道的军事警察国家。

第三,武力垄断政治领域、控制经济领域、统治公家和农工商三民。德川氏武家政权继承和发展丰臣秀吉的检地和兵农分离政策,强行解除以农民为代表的其他社会阶级的武装,凭借武力独揽统治大权。幕府和各藩国“町奉行”掌握城镇的司法警察权和行政权,统治城下町的“町役人”,并通过“町役人”控制和管理城市经济,向工商业者收缴“地子钱”(租金)、“运上金”(营业税)、“冥加金”(牌照税)等。同样,幕府和各藩国的“郡奉行”也掌握着农村的司法警察权和行政权,统治农村的“村方三役”,通过“村方三役”控制和管理农业经济,向农民征收年贡。另外,德川氏武家政权还在武力的支撑下,专门制定了统治农工商的法令、法规,在城镇和农村实行“五人组制度”,“五人组之事,在市镇则挨户编成;在乡村则以最靠近之五家编成一组”[28]。市民和农民负有连带责任,武家统治深入每家每户。

天皇、公卿贵族和寺社也处于武力的绝对统治之下,武家政权不仅有专门的军事统治机关管理和监督公家、寺社,如“京都所司代”和“寺社奉行”,还制定有相应的法律管制公家和寺社僧侣,如《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诸宗诸本山法度》等,以武家法律限制和支配天皇、朝廷贵族、寺院僧侣,规定其扮演的法定角色。即使贵为天皇,只要触犯幕府的法令,随时可被幕府废黜。这也表明德川氏武家政权机器更加完善和强大,军事统治更加彻底。

第四,武力控制大名,削弱大名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防止尾大不掉,巩固德川氏政权。“在德川家康看来,朝廷的势力是无形的和思想上、名分上的;而大名的势力却是实质性的。因此,家康始终格外注意加强对大名的统治。”[29]德川氏武力政治的军事专制主义,在前三代将军统治期间格外强烈,一切被认定为现实的或潜在的危险势力,德川氏均会寻找借口给予严厉的军事惩治。家康、秀忠和家光为保障德川氏的“武命长久”,把军事打击的目标锁定为地方军事首领——大名,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以解除德川氏政权的军事威胁。家康、秀忠、家光分别改易外样大名91家、39家和40家,武力摧毁了地方军阀在长期的战争中好不容易才蓄积起来的雄厚军事实力,为此,甚至有近40万武士成为浪人。还通过《武家诸法度》、“参觐交代制度”、改易和转封、监察制度、“一国一城令”等措施,削弱大名的实力,将大名置于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前三代将军的武力政治巩固了德川氏的统治地位,完善了统治体制,造就了德川氏的太平盛世。为四代将军家纲(1641—1680年)至第七代将军家继(1709—1716年)以武力为后盾、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文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维护德川氏武家政权,强化将军的绝对权威,幕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即便牺牲贸易利益也在所不惜。由于天主教以上帝为最高权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否定幕藩体制下以将军为最高主宰的统治制度。而且,天主教信仰使信徒特别是农民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组织。1612年,家康断然在幕府直辖地的都市江户、大阪、京都、长崎等地禁教。1613年,将禁教范围扩大到全国。1619年,京都所司代对53名天主教徒处以火刑。1622年,在长崎对55名天主教信徒处以火刑和磔刑。1619—1635年间,估计约有28万信徒被处以极刑。由于对外贸易使西南大名和豪商日趋富强,威胁到德川幕府的安全。1633年,幕府颁布第一次锁国令,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日本船只驰往外国”,对“偷渡者”和已定居外国又返回日本的日本人,处以死罪。1639年7月,颁布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锁国令,宣布“自今以后,停止葡萄牙船前来贸易,如若违犯,可破其船,斩其船上乘员”。通过锁国,实行贸易统治政策,独占对外贸易,防止大名通过对外贸易输入武器、积蓄财富对抗幕府。

三　江户幕府的经济制度

尽管江户幕府时代武家统治制度最完善、统治权力最强大、统治秩序最稳定,尽管江户时代“兵甲不兴”,但是,从幕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武士的经济收入和经济支出中,也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从属于军事、经济为战争服务的特色。

(一)武家经济制度

毋庸置疑,江户时代武家政权的统治力远远超过“织丰政权”时代,不仅在政治上第一次将天皇、寺社纳入武家政权的严密统治之下,而且在经济上全面控制了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经济。

1﹒对社会经济和生产者的控制

在封建时代,基本的经济资源是土地,主要人口和生产者是农民,统治者的主要财源是农民缴纳的年贡(地租),因此,统治权力的中心是对土地及耕种者的控制,德川氏武家政权也不例外。

江户幕府为切实控制土地和农民、贯彻石高分封制和完善幕藩体制、增加年贡,继承丰臣秀吉的检地政策,一边大规模开发新田,一边坚持不懈地进行检地。由于德川氏霸权的建立,幕府的检地也最为彻底,并且几乎持续到幕末(最后一次检地为1841年),少报、漏报的土地不断被登记在检地账上,因而成效显著。“1600年的耕进面积为1635000町步(庆长三年大名账),1720年为2970000町步(町步下组账),1874年为3050000町步(第一回统计表)。”[30]“检地政策”将每一石土地和每一户农家都详细登记造册,成为幕府的控制对象,使德川氏武家政权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多,同时,由于绝大多数农民都从幕府手中得到一小块土地,成为年贡的生产者,对农民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武家政权的年贡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多。

武家政权还通过身份等级制度、本百姓制度、村落制度、五人组制度、年贡征收制度(“村请制”)和《乡村诸法令》、《土民管理条例》等法令,加强对土地和农民以及农村经济的控制;通过大约40%的贡税率,保障幕藩统治者的财政收入和40万军队的需要。当然,检地还帮助幕藩统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家臣及其武装力量。

武家政权控制城市经济和城市生产者的政策既十分独特,又非常严密。城市是工商业经济的中心,以武士的军事城堡为中心发展而来。武家政权的身份等级制度严格区别农民和町人身份,将占人口5%—6%的町人(手工业者和商人)统统集中在城下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有效地统治町人和商品流通,掌握领国经济。在城下町,町人分业种居住,相邻五户组成五人组,相互监督,共同承担责任。町人的经济活动,以武士的需要为转移,为武士服务。町人不仅要缴纳相应的赋税,还要为武家统治者提供夫役。

德川氏政权通过检地和本百姓体制控制农民和农村经济,通过城下町掌控工商者和城市经济。

2﹒军事俸禄制度

江户幕府土地制度的意义包括两点:一是服务于武家政权对土地及其生产者的控制,确保年贡收入(包括军费);一是服务于将军对大名、大名对家臣武士的控制,确保将军调动大名的权力。在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下,“石高是将军向大名、大名向家臣分配的禄米额,与其说它是现实的土地,不如说它是允许收纳年贡的基准值。在此意义上规定大名、家臣的石高制的封建所有,就不得不带有一种抽象性”[31]。织田信长创建的这种武士退出土地的人地分离政策,大名抽象的、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从属于将军的最高所有权。正如1677年藤堂藩主在其发布的文告中所说:“我等乃临时之国主,土地为公仪(幕府)之物。”[32]正是因为大名成为“临时之国主”、成为“盆栽花木”,将军得以用一纸命令对大名的领地进行转封、削封,根据自己的政治、军事布局犬牙交错地配置各类大名。

尽管江户时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巨大变化,土地所有权分为“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所有权”[33],以石高分封制取代土地分封制,军事领地制度改为军事俸禄制度,绝大部分武士得到的只是禄米,但是武士的禄米经济同样是以承担军役为前提的军事经济。

德川氏掌握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和军事领地的分配权。德川氏政治地位最高、军事实力最强,直辖军事领地也最多,高达680万石,约占全国石高总量的1/4。其余土地则作为地方军事将领的军事领地,分配给200多个大名。将军把自己的直辖领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幕府直辖,约为420万石,称为“天领”。另一部分约为260万石,分配给将军的家臣武士——旗本和御家人。

同样,地方军事将领大名也将自己的军事领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直辖地,称为“藏入地”,约占50%左右,作为自己及其直辖军队(相当于将军的旗本和御家人)的军事领地;另一部分约占50%左右的军事领地,称为“知行地”,分配给属下高级军事将领(如家老),这些高级将领又在自己的部队中进行二次分配。当然,在将军和大名的军队中,只有少数上级军官能得到“知行地”,其余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军人得到的只是俸禄。

尽管绝大多数武士所得到的实际上只是禄米,而非实实在在的土地,但是土地上的禄米收入首先是满足军事需要,各级武士必须按照石高数量承担相应的军事职责。

(二)武家经济军事化

虽然江户时代“兵甲不兴”,但是德川氏武家政权依然是军人政权,武家统治依然是军事统治。与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一样,江户武士的经济也以军事需要为中心,“来之于武力,用之于武力”。各级武士的经济收入大体上均分为两部分:一是日常生活费用,二是军事职责费用。

将军和大名的经济收入主要用于维持庞大军队的开支,即养兵、练兵和强兵的军费。德川氏的军事领地要维持绝对凌驾于大名之上的庞大军事力量,以“旗本八万”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幕府的直辖地实施军事统治,对大名进行改易、减封和转封,并且随时准备武力镇压地方军阀的军事叛乱。

大名领地的经济收入,首先是保持相应军事力量的军费。大名部队的军事任务,一是保障领国的统治秩序、维护领国的社会治安;二是对将军承担的军役任务和准军役任务。军役包括:(1)一旦发生战事,要为将军作战。(2)为将军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武器、马匹等。军役的数量各时代不尽相同,《德川实纪》和《日本财政经济史料》详尽记载了1633年从200石的中级武士到10万石大名的军役任务。“军制是武家之根本,一旦有事,所有役人悉数服军役。大名、旗本按照石高承担相应的军役。所谓军役即从军之际的人马、武具数。军役于1616年制定,1633年修订,1649年增补,以后成为定制。100石5人,1万石235人、枪20支、弓10张、旗3面、矛30支、马10匹。”[34]

除军役外,大名还需完成准军役性质的奉公。准军役性质的奉公任务和军役的原理一样,也需预备一定数量的人员、武器。主要有:(1)将军出行时的奉公(警卫)。(2)改易大名城池的接收、警备。(3)江户诸城门的番卫、火灾警戒、将军家的菩提所——增上寺、宽永寺的火灾警戒。(4)他领检地,对幕府改易大名领地(空领地)的检地。(5)城郭、寺社等的建筑、修缮,等等。

大名手下的家臣也是如此,他们要根据石高的数量调集一定数量的军役人员、马匹和武器装备等,作为大名为将军承担的军役任务的组成部分。

总之,所有武士的经济收入,都负有相应的军役任务。

不过,幕府对大名的军事力量也有严格规定,大名不得将领地的收入擅自用于扩充军队。同时,大名虽然以领地的大部分收入维持着庞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如同大名的领国是为将军看管的一样,大名的军队也是为将军培植的,除维护领国的治安外,大名军队离开藩国的调动权、使用权须经将军批准,大名无权擅自动用。也就是说,大名的军事力量只能用于捍卫现存的德川氏武家政权,不能用于为自己扩张领地。

四　江户幕府的法律制度

德川氏的江户幕府一手拿武力,一手拿法律,以武力保障德川氏的统治权力,控制朝廷和大名,压制农工商;以法律维护德川氏的统治秩序,强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安分守己,服从德川氏的统治。

江户幕府以镰仓幕府的《贞永式目》、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和战国大名的“分国法”为基础,针对不同的法律对象,制定不同的法律制度,将武士和天皇、公卿贵族、寺社僧侣、农民、町人,甚至贱民,一一纳入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地方各藩国也参照幕府的法律和战国大名的家法,制定藩国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遵守幕府的法度、奖励文武两道、忠诚与服从的义务、官吏(藩吏)的心得、日常生活的规矩等。[35]于是,江户时代也成为武家法律日臻完善和武家统治法制化的时代。

(一)统治武士的法律

德川氏始终认为武士既是权力基础,又是动乱根源,因此,在幕府颁布的法律中,最重要的便是居宪法地位的《武家诸法度》,即控制大名的法律。

1611年4月12日,德川家康在二条城向在京的西日本大名细川忠与、松平忠直、池田辉政、福岛正则、岛津家久、森忠政、前田利光、毛利秀就、京极高千、池田利隆、加藤清正、浅野幸长、黑田长政、藤堂高虎、蜂须贺至镇等22人,发布最早的法度——“三条誓文”,作为向德川氏忠诚的誓约。第一条意为江户幕府继承源赖朝以来的武家政治传统;第二条是各藩不得藏匿犯人;第三条为各藩发现叛逆和杀人者,应迅速追捕法办。[36]次年1月5日,将“三条誓文”发布给东国的成田泰亲、六乡政乘、那须资景、浅野长则、鸟居成次、北条氏重、酒井家次、酒井重忠、小笠原信之、本多忠朝等55位大名。接着,又在1月15日向津轻信枚、立花宗茂、伊达政宗、上杉景胜等11位大名发布“三条誓文”。

1614年的大阪冬阵和次年的夏阵,德川氏通过对全部大名进行军事动员,消灭了丰臣政权的继承者丰臣秀赖。1615年(元和元年)7月,家康在庆祝胜利的氛围之中,对参集在京都伏见城的诸大名发布《元和武家法令》13条,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大名必须遵守的种种规则,并将德川氏的霸权法制化。

《元和武家法令》13条的基本内容为:(1)应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唯治不忘乱,可不勤修炼乎!(2)不可聚饮游荡。……(3)各藩不得隐藏犯法之人。……(4)如有发现叛逆或杀人者,应即迅速追捕法办之。……(5)本藩之外,不得与他藩之人交往。……(6)各藩城垣,如需修缮补葺,必先呈报。……(7)邻藩若有标奇立异,结党营私等事,应即迅速呈报。……不守古制,标奇立异,图谋不轨也。(8)不可私缔婚姻。……以婚成党者,奸谋之源也。(9)规定各大名参觐时之随从人数。……(10)衣裳品级,不可混淆。君臣上下,各有其别。……(11)杂役诸人,不得擅自乘轿。……(12)各藩武士必须俭约自奉。……(13)藩主应选拔良才。治国之道,在于得人;明察功过,赏罚必当。[37]该法度作为德川氏统治全国大名的法令,核心思想一是以武为本的武家政治本质和理想,如第1条。二是强调对将军的忠诚与服从,言行举止须与身份相符。三是严禁私结同盟、犯上作乱,如第4条至第8条。同时,元和诸法度竭力从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中寻找条文依据,如第2条规定“令条所载,禁制峻严”,“令条”即1336年颁布之《建武式目》,显示了依据武家政治传统权威的姿态。

在德川氏强大的武力支撑下,《武家诸法度》充分发挥了统治大名的实际效用,违令者遭到了严厉的惩处。1619年,安芸广岛49万石的福岛正则因违反建城规定被改易;1628年别所吉治(丹波绫部2万石)和1665年一柳直兴(伊予西条25000石),因怠慢到江户的参觐交代被改易。

1635年(宽永十二年)6月,幕府又颁布《宽永武家法令》21条,强化对各地大名的统治,尤以第2条和第21条最为重要,规定:“各大名、小名须轮替居住于江户城中。参觐之期,定于每年之四月。”“江户颁布之一切法令,全国各地,均应遵从。”[38]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参觐交代制度(人质制度),重申幕府和将军的绝对权威。

1635年12月,幕府又针对直属中下级武士,颁布《宽永诸士法令》23条。要求武士:“砥砺忠孝,严守礼法。经常注力于文艺武道之修炼。”(第1条)“旌旗、弓矢、枪炮、甲胄、马具等各种兵器以及兵员名额,应切实注意,不可与规定之数额相违。”(第2条)“不可贪图奢华,勿于武器之外,耽爱其他不必需之用具。”(第3条)[39]

(二)统治天皇、公家和僧侣的法律

除军事和经济手段外,江户幕府不仅设有专门控制天皇、公卿贵族和寺院神社的行政机构,而且还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手段加强对天皇、公卿贵族和僧侣的统治。

1611年,家康拥立后水尾天皇,开始干预朝廷内政。此后不久,幕府又颁布法律,将天皇、公家和僧侣纳入其武力的统治之中。1613年,家康在骏府发布《公家众法度》5条,规定天皇及朝廷贵族以学问为第一要事。1615年,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17条——压制朝廷的根本大法,即规定天皇、亲王、摄家、门迹(出家当住持的皇族和贵族)行动的划时代法令,以法律的形式详细规定天皇及公卿贵族的权力和行动。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天皇的权力、规定天皇的活动。

涉及天皇的法令为第1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4条和第15条,包括:(1)规定天皇的职责和行动的法令,如第1条明确规定:“天子诸(御)艺能之事,第一御学问也。”第9条规定:“天子及各冠位者的礼服色彩、样式要求。”(2)保留天皇权力的法令,如第8条保留天皇制定年号的权力。(3)剥夺或限制天皇权力的法令,如第7条规定:“武家官位脱离公家官位而完全独立,由幕府授予”,切断武家和公家的联系;第14、15条规定天皇无权向僧侣封法号、赐绵衣等。[40]对天皇违反法令的行为,幕府坚决打压,如1627年后水尾天皇敕许70余名僧侣紫衣,幕府取消天皇的敕许,逮捕、流放有不满情绪的僧侣,史称“紫衣事件”。对天皇的法令表明,尽管将军名义上由天皇任命和臣服于天皇,但是天皇不仅无权过问国家政务,而且天皇的权力和行动还处于武家法令的统治之下,天皇任命的将军反倒凌驾于天皇之上。

关于公卿贵族的法令主要是:第2、3条为亲王(天皇、上皇之直子)、诸亲王(亲王家三世以降)和大臣的座次。第4、5条为三公(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或指左、右大臣和内大臣)和摄政关白的任用规定;第11、12条是关于公卿贵族违背职责者的处罚规定。[41]从此,武家的统治力伸展到了朝廷的公卿贵族,以往完全由朝廷自行处理的内部事务,受到了武家的干涉和限制。

继《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颁布后不久,幕府又颁布了有关寺院和神社的法令,即《诸宗诸本山法度》,将寺院和神社纳入武家法令的统治之下。《诸宗诸本山法度》对神职人员提出种种限制性规定,要求他们以“护国利民”为首要职责,安分守己,不得妄立异说,或聚集徒党图谋不轨。《诸宗诸本山法度》将世俗的武家法律,置于寺院神社的佛法、神法之上。

(三)统治农工商的法律

同样,幕府对农工商的统治除军事压制和行政限制外,还有法律手段。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业是江户时代的经济基础,因此,幕府对农民的法律非常多、限制也格外严。1642年幕府五次颁布《乡村诸法令》,1643年又制定《土民管制条例》17条和《土地永久买卖禁制令》,1649年更颁布《庆安告谕》32条,1673年发布《分家限制令》。

为了保证生产粮食和缴纳年贡,《庆安告谕》32条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事无巨细都有严格的规定。包括:(1)关于遵守幕府法令和缴纳年贡的规定,如第1条明确规定必须遵守政府法令;第2条规定村长、副村长应牢记地头代官吩咐之事,勤纳年贡,勿违政府法令;第15条规定不可违背政府法规,村中不可收留来路不明的“浪人”;第24、25条规定年贡缴纳的细节,如有不足,应事先商借备妥,等等。(2)关于生产的规定,如第4条规定耕作要勤勉;第9条、第10条、第13条为农具和肥料的规定;第14条规定农民夫妇均须劳作,男事耕耘,女织麻布,妻子事夫不勤,时常邀约邻居茶话闲谈,以及喜爱游山逛街者,虽具姿色,亦应离婚,等等。(3)关于生活的规定,第6条规定不可购用酒及茶叶,第11条规定不可随意吃大米,应多食用蔬菜、萝卜等杂粮,第16条规定百姓衣着,限麻布棉布,第23条规定勿吸烟草。[42]幕府对农民的干涉和限制,由此可见。对农民违反法令的行动,幕府即采取血腥的武力镇压。

17世纪中叶,江户幕府还颁发了针对城市工商业者的法令。如1648—1651年(即庆安年间),大阪发布了有关町人的三个法令——《庆安三触》;京都所司代板仓发布了《板仓式目》21条。《庆安三触》和《板仓式目》21条的内容主要是:(1)遵守幕府法令,如町人不得带刀习武,不得对抗武士等。(2)町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如发型服饰、饮食起居、婚丧佛事、行为举止等。(3)町人的生产活动,如商业交易、治安诉讼、禁止基督教等。

除幕府外,各藩国也制定有相应的藩法,加强对农工商的统治。

江户幕府强化将军的军权,限制大名的军权,以骁勇善战的“旗本八万”为核心,用“军役令”将全国数十万带刀武士编成统一的军役体系,凭借幕府时代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行使超过镰仓和室町幕府的统治权力,政治、经济、文化和皇室、公卿贵族、僧侣、农工商都处于幕府的统治之下。

尽管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和平时代,但是江户幕府依然以武力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本,特别是幕藩体制的创建者家康、秀忠和家光(其实始于丰臣秀吉),通过不折不扣的“武力统治和集权政治”,确立起德川氏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和统治权威,从而使日本的武治主义传统更加根深蒂固。

将军德川氏赋予武士垄断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特权,强调武士以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为己任。同时,防患于未然,武力消灭一切潜在的军事威胁,尤其是外样大名;继之又以《武家诸法度》和“参觐交代制度”、改易、转封等制度措施加强对大名的统治,大名须根据藩国的石高数量向幕府承担相应的军役和准军役义务。当然,所有领取军事俸禄的武士,都必须履行军事义务。

德川氏将军一览[43]

【注释】

[1][日]大石学:《近世藩制、藩校大事典》,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页。

[2][日]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页。

[3][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6—47页。

[4][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的政治·1》,岩波书店1935年版,第16页。

[5][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的政治·1》,岩波书店1935年版,第54—55页。

[6][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232页。

[7][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4页。

[8][日]笠谷和比古:《关原之战》,讲谈社1994年版,第209页。

[9][日]藤野保等:《德川家康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第257页。

[10][日]武士生活史研究会编:《图录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雄山书阁1980年版,第102页。

[11][日]中村孝也:《江户幕府的政治·2》,岩波书店1933年版,第12页。

[12][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体制》,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9页。

[13]《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岩波书店1933年版,第37页。

[14][日]大石学:《近世藩制、藩校大事典》,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页。

[15][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16]同上书,第313页。

[17]《体系日本史丛书·7·土地制度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18]《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195页。

[19]《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20]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21]参见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70页。

[22][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第27—28页。

[23][日]丰臣武:《封建都市》,岩波书店1952年版,第352页。

[24][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77页。

[25]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页。

[26][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27][日]宫地正人:《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268页。

[28]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页。

[29][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的政治·1》,岩波书店1933年版,第22页。

[30][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80页。

[31][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72页。

[32][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79年版,第226页。

[33]《体系日本史丛书·7·土地制度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

[34][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的政治·1》,岩波书店1935年版,第15—16页。

[35][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36][日]进士庆干:《近世武家社会和诸法度》,学阳书房1989年版,第15—16页。

[37][日]石井紫郎:《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54—455页,参见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页。

[38][日]石井紫郎:《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56—457页,参见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页。

[39][日]石井紫郎:《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75页。

[40][日]辻达也:《日本的近世·2·天皇和将军》,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74—76页。

[41]同上书,第74—76页。

[42]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37页。

[43][日]宫地正人:《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附录,第70页。

第三编　武　士　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价值是民族的灵魂。在日本民族的历史上,至少在12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的幕府时代,即在武士作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社会上的主流阶级和日本文化最主要创造者的近700年间,和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存量时代,武士在战争实践中创造的武家军事型文化——武家文化,牢牢地占据着主流文化的位置,并且构成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道作为武家文化的核心内容,自然也是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

说到日本,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也会联想到武士道,以致有日本学者说“武士道作为我国的典型元素之一,与樱花一样闻名海内外”[1]。武士道与樱花同属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然而,两者对日本历史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作用却不可相提并论。新渡户稻造认为:“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2]相良亨也明确指出:离开武士的伦理观,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的大半。[3]武士和武士道的地位和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在幕府时代至二战前,日本社会的一切重大历史变革都是在武士主导下进行和完成的,指导武士进行这一切重大历史变革的思想正是武士道。概言之,在塑造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民族文化、理想价值和左右日本社会发展道路等方面,武士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侧重于塑造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樱花,自然不可能与武士道同日而语。

【注释】

[1][日]古贺斌:《武士道论考》,香内三郎解说,岛津书房1974年版,第1页(另:该书曾于1943年由小学馆出版)。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页。

[3][日]相良亨:《武士的思想》,ぺりかん社1984年版,第5页。

第一章　武士道概述

在具体论述武士道形成的动因、历史轨迹、思想渊源、发展演变和理想价值等内容前,有必要先就武士道的称谓、武士道的定义、武士道的德目、武士道的类别、武士道的起源、武士道的分期、武士道的意义和影响、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概述。

一　武士道的名称

武士道是武士文化的核心内容,产生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发展于武家政权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武士之道在历史上登场,大约是在平安朝中期的九世纪后半期。”[1]较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武士道随着其物质载体武士的产生而逐渐形成,时间大约在8世纪中后期。所谓武士道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就像武士在产生之初有多种称呼一样,武士道在形成之初也有种种称谓,武士道一词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则比较晚。武士道名称的来历,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列表作了如下详尽的介绍(本表有删节):[2]

武士道名称的来历

续表

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说,在弓箭之道、弓矢之道、武道、武之道、兵之道、弓马之道及军之道等名称中,弓箭之道最为盛行,其次是武道、兵之道、弓马之道、军之道等。“中世主要称弓箭之道、武道,近世则称为武士道、士道等。”[3]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认为,武士一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卷3、第443首的武士之训,相当于武士的名词主要有:“もののふ”(武士)、“ますらぉ”(大丈夫、男子汉、壮士)。同时,“もののふ”和“ますらぉ”有种种解释,“もののふ”的语义有物部、武士、武人、武者、っゎもの、さむらぃ等,“ますらぉ”又有益荒雄(荒男、荒夫)、正荒雄、健男、男子中的男子等诸说。从古代向中世转变期间,武士又称为“弓马之士”、“弓箭之士”。与武士有上述名称相对应,武士道也称为もののふ之道、ますらぉ之道、っゎもの之道、さむらぃ之道、弓马之道、弓箭之道、武道、武士道、武者之习、士道。[4]此外,还有“坂东武者之习”、“兵之道”,等等。

井上哲次郎考证说:大体上讲,武士道的名称出现于战国时代,江户时代开始广泛使用。同时,江户时代还称为“士道”、“武道”、“武教”。山鹿素行在士道的名称下论述武士道,素行的门人大道寺友山则以武道为其著作的标题。《甲阳军鉴》“品”第47之中有“万世流转,第一即是义理,就此则不得不参照武士道”。宽永十九年(1642年)刊行的《可笑记》中多次使用“武士道”。另外,加藤清正的《壁书》、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等也使用过“武士道”。明治维新后,则统一使用武士道至今。[5]

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武士道》前后,大肆宣扬日本人的精神性时,武士道一词才频繁使用”[6]。“武士道一语在明治时代频频出现,同时,武士阶级的道德或者在武士中间产生的道义,也逐渐转变为国民的道德。”[7]当然,无论是“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和“兵之道”,还是武士道,都是武士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理想价值,名称虽然不同,但都共同指向武士以武为本的职业特征和生活方式,反映了武士道与战争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武士道的军事性质。而且,武士道还是武家政治和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指导思想,尽管日本学者对此几乎避而不谈。

二　武士道的定义

在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对武士道的宣传和研究上,最早和最有影响的当数新渡户稻造和井上哲次郎,他们都对武士道作了系统而影响深远的定义。

新渡户稻造的经典之作《武士道》第一章“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说: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乃是要求武士遵守的,或指示其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它并不是成文法典。充其量它只是一些口传的,或通过若干著名的武士或者学者之笔流传下来的格言。毋宁说它大多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它既不是某个人的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来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的武士生活的有机发展。武士道在道德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恐怕和英国宪法在政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一样。

井上哲次郎在其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讲演《谈谈武士道》中所下的定义是:武士道是我邦武士始终实行之道德,即武士的实践伦理。并且强调指出:“武士道绝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力量,而主要是精神上的力量。”“如果说只有武勇,那就是蛮勇,是暴力而不是武士道,暴力绝不是道。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主干,是日本民族的精神。”[8]此后,井上哲次郎又在《武士道总论》中说,武士道是武士应该实行的道德,换句话讲,即武士的实践伦理。如果从广义的日本精神讲,即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武士道是臣民遵奉天皇陛下之大诏的御精神在战斗方面的实行之道。[9]

《日本国语大词典(17)》(小学馆1975年版)“武士道”词条的定义说:中世以降我国武士阶级中间发展起来的独有的伦理,以禅宗和儒教为据,大成于江户时代,分为两种观念:一是《叶隐》提倡的不问善恶是非、赌命效忠主君;二是山鹿素行提倡的主君和家人都应该遵守儒教伦理而行动。

《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武士道”的定义是:武士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所谓“武者之习”、“武士之道”的主从间的忠义和武勇等规范,即武士应该遵守之道,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进入江户时代元和偃武的和平时代后,武士应该遵守之道呈现两个方面:一是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儒教立场的士道论,二是以山本常朝为代表的旧武士道系统的“所谓武士道,就是觉悟死”。明治维新后废除了武士的身份,但也出现了尊重其精神的“明治武士道”的词语。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名著《武士道》在美国出版发行。此外,在明治三十八年,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编辑出版了《武士道丛书》(全3卷)。

《广辞苑》(第5版,岩波书店1999年版)“武士道”词条的定义是:在我国武士阶层中发展起来的道德。镰仓时代开始发育成长,到江户时代以儒教思想为根据而至于大成,成为封建支配体制的观念支柱。重视忠诚、牺牲、信义、廉耻、礼仪、洁白、质素、俭约、尚武、名誉、情爱等。《叶隐》中说:“所谓武士道,唯死而已。”

此外,还有的日本学者说:自古以来,武者之道就是“杀生之道”。讨厌武的行为者不是武者、不能战斗者不是武者,而是丧失武者资格的胆怯、臆病。武士终其一生,这种杀生道作为武士之道的根本没有多大变化。[10]

在我国,代表性的武士道定义主要有:(1)《辞海》(1979年版)和《世界历史辞典》武士道词条的定义,武士道是日本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始于镰仓幕府时期,内容有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目的在使武士忠实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2)万峰先生的武士道定义说: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早自公元10世纪武士领主(大军事农奴主)不断兴起以来,在武士集团内部就形成一套武士的道德规范。12世纪末叶封建幕府建立后,成为统治阶级的封建武士领主,更进一步制定各种“式目”(法规条款),用法律形式将封建武士的思想作风和行动准则固定下来,沿袭了几百年之久。[11]“武士道的‘道’,指的是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操守、品行等等。作为日本历史特殊产物的武士道,乃是日本中世纪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赖以调整、规范人们之间(主要是主君与家臣)以及武士个人与整个武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12](3)张玉祥先生认为:“武士道是随着武士阶层的抬头而出现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经平安时期酝酿,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其内容见于《吾妻镜》等史书及《平家物语》等军记、史谈之中。这种道德观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家长制(‘惣领制’)为中心的一种主从间的道德规范。最早是由平安时代构成武士团的家长和‘家子’、‘郎等’间通过主君赐给家臣以封地和身份(‘御恩’),家臣则对主君矢志忠节(‘奉公’)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幕府时代,在镰仓将军、执权同御家人之间,这种观念有进一步的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关系、夫妇关系更重要,违反这种关系要受严罚。”[13]

笔者曾撰文指出武士道是:(1)“杀人与战争之道”和“忠诚与献身之道”;(2)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3)武士道即武士的“战争精神”。[14]

武士道源于武家社会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恩惠”与“奉公”(“施恩”与“报恩”)的权利义务关系,核心是主君与从者之间的道德规范。本来意义的武士道,与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是武士作为“战斗者”在战场上履行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的生活方式,或者武士在战争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行动基准和理想追求,旨在驱使武士征战杀伐、“以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江户幕府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家思想人为加工的“近世武士道”,适应和平时代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需要,是武士作为“为政者”在榻榻米上治理天下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追求和指导思想,旨在要求武士“得主尽忠”、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之辈,速加惩罚。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的武士道或者“皇道的武士道”,则是适应国家“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需要,由以山县有朋、明治天皇等为代表的国家权力者运用国家权力和传统精神权威人为加工的武士道,旨在要求全体国民绝对效忠天皇,在侵略战争中“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事实上,武士道作为日本历史的特殊产物和武士阶级创立的军事型文化,蕴涵着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伦理道德,分为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建立在“御恩”与“效忠”基础上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主从道德”,和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同舟共济、生死相依及其群体利益至高无上的道德规范和行动准则——“共同体道德”。[15]二是战争技能和战争精神,即武士在战场上以“骑乘骑射”为主体的杀伐技能,和“明知必死必败也要战斗到底”的攻击之心、杀伐之心。三是统治思想,我国学者张玉祥先生在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武士道在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的统治思想。汤重南先生也认为:“日本武士道以武当先的立国路线。”[16]武士道为武士政权制造舆论、提供组织形式和理论依据,伦理道德意义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为武家统治者对内加强统治、对外武力扩张所利用,要求武士团成员一致对外,在战场上“建功勋、立伟业”,体现人生价值。武士道的核心内容“忠诚的伦理观念”和“武勇的战争精神”,分别成为武家统治者实施精神统治和肉体统治的两大工具。

从镰仓幕府到江户幕府的近700年间,武士道一直占据着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统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位置,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在武士道统治思想、统治哲学的指导下,对国家实行以武为本的武力统治。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后,完成现代性转型的武士道又成为近代日本的建国理念和统治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构建国家政治体制、选择国家发展方向、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等日本学者的武士道定义是片面的,省略了武士道是武家政治和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这一重要内容。

概言之,武士道既是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战争精神,又是武家政权的指导思想、统治哲学和理想价值。对一般的武士个人来说,武士道主要是伦理道德和战争精神;对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来说,则主要是实施武家统治的统治思想和政治哲学,或者说是治人之道、治家之道、治军之道和治国之道。

三　武士道的德目

武士道德目,即武士道的精神信条、行动准则和价值追求。林子平的《学则》说:孝悌忠信勇义廉耻八字铭记于心。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列举的德目是:义、勇、仁、诚、名誉、忠义、克己。

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总论》认为:忠孝、节义、勇武、廉耻是早在封建时代就被承认的道德,尤以忠孝为最。日本的忠孝与支那(支那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蔑称)不同,忠孝一体,别无二途。中国自古就是以孝为先,孝比忠更为重要;在日本,则是忠比孝更重要。追溯一般人的父母的祖先也都是为皇室服务的,子孙之忠与祖先之忠、子孙对父母与祖先对天皇相一致。尽忠的对象是天皇,由于日本没有中国那样的易姓革命,因此忠孝一体贯穿古今。忠比孝大,忠与孝对立时,便舍孝取忠。为了国家而向皇室尽忠,忠君与爱国全然一致。封建时代对作为主君的将军、大名尽忠节,乃是一时的变态,绝非正常的状态。日本始终是一君万民的国体,君臣大义古今不变。日本各个家族的户主即家长,日本国家整体又形成一个大家族,此大家族的家长就是天皇。此万世一系之国家,与易姓革命之国家的国体完全不同。虽然可以举出武士道的种种德目,但都归结为“忠君”二字。明治十五年1月4日发布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必须实行的五条——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以质素为本,此五条精神中最重要的是诚心,以诚心为实行之精神。此诚心就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清明心”,诚心即清明心,清明心即诚心。《教育敕语》中“一旦有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为非常时期的道德,在实行时也要以诚心为基础,其与武士道精神并无二致。此清明心、此真心、此诚心,在道德上是一贯的,完全符合日本的国体。[17]不难看出,井上哲次郎结合近代和现代天皇制国家“与万国对峙”的现实需要,以“天皇的武士道”诠释武士道德目,渗透着浓烈的皇道主义思想,其武士道德目只是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前期“天皇的武士道”德目。

此外,井上哲次郎还在其为《武士道全书》所做的序中极力美化和拔高武士道,说骑士道与武士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点,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并举例说骑士道崇拜女性,非常偏重于女性崇拜,武士道绝不能与之同等看待。武士道的固有精神是抑强助弱,断无像骑士道那样的女性崇拜,两者绝不可同日而语。确实,武士道没有骑士道的女性崇拜,但是,武士道的固有精神也绝非井上哲次郎所说的抑强助弱,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西田直二郎的《日本武士道》说,武士道最重要的观念是忠君、义胆、勇烈、礼仪及其牺牲精神。作为武士的道义,最重大的是忠节。[18]

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将《家训》、《家宪》中的武士道要项归纳为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等诸德,进而列举了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敬神、廉耻、克己、慈爱、妇德十项武士道德目。

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认为,镰仓武士道的内容主要是忠节、武勇、质素、礼仪、名誉、信义、清廉等要素,如果详细分类的话,有十余项。并着重论述忠节、武勇、质素、礼仪、名誉、信义六项,强调忠节和武勇精神构成镰仓武士道的两大特色。同时,还明确指出镰仓武士的精神,是实践生活的训练、武士道训(《贞永式目》)的感化、禅宗的精神陶冶三个方面熏陶的成果。实践生活构成镰仓武士道形成要素的中核,武士道训(《贞永式目》)的感化和禅宗的陶冶扮演辅助性的作用,支撑武士道向上发展。[19]

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既是明治武士道——“天皇的武士道”形成的标志,又是“天皇的武士道”的经典。《军人敕谕》规定近代军人必须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以质素为旨,构成“天皇的武士道”的最重要德目。《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克忠尽孝、恭俭持己、义勇奉公,绝对效忠天皇,做天皇的忠臣良民。

我国学术界的武士道德目,《辞海》(1979年版)和《世界历史辞典》的武士道德目是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万峰先生认为“武士道”的内容,第一强调主从关系的所谓“忠节”,第二强调武勇,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第四强调宗教迷信,第五强调礼仪。[20]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的《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第七章武士道的德目,包括忠诚、武勇、名誉、礼仪、廉洁、朴素、勤学七项。[21]笔者将武士道的德目归纳为忠诚、义、勇、礼、诚、名誉、俭朴和勤学八项。

四　武士道的类别

对于武士道,日本学者有种种分类和解释。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它既不是某一个人头脑(不论其如何多才多艺)创造出的,更不是基于某一个人物的生平(不论其如何显赫有名)的产物,而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武士生活的发展。”在此,新渡户稻造将武士道视为“武士的信条”,基本上属于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的“士道”。

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总论》中说,明治以后“武道”和“武士道”的名称都在使用,但其意义不同。“武道”在武艺的意义上使用,武士道则是指武道的原理、教理、教说,即意味着其原理具有哲学根据。而且,武艺从理想上说,也与武士道相一致。从文献上看,武士道分为三派:(1)皇道的武士道或广义的神道的武士道;(2)儒教的武士道;(3)佛教特别是以禅宗为基础的武士道。[22]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分为:(1)道德意义上的武士道;(2)技术意义上的武士道。[23]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分为三类,并标注各类武士道的文献来源及其内容(文献的论述):(1)武艺及军略战法之类的武士道,如弓矢之道(弓箭之道)、弓马之道、兵之道、武道;(2)武士规范和职责的武士道,如侍道、当道、武士道、士道(士之道)、武教(武治)、武辺道、勇士之道、武之道;(3)本来意义上的武士道,如“ますらむ”、“もののふ”(勇士之道)、弓箭之道(弓矢之道)、弓马道、武者道、武士之道、武士道。[24]小泽富夫的《武士道史》分为:(1)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2)武士的为政者之道;(3)国家主义的武士道。[25]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分为:(1)自然产生的武士道;(2)传统的弓马之道、武者之道(创业之道)的武士道;(3)守成、守文之道的士道;(4)明治维新后的军人之道,即新武士道或天皇之道、皇国武士道;(5)侍奉封建主君的武士道和侍奉天皇的武士道。[26]在日本武士道学会编辑出版的《武士道入门》一书中,原贞雄分为:(1)中世作为实践道德的武士道;(2)近世与儒学相结合的教义的武士道。[27]永安正幸认为:所谓武士道,由武道和士道构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沿着两个方面分化和发展:(1)武道,即自古以来的卓越武术,或护身、或战斗中的攻击,结果是战争的技术、武器的使用方法、身心的修炼……(2)士道,即山鹿素行的武士道,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即武士的德性和行动指南的精神原理。[28]

此外,还有《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记载的:(1)平氏的“贵族武士道”;(2)源氏的“坂东武士道”;《今昔物语》所说平安后期的两个武士道:(1)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2)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以及以武士道故乡命名的“坂东武者之习”,以武士道的载体命名的“武者之习”或“兵之者”,以武士的主要武器命名的“弓矢之道”,等等。

上述内容基本涵盖了日本学者的武士道类别,大致可以概括为:

日本学者的武士道类别

续表

尽管武士道可以人为地划分为种种类别,但是最基本的依然是“战斗者之道”,是武士的战争精神。内行“忠诚与献身之道”,外用“杀人与战争之道”,即山鹿素行的“外用剑戟弓马,内行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

五　武士道的起源

关于武士道的起源,日本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1)神话传说起源论;(2)战争生活起源论。

“神话传说起源论”以井上哲次郎、佐伯有义等为代表。1901年,井上哲次郎在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演讲《谈谈武士道》中宣称,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太古,在我国的神话中,可以看到武士道的渊源;历代的史实中也有武士道的痕迹,特别是大伴氏、物部氏等警卫帝室的武臣世家,充分体现了武士道的精神。[29]此后,井上哲次郎又在《武士道总论》中进一步强调:“武士道是建国以来,不,是肇国以来系统发展起来的。”“追溯武士道的渊源必须追溯到神代。”从神武天皇至佛教传入的约1260年间是武士道历史的第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武臣世家的物部氏、大伴氏肩负着护卫皇室、防御外敌的任务,武士道精神就是在此武臣世家发育、成长起来的”[30]。佐伯有义的《武士道史》第一章“第一期的武士道”声称:“考之古典,武士道渊源极远,始于皇祖天照大神,在诸神的御行动中,都可以看到武士道。”并且分别通过“武士道的起源”、“天皇的御亲征”、“四道将军的派遗”、“日本武尊的御亲征”、“大伴连及其部族的义勇奉公”、“久米直的义勇奉公”、“物部连及其部族的义勇奉公”、“小子部栖轻的忠诚”、“调伴企傩和上毛野形名之妻”九个小节,以神话传说为依据,论述从神代至大化改新前的武士道。[31]

文学博士蜷川龙夫的“武士道的起源”强调说:我日本民族自古富有敬神尚武精神,这种敬神尚武的精神正是武士道的渊源,神代之时已经潜在,因此彻底完成我建国之大业。大伴、物部两氏作为天孙降临以来建国肇业之元勋,体现了日本民族纯正的武士道精神。[32]菊池宽也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是为主君舍一命。这种精神,即物部氏守护古代朝廷的精神。[33]

正如我国学者李威周先生所说:“在作为武士道主体的武士尚未产生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什么无主体承担者的武士道呢。”[34]显然,“神话传说起源论”是站不住脚的、缺乏事实依据的、穿凿附会的。

“武士的生活实践起源论”,桥本实堪称二战前的代表。他认为:“研究武士道必须以武士道产生的时代为根本条件,充分把握这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政治形态,特别是经济状态,需要通过其土壤把握和阐明武士道生成发展的活动状况。”并且明确指出:“镰仓武士道是镰仓武士实践生活的产物。镰仓武士道的形成,镰仓武士的实践生活扮演了伟大角色。其中有三点是需要格外注意的,第一是恩给关系,第二是战场的训练,第三是谱代关系。”[35]

战后的日本学者普遍持“武士的生活实践起源论”。例如:樱井庄太郎认为:武士道是从武士在战场上的实践生活中产生的,最初称为兵之道、弓矢之道等,进入近世后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学者而体系化,但是,实际上却常常陷入暴力道。[36]河合正治说:武者之习正是以武者之家为中心酿成的,以尊重武者之名为首,知耻、只干不说、死中求活等特性,受到当时中央贵族的极高评价,这些构成后来武士道的渊源。武者之习的楷模,“坂东武者之习,在大将军面前,即使父亲战死、儿子被讨也置之不顾,越过父、子的尸体继续战斗”[37]。家永三郎的《日本道德思想史》也说:“武士的实践道德产生于武士的战争生活。”[38]高桥富雄认为:武士道是以关东地方之风为母,以武士的武勇之职为父而形成的。[39]下村效的《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中说,与武士的产生一起,也随之产生了称为“武者之习”、“武士之道”的主从之间忠义和武勇等规范。[40]小泽富夫说:所谓“道”,走的人多了自然就形成道(路)。武士道,即武士走出来的道。[41]被人为加工以前的武士道“兵之道”或者“武者之习”,是从现实的战争实践中产生的。[42]

中国学者的武士道研究,以武士为武士道的物质载体,源自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

六　武士道的分期

日本学者对武士道史的分期主要有: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的分期:(1)神武天皇至佛教的传入;(2)佛教的传入至镰仓时代;(3)镰仓时代至德川时代;(4)德川时代;(5)王政维新至现在(即监修《武士道全书》和发表《武士道总论》的1942—1943年)。

佐伯有义的《武士道史》的分期:(1)天皇御亲征至大化改新;(2)大化改新至源平盛衰;(3)镰仓幕府至室町幕府;(4)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至德川幕府;(5)明治维新至现在(即在《武士道全书》第12卷上发表其《武士道史》的1943年)。

小泽富夫《として历史の武士道》(2005年ぺりかん社)的分期:(1)武士的登场和“武士道”的诞生;(2)镰仓武士道;(3)室町武士道;(4)战国武士道;(5)江户武士道;(6)明治以降的武士道。

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的分期,都认为武士道并未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和武士身份(旧武士制度)的废除而画上终止符,经过明治政府的继承和改造,由封建社会的武士道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士道,由武士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发展为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

我国学者的武士道分期以万峰先生的武士道分期为代表,万峰先生在《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一文中,按社会形态将武士道分为四个阶段。即:(1)“中世纪的武士道”,从平安朝后期至江户幕府被推翻,前后历时约7个世纪;(2)“近代武士道”,从明治维新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世纪的武士道经过继承和改造迅速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3)“现代武士道”,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其实质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这是武士道发展、演变漫长历史上最不光彩、臭名昭著的时期;(4)“当代武士道”,二战结束后直至今天,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被铲除,作为一份伦理文化遗产,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武士道诸德目,在二战后日本国民经济复兴及高速成长、实现日本现代化中又不断发扬光大。

武士道的分期有许多划分标准,既可按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划分,又可按时代特点和武士道功能的侧重点加以划分,即按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和人生舞台划分。在武士道形成、发展和演变的1000多年漫长历史中,其功能始终与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和人生舞台相一致,武士道时而主要充当战斗者的“战争之道”,如中世的武士道、近代和现代的武士道,即战争时代的武士道,主要用于驱使武士(包括近代和现代武士)征战杀伐;时而主要充当行政官吏的“治国之道”,如江户时代“偃武兴文”的武士道和二战后的武士道,即和平时代的武士道,主要用于指导为政者“治国安民”、指导武士道信仰者的职业生活、社会活动。

例如:(1)按武士道的私质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分为平安时代的武士道、幕府时代的“武家主义武士道”和现代日本的“天皇主义武士道”三个历史时期,即“贵族之侍”私兵私权的武士道→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士道→天皇的武士道·全体国民的武士道,或平安时代私人性的武士道,幕府时代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和现代社会全体国民的理想价值;(2)按效忠对象,分为“效忠封建主君的武士道”和“效忠天皇的武士道”,即侍奉封建主君的武士道和侍奉天皇的武士道;(3)按基本功能,分为“战斗者的武士道”、“为政者的武士道”,即战争时期鞭策武士征战杀伐的武士道和和平年代为政者治国安民的武士道;(4)按武士道的思想渊源,分为平安时代“神道的武士道”,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禅道的武士道”,江户时代“儒道的武士道”;(5)按武士道形成的特点,分为平安、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江户和明治、大正、昭和初期“人工合成的武士道”。

此外,还可以分为“封建时代的武士道”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武士道”、“封建武士的武士道”和“全体国民的武士道”,等等。

从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中叶,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1000多年漫长岁月中,江户幕府时代260年主要的“为政者之道”不足1/4,其余超过1/4的时间,武士道都是作为“战斗者之道”而存在。

七　武士道与日本精神

在众多日本学者的武士道论述中,武士道就是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的代名词。明治维新以后,把持权力中枢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武士军人政治家,运用国家权力和天皇的精神权威,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先是通过《军人精神基本》、《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以武士道构建近代军人精神;继之又通过《教育敕语》,将武士道扩展为国民道德,揭开了武士道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封建的武士道摇身一变成了“天皇的武士道”。在民间,思想家或是参与起草构成“天皇的武士道”形成标志的《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如被世人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西周、明治天皇的侍读元田永孚;或是与政府相呼应,不遗余力地宣传武士道,如在国际和国内宣扬、鼓吹武士道的两大旗手新渡户稻造和井上哲次郎,在其著作中将武士精神看做日本精神,并大力倡导继承和弘扬武士道精神。

1899年,即甲午战争之后四年、日俄战争之前五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作的《武士道:日本之魂》在美国出版,“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并将它作为日本民族精神向全世界加以介绍”。宣称:“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依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此书迅速引起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被译成波兰、德国、匈牙利、俄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等国文字,并且随着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名播海外。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的日本版,1900年由裳华房出版发行,到1905年的6年间就重版了10版。武士道之所以能够扬名海外,既得益于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胜利,也有新渡户稻造不失时机地对外宣传的功绩。

在日本国内宣扬武士道的最大功臣要数井上哲次郎。1901年,井上应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题为《谈谈武士道》的演讲中,称“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主干”。井上的演讲由教育总监部的荒浪平市氏速记,并于同年由陆军总监部委托《兵事杂志社》以《武士道》为书名出版,军部人员率先购买,人手一册。此后数年间,井上连续发表一系列武士道论文,1905年又与有马祐政编辑出版《武士道丛书》(全三卷)。受其影响,一批论著相继问世,形成武士道热潮,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1942年,井上在《武士道总论》中强调说,如果从广义的日本精神讲,武士道即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是臣民遵奉天皇陛下之大诏的御精神在战斗方面的实行之道。

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43]1932年,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认为:“武士道是构成日本国民行动的有力根基。”[44]1933年,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说:“武士道虽非日本精神的全部,然而,武士道却是日本精神之精华。”[45]1935年,桥本实在《日本武士道史》一书序词中甚至写道:“武士道精神处于人类精神之最高境界”,“武士道精神乃日本精神之中核,日本性格之骨髓”[46]。1941年,日本武士道学会编辑出版的《武士道入门》说:“樱花是日本人最爱的花,武士最充分地发挥日本人之特性。因此,以樱花为国家之光辉,以武士道为日本精神之精粹。”[47]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武士的思想》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的大半。可见,二战前的日本学者普遍将武士道视为日本民族精神,二战后的日本学者也给予武士道极高评价。

美国学者说:“武士道,它对于探究德川时代或现代日本的价值与伦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48]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49]

且不谈日本学者的分析、评价是否客观和准确,武士道是否等同于日本精神更是有待于学术界的深入研究。但是,正如我国学者万峰先生在《台湾学者的武士道观》一文中所说:“日本历史上的武士、武士治国和武士道,在世界史上都占有独特的地位”,“武士道至今依然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武士道从诞生之日起,便通过向农、工、商等社会阶级的渗透,通过与日本民族文化渊源的融合,犹如绵绵细雨一点点地渗入日本社会的血脉之中,历经1000多年漫长历史岁月的浸润,终于在日本现代社会成为无处不在的精神元素,成为日本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支配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宋成有先生也明确指出:“在战前日本,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脱亚论、兴亚论、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等不同层次的精神信条、理论观念等,都曾被日本政府当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工具而大加宣扬。但作为日本国民道德规范或行动准则的武士道,却在日本人精神深层发挥着其他精神工具难以企及的作用。”[50]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士道精神对战前日本社会的影响,超过1889年发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

八　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研究和武士道热,大致可以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战前,在甲午战争以降开始形成热潮,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著主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日本裳华房1900年版),井上哲次郎的《谈谈武士道》(兵事杂志社1901年版),井上哲次郎、有马祐政编辑的《武士道丛书》3卷(博文堂1905年版)等。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到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代表性论著主要有: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井上哲次郎监修的《武士道集》(3卷)、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八光社1942年版)、井上哲次郎监修、佐伯有义等编辑的《武士道全书》13卷(时代社1942—1944年版)、古贺斌的《武士道论考》(小学馆1943年版)、佐伯有义的《武士道史》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著作渗透着强烈的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都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性质歪曲为正义的战争,并且认为战争胜利的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人“发扬了武士道精神”。井上哲次郎甚至在《武士道全书》序言中说:“支那事变持续了四年半以上,接着又是大东亚战争,战争规模前所未有的扩大……时代愈来愈需要武士道研究。”“我日本今后不仅要研究和发扬武士道的精神,在将来的世界维持皇国之权威,而且,还必须充分培育武士道精神并使之传给子孙后代。”

二战结束后,“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的现代武士道——“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因扮演了武士道历史上最不光彩、最臭名昭著的丑恶角色而遭到人们的唾弃。然而,战后数十年,随着日本从一个战败国发展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经济强国,随着日本政府回避和掩盖战争责任,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以“总理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00年,森喜郎首相公开鼓吹战时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的“神国史观”,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后,公开表示要在任职期间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制定“有事法案”、在“终战纪念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政策进一步向“右”迈进。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日本社会又出现了“武士道热”,涌现出一大批武士道著作,企图重振武士道精神。由于“在今天,谈到武士道,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年初版)最为著名,即使是对1945年以降的战后的编者来说,武士道之深入浅出的解说,也不出于新渡户的作品”[51]。因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被誉为“塑造日本人品格”的“圣书”,成为日本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岩波文库收藏、矢内忠雄翻译的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自1938年初版以来,已经出版了超过50版。”[52]2000年1月,为纪念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出版百年,又由《新渡户稻造全集》的出版社教文馆出版佐藤全弘的译本,佐藤全弘在序言中声称:“本书虽历经百年,但意义却丝毫未减。”在日本,就连翻译、解说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的著作,也极受日本民众欢迎。奈良本辰也翻译、解说的《武士道》,自1997年7月新装版第一版发行以来,到2008年2月,已连续印刷了53次。[53]1998年,日本国书刊行会还重新出版了井上哲次郎、佐伯有义等人1942年配合战争形势专门编辑的《武士道全书》13卷。该《全书》第一卷卷首的“刊行寄语”写道:“现代社会堕入非道的地狱,忘却了正义和耻,乃是忘记了武士精神而受到的处罚,必须加以自省。在此混浊的社会之中,《武士道全书》的复刻刊行,恰似黑夜之中的明灯。”[54]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于2005年撰写的《国家的品格》,是一部倡导通过效法武士和弘扬武士精神、提升国家品格的著作,短短一年时间竟然连续印刷25版,发行量超过250万册,2006年还被评为日本最流行的畅销书,在日本和不少国家引起巨大反响。[55]21世纪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由此可见。

平安时代“私兵私权的武士道”,是私人性武装力量的伦理道德、战争精神和理想价值;幕府时代的“武家主义武士道”,是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武士阶级的行动准则和战争精神;明治维新以后“天皇主义的武士道”,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日本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全体国民的行动准则和“皇军”的战争精神。从武士道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来龙去脉。

【注释】

[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8页。

[2][日]古贺斌:《武士道论考》,香内三郎解说,岛津书房1974年版,第59—60页。

[3][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9—11页。

[4][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37—40页。

[5][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1—22页。

[6][日]丸山敏秋:《道德力》,风云舍1999年版,第163页。

[7][日]西田直二郎:《日本的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8页。

[8][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2—3页。

[9][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6—27页。

[10]《别册历史读本30号·武士道——侍的志气和魂》,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版,第18页。

[11]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

[12]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13]吴庭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14]参见娄贵书《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本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武士道的形成和作用》,载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参见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16]汤重南:《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载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17][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7—31页。

[18][日]西田直二郎:《日本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5、27页。

[19][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33—174页。

[20]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5—97页。

[21]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版,第7章。

[22][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3—24、40—43页。

[23][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0—11页。

[24][日]古贺斌:《武士道论考》,香内三郎解说,岛津书房1974年版,第61—65页。

[25][日]小泽富夫:《武士道史》,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67、240页。

[26][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一卷第194页;第二卷第173页,第三卷第150—154页。

[27][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150页。

[28][日]多田显:《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永安正幸解说,丽泽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第204页。

[29][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6—7页。

[30][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4、32—33页。

[31][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2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一章。

[32][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28—29页。

[33]同上书,第130页。

[34]李威周:《论日本武士道》,载《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74页。

[35][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74—76页。

[36][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325页。

[37][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4—25页。

[38][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149页。

[39][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29—30页。

[40][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90页。

[4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0页。

[42][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84—185页。

[43][日]山风铁舟等:《新版武士道——文武两道的思想》,大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44][日]田中义能:《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第15页。

[45][日]平泉澄:《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第6页。

[46][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2页。

[47][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90页。

[48][美]贝拉:《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1页。

[49][美]沃尔夫:《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17页。

[50]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51][日]多田显:《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永安正幸解说,丽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52][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245页。

[53][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奈良本辰也翻译、解说,三笠书房2008年版。

[54][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刊行寄语。

[55][日]时野佐一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第9—13页。

第二章　平安武士道——私兵私权的伦理道德

随着武士的产生,在平安时代的武士集团内部也逐渐形成了所谓武士精神或武士道,包括以主君为中心的“主从道德”,以群体为皈依的“共同体道德”,以及武士在战争生活实践中敢于舍命拼杀的战争精神。平安武士道的象征“坂东武者之习”:一是以生命为手段的忠诚献身精神;二是勇猛果敢、不计生死的战争精神;三是精于骑射的战争技能;四是粗野豪放的性格特征和血腥、残暴的战争风习。家永三郎在《日本道德思想史》一书中将平安武士道称为“主从道德”。并且认为:“贵族的地位源自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维持武士地位的力量来自于武力的结合,维持武力结合的必要的规范便是其道德思想的最重要内容,这种规范通常称为武士道。当然,镰仓、室町时代还未出现武士道一词。”[1]“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我国之武士道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从日积月累不间断的武的训练和战场上死生之路的体验得来的。”[2]应该说,桥本实抓住了武士道产生的关键。

平安武士完全是私人的武装力量,因此,平安武士道也只是私人性武装集团的道德规范。一方面是主从之间的道德规范和武士个人与武士团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又是武士团主君的治人之道、治军之道和治理武士团的治“家”之道,还是武士在战争生活实践中死中求活的战争精神。

一　武士的登场与武士道的产生

平安武士道作为平安武士生存方式的必然反映和现实需要,绝不是空中楼阁,自有其产生的条件,如坂东地区的武勇民风、武士生存的社会环境、武士的生存方式。

(一)关东的尚武传统

在武士与武士道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骑射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包括关东在内的东国地方正属于日本骑射文化的策源地,犹如中国历史上的东北地方先后有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少数民族一样,关东北部自古就生活着以骑射为业的虾夷民族。“关东也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最强有力的武士团几乎都出自关东。

日本尚武尚勇的民风主要来源于关东武士和虾夷人生活的东国。“东国人士自古尚武风气盛行,以背向敌人为耻,他们在不断的公私战争中逐渐形成其道德,即兵之道或弓马之习,后世以此为武士道的萌芽。”[3]养成关东尚武民风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关东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辽阔的关东荒野上,生活着许多“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4],即日本的骑马民族。这些以狩猎为业的山民集团,祖祖辈辈生活在人与兽的战争之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风气,征服虾夷人的战争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武勇传统。

8世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向东北和西南扩张版图,征服东北的虾夷人和西南的隼人。控制着念珠关(今山形县和新潟县境)以北地区的虾夷人,“在原野上放牧马,以狩猎作为生产的一部分,擅长于骑乘骑射之技”[5]。这些虾夷人民风强悍,“《续日本书记》承和四年(837年)二月八日记事说:‘弓马战斗,夷獠之生习(虾夷天性之道),平民(内民)十人不敌其一’”。“关东北靠虾夷之国,平时就处于战时体制。”[6]朝廷对虾夷人土地的征服,遭到了擅长弓马骑射的虾夷人的顽强抵抗,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发展为全面的战争。774年7月,虾夷袭击桃生城,“三十八年战争”由此开始。780年3月,与虾夷的战争全面展开,“朝廷频频任命征讨使,以坂东诸国为中心征集兵员、兵器和军粮,派遣到东北”[7]。“三十八年战争”后,征讨虾夷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根据虾夷与朝廷的关系,或者与大和民族同化的程度,虾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归顺朝廷的所谓“荒虾夷”;二是归顺朝廷的所谓“熟虾夷”;三是虾夷中最熟化的所谓“俘囚”。关东也由征服虾夷的兵站基地,转化为俘囚基地。

无论是征讨虾夷,还是镇压俘囚反乱,关东的狩猎民和山民一直是朝廷征集兵员的主要对象,从而使关东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征讨虾夷的战争也是朝廷组织关东狩猎民和山民对东北虾夷人的战争。因此,朝廷的东北开发政策,对北靠虾夷的关东形成浓烈的尚武风习有着重要影响。一是关东自古就是征讨虾夷的前沿阵地,常常发生战斗,用武的机会多,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尚武风气”。二是大和民族与虾夷的接触、同化,结果在东国产生出武勇的东人。“以东国为中心的东人精神,构成镰仓武士的精神源流是不能否认的。东人精神经武士勃兴史坩埚的锻冶锤炼,诞生出东国武士的精神,此精神在前九、后三之役大放光彩。”[8]三是在与虾夷的长期征战中,与奥州接壤的关东地方兵士,特别是指挥官级别的郡司层,在战斗中学习到了许多战术,“骑射就是向虾夷人学习的最重要战术”[9]。这些与虾夷作战的将士,尤其是军事指挥官,在频繁的战争中养成了超过常人的作战能力和残暴性。

(二)武士的主从关系

平安武士道源于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的主从关系。所谓主从关系,即主君的“恩赏”与从者的“奉公”的交换关系。具体表现为:主人对从者是恩情主义,给予从者以土地为核心的物质利益,保障从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从者对主君的恩赏报之奉公精神,平时侍奉主君,战时手执兵器奔驰在主君马前,拼命战斗、绝不退缩。在从者的奉公精神中,居第一位的是为了主君视生命如鸿毛的牺牲精神。《陆奥话记》说:“赖义爱士、好施,近江国以东武士大半成为其门客。”“赖义勇拔群雄,才气盖世,坂东武士,多乐为从者。”“坂东武士,云集雨来。”“赖义麾下精兵,在战场上不怕死”,“愿为将军舍命”。[10]在前九、后三两役中,将士生死与共、同受饥寒,主从关系经过战争的锻炼更为牢固,主从之情益发深厚,郎从对主将的忠义更为强烈。[11]后三年之役后,义家武威大震,被誉为“天下第一勇者”,源氏武士团率先成为实力最为强大的“栋梁级武士团”。

主从关系以利益为纽带将武士团构建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个人的荣誉、权力、地位和财富,统统都以武士团的兴旺发达为前提。因此,武家社会有所谓“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说法。为了坚守主从之义,不惜牺牲骨肉之情。如前所述,“以河内国所领的纷争,郎从相互间的冲突为契机,义家和同母弟义纲对立,在京都集结兵力,危机一触即发……”[12]义家、义纲兄弟为了保护各自从者的利益,不惜在京都会战,表明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在士道之誉、主从义理面前,生命和父子、夫妇之亲,都失去了重要意义。”[13]在百年之后的“平治之乱”和“源平大战”中,追随源义朝和源赖朝的从者中,就有不少是赖义、义家的家臣的后裔。

武士文化的核心内容——武士道,就是直接从主君与从者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展而来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14]“从广义上说,主从关系是封建社会中基础的社会关系,它制约、规定封建社会几乎全部的社会意识。”“忠、恩、奉公、名、耻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基于主从关系之上产生的。”[15]平安时代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御恩”与“奉公”基础上的权利义务规则,就是最早的武士精神。

(三)武士的战争生活

没有武士的战争生活,就没有作为武士的战争精神的武士道。如同“武家产生和成长的关键在于合战”一样,武士道产生和发展的关键也是战争。

武士产生后,争夺土地与权力的斗争迅速走向武力化的道路,社会治安日益恶化。特别是“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的1个世纪,乃是群盗蜂起的时代。地方上半合法的土地占有者喧哗骚乱不绝……特别是在征讨虾夷的基地——关东地方最为显著”[16]。以“坂东八平氏”为代表的关东豪族之间,也以王臣家的权威和武力为后盾,为扩张土地和权势争战不休。最先公然反叛国家、向国家发布独立宣言的是关东武士,朝廷平定地方叛乱所依赖的武力也是关东武士,武士发展史上几次重大战役的主战场是关东和关东近邻的奥羽地方,而主角则都是关东武士。例如10世纪初的“将门之乱”,11世纪初的“平忠常之乱”,11世纪中后期的“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等。

武士是战斗者,武士道是战斗者之道,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武士道是武士在战场上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17]由于“大大小小的众多战争,主从之间培育出一种道德思想”[18]。在“频频的公私战争中,地方武士锻炼了作为‘兵’的战斗技艺”[19],形成了以镰仓权五郎景正为代表的关东武士英勇果敢、舍命拼杀的战争风格。无论是“将门之乱”和“忠常之乱”,还是奥羽大战,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忠诚”、“武勇”、“名誉”等武士道核心因素。当然,关东武士浴血奋战的真谛在于以土地为核心的现实利益。

同时还应看到,关东武士既是“将门之乱”以来战斗经验最丰富、战斗实力最强大的武士集团,也是战争行为最残暴、最血腥的武士集团。“平忠常之乱”中,大肆采用焦土战术;“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中,赖义、义家父子的斩首、切耳等。因此,日本学者家永三郎说:“摄关政治时代的贵族尽管为了满足权势欲而玩弄一切阴谋诡计,但唯独杀人害命的勾当不干;武士却不同,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杀害生灵。”[20]总之,平安时代的武士已养成了好狠斗勇、嗜杀成性的性格特征,以及以征战杀伐、穷兵黩武为荣的价值追求。

二　平安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武士道形成于8世纪中叶,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反映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据《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和《今昔物语》记载,平安时代的武士道有所谓“平氏的‘贵族的武士道’和源氏的‘坂东武士道’”,或平氏“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和源氏“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21]在源平大战中,源氏对平氏的胜利,也是源氏的“坂东武士道”或“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对平氏的“贵族的武士道”或“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的胜利。镰仓幕府时代以降的武士道,不过是源氏“坂东武者之习”或“东国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下述平安武士道的主要内容,也来自于源氏武士的“坂东武者之习”。

(一)忠诚献身

武士集团内部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主从关系,首先是主君之“恩赏”与“从者”之奉公的双务关系或互惠关系,主君之恩赏要求从者用绝对的忠诚和服从来换取。因此,“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22]。源平大战期间,源赖朝要求属下将士“受命忘家忘亲”。而且,武人之道的报恩,要求报答主君过去、现在、将来三世之恩。[23]事亲之孝,待妻之义,对子之慈,统统从属于对主之忠。

平安时代在战斗中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源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坂东武者之习”的“忠诚”,体现为在生死瞬间变换的战场上从者以生命报答主君,甘为主君战斗至死,即“为了主君视生命如鸿毛的牺牲精神”。强调“一旦有缓急,立即带着兵器奔驰在主君马前”,“以生命报答主君之御恩”。[24]将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以生死关头为主君舍弃生命作为评价“忠诚”的标准。

平安时代忠诚献身精神的典范,一是在前九年之役中,赖义军一度被贞任军击败,身边仅剩八幡太郎义家、修理少进藤原景通、大宅光任、清原贞广、藤原范季、同则明等六骑,并被敌军200余骑左右两翼包围,矢如雨下。赖义的战马被流矢击毙,景通立即奔驰而来献上自己的乘骑;义家的战马被敌矢射死,则明迅速夺过贼马献上。突围几无可能,义家频频射敌魁帅,光任等拼命死战,敌军才逐渐后退。相模国武士散位佐伯经范得赖义厚遇,已经突出重围,后得知赖义仍为敌军所困,仅有数骑相随,身处绝境。经范说老仆追随将军30年,年已耳顺(60),将军有难,自当舍命相随,在地下追随将军乃吾之志,欲再度杀入敌阵。属下二三骑也说,公既要与将军同命以尽死节,吾等岂能独生。主从又一起冲入敌阵再战,杀敌10余人。藤原景通之子景季,时年20,合战时视死如归,前后七八次冲入敌营,击杀敌帅,后因坐骑不支,为敌所俘并被杀。散位和气致辅、纪为清等勇者,也是不惜生命,冲杀于敌营,全部为将军舍命。将军得士之死力皆如此类。[25]并且说赖义的武士之道,是为主君而死,死而无憾的献身奉公。[26]一是源义经在屋岛合战身处险境时,其臣从佐藤继信挺身而出代主中矢,《源平盛衰记》称之为“以身体抵挡弓矢之习”,说继信的心中早就存有“以生命代替主君抵挡敌矢”的念头。对于武士来说,平时就要有为主君奉献生命是无上光荣之事的思想。[27]

武士是以战斗为职业的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武士的战斗不是个人性行为,而是武士团的集体行为,武士团的战斗力首先来源于协调与统一的内部秩序。因此,武士道的忠诚还表现为对主君的绝对服从,要求从者必须绝对服从集团的指导者——主君。“源平时代,已在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服从。”[28]服从既是“忠诚”的重要标志,又事关战场上的胜败和武士团的兴衰,所以,平安武士道格外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服从。

“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从者倘若不履行对主君的奉公义务,不服从主君的命令,主君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或收回恩赏,或逐出武士团,或处以死刑。由于忠诚与服从直接与从者的“所领”、地位、名誉和权力等切身利益挂钩,因而具有巨大的约束力。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从者对主君的忠诚含有一定程度的感情色彩。原因包括以下两点:(1)武士团本来就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而且,“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团,主人的生活和从者的生活尚未完全分离独立,一个单位的武士团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圈内”[29]。特别是主君和从者一起在战场生死与共的战争生活,极易结成生死之交,产生深厚的感情。(2)据西田直二郎研究,从源平时代开始,武家社会便形成一种风习,武士在少年时代便依赖于有力的武人,结成准父子关系;元服时,又结为乌帽子亲。有力的武人将少年武士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将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给少年武士,两者一生都有父子般的感情,蒙受终身的肉亲之谊。[30]因此,也有日本学者认为“御恩”与“奉公”并非交换关系,武士的忠诚献身在于主从间的感情。

(二)崇尚武勇

平安时代的武士道——“坂东武者之习”,是在日本最崇尚武勇精神的坂东土地上,战斗精神最强悍的武力集团——坂东武力集团与虾夷武力集团、坂东各武士团之间在长期的战争中锤炼出来的。

关东作为征讨虾夷人的基地,关东武士作为战斗者,既要与捍卫家园的虾夷势力战斗,又要与其他武士团争夺领地。于是,坂东武家社会便在战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坂东武者之习”。正是由于战斗者以武为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所以,“在东国,武力不仅是暴力,而且是一种生活的道义”。“都城的正义以之作为暴力加以否定,东国则主张以之作为一种正义。”[31]另外,即便都是武士,西国武士与东国武士也大不相同。“在西国,特别是在京的平氏,平日喜爱诗歌、管弦,附庸风雅,这种习俗已经日常化。”“坂东武者平时进行流镝马、笠悬、犬追物等弓矢和骑马的训练,在山中骑马狩猎,度过实战性的日常生活。”[32]平安时代的武家社会甚至认为:“武家栋梁的首要条件,就是武艺=弓马之艺卓越出色。”[33]如源赖义、源义家骁勇善战、矢无虚发,被认为是武家栋梁之器。

“坂东武者之习”强调武勇精神的根源在于生存需要。(1)武勇是坂东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职业需要,武士是武力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以武力作为立身存命之本。武士从事以生命为代价的职业——战争,脚踩生死两界,要么杀人,要么被杀,每一次战斗都是生与死的血腥较量。军事实力——敢于战斗的武勇精神、夺取胜利的武功武技、善于战斗的军事谋略,既是保全自身生命存续、消灭对手的基本手段,又是赢得战利品和名誉、地位的首要条件。(2)武勇是坂东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生活方式,主从关系说到底无非是“恩赏”与“奉公”的关系,武士必须凭借武勇在战场上建立军功,捍卫和扩大领地,“对东国武士来说,要得到称为‘拼命之地’的所领安堵和新所领等恩赏,无论如何也必须在战场上建立战功”[34]。战争中的战利品是武士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途径,武功高强、英勇善战的武名能使武士获得主君的赏识和提拔,并为他们带来崇高的社会荣誉。总之,武士崇尚武勇,乃是武士以战场为人生舞台的职责所系,生活所需。

在武力决定一切的“日本社会,至少从武士勃兴期以来,随着使用暴力的机会日趋频繁,暴力的所有者成为社会强者的倾向也不断增强。……无论发生什么事,如进行决斗、仇讨、暗杀等,都以暴力一决黑白”[35]。因此,《平家物语》将武士描绘成封建领主争战杀伐的凶器。“驱驰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死之门”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武士必然要以武立身、以武扬名,养成了武士嗜武如命、穷兵黩武的性格特征。

在生与死的长期征战杀伐中,关东武士也在战争中养成了敢于舍命搏杀的作战方式。《源平盛衰记》卷23描述“坂东武者之习”说:在大将军的面前勇敢战斗,“即使是父亲战死,儿子被攻击,也要拼死战斗,绝不退缩”[36]。在“后三年之役”的战斗中,年仅16岁的相模国武士镰仓权五郎景正奋勇打头阵,右眼被敌矢射中,流血不止,依然与敌拼杀,直到将对手射杀之后才归阵。镰仓权五郎在战斗中的勇武之姿,被认为是坂东武士在战斗中不惜拼命的典范和“坂东武者之习”的经典诠释,广为流传。总之,“坂东武者之习”的所谓武勇,强调置之死地而后生和勇于流尽最后一滴血,即战场上舍生忘死的攻击精神、嗜血成性的杀伐之心。

武勇既是武士的生存资本,又是武家首领的要求。《奥州后三年记》说,在后三年之役中,义家为了激励关东武士英勇战斗,设刚座(刚勇者之座)、臆座(胆怯者之座)。冲锋在前、舍命搏杀者,给予刚座;进攻时的落伍者,被认为是怯弱者,给予臆座。[37]通过设立刚臆之座,刺激了属下武士英勇奋战的拼命精神。

以源平大战为题材的军记物语《平家物语》,也生动地描绘了关东武士敢于拼命的武勇精神。说东国人打起仗来,父亲死了也罢,儿子死了也罢,飞马越过继续拼杀。

(三)重名轻死

与忠诚、武勇一样,在平安时代的武士道中,“名誉”也是武士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兵之道里最重要的是作为武士的名誉,武士不惜赌生命以守名誉。”[38]“《将门记》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名的意识……兵以名为先,将门欲扬兵名于后代。”“惜名不惜死”,“人死留名,虎死留皮”[39]。在相互对立的战争世界中,牵动武士之心的首先是武勇之名,影响后世对名誉的重视。[40]当然,名誉意识也是源于“御恩”与“奉公”的权利义务关系。

武士的所谓“名誉”,理论上讲是指武士在履行其身份规定的责任和义务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肯定,既包括自身行为是否符合其身份的行为规范的评价,又包括外界对其履行职责的行为的认可。具体而言,即主从双方能否切实履行主从契约,主君为从者提供保护和向从者施以恩惠;从者效忠主君和战斗至最后一刻。简言之,名誉即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

在武士团中,主君和从者都有自己的名誉意识,并主要以战场作为实现名誉和检验名誉的途径。主君的名誉主要表现为:(1)是否具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2)是否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满足从者的需求。11世纪后半期,源赖义和源义家在“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中”,既展示了杰出将帅的武勇、武略和军事实力,又表现出关爱手下士兵、给予恩赏的“恩义”。于是,赖义、义家父子武名大振,坂东武士甘愿为之冲锋陷阵。从者的名誉主要表现为:(1)是否绝对效忠和服从主君,甘为主君献出生命;(2)是否具备足够的军事实力,并且勇于在战场上冲入敌阵、拼死搏杀。

在“坂东武者之习”中,被许多日本学者视为珍惜“武者之名”的例证主要有:(1)后三年之役,16岁的镰仓权五郎景正被敌矢射中右眼,同是相模国出身的武士三浦为次为其拔矢,三浦为次以足踩着权五郎景正的脸部拔矢。权五郎景正认为三浦为次不讲礼仪,随即拔刀砍向三浦为次,“死于弓矢乃属当然,以足踩面则是侮辱”。要求改变非礼行为,于是,三浦为次改为以膝抵面为之拔矢。(2)“平忠常之乱”时,平直方因追讨失败,武门(军事贵族)名誉顿时崩溃。为了挽回名誉,以赖义为婿,受惠于八幡太郎义家、加茂二郎义纲、新罗三郎义光三位武勇超群的外孙。(3)据《保元物语》等“军记物语”记载,合战时武士大声自我介绍,述说自己的住国、姓名、先祖以来的系谱和功勋。这种在战场上的自我介绍,也是武士维护自身名誉的方式。在“古文书”和“军记物语”里,还可以看到“武士失去先祖相传的土地”,或者“先祖以来的本领‘堀内’被敌军马蹄踩过”,都被认为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41]此外,武士还经常将战场上遗留下来的伤痕拿出来展示,作为自己忠烈义勇的证据。

武士之所以将“忠诚”、“武勇”的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原因在于名誉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武士的权力、地位和利益,武士求名、惜名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惜名的意识自然是基于主从关系之上,因为,从者得到名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给予恩赏的机会,失去名则意味着远离和失去恩赏。”“功名是与恩赏直接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42]名誉直接关系到武士的现实利益,因而对武士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三　平安武士道的“世俗化”

尽管平安时代的武士道相当稚嫩、粗陋,只是武士道的雏形,不过,在其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它也随着武士日益成为强者的象征和关东武士征战杀伐的足迹顽强地四处传播,开始了武士道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的所谓“世俗化”过程。其实,武士道的世俗化过程,也是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的历史过程。

平安时代“武者之习”世俗化的基本途径有以下三种:一是武士(主要是关东武士)充当天皇朝廷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军政官吏,借助国家权力传播武士道;二是关东武士在征战杀伐的过程中,播下了“坂东武者之习”的种子;三是关东武士不断向新领地迁移,并将“坂东武者之习”带到新领地。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是武力争夺土地财富的产物,充当庄园主捍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瓦解天皇制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且,最先武装反抗国衙统治的是武士,充当国衙军事要员镇压动乱的也是武士。例如,武家社会赫赫有名的“平氏一族,哪个都是扎根于东国(关东·东北地域),逐渐开始侵害朝廷的利益”[43]。他们一边在扩张领地的过程中频频地制造社会动乱,一边充当朝廷赖以平定叛乱的武装力量,并且在制造动乱和平定动乱的战争中发展壮大。9世纪,“屡屡发生袭击国衙、烧毁国衙仓库等事件”。于是,地方国司任命当地武士作为检非违使、押领使和追捕使——“国衙三使”。9世纪末10世纪初,鉴于地方动乱频发,中央政府也任命了一批武士作为军事指挥官——押领使、追捕使,命其平定地方动乱。于是,“武者之习”也随着武士活动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并影响其他社会阶级。

10世纪前半期,“将门、纯友之乱”的划时代意义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开辟了平乱功臣及其子孙走向中央政界的道路,奠定起贞盛流平氏、秀乡流藤原氏、经基流源氏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在东国的合战经验,在东国形成的称为‘兵之道’的特有行动样式和以骑射为中心的战斗形态,也落户于京都。而且,随着他们的后裔进出于地方,又广泛地渗透到诸国”。“通过东国合战而确立起武人名声的边境军事贵族,凭借其名声进出于诸国。于是,在东国形成的‘武者之习’、‘兵之道’也渗透到西国诸国。”[44]以武门源氏为例,经基之子满仲因与藤原摄关家结成主从关系,充当藤原氏的武力背景而受到重用,赖信、赖义、义家三代作为“京侍”而活跃于京都。平定“平忠常之乱”的源赖信,历任伊势、河内、甲斐、陆奥、信浓、美浓、相模等国守,并任镇守府将军;平定“安倍氏之乱”、使“会坂以东弓马之士大半为其门客”的赖义,历任伊豫、河内、伊豆、甲斐、相模、武藏、下野、陆奥等国守、镇守府将军。于是,“坂东武者之习”也随着赖信、赖义、义家的足迹,由关东传向京都、传向西国。

平氏传播“坂东武者之习”活动的主要是伊势平氏。平氏本是关东首屈一指的武士集团,“将门之乱”后,平贞盛之子平维衡从关东的常陆转到近畿的伊势地方发展,成为伊势平氏之祖。11世纪末,伊势平氏因投靠白河上皇,充当“院”的武力支柱——“北面武士”发展成为西国最大的武士团。12世纪初,伊势平氏奉上皇之命防卫僧兵和追捕西国海贼,成为以西国为根据地的武家栋梁级武士团,势力超过源氏。平正盛、平忠盛历任伊势、伊贺、因播、若狭、但马、备前、赞岐、播磨、安艺等国守,平氏先祖的“坂东武者之习”由此传到畿内和西国。《今昔物语》说:平安后期存在两个武士道:即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和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坂东武者之习”已经从坂东传播到其他地区。

每一次战争胜利后的论功行赏,“武者之习”便随着武士领地范围的扩大而扩大。“平忠常之乱”后,源氏成为“武力第一家”的同时,镰仓成为源氏的根据地、关东成为源氏的势力范围;“前九年之役”和“后三年之役”,赖义、义家父子先后平定奥州和出羽最大的“俘囚”势力后,各地豪族纷纷主动臣服,寻求保护。于是,“坂东武者之习”落户于不断膨胀的源氏私领和势力范围。

1180—1185年决定日本历史命运的“源平大战”,动员了全国的武士,历时五年。京都的平氏、信浓的源义仲、东国的源赖朝三大武士集团相互攻伐,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战火波及全国,1183年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西国的平氏、京都的义仲、东国的源赖朝。1184年和1185年,源赖朝先后灭亡义仲和平氏,结束内战。接着,源赖朝又于1189年征讨奥州的藤原氏。在这场从奥羽到九州都卷入的战争中,源氏的“坂东武士之习”也随着源氏在战争中的胜利四处播种、到处安家。源赖朝灭亡平氏,既是东国武士对畿内和西国武士的胜利,也标志着源氏“东国猛士之道的东国武士道”对平氏“都城兵家之道的武士道”的胜利。从此之后,源氏的东国武士道也成了武士道的同义词和时代的精神。

“坂东武者之习”向外传播的契机,还由于相当部分的武士是从地方上的富农即名主层中产生的,平安时代的武士与农民之间尚无不可逾越的身份界限,武士转化为农民、农民转化为武士的现象并不鲜见。此外,平安时代的武士,既是战斗者,也是在地领主和农业生产的经营者,与农民世代混居杂处。战时奉首领之命出征,战后各自回归乡里经营管理自己的领地,与领地上的农民有着种种联系。这样,与武士有着密切联系的农民(特别是“武士馆”周边的农民),潜移默化之中也受到了“坂东武者之习”的熏陶。

上述事实表明,伴随着关东武士出任国家军政官吏、关东武士征战杀伐的足迹和关东武士军事领地的扩大,“坂东武者之习”也逐渐从关东传播到其他地区,从武士群体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当然,由于武士尚未掌握国家统治大权、武士道也未成为制度化的道德规范等因素,这一阶段武士道对农工商阶级的影响还相当有限。

平安武士道源于平安武士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以利益为纽带的私人性主从关系,因此,平安武士道也完全是私人武装集团内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虽然平安武士道还相当稚嫩、粗陋,还只是“武者之习”和武士道的雏形,但它却是武士道的源头,幕府时代的武士道正是在平安武士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安武士道的核心内容“忠诚”、“武勇”、“名誉”等,也是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基本内容。平安武士道在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是平安武士作为战斗者应对战争生活的“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平安武士道的武勇精神,深受包括关东在内的东国地区骑射文化的影响,也与关东武士敢于拼命的战争精神有关。还需指出的是,在平安武士道里,我们既可以看到关东武士甘为主君抛头颅、洒热血的忠诚献身精神,也可以看到关东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

【注释】

[1][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87—88页。

[2][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页。

[3][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0页。

[4][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46页。

[5][日]田口宏雄:《武士道的源流·从骑马民族到武士的武断系谱·上卷》,新生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

[6][日]高桥富雄:《日本武士道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29页。

[7][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38页。

[8][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40—41页。

[9][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40页。

[10]《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319—320页。

[11][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5—46页。

[12][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岩波书店1994年版,第101页。

[13][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2—53页。

[14][日]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的源流·下·身份与封建》,刀水书房1984年版,第227—228页。

[15][日]樱井庄太郎:《名誉和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60页。

[16][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44页。

[17][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325页。

[18][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0页。

[19][日]阿部猛:《镰仓武士的世界》,东京堂1994年版,第10页。

[20][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8—89页。

[2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べ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37页;[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13页。

[22][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25页。

[23][日]西田直二郎:《日本的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9页。

[24][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61—62页。

[25]《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编》,第322—323页。

[26][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25页。

[27][日]西田直二郎:《日本的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36页。

[28][日]丰田武:《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25页。

[29][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11页。

[30][日]西田直二郎:《日本的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27页。

[31][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14页。

[32][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45年版,第36、37页。

[33][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3页。

[34][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3页。

[35][日]樱井庄太郎:《名誉和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325页。

[36]转引自[日]下村效等《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3页。

[37]引自[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8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6页。

[38][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51页。

[39][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4—5页。

[40][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119页。

[41][日]石井进:《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39页。

[42][日]樱井庄太郎:《名誉和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21页。

[43][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9页。

[44][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6页。

第三章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从私兵私权的伦理道德到武士治国的统治思想

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是平安时代“坂东武者之习”的继承和发展。不过,以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坂东武者之习”的地位、性质和功能等都发生了变化。由源氏和关东武士的应有之道,演变为时代的精神、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上升为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社会的伦理道德支柱、奖罚机制和价值评判的标准、制度的和法律的道德规范。平安时代武士团主君治理武士团的治“家”之道和治军之道,发展成了武家统治者的治国之道。

还需注意的是,尽管武士已经发展成为无可争辩的统治阶级,掌握国家统治大权、行使政治权威、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社会制度和理想价值,但是天下并不太平,武士依然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战斗者的社会职责,“武家社会最大的奉公,莫过于驰骋战场”。因此,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依然是战斗者应对战争生活的战争精神,依然以忠诚和武勇为特征。

一　武家统治与武士道的发展

平安时代的武士还处于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的在野地位,还是私人性的武装力量,因此,武士道也只是武士集团内部私人性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随着武士政权的建立和武士成为行使政治权威的统治阶级,武士道也具有了私人性和公共性的二元属性,一方面依然保有私人性道德规范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武家政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道德支柱的性质。这样,武士道也迎来了划时代的发展阶段。

(一)武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

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大约400年间,是武家政治确立、发展和巩固的时代,武士已从天皇朝廷手中全面夺取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朝廷则失去了作为国家政权而存在的意义。

镰仓幕府统治的140余年,源赖朝和北条氏以关东武士的武力为权力基础,通过源氏与家人的御家人制度将全国武士编成统一的军事组织、军役体系,以武力控制国家权力,维持武家统治秩序,压制公家贵族的天皇朝廷,强迫以农民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缴租纳税并服从武家政权的统治。粉碎皇室发动的倒幕战争后,武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统治权力和统治范围迅速扩大,武家军事组织凌驾于公家的政治组织之上,公武二元政治开始向武家一元政治转化。

室町幕府建立后,武家政权又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中,全面剥夺了公家政权残存的政治权力。14世纪末15世纪初,以足利义满自称国王和守护大名领国制的形成为标志,天皇朝廷的统治权力荡然无存,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的意义,公家贵族的庄园也几为武家所夺取,武家一元政治终于取代镰仓幕府以来的公武二元政治。

在武家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镰仓、室町、织丰时代,以源赖朝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以国家权力将平安武士道的精华“源氏的坂东武士道”,提升为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并对其赋予制度价值、观念价值和法律价值。

“镰仓时代初期,以武家政权的建立为契机,武士的自信提高,武者之习虽然是实践的,但是已经在精神方面纯化而向武家道德升华。”[1]源赖朝和北条氏以武士道强化建立在主从关系基础之上的武家统治制度、统治秩序,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于是,以“坂东武者之习”为核心的平安武士道获得了合法化、权威化和制度化的地位和权力。“源赖朝以武士道的宗旨——勤俭尚武、砥砺忠节、以质朴为主等训诫武士。”[2]武士道开始成为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镰仓时代思想领域的突出内容是所谓武士道思想”,“在平安时代末期颓废的社会里,践踏君臣父子之道的事情频频发生,以保元之乱最为显著。源赖朝开幕以来,一扫颓废世相,大力倡导和奖励武士之道,对违反武士之道者,坚决严惩,绝不宽赦”。[3]从此之后,武士道的约束力有了武家政权的制度保障。

1232年,执权北条泰时为了巩固武家统治,并为武家统治提供法律依据,制定镰仓幕府的宪法——《贞永式目》。如镰仓幕府的法律制度一节中所述:“支撑式目的法的精神是‘道理’。所谓道理,即正、邪的意思,判断正邪的标准,即以主从之忠、亲子之孝为核心的武士的实践道德。”《贞永式目》一方面以武士道为武家根本大法的依据,另一方面又通过武家根本大法赋予武士道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和权力。“贞永元年(1232年)制定的《御成败式目》作为最初的武家法典,也是镰仓时代武士文化的最高成就。幕府不是由原来的公家法,而是以武士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实践道德——‘武者之习’为基础进行裁决。”“与公家法不同,武家法典基于武家社会独自的习惯(武者之习),有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规定。”[4]而且,《贞永式目》在此后数百年的武家政治时代构成武家法律的主干,武士道作为《贞永式目》的基础和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战国大名的“分国法”,继承和发扬《贞永式目》的传统,以武士道作为武家法律制度的基本元素,对整个日本社会都具有法律效力。武士道在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权威空前提高,对社会各阶级的约束力越来越强。

(二)御家人制度

平安时代的武士道,源于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建立在“御恩”与“奉公”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因此,武士道首先是主从道德。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也是源于主从关系,首先也是主从道德。镰仓时代,源赖朝通过御家人制度加强武士道建设。

1180年10月,源赖朝在镰仓创建御家人制度。“御家人与源赖朝(或他的后嗣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是像中世纪的西欧那样,仅仅只是通过臣主之间的契约把两者联系在一起,而主要是建立在封建道德的基础上的。这种道德的核心就是‘忠’和‘信’。御家人对将军要忠,将军对御家人要信。”[5]而且,“镰仓幕府政治体制的基干就在于源赖朝与御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私人性的主从关系构成武家政权的基本原理”。源赖朝与御家人之间私人性的主从关系与幕府的中央和地方官制相结合,主从关系成为武家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

当然,源赖朝与家人之间的主从关系依然是御恩与奉公的关系。源赖朝于1180年年底进入镰仓后,立即以安堵属下豪族武士的本领、根据军功给予新的领地作为御恩,与关东武士结成所谓御恩与奉公的主从关系。[6]将军的“御恩”是:(1)本领安堵,即确认家人原有的领地;(2)新恩给予,即根据战功给予新的领地;(3)发生领地等纠纷时,为家人提供保护;(4)向朝廷推荐官职,任命御家人为武家统治政权的守护、地头。御家人的“奉公”是:(1)服从和效忠将军,战时率领一族武士参战;(2)平时的军事勤务,如守卫京都的京都大番役、守卫镰仓的镰仓番役,等等;(3)完纳财政负担,如皇宫、幕府、寺社及驿站的修建费用等。御家人若是怠慢御家人役,轻者削减领地,重者没收领地、剥夺身份,甚至处死。

在镰仓时代的主从关系中,将军与家人的主从关系是享有特权的主从关系。在镰仓幕府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分配中,与将军的主从关系,犹如武士进入武家政权、获得将军恩赏的资格证书。13世纪80年代以前,幕府与御家人之间都能遵守主从之间的道德规范,并成为整个武家社会的典范,所以,武家统治稳定,武家社会秩序井然,武士道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室町幕府始于战乱、终于战乱,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主从关系受到实力关系强有力的挑战。随着将军政治上的无力和守护大名的强盛,政治道德丧失殆尽,“下克上”成为最亮丽的风景线。武家社会一片混乱,只知道实力可以决定一切,武士朝秦暮楚,不断变更效忠对象,武士道的核心内容主君与从者之间的“忠诚与献身道德”几无发展。

不过,频频的战争生活也进一步锤炼了关东武士的杀伐之心,培育了“死的觉悟”的武士道。

(三)从南北朝争战到全国大乱

一般而言,从11、12世纪的平安时代后期至织丰时代,是“日本的中世”时代。有日本学者认为:中世是人们依据实力的社会,其代表人物就是武士。武士依靠武力改变了社会和政治制度,因此,说中世是武士的时代并不为过。[7]日本史上称为“中世”的时代,不过是以武艺作为特技的武士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充分施展武的时代。“‘武’成为规定社会的重要因素,社会由‘武’决定方向。”“特别是在南北朝动乱时代,为熟练掌握‘武’的武士提供了雄飞的绝好机会。”而且,也为武士的武勇精神和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室町和织丰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以战场为人生舞台,比平安和镰仓武士更集中地扮演战斗者以战争为职业的社会角色,更充分地履行战斗者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战争生活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也更集中、更典型地表现了武士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生活方式。

战争为镰仓时代因各种原因失去“所领”的武士,提供了“起死回生的机会”。在物质利益和武士名誉的驱使下,“源平大战”时期出现的“一番枪”可获大功、受重奖的拼命行为,越来越成为众多武士的追求空间,进一步激发了关东武士的“勇猛之心”。武士在战场上一马当先冲入敌营,争夺第一个杀入敌阵的“一番骑”、“一番枪”、“一番刀”。“镰仓后期出现的军忠状,也在南北朝时代剧增。”

室町幕府时代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的战争,既使武士得以充分发挥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又为培育武士崇尚武勇的战争精神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关东武士敢于拼命、嗜杀成性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禅宗“死生如一”生死观的支撑下,武士抱着“忘我”、“忘亲”、“忘家”和“死中求活”的思想奔向战场。例如,德川家康的谱代家臣团在战国割据之时,有理无理,只知德川氏而不知其他,为家为主,明知必死必败也要勇往直前,以致武家社会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说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是“死的觉悟”的武士道。

二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也是武士在战争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战争精神,与武士以战场为人生舞台的生存方式相适应,鞭策和监督武士在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镰仓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君、英勇战斗、惜名知耻。“镰仓武士道以忠节、武勇为两大特色,此外,还有质素、礼仪、名誉(惜名)、信义、清廉等精神。细数的话共有10余项。”[8]忠诚、武勇、名誉等德目既来自于战争生活实践,又需要接受战争生活实践的考验,即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室町时代既是战争频仍的时代,也是武士团不断重新组合的时代,源赖朝倡导的镰仓武士道受到巨大的冲击。14世纪末15世纪初,上层武士越来越关注武士道建设,以斯波义将的《竹马抄》和今川了俊的《今川了俊制词》为标志,开始了武士道发展史上日本学者所说的“家训”、“家宪”时代。“室町末期,幕府势力衰弱并出现所谓群雄割据状态,在各地以实力扩张兵势的所谓群雄们,制作家训家宪训导子孙,督促部下,大兴武士道以谋求自身的发展,武士道又渐渐得势。”[9]“家宪”、“家训”列举的武士道德目主要是:忠节、礼仪、武勇、名誉、信义、质素(俭朴)等。

(一)忠诚献身

源赖朝统治御家人的手段除物质层面的“御恩”之外,还包括观念形态的。统治御家人的观念形态有两种:一是将源氏的守护神“鹤岗八幡宫”扩展为御家人的守护神,进而又升华为幕府的守护神;二是以“坂东武者之习”作为幕府的统治思想,强化御家人对源氏的忠诚和服从。

镰仓时代的武士道,是源赖朝和关东武士的“坂东武者之习”的继承和发展。“镰仓武士道,其实就是源赖朝将东国的武人气质上升为时代精神”,[10]以忠诚和武勇为特色。其中,“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一切伦理观念之上,强调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彻底的献身精神。

源赖朝“大力倡导和奖励武士之道,对违反武士之道者,坚决严惩,绝不宽赦”。由于源赖朝以武家最高权力赋予的制度价值和伦理价值,“坂东武者之习”也成了武家新时代的精神。在源赖朝着力倡导的武士精神中,首先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例如,1189年,源赖朝进行奥州合战时,对武士进行大动员,并以此作为检验御家人忠诚度的试金石。违令者安芸国的叶山介宗赖被没收所领,丰前国伊方庄地头贞种被取消地头职。源赖朝对武士精神的倡导,伴随着相应的奖励和惩处,武士精神的权威大为提高。北条氏统治时代,继续倡导和强化武士精神。

曾任六波罗探题和幕府连署等要职的北条重时,在其影响深远的家臣尽忠奉公之道《极乐寺殿御消息》中,强调“对主君的奉公献身精神”。将武士对主君的尽忠奉公说成是获得正果的修行途径,为其蒙上一层宗教面纱。1232年,幕府执权北条泰时以“武家社会特有的道理、习惯”为基础制定的第一部武家法典——《御成败式目》(又称《贞永式目》),将武士的忠诚道德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强调臣忠主、子孝父、妻从夫。

室町时代的著名武将楠木正成(1294—1336年)被认为是践行舍命效忠精神的楷模。1336年,足利尊氏再次举兵进逼京都,正成奉后醍醐天皇命令与足利尊氏正面决战。1336年5月25日,正成率500骑在兵库凑川与足利氏大军激战,战斗从早上10点持续至下午4点,经过多次浴血奋战,在反复十几次交锋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正成率幸存将士突围至广严寺山下,与胞弟楠木正季互刺而死。其余幸存将士,也切腹自尽。正成临终前问正季还有何愿望,正季回答说:“愿与兄长七生报国,消灭朝敌”,“七生报国”遂成武士道史的绝世名言。不过,当时对楠木正成的评价,武家和公家各执一词。足利氏的武家政权(北朝)视其为逆臣贼子,后醍醐的公家政权(南朝)以之为天皇的忠臣。由于楠木正成舍命效忠的是“天皇”,因而被幕末尊皇攘夷志士推崇;由于楠木正成的效忠对象与明治时代“皇道的武士道”相吻合,因而成为日本“皇军”“忠君爱国”的典范。

1412年,曾经侍奉义诠、义满、义持三代将军的今川了俊作《今川了俊制词》。此后,在各地割据称雄者纷纷制作家训、家宪。日本学者田中义能将其称之为:“武士道发展史上的家宪、家训时代。”[11]家宪、家训从上层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出发,强调武士道的核心德目“忠节”。《今川了俊制词》要求“为臣尽忠,为子尽孝”。《武田信繁家训》99条,第一条就是“侍奉主上,永不生逆心”。

战国时代舍命效忠主君的代表非三河武士莫属,“御家之犬”甚至成了三河武士的同义词。德川家三代老臣鸟居忠吉之子鸟居元忠事主忠贞不贰,战功卓著。1586年,丰臣秀吉论功行赏,欲招鸟居元忠出仕,元忠以“不知尽忠二主之道”为由固辞不就。1600年关原之战前夕,奉家康之命守伏见城,率1800余人抗击40000名敌军,最后全军覆没。战前,鸟居元忠在遗书中写道:“今上引兵关东之际,知我忠心赤胆,命我屯兵上方,据守伏见要冲,正合武运冥理。能为天下士先,舍命报得君恩,成就一家声名,原是我积年夙愿。”[12]鸟居元忠也被认为是“像犬一样忠诚”的三河武士中的武士。

不过,在始于战争、终于战争的整个室町幕府时代,实力主义风靡一时,“下克上”成为时代的代名词,“主被臣讨,父被子杀”屡见不鲜,忠诚道德面临严峻挑战。这也说明武士的忠诚道德是相对的,主君对家臣的约束力,既取决于主君的恩赏,更取决于主君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一旦实力关系发生变化,从者便会将忠诚道德置之脑后。

(二)崇尚武勇

武士道不可或缺的德目之一是武勇。“武勇是完成忠孝节义及武士之名誉、体面之道。”“重视武术修炼,培养胆力,戒卑怯软弱;以质实俭朴为旨,戒华美文弱。”[13]镰仓、室町和战国武士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关西大名毛利元就在家训中称之为“杀生之业”[14],以武勇为立身存命之本。

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素养和技术,是以‘骑乘骑射’为代表的战斗技术。”平时通过犬追物、笠悬、流镝马等进行骑乘骑射的训练。除战争技术层面“武”的要素外,武士还必须具备精神层面“勇”的要素。所谓“勇”或“勇猛之心”,即敢于战斗的勇猛精神、无所畏惧的拼命精神、嗜血成性的好战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气、杀气,或者好狠斗勇、穷兵黩武。“勇”的作用常常超过“武”,决定战场上的胜败,正如常言所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镰仓幕府建立后,源赖朝格外强调保持武家本色,不遗余力地鼓吹“坂东武者之习”的武勇精神。“源赖朝非常重视和热衷于奖励武艺,经常组织流镝马、笠悬、小笠悬、相扑、竞马等训练。当时,镰仓武士磨炼的武技和演武场有:武技——流镝马、笠悬、小笠悬、相扑三番、流镝马五番竞马、远笠悬、犬追物等;演武场——三浦三崎、杜户浦、稻村崎边、鹤冈三嶋别宫前滨、鹤冈放生会马场、幕府南庭、御壶、杜户浦、由比滨、生西之宅、马场殿、小壶海边、滨御所。此外,还经常进行狩猎。源赖朝通过镰仓武士的柳营生活,努力培养武勇精神和团结协作。这一倡导武勇的方针,被后来视源赖朝为偶像的幕府当事者继承,世代作为传统方针加以实践。其中,北条时赖、时宗尤其热心。”[15]此外,源赖朝还多次组织围猎,统率各武士团进行综合性实战训练。在组织军事训练、军事竞赛的同时,源赖朝又奖励武勋,熊谷直实因治承四年追讨佐竹毛四郎之功,补任为武藏国大里郡熊谷乡地头;下河边平行因射术精良而受褒扬,称为“日本无双之弓取”。

军事竞赛或比武大赛,不仅为和平时期武士的尚武精神提供了一种发泄的途径,让武士在战争的空隙中赢得荣誉,还是武士时代盛大的社交活动。有时,也是成功武士增加收入来源的渠道,可以赢得马匹、武器等大大小小的战利品。

武家统治者奖励武勇、引导武士的价值追求,坂东武士崇尚武勇的精神成了武家社会的时代风尚。“景时和能员都是将军的宠臣。景时依靠非凡的机智,能员凭借乳母之缘和姻亲关系,分别受到将军重用。可是,一般的御家人并不承认机智啦、婚姻啦是理想价值。武士的理想依然是武勇。”[16]

室町战国时代,战火硝烟绵延不绝。“建武年间所说的下克上,在以后的所谓战国时代更为风行,日本15世纪末以降的战乱时期,特征是许多武士集团以实力排斥既存秩序、优胜劣汰。”[17]内乱使许多人可能从以往的秩序和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广大社会注入行动力。从新旧交替的角度说,内乱可以说是推动历史的原动力。[18]持续不断的内乱,使室町战国时代的武士,有更多的机会在战场上发挥武勇精神。

在持续不断的战乱中,旧有的秩序和权威不断被实力所否定,新兴的武士集团和武士大名不断在实力主义风潮中脱颖而出。与实力相比,高贵的家世越来越苍白无力、黯然失色。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拥有相应的运气,即使是身份低微者也有机会改变命运。战国大名之中,许多就是“下克上”的成功者,或是出自守护大名的家臣,或是出自地方国人武士,其典型代表就是乱世奸雄北条早云和斋藤道三。

在实力主义蔚然成风的战国时代,武勇精神在生与死、存与亡的较量中,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1560年,面对“东海之雄”骏河守护今川义元来势汹汹的近三万大军,处于绝对劣势的织田信长,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武勇精神,率领区区3000兵马主动出击。使今川义元命丧“桶狭间”,织田信长则武名远扬,迈出了“天下布武”的决定性一步。

面对愈演愈烈的实力主义风潮,武士大名的“治家之训”都着意强调武勇。《今川了俊制词》告诫说:“弓马合战,本乃武家之常,当着意修行。”“既生武家,当专武事。”《早云寺殿二十一条》强调:“文武弓马之道乃武家之常。”武田信繁的《古典厩寄语其子长老》要求:战场不可贪生。

为了让室町战国武士无所顾忌地发挥武勇精神,战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阵僧,目的是让这些沾满鲜血的武士们安心进入往生世界。

(三)重名轻死

镰仓幕府建立后,源氏和关东武士的“坂东武者之习”升格为统治阶级的和制度的伦理观念、理想价值。当然,“名誉在镰仓时代也成了武士的德目”[19]。而且,“名誉在镰仓时代也表现得更为强烈”[20]。武士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名誉,甚至不惜以生命博取名誉。

武士“惜名知耻”的名誉意识同样源于武士的生活方式。在武家社会,“拥有好的名声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的恩赏,反之,则意味着失去或远离主君的恩赏”。《今川了俊制词》明确强调说:“主君之要务,第一位的就是明辨臣下忠与不忠,并分别给予赏罚。”《朝仓敏景十七条》中的第一条规定:“朝仓家不特别指定家老职位,根据能力和忠节来任命家老。”[21]名誉的好坏,直接影响家庭和子孙后代。

对镰仓和室町武士而言,无论是珍惜既有的名誉,还是追求更大的名誉,都以“忠义”和“武勇”为核心;同时,珍惜既有名誉和博取更大的名誉,都主要体现在战场上的生死较量。在战场上为主君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便能博取“忠义”、“武勇”的名誉。“为了将军的事业,武士应当舍弃生命。唯有如此,才能为子孙赢得高名。”[22]“武勇”的名誉则需要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以战场上的军功为证据。

平时,“忠诚”的名誉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绝对服从主君,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武勇”的名誉表现为是否勤练“弓马之道”,是否具有高超的武功、武技。镰仓幕府建立后,源赖朝和北条氏大倡武道,经常组织骑射竞赛和实战训练,武艺精湛者可获美名,表现不佳者则很没面子。曾任室町幕府政所执事的伊势贞亲(1417—1473年)在家训《伊势贞亲教训》中告诫子孙说:身为武士,弓马至关紧要,必须牢记在心,每日勤加磨炼。即使是在犬追物等活动中不能表现出武艺精湛,也会使名誉受辱。[23]武士通过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能,磨砺武勇精神。

名誉意识并非只是对从者的单方面要求,武士团首领——主君也有自己的名誉标准和追求,即能否切实保障从者的原有利益和给予新的利益(恩赏)。奉公尽忠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者若是得不到主君相应的恩赏,便会投奔更有实力和能为自己提供恩赏的主君。这在战国时代的武士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家臣武士见风使舵,随时准备在战场上向敌方倒戈。

武士的名誉意识还与武士的所领(领地)有直接关系。“领地既是武士的经济基础,又是郎从的居住地,构成维持武士团的决定性因素。”此外,“领地”对武士的意义还具有象征意义和精神意义。武士的“苗字”几乎是来自于领地,武士的家徽许多也是来自于领地;领地上有一门一族祖先的墓地,是一门一族祭祀活动的舞台。显然,失去祖祖辈辈浴血奋战的领地,失去自己姓名和家徽起源的领地,失去有着祖先墓地和一族祭祀的领地,对任何一名武士都是极大的耻辱。因此,武士的领地称为“一所悬命”之地(拼命之地),成为滋养武士名誉意识的重要渊源。

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士越来越“惜名知耻”的象征之一,除平安武士合战时的自我介绍(“氏文读”)之外,又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形式,如家徽的产生和附有家徽的旗帜。旗是确认参战的象征和日后论功行赏给予所领的最重要依据,在战场上显示自己的旗,让周围认知参战、战功,作为日后获取恩赏的证据。[24]武士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否忠诚和武勇、忠诚和武勇的程度,众人皆知。此举虽是出于获取恩赏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对名誉的追求。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维护名誉的手段还有许多,其中有两样尤其为武家社会所看重。一是切腹。“在军败之时表明自己决不屈服的意志,表明战斗将会继续进行,以及对主君、同辈的归属和自己的忠诚。”[25]通过切腹自杀显示自己对主君的忠诚,显示自己战斗到底的武勇精神。二是做好死的准备。据山本常朝的《叶隐》介绍:五六十年前,武士每天清晨都要梳洗、剃须、在头发上熏香,修剪手足指甲并用轻石仔细打磨,为整洁自己的仪容而毫不懈怠。每天打磨自己的武器不让它出现一点锈迹,沾染一丝灰尘。之所以这样刻意地留意自己的仪容,也许看上去好像喜欢如此洒脱,但绝非武士爱好风雅。武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天都需要有今日必死的必死觉悟,否则当死突然降临,而武士的仪容不整,则会让敌人看到他平时没有必死的决心而受到嘲笑。当时的武士,无论老少,都时刻在意自己的仪容。虽然要花些时间,但这是武士的职责。武士对名誉的追求,由此可见。

当然,在实力至上的室町幕府时代,武士主要追求的是武勇的名誉。原因很简单,武勇能给武士带来更多的现实利益。

三　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的“世俗化”

随着武士阶级全面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随着武士道被赋予武家统治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和法律制度的基础,随着武士道世俗化地推进机构、推进权力和推进力量的形成和发展,武士道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的途径更畅通、力度更强劲。

第一,通过武家统治机构传播武士道。遍布全国各个角落的武家统治机构,既是武家统治的权力机关,又是武士道的传播机关。

镰仓幕府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无疑是推进武士道世俗化最有力的工具。幕府的地方统治系统——“守护”、“地头”制度确立后,以关东御家人为代表的守护和地头,带着浩浩荡荡的属下武士——武士道的种子进驻各国和各地庄园,一边推进武家统治,一边传播武士道。“承久之乱”后,幕府没收了叛乱者的庄园3000余所,委派有军功的关东御家人武士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新补地头”,其他未设地头的庄园也委派关东御家人武士充任地头。于是,武士道也和“新补地头”一起来到这些新设地头的地区,特别是西国。在公家反抗武家的战争——南北朝战争中,武家给予公家致命性的最后一击。武家对公家的胜利,也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武家文化对公家传统文化的胜利,全国都成为武士道的势力范围。

第二,运用国家统治权力普及武士道。以源赖朝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将武士道提升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全社会的理想价值,使之由实践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制度的道德规范,并且强加给被统治阶级。

源赖朝既是武家政权的缔造者,也是武士道最热心的倡导者。源赖朝一扫颓废世相,大力倡导和奖励武士之道,对违反武士之道者,坚决严惩,绝不宽赦。于是,“坂东武者之习”也成了武家新时代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的标准、时代精神的象征。而且,“坂东武者之习”还成为武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与公家法不同,武家法典基于武家社会独自的习惯(武者之习)。”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战国大名的“分国法”,继承和发扬《贞永式目》的传统,以“武者之习”作为武家法律制度的依据,对整个日本社会都具有法律效力。源氏的“坂东武者之习”在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及权威空前提高,对社会各阶级的渗透力也越来越强。

第三,通过扩张军事领地扩张武士道地盘。在武家政权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武家统治者不断将叛乱者的庄园、公家贵族的庄园、皇室的庄园赏赐给有功的武士,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武士道的基地。

镰仓幕府建立前后,武家统治者就开始将东国和西国的土地作为“新恩给予”赏赐给关东御家人。一般来说,源赖朝给予以东国为根据地的关东武士的新恩,大多在西国。在远江、骏河、伊豆三国各地拥有“本领”(原有领地)的武士,由于讨伐平氏和“承久之乱”的战功,也得到畿内和西国的“新所领”和地头职,很多都移居到这些地方。特别是“承久之乱”后,幕府没收了后鸟羽方面的庄园(所领)3000余所,任命有勋功的武士去担任地头。许多东国武士除本领外,还在西国得到“新恩给予”,并移居西国。“关东,特别是相模和伊豆、武藏的武士中,在全国没有得到所领的几乎没有。”“总之,在镰仓时代,关东武士向东、向西频繁移居。这种移居,与欧洲中世初期日耳曼民族在各地的民族移动相比,也是划时代的现象。可以说,日本的民族移动就在于镰仓武士向东北及西国的移居和发展。”[26]关东武士的大规模移居,自然不能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相提并论,但是,关东武士大规模地迁居到东北和西国,必然使“坂东武者之习”的地盘空前膨胀。

室町时代,将军以牺牲庄园领主的方法换取地方军事首领的武力支持。1352年和1368年先后颁布《半济法》,强化了幕府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也扩大了武士道的势力范围。

第四,通过战争扩大武士道的传播范围。武士集团之间的争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日本列岛全面展开,换句话说,就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日本列岛全面传播武士道。

13世纪末14世纪初,特别是“南北朝动乱期间,大规模的军团在日本列岛移动展开合战”[27]。“庞大数量的军队因为战争在东西或南北大范围移动,特别是在前期尤其突出。军队大规模移动并非始于南北朝时代……不仅有源平争战和平定奥州(奥州合战),还有承久之乱。可是,南北朝时代的军队大移动比以往更频繁,而且播下了社会变革的种子是其他所没有的特征。”[28]南北朝时代战争如同家常便饭,关东武士由东到西、从南到北半个多世纪的争战,就像播种机一样,所到之处都留下了武士道的种子。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更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乱时代,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关东武士的足迹,武士道也由此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第五,通过扩军备战扩大武士道群体。室町战国时代,由于争夺权力和土地的战争越来越激烈,战争也从武士的战争扩张到农民等其他社会群体。

南北朝战争期间,各地乡村的“国人武士”为确保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势力范围,扩充武装力量、增强军事实力,家臣武士不断增多。有的国人武士还在实力主义风潮中,凭借实力发展成为战国大名。“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战国大名纷纷将扩张战争发展成为举全国之力的战争,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战争。“商人筹集军粮、武器”,上层农民则被纳入家臣团,组织成步兵——“足轻”,并移居到大名的城下町,集中进行军事训练,直接参加战争。随着众多上层农民组成的“足轻”列入武士团的末端,战国大名因此拥有“大量家臣团”[29],武士团——“武士道群体”的规模也随之迅速膨胀,有力地促进了武士道的世俗化。

此外,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对武士道的传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武士成为统治阶级和全面发展的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道的世俗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武家政权赋予武士道武家统治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和社会伦理道德支柱的地位;二是直接运用手中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权力将武士道强加给社会各阶级;三是通过军事手段扩张武士道地盘和武士道群体。因此,在这400余年间,武士道对农工商的影响比平安时代更为强烈、更有成效。

镰仓幕府建立后,武士道也不再仅仅只是私人性的道德规范,而且还是武家政权的统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支柱和武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及武家统治者的治国之道。于是,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也由平安时代实践的道德规范发展为制度的道德规范,约束力也空前提高。不过,由于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因此,这一阶段的武士道依然是“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旨在鞭策武士在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在战场上体现人生价值。此外,与平安武士道一样,也是自然形成的武士道。

【注释】

[1][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74—75页。

[2][日]山冈铁舟等:《新版武士道·文武两道的思想》,大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3]《日本精神文化史大系·第4卷·镰仓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12—13页。

[4][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1页。

[5]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

[6][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48页。

[7][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1页。

[8][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58页。

[9][日]田中义能:《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第38页。

[10][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83页。

[11][日]田中义能:《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第41页。

[12][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ぺ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182页。

[13][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84—85页。

[14][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ぺ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177页。

[15][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52—156页。

[16][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21页。

[17][日]俵本浩太郎:《新·士道论》,筑摩书房1992年版,第85页。

[18][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页。

[19][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78页。

[20][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2页。

[21][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第78、95页。

[22]同上书,第65页。

[23]同上书,第82页。

[24][日]菅原正子:《中世的武家和公家的“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1页。

[25][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197页。

[26][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428页。

[27][日]宫地正人编:《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28][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57页。

[29][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第81页。

第四章　江户武士道——“为政者之道”和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

江户武士道直接来自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封建武士的伦理道德和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柱和理想价值。相异之处主要有:(1)室町和织丰武士道是“战斗者之道”,江户武士道是“为政者之道”;(2)室町和织丰武士道是“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江户武士道是“人工合成的武士道”;(3)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以禅宗为最主要的思想渊源,江户武士道以儒学为最主要的思想渊源。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源于室町和织丰武士与江户武士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前者生活在“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战争时代,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征战杀伐的社会职责;后者生活在偃武兴文的和平时代,主要扮演执政者的社会角色,履行治国安民的社会职责。

一　从“战斗者之道”向“为政者之道”的演变

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作为“战斗者之道”,主要用于指导武士的战争生活,以实践为特征,以战场上的“军功”为检验标准;江户武士道作为“执政者之道”(或称“奉公人之道”),除用于治理国家之外,主要用于指导武士自身的道德修养,将武士塑造成为农工商三民的表率,以信仰为特征,以政坛上的“政绩”为标准。

(一)“元和偃武”

在以和平为特征的江户时代,武士由战场上的“战斗者”演变为榻榻米上的行政官吏。

前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家光推行强权政治,通过改易、转封和削封的方式削弱地方军阀——大名的实力,以武力政治巩固德川氏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三代将军确立和完善统治制度,如以幕府为核心的幕藩制度,兵农分离制度,“一地一作人”的土地制度,以稻米为标准的石高分封制度,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的社会经济制度等。而且,还制定统治社会各阶级的法律制度,如统治武士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参觐交代制度”、军役制度,统治天皇和公家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统治神社寺院的《诸宗寺院诸法度》、《诸社神官神主法度》,统治农民的《乡村诸法令》、《土民管制条例》、《乡村告示》,统治工商业者的《庆安三触》和《板仓式目21条》,从而为德川氏的太平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该说以家康、秀忠、家光为代表的德川氏将军,在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大名的统治政策上是相当成功的。例如:(1)有效控制了既能支撑德川氏政权、又能毁灭德川氏政权的军事大家族,即有效控制了前工业社会最难以驾驭而又最具威胁的军阀;(2)冻结了地方军阀的军事活动,武力只能用于维持德川氏安排的统治秩序;(3)所有武士死守先辈用鲜血创下的家禄、家业、家名和家世,层层向上尽忠奉公,“守其位而不辱君命”;(4)形成以主君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君臣共同承担共同体存续的责任;(5)幕藩官吏不敢因“一二两金,五十两银”的小利而冒失去永世家禄的危险,从而防止了官吏的腐败;(6)士农工商各尽其责、各有所得,在自己的活动空间体现人生价值,一起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直到幕末,幕府的改易、减封和移封都是以和平的方式顺利进行的。幕府的统治权威,由此可见。

江户幕府的太平时代,武士失去了在战场上发挥武勇的机会,[1]只能通过复仇、斗殴等单独发挥作为战斗者的能量。“随着政局的稳定,许多事务都被分配给武士们去做。随着地方大名和幕府官僚行政机构的膨胀,很多武士现在都担任了行政职务,这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武士的主要职责演变为管理民事事务,而不是以前的军事事务。”[2]于是,战斗者的刀剑束之高阁,战斗者的社会角色趋于空洞化、形骸化。

虽然江户时代的武士也要履行军事职责、执行军事任务,但是却不是实质性的战争。其军役的基本内容包括两点:一是临时性的,如接收和驻守被改易大名的城池等,此类军事任务属于大名对将军承担的军事义务。二是常规性的,如维持社会治安,维护幕府政权现存的统治秩序。武士军事活动的目的,是服务于幕府将军的统治政策,而不是为自己争夺权势和土地。为自己而动用武力的机会,只有少数武士的复仇和斗殴。不过,这种出于个人目的的复仇、斗殴等行为,也须遵照既定程序,事先通告有关各方,不得擅自行动,违者将受到武家法律的制裁。例如,赤穗藩“47浪人事件”,为主君复仇,被幕府责令切腹自杀。

总之,江户时代的武装和平,改变了武士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武士不再具有征战杀伐的机会,已经从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演变成为治国安民的执政者。为此,武士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二)禄米分封制

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士不再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失去了通过战争增殖财富的机会。在禄米分封制下,武士又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不再是拥有领地的在地领主,完全丧失了经济独立性。

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以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占有权)的二元分离为特征,武士退出土地,享有地租征收权;农民占有土地,拥有世袭的土地使用权。石高分封制以土地上的利润为再分的原则,从“封地给予制转为俸禄给予制”。于是,主从关系的物质纽带,由现实的土地演变为主君仓库中的禄米。除将军外,即使是各藩犹如专制独裁君主的大名,也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无权自由分割、转让和买卖土地。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大名的领地来自将军的“御恩”,有将军承认其领地的安堵文书。将军的恩赏仅限一代,继承也须得到将军的重新确认。

德川氏为了加强对地方军阀的统治,“在改易、减封的同时,频频对大名的领地进行转封,切断大名与领民之间世世代代的联系”[3]。为此,“江户时代的著名学者、政治家藤田东湖将当时的武士团称为‘盆栽的武士’。大名必须按照将军的命令,从旧领地移居到新的领地。即所谓‘国替’、‘转封’。由于家臣也必须跟随大名一起移居,所以他们——‘近世武士团’也离开土地而存在,的确应该称为‘盆栽的武士’。这是和与土地相联系、根植于土地的‘中世武士团’的最大区别”[4]。通过切断大名和农村土地的有机联系,摧毁大名的军事根据地,铲除滋生封建割据和封建混战的温床。

江户时代,农工商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增加经济收入,而武士却失去了增加经济收入的机会。战国时代,大名相互间为了领土扩张而频频发生战争,扩大自己的所领。可是,在德川政权下,大名的所领已经由将军的“朱印状”安堵,并最后确定。藩国大名若是进行领土扩张,等于公然向将军德川氏挑战,必将受到幕府的严厉制裁。大名也像将军一样,在本藩武士的“分限账”——姓名簿上,记载着所属家臣武士的禄高数量。总之,“武士的俸禄也是固定的,在太平之世几乎没有增加的机会”[5]。和平时代的普通武士成了无业游民,凭借祖先的功名领取食禄。正如日本学者本庄荣治郎所说:武士“除主君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其他一文一粒的收入”。江户时代的武装和平,冻结了平安时代以来武士通过战争谋求财富的机会。

中世武士的经济来源,大体上包括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主君恩赏的土地和战利品。对中世武士的经济生活来讲,即便是主君恩赏的土地被没收,依靠祖传的土地也能勉强维持生活,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然而,石高分封制下的“近世武士丧失了在地性,成为禄米领有者而失去了自立性。主君之力对家臣具有压倒性优势,对主君的绝对服从也益发普遍化”[6]。包括大名在内的所有武士都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对主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离开主君便无以为生。

主君的恩赏并非无条件的,需要家臣武士的尽忠奉公来换取。大名若不履行对将军承担的义务,或违反《武家诸法度》,将军有权收回“御恩”,即没收大名的领地。同样,各国藩士若怠慢尽忠奉公义务,大名也有权没收家臣的禄米。

江户武士虽然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的禄米收入处于与农民相当的经济水平,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极不相称。经济生活的变化和主君统治力的增强,必然会起到强化家臣效忠与服从主君的作用。

(三)法制化主从关系

江户时代的主从关系也是御恩与奉公的交换关系,以将军的御恩为基础。“将军对大名重新分配土地,或者通过安堵诸大名以前支配的领地,向诸大名施恩,从而成为诸大名的主君而君临于大名之上。”[7]将军通过向大名分配领地或承认大名的原有领地,对旗本和御家人给予领地或禄米,与大名、旗本、御家人结成主从关系,通过《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大名、旗本、御家人履行尽忠奉公义务,强化将军与大名、旗本、御家人的主从关系。同样,大名将其领地的40%—60%作为恩赏给予家臣,与之结成主从关系,通过“藩法”要求家臣履行尽忠奉公义务。幕府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和各藩国的“藩法”,无非是要求家臣须以尽忠奉公报答主君的御恩,“食其禄者死其事”。以法律的形式增强主从契约的约束力,保持主从关系的稳定性。

江户时代武家社会的主从关系,依然是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无论是在将军的幕府,还是在大名的藩国,政治权力的大小和经济利益的多寡,完全取决于主从关系链条中的上下等级。而且,在严格的身份等级制下,主从关系中的等级位置世代相袭,即福泽谕吉所说的家老家所生的孩子永远当家老,足轻家所生的孩子永远是足轻,世世代代,家老就是家老,足轻就是足轻。

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主从关系相比,由于“元和偃武”和“禄米分封制”,江户时代的主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并对武士的生活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首先,主从关系的物质纽带由土地转变为禄米。“主从关系的基础,不再是封地,而是禄米。”石高分封制使封建时代人与土地的结合,演变成了人与主君仓库中大米的结合,联结主从关系的纽带,由土地演变为主君仓库中一定数量的禄米。武士的生活来源,由自己的领地转为主君的禄米。

其次,主君掌握家臣的经济命脉。主君的禄米成了武士唯一的经济来源,除将军外,武士一生乃至世世代代的生活来源,都必须由他的主君来维持和保障,离开主君就意味着经济来源的丧失。室町幕府的战争年代,武士可以选择主君、重新“就业”;江户幕府的和平年代,身份固定,重新成为武士几无可能。对主君奉公尽忠,成为家臣武士获取生活来源、保证子孙后代身份和地位的唯一手段。

最后,主君的权力越来越大。主从关系越来越强调主君的权利与家臣的义务,君臣间的权利与义务以主君的意志为转移,是上级主君的单方面规定,不考虑封臣的意愿。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等制度,是幕府单方面对大名及武士的规定;大名在领国内制定的“藩法”,是大名单方面对家臣武士的规定。而且,所有家臣武士,都无权解除对主君的从属关系,更无权反抗主君。家臣武士脱离主君的命运,就是成为无主浪人,丧失禄米,这是武家社会铁定的法律。另外,封主可以剥夺封臣的地租征收权,例如17世纪前半期,家康、秀忠和家光三代将军,就以军事原因,或触犯幕府法令、无嗣子和继承纠纷等种种理由没收了100多位大名的领地,并对200多位大名进行转封。

由于主从关系基础的转变和主君掌握家臣的经济命脉,主君对家臣的控制力空前增强;由于家臣丧失经济独立性,对主君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且,各藩国大名的妻子和继承人的性命都掌握在将军手中。所以,江户时代的主从关系益发稳定,武士道对武士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

二　江户武士道的主要内容

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是从乱世转入治世的时代,武家社会从“由马上取天下的时代,转入守文、守成的时代”。“创业之道为武士道,守成、守文之道为士道。”[8]德川家康深知,可在“马上”取天下,不可在“马上”治天下,必须为武士提供一种与时代相吻合的道德教义,改造战国武士穷兵黩武的杀伐气质。于是,近世武士道也由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转变成“为政者之道”。[9]即从在战场上打天下的“战斗者之道”,转变成为在榻榻米上治天下的“执政者之道”。

江户武士道——“执政者之道”,既顺应和平时代的形势需要,又与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相吻合。执政者之道分为两部分:一是幕府制定的戒条,二是学者制定的教义。

(一)官方的“执政者之道”

“由于江户武士和镰仓、室町武士的显著差异,因此,其道德思想也明显不同。”[10]从乱世以征战杀伐为第一要务的“战斗者之道”,转化为治世以忠于主君为第一要务的“执政者”之道。

“执政者之道”主要由将军德川氏制定,明确规定“执政者”——武士必须遵循的规范。

《元和武家法令》和《宽永诸士法令》参照“江户幕府的法律制度·统治武士的法律”。德川氏制定的武士戒规,还有德川氏的家法《德川成宪百条》、《东照宫御遗训附录》等。在德川氏制定的戒规中,核心内容是:

第一,奉公效忠、绝对服从。1611年,家康要求各大名在“誓文三条”上签字,宣誓效忠和服从德川家。1635年的《宽永武家诸法度》强调幕府和将军的绝对权威,重申“江户颁布之一切法令,全国各地,均应遵从”。“本法令系遵循先代将军既定之法令,补充增订而成。以上条文,各应严格遵守。”1635年《宽永诸士法令》23条,第一条就要求武士“砥砺忠孝,严守礼法”。《东照宫御遗训附录》告诫说:“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不能辨别忠与不忠只是愚将。”[11]第98条强调家臣各得其主并享受相应待遇“是天理,将之法也,士之道也,仁之术也”[12]。

第二,提倡文武两道,强调尚武精神。《武家诸法度》和《宽永诸士法度》第1条规定:“应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惟治不忘乱,可不勤修炼乎!”“经常注力于文艺武道之修炼。”要求武士文武双全,强调“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德川成宪百条》第35条、36条说:“治世不忘乱世,武术不可懈”,“剑乃武士之魂”[13]。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奖励武艺,召集天下武技出众者到御前竞赛,形成好显武功的时代风尚。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大力复兴马术、炮术、弓术、水泳、水马、流镝马、犬追物等武技,推动了尚武风气的高涨。

第三,尊崇五伦五常,正君臣之道。《德川成宪百条》第40条规定:“以不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物为人之大伦。”[14]在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和《诸士法度》的法规条文中,也明确规定大名和旗本必须“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励忠孝,正礼法”。强调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天覆地载君臣也”,君臣之道“是天理”。君为天,臣为地,臣下忠诚和服从主君是天经地义。

德川氏为武士制定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理想价值的最大特色,就是深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德川时代的武士道,在保持中世武士精神的同时,增加了儒家的道德色彩。武士道与儒教结合,实现了思想上的一大发展。”[15]以“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砥砺忠孝,严守礼法”,“君臣之道,天覆地载”等,改造战国乱世充满杀伐气息的战斗者之道,在道义上为和平时代的武士提供新的生活方式。

德川氏以绝对凌驾于大名之上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并且掌握着大名的经济命脉,因此,德川氏制定的“执政者之道”对武士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和权威性,违令者遭到严厉惩处。例如,1619年(元和五年),安芸广岛49万石的福岛正则因违反建城规定被改易;1628年(宽永五年)的别所吉治(丹波绫部2万石)和1665年(宽文五年)的一柳直兴(伊予西条25000石),因怠慢到江户的参觐交代被改易。

德川氏的武士道不仅在社会控制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也为“学者的武士道”规定了基本方向。

(二)学者的“执政者之道”

学者的武士道,即学者们以儒学为基础为武士制定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奇怪的是,如和辻哲郎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致力于引领武士走向道德化的人,不是林罗山等御用学者,而是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浪人出身的武士。”[16]江户时代倡导武士道教义的学者,无不精通儒学,教义的或学者的或学问的武士道,也称为儒学的武士道。学者的武士道主要有:

1﹒山鹿素行的“士道”

山鹿素行的士道论,被认为是“士道”的代表或正统。井上哲次郎在应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谈谈武士道》的讲演中称:如果说武士道有祖师的话,那么就是山鹿素行。

山鹿素行(1622—1685年)论述武士道的著作是《武教小学》和《士道论》。《武教小学》是后世武士的必读之书,分“夙起夜寐”、“燕居”、“言行应对”、“行住坐卧”、“衣食住”、“财宝器物”、“饮食色欲”、“放鹰狩猎”、“与受”、“子孙教戒”十讲。从小培育武士夙起夜寐,体认君父恩情,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言语应重威仪,常谈义与不义和古战场之事,终身勤奋,衣食住适度,不爱财宝器物,士者为三民之长,家业弥重,所职任甚厚,岂可不慎哉,戒燕居和色欲、崇尚信勇。强调:“为士之道,委身于主君,守死于全道,古人之格言也。”[17]《武教小学》被认为是江户武士道德化生活规范的教科书。

山鹿语类共45卷,分君道、臣道、父子道、三伦谈、士道、士谈等各篇。“臣道即君臣之间的应有状态,是武士阶级内部的问题。从整体上看,素行的臣道强调君臣之别是天地之自然法则。”“人伦之大纲,以君臣为最大。”“所谓士道,即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长的武士的应有状态,是武士阶级与其他阶级相关联的问题。”[18]山鹿语类第21卷,即“士道”,被认为是武士道“道的自觉”的代表作。士道分为六篇,一立本,二明心术,三练德全才,四自省,五详威仪,六慎日用。

“立本”要求武士“知己之职分——凡所谓士之职,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交友笃信,慎独重义。然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接,此亦天下万民悉不可无之人伦。而农工商因其职无暇,不得不经常相从以尽其道。士则弃置农工商业而专于斯道,三民之间苟有乱伦,速加惩罚,以待正人伦于天下。因此,武士必须具备文武之德知。外用剑戟弓马,内行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充之于心,武备整之于外,以为三民之师表。……时刻不忘报主君之恩、父母之惠。否则,乃是盗父母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19]。士要立志于圣人之道,勤行其志。

“明心术”,即养气存心,论养气、度量、志气、蕴藉、风度、辨义利、安命、清廉、正直、刚强。“练德全才”讲励忠孝、守仁义、详事物、博学文。“自省”,即自戒;“详威仪”要求武士勿不敬、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之动、节饮食之用、明衣服之制、严居宅之制、详器物之用、总论礼用之威仪。“慎日用”强调总论日用之事,正一日之用,辨财用受与之节,慎游会之节。[20]

此外,山鹿素行还在《武士相守日用》中,特别强调勇的重要性,认为:“武士一生言行,勇不可失,少时失其勇,第一失志,第二为外物所惑,第三背义,第四忘职业,第五耻多,第六万事恶敷,武之道缺、士之勤废,是为勇之不足也。”[21]

综上可见,素行的“士道论”与官方的“执政者之者”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与旧型武士道相比,山鹿素行的士道要旨主要是:第一明确士之职分,在于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和正人伦于天下,时刻不忘报主君之恩、父母之惠;第二指出君臣之道乃天地之法则,人伦之大纲;第三注重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第四强调文武两道,“外用剑戟弓马,内行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充之于心,武备整之于外”。

2﹒山本常朝的武士道和大道寺友山的士道

山鹿素行的“士道”倡导“道的觉悟”,山本常朝(1659—1721年)的《叶隐》则坚持“死的自觉”。“士道以人伦之道的自觉为根本,而武士道则以死的勇敢、死的觉悟为根本。”[22]的确,“道的自觉”与“死的觉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两人心中理想的武士形象,分别以“道的自觉”和“死的觉悟”为标准。

《叶隐闻书》之一开章第一句话就要求“武士必须心系武道”,第二句话明确指出:“所谓武士道,即觉悟死。”认为:“武士道应该具有向天下显示武勇的觉悟。”[23]山本常朝“死的觉悟”的武士道,显然是以战国武士为楷模。他说:五六十年前,武士每天早晨都要梳洗、剃须、在头发上熏香,修剪手足指甲并用轻石仔细打磨,为整洁自己的仪容而毫不懈怠。每天打磨自己的武器不让它出现一点锈迹,沾染一丝灰尘。……武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天都有今日必死的必死觉悟,否则当死突然降临,而武士的仪容不整,则会让敌人看到他平时没有必死的决心,而受到嘲笑。[24]在太平之世,《叶隐》依然倡导充满杀伐气息的“战斗者之道”,自然与时代不合拍,也不为官方所认可。

山鹿素行的学生大道寺友山(1639—1730年)的《武道初心集》,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11项,中卷17项,下卷16项,共44项。上卷“总论篇”开头便是:武士者,自元月元日晨以箸取杂煮糕饼之刻起,至岁末除夕,能日夜以死为常念、为本心而不懈奉仕者也。“义不义篇”强调武士要有专心务义、戒不义的觉悟,存善弃恶。“勇者篇”说,武士道最重要的是忠义勇,忠勤的武士,节义的武士,勇刚的武士。中卷“临终篇”认为:武士临战场,绝不当顾身家。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之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25]

日本学者中本征利评价说:山鹿素行的士道论是江户武士的士道代表或正统,其士道既是观念的,又是现实的生活做法。山本常朝的武士道最好地保留了战国武士的风气,认为所谓武士道就是觉悟死。大道寺友山的士道既非素行的观念,也不是常朝的激情,是两者的混合物,与山本常朝一样要求觉悟死,又与山鹿素行一样强调武士是治者,即死的觉悟和治者意识相结合。要求武士既要有死的觉悟,又要有治者的意识。[26]大道寺友山的士道,影响也很大。

江户幕府的武士分为“役方”和“番方”,前者处理行政事务,后者处理军事事务。前者已经由军事领域转到政治领域,并迅速地实现了和平时代新的、执政者的角色定位和思想转换,称“新型武士”;后者依然留在军事领域,还是战斗者的角色,思想上未能与时俱进,称“旧型武士”。山鹿素行的“士道”与山本常朝的“武士道”的分歧和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反映了新型武士与旧型武士的分歧和对立。新型武士和旧型武士分别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武士之所以作为武士的立身存命之本,因此,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几乎贯穿江户幕府的始终。与之对应,“士道”与“武士道”的分歧和对立也长期存在。

3﹒吉田松荫的士道

幕末,吉田松荫(1830—1859年)又在素行士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被有的日本学者誉为“武士道宪法七条”[27]的“士规七则”。即:(1)凡生为人,宜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2)凡生于皇国,宜知吾所以尊于宇内,盖皇朝万世一统,邦国士大夫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3)士道莫大于义,义因勇行,勇因义长。(4)士行以质实不欺为要,以巧诈文过为耻,光明正大,皆由是出。(5)人不通古今、不师圣贤则为鄙夫耳,读书尚友,君子之事也。(6)成德达才,师恩友德居多焉,故君子慎交游。(7)死而后已四字,言简而义广,坚忍果决,确乎不可拔者,舍是无术也。上述士规七则,约为三端,曰立志以为万事之源,择交以辅仁义之行,读书以稽贤圣之训,苟有得于此,亦可以为成人矣。[28]吉田松荫的士规七则中,渗透着浓浓的皇道主义,因而在明治维新后备受推崇。

学者的儒学化武士道,以素行的“士道论”和松荫的“士规七则”影响最大,特别是素行的“士道论”。

精通儒学的武士道教义的热心倡导者还有很多,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一书就列举出:[29]

精通儒学的武士道教义的热心倡导者及其代表作

其实,有影响的倡导者远不止以上20余位,入选井上哲次郎监修的《武士道全书》中的学者就还有不少,例如林子平(《学则》、《海国兵谈》)、斋藤拙堂(《士道要论》)等。

这些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武士道教义进行严密的阐析,共同推动武士道的儒学化、教义化、学问化、系统化和世俗化,武士道教义由此益发精致。不过,经过学者们的学术加工、提纯和拔高,江户武士道与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本来的武士道)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还需说明的是,除极个别的学者(如山本常朝)外,学者的武士道教义与官方的“执政者之道”遥相呼应,对维护江户幕府的统治秩序和指导武士的生活方式,对推进武士道向农工商三民的渗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江户武士道的“世俗化”

江户时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武士道与中国儒家朱子学结合,“形成所谓‘兵儒一致’的新武士道”。儒家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对武士道的理性诠释,提升了武士道的合理性、权威性,也增强了农工商对武士道的认同感。所以,武士道的世俗化成效显著。

首先,历史的积淀和武家统治者的强制推行。从平安时代至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伴随着武士从产生到发展,再走向全盛约800余年的历史,特别是武家政治从建立到全面发展400余年的历史,武士道一直与武士和武家政治同呼吸、共命运,一直被武家统治者奉为武士政权的统治思想、核心价值、伦理道德支柱和法律制度的基础,并强加给农工商阶级。漫长的历史岁月犹如绵绵细雨,滋养着关东武士在平安时代以来,特别是镰仓时代日本的所谓“民族大迁徙”期间在全国各地播下的武士道种子,使之逐渐植根于农工商阶级。

其次,武士道与儒学的结合奠定了普及武士道的思想基础。江户时代也是武士道的儒学化时代,由于德川家康等武家统治者的倡导,儒学取代禅宗佛教成为武士道最主要的思想渊源;由于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的巧妙嫁接,实现了武士道与儒学的结合。儒家朱子学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的严密论证,为武士道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武士道与儒学的结合,将征战杀伐的斗士陶冶成为知书达理的君子,提升了武士作为精英阶级的社会形象。于是,武士益发受到人们的尊重,武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举止,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们学习的榜样,从而推动武士道进一步向农工商阶级蔓延。如果说关东武士在平安和镰仓、室町、战国时代从关东走向全国,充当“武者之习”世俗化的宣传车和播种机的话,那么江户时代武士道与儒学的结合,则以儒学的人伦之道和知识的穿透力引导农工商阶级效法武士,并认同武士的理想价值。

再次,思想家和教育家成为推动武士道世俗化的重要力量。江户时代的武士既是垄断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强者,又是垄断学术和文化教育的智者,主导学术思想,开创学术流派,引领学术潮流,推动外来文化日本化,创造了日本繁荣的封建文化。政治家凭借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手段和宣传机器强制推行武士道,思想家和教育家则利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在文化领域传播武士道,如以阳明学派的创始人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和古学派的开创者山鹿素行等为代表的一流学术大师。“政府通过定期的宣传说教,向大众宣扬官方的道德价值;与此同时,德川幕府时代还建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在宣传官方价值观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兴建大量学校以及对于教育的重视,因而到公元1800年的时候,日本40%—50%左右的男性都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30]思想家在推动儒学与武士道的结合过程中,向全社会宣扬武士道精神;广大教师在教导学生做人的一般道德伦理时,以武士为楷模教育儿童。“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日益深入人心。思想家和教师通过学术研究和传授知识向农工商灌输武士道精神,学术研究、文化教育成为传播武士道的主渠道之一。

最后,武士道世俗化的传播群体空前膨胀。除幕末依然登记在册的约40万武士外,还有:一是浪人武士。江户时代浪人大量涌现,据日本学者栗田元次统计: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至1651年由井正雪事件的约50年间,改易198家,石高1688万石;减封19家,石高249万石;合计217家,石高1937万石。如果按当时的军役一万石200人计算,这期间就产生约40万浪人,平均每年8000人。此外,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各藩国出现财政困难,削减家臣团,又使不少武士成为浪人。“一到17世纪末,‘同心·足轻之类的’牢人等,即称为‘轻浪人’层增加。这无疑是由于大名财政困难削减家臣团,或者是因节约政策而产生的,成为牢人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社会的。”[31]总之,前三代将军的武断政治和17世纪末幕藩领主转嫁财政危机,导致社会上出现大量浪人武士。

二是农村武士——乡士。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强迫乡间武士做出选择,要么随藩主移居城下町去做领取薪俸的武士,要么留在农村被划为农民,不少土地多的武士害怕失去土地而选择留在农村,成为村长和农村社会的首领。他们虽然并未跟随主君到城下町,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武士阶级的处世态度和道德准则”[32]。在籍武士、浪人武士和农村乡士,总数应在100万左右,加上他们的家属,约为500万左右,约占3000万全国总人口的1/6。

数量高达50万左右的浪人虽然失去了武士身份,但他们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的武士道精神,却不会随着武士身份的丧失而消失。他们流落城乡,或是从事工商业,或是成为医者、剑术教师和寺子屋的教师等。这些浪人大多与农工商生活在一起,他们身上的武士道精神自然会感染周围的农工商。与此同时,幕府和藩国的数十万武士,在17世纪末叶以后生活日益贫困化,中下级武士“为了糊口必须从事副业”,越来越多的武士突破幕府的禁令,从事各种各样的副业生产,与农工商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购买原料和产品销售等活动中,也有意无意地将武士道精神传给了其他社会群体。留在农村的乡间武士,直接以他们身上的武士道精神感染和影响与之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农民。

三是数十万农村的“村方三役”和城市的“町役人”。他们作为幕藩领主统治农村和城下町的基层行政官吏,既是武士道的接受者,又是武士道的传播者。“村方三役身份上是农民,但他们作为地方行政官,处于行政机构的末端。”村方三役每村约为5人左右,全国共有30余万人。他们负责本村的行政、警察事务,为幕藩领主征收年贡,幕藩领主对其格外优待,如准许称姓、带刀,赐予有家徽的礼服等,名主还享有从村中取得作为报酬的粮米,或者减少租税数额的特权。在城下町,幕藩当局以町役人作为供应商和城下町的管理人或代理人,赋予他们一级政府的权力。这些“在町奉行指令之下的少数町役人,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独裁统治的权力”。幕藩领主也给予他们称姓、带刀等权力。“村方三役”和“町役人”作为幕藩统治者与农民、工商业者之间的桥梁,作为拥有称姓、带刀等权力的“准武士”,在与幕藩领主相处的过程中,或是主动学习、模仿武士精神,或是被动接受武士精神的感染;又在与普通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共同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身上的武士精神感染他人。

农民的“农人道”和工商业者的“町人道”,深受武士道“忠诚”、“服从”等道德规范的影响,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渗入町人和百姓中。“主君以绝对权威支配家来,家来竭力服从和忠于主君的伦理道德,广泛地渗透到庶民阶级。”“家臣对将军、大名的权威的服从是武家社会的伦理,这种权威的服从伦理,也渗透到名主和村民、主人和仆人、地主和佃户、先生和弟子、义父和义子等一切人际关系之中,采取虚拟的、扩大的家族、主从、身份的结合,规范人们的生活。”[33]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年)倡导的“心学”运动,以武士道德作为商人道德的楷模,强调“可为世人之镜者为士”,“作为光洁之镜,凡事应以士为法”。[34]有的商人说:“以为吾非武士,乃无主之身,此大谬也,人莫不有君臣之分。店主即君,店伙则臣。就夫妇而言,亦云家人有严君。父即店主,妻与子即店伙。就一家而言,先祖为君,子孙皆为臣。”(《我津卫》)甚至主张:“纵令店主如何无理非道,店伙绝不可违抗店主,不行店伙之道。”(《松影思镜》)[35]将家族关系、雇佣关系比作主从关系、君臣关系,效法武士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农民思想家二宫尊德(1787—1856年)的《杂集》说:“下须敬上,须纳年贡,勤诸役。”[36]以武士道的绝对服从要求农民。

总之,由于1000多年的渗透和儒学的严密论证,江户时代武士道世俗化步伐的迅速推进,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处于武士道德全民化的门槛上了,明治政府的“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精神全民化”政策不过是临产催生罢了。

江户武士道最鲜明的特色主要包括以下三点:一是由“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演变为“执政者之道”的武士道;二是由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演变为人为加工的武士道;三是由禅道的武士道演变为儒道的武士道;四是由实践的、制度的和法律的武士道发展成为信仰的武士道。

为了治国安邦、征服民心,以德川家康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和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思想家,以儒学为思想基础,对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充满杀伐气息的武士道进行改造,为作为执政者和士、农、工、商之首的武士制定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于是,武士道由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演变为人工合成的武士道。当然,作为武家军事统治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山鹿素行富有哲理的“学者的武士道”,也强调“外用剑戟弓马,内行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充之于心,武备整之于外”。

如果说室町和织丰武士道以武勇为特征的话,那么,江户武士道则以忠诚为特征。原因一是将军具有绝对凌驾于藩国大名之上的军事实力和统治权力;二是包括大名在内的武士都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唯有通过忠诚才能保证家的存续和经济来源。

【注释】

[1][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149页。

[2][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等:《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3][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79年版,第225页。

[4][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21页。

[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203页。

[6][日]柴田纯:《江户时代的武士生活》,讲谈社2001年版,第10页。

[7][日]藤井让治:《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8页。

[8][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2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73页。

[9][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67页。

[10][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123页。

[11][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97页。

[12][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75页。

[13][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71页。

[14]同上。

[15][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157—158页。

[16][日]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8页。

[17][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3卷》,图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41—49页。

[18][日]多田显:《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永安正幸解说,丽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9][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62—63页。

[20][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3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35—277页。

[21]同上书,第347页。

[22][日]相良亨:《武士的思想》,ぺりかん社1984年版,第74页。

[23][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中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200、204页。

[24]同上书,第219页。

[25][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285、97、299、327—328页。

[26][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213页。

[27][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210页。

[28][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7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80—181页。

[29][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201—204页。

[30][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等:《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31][日]辻达也:《日本的近世·10·近代的胎动》,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第54页。

[32][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33][日]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25页。

[34]引自[美]贝拉《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6页。

[35][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201页。

[36]同上。

第五章　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天皇的武士道”和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1868年,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不过,产生于封建时代的武士道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新渡户稻造认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依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我国船舵的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1]必须指出的是,与“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布国威于四方”的现代化道路相适应,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也越来越从江户时代的“人伦之道”,向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战斗者之道”回归,成为井上哲次郎所说的“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2],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

明治时代以降的日本现代社会,直接由中世纪的武家社会脱胎而来;明治时代以降“天皇主义的现代武士道”,直接由“中世纪武家主义的武士道”脱胎而来。告别了武家主义的武士道,真正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和国民道德。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既是全体国民认同的伦理道德、行动准则和价值追求,又是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念。因此,在日本以“与万国对峙”实现现代化最高目标的过程中,天皇主义的现代武士道发挥出绝不亚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作用。总之,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武士道已经从平安、镰仓、室町、织丰时代的“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和江户时代的“为政者之道”的武士道,发展成为“与万国对峙之道”的武士道,其最后和最高的发展阶段就是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

一　资产阶级武士政权与“天皇的武士道”

江户武士道作为执政者之道,主要用于武士的自省、内励,而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则主要是“战场方面的表现”,原因是资产阶级武士政权选择了“强兵富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即选择了以侵略扩张谋求日本人“国家利益”的军国主义道路。

(一)“内忧外患”

1853年6月,培利率领四艘漆成黑色的军舰闯入江户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幕府被迫答应次年予以回复。1854年2月11日,培利带着配有一二百门大炮的七艘军舰再次抵达江户湾,3月31日,幕府代表日本与美国在神奈川(横滨)签订了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和好条约》(也称《日美神奈川条约》)。随后,幕府又被迫与英国、俄国、荷兰签订了类似条约。

1857年和1858年6月,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哈里斯代表美国政府与日本先后签订了《日本国美利坚合众国条约》9条和《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4条。1858年7月至9月,英、法、俄、荷也相继与日本签订了内容相似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通过“安政五国条约”,欧美列强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1865年11月,英、美、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胁迫日本降低关税。1866年5月,幕府签署了由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起草的《江户改税约书》,规定欧美国家出口日本的商品,一律按5%的从量税的税率来征收关税。至此,欧美列强在日本实现了所谓自由贸易原则,日本半殖民地化的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

从1860年起,大量西方廉价的工业品蜂拥而入,充斥日本市场;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则源源输往海外。以棉、毛织品为主的西方廉价工业品潮水般地涌入日本市场,日本的手工工场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倒闭,大批劳动者失业。与此同时,日本的黄金也在对外贸易中大量外流,并引起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和物价飞涨。1858—1868年,米价上涨7﹒1倍,菜子油上涨4﹒6倍,大豆上涨8﹒6倍。物价暴涨,导致广大农民、城市贫民和中下级武士的生活更加困难。

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首先是阶级矛盾。从1858年起,农民和市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当年发生农民暴动和市民、农民骚动72次。1866年,农民暴动进入高潮,增至185次,并且形成大规模农民起义。1866年5月,大阪附近的西宫发生抢米骚动,迅速扩及大阪、兵库等城市,大阪市内800余家米店被抢。接着,幕府所在地江户爆发更大规模的捣毁运动,持续时间长达一周;武藏、上野一带爆发以贫民、手工工人和工匠为主体的大规模起义,起义者捣毁幕府的“代官所”(幕府直辖领地的官署)和高利贷者的住宅,烧毁土地清册和债据;信达地区180村也爆发大起义(“信达一揆”),参加者多达10余万人。

其次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平等条约签订后,幕府的统治地位动摇,天皇及公卿贵族对幕府的发言权增大,开始挤进统治核心的行列,与幕府对立的诸侯们日益向天皇的所谓“朝廷”靠拢,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分野和两大政治中心。幕府内部,因“将军继承”问题,分裂为以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和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为首的两大派系。1859年,井伊直弼将大批要求革新的反对派逮捕下狱,吉田松荫等人还被处死。1860年,反幕派武士在江户的樱田门刺死井伊直弼。在西南强藩,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改革派在藩政改革中掌握了藩政实权,要求推翻幕府。各种反幕府势力开始统一起来,实行“开港讨幕”。

最后是民族矛盾。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致使经济秩序混乱,广大民众和大批中下级武士的经济生活益发困难,越来越憎恨洋人。1858年,攘夷派武士在横滨刺死1名、刺伤2名俄国人。此后,袭击外国公使馆、刺杀洋人的事件层出不穷。1863年6月,“尊王攘夷”运动从少数志士的恐怖活动向着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方向发展。

(二)资产阶级武士政权

幕府是武士推翻的,维新政权是武士建立的,因此,维新政权的各级官吏主要由这些开国元勋担任。倒幕维新的领导人和骨干主要来自萨、长、土、肥四藩,他们功劳最大,维新政府的实权自然由他们中的实力派掌握。1871年,按照新官制组成的政府,主要由西南雄藩出身的实力人物掌握实权。如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土佐藩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佐佐木高行,肥前藩的大隈重信、大木乔任、副岛种则和江藤新平等。新政府构成的最大特点,就是“藩阀政府”,即藩阀政治。以后,实权又日益向萨、长两藩藩阀集中。例如:1885—1924年的23届内阁,萨长阀出任内阁首相的为16届;1888—1924年的12届枢密院议长中,有8届是萨长阀。

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桂太郎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明治和大正时代的著名政治家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元帅东乡平八郎,明治中期和大正时代位于日本政界最上层的九位元老政治家,黑田清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毅、西乡从道、大山岩七位明治时代的元老,以及大正时代新增的两位元老桂太郎、西园寺公望,除西园寺公望出身于公卿外,其余全是武士。从1885年内阁制度确立至1918年,先后担任内阁首相的伊田博文、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大隈重信、西园寺公望、桂太郎、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九位首相中,八位均为武士。在1885—1945年的29位内阁总理大臣中,武士出身者为25位,[3]超过5/6。

中下级武士作为倒幕维新的领导人,以军事活动为立足点登上政治舞台,以军人政治家的身份掌握国家权力中枢。无论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还是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桂太郎等人,都非常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推翻幕府政权、建立并掌握明治新政权,所凭借的正是武力。于是,明治政府建立后,他们从武士—军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现实需要出发,继续秉承封建武士以武为本的建国理念,以武力控制国家政权,以武力推进资本主义改革。近代国家的常备军和警察制度、军事学校和武官制度、军事制度和军事指挥系统,由他们一手缔建。因此,这些中下级武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掌握着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军权。

在明治(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5年)时代的半个多世纪里,历代陆海军卿、陆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本部长(总长)、海军军令部长(总长)的职位,分别被长州藩武士集团和萨摩藩武士集团把持。其中,长州藩武士控制陆军,萨摩藩武士控制海军。长州藩武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萨摩藩武士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川村纯一、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大山岩(西乡隆盛的表弟)、桦山资纪、山本权兵卫、东乡平八郎等。进入昭和时代后,他们的嫡系和旁系军阀又继续控制陆海军要职,例如武士出身的军部法西斯党魁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山本五十六等。他们立足于军界,拥有政治支配权和特权,位高权重、能量巨大、影响深远,坚持以“强兵”为“富国之本”,推动日本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

上述事实表明,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国家政权,实为武士把持国家权力中枢的“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或“天皇制武士政权”。

(三)“与万国对峙”的发展道路

1868年,明治天皇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布国威于四方”,确立了“与万国对峙”的决心和武力征服世界的野心。到1871年废藩置县前后,资产阶级武士政权制定了“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富国强兵’为政策主体,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辅翼的基本国策,开始了急行军式的近代化进程”[4]。“‘富国强兵’更是三大政策之首,实是‘强兵富国’,其主要措施就是改革军制,建立新的近代军队及军人精神,积极扩军备战和进行侵略战争。”“作为三大政策之一的‘富国强兵’是明治时代军事立国的路线,宣扬‘尚武’乃日本‘国质’的‘武国论’。”[5]大久保利通在欧美考察期间深深地领悟了国际政治中弱肉强食的“诀窍”,回国后便将“强兵”视为“富国之本”,支持山县有朋进行军事改革。

为了早日实现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强兵富国”为政策主体的现代化任务,日本迅速确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

政治上,武士在天皇的名义下把持国家权力中枢。1889年,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近代天皇制正式确立。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裁可法律”,“统率陆海军”,“宣战、媾和及缔结各种条约”。在天皇制的旗帜下,倒幕维新的功臣——中下级武士牢牢地控制着国家政权。

经济上,国家经济军事化。“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以军事力量的强化为至上命题。”优先保证军事目的的近代化道路,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引上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道路,奠定起军事侵略的物质基础。国家集中财力、物力大力发展国营军火工业,为“强兵富国”生产武器装备,加紧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扩军备战。

军事上,军阀集团操纵内阁、左右国政。1880年,确立起以武为本的“军事立国”思想,以强兵和对外扩张作为国家的首要政策。1879年和1883年,两次修改征兵制度,实行严格的全民皆兵主义和普遍服役主义,以增强常备兵力和“国民皆兵”能力。山县有朋还提出征兵制与国民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男子6岁入小学,13岁入中学,19岁卒业,20岁列入兵籍”,以兵役作为国民教育的必修课程。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迅速建立起军部高于内阁的战争体制。19世纪70年代末,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简称军部)正式形成。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和监军本部长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率陆海军,总揽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直接向天皇负责,为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的特殊地位披上合法的外衣。

“这样,天皇制政府便很快把民族独立与确立国权的民族使命转移到侵略软弱的邻国,‘耀国威于海外’的道路上去了。”“天皇制诞生的时候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参谋本部的设立,便正式宣告天皇制采取军国主义了。”[6]其实,1868年提出以武力“布国威于四方”的基本国策后,资产阶级武士政权就在武国理念指导下,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扩张战争。1874年,大久保利通一手策划了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次年,又挑起侵略朝鲜的“江华岛事件”,并在1876年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1890年12月,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公开抛出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方针“大陆政策”,狂妄声称要以武力拓展主权线、开发利益线,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的“保护”之下。

不言而喻,大陆政策的确立和推行的必然结果,就是将扩张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发动霸占朝鲜、侵略中国的扩张战争。

二　从封建主义武士道向资本主义武士道的嬗变

明治维新后,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继承和发展了战国大名“富国强兵”的统治理念,选择了“强兵富国”的发展道路。于是,明治时代官方和学者、企业家人工合成的“天皇的武士道”,从江户时代榻榻米上的“为政者之道”转变为战场上的“战斗者之道”,从重义轻利的武士道转向“义利合一”的武士道,从“武家本位的武士道”转向“天皇本位的武士道”。完成了现代性转化的“天皇主义武士道”,政治上要求全体国民——新武士绝对效忠和服从天皇,以天皇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军事上要求全体国民“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甘为天皇“与万国对峙”的扩张政策流尽最后一滴血;经济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利益。

(一)天皇的武士道

“天皇的武士道”,由资产阶级武士政权制定,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布,既是“天皇的武士道”,又是国家法令,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要求全体国民——“新武士”严格遵守。

最早颁布的官方武士道法令,即前述1871年12月发布的《军人精神基本》七条、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军人精神基本》七条强调:“军队为发扬皇威保护国家而设,加入军队者应坚决遵守以下条文,决不违背。”“1﹒以诚心为本,尽忠节,不可有不信不义不忠之所为;2﹒尊长上尽敬礼,与等辈致信义,不可粗暴倨傲;3﹒长上命令,不问其年如何,立刻服从,不可抵抗、干犯;4﹒尚胆勇,勤勉军务,不应胆怯、柔懦;5﹒不可有夸耀无谋小勇、好争斗、藐视他人,招致世人厌忌等事;6﹒修道德以素质为主,不可流于浮华、文弱等;7﹒尚名誉、重廉耻,不可有贱劣贪污事。”[7]武士道的“忠节、信义、勇敢、素质、服从”成为近代军人必须遵守的基本精神。《军人训诫》明确规定武士道的“忠实、勇敢、服从”是维持军人精神的“三大元素”,并且解释说:“作为军人精神的第一大元素‘忠实’的真谛,是‘拥戴我大元帅皇上,报效国家’。对第二、第三大元素的‘勇敢’、‘服从’一般性地解释为‘每临战斗则敢冒危险以成就功名’,‘维系军队而使三军浑然一体’,从而将‘忠君爱国’突出为明治新武士道的首要德目。”[8]《军人精神基本》七条和《军人训诫》,为“天皇的武士道”奠定了基础。

明治时代最重要的官方武士道法令,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

《军人敕谕》以《军人训诫》为基础,由军部魁首(参谋本部长)、日本陆军之父山县有朋主持和提出基本精神,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国会参事官井上毅等人共同起草,经过10次修改、润色,于1882年1月以天皇的名义颁布。

《军人敕谕》宣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之。”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朕保护国家,应上天之惠,报效祖宗之恩;汝等军人应竭尽其职,以振我国之稷威。汝等皆守其职,与朕一心,尽力保护国家,我国苍生当永享太平之福,我国威烈当光华于广大世界,朕如是深望汝等军人。

天皇钦定的五条军人精神是:第1条“军人必须尽忠节”,“保护国家,维护国权”;第2条“军人必须守礼仪”,“下级承上官之命令,实即承朕之命令”,“上级对下级不可稍有轻侮傲慢之举”;第3条“军人必须尚武勇”,“夫武勇乃我国自古以来的贵重所系,无武勇则不配为我国臣民”,“军人担负亲临战场对敌之职,片刻也不可忘记武勇”;第4条“军人必须重信义”,“信即践行己说之言,义即尽己之本分”,切勿因“小节之信义而误大纲之逆顺,或守私情之信义而迷失公道之是非”,“遗污名于后世”;第5条“军人必须以质素为旨”,骄奢华靡“一旦出现在军人之间,则如传染病蔓延”,“士风兵气顿衰”,不可等闲视之。并且特别强调“诚心”至关重要,“此5条乃我军人精神,一片诚心则为5条精神之精神”。还宣称这五条精神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9]。

日本学者高桥富雄说:“军人精神的五条精神,即‘忠节’、‘礼仪’、‘武勇’、‘信义’、‘质素’,是‘皇国武士道’的纲领。”“通过《军人敕谕》,新的武士道——军人精神成为日本人的道和人伦。”“《军人敕谕》、《教育敕语》进一步大力推进‘道的世俗化’。”[10]其实,《军人敕谕》所规定的上述五条精神,都是山鹿素行的“士道”中武士必须遵守的规范。高桥富雄还说:“我国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率之”,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半事实、一半理想。认为《军人敕谕》是“对武士道否定之否定的肯定”,这种军人之道,即“新武士道”是“天皇之道”、“日本之道”;通过《军事敕谕》,新的武士道——军人精神成为日本人的道和人伦;军人精神的五条精神,是“皇国武士道”的纲领。武士道由此从侍奉封建主君的武士道转为侍奉天皇的武士道。[11]田中义能认为:明治十五年一月四日颁布《军人敕谕》,此敕谕成为以后军队教育的根本方针,实为武士道之经典。[12]《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武士道由此进入“天皇的武士道”的新阶段,主君和家臣的关系转化为天皇与臣民、国家与国民的关系。

1890年10月,为了进一步以“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教化国民,内阁总理大臣、陆军大将山县有朋在文相芳川显正、法制局长井上毅、侍讲元田永孚等人协助下,拟定《教育敕语》,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从国民教育的角度,将“天皇的武士道”从军人普及到全体国民。

《教育敕语》宣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良臣民,亦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

斯道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通于古今而不谬,施于内外而不悖也。朕庶几与尔臣民共同拳拳服膺,咸一其德。[13]

《教育敕语》以“天皇的武士道”作为近代日本教育的灵魂,“《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定国民的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14]。将“武士道德全民化”运动推向高潮,使武士道精神发展成为全体国民的精神。“《教育敕语》作为我国的德育方针,在唤起武士道精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教育敕语》列举的德目分为常时道德和非常时道德。非常时道德强调:‘一旦有缓急,则当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5]要求国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平时“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重国宪、遵国法”;战时——对外侵略战争时,“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

“天皇的武士道”主要用于“与万国对峙”,旨在支撑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明治、大正、昭和时代,日本政府出于国策的需要鼓吹武士道精神,广泛进行战争教育。”[16]“《教育敕语》颁布后,‘武士道教育’、‘尚武主义’和‘武道教育论’在我国教育界再度复兴。”“在甲午战争爆发之际,进一步向国民大众宣称武士道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17]我国学者李威周教授曾精辟地指出:《军人敕谕》颁布后,“这种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与日本不断对外侵略互为因果,同步发展,即利用对外侵略的‘赫赫战功’以宣扬武士道,又利用武士道来煽动对外侵略”[18]。军国主义越是强烈,越是狂热地鼓吹“天皇的武士道”精神。通过向民众灌输“天皇的武士道”,使侵略战争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举国一心的行动,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将侵略战争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甘当天皇的炮灰。

“官方的武士道”经典,还有被井上哲次郎收录在《武士道全书·第1卷》,排在《军人敕谕》之后的《战阵训》。日本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一书,将《战阵训》放在开首第一篇。小泽富夫说《战阵训》出笼的背景,是《军人敕谕》确立的武士道愈来愈被从当政者的立场加以利用,这种倾向因昭和时期军国主义的抬头而日益强化,武士道“演变为所谓国家主义的武士道”。并且,随着昭和时代军国主义益发抬头和以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名义下的战争而进一步强化,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将制定了《战阵训》。[19]小泽富夫也揭示了“天皇的武士道”与对外侵略战争赤裸裸的有机联系。

《战阵训》于1941年1月8日(所谓“陆军的吉日”),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将之名发布给全体皇军。《战阵训》由序、本训一、本训二、本训三和结语构成。

序言第一句宣称:夫战阵,以大命(天皇御命)为基,发扬皇军之神髓(指神武精神),攻必取、战必胜,遍布皇道……临战阵者,须深刻体会皇国之使命,坚持皇道,将皇国之威德施于四海。

本训一包括:(1)皇国;(2)皇军;(3)军纪;(4)团结;(5)协作;(6)攻击精神;(7)必胜的信念。宣称“大日本是皇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皇恩遍万民,圣德光八纮”。“军队在天皇统率下,体现神武精神,显扬皇国威德,扶翼皇运。”“献身服从实乃我军精神之精华。”

本训二包括:(1)敬神;(2)孝道;(3)敬礼举措;(4)战友情;(5)率先躬行;(6)责任;(7)生死观;(8)惜名;(9)质实刚健;(10)清廉洁白。将对外侵略战争作为将士的神圣使命,要求发扬献身奉公精神,超越生死一意完成任务。并且强调:“知耻者强,常思乡党家门之面容,益发奋勇战斗,以报答父母乡亲的期待。”“生不受虏囚之耻,死不留罪祸污名。”

本训三包括:(1)战阵之劝诫九条;(2)战阵之用心九条。

结语宣称“上述各条源自‘敕谕’,又归之‘敕谕’”。“以之实践战阵道义,力求完美践行圣谕。”“战阵之将兵,须体察此趣旨,愈发奉公至诚,克尽军人本分,报答皇恩。”[20]

《战阵训》不仅是日本军队的最高法典,而且日军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曾将《战阵训》与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军人敕谕》等编成《诏敕集》,作为奴化教育的基本教材,发给伪满的军队和学校。

遵奉《军人敕谕》精神发布《战阵训》之际,正值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全面发动侵略战争之时,其用意不言自明。《战阵训》在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丑恶作用,有目共睹。小泽富夫说:“《本训》的规范是作为军人必须遵守的规范,在此精神下许多士兵痛失了尊贵的生命。其中最有名的一节:‘知耻者强,常思乡党家门之面容,愈发奋勇战斗以报答其期待,决不受生俘之辱,宁死而不留污名。’此节,为了忠君爱国、灭私奉公的道义,为了‘绝不受俘囚之辱’的道义,使许多兵士玉碎在战场。”[21]不过,与日军士兵的“玉碎”相比,他们奉“天皇御命”、“发扬皇军神髓”所犯下的罪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由于资产阶级武士政权以对外侵略扩张谋求“国家利益”,因此,“天皇的武士道”从诞生之日起,就作为“杀人与战争之道”而纳入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战争轨道。为军国主义战争政策动员和组织起全国的力量,使侵略战争成为举国一致的战争,支持日本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天皇的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皇军”,跨越生死之界,成为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一支不要命的、人性泯灭的军队。国民“在人性完全消失的那一刹那,也就变成了‘天皇陛下的士兵’”[22]。有史作证,天皇的士兵——皇军是古往今来最具野蛮性、疯狂性、掠夺性和敢打自杀战的军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攻陷旅顺后,兽性大发,野蛮地屠杀大批和平居民。英国人胡兰德的《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揭露说:“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人及特约通讯员目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制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惜。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残留者。”英美报刊也谴责说:“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23]

1937年,日军占领无锡后,第十师团的野田毅少尉和向井敏明少尉相约进行残杀中国人的“百人斩”比赛,先杀100人者为胜,后因无法断定谁先杀了第100人,于是又约定以150人为新目标,继续比赛。《东京日日新闻》还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吹捧为“英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记载:“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的尸体,投入长江的尸体,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24]如果加上被日军毁尸灭迹的10余万人,总数高达30余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还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全城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他们奸污了。并且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行为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在占领南京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左右的强奸事件”[25]。1936年成立的“七三一部队”,先后用两三千人进行活体实验,以开发各种疫苗,制造细菌武器。“而且,当年弃置在东北的化学武器多达200多万发,至今仍在当地造成儿童、妇女的伤亡。”[26]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既是侵华日军恐怖威慑中国民众的野蛮手段,也是侵华日军鼓舞士气的措施。侵占南京时的第6师师长陆军中将谷寿夫的《陆战》课讲义,公然宣称:“打了胜仗之后和在追击敌人时,掠夺、抢劫和强奸妇女,反而可以鼓舞士气。”[27]难道还有比日本皇军更无耻、更野蛮、更凶残的军队吗?肯定没有。

皇军将关东武士野蛮凶残的“焦土战术”发展为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肉弹战术诠释关东武士敢于拼命的杀伐之心和战斗中“献身的攻击精神”。日俄战争期间,乃木希典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组织敢死队,踏着死尸、冒着酷暑冲锋。粮绝之际的自杀式进攻,败局已定之时各式各样的“神风特攻队”——敢死队,1944年塞班岛争夺战中包括女子在内的非战斗人员的集体投海自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要么以军刀征服世界,要么以玉碎迎接死亡的武士精神。

(二)学者的武士道

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学者的武士道”,以新渡户稻造和井上哲次郎的影响最大,前者将武士道美化成理想化道德,并向国外宣扬;后者是“皇道主义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他通过构建近代日本的国民道德使武士道重新发挥了作用”[28]。

1﹒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

新渡户稻造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盛冈市,是南部藩士新渡户十次郎的第三子。1884—1891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取得博士学位。1899年,在美国养病期间用英文写成《武士道》一书,同年由美国费城利兹和比德尔公司出版。此书刚一出版,立即被译成波兰、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等多国文字,日本的武士道也由此像樱花一样闻名海内外。本书的日本版从1900—1905年的六年间就重版了十次。从1900年至今,此书的日译本层出不穷,据日本学者佐藤全弘统计,二战前有樱井鸥村(1908年)、近藤晴卿(1935年)、矢内原忠雄(1938年),二战后有名和一男(1968年)、奈良本辰也(1983年)、须和德平(1998年)、饭岛正久(1998年)和佐藤全弘(2000年)。[29]2003年和2010年,又先后由PHPエディターズ·グループ株式会社、筑摩书房出版了岬龙一郎和山本博文的译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在世界各国和日本的影响,可见一斑。

新渡户稻造在第一版序中说其写作动机,一是为了回答比利时法学家德·拉德维尔的问题,“没有宗教!那么你们怎样进行道德教育呢?”一是“由于我的妻子经常问我如此这般的思想和风俗为什么在日本普遍流行、理由何在而引起的”。然而,1899年,正是日中甲午战争之后四年、日俄战争之前五年,明治政府加快侵略扩张步伐,大肆宣扬武士道、广泛进行战争教育之际。同时,国际舆论也在抨击日本,特别是日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口大屠杀”,给外国人留下了日本人野蛮、暴虐的印象。“正在此时,博士在本书中以洋溢的爱国热情、渊博的学识和雄劲的文笔向世界广泛宣扬了日本道德的价值,其功绩是可同三军的将帅相匹敌的。”[30]如果说其写作《武士道》的动机,是想“给予德·拉德维尔先生和我的妻子以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其写作的指导思想则是:(1)通过一味讴歌武士道的“美德”,树立日本民族精神的崇高形象,将武士道美化成为“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理想道德,完全可以和西方列强并肩而立,甚至犹有过之。(2)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时期的需要,通过为武士道辩护,为日本国家和近代日本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对外侵略扩张谋求“国家利益”的基本国策辩护。

我国学者张俊彦先生根据矢内忠雄译本1972年第14版转译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次印刷),分为译者前言、日译者序、第一版序、增订第十版序、17章正文和人名索引。正文17章中,第1、2章是作为道德体系的武士道和武士道的渊源,第3、4、5、6、7、8、9、11章为武士道的德目,第10、12、13、14、15、16、17章分别是武士的教育和训练、自杀及复仇的制度、刀——武士之魂、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武士道的熏陶、武士道还活着吗、武士道的将来,最后是人名索引。正文第1章至第17章共96页,除注释外,中文译文约6万字左右。

新渡户稻造著的《武士道》一书的基本特色是美化和拔高日本的武士道。宣称:“再也没有比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更为武士所厌忌的了。”(第三章“义”)“勇气,除非是见义而为,否则在道德上就几乎没有价值。”(第四章“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武士而言,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地考虑到了正义的仁爱,而且并不仅仅是某种心理状态,而是其背后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仁爱。”(第五章“仁——恻隐之心”)“武士的崇高社会地位,要求比农民和市民更高的信实标准。”“他们的誓言决不会堕落成形式上的游戏或毫无诚意的感叹词。”(第七章“诚”)“克己的理想,按照我国国民的表现来说,在于保持心境的宁静,或者借用希腊语来说的话,就是达到德谟克里特称为至高至善euthymia的境界。”(第十一章“克己”)“武士道正像对刀的正确使用看得至大且重一样,认为滥用它是不对的,而且憎恶滥用。”(第十三章“刀——武士之魂”)“就奉献的教义而言,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直理之上的。”(第十四章“妇女的教育及其地位”)

此外,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还具有以下特点:(1)“不是以文献的、历史的武士的实态为依据。”[31]撇开历史、撇开武士、撇开真实的武士道,以140余位东西方(特别是欧美)有影响的政治家、著名学者、宗教领袖的著名论述、经典格言作为武士道理想化的依据,以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作为衬托日本的道德价值丝毫不亚于欧美列强的素材。(2)掩盖武士道嗜杀成性、野蛮血腥的阴暗面。避开充满杀伐气息的“战斗者之道”,以富有理性色彩的“为政者之道”为基础。明治维新前的武士道,分为17世纪以前的“战斗者之道”和17世纪以后的“为政者之道”。前者先后主要以神道和禅道为思想渊源,旨在砥砺武士在战场上的杀伐之心,鞭策武士以征战杀伐、穷兵黩武为人生理想;后者主要以儒道为思想渊源,强调武士的内省自励,要求武士充当人伦之师。(3)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意识。对日本在日中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大加赞誉,宣称“注入活力的是精神,没有它即使是最精良的器具几乎也是无益的,这种陈腐的话无需再重复了。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洲,打胜仗的乃是指导我们双手,让我们的心脏搏动的、我们父辈祖辈的威灵。”赞美武士道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赋予的力量,只字不提皇军在甲午战争中灭绝人性的旅顺口屠城,就连妇女幼童也不放过的暴行。

新渡户稻造生活的时代,正是武士道对刀的滥用愈演愈烈的时代,即日本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时代。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1894年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就发生在他写作《武士道》一书的1899年和“增订第十版序”的1905年之前。对此,新渡户稻造竟然视而不见,还一味美化武士道,掩盖武士道的军国主义要害。

日本以外的外国人最先接触的武士道有两种:一为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二为二战前日本皇军太阳旗加军刀的“武运长久”。然而,“必须认识到:明治以后的伦理学家美化为普遍道德、在欧美各国也大肆宣扬的所谓武士道,是江户时代形成的观念形态,而封建社会成长期武士道德的实际内容,却具有按照这种观念来看有点无法想象的性质”[32]。新渡户稻造给读者,特别是给日本以外的读者描述的武士道,并非日本历史上真实的武士道,也与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实际表现迥然不同。既妨碍外国人全面、准确地认识武士道和日本,也影响日本人正确认识武士道和明治维新至二战前的日本历史。

2﹒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的武士道代表作,一是应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讲演《谈谈武士道》,二是收入《武士道全书·第1卷》的《武士道总论》。前者包括:(1)武士道概说;(2)武士道的发展;(3)武士道的祖师和经典;(4)武士道的存续;(5)武士道的将来。后者由序、本论、结语构成,本论分为:(1)武士道的名称;(2)武士道是日本特有的东西;(3)武士道的意义;(4)武士道的德目;(5)武士道的起源和发展;(6)儒、佛二教的影响;(7)从文献上看武士道之三派;(8)文和武的关系;(9)一致协力;(10)武士道的死生观。

井上哲次郎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武士道的定义和特色。“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实践道德”,“从广义的日本精神的角度说,是日本精神在战斗方面的表现”,“是臣民奉天皇陛下之大诏的御精神在战斗时的实行之道”。宣称“武士道绝不仅仅是指肉体上的力量,而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力量。如果只是肉体上的力量,那是蛮勇,是暴力而不是武士道”。欧洲的骑士道崇拜女性,我日本的武士道抑强助弱,两者不可同日而语。还说,在大东亚战争中,英国虽有73000多兵力,仍在新加坡要塞向我日本军投降。武士道的特色是绝不投降,要么胜利,要么灭亡,别无二途。

第二,武士道的历史。“与日本民族同时产生”。分为五个时期:(1)神武天皇至佛教传入;(2)佛教传入至镰仓幕府;(3)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4)德川时代;(5)王政维新至今日(1942年)。第五期“又恢复一君万民即天皇亲政的时代,一扫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全民皆兵”。“武士道不限于武门武士,为了君国,帝国臣民以国防为己任。”“结果,不用说日清、日俄二役,即使是世界大战、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支那事变,进而大东亚战争,都取得显赫的效果,取得令任何人都不得不惊叹的结果。武士道越来越发展的形迹益发显著,今后的形势也必须使其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三,武士道的德目。“忠孝、节义、武勇、廉耻是早在封建时代就被承认的道德,特别是忠孝。”“在日本,忠孝一体,别无二途”,“忠君与爱国全然一致”。“日本始终是万世一系的国体,君臣大义古今不变。”“日本各个家族的户主是家长,而日本国家整体又构成为一个大家族,此大家族的家长就是天皇。”因此,“武士也只是对天皇尽忠义”。《军人敕谕》列举的“军人应该实行的五条德目的基础”是“诚心”。此“诚心就是古来神道的清明心,即真心。清明心即诚心,诚心即清明心”。《教育敕语》中的“‘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为非常时刻的道德,在实行时也要以‘诚心’为基础,其与武士道的精神并无二致”。“武士道的德目不少,但归根到底不外是以清明心即真心、诚心对天皇尽全忠。”

第四,儒家思想、佛教的影响。“儒教自应神天皇16年输入我国,其后历经约1650余年。儒教给予武士道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儒教不仅与武士道的精神有一致之处,而且,进一步强化武士道的精神,并为其提供了基础。”“总之,儒教对原本发达的武士道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禅宗在镰仓时代以后对武士道影响更大。”并将禅宗的影响归纳为五点,即仁慈、质素、练胆、勇猛、决心。“禅宗打破生死迷妄的思想在日本教育了武士,使其懂得重国体尊严,守忠孝大义。”

第五,武士道的将来。“即使武士道的形骸消失了,武士道的精神毕竟还在日本民族的某一部分中存续”,“虽然日本军队的强大有种种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就在于武士道”。有人说日本军队的强大在于输入西方机械,机械是任何民族都可以花钱购买的,但是,发挥机械的作用必须依赖于人的精神,起关键作用的精神是日本的武士道。所以,我认为推进武士道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国家自卫,必须谋求武士道的存续发展。”“所谓将来的武士道,就是抓紧迄今为止的武士道主要精神,促进其与今天道德主义的调和发展。换而言之,今后的方针就是以武士道的精神为基础,使之与能够调和在一起的道德主义共同发展为一个整体。”“研究武士道,旨在发挥其精神,阐明其意义,传之后世。”

可见,井上哲次郎除大肆美化武士道之外,其武士道充满着强烈的国家主义、皇道主义和军国主义,直接服务于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日益膨胀的军国主义政策,将武士道的历史起源设定为传说中的神代,以忠君爱国作为武士道的神髓,宣扬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和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体制,颂扬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胜利,宣称这些胜利都是武士道精神赋予的力量。“井上哲次郎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宣扬极具日本特殊性的皇道主义武士道,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33]值得一提的还有,1942年,年近90岁的井上哲次郎在《武士道总论》结语部分赞美日军的肉弹攻击法,吹嘘日本独有的靖国神社,号召前线将士(包括20岁左右的年轻士兵)在靖国神社相会,将进入靖国神社做“护国神”视为人生的最大光荣和理想归宿。

除新渡户稻造、井上哲次郎外,二战前还出版了不少武士道著述,如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桥本实的《日本武士道史》、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佐伯有义的《日本武士道史》等。然而,这些作者都是在全面弘扬“天皇的武士道”,为统治当局的军国主义战争政策鸣锣开道。

田中义能称:“武士道乃是我国民从强大的国家观念出发,以大成天壤无穷之国家为理想。”平泉澄说:“明治五年的征兵令,废除了武士和农工商的区别,全民皆兵,使全体国民都成为武士。及至今日,全体国民悉为武士……一朝有事,皆执剑而起。”桥本实说:“从前有元寇入侵国难之际,近有日清、日俄两役,及至满洲事变和现今的日支事变,我国民上下一致,发扬牺牲精神,以完成克服国难之赫赫伟业,说是武士道之赐一点也不为过。”菊池宽在《武士道入门》中强调:“日本中古及近古的武士道是变换方向的武士道,是忘大义的中义或小义的武士道。”“大义的武士道是对皇室发挥纯粹的武士精神,真正的日本精神必须是大义的武士道。明治维新转向大义的武士道。”佐伯有义宣称:“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日清战争、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及至今日”,“建立了前所未有之伟勋,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勇气展现了伟大精神”。又在《武士道全书》的编者之辞中说:“今天,我国与世界最强国英美两国正面为敌,在海上、陆上、空中,从正面粉碎其精锐,立下了世界历史未曾有过、绝无仅有的最伟大功绩。”“这些胜利的原因之一,在于发扬我武士道精神……”

(三)商人的武士道

进军经济领域的武士,在武士道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指导下从事经济活动,不少人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发展为财阀的重要组成部分,涩泽荣一甚至被誉为“日本现代化之父”和“大和魂”的企业领袖,影响了几代企业家。不过,真正让涩泽荣一家喻户晓的、真正对日本现代化起重大推动作用的,除了他一生中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及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外,还在于他完美地将儒家传统精神与西方经济伦理融为一体的“士魂商才”的实业思想,为经济领域内武士道现代性的完成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适应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投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武士们也形成了自己的武士道新思想,即“士魂商才”的经济思想,其代表人物便是涩泽荣一。

所谓“士魂”,指武士之魂、武士精神、武士的价值伦理,核心是“天皇主义武士道”的灵魂“忠君爱国”观念,以及武士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牺牲精神;所谓“商才”,指经商之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与务实精神。大约从1910年开始,涩泽荣一开始撰写其“士魂商才”的经典著作《论语与算盘》。“1916年,《论语与算盘》一书出版,每本售价1日元,人人争相阅读,成为日本企业界的圣经。”[34]其“士魂商才”思想的主要内容是:(1)“义利合一”。对“义”和“利”赋予新的思想内容,所谓“义”,即国家公益和“天皇主义武士道”的“忠君爱国”,是道德之本,肯定武士阶级重义的价值观念;所谓“利”,是符合道义或取之有道的利,是为群体、为国家的利,是谋求国家富强的利,而非传统商人的不义之利和一己私利。并且通过“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谋求国家公益,也是为国家作贡献,从而改变武士阶级对“利”的传统思想,消除其心理障碍。(2)“产业报国”。以国家的富强和文明作为工商界的奋斗目标,强调“股东必须关心国家公益”,“经商的根本要义在于谋求日本全国的公益”。[35]将天皇主义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忠君爱国”、国家利益导入资本主义活动,以产业报国、奉公意识,将追求财富的资本主义活动与国家利益、“忠君爱国”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成为神圣的事业。

涩泽荣一“义利合一”、“产业报国”的武士道经济伦理,以“忠君爱国”、“国家利益”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旗帜,对商业活动赋予全新的含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颠覆了武家主义“贱利重义”的价值观,代之以新时代“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念,轻商贱利和官本位风气日趋淡薄,商本位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

涩泽荣一的武士道经济伦理,既是武士道现代性转型的标志之一,又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现代化的顺利发展,加强了日本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实力。因此,1931年,涩泽荣一去世,皇室成员和政府高官都来为其送行,这也表明商人已从江户时代的“四民之末”,成长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中坚。

涩泽荣一运用在日本有着深厚基础和悠久历史的儒家思想,将经商与兴邦、私利与公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经商看做为了国家的神圣事业,从经济伦理上为经济活动正名,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则致力于培养经济活动的经营管理人才,他在东京创办的庆应大学设有文学、理财(即经济)、法律三个科系,通过理财学科传播经济思想。并且亲自登上讲台讲授经济学,在其影响下,庆应大学的毕业生大多选择从商,以致日本人常说“公司在庆应”。

由统治当局、学者和商人改编而成的“天皇的武士道”,以“忠君爱国”为灵魂,将封建武士的伦理道德、行动准则和理想价值扩展为全体国民认同并遵循的伦理道德、行动准则和理想价值,将效忠主君的武家主义武士道改造成为效忠天皇的天皇主义武士道。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武士道的“杀人与战争之道”越来越被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和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滥用、恶用。“如果说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日本近代天皇制与武士道尚以其具有两重性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以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柳条沟事变,挑起侵华战争,走向法西斯为标志,近代天皇制与武士道均基本上只存在负面、反面的单重、一重性了,即天皇制与武士道文化的恶用,使其反动性、消极性占据了主导地位。”[36]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实现法西斯化,“天皇的武士道”也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方向恶性膨胀,成了彻头彻尾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成为武士道历史上“最不光彩的、臭名昭著”的时期。

三　“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

从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经过1000多年漫长岁月的历史积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已经处于“武士道德全民化”的门槛上了。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通过“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政策,使武士道德最终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国民道德,武士道向其他社会阶级渗透的所谓“世俗化”历程也随之完成。

明治初年,“维新三杰”等中下级武士把持权力中枢的明治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士族解体政策。如“废藩置县”政策,切断了武士与藩国大名的主从关系,所有武士皆为“皇国子民”;“土地改革”和“秩禄俸还”政策将藩士的家计收入由藩主的御恩转为中央政府,切断了武士与藩主之间的物质纽带;改革身份制度,设立华族、士族身份,农工商通称平民,废除贱民身份,“今后其身份、职业皆与平民同等”;“脱刀令”和“征兵令”取消了武士佩刀和垄断军事的特权。

明治政府在废除传统武士制度的同时,又全力打造新型的武士制度。国民皆兵的《征兵令》既是废除传统武士制度的标志,又是创建新型武士制度的象征。“国民皆兵”制度使全体国民均可成为军人,军人的成分扩展到全体国民。“《征兵令》否定历史上的武士制度,否定作为武士之心的武士道。继而,征兵令又以别的形式大规模地复活武士道,即军人精神——新武士道。此乃对武士道否定之否定的肯定。”[37]于是,“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明治五年的征兵令,废除了武士和农工商的区别,以全体国民为兵,即全民皆兵,使全体国民都成为武士。及至今日,全体国民悉为武士”。“武士道也由此成为全体国民的道德。”我国学者万峰先生也明确指出:“原来在中世纪本为封建武士阶级专有的道德规范——武士道,到了近代日本,经过包括全民义务兵役制等在内的近代天皇制统治体制和《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的强制推行,已迅速地渗透到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这样一来,中世纪的武士道经过继承、改造而演化为近代‘武士道’。”[38]武士道德全民化,也是区分“中世纪武士道”与“资本主义武士道”的重要依据之一。

随着新武士制度创立、“天皇的武士道”的确立和武士道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意志成了国民的神圣使命。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后,三井、岩崎、涩泽等实业家组成了报国会,积极筹集军费;妇女们则从事恤兵运动。和政府严重对立的议会,在开战后也通过了巨额预算,做出了协助战争的决议。原计划募集3000万元的公债,实募数则达7700万元”。“佛教各宗随军布教,慰问军队(基督教各派也参加了)。《雪的进军》、《妇人从军歌》等军歌在国民中广为流传,使军队斗志高昂。”“日本国内舆论一致,上下协力……”[39]国民与统治当局保持高度一致,认同并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便是“全体国民武士化,武士道德全民化”的重要证据,或者说是武士道世俗化、大众化完成的标志。

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的武士道,奉行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新渡户稻造说:“我承认武士道中有对内的和对外的教诲。后者是谋求社会的安宁和幸福的福利性的,前者则是强调为德行而积德的纯粹道德性的。”[40]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武士道“对内的和对外的教诲”,是内行“忠诚与献身之道”,外行“杀人与战争之道”。即山鹿素行“外则习于刀枪弓马之事,内则尽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武士道“对外的教诲”,在封建时代,主要用于各武士团在日本列岛内的扩张战争(除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外);在资本主义时代,则用于对日本列岛之外的扩张战争。

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初期的“天皇的武士道”,根据“与万国对峙”的现实需要人为加工而成。日本学者也承认:“从明治维新近代国家形成以来,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继而昭和时期侵入满洲和中国,以及‘大东亚共荣圈’大目标下的战争时代,一部由政治家、学者、军人倡导的武士道,真不知在国民道德论和军人精神教育方面曾发挥过何等人为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的武士道因此反而消失,恐不过分。”总之,“以往的武士道研究是人为的武士道论,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被改变了的产物,而非对武士道固有思想的阐扬”[41]。

武士道现代性确立的标志主要表现为:一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将忠诚于各武士团首领的武家主义忠诚道德转为忠诚于作为“现人神”和民族凝聚力轴心的天皇。二是“布国威于四方”的军事思想,将各武士团在日本列岛上的扩张战争转为日本民族向其他民族的扩张战争。三是“义利合一”的经济思想,将经商谋利从为了个人转向为了国家和社会。四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将武士道扩展为日本全体国民的伦理观念、行动准则和理想价值。

随着武士道现代性的完成,武士道价值核心也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全体国民认同的理想追求,形成与英美等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价值观。日本以“忠诚”和“武勇”为核心价值观,英美等西方国家则以“自由”和“平等”为核心价值观。“忠诚”和“武勇”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自由”和“平等”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影响。英美等西方国家“民主”和“法制”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权利;日本则以“武威”和“皇权”强化“忠诚的伦理观念”和“武勇的战斗精神”。高度统一的价值观使全体国民将忠于天皇视为最大的美德,追随天皇“布国威于四方”。

【注释】

[1][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5—96页。

[2][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6页。

[3][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日]八幡和郎:《历代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图说学习日本历史·7·江户时代至现代》,旺文社1979年版;[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

[4]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5]载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6][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9、101页。

[7]《从史料看日本的发展》近代篇,引自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0页。

[8]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83页。

[9][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5页。

[10][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50—153页。

[11]同上书,第150—155页。

[12][日]田中义能:《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第63—64页。

[13]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14][日]梅溪升:《教育敕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观的成立·下》,青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15][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53—54页。

[16][日]风间健:《武士道教育总论》,壮神社2002年版,第218页。

[17][日]坂田茂:《近代日本的爱国思想教育·上卷·2》,星云社1999年版,第777—778页。

[18]李威周:《论日本武士道》,载《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85页。

[19][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240、253页。

[20][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7—17页。

[2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253页。

[22][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2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6页。

[24]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57页。

[25]同上书,第56页。

[26]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27]转引自[日]若规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8]卞崇道:《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以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的本质〉为重点》,《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9][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佐藤全弘译,教文馆2000年版,第8页。

[30][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佐藤全弘译,教文馆2000年版,第1页。

[31][日]时野佐二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第11页。

[32][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9页。

[33]卞崇道:《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4]《公司的力量》,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35][日]涩泽荣一:《雨夜谭》,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329—330页。

[36]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50页。

[37][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150页。

[38]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39][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328页。

[40][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伊藤全弘译,教文馆2000年版,第90页。

[41][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2页。

第六章　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

武士道自8世纪中叶诞生以来,不仅其发展、演变和推陈出新的历史从未中断,而且其产生、发展、演变和推陈出新的过程也是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武士道既强调保持以“忠诚”和“武勇”为核心的理想价值,又不断吸收来自其他阶级、其他民族的文化要素,在兼收并蓄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向农、工、商阶级渗透的所谓“世俗化”过程中,既影响其他阶级,又从其他阶级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同时,武士道以日本文化的三大主干作为思想渊源,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相得益彰。武士道的世俗化和思想渊源,体现了武士道的开放性和吸收性,这也正是武士文化强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神道教、佛教和儒学既是日本文化的主干,又是武士道的思想渊源,乃是学界共识。神道教、禅宗佛教和儒家朱子学,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武士道的主要思想渊源。大体上说,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上,平安时代是神道的时代,神道教独立支撑武士道;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以禅道为主,神道和儒道辅佐;江户时代儒道居支配地位,神道教和禅宗起辅助作用。也就是说,8世纪—12世纪末为“神道的武士道”→13—17世纪前是“禅道的武士道”→17—19世纪为“儒道的武士道”;或者说,神道和禅道为17世纪以前的“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提供了宗教支持;儒道为17—19世纪的“为政者之道”的武士道提供了思想渊源。

武士改写了日本历史,以武士道为主要内容的武家文化作为幕府时代的主流文化和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日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都深深地打上了武士道的烙印。

一　神道——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武神崇拜

8—12世纪的早期武士道,以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教”为思想渊源,此时,尚无幕府时代才流行开来的禅宗佛教,自然也没有随着中日禅僧的足迹而传入日本的儒家朱子学。

新渡户稻造认为:“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的民族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它“彻头彻尾地给武士道灌输了忠君爱国的精神”。“提供了直截了当形式的行为准则。”[1]其实,在明治维新前,神道教义最鲜明的特点还是武神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所谓“彻头彻尾地给武士道灌输了忠君爱国精神”,则是明治维新后由统治当局和学者们人工合成的“天皇的武士道”。为此,日本学者还批判“日本中古及近古的武士道是变换了方向的武士道,是忘了大义的中义或小义的武士道”。“武士道违背方向之际,各自为主君极尽炽热之忠诚,欣然为主君而舍命,尽武士之本分。”在日本历史上,“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而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皇权旁落,将军大权独揽,天皇被流放者有之,被废黜者也有之。武士“只听将军之命,不闻天皇之诏”;明治维新前的武士道是侍奉封建主君的武家主义武士道,江户武士所爱之国是“藩国”而非“皇国”。

与武士作为战斗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履行的社会职责相吻合,神道教从一开始就是为“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提供思想渊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

武士以战场为人生舞台,每一场战争都是生与死的较量,要么成为猎手,要么成为猎物。神道教的武神崇拜,满足了武士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的心理需要。

武士作为战斗者登上历史舞台,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都是扮演以战斗者为中心的角色,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决定了17世纪前的武士道作为“战斗者之道”的本质特征。因此,与其说神道教对17世纪前的武士道的最大影响是“忠义”,不如说是祈求战争胜利、“武命长久”的“武神崇拜”;与其说是崇拜“现人神”天皇,不如说是崇拜以“八幡神”为代表的“武神”。“由于八幡神、鹿岛、香取、诹访神、妙见菩萨等具有武神意义,因此,深得众多武士的崇敬。”[2]甚至在大东亚战争中,战争之际,出征军人的家族及相关人员还到神社去祈求战争的胜利。[3]纵观武士道的历史轨迹,神道教对武士道的影响,主要是在8—17世纪前的“战斗者之道”中发挥作用,满足武士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的心理需要。尽管明治维新后“天皇的武士道”强调“忠君爱国”,但是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依然是神道教不可或缺的内容。

武士产生后,争夺土地与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于是,武士团首领纷纷以某一神灵作为自己的氏神(祖先神),向其寻求帮助。“领主级武士团与神联系的著名例证,就是平家与严岛、源家与八幡宫。”[4]源氏在“赖信、赖义和义家的时代,成功地使八幡神氏神化”。“以国家层次上的守护神作为自己的氏神”,“《将门记》中作为国家武神而登场的八幡神,在这个时期转变成为源氏的氏神”[5]。祈求“八幡神”保佑源氏“武运长久”。在《别册历史读本78号·日本武将列传》一书中,平氏总帅平清盛的画像,也是手持经书祈求平氏一门“武运长久”的坐像。

源平大战中,源赖朝数次到神社祈求神灵保佑。在伊豆起兵攻打山木兼隆时,到神社“行战胜祈祷”[6]。“富士川合战的翌日,源赖朝参诣三岛社。”[7]源赖朝举兵时,政子也在伊豆山神社为源赖朝祈求胜利。“六波罗探题”北条重时的家训《极乐寺殿御消息》第1条,强调“朝夕礼神佛,敬意存于心。得人礼敬,神增威仪,得神眷顾,人保其运”。武家宪法《贞永式目》第一条,即“可修理神社专行祭祀之事”条中,强调“神者依人之敬增威,人者依神之德添运”的互动关系。

战国时代既是战争最为激烈和频繁的时期,也是武神崇拜最为盛行的时期。战国大名在决定征战前,通常要在府邸或寺社前举行出征仪式,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在神前宣读并供呈祈祷文,内容大多是诉说战争的理由、由于正当的理由而祈求神佛加护,并表示胜利后寄进物资和土地。[8]“我们现代人不会考虑为战争的胜利而祈求神佛加护,但是,战国大名相信神佛与自己一起亲临战场,协助他们战胜敌人。”“信神、拜神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9]《毛利元就遗诫》(作于1557年)第13条讲:1554年与大内氏的陶晴贤交战并取得胜利是得益于“严岛大明神加护”,告诫三个儿子说“汝等信奉严岛神明,心志要坚”。能征善战的武田氏也坚信战争的胜利得益于神明相助,“信玄、胜赖战前向神佛祈求战场上的胜利,取胜后便向神佛寄进土地,祈求神佛的进一步保佑”[10]。织田信长欲在桶狭间以不足3000之兵抵挡今川义元的3万之敌,“亲自到热田神宫”求助于神力,得胜后,敬神之志益坚。可见,中世武家虔诚敬神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目的在于祈求战场上的胜利。

(二)借助神威,强化对家臣团的统治

通过“敬神崇祖”和“武神信仰”,以“神”的旨意命令家臣武士服从主君,强化主从关系,维护武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统治秩序。

武家政权建立后,源赖朝以神道教强化对御家人的统治。“镰仓殿对御家人的支配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还包括观念形态。支配御家人观念形态的主干,就是幕府的守护神——鹤冈八幡宫。”“使源氏的氏神成为御家人的守护神,进而又升华为幕府的守护神。”[11]将“八幡神”作为源氏与东国御家人的精神纽带,“通过对武神鹤冈八幡宫的信仰,巩固其对武士阶级的统治”[12]。平安中期源氏武士团就形成信仰“鹤冈八幡”与忠于源氏合二为一的思想意识。武家政权建立后,源赖朝以“鹤冈八幡”为顶点,加上其下的三岛社的“二所”,进而包括各国一宫的有力寺社,形成镰仓的寺社体制。在幕府祭祀的诸神中,鹤冈八幡宫位列首席,将军除每年正月初一前往参拜外,凡遇重大事项都要前往参拜,祈求神力帮助。“鹤冈八幡”作为最高武家神和“武士的世界观的理念对象”,在武家神道和镰仓武士道中都占有独特的地位。既是武家神道中宗教信仰的武神,又在伦理规范意义上充当武士道的崇敬对象。

源赖朝以国家权力赋予“鹤冈八幡”非常广泛的含义,既是武勇之神,又是护国之神。在武士的理想中,护国精神与对护国之神八幡神的信仰合二为一。“这种思想不单单是八幡神的神格观与护国思想、氏神关系,也与将军的主从关系相一致,据此强化以八幡神之神意而运行的世界观。”“因为八幡是护国神,武士的理想是护国,武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借助八幡的力量,感受八幡的神威。在此思想基础上,产生出对将军的忠诚和对将军的神的崇敬相一致的忠诚的伦理性。”[13]通过“八幡神”的信仰,追溯赖义、义家与御家人祖先之间的主从关系,以源氏与御家人之间的累代主从关系,对源赖朝与御家人的主从关系赋予权威性、合法性。通过源氏与御家人之间自赖义、义家以来的谱代意识,使御家人相信“崇敬将军就是崇敬八幡神”,服从源赖朝(幕府)就是服从神意和崇敬祖先。若对源赖朝不忠,既是不遵神意,又是对祖先的背叛,即对神、对祖先的大逆不道。

(三)振兴武家主义

“中世武士道以忠义和武勇为特色”,武勇既来源于日本民族对原始社会时代尚武习俗和关东骑射文化的继承,又来源于神道信仰中的“武神崇拜”。

武家社会以尚武为特色,武士以武为标志。“镰仓武士尚武思想的鼓吹者源赖朝崇拜武神”,“通过对鹤冈八幡宫的信仰,强调武家主义”[14]。鉴于平氏骄奢淫逸、流于文弱,终致失败的教训,源赖朝格外强调保持武家本色,不遗余力地鼓吹“坂东武者之习”的武勇精神。“源赖朝非常重视和热衷于奖励武艺,经常组织流镝马、笠悬、小笠悬、相扑、竞马等训练。”这一倡导武勇的方针,被后来视源赖朝为偶像的幕府当事者继承,世代作为传统方针加以实践。其中,北条时赖、时宗尤其热心。源赖朝多次组织围猎,统率各武士团进行综合性实战训练,如1193年的富士围猎。下野国那须野、信浓国三原、骏河国富士野、武藏国入间野、相模国大庭野等东国各地的狩猎猎场,都是源赖朝组织军事训练的场所。源赖朝通过军事训练、军事竞赛增强武士的战斗能力,培育武士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要求武士具备敢于战斗的勇猛精神、无所畏惧的拼命精神和嗜血成性的好战精神。

自平安时代以来,武士一方面通过狩猎和“马上三物”等军事训练增强武力,另一方面又通过崇信武神(军神)祈求增强武力、发挥武威。于是,武家神道的“武神”信仰便被融入武士道的思想体系之中,通过信仰和祭祀“鹤冈八幡”祈求武略开运、武运繁荣。由于“八幡又是武士道里最灵验的神”,因此成为武神信仰的核心。“武神的意义在于支撑构成武士道主干的武勇精神”。“在武士的生活中,兵法乃至武士的作法和合战的心得等都渗透着神道的基础性影响。”[15]在平安时代中后期和整个武家社会的近千年间,武士对武神的信仰和崇拜超过对天照大神的信仰和崇拜,对主君的忠诚超过对天皇的忠诚。而且,正是在武神信仰、武神崇拜的宗教支持下,武勇精神被发挥到极致,甚至扭曲和滥用,穷兵黩武也成了武士的理想追求。

武家神道的“武神信仰”满足武士祈求武神保佑、“武命长久”的心理需求,激发武勇精神,并对武士崇尚武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赋予“神”的旨意。

二　禅道——勇于拼命、死中求活的战争心理

继神道教之后,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在13—17世纪前成为武士道居支配地位的思想渊源,为“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提供宗教支持。

(一)武家统治与禅宗

禅宗早在奈良时代已由中国唐朝传入日本,但是直到400年后荣西(1141—1215年)和道元(1200—1253年)从南宋引入临济宗和曹洞宗后,因为其“生死如一”的人生观与武士脚踩生死两界的生存方式相契合,才在武家政权的保护下迅速流行开来。禅宗之所以能在武士中广为流传,根源在于适合武士的需要。第一,满足武士得救成佛的愿望。禅宗宣扬“自力本愿”,即人们通过主观意志便可“成佛”;宣扬人人有“佛性”,只要清除内心的“妄念”,达到“空心”境地即可“成佛”。第二,修炼方法简便易行。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只需坚持坐禅冥思就能清除“妄念”成佛。第三,“死生如一”的生死观。禅宗的“生不可喜,死不可悲”与武士“驱驰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生活状态相吻合。

荣西在日本传禅之际,正值源赖朝的镰仓幕府刚刚建立。1191年,荣西带着先师亲授衣钵和临济宗53代传承图谱返回日本,开创临济宗。由于在京都的传教活动受到天台宗、真言宗等旧佛教(贵族佛教)的严重干扰,便到镰仓传教,并得到镰仓武家政权的保护。禅宗迎合了镰仓幕府的政治需要,因而得到武家统治者的支持。一是统驭武士的精神力量,禅宗的说教有利于驱使武士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奔向战场,效命主君,有利于武家统治者驱使武士以生命作为效忠主君的手段。一是对抗公家的宗教武器,通过禅宗“摆脱公家旧佛教的影响,创建自己的伽蓝与京都的公家抗衡,进而掌握全国的教权”[16]。武家由此有了自己的宗教武器。此外,武家极力将武士对佛祖的信仰转化为对自己的尊崇。

禅宗离不开武家政权的保护,武家政权需要禅宗建立武家伦理,双方相互为用。据《吾妻镜》记载:1199年9月,在幕府主办的供养不动明王的法会上,荣西担任修法导师,源赖家和尼将军北条政子皈依禅门;1200年,源赖朝去世一周年的法会,幕府又请荣西担任导师。[17]北条氏主政时期,不仅主动派出许多入宋僧、入元僧学禅,而且还直接从中国请禅僧来传教,如兰溪道隆(1213—1278年,1246年赴日)、大休正念(1215—1289年,1269年东渡日本)、无学祖元(1226—1286年,1279年抵日)等。北条氏推崇禅宗、优遇禅僧,禅僧则“盛赞北条氏兴禅治国之功,借法语树立武家风范”。在元兵侵犯日本时,大休正念和无学祖元以授禅法语的形式增强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北条贞时护国胜敌的信心和勇气。

室町幕府时代,荣西开创的禅宗(临济宗)进入全盛时期。将军足利氏继承镰仓时代“笃信禅旨”的传统,全力推崇禅宗。足利尊氏以禅僧梦窗疏石(1275—1351年)为精神顾问,足利义满以五山禅僧为幕府的政治顾问,而且,“当时的外交活动多由五山禅僧参与,他们作为正使、副使出使中国,相国寺成为掌管外交事务的场所”[18]。“应仁之乱”后,战国大名取代幕府成为禅宗的保护者,各战国大名身边都聚集有一批禅僧。禅僧既是传授禅法的禅师,又是精通儒学基础“四书五经”的教育者,许多战国大名以禅僧为师,如武田信玄之师临济宗禅师岐秀元伯(甲斐的长禅寺住持)、上杉谦信之师曹洞宗禅师天室光育(长尾家菩提寺林泉寺住持)、伊达政宗之师虎哉宗乙、德川家康之师太原崇孚(即雪斋,因养育今川义元而知名的禅僧)等。[19]而且,作为神职人员的不少著名禅僧还作为总大将率军征战,如今川义元的军师雪斋曾多次作为今川军的总大将出战。禅僧充当战国大名的顾问或军师也相当普遍,如织田信长的军师策彦周良和泽彦宗恩,德川家康的军师元佶和崇传。崇传深得家康信任,幕府发放的朱印状、禁教令(1613年)和《诸宗寺院诸法度》、《武家诸法度》均由崇传起草,因而被称为“幕府的法制局长”或“黑衣宰相”。此外,崇传还扮演算卦者的角色。

引人注目的是,如前所述,“本来,圣界是侍奉佛陀,僧侣在政治、军事上采取中立立场,可是,在中世社会他们则卷入政治和军事之中,步入俗界”。“叙述南北朝时代战争和宗教的关系时,必须注意阵僧的活动。所谓阵僧,即战时和武士一起奔赴战场,在武士死时进行临终念佛,安置死骸,向遗族和有缘者介绍武士战死的情况。南北朝时代战争如同家常便饭,阵僧活动的机会和场合非常多。”[20]禅僧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在战场上充当阵僧。“武士临战,攻入敌阵,杀死对手是武士当然之使命,但是,犯杀生罪也是事实。如果犯杀生罪,死后往生极乐净土则无望。因此,有力的武士们带着禅僧到战场,为阵亡者授之十念,使之往生极乐净土,满足其愿望。”“这种和武士一起亲临战场的僧侣,称为‘阵僧’。”“所谓十念,即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十遍,对以杀生为职业的武士来说,这是在精神上使自己从堕入地狱的恐怖中获救的一种手段。”“此外,阵僧还有从军医生的一面。”“战国时代出征之际,都要向寺院动员相当数量的阵僧。例如,今川氏的家臣称为海老江丹后守元喜的部将,是贯高880贯以上的大身部类。880贯的所领军役是120人,120人的部队1名阵僧。据此推算,武田军25000人,阵僧大约为200人。家臣百人,要动员一名阵僧。”[21]战国大名对禅僧给予“寺领”,作为回报,禅僧也要“奉公”,平时为战国大名祈求“武运长久”,战时作为阵僧随同出征。

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总论》概括为五点:(1)仁慈,武士道本来就有陷入杀伐之倾向,必须以仁慈之心取胜;(2)俭朴,磨炼勤俭朴素的生活意志;(3)练胆,武士随时都会面临决战,需要时时勤于练胆;(4)勇猛,打破生死牢关,精神上勇猛果敢,表现武士的大勇;(5)决心,生死之际毫不犹豫的决心。[22]新渡户稻造说:“佛教给予武士道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情。”[23]桥本实则强调禅宗“坚忍不拔、超脱生死的精神力量”[24]。三人都强调禅宗以“舍生忘死”的精神力量,支撑武士勇敢面对杀戮与被杀戮的职业生活和命运。不过,武士以杀生为业,“杀死对手是武士当然之使命”,要求他们在生与死的厮杀中以仁慈取胜显然不切实际。而且,禅宗本来就是驱使武士效命疆场的精神力量。

(二)武士道与禅宗

作为武士道的思想渊源,禅宗最大的贡献是支撑“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使武士完全断绝生死羁绊,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奔赴战场,即赋予武士超越生死的战斗精神。禅宗对武士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舍生忘死的修行体系

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但是,他们依然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履行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既为武士,就得“驱驰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毋庸讳言,对生于战争、死于战争的武士来说,死亡的威胁始终如影随形。杀戮与被杀戮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自然需要精神上的麻醉剂。

关于生死之事,禅宗认为“生死如一”。“生一时也,死亦一时也。亦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中日禅僧在日本传布禅宗时,都以死生如一的行为与思想告诫和影响武士。大休正念时时告诫武士:“击碎生死牢关,便见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谓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纵夺卷舒,常自泰然安静。胸中不挂寸丝,然立处既真,用处得力。”[25]道元在日本曹洞宗的传布中心永平寺,开讲“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夏也,夏而秋也,秋而冬也”的自然循环,培养武士舍生忘死的精神。

贪生怕死,军人之大忌。禅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生死观,将武士引入无我境界,完全断绝生死羁绊。在宗教思想上提供了与武士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相一致的麻醉剂,令武士否定了作为执迷根源之自我,安心进入“生为梦幻,死为常驻”的无我境界。“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即说教‘即心是佛’,把可以叫做知的直观那种恣意而空洞的真理感看做至高无上,和以灭绝人性使人心如木石为特点的克己主义确实适合武士阶级的心理。在镰仓时代以来开始形成的武士道中可以发现不少禅宗的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26]正是在这种生死观的支持下,武士抱着视死如归、死中求活的心态征战杀伐。而且,自南北朝以来,越来越多的禅僧作为阵僧在战场上为阵亡武士超度,引导其进入彼岸世界,解除了武士因害怕犯杀生罪而堕入地狱的后顾之忧。这样,禅宗不仅将武士铸造成不要命的职业杀手,还使武士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

2﹒处变不惊的战争心理

战争既是军事武器、军事技能的较量,也是战争心理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乃是众所周知的经典名言。武士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要在血腥的对决中取胜,不仅要具备过硬实用的战争技能,如弓术、骑术、枪术、剑术等等,还要有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无所畏惧、沉着冷静的战争心理。因此,古贺斌说:我不否认武士道是伦理性的道德概念,但是,“我认为武士道是构成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士气’因子”,“是战争心理学”。[27]其实,前述井上哲次郎所说的“练胆”、“勇猛”、“决心”,新渡户稻造“面临危险和灾祸像禁欲主义者那样沉着,卑生而亲死的心情”,桥本实“坚忍不拔、超脱生死的精神力量”,都是在讲武士在战争中必须具备的心理因素。例如,禅宗要求坐禅者修炼出“山崩地裂也无所惧”的胆力。

“武士好禅”源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禅宗一方面诱导武士像宗教徒修行那样,摒弃一切世间杂念,潜心修炼武功武技,提高战争技能。另一方面又磨砺武士的战争意志、增强战争勇气、修炼战争心理。不言而喻,战场上的胜负既取决于战斗者的战斗能力,又取决于战斗者的战争意志、心理素质,贪生怕死之辈肯定不是亡命之徒的对手,心烦意乱者自然打不过沉着冷静者。禅宗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铸造的战争心理,不仅赋予武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猛之心、杀伐之心,而且赋予武士无所畏惧的心理素质,面对死亡超然镇定。

3﹒增强信心的精神力量

禅宗对“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的第三个重大贡献,是帮助武士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勇气。井上哲次郎在论述禅宗对武士道的第五个影响“决心”中说,元兵欲斩无学祖元时,祖元作偈曰:“乾坤孤筇卓地无,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春风斩。”元兵看他泰然自若,终未能斩。无学祖元东渡日本后,深得执权北条时宗、北条贞时信赖,其处变不惊的禅法在武家社会影响极大。在日传禅期间,常以“无畏”和“莫烦恼”砥砺武士精神,宣称“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着重甲入魔贼阵,魔贼虽众,不被贼害,掉臂贼魔中,贼魔皆降伏”。[28]13世纪后半期,蒙古10万大军突袭日本时,幕府执权北条时宗向无学祖元求助,祖元以“莫烦恼”三字相赠,增强时宗战胜元军的信心和勇气。北条时宗被誉为“镰仓的伟大武士”,在画像中经常身穿禅宗的长袍。

武家向禅师参问玄机时,禅僧替武家解决面临生死关头苦恼的梦魇,最典型的事例是赴日元僧明极楚俊对楠木正成的影响。1336年,楠木正成、新田义贞的联军与足利尊氏在凑川会战前夕,楠木正成拜见明极楚俊,问:“生死之交当如何?”明极楚俊以偈语答:“两头俱截断,一剑依天寒。”楠木再问:“剑落又如何?”明极楚俊一声断喝,终使楠木正成领悟“轻生取义”之要谛。楠木正成在战斗中身负十余处伤,仍率众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至广严寺山下后,与同族一起剖腹自杀。

禅宗不仅使武士“心如木石”,充满杀气,而且禅宗的“冥想”方法还帮助武士修炼武道,提高刀术、剑术等搏击能力。“日本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将禅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射箭和剑术被以禅的方式发展,不通过瞄准而直接击中靶心(禅的训练强调自发性和手段与目的的统一)。”[29]武家禅法造就了宫本武藏、山冈铁舟等一代著名剑豪,特别是宫本武藏,其传奇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小说《宫本武藏》也是二战前的畅销书。宫本武藏所著《兵法三十五条》,详尽叙述了自己平生以禅法修习武道、练功、决斗的体会,其做法和精神后来被军国主义者大肆鼓吹与宣扬。

荣西和道元从中国引入临济宗和曹洞宗后,禅宗便与武士、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贪生怕死是军人——武士最大的敌人,禅宗以“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生死观和“死为常驻,生为梦幻”的无我境界,从精神上化解了武士对死亡的恐惧。同时,禅僧不仅为武士祈求“武运长久”,还帮助犯杀生罪的武士顺利进入极乐世界。所以,在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的13—17世纪前,禅宗继神道教之后成为武士道最主要的思想渊源。

三　儒道——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统治哲学

“随着临济宗传入日本,从镰仓初期起,作为达到禅的手段,朱子学便在禅僧中受到重视,随着室町幕府与五山关系的不断加深,为了弥补临济宗所欠缺的现实性的政治统治理论,也要鼓励学习朱子学。”[30]不过,中国的儒家朱子学取代禅宗成为武士道居支配地位的思想渊源,则是在数百年后的江户幕府时代。

(一)武家统治与儒家朱子学

朱子学在江户幕府时代成为武士道最主要的思想渊源,乃是武家统治者治国安邦、征服民心的需要。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之战”确立起德川氏一统天下的军事霸主地位,1603年,家康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建立幕府,日本进入前所未有的和平时代。江户幕府的建立,标志着武家社会的历史由“创业”时代进入“守成”时代,武士的社会角色由夺取天下的“战斗者”演变成为治理天下的“为政者”。

杀伐可以打天下,但是杀伐不可以治天下。因此,在德川氏巩固胜利成果的江户时代,“很难原封不动地将……战国武士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德川社会武士的指导原理。德川家康深感有必要从道义上为武士们的新的生活方式提供根据而不是回到过去时代,骑着马打下的天下不可以骑着马来治理,在这一基础上他引进了儒教”[31]。“从马上得到政权的德川家康,为了确保既得的政权,深深感到,欲转换战国杀伐之心,就需要振兴道德教化。”[32]江户幕府建立前,家康就表示了对儒学的向往,1593年冬曾请江户时代儒学的开山祖藤原惺窝(1561—1619年)到江户,为其讲读《贞观政要》。“关原之战以后,在京师,他也多次从惺窝那里聆听圣学。惺窝一生未仕,但由于他的推荐,罗山得到了家康的礼遇,并在庆长十二年(1607年)成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大受重用,‘罗山于国家创业之际,大受宠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需文书,无不经其手。’”[33]为了治国安民,以德川氏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推崇朱子学,朱子学也由禅宗的附属物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进入其在日本的全盛时代和日本化时代,取代禅宗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幕府和各藩运用朱子学制定幕府法和藩法。在据说是德川家康编定的《德川成宪百条》里,儒学思想俯拾即是。《德川成宪百条》以“仁”作为施政执法的根本要旨,第23条、第25条、第26条、第76条和第85条等都强调“仁”的重要性。第23条说“治国平天下之法在于仁”,第76条宣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明确指出:“不可傲武威,蔑帝位,滥天地君臣之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物不乱以为人之大伦”。1635年的《武家诸法度》第20条规定“有不孝之辈可处罚科”,1683年的《武家诸法度》第1条要求大名“应励文武忠孝,正礼义”。1710年的《武家诸法度》第1条更强调“应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1635年和1663年的《诸士法度》第1条都规定:武士“应励忠孝,正礼法,常习文武道艺,专义理,不可乱风俗”[34]。忠孝、礼义、人伦等道德要求,也是处于主要地位。

(二)武士道与儒家朱子学

平安、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道称为“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士之习”和“兵之道”等,或称之为旧型武士道(“死的觉悟”),江户时代才开始称为“武士道”,或称之为新型武士道(“道的自觉”)。两种不同的称谓:一是源于功能的差异,前者是战斗者的伦理,后者是行政官员的伦理;二是源于构成元素的差异,前者是武士的社会习俗——“武者之习”与神道、禅道的结合,后者则是“武者之习”与儒学的结合。因此,江户武士道也称为“儒学的武士道”。

中世武士的实践道德与儒学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武士道的发展方向从强调征战杀伐的武勇精神,转向强调治国安邦的伦理纲常。儒家朱子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供治国安邦的统治哲学,论证武家社会的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和为人之道,充当武家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1﹒规范主从之道

如前所述,伦理道德层面的武士道,一是武士集团内部调整和规范主君与家臣之间的道德准则,一是调整和规范武士个人与武家社会之间的道德准则。江户幕府建立前,这种武士间通行的风俗习惯和信念既未得到意识形态的理性阐述,又未得到更高权威思想的印证和更高道德的确认。而在武士道的三大思想渊源中,唯有中国的儒学有资格、有能力以意识形态的理性主张解释“武者之习”,将“战斗者之道”改造成为“治国者之道”,对原本不成体系的“武士之习”加以伦理化,使之升华为武士的道德信仰。

武士团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有两种:

一是主从关系,二是家族关系,这两种关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武士团的兴衰存亡。尽管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武家社会已经形成“效忠主君”、“孝顺父母”的朴素信念,然而,一方面,中世武士生活在战争年代,“己之职分首先在于武,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另一方面,对中世武士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面对脚踩生死两界的现实生活。因此,武家社会尚未形成规范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的理性主张。德川家康结束战国争乱后,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局面,进入了武家社会的所谓“守成时代”。这样,规范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的任务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历史地落在了儒学的肩上。

中国儒学的最大特点或功能是强调“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和“为人之道”,维护现存的统治秩序、等级秩序。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上天的安排,是永恒不可改变的;以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仁、义、礼、智、信”等,为规范主从关系和家族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效忠主君”、“孝顺父母”的朴素信念给予权威认证,肯定武家社会主从结构、主从秩序的合理性。

德川家康以儒学思想维护“天地君臣之礼”——德川氏的统治秩序,防止“下克上”的现象重演。《德川成宪百条》第9条规定“不可先六艺而后五常”(“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能训练,“五常”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第40条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不乱以为人之大伦”。《武家诸法度》要求大名“明人伦,正风俗”。以林罗山为代表的御用儒学家,利用朱子学“天”的思想论证德川氏消灭主君丰臣氏遗孤的正当性、剥夺天皇政治权力的合理性,以朱子学“理”(仁、义、礼、智、忠、孝等封建伦理)的思想,肯定德川氏的统治秩序。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朱子学对原本不成体系的“武者之习”加以伦理化。于是以“仁、义、忠、孝”为核心的儒学德目成为武士道的基本内容,即忠节、仁义、武勇、礼仪、诚心、廉耻、克己等。[35]儒家朱子学以儒学概念诠释武士在战争实践中形成的信念,满足了武士道寻求更具权威、更加合理的渊源加以证实的愿望。

2﹒提供人伦道德

武士道的不少重要德目直接源于儒家思想。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认为:“至于说到严格意义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以及朋友之间的五伦之道,早在经书传入以前,就是我们民族本能地认识到了的,孔子的教诲只不过是把它们确认下来罢了。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他的教诲的特点是冷静、仁慈,并富于处事的智慧,这些特别适合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的贵族的、保守的言论极其适应了武士政治家的要求。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权威。”“孔孟的书是青少年的主要教科书,是成年人之间讨论问题的最高权威。”[36]井上哲次郎则在《武士道总论》中用大量事例论证说:“《卫灵公》曰: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中的《告子篇》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中的《藤文篇》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也’。这里的大丈夫也就是我国的‘ますらむ’,即与‘武士’同义。”“《论语》《为政篇》的‘见义不为,无勇也’;《阳货篇》的‘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泰伯篇》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等,都是有益于武士修养的名言。”“《公孙丑篇》中曾子向孔子请教后说,‘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总之,儒教精神对原本发达的武士道进一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7]井上哲次郎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来自儒学的武士道德目。

确实,儒家思想为武士道提供了许多重要德目。例如:规范从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忠’与‘孝’无疑都是来自中国儒家的概念”[38]。“在好几个世纪里,儒教已渗透到日本人的意识和习惯里。诸如忠、孝之类的中心概念虽然已被完全日本化了,但决没有丢失儒教传统中这些用语的完整意义,至少是它们的重要部分。”[39]在江户武士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尽“忠”以报效主君、尽“孝”以报答亲长、遵“礼”以明确身份、守“义”以履行职责,都是取自儒学的规范。在德川家康的《德川成宪百条》、幕府的《武家诸法度》和《诸士法度》、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吉田松荫的《士规七则》里,随处可见儒学的道德规范。

当然,也绝不是对中国儒学观念原封不动地照搬。由于武家社会将军与大名、大名与武士之间,有施恩与报恩的关系;由于武家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纵向垂直的主从结构,主要通过上下级之间的忠诚关系来保持统一。因此,对中国的儒学观念进行了必要改造,使之适合于以“忠义”为纽带的武家统治系统。“忠”的对象、地位都与中国的传统观点大不相同,武士道“忠”的对象是与自己有恩赏关系的直接主君,“忠”凌驾于“孝”之上。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强调武士之职分首先在于“得主人而尽奉公之忠”。

3﹒构建理论体系

江户幕府时代,既是武士的社会角色由战斗者转为行政官员的时代,又是武士道的社会功能由鞭策武士对外征战杀伐转为治国安民,强调武士自我修养的时代;既是新儒学历经数百年沉积走向全面发展和日本化的时代,又是武士道伦理化、理论化的时代。为了适应武士的角色变化和武士道的功能变化,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家思想对原有武士道进行系统改造,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使武士道更加合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使儒家思想成为整个武士阶级指导性的意识形态。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武士道理论家创作了大量著名的武士道理论著作,如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和《士道论》,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文武训》,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岩渊夜话》和《落穗集》,山本常朝的《叶隐》,等等。其中,尤以山鹿素行贡献最大,其“士道论”被公认为“儒学化武士道”的代表或正统。

“山鹿素行从整个武士阶级的立场出发,以指导性教学伦理的实践为基础,确立武士道政治哲学。”[40]井上哲次郎甚至将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及《语类》,视为“武士道的宪法”。素行的“士道论”直接以儒家人伦道德的核心内容“忠节”、“义理”等,表现“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以“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陶冶情操和增强自身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明确规定武士的职分以“得主尽忠”为首要内容,“省其身,得主人而尽效命之忠”,“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要求武士在“忠于主君”时必须具有“不顾身家”的思想,具有报恩、克己和即使面对死亡也毫不畏惧的胆魄。并且为武士规定了一套正确履行职分必备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如要求武士“立本”、“明心术”、“练德全才”、“自省”、“详威仪”、“慎日用”等。即要求武士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严守武士在日常生活中特有的各种礼仪,在农工商面前显示出武士高人一等的特权与威严。

山鹿素行等武士道理论家以儒学思想诠释的儒学化武士道理论,将武士道从盲目的和宗教的提升到自觉的和理性的新阶段,为武士道进一步向农工商扩散提供了普遍的价值取向,为武家社会时代武士的理想价值扩展为现代社会和全体国民的理想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神道、禅道和儒道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先后构成武士道最主要的思想渊源。神道和禅道是“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的思想渊源,儒道则是“为政者之道”的武士道的思想渊源。神道以“武神崇拜”等满足武士祈求“武运长久”、战争胜利的战争生活需要,砥砺武士的尚武精神,鞭策武士追随主君征战杀伐。禅道以“死生如一”的生死观从精神上化解武士对死亡的恐惧,将武士铸造成为不要命的杀伐工具,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培育武士死中求活的战争心理,并且解除武士害怕因犯杀生罪而堕入地狱的后顾之忧。儒道的“三纲”、“五伦”、“五常”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为武士道提供“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的规范和处事的智慧,使充满杀伐气息的“战斗者之道”转化为富有理性的“为政者之道”。

神道、禅道和儒道为武士道注入生命力,反过来,武士道又全面提升神道、禅道和儒道的权威地位,推动并最终实现禅宗佛教和儒家朱子学的日本化,并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和走向。

【注释】

[1][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伊藤全弘译,教文馆2000年版,第19—20页。

[2][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78页。

[3][日]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载《武士道全书·第1卷》,图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66页。

[4][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116页。

[5][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187页。

[6]《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33页。

[7][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11—12页。

[8][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第104页。

[9][日]笹本正治:《战国大名的日常生活·信虎、信玄、胜赖》,讲谈社2000年版,第66页。

[10]同上书,68—69页。

[11][日]冈田清一:《镰仓幕府和东国》,续群书类从完成会2006年版,第87页。

[12][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49—150页。

[13][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118、124页。

[14][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48—149页。

[15][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274、277页。

[16]《体系日本史丛书·18·宗教史》,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203页。

[17]《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560、564页。

[18][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2页。

[19][日]小和田哲男:《培育战国武将的禅僧们》,新潮社2007年版,第三章武将年幼时的老师禅僧。

[20][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31、137页。

[21][日]小和田哲男:《培育战国武将的禅僧们》,新潮社2007年版,第124、125、127页。

[22][日]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载《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37—38页。

[23][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

[24][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86—187页。

[25]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页。

[26][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页。

[27][日]古贺斌:《武士道论考》,香内三郎解说,岛津书房1974年版,第1、11页。

[28]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页。

[29][英]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30][日]三宅正彦:《日本儒学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31][日]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32][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页。

[33]同上书,第8页。

[34][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469—474、457—459、463—465页。

[35]宋成有:《武士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36][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页。

[37][日]井上哲次郎:《武士道总论》,载《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35—37页。

[38]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7页。

[39][美]贝拉:《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70页。

[40][日]佐佐木杜太郎:《日本的思想家·8·山鹿素行》,明德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

第七章　武士道的理想价值——“忠诚”的伦理道德和“武勇”的战斗精神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价值是民族的灵魂。武士在战争实践以及围绕战争的军事训练、军事竞赛等军事活动中,即在作战和备战中创造的武家军事型文化,源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是武家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追求、道德规范、思想意识、敬业精神和行动准则等。武士道作为武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将武家社会全体成员的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以夺取战争胜利为第一要义”的、一致对外的战斗集团。

武士道精神德目或理想价值,大体包括忠诚、信义、武勇、礼、诚、名誉、廉洁、勤学等。这些精神德目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绝不亚于“西方七德”(即柏拉图提出的“古希腊四道德”——智慧、公正、节制、勇敢,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概括的“神学三美德”——仁爱、信仰、希望)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武士道核心价值——“忠诚”、“武勇”对日本现代社会的影响,完全可以同西方世界近代社会以来的“自由”与“平等”相提并论。

武士道德目既不神秘、也不深奥,思想高度也有限,然而,明治维新以来,武士道却释放出令世人震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物质化能量。原因主要是:(1)儒教、佛教和神道教对其精神内涵的充实与提升,赋予武士的处事智慧、宗教支持和民族感情,赋予武士道的权威性、正确性和生命力。(2)武士一生一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为主君跃马疆场的尚武精神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来换取,主君的旨意就是家臣的神圣使命。(3)武士道是实践道德,所有德目都与武士的利益需要息息相关,所有德目都需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体现。武士政权将武士道奉为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对其赋予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和观念价值、制度价值、法律价值。(4)完成了现代性转型的“天皇主义武士道”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使全体日本国民聚集在天皇的旗帜下,以天皇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武士道“忠诚与献身之道”的创造力和“杀人与战争之道”的破坏力,同样不可估量。前者针对群体和民族内部,构成塑造日本现代化惊人成就的主要精神动力;后者则针对其他民族和国家,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思想渊源。

一　忠诚——效忠主君的精神

武士道的所谓“忠诚”,其实是从者以生命报答主君“恩赏”的献身精神。江户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山鹿素行,强调武士的职分在于“得主人而尽效命之忠”;林子平(1738—1793年)认为“忠是事君之道”[1]。明治维新前“武家主义武士道”的“忠诚”是“报答主恩”的献身精神,明治维新以降“天皇主义武士道”的“忠诚”则是“报答皇恩”的献身精神。

新渡户稻造以“近世武士道”为基础的“明治武士道”认为:“在多么宝贵的生命都可为之牺牲的最贵重不过的事情中,就数忠义。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2]确实,在武士道诸德目中,“忠诚”作为武士道的灵魂、核心和首要德目,居首要地位,起统帅作用,其他德目都从属于“忠”,为“忠”服务。不过,新渡户稻造对忠诚的论述忽略了两个基本点:一是武士的忠诚以恩赏为前提条件;二是武士的忠诚自始至终都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

“忠”源于中国儒家思想,但也绝非对中国儒学“忠”的照搬。其含义、标准、地位、对象和性质,都与中国儒学“忠”迥然不同。武士道“忠”最鲜明的特色,意味着以生命报答主君的恩赏,意味着献身的程度和死的坚决意志,以随时准备为主君牺牲生命作为“忠”的衡量尺度。在明治维新前,“忠”的对象一直是掌握自己经济命脉的主君,基础是主君的“恩赏”,是家臣对主君恩惠的报答。

武士道的忠诚德目源于武士独特的生存方式,以主君的“恩赏”为前提条件。武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主从关系,本来就是“施恩”与“报恩”的交换关系。“主君不过是以自己所有的土地的一部分(近世是米和货币)给予从者,反过来,从者要以服军役及其他奉仕报答主君,必要时还需舍弃生命。可见,主君是用其所拥有的财产的一部分与从者的生命相交换,从者为主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3]“从者之所以要为主君献出生命,是为了报答主君的恩顾。”“从者为主君献身,不过是保全家和子孙的手段。”[4]“后三年之役”中,朝廷以私战为名不给恩赏,义家将自己的私产和没收来的敌产赏赐给有功将士。于是,各地武士纷纷投奔在义家门下,宣誓效忠。武家社会要求:“时刻不忘报主君之恩、父母之惠。否则,乃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不仅会失去主君的恩赏,还将使子孙后代在精神上蒙受耻辱,永无翻身之日。当然,如果主君不给恩赏,从者也会拒绝效忠,即“恩断义绝”。如13世纪后期,执权北条氏未能满足抗元战争中有功将士的恩赏愿望,引起武士的极大愤怒。17世纪末18世纪初,“诸侯不给家臣以全禄,导致武士恨主如仇”。可见,武士崇尚“忠诚献身”的真谛在于换取主君的恩赏和扬名天下。中世武士,特别是“战争如同家常便饭”时代的室町战国武士,经常改变效忠对象的事例更是俯拾即是。

武家政权建立以来,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上层武士)——“施恩者”,越来越强调从者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如前所述,源赖朝要求从者将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贞永式目》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仆忠主”。室町时代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的《竹马抄》认为:“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意”;今川了俊的《今川了俊制词》告诫其家人:“明辨忠奸,以行赏罚,是为首要”;朝仓敏景的《朝仓敏景十七条》规定:“于朝仓之家,不可定家老,凭自身才能忠节品决”;武田信繁的《武田信繁家训》要求:“侍奉主上,永不可生逆心”;鸟居元忠的《鸟居元忠遗诫》说:“生于武家,不以忠君为事,只念一身富贵,外谄内奸,丢耻舍义,子孙后代,武名玷污,实是可惜”;加藤清正的《加藤清正掟书》强调:“奉公之道不可大意”,“生于武士之家,执刀赴死为本”。德川家康的《东照宫御遗训附录》记载说:“善辨忠与不忠是明君,不能善辨忠与不忠是愚将。”主君给予恩赏,自然要求从者报恩,即奉公效忠。

“忠”之所以能成为武士道的核心和灵魂,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1)武家社会的统治需要。幕府政治的“军国主义”体制,以个人之间的忠诚与服从为基础;武家政权的兴衰和武家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否、战争的胜败、武家首领的生死存亡,统统取决于属下武士的忠诚献身程度。因此,武家统治者作为施恩者,通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法律等手段强调从者报答主恩的忠诚献身精神。(2)从者的生存需要。主君掌握从者的经济命脉,特别是江户时代,从者的经济来源,“除主君的俸禄外,没有其他一文一粒的收入”,必须以“忠诚”换取恩赏,以忠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置身于后,守其位不辱君命,臣之职分。”武家社会以忠诚换恩赏的原则,迫使武士必须绝对效忠主君,才能达到保全家庭和使其子孙昌盛的目的。

明治维新以后,资产阶级武士政权通过《军人精神基本》七条、《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确定的“天皇的武士道”,宣称全体国民自古以来就沐浴皇恩,“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宣称“日本各个家族的户主是家长,而日本国家整体形成又一个大家族,此大家族的家长就是天皇”。于是,热爱祖国与忠于天皇合二为一,孝敬父母与忠于天皇合二为一。孝敬父母,必须忠于天皇。

“《教育敕语》以敕语具有的绝对权威确定国民的教育方向”,“将国民的道德意识统一到对天皇的忠诚上”。使“忠”升华为资本主义时代全体日本国民的最高道德和核心价值观,从小学生开始,“平时要在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5]。楠木正成被认为是以生命效忠天皇的典范,屡屡被用来对军队和青少年进行忠义教育。“如果一个人不能表示效忠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6]

武士道“忠诚”道德1000多年的历史积淀,统治阶级的强制推行,既造就了甘为主君献身的旧武士,又造就了甘为天皇献身的新武士。“忠于天皇”成了国民的最高道德,统治者的意志成了臣民的神圣使命。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成为“举国一致”的战争,“忠诚”道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日本人民仍然忠于他们的天皇”,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说,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日本人的最高原则依然是一个“忠”字。

在“忠”的旗帜下,人的潜力和奉献精神被推向极限,以有限的生命尽无限的义务,因而忠诚道德具有强大的物质化能量。当然,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的“忠”,与中世纪武士道的“忠”一脉相承,自始至终都是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和“盲从”。

二　义——恪守职责的监督者

“义”也称“义理”,是仅次于“忠”的道德力量,以武家社会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武士效忠主君、履行职责。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将“忠”、“义”、“勇”视为武士道最重要的三德,认是忠义勇兼备,乃上品之士。

“义理”的概念也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深受中国朱子学“义理”的影响。大道寺友山将“义”比作善,“所谓义与不义,是为善与恶”,“义即善,不义即恶”。[7]幕臣伊势贞丈(1717—1784年)认为:“所谓义者,乃义理是也。纵然于我有损,于理当行,则必行。纵然于我有利,若不当行,则绝不可行,是为义。”[8]林子平在《学则》中说:“义是勇的对手,是决断的心。就是凭道理下决心而毫不犹豫的意志。应该死的场合就死,应该攻讨的场合就攻讨。”[9]真木和泉(1813—1864年)则比喻为:“节义犹如人体之骨骼,没有骨骼,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上面。手也不能动,足也不能立。因此,一个人即使有才能、有学问,没有节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士也就足够了。”[10]吉田松荫的《士规七则》第三条强调:“士道莫大于义,义因勇行,勇因义长。”《军人敕谕》说:“义即尽己之本分。”新渡户稻造认为:“义理的原来意义不外乎义务”,意味着“正义的道理”。一感到义务是沉重负担时,义理马上介入,防止逃避义务。就像个严厉的监督者,手拿鞭子鞭策怠惰者恪尽本分。

在武家家训中,不乏对义理的强调。“执弓矢之身,须常记义理。武士之心,武技义理便如车之两轮。知义理,舍身舍家不舍正义,遇强不屈。熟谙义理,强执弓矢,不谙此道,难以拒敌。两轮之修,不可偏废。古人云,人死留名,虎死留皮。”[11]北条重时的《极乐寺殿御消息》甚至将武技义理视为车之两轮,要求武士知义理。

就像山鹿素行的士道论将“得主人而尽效命之忠”、“自觉和实践人伦之道”作为武士的职分一样,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的侍讲室鸠巢(1658—1734年)的《明君家训》(武士的金科玉律),针对武士丧失战斗职能,便将义理作为武士的职分。“农事耕作,产出米谷,工或为匠人营造屋室,或陶冶制造器物,商营商卖以通有无,此三民皆致用于天下。只将义理一事定作士之职也。义理者,无色无臭,与三民所操不同,纵然并无严令定下司掌之人,亦如本来之分。然此义理之经纬,若崩坏于天下,则人无廉耻之心,相欺相掠,无所忌惮,终致子不以父为父,臣不以君为君,酿成天下大乱。因此,令士守义理,置于三民之上。”“利害不索于怀,一意凭志向行事,方合义理。喻于义理者,自然疏于利欲,喻于利欲者便疏于义理。喻于义理者为士,喻于利欲者为町人。”[12]

江户武士道的“义理”,主要有“恩的义理”(“主君之恩的义理”、“父母之恩的义理”)、“名誉的义理”等。武士的义理是基于主从关系的义理,对主君的义理居首要地位。“恩的义理”是对主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名誉的义理”是在受人侮辱或被人责为失败者时“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

“义”或“义理”既是指武士的义务,又表现为武士履行义务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和使命感、责任感。主从关系本来就是“施恩”与“报恩”的关系,不尽对主君的效忠奉公义务,就是“知恩不报”,被武家社会视为最大的不义。“义”作为要求和命令武士为主君献身的权威性道德力量,从思想上监督和鞭策武士效忠主君,将为主君尽义务作为自己的天职,以有限的生命为主君尽无限的义务。赤穗藩47名浪人武士之所以被武家社会誉为“义士”,直到今天依然为日本人所喜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用生命履行了为主君洗刷污名和复仇的义务,体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强烈的“忠”、“义”美德。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花与刀》,将义理看做说明日本文化诸模式、了解日本人行为动机的钥匙,还特辟专章(第七章)论述日本人的义理。认为义理是日本特有的伦理范畴,包括“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个部类,前者是对主君的责任和对姻亲的责任;后者是在受人侮辱或被人责备为失败者时“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履行日本礼法的责任等。

“义理”一直传承到现代社会,“不懂义理的人”(不尽义务和不守信用的人),今天仍为世人所不齿。

三　武勇——立身存命之本

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必须具备征战杀伐的技能和勇气。因此,武勇也被视为武士的象征和必备的条件。

毋庸置疑,武士道的武勇精神源于武士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镰仓武士的武勇精神是从以主从关系为基础的武家集团的实践生活中酿成的。”[13]武勇包括武和勇两层含义,“武”是武士杀伐征战、攻城掠地、夺取战争胜利和保存自己、消灭对手的格杀能力,即武士的军事实力。“勇”是敢于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不畏强敌的勇猛精神、杀伐之心,包括勇敢、刚毅、无畏、大胆等。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又取决于敢于亮剑的勇猛精神——斗志、杀气。在武家社会对武士行为的评价中,“勇”常常居于武之上,为武士赢得名誉。

山鹿素行的《武士相守日用》认为:“武士一生言行,勇不可失,少时失其勇,则第一失志,第二为外物所惑,第三背义,第四忘职业,第五多耻,第六万事不勤,武之道缺、士之勤废,是为勇之不足也。”山鹿素行的外孙津劲耕道子(即津轻耕道轩,素行次女之子)在《武治提要》中说:武勇乃百行之基,立志为百行之渊源。勇簿其志难立,其志不立亦无勇。志立则勇,勇成志亦立,勇和志互为表里。[14]斋藤拙堂(伊势国津藩士,1797—1865年)的《士道要论》强调:士以死于君之马前为第一职分,首要之形象是常备士风,养勇气,闻雷霆而不惊,起风波而不疑,泰山崩裂而不变色。[15]北条竹风的《士道心德书》认为:“士之道即武也”,“常治以文,变治以武”,“士不能武道,则士亦游民也”。“士之心以存勇为大要,所谓勇,即心气不动摇,不失常,是英雄好汉。无所畏惧,不是完全之勇。包括面对色欲而心不动,面对大山崩裂而色不变,面对人犯而不怒,面对大军而无事,面对死亡而不怯,面对贫家衰亡而心不屈,对高官高位不恐,美人面前心不夺,临万事而心绪不臆。”[16]林子平的《学则》说:“勇是义的对手,即胜气之事也,文武诸艺,心术心法,如无胜气,则无大的成就,胜气乃成就之基。”[17]“勇”在武士道中的地位及其意义,由此可见。

武士以刀侍奉主君,以刀获取经济收入,生死存亡、兴衰荣辱、贫富贵贱,全凭刀剑功夫。因此,“刀”被视为“武士之魂”。以武获利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武士需要以武立身、以武扬名,崇尚暴力、穷兵黩武。德川幕府颁布的《元和武家法令》、《宽永武家法令》和《宽永诸士法令》,明确规定“弓马之事,乃武家之要项”。山鹿素行的《谪居童问》、《治平要录》反复强调:以武为本,忘武则弃本失基。武士以战争作为财富源泉和发展动力的生活方式,需要以武勇为主君尽义务、为自己谋权益。为此,以战争为目的的作战技能,异常兴隆,武学流派层出不穷。

“武士是战斗和杀人的专门家,必须熟练掌握骑马、精确射箭、使用刀枪、组打取敌之首等战争技术。”[18]于是,武士家庭在向子弟教导生活技能、生活规范和生活目标、培养社会角色四个方面,从学习使用刀开始,军事搏击技能,无所不包。还通过实践和示范、通过鼓吹英勇无畏的精神和超斯巴达式的方法锻炼胆量,对其子弟从小就进行严格磨炼,培育子弟的攻击性、杀伐性和嗜血性。哺乳期的小孩因疼痛而哭泣时,母亲一边责骂孩子,一边激励他说:“为这么一点疼痛就哭该是多么怯懦!在战场上你的手腕被砍断了该怎么办呢?当受命切腹时该怎么办呢?”幕末著名人物胜海舟(1823—1899年),明治维新后历任海军卿、枢密顾问等要职。据说幼年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被狗咬伤睾丸,医生为其治疗时,其父手提利剑指着胜海舟的鼻子说:“不许哭,哭出声来有你好看。只要你一哭,我就会让你像一名武士那样堂堂正正地死掉!”

武家社会最为推崇的武勇典范,有13岁随父参加“前九年之役”,在危急关头表现神勇、战功卓著的源义家,有16岁参加“后三年之役”(1083—1087年),眼睛中箭、血流如注仍英勇杀敌的镰仓权五郎景正;以及追随源赖朝创建武家政权的关东“相(模)武(藏)”武士。《平家物语》说关东武士的武勇精神,“打起仗来,父亲死了也罢,儿子死了也罢,飞马越过继续拼杀”。还有跟随德川家康打天下的“三河”武士,“为家为主,眼看必败必死也要勇往直前”。

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天皇的武士道”的“武勇”精神,继承和发扬封建武士的武勇精神,并且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被“皇军”扭曲和滥用。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的70余年间,人们所看到的“武”,就是穷兵黩武的恶性膨胀,不断从战争走向规模更大的侵略战争,人们所看到的“勇”,就是乃木希典在日俄战争中倡导的“肉弹攻击法”和二战中神风特攻队的“自杀式进攻”,就是被日本军方宣扬为“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在1942年与英军指挥官谈判时,猖狂地逼问:“是战,还是降?”就是战斗中决死的勇气和战死前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以及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屠城”和杀人比赛。

然而,日本学者佐伯有义却在其1943年出版的《武士道史》中,大肆赞美“天皇的武士道”的武勇精神,宣称:明治二十七八年的日清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及至今日,无论在武艺还是精神方面,不仅不弱于武家时代,而且,还发扬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勇气的伟大精神。[19]字里行间,渗透着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

四　礼——牢记身份、不忘职责

“礼”即明身份、知礼仪,要求武士的言语、举止、应对、进退和衣、食、住、行等与身份相符,时刻牢记自己在主从关系中的身份和应尽的职责义务。

武家社会等级森严,身份世袭。恰如福泽谕吉所说:“就好像日本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箱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寸步难移。不但在身份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像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20]“礼仪”的功能与作用:一是对外表现武士高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风度和威严,维护与巩固特权地位;二是对内表现上下尊卑,牢记身份、不忘义务,维护武士阶级的特权身份和武家社会的等级秩序。

镰仓时代,武家统治者已开始注重礼仪,务求与身份相符。《北条重时家训》(《六波罗御殿家训》)教导其子:多人依位次而坐,莫就过高之位。然过下亦不美,应依身份坐于相应之处。若坐于低微者之下,他人必要起身改坐,致骚乱喧哗,反而不美。见人之前,仔细对镜观看,衣衫要整,襟口要平,要多整理。室町时代,将军足利义满敕许今川左京大夫氏赖、伊势武藏守满忠、小笠原兵库头长秀三人整理礼法,制定武家应用之礼,逐渐形成三大礼法流派,以源赖义之子新罗三郎源义光的后裔小笠原长秀所创“小笠原流”最为著名。

德川时代的《武家诸法度》,对武士礼仪举止的规定,从社交礼法到穿衣戴帽、吃饭喝茶、住房大小、建筑式样无所不包。1615年的《武家诸法度》第10条,“衣裳品级,不可混淆。君臣上下,各有其别”;第11条“杂役诸人,不得擅自乘轿”。1635年的《武家诸法度》第10条和第11条,又对此进行强调。1635年的《诸士法度》第1条,要求“严守礼法”。1840年的《青标纸》,更是对武士住房的占地多寡、住宅大门及建筑式样,一一明确规定。总之,大凡武士,无论是居家、外出、公务,还是集会、谒见藩主或将军,一举一动,都有固定的礼仪规范,若有违反,必受严厉惩处。

不少著名的武士道理论家也非常重视武家礼法,强调武士的言行举止应与身份相符。山鹿素行《士道》中的“详威仪”、“慎日用”,就是武士应该严守的种种日常生活礼仪。如“详威仪”,不仅要“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还要“节饮食之用”、“明衣服之制”、“严居宅之制”、“详器物之用”,以显礼用之威仪;再如“慎日用”,要求“正一日之用”,“辨财货受与之节”、“慎游会之节”,等等。大道寺友山的《武道初心集》中的“士法”规定:朝夕清洗手足,保持身体洁净,每朝结发,根据时节穿着相应的礼服,佩戴肋差,腰不离扇子。与宾客相会,依尊卑之序尽相应礼仪,慎说无益之言,食一碗饭,喝一杯茶,也要体现武士之风。读书写字,潜心武家古宝古法,行住坐卧的行仪做法,要无愧于武士身份。[21]北条竹风的《士道心德书》中的“士之礼”说:士之礼分军礼和常礼。所谓军礼,即出军、出门之仪式;或胜利欢呼,或验首级、战场、阵中、行军等礼仪。所谓常礼,即君礼、臣礼、亲礼、婚礼、迎礼、远座礼、退座礼、祝嘉礼、丧礼等。[22]在江户时代,与双刀一样,礼仪也是武士的身份象征。

武家子弟尚在婴儿时期,母亲便开始教他做出礼貌的动作,母亲回答别人的致意时,会将婴儿的脑袋和肩膀向前移动,使他向人行礼。为了教孩子懂礼节,家长常常会对孩子说:“如果你做出这种或那种事的话,那就会被世人耻笑。”

新渡户稻造认为:“礼道之要,在于练心。”“通过不间断地修炼正确的礼法,人的身体的一切部位及其机能便会产生完善的秩序,以致达到身体与环境完全和谐,表现为精神对肉体的支配。”不过,武士是军人,武家礼法是军人的礼法,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因此,武士修炼礼法的深层次意义,恐怕还在于强化武家等级秩序,使家臣武士从精神上效忠主君、服从主君,时刻不忘为主君尽义务,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主君保持一致。

五　诚信——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

“诚信”,即信实和诚实,是对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和与武士身份相称的品质。具体说来,就是武家社会主从之间、武士与武士之间、武士与武士团之间值得信赖,既包括武士的品质,也包括武士的能力。“诚”字由汉字的“言”和“成”结合而来,“信”字由汉字的“人”和“言”结合而成。“诚”和“信”都意味着“一言九鼎”,言行一致,说一不二,真心实意,开心见诚,无所隐藏,与假、伪、谎言、欺骗等如同水火。

诚信作为武家社会的基础和武士团存续的前提条件,包含主从间的诚信、相互间的诚信和个体与群体间的诚信,建立诚信是武士博取荣誉、名誉和地位、权力的重要手段。武家社会一直非常重视“诚信”,北条重时的《极乐寺殿御消息》告诫一族子孙,人若谨遵佛法,持心正直,今生可以无佞,后世往生乐土。以弓箭之道为道,诸事上扬名显德,莫不以持心正直为要。神明如镜照人心,无所不见,因其唯愿人心正直故也。我邦为神国,如持心不正,何以报神明。欺世瞒人,必受加倍果报,惜愚者不知也。[23]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强调:“诚为武家之第一急务。”[24]林子平的《学则》认为:信即每事无虚事、虚言,以实事为旨。上自天子下迄庶人,有信则人服,无信则人背,无论贵贱,勿为失信之事。[25]北条竹风的《士道心德书》说,士之言,不假不伪。[26]吉田松荫的《士规七则》明确指出:“士行以质实不欺为要,以巧诈文过为耻。光明正大,皆由是出。”“诚信”作为武士道的道德力量,对强化武士的奉公献身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实,武家社会的所谓“诚信”,更多的是指遵守武士团内部的“主从之道”,即主君给予从者恩赏和提供保护,从者绝对效忠和服从主君,主从双方各尽其责,值得对方信赖。1091年,源义家与其弟源义纲相争,据说就是起因于藤原实清和藤原则清争夺河内国所领,纷争双方分别向义家、义纲求援,实清、清则之争演变成为义家、义纲之战。为了保护从者的利益而不惜兄弟相争,既表明主从关系高于血缘关系,也说明主君也需对从者守“信”。正是由于主君——赖义、义家守信,因此,关东武士甘愿为之献身。

幕府时代,武家统治者越来越强调从者的诚实可信,源赖朝对不守“主从之道”者(无诚信者)严惩不贷,或是取消其守护、地头职,或是没收其所领。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由于近世大名失去了作为在地领主的基本机能,幕府手中拥有改易、减封、移封的统治权力而成为“钵植大名”;由于武士丧失了经济独立性,“除主君给予的俸禄外,没有其他一文一粒的收入”。于是,“诚信”越来越成为对从者单方面的要求,“诚信”对从者的约束力也越来越强。

“诚信”作为武士道的德目之一,旨在使武士以真心实意、坦诚相见、无所隐伏的明镜之心侍奉主君,以心灵的感情和力量为主君尽义务。在武家社会,武士即君子、君子即武士,武士绝不食言,“重诺言”成了武士的标志,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武士甚至不惜“切腹”以昭示天下。武士的诺言,象征着武士的人格和名誉,是其对所说之话真实性的充分保证。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武家社会有着制约“不诚”行为的强制性力量,武士不敢不诚实守信。武家社会的“忠”与“诚”,是主从之“忠”、主从之“诚”。武士“忠”与“诚”的首要对象,并非父母兄弟,而是掌握自己前途与命运、保障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特权地位和经济收入的主君。主君保障和扩大家臣的权益,绝不能容忍家臣武士对自己不诚。倘若武士有不诚之举,不仅会丧失全家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而且还会让家庭和子孙后代蒙受耻辱。要么坚守诚信,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要么失去经济来源、特权身份和让家庭及子孙后代蒙受耻辱,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武士“切腹”昭示天下的动机,无非是以自己一人的生命,保住家庭的经济来源、特权地位和子孙后代的幸福。

六　名誉——舍身求名的武士精神

“名誉”即名、体面、名声、荣誉、人格。武士道的“名誉”德目,指武家社会对武士履行职责义务的行为所进行的价值评判,以及武士应该具备的尊严和形象,要求武士的言行与武士身份赋予的行为规范相吻合。

毫无疑问,武士道的“名誉”德目源于武士以武为本的生活方式。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武家社会是武力至上的社会。因此,武士和武家社会的“名誉意识所包含的人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鲜明特点。“武士与朝臣处于完全不同的环境,武士崇尚武勇,朝臣鄙视武勇。”[27]武士以武勇为家庭和子孙后代谋福利,以武勇作为效忠主君和获取恩赏的基本技能,其尊严、形象和实力的名誉评价,自然与武勇密不可分。

“忠诚”和“武勇”作为武士道的核心德目和核心价值,也是武士道“名誉”评价的核心标准。尤其是武勇,作为武士的身份象征和“完成忠孝节义及武士之名誉、体面之道”,始终是武士最大的价值追求。

武勇的名誉是对武家社会所有成员的要求,包括武士集团的主君。例如,“武门栋梁的首要条件,就是武艺=弓马之艺卓越出众”[28]。“德川家作为三河武士的主君,第一是武道之道,即卓越的弓矢之道。”[29]身为武士,若无武勇则不配做武士,武勇不足则为他人所蔑视。“平将门之乱”时,源氏的始祖经基任武藏守,因为惧怕将门威名而逃回京都,被人耻笑为卑怯、武艺不精。再如,前面说过的平直方在“平忠常之乱”时,率军与平忠常转战两年,屡战屡败,未能平定叛乱,于是,“平直方作为武门的名誉顿时崩溃”。

《陆奥话记》说:武家社会评价赖义“性沉稳,多武略,乃将帅之器也”。赖信、赖义父子“勇决群雄,才气盖世”,武名大振,“坂东武士,多乐为从者”。赖义任相模守时,其地“俗好武勇,民多归服”,“强悍之辈皆如奴仆”。“会坂以东弓马之士,大半为其门客。”1051年朝廷任命赖义为陆奥守,讨伐陆奥俘囚之长安倍赖时,“坂东猛士,云集雨来,步骑数万,辎重战具,重叠蔽野,国内震惧,无不响应”。其子义家,13岁参加“前九年之役”,在1057年的黄海大战中,“骁勇绝伦,骑射如神”。“矢无空发,中者必毙。”“夷人靡走,无人敢挡。义家被称之为八幡太郎,汉之飞将军。”[30]在“后三年之役”,义家设刚座、臆座,激励士气。

武士在武家社会的尊严、形象和地位等,首先取决于武勇。即使是在“马上三物”和狩猎等娱乐活动中,若是不能表现出精湛的武艺,也会使“名誉”受损。因此,“最为牵动武士之心的首先是武勇之名”[31]。武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价值,正是武勇的“名誉”。

在武家社会,一旦武门“名誉”受损,必将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如前所述,平直方因追讨平忠常失败而名誉扫地,于是,直方以随父在平定“平忠常之乱”中显示出极大武勇资质的赖义为婿,“将自己的武门名誉托付给赖义”,作为回报,“直方将作为坂东武士栋梁的传统地位和相模国的镰仓之地让给赖义”。换句话说,直方将其在东国的霸权地位让给赖义。赖义不负所望,率子义家以“前九后三”两大战役中让整个武家社会折服的武勇,为直方争回了面子。

镰仓权五郎景正“宁可被敌箭射死,也不愿被人以足踩住面颊而生”,完美地诠释了“生于弓马之家者,惜名不惜死”的名誉观。

不过,武士之所以“惜名不惜命”,是“因为从者得到名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给予恩赏的机会,失去名则意味着远离和失去恩赏”。“功名是与恩赏直接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32]武士需要通过博取“名誉”,达到“保家和使子孙昌盛”的目的。“舍身求名”的动机,还是在于利益。

“名誉”作为命令武士履行职责的道德力量,直接关系到武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因而对武士有着强大的约束力,以致武士家庭都非常重视对子弟进行求名、惜名的德行教育。父母每每以“会被人耻笑的”、“有损体面”、“不感觉羞耻吗”、“高贵的人须有高尚的德行”等等,训诫孩子切勿让不端行为玷污自己的名誉,使“名誉”成为孩子最敏感的神经。

七　俭朴——防止武士爱财惜命

“俭朴”即节俭、朴素,要求武士勿沾铜臭,远离奢侈与贪欲,过最严格的俭朴生活,鄙视赚取金钱或储存金钱。

俭朴之所以成为武士道的德目之一,首先是军事职责的需要。武家经济是战争经济,取之于战争,用之于战争。例如,“镰仓武士奉行俭约,但又不是守财奴,为的是做好一朝有事之准备,或是给予部下更多的恩赏,或是培育更多的部下,以增强自己的战斗力”。其次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幕府时代,武士虽然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但是经济收入并不富裕。镰仓时代的御家人,且不说分割继承导致经济基础的削弱,光是御家人役就是繁重的经济负担,如战时和平时的军役奉仕(2町5段出一个士兵)、封建性义务、封建性援助等。江户时代,中级武士的平均收入为100石,大致相当于一个富农的收入,全体武士的平均数则在35石以下,处于与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从初期开始,武家的家计就已陷入慢性的赤字状态。”[33]最后是理想价值的要求。“俭朴的反面是骄奢、华美,骄奢、华美使自己流于文弱,陷于淫靡,其结果是怠惰、懦弱,忠诚、武勇尽失。”俭朴旨在将武士的理想价值从物质引向精神,让忠义、武勇、诚信等武装武士的头脑,避免贪念钱财和骄奢淫逸腐蚀武士的战争意志,避免追求物质享受而败坏士风,贪生怕死,忘记武士之魂——主从关系的责任与义务,进而危及武家政治的统治基础。

镰仓幕府建立以后,武家统治者一再强调“切勿贪图酒食、聚敛钱财、放荡享乐”。源赖朝之所以将幕府建在镰仓,原因之一就是要远离京都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防止武士趋于怠惰、懦弱,丧失忠诚、武勇之品格,重蹈平氏覆辙。在幕府的法律和武家家训中,都有要求俭朴的明文规定。例如:《六波罗殿御家训》的“衣服要着常人之服”;《今川了俊制词》的“戒穷奢极侈”;《早云寺殿二十一条》的“刀具衣装,莫思攀比,适可而止”;《鸟居元忠遗书》的“沉迷欲心,滋生贪望,岂有不惜命的”;《加藤清正掟书》的“有追求奢华者,当判其罪”;《伊势贞丈家训》在“衣食住”一节中说:“衣者,衣服也。衣服为掩体之物,粗陋亦可蔽身。”“食者,食物也。食乃续命之物,粗茶淡饭,只要免饥存命则可。”“住者,住居也。房屋乃遮风雨之物。狭窄鄙陋,能挡风雨则可。”室町幕府颁布的《建武式目》,强调“禁奢侈,行俭约,禁止官吏贪污受贿”。江户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规定:“禁止骄奢”,“以俭约为旨”。《宽永诸士法令》第3、4、5和第21条都是关于廉洁俭朴的规定,要求武士“不可贪图奢华,勿于武器之外,耽爱其他不必需之用具”。

武家统治者也身体力行。源赖朝率先垂范,厉行俭朴,远离奢华;北条氏大体上也能坚守源氏的俭朴遗风。江户幕府的第五代将军纲吉,“早餐三菜一汤,晚餐五菜一汤,夜餐三菜一汤”。“八代德川吉宗三菜一汤,据说为了养身一日只吃两餐。”“广岛藩藩主浅野长勋早上吃豆腐,昼和晚两菜一汤。”[34]幕府和藩国还规定了接待宴席的标准,1663年幕府和小田原藩的宴请标准,幕府“招待老中级的宴席为三汤十菜和鱼五种,大名的临时宴是二汤七菜”。小田原藩的“喜庆和接待正客是二汤七菜,常时交际是一汤三菜”[35]。将军和大名的饮食尚且如此俭朴,一般武士的日常饮食可想而知。

由于武家统治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由于“武士来自农村,内心质素俭约、质实刚健”[36],因此,武家社会整体上还能保持俭朴之风。武士追求精神富足,鄙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作风,也传承到了现代日本社会。今天日本人饮食简单、普遍节约,与江户时代的武士家庭天天粗茶淡饭不无关系。不过,江户武士道鄙视经济活动和所谓“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也使武士缺乏经济思想、经济才能。因此,明治以后导入了资本主义新因素,如涩泽荣一倡导的“义利两全”论、“道德经济合一”说;福泽谕吉亲自讲授经济学说、培养经济管理人才。

八　勤学——尚武精神与书本知识相结合

武家统治者历来要求武士勤于学习,磨炼武功战技,加强自身修养。当然,学习的内容,与所履行的职责相一致。中世武士作为战场上的战斗者,侧重于学习战场上的军事技能;近世武士作为榻榻米上的“为政者”,“武士的教养为学问和武艺两轮,即所谓‘文武两道’”[37]。弓马之技与书本知识同时并重。

武家政权建立后,源赖朝以武家统治者的绝对权威,经常组织进行流镝马、笠悬、小笠悬、相扑、竞马等训练,奖励武艺,培养武勇精神。由于源赖朝和北条氏的重视和鼓励,“马上三物”等军事技能训练很快便在武家社会蔚然成风。即使是在天下太平的近世武家社会,“幕府也积极推行奖励武艺的政策,将军率先垂范”。“兴起重视武艺的风潮。”“室町时代盛行、应仁之乱后几乎停止的犬追物也在家光时代再兴。”室町战国以来的《武家家训》,将文武之道比作车之两轮,鼓励子弟掌握学问。不过,普遍重视“文道”学习还是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江户幕府颁布的《元和武家法令》、《宽永武家法令》和《宽永诸士法令》明确规定:武士应专心致志,修炼文武艺能。上自幕府、下至藩国,都创办学校。据江户幕府末期的统计,当时的藩校共有310多所。武士的教育并不完全是理念的学问,学习课目称为六艺,“即修炼礼、乐、射、御(马术)、书、教等文武两道的技艺”。熊泽蕃山于1686年著的《大学或问》,论述了理想的武家子弟教育。即:8、9岁开始学习读书写字、礼仪做法的基础,11、12岁读经典,13、14岁学习正规的礼仪做法,14、15岁开始学习马术、弓术,15、16岁学习经典的道理文义,20岁前后独立自学。[38]武家子弟幼儿阶段的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承担。

武士道教育旨在培养武士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品质和技能,学以致用。“文”,培养武士为主君献身的思想品质;“武”,培养和提高武士为主君履行职责的搏杀能力。战国武士的学问观重视实用技能的学习,着眼于分析能力、判断能力以及行政能力的养成。武士所学内容,大体上可分为:(1)德,从思想上效忠主君,锻炼意志、砥砺精神,树立为主君献身的品质,学习科目是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2)才,侍奉主君、谋取经济收入的才干或资本,学习内容是战场上所需的武技、战技;(3)仪,保持武士的身份和尊严,牢记职责,并做出表率,学习内容为言行举止必备的礼仪。

武士作为军人和实干家登上历史舞台,注重实行、不尚空谈。学习的目的,在于实际应用,在于获取行动的智慧、指南和动力,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任何知识和技能,只要具有实用价值,便如饥似渴加以学习,并推陈出新。1543年,葡萄牙船漂流到种子岛,种子岛领主输入西方新式武器——火枪,并立即让家臣武士学习使用和制造方法。由于火枪有助于大名扩充军备,有助于提高武士在战场上履行职责的搏杀能力,“据说第二年就出现了日本制造的火枪”。

江户时代的武家社会认为:“读书实际上是助职、助业的实学。”[39]“士以武为业,而其职必资于文,文所以知道也。”[40]中村元恒的《尚武论》特别强调:我邦学者,勿为道学先生,恐其陷于佛也。勿为词章,恐其流于文人也。平日治武术,以识义理、养廉耻为要。[41]总之,武士以武为业,读书的目的在于提升本业“武”的能力,文道的意义在于资助武道。

幕藩统治者的重视和武士的“勤学”,不仅使武士成为全社会最庞大的知识群体,掀起了创建学校、开办教育的热潮,藩校、乡学和寺子屋犹如雨后春笋,除以武士子弟为主要对象的大约300余所藩校外,以农工商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寺子屋,“仅在文化到庆应年间设的,就有上万所了”[42]。而且,促进了民众的文化水平,“按照R—R—多尔的说法,在19世纪60年代估计日本有45%—50%的男子和15%的女子,是有文化的。当然,所有武士都受过教育,较高层次的农民和商人阶级也受过一定教育。故而,就有无文化而论,日本在这方面较同时代的英国,并无逊色”[43]。明治时代教育的普及,武士勤学的传统和江户时代奠定的基础功不可没。

九　复仇和切腹——武士精神的外在表现

“复仇”和“切腹”并非武士道的德目,属于武士的极端行为和尚武精神的外部表现。

“复仇”也称为“报复”或“报仇”,武家社会的“义理”将为自己洗刷污名和为君、为父报仇视为武士的义务之一。同时,武士内心的平衡感和正义感,也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复仇行为的基础是“恩”和“义”。对武士来说,“君仇”、“父仇”都是非报不可的不共戴天之仇。血浓于水,为子、为弟者感受父、兄恩惠,有义务替父、兄报仇,讨回公道。主君对家臣武士恩重如山,家臣武士须责无旁贷地挺身而出,为主君报仇雪恨。

本来,武家社会有发生纷争时由当事人进行决斗的习俗。不过,战国大名的《喧哗两成败法》否定了这一流传了数百年的传统习惯,江户幕府的《武家诸法度》明文规定“严禁口角争斗”。于是,武士的复仇行为,只有光明正大,事先照会对方,并向藩、幕府等有关单位提出书面文件,由官方发给许可文书方为合法。复仇时,还要在指定地点、由官方指定专人监督进行。否则,即使是为报不共戴天的“君仇”、“父仇”,也属于违反了武士复仇行为的原则,违反了复仇的“国法”,将受武家法律的严厉处罚。有的武士为使复仇得以顺利进行,事前不敢声张,待“义理”履行后再通知有关方面,并甘愿接受处罚。

日本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复仇行为,乃是所谓“赤穗四十七义士”复仇事件。“赤穗四十七义士”事件的主题,是家臣武士履行为主君报仇雪恨的“义理”。1701年2月4日,赤穗藩(今长野县内)藩主浅野长矩和另一大名,被幕府任命为负责掌管全国大名定期向将军问候的司仪。3月14日,浅野与幕府主管礼仪、接待敕使的“高家”吉良义央发生口角之争,遂在幕府殿堂“松之廊下”拔刀刺伤吉良义央。幕府责令浅野长矩切腹自杀。“今日礼接天使,人臣当谨小慎微,严禁纷争,长矩执意斗狠,血溅高台,以私怨灭公法。赐死。”[44]浅野长矩切腹后,以山鹿素行的学生、赤穗藩“家老”大石良雄为首的47名浪人(1人溜走,实为46人。年长者堀部弥兵卫金丸77岁,年幼者矢头右卫门七教兼18岁;俸禄最高者大石内藏助良雄1500石,最少者寺坂吉右卫门信行3两2分二人扶持),血书立盟,誓为主君复仇。1702年12月14日雪夜,46名浪人乘吉良家举行酒宴,袭击吉良的府邸,以主君切腹用的刀砍下吉良的头颅。随后,带着吉良的头颅前往主君的墓地——泉岳寺,将两次染血的刀和吉良的头颅置于主君幕前,上香祭拜。对此,幕府在称道大石良雄等46人以死效忠的同时,又以大石良雄等无视“公仪”为由严令切腹自杀。“46浪人”自杀(遗骸葬于泉岳寺)后,又宣扬其“义举”,将其树为武士之典范。1706年,赦免浪人们的全部遗子。1868年11月5日,明治天皇遣敕泉岳寺,表彰赤穗浪士“固守主从之义”的忠诚义举。[45]

“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是《四十七士物语》。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每个日本儿童都知道这个故事,不仅知其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46]300年来,以此为题材的小说、电影等一直备受欢迎。日本人仍将他们视为英雄,到墓地敬拜者不绝如缕。

切腹是日本土生土长的“武家文化”,切腹的动机主要在于:(1)表现忠诚和武勇精神。“与虾夷战斗时,取敌首的习惯传到内地。通过取敌首,夸耀胜利的战果,作为自己战功的证据。切腹也是显示胜利,军败之时表明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表明战斗将会继续进行,和对主君、同辈的归属以及自己的忠诚。”[47](2)表现清白和维护名誉。“我打开我的灵魂的宝库,给您看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吧”“武士道在牵涉到名誉问题时,接受以死作为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钥匙。”“高度重视名誉的念头,就对许多自绝生命的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48](3)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江户时代,出现了为了子孙的利益而殉死的风潮。”[49]“殉死三腹”——“义腹”、“论腹”、“商腹”中的论腹和商腹,特别是商腹,完全是出于子孙后代的利益。

关于切腹的渊源和做法,有日本学者说:“切腹的历史可追溯到平安时代,始于988年盗贼——袴垂保辅的处刑。那以后,在战国时代,大体上已形成‘沐浴→切腹→介错人割下头颅→检使确认’的一整套‘做法’。”[50]一般认为切腹来自关东武士的自杀方式,“平治之乱”源义朝被杀后,其家臣内纪太平切腹殉主。在关西武士中,切腹并不流行。1185年3月,平氏在坛浦战役中失败后,平氏主将平知盛令家人抱着幼帝安德天皇跳入大海之中。随后,平经盛、平教盛、平资盛和平知盛也遵照平清盛的遗言,为维护武士的荣誉和自尊投海自尽。镰仓幕府建立后,随着关东武士成为武家政权的核心和主干,于是,源于关东的切腹也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唯一方式。1247年,三浦氏在“宝治合战”中被北条氏打败后,三浦氏一族和郎等500余人切腹自杀。1333年5月镰仓陷落后,幕府执权北条高时及其家族、随从数百人在东胜寺切腹自杀。

切腹不仅有严格的礼仪、方式、体位和规矩(服饰、坐姿、朝向等),还有一整套独特的口诀。井上哲次郎监修的《武士道全书·第10卷》,就收录了武士切腹的“切腹口诀”和“自刃录”。“切腹口诀序”宣称:“本朝武家之法,上自国君郡主,下至大夫诸士,有罪加刑,令伏剑自尽者,俗谓之切腹。其法随上中下之格分,而有三段之别。其中亦各有三段之等,而分九段矣。故介错之法,亦有三段之等,而分九段矣。是以为士者,当平生推究其事,为辨察其法也。乃忘主恩,污武名者,莫甚焉矣。其可忽乎。夫古今之法,虽然详略,而有当用之使者,乃因曾所传来,逐一录之,曰切腹口诀。宜撰有志于武法者,而后授之,莫慢泄之云尔。”[51]“自刃录”包括:设置场所事、近世御预人(被管制的“大名”、“旗本”)切腹之顺序、检使心得之事、介添(服侍者)之事、介错(为切腹自杀者断头之人)之事、切腹人之事、款待切腹人之事、用意道具之事等等,共计13章。[52]事无巨细,一一明文规定,全按章法执行。

切腹的体位有“立腹”和“坐腹”两种,即立姿切腹和坐姿切腹。“立腹”多用于战场上,“坐腹”多用于其他场合。切腹的方法,有一字形、二字形、三字形和十字形几种。“一字形”是最常见的切腹方法,切腹者手执短刀,从左侧肋骨下的侧腹刺入,再一气拉向右侧腹,在腹部形成“一”字。“二字形”是在一字形切开腹部后,再在其上方或下方平行切一刀。“三字形”是在二字形的基础上再切一刀的切腹方法,在腹部依次平行切三刀。“十字形”是在腹部切成“一”字后,将刀移至正中部位,双手摁住刀柄向下切至小腹,然后再自下而上形成一个“十”字。

切腹的类型有:(1)战时切腹,败军将士走投无路,切腹自杀。(2)引咎切腹,承担职务上的过失责任或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3)赎友切腹,以自己的切腹来拯救同僚或家臣武士的生命。(4)谏诤切腹,以自己的切腹向主君粗暴无道的行为或错误进行劝谏。(5)殉死切腹,即使到了九泉之下也要追随和侍奉主君。殉死切腹又分为:“先腹”,家臣在主公死前切腹;“共腹”,家臣在主公死时切腹;“追腹”也称“后腹”,家臣在主公死后切腹。还有殉死三腹,即义腹、论腹、商腹。(6)“刑腹”,以切腹服死刑。

江户时代切腹殉死者一览[53]

切腹是最野蛮、最残忍、最不人道和最令人作呕的自杀方法,但却并非最有效的、即杀即死的自杀方法,切腹者须忍受超乎寻常的痛苦。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需要指出的是,武士选择切腹自杀,乃是武士的道德观念和切身利益需要留下确凿的自杀证据。(1)体现武士精神,要么以军刀屠杀他人,要么以军刀对准自己。(2)为忠诚与武勇留下确凿证据,从而“保全家庭和使其子孙昌盛”。

一般认为最后一桩著名的切腹,是1912年乃木希典及其夫人为表示效忠明治天皇的切腹自杀。1970年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年)的切腹则被视为一场故作姿态的闹剧,不过,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倒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士道根深蒂固的影响。

以主从之间的“御恩”与“奉公”关系为基础的武士道诸德目,因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而产生和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武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价值。每一项武士道德目都来自武士的生活,都与武士的职责义务有关,都是武士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些来自于生活的德目经过神道、佛道、儒道的严密论证,不仅被赋予理性的性质,“实践的道德规范”与“理性的人伦道德”相结合,而且还提升为神道的“神”的旨意、佛道的宗教教义、儒道的道德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命令武士将主从关系的职责与义务——“武士之魂”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渡户稻造向外国人描述的《武士道》将“仁”作为武士道的核心德目大加宣传,还以“仁”作为支撑其理想化武士道的依据。但是,在武士道的历史上,武士道的核心既不是“仁”,也不是“孝”,而是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和服从,以及战场上死中求活的“武勇”精神,“忠诚”与“武勇”始终是武士道的基本特色。

【注释】

[1][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5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70页。

[2][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0页。

[3][日]樱井庄太郎:《名誉和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322页。

[4][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89、96页。

[5][日]藤直干:《武士道》,创元社1956年版,第165页。

[6][日]森岛勇夫:《日本成功之路》,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7][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298—299页。

[8][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89—103页。

[9][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5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71页。

[10]转引自[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页。

[11][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53页。

[12]同上书,第81—82页。

[13][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43页。

[14][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395页。

[15][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6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99—300页。

[16][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5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84、289—290页。

[17]同上书,第171页。

[18][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30页。

[19]载[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2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12—13页。

[20][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6页。

[21][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第291页。

[22][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5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89页。

[23][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45、53页。

[24][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2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52页。

[25]同上书,第171页。

[26]同上书,第290页。

[27][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第46—47页。

[28][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3页。

[29][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2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98页。

[30]《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3卷·平安时代编》,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第320—322页。

[31][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119页。

[32][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第21页;参见[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第95页。

[33][日]武士生活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200页。

[34][日]武士生活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196—197页。

[35][日]下村效等编:《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215页。

[36][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1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30页。

[37][日]武士生活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250页。

[38][日]武士生活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第236页。

[39][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第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21页。

[40][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6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93页。

[41]同上书,第333页。

[42][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5页。

[43][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7页。

[44][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史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276页。

[45][日]宫泽诚一:《赤穗浪士》,三省堂1999年版,第229页。

[46][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8页。

[47][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197页。

[48][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7页。

[49][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92页。

[50][日]日本之谜探讨会编:《江户武士的从早到晚》,河出书房新社2008年版,第38页。

[51][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0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第249页。

[52]同上书,第273—348页。

[53][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94—195页。

余论　武士、武家统治和武士精神与日本社会

武士存在的历史从8世纪绵延至20世纪前半期。在这大约1200年间,武士先是因武力争夺土地财富的需要而产生,作为天皇制政权的叛逆者而存在,并且在制造动乱和平定动乱的战争中迅速崛起和形成独立的阶级。继之,又在战争中武力夺取天皇制国家的统治大权,挟天皇以号令天下,对国家实施了近700年以武为本的军事统治,日本历史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制度为之一变。最后,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中下级武士又把持资产阶级政权70余年,充当日本近代和现代国家的舵手,主宰日本社会的发展方向,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制定国家的内外政策。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武士,如涩泽荣一、五代友厚、岩崎弥太郎和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等也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众人瞩目的带头人。

1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历史积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难免会打上武士的烙印。

一　武士与大和民族

在1192—1867年的近700年间,武士作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社会上的主流阶级和日本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以及主流文化的决定者和引领者,掌握国家的命运,引领时代的潮流,决定社会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追求。明治维新后,武士虽然不再是作为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而存在,但是,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下级武士及其维新前后武士家庭的出身者,不仅继续占据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核心位置,而且活跃于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和日本现代化的主角。他们在武士道的熏陶下成长,秉承武士道的思维方式、行动准则和核心价值,掌握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的武士,从武的视角审时度势,决定近代和现代日本的发展方向、政治体制、内外政策和伦理道德、理想价值等。处于在野地位而又活跃于经济、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武士,在武士道理想价值和行为方式的指导下,理解并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推波助澜。

由于武士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自幕府时代以来一直是人们崇拜、模仿和效仿的对象,由于漫长历史岁月的积淀,武士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性格特征等等,也自然而然地渗入大和民族的细胞之中,形成大和民族的传统,并传承到近代和现代社会。武士作为社会精英和民族楷模对日本国民的影响非常广泛,下面仅举几例说明。

(一)生存逻辑的影响

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以杀人凶器——弓、刀、剑等为谋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骑术、射术、刀术、剑术等军事搏杀技能为立身存命之本,以战争作为获得财富、权力和名誉的基本途径。要么成为猎手、要么成为猎物的生活方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兴衰荣辱统统取决于武勇,从而养成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养成了凡事以武力论是非、定善恶、决胜负的传统,养成了武士自私、冷漠和好狠斗勇、穷兵黩武、嗜血成性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养成了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逻辑。

武士的生存逻辑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国民,武士将通过侵略扩张谋求财富视为天经地义,明治维新后,当资产阶级武士政权选择“布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日本人的“国家利益”时,国民高度认同并积极参与,从而使侵略扩张战争成为举国一致的战争。“日本在中日战争、俄日战争中的胜利,不用说,还有做梦也未想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变为世界五强之一,这一切成就使得日本人欣喜若狂。”“打赢战争意味着获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1]在武士弱肉强食生存逻辑的影响下,当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之际,“大多数日本人要求实行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2]。就连妇女也组织起军国主义团体,支持国家通过侵略弱小国家和民族谋求日本人的根本利益。

(二)实干精神的影响

武士既是职业军人,又是实干家,武士道是武士在军事训练和战场上的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实践道德。“中世武士道是实践生活的产物,又以实行为特征。”[3]在武家社会,无论是军事训练和战场上的杀伐,还是对主君尽忠奉公,都强调实干、实践。因为“武士是战斗和杀人的专门家,必须熟悉掌握骑马、精确射箭、使用刀枪、组打取敌之首等战争技术”。战场上的你死我活,不仅需要死中求活的拼命精神,而且需要过硬、娴熟的杀伐技能。在枪炮传入以前,武士最基本的战争技能是骑乘骑射,为此,“武士平时通过犬追物、笠悬、流镝马等进行骑乘骑射的训练”。武家子弟继承父业,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战争技能,幼年时代学习的一招一式,往往决定成年后在战场上的胜与败、生与死。所以,武家子弟自幼接受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以培养生存技能和实干精神。特殊的职业、生存方式和成长经历,使武士养成了重视实践、强调实干的性格。

日本人以恪守职责、忠于职守著称于世,这种实干精神、敬业精神正是源于武家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武士不尚空谈、强调实干的实践精神。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实干精神创造了日本现代化举世瞩目的高速度和高效率,创造了日本的“经济奇迹”。在日本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民拼命工作,将工作看成是个人的精神需求,甘为企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以致有的欧美学者将日本人形容为“工蜂”、“工作中毒”、“猛烈社员”,等等。“过劳死”更是日本的一道风景线,1988年以来,每年大约有1万人因劳动过度而死亡。日本人身体力行的实干精神,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忠诚观念的影响

“忠”是武士的首要道德,武家社会是“忠”的社会和“忠”的市场,没有不忠者的立锥之地,武家统治者根据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予赏罚,主君的恩赏要用绝对的忠诚换取。忠诚是武士获得名誉、权力和财富的基本途径,一般而言,武士一生中只要有一次不忠的行为,就有可能被扫地出门,丧失武士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来源,并使子孙后代永世不得翻身。家庭作为社会化教育的基地,向武士子弟灌输忠诚献身精神,培养为主尽忠、为主献身的忠臣。

武家社会忠诚奉献熔炉绵延700年的冶炼,明治政府的进一步强化,《教育敕语》将忠于天皇、为天皇献身标榜为最大的“善”和“正义”,使日本人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和盲从达到癫狂状态。“如果一个人不能表示效忠天皇,就会给父母招致不快,因此也就是不孝。”“忠”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国民忠于天皇,企业忠于国家,员工忠于企业。在“忠”的旗帜下,国民甘当天皇的炮灰,企业与国家和军方密切合作。忠诚道德将全体国民的心聚集在天皇身上,最大限度地发掘人们的精神资源,以有限的生命作无限的奉献。忠诚道德的巨大物质化能量,既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也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武士从诞生之日就是作为武士团的一员而存在,所有武士都必须融入群体之中,与群体协调一致,与群体同呼吸、共命运。武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主从关系,以利益为纽带,将武士的武力组织——武士团构建成为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统统都以武士团的兴旺发达为前提。武士团是武士共同生活的“大家”,武士个人的“家”只是武士团大家中的“小家”,“大家”的利益高于“小家”,个人从属于家庭,小家从属于大家,所有成员共同对武士团的存续负责任。因此,在武家社会的历史上,战争从来就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战争,而是武士团与武士团的战争。命运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养成了武家社会生死与共、上下一心、共同行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养成了武士独特的共同体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强烈的群体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和敬业精神、牺牲精神。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日本近代企业,继承了武士的共同体意识,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渊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一个个企业就是一个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忠诚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与武士对武士团的忠诚感、归属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一脉相承。日本企业之所以在国际上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仿效武士的“君臣命运共同体”模式,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使企业成为“劳资命运共同体”,“职工在企业内像‘武士’一样为其‘主家’(企业)效忠,兢兢业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企业与员工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以群体的方式和力量而非个人的方式和力量参与国际竞争。

二　武士政权与资产阶级政权

以1192年源赖朝在镰仓创建武家政权为标志,以武为立国之基和治国之本的军国主义统治体制正式成立,一直绵延至1867年,长达675年。以源赖朝、足利尊氏和德川家康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始终坚持以武力作为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武士思想家则推波助澜,提供以武为本的理论依据。山鹿素行强调:古者,朝廷之政以武为后,今者,武家之政以武为先,乃当然之法则。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论功行赏乃军国之盛事。并且明确提出了“外用剑戟弓马,内行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充之于心,武备整之于外”的统治思想。

武家政治是以武为本的强权政权、武断政治,以军国主义为主体。武家政权的缔造者源赖朝以武力控制政权,以武力压制公家,以武力使武家军事组织凌驾于天皇朝廷的政治组织之上;以武力威慑和镇压被统治阶级,强迫农、工、商交租纳税,遵守武家统治秩序,服从武家统治官吏。如有不从或反抗,无论是天皇、公家贵族,还是一般民众,坚决镇压,决不宽赦。“承久之乱”后,主谋的公卿和为首的武士被斩首,参与者被没收领地;今上天皇(仲恭天皇)被废黜,后鸟羽上皇和顺德上皇、土御门上皇遭流放。室町时代前期,武士以武力将天皇朝廷残存的政治权力剥夺殆尽,以武家一元化统治取代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政治。

武家政权在武士道精神的指导下,以“忠诚的伦理观念”统一武家社会的思想意识,以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手段为后盾,要求武士效忠主君,强迫农工商阶级以忠诚作为理想价值,绝对服从武士阶级的军事统治,通过忠诚道德对社会各阶级实施精神统治。以“武勇的战斗精神”砥砺武士的黩武主义价值追求,以武力巩固武家政权、强化武家军事统治,要求武士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对农工商等阶级实施肉体统治。1221年,面对以上皇为中心的倒幕活动,北条氏率领“东海道10万余骑”、“东山道5万余骑”和“北陆道4万余骑”,三路大军近20余万骑潮水般地直逼京都,一举平定叛乱,并通过乱后的处理扩大武家政权的统治范围和统治权力,巩固武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十八骑出镰仓,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仅仅三日之间,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数达十九万骑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5]14世纪初,后醍醐天皇再度反抗武家政权,导致公家势力遭到武家致命性的最后一击,天皇朝廷失去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的实际意义。尽管江户幕府是“偃武兴文”的和平时代,但是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和德川家光统治的半个世纪,依然实行不折不扣的武力政治,198家大名被改易,有效地铲除了可能威胁德川氏统治地位的一切潜在势力。此后,德川氏的军事霸主地位稳如泰山,藩国大名则岌岌可危。

武家政权推行武力至上的统治政策和发展战略,将军以强兵和控制军事力量为首要政务,政治、经济、文化统统从属于军事需要,为战争服务。14世纪中叶,将军足利尊氏和足利义满甚至颁布《半济法》,以法令的形式将庄园领主土地的一半作为武家扩军备战的军费。战国时代既是战国大名相互攻伐、扩张领地的时代,也是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时代,“强兵”成为战国大名的至上命题,纷纷集领国之力支撑军备竞赛,使领国经济全面军事化。丰臣秀吉集武家统治者扩张思想和对外扩张行动之大成,将武士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扩张野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将武士在日本列岛上的扩张战争,发展为向日本列岛之外的扩张战争。1592年3月,发动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战争。还梦想征服中国后,将中国的领土分封给他的家臣和武将。声称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遵圣意,占领天竺”。寥寥数语,狂妄至极,野心毕露。

在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前期,先是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中下级武士垄断明治、大正时代的政府实权;接着,明治维新前后武士家庭的出身者田中义一、浜口雄幸、斋藤实、冈田启介、林铣十郎、阿倍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等又先后担任昭和时代初期的内阁首相,继续掌控政府实权。因此,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资产阶级政权或天皇制政权,实为“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或“天皇制武士政权”。

武家军事统治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和武家政治镜鉴的指导作用,直接影响明治维新后的资产阶级武士政权,主要表现为:

第一,以武为本的统治思想和立国路线。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批判性的继承和改造,幕府时代武士政权的指导思想——武士道演变成了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指导思想。在“天皇主义武士道”的指导下,一方面,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继承了武家政治时代的武国理念,崇尚军国主义,奉行以武为本的立国路线,以武力摆脱民族危机,以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将“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强调尚武精神,大肆宣扬“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之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为日本臣民”,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要求日本国民“一旦有缓急”,就走上战场,“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显扬祖先之遗风”。

第二,军阀集团左右国政的统治体制。为了“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资产阶级武士政权迅速建立起突出军部、军部高于内阁的军国主义战争体制。1878年,在陆军卿山县有朋的主导和内务卿伊藤博文的支持下,根据陆军中佐桂太郎的建议,将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设置新的参谋本部,行使作战用兵军令,迈出了统帅权独立的第一步。军阀头子山县有朋辞去陆军卿职位,担任首届参谋本部长。19世纪70年代末,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本部三大军事机构(简称军部)正式形成。陆军大臣、参谋本部长和监军本部长共同组成“天皇陛下的最高陆军参议官”。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总揽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直接向天皇负责,为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的特殊地位披上合法外衣。1893年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同年,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1900年,山县内阁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进一步加强军部的独立性,为军部左右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帅权的独立和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使军阀发挥出高于内阁的巨大权力。[6]从1885年内阁制成立开始,军阀担任首相或占据政府要职的现象日渐司空见惯。明治时代的首相山县有朋和桂太郎是陆军大将,大正时代的首相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加藤友三郎是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昭和时代的首相田中义一、斋藤实、冈田启介、林铣十郎、阿倍信行、米内光正、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郎太郎是陆军大将或海军大将。

第三,军事至上的现代化道路。继承武家政权武力至上的统治政策和发展道路,以及以武力为立国之本和治国之本的武国理念,以武力控制政权,以武权压制和打击自由民权,以武力威慑和镇压被统治阶级。从武的视角审时度势和以对外侵略扩张摆脱危机、转嫁危机,奉行武士和武家政治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逻辑,以武力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和谋求“国家的利益”,迅速确立起“与万国对峙”这一实现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明治初年,就仿效战国大名“富国强兵”的发展模式,选择了“富国强兵”的发展道路,即选择了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发展道路。1880年,在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等人的推动下,又将富国优先的“富国强兵”政策改为强兵优先的“强兵富国”政策,以扩军备战为当务之急。“40年间,陆军兵员增加11﹒9倍,海军兵员增加4﹒2倍,舰艇数增加6﹒7倍,吨位增加17﹒9倍。”[7]国家经济军事化,重点发展军事工业。“中央财政一般会计的产业补助金,优先考虑军事目的,强化军事产业。”“在日本的产业革命中,国家财政、金融政策以强化军事力量为至上命题。”[8]优先满足军事目的的军事化经济,促进了枪炮、战舰等军火工业的迅猛发展,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所使用的军火武器,大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三　武士道与日本文化

武士道大约诞生于8世纪中叶,源于武士集团内部主君与从者之间“恩惠”与“奉公”(“施恩”与“报恩”)的主从关系。道德规范层面的武士道,一是主君与从者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二是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利益共同体)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以主君与从者的道德思想和行为规范为核心。统治思想层面的武士道,以军国主义为主体,奉行以武为本的统治理念和发展道路。

武士是以战争为业的战斗者,武士道是战斗者的军事型伦理道德规范,产生于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以关东武士的“坂东武者之习”(或称“弓马之习”等)为源头。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上,8世纪中叶至12世纪末的武士道,是在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与武士作为私人的武装力量相一致,是私人性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是纯粹的“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以神道教为思想渊源。12世纪末,以源赖朝在镰仓创建武家政权为标志,随着武士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武士道也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是私人性的道德规范,又是整个幕府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控制的工具。由于镰仓、室町和织丰政权时代,武士依然主要扮演战斗者的社会角色,这一时期的武士道依然是“战斗者之道”的武士道,以禅宗为最主要的思想渊源。江户幕府时代,也是武家政治时代唯一的和平时代,武士的社会角色由战场上的战斗者转变为榻榻米上的执政者,武士道也由“战斗者之道”转变为“执政者之道”,以儒学为最主要的思想渊源。这一时期武士道的最大特点,是由自然形成的武士道演变为人工合成的武士道,以德川家康为代表的武家统治者和以山鹿素行为代表的思想家分别以儒家学说为依据,为作为执政者的武士制定应该遵循之道。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批判性继承和改造,并以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予以钦定,武士道又演变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理念、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武士道的特点:一是从武家本位主义转变为天皇本位主义;二是与江户武士道一样也是人工合成的武士道;三是武士道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四是从“重义贱利”的经济伦理演变为“义利合一”的经济伦理;五是在“布国威于四方”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为军国主义服务,由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武士道发展为现代军国主义法西斯武士道。

武士是日本中世纪军国主义的身体力行者,武家政治是军国主义统治体制,武士道是军国主义身体力行者的道德规范和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统治思想。万峰先生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史中,贯穿其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军国主义。确切地说,是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为军国主义服务。”“为战争服务、崇尚征战杀伐、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伴随着武士和武士道,赶也赶不走,驱也驱不散。中世纪武士道如此,近代武士道也未能摆脱军国主义,反而更不断地向军国主义倾斜。”历史事实有目共睹,谁也抹杀不掉。

由于武士道有传统文化奠定的精神土壤,有漫长历史岁月绵绵细雨般的浸润,有资产阶级武士政权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支撑,有天皇赋予的权威性;由于武士道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成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理念、全体国民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价值。因此,在影响日本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各种思想因素中,最大的莫过于武士道。国家的发展方向、现代化道路、政治体制、内外政策和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无一不深受武士道的影响。

第一,对日本文化构成和走向的影响。武士阶级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武家政治时代的近700年,武士取代公家贵族成为日本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创造和发展了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日本新文化——武家文化。武家文化源于武士战争技能的训练和战场上的杀伐生活,作为早期武士文化的原型,关东武士创立的“坂东武者之习”认为:“即使是父亲战死,儿子被攻击,也要拼死战斗,绝不退缩。”身为武士,“死于弓矢乃属当然,以足踩面则是侮辱”,武勇精神可见一斑。武家文化作为12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武家政治时代主流地位的文化,也是日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武士道向农工商等阶级渗透的所谓“世俗化”过程中,武士道既向农、工、商等阶级渗透,又从农、工、商等阶级吸收营养。此外,武士道的三大思想渊源——神道教、佛教和儒学,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滋养必然要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和走向,日本民族文化中的武勇、忠诚、服从等显然是来自武家文化。而且,来自于武士道核心价值观的“忠诚”与“武勇”,对日本现代社会的影响绝对不亚于自由与平等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日本民族对忠诚与武勇价值的追求和推崇,丝毫不亚于西方现代社会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和推崇。

第二,对日本文化内容的影响。“在战前日本,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脱亚论、兴亚论、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等不同层次的精神信条、理论观念等,都曾被日本政府当做国家精神总动员的工具而大加宣扬。但作为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的武士道,却在日本人的精神深层发挥着其他精神难以企及的作用。”[9]以日本文化中的政治文化、伦理文化、企业文化为例,如前所述,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批判性继承和改造,在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成了资产阶级武士政权的政治理念和统治思想,成了全体日本国民的理想价值和行动准则。于是,“明治年间日本建设近代国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时,前朝遗留下来的武士道这一伦理文化遗产在企业文化中就已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一点恐怕比当今日本的状况更加突出得多”[10]。以武为本、军事立国的政治理念,武勇、忠诚的民族文化特色,强调忠诚、奉献、敬业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企业文化,也是来自武士道。

第三,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曾流行着“和魂洋才”、“士魂洋才”和“士魂商才”的口号,以“士魂商才”影响最大,三句口号中的“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在“士魂商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涌现出一批具有实业报国精神的企业家群。同时,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武士道忠诚、奉公、报国思想内化为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和行动准则,全体国民对武士道理想价值的信仰,极大地激发了大和民族强烈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以及敬业精神和使命感。因此,“职工在企业内像‘武士’一样为其‘主家’(企业)效忠,兢兢业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工作为荣,以工作成绩为满足。武家政治时代,武士以主君的旨意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明治维新以降,全体国民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甘愿以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第四,对军国主义的影响。为日本军国主义推波助澜,军国主义因武士道而恶性膨胀,更加疯狂,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军国主义为武士道的“战争与侵略之道”提供物质载体和作恶空间,武士道为虎作伥,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具侵略性、破坏性。“与万国对峙”的基本国策确立后,武士道为军国主义战争政策营造军国主义氛围,动员和组织起庞大的战争队伍,使“大多数日本人要求实行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武士道军国主义教育原则指导下,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统统服从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学校教育军事化、军队教育民众化,在国民中间树立征战光荣的军国主义思想、培养强烈的军国主义战争意识。武士道征战光荣思想的战争意识在国民脑海中的蔓延、升华,逐渐形成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的心理,滋生出日益强烈的对外侵略欲望。武士道精神武装的军队——“皇军”,被训练成人类历史上最粗暴、野蛮和凶残的军队,将军事侵略满足日本人的国家利益视为天经地义的神圣事业。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鼓吹武士道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二战前出版的武士道专著大量再版。新渡户稻造为武士道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的《武士道》一书甚至被誉为“塑造日本人骨骼”的“圣书”,成为日本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还说:“本书虽历经百年,但意义却丝毫未减。”1942年御用文人井上哲次郎配合战争形势监修的《武士道全书》,也于1998年再版,而且,开首第一篇的《武士道全集》刊行寄语公然宣称:《武士道全书》的复刊,犹如黑夜中亮起的一盏明灯。“近年来,有关武士和武士道的著作又在陆续出版。代表性的就是藤原正彦氏的《国家的品格》,发行部数超过250万部,成为2006年最受欢迎的畅销书。”[11]日本社会的武士道情结,由此可见。

其实,从日本学者笔下的武士道德目和国民性特质[12]不难看出,武士道精神元素已经与国民性特质融为一体,或者说国民性特质涵盖了武士道精神元素。

日本学者笔下的武士道德目和国民性特质

续表

国民性特质所体现的武士道精神元素,也说明武士既是武士道的创造者,也是国民性的塑造者。

【注释】

[1][日]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日本精神与西方技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129页。

[2][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3][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157页。

[4]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5][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6页。

[6][日]松下芳男:《日本军阀兴亡史·上卷》,芙蓉书房2001年版,第92—94页。

[7]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8][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305、309页。

[9]宋成有:《武士道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0]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11][日]时野佐二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第9、11页。

[12][日]南博:《日本人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43、65页。

参考文献

一　日文部分

[日]阿部猛:《镰仓武士的世界》,东京堂1994年版。

[日]安藤精一:《士族授产史的研究》,清文堂1988年版。

[日]安田元久:《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

[日]安田元久:《源赖朝·新订版·武家政权创始的历史背景》,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

[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

[日]奥富敬之:《镰仓武士·战斗与阴谋》,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

[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

[日]八幡和郎:《历代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

[日]百濑明治:《战国名将名言录》,小学馆1998年版。

[日]坂本太郎编:《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日]坂本藤氏:《日本政商史》,中央经济社1984年版。

[日]坂口茂:《近代日本的爱国思想教育·上卷·2》,星云社1999年版。

[日]坂野润治等编:《日本近现代史·2·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岩波书店1993年版。

[日]本庄荣治郎:《日本社会经济史》,改造社1928年版。

[日]俵本浩太郎:《新·士道论》,筑摩书房1992年版。

《别册历史读本30号·武士道——侍的志气和魂》,新人物往来社1995年版。

《别册历史读本48号·日本史:英雄们的家纹》,新人物往来社2006年版。

《别册历史读本64号·开眼看世界的幕末维新英雄——从咸临丸到岩仓使团》,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别册历史读本86号·德川家历史大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别册历史读本·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日]柴田纯:《江户时代的武士生活》,讲谈社2001年版。

[日]朝日新闻社编:《明治大正史·第1卷》,朝日新闻社1930年版。

[日]朝尾直弘编:《日本的近世·7·身份和格式》,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

[日]朝尾直弘等:《日本通史·第10卷·中世4》,岩波书店1994年版。

[日]朝尾直弘等:《日本通史·第7卷·中世1》,岩波书店1993年版。

[日]池上裕子:《织丰政权和江户幕府》,讲谈社2002年版。

[日]川上多助:《武士的勃兴》,岩波书店1934年版。

[日]大石学编:《近世藩制、藩校大事典》(全3卷),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稻垣史生:《江户武家事典》,青蛙房2007年版。

[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

[日]德富苏峰编述:《公爵山县有朋传》(全3卷,上),原书房1980年版。

[日]多田显:《武士道的伦理·山鹿素行的场合》,永安正幸解说,丽泽大学出版会2006年版。

[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

[日]儿玉幸多编:《日本历史年表·地图》,吉川弘文馆2008年版。

[日]丰臣武:《封建都市》,岩波书店1952年版。

[日]丰田武:《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

[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

[日]风间健:《武士道教育总论》,壮神社2002年版。

[日]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版。

[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

[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

[日]冈本良一等:《织田信长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日]冈田清一:《镰仓幕府和东国》,续群书类从完成会2006年版。

[日]高桥昌明:《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

[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全3卷),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

[日]高桥修:《中世武士团和地域社会》,清文堂2000年版。

[日]宫地正人编:《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

[日]宫泽诚一:《赤穗浪士》,三省堂1999年版。

[日]古贺斌:《武士道论考》,香内三郎解说,岛津书房1974年版。

[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

[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85年版。

[日]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岩波书店1984年版。

[日]菅原正子:《中世的武家和公家的“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日]今东光等:《历史的京都·1·天皇和武士》,淡交社1970年版。

[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93年版。

[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的武家生活》,至文堂1993年版。

[日]进士庆干:《江户时代武士的生活·生活史丛书·1》,雄山阁1980年版。

[日]进士庆干:《近世武家社会和诸法度》,学阳书房1989年版。

[日]近藤好和:《弓矢和刀剑》,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

[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

[日]井上光贞、永原庆二等编:《日本历史大系·2·中世》,山川出版社1985年版。

[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中卷),春阳堂1934年版。

[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全12卷·别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

[日]井泽元彦:《英杰的日本史·源平争乱篇》,角川书店2006年版。

[日]久保田正志:《日本的军事革命》,锦正社2008年版。

[日]堀勇雄:《山鹿素行》,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

[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从封建制转向资本制》,校仓书房1975年版。

[日]历史科学协议会编:《历史科学大系第6卷·日本封建制的社会和国家·下》,校仓书房1979年版。

[日]栗田元次:《江户幕府的政治·1》,岩波书店1935年版。

[日]笠谷和比古:《关原之战·家康的战略和幕藩体制》,讲谈社1994年版。

[日]笠谷和比古:《关原之战》,讲谈社1994年版。

[日]笠谷和比古:《近世武家社会的政治构造》,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

[日]马渊和夫等(校订、翻译):《读日本古典·12·今昔物语集》,小学馆2008年版。

[日]梅田千鹤:《江户时代的武家社会》,校仓书房2005年版。

[日]梅溪升:《教育敕语成立史·天皇制国家观的成立·下》,青史出版社2000年版。

[日]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社会思想社刊》,昭和庚戌冬。

[日]平泉澄:《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

[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

[日]秋山哲雄:《北条氏权力和都市镰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本精神文化大系》(第1—9卷),日本图书中心2001年版。

[日]日本之谜探讨会编:《江户武士的从早到晚》,河出书房新社2008年版。

[日]三浦一郎:《武田军团》,宫带出版社2007年版。

[日]三田武繁:《镰仓幕府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日]桑山浩然:《室町幕府的政治和经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桑田优:《日本近世社会经济史》,晃洋书房2000年版。

[日]桑田忠新:《武国武将三十人》,新人物往来社1996年版。

[日]涩泽荣一:《雨夜谭》,岩波书店1984年版。

[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日]山本博文:《幕藩制的成立和成世的国制》,校仓书房1990年版。

[日]山风铁舟等:《新版武士道——文武两道的思想》,大东出版社1997年版。

[日]杉里博等:《丰臣秀吉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

[日]神田千里:《日本的中世·11·战国乱世的生存之力》,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

[日]辻达也编:《日本的近世·10·近代的胎动》,中央公论社1993年版。

[日]辻达也编:《日本的近世·2·天皇和将军》,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

[日]石井进:《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

[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

[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

[日]石井良助:《体系日本史丛书·4·法制史》,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日]石井紫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7·近世武家思想》,岩波书店1974年版。

[日]时野佐二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

[日]笹本正治:《战国大名的日常生活·信虎、信玄、胜赖》,讲谈社2000年版。

[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

[日]松下芳男:《日本军阀兴亡史·上卷》,芙蓉书房2001年版。

[日]藤井让治编:《日本的近世·3·统治结构》,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

[日]藤木久志:《天下统一和侵略朝鲜——织田·丰臣政权的实像》,讲谈社2005年版。

[日]藤野保等:《德川家康事典》,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日]藤原彰:《日本军事史》,日本评论社1987年版。

[日]藤直干:《武士道》,创元社1956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16·生活史·2》,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18·宗教史》,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1·政治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23·思想史·2》,山川出版社1976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7·土地制度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8·社会史·1》,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1982年版。

[日]田口宏雄:《武士道的源流·从骑马民族到武士的武断系谱》(上、下卷),新生出版社2005年版。

[日]田原嗣郎等校注:《日本思想大系·26·三河物语》,岩波书店1974年版。

[日]田中义能:《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

《图说学习日本历史之六·古代至安土挑山时代·人物事典》,旺文社1979年版。

《图说学习日本历史之六·江户时代至现代·人物事典》,旺文社1979年版。

《图说战国合战图屏风》,学习研究社2004年版。

[日]丸山敏秋:《道德力》,风云舍1999年版。

《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2、33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

[日]五味文彦:《日本的时代史·8·京、镰仓的王权》,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

[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新书2000年版。

[日]五味文彦、木乡和人编:《现代语译吾妻镜》(1、2、3卷),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

[日]武士生活研究会编:《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柏书房1991年版。

[日]西田直二郎:《日本的武士道》,岩波书店1934年版。

[日]下村效编:《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

[日]相良亨:《武士的思想》,ぺリかん社1984年版。

[日]小和田哲男:《培育战国武将的禅僧们》,新潮社2007年版。

[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

[日]小林正信:《织田、德川同盟和王权》,岩田书院2006年版。

[日]小松茂美编:《后三年合战绘卷》,《日本的绘卷》,中央公论社1988年版。

[日]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

[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べりかん社1998年版。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饭岛久正翻译、解说,筑地书馆2004年版。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奈良本辰也翻译、解说,三笠书房2008年版。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佐藤全弘译,教文馆2000年版。

[日]新田一部:《太平记的时代》,讲谈社2001年版。

[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

[日]野口实:《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

[日]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中央公论社1947年版。

[日]伊东多三郎:《幕藩体制论》,中央公论社1947年版。

[日]樱井庄太郎:《名誉与耻辱》,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年版。

[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

[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

[日]御家人制研究会编:《御家人研究》,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

[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

[日]园田英弘:《西洋化的构造》,思文阁1995年版。

[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

《战乱的日本史(合战与人物)》(全12卷),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版。

[日]正田健一郎:《日本近代社会的成立·上卷》,三岭书房1990年版。

[日]中本征利:《武士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

[日]中村吉治:《日本封建制的源流·下·身份和封建》,刀水书房1984年版。

[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

[日]中村孝也:《江户幕府的政治·2》,岩波书店1933年版。

[日]竹内理三:《日本历史·6·武士的登场》,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

[日]佐藤和彦等:《日本中世内乱史人名事典》(上卷·下卷·别卷),新人物往来社2007年版。

[日]佐藤和彦等:《吾妻镜事典》,东京堂2007年版。

[日]佐佐克明:《织田信长、秀吉和家康的社会管理》,产业能率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

[日]佐佐木杜太郎:《日本的思想家·8·山鹿素行》,明德出版社1978年版。

二　中文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一)日本学者

[日]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日]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日]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日]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3·开港与维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日]梅棹忠夫:《何谓日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日]南博:《日本人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日]若规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日]三宅正彦:《日本儒学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日]森岛通夫:《日本成功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日]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叶隐闻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日]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1·经济社会的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日]藤原正彦:《国家的品格》,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

[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王辑五选译:《1600年以前的日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日]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日本经济史·4·产业化时代·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日]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

[日]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日]伊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

[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日]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周启明、申非译:《平家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二)欧美学者

[美]贝拉:《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书馆2002年版。

[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美]康拉德·托特曼:《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等:《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

[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中华书局1999年版。

[英]尼尼安·斯马特:《世界宗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加拿大]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下》,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美]沃尔夫:《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美]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三)中国学者

卞崇道:《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冯玮:《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释》,《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胡澎:《战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1931—194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转引自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金基风:《倒幕派的形成及其阶级基础》,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李建军:《军国之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李威周:《论日本武士道》,载《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

李文:《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

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李玉、骆静山:《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李卓:《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与日本人家的观念》,《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

李卓:《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卓:《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

梁晓虹:《日本禅》,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年版。

刘明翰:《镰仓时代日本的幕府政治及其特点》,载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编《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骆兆伦:《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马家骏:《幕府末期的资产阶级和下级武士》,《历史学》1979年。

米庆余:《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施超伦:《幕藩体制下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平民化》,《日本研究论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04年版。

宋成有:《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异同刍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宋成有:《武士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宋成有主编:《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宋益民:《论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日本学刊》1991年第5期。

苏智良:《日本教科书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汤重南:《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唐利国:《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与法西斯主义》,载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0辑》,2000年。

唐利国:《武士道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

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王金林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王立达:《外国历史小丛书——日本幕府政治》,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王炜:《简论日本武士的死与名誉》,载《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

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王中田:《儒学与武士》,《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

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徐建新:《古代日本律令制国家的身份等级制》,《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许介麟:《日本“武士道”揭谜》,《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

严绍汤:《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中国哲学》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新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叶渭渠:《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张大柘:《当代神道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张景全:《武士道与骑士道差异性探讨》,《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张玉祥:《东亚的日本历史·3·织丰政权和东亚》(日文版),六兴出版社1989年版。

周颂伦:《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后　　记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课题,项目批准号:07XSS003)“日本武士兴亡史”立项,2010年通过鉴定专家评审。此后,又用一年的时间进行了数遍修改和查缺补漏。《日本武士兴亡史》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武士兴亡史”的最终成果,也是笔者长期研究日本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阶段性总结。这部著作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武士为主线,通过日本文献资料,阐明武士的历史全貌,揭示武士的存在改变了日本的历史命运、社会制度、发展路径、民族文化、理想价值和日本民族等。还需指出的是,贵州师范大学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为本课题的完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本课题在完成过程中曾得到北京大学赵稼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椿年教授和汤重南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刘明翰教授、辽宁大学徐德源教授等前辈学者的鼓励、鞭策和帮助,他们或审读初稿并提出指导性意见,或提供研究资料。八旬高龄的徐德源教授逐字逐句审阅了全稿,就本书第一编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李卓教授对明治维新后武士身份的转变提出了宝贵意见,还惠赠了两册武士的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本课题聘请的五位鉴定专家(虽然我到现在仍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尖锐而中肯的建设性意见对提高本书的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大学教授梅荣政先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田文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在此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娄贵书

2011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