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卡通片和博物馆的标本展出的影响，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想象通常与这样一幅画面相连：身着毛皮的男性猎手勇敢无畏地向猛犸发起进攻，而胆怯的女人们则满怀恐惧地畏缩在一块巨石后面。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想象跟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

近20年来，由于女性考古学家对其男同事们只关注矛尖等坚硬的人工制品而忽略了更难发现的出自女性之手的考古证据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考古学领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J．M．阿多瓦西奥（J．M．Adovasio）和奥尔加·索弗（Olga Soffer）是世界上研究篮子、绳子和编织物等易腐烂的人工制品的两位顶级专家。在《看不见的性别》中，作者们描述了一幅有关史前时代的令人激动的崭新画面，他们认为女性发明了所有关键性的东西，包括对寒冷地区的生活十分必要的衣服、用来制作使长距离的水上旅行成为可能的筏子的绳索以及用在公共捕猎中的猎网。更为重要的是，女人在语言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中——简言之，在我们演进为人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这本使人大开眼界的著作里，出现了一个关于史前时代的女人的新故事，故事里引人深思的含义必将影响到我们今天对性别问题的假定。

大象学术译丛

主　编

陈　恒

毕　明

看不见的性别

——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

［美］J．M．阿多瓦西奥　奥尔加·索弗　杰克·佩奇　著

李旭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性别——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美］阿多瓦西奥，［美］索弗，［美］佩奇著；李旭影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1

（大象学术译丛）

ISBN 978-7-5347-5739-6

Ⅰ．看…　Ⅱ．①阿…　②索…　③佩…　④李…　Ⅲ．女性—社会生活—研究　Ⅳ．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0560号

Copyright 2007 by J．M．Adovasio，Olga Soffer，and Jake P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gal Literary，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大象学术译丛

看不见的性别——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

［美］J．M．阿多瓦西奥　奥尔加·索弗　杰克·佩奇　著

李旭影　译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封面设计　美　霖

出版发行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 行 科　0371-63863551

总 编 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千字

定　　价　3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　　话　（0371）66202901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8年12月8日

谨以本书纪念：

玛丽安娜·达菲多芙娜·葛芙兹多沃

（1917年6月2日～2004年12月28日）

……一位杰出的俄罗斯学者，令人鼓舞的同事，魅力非凡的人，良友，她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影响因其性别和种族的缘故而减弱了——一个“看不见的性别”在当今学术界作祟的例证。

目录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作者序

引言

第一部分　发端

1　我们听到的故事

2　起源

3　直立的重要性

4　谁把熏肉带回家？

5　大脑灰质和语言

第二部分　通往完全现代的米莉之路

6　离开非洲摇篮

7　几乎是全然真正的现代人

8　女人制造

第三部分　生息于世

9　糕饼、鱼和母系相承

10　远北之地的女裁缝

11　在美洲定居

12　农业的演进

结论　毕竟还不是看不见的

致谢

参考文献选录

索引

作者序

本书是三位作者合作的产物，这也许让读者想起“一间厨房不该有太多厨子”的古训，因为那样会把菜炒得一团糟。但撰写科学论文时，众多厨子参与倒是很常见的。有些科学论文包含几乎每个与文中描述的实验或研究相关的人的名字——甚或那个深夜送比萨到实验室的家伙。在理论上，也许除了那个送比萨的家伙，每个人都非正式地赞同论文终稿的措辞，表示一致同意论文的内容。但本书却不是一部有类于此的科学论文。

若非一系列的偶发事件和机缘巧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相识，更别说共事了。这倒应了题中之意，因为我们要讲的故事也属于偶发事件，或许可以称为意外。比如，某一类人猿的基因中发生了偶然的变异，对其无害，可能还有所助益。一种略为不同的类人猿出现了。又过了几百万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偶然的变异（大多数以类似弹球游戏中的倾斜[1]［TILT］终局），最终出现了我们：人类。

就是以近乎于此的很随意的方式，我们三个走到了一起，写出了这本书。

阿多瓦西奥（Adovasio），我们叫他吉姆，被一位性格极为强势的考古学教授推入了一个极为乏味的领域——研究篮子、绳索、织物等易腐烂的手工制品。这些东西被归入易腐烂物的类别，是因为它们通常不能较好地保持原样，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不久，他便成为北美研究此类物品的顶尖学者，这块大陆上已知的约90％的此类手工制品他都曾处理、检视、考量过。也是专业的惯常职责使然，他由此想到了史前时期的女性，因为与今日的情形相类似，正是妇女制作了这些东西。依然是出于意外（如果你相信意外的话），吉姆和他的学生1970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麦多克洛夫特岩屋（the Meadowcroft Rockshelter）偶然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人类踏足北美比那时已知的证据所显示的要早大约5000或6000年。这使他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可想而知，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近30年后的今天，这场风波渐已平息，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都已承认人类居于北美确实要早得多。但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断言，吉姆和他的团队发明了考古学领域最为严格的一些田野和实验室工作程序，包括被称为法医显微沉积学的技术；似乎正是由于这项卓越的技术，吉姆在苏联推行公开化政策之初便受邀参加了两次苏美考古学家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而这两次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索弗，我们叫她奥尔加。

吉姆三四岁起就知道自己想当一名考古学家，而奥尔加的职业生涯却始于时装业。奥尔加是俄裔，母语是俄语，自1977年起，她开始投身于苏联控制的东欧和中欧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她还是珍·奥尔（Jean Auel）的两部有关更新世（the pleistocene）的小说《猛犸猎人》（Mammoth Hunters）和《穿越冰原》（Plains of Passage）的科学顾问。

既然马克思对旧石器时代未置一词，苏联的考古学家们有可能（也确实）对奥尔加友好相待，他们都有意缩小存在于苏、美两国考古学同行间的巨大分歧。当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后，这个目标有可能成为现实。1989年夏，奥尔加和曾任美国考古学家协会主席的乔治·弗里森（George Frison）组织了第一次苏－美考古学家研讨会，九位北美考古学家前往苏联赴会。吉姆和奥尔加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室初次相遇。吉姆能讲乌克兰语，这是他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他们一行人抵达苏联后，吉姆帮奥尔加做翻译工作，还帮她领着考古学家们到处去探访各种重要的古迹。不仅如此，30年来吉姆一直对本领域的同行讲，对研究他已熟知的那些易腐烂的人工制品来说，找到一种鉴定用的工具是何其重要！但没人听他的——除了奥尔加。许部分原因是她对古陶像与对时装一样熟稔，她也立刻着手于这项事业。

第二次研讨会于1991年在丹佛召开，珍·奥尔提供了部分资金援助——她已成为考古学的某种保护神。那年的晚些时候，奥尔加和一些同事计划挖掘乌克兰的一处遗址，她问会讲乌克兰语且技艺精湛的吉姆是否愿意加入。吉姆应约前往。后来，1995年，在奥尔加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乌尔巴那（Urbana）举行了一次关于那处乌克兰遗址的会议。在会上，奥尔加给吉姆放了一些谜一样的印迹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是她在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Moravia）的另一个项目工作时制作的。在那里，她看到了一大堆约26000年前的经火烧过的陶土——当时被认为是各地已知的最古老的陶土，并把上面看起来像是平行线的东西拍摄了下来。

她把幻灯片投放到冰箱门上。吉姆宣布那些线条是纺织品的印迹，使之成为此类制品中年代最早的。奥尔加和另一位同事想知道他是否把冰箱门上的纹路误作了纺织品，吉姆瞪了她们一眼，差一点把她们化作石柱。于是，旧石器时代有了第一批纺织品，它们将在本书的第八章扮演重要角色。

在此期间，就在那次历史性的厨房会面后不久，曾任《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和《史密森尼》（Smithsonian）杂志科学编辑，当时为自由职业者的杰克·佩奇（Jake Page）接受了《史密森尼》杂志派给他的一项任务，撰写一篇有关被称为新大陆上的早期人类的考古项目最新进展的文章。这份差事让杰克跑到了吉姆经常光顾的地方——麦多克洛夫特。文章之事未果（《史密森尼》决定不发那篇文章，因为他们听说《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编辑手上存有一篇类似的稿件），但后来两人合作了一本书：《最早的美洲人》（The First Americans）。

就这样，当大家起意写一本描述人类进化的女性侧面和史前时代的书时，利用所有这些先前发生的偶然事件和机缘巧合便是合乎情理的了。或者，至少像我们在一次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考虑到这么多巧合，一小撮旧石器时代的女神也许厌倦了被视为或是贞女或是娼妓，难以觉察地把我们推至……罢了，我们没有谁真的相信那套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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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弹球游戏中，如果桌面出现倾斜，所有组件将全部不可用，直至所有的球坠毁。——译者注

引言

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经说过，科学并非真理，而只是一种消减无知的方法。科学考察的性质决定了知与无知间的边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更不要说其他方法了。科学是凡人所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身上常常也会有致命的弱点。科学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往往无意识地怀有那个时代许多根本的、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信仰或偏见。当你察觉，直到最近，被称为考古学的领域（连同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所有其他与我们的故事相关的专业）的从业者几乎全是男性时，他们所讲的故事里大体上没有雌性、没有女人，就丝毫也不令人惊讶了。本书试图对此有所修正。

很多人认为这幅女性缺失的画面仅仅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便长久统治世界的，傲慢的、从根本上说亦属罪恶的男权制对女性全方位压制的又一个例证。这种观点（我们以后还要回述）很极端，也不大可信，还有些欧洲中心主义之嫌。不过，另有一种不太极端的关涉远古的创造的观点。当然，是人类创造了历史。对从病毒到狼再到黑猩猩的每一种生物来说，不存在回溯至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在人类发明了书写（约5000年前）和能够描述我们定义为历史的事件之后的数千年间，并没有史前史这种东西。当然，有神话，发生在更早的不确知的年代——神话时代，又称做梦幻时代。在本书的后半段，我们将回顾从神话中的历史向由考古学及其他方法以科学的方式所发现（然后创造）的历史的过渡，还将谈及这些方法的起源和发展。

如我们所说，我们的意图是匡正把雌性和女人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的局面。我们将首先考查有关史前时代的一些常见的叙述，指出其错误，再简要地考查史前时代这个概念形成及发展的脉络。接下去，我们会就人类进化史提出一种新的说法——既非她的历史亦非他的历史（这个文字游戏有着更多政治而非科学或语言学上的含义）。如果说有什么目标的话，那么这本书的目标便是建构我们的历史——一部有各色人等参与的历史，他们生活，恋爱，狩猎，采集，学说话，烹调，缝补，造屋，给孩子们讲令其激动万分的奇妙的神灵故事，游戏，欢笑，生病，受伤，哀悼死者，发明宗教。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年轻的，年老的，女的，男的，勇敢的，懦弱的，梦想者，实干家。

在重述这个绵长的故事时，我们阐释了近几十年来许多有关雌性和女人的角色的新发现。由于几个领域无数学者的工作，如下事实已是众所周知：人类之所以拥有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社会交往能力，女性居功至伟；女人是最有用的一些工具（称为线绳革命：the String Revolution）的发明者；女人平等地分担了为人类社会供给食物的重任；女人几乎肯定推动了人类发明语言的进程；女人创造了农业。

由于多个领域的学者的工作，人类进化史中长期被无视的性别以及智人（Homo sapiens）的性别角色开始浮出水面。全部的故事决不会有人知晓；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可能以一部完整的电影的形式来述说，相反，它更像一部幻灯片，许多空白要留待未来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语言学家等去填补。

第一部分
发端

1　我们听到的故事

作者在本章将转述男人大胆冒险的传奇故事，详尽分析这些故事对远古时代的描摹的不足之处，还要讲到一点科学史，以及那些古老的传奇故事中女性角色缺失的原因。

自考古学初起之时，类似下面三个故事的传说就一直被人讲述、解释，被当做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膜拜神灵和填饱肚子的真实方式。这些故事与多数博物馆古代标本展览的性质相近，跟多数杂志和书籍的描写也相差无几。警告：这些故事对你理解人类历史是有害的。

地点：法国西南部一座俯瞰弗泽罗山谷（the Vezere alley）的山峰，距一个被称为格洛特·德·罗非格纳克（the Grotte de Rouffignac）的岩洞不远。

时间：14000年前

一座石灰山中一条陡而窄的小路曲折蜿蜒，一群男人排成一列纵队艰难前行。时已黄昏，白天一直风雨如晦。烦躁的乌云笼罩着天空，不时洒下春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落脚都很难。离春天真正来临还有一段时间，到那时人们才会觉得阳光煦暖，风吹面不寒。

暮色四合，男人们默默无语地向上攀爬着。有些人体格纤瘦，只有十几岁；有些人则很壮硕，正当盛年，三十几岁的模样。他们当中有三个男孩，警觉、兴奋，却又疑虑重重。他们浑身发抖，但并非因为冬日的余寒。他们知道将要面临一场考验，只是还不知道它有多严酷，这就更加令人惶恐。今夜他们即将成人。之后他们要学习狩猎、交媾的技艺，还要学习如何成为他们未来儿女的负责任的供养者。

有些人拿着树枝，天完全黑下来后将用做火把。其他人手持长矛，矛杆用珍稀的硬木做成，顶端用绳子或肌腱缚着锯齿状的骨制矛尖。走在队伍前面的男人肩上斜挎着一只皮袋子，里面装满了红色和黑色的粉末，是从赤铁、磁铁之类的当地的矿石上磨下来的。另一个男人，头上已见白发，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手持一把燧刀和一块平展的软石，软石中间挖出了一处凹陷，其中的动物油脂已经凝固，内放一根植物纤维作灯芯。油灯点燃后，将成为照进他们正在接近的那个神圣的洞穴深处的第一缕光线。

在人群之下，最后一缕天光把河面照得波光粼粼，好似一条闪亮的银蛇盘绕在山谷间，而冬日的衰草让山谷看上去依旧棕黄一片。三个男孩最后瞥了一眼山谷，忐忑不安地跟着男人们走进了洞穴黑暗的入口，那把燧刀在他们的想象中微微地闪着光。那位年长者领路，他手中那簇小小的火苗闪烁着。在他身后，那个背着皮袋子的男人庄严地走着，后面交替跟着举火把和扛长矛的人。巨大的阴影在石壁上狂野地跳动，低声的吟唱像是一阵遥远的风，开始充塞洞穴——三个男孩几乎无法听清唱词，那些词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当阴影跳过时，他们看到动物的形状从石壁和洞顶上浮现出来。

他们越往这个有魔力的洞穴深处走，洞顶就越低，直到前面的人弯下腰，蹲下来，手中火把的火焰熏黑了石头。火把散出的烟灼痛了三个男孩的眼睛，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很快，洞顶就低得迫使每个人必须爬行，肚子擦着地面的泥巴和石块。

最后（似乎经过了很长时间，但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旅程），他们到达了一个密室，在那里他们都能站直。男人们三两成群，男孩们站在中间，挤靠在一起。他们四周的墙壁上，赫然隐现的是庞大的野牛、优雅的马匹和雄壮的猛犸等气势逼人的动物形象。在火把摇曳的微光和渐渐聚拢的黑色烟雾中，这些动物似乎活了，还在动。

准备开始了。最年长者在墙壁上选了一块空白的地方，而那个背着一皮袋子粉末的男人——现在他们开始称他为画师——准备画画。男孩们被带到未经涂画的墙壁前，最年长的男人开始唱歌。他的燧刀不见了踪影。他唱的是一个关于狩猎的故事，唱到了猎物的习性和花招，唱到了大功告成，每个人都为所获之丰而欢欣鼓舞，也唱到了失败：那时猎人们自己沦为猎物，在维系这个世界的伟大而血腥的食物交换中被猎杀。年长者还唱到了动物们离开、消失的时代，那是因为猎人忘了对它们的魂灵表示敬意，也忘了向造物主致以应有的尊崇。

与此同时，画师一直在工作。他把黑色的矿物粉末含到嘴里，与自己的唾液混合，吹了一口到墙上，画出一条黑线。歌声渐强，在这种极具催眠力量的吟唱中，男人们开始重重地踏步、舞动，男孩们惊奇地发现，就在他们眼前，一头猛犸在墙壁上成形了。歌手继续唱，是一首反复咏叹的单调的歌，以恰当的方式请求造物主允许他们共享。他满怀敬意地吟唱杀死巨兽的秘密和祷词，今晚男孩们要记住这些祷词和其他许多东西。墙上那头似有魔力的猛犸闪闪发光，突然，一声长长的尖叫在黑暗中想起，人群中最好的猎手向前一跃，朝那个画像掷出了一支投矛。

象牙矛尖断了，正中猛犸的心脏，在画像上戳出一个记号，长矛“当啷”一声落地。那位唱歌的年长者把长矛递给一个男孩，吩咐他投出去。男孩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周围咧嘴而笑的男人们，拼尽全力尖叫一声，投出了长矛。

仪式一直持续到黎明。后来，男孩们沐浴着晨曦，出现在俯瞰他们居住的山谷的小山上。他们身上带着仪式中留下的红肿和割伤，带着猎人最初的智慧，他们已经成人——尚未经过考验，但确已成人。

家在召唤，从浸润在晨露芳香中的高地上望去，他们可以看到一小群驯鹿，总共有七只，刚刚离开树木的遮蔽，来到山脚下的河边喝水，在清晨的熹微和雾霭中，这群易受惊的小家伙显得十分可爱。

这种描述错在何处？

格洛特·德·罗非格纳克洞穴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为丰富的史前岩画遗址之一，内刻250多幅史前动物的画像，出自生活在最后一个冰河纪末期的人类之手。这令人惊诧的画幅从岩洞的入口一直延伸到迷宫一样的内部，约有500码长。画中绘有154头猛犸，包括一头今天被称为“祖父象”的庞然大物。虽然这座岩洞为私人所有，但仍欢迎公众参观。

从对这些主要见于西欧洞穴的令人震惊的岩画的研究和猜想中诞生了很多故事，至少故事的梗概脱胎于此，上文所讲的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多数学者和多数人称这些岩画为艺术；我们以后会回到这个话题。很多学者断言，就是在这些岩画出现之时（约3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最终达到了脑力和创造力的高峰，这也是今日之人类的典型特征。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里当然没有女人出场，也没有女孩被接纳参加那个仪式。几十年来，艺术成就跟获取肉食的狩猎活动一样，被视为男人的世界。像拉斯库洞穴（Lascaux）和这座离拉斯艾奇镇（Les Eyzies）不远的洞穴内如此非凡的岩画被推定出自男人之手，有些人把这两座岩洞当成史前欧洲的“首都”。这个推定暗示（至今仍有许多类似的描述有此含义），这一时期的女人也许从未踏足过那种地方，即便去过，也肯定没有积极地参与岩画的创作。然而，绝无证据显示成年女性和女孩子不是参与者。而且，也真的没有证据证明男人和这些画相关。

地点：一个俯瞰两条小河交汇处的岬角，朝太阳升起的地方走上半天的时间，这两条小河注入一条今天被称做第聂伯河的大河。周围地势平坦，几乎不高于今日乌克兰境内的河流冲积平原。四周寒冷、干燥的草场上不时可见边缘陡峭的沟壑。河谷中，是一丛丛生长不良的树木，大多为松树和桦树。一年当中有九个月这片景色惊人地荒凉，气温会降到零下40度，但在两三个月长的夏天里，温度又会接近70度，到处都是生殖力旺盛的生命。

时间：约14000年前，夏末的一天，早晨的微风预告漫长的寒冷季节即将到来。人们现在必须确保拥有度过黑暗冬日所必需的肉类和衣物储备。

大约15个家庭在两条河的交汇处聚集在一起。他们身着夏季皮服：上装类似于风雪外套，风帽甩在背后，下身是轻便的绒面长裤，裤腿收紧，成了皮靴的样子。天暖时，有些男人打赤膊。几个男人在上面的岬角瞭望，以防附近的猛犸群沿河移动。由约30头成年兽和幼兽组成的兽群正在河边茂盛的草地上吃草。它们很少远离河流，因为需要大量的水解渴和让长满长毛的身体凉快下来。

瞭望哨下面的营地里，准备活动在忙碌地进行着。很多男人在检查狩猎用具，确保他们的象牙投矛和刺矛已准备停当且锋利无比。矛尖都在片麻岩或砂岩块上磨过。一位猎手兼手艺高明的石匠，从一块特意准备的石芯上凿下长长的燧刀片，他要把这些刀片磨成锋利的刀，用来屠宰那些被猎杀的动物，给它们剥皮。猎人们脸上有一种被压抑的兴奋之色，他们都正当壮年，几个年轻些的将要承担的任务比起经验丰富的狩猎头领来说，需要更少的技能。另一群男人在为驱赶猎物做着准备：那几个年轻些的男人将要用顶端带一点软毛的细长的胫骨棒击打猛犸扁平的肩胛和臀部。一旦日上中天，可怕的喧闹声，连同燃烧的火把，会将猛犸赶进伟大的猎手们的领地。

那队猎手按计划动身，沿河偷偷地从四面朝毫无戒备的象群移动。一小时之内，他们已各就各位，包围了象群，每个人在不被这些天生近视的野兽发觉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靠近。喝足了河水、在正午的酷热中昏昏欲睡的猛犸，早前已经转到了河边矮树的阴凉里。

火把点燃了。鼓开始咚咚地敲响。15名尖叫着的猎手纵身一跃，冲向猎物。他们合围逼近兽群，朝附近的溪谷驱赶。受到喧闹声、火把和雨点般落到身上的投矛的惊吓，兽群撞进了溪谷。一头接一头，猛犸轰然倒地，发出痛苦和恐惧的吼声，腿断了，甚为无助。猎手冲入混乱的兽群，用坚固的刺矛给一头头猛犸以最后一击，直到一小时后，所有动物，无论长幼，全被杀死。余温尚存的尸身躺卧在地，待人分割。

下午将尽时，精选的肉块从几头死兽的骨头上割下来，一场盛宴开始了。长幼约有70人围坐在一起，在灼热的火堆上烤熟象肉，大快朵颐；猎手们则讲起刚刚那令人血脉喷张的围猎行动：追击、猛刺、纵跃、屠杀，还有喷涌而出的温热的血。深夜，肚子滚圆的人们心满意足地睡去。第二天，他们会忙着把丰盛的收获砍切成小块，包好，储存在事先挖好的坑里，这些存货将帮他们度过又一个寒风怒号的严冬。较大的兽骨将被用来重建他们的骨屋，剩下的会用以在冷天生火取暖。几乎没扔掉任何东西。向造物主所做的热诚的祈祷已经得到回应，人们在这块地方又将活过一年。

这个故事错在哪里？

这座村庄叫麦其里希（Mezhirich），建在罗斯（the Ros）和罗萨瓦（the Rossava）这两条小河上面的岬角上，是考古学家们在1966年发现的，村子里的房屋皆用猛犸骨建成。对这个遗址的研究仍在继续，在附近已经找到了约150头猛犸的遗骸。成年猛犸重约3吨，其中1吨多是纯粹的动物蛋白。最先来到这个遗址的考古学家推定，旧石器时代的麦其里希人有着特别的猎杀猛犸文化，他们住在这一块地方有一整代之久，河流附近的猛犸群和其他大型猎物数量非常庞大。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其他河谷，他们推断，或是因为猎人不太擅长捕猎，或是因为兽群的数量不够大，那些冰河纪的人们需要更频繁地迁徙，故而留下的可供考古学家发掘的遗迹不够壮观。

今天，人们在许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建有猛犸骨屋的猎村样本的展出，包括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的田野博物馆、南达科他州的温泉博物馆和法国多尔多涅河（Dordogne）地区的拉托特博物馆。第一座挖掘出土的猛犸骨屋已经在乌克兰基辅的古生物学博物馆得到了重建。

在诸如上文所描述的狩猎“场景”和博物馆的标本展览中，除了作为被动的消费者，妇女出场几乎是讲不通的。直到最近，人们才考虑到，妇女若非在狩猎时，或许在屠宰时能帮上一点忙。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在本书的后半段看到，这种大量巨兽被猎杀的狩猎活动极有可能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狩猎活动，现在看来，不过是古人类学界一厢情愿的制造神话之举。

地点：一条窄而多石的峡谷，位于今怀俄明州大提顿国家公园（the Grand Tetons）以东的山麓丘陵地带。

时间：11000年前

七个男人大步走进峡谷入口，下到阴影里。时值仲夏，酷热难当，男人们只在腰间围了兽皮。他们扛着长长的刺矛，矛尖由削得极锋利的燧石（chert）制成，有的比人手还长。这些猎手是先遣队，正向北挺进，探索新的疆土。他们来自很远的南方，那里的猎物已变得稀少。猛犸不再大群地游荡，随着南方迅速变干，庞大的野牛也都成群地迁往北方。这些猎手好久都没享受过像样的战果了，留在几英里外的岬角上的妇女和孩子也抱怨好几天了。

越往深处走，峡谷越窄，一条更窄的边谷通向北方；一道细流，映着日光。男人们放慢脚步，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拐入边谷。他们在水边看到了山羊和马的粪便。约15分钟后，他们来到了峡谷往西转向高山的地方。看到几头野牛和山羊的白骨后，他们现在变得小心翼翼，沿着峡谷朝西走。突然，一头躺在谷壁阴影中的巨熊出其不意地撞入眼帘，它正在啃一只刚被杀死的雄盘羊的尸首。

小声商量了一下，男人们决定把熊从它的猎物旁吓跑。他们一声不响地靠近，光脚踩在石头上，弯腰躲到巨石后，一点儿一点儿往前挪。现在，他们跟那头熊之间只剩下不到30码的距离，它身上发出的强烈的麝香味儿清晰可闻。他们一齐纵身一跃，尖叫着冲向前。熊被激怒了，后腿直立，咆哮如雷。它头大似斗，血盆口大张，足有14英尺高，比攻击它的那群猎手高出很多。它挥动长臂，巨爪拍上领头的猎人的前胸，令他猛的向后跌到岩石上。它又挥动另一条臂膀，朝另一个进攻者扑去，而那人则把手中的矛刺向熊的肚子，其他猎人纵跃、闪躲、佯攻、猛刺、尖叫。

这个故事错在哪里？

这支先遣队今天被称为克洛维斯人，1930年代在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镇（Clovis）附近最先发现了制作精细的矛尖，因而得名。克洛维斯人似乎在11500年前就来到了北美，他们所使用的矛尖和其他武器及工具自30年代起就零星地见于美国本土48州。直到最近，克洛维斯人几乎被普遍认为是新大陆最早的来客，地球上最伟大、移动最迅速的猎人。在不到1000年间，人丁兴旺的克洛维斯猎人已经成功地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沿途致使30多个属（不是种，是属）的大型哺乳动物灭亡。

此一克洛维斯神话——因为最终证明确实是神话——在上面的故事中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克洛维斯人是如此凶悍，以致没有更多考虑自身的安全，一小队人便去攻击一头我们称之为大短脸熊——学名叫巨熊的动物。四足着地，这种熊的身高齐至一头驼鹿的肩膀，长长的四肢让它在短时间内极有可能像马一样迅跑。它几乎肯定是这块大陆上终极的食肉动物，处在食物链的最顶端，能击败也许除了成年猛犸之外的任何一种猎物。任何一伙仅仅装备了长矛的人竟敢攻击这样一头生物，当然是十分荒唐的。他们本该耍尽花招，避免和这种异常危险的杀手碰面。然而，完全相反的形象闯进了某些人的想象——他们确信，这些所谓的最早的美洲人是天分超常的猎手，能够成就现在只有好莱坞特技部门才知晓的英雄伟业。

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没有任何已知的证据表明人类曾与这些巨熊较量过，但我们却有描绘这种场景的现代的插图作品，并非为庸俗刺激的杂志和廉价的恐怖小说而作，而是由受尊敬的科学插画家创作、发表在《国家地理》这种刊物上。这种异想天开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一位名叫伊曼纽尔·弗莱米埃（Emmanuel Fremiet）的受人喜爱的法国雕塑家，这位雕塑家在1850年创作了一件真实尺寸的角斗士与熊搏斗的作品。但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和史前史被发现之后，弗莱米埃的战熊角斗士变成了一个石器时代的与熊作殊死搏斗的人，从那时起，熊与人的形象便交织在一起。

在大西洋彼岸，查尔斯·奈特（Charles Knight）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最著名的画灭绝动物的艺术家。除了给不计其数的科学和流行读物绘制插图外，他还为几家主要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创作了从恐龙到冰河纪巨型哺乳动物的史前野兽的装饰性壁画作品。自他的时代起，美国人已倾向于主要通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个星球早已失落的世界，大多数流行的史前插图画家也都步其后尘。至世纪之交，包括奈特在内的插图画家不断强化熊—人对峙的主题，直到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几乎毋庸置疑的断想：克洛维斯猎人在异常浪漫和极富戏剧性的遭遇战中，甚至与巨大的短脸熊一较高下。不用说，女人在这些故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除了或是站在远处，看上去惊恐而绝望，或是落荒而逃。金刚（King Kong）和尖叫的菲伊·雷（Fay Wray）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

这个以我们所讲的三个故事为表征的女性大体缺失的世界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一个男性猎人和大型猎物的世界，几乎看不到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身影。可以推断，女人生育、照顾孩子，采集一些可食用的根和块茎——这便是她们为生存斗争所做的贡献。

就好比今起2万年后，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最早的可以追溯到21世纪的几处遗址，最终证明都是全国橄榄球联盟举行比赛的运动场的遗存内的更衣室。考古学家会找到显然是头盔的东西和某种角斗士用的衬垫，还有几小块腐烂的布，有的看上去是为保护生殖器官而设计的，其他的上面有号码，也许代表角斗士们出场搏斗或者被献祭的次序。当然，那全都是男人的事，就像我们对冰河纪——或更确切地说，更新世——的普遍看法一样。这个浸透了雄性激素、充满阳刚之气的纯男人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

直到最近，在包括大部分欧洲在内的基督教国家，《圣经》描画且制约了全部历史。这一历史始于上帝之言，经过子孙万代至于今天，万物之始被定于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造了地球，并且几乎是一举创造了地球上活的和静止不动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生物——属于多个物种的动物和植物——都是永恒不变的。认为某一物种会整个灭绝被视做异端邪说和对上帝的计划及计划的执行的侮辱。

诚然，在最早期的历史中，有一定程度的晦暗不明，因为那个世界大多重构于一个更早的、大洪水之前的世界（指诺亚和他的方舟逃过的那场大洪水，但后来被演绎成多次洪水）。直到19世纪中叶，几位地质学家依然把格格不入地耸立在阿尔卑斯山顶上的圆圆的巨石归因于那场大洪水的推力，而不是把类似的现象解释为冰河前移和退却的结果。这颗行星的主要特征——就人们研究和理解的范围所及——被认为是（突发的）灾难造就的，大多为几场大洪水。但此时，通过逐字逐句分析《圣经》得出的地球尚如此年轻的观念开始土崩瓦解了。

18世纪末，一位名叫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的英国地质学家提出，诸如风化这样的过程——清晰可见地发生于他的时代——一直是塑造地球的主要力量。这种理论称为均变论。不久，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就在其发表于1831至1833年间的多卷本巨著《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中表示了对该理论的支持，这位英国人被认为是现代地质学的真正鼻祖。

当此之时，长满长毛的猛犸已经登场了——死的，即化石。早至18世纪，猛犸骨化石便是一个研究热点，一如今日的基因。到18世纪末，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已明确地把这些化石鉴定为灭绝的哺乳动物的遗骸，这着实有些亵渎神明。（托马斯·杰斐逊显然不相信动物会灭绝，他吩咐路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在其著名的从圣路易［St．Louis］到太平洋的探险中到西部去寻找活的猛犸。欧洲人断言，新大陆的动物群要比旧大陆的小和贫乏，这也让杰斐逊有点儿生气。）不太久之后，猛犸和其他一些野兽早已灭绝的观点变得更能令人接受了，但灭绝的发生无疑大大早于诺亚洪水，因而人类不可能与这些动物并存过。

然后，1837年，法国海关官员、业余博物学者布赫·德·珀斯（Boucher de Perthes）开始在阿伯维尔（Abbeville）附近的索姆河的砾石河床上发掘出凿过的燧石（flints），他发现这些燧石与包括猛犸在内的灭绝的动物有关。在英格兰，甚至更早的时候，其他博物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关联，但那是在山洞里，而山洞的地层状况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弄清楚的。德·珀斯的断言遭到了嘲弄，直至1859年，一个由杰出的英国地质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探访了那处遗址，宣布德·珀斯是正确的。

人类的确曾与猛犸共存，无论神学家们对此持何种观点。就在索姆河的砾石河床上，人类的史前史最终被发现了。恰在此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假定出笼了：燧石工具（flint tools）和猛犸骨间的地质学上的关联不仅被视做人类曾与猛犸共存于同一个年代的证据，还被用来证明人类曾经猎杀过猛犸。于是，那幅几乎无法抹去的早期人类乃强大的猎手的图画诞生了，而它源自一个今天连一年级的统计学新生都不允许犯的错误：相关性等于因果关系。留意一下更多的城市街道被照亮与街头犯罪上升间的相互关系就能看出这个错误。路灯引发犯罪吗？当然不。无论如何，长满长毛的猛犸和强大的猎人的形象从此便挥之不去了。正如伟大的芬兰更新世古生物学家比约恩·库尔腾（Bjorn Kurten）所描述的，猛犸成了“冰河纪的代表。愿它长久地活在我们的想象中：一头黑色的、头重脚轻的庞然大物赫然耸现于盘旋飞扬的大雪中，长长的象牙闪着光——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恐怕像个半神”。最近，法国科学史家克劳狄妮·科恩（Claudine Cohen）在她的杰作《猛犸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Mammoth）中重申了这个想法。她写道，猛犸“是有脊椎古生物的图腾，在人类史前史中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具备足以击败此等巨兽（自肩至足高约14英尺）的技能的猎人必定身手不凡，有能力为家人提供足够多的蛋白质，以致妇女和儿童在人类进化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将只能扮演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直到最近，这都是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它与下面的事实绝非仅仅具有相关性，那就是，作为专业领域的考古学在其创建之初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是男性独占的领地，恰如其他许多学科的情况一样。

事实上，很难找到妇女在史前绝非只扮演小角色的迹象，因为这个领域的记录通常都是由神秘的、死的、沉默的、零碎的证据所构成。我们手中已有的来自最后一个冰河纪的手工制品大多是石制和骨制的，这些材料可以在地下保存很长时间。石制和骨制的砍切工具，尤其是投掷武器的尖头，被认为大都是男人制造和使用的。除此之外，妇女所用的材料的遗存——大多还停留在假想阶段——比如编篮子的柳条、制作袋子和其他有用的器物的绳索，都是植物性的，很脆弱，不易保存。用植物性材料做成的东西在地下不能持久保存，除非在最异常的环境中，比如极端干燥的洞穴，或是淹没在绝氧的沼泽里。它们属于称做“易腐烂物”的一类物品，还包括皮革、皮毛及其他有机材料。

因此，大多数男性考古学家发现的几乎全是石制工具和武器，于是推定更新世及更早的时代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女人基本上被忽略了。直到最近，有些考古学家甚至得到专门的培训，去找寻石制和骨制工具之外的其他许多东西，但他们倾向于忽略（或无视）任何残存的证明妇女角色的证据。这种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应验的，但与其说它是针对妇女的蓄意的、卑鄙的阴谋，不如说是无意识的偏见。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科学家是时代的产物，这一点对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来说，几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今天，多数科学家（无论男女）已经意识到自己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未经检验的臆断，至少在从事科学工作时尽量考虑周详。最近，出现了新的考古学方法和技术，使得易腐烂的人工制品和其他物什更易于细查。然而，更为关键的是，近年来加入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从业队伍的女性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

1994年，美国代表考古学家的主要组织美国考古学协会对本领域做了一次普查。在本科生层面，考古专业51％的学生是女生。在研究生层面，女生也占有微弱多数。在有些大学，比如亚利桑那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近期考古专业的博士生中女生占到了约70％的比例。相较于这些数字，进入考古职业队伍的女性人数却急剧下降。64％的考古学教授是男性，与在整个考古学从业者中所占的比例相同。这不是一个“船到桥头必然直”的问题。部分症结在于职业女性通常要面对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的问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考古学界的女性更有可能在考古学专业中声望偏低的部门获得职位——博物馆工作、政府工作，或是私人的考古工作（曾经称做抢救考古学，现称文化资源管理）。考古学家中的贵族通常由那些主持或曾经主持过大型、多学科的挖掘工作的人组成，这些复杂的工程牵涉到大量不同领域的专家，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大腕多数是男性。所有这一切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自创立之日起，美国考古协会已经有过61位主席，其中只有5名是女性。

现代女权主义运动于1960和1970年代以强劲之势登上舞台，但波及史前考古学（相对于古典考古学来说）的时间较晚。只是到了1984年，随着一本关于方法和理论的学术著作中一篇广为阅读的文章的发表，女权主义才惠及史前考古学。在这篇题为“考古学与性别研究”的文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梅格·康基（Meg Conkey）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珍妮特·斯佩科特（Janet Spector）这两位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重构历史时被无视的女性——那些既非女王亦非女神的女人们身上。自那时起，众多史前考古学家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性别（gender）问题上。

此用法中的性别是人类置于生物性差异之上的一种文化价值。每种性别想必逐渐代表某些职责和责任，有适当的行为、情感和存在模式。我们无从瞥见远古时代的性别的真相。我们可以看到、推断出作为生物体的男人和女人，但直到开始于约45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他／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大体上是不可见的。

2　起源

回访亲爱的老查尔斯·达尔文，审视第一个有名字的女人，看看她会在不经意间把我们大家引向何方。

大多数人有极充分的理由想象不出进化的宏大叙事中所包含的漫长的时间。想象一千年的时光流逝已足够困难，而从一种类猿生物演化出黑猩猩、大猩猩和我们人类自身的家系则需要700万年左右的时间——把握如此悠远绵长的光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经过了所有那些时光和努力后，我们得知我们和黑猩猩之间的基因差异几乎一文不值，估计在1.5％到2％之间。这一切似乎令人困惑。越是去探究，就越觉得困惑。

最近，有人提出，黑猩猩（其学名“穴居潘神”［Pan troglodytes］具有相当的侮辱性含义，指给我们带来“恐慌”的希腊半神，低等的穴居者）应被重新定位，在人属中占据一个位置；人属包括我们，一度还包括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甚至更早的生活在约200万年前的能人（Homo habilis）。认为类人猿热爱者作出的这一动物分类学上的叛逆之举意味着对人类的辱没是情有可原的。但此举再一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究竟相对于谁来说，我们是人？

顺便说一下，生物分类学是指把生物世界划分为不同层次的具体类别的科学。比如，略过一点细节，我们是脊椎动物，再具体一点，哺乳动物，更进一步，灵长目动物，最后，人属中仅存的种，也就是说，我们是人。

在埃塞俄比亚等地发现远古类人遗骸的古人类学家当中存在着一种倾向，那就是，乐于宣布他们所发现的是一个新物种。难道你不会这样做吗？但是接着，修正者出现了，几个物种会合而为一。鉴于这些不断变化的评定，人们需要裁夺：我们什么时候不再是原人，而可以被视做真正的人？当然，那要取决于这一问题：什么是人？相对于谁来说，我们是人？

基于本书所探讨的特定的主题，我们将简述大部分进化史。首要的是，对此我们大家最好拥有相同的出发点。第一，进化不是一个理论，查尔斯·达尔文及之前和之后的其他生物学家从未有此暗示。进化是一个事实，在数百万种现象中都清晰可见。比如，直到最近几十年间，曾经在很久以前让达尔文如此着迷、又给了他很多启示的加拉帕戈斯雀鸟身上还被观察到有进化现象发生；再者，大量染有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的有机体几乎每天都在发展着对抗生素的抵御力，这也是进化的一种表现。

达尔文的理论与使进化得以发生的机制——自然选择有关。自然选择确属达尔文的理论。科学理论可以被证明，自然选择已经证明是进化运行的方式；在绝大多数例子中，经由自然选择，新物种从旧有的物种中生成。（有证据表明，植物间可以杂交生成新的品种，这种现象甚至极为少见地发生在某些动物当中。）争论只是发生在自然选择是如何具体进行的这个方面。

自然选择这个观点其实很简单，但很多人，甚至某些科学家，对它的理解却不甚正确。在任何同种的生物群落中，都有一些变体。也许某只雌蝴蝶翅膀上的一个斑点比所有其他蝴蝶的斑点看起来更像蛇眼，而通常以这些蝴蝶为食的小鸟更害怕这只特别的“蛇眼蝴蝶”，这样它便有了更好的逃过被捕食和产卵孵化下一代的机会。于是，经年累月，自然便选择了它的蛇眼斑点越来越明显的后代。或者，在加拉帕戈斯雀鸟——通常称做达尔文雀鸟的情形里，假定有一个种类的鸟儿长着小小的喙，用来啄食小而软的种子；后来，一场可怕的干旱袭击了岛屿，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某种原因，）植物长出了大而硬的种子。种群中生有更粗、更坚硬的喙的雀鸟最有可能得到多一点儿的营养，过了很多代和足够长的时间后，粗喙雀鸟终将取代附近地区所有的——或至少是几乎所有的——小喙雀鸟，成为一个新物种。

需要理解的是，自然选择每一次只发生在个体而非整个种群身上。它的发生大体上是偶发事件的结果，比如一场改变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干旱，或者物种中某个成员的基因的表现形式发生了随意的改变。自然选择不仅能很容易地引起一个新物种的进化，同样能轻易地带来一个物种的灭绝。事实上，这两种过程常常是相伴发生，一个或更多的物种取代先辈物种。如同新物种的创造一样，旧有物种的灭绝也倾向于加速进行。某物种在本地灭绝了，然后是另一处，又一处，直到在它所分布的整个区域都归于消亡。在这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内，科学家们理所当然地会找到各种做了细微调节的论据来充实他们的学术期刊。比如，英国的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几十年前提出了“自私的基因”这个概念。用达尔文的观点来简单解释，即你的DNA为了让自身繁衍不绝，就自我包装成你认为是你的样子。你所要做的一切只是繁衍生息，那么，你的DNA就快乐而满足。你生命中发生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是不相干的，或至多是次要的。这个观点想起来有点儿滑稽：宏伟的大教堂、宗教、艺术作品和音乐以及所有的科学探索只不过是这亿万串DNA酣战之余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如今我们知道基因的重要工作是制造构成我们身体的大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的生成通常由时机和其他环境因素决定。也就是说，终极产品——你——并非仅仅由DNA来具体规定，还是良好的营养、一定的卫生条件和碰巧的运气等周围因素许可或激励的结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切，就是，你的基因限制了你的可能性，但实际的你是渐成的——高于并超越了基因。

无论如何，此中要点是自然选择在个体的层面上发挥作用。这是指整个个体，通常不只是某个单一的特征，也不是必然地作用于实际的DNA。（假定）我们上文提到的那只生有较大“蛇眼”斑点的蝴蝶逐渐长出了一只比右翼小的左翼，它飞翔的时候就会很困难，无论它的“蛇眼”有多吓人，它肯定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被吃掉。每个个体都有一大堆特征，全部的特征集合在一起，使它得以走过磨难重重的生命旅程。

除了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力量是性选择。这种力量似乎可以作用于某一单个或者一小撮特征，而非整个个体。雄狮的鬃毛，雄孔雀的华丽开屏，雄性银背大猩猩的大块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特征，因为经过了亿万年，这些物种中的雌性至少已部分地基于这些特征去选择配偶。生有最为绚烂、华美之尾的雄孔雀得到了雌孔雀的欢心，如许的美丽雀尾便传给了这对夫妇的雄性后代，而对华丽开屏的偏爱则传给了雌性后代。就这样，某些特征得到了强化，有时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当然，有一个障碍会阻止此类逐步升级的强化，那就是自然选择。假如一只雄孔雀意欲在进化之路上跃升为同类中最出色的一员，渐渐长出了一只硕大无朋、以致无法拖动的巨尾，那么，它的末日就到了。

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雄性全盘皆赢的例子只是解释性的；自然，这种阳刚气十足者并非各个物种中唯一能赢的雄性。事实上，雌螳螂在交配时咬掉的通常是体型较小的雄螳螂的脑袋；对许多女人来说，养育孩子的居家型丈夫渐已成为赢家。对一名孱弱的年轻雄性来说，帮助抚养亲戚的后代要比试图推翻一名肌肉发达、居支配地位的雄性好得多。伍迪·艾伦在电影业做得很好，虽然用了跟阿诺德·施瓦辛格完全不同的方式。谋略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要记在头脑中的重要的一点是，在个体层面起作用的自然选择也是分别地作用于任何物种的雄性和雌性的。使某一雌性更适合生存（也就是，使她，连同她的后代，有更好的机会活下来繁殖）的特征也许对雄性并没有特别的益处。反之亦然。

有几种方法来试图回顾以人类为旨归的宏大的进化历程及妇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一是化石证据。另一种证据总体上说来自今天的灵长目动物，具体地说，来自大型类人猿。再者，还有证据来自今天依然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猎人和采集者的行为，比如南非卡拉哈里沙漠（the Kalahari Desert）的桑人（San）或布希曼人（！Kung），等等。此外，基因和分子生物学以及荷尔蒙之类的东西亦能提供佐证。有一些确凿的证据，有很多间接证据，还有大量猜测，有些有根据，有些不太有根据，也未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将审视所有这些证据，力图提供一幅尽可能完整的画卷，展示妇女在整个漫长的史前时代的风貌。我们会尽力厘清哪些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哪些是合理的猜测，哪些只是异想天开。我们可以从最完整、最有名的人类化石之一——显然是女性——开始。

露西和她的同类的故事

今天，没有人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她倒栽葱跌进河里，又不会游泳，也许她已筋疲力尽；总之，她淹死了。湖里的沉积物覆盖了她的遗骸，几百年后，她的骨骼经石化过程变成了化石。1974年11月30日——大约330万年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她被发现了。她40％的骨骼——今已成为碎片——在唐·约翰森（Don Johanson）领导的一次探险考察中重见天日，克利夫兰（Cleveland）西储大学的约翰森是一名考古学家兼化石搜寻者，新近获得了博士学位。探险队的成员驻在阿费尔三角洲（the Afar Triangle）阿瓦什河（the Awash River）流域一个偏僻的山谷里，处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东北方向。她是理解人类进化史的科学探索中最壮观的发现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她的遗骸相对而言较为完整。（这个领域的许多发现常常只是几块颅骨碎片，几颗牙齿，或是几块指骨或股骨。从这样的残片中，福尔摩斯似的古生物学家有时可以推断出一个完整生物的存在，甚至是一个新的物种。）

和队员们发现她的那天下午，约翰森返回营地，听甲壳虫乐队唱的“戴钻石的露西在天上”，于是，她便以“露西”之名见知于世。显然，她属南方古猿。1920年代，南方古猿最早发现于南非，至露西出土时，已有多个种类被发现。但露西与所有其他南方古猿如此不同，以致约翰森和他的同事、同为刚出炉的博士的蒂姆·怀特（Tim White）将她命名为一个新的物种：阿费尔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没过多少年，露西和她的同类被视为今天每个活着的人的直系祖先。

“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这个学名创造于1920年代，意思是“南方的类人猿”，但有些人提出，露西与其他南方古猿或许该被命名为人属的早期成员。不管怎样，南方古猿都是用两个后足行走的，因此被视为人科动物，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祖先。露西身高不足4英尺，体重也不会超过60磅。事实上，她的体型与一头年幼的黑猩猩相仿。重要的是，她的足、关节和骨盆都显示她以两足直立行走——当时，已知的最早的人类祖先就是如此。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直立行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第一步。这一点只有在露西被发现之后才变得清晰。因为相较于黑猩猩395立方厘米的大脑，露西的大脑（很令业内人士惊讶）只大出微不足道的容量，不过区区420立方厘米。直到发现露西，大多数学者（达尔文除外）认定一个不断扩充的大脑从一开始便是奇异的人类进化之旅的驱动力。

支撑这一系列的信息，一具孤零零的雌性南方古猿40％的残躯似乎力不胜任；但第二年夏天，约翰森和他的团队回到阿费尔三角洲，又发现了大约200块骨骼化石碎片，总共代表约13个个体，包括4名婴儿。有些比露西魁伟得多——足有5英尺高、100磅重，可以肯定的是，体型依然与黑猩猩相仿，也表现出了雄性和雌性间的明显差异。这种现象被称为性别二态性，很快将引发大量争论。这个群体被认为与露西同属阿费尔古猿这一物种，不久被非正式地视做“第一个家庭”，因为对有些，但并非所有的观察者来说，这个群体代表某种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实际上，一些人认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在一场特大洪水中全都丧了命，虽然这很难证明。

三年后，国家地理协会大名鼎鼎的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之妻玛丽·利基（Mary Leakey）做出了一个发现，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约翰森的露西和第一个家庭更加令人震惊。业界的多数人认为玛丽·利基是夫妇二人中更为出色的田野古生物学家，她的发现物位于肯尼亚的莱特利（Laetoli），距露西的安息地西南约3000英里。这不是隐藏的骨骼化石，而是两只南方古猿的脚印，他们正走过不远处的一座火山喷发出来的还有些湿漉漉的火山灰。（有些学者认为那些是三个直立行走者的脚印。）这些脚印留下后的某一时刻，那座火山再次爆发，把脚印封存在另一层火山灰下。一经发现，你便能看到猿足上实实在在的肉所留下的印迹，就好像他们刚刚走过。你能看到他们一步走过的距离，由此推断出他们的步态。一组脚印比另一组要大一点儿，这一雄一雌两只古猿看上去在同步行走，步伐很相配。依据这些脚印，有些分析家指出这一对儿握着手，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较大的、假定是雄性的那只的手臂环绕在较小的雌性的肩膀上。

有关脚印的一切都表明这一对儿也属阿费尔古猿。在适当的时候，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次制作精妙的标本展览，显示这对古猿在火山灰上走过，地平线上的火山还冒着烟，景色一派荒凉。雌性古猿转过头，看上去有点儿害怕，似乎刚刚透过玻璃发现了博物馆的参观者；而雄性古猿则目视前方，表情坚定，手臂（充满占有欲地，或亲昵地，或二者兼而有之地）环绕在雌性的肩膀上。对许多观者来说，这个场景令人动容，甚至惹人喜爱。人们可以感觉到两只古猿之间的关联以及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联。

然而，如果你是一位对此有不同解释的女权主义学者，你便不会有此感觉。

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古生物学家阿德里安娜·齐尔曼（Adrienne Zihlman）是最直言不讳的抗议者之一。该标本展览让她立刻想到这是从逐出伊甸园（每个人都知道那全是夏娃的错）的场景引申出来的。满含控制欲地垂于女人肩膀的手臂显示出性别歧视之意。不仅如此，在对场景的解释上，展览选择了两人而非三人的版本，只是为了凸显男性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进化中的女人的概念，”她写道，“依然被包在玻璃罩子里展出的旧约标本中，上面压着一个旧石器玻璃屋顶。”到1980年代这场风暴掀起时，诸如这次展览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性别二态论被视做雄性争夺对雌性的控制权的动物社会的标志，黑猩猩的社会便是如此，最强悍的雄性具有极大的支配权。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灵长目动物群落为父权社会埋下的种子，根据美国博物馆的阐释，早在300多万年以前，种子便已播下。实际上，联手呈献这次太具说服力的标本展览的艺术家和博物馆长都是男性。但展览所包含的实际的科学成分大有令人起疑之处，也有理由对男性的偏见表示义愤。齐尔曼有力地质疑了在展览中具体化了的雄性大、雌性小的假说，科学界在描述露西和她的亲族时也持此假说。齐尔曼坚持认为那些脚印亦有可能是父亲或母亲与一个十几岁的幼仔留下的。还有一种可能，即所有这些不同的阿费尔古猿遗骸实际上代表了不止一个物种，她甚至对把露西指认为雌性提出了挑战。事实上，面对这一挑战，约翰森指出，除了小之外，凭借化石遗骸显示出来的骨盆或其他特征确实无法判定它的性别。她是她，只因为她小。

对任何学科来说，此类质疑一向是被珍视甚而关键的特征；在这个例子中，它迫使古人类学界重新审视许多旧有的观点、概念和对历史的重构，特别是那些直到最近还使得史前妇女成为看不见的性别的观念。女权主义者对传统观念的不安促使业内人士积极地寻找女性和她们的作品及其在人类进化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露西所处的，尤其是她之前的年代，完成这个任务具有超常的难度。露西到底是何种性别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表明辨别哪些化石是男性、哪些化石是女性着实不易。其实，有些人也把露西戏称为路西佛（Lucifer）。尽管如此，由于性别的问题在一个多世纪后已被人提出，故而某些领域中已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进步。

南方古猿之路

第一个被发现的南方古猿是一个婴儿，称做汤孩儿（the Taung Baby or Child），性别无法确定。它的颅骨是1924年秋在南非的汤恩（Taung）石灰石开采场内发现的，发现者雷蒙德·达特（Raymond Dart）是一名专业的神经解剖学家。那块颅骨与类人猿婴儿的非常相像，但达特察觉到一些类似于人的特征，于是将它命名为“非洲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他接下来的举动进一步惹恼了英国的古生物学界——在未向英国人寻求帮助，也未征求他们的意见的情况下，达特撰写了一篇论文，认定他发现的是人类的祖先，即人科的一员。英国人拒绝了汤孩儿属人科的观点，他们认为皮尔当人（Piltdown Man）是更好的候选者，新近在亚洲发现的北京人（Peking Man）亦当属此列。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罔顾达尔文本人曾经说过，非洲极有可能是人类的摇篮。

采石场还出土了各种看上去已磨得锋利的动物骨头碎片，达特推测南方古猿用这些骨片攻击和杀死猎物。遭到英国科学家的蔑视后，他又回到了神经解剖学本行；不过，他的研究使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好斗的。达特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另一位医学界人士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room）的支持。布鲁姆是一名很晚才转行到古生物学界的苏格兰人，后移居南非，最终发现了许多其他南方古猿的化石（包括一具非常粗壮的，比大多数都要高大强健），而且他能够证明这些古猿已经直立行走。到1946年，布鲁姆的研究和来自英国人类学家W．E．勒格罗斯·克拉克（W．E．LeGros Clark）的支持已说服世人，南方古猿确属人科，证明达特以及他对这些人类远祖所持的悲观看法是有道理的。大家一致认为南方古猿是野蛮的狩猎者，用顶端磨得很锐利的骨头作武器，去击杀甚至包括自己的同类在内的猎物。毕竟，有些颅骨上有洞：此乃遭谋杀的标记。

不久，出现了“杀手猿”的概念。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恐怖后，大家对人性总体上持一种灰暗的看法，人类进化领域的学者和作家亦在此列。美国剧作家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在诸如《非洲创世纪》（African Genesis）这样的通俗作品里使早期人类的杀手形象广为人知，而学问渊博的德国生物学家康拉德·劳伦茨（Konrad Lorenz）在其著作《论攻击性》（On Aggression）中阐明，像其他很多动物一样，人类醉心于令彼此恐惧。1968年，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大受欢迎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的开场戏让下面的观点流布四方：进攻型武器恰恰是人类的特征。我们的人科动物历史看起来颇为令人沮丧，当然，女性基本是缺席的；不过大体上虽未提及，她们必定要在生殖活动中扮演角色，以繁衍出更加嗜杀的男性。

下一阶段对南方古猿及其本性的追寻发生在更靠北的地方，具体是在肯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Olduvai Gorge），由前文提到的不知疲倦的人类化石搜寻者利基夫妇领军。路易斯·利基本人在此类事情上倾向于作过细的区分，通常肯定地宣布某个新发现是进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物种。许多发现自此已被归并到南方古猿属中。很清楚，存在多个种的南方古猿，有些是同时代的。比如，瘦小的称做非洲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的种（达特和布鲁姆的许多发现即在此列）与更大、更重，称做粗壮古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或本名傍人种（Paranthropus）的古猿曾并存于世。粗壮古猿的一个特征是牙齿很大，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珐琅质，牙齿的磨损证明该物种极为依赖坚硬的植物性食物，这种食物需要慢慢地、费力地磨碎后才能吃。利基称其为“砸食坚果的人”。另一方面，非洲古猿的牙齿较小，表明她的取食范围更广，很可能会吃一些肉类。

从1950年代末直至1970年代初，沿东非大裂谷（AfricanRiftValley）有多种南方古猿化石出土。这些发现彻底驳倒了人们长期秉持的人类拥有单一、直系的血统的观点（年代晚得多、最后陷入绝境的尼安德特人除外）。相反，进化之路上有多个物种，有些是过渡性的，很多曾并存于世。今天，有些学者认为有多达7个不同种的南方古猿，分布地点从南非向北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和乍得，分为瘦小古猿和粗壮古猿两类，但无人能够证明一个类别演进为下一个类别。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个类别倒像是有多个不同的种。南方古猿的存续时间从300多万年前一直延伸到大约100万年前——确乎是一段漫长而兴盛的岁月。

几乎所有的古猿标本都是在昔日曾为湖岸、河岸，甚或河床的地点发现的，从河马到乌龟的所有其他动物白天都要来此喝水，而食肉动物前往之时脑子里想的可不仅仅是水，这一点跟今天没什么两样。这种明显的临水而聚的倾向将引发至少两种有关南方古猿的理论和颇为激烈的争论。

与此同时，1960年代早期，利基夫妇在奥杜瓦伊峡谷发现了许多被解释为人属（Homo）的碎片，这是当时第一个有可能被视为属于人科谱系的物种。这种认定也不无争议，因为这个被利基夫妇称做“能人”（Homo habilis）的生物，其脑容量估计仅有约640立方厘米，比南方古猿的大出很多，却不及现代人的一半。先前那种认为扩充的大脑促发了用两后足行走等所有的人类特征的观点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能人的时代可以回溯至200万年前，这自然意味着它至少曾与一种南方古猿并存于世。其他标本在几年间陆续出土，它们看上去彼此略有不同，人们对这个年代是否存在不止一个种的人属动物争执不下。现在大家一致认为，至少存在两个种的人属动物——能人和更加高大、强壮的卢多尔夫人（rudolfensis）。这极不可能是最后的定论，不仅仅因为将来很有可能会发现其他标本。无休止的修正是这个游戏最鲜明的特征。

几乎可以算作古人类学界修正迭出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恰与南方古猿有关。如我们早前注意到的，南方古猿最初被视为富有攻击性的猎人和杀手——实际上，被称做杀手猿。此观点适应了其居于主流的那个时代，即冷战早期，之前是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恐怖。但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随着花孩儿[1]和世界范围的和平运动的兴起，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

出土大多数南方古猿和能人标本的满是骨头的水源地附近的遗址，被视做“生命场”和大本营——简言之，男人杀死猎物后，把它拖回大本营，与自己的家人共享。这种暖人心房的新－布雷迪家庭[2]式的观点主要出自格林·伊萨克（Glynn Isaac）的头脑，他曾与利基夫妇在东部非洲有过密切的合作。分享食物的假说暗示，合作导致我们成为人。对这些个头矮小、几乎没有什么狩猎工具的生物的狩猎活动的功效，伊萨克有些许怀疑。即便如此，迟至1980年代早期，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欧文·洛夫乔伊（Owen Lovejoy）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声誉卓著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题为“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an”）的文章，论证南方古猿为了把双手解放出来以猎取和携带食物，已经开始用两后足直立行走。他视此为核心家庭的基石。这是一种和平、友爱，互相关怀、共同分享的生活；仿佛存在着一条笔直的路，穿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直通20世纪末叶郊区家庭的日子——爸爸每天早晨奔出门，鏖战商场，妈妈则留在家中，把吵闹却逗人的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做家务、跑腿儿，度过满足的一天。

洛夫乔伊有关永恒的性别角色的观点立刻受到了代表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女学者的挑战，但她们的声音并未被太多业内人士听到。稍晚一些，两位男性考古学家——南非人查尔斯·K．布雷恩（Charles K．Brain）和美国人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也对洛夫乔伊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且为人所注意。他们二人都不甚关心史前时期性别角色的问题，其专长更多在于生态学以及动物残骸化石的形成模式，尤其是留在捕食性动物的巢穴和猎杀现场的骨头的形态，而不是女权主义。在利基和洛夫乔伊所谓的“大本营”中发现的恰是这些骨骼化石的形态，但有一个不同之处。多数骨头是狮子或其他大型捕食性动物杀死猎物并饱餐一顿，接着又有鬣狗和其他食腐动物拣食残羹后留下的。在所谓的大本营中，人们发现了各种各样看上去像是石制工具的东西以及也许是切割或重击留下的痕迹。但这些痕迹几乎总是出现在一根骨头的中点处，显然是南方古猿在鬣狗离开后到来，并从骨头里取食最后几口骨髓时留下的，因为鬣狗无法用爪子敲碎骨头。换句话说，这些原人并非残暴的猎人和杀手。他们并非奥茨和哈丽雅特[3]式的核心家庭——丈夫把食物拖回家，与家人共享。他们是机会主义的食腐者。

这个极端的观点将受到进一步的挑战。计算机研究表明，有些骨头的形态确实有可能是人科动物猎食的结果，而有些的确是食腐者剩下的。然而，两者的比例如何似乎无法确知。另外的点滴修正相当晚近才出现。学者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南方古猿，甚至是能人的臂、腿和足都表现出一些与类人猿极为相像的特征。相较于人类臂长与腿长间的比例，他们的臂更长、腿更短，脚趾还有一个明显的曲度。这表明，露西和她的年代稍晚的表亲们在夜晚或危险来临时仍需爬到树上，白天则在地面上直立行走、寻找食物，他们所食用的想必与还留在森林里的类人猿的食物有所不同。那么，露西及其他南方古猿基本上是以两后足直立行走的类人猿。也许，连能人也要从人属中排除出去。有人暗示，南方古猿的脚趾恰恰介于类人猿与人类之间（比如，没有与其他脚趾相对的大脚趾），使得它们的婴儿无法抓紧母亲的皮毛，又因古猿仅有两只用来抓握的手，所以婴儿只能抱着。

其他有关这些存在于350多万年前的早期人科动物的探究、见解和额外的事实将在接下去的章节中论及。同时，我们对人类起源的概述将回到能人和卢多尔夫人让位于其他主角的年代。

阔步走出非洲

约17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发生了一场持续时间极长的干旱，致使大部分非洲变为半干旱地区；在此期间，出现了某种生灵，非常适应这一环境。在这个远古时期，今天非洲热带草原上常见的耐旱草类已经取代了适宜在阴凉地区生长的草类。这段时间内，林地渐少，开阔地日增，热季延长，无法预知的降水增多，总体上日趋干旱。该新来者被有些学者称为“匠人”（Homo ergaster），他们不仅视其为人属中第一位无可争辩的成员，还把他看作一个单独的物种。（“ergaster”这个词派生自希腊语，意思是“匠人”，若直译成英语，该物种就会有一个累赘的名字“匠人人”。）其他学者仅视之为直立人（Homo erectus）的非洲成员，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回到直立人这个物种。事实上，一些支持“匠人”乃一个单独物种的学者推定，干旱地区的这一居民是后来所有人属物种的祖先，包括我们。

匠人也许出现得相当快。几乎没有化石证据显示匠人从能人演化而来的步骤，但大家一致推定存在着一条这样的进化之路。矮小的能人依旧保留着一些与类人猿相似的特征，例如，与腿相比不成比例的长臂，而匠人的臂和腿清楚地显示出人类的比例，有些匠人身高可达六英尺，尽管多数要矮一些。从颈部以下，这些人科动物本质上很现代。有些学者之所以相信匠人可能出现得相当快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此阶段，石制工具，特别是像手斧这样的精心打造的器物，其复杂程度（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似乎突然增加了。同时，位于犬齿后面的牙齿变小了，表明匠人使用某种工具来加工和软化他们的食物，与砸食坚果的古猿相比，不需要那么发达的臼齿。

从已发现的几块颅骨和其他碎片以及一具几乎完整的被称做“图尔卡那男孩”（Turkana Boy）的青年的骨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匠人的鼻子（跟我们的一样）向外突出于脸部。如此，鼻子便可以更好地发挥润湿干燥的空气的作用，是对干旱环境的适应。人类进化过程中另一个解剖学上的新特征表现在匠人之中大大缩小的性别二态性上，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匠人在体型上更趋于相同。（实际上，也很难确切地说南方古猿及更原始的人属成员一定表现出了性别二态性。）

在某些学者看来，匠人当中缩小的性别二态性表明这些人科动物是狩猎和采集者（或主要是食腐和采集者），成年者大概结为至少是临时性的一夫一妻式伴侣，合作为彼此及自己的孩子获取食物。在此，援引一位顶尖的古人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的说法，匠人进化成热带草原上成功的觅食者，“有时被归于男性的狩猎能力有了提高，但实际上或许更依赖于女性寻找、挖掘和加工块茎的本领增强了”。另一方面，许多块茎若不加烹制是有毒的，仅有极少的证据表明火在匠人时代已得到使用。人们可以推测（只能是推测，因为不存在实物证据），女性匠人大概使用某种挖掘用的木棍和一些相似的顺手的工具，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黑猩猩那样。

对一种从170万至200万年前到60万年前在地球上行走的生物来说，这一切听起来现代得令人惊讶；而对今人来说，他的样子则显得有点儿骇人，因为匠人的头骨在眼睛上方有突出的隆起，跟我们相比，他的前额向后倾斜的角度也要大得多。匠人的大脑有850至900立方厘米，比他的前辈要大——能人的大脑只有600多立方厘米，但相较于今人平均13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要小得多。当然，脑容量不是故事的全部，最重要的特征是大脑是如何组织的。

无论匠人大脑的组织结构如何，它很可能已非常复杂，使得匠人足以制造出一系列属于阿舍尔（Achuelian）类别的新工具，这些工具持续使用到约40多万年前，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其后，人属的颅骨和大脑又经历了一次突飞猛进的成长。有些人相信，匠人是第一个依照某种特定的模式制造工具的人科动物。比如，有人说泪珠形状的手斧是精心打造成的，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对称性。能制造这样的工具表明制造者的头脑已相当复杂，可以先在脑子中想出一个样板，再用手去造出与之相配的东西。其他学者认为，具有对称形状的手斧仅仅是削掉石片时意外的副产品，不是有目的的行为的产物。另有一些学者的断言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他们认为能人使用的奥尔德沃（Oldowan）工具与阿舍尔工具很相似，足以表明他们制造工具时头脑中也有某种样板，无论多么模糊。这就使得阿舍尔工具成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一项进步，而非新涌现的天才突然迸发出智慧的结果。

在南非的一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烧过的鹅卵石和骨头，可以追溯到约150万年前的能人时代。无法判定烧灼这些东西的火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若是人工的，那么这些遗址就代表了已知最早的对人工火的使用。但下面的事实表明这大概不是最早的对人工火的使用：几乎是又一个100万年之后，炉床的使用才出现在考古记录中；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如此有用的工具本该像野火一样迅速传播开去。

如前文简略提到的，有些人视匠人为一个单独的物种和人属中其他后继成员的祖先，但其他学者只把匠人看成直立人（Homo erectus）中一个略微不同的非洲变体。1890年代，直立人由荷兰医生尤金·杜博伊斯（Eugene Dubois）最早发现于爪哇，称做爪哇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在亚洲还发现了中国猿人（Sinanthropus），或称北京人。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比如泰尔哈德·德·查丁（Teilhard de Chardin）——来说，这表明人类起源于亚洲，而非像达尔文假定的那样出自非洲。当今的看法与此相反。亚洲的标本现在都被视为直立人的不同形式。最广为接受的设想是匠人在约100万年前离开了非洲，抵达亚洲现称为中东的地方。岁月更迭，这些游荡者进化为直立人，直立人在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漫游了近100万年；而匠人后来又演化成其他原始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而今解剖学上称为现代人的智人（Homo sapiens）。但像往常一样，其他发现倾向于破坏这个通称为“走出非洲之假说一”的流畅的线性故事。

约190万年前，当最早的匠人在大地上行走之时，似乎存在不止一种直立人（或匠人）。一个问题出现了：人属中这个魁梧的、至少在某些方面富有才能的成员为什么花了这么久才走出非洲？化石记录显示了另一个空白。或许，有些人认为，大迁徙要等到人属的这些早期成员发展出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用以制造手斧等工具的阿舍尔技艺后才会发生。事实上，人类在非洲以外留下的最古老的标记是在今以色列发现的可以追溯到约120万至140万年前的阿舍尔石制工具。

但最近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一处叫德马内什（Dmanisi）的遗址，发掘出了可以追溯到约175万年前的珍贵的人科骨骼、石制工具和动物残骸。1999年及之后几年中在那里出土的三具颅骨的脑容量分别是770立方厘米、650立方厘米和最令人惊诧的区区600立方厘米，远远低于匠人和直立人的脑容量。那些石制工具在性质上也不属于阿舍尔工具，而是近似于与能人相关的具有偶发性的奥尔德沃工具。从几块相关的化石骨骼，比如锁骨、上臂、足骨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生物身形矮小，大致与能人相仿。到现在为止（2006年末），这些残骸被归于直立人之列，但也有学者视其为能人和直立人间的中间物种。事实上，有些人声称德马内什遗址存在4个不同的物种，一些格鲁吉亚学者主张，至少其中之一是一个全新的物种——格鲁吉亚人（Homo georgicus）。不论在分类学上的定位如何，他们很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大的）直立人或因现已无法解释的缘由离开非洲，抵达格鲁吉亚，最终灭绝的种群的先祖。完全有可能的是，亿万年间，非洲的人类多次拓展其游荡范围，行进到与非洲大体相似的地区。比如，在德马内什遗址出土了长颈鹿和鸵鸟的化石。

我们还会回到这段时期和进化舞台上的这些角色，但首先我们需要更加清晰地聚焦于人类进化早期的一些步骤，以期更好地了解妇女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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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佩花嬉皮士，以花朵象征其主张，故称。——译者注

[2] 《布雷迪家庭》（Brady Bunch）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情景喜剧。——译者注

[3] 奥茨和哈丽雅特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一部描写理想的家庭生活的情景喜剧中的人物。——译者注

3　直立的重要性

在本章，我们以现今的环境为出发点来对人类进化的早期作一番回顾，发现女性的骨盆使我们摆脱了只能半蹲着身子打保龄球的生活，也使我们变得异常聪明。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传奇性的散文家E．B．怀特（E．B．White）曾经写道，“一事衍生另一事，依此机理，事态可能变得无限复杂”。这句话满可以用来谈论人类进化史。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成为人？有什么东西决定性地促使我们成为人吗？这些问题令事态变得错综复杂，许多答案相互抵牾，也有些互为补充。随着新的化石和人工制品证据的出现，已有的答案几乎都立刻面临着修正；而今新证据出现的频率更快了，大概是由于在地球上四处搜寻的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人数比以往更多了。

看待由这些问题引起的事端的一种方法，是把今天人类的成员视为极幸运的幸存者。我们源自中新世类人猿，中新世从约2300万年前一直延续到约520万年前。从彼时起至今，几乎每一种直系的巨猿和旁系的人科动物都消失乃至灭绝了。人科动物的种类——有些将在最后一章介绍——很可能要比我们从现有的化石证据获知的多，对此无人持太多怀疑。但所有曾在地球上行走的人科动物中，只有一个物种存活了下来。

今天，地球上仅存四种巨猿：大猩猩、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最后一种以往曾被称为侏儒黑猩猩）。然而，从约2300万年前到1600万至1700万年前的中新世早期，地球上的类人猿种类繁多。总共至少有30个属的类人猿（每个属中又包含一个或多个种），它们居住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雨林、温带林地和沼泽地区。有些是体型相对较小的爬树和跳跃者；有些要大得多，部分时间在地面上生活；有些吃浆果，有些吃树叶，还有的吃种子或坚果；有几个种的食谱也许更为多样，但依然是素食。所有这些类人猿中，今仅存四种巨猿（另有体型较小的长臂猿和合趾猴），栖息地只限于非洲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如之为何？

对类人猿来说，真正的麻烦始于约1600万年前，彼时世界变得不再友善。全球气候经历了一次偶然的变化，中、高纬度地区变得更为凉爽，低纬度地区变得更为干燥。在非洲，大地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巨大的地壳裂缝出现了，生成了近来对古生物学家很有帮助的大裂谷，而气候则变得干燥。结果，原本广阔、连续的非洲热带雨林带开始收缩，那些茂密的雨林有着近乎连续的、如盖的浓阴，为无数生灵提供了凉爽、阴翳的栖息之所。剩下的森林变成了更为开阔、干爽的林地，阳光也更为充足。同样的情况大体上也发生在亚洲和其他地方。对很多生活在热带雨林的物种——包括一些曾在那里兴旺发达的类人猿——来说，干热的空气和刺进他们生活里的明媚的阳光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以地质学术语描述）气候变化也许很迅速，可以用几种方法去追踪，有些很微妙。不那么微妙的是，在许多林栖物种的数量突然下滑的同时，有蹄类哺乳动物（羚羊和其他食草动物）的种群却急剧增加。在土壤样本和牙齿化石中可以读到一个化学上的故事，确认了上面的事实。像所有其他植物一样，树和草通过光合作用利用阳光制造食物，这一切运行的途径有赖于碳元素。但树的光合作用的途径需要一种与草或苔不同形式（或核素）的碳元素。树用碳14，而草用碳13。在这一时期的土壤和牙齿化石里，可以看到碳13的同位素有急剧而明显的增加。很清楚，森林在缩减，让位于更炎热的草原，而剩下的森林大概也变得更为开阔、干燥、阳光充沛。

多个种的类人猿应对无措，走向灭绝，剩下的不得不以某种方式适应新的环境。有些发展出某种体型和移动四肢的方式，使躯干可以保持挺直（科学家倾向于称之为直立行走的姿势），爬树时双手亦可交互使用。有些类人猿的牙齿有了新改观，值得注意的是，臼齿面扩大且其上的珐琅质变厚，犬齿则变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便于食用难以咀嚼的食物，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软果子越来越难以找到了。大多数住在森林里的中新世类人猿大概偶尔都会来到地面寻找食物，但至少有一种甚至数种中新世晚期的类人猿养成了在地面上活动的习惯。其中有些——无人知道是一种还是多种——开始用两足行走，不管多么笨拙。

有些类人猿究竟何年何月开始把在地面上蹒跚而行作为其主要的活动方式，根本无从得知。类人猿和人科动物的化石记录在约1200万年前至约450万年前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们依然有一些尚存争议的证据，证明在那段时间里，那条不管何其曲折，最终通往人类的道路是何时从那条通往今日之黑猩猩的道路断开的。2002年7月，由米歇尔·布鲁内（Michel Brunet）领军的法国和非洲的科学家报告说，他们在乍得北部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到不足700万年前的生物的相当完整的颅骨，那里恰好处在利比亚以南、为干旱所苦的萨赫勒地区（the Sahel）。该生物被命名为萨赫勒人乍得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其活动区域距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境内南方古猿的发现地以西约2500英里。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东非大裂谷的生成把那些后来成为类人猿的古猿和那些最终演进为人类的古猿分隔开来，前者生活在裂谷以西，后者则在裂谷以东。但萨赫勒人乍得种的发现给这一理论戳了一个大洞。该生物的前额上有一个巨大的隆起，表明它是雄性，其犬齿与人类有相似的地方。在所有现代类人猿和类人猿化石中，其犬齿背面皆有锋利的边缘，想必是为了更好地击退捕食性动物或竞争者。人类进化过程中并未发展出搏斗用的牙齿。他们的犬齿更小，与下齿咬合的方式也跟类人猿不同。布鲁内说，这个在乍得发现的新标本的犬齿已经朝人类的方向发展，但它的臼齿上没有像人科动物那样的变厚的珐琅质。它的面部不像类人猿突出得那么厉害，而是像人，或至少像人科动物那样更趋于垂直。

那么，萨赫勒人乍得种仅仅是另一种类人猿，还是处在通往人科动物的进化之路上呢？它所处的位置是两个宗系分道扬镳之地吗？它是以两条腿穿行于地面的吗？布鲁内设想，该生物代表了两个宗系分离的那个点，而且有可能是用两后足直立行走的。此种阐释的批评者几乎立刻爆发了，有些人声称那个生物是四足着地的类人猿，以难以咀嚼的植物为食，犬齿较小仅意味着它是雌性。尽管那块颅骨的大部分都在，但缺失了脊柱和颅骨相接的底端（称做枕骨大孔），在缺乏直立行走的其他骨骼特征——比如双腿——的情况下，枕骨大孔是一个可以指示某动物是否直立的诊断学上的特征。因此，没有确切的证据告诉我们这个生物能否直立行走。像往常一样，这个问题为有根据的分析和阐释及各种自私的企图留下了大量余地。

然而，以两足行走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进化之路上真正重要的第一步。在多个种的中新世类人猿所有存活下来的后裔中，人类是唯一习惯性地用两足行走的。不仅在巨猿当中，而且在所有活着的灵长类中，事实上在所有哺乳动物中，人类是唯一习惯性地用两足大步走甚至跑的成员。我们不知道这一过渡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没有绝对确实的方法来解释它究竟为什么会发生，但对它的优势的解说却很多。

直到最近，对直立行走的关键性优势的一个备选解说基于这样的信条：后来成为人科动物的类人猿是那些离开树林、冒险来到四处点缀着树丛的热带草原上的种群。通过变为以两足直立，他们的视线能够越过高草，从而更好地避开捕食性动物。但通过借助动物和植物的残骸以及土壤的化学成分来重建远古的环境，我们现在得知这些过渡性的生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森林里或至少在森林边缘。他们在森林的地面上四处活动，只是在很晚以后才成为热带草原上的全天候居民。视线能够越过高草仔细观瞧在某一天肯定会成为一种优势，但几乎不会成为驱使某种动物产生诸如直立行走这样的解剖学上的巨变的动力，何况这种动物只是偶尔才冒险来到草原上。

另一种说法是直立行走解放了该生物的双手，使其可以怀抱婴儿，携带食物和其他东西。但进化的步伐（不论其如何迅捷或关键）迈出时头脑中通常并未设定远景目标。最早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很可能在森林的地面上、森林边缘，偶尔也到炎热的热带草原上觅食，他们大概当场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某一时刻，他们会发现他们的双手是自由的，很方便携带东西，很久很久以后，又发现可以用手来制造工具。但进化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或充其量同时迈出几步。直立行走并非“设计”出来，以使某些直立行走的物种在几百万年后发育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大脑。它发生在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环境中（更加干燥、开阔的林地），立即带来一种优势，或至少不是一个严重的劣势。无论哪个物种开始过上直立行走的生活，它们的婴儿依然会抓紧母亲的长毛，因为想必她们还生有长毛。

说到用石头制造工具，在数百万年间的考古记录中尚无石制工具出现。最早的石制工具出现在约250万年前，彼时南方古猿已经出现了很久。当然，这未以任何方式证明这些直立行走的古猿没有造出某种工具，只是说明它们没有用石头制造工具而已。它们不是不可能（不管包含多少猜测的成分）把小树枝上的树叶去掉，用来探戳白蚁窝，取出几口美味的吃食。毕竟，黑猩猩就这么做，但做这些事黑猩猩不必非要直立行走。一种更无说服力的提法是它们可以用手臂发出信号，就像大猩猩捶打胸膛以示挑衅那样。但大猩猩毕竟从未需要习惯性地直立行走。因此，需要为进化史上这极为重要的一步找到其他主要的优势。

直立会使较少部分身体暴露于正午直射的阳光下，有人指出直立行走是为了应对走出阴翳的森林、来到热带草原刺眼的阳光下而产生的进化行为。但这还是不能成为直立行走的主要动力，因为就我们所知，直立行走的行为开始于森林之中。许多优势只是某些生物学家所称的“外适应”，是由于适应了某一特定的环境而产生的或多或少包含些偶然和巧合因素在内的有利之处。当然，对于开始陆栖生活和直立行走的灵长目动物来说，一个重要的成效是它们不再受制于树枝的大小。它们的体型可能变得更大——在许多例子中确实如此，脑容量也自动地随之增大。

然而，转入直立行走的生活方式最直接而强有力的优势也许与能量的使用有关。就各种形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问题已做过无数的研究，包括对黑猩猩的跖行、人类的直立大步走和马的奔跑的比较。结果证明，人类的行走所花费的能量要比黑猩猩的跖行少得多，而四足哺乳动物的奔跑比人类的奔跑需要更少的能量。结果还证明，这样的比较对人们了解中新世早期的人类先祖开始直立行走后所获得的最初的优势几乎毫无助益。比如，它的双脚必然更像类人猿而非现代人，即身体重量沿脚的外缘传送，每走一步的推力沿中间的脚趾传输。与此相对照，现代人行走时，随着大脚趾的推力，脚沿外侧传送体重，然后通过跖球。如此，对能量的使用要有效率得多，但需很长时间后才能实现，而拥有人类的脚后跟那样坚实的基底也将是很久以后的事。

即便如此，最有可能使早期的直立行走成为一种优势的依然与能量相关。中新世森林的减少也降低了一些——若非众多——林栖类人猿的水果及其他植物性食物产区的密度。它们将不得不转到更大的区域去寻觅更为多样化的食物。这一时期开始直立行走的那些类人猿，当它们拖拖沓沓地在森林的地面上四处转悠寻找食物时，至少为自己节省了一些能量，赢得了对跖行者或其他以四足行走的动物的优势，因为走过大小相同的地面，它们需要更少的能量（故而，更少的食物）。或者说，觅食之后它们会余下更多的能量去满足其他需要，比如投身于需消耗大量能量的生殖活动。

除了最近发现的有着与人类相像的脸和头盖骨的萨赫勒人乍得种外，还有没有其他备选的过着这种直立行走、四处觅食的生活的先驱者呢？至少有两种，这就意味着在500万年前至7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也许有几个不同的直立类人猿或人科动物的种群在游荡。其中之一发现于埃塞俄比亚，被称做拉密达猿人（Ardipithecus ramidus），大概生活在将近600万年前，一直存续到约450万年前。拉密达猿人在很多细节上类似于黑猩猩，基于其臂骨和足骨断片、颅骨的构造和齿系而被视做人科动物。它的牙齿上的珐琅质很薄，但犬齿锋利，属门齿类型。它的手臂肌肉强健，肘关节可以啮合在一起（有助于在树木间荡来荡去）。然而，它的腿骨表明它是直立行走的；位于颅骨底端，即脊柱与头颅相接处的枕骨大孔较为前倾的位置也表明了这一点。

另一种是发现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奥罗林猿人（Orrorin turgensis）。奥罗林猿人之所以被看作人科动物，是因为其齿系，更是因为三根保存下来的股骨显示出由关节连接起来、成为明显类似于人类骨盆的迹象。奥罗林猿人可以追溯至570万至610万年前。除此二种和萨赫勒人乍得种之外，从1200万年前至450万年前的人科类人猿的化石记录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可说的不是太多，就本书基本的关注点——女性的角色问题，也几乎未给我们提供直接的信息。比如，我们对这些生物当中的性别二态现象几乎一无所知，对其社会生活的性质或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知之更少。

人们可以推测，无论直立行走节省的能量多么少，对女性总是特别有利的，因为生育孩子是极其消耗能量的（为两个人进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女性还将发现，她们可以用新解放出来的手和臂膀去更长时间地抱婴儿。即使这些人科动物身上生有长毛——极有可能如此——小婴儿也不可能无限期地自己抓紧妈妈。在进化之路上，无论向直立行走的转变多么缓慢，这种转变对女性——因而对人类境况——都有深刻的影响。

在我们审视这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转变中那个也许是至为关键的身体结构之前，指出下面的事实是很重要的：中新世森林的减少并未使某些类人猿转变为直立行走，而只是为那个转变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舞台。类似地，尽管直立行走最终使全部的人类特征——比如制造工具——成为可能，但并未使我们成为人类，而只是使我们的宗系得以演变为人。

一个功能多样的骨盆的演变

“在悲痛中”生出孩子是《圣经》中的上帝判给夏娃和她的女性后裔的命运，但这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大概远至300万年前露西的时代，甚至更早。这一命运与其说是上苍对女性违反饮食戒令[1]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倒不如说是直立和以两腿行走的结果。而且，进化之路上的这一步似乎注定使接生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即第一项）职业。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不管含有多少猜测的成分——直立行走与女性中存在的特别乐于交际的特征（有些科学家称之为女性间的紧密联系）这二者之间颇为直接的关联，进而模糊地意识并推断出人类语言起源背后的进化“逻辑”。在我们进入这些邈远而精妙的领域之前，该是审视一下人类——尤其是女性——的骨盆的性质的时候了。

像人体的大多数结构一样，骨盆承担着多种功能。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它成了一系列妥协的产物。骨盆由双腿支撑，为股骨鳞茎状的末端提供窝槽，也就是我们的臀部，便于我们直立行走。骨盆还提供了一个骨质的盆腔，我们的内脏处于其中，可免受不可阻挡的地球引力的冲击（对以四足行走的动物来说，承载起内脏的是腹部）。当然，还有我们弯曲的脊柱，不管何其不稳，还是由骨盆支撑。对女性来说，骨盆还为婴儿提供了产道——婴儿便是从子宫经由产道来到这个世界上。进化不得不做的一个妥协是既要使产道足以容纳人类的婴儿通过，同时又要允许妈妈直立行走和奔跑。因为相较于我们的躯体来说，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头颅实在是太大了，肩膀也很宽。

人类的婴儿降生后，它的头颅发育成熟所需的时间要比黑猩猩长。事实上，人类婴儿出生后的头三个月可以被视做第四个三月期。与黑猩猩的新生儿相比，人类的新生儿要不成熟和无助得多，它的头颅将要经历更多的生长。但即便如此，就与躯体的比例来说，人类婴儿的头颅在出生时要比黑猩猩婴儿的大得多。出生前的大头和出生后长期的无助状态对解释我们因何在许多智力过程中如此先进很有帮助，但这两个特征对出生这件事来说却是个障碍。

对一个自如地用两条腿走或跑的人来说，双腿需要相对靠紧在一起，这就意味着骨盆——故而产道——须相对狭窄。如果人类婴儿的头在出生前长得再大一些，妈妈的骨盆将不得不变得更宽，以致她只能像鳄鱼或蜥蜴那样摇摇摆摆地行走。实质上，对于一个双腿在宽大的臀部上分得很开的以两足直立行走的生物来说，每走一步她都需要费力而笨拙地以踩在地面的脚托起躯干，再移步向前。因此，人类狭窄的产道是一种必要的妥协，也是精明的妥协。

相较于其婴儿的头，巨猿的产道很宽。结果，以大猩猩为例，生育是很简单的事，大约只需20分钟，相对而言，对母婴双方几乎造成不了什么损伤。大猩猩可以轻易地过生育这一关，是因为它们虽然大体上过着陆栖生活，但多数时候是以四足运动的。另一方面，人类婴儿的头骨几乎恰与产道口同样大小。与类人猿不同，人类的产道已演化成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

婴儿的头是椭圆形的，长长的弧度从前额一直延伸到后脑。母亲产道的入口也是椭圆形的（而且，如大家已注意到的，产道入口与婴儿的头非常贴合）。与妈妈的身体相对照，产道入口从左到右是最宽的，所以婴儿头朝前出来，面对妈妈身体的一侧或另一侧。但产道接下去的几节改变了方向。产道椭圆形的长长的弧度转变成从前到后的方向，在出口处又变为从左到右的方向。因此，婴儿不得不随着产道变换的形状曲折向前，使自己的头，然后是肩膀，与产道椭圆形状的长长的弧度相称。不论其他，这首先意味着婴儿在出生过程中要完成一个度的转弯。婴儿出来后通常面朝妈妈的臀部，而不是与妈妈的身体朝着同一个方向——即正面。

在灵长目动物中，唯有人类的婴儿出生时面朝妈妈的臀部。当猴子或类人猿的婴儿处于产程中时，妈妈会独自蹲或趴在树上或者其他地方，它可以向后伸手，导引婴儿出来，处理肚脐和胎盘，再把婴儿拖向自己的乳房。但如果人类的一位母亲在她的孩子露头时想要伸手轻轻地拖它出来，她所施加的压力——不管多么轻微——往往会触及婴儿脊髓天然的曲度，冒损伤婴儿神经或致其死亡的危险。

这条从子宫通往外部世界的曲折的小道是人类所独有的，代表了几种妥协。它允许胎儿拥有尽可能大的头颅，同时依然能通过骨盆中那条必然狭窄的产道，这样的骨盆使母亲得以用两条腿富有效率地行走和奔跑。另一方面，弯曲狭窄的产道造成了大量痛苦和压力，也使母亲和婴儿冒了很大的死亡的风险。比如，在臀位分娩（发生的比率大约是3％～4％）中，婴儿的脚或膝盖在产道中胡乱伸展，如果能出来，头也会被挤压得很长，最终窒息而死，并且危及母亲的生命。

即使这一生育机制像设计的那样运行良好，也会给母婴双方带来极大压力。婴儿的头转动并通过产道时必定会受到挤压，尚未长成的颅骨的几个片状组织将被从头顶推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新生儿头顶上会出现那块众所周知的软软的地方。另一个结果是婴儿在即将来到这个世界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当然，对母亲来说，为持续很久的宫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实际的分娩通常都伴随着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巨大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人类婴儿的头在出生时像黑猩猩婴儿那样完全发育成熟——即，其片状组织已牢固地连结在一起——那么它的颅骨将不会塌陷那么多，但它也很难通过产道。当前这种状况的达成，很可能是人科动物中发生了千百万次个体的悲剧和成功的先例后的结果。

在我们审视这一系列痛苦而艰难的妥协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之前，需要探讨一下这一过程对人类——尤其是女性——的生理机能的一个重要的连带影响。新墨西哥大学人类学系的温达·R．特里法森（Wenda R．Trevathian）是一位专业的助产士和人类生育过程专家。她在与马里兰大学的化石专家卡伦·罗森堡（Karen Rosenberg）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人类的婴儿出生时面朝母亲背面的倾向使人类的母亲成为灵长目动物——实际上，也是所有动物——中唯一在分娩时寻求且得到帮助的成员。当然，女人有可能自己生出孩子，这在某些文化——比如，南非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当中甚至被视做一种理想。然而，甚至在布希曼人中，这一理想显然也很少实现过，对那些初产妇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大多数基于人种的关于独自分娩的断言证明并非事实。独自分娩自然也绝非赛珍珠（Pearl S．Buck）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中所描绘的农业社会的规范。于是，得到帮助的分娩几乎成了人类普遍通行的做法，特里法森写道，“甚至简单的协助在整个历史中已然降低了母亲和婴儿的死亡率”。

现在来讲讲被（带点儿新闻的活泼）称之为爱的荷尔蒙的东西。这就是催产素，仅见于哺乳动物体内。起初，它被视为一种相对来说不太复杂的荷尔蒙，承担着几项重要的工作：（1）刺激乳汁从乳腺内的小囊中泌出，（2）在分娩过程中刺激子宫平滑肌的收缩，（3）在大脑中促成建立母爱的情感和行为。它的名字来自希腊语中“迅产”这个词。事实上，催产素在男人和女人体内都存在，都与性高潮相关联。然而，恰如许多其他充溢于人体内的荷尔蒙一样，对催产素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它——尤其对女人——有着许多微妙而深远的影响。这种荷尔蒙由大脑的一个古老的部分——下丘脑以及卵巢和睾丸产生。

在怀孕期间，尤其是临产前，催产素受体逐渐在母亲的大脑和子宫里积聚，催产素的涌动不仅刺激宫缩和之后的泌乳，还会带来顶尖的母性学者萨拉·布莱佛·哈拉迪（Sarah Blaffer Hrdy）所称的“母亲哺乳时弥漫于其全身的温情的冲动”；哈拉迪还指出，当两个哺乳动物友好地并肩而坐或互相理毛，或者长期的伴侣用嘴或鼻轻触或摩擦对方的时候，催产素的分泌会减少拘束感。促使催产素大量分泌的哺乳活动中所包含的长久的亲密关系被认为在社会关系的演化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社会关系的成长部分地依赖于共情——即理解和认知他人感情的能力。实际上，一个哺乳动物的生活的社会性越强，其体内的催产素越多，独来独往者产生的催产素则很少。

催产素的另一个作用只是在最近才为人所知。它影响女性对压力的反应。数年来，研究表明在突发或长期压力下肾上腺素的激增会使人产生“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这当然也适用于生活在大型食肉动物当中的人或近似于人的物种，而且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很普遍。

但是，某一天，两位当时都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的女科学家劳拉·库西诺·克莱恩（Laura Cousino Klein）和谢莉·泰勒（Shelley Taylor）突然被一个不同的现象震惊了。“有这样一个玩笑，”克莱恩博士宣称，“当在实验室工作的女性感到紧张时，她们进得屋来，清扫实验室，喝咖啡，发展互相信赖的亲密关系。”所有对压力的研究中大约90％是以男性为对象的。有些研究者指出，有关女性“战斗或逃跑”的反应的证据与男性的有矛盾之处，大概是女性月经周期之故。克莱恩和泰勒认识到，那些相互抵触的证据也许是女性对压力完全不同的反应的结果，女性面临压力时不同的反应也许不只是一个玩笑。不久后她们断定，在压力之下，女性体内既充满了促使其做出战斗或逃跑的反应的化学物质，也充溢着催产素，而催产素会减少做出战或逃的反应的可能性，而鼓励女人们去照料孩子和与其他女人聚在一处。研究者们发现，聚会中越多的女人做出这种“照料和交好”的反应，释放到其血流中的催产素就越多，她们就会获得越大的平静。男人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在身处压力时体内也产生催产素，但还产生大量的睾丸素，从而阻碍了催产素发挥效用。不用说，我们在这个讨论中所关注的所有效果皆因人而异，可大可小，而且还受到许多其他荷尔蒙、环境以及大脑所做的决定的中和、影响。

照料和交好的反应是如何具有进化生物学家所说的适应性的呢？它是如何增加某一位妇女和她的孩子存活的几率的呢？对一位怀孕或照料婴儿的妇女来说，战斗会令她自己和孩子都处于危险之中，逃跑也会损害她照顾孩子的能力。即便如此，这两种反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但在低度或长期的压力下，与之不同的反应将更为有效。照料——安抚并看护孩子——和融入周围的人际环境在很多场合下是更好的策略。交好——表示愿意为其他女人提供帮助——会带来人数上的安全感，也会鼓励其他女人施以援手，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在压力最大的分娩之时。起初也许只是哺乳动物体内一种促进产道收缩和／或增进母婴间亲情的化学物质，但催产素的分泌很可能扩展成一种处理各种压力的机制，一个令人高兴的连带结果就是促进了接生术——即在经由一个狭窄且略微弯曲的骨盆娩出孩子的过程中给予援助的技术——的发展。

顺便提一句，最近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个颇为确凿的结果：分娩时有另一位妇女陪同的女性分娩期要短得多，施行剖腹产的几率更小，甚至与新生儿间的互动也更加充满爱意和活力。一位满怀同情的妇女的在场和催产素的存在似乎是一种有着古老传统的给人以力量的机制。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一复杂程度令人惊讶的生理解剖体系是何时出现的呢？到露西那样的南方古猿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女性的骨盆提供了一个对称的、椭圆形的产道，从入口到出口形状并未改变。椭圆形从后向前延展，所以胎儿进入产道时是向前看的。这样的一条通道几乎不能给头和颅骨相对较小（与黑猩猩的相仿）的古猿胎儿带来什么问题，除了肩膀。肩膀致使胎儿几乎肯定要做一个约90度的转弯——向任何方向皆可。所以，胎儿出来时面朝母亲臀部的几率是50％，这就使得——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没有援助的分娩要困难得多，也可能具有毁灭性。接生婆会使一位古猿母亲受益，但我们决不可能知道任何像露西那样的南方古猿是否曾得到过接生婆的帮助。

根据卡伦·罗森堡的见解，曾与古猿并存于世很长时间的人属的最早成员也生有与露西类似的骨盆，这就相应地限制了其大脑可能的体积。但到了约30万年前，扭曲的骨盆显然已经存在了。至少三具古人类的骨盆化石已确定了这一点：一名出自西班牙的可追溯至20万年前的男性，一位在中国出土的可追溯至28万年前的女性和一个发现于以色列的可追溯至6万年前的男性尼安德特人。（有了男性的骨盆，基于已知的性别间的差异，有时有可能“重建”女性的骨盆，反之亦然。）在这些标本中，胎儿将不得不扭曲向前，出生时通常面朝母亲的臀部，一如今天的样子，那些得到帮助的女性（无论是否受催产素的驱使）将有可能最为成功地繁衍后代。无论这一新的分娩过程如何困难重重，其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允许人科动物的大脑日渐增大。容量扩大的大脑所需的营养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在下一章检视一下我们远古的先祖如何去应付生活中的这一方面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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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源自《圣经》，指夏娃受化身为蛇的撒旦的引诱，偷食上帝禁止人类食用的智慧之果。——译者注

4　谁把熏肉带回家？

在本章我们发现女性和男性一样，乐于为他人提供营养，我们还发现了各种提供营养的策略。

前面提到的古人类学家和非洲通、露西出土时在场的蒂姆·怀特2003年到访了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德马内什遗址，并提出一套对那里的遗存进行阐释的方案，将其交给遗址的发现者——遑论其价值几何。即使考古队只是刮了刮这处大有希望又极复杂的遗址的地表，就已发现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东西，怀特相信该遗址的丰富性将使其比任何已知的其他遗址都能揭示出更多的人科动物的实际行为。

从遗址中发现的数量大、种类多的食肉动物的骨头判断，怀特认为德马内什对食肉动物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它们把待食的部分或整个尸体拖到那里后，可以在灌木丛、树林和洞穴里躲避日晒、雨淋或风吹，还可以至少暂时地躲开讨厌的食腐动物。它们吃剩下的猎物骨头上的肉，以及骨头里它们吃不到的骨髓，迟早都会引来食腐动物。这里还是食肉动物们的巢穴，由于年老、伤病或其他原因它们最终在这里死去。

另一方面，侵入这样一个地方、冒险去吵醒或打搅一头大型食肉动物是极其危险的。“甚至一个生活在丛林中的小孩都学会了非常小心地接近这种环境”，怀特写道。确定无疑地，德马内什的人科动物怀着恐惧、加着小心，又带着找到些肉吃的希望去靠近这个地方。该遗址的发现者找到了必定是由人科动物带到此地的大堆外表没什么改变的鹅卵石，因为它们显然不是被流水冲过来的（而这些石头唯一可能现身于此的其他途径便是由人科动物带来）。有些人认为这大堆的卵石是用以制造刮刀和其他工具的石芯，但是怀特却有不同的解释。

怀特指出，预计到危险，人科动物们沿路捡石头，扔进灌木丛，试一下里面当时是否有食肉动物，如果有的话，就把它们赶走，像非洲的土著人（和蒂姆·怀特那样的人）今日学着做的那样。经年累月，鹅卵石越积越多，远远多于带过来充当制作刮刀和其他工具的石芯所必需的数量。这个伎俩并不总能奏效，人科动物的死尸大致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基本上赤手空拳的早期人类常常成为大型食肉动物的猎物，竭力避免这种命运肯定将使其大脑得到锻炼。以进化生物学冷漠的行话来讲，轻率鲁莽之徒将被自然筛选掉，也就是说，他们会被吃掉，因而从基因库中抹去。在奥杜瓦伊峡谷几处年代早得多的古猿遗址上也发现了类似的外表没有什么改变的大堆卵石，怀特对卵石用途的解释在此也说得通。同时，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人科动物扔石头把食肉动物赶走，但想象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似乎是合理的。毕竟，黑猩猩经常扔东西以示威胁。

这让我们回想起早期人科动物更习惯于食腐而非亲身狩猎的观点（到大规模地迁出非洲时，他们肯定至少有能力猎杀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而且还提出了人类进化史研究中一个意义重大的性别问题。谁去狩猎（或觅捡残食）？与植物性食物相比，这部分肉食在他们的饮食中有多重要——或多不重要？植物性食物是谁去采集的？这些越来越多地以两足行走并且越来越聪明的生物究竟都吃些什么？

不存在很多直接甚至间接的证据来帮助回答这些问题。

牙齿的大小——比如，臼齿有多大或多小，以及试图确定骨骼化石中同位素成分的努力都无法提供一个翔实的解释。重建早期人科动物的栖息地也具有提示作用，只是隔了一层。又隔了一层的做法是分析今天的类人猿，尤其是黑猩猩的饮食，以及分析现代少数几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的饮食，这些民族的饮食早就被以科学的方法探究过了。但所有诸如此类的渠道都值得尝试。

对入门者来说，一种获得一个总体观念的方法是看一看世界上最贪婪的器官之一——人脑的营养需求。仅在休息状态——即，不做复杂的计算或集中精力思考一个哲学难题，而只是懒散地看着时光流逝——今日之成人的大脑（平均容量约1350立方厘米）就需要处于休息状态的那个人所耗费的总能量的1/5～1/4。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每单位重量的大脑所消耗的能量是肌肉的16倍。根据西北大学人类学家威廉·伦纳德（William Leonard）和一些同事的计算，一个体重约80磅、脑容量约450立方厘米的典型的南方古猿需要将其能量预算的11％用于大脑。重约130磅、脑容量约900立方厘米的直立人需要将其能量的17％用于维持大脑的运行。同时，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用于此目的的能量只有8％，而其他哺乳动物仅需3％～5％。

没有人确知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人科动物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增加其脑容量。在大约200万年中，南方古猿的脑容量从约380立方厘米增加到了500立方厘米，从能人6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增长到直立人9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花了约50万年的时间。身高的增长与此有些关联。但是，可以没有太多争议地证明，如果人科动物没有选用一种营养和热量比其他灵长目动物都更为丰富的饮食，其脑容量就不可能增长。正如早前已强调过的，直立行走习惯的养成使得更新世晚期的某些类人猿及其后裔无需耗费过多的能量便可以走得更远去觅食；而且，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干燥和凉爽，它们或者选择食用难觅的但营养更为丰富的食物，或者进化出大的臼齿和嘴，以磨碎大量树叶、茎秆等营养价值低得多的食物。

不再过全天候的树栖生活，这件事本身就使体型有可能变大。大多数树枝太小，支撑不了大型生物；由于这个原因，大猩猩、猩猩，甚至黑猩猩主要都过着陆栖生活。既然脑容量和体型大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么陆栖生活在亿万年间使脑容量有可能越来越大。

如果你像一头大猩猩那样吃下3盎司半的树叶，你会获得10～20千卡的热量。如果你吃了等量的水果，你获得的热量约为75千卡。但是，如果你吃了等量的肉，你获得的热量就会有200千卡之巨。由于存在这些差异，难怪古人类学家们会极为仔细地寻找南方古猿那样的原人吃肉的证据，结果他们发现了大量证明事实的确如此的证据，虽然那些证据大多是间接的，但也很有说服力。许多明显是用奥杜瓦伊刮具剔去肉的动物骨头出现在可追溯至约250万年前的与人类遗存相关联的遗址上。逻辑是这样的：肉类在全部饮食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大脑增长的容量越多；大脑增长的容量越多，社会组织越复杂，人们就会越发有效地去开发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肉类，如此往复，形成一个有增效作用的上升式螺旋，最终，人类成了强大的猎手。

事实上，不管男性是猎手、捡拾残食者，抑或，更有可能地，男女两性都既狩猎又食腐，长久以来普遍的看法是男人狩猎或捡拾残食，或肯定做大部分的猎食工作，而营养丰富又易于处理的肉食在由古猿进化为脑容量大且聪明绝顶的现代人的漫漫长途中扮演了关键的营养角色。该设想中包含多少真实的成分呢？

下一章我们将回到大脑及其进化历程，关于大脑的进化可说的不多；但首先，重要的是审视一下刚刚出现的人类生命与肉类的获取相关的其他一些特征。基于历史上，尤其是上个世纪对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民族的民族志研究，人们发现这些民族典型的觅食方式是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水果、坚果、浆果、某些根和块茎以及产自周边的其他植物性食物，而男人则定期去远离大本营的地方狩猎。但在许多这样的社会中，女人也参与狩猎，并用陷阱捕杀小型哺乳动物，只是不像男人走那么远罢了。总之，本质上那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猎物和植物性食物随季节而变，大本营因而频繁地迁移。一般来说，如果男人成功地把肉带回家，他们会与直系亲属分享：孩子，通常还有孩子的母亲，也许还有其他亲属。因此，大家普遍推断，类似的模式大概在南方古猿的时代就开始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匠人和能人的时代，此种模式已然确立。在所有这些推测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在那些社会中存在着明确的性别角色的区分，且盛行一夫一妻制，或至少是阶段性的一夫一妻制，男人带着宝贵的肉食回家，与一位配偶（由于行经或哺乳或怀孕她几乎总是处在贫血的边缘）和一两个孩子共享，用以换取轻易可得的性和保证孩子确由己出。人们推定，一旦石制工具开始使用，如此的社会安排便会就位，因为石制工具显然是狩猎的关键，而狩猎明显是男人的事。于是，逻辑之环闭合了，性别角色分配完毕。

到1970年代早期，此种对早期人类生活的逻辑表述遭到了人类学家——其中许多，但并非全部是女人——的严重质疑。比如，康涅狄格大学的萨莉·麦克布罗迪（Sally McBrearty）和她的一个研究生马克·莫尼茨（Marc Monitz）在一篇论文中把那个有关男性猎手的设想细分成8个基本的假设，这篇论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极易激起争端的题目——“娼妓还是养家者？最早的人属种群中的狩猎行为、工具的使用及性别角色”。那些假设和这两位作者的不同观点如下：

1．肉类构成了饮食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但对诸如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等热带觅食者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因季节而异，他们的饮食中有75％～100％来自植物性食物。

植物中缺失的基本营养由昆虫、爬行动物、啮齿动物等补充。诚然，到了200万年前，石制工具已被用来剔下骨头上的肉和敲碎骨头以获取骨髓，但无法得知如此获取的肉和骨髓的重要性有几何。

2．肉食得自狩猎。

像早前已强调过的，没有理由不认为食腐和狩猎并行不悖。

3．狩猎不是偶然的活动，而是有计划、合作性的行为。

这样的狩猎行为在通往人类的进化之路上并非关键而独特的一步。狒狒和黑猩猩也进行有意为之的、合作性的狩猎活动。

4．男人去打猎。

在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中，有雌性东非狒狒贡献1/4猎获物的例子。在某些黑猩猩的种群中，雌性狩猎时可以取得与雄性同样的成功。通常的推测是带孩子的女人没法打猎，但雌性黑猩猩被观察到甚至背着婴儿去搜寻“大块头的猎物”。民族志研究发现，大规模的公共狩猎活动——比如木步提矮人（the Mbuti pygmies）的网猎——中通常都有女人参与。

5．女人从男人那里获得肉食。

分享食物与延迟进食并非人类独有的行为。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比如黑猩猩和狒狒，通常都会分享食物。雌性一般只与直系亲属分享食物（人类觅食者亦如此），肉食由雄性与雌性，亦可在雄性间分享，还会由雌性与雄性分享。提供肉食给雄性的雌黑猩猩能够取得对雄性的支配地位。（奥尔加说萨莉搞错了：雌性灵长目动物与它们未成年的幼仔分享食物。大多数灵长目动物学家把黑猩猩间的食物共享视做一种“被容忍的偷窃行为”，而非自愿的分享。“被容忍的偷窃行为”这个科学术语运用了矛盾修辞法。）

6．女人用性来换取肉食。

在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中，雄性频繁地与非配偶（相当于朋友）分享肉食，但求偶期的雌性往往比非求偶期的雌性分得更多的肉。同时，非求偶期的雌性不太乐于社交，也不爱纠缠不休，因此不常出现在狩猎活动中。总之，在黑猩猩和狒狒当中，雄性不提供肉食也可以得到性，雌性不提供性也可以得到肉食。依此类推，人科动物中也是同样的情形。

7．用石头制造工具是为了在狩猎中使用。

事实上，过了这数百万年之后，很难确定石制工具的用途以及哪些人科动物制造了它们。微痕有时是一条线索，但在非洲却不太有用，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工具是用火山岩，而非纹理细腻的石头制成的。在微痕分析可以提供线索的地方，石制工具常在多种杂务中使用，比如加工肉类、植物和兽皮，制作挖掘用的木棍等木制工具。

8．只有男性制造并使用石制工具。

黑猩猩已经被发现会挑选原料，用它们来制造工具，并携带工具去各处实现一个又一个目的，比如，用特别制作的小树枝“钓”白蚁，或者用石锤或木锤在木砧上砸坚果。在黑猩猩当中，雌性比雄性更有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实际上，在一个被称做塔伊的黑猩猩种群（the Tai group）中，尤其是其中的雌性，会带着石锤走上500码远，创造出在考古学上可以被视为遗迹的东西。

作为结论，麦克布罗迪和莫尼茨指出，考虑到今天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变化无常的行为和种群的多样性，以及我们从早期人属的化石和其他遗存所了解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寻找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尤其是与性别相关的单一的行为模式——去理解人属的起源。她们着重指出，在早期的人科动物中，女性最有可能是工具制造者，或者至少是最“认真的”工具制造者。

2000年，新墨西哥大学的简·兰开斯特（Jane Lancaster）和她的人类学同事们发表了对10个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的饮食状况的分析报告，其中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布希曼人、巴拉圭的阿彻人（Ache）和东部非洲的哈兹达人（Hazda）。这项研究比较了黑猩猩和人类觅食者的生活史、智力和饮食，结果发现二者都尽最大努力去搜寻高质量的食物。研究者们还发现，总体来说，孩子在获取食物方面的贡献几近于零，妇女在整个生育期所贡献的食物要少于其消耗的食物。孩子和生育期的妇女由男人供养，通过打猎男人所获的食物会有剩余，而狩猎需要大量的技巧，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人类学家们发现，肉食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它营养丰富、易于分割。他们写道：“人类最初的劳动分工——男人狩猎、冒风险，女人采集、照看孩子——有赖于［肉食的］独有的特征。”

由上所见，对于那亿万年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我们这里提供的两个观点几近相反。这两个观点皆是基于今人和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例子，都力图以现世的某些方面为基础来对远古做出阐释。有没有在二者中择一的方法呢？

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对我们的人科动物祖先来说，肉类并非营养最为丰富的食物。比如，两磅腰果所含的脂肪和蛋白质或纯粹的热量与两磅肉同样多，也许更多——而且，获取坚果自然也不需要太多争斗。坚果，另有昆虫及其幼虫，以及所含成分几乎全是蛋白质的其他食物，也都非常易于处理和分割。

在民族志研究中运用类比的方法，其最终的意义如何也是存疑的。最近或如今依然生活在世界上的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种群，不管表面看来是如何简单，在生理结构和智力两方面他们依然是完全的现代人。他们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全面的智力机能和交流技巧。把这些人的行为同脑力仅相当于今人的1/2～2/3的远古人类相比着实太过牵强。最好要记住，人属的早期成员——能人、匠人、直立人的生活方式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相比几乎有天壤之别，而且那些生活方式已经消亡数百万年了。

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和文化意义上的女人的区别

在考古学记录中发现女人——或就此而言，发现男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时间框架越遥远，困难就越大。回溯的时间越久远，女人和男人的角色的“不可见性”就越随之增加，若非成指数级数增加，至少也是成几何级数增加。大体上，在最近有关人类女性在进化历程中和史前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中，她们被认定是本书题目中所谓的“看不见的性别”。然而，如果女性的所作所为被无视的话，那么男性亦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讲的那三个故事所暗示的，男性做了这个、那个及其他诸事，所有这些不过是假想而已。大多数古人类学家作了这样的推定——已知的人类进化的代表是专指男人来说的。毕竟，“Homo”的意思是“男人”。北京人指的可不是一位姑娘。但是，除了戴着固有的性别眼罩的男性研究者的传统短视外，还有几个恰当的理由来解释这种偏见的存在。

实际上，这里有几个层次的不可见性。至少在最近，以下的说法是不会有错的：基于外生殖器等明显的解剖学上的特征，体脂的分配、乳房的表现度和大小、总体上的体形以及各种骨骼的构造和粗壮程度等第二性征，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都认可男女两性之间生物学上的区别。另外，多数人都清楚，在行为上，男人使女人怀孕，女人生孩子并哺育他们。

当我们回溯至早期人科动物的时代，性别却不是那么容易确定。基本上只有两套标准可用，因为软组织无法保存下来，DNA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但还不够。在所有高级灵长目动物中，雌雄两性间的区别仅仅表现在体形大小上，即性别二态性。这就是确定一具化石的性别的依据，但遗骨的数量必须足够多才能帮助化石搜寻者做出鉴定。在（通常只有些）零碎的遗骨——尤其是幼仔的零碎的遗骨——的情况下，仅仅是身材的大小提供不了太多帮助。

另一个方便的手段是看骨骼结构的某些具体部分的特征和度量关系。比如，一般来说，雌性的骨盆与雄性有很大区别，但情况也不是黑白分明的。某一个雌性的骨盆可以朝着雄性的方向渐变，呈现出某种灰色的中间状态，反之亦然。还有一个例子，雌雄两性的眼窝通常不同，但并非每个雌性的眼窝都属典型的雌性类型，它们也许更像雄性的。雌雄两性在解剖学上的每一个不同之处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古人类学家尽量弄懂通常只是些碎骨——甚至是单块骨骼的小碎片代表什么意思，而且就连这样的断骨残片总量也很少。被确认为匠人的标本着实屈指可数。竟然会发现一些可追溯至200万或30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的遗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鉴于标本的缺乏，我们无法确知雌雄两性间变化的幅度。如早前已提到的，露西也许是男性，大有可能在文献中被称做路西佛。

性别（gender）是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我们早已注意到的，性别是一种文化现象，社会通过性别标签把一系列期望、行为规范以及文化意义赋予生物学意义上的两性或不同的年龄群体。有一个完全现代的例子：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安·加洛斯（Ann Garrels）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穿越伊拉克边境进入约旦（之后她又回到了伊拉克），她没有被要求作艾滋病检测，因为她已经50岁了，伊拉克在这方面的政策明显是基于50岁或以上的女人没有性行为的假定。伊拉克文化很可能把绝经期——换种说法，妇女的后生殖年代——等同于女人循规蹈矩地丧失了性冲动的年龄段。

回到远古时代，如果人科动物的性别很难确定，那么这些古老生物终其一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则更是隐藏在重重阴影和学术空想中。我们能用什么方法探索远古时代的女人角色——更精确地说，加之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身上的性别身份呢？主要的方法是考察当代的部落社会，再回推至史前，就像探讨狩猎和采集的问题时所做的那样。有些得自现代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社群的推论很可能是有效的，但由于上文已说过的原因，很多推论也许是无效的。

考古学家（适当地）相信，某些行为角色，如性别角色一样，在地上留下了某种似“签名”一样的明显标志。这些标志以人工制品和生态遗存（指作为废物留下来的东西，比如种子等等，或者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才出土的炉床等）的形式存在，或者更重要地，以人工制品和生态遗存的模式存在。这些模式，连同人工制品本身，可以同近世或当今的性别角色联系起来，不管这种联系是何其模糊。举一个例子，当篮子或篮子的一部分在干燥的洞穴或岩石隐蔽处的遗址——这些地方的保存条件使得发现这些东西成为可能——出土时，它们被假定代表了女人在场，实际上，是代表了女人所从事的食物生产和食物采集活动确曾发生过。原因何在呢？因为在近代，在大多数觅食和从事园艺的人群中，用纤维制成的工具和器物通常为女人所用。但也有例外：有些小，有些大。在亚利桑那州北部的霍皮族印第安人（the Hopi Indians）的社会里，直到今天，编呀、织呀这类在别处几乎总是女人的活儿还是男人来干。在许多社会里，男人即使不用纤维制作其他器物，也会编制所有的鞋子。有些东西是男人专门做来给女人用的，比如用来磨碎种子的笨重的石制工具——上磨石和凹面磨盘。有些物件则是女人专门做来给男人用的。由猿进化为人有着令人愉快的各色方式，但凡修完人类学的一门入门功课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对远古时代感兴趣的考古学家所面临的模棱两可的状况可以用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在英格兰的滨海克拉克顿（Clacton-on-the-Sea）发现了一块尖头碎木，年代被定为约30万年前（这里我们向前跳到了一个更接近于直立人最终登上世界舞台的年代）。大多数学者把这块木头解释为一个特意制作的矛尖，但它同样有可能是一根有着30万年历史的挖掘用的木棍的断片。如果用木棍采集根茎和块茎的通常是女人的话，那么它就可能成为一件明确指示性别的东西。当然，没有理由推定任何工具只为单一的目的而制作和使用。桑人的女性有时把她们丈夫的矛尖当挖掘木棍使用。因此，谁知道呢？除了现代狩猎者和采集者的例子外，我们有的只是与现代黑猩猩的类比，这些黑猩猩自从与我们在萨赫勒人乍得种之类的进化节点上分道而行后，也花了同样长的时间在进化之路上逐步演变。

然而，如果那块断木最终证明是一个矛尖，或是一根标桩，或者像一位爱开玩笑的人暗示的那样，是一根测量降雪的深度的探棒，那么就性别问题而言我们一无所获。不论那件克拉克顿工具是什么（它极有可能是一个矛尖），谁会说30万年前的女性不会制作和使用矛来为自己和孩子获取食物呢？坚持把矛和其他武器（或是假定为武器的东西）同过去所有时代的男性联系在一起，这不过是另一个在民族志研究中因不恰当地（在某些情况下，不精确地）运用类比而产生的可疑的假想罢了。

所有这些讨论的结果是，直到仅仅10万年前之后的某个时候，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的性别角色，比起女性在生物学上的角色来说，更加不为人所见。情况并不必然永远如此。更多包含人科动物遗存的遗址几乎肯定会被发现。假设发现了这样一处遗址，内有两个分开的以不同的工具和生态遗存为特征的区域，这也许对了解女性和男性的不同角色有些微的帮助，也有助于阐释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身份——男人和女人。这样的遗址充其量是一个带有更大的确定性的孤例，将来发现的必定比今天业已出土的多得多。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有几个整个社群或其中的大部分被突然埋掉并保存下来的例子（比如庞贝古城），但至为稀少，考古学家们几乎注定要在常态的考古遗址的一团混乱中翻查，那里充斥着同一块地方在岁月的长河中被多次使用的混杂的痕迹（通常被称做多重淀积层）以及由后来发生的事件——比如，啮齿动物的入侵——所导致的地层和间层令人困惑的重重堆积，几乎找不到含义完全清晰的遗存或人工制品。

到目前为止，鉴于当今分析和复原技术的局限性，加之如此漫长的保存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十分清楚地了解女人——或者男人的性别角色。离现在越近，显现的东西越多。但当前，我们基本上只能以很大的不确定性去考查今日之男人和女人在生物学上的地位，而回顾那段我们朝着成为人的方向迈出最初的脚步的漫长、艰辛、悲惨，同时又激动人心的时期，同样也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现代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同时在整个人类进化史和人类的全部命运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器官之一，当然是大脑。那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

5　大脑灰质和语言

在本章，作者们思考了母亲安抚婴儿时所使用的语言、穴居矮人、指示性的手势语、代际交流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大脑的不同之处，更不必说女人是语言的发明者这一重大命题了。

某些出没在森林地面上的更新世类人猿从两足蹒跚而行的状态发展到如今几乎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生存并且已登上月球的聪明绝顶的现代人，这一进程花了大约500万年或更多（可能是600万或700万年）的时间。在这条难以想象的漫漫长路上，几乎没有哪一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事后看来有几步似乎是必然的。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人科动物的脑容量并非一直在稳步增长——或至少从已有的证据来看，它并非一直在平稳增长。但许多人相信，如果有更多的证据（即更多的颅骨）和更好的年代学上的参照，那么大脑的进化将会显示出来是一个匀速渐进的过程。亦如我们所见，脑容量的每次扩充并不能防止物种走向灭绝。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各种人科动物的大脑是如何组织的。我们只有曾经围住大脑的颅骨或颅骨的一部分的化石以及一些间接证据，证明人科动物一旦拥有了这样的大脑，便开始制作东西，有些留了下来，等着考古学家日后去发现。我们还拥有这些进化的结果——今日之人脑，由此可以回推，就像我们在第3章论及骨盆和盆腔内至关重要的产道时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确知道，露西和她的南方古猿同伴虽然在地球上顽强生存了200多万年，但他们不过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类人猿，脑容量只有黑猩猩那么大。但在250多万年以前，某种也许跟露西没有太大不同的生物繁衍出一种与之身高相仿——大约3.5英尺，也有可能是4英尺高——但脑容量却大得多的生物。这就是能人。能人或与其相类的物种（一般推定为人属最早的成员）的大脑容量从510～750立方厘米不等，平均值为635立方厘米。最近发现的一些证据显示，大脑容量的这一显著增长或许是由后来成为能人的生物的某一单个基因的一次偶然变异促发的。遗传学家在2006年夏天宣布，他们发现了一个与大脑相关的、在远古时代变化极快的人类DNA区域。

200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外科医生兼分子遗传学家亨塞尔·斯特德曼（Hansell Stedman）和他的同事们正在新近绘制的人类基因组中寻找有可能对肌肉中的蛋白质产生影响的基因，以期对痛苦异常的肌肉萎缩症取得进一步的了解。肌肉主要由被称做肌凝蛋白的蛋白质构成，很明显，总共约有10个基因参与制造了肌肉中的各种肌凝蛋白。基因本身由碱基对氨基酸构成，斯特德曼发现，制造肌凝蛋白的10个基因之中的一个比其他的少两个碱基对。最终证明这并非几个个体的不寻常的变异，而是人类的普遍情况。同时，在他们考察的猕猴等7种不同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中，该基因拥有足额的碱基对。那么，少了两个碱基对会有什么不同吗？

所有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连结嘴和颅骨的“咬”肌相对都较大，而人类无法制造与那个变异基因相关联的肌凝蛋白，因而“咬”肌较小。较小的肌肉需要附着的骨骼区域也较小，人类的嘴就比例来讲要比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小。很重要的一点是，这7种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以及其他大多数的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咬肌被包裹在整个颅骨内，附着在被称做矢状嵴的从前至后在颅骨顶部延展的骨脊上。在一个灵长目动物幼仔的成长期内，一旦这些肌肉牢固地附着在矢状嵴上，颅骨的骨骼便不可能继续生长了，这就限制了这些灵长目动物可能拥有的脑容量。

2004年，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随着咬肌由于基因变异而缩小，刚出现的能人的年轻的颅骨得以生长更长时间，因而可以容纳一个更大的大脑。借助于相当深奥难懂的基因分析，斯特德曼和与之共事的其他科学家判断，这个制造肌凝蛋白的基因的变异大约发生在240万年前，恰好是能人从他的南方古猿祖先进化而来的时期（出入大约10万年）。斯特德曼和他的同事称此为“思考的空间”（RFT）之变异。

有些（但不是全部）对人类进化感兴趣的科学家很认真地对待这一发现，尽管他们实际上都意识到在我们有而黑猩猩没有的约4000万碱基对（碱基对的总数为31亿）中，必定存在大量在人类进化（相对于黑猩猩或猕猴的进化）史上扮演关键角色的其他基因。应当指出的是，那个变异的肌肉基因并未使我们的大脑扩充，进而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它似乎仅仅为大脑生长提供了空间，斯特德曼就是这么想的。显然，在那个过程中一定也发生了许多其他变异。

进化生物学家（相对于分子生物学家）对所有这一切提出了若干疑问，尤其是，一个南方古猿种群的某些成员拥有较小，因而较弱的颌部会带来什么直接的优势吗？较小的颌部会容纳较小（或较少）的牙齿，但为什么较小的牙齿在所有业已存在的特征中是自然所选择的那一个特征呢？人们充其量只能说较小的牙齿显然不会构成特别大的劣势，所以这个变化没有被自然淘汰掉，而是保留了下来。另一个未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嘴和牙齿等器官若不需要大的，就会变小呢？这是某种代际的器官退化现象呢，还是与某个生物的嘴和牙齿在幼年期发育完整需要耗费多少能量有关？嘴的发育所耗费的能量越少，就有越多的能量剩下来以供——比如——大脑的生长。这个答案似乎太过间接了，但我们想象得出，甚至最间接的过程在绵亘数千代的进化史上也可能发生过。

或许最为棘手的是遗传学家提出的年代问题。以对漫长的时光中基因变异的速度的估算为基础——但如此长的光阴里，会发生许多影响变异速度的事——来确定有关基因的事件的年代，尽管看上去很精确，但却是分子遗传学这门新学科中最不准确的一环。比起碳14原子极为规律的分解，或者钾的某个同位素转变成氩的固定的速度，基因和分子及整个有机体的可变性要大得多。通过用辐射计测量等手段，多数人把最早的能人化石的年代定为250万年前，比颌部肌肉的变异早了10万年。颌部肌肉的变异将使较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而扩充的大脑则相应地使制造工具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最初的工具制造者的确是最早的人属生物，而非南方古猿的话（如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那么人属生物制造工具就发生在颌部肌肉变异之前。已知最早的与动物遗存直接相关的石制工具是印第安纳大学埃塞俄比亚考古学家西拉赫·塞茅（Silehi Semaw）和他的团队于2000年在埃塞俄比亚的加大冈纳（Kada Gona）发现的。这处遗址的年代被很有把握地确定为260万年前，在其中发现的片状制品无疑曾被用来加工动物身上的某些部分。这就是古人类学的微妙与复杂之处，而今分子遗传学这门新学科已然介入这个充满生气又争议不断的古老领域。

我们人类也许依赖于许多类似的生理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和诸如10个制造髓磷脂的基因中的一个发生变异这样的脆弱时刻，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令人感到有些羞惭。当然，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很多。演化出人脑这样一个相对较大又如此复杂的器官必定牵涉一系列进化过程，其中之一也许是头部发育出足够的静脉血管，使热量可以散发出去，以防在热带草原的骄阳之下大脑变得过热——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迪安·福尔克（Dean Falk）名之为散热器理论。另一种理论把称做“脑形成”的大脑扩充过程归因于人科动物种群的大小：种群越大，自然选择就越会偏爱较大（且更为复杂的）大脑。对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之一是一种被称做昂贵的组织的假说。

为昂贵的大脑埋单的一种方法

身体及其组成部分的生长发育需要花费能量，身体的功能受到身体转化养料的过程（新陈代谢）中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多少的限制。就建构和发挥功能所需的能量而言，大脑是极为昂贵的。哺乳动物的脑组织所要求的新陈代谢的速度大约是整个身体的9倍，这意味着在哺乳动物中大脑相对较大的所有灵长目动物需要更多能量来使大脑工作。就与身体的比例而言，人类的大脑是最大的，因而被猜想新陈代谢的速度特别快，但我们并非如此。我们新陈代谢的速度与脑容量的比率跟其他哺乳动物并没有太大不同。

1995年，两位英格兰的研究人员——伦敦大学的莱斯利·C．艾洛（Leslie C．Aiello）和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的彼得·惠勒（Peter Wheeler）提出，人科动物的胃肠道——也称做消化道——相对较小，这首先意味着它发育成熟所耗费的能量较少。此外，它可以恰当地发挥作用，加工食物，产生足够的能量，维持整个身体（包括高耗能的大脑和较短的消化道）的运转——只要饮食从给胃肠道带来特别的消化负担的低质量的食物转变为高质量、易消化的食物。研究者们称，这强烈地暗示了饮食中肉类的增加（这个主题我们在第4章考查过）。那么，进化为人，生有人的大脑，似乎需要一系列——实际上，很多很多——机缘巧合或偶发事件，所有这一切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但都互为联系。甚至骨盆至少都间接地在昂贵的组织的假说中扮演了某种角色。

在考查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问题时，艾洛和惠勒指出，南方古猿的骨盆（相比而言）足够宽，可以容纳一条较长、较大的消化道，大概也的确如此。但到了匠人出场的时候，骨盆已相对较窄，这种人科动物因之得以大步行走，且大体上能以人类的步态进行耐力跑，但这限制了消化道的大小，也使分娩更加困难，由此产生了某种早期的社会性行为——接生（如第3章所讨论过的那样）。作为脑容量增加的一个表征的饮食变化的重要性现在已被人广为接受，但该假说总体上还是给人类学家留下了一些小口实。有些人说，人类脑容量增加而无相伴的体形变大的关键的驱动力更有可能是人类（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科动物）可以把许多工作外化，即使用工具和其他人工制品，以取代单纯的体力。其他人则质疑事件的先后次序：是“脑形成”使得觅取更优质的食物成为可能，还是优质的食物为更大的大脑提供了能量——再者，为什么消化道退化、变小了呢？是较小的消化道使较大的大脑成为可能，还是恰恰相反？无论如何，不管所有这些警告和质疑是否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很明显，在我们演进为人的过程中很多进化事件是共时性的。

脑容量不大可能是故事的全部

我们较大的大脑的形成方式似乎是间歇性的，而不是稳步发展的。如以前提到的，能人平均的脑容量约为630立方厘米，到了匠人就跃升至900立方厘米，而到了匠人的直系后裔——分布区域很广的直立人，平均脑容量则变成了1000立方厘米。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们会遇到直立人的后裔——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从前称做克罗马努人［Cro-Magnon Man］，在一切程度和意义上说，就是我们）及其直系祖先。很明显，我们的这些直系祖先——连同尼安德特人——的平均脑容量比我们现代人略大，今人脑容量的平均值缩减至约1300立方厘米。当然，这种缩减表明实际的脑容量并非故事的全部，还有一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海豚、鲸和大象的大脑比我们大得多。这无疑与其整体上的体形大小相关，正如6英尺高的匠人的脑容量与其体型大小有直接的联系一样——科学家称此种情形为异速生长。此外，相对于其体形大小，包括灵长目动物在内的一些哺乳动物的大脑要比我们大。

2004年末宣布的一项非同凡响的发现使脑容量的问题陷入了不确定的状态，也令很多古人类学家心烦意乱。这就是一个约18000年前生活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Flores）的人类女性的头骨和其他一些骨骼。发现者给这名身高3英尺挂零的成年女子起了个绰号“艾布”（Ebu）。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迈克·茅伍德（Mike Morwood）和一队澳大利亚及印尼科学家在一个叫做梁布阿（Liang Bua）的山洞里还发现了艾布6个同类的骨骼碎片。艾布和她的同类的大脑几乎恰与黑猩猩一样大，甚至比能人的大脑还要小。但很清楚，他们是人属生物，从95000年前到13000年前一直生活在弗洛勒斯岛。茅伍德的团队做出了下面的结论：他们属于直立人早期流散到此地的种群，很可能坐筏子涉水来到了弗洛勒斯岛。到了岛上，（借助颇为先进的尖头石器）他们可以捕获和享用（靠火的帮助）从大老鼠和巨蜥到矮种象的一系列猎物。

艾布和她的同类被命名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被推定为一个全新的人种，新闻媒体开心地戏称其为“穴居矮人”。这暗示着，艾布的祖先一到达这座食物资源相对缺乏的孤岛，就开始了对很多（但显然并非所有）生活于孤岛、与外界隔绝的动物来说十分普遍的进化过程。他们开始缩小。较小的体型在能量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在当今世纪大概很值得考虑，因为人口数量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极大，而我们耗尽了许多有用的资源）。而且，除了颇为愚笨的巨蜥外，并无其他捕食性动物躁动一旁。无论如何，当这些个体的体形变小后，他们的大脑也随之变小，但智力显然没有衰退。这的确不是人们所设想的大脑的工作方式。脑容量较小曾经意味着智力水平也较低。但这一新发现表明，一旦大脑的结构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复杂性，它便可以小型化，同时依然展现出很高的智力水平。

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果艾布的身份得到了有效的确认，她有可能变得像露西一样有名。并不令人惊讶地，无数的警告被有力地提了出来，其中一条暗示，艾布也许是一个“畸形小头人”，即病理学上所谓的脑容量小的人。（对这条警告，有人偶然听到一位考古学家回应说，某些古人类学家自己倒有点儿像是畸形小头人。）但即便艾布被视为弗洛勒斯人的典型代表，当2004年11月8日出版的那期《时代》（Time）周刊发表有关她的故事时，编辑们还是为那篇文章配了一幅绘有一名男子脖子上扛着一只刚杀死的大老鼠的插图。《时代》的家伙们根本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强有力的史前猎人的形象又回来了，纵使他是个侏儒。

然而，从19世纪起，直至进入20世纪，脑容量被普遍认为是人之为人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念还被男性沙文主义者利用，不管他们是无心还是有意的沙文主义者。人类女性的脑容量往往要比男性小——这是事实。因此，古老的偏见似乎是有科学道理的：平均来讲，女人就是不可能像男人一样聪明，于是，几乎任何想得到的歧视便有了正当理由。这种观念十分普遍，虽然考虑到男女间体形大小的差异，二者脑容量的差别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可是，最近发现女人大脑内神经元的数量与男人相同，只是大脑的容积略小。（男性和女性弗洛勒斯人的情形很可能也是如此。）由此，男性优越论的一个假想的根据被消除了。而且，多数研究大脑并追踪其进化历程的科学家认为，大脑是如何组织的远比脑容量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脑容量无疑很重要。另外，（从南方古猿到能人，再从能人到匠人的）脑容量的增加恰与我们以前谈到过的奥尔德沃工具和之后的阿舍尔工具的出现在时间上相巧合。工具的出现可能与脑容量的增加有关，但更有可能与大脑某一部分的某种新的组织方式相关。那个部分几乎肯定在大脑皮层内，而人类的大脑皮层复杂程度最高，相应地面积也最大。

几乎所有的今天拿来解释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理论将来都会被视为相当愚蠢的。人脑无疑是这颗行星上现有的最为复杂的器官。首先，人脑中约有100亿个神经元，其中多数——若非全部——可以跟其他神经元发生数千种联系。在任一时刻，所有这些神经元或是打开或是关闭，因此要察觉任何大脑的当前状态按照定义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实：神经元存在于由神经胶质细胞所组成的网络里，这些细胞以前被认为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功能性的，但现在发现它们在诸如记忆等彰显聪慧的大脑功能中扮演重要角色。任何想要理解从某种未知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的大脑发展到人脑的长达600万年的进化之路上的实际步骤的企图，都受到了以下这个明显的事实的严重制约——除了今日之人脑，所有那些大脑都已不复存在。没有人看到或触摸过智人以外的人科动物的大脑。我们有的是称做颅腔模型的东西，即由（通常大部分是重建的）人科动物的颅骨化石制成的古人类大脑的模型。从这些模型，人们至少可以得到一个有关大脑中那些位于表面的区域的模糊的印象。

某一个这样的区域大概在南方古猿的大脑中就存在，在能人的大脑中更为醒目，在匠人的大脑中以接近于今人的形式存在。这就是白洛嘉区（Broca's area），负责评估句法和对言语进行肌肉运动方面的控制。它位于大脑左边靠近耳朵的地方，右边也有，只是容积大大缩小。另一个相关的区域——威尔尼克区（Wernicke's area）的位置也在附近，但在颅腔模型里很难辨认出来，此区域负责对语义的理解。

匠人的大脑中除了拥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白洛嘉区外，在上颚和枕骨大孔（脊柱和颅骨的连接处）之间的地方似乎还有一个专司言语的区域的雏形，其弯曲的弧度略小于我们现代人，但比能人的大。另一方面，匠人的脊髓在胸椎中为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留下的通道非常狭窄，这意味着匠人无法对胸腔内的运动进行足够的控制，而胸腔内的运动对发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幅图画很模糊，但用斯坦福大学理查德·克莱恩的话说，匠人“也许已经使用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人类的语言”。

根本不清楚克莱恩所说的“类似于人类的语言”是什么意思。大多数思考此类问题的语言学家相信，直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于约15万年前至20万年前出现时，语言才产生；而且直到最近，语言学家们对由动物的某种发声系统“进化”或发展为人类的语言的观念若非完全未加注意的话，大体上也是不感兴趣的。有些语言学家声称，语言是直接从手势和原始的手势语演化而来的。大多数语言学家对非人类的动物的发声系统感到很棘手，或基本上处于无知状态；一涉及到寻找人类语言的非人类前身，他们能弄懂的只有教给黑猩猩及大猩猩的手势语（这当然仅指这两种动物有学习手势语的能力，而非它们被看到在野生状态下使用手势语）和我们下文要谈到的一个野生环境下的动物发声的例子。语言——或更恰当地说，口语（语言的口头形式）——的起源是一个混乱且猜想纷纭的问题，现有的可以被称为证据的东西极为稀少。但当然，口语，以及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书面语，处于人类生活的核心，绝对是人类和所有其他动物之间最为清晰和不容置疑的区别，也是独一无二的人脑最有用和最值得称道的功能。在地球这颗行星上最为普遍、传播最广的声音不是巨浪的咆哮或沙沙的风声，而是人们的说话声。

如此灵活的一件工具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中，上帝伸手去触碰亚当的手指，因而一举创造了有生命的人类，这恐怕不是语言产生的方式，尽管很多语言学家和对人类学有兴趣的学者声称，我们所了解的语言直到直立人已进化为智人时才出现。然而，无论它何时出现，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理解，它必定是从某种前身发展而来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进化是与旧有的结构协同工作的（或者可以说是建立在旧有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人类的脊柱从根本上说与老鼠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不同之处；实际上，人脑细胞与老鼠脑细胞相比，其组成成分的相似之处也要多于不同之处。只是从某个相对保守的体系，才产生出进化史上的变化甚至是革命。

谁发明了语言？

对于语言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只有模糊的猜想。实际上，有关这个问题没有真正科学的理论，原因是提出来的任何理论都无法证明，这就使得它们不具备科学性。但的确有不少解释。有些人类学家提出，描述诸如过去发生的事件或不在眼前，在别处才能找到的东西等抽象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说，语言的象征性质——是从日益复杂的手势发展而来的，包括朝猎物（或者互相）扔石头这样的行为。该理论解释道，这会令人脑进行有些抽象的联想，大致像某物在看不见的“那一边”这样的想法。但这种抽象的联想最终是以何种方式又是由于什么原因转变为遵循某种语法顺序的口头语言，却并无明显的答案。

另一方面，口头语言中有一些具体和可测量的东西。口语由声音组成，所有声音都具有各自的特征，如今可以很容易地录下来作为声音拷贝，称做声谱图，可以测量、展示和比较。在这种声谱图上，声音的持续时间以水平线表示，声音的频率以垂直线表示。以一只狗发出的声音为例，一声长而尖的哀叫在声谱图上显示出来的是位置很高的一条窄窄的印迹，一声低吼显示出来的是位置靠近底部的一条很宽的线。狗在害怕、受伤、乞怜或尽量显得没有攻击性时会哀叫，而在挑衅或尽力做出威胁时会低吼。1970年代，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logical Park）的鸟类学研究人员尤金·S．莫顿（Eugene S．Morton）创建了一个声音拷贝的虚拟图书馆，其中存有大约80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叫声。他发现，它们都会像狗那样吠叫。狗的吠叫在声谱图上显示为倒V字形，恰如列兵的倒V字形臂章。鸟的报警的叫声（一种听上去像是“啁啾”的声音，比犬吠的频率高）显现出来的也是一个倒V字形，猴子的报警叫声亦然。这个倒V字形首先向上，就像哀叫开始时在声谱图上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传达的是恐惧，然后向下，恰如低吼的声谱图示，表示挑衅。它的基本意思是，“嘿！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报警的叫声从声音的性质上讲是相同的，所表达的介于恐惧和挑衅之间的一连串情绪也是相同的。

出乎意料地，莫顿持续的研究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语言可能从何起源——从本质上说，是了解了使人类得以发明我们所知道的语言的最初的条件。莫顿发现，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的短程发声以及所有鸟鸣基本上都遵循同一个模式。我们高声对婴儿说话，而进行威胁时却用沙哑低沉的语调。因而，在鸟类和哺乳动物通过声音进行的交流中，形式与功能相匹配。在这种情形里，它们的叫声在声音方面的性质（形式）恰与其功能——宣示某种情绪——相配。形式与功能相匹配是生物学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直到分子的层面都是如此。

当然，除了我们的情感状态外，人类的语言还能传达信息及抽象的观念等很多别的东西。与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相比，我们也更擅长伪装自己的感情和公然说谎，而几乎所有非人类的发声都是对某种情感状态赤裸裸的、不受意志力支配的表达。动物通过发出对某种场合来说是“错误的”声音来伪装自己的感情的例子极端稀少。我们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声音拷贝对此提供了一点线索，但首先我们要考查一下野外环境中的黑长尾猴在一般的日常生活里所讲的极为有名的“语言”。

在考虑非人类的动物的语言能力时，语言学家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体形中等、生活在相当大的种群中的猴子身上，它们出没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热带草原的林地上。猎杀它们的大多是猎豹、鹰和巨蟒。1970年代，两名生物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道格拉斯·赛福斯（Douglas Seyfarth）发现，黑长尾猴有三种非常明确的报警叫声。一种是发现猎豹时发出的吠叫，猴群听到后立刻跑向最近的树，飞快地爬上树梢。当一只鹰在头上盘旋时，报警的猴子便发出一种类似低声轻笑的声音，猴群就会朝附近最茂密的灌木丛跑去（鹰可以从地面或高处的树枝上抓走猴子）。蛇警报是“吱吱”的高声尖叫，猴群听到后会站立起来，在地面上四处寻找。这接近于任何人在野外的动物中所发现的运用明确的声音传达明确的事实信息的情形，看上去猴子似乎在使用某种类似于语言的东西。

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就这些叫声的性质展开了争论——它们真的是语词或原始的语词吗？它们传达的是我们在使用语词的意义上所传达的确切的信息呢，还是对诸如头上突然出现一只鹰这样的环境变化的情绪反应呢？如今，使用语言是否像制造工具一样，至少在最小的限度上可以考虑也是非人类的动物的行为呢？动物是否拥有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即不是通过基因或单纯的模仿手段去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这里不是讨论这些争议颇多的领域的地方，但莫顿发现了把黑长尾猴的报警叫声及所有其他非人类的发声在声音上跟人类的话语区分开来的特征之一，那就是辅音的缺失。

我们的耳朵如此习惯于听到辅音，以致即使它们不存在，我们也要在头脑中将其插入。事实上，灶鸟的叫声并不是“teacher，teacher，teacher”。在表现灶鸟鸣叫的声谱图上，代表辅音“t”和“ch”的图标并不存在。在所有动物的发声中，只有人类的语言有规律地把辅音和元音连结在一起。辅音的使用功能何在呢？

首先，辅音使语言具备了一个关键的特征，它不再是一个仅有有限数量的声音的封闭系统，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只有元音和语调的变化，可能的声音便只有100种左右，因此大多数动物只能表达这么多种意思。放进去大约20个辅音，组成明确的语词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于是便有了一块适合语言发明的沃土，而不是一系列由基因固定下来的叫声。辅音不仅使发出“per”和“mit”这样的清晰的音节成为可能，还令语速快了很多。如果在你的语言中“eee”的意思是“去取”，“ooo”的意思是“食物”，“eeeooo”指奶奶，那么你肯定需要在“去取”和“食物”这两个音之间停顿一下，否则别人会误以为你指的是你的奶奶。但莫顿指出，辅音还使口头交流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策略。

动物的叫声，以及至少是我们某些人科动物祖先的叫声，不管对差别细微的情绪的表达是何等纤毫毕现、层次分明，大体上都没有掺进意志力的成分。后来，这样的时候出现了：为了实现其他目标，需要压抑或略微伪装自己的感情。辅音是中性的声音，尽管它们也会附带属于自己的意义，比如让人联想到蛇的不祥的“sssss”声，但多数时候，辅音并不附加情感上的意义，它们最初的价值也许是在日益复杂且偶尔不太稳定的早期人类社会里充当抑制赤裸裸的感情的角色。谁也说不准，在人科动物的进化过程中，原始语言最初的暧昧不明的声音究竟于何时出现。事实上，在灵长目动物和人科动物最近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极有可能几乎所有成员都参与“发明”的东西是某种程度的社会性和社交活动。

正如每一位母亲（和很多父亲）所知道的，成功地管理一个家庭需要不断进行谈判或彼此互动，而目标却总在变化中。如果A让B去做某事，B可以慢慢做，或很快地做，或根本不做。无论B选择什么方式，A会有一个不同的后续行动。倘若同时，B有一个弟弟或妹妹C，B很可能把任务推到C头上，而C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还可以向AA（父母中的另一位）抱怨，说B对他／她不好，A也不够护着他／她，如此等等。很难不去想象这样的事情自远古以来就在不停上演。把另一个相关的家庭，或者一或两对祖父母加进这个群体，可能的人际关系的数量又会增加。换句话说，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往往呈几何级数增加。

唉，正是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尤其是黑猩猩和某些狒狒撒谎和欺骗的能力，科学家们得以察觉智力的进化和拓展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显然是语言发展的真正原因。要撒谎或欺骗，不仅必须意识到本人和他人的自我，还要意识到双方的欲望或情感以及自己正在与人交流，并且明了这种交流的性质。关在笼子里的黑猩猩所展示出来的众多才能之一就是能认出镜子里的自己；另一项才能是相互拒绝透露某些信息，甚至对主人隐瞒，比如，附近有同伴时很随意地走过隐藏的食物，只是在无人注意时才过去拿。在野外，年幼的黑猩猩和狒狒被发现互相理毛或发生性行为时有意躲开对众多雌性拥有交配权的雄性首领，也不会发出通常伴随这两种行为的尖叫声。

这种明显的欺骗，以及互利的食物分享（注意，不是食物交换）中的欺诈行为，导向了或可称做智力的军备竞赛，随着时间的推移，欺骗和反欺骗逐步升级。令人高兴的是，其他更具建设性的行为也显示或增进了灵长目动物的智力，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莫过于打斗或争吵后想要做出补偿且力求和解之举。在黑猩猩当中，口角后常常通过聚在一起、互相理毛来实现和解。倭黑猩猩（以前称做侏儒黑猩猩，是一个不同的物种）是和解的高手，通过相当于自由性爱的行为来实现和平，往往由雌性发起，即便并非在任何敌意爆发之前也时常上演，更不用提在许多其他场合，以及常常心血来潮了。

食物，性，繁殖：这些是此等灵长目动物头脑中的要事，它们有多成功取决于它们对所面对的生态体系适应得有多好，即它们获取营养和避免遭捕杀的能力有多强。但一群黑猩猩每日可以花上多达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互相照料、彼此理毛。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活不仅是它们适应环境的手段，还成为它们必须适应的更大的体系的一部分。正如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灵长目动物学家艾莉森·乔利（Alison Jolly）所指出的，“灵长目动物的群落会对其成员的行为技巧做出选择。群落中那些长于交际的个体会比那些拙于社交的成员占有优势”。于是，我们被引向了那个强有力的观念：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的聪明才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成为应对与同伴相处的挑战的手段。自然，在这样的情境下，最富交际能力的社会成员不仅会拥有对其他成员的优势，还会获得他们的尊敬。如此老练的成员将会成为某种首领。由此，社会及其压力可以被视为促使语言产生的发动机。

女性的大脑

在漫长、充满选择、全然不感情用事的进化过程中，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促使雌性和雄性人科动物获得成功的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自然选择作用于雌性和雄性的方式是有差别的，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观点了。欧文·洛夫乔伊坚持认为，性别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固定的，男人出去干重活（狩猎），为的是把熏肉带回给消极等待的女人——按照《迪克·范·戴克秀》（Dick van Dyke Show）的方式。洛夫乔伊还坚信，远在工具的发明和脑容量的扩大等步骤之前，是直立行走开启了——或至少在本质上推动了——人科动物向人类演变的进程。

洛夫乔伊还认为女性在进化过程中落后了一大步。他指出，最开始，在那群被命运选中的更新世类人猿中只有雄性从树上下到地面，变为以两足直立行走。他们需要直立行走，以便到更远的地方去觅取雌性所需的肉食，而照看孩子的雌性显然还固守在树上，或以四足在森林的地面上四处乱跑。洛夫乔伊断言，进化过程中的这种性别二分现象是颇有几分根据的。雌性弱化的活动能力降低了其脆弱、笨拙的孩子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增加了做母亲这件事的强度。这全都是猜测，当然，有些明显是不可信的。比如，还不清楚为什么没有雄性在旁边，这群雌性会更不易被捕食。无论如何，至少对某些领域的人士来说，直到大约本世纪伊始，他们依然坚持一夫一妻制下的女性在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的观念。

1997年，作为对以上观念的矫正，当时就职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的迪安·福尔克探究了有关自然选择作用于女性和男性的不同结果的另一种观点。作为大脑进化领域的专家，她注意到当今女人的大脑容量比男人小（平均小10％），但她同时指出，就与身体大小的比例来讲，女人的大脑又大于男人，而两性大脑中神经元的数量完全相同。此外，女性与男性的大脑的“连结”方式不同。比如，连结大脑两个半球的三条线路，尤其是被称做胼胝体的较大的一条，就比例而言，女性大脑中的要大于男性。鉴于形式与功能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准则，认为这些（及其他）不同之处会使男女两性的大脑有不同的功能是讲得通的。事实的确如此。

那些与语言相关的大脑功能大多集中于男人大脑的左半球，对女人来说，却分散于大脑的两个半球。因此，左脑损伤或与年龄相关的萎缩，对男人来说，比对女人更有可能造成语言能力的丧失。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成千上万项测试中，女人通常在语言能力的测试里展示出更大的才能，包括阅读理解、字谜游戏和各种程度的口头表达，并且表现出对某些情感技巧——比如，识读身体语言和察觉他人的感情——的偏爱。相比之下，男人总体上更倾向于对空间关系做出支配，比如在头脑中旋转一个图形、阅读地图和记忆数字的位置。福尔克声称，这一切至少部分地代表了“发生在我们人类身上的一个非同寻常的进化历程的终极产品”。

换句话说，男女两性在大脑功能上的这些不同之处不是几千年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远古时候便开始表现出来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都比男性更有语言技能。平均来讲，区别是看得到的，但有证据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男人的语言能力通常会赶上女人。总体上，女人在语言能力和读懂别人的情绪方面似乎比男人有优势。

谁也说不准男女两性的大脑何时变得相异，正如对原始语言何时开始出现的问题充其量只能做出种种猜测。如我们此前已强调过的，整个问题被包裹在由争议和彼此排斥的概念所组成的一团乱麻里，尽管许多学者似乎都接受这样的观念：语言最初大概是受处理社会关系的需要的驱使而产生的。福尔克提出，在语言产生过程中的某一时候，出现了一种她称之为母性语言（motherese）的口头交流形式。

该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简言之，就是，在所有陆栖灵长目动物以及所有巨猿（包括独居的猩猩）和人类当中，主要的社会单位是母亲－孩子这一亲子对。福尔克说：“主要是女性对社会和环境的暗示的识读和反应将其后代的基因护送至未来。”除了母亲－孩子这一恒久的单位之外，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是令人晕眩的。同时，在类人猿和其他一些灵长目动物中，当妈妈在栖息地周围为自己和婴儿觅食，或者同别的妈妈交际时，婴儿会用双手和双脚抓紧妈妈——它们很快就能掌握这个技能。在黑猩猩当中，婴儿似乎很少发声表达什么，除非妈妈为某种原因把它放下，它对此表示不满。

在人科动物甚至是南方古猿当中，幼仔无法自己抓紧妈妈。或者妈妈一直抱着孩子，或者，当妈妈，比如说，在一片浆果或一棵坚果树上觅食时，就把孩子放下，她们也许发展出一种喋喋不休的语声来安抚孩子，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被抛弃。由此，母性语言（甚至是某种哼唱）诞生了，在这个平台上，到了某个适当的时候，但没人知道是何时，原始语言产生了，男性和女性后裔都能理解，但大概更多由女性使用，而与此同时，像某些爱开玩笑的学者喜欢讲的那样，男人们在远处的某个地方打猎，并且发明出上新世－更新世版本的星期一晚场足球。

那么，在人类最令人惊异的才能——语言的背后，女性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吗？艾莉森·乔利写道，语言是“被归于传统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性别之名下的一项至为重要的技能。我乐于认为这是真的，因为女性在人类极其重要的社会关系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其他解说皆不及此言之成理。

第二部分
通往完全现代的米莉之路

6　离开非洲摇篮

本章讲述了现代人自非洲——也许是亚洲——的迁出之旅，抑或考古学家们周复一周所发现的任何东西。我们遇见了夏娃的七个女儿，作者们还提到来自遗传学和考古学的两类证据。

更新世晚期（开始于约145000年前，延续至1万年前，即当今的全新世伊始）最有名的两个人都是女人。为千百万人所熟知的是爱拉（Ayla），珍·奥尔的国际畅销小说《爱拉与穴熊族》（Clan of the Cave Bear）及其续集的女主人公。爱拉是克罗马努人，或者说是人类学家们现在所称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中由达丽尔·汉娜（Daryl Hannah）扮演，许多去看电影的人把她视为一名魅力四射的女郎。一场地震使爱拉成为孤儿，她由尼安德特人抚养长大，被迫与异族繁衍后代，在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肇始之时迈开双脚，大踏步地穿越冰河纪的欧洲，金色的长发在风中飞扬。当然，修长、柔美、健壮、倔强的爱拉完全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比爱拉声名稍逊的更新世晚期的女人是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她于1908年被考古学家约瑟夫·松鲍蒂（Josef Szombathy）发现，出土地点在多瑙河的一处梯田状的河岸上，距奥地利的维伦多尔夫（Willendorf）不远。她是用非本地的石灰岩精雕细刻而成的，高4英寸，年代大约在22000至24000年前。她看起来根本不像达丽尔·汉娜或（1908年的）任何人头脑中的维纳斯。虽然自希腊古典时期起雕塑和绘画作品中维纳斯的形象通常就是裸体的，但她带有某种贞洁的光环，比如，波提切利（Botticelli）画作中站在半只贝壳上的端庄的维纳斯，用双手娴雅地遮住乳房和私处。有些学者猜测，这样的维纳斯代表了女性气质，也可以说是被驯服的女性——即性情中不可预测和狂暴的一面被男权制服并得到教化后的女性——的气质。

另一方面，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不但裸体，还是大大方方、满足而骄傲地裸着。此外，她很丰满，简直是肥胖。她的小手放在巨大的乳房上，大肚子凸出，现出一圈肥肉，大腿也很肥硕。外阴刻得十分精细，之上是一个深凹下去的肚脐，像第三只眼一样向外凝视着。

她没有脸，在大多数观察者看来，她的头上只是缠绕着一圈圈发辫。因此，她并非某个实际的女人的三维“雕像”，而是一个抽象的作品。关于她代表什么的理论很久以来层出不穷。她是一位女神，或至少是繁殖力的象征，一个能奇迹般地提高生殖能力的小雕像。但她怀孕了吗？是否代表奇妙而神秘的繁殖和生育呢？不，她只是胖。鲁本斯风格的丰满女人是更新世晚期女性美的理想吗？更新世晚期的男人——或女人或男女两性——拥有某种女性美的理想吗？也许她是某个男人做的轻便的性用具，借以消磨狩猎旅途中的漫漫长夜。回想最初发现时，她身上染着一点儿红赭色，有些人说她代表月经来潮，显然是由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雕刻的。很多人还将她视做大能、普世的母亲女神。

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绝非人类女性的最早代表，也不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在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出土45年之前，一位法国侯爵在多尔多涅发现了一个无头、无臂、无脚的石像，带着点儿自命不凡的挖苦口吻，他称那石像为不端庄的维纳斯。在维伦多尔夫发现的石像也称做维纳斯，她成为史前时代的符号，即便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确知她的创造者在雕刻她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但真正重要的是雕刻者头脑里确实有想法。小雕像是想象力的产物。她代表了某种东西，象征着她4英寸高的躯体之外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到了雕刻她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够用象征的方式思考问题了。

一件小雕像不仅可以代表某种东西和拥有某种意义，甚至可以集多种意义于一身，而思想的这种复杂性意味着到了彼时，人们无疑已开始使用那些意指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语词。他们表述自己周围的自然世界，很有可能还去表述自己感官之外的精神世界——除了雕刻小石像外，还采用口头语言、画像、身体装饰以及仪式、歌唱和舞蹈等形式。在自然世界和社会之外，现在又加进了一个由各种象征和意义组成的、在故事中传承的复杂的母体。换句话说，这些人跟他们的世界的互动方式或多或少有些像我们。这一系列新的思想和意义是人们借以生活在世界上的普遍方式。这些对事物的有形的表现是人属生物已经演化出一个不仅在解剖学意义上，而且在行为与心智上类似于今天的我们的物种的明显征兆。至于完全现代的人类出现在多久以前，这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大家都同意，到了约4万年前时，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已经登场了。

无论其他，晚期智人已经发明了女人——很可能还有男人——的性别角色，以及现代人类中的其他几种角色。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我们顺道访问这些完全现代的人类并考察他们如何生活之前，是拾起直立人留下的线索的时候了，我们还让他们大步走在100万年前地球上或多或少有益于健康的地方呢。这意味着我们要去尼安德特人的世界做一次短暂的旅行，这些据说颇为愚钝的人是许多尚未解决的争议的源泉，比如，不同物种间的通婚，以及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登场和遍布世界，包括他们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取代较为愚笨的匠人／直立人。有两种主要的理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各种变体来解释这些问题，而且这两种理论都被猜想、争议和大量的含混不明所环绕——得知这些你一定不会感到惊讶。（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理论皆不能以明确和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我们太多关于人类进化的这一阶段和史前时期的女性的事情。然而，女人的概念（也许还有——也许没有——男人的概念）似乎就诞生在这一团暧昧不明中，所以我们将前往尼安德特人的世界，回顾一下那些争论，并把我们自己的想法补充进去。

查尔斯·达尔文把非洲视做人类的摇篮，对此几乎无人持有异议。但除此而外，在众多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遗传学家和至少一位机械工程师当中，争议鼎沸、汹汹不止。主要的争论是，人属生物中的哪些成员凭本能指引，而非按照任何特定的计划，离开故土，漂泊至今天我们所称的中东地区，继而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进化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一切是何时发生的？

直到大约1980年代，这些学者当中最突出的想法是，完全现代的人类在几个地方经历了数次进化，是从非洲当地的匠人和别处的直立人演变而来的。据说人类起源于多个地区的假想会解释亚洲人、非洲人、澳洲人和欧洲人之间明显的——如果只是表面上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口会遇到来自环境的略微有些不同的压力和机会，于是不同的变异发生了，有些会变得显著，导致在肤色、齿形以及其他琐细却明显的体征上的地方性差异，这一切促发了人种概念的产生。同时，学者们不得不设想，在15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同地区间的人口应该会有足够多的交融，从而形成一个相互混种的大物种。于是，这些在地理上分隔却偶尔融合的直立人种群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里，渐渐地变得更为瘦小，也更加聪明，最终成为现代人。

另一种设想是，在不到2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非洲出现了一些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后来他们迁移至欧洲和亚洲，在适当的时候取代了尼安德特人、直立人等人属生物中的所有其他成员，自己存活了下来。没人知道这一取而代之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凭借更强的获取食物等诸般资源或繁衍后代的能力，还是依靠某种暴力——因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借以做出判断的证据。

可以回想起来，约200万年前，在解剖学上颇具多样性的直立人的多个种群已经开始艰难地走出非洲，到达今天的格鲁吉亚，在后来的不同时期，又继续向亚洲东部进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抵达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再到后来，约80万年前，人属生物的另一个古老种群离开非洲并最终抵达欧洲。有些古人类学家称这一支为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有些称其为前人（H．antecessor）。最后，这一物种演变为令人困惑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历史开始于20多万年前。之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克罗马努人来到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地，他们比后者更具竞争力、更聪明、生殖能力更强，故而将其淘汰；抑或通过与之通婚、混种，最终使得尼安德特人几乎消失不见。只是到了约27000年前，最后的尼安德特人才从地球上消失，这意味着“他们”和“我们”——不管以多么不稳定的方式——曾共存于世至少约13000年，甚至达23000年之久。在亚洲，很难讲这些移居而来的现代人类究竟于何时征服了本地最后的直立人，因为那里的考古记录几乎没有显示出身体结构或技术方面的突然转变。事实上，“走出非洲之假说二”的主要问题是完全缺乏这次大迁移在考古学上的印迹。

无论如何，持此设想的学者推定，总体来说，现代人类在整个旧大陆爆发式涌现时，并未与当地的种群混种。物种在生物学上通常被定义为因没有能力成功混种而互为独立的群落——这种独特性可以表现为身体结构的不同，有时甚至只是行为方式的不同。“走出非洲之假说二”的大多数支持者所做的假定是这样的：我们的直系祖先遇到的人属的所有其他成员与之在生物学上的关系较远，足以成为不同的物种，智人来到后不久，他们便灭绝了。当分子遗传学家们在1980年代宣布所有现代人都是一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非洲母亲的后裔——这个女人迅即被命名为夏娃——的时候，“走出非洲之假说二”令人震惊地得到了证实。

线粒体夏娃的发现

198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伦·威尔逊实验室——该实验室的一大关注点是古老的DNA和远古人类——里，两位研究生丽贝卡·卡恩（Rebecca Cann）和马克·斯通金（Mark Stoneking）正着手分析取自世界各地的147个人的胎盘上的DNA，借此来对多个人种的DNA进行分类，这些人中有非洲人、非裔美国人、亚洲人、高加索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新几内亚土著人中的成员。这项工作听上去粘糊糊的，但它属于近似于生物学的硬科学。

在各门科学中存在着一个从硬到软的等级，物理学和天文学属于最硬的科学，它们的特征（或至少人们对其固有的看法）是借助昂贵得惊人的仪器以取得惊人的准确性。物理学还是最为纯粹的科学实践的领域，因为任何拥有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资金的人士都可以精确地复制别人的实验，看一看其结论是否会得到证实。可以坚持完全的可复制性的物理学以及诸如化学那样的硬科学中的假说大多可以无可辩驳地证明是真的或假的——至少眼下如此。处在另一端的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些学科中通常不存在任何接近物理学的坚硬边缘或化学的确切性的东西。

考古学处在近乎中间的位置。它运用物理学（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通过测定不同元素衰变为其他元素的速度来实现推断年代的目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多个分支的知识以及科学推理的方法对遗址以及在遗址上发现的人工制品和生态遗存——更不必说时而会找到的化石——进行分析。但考古学家们也会做出许多有根据的猜测，比如，那些人科动物到底用手斧做些什么？确定一处考古遗址以及其中的人工制品的意义更趋向于学科等级中的软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视为一门艺术。考古学还是一门历史科学，而历史无法重复自己，因此，并不能总是想出办法来进行可控的、实验室意义上的实验。

许多考古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会发现分子生物学家的高度技术性、高度精确化的声明有一点儿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意味。卡恩和斯通金的发现，连同后来的基因研究，颠覆了人类起源于多个地区的理论。他们从人类的胎盘中提取了线粒体DNA（略作mtDNA）进行分析。线粒体是漂浮在身体细胞内的极小的细胞器，当然，身体细胞在细胞核内也含有DNA，细胞核内的DNA是父母双方联合贡献的。但mtDNA（跟复杂得惊人的细胞核DNA相比，要小得多）只通过母亲代代相传。这里的关键概念是mtDNA从未混有男性的贡献，它只是用来建立和组织线粒体自身；线粒体则作为能量转换器，为身体细胞提供能量。因此，mtDNA要比细胞核DNA稳定，只因偶然的变异而发生变化。

尽管变异是偶然的，但可以通过比较来自两个物种——比如说，黑猩猩和人——的mtDNA在一定的时间内有多么相近来计算出漫长时期内mtDNA的变异速度，因为这两个物种拥有同一个祖先。在此种情形里，所考量的时间大约是500万年，两个物种的不同之处的数量表明，mtDNA平均每1万年经历一次变异。

从取自那147个人类胎盘的mtDNA的样本回溯，卡恩和斯通金宣布，大约20万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偶然的变异，足以产生世界各地所有那些略有不同的人群。换句话说，今日所有活着的人的共同的母系祖先大约生活在20万年前，而且她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现代人。与此同时，卡恩和她的同事发现了源自夏娃的两种类型的mtDNA：一种仅见于非洲人，另一种见于所有其他人群，包括某些非洲人。因此，夏娃几乎肯定是非洲人。

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使许多古人类学家改变了看法，另有许多人早已是“走出非洲之假说二”的支持者，不久，“走出非洲之假说二”便在大多数学者中取代了人类起源于多个地区的假说。这一偏爱仍在继续，尽管卡恩－斯通金的某些研究的背后的计算证明是不确切的，而且，事实上，今人的mtDNA似乎有多个起源。另一个被披露出来的指摘涉及到跟mtDNA变异速度相关的时间。mtDNA平均每1万年变异一次，但那绝不会使它成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精确的“分子钟”，尤其是在区区20万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但分子遗传学绝不可能被草率地打发掉，无数实验室还在不断地改进技术并公布其研究成果。如前面已提到的，“走出非洲之假说二”从整体来讲的另一个问题是，迄今为止，考古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就考古学家们而言，地表和地下证据的缺乏相当于把一根木桩插入一只吸血鬼的心脏。

在古人类遗传学领域从事研究的较喜欢炫耀的分子生物学家之一是牛津大学的布赖恩·塞克斯（Bryan Sykes），他的实验室曾设法从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发现的冰人（the Ice Man）身上提取DNA，确定过波利尼西亚人属于什么人种，还曾做出了这样的假设：任何欧洲血统的人都可以将其直系祖先追溯到夏娃的女性后裔里的7个“女儿”当中的一个。塞克斯根据分派给每一位女儿所创建的基因“簇”或基因“族”的字母代号为她们各自起了名字。于是，我们便有了塔拉（Tara）、海伦娜（Helena）、卡特琳（Katrine）、仙妮亚（Xenia）、杰西敏（Jasmine）、维尔达（Velda）和厄休拉（Ursula）。塞克斯表示愿意接受任何感兴趣的人的mtDNA样本（用棉签在口腔内两颊上取一小片样本就足够），并且只收取很少的费用就会向申请人解释他／她是哪一位女儿的直系后裔。这些“女儿”当中年代最早的厄休拉生活在45000年前，所有7位“女儿”都是完全现代的米莉，因此，要与她们相遇，我们不得不在时间上向前跃进。塞克斯提供了这7个人的传记，这些故事的来源既有传统的考古学思想，也有虚构和想象的成分。当然，夏娃还有其他“女儿”——塞克斯总共发现了26个，她们也是而今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类的祖先。然而，实际上她们不是夏娃的女儿，夏娃生活的年代早于她们所有人约15万年。在理论上，她们是真正的人——实实在在地生过又死去的人，但她们是通过从今日活着的人向后回溯而发现的。塞克斯能找到的每一个代表欧洲人的人所拥有的mtDNA都可以与7种不同的基因簇中的一种相合，这7位女儿是我们通过一条未断绝的母系血脉所能追溯到的年代最早的女人（当然，无法回溯至夏娃本人）。换句话说，从厄休拉的年代到今天，每一代都生育一或两个女儿。在这段时光中，只生儿子的女人将从mtDNA记录上消失。下面是塞克斯的7种构想：

厄休拉：

前面已经提到，厄休拉生活在约45000年前，当时的地球——尤其是欧洲——非常寒冷，冰河在遥远的北方聚集。厄休拉降生在希腊一个由25人组成的团体里，那时的希腊有着大片平坦的草场，山坡上点缀着森林。这个团体生活在现称为帕那塞斯山（Mount Parnassus）下的悬崖中的一个浅洞里，时值春季，他们正从山脚下的冬季营地往上搬到山里去。在山里，他们穿过窄窄的峡谷和山路前往夏季牧场时，可以沿途伏击野牛。在高地，人们必须和穴熊争岩洞，正如在平原，冬天他们必须和鬣狗争食死野牛的残骸，因为在开阔地猎杀野牛实在是太危险了。

厄休拉和她的族人极少碰到其他人类——那些肌肉结实、矮而壮、我们今天称为尼安德特人的种群。尼安德特人往往避开厄休拉的族群，后者比他们更苗条、更高，鼻子也更小——所有这些都是来自更温暖的地区的人们的特征。在几代之前，厄休拉的先人从土耳其移居而来。

厄休拉的妈妈捕捉青蛙、掏鸟蛋，还采集块茎和根，而她的男人则与鬣狗争腐肉，偶尔也会猎杀一头鹿。生活很是艰难，许多人，尤其是孩子和老人，会在冬天饿死，以及死于种种意外和疾病。当厄休拉29岁的母亲死去时，这个女孩已经发育成熟，肤色黝黑，面容姣好，很惹族人中年轻男子的注意。最终她选了一个，并在15岁时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四年后，她又生了一个，而且她足够长寿，看到了她的第一个外孙女，在37岁高龄时死去。

厄休拉和她的族人是第一批在欧洲聚居的现代人，今天，11％的欧洲人可以把祖先追溯至厄休拉，他们大多集中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

仙妮亚：

厄休拉之后2万年，气候更加寒冷，位于不断向前推进的冰河以南的欧洲是狂风劲吹的冻原。仙妮亚降生在一座由猛犸骨和象牙搭成的盖着野牛皮的圆形小屋里。在仙妮亚的族群中，人们制造的矛尖比厄休拉一族所造的任何东西都要锋利，掷矛者把矛投得更远、更有力，所以当大群野兽随季节向北或向南迁徙时，男人们可以猎获野牛和其他动物。

在漫长的冬季，仙妮亚的族人们在骨制小屋烧骨头取暖。当仙妮亚足够大时，她偶尔会随父亲去打猎，帮他屠宰猎物和给猎物剥皮。一段时间后，仙妮亚会怀孕；到了适当的时候，她会产下双胞胎。双胞胎中较小的那一个往往会被立即弄死，因为任何一位妈妈都没有能力在为自己采集食物的同时还带着并喂哺两个婴儿。但在我们所讲的故事中，仙妮亚的父母得知附近某族群里的一位妇女刚刚失去一个婴儿，因此他们把较小的那个孩子包好，交给那位丧子的母亲抚养。

在仙妮亚的后裔中，有些人一直向东迁徙到西伯利亚，美洲的印第安人中有1％是她的后代。在欧洲，6％的人口源自她的世系，主要分布在东欧，也有一些在法国和英国。

海伦娜：

到2万年前海伦娜出生时，冰河已经向南推进到了柏林，永冻层和冻原几乎延展到了地中海。海伦娜生长在海岸边的一个族群里，长大后，她帮妈妈采蘑菇、捞牡蛎，爸爸则猎取小鹿和其他哺乳动物。夏末，他们与其他族群在多尔多涅河谷相聚在一起。这些聚会是盛大的社交场合，也是对迁徙的驯鹿群发动大猎杀的时机。海伦娜的爸爸用鹿角制作矛尖和给她妈妈用的缝衣针。像别的女人一样，海伦娜的妈妈缝制衣服以抵御无时不在的寒冷。实际上，海伦娜母亲高超的缝纫技艺让她的家人在族群中享有很高的地位。

海伦娜长大了，生了三个女儿，过着和她母亲差不多的生活，做衣服，去周边采集食物。男人们把大量时间花在狩猎或在绘有猎物形象的岩洞里举行充满戏剧性的仪式上。像其他女人一样，海伦娜通常在一旁观望被猎杀的驯鹿——这是她参与这种活动的唯一方式。

现在，海伦娜的后人在所有欧裔人口中占47％。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她的世系如此成功。

维尔达：

17000年前，冰和寒冷向南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致人们被驱赶到乌克兰、法国、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维尔达降生在西班牙北部一个位于海岸和森林之间的永久性营地里。那些发现此地环境宜人的人便不再离开，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一走，这里就会被别人侵占。世界变得拥挤起来。

像别的女人一样，维尔达采集食物，她的男人则去狩猎。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因为猎豹常常会捕食小孩子，而当男人们狩猎归来、呆在家里时，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危险来临时，女人们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互相保护的团体。维尔达有三个女儿，那时，女人控制着生育的秘密仪式，男人不被邀请参加；男人则控制着与狩猎相关的仪式，其中包括在附近的洞穴深处绘制激动人心的野兽的形象。维尔达的祖父是一位有名的岩洞艺术家，还拥有主持狩猎仪式所需要的法术。身长5英尺4英寸的维尔达比大多数女人都要高，她自己也是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能雕刻出美丽的装饰品，梦想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岩洞艺术家。

维尔达的丈夫死于一次鬣狗的袭击，她没有再结婚。她会得到族群里其他成员的帮助，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她送给他们装饰品和其他雕刻物。在她于38岁故去之前，她最终得到了一个帮助装饰岩洞的机会。

她的后裔在现有的欧洲人中占5％，大多分布在西欧，北达挪威。

塔拉：

塔拉是维尔达的同代人，生活在17000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河纪的盛期。与身处西班牙的维尔达和之前的海伦娜相比，塔拉所生活的世界相对要温暖一些。维尔达和海伦娜都受惠于冻原上庞大且迁徙极有规律的兽群，而塔拉的世界虽然温暖，却不那么富足，因为这里林木茂密，只有不易猎获的鹿、野猪和其他动物。生存的压力更大，因此，艺术创作相比之下有些沉闷。包括塔拉的族群在内，大家都过着更为独立自足的生活。

塔拉由一位姨妈抚养长大，她母亲在她还是孩子时就被杀死了，她父亲猎取小野猪、貂、小鹿等他有能力打到的猎物，女人们也四处搜寻食物。

塔拉的父亲曾经用天鹅翅膀上的空心骨头为她母亲做过一支笛子，每当父亲带着肉回家时，塔拉就会吹起一支欢快的曲子。

秋天，族群顺流而下，来到海边。一天，塔拉出门去拾她经常用来做项链的贝壳时，发现了一头搁浅的海豚的尸体。她跑回家去叫她的家人，但当他们回到海滩时，别人已在监视着海豚的尸身。一度似乎要发生一场危险的争执，但最后当两伙人互相靠近时，才看出彼此是亲戚，于是大家共同分享了大海的馈赠。

另有一次，塔拉和她父亲在岸上发现了一根已经部分腐烂的原木。事实上，一边已腐烂，另一边覆盖着藤壶。他们开始漫不经心地刮掉腐烂的一边，不久发现那根掏空的原木能浮起来。最初他们把它视为某种玩具，在玩一个新发明的游戏时，朝里面扔石头。但很快他们认识到，他们可以坐在里面、摇桨划行。在以这种方式发明了独木舟后，塔拉和她父亲，后来还有她的孩子们，开始在海岸线附近生活，划着一只只独木舟去捕捞蚌类和其他有壳动物，甚至是海豹。

当然，塔拉最后死了，她的家人——现已包括三个外孙女——把她埋在沙丘里，用赭土涂红了她的脸，还在她的脖子上戴了很多条贝壳项链。

今天，超过9％的欧洲本地人出自塔拉一族。他们生活在地中海西岸、欧洲西部边缘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英国西部和爱尔兰。

卡特琳：

15000年前，卡特琳降生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边缘的密林里，她倔强任性，有点儿像个问题儿童，却生得十分美貌。她行为颇不检点，很早便与一个男孩有染，并且怀了孕，后来，那个男孩掉下悬崖摔死了，留下卡特琳去面对独自抚养孩子的不太美妙的未来。小女孩出生后，卡特琳不仅未与她建立起亲子关系，还恨她，给她喂奶时脾气总是很坏，盼着日子快点儿过，好给她断奶。与此同时，她还跟其他几个男孩子鬼混，等她的女儿真地完全断奶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一次，她觉得婴儿——又是一个女儿——非常讨人喜欢，没有人（包括她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

即便如此，她也从未透露孩子的父亲是谁，于是，为她们母女弄到足够食物的负担便加到了她父亲和兄长的头上。她希望她能陪他们去野外打猎，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有一次，当男人们不在家时，她感觉到在火堆另一边的暗处有一个灰色的东西，但没看清是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夜里，那个东西现身为一匹狼，这匹狼满足于仅是盯着挤在火堆周围的众人看。当男人们带着两只猎杀的岩羚羊回来时，那匹狼像往常一样出现了，卡特琳的父亲扔给它一块肉。几个星期内，那匹狼一直吃他们的残羹剩饭。然后，它消失了。

又过了数星期，男人们再一次狩猎归来，那匹狼跟着他们，还有两只幼仔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回到营地后，那匹狼用扔给它的残羹剩饭喂两个幼仔。于是，那个将一再上演的过程开始了，最终导致狼被驯化为狗，直到最后一个冰河纪末期，狗都是世界各地的猎人不可或缺的伙伴。

卡特琳故去1万年后，她的一位后人走进阿尔卑斯山，死在了那里。这就是著名的冰人。今天，约6％的欧洲人是她的后裔，大多生活在地中海地区，但在全欧都有分布。

杰西敏：

1万年前，杰西敏降生在人类历史上、也是这颗行星上最早的村庄之一。她居住的房子有一部分挖在土里，还有几根木桩撑着一个茅草屋顶。她的村庄有300人左右。到这时为止，冰河已退至接近其今天所在的位置，融冰抬升了海平面，致使沿海地带的许多地方被淹没。杰西敏的村庄处在草原和丘陵交织的地带，距离水面上涨的波斯湾不远。

杰西敏长大了，干一些采集橡子和开心果的活儿，但主要的精力用在照料一块地上，她在地里种了野草的种子。在搜寻波斯羚羊的狩猎途中，男人们用路遇的坚硬的野草种子果腹，有时他们也把这些种子带回家。杰西敏的丈夫是一个无能的猎人，便开始用袋子收集这些种子，并把它们大量带回家。这使得杰西敏的小块试验田不断扩大。不久，杰西敏和她丈夫学会了将地里的种子磨碎，做成更可口的糊状食物；日月更迭，他们开始在新生的植物上选择长得离茎更近的种子。他们发现，这些种子被风从植株上吹落的可能性更小，也更加饱满。很快，村子里的其他人开始效仿他们，其他村子则学会了驯养野山羊，仅仅在几代之内，这些新的实践活动已到处传播，甚至传入欧洲，且远至东方。

随着冰河的消失，地球的北部变得温暖，杰西敏的一些族人便向北迁移。农业的出现使得人口的增长极为迅速，很多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土地来耕种。今天，杰西敏一族的后裔约占欧洲人口的17％，分布范围很广，尤其是在中欧、伊比利亚半岛、康沃尔、威尔士和苏格兰西部。

以上便是布赖恩·塞克斯为他所谓的夏娃的7个女儿设想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他的发现的最重要之处是表明今日的欧洲人大多已经在欧洲生活了很长时间。直到他找到这7个女儿，包括遗传学家在内的其他学者坚持认为，尼安德特人之后最早的欧洲人——克罗马努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被大约在杰西敏时代从近东闯入欧洲的拥有优越技术的农夫们打垮并取代。然而，尽管杰西敏一族是欧洲的夏娃后裔中其次成功的，但他们在欧洲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1/5。扩展到欧洲的与其说是技术的发明者，倒不如说是技术。

当然，这一讨论让我们在时间上大大超前了，它的用处在于让我们得以瞥见所有这一切会导向什么，也许由此可以得到原谅。以后我们将看到，这7种构想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45000年前至1万年前的妇女的生活。同时，我们再一次回到有关走出非洲的大移居的问题：它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真地发生过，以及完成此举的到底是什么人。

迄今为止，古遗传学家最重要的发现也许来自对从尼安德特人的一块骨头中提取的mtDNA的分析，实际上，那是被发现的第一块尼安德特人的颅骨——它于1856年出土于德国尼安德河谷的一个石灰岩开采场。简言之，与人类mtDNA的比较显示，尼安德特人与今人的mtDNA间的变异程度几乎是晚期智人成员间mtDNA的变异程度的三倍，这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晚期智人共有的祖先生活在约55万至70万年前。从这个分析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晚期智人的基因中没有尼安德特人的贡献。换句话说，他们是，而且一直是两个独立的物种，无法混种。因此，尼安德特人早已被现代人取代，而且同样的事情在世界其他地方必定也发生过。因此，“走出非洲之假说二”（有些人也称之为夏娃理论）被奉为应优先选择的理论。然而，对在北美洲发现的已知最早的人类颅骨的DNA的分析表明，那些古人类与当今的美国印第安人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澳大利亚的情形同样如此。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当基因研究只是基于少数几个样本时，考古学家们往往不会相信任何古代族群对今日人口的贡献。

通往现代人类的其他路径

那些对夏娃理论（该理论认为，20万年前之后的某个时候，现代人起源于非洲，取代了世界各地所有其他的人类种群）怀有疑虑的人主要把希望寄托在化石记录以及人工制品记录上。夏娃理论指出，一旦完全现代的人类开进北京，并且很快以某种方式取代生活在那里已近200万年的所有直立人种群，那么两者在解剖学上必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换句话说，在这一取而代之的事件发生之前和之后，人属生物的化石在解剖学上应该有非常明显的不连续性。不仅如此，你也许还期待看到某些证明出现了不同的——若非更为优越的——技术的证据。

人类多地区起源论的主要倡导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艾伦·索恩（Alan Thorne）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Ann Arbor）分校的米尔福德·H．沃尔波夫（Milford H．Wolpoff）。他们代表的显然是一个少数派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应被忽视。比如，他们指出，中国人的牙齿，尤其是上门齿，或称犬齿，存在着反常之处。大多数但并非所有中国人的犬齿是所谓的“大板牙”，即内缘朝里弯曲。那些地方的远古的直立人和现代的中国人皆如此（而且，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地中海沿岸某些居民的犬齿也是此种形态）。无论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齿形，它本应同样作用于新近入侵的、不混种的人口，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实在难以理解。

考查了亚洲人解剖学上的其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颅骨后，索恩和沃尔波夫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向今人的转变十分平稳”，他们还补充说，美洲的情况亦然。在欧洲的入侵者——克罗马努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连续性。比如，他们指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早期的尼安德特人要比晚期的尼安德特人跟后来到达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关系更远。如果这两个种群是互为独立的，这当然与二者发展所应遵循的方向恰恰相反。两个物种间的区别理应变得日益明显，而不是相反。

尽管像本领域的许多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争议双方并非截然对立、不可调和——遗传学家及其人类学支持者不是不能跟人类多地区起源论者（及其遗传学支持者）对话。试图调和这些不同观点的努力显然时有发生，而且，正如科学界的常例一样，真相终将大白。可以肯定地认为，最终的情形将比迄今为止提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复杂得多——一长串错综复杂的巧合、意外的相遇、遗传漂变以及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甚至更为肯定的是，移居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无数次尝试走出非洲、走进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结果，而且，大概很多尝试都失败了。这些迁徙几乎肯定带来了偶然的遗传“瓶颈”，使得某个人成为当地甚或整个地区的种群的创建者——至少一段时间内如此。古老的人种和现代人交配有可能产生出具有现代人的特征而无古老人种的遗传痕迹的可存活的杂交人种——在理论上这甚至是可能的。如已经指出的，现代人几乎可以跟任何东西交配，甚至是金桶仙人掌，因此，可以认为，凡是两条腿的东西都不算是逾越限度。这种事情可能以称为扩散波的方式反复上演，牵涉到任意的微小的运动。在这些情形里，与古老的人种交配的是现代的男人还是女人呢？

所有这些可能性将使实际的人口史比出现在基因记录中的要复杂得多。更多的人工制品，更多的人类遗骸，基因分析技术的改进，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为我们提供一幅更加精微、细致的图画。同时，除了爱拉和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之外，我们至少又已遇到了7位史前时期的妇女，而且，大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到了必须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7　几乎是全然真正的现代人

在本章，世界各地的人的相貌开始变得与我们非常相像，接着，他们的行为甚至也开始类似于我们。作者中的两位对某些问题意见相左，而且不愿和解。

学者们对精确地讲，是什么把完全现代的人类——像你一样的人——同我们的先人区分开来，以及这一转变发生于何时的问题莫衷一是，对此你可能一点儿都不感到惊讶。首先，存在两种人：约10万年或更久以前出现在非洲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和实际上与真正的、完全的现代人在解剖学上略有不同的人，这使得整个问题有些令人困惑。解剖学上的现代特征是断续出现的。此外，这些早期的（或可称为古老的）现代人在行为上显然与我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今天，许多趣味高雅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些古老的现代人并不是讨人喜欢的晚餐客人（但有些人也许不这么想），而那个雕刻了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的人——稍加训导，就像［那位语音学教授］对伊莉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1]所做的那样——则会与我们相处融洽。令人困惑的另外一点是，地球上不同地方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不同的时间变为行为方面的现代人。至少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情况确乎如此。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地下已有大量证据出土的时期，因而考古学可说的东西很多。

1969年，考古学家们在以色列卡夫扎山（Qafzeh Mountain）的卡夫扎岩洞（Qafzeh Cave）里偶然发现了1个女人和约15个男人的部分遗骸，后来证明他们是已知最早的冒险离开非洲并进入黎凡特地区（Levant）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非洲的众多遗址已经发现了在解剖学上与之相似的人，年代可以回溯至16万年前，从南非到埃塞俄比亚都有分布，其中最古老的是1997年在一个干旱的山谷里发现的两个成人和一个孩子的颅骨，那座山谷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东北的赫托村（Herto）附近。颅骨显示出在某种丧葬习俗中被有意从身体上切下的迹象，它们所显现的特征有些是现代的，有些不是。科学家们把这些遗骸命名为古老智人（Homo sapiens idaltu），这个亚种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年龄较大的”。又过了7万年后，这些大体上已进化为现代人的人群才冒险离开非洲。

卡夫扎人的年代凭推测已被定为约92000至96000年前。他们的遗骸是法国波尔多大学的贝尔纳·范德梅尔什（Bernard Vandermeersch）发现的，在有时相当激烈的关于智人的特征、时代和史前史的争论中，作为一个群体的卡夫扎人已经成为中心话题之一。他们被称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近似现代人和原始－克罗马努人。根据部分骨骼可以断定，他们的腿几乎跟尼安德特人一样健壮，腿部肌肉十分发达。根据颅侧和颅后的碎片判断，他们的脑容量大约为1500立方厘米，与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大致相同，比晚期智人平均1300立方厘米的脑容量要大。此外，他们的牙齿比你或我的大，事实上，他们的牙齿跟尼安德特人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从磨损的痕迹判断，尼安德特人习惯于用牙齿干一些重活，比如夹住一块皮革或木头。卡夫扎人不但与尼安德特人共有某些解剖学上的特征，他们制造石器的技术——称做莫斯特（Mousterian）技术或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技术——也与当时的尼安德特人相同。

然而，卡夫扎人和尼安德特人在如何使用这些相似的工具方面也许有一些不同。一位该领域的学者对卡夫扎人的手极为关注，他指出，由卡夫扎人的手骨判断，其手部肌肉似乎具备了一种与使用装了柄（大概是木柄）的石片或锤子这样的工具相适应的握力，那些工具的柄是用乳香树脂或树胶粘上去的。这样的工具所要求的握力与只是拿石块当锤子用时所要求的握力不同，而尼安德特人的手的握力恰恰属于后一种。另一方面，在德国舒宁根（Shoeningen）已经出土了可以追溯至40万年前的木矛，显然，这些木矛是基于某种投掷力学的知识设计出来的重心在前的投枪，大概也要求尼安德特人具备某种精确的握力。的确，其他学者并不能接受卡夫扎人的手和他们的尼安德特人邻居的手存在很大区别这一推想，有些人称之为无稽之谈。

然而，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卡夫扎洞居者确与尼安德特人不同。除了双腿骨骼粗壮、肌肉发达外，卡夫扎人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要比尼安德特人小且苗条——或者用考古学家们的话来说，比后者纤瘦。卡夫扎人拥有一些现代人的特征，比如陡直的前额和伸出到脸部上方的高而短的脑门。他们的后脑勺浑圆，而不是像尼安德特人那样的球形，他们的下巴向前突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的脸长而窄，向外突出，没有下巴，鼻子很大，大鼻子这个特征跟尼安德特人粗壮的身体和四肢以及相对矮小的身材一样，是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

2003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伊莱拉·霍福斯（Erella Hovers）和她的同事们在9万至10万年前埋葬在卡夫扎山洞的人类遗骨旁边发现了71块赭石。赭石是一种可以当颜料用的氧化铁，尤其是在加热后。有迹象表明，从别处带到这个山洞里的赭石被加热过，并被涂到了一旁的几件石制工具上。关于这些尸体在埋葬时是否用赭石装饰过是存有争议的（当然，争议还很大），但这至少暗示，当时的人们在心智上已经有了飞跃——他们能够把红色的颜料同死亡联系在一起。但赭石还有其他更具实用性的价值，比如，用来把工具的尖头装到柄上以及加工兽皮，做这些事所需要的赭石比在尸体上着色所需要的多。

关于这些人的身份的另一条线索是，他们的遗骨与非洲动物的残骸有所关联，表明当非洲大陆的猎物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有利的间歇期迁徙到黎凡特地区时，那里的人类也随之尝试着走出非洲。但这些近似于现代人的人后来在该地区被尼安德特人取代了；无疑，此前尼安德特人向南、向西走出了欧洲，显然还曾猎捕过近东地区的动物。非洲人或者没能存活下来，或者当气候变化时，整理行装回了家。

当然，卡夫扎洞居者并非已经出土的唯一的近似于现代人的人。更多这样的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被发现，他们当中是否有一些人，或者全部，抑或全无，是约4万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克罗马努人的直系祖先，这一直是一个引发令人感兴趣的争论的问题。真正的现代人何时出现在东亚是一个讨论余地更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那里可供研究的考古遗址相对缺乏。欧洲和俄罗斯大草原有大量的遗址，这些地区已成为探讨有关现代人类的问题的中心——这种趋势已是如此明显，以致事实上，许多学者近年来致力于平衡这种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的倾向。其实，俄罗斯考古学家们最近在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地区以及中亚发掘出了现代技术到来的证据——时间大约是45000年前的某个时候。

无论如何，甚至当克罗马努人出现在考古记录上时——尽管他们体形纤瘦，生着小牙齿和尖下巴——他们依然不完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这是因为他们的牙齿，特别是臼齿，还未缩小到今天大多数人的牙齿那样大。牙齿的缩小一般被归因于饮食的变化——更多的肉类和更少的植物性食物，以及经常性地烹饪食物，使其软化。至于为什么像牙齿这样的体征在大的牙齿不再是必要的时候会在几代之间变小，至今尚有一些难以理解之处。身体器官发育时不长到比所需要的尺寸大，这样就不会把能量用光——牙齿变小可能与能量因之节省下来而获得的优势有关。这需要自然选择对能量做出相当精细的计算，好在大自然有大量的时间。

烹饪当然是一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在地下留有记录。对炉床经常性的使用大约在20万年前就出现在世界上数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因此不被视为现代人类的一个先决条件。考古学家们编了一个长长的单子，上面罗列了把完全现代的人类同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特征和才能（经常添加和减掉）。这些特征和才能是以在考古记录中所能发现的东西为基础的，据推断在5万年前至4万年前之间，（至少在欧洲）呈现出繁盛之态。这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旧石器时代晚期过渡的时段。克罗马努人被普遍认为在智力上同你没有两样，比如，有能力发明激光器，只是他们没有与我们相匹敌的发明史。但他们极有发明才能——这是新的或至少是充分发展的行为的征兆——正是这些在地下或岩壁上留下印记的发明使得考古学家们推断，事实上，这些发明者在过了700万年后终于成了真正的人。我们将谈到这些特征中的几个，有些是顺便提及，有些会详加阐述。这些论述源自理查德·克莱恩的被经常参阅的著作《人类的生涯》（The Human Career）。

石制工具是我们所谓的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尤其是它们对时间的破坏有着极强的抵御能力。自石器时代晚期（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旧石器时代晚期在非洲被称做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石制工具的类型和多样性都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事实上，这一时期由此得以界定。当然，技术不是毫无理由或自动产生的。世上发生的某件事情要求使用更加专门的工具，而一旦某件工具为一个专门的任务而设计，它便反复为这同一个目的而制造。与此同时，人们发现了其他用来制造工具的材料——骨头、象牙和贝壳等，它们被制成尖头、钻子、针等器物。另一个技术特征是把想要的原材料，尤其是石头，做长距离的运输。

随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到来，我们开始看到克莱恩所谓的最早的无可辩驳的艺术出现了。他所说的无可辩驳的艺术是指伟大的岩洞壁画、雕刻品、饰有抽象图案和动物形象等的工具以及珠子和其他个人饰物。关于它们是否该被称做艺术尚有疑问，因为在我们西方人对这个词的用法中，艺术往往只是为了审美的目的才创造出来，而猎人和采集者以及今天许多部落人所创造的我们有点儿无礼地称为“原始艺术”的东西通常只是作为其日常的实用和宗教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时，考古学家们不仅在“艺术”——或自此以后将被称做“画像”——当中，而且在较为复杂的坟墓内也发现了有关仪式的“确凿证据”。比如，尼安德特人显然是安葬死者的，至少有时这么做。1970年代，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Shanidar）发现了一处尼安德特人的葬地，里面似乎有花儿，暗示这是某种形式的表露出同情心的葬礼，甚至暗示着某种刚刚生成的宗教意识。

后来，那些花（在坟墓里表现为花粉）被断定极有可能只是从别处吹进无遮盖的坟墓里的花粉。但不管怎么说，尼安德特人是将死者安葬的。果真如此吗？1990年代，几位学者声称，所有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即莫斯特时期）的“墓葬”更应被归于自然原因，比如随风刮来的沉积物。当然有人加入论战，有些人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之前墓葬肯定存在，即使它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我们称之为同情、惋惜、对来生的希望或者别的什么情感的蛛丝马迹。前文刚提到的卡夫扎山洞中一处可以追溯至约10万年前的内含赭石的坟墓，除了是个弃尸之所，还可以认为它暗示了什么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不作此想。关于丧葬习俗，一派观点声称，在那几个出土的墓葬中，可以发现与人类相近的情感是逐步增长的；其他人认为，近似于人类的人在成为真正的人并以看得见的细心安葬死者时经历了一个突然的转变，这从诸如头饰、珠宝、武器、工具、动物骨头，是的，还有花朵等日益复杂的陪葬品中就能看得出来。

克莱恩的名单上罗列的其他特征还包括人类有能力生活在欧亚大陆最寒冷的部分——东北欧和北亚，日益增加的人口密度以及显示人类已掌握捕鱼的技能并在获取食物方面取得了其他进展的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回述这些特征当中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详加考查克莱恩名单上的另一个特征——最古老的证明“对营地的地面进行空间组织，包括构建复杂的炉床和最古老的、无可争议的结构‘废墟’”的证据。

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被视做最早的、无可争议的建筑才出现，它们出自现代人之手。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们在找不到方便的山洞或突出物的地方，便建造实际的居所——用柱子、兽皮和其他材料搭建成的各种建筑。在约2万年前的东欧，人们用猛犸骨打地基，可能还用来固定木柱。这些是永久性的或至少就季节而言是永久性的住所，建造这些住所的人已经具备了地点和家的观念。按照荷兰莱顿大学的扬·克伦（Jan Kolen）的观点，这些住所中的空间次序表明了社会类别和社会分工的存在，也许还表明了某种神秘的家居布局——即赋予熟悉的家居景致以某种神圣的色彩——的发端，此种房屋布局直至今天对大多数非西方的社会来说都很普遍。

在更早的年代，在尼安德特人中间，可以被称做营地的地方——无论是在山洞里，还是在开阔地上——就其性质而言，更多只是巢穴。它们是“流动的”营地，只是在合适的时机使用，当居民们在有限的地域追踪猎物时，营地很快就会被抛弃。从本质上说，这些营地是由内而外开辟出来的，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住所是根据计划从外向内建成的。在尼安德特人的营地里，石块会被清理出去、扔到外围，有时误使考古学家相信那是有意砌成的墙。一个分析得很透彻的例子是位于以色列基巴拉岩洞（Kebara Cave）内的一处营地。居民们在中心的位置搭建了圆形或椭圆形的炉床，用草或木头作燃料。炉火用来烘烤人们从附近的卡梅尔山（Mount Carmel）上采来的野豆子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也用来烤肉。做好饭后，燃尽的炉灰被铺展开来，可能是让地表变得温暖，以备在上面睡觉。屠宰猎物、敲燧石和制造工具也都在中心区域进行，但碎石块被扔到外围。对营地的各不相同且显然是连续性的使用也许还反映了尼安德特人对女人和男人在社会上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意识，甚至是对与这些角色相一致的早期的空间次序的意识。

尽管把列举行为特征的单子归拢起来很重要，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抓住极富争议的有关现代人行为的起源、年代和传播的问题的本质。一个原因是这些单子上所开列的大多数特征源自欧洲及附近的西亚，这令很多人觉得不妥，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考古学家们对欧洲的研究比对面积大得多的非洲大陆或亚洲的大部分要全面得多，因此，欧洲提供了更多有关旧石器时代的资料。然而，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在气候和地形上都与非洲不同。我们从民族志报告（更不必提常识）中得知，环境越难应付、越复杂或越多变，所需的工具就越复杂，可能也越精细。住在北极地区的人——比如因纽特人（曾经被称做爱斯基摩人）——所使用的一系列工具比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的人的工具要复杂、精细得多（尽管雨林居住者拥有高度复杂的“易腐烂”的工具）。但总体来说，如果没有需要，人们不会去发明耗费很多材料或者要花很多时间制造的工具。工具产生自实际的需要，生活在石器时代的热带非洲的人们对专为御寒而缝制的衣服没有需求。

然而，地理方面的其他考虑有时被忽略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是：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自约5万年前开始制造的最好的工具之一是用鹿角制成的，这些工具比软木做的更坚硬，也更耐久。但是，非洲的动物没有茸角（指驼鹿或鹿的头上季节性地生长出来的东西），所以这种高级的材料根本就无法得到。

一张根据考古记录作出的行为特征的单子的最大问题也许是记录从来都不全面，经常会有所添加。那些相信与此故事相关的年代最早的东西已经被发现并且那个年代永远都将是最早的考古学家已经抛弃了科学和现实，入了某种特别的宗教。比如，一种个人饰品——珠子的存在透露出下面的信息：人们开始将自己视为社会中拥有某种需要宣示的身份的成员；珠子暗示着其主人已经学会了某种象征的思维方式。我们以前提到过的用赭石装饰死者尸体的风俗也暗示了象征性思维方式的存在，尽管这更加难以证明。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柯蒂斯·麦利恩（Curtis Marean）写道，学界有一个广泛的共识——“社交才能和象征性、有组织的行为是现代人的行为”。的确，人们可以证明，许多人也确实证明了这种至少约4万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全新的行为是标志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已成为行为方面的现代人的关键特征。在坟墓和其他地方已经发现了大约是那个年代的由非洲的鸵鸟蛋壳制成的珠子以及由近东和欧洲的贝壳制成的珠子，这对学者们很有帮助。如此完美的发现的唯一的问题是最近出土的一串大概由鸵鸟蛋壳制成的珠子似乎已有75000年的历史了。如果那确实是珠子——很难想象它们还会是什么别的东西，那么75000年前的人们将它们制作出来，用以彰显某种地位或等级。

2004年，又是这位克里斯托弗·亨希尔伍德宣布，他和他的团队在印度洋沿岸距南非开普敦以东约200英里的布龙伯斯洞穴（Blombos Cave）内发现了珠子。那些珠子由类似蜗牛的软体动物的豌豆大小的壳制成，这种生活在河里的动物太小了，不会是任何人的残羹剩菜，它们生活的河里也没有已知的捕食性动物。在那个年代，距布龙伯斯洞穴最近的河流在12英里以外，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壳是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意带到洞穴里来的。这些珠子上的磨损，正是人们希望在一串典型的壳珠上看到的，珠子上还有赭石的痕迹。尽管这些珠子的年代比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任何珠串都要早3万年，它们依然表明当时至少有一群几乎是现代人的人在对自己的个体或社会身份进行着某种形式的思考，为了某种原因在改变着自己的样子。考古学家们对这些75000年前的珠子的疑虑几乎是出自本性的，但最近又在非洲发现了似乎是10万年前的珠子。

即使面对这些以及其他显示出象征性思维的迹象的发现——象征性思维的大爆发要等到很久以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学者们还是有可能说：“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一个人或一群人在75000年前做了一串珠子并不能证明太多东西，不能表明在那个时候，人们制作珠子是为了表达某种身份或地位意识。无疑，人们有制作珠子以及在赭石块上划出小小的几何图案的能力，还能进行其他一些小小的“艺术”创作。题中要义是这是否是经常性或系统性的：大多数人都这么做吗？这是普遍的行为吗？这是当时的人类面对世界的方式吗？一个女人给自己做了一串珠子（我们得记住，这还牵涉到绳子的制作，因为珠子需要用绳子串起来）跟岩画、复杂的工具、原始的建筑以及其他技艺和成就的大繁荣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而这些技艺直到约45000年前才出现在欧洲，约35000年前才真正步入发展的正轨。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制作珠子的技艺在那些更古老的年代传播得有多广。由于是生物制品，所以珠子保存得不太完好。

许多研究这个时期的考古学家为了回答在这段至为重要的过渡期内究竟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仍把注意力集中在现收藏于大学和博物馆里的列于大清单上的物品以及新出土的东西上面。这种基于人工制品证据的清单的问题是那些证据所揭示出来的具体的行为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它们只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而且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例如，约3万年前，欧洲的某些人在肖维（Chauvet）等地创作了令人惊叹的岩洞壁画，不久以后，与他们同样现代的人类迁移至北美洲，而如此规模的岩画从未在那里出现过。（但规模有多重要呢？南美人在10500年前也进行山岩艺术——或可称为岩画——的创作。）无论如何，更新世晚期的欧洲人把绘制岩画以及自身能力范围的拓展视为增加自己在自然界或／和人类社会中获取成功的机会的手段。但是，（如果有）那什么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呢？有些考古学家已经抛弃了考古学家该走的正常道路——他们不去问发生了什么，而是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在这方面，看一看尼安德特人以及解剖学和行为方面的现代人这两个物种（有些人称之为亚种）是如何面对他们的世界的会很有帮助。

生活在欧亚大陆更靠北的地区的尼安德特人非常强健，胸背厚实，四肢粗壮，有点儿矮胖，拥有跟因纽特人和其他北极居民的体格中相同的与寒冷气候相适应的特征。即便如此，尼安德特人强壮的体格与其说为了应对寒冷的气候，倒不如说为了应付需要更多的体力付出的艰苦生活。生活在更靠南的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就不那么强壮，但也不像曾跟他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达1万年之久的早期现代人那样纤瘦。尼安德特人的遗骸讲述了一个关于异常艰苦的生活的故事：他们往往不到45岁就死去，骨头通常受过重压，而且屡屡折断过。年幼者患有种种疾病，儿童的死亡率接近43％。相比之下，在早期现代人中，儿童的死亡率要低得多，仅有39％或者更低。

最近对骨骼的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饮食更倾向于以肉食为主，与早期现代人相比，他们的饮食过度肉食化了——或者，至少数量有限的样本所显示的情况如此。因此，尼安德特人（像其他食肉动物一样）需要利用大面积的地域，作远距离的跋涉。这对女性来说将会特别艰难，尤其是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对年幼者亦然。另一种选择是留在少数几个猎物及其他资源的品种都很丰富的地方，这样，女性跋涉的路程也短一些。这种地方通常位于河流、平原、丘陵和山脉相混杂之处，很显然，也是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族群生活的地方。当冰河持续扩展并向南推进，于约2万年前面积达到最大时（此前7000年，最后的尼安德特人灭绝），如此宜人的地方越发难以找到。很有理由认为致使尼安德特人在各地接连灭绝的并不是来自克罗马努人那样的现代人的暴力或其他压力，而是因为各个小种群被隔绝在称做冰河纪物种遗留区的地方，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艰难图存。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的一个老生常谈是：处于与外界隔绝状态的哺乳动物的小种群一般都以近亲繁殖告终，最后，其生殖体系崩溃，这是致使大多数哺乳动物物种灭绝的典型的终极因素。当然，面对不同的情况，尼安德特人有能力改变策略——而多数其他动物则无能为力——但随着他们被隔绝在遗留区内，他们所能做的选择会越发有限。无论这是否能解释他们最终的灭绝，距今约27000年前，最后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

与此同时，早期现代人中的女性比男性更早变得纤瘦起来，而尼安德特人的女性一直和男性一样健壮。这一点，连同其他线索，使得有些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的觅食方式跟大多数灵长目动物相同——即，女性负责填饱自己和自己幼仔的肚子。所有雌性灵长目动物都为自己的幼仔提供食物，而几乎没有非人类的雄性灵长目动物这么做。雄性黑猩猩的确不时把熏肉带回家，但通常只跟它欲与之交配的雌性分享，并不分给自己的幼仔。

相比之下，对于早期现代人中的女性来说，生活已变得不那么艰难了。肌肉不那么发达、牙齿较小，她们也能过活。不论发生了什么，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使得她们不再需要付出像尼安德特女人那么多的体力。不言而喻，这不仅令女性受益，也使其子女和生殖伙伴受益。在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的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由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模式向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后期）的模式过渡的过程中，虽然这两个物种曾经长时间地共存于世，但早期现代人开始遵循一种不同的生存之道。

真正的现代人——突变还是渐变？

本书两位资深作者对此意见不一，主要是侧重点不同。这种不同无法用彼此间周全的礼貌和谦恭的态度来掩饰，但可以对其做出直截了当的解释。两种观点都有长处，都是以对进化领域仔细而专注的观察为基础的，都有本领域其他受人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经过多次漫长的讨论，哪一种观点也没能在两位作者间占上风。事实上，在资历较浅的作者看来，他们的分歧似乎更是侧重点的问题，但这种细微的差异之处常常是最水火不容的学术争论爆发的战场。

奥尔加认为，本质上完全属于现代人的一系列才能和成就在约45000年前协同出现，至少欧亚大陆的情形如此。在所有这些特征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所谓的“现代”文化的要求及益处。比如，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复杂而多样的工具大量涌现——一位男性学者称之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军备竞赛”。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反映了人们想成为更好的猎手，从而更好地为家人提供生活所需的愿望。更刻薄的说法是，这反映了人们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名更好的猎手的愿望。另一方面，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大多数工具仅仅是工具，而不是武器。

然而，新技术除了赋予应用者某种地位外，当人们居住在跟从前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资源的种类和数量都受到季节限制的较为寒冷的地区）时，这些技术还会帮助人们携带食物走更长的路程，并能对本地和外域的资源都加以利用。但是，当孩子、男人、女人和老人全都成为不仅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还有着自己的过去并很可能延续至未来的家庭的永久的且互相依赖的成员之时，比任何新工具或新技术都更加重要的大概是家庭中所奉行的常规性且可靠的共享机制。总体的生存压力的减小以及在男性一直都相对强壮的同时所发生的女性纤瘦化的现象表明，恰在此时，男性开始承担一部分喂养幼儿的重担。而且，随着常规性的——甚至是有组织的——食物共享机制的出现，劳动分工也产生了。

于是，成员间互为依靠的家庭应运而生，并且通过联姻跟其他家庭联结在一起，这样便产生了为人类所独有的大家庭内的亲属关系。比如，人们会被称做叔／舅、姨／婶，堂、表兄弟／姐妹——这些都是可以依靠的人。还会有人被称为（外）祖母和（外）祖父，因为随着生存压力的减小和危险的、与大自然（闪电、大型动物）纯体力的搏斗为新兴的应对艰苦的自然环境的文化手段所取代，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这些已经过了生殖期的长者有能力，大概也愿意帮忙带孩子，这就进一步减轻了女性的压力；此外，老人们在大家庭中还可以扮演通晓历史和各种经验的智囊的角色。所有这一切都以人们已开始分派包括性别角色在内的特定的角色为先决条件。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女性的概念，与对权利、责任、规则和地位的不同分配的体系紧密相连，建立在对资源和不同才能的共享的基础之上。从考古记录中无法弄清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男人的——即，是否存在“男人”这个概念。丹佛大学的萨拉·M．内尔森（Sarah M．Nelson）对男人是被视为“非女人”抑或仅仅是可被短期利用的人充满疑惑。

性别角色建立后（也许因地域差别会有所不同），有些女性很可能更擅长承担男性角色，比如狩猎，做起这些事来也更轻松，而有些男性则承担起女性的角色或功能，比如编织。这种现象在今天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中都很普遍。不仅如此，那种认为女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从未猎捕过动物，也从未制造过石器的观念不过是未经证明的臆断。

所有这一切都以奥尔加所谓的主体间的互相依赖为基础。生活在这些族群里的人们视自己为群体的永久性成员，并且认为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是可以依靠的，对在空间和血缘上较远的族群可能就不那么依赖。灵长目动物中基本而普遍的母－仔亲子对已经扩展为一个包含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在内的彼此间互相依赖的群体。由婚姻而产生的进一步的联系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在某个时候会扩展成以共同的祖先为基础的更大的群体，比如氏族。几乎每个人都会从这种安排中受益，尤其是孩子，不论那时还是现在，孩子当然都代表着未来。实际上，会产生某种形式的不朽：人的血脉的绵亘不绝。

据奥尔加之见，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全新的，它们使人类建立了用象征的形式思考以及发现联系并赋予某些现象其原本不存在的意义的新习惯，而这些新习惯反过来又促成了上文所说的一切。不管多么模糊不清，这一切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最后几千年中可能已经出现，但只是到了大约45000年前，即（至少是）欧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后，这一切才繁荣兴盛，导致了有些学者眼中的“创新革命”。当然，如果没有人类的语言，这些都不会发生。尽管人科动物有可能，而人类确实经常性地使用手势和身体语言，但直到书写的发明，语言最重要的实体形式就是口语：说话。而口语最重要的智力层面的特征是使以象征的方式传播信息和观念成为可能。

奥尔加对关于语言的讨论——语言何时出现以及人们如何在远古发现有关语言的证据——不是特别能够应对自如。语言不会变成化石，它是含蓄的，不能直接在石制工具或一块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颅骨上看到。人们只能在考古记录中寻找它存在的迹象，它的替代物，尤其是它不可否认的象征本质。于是，奥尔加去寻找包含清晰且明确的象征成分的考古遗存。画像、乐器、项链、饰缀、死者被以有明显含义的方式安葬的坟墓（比如伴有陪葬品）——所有这些种类的证据自约4万年前起就大量涌现，而且遍布各地。所有大陆上的我们所有的祖先最晚到约35000年前时都拥有了现代语言——对此无人持有异议。此类物品在4万年前的考古记录中为数寥寥，在奥尔加看来，这表明使用象征符号并进而使用语言的能力也许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没有得到经常性的运用。

要解释是什么使这一切在突然之间一举出现并不容易。理查德·克莱恩假定，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后期过渡的某个时候，大概是非洲的某个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大脑中发生了某种基因变异，从而导致了上述特征的爆发式涌现。（至于这在当时是如何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克莱恩没有做出解释。）有一位学者指出，大脑的这种结构性变化最终使得其所有功能“串联”起来，而这些功能虽早已产生，但直到这一变异发生时，它们一直分散在大脑的各个部分，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奥尔加认为，社会日趋复杂，对人类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在此可以找到智力变化的终极原因，正是这些变化使我们现代人类拥有当前的智力水平。

在约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欧洲的创新革命发生之时，年纪大得足以做（外）祖父母的成年人的数量突然增加了4倍。数百万年来这种趋势一直存在，只是不太显著，但这一次的飞跃是前所未有的。过去数百万年间人类寿命的缓慢增长被称做（外）祖母假说，该假说暗示，随着某些女性过了生育期之后依然存活于世，早期的人属动物获得了几个优势：其一是长者的类似于档案记录的功能，再者就是老人可以帮忙照看孩子，此外，现在一个群体里不只有两代人，这既是额外的挑战，也是机会。但所有这些优势都是逐渐显现的。现在，密歇根大学的雷切尔·卡斯帕丽（Rachel Caspari）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李相熙（Sang-Hee Lee）通过研究从南方古猿到行为方面的现代人当中的人科动物和人类的臼齿的磨损速度，确认了此次老年人口数量的突然飞跃。人类学家们说，整个人口中年长者人数的突然增加对“人口扩张和与现代性相关的文化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换一种说法，此时人口的急剧变化也许相当于最近的信息革命的一个早期版本，长者的漫长的记忆权且充当有用信息的活的宝库。这个时期的创新革命可能由人口的这一突然变化迅速开启，而通过一系列反馈式的循环，创新革命反过来又增加了人们活到更大年纪的可能性。无论如何，现在（外）祖父母们在这个新世界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导致了一次人口爆炸，仅仅15000年后，地球上几乎每个可以居住的地方都有人类生活了。

奥尔加和吉姆对这些有关人口构成的发现以及突然之间有大量实践活动正在进行的事实并未发生争论。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年长人口激增和创新革命的原因也是突然出现的吗？在奥尔加看来，人们一旦开始使用象征符号，事情就变得明朗起来，恰如“你一旦怀孕，你就彻底怀孕了，而不会只是局部怀孕”。抑或，所有这些特征是在早得多的时候便开始显现，慢慢发展，然后突然繁盛起来的吗（正像年长者人数增长的例子——先是缓慢地累积，直到突然之间，年长人口的数量变成了以前的4倍）？

吉姆指出，语言的起源比奥尔加愿意承认的任何年代都要早得多。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科动物的大脑容量——比如，在能人和匠人之间——经历了突然的增长，吉姆觉得此说极为不妥。他认为化石记录所显示的脑容量的激增是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的证据中出现某种巧合的结果。如果我们拥有介于两种已知的化石类型之间的各个时期的颅骨，就会看到脑容量是逐步递增的，其增长方式比有些人想象的要循序渐进得多。与此相似，他认为语言必定有前身，恰如所有其他依靠某种生物能力的才干和特征一样。

语言牵涉到思维和交流两种能力。它可以被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这个系统构想出关于人类经验中情感和物质两个领域的观点，对其加以塑造并不断传递与之相关的思考。因此，语言包含内、外两个方面。这个系统的一部分由手势和姿势、大声笑以及看到恶心的东西发出“啊！”的声音组成。（如前面提到过的，该系统的主要部分是口语，书面语言在大约5000年前才问世。）

口头语言具有以下几种属性。其一是能产性，即，对于我们传达的每一条信息，我们都可以加上另一条，其意义既不能被前面的信息所预示，也不能被它所决定。于是，我们可以从对去年春天见到的一朵花的美丽的讨论跳到对一台发动机的马力或是一位邻居的罪恶的品评。如我们以前提到的，一个非人类的动物所能发出的单音的数量是极为有限的（长臂猿能发出9个基本音），尽管这些音能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但非人类动物发声的能产性依然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类似地，手势可以表达的意义也极为有限——至少在文字发明前如此，文字使聋人的手语得以传达复杂的信息。

移位性是人类语言的另一个特征。它是指一条信息的接收者和发送者都不必跟正在讨论的事情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比如，他们可以在两个人眼前都没有土豆的情况下去谈论一个土豆。任意性这个特征是指我们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在此例中，“土豆”这个词）和那种正被谈论的实际的可食用的块根之间绝对没有直接或实质性的关系。这跟拟声词不同，“呜呜”这个词逼真地模仿了一个人加大摩托车油门时车子所发出的声音特征。你也可以用“bligdump”指称土豆，只要你与之交谈的每个人都知道“bligdump”实际上是指某种可食用的块根。

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二重性，指同样无意义的基本音，比如“toe”、“tay”和“po”，可以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有意义的词。语言学家称这些音为音素，由它们建构的词称做词素。具备这些特征的语言是象征性的，而象征性的语言是构成人类的独特之处的关键特征之一——如果不是那个唯一的关键性特征的话。语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方面是其产生新颖的言辞——与任何语言中的所有言辞在形式或实质上都不相似的言辞的能力。语言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人的大脑无论冒出什么想法，它都会同时创造出用以表达的言辞。

语言无论何时出现，当初肯定缺乏现在的某些或许多物理及心理特征。起初很可能没有句法、时态或代词，某些我们现在可以发出的音当时的人们大概也无法发出。但在某个时候，语言成为人类最关键的属性之一。我们的独特之处显然不在于使用工具（黑猩猩和星鸦［nuthatches］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中的两种），也不在于狩猎、战争或政治。

但在吉姆看来，语言一旦出现，即便还很原始，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即奥尔加所讨论的那种社会体系就产生了。语言增进了人们之间的合作。语言使我们得以发挥领导力（和加强自己的地位）。语言使我们得以认同自己并认识他人。语言可以让我们制订战略和战术计划，进行有效的劳动分工，增强群体认同感，并最终发展出意象和多层次的象征体系。

根据吉姆的观点，证明象征性思维能力发展的解剖学上的证据（比如，人脑中白洛嘉区和韦尼克区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大脑不对称性的发展）和考古学上的证据（比如，墓葬饰品、岩画、复杂的工具等等）不可能突然之间同时出现，而只可能是在漫长时期内的不同时候出现的。同理，语言的问世也应遵循此道。

虽然吉姆和奥尔加对象征性思维开始的时间和性质意见相左，但他们一致认为性别角色的形成相当晚。虽然我们无法在时间上看到语言的起源，我们却可以看到性别角色的起源。我们将对一段时期和一个地方进行一番审视，因为我们知道性别角色已在那里形成。对于所有这些理论性和阐释性的讨论，读者们可以选择支持某一方，也可以不这样做。这些讨论表明了确认及证实什么是现代人的核心属性这一工作的惊人的复杂性。现在到了看一看所有这些通往现代人类的路径在欧亚大陆和其他地方是如何展开的时候了。我们的讲述将从约26000年前开始，地点是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一条河谷——大概可以算是第1章里的故事的一则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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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萧伯纳剧作《皮革马利翁》中的人物，她出身下层，讲话带有浓重的考克尼腔——即伦敦东区劳工阶层的口音，经语音学家希金斯教授的训练，她最终讲得一口流利的标准英语。——译者注

8　女人制造

在本章，我们将探访一处宜人的营地，那里满是布克兄弟[1]风格的织物和其他出自女性之手的物品，我们还会看到最早的烟花，发现其实并没有猎杀猛犸这回事以及可以做你邻居的人们。

地点：今捷克共和国东部，巴甫洛夫丘陵（Pavlov Hills）的一座小山上，三块石灰岩耸立于广阔的南摩拉维亚平原（the south Moravian plain）之上，那处营地就位于这座小山绿草如茵的平缓山坡上。营地以北、以南和以东的景致都是绵延数英里的草原和森林，一条宽阔的河谷被人类和野生动物当做了从浩荡的多瑙河的冲积平原进入北欧的通衢大道。摩拉瓦河（Morava River）是多瑙河的一条主要支流，巴甫洛夫丘陵就位于一条流入摩拉瓦河的河流的右岸。距丘陵以北一个月行程是巨大的冰墙，距丘陵西南一个月行程是裹在冰层中的今天被称做阿尔卑斯山的雄伟山脉。村庄距一块沼泽地不远，沼泽由一条流经平原的河流供水，潮湿的环境适合各种落叶树的生长——桤木、桉树、桦树、柳树丛，偶尔还有橡树，在稍远更加干燥的地方可以见到松树、云杉等针叶树。远方，几群驯鹿和小群的马正向南奔去。更远处，一群雌性猛犸和它们的幼仔缓慢地向北行进。

时间：26000年前。夏日已尽，在初秋之夜，气温已接近冰点。冬天来临时将更加寒冷，但现在，一旦太阳爬上山坡，天气还是相对暖和的。

村庄：

这里是几个族群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度过漫长的秋天、冬天和早春的地方，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长久以来一直这么做，没有人能记起或算出这么做的时间到底有多久了。营地位于上坡处，离河约有200码，那里有少量的天然矿物质，春天会吸引营养极度缺乏的动物来此，尤其是雌性猛犸和它们的幼仔。虚弱的猛犸便死在这里，留下骨头供人们利用。千万年以来，人们利用猛犸的骨头和牙齿来建造房屋、制造工具和其他物品。现在，他们在自己清理出来的洼地上已经建起了5座类似于帐篷的建筑，把去年用过的燧石和骨头碎片、损坏的工具和其他居家垃圾扔到外面。由缝在一起的兽皮做的墙和屋顶用木桩支撑，边缘用石块压住，以抵御劲吹的寒风。坐落在营地中央的是这些建筑当中最大的一座，内有5个炉床，一圈圈的石块勾画出炉床的轮廓。其他建筑里面只有一个炉床。离营地约80码的上坡处还有一座建筑，3面兽皮墙用石灰岩片压住，里面有一层层的炉灰和碎陶片。

在这个特定的早晨，东方的天空刚开始变亮，一个女人从一座帐篷里走出来，对一名正在守护营地中央的篝火的昏昏欲睡的年轻人点了点头，那堆火已经燃烧了一整夜，用以吓退捕食性动物。她缓慢而痛苦地走上山坡，走进这座小建筑。她从柴堆里拿过几根木棍，生起一堆火，那堆柴是她让孙儿们昨天备下的。火焰贪婪地舔着松枝，升腾到寒冷的空气中。她并没有停下来暖和一下自己，而是把更多、更大的木柴加到火堆里，然后就走下山坡，回到了住所。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了，提着一只编得很紧的装满水的篮子和一只盛满棕色泥土的布袋子。现在，火已经把燃料变成了通红、灼热的炭。她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窑边坐下，膝关节有些酸痛，她咕哝了一句。她把细土和水混在一起，做成黏土，用黏土捏了一个极小的熊的头和身子，把做好的部分放到一边，她又捏了两条腿，把它们安到身子上。她缓慢而庄重地说了几个字，把小熊扔进火里。几分钟后，随着一声尖锐的“噼啪”声和一串火星，小熊爆炸了，碎片“喀哒喀哒”地从窑壁上掉落。就这样，老妇人的一天开始了，竭尽所能地让这个世界变得对其他人来说更加安全。

现在，人们正从住所走到寒冷的户外，搔着痒，打着哈欠，抬头望天，寻找今日天气如何的征兆。小孩子开始尖叫着四处飞跑，父母们生气地低声呵斥他们安静点。两个女人站在一起交谈，她们都在给新生儿喂奶。一些男人围成一圈站着，嘴里嚼着窄条的兔肉干，朝远方平原上奔驰而过的马群望去，盘算着。山坡上的陶窑边，老妇人制作的烟花所发出的尖锐的“嘭啪”声听上去让人很安心。太阳已经爬上山，投下长长的一直延伸到山坡下的阴影，营地里的各项活动都开始了。有无数的家务要做。几个男人很快就忙于用新敲好的燧石矛刃替换固定在木矛的象牙前杆上的极小的旧矛刃，更新这些锋利得足以致命的装备。这些武器是用来猎杀远方平原上的马群和红色的小鹿的，这项任务足以让几个男人忙上整整一昼夜，到头来却有可能一无所获。

另一个男人正把一片灰色的板岩磨成垂饰，昨天他奔跑时摔倒在岩石上，原先那件垂饰摔碎了。一位年长的男人慢慢地展开一张长长的猎网，把它在地上铺开，他的双手都已扭曲变形。接着，他从一端到另一端仔细地检查了这张长约40英尺的网，发现所有的结依然很牢固。他满意地把网卷起来，放到地上，近旁是一棵孤零零的树，离树几英尺以外则是他和他的家人睡觉的住所。

住所内，他的女儿正在用一只编得很紧、内糊坚硬的黏土的篮子煮粥，粥是各色各样的野生种子熬成的。越熬越稠的粥冒着泡，有些溢出篮子边，掉进炉床里。这个年轻的女人用这种东西喂养她4岁的女儿已经有一星期了，她已给女儿断了奶。早些时候，她和其他三位母亲把她们的女儿打发出去采荨麻，荨麻就长在营地周围的扰动土壤（disturbed soil）里，现在到了加工荨麻的时候了。女孩和她们的母亲将把荨麻浸泡在水里，除去外壳，取出里面更细的纤维，这些纤维将被拧成多股的绳子。

那位老妇人是营地里年纪最大的，但她依然精力充沛，将指导女孩们制作麻绳，她会把最细的麻线拿到自己的织布机上用做经纱和纬纱。去年，她教会了年轻女孩们8种麻绳编结方法中的5种，有的用来编篮子和地垫，有的用来编挂在墙上以抵御冬季寒风的帷帘，还有一种复杂而神秘的技艺——从荨麻中制取适合用织布机纺织的纤维，织成麻布后，再缝制成合体的天气暖和时穿的衣服。这位老妇人在女孩们眼中有点儿吓人，因为她太有权势了；她已将一名女孩选定为特殊的学生：该女孩将学习缝制仪式上穿的衬衫。她还将向另一名女孩演示织布机的用法，有一天这名女孩也许会成为现在的老妇人——能纺出最细的麻线并为在她的有生之年出现的族群首领缝制衣服的织工。

又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出发前往山下的平原，每个人都带着燧石刀以及装有象牙和石头矛尖的木矛，他们在正午的太阳下流着汗，兽皮衬衫掖在腰带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将在路上跋涉，之后会在靠近河边的一个地方露营，马群和当地的一些鹿很喜欢这条河。其他男人留在营地，有些在给男孩们讲夸张的狩猎故事，有些挖起疏松的泥土，装进麻线编成的袋子里，背到山上，送给在陶窑边干活儿的老妇人。在一棵孤零零的树的阴凉底下，三名年轻的女子一边将小而硬的草种磨碎，一边聊天、说笑。今天是一个举行宴会、庆祝这些有亲属关系的家庭在这里季节性聚会的好日子。

下午将尽时，每个家庭的猎网都已展开并仔细检查过，这些网被绑在一起，连成了两张长长的网，每张都约有80英尺宽。现在，孩子、一些男人和女人以及几位长者拿着网出发了。孩子们一边跟在大人后面跑，一边勇敢地挥舞着手中的棍子。几个大人也拿着用掉落的树枝削成的木棒。带路的是这群人当中最年长的一位，走了半小时后，他们在覆盖着矮树丛的山坡上停下来。几位年长者小心地将网展开，再把网从用来携带它们的木桩上解下，接下去人们会用这些木桩把网固定在地面上。几名年轻女子、男人们和所有的孩子默不做声地围成一圈，爬上山坡，在快要抵达山顶的地方停住。在那儿，他们围成一个大大的弧形，信号一发出，便朝山下冲去，一边跑一边猛击树木，还发出狂野的尖叫，制造出骇人的喧嚣。兔子、狐狸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从矮树丛中窜出，前前后后地飞奔，转头冲向山下，以逃避阻拦它们的乱哄哄的人群。几分钟之内，已有几十只动物跳进了猎网，立即被人们挥舞着木棒杀死。当太阳落下西方的地平线，人们满载而归，所获的肉和毛皮很多天都用不完。

随着宴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营地一下子变得喧闹、忙乱起来：有的在给动物剥皮，有的在生火——屋外的火要燃上一整夜，数不清的家务在等着人做。与此同时，今天第一个迎接日光的那位老妇人带着一名年轻的学徒回到了山坡上的陶窑，她已经用黏土捏了几十个小圆球、几个动物以及一件十分精致的女子小像。这名黏土塑成的女子臀部肥大，双乳下垂，没有脸，没有脚，后背上的几道纹表明那里也很丰满——总之，这件小塑像代表了一个丰腴的（prosperous）女人。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东西都放进篮子——除了那件小塑像，它被交给两名学徒中年龄较大的一个。得此殊荣的女孩咧开嘴笑了，小心地把塑像握在手里，她们朝山下的营地走去。宴会持续到深夜的时候，有几对儿溜进暗处，朝不远处坐落在矮树丛中的求爱营地走去。其他人还在又跳又唱，那位老妇人不时把一个黏土小球或小动物扔进火里，一边还以一种高亢而哀恸的声音为自己唱一支特别的歌曲，而那些黏土做的小玩意儿在火里爆响。庆祝活动临近尾声时，老妇人让那名昏昏欲睡的学徒把那件女子小像投入火中。当女孩把小塑像轻抛入火之时，营地里的大多数人都停下来观看，他们默不做声地等了大约一分钟，直到“劈啪”一声爆裂的巨响宣告了仪式、宴会以及整个一天的结束。

随着小塑像的爆响，眼皮低垂的人们开始准备就寝，大家的肚子都吃得滚圆，庆祝狩猎成功的仪式也进行得很圆满——真是不错的一天。

这幅图画有哪些正确的地方

上文的构想中有多少猜测的成分，又有几分是确定无疑的呢？对在一处后来被称做多尔尼韦斯特尼斯1号（Dolni Vestonice I）的遗址所度过的一天的描述的背后有什么证据吗？在过去的3/4个世纪中，无数考古学家对该遗址进行过挖掘和考察，迄今为止，这个遗址内已经产生了数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其中最早的发现之一便是那个在宴会尾声时被投进营地中央火堆的女性小塑像。这件小塑像是在由卡雷尔·艾波索伦（Karel Absolon）领导的摩拉维亚博物馆（Moravian Museum）的考古挖掘中被发现的，出土日期是1925年7月13日。挖掘工人发现它时，它是两块不等长的碎片，相距不到1英尺。它逐渐被称为韦斯特尼斯的维纳斯（Vestonice Venus），因为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陶瓷制品而著名。不久，出现了一幅画——实际上，是泽德内克·伯里安（Zdenek Burian）画的一幅插图，画中是一位年长的男子，白发凌乱，穿着一件无袖兽皮衬衫，脖子上戴着一条由牙齿和其他无疑具有某种含义的物品串成的项链，正在认真地用一根动物骨头刻小雕像。那件小雕像倒更有可能是一位女人刻的，雕刻者大概就是那位使用它的“女祭司”。

在韦斯特尼斯的维纳斯发现之时，考古队的一名成员注意到，在入火烘烤之前，维纳斯的脊柱上似乎留下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指纹。最近，有人用显微镜分析了这个指纹，以确定诸如嵴（ridges）的宽度等特征，嵴的宽度与留下指纹的人的年龄密切相关。最终证明拿着这件小塑像的人的年纪在7至15岁之间，这个人几乎肯定不是小像的制作者，因为一个初学者或一个孩子不可能有这个本事。

另一方面，这“第一位”陶工的制陶技艺却很令人怀疑。考古学家们在1950年代首次考察了山坡上的陶窑遗址，遗址内总共出土了707件动物和14件人物黏土小塑像，都是经火烤过的。此外，还有约2000个小土球。这暗示着两种可能性。一、陶工的手艺极差。二、陶工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没有兴趣创造出将会保持完好无损的东西，相反，他们做出的东西在设计上就是要在火中变硬并爆响。这一点可以通过调整黏土的湿度来做到。这座陶窑建有三面窑壁，这表明陶工们清楚地知道这些黏土小像会爆炸，另外也暗示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项有意为之的活动——那些东西不仅是已知的最早的陶瓷制品，而且很有可能是最早的烟花。我们将这项活动描述为代表某种仪式似乎有点儿异想天开，但在一个生存占用了人们全部时间的年代，如此劳神费力的活动若仅仅是无聊、轻浮之举，倒显得不太可能了。

编织纤维的技艺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多尔尼韦斯特尼斯遗址出土的陶瓷有可能在仪式上派过用场，但比这更重要的发现是，到26000年前时，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欧亚大陆人已处在所谓的“绳子革命”的进程中；绳子革命（更恰当的提法应该是“纤维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突破对人类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用石头制作矛尖、刀、刮削器和其他工具的技术的任何进步所带来的影响都要深远。“绳子革命”这个术语显然是由加利福尼亚西方学院的伊丽莎白·韦兰·巴伯（Elizabeth Wayland Barber）首创的。她写过一本很可爱的书——《妇女的工作》（Women's Work），书中指出，不管人类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绳子的，它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她写道，绳子的发明“打开了一扇门，人类由此掌握了不计其数的新的劳动方式，提高了存活的几率”。她把绳子同蒸汽机相提并论，提到绳子可以用来编结，而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绳子可以用于捆束、捕捉、提握和携带。由此便产生了罗网和钓线、拴绳和系链、背网、手柄和包裹，更不用说把东西绑缚在一起，制造出更为复杂的工具了”。事实上，她认为，绳子“在人类驯服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如此强大的作用且如此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意志和聪明才智”，以致它帮助人类在他们能够抵达的几乎每个地方繁衍生息。因此，在那些古老的摩拉维亚遗址出土的纤维制品比它们不起眼的外表所显示的要重要得多。

关于纤维制品，有三点是很明确的。跟用石头、骨头、角、贝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木头——制成的东西相比，纤维制品极易腐烂。正因为如此，保存在地下的纤维制品不像其他材质的东西那么多。而考古记录中的纤维制品甚至比存于地下的更少，因为几乎所有的考古学家都没有受过在地下搜寻纤维制品的训练，更别提接受修复纤维制品（通常是一件极为精细、对技术要求极高的工作）的训练了。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仅有少数几个考古系提供这种训练，特别是在研究生层面上。关于纤维制品的另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实是，在它们不会腐坏和消失的干燥山洞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纤维制品的数量是石器的20倍。在（被水覆盖，需氧细菌无法接近纤维制品之地以及永冻层等）其他地方，纤维和木制品在所有被寻回的人工制品中所占的比重是95％。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包括更新世晚期的欧亚大陆，这些事实所传达的大量信息都被考古学家们忽略了。

关于篮子这样的纤维制品的第三个确定之处是，不同于石头或骨头制品甚至是陶器，制作纤维制品的方法，从这些东西本身就能明白地看出来。举例来说，喜欢复制古老的矛尖的现代石匠能够以相当的技巧做这件事，他们当然知道做出成品所需的步骤。但更早的步骤却不一定能从成品中看得出来。相比之下，一双老练的眼睛能够看出编篮子的人按部就班地采取了哪些步骤。实际上，人们编结篮子、织物和其他东西的方法总是会有些不同，只要看一看身边的女巧匠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大多数史前时期的编篮者是在一个可识别的文化框架内从事这门手艺的，正如人们在——比如说吧——阿帕切族（Apache）妇女所编的篮子中看到了其部落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派尤特族（Paiute）妇女编的篮子所显现出来的部落特征不同。在这样的部落传统之内，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代——甚至是某一位——负责教后代手艺的编篮者。

如果我们认为对现代猎人－采集者社会的民族志研究并非完全代表不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的话，那么大多数人——尤其是女人——的工作被忽略了。后果之一我们在第1章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为人们头脑中有关旧石器时代后期社会和经济的图景的形成留下了空间，支配这一图景的是动身去猎杀猛犸和其他大型动物的强大的猎人的形象，而猛犸尤其占据着那些试图重建远古人类生活方式的学者们的想象。但支撑这种想象的证据只有一点点。最引人注意的是，考古学家们在欧亚大陆的几个出土了大堆猛犸骨的地方发现了尖头的石块（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要谈到的北美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能力惊人且勇猛异常的猎人们同整群的猛犸搏斗，杀死它们当做食物。

但这里有一个专业分工的问题。专业兴趣在于史前动物学而非人类和人科动物的古生物学家们在欧亚大陆发现了众多并不包含尖头石块的猛犸骨堆（在西伯利亚和北美洲出土的小堆的猛犸骨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便在那些发现了尖头石块和其他工具的猛犸骨堆里，屠宰的痕迹也非常稀少。换句话说，在数千年间以及在不同的地方（比如在有供牲畜舔舐的矿物的多尔尼韦斯特尼斯，就发现了大约100头猛犸的遗骸），这些长鼻目动物死去，在它们的尸骨的堆放地，人们对这些骨骸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对现代人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在现代的象牙贸易开始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蓄意猎杀大象的例子。没有证据证明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曾有足够多的猎人（大概需要40名）聚集在一起去猎杀一头猛犸，而彻底消灭整个象群则需要数量更为庞大的猎人。事实上，如果人们手中只有一支矛，连追击一匹马或一头野牛都很危险。只有最莽撞的人才会试图去杀死一头14英尺高、被激怒后脾气极为暴躁的动物。有一种被归于多个源头的说法暗示，一名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偶尔击败了一头已经受伤（或陷在沼泽的淤泥里因而速度慢下来一点儿）的猛犸，然后，整个余生他都在谈论这件事。人作为强大的猎手的形象现在已经淡出了史前史。到目前为止，在诸如多尔尼韦斯特尼斯这样的地方出土的大部分动物遗骸都是野兔、狐狸等小型哺乳动物的骨头。

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1号以及摩拉维亚平原其他几处遗址发现了易腐烂的人工制品，这大大有助于将人们关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生活的旧有的想象连同强大的男性猎手作为支配性人物的臆想的真实性公之于众，并且以类似于本章开头所描述的图景取而代之。1993年，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1号遗址发现了第一批易腐烂的人工制品，它们是奇怪的黏土碎块上的一些神秘的印迹，最终证明是篮子和用野生植物编成的织物留下的印迹。这些是已知的编织纤维的手艺的最早的形式，实际上，比之前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早大约1万年。那些黏土碎块是什么东西还不清楚。它们也许曾铺在地上，织物或篮子置于其上，留下了印迹，此地烧毁后，被火烧过的黏土块就成了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第一批以及随后在这些遗址内发现的易腐烂的人工制品表明，这里的人们已经至少掌握了8种编织衣物和制作篮子的方法，有些今天依然在普遍使用。有些织物同布克兄弟（Brooks Brothers）衬衫一样精致。人们制作独立式的篮子和在织布机上纺织必定已经很长时间了，否则无法发展出如此高超的能力和复杂多样的技艺。

至于人们拿所有这些织物、篮子和绳子做什么，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但鉴于这些东西所显现出来的卓越的技艺，有理由认为当时的人们编制了各种各样的篮子，可能还有睡觉用的地垫和挂在墙上的帏帘，以及披巾、裙子、腰带、衬衫等各种衣物。他们所使用的锁缝针脚类似于今天把两片织物缝合到一起的那种针脚，无疑，在26000年前，这种针脚服务于同样的目的。

除了打的结和其他编织的迹象，在多次被考察的过程中，这些遗址内还出土了无数的工具，这些工具现在可被视为是用来编织和制作这些编结品的其他步骤中用到的。有一件令人困惑的用猛犸牙制成的物品，形状有点儿像飞去来器，只是没有曲度。说它是一个筘座倒是能讲得通（事实上，它和今天纳瓦霍族［Navajo］织工仍在使用的筘座几乎完全相同）。还有一件工具，大体上是一端状如炸面圈的杆子，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都相当普遍，年代要更晚一些，这种工具让考古学家们十分不解，他们想出的最好的解释是这些杆子是用来将矛杆和箭杆弄直的。但如果放到摩拉维亚织物的背景下去考量，这些杆子似乎可以用来把线纺成纱或绳，而纱和绳能编织很多东西。在诸如摩拉维亚这样的地方已经出土了一些相当大的象牙针，它们被假定用来把野兽的外皮和软毛缝在一起做成衣服，但在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较小的象牙针不可能方便地用来缝这些坚硬粗厉的材料——除非是最薄的皮子。然而，这种尺寸的小象牙针用来把编织物缝合在一起倒很合适。某些象牙针是如此纤细，以致都可以用来刺绣。

所有这些易腐烂的人工制品及与它们相关的工具所体现出来的风格和技艺的多样性，加上大多数用来制造工具的石头并非出自本地的事实都表明，这些人是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很可能是大部分时间）聚集在这里，而在其他时间则分散成较小的群体——大概是近似于核心家庭的群体。有理由推定，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喜欢的技艺，聚会时便把这些技艺带到较大的群体中来，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人工制品是如此丰富多样了。

群体狩猎

4块被仔细考查过的黏土块上有扎成单编结或织布结的绳子留下的印迹，这些印迹（连同看上去用来测量单编结之间空间的工具）都强烈地暗示着，人们制作的是用来捕捉较小的哺乳动物的猎网和绳袋。更早的考古队员们已经注意到，在东欧和中欧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营地里，野兔和狐狸等小型哺乳动物的骨头的数量非常之大，分布也很广，但他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动物是用什么方法捕到的想法却没有什么说服力。任何见过这些动物受到威胁时是如何奔跑逃窜的人，都无法想象史前时期的人们会有能力在开阔地上追寻并用棍棒打它们，甚至朝它们投掷小矛，这两种想法都是作为严肃的解释提出来的（当然都是由男性考古学家提出的）。另一方面，猎网和绳网的使用就能很容易地解释人们为什么能成功地捕到这些动物。显然，他们很有可能也制作了网孔更大、网线更粗的罗网去猎捕较大的动物，但目前还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同时，原先假定用来缝兽皮的大骨针也有可能是很灵便的制作猎网的工具。

那么，所有这一切的社会含义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诸如生活在非洲刚果伊图里森林（Ituri Forest）里的俾格米人（Pygmies）这样的现代猎人－采集者的社会中得知，网猎是一项牵涉到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成年男子的公共活动。从本质上说，群体里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有的持网，有的拍打树丛、惊起猎物，有的挥舞棍棒去追打，这样一来，获取高能量、高蛋白的肉类食物的活动就变得不那么危险，同时也更加可靠了。通过调整网孔的大小，他们有可能捕到更小的动物——鸟类，甚至是昆虫。通过在短时间内获得一次大丰收就可以缓解为一个较大的群体提供食物的问题，而他们一时吃不掉的食物反过来又使仪式性的宴会成为可能。这样的行为在民族志研究中有所记录。

在描述小群体或较大的部落的民族志报告中，用纤维制作东西并非任何一个性别的专利。举例来说，男性通常为自己和家人编草鞋，还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如何制作鞋子以及需要用到编篮子的材料和手艺的其他东西。在很多情况下，男人们大概的确编一些自己要用的篮子之类的东西，但在当今整个部落世界中，大多数篮子都是女性编制的。但在部落社会，用织布机或支架编织是一门几乎完全由妇女从事的手艺，正如采集和加工用在编织中的植物纤维也全是妇女的活儿一样。在几乎所有生产纺织品和篮子以满足家庭和公共需要的部落社会里，情况都是如此；只有当这些易腐烂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领域时，情况才有所不同。在这方面，美国印第安人的部落有一个罕见的例外。生活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霍皮族（Hopi）（是一个农业社会）的男人们编织腰带和褶裥短裙等所有在仪式上穿着的服饰，而新娘们的服装则由她们的诸位舅舅负责缝制。而在与霍皮族毗邻的纳瓦霍族部落里，女人们做包括几乎全部的小地毯在内的所有编织活儿，但织布机通常是丈夫们制造的，编织的妇女也会期待女婿为她提供一些编织工具。

此外，世界各地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社会里，陶瓷器物——尤其是陶器的制作主要是妇女的职责范围。可以肯定的是，在漫长的时光中，情况会发生数不清的变化，但即使面对某些学者的小牢骚，还是可以颇为稳健地持一种所谓的默认立场：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以及其他摩拉维亚遗址有人居住的年代里，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话——陶瓷、织物、篮子和衣服都出自女性之手。依据这条和其他证据——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维纳斯小塑像——可以很有把握地推定，性别观念——即男、女是具有各自的角色和身份的互为独立的类别的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与性的清晰的生物功能截然不同（且作为其补充）的可塑性很强的社会性别观念。根据出自摩拉维亚诸遗址的任何具体的考古学上的证据都无法明确地判定，彼时彼地曾经普遍存在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相对照的文化意义上的男人的观念。也几乎没有画像、塑像、雕像等证据证明情况是另外一种样子，但瑟伯[2]所谓的两性（此处指性别）战争将很快开始。无论如何，可以有把握地说，某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连带着还出现了一系列亲属关系，在恒久的代际关系的基础上，人们跟这些亲属建立起认同感，并借以确认自己的身份。在这个由一系列亲属组成的族群里，每个成员——孩子、男人、女人、老人——都会获益。这一时期发生的人口爆炸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可以称之为完全的、可辨识的、行为方面的现代人的最生动的例子之一。

我们从这些易腐烂的制品和陶瓷碎片以及几件完好无损的工具中读出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事实并非如此。更仔细地重新审视一下那些谜一样的维纳斯塑像——代表了旧石器时代后期欧亚社会最迷人的一个特征——会使这一假说得以强化，从而为我们对那些年代的生活的描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维纳斯

在欧洲各地出土的大约200件维纳斯小塑像和塑像碎片是27000到22000年前的格拉维特时期（the Gravettian period）制造的最具代表性的三维形象，上文描述的摩拉维亚遗址就属于这个时期。在该时期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制造的东西都无法与这些小塑像相比，而又过了几千年后，才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人工制品。结果，无论是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人员，都为这些维纳斯小塑像所吸引，他们对这些塑像持久的迷恋恰如某些学者和大多数孩子对恐龙不衰的热情。如我们在第6章所说的那样，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肯定是这些雕像中最有名的。这些塑像在许多方面依然是费解的、神秘的，甚至是令人困惑的。今天它们能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包括在罗夏测试[3]中充当现代人的某些烦恼的象征物。很明显，这些维纳斯小塑像意味着“雌性”，大概还意味着“女人”，即它们并非仅仅是女性的生殖功能的代表，或者如一位学者所说，仅仅作为妇产科“教科书”而存在。同时，无法否认的是，这些小像的雕刻者不遗余力地展示女人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甚至到了把身体的其他部分——脸、足、臂等——抽象化或完全弃之不顾的地步。（当然也有例外，但最明显的例外是以下的事实：在该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小塑像中，显然是男性的仅有一两个。很多塑像是雌雄同体的，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多年来，为许多观察者——不论男女——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有些小塑像的身上只穿着一部分衣服。比如，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尽管没有脸，头上却有头发，似乎是编成了辫子，缠绕在头上。其他小塑像上有少许的装饰物——腰带、手镯以及某种小饰品。但请别介意——它们大多是裸体的，代表繁殖力、行经、神（女神），或者史前时期的淫秽品。

1998年，阿多瓦西奥和索弗刚刚在摩拉维亚诸遗址内发现了很多纤维制品——他们的许多同事认为他们的发现重写了旧石器时代后期欧洲的社会生活，他们随即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维纳斯小像。首先，对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的发辫的仔细考查表明，她的“头发”并非真正的头发，相反，是一顶手织的帽子，这顶帽子大概从中心的一个结开始，呈放射状一圈圈向外织成，这种编织方式跟今天霍皮族、阿帕切族和其他美洲印第安部落的人们编某一种篮子的方式相同，这些印第安人在编篮子时，随着篮圈一圈圈扩大，他们会用绳状针脚把一根柔韧的东西缠绕起来。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的头上环绕着七圈圆环状的东西，脖子后面还另有两圈半圆状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这些针脚雕刻得如此精确，以致有理由认为，这件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杰作除了履行其他功能外，还充当模型或指导手册，向织工们展示如何编织这样的帽子。实际上，任何有过石雕或木雕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要想把这顶帽子的针脚（甚至只是几个交接处）雕刻得真实而精确，雕刻者必须拥有惊人的控制力和稳定性，相比之下，极逼真、细致地雕刻人体倒显得容易一些。雕刻者花在这顶帽子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塑像的其他部分上的时间多。

近几十年来，在所有考查过这些小塑像的学者（必定有数百位）当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另外只有伊丽莎白·巴伯一人注意到了有些小塑像身上穿戴的纤维制品。一位年轻时研究过这些维纳斯塑像的英国学者从未注意到任何衣饰，因为，据他的回忆，他“一直关注的都是胸部”。

其他几件在中欧和东欧出土的此种类型的小雕像也戴着类似的刻得颇为细致的手织帽子，至于帽子的编结方式，有的呈放射状，有的呈螺旋状，有的是交错在一起的网格。西欧的小雕像往往更简约，比如布拉森埔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Brassempouy）的头上戴着的可能是某种发网或发套，其表现形式更为抽象。对所有只穿着一部分衣服的小雕像来说，有一个事实似乎颇为普遍，那就是当它们戴着帽子时，通常缺乏面部细节。这表明帽子具有一种社会层面的重要性，并非对个人身份的一种个体表达。换句话说，这些形式多样的帽子和头饰也许表达了至少为有些妇女所享有的某一特定的地位或等级。

在格拉维特时期的维纳斯雕像上发现的其他形式的衣物或编织饰品还包括裹在身上的带子，通常穿在乳房上方，有时用肩带固定。有的雕像系着腰带，通常低垂至臀部，有时跟绳织的裙子相连。比如，拥有真正的肥臀的列斯布格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Lespugue）穿着一条刻得精细入微的后裙。这条裙子由11根细绳编成，11根绳子连在一条充当腰带的基绳上。这11根绳子是通过下面的方式固定在腰带上的：把一条单股绳的两端在腰带上绕成一个圈，再打一个Z字结把两端系在一起。在几条细绳上，雕刻者留下了30至40道分开的刻痕，以显示出一个个结，她还费尽心思地刻画出结的角度循序渐进的变化。在裙子的底边处，结的角度要松散得多，这清楚地表明绳子在底边散开了，或有些破损。

所有这一切会说明什么呢？值得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除了一件性别模糊的雕像断片上系着一条腰带外，这样的衣物只是出现在女性小雕像身上。还有一点很明显，如此精心刻画的衣装并非那个年代的妇女的日常装束，因为这样的衣服完全不足以抵御彼时彼地的寒冷气候——当然，那些手织的帽子可当此任。在少数几个已知的当时的墓葬里，人们下葬时穿得都很齐整。腰带、绳裙等可能在仪式上才会穿戴，或者，它们可能是身份的标志，穿在日常的服装之上，而在仪式上则会直接穿在身上。事实上，它们还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就像圣徒像上的光轮一样。有一点倒是很明确，腰带、绳裙等是女人的服饰，男人并不穿戴这些东西，它们使这样一个事实长存于世：这种服饰使女人（或至少是某些女人）从群体中区分开来，组成她们自己的社会类别。印在陶器碎片上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织物同后来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任何织物一样精致，甚至跟今天人们穿的大部分薄棉麻服装相比也没什么两样。鉴于织出这样的布料和在石头上复制出这种织物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格拉维特时期的众多维纳斯雕像上发现的衣饰是成就或威望的象征。还可以公平地讲，对那些织工或陶匠来说，日常的世界更为复杂，日常生活中连串的家务、职责和他们必须扮演的各种角色所要付出的劳动强度也更大。他们是谁？

这些维纳斯像的雕刻者刻画织物的精确程度几乎不可避免地导向了下面的结论：雕像就是织工们本人创造的，或者至少是在目光锐利的织工们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这些精致的织物和篮子当中的大部分几乎肯定出自女人之手，对于这一点，民族志记录似乎是一个可靠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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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经典衣着品牌，创立于1818年。——译者注

[2] 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1894—1961），美国幽默作家、画家，其不少作品表现了对性别之争的关注。——译者注

[3] 由瑞士精神科医生、精神病学家罗夏（Hermann Rorschach，1884—1922）创立，是历史最悠久的心理测试。——译者注

第三部分
生息于世

9　糕饼、鱼和母系相承

本章讲述了面包边疆（bread frontier）和其他深入澳大利亚内地的冒险，以及鱼钩、潮汐、船甚至是冰河的重要性。

谈到现代人类开始在世界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繁衍生息这一话题时，女人们所做的绝非仅仅是吃力地拖着几件必需品，照看着孩子，跟在阔步行进于伟大的冒险旅途中的男人身后。在摩拉维亚等地的女人们开始编织精美的衣物很久之前，有些早已抵达南亚海岸的女人也许已经参与了建造出海船只的工作，这些船将载着人们穿越50英里的洋面，到达一块他们不可能事先知道——至少在航程之初不会知道——的陆地。当然，这块陆地就是澳大利亚，是所有大陆中最小、最干燥也最为平坦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放射性碳测年法发明之前，大多数研究澳大利亚史前史的学者推定，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口直到约5000至6000年前才到达这块四面环海的大陆。他们是（或曾经是）谁，令人颇感困惑。早在詹姆斯·库克船长的首航之时，他便把他所发现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同非洲人区分开来，但他们跟南亚人也没什么关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尚有待时日：他们是来自亚洲大陆还是亚洲与澳洲之间的岛屿？他们是如何到达澳洲的也是一个谜。一位学者提出，一小群人也许是坐在一根原木或一捆树枝上漂过了50英里宽的海峡——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的澳洲版。（欧洲人初次发现澳大利亚土著人时，他们根本没有出海的船只。）

但放射性碳测年法很快改变了这一切，不久以后，可追溯至38000年前的遗址也颇为普遍了，尤其是在南部。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年法在所测时间的精确度和纵深两个方面都有了改进，其他技术也取得了进步，比如，热发光技术可以让人们确定远至100万年前经火烧过的物品的年代。然而，尽管有这么多的技术进步，年代测定的精确度也提高了，学者们依然抱怨不休；同其他地方一样，有关澳大利亚的大部分争论都集中在“可疑的”样本和其他（相对于技术问题而言的）考古学层面的问题上。

1980年代，一位爱炫耀的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把经过改进的热发光技术带到了澳大利亚北部安恒地（Arnhem Land）的一个叫做马拉库那涅（Malakunanja）的岩石隐蔽处。绘有已变得模糊不清的壁画的石壁之下是5码深的沙子和数千件人工制品，这些人工制品分布在直到2.5码深处的每一个地层里。位于最低的石制工具之下的地层的年代可以追溯到令人吃惊的6万年前，比任何用放射性碳测年法确定年代的遗址都要早2万年。后来，在1990年代，人们对马拉库那涅遗址重新进行了考察，其年代被确定为5万至6万年前。还用到了其他各种技术，有些技术确认了上述结果。然而，最近所做的进一步的分析将该遗址的年代确定为不早于5万年前，更有可能是在45000年前。因此，至少是现在，我们把澳洲大陆最早有人居住的年代回溯至约4万或45000年前。

早些时候，在1960和197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被称做芒戈湖（Lake Mungo）的一系列更新世湖床的沙子里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人类遗骸，芒戈湖距新南威尔士州的达令河（the Darling River）不远。今天，这些远古时期的湖泊已变成干燥的陆地，但仍可看到被称做月牙脊的新月形的沙脊。更新世晚期的人们生活在这些月牙脊上，以狩猎和捕鱼为生，来自墨尔本的地质学家吉姆·鲍乐（Jim Bowler）在其中的一处月牙脊上发现了一块内含骨灰遗存的裸露的钙结砾岩，骨灰属于一名被称做“芒戈湖女士”（Mungo Lady）的妇女，这些骨灰现在被视为已知的最古老的火葬的代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该地区出土了更多的人类遗骨，年代可以回溯至43000年前。所有生活在芒戈湖地区的人们看上去皆体态轻盈、五官清秀——在解剖学上十分现代。同时，在维多利亚州的科阿沼泽（Kow Swamp），其他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可以追溯至1万年前的大约50或60个人的遗骨，这些人拥有粗大的眉骨、阔大的脸和比现代人大的牙齿。难道解剖学上不那么现代的人生活在解剖学上更为现代的人之后？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一位考古学家把最近过世的澳洲土著人的颅骨排成一排，从最纤细的到最粗壮的。他断定，纤细的是女性，粗壮的是男性。在两个极端，男女之间——或粗壮者与纤瘦者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在中段，颅骨既可以是男性的，也可以是女性的。这个相当恐怖的展示表明，当时通行的智慧是正确的：澳洲土著人中存在的多样性依然是由当初单一的开创性种群（或许就是那些在浮木上漂流的不幸的人们）带来的结果。但大多数学者甚至在当时就持下面的观点：多种类型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来到澳洲，相互融合，产生了现代的土著人。无论如何，人们来澳洲总要乘坐某种水上交通工具。

造船——家庭大业？

大约18000至2万年前，北方巨大的冰河的面积达到了最大值，这个事实中所包含的意义之一是，难以想象的惊人的水量被从海洋中抽取出来，冻结在冰河里。因此，海平面降到了亿万年来的最低值——事实上，在有些地方，海平面下降了100码或更多。地理学家们称这一广大地区的陆地部分为“巽他”（Sunda），由今天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组成，那时大都还是一片相连的陆地。同时，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及几个岛屿当时大体上也是一整片陆地，称做“萨湖”（Sahul）。即使在冰河面积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在巽他和萨湖两块陆地的最近点之间依然有大约50英里的开阔海域。4万年前的情况基本相同，因此，最初出现在澳洲的人们——假定来自巽他的某个地方——必定拥有航海的传统。

50英里的开阔海域比人们目力所及的要长很多。那些进行这次航行的人们在这50英里中的至少40英里内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平展的、没有陆地的茫茫水面。他们需要所谓的航海技术，也就是说要有能够出海的船只，而不是用一根原木凿出来的飘摇不稳的小独木舟或粗制滥造的筏子。

这些靠近海岸的陆地大多覆盖着热带森林和红树沼泽，这种环境对考古学家们极为不利。潮湿不利于任何有机遗物的保存，在植被茂密的地区，甚至确定遗址的位置都十分困难。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几处大约属于我们正在谈论的时期的遗址，值得注意的是一块在画洞（Painted Cave）出土的约4万年前的颅骨，画洞位于今沙捞越州尼亚岩洞国家公园（Niah Caves National Park）内。这些岩洞是亿万年间从一块巨大的石灰礁岩上蚀出的，这块礁岩向上探出古老的海洋，高高地耸立于周围的森林之上。

我们根本搞不清巽他沿海的人们究竟用他们造的船做什么。他们也许捕鱼，甚或踏足每个岛屿（有些岛屿处在海平面降低了的水域），以寻求新的生存之地。热带森林不仅对考古学家们很不友善，对任何人都是如此——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热带森林中的树木的树干大多像柱子一样粗壮，枝繁叶茂的树冠远离地面，投下一片永恒的阴影，几乎没给其他任何东西留下生长的机会。一旦一棵树倒下，一场恶性竞争便会在幼小的植物中爆发，看哪一个能以最快的速度长大，吸收更多的阳光，击败其他竞争者。草食动物很少，捕食性动物就更少了。除了昆虫，以昆虫为食的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几乎是人们能方便地得到的所有蛋白质食物。树上的果子通常结得太高，够不到，当有些果子逃过生活在树冠上的猴子和鸟类的注意，掉到了地上，也不足以养活一家人。许多研究史前史的学者怀疑，直到人们开始自己生产食物，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人类的种群居住。实际上，生活在热带森林里的现代猎人和采集者当中，伊图里森林中的俾格米人大概是唯一不从事某种园艺的种群了；事实上，他们与周边的部落签订了换取别人种植的食物的契约。

巽他的古人类最有可能在河流和湖泊的沿岸生活，严重依赖从水里的资源——鱼类和有壳的水生动物（既有淡水的，又有咸水的）中获取蛋白质，以补充他们在陆地上觅取食物的不足。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建造了船只。任何只靠自己、从头开始造一艘经得起风浪的船的人都已发现，那是非常艰巨的工作。人手不多的话，造好一艘适宜出海的船要花上几个月——若非数年——的时间。考古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最终抵达澳大利亚海岸的巽他航海者已经是行为方面的现代人了。虽然尚无人找到这种船只的遗存，这些船的建成必定是高度协调的社会行为的结果，这样的行为只有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建设性的群体里才会成为可能。换句话说，到这个时候，文化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相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性和女性）必定已被创造出来。出海要求亲属——那些通过昔日的恩义和善行同你连结在一起，因而觉得有义务帮你造船的人——之间进行合作。造船（和航行）所需的必要的合作让我们知道（在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巽他海岸上，在船只发明之前，亲属的概念显然已被创造出来——兄弟、姐妹、父母、丈夫、妻子、堂表兄弟姐妹、叔伯、舅舅、姑、姨、婶、（外）祖父母。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女人们先前的发明，这些航行就不可能发生。当这些航海者——男人和女人们——到达澳大利亚海岸时，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当人们在澳大利亚北部登陆时，他们所发现的栖息地跟他们留在身后的一模一样——热带森林和红树沼泽。在约45000年前的那个时候，这块四面环海的大陆并不像今天这么干燥，但已经处在变干的过程中。现在称为“内地”的地区已开始向沙漠转化，草场和热带草原开始取代内陆的森林。但在森林覆盖的海岸线上以及内陆许多残留下来的湖泊——比如芒戈湖——沿岸，鱼类和有壳水生动物可供人随意获取。在早期，这些新来者在适应他们的新家园方面几乎没遇到什么麻烦。新品种的可食的植物性食物和新的猎物——毕竟，澳大利亚是从大袋鼠到老鼠大小的生物等一大批有袋目动物的家园——需要去探究和利用，但总体来讲，新环境并不陌生。只是到了后期，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才不得不成为沙漠居民。

当欧洲人开始对澳洲土著人的起源感到好奇时，这些最早的澳洲人并未得到太多重视。甚至20世纪初的解剖学家们在查看了他们收集到的几块古人类的颅骨后便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这些早期的澳洲居民与直立人，而非现代人更为接近。显然，石器时代的某些人的生活方式一直没有走出最原始的阶段。然而，随着20世纪的推进，民族志学者们开始阐明存在于全球异族社群中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很高程度的适应性。即便如此，在澳洲土著人的例子里，民族志学者实际上是在很久以后才注意到土著妇女到底能做些什么。

回到1913年，民族志研究的伟大的先驱者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注意到，在澳洲土著人当中，“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经济层面上的，如同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到1930年代时，其他民族志学者声称，土著男人在充斥着复杂且几乎是连续不断的仪式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同女人的简单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民族志学者迟至1979年还断言，男人通过宗教和仪式控制女人和自然世界，从而剥夺了女人一生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权。

这全都是无稽之谈。菲利斯·卡伯里（Phyllis Kaberry）在1930年代对澳洲土著妇女做了第一次全面的研究，他阐明，妇女们干的所有活儿都没有强制色彩——主要是采集植物性食物和将其中的大部分磨成做草籽糕饼用的面粉——除非这些活儿对持续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卡伯里指出，女人由女人来教，同其他女人一起干活儿，自主决定何时、去哪里觅食；如果她们的男人行为出格，她们就搬出去住，让后者醒悟；女人搬走意味着男人除了在狩猎时偶尔获得的战利品外，没有太多吃的东西。换句话说，男人依赖女人获取食物，而不是相反。

随着地区间的差异和更为复杂的关系的发现，持续的研究已使学者们的描述变得更加完整。男人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似乎是靠吃女人们做的草籽糕饼维持生命，而当女人们举行仪式时，男人却不为她们提供任何食物。在本质上，似乎存在一种权力平衡，而非一个性别完全受另一个性别支配。比如，男人的仪式赋予男人权力，但若要完全掌握权势，他们需要让女人搬过去住，从而彰显氏族的父系血脉。但维系男人生命的草籽糕饼是用女人磨的面粉做成的，而女人用来磨碎种子的石头既少又重，她们自己根本无法运送。因此，石头一直是女方一脉的财产，男人住在妻子那里，母系血脉得以彰显，成为对父系的一种制衡。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性别权力的分析通常可以当做检验一个人对该问题的态度和在这方面的训练的罗夏测试，但关于澳洲土著人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他们的土地被称做面粉边疆（flour frontier）。土著人的族群之所以能够在跟他们在海岸地带所经历的环境完全不同的澳洲内陆地区定居，在很大程度上是女人和她们的草籽糕饼的功劳。因为，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女人能够也确实设法自己生存下来，而男人只能为自己的一部分生存负责。

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在某些土著人社群里，食物分配很不公平。每个女人为自己和她的孩子觅食，四处游荡，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仪式期间还得为自己的丈夫及他的男性亲属提供食物。相比之下，当一个男人成功地获取一些肉类或鱼的时候，他有义务提供给自己的男性亲属和孩子，却不分给妻子。食物链上位置最靠后的女人几乎没有足够的肉食维持生存，很可能自己去狩猎或捕鱼。总而言之，有两种饮食：女人的和男人的。

事实上，捕鱼这项活动不那么容易归类。下到水里用矛去叉鱼（留给土著男人的一项任务）很难同狩猎区分开来。但如果这同一个男人拿着诸如某些树的树皮这样的有毒的植物产品出门，把它扔进一个潟湖，杀死所有的鱼，过了一会儿，死鱼浮到水面上来，这倒更像是采集。但在土著人当中，男人也做毒杀鱼的事。女人被发现也做捕鱼的事，她们使用贝壳钓钩和植物材料做的钓线，还参与用网捕鱼。最后，虽然没有什么阻止男人去捕捉有壳的水生动物，但这项任务通常是由土著女人完成的，女人们依然是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就地吃掉她们找到的大部分食物，再带回去一些，送给她们想要表示感谢的人。

世界各地捕捉有壳水生动物的人们往往会留下对考古学家们极具启发性的人工遗存：贝冢。在巴斯角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贝冢，巴斯角是一个突入太平洋中约2英里的半岛，距悉尼以南60英里。该贝冢大约有一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位于一处平缓的山坡上，四周是岩石嶙峋的海岸。1969至1970年，年轻的考古学家桑德拉·鲍德勒（Sandra Bowdler）对面积约4平方码的一小块地进行了挖掘。她发现的多个地层连同民族志研究中所披露出来的信息，讲述了一个有关土著人的捕鱼经济学和觅食活动中的性别问题的有趣故事。

最上面的40厘米由厚厚的贝壳残渣组成——那是一个生活垃圾堆——鲍德勒将其分成两部分：上层贝冢和下层贝冢。贝壳残渣之下是一层15厘米厚的灰色沙子，再往下是一层位于岩石之上的60厘米厚的白色沙子。那层白色沙子内不含有机遗存，只有一些木炭和几个尖头石块。在灰色沙子里，她发现了一些石器以及一些风化得很厉害的贝壳和骨头碎块。底层的白色沙子被确定为有17000年的历史，而白色沙子向灰色沙子的过渡之处的年代被确定为约3000年前。在上面的两层中，可以读出一个特别的故事。

大约3000年前，生活在此地的人们已经开始认真地捕捉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了。这里还出土了一种尖尖的骨头，与那种装在土著人用来叉鱼的多齿矛的齿上有倒钩的尖骨头十分相似。事实上，这种武器很像渔猎标枪，在澳大利亚各地几乎都是男人专用的工具。

下层贝冢向上层贝冢的过渡之处可以追溯至600年前，那时，生活在巴斯角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上层贝冢内含有大量骨质矛尖，但还包含大量贝壳钓钩。一种全新的通过钓线来捕鱼的方式被引进，并且变得普遍起来。在全澳洲，用钓线钓鱼依然是妇女的领地。鱼的遗骸继续以红鳍笛鲷为主，这种鱼很容易用矛或钓线捕到。但随着钓钩的出现，石斑鱼的骨骸开始大量涌现，因为这种鱼最易用钓线捕到。

在600年前这个转折点，有壳水生动物的比例和种类方面的差异也发生了变化。下层贝冢内充斥着像法螺这样的大型贝类，法螺生活在潮汐带的外缘。但上层贝冢中的动物遗骨转变为我们更熟悉的蓝黑色贻贝，这种生物生活在更靠近岸边的地方，每次涨潮时，潮水覆盖它们的时间更短。当然，就觅食效率而言，较大的贝类比体型小得多的贻贝能给采集者带来更多的收益。

一旦开始采用钓线捕鱼，捕鱼者便转而去捕捞收益较小的贻贝——这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他们对大型贝类进行了过度捕捞吗？

抑或，难道是生活在巴斯角的人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有时被视为两性的战争——但称做性别之战也许更恰当——中出现了某种新的策略？

鲍德勒博士对这些事实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尽管她承认是猜测性的）解释。首先，她说，在鱼钩于约600年前出现之前，所有的捕鱼活动全部由男人和他们（手中紧握的）多齿矛来完成，而女人们“无疑花大量的时间采集贝类；她们做这件事的方式大概细致而有条理，充分考虑到潮水有规律的涨落时间”。换句话说，她们需要在低潮时去采贝，以便在较深的水域获取个儿大、味美的软体动物。

然后，在600年前，贝壳钓钩出现了，不同于叉鱼的多齿矛，钓钩对男人来说大概不是什么异常神圣的工具，像有人说的那样，当这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小的新技术出现时，男人们也许在睡觉——因此，钓钩很有可能是试图在自己的饮食中添加些鱼类的女人发明的。大概没有人知道真相。年代靠后的地层跟年代靠前的地层里的鱼骨残渣大都来自相同种类的鱼，比如红鳍笛鲷，只是更小——此事实倾向于证明用钓线捕鱼很普遍，因为贝壳钓钩不适合捕捉体型较大的鱼类。

女人依然被剥夺为自己和孩子提供鱼类食物的机会（尽管这种事发生的频率可能已不太高），只得继续采集贝类，但对于何时有空去采贝，她们大概不像先前那样能控制自如了。现在，她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用钓线钓鱼上，也许她们闲下来去采贝的时间很难同潮汐的起落相合——对此，鲍德勒写道：“岁月和潮汐不等（女）人。”因此，除了当她们空闲的时间和低潮的时间相合时，女人们放弃了有条理、有规律地采集个儿大、多汁的软体动物的行为，转而去捕捞易于得到但经济效益不太好的贻贝，她们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有机会捞到贻贝。

把民族志研究报告和细节同3000年前的考古遗址联系在一起公平吗？在讨论年代比这些遗址古老的人工制品和行为时，我们已经数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一般来讲，假定几个世纪前很普遍的行为跟比它古老几万年的行为相同或相似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有一个地方，在那里这种假定特别合理，这个地方一定是澳大利亚。在澳洲，现代人发现了各种在许多有益身心却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直截了当的方式，发展出并不简单却肯定足够的技能，他们几乎感觉不到有必要对生活的经济或物质层面做出改善，于是便将创造力转到了构想精彩丰富的故事、在岩石上绘制精美的图画以及其他赞美生活的方式上去了。时光流逝，这样的社会却没有多大变化，因为它们不必改变。传统社会倾向于依据这样的原则运行：照祖辈的方式做事。传统社会是保守的，奉行这样的观念——照我们的说法就是，“东西还没坏，就别急着去修”。

人们可以轻易地想象出，巴斯角的土著男人对女人们使用的贝壳钓钩和费了很大力气制成的钓线嗤之以鼻，把那些小玩具同他们威力强大的、多尖头的、有倒钩的流线型的矛及其他大型工具做招人反感的比较。真正的男人不用钓线钓鱼。但一旦欧洲人来到澳洲，引入效力强大得多的金属钓钩，土著男人便很乐意用钓线捕鱼了，就好比一个男人在骑了多年自行车后，绝对想要换一辆哈雷摩托。

10　远北之地的女裁缝

本章讲述了女人们制作出复杂的衣料，使人们得以进入北极圈以北和新大陆。

诗人斯坦利·库尼茨（Stanley Kunitz）写道，“北方的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生命随着一阵冷风向南扩展，但情况并非真的如此。在更新世最后100万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北方的铁门一直是关闭的，有些地方埋没在庞大的冰川之下，这些冰毫无规律地向南推进、退却、再南进，反反复复。在地面未被冰层覆盖的远北之地，到彼时为止，气候严酷得不容任何热带或亚热带生物靠近。到50万年前时，一些人科动物（他们到底算不算人全看你在这种问题上的趣味，但无论如何，他们适应的是亚热带的生活方式）将利用任何气候变暖的趋势和冰河的任何一次退却而向北推进。没人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原因，除了跟进到熟悉的环境。

有直立人居住迹象的地方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靠北得多。我们在约50万年前北京附近周口店（Zhoukoudian）的山顶洞（the Upper Cave）、西伯利亚东北部雅库特（Yakutia）的勒拿河（the Lena River）沿岸和英格兰的伯克斯格罗夫（Boxgrove）都发现了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他们一直深入到北纬60度，离北极圈不远；在北极圈内，冬天有一部分时间世界完全是漆黑一片。但这些冒险从未导致永久的居留，它们是偶然的、机会主义的，在冰河退却的更温暖、更湿润的间冰段时期，冒险者所进入的地区的气候可能同今天一样温和，实际上甚至更温和。50万年前到访伯克斯格罗夫的人们见过河马在泰晤士河中打滚。

后来，尼安德特人也曾向北迁移，身体变得又矮又壮，便于保存热量，反映了对寒冷地区生活的适应。但尼安德特人尚未做好应对北方铁门以北的生活的准备。仅拥有体积最大化、暴露在严霜之下的体表面积最小化的体型是不够的，甚至再加上可控的火和可以舒适地藏身其下的兽皮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不够的。当古怪的温暖时日让位于巨冰的又一次南进时，尼安德特人也逃回到更南边的地区。

把远古的这些人科动物和尼安德特人赶走的不仅仅是寒冷，尽管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北方都是寒冷刺骨。约2万年前，在冰河面积最后一次达到最大值时，东欧平原一月份的平均气温是摄氏－30至－40度，而在夏季短暂的3个月生长期内，气温可升至摄氏18度——全年气温波动极大。这些北方地区的景色跟今马来西亚的航海民族初到澳大利亚海岸时的所见简直有天壤之别。最初的澳洲“殖民者”群体，不管他们来来去去多少次，抑或留下来并且逐渐灭绝，还是最终永久存续下去，他们所发现的热带土地跟他们留在身后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过了很久之后才不得不学习如何应对沙漠中的生存环境。

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北部地带，寒冷、干旱（大部分水分被锁在冰或永冻层里）以及远离对气候能发挥缓和作用的大西洋，使得该地区的食物供给的季节性极强，处在“繁荣或萧条”的周期中。那里的生长期尽管极短，却盛产能养活群居的食草动物——马、野牛、驯鹿、猛犸和野猪——的庞大种群的植物。湖泊和河流里水禽群集。人类的计谋就是去收获生长季节难以置信的慷慨赠予，并把食物储存起来，以应付漫长的寒季。存储食物时，或是把它们做成便携的肉糜压缩饼，或是把它们放入地下贮藏处。

应对这样一个两极世界里的生活需要一整套文化窍门，既涉及新的技术，又涉及新的社会安排。首先，也许通过披上一件斗篷他们就能在北方的部分地区生存，就像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的雅甘人（the Yaghan people）和奥纳人（the Ona people）所做的那样。但若要在远北之地生存，一个更为迅捷的手段是缝制衣服，这意味着首先要发明很多东西，比如，缝纫。

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古老的有眼儿的针来自一处被称做戴尼索沃岩洞（Denisova Cave）的遗址，该遗址位于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脉中，靠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交界处。约37000年前，有人在那个岩洞里缝制衣服，但根本不清楚是谁。戴尼索沃是一个小岩洞，不适合充当任何种类的半永久性居所（事实上，大多数岩洞都不适合，因为它们阴暗潮湿，还容易成为食肉动物的巢穴）。但如果岩洞里没有食肉动物，狩猎途中在里面过上一两夜倒也不错——岩洞相当于更新世的汽车旅馆。今天，北方本地的猎人出发时一定要在工具箱里带上一两根针，以便能随时缝好风雪大衣上的裂缝：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里，甚至外套上的一条小缝都有可能带来冻疮或更糟糕的结果。戴尼索沃岩洞里的针大概是一位猎人旅行工具箱里的装备。这位猎人几乎肯定穿着一套腿脚相连的衣服。我们还可以确定，他的衣服首先是在某个大本营中由家族内的一位或几位妇女缝制而成。

在有些墓葬中可以看到衣服的迹象，在更新世晚期，许多墓葬变得更为复杂，而且毋庸置疑地，它们都是有意为之的产物。在莫斯科东北一处叫松吉尔（Sungir'）的遗址内，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可以追溯至22000年前的双人墓。此墓挖在永冻层内（这可不简单），里面有头对头放着的两个孩子的遗骨，一个是女孩，另一个可能是男孩。“男孩”身上覆盖着差不多5000个珠子，珠子的位置暗示它们是缝在紧身的衣服上的。此外，大约250颗狐狸牙齿似乎组成了一条腰带，陪葬品还有象牙雕刻和一根打磨得很光滑的人的股骨。女孩身上覆盖着5000多个珠子的碎块，据推测也是缝在衣服上的，其他陪葬品有象牙矛、角杖等。考古学家们估计制作这些珠子需要花费数千个小时，更不用说把它们缝到衣服上所需的时间了。总之，松吉尔的墓葬表明仪式和某种关于来世的观念的存在，男人和女人注定都要进入那个来世。

到35000年前时，如此穿着的人们已经抵达了北极地区。在一处叫做麦门托瓦亚库里亚（Mamontovaya Kuria）的遗址内，已经出土了一些可以追溯至那个时期的人工制品。该遗址位于北极圈稍北处，距莫斯科以北1000英里。1万年后，人们已深入到北纬70度、距北极圈以北500英里的地方。如此极端的突进并未导致在北极地区的永久性居留，但确实显示了新发明的技术使人们得以做出什么样的尝试。当人们在欧洲和亚洲既向北、又向东扩张之时，这些极北之地的遗址仅仅处在外围，属于人们做出的几乎有点儿古怪的尝试。

在整个寒冷的欧亚地区，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火、保温良好的住所、防寒的衣服以及在没有木材的地方用骨头搭成的建筑。他们需要长远的有计划的经济安排。他们需要在生长季延迟消费，建成贮存设施，在里面填满肉类和其他食品，以便能在万物不生、大多数动物都已迁徙到南方的漫长寒季为家人提供食物。这些战术中哪一条单独来讲都不够。他们需要实行一整套战略。

在同一时期，还有人生活在西伯利亚南部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附近，并且留下了可观的考古记录，包括珠子、垂饰、王冠、饰板以及小鸟和女人的雕像。人的雕像是带风帽穿大衣的妇女，女人们都没有显见的怀孕的迹象。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她们并不是象征生殖的形象，而是类似于在东欧和西欧出土的维纳斯雕像，反映了某些类别的女人的社会地位。

到13000年前时，西伯利亚的女人们开始在黑龙江沿岸制作陶器，黑龙江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阿穆尔河（the Amur River），全长2744英里，为世界第八大河。阿穆尔河发源于蒙古、俄罗斯和中国交界处，沿俄－中边界向东延伸1000多英里，然后转向北，注入北冰洋中的鄂霍次克海（the Sea of Okhotsk）。阿穆尔河流经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从泰加群落针叶林到亚热带森林，从山脉到平原。在阿穆尔河流域上游和中游的几处地方，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数个更新世晚期的遗址，那里的陶瓷碎片表明彼时彼地人们已开始制作陶器，这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是最早的。这些陶片不仅是最早的陶器之一的标志（在日本还出土了年代更早的陶瓷碎片），还表明高度复杂的纺织、编篮和结绳技艺的存在。许多陶片在烘烤之前印有纤维地席或织物的痕迹，在显微镜下分析，这些印迹显现出今天的织工或编篮者非常熟悉的经纱和纬纱的图案。

进入新大陆

在更新世晚期的数千年中，行为方面的现代人得以扩张到早期人类和人科动物无法生存的地区，尤其是欧亚大陆的北部。大量的海水被锁在欧洲和北美洲的巨大冰河里，结果便是许多今日位于水下的陆地当时皆为开阔的原野。如今将新、旧大陆分隔开来的白令海峡（the Bering Strait）当时就是这种状况。但当人们在西伯利亚，甚至在北极圈（北纬66度30分）以北谋生之时，旧大陆通过白令陆桥（Beringia）延展至新大陆。

“桥”这个字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因为它让人想到一条窄窄的供猛犸和乳齿象行走的地峡，走在上面，这些野兽要冒跌入两边的冰水的危险。事实上，白令地峡从北到南约有1000英里宽，是一片泰加针叶林、沼泽和永冻层混杂的广阔区域，跟西边的西伯利亚和东边的阿拉斯加的地貌完全相同。在更新世的100多万年中，冰河来了又退，白令陆桥也是如此，为大型象科动物以及野牛、麝牛和无数其他大型动物提供了一条宽广的通道，而诸如马、骆驼和海狸等其他动物则借此通道离开北美，向东前往亚洲。实际上，北方的这些动物几乎肯定在北美和亚洲之间来来去去。白令门廊朝两个方向打开。

到大约25000年前的时候，一些亚洲人已经懂得如何在北极地区的气候下生活，冰河的面积也于约2万年前累积到另一个最大值。在白令陆桥以东，巨大的劳伦泰德冰河（Laurentide）从阿拉斯加东部一路延伸，穿越整个大陆，直达格陵兰岛，向南则一直延伸到新泽西。沿加拿大的西海岸，直至今天的美国，一条较窄的科迪勒拉（Cordilleran）冰河越过海岸山脉汇聚到一起。这两大冰河之间时而会裂开一条走道，将阿拉斯加的开阔原野同南方的开阔地连接起来。

人们通过白令地峡这条宽阔的通道在两块大陆间来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些人在地峡以东留了下来。考古学家们在地峡的两边都发现了未分化的猎人－采集者的小群体，稀疏地分布在大陆上，对种类繁多的植物资源和包括小型哺乳动物及鸟类在内的动物资源加以利用，在严寒中竭尽全力地谋求生存。所有这些人都使用相似的收获和加工技术，包括编篮、结绳、编织和缝纫衣服。在亚洲一边，人们在雅库特（西伯利亚最西边的省）中部的勒拿河和阿尔丹河（the Aldan River）沿岸生活，他们使用的成套工具（“文化”的另一种叫法）被考古学家们称为戴乌克台工具（Dyuktai）。在阿拉斯加一边，近似的工具清单被划分为两个连续的文化：尼纳纳文化（Nenana）和迪纳利文化（Denali），代表了亚洲人分别两次进入新大陆。

戴乌克台文化似乎比阿拉斯加的文化古老一些，后者的年代已被确定为约14000年前。但大量的考古学上的证据现在位于海岸边的大洋深处，因为当冰河衰退时，难以想象的巨量的水还给了海洋，导致海岸被淹没。鉴于从东西伯利亚延伸至西阿拉斯加的地貌的近乎单调的同一性，人们“进入”北美似乎不可能只有一两次甚至几次。更有可能的是，人们结成小群体来来去去，有些留在了离巨大的冰河不远的阿拉斯加。当地球开始变暖、海平面开始再次上升时，这些人的亚洲之根将被切断。他们将成为最早的美洲人。

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发生的。

11　在美洲定居

作者们在本章阐明了最早的美洲人并非大型野兽的恶毒的灭绝者，而只是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普通人，对他们来说，所谓的两性战争大多数时候都打成平局。

毫无疑问，曾在我们这颗行星的表面追踪猎物足迹的猎人当中，最残忍、最嗜血、最危险的要算是总称为克洛维斯人（Clovis Man）的群体了。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主要描述中，我们得知，13500年前，不超过100人的克洛维斯人小群体从劳伦泰德冰盖和科迪勒拉冰盖之间的通道闯入今美国本土的48个州。（在这个由地质科学家保罗·马丁［Paul Martin］于1960年代提出的构想里，我们不清楚是整个群体只有100人，还是群体里只有100个猎人，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伴随左右。在这种方式的讨论中，克洛维斯女人和孩子都没有多大分量。）

克洛维斯人是和猛犸、乳齿象、大野牛、大树懒和剑齿虎等约35个属的大型动物一起来到美洲的，这些动物从未见过用两条腿走路、手持长矛的家伙，所以，它们像渡渡鸟一样轻易被克洛维斯人击败。接着，克洛维斯人一路推进，在抵达明尼苏达仅仅700年后就踏足火地岛，在这一过程中消灭了北美及中、南美洲30多个属的动物。对新的土地如此迅速的殖民还从未发生过，这么少的人还从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吃掉这么多的肉或让这么多的血浸透大地。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克洛维斯人是最早的美洲人。

此版本的克洛维斯人故事男子气十足，出现在1960年代，被称为“更新世的滥杀”。这个故事极具争议性，特别是在被推定为这些狂暴的野生动物屠杀者的后裔的美国印第安人当中，当时，印第安人正竭力打造自然生态保护论者的自我形象，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克洛维斯人是在1930年代初被“发现”的，当时考古学家们在一个叫做黑水源（Blackwater Draw）的地方找到了一些美得惊人且复杂得惊人的矛尖，黑水源位于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镇附近干旱的平原上，是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尘暴区（dust bowl）内一块出名的地方。在克洛维斯矛尖发现之前，在位于该镇以北的福尔瑟母（Folsom）已经出土了福尔瑟母矛尖，人们把这些矛尖同几头大野牛的暴死联系起来。很清楚，克洛维斯矛尖更古老一些（它们在黑水源被发现时位于一些福尔瑟母矛尖之下），不久，克洛维斯人被确认为北美洲最早的人类。很长时间都未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足以质疑克洛维斯人首要地位的证据。从落基山脉一路向东直至大西洋岸边，向南至中美洲，甚至直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都有克洛维斯矛尖（或至少可以被视为克洛维斯人曾经使用过的矛尖）出土。克洛维斯人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更新世晚期版本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及其后，放射性碳测年法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使得考古学家们可以将明确的年代加之于克洛维斯人。到那时为止（及其后），从未有人发现过哪怕是实际的克洛维斯人的一根小手指，但他们所使用的矛尖和其他一些工具的年代被确定为13500年前，大约700年后，克洛维斯矛尖被更为精致的福尔瑟母矛尖所取代。在1960年代的某些学者看来，克洛维斯人的活跃期似乎恰与美洲冰河纪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时间相一致。有些考古学家拒绝接受这一有关所谓的突如其来的屠杀的间接证据；相反，他们指出，冰河退却时把巨量的淡水倾泻到大陆上，以不规则和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着大陆的气候，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更可能与此有关。后来，下面的事实日益清晰：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过程在13500年前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在12800年前之后还在持续。还有一点也变得很清楚：在数年间发现的所有克洛维斯人遗址（总共约有15处）内，极少有遗址显示出克洛维斯矛尖跟猛犸或乳齿象的遗骨有什么直接的、致命的联系。变得清晰的另一点是：在黑水源这样的地方，人们更常以海龟和其他小型动物而非猛犸肉排为食。即便如此，“更新世的滥杀”的理论依然通行于多个学术圈，而最早的美洲人克洛维斯人所拥有的强大的猛犸猎手的形象存续的时间就更长了，当然，克洛维斯女人仍旧极少被提到。事实上，对克洛维斯女人的讨论主要就是想弄清她们（在快速追赶永远饥饿的克洛维斯男人的匆忙之中）能否生出足够多的孩子，以完成在几百年内对整个西半球的殖民大业。甚至迟至2000年，一些有数学头脑的考古学家依旧持这种态度，认为克洛维斯女人不过是会动的生育机器。

比如，现今在怀俄明大学工作的托德·萨洛威尔（Todd Surovell）运用一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来估算流动性很强的猎人－采集者们养育孩子的成本，他发现，如果他们频繁地迁移大本营（但搬迁的距离不是太长），女人们还是有可能生下很多孩子的，这就使得克洛维斯人有可能在仅仅几个世纪内就完成对西半球的殖民。关于所有这一切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样的事从未在有人知晓的其他任何地方发生过。大多数猎人－采集者的群体往往都不愿意前往某个新的生态系统，因为到了那里，他们要学着食用陌生的植物（有人中毒了，人们才能了解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学着猎捕不熟悉的动物。事实上，经常搬迁营地的群体的例子极少，其中之一是巴拉圭森林里的阿彻人，他们每周都要搬家，只是不搬出自己熟悉的地区。克洛维斯男人和长期受苦的克洛维斯女人将不得不从北方的森林迁入开阔的平原、沙漠、山脉、热带雨林、海岸高原和无树大草原，而且没有太多时间去在文化上适应任何一种环境。对那些希望克洛维斯女人过得好一点的人来说，所幸的是，上面提到的林林总总都不是必然的。也没有一件事真的发生过。

保罗·马丁所阐述的这一小群嗜血的猎手暴风骤雨般的闯入与当时风行的那个未言明亦未经检验的观点相一致——即，人们对这块大陆的发现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这群猎人抵达新大陆恰如很久之后哥伦布和几名水手莅临美洲一样。但可能的情况是，数波甚至是很多波人群循着熟悉的景致以及熟悉的动物和植物穿越白令陆桥。有些人也许半途而返，又回到了西伯利亚。有些人也许在路上就死掉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一些亚洲人从诸如日本这样的地方顺着向北流淌的较为温暖的洋流划着船一路北漂，再折向东并转向南，驶入无冰的小港口，从而避开海岸上的科迪勒拉冰盖。抑或，当海岸山脉中的冰河尚未汇聚成科迪勒拉冰盖、山谷尚可畅行无阻时，有些人徒步沿西海岸南行。还有一些人也许经由两大冰盖之间的狭窄通道南进，但这样的事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当足够长的光阴已经流逝，位于冰盖的状如老虎钳巨嘴之间的极地荒原已变成更为宜人的湿地，人们靠着已掌握了数千年之久的制作易腐烂的物品的技术得以对那里丰富的水禽和植物资源加以利用，这些技术包括结网、编篮和制作其他带有劳动中的女性的鲜明特征的工具。

这一波波人群抵达的时间现在尚不清楚，但已被回推至大大早于克洛维斯人首次出现的时间。实际上，如果克洛维斯人果真向南穿过巴拿马地峡，沿南美洲西海岸一路挺进，他们将会发现有人至少在他们之前2000年就已到达了那里。在克洛维斯人向东的全速突进中，他们本该发现匹兹堡附近的森林早已成为在周边地带已活动了约5000或6000年的猎人－采集者们的栖居地。智利的蒙特维尔德（Monte Verde）和匹兹堡以西的麦多克洛夫特岩屋是表明在克洛维斯人之前美洲肯定已有人居住的最早的两处考古遗址。于1970年代进行的对这两处遗址的初次考察在美洲的考古学家当中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的大风暴，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该领域的许多学者已经把一生的经历都献给了一个僵化、教条的名为“克洛维斯人最早”的学派。但被考古学家们称做古印第安人（Paleoindians）的群体证明比人们先前以为的要古老得多。

北美的古印第安人

约12500年前，在距太平洋36英里、离智利南部的山脉约45英里的内地，一个二三十人的小群体在一条小溪边建立了一处精心规划的营地。营地的主要建筑有20英尺长，框架由楔在土里的原木和木板构成，墙壁的柱子上覆盖着兽皮。他们用当地产的芦苇编成绳子，再拿绳子把兽皮绑到柱子上，又用相似的方法把房屋内部分隔成独立的生活（或劳动）空间，每个隔间里都有一只黏土抹边的火盆。

这座建筑的外面有两个大炉床，一个炉床旁是石英工具和产自河湾的块茎和水果的残渣，另一个炉床是专门用来加工兽皮的。他们在附近用立在沙子里的木柱建了一座Y字形建筑，沙子用动物油脂做过硬化处理。他们在这里宰割陷在附近的沼泽里，被他们发现后带回营地的乳齿象的尸体。这里还有一间药房，一个对药用植物熟稔于心的人把不同剂量的9种本地植物和9种来自海洋或山脉的其他植物分发给众人。当地人今天依然把同样的植物充作药用。

很清楚，这些人对该地区非常了解，选了一个能方便地利用多种资源的地方居住。他们嚼海草，大概是为了获取里面含的碘，吃小溪里的淡水软体动物和水生植物，还食用大量野生马铃薯。他们的肉食来自那个时代的美洲驼和各种小型哺乳动物，偶尔也能吃到些乳齿象肉。他们从走一天可以到达的海滩带回光滑的圆卵石，用这些卵石制成砍切的工具。除了几个两面都削过的抛掷尖物和一些用在投石器上的有槽的石头外，他们的耐用工具很简单。他们用骨头制作挖掘工具，用木头制作挖掘棍和矛杆，用从海岸上带回来的沥青把一些石制工具固定在木杆上。

在某个时候，他们离开了这个宜人的场所，小溪的水面上涨，淹没了此地，成为填满泥炭的沼泽——这个沼泽在12000多年后被发现，肯塔基大学的汤姆·迪拉海（Tom Dillehay）以及众多智利的考古学家和学生对它进行了挖掘。许多原本易腐烂的材料在这个缺氧的沼泽里得以保存下来，更不必说某个人——大概是一名少年——走过一片后来变硬的黏土时留下的3个脚印了。这个地方被称做蒙特维尔德，使用这个营地的人们一年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留在那里，如果不是一年到头都如此的话。

有关蒙特维尔德的一切都是出人意料的。古印第安人（像克洛维斯人一样）的流动性很强，但这些人过着一种若非定居，也算是半定居的生活。在新大陆，在这么早的时期，竟然会有这样一个静态的社会，真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古印第安人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小群体，甚或是核心家庭里。但在蒙特维尔德，多达30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把各自的技能拿出来，利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资源，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麦多克洛夫特岩屋遗址的年代甚至更早，吉姆同众多来自匹兹堡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不同学科的同事及他们的学生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挖掘。这个岩屋约有40英尺宽、40英尺高，人们在那里过夜的时间比在北美大陆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该遗址位于一条注入俄亥俄河的小溪岸边，尤其是对生活在河边，长途跋涉到林木茂密的高原去狩猎或采集的人们来说，这里一直都是一个良好的休憩之所。16000年前，这个岩屋被一片落叶和常绿混交林所环绕，这片林子是鹿和其他可猎获的动物的栖息地。巨大的劳伦泰德冰河的南缘距宾夕法尼亚的伊利（Erie）以北约100英里，但麦多克洛夫特的位置令人羡慕，海拔低且朝南，因此，尽管如此靠近冰河，这里却比较温暖。

在从麦多克洛夫特寻回的200万件人工制品及动、植物的零星碎片中，有不计其数的小刀片（那种能够直线型镶在矛或飞镖的边上的东西）、炉床、篮子和绳子的碎片、石“刀”和尖头石块、骨头钻子等骨制工具以及用木头和贝壳制成的工具。大多数东西的年代都可以回溯至16000年前，考古学家们料想这些发现物会受到怀疑，在挖掘期间便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进行了一些即时记录放射性碳分析。显然，16000年前居留在这个岩屋的人们，无论男女，都是技艺高超的工匠，他们利用各种资源谋生。实际上，麦多克洛夫特的考古队发掘出了也许是西半球最为古老的易腐烂的人工制品——看上去像是一块有意切割的类似桦树的树皮，这块可回溯至17000年前的树皮的形状近似于后来在麦多克洛夫特人们用以编织辫状篮的条形物。

这两处遗址发现约30年后，除了最顽固的“克洛维斯人最早论者”（Clovis Firsters）外，所有人都同意在克洛维斯人之前，西半球已经有人类活动。自那时起，其他几处克洛维斯人之前的遗址陆续为人所知。其中之一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仙人掌山遗址（Cactus Hill），在那里的一个沙丘内发现了可以追溯至15000～17000年前的小刀片和其他人工制品，沙丘所在的地层显然低于包含克洛维斯人的人工制品的地层。另一处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萨瓦那河（the Savannah River）附近的托帕遗址（Topper）。在那里，1990年代末，受仙人掌山发现物——更不用说麦多克洛夫特和蒙特维尔德这两处遗址——的启发，南卡罗来纳大学的阿尔伯特·古德伊尔（Albert Goodyear）回到一处他曾于1980年代挖掘过的克洛维斯人遗址，当时他在那里发现了克洛维斯人的人工制品后，便停止了挖掘。现在，在克洛维斯人地层和一个40厘米厚的荒芜的地层之下，他找到了与仙人掌山发现物相似的人工制品。同在麦多克洛夫特发现的人工制品一样，托帕遗址出土的这些人工制品表明，这些早期的人们是未分化的采集者－猎人，以各种植物性食物和多为小型的猎物为食。

因此，克洛维斯人不可能是新大陆上最早的种群。人们系统地寻找和发掘克洛维斯人遗址的努力在近期取得的一个成果是在得克萨斯州东部发现了一处叫做高特（Gault）的大型遗址。在那里，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Austin）分校的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的率领下，一支考古队对一个大型克洛维斯人遗址进行了考察。该遗址位于溪谷中一个环境宜人之处，那里有一眼水量丰沛的山泉，还有露出地面的制作工具的上好材料——燧石，以及各种栖息地和食物资源。克洛维斯人至少是断断续续地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由此，那种认为克洛维斯人总是过着流动性很强的生活的观点遭到了否定。这处遗址还表明，著名的克洛维斯尖头石器并非一种专门用来杀死猛犸的工具，因为当猛犸在高特地区已经灭绝很久后，这种尖头石器依然在该地使用。事实上，这个克洛维斯人大本营的复杂之处及与之相关的人工制品表明，与他们的前辈颇为相似的是，克洛维斯人也是未分化的猎人－采集者，对各种食物资源（有动物，也有植物）加以利用。偶尔，他们会以某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杀死猛犸和大野牛，但他们肯定不应对任何动物的大规模灭绝负责。在迅速变化的气候和地貌的压力下已处于山穷水尽之境的几个物种也许遭到了来自他们的最后一击。

当克洛维斯人（就此而言，其他的群体亦然）确实把住地迁走时，很可能是女人们先提出来，搬家的时候到了。根据内华达大学里诺（Reno）分校的加里·海恩斯（Gary Haynes）的一个说法，因为女人最为密切地参与家庭的日常管理和每日为家人提供食物，所以她们会最先注意到营地附近适合吃的东西越来越稀少，或者，为弄到劈柴，她们要走的路越来越远。在搬迁这件事上，她们肯定跟男人有同样的发言权。日常生活中的不便之处越来越多，每一项都需要女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正是这些累积在一起的不便之处促使各个家庭搬迁住地，去寻找更青翠的草原。民族志报告也暗示，情况恰是如此。

因民族志报告之故，那个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谁是女人？谁又不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生物性征（sex）和社会（或文化决定的）性别（gender）都颇为简单。男性（males）指男人和男孩，女性（females）指女人和女孩。这对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的人都适用。（比如，没有男性的女同性恋者。当然，有异装癖和实际上的异性癖，但相当稀少。雌雄同体者就更少了。只有在这些人当中，关于性别的真正的出人意表之事才会发生。）

性别角色的形成

1879年，史密森尼研究院民族志所的探险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派遣了一队人前往美国西南部，特别是深入到新墨西哥州西部的祖尼人保留地（the Zuni reservation）。鲍威尔此举开创了人类学历史上进行实地民族志考察的先河。该考察队的领导者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是一位军人，他的妻子马蒂尔达·考克斯·史蒂文森（Matilda Cox Stevenson）不久便成为一名有权势的，甚至颇为专横的收集者——她不仅收集部落生活中的日常用品，还收集人们（尤其是祖尼妇女）的风俗习惯和信仰。

马蒂尔达在了解这些习俗时得到了威娃（We'wha）的帮助，威娃教给马蒂尔达祖尼妇女的行为方式，还陪她回到了首都华盛顿。威娃渐渐被称为“祖尼公主”，她在华盛顿向着迷的听众描述了祖尼部落中的女性活跃于哪些领域。接下去，马蒂尔达围绕着这些问题出版了卷帙浩繁的著作，成为美国第一位职业女人类学家。她在那时所不知道的是，威娃虽然在女人的世界里过得极为轻松自在，但事实上是一个所谓的男－女人（man-woman）。也就是说，威娃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一个男人，但他以女人的身份生活，做女人的事，得到一个女人该得的尊敬。在美国土著人居留的几个地区，这是一个普遍的角色。这种人有时被叫做“有男扮女装癖的人”（berdache，一个来自法语的贬义词），但通常被称为“双灵人”（a two spirits）。“双灵人”这个称谓凸显了下面的事实：在生存尚不能得到保证的小团体和社群中，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没有那么多人会为性取向这样无足轻重的原因而把某个人排斥在外。

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和历史中同样普遍的是承担猎人和／或武士这样的标准的男性角色的女人。阿帕切族印第安人中的奇里卡华人（Chiricahua）维特里奥（Vittorio）被军事学者们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游击队首领之一，他曾率领一小队武士与一支人数相当多的美国军队周旋一年有余，打得比对手好，跑得比对手快，也比对手更狡诈。但提到在危险的肉搏战中的表现，维特里奥的妹妹洛赞（Lozen）被认为可与他并驾齐驱。

民族志研究的一个主要的见解是，性别意识的出现导致了除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角色之外的种类惊人的众多角色的产生。另一个见解是，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创造出来的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性别角色的形成通常促进了两性间的互补和相互依赖。互补常常意味着把生存任务分解，由不同性别或／和年龄的人来承担。有些社会分解生存任务时与其说是根据性别，倒不如说是根据所用的材料——比如，男人用石头，女人用贝壳。我们几乎没有（像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亚大陆的艺术品那样的）考古学上的证据来帮我们弄清北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是如何商定他们的性别角色和领导权的。

大多数考古学家相信，早期的美洲人生活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小群体里，大概实行集体决策，或曰达成共识的原则。从历史上讲，直到最近，达成共识一直是许多美洲印第安部落借以运行的原则。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依旧没有什么帮助的是，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的群体在分派性别角色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因此，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或蒙特维尔德甚至是后来的黑水源，古印第安人是如何对这一切进行组织的至今仍是一团迷雾。但最早的美洲人将不得不至少是季节性地适应寒冷地区的生活，因此，在描述这些最初的（即便是不知情的）殖民者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不管这种描述包含多少猜测的成分在内，今天居住在寒冷地区的人们的某些特征也许有一些用处。

在她们的著作《远古时代的美洲女人》（Women in Ancient America）中，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卡伦·奥尔森·布鲁恩斯（Karen Olsen Bruhns）和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分校的卡伦·E．斯托瑟德（Karen E．Stothert）写道，她们禁不住试图从生活在阿拉斯加的阿萨巴斯卡族（Athabaskan）的因盖里克印第安人（Ingalik）的一些特征和传统中推想古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因盖里克人的生活在20世纪早期被记录下来，那时，传统的生活方式大体上还保持完好，雪地车和电视机尚未出现在远北之地。

因盖里克人和最早的美洲人都生活在寒冷的气候里，所有的食物和工具都需要取自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所有的器具都需要用本地的材料手工制作。他们制作的所有东西都带有思想观念上的内容。换句话说，不同的性别制作由特定的其他性别使用的东西。

因盖里克人的这个群体总共制作了280件不同的东西，从简单的钻子到衣服和狩猎装备。男人制作了近100件专门供自己使用的东西，而女人制作了14件男人用的东西。男人制作了56件女人使用的东西和19件孩子使用的东西。同时，女人制作了40件自己使用的东西和39件孩子使用的东西。这里一个关键性的统计数据是，尽管男人制作了许多女人使用的东西，但女人们使用这些东西是为了给每个子群体制作更为复杂的东西。换句话说，某个男人制作了一把钻子或一根针，某个女人会用它来制作需要投入更多技艺和时间的物品，比如，男人外出狩猎时穿的一套防寒服。

因盖里克男人在户外或者特殊的、有时也用来举行仪式的房子里干活（男人和女人都有各自的仪式，赭石和贝壳分别在其中唱主角），而女人们则聚集在其他房子里干活。男人们编结绳子时只使用某些特定的材料，女人们则用其他材料来编。男人和女人都能支配自己的工作，却在所需的工具上互相依赖。作者们暗示，在两性都参与其中的艰苦的谋生中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往往使男人和女人能够获得同等的尊重和权威。

因盖里克人的安排只是众多可能性之一。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这把钻子意味着什么》（What This Awl Means）中，考古学家珍妮特·斯佩克特（Janet Spector）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在19世纪的希多特萨人（Hidatsa）中，男人和女人有各自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活动范围。民族志学者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同于因盖里克人的猎人－采集者社会，在那些社会里，男人只为男人制作工具，女人也只为女人制作工具。大多数这样的安排使得两性之间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

很清楚，男人和女人，抑或，男人对女人，以及孩子对成人等僵化的类别是文化上的发明。它们模棱两可地刻在人类的生活史上，意义随着时间而改变。在我们的西方文化中，只是在不太久之前，孩子们帮助养家的行为才逐渐被视做童工劳动而遭到禁止——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护孩子的需要，使他们免受工业革命比较糟糕的部分的损害。“青少年”作为一个概念和一个术语，其历史不过百余年。鉴于所有那些对人类及其家庭产生影响的不同的力量，这种范畴的含义很容易发生改变。试想一下，那个雕刻了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的人对于里面没有孩子及处在生育期的成人、只有老人居住的带围墙的住宅群会作何感想？

如本书先前已多次提到的，考古学家们——特别是其中的男性——数十年来一直对石制工具大为着迷，而没有什么比精致的克洛维斯尖头石器及随后投入使用的福尔瑟母尖头石器给考古学家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了。这两类尖头石器精巧至极，极小的碎片被削掉，形成锋刃，然后，刀刃又被处理过，以承受来自底部的强大压力；又砍掉了一些碎片，在尖头两侧各形成一条垂直的沟槽，即所谓的凹槽。这是唯一的美洲式样。这两条凹槽对于让血流出去，或是更容易地拔出刀刃——就像今天一把典型的猎刀那样，抑或更方便地把刀刃绑到柄上都不是必要的。

没有人知道这些尖头石器为什么会如此精致。它们的制作很有可能是为了仪式的目的，肯定还有我们绝不会知晓的思想观念上的原因。无论如何，这些尖头石器是技艺高超者的完美创造，大概只有出自约2万年前的欧洲的（无凹槽的）梭鲁特（Solutrean）尖头石器可与之媲美。克洛维斯人时代的所有其他石器所得到的公众注意要少得多：它们是刮削器、砍切器、刀和从岩石上凿下来的简单的石片。蒙大拿中南部有一处叫做印第安溪谷（Indian Creek）的遗址，古印第安人曾经年复一年地回到那里，从冬末一直呆到早春。他们猎捕野牛，但更常以草原犬鼠、田鼠和长耳大野兔等小型动物为食，这些动物很可能是用猎网捕到的。所有石制工具中总共有85％是刮削器和刀，这表明女人至少参与了制作这些工具。刮削器和刀在任何成套的石制工具中都占有核心地位，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制作，大概每个人也确实制作并使用了这些简单的石器，包括女人和大一点的孩子。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地方，古印第安人开始逐渐转化为考古学家们所称的下一个类别——早期印第安人（Archaic Indians）。总体来讲，这一转化发生在更新世晚期之末和我们当今所处的全新世（Holocene）之初，即大约1万年以前——当时，巨大的冰河都已向北退至今加拿大境内。事实上，考古学家们也许不得不对“古印第安人”和“早期印第安人”重新进行定义，因为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克洛维斯人和其后的福尔瑟母人（典型的古印第安人）并非流动性很强的猛犸和野牛猎人。相反，同他们的前辈及那些后来者一样，他们其实是未分化的采集者－猎人，倾向于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高特这样的营地里。

然而，总体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印第安人开始更多地定居下来。当他们开始在某个地方扎下根来，我们可以推想，他们会尝试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埋葬死者或以其他方式处理死者的尸体。在考古或民族志记录中，埋葬死者并不是普遍的行为。人们把逝去的亲人火化，在柴堆上焚烧他们的尸体，或者把尸体放在丧葬平台上或山洞里，抑或把尸体放进燃烧的船，送到海里，如此等等。我们发现的克洛维斯人时代或之前的人类遗骨极少，之后一千年左右的也非常少。事实上，北美洲已知最早的可以被视为一处大型的（也就是比单个家庭使用的规模要大）公墓实际上是一个池塘，它位于一小块叫做温德沃农场（Windover Farms）的为建房而划出来的土地上，距佛罗里达州的沿海小城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只有几英里，而小城离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以北约有10英里。考古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搜寻公墓，因为公墓里包含了大量关于古代社会中谁是谁以及谁使用了哪些人工制品的信息。

坟墓里传递出来的性别信息

1982年，一台反铲挖土机在温德沃农场一个池塘发黑的淤泥里挖出了一些人骨。被请来的县城法医宣布，这些骨头非常古老。开发商依法向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人类学系作了通报，该系派了一些教师前往现场。这些教师断定，鉴于这些骨头保存得如此完好，它们可能仅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异常谨慎的开发商（EKS公司）付费把两个样本送去做放射性碳年代测定。鉴定结果显示，那两块送检的骨头的年代大约为7100至7300年前。后来对该遗址所做的年代测定表明，有些东西已有约8000年的历史了。

很明显，任何时代的人都会称温德沃地区是个好地方。周边的食物资源极为丰富——有大量的猎物、种子、棕榈、水果、浆果、香蒲根，附近还有咸水鱼、有壳水生动物、海牛、海龟、淡水蜗牛，因而没有必要作频繁的迁移。

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人在7000至7300年前就已经有条不紊、满怀敬意地去埋葬死者了。墓里至少有168个人。这些人当中，47个几乎肯定是成年男性，47个是女性，另有7个成年人的性别无法确定；余下的都是接近成年的人。

总共有58具遗骨完全是由关节连接起来的。大多数遗体是以弯曲的姿势埋葬的，头位于骨盆的西侧，大半朝着罗盘仪上298.5度到241.5度之间的方向，恰是日落时分的太阳从夏至点到冬至点走过的弧度。

这些遗体的埋葬方式是固定在一个泥塘的底部，简言之，也就是葬于水下。包裹在这个完全厌氧的环境中的尸体和陪葬品在接下去的7000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被打扰（除了偶尔有短吻鳄光顾）。尽管在下葬后不久尸体的外部组织就腐烂了，但许多颅骨内所包含的大脑却保存完好，虽然萎缩了，却足以提取出有用的DNA样本。总体来讲，这些墓葬及相关的陪葬品为后人了解在温德沃沼泽安静的水下长眠的那些人的生活和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偶尔甚至是令人惊诧的见解。

陪葬品的性质和分配尤其能说明问题。比如，尽管持石器中心论的几代男性学者的强调，温德沃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这里几乎找不到石制工具的踪影。实际上，石制工具在此地生活中的价值大打折扣，以致在死者的陪葬品中很难找到。温德沃沼泽出土的石器总共有7件，其中只有3件与死者的遗体直接相关。尽管这3件石器确实与男性——假定的石器制造者——有关，但它们出现的频率很低且范围有限，无法为人们长期持有的石制工具在猎人－采集者的生活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观点提供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性状已发生改变及尚未发生改变的植物性材料。32％的墓葬里出土了织物和席子，根据挖掘的情况判断，温德沃所有墓葬里起初都可能有这些东西。24％的成年人及45％的接近成人者同那些出土的编织物样本有渊源，按性别分，30％与女性有关，20％与男性有关。不论那些织物是外套还是裹尸布，都是用精加工过的龙鳞棕榈的纤维精心做成的，至少用到了4种不同的编织技巧和一种平纹织造技艺。此外，温德沃的织工还编了篮子以及几种类型的细绳和粗细跟绳子差不多的线。

尽管并无与某种类型的篮子或织物相伴随的可见的性别差异，但纤维制品与接近成年者相随的几率明显要高很多。实际上，在温德沃墓葬中，只有一个类别的陪葬品与12名接近成年者相关，那就是织物——这个事实大概最好地诠释了织物的重要性。说到接近成年者尸骨上的许多织物碎片，其磨损程度非常低，表明它们是专门织好来包裹死者的，也就是专用的裹尸布，而非日常的衣着。显然，下葬时没有一件合适的石器作陪葬品不过是小事一桩，但任何人被送往来世时都不该没有合适的遮盖物。（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大多数死者在下葬时先用裹尸布／外套包好，再用木桩把裹尸布／外套固定在泥塘底部，因此，织物在丧葬仪式中就扮演了双重重要的角色。）

1/4的墓葬里显示有可食的种子堆聚在一起，偶尔混杂着鱼鳞。温德沃遗址的发掘者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戴维·狄克尔（David Dickel）发现，在分配这些“贮存物”时，没有基于性别或年龄的区分。从我们的视角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织物和篮子以及食品最有可能代表女性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显然受到高度珍视，而那些陪葬品表明，女性的劳动在人们的有生之年和死后都比男性制造工具的劳动更受重视。

除了用植物纤维制作的人工制品外，温德沃陪葬品中还有大量木头做的东西，比如梭标投射器的柄、研钵、碾槌、砍削好且刨平过的木棍、打了孔的圆筒，还有鹿角做的工具，比如梭标投射器、可抛掷尖物、切削器，还有鹿骨做的匕首、钻子、别针和可抛掷尖物，还有鸟骨做的管子，以及鱼骨、改造过的动物牙齿和贝壳。这些遗存中的一种或多种在110处墓葬里都发现过，它们的分配很能说明问题。

有些人下葬时的陪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但其他人——男女不论——的随葬之物却蔚为壮观。这表明，彼时彼地的人群中也许存在着地位的差异，而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非为某一性别所独有。此外，尽管有几种类别的人工制品——值得注意的是鹿角做的工具和与梭标投射器有关的器物——在统计数字上表现出与男性的墓葬有着很强的关联，但绝大多数陪葬品并非为某一性别所独有。温德沃公墓除了显示被认为“头脑简单的”佛罗里达中部的早期猎人和采集者的生活及生活方式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复杂之外，还清晰地表明许多我们长期持有的关于各种物品（比如，织物相较于石器）相对的重要性及其制造者的地位的刻板观念有着严重的错误。

人们在性别问题上的假想将自己引入歧途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对早期印第安人的一个主要墓地的发掘期间，该墓地位于肯塔基州的印第安丘（Indian Knoll），是约6000年前至2000年前在俄亥俄河（the Ohio River）与格林河（the Green River）汇合处的几个繁荣一时的小山丘中最有名的。数千年间，相继到来的人群享受着这里富饶的土地、水域和资源；经年累月，这些土丘变为贝冢。印第安丘呈椭圆形，最深处有8英尺深，面积约2公顷。对该遗址的挖掘始于20世纪早期，一开始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约1000处个人墓葬，其中很多都包含与性别相关的物品。比如，男人下葬时往往伴有斧子、鱼钩和石制工具，而女人的陪葬品通常是研钵、碾槌和珠子。但76处墓葬里含有抛光的令人困惑的美丽石器，而其中13处的墓主是女人，这就越发令人不解了。

这些精心制作的石器是对称的，上面以非常精确的手法钻了一个孔。它们大都很小，仅有两三英寸宽。不管是谁制造了这些石器，制造者对石头的“纹理”——也就是石头的色泽图案——极为在意。不论这些石器有何种功用，它们显然是精工细作的产物。自那时起，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很多遗址内都出土了这种石器。同印第安丘的此类石器一样，它们当中有许多是长方形的，也有很多石器的横截面是菱形的。在该区域的其他地方，这种石器的外形更为精巧，比如，形似蝴蝶或瓶子。显然，这些石器极被珍视，个人或家庭通过选择特定形状、种类和颜色的石头来标示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或族裔身份。然而，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印第安丘的早期挖掘者认为，它们也许是用来制网的工具的一部分——网眼隔。男人和女人都有可能制网。然后，“大众的智慧”改变了，这些被称做“旗石”（bannerstones）的石器被当成发饰，所以它们出现在女性的墓葬里就讲得通了。但很明显，这些制作精美的旗石后来又成为狩猎武器的一部分。

它们是梭标投射器上的平衡锤，梭标投射器在早期印第安人生活的美洲（和其他地方）使用了约7000年，最终在公元前1000年后失宠，因为弓和箭逐渐在狩猎活动中担当了主角。梭标投射器通常是一根约有梭标一半长的木头杆子，杆子的末端有一个钩子，通常由木头、骨头或鹿角制成，装在标杆的后端。猎人手持梭标投射器的前端，把梭标向前掷出，即便没有延长梭标的射程，也大大提高了它的速度。让一块旗石沿梭标投射器的杆向上滑动，恰好停在杆子末端的钩子下方，这会使这件复杂得惊人的工具的物理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出于功能方面的需要，旗石必须有极好的平衡性且制作精细。出于其他强烈的欲望——比如已提到过的，标示自己身份的需要——旗石应该是美丽的，而且对某个地方甚至是某个家庭来说应该是特别的。印第安丘有旗石出土的76处墓葬里，13处的墓主是女人，这些女子据推测都是身手不凡的猎人。女猎手们是除了参与狩猎之外在其他方面跟别的女性一样的女人呢，还是被视为另外的性别？这一点我们大概永远无从知晓。

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人们开始在南、北美洲和世界的其他很多地方定居下来。女人现在（几乎肯定）是颇有造诣的制作所谓的易腐烂的纤维制品的巧匠（男人大概也是）。人们已开始发动下一个改变世界的革命——动物和植物的驯化。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们努力依靠更可靠的资源谋生。但伴随着可靠性而来的是劳动强度的提高。大多数女人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平等的小群体中度过了更新世，经历了种种紧张、压力以及艰苦的劳作，但拥有选择的自由，对她们来说，那个近在眼前的诱人的新世界将是喜忧参半的。

12　农业的演进

在本章我们将看到女人如何发明了农业，如何使食物的供应更可预见，如何变得更加忙碌，并感受到所有这一切的正反两方面的后果，本章还包括措辞谨慎的对女神的讨论。

在对佛罗里达的温德沃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的最令人困惑的东西之一是一块可以追溯至约7000年前的葫芦皮。这块平淡无奇的葫芦皮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葫芦被认为是在墨西哥生长并在那里被驯化的热带或亚热带植物（葫芦、倭瓜和南瓜有亲缘关系，在植物分类学上都属于葫芦科）。当时普遍的观点是，当农业实践和农产品——玉米、豆类和倭瓜——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西南部，再从那里向东传播时，葫芦随之进入美国。据推测，这一切发生在玉米约5000年前在墨西哥中部的特瓦坎（Tehuacan）附近被首次驯化后的一段时期。有证据显示，倭瓜是约9000年前在厄瓜多尔沿海地区被驯化的。

温德沃的葫芦需要一个解释。是那里的人们种植葫芦呢，还是某一条广为延伸的贸易通道把葫芦带到了佛罗里达？抑或，它是从中美洲漂流到了温德沃？

事实上，美国东部这一时期的许多考古遗址内都有葫芦出土，甚至北至缅因州的一个遗址都是如此。不久以后，人们断定，有一个品种的葫芦是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几个地方野生的；显然，在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其他几个地方，人们早在7000年前便开始学着种植这种植物。种植一种植物不同于对它完全的驯化，只是意味着给这种植物帮一点儿忙——在葫芦的例子里，当它们自己不能繁殖时，人们便播下种子，或者，在没有野生葫芦的地方，清理出一块地，撒下葫芦的种子。相比之下，驯化暗示着对某种植物的生长规律进行极为主动的干预，比如，播种时只选择较大（且较软）的种子。岁月更迭，这样的人工选择（与自然选择相对照）的过程将会把某种毫不起眼的草的种子头（seed-head）转变成，比如说吧，结满大粒种子的玉米穗。玉米粒不能自动从穗子上掉下来，所以需要人类去收获和种植。被驯化的植物变成了一年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完全依赖人类。

我们之所以认为葫芦的这些早期使用者没有去积极地驯化它们，是因为在接下去的3000年中，葫芦种子的大小保持不变（依然较小），葫芦的外皮也一直很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种植葫芦呢？一些人猜测，萨满巫医有可能拿葫芦当分发草药的容器。更为平庸的解释是，葫芦跟年轻人的手大小相当，青年们刚好拿它互相扔来扔去。但随后有人指出，温德沃的人们大概制作用来捕鱼的网，而葫芦的大小恰好充当渔网上的浮子。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发现，凡有葫芦的蛛丝马迹的几乎所有遗址都靠近河流变窄、适合用网捕鱼的地方。因此，圣路易斯（St．Louis）的华盛顿大学的盖尔·J．弗里茨（Gayle J．Fritz）在新近对该问题所做的一个述评中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们大概把葫芦作为捕鱼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向北传到本不是它自然生长的区域，这大约发生在河流水系在经过了狂暴的形成期之后已渐趋稳定之时——那些河流的形成是北方巨大的劳伦泰德冰河融化的结果。葫芦很容易种植，几乎不需要照管，所以它们不会让任何人从正常的狩猎－采集活动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中分心。

弗里茨认为男人有可能是葫芦的种植者，但不管听起来多么有道理，这个看法比用网捕鱼的观点更不可靠，因为在温德沃没有发现过鱼网。但种植葫芦（甚至是织网）给男人用的也许是女人。至于最终在世界各地被逐渐驯化的几乎所有其他植物，考古学家们现在一致认为，其驯化者是女人。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在我们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更仔细地考察农业的到来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两个颇为不同的问题需要处理。

“新石器革命”

V．戈登·蔡尔德（V．Gordon Childe）是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界的巨人之一。他生于澳大利亚，在英国接受了人文科学的教育，最终转向考古学，具体地说，就是对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考古研究。他创造了“新石器革命”这个术语（“新石器”当然是指一个新的石器时代），用以说明从觅食到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至关重要的转变。作为一个伟大的综合者，他试图把人文学者的卓见和科学家的审慎都带入这项研究中去。蔡尔德假定，新石器革命约1万年前开始于中东地区，当时，冰河已消退至远北之地，全球的气候正处于变化之中，中纬度地带的许多草原日渐干旱，而沙漠则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很多大型动物走向灭绝，全新世看上去一片混乱的天气正严重危害着区域乃至局部的生态系统。

蔡尔德构想了他的“绿洲理论”来解释人们为什么放弃了原有的觅食的生活方式，转而从事种植（和支配）自己的食物的静态的营生。于是，在一片日渐干旱的土地上，人们更加紧密地聚集——事实上，甚至是拥挤——到剩下的几块绿洲上，杰里科（Jericho）古城周边那片灌溉良好的土地就是一块这样的绿洲。由于跟植物和动物有了比从前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与日俱增的熟悉不久便使人们对植物和动物的习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最终导致了对它们的驯化。

这在当时（1930年代末及其后）是一个极有道理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进步，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绿洲被证明并非这一切的发生之地。现在看来，农业肇始于几个不同的时期，至少发端于世界上7个不同的地方，大多是边缘之地，与其说是绿洲，不如说是野生资源匮乏的地方。

蔡尔德在该问题上的另一个错误观点肯定不会让读者们感到惊讶：他认为发明农业的是男人。毕竟，数千年来，是男人们把真正的熏肉带回家，他们把死去的野兽或分割完毕的兽肉拖回营地，而女人们已采集了一些野生的植物，足够做一点儿色拉。但随着时世变得艰难且狩猎所获越来越少，自然而然地，男人们便去寻找一种新的可靠的食物来源，于是发明了农业，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大约也发生在同一时期，即约1万年前。

有关美国西南部的女人在驯化植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实际的证据由玛莎·奥格尔维（Marsha Ogilvie）的工作所提供。奥格尔维是一位生物人类学家，在新墨西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在27岁时因糖尿病失明，但还是拿下了学位，并成为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的一名法医会诊医师。为了撰写博士论文，她着手弄清究竟谁是园艺家——男人还是女人？第一项任务是画出两条基线：纯粹的猎人－采集者团体和纯粹的从事农业的团体。她推断，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观察生活在农业出现之前、向农业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及这一转变完成之后人们的股骨的细微和不那么细微的特征来解决。过着流动性很强的生活的人会沿着股骨长出一条很长的脊状突起，而不常走或跑很长距离的人的股骨处则没有那条脊状突起。

奥格尔维研究了得克萨斯西南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的遗骸，他们在一块迅速变干的沙漠上捕猎发育不全的动物，数千年来一直采集可食的沙漠肉质植物，如仙人果（或称丝兰），还采集龙舌兰来制作纤维制品。男人、女人，大概还有孩子，都得四处游荡，去很远的地方采集植物，还要收集劈柴和用来把炉床围起的石头。接下去她又研究了生活在新墨西哥一个大村落里的人的遗骨，那里的人们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才弃村而去。这里的农业是精耕细作型的，村子外的很多田地都种着玉米、倭瓜和豆类。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的腿骨都缺乏经常走动的迹象。这是一种静态的生活方式。

完成了这些基础研究后，奥格尔维便插上了好运的翅膀。10号州际公路修到要穿越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时，一些人类遗骨被挖掘出来。高速公路部门请来了考古学家，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些遗骨属于那些约3500年前从四处觅食开始向农业生活方式转变的人们。考古学家把这一地区的早期文化称为科奇斯文化（Cochise）。奥格尔维被请到现场，在获得了当地部落的许可后，她对这些骨头作了非侵入性的检查。她对股骨（和其他肢骨）作了截面X光断层扫描。当所有扫描都做完后，当地的印第安人领回遗骨，并根据《土著美国人坟墓保护与归还法案》将遗骨重新埋葬，该法案规定部落有权支配在联邦土地上发现的先人遗骸。

只有男性的股骨上有明显的脊状突起。男人们大部分时间依旧四处游荡，狩猎（或者瞎混？）；女人的股骨没有脊状突起，也不那么强壮，这显然是更为静态的生活的结果。科奇斯女人已经放弃了觅食者漫游四方的生活方式，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定居点附近，大概是侍弄植物，或者像有人说的那样，发明农业。

事实上，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当（比如说）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大多数生活在今美国西南部和东部的土著人口是从事规模不大的园艺的村民，或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从事的是全面的农业生产。实际上，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农业生产已进行了近4000年，而在中美洲及以南地区，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更长了。在那个年代，除了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人（the Pueblo people），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女性。显然，到公元1500年时，普韦布洛人的农田极为频繁地遭到邻近非农业人口的劫掠——他们既抢食物，又劫女人，所以，普韦布洛男人便开始做田里的活儿。

在蔡尔德的时代，甚至直到20世纪后半叶，由来已久的关于男人是特别积极的养家者，而女人只是被动的生育机器（和食物准备者）的假想一直盛行于学界。这导致了下面的观念：那些精美的小雕像——欧亚大陆的维纳斯像和后来在早期的农业村庄里发现的雕像——是繁殖力的象征，雕刻它们是为了确保土地和女人自身的多产。由此再向前迈出轻松的一步，便有了如下的看法：那些小雕像代表女神，而今有很多人相信，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大部分时期都由女神掌控。欧亚大陆的维纳斯小雕像必定是女神的代表。

女神

把一个只具有轻微的侮辱性含义的词“神话”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这被视为西北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兼非洲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z）的功劳。对大多数人来说，“神话”是一个用来描述别人的宗教的略微有点儿势利的词。对研究比较宗教的人来说，这个词一点儿也不势利。该领域的学者讨论处于所有神话核心的关于心与灵魂的真相的问题，这倒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科学与比较宗教学者们的论断不甚相合。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位顶级的社会科学家，赫斯科维茨用“神话”这个词来指那些不管被多么普遍地相信，但明显是虚假的观念。举一个例子，一个特定的部落里的某个人由于中了另一个人的魔法莫名其妙地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或者，把一块红宝石埋进你的肉里，会保护你免受敌人的伤害（古印度的一个观念）。或者，女人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出来的。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偶尔会把科学和神话纠缠在一处。比如，在某些圈子里流行把上一代人视做科学的东西（现在显示有不足之处）描述为神话，有些人甚至声称所有我们认为科学研究令我们知晓的东西只不过是更多的神话。这种断言令科学家们恼怒异常，他们会，比如说，拿出量子力学的例子，量子力学的成果之一便是激光，连那些称科学为另一种神话的人的视力也能通过激光外科手术修复。同样被误导的还有某一宗教或神话的信仰者，他们经常努力在其精心挑选的七零八碎的科学当中为他们的故事寻找证据。这两种做法都可以被礼貌地称为认知谬误，有关女神的问题将与后一种精心挑选科学（在本例中主要是指考古学）上的证据来对神话加以证实的谬误纠结在一起。

女神的观念与人类社会直到约6000年前还是母权制社会的看法密切相关。有关昔日母权制社会的观念是由瑞士法学家兼历史学家约翰·雅各布·巴霍芬（Johann Jacob Bachofen）提出来的，他在19世纪晚期宣布，人类社会有3个“演变”阶段：原始群交时代，母权制社会继之，后又被父权制社会所取代。这个观念，尤其是有关母权制的部分，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吸收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原则。这个思想在中欧和东欧一直保留到共产主义的统治结束，但在20世纪晚期又在欧美爆发，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立陶宛侨民玛丽嘉·金姆布特斯（Marija Gimbutas）的努力。

于1994年逝世的金姆布特斯在成为闻名世界的立陶宛民俗专家后逃离苏联，那时她还是一名年轻的女子，后来她又把研究兴趣扩展到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的考古学。她的成就之一是把印欧语言的起源归于她称做库尔干人（Kurgans）的群体，库尔干人约5000年前从黑海以北的俄罗斯大草原进入欧洲。金姆布特斯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其学术生涯结束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下面的结论是她基于自己的研究得出的：许多诸如更新世晚期的维纳斯这样的小雕像以及在早期的农业村庄发现的其他女像都是人们已开始崇拜一位女性神祇的证据。金姆布特斯随后将在岩画上看到对女神的十分普遍的表现。她把世界（至少是她称为老欧洲的欧洲和近东）看成是由以女性为中心、以抚育后代为职责的热爱和平的母权制部落组成的，而女神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居于统治地位。在女神目光注视下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将是不设防的，因为她的世界是如此和平。不存在人祭，也没有牲祭。母权制盛行于这一广大的区域，直到约5000年前那些库尔干骑手向这些爱好和平的人们发动了突然袭击，不仅带来了印欧语言（现在除了匈牙利人、芬兰人和巴斯克人，所有欧洲人都讲印欧语），还带来了父权制。统摄一切的大女神（the Goddess）被降格为一些掌管某一方面——比如谷物或编织——的小女神，现在全都处于宙斯这样的极端的性别歧视者的控制之下，在刚刚兴起的城市社会里，男人们接管了对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的控制权。

不久，金姆布特斯成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宠儿——实际上，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尤其是在那些受新女权主义的戒律的影响，意欲复活或发明诸如巫术崇拜（Wicca）这样的以女性为中心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的女权主义者眼中。有了金姆布特斯为人们假想中的女神形象所提供的考古学上的支持，那个统摄一切的大女神再次浮现出来。而进一步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也是令人信服的。这些证据来自一个位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Anatolia）的叫做凯托霍尤克（Catalhoyuk）的重要遗址，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詹姆斯·梅勒特（James Mellaart）自1961年起已对它进行了4年有余的发掘。凯托霍尤克遗址是一大堆挤在一起的房子，有点儿像美国西南部的古村落。早至8000年以前，可能多达1万名居民从这个城市出发，去种植庄稼、到周边地区狩猎和放牧牲畜。

梅勒特从自己的发掘中得出凯托霍尤克是母权制社会的结论。在城墙上、房间里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女神的形象。女人被葬在家里特殊的地方。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女神崇拜之地，完全符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爱好和平、以抚育后代为职责的社会的观念。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成为考古学界两位力证母权制社会和由一位女性主神创造并支配的世界的确存在过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令负责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土耳其官员大为高兴的是，凯托霍尤克遗址不久便成为作女神朝圣之旅的女人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地。但神话（亦称宗教）大概不应指望科学去证实，因为科学是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科学发现也总是处于变化之中。

由于日益受制于新女权主义和对精神性的偏执追求，金姆布特斯的后期著作引起了她的同事，甚至是其他女权主义考古学家的越来越深的疑虑。比如，剑桥大学的研究生（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莱恩·梅斯凯尔（Lynn Meskell）对金姆布特斯的断言——所有维纳斯小雕像都代表同样的含义，即女神——提出了异议。首先，在金姆布特斯所谓的老欧洲居住着众多各不相同的人群，他们的小雕像——尤其是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更迭后——在含义上很可能有所不同。金姆布特斯还贬低或者忽略了新石器时代其他许多小雕像——男性的、无性别特征的以及动物的形象。在观察岩画上的形象时，金姆布特斯推定，几乎所有不具备明显的男性生殖器特征的东西都是女神的象征，包括“平行线、菱形、之字形、螺旋形、双刃斧、蝴蝶、猪和柱子”的形象。此外，梅斯凯尔指出，这一地区的许多考古遗址实际上是设防的。巴尔干地区的各个公墓显示出社会等级的迹象，并非如金姆布特斯所断言的那般平等，而且至少在一处叫做特雷伊安－迪鲁伊（Traian-Dealui）的遗址发现了人祭。除此之外，金姆布特斯写道，差不多在所有地方——炉床附近、室内、室外，甚至是垃圾堆里——都可以发现女性小雕像，梅斯凯尔争辩说这可以更容易地被解释为它们是玩具。梅斯凯尔写道，如果考古学家能让自己的努力摆脱“方法论上的缺陷、反向的性别歧视、混杂不清的资料和纯粹的幻想”，他们将为女权主义的事业做出更多贡献。

当另一位剑桥考古学家、现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的伊恩·霍德（Ian Hodder）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领导一次对凯托霍尤克遗址的大规模的、现代的、多学科的挖掘时，对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的理论的又一个打击来临了。梅勒特只挖掘了数百间住屋中的一小部分，不久，霍德对其他房间、壁画，其他小雕像及墓葬的考察显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性别地位方面似乎是颇为平等的。大部分装饰与公牛和狩猎相关。不仅如此，凯托霍尤克甚至不足以称做一个早期的城市，因为它仅设有住宅区，却缺乏重要的公共建筑，而只有公共建筑才能表明社会管理上包含着城市风格的成分。

金姆布特斯和梅勒特如何犯下这样的错误？二人错误的基础是一些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未言明的假定。他们都奉行巴霍芬式的假想，即人类文化普遍经由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这是一个线性的演进过程。与这些发展阶段相关的是下面的观念：在远古时代，人们通过母系来确认亲属关系，到了后来（大概跟植物和动物逐渐被驯化的时期有些关联），人类开始通过父系的纽带结盟，不久便导致了父权制社会秩序的产生。所有这一切的问题是，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找到任何考古学或民族志上的证据证明实际存在可以被称为母权制的社会形态。人们依据母系还是父系的关系结盟并不能带来特定的政治秩序。实际上，设想这种缔盟会带来某种政治秩序只不过是把母系传承同母权制、父系传承同父权制混为一谈。

甚至有关库尔干人的假说最近也遭到了打击。另一个假说已经盛行了一段时间，暗示印欧语言大概先于5000年前很久起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语言学家和遗传学家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安纳托利亚假说至少部分是正确的。安纳托利亚的农耕方式自约8500年前始向希腊和该区域的其他地方传播——这个年代与最初印欧语言向外传播的年代更加相合。有证据显示，约6500年前，该地区经历了印欧语言的一次快速的分化，从而产生出罗曼语族、凯尔特语族及波罗的—斯拉夫语族。这与库尔干人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大草原定居下来的时间大致相同。鉴于语言学上年代确定颇为不精确的特征，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库尔干人在东欧挑起了很大的事端，足以造成语言的突然分化。

当然，我们阐明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诋毁女神神话（宗教），许多人发现女神是对所谓的世界性宗教中那个相当漠然的男性神祇的一个令人愉悦的平衡。当然，有的古代社会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女性神祇。比如，埃及人的努特神（Nut）（或称奈特［Neit］）存在于世界诞生之前，她在两腿之间织出地球并把它背在身上，她还生下了太阳。这样的神祇对那些愿意相信的人来说是绝好的素材，但更新世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不该被请来提供支持。

金姆布特斯倾向于在大约4万年间创造出来的形象和小雕像上发现上述相同的意义，事实上，对她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是，她忽略了伴随着在世界许多地方所发生的从觅食到种植再到对植物和动物的彻底驯化的转变，人类生活的各种社会特征所发生的根本性的巨变。最终，农业的兴起将导致国家层面的社会（即文明）的出现（更不必提互联网这样的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了），它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也即将发生深远的影响。在我们审视那些影响之前，该是考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对植物的驯化（现在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和对动物的驯化（大概是男人的工作，至少在大型动物的驯化上如此）的时候了。可以肯定的是，驯化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但考虑到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的每个群体在此之前从事狩猎和采集已达数千年之久，世界范围内的驯化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便是惊人地短暂了。

驯化革命

解释某些植物如何以及为什么逐渐被驯化的说法有很多，但没有一种理论真正能对每个例子都做出解释。被驯化的动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尤其是在动物的例子当中，甚至没有一组事实可以描述家畜到底指的是什么。植物的情形更容易解释。被驯化的植物属于栽培品系，人类的干预对它们的改变是如此之多，以致它们必须依靠人类才能繁殖。被驯养的动物可以像宠物狗那样驯服，也可以像公牛那样难对付。有些种类的家畜如果被赶出去，可以轻易地、快乐地回归到野生环境中去，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很多地方，家猪逃回野外，组成永久性的四处游荡的群体，给人类带来大量的危险。但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驯化必然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数植物和动物完全不愿配合人类的驯化努力，比如野牛和风滚草。世界各地的狼和其他犬科动物则有能力接受驯化，现在公认是狼而非人开启了动物与人之间最为长久的关系。

不难想象，有些狼比它们的同伴更好奇或者更不怕生，它们会慢慢靠近人类的定居点，在那里，它们也许会吃到人类捕获的猎物身上不那么好吃的部分，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它们会到定居点附近的垃圾堆里觅食。然后，人们也许会闹着玩儿似的开始把骨头之类的东西扔给营地外面的狼，逗引它们靠得更近。这种情况会让不那么怕生的动物碰上，而这些动物则变得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残羹剩饭，因为得到这种东西要比自己去野外捕食容易得多。与此同时，人们会注意到，这些夜里待在营地附近的狼在危险的捕食性动物靠近时会发出警报，于是，“他们的”狼就变得非常有价值了。人们大概还会注意到，几世代之后，定居点附近的（或与他们存在共生关系的）狼成年后的体型要比它们的野狼兄弟小，耳朵有点儿耷拉，尾巴大部分时间是卷上去而不是垂下来。此外，“他们的”狼甚至在成年时都表现出顺从的行为。无论如何，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开始出现，人类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多了一种不必自己携带的紧急时刻的食物供给。当人们搬迁营地时，“他们的”狼就跟在后面。

这个过程似乎发生在中国。颇为肯定的是，狗是最早被广为驯化的动物。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对狗的驯化也许早在14000年前便已开始了。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狗是所有动物中最为驯顺的。以后，人们会发现狗在狩猎，以及其后在放牧甚至运送东西方面都很有帮助。

就植物的情况来说，真正的驯化之所以开始，很可能不是因为要为所有人提供食物的原因。有些学者指出，小麦和大麦（最早被驯化的植物，对它们的驯化约10500年前始于近东地区）被驯化的原因我们也许想不到。一种说法是，人们种植并驯化小麦和大麦是为了把麦粒做成糊糊以帮助孩子断奶，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遗址发现了约24000年前对采集到的野草种子的使用而引发的。其他人提出，人们之所以努力去驯化小麦、大麦这样的植物，是由于发现了可以用它们来制作供庆祝活动或仪式中饮用的发酵的饮料。比如，学者们论证道，最早被驯化的谷物迟至公元700年才被引入气候很不宜人的斯堪的纳维亚，并不是因为它们的食用价值，而是因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可以用它们制作令人沉醉的烈酒。然而，其他人指出，为宴会提供用被驯化的植物做成的美味的食物（或者啤酒），这在一个群体中只有少数几位大人物才能做到，是其地位的标志。

在近东，大体在同样的时间（10500年前），人们驯化了山羊，大概是为了使肉类的供应相对来说更具有可预见性，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懂得对羊奶加以利用。驯化山羊可能是男人的活儿，因为这些动物，尤其是野山羊，体型大且危险。一旦人类能够控制山羊，牧羊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把羊群赶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放牧，这大概是孩子和老人的活儿，今日纳瓦霍族印第安部落中的牧羊人也是老人和孩子。近东地区对绵羊的早期驯化（发生在1万年前）的情形也是如此，驯化绵羊同样是为了获取食物。柔软的下层绒毛（羊毛）只是到了很晚以后——约2000年前——才被用做衣料。

下面这张人类所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的不完全的单子显示了惊人的创造性，这些驯化过程互为独立，约10500年前至3000年前发生在世界的不同地方。

近东

10500至1万年前——小麦、大麦、山羊、绵羊、小扁豆

1万至8000年前——牛、鹰嘴豆、豌豆、猪

8000至4000年前——马（？）、枣、开心果

南亚

9000至7000年前——粟、鸡、水稻（水稻也许要古老得多）

3000至2000年前——大豆、香蕉、橙子

非洲

5000至4000年前——甜瓜、驴、高粱、粟、西瓜

墨西哥和中美洲

7500至5000年前——倭瓜、豆类、苋属植物、辣椒、玉蜀黍

2500至2000年前——可可豆、鳄梨、火鸡

时间不明——西红柿

南美洲

7000至4000年前——利马豆、美洲驼、甘薯、辣椒、木薯、马铃薯、花生、豚鼠

北美洲

5000至3000年前——葫芦、向日葵、藜属植物、菊科灌木、火鸡

我们看到，在美洲，被驯化的动物的数量非常有限，原因很简单——西半球可供驯化的动物非常少。火鸡和豚鼠似乎相当老实，甚至野美洲驼都是相对温和的动物，尽管很容易受惊。落基山区的山地绵羊跟在近东地区被驯养的绵羊相比要好斗得多；如泰德·特纳（Ted Turner）和其他人已经发现的那样，美洲野牛比一般的牛要难对付得多。马很久以来便从美洲平原和无树大草原上消失，只是当西班牙人于16世纪抵达美洲后才又回归。

近东及附近地区为数众多的可以被驯化的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山羊、绵羊、牛和马——导致了游牧和半游牧的牧人社会的产生，大概跟今天依然在此地游荡的许多部落十分相似。但一般来说，游牧民族靠跟过着静态生活的农耕群体保持一种共生的关系来维持自身的生存，他们用动物产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来换取粮食。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lip Van Doren Stern）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关于动物驯化的理论，他一本正经地指出，男人们之所以驯化绵羊和山羊是为了使它们成为更加柔顺的性伙伴。

植物和动物的驯化似乎跟人们慢慢地越来越依赖自己所生产的食物的过程发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后来，被牛津大学的安德鲁·谢洛特（Andrew Sherratt）描述为“副产品革命”的进程开始了——即，把驯养的动物用做役畜，使之能够驮负一位骑手，后来还能拉犁，或者把它们当做奶源，而奶可以制成黄油和奶酪，或者把它们当做羊毛及其他若干有用的副产品的提供者。用动物拉犁和车似乎开始于约5000年前，对英国女权主义史前史学家玛格丽特·埃伦伯格（Margaret Ehrenberg）来说，这也许是“男性接管权力”的时期——这里可以看出金姆布特斯的些微影响；然而，史前时期役使牛（或公牛）拉犁的几乎肯定是男人，这对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的性别角色及社会安排有着某种日渐加深的影响。

事实上，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对各个地区究竟是谁驯化了动物的关注要比对是谁驯化了植物的关注少得多。但有一件事很明确，那就是：如果同一地区的植物不被同时驯化，那么对动物的驯化大概就不会发生，而且任何一项活动似乎都要花大量时间才能显出成效。对这些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农业基础的植物起初在他们的饮食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并且这种情形将会在各地持续长度不等的时间。比如，在向日葵和其他几种植物被驯化的今美国东部林地，森林里大自然的慷慨赠予千百年间在人们的饮食中一直占首要的地位。甚至当某个种类的玉蜀黍被引入密西西比河东岸后，人们也是慢慢地才接受它，跟更早时美国西南部的人们对它的态度是相同的。

玉蜀黍在约3200年前被引入美国西南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如已提到过的，玉蜀黍在墨西哥种植的时间至少要长上两倍，跟倭瓜和豆类一样，都是当地人的主食。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三种主食的种植将成为北美农场的主要特征。豆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玉蜀黍中所缺乏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氨基酸（甜菜碱），还为土壤重新补充了氮。西南部种植玉蜀黍的早期迹象出现在新墨西哥中部的蝙蝠洞（Bat Cave）。那里的玉蜀黍是很弱小的品种，穗子只有几英寸长。那里的女人们已经掌握了大量和种子有关的“技术”——主要是加工野生种子的器具，还有储存种子的篮子。她们把这些新种子种在岩洞入口处附近，整个夏天都跟家人一起去觅食和狩猎。一回来，她们便收获存活下来的玉蜀黍以及其他任何碰巧可食的植物（即野草）。玉蜀黍至多是一种补充。在下一个千年里，玉蜀黍在人们的饮食中都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西南部的一些人，最有可能是女人，对玉蜀黍持续地加以利用，她们大概把那些生有较大的种子（粒）的穗摘下来，吃掉一些，省下一些待来年春天播种。这种人工的挑选可能已变为有意的行为，导致了一个生有更大的穗和更多排的粒以及能更好地适应干旱环境的新品种的产生。这个新品种的玉蜀黍构成了几个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基础，其中就有亚利桑那的霍霍坎人（Hohokam）的部落，那里有着自约2100年前（即公元前100年）起开凿的一系列复杂得惊人的运河，产生了已知的延续时间最久的灌溉文化之一。在亚利桑那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繁荣期内，霍霍坎人开始制作陶器，制作陶器的几乎肯定是女人。有了陶器，霍霍坎人便有了更有效的保存玉蜀黍粒，使之免受啮齿动物侵害的手段，运水也更加方便。对许多人来说，既然他们过着静态的生活，陶器（相对较重）有可能取代了某些种类的、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篮子（较轻）。像篮子一样，陶器为制作者提供了一条自我表达的途径；随着陶器的用途渐广，陶器的设计和制陶的技艺也日益多样化，这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他们最乐于使用的识别不同的文化以及观察文化的改变（和交流）的方式之一。生活在霍霍坎人以北的被称做阿纳萨奇人（Anasazi）的群体建立了弗德台地（Mesa Verde）和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等巨型村落，他们也以种在小的水源地附近或旱作的玉蜀黍、倭瓜和豆类为主要食物。

新品种的玉蜀黍从西南部向各处传播。到公元400年时，玉蜀黍传到了东部林地的大部分地区，数百年间只是作为补充性的食物。到公元900年时，玉蜀黍在东部进入繁盛期，成为人们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使得被称做密西西比的伟大的筑墩时代成为可能；在那个时代，数量众多的人口在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创造了一个高度复杂、高度分化的农业社会。玉蜀黍也种植于整个东北部地区，令一些人惊讶的是，甚至生长在平原上。

当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受包括气候、资源的可利用性和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类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差异。但农业无论在何地生根，都会产生一些相似的结果。其一，根据定义，农业人口必须定居下来。如已提到过的，游牧民族的生活依赖于跟他们不事迁徙的邻居之间的贸易，这样他们便失去了猎人－采集者所拥有的一些自由的流动性。

等待着那些最终决定以务农为生的人们的是什么呢？

对很多人来说，是文明连同它的所有奇迹和令人不满之处。但如我们在本书的序言里提到过的，我们的叙述停留在距离文明很远的这一边，伴随着文明而来的是以楔形文字或象形文字以及我们所认为的字母的形式出现的书写，书写的出现意味着史前史的终结和历史的开端。

发明农业是一个错误吗？

在村庄里定居下来并且使食物的生产制度化对每个人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他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人们不得不重新规划他们的度日方式。随着农业牢牢地扎根于人们的生活中，他们将不得不改变着眼于较大的区域的习惯，也要改变偶尔会碰上一些宽泛意义上的亲属的期望。相反，他们全年跟固定的人一起生活在固定的地方——不管这些人属于单一的家庭还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抑或来自一个较大的包括关系更远的亲属乃至根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在内的群体。当然，很多人根本没有从事静态的农业，而是像澳大利亚土著人那样，继续做猎人和采集者，他们的生活为当今许多文化人类学者提供了研究的范本。但随着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出现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财产的东西的早期萌芽。有了马、驴等役畜，尤其是在中东和西亚地区，人们在成为游牧者后依然可以积聚物质财富——当他们赶着畜群从一个牧场转向另一个牧场时，可以让役畜驮载着自己的财物随行。然而，生活在农业村庄里的人们不久将积累起我们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陶器和其他用来贮存东西的器皿，以及各种加工食物的工具，比如，笨重的磨石。种植和收获的工具，狩猎的工具，以及建房和修房的工具。纤维制品，包括织物、草鞋、地垫和篮子。日益复杂的仪式用品——面具、特殊的衣服、护身符以及其他用来对精神世界做出干预的物品。当然，有必要把附近的耕地（或耕地的使用权）分配给各个家庭、氏族或者群体内的其他小团体。人们能够，也的确积累了可以被视为财富的东西。显然，尤其是当村庄和之后兴起的城镇规模扩大时，社会地位和等级将会出现。这个新的体系要求发明新的社会安排，从本质上说，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日益复杂的社会和日渐紧密的生活空间的新的方式。

在人类聚居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刻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人们被按照等级和职位加以分类（不同的社会发生这种情形的时间也不相同）。实际上，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比如，曾在斯坦福大学任职的已故的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论证道，一旦某种关于私有财产的观念兴起，被视为“女人”的类别就有可能，也确实被看作了某种需要受到支配的有价值的财产。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其中之一来自秘鲁的印加文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绳子革命和编织工作的那些女性参与者——诸如我们曾经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瞥见的那些生活在约26000年前的受人尊敬的女人——将变成从事奴隶劳动的人，她们将在一位男性主人的监视下，为了国王及其扈从的荣耀，费力地编织挂毯。也有很多在同一性别之内分配地位和等级的例子，比如，有权势的女人以契约约束女仆。然而，只是到了我们所乐称的文明兴起之时，大多数——若非全部的话——将人视为商品的情形似乎才发生。

即便如此，不良的影响从一开始便降临到大多数务农者头上。聚居在能最大限度地对耕地资源加以利用的村庄里的事实导致了人们健康水平的下降，这是由各种感染和绦虫等寄生虫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密切接触和糟糕的卫生状况都使得寄生虫更易存活和传播。在欧亚大陆不断扩大的村庄里，人们跟他们的家畜紧挨在一起生活，除了卫生问题外，当病毒和细菌从家畜跳到人身上时，人就会遭殃，害上诸如天花和麻疹这样的新的传染病。不久以后，旧大陆的人们对这样的疾病发展出一定的免疫力，这些病也变得不那么致命了，但当欧洲人自16世纪起把这些疾病带到新大陆时，它们遇到了处女地。在旧大陆的动物被驯化之前，北美洲的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话——土著人口就已抵达这块新大陆，因此，来自欧洲的疾病几乎在一夜之间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尤其是那些从事农业生产、拥挤着住在村镇里的人们。美洲的土著农业人口在哥伦布出现以前就已经患有大量源自本土的疾病，存在各种健康问题，其中有些直接或间接是向农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

定居务农的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到公元1100年时，玉蜀黍已经取代了大多数今美国东部较早时期驯化的作物。玉蜀黍成为人们的主食，它的种植使密西西比河流域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在那些社会里，至高无上的酋长在建于高墩上的神庙里统治着卫星村和偏远的小村庄。首领（有些是女人，至少在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去世后，等待他们的是繁复的丧葬仪式，他们将令人吃惊的财富带往来世。这是一段以堂皇的宗教仪式和复杂的社会等级制为标志的时期，具有欧洲公国的典型特征。整体的生存策略是从附近的河流及玉蜀黍田里获取可靠的食物储备。因此，生产食物的负担大半落到了女人的肩上。

事实上，出土的人类遗骨表明，女性在这一时期变得更为强壮，身材却更矮了。个子变矮被归于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尤其发生在童年时期和30岁左右的女人当中。此外，那些种植、准备和食用这一碳水化合物主食的人们大多还患有牙周疾病。务农女性往往还患有关节炎，肩、臂和腿的关节处皆有大量炎症发作。在周边猎鹿的男人就没有这么痛苦，虽然他们很可能是长时间辛苦劳作、运土筑墩的人，住在高墩之上的是社会上的精英人物。科学家已经发现的在形成期（即其他地方所称的新石器时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几乎所有遗骨都显示出身材变矮和营养不良的迹象，尤其是在女人和孩子当中，此外，遗骨还显示出包括缺铁性贫血在内的慢性病以及大量的体力劳动的迹象。同时，像贫血这样的慢性病是机会均等的疾病——很多男人也患有贫血症。

定居下来且依靠比觅食者所能获取的食物更加稳定的（或看上去必定是更加稳定的）食物供应，在几乎所有这样的地方都导致了一场深刻的人口革命。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到彼时为止人类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口爆炸。比如，到科尔特斯（Cortes）于16世纪早期抵达墨西哥时，多达100万人生活在阿斯特克人的都城里，周边还另有几百万人。女人开始有了更多存活下来的婴儿，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某些易被忽略的因素，比如，妈妈们可以利用的致使哺乳期缩短的又浓又软的碳水化合物断奶食品。哺乳期的妇女受孕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哺乳期缩短后，这种天然的避孕方式也失去了昔日的效力。此外，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里，童工劳动的价值陡增。在农业村庄里，孩子们被迫要干锄草、运送水和劈柴、照管家畜以及由来已久的看护更小的孩子的活计。

怀孕次数更多的女人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为受精卵、胎儿和无助的婴儿提供营养——这的确是一项代价不菲的事业。如我们很久以前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的，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体而非物种或群体，因此，它对男人和女人的影响不尽相同，甚至对妈妈和孩子的影响也不同。关于自然选择是如何在亿万年间以令人震惊的复杂机制对母亲和婴儿发生影响的问题，灵长目动物学家兼人类学家萨拉·布莱福·赫里迪（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著作《母性》（Mother Nature）中作了迄今为止最充分、最有条理的讨论。她讨论了多次生育给女人的生理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但生育的代价要远大于此。谈到历史上和史前所发生的所谓的普遍的母性本能失灵、母亲将自己的婴儿抛弃的不计其数的例子时，她写道，无人知晓女性何时发展出辨别哪个婴儿要留下、哪个婴儿该抛弃的能力。当母亲们要“面对为一大群成长得很慢、依赖性很强的孩子提供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前景”时，上面所说的分辨能力大概就产生了。她说，这很可能发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前的某个阶段，一旦母亲们在永久性的农业定居点里住下，每次生产之间的间隔越来越短，她们对婴儿的辨别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强。不管怎样，赫里迪说，在有生存风险时，女人们会基于各种偶然的因素来决定是否留下一个新生儿，这些因素可以是她自己的年龄，也可以与生态环境相关（比如，持续一段时间的严重干旱）。对一位在相当危险的古老时代生育孩子的母亲来说，“不把一个新生儿视为跟较大的孩子拥有平等的地位是至为重要的”。

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来说似乎极为残酷，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持有这样的信念：母性的本能是普遍的，绝对会保证母亲和她的新生儿之间存在很强的亲情纽带。但把这种想法告诉给市中心区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听听他们会怎么说。自然选择已经为母亲建立了无数生理和心理机制，促使她去爱自己的新生儿，正如它也为新生儿建立了某些有用的、有利于生存的特征一样，比如，大大的美丽的眼睛以及因为缺乏一个更贴切的语汇，我们称之为“可爱”的各种特征。但其他偶发情况可能、通常也确实凌驾于生理因素之上。弃婴代表了一个面对受孕的可能性至少是过去的两倍的女人的最极端的一种反应。人口持续增长的记录表明大多数婴儿被留了下来。无人知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的选择完全是由女人做出的，还是男人在这件事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这样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妈妈在跟照料她的其他女人密谋了一番后做出的。生孩子是一个典型地属于女人的秘密，一个发生时最好不要有男人陪在旁边的事件。

但是，诸如尊重、威望、地位和权力等生活中的重要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牢不可破的父权制社会了吗？女人们注定要过一种辛苦生产（两种意义上的）、却绝少被尊重的生活吗？难道她们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还不及此前5万余年间作为觅食者的时候多吗？除了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几个说法，几乎不能有把握地做出任何概括。如英国理士满学院的社会学家丹尼茨·坎迪尤提（Deniz Kandiyoti）所指出的那样，父权制有很多特色，正如男人和女人及其他性别之间就谁有权力对谁做什么的问题所进行的谈判一样。比如，伊斯兰社会以及南亚、东亚和中东许多地方的三代同堂的父权制家庭跟有些实行多妻制的非洲社会里结构更为松散的父权制家庭相比，前者对女人要专横得多，而在非洲的父权制家庭里，女人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可以拿来谈判的社会安排都有可能发生相当大的流变。

民族史上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北美大平原（the American Plains）上马文化的诞生，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形象便出自这一文化：插满羽毛、装扮得十分华丽的苏人（Sioux）或沙伊安人（Cheyenne）的武士在大平原上策马呼啸而过。事实上，后来被称做苏人（或拉科塔人［Lakota］）和沙伊安人的印第安人群体起初在明尼苏达以务农为生。女人们干农活儿，支配农田和庄稼，而男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猎，以补充女人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不足。渐渐地，沙伊安人领土内的河狸和鹿大为减少，他们便搬迁到了大平原，在那里，女人们在新的村落里继续务农。像从前一样，女人们支配农田和田里的收成，这在东北部是很普遍的安排。苏人追随沙伊安人的脚步，也来到了大平原上。

然后，在18世纪早期，马从西班牙人控制的西南部逃到了大平原；随着马匹的到来，一个全新的、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世界诞生了。沙伊安人和苏人彻底放弃了农耕生活，骑在马上猎杀野牛成了他们新生活的中心特征，部落间的推挤、争执也成了大平原生活的典型特色。突袭、第一个棒击敌人和其他英勇业绩成为大平原生活的另一个主要特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财富的大量积累（完全是男人所为）——表现为屯积马匹。许多妇女基本上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也所剩无几，只能充当丈夫的雇工，负责处理他猎获的野牛皮，使之可以拿出去交易。实际上，很多男人在猎杀野牛方面是如此成功，以致他们需要几个妻子来处理他们全部的战利品。

作为这个新世界的一部分，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长了男人心的女人”。她们跟我们以前讨论过的“有男扮女装癖的人”——着女服、扮演女性角色的男人——颇为相反。这些大平原上的女人依旧着女服，却和男人一道去狩猎和发动突袭，有些女人崛起为团队中重要的政治首脑，有些女人的狩猎生涯是如此成功，以致她们也需要几个妻子来为自己服务。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土著人几乎感觉不到欧洲人在大平原上的存在的一段模糊期内——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原史时期（protohistory）。

然而，对于有意研究形成期或新石器时代的性别问题的史前史学家来说，几乎没有地方能像美国西南部那样，为后人提供那么多的信息。在今新墨西哥、亚利桑那以及科罗拉多和犹他的南部地区，人们在乡间走上不过几英里，便会碰到某个古代遗址，很可能会发现几块碎片，或者单个家庭的居所的残垣断壁，抑或，较为罕见地，会发现大的村落以及那些坐落在查科峡谷及类似的地方的神秘的、至为复杂的建筑奇迹等宏伟建筑的遗存。这里是半干旱地区（再干旱一些就是沙漠了），包括“易腐烂的”人工制品在内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保存得都极好。（尽管陶器的类型在区分西南部的文化和文化发展阶段方面一直以来都很重要，但两个完整的历史时期都以篮子制作者命名。）在过去的数千年间，那里的人们从事农业和其他对这样的定居点来说很普遍的活动，无数的文化兴起又衰落。各种社会安排都是通过各性别间的谈判达成的，存在着大量变数。

考古学家们在该地区有两个有利条件：其一是考古记录丰富，其二是史前生活在此地的人们的一些后代依旧在这里生活。今天，霍皮族和祖尼族以及格兰德河普韦布洛印第安人（the Rio Grande Pueblo people）的19个民族保留了许多很可能源自古代的习俗和情感，非常有助于谨慎的考古学家们深入了解那些较为古老的时代。这些人跟著名的阿纳萨奇人和莫哥伦人（the Mogollon people）至少有部分血缘关系，其中很多人极为传统。

比如，在今天的霍皮族印第安人当中，掌控农田的还是女人，田地是通过女人的母系宗族代代相传的。一旦帮助耕种农田的丈夫和儿子们把田地交到她手上，田里的收成便由女人支配。丈夫搬进女人的房子居住，女人是房屋的所有者，即便房子是她丈夫给她盖的；如果在女人看来婚姻已经结束，她就会把丈夫的东西搬到屋外，他则回到他母亲的房子或村庄。设想这是全新的做法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这种做法被称做母系相承和入赘而非母权制，它出现在很多地方，能有力地遏制男人们若得到机会便想接管女人手中的权力的倾向。

与此相似的是，在新墨西哥讲特瓦语（Tewa）的普韦布洛人当中（格兰德河流域普韦布洛人的19个民族讲5种不同的语言，迥异于祖尼语和霍皮语），人们勾划出3个区域。首先是村庄本身，在这里，女人们负责履行烹饪、育儿和制陶等日常职责，农田就位于村庄之外，田里的活儿大部分由男人来做。农田外围是以诸如特别的平顶山这样的神圣地貌为特征的中央区域，男人和女人在这里狩猎和采集。更远处是第三个区域，只有男人们去那里打猎和到偏远的神庙朝圣。对于考古学上的遥远的过去，这样的安排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它们却能引人联想，甚至提供一些考古学家们可以尽力去证明或反驳的有关较早的年代的假说。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农业更牢固地扎下根来，某些总体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比如，人们的健康水平总的来说下降了，但也存在着一些变数。在新墨西哥西部所谓的蚱蜢村（Grasshopper Pueblo）（该村大约在西班牙人到来时被弃），起初男人吃的肉要比女人多得多，女人大多仅限于食用自己种植或觅得的东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的食物构成逐渐趋同，部分原因是过度捕猎。然而，营养不良的状况持续恶化，村子最终被抛弃，因为在那里辛苦谋生所付出的努力根本就不值得。该地区出现的其他倾向是，随着社会及宗教仪式和政治架构的日益复杂化，男人和女人的劳动负担也越来越重。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当觅食的生活逐渐为前国家时代的农业社会所取代，也出现了一些总体的倾向，与上文谈到的彼时美国西南部出现的种种倾向并无太大的不同。但在这些总的倾向之内，谈判和讨价还价大概是无休止的，最终达成的结果肯定和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村庄和文化一样五花八门。

结论　毕竟还不是看不见的

这是一个简短的结论，我们将描述雌性和女人在我们演进为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现在，大多数考古学家一致认为，昔日女性的形象遭到了一代代男性考古学家的严重扭曲或彻底忽视。近几十年来，很多位女性和数位男性考古学家一直致力于匡正这种局面。在进化史上遥远的过去，生物性征（sex）偶尔可以辨识清楚，但人类的性别身份（gender）——无论是女性、男性还是同性恋者——却模糊得多，而且这种状况大概要持续下去，即便我们可以预计考古技术会不断改进，考古挖掘的覆盖范围也会不断扩大。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女人作为一种性别身份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至少是约30000年前——才被发明出来的，这一发明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的一个主要特征或标志。

那些研究史前人类的生活的学者必须克服的一个观念是在全世界曾经存在一个铁板一块的倾向于压迫女性的父权制社会。而今，在回顾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以来的历史时，我们能够瞥见，雌性和女人绝非是看不到的。只不过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对她们视而不见。另一个我们现已弄清的无可辩驳的观点是，作为物种进化以及人类在地球上居住和生活的发动机，雌性和女人同男性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最近学界探究考古记录以寻求女人留下的痕迹的努力取得了另一项重要成就——那就是，人们发现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永恒的两性战争之外，两性间还一直存在着互相适应、彼此合作的努力。毕竟，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

随着文化意义上的女人被发明出来，她们的身份以及所扮演的无数角色和从事的大量活动最终都为今天的我们所见，而且随着我们抵达更晚近的时代，女人的这种可见性便愈强。如今，在回顾农业的起源时，我们可以认定，农业不仅带来了定居生活的好处——相对来说可预见的食物供给，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实例里，农业的兴起削弱了性别间的平等。

尽管学者们那么努力地去考查迄今为止未被注意到的信息，包括诸如在多尔尼韦斯特尼斯遗址出土的印在黏土上的痕迹和“裸体的”维纳斯身上穿的衣服等被忽略或曲解的人工制品，但直到约公元前2300至2400年——即书写发明近1000年后——我们才知道某个女人的个人身份。研究彼时之前的年代时我们得到的最准确的信息来自对某些女人的编篮技术的独特风格的观察。

至于我们知道名字的第一个有生命的女性，倒是有几位候选者。证据颇为模糊，但有关赫度安娜（En Hedu'anna）的证据还算清晰。她是乌尔（Ur）的月亮神的庙宇里的高级女祭司，大概是已知的第一位诗人和所有文学中第一位被提到名字的作者。她的诗作现存48首，当时显然非常受欢迎，许多诗篇是赫度安娜本人献给苏美尔人（Sumerian）的女神伊南娜（Inanna）的颂歌。下面的一行诗出现在她的一首颂歌里。我们认为这是对所有在她之前的时代生活，现已不再是完全看不见的女人的适宜的礼赞：

我的女神，你的伟大是显而易见的。

致谢

《最早的美洲人》是吉姆和杰克在“通俗”著作写作方面的初次尝试，除了几个并不太难逾越的障碍外，写作过程相对平稳；不同于第一次的尝试，本书的写作是一次艰苦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经历。本项目所花费的时间是我们预期的两倍，不仅如此，它的酝酿及接下去的发展也常常令人头痛——这还是最不值一提的困难。吉姆和奥尔加希望在此对吉瑞·斯沃布达（Jiri Svoboda）的同事情谊和殷勤接待表达真挚的感激之情，正是在他的“屋顶”之下——多尔尼韦斯特尼斯的考古学研究所，吉姆和奥尔加首次“看到了”维纳斯的衣着，本书的大部分内容由此产生。吉姆和奥尔加对杰克·佩奇也心怀感激，他把他们笔下通常十分晦涩的专业术语转变成大致可读的英文，还总是用“这也是说得过去的”来安慰他们。我们三个人对我们的代理人乔·雷加尔（Joe Regal）和我们了不起的编辑伊丽莎白·戴瑟嘉德（Elisabeth Dyssegaard）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前者在编辑对书稿做了任何作者都不太敢面对的修改后坚持不懈地为这本书找到了出版商，而我们的编辑实际上还是满心希望出版这部文献的。杰夫·伊林沃思（Jeff Illingworth）帮助我们整理书中关键性的插图，而史蒂夫·霍兰（Steve Holland）拍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由此使本书成为一本比没有这些照片时更好的著作。

我们希望对读了本书的各式草稿并且提出宝贵建议和评论的几位同事表示由衷的谢意，他们之中包括珍·奥尔（Jean Auel）、梅格·康基（Meg Conkey）、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萨拉·纳尔逊（Sarah Nelson）和史蒂夫·利（Steve Leigh）。我们竭尽全力解决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对最终的结果感到满意。我们还要对朱迪思·托马斯（Judith Thomas）和米亚·布鲁诺（Mia Bruno）表示特殊的感谢，前者阅读了这部文献的各式草稿并向吉姆保证它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后者确保了吉姆跟杰夫及其他作者、编辑和我们的代理人之间的通信联络顺畅而有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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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A

阿彻人

阿德里，罗伯特

阿多瓦西奥，J．M．

阿尔卑斯山

阿费尔古猿

阿费尔三角洲

阿拉斯加

阿帕切族

阿舍尔工具

阿瓦什河

阿斯特克人

埃及

埃伦伯格，玛格丽特

埃塞俄比亚

～拉密达猿人

～南方古猿

艾波索伦，卡雷尔

艾布

艾伦，伍迪

艾洛，莱斯利·C．

爱尔兰

爱拉

《爱拉与穴熊族》

安恒地

安纳托利亚

氨基酸

奥地利

奥杜瓦伊峡谷

奥尔，珍

奥尔德沃工具

奥格尔维，玛莎

奥罗林猿人

奥纳人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

～的土著人

位于～的巴斯角

～土著人中的权力平衡

B

巴伯，伊丽莎白·韦兰

巴尔干公墓

巴甫洛夫丘陵

巴霍芬，约翰·雅各布

巴拉圭

巴拿马，巴拿马地峡

巴斯角

白令海峡

白令陆桥

白洛嘉区

报警叫声

鲍德勒，桑德拉

鲍乐，吉姆

鲍威尔，约翰·韦斯利

北极地区

北京人（中国猿人）

北美洲

克洛维斯人到达～

～的疾病

～的古印第安人

贝壳钓钩

臂

俾格米人

秘鲁，～的印加古国

编织

帽子的～

另见织物

变异

线粒体DNA和～

宾福德，刘易斯

宾夕法尼亚，位于～的麦多克洛夫特岩屋

滨海克拉克顿

冰河

科迪勒拉～

～在夏娃的女儿的构想里

劳伦泰德～

冰人

波利尼西亚人

伯克斯格罗夫

伯里安，泽德内克

博物馆

哺乳

哺乳动物

～的声音拷贝

不端庄的维纳斯

不同物种间的通婚

布赫·德·珀斯，雅克

布拉森埔的维纳斯

布雷恩，查尔斯·K．

布龙伯斯洞穴

布鲁恩斯，卡伦·奥尔森

布鲁姆，罗伯特

布鲁内，米歇尔

C

蔡尔德，V．戈登

产道

长臂猿

《娼妓还是养家者？》（麦克布罗迪和莫尼茨）

船

创新革命

“雌性较小”假说

雌性相对于女人

粗壮古猿（以前称做傍人种）

催产素

D

达尔文，查尔斯

关于非洲起源论

达特，雷蒙德

大本营

大不列颠

《大地》（赛珍珠）

大洪水，圣经的

大洪水之前的世界

大麦

大脑

以两足直立行走和～

生育和～

脑形成和～

～对能量的需求

女性相对于男性

食物和～

语言和～

男性的～

～的组织

催产素和～

～的容量

生存和～

大女神

大平原印第安人

大屠杀

大象

大猩猩

带子

戴尼索沃岩洞

戴维森，伊恩

戴乌克台成套工具

蛋白质：作为构成我们身体的材料

～作为食物

另见肉类

刀

道金斯，理查德

得克萨斯

德国

德马内什

狄克尔，戴维

迪拉海，汤姆

迪纳利文化

地位

农业革命和～

地质学

《地质学原理》（莱尔）

地中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

DNA

线粒体～

东非大裂谷

动物

～的驯化

～的灭绝

狩猎～，参见狩猎，猎人

～的发声系统

豆子

杜博伊斯，尤金

多尔多涅

多尔尼韦斯特尼斯1号遗址

E

《2001：太空漫游》（电影）

俄罗斯

～的库尔干人

厄瓜多尔

厄休拉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F

法国

～的岩画

繁殖力

范德梅尔什，伯纳德

放牧

放射性碳测年法

非洲，非洲人

～的珠子

自～的流散

发生在～的驯化

～的人类进化

《非洲创世纪》

非洲南方古猿

狒狒

分类学

坟墓

肤色

弗吉尼亚州，～的仙人掌山遗址

弗莱米埃，伊曼纽尔

弗里茨，盖尔·J．

弗洛勒斯岛

弗洛勒斯人

弗泽罗山谷

福尔克，迪安

福尔瑟母，新墨西哥

福尔瑟母矛尖

福尔瑟母人

抚育后代，由雄性

斧子

辅音

《妇女的工作》（巴伯）

父权制

父系传承

G

干旱

高特

睾丸素

哥伦布，克里斯多夫

格拉维特时期，～的维纳斯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人

格洛特·德·罗非格纳克岩洞

更新世滥杀

更新世类人猿

～的以两足直立行走

更新世晚（后）期（石器时代晚期）

～的纤维技艺

～的狩猎活动

～的维纳斯小雕像

更新世晚期

～的克洛维斯人

～的有名的女人

工具

阿舍尔～

两足直立行走和～

骨制～

脑容量和～

环境状况和～

奥尔德沃～

绳子革命和～

另见专门工具；石制工具；木制工具

公牛

狗

古德伊尔，阿尔伯特

古老智人

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家

从事～的女性

古印第安人

股骨

骨盆

骨头

刮削器

光合作用

《国家地理》

H

哈拉迪，萨拉·布莱佛

哈兹达人

孩子

老人和～

食物分享和～

～的坟墓

～参加的狩猎活动

～的断奶

另见婴儿

海德堡人（前人）

海恩斯，加里

海伦娜

海豚

汉娜，达丽尔

好斗

合作

荷尔蒙

颌部

赫度安娜

赫顿，詹姆斯

赫斯科维茨，梅尔维尔

赫托村出土的颅骨

黑龙江（阿穆尔河）

黑水源

黑猩猩

～的大脑

～的育儿

～的饮食

～的食物分享

～的婴儿发声

～的跖行

与～相比的露西

～的撒谎和欺骗

取自～的线粒体DNA

～的重新定位

～的手势语

～的威胁性行为

～的工具使用

亨希尔伍德，克里斯托弗

哼唱

红鳍笛鲷

猴子

狐狸

葫芦

蝴蝶

虎，剑齿虎

互相依赖

花，坟墓里的

化石

人类进化和～

画洞

怀特，E．B．

怀特，蒂姆

怀孕

另见分娩

惠勒，彼得

婚姻

火地岛

霍德，伊恩

霍福斯，伊莱拉

霍霍坎人

霍皮族印第安人

J

肌凝蛋白

肌肉

基巴拉岩洞

基督教，历史和～

基辅古生物学博物馆

基因，基因组

变异与～

疾病

脊髓

祭品

加大冈纳

加洛斯，安

家庭

食物分享与～

～中的相互依赖的成员

～中的谈判和交易

核心～

匠人

～的大脑

～的语言

～的工具

脚

脚印

接生

杰斐逊，托马斯

杰里科

杰西敏

捷克共和国

金姆布特斯，玛丽嘉

近东，～地区的驯化

进化

～中的自然选择

～中的性别选择

另见人类进化中的外适应

鲸，～的大脑

旧大陆

～的地图

旧石器时代中期

居维叶，乔治

绝经期

均变论

K

卡伯里，菲利斯

卡恩，丽贝卡

卡夫扎岩洞

卡拉哈里沙漠

卡斯帕丽，雷切尔

卡特琳

凯托霍尤克

坎迪尤提，丹尼茨

康基，梅格

考古学

女权主义对～的影响

男性在～界的支配地位

科学的等级制和～

～界的女性

《考古学与性别研究》（康基和斯佩科特）

考斯顿克1号遗址

柯林斯，迈克尔

科迪勒拉冰河

科恩，克劳狄妮

科罗拉多

科奇斯文化

科学

～里的等级制

神话相对于～

《科学》

克拉克，W．E．勒格罗斯

克拉克，威廉

克莱恩，劳拉·库西诺

克莱恩，理查德

克伦，简

克罗马努人

尼安德特人相对于～

克洛维斯矛尖

克洛维斯女人

克洛维斯人

“克洛维斯人最早”

克洛维斯镇，新墨西哥州

肯尼亚

在～的莱特利发现的（古猿）脚印

位于～的奥杜瓦伊峡谷

在～发现的奥罗林猿人

肯塔基，位于～的印第安丘

孔雀，性别选择和～

库布里克，斯坦利

库尔干人

库尔腾，比约恩

库克，詹姆斯

库尼茨，斯坦利

昆虫

L

拉密达猿人

拉斯库洞穴

莱尔，查尔斯

莱特利

兰开斯特，简

篮子，编篮

随葬品中的～

帽子和～

从麦多克洛夫特岩屋出土的～

～中所揭示出来的方法

狼

劳动，劳动分工

劳伦茨，康拉德

劳伦泰德冰河

类人猿

～的饮食

～的灭绝

巨猿

另见倭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更新世类人猿；猩猩

冷战

理毛

利基，路易斯

利基，玛丽

梁布阿山洞

列斯布格的维纳斯

猎人－采集者

～养育孩子的成本

～的饮食

现代～

生活在热带森林里的～

鬣狗

露西

～的大脑

～的性别

卢多尔夫人

炉底

旧石器时代的～

炉火

另见炉底

颅腔模型

路易，梅里韦瑟

绿洲理论

伦纳德，威廉

《论攻击性》（劳伦茨）

罗萨尔多，米歇尔

罗森堡，卡伦

洛夫乔伊，欧文

M

马

大平原印第安人和～

马丁，保罗

马拉库那涅

马来西亚

马林诺夫斯基，布罗尼斯拉夫

麦多克洛夫特岩屋

麦克布罗迪，萨莉

麦利恩，柯蒂斯

麦门托瓦亚库里亚遗址

麦其里希

芒戈湖

芒戈湖女士

矛

克洛维斯人的～

茅伍德，迈克

帽子

梅勒特，詹姆斯

梅斯凯尔，莱恩

美国考古学协会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美洲印第安人

～的性别角色

～的编织

另见各具体的民族

猛犸

岩画中的～

建筑材料和～

猎杀～

《猛犸的命运》（科恩）

蒙大拿，印第安溪谷

蒙特维尔德

猕猴

觅食

土著人的～

克洛维斯人的～

在夏娃的女儿的构想里的～

尼安德特人的～

密西西比的筑墩时代

绵羊

灭绝

动物的～

摩拉维亚博物馆

摩拉维亚遗址

莫顿，尤金·S．

莫尼茨，马克

莫斯特（旧石器时代中期）时代

墨西哥

母权制

母系传承

《母性》（赫里迪）

母性语言

木步提矮人

木制工具

N

内尔森，萨拉·M．

纳瓦霍族

奈特，查尔斯

男－女人（有男扮女装癖的人；“双灵人”）

南方古猿

～的大脑

～的生育

瘦小～

～的骨盆

粗壮～

～之路

南方古猿湖畔种

南非

火在～的应用

南卡罗来纳，托帕遗址

南美洲

脑形成

能量

两足直立行走和～

大脑对～的要求

能人

～的大脑

尼安德河谷

尼安德特人

～的大脑

～的营地遗址

克罗马努人相对于～

～的饮食

～的灭绝

～的坟墓

提取自～的线粒体DNA

～的骨盆

相较于～的卡夫扎人

尼纳纳文化

尼亚岩洞国家公园

黏土，黏土小像

年长者

鸟类

～的叫声

牛

农业

驯化革命和～

葫芦和～

新石器革命和～

努特神（或称奈特）

女权主义

女神

挪威

O

欧亚大陆

～的地图

欧洲，欧洲人

～的珠子

夏娃的女儿和～

P

烹饪

皮尔当人

贫血

普韦布洛

Q

欺骗

齐尔曼，阿德里安娜

旗石

气候变化

乔利，艾莉森

切尼，多萝西

青铜时代

情感

琼斯，里斯

雀鸟，加拉帕戈斯

裙子

R

热带草原

热带森林

热发光技术

《人的起源》（洛夫乔伊）

人工选择

人口增长

人类的进化

起源和～

《人类的生涯》（克莱恩）

人类起源于多个地区的假想

人属

日本

肉类

尼安德特人饮食中的～

另见狩猎，猎人

乳齿象

乳汁，催产素和乳汁

S

萨赫勒地区

萨赫勒人乍得种

萨湖

萨洛威尔，托德

塞克斯，布赖恩

塞茅，西拉赫

赛福斯，道格拉斯

赛珍珠

桑人（布希曼人）

杀手猿

沙捞越

沙尼达尔

沙伊安人

山顶洞

山羊

上帝

社会身份：

珠子和～

语言和～

社会性（关联）

语言和～

催产素和～

社会组织

造船和～

脑容量和～

社交才能

身体语言

神话，神话学

神经胶质细胞

肾上腺素

生物学上的不同

生育

黑猩猩的～

夏娃的女儿和～

大猩猩的～

接生和～

生殖

产道和～

～所需要的能量

近亲繁殖和～

自私的基因和～

另见分娩；怀孕

声谱图（声音拷贝）

绳索

绳子革命（纤维革命）

《圣经》

施瓦辛格，阿诺德

狮子

石斑鱼

石制工具

～的年代测定

作为陪葬品

用来狩猎的～

语言和～

食肉和～

尼安德特人和卡夫扎人在～使用方面的对比

复杂的～

另见克洛维斯矛尖；福尔瑟母矛尖

食腐者

食物

两足直立行走和～

大脑和～

关于～的欺骗

～的分享

～的储存

牙齿和～

另见农业；鱼；捕鱼；觅食；狩猎，猎人；肉类

史蒂文森，马蒂尔达·考克斯

史蒂文森，詹姆斯

史前史：～的普遍叙事

～的观念的发展

手势

手势语

狩猎，猎人

好斗和～

猎人对熊发起进攻

澳大利亚的～

岩画和～

克洛维斯人的～

～在夏娃的女儿的构想里

女性参与的～

弗洛勒斯人的～

～用的网

大平原印第安人的～

食腐相对于～

树懒，大～

双手

水，临水而聚的南方古猿

“思考的空间”（RFT）之变异

私有财产

斯堪的纳维亚

斯佩克特，珍妮特

斯特德曼，亨塞尔

斯特恩，菲利普·范·多伦

斯通金，马克

斯托瑟德，卡伦·E．

松鲍蒂，约瑟夫

松吉尔遗址

苏人

燧石工具

梭镖投射器

梭鲁特尖头石器

索恩，艾伦

索弗，奥尔加（共同作者）

T

塔拉

塔伊黑猩猩种群

胎儿

胎盘

泰尔哈德·德·查丁，皮埃尔

泰勒，谢莉

谈话

～的特征

～的封闭体系相对于开放体系

情感和～

碳

汤恩

螳螂

陶瓷

陶器

套鞋

特雷伊安·迪鲁伊遗址

特里法森，温达·R．

特纳，泰德

体型

田野博物馆

铁器时代

图尔卡那男孩

土耳其

土壤

腿

骨盆和～

托帕遗址

W

挖掘棍

晚期智人

网

威尔尼克区

威尔逊，阿兰

威娃

韦斯特尼斯的维纳斯

维尔达

维伦多尔夫

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

维纳斯

维纳斯形象

维特里奥（阿帕切族印第安人中的奇里卡华人）

胃肠道（消化道）

温德沃农场

温泉博物馆

文化资源管理（以前称做抢救考古学）

倭瓜

倭黑猩猩

沃尔波夫，米尔福德·H．

乌克兰

武器

物理学

物种，被定义为

X

西班牙

西伯利亚

位于～的戴尼索沃岩洞

西斯廷教堂

希多特萨人

希腊，希腊人

下丘脑

夏娃（非洲母亲）

～的女儿

夏娃，圣经的～

仙妮亚

仙人掌山遗址

纤维，纤维制品

另见篮子，制篮；织物；编织

线粒体

线粒体DNA

象牙

～针

～雕的维纳斯小雕像

象征符号和意义

语言与～

小麦

肖维

谢洛特，安德鲁

新陈代谢

新大陆

新几内亚

新墨西哥

新南威尔士

新石器革命

新时期女权主义

星鸦

猩猩

行经

性（别），性行为

欺骗和～

维纳斯小雕像和～

性别，性别角色

农业和～

坟墓和～

～的权力平衡

性别二态性

性别选择

熊

穴居潘神

另见黑猩猩

驯鹿

巽他

Y

压力

～的减轻

“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和～

牙齿

食物和～

卡夫扎人的～

雅库特

亚利桑那州

～的霍皮族

亚马逊雨林

亚洲

～的类人猿

发生在～的驯化

～的人类进化

岩洞

～岩画

在～里发现的易腐烂物

岩画

窑

野牛

野猪

一夫一妻制

伊比利亚半岛

伊拉克

伊南娜

伊萨克，格林

伊图里森林

衣服

寒冷气候里的～

坟墓里的～

帽子

仪式

岩画和～

贻贝

以两足直立行走

～的优势

南方古猿的～

食物和～

骨盆和～

以色列

～的基巴拉岩洞

～的卡夫扎岩洞

艺术与表现

受～影响的史前史概念

易腐烂物

另见篮子，制篮；纤维，纤维制品；织物

意大利

因盖里克

因纽特

音素

印第安丘

印第安溪谷

印度尼西亚

印加

印欧语言

英格兰

婴儿

南方古猿～

～的背负

母性语言和～

犹他

有壳水生动物

鱼，捕鱼

葫芦和～

鱼钩

语言

大脑和～

印欧～

～的起源

手势～

社会性和～

～的象征性质

玉米（玉蜀黍）

玉蜀黍（玉米）

《远古时代的美洲女人》（布鲁恩斯和斯托瑟德）

约旦

约翰森，唐

月牙脊

Z

杂交

灾难理论

早期印第安人

乍得

“战斗或逃跑”的反应

沼泽

“照料和交好”的反应

赭石

《这把钻子意味着什么》（斯佩克特）

针

象牙～

枕骨大孔

织物

直立人

～的大脑

现代人的大脑和～的大脑

直立行走的姿势

植物

～的驯化

～的驯化相对于～的种植

～的杂交

药用～

牙齿和～

另见农业；觅食

智利

智人

中东

～的新石器革命

中国，中国人

中美洲

种族

周口店

珠子

住所

爪哇直立猿人

子宫

自然选择

自私的基因

宗教

走出非洲之假说二（夏娃理论）

走出非洲之假说一

祖父母

祖母假说

祖尼

钻子

J．M．阿多瓦西奥博士（J．M．Adovasio，PH．D．），是位于美国宾州伊利的莫西霍斯特考古研究院（the Mercyhurst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in Erie，Pennsylvania）的创始人、院长，与杰克·佩奇（Jake Page）合著有《最早的美洲人》（The First Americans）。

奥尔加·索弗（Olga Soffer），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人类学教授，曾是时装业的一位权威人士。

杰克．佩奇（Jake Page），曾任《自然历史》杂志（Natural History）编辑和《史密森尼》（Smithsonian）杂志的科学编辑，有多种著作行世。现居科罗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