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美］梯加特著；丘进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

（大象学术译丛／陈恒，王秦伟主编）

ISBN 978-7-5347-5192-9

Ⅰ．罗…　Ⅱ．①梯…②丘…　Ⅲ．比较历史学—中国、古罗马　Ⅳ．K220.7　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6482号

大象学术译丛｜西方现代史学经典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

［美］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著　丘　进　译

责任编辑　杨吉哲

责任校对　李建平

书籍设计　美　霖

出　　版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64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大象学术译丛

主　编

陈　恒

王秦伟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扩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8年12月8日

对丘进同志翻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之管见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中译稿通过大量中外历史文献资料的比较分析与研究，不但介绍了西方史学研究中常用的历史比较法，而且还具体地通过对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的交通与阻断的分析，说明了古代罗马帝国与中国之间的时隐时现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中国与东罗马关系的研究，虽然早在19世纪时已由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开其端，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接其后，但它们仅停留在地名、人物和史实的考订方面，尚未能将东西方的历史作一有机的对比联系，从而找出它们的相互关系，特别是汉代对西域的经营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因此，此稿的翻译出版，不但是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的历史比较法的具体应用，而且也是继夏、张二氏后关于罗马与中国关系研究成果的一个新里程。

关于西方的比较研究法，我国过去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谈得比较多，而历史学方面则介绍得极少；不久前出版的美籍学者汪荣祖《史传通说》一书，是其中的一种，而在中外关系（交通）史研究方面，则尚无先例。本书之出版，无疑将为中国读者提供研究中外关系（交通）史的一个新方法，开拓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中华书局编审　谢方

1993年9月30日

译者前言

《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的一部代表作，出版于1939年。这部书突破传统的史学研究观念，提出并使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针对历史上某一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将与之有较密切关系（在时空上）的历史事件详加罗列，在精细的对比中进行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该书列举的大量史实表明，在罗马帝国的盛衰期，其本土及北境、东境经常遭受蛮族的进攻、骚扰，而这类“侵扰”，以及罗马帝国主动发起和被动接受的诸多战争，又往往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中国对西域地方的经营及政局变化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将古代东西方的交往（尽管在当时应属于较疏松、较间接的交往）由简单的经济关系上升到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当时的世界形势展现出一种全新的画面：每当中国西域地方政局平和、牧歌悠扬、各部族向汉朝廷称臣纳贡、驼队马帮西去东来之时，西亚及欧洲境内大多宁静无事，罗马帝国与四邻蛮夷也相安无事；一旦天山南北发生动荡，东西交通阻断，帕西亚的骚乱便随之即起，继而便在罗马史家笔下记载了一系列的战争和蛮族入侵事件。尽管我们可以认为作者的这一构想和描述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和直接的历史证据，因而也很难被普遍地接受为当时欧亚大陆上的历史真貌，但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推崇和加以肯定的：

一、本书列举的大量史实和展开的严密论述，令人信服地将两千年前的东西方世界纳入一个有机联系着的社会整体。

二、在这个庞大的社会整体的东西两极，分别是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它们几乎同时经历着自己的兴盛与衰亡，恰似两个巨大的车轮，带动着世界历史的前进。

如果说这种世界历史的进步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导向的话，那么本书的结论雄辩地证明，这种导向源于中国，尽管当时汉帝国的统治者们是在无意之中做出影响世界全局的种种决策。换言之，中国对古代世界历史的进程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罗马与中国》这部书字数并不算多，但它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书中涉及的时空跨度大，既记叙了自恺撒至图拉真的九位皇帝时期罗马帝国与周邻国家和部族的战争史，也描述了中国两汉时期的西域经营史，还用了适当篇幅论及帕西亚至北俄罗斯地区各民族的动态。其二，作者不仅写了东西方世界的政治史、战争史、交通史，在古代地理学（尤其是欧亚大陆北方旷原地区的地理面貌）的考证上也花了不少笔墨，因此读后使人感到视野十分开阔。其三，本书的资料引用十分广博，从书末列出的参考文献清单上就足以看出这一点：因重复引用率较高而将名称缩略的大型书刊59种，关于罗马帝国的资料81种（涉及作者65人），关于罗马边境省份的资料24种（涉及作者18人），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资料24种（涉及作者21人），关于伊利里亚、马西多尼亚和密西亚地区的资料30种（涉及作者22人），关于罗马东方边境省份的资料22种（涉及作者19人），关于罗马帝国周边地区各部族情况的资料30种（涉及作者24人），关于萨尔马特人和博斯普鲁斯各王国的资料23种（涉及作者19人），关于亚美尼亚的资料16种（涉及作者15人），关于帕西亚帝国的资料52种（涉及作者41人），关于汉帝国的资料50种（涉及作者37人），关于中国西域的资料29种（涉及作者15人），关于蒙古与匈奴的资料32种（涉及作者25人），关于欧亚大陆北方民族艺术的资料30种（涉及作者21人），关于东西方交通的资料87种（涉及作者52人）。这份冗长的清单上所列的文献，在书中均有参引，绝非故弄玄虚之举。仅仅查找、统计、归纳这些资料，就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而其中包含的大量历史信息，更使得“罗马与中国”这项专题研究（如果还不能成为一门学问的话）具有牢固的科学基础。

我是在1982年秋才读到这部书的。是年我入暨南大学，师从朱杰勤先生攻读研究生课程。朱先生取出此书，嘱我边读边译，一方面作为专业外语课的修习，另一方面也可以收集一点外文的资料，参考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当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译起来相当吃力，加之书中有不少法、德、意等文字，更增加了难度（这又致使我后来花了许多时间从陈绛雪老师那里修习法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终于粗粗地译完了全书的正文（注释未译），以后若干年，未再触动它，译稿被积压得发黄、变脆，几成废品。我的研究方向是汉代中西关系，论文当然是立足中国而作，但不可否认，在某些观点上，我是受到《罗马与中国》的影响的，以至后来出版的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书，我将其取名为《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仅从题目上看，两部书几乎是姊妹篇，然而这里需要特别申明，这两部书主题不同，立足的基础不同，方法不同，内容更不同，而且就学术价值而言，拙作断然不敢与梯氏的《罗马与中国》相提并论。

当时，朱先生在审阅我的译稿时曾发表过不少评论，大意是：由于作者立足于西方，谙熟罗马史而疏于中国史，又不懂汉语，所以其书难免厚西薄东，详罗马而略中国；考证也极繁冗，文字十分晦涩，几近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读懂，但作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却是十分重要、十分有价值的，凡学习和研究中西关系史的人，读了这部书，必会有所收获。对此，我有着较切身的体会，事实上，凡世界史之研究者和学习者，只要细读这部书，大多会对古代世界的整体性和中国在其中的显赫地位产生新的认识；而如此立论的是一位西方史学家，这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此外，如前所述，书中的资料引证不仅广博周全，而且切中要害，确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记得有一回在乌鲁木齐参加中亚文化协会的学术讨论会时，龚方震先生对我谈起这部书，也对其中罗列的文献资料之多之广之精表示赞赏。

正因如此，出版《罗马与中国》的译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也恰恰由于它本身的一些缺憾，加之近年来国内出版业的实况，我知道出版这部书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两年前，我的《中国与罗马》出版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大学出版社一位编辑了解到此事，表示尽管他所在的出版社刚刚起步，基础还很薄弱，但毕竟是高等学府的出版社，应该扶持这类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由于他的鼓励，我在其他业务工作极其繁忙的情况下，每天深夜挤出一个小时，将此书连文带注重译了一遍。原以为可以顺利付梓，讵料在交稿时，该大学出版社却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某种为难。我完全体谅出版社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不愿使其感到勉强，因而主动撤回了书稿，宁可让它再次被束之高阁。

现在，《罗马与中国》在人民交通出版社的支持与推动下得以问世了，其中的复杂过程自不待言，我只是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图书出版工作的艰难，毫不逊于学术研究的艰难，甚至每每前者难于后者。人民交通出版社主要是出版交通科技方面的图书，但该社也十分重视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多年来已推出百余种关于公路史、水运史、陆运史等方面的著作与史料，对我国的交通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觉得，这对于一个现代科技领域的权威出版社来说，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可贵。

下面就译文本身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一、译文中的外国人名、地名，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弧注出原文，以后不注。

二、在原书中，注释均为页下注。译文为排版之便，改为章末注。

三、注释中的外文人名、地名、书刊名极多，为减其繁，除个别不注原文难解其意者外，均只用中文译名，不注原文。

四、原书的注释，以英、法、德文为主，还有意大利、拉丁、希腊等文字。因译者学识有限，一般只译前三种文字，好在其他几种文字的分量很轻，无伤大雅。但缩略语表中59种书刊的名称全部译出，列在书末。

五、原书部分注释，引证的资料过于繁杂，为了缩减篇幅，本译文只选择了其中较重要或具有代表性的，舍弃了一些重复的、一般性的或难以查到原文出处的资料名称。

六、原书中有14幅地图，由于复制方面的困难，只好全部删除了。

七、原书中的地理考证，多是针对古希腊和罗马地理学者的原始地图而作的，由于译文中删去了地图，某些考证也就难以理解，甚至个别地方还会显得与前后文不衔接。经征求专家意见，此类段落也予以删去，但这只涉及极小的篇幅。

八、原书中有若干处引用了中国古籍（如《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中的记述，但显然是作者转引自其他西方译者（如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译本，而非第一手资料。为使引文准确，译文均恢复到中国史料的原文。

九、为方便读者核对原书，或作引用时参考，在每页译文的外侧都注出原书相应的页码和段落，如：Ⅴ-a、86-b，分别表示此处的译文相当于原书第Ⅴ页第1段、第86页第2段，c则表示第3段，依此类推。

另需要说明的是，本人的中外文水平都不高，此译作虽得到李锦平教授、梁作檊教授的审校和指点，但仍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我恳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丘　进

1993年9月于北京

〔编者注〕

1．此文为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版的“译者前言”。

2．为注重原著，本书译文仍改为页下注。

前言

关于本书所进行的这项研究的原因，还要追溯到过去的年代，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在下面即将提到。30年前，我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就学者们看来，历史是一门科学，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却全然不具备物理学或生物学研究成果那样一些特点。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对历史学家们展示的工作目的进行透彻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种领域科研工作的实际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为此而发表了一些文献和著作(1)，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学家们对有关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结果时，却往往以一种与科学无涉的文体来表述。有鉴于此，我遂抛弃了上述惯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用以撰写历史文献著作外，史料是否还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实记载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那么能否从这些记载中寻得某些道理，以使我们了解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世界里“万物变迁之途”呢？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况且，既然政府在知识上要依靠学者，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历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企图这么做）是否可以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料，推衍出某种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知识和道理呢？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进行考证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学家的目的不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而是要对某一问题加以调查和探究；其二，这个待调查探究的问题需与一系列有关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其三，开展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关事件进行比较。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这项比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洞察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从中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在最初的尝试中，似应选择那些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无疑的史实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只要经过细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研究课题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无不认为，蛮夷部落对罗马帝国的不断侵扰是一组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史实。于是他们便根据一种直觉开始了工作。他们设想，在蛮夷民族的不断侵扰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有待于深入发掘的潜因，并且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某种理论。显然，历史学家们遵循着一条最普通的途径去从事科研工作。然而，当许多与蛮族入侵罗马有关的史实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后，研究家们却无一能从中推绎出预期的那种理论，从而对各种有关现象做出完美的解释。的确，这些理论的基础仅仅是直觉或假设，而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许多已被广泛采用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实际上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蛮族的不断侵扰这一事实，恰恰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照前述三项前提，首先应尽量搜集与课题有关的全部资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骤开展工作，即在5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依年代顺序，从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战争以及欧亚大陆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朝代发生的动乱中，对从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间的每一个国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筛选。而后，尽管要耗费大量时间，仍不妨将这些国家的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来，依照欧亚地图上的地理顺序，对相关的事件加以比较。应该看到，这样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是，在把这些史料详细地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准确无误。

本书所罗列的史料，仅与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这一段时期的世界形势有关。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 Danube）下游和莱茵河（the Rhine）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Vienna）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9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31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爆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Syria）和亚美尼亚（Armenia）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次中仅3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这里略举一例，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相影响。东汉的伟大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地区维护了中国的政权和声威，历时达31年。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了战争。其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间撤离西域。进而，公元105～106年，在近东，帕西亚（Parthia）国王帕柯鲁斯（Pacorus）被推翻，与此同时，柯奈里乌斯·帕尔玛（Cornelius Palma）占领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在欧洲，公元106年，图拉真（Trajan）入侵达西亚（Dacia），并于公元107年将其吞并。再看看更远的地方。约在公元106～108年，罗马人被迫撤离了苏格兰（Scotland）。此时，匈奴人正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公元105年），而与此事相关的，则是公元107年蛮族入侵潘诺尼亚（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到，这种联系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虽然有一些史实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联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某些史实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专家们总是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欧亚大陆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的方法，尚未对史学研究形成影响。

本书所进行的尝试，证明了这种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对于研究欧洲历史，至少是15世纪末以前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若要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彻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诚然，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并不需要将现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开展研究。但是，如果想弄清欧洲向海外扩张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实际变化，那么详尽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陆路贸易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为什么在中欧不断发生入侵事件的问题，但它的确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捷径。那么，对于罗马在亚美尼亚的战争引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以及中国在天山的战争引起匈奴人类似的暴乱，又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若按上述方法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它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编写方法。换言之，研究的重点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对比和审查，而是要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理条件，进而揭示各有关民族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联系。例如，隔于黑海东西的亚美尼亚人和罗马尼亚（Rumania）人之间，隔于准噶尔盆地、西西伯利亚（Western Siberia）、俄罗斯（Russia）和波兰两边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系。在此序言中，当然不可能去对托勒密（Ptolemy）关于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浩繁费解的记述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皆归于商路的遮断。

在这里，似有必要利用此机会强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断兴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20世纪，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变迁和贸易的中断，不但影响到蛮夷部落的安定，也对更大的政体组织造成震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从以上观点来看，战争遮断了经过帕西亚的“丝绸之路”，其对于罗马帝国历史形成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西塞罗（Cicero）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若不根本动摇罗马的货币市场，东方就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除了考虑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罗马帝国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响以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本书也就北方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展开了研究，因为这种侵扰也是历来为历史学家们所确认的历史事件。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战争大多数（40次中的27次）与发生在中国西部的辽阔省区新疆的战乱有关。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本书即采取了这样的讨论方式。并且，也对影响到中国政策变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应有的注意。从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出发，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展示东汉王朝的瓦解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公元3世纪发生的侵扰事件加以解释。

也许会有人认为，如果只谈论蛮夷部族对某个没落帝国的进攻，那么这种方法对于其他历史问题就无法进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说，尽管这种方法阐明了某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但这类现象毕竟不多，因而它还不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有必要说明，由相关的事件构成的课题实际上是无限的，决不仅限于蛮族入侵和战争的爆发。

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我要提到伟大的宗教运动，它是与波斯（Persia）的索罗亚斯特（Zoroaster）、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罗（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和佛祖释迦牟尼、爱奥尼亚（Ionia）的预言家以西杰（Ezekiel）和以塞亚第二（Second 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同为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哲人，他们的在世无疑是一组互有联系的大事。虽然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评述(2)，但还没有人真正做过认真严肃的探索。现在我便能够以此作为一个需要进行系统考察的课题(3)，仅仅使用一只简单的时间罗盘，去发现、研究这些伟大的先导者们的生平。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我们又怎能领悟这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呢？人类成就的历史，确实表现了世界的沉浮变迁。如何说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吧！如何解释那些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发展的中断呢？想想那远古时代的敌手希腊和波斯吧！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耗费了多少心思，撰写了多少书文，可是没有谁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氢原子那样耐心地对待这些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据此，我们若要理解这个由人类利益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世界中“万物变迁之途”，要确知使人类产生高度才能的社会环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坏的潜因，就应该看到，本书所提倡的将人类在不同地区所经历的事予以比较的方法，是绝不可或缺的。

最后，如果我们不陷入“革命是进步的必由之路”的教条主义之中，就必须竭力去追寻人类赖以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真正途径。由于生活的引导，若不回到炼丹术的时代，我们就不会接受任何一种臆测的历史哲学。最终的抉择只是，以现代科学工作的精神，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为阐明人类生存繁衍的诸多课题，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3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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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环境本体论》，载《美国杂志》（1910.7）；《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16）；《历史之进程》（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历史理论》（耶鲁大学出版社，1925）。

(2) 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库克教授写的——《旧约全书诠释》（剑桥，1936），230页。

(3) 以往常有提及应对此类现象加以注意的建议，但仅是强调在对重大历史课题的考察中，归纳的方法并未被当做一种基本的条件，如：阿道夫·布德罗贝克：《索罗亚斯特》（莱比锡，1893），21页。

致谢

本项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后得到了研究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问世的。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以及长期担任委员会主席的A．O．刘什奈尔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当我从事将涉及五百余年历史时期的各种数据资料加以归纳整理的繁杂工作时，我幸运地得到格雷丝·当伯格小姐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协助，但极为遗憾的是，在这项工作的最后五六年，即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审查并将要进一步得出结论之时，却失去了她渊博知识的合作。我要提到雷奥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劳才使我的记录和手稿变成标准的打字稿。此外，东方语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对本项研究自始至终予以热心的关注；本书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哈诺德．A．斯摩尔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目录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对丘进同志翻译《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之管见

译者前言

前言

致谢

第一章　恺撒　奥古斯都　提比略
（自公元前74年至公元37年间发生于罗马帝国东部和欧洲的事件）

观察与评论
（事件之间的相关性；黑海作为联系东西方的环节；蛮族部落的活动）

第二章　盖乌斯　克劳狄乌斯　尼禄

罗马和帕西亚
（自公元38年至公元70年间发生于罗马帝国东部和欧洲的事件）

帕西亚和中国
（自公元前60年至公元63年间发生于喀什噶尔和帕西亚的事件）

观察与评论

第三章　韦斯巴芗　多密喜安　图拉真

欧洲的战争　公元70～107年

中国、帕西亚和罗马帝国东部
（自公元72年至公元107年间发生于喀什噶尔和帕西亚的事件）

观察与评论

中国、蒙古和欧洲
（自公元前63年至公元107年间发生于天山地区和中欧发生的事件）

观察与评论
（由维斯图拉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结论

对蛮族入侵问题的一些解释

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观察与评论

附录

书刊名称缩略表

第一章　恺撒　奥古斯都　提比略

罗马帝国的北疆曾经受到蛮族的多次侵扰。有关莱茵河（the Rhine）和多瑙河（the Danube）地区蛮夷部落与罗马军团交战的情况已被大量地写进历史。而且，每一位在世界历史、罗马历史和欧洲中世纪史方面有所著述的学者，都会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历史阶段里的战争发生的原因进行阐发。对蛮族的不断入侵做出解释，固然已为世人所公认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为研究这一现象的各种理论也应运而生。但是，凡此种种之研究，它们所依赖的，都是一些与罗马历史有关系的文献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无论是讨论或者是著述，其得到的结果，全然不出罗马帝国利益之范围。而与此相反，本书则另辟蹊径，即对各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加以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审查同时发生于世界不同地区的事件，尤其是通过近东及远东战争的起因，更加明确地看到罗马边塞战乱的先导因素。由是足见，欲研究蛮族侵扰的背景条件，与需要利用罗马的史料一样，亦需求助于中国史料。本书所得出的种种结论正是产生于对欧亚全境内发生的动乱的比较，来自大量的对个别事件的研究和考察，而每一个这样的个别研究都是由早期到晚期、由东方到西方展现该事件的全貌。在以下进行的分期研究中，第一个主要的阶段包括大约一百年的时间，着眼点则放在罗马东部的事件和欧洲事件之间的一致性这个问题上。

（一）

卢古鲁斯和庞培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　公元前74年

蓬塔斯（Pontus）及博斯普鲁斯（Bosporus）王米特拉达悌·尤佩特（Mithridates Eupator）(1)占领了比塞尼亚（Bithynia），此地不久以前方被罗马宣布为自己的一个省份。元老院决定立即向米特拉达悌开战，并派M．俄瑞琉斯·柯达（M．Aurelius Cotta）和L．李西留斯·卢古鲁斯（L．Licinius Lucullus）二人担任指挥。起初（公元前73年），米特拉达悌击败了柯达，将在卡尔西登（Chalcedon）的罗马舰队全部掳获，又围困了西锡卡斯（Cyzicus）。但随后卢古鲁斯又迫使米特拉达悌放弃了对西锡卡斯的包围，并且击溃了蓬塔斯的逃军；又于公元前72年在卡比拉（Cabira）战胜了米特拉达悌。在公元前72～前70年之间，卢古鲁斯完成了他对小亚细亚的征服。

顺便交代一点。在公元前72～前71年间，鲁西斯·卢古鲁斯的兄弟、马其顿（Macedonia）总督特伦梯亚斯·瓦罗·卢古鲁斯（Terentius Varro Lucullus）镇压了马里查河（the Maritsa）上游比锡人（the Bessi）的起义，并继续在多布罗加（the Dobrudja）和黑海沿岸一带作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72年或前71年，阿里奥维斯塔斯（Ariovistus）带领一批日耳曼（German）部落人渡过莱茵河去帮助塞阔尼人（the Sequani）同埃德维人（the Aedui）作战。

与此同时，米特拉达悌和他的女婿梯格兰大帝（Tigranes the Great）逃到亚美尼亚（Armenia）避难。卢古鲁斯遂于公元前69年向亚美尼亚进攻，并攻占了梯格兰罗塞塔（Tigranocerta）新城。公元前68年，他向北进军以图攻占亚美尼亚的古老都城阿塔克萨特（Artaxata），然而由于军队中条件艰困，军士发生了哗变，他只得撤军返回。不过这一不利的形势却由于攻克了尼西比斯（Nisibis）而得到了某些补偿。另一方面由于阻止了罗马军队的进攻，促使米特拉达悌再次进入蓬塔斯。公元前67年，他在泽拉（Zela）附近击败了C．瓦勒里亚斯（C．Valerius）统帅的罗马师团，即于同年重新控制了他的大部分国土。由于其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卢古鲁斯只得一直驻守不战。

公元前66年，庞培（Pompey）被指定代替卢古鲁斯指挥向米特拉达悌作战。他立即由西里西亚（Cilicia）开拔，进入蓬塔斯，并在尼柯波里斯（Nicopolis）战役中击败了米特拉达悌。罗马的胜利是在帕西亚（Parthia）王弗雷茨三世（Phraates Ⅲ）的合作下取得的。他向亚美尼亚的梯格兰发起进攻，从而使他无法向他的同盟增援。接着庞培占领了亚美尼亚，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阿塔克萨塔。其时已是三个月战争的后期，冬季已到。他的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Albania）南部的过冬营地。公元前66年春，他击败了伊比利亚（the Iberians）国王阿托斯（Artoces），然后向西进入柯尔奇斯（Colchis）。在非西斯河（the Phasis R．，即雍河Rion）河口处与塞维琉斯（Servilius）统帅的罗马舰队会合。他令该舰队穷追蓬塔斯国王，而他本人则掉头东犯阿尔巴尼亚，但突然又放弃了对黑海东岸这个目标的进攻。

米特拉达悌的冬天是在柯尔奇斯的迪奥斯库里亚斯（Dioscurias）度过的（公元前66～前65年）。可是由于公元前65年庞培的急速推进，迫使他继续退却。他越过了高加索山（the Caucusus Mountains）撤往博斯普鲁斯（Bosporus）(2)。尽管当他到达他的北部国土时，曾一度受到他儿子马卡里斯（Machares）的反对，尽管博斯普鲁斯王国的海岸已经被罗马舰队团团围住，米特拉达悌仍然着手准备经由多瑙河向意大利（Italy）进攻，并筹建了一支新军队。可是在公元前63年，他的儿子法拉西斯（Pharnaces）参与了一次反对他的叛乱，米特拉达悌在这次叛乱中丧生。庞培得悉此事后，便承认法拉西斯为博斯普鲁斯王，并作为罗马的“朋友和盟邦”，但却限制了他的疆域，甚至取消了他对法拉戈里亚（Phanagoria）市的统治权。与此同时，庞培吞并了蓬塔斯王国。

卢古鲁斯和庞培所进行的战争，结束了黑海北岸和南岸（博斯普鲁斯和蓬塔斯）原先的统一政局。而且，对博斯普鲁斯港口的封锁也招致了米特拉达悌帝国经济体系的崩溃。这个帝国的解体，为布勒比斯塔（Burebista）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统治下的达西亚（Dacia）成了“欧洲的一个强大的蛮族国家”。他通过对军队的有素训练、冷静的判断力及人民对他的顺从，仅仅几年工夫就使他的国家上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他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大多数邻近的部族都成为这个帝国的属民(3)。虽然就一个蛮夷人来说，对他这样的评价未必明智。

罗马人在叙利亚　公元前64～前58年

米特拉达悌败亡后，庞培的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公元前64年，他吞并了塞琉古（Seleucid）王朝最后一个残余领地叙利亚。起初，这位罗马司令官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维持这块新国土的安定上，但他很快（公元前63年）便继续向大马士革（Damascus）进攻，并准备夺取控制着来自红海（the Red Sea）的主要商路的沙漠重镇皮特拉（Petra）。由于朱底亚（Judaea）发生了叛乱，他向皮特拉的进军被中断了，只得率军去解耶路撒冷（Jerusalem）之围。庞培本人没能继续进行这次中断了的战役，但在公元前62年，他派叙利亚第一任罗马总督M．阿密流斯·斯考鲁斯（M．Aemilius Scaurus）去占领纳巴提亚（Nabataean）的首都。不过这座城池未被攻陷，因为纳巴提亚国王阿里塔斯三世（Aretas Ⅲ）交出一笔巨款，从而使局势化险为夷(4)。公元前62年底，庞培返回意大利，次年凯旋罗马城。

紧继斯考鲁斯之后的叙利亚总督是L．马歇斯·菲利浦（L．Marcius Philippus，公元前61～前60年）和CN．柯勒流斯·伦土鲁斯·马西里努斯（CN．Cornelius Lentulus Marcellinus，公元前59～前58年），这两个总督都将自己在位的两年时间全部用于反击毗邻的阿拉伯人（the Atabs）的进攻（这些阿拉伯人也许就是纳巴提亚人the Nabataeans）——公元前58年，形势变得十分紧张。元老院决定“向叙利亚总督授以征兵大权，并可以在战争中履行执政官的权力”(5)。公元前57年，奥拉斯·伽宾尼阿斯（Aulus Gabinius）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走马上任。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64～前58年

正当罗马忙于应付其东方事务之时，多瑙河上游及下游地区和日耳曼部落中，战端频起。第一次，马其顿总督L．曼流斯·托夸土斯（L．Manlius Torquatus）于公元前64年取得赫赫战功，并获“凯旋将军”的荣誉（公元前63年）。接着，公元前62年，安东尼乌斯·海布里达（C．Antonius Hybrida，亦为马其顿总督）(6)卷入了在瓦达河（the Vardar）上游和摩拉瓦河（the Morava）上游地区发生的与达达尼人（the Dardani）及其邻邦的战争。根据狄奥（Dio）之说，海布里达的军队被这些部落赶出了国境。公元前61年，这位罗马将军的运气更糟。他在黑海（the Black Sea）岸边的依斯特鲁斯（Istrus）被巴斯塔尼人（the Bastarnae）击溃。巴斯塔尼人渡过多瑙河进入多布罗加。不久，公元前59年，盖尔斯·奥克塔维斯（Gaius Octavias）——公元前60～前58年的马其顿总督、奥古斯都大帝之父——在马其顿边境与比锡人（the Bessi）及其他部落人作战，并在一次“伟大的战役中”将这些部落人击败。

第二次约在公元前62年，由于波依人和陶里斯奇人（the Taurisci）王克里塔西鲁斯（Critasirus）入侵多瑙河和蒂萨河（the Theiss）之间的达西亚领土，达西亚王布勒比斯塔(7)与之开战。公元前61年或公元前60年，他战胜了波依人和陶里斯奇人，使这些民族“彻底地从历史上消失了”(8)。

虽然还至少有一部分波依人转移到诺里克姆（Noricum），并包围了罗里亚城（Noreia，即施蒂里亚Styria的诺依马克特Neumarkt）。同时（约公元前61年或公元前60年）瑞士（Switzerland）的赫尔维蒂人（the Helvetii）预备向西迁徙。该年，位于依塞尔河（the Isere R．）和罗纳河（the Rhone R．）之间的赫尔维蒂人邻邦阿洛布罗吉斯人（the Allobroges）起兵反抗罗马政权，但于公元前60年被C．庞姆蒂努斯（C．Pomptinus）(9)平息。之后，阿里奥维斯塔斯在马吉托布里加（Magetobriga，原址已不可考）击溃了阿德维人（the Aedui），接着又转而进攻阿德维的盟主塞阔尼人（the Sequani），并且准备在阿尔萨斯（Alsace）建立自己永久的王国(10)。

约在公元前59年，有32000个波依人归入了赫尔维蒂族。公元前58年初，一支有劳拉西人（the Rauraci）、土林吉人（the Tulingi）、拉托布里吉人（the Latobrigi）和波依人在内的赫尔维蒂人（据说有368000人之众）向高卢（Gaul）进发，企图在那儿建立新的家园(11)。正是这次迁徙，遭遇了恺撒（Caesar）在高卢发动的第一次战争。恺撒在比布雷克（Bibracte，布夫雷山Mont Beuvray附近）一战大胜，使这些部落的迁徙终于未果。战争结束之后，在波依人的要求下，恺撒允许他们留在阿德维人的土地上，但他强令幸存的赫尔维蒂人回到他们离弃了的瑞士本土去。不到三个月之后（公元前58年），恺撒在维桑提奥（Vesontio）附近击败了阿里奥维斯塔斯。

第三次是在日耳曼，大约是在公元前62～前60年。当时苏维比人（the Suebi）进攻乌西皮特人（the Usipetes）和腾克特里人（the Tencteri）。据恺撒记载，苏维比人向后者发动了数年的进攻，直到公元前58年才将他们赶走。公元前58年，有2400个恰鲁德人（the Charudes）进入高卢，并劫掠了阿德维人领地。同年，苏维比人除了驱走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外，还强迫乌比人（the Ubii）归顺。苏维比人还在纳苏亚（Nasua）和辛伯利乌斯（Cimberius）兄弟的率领下，出现在雷恩河（the Lahn）口的莱茵河上，即特雷维里人（the Treveri）的对岸(12)。

至少从时间的观点上看，这些战争说明了庞培的成功以及在近东地区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他对从亚速海（the Maeotis）到红海一带地区的征服（依普林尼Pliny之说），并在中欧引起了战争。可以看到，这两个地区的战争情况又明显具有相同的复杂特点，不过目前要指出这些事件之间特定的一致性尚为时过早。

（二）

罗马人与帕西亚人　公元前57～前50年

叙利亚，尽管在奥拉斯·伽宾尼阿斯当总督的这个省内，特别是在朱底亚一带，仍然存在阿拉伯人的敌对情绪，而且严重的暴乱此起彼伏，可是伽宾尼阿斯还是准备对帕西亚人发起战争。

在菲力普斯（Philippus）或伦特鲁斯（Lentulus）时代（约公元前58年）的帕西亚，弗雷茨三世为其子米特拉达悌和奥罗德（Orodes）所杀。虽然J．狄奥·卡西亚斯（J．Dio Cassius）和阿庇安（Appian）的说法各异，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米特拉达悌继承父位，当上了帕西亚的国王。不久之后他便向亚美尼亚发起了进攻（公元前58年），然而很快就被奥罗德赶下了台。于是他跑到叙利亚去避难，并请求伽宾尼阿斯帮助他恢复他的王权(13)。

帕西亚的米特拉达悌来到叙利亚避难，这就为伽宾尼阿斯提供了入侵帕西亚的借口。公元前56年，伽宾尼阿斯渡过了幼发拉底河（the Euphrates）。但这时他接到了庞培的指示，要他帮助恢复托勒密十一世（Ptolemy Ⅺ）奥来茨（Auletes）的埃及王位。于是他又将军队由帕西亚撤出。这位叙利亚总督在埃及的活动大约是在公元前55年的上半年。而当他离开他的省份之后，海盗遍劫了叙利亚，以致连地方税都收不上来(14)。在伽宾尼阿斯向埃及征伐的前后时间中，他还曾进攻了纳巴提亚人（the Nabataeans）。

虽然米特拉达悌未能得到他所斯望的罗马军队的支援，他还是回到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并在同他兄弟奥罗德的斗争中，维持了自己数年王权（公元前56～前54年），但最终还是被帕西亚战将苏伦纳斯（Surenas）击败。米特拉达悌投降之后，便被奥罗德处死。

公元前54年初，M．李西尼亚斯·克拉苏（M．Licinius Crassus）接管了叙利亚省。这位新总督曾事先声称他要同帕西亚作战。正如普鲁塔克（Plutarch）所说，“张开了希望的翅膀向巴克特里亚（Bactria）、印度及更远的海外飞去”。他一刻也没耽误地渡过了幼发拉底河，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进到尼斯弗里姆（Nicephorium）。这次历时一个季度的战争结束了，他对自己的成功洋洋得意，班师返回叙利亚，而未乘胜前进。公元前53年，他再渡幼发拉底河。不过这一次他在卡雷（Carrhae）遭到苏伦纳斯率领的帕西亚军队的进攻，结果罗马军队全军覆灭，克拉苏战死(15)。

奥罗德在派苏伦纳斯阻击克拉苏侵略军的同时，他也向亚美尼亚的阿塔瓦斯德一世（Artavasdes Ⅰ）发起进攻，因为后者曾向罗马军队提供援助。的确，在卡雷战役之后，帕西亚占领了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全部领土，包括亚美尼亚，并于公元前52年踏上叙利亚的土地。这次对叙利亚的初次进犯被C．卡西乌斯·朗吉努斯（C．Cassius Longinus）击退了。他在克拉苏死后接管了这个省份。公元前51年夏，在奥罗德的儿子帕柯鲁斯（Pacorus）和另一位将军奥撒西斯（Osaces）的指挥下，帕西亚向叙利亚发起大规模进攻，遍劫了这个地区，直至安提俄克（Antioch）城下。在那儿，他们又被卡西乌斯击退。不久，总司令官奥撒西斯被罗马的伏军所杀。该年冬天，帕柯鲁斯是在叙利亚度过的。似乎叙利亚的新总督M．卡尔波纽斯·比布鲁斯（M．Calpurnius Bibulus）并没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公元前50年夏，他撤回了在幼发拉底河彼岸的骑兵(16)。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57～前50年

西塞罗（Cicero）对伽宾尼阿斯和比索（Piso）负责的叙利亚和马其顿的混乱局势颇多微词。这一事实反映出由公元前57～前55年间这两个省份的形势的相似性。

公元前57～前55年，即L．卡尔波纽斯·比索（L．Calpurnius Piso，公元前58年马其顿的执政官）统治期间，比索穷于应付同时发生的达达尼人、比锡人和登提里特人（the Dentheletae）的起义。起义蔓延到全境，甚至波及塞萨洛尼基（thesslonica）(17)。掌有伊利里亚（Illyricum）和高卢两省大权的朱里亚·恺撒仅在他任期之内就两度巡视了伊利里亚。第一次在公元前57～前56年的冬天，第二次在公元前55～前54年的冬天。前一次巡视的原因未见有记载。但波鲁斯泰人（the Pirustae）袭击伊利里亚，使他的第二次巡视成为必要，因为他也许认为那是马其顿战乱的蔓延。

在达西亚，当布勒比斯塔与波依人的战争结束之后，他的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公元前55年，他降服了远至奥尔比亚（Olbia）的黑海（the Euxine）沿岸希腊城邦国家(18)。这一成功意味着他同时也征服了那一带的人民，包括喀尔巴阡山（the Carpathians）和黑海之间的巴斯塔尼人。这时他的势力已经扩大到由波黑米亚（Bohemia）到第聂伯河（the Dnieper）下游，由卡林西亚（Carinthia）到多瑙河口的辽阔地区。

公元前57年，恺撒在高卢向北进攻比尔及人（the Belgae）(19)。是年夏，他战胜了比尔及人中最强大的倍罗瓦西人（the Bellovaci），接着战胜内尔维人（the Nervii），最后击败阿土阿土西人（the Atuatuci）。公元前56年，他降服布里塔尼（Brittany）半岛的维内蒂人（the Veneti）。不过，是年末，他与莫瑞尼人（the Morini）和梅纳皮亚人（the Menapii）的战事却无卓绩。同时，日耳曼人那边也并不太平。公元前56年初，恺撒派铁塔斯·拉比耶努斯（Titus Labienus）进犯特雷维里人之地，以备日耳曼人可能渡莱茵河之不测。公元前56年冬，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在下游渡过莱茵河(20)，驻扎于曼纳皮人（the Menapii）之地。公元前58年，他们曾被苏维比人击败，并在“许多日耳曼部落中”流窜。公元前55年，这两个部落南迁进入埃布罗人（the Eburones）和康德鲁西人（the Condrusi）之地区，但在那里又遭到恺撒的追击。恺撒利用谈判的机会逮捕了部落首领，并将其臣消灭于营寨之中。也正是在追逐这些残余民族之时，恺撒第一次渡过了莱茵河，并于同年（公元前55年）首次向不列颠征战。

在克拉苏的活动引起幼发拉底河民族的敌对情绪的同时，欧洲也爆发了起义。公元前54～前50年这一期间，有关巴尔干（the Balkans）诸部落活动的情况，仅限于苏埃托尼亚斯（Suetonius）所做的一般性记载：达西亚人拥入蓬塔斯和色雷斯（Thrace）地区。此外，斯特拉波（Strabo）也有记载：布勒比斯塔大劫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和伊利里亚(21)。关于公元前52～前51年萨瓦河（the Save）和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之间地区的情况，则有更多的记述(22)。公元前52年，雅普德斯人（the Iapodes）进攻阿奎利亚（Aquileia），并将特尔捷斯特（Tergeste）的特里耶斯特（Trieste）城劫掠一空。阿庇安（Appian）说，“他们在约二十年时间里两次把罗马人赶了回去”，时间是在公元前35年以前。但第二次反击的具体时间已不可知。公元前51年，达尔马特人（the Delmatae）及其他部落从里波尼人（the Liburni）手中夺得了普罗摩那（Promona）城；里波尼人诉怨于恺撒，恺撒遂令进攻普城的部落，将城市还给里波尼人。当他的命令遭到拒绝后，恺撒便派出一支特别劲旅攻打该城。可是这支部队反被伊利里亚人全歼。

在西部，公元前54～前52年间，爆发了伟大的高卢大起义。第一次为阿姆比奥里克斯（Ambiorix）领导。第二次为维尔琴吉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领导。公元前54年冬，恺撒第二次进攻不列颠返回高卢之后，阿姆比奥里克斯领导了高卢东北部人民的起义，他是埃布罗（Eburones）部落的首领（该部落位于默兹河the Meuse流域）。阿姆比奥里克斯曾在阿土阿土卡重创罗马军队而大获全胜。但是在公元前53年夏天之前叛乱便被平息了。在这次冲突中，特雷维里人得到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甚至在阿姆比奥里克斯被征服之前，恺撒就渡过了莱茵河，虽然第二次出征并未产生什么重要的结果。此外，苏加布里人（the Sugambri，在鲁尔河the Ruhr流域地区）亦前来抢夺埃布罗人的土地。他们在阿土阿土卡成功地袭击了罗马军队的营地，并满载战利品而归。又，公元前52年初，高卢中部地区人民起义反对罗马人，领导人是阿维尔尼部落的维尔琴吉托里克斯。在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叛面前，恺撒被弄得焦头烂额。他遣兵渡过莱茵河，又招募了日耳曼的骑兵和步兵。公元前51年，比尔及人又发生起义。这最后一次反恺撒的行动是由柯来乌斯（Correus）为首的倍罗瓦西人组织的。可是起义由于柯来乌斯战死而草草结束。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公元前57年到公元前55年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乱，而相应的在马其顿和伊利里亚边境也发生过意义重要的起义。同时，在西方，日耳曼部落颇有乱迹，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进犯了高卢，而恺撒则首渡莱茵河。再者，应注意到，公元前54～前51年间，克拉苏领导的罗马军侵入帕西亚，而帕西亚人则反侵入叙利亚，在马其顿和伊利里亚边境上发生了战乱。与此同时，在西部的阿姆比奥里克斯和维尔琴吉托里克斯领导的起义大伤了恺撒的元气。慑于日耳曼人的势力，他二渡莱茵河。公元前52年，由于处境窘困，他不得不为了对付高卢人而向日耳曼人求援。

（三）

罗马人在东方　公元前49～前47年

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席卷了从西班牙（Spain）到叙利亚的罗马世界。在叙利亚，Q．卡西流斯·麦特鲁斯·皮乌斯·西皮欧（Q．Caecilius Metellus Pius Scipio）利用他作为叙利亚总督的权力为庞培（他的女婿）征集钱财和招募军队。在评述这次内战时，恺撒曾经提到这一情况，他说，西皮欧“在阿曼努斯山（the Mount Amanus）附近（叙利亚和西里西亚Cilicia之间）遭受到一些损失之后，又自封为凯旋大将军”(23)，却未进一步记述他遇敌的详情。还可指出一点，即为了备战，庞培曾派C．卢西流斯·希诺斯（C．Lucilius Hirrus）到奥罗德去为他征募帕西亚军队(24)。

这次内战为另外一个地区的严重骚乱开了道。公元前63年，米特拉达悌·尤佩特死后，庞培让法拉西斯（米特拉达悌的儿子）当上了博斯普鲁斯王，不过大大地限制了他的领地。于是不久后，当法拉西斯知道“庞培和恺撒之间的不和时”，便抓住机会恢复了他父亲原先拥有的全部领地(25)。在奥尔西（the Aorsi）王斯帕狄尼斯（Spadines）和塞拉西（the Siraci）王阿比阿库斯（Abeacus）的支援下，法拉西斯成为密奥梯斯海（the Maeotis，即亚速海the Azov）沿岸的首领，统辖从赤海峡（the Straits of Kerch）东岸的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到顿河（the Don）上的塔拉斯一带地区。其后，约在法尔撒路斯（Pharsalus）战役的那一年（公元前48年），法拉西斯由博斯普鲁斯进发，占领了柯尔奇斯，征服了小亚美尼亚、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及蓬塔斯的部分地区，又在尼柯波里斯击退恺撒的战将（太守）CN．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Cn．Domitius Calvinus）。接着，他在击败阿米苏斯（Amisus）之后，便急速进入比塞尼亚（Bithynia）这一亚洲省份。此时，这位博斯普鲁斯王的机遇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首先，他留在潘提卡帕库姆（Panticapacum）掌管国事的阿桑德（Asander）宣布自己独立，于是法拉西斯只得回师去对付他的这个叛徒姐夫。刚刚到达蓬塔斯，便接到恺撒在由叙利亚向北进攻的情报，法拉西斯又掉过头来面对这个新的危险。公元前74年，他终于在泽拉（Zela）被彻底打败。

泽拉之战后，法拉西斯重渡黑海，企图恢复对博斯普鲁斯的控制。在西徐亚人（the Scythians）和萨尔马特人（the Sarmatians）的支持下，他在塞奥多西亚（Theodosia）和潘提卡帕库姆立下足来，可是最后在一次与阿桑德的连续作战中被杀死。同时，恺撒将博斯普鲁斯王国封给了曾在亚历山大里亚颇为他效过劳的波尔伽默姆的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 of Pergamum）。后者召集了一支军队（公元前47年或公元前46年）企图控制博斯普鲁斯的局势，然而也是一败涂地，并在同阿桑德的交战中丧生(26)。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49～前47年

在这次内战中（公元前49～前48年）马其顿边境地区的人民处在纷繁的战火之中，但很难说清这种状况是发生在人民被征召入伍之前还是之后，也很难说是因为他们站在恺撒一方造成的还是因为站在庞培一方造成的。的确，一方面，庞培所处的地位使他必须依靠多瑙河下游的人民，布勒比斯塔也被拉到他那一方。另一方面，帕西尼人（the Parthini）则是他的对头。公元前48年，当庞培从迪尔哈奇亚姆（Dyrrhachium）撤出军队以准备进行他最后的一次战役时，他发现有必要将M．波西乌斯·卡多（M．Porcius Cato）留下来牵制帕西尼人(27)。

在伊利里亚，法尔撒路斯（Pharsalus）战役前后，恺撒和庞培的部属一直都在激烈地交战(28)。公元前49年，庞培的部下奥克塔维斯击败C．安东尼亚斯（C．Antonius）。这次失败之后，恺撒派Q．柯尼菲西亚斯（Q．Cornificius）于公元前48年春出战奥克塔维斯的同盟达尔马特人，又于该年末向伊利里亚增兵，由A．伽宾尼阿斯担任司令。可能是达尔马特人在公元前48～前47年的冬天主动向伽宾尼阿斯发起进攻(29)，并在辛洛底姆（Synodium）摧毁了其主力。这位司令历尽艰辛地逃到萨洛尼（Salonae），不久就死于那里。一直到公元前47年春，奥克塔维斯才被P．瓦提尼亚斯（P．Vatinius）逐离这一火并地区。

这数年期间，与莱茵河彼岸民族相关的事件唯有恺撒雇佣了日耳曼骑兵去同庞培作战。不过公元前46年初（2月份）发生了一起培罗瓦西人的起义。这次暴动是被德西姆斯·朱尼尤斯·布鲁塔斯（Decimus Junius Brutus）镇压下去的(30)。除此之外，其他详情均不得而知。

（四）

罗马人在东方　公元前46～前42年

庞培在法尔撒路斯的失败并没有使他的支持者们的抵抗活动立即停止。

在东方，恺撒在向法纳西斯进攻的途中，指定他的一个亲戚塞克斯图斯·朱利尤斯·恺撒（Sextus Julius Caesar）担任叙利亚总督。不久之后，庞培手下一干将Q．凯西流斯·巴苏斯（Q．Caecilius Bassus）劝降了塞克斯图斯手下的一个军团，接着爆发了一场激战。这次战争给叙利亚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公元前46年）(31)。巴苏斯得到来自阿拉伯和帕西亚的援军，从而得以在俄伦特河（the Orontes）上的阿帕米阿（Apamea）坚守并抵抗了恺撒接连派去攻打他的C．安提斯提亚斯·维图斯（C．Antistius Vetus）、Q．马西亚斯·克里斯帕斯（Q．Marcius Crispus）和L．斯坦斯·姆尔库斯（L．Staius Murcus）的军队。西塞罗在公元前44年写给阿梯库斯（Atticus）的信中曾对这期间的形势有所记述。他说，巴尔布斯（Balbus）“得到一封维图斯于去年（公元前45年）12月签署的信，说当凯西流斯被团团围住受俘在即之时，帕西亚的帕柯鲁斯率大军赶到，不仅使凯西流斯得以解围，而且使维图斯的军队损失甚重”(32)。

约公元前44年底，P．柯内流斯·多拉贝拉（P．Cornelius Donabella）受元老院之命前往接管叙利亚省，途中他受到C．卡西乌斯·朗吉纳斯（C．Cassius Longinus，刺杀恺撒的凶手之一）的狙击。朗吉纳斯提前赶到叙利亚，说服了反抗巴苏斯和姆尔库斯的军队，并得到克雷欧帕特拉（Cleopatra）由埃及派给多拉贝拉的四个军团援军的帮助；卡西乌斯还得到帕西亚弓箭手的增援。这样，他于公元前43年将多拉贝拉包围在劳迪西亚（Laodicea）。多拉贝拉走投无路，自杀身亡(33)。接着在洗掠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城市之后，卡西乌斯率军并入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的队伍。而以后，这两支队伍一同在菲力波（Philippi）被安东尼和奥克塔维安（Octavian）击败（公元前42年）。阿庇安记述了公元前42年的一支帕西亚军队被派往增援卡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的情况。他说，这支军队“毁灭了叙利亚的许多邻近省份，甚至包括爱奥尼亚（Ionia）。然后该军便返回了帕西亚”(34)。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46～前42年

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布勒比斯塔于公元前49～前48年加入了庞培的阵营。关于他以后的活动未见有具体的记载。但他的权力和影响大到使恺撒震慑以致决定尽早颠覆这个达西亚王国(35)。他于公元前44年3月派出一支大军渡过亚得里亚海（the Adriatic）。奥克塔维安（Octavian，即后奥古斯都Augustus）率军先到达马其顿的阿波罗里亚（Apollonia）。达西亚的商人在了解到恺撒的企图之后，匆匆撤离了这个国家(36)。此外，在公元前45年末或公元前44年初，有一部分人起来反对布勒比斯塔，并且将他废黜。而他的领地则被四五个国王瓜分了(37)。

布勒比斯塔死后，马其顿边境地区一再发生起义和骚乱。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强大的政权统治了多瑙河南北地区，这对罗马的边境来说倒是一种保护。公元前44年，在罗马纷纷传说吉提人（达西人）侵入了马其顿(38)。而另一件事件则是较为可信的，即在公元前43年，负责马其顿事务的M．朱尼亚斯·布鲁图斯感到有必要对比锡人发起一次进攻，因为他们经常四处劫掠，犯扰边塞。为了这次征战，朱尼亚斯的兵士们向他山呼统帅(39)。

在伊利里亚，公元前45年和公元前44年，恺撒任命的该省总督P．瓦提尼亚斯被迫同达尔马特人交战。他的战绩可谓辉煌，被军士们尊为凯旋大将军，为此还举行了庆功大典(40)。可是在公元前44年，他却在达尔马特人的另一次进攻中遭受重大损失。恺撒死后不久，他的军团便向M．朱尼亚斯·布鲁图斯投降了。

公元前44年，在远西地区，雷提人（the Raeti）那边又起战端。L．穆纳提亚斯·普兰库斯（L．Munatius Plancus）发兵战而胜之，因此举行了凯旋礼。鲁西亚斯·安东尼亚斯（Lucius Antonius）也因战胜(41)了（公元前42年）“阿尔卑斯地区的某些民族”(42)而大肆庆功。

公元前45～前42年间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尽管西塞罗曾于公元前44年4月接到过告急的消息。然而一周以后，他写信给阿提库斯（Atticus），信中这样说：“巴尔布斯（Balbus）得到关于高卢的佳音。21天前，他接到一信，说日耳曼人和那里的部落们听到恺撒（之死）的消息后，派了使者到希尔提亚斯（Hirtius）任命的俄瑞流斯（Aurelius）那里，表示他们将听从调遣。”(43)如果将公元前52年以后莱茵河上的平静安宁直到公元前39～前38年才被破坏这一重要情况考虑在内，从以上西塞罗的这一段重要讲话中可以看出，恺撒雇佣的日耳曼骑兵当时已经将莱茵河彼岸各部落中的好战之邦一扫殆尽(44)，同时也扣留了部分人质，为留在故园的人民安分守己提供了保证。

（五）

罗马人和帕西亚人　公元前40～前38年

在准备对安东尼和奥克塔维安发起战争的过程中，卡西乌斯派Q．拉比耶努斯（Q．Labienus）到帕西亚求援。在共和体制崩溃时，公元前42年，拉比耶努斯正流亡于帕西亚。但在公元前41年，他说服了帕西亚王奥罗德去征服叙利亚。该年末或次年初，拉比耶努斯和奥罗德的儿子帕柯鲁斯率领一支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45)，不久即击败叙利亚省总督德西迪亚斯·萨克撒（Decidius Saxa）。夺取叙利亚之后，拉比耶努斯和帕柯鲁斯兵分两路；后者掉头南下进入巴勒斯坦（Palestine），前者则占领西里西亚（Cilicia）、小亚细亚，直到吕底亚（Lydia）和爱奥尼亚一带。

公元前39年春，安东尼派遣P．文提狄亚斯·巴苏斯（P．Ventidius Bassus）出战拉比耶努斯及帕西亚人。这次战斗是在西里西亚边境上进行的。文提狄亚斯神速地大破拉比耶努斯。拉比耶努斯军队仓皇溃逃，他本人也阵亡。这一年，文提狄亚斯收复了西里西亚，击败了帕西亚人，恢复了在叙利亚的罗马政府。公元前38年，帕柯鲁斯又集结了一支新军，再渡幼发拉底河，但是在京达鲁斯（Gindarus）附近的一次向文提狄亚斯的进攻中，他兵败身亡。同年末，安东尼亲自率军包围并占领了沙摩萨塔（Samosata），曾有一些溃散的帕西亚人逃到这里向柯马琼（Commagene）的安提俄库斯一世（Antiochus Ⅰ）寻求避难。

公元前38年或前37年，奥罗德二世被其子弗雷茨四世（Phraates Ⅳ）所杀，帕西亚境内陷入大乱(46)。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40～前38年

公元前40年，L．马尔西亚斯·森索里努斯（L．Marcius Censorinus）率六个军团击溃侵入马其顿境的帕塞尼人(47)。可是公元前39年，帕塞尼人东山再起，C．阿西尼亚斯·波里奥（C．Asinius Pollio）率领十一个军团前去击败并降服之(48)，随后该军又向达达尼人开战。在西方，公元前40年，依阿普德斯人摧毁波拉（Pola）城(49)。

当安东尼于公元前39年因帕西亚战争东进时，奥克塔维安则向局势很糟的高卢进发(50)。该年底，由于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他不得不返师。他将M．维普桑流斯·阿格里帕（M．Vipsanius Agrippa）留下继续同阿基坦尼人（the Aquitani）作战。阿格里帕于公元前38年获胜。公元前38年冬，阿格里帕率军反击侵入罗马领土的日耳曼部落。在驱逐日耳曼人时，“罗马人第二次渡过了莱茵河作战”(51)。可能就是在这次战后，阿格里帕将乌比人安置在莱茵河左岸的科隆附近。塔西图曾说：“在他们的诚意得到证明之后，他们就被安顿在那里，但只是让他们负责守卫这个河岸地区的安全，以防外敌进扰，并非让他们在此接受监管。”(52)

（六）

罗马人和帕西亚人　公元前37～前33年

在准备同帕西亚的战争以前，安东尼于公元前37年派P．卡尼狄亚斯·克拉苏（P．Canidius Crassus）进军亚美尼亚。他征服了亚美尼亚人，并迫使阿塔瓦斯德一世加入了他的同盟。公元前36年，他继而进攻高加索山以南的民族，击败了依比利亚（the Iberians）王法纳巴苏斯（Pharnabazus），并在他的参与下击败阿尔巴尼亚王佐伯（Zober）。公元前36年，安东尼由祖格马（Zeugma）出发，向北挺进到亚美尼亚的卡拉纳（Carana），又率领十万大军开入密底亚·阿特洛巴梯恩（Media Atropatene，即阿塞拜疆——译注），并围困了其都城弗雷斯帕（Phraaspa）。不过安东尼在途中有些过于急躁，他派奥皮亚斯·斯塔梯安努斯（Oppius Statianus）负责在后押运装载攻城器械的300辆辎重车，而他却在没有炮械的情况下对弗雷斯帕进行毫无成效的攻坚。后来，帕西亚人袭击了奥皮亚斯的辎重车队，致使罗马军队狼狈溃逃(53)。

公元前35年，安东尼感到必须派出在叙利亚的马库斯·梯梯亚斯（Marcus Titius）的军团去攻打塞克斯图斯·庞皮尤斯（Sextus Pompeius），因为后者在西西里被奥克塔维安打败之后，又在小亚细亚建立了政权。梯梯亚斯在弗里吉亚（Phrygia）俘虏了塞克斯图斯，并将他处死(54)。

公元前34年，安东尼再度率军进入亚美尼亚。这次他挺进阿塔克萨塔，在那里俘获了阿塔瓦斯德。安东尼罪之以围攻帕西亚失利而将他关进监狱。同时，他对阿塞拜疆王要求结盟表示欢迎。公元前33年，安东尼由亚美尼亚班师，并开始准备对奥克塔维安进行战争，终于在阿克提亚姆（Actium）将他击败，从而结束了这场战争。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36～前33年

公元前36年，奥克塔维安同塞克斯图斯·庞皮尤斯的战争结束了。公元前36～前35年冬，在对罗马进行了短期访问之后，奥克塔维安怀着涉足非洲的企望，回到西西里。这时，他得悉一度处于战乱状态的萨拉西人（the Salassi）、陶里西人、里波尼人和雅普德斯人已经公开反叛，甚至已经在劫掠意大利了。他便将征服非洲的计划交给别人去执行，自己则奔赴伊利里亚(55)。

伊利里亚战争之初，奥克塔维安派出一支由C．安提斯提亚斯·维图斯（C．Antistius Vetus）率领的军队去攻打萨拉西(56)，派另一支由阿奎利亚来的队伍攻打陶里西，并指示他们要占领这个国家，一直到艾莫纳（Emona）一带。他本人则取道特尔捷斯特和赛尼阿（Senia）去进攻雅普德斯。他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摩奈提姆（Monetium）、阿万都（Avendo）和阿诺皮亚姆（Arupium）这三个位于赛尼阿东部的雅普德斯重镇。特尔彭努斯（Terponus）则在一战大败之后向他投降。他们最关键的一个要塞地麦土鲁姆（Metulum）也被攻克并遭拆毁。在这次战斗中奥克塔维安受了伤。麦土鲁姆的攻克为争夺萨维河（the Save）谷的战役开辟了道路。那里首当其冲的据点是西斯西亚（Siscia），虽然潘诺尼亚人向那里的守军派出增援力量，但它还是失陷了。福费亚斯·杰米努斯（Fufius Geminus）的罗马军队攻占了这座城。

公元前34年，在高卢的奥克塔维安获悉，一些新征服的民族和达尔马特人发动了起义，西斯西亚的居民赶走了杰米努斯和他的军队。不过当奥克塔维安赶到西斯西亚时，杰米努斯已经镇压了萨维阿地区的叛乱，M．维普桑流斯·阿格里帕已向达尔马特人开战。于是奥克塔维安向南进攻达尔马特人国土，直捣普罗摩那，占领了辛洛底姆，包围了塞托维亚（Setovia）。取得累累战果之后，他将作战任务交给了T．斯塔梯流斯·陶鲁斯（T．Statilius Taurus），而他自己则返回罗马。公元前33年初，奥克塔维安又回到达尔马特。这时塞托维亚的保卫者由于饥饿而被迫投降。这场战争终于结束。

罗马史学家们对于奥克塔维安的伊利里亚战争记载很多，使它和同时代发生的安东尼在东方的战争处于平等均衡的地位。把这两个战争相提并论，是为了证明正当罗马向帕西亚进攻以实施恺撒计划的同时，恺撒由于决心灭掉布勒比斯塔王朝而向伊利里亚大举进攻——虽然布勒比斯塔政权已经于公元前44年瓦解而奥克塔维安并未涉足达西亚。因意大利北部各民族的起义，使公元前35年的战争显得十分重要，而比奥克塔维安发起这场战争的诱导因素更直接、更重要的一点是强调这场战争（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可以使同期发生于欧洲的其他事件显得无足轻重。公元前35年的战争之后，奥克塔维安被迫于公元前35～前34年的冬天越过阿尔卑斯山(57)。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既然他赴高卢的另外几次历程都是因为那里发生了入侵或起义，那么就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动乱在公元前35年对高卢构成了威胁。再者，虽证据尚不足，但大约在同一时期，多瑙河下游很可能发生过骚乱。应该看到，最经常骚扰马其顿边境的民族是比锡人和巴斯塔尼人。阿庇安在阐述伊利里亚战争时指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仅与达西亚人有关，还与巴斯塔尼人有关。他还说到比锡人对奥克塔维安的屈从听命(58)。奥克塔维安在伊利里亚曾苦心经营过对巴斯塔尼的征战。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是十分可能的，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多瑙河下游地区发生战乱的证据。公元前35年，马其顿还是在安东尼的辖区里，尽管他本人陷于同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战争冒险之中，而在阿庇安的著述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奥克塔维安关注着马其顿前线的形势。虽然这一地带是在安东尼境内，但留下戍边的两个军团却不受他的节制。

（七）

帕西亚人和亚美尼亚人　公元前32～前24年

安东尼从亚美尼亚撤回，并未结束东方的反抗情绪。他刚一西撤，帕西亚的弗雷茨四世和亚美尼亚的阿塔克斯（Artaxes）就向安东尼的同盟、密底亚·阿特洛巴梯恩（阿塞拜疆）的阿塔瓦斯德发起了进攻。帕西亚军初战不利，但最终还是击败并俘获了阿塔瓦斯德（公元前32年）(59)。

同时在帕西亚也出现了反对弗雷茨的情绪。公元前31年，一个名叫梯里代茨（Tiridates）的密谋分子篡权得逞，将弗雷茨驱赶出境。次年，这个流亡君主得到了西徐亚人的支持，返国复辟。梯里代茨二世则出亡投奔叙利亚的奥克塔维安(60)。弗雷茨立即占领了阿塞拜疆，随后，他把亚美尼亚王位给了阿塔克斯（公元前30年）。这个新国王以族灭亚美尼亚全境内的罗马人作为他登位的祭典。

奥克塔维安并没有立即对阿塔克斯采取什么行动，只是指命由帕西亚逃出去的阿塞拜疆的阿塔瓦斯德为小亚美尼亚王。不过，一定是在他的允诺之下，公元前27年梯里代茨二世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进攻，第二次试图驱走弗雷茨四世，并大获全胜，甚至在公元前26年和公元前25年发行了他的铸币。但是以后他又被迫逃到叙利亚避难。

同一时期，伽拉西亚（Galatia）王阿敏塔斯（Amyntas）正与托罗斯山里好战的霍曼内德人作战。公元前25年，他战败被俘，被这些山里人处死。其后奥古斯都吞并了迦拉西亚王国(61)。

同在公元前25年，奥古斯都派埃流斯·伽路斯由埃及出发，去征服阿拉比亚·费利克斯（今也门）。伽路斯实际上是在公元前24年到达西南阿拉比亚的。不过此人一事无成，因为这个国家处于原始状态，水源缺乏，他只得退回(62)。在罗马入侵阿拉比亚地区和当时造成这一入侵的形势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当时的情况是：叙利亚总督M．特伦梯亚斯·瓦罗（M．Terentius Varro）率军反击进攻达马斯库斯的阿拉伯部落(63)。

欧洲的事态　公元前31～前23年

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一方是安东尼和克雷欧帕特拉，另一方是奥克塔维安——的最后阶段是阿克提亚姆战役（公元前31年）。马其顿边境上的各民族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达西亚人加入安东尼一方。但是在阿克提亚姆战役中，他们并未起什么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在他们内部发生了不和”(64)。布勒比斯塔的最重要的继承人柯提索（Cotiso）也渡过多瑙河，但在一次记载不详的战争中被击溃(65)。

公元前29年，元老院下令关闭两面神庙（Temple of Janus）的大门，“这象征着罗马已经结束了一切战争”，虽然实际上“各地仍然发生着数不清的骚乱”(66)。公元前30年，巴斯塔尼人军队渡过多瑙河，横扫了穆西亚人、特利巴利人（the Triballi）和达尔达尼人的土地，又穿过希姆斯（Heamus），袭击了登提里特人。登提里特王西塔斯（Sitas）是与罗马结盟的。可是M．L．克拉苏(67)“对马其顿人毫不放在眼里”。于公元前29年，率一支有四五个军团的队伍向入侵者发起攻击，将他们赶过巴尔干山脉，进入穆西亚。虽然克拉苏一开始曾受到穆西亚人的抵抗，但他还是在塞布路斯河（the Cebrus）和多瑙河交汇处击败了巴斯塔尼人。接着他掉头对付穆西亚人，“除了极少数外，全部穆西亚人都被他降服了”。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大败于色雷斯人手下。公元前28年，巴斯塔尼人再渡多瑙河。但当他们重新向西塔斯和登提里特人进攻时，又被克拉苏击败。这位罗马司令官决意要惩罚色雷斯人。他征服了马底人（the Maedi）和色底人（the Serdi），尽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后，他以多布罗加的达西亚人国王为代价，抓住了一个机会，一直推进到多瑙河口。同年（公元前28年）镇压了穆西亚人的一次起义，完成了对马其顿和多瑙河地区的征服。

同一时期在高卢发生了起义，莱茵河前线燃起了战火。约公元前29年，盖乌斯·卡里纳斯（Gaius Carrinas）降服了莫瑞尼人及高卢东北部的其他部落，赶回了“渡过莱茵河参与战乱”的苏比人。同时，M．诺尼亚斯·伽鲁斯（M．Nonius Gallus）平息了一次特雷维里人的起义，他们请日耳曼人来帮助他们(68)。公元前28年，M．V．M．柯文努斯（M．Valerius Messalla Corvinus）在高卢击败阿奎塔尼人，接着又向萨拉西人发起进攻(69)。

尽管取得了以上战果，可是各地的战乱依然数年不息，于是奥古斯都(70)来到了北阿尔卑斯山。据说他于公元前27年，后又于公元前26年曾准备涉足不列颠，但公元前26年和公元前25年两年为征服西班牙的坎塔布里人（the Cantabri）和阿斯图里斯人（the Astures）就已经耗费了他的全部精力(71)。同在公元前25年，他派遣A．特伦梯亚斯·瓦罗·谬伦纳（A．Terentius Varro Murena）去攻打萨拉西人。瓦罗向萨拉西人领地的许多地方同时发起进攻，平息了他们的叛乱。打完最后一战后，他将适战年龄的男人统统卖为奴隶(72)。同一年（公元前25年），马库斯·维尼西亚斯（Marcus Vinicius）渡过莱茵河——这是第三个渡莱茵河的将领——对某些日耳曼部落施行了一场报复性的征伐，因为这些部落俘虏并处死了罗马商人(73)。公元前25年，两面神庙再次关闭，当时正值庞培在位(74)。

公元前22年，马库斯·普里姆斯（Marcus Primus）在元老院被指控他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时未经允许便向色雷斯的奥德里赛人（the Odrysae）发动了战争(75)。关于普里姆斯任职期间的情况没有更多的记载。他发动战争的原因也不详，只是根据一般推测知晓，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3年。

（八）

罗马东方　公元前20年

公元前22～前19年间，奥古斯都在希腊和东方处理一些自公元前30年起就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十分满意地从帕西亚王手中恢复了克拉苏在卡雷失去的控制和秩序。弗雷茨尽管遇到了困难，也付出了一些物质上的代价，但他仍感不无庆幸，因为他避免了预料会发生的帕西亚人的侵袭。奥古斯都于是将幼发拉底河边区有关部落王国的领地加以重新分配。他又于公元前20年派遣提比略（Tiberius）(76)率一支从欧洲军团中抽回的军队进入亚美尼亚，以解决与阿塔克斯的争端。但在提比略到达之前，亚美尼亚王已遭杀害，提比略遂将王权交给梯格雷恩二世（Tigranes Ⅱ），使这个国家重新置于罗马统治之下。后来奥古斯都曾扬言要使亚美尼亚成为他的一个省。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前19年

公元前20年或前19年，巴尔干山中的贝西人起义反抗色雷斯王莱斯库波里斯（Rhescuporis）。马库斯·罗里亚斯（Marcus Lollius）和莱斯库波里斯的叔父和监护人罗米塔西斯（Rhoemetalces）联合镇压了这次起义(77)。

在公元前19年末，潘诺尼亚战争——正如维里尤斯·帕特库鲁斯（Velleius Paterculus）所说的——开始于阿格里帕，时间是在马库斯·维尼西亚斯执政期内（公元前19年10月到12月），由此可推断萨维河彼岸部落的一次入侵成了意大利混乱局面的祸根(78)。

根据狄奥的记载，同一时期的高卢“不仅内部纷争不断，而且外遭日耳曼人劫掠”(79)。奥古斯都派遣阿格里帕去收拾残局（时约公元前20年）。他解决了其内部的争端，恢复了莱茵河流域的和平，接着又平灭了一次西班牙坎塔布里人的起义。

（九）

博斯普鲁斯王国　公元前17～前14年

在奥古斯都重新划分罗马东境的小王国时，他是否曾指定过一个叫斯克里波尼亚斯（Scribonius）的博斯普鲁斯王尚无法肯定。根据狄奥记叙，斯克里波尼亚斯要求得到米特拉达悌·欧佩特（Mithridates Eupator）的庇护，并宣称他从奥古斯都那里接收了这个王国。该情况大致发生于阿桑德（当时已年逾九旬）授权由他的妻子黛娜米丝（Dynamis）摄政的时期。公元前17年，可能爆发了某些战乱，阿桑德的臣民转而拥护斯克里波尼亚斯为王。阿桑德被迫自杀(80)。国王死后，黛娜米丝仍掌管国政（公元前17年或前16年），并与斯克里波尼亚斯成婚。于是后者也实现了对博斯普鲁斯的统治。当奥古斯都闻此讯后，便派阿格里帕前往处理这一地区的事务（时约公元前17年末或16年初）。

公元前16年，阿格里帕到达小亚细亚，立刻派蓬塔斯王波莱摩一世（Polemo I）前往克里米亚。博斯普鲁斯人民闻此讯后，便处死了斯克里波尼亚斯，但也抵抗了波莱摩，因为他们害怕他会成为他们的统治者。阿格里帕的行动并未能使当地人民屈从于他（公元前16～前15年）。在公元前15年，阿格里帕陷足于叙利亚和朱底亚。但这一年末以前，波莱摩由于不得不应付反对他的起义而回到爱奥尼亚，并着手准备向博斯普鲁斯发起一次攻击。公元前14年初，他派出一支舰队前往辛洛普（Sinope），这一侵略威胁使得博斯普鲁斯人屈服了。除了蓬塔斯国土之外，阿格里帕又将博斯普鲁斯交给了波莱摩治理，并且安排了他与黛娜米丝结婚，从而结束了这个王国混乱的经营。（公元前14年）“辛梅里安的博斯普鲁斯部落发生的起义被镇压了”(81)。这样，阿格里帕在完满解决了黑海地区事务之后，他的势力开始从辛洛普向四方大大扩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奥古斯都的话中反映出来：“巴斯塔尼人和西徐亚人，住在顿河两岸的萨尔马特人各部落的国王们，以及阿尔巴尼亚人、伊伯里亚人和米底人的国王，都通过我们的使臣来和我们发展友好关系。”(82)公元前13年，阿格里帕返回罗马。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前16～前14年

公元前16年，萨尔马特人，估计是巴斯塔尼部落，渡过了多瑙河，但为卢西亚斯·盖乌斯（Lucius Gaius）（很可能是L．塔里亚斯·卢夫斯L．Tarius Rufus）击退。登提里特人和斯科迪斯人（the Scordisci）侵掠了马其顿（若遇到反抗的话，也不见于记载）。达尔马特人也举行过一次起义，潘诺尼亚人和诺克里人入侵伊斯特里亚（Istria）；他们都被伊利里亚总督P．西里亚斯·纳瓦（P．Silius Nerva）击败。位于诺里克姆及高卢以北的雷提亚人侵入了高卢和意大利一带地区，并劫掠了通过阿尔卑斯山隘的商旅。温德里希人（the Vindelici）起兵被L．卡尔普尼亚斯·皮索（L．Calpurnius Piso）由高卢出兵平定。卡姆里（the Camunni）和维尼（the Vennii）这些阿尔卑斯山的部落反对罗马的兵变也都为塔里亚斯所镇压(83)。

关于L．塔里亚斯·卢夫斯之名，见于RECA：李特灵：《莱吉奥》，第十二卷（1924年），1229页；福拉斯：《穆西亚》，第十五卷（1932年），2371页；格罗格：《塔里亚斯》，3页。

公元前16年，在莱茵河彼岸，苏加布里人、乌希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俘获了一些罗马人并将他们处死。接着，在苏加布里人首领马罗（Maelo）率领下，他们进入高卢，击败马库斯·罗里亚斯，这次战斗使罗马失去了它的第五军团(84)。罗里亚斯的失败使奥古斯都震惊不已。他急忙和提比略赶到高卢。但当他到达时，苏加布里人及其盟军早已撤离，局势已趋平静。提比略遂被指定掌管高卢事务（公元前16～前15年）。“由于蛮族的骚乱和各部首领的争端，使它成为一块不宁静的土地”。(85)

公元前15年，奥古斯都对雷提人和温德里希人发起决定性的进攻。提比略率一支大军由高卢进发。同时德鲁苏斯由意大利出发从侧面包抄。提比略指挥的军事行动首先是针对温德里希人的(86)。

公元前14年，潘诺尼亚人又爆发起义，但仍被镇压了。在这一时期，提比略好像还征服了斯科迪斯人。同时，CN．柯内里乌斯·伦土鲁斯（Cn．Cornelius Lentulus）由于在多瑙河下游击退达西亚（吉提）人和萨尔马特人（巴斯塔尼人）而赢得了极大声誉。至此（公元前14年底）在东方的阿格里帕和在西方的奥古斯都在恢复北疆秩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

（十）

罗马东方　公元前13～前7年

在博斯普鲁斯，波莱摩和黛娜米丝的婚姻并不长久。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黛娜米丝离开了由奥古斯都和阿格里帕强加于她的丈夫，并成为反对派的头目。当然，波莱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他在执政期间发动了一场从亚速海直到柯尔奇斯的战争。战争情况可以从他袭击顿河地区的“拒不服从他的”塔纳斯这一点上看出。约公元前9年，波莱摩攻击了位于法纳戈里亚和戈吉皮亚（Gorgippia）之间的阿斯波吉阿尼人（the Aspurgiani），可是反被击败，被俘囚禁后处死(87)。波莱摩倒台后，黛娜米丝重掌国政。她发行的铸币的年代是公元前8年到公元8年。很显然，公元前8年以后，奥古斯都默许了博斯普鲁斯与蓬塔斯的分离，并承认它的人民有了一个合适的统治者。

在帕西亚的弗雷茨四世执政期内（公元前37～前2年）遇到了重重困难。在公元前10年或公元前9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子孙”都托付给了奥古斯都(88)。这足见他当时十分惧怕正在进行的一场内战。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12～前9年间某时，他曾与一个名叫米特拉达悌的篡位者交过战(89)。

公元前10年底或公元前9年初，朱底亚王赫罗德入侵纳巴提亚人的国家。其后，在公元前12年到公元1年间某时，也许是公元前10～前7年间，更可能在公元前9～前8年间，P．萨尔皮西斯·奎里努斯（P．Salpicius Quirinus）在陶努斯人的土地上对霍曼内德人发起战争(90)。据塔西图说，他战绩辉煌，踏平了敌方国土上的四十四个要塞和据点(91)。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前13～前7年

公元前13年，贝西人在狄欧尼苏人（the Dionysus）崇敬的一个祭司的领导下，遍掠了色雷斯，杀死国王莱斯库波里斯，并将他的叔父和监护人罗米塔西斯驱逐出境。同时，西阿来特人（the Sialetae）入侵马其顿。在这一次战争中，贝西人向东进攻色雷西·切逊尼斯人（the Thracian Chersonese，属阿格里帕管辖）。为了抵抗贝西人，L．卡普尼亚斯从小亚细亚被调回。比索领兵与贝西人交战。约在公元前12年，尽管（如狄奥所说）初战不利，他仍坚持战斗达三年之久。最后终于“恢复了亚细亚的安宁和马其顿的和平”(92)。

公元前13年末，潘诺尼亚人起义。这次骚乱使得阿格里帕急忙赶到伊利里亚(93)。战火很快熄灭了。阿格里帕不久又回到意大利，于公元前12年3月底去世。这一年，由于又发生了新的战乱，奥古斯都派提比略（他从公元前13年起一直担任执政官）前往镇压。在斯科迪人帮助下，他横扫了潘诺尼亚人的领土，并将其所有适合作战的男人卖为奴隶(94)。公元前11年，达尔马特人也反叛罗马。提比略率领大部分军队去平息了这次新的起义。当他离开罗马时，潘诺尼亚人再次起事，这使得他不得不同时对两边作战。这次战争使罗马的前线推进到多瑙河岸(95)。

公元前13年，日耳曼人那边战火纷纷。战斗部队从内地调到莱茵河一线驻扎。公元前12年，苏加布里人和他们的同盟部落还是在马罗的率领之下渡过莱茵河，但被等候在那里的德鲁苏斯击退。德鲁苏斯反渡莱茵河，洗掠了入侵者的本土。同年末，他开始前往征讨北海沿岸的部落。起初他攻克弗里希人（the Frisii）、安普希瓦里人（the Ampsivarii）和布鲁克特里人（the Bructeri），但后来在乔西人（the Chauci）的领地上陷入困境。只是在弗里希人的援助下，他的军队才得以解脱。公元前11年，德鲁苏斯再渡莱茵河。这次他降服了乌西皮人，顺利地通过了苏加布里人的领地，进入切鲁斯人的国土，直抵威悉河（the Weser）。这支罗马军回师途中，在一个称为阿巴罗（Arbalo）的地方几乎被歼灭(96)。

公元前11年底，由于皮索、提比略和德鲁苏斯所经营的战争皆告结束，元老院经表决通过，关闭两面神庙。但是大门却并未就此关闭，因为多瑙河和莱茵河上又发生了新的骚乱(97)。

大约在公元前10年（依狄奥记载，在色雷斯大战后）贝西人再次反叛，又被比索镇压(98)。该年初，达西亚人从冰面上渡过多瑙河，掠夺了潘诺尼亚。达尔马特人也发生了起义。当时在高卢的提比略又被派往前线，击溃了达西亚人的军队(99)。随后，一支由提比略率领的罗马军队渡过多瑙河，深入敌方的领土。达西亚人只得向罗马称臣纳贡(100)。尽管潘诺尼亚和达尔马特人曾经受到征讨，可是他们仍然在公元前9年又爆发了一次起义。提比略平息了这次起义。公元前8年，他返回高卢之后，动乱又起。这一次是由塞克斯图斯·阿普利亚斯（Sextus Appuleius）领兵镇压的。

莱茵河上，德鲁苏斯于公元前11年受到苏加布里人的起兵反对，据说是因为恰提人拒绝与切鲁西人、苏比人和苏加布里人结盟反对罗马，于是苏加布里人向恰提人发起攻击。但在公元前10年，恰提人还是入了盟。德鲁苏斯发动了一次战役，使“日耳曼人，特别是恰提人，不是遭劫掠便是被臣服”。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攻击了马可曼尼人，然后穿过切鲁西人国土，渡威悉河到易北河（the Elbe），“此行一路劫掠”。在班师罗马途中，德鲁苏斯从马上跌落致伤，又染疾病，终于死去(101)。

德鲁苏斯死后，莱茵河上的治兵权移交给了提比略。公元前8年，他渡过莱茵河。这时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除苏加布里人外），都提出和平建议。提比略率军横扫日耳曼而未损一兵一卒，也未遇到任何抵抗。显然，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向罗马称臣纳贡的省份了。这次征战是以4万苏加布里人和苏比人被迁移到莱茵河左岸而告结束的。公元前7年，提比略平定了“日耳曼省内的一些骚乱之后”，和平终于得到恢复(102)。

德鲁苏斯进行的战争（公元前13～前9年）使日耳曼各部落离弃了他们居住的故土而迁移到罗马军队侵占以外的地区。代表官方观点的苏埃托尼亚斯说，奥古斯都“迫使日耳曼人退回到易北河以远的地方去，只有苏比人和苏加布里人除外。他们臣服于奥古斯都，并迁往高卢，居住在莱茵河附近地区”(103)。另一值得注意的事件发生在约公元前8年，马可曼尼人由缅因河移至波希米亚（Bohemia，今捷克）。

约公元前7年，L．多米西亚斯·阿赫诺巴布斯（L．Domitius Ahenobarbus）率多瑙河上游的军队渡河一直进到易北河（或许是萨勒河），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抵抗。狄奥说，这次征伐中，阿赫诺巴布斯“截取了赫尔门杜里人（the Hermunduri）。这个部落当时正因某种原因离开了故土，在四处流浪，寻找新居”。他们这个部落安置在马可曼尼人空出的一部分领土上(104)。

（十一）

罗马人在亚美尼亚　公元前6～公元4年

约在公元前2年，帕西亚弗雷茨四世被他的（私生）儿子弗雷塔西斯（Phraataces）杀害。弗雷塔西斯统治时期之所以为后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涉足了亚美尼亚，并被奥古斯都记入书中。在他当政后不久，即公元4年或公元5年，他即被废黜，由奥罗德三世（Orodes Ⅲ）所取代(105)。

在亚美尼亚，由提比略于公元前20年间扶植上台的梯格兰二世，在公元前6年，为其子梯格兰三世取代继位。这个新国王是倾向于帕西亚一方的。由于“亚美尼亚变得与罗马渐渐疏远了”，所以奥古斯都决定（于公元前6年）派提比略前往东方。但提比略拒不执行这一指派，而是撤返罗德斯（Rhodes）(106)。奥古斯都于是又支持一个冒牌的阿塔瓦斯德二世（Artavasdes Ⅱ），但不久（约公元前1年）即被亚美尼亚人赶走。塔西图曾说，“这对我们的武装力量是不无损毁的”(107)。这时亚美尼亚人开始了反叛，帕西亚立即响应。奥古斯都派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去维护罗马的利益（公元前1年）(108)。弗雷塔西斯获悉罗马皇帝的计划后，即向朝廷派了一个使臣，却被罗马粗鲁傲慢地告知，帕西亚人必须从亚美尼亚撤出。过了一些时候（约公元2年），弗雷塔西斯与盖乌斯在幼发拉底河的一个岛上举行了一次会谈，对双方的歧见达成一项协议。同时，亚美尼亚执政者梯格兰三世也在外交上向皇帝表示了归服之意，遂被正式命为国王。但不久之后，梯格兰“在一次同蛮族的战争中”身亡。盖乌斯指定国王的空缺由米底亚王阿塔巴祖斯（Artabazus）的儿子阿里奥巴桑斯（Ariobarzanes）补替。这一行动激怒了亚美尼亚人，他们举戈而起。盖乌斯率军开进亚美尼亚（公元2年），虽然他初战得利，但公元3年，在阿塔克萨塔以西不远的阿塔吉拉（Artagira）要塞前，他身受重伤，次年在返回意大利途中死去。阿里奥巴桑斯的王位在罗马政府的支持下，遂得稳固。他死后，他的儿子阿塔瓦斯德三世（Artavasdes Ⅲ）继位。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前6～公元5年

维里亚斯·帕特库鲁斯说，在提比略撤回罗德之后（公元前6年），“帕西亚人脱离了与我们的联盟，攻占了亚美尼亚，而日耳曼部落也趁其征服者的目光旁顾之机，起而反叛”(109)。在狄奥·卡西亚斯的记载中提到盖乌斯·恺撒被指派担任多瑙河军团的司令官。他在记载中还说，事实上，盖乌斯本人并没参战——并非因为没有发生战争，而是由于他（作为奥古斯都的后继人）正在学习如何执政，至于危险的战争，则另派他人去指挥了(110)。由此可见，约在公元前1年以前，多瑙河的各军团均忙于作战(111)。

与此同时，日耳曼人那里也发生了暴乱（公元前1年或公元1年），已经转移到莱茵河去的多米西亚斯·阿赫诺巴布斯与切鲁西人作战中被挫败；“这便使得其他蛮族部落因此而大为藐视罗马人”，但“这时已经迫在眉睫的帕西亚战争，日耳曼人却并未理睬”(112)。

约在公元2～3年，达西亚再次起乱。阿里乌斯·卡图斯（Aelius Catus）将五万吉提人部落由多瑙河下游彼岸迁移到色雷斯地区——依斯特拉波说，在他当世之时，他们就是住在那里的，并被称为穆西亚人(113)。同时，一位名字以“××西亚斯（～cius）”结尾的人（不是M．维尼西亚斯）渡过多瑙河，击溃一支巴斯塔尼人军队，并与柯提人（在格兰河上）和阿纳提人（the Anartii，在匈牙利东北部）达成联系。这一事实是从断裂的碑刻上得知的。但碑文却没有记载这次征伐的时间和当时所处的环境(114)。

公元2年，莱茵河地区日耳曼部落爆发了“一场广泛的战争”，当时是在马库斯·维尼西亚斯执政期间(115)。他显然没有任何突出的建树。这一年，提比略被从罗德召回，于公元4年被再次派往高卢(116)。他立即对莱茵河彼岸的民族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手段。战争初期，便征服了卡尼内费特人（the Canninefates）、阿土阿里人（the Attuarii）、布鲁克特里人和切鲁西人，并且打过威悉河（the Weser）。他的军队在利珀河（the Lippe）上游过冬。公元5年，罗马舰队驶入莱茵河，继而向日德兰（Jutland）沿岸航行。同时，提比略率军队到利珀河上的过冬营地，出发攻入乔西人领地。征服了乔西人之后，他又经越朗哥巴底人（the Langobardi）国土，使其归降。接着他又向易北河进发，那里的恰鲁德人、塞姆农人（the Semnomes）及其他民族相处得十分融洽。提比略班师回到他的冬季营地，曾在返航中与他协同作战的罗马舰队也回到了莱茵河。

（十二）

公元6年对马罗波杜斯的战争及其结局

德鲁苏斯对日耳曼民族发动的战争最显著的结果便是马可曼尼人的迁徙。公元前9年那次战争之后，约在公元前8年，马可曼尼人从缅因河（the Main）地区迁出，占据了波希米亚的一片土地。这次迁徙是由马罗波杜斯（Marobduus）鼓动并领导进行的。他本人的青年时代是在罗马度过的，而且很得奥古斯都的宠信。他回归自己的部落后成为头领人物。

维里亚斯·帕特库鲁斯说，“我们不可能忽视马罗波杜斯这个人物而一点不提他。作为一个出身显贵、体魄刚健、精力旺盛、虽有蛮族血统但智力开化的人，他不仅因为其部落内部情况的混乱、多变及对其人民随机应变的依靠而终于获得领导地位，而且在他心中还抱有建立帝国和皇权的理想。他决心带领他的部落远远离开罗马人，迁到另一个地方去。由于他脱离了一个比他更强大的政权，因而在那里他便可以树立自己的权威”(117)。在这一新领地上，“那些反叛了我们的部落民众给他提供了庇护。他于是在各个方面——虽有收敛但十分有限——同罗马抗争匹敌。他一手培植组建的拥有7万步兵和4000骑兵的军队，一直在进行有素的训练，准备对邻近的国家进行长期战争，其目标也远比他表面上说的大得多。但是，对于在他东部和北部的日耳曼右翼部落潘诺尼亚人及南部的诺里克姆人还是不无畏惧的。他担心这些民族任何时候都会向他发动袭击。他也不允许意大利人无视他日益增长的势力。从他的边境到阿尔卑斯山的山峰还不足200英里远”。提比略在元老院宣称“对雅典人（the Athens）最大的威胁不是菲利浦本人，对罗马人民最大的威胁也不是皮鲁斯（Pyrrhus）或安提俄库斯（Antiochus），而是马罗波杜斯”。他在演说中说，“是这个人权力的膨胀，是在他统治下的人民的凶险以及作为一个离意大利如此接近的仇敌”(118)。

建立了自己的新国家后，马罗波杜斯便开始向波罗的海北面以及由易北河到维斯图拉河（the Vistula R．）的各部族征伐。斯特拉波提到，被马罗波杜斯“获取”的有卢吉人（the Lugii）、祖米人（the Zumi，或布里Buri）、布通尼斯人（the Butones或古通尼斯Gutones、哥特Gothi）、穆吉隆人（the Mugilones，或布艮第Burgundiones）、西比尼人（the Sibini，即托勒密所称之西迪尼人Sidini，亦即后来的诺吉人the Rugii）和赛姆农人(119)。公元5年，提比略在易北河进攻时，与马罗波杜斯结成了联盟。他回去以后，罗马政府已做出消灭马克曼尼王国的决定。为此，政府集中了12个军团。这次侵略行动计划由两路大军从多瑙河和莱茵河同时进发(120)。公元6年，提比略由卡伦土姆向马可曼尼进发，同时，C．森梯亚斯·萨特尼努斯（C．Sentius Saturninus）大军穿越恰提人领土。这两路大军各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这时提比略得悉他后方的潘诺尼亚人起义，这使他立即决定撤军。在返回之前，他与马罗波杜斯达成了一项协定，后者坚持双方军队在平等条件下脱离接触。

马罗波杜斯很快就被推翻了。那是在他为了从潘诺尼亚及达尔马特的起义和帕西亚人及萨尔马特人的入侵中挽救他的王国免受吞并时意外地被推翻的。不过在论述有关的具体战争情况之前，必须先考察罗马东方的事态的发展。

帕西亚、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　公元4～6年

公元4或公元5年，帕西亚人驱逐了弗雷塔西斯，拥立奥罗德三世继位。公元6或公元7年，奥罗德被刺杀。于是帕西亚人要求奥古斯都派弗雷茨四世的四个儿子之一沃伦内斯（Vonones）前往登基。公元6～8年间，沃伦内斯开始了他的统治(121)。

在亚美尼亚，阿塔瓦斯德三世在公元4年继其父位之后，于公元6年被杀，梯格兰四世（Tigranes Ⅳ）代其位。他也同奥古斯都达成谅解。梯格兰执掌王权不久即回到罗马，而亚美尼亚人则拥立一位妇女——梯格兰三世的遗孀艾拉托（Erato）——来统治他们，因为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了(122)。

在小亚细亚，公元6年，伊桑里亚人（the Isaurians）发生叛乱，“他们开始是打劫骚扰，后来成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直到他们被彻底征服”(123)。

在博斯普鲁斯王国，黛娜米丝王朝于公元7或公元8年结束。她死后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斗，因为没有关于公元8（9）年或公元9（10）年继位的国王发行铸币的任何记载。曾参加黛娜米丝政府执政的阿斯普格斯（Aspurgus）直到公元10（11）年才登基继位(124)。

潘诺尼亚—达尔马特战争　公元6～9年

狄奥说，在公元6年以前，发生了多次战争，包括各方军事头领对日耳曼的征伐，尤其是提比略对马可曼尼人的战争(125)。对马罗波杜斯的战争并非由于发生蛮族的入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次战争仅仅是罗马政府认为“除了马可曼尼人外，日耳曼不存在没有被罗马征服的地方了”(126)。换言之，这次战争是罗马人发起的，目的在于征服一个在邻近帝国边界处崛起的王国。前面已指出，罗马军队实际上并没有与马可曼尼人有过交火，因为提比略不得不急促向多瑙河撤退，以便镇压达尔马特和潘诺尼亚的起义。这里还应注意到，战争的爆发也是因为那些被归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乘着帝国军队撤离的机会，企图恢复自己的独立地位。这些反叛部落已经懂得罗马语言，并且得到罗马的战略机密，例如马罗波杜斯。另一个巴图人（the Batos）阿米尼亚斯可能也在罗马受过教育，这是当时战局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次使罗马政府大伤元气的叛乱(127)起于一次达西提亚特人（Daesitiates，是住在萨拉热窝Sarajevo的一个部落）的兵变。这次起义随后扩展到潘诺尼亚的布鲁西人（the Pannonian Dreuci，在萨夫河上），这些布鲁西人在另一个叫巴图的人的率领下立即向瑟米尔姆（Sirmium）进攻。A．卡西纳·塞维鲁斯（A．Caecina Severus）和色雷斯王罗米塔西斯（Rhoemetalces）在伊利里亚总督M．瓦里鲁亚斯·麦萨拉·麦萨里努斯（M．Valerius Messalla Messalinus）不在任的情况下，急速率兵西征，在德拉夫河（the Drave）上击败布鲁西人。但后来潘诺尼亚和达尔马特人联合占领了一个威胁瑟米尔姆的据点，而卡西纳却无法从这里将他们赶走。同时提比略和麦萨里努斯抵达西斯西亚（在萨夫河上游）。保卫西斯西亚对于意大利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麦萨里努斯的主力由波希米亚向南强行推进。经过一次挫败之后，他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击败了潘诺尼亚的巴托。

当时提比略占据西斯西亚，卡西纳·塞维鲁斯则占据了瑟米尔姆。与当时（公元6年）东方发生的骚乱遥相呼应，密西亚也受到达西亚人和萨尔马特人的侵犯(128)。在这种情况下，西斯西亚和瑟米尔姆这两个地方对于控制潘诺尼亚的局势是至关重要的。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个战例（公元13年），卡尔波尼亚斯·波索本来可以率军由小亚细亚开往巴尔干，但却由于伊桑里亚人战争而使部队无法调动。同样，卡西纳也不得不率领他的军团从瑟米尔姆撤出，以将达西亚和萨尔马特的入侵者从他的省份中赶出去。这次新的复杂战争的结果是达尔马特人得以肆意践踏这片国土，并使骚乱扩展。相反，提比略却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

公元7年，提比略得到来自意大利的援军——第一支是维里亚斯·帕特库鲁斯率领的大军。当多瑙河彼岸的入侵尚未再次发生，而伊索里人已被平定，卡西纳·塞维鲁斯同M．普劳梯亚斯·西尔万努斯率领的、由小亚细亚开来的两个军团一起再次向西进军。在开往西西亚途中，卡西纳遭到那两个巴图的进攻，损失惨重，尽管他最终还是同提比略会合了。公元8年，多瑙河联盟发生内讧，这对罗马人十分有利。潘诺尼亚人在巴锡努斯河（the Bathinus R．，也可能是波斯尼亚河the Bosina R．）放弃了武装。达西提亚特的巴图怀疑潘诺尼亚的巴图要叛变，于是将后者杀死，并退入达尔马提亚东南部的山区。公元9年，三支大军联合进攻，以图扑灭这次叛乱。由提比略领导的后期战争矛头是针对达西提亚特人和皮鲁斯特人的。该年初，被任命为达尔马提亚（伊利里亚）总督的C．维比亚斯·波斯土姆斯被留下“以完成对其余地区的征服”(129)；维里亚斯补充说，波斯土姆斯的成就是和卢西亚斯·阿普罗瓦亚斯共同取得的。

瓦鲁斯的失败　公元9年

先后于公元前8年和公元5年被提比略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在切鲁西人头领阿米尼亚斯（Arminius）(130)领导下起兵反叛，这时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以南的各民族刚刚被“抚平”。当时在罗马占领的土地上也发生了起义。值得一提的是阿米尼亚斯已在罗马军中服务，并被授予罗马公民的荣誉。这次起义是以向罗马三个军团发起进攻的形式开始的。该三军团系由P．奎克梯里亚斯·瓦鲁斯（P．Quinctilius Varus）领导，于公元9年夏天驻扎在切鲁西人领土上的。瓦鲁斯战死，军队也被歼灭。他的头颅被砍下送到马罗波杜斯那里。日耳曼人攻克了莱茵河东岸除阿里索以外的所有罗马人的工事要塞。起义队伍次年便从阿里索（Aliso）撤走了。在瓦鲁斯全军溃败的紧急情况下，提比略重新操持了莱茵河地区的事务。

马罗波杜斯当时仍控制着他的王国。

（十三）

帕西亚和亚美尼亚　公元10～18年

由奥古斯都派往帕西亚并于公元8年以前就当上国王的沃伦内斯，并不受帕西亚的某些贵族的欢迎，这种不满情绪招致了密底亚的阿塞拜疆王阿塔巴努斯率军入侵。但大多数帕西亚人还是站在沃伦内斯一边的，阿塔巴努斯被击溃了。但密底亚王第二次进攻终于得胜。沃伦内斯脱险逃往塞琉古，并在那儿维持自己的统治，直到公元11年。尽管他可能曾有几个月的时间没能守住城池（公元11～12年间），他在塞琉古的铸币仍发行到公元12年。以后他逃往亚美尼亚，具体时间不详(131)。

亚美尼亚人对艾拉托的统治感到厌倦了，但当他们将她驱出国境后（似在公元11年），却使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动荡不定、分崩离析的人民，与其说是解放了，倒不如说变成了一群无首领的乌合之众。于是他们将流亡的沃伦内斯拥立为王”(132)。约在公元11年或公元12年，沃伦内斯到亚美尼亚避难，但由于奥古斯都之死，这个国家似乎一直没有一个国王。不过，当沃伦内斯遣使到罗马以求得到让他当国王的任命时，却遭到提比略的拒绝。阿塔巴努斯（Artabanus）也反对沃伦内斯的要求。当被他驱逐的敌手在王国的北部得以立足时，他发动了一场威胁性的战争。罗马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叙利亚总督Q．卡西里亚斯·麦特路斯·克里梯库斯·西拉努斯（Q．Caecilius Metellus Creticus Silanus）迫使沃伦内斯退入罗马境内（公元16年），这使亚美尼亚再次沦为无政府状态。

公元17年，在提比略操纵下，元老院的目光转到局势动荡不安的亚美尼亚地区，同时还有卡帕多西亚、柯马吉尼、西里西亚、叙利亚和朱底亚。提比略又撤换了克里梯库斯·西拉努斯，另派日曼尼库斯（Germanicus）去恢复秩序。公元18年，日曼尼库斯进入亚美尼亚，并在阿塔克萨塔将王冠授予蓬塔斯的波莱摩（Polemo）之子塞诺（Zeno）(133)。公元19年，日曼尼库斯死于叙利亚。不久，在Cn．卡尔波尼亚斯·波索和Cn．森梯亚斯·萨特尼努斯之间爆发了争夺这个省份统治权的战争，结果皮索战败，被俘送往罗马(134)。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10～20年

公元12年，达西人夺取了多布罗加的阿吉苏斯（Aegissus），该地属色雷斯王罗米塔尔西斯（Phometalces）所辖。在巴布里亚斯·维特里亚斯（Publius Vitellius）为首的罗马军队支持下，这座城又为色雷斯人夺回(135)。公元14年，奥古斯都死后，色雷斯人爆发了战乱。莱斯库波里斯（Rhecuporis）之兄罗米塔尔西斯死后，他夺得了色雷斯的北部领土。由于人们对他颇多微词，使这次战争的性质很难说清。根据塔西图的看法，“莱斯库波里斯得知王位易人后，他便派遣部队过境掠夺，破坏设防，播下战争的种子”——这些行动是针对他的侄子柯提斯（Cotys）的。柯提斯继承了他父亲领地中较繁荣富庶的那一部分(136)。公元15～16年冬，达西亚人再次侵入多布罗加，攻占了特罗斯密斯（Troesmis），该城又为莱斯库波里斯和L．波姆庞尼亚斯·夫拉库斯（L．Pomponius Flaccus）的联军夺回。在谈到这支军队时，奥维德（Ovid）说，除了光复特罗斯密斯外，他们还保卫了多瑙河沿岸，维持了密西的和平，并以武装震慑了吉提人(137)。

公元10年，提比略只不过坐观莱茵河的局势，当时的情况让他很满意。日耳曼人方面有了一些新活动，大概是对此做出的反应，在日曼尼库斯参与之下，他率军渡过莱茵河，开进日耳曼(138)。公元12年，他仍从事于“日耳曼”战争，直到公元13年初，才得以庆祝战胜潘诺尼亚人和达尔马特人。公元13年，莱茵河事务交给了日曼尼库斯领导，他是奥古斯都派去“扑灭战火余焰”的(139)。提比略被调往伊利里亚。他已经出发赴职，途中却由于传来奥古斯都临终的消息，并出于对帝国统治权的关切，他领兵折回(140)。

公元14年8月奥古斯都死后，在多瑙河和莱茵河发生了军事叛乱。塔西图说，这些叛乱只是由于帝位易主而发(141)。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Drusus）成功地控制了多瑙河的局势。日曼尼库斯在莱茵河的处境并不妙，但他在困难之中使局势恢复安定。然后，他率12000军士渡河袭击马尔西人（the Marsi）。他的进攻大概缺乏口实，在劫掠这个国家时，他摧毁了塔姆发纳（Tamfana）祭坛。罗马军队在撤回途中，遭到布鲁克特里人、土班人和乌西皮人的攻击(142)。

公元15年，日曼尼库斯得悉阿米尼亚斯和他岳父、切鲁西人头领塞吉斯特（Segesters）之间发生纠葛，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向日耳曼人进攻(143)。战争是从缅因茨（Mainz）和维特拉（Vetera）两大军营开始的。战争中恰提人臣服，马尔西人被击败，而被阿米尼亚斯围困的塞吉斯特终于得到营救。这使切鲁西人和邻近的部族合力支持阿米尼亚斯。日曼尼库斯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师团渡过埃姆斯河（the Ems）。这时局势发生了变化，队伍在埃姆斯河和利珀河之间倒是所向无阻，但随后就不太顺利了，甚至在返回莱茵河的途中遭到严重挫折。

日曼尼库斯为了准备进行公元16年的战争，建造了一大批战舰。当这支舰队在巴塔维（Batavi）的岛上集结时，恰提人受到一次袭击。日曼尼库斯率6个军团去夺回利珀河上的一个据点。经过以上初步准备之后，日曼尼库斯率领8个军团和后勤部队乘船开往埃姆斯河口，并由这里向威悉河地区进发。在那里他与阿米尼亚斯两次交战，将他击败。在返回莱茵河的航程中，罗马舰队由于失事而造成巨大损失。日耳曼人因此决心卷土重来，并派了C．西里亚斯·卡西拉·拉古斯（C．Silius Caecina Largus）重犯恰提人。日曼尼库斯只得又向马尔西人进攻。

公元16年的战争结束后，日曼尼库斯受提比略的邀请回到罗马，接受了对他取得战争胜利的庆功。之后，他又被派往东方，以解决那里几个省份和亚美尼亚发生的问题。

马罗波杜斯王国之灭亡

依塔西图记载，当日曼尼库斯撤回时，提比略曾说，“切鲁西人和其他叛乱部落既然已经遭到罗马的报复，那么就让他们自己去内讧吧”(144)。这显然是对往事所做的回顾。但当阿米尼亚斯和马罗波杜斯之间爆发战争时，罗马军队却几乎没从日耳曼撤回一兵一卒。公元17年，赛姆农人和朗哥巴底人废弃了马可曼尼人的国王而并入切鲁西。相反，阿米尼亚斯的叔父茵圭麦鲁斯向马罗波杜斯发起攻击。这两个头领的军队打了一场一般性的战争，地点大致在萨勒河（the Saale）一带。战后，马罗波杜斯撤回到波希米亚，接着向提比略求援，未果。不过皇帝还是派他的儿子德鲁苏斯到了潘诺尼亚前线(145)。

公元18年或公元19年，一个被马罗波杜斯流放后逃往哥特人（the Goths）那里避难的年轻人卡图阿尔达（Catualda）带领一支劲旅侵入马可曼尼人领土，并赢得贵族对他的支持。他夺取了王宫和附近的要塞，获得马可曼尼国王长期珍藏的全部财宝。被其臣民抛弃的马罗波杜斯跑到诺里克姆（Noricum），在德鲁苏斯的庇护下避难。提比略在拉文纳（Ravenna）给了他一块封地，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8年(146)。

马罗波杜斯被驱逐后，公元19年阿米尼亚斯企图在切鲁西人中建立一个王国以替代马可曼尼人的国家。可是他“在受到武装进攻并且在复杂的形势下艰苦奋战时，却由于他的亲戚们的出卖而失败”(147)。约公元20年，卡图阿尔达又被赫尔门杜里人王维比里亚斯（Vibilius）赶过多瑙河，继而被提比略派往弗雷儒斯（Frejus）。这个地方位于加利亚·纳尔波楞西斯（Gallia Narbonensis）。他的属下和马罗波杜斯的士卒则被送过多瑙河，安置在马尔赫河（March R．）和库苏斯河（Cusus R．）之间的一个夸提人（the Quadi）部落首领瓦尼亚斯（Vannius）的属地上。塔西图说，德鲁苏斯任命瓦尼亚斯为苏比人（马可曼尼和夸提人）的国王(148)。公元20年5月，德鲁苏斯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十四）

色雷斯和高卢的战乱　公元21～28年

在提比略统治的早期，在罗马统治的地区发生了许多战乱。塔西图将这些战乱的发生归咎于地方政府的严酷政策。

公元21年，柯拉雷特人（the Coelaletae）、奥德里萨人和狄依人（the Dii）爆发起义，并在菲利波普利斯（Philippopolis）包围了色雷斯的罗米塔尔西斯（Rhoemetalces Ⅱ）。起义为帕布里亚斯·维拉尤斯（Publius Vellaeus）所平息。塔西图说，“无论是战争还是冲突，罗马人都得以随心所欲地屠戮这些半武装的人们以及难民，而他们自己却滴血未流”(149)。公元25年，密西亚总督C．波佩斯·萨宾努斯（C．Poppaeus Sabinus）摧毁性地打击了色雷斯山区的一些部落，因为他们拒绝“派出精壮男子参加我们的队伍”(150)，胜利者因此受到庆功大奖。

公元21年，高卢发生起义，特雷维里人和埃德维人的起义最为壮大。领袖是朱里亚斯·弗罗鲁斯（Julius Florus）和朱里亚斯·萨克罗维尔（Julius Sacrovir），据说起义是因为横征暴敛、债台高筑和高利盘剥引起的。C．西里亚斯·卡西纳·拉古斯经过许多波折才平息了这次暴动(151)。公元28年，弗里西人因为一个百人队队长奥勒尼亚斯（Olennius）领导的贡税机构的问题而发生起义。他们击败了统领下日耳曼军团的卢西亚斯·阿普罗尼亚斯（Lucius Apronius）而获得独立(152)。

公元21～28年间的起义并没有与罗马直接相关的东方的骚乱作背景，但可以说，在阿塔班努斯三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帕西亚境内发生过内战。阿塔班努斯三世建立自己王室的局势十分紧张，以致他不得不与攻占了尼西比斯的流寇达成妥协，并清剿了他女婿当总督的省份。这个流寇组建的政权居然独立地存在了15年(153)。

（十五）

帕西亚、亚美尼亚和罗马　公元34～37年

由于阿克塔西亚斯之死，造成了亚美尼亚王位的空缺。公元34年，帕西亚阿塔班努斯三世派他的儿子阿萨西斯（Arsaces）去夺王位，继而又进攻卡帕多西亚(154)。这时两个富豪辛纳西斯（Sinnaces）和阿布杜斯（Abdus）蓄谋反对阿塔班努斯。他们派出说客到提比略那里去要求派遣一位在罗马的帕西亚王子担任反抗运动的首领。提比略便先后派弗雷茨（Phraates）和阿塔班努斯同宗的梯里代茨（Tiridates Ⅲ）去争夺帕西亚王位，并将东方事务委托给鲁西亚斯·维特里亚斯（Lucius Vitellius）管理。公元35年，在罗马政府援助下，伊伯利亚王、法拉斯曼内斯（Pharasmanes）的兄弟米特拉达悌（Mithridates）侵入亚美尼亚，攻占阿塔克萨塔，而阿萨西斯的被谋杀则促成了他的这一胜利。阿塔班努斯立即派出他的另一个儿子奥罗德斯（Orodes）率军进攻伊伯里亚人。而法拉斯曼内斯则与阿尔巴尼亚人结成联盟，而且“使萨尔马特人经由里海之路以迅雷之势推进到亚美尼亚”(155)。在这一支持下，伊伯里亚人击败了奥罗德斯（公元36年）。于是阿塔班努斯“发动了全国的力量”投入战争。这时维特里亚斯则在准备侵入美索不达米亚，阿塔班努斯又不得不从亚美尼亚战争中撤出。同年（公元36年），在帕西亚境内，辛纳西斯（Sinnaces）和他父亲阿布达吉西斯（Abdageses）计划得逞。他们将梯里代茨拥上王位，驱逐了阿塔班努斯。后者逃到西徐亚边境，招募了达黑人和萨卡斯人。当年年底前，他便领军打了回去。梯里代茨逃往叙利亚。公元37年，维特里亚斯恢复了和平局面。

公元36年，纳巴提亚人王阿里塔斯四世（Aretas Ⅳ）击败加里克利（Galilee）和波拉亚（Peraea）地方长官赫罗德·安梯帕斯（Horod Antipes）。提比略命叙利亚总督路西亚斯·维特里亚斯（Lucius Vitellius）率两个军团进攻皮特拉。当维特里亚斯正向南部进军时，他得到提比略的死讯，便立即返回罗马(156)。

公元36年，维特里亚斯发兵攻打陶鲁斯山区（the Taurus Mountains）中的西塔人（the Ciatae）(157)。

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　公元34～37年

苏埃托尼亚斯说，在提比略统治末期，他听任“亚美尼亚受到帕西亚人的侵扰，让密西亚遭到达西亚人和萨尔马特人的破坏，高卢诸省则仍为日耳曼人所占领”(158)，这句话集中表达了罗马民族的一贯经历。

观察与评论

东西方事件的关联

有关这一问题，上面已经详细地罗列了一百年中已知的在罗马帝国东部和北部边疆上发生的入侵和战争。

为了避免误解，这里应指出，恺撒企图对布勒比斯塔发动的战争（公元前44年）及奥古斯都对马罗波杜斯的战争（公元6年）并非遏止蛮族的入侵。罗马人之所以决心出战是因为他们将达西亚人和马可曼尼人诸国看成是对帝国安全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同样，公元前6年～公元9年潘诺尼亚人的起义和公元9年阿米尼亚斯领导的日耳曼人起义也不构成骚扰和入侵，因为起义发生在当时的罗马境内。当然，公元21～25年间色雷斯和高卢的动乱及公元28年弗里西人的起义也属此类。

因而可以说，这一段时间内，罗马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上进行的战争都是始于蛮族的侵扰。自恺撒经营高卢起（公元前58年）至提比略死（公元37年）止，依文献记载，每一次罗马将领的出征边塞部落，都是在受到这些部落直接挑衅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帝国军队在战争爆发以后所进行的防御性战争。当时的形势恰如奥古斯都所云，一方面他绝不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他“将各个尚未臣服于我们的部族相邻的所有省份的疆域都向前扩展了”。这个惹起事端在前，遭到征服在后的过程，便可解释为什么与边塞地区特别是多瑙河地区骚乱有关的部落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少，并为其他民族所代替。另外应指出自公元前35～前33年奥克塔维安战役之后，各民族的起义（如雅普德斯人）便不曾听说了。自公元9年后，潘诺尼亚也不再被当做敌对民族而提及了。

在历史上，蛮族的入侵对罗马的和平安定来说，是一种时而发生的、没有意义的暴力行动，但却有另外一层意义。从本书前面的叙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些蛮族侵扰仅仅是罗马东部发生的战乱的一种反映。当把帝国东部和北部边境的战争一件件地加以比较时，便可立即发现，在罗马东部的战争和多瑙河、莱茵河上蛮族暴乱中精确地包含着一个多次重复的规律。因此在研究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期边境战事的历史时，所考虑的“事件”并非发生在三四个相互隔离的地区且可以十分妥帖地、独立成章地进行叙述。它们是一组相互联系的事件，其中某些事件则直接表现为某一初始发生的骚乱的继续。在上述时期中，罗马东方发生的战争冲突和骚乱，与多瑙河下游及莱茵河地区的起义和入侵相关联的事件，可能达二十次之多。

研究这一百年间的历史事件，不能指望可以在古典著作中发现的证据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或者只要千篇一律地来一番调查便一定能得到这些证据。因此如果许多这类资料一时还得不到，特别是当寻找那些继续发生在互不相联系的广大地区的某些具体战争之后的许多争端的证据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考察研究。这是理所当然的。使人感到惊诧的倒是，每一次战例中，都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地方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点（根据本书已经建立的模式），而且，除了罗马军队占领地区的起义外，在上述时期内已知的罗马帝国东部和北部边塞地区的全部战乱，都属于这种类型。这样看来，欧洲所有的战争，没有一次不与罗马东方的战争有联系。罗马东方的战争，也没有一次没有欧洲的骚乱相伴随。于是，研究蛮族不断起义和入侵的背景所得的结果显示，（公元前63年～公元37年）所有这些战乱都是罗马东方——无论是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或是北叙利亚——发生的战争的直接反映。

东西方关系的纽带——黑海

如前所述，在恺撒、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统治时期，欧洲的蛮族起义和入侵是罗马帝国东部和东北部战乱的内应，那么，这些事件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研究这一问题应该指出，继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冲突之后，多瑙河不止一次地发生战争。那么就不难看到这样一条线索：亚速海地区的骚乱通过邻近地区传播到远至密西亚一带的地区。斯特拉波也说过(159)，西徐亚人经由克里米亚和第聂伯河地区、渡提拉斯河和多瑙河，强行占据了色雷斯人的居住地区。按照战争导致战争的理论，则可认为南俄罗斯的战争引起一系列的骚乱，这些骚乱终于使罗马在莱茵河开展防御性战争。蛮族对罗马国土的侵扰，最终导致在各民族中传播蔓延。这一观念可以从马库斯·阿瑞里亚斯的经历中得到支持。“一些部落被另一些远方来的蛮族驱赶败退。”由此可看出，这些一片片的蛮族土地总是断断续续地、位置不定地受到攻击，一直到马斯塔尼人、潘诺尼亚人和日耳曼人越过罗马边境为止。

但是，若以上述规律去描绘公元前17～前8年间博斯普鲁斯王国战争的局势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博斯普鲁斯人的敌对行动不是针对南俄罗斯民族，而是针对蓬塔斯的波莱摩的，他是罗马政府特派的官员。所以若把博斯普鲁斯内战照例归结为与多瑙河和莱茵河上的起义有关时，那就很难把这个内战视为“远方来的蛮族”挑起的骚乱和战争。而当罗马东方根源性的战乱发生于亚美尼亚以及后来在远离蛮族暴乱的里海沿岸的另一地区也发生这种根源性战乱时，这种看法就显得难以成立了。因此，蛮族部落对帝国的欧洲边境的攻击，不能以那种由某个最初的动乱开始，再由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地波及而来的说法来解释。同样，对这个现象的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论，必须是那种能够正确无误地对发生于罗马东方和欧洲的、波及许多不相邻地区居民的相关战乱事件做出说明的理论，在如此非常的要求之下，如果不是有关米特拉达悌大帝帝国的资料十分丰富的话，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十分棘手。

米特拉达悌帝国(160)的范围，首先有黑海东南岸上的蓬塔斯王国，其次是包括菲西斯河流域盆地的高加索人南部的柯尔奇斯，再次是博斯普鲁斯王国，它包括克里米亚、塔曼半岛和亚速海东岸直到顿河口一带地区。米特拉达悌的统治还通过与他女婿梯格兰占据的亚美尼亚的结盟而远达上述地区之外：有从黑海西岸色雷斯的自奥尔比亚到阿波罗利亚的希腊城邦，有喀尔巴阡山东线的南俄罗斯部落，尤其是巴斯塔尼人，还有多瑙河地区的民族，且似乎一直包括了西边的斯柯狄西人，他们位于萨夫河和多瑙河交汇处一带地区。狄奥对米特拉达悌在巴尔干的影响表示了特别的注意，他说在米特拉达悌的挑唆下，色雷斯人有一次“侵犯了伊皮鲁斯和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一直到多多纳，甚至洗劫了宙斯神庙”(161)。

这个变幻不定的帝国的统一，完全建立在黑海的商业贸易上(162)。波里比亚斯（此人死于米特拉达悌就任蓬塔斯王的前一年）曾说：“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基本上都是蓬塔斯人提供的。”(163)不过，他的这一说法未能体现出米特拉达悌统治的各个国度的不同情况和要求。在蓬塔斯王国，其国都辛洛普便是“那一带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城市”(164)。它通过海路，西与色雷斯并经过色雷斯博斯普鲁斯人与罗德岛（Rhodes）、德洛（Delos）和阿蒂卡（Attica）甚至与埃及进行贸易往来，东与阿米苏斯（Amisus）、特拉皮祖斯和菲西斯等港口联系，北则与刻赤海峡的潘提卡帕尤姆和法纳戈里亚及布格河（the Bug）口上的奥尔比亚进行交往。由陆路，辛洛普这座城市通过一条古老而繁忙的道路与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Tarsus）联系，又经另一条路线与“一个亚美尼亚人的重要贸易市场”(165)柯马纳·蓬提卡（Comana Pontica）进行交往。而与阿米苏斯、特拉皮祖斯保持联系的柯马纳则从那条由中亚经帕西亚、密底亚和亚美尼亚的著名商路上输入所需的商品(166)。柯尔奇斯的菲西斯是东方贸易两个输出口岸的一个，东方来的商品由此沿库拉河（the Kura）而上，直到其发源地，然后经东路过山脉，到达菲西斯河谷，顺流而下，直至黑海。柯尔奇斯的生产力十分发达。这个国家矿藏丰富，有金、银、铁、铜等矿藏，还能生产“造船所需的一切”，当地居民甚至以其纺织业而远近闻名(167)。

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地位也十分显要。首先因为它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地区以及罗马军队在亚美尼亚作战时的粮食基地。这个国家的首都兼主要港口就是潘提卡帕尤姆，它位于海峡的克里米亚沿岸；在东岸的法纳戈里亚，则成为另一个商业中心。其次是商品“经亚速海和北岸的蛮族国家转运入此地”，顿河上的塔纳斯“邻近潘提卡帕尤姆”，“是蛮族最大的商埠”，它是亚洲和欧洲游牧部落的贸易市场。运输干线则是顿河——蛮族的奴隶、皮毛等商品“在这里交换文明生活所需的衣物、酒及其他东西”(168)。

塔纳斯与“欧洲人”的贸易并不比与亚洲蛮族的贸易少，不过这个城市被蓬塔斯的波莱摩所毁。也许由此之后，罗马政府（于公元前14年左右）便与顿河两岸的萨尔马特人建立了联系。奥古斯都没有说这些蛮族的名称(169)，但几乎可以肯定西方的是罗克尼兰人(170)。他们占据或分散在顿河或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民族的贸易是通过奥尔比亚这个“著名市场”进行的(171)。这个中心城市对于这一带平原和水路的民族极为重要，以致当布勒比斯塔将它毁灭之后，“西徐亚”部落都前来帮助修复被他破坏了的设施。因为没有这个城市，他们就失去了贸易上的便利条件。这一资料出自普鲁撒的狄奥之口。他曾于公元95年访问了奥尔比亚。此外，依乔丹斯的记载（第三十二章），西徐亚人允许希腊人修建奥尔比亚及其他沿海城市，“以便提供进行贸易的途径”，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奥尔比亚之西，即喀尔巴阡山一方，居住着巴斯塔尼人。他们是米特拉达悌的同盟，并为他提供最精良的军队(172)。巴斯塔尼人的各个部落（皮西尼Pcucini、阿特摩尼Atmoni和西多尼Sidoni）居住在由多瑙河口、沿喀尔巴阡山东部直到维斯瓦河（the Vistula）源头一带地区。估计他们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各个关隘，如加布罗尼卡（Jablonica）、黑海地区与北匈牙利及今捷克斯洛伐克各民族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都要经过这些关隘(173)。蓬塔斯和博斯普鲁斯，也与达西亚甚至伊利里亚的民族有着商业联系。

显然，南俄和东欧的蛮族与黑海的希腊城邦发生了贸易关系，而且这一贸易往来是一个复杂的商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商业网在公元前1世纪时是由蓬塔斯王国控制着的。黑海东西两岸之间贸易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公元前65年，米特拉达悌向他的北方领地败退时，庞培并未穷加追赶，而是派遣一支舰队去封锁博斯普鲁斯王国的各个港口(174)。这一行动产生了重大结果。公元前63年，法拉格尼亚的商人发生起义，紧接着便导致了米特拉达悌政权的崩溃。公元前63年及以后几年，“奥尔比亚成了周围部族不断攻击的目标”(175)。公元前64(176)～前59年，罗马人忙于抵御外族尤其是巴斯塔尼人对其多瑙河下游以南国土的侵犯。公元前63～前59年，波依人和陶努西人被布勒比斯塔率领的达西亚人征服并驱赶，同时维斯瓦河到莱茵河之间的日耳曼人也卷入了战争(177)。

米特拉达悌帝国的居民是一个整体，并未因为黑海而分成两部分，尽管水域宽广的黑海对于蛮族迁移来说是无法逾越的。根据西塞罗的观点，罗马东方的战争扰乱了罗马的货币市场(178)，因为战争阻断了黑海南北两岸的贸易，从而招致多瑙河和莱茵河前线蛮族的侵袭。

蛮族的活动

蛮族的活动受到罗马东方战争以及由战争招致的贸易中断的影响。现在回过头来考虑蛮族的活动时，必须将多瑙河以南山区国家的习性和日耳曼及其他北方部落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

因而，首先应该了解，多瑙河和萨瓦河形成了一条联系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交通干线(179)。斯特拉波说（第四章，第207节；第五章，第214节），由意大利北部开始，货物由马车运到萨瓦河发源地，然后装船运往潘诺尼亚和斯科迪斯。多瑙河沿岸的各民族皆善驾舟，且绝不限于经主流航道进入黑海，还能从各支流深入到南北各地。这样一来，蒂萨河（the Theiss）及其支流便成为进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心脏地带的通道。波斯尼亚河（the Bosna）和德里河（the Drin）则通往伊利里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达尔达尼人的领地，马拉瓦河（the Morava）一直保持着与联结阿克西亚斯河（the Axius）或瓦尔达尔河（the Vardar）分水岭的山谷之间的联系，并且由此可以直下塞萨洛尼基和爱琴海。由摩拉瓦河上的尼什（Nish）出发，又有另一条路向东通往索菲亚（Sofia），再经贝西人领地和马里查（the Maritsa）河谷到阿德里亚洛普（Adrianople），并且穿过这一片土地到达拜占庭（Byzantium）。

如果考察以上诸条路线上曾在布勒比斯塔统治时代或其后一段时间参与侵扰马其顿和伊利里亚的各民族的位置，就会发现贝西人、登提里特人、达尔达尼人、雅普德斯人及其他民族是居住在关隘上或附近一带。当时斯柯迪斯人和潘诺尼亚人占据着这一地区——摩拉瓦河从它的南面、蒂萨河从它的北面、萨瓦河和德拉瓦河从它的西面汇入多瑙河。

在阿尔派恩（Alpine）地区，雅普德斯人攻击了阿奎利亚人、特尔捷斯特人和波拉人。一方面，诺里西人、雷提亚人和维德里西人“常常骚扰邻近地区，不仅是意大利，还有赫尔维提人、塞夸尼人、波依人和日耳曼人的国家”(180)。萨拉西人控制了大小圣伯纳（St．Bernard）关隘，将从意大利经此山卡到高卢去的人交纳的过关税全部收归己有(181)。斯特拉波说（第四章，第205节），他们甚至要求恺撒付钱。因为恺撒拒绝他们的勒索，于是他们从山上放下石头来砸他的军队。“他们的借口是需要钱来修筑道路。”当德西姆斯·布鲁土斯（Decimus Brutus）由穆提纳退却时，他的军队被索以每个人交纳一个德拉克马（约合十五分）的过关税。此外，当瓦勒里亚斯·麦萨纳·柯文努斯预备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当场给了他一个难堪——叫他支付柴薪钱。阿尔卑斯山区的民族从过路的商旅身上征收税金(182)，由此类推，巴尔干的民族也会这么做的。足见这一年中的某时越过阿尔卑斯山和经过多瑙河以南的各条商道的商队，对于各地土著居民来说，简直成了财源。另一方面，只是在罗马东方发生战争时，才有关于这些部族引起骚乱并下山袭击平川地区定居民族的记载。

在多瑙河到萨瓦河的路线上，罗马人遇到分散在萨瓦河及其支流和萨瓦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潘诺尼亚部族的长期拦截。斯特拉波强调了这一地区河流对于贸易交换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没说占据河流两岸的民族是如何控制水上交通的。不过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伊利里亚的情况与高卢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高卢，“通过主要水道的货物被征收税金。上层贵族也是通过这一税收而大发其财”(183)。因而，作为布鲁西人头领的巴托（Bato）和平尼斯（Pinnes）的财产和地位都可能因为罗马征服潘诺尼亚而受到重大损失。只要这些季节性的交通一旦中断，无论是在水路上或是山卡上，就会发生起义和侵扰。

北方蛮族对贸易和商路亦颇有兴致(184)。在日耳曼日常经济中，马匹、羊群、奴隶、皮毛和琥珀等都是使用和交换的重要物品(185)。恺撒说过，莱茵河以北部落的食物主要依赖牛群，而衣物则依靠野兽，尤其是驯鹿的皮毛(186)。塔西图说，日耳曼人男男女女都穿野兽的皮毛。然而邻近的部落却从商人那里得到其他的衣物。于是女人们便去换一些紫色条纹的棉麻服装。乔丹斯记载斯堪的纳维亚的苏约纳人（the Suiones）以他们“美丽的毛皮而著名，虽然他们生活贫困不堪，但衣着却十分华贵”。奥维德说，吉提人“皮毛裹身”以御冬寒。森尼卡（Seneca，尼禄的首相）说，南俄罗斯的西徐亚人以狐皮和貂皮为衣，这种皮料质地柔软，足以抵挡寒风。塔西图进一步记载了日耳曼人用“远海动物”的毛皮来装点镶饰自己的衣物。而这些产自遥远北方的毛皮必然来自芬兰人或拉普斯人（the Lapps）(187)。

实际上从莱茵河到顿河，使用毛皮是蛮族生活的一大特点。给日耳曼人带来遥远北方物产的贸易则表明当时有着一系列远距离的商路和市场，尽管“这些内地的部落依然保存着简单的老式的商品交换”(188)。恺撒具体记载了这样一条商路(189)：它由赫尔维提人的边界开始，沿多瑙河上游而下，到达西人和阿纳提人领土，然后“向左”转入维斯瓦河盆地；在六十日旅行的后期，这位旅行家来到一个产有珍奇动物的国家。恺撒描述了麋鹿和野牛。在赫尔维提人和波希米亚之间的这一段路线是由波伊人控制的，直到布勒比斯塔把他们赶走为止(190)。

延亘的北方商路已尽归部落群所控制，这是值得注意的。组成巴斯塔尼民族的各部落，分布在从多瑙河口直到维斯瓦河上游的各条源流一带。在巴尔喀阡山另一面，巴斯塔尼人与另一个部落民族阿纳提人有联系(191)。在维斯瓦河，他们又与卢吉人有接触。卢吉这个名字可能指的是立下誓言的同伴或合伙人(192)。卢吉人领土直抵奥德河。他们的西面是苏比人。苏比人也不仅是一个部落(193)。他们占据了奥德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并控制了易北河东岸以北直到西姆布里克半岛（the Cimbric P．），这个北方的部落组织并非一个简单的嫡亲群体。当托勒密(194)后来将朗哥巴底人、安格里人（the Angli）和赛姆农人视为苏比人，而将布里人（the Buri）、狄杜尼人（the Diduni）和奥曼尼人（the Omani）视为卢吉人时，他也并非试图按血缘关系来划分这些民族，而是指出他们在重要的贸易路线上的地位。因而不难想象，在北方蛮族中间，商品由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不断地传开去，直至抵达所需要的人手中为止。正如位处极北的希佩博里安人（the Hyperboreans）的“第一次收获”(195)乃由一个西徐亚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直至经辛洛普抵达德洛斯的阿波罗（Apollo）神庙，或如同斯堪的纳维亚产的色泽好似蓝宝石般的毛皮经由数不清的部落被送到罗马前线的驿站一样(196)。

当罗马东方发生战争时，由黑海到易北河和莱茵河的北方各路线上都有骚乱发生，而且均有非同寻常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兴趣和活动都在北方和维斯瓦河上的巴斯塔尼人袭击了瓦拉奇亚（Wallachia）的吉提人，或渡过多瑙河进入多布罗加。此外，他们脱离了自己直接关心的那条路线，转而攻击跟自己素无贸易联系的民族。同样在恺撒时代，苏维比人进攻了乌西皮特人、腾克里特人及乌比人，将战火扩展到莱茵河。

所有的入侵和骚扰都是突然发生的，出乎意料的。一方面，正如恺撒所说，对这种突然袭击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以至于日耳曼部落宁可在边境上保留大片不毛之地(197)。对多瑙河以南的部落来说，这条河本身就是道防御入侵的屏障，但冬天则不行，因河流一结冰，就等于为萨马尔特人搭上了一座桥(198)。另一方面，据塔西图说(199)，苏约内人不习惯于打仗，因为海洋使敌人无法对他们搞袭击。发生战争以后，遭受突袭的民族便逃离故地。斯特拉波说（第四章，第196节），在恺撒征服之前，高卢人只要一受到任何比他们强大的民族的攻击，他们就会携家拖眷地迁徙异地。在斯特拉波的时代，被苏维比人赶走的日耳曼人应跑到莱茵河西岸避难（第四章，第194节）；同样，当罗马侵入这个国度时，日耳曼部落要么先投降，以后再反叛，要么就离弃自己的居住地。斯特拉波讲到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地区时说，“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的共同特点，就是动辄迁徙他地……因为他们住的只不过是些临时搭成的小棚子，多依靠野草充饥度日。他们也和游牧部落一样，将家用物品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到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地方去”(200)。在多瑙河下游地区，吉提人受到攻击时也是迁往异地。他们渡河来到特利巴利人的地方，而特利巴利人不得已只好允许他们留居。斯特拉波还说到远离多瑙河的西徐亚人、巴斯塔尼人和萨尔马特人常常对吉提人占压倒性优势，甚至打过河去袭击那些曾被他们赶走的部落。但当入侵者撤退之后，吉提人显然又回到原先的住处，因为斯特拉波曾说他们经由两条路线不断地在渡河迁移。

所有北方的民族的一个突出特点，上面已经说过，就是他们动辄迁徙。而当罗马边界向莱茵河、以后又向多瑙河推进后，这种轻易的搬迁就大大减少了。罗马人建立并且维护着的边境线，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对这种新的形势，蛮族部落迟迟不能理解。他们感到难以接受这种新变化。塔西图说，“当初，在河的两岸都是一样的贫穷，也一样的自由自在”(201)。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过着和以前一样的自由生活，并渡过莱茵河，但是他们遭到恺撒的剿杀。奥古斯都的军队则大破萨拉西人和潘诺尼亚人，幸存者被卖为奴隶，因为他们未能屈尊于罗马对他们各自领地的征服。还可以看出，被阿格里帕当做流亡之徒而获准留居莱茵河左岸的乌比人，按照塔西图的记载，成了这条河岸的保卫者；流泊四方后被多米梯亚斯·阿赫诺巴布斯收容定居的赫尔门杜里人成了罗马领土上所有非正式居住的民族中最受信赖的人。此时，被阿里亚斯·卡土斯安顿在色雷斯的吉提人则已在安和之中开垦田园了。

如果将吉提人和乌比人的迁徙与巴斯塔尼人和苏维比人更大规模的活动相比，便可看出，罗马人不得不与两种明显不同的“入侵者”打交道。一种是受到远方蛮族袭击后而侵扰罗马的部落，他们是在逃亡之中闯过边境的；另一种就是那些远方的蛮族，他们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改变了固有的生活方式，从而有意地越境掠夺。罗马是否将这两种“入侵者”加以区别对待，现在很难讲清楚。他们对蛮族的活动总是遥观远望，是在武装守卫的边境后面进行观察的，只看那些蛮族不断地以一种固定的形式进行骚扰、抢劫和挑起战争。作为对这种连续发生的起义的反击，罗马惩罚了扰乱和平的侵犯者，甚至将他们从其故土上赶走。不过，虽然“平定”这些惹是生非的民族从而使自己的边境得以顺利地向前扩展，但领土的扩大带来的不是骚乱的停息，而是新的袭击和侵扰。如斯特拉波所说（第四章，第194节），以前的蛮族被平定了，其他地方的部落又起而代之。

对蛮族来说，罗马向外扩展国界的行动，比他们自己对帝国政府的侵扰更加费解。罗马军团对他们的突然进攻使他们不知所措，也使他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迁移。因此，边境战争的直接起因，并不是某一个或一些民族部落的好战情绪，而是由于人们互相不理解对方的生存方式。至于蛮族和罗马的关系，当然不可能脱离部落群体生存方式的比较：一方面，他们“将家用物品装在大车上，赶着牲口到他们认为最适合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像奥古斯都那样的军事首领则声称：“我要将所有与那些迄今尚未臣服于我们的种族相接壤的省份的边界向前扩展。”但是，除了动辄迁移的民族和扩张疆域的民族之不同外，应该看到蛮族骚动为罗马夺占蛮族领地制造了机会。而这种骚动则是对那些在罗马政府向远至博斯普鲁斯、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地区扩张势力的形势下采取向内侵犯这种特殊生存方式的人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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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米特拉达悌之生平，参见塞奥多尔·莱恩纳赫：《蓬塔斯国王米特拉达悌·尤佩特》（巴黎，1890年）。吉叶：《米特拉达悌》（12），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163～2205页。

“米特拉达悌”一名的拼写，在文献记载中均为Mithridates，而在碑刻中则都是Mithradates。近期问世的一些论著对第三次米特拉达悌战争有详细的介绍，参见J．G．C．安德森：《庞培对米特拉达悌之战》，载于RECA，第12期（1922年），95～105页。T．R．霍尔姆斯：《罗马共和国与帝国的缔造者》，第一卷（牛津，1923年），176～219页，398～433页。格尔泽：《李西尼亚斯》（104页），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376～414页。H．A．沃尔梅罗德和马克斯·卡里文，载于CAH，第九卷（1932年），356～357页，376～383页，390～396页，897～898页。亦见J．M．柯班：《卢库路斯与庞培》，载于其《公元前78～前49年的元老院及各省份》（剑桥，1935年），99～137页。

(2) 关于博斯普鲁斯王国及其历史，参见巴西里亚斯·拉梯斯捷夫：《博斯普鲁斯王国简史》，载于其所编之《蓬塔斯古代碑刻集》，第二卷（巴西，波特诺波里，1890年）。布兰迪：《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57～789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63～638页。马克斯·艾伯特：《南俄罗斯地区的文物》（波恩，1921年），244～259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西徐亚人与博斯普鲁斯人》，第一卷（柏林，1931年）。

(3) 斯特拉波：《历史》，第七章，第3节之11，303～304页。

(4) 关于叙利亚之吞并，见艾米尔·舒瑞：《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第一卷（莱比锡，1901年），294～304页。约瑟夫·多比阿斯：《有关罗马人与帕西亚人及叙利亚之占领的原始报告》，载于《东方档案》，第3期（1931年），215～256页。霍尼格曼：《叙利亚》，载于RECA，第2集，第四卷（1932年），1622页。

关于庞培对皮特拉发动的战争，见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庞培》篇第38、41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6节之4（131）；《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3节之1～4，34、38、46、48页。阿庇安：《米特拉达悌》，第106节。狄奥：《罗马记》，第三十七章，第15节之1～2。

关于斯考鲁斯战役，见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8节之1，159页。《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5节之1，80～81页。罗登：《阿米里亚斯》，141页，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588页。阿尔伯特·卡梅勒：《皮特拉与纳巴提》（巴黎，1929年），167～168页。

(5) 阿庇安：《叙利亚》，第51节。舒瑞：《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304～305页。关于罗马帝国控制叙利亚之初期与叙利亚人的冲突，见D．H．穆勒：《阿拉伯》，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352～353页。

(6) 李维：《罗马史》，第103节。狄奥前揭书，第三十八章，第10节；第五十一章，第26节之5。卡尔·帕施：《东南欧民族文化史论集》，第五卷（维也纳，1932年，SAWW），38～40页。西克：《安东尼亚斯》（19），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579～2580页。依姆：《巴斯塔尼人》，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111页。

(7) 有关布勒比斯塔王国，见斯特拉波：《历史》，第七章，第3节之5，298页；第11节，303～304页；第5节之2，313页。布兰迪斯：《达西亚》，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58～1960页，及《布勒比斯塔》，载于增刊第一卷（1903年），261～264页。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巴黎，1909年），144～154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3～124页，464页。

(8)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1，304页，书中未对布勒比斯塔各次战绩的年代加以记录，但是却间接地提到反对波依人的战争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一般认为波依人被推翻于公元前60年1月。见依姆：《波依人》，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631页。布兰迪斯：《达西亚》，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59页。

有关克里塔西鲁斯建立过一个“大帝国”的可能性，见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145页之注4。有关疆域之争议，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二章，第5节之2，313页。

(9) 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第2～3节（赫尔维蒂），第5节（波依），第6节（阿罗布罗吉）。关于阿罗布罗吉人，又见于李维前揭书，第103节。狄奥前揭书，第三十七章，第47～48节；第三十九章，第65节。

(10) 关于阿里奥维斯塔斯，见恺撒前揭书，第一章，第30～54节；第六章，第12节。狄奥前揭书，第三十八章，第34～50节。西塞罗：《我的时代》，第一章，第19节。克莱布斯：《阿里奥维斯塔斯》，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842～845页。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149～159页，221～241页。T．R．霍尔姆斯：《恺撒征服高卢史》（第二版，牛津，1911年），57～68页，553～555页，635～657页。

(11) 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5～29页。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193～220页。霍尔姆斯：《恺撒征服高卢史》，46～57页，613～634页。

(12) 关于日耳曼部落的活动，见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第31节，第37节，第54节；第四章，第1～19节。亦见施密特：《德意志部族史》，第二卷（1918年），405～410页。依姆：《恰鲁德》，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194页。贝斯尼耶：《腾克特里》，载于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490～492页。

(13) 加士丁：《菲力皮古城》，第四十二章，第4节。狄奥前揭书，第三十九章，第56节。阿庇安：《叙利亚》，第51节。又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3节之34，558页，第十七章，第1节之11，796页。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8节之7，175、178页；《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6节之2、之4，98、103页。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3节之2。

乔治·罗林森：《东方第六大王国》（伦敦，1873年），147～149页。阿尔弗雷德·冯·盖施米德：《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86～87页。费迪南德·加士迪：《伊朗史》，载于《伊朗哲学》，第二卷（斯特拉斯堡，1896～1904年），498页。克雷门·胡阿：《古代波斯与伊朗文明》（纽约，1927年），106页。吉叶：《米特拉达悌》（23），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211页。W．W．塔恩文，载于CAH，第九卷（1932年），604页。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安·阿伯尔，1935年，密执安大学《人文学丛刊》第37期），212～216页。

(14) 关于伽宾尼阿斯的统治，见艾米尔·舒瑞：《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莱比锡，1901年），305～306页。冯德·米尔：《伽宾尼阿斯》（11），载于RECA，第七章（1910年），427～428页。关于公元前56年发生于叙利亚的骚乱，见狄奥前揭书，第三十九章，第59节。约瑟福斯：《古代犹太史》，第十四章，第6节之2，100页；《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8节之7，176页。

(15) 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克拉苏》篇，第16～33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12～27节。阿庇安：《叙利亚》，第51节；《内战史》，第二章，第18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8节之8，179页；《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7节之1、3，105、109页。罗林森：《东方第六大王国》，150～157页。施奈德沃特：《帕西亚》（海利根施塔特，1874年），52～67页。盖施米德：《伊朗史》，87～93页。

(16) 关于帕西亚之入侵，见西塞罗：《我的执政》，第二章，第10节；第十二章，第19节；第十五章，第1～4节，第9节。《我的时代》，第五章，第18节，第20节；第六章，第1节之5。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28～30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8节之9，180、182页；《古代犹太史》，第十四章，第7节之3，119、122页。恺撒：《高卢战记》，第三章，第31节。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五章，第2节。李维：《罗马史》，第108节。

(17) 西塞罗：《论共和国》，第84、96节。卡尔·帕施：《东南欧民族文化史论集》，第五卷（维也纳，1932年），41～42节。

(18) 此次征服的具体年代不详。狄奥·克里索斯托姆在他的第三十六次演讲中，提及在150年前吉提人攻占了希腊的一些城市。虽然这次演讲迟至公元102～公元103年才有文字记录，但上述之150年极有可能是从狄奥访问奥尔比亚，即公元95年或公元96年算起的。布勒比斯塔在黑海沿岸的活动则应在公元前56年至公元前47年之间。汉斯·冯·阿尼姆：《狄奥生平》（柏林，1898年），301、306页。施密德：《狄奥》（18），载于RECA第五卷（1905年），855、857、872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3、464页。帕施：《东南欧民族文化史论集》，第五卷，46～48页。

(19) 有关恺撒征服高卢的大量文献，可参见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巴黎，1909年），149～152页，193～194页，221～222页；及《剑桥古代史》，第九卷（1932年），944～946页。

(20) 恺撒：《高卢战记》，第四章，第4～19节。狄奥前揭书，第三十九章，第47～48节。朱利安：《高卢史》，第三卷，323～330页。T．R．霍尔姆斯：《恺撒征服高卢史》（第二版，牛津，1911年），689～706页。A．T．沃克：《恺撒于何处击败乌西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载于《古籍学报》，第17期（1921～1922年），77～86页。

(21) 苏埃托尼亚斯：《诸恺撒生平》，第44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1，304页。

(22) 恺撒：《高卢战记》，第八章，第24节。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2节，第18节。

(23) 恺撒：《高卢战记》，第二章，第31节。

(24) 恺撒：《高卢战记》，第三章，第82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一章，第55节之3～4；第四十二章，第2节之5。加士丁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4节。

(25)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9节之2，第45节之2。关于法拉西斯的活动，参见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5～48节；第四十四章，第46节之1；第四十五章，第29节之4。普鲁塔克前揭书之《恺撒》篇，第50节。阿庇安：《米特拉达悌》，第120～121节；《内战史》，第二章，第91～92节。苏埃托尼亚斯：《诸恺撒生平》，第35～37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一章，第2节之17，498页；第十一章，第5节之8，506页；第十二章，第3节之14，547页；第十三章，第4节之3，625页。李维：《罗马史》，第112～113节。沃瑟·尤代赫：《恺撒在东方》（莱比锡，1885年）。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77～778页。T．R．霍尔姆斯：《罗马共和国》，第三卷（牛津，1923年），509～514页。

(26) 威尔肯：《阿桑德》（4），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516～1517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89页。吉叶：《米特拉达悌》（15），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205～2206页。

阿桑德击败米特拉达悌后，一直统治着博斯普鲁斯王国，直至他于公元前16年去世，当时他已是个高龄老者。斯特拉波在其《历史》的第六章中提到，他占领了密奥梯斯海（即亚速海——译者注）以东的大片地区，直至顿河流域。某年，阿桑德驻守皮里科布地狭——“他将这个靠近密奥梯斯海的切森内斯人的狭长地区四周筑起防御工事”（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4节之6，311页）以抵御西徐亚人。在这一著名的记载中，斯特拉波提到一位与朱利尤斯·恺撒同时期的作家希普西克雷茨（Hypsicrates），这样便足可以确定上述史实发生于阿桑德统治的早期。至于阿桑德是否受到罗马政府承认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则极少与此事件有关联。

公元前46年，切森内斯（在克里米亚）派了一个使团去见恺撒，具体使命未详。参见罗斯托夫译夫：《恺撒与南俄罗斯》，载于JRS，第7期（1917年），27～44页。

(27)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10节之1～2，亦见于第四十一章，第49节之2。恺撒：《高卢战记》，第三章，第42节。

(28) 恺撒：《高卢战记》，第三章，第9节。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2、25、27、28节；《内战史》，第二章，第58～59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一章，第40节；第四十二章，第11节。李维：《罗马史》，第110节。关于伊利里亚的战争，参见尤代赫：《恺撒在东方》，158～164页。

(29) F．E．阿道克在CAH第九卷（1932年）716页中提到这些部落“希望一劳永逸地摆脱罗马的统治”。

(30) 李维：《罗马史》，第114节。

(31)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七章，第26～27节。阿庇安：《内战史》，第三章，第77节；第四章，第58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十四章，第11节之1，268～270页。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2节之10，752～753页。

(32) 西塞罗：《我的时代》，第十四章，第9节。

(33)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五章，第15节之2；第四十七章，第28～31节。阿庇安：《内战史》，第三章，第7～8、24、26、63、78节；第四章，第58～62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11节之1，218～219页。《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11节之2，271～272页。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2节之9，752～753页。

(34) 阿庇安：《内战史》，第四章，第63节。

(35)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5，298页，第11节，304页。苏埃托尼亚斯：《诸恺撒传》，第44节；《奥古斯都》，第8节。李维：《罗马史》，第117节。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3节；《内战史》，第二章，第110节。

(36) 瓦塞尔·巴尔宛：《达西亚》（剑桥，1928年），138～139页、157页。

(37)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1节，304页。亦见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63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一章，第22节之8。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63节之3。

(38) 阿庇安：《内战史》，第三章，第25节。

(39)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七章，第25节之1～2。李维：《罗马史》，第122节。

(40) 西塞罗：《我的执政》，第五章，第9～10节。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3节。

(41) 汉斯里克：《穆纳提亚斯》（30），载于RECA，第十六卷（1933年），546～547页。上述史实源于普兰库斯陵墓上的碑刻，此外，恺撒纪念碑也记录了那次胜利是在克服了高卢人之后取得的。

(42)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八章，第4节之2～5。狄奥本人对这次战绩持怀疑态度。

(43) 西塞罗：《我的时代》，第十四章，第4及第9节。

(44) 关于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骑兵增援，参见F．E．阿德柯克文，载于CAH，第九卷（1932年），646页。

(45)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三章，第51节之5，第四十八章，第24～27、39～41节，第四十九章，第19～21节。阿庇安：《叙利亚》，第八章，第51节；《内战史》，第五章，第10、65节。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28、30、33、34节。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卷，第13节，第15节之2～3，第16节之6～7；《上古犹太史》，第十四章，第13节，第15节之5～9。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8节之9，574页；第十四章，第2节之24，660页；第十六章，第1节之28，748页，第2节之8，751页。加士丁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4节。塔西图：《历史》，第五章，第9节。李维：《罗马史》，第127～128节。又见乔治·罗林森：《东方第六大王国》（伦敦，1873年），186～192页。

另据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之第9～10节载，在公元前41年，安东尼派遣一支骑兵队伍前往帕尔迈拉地区扫荡。

(46)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九章，第23节之3～5。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37节之1。加士丁前揭书，第四十二章，第4～5节。

(47) 明策尔：《马尔西亚斯》（48），载于RECA，第十四卷（1930年），1554～1555页。

(48)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八章，第41节之7。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第75节。

(49) M．P．查尔斯沃斯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84页。

(50) 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第75节。

(51) 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第75、92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八章，第49节之2～3。劳乌文，载于RECA，第2集，第六卷（1937年），2306页，文中特为特雷维里人涉及这次骚乱。关于阿格里帕的生平，可参见鲁道夫·丹尼尔：《M．V．阿格里帕传记》（布莱斯劳，1933年），以及梅叶·莱茵霍尔德：《马库斯·阿格里帕传记》（日内瓦，1933年）。

(52)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28节；《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7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3节之4，194页。乌比人的迁徙年代不详，有公元前38年之说和公元前19年之说。

(53) 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第37～52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四章，第24～33节，第39～41节，第44节。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第75、95、132、145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六章，第13节之3，523页。

有关弗雷斯帕的记述、图画及地图，见《美国伊朗艺术与考古学会会刊》第五卷（1937年）。

(54) 阿庇安：《内战史》，第五章，第133～134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四章，第17～18节。

(55) 关于伊利里亚战争，参阅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四章，第34节之1～2，第35～38节。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6～28章；《高卢战记》，第五章，第145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10，207页；第七章，第5节之4～5，315页。

(56) 阿庇安：《伊利里亚》，第十七章。据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四章，第38节之3记载，萨拉西人于公元前34年被M．瓦勒里亚斯·梅萨拉·柯文努斯所击溃，但后者的那次战役发生于公元前28年。在奥克塔维安的伊利里亚战争时期，安提斯提亚斯·维图斯向萨拉西人发起历时两年的战争。

关于萨拉西人，参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6～7，204～205页；他说，萨拉西人的重要性主要在于这样一种事实：“由意大利翻越山区的全部道路都要穿过他们的领地。”另见W．W．海德：《罗马阿尔卑斯山区之路》（费城，1935年，《美国语言学会会刊》，第2卷），57～64页。

(57)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九章，第38节之2。狄奥说他“派出部队向不列颠发动征伐”。这意味着不列颠之名称是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作者们对蛮族的一种统称（恰似“印度”这个词在近代有泛指性一样）。

(58) 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6、22、23节。卡尔·帕施：《东南欧古民族文化论文集》，第五卷，63～64页。帕施提出的观点是，达西亚人和萨尔马特人曾发动过一次起义，他认为这次起义是由安东尼挑起的，因为奥克塔维安曾暗中与亚美尼亚王有勾结，“旨在联合进攻而挫败他”。（见狄奥书，第六十九章，第41节之5）但此种推论似乎不够确切，因为罗马对亚美尼亚的入侵总是引起同样的暴乱。

(59) 有关亚美尼亚及波斯方面的事态，可见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九章，第44节；第五十一章，第16、18节。普鲁塔克书之《安东尼》篇，第53节之6。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3节。

在公元前32～前31年间，朱底亚王赫罗德对纳巴提亚发动战争，据说这次战争是由克雷欧帕特拉鼓动而引起的。

(60) W．W．塔恩在《梯里代茨二世与小弗雷茨》（巴黎，1932年）832页中说：“这次反叛可能发生于公元前32年之秋。但弗雷茨四世直至公元前31年6月后尚未被完全剥夺其王权，公元前30年返回其国……是年末，梯里代茨与阿塔瓦斯德逃往叙利亚。”

塔恩书中还采录了弗雷茨于公元前27年返回的情况，833～834页：“这次入侵的发生不迟于公元前27年夏，很可能是在公元前28年……而战争则发生于公元前26年，但直到公元前25年夏，弗雷茨才真正成为胜利者……”亦可参见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安·阿伯尔，1935年），222页。

(61)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6页之3～5段，569页。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三章，第26节之3。W．M．拉姆塞：“霍曼内德人与霍曼内德战争”，JRS，第7卷（1917年）。关于霍曼内德之名称，见J．G．C．安德森文，CAH，第十卷（1934年），270页注释4。

(62)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2节之20，756页。

(63)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一章，第20节之4，398～399页；《上古犹太史》，第十五章，第10节之1，344～345页。亦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2节之20，756页。艾米尔·舒瑞：《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民族史》，第一卷（莱比锡，1901年），319～320页。

(6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一章，第22节之8。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安东尼》篇之63节提到迪康姆斯（达西亚王）曾许诺出兵援助安东尼。

(65) 柯提索被击败一事，布兰迪斯持不同观点，见其《达西亚》文，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60～1961页。

(66)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一章，第20节之4～5。

(67)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一章，第23～27节。吉叶：《乌克多尼亚》，载于RECA，第十四卷（1928年），766页。福拉斯：《穆西亚》，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370～2377页。

(68)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一章，第20节之5。

(69) 阿庇安：《伊利里亚》，第17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7，205页。

(70) 公元前27年，罗马元老院将奥古斯都之衔颁授给奥克塔维安。

关于奥古斯都政权，详可参阅维克多·伽德梭森：《奥古斯都及其年代》（莱比锡，1891～1904年）。J．B．菲尔斯：《奥古斯都·恺撒及其对罗马帝国之建树》（纽约，1903年）。E．S．舒克伯格：《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创立者的生平与时代》（伦敦，1903年）。T．R．霍尔姆斯：《罗马帝国之缔造者》（牛津，1928～1931年）。雷昂·霍莫：《奥古斯都》（巴黎，1935年）。G．R．贝克：《奥古斯都：罗马的黄金时代》（纽约，1937年）。约翰·布常：《奥古斯都》（波士顿，1937年）。

(71) 关于这次备战，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三章，第22节之5；第25节之2。

关于西班牙战争，见戴维·马吉：《奥古斯都的西班牙之战》，载于《古典语言学报》，第十五卷（1920年），323～339页。罗纳德·塞姆：《奥古斯都的西班牙战争》，载于AJP，第五十五卷（1934年），293～317页。

(72)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三章，第25节之2～4。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7，205～206页。

(73)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三章，第26节之4。

(7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三章，第26节之5。

(75)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节之2。

(76)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9节之4～5。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3节之29，556页；第十七章，第1节之54，821页。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3节。

(77)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0节之3。载于RECA中的文献有：李特灵：《莱吉奥》（第十二卷，1924年），1229页；格罗格：《罗里亚斯》（第十三卷，1927年），1380～1381页；福鲁斯：《穆西亚》（第十五卷，1932年），2371页。

(78) 据史书记载，这次战争是在阿格里帕和马库斯·维尼西亚斯担任执政官时期发生的，详见弗雷德里奇·克里茨书（1848年）之416～417页，但由于阿格里帕与维尼西亚斯并未同时担任执政官，故此说可能有误。维尼西亚斯只在公元前19年担任过一次执政官，于是李普西亚斯在1591年提出公元前19年之说。

(79)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11节之1～2。梅叶·莱茵霍尔德：《马库斯·阿格里帕传》（日内瓦，纽约，1933年），88页注70。

(80) 有关公元前17～前8年博斯普鲁斯形势，可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4节之4～7。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一章，第2节之3，493页，第11节，495页，第18节，499页；第十二章，第3节之29，556页。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六章，第2节之1～2，12～22页。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31年），591～595页、611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博斯普鲁斯女王黛娜米丝》，载于JHS，第39卷（1919年），88～109页；《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50～152页。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67～269页。

(81)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4节之4。

(82) 《奥古斯都业绩》（RESGESTAE），第31节。

(83) 公元前16年的入侵，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0节。

(8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卷，第19节之1，第20节之4～6。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10节。罗纳德·塞姆：《奥古斯都兵团史实钩沉》，载于JRS，第23卷（1933年），17～19页，及CAH，第十卷（1934年），360页。

(85) 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9章，第1节。亦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19节，第21节。

(86)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2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9，206页；第七章，第1节之5，292页。

(87) 有关文献见第九节注释［1］。

(88)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1节之28，748页。约瑟福斯：《古代史》，第十八章，第2节之4，42页。

(89)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六章，第8节之4，253页。

(90)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六章，第9节之2，283～299页，第4节之8～9，335～355页。沃尔特：《赫罗德斯》14，载于RECA，第二卷（1913年）。

(91)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6节之5，569页。塔西图：《编年史》，第三章，第48节。普林尼：《博物志》，第五章，第23节，94页。W．M．拉姆塞：《霍曼内德人与霍曼内德战争》，载于JRS，第7卷（1917年），228～275页。T．R．S．布劳顿：《关于霍曼内德人战争的若干见解》，载于AJP，第54卷（1933年），134～144页。

(92)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4节之5～7。塔西图：《编年史》，第六章，第10节。

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1章。罗纳德·塞姆：《奥古斯都统治下的伽拉西亚和帕姆菲利亚》，《克利奥》第27卷（1934年），131～138页，他本人认为这次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前3年，但最后又未予以肯定。又见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70～273页，877～878页，921页。

(93)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28节之1～2。

(9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1节之2～4，第33节之5，第34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21节；《提比略》，第9节。

(95) 《奥古斯都业绩》，第30节。

卡尔·帕施在《东南欧古民族文化论集》第五卷（维也纳，1932年），100～101页中提出的观点是，罗马帝国的边境已推至多瑙河的维也纳至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一线。

(96) 关于德鲁苏斯在德意志的战役，参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2～33节，第36节；第五十五章。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3～4，291页。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一章，第2～3节。

关于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之生平，见斯坦因：《克劳狄乌斯》（139页），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703～2719页。

(97)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6节之2。

(98)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4节之7。

(99)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6节之2～3。

(100)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2，304页；之13，304页；之13，305页。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21节。

(101)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四章，第36节之3～4；第五十五章，第1～2节。关于反对马可曼尼的战争，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3，290页。

(102)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五章，第6节之1～3，第8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21节；《提比略》，第9节。

(103) 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21节。

(10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五章，第10节a之3。塔西图：《编年史》，第四章，第44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4节。

(105)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八章，第2节之4，39～44页。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五章，第10节a之4。乔治·罗林森：《东方第六大王国》（伦敦，1872年），217～221页。沃维克·洛思：《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第四十至四十二章。J．G．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75、278页。

(106)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9节之4。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10～13节。

(107)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节。

(108) 有关盖乌斯·恺撒及其在亚美尼亚事务，见狄奥前揭书，第四十四章，第10节之18～21，第10节a之4～9。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节；第三章，第48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一章，第14节之6，529页。

(109) 韦里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00节之1。

(110)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10节之17。李特灵：《莱吉奥》，载于RECA，第十二卷（1924年），1231页。

(111) 奥罗西亚斯（见其书第六章，第22节之1）说，这是两面神庙在奥古斯都执政期间第三次关闭，时间是在公元前2年，并将此与所设想的公元元年的全世界和平联系起来。

(112)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10节a之3。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63节。此次事件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年”，见塞姆文，载于RECA，第十卷（1917年），368页。

(113)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0，303页。文中所涉及年代从塞姆说，见JRS，第24卷（1934年），126～128页。

(114) 有关的史实及讨论，见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第27卷（1933年），142～148页，及CAH，第十卷（1934年），366～367页。

(115)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13节之1a。

(116)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13节之1a～2，第28节之5。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16章。普林尼：《博物志》，第二章，第67节，167页。

(117) 维里亚斯前揭书，第二章所译F．W．席普刊书（罗依布古籍图书馆）。

(118)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63节。

关于马罗波杜斯，参见罗纳德·塞姆：《马罗波杜斯》，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364～369页。

(119)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3，209页。有关马罗波杜斯王国的疆域，参见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四卷（巴黎，1931年），126页注3。

(120)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6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28节之5～7。

(121)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八章，第2节之4，43～46页。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1～2节。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16节。

(122)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节。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77～279页。

(123)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五章，第28节之3。罗纳德·塞姆：《奥古斯都统治下的伽拉西亚和帕姆菲利亚》［载于《克里奥》，第27卷（1934年）］，文中认为，伊桑里亚人“可能即为霍曼内德人，但更可能是霍曼内德人南部及东南部以外的西里西亚匪寇的一支宗亲部落”。

(124) 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69、1058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5、611页。

公元14或公元15年，阿斯普格斯从提比略处接受王位，得名提比略·朱利亚斯。他死于公元37年或公元38年。

(125)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28节之1、之5。当反对马罗波杜斯的战争中止之后，森提亚斯·萨特尼努斯仍然留驻在日耳曼地区。

(126) 韦里奥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08节之1。

(127) 韦里奥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10～115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29～34节，第四十一章，第11～16节。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16节、第20节。

又见E．G．哈迪：《罗马史研究》，第一卷（第二版，伦敦，1910年），162～179之《潘诺尼亚起义中的军团》，塞姆：《奥古斯都统治下的伽拉西亚与帕姆菲利亚》。

(128)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章，第30节之4。

(129) 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一章，第15节之3。维里亚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16节。

(130) 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23节；《提比略》，第17～18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一章，第18～23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4，291页。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3节，第55节，第61～62节。

(131)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2～3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十八章，第2节之4，46～50页。考尔：《阿塔巴努斯》（7），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293～1296页。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278页。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密执安，安阿波尔，1935年），223、224、237页。

(132)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3～4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十八章，第2节之4，50～52页。

专家们一般都认为在公元11年前后曾在亚美尼亚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权力变更。见约瑟夫·桑德尔吉安：《亚美尼亚史纲》，第二卷（罗马，1917年），503～507页。加克·德·摩根：《亚美尼亚民族史》（巴黎，1919年），91页。

(133)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3节，第56～58节，第64节。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3节之29，556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44～747页。

(134)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75～78节。

(135) 奥罗西亚斯（见其书第六章，第22节之2）说在奥古斯都晚年末期，达西亚人曾发动过一场暴动。罗纳德·塞姆：《伦土鲁斯及穆西亚之起源》，载于JRS，第24卷（1934年），119页。文章将此次事件考订发生于公元10年，但更多的人相信是在公元11年或公元12年。

(136)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64～67节；第三章，第38节。维尼亚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29节之1。

(137) 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4节。

(138)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六章，第24节之6，第25节之2～3，第26节之2。韦里奥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21节。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18～19节。

(139) 韦里奥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23节。

(140) 韦里奥斯前揭书，第二章，第123节。苏埃托尼亚斯：《奥古斯都》，第97节；《提比略》，第21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六章，第30节之5。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5节。

(141) 有关这次反叛，见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16～52节。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25节。

(142) 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49～51节。

(143) 有关日曼尼库斯在公元15年、公元16年发动的战役，见塔西图：《编年史》，第一章，第55～72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七章，第18节之1。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4，291～292页。

(144)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26节。

(145)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44～46节。

(146)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62～63节。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37节之4。斯坦因文：《马罗波杜斯》，载于RECA，第十四卷（1930年），1909～1910页。

(147)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88节。罗登文：《阿米尼亚斯》，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199页。

(148) 塔西图：《编年史》，第二章，第63节；第十二章，第29节。

(149) 塔西图：《编年史》，第三章，第38～39节。

(150) 塔西图：《编年史》，第四章，第46～51节；另亦见第六章，第39节，及第八章，第45节。

上述战争对战事的赞赏性的评价写于公元26年，而战争则很可能发生于公元25年，详见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6节。

(151) 塔西图：《编年史》，第三章，第40～47节；第四章，第18节。

(152) 塔西图：《编年史》，第四章，第72～74节；第十一章，第19节。

(153) 塔西图：《编年史》，第六章，第31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十八章，第9节。考尔：《阿塔班努斯》（7），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294页。阿道尔夫·布奇勒：《阿尼顿与阿西耐》，载于《犹太百科全书》，第一卷（1901年），604页。

关于阿尼顿与阿西耐获取政权之过程，约瑟福斯在其《古代史》第十八章第9节中有详细描述：当他们召集起一批流民时，“便将他们当做一群牛马牲畜，迫使他们交贡纳税，以供自己享用，同时又故作友好姿态，如果他们屈服从命，便将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表示如果有外来的侵犯，他们将会受到保护；但如果他们拒不从命，那就会被当做牛马一样地杀掉”。

(154) 有关亚美尼亚和帕西亚的事件，参见狄奥前揭书，第五十八章，第26节。塔西图：《编年史》，第六章，第31～37节，第41～44节。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八章，第4节之4～5，96～105页。

(155) 塔西图：《编年史》，第六章，第33节之3。

(156)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十八章，第5节之3，120～125页。

(157) 塔西图：《编年史》，第六章，第41节。

(158) 苏埃托尼亚斯：《提比略》，第41节。

(159)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4节之5，311页。

(160) 有关史料见本章第一节注［1］、［2］。

(161) 狄奥前揭书，第三十一章，第101节之2。

(162) 德奥多尔·莱因纳什：《米特拉达悌·欧佩特：蓬塔斯国王》（巴黎，1890年），232～233页。

(163) 见波里比亚斯：《历史》，第四章，第38节之3。

(164)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3节之11，545页。D．M．罗宾逊：《古代辛洛普》，载于AJP，第27卷（1906年），125～153页，245～279页。沃尔特·利夫：《辛洛普之商业》，载于JHS，第36卷（1916年），1～15页。

(165)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二章，第3节之36，559页。W．M．拉姆塞：《小亚细亚史地》（伦敦，1890年，皇家地理学会增刊，第四卷），27、58、262～263页。罗宾逊：《古代辛洛普》，137～138页。又见J．A．R．曼罗：《蓬塔斯的道路》，载于JHS，第21卷（1901年），52～66页。

(166) 关于由蓬塔斯和柯尔奇斯通往东方的道路，见W．E．D．阿伦：《两条通向亚洲的干道》，载于《地理学报》，第74卷（1929年），135～136页。

H．F．B．林奇在其《亚美尼亚》第一卷（伦敦，1901年）第32页中，描述了特拉布松的情况：“在街市上，可以见到一队队巴克特里亚的骆驼行列，正在准备登上使艾尔泽努姆和大不里士与海港分开的征途。在集市上，则到处可见亚洲人和欧洲人互相交易。”

(167) 关于通过柯尔奇斯的道路，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一章，第2节之17～18，498～499页，第3节之4～5，500～501页，第7节之3，509页。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2节。

(168) 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4节之4～5，309～310页；第十一章，第2节之3，493页，之10，495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63～569页。赫尔曼：《顿河》，载于RECA，第四卷（1932年），2166～2169页。

(169) 《奥古斯都业绩》，第31节。

(170)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7，306页。

(171)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3节之17，306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450～489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63～65页，162～163页。

(172) 阿庇安：《米特拉达悌》，第15节，第69节，第71节。又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2节之4，294页，第3节之2，296页，第3节之13，305页，第3节之17，306页。塔西图：《日耳曼》，第46节。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24～125页。

(173) 参见瓦塞尔·巴尔万：《达西亚》（剑桥，1928年），第40、64、79节。据此可见，巴斯塔尼人与北部匈牙利的阿纳提人有着长期的关系，后者曾与一位名字叫“××西亚斯”的罗马将领同被记录在一块碑石的文字中。

(174) 普鲁塔克前揭书之《庞培》篇36如是记载：“武装船队（在海上游弋）以阻止人们驶往博斯普鲁斯，一旦抓获违反禁令的商人，则一律处死。”

(175) 卡尔·帕施：《东南欧古民族文化论文集》，第五卷（维也纳，1932年），38～41页。

(176)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464页。

(177) 有关上述事件的历史材料，见卡尔·舒马赫：《拉登时期莱茵河中上游地区高卢及日耳曼民族之起源及其文化》，载于《上古史研究杂志》，第6期（1914年），230～292页，亦见于281页。

(178) 在西瑞尔·白里编的《罗马遗产》（牛津，1924年）中引用了G．H．斯梯芬森的一段话：“罗马金融市场的信誉实际上是与亚洲的繁荣密切相关的，如果不动摇这种信誉的根基，那么（罗马）也就不会轻易发生动乱。”

(179) 布兰迪斯：《达努维亚斯》，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2126～2127页。

(180)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8，204页。

(181) 恺撒：《高卢战记》，第三章，第1节。

(182)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四章，第6节之6，204页。

(183) T．R．霍尔姆斯：《恺撒征服高卢史》（第二版，牛津，1911年），16页。

有关幼发拉底河上的税收，斯特拉波《历史》第十六章第1节之27，748页中有专门的记述。

(184) 当代学术界几乎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罗马商人与北方民族的贸易问题上。例如：沃瑟·斯坦因：《贸易》，载于RGA，第二卷（1914年），382～390页，有关文献又见390页。当今又有奥尔文·布洛根的《罗马帝国与自由日耳曼人之间的贸易》，载于JRS，第26卷（1936年），195～222页。又见卡尔·舒马赫：《莱茵河地区移民史与文化史》，第二卷（美因兹，1923年），287页。

关于日耳曼人之间的贸易，见威廉·瓦克纳格尔：《日耳曼人的手工业、商业及航运业》，载于其所著《历史文集》，第一卷（莱比锡，1872年），35～85页。路德维希·施密特：《德意志部落史》，第一卷（柏林，1910年），44页。斯坦因：《贸易》，载于RGA，第二卷（1914年），375页。穆什：《日耳曼尼》，载于RECA，增补本，第三卷（1918年），569～571页。

(185) 威廉·瓦肯纳吉尔文，见上揭书第67～75页。

(186) 有关北方民族所产动物毛皮的用途，见恺撒：《高卢战记》，第四卷，第1节；第六卷，第21节。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17节、46节。在乔丹尼斯著作的第五章之第37节中说，哈努古里（即匈牙利）人在当时就是因为从事貂皮贸易而远近闻名。

(187) 穆什：《日耳曼尼》，570页。亦见汉斯·舍尔：《从货物交换到世界贸易》（莱比锡，1931年），191～192页。

(188)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5节。

(189) 恺撒：《高卢战记》，第六章，第25节。穆什：《日耳曼尼》，569～570页。

(190) 约瑟夫·代歇莱特：《上古时期（克尔特人和高卢——罗马人时期）考古学》，第二卷（巴黎，1914年），第3页，其中介绍了波依人控制下的沿多瑙河上游的交通路线情况。

(191) 托马歇克：《阿纳提》，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063～2064页。

(192) 鲁道夫·穆什文，载于《东德民族史论》，威廉·沃尔茨编（波兰，布雷斯劳，1926年），108页。

(193)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38节。

(194) 托勒密：《地理》，第二章，第10节。

(195) 希罗多德：《历史》，第四章，第33节。

(196) 乔丹尼斯：《吉提人》，第三章，第21节。又见斯特拉波前揭书，第十六章，第4节之19，778页，其中如是描述阿拉比亚的情况：“那里的人们相邻而居，不断地将（来自塞比地方的）香料货物传递给毗邻的部落，一直传至叙利亚，传至美索不达米亚。”

(197) 恺撒：《高卢战记》，第四章，第3节；第六章，第23节。塔西图在其《日耳曼尼亚》的第40节中提到一些受到“森林与河流保护的”部落。

(198) 奥维德：《悲哀集》，第三卷，第10节。

(199)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44节。

(200) 斯特拉波前揭书，第七章，第1节之3，291页。有关这些真正的游牧民的描述，见该书第七章，第3节之17，307页。

(201)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28节。

第二章　盖乌斯　克劳狄乌斯　尼禄

罗马和帕西亚

（一）

公元34年，帕西亚对亚美尼亚的侵略成为罗马东陲动乱时期的开端。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63年。同时，为了避免帝国卷入战争，并防止帕西亚控制亚美尼亚，提比略劝伊比利的米特拉达悌夺取亚美尼亚王位。然而在提比略死后，盖乌斯（Gaius）大帝(1)（亦称卡里古拉Caligula）将米特拉达悌召到罗马囚禁起来，并让亚美尼亚政权落入帕西亚人之手(2)。

亚美尼亚及博斯普鲁斯　公元38年

公元38年，帕西亚阿塔班努斯三世被迫流亡到阿狄亚宾（Adiabence）的依萨特二世（Izates Ⅱ）处，西纳姆斯（Cinnamus，其人无考）夺得了帕西亚王位。然而阿塔班努斯后来复辟王位，并将尼西比斯市奉送给依萨特以谢其助难之恩。(3)

盖乌斯亦插足于博斯普鲁斯。公元37年或公元38年，阿斯普格斯去世，其妻吉佩皮瑞丝（Gepaepyris）不是亲揽大权便是作为米特拉达悌三世的摄政王控制了这个王国。公元38年或公元39年，盖乌斯将该国交给了蓬塔斯的波莱摩二世（Polemo II）。米特拉达悌对此极为不满，遂发行了铸上自己全名的货币，以示其对罗马政府的反抗(4)。

莱茵河域的事态　公元39～40年

公元39年，日耳曼部落侵入高卢，又被萨尔波西斯·伽尔巴（Sulpicius Galba）驱回。是年秋，盖乌斯率领一支据说有20万人的大军到达高卢，渡过莱茵河，然而似乎并无大的作为。公元40年，这位皇帝在布洛涅（Boulogne）附近集结军队向不列颠进攻。实际上他在3月份已经入海开航了，但立即又撤退并放弃了这次进攻(5)。另外，似乎应注意到盖乌斯到达高卢时，即处死了日耳曼总督柯内流斯·伦土鲁斯·伽依土利库斯（Cn．Cornelius Lentulus Gaetulicus）。

（二）

帕西里，亚美尼亚及博斯普鲁斯　公元41～43年

约在公元40年，帕西亚王阿塔班努斯三世死，其子瓦当斯（Vardanes）继位。瓦当斯和其弟戈塔塞斯（Gotarzes）之间立即爆发了战争(6)。公元41年戈塔塞斯驱逐了瓦当斯。公元42年瓦当斯复辟王位，戈塔塞斯则向东方省份撤退，在达希人和希尔卡尼亚人中征召了一支军队。瓦当斯出兵讨之，两军对阵于巴克特里亚边境。但在交战之前，两兄弟突然达成了妥协。根据协议，瓦当斯仍当国王，戈塔塞斯留任希尔卡尼亚（Hyrcania）总督。

帕西亚王位的争夺结束时，在亚美尼亚又经历了一场统治者的更替之乱，因为克劳狄乌斯大帝(7)（公元41～54年在位）全盘推翻了盖乌斯关于尊重东方各王国的决定。公元41年，他派伊伯利亚的米特拉达悌返回亚美尼亚。帕西亚的总督代蒙纳克斯（Demonex）被击溃，罗马军队横扫森严壁垒的防地，重新征服了亚美尼亚。同时，伊比利亚的骑兵也遍扫了这块平原(8)（其时约为公元42年）。

瓦当斯由波斯东部返回后，便出兵占领塞琉古（公元42年）。这个地方已经反叛达7年之久(9)。接着他又欲征亚美尼亚。塔西图说，他急于占领亚美尼亚，却被反战的叙利亚总督维比乌斯·马苏斯（Vibius Marsus）所阻(10)。

此外，在努力解决东方事务中，克劳狄乌斯于公元41年承认米特拉达悌三世为博斯普鲁斯王，并将西里亚一片国土封赏给了波莱摩(11)。

莱茵河及不列颠地区　公元41～43年

公元41年，日耳曼发生了暴乱，恰提人和乔西人开战之势已不可避免。战争分别由Ser．萨尔波西斯·伽尔巴和P．伽宾留斯·塞库德斯（P．Gabinus Secudus）指挥(12)。

公元43年，库诺拜利努斯死后，不列颠局势一派混乱，克劳狄乌斯派出奥鲁斯·普劳悌亚斯（Aulus Plantius）前往这个岛屿镇压反叛。克劳狄乌斯本人也曾短期亲临前线。卡拉塔库斯（Caratacus）和托格杜姆努斯（Togodumnus）领导了反罗马之侵的战争(13)。

（三）

帕西亚和博斯普鲁斯　公元43～49年

戈塔塞斯并没有长期满足于谪守希尔卡尼亚，他“懊悔不该轻弃王位”。公元43年他再次招兵起事。这次战争中，他在艾林德河（the Erindes）也许是希尔卡尼亚西部边境的沙林德河（the Charindas）被瓦当斯击败。瓦当斯继续追击当地部落直至信德河，很可能是现在的特坚德（the Tejend）。他的成功也正是结束于此，他征募的帕西亚军卒拒绝继续前进。于是，“建成了记载他丰功伟绩的纪念碑之后，便载誉而归”(14)。然而于公元44年夏至公元45年初，戈塔塞斯又占领了塞琉古。公元45年，瓦当斯再次收回了这座城市(15)。

在博斯普鲁斯，尽管克劳狄乌斯采取了友善的姿态，米特拉达悌三世(16)仍然对罗马政府颇怀敌意，甚至准备发起战争。据载，为了不被怀疑，他派了他的兄弟柯提斯作为派驻皇帝身边的使臣。可是，柯提斯在罗马揭发了米特拉达悌的阴谋。克劳狄乌斯遂命他为国王，并于公元45年或公元46年(17)派密西亚总督A．狄迭斯·伽鲁斯（A．Didius Gallus）领一支护卫军随他返回博斯普鲁斯。驱逐了米特拉达悌之后，伽鲁斯撤返罗马，只将朱利亚斯·阿奎拉（Julius Aquila）的一支队伍留下。

米特拉达悌并不甘于被黜，他召集邻近部落，收容逃亡将士。接着便举兵击败丹达里德人（the Dandaridae），并占据了该族在密奥悌斯（亚速海）东部的领地。由于他的旗开得胜，使他获得了塞拉西王佐西奈斯（Zorsines）的支持、援助。柯提斯和他的保护人J．阿奎那害怕他们会立刻向博斯普鲁斯进攻，遂与奥尔西王尤农内斯（Eunones）结成同盟，并在他的帮助之下，于公元48年击败了米特拉达悌。“向顿河进军的三天之内，便取得了一个不流血的伟大胜利，这是罗马军队的光荣。”(18)在这个光荣面前，佐西奈斯被迫投降。米特拉达悌逃往尤农内斯处避难，反遭尤农内斯扣押。这个败北的国王于公元49年被比塞尼亚和蓬塔斯监察官朱尼亚斯·赛罗（Junius Cilo）押送到罗马(19)。

北欧及不列颠　公元47年

约在公元45年，色雷斯的罗米塔尔西斯三世被其妻谋杀。公元46年克劳狄乌斯在克服了顽强的抵抗之后将该国兼并入罗马(20)。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博斯普鲁斯和特雷斯的战争严重地影响了拜占庭的贸易，罗马政府只好减免了这个城市五年的贡税(21)。

与博斯普鲁斯战争有密切关系的似乎还有贾齐格人（the Jazyges），他们由南俄罗斯迁到蒂萨河谷，赶走了那里的达西亚人(22)。而罗克索兰尼人则去填补了贾齐格人原来的居住地(23)。

公元47年，“在内战中失去了全部贵族”的切鲁西人遣使罗马，要求派阿明留斯的侄子伊塔里库斯（Italicus）去当他们的国王。克劳狄乌斯为伊塔里库斯准备了一笔款子，又给他派了一支护卫队。克劳狄乌斯说：“未曾有过一个不是人质而是公民的罗马人到一个外国去登王位。”切鲁西人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了伊塔里库斯。但不久之后，“一些挑拨帮派不和而从中渔利的人”混入了边境上的部落中，拼凑起一支大军要夺伊塔里库斯的王位。在这次冲突中，国王得胜，但不久又遭废黜。但是以后他又在朗哥巴底人的帮助之下得以复位。塔西图说：“无论是在繁荣盛世，还是国难当头，伊塔里库斯都给切鲁西人带来了不幸。”(24)

公元47年，干纳斯库斯（Gannascus，此人曾长期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率领乔西人袭击了高卢沿海地区，并侵入了日耳曼(25)。Cn．多米提亚斯·柯布罗（Cn．Domitius Corbulo）击毁了他们的船只，恢复了秩序。他还将罗马帝国的势力一直延扩到弗里西人之地。弗里西人自从公元28年叛乱以来，一直是“心有怨而行不轨”。后来，柯布罗设计害死（乔西人首领）干纳斯库斯，这激起了乔西人的一致反抗。正当他预备采取镇压行动时，克劳狄乌斯坚决地将他召回罗马。

公元47年，P．奥斯托里亚斯·斯卡普拉（P．Ostorius Scapula）(26)在不列颠接替了奥鲁斯·普劳梯亚斯的职务。这位新总督立即奉命镇压艾塞尼人（the Iceni，在诺福克Norfolk和萨福克Sulfolk一带）的叛乱。约在公元48年，他兵践了福林郡（Flintshire）德盎里人（the Degeangli）的领地，但被约克郡（Yorkshire）的布里干特人（the Brigantes）、蒙默思（Monmouth）和格拉摩根（Glamorgan）的西卢尔人（the Silures）的起义牵制住而不得不返回。西卢尔人的起义是卡拉塔库斯（Caratacus）领导的，并曾一度击败罗马军。公元50年或公元51年，奥斯托里亚斯大破卡拉塔库斯的西卢尔军。布里干特人的王后卡提曼都阿（Cartimandua）把卡拉塔库斯交给了罗马军。据塔西图说，卡拉塔库斯在被押往意大利途中，“人们争相围观这个敢于多年与罗马朝廷作对的名人”(27)。

（四）

罗马及帕西亚　公元49～50年

公元45年或公元46年瓦当斯在帕西亚遭谋杀。经一度混乱之后，戈塔塞斯接任其位(28)。但一些反对的人立即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见克劳狄乌斯，要求派夫伦内斯一世的儿子迈赫代茨（Meherdates）出任国王（公元47年）。克劳狄乌斯忖思良久之后终于同意。公元49年迈赫代茨由叙利亚总督C．卡西亚斯·朗吉努斯（C．Cassius Longinus）护送到幼发拉底河上的祖格马。尽管迈赫代茨有奥斯鄂勒（Osroene）王阿布加五世（Abgar V）、阿狄亚宾王依萨特二世（Izates Ⅱ）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西亚人总督卡来勒斯（Carenes）的支持，他还是被戈塔塞斯击败，并且被俘囚禁(29)。

北欧及不列颠　公元50～51年

公元50年，一支卢吉人的大军“由维斯瓦河和奥得河的源流地区出发向瓦里亚斯的王国进发”(30)。瓦里亚斯的两个侄子万吉欧（Vangio）和西多（Sido）以及赫尔门杜里王维比留斯（Vibilius）(31)抓住了这次侵略的机会，和卢吉人一起向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发起进攻。为了补充主要由步兵组成的军队，瓦里亚斯雇佣了贾齐格人的骑兵。这些贾齐格人当时刚到达喀尔巴阡山西部。尽管有了这一支援，他还是无法抵抗赫尔门杜里人和卢吉人的联军进攻，只得撤入堡垒要塞中去。但贾齐格人已经遍布全国，后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大破瓦里亚斯。与此同时，克劳狄乌斯派出了军队和辎重前往多瑙河地区以防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在得意之余会骚扰帝国的安宁。瓦里亚斯被推翻后，他逃到罗马人那里去避难。罗马人委派他领一批旧部驻于潘诺尼亚。马可曼尼则被万吉欧和西多瓜分了。这两个国王后期都是忠于罗马帝国的。

公元50年，远西部地区的恰提人侵入韦特劳河（the Wetterau）和缅因河下游地区，被上日耳曼首领P．庞彭纽斯·塞坤都斯（P．Pomponius Secundus）击退。恰提人一方面受到罗马军围攻，另一方面又遭到他们的老对手切鲁西人的包抄，处境极为不利，便宣布停战，并向罗马派送了人质(32)。

在不列颠，卡拉塔库斯被俘之后，反对罗马的战争继而又高涨起来，尤以西卢尔人为甚。不列颠总督奥斯托里亚斯·斯卡普拉因为“忧郁过度”而死。不久，西卢尔人击败了T．曼流斯·瓦伦斯（T．Manlius Valens）统帅的军团。新总督狄迭斯·伽鲁斯（公元52～57年或公元58年在位）奉行极为谨慎的安抚政策，在一段时期之后，便恢复了和平(33)。

（五）

帕西亚和亚美尼亚　公元51～54年

公元51年，戈塔塞斯去世，可能是死于一起骚乱事件中。沃罗吉斯一世继位。在此之前，王位曾一度为沃伦内斯二世所据(34)。

公元51年，伊伯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派他的儿子拉达米斯特斯（Radamistus）率大军去攻伊比利亚人米特拉达悌（亚美尼亚王）(35)。这位亚美尼亚王对入侵毫无防范，不得不跑到罗马驻防军的营垒中避难。后来他被诱出这个保护区，被他的侄子杀死。沃罗吉斯抓住米特拉达悌被害的机会，于公元51年或公元52年进攻亚美尼亚，以图将他的兄弟扶为亚美尼亚王。在沃罗吉斯步步进逼之下，拉达米斯特斯出逃，阿塔克萨塔和梯格兰罗塞塔两座城池投降。但出于某种原因，沃罗吉斯放弃了他的计划而撤往帕西亚。拉达米斯特斯因之返回，却又被亚美尼亚人赶走。公元53年，梯里代茨领一支帕西亚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36)。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战乱中，罗马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它在亚美尼亚的利益。

柯布罗在幼发拉底河前线　公元54～63年

公元54年，克劳狄乌斯逝世，尼禄（Nero）继位。同年底尼禄即令Cn．多米提亚斯·柯布罗重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声威(37)。公元55年柯布罗到达卡帕多西亚，并着手备战，在蓬塔斯的特拉布松（Trapezus或Trepbizond）建立了战争基地。罗马军队还于公元54年或公元55年占领了克里米亚的切森内苏斯（Chersonesus），公元56年或公元57年占领并重建了第聂伯河口上的蒂拉斯（Tyras）(38)。

当罗马人正准备将帕西亚人赶出亚美尼亚时，沃罗吉斯正忙于应付国内的骚乱。公元55年，企图争夺帕西亚王位的瓦当斯（沃罗吉斯的儿子）来到了希尔卡尼亚(39)，这支瓦当斯率领的达希人和萨卡斯人的大军开始进攻帕提恩（Parthyene）(40)（原帕西亚的一个省份）。正与阿狄亚宾的依萨特交战的沃罗吉斯只得收兵，掉头抵御东侵。而瓦当斯并不退却，一直坚持到公元58年中期。其后，希尔卡尼亚人要求独立，且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政权至少存在了一个世纪(41)。他们还立即派出使团去见尼禄，要求与罗马人结盟。公元59年，柯布罗（多米提亚斯）将这个使团打发回国。

直到公元58年，亚美尼亚的战争才进入激烈时期。对各次战役的具体时间，塔西图并未留下准确的记载。不过他既然将记叙分为四部分，可见事件发生的顺序是不会错的了。

第一阶段(42)，塔西图谈到柯布罗如何进军亚美尼亚（公元57年底），如何将军队化整为零去对付梯里代茨的游击战。最后还谈到他如何攻陷并捣毁阿塔克萨塔。这一部分是以一段卡布罗胜利的消息在罗马激起的高昂热情的记叙来结束的。

第二阶段(43)，写关于柯布罗如何向南进军梯格兰罗塞塔（公元59年）并收降了这座城市，如何（在公元60年）打击重新发动战争的梯里代茨，以及如何将梯格兰扶为亚美尼亚王，而后他返回叙利亚任总督。

与柯布罗的胜利相反，塔西图记载的第三阶段(44)写到了耻辱的一面。首先是关于梯格兰，其次是在柯布罗被任命为叙利亚总督之后接替他担任指挥官的L．凯森纽斯·派图斯（L．Caesennius Paetus）。曾经当了国王的梯格兰侵入帕西亚的阿狄亚宾省。沃罗吉斯因而撤出希尔卡尼亚的战争去同他交战。梯格兰被迫退到梯格兰罗塞塔，并在此遭到包围。最后柯布罗与沃罗吉斯达成了谅解，和平得以恢复。

公元61年，派图斯被任命为亚美尼亚前线军队的指挥。他宣布“要立即实行课税、法律和罗马的行政，以代替国王的空缺”(45)。公元62年，他率军开进亚美尼亚，却在沃罗吉斯的打击之下，被迫在兰地亚（Rhandeia）签订了耻辱的投降书。这次失败后，柯布罗与沃罗吉斯达成了一项协议，规定罗马军和帕西亚军同时撤出亚美尼亚。最后塔西图以描述为了展望胜利而建立在卡皮托莱恩（Capitoline）山上的纪念碑来结束他有关公元62年战局的记载。

第四阶段(46)谈到尼禄决定继续进行战争，并任命柯布罗为东方最高军事长官；谈到柯布罗（公元63年）的备战及率大军进入亚美尼亚；最后是梯里代茨的投降，并在尼禄的塑像前放下了王冠。在关于战争结束的总论中，塔西图还记叙了梯格里茨在罗马被授予亚美尼亚王的称号(47)。

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博斯普鲁斯王柯提斯被废，其国并归罗马管辖(48)。

多瑙河下游、北欧及莱茵河　公元58～63年

约在公元58年，密西亚总督T．普劳梯乌斯·西尔万努斯·阿依里阿努斯（Tiberius Plautius Silvanus Aelianus）接纳了十多万多瑙河彼岸的人民进入他的省份避难。这一史实源自为普劳梯乌斯·西尔万努斯建立的一座纪念碑的碑文。该碑文还记叙了他曾平定一次刚刚爆发的萨尔马特人的起义，降服了许多为罗马所未闻的小国。他还保护了巴斯塔尼人、诺克索兰尼人和达西亚人。显然，一定是因为这些部落受到了某些敌人的侵犯。碑文还提到在切森内苏斯（在克里米亚）受到西徐亚人攻击时他曾给这个城市以支援。碑文没有提到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但可以肯定是在若干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有理由相信多瑙河流域人民的迁徙是在公元58年，而其他事件则发生在这一年和公元63年之间(49)。

公元58年，赫尔门杜里人和恰提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50)。同年弗里西人(51)在其首领维里图斯（Verritus）和马洛里克斯（Malorix）率领下迁移到罗马的军事地区——留供军队使用的无居民地带——莱茵河下游东岸；经长期谈判，因L．杜比乌斯·阿维图斯（L．Dubius Avitus）始终不同意，他们只得撤出这一地区。同年，阿姆普西瓦里人被乔西人由他们的故土埃姆斯河畔赶走，他们也跑到这块无居民的土地上去。他们的首领波依奥卡鲁斯（Boiocalus）向L．杜比乌斯·阿维图斯提出留居的要求。当这一要求尚在考虑之时，波依奥卡鲁斯怒不可遏了，于是煽动布鲁克特里人、腾克特里人和其他部落一起发动了战争。但杜比乌斯·阿维图斯和T．柯梯里亚斯·曼西亚（T．Curtilius Mancia）率领的大军渡过了莱茵河。这些部落为之大骇。阿姆普西瓦里人遂向乌西皮提人和图班特人处退却。但“又被这些人赶走，于是又退到恰提人处，再退到切鲁西人处，以求避难。经过长期的游荡，他们就像乞丐一样，一时受到友善的同情，一时又被当成仇敌。他们的年轻人全部葬身异乡，其他所有不能作战的人则尽遭俘获，成了对方的战利品”(52)。

在不列颠也爆发了起义。迪迪乌斯·伽鲁斯的继任人D．维拉尼亚斯·奈波斯（D．Veranius Nepos）企图平息西卢尔人的一次起义，但因战争中他们伤亡过重而未得逞(53)。公元58年或公元59年接管权力的C．苏冬尼亚斯·包里努斯（C．Suetonius Paulinus）(54)“不得不花了两年时间去降服这些部落并加强他的卫戍力量”。之后，他向莫纳（Mona）发起进攻。“这个国家民强势大，也是流亡民族的一个庇护所”。正当苏冬尼亚斯同莫纳人作战时，依塞尼王普拉苏塔古斯（Prasutagus）的遗孀布迪卡（Boudicca）在不列颠东部沿海地区领导了一次起义(55)。特里诺万特人加入了依塞尼人，一齐摧毁了卡姆洛杜努姆（Camlodunum，今柯尔切斯特Colchester）。第九军团司令官Q．皮梯里亚斯·塞里阿鲁斯（Q．Petilius Cerialis）急忙从林杜姆（Lindum，即林肯Lincoln）赶去，但被击败，他只身逃脱。苏冬尼亚斯得到这一反叛的消息后，立即率军南下。但他也未能保卫龙迪纽姆（Londinium，即伦敦London）和维鲁拉米姆（Verulamium，即圣·阿尔班斯St．Albans）。这些城市均遭不列颠人洗劫一空。在最后一仗中（地点不详），布迪卡遭惨败，随即服毒自杀。

（六）

罗马对里海通路的征伐　公元67～68年

公元64年或公元65年，蓬塔斯王国，包括柯尔奇斯，被并入罗马帝国(56)。公元67年（也可能是在公元66年），尼禄开始向伊伯利亚发兵，同时又在准备征战阿尔巴尼亚（依塔西图之说）或占领“由伊伯利亚通往萨尔马特的路口”（依普林尼之说）。公元68年，各路军队被召回，以对付高卢的C．朱利亚斯·文德克斯（C．Julius Vindex）(57)。

欧洲的事态　公元67～68年

公元67～68年冬，罗克索兰尼人消灭了多瑙河下游的两个罗马步兵队。由于罗马方面没有什么反应，他们便进而以一支九千骑兵的大军，于公元68～69年冬侵入密西亚。在满载战利品返回的途中，他们受到密西亚军的袭击。其时正值雨天，罗克索兰尼的马匹连连陷入融化的雪水中。他们“就像被缚住了双手般的被消灭了”(58)。

当尼禄还在希腊时（公元67年），不列颠的高卢居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易于激怒”(59)。在高卢，伽利亚·路格杜伦西斯（Gallia Lugdunensis）总督C．朱利亚斯·文德克斯起兵反叛尼禄（公元68年初）。其后，Ser．萨尔皮西乌斯·伽尔巴在西班牙被拥立为帝，尼禄自杀于公元68年6月。在这“四帝之年”（公元68年）中，获得罗马最高权力的伽尔巴死于1月，M．萨尔维亚斯·鹗图（M．Selvius Otho）死于4月，奥鲁斯·维特留（Aulus Vitellius）死于12月。

（七）

罗马东方　公元69年

公元69年夏，T．福雷维亚斯·韦斯巴芗（T．Flavius Vespasianus）(60)在埃及和叙利亚被拥立为皇帝(61)。在蓬塔斯，阿尼塞图斯（Anicetus）——“他曾是个权力极大的人”，曾担任过蓬塔斯波莱摩二世的舰队司令——领导了一次反对韦斯巴芗的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特拉布松。他们拥有一支“绝不容忽视”的力量。后来这支军队被沃迪亚斯·杰明努斯（Virdius Geminus）击破。阿尼塞图斯也被这个罗马军司令官俘获(62)。

多瑙河和莱茵河　公元69～70年

公元69年末（11月），达西亚人“捣毁了罗马步兵和骑兵的冬季营地，并占据了多瑙河两岸”。这些达西亚人被前往意大利增援韦斯巴芗而途经密西亚的叙利亚总督C．林西纽斯·穆西阿努斯（C．Lincinius Mucianus）击败(63)。

公元69～70年冬，萨尔马特人渡过多瑙河，击败并杀死密西亚总督F．阿格里帕，并将这个省洗劫一空。可是这些入侵者又被鲁布里亚斯·加鲁斯（Rubrius Gallus）赶走（公元70年）(64)。

公元69年，在多瑙河上游，韦斯巴芗的拥护者将贾齐格人的头领及斯维比国王西多和依塔里库斯拉入同盟(65)。

“同时在日耳曼也的确出了乱子，”塔西图继续说，“由于将军们的疏懒、军队的思变、帝国外部的骚扰，以及联盟内部的争权夺利，罗马的事业几乎面临灭顶之灾。”(66)公元69年，一个长期服务于罗马军队的巴塔维人朱利亚斯·西维里斯（Julius Civilis）领导了一次起义。起义开始是打着韦斯巴芗的旗号。他得到卡宁法人和弗里西人、布鲁克特里人和腾克特里人的支持。后来“整个日耳曼”，包括恰提人、乌西皮特人和马特雅契人（the Mattiaci）都响应了他的起义。除了日耳曼增援部队以外，罗马军团的士兵纷纷弃戈倒旗。后来罗马向高卢派了八个军团的增兵，才将西维里斯击败。他退到巴塔维岛上，于公元70年，向Q．佩梯流斯·塞里亚里斯投降。

在不列颠，布里甘特人内部两派发生了内讧。一派由“仇恨罗马这个名字”的文鲁梯乌斯（Venutius）为首，另一派由将卡拉塔库斯交给克劳狄乌斯的卡梯曼杜阿领导。王后向维梯乌斯·波拉努斯（Vettius Bolanus）要求派兵干涉。罗马军队于是卷入了这场战争(67)。

帕西亚和中国

公元34年至公元63年间，由于亚美尼亚和博斯普鲁斯的战乱，在欧洲引起了蛮族的暴乱。而如前所述，这一时期里亚美尼亚的战乱，是与帕西亚的内战同时发生的。这次内战波及到希尔卡尼亚、帝国东部各省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此外，在公元前6年到公元18年之间，奥古斯都出兵干涉的亚美尼亚动乱同样也可和幼发拉底河东岸的内战相呼应。由此可见，在这两个时期内，继亚美尼亚的动乱之后，欧洲发生了蛮族起义，而同时帕西亚境内也出现了斗争和不稳定局面。当把这种事件的比较范围扩大到中亚地区时，便会发现，上述两个时期也正是中国突厥人的战乱时期。因而要真正了解欧洲不同地区发生暴乱的根源，就有必要对包括中国史籍在内的东方史料作一番研究。

塔里木盆地诸国（中国的突厥民族）的状况与中国的政局，尤其是与中国政府的边域政策息息相关。本书旨在对蛮族的入侵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但有关边塞战争的论述还是稍有限制，虽然在以后讲到3世纪的情况时，对导致东汉王朝灭亡的条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和比较。

（一）

喀什噶尔、大夏和帕西亚的事态　公元前60～前57年

对众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必须从这个事件本身开始，然而要研究本书所讨论的这一阶段（公元前58年～公元107年）的中亚地区的历史，那么，以公元前60年汉朝的社会状况为出发点，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当时汉朝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战胜了蒙古一带的匈奴人，并控制了塔里木南北的商业要道。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子、呼延部落王先贤掸背叛了匈奴单于而归降汉西域骑尉将军郑吉，并得到汉宣帝授给的勋位。在此之前，中国曾经控制了大漠的南道，而匈奴则控制了天山南部绿洲诸国。当时日逐王子还留下了一批他的官员以收这些国家的贡税。由于先贤掸的归降，中国取代匈奴而控制了北道。公元前59年，郑吉被任命为西域都护，他的辖区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和锡尔河（the Jaxartes）的康居(68)。

塔里木北道控制权的这一变化，引起了帕米尔以远的俄罗斯突厥、阿富汗和北印度地区的局势动荡。

这条北道(69)始于甘肃，经吐鲁番到喀什噶尔，再由喀什，西过葱岭(70)至大宛（费尔干那Ferghana）抵阿姆河畔的康居。南道(71)亦由甘肃始，经莎车过帕米尔人月氏境，南北两道均经由巴里黑（Balkh）和谋夫（Merv）进入帕西亚境。

公元前60～前59年，在塔里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之后，（从时间上看）西印度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公元前58年，塞族人（the Sacas）被印度乌健（Ujjain）的乌贾因王毗讫罗摩阿迭多（Vikramaditya，即日超王）击败。为纪念这一胜利，创立了印度的毗克罗摩纪元（the Vikramaera，公元前58年）(72)。

前已指出（本书第一章第二节）在帕西亚，弗雷茨三世约在公元前58年被其子米特拉达悌和奥罗德所杀。其后，这两兄弟之间又爆发了战争。米特拉达悌逃往叙利亚避难，并在叙利亚得到伽宾留斯的同情。起初，他于公元前56年攻入帕西亚，但两年后即战败身死。同年，M．李西留斯·克拉苏首次侵入帕西亚。

喀什噶尔、巴克特里亚和帕西亚的事态　公元前56～公元6年

在中国控制了喀什噶尔地区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通往西方的道路一直保持畅通，唯有一次暴乱打破了商旅行程的宁静。公元前42年，居住在柴达木盆地和古库罗附近的羌人(73)袭击了甘肃地区的商路，并一直侵入到渭河河谷地区。这次造反在汉朝廷引起了震动，但该年末，羌人即被汉军击退。

没有任何资料提及公元前42年前后在阿姆河和印度河（the Indus R．）一带地区相应地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不过在西亚，帕柯鲁斯和拉比耶努斯率领的帕西亚军于公元前41年底侵入叙利亚。这次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年。似应指出，前一时期的帕西亚战争（公元前54～前50年），是在克拉苏渡过幼发拉底河之后爆发的。

公元前21年，叙利亚梯里代茨二世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则是公元前31年战争（参看第一章第七节）的继续。帕西亚东部的骚乱为梯里代茨提供了夺取王位的机会。赫拉斯（Horace）在谈到公元前27～前25年间的局势时曾指出，米西纳斯“害怕塞里斯人（the Seres）可能在搞什么阴谋，害怕大夏（一度为西鲁斯所统治）以及塔纳斯河两岸纷争不绝的部落”(74)。公元前30～前25年间，帕拉瓦人（the Pahlaves，即帕西亚人）似乎确实推翻了赫马尤斯（Hermaeus）。他是雅瓦纳人（the Yavana）最后一个统治者（亚历山大的后继人），其领土在喀布尔（the Kabul）河谷上游(75)。

喀什噶尔、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事态　公元前6～公元33年

约在公元前6年，喀什噶尔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发生的动乱直到公元16年才结束。

这次战乱前期的情况，除了公元前6年到公元5年间西域三十六小国分裂为五十五小国(76)外，没有别的更多记载了。然而从塔里木地区的政局不宁这一情况中可以反映出是受了当时左右朝廷大权的王莽的影响。王莽的兴趣似乎在同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国家发展贸易(77)。

约在公元2年，汉朝政府开辟了北道，以缩短玉门关到车师后王庭的距离。这条新路的开辟，使龟兹王大为不满。经过一番争夺，他被迫率领其众，投奔匈奴(78)。

王莽于公元前1年掌握了汉朝中央大权，于公元9年篡夺了帝位。这立即给西域诸国和匈奴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公元10年，车师后王庭人民再一次起兵反抗，同年，匈奴攻占了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79)。此后，起义遍及整个喀什噶尔地区，甚至连塔里木地区的一些汉朝官员都叛离而逃入匈奴部落。公元16年，“匈奴向汉朝北境发起大规模进攻，而西域各国则四分五裂、土崩瓦解”(80)。同年，焉耆也起义反汉。汉都护战死。他的继任者征调了莎车部和龟兹部一齐向焉耆发起进攻，但被焉耆、姑墨及其他部落合兵击败。这次战争使本来已经和中国结合成为一体的塔里木地区又分离了出去。

公元前6年，奥古斯都派提比略到亚美尼亚时，在帕西亚和亚美尼亚开始了延续多年的战乱，而其背景正是公元前6年到公元16年期间中国西域的一系列战争。公元17年，在元老院中提比略将注意力转移到东方的骚动上。也许是由于匈奴人使喀什噶尔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公元18年日曼尼库斯才毫不费力地解决了亚美尼亚的问题。

中国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和匈奴势力在西域扩张之后，贡多法尼斯（Gondpharnes）(81)崛起。他是圣·托马斯（St．Thomas）的先师。在基督教传说中，他是“东方三圣”的中心要人。他在西北印度建立了帝国的统治，征拓了东伊朗的帕西亚领土，而曾于公元18年到公元33年间同阿塔班努斯三世作过战的“周围民族”可能就是在帕西亚的东部。

从公元前60年到公元33年间的事态来看，由公元前58～前54年和公元前3～公元11年（在亚美尼亚则为公元18年）期间，帕西亚的主要动乱是继喀什地区的重大变化之后发生的。首先，中国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塔里木北道的控制权。然后，西域诸国为了争取回到被匈奴占领的故土而爆发了斗争。塔里木战争之后，帕西亚和亚美尼亚便发生了骚乱，而且很显然，随后在欧洲也引起了蛮族暴动。

当然，在喀什地区诸国平静无事时，幼发拉底河前线亦不乏战事。这是不应忽视的。帕西亚和罗马于公元前54～前50年间，和公元前41～前30年间发生了冲突。首先是起于里西尼乌斯·克拉苏，然后是在帕西亚避难的罗马人拉宾努斯煽动帕西亚进攻叙利亚。以后便是安东尼野心勃勃的征伐。因此，可以明显地看出，帕西亚所卷入的动乱，不是发自喀什噶尔地区的战争，便是源于罗马的敌对。

（二）

喀什噶尔、大夏、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事态　公元33～51年

王莽篡政之变于公元23年结束，王莽为义军所杀(82)。公元23～24年，西羌再次攻夺甘肃的商路(83)。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定都洛阳。由于平灭王莽之乱，边塞诸地藩王四立(84)。刘秀建政时，公孙述自立为蜀王。隗嚣在陕甘地区称西州上将军，卢芳勾结匈奴亦在陕北另立。直到32年，光武帝方发兵征讨这些割据势力。这一年，他自攻隗嚣。嚣兵败后即病死。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吴汉伐卢芳及其支持者匈奴。这位汉将首战不利，但终于在公元34年破敌，卢芳遁逃。公元35年，公孙述派军进占渭河河谷地区，却败于吴汉。吴汉军入蜀地，战于成都城下（公元36年），公孙述受伤而死，成都遭大掠。

在以上战争期间，羌人侵入陕西境（公元34年），公元35年、公元36年则有降羌之战(85)。

光武帝恢复中国秩序的努力，在此毋待详述。但有一点是较重要的，即刘秀并不打算收复西域。因此喀什噶尔便为莎车王贤所占。

王莽篡位时，塔里木诸国之盟尽散，该地区被匈奴控制。莎车王延却仍与汉保持关系，以拒匈奴。其子康王（公元18～33年）继续了他的政策。公元33年，康的兄弟贤(86)得莎车王位，他立即起兵伐子合国和克里雅（Keriya）附近的屈米国。其后数年之内，帕米尔以东各国皆因不忍匈奴重虐而归顺贤王。公元38年贤与鄯善（罗布，Lop）王安(87)同遣使见汉帝，献礼贡奉，并求光武帝支援以抗匈奴，然未果。公元41年再遣使奉献，请汉保护。汉光武帝遂赐之以“西域都护”之印绶，继而收回(88)。莎车王贤为此大怒，便自称都护，又称单于大汗，以威诸国。同时他还立即征讨北道沿线的龟兹（库车）(89)等国。

因莎车的不断侵犯扩张，公元45年鄯善、吐鲁番等十八国遣使，请求光武帝设西域都护，以抗莎车之势。但汉光武帝均未答应他们的请求。莎车遂得以加紧向西域各国征伐(90)。公元46年，他攻鄯善王安，安逃避山中。该年冬，又败杀龟兹王并尽收其地。随后，约公元47年，鄯善及吐鲁番皆迫附匈奴。

当时，妫塞（阿姆河上游一蕃国）王杀了贤的使者，贤即攻妫塞，将其王推翻，代之立以土著民族的宿迁(91)。其后，贤又将其子者劳命为龟兹王，将宿迁安置在邻近一国以作保护。

妫塞王杀莎车使臣一事，可能与当时的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地区的战争有关。公元40～50年间，阿姆河以南的贵霜翕侯(92)屈居拉·卡德菲斯（Kujula Kadphises，中国史料称丘就却——译者注）(93)统一了月氏五翕侯部，自立为王，成为贵霜王朝的创立者。

约公元50年，贤吞并龟兹之后，龟兹民大反，后归入匈奴。在战乱之中，者劳和宿迁身亡(94)。脱离了莎车的龟兹国成了一个交通枢纽地，各条主要道路皆交会于此(95)。该地控制了进出天山北部地区和乌孙国的道路，同时也成为经于阗和莎车过塔克拉玛干道路的北端终点，更是那条有名的北道在吐鲁番和喀什之间的中间站。对贤王来说，失去龟兹也就等于失去了对北道的控制和对西去东来商旅的课税。不过这个莎车王并未与匈奴争夺龟兹，而是转而控制贸易，为此，他任命了一个大宛国王。约在公元50年，贤率军过葱岭进入费尔干纳。以大宛王焉留“贡税日减”为名，将他废除，并指派拘弥王桥塞提当大宛王。但当贤的军队刚由费尔干纳撤回，康居即向新上任的国王桥塞提进攻。桥塞提只在大宛呆了一年多，便被驱逐逃回莎车。贤于是只得又派焉留回去做王，但要他“贡献如常”。

贤王在公元33～51年从事战争（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的同时，帕西亚相应地也发生了动乱（据塔西图的记叙）。贤在喀什的第二次战争之后，便发生了帕西亚在公元34年对亚美尼亚的入侵。以后，贤于公元41～公元51年向塔里木扩张，随之戈塔塞斯和瓦当斯之间爆发了战争，并使公元41～公元46年的帕西亚陷入无治的状态。公元46年后，反戈塔塞斯的战火燃起，直至公元51年他死去为止。贤王入侵大宛（公元50年）及康居反贤战争之后，公元51～54年在伊伯利亚和帕西亚之间爆发了争夺亚美尼亚的战争，而且最后导致了罗马的干涉。

喀什噶尔、大夏、帕西亚和亚美尼亚的事态　公元54～63年

约在公元56年，贤王攻取了于阗(96)。公元56年，羌人之乱又起，直至公元59年方被平定(97)。公元60年，于阗民众起而反贤，经两战败之。而匈奴却抓住机会在龟兹等国招集了一支军队进攻莎车，但未能占取贤的都城。公元61年，莎车的部分头人与于阗新王广德合谋，他们在内接应，而广德率三十万大军向莎车进攻。后乘谈判之机，将贤抓获处死。匈奴获悉此事后，再次从北道诸国中招兵，围攻于阗，迫使于阗归顺并按年缴纳贡赋。

丘就却在北兴都库什山建政之后，立即“侵安息（帕西亚）、取高附、征达及乾陀罗（Gandhara）”。这些地方的征服是以贡多法尼斯的灭亡为代价的(98)。约在公元60年，丘就却死，其子威玛·卡德菲西斯（Wima Kadphises，即阎膏珍）继位(99)。这位二世国王，完成了他父亲的征服西北印度的大业，时间约在公元64年(100)。于是贵霜便控制了经由喀布尔的印度商路和经由莎车的中国商路(101)。

公元55年，正当丘就却向贡多法尼斯进伐时（当年贤王攻于阗），贡多法尼斯支持一个觊觎王位的代理人(102)去推翻沃罗吉斯一世，并攫取希尔卡尼亚。这个人的冒险虽然成功了，但并未使他的地位得以稳固，因为希尔卡尼亚人立即起来反对这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此人从公元58年7月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在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和帕西亚的争端于公元54年结束。沃罗吉斯一世派梯里代茨担任亚美尼亚总督。其后，尼禄派多米西亚斯·柯布罗去幼发拉底前线。可是柯布罗自从公元55年任司令官起，直到公元57年，一直干戈未动。这一期间的平静无事是很值得深加探究的。如果看到有证据说明以下几点，即：一、丘就却与罗马有着友善关系；二、丘就却正在和贡多法尼斯作战；三、那个不知名的篡位者为贡多法尼斯夺取了希尔卡尼亚。那么，就不难知道，当沃罗吉斯一世力拒这个篡位者时，他实际上是和丘就却一起反对贡多法尼斯。而罗马方面对沃罗吉斯的战争亦有助于减轻夺取希尔卡尼亚的那个贡多法尼斯的代理人的压力。而他之所以未能在希尔卡尼亚露面，与丘就却的战绩有很大的关系。而从柯布罗公元57年底进攻亚美尼亚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希尔卡尼亚当时已经占了优势。不过沃罗吉斯并没有按原先估计的那样转而西进以助梯里代茨去支援受到柯布罗攻击的亚美尼亚王国。当罗马任命的亚美尼亚王梯格兰侵入阿狄亚宾时，柯布罗才放弃了夺回希尔卡尼亚的计划。公元57～60年间，柯布罗在亚美尼亚大获全胜，接着当上了叙利亚总督。公元61年，和莎车国的情况一样，在西方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沃罗吉斯一世击败梯格兰。公元62年，他迫使派图斯投降。不过公元63年，柯布罗很容易地就实现了和平。

塔西图大书特书的幼发拉底前线的战事使同期发生的其他事件黯然失色，因而公元55～61年间发生的事件中，贤王的活动几乎没有可注意之处。但他的死倒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因为正如匈奴（公元16年）重新控制喀什地区后亚美尼亚的动乱（公元18年）也随之结束了一样，贤在公元61年被推翻之后，匈奴再度入主西域，这时（公元63年）亚美尼亚的战争也戛然而止。

观察与评论

在莎车王贤的时期，喀什和帕西亚的事件之间相互影响，这并非什么异常现象，公元前60～前58年间和公元前6～公元18年间的事态也有类似的联系。有关公元33～63年的情况，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关于中国的突厥还是关于伊朗，都有大量可靠的史料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该时期喀什噶尔发生的战争导致了大夏、帕西亚和幼发拉底前线的动乱。

从亚洲地图上去考察受喀什地区战争影响的地区，就会确信以下这一事实：动乱的产生完全取决于由长安通往罗马帝国叙利亚省的安提俄克这条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断变迁(103)。如果说，在这条横贯欧亚的丝路上塔里木（西域各绿洲国家）沿途上发生的战争，每每导致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冲突，那么很明显，这些冲突恰恰和贸易阻断的时间吻合。丝路是远东和地中海西欧各地经济交往的主要途径，而帕西亚的国家财富全靠控制和盘剥经过其国境的商路而来。贸易交往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由阿姆河到幼发拉底河一线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中亚商旅的正常经营。反之，这条通向远东的道路上发生的任何骚扰和阻滞，都会导致足以动摇帕西亚王位的大动荡。

经过对公元34年帕西亚进攻亚美尼亚诸先导事件的探讨可以看出，欧洲的蛮族暴乱与幼发拉底河前线的动荡政局不无相关。而亚美尼亚和帕西亚的战事和动乱，并非受制于罗马，而是取决于汉朝的政局、匈奴的活动或是莎车王贤对塔里木沿线丝路的争夺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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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R．罗斯伯劳：《苏埃托尼亚斯之盖乌斯·卡里古拉传记评注》（费城，1920年）。T．S．杰洛姆：《盖乌斯史论》，载于其《罗马史研究论集》，（纽约，1923年），381～421页。M．P．查尔斯沃思：《卡里古拉之传统》，载于CHJ，第4期（1933年），105～119页。J．P．V．巴尔斯登：《论盖乌斯之治》，载于JRS，第24卷（1934年），13～24页，以及《盖乌斯皇帝》（牛津，1934年）。

(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吉叶：《米特拉达悌》（33），载于RECA，第十五卷（1932年），2214～2215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0～751页。

(3)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1～3，54～68页。考尔：《阿塔班努斯》（7），载于RECA，第二卷（1896年），1295～1296页。

(4) 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12节之2；第六十章，第8节之2。关于米特拉达悌的历史，见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5～598页，601～603页，611页。在RECA中，可见以下文章：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第三卷（1899年），782～783页；斯坦因：《吉佩皮瑞丝》，载于第七卷（1910年），1227～1228页；吉叶：《米特拉达悌》（16），载于第十五卷（1932年），2206～2207页。

吉佩皮瑞丝的铸币造于公元37（或公元38）年及公元38（或公元39）年，米特拉达悌的全名铸币造于公元39（或公元40）年至公元41（或公元42）年。见闵斯书，604页。

(5) 苏埃托尼亚斯：《卡里古拉》，第43～48节，第51节。狄奥前揭书，第五十九章，第21～22节，第25节之1～3。

(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页。

关于瓦当斯与戈塔塞斯之间的冲突，见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23～128页。沃维克·洛思：《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第四十五至四十八章。斯坦因：《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4～1683页。J．C．柯亚吉：《戈塔塞斯王朝（帕西亚史之一章）》，载于JASB，第28卷（1933年），207～224页。J．G．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4～755页。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225～228页。

(7) 伽赫斯：《克劳狄乌斯》，256页，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778～2839页。费勒罗：《克劳狄乌斯》，载于DER，第二卷（1900年），290～303页。A．P．波尔：《塞尼伽对克劳狄乌斯神灵化的讽刺》（纽约，1902年）。阿尔纳尔多·摩米格里亚诺：《克劳狄乌斯大帝及其功绩》，W．D．霍伽思译（牛津，1934年）。

(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8～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1。

(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9节。

(1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69～73页。

(1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2。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596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2页。关于公元42年的情况，见于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2页。

(1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8节之7。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24节之3。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49节。普鲁塔克前揭书之《伽尔巴》篇，第3节。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19～23节，第30节之1～2。苏埃托尼亚斯：《克劳狄乌斯》，第17节，第27节之3；《韦斯巴芗》，第4节之1～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13节；《历史》，第三章，第44节。又参见R．G．柯林伍德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90～802页，史料见988～989页。

(1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

(15)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国铸币》（密执安，1935年），227页。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28节之7，第32节之4A（皮特鲁斯·帕特里西亚斯）。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

(17) 公元44年或公元45年之说，见J．G．C．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53页。公元46年之说，见布兰迪斯：《博斯普鲁斯》（3），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783页。S．E．斯陶特：《穆西亚诸总督》（普林斯顿，1911年），第9节。

(1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7节。

(1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1节。又见M．I．罗斯托夫译夫：《蓬塔斯、比塞尼亚及博斯普鲁斯》，载于ABSA，第22期（1916年～1918年），15～17页。C．T．塞尔特曼：《克劳狄乌斯和尼禄治下的比塞尼亚行政状况》，载于《古钱币年鉴》，第5集（1928年），101～103页。

(20) 亚瑟·斯坦因：《罗马对色雷斯省份的占领》（萨拉热窝，1920年），1～3页。冷克：《色雷克》，载于RECA，第六卷（1936年），452页。

(2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62～63节。

(22) 普林尼前揭书，第四章，第80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4页。书中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卡尔比人（由西向东）穿越帕西亚并在贝萨拉比亚地方建立起自己的居住领地的侵略性结果。

贾齐格人迁徙的时间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在公元50年间，他们还是蒂萨河上游地区的新居民。参见布兰迪斯：《达西亚》，载于RECA，第四卷（1901年），1952～1953页；伍立斯：《贾齐格人》，第九卷（1914年），1189～1191页；特雷德勒：《贾齐格人》，增补本，第六卷（1935年），126～127页。

(23)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21页。克雷奇默尔：《萨尔马特人》，载于RECA，第二集，第一卷（1920年），2545页。

(2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6～17节。约翰内斯·克洛泽：《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的罗马人统治的国家》（波兰，布雷斯劳，1934年），52页。

(2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8～20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0节之4～6。克洛泽前揭书，43页。

(2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1～38节；其《历史》，第三章，第45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有关的年代，见唐纳德·阿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亚的诸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2页。关于奥斯托里亚斯战役，见R．G．柯灵伍德文：《弗斯人》，载于JRS，第14期（1924年），252～256页。

(2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6节。亦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章，第33节之3c。

(28)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一章，第10节。约瑟福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

(2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0～14节。斯坦因文：《戈塔塞斯》，载于RECA，第七卷（1912年），1679页。

(3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9～30节。塔西图说：“这片富饶的国土，遭受瓦尼亚斯长达三十年的掠夺和搜刮，它使瓦尼亚斯变得更加富有。”富兰克文：《马可曼尼》，载于RECA，第14节（1930年），1617页。

(31) 赫尔门杜里人对罗马帝国甚为“忠诚”，并享有与奥古斯都、温德里柯鲁姆进行贸易的特权，见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41节。在维比留斯的统治下，赫尔门杜里人达到了繁荣的顶点，见豪格文：《赫尔门杜里》，载于RECA，第八卷（1912年），907页。

(3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27～28节。

(3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38～40节；第十四章，第29节。其《阿格里柯拉》，第14节。

(3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4节。约瑟夫斯：《古代史》，第二十章，第3节之4，74页。

(3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4～51节。公元52年，在陶鲁斯山区的西塔人发动起义，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55节。公元36年也曾发生过西塔人的动乱，见《编年史》第十一章，第41节。

(3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节。

(37) 关于尼禄时期帕西亚及亚美尼亚的事务，尤其是亚美尼亚战争，参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6～9节及第34～41节，第十四章第23～26节，第十五章第1～8节及第24～31节；又见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9～26节。

其他参考文献还有：亨利·佛诺文：《自奥古斯都时代至尼禄去世这一时期罗马与帕西亚和亚美尼亚之关系》，载于其《论塔西图的〈编年史〉》第二卷（牛津，1891年），96～126页。B．W．亨德森：《公元51～63年亚美尼亚战争年表》，载于《古籍研究丛刊》第15期（1901年），159～165页，204～213页，266～274页。亦可见《语言学报》，第28期（1903年），99～121页，271～286页及其《尼禄皇帝之生平及其统治》（伦敦，1903年）。

(38) 关于特拉布松，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9节。

关于切森内苏斯，见布兰迪斯文：《切森内苏斯》（20），载于RECA，第三卷（1899年），2269页。E．H．闵斯在《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的522～523页中指出，切森内苏斯的铸币，自公元46年至54年间都有发现，但在维斯巴芗执政期间却是空白。

关于提拉斯，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447页。

(39)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7节。此冒充者可能便是“瓦当斯的儿子”，故无其本人的称号。

(40) 约瑟福斯：《上古犹太史》，第二十章第4节之2，91页。

(41) 有关此新希尔卡尼亚国，见凯斯灵文：《希尔卡尼亚》，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508页。

(4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34～41节。

(4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3～26节。

(4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1～18节。

(45)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6节。

(46)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五章，第24～31节。

(47)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六章，第23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3节；狄奥前揭书，第四十三章，第1～7节。正式由尼禄册封则是公元66年的事。

(48)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599、611页。

(49) 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年代在碑刻中未予记载，这也便成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课题。

(50)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7节。

(51)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4节；艾姆文：《弗里西》，载于RECA，第七卷（1910年），106页。

(5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三章，第55～56节。

(5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节；《阿格里柯拉》，第14节。

(54)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9～39节。《阿格里柯拉》，第14～1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1～12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8节，其中提到“尼禄甚至考虑要从不列颠撤兵”。

(55) 见RECA以下各文：亨兹：《布迪卡》，载于第三卷（1899年），797页。胡布纳：《不列颠》，载于第三卷（1899年），871页。哈瓦费尔德：《艾塞尼》，载于第九卷（1914年），821页。霍尔：《多米西亚斯》（29），载于增补本第三卷（1918年），373页。麦克当纳：《伦敦》，载于第十三卷（1927年），1397页。米尔特纳：《苏埃托尼亚斯》（3），载于专辑第四卷（1931年），592页。另又见R．E．M．维勒：《公元60年的伦敦》，皇家历史文物委员会：《罗马时期之伦敦》（伦敦，1928年），27～32页。

(56) 波莱摩“放弃”了他的王国。苏埃托尼亚斯之《尼禄》第18节有记载。

(57)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6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19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三章，第8节之1。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40节。

塔西图指出这次征伐是针对阿尔巴尼人的。但蒙森在其《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册）（伦敦，1909年）62页注1中指出：这次出征“不可能是针对阿尔巴尼人”。又见李特灵：《莱吉奥》，载于RECA，第十二卷（1924年），1259～1260页。安德森文，载于CAH，第十卷（1934年），777、883～884页。蒙森的设论得到罗斯托夫特译夫的进一步肯定，罗氏在其《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书中第117页中指出：“尼禄的计划是向阿兰人的中心地带北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并指出“尼禄的意图似乎是在博斯普鲁斯王国将其力量集中，以使此地成为罗马的省份，继而进一步攻打萨尔马特人的军队”。

(58)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79节，第三章，第24节。塔西图说，罗克索兰尼人穿着由铁板或生牛皮拼制成的盔甲。有关此种甲胄，见伯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陶俑》第一卷（芝加哥，1914年，费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丛刊，第十三卷），220～222页。

(59)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二章，第22节之1a。

(60) B．W．亨德森：《罗马帝国的内战与反叛》（伦敦，1908年）。E．G．哈迪：《普鲁塔克、塔西图和苏埃托尼亚斯论伽尔巴与奥扎》，载于其《罗马史研究》，第一卷（伦敦，1910年，第二版），294～333页；同上书第二卷载文：《四帝之年》（伦敦，1909年，第一版），130～268页。

E．A．弗里曼：《几位弗雷维安·恺撒》，载于其《历史文集》第二集（伦敦，1873年），307～339页。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州，1901年）。维南德文：《弗雷维亚斯》（206），（20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23～2695页，2695～27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帝王：韦斯巴芗、提图斯、多密喜安、涅尔瓦、图拉真》（剑桥，1927年）。

(61) 塔西图在《历史》第二章第82节中说，作为一种预防措施，韦斯巴芗向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派出使节，“以避免在军团参与内战之时后方空虚而遭到攻击”。沃罗吉斯应承韦斯巴芗派出四万骑兵支援罗马，见于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51节，及苏埃托尼亚斯：《韦斯巴西亚努斯》，第6节之4。

(62)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7～48节。

(63)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4)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

(65)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5节，第21节。

(66)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6节；第四章，第12～37节，54～79节，85～86节；第五章，第14～2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3节之3。更为详细之文献，可见卡米尔·朱利安：《高卢史》第四卷（巴黎，1913年），199～222页。

(67) 塔西图：《历史》，第三章，第44～45节。

(68) 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140～141页。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2～23页。E．H．帕克文：《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

有关“都护”之职，见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2卷，第8期（1907年）。另见斯坦因文：《都护治所》，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790～797页。

(69) 据《后汉书》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第21页。另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页注释1。格鲁特：《西域》，47～48页。

关于塔里木地区的交通，见M．S．贝尔文：《由北京至噶什的中亚大商道》，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费尔南德·格里纳尔德文：《土耳其斯坦之交通》，载于J．L．D．德林斯：《中亚腹地之商队研究》，第三卷（巴黎，1898年），212～223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9～535页。斯坦因：《中亚腹地之地理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载于《地理研究》，第65期（1925年），377～403页，473～501页，及《古代中亚道路》（伦敦，1933年）。欧文·拉梯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载于《地理研究》，第72期（1928年），497～531页。

(70) 见斯文·海定：《葱岭》，载于《南吐蕃研究》，第八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3～88页。葱岭乃公元前1世纪中国人对塔里木盆地以西通往西方诸国的山道之称呼。

有关喀什噶尔以西之道路，参见海定：《穿越亚洲》第一卷（纽约，1899年），126～142页，及其《中亚与吐蕃》，第一卷（伦敦，1903年），14～39页，《南吐蕃研究》，第九卷（斯德哥尔摩，1922年），1～85页。斯坦因：《亚洲腹地》，847～851页。另见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麻省，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17、27页。

(71) 关于这两条大商道，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9～170页。亦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21、39页；格鲁特：《西域》，47～48页，92页。

(72)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1页，167～168页。

在W．W．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的329～330页及334～335页中，作者认为，公元58年塞王莫依斯在耶鲁姆河（即阿姆河）被击败，同年塞族的罽宾地区总督被驱逐，以上事件均发生在阿敏塔斯领导的一次希腊人起义之后。

(73) 羌人于公元前62～前60年间爆发过骚乱，有关这两次事件，参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35～140页，167～168页。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437页。格鲁特：《西域》，197～199页，201～220页。又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26页之注8。斯坦因：《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30～1131页。

(74) 贺拉斯：《歌集》，第三卷，第29节之26～28。此处“塔纳斯河”系锡尔河，见赫曼·舒茨所编之版本（柏林，1889年），252页。

(75)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60～561页，701页，但发生的年代却有不同说法。

有关赫马尤斯的生平，见塔恩：《巴克特里亚与印度的希腊人》，339～343页，349～350页，473页。在论及赫马尤斯事迹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公元前25年即赫氏消失之后，中国政府恢复了与罽宾的关系。

(7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

(77) 关于王莽在南部地区的活动，参见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13期（1912年），459～461页。

(78) 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0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3页注释1；另见528、556页。格鲁特：《西域》，177～178页。亦见斯坦因：《亚洲腹地》，571～572页。

(79)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0～111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页。格鲁特：《西域》，179～180页。

(80) 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2页。另见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242页；格鲁特：《西域》，181～182页。

(81)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76～580页。恩斯特·赫兹费尔德：《伊朗古代史》（伦敦，不列颠科学院，1935年），61～66页。

(82) 对于王莽业绩之评价，参见胡适文：《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载于JNCB，第59期（1928年），218～230页。

(83) 威利文：《西羌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7～438页。

(84) 卡尔·阿伦特文：《中国古代王朝编年史》，载于MSOS，第3期（1900年），71～72页。

(85)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9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1922年），659～660页。

(86) 沙畹：《东汉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5、157、196～19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59～660页。

关于莎车的历史，见E．H．帕克：《莎车》，载于AQR，第3卷，第21期（1906年），22～35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6～204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86～88页。

(87)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0页。

关于鄯善的历史，见乔治·马卡特尼：《中国古籍中有关楼兰（鄯善）古国之史料》，载于《地理杂志》，第21期（1903年），260～265页。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31～533页注。斯坦因：《罗布、鄯善及楼兰史料》，载于《北印度》，318～345页。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莱比锡，1931年）。

(88) 以上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7～198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1～663页。

(89) 关于库车的历史，见帕克：《古代城国库车》，载于AQR，第3卷，第32期（1911年），141～166页。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803～807页。

(9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8～20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3～664页。

（译者注：《后汉书·西域传》载：“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南西北自在也。’”）

(9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及该页注1。此王国情况未明，其地理位置也不详，沙畹仅粗略地作过一些分析。另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第2章，113页。

(9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9～192页。亦见W．W．塔恩：《塞琉古—帕西亚研究》，载于PBA，1930年，108页。另见伯特霍德·劳费尔：《月氏或印度—西徐亚之语言》（芝加哥，1917年），6～7页。

(93) 在大量关于贵霜王国的史料中，占主要部分的是有关文学、钱币学和铭文的研究，它们记录了丘就却和伽腻色伽年代的资料。尽管在具体年代上学者们尚有分歧，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丘就却一世于公元50年前就占领了喀布尔地区，威玛·卡德菲西斯（即阎膏珍）于公元64年前征服了印度西北部，而伽腻色伽则在公元78年开始了他的统治。

(94) 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00页。公元46～55年间一系列事件的具体年代，资料中未详细记录，但较明确的是，贤于公元46年攻克库车，他占领于阗的时间约在公元22年至公元55年的后期。在上述期间，他还出征阿姆河，“若干年后”丢失库车，接着又进占了大宛。

(95) 斯坦因：《亚洲腹地》，805～806页。

(96) 亦即公元25～55年这一期间之末。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页。关于公元60～61年间之事件，见171～172页，201～204页。

有关于阗的历史，见阿贝尔·雷姆萨：《于阗城市史》（巴黎，1820年）。A．F．R．霍尔勒文：《不列颠中亚文物馆藏（于阗）之印中铸币》，载于《印度文物》，第28期（1899年），46～56页。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1～174页。斯坦因：《于阗史论》，载于其《古代于阗》，151～184页。F．W．汤玛斯：《古代于阗之语言》，载于《小亚细亚》第2期（1925年），251～271页。

(97) 威利文，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1～442页。

(98) V．A．史密斯：《印度上古史》（第3版，牛津，1914年），230～235页。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剑桥，1922年），562、576～581页，583页。

(99) 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583～585页，703页。但这一说法所遇到的困难是，《后汉书》中记载的是威玛·卡德菲西斯（阎膏珍）“再一次”征服了印度（《后汉书·西域传》：阎膏珍“复灭天竺”——译者注），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2页。

(100) 卡德菲西斯一世、二世均建都于巴尔赫，二世（阎膏珍）委派一名将领为他统治印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88页注，192、193页。

(101) 月氏部落征服中亚开辟了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陆路商道。丘就却在征服喀布尔之后，即仿效晚年奥古斯都发行自己的铸币，亦曾推出与提比略时期（公元14～38年）相似的铸币。见文森特·史密斯：《印度上古史》，254页。E．H．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剑桥，1928年），296～302页。

(102) 这个代理人可能便是瓦当斯。

(103) 这条路线已被学术界广泛描述过，这一事实使得对此路线的存在与使用进行讨论变得没有必要。有关文献参见本书末所附参考文献总目。

第三章　韦斯巴芗　多密喜安　图拉真

夫拉维王朝皇帝执政时期，从罗马帝国北境的局势中，可以明显看出帝国的一种新政策和初醒的活力。韦斯巴芗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地区。而到多密喜安时期，则完成了领土的兼并；多密喜安对代西巴路斯的战争终于以图拉真兼并达西亚而告结束。公元70～107年间，帝国北部边境战争频频，不幸的是关于这一时期蛮族侵扰的史料不多，且不甚可靠，以至于许多战事只能依靠研究碑文和钱币来确定。有关这一段历史，奥罗西乌斯（Orosius）有一句名言，他说，他“现在要详尽地阐述达西亚王国丢尔潘纽斯（Diurpaneus）和罗马将领福斯库斯（Fuscus）之间的激烈战争及罗马人遭受的惨重损失了，如果致力于写作这段历史的柯内尼亚斯·塔西图没有说过萨路斯梯亚斯·克里斯普斯（Ssllustius Crispus）等众史学家一致赞成将我们的损失悄悄地抹去，而且为了他自己方面的利益，他本人早在别人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的话”。搜集帕西亚的史料也出现了同样的困难。因为罗马史家只是偶然地涉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情况，而帕西亚的钱币虽然经过钱币专家的精心研究，所能提供的无非是一张国王的名单而已。与此相比，可以慰藉的是中国史料对这一时期的记载相对要完整得多，也精确得多。特别是关于声震西域的班超30年的经营情况更为详尽。

将罗马、帕西亚和中国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公元73～102年，班超掌握汉朝在喀什地区的大权。经过仔细观察，可明显地看出，不仅塔里木地区的战争（贤王时期）成了帕西亚战乱的先导，而且继蒙古的战争之后，也同样地在欧亚大陆北部直到维斯瓦河和多瑙河上游的各部族之间也爆发了战乱。事实上，汉朝政府派遣官员去控制西域而引起的冲突，不仅影响到天山南北，也影响到里海和黑海南北地区。换言之，中国皇帝的一个命令，便可以使混乱的政局经两条不同的地理路线涉及罗马帝国的北境。由此而产生的难题是，这段时期的事态，虽然可以肯定起源于中国，并单单从年代顺序上看（在本书研究范围内）结束于中欧，可是必须经以上两条线索去进行描述。为了更明确地说明始于中国、西南经波斯、西北经俄罗斯传播并最后集中到中欧的一系列战乱最基本的特征和联系，似应将帝国在最后一期间里，特别是多密喜安（Domitian）和图拉真（Trajan）统治时期内发生于帝国边境上的重大战事，予以一一展现。

欧洲的战争　公元70～107年

韦斯巴芗和多密喜安在莱茵河和多瑙河　公元70～84年

公元70年，莱茵河上恢复平静之后，韦斯巴芗率领队伍修复在此之前被战争毁坏了的防卫设施。可能是这同一政策的继续，他于公元74年派上日耳曼使臣皮纳里亚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Pinarius Cornelius Clemens）占领内卡（the Neckar）河谷和黑森林（the Black Forest）地区，即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支流之间的地区(1)。从石碑上得知，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在战争中进展得很顺利，史籍中并未提到这一时期内发生过任何蛮族暴乱。公元74～76年间，韦斯巴芗发行的铸币记录了八次对胜利的庆祝。而这些胜利甚至连这段时间的史料中都未能提供可供猜测的足够依据(2)。这样，另一情况就显得相当重要，即除了上日耳曼总督，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将军也因战胜日耳曼人而受到嘉奖(3)。同时，多米梯亚斯·图拉斯（Domitius Tullus）和多米梯亚斯·卢卡努斯（Domitius Lucanus）兄弟也因公元74年或公元75年对日耳曼作战有功而被授勋(4)。在公元75～78年间某时，朱利亚斯·柯迪努斯（卢梯里亚斯·伽里库斯Julius Cordinus Rutilius Gallicus）率领的一支军队在埃姆斯河上对布鲁克特里人发动了战争(5)。战争起因不详，但知前者大获全胜，俘虏了煽动朱利亚斯·西维里斯领导的一次暴动的日耳曼女预言家维列妲（Veleda）(6)。

在公元71年到公元81年的十年中，史料没有记载任何有关多瑙河下游的形势。不过仍然有理由相信在公元76年韦斯巴芗的次子多密喜安对入侵密西亚的萨尔马特人（也许是诺克索兰尼人）发起过进攻(7)。

公元82年，虽然证据不甚充足，但仍可看出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上发生过骚乱(8)。公元83年，多密喜安(9)（他已于公元81年继承他哥哥提图斯的帝位）向恰提人开战(10)，其后便开始有计划地修筑莱茵河彼岸领土的防御工事(11)。

罗马人在不列颠　公元71～84年

塔西图说，维努梯亚斯和卡梯曼杜娅于公元69年发生的冲突，给罗马带来了战争，因而当皮梯里亚斯·瑟里亚利斯平定高卢的朱利亚斯·西维里斯的叛乱后，他被韦斯巴芗派往不列颠。在不列颠任期内（公元71～74年），他征服了布里甘特人，并扩展了这个省份的疆域，以至约克（YORK）也被归并。公元74～77年或公元78年间，继任总督塞克斯·朱利亚斯·福朗梯努斯（Sex．Julius Frontinus）也制服了威尔士（Weles）的西卢尔人。

福朗梯努斯的继任者朱利亚斯·阿格里柯拉（Julius Agricola）(12)第一次完成了对威尔斯的征服，接着又向北英格兰征伐（公元79～80年）。在他任期的第四或第五个季度里（公元81～82年间），他占领了苏格兰低地（the Scotch Lowlands）到福思湾（the Firth of Forth）和克莱德湾（the Firth of Clyde）之间的峡谷地区。公元83年，他的势力扩大到佩思（Perth）；公元84年，阿格里柯拉再次北进。这一次，北方的各部落在一个名叫卡尔加库斯（Calgacus）的头人领导下，汇集在一个叫蒙思·格劳皮亚斯（Mons Graupius）的地方（不确定）对他进行抵抗。但只在一次激战之后即被他击溃。公元85年，他被多密喜安召回。

多密喜安的达西亚战争　公元85～86年

公元85年底或公元86年初，罗马人卷入与达西亚人的战争(13)。

在有关战争爆发的记载和论述往往各执一端，使人莫衷一是。狄奥只不过说罗马人“卷入”其中；苏埃托尼亚斯则指出这次战争非同一般，它使“一个军团及其司令官一起遭到灭顶之灾”（但对此次失败之前的形势没有提及）；乔丹尼斯认为是达西亚人由于“害怕多密喜安的贪婪”而首先破坏了停战协议。

公元68～69年的内战及同时发生在边境地区的骚乱之后，达西亚人又重新组成了一个由杜拉斯（Duras）或丢尔潘纽斯领导的王国。在多密喜安任内，达西亚与罗马的战争初期，丢尔潘纽斯让位给地位与布勒比斯塔相当的德西巴鲁斯（Decebalus）。关于丢尔潘纽斯，狄奥认为“他在了解战况和指挥作战方面是个精明的人。他能准确地判断该在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什么时候开始撤退。他还善于打伏击战，是安排战事的高手。他不但长于战胜敌军，而且善于处理败局，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罗马的一个强劲敌手”(14)。

公元85年，达西亚人入侵密西亚。密西亚总督奥皮亚斯·萨宾努斯（Oppius Sabinus）在作战中被杀。公元86年1月，多密喜安来到密西亚。尽管达西亚人提出和平建议，他还是派出以执政官禁卫军长官柯内里亚斯·福斯卡斯率领的一支大军去攻打他们。罗马军队向特兰西瓦尼亚（大约在阿卢塔河the Aluta上）进攻，但在红塔关（the Red Tower Pass）附近，福斯卡斯战败身亡。他的残兵亦作鸟兽散。

公元85年，西方的一些战争使罗马发行了一套重要的铸币，但史籍中找不到任何有关资料(15)。

可能也在公元85年，切鲁西王恰里麦鲁斯（Chariomerus）请求多密喜安支援，大概是针对恰提人的。皇帝给了他们一笔款项以代替出兵(16)。稍早些时候（约公元83年），恰提人将恰里麦鲁斯赶出国去，“原因是他与罗马有着友好关系”。但他组织了一批人马进行反扑，并得胜复辟。

多密喜安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战事　公元88～89年

公元88～89年战争的先后顺序不甚清楚(17)，但基本如下：

公元88年末或公元89年初，与达西亚人的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战争中特梯亚斯·朱里安努斯（Tettius Julianus）在维米纳西亚姆（Viminacium）渡过多瑙河，向铁门关（the Iron Gate Pass）附近的塔帕衣（Tapae）进攻，击败了德西巴鲁斯的军队。

亦在公元88年末，恰图人入侵刚刚归并罗马的缅因河一带地区，他们破坏堡垒和其他军事设施。占领军可能遭受了惨重损失(18)。约公元89年1月，在上日耳曼总督L．安东尼亚斯·萨特尼亚斯（L．Antonius Saturnius）的劝说下，驻守于美因茨的两个军团不再效忠多密喜安。但这次反叛不久即被下日耳曼总督阿庇亚斯·马克西姆斯·诺巴努斯镇压了。苏埃托尼亚斯将这次胜利归于形势碰巧对后者有利。因为在关键的时刻，蛮族军队未能渡过莱茵河去帮助萨特尼亚斯——河面上的冰刚好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开始融化了(19)。之后，一支很可能是诺班努斯（Norbanus）率领的罗马军队向恰提人发起攻击。

还是在公元89年上半年，当上日耳曼的骚乱平息之后，多密喜安率领一支军队进攻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起因，狄奥说是后者没有在罗马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在贾齐格的支持下，苏维比人部落击败了罗马皇帝的军队(20)。

皇帝在吃了败仗后，便与达西亚人达成了和解。德西巴鲁斯通过他的代表狄吉斯（Diegis）交还了他缴获的罗马战俘和武器。多密喜安则当场向德西巴鲁斯支付了“一大笔钱，还给了他一批可以为和平时期生活和战争活动从事各种工艺生产的工匠，并答应以后将不断提供大批款项”(21)。但在和平恢复之后，多密喜安却派出C．维里亚斯·卢福斯（C．Velius Rufus）率军经达西亚领土去征讨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可惜的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不见记载(22)。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2年

公元89年末，由于罗马的关系，中欧恢复了和平，但不到三年又爆发了战争。

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卢吉人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发生战争。他们向多密喜安请求支援。于是多密喜安派出一百骑士去帮助他们。不久，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还有马西格尼人（the Marsigni）和贾齐格人邻接的塞姆农人入侵潘诺尼亚，并于公元92年歼灭了一个罗马军团。多密喜安立即赶到前线。从公元92年5月到公元93年1月，他一直在那儿反击入侵者(23)。在这次战乱时期中，塞姆农国王马西乌斯（Masyus）曾和女教士伽娜（Ganna）一同前往罗马，受到多密喜安的隆重接待(24)。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97年

公元97年，涅瓦统治时期即将结束时，罗马军队在潘诺尼亚击败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关于这次战争的记载很少，只知道恰好在皇帝涅瓦正式承认图拉真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那天，传来这个胜利的消息(25)。有一些情况说明公元98年间战争仍在进行(26)。

与此同时，恰提人袭击与卡马维人（the Chamavi）结盟并攻击了布鲁克特里人的安格里瓦里人（the Angrivarii），并将他们赶走。塔西图说，在恰提和安格里瓦里两部落之间的战争中，“有六万多人遭歼。他们不是倒在罗马的武装长矛之下，而仅是为了让我们看了高兴——这对我们简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愿这些部落能长期这样打下去。如果说这不是出于对我们的热爱，至少也是他们之间互相仇恨：既然帝国命运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那么，除了让我们的仇敌互相残杀以外，命运女神将不会给我们其他更好的保证了”(27)。布鲁克特里人被打败后，他们的国王跑到罗马避难。约在公元96年，下日耳曼总督维斯特里西亚斯·斯普瑞纳（Vestricius Spurinna）使他得以复辟(28)。

图拉真对德西巴鲁斯的战争　公元101～106年

公元4～5两年，提比略在日耳曼的经验，使奥古斯都决心要向马可曼尼人国王马罗波杜斯发起战争，而图拉真(29)在潘诺尼亚的经验则使他向达西亚王德西巴鲁斯开战。狄奥在谈到战争的缘由时说，“达西亚人每年索取的大量钱财成为图拉真的沉重负担”，根据密多喜安与他们达成的协议，又说“他看到他们的力量和自信心在日渐增长”(30)——他们的国王是罗马的死对头。

公元101年，图拉真在勒德拉塔（Lederata，贝尔格莱德Belgrad之南）渡过多瑙河(31)向塔帕衣进发。在那里同德西巴鲁斯打了一场非决定性的战争后，返回在德罗贝塔（Drobetae）的冬季营地。这个冬天，达西亚人在厄斯库斯（Oescus）渡过多瑙河，而罗克索兰尼人则洗劫了多布罗加。公元102年，皇帝由德罗贝塔向东进攻阿卢塔河上的布里达瓦（Burridava），又沿河而上向红塔关进发。德西巴鲁斯请求停战，但当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时，罗马军队就已经夺取了附近达西亚人的阵地，德西巴鲁斯便停止了停战条款的谈判。图拉真接着强行通过红塔关，德西巴鲁斯只得交出了他的都城萨米泽格苏撒（Sarmizegethusa）。最终停战后，德西巴鲁斯答应向罗马交还工匠和战俘、放下武器、停止战争，并拆除工事，由一支罗马卫戍部队驻扎在萨米泽格苏撒。

公元105年，罗马政府得知德西巴鲁斯在“向邻邦派遣使臣”(32)，又侵入了贾齐格人的领地，并收容罗马的逃散军卒；后来他还囚禁了罗马卫戍军司令官朗吉努斯（Longinus），要求图拉真归还被罗马军占领的横越多瑙河的土地，这个要求未获同意。公元106年，图拉真从他在德罗贝塔修建的一座石桥上过了多瑙河，再次进入萨米泽格苏撒。德西巴鲁斯自杀身亡。公元107年，达西亚终于被并入帝国版图。

还应提及一点，在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被迫将阿格里柯拉在苏格兰建立的一支卫戍军队撤了回来(33)。

潘诺尼亚的战争　公元107年

公元107年，驻下潘诺尼亚的使臣阿流斯·哈德里阿努斯（Aclius Hadrianus）“牵制住了萨尔马特人（贾齐格人）”(34)。

中国、帕西亚和罗马帝国东部

（一）

罗马东部的事态　公元72～77年

公元72年，叙利亚总督L．凯森纽斯·派图斯以安提奥克斯四世（AntiochusⅣ）及其儿子们与帕西亚结盟为口实，向柯马基尼发起突然进攻，迅速将它并吞。安提奥克斯被押送到罗马，其儿子们则相继逃至帕西亚寻求避难(35)。

公元73年，当阿兰人侵入米底亚和亚美尼亚时，高加索山以南各国陷入一派混乱。约瑟福斯（Josephus）曾说：“阿兰人大军攻入米底亚。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六畜兴旺，且绝无冒犯阿兰人之嫌，却遭大劫。”米底亚王帕柯鲁斯（Pacorus）只得放弃了他的全部财产，逃进山里。“阿兰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推进到亚美尼亚，沿途留下一片废墟。”亚美尼亚王梯里代茨战败，险些被俘。侵略者“洗劫全国，并掳获大批亚美尼亚和米底亚的人民，又将各种财物尽掠而归”(36)。约瑟福斯认为当时阿兰人是住在顿河和亚速海沿海一带。

经过这次大战，帕西亚沃罗吉斯一世向韦斯巴芗提议采取联合行动以抵抗入侵者，并要求他派一个儿子率军支援。多密喜安急欲前往，但这一计划并未付诸实施(37)。不过韦斯巴芗亦非按兵不动。公元75年他派了一支军队前往伊伯利亚增援米特拉达悌，加强其防守，以抵御来自高加索部落的侵袭(38)。从这次行动上看，罗马军队进入亚美尼亚的可能性很大。斯塔梯亚斯（Statius）指出，在卢梯斯·伽里库斯的戎马生涯中，曾一度领军进入亚美尼亚。据考，其时约在公元75年(39)。

公元76～77年，由于某种原因，沃罗吉斯入侵叙利亚，但被叙利亚总督M．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M．Ulpius Traianus）击退(40)，特拉阿努斯的儿子，即后来的图拉真皇帝，参加了这次作战(41)。

有关公元74～77或公元78年这段时期日耳曼部落的大规模起义和密西亚至少受到过一次萨尔马特侵犯的情况，仅靠碑文和古钱币提供的证据毕竟有限。然而，如果借助公元前60年到公元70年期间罗马东部和中欧事态之间的密切关联，那么公元72年到公元76年或公元77年间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战乱就可以得到证实。此外，罗马东方的那些战乱毫无疑问地与班超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西域”的变化又有密切联系。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73～78年

正当韦斯巴芗对罗马帝国的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边陲实行安抚政策时，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正在力图恢复由于王莽篡政(42)而失去的对蒙古和喀什噶尔地区的控制。明帝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心，是由于甘肃地区受到了匈奴的侵犯。

如前所述，莎车王贤于公元61年被于阗王广德败杀，而匈奴乘机又攻败广德，并使他每年缴纳贡赋。之后，匈奴便控制了西域诸国。公元72年，明帝始决意平定匈奴。公元73年，窦固率军攻占伊吾(43)。公元74年，汉朝收复了吐鲁番及车师后王庭。公元73年窦固败匈奴后，即派遣他的部下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44)。班超先后挟服了鄯善王广和于阗王广德，使之臣服于汉明帝之威。汉朝至此复通丝绸南道。当时龟兹王建正听命于匈奴，他攻占了疏勒，杀其王。面对建之来势汹汹，班超毫无畏惧，并于公元74年率军向疏勒推进。干戈未动便将建驱走，得疏勒城。公元75年焉耆与龟兹俟机攻杀了公元74年出任都护的陈睦，龟兹乘机又联同姑墨向班超进攻，迫使班超据守疏勒城年余。是年明帝死，刘炟继为章帝（公元76～87年在位）。他下令放弃西域，撤回汉军。公元77年，正当班超亟待增派援军以守疏勒城时，接到了召他回朝的命令。他回经于阗时，于阗王广德苦苦挽留。他于是决定不顾上召，继续完成统一西域之大业(45)。

中国公元72～77年间的战事构成了公元73～77年间亚美尼亚和帕西亚战乱的背景。

但汉朝政策的影响力并非以幼发拉底河为限。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事实，即中国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完成了统一西域之后，继而在西印度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并因之而有公元前58年开始的马尔瓦纪年（the Marva era）或毗克罗摩纪元。之所以要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因为西印度开始创立塞种纪年（the Saca era，公元78年始）恰好又是在明帝收复西域之后。与公元78年塞种纪年有关的历史事件，史界权威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贵霜（Kushan）王朝的伽腻色伽继阎膏珍为王(46)。这一重要人物的继位，若不算一次革命，至少也意味着一次改朝换代(47)。这可以从贵霜新王朝以白沙瓦（Peshawar）代替巴里黑（Balkh）为其国都得以证明。伽腻色伽以赞助与弘扬佛教著称。在中国的记载中，他被称为“月氏王”。在帕西亚，继上述公元前60～公元前59年战事之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58年弗雷茨三世被杀，随后在其二子米特拉达悌和奥德罗二世之间爆发了内战。同样，公元78年，帕柯鲁斯二世挑起了一场反对沃罗吉斯一世的叛乱(48)。

（二）

喀什噶尔、帕西亚及罗马东部　公元78～91年

公元78年间，班超与伊犁河谷的乌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康居及阿富汗西北印度贵霜王国的月氏建立了亲善关系。同年，由于得到康居的支援和疏勒、于阗等国的贡赋，班超又攻取了姑墨和温宿(49)。这时汉朝政府终于给班超派出了援军。于是他向龟兹和焉耆发起进攻。在公元78～80年（该年班超得汉援军），龟兹灭莎车，疏勒又起兵叛乱。公元80年，汉将徐干领援兵到达，班超遂重新攻下疏勒。公元83年，龟兹再攻疏勒，公元84年汉增兵又到，加之有疏勒、于阗的纳贡，班超便向莎车发起进攻。而莎车王将疏勒王冲拉到他的一方，冲又得康居支持。面对这一局势，班超遣使“携丝绸重礼”(50)赠月氏王（伽腻色伽），请他劝其同盟康居王将增援疏勒的军队撤回。此举颇为奏效。康居同冲一并撤出塔里木地区。于是，久失西域的班超得以复主喀什噶尔。公元85～87年，班超再得月氏之援，发兵以攻吐鲁番的车师前王庭(51)；公元86年，疏勒前王冲得康居之助，起兵企图夺回其王位，却为班超所俘，并被处死。其后于公元87年，班超调回于阗等地军队，击败龟兹等国的援兵而大破莎车。

从公元84～87年的情况看来，班超在喀什噶尔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以至于他不得不在某些地方要依靠贵霜国的支持。公元87年，安息（即指帕西亚，此更似指希尔卡尼亚）王遣使到汉(52)，显然是因为在西域的中国人与贵霜之间的联系对于通过希尔卡尼亚和帕西亚的丝路是一大妨碍。同时，月氏王伽腻色伽也遣使欲与汉结盟，并求联姻(53)。当时，似乎班超允许帕西亚的遣汉使臣过境，但不知何故，却将伽腻色伽的使臣逮捕送回，因此引起了战争。月氏王于公元90年发兵，由其副王谢率领，越葱岭、结龟兹以攻汉军。但为班超所击溃。至此，从公元73年起一直抗汉的龟兹遂降。据载，月氏亦向汉朝岁奉贡献(54)。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还可从以下帕西亚和罗马东方的事态中得到反映，尽管具体的记载尚不明细。因为公元78～90年喀什噶尔战争以及康居和月氏（贵霜）的卷入，恰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遥相呼应。

其一：公元78年，帕柯鲁斯反叛并进攻沃罗吉斯一世，后者坚持抵御到公元80年初，终于倒台。但帕柯鲁斯并未接管这块归他无疑的领土，因为另一个敌手阿塔班努斯四世于公元80～81年（或公元81～82年）占据了塞琉古。但他显然在公元82年被驱走，跑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立足，直至公元88（或公元89）年(55)。在罗马历史上记有他帮助并指使了提图斯（Titus）王朝（公元79～81年）的一个名叫特伦梯亚斯·马克西姆斯（Terentius Maximus）的人。此人借尼禄之名，并得到来自幼发拉底河的一些地区的支持(56)。尼禄率帕西亚军的返回，成为《圣约翰启示录》(57)里一再出现的话题。与此相应，公元82年在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发生了暴乱。在莱茵河地区，多密喜安于公元83年亲战恰提人，使罗马的疆域拓至莱茵河彼岸。

其二：公元83年喀什噶尔再次向班超进攻。公元84年，由于情况紧迫，他向月氏（贵霜王）求援。可惜罗马史料对公元80～81年及公元88～89年这一期间帕西亚和罗马东部的事态毫无记载。另一方面，索连尼的摩西对此有所记述，即多密喜安派遣的一支军队在亚美尼亚被歼灭。这一事件虽无时间记载，但大致可确定发生于公元84年或公元85年(58)。在欧洲，达西亚人公元85年入侵密西亚，同年多密喜安在日耳曼颇有战绩。

其三：班超与月氏王之友善关系于公元87年中断。公元90年，月氏王发兵越葱岭攻汉。这一战事反映在帕西亚，则是“公元86～92（93）年这七年间帕西亚也没发行任何货币”(59)。公元88～89年（尼禄死后的第20年），另一个假尼禄之名的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之东部，并得到帕西亚人的全力支持，“为了他，帕西亚的军队几乎参与了反对罗马的战争”(60)。约在公元88年，C．维土伦鲁斯·西维卡·塞里阿利斯（C．Vettulenus Civica Cerialis，当时的亚细亚总督）由于阴谋政变而被处死(61)。直到大约公元92年，罗马诗人斯塔梯亚斯（Statius）、马歇尔（Martial）和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Silius Italicus）还在满怀期望地谈论东方的战争将会给多密喜安带来新的荣誉(62)。在欧洲，公元88年末，罗马同达西亚人的战端又起，几乎同时又发生了恰提人侵入罗马境内和上日耳曼的安东尼亚斯·萨特尼努斯的兵叛。

（三）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91～102年

公元91年，班超(63)收降了北路上的龟兹、姑墨和温宿。汉和帝命班超为都护，治于龟兹。公元91年班超平灭了焉耆，至此他完成了西域诸国统归于汉的大业(64)。

关于班超在西域长期经营的结果，《后汉书》有如下评述：“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皆重译贡献”，“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65)。这里说的“商胡”极可能是马依斯·梯西安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的商人。马依斯关于“伟大的丝绸之路”的记载曾被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引用。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使西(66)，抵达条支。这个地方据考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甘英带回许多有关西方的情况，主要有：一、罗马帝国（大秦）经海路同帕西亚（安息）和印度（天竺）进行贸易，并可获利十倍；二、大秦国王一直盼望同汉朝建立通商交往，却因帕西亚之阻碍而未成。因为帕西亚企图垄断同罗马的中国丝绸贸易。甘英回国不久，即公元100年，班超即向朝廷请求解职回乡(67)。

公元90年大破月氏，使班超得以完全控制了西域并实现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安定。这一形势在帕西亚也得到反映：塞琉古的造币厂于公元93（或公元94）年直到公元97年发行了帕柯鲁斯的铸币。但美索不达米亚的繁荣并未长久。公元97年春到公元105年（或公元106年）间，造币厂一直处于完全瘫痪状态。正是这一期间，帕柯鲁斯被逐出塞琉古，这座城市被沃罗吉斯二世占领。

公元97年甘英的使西，有助于说明帕西亚的局势。在西行途中，他实际上是受到了伊兰（Iran）当局的阻拦，因而未能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达叙利亚，而是被带到波斯湾上首的一个城市里。他在那里被告知需经海路方可抵罗马帝国（大秦）。由此可见，公元97年春之后，帕柯鲁斯的权限决不超过北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东部和南部则已属于正在同他交战的国王沃罗吉斯二世或奥斯罗斯。此时虽然由中国和喀什噶尔来的货物仍然经过波斯东部和中部，但经北美索不达米亚直抵叙利亚的道路却被帕柯鲁斯的敌对者阻断了。于是与叙利亚的贸易只得通过海路绕过阿拉伯来进行。这一情况大约发生在公元97～105年之间。

（四）

喀什噶尔和帕西亚　公元102～107年

公元102年，班超返回洛阳，当年病逝，春秋七十。继其都护之职的任尚随即陷入困境——对此他事先曾受到班超的告诫(68)——公元102年西羌起乱，他颇费了周折方将其平定。公元105年北匈奴取师车后王庭(69)，沿北道的诸国亦反叛汉朝，并于公元106年攻任尚于疏勒(70)。汉遣梁谨领军驰救任尚。公元107年羌人由梁金领导叛乱，夺占了陇境交通。正如《班勇传》中所陈：“西域复绝。”(71)因中西交通中断，汉朝政令不达，遂于公元107年撤西域都护机构，并召回派驻西域的人员(72)。北匈奴乘此机会占领了西域，甚至向诸国勒索过去所欠的贡税(73)。

班超在西域经营达三十年后，于公元102年告休回洛阳，而在公元105～107年间，汉朝就不得不放弃了对商路及西域诸国的控制。

在帕西亚，公元106年前后，帕柯鲁斯的政敌夺取了塞琉古(74)，他同时又受到奥斯罗斯从南面的进攻，东遭沃罗吉斯二世袭击。当图拉真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时，这三方的冲突正在进行之中。

在罗马东部地区，公元105～106年，叙利亚总督A．柯内里亚斯·帕尔马（A．Cornelius Palma）攻占了皮特拉，吞并了阿拉伯(75)。

在中欧，公元106～107年，图拉真击败德西巴鲁斯，吞并达西亚。公元106年或公元108年，罗马人被迫撤出苏格兰。

观察与评论

如果将公元73年至公元107年间喀什噶尔和帕西亚的局势与同一地区莎车王贤在公元33～61年间的活动作一比较，那么从每一组相应的事件中都可看出，塔里木的战争之后在帕西亚总要发生暴乱和内战，而且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影响到罗马东部各省。在这两组类比中，还可看出，紧接着罗马东部的动乱，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也相应地爆发了战争。对欧洲的局势进一步研究后可以看出，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时期所发生的蛮族侵扰却具有不同的形式。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暴乱确与帝国东部的战争有一般性的联系。而马可曼尼、魁代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现象。如果这些入侵实际上表明它们是另一类型的战争，那么它们必然也要有其独自的先导因素。根据本书的观点，从整体上看，班超经营西域时，汉朝的军队也同时在蒙古同匈奴人交战。因此，在对欧洲公元70～107年间战争的背景做出结论之前，应该对中国与蒙古民族早在公元前60年就开始了的关系作一探讨。

中国、蒙古和欧洲

（一）

中国与蒙古　公元前63～前36年

罗马对米特拉达悌大帝的第三次战争与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76)对匈奴的战争遥相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在庞培击败米特拉达悌的当年（公元前66年），郑吉破车师；不久米特拉达悌逃至博斯普鲁斯。在东方，匈奴这时又挑起战端。公元前64年，郑吉被迫放弃车师。在米特拉达悌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3年），汉朝正面临西羌人之乱（公元前63～前61年）及匈奴发十万骑兵北犯汉边的严重局势。如果羌人和匈奴联军合力，便会给汉朝造成失去西域交通的危险。可是上述险情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局势随即得到缓解。公元前60年，匈奴单于死。在汉朝的支援下，新单于处死了前单于手下许多显要官员。正如前述，先贤掸为避此难，不得不逃降汉朝，车师庭也随之归汉。但是与新单于对立的匈奴权势人物并未全部逃亡，经过一番争夺之后，新单于被推翻（公元前58年），匈奴亦因此而分裂为五部。

这里不妨将欧洲的态势列出备考——假定蒙古的战争与欧洲的战争没有联系性。公元前61年或前60年，波依人被驱赶到多瑙河以北，这也影响了多瑙河上游地区的民族以及博登湖（Lake Constance）的赫尔维提人和高卢的阿罗布诺吉人。至少在公元前59年，波依人归并入赫尔维提人，并于公元前58年进行了一次大迁移，但不久即被恺撒赶了回去。同时，从维斯瓦河到莱茵河一线的日耳曼人也卷入了战争。

公元前58年老单于死后，五单于争立，混战数年(77)。到公元前53年，只剩下了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兄弟。郅支于是年大败呼韩邪。呼韩邪南逃渡河附汉。公元前51年，呼韩邪自请称臣，并为汉朝驻戍北塞。

留在匈奴王庭的郅支见呼韩邪得惠于汉，便于公元前49年迁往右庭之地，以图与乌孙结盟。乌孙王拒许，且发八千骑兵攻之。郅支破乌孙军，但并未追击，而是北上降服了呼揭、坚昆、丁令等国，然后才回头数攻乌孙。

直到该时，郅支仍未中断他与汉朝的联系。公元前45年，他要求遣还他于公元前53年送汉为侍的儿子。元帝许之，且派兵护其子归。然郅支竟杀死送其子归的汉使。他自知有罪于汉，又惧呼韩邪会出兵攻打，便急忙准备西迁远遁。时值康居遭乌孙进攻，康居王闻郅支“处境尴尬”(78)，便求他给予援助。郅支急不可待地抓住此机（公元前43年），不顾当时正值严冬，立即拔营西进。其民沿途离散极多，到达康居时，只剩下三千余众。尽管如此，他仍受到康王的厚待，并为他配备了一支军队以抗乌孙。郅支率军大破乌孙，掠其都城，荒其西境，使之成了千里无人之地(79)。郅支自居破乌孙有功，对康居王骄矜无礼，进而枉杀多人，又侮汉使臣，且向火寻(80)、大宛等国勒索贡赋。他甚至还在都赖水(81)上建立了自己的都城。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未经请示朝廷，便决定发兵征讨郅支。陈汤曾据理力劝他的上司甘延寿。他认为匈奴正威胁着乌孙和大宛，企图将此二国并入康居。若匈奴此举得逞，定会进而北攻伊犁，西征安息，南克月氏（大夏）和乌戈山离（赫拉特Herat）。如是，定会给西域造成严重威胁。陈汤的这一番议论虽多指匈奴单于而言，却也可见该传记的作者借以表现陈汤的远见卓识(82)。这次征讨，汉军得到乌孙和康居十五王子的支持而大获全胜。攻破了都赖水上的郅支城，并杀郅支。

公元前49年的郅支单于西迁及他征服回纥、坚昆和丁令，恰恰与导致博斯普鲁斯王法拉西斯垮台的事件在年代上有密切联系。公元前48年，法拉西斯在奥尔西王斯帕狄尼和塞拉西王阿比阿库斯的支持下，在密奥梯斯（亚速海）东岸建国。法拉西斯很可能利用了影响到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地区各民族的某个战争机会。而另一方面，既然郅支在公元前43年以后不久仅仅向大宛和奄蔡派出了使臣，这件事很难同西徐亚进攻博斯普鲁斯联系起来。西徐亚的进攻使博斯普鲁斯王阿桑德修筑了彼列柯普（Perekop）地峡的防御工事，其具体时间失考，大致是在他在位（公元前47～前17年）的早期。

（二）

中国和蒙古　公元2～16年

从公元前51年到公元9年，汉朝和蒙古部落之间一直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王莽篡权之后，他的一项政策便是降低匈奴单于的礼遇规格，因而引起匈奴的不满，进而入塞骚乱(83)。公元11年，王莽向北塞各郡征收苛税(84)，引起大乱而未果。公元16年，王莽向这一地区派出军队，但领军诸将极为谨慎，尽管王莽直到公元19年仍不断派兵增援，却无大进展。

西域(85)的骚乱比汉朝北塞的战争发生得更早些。约公元2年，汉辟“北新道”，以缩短玉门关到车师后王庭的距离。车师王姑句怨新道有损于他的利益，便率领其众投奔匈奴。

不久后，那里的局面恢复了安定。但公元10年车师王须置离患于汉都护的苛税，决定投奔匈奴。事未成，却被汉戊己校尉获悉，遂遭捕杀。于是须置离的弟弟狐兰芝带领部众及牲畜逃亡到匈奴。同年末，匈奴攻车师前王庭，并杀汉将。

公元14年，王莽与匈奴达成和解协议。但据史载，因王莽愚弄单于，矛盾又起。匈奴于公元16年大犯汉边（前已有述）。其时，西域诸国分崩离析。焉耆首先发动反叛，杀汉都护。汉派军到西域以图重占焉耆，但遭重创，汉将被迫退守龟兹。

中欧　公元4～18年

有关公元2年前后中欧战事的记载极少而简略。只知有一个名字叫“××西亚斯”（～cius）的将军的事迹，但既无具体时间，情况也不完整。只是说到他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某处渡过多瑙河，征服了魁代人和巴斯塔尼人，并与柯梯人和阿纳提人结盟。其发生的年代各说不一，大约是在公元前19年～公元6年之间。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次征伐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年～公元4年之间。关于各个事件发生年代的不同观点，均只有从“政策和战略上的原因”(86)来考虑。同时应该坚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记载证明罗马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向蛮族发动过进攻。因此，有关这个问题的焦点便不在于“奥古斯都的特使什么时候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渡过多瑙河”，而在于摩拉瓦河上游的部族在什么时候发生战乱。借助于前面阐述的其他战乱情况来分析，可以确定这个时间应该是公元3～4年。马可曼尼人的情况可以不予考虑，因为直到马罗波杜斯被阿明留斯击败之前，他完全可以保卫他的国家并维持其安宁。

罗马史家们没有提到任何中欧地区的战事可以与公元10年车师的骚乱相映照，除了Cn．柯勒流斯·伦土卢斯的远征。这次远征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1年。此外潘诺尼亚作为一个省从伊利里亚分出去大约是在公元10～14年之间，正当莱茵河爆发战争、多瑙河下游受到达西亚的威胁时。这次行政分割说明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河域地区确有必要建立一个单独的军事机构。当代的权威人士不曾指出过这个新省份的总督是谁，但可以相信公元12～13年当政的官员是L．埃流斯·拉米亚（L．Aelius Lamia）(87)。维里乌斯·皮特库鲁斯说拉米亚在日耳曼、伊利里亚和阿非利加（非洲）都建树颇多。既然如此，那么他很可能是公元10～11年在日耳曼，公元15年和公元16年在阿非利加，而在伊利里亚和潘诺尼亚的任期必在上二任期之间，即公元12年和公元13年。可惜维里乌斯除了提到拉米亚并未因胜利而得到什么荣誉外，没留下更多的记载。为了保卫多瑙河而进行的备战，无疑说明该河北岸的各民族中发生了战乱。

幸运的是，有关可以同公元16年天山地区战争相呼应的欧洲战争情况却唾手可得。众所周知（见第一章第十三节），公元18年，一支从维斯瓦河来的军队（包括哥特人）在卡图阿尔达的率领下侵入马可曼尼。马罗波杜斯和他的残兵败将逃至潘诺尼亚的罗马军中避难。另外，提比略派其子德鲁苏斯率军驻防边陲这一事实则可证明多瑙河彼岸的动乱已经在罗马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并且也有助于说明公元12～14年的形势。

（三）

中国和蒙古　公元25～52年

王莽死后，中国立即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刘秀于25年建东汉，是为光武帝。而另一个争位者卢芳则在陕西得匈奴之助亦自称汉帝。公元33年，光武帝遣吴汉击卢匈政权，公元34年卢芳逃走。公元39年，吴汉再攻匈奴，但中途被迫去职，因而匈奴各部得以转居塞内。公元40年，卢芳降汉。实际上是匈奴派他回汉，以期得到汉朝的褒奖，不过始终未能得到。光武帝封卢芳为代王，赐绢两万匹。但此人于公元42年复入匈奴，不久即死去。公元44、公元45年，匈奴联合乌桓、鲜卑再次犯边。汉军出击，却无功而返。

公元46年，莎车王贤攻鄯善、龟兹。鄯善和吐鲁番求护于汉（公元47年）。

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各部为争继王位而起混战(88)。汉煽动乌桓乘机击之，将匈奴驱至漠北。公元48年，匈奴八部共议立呼韩邪之孙比(89)为单于，并袭用呼韩邪的称号，依汉求安。汉朝答应了匈奴的请求，并将此八部安置于北塞（五原一带），以御外袭。至此，匈奴遂分为依附汉朝的南匈奴和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公元49年，南匈奴大破北匈奴诸部，迫其放弃千里疆域而向西遁逃。此时鲜卑亦出袭北匈奴(90)。匈奴人这一时期（公元48、公元49年）的变化极为重要，因为南北二部至此永远分道扬镳了。

匈奴分裂的直接后果是北匈奴各部和汉朝贸易交往的中断。有关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公元51年，北匈奴单于遣使欲同武威太守和亲结盟，汉朝不许。经反复交涉之后(91)，于公元52年，汉朝终于同意恢复与北匈奴的贸易。

在蒙古，匈奴的分裂（公元49年）导致了两部的战争。汉朝北塞亦因之数年不宁。在西域，莎车王贤克龟兹后，又攻大宛，激起康居的不满（时约公元50年）。继公元46～50年蒙古地区以及中国西域战争之后，西方亦爆发战乱。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公元50年，奄蔡更其名为阿兰(92)。西方史学家也在这一年改称之为“阿兰尼（the Alani）”，而它的奥尔西（Aorsi）之名称的最后出现于史料是在关于米特拉达悌公元49年战事的记载中。公元50年卢吉人及来自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源头地区的一些部落进攻瓦里亚斯王国（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的国家），赫尔门杜里人则加入卢吉人一方。瓦里亚斯虽得贾齐格人支援，仍然被推翻。此战结束之后，潘诺尼亚方面没有入侵事件发生。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仍然预料会有犯边之患，遂向多瑙河增派了军队。同在公元50年，恰提人入侵韦特劳河和缅因河下游地区。

公元49～50年间的战事对南高加索的民族似乎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借口当他和阿尔巴尼亚人交战时(93)，他的兄弟亚美尼亚王米特拉达悌（伊伯里亚人）拒绝帮助他，于公元51年向亚美尼亚发起进攻。

（四）

中国和蒙古　公元72～77年

莎车王贤的叛乱平定之后（公元61年），北匈奴控制了西域。单于公元62年进扰黄河五原，但遭南匈奴抵抗。公元64年，北单于向汉求和，重开交通，汉朝许之。公元65年，汉遣使赴北匈奴，南匈奴便因之大怨，发兵起叛。其后战端便起，虽有汉军力阻，然南北匈奴仍大犯北塞，烧城毁镇，杀掠人民。此乱绵延数载(94)。

公元72年，北匈奴侵敦煌等郡，随后，在耿秉屡谏之下，明帝决心重取西域，于公元72年末遣军屯凉州，以备次年春出战。公元73年，汉军分兵四路向匈奴进伐(95)。窦宪、班超所统的大军击败北匈奴最南端的呼衍王部，并将其驱逐。公元74年，窦宪及耿秉追呼衍部至蒲类海，战伊吾城，再败其部。随后，汉军分兵两路，耿秉击车师后王庭，窦宪攻车师前王庭，两路皆大胜。车师后王庭为耿秉所降（前已说过，班超于此时攻下喀什噶尔）。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遣两万大军围耿秉，其情甚急。亦在此刻，与匈奴联盟的焉耆、龟兹又攻杀了刚上任的汉都护陈睦。为此，甘肃路汉军立即发兵以解天山之围（公元76年），而后却又放弃了车师后王庭及吐鲁番两地。公元77年，汉又将哈密驻军撤回。同年，羌人之乱起，并于次年为耿秉平灭。

继公元72～77年对北匈奴的战争之后，南高加索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公元72～75年间，阿兰尼人侵入米底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96)，有关其结果可参见前述。

约瑟福斯关于这次入侵的记述引起了一些学者对阿兰尼人进攻米底亚和亚美尼亚的路径的不同看法。简言之，约瑟福斯所记载的情况是，阿兰尼人先通过某个以“亚历山大（Alexander）”命名的山隘。通过该山隘有一条路直通米底亚。公元73年，这个山卡为希尔卡尼亚（今阿斯德腊巴德Astrabad）所控。如是，首先可以判定，“亚历山大”这个名字定与高加索山及雷加附近的里海有关系。因为托勒密（第五章第8节之15）将“亚历山大”这一栏置于北高加索山处，即“阿尔巴尼亚关（the Albanian Gates）”(97)北面的德尔本特（Derbent）山卡。其次，可以肯定，正如达里尔（Dariel）山卡通往第比利斯（Tiflis）和亚美尼亚一样，德尔本特山卡通往巴库（Baku）和阿特罗帕尼（Atropatene）。希罗多德（Herodotus）说，当西徐亚人将辛梅里安人（the Cimmerians，在博斯普鲁斯）驱往南部时，辛梅里安人就是沿海岸而逃的。西徐亚人在后追逐，直入米底亚之地，而高加索山就在其右边。既然有一个与“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相关的、阿兰人可以通过它到达米底亚的关隘，那么显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希尔卡尼亚人于公元73年控制的是哪一个山口了。

为了解里海边境的局势，有必要引述斯特拉波（Strabo）有关上奥尔西的论述，即上奥尔西统治了里海沿岸的大部分疆土，这样他们便可输入来自印度和巴比伦的商品。从这一情况看来（它完全可以作为自从公元前50年以后整整一个世纪历史的参考），奥尔西人曾经利用过德尔本特之路。作为对斯特拉波论述的一点补充，这里可以指出，根据马尔卡特（Marquart）(98)的观点，上奥尔西人也曾在里海东岸占据了大片土地，包括切列肯岛（the island of Che Leken），且控制了经过这个内陆海的来自印度和大夏的商品运输。奥尔西人于公元50年前后从历史上消失，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与以下事件的关联却不多见于论述：（1）奥尔西人消失后不久，即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人宣布他们脱离帕西亚而独立；（2）他们独立的范围向北扩展到阿姆河口，包括塔尔卡岛（the island of Talca，今切列肯岛，见托勒密书，第六章，第9节）。因此有理由说，当奥尔西人的组织崩溃时，里海南岸的商路落入希尔卡尼亚人之手。但在这一点上，问题的范围变得更广了。公元58年，希尔卡尼亚遣使到罗马，请求联盟以抗帕西亚入侵（见塔西图《编年史》第十四章，第25节），且尼禄也确对促进阿姆河到里海的交通有兴趣(99)。亚美尼亚战争结束之后（公元63年），梯里代茨于公元66年在罗马接受加冕时，尼禄派军队到伊伯利亚备战。依照塔西图的记载（《历史》第一章，第6节），这一次是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战争。既然希尔卡尼亚取代了奥尔西，那么他们就一定踏上或至少准备踏上阿尔巴尼亚的土地。而既然知道他们有意要同罗马结盟，那么尼禄这次战争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与他们共同将已经摆脱了帕西亚苛税的东方商路的最后一环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尼禄在高加索地区的备战并无结果。韦斯巴芗则采取了一种新的东方政策。不过，在现存资料中，有关希尔卡尼亚的情况的另一记载是在约瑟福斯所指的那一段时间里他们控制了德尔本特山卡。如此看来，约瑟福斯的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继中国边塞地区的战争和影响到顿河地区的阿兰尼的动乱之后，中欧各地发生了民族起义。文字上的资料对这一时期多瑙河和莱茵河地区的局势确无记载，但是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战乱的确凿的旁证。主要的是，公元74年Cn．柯勒流斯·克里门斯(100)进行了一场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东直到内卡河（the Neckar）上游（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战争。他显然将战火烧到他的领地之外，因为公元77年和公元80年间在巴伐利亚（Bavaria）修建了要塞，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雷歇尔（Raetia）的地方官C．萨土里亚斯（C．Saturius）领导修建的。这说明奥格斯堡（Augsburg）以北和累根斯堡（Regensburg）以西地区已经成为入侵的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在赫尔门杜里边境上修筑的。在缺乏公元74～76年间文字记录的情况下，从这一事实上可以看出赫尔门杜里已经卷入了公元18～20年和公元50年的复杂战争之中。此后，他们又突破重重防线，参加了公元167年的大入侵。关于这些防线已另有专述(101)。

（五）

中国和蒙古　公元84～87年

公元84年，北匈奴再次请求与汉朝进行官方与民间的互市，得到汉章帝许可。然而当北匈奴大且渠王子及其他官员驱赶万余头牛羊入市途中，却遭南匈奴汗遣骑抢掠。公元85年春，四路大军共击北匈奴，“南匈奴攻其前（南），丁令攻其后（北），鲜卑攻其左（东），突骑施攻其右（西），使其无容身之地，因而北遁”(102)。

公元86年，南匈奴汗追击北匈奴一部，并败之于曹色山。这次南匈奴追击北匈奴，似为汉朝从中挑起。汉朝颁令，凡斩北匈奴头者皆有赏。公元87年的鲜卑和乌桓击北匈奴显然也是听从于汉章帝的旨意。北单于在这次战争中被俘杀死。经此挫败后，北匈奴数十部在北塞纷纷降附汉朝。其残部亦因“惧于丁令、鲜卑”，皆逃往安后河（也许为安金河之一西支）以西。同时（公元85～87年），班超得月氏之援，平定吐鲁番之车师。

公元89年(103)，罗马皇帝多密喜安败于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狄奥（Dio）认为这次敌对行动是多密喜安挑起的。他本想对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实施报复，因为他们没有在反对达西亚人的战争中提供帮助。不论多密喜安的动机如何，这些苏比人的部落是在潘诺尼亚将他的军队击溃的。

（六）

中国和蒙古　公元89～91年

北单于死后，匈奴为争单于之位而发生了混战。公元88年，汉得北匈奴内乱的消息，遂联合南匈奴发兵北击。公元89年，窦宪、耿秉大败北匈奴（在今大同附近），俘杀两万余众。北匈奴汗远遁，窦宪刻石记功而还(104)。公元90年，汉将率军攻克伊吾，随后车师二庭皆败而降汉。同时（公元90年）南匈奴与汉军同败北匈奴军，占其安后河上的王庭。北匈奴汗虽只身逃亡，然其后妃子女连其玉玺皆被俘获。公元91年，耿秉由居延出发，深入五千余里，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北匈奴自此逃而“不知所之”，“匈奴政权亦全部瓦解”(105)。与此同时（公元91年），班超收降了龟兹及北道各部。

公元93年，鲜卑趁北匈奴灭亡之机，占据了原属北匈奴的地区(106)。

窦宪和耿秉公元89～91年大破匈奴之后，北匈奴部落溃散(107)，其中一部分入库车以北的山中、伊犁河谷、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和康居地，其余则进入额尔齐斯河（the Irtish）和鄂毕河（the Ob）流域。

继北匈奴溃逃后，整个欧洲发生了战争和民族大迁移。

在博斯普鲁斯，来斯库波里斯一世（Rhescuqoris I）执政的晚期，他一直在同蛮族交战。铜币上铸有标志他战胜西徐亚人的图案(108)。最晚的来斯库波里斯铜币发行于公元91年或公元92年，而他的继承人骚奴梅特一世（Sauromates I）的铸币则迟至公元93年或公元94年才发行。这中间的空白似乎意味着在公元92年，这个国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前已提到，公元92年的中欧，马可曼尼人、魁代人和贾齐格人侵入潘诺尼亚，并击溃一支罗马军团。而罗马皇帝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将他们驱逐。

（七）

中国和蒙古　公元95～97年

公元94～95年，匈奴部落在黄河河套一带发生冲突。原降汉的北匈奴二十万众起兵反叛。汉遣大军并征集乌桓、鲜卑及南匈奴之兵伐之，将这些北匈奴人击败，逐离北塞(109)。

公元96年，汉驻车师后王庭的官员返汉。车师后王为之大恐，疑自己被车师前王维彼塔出卖，便向前王庭进攻，掳其妻室而还。公元97年，汉遣王陵率一支包括两万西羌人及陇西各族募兵在内的大军，由凉州出发，西攻车师后王。车师后王逃至北匈奴境（似为库车以北的天山境），然终为汉军所杀(110)。

公元97年，马可曼尼人和魁代人入侵潘诺尼亚，战争进行到大约公元98年。

（八）

中国和蒙古　公元105～107年

公元104年，北匈奴可汗遣使献物与汉求和修好，公元105年又遣使诣敦煌贡献，可始终未得到汉朝许可。公元105年，和帝死，邓太后临朝称制。北匈奴攻取车师后王庭，到公元107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北道交通。

公元107年，下潘诺尼亚总督哈德里安抗击入侵其省份的贾齐格人。

以上所陈公元72～107年，即班超经营西域期间汉朝的种种情况，可有助于说明在韦斯巴芗、多密喜安和图拉真在位期间欧洲的局势。将本章前部所述战事加以研究便不难发现，罗马帝国北塞的战乱不仅与罗马东部的战争有关，而且与中亚的战争有联系。由这些相互关系可看出，正如前面阐述的一样，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罗马东方的战争引起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的动乱，而继中亚地区骚动之后，在多瑙河上游北岸发生了部族人的起义及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样，一方面，继喀什噶尔战争之后，分别于公元74～77、公元82～83、公元85～86、公元88～89年发生了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和公元105～106年帝国东部的一系列动乱。另一方面，继天山东部地区，特别是车师前王庭的战事之后，相应地发生了公元74～76、公元89、公元92、公元97～98和公元107年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骚乱。将这两个时间顺序所发生的情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多瑙河下游、上游和莱茵河这三个地区的起义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一期间内，图拉真对达西亚人的战争（公元101～102年）显然是罗马唯一一次没有直接诱发因素的战例。

观察与评论

通过以上大量的观察，有证据说明，蛮夷人的多次骚扰已波及罗马在多瑙河上游边塞地区，这一地区并非轻易受到攻击。欧洲的起义只是在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才爆发。但更深入的研究证明，多瑙河以北的频繁战争及潘诺尼亚的入侵与蒙古地区的战乱有着明显的联系。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欧的战争是否与天山以东的局势有关。

由于帕西亚的战乱与喀什噶尔的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些相互影响的地区虽然相隔甚远，却被横贯大陆的丝绸之路依依相连。如是，便不难理解，丝路东部的战争和因之导致的贸易阻断必在丝路之西部产生同样的影响，进而引起战乱。至于潘诺尼亚的侵略，则因为没有证据说明在中亚和欧洲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商路，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局势在时间上便没有相应的联系。但是，在把蒙古和潘诺尼亚这两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许多相关之处简单地归于偶然巧合之前，应该对从波兰到蒙古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更深入、更艰苦的研究。

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各民族关系

公元1世纪初，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载了黑海以北平原地区各民族的详细情况。他提到那里的推罗吉特人（the Tyregetae）和一个萨尔马特人的部落群，其中包括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他说“罗克索兰尼人以远是否还有什么民族，我们不得而知”。据他认为（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3节），之所以缺少有关比顿河河口更远国家的资料，是因为这些敌对的流荡民族“切断了经过其境内的一切道路，阻塞了可以通航的全部河流”。

到了公元1世纪中期，古代世界的北方地平线大有延伸，至今尚不得其名的那些民族与罗马发生关系的情况，可见于普林尼（Pliny）关于西徐亚民族状况的说明（见其《博物志》，第四章，第80节）。该说在列举多瑙河彼岸的蛮夷部族时，首先提到吉提人，说他们被罗马称为达西人；接着便是萨尔马特人，希腊人称之为骚鲁马特人（the Sauromatae）。他还补充说哈马克索比人（the Hamaxobii）或奥尔西人即属萨尔马特人。然后他提到变种的西徐亚人，他们出身于奴隶，或叫吐鲁葛迪提人（the Trogodytae）(111)。以后便是阿兰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普林尼继续说到多瑙河上游直到卡伦土姆被萨尔马特的贾齐格人占领，还提到毗邻苏比人和瓦里亚斯王国的巴斯塔尼人。普林尼记叙了瓦里亚斯王国于公元50年被推翻，这说明他的这一段记载绝不晚于公元49年，这一时间对西方文献记载来说，是有关阿兰尼人最早的时间界限了。

普林尼介绍的情况表明，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贾齐格人到达蒂萨河。当时巴斯塔尼人和马可曼尼人有着交往。此外，虽然托勒密记叙了2世纪中期的情况，但他认为他说的欧洲萨尔马特人的事情是发生于普林尼记载的史实之先。他所描述的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仍处在斯特拉波记载的状况之中。由此可知，他记载的这些情况，应在公元49年之前，也必得之于公元43年之后。因为庞波尼亚斯·梅拉（Pomponius Mela）提到的不列颠的征服（公元43年）是指当年的情况，而对中央俄罗斯地区各民族则毫无新论。顺着这个线索，便可以将视野扩展开去：公元45年，罗马军队派赴博斯普鲁斯以驱逐米特拉达悌三世，随之便陷入与这个被废黜的国王的战争之中。那么，这些有关的新资料，很可能源于克劳狄乌斯的罗马军队的情报部门。而普林尼在记述高加索山南北地区地理形势时，克劳狄乌斯皇帝成了他引述来源的权威。

和普林尼一样，托勒密在记叙欧洲萨尔马特各部族的状况之前，也有一个简明的概论，其中他只提到维尼达人（the Venedae）、波奇尼人和巴斯塔尼人、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以及哈马克索比人和阿兰尼粟特人。接着便开始了详细的记叙，囊括了这个国家从维斯瓦河到顿河各条商路上的部族名称。

首先，托勒密列出沿维斯瓦河东岸以南至河口的这条道路上十四个或更多的民族的名称。这个名单以维尼达人和古梭人（the Gu Thones）开始，到喀尔巴阡山的波恩吉特人（the Piengitae）和比埃西人（the Biessi）结束。维斯瓦河西岸也有一条道路，它由阿斯考卡利斯镇（Ascaucalis，在比德哥煦Bromberg一带）出发，结束于多瑙河的卡伦土姆。

出乎意料的是，托勒密将罗克索兰尼（斯特拉波亦将这个民族放在十分显要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当做一个交通中心。由西部和北部来的各条道路交会于此，因此，由维尼达来的道路便是经过了加林达（Galindae）、苏迪尼（Sudini）和斯塔瓦尼（Stavani）通往阿劳尼（Alauni）。此外，由极北地区过来的一条道路经阿西比（Acibi）和纳西（Nasci），维宾勒斯人（the Vibiones）和依德拉人（the Idrae）、斯特尼人（the Sturni）的地区通往阿劳尼。由阿劳尼出发的道路则通往哈马克索比，再到罗克索兰尼。托勒密还更加详细地在阿劳尼和哈马克索比之间注明有卡里昂斯（the Cariones）和萨加提（the Sargatii）这两个民族，哈马克索比和罗克索兰尼之间有雷卡纳里人（the Reucanali）和爱克索比吉提人（the Exobygital）。此外，一条由北方沿顿河的道路将奥夫伦斯人（the Ophlones）、塔纳特人（the Tanitae）和奥西里人（the Osili）与罗克索兰尼人联系起来。最后还提到波迪尼人（the Bodini）、吉维尼人（the Gevini）和卡波阿尼人（the Carpiani）与巴斯塔尼人有交往。而巴斯塔尼人则通过琼尼人（the Chuni）与罗克索兰尼人取得了联系。

以上已经将托勒密所说到的顿河以西中央俄罗斯地区的全部部族包括在内。而既然知道上述各条路线都通到罗克索兰尼，那么公元45～49年间罗马人所知晓的民族，很可能是、也只能是那些与罗克索兰尼有交往的民族。

顿河到高加索之间各民族的关系

托勒密所说的亚洲萨尔马特人，除了包括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国家外，还包括顿河下游直到高加索山一带民族。在后一地区里的亚速海东岸，居住着一般称为密奥提（the Maeotae）的部落，他们多属博斯普鲁斯王国。更远些，即博斯普鲁斯所辖领土之外，则有许多独立的民族。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居于顿河通往德本特山口（the Pass of Derbent）那条道路上的民族。

根据斯特拉波的解释，在大约公元前50年，顿河到德本特的道路为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所控。他还详细地介绍了这些部族的位置。他说（见其书第十一章，第491、492节）在顿河一带，首先是西徐亚部落的牧民和以车为居的游民，其次是萨尔马特人，再次是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他又说（同上，第506节），奥尔西人在塞拉西人以北，他们住在顿河沿岸，而塞拉西人则居于阿恰都斯河（the Achardeus，也许为今叶戈尔雷克河the Yegorlyk）沿岸。斯特拉波还说到这两个民族被认为是一个祖辈传下来的分支。老奥尔西民族则很可能统治着里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继续写道，“他们可以用骆驼运进印度和巴比伦的物产，分别卖给亚美尼亚人和梅德人，以从中获利。”他还说：“由于十分富有，这些人都戴着金首饰。”有了这些间接的、但较详细的有关奥尔西和塞拉西人的旁证作参考，便不难回过头去解释法拉西斯在公元前48～前47年为恢复其父在亚速海以东地区的统治而发动的战争了。

在塔西图关于米特拉达悌三世（公元47～48年）同他的兄弟柯提斯及罗马人进行的战争的论述中（见《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5～21节），也提到奥尔西人和塞拉西人，不过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是对立派：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而奥尔西则立即加入了柯提斯和罗马人一方。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皆注意到了奥尔西人的地位，这使奥尔西民族或是部落在古代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因此这里有必要提出这一点，即其他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从赫卡塔尤斯（Hecataeus）到托勒密和阿密亚努斯·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都讲到顿河上的雅克萨马特人（the Iaxamatal）(112)。在托勒密的著作中，雅克萨马特和塞拉西尼的地位与斯特拉波给予奥尔西和塞拉西的地位一样。由此便可以推知，位于顿河的奥尔西人部落是由雅克萨马特人构成的。而且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只是当那些商队的经营者转而认为发动战争更加有利可图的时候，奥尔西的地位才变得重要起来。

普林尼在论述北高加索山各民族的时候并未提到奥尔西人(113)。此外在记叙西徐亚之前的提要里，他提到西徐亚民族的名称时，或多或少地暗示出他们渡过了顿河，向黑海以北的平原迁移。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一提要的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就在那一年，作为罗马同盟的奥尔西将前国王米特拉达悌交给了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特使。因此普林尼所特别提到的萨尔马特的“哈马克索比”或“奥尔西”，并不能证明他们或是离开或是被驱赶出顿河—高加索山地区。“哈马克索比”这个名称的意思是“乘车的居民”，不是某个部族的名称，只是用来形容具有某种生活习惯的人们。它包括在南俄罗斯旷原上的贾齐格人和罗克索兰尼人。于是，出现在普林尼著作中的“哈马克索比”这个词，是指顿河以南萨尔马特的居车民族——奥尔西人。在普林尼著述之时，他们已经在博斯普鲁斯王国边境上与罗马人合作了多年。

米特拉达悌投降罗马以后，便不见任何有关奥尔西人活动的记载了。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公元46～49年奥尔西人与塞拉西人关系的中断、公元53～63年高加索山以南地区延绵的战火以及这一期间帕西亚、希尔卡尼亚和大夏（巴克特里亚）的剧烈变革，使得奥尔西人与印度和巴比伦的贸易往来中断。

在斯特拉波的记载中，和奥尔西人相提并论的塞拉西人居住在叶戈尔雷克河和库班河上游一带。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定居的民族，因为塔西图说到他们的城市乌斯普（Uspe）坐落在高地之上，并有戍防设施（《编年史》，第十二章，第16节）。托勒密（《地理》，第五章，第8节之28）也说到在库班河上游的城市塞拉卡（Seraca）。据推测，它很可能是首都，国王便住于此。有关塞拉西人的情况一直到公元193年(114)都有记载。将托勒密（见其书第五章，第12节；第六章，第9节）所指位于亚美尼亚和希尔卡尼亚的一个叫塞拉西尼（Siracene）的地方，与斯特拉波所说的奥尔西人和亚美尼亚人及梅德人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看，说明塞拉西很可能与高加索南部民族亦有联系。

公元46或47年，塞拉西支持米特拉达悌三世反对罗马。这位被推翻的国王赖以继续与罗马对抗的根据地就和塞拉西的领土相毗邻。托勒密书中写到“米特拉达悌的地盘”，在希皮西山（the Hippici，位于高加索山脉中部往北延伸的一支脉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这一地区是在塞拉西尼之南、高加索山靠伏尔加河一方的前面。因此，虽然希皮西山往北延伸得很远（以求适合被托勒密画得过大的亚速海），但塞拉西的相对位置、米特拉达悌的地域以及山脉等，都和斯特拉波、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17节）和塔西图说的情况相吻合。

在与米特拉达悌的战争中，罗马人了解到塞拉西邻邦的一些新情况。从托勒密十分重视米特拉达悌所在的地域这一点来看，这些情报显然是在那个时候得到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塞拉西人加以研究。因为除了与南、北方各族的关系外，一直到公元50年，他们还与一些居住在通往东方重要通道上的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115)。托勒密的著作中说到住在里海一带的乌达人。在他的亚洲萨尔马特地图上，乌达人的位置在乌当河（the Udon，即库玛河the Kuma）以北，靠近伏尔加河口。而普林尼（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8节中）说的乌狄尼（即乌达人）则住在里海与北海之间的海峡右岸，即伏尔加河的入口处。由此可见，托勒密和普林尼的根据皆出于同一个人，也就是普林尼曾提到过的M．特伦梯亚斯·瓦罗（此人与恺撒同时代）。不过普林尼在另一处谈到博斯普鲁斯米特拉达悌的政权时，又修正了他关于乌狄人的说法。他认为，在米特拉达悌前往避难的骚鲁马特人（塞拉西）和里海入口（伏尔加河口）之间的地区是塔利人（the Thali）的国土。普林尼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高加索山以北的骚鲁马特人和海峡（伏尔加河）东面的阿布佐阿人（the Abzoae）的交往。阿布佐阿人和骚鲁马特人一样，也是由不同名称的许多部落组成的。由此可见，直到公元49年，塞拉西人一直与塔利人相邻。其后，塔利人代之而与伏尔加河彼岸的阿布佐阿人交往。此外，应指出，普林尼的记载是古典著作中关于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间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之间道路的唯一证据(116)。

伏尔加河

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托勒密记述了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卡马河（the Kama）。他著作中的许多详细记载和地图将伏尔加河的面貌描绘得一目了然。他的资料来源已经失考，但无疑得自一位克劳狄乌斯皇帝时代的探险家的第一手记录。既然对这条河流进行考察的是一位负有情报使命的旅行家，那么在他的资料中就一定会记载下这一地区各民族的状况，尽管他记录的名称未必正确。

对途经的地方进行观察和记录，毕竟不同于将这些资料上升到理论阶段，并且以传统的方法加以研究。当托勒密获得这些新资料时，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解释，其中一些注释至少现在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他在解释里海以北地区时，一个奇怪的做法是，现代的俄罗斯被分成三部分：欧洲萨尔马特地区、亚洲萨尔马特地区和艾矛斯山（M．Imaus）中的西徐亚地区（包括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脉之间地区）。他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当时希腊人往往以顿河作为欧亚的分界，而这种做法直到基督纪元1世纪中期萨尔马特的北部地区为世人所了解之前在制图上一直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但是有一次在描绘伏尔加河的流程时，出现了需要修改或延长这条分界线的问题。于是托勒密便采取由顿河向北适当延长的简单办法来加以解决。

只要对托勒密地图里的这条新分界线加以仔细研究，便可得出一些重要线索。地图上的伏尔加河的源头在北方，而不是实际上的西北方。此外，无论是旅行家还是制图家，看来都把顿河的源头完全搞错了。旅行家记下了一个地点的位置，依托勒密说，是在顿河发源地以北3度、以东6度的地方。也就是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交汇的尼吉尼·诺夫格罗德（Nijni Novgorod）。可见托勒密的错误在于他把这个地方的观察记录当成了伏尔加河的发源地，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所在地。同样，托勒密说的伏尔加河（即卡马河）的发源地，实际上是恰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和卡马河交汇处，也就是今天的彼尔姆（Perm）城。

作为托勒密资料来源的这份探险报告，不如弗雷维亚斯、阿里安鲁斯为哈德里安皇帝提供的有关里海沿岸的材料那么详细，也远不如安东尼·詹金孙（Anthony Jenkinson）于1558年由莫斯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里海航行的记载那么明确和具有启发性。因此这份报告中的资料含混不清，尤其是缺乏对方位的、经常性的观察和记录，给制图者带来了许多麻烦，尽管他是位杰出的制图家。例如，托勒密列出了一张沿欧洲萨尔马特东部边境的部族名表，这些部族分别是：（由北向南）卡里奥特（Careotae）、萨利（Ssli）、奥尔西、帕吉里特（Pagyritae）、萨瓦里（Ssvari）和波路西（Borusci）。这条边境线正是托勒密绘制的由顿河起源地向北延伸的那条分界线（约东经39°）。列出这样一个名单，加上有关的说明，不可能来自那位探险家之手。因此，这个人为的民族序列名单中各部落的位置，显然是制图家为了解决资料太不准确的困难而凭自己的想象来确定的。实际上那些部族的名称组成了一个更长的名单。这个名单（掉转方向）从南方的阿劳尼开始，经斯特尼、维宾勒斯，北至纳西和阿西比，托勒密将最后一个部落标在顿河源头的正西面和波路西的南面。在以上事实中，最重要的是阿西比和波路西所在地区，紧接奥卡河上游。另外，由此作为一个分叉点，这些部族名形成的一条路线继续向前延伸，不是往北，而是从卡卢加（Kaluga）或莫斯科（Moscow）南下经奥卡河通往伏尔加河。这实际上就是那个探险家所走的路线。这个推论可以从他记录了经纬度的伏尔加河最西点的位置正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所在地得到证实。

在奥卡河口以下，这个旅行家记有莫多克人（the Modocae）和苏阿尔德尼人（the Suardeni）这两个地区。它们相对地位于伏尔加河两岸，还有伏尔加河拐弯处以北的阿萨依人（the Asaci）。然后，他继续沿河而下。颇有意义的是他特别注意考察了布迪尼人（the Budini）。这个民族位于伏尔加河与卡马河交汇点和与萨马拉河交汇点之间的圆弧内。重要的是，虽然它位于伏尔加河东岸，却被划入亚洲萨尔马特范围之内。不管以河流的哪一部分作为亚洲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边界，都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之间有着一条从（萨马拉河）下游拐弯处开始，到北方“某地”的分界线。关键在于这个河湾的“弓”和“弦”之间的部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地形，它的位置已经至少被三个地点的经纬度观察记录所确定。既然探险家在到达伏尔加河口和里海之前再没做任何观察记录，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注意了。

公元45～49年，罗马人初次获得关于伏尔加河及其支流的确切面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一位旅行家提供的。他到了罗克索兰尼，在该国帮助下又到了阿兰尼。这个国家可能位于顿河和杰斯纳河（the Desna）之间，大约与库尔斯克（Kursk）的纬度相同。他又渡奥卡河，经伏尔加上游到卡马河，从那里一直上行到彼尔姆。最后在布迪尼稍事停留，再顺伏尔加河而下，直达里海口。

托勒密标在当梅里迪安（Donmeridian）以西的名称是指位于奥卡河上那些民族。有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里仍需提出一两点进行探讨。

首先，由莫斯科往西到波罗的海（the Baltic S．）、往北到白海（the White S．）这两条线形成的直角里面的地区，对于这位旅行家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十分清楚，因为这一区域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经纬度的观测记载。而且，这一地区在地图上标注得极少。托勒密对它使用了传统的地名，如希波波德斯（Hippopodes）、赫伯波雷（Hyperborei）、希波法吉（Hippophagi）等等。对这些名称，除了斯特拉波外，没有任何希腊地理学家有弃之不用的胆识。

其次，托勒密所列表中的那些部族居住于奥卡盆地，如“波路西”这个名称，便似为“波罗夫斯克”（Borovsk）的古音；“奥尔西”这个名称——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它的重要意义——可认为是芬尼什·爱尔沙人（the Finnish Erza，莫尔多文人的两个分支莫克沙Moksa和爱尔沙Erza之一）的古名。由此可知，古代莫尔多文人是住在奥卡河以东直到苏拉河（the Sura）一带(117)。

况且中央俄罗斯和卡马河地区显然是由奥卡河联系起来的。在莫斯科、尼吉尼、诺夫格罗德和彼尔姆等省份，都发现了格调相同的古代器物。这便说明“彼尔姆的狩猎人是由奥卡河的某处迁到这一带，并成为定居民族的”(118)。

然而，必须看到，托勒密将地图上表示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的位置标在与表示彼尔姆相同纬度上，尽管前者的实际纬度比后者偏南1°30′。这样一来，上述观点就遇到了比例上的严重困难。问题在于，中央俄罗斯的民族与卡马河的民族之间，是由一条从奥卡河到其与伏尔加河交汇处的水路联系起来的。因此，解决上述困难就显得十分必要。

应看到，在托勒密有关萨尔马特地理的所有论述中，他所给出的黑海上方各地点的纬度总比现代地图上的相应地点的纬度偏北3°(119)。于是，他说的亚速海海口的纬度——北纬48°30′实际应是北纬45°25′，他的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汇合处的北纬58°30′，实际是北纬55°25′。此外，还应注意到托勒密记录的上述二纬度差是10°，这与现代地图上的二纬度差完全相符。与现代数字相比，凡托勒密纬度上下差3°的地方，制图者均对探险家的记录作了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在伏尔加河地区，表一就反映出这种比较关系。

表一

显然可见，在伏尔加河的辛比尔斯克（Simbirsk）和察里津（Tsaritsin）两个拐弯地方及顿河河口等几处，托勒密标注的纬度错误较大（与实际纬度相比）。若将各地点的位置与其邻近地点的位置作一比较，这一偏差便可看得更清楚。（见表二）

表二

讨论这些细节问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托勒密将卡马河汇合处与辛比尔斯克拐弯处之间的距离扩大了1°30′，顿河河口和亚速海口之间扩大了4°10′。这几处的调整正好弥补了辛比尔斯克和察里津之间的差距（5°40′）。显然，他有自己特定的根据来确定辛比尔斯克拐弯处的经纬度。但对察里津拐弯处的经纬度，他却无资料可参考，尽管他有从察里津到顿河河口实际距离的正确资料。因此他将两个拐弯处当成一地。由于他掌握了辛比尔斯克的正确经纬度及由察里津到顿河河口的距离，便将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和顿河河口的位置作了调整，使前者与顿河河口的纬度差为1°30′。

不难看出，托勒密对顿河拐弯处位置上的修改，也必会影响到它的发源地的位置。他认为该处纬度是58°，而实际却是54°。可见他将这一位置北移了1°，比他通常出现的3°误差大。此外，考虑到顿河拐弯处和发源地的关系，可以显见在托勒密作了调整之前，两地纬度差是30′，而调整之后，纬度差便成了2°。这表明，他将两地的纬度增加了1°30′，以便和上述卡马河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两地增加的纬度相配合。此外，他将顿河发源地到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由1°30′减少到30°这一事实，说明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上述种种结果的。

在设法使顿河拐弯处和伏尔加河辛比尔斯克拐弯处在位置上相适应的同时，托勒密发现有必要将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与伏尔加河拐弯处之间以及顿河发源地和顿河拐弯处之间纬度扩大1°30′。现在必须指出，他对记载位于伏尔加河上游的那个地点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托勒密的伏尔加河“西发源地”即是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点，“东发源地”即是楚索瓦雅河（the Chusovaya R．）与卡马河交汇点，其理由已在前面说明。在托勒密的《地理》一书中，这两个发源地的纬度均为61°。如果减去通常情况下的3°的误差，结果（58°）便应该是两地点的正确纬度了。实际上，东发源地的纬度（61°减3°）是彼尔姆的纬度，而西发源地的纬度（61°减3°）则是尼吉尼·诺夫格罗德以北1°30′的地方，即奥卡河河口。与东发源地相比，托勒密将西发源地的位置北移了1°3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将奥卡河和卡马河交汇处的纬度差定为2°30′，而实际上应为1°。

如上种种分析，足以证明托勒密在绘制地图时，已将所有最好资料尽可能地与当时地理理论相结合。显然他面前拥有关于奥卡河河口以下的伏尔加河直到楚索沃伊河河口的卡马河以及卡马河与萨马拉河之间伏尔加河大拐弯的准确资料。另一点也是清楚的，他缺乏伏尔加河在察里津处经纬度的记录资料，尽管他了解到和顿河在这里的拐弯一样，伏尔加河相应地也转了一个弯。由于缺乏详细资料，他只好将顿河的转弯置于伏尔加河唯一的转弯对面。而伏尔加河的转弯是有观察记录的，即位于辛比尔斯克。于是他发现，必须将探险家报告中的某些位置加以适当调整，虽然他严格地坚持卡马河—伏尔加河汇合点的位置不应变动。算出修正值后，他明显感到自己完全可以将亚速海画得很大，以至于后来希罗多德说它“比黑海小不了多少”。

以上所讨论的细节，对公元1世纪中叶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直接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尼吉尼·诺夫格罗德甚至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从这一事实中也可看出中央俄罗斯的民族通过奥卡河同上伏尔加河和卡马河的民族保持着交往关系。在另外一个方向也有着方便的通道，不仅可以从奥卡河的上游通到顿河，而且也可以到达第聂伯河的主要支流杰斯纳河，继而可抵阿兰尼人的领地。依据托勒密的观点，阿兰尼人可能是在杰斯纳河东边的一条支流塞姆河（the Seim）流域，并且一直向东延至顿涅茨河（the Donets）上游一带。这条从中央俄罗斯出发经奥卡河和伏尔加河到达卡马河的航路的存在，证实了托勒密的论述中的有关推测，即罗克索兰尼西北有阿劳尼人，卡马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上游一带有阿萨依人（即阿兰尼之别称）以及彼尔姆一带有阿兰尼、西徐亚人。

由卡马河到锡尔河

在这一地区托勒密标之以Scythia Intra Imaum，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包括了由伏尔加河到阿尔泰山（the Altai Mountains）及天山这一辽阔地带。他的阐述中有许多难解之处。这不仅是由于他将新材料去适应旧观点，也因为他所使用的资料中仅仅有一部分是出自第一手的实地考察。

在描述西徐亚时，他由西向东依次记载了两组部落的名字。第一组有：①北方：阿兰尼西徐亚人、索贝尼人（the Suobeni）和阿兰诺西人；②南方：塞提亚尼人（the Setiani）、马萨依人（the Massaei）、塞比人（the Syebi）及（艾矛斯山附近的）泰克托萨斯人（the Tectosaces）。第二组中，自北而南依次又有：①塞提亚尼人以南的莫洛吉尼人（the Mologeni）和萨姆尼提人（the Samnitae），后者一直延居到里米西山（the Rhymmici Mountains）；②马萨依人以南的“阿兰尼山”的扎拉提人（the Zaratae）、萨桑人（the Sasones）和梯比阿克人（the Tybiacae），然后是扎拉提人以南的塔比尼人（the Tabieni）、依阿斯提人（the Iastae）和马彻特吉人（the Machetegi），其南又有挪诺斯布斯人（the Norosbes）和挪诺西人（the Norossl），最后是卡恰吉西徐亚人。

这些由北而南依次列出的部族，实际上就指明了有两条由卡马河通往南方去的道路，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条看来是由维亚特卡河（the Vyatka）上的塞提亚尼人（著名的阿南延罗Ananyino旧址）处开始，通往萨马拉山谷的萨姆尼提人处；第二条则由位于楚索瓦雅河一带的马萨依人处出发，经乌法河（the Ufa）和别拉雅河（the Byelaya）先到里米西山东面的梯比阿卡人（the Tybiacae）处，再到“沿挪诺萨斯山的”马彻特吉人处（南乌拉尔山），然后到挪诺西人处，终于卡恰吉西徐亚人处。以上这些详细情况，特别是第二条道路的情况，应属亲身考察的结果。

托勒密关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之间地区的记载中，还包括了另一组部族名称。在这些部族中同样有一条通往锡尔河去的道路。在由西往东列出的部族（阿兰尼西徐亚人等）及由北往南列出的部族（塞提亚尼人和马萨依人以南）之间，出现了与上述各系民族不相干的十个独立部族，而且绝非出自同一位探险家的报告。托勒密说，在伏尔加河东发源地，有诺波西人（the Rhobosci），其南有阿斯曼尼人（the Asmani）和潘尼阿尔迪人（the Paniardi）及“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人（the Canodipsa）；然后是柯拉克西人（the Coraxi）、俄加西人（the Orgasi）和“一直延伸到到海边的”爱里米人（the Erymmi）；往东，则有阿西奥特人（the Asiotae）、奥尔西人和依阿克萨特人（the Iaxartae）。有关这些部族的共同点是，有关他们的报告都不正确，这些名称只是凭记忆保存下来的，而且旅行家（或许是个土著博斯普鲁斯国人）的头脑中和他所熟悉的名称搞得混淆不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名称都不可当成是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现代部落的前身。

这些名称之中，“诺波西”一直是考证的对象，并被认为是“波路西”的转音，但不一定有什么根据。阿斯曼尼、潘尼阿尔迪、卡诺迪普萨和柯拉克西这四个名称是顿河—高加索山地区一些民族名称的变音(120)；“俄加西”不见于其他任何记载，“爱里米”则是普林尼的努姆西尼（《博物志》第六章，第50节）的误译。这个名字显然与里米西山有关。同样，“阿西奥特”亦未曾在其他任何著作中出现过。它是“阿斯塔卡（Astacae）”或“阿斯托卡（Atocae）”的误译。它在普林尼的名列中紧靠在努姆西尼人之前。最后一个名称是“依阿克萨特”，依托勒密之说，只不过是根据这条河而来的泛称。如此看来，名单中真正的部族名称不是被搞错就是被替换。确实并非托勒密借高加索山区的部落名来填补他地图中的空白点，而显然是由于那位旅行家仅仅凭自己的印象和记忆来给这条特别道路上的部族起名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西”就不可能和别的名称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而它在这个名单上出现，绝不能为里海以北的奥尔西的存在提供任何历史证明。

没有理由假设这一性质会使托勒密产生怀疑或引起他的关注。另外，确有证据说明，他所引用的那份报告给他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他在《地理》书中和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里姆斯河的位置各不相同。在书中，他说这条河汇入伏尔加河，而在地图中，却又将这个名字标在一条想象中的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流入里海的河流上。如前所述，里姆斯河不可能是指乌泽恩河（the Uzen），因后者被认为是乌拉尔河的一条支流。而在地图的萨马拉河的位置上，标有未具名的与设想的里姆斯河相同大小的河流。可以肯定，它的名称是被取消了。插进一条设想的河流而将其名称取消，实际上说明了托勒密尽力依从探险家报告里所说的爱里米人的领地“一直延伸到海边”的记载。

要了解托勒密地图中伏尔加—锡尔河地区的面貌，就要从卡马河南的诺波西人开始，依次往下是潘尼阿尔迪人和“沿河岸的”卡诺迪普萨地区，其后他提到柯拉克西人和俄加西人，还有“一直延伸到海边的”爱里米人。在他的地图上，这三个地名分布在萨马拉河与伏尔加河交汇处以南到里海岸边以及伏尔加河和（设想的）里姆斯河之间的区域里。在爱里米人的东面，托勒密说有与奥尔西相邻的阿西奥特和依阿克萨特。在他的地图上，爱里米、阿西奥特和奥尔西均位于里海以北、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地区。而这样的分布必然置奥尔西（乌拉尔河以西）于部族名表中的依阿克萨特人（咸海以西）很远的地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勒密又采取了以前的做法，他在地图上让锡尔河流入里海。事实上他把恩巴河下游当成锡尔河，而上游便成了锡尔河的一条分支。通过这样的安排，他便可以将锡尔河移到远至恩巴河上游的地方。这样就可以离奥尔西足够近，从而和他在书中所描述的情况一致。

由此可明显看出，托勒密为处理这些资料绞尽了脑汁，尤其是对那份报告中的爱里米人“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然而在处理这份报告时，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报告中提到的那条与卡诺迪普萨地区有关的河不是伏尔加河而是萨马拉河，换句话说，是原先的里姆斯河（正如在他的艾矛斯山中的西徐亚地图中，这一“地区”位于亚洲的萨尔马特人边界和萨马拉河之间，而与伏尔加河并无关系）。如果改正这一错误，那么托勒密所做的种种更动显然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柯拉克西和俄加西就会位于萨马拉河的广阔河谷之中，爱里米河就会在里米西山附近，它的名字也是来自这个山脉。如果爱里米是在奥伦堡（Orenburg），那么阿西奥特、奥尔西和东部的依阿克萨特便会像挪诺斯布斯人、挪诺西人和卡恰吉西徐亚人等民族一样在由南乌拉尔山到锡尔河的道路上占有相应的位置。“一直延伸到海边”这一说法，在本书中应与季节性往返于爱里米的山区国家之间的游牧部落相联系。况且，当里姆斯河和萨马拉河被当成是同一条河时，对这一地区地理状况的重新安排说明托勒密所使用的那份报告虽然有关的名称不正确，却反映出了有一条从卡马河通往东南方向的实际路线。

中国文献中的里海—锡尔河地区

在前面讲到顿河—高加索地区时曾指出，普林尼记载的一个情况，即伏尔加河以西的萨尔马特人与该河以东的一个叫做阿布佐阿的民族发生过联系和交往。即使对托勒密的记载作一粗略的研究，也不难清楚地看出，虽然他举出许多卡马河和锡尔河之间的部族，但他既没有指出也没有暗示出在伏尔加河两岸的民族之间有什么联系。从这两位作者不同的论述中导出的结论是，在他们处的不同时代之间，里海以北各民族的交往关系发生了变化。幸运的是，这种变化情况被保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了。

约在公元前100年以前不久，西汉政府得知康居西北有奄蔡国，距康居2000里（约700英里）。在司马迁不朽的《史记》中，继而有“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121)。司马迁还记录了中国与大宛、乌孙的政治、贸易等详细情况，而且进一步地论述了与安息、奄蔡及其他边远国家所保持的交往关系。

在班固《汉书》中，这类记载更多(122)。其中有关于郅支单于的许多情况，谈到他并入康居国时（公元前43～前36年），曾派使臣到阖苏（Ho-su）和大宛索要年贡。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阖苏是奄蔡的别名(123)，大宛位于由疏勒经帕米尔、康居到奄蔡的路上(124)。

范晔《后汉书》中亦有关于西方民族的记载。该书云：“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又云：“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125)

范晔关于奄蔡的记载，时间大约是公元25～55年(126)。其后的情况载于鱼豢的《魏略》，时间约在公元225～229年之间。虽然这不属于本书研究的范围，但鱼豢的这一著作，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一广大地区的资料，因而是不容忽视的。

他说：“北新道……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127)

以上所陈种种，均证明无论欧洲的或是中国的史家，均对里海北边的这一国家有所关注。在研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时，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考虑到，对某一个民族来说，是否同时在东方的文献和西方的文献中都得到反映，即在东方和西方文献中都有着明确的证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普林尼记载中说亚洲萨尔马特的某些民族与“海峡对面”（的伏尔加河口）的许多不同部落组成的阿布佐阿人曾有交往。另一方面，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鱼豢均认为奄蔡或阖苏这个拥有十万大军的国家组织位于里海之北。为了证明这个民族的确切位置，只需了解在西汉时期阖苏（Ho-su）的发音是Hap-so或Hap-suo(128)，根据中国的语言特点，就便是“阿布佐阿”的准确音译。毫无疑问，奄蔡或Ho-su就是阿布佐阿，它与伏尔加河彼岸的塔里（Thali）和塞拉西有联系，并通过它们与塔曼半岛（the Taman Peninsula）上的希腊城邦进行交往。

虽然在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中，奄蔡和阿布佐阿常常同时出现，但是以上的考证却迄今未曾有人提出。诚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了奄蔡即是阿速（阿尔西）的这个看法，虽然为了证实这一观点往往引起冗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讨论。而既然奄蔡＝阿速这一等式已经在著述的领域中牢固地建立起来了，那么就应该对有关它的争论作一番探讨。

被提出的第一个事实是，1887年，巴龙·冯·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fen）(129)在描述由中国通往西方去的商路时，曾说到奥尔西（阿速）这个从事贸易的民族住在里海以北及伏尔加下游，并认为这个民族只在西方文献中有记载。

李希霍芬关于阿速地点的论述与被广泛采纳的斯特拉波的解释大相径庭。斯特拉波认为“上阿速”比顿河地区的阿速“更加靠北”(130)。这个解释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很明显，这就等于全部推倒斯特拉波对阿速人与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通商情况的长篇大论的描述，而且结论也只能从顿河以北民族的记载中去找。尽管斯特拉波坚持认为有关这一地区的资料已经失散而不可详考，但仍需研究一下所谓“远在顿河以北”的阿速人居住的地点是在内陆西徐亚之地(131)，即里海以北地区(132)，或是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地区(133)。但只要将斯特拉波对阿速的记载当成是一个整体的论述时，这些困难就消失了。

李希霍芬这部杰作的声誉，使另外两位作者于1885年分别针对他关于他只有西方作者才提到过奥尔西（阿速）的论点提出修正。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Alfred Gutschmid）(134)主张，既然正如《魏略》所记，奄蔡向西扩充直抵罗马帝国边境，那么“这便不容置疑地说明他们就是奥尔西”。然而，在进行这一推理时，盖茨米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尔西是在《魏略》记载的史实之前近两百年就消失了。

同在1885年，弗雷德里希·夏德提出奄蔡即为阿速(135)，其理由是，“奄蔡”在中国古代的读音是“An-ts'ai”，其中的“An”就是外国的“Ar”的对音。其后不久，他又发现这个地名的古音应该是“Amts'ai”，同时他说：“我很懂得这个尾音m所带来的困难，这个困难无法解决……然而，事实本身似乎却毫无疑问地说明这二者是一致的。”(136)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无法找到历史资料来支持他所说的这一事实。1889年，托马歇克（W．Tomaschek）在讨论中提出一个新观点，他将阿速当成是普林尼曾提到的“阿布佐阿”(137)，虽然普林尼书中有Abzoae这一名称，而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读音了。托马歇克从珀廷热（Peutinger）的民族名称表中的Arsoae推导出Arzoae来，但当他关注于这一资料来源之时却没注意到其中拼写上的嬗变和不同(138)。（现存的珀廷热的名表的唯一手稿是11世纪的，原件可能成于4世纪）1889年夏德（Hirth）直接用托马歇克说的“Arzoae”这一名称，并提出了An-ts'ai＝Arsai这个等式(139)。1905年，夏德的观点得到著名的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的认可(140)。同时，约瑟夫·马尔卡特（J．Marqurt）(141)又从语言学角度上提出关于奄蔡就是Aorsi，并引起了争论。不过他本人还是相信这两个名字实指一个民族。在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夏德仍然坚持普林尼的“Abzoae可能是Arzoae之误”的看法，并明确地放弃了在Amts'ai和Aorsi这两个名字之间建立联系的试图。“但是，”他继续说，“在如此繁多的证据面前，为什么一定要把m＝r这个语音上的问题放在首位呢？”(142)可是他并没有引申出那“繁多的证据究竟是些什么”。

虽然夏德放弃了他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奄蔡即阿速这一论点却被广泛地接受了(143)。这个问题一直没什么进展。到了1921年，J．J．M．德·格鲁特（J．J．M．de Groot）在论述郅支单于的战争时，提出Hapsǒ就是Ho-su的古音(144)，也就是奄蔡的别称。他甚至还认为Hap-sǒ一定就是“Aorsi或Arzoae”。1923年，卡尔格伦（即高本汉，B．Karlgren）给出这两个音节的发音，在公元前是râp-suo，奄蔡是râ'iamts'ai，这个音来源于更早时期的'iam-ts，ad(145)。最后，在格鲁特死后，于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将奄蔡的古音定为'Am-ts'at或'Am-sat(146)。至此，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暂告休止。正如李希霍芬所说，斯特拉波和塔西图的Aorsi是在里海以北。很明显，这个观点被广泛接受了。并使以前的全部争论发生了转折。对于这个观点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既然普林尼确认Abzoae位于伏尔加河之东，中国史学家说奄蔡或Ho-su是在锡尔河之西，加上中国的*Hap-sǒ或*Hap-suo就是Abzoae的准确音译，那么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到此结束了。

普林尼记叙了在伏尔加河东、南两侧的民族之间有着交往关系，但他提供的资料有关的时间不晚于公元49年。此外，托勒密讲到里海以北地区时，其时间无疑是在公元73年阿兰尼入侵亚美尼亚之前。他并没提供任何有关伏尔加河下游两岸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情况。他所描述的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道路，是由北通向南方，然后转向东南。据推断，在公元49年到公元73年间，伏尔加河以东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的情况可见于上面引用的中国史籍。直至1世纪中叶，在塔里木盆地和里海以北的奄蔡之间还有着通商往来。但在1世纪中期（约公元55年），这个中西之间的交通中断了。同时，奄蔡成了康居的附庸，并更换了与阿兰尼不相容的族名。此外，在公元50～55年间，阿布佐阿即奄蔡停止了他们与伏尔加河西岸的萨尔马特人的固有关系，加入了阿兰尼人同盟，从而与东南部的康居建立了联系，并通过康居与阿姆河以南的贵霜王朝交往。所以说，近代发现于卡马河上的贵霜王朝第一位统治者丘就却的一枚铸币，对这个问题有直接的意义。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显然有根据认为阿兰尼人的地域一直到恒河。在了解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决不可忽视鱼豢所记载的那些细节，即3世纪早期康居的老人们还在谈论他们的万里征途——由奄蔡国以远的地方直到德瓦夫人（the Dwarfs）之地，即拉普人（the Lapps）之地(147)。作者在《魏略》中所指的时代是在卡马—贵霜联盟结束之时，他说：“在前代，奄蔡归附了康居，现在却不再依靠它了。”讲到奄蔡时，他没有提及他们叫做阿兰，但说某些人称之为阿兰。因此，十分明显，阿布佐阿即奄蔡之依附阿兰尼联盟与以上事实并无矛盾，也绝不比他们与康居和西北印度的商业交往的时间更久。2世纪末、3世纪初波及整个亚洲大陆的革命性动荡之后，阿布佐阿确实不再叫做阿兰尼了。在4世纪的潘廷基尔民族名表中，阿布佐阿这个名字被写成Arzoae，而阿兰尼则单独被列在顿河—高加索地区，可以补充的一点是，Yen-ts'ai或'Am-ts'ai这个名字至今仍在里海以北的地区出现。安东尼·詹金孙（1557年）认为恩巴河叫做Yem。到19世纪中期，地图上还标着Yem，Hyan，Djem，Iemm或Iemba。

有了中国文献提供的详细史料，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论述就变得如此明朗了。

由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

在对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时，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托勒密论述艾矛斯山的西徐亚人时提到的由西向东各部族的名称。他说，在北方及相邻的某地，西徐亚的居民是一些一般称为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的民族。在西徐亚以南，则有塞提阿尼人、马萨依人和苏比人。他又说，在艾矛斯山附近有特克托萨斯人。这些部族中，阿兰奥西人、塞比人和特克托萨斯人肯定在乌拉尔山以东，而塞比人则与同名的一座山脉相邻；南面，仍依西向东之序，他提到阿斯帕西人（the Aspisii或Aspasii）、加拉克托法吉人（the Galactophagi）、塔普里人（the Tapuri）及安拉瑞人（the Anarei）。这三个民族所在的位置是分别根据同名的三个山脉来考订的。

可以这样说，托勒密给出的上述四条山脉的坐标，根据现在的面貌，不可能归到任何可以得出确定结果的体系中去。不过在他的描述中，确有许多地方与现代对那个旷野地区的考察结果相吻合。这样一来，阿斯帕西山便无疑是位于东经66°～77°、北纬47°～50°的图尔盖（Turgai）和阿克摩林斯克（Akmolinsk）地区的山国了，而塔普里山也就很容易地得到解释。但在艾矛斯山西徐亚人东部的安拉瑞山（见托勒密的地图）则可以在图中描绘得十分清楚的金基斯（Chingiz）山和塔城（Tarbagatai）的山脉中找到。此外，依托勒密说，苏比山是由西南到东北与安拉瑞山的西北端交叉，十分重要的是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吉尔吉斯山脉（the Kirghiz Steppa）与金基斯山向西北延伸的部分“几乎成一直角”(148)。此二山系的交点在卡卡拉林斯克（Karkaralinsk）北不远的地方。在托勒密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被称为苏北的部族可以在伊希姆河（the Ishim）和努拉河（the Nura）上游以及与阿克摩林斯克相邻的地区中找到。他说，一打开地图便可看到他们的位置是在“这个河流之国的中心部分”（第六章，第14节之8）。因此可以相信，早在公元1世纪，人们就已经得到这条横贯大平原的道路的资料，而卢布鲁克之威廉（William of Rubruck）曾于1254年由喀剌昆仑山返回伏尔加的归途中穿过这个大平原(149)。

从托勒密的地图上可以看出，他正确地绘出了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hash）以北的山脉——除了塔普里山以外。不过应该指出，作为安拉瑞山支脉的一部分并且被列为金基斯—塔城的那些山脉却未被包括在托勒密书中确定的安拉瑞山的经纬度范围之中。这一差错导致了对出现在地图上的苏比这个民族的进一步研究。苏比在书中被称为Seymbi。可见托勒密对地图不时地进行了增补，但并没有在其文中作相应的变动。

在托勒密看来，金基斯—塔城与安拉瑞山的关系有二：其一是使两者形成一个连续的山脉；其二是可由它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安拉瑞山这个名称从经纬度上考虑也许是取自伊犁河谷以北的山脉。同理，阿斯卡坦克斯山（the Ascatancas Mountains）则是这个河谷南面的一条山脉。

应该反复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制图人，托勒密潜心于理解并运用旅行家和探险家提供的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工作是将来自北方道路上的报告与沿帕西亚到塔里木盆地的丝路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提供的详细情况结合起来。于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商路经过费尔干那（Ferghana即大宛），取道奥什（Osh）通向喀什噶尔。这就需要在托勒密的地图上给恰特乔尔山（the Chatkal Mountains）和费尔干那山找到十分合适的位置，从而能够将费尔干那山直到北纬42°、东经72°的地方囊括在内。此外，托勒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述是，他认为费尔干那山也就是阿斯卡坦克斯山，尽管如前所述，这些山的南部与伊犁河谷相接。显然托勒密对来自许多不同旅行家的情报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时，他的处境很不利。他对这些旅行家沿途所经并加以描述的国家的情况一无所知。

托勒密无疑认为费尔干那山的位置和方向已经确定，可以说他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这使他在缺乏对天山的记载资料的情况下修改了伊犁河和昆基斯河（the Kunges）的方位。而他十分依赖于通往伊犁河谷的道路的描述。当他将伊犁河谷的方向往东南改动时，他也把卡拉塔尔山的方位向西北移动了相同的距离。因而，把塔普里山和阿斯卡坦克斯山反时针旋转一个相等的角度（以恰特乔尔山顶和费尔干那山为中心）便可发现它们分别同卡拉塔尔山和伊犁河盆地南部的山相合。如果托勒密这样做是为了和残缺不全的资料相谐调，那么塔普里山就从大平原上消失了，而出现在与锡尔河相平行的位置上。安拉瑞山脉虽仍须保留它与阿斯卡坦克斯山的位置关系，却不再与金基斯—塔城山连接。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与阿拉道山（the Ala Tau Mountains）和阿拉卡尔山（the Ala Kul Moluntains）均隔有相当的宽度。

对上述地区，托勒密掌握了关于费尔干那地区、伊犁河谷及由南乌拉尔山经大平原到塔城山的通道的情况，而且他还知道一条在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通道。前面已经提到，托勒密认为与那块“不明之地”相接的是阿兰尼西徐亚、索贝尼和阿兰奥西。阿兰尼西徐亚在地图上位于彼尔姆上方，阿兰奥西颇靠东方。以后因为一条著名的道路由北乌拉尔山经伊尔比特（Irbit）、秋明（Tyumen）、伊希姆通往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Omsk）；而且托勒密又进一步说明阿兰奥西人的位置，认为他们是在阿拉瑞人以北。这就不难看出阿兰奥西人居住在鄂尔齐斯河上的由鄂木斯克到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一线。

其报告曾被托勒密使用的那位旅行家还提供了有关一条自北乌拉尔山到鄂尔齐斯河上游的道路的情况。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在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曾描述过一条从顿河河口出发的通往鄂尔齐斯河的道路。对希罗多德所陈种种细节，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条道路的东段可能经南乌拉尔山到达塔城山脉，而更可能是继续穿过布迪尼人之地到卡马河，再到鄂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沿河而上到达塞米巴拉金斯克。不管这两条路线中哪一条是正确的，它们的目的地都是确定无疑的。希罗多德说前往阿尔吉帕依人（the Argippaei）之地去的是西徐亚人和希腊人。他说阿尔吉帕依人住在巍峨险峻的俄罗斯阿尔泰山下(150)。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最北部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的情况。在彼尔姆、托波尔斯克（Tobolsk）和巴尔瑙尔（Barnaul，位于鄂毕河上游），在卡坦达河（the Katanda，鄂毕河支流的支流）及塞米巴拉金斯克以东的贝莱河［the Berel，流入鄂尔齐斯河的布赫塔尔马河（the Bukhtarma）的一条支流］等处，都发现了相同的铁器文化(151)。由此可见，鄂尔齐斯河是一条联系上伏尔加河、卡马河和中亚的一条通道。阿尔泰山的考古发现则多在通往远东去的道路上。

托勒密对西西伯利亚民族的记载也可在中国史籍中找到确证。公元前49年，当郅支单于遁往匈奴右地即西部时，他先是进攻并击败了于公元前56年西逃的匈奴伊里木可汗，然后企图与乌孙结成联盟，但这一要求未被乌孙接受。于是，郅支击败乌孙军，但他后来并未继续巩固战果，反而向北退走。接着他攻呼揭（回纥）。降服呼揭后，继而西进，破坚昆，又北败丁令(152)。他将这些部族一并归于他的统治之下。有关的资料还指出，坚昆位于鄂尔多即匈奴单于总部以西7000里（约2000英里）之处——约在鄂尔浑河流域。从这些资料中还可得知，呼揭之地由科布多（Kobdo）向西延伸到塔城山以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坚昆所占之地，恰同于吉尔吉斯今之所在；而丁令则位于鄂尔齐斯河沿岸以北一带(153)。

《魏略》(154)中提到有关大平原上的民族的情况（3世纪期间），其作者是从康居的角度上即由南部去观察的。于是呼揭(155)在乌孙之西北而康居之东北，坚昆在康居之西北，丁令在康居之北，距其边境约3000里。《魏略》还说到康居之北有一独立的部族，名曰北乌伊国，在西北又有柳国、岩国及奄蔡——它当时已不依附康居了。

这些记载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点是，中国史家对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3世纪上半叶之间锡尔河以北民族的数目了解得并不比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多，而且可以看出，东方史料的记载和西方史料的记载中所提到的民族均具有同样的位置，也就是，北部的丁令相应于阿兰奥西，以南的坚昆似即为塞比，再往南，中国史料中的奄蔡、岩、柳和北乌伊相应为希腊文献中的阿布佐阿、阿斯帕西、加拉克托法吉和塔普里；在东部，呼揭则位于托勒密的安拉瑞人之地。

由鄂尔齐斯河到黄河

为了探讨维斯瓦河到鄂尔齐斯河之间各民族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将托勒密对萨尔马特和西徐亚的阐述作一深入研究。此外，要了解鄂尔齐斯河到黄河之间各民族的联系，则不必去讨论托勒密的有关艾矛斯山的西徐亚和塞里卡的介绍了，因为中国文献中已经有许多直接的资料。

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巴尔喀什湖到黄河河套这一区域是匈奴的势力范围(156)，而在公元48年匈奴部落崩溃之后，南匈奴留在其南境，北匈奴则仍占据外蒙古境。于是匈奴与中国在今陕、晋、甘等省份的长城一线发生了联系。此外他们还通过车师前、后王庭(157)与塔里木盆地诸国有交往，甚至还分别在公元前60年以前、公元16～73年、公元77～89年及公元107年以后多次控制了塔里木北道上的诸国。他们还与天山北部伊犁河上的乌孙、鄂尔齐斯河上的丁令发生关系(158)。

但匈奴部落与鄂尔齐斯民族之交往关系的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文献。在鄂尔齐斯河和鄂毕河的各支流上许多地方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这些东西的主人肯定同那些与中国有交往的中间人发生过贸易关系。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皮镶边并饰以金片的丝织衣服，一件染成红、绿色彩的貂皮长袍以及一些中国丝绸(159)。它们是在阿尔泰山西部分界河（卡坦塔河）畔发掘出来的。更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在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以北70英里处发现了蒙古曾经和遥远的西方发生联系的证据。在属于公元前1世纪末期的墓葬中，不仅发掘出镶有毛皮的丝袍及其他中国物品，还有一些产于黑海沿岸的纺织品(160)。考古发掘证明，第聂伯河、卡马河、叶尼塞河和黄河同为一个“西徐亚”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161)。这就进一步说明，这四个地区人民之间的交往既非短暂的，也非偶然的。因此，在北蒙古地区发掘出的“匈奴文物既有古代希腊、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特点，又有中国和当地的风格”(162)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总的来说，这些证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蒙古匈奴人与西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东北部民族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和往来。

尽管欧亚大陆的北部有着一个贯穿两洲的共同文化，而且在蒙古北部发现了来自黑海的物产，还有像药用大黄之类的东西经伏尔加河传到欧洲(163)。但是不能就此设想在大陆北部有一条重要的像中国丝绸转运到叙利亚一样的商路，将中国和俄罗斯联系起来。

在塔里木地区发现的丝绸以及在阿尔泰山和蒙古发现的镶皮绸衣，从客观上说明中国人对西方和北方进行交往的兴趣是不同的。在北方的墓葬中的中国丝织品显然被认为是汉朝赠送的礼品。因为当时汉朝与蒙古部落交往时惯奉此习。例如，一份公元前2世纪汉朝给匈奴的“礼单”中便包括衬里的夹衣、绣花长袍、一条金钩腰带、金扣、若干匹丝及各种绢布(164)。公元前51年，在送给呼韩邪单于的礼品中，除了许多其他物品外，还有七十七袭衣被；公元前49年，又送了同样一批货品，外加一百一十套衣服(165)。此外，还可以看看这些送给单于的礼品的数量，两次相比如下：公元前51年是八千匹绢和六千斤丝絮，而到公元前1年，增至八万四千匹绢和七万八千斤丝絮(166)。另外，王莽内乱之后，这样的礼品减少到不超过一万匹绢和一万斤丝絮(167)。

实际上，这种馈赠并非单方面的，而是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比如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每当外国商人来到朝廷，“皇帝都分赐丝绸珍宝以赏来人。而且给他们带回去的东西比他们带来的异国产物还要多”(168)。从班彪的话中也可清楚看出公元1世纪初汉朝官方的立场。他在谈到北匈奴时说：“根据他们奉献的价值大小，我们慷慨地给他们赏赐。”(169)

这种交易中，匈奴送给汉朝的常常是马匹、牛羊和皮毛。中国从蒙古那里得到大量的马匹。但蒙古马的个头十分矮小(170)，汉朝便一直想搞到其他良马，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马”(171)。乌孙、呼揭、坚昆亦都有良马。此外，呼揭和坚昆可以提供大量的毛皮和马群。应特别提到，遥远的丁令和奄蔡以其珍贵的“享有盛誉的”黑貂(172)而闻名，而皮毛又确为中国所需之物。不仅是为了自己穿用，也是进行世界贸易的重要商品。从中国的染色皮毛经印度河上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舟运到罗马的记载中(173)，也可看出公元1世纪商路的内情。

由此可见，中国为蒙古、西伯利亚以及乌拉尔山一带的自然资源提供了一个市场。但是，前面已经说过，由北方和西北方到中国去的无论是商人还是货物，都受到匈奴的控制。从巴尔喀什湖一直到黄河，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从蒙古和欧洲事态之间存在着共同特性这个角度来看，当汉朝决定向匈奴开战时，中国边界贸易的大门就自动关闭了。而且每出现这样一次战事，就使商业往来陷于中断，而贸易瘫痪的消息(174)势必影响到远至乌拉尔山一线上各部落的生计。因为他们的产品全靠从中国进口。因此在生存的要求之下，贸易阻断便引起了广大范围的骚乱和侵袭；而相反，同样由于这种自发的调节，传统贸易关系一旦恢复，也必带来和平与安定。

这样，远至乌拉尔山区的广泛的战乱，便可由中国边境上的局势得到解释。已经说过，每当天山东部的匈奴和中国关系受到破坏，在欧洲就会发生多瑙河上游以北各民族的暴乱。而且，尽管罗马的文献中缺乏对东日耳曼部落中的战乱的详细记述，但可以知道，在中欧发生的战争中，十次（或九次）便有四次是紧紧接在维斯瓦河地区人民起义之后的。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蒙古的事态和欧洲事态之间的一致性对解释乌拉尔地区的战争是否与波兰的动乱有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阿兰尼人

关于亚洲和欧洲北部地区的事态，在史料中全无记载，这对于了解乌拉尔山的战乱是如何传播到维斯瓦河地区去的问题带来了困难。然而，通过一些不多的地理资料，仍可较深入地了解到黑海以北地区的局势。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过，公元45～49年之间，罗马人得知了关于中央俄罗斯地区民族的情况。故普林尼和托勒密都提到阿兰尼人，并指出他们与罗克索兰尼人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不难看出，阿兰尼在1世纪中期才为世人所知，而罗克索兰尼人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人们了解了。而且还可以看出，“罗克索兰尼”这个名字是以“阿兰尼”为基本音而构成的一个复合词(175)。因而可以肯定，“阿兰尼”这个民族比“罗克索兰尼”有更久的历史。虽然他们不为希腊人所知，但阿兰尼人至少在公元前一百年就具有欧洲中心的地位了。

在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著作中保存了有关阿兰尼人的最早记载。他们住在罗克索兰尼人西北、巴斯塔尼人东北，位于第聂伯河或杰斯纳河和顿涅茨河或顿河上游之间。托勒密的描述说得很清楚：阿兰尼人是斯塔瓦尼人的西邻，他们通过苏迪尼人和加林德人与维斯瓦河河口附近的维尼德人有交往(176)。此外，在北方他们还与波路西人和奥卡河上的民族有联系。迪奥尼西亚斯·佩里吉提斯（Dionysius Periegetes）在他的著作（很可能写于多密喜安执政时期）中提到北欧地区的这些民族——日耳曼尼人、萨尔马特人、吉提人、巴斯塔尼人、达西人和阿兰尼人。希腊的马西亚努斯在他著名的《红海航行记》的第二章第39节中说：“阿兰努斯山及其周临地区居住着阿兰尼人。他们属于萨尔马特人中的一支。流入黑海的波里西尼河（the Borysthenes）的源头河流均出自这一地区。”(177)人们都知道，关于阿兰尼人的记载，最为详尽者乃由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在公元4世纪时记录下的。他使用了许多更早年代的权威材料。在他书的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1）中，他将雅克萨马特人、密奥提人、贾齐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阿兰尼人联在一起。另一段（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38）中，将阿里姆法依人（the Aremphaei）、马萨吉提人（the Massagetae）、阿兰尼人和萨尔吉提人（the Sargetae）联在一起。而在第三处（第二十二章，第8节之42），又将“欧洲的”阿兰尼人与柯斯托伯卡依人（the Costobocae书中写道：欧洲的阿兰尼人（对周围部族）“实行劫掠驱赶，远及密奥提人和博斯普鲁斯人，甚至连亚美尼亚人和密底亚人也未幸免”。

当罗马人从托勒密书中了解到“阿劳尼”这个民族时，他们也同时获悉了有关卡马河地区某些称作阿萨依和阿兰尼西徐亚的民族。现在可以看出，这两个名字有密切关系，虽然并非指同一个民族(178)。可以这样推断，西北地区阿兰尼人的地位绝不逊于中央俄罗斯地区的阿兰尼人。他们的确曾经要在卡马河上立足。正如布迪尼人早些时候一样，而且也和阿兰尼人一样，布迪尼人成了西南地区的第二大政权国家(179)。

普林尼和托勒密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几年时间里，阿布佐阿即奄蔡加入了阿兰尼联盟（公元55年以前）。阿兰尼在公元50～75年间曾数次大规模扩张领土。这一情况为中国史学家的记载所补充和证实，从中可以看出阿兰尼的一个扩张步骤。阿米安努斯不仅注意到“欧洲的”阿兰尼，也注意到“亚洲的”阿兰尼。前者位于多瑙河彼岸。他们认为他们像波斯人一样不断地打胜仗，逐步征服、合并了邻近的民族，并统为“阿兰尼”的名下。至于后者，阿米安努斯说他们向东开拓，“蔓及许多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进入亚洲腹部，据我所知，直抵恒河流域”。虽然这些部族分居两个大陆，且遥遥相隔，却又同叫一个名称(180)，这对阿米安努斯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公元1世纪中期阿兰尼人大规模扩张的条件还是比较清楚的。第一，罗马人对博斯普鲁斯王米特拉达悌三世的战争打断了：①塞拉西人和塔里人与阿布佐阿人的贸易；②奥尔西人与米底亚人及亚美尼亚人的贸易；③奥尔西—依阿克萨马特与顿河下游北部各民族的贸易。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贾齐格人由南俄罗斯迁移到匈牙利。第二，公元48～49年匈奴的分裂招致商路的中断，而这种贸易的中断，影响了卡马河地区的阿兰尼人，因而也波及了中央俄罗斯的“阿劳尼”人。第三，约公元50年，被莎车王贤和康居的战争打断了的贸易往来直接影响到恩巴河上的奄蔡—阿布佐阿，并导致了这个民族与别的势力重新结盟。一方面加入卡马河的阿兰尼联盟，另一方面又同康居和贵霜王朝结盟。而且，由于高加索山南部的战争，包括柯布罗入侵亚美尼亚，这种贸易中断必定延续到公元63年底。

由以上简单的分析，足见公元50年前后中欧的战争形势是多么不同寻常。而迟至公元63年才结束的南俄罗斯动乱又是多么引人注目。公元54年，罗马人攻占了克里米亚，公元56年又占领并重建了德涅斯特河口上的蒂拉斯。公元62年或公元63年，抗击了蛮族的进攻，同年又接管了博斯普鲁斯的王政。而且还可看到，T．普劳提乌斯·西尔万努斯·阿依里阿努斯的主要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内进行的。在他的墓志铭上刻有他事迹的简介。它记载了这位密西亚总督曾收容了大批来自多瑙河东岸的难民；他也征服一些素不为罗马人所知的部落王；以及当巴斯塔尼人、罗克索兰尼人和达西亚人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敌对民族的攻击时，他也曾向他们提供过帮助。甚为可惜的是，许多参与这些战事的边远民族未被提及。但从当时的材料——尼禄的首相森尼卡著的书中可以看出，多瑙河东岸人民正是受到阿兰尼人的驱赶。从那以后，阿兰尼在西南方又进攻了巴斯塔尼人和达基亚人。在西方，依阿米安努斯的说法，他们征服了纽里人［the Neuri，约位于普里皮特河（the Pripet）和巴尔喀阡山之间］；在东南面他们赶走了住在亚速海以北、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罗克索兰尼人。

阿兰尼人渡过顿河出现在高加索山地区的具体时间现已失考。

有一种假设，认为他们就是伊比利亚王法拉斯曼勒斯于公元36年请来的萨尔马特人。这种设想仅仅依靠约瑟福斯一段相当不可靠的文字(181)。在这一点上，应该注意的是，古代的斯特拉波曾说过，伊比利亚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发生紧急情况，就会召集起数十万众。其中有自己人，也有（他们的邻邦和嫡部的）西徐亚和萨尔马特人”，他还说：“在抵抗外侵者中，这些游牧部落在战争中联合了阿尔巴尼亚的部落，正如阿尔巴尼亚人联合伊伯利亚人一样。”不可以认为阿兰尼人参与了公元50年高加索南部的骚乱，当时伊比利亚的法拉斯曼勒斯正与阿尔巴尼亚作战(182)，除非塔西图的有关记载是错的。

另一方面，虽然在卢堪的书中有明显的年代错误，但有关阿兰尼人的记载仍可说明他们曾在公元63年出现在高加索以南的地区。但阿兰尼人第一次越过高加索山的确切时间是在公元73～74年。而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244节）说到这一事件时，认为当时他们是居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

由现存的有关阿兰尼人的资料，可以确信在公元50年的战争之前约一个半世纪，他们曾占有俄罗斯中心的位置。在所有的主要商路上爆发的动乱造成了贸易中断之后，阿兰尼人同时向西南和东南发起了战争。这些战争一直延续到公元63年。当年，多米提亚斯·柯布罗恢复了和平（也许是因为公元61年贤王之死），这个安定的局面一直扩展到北方。可是当时发生的阿兰尼人的扩张给罗马边境带来了新的危险。罗马人于公元89年和公元92年抵抗了潘诺尼亚人的入侵，这又引起了新的商路的中断。

有关阿兰尼人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仅从天山到乌拉尔山的欧亚北大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联系，而且在中央俄罗斯地区也曾经有过一个类似蒙古匈奴的庞大部落组织。在东方，匈奴统治了内蒙古和外蒙古（至公元90年），并扩张到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在西方，阿兰尼则推进到（公元50年以后）维斯图拉河、多瑙河下游、顿河和高加索山。

现有的地理资料说明，欧亚北大陆人民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发生在中国边境地区的战乱，可以因之传播到罗马帝国的潘诺尼亚省。而罗马和中国的史料也证明，紧接天山东部地区的种种事态和动乱之后，总是在中欧引起性质相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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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C．牛顿：《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5～17页。维南德：《弗雷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1～266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89～94页。

(2) 关于公元74～76年间的钱币，参见哈罗德·马亨利和E．A．塞登哈姆：《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26年），12～13页。马亨利：《不列颠博物馆藏罗马帝国钱币》，第二卷（伦敦，1930年），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

(3) 见CIL，第六卷，第37页，088号。艾德蒙德·格罗格指出，认为这位不知名的将军是柯内里亚斯·克里门斯的根据不足。

(4) 见卡佩马奇：《多米提亚斯》，载于RECA，第五卷（1905年），1428～1430页，1433～1435页，文中将这对兄弟的作战时间确定在公元73年之后，并认为他们取得胜利的这次战争结束于公元75年。

(5)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四章，第4节之89～90。“公元75～78年间”说，见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58页。格罗格主张“至迟于公元77年”说，见其《卢梯里亚斯》（19），载于RECA，第一卷（1914年），1259页。

(6) 塔西图：《历史》，第四章，第65、66节；第五章，第22节；《日耳曼尼亚》，第8节。

(7) 梅尼亚尔文，载于MEFR，第22期（1902年），357页。

(8) 李特灵根据公元83年曾发生过部队的调遣而推测在多瑙河下游出现动乱，见WDZ，第25期（1906年），28页。亦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朱利亚斯·阿斯巴赫则主张与恰提人的战争发生于公元82年，见《波恩年鉴》，第81期（1886年），2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99页。

(9) 威南德：《夫拉维》（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41～2596页。吉斯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1914年），1960～2046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1～24页。保尔·库依桑：《多密喜安的胜利》，载于《考古研究》，第五卷，第28期（1928年），65～94页。

(10)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亚努斯》，第6节。苏氏认为，多密喜安对恰提人发动战争是“出自他本人的意志”，这也就是说，这次战争的发生并无诱因。此段论述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是，在恰提人的侵略（公元82年）之后，多密喜安可以得心应手地惩罚日耳曼族部落。

(11) 关于罗马在德意志的前线军事体系，见瑟奥德·蒙森：《论古罗马之边境城界》，载于其《论文全集》第五卷（柏林，1908年），456～464页。H．P．佩尔哈姆：《文集》，弗朗西斯·哈沃菲尔德编（牛津，1911年），164～178页之文：《罗马前线之体系》，179～211页之文：《在南部日耳曼地区之罗马前线》。另亦见法布里西亚斯：《城界》，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572～604页。

(12) 关于阿格里柯拉战役的情况，仅见于塔西图的《阿格里柯拉》一书。这几次战役发生于公元77～83年或公元78～84年。见R．K．麦艾尔德里：《阿格里柯拉任不列颠总督之年代考》，载于JRS，第10期（1920年），68～78页。J．G．C．安德森：《阿格里柯拉何时成为不列颠总督》载于《古文献研究》，第34期（1920年），158～161页。《阿格里柯拉年谱》，载于《塔西图笔下的阿格里柯拉生平》，H．福诺编（第2版，牛津；1922年），166～173页。唐纳德·特金森：《自克劳狄乌斯至狄奥克莱西安的不列颠总督》，载于JRS，第12期（1922年），60、63、64页。

近期有关罗马在不列颠推进的考古论证，见弗朗西斯·哈佛费尔德：《罗马对不列颠的占领》（牛津，1924年）。R．E．M．威勒：《罗马之占领》，载于其《史前与罗马时期的威尔士》（牛津，1925年），217～274页。R．G．柯灵伍德：《罗马在不列颠的占领》（伦敦，1930年），其《罗马的不列颠时期》（新版，牛津，1934年）。乔治·麦当劳：《罗马的不列颠时期》（伦敦，1931年），其《罗马在苏格兰的墙界》（第2版，牛津，1934年）。T．D．肯德里克与C．F．C．霍克斯：《英格兰及威尔士之考古研究》（伦敦，1932年），209～302页。

(13)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6，第7节之1～4，第10节之1～3；第六十八章，第9节之3。苏埃托尼亚斯：《多密西安》，第6节。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

(1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6节之1。

(15) 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巴黎，1894年），196～197页。马汀里：《罗马帝国之铸币》第二卷，第九十二至九十三章。

(1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1。

(17) 见格塞尔：《公元89年间多密喜安征战时间考》，载于MEFR，第9期（1889年），3～16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66～2571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45页。

(18) 关于这次入侵，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4页注4，文中联系到塔西图在其《阿格里柯拉》之第41节中的论述，即多密喜安在位时，其军队在穆西亚、达西亚、日耳曼和潘诺尼亚都遭受损失。

(19)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之7。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11节之1。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72～175页。

(2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1～2。

(2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7节之2～4。

(22) 李特灵：《多密喜安在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的日耳曼战争》，载于JOAI，第7期（1904年）增刊，23～38页。

(23)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6节。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章，第5节之2。塔西图：《阿格里柯拉》，第41节；其《历史》，第一卷，第2节。

又见格塞尔：《论多密喜安皇帝之统治》，第225～229页。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1～55页。威南德：《福来维亚斯》（77），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575页。福兰克：《马可曼尼》，同上刊，第十四卷（1930年），1617～1618页。

(24)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七卷，第5节之3。

(25) 普林尼：《颂赞诗》，第8节之2。蒙森：《论文全集》，第四卷，449页。

(26) 《碑刻铭文年鉴》，1923年，第28期。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5页。

(27) 塔西图：《日耳曼尼亚》，第33节。

(28) 普林尼：《书信集》，第二章，第7节。虽然有关斯普瑞纳征伐的记载或论述千差万别，但其发生的年代却都确认无疑。见塞姆文，载于JRS，第18期（1928年），43页注1。

(29) 图拉真执政情况，见约翰·迪劳尔：《图拉真评述》，载于马克斯·布丁吉编：《罗马帝国皇帝论文集》，第一集（莱比锡，1868年），1～219页。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177～211页。

(30)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1～2。

(31)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6节之8～14。

关于达西亚战争，见A．D．克莱诺波尔：《图拉真皇帝的达西亚战争》，载于《历史杂志》，第31期（1886年），291～312页。维克多里亚·瓦奇德：《罗马征服达西亚战争史》（巴黎，1903年）。H．S．琼斯：《图拉真军旅救援史论》，载于PBSR，第5期（1910年），433～459页。G．A．T．达维斯：《图拉真的第一次达西亚战争》，载于JRS，第7期（1917年），74～97页；其《地形与图拉真纵队》，载于JRS，第10期（1920年），1～28页。W．W．海德：《图拉真在多瑙河的行军路线及桥梁》，载于《古文献周刊》，第18期（1924年），59～64页。

(32)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0节之3，有关战争，见第六十八章，第10～14节。

有人认为这些“邻邦”即为帕西亚人。这一观点基于普林尼《书信集》第十章第74节关于卡里朱姆斯的记述。在图拉真达西亚战争时期，卡里朱姆斯曾是穆西亚总督，他在穆西亚被一位名叫苏萨古斯的达西亚头领俘虏，并被作为礼物赠予帕西亚王帕柯鲁斯。后来他成功地逃离帕西亚，来到尼柯米地亚，被当时担任比塞尼亚总督的普林尼送给了图拉真。根据R．P．龙登的观点［见CAH，第十一卷（1936年），239页］，“德西巴鲁斯与帕柯鲁斯很可能早在普林尼赴比塞尼亚之前就被罗马认为已有交往”。

(33) 见乔治·马克唐纳德文，载于JRS，第25期（1935年），188页。文章有关“萨姆斯岛上古器的时代价值”的论述回答了T．D．普里斯和艾里克·伯尔里提出的质疑，见《罗马对苏格兰的第一次占领》，载于JRS，第25期（1935年），59～80页，文中提到在多密喜安死（公元96年）之前已经开始了撤退。另有一点不可忽视，即同时在威尔士地区发生的骚乱是从“六处公元100年起以后的铸币”的研究中被证实的，见威勒：《史前及罗马时期之威尔士》，230页。

(34) SHA载《哈德良生平》，第3节之9。

(35)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1～3，219～243页。

(3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关于此次入侵的讨论，见本书第162页（原文页码）。

(37) 苏埃托尼亚斯：《多密喜安》，第2节之2。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四章，第15节之3。

(38) H．C．牛顿：《韦斯巴芗与提图斯政权时期的铭文史料》（伊萨卡，纽约，1901年），19～20页。

(39) 斯塔提亚斯：《底比斯战记》，第一章，第4节，79～80页。其年代，见蒙森：《罗马帝国各省份》，第二卷（伦敦，1909年），64页注1。此外，可以相信约在公元75年罗马人将一个名叫萨纳特鲁西斯的伊伯利亚人立为亚美尼亚国王。

(40) 维兰德：《福莱维亚斯》（206年），载于RECA，第六卷（1909年），2668页；G．A．哈芮：《罗马帝国叙利亚省历史研究》（普林斯顿，1915年），12～13页。B．W．亨德森：《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63页。罗纳德·塞姆在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3页的文中认为，这次事件仅限于“对入侵者的威吓，这也是乌尔皮亚斯·特拉阿努斯通过种种途径所企望达到的目的”。

这次入侵被普遍推测为归咎于沃罗吉斯对韦斯巴芗的怨恨，因为后者拒绝增援沃罗吉斯去抵抗阿兰尼人。然而，韦斯巴芗通过派兵增援伊伯利亚而与之达成联合之势。另一方面，如果罗马人在亚美尼亚扶植了一个新国王（见前注），那么这一行动便会违反由柯布罗于公元63年完成的与帕西亚的协约，这也就导致产生怨恨情绪。

(41) 普林尼：《颂赞诗》，第14节。

(4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7页。

(43) C．C．昂波尔－胡阿特：《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哈密国之概况及历史》，载于《地理历史通论》（1892年），121～195页。奥瑞尔·斯坦因：《哈密的历史地位》，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1147～1151页，其《巴库尔与哈密之历史关系》载于《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39～545页。

关于通往哈密的道路，另见斯坦因之《中印史论》732、1093、1141～1142页；及M．S．贝尔：《由北京至喀什噶尔的伟大的中亚商路》，载于PRGS，第12期（1890年），57～93页。

(44) 班超的生平，已由爱德华·沙畹译成法文：《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16～245页。另，从南茜·李·斯宛对班超妹妹的研究中也可获得有关班超的情况，见其《班昭：中国的一位杰出女学者》（纽约，1932年）。

(4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4页。

关于疏勒的历史，见E．H．帕克：《喀什噶尔》，载于AQR，第3集，第20期（1905年），328～337页。奥瑞尔·斯坦因：《古代于阗》（牛津，1907年），52～57页。

(46) E．J．拉普森文，载于CHI，第一卷（1922年），583页，其中说：“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是整个印度史上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一说法则由詹姆斯·肯尼迪、J．F．福利特等人在1913年的《皇家亚洲杂志》上著文加以深入的阐述。

(47) 文森特·史密斯：《印度古代史》，256～257页。关于公元78年乌鞭为塞族人所侵的可能性，见W．W．塔恩：《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剑桥，1938年），335页，501页。

(48)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119～120页，229～230页。

(49) 关于班超公元78年至公元90年的活动，见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24～233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04～706页，716页。

(5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0页。亦见爱德华·斯佩什：《在伽腻色伽王朝中的印度－西徐亚人》，载于《亚洲学报》，第9卷，第10期（1897年），184～185页。路德维格·巴什霍费尔：《伽腻色伽纪元》，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4期（1927年），40～43页。

(5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沃尔特·福斯：《吐鲁番》，载于《东亚史研究》，第13期（1926年），129页；有关之年代，见155页之注35。

(52) 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

(53) 沙畹将此年代定为公元88年，见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2页，但后来他又将其改为公元87年，见《通报》，第8期（1907年），177页注5。

(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3～194页。

(55) 雅克·德·摩根：《波斯古代史》（巴黎，1927年），159～160页。

(56)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六章，第19节。斯坦因：《特伦梯亚斯》（19），载于RECA，第2集，第五卷（1934年），666页。

(57) 见《圣约翰启示录》，第九章，第13～21节；第十六章，第12节；第十七章，第12～17节。

(58) 有关记载，见维克多·朗格洛瓦：《亚美尼亚历史文集》，第二卷（巴黎，1869年），108页。R．P．朗登：《图拉真帕西亚战事注疏》，载于JRS，第21期（1931年），24页，其中认为：“没有更权威的理由可以使我们不去采纳摩西·索连尼西斯关于亚美尼亚的阿达切斯击败多密喜安军队的论断。”然而这一说法却不能完全忽略，尤其是考虑到罗马史学家对于多密喜安时期东方战事保持缄默这一事实。

(59) R．H．麦多威尔：《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230页。

(60) 塔西图：《历史》，第一章，第2节；第二章，第8节。苏埃托尼亚斯：《尼禄》，第57节。斯特法恩·格塞尔：《多密喜安皇帝政权论》（巴黎，1894年），154、233页。吉斯皮·柯拉迪：《多密喜亚努斯》，载于DER，第二卷（1913年），1991页。罗纳德·塞姆文，载于CAH，第十一卷（1936年），144～145页。有证据表明，在公元88年11月，一支增援部队集结于叙利亚，见《碑刻铭文年鉴》，1927年卷，第44期。

(61) PIR，第三卷，第352。

(62) 斯塔梯亚斯：《诗草集》，第三章，第2节，136～137页；亦见第四章，第1节，40～42页；第四章，第3节，153～154页。马歇尔书第八章，第65节；第九章，第35节之3。西里亚斯·依塔里库斯书第三章，612～617页。

(63) 有关班超公元91年至公元102年的活动，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3～243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720～722页。

(64) 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

(65) 《后汉书》一百五十八卷。亦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6页。E．H．帕克：《对地志学研究之贡献》，载于《中国史研究》，第16期（1888年），301页，其中提到“一封班固给他弟弟班超的信，曰：‘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登。’”

(6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7～178页，184～185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0～722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域》（莱比锡，1885年）。

(67) 关于此西域都护的情况，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38～239页。

(68) 关于班超对其继任人的告诫，见爱德华·沙畹：《三位中国将领》，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3页。

(69) 西尔万·雷维文，载于《亚洲学报》，第222期（1933年），16页。

(7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5～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及注。

(71)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

另见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42～451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23～725页。关于西羌首领及针对西羌的战争，见威利文，451～457页，威格书，第一卷，730～731页，及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259页，261～262页，第8期（1907年），233～234页。

(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57页，第8期（1907年），160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29页。

(73)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7期（1906年），247页，第8期（1907年），160页。

(74) W．W．洛思在《帕西亚铸币集录》（伦敦，1903年）一书第五十七至五十八章第204页中，将奥斯罗斯政权之开始时间确定在公元106～107年，而将帕柯鲁斯二世政权之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109～110年，洛思同时又不无怀疑地将数枚公元111～112年及公元112～113年的铸币判定属于沃罗吉斯二世时代。在R．H．麦多威尔所著《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古王国之铸币》（密执安·阿伯尔，1935年）一书中认为沃罗吉斯二世“当属公元105～106年和公元108～109年间铜币的发行者”（公元106～107年未发行铸币），而奥斯罗斯恰在公元109～110年占领塞琉古。

(75) 狄奥前揭书，第六十八章，第14节之5。赫尔歇尔：《皮特拉》，载于RECA，第十九卷（1937年），1177页。

(76) 资料源于《汉书》。此段与北方少数部族有关的历史，主要有以下的译文：亚历山大·威利：《匈奴与中国之关系史》，载于JAI，第3期（1874年），401～452页，及第5期（1876年），41～80页。E．H．帕克：《论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页，109～125页，及第21期（1895年），100～119页，129～137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土尔奇、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民族通史》（巴黎，1756～1758年）。帕克：《鞑靼民族一千年史》［伦敦（上海）1895年，1924年伦敦重印］。此外，《中国通史》（巴黎，1777～1785年）是J．A．M．德·英瓦里亚·德·梅拉的重要译作，该书是将12世纪末朱熹所撰之《通鉴纲目》译为法语，并被雷昂·威格在其《历史论稿：自远古至1912年间的中国政治史》（第2版，1922～1923年）这一著作中引用。

至于公元前66至公元前58年间的时局，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3～124页。格鲁特：《匈奴》，202～203页，其《西域》，201～21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2～522页。另见爱德华·布瓦：《论中国历史上的军屯戍边》，载于《亚洲学报》，第4卷，第15期（1850年），344～346页。亚历山大·威利：《西羌历史》，载于REO，第1期（1882年），436页。

(77) 关于公元前58年至前36年间的局势，见威利文，载于JAI，第5期（1876年），41～50页；其《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2页，49～65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4～125页，第21期（1895年），100～106页。格鲁特：《匈奴史》，209～238页。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85～95页。伊金特·比舒林：《蒙古史》（柏林，1832年），187～190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142～146页，150～155页，162～163页，172～177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22～526页，544～549页。

(78)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6页。

(79) 有关之译文，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费尔普斯·霍吉斯在其《不列颠的灾难》（伦敦，1931年）第258页中指出：“里不是一种长度单位，而更应是一种时间与距离结合的度量单位。”H．B．莫尔斯在其《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伦敦，1908年）一书之173～174页中指出，“一里实际上是一名负载的脚夫一天十小时跋涉所走过路程的百分之一”。一般来说，可以认为十里等于三英里，见艾利克·泰曼：《一名使节的中国西北之旅》（剑桥，1921年），32页。

(80)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见于SAWM，272页；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81) 依格鲁特《匈奴史》232页中之见解，此河即为阿姆河；而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其《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柏林，1910年）91页中则认为其为楚河。

(82) 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51～59页。格鲁特：《匈奴史》，230～238页。

除了陈汤本人可能的意图外，夏德、奇斯灵及格鲁特等人关于郅支在中亚地区发起战争的论点都无足够根据（见格鲁特：《匈奴史》，229页）。在历史资料中并未提到当郅支到达康居后向除乌孙以外的所有部族都发起战争，也未提到他是在康居军队支持之下发动战争的。至于匈奴控军的数字，可能是根据以下事实判断出来的：（1）乌孙派了8000人的军队抵抗他，而郅支则认为“乌孙兵力无可数计”；（2）他到达康居时，手下有3000人的军队；（3）中国军队攻克了郅支的营垒后，处死了1518人（包括他的儿子），掳走145人，并将1000余人遣散分送给曾经支援过中国军队的当地大户。奇斯灵在其《匈奴》一文（载于RECA）中的论点则全受夏德的影响，即认为这一事件是“匈奴第一次大西迁”。

(83)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29～137页。J．J．M．德·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64～288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17～618页。

(84)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06页。

(85) 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09～112页。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30～131页。爱德华·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3页注释1。J．J．M．德·格鲁特：《公元前的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77～182页。另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71～572页。

(86) 罗纳德·塞姆：《M．维尼西亚斯》，载于《古文献季刊》，第27期（1933年），146页。

(87) 有关其生平，见韦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16节之3。

(88) 关于公元46年至公元52年间的事件，见E．H．帕克：《公元1世纪的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81、85、93页；其《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25～261页。又见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13～115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36～338页，341～345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第2版，1922年），663页，667～668页。

(89) 比为附汉求安，曾向皇帝呈送匈奴疆域图。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5页。

(90) 鲜卑攻匈奴乃受汉之指使而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及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68页。

(91) 有关讨论，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260页。

(92)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页及注释2。《〈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释5，559页注释1。亦见阿贝尔·雷姆萨：《新编亚洲论文集》，第一卷（巴黎，1829年），239～240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49～251页。

奄蔡更名为阿兰的情况，与公元25～55年间的局势有关，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68及150页，但具体年代不详。上述情况又被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69～70页中与阿兰尼人出现于欧洲联系在一起。

斯特拉波认为（见其《历史》第一章，第2节之34），“对各个部族来说，更改自己的名称是常有之事”。又见于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51页。

(93)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94) 有关上述事件，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1～26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56～357页，362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1922年），695页。

(95) 关于公元72～77年间的事件，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2～263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6～158页，211～212页，221～232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362～376页。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695～696页，700～704页。又见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19～20页。奥瑞尔·斯坦因文，载于《中印史论》（牛津，1921年），732、1147～1151页；《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40～541页，572～573页。

(96) 约瑟福斯：《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此次事件在韦斯巴芗执政时期的第四年（即公元72～73年）曾被约瑟福斯记载下来，但此后直至公元75年帕西亚的沃罗吉斯起兵驱逐入侵者时却失考，阿尔弗莱德·冯·盖茨米德在其《伊朗史》（蒂宾根，1888年）133页中认为此事件发生于公元72年，R．P．龙登在其《图拉真伊朗战争考证》（载于JRS，第21期，23～24页）亦持此见。

(97) 见A．R．安德森：《亚历山大在里海之门》，载于TAPA，第59期（1928年），141页注16，153页注39。

(98) 约瑟夫·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08页。

(99) 是否确有从阿姆河到里海之间的商路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未引入此处的讨论。尼禄、森尼卡和布鲁斯为了确定其东方政策，曾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第二章第73页和第十一章第509页）和普林尼的记载（第六章第52页），认为印度货物通过阿姆河、里海、阿尔巴尼亚（赛勒斯河）和菲西斯河（雍河）运抵黑海。此外，尼禄等人还很可能向希尔卡尼亚的使节们了解通商贸易的可行性，他们完全可以从来自柯尔奇斯、伊伯里亚和亚美尼亚的罗马商人口中得到各种信息。

(100) 见本书第123页（原文页码）。

(101) 在韦斯巴芗和提图斯执政期内，曾建筑了一条防御工事，它从多瑙河南岸的波依奥杜鲁姆（毗邻帕骚）开始，经孔金、施特劳宾和艾宁，直至乌尔姆。其后，另一条防御工事也建了起来，即雷西亚防线，它是建在多瑙河北岸，起自艾宁对岸，直达雷西亚的西部边境，在彼处与勒尔赫（斯图加特之西）附近的上日耳曼防卫体系相接。详见法布里西亚斯：《防线》，载于RECA，第十三卷（1926年），605～608页。雷西亚防线并非由东向西按部就班地建造的，而是优先建造那些属于最重要的前线的兵站，途径是经过各援军驻地，自多瑙河沿岸的据点，沿着史前时期由多瑙河向北通往赫尔门杜里人占领的疆域（公元1世纪初）的古老通道而有选择地进行。正如塔西图在其《日耳曼尼亚》第41节中所揭示的，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赫尔门杜里人被允许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到多瑙河彼岸去，进入奥古斯塔·温德里柯鲁姆（奥格斯堡）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此外，韦斯巴芗在多瑙河南岸修建的据点显然是企图控制通往奥格斯堡的道路。令人感兴趣的是，靠近这座城市的三个据点——京茨堡、艾斯灵根和布格豪夫则似乎在多密喜安时期已被烧毁，详见奥尔文·布诺干：《罗马在日耳曼的防线》［载于《考古杂志》，第92期（1935年），6页注1］。为此推论，赫尔门杜里人以前曾是罗马的盟友，后来却在韦斯巴芗（公元74～76年）和多密喜安（多在公元92年）时期怀着敌意渡过了多瑙河。如上所述，便有证据表明在公元74～76年曾发生过赫尔门杜里人的入侵，同时，文献资料中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在韦斯巴芗时期发生的动乱扩大到了马可曼尼。再者，另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忽略的，即马可曼尼人侵入潘诺尼亚（公元89年、公元92年和公元97年）是紧随修筑多瑙河北岸的雷西亚防线之后发生的。

(102) 关于公元84年至公元92年间的事态，见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63～267、291页。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8、212、224页。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J．A．M．德·莫瓦里亚·德·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88、391～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05～706页，713～715页，717～718页。

(103) 阿兰尼人很可能在公元88年左右入侵过亚美尼亚，见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格鲁吉亚史》，载于《亚洲学报》，第2卷，第13期（1834年），49～55页。M．P．布洛塞：《格鲁吉亚史》，第一卷（圣彼得堡，1849年），66页及注3。亦见J．A．圣马丁：《亚美尼亚史地论集》，第一卷（巴黎，1818年），300页。

(104) H．A．盖尔斯：《中国名人辞典》（伦敦，1898年），第1956条。爱德华·沙畹：《中亚发现的中国碑刻》（巴黎，1902年），25页注3。

(105) 约瑟夫·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巴黎，1756年），132页。

(106) E．H．帕克：《公元1世纪乌桓通古斯史》，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93页。梅拉：《中国通史》，第三卷（巴黎，1777年），397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719页。在南北匈奴发生战事期间，鲜卑则在公元50年增强了实力，详见帕克文第85页。

(107) 德·吉内：《匈奴通史》，第一卷，123、278～279页；朱利亚斯·克拉普罗思：《绘画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109～110页。雷昂·卡温：《亚洲史导论》（巴黎，1896年），96～98页。弗雷德里希·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二卷，268～269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600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2页。荷内·格罗塞：《亚洲史》，第二卷（第3版，巴黎，1922年），191页。奥托·福兰克：《中华帝国史》，第一卷（柏林，1930年），399页。

(108) 关于来斯库波里斯的情况尚未见于文献记载，至于钱币学方面的证据，可参见P．O．布拉乔夫：《希腊殖民地的钱币汇编》［（俄文版），敖德萨，1884年］，252～253页。沃尔维克·罗思：《希腊钱币汇编：蓬塔斯……及博斯普鲁斯王国》（伦敦，1889年），54～56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599、600、611页。

(109) E．H．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93～294页。

(110)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212页。瓦尔特·富克斯：《土尔番诸国》，载于《东亚杂志》，第13期（1926年），130页。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牛津，1928年），573页。

(111) 此处普林尼力图介绍一种文献记载的史实，即“西徐亚旁系部族”，其内容是根据希罗多德书之第四章之3～4节及加士丁书第二章第5节所述而来的。然而，这些史实又曾出现在诸如瓦勒里亚斯·弗拉库斯所著的《阿格诺提卡》之第六章和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书的第二十二章中，而且也都在文中提到吐鲁葛迪提人（居于多瑙河河口附近）。这样看来，普林尼的记述就显然是出自与他同时代作家的著述了。

(112) 赫尔曼：《雅克萨马特》，载于RECA，第九卷（1914年），1170～1180页，其中介绍了10位作者（6位希腊作者，4位拉丁作者）曾经以不同的对音法提到过雅克萨马特人。不过赫氏认为，如果把来自普林尼《博物志》第六章第21节中的“马札马卡依”之名确定即为“雅克萨马特”人，是颇值得怀疑的，尤其在德特尔夫森之后更是如此，德氏在其研究普林尼的地理著作的书中将那个民族考为“马扎卡依”或“马札卡西”。

(113) 在《博物志》第六章第39节中，普林尼提到一个名为“乌提多尔西”的民族，而梅霍夫将此改定为“乌提·奥尔西”。今人托勒密在其有关艾茅斯山中的西徐亚人的论述中（第六章第14节），使用了“阿拉诺尔西”的名称。托马歇克、赫尔曼等人则一致主张这个民族的名称应该改称为“阿兰尼·奥尔西”。对古代民族的考据，其要旨本在于将由于文献传抄等原因造成的读音错误一一剔除，恢复原始作者的字与音。以上所讨论的，即是此种情况。那个古代民族的名称在某一情况下发生了歧误，而接着又被两位传抄文献的人错录了下来，他们一位用的是拉丁文，另一位用的是希腊文。如是，根据马卡特在其《埃尔兰历史考证》一文中的观点［见《语言学报》增补刊第10期（1905年）第85～87页］，两种古名称中的“奥尔西”字根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一点是得到认同的。

(114) 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0页。

(115) 根据考古学材料，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即塞拉西人领地）在公元1世纪时是与中国接壤的，详见M．I．罗斯托夫特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32页。

(116) 由博斯普鲁斯王国到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赫尔曼、基斯灵和克雷奇默尔所揭示，见RECA，第九卷（1914年），1178、1181、2245页。但他们的观点是这条道路在察里金或萨拉托夫越过伏尔加河继而向东延伸，经过奥伦堡通往西尔达亚。不过他们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

(117)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49页。卡尔·纽曼：《在斯堪特人地方的希腊人》，第一卷（柏林，1855年），213～215页。约翰·阿伯克诺姆比：《史前及上古时代的芬兰人》，第一卷（伦敦，1898年），7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4页。

(118) A．M．托尔格伦：《彼尔姆人研究》，载于ESA，第3期（1928年），92页。

(119) 见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217页。

(120) 有关这些名称的考证，见米勒所编之托勒密《地理》（1883年），429页。卡尔·米伦霍夫：《德意志古文化研究》，第三卷（柏林，1892年），95～100页。赫尔曼：《萨姆尼提人》，载于RECA，第2期。

(121) 弗雷德里希·夏德：《张骞——中国经营西域的开拓者》，载于JAOS，第37期（1916年），96页。J．J．M．德·格鲁特：《纪元前时期之中国西域》（柏林，1926年），15～16页。

夏德主张所谓“大泽”即亚速海，但此说未被接受。一般认为，当为里海或咸海。

(122) 见亚历山大·威利：《西域史注疏》，载于JAI，第10期（1884年），44页。

(123) 同上注，152页注5。

(124) 爱德华·沙畹：《〈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70页。

(125)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95～196页。亦见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页注5，559页注1。

(126)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8期（1907年），150、168页。

(127) 见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以上两种译文出自P．A．布德伯格博士。

马端临的记述由于出自后世，故不具有历史的权威性，阿贝尔·莱姆萨的译文（载于《亚洲史新论》，巴黎，1829年），239～240页，则是被经常引用的。

(128) 关于Hsp-sǒ，见格鲁特：《公元前时期的匈奴人》（柏林，1921年），229页；关于Hap-suo，见伯恩汉德·卡尔格伦：《中文及中日分析辞典》（巴黎，1923年），第823条及第75条。

(129) 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63页。

(130) 见罗伯古籍书局出版有关斯特拉波文献中H．L．琼斯所写段落中的注释。

(131) 维望·德·圣马丁：《古代地理研究》，第二卷（巴黎，1852年），127页。

(132) 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二卷（巴黎，1843年），179页；约瑟夫·马尔卡特：《艾兰史研究》，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3～84页。

(133) 欧仁·卡韦尼亚克：《罗马之和平》（巴黎，1928年），238页。

(134)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第十八卷（1885年），594页，而德文译书（《伊朗史》）直至1888年才出版。

(135) 夏德：《中国与罗马东境》（上海，1885年），139页注1。

(136) 夏德文，载于JNCB第二卷，第21期（1886年），215页。

(137) W．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37页；又见其《奥尔西》，载于RECA，第一卷（1894年），2569～2660页。

(138) 关于这些名称的特点，见康拉德·米勒：《古罗马疆域行旅考》（斯图加特，1916年），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章，第三十四章。

(139) 夏德：《上伏尔加河域的匈族人与匈奴人》，载于SAWM，1899年，第一卷，251页。亦见249页。

(140)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59页。

(141) 马尔卡特文，载于《语言史研究》增补本，第10期（1905年），84～85页，240～241页。

(142) 夏德：《金斯米尔先生与匈奴人》，载于JAOS，第30期（1909年），41～42页。

(143) 例如，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07、120页；基斯灵：《匈族人》，载于RECA，第八卷（1913年），2585页。

(144) 格鲁特：《匈奴史》，229页。

(145) 见卡尔格伦：《分析辞典》中第238及1052条的语音分析。

(146) 格鲁特：《中国西域》，15～16页。

(147) 沙畹：《〈魏略〉所记西域诸国》，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61～562页。

(148) 艾德瓦·苏艾斯：《地球之面貌》，第三卷，H．B．C．索拉斯译本（牛津，1908年），160～163页。以上各山脉之联系见于亚历山大·冯·洪堡在其《中亚细亚》第三卷（巴黎，1843年）中之论述及地图。最近的有关信息，则见于伦敦1931年版陆军部办公厅地图处所编之“中亚地图”（第2版）。

(149) 见W．W．罗克希尔（即柔克义）：《威廉·卢布鲁克行记》（伦敦，哈克路特研究会，1900年），254～255页。这段路程为2600英里，他历时2个月又10天。

(150)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路线，见亚历山大·冯·洪堡：《中亚细亚》，第一卷（巴黎，1843年），389～411页。威尔赫尔姆·托马歇克文，载于SAWW，第117期（1889年），1～70页。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6～114页。安德雷·伯特洛：《托勒密笔下之古代中亚及东南亚》（巴黎，1930年），34～51页。G．F．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27～52页。

(151) 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253页及地图。

(152) 本文提到的这些史实，详见格鲁特：《匈奴史》，62、79、221、227页。约瑟夫·马尔卡特文，载于AGWG，第13集（1914年），第一卷，65～68页。

(153) 格鲁特：《匈奴史》，221页。

(154)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8～561页。

(155) 马尔卡特上文，65～66页。

(156) 见阿尔伯特·赫尔曼：《中国历史及商业地图册》（剑桥，马萨诸塞，哈佛—燕京研究院，1935年），24、26～27页。

(157) 关于天山北部车师民族的不同王国，见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7页，第8期（1907年），210～211页；格鲁特：《西域》，159、161～162页。关于车师前、后王庭，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549～586页；欧文·拉梯摩尔：《鞑靼民族》（波士顿，1930年），146～148页。

(158) 关于匈奴与乌孙和丁令的战争，见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22～123页，第21期（1895年），104、113、263页；格鲁特：《匈奴史》，62、199～200页、202、220～221页，227、253～254页；雷昂·威格：《历史论稿》，第一卷，510～511页，545～548页，705页。

(159) 此项考古发现是威尔赫尔姆·拉德罗夫完成的，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248页；A．A．萨哈罗夫：《阿尔泰山的出土文物》，载于JAI，第55期（1925年），37～57页。关于贝莱尔山区发现的文物，见萨哈罗夫：《西伯利亚考古资料》，载于ESA，第3期（1928年），132～140页。

(160) G．O．伯罗夫卡：《科兹洛夫探险队1924～1925年在蒙古的考古发现》，载于《考古学报》副刊，1926年，341～368页。W．P．叶茨：《科兹洛夫探险队的发现》，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68～185页。E．H．闵斯：《北亚发现的小青铜器》，载于《考古学报》，第10期（1930年），1～23页，这些器物之年代为公元前2年，见8页。约阿希姆·维尔讷文，载于ESA，第9期（1934年），258～269页。

(161) J．G．安德森：《联通欧亚的道路》，载于JRAS，1929年，422～425页，亦见其《草原之路》，载于《远东历史博物馆馆刊》1929年第1期，143～163页，安德森将此四省份称为尤克星（黑海）、亚纳尼诺、米努辛斯克和绥远。

(162) 叶茨文，载于《伯林顿学报》，第48期（1926年），173页。

(163) E．H．瓦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剑桥，1928年），207～208页。关于库班古墓中发现的中国文物，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第336页，及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第132页；关于德国发现的中国文物，见贝特霍尔德·劳费尔：《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莱茵河地区的中国文物》，载于《环球学刊》第88期（1905年），45～49页。

(164) 帕克：《土尔库—西徐亚部落》，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0期（1893年），15页。关于黄金带扣，可参见文献总目中“欧亚北部民族艺术”的有关条目，亦见于保尔·伯希和文，载于《通报》，第26期（1928年），139～143页。

(165)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页。

(166) 可比较帕克的系列论述，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103、107、111、117页。

(167)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7页。

(168) 格鲁特：《西域》，第33页。又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1期（1882年），113页。

(169) 帕克文，载于《中国史研究》，第21期（1895年），259页。

依中国典籍记载，当时的中国政府接受“贡品”，但又予以“馈赠”。帕克在其《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第2版，伦敦，1917年）第42页中指出：“所谓古代之贡物，实为一种贸易形式。”欧文·拉梯摩尔在其《满族：冲突的摇篮》（纽约，1932年）第111页中说：“对历史上给宗主国进贡的部落的真正地位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显然，许多的贡品实际上是一种交易形式，这些贡品是由专门的官员统一收购的。在一些典型的事例中还可看出，向宗主国缴交的贡物，其实就是变相的赋税。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纳贡部落的回赠，其价值又往往远大于贡物本身。”

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一文（载于《地理杂志》1938年第91期，12页）中，拉梯摩尔进一步论述：“在我们有所了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据说明通过进贡或交易而达成的交换对于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认为（见上文，14页）：“奥尔肯的土尔克斯人原本是游牧部落，但他们与中国和土尔奇斯坦的绿洲地区开展了大量贸易活动（正如早年匈奴所为一样）……奥尔肯的土尔克斯部落首领们渐渐变成了某种生活奢侈的君王，他们的收入已远不止是其部民以牛群上缴的贡赋和为其专门提供的服务。”此外，还可引用W．W．柔克义在其《喇嘛的土地》（纽约，1891年）第141页中的论述，尽管这段论述是针对现代情况而言的：“人们不无惊奇地注意到，蒙古人和西藏人的首领们是怎样垄断在各自领地上的贸易活动的……一个蒙古人如果知道其头领有马匹或骆驼要出售的话，他是不敢将自己的牲畜拿出去进行交易的，或者，如果这个部民斗胆私下出卖了一头牲畜，他定会将所卖得的钱物的一部分上缴给头领，以求得头领宽恕他冒犯了所定下的规矩。”

(170) 见威廉·里吉卫：《纯种马的起源及影响》（剑桥，1905年）；萨利姆·贝克：《蒙古马》（天津，1926年）。这种矮种马迄今仍是外蒙古的主要马种，见查尔斯·贝尔：《争夺蒙古的斗争》，载于JCAS，第24期（1937年），62页。

(171) 此问题本是极有意思的，但本书不作探讨。参见威利文，载于JAI，第10期（1881年），44～45页。夏德文，载于JAOS，第37期（1917年），102～103页，109～113页。格鲁特：《西域》，35～42页，110～111页。尤其见于W．W．塔恩：《希腊陆军与海军之发展史》（剑桥，1930年），77～83页，156～159页，及W．P．叶茨：《马匹——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载于ESA，第9期（1934年），231～255页。

(172) 沙畹文，载于《通报》第6期（1905年），559～560页。

在马可·波罗的《黑暗之国》一文中，他这样写道：“那里的人们拥有巨量的皮货，他们有名贵的紫貂，有貂皮、北极熊皮、灰鼠皮、黑狐皮及其他各种珍稀毛皮。他们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猎手，积贮了无数的皮货。与之相邻的‘光明之国’的人们从他们手中购买这些皮货，因为有‘黑暗之国’的人将皮毛运到边境上做交易。商人们便购买这些产品，并从中谋取暴利。我可以明确地说……这个国家的边界就与大罗西亚相接。”（玉尔书，第二卷，484页，亦见于486页。）

(173) 普林尼：《博物志》，第三十四章，145节，第三十七章，204节；《红海航行记》，第二节之39。沃明顿：《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157～159、362页。哈德森：《欧洲与中国》，63页。

(174) 关于当时时局情况的消息传播的速度，可以从卢布鲁克所记载的自蒙古的卡拉库鲁姆到伏尔加河需要70天这一事实来推断。在北方地区，根据安东尼·坚金森的报告，冬天乘雪橇，3天可以行走400英里。

(175) “罗克索兰尼”或“罗克萨拉尼”的意思，在闵斯书《西徐亚人与希腊人》的120页中认为是“金发碧眼的阿兰尼”，而在罗斯托夫译夫的《伊朗人与希腊人》115页和255页中则认为是“白色阿兰尼”。

(176) P．J．沙尔发利克在《斯拉夫古代文物》第一卷（莱比锡，1843年）545页中提到阿兰尼人相邻的部落。

(177) 见《外海航行记》第二卷，39节，W．H．斯考夫译（费城，1927年）。

(178) 马尔卡特：《论柯曼尼之民族性》，载于AGWG，第13期（1914年），182页注1。

后来，阿兰尼人被改称为“阿斯”或“阿西”，又被俄罗斯人称为“亚西”，见艾米尔·布莱什赖德：《中世纪研究》，第二卷（伦敦，1910年），84～85页。

(179) 见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103页。

(180) 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前揭书，第三十一章，第2节之13、16、17页，杨格译。

(181) 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史》第七章第7节之4，244～251页中，记载了阿兰尼人的一次入侵，并认为他们是“西徐亚人的一种，正如前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住在顿河两岸和亚速海一带”。这一推论对于继《犹太战争史》之后而作的《上古犹太史》中的任何记叙均未起到参考或引导作用，但却使得几乎所有的读者费尽心机地去查阅以前所提到的有关情况。H．圣约翰·萨克雷则认为：“（《犹太战争史》中的）这段引述前文的话，很可能是约瑟福斯在无意中从某篇与犹太历史无关的文字中引用的。”关于《上古犹太史》之创作情况，可参见萨克雷所著《约瑟福斯：其人及其历史学》（纽约，1922年），及《不列颠科学院学报》，1930年，15～18页。

(182) 塔西图：《编年史》，第十二章，第45节。

结论

蛮族入侵的问题，是历史学家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有责任建立某种适当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本书便是以此题为出发点进行的一项研究，而且展示了研究的结果。前面已经将有关的事件一一罗列。在对这个问题做出简要总结之前，似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对蛮族入侵问题的解释，这种解释在现代文献传记中是找不到的。

对蛮族入侵问题的一些解释

首先应看到，对蛮族入侵的解释，通常指对有关早年蛮族迁移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有关日耳曼民族大迁移的种种理论，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均不出古典著作家的记叙和论述的范围。在那些一言便成定论的权威学者中，恺撒可谓声望最高。他所持的观点是，发生民族迁徙的原因每每是“人口众而土地乏”。这自然也被当成一个博识学者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而“人口过剩”(1)导致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这一观点，历来就占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尽管有着如此权威性的说法，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争论在持续地进行着，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希望。双方观点不同之处在于人口过剩的现象到底可不可能发生这个决定性的前提(2)，而恰恰在这一点上缺乏直接的历史证据。局面是如此地窘困，以至于不得不回过头从那些由之得出人口过剩结论的史料中去重新加以研究，尤其要考察恺撒的言论是否的确可以成为那种信念的依托。

研究史料中有关论述时，注意甄别两种不同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是作者站在自己当时的立场上对某一事件所作的评论；另一种是作者亲自参加或目睹了某一事件，或者是他对这一事件拥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而作的评述。如果对恺撒的论著加以考察，则会发现他所论及的发生于他在高卢的活动之前的事件和他亲身参加的与高卢作战的情况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讲到某一件早年发生的战争时，他说比利时人在高卢定居下来，“因为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这些来自比利时的部落又侵犯了不列颠，目的在于“掠夺财富”(3)。值得注意的是，高卢人曾一度比日耳曼人更为强大。这时他们便以“人口众而土地少”(4)为借口向莱茵河彼岸进行移民扩张。恺撒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所作的论述和根据他的观察所作的记叙具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在关于赫尔维蒂人迁移的著作中，他详细地记叙了迁移之前的形势，将造成迁移的首要原因归于奥尔及托列克斯（Orgetorix）的诱劝。同样，对阿里奥维斯塔斯率领的日耳曼人来到高卢，他认为是阿尔维尼人和塞夸尼人雇佣阿里奥维斯塔斯来反对爱德维人，并且说这些蛮族人在新的环境中“渐渐地爱上了高卢的牧场、文明和财富，因而更多的蛮夷人迁入高卢”。此外，在讲到乌希皮特人和腾克特里人迁渡莱茵河时，他记载了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他们是由于受到苏维比人的驱赶，才背井离乡，来到这里”。乌比人也向恺撒抱怨他们遭到苏维比人的迫害和追逐(5)。如果接受恺撒提供的这些证据，那么采纳这两种解释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难想象，现代著作家更多地引用了恺撒的许多一般性论述，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这些论述均来自蛮族部落中流传的史实。姑且不论恺撒那些并非来自民间传说的记载，而进一步考虑到当他缺乏资料来源时，他便退回到罗马史学家撰写纪传文学的老传统上去了(6)。这种罗马传统的文学体裁在李维（Livy）的著作中多有体现。他写了许多有关高卢人入侵意大利的战事。他说，在塔奎纽斯·普利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时代，克尔特人国王阿姆比加图斯（Ambigatus）“急于摆脱其国家人口过剩的负担”，派了他的两个侄子各带一批部民外迁。其中一个率领各部落的“过剩之民”越阿尔卑斯山，击败埃特鲁斯坎斯人。此外，根据“传统的说法”，这些高卢部落人是在卡米鲁斯（Cami Uus）时代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他们“听说那里有甘美的水果，特别是香醇的葡萄酒，这使他们垂涎三尺”。关于这些物产的消息来自一个叫克鲁西姆的阿努恩（Arruns of Clusium的人。“他企图将他们诱入意大利。”(7)普林尼也提到这件事，但说怂恿高卢人进入意大利的是一个名叫亥里柯（Helico）的赫尔维蒂人(8)。李维则认为居住在加拉提亚的高卢人之所以受唆东迁，“不是为了寻求土地，便是企图掠夺财富”。后来他们听说亚洲富庶，便到了亚洲。李维说，另有一支高卢人本想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以“人口过多、缺乏土地、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为借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寻找新的家园”(9)。可以看出，李维所说的这些情况，皆发生于他当时的3世纪到6世纪以前的期间。这当然只能是根据民间流传，而不可能是他的直接记录。

作为一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理当关注民族迁移的问题(10)，但是他对和他同时代的李维史学理论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人口过剩”理论却毫无涉及，相反，他认为迁移到加拉提亚的特克托萨吉斯人在其原高卢祖籍部落中受到排挤和驱逐，而由波（the Po）山谷迁往多瑙河的波依人，也在原居住地受到驱赶。斯特拉波说，在他当事之年，日耳曼的许多部落被苏比人赶过多瑙河去。其他一些部落如马尔西人则逃到“国土的边远地区”以躲避诺曼人的进攻。马可曼尼人是在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带领下迁移的。朗哥巴底人也“一个不剩地逃离其本土”(11)。

在维利奥斯·帕特库鲁斯的《罗马史》中，对部落迁移问题的解释与恺撒《高卢战记》的说法全然不同。《罗马史》论述远古时代部分中说，吕底亚的两个国王李德斯（Lydus）和特来努斯（Tyrrhenus）因为“粮食歉收，便抽签决定由谁带领一部分民众离开吕底亚”，结果是特来努斯中了签，于是他渡海去了意大利。维利奥斯还说到后来“为数众多的希腊年轻人因为人口太多而外求新居，来到亚洲”(12)。此外，在讲到他所反对的马可曼尼人时，维利奥斯说他们“响应其首领马罗波杜斯的号召”(13)而发生了迁移。

在典籍中，对蛮族部落迁徙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是某位不知名的作者强调人口过剩和缺乏土地是其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则提出近代历史事件的实际细节。尽管如此，第一种意见还是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于成为以后进一步推测的起点，产生各种理论以解释所谓人口过剩而四处迁移以及缺乏土地等问题。例如有人认为人口过剩是畜牧业生产转变为农业生产的自然结果(14)。同时也有人认为寻求新的土地是由于原始的农业制度使大量土地变得贫瘠而造成的(15)。然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可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作为基本出发点，因而也没有必要去开展下一步的探讨。

当历史学家们否认这个人口过剩理论时，却往往又采纳了罗马传统文学中别的假设，并且从蛮族人民的心理特征中去发现迁移的根本原因。例如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认为这种冲击来自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他的观点是，“这些民族首次对帝国的入侵，与其说是寻求新的家园，倒不如说是为了掠夺财富”(16)。他的这个看法得到不少人的支持(17)。虽然到了近代，这种黩武主义渐渐变成了“改变环境的欲望”、“冒险”、“探求未知世界的好奇心”，甚至“要求与具有较高文明的邻邦共享优厚的待遇”(18)等观点。

到了现代，对亚洲部落迁移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那便是约瑟夫·德·吉内（Joseph de Guignes）在18世纪中叶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族通史》一书中提出的看法。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指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随着中亚地区爆发战争，大量的亚洲民族涌入欧洲(19)。因而吉本（Gibbon）评价这部书“公开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场面”。吉本本人也企图通过研究游牧民族生存条件来找到民族迁移的合理解释。他的结论是：“渴求外出打劫、惧怕或苦于战争的伤害、不满外族的奴役，这便足以使这些西徐亚部落铤而走险，闯入他国，以期找到更丰富的生活资料或是遇上较为弱小的敌对民族。”在德·吉内之后，吉本强调了这一事实，即约在公元1世纪末期，匈奴被鲜卑推翻而西逃。但是他对匈奴西逃的解释是“匈奴人中最强大、最好战的部落在他们世袭首领的统率下，决心迁到鲜卑人和中国武力所不及的遥远地方去，以便找到一个弱小的国家从而征服之”(20)。

自18世纪起，对蒙古民族的迁移问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假设和理论。有的认为迁移是因为便于驯养马群(21)，有的归之于中国长城的修筑(22)，有的说是因为军事首领的不时崛起(23)，有的认为是为了争夺牧场而引起的争端的激化——结果是较弱小的部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草原而去建立一个新家园(24)。而且还出现了一种颇为有力的新观点，它将亚洲部落的迁移归于这些游牧民族居住地带自然环境的变化，认为这些部落遇到“干旱缺水，被迫大规模地迁居外地”，因为“地壳缓慢上升，致使当地的地形发生变化，本来是海底的地方变成了现在的沙漠荒野”(25)。这个假设获得了支持，而且在现在的文献著作中也可看到这样的理论：亚洲民族的迁移是由于“连续干旱”(26)、“气候波动”(27)、“气候的周期变化”(28)，或者是仅仅因为一个长期的连续干旱(29)之类“气候变化”的结果。可以想见，民族大迁移是气候变化的结果(30)。但是从文学流传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相信这种气候变化学说的研究家亦不乏其人(31)。这里需补充说明一点，即迄今未见有民族迁徙是因为气候上的原因的确凿证据。

由以上分析可知，有关亚洲和日耳曼民族迁移的各家解释均属无定论的猜测(32)。同时也可见有关蛮族侵略的种种理论的缺陷。简言之，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虽经历了长期的苦心研究和变化修补，却从未受到过严格的批评和审查。因而，既然陈旧的观点无法使人满意，那么就有必要对这个时期内蛮族人民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资料加以考察研究，既不应局限于欧洲的范围，也不应对欧洲历史有任何偏袒。

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

如上所述，蛮族部落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个看法在历史学界已获公认，并且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理论，试图对这种长期不断的入侵加以解释。然而，即使是草草一瞥，也不难看出这些理论绝不是将种种不同的入侵事件加以审视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也不是从确切的历史事件或准确无误的研究中获得的结果。

本书开展的研究表明，在对某一历史课题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先将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的资料搜集齐备，并将其中不同的事件详加比较。从事实上看，这种做法得到的结果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也是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的欧洲蛮族起义，没有一次不是发生在罗马帝国东线或中国西域地区战争爆发之后；还可看出，在罗马帝国东方发生战争之后，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也都随之发生了入侵，而发生在天山战争之后的起义只对多瑙河上游地区发生影响，而在近东和远东没有战事的时候，欧洲也从未发生过任何起义。同样，罗马东线或天山的战争也无一不在欧洲引起暴乱。从这两条线索比较中，可以看得出这些事件的联系。

以上关于历史事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果用数字形式来说明，就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书中简单的举例绝不能代替具体的史实。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将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加以概括，并展现出世界各个地区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据此，可以这样说，在本书所涉及的这一历史时期里，天山东部地区（吐鲁番和车师后王庭）的战争之后，发生了四次潘诺尼亚的入侵。在潘诺尼亚入侵之前，多瑙河上游还发生了5次骚乱，罗马还为此在与潘诺尼亚交界处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在同一时期里，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的31次战争曾引起多瑙河下游的28次起义和莱茵河地区的26次起义。因此，尽管罗马史籍中的资料不系统，保存得也不完整，但对这31次战争来说，仅仅是发生在多瑙河下游的3次和莱茵河的5次事件稍缺加以比较的根据。此外还可指出，在罗马帝国之东境，还有过18次与喀什噶尔地区有联系的战事。因此，在欧洲发生的总共40次起义和动乱中，有27次是受到中国西域战争的影响，约半数是受到罗马人在近东侵略的影响。

这里需要对上述情况的某些细节加以阐述。可以看出，虽然公元89、92、97和107年潘诺尼亚的入侵均发生在中国西域战乱之后，西域的早期战争却并没有造成同样的后果。而自罗马人到达多瑙河上游的时候起（公元前15～前8年间），天山地区发生的所有战争都在多瑙河北岸各民族中引起了骚乱。罗马人修筑雷西安防线（the Raetian Lines）之后，就发生了潘诺尼亚的入侵，这是一次引起极大关注的事件。

直到公元前8年潘诺尼亚被罗马征服之后，罗马帝国东线的31次战争中有28次在多瑙河下游引起了战乱。所有这些战乱都蔓延到萨韦河流域（也是在公元6年），甚至到了阿尔卑斯山。这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因而不难指出，即使那3次例外的情况，也并不是就一定被看成没有在多瑙河下游引起战争。在关于盖乌斯、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记载中，塔西图叙述当时的局势时，并未提到密西亚的情况。而且关于公元39、42和50年这一地区的情况也没有其他任何记载。公元前58年P．西尔努斯·阿里安努斯任密西亚总督时，他曾领导过一些重大的战争，但塔西图没提到这些战事，这并不能视为没有发生上述三次战争的证据。

在莱茵河前线发生过26次与罗马东境有关的起义事件。相反，记载中有五次起义都没有使日耳曼部落发生暴乱的迹象。从参考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五次起义中有两次（公元前48～前47年和公元前45～前44年）日耳曼人似乎毫无敌意，虽然西塞罗于公元前44年曾一度担心会发生入侵事件。恺撒雇佣的日耳曼骑兵成为维持和平的保障，这倒似乎是一个例外了。

有关欧洲前线的战乱，只需补充一点，即在上述情况中，罗马本土上发生的起义和罗马政府发动的战争自然未提及。其中首先便是潘诺尼亚与达尔马特之战（公元6～9年）以及阿米尼亚斯领导的起义（公元9年）和弗里西人的反叛（公元28年）。虽然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事件，但不能算是入侵。在后一组事件中，唯有公元6年反对马罗波杜斯的战役和公元10年反对德希巴路斯的战役似乎没受到任何直接的有关因素的激发。

罗马帝国东陲的战事虽然都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流域引起暴乱，却并非仅仅限于某一个特别地区。“罗马东部”这一被广泛使用的名称，不仅可以指叙利亚省，而且也可以指博斯普鲁斯王国和亚美尼亚。上述地区发生的战争中，有3次爆发在博斯普鲁斯，3次在蓬塔斯或伊伯利亚，13次在亚美尼亚，12次在叙利亚。究其原由，则博斯普鲁斯的战争起于奥古斯都和克劳狄乌斯企图迫使其王国统治者驯服并纳贡。此外，在亚美尼亚，除两三次外，其余所有的战争（虽然起初似乎是为了争夺王位的继承权）均继塔里木地区的骚乱而发生。先是发生于王莽时期，而后在莎车王贤时期。当公元63年柯布罗平定战乱之后，亚美尼亚为帕西亚王子所统，喀什地区的战争便在叙利亚边境一带引起战乱，当时正是班超在西域活动的时期。塔里木地区的战事引起亚美尼亚和叙利亚的动乱情况更加频繁（28次中有17次），其余的（11次）除两次外，皆发生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因为当时庞培的榜样似乎激励了伽宾尼阿斯、克拉苏、安东尼和奥古斯都去实现恢复罗马在东方的权力的誓言。

前面所阐述的种种情况，其意义在于这项研究探明了某些事件之间的联系。如：在前一个地区（天山或罗马东部）发生战争，后一个地区（潘诺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或多瑙河下游及莱茵河）也发生战争；前一个地区没有战事，后一个地区也平静安宁。这足以说明亚洲的战争与欧洲的局势是密切相关的。亚洲的战争和欧洲的蛮族入侵是一系列互相关联的事件，这一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了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一种规律，而这一规律迄今未引起重视。更重要的是，它扩展了历史研究工作的视界。

结果证明，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即便得出蛮族入侵是由中国西域和罗马东境的战争诱发而起这一肯定的结论，也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可以就此结束。相反，这恰恰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如何去解释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但是，正如以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的论述缺乏精确性，也没有明确的中心。此外，既然原始记载中的事件是战争，那么也就必须从这些战争所造成的影响的某些特征之中去寻找对当时环境条件的解释。

在早先发生在亚洲的有确切记载的事件中，曾有40次引起了欧洲的重大反响，此前没有一次引起如此的结果。可见蛮夷的入侵无疑是天山或罗马东方战争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所有战争，都是在各对抗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的生存和冲突之中，特别是当这些民族的冲突导致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中断的情况下爆发的。当中国发动对蒙古的战争或与西域诸国的战争时，当罗马入侵帕西亚和亚美尼亚时，敌对情绪遂代替了民族的交往。无论这种越过国境的往来建立得多么成功，要弄清远东或近东的战争与欧洲蛮夷起义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透彻了解人们的某些正常活动。这种活动十分敏感地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一爆发，交往关系立即中断；一旦和平得以恢复，关系也随之重新建立。而应和这种环境和条件的人类活动和交往关系正是通商贸易。

中国人与塔里木地区诸国、并通过他们及其他中介国家与叙利亚形成的贸易关系是举世瞩目的。同样，正如本书所讨论的那样，当塔里木的商路上发生战争时，在帕西亚，在亚美尼亚或叙利亚边境地区也发生了动乱。显然，塔里木地区的战争阻断了丝路的交通，进而引起丝路沿线直至幼发拉底河流域各地的敌对行动。例如，当亚美尼亚受制于罗马时，帕西亚入侵亚美尼亚显然是因为帕西亚人怀疑罗马人企图使与中亚的通商路线不经过帕西亚的国土而另辟新途。可是，因此而引起的战争，即罗马与帕西亚为争夺对亚美尼亚的控制权而发生的冲突，却导致了商路的新的中断，继而由此引起更多的新的战争并向远处波及。故黑海交通之中断使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民族发生骚乱。这一系列的骚乱最终变成蛮族与罗马军团在莱茵河上的冲突。所以那些本来与丝绸之路无关的民族，仍然可能受到因战争而贸易中断的影响。而这种贸易的中止正是由于帕西亚和罗马之间的商业联系遭到切断而引起的。在黑海之北，虽然那里的皮毛交换与丝绸贸易情况大不相同，然而，当中国向匈奴发动进攻及战火在中欧、米底亚和亚美尼亚蔓延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观察与评论

以上论述说明，中国和罗马政府为了各自民族利益而推行的战争政策，必然会导致北欧各族的内部冲突及其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上述40例战争中，那些挑起战争、乞求于战争的政治家们，对其政策所产生的后果全然不知。中国的战争虽然是朝廷大臣们经过再三研讨之后方才发动的，这些大臣谙熟中国历史，而且他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上所作的考虑绝不比从道德原则上和当时的利益上考虑得少，但是中国历代皇帝和他们的谋士们却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决策，使得那些闻所未闻的异国疆土战火纷飞。同样，罗马人对其在博斯普鲁斯、亚美尼亚和叙利亚战争的后果亦毫无了解。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在东方的战争总在欧洲引起暴乱。尽管东方的战争和北欧蛮夷的进攻一再地被诗人（包括维吉尔Virgil）和史学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描述，然而，对于事件的关联性所引起的评论或是反响，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却未作任何揭示。所以奥古斯都才会坚持要去占领亚美尼亚，尽管当时完全可以料到这样做会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产生什么样的实际后果。

奥古斯都的言行历来被尊为典型的治国之道。公正地说，统治者们一向是拘泥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认识水平。他们关注的只是眼前的事情，并不经任何长期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对某一危机的局势做出决策。因而未来的希望只能依赖于生活中的个人努力。而如果这些处于决定性地位上的人物不愿使自己的行动成为使世界走向不幸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他就必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中发现出一些新的道理。这个目标似乎是无法达到的。“历史”是人类经验的记录，而一个世纪来对历史学的勤恳修习研究，只是加剧了人类各民族的紧张关系。可是，由于历史学家们惯于循规蹈矩，固守史书的结论，所以切不可轻下断言，认为研究历史的可能性已经枯竭了，或者认为要搞清“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只能依赖那些迄今未曾问世的史料发现。如前所述，虽然历史学家们一头扎入档案记载之中，开始了详细的搜寻，并以此作为自己著述的依据。殊不知他们完全偏离了一种公元初年以来就一直是切实有效的但从未得到采纳的研究方法。

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都对欧洲前线战争的史料进行了研究，用不同的形式将这些战争按年代顺序加以罗列、阐述。实际上，莱茵河的战争、多瑙河的战争及近东地区的战争是分别列在不同的栏目之中的。这些记载仅仅被那些对某一地区感兴趣的专家所使用（如有关莱茵河的记载），却没有看到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事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既然现在可以明确地看出，在许多一系列连续发生的事件中，罗马帝国在近东、在多瑙河下游和莱茵河地区的战争遵循着一种完全固定的形态，那么对莱茵河或多瑙河战况进行研究的便捷方法，就应由孤立的观察让位于展示出几个不同地区同时爆发的动乱之间的联系。这种揭示事件关系的方法，对于开展帝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是十分基本的。而且这个方法仅仅从帝国东部和北部战事的比较之中便可得到体现。不过，单是这二者的比较还不能使人们识别多瑙河下游和多瑙河上游发生的入侵的先导因素。由此可见，对于研究罗马帝国的历史材料、进而了解北部边疆的局势、甚至对于正确评价皇帝的功过等问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对整个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事件加以比较。因此，若不从任何更广的意义上去考虑，那么可以说，历史比较的方法对于了解任何国家里发生的事态都是必要的。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比起它在撰书立说上所起的作用来，还有其更重要的意义。研究已经无可非议地表明，在国家事务中，有因必有果，而且某一特定的原因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从历时165年的连续40次蛮族起义的战例中不难看出这种关系的必然性。这40次起义中，有31次罗马人本来完全可以预先看到他们在东方的战争以后会引起什么结果，而奥古斯都执意涉足博斯普鲁斯和亚美尼亚。这就是他任职期间发生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多数战争的原因。本书只是讨论了这样的许多事件中的一组互相有关的系列，而得出的结论已经足以说明，如果要使执政者和各个民族的人民不至于在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本可以预料却实际上茫然无知的情况下生存繁衍的话，就必须将不同地区的人类经历加以比较，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来。

也许会有人就此观点另持异议：虽然古代社会中凡事必能导致相应的后果，但是却不可就此认为近代历史事件中也有如上关系。的确，近代史初期，西欧与东方的交通从陆路转为经由外海和沿亚非海岸的水路。15、16世纪的航海家确实使得局势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以前，一切都还是依照远东的利益和政策的需要而改变的。因而不妨这样说，新的世界局势已经与旧时迥然不同了。但是商业冒险家们的活动，却在形式上和目的上依然和他们的中国、波斯及阿拉伯先辈们并无二致。西欧航海家所带来的实际变化，可以从新旧时代局势的两相比较中，或者说是通过对西方向海外世界开拓前后的不同时期的事件的比较之中看出。然而可惜的是，可以用以发现上述关系的必要的史料迄今未能搜集整理。既然如此，就必须承认，当远东表现出要恢复它以前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的主角地位时，还无法看清欧洲为控制整个世界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后果。

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者和公众皆对那些旨在描写某些国家的功绩的文献著作表示满意。但是，这种纪传文学缺乏一种积极的热情去探知一个国家历史上更为重大的事件和更加细微的特征，不能以某种历史哲学的思想去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也不能以深邃的政治观点和实际的治国之策去引导人类的进步历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在同一个世界上并行发展。而比较的方法就是了解的开始。彻底地认识到以上这几点，对过去的研究才能卓有成效。可见，只有以这种新的方法去面对重大的难题，即不仅仅考订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探索人类历程中事物变化的规律，历史科学方能完成自己的研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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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期的例子，参见恩内斯特·巴克：《意大利与西方410～476年》，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93页。A．C．哈登：《民众的迁移》（剑桥，1911年），第1节。E．C．塞普尔：《地理环境之影响》（纽约，1911年），75页。C．R．L．富莱彻尔：《西欧之初创》，第一卷（伦敦，1912年），44页。赫登·韦伯斯特：《古代史》（纽约，1913年），536页。恩内斯特·巴伯伦：《古典时代的莱茵河文明史》（巴黎，1916年），206页。C．W．普里维德·奥尔顿：《中世纪史纲》（剑桥，1916年），26页。特奥多尔·阿尔德：《德意志文化史》（莱比锡，1917年），4页。皮埃尔·安巴特：《法兰西民族史》，第三卷（巴黎，1920年），112页。J．B．巴里：《晚期罗马帝国史》，第一卷（伦敦，1923年），97页。奥托·莫尔：《政治地理学》（柏林，1925年），457页。在B．W．亨德森的《五位罗马皇帝》（剑桥，1927年）之84页中，作者说：“人口过剩，对土地的贪求，热衷于四处游荡，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浪迹天涯。”又见于J．B．巴里：《蛮族部落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6～9页；J．A．费尔德：《人口文集及散论》，H．E．霍曼编（芝加哥，1931年），301～302页。

(2) A．M．卡尔·桑多斯：《人口问题》（牛津，1922年），297～304页，亦见其注释16～18。

(3) 恺撒：《高卢战记》，第二章，第4节；第五章，第12节。

(4) 恺撒：《高卢战记》，第六章，第24节。爱德华·诺登：《塔西图〈日耳曼尼亚〉中的日耳曼史实》（第二版，莱比锡，1922年），469页。

(5) 恺撒：《高卢战记》，第一章，第2～5节，第31节；第四章，第1、4、7、16节。

(6) 见乔治·多登：《克尔特古代史研究手册》（巴黎，1906年），179页。

(7) 李维：《罗马史》，第五章，33～34节。普鲁塔克：《卡米拉斯》，第十五章。

(8) 普林尼：《博物志》，第十二章，第1节之2。

(9) 李维：《罗马史》，第三十八章，第16节；第三十九章，第54节。

(10) 斯特拉波：《历史》，第一章，第3节之21；第三章，第4节之19；第七章，第1节之3；第七章，第3节之13；第七章，第4节之5。

(11) 斯特拉波：《历史》，第四章，第1节之13；第五章，第1节之6；第四章，第3节之4；第七章，第1节之3。

(12)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一章，第1节之4；第一章，第4节之3。

(13) 维利奥斯：《罗马史》，第二章，第108节之1～2。

(14) 费利克斯·达恩：《罗马人统治下的日耳曼史》，第一卷（柏林，1881年），6页。乔治·韦茨：《德意志宪章史》，第二卷（第3版，基尔，1882年），12页。

(15) 路德维希·施密特：《欧洲古代民族大迁移之原因》，载于NJKA，第11期（1903年），344～345页。乔治·格鲁普：《中世纪文化史》，第一卷（帕德博恩，1907年），3页。L．M．哈特曼：《古罗马艺术之衰亡》，载于L．M．哈特曼与约翰·克罗梅叶编：《罗马史论》（第二版，哥达，1921年），263页。D．C．芒罗：《中世纪史》（纽约，1921年），36页。J．W．汤普森：《中世纪经济与社会史》（纽约，1928年），98页。

(16) 威廉·罗伯特森：《查尔斯五世皇帝统治史》，第三卷（伦敦，1840年），4～5页。

(17) 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短论集》（慕尼黑，1906年），55页。汉斯·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第二卷（柏林，1902年），267页。约翰斯·胡普斯文，载于RGA，第一卷（斯特拉斯堡，1911～1913年），44页。J．H．布莱斯特：《文明的征服》（纽约，1926年），681页。

(18) C．H．黑斯：《日耳曼入侵述源》（纽约，1909年），84页。雷昂·多米良：《欧洲语言与民族的边缘》（纽约，1917年），5页。W．H．巴克及威廉·黑斯：《欧洲之始创》（伦敦，1920年），15页。威廉·麦多格尔：《群体心理论》（剑桥，1920年），223页。亨利·贝尔：《人种与迁移》，载于尤金·皮塔尔：《人种及其历史》（巴黎，1924年），第十至十一章。J．H．罗宾逊：《西欧史概论》，第一卷（波士顿，1924年），39页。A．W．布罗吉：《古代的民族迁徙》（牛津，1929年），19页。查尔斯·吉内伯特：《法兰西民族简史》，F．G．李奇蒙德译，第一卷（纽约，1930年），88页。

(19) 见吉内书第一卷（巴黎，1756年）288页，而此观点在20世纪又为路易·哈尔芬所倡导，见其《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载于《历史研究》，第12期（1923年），1～13页。

(20) 吉本书《罗马帝国衰亡史》，巴里编，第三卷，75页及75页之注10，87页。

(21) 保尔·维德尔：《交通的地理扩展》，载于《不列颠协会第77届大会报告集》，1907年（伦敦，1908年），576页。

(22) 费迪南德·李希霍芬：《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445页。K．J．乌吉法尔维·德·麦佐柯维斯：《兴都库什山南北的雅利安人》（巴黎，1896年），24页。E．H．闵斯：《西徐亚人与希腊人》（剑桥，1913年），121页。爱德华·富尔德：《中国与罗马帝国的衰亡》，载于《当代研究》，94期（1908年），207～208页。拉斐尔·庞培利：《我的回忆》，第二卷（纽约，1918年），451页。弗里茨·马哈切克：《俄罗斯——土尔奇斯坦概况》（斯图加特，1921年），113页。M．I．罗斯托夫译夫：《南俄罗斯的伊朗人与希腊人》（牛津，1922年），114～115页。路德维希·施密特：《日耳曼古代史》（波恩，1925年），205页。欧文·拉梯摩尔：《中亚商路》，载于《地理杂志》，第72期（1928年），523页。E．D．罗斯：《鞑靼人的入侵与移民》，载于JCAS，第15期（1928年），133页，其中指出：“可以肯定，中国之修筑万里长城，对于罗马帝国的衰败，起到极大的作用。”亦见其《亚洲的游牧活动》，载于JRSA，第77期（1929年），1077页。

(23) H．J．麦金德文，载于《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35页：“对于其后代而言，一个恰如其分的原因，应当在于从周邻国家可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以及有像阿提拉和成吉思汗这样优秀的领导人物。”A．R．柯万：《世界历史导论》（伦敦，1923年），229页。J．B．巴里：《蛮族对欧洲的入侵》（伦敦，1928年），50页。

(24) T．佩斯克：《亚洲的背景》，载于《剑桥中世纪史》，第一卷（纽约，1911年），349页。

(25) J．W．德拉佩尔：《欧洲学术发展史》，第一卷（纽约，1876年），28～29页。德拉佩尔可能从拉斐尔·庞培利的《关于1862至1865年间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一文中受到启发，该文载于《史密森对知识的贡献》（1866年），其中202页论及此点。有关戈壁滩是古代海洋干涸后形成的论断是由朱利亚斯·克拉普洛斯在《插图本亚洲史》（巴黎，1826年）之181～182页中提出的。巴龙·冯·李希霍芬在《中国》第一卷（柏林，1877年）之24～25页中，将“瀚海（Han-hai）”称为“干海（Dry sea）”，但艾米尔·布莱施耐德在《东亚史料与中世纪研究》第一卷（伦敦，1888年）15页注9中指出，“李希霍芬误将‘瀚海’二字译为‘干海’，尽管有中国学者将‘瀚海’译为‘北海’，但从中国历史上看，尚无足够证据说明它是一个内海”。

(26) 自克罗帕特金王子发表其《欧亚大陆的干旱》一文（载《地理杂志》，第23期，1904年，722～734页）之后，“干旱”之说甚为流行。此文说：“显然，历史上的东土尔奇斯坦和中亚蒙古之地并非当今的沙漠戈壁，当年那里的民族人丁兴旺，文明进步，而且对于亚洲其他地区来说他们起着联系和交往的作用。而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究其原因，是这一带的气候突然变得干燥起来，从而迫使那里的人们离乡背井，寻求新的家园。”

(27) “气候波动”论最早由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在其《亚洲的脉搏》（波士顿，1907年）中提出的。有关作者著述目录，可见其《文明与气候》（第3版，纽黑文，1924年），第十七至十九章。亦见J．W．格里高利的综述：《地球正在变干吗？》，载于《地理杂志》，第43页（1914年），148～172页，293～318页。

(28) 爱德华·布鲁克纳：《世界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移》，载于MGGW，第58期（1915年），210页。C．J．卡利：《气候与移民》，载于《古代史研究》，第2期（1928年），292～307页，其中论道：“大约每640年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周期，其中平均可有300年是变得干旱缺水，从而引起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潮流和民族归并，这种情况可以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1600年间的历史中看到。”

(29) H．J．麦金德：《民主思想与现实主义》（纽约，1919年），121页：“这可能便是因为一段连续的干旱造成的结果。”类似的解释，亦见于欧文·拉梯摩尔：《鞑靼人》（波士顿，1930年），110页，其中认为：“整个蒙古，这个喜好战争的游牧民族，当时由于人口的增殖，抑或因为气候变得干燥无比致使牧草枯萎，愈发躁动不安，继而迫不得已让牧民们离开故土去寻找新的草场。”又，A．J．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伦敦，1934年）之396页中指出：“……这类情况的发生，作为一种事实，实非原始游牧部族本能或自发的反应，而是在以下一种或两种外界因素的迫使之下出现的，即：其一，受其周邻定居民族先进文明的吸引；其二，受其所居住的草原地区恶劣气候的排斥。”

(30) 艾尔斯沃思·亨廷顿：《历史与气候变化》，载于AHR，第18期（1913年），215页。然而他又继续指出：“的确也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由于人口增加的压力而没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会引起某些部族发生迁移。”225页。

(31) 见奥瑞尔·斯坦因：《亚洲腹地：其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载于《地理杂志》，第65期（1925年），487～490页；及其《中印史论》，第一卷（牛津，1921年），246页，和《亚洲腹地》，第二卷（牛津，1928年），778～781页。此外，R．C．F．斯柯姆伯格在《地理杂志》第80期（1932年）140页中提出：“甚至有人断言，新疆南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影响到或者的确引起了中亚的民族大迁徙，其前提与假设都显得相当奇特。”

(32) 最近较为统一的观点可见于T．D．肯德黑克的论述，他在《北欧海盗史》（伦敦，1930年）之23页中说：“简言之，既然此问题得不出结论，历史学家便不可避免地接受海盗活动这一现象而无法提出更多的质疑，正如早期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原因不明而仍然被接受一样。”

附录

书刊名称缩略表

ABBREVI ATIONS

AAWB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普鲁士科学院论文集，柏林

AAWL　Abhandlungen der Sächsis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Leipzig　萨克森科学协会论文集，莱比锡

ABSA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雅典不列颠学院年刊

AEM　Archaeologisch-epigraphische Mittheilungen aus Oesterreich-Ungarn　奥匈考古协会报告文集

AGWG　Ab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ottinggen　哥廷根科学协会论文集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学报

AJ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美国考古学杂志

AJP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美国语言学杂志

AQR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亚洲研究季刊

CAH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剑桥古代史

CHI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剑桥印度史

CHJ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剑桥历史杂志

CIL　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拉丁碑刻铭文大全

CRAI　Comptes Rendus de I'Académie des Inscrptions et belles-letttres　纯文学与碑刻铭文学会会刊

DAWW　Denkschrif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维也纳科学院研究报告集

DER　Dizionario Epigrafico di Antichità Romane de Ettore de Ruggiero　罗马古迹碑文辞典

HE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英国历史学报

ESA　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iqua　欧亚北方文物研究

FDG　Forschungen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德国历史研究

FHG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希腊历史遗迹

HSCP　Harvard Studiesin Classical Philology　哈佛古代语言学研究

J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graphical Institute　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

JASB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孟买亚洲学会学报

JCAS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皇家中亚学会学报

JH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希腊研究学报

JNCB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

JOAI　Jahreshefte des österreichi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e in Wien　维也纳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年刊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学报

JRGS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学会学报

JRS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罗马研究

JRSA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皇家文学学会学报

MAI　Mémoires de i'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古文献及铭文学会论文集

MEFR　Mélanges d'archéologie et d'histoire, Ecole francaise de Rome　法兰西罗马学院考古与历史文集

MGGW　Mittheilungen der Ger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in Wien　维也纳地理学会论文集

MSOS　Mittheilungen des Seminars fu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　柏林东方语言研讨会论文集

NHJ　Neue Heidelberger Jahrbucher　新海德堡年鉴

NJKA　Neue Jahrbucher fur das Klassische Altertum　新古代史年鉴

NJWJ　Neue Jahrbucher fur Wissenschaft und Jugendbildung　新科学与青年教育年鉴

PB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不列颠学会会刊

PBSR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罗马不列颠学院文集

PIR　Prosopographia Imperii Romani　罗马帝国碑文集

PRG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皇家地理学会集刊

REA　Revue des etudes anciennes　古代史研究

RECA　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ssenschaft, hrsg. Von Wissowa, Kroll, Witte, Mittelhaus　波利斯古代史大百科全书 ·维索瓦､克罗尔､维特､米特尔豪斯卷

REO　Revue de l'Extrěme-Orient　远东学报

RGA　Reallexikon der Germanischen Altertumskunde, hrsg. Von Hoops　日耳曼古代艺术专科全书

RGK　Römisch-germanisches Korrespondenzblatt　罗马-日耳曼通讯论文集

RMP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莱茵博物馆哲学论丛

SAWB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普鲁士科学院院刊，柏林

SAWM　Sitzungsberichte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刊，慕尼黑

SAWW　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维也纳科学院院刊

TAP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olological Associastion　美国语言学会学报

VGEB　Verhandlungen der Gesellschaft fur Erdkunde zu Berlin　柏林地理学会论文集

WDZ　West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Kunst　西德历史与艺术杂志

ZDA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es Altertum　德国古代史研究

ZDMG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r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德意志东方研究协会会刊

ZGEB　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 zu Berlin　柏林地理学会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