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套装上中下3册)
Author: 陆南泉
Date: 2010-09-30T16:00:00+00:00
Publisher: 新华出版社
Rights: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左至右：马龙闪、黄宗良、陆南泉、郑异凡、左凤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陆南泉等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011–9404–9

I.①苏…　II.①陆…　 III.①苏联—历史—研究　IV.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1145号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主　　编：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江建明

封面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http: //www.xinhuapub.com　 http: //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8

字　　数：1550千字

版　　次：2010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9404–9

定　　价：246.00元（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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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

1．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2．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3．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4．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5．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6．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7．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8．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9．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其后果如何？

10．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11．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12．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13．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14．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16．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17．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18．如何认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19．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20．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21．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22．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23．“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24．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2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26．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27．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28．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29．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是什么？

30．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31．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与协定？

32．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33．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34．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认识赫鲁晓夫“解冻”的钥匙？

35．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36．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37．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38．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39．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40．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41．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42．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43．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44．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45．“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46．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47．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忘恩负义”吗？

48．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49．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问题？

50．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51．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52．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53．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54．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55．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定位？

56．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57．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58．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59．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60．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

61．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62．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63．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64．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65．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66．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67．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68．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话的真相如何？

69．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70．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71．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

72．“8 · 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73．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74．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75．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76．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77．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78．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79．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80．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81．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82．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83．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84．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85．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86．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87．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88．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89．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90．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91．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92．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93．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94．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95．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96．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97．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98．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99．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100．《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101．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苏联大事记

本书作者简介（按姓氏笔画排序）

序一

阎明复

由于工作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一直十分关注苏联问题。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我国国内的学者撰写了不少论著，对苏联70年的历史、它的兴衰、中苏关系与最后解体原因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应该说，取得了不少进展。我对研究这些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特别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继续探索，研究苏联问题，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纵观全书内容，我认为，本书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有利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发展道路来看，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正如书中提出的，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这已被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本书还用了较多的篇幅研究斯大林之后各个时期改革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虽取得一些进展，理论上亦有所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行政指令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用地方的行政指令代替中央的行政指令。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头几年还坚持推行改革，后来就停滞不前，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一词也不准用了，只能用“完善”一词。所以，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一方面他看到对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紧迫性，着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后来又失去了控制，最后迷失了方向，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从本书对这三个时期的概括性分析可以看到，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确实像小平同志讲的只能是死路一条。但同时，改革又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要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本国的实际相适应。

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把大量的人们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起来（其中不少问题是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外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以问题解答的方式加以论述，这便于广大读者十分方便地找到自己关心的或长期迷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

特别要指出的是，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乃至一辈子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十分熟悉苏联的情况，手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学风严谨，这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水平。我深信，本书值得重视与阅读，读它可以引起我们对苏联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给人以启发，这对于推动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大有益处的。有鉴于此，我也就欣然提笔，写些想法，作为本书之序，亦是权作向读者作一推荐。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荣誉会长。）

序二

李凤林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和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苏联人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困难，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4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己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1907—1913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 1963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1929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1］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2］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 ‘斯大林主义’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3］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4］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5］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6］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7］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8］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9］“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10］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釆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11］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多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希望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1］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

［2］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 （英）斯蒂芬 · 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 ОП. 11, Д.62,Л.71-72。

［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6］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7］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

［8］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

［9］ 《毛泽东外交文选》。

［10］ 《毛泽东外交文选》。

［11］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年第24期。

前言

邓小平同志在倡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视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很重视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同志明确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束缚，从尊重群众的首创性出发，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自己的特色，正如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2008年12月18日，他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与分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总结其提供的经验教训。

我们组织编写本书已酝酿很久。不仅是我们编写本书的组织者，而且是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和很多同行，都深切感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之后，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与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之际，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科学地总结其失败的教训，成为一个十分迫切与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这是我们下决心编写此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为了阅读方便，我们将书中涉及的101个问题分6编：

第一编、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这一部分首先是简要地考察了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与经济的基本特征，接着，论述有关十月革命的问题与十月革命后列宁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重点研究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等问题，分析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十月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列宁是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

第二编、斯大林时期。这一部分用了较多篇幅评析斯大林时期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在苏联执政时期最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苏联整个发展历史影响最大。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推行到东欧等其他国家。这部分重点分析的问题有：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与主要弊端；推行超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与大清洗政策及其产生的后果；斯大林缘何抛弃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有关“阶级斗争尖锐化”、不断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所起的作用；怎样对苏联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进行客观评价；斯大林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它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什么关系。

第三编、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政策，绕不开的一步是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时期的重要标志。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档案材料表明，“秘密报告”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中央的集体决定。赫鲁晓夫是二战后苏联第一个改革者。如何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正确认识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分析这一时期体制改革取得的进展与失败的原因，是这一部分要着重分析的问题。另外，在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发生了大论战，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出现这些问题的症结何在，亦是这一部分要说清楚的问题。

第四编、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等于1964年10月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开始执政。他执政18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这一部分主要分析这18年对苏联的兴亡究竟起什么作用，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的历史地位。本书作者认为，如果对这一时期给予总体评价，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应视为停滞时期，是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的时期。形成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这18年里改革停滞不前，左的教条主义盛行，大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对外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从而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

第五编、戈尔巴乔夫时期。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病夫执政，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我国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政策与其本人的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有人把苏联剧变归结为个别领导人的责任，是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结果。简言之，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考虑上述情况，本书在这一部分，集中分析的问题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缘何提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一再强调改革紧迫性，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及如何认识其对外政策新思维等。总的来说，本书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首先是改革者，其次是改革的失败者，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如果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然会忽略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导致笼统地否定改革的必要性。

第六编、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这个问题既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本书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苏联剧变的原因。应该说，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的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2］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其中某个因素的作用。

本书作者明确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4］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5］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6］

我们认为，研究苏联问题，要有科学的态度，要以中国人的立场去分析问题，要独立思考，切勿以苏联、俄国某些学者与媒体，从他们本国利益乃至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出发提出的看法为依据，不加分析地说什么俄国出现了“斯大林热”，现在重评斯大林了，“重评苏联历史”了。俄国人对其历史自有自己的看法，当权者也在让历史研究为其政治目标服务，为重振俄罗斯大国与强国地位服务。对苏联历史的“重评”也好，“重新解读”也罢，并不意味着向斯大林及其创建的苏联模式回归。无论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对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都是否定的，他们的目标是使俄国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享受自由、平等和富裕。对于我国学者来说，应该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由于失去了昔日的大国地位，今后还会通过宣扬苏联和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来重塑大国形象，这是可以预料的。我们切勿把他们的强国主义视为国际主义。学者要有良知，社会主义更应是讲究伦理道德的社会，不能用斯大林的功绩为其错误辩护。

我们要求本书所有撰稿人，力求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这是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对已有的有关著作要吸取其所长，对不同的观点本着“双百”方针，根据历史事实以平等的态度进行讨论。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推动我国苏联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有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利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文章反映的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由于作者较多，涉及的问题有些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某些内容难免有交叉，引文有重复，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些差异。此外，还要说明的是，本书某些文章曾发表过，有些文章在原来基础上又作了修订和补充。

由于苏联问题十分复杂，本书涉及的领域很广泛，我们的水平又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缺点与错误，恳切地希望得到同行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主编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4］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6］ 《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

1. 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姚海

历史文化传统

自9世纪古代国家形成以来，俄罗斯文化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交汇之地，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

9世纪初，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来到东斯拉夫人生活的东欧平原，参与和影响了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他们开辟的著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建立和繁荣。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882年，留里克的继承者奥列格征服基辅，建立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贸易和战争，使得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被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著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1328年起，莫斯科公国的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沙皇政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来说意义重大的新因素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赶超型现代化道路的矛盾性

18世纪初期，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俄国走上了以赶超西方先进国家为主要目标、以追求军事强国地位为直接目标的现代化之路。这种赶超型现代化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并以强制手段直接推动的，因此，经济和社会表层生活中的进步经常是以政治生活领域的停滞以及巨大的社会损失为代价的。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深刻地改变了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奠定了使俄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

首先是有限的西方化目标和普遍的东方化手段之间的矛盾。沙皇政权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彼得以东方式的手段来推行俄国西方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

其次是表面生活的西方化与内部结构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由于改革，俄国的表面生活，尤其是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迅速欧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因改革而欧化，相反加强了东方化的趋势。使用东方式的手段必须依赖东方式的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发展和强化。

再次是欧化进程造成的上层的西方化与下层的东方化之间的矛盾。作为欧化的受惠者，俄国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改善。而作为欧化的牺牲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欧化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上下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直到19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而90%以上的居民仍处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

俄国欧化进程初期出现的这些矛盾，反映了俄国近代发展道路的基本特点和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

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与沙皇政权的初衷相悖，欧化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表层生活而进入到更深的领域。

18世纪末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和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贵族自由主义改革表明，西方文化对俄国的渗透逐渐影响到了意识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层面。而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农民改革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农奴制被废除，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农民赎买份地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

农民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等级关系出现松动，阶级关系逐渐形成。社会结构的重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的活跃，迫使沙皇政权在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沙皇政权在地方管理和自治、司法制度、国民教育、财政、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陆续把资产阶级国家因素引入了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改革所达到的程度和产生的影响：一是1878年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里奇行刺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并致其重伤，但有陪审团和律师的法庭宣判其无罪并当庭释放；二是1881年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前已经决定成立一个由地方自治代表组成的具有立法咨询性质的全国性机构，这将是未来议会的雏形。

但政府实行的改革引起革命派别的激烈反对，而俄国政治制度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促使革命者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民粹派经历了从宣传派到暴动派、密谋派再到奉行革命恐怖主义的民意党的激进化过程。一方面是俄国政府进行历史上空前的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是革命激进主义迅速发展以至最后刺杀了实行改革的亚历山大二世，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了俄国发展道路的扭曲特性。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沙皇政权的政治方针从“政府自由主义”转向反动，拒绝实行改革，俄国政治生活陷于停滞。

社会发展的困境

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快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中出现了“工业高涨”局面。这是自1861年改革以来俄国经济发生质变、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因素。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化，俄国的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都市化过程的加快导致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的构成出现新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以及知识分子人数显著增加。传统的等级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开始形成更加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

俄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等级关系的残余与逐渐成长的阶级关系同时并存，宗法制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同时并存，贵族对权力的支配地位与要求立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并存。最核心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政治领域贵族独掌权力问题。19世纪末叶开始的严重社会和政治危机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相对于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迅速发展而言，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尽管农奴制已被废除，但俄国农村落后，农民生活贫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缺少土地。其次是19世纪末叶俄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周期，在俄国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缺少土地而形成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过剩，有一半的农村劳动人口属于“多余的人”。［2］人口的增长放大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再次是19世纪末频繁不断的自然灾害，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造成了俄国农村的普遍饥饿。各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绵延不绝。“正是饥饿而不是理智开始影响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农民们开始闹事，并演变为1904—1906年的农民革命”。［3］

困扰俄国农业和农村的另一个问题是宗法制的村社仍是整个农业的基础。村社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抑制农民的分化。

在政治领域，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而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它对社会采取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立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革命派别结成了联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欢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4］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是，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系统性危机加剧

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5］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快，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6］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7］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8］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在知识阶层中，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对社会和政治运动加强了高压态势。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认为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立宪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尖锐矛盾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战争酝酿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在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局面，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马和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价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其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9］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0］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而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11］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并达成某些妥协，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聚集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12］

俄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使反对派的情绪越来越激昂。1916年2月在国家杜马复会的开幕式上，杜马主席罗将科当面向沙皇提出了建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的答复之后，进步同盟的领导人在杜马之外积极活动，抨击当局，推动社会各阶层的反政府浪潮。科诺瓦洛夫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会议上公开把现政府称为“人民的敌人”，古契科夫谴责大臣会议主席施丘尔梅尔背叛国家。涅克拉索夫、曼德里施塔姆等立宪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要求党采取措施“同其他民主派政党接近”，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成立“全俄社会力量的指挥部”，组织同政权的斗争。

1916年秋，前线战局恶化，经济面临崩溃，群众性革命运动高涨。在11月1日杜马年会开会时，杜马主席罗将科接受了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要求成立与人民一致、能领导国家取得胜利的政府的请愿书。在宣读了杜马多数派声明之后，米留可夫、舒尔金等发表了演说。米留可夫强烈谴责现政府背叛俄罗斯民族利益，宣称“我们对这个政权能否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已失去信心，因为我们所作的纠正它、改善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在我们和这个政权之间，鸿沟正在扩大并变得不可逾越。除了争取现政府垮台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别的任务”，“为了数百万牺牲的生命，为了流淌成河的鲜血，为了我们对于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政府负起责任为止”。［13］

米留可夫的演说在杜马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撼，演说的文本以打字稿、秘密印刷的单行本和口头方式迅速传播。警察机关的报告指出：“立宪民主党最近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政治影响，其领袖成了真正的时势英雄。”进步同盟领导人的言论促进了反政府情绪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发出了革命的信号。不久，沙皇被迫解除了施丘尔梅尔的职务。

1916年末，局势的危急甚至促使许多皇亲国戚、贵族高官都明确表示希望沙皇向社会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建立信任内阁的基础上与杜马达成妥协。在沙皇拒绝采取这一步骤后，保皇派集团刺杀了权倾朝野的沙皇佞臣拉斯普京。进步联盟首脑也曾参与此事，试图借此迫使沙皇让步并防止革命发生。在对尼古拉二世失望之余，一部分自由主义活动家开始与军方接触，积极准备发动政变。到1917年初，政变“阴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而一些反对派头面人物也有意渲染宫廷政变正在酝酿之中。

革命运动、自由主义运动及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士要求改变政治方针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使沙皇政权陷入了全面危机，为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1917年革命的发生是俄国现代化道路矛盾性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极端表现。在沙皇政权不能继续以主动的改革来缓和矛盾的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开辟发展道路的方式。俄国近代以来失衡的结构、斯托雷平体制后形成的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发展，这些因素的结合酝酿了1917年革命的爆发。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

［2］ Ан∮umoв А. М.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России. 1881—1904. М., 1980.С. 229.

［3］ Белоусов Р.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 XX век. Книга I.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 столетий. М., 1999. С. 21, 49.

［4］ Леонтович В. В. История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в России. Париж. 1980. С. 237.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

［6］参阅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997. Том 3. С. 244.

［7］ 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6.

［8］ Owen T. G.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 1855—1905. Cambrige, 1981, p. 200.Merchants,1855—1905. Cambrige, 1981, p. 200.

［9］ Буржу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 М. -Л. , 1927. С. 1—2.

［10］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2.

［11］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5.

［12］ Пале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 Пг. 1923. С. 154.

［13］ ГАРФ. Ф. 523，ОП. 3, Д. 22.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陆南泉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200年。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

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制约，要比欧美资本主义兴起的进程与发展程度有很大差距。因此，农奴制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农奴制是一种强迫劳动，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阻碍了技术进步，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市场的形成。这样，使俄国工业革命与农奴制发生严重冲突。另外，长期实行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日益加强，俄国农村中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争取人身解放，以及为争取获得作为小农经济生产者独立经营地位的必要条件的土地，农民频繁地进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在农奴制手工工场中，也爆发了农奴的反抗运动。

在上述情况下，俄国沙皇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来缓解矛盾，达到挽救封建王朝的目的：一是用加紧对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和市场的办法，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9世纪上半叶，俄国先后通过侵略战争，夺取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在中国东北强行割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但侵略战争并没有达到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挽救农奴制。1854年3月，英法等国向俄国宣战，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迫使沙俄交出对黑海及沿海地区的控制权。沙俄的战败，清楚地表明：第一，由于沙俄向东北扩张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从而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也反映了沙俄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存在巨大差距；第二，战争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对此列宁指出：“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2］由于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生活更加恶化，因而，战争不仅没有缓解农奴制的危机，反而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据沙皇政府第三厅的记录，1858年发生了86次骚动，1859年为90次。在1861年到1863年，俄国就发生了两千多起农民骚动，其中1861年就达1176次。在第一种办法挽救不了农奴制的条件下，沙俄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改革的办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1861年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宣布农奴的人身解放，规定了农民赎买土地的有关办法。法令的具体内容是：有关农奴的人身解放方面，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出卖农民或交换农奴和任意惩罚农民的权利；农民有自由处理自身财产的权利；农民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可以订立契约和拥有动产与不动产。有关处理封建社会核心问题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法令规定在交纳高额赎金的条件下，给农民以份地，归其长期使用。俄国农民用高价赎取的土地，在大部分地区是由村社共同占有，分给农民使用。这里要指出的是，农民在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与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这些都由地主制定的契约加以规定，并由地主加以监督执行。这次农民改革的法令，只涉及地主农奴。1863年和1866年此法令的一些基本原则又推行到100余万采邑农奴与950万国家农奴中去。之后，又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进行农民改革。

1861年的农民改革法令，虽然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并没有动摇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与支配权。就是说，作为确保封建社会地主统治与剥削农民的基础——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61年的法令明文规定：“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说，在进行农民改革时，首先不仅保持了地主原来的土地，并以“割地”形式夺取了农民20%以上土地，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其次，在划归农民耕种时要确保地主首先占有足够数量的优质土地，并还可以随时收回农民的份地，就连农民赎买的份地，地主也同样有权赎回。

尽管1861年的不彻底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改革，远未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国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它毕竟标志着俄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开始，推动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进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演进，迫使农村地主经济逐步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过程在俄国是十分缓慢的。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农民改革后，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地主并没有经营大农场所需的农具和经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验。另外，改革后，劳役制虽遭到了破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大量的土地乃控制在地主手里，地主还享有各种特权。

第二，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改革前，俄国的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和宫廷农奴三部分构成。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3］但是，很多贫农由于无力耕种手中的土地，不得不出租给富农，而自己到城市去做雇工。富农除了自己的份地外，还购入和租人大量土地。这样，占农户20%的富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占全部农田的35%—50%，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只有20%—30%。耕畜与农具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38%—62%的耕畜和70%— 86%的改良农具属于富农，而贫农只有10%—31%的耕畜和1%—4%的改良农具。［4］在1896—1900年，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就从560万增加到660万（农户总数为1100万户）。这意味着，2400万—3000万的农民生活极为困难。［5］农民分化，使得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要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全俄农业工人已超过350万人，占农村中成年劳动力的20%。再加上农民改革时已使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农民分化趋势的发展，开始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这约有150万户。与此同时，开始形成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和其他工人。他们占农户总数一半以上，约650万户。［6］

第三，农民改革后，促进了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的发展。1876—1894年，农业机器增加2.5倍以上。1864—1905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近50%，粮食产量增加1.6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4.5倍。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提高，在改革后的40年间，每个劳动者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27%左右，马铃薯增加2倍以上。［7］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商品流转量与国内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民改革初期，国内商品的流转主要依赖国内大多数农民从事生产的农产品。后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与交通的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使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同时，由于农民的税捐负担重与必须偿还土地赎金等因素，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俄国农业生产发展后，还形成了专业化的农牧区，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商业性谷物地区和畜牧业地区。这对增加农畜产品的商品交换起了不少作用。这从谷物的铁路运输的增长就可以证明。1876—1880年至1891—1895年间，6种主要谷物运输量平均增长了1倍多，谷物运输量在1861—1895年间增加了4.5倍。［8］

俄国内市场的扩大，还与农民改革后俄国把土地变成商品有关。1863—186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为860万俄亩，1893—189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几乎增加了1倍，而且90年代的地价比60年代增加了2倍。［9］

还应看到，农民改革后，俄国工业也得到发展，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商品交换增加，市场扩大，从而大大冲击了自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但是，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使俄国进一步走上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从总体上讲，不论在经济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方面，都仍然是由贵族地主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因此，改革后社会经济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日益发展与深化。到1905年广大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波及全国1/3的农村地区，全年农民起义达3000多起，仅1905年底前的3个月内，就有农民起义1590次。在沙俄军队中，这一年由穿军服的农民引发的士兵起义达百余次。［10］在上述背景下，被1905—1907年工农革命运动吓坏了的沙皇专制政权，看到了单单靠残酷的镇压手段难以维持统治。为了保持政权，顺应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考虑对农民实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样在1906—1910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1906年11月9日颁布法令，1910年6月14日为国家杜马批准的关于农民退出公社的条件的法律，该法令的标题是“关于有关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某些规定的变更和补充”。该法令的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可以把份地变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具体办法是，把全部农民的土地分成两种：一种是村社自从分配土地以后，不实行土地的再分配，这种不再分配的村社，直接确认为份地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另一种是村社实行再分配的，其任何农户有权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都可以随时要求确定为他个人的财产。所有转为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或抵押。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从1906年11月到1916年1月1日，在申请确定土地为私有财产的270万农户中，完全退出村社的农户有200万，退出村社最多的是1908—1909年，要占所有各年退出去的总数一半以上。这次改革是继1861年改革之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第二次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列宁把要根本破坏旧的、中世纪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斯托雷平改革称为“最后一个气门”。他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11］这一改革也并没有缓解农村中不可调和矛盾，农民运动并没有终止，富农——独立农庄主（斯托雷平式的地主）和农村贫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更趋尖锐化。

从对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俄播种面积，在前帝俄71个省和区，从1901—1905年5年的平均8830万俄亩增加到1911—1913年时期的9760万俄亩，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10.8%。同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更快，棉田扩大了111.6%，向日葵——61%，甜菜——39.5%，烟草——18.5%。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数量也增加了，从1900年到1913年使用机器的价值增加约3倍，但只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大的富农经济中使用。农业中使用的化肥也有较大增加，1900年进口600万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912年进口了3500万普特，国内还生产了324万普特。谷物产量也有较大增长，1900—1904年谷物年均产量为39亿普特。1909—1913年增加到46亿普特，1913年为丰收年，谷物产量达到50亿普特，按人均计算为574.9公斤。由于农业的发展，其商品率也有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主要依赖地主与富农经济的发展，以谷物为例，1913年，地主与富农生产了全部粮食的一半（地主为6000万普特，富农为1.9亿普特），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71.6%。与此同时，俄国农产品出口也随之增加，1911—1913年比1901—1905年年均增加60%。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指出的是，俄国农产品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沙皇政府实行“饥饿输出”改革的结果。当时沙皇的口号是“吃不饱，也得出口”。［12］

工业的发展

农民改革前，俄国工业主要表现两种形态：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城市小手工业。自17世纪后半期起，在俄国的手工业中已产生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作坊。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对工场手工业实行扶植与鼓励的政策。俄国工业在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过渡。与市场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形态。到了18世纪末，俄国已有手工业工场1200个，其中冶金和金属加工业200个，轻工业（麻布业、呢绒业、丝绸业、棉织业和制革业）有近千家，共雇佣工人42万人。［13］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对外军事扩张与西欧产业革命的影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趋势，这标志着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1845年已有工场9994家，这个时期不少行业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1860年雇佣工人已达53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1.4%（其中加工工业的雇佣工人占87%）。棉纺织业在工业中发展最快，雇佣工人已占95%，并在19世纪初已开始使用蒸汽机。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860年的彼得堡成为机器制造业中心，已有15家机器制造厂。［14］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纺织工业，它也是俄国最先进的一个工业部门。1846年俄国已有70万纱锭。到1861年，机器纱锭已增加到200万个。1861年后，纺织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861—1881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机器织布工厂挤掉了手工织布业。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甜菜制糖业、造纸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1860年，使用蒸汽动力制糖厂生产的糖已占全国产量的84%，机器造纸占全部纸张生产的80%。

交通运输是俄国落后的一个部门，19世纪30年代俄国才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长1俄里），1851年建成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到1861年，在辽阔的俄国才约有1488俄里的铁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必须要有良好的交通道路。为此，沙俄在农民改革的头十年里，把2/3的资本投入铁路建筑。这使得从1861—1881年的20年间，建筑铁路19500俄里。铁路建筑的发展，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开始生产铁轨。在农民改革后的40年中（即从1861—1900年），生铁的产量与石油产量迅速地增长，几乎增加了10倍。乌克兰的煤产量在1861—1881年期间，增加了14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从1861—1881年，工人人数增加了1倍，到1881年已达到66.8万人，此时，俄国已有一半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工厂。［15］

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俄国工业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工业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俄国内市场的发展，并且俄国已卷入世界市场。

第二，1861年农民改革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工业仍受到农村半农奴制与自然经济残余的严重影响，但进入90年代农民的分化进程加速了，城市人口与工业、商业的人口大大增加。对形成资本主义市场起了促进作用，亦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正如前面指出的，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为90年代后期工业高涨打下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70—80年代大规模修建铁路，对今后的工业高涨具有重大的意义。188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为26024公里，1890年为30596公里，1900年为53234公里，这样，1885年至1900年的15年中，俄国铁路网扩大了1倍。这一时期，铁路平均每年增长2000公里以上。到1901年长达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大体完工。［16］这条铁路对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经济联系，统一市场，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第四，引进外资对工业的推动作用。在工业高涨时期，投到俄国工业的外资增加了4倍，到1900年已达到了10亿卢布（1890年为2亿卢布）。从1896年到1900年，成立了19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1/4是外国企业。外资在全俄股份资本中的比重，在1890—1900年期间由1/3强增长到约占1/2。外国资本在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高达74%。南方的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俄国从外国进口了大量技术设备。在工业和铁路的投资中，有25%以上是用于进口设备的。［17］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1898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18］

第五，沙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发展国有经济与增加国家订货等政策，对90年代工业高涨也起了促进作用。沙俄政府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土地与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掌握的全部军事工业和92%的铁路投资，使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也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由于上述原因，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就其速度而言，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俄国工业发展情况还可从表1材料中得到体现。

表1　19世纪90年代俄国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37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内，企业数增加了18.3%，工人人数增加了66.5%，工业产值增加了1倍。在这一期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值增加了1.5倍以上。金属冶炼与能源部门增长速度更快，生铁产量从1890年到1900年增加了2倍（从5660万普特增加到17910万普特），钢产量增加近5倍，石油产量增加了1倍。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开采量与美国相等，而到该世纪末甚至曾一度超过美国。机器制造业在迅猛发展的铁路建筑业带动下，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世纪末，俄国已有569家工厂制造工业劳动工具，181家企业生产农业机器，14家机车和车厢工厂。纺织工业也是快速发展的部门，从1890—1900年，纺织生产的产品增加了97.5%，织布生产的产品量增加了75.4%。这10年间，俄国棉纺织工业的设备，平均每年增加220000只纱锭和6400台织布机。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与当时俄国的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沙俄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二是俄国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业原料基地。

工业的发展，使得俄国国内外贸易也得到很快发展。从1890—1900年，俄国内商品流转额几乎增长了1倍。在对外贸易中，谷物、糖、亚麻、木材、石油等产品的出口量大有增加。在工业高涨的19世纪末，俄国还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银行信贷系统。到1899年底，作为俄国货币中央发行机关、最大的国内短期信贷银行的国家银行，在全国各地区已有9个办事处与104个分行。另外，贵族土地银行有26家分行，农民土地银行有39个分行。还有42家商业股份银行，10家抵押贷款股份银行，116家信贷互助公司，241家城市银行，十分众多的储蓄银行网。

到了20世纪初，在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之后，俄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卷进了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些特点在俄国都有反映，但危机的严重性与持续时间要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一是俄国在经济上对外国依赖程度高；二是俄国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俄国这次经济危机始于金融领域，并迅速波及各个工业部门，重工业危机最为严重。在危机期间，生铁产量下降了15%，顿巴斯矿井开工率为59%，炼焦厂为42%。在1900—1903年，仅大中型企业就倒闭了3000多家。［19］从1930年底起，俄国工业危机开始缓慢地消退。1904年开始了俄日战争，接着1905—1907年俄国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主要任务是扫清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此，革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及改变沙皇的专制统治制度。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经历了较长的萧条时期，到1909年才开始新的高涨。这次工业的高涨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1909—1913年（1911年除外）农业丰收。在有利的国际行情下，农产品输出增加，这使俄国每年比19世纪90年代多收入8亿—9亿卢布外汇，为工业积累了资本；其次，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剧了农民分化，它一方面扩大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地主出卖土地获得的资金大部分投入了工业；第三，沙俄政府为了加紧对外扩张而积极扩充军备，仅海军造舰费就从1908年的3600万卢布增加到1912年的1.1亿卢布，增加两倍多。1913年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开支的26.5%。十分明显，国家军事订货的增加，对工业发展起了刺激作用；第四，1905年的革命被镇压后，俄国内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势，这为外国资本重新大量进入俄国提供了条件。［20］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俄国对英、法等国在财政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它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参战后，俄国经济逐步转入战时轨道，导致军事工业的增长，1916年军工生产比1913年增加1.3倍，军火与军事装备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7.4%。但是，战争对俄国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出现了普遍的衰落。从1913—1917年，生铁产量下降了36%，煤下降了21%，石油下降了26%，农业机器下降了90%。由于西部地区被占领，工业损失20%左右。战争对农业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使牲畜减少了30%。1917年的谷物播种面积比1914年减少约1000万俄亩，该年的谷物产量几乎比战前下降了25%。［2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就已出现，而在1914—1917年战争期间，国家垄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所著的《为了面包与和平》这一论文中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已是贴近社会主义的前阶段。”［22］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广大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与痛苦，从而反对战争与反对沙皇专制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与士兵的反战活动大规模地展开，街头出现了很多红旗，上面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打倒战争”等标语。1917年俄历1月9日，彼得堡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罢工与示威，“要面包，不要战争！”“打倒沙皇政府”的示威发展为武装起义。此时，沙皇军队也纷纷掉转枪口指向沙俄制度。1917年俄历2月俄国人民的武装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政策，对内实行一系列反人民的政策，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使国内已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二月革命后的7个月里，就关闭了799家工厂，导致16万多工人失业。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了9/10。1917年1月到10月，莫斯科每人每月只能领到8公斤口粮。1917年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减少了36.4%，其中采矿业减少了44%，金属加工工业减少36%，纺织业减少了33%。到1917年底，俄国的军事开支约为500亿卢布，这个数目超过1917年以前100年发生的所有战争的费用。［23］这给俄国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上述情况下，工人罢工和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不断发生，1917年的8—10月，仅莫斯科就发生了十多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到10月革命前夕，农民运动已波及俄国91.2%的县份。这时列宁在和平夺取政权完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准备武装起义，最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基本特点

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在经济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点。

（一）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

长期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就是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一直受着浓厚的传统的封建关系的束缚。所以列宁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4］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还仍是一个大地主封建土地占有制国家。像列宁所说的：就是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的管理方法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25］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被封建关系的密网紧紧地缠绕着，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不论是1861年的农民革命还是1906—1910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封建主义的土地关系，实际上都是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仍然存在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另外，还应看到，俄国的大地主与工业资本家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俄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还有约一半的大地主同时兼管资本主义企业。就是在俄国垄断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剥削的方法，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经济中还居优势。还有不少垄断组织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半封建性质，例如，糖业辛迪加就是由制糖工业资本家与种植甜菜的大地主共同组成的。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除了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外，还存在着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宗法式的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列宁指出，俄国经济的特点“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26］

第二，俄国资本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美欧国家不同。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地主反复的斗争和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摧垮封建统治，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俄国，对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关系的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仅不触及贵族地主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他们的利益加以保护，这自然就难以根本消除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从而成为阻碍俄国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从政治上来讲，沙皇长期实行的专制制度，它所依赖的是贵族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联合专政。列宁把沙皇专制制度视为俄国封建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是“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27］这种政治制度下，俄国经济中的农奴制残余及其浓厚的封建性都不可能消除。

（二）垄断与集中程度高

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晚于美欧国家，其经济亦比美欧国家落后，但它的垄断与集中程度要比美欧国家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出现了垄断联合组织。从20世纪开始，垄断组织成了俄国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到1909年初为止，俄国45个工业部门中计有140个垄断联合组织，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200个全俄或者省规模的卡特尔和辛迪加。银行资本也已高度集中，12家最大的银行集中了俄国所有50家股份银行80%固定资产和债务，参与了90%以上的筹措资金和工业信贷的业务。俄国在垄断化的程度方面处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由‘煤炭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28］“五金公司”辛迪加（俄罗斯冶金工厂产品销售公司）联合了30家工厂，垄断了俄国冶金工业80%以上的产品；“铜业”辛迪加的各个工厂提供了国内90%的铜产量，在石油工业中，三家垄断联合组织控制了俄国石油开采总量的一半以上；独霸顿巴斯采煤工业的“煤炭公司”辛迪加控制了国内主要矿区采煤量的75%；等等。［29］俄国在1910年，拥有工人500人以上的企业，占了全部工人数的53.4%，同年美国则只占了将近33%。在俄国，拥有工人1000人以上的企业数目，从1901年到1910年增加约50%；1910年在这些企业中做工的有70万人。在棉纺织工业中，有1000人以上做工的工厂，1913年占了全部工人数的3/4。1900年，俄南部拥有工人3500人以上的工厂还只有3家，1914年，这样的工厂已有9家，这9家工厂占了南部冶金工业动力设备总量的4/5，生铁产量的3/4，工人总数的4/5。［30］

俄国经济垄断与集中程度高，除了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外，还与它工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其他国家晚有关，它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与资本方面的帮助，从而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发展进程，这使得用外国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快速发展。另一个因素是俄国国有经济发展快，到了20世纪后，国有经济成了俄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从控制大量国有土地、森林、矿山、铁路、军事工业和邮电等方面所获得的财政收入，1897年为4.84亿卢布，1913年增加到9.64亿卢布，增长了3倍，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由34%上升到60%。［31］这也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依赖性很大。

（三）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

在经济、财政上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是俄国经济的又一个特点。1900年外国投资占俄国国内全部股份资本的45%。1917年前，全部外国投资的54.7%（约22亿卢布）用于矿山和冶金工业。在南方和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的。在外国资本中一半属于法国和比利时。外资的大量引入，一方面促进了俄国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资本依附于西欧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还使得俄国的燃料、冶金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俄国经济对外依附程度高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的外债不断增加。1900年外债为39.95亿卢布，到1913年增加到54.61亿卢布，增长了36.7%。［32］

（四）经济的落后

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90年代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如果和现代技术与文化水平下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那是慢的。列宁对此分析说：“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33］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第一，俄国工业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直到十月革命前的1914年，它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14年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结构是：农业占有53.7%，工业、交通、商业、事业总共占46.3%；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3.6%，其余占46.4%。［34］1912年城市人口占全俄人口的14%，农村人口占86%。从1914年1月1日俄国国民财富的构成来看，农业、林业和渔业占首位——34.8%，而工业只占8.8%。［35］还应指出，俄国农业生产十分落后。1910年俄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1/9，美国的1/20。［3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农业中完全没有拖拉机、电犁和其他新技术。保留了300万张木犁、790万个木索哈，只有81.1万台收割机和27万台蒸汽机。俄国农业中机器和畜力之比为24:100，当时英国为152:100，美国为420:100。化肥使用量方面俄国也明显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实际上自己不能生产矿物肥料。俄国人均生产粮食为26普特，而当时美国为48普特，加拿大为73普特。［37］1909—1913年俄国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每一俄亩为45普特，只及法国的1/2，德国的1/3。农业的商品率也不高，就是在大丰收的1913年也仅为26%。至于俄国农村文化水平的情况更为糟糕，到了革命后的1920年文盲仍高达70%。

第二，从工业发展情况来看，其增长速度虽曾一度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工业水平不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很低（详见表2）。

表2　俄、美、英、德、法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

资料来源：（俄） A · H · 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国》，第172页。

从上表材料可以看到，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仅为5.3%，比1896—1900年的5.0%并没有提高多少。至于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也很低，只及法国的1/2.5，英国的1/4.6，德国的1/6，美国的1/14。俄国的生铁产量几乎只及美国的1/8，煤产量只及美国的1/10。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更低，1913年俄国按人均计算的电力为11千瓦时，而美国同期为俄国的20倍以上，煤约为美国和英国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12.5，英国的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1900—1913年期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1/10。［38］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大部分机器依赖进口。在进口的工业产品中，机器设备要占进口总额的30%—35%。俄国最为发达的纺织工业中有70%以上的机器设备从国外进口。俄国的机器制造在工业生产总额中只占7%。工业的落后，在工业的部门结构中也得到明显的反映（详见表3）。

表3　俄国工业生产的部门结构（以产品价值计算，单位为万卢布；占当年的%）

资料来源：（俄） A · H · 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国》，第17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1913年，纺织、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工业，其产值占俄国工业总产值的59.5%。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对革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俄国经济如何改造，必然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亦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列宁指出：“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39］“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40］列宁谈到俄国时写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41］

［1］在1864年和19世纪80年代，沙俄又侵占中国5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沙俄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

［3］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参见（苏） B · T · 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7］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8］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9］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讲义》上册，三联书店1964年版。

［10］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

［12］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13］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

［14］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

［15］参见（苏）安 · 米 · 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

［16］参见（苏）安 · 米 · 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

［17］参见（苏）安 · 米 · 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

［19］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20］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21］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

［23］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

［24］ 《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

［2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2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

［2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28］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29］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复旦大学经济系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

［30］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

［31］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

［32］参见（俄） A · H · 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国》，莫斯科2002年版。

［33］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4］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本）。

［35］参见（俄） A · H · 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国》，莫斯科2002年版。

［36］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

［37］参见（苏） B · T · 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

［38］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

［3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4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3. 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郑异凡

国情决定革命和建设的方针路线。俄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占少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列宁、普列汉诺夫以及俄国的一些革命家都一致认为，俄国面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后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资本主义的争论

19世纪末俄国有过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争论。一派认为，俄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借助于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民粹派的观点。列宁则认为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实际上那时候（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不久，尚处于发展的初期。正因为还不太明显，所以才会发生争论，需要写文章，甚至大部头著作，如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存在，如果事实很清楚，那就无需论证，更不会争论了。

1919年俄共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关于党纲问题曾有过争论，列宁主张把资本主义写进党纲，而布哈林主张只写帝国主义。针对列宁所说的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布哈林承认，确实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重心转向说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旧纲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俄国更是如此，它保存了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它们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分同时并存，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那时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之间还在进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但是纲领谈的主要的不是这些落后的形式，而是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到首位。

布哈林的议论也说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处于非常不发达的状态，保存着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而资本主义的比重极小。这个判断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成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出发点。

列宁像。（新华社稿）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正确判断

在民主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是准确的，据此制定的革命策略也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1］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俄国搞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他接着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2］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一直主张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之后，他给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仍然是民主革命，并为此批评了主张立即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列宁认为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接着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3］

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动身回国，在告别瑞士工人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俄国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离他们这些革命者还非常遥远。1917年3月中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够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4］

到这时为止，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对俄国革命的定位和采取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策略的大转折——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转折发生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回国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转变。正因为突然，不仅其他党派不表赞同，而且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都跟不上。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只有柯伦泰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提出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

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准备都显得不够。此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的阶段论，主张俄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1917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全党不清楚，列宁本人也不很清楚，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这就难怪老布尔什维克们跟不上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都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俄国还没有磨出可以烤制社会主义面包的面粉，俄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对这一批评，列宁当时没有实质性地反驳，直到5年之后，1923年初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给以回答。不是否认“缺乏物质前提”的命题，而是提出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来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所谓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不发达，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8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5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5］

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6］

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倒退，就证明了这一点。

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国有化了。他们把国有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就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7］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收走农民的几乎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且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正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布尔什维克把小生产看成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业。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做“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而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作了检讨。他说：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8］

他还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9］

列宁又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0］

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一些战时措施，如把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军工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国家实施粮食垄断和食品配给制、粮食征收制，等等。俄国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也都实施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接手了这些现成的措施，贴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措施”，后来就叫做“军事共产主义”。这些措施同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实施国有化、粮食征收制的时候，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执行得更加坚决，更加严酷。其结果就是激发广大农民举行暴动来反抗“暴政”，导致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落后的俄国是不能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对国情的再认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在危机的逼迫下，列宁对俄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严重不足，需要向后退。20年代初列宁多次谈到，俄国与其说吃资本主义的苦，不如说是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这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实际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俄国的落后性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11］这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切入俄国的国情，虽然还不是全面审视俄国的国情，但重提落后性表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列宁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地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这实际上是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依据。

俄国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表现在各个方面。

经济技术落后。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承认并多次提及的。但起初列宁认为虽然俄国经济技术落后，但迅速崛起的西方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会给予俄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从而解决俄国的落后状态，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强调革命的国际性，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乃至策动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20年代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更加感觉到经济落后对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

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 ‘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从中抽取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2］

凭借这种认识，列宁号召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13］

大家知道，即使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还多次表示反对“自由贸易”，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同意实行贸易自由，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声明苏维埃政权在重建资本主义，“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这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资本主义”，［14］“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15］

列宁甚至认为，实际使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比关心“纯洁的”共产主义要好得多：“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那他给全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益处，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更多得多。”［16］

俄国是个小农国家，小生产如汪洋大海。按照列宁的主张，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进行，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村的雇农和贫农一起进行，其他的阶级或阶层是革命的对象。以中农为代表的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大敌。因此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小生产是消灭的对象。然而在当时的俄国，小生产是无法消灭的，消灭不了的。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开始改变对小生产的看法，不仅予以容忍，而且对其存在的需求予以满足，反而否定集体农业组织和农村公社，最后得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结论，认为简便易行的合作社本身就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样，小生产就从“大敌”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之一，不是消灭小生产的农民，而是利用他，发挥他的积极性，以恰当的方式让他们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列宁的合作社不同于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向小农让步，退回到自由贸易，从用国家资本主义对付小生产，到允许小农存在和发展，经商做买卖，自我发展，组织合作社，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得出的结论。

1922年3月28日，列宁在俄共十一大上说，“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这一切是从来没有预见到的，但这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必须容许其存在……如果我们怕承认这一点，那就必然要灭亡”。［17］

由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并且决心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由此也理所当然地开始利用一直被看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市场、货币、价值规律等。广泛利用市场关系，是把列宁1921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1918年春天的计划区别开来的新东西。列宁总结道：“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18］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文化界出现一个左的激进流派——无产阶级文化派，他们主张抛弃以往的所有文化遗产，在空白地上创造崭新的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针对这种空想的高调，列宁声明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19］

列宁多次公开承认俄国的文化落后，甚至缺乏资产阶级文化。他在去世前还认为，文盲是俄国的大敌之一。“不得不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好像是一些（怎么说的轻一些呢？）半野蛮人，因为，在一个不是半野蛮人的国家里，是耻于成立扫除文盲特设委员会的。”［20］

从1917年开始，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等反对在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在十月革命前，列宁没有回应他们的理论挑战，没有回答反对者的责难，恐怕也很难回答。那时俄国迫切需要的是革命行动，而不是理论论争。直到1923年1月，列宁躺在病榻上反思俄国革命走过的道路，明确承认了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承认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经济前提，认为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列宁的这一结论，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短文《论我国革命》上。但是如果仅仅到此为止，俄国就失去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列宁需要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所以他接着提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论点，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用政权的力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需的物质前提，赶上先进国家。

第二国际一些领袖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对此表示同意，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

列宁接着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此特殊性就是俄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文化的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

列宁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21］干起来再说，这有点像我国改革开放时常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列宁的改变历史发展顺序的说法给予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许多国家效法俄国，跳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它们大多着眼于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致使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名无实。

世界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所谓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在局部地区，有的超前，有的滞后，有的超越阶段，有的停留不前，有的跳跃发展，有的复辟倒退，总之，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刀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不变的，这就是归根结底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缺乏生产力的支撑，单纯依靠暴力来改变社会发展阶段，最后一定失败。所以在某一特定阶段，改变发展顺序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及时设法补上所欠缺的东西，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行事。

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做好。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也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22］

列宁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弱点，他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从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回到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重新利用资本主义，终于走上了新经济政策这条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不过列宁身后的领导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旦掌握政权，就恣意妄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可以无视历史规律，随心所欲，跳过发展阶段。斯大林中断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刚走出饥荒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声称20年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无视历史发展规律的做法。他们不懂得，可以暂时改变历史发展顺序不等于可以随意跳过历史发展阶段，缺的东西需要补上，历史的欠账终究是要还的。无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1］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

［2］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6］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7］布哈林著，余大章、郑异凡译：《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2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4. 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姚海

风暴将临

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俄历），沙皇制度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这一被称为“二月革命”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一切是如此突然，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到现在仍被称为“二月革命之谜”。

进入1917年后，很多人都认为，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1月初，保安局的报告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人们在工厂内外举行集会，反对战争，抗议物价飞涨、供应不足；罢工风潮又起，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一些工厂停工，因为工人宣称他们饿得干不动了，要去找吃的；各种各样的党派、协会散发鼓动性的宣言和小册子，人们举着红旗和标语横幅、唱着革命歌曲示威游行；工人手中出现了枪支和其他武器，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和部队的袭击频繁发生，抢劫商店特别是食品店、纵火、行凶这一类事件越来越多。

1916—1917年的那个冬天特别冷。2月的彼得格勒出现了少有的严寒，平均温度达到零下29摄氏度。天气冷到农民们没法去城里的市场，罕见的大雪封住了铁路，又缺少人手清除积雪。酷寒的天气使得运输问题更加尖锐，火车头经常要生上火几个小时才能产生蒸汽压力，装载粮食和燃料的车皮因为积雪而无法移动，由此造成的供应不足对北方城市特别是彼得格勒影响很大。

2月，由于运输困难，彼得格勒食品供应进一步恶化。市内开始有流言传播，说政府将对面包实行定额供应，出现了恐慌性的抢购。经常有人通宵排队，希望早上面包房开门时能买到面包。人们都很焦躁，经常发生争吵和斗殴，不安、恐惧和愤怒在不断加剧。2月下旬，由于没有燃料，首都很多面包房不得不停工。一些工厂也因缺乏燃料而停止了生产。数万工人失去工作，踯躅街头。

全国范围内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代理总参谋长职务的古尔科将军提醒尼古拉二世：“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这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2月10日，杜马主席罗将科在面见沙皇时指出：“战争表明，国家的治理是不能没有人民参与的。”他坚持主张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并强调政权如不作让步就会发生革命和无法控制的无政府状态。［1］

在这个紧张和复杂的时刻，尼古拉二世仍然认为并不存在对政权的真正威胁。2月22日，他离开彼得格勒去了俄军大本营所在地莫吉廖夫。

自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进入2月下旬，彼得格勒的天气突然明显变暖了，22日的气温竟然升到了零上8摄氏度。人们已经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严寒而尽量少出门。现在，他们很乐意出来享受温暖的阳光。有人认为，出乎意料的天气变化对于2月日子里发生的历史性事件有着不小的影响。

2月23日（3月8日），彼得格勒工人自发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揭开了1917年二月革命的序幕。这一天，很多工厂都举行了集会，然后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走上大街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提出的主要口号是“给我们面包！面包！面包！”人们砸商店的玻璃，阻止有轨电车通行，强制其他工人加入游行队伍。直到傍晚6点左右，街上才平静下来。根据不同的说法，这一天罢工和示威游行人数在7.8万到12.8万之间。有人将这一天的事件称为“平常的饥饿暴动”。［2］

第二天，2月24日，彼得格勒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天，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越来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进。“涅瓦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群携带妻子儿女的工人，示威游行就像节日的游园一样。”上街的工人队伍中有人拿着棍子或铁器，人群的行为开始失控，不少商店被砸，一些食品店、面包铺被抢，不少地方发生了工人与警察以及后备部队的冲突。

25日，彼得格勒全市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了，参加示威的工人已达30.6万人，一些工厂成立了工人战斗队。学生、教师、职员等也开始参加到游行示威中来，运动开始有了全社会总罢工的性质。涅瓦大街和市中心很多广场都挤满了人。很多大街上都在举行游行集会。电车完全停驶了。有些地方发生了流血事件。

23日开始的运动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骚动”，没有哪个政党直接准备、发动了它。二月事件的参与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为伟大转折做好了准备”。各左翼政党对23日事态的反应只是纷纷表示支持总罢工，而这对事态的性质与进程并无明显作用。没有人认为骚乱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结果，更没有人想过这将是俄罗斯帝国崩溃的导火索，因为进入1917年后大规模的罢工就已发生多次。“这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把它当回事，而只是尽量利用运动于宣传目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布尔什维克中央俄罗斯局成员、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在有人告诉他彼得格勒发生了革命时，他挥挥手说：“哪会有什么革命！只要给工人面包，运动就会平息。”［3］

彼得格勒从23日以来的3天动乱几乎没有受到政府方面认真对待。尼古拉二世离开彼得格勒后，首都事务实际上是由一些庸碌的官员在负责。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是靠贿赂拉斯普京获得这个职位的。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是一个迂腐的军事官僚。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的职业经验不超出办公室和军事学院的范围。他们起初都未看到局势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迫切问题，平息群众的不满。当局的犹豫不决加剧了街头游行示威的势头，使得参与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胆，人们似乎感觉到政府害怕了，可能会作出某种决定。

25日晚上9点左右，在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尼古拉二世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制止首都的动乱。一个小时后，哈巴罗夫下令使用武力驱散游行示威的人群。当天夜里，有100余名各个革命组织的成员被捕。但是，2月26日早晨，工人们还是继续走上街头，涌向涅瓦大街。下午3点左右，涅瓦大街多处发生部队和示威者的冲突。下午5点左右，一些反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示威者的士兵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并与骑警交火。弹药用完后，他们返回兵营。这些士兵的造反行为遭到镇压，19名主谋被关进彼得保罗要塞。

至此，始于23日的“面包骚动”似乎结束了。26日晚上，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左翼政党领导人都认为，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了。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电话通知杜马主席罗将科，沙皇命令杜马休会并延期至4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解散杜马。

但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对局势下一步发展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他在26日晚上9点52分发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指出：“在彼得格勒开始的群众骚动具有自发的性质和危险的规模。骚动的原因是面包不足和面粉运输薄弱引起恐慌，但主要是人们完全不信任无力引导国家走出困境的政权。正因为如此，事态无疑将会扩大……饥饿的失业的人们正在走向自发的、不可控制的无政府状态……救救俄国吧，它正面临屈辱和羞耻的威胁……请立即征召一位得到全国信任的人士，授权他组织一个全体人民能够信赖的政府……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后果极为可怕的危急时刻，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也不可能再拖延了。”［4］

对于罗将科的电报，尼古拉二世的反应是不屑一顾。但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在主要政治活动家中，只有罗将科对局势发展的判断是正确的。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起义

2月27日，局势的发展再一次出人意料，事态发生根本转折。

27日清早，沃伦团教导队士兵为解救被关押的战友而哗变。随后，驻扎在彼得格勒各处的几个近卫团的后备营士兵开始上街，他们在步枪的刺刀上系上了红布带，同集会游行的工人站到了一起。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自发的示威游行转变为士兵起义。起义士兵和工人一起，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彼得保罗要塞，夺取了军火库并得到了70000支步枪和左轮手枪，放出了关押的政治犯和普通的刑事犯，放火烧了各地段警察局、警察总局和保安局。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手持武器、挂着子弹袋的人，有的甚至一人带着几件武器。枪声连续不断，伤亡事件时有发生，抢劫商店十分普遍。俄国的首都成了起义者的大舞台。当天傍晚，起义士兵已达66700人，几乎占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三分之一。而一些本来受命要驱散人群、恢复秩序的部队都散掉了。彼得格勒事实上已在起义者手中。

28日，起义士兵已逾12万。到3月1日，除了两个军事学校的士官生外，彼得格勒的部队完全转到了革命方面，俄国首都已经不再存在有组织的保卫现政权的力量了。起义士兵同工人一起，占领兵工厂、海军部等重要据点，捣毁内务部和保安局，逮捕政府高级官员。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到处是“打倒卖国贼”、“打到压迫者”、“自由万岁”的口号。连沙皇的堂兄弟基里尔 · 弗拉基米罗维奇也率领他指挥的近卫军部队站到了胜利者一边。沙皇政权土崩瓦解。

士兵的造反改变了局面。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基本上是由在前线作战的近卫团的后备营组成的，而这些后备部队则主要是由伤愈的士兵和刚被征召入伍的农民组成的。在二月事件中，他们发动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因为不愿离开“温暖的营房”、被整编成战斗部队派往前线。后来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中有一条规定：起义士兵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功勋”将不被调往前线。这是对他们在二月事件中态度的报答。

在革命最初几天，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政党表现了自己，没有一个革命政党成员在街头战斗中受伤甚至划破手脚。苏联学术界也早已承认：“否定二月群众发动的自发因素是不正确的。运动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布尔什维克无力影响革命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5］

尼古拉二世退位

在发生大规模士兵起义的情况下，首都的军事和行政组织陷于崩溃，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信心。27日，军事部长别利亚耶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请求尼古拉二世和大本营“迅速从前线调来可靠的部队”。大臣会议主席戈利岑给沙皇发电报，请求任命一位有声誉的将军指挥彼得格勒的部队，请求解散大臣会议并授权一位得到公众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尼古拉二世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通过直通线路与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联系，请他报告尼古拉二世，为了平息已有很大规模的运动，必须立即批准大臣会议集体辞职，并任命一位得到君主信任和各阶层普遍尊敬的人士担任大臣会议主席。惊慌失措的大臣们没有等到尼古拉二世答复，就纷纷离去。

前线军事将领也开始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27日下午和晚上，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和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给尼古拉二世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平息人民的骚动，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局势恶化”的镇压手段。

28日凌晨1点多，21位国务会议成员联名给尼古拉二世发去请愿电报，称“祖国面临严重危机”，现政府继续掌权将意味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战争的失败和王朝的灭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按照人民代表制的原则立即召集立宪会议、现政府辞职并由沙皇指定一位受到人们信任的人士组织新政府。

尼古拉二世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指示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命令担任过西南战线和西方战线司令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大本营的一支部队前往彼得格勒恢复秩序。同时，伊万诺夫将军还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取代“惊慌失措的”哈巴罗夫将军，并被授权对平民适用野战军事法庭。

尼古拉二世在28日凌晨乘坐专列准备返回皇村。他以为自己回到首都以及忠于他的部队的抵达，将会扭转彼得格勒的局面。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再无机会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皇帝回到彼得格勒了。

28日，沙皇专列所经过的城市都很平静，彼得格勒的动乱还没有波及俄国的腹地。3月1日凌晨2时左右，专列到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俄里的小维谢拉车站，铁路部门通知说不能再走了，因为下面几个车站已被造反的“革命部队”控制。此时，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为了安全，专列掉头开往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3月1日晚上7点左右，沙皇专列到达普斯科夫车站。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将军登上了专列。在此之前，国家杜马主席罗将科已要求他劝说尼古拉二世同意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政府。在鲁兹斯基与沙皇谈话过程中，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也发来了给尼古拉二世的电报，强调全国范围内不断扩散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危险每一分钟都在加剧，军队在进一步瓦解，战争已不可能继续，要求沙皇立即签署宣言确认成立责任内阁并授权国家杜马主席组阁。

在鲁兹斯基将军的压力下，尼古拉二世最终作出让步，同意组织责任内阁。3月2日零时20分，沙皇给率领部队已经到达皇村的伊万诺夫将军发去电报：“在我到达和向我报告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但尼古拉二世事实上再也未能到达皇村，而已在皇村待命的伊万诺夫将军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清晨5点15分，尼古拉二世给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发去电报，表示可以公布关于组织责任内阁的宣言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的话，俄国将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但是，在彼得格勒，事态又有了新的发展。杜马领袖原先以为，沙皇允诺成立责任内阁的让步将安抚群众。然而，彼得格勒的激进情绪在加强，群众集会游行如火如荼，卫戍部队士兵们不再服从命令，有人提出了沙皇退位的要求。

随着群众情绪的升级，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杜马临时委员会产生了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方案。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倾向于作出重大让步以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尼古拉二世退位将为保留君主制提供一个好的机会。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也指出，不能坐待革命分子去摧毁君主制，而应争取主动。民族主义者舒尔金更明确地表示，尼古拉二世退位不可避免，但不能让皇帝同革命派直接见面，退位诏书应该交到君主派人士手中。而“一旦退位诏书落到我们手中，革命可能就会从此消失……革命将从法律上被取缔”。

杜马临时委员会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说服尼古拉二世退位，将皇位让与13岁的继承人阿列克谢，由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大公摄政。古契科夫和舒尔金作为杜马使者立即前往普斯科夫。同时，杜马主席罗将科通过电话向鲁兹斯基将军通报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明确表示组织责任内阁的方案为时已晚，尼古拉二世必须退位。

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通过北方战线司令部的电话同时传到了莫吉廖夫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请鲁兹斯基立即叫醒尼古拉二世，向他报告杜马主席的意见。3月2日上午，阿列克谢耶夫把鲁兹斯基与罗将科的谈话概要用电报发给各战线和各舰队的司令，要求他们就此问题立即表态。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包含了希望将军们支持尼古拉二世退位方案的暗示。高加索战线司令、前最高统帅、沙皇的叔叔尼古拉 · 尼古拉耶维奇，西南战线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司令埃维尔特等主要将领很快给大本营回电表示，为了制止革命、结束无政府状态，拯救祖国和王朝，支持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的意见，呼吁沙皇为祖国作出牺牲。阿列克谢耶夫将收到的回电转发沙皇，并请求尼古拉二世“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拖延将意味着俄国的灭亡。”3月2日下午3点，鲁兹斯基拿着主要将领的电报去见沙皇。在军队主要将领要求尼古拉二世为了祖国和王朝的利益而退位的时候，他事实上已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决定退位。

3月2日深夜，古契科夫和舒尔金到达普斯科夫，向尼古拉二世陈述了彼得格勒的无政府状态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政治解决方案。尼古拉二世的答复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非常意外，他说他本已准备让位于儿子，但考虑到儿子的病情，决定同时以他自己和阿列克谢的名义宣布退位，由其兄弟米哈伊尔继承皇位。古契科夫表示：“您内心的父亲情感在说话，在这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因此我们不能对您的建议有任何反对。”

君主制的末日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于形势了。

3月2日，彼得格勒出现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给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销毁，把古契科夫干掉。

在杜马活动家和临时政府中，对米哈伊尔是否继位问题出现了分歧。克伦斯基和罗将科等人主张关于由立宪会议来解决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等人坚持要米哈伊尔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国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的妥协意见是让米哈伊尔自己来作出决定。

3月3日早上，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代表团来到米哈伊尔的住地。双方向米哈伊尔陈述了自己的立场。占优势的显然是要求米哈伊尔拒绝皇位的意见。米哈伊尔与李沃夫、罗将科简短交谈之后，宣布在立宪会议就未来国家制度作出决定以前，他拒绝接受皇位。俄国的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一些工人、士兵的集会提出的反对君主制、实现共和国的要求，经常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再由执行委员会向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事态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倾向。这是在革命的日子里出现的一种循环。

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广大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很多工人仍然愿意支持君主制度。而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3月1日中午，当尼古拉二世的专列停靠旧鲁萨车站时，站台上聚集了很多想见见沙皇的百姓。当沙皇在车厢窗口露面时，所有的人都脱帽致敬，很多人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在尼古拉二世决定让位于其兄弟米哈伊尔后，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 · 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革命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索尔仁尼琴曾问道：“谁能够想象，谁能够预测，俄罗斯帝国会以这样不可思议的速度崩溃？……3月1日还没有谁会相信尼古拉二世会退位，3月3日退位的就已经不仅是尼古拉二世，而是整个王朝了。”［6］俄国君主制垮台的突然和迅速，不仅在当时令人震惊，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入探索和思考的广阔空间。

苏维埃与一号命令

由于27日运动出现重大转折，各政党纷纷采取行动，以各自的方式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

27日这天，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孟什维克К · A · 格沃兹杰夫、П · О · 波格丹诺夫、Г · 3 · 勃列依多等人直接赶到塔夫里达宫，同孟什维克国家杜马党团代表齐赫泽、斯科别列夫以及苏汉诺夫、斯切克洛夫等人一起，宣布组成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成立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动权。

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号召，要求各企业和部队按照每一千名工人和每一个连的士兵产生一名代表的比例，立即选出苏维埃代表到塔夫里达宫集中。当天晚上，召开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正式的执行委员会。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孟什维克齐赫泽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劳动团成员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

在选举产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多数。这两个政党并不准备充分利用苏维埃的权威来领导革命，而认为苏维埃只应该是“人民的喉舌”、“革命的控制器”。

但苏维埃成立后还是采取了一些重要的行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发布了关于军队民主化的“一号命令”。发布一号命令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预先准备后采取的行动，而是事态的发展推动了拟定一个详尽的文件以满足士兵群众要求的过程。3月1日清早，卫戍部队各单位的士兵代表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反映军官试图解除士兵的武装。正在举行的苏维埃会议决定讨论“士兵们的需要”，并同意士兵们选出代表参加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在有起义部队代表参加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把有关组织部队和保证士兵权利的措施综合起来并以命令形式发布，为此成立一个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н · д · 索科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命令。

3月1日凌晨由《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了一号命令，其主要内容是：在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所有连及以上军事单位立即选举由下级军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每个连派一个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各部队的政治活动应服从苏维埃和自己[部队]的委员会；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若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和决定矛盾，不得执行；所有武器应该由连、营的委员会掌握；士兵在非执勤状态和不在作战队列时，在政治生活、一般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享有全体公民都享有的权利；取消非执勤时士兵对军官必须立正、敬礼的规定；取消对军官的尊称，禁止粗暴对待士兵，禁止使用“你”称呼士兵；士兵应及时报告破坏以上规定的情况。［7］

一号命令使得彼得格勒的部队事实上脱离了指挥机关。而且，尽管一号命令形式上只是针对彼得格勒军区和卫戍部队而发的，但它立即就传达到整个俄国军队，由此开始了“军队民主化”进程，在军队中普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

一号命令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在进行之时、俄国有大约1100万人手中持有武器的情况下发布的，它取消了军队的纪律，使其瓦解和失去能力，从根本上破坏了俄国旧军队的基础。当代俄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斯坎德洛夫认为，“军队始终是专制政权的主要支柱，正是军队的瓦解成为决定俄国君主制崩溃的基本原因”。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活动

27日上午开始，一些杜马代表积极活动，如动员和组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到国家杜马一边、实行革命暴力、逮捕沙皇制度支持者等，使杜马事实上介入了事态发展。下午，杜马部分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一致同意由杜马各党团领袖组成一个委员会，杜马代表将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委员会。由罗将科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的名称为“在彼得格勒维持秩序并与机构和个人进行联系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成立是二月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它发生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之前几个小时。

27日夜间11点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在事实上接受政府权力。28日（3月13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就作为革命的中心领导起义。傍晚，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2月27日一天中，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1.02万人增加到傍晚的6.67万人，与军事委员会同犹豫不决的部队进行谈判、促使其转向革命的努力直接有关。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士兵的基础上组建了最初的一批革命部队，并使用这些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的任务。

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掌握政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获得广泛支持的权力机关，得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高层的支持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效忠，以及主要盟国英、法的承认。

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向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派遣政治委员，使主要中央管理机关在自己的控制下恢复了活动。政治委员一般都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关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往政府部门派遣任何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以及控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措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

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还直接领导了革命暴力并组织了对革命的保卫，使自己成为二月期间革命司法的中心。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利用逮捕作为同旧政权斗争的手段。罗将科曾以逮捕“大臣会议全体成员”相威胁，要求其立即离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27日夜里宣布掌握权力后，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广泛地使用逮捕手段，以便直接控制中央机关。它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授予他们对旧官员、军队指挥员实行撤职和逮捕的权力。逮捕的范围后来扩大到宪兵、警察、情报官员。在二月革命反对者眼中，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转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于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

政权问题的解决

当沙皇专列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此时，苏维埃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与孟什维克一致，他们在二月革命中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的谈判通过了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了八点纲领：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通常认为，二月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理解为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确定，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管理国家的机构，它无权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因为那都是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的。临时政府的这种暂时性政权的特点还不是它履行政治职能的最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它的牵制、施加的压力以及它不能单独调动军队和警察执行自己的命令。

二月革命对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2月到10月间政治乱局的根源。原有的权力结构彻底破坏，新的权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将由未来的立宪会议决定，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召集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之前只有一个权力和地位受到诸多限制和掣肘的临时政府来应付局面。

应该说，临时政府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临时政府对二月后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最基本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最终被群众抛弃。

彼得格勒以外的“电报革命”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和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彼得格勒的事变。

彼得格勒以外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派往交通部的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发出的一份电报。

在2月27—28日的那个夜里，布勃利科夫一到交通部就立即控制了对全俄铁路的管理权，但他最初采取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利用铁路电报网络向全国铁路车站站长发出电报，宣告政权已转到国家杜马手中：“铁路员工们！造成国家生活各个领域崩溃的旧政权已经完结。国家杜马委员会已着手组建新政权，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拯救祖国现在取决于你们……［8］

这份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和布勃利科夫共同署名的电报震动了整个国家，在加快革命的发展和使政权转到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起了重要作用。电报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事态发展的速度，因为当时沙皇政权还存在着。但是电报表现出的那种权威的、居高临下的、威严的口吻，无可争议地令人相信它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正是从布勃利科夫的电报中，全俄罗斯听说了革命，并知道是杜马制造了它。在这之后沙皇退位就显得是次要的形式了。但是……在布勃利科夫勇敢地庄严地向全俄罗斯宣告新政权建立时，事实上它还根本不存在。”［9］

在二月革命的消息向彼得格勒以外传播以及革命本身向各地辐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一份电报，还有其他一些电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被视为“电报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政治委员格隆斯基和萨拉兹金发往各省报纸的电报新闻稿，也是“电报革命”的实际推动因素。电讯稿在地方上的出现和传播，意味着二月革命最初几天外省的信息闭塞状态被打破，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地方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迅速胜利。又如，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政府各部门的政治委员到任后立即向地方发号施令，这些命令同样以电报方式传达到各地相应的下属部门，而地方部门也纷纷回电承认政治委员权力。此外，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也都是通过电报传达到地方并得到实现的。

“电报革命”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十分微弱的事实，也表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局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1］ Ро∂зянко М. В. Крушение империи. Харьков. Изд. Петербук. 1990. С. 213.

［2］ Февраль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17 года, http://www.kro.su/article/show/?id=661

［3］ Чурбанов В. IV Дум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озданная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возглавить. http://www.russia — today. ru/2006/no_03/03_centenary.html.20080816

［4］ Телеграмм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М. В. Родзянко Императору Николаю II о начал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http://www.krugosvet.ru/ar-ticles/109/1010974/1010974a2. htm

［5］ История КПСС М., 1966. Т. 2. С. 672.

［6］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над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ей. http://vff - s.narod.ru/gov/pr/opr33a.html

［7］ Приказ No 1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о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армии.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861—1917. М., 1970. С. 528—529.

［8］转引自 Спuрu∂ович А. И. Великая Война и Февра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1914 —1917. Нью - Йорк. Всеславян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62. http://www.xxl3.ru/belie/spiridovich_ai/03.html 20080518

［9］ Почетный гражданин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а А. Бубликов о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muse-um1723.narod.ru/library/Bublikov.html.

5.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姚海

1917年二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因此，尽管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在总体上未能对局势产生明显影响。

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二月革命中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公开地聚集和组织自己的力量，积极开展活动、对革命进程施加影响。但当时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是比较弱的，总共只有23000名党员，在彼得格勒只有2000人左右，许多地方组织尚未恢复。党的主要活动家都不在首都，他们一部分侨居国外，一部分还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布尔什维克国内组织内部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依据建党初期就已明确的革命理论，党内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俄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目标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社会主义政党将以反对党的资格对政府施加压力，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然后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在对待临时政府的问题上，国内布尔什维克采取了有条件支持的立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布尔什维克党将支持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向演变，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将成为合法的反对党。

但在这个时候，一个因素的介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这就是列宁，他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以及他为使党接受他的思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最终从根本上改造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的新思想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作为政治流亡者旅居瑞士的苏黎世。在这之前，他像所有人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俄国会发生革命。当关于彼得格勒二月事件的最初消息传到苏黎世的时候，列宁甚至是不太相信的。但在很快确认了这个事实后，列宁受到极大震撼，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用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在得到关于革命的最初消息后，“伊里奇的梦醒了”。［1］

在准备回国的20多天里，列宁明确地形成并提出了下述思想：俄国发生的革命不会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将很快转向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这条道路上，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贫农，以及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2］这是一个新观点，因为至今为止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将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将逐渐形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但现在列宁看到了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巨大革命热情，向他们提出了简单易懂的口号，确定了具体实在的目标。

列宁非常关注当时俄国实际上政权缺位、空前的无政府主义、全面的社会混乱等现实情况。他清楚地知道，历史为他实现以革命方式让俄国翻天覆地、给予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目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国内布尔什维克的状态显然不能承担这样的历史性使命。他自己必须尽快回国，领导革命。

列宁在一番犹豫之后，不顾政治和道德风险，决定借道德国——俄国的敌国——返回俄国。在瑞士社会党人格里姆和普拉廷的帮助下，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些持国际主义反战立场的俄国侨民就通过德国回国的条件同德国当局达成协议，据此，侨民乘坐的车厢享有治外法权，不能上下客，尽量不停靠车站，免审验护照等。这就是后来所谓“铅封的车厢”的来历。3月27日，列宁等俄国侨民乘火车离开瑞士，经过德国、瑞典、芬兰，4月3日回到彼得格勒。

离开瑞士前，列宁写了《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信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由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一系列革命，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只是特殊的历史条件而不是特殊的素质，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列宁强调，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3］

四月提纲

4月3日晚上，列宁乘坐的火车到达彼得格勒。他在车站向士兵、水兵和工人发表讲话时说：“人民把武器对准剥削者——资产者的时刻到来了。你们完成的俄国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4］

4月4日，列宁在出席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后来即以《四月提纲》而闻名。

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而在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它应该实际地推行激进的社会改造，这将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工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监督、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立即实现和平，等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其他民主派政党也不反对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列宁要求立即实现这些任务，其目的是使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临时政府陷入危机。由于当时苏维埃是支持临时政府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列宁建议走一条迂回的道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哪怕这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苏维埃。在苏维埃掌握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再去争取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认为，只要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苏维埃，就能以和平的政治斗争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列宁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的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民主共和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而把实现革命转变作为迫切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要使布尔什维克党接受这一重大的理论突变，已经不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而是要在新的理论基础上重建一个党。列宁自己明确指出，“老的布尔什维主义应当抛弃”，“我们要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他甚至表示，要把坚持原有观点的人送进“古董保管库”、“ ‘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5］

列宁最终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的认识和党的策略。然而在开始时，他制定的行动纲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领导层的不理解和抵制。列宁顽强地为他的思想而斗争，他频频地与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同志开会、商谈，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观点。直到4月下旬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在对列宁的纲领进行表决时，118票中仍有47票反对或弃权。但无论如何，四月代表会议表明列宁争取到了党内的多数，他可以推行新方针了。

列宁关于革命转变的思想影响了俄国革命的进程，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同时也成为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策略原则。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将走上截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俄国也将因此而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布尔什维克党与“七月事件”

二月革命中成立的临时政府在面对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迟迟不能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新的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7月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参加运动的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事态失去控制，发展为大规模动乱。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动乱。

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七月事件”的情况十分复杂，它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在“七月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借助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之力夺取政权，只是因其力量不够而未能成事，应该是一个基本事实。而在事件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形势和自己力量的估计上存在着分歧，并因此而引起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7月3日开始的运动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不同看法，一天里对运动的态度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出面领导，再到取消支持。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非常矛盾。“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布尔什维克在游行队伍中的带头和鼓动，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到彼得格勒参加运动等。［6］

列宁的态度尤其令人关注。“七月事件”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人向在芬兰的列宁报告了彼得格勒的情况。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火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时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上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的坚持下还是同喀琅施塔得水兵见了面，对他们表示欢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水兵们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列宁对当前运动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认为同时也要准备好撤退。［7］

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分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点，原先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几个团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里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运动。5日凌晨2—3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了动乱，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二月革命以来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导致了俄国国内政局的根本性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列宁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他指出：“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8］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布尔什维克党修改口号

在“七月事件”后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不事声张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崛起作了准备。

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比较空洞的，如“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不进行谈判的立场。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但是，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9］

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8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而主张对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底明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0］

“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1］

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考虑联邦制问题。列宁在6月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

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脉搏，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

右翼失势与布尔什维克党重新崛起

“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被称为“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13］

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在单独与克伦斯基见面后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俄军总司令，同时宣告俄国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

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4］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十月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立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

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也对武装起义表示了怀疑。

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5］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16］

布尔什维克开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这个过程是公开进行的。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积极活动，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对起义的支持。

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但克伦斯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7］

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18］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群众大多数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

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 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制定的方针已经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代表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局面。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目的未能达到。

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9］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0］

11—12月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如逮捕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规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并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日期）动用武力驱散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驱散了进入塔夫里达宫会场的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宣布由苏维埃政权派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其一切事务，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乌里茨基那里登记并取得临时证件，等等。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的1月3日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21］

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在立宪会议会场塔夫里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22］实际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它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再把它交出去。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23］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其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曾在一些代表的反对声中宣布，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在十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但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24］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在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25］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仅仅过了短短几个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就把立宪会议视为完全过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扫地出门。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质，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社会主义终究是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26］

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到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27］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

相比之下，工农和士兵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下层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在十月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由于处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泛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在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下层群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摆脱困境的一个选择。

［1］ Ио∮∮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Наука”. 1995.С. 54.

［2］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9卷。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4］ 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 6—7.

［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6］伊萨克 · 多伊彻著，王国龙译：《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7］ Рабuновu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М., 1989. С. 38.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

［9］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0］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

［11］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

［12］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

［13］ 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197.

［14］转引自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 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 М., 1989. С. 225.

［16］ Луначарскuǔ А. В. Письма мои к тебе, конечн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91. No2. С. 42.

［17］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Т. 3. кн. 1. М., 1967.С. 321—328.

［18］参见 Суханов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III （книга 5, 6, 7）. М., 1992. С. 336—337.

［19］ Головатменко А.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спор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 1993. С. 153—154.

［20］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1］ 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Т. 1. С 323, 324； Промасов Л. Г.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 М., 1997. С. 288, 307.

［22］罗莎 ·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 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3］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4］参见普利马克：《另一个列宁》，《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1期。

［25］ 《列宁全集》中文第3版，第29卷。

［26］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

［27］ Бурганов А. X. Была 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зд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5.

6. 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郑异凡

1917年9月（本文均用俄历），彼得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当选苏维埃主席，接着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当选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其他一些地方的苏维埃也开始“布尔什维克化”。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9月12—14日，他向党中央建议立即举行起义，“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1］接着，列宁写了《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政论家札记》、《危机成熟了》等文章，敦促党中央采取行动。由于中央对建议置之不理，9月底列宁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及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起义的自由。

这时候列宁对举行起义已经有了明确的构想。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指出，“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2］他在《危机成熟了》中对在彼得格勒举行起义作了更为具体的设想：我们在彼得格勒有数千名武装工人和士兵，他们能够一举占领冬宫、总参谋部、电话局以及各大印刷厂。“如果我们立刻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舰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么我们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获得胜利”。［3］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起草的会议决议写道：“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方针处理一切实际问题。

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其主要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0月21日，选出5人组成的常务局，其中3人是布尔什维克——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和萨多夫斯基，2人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基米尔和萨哈尔科夫。这个机关后来就成为组织和实施武装起义的机关。

10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会议决议号召各级组织、工人和士兵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此后，布尔什维克党进入了起义的最后准备阶段。

10月24日一早中央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央委员之间作了分工。托洛茨基提议，派中央委员布勃洛夫同铁道保持联系，派捷尔任斯基负责安排同电信局的联系，责成米柳亭负责组织粮食事务，由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并保持同彼得保罗要塞的联系。同时派加米涅夫等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同他们进行政治合作。立即同莫斯科联系，向其通报彼得格勒的事态进程。

会上决定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任何中央委员都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加米涅夫建议，一旦斯莫尔尼宫被摧毁，就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建立据点，托洛茨基提出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指挥部。要塞储备有大量军火，是战略要地。这时候“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已经完全转到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了。

由于当天凌晨当局派遣士官生查封了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人之路报》和《士兵报》，会议决定立即派卫队保卫印厂和报社。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赤卫队和革命士兵赶走了士官生，印厂恢复工作。

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具体部署起义的会议，它意味着起义的实际开始。

24日晚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的时候，起义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列宁敦促立即逮捕临时政府成员，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当时对立双方的两个中心是：起义的司令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军事革命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临时政府占据冬宫。

到10月25日白天，起义者已经占领了彼得格勒各要害机构和部门以及市内战略要地，开始准备夺取临时政府的最后据点冬宫，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往冬宫方向集结，实施对冬宫的包围。

25日下午2点，从喀琅施塔得驶来一支由巡洋舰“奥列格号”率领的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停泊在涅瓦河。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向它们传达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要它们参加包围冬宫。“阿芙乐尔号”因等待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而稍微耽搁了一些时间。晚6点，冬宫已经完全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军队包围。军事革命委员会战地司令部成员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布勃洛夫、叶列梅耶夫、布拉贡拉沃夫，在彼得保罗要塞开会，确定攻打冬宫的详细计划，决定缩小对冬宫的包围圈，如果对方不投降，不晚于9时发起进攻。

7点钟左右，安东诺夫和布拉贡拉沃夫签发给临时政府的最后通牒，内称：“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要求临时政府及其所辖军队投降。将逮捕临时政府、总司令部官员和高级军官；解除士官生、士兵和服务人员的武装，这些人在查验身份后将予以释放。”给予20分钟的期限。

在期限到达的5分钟前，守卫冬宫的部分士官生宣布投降，但临时政府还在坚持。军事革命委员会派丘德诺夫斯基作为军使进入冬宫，敦促政府投降，丘德诺夫斯基被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下令逮捕。一些士官生表示反对，要求予以释放，丘德诺夫斯基得以走出冬宫，这一部分士官生也随同出走。

8点，丘德诺夫斯基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派再次进入冬宫，号召士官生和突击队员缴械投降。守卫的士兵中间出现混乱，部分士兵动摇缴械，并打算撤出冬宫，但被扣留。不过军官们感到扣留有危险，就放他们走了。冬宫的守备力量就这样逐步瓦解了。

整个城市是平静的。这边武装起义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那边在彼得格勒区民众馆里还在上演著名歌唱家谢里亚宾主演的《鲍里斯 · 戈东诺夫》，一支起义部队路过并暂停在民众馆旁，一些士兵们还悄悄地进去听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向冬宫进发。

冬宫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和它连接在一起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藏有大量无价之宝，攻打这样的建筑不得不格外谨慎小心，否则就会玉石俱焚。攻打冬宫的军事领导由波德沃伊斯基、丘德诺夫斯基和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三人负责。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同彼得保罗要塞政委布拉贡拉沃夫约定，一旦完成对冬宫的合围，就在要塞的旗杆上升起红灯，“阿芙乐尔号”看到信号后发射空炮以威慑一下，迫使临时政府投降。如果被包围者继续顽抗，就用轻炮向冬宫实弹射击。如果冬宫还不投降，“阿芙乐尔号”再用6英寸口径的大炮实弹射击。安排这个顺序的目的是，尽量减少牺牲和城市的损失。

然而，执行时却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困难。

首先在彼得保罗要塞找不到红灯，找到红灯后把它挂到旗杆上并让各方都能看到也很不容易。

其次要塞只有一座用于中午报时的午炮，是从炮口装火药的，要实施炮击的话，需要把野战炮抬到要塞的城头上去。到中午时分这段计划得到了实施，6门大炮对准了冬宫。但炮手却不好找，驻扎在这里的炮兵连在“七月事变”中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不太可靠，临到行动的时候，准尉却报告说：大炮生锈，压缩机缺油，无法开炮。

安东诺夫获悉后发疯般乘快艇赶来，他和布拉贡拉沃夫一起找到炮位，炮手们还是说生锈之类的话。安东诺夫只好命令从海军射击场调几个炮手来，再由午炮发射信号。

“阿芙乐尔号”在等待彼得保罗要塞的信号。“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后来写道：从冬宫方向传来机关枪和步枪声。一艘小艇驶到“阿芙乐尔号”，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联络员送来命令说，临时政府应在9点投降，如果拒绝，彼得保罗要塞将发出红色信号。这是“阿芙乐尔号”发射空炮的信号。我上到前甲板，那里有水兵守候在6英寸口径的大炮旁边。岸边传来射击声，但彼得保罗要塞却没有声音，已经9点35分，还没有看到红色信号。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应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要求派了几名海军炮手来到彼得保罗要塞。他们虽然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布尔什维克，准备用生锈缺油的炮来开火。这时候炮声显然比瞄准更为重要。安东诺夫下令开炮，号炮发出一道暗红色火光。

看到要塞发出的信号炮，9点40分，“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发出开火的命令。于是炮弹发出一道闪光，隆隆炮声响彻涅瓦河和冬宫广场的上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弗列罗夫斯基写道：“要塞的信号炮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怒吼起来了。空炮的轰鸣和火焰亮光比实弹还厉害。”别雷舍夫命令给大炮装上实弹，以防不测。

炮响之后，冬宫的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不知从哪儿拿来一块弹片给部长们看，海军上将维尔捷列夫斯基一看就承认弹片是自己海军的，是从“阿芙乐尔号”发射的。不过后来多方面证实，“阿芙乐尔号”发出的确实是空炮，并且只开过一炮，目的是威慑一下，也不是总攻的信号。

由于冬宫还在顽抗，彼得保罗要塞那边接着开炮了，这次是实弹，但不密集，击中的更少。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共发射了35发炮弹，结果只有两发击中，仅损坏了墙面，其余的炮弹飞过屋顶，没有给城市造成任何损失。彼得保罗要塞同冬宫只隔一条涅瓦河，射中冬宫这样的庞大目标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没有命中显然不是技术问题。

深夜，起义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从冬宫广场和涅瓦河岸两边的大门进入冬宫，士气低落的卫兵还以为来者是杜马代表。一时宫殿挤满了人，双方都武装到牙齿，但没有开枪，也没有扔手榴弹，因为敌我胶着在一起，分不开。

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回忆说：我们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进攻者进入冬宫内部。我们进入的时候士官生已经不反抗了，我们自由地进入宫殿各处寻找临时政府成员。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遇到了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各党派已经达成协议，以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市杜马代表正往冬宫走来，以结束对冬宫的包围？我们问他：临时政府在哪儿？他指了指某个方向。这时候传来喊声：“这里，这里……”我们穿过一个房间，看到有几个士官生在站岗，我和丘德诺夫斯基走向士官生，要他们投降，他们略为犹豫，交出了步枪。又遇到帕尔钦斯基，他想向我们提什么警告，但丘德诺夫斯基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推向进攻的人群，高声喊道：“我逮捕了彼得格勒的总督！”士官生放下武器。在一个房间，我们发现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他们坐在桌子旁边。我宣布：“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这时已经是26日凌晨2点10分。被捕的部长共16人，只有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早在25日上午11点逃出了彼得格勒。顺便说一句，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起义军在冬宫内的进攻路线并不是《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条路线，那是为了使情景好看而拍摄的。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进攻路线。

25日夜10点45分第2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26日凌晨3时许，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关于攻占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约翰 · 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就此写道：大炮在远方不断地轰鸣，苏维埃的代表们不断地争论……新俄国就是这样在大炮声里，在黑暗、憎恨、极端恐惧、忠勇的气氛里诞生的。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黄宗良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巩固政权？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就是这个党能够在俄国社会“毫无出路”、广大工农大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站在时代的潮头，满足民众的需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俄国广大工农大众要求的是什么？是“四大件”：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即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政治民主自由，改善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但是其他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谁能够带领工农大众实现这些愿望，谁就能赢得工农大众的拥护，就有可能取得政权。

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保皇的十月党，还是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都公开声称要把帝国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直言：“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1］他们把本阶级的利益同进行战争捆在一起了。对于解决关系到工农兵的面包问题的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行动上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反对农民的夺地运动，斥之为“越轨行为”。这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可能取得民心，而只能被人民抛弃。

列宁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甘愿退居合法反对党的地位。因此，他们尽管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但支持临时政府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就是支持进行战争。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召开立宪会议上。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则在一战期间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著名策略口号，并以鲜明的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根据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经过列宁的不懈工作和顽强斗争，列宁的理论和方针逐渐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成为党的方针。

二月革命以前，比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并不大，在正确的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激烈和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也迅速地改变着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布尔什维克只有2.14万人，召开四月会议时就发展到8万党员，到了党的六大（1917年7月底）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党已拥有24万党员。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扩大着。这明显地反映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上。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700—800名。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大多数民众根据切身的体会，确信布尔什维克在和平、土地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起而罢免了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政治潮流。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京都先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明斯克、塔什干、乌拉尔、顿巴斯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苏维埃都相继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说，“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中央执委会消息报》也指出，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2］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649名代表中占有390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分别是193名和80名。［3］

同广大工农兵血肉相连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的渴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曾经为之作序的、美国记者约翰 · 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对大会通过这些法令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当大会一致通过《和平法令》时，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地呜咽着”。在一战中，俄国400万士兵缺吃少穿，有的冬天里光着脚在地里偷几个萝卜充饥。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大会的情景，也就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深得民心。当大会表决通过（只有一票反对） 《土地法令》时，“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作者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4］。

历史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有十分宽厚和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的。工农民众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这个党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维埃的许多活动，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是比较准确地标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列宁语）。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于是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在列宁看来，是按布尔什维克、还是按社会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5］。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讲话，是因为它在民主与民生、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原汁原味”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读来发人深省。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关注民生必须实行民主，党的领导的正确，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地信任和尊重广大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

依靠民众的支持战胜强敌

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更应该这样。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权的“秘诀”是什么？是以广大工农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渡过难关。第一次大危机是三年国内战争，3/4的国土曾经陷入敌手。布尔什维克党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便是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于1919年3月决定同中农实行巩固联盟的政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解决前线士兵、城市工人和居民的吃饭问题，苏维埃政权实行了粮食征收制。这项政策对夺取国内战争胜利是必要的，但在没有工业品交换农产品的条件下，农民的粮食换来的是一些“白条”。农民在战争条件下容忍了这种损失。国内战争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了。“全国到处是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事件集中反映了全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6］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死考验。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从当时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社会主义观念看，叫做“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于“给”农民发展经济、谋求生计的应有的自由自主权利。当然，这里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而且是全国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的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布尔什维克执掌的苏维埃政权也因其政策合乎国情民意而得到巩固。试想想，假如继续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俄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局面呢？

1919年5月25日，列宁在莫斯科红场向接受军训的部队讲话。（新华社稿）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来看，列宁此时的思想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便是：搞社会主义不能仅靠“高举红旗”、“政治热情”；应该靠人民大众从私人利益上来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把民众的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必须改变“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办法，“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7］我们以前研究新经济政策，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点看来阐发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政权、巩固政权，靠的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也是靠党自身的集中统一和铁的纪律。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8］但是党的正确和统一又是靠什么来取得和维持的呢？靠的是同人民民主紧密相连的党内民主。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不断召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停留在纸上、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做了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和减少高度的集中统一情况下容易出现的一言堂、个人专断和决策错误。这里着重要提出的是党的十大决定要实行的“工人民主制”。这个被用以代替“极端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排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9］决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成为制度，“有关的党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0］主要内容之二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11］为此，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对党内民主问题的探索确有许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具价值的建树，有的甚至在今天读起来也会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由于俄国的国情和建立政权初期、特别是内战条件下的严酷斗争环境，权力体制总体上说是向集中的方向发展：由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直接民主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的转变；从多党合作掌权向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转变；从强调实行民主选举制向普遍采取任命制的转变；从“工会国家化”到工会等社会团体成为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纽带；党中央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从事实上有条件地容许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转向无条件地严禁党内派别的存在。［12］

实际上，高度的集中统一，必须有充分的民主相对应，才能保证集中的正确，保证民主集中制不致成为“官僚集中制”，不致成为个人独裁制。党内民主状况如何，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思想和工作作风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列宁堪称模范。列宁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靠什么？靠的是他的纲领、政策主张在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被承认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在党内无数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央全会就曾两度否决了他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后来经过激烈的辩论才获通过。《四月提纲》也是经过一番争论才得到党的会议代表的拥护的。列宁不是靠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权势、不是靠压服，也不是靠小权术、拉帮结伙搞小动作，而是平等待人，以理服人，去争取多数。他反对对自己搞个人崇拜，拒绝为自己歌功颂德，批评有人把他等同于“中央”的错误。他胸怀坦荡，不抱个人成见、不记仇，为了共同的事业，他善于与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共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斯大林等都在不同时期，在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同他有过分歧、争论，甚至激烈地反对过他、攻击谩骂过他；列宁也曾不客气地回击、怒斥过他们，但这没有影响列宁在他们改正错误、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合作共事。列宁这种胸怀和气度，是凝聚布尔什维克党的才智、力量，共同奋斗，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列宁留下的难题

由于列宁领导执政毕竟只有五六年时间，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上，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制度、体制的建设上，都还不够完备和周密，一些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即使是在理论上也是“悬而未决”的。例如，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如何使“代表”不致成为“代替”，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规章来确保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使党能真正地代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如果“代表”不称职，有什么制度保障人民有权撤换这个“代表”？列宁曾正确地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不能制定法律的，但他又认为，作为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13］。这么说来，党权谁授？

政党制度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常设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构。而且，在1917年11月底和12月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其中的代表数还曾经多于布尔什维克（113:92; 112:97），到1918年1月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两党代表数之比为111:182），布尔什维克党才占了一定优势。［14］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也曾有7名成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后来两党在内外政策上发生分歧，从合作走向公开分裂和武力冲突。苏维埃政府平息了冲突。到1922年底，除布尔什维克党之外，其他政党就从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列宁并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共产党一党独存的政治结论。列宁在俄共（布）十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15］1922年初，列宁又在一篇文章的写作提纲中提出政党制度问题，“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流派……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和统一战线……无情的斗争……和……联盟！”“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孟什维克的合法化”。［16］列宁拟就提纲的文章并没写完，其他政党的“合法化”问题没有得到阐释。但从提纲看来，列宁显然一直在思考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列宁没有否定布尔什维克执政条件下出现多党制的可能性。当然，在列宁的思想中，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不反对实行苏维埃制度。

党内民主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内派别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对此尚无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结论。十大以前，甚至在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党内派别存在的。列宁在党的九大上说：“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7］1921年，列宁又谈道：“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18］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全国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同时发生了“党内危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形成了有不同政纲的派别集团，影响了党团结统一地展开中心工作。于是，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党的十大，一方面决定用“工人民主制”来代替“极端集中制”，同时通过另一个决议，即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它对后来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19］。列宁在大会上说，“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 ……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20］他再三强调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至于以后，列宁没有涉及。

为了更好地探寻列宁的思路，我们再联系这个决议的第7条。这一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21］。但是，大会对此谨慎地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2/3的多数票方得通过。列宁在大会上一再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提议不公布这一条，“希望不用这一条”，“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22］此时，列宁还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23］列宁在这里触及的是一个党内民主建设的世纪性课题。可惜列宁当年强调的“不容许的”、“不希望”发生的“例外”，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区别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与派别活动？如何防止和惩处借反派别活动而破坏党章、党纪和党内民主的行为？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1］转引自（俄）德 · 阿宁编，丁祖永等译：《克伦斯基等目睹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 （美）约翰 · 里德著，郭圣铭译：《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8］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9］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0］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1］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2］详见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参见（苏）阿 · 拉兹贡：《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1977年版。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19］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21］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2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8.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郑异凡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深入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的阶段大致如下：

执政前的探索

俄国是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准备民主革命。列宁对民主革命有一套具体的设想和相当详尽的措施，而对社会主义革命只提出一般的设想。

1917年初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列宁回国后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近期目标。这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党的许多领袖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列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主要的根据是当时的形势有利，先夺取政权再说。至于夺得政权后如何行事，只有粗线条的设想。

列宁从两个方面探索执政后需要采取的措施。

（1）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学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主张取得政权后消灭市场经济，消灭资本、货币，实行社会化的计划经济。早在1906年，列宁就写道：“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国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2］1916年末列宁同布哈林就国家问题展开讨论，促使他深入查阅马恩的有关著作，研究马恩关于国家的学说，特别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及其所采取的措施。1917年8、9月间列宁写成《国家与革命》，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廉价政府，公职人员的选举和罢免制，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废除常备军，实行民兵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公社（苏维埃），而不是清谈馆的议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等等，把这一切当做无产阶级掌权后效法的榜样。

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了坚决贯彻，而《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巴黎公社的原则和措施，如廉价政府，公务员的薪金，厨娘管理国家，选举制和罢免制，民主自由等几乎没有一条得到落实。

（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时措施，如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面包配给制，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计算和监督，国家集中控制全国的生产和消费，普遍劳动义务制。这些措施被某些人看成是“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列宁也从中得到启示，1917年把这些措施看成是拯救国家的主要办法，1918年实施了这些措施，作为克服经济困难，甚至借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办法。这些措施也就成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3］

革命初期的措施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

列宁在1917年11月起草的经济措施纲要等文件中列出了需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银行国有化、强迫辛迪加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用强迫参加消费合作社的办法使消费集中，等等。这些措施早在革命前已经设想好，现在得到了落实。

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对计算和监督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和工人的计算和监督能力估计很高。1918年初列宁写道：实行计算和监督，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他认为，“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4］所以当时实行的是集体管理制，即委员会制。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检验，发现管理一个国家或者国家经济殊非易事，需要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普通的工人、农民不具备这种条件，在委员制下往往出现众口难调、无人负责的状态。组织和管理是一门学问，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胜任组织家工作的。后来不得不改行一长制。

1918年5月底，以捷克军团叛乱为标志的国内战争爆发，打断了原来设想的建设计划，1918年9月2日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全国进入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军事共产主义涵盖生产、交换、分配、领导方法等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是：

（1）实行粮食征收制（余粮收集制）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国家垄断粮食买卖和实行固定价格。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国内战争尚未爆发。这就说明，粮食政策的变化并非由内战引起。1919年1月，“粮食专政”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规定征收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无偿征收的粮食，不仅是余粮，还有口粮、种子粮等。与此同时，颁布法令，组建公社，加速实现农业的公社化。

（2）银行和工业国有化

1917年11月中旬，苏维埃政权接管了国家银行，然后实行了私人银行国有化。11月14日（27日），通过工人监督条例，规定在工业、商业、农业、运输和合作社企业中施行工人监督。11月底开始大工业国有化，接着运输业、商业和外贸也陆续实行了国有化。1918年5月决定，实行全行业的国有化，1918年6月对基本工业部门的企业实行国有化。1918年底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但国有化并没有就此止步，1920年11月29日进一步规定，凡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5人，不拥有机械动力而工人数目超过10人的一切工业企业都实行国有化。至此，国内大、中、小工业企业统统实现了国有化。

（3）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

在“粮食专政”的条件下，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禁止商品交易。名义上是用工业品同粮食进行实物交换，实际上由于工业品严重短缺，没有可能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多数场合，国家只能用贬值的纸币去同农民交换农产品，这种纸币是政府开给农民的“白条”。

由于禁止任何贸易，国内出现经济的自然化、实物化。从主观上说，这是俄共消灭商品经济，从而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的重要措施。早在1917年11月初列宁就指出：“用加工工业的产品交换粮食，对生产实行严格的监督与计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开端。”［5］

由于经济的自然化，取缔了市场，苏维埃政权就向取消货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鉴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和产品分配还没有能够立即建立起来，因此不可能立即取消货币，但俄共纲领仍决定扩大非现金结算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用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同农民交换。用发行天文数字的货币来消灭货币，即把货币变成废纸。

（4）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

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城市对粮食实行按阶级原则分配的定量配给制。由于粮食短缺，这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四类的供应仅及第一类的三分之一。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办法反而达到顶点。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这就说明，军事共产主义并不全是战争环境迫使的。

少数特别需要的专家享受高薪。

（5）　高度集中的军事命令制

用军事化方法领导一切，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甚至在党内也实行“战斗命令制”，贯彻各项措施的主要方法是军事强制和暴力。由于国家统一管理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庞大的机构来实施，这就造成官僚机构充斥和官僚主义的盛行。

当时乌克兰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名义上都是独立的国家，从程序上说，俄联邦无权直接对其发号施令。不过共产党是统一的，各独立共和国的共产党作为俄共的一部分都服从俄共的领导，因此把各共和国统一起来的唯一力量是俄共。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的实施实际上是由俄共来实施的，是党专政。苏俄和以后苏联长期党政不分，党政合一，一党专政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为把社会主义推进到农村，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6月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由其掌握农村的政权，对富农实行剥夺，俄国的富农基本上被消灭。贫委于1918年底被撤销。

从以上列举的措施可以看出，其大部分并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而是搬用各国政府，包括俄国临时政府所实施的战时措施。

列宁后来承认，当时至少曾经“设想过”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6］

新经济政策——引进市场机制

军事共产主义把国内有限的粮食以及其他资源用于战争的需要，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长期剥夺农民的产品以及暴力的盛行造成了农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的严重不满，在内战的后期他们纷纷举行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震撼了全国，造成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在不改革就是灭亡的压力下，俄共终于对农民作出让步，中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史上的重大转折。

（1）改变对农民的估计

实行粮食税政策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被看成是“农民的布列斯特”，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之后，可以自主处理自己的粮食了。由于实行了粮食税，农民暴动明显减少，国内出现安定的局面。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威胁是有认识的，1917年9月，他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针对临时政府和当时的形势写道：“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危机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7］在苏维埃政权建立3年之际，出现遍地农民起义，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实行粮食税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不过，这时候列宁对小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根源的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他曾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甚至禁止农民把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力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限制在实物交换的范围之内，直到1922年，列宁仍然认为“最后的斗争”是同小农的斗争。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列宁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他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指望用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千百万分散的小农生产。

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根本改变了对农民和合作社的看法，在这里，列宁把合作社等同于社会主义，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可以引导农民过渡到新制度去，这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在此期间，列宁同布哈林、弗拉基米罗夫的谈话中都一再说明，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了。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8］

列宁曾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以“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9］

（2）引入市场、商品、货币

军事共产主义下是明令禁止市场、商品交易，并且准备取消货币的。实行粮食税后，农民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就有个出路问题。由于对“自由贸易”的恐惧，起初列宁竭力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的实物交换，起初连“商业”一词也不用。但是农民的实践很快就突破了限制，几个月后，列宁承认实物交换失败了。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7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开始号召共产党人“学会做生意”。所以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承认商品买卖的时候开始的。

承认商品、货币、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和跃进。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0］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11］

（3）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向上级和下级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党内有广泛的讨论和争论、进行充分自由的批评的权利，等等。［12］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列宁要求解决党政不分现象。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一切服从党的指挥，党政完全一体化，在和平时期党政不分现象有增无减。1922年3月，列宁给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写信，提出中央给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要严格划分党政职能，他写道：“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确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3］列宁的建议写进了十一大的决议。

1922年底，列宁在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明确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鉴于党政机关官僚主义盛行、各级组织缺乏有效监督，某些人身上集中的权力过大，列宁提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加强集体领导，防止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改组工农检察院，把工农检察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加强监督机关的威望，加强对国家机关、党的组织的监督，赋予中央监察委员会以监督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并且具体建议解除作风粗暴的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指出“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4］

（4）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

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对列宁的这一论断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加进论者本人的许多东西，但往往忽略了列宁本人的解释。其实，他接着解释得非常清楚：“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15］

人们通常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同革命、暴力、夺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作的重心转移了，应当转向经济文化建设了。在列宁的思想中，只要有可能就应当转移工作重心，早在1920年底，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之后，他就提出要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说“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16］两年之后，列宁把自己的这一想法上升为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变了，应当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应当说，这是列宁晚期思想的核心之所在。遗憾的是，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理解列宁看法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列宁逝世后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加强对农民以及其他阶层的强制，频频使用暴力，搞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不肯把重心转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来。

（5）寄希望于东方

列宁是世界革命论者，始终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只是在后期放弃了武装输出革命的做法。进入20世纪20年代，列宁还多次强调，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至少要把革命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他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重申：“我们懂得，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么想的：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即爆发革命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的灭亡。”［17］到1922年春，列宁进一步把这种观点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真理”，虽然是个“痛苦的真理”。他说：“我们历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18］

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可以看到，西方的革命逐步进入低潮，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东方各国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从而给苏俄以援手。因此他在最后的文章中满怀希望地写道：“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19］

（6）让实践来检验、修正

列宁是现实主义者，是实践论者，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是只要有机会就抓住机会不放，先投入战斗，然后再摸索前进。十月革命是先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把政权拿到手再说，以后怎么办，有的是预先设想过的，有的是根据现实需要采取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实践验证，正确的继续，错误的放弃，并不固守死板的原则。

夺取政权前夕，列宁写道：“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0］

夺取政权后不久列宁继续这个思路写道：

“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为正确了……”［21］

1923年初列宁在《论我国革命》对俄国走过的路作了总结，他写道：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 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像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22］

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五年间，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既有巨大的成绩，也有过错误，但列宁敢于承认错误，能够不断修正错误，开辟前人没有想过，更没有走过的道路，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建设。在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有两个亮点：一个是模式的转换，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转换为新经济政策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另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改变，把经济文化建设提到第一位。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邓小平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高度评价，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3］

可惜的是，列宁的许多新思路没有被其继任者所理解，所掌握，甚至相反，最终被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没有能够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走了回头路，回到了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上去了！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

［3］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著作，载《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4］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8］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 Воленм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Η.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с 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tfornia. 1971. С. 186.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1］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21］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93年版。

9. 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其后果如何？

郑异凡

苏俄在1918—1921年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不过当时并没有这种明确的称呼。“军事共产主义”一词虽然在苏俄施行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例如亚 · 波格丹诺夫），但被接受并流行开来是后来布尔什维克总结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指的是国内战争时期以实施粮食征收制［1］为主要标志的政治经济体系。

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上的和把全国资源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国家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系，其措施包括实施粮食专政，粮食征收制，城乡间建立直接的产品交换；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实行按照阶级原则统一分配产品的配给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原则；俄共一党专政，在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

之所以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主要有几个原因：当时普遍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需要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可以借助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等待西方革命的爆发。其次，俄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特别是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等一整套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才能保证军队、工厂的粮食和农产品需要。最后，布尔什维克党把这套措施看成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捷径，试图通过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和消费，实现共产主义原则，进入共产主义。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宣布过，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意识中却是相当明显的。

从“粮食专政”到“粮食征收制”

军事共产主义虽然主要是在国内战争中施行的，但其某些措施在此之前已经实行，例如1917年底1918年初实施了大工业、银行和交通企业的国有化。不久又对中型企业实施国有化，1920年11月更进而没收小企业，以彻底消灭私有制。

如果把1918年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当做俄国内战的起点，那么军事共产主义的标志性措施“粮食专政”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1918年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揭发隐匿粮食者可获得粮价一半的奖励，另一半奖给村社。与“粮食专政”配套，1918年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展开。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商业实际上被禁止。1919年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照固定的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所谓余粮实际上由国家及军队的需要确定，国家先确定所需要的粮食数量，然后分配给各省、县和村。这样“粮食专政”就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粮食征收制”一般译作“余粮征集制”，不过俄文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一词本身并无“余粮”的意思，而是直接指征收（摊派）粮食，并且在实践中征收的也不仅仅是农民手中的余粮，所以准确的译法应是“粮食征收制”。列宁后来承认：“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2］实际上这种“借用”是有借无还的！

摊派越来越普遍。1919年摊派只用于粮食、饲用粮和肉类，1920年油脂、其他农产品和农业原料也采用了摊派的方法。

成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派往各地农村征收粮食。1918年至1920年全国有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达82000人。［3］由于征粮队采用暴力夺粮，频频引发农民的反抗，队员死伤颇多。

粮食专政的第一年（至1919年6月），国家获得4460万普特粮食。第二年（至1920年6月）获得11390普特。军队消耗了60%的肉和鱼，40%的粮食，几乎100%的烟草。但是由于管理混乱，征收来的粮食，特别是土豆，相当一部分腐烂了。

1919年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之后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许多地方当局通过决定，规定在1919年春过渡到集体耕种土地。但农民对此并不欢迎，强制集体耕种使农民疏离苏维埃政权，因此俄共八大决定改变方针，同中农结盟。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党专政”

军事共产主义的第三项措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施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起初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执政，但不久由于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苏维埃政府，并发动反苏维埃的叛乱。从此布尔什维克党单独执政，同时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孟什维克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在俄国处于极少数，由于国内战争不少无产者在战争中牺牲，还有一部分为逃避兵役和饥荒而移居农村，其人数就更少了。列宁承认，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实施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是由为数不多的党的领袖来代表的。所以在苏俄实际上是党专政。这种党专政在国内战争中显得尤为明显。在这个时期，像乌克兰等共和国名义上是独立的，原沙俄帝国疆域内各共和国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统一是靠俄国共产党的领导来维系的，乌克兰共产党、白俄罗斯共产党等作为俄国共产党内相当于区域委员会一级的组织机构，是服从俄共中央的领导的，俄共通过它们去领导各共和国。所以这里不是俄联邦人民委员会，而是俄国共产党领导所有的共和国。列宁承认，苏俄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4］

1920年底全国约有党员70万名，其中半数在前线。党内生活中采用军事命令方法的机关的作用增长了。普遍实行任命制，集体领导被一长制所取代。共产党人在各级组织中占绝大多数，党政机关合并，形成军事命令专政。党政机关比较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并予以贯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机关苏维埃服从执行机关，并被执行机关所取代。

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迫使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去管理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从事经营和分配的工作。当时非常缺乏管理人才，这就出现大量的外行的官僚领导，官僚主义盛行。

在俄国无产阶级是少数，共产党人更是少数。少数人的专政必须借助于强制和暴力。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公开宣布实行革命的恐怖，这种革命恐怖从1917年底已经开始。起初是针对反革命政党的，后来扩大到作为反对党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红色恐怖也针对所有的寄生虫、资产者、贵族、僧侣、怠工者等。从1918年9月起，恐怖具有大规模的性质。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在1918年秋契卡机关的惩罚措施几乎不受任何监督，这迫使苏维埃六大决定把恐怖限制在“革命法制”的范围之内。

革命恐怖的另一种形式是集中营。1918年8月建立了两个集中营，用来关押奸细、反革命军官、怠工者、寄生虫和投机贩子。集中营分两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集中营关押被革命法庭判刑的犯人，由契卡管理的集中营则关押潜在的阶级敌人，是按行政程序被捕的。据官方统计，到1921年初，内务部集中营关押了51000人，契卡集中营关押了25000人。

全国成为“统一的军营”

第四项措施是1918年夏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社会生活军事化，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强制和暴力。

“统一的军营”由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而这些机构又受命于俄共中央及其政治局。苏维埃的权力被各种行政机构所取代。

红军由30万人增加到550万人。内战结束时，特派员（чрезвычайныекомиссары）将近750人，他们享有特权，有权利用任何机关，调动或逮捕公职人员，改组机构和使之改变从属关系，以军需的名义征用仓库和居民的商品。所有为国防服务的工厂均归其支配，特别是粮食人民委员部系统的工厂。

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为解决军事作战任务，在居民中实施劳动动员，16—50岁居民实施普遍劳动义务制，从事采集木柴、挖战壕、运输等劳动。1919年底，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工人纪律法庭的决定，对违反纪律的惩罚包括遣送集中营。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劳动军。1920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第一劳动军的决定，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月20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实施劳动义务的程序的决定，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劈柴、修路、兽力运输，等等）。广泛实行劳动动员以及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为监督普遍义务劳动制，成立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由从劳动战线动员来的人员组成劳动军，击败白军后，部分战斗部队改组为劳动军，派往所有处于紧张状态的国民经济部门工作，如交通运输、收集木柴、原料等。为管理劳动军，成立劳动管理总局（Главкомтруд），统计、动员和分配劳动力。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取消其粮食配给证。

经济自然化（实物化）

俄共的目标是取消市场、货币关系，通过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建立无市场的经济体制。当局力图实现城乡实物交换，但缺乏交换所需的工业品，所以根本做不到。当时国内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纸币贬值，银行发行天文数字的纸币，用来“购买”农产品。实际上这种货币只是发给农民的借条而已。当局也有意识地把发行这种几乎毫无价值的纸币当做消灭货币的手段。

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国家的和合作社的网络供应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各总管理局向粮食部提供相应的工业品。生产的全部产品、没收和征收的产品，均无偿堆放在仓库之中，无偿发放。这种状态往往造成贪污和专权。

实施平均主义的阶级分配原则。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孕妇和喂奶妇女按一类供应，3岁前的婴儿增加牛奶供应卡，12岁以前的儿童按2类供应。

采取多种措施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但这种免费供应远非共产主义的天堂。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人员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4类的供应仅及第1类的1/3。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粮食专政或者粮食垄断并没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只是造成高价的非法流失买卖。在内战期间，出现大量“背口袋的人”，即向城市倒卖粮食的商贩。市民通过配给制只能获得不到40%的食品，60%得通过非法商业获得。

军事共产主义的源头

军事共产主义往往被看成是国内战争迫使的政策措施，内战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并不仅仅如此。

军事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所采取的战时措施借鉴来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实行粮食垄断、食品配给制，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由国家直接监控重要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不仅军队，而且军人家属以至一般居民的生活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发给一份定量。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因此，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社会主义者就开始把这种制度叫做“军事社会主义”或“战时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7年写的一些著作中，也把各国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可以采取的解决政治经济难题的措施。

1917年9月10—14日，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写道：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为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够大家吃。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5］

1917年9月14（27）日他在《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写道：

“……已经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缓的改革和改造措施，即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纸币的发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交换。等等。”［6］

他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中明确写道：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个工人都要有一本劳动手册”，“苏维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间，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间推行劳动手册。……它将是新社会里不再有‘工人’但人人又都是工作者的证明。”［7］

由此可见“粮食垄断”、“配给制”、“普遍劳动义务制”、“劳动手册”等军事共产主义的典型措施，并不是临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权之前就设想好准备采取的措施，是布尔什维克的施政纲领中的内容。这些措施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政府已经采取的临时措施，所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给这些措施披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

正因为列宁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夺取政权后要实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措施，引起了原布尔什维克领袖亚 · 亚 · 波格丹诺夫的注意，早在1917年底1918年初，他就警告布尔什维克不要去搞“军事共产主义”。他在写于1920年的备忘录中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在1917年我曾说过，你们（指布尔什维克。——引注）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这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1922年9月14日他在社会主义科学院报告的结束语中重申：“1917年12月我做过一个公开报告，其中说过我们搞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报告于1918年1月刊发。但在官方著作中是1921年4月才出现这种说法的。”［8］

波格丹诺夫的话证实，军事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逼迫下才采取的措施，它的起源要早于苏俄的国内战争。

早在1917年6月，波格丹诺夫在《国家一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9］

他还认为，各种灾变招致了共产主义。航船被抛上了荒岛，一切储备充公，全体乘客都得尽劳动义务。为使大家活下来，这是必要的。被围困的城市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像1917年至1921年的俄国这样一个破产的和断绝必要供应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就是如此。［10］这种共产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只能转入新经济政策。［11］

波格丹诺夫的预见在布尔什维克后来的实践中得到证实。从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之后起，布尔什维克党大体上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实施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并且正是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达到了最高潮，免费供应的物资和服务大量增加，并且把军事管理的方法扩大到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交通运输部门，扩大使用劳动军，等等。

波格丹诺夫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措施中看到把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确定下来和予以绝对化并运用到整个社会的倾向。他看到，这样做的根源是国家经济文化落后、无产阶级处于少数和缺乏民主传统。执政党无法以文明的形式在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只好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措施，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由此劳动群众的依附性增长了，转向了政府专政，这同时也是社会上层的寡头。

波格丹诺夫对苏俄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剖析，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是“消费的共产主义”，“被围困城市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要消除极权，它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根本不同。前者着眼生产，后者则着眼于分配和消费。社会主义首先是新型的合作体——生产的合作组织，而军事共产主义是特殊形式的公共消费，用极权调节的群众寄生组织。“苏维埃政权……是围城状态下的共产主义，首先是消费的共产主义（瓜分剩余物），其次，取决于它、也适用于它的是生产生活中剩余物的定量分配。”

1921年4月，他在《世界大战与革命》的报告中说：

“围城状态下的，或者灾变的共产主义，贫穷的共产主义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发展，而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的，它是和下列状况相适应的，即生产瓦解，或者仅仅削减，但不能弥补消费，而任务在于使用现有的储备作补充，使整体能够坚持到正常条件的恢复。这是在大海中失去缆索的船只被迫实行的共产主义，被包围的城市的共产主义，脱离世界交往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个国家同这种交往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失去它是无法生存的。首先它是消费的共产主义：一切必须的产品都被征收并尽可能地有计划地分配……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制度看成是‘社会经济的有计划组织’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步骤，这是极大的错误。”［12］

布尔什维克党所实施的一切，按照波格丹诺夫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克党却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措施，看做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捷径，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实现。军事共产主义同一般的个人占有形式的尖锐矛盾造成一种海市蜃楼，其中社会主义的模糊雏形被当做社会主义的实现。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波格丹诺夫已经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没有直接卷入现实的政治，没有必要去直接面对和处理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难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脱离政治”，是个旁观者、研究人员。俗语说，旁观者清，确实如此，布尔什维克要走过整整三年的弯路才能看清，才觉悟的东西，经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才认识到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波格丹诺夫早在1917、1918年就看到了，并且较为系统地进行了论述。所以波格丹诺夫在狱中敢说，假如俄共当时利用了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分析，难道这对俄共有害吗？

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果

军事共产主义保证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但是不能导致社会主义，更不能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当局的迫切任务是拿到粮食，分配现有的物质资源，维持红军、城市工人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生存，所以采取的各项政策不是促进生产的政策，当时也没有可能去抓生产。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1919年由于缺乏棉花，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只能提供战前产量的4.7%，亚麻工业的产量为战前的29%。重工业方面，1919年全部高炉熄火，不能生产钢铁，只能靠存货维持。1920年有15座高炉投产，产量为沙俄时期的3%。燃料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和工业部门不仅缺原料，而且缺人手，内战结束时，由于大量工人参军上了前线，还有一部分为逃荒而移居农村，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不到1913年的一半，成分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城市居民中非无产阶级出生的阶层以及从农村动员来的农民。国家财政完全靠发行不断贬值的天文数字的纸币维持。1919年卢布贬值3136个百分点。统一的货币系统瓦解，许多地区自行印刷纸币，仅中部地区货币即达21种之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实物工资制。

劳动生产率下降。1920年一名工人的工作量只及战前水平的1/3。许多企业缺勤达工作日的一半，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劳动军事化。起初在军工企业实施，1919年底推广到所有的工业和铁道部门。

粮食征收制几乎拿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农民有了土地，但得不到自己生产的果实，不仅没有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对苏维埃政权产生反感情绪，到国内战争末期，这种不满就演变成遍地农民暴动，最著名的有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起义、西西伯利亚起义，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小型起义。单在1921年国内就发生50起以上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出现“盗匪活动”（这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起义或暴动的说法）的。这一现象被叫做“小国内战争”。其顶点就是1921年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些起义震撼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承认是苏维埃政权存在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正是在农民和士兵暴动的威胁下，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中止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史称“农民的布列斯特”。

列宁的反思

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和列宁并没有把所实行的政策方针叫做“军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一语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强调，这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到年底，才承认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承认当时有直接过渡的“设想”、“计划”、“构想”。

在1921年4月21日所写的《论粮食税》中，列宁第一次使用了“军事共产主义”一语，他说：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13］他指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拯救了苏维埃俄国，因此是一种功劳。但他随即指出，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办法。［14］

在这里，列宁强调的是客观形势的迫使，而没有触及主观指导思想上的问题。直到1921年10月14日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文章中才开始触及主观动机并承认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5］

同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列宁解释说，“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

“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在农村实行粮食征收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6］

他宣告：“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17］

过了一年，列宁在《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中，谈到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把1921年春所遇到的政治经济危机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他说：“到了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但是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走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觉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18］

这样，列宁就从指导思想、政策方针及其严重的后果等几个方面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其目的一是纠正错误，二是让全党引以为训，避免以后再犯诸如此类的错误。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是苏联的第一种模式，它被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所取代，这是苏联实行的第二种模式，也是较好的模式。可惜的是，20年代末斯大林摒弃了新经济政策模式，开始实行他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就是被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

［1］亦有译作“余粮收集制”，不太确切，本文统一译作“粮食征收制”。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3］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8］转引自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Nо2. C. 123.

［9］见 Богданов А. А. Вопросы социализма. Μ., 1990. C. 335—344.

［10］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 9.

［11］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 9.

［12］见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No 2. С. 125.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中“军事共产主义”均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本文统一译作“军事共产主义”。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郑异凡

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废止了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了立足于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这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20年代，并且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最后取得了胜利，改头换面变成斯大林模式，主导了苏联近半个世纪。

农民起义推动改革

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粮食垄断、粮食征收制［1］，推行军事共产主义。

粮食征收制解决了军队和城市工厂粮食的基本供应问题，保证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使农民无偿获得耕地，但是在粮食征收制下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征收得一干二净，土地的社会化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实际好处。大量的和过量的征收，某些征粮队的暴行，缺衣少食甚至饥饿的状况，使广大农民群众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纷纷揭竿而起，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苏维埃政权反对白卫军的战争，那么，在其后期就逐步转变成广大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经常说，在国内战争中同农民建立了政治联盟，而缺乏经济联盟。然而，缺乏经济联盟作基础的政治联盟是不牢靠的。

由农村反抗引发所谓“蔓生的反革命”。农民的反抗最初是自发的，零星的，在国内战争期间，经常可以看到农民队伍的倒戈现象。发展到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暴动，在苏联时期的史书上通常都叫做“盗匪活动”，而对农民暴动的镇压则叫做“剿匪”。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武装暴动席卷西西伯利亚、坦波夫省和沃罗涅日省、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顿河流域、库班、乌克兰和中亚等地，1921年有50多起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没有一个省份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所谓“盗匪”。

引发各地起义的根本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普遍的饥荒，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征粮队的粗暴不法行为，认为苏维埃变质——不能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工具。其中最震撼苏维埃政权的是1920年在坦波夫省爆发的“安东诺夫叛乱”。这是有明确纲领的农民起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倒粮食征收制！”、“自由贸易万岁！”，颇受农民的欢迎。安东诺夫的队伍不断扩大，人数最多时达5万人，有25%—30%的农民参加了暴动，即实际上坦波夫省所有成年男性都参加了。

农民起义是促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粮食征收制政策的根本原因，而给予改革最后一记推动力的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不是孤立的事件，是与彼得格勒工人的罢工相呼应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历来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这一次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自由选举，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自由，取消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专政，言论、报刊、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所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开放市场，等等，矛头直指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

农民和水兵的暴动给苏维埃政权敲响了警钟。列宁承认这是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对农民来说，判断一个政权的好坏的标准是，这个政权是否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过去他们反对沙皇的粮食征收制，反对临时政府的粮食征收制，现在经过3年的苦难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揭竿而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征收制。由于制定和实施这一政策的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农民自然把矛头对准这个党，反对这个党的专政。这给苏维埃政权一个严重的教训，即一个政权不能长期无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凭借暴力进行“领导”。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指望西方先进国家立即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支援落后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为此采取许多措施来促进甚至直接策动西方某些国家的革命。进军华沙是直接输出革命的最后一搏，然而遭到了失败。

这样，苏维埃政权就面对内有农民造反，外无国际救兵的极端困难的境地。要从根本上防止群众骚乱和暴动，维持社会的稳定，必须改变不得人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从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那里继承下来的粮食征收制。

当时国内和党内有识之士早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或之初已经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自粮食征收制实施之初就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取消粮食专政。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人提出过积极的建议，例如1920年1月莫斯科召开第3次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Ю · 拉林的废除粮食征收制的建议，确定比粮食征收制的征收量少一半的实物税，其余部分通过自由交换从农民手中获取。建议没有被接受。1920年2月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回来的托洛茨基向政治局提交关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提纲，建议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计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以11票对4票被否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波战争需要巩固后方，搞好同农民的关系，1920年夏秋在斯摩棱斯克曾实行过特殊的“小新经济政策”。农民在6月份已经知道要缴纳多少粮食和土豆，并且保证此外不再征收任何东西。所以这里的征粮工作在9月1日开始，10月1日就结束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而其他地区几乎要拖一整年的时间。9月契卡向列宁汇报说，在斯摩棱斯克省“最近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明显好转，原因是粮食政策的改变”。［2］

那时候最高决策层还醉心于军事共产主义，热衷于消灭小生产，继续坚持粮食征收制，因而错过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也错过了防止农民暴动的良好时机。

列宁的态度也没有改变。1920年9月他在回答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问题时说，“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要把全部余粮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3］

直到1921年初，粮食和运输问题突然紧张起来，农民起义运动发展，并且得到复员军人的支持。某些部队的情绪也令人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才

开始考虑改变方针。

1921年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1. 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

2. 减低粮食税额，使其低于去年征粮数。

3. 同意根据农民积极性的高低来调节粮食税的原则，即农民积极性愈高，税率愈低。

4. 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4］

然而，提纲草稿没有及时变成决定公布。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1921年3月8日在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炮火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召开，及时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有可能防止的。

大会开幕后派遣了300名代表参加平定喀琅施塔得暴动。列宁惊叹说，这“要比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合起来还要危险，因为在我国，无产阶级占少数，农民已经破产，此外，我们的军队复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暴乱分子”。［5］

3月15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后才讨论“用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报告。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是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6］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

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写道：“为了保证农民在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经济资源的基础上正常地和安心地进行经营，为了巩固农民经济和提高其生产率，以及为了确切地规定农民所应担负的国家义务，应当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征收制这种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的方法。”规定税额应当比粮食征收制所征收得少，并且在播种之前通知农户。起初预定根据农户的收获量、人口和牲口数量，从农户产品中按百分比扣除或按份额扣除。但这种做法不利于刺激每俄亩单位产量的提高。一个月以后，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作了另一种表述：税额根据适于耕种的土地面积确定。扩大耕种面积的勤劳的业主将得到优惠。“在纳税后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农民可以自己全权处理，可以用来改善和加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7］

两个月后，5月26—28日召开了俄共第十次代表会议，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报告中同意奥新斯基的提法，强调新经济政策是“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列宁指出，工农之间不仅要建立政治联盟，还要建立“经济上的联盟”。［8］

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个概念。

从“产品交换”到“商品买卖”——社会主义观念的大突破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一系列措施：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工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中的自由，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

（8）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完整的政策体系，而是通过不断的摸索、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对市场机制的认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是否允许引进市场机制。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9］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10］

把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归结为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这是认识上的一大跃进。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商品交换和贸易自由问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否则就会在商品货币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贸易自由”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看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张。1920年11月30日列宁致谢 · 叶 · 丘茨卡耶夫的信中写道：“从货币向不用货币的产品交换过渡，是毫无疑义的。为使这一过渡胜利完成，应当实现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11］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问题。实施粮食税之后，在列宁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中反复出现“交换”、“周转”甚至“商品交换”的提法，但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列宁那时还把“贸易自由”看成是“反革命”的口号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所以起初设想的“商品交换”实际上并不是做买卖的商业的合法化，还是停留在“产品交换”上。他曾这样解释过：“必须特别重视商品交换问题（包括产品交换在内，因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国家产品，即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经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再是商品）。”［12］

实施新经济政策之初，鉴于农民一旦拥有余粮必然会把它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因而竭力设法把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地方经济流转的范围之内，并且进行的是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虽然用的是“商品交换”这个词。列宁的设想是把产品交换当成征税后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不通过货币用工业品去直接换取农产品。另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内允许农民进行农产品的交换。用布哈林的说法，这是“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制度”，它是一种寿命极短的“经济的蜉蝣”，是通向正常的无产阶级经济政策的一小步。但是人为的限制是行不通的。“地方流转根本没有守住自己的地方性的范围之内，它冲出去了”，结果出现了多少遍及全国的商品流转。也就是说，先开放一半，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然后再开放另一半，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3］

1921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原则的指令中说：“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国营的和合作社的商品交换，而且不应当只限于地方流转范围，在可能和有利的地方应当转为货币交换形式。”［14］这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从当时俄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列宁认为“不必害怕资本主义的某些滋长”。［15］

经济的发展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然允许农民纳税以后拥有剩余农产品，他们就应当拥有自行处理这些产品的权利，有出售和用它交换所需产品的权利，要想人为地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地方的范围之内，限制在仅仅同国营工业产品的交换之内，是不现实的。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在报告中说：“商品交换这个概念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这个概念所设想的建设计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怎样的呢？它设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商品交换要求（尽管没有说出来，但还是要求）不通过商业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迈进。”但是实践证明，“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16］列宁认为还需要后退，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做买卖。［17］

但是即使如此，列宁还是把目标定位在恢复“正常的产品交换”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是什么迫使我们转而采用商业原则呢？所以必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工业迅速恢复并且尽快同农业结合起来，以便实现正常的产品交换。”［18］

新经济政策表现在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资本让步。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但成为党的纲领任务，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了市场关系的作用，它构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党内高层中的分歧

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新经济政策的通过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意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理解，甚至反对意见。通过几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货币关系，建设没有地主资本家、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已经被看成是短期就能实现的目标。实施粮食税引发剩余粮食的交易，从而重新肯定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市场机制。这就出现如何对待随之出现的私商（耐普曼）、“富农”、私人贸易，如何看待市场关系等问题。

党内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以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克拉辛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派别，或者说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回归还是创新

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发表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到新经济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19］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半年后，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指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20］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

退却和进攻

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成是一种暂时退却，对造反的农民的让步，同农民的妥协，以拯救苏维埃政权。这也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有退却，就该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减轻之后，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这股要求转入进攻的压力颇为强大，逼得一年之后列宁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举行进攻。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细化，有待逐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和落实，在这个时候转入“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

在俄共十二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的是季诺维也夫。他在报告中接过列宁的“停止退却”的口号，大力往“左”的方面倾斜。他说，列宁在上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停止退却和“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列宁没有这样说过——引者注），党和中央执行了。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退却是全面的，“在国际政策舞台，在国内政策舞台都这样做了”。［21］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像中农问题一样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22］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5年12月，在联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23］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24］一年后，斯大林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25］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26］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27］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通过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促进生产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的增长，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按照两个不同的思路发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随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农民刚刚吃饱了饭，就急不可待地要去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善于经营的农民），按照这种做法农村的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这样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不会长久的。另一个思路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利用政权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把通过市场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看成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鼓励发财，鼓励城乡富裕起来，把所有这一切看成社会主义的成就。从这个观点出发，新经济政策就是一个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

市场机制和行政命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28］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29］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30］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31］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32］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在1928年七月全会上所作的《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3］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34］

早在俄共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意思是说，要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还有人提出“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拉林概括说，这就是从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就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他指出，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

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经济改革

一般说来，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绝不是一项经济改革所能完成的，它要求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是新经济政策的致命所在。

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党内高层要求转入“进攻”的呼声不断，在列宁卧病去世之后，激进的“左”的代表人物上台执政，主导政策，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列宁逝世前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35］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

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集中营。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要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专门决定。

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36］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揠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党内掌权的领导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骨子里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斯大林批判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在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37］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

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成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扬言：“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38］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39］

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是，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论述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

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经济体制的改革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应当是公平民主的自由竞争的经济，这需要有政治体制的保障，要求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有相应的立法保障。但是，苏联没有因新经济政策而出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正好相反，因为经济上允许资本主义，而在政治上加强了控制作为一种补偿。

随着新经济政策下经济的发展，自然会提出“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问题，缓和专政的问题，然而政治领域出现的是加紧控制的进程。一个是禁止其他政党。1922年举行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接着，开展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的运动，把他们清除出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一部分移交革命法庭，另一些流放。这是一种党外的监督力量，但被排除出政治之外。

与此同时，共产党内部取消党内民主，禁止各种派别，甚至异议。然而，党内少数领导人趁列宁生病之际悄悄建立不合法的“三驾马车”、“七人小组”，夺取并控制党政大权，取消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逐渐形成少数人，甚至个人的“一言堂”。

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补充以政治自由。民主化进程既没有扩大到经济领域，更没有扩大到社会政治生活，没有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形成一个缺乏政治监督的社会，无法无天的社会。列宁逝世后经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权力向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集中，逐步形成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或者说极权体制。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新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但是它运行不到10年就中途夭折了。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40］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41］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行政命令、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1929年底，新经济政策终于被斯大林打发去“见鬼去”了。

［1］ Продраэверстка，通常译作“余粮收集制”，不确切。本文一律用“粮食征收制”。

［2］ ЦПАИМЛ, Φ. 2, ΟΠ. 1, Д. 15337，π3，引自Журавπев B.B. （ред.） Трудныевол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С. 55.

［3］ 《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7］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0］ 《布哈林文选》下册。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3］ 《布哈林文选》上册。

［14］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另见。

［17］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9］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1］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 в）.Бюллетень. С. 5, 7.

［22］ 《斯大林全集》第8卷。

［23］ 《斯大林全集》第7卷。

［24］ 《斯大林全集》第9卷。

［25］ 《斯大林全集》第10卷。

［26］ 《斯大林全集》第10卷。

［2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28］ 《布哈林文选》上册。

［2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3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31］ 《布哈林文选》上册。

［32］ 《布哈林文选》上册。

［33］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34］见（苏）沃尔科戈诺夫著，岑鼎山等译：《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35］ ПАНО, Φ. 1, ΟП. 2, Д. 266, Л. 31. 转引自Πавловя И. В.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 208.

［36］ 《斯大林全集》第12卷。黑体是原有的。

［37］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38］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 В.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С. 208.

［39］转引自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0］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俄文原文为：“Мы её отбросим к чорту”，全集的译文为“我们就把它抛开”，直译应是“我们让它见鬼去”。

［41］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

11.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马龙闪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试图正确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探索。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上，它是与采取军事共产主义统制体制发展经济的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列宁在实践中通过新经济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因此，可以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领导国家建设挥洒最成功的一笔，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灵活运用于俄国实际，创造性运用商品市场关系——实际上是利用资本主义，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伟大创举。

但是列宁逝世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被中途取消了。这中间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去，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研究，但学界观点各异，争论不休，似乎每一观点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近年，俄罗斯学术界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挖掘了大量文献资料，并以现代化的理论为切入点，将问题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笔者认为，阻碍新经济政策顺利实施的主要是主观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措施，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在一定范围内放开商品流通，见效显著，对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产生了明显作用。为新经济政策的最初成就所鼓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沿着市场的方向，又向前迈出了若干步子。为了刺激生产和小商业的发展，降低了某些税率，放宽了租赁和雇佣劳动力的条件，也更多地允许人们迁出农庄。但是，这些措施在这个时候已经显不出实质性的效果。相反，从1926年起，一些矛盾和困难在苏联社会已经开始显现和发展起来，其根源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

布尔什维克有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为“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鉴于此，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忤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最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二是“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三是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四是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五是革命浪漫主义思想飞扬，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为“星际革命”。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纯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凡是对民粹主义稍有一点深入研究的，对此无须多加说明，都能了解这一问题。但对商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暴力冲动和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至于“阶级战争”的思想，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条件地绝对化了，显然是有所曲解造成的。而且，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存在这样几种社会成分的人：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如果说，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那么，当危机稍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这种怀疑和不满，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1］。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2］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在该派诗人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诗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情绪。其中一个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诗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

……他的神经颤抖起来，

在一九二一年，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3］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4］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重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5］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但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把它责难为“对富农的让步”。他攻击的目标，是针对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他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并不是维护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一旦取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斯大林又转而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支撑工业化，实际上是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俄国社会上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突袭，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所以说，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实际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或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正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时统制、高度集权的、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以后，虽然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采取了少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体制并未改变。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则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某些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否则，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50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了9.1万。［6］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350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8］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9］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10］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 · 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11］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12］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13］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14］

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15］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16］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起来。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受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它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被看做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B · 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A · 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A · 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17］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18］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分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感到很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是非标准）可以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攻近取，那是未必不可以将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所以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加上列宁逝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党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这样，在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20］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21］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22］

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这样，干部的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连续不断的争论和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应有的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由于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采取急攻近取的直线进攻，就势不可免。因此，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全线进攻”的办法，从1930年7月30日起，由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彻底取消了土地村社，将它的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

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严重危机，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际，全党几乎没有疑义，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但实施这一政策不久，国家便遇到各种困难，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这样在党内便很快引起了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由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所代表的“左”派，他们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他们的路线；另一个是以布哈林为主要理论家的“右”派，其思想的执行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坚持建立“工业专政”。所谓“工业专政”，就是要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则要靠从农民身上来榨取。榨取的方法，后来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了阐述，就是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意识地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社会主义获得“原始积累”。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国际包围和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只有从私有部门（主要是农业）“抽取”到社会主义国有部门中来。而这种资金的“抽取”和“转移”，只有靠加重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税收和不平等交换来进行。

实行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小生产者群众的不满，因而招致了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政策，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并使群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在布哈林看来，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需求，说服他们生产更多供给市场的产品，来发展市场经济。对此，布哈林在1925年4月的一个著名讲话中集中作了论述，他号召农民们“发财吧，不要害怕什么镇压”。布哈林认为，要消除技术落后，农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但这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靠这些合作社，农民经济可以逐渐达到国家所要求的水平并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就能以“缓慢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位理论家看来，这个过程要慢一些，会持续数十年光景，但这比搞坏同农民的关系危险要少一些；而依靠农村实现高速工业化，必不可免地要破坏“工农联盟”。

其他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起初在这一国家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政治战略，其目的是争夺领导权。1924年以前，这“三驾马车”结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他们又转向“左倾”反对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斯大林左右起手，最初在托、季之间充当不偏不倚的法官，以期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并取得权力。随后，托、季联合，把矛头转向斯大林之后，他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向托、季“联合反对派”展开了批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攻击布哈林“右倾”，向富农“投降”时，斯大林原是站在布哈林一边的。

当党的权力上层纵横捭阖，围绕着反对和拥护新经济政策展开一波波政治斗争时，苏维埃国家却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些危机是由摇摇摆摆，忽左忽右的措施所加剧的；这些不连贯的摇摆性措施，反映了领导层的思想波动，也表现出他们的政治路线并不明确。一般公认，实际上到1926年为止，新经济政策措施就已踏步不前了，而到1927—1928年之交的秋冬，就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在1928—1929年，农业各项指标便成灾难性的了。尽管这期间采取了非常措施，只要富裕农民和中农拒绝按收购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就对他们采取直到逮捕和关押的镇压措施，在1928—1929年冬天，国家收购的粮食仍比上一年减少许多。这是不顾农业实际状况，从1925—1926年以来实行快速工业化方针所导致的直接后果。1925年中央一月全会批准大大增加对冶金工业的投资，还提出不只恢复，还要新建工厂、扩大重工业规模。在实现中央全会决议的同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在1925年4月提出了建设一系列冶金工厂的任务，拟定从1926年起在南方，从1927年起在乌拉尔新建一批大型矿山和工厂。实际上，从1925年起已经开始设计和建设了111座矿山和新的工厂。［23］接着，越到后来，这类工厂的建设越来越多。

这些计划和基本建设投资，原是以未来取得粮食丰收为前提的；指望出口大批粮食，为工业换取机器设备，而且还要有多余的粮食供给城市和军队。可是，计划机关却没料到，此后发生歉收之后，农民却把粮食储存了起来，因而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非常措施使农村形势极端紧张，报刊报道了近千起针对“官方人士”的“暴力事件”，牲畜头数也大为减少。1929年2月，城市又开始实行粮卡供应制度，食品缺乏成了普遍现象。政府关闭了多数私人商铺和被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手工业工场。农产品成本的提高，导致物价普遍飞涨，这直接影响到了上班族居民的购买能力。这种情况在大多数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看来，农业应对经济困难承担责任，因为工业领域的增长还是让人感到满意的。不过，只要仔细研究一下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所有质量方面的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成本和产品质量，都全面下降了。这种让人警觉的现象证明，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的是人力、物力资源的极度消耗。这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劳动力空前不足，也造成预算开支的不平衡。

由于工业而愈加凸显的农业落后局面，使斯大林宣布农业部门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斯大林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特别大讲特讲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农业必须全面组织起来，以达到工业的增长速度。这样，对农业所进行的改造，必须是比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所批准的五年计划指标更高、更为急进。这样，就全面调高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

1928—1929年，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中，三番五次地阐述了这一思想，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崩盘的农村危机形势，是由富农和其他敌对势力捣乱引起的，因为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苏维埃制度”。在斯大林看来，选择只有一个：“或者是农村资本家，或者是集体农庄”。实际上，斯大林把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走向资本主义，而只有建立集体农庄，实行“全盘集体化”，才是走向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1929年中央四月全会取得对所谓布哈林“右派集团”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对刚刚通过的计划又作了大幅度修正，特别是在集体化速度方面，指标大大提高。起初，规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集体化达到500万农户。到这年6月，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宣布，在1930年一年内集体化必须达到800万户，到1933年必须实现全体农业居民的半数加入集体农庄。到8月，米高扬又把数字提高到1000万户。到9月，提出的目标又升至1930年一年达到1300万户。到12月，这个数字又被提升到3000万户。［24］

集体化计划进度的大大提速，吹响了集体化的号角。1929年6月，报刊宣布，一个新的“大规模集体化”阶段开始了。政府给所有党组织都提出了双重任务，既要开展粮食收购运动，又要加速集体化。工会和共青团也被动员了起来。成千上万工人和大学生同党的积极分子和国家保卫局干部混编，组成小分队，被派往农村。粮食收购运动所带有的暴力性质比以前更加明显，采购甚至变成强迫征收。1929年秋，市场经济机制已彻底扫荡净尽。收购运动告一段落后，又在农村集中将近15万人搞起了集体化运动。从6月到10月，集体化触及了100万农户。 10月31日，《真理报》发出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一礼拜后，在纪念十月革命12周年之际，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宣布“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展开“坚决进攻”。同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在提出“消灭富农”口号［25］的同时，郑重宣布，当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26］这样，列宁创造性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在斯大林的这一宣布中偃旗息鼓了。

斯大林集团与布哈林集团的斗争及其结局

在取消、终止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所催生的混合经济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奠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以及高速工业化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造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内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一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集中表现出来的。

在2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从1926—1927年开始，因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对等交换而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对待这一危机，斯大林诉诸的是“非常措施”，即采取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征粮的办法，用强迫和暴力向农民收购粮食，对拒绝售粮的农民滥施逮捕、关押、没收粮食等办法。对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斯大林一味用“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来解释，所以认为出现了“粮食战线”，在禁止粮食买卖，关闭市场的同时，一方面用类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斗的方式”，组织征粮队来收粮，另一方面计划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来发展粮食生产。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利用1927年苏英关系紧张、1929年苏中“中长铁路事件”，大造“外部危险”和“战争临近”的舆论，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大上重工业项目；为此所需的资金，又进一步通过征收“贡税”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布哈林为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反对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非常措施”，因为禁止粮食贸易，关闭市场，是直接同新经济政策相抵触的。布哈林不是从“富农捣乱”和“阶级、阶级斗争”来寻找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而是从经济方面，即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不对等交换等等来寻找根源。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是国家“严肃而长期”采用的政策，其“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27］他十分强调市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多许多年。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将长期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是决定性的！”［28］

针对斯大林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上第一次宣布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9］，布哈林将其称为是“奇怪的‘理论’”，他尖刻地揭露了这一“理论”的荒谬性：“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纲，岂不是说阶级越是迅速地走向死亡，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看来，正是在不再有任何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将会燃起最炽烈的火焰！”布哈林还谈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我们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口，看来我们要么打内战，要么饿死，剩下一堆白骨。”［30］布哈林的预言真是不幸而言中，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引导下，难道不是多有发生对农民的或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内战”，也造成了夺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吗？

布哈林既然主张通过把包括个体的、集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混合经济形式巧妙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自然主张革除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所以，他从“沙赫特事件”中看到的是党、干部、工会和群众脱节，是体制集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他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少搞一些委派制”，加强无产阶级民主。他也反对工业化的“速度崇拜”，反对用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即通过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办法来发展工业；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过分“挖取”农民，使农业失去发展的必要的资源，不可能增加粮食生产，这样也不可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基础和资源。布哈林作为经济学家，是从经济规律本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出政策主张的；同时，他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主张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路线，也是站在同新经济政策相违背的种种政策措施反对者的立场发言的。

从上述布哈林的这些政治主张看，他处处是从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益出发的。布哈林一向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忠实捍卫者。他在20年代中前期为捍卫新经济政策，最早是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接着又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一季联合反对派进行斗争；在他同这些“左”的反对派进行斗争时，斯大林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暂时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策略性地支持了他，但斯大林早在骨子里就对新经政策抱有异议，只是在内心里隐藏了这一点。而当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彻底战胜这些“左”的反对派，斯大林清算新经济政策的底牌便一下子显露了出来。所以，当1927—1928年之交粮食收购危机一出现，他便开始放手以断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对斯大林的这些政策措施，特别是接着采取的“非常措施”，布哈林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警觉和疑义。

在十五大刚一结束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和随后马上采取的第一批指令中，斯大林就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为有效收购粮食，“需要对富农（实际上不只是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并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对领导不力者随时撤换。［31］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第一个以全新方式“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取镇压手段的纲领”［32］。接着于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又发出指令，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包括要“打击收购者和富农”,“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并直接把“投机者和富农”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以震慑中农。［33］斯大林从1月15日至2月6日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巡视当中，亲自指挥了那里的粮食收购运动，下令变本加厉地采取了上述的镇压和惩办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实实在在地断送新经济政策。

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虽然最初暂时地支持了“非常措施”，但没想到对这一措施执行得如此离谱，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态。他们严厉斥责了这种“过火行动”，要求制止并纠正这些“非常措施”。在布哈林等的要求下，经过曲折交涉、讨论，斯大林暂时作了让步，时断时续地收敛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双方的争论和论战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仍在激烈进行。这个时期，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在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尚未显出分晓，由于加里宁和伏洛希罗夫等尚在倾向于布哈林的动摇之中，起初甚至布哈林集团一时显出了某种优势，但利用夏秋到外地休养的机会，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纵横捭阖，夺取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一个个阵地，到1928年11月，斯大林集团已经显现了某种优势；在十一月全会上，双方围绕“非常措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辩论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全会发言的倾向虽然整个来说是有利于斯大林的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对“右派”打击的绝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只是表面上缓和了同“右倾分子”的矛盾，采取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

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措施”还在程度不同地持续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南方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按压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粮食采购再次失败。由于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发生中断，人们不得不连夜排队购物，这造成不满情绪爆发，罢工不断出现。有资料显示，在1928年前9个月中发生了96次达1.7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期也有1万冶金和矿井工人的罢工。［34］为控制事态发展，地方政府自发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经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

形势的恶化，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中出现了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言论。1929年初，据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报告，他所到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支部里都认为，右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记者还报道了工人的言论，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不让他们讲话而抱不平。［35］

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保证布哈林集团的胜利。正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一张传单，揭载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在1928年7月11日的“秘密会面”和谈话。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况，将它视为“右派”的非组织活动——秘密组织反对派，借此而向他们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1929年1月30日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大肆宣扬并公布了这次会面和谈话的细节，把布哈林集团置于政治上极被动地位。斯大林利用这一有利局面，乘胜追击，进一步取得组织上的优势，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彻底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

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解除了束缚斯大林集团的手脚，他们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实现超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1.8倍，而第一部类增加2.3倍。［36］接着几个月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农村又变本加厉地恢复并加剧了非常措施。把收购粮食的计划任务从上到下直接下达到了村，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对没有完成交售义务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37］如果拒绝完成任务，则“处以5倍罚款”。“第一次”这样处罚；“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38］。

从上面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非常措施发展到这种地步，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5—6月间，对农民实行暴力已经成了基本的政策方针。加倍惩罚变成了法律和行动准则，由没收粮食发展到没收生产工具，行动越来越过火。实际上，随着布哈林集团在1929年十一月全会彻底失败，到1929年秋冬，非常措施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而正式宣布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39］让它“见鬼去”的，是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报告，这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最后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总之，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

［1］ Боханов Α. Η., Горuнов Μ. Μ.,Дмumренко В. П. u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1996. С. 222.

［2］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原载弗 · 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柯根：《新兴文学论》，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版。

［5］柯根：《新兴文学论》。

［6］ Боханов Α. Η., Горuнов Μ. Μ., Дмumтренко В. П. u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1996. С. 218.

［7］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Μ. Μ., Дмumренко В. П. u ∂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 1996, С. 253. ВертН.,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фр. 2-е изд.М., 1996. С. 183.

［8］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Боханов Α. Η., Горинов Μ. Μ., Дмumренко В. П. u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Μ., 1996. C 224.

［10］ Боханов Α. Η., Горuнов Μ. Μ., Дмumренко В. П. u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М.,1996. C 253.

［11］伊 · 爱伦堡：《人 · 岁月 · 生活》上卷，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12］伊 · 爱伦堡：《人 · 岁月 · 生活》上卷。

［13］伊 · 爱伦堡：《人 · 岁月 · 生活》上卷。

［14］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Νo4. С. 152.

［15］ Верт Η.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 Пер. сфр. 2 - е изд. М., 1996. C. 178.

［16］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 Пер. сфр. 2-е изд. М.,1996. C. 178.

［17］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 В 2т. /под ред. A. Ф. Кцселева, Э. М. . М., 1999, Т. 1. С. 408.

［18］村社组织内不存在有组织的贫农团体；而被剥夺的人却可以参加选举，还有通过决定的表决权，但铁匠、放牧人和失去土地的人却没有这些权利。

［19］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NQ4. С. 153.

［20］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ΝQ4. С 421—422.

［21］ （英）伦纳德 · 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2］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 В 2т./под ред. А. Ф. Кцселева, Э. М. . М., 1999. Т. 1. С. 422.

［23］ 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 А. ц ∂р.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 , 2002. С. 377.

［24］ Верт Η.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 Пер. сфр. 2-е изд. М.，1996. С. 207.

［25］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26］ 《斯大林全集》第12卷。

［27］原载《真理报》1928年8月17日和1928年9月30日；转引自Β · п · 丹尼洛夫、О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卷。

［28］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卷。

［29］ 《斯大林全集》第11卷。

［30］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4卷。

［31］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

［32］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

［33］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1卷。

［34］转引自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3卷。

［35］转引自Β · п · 丹尼洛夫、Ο · 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4卷。

［36］ 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5卷。

［37］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1927—1939年文件和资料）》5卷本，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转引自Β · ц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5卷。

［38］ 《苏维埃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剥夺富农（1927—1939年文件和资料）》5卷本，第1卷（1927年5月—1929年11月），莫斯科1999年版；转引自Β · п · 丹尼洛夫、Ο · В · 赫列夫纽克、А · Ю · 瓦特林主编：《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 新经济政策是这样被断送的》（1928—1929年联共（布）中央全会速记记录），第5卷。

［39］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
民主思想的？

郑异凡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有严格纪律的组织。在建党的原则上，列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根本的组织原则，但列宁的这一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夺取政权时期，列宁强调集中制，在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更强调实行民主制。令人遗憾的是，苏共并没有注意发扬列宁的民主制思想，而更多地继承了夺取政权时期的集中制思想。

“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由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时写道：在未来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需要自由和民主是应有之义。在苏共存在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有关党内民主的争论，但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党内状况，争论每一次都是以集中制或高度集权的方针占上风告终。

有一个说法，认为民主集中制源自马克思、恩格斯。这是苏联时期理论界制造出来的概念。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文第1版）名目索引中单列了一条“民主集中制”，但没有标出具体的卷次页码，而是“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按图索骥，找到无产阶级政党条内的“组织原则”，按其中所指各卷页码查阅，始终没有发现“民主集中制”一词，看到的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章程的一些论述。但那里说的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例如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中写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2］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倒可以看到对“集中制”的否定。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草案中规定实行集中制，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批评说：“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3］

“民主集中制”一语源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过最初出现的名词是“集中制”。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俄国处于沙皇专制统治之下，针对党内的分散的小组习气，针对党内有人要求实行“联邦制”的主张，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实行由铁的纪律来维护的集中制。列宁在《怎么办？》和《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一直强调要建立严格集中制的党组织，强调秘密工作和职业革命家的作用。这里的集中是针对分散而言的。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有可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1899年，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地方性活动必须完全自由，同时又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4］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指出：《火星报》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之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5］他在《怎么办？》一文中反对在党内实行“广泛民主原则”，他认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6］而这两点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压制下是做不到的。

然而当时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托洛茨基等人都不同意列宁的“集中制”方针，他们担心，这种集中制会扼杀党内民主，形成少数人的独裁。普列汉诺夫指责列宁企图建立“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德把这种集中制叫做“官僚的集中制”、“机械的集中制”。［7］

对集中制提出系统的批评意见的是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一文。她批评列宁的“极端集中制”，指出这种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而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8］这是“布朗基式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

她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党的核心和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卢森堡担心，这样的集中制有可能变成把工人阶级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9］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1904）一文中也强调，必须防止集中制变成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工具。在资本主义下，工厂实行的是兵营体制，然而“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新制度的任务是很复杂的，只有通过经济建设或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的竞争，通过长久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世界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几十个、几百个新的、谁也无法预先解决的问题时，这些派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为了加快这一过程和使它简单化而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因为，当无产阶级能够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不会再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这是非常清楚的。”［10］托洛茨基相当有预见地指出：“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办法将导致下列结果：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展开公开的竞争，工人阶级不会容许对它自己实行专政。［11］

那时有人提出，如果中央出现一个大权在握的无能的人，那么严格的集中制就很容易断送整个事业。列宁承认出现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认为只有“同志式的影响”才能防止。“开始时可由各个分组作出决议，随后由它们向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诉，直到最后（在最坏的情况下）推翻完全无能的当权者。”［12］由于那时还没有真正碰到这种问题，列宁显然把问题想得简单了，后来的历史证明，对于这种因高度集中制而大权在握，又滥用权力的人“同志式的影响”是无济于事的。

反对者的主张，简而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实行民主制，发扬民主，发挥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极端重要的。但他们在关注未来的危险时，却忽视了俄国当时的环境与迫切任务，这就是在反动的俄国夺取政权的任务。

列宁主张集中制，他认为实行“广泛民主原则”，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针对反对者的指责，列宁指出，他所主张的集中制不是“官僚的”集中制，而是“民主的”集中制。这里，“民主的”是相对于“官僚的”而言的，其基本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革命的压力下，沙皇发布了《10月17日宣言》，宣布公民享有全部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就开始改变了革命者活动的社会环境。由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等人也都认为，只有一个严格集中的组织才能成功地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所以反而是孟什维克在1905年11月首先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个词，以区别于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

1905年12月召开了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其第1条写道：

“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更换，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和严格的报告工作制度。”决议还认为，二级选举制是“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容许。［13］

这里确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以及选出的机构的领导权。就实质而言，这与民主制并无多大差别。

1906年4月召开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参加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中有一项为“党组织的基础”，其中写道，“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在目前条件下虽然实行民主集中制有困难，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可以实行的，因此建议：党组织的选举原则应该自下而上地予以贯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放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者由选举机构遴选等等。［14］

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大会后列宁就大会决议写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15］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就是说，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两大派已经达成一致。

这时候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开始谈论民主、选举、公开性，是因为经过1905年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用列宁的话说，“赢得了一半的自由”。“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16］社会民主党也确实利用了“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尝试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理想的民主制度：实行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的代表。1907年由列宁本人编辑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收入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删去了近一半的过时内容。［17］1907年9月列宁重申，“一旦有了公开活动的条件就立即向工人政党的民主组织过渡”。［18］可以看出，组织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环境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过由于1905年革命的失败，沙皇反动镇压的加强，昙花一现的“民主”随即烟消云散。由于反动当局的高压，国内不存在公开活动的可能性。1907年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再也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大派别，而在不同时期每一个派别内部又存在若干个小派别，党内根本不存在统一的纪律，各派自行其是，既无民主，也无集中可言。不过作为党内一派的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始终实行高度的集中制。也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保证了它所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国内战争中的“战斗命令制”

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走出地下，成为执政党，按理说可以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了。事实不然，不久苏俄爆发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全国为“军营”，而作为这一军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在其内部实行“战斗命令制”，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按照这种战斗命令制，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战斗命令，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公开性根本谈不上，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等等。这一切是战争环境使然，是保证胜利的需要，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稍后，布哈林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制度有几个特点：极端的集中制，冻结党组织的一切集体机构，取消各种争论，等等。在国内战争期间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军事集中制，工作方法是战斗命令制”。［19］一切服从于军事需要。这是“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的最极端的表现。

不过即使这样，在列宁领导下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例如在战争岁月按期每年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都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最后是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拍板的。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1919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各项迫切的问题之外还列入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迫切的党纲问题，在会上就党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种做法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战斗命令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国内战争时期，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命令制变成了压制的形式，必要的战时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内的精神生活，等等。用列宁的话说，集中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以，一俟战争基本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工人民主制”及其命运

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家开始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这时候一些党内人士和派别提出需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废除“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具体讲就是“工人民主制”。

党内出现一个“民主集中派”，强烈要求改“集中制”为“民主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加强党内民主。“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人物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长期主张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每一次都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派”的另一位领袖奥新斯基撰文指出：我们早就主张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他解释“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说：这种各民主要求：（1）把尽可能多的问题的讨论、决定和贯彻执行，集中在广泛的开放的委员会，而不是集中在狭小的封闭的委员会内，或者甚至集中在个别人手中。（2）如把执行权同立法权分开的话，那么执行机关应切实对广泛开放的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3）一切经选举产生的机构都要经常改选、向选民报告工作、吸引群众参加这些机构的实际工作等等。（4）政权机关要接受工农舆论的监督，为此，这些机关的会议应公开进行，工人和农民应当有可能在报刊上或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还提出，要使党内派别合法化，“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他的根据是，国内没有反对党，作为替代，党内应当有派，它们应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任何迫害。“只有这种合法化能够保证实行执行机关报告工作制和负责制，才能保证我们实行共同的监督，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民主。”［20］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的呼唤颇有代表性。他们关于反对派合法化的要求现在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然而就在提出这个要求后不久，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就合法地出现许多派别，甚至列宁也参加了一个叫做“十人纲领派”的派别。

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会前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反对粮食征收制的农民暴动，有工人群众对军事共产主义不满的罢工风潮。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作为革命堡垒的喀琅施塔得爆发了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要求之一就是实施“工人民主制”，实行选举制。而在此前党内又爆发了把高层领导人统统卷入的工会问题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在农村废除粮食征收制，一个是在党内抛弃军事命令制。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十大不得不匆忙宣布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

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通过了一个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代表中央作报告的是布哈林。他说：现在我们在党内应当实行工人民主制，它可以表现在选举制、广泛的争论，等等。这符合党的自我教育任务。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局势要求解决的任务，是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必须建立工人民主制来解决这一任务。谈到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时，布哈林说：“在制定提纲时我们的出发点是，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都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不能认为某种组织形式或者相应的工作方法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是最优秀的，最合适的，最可以接受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组织形式也好，工作方法也好，都取决于党工作所处的那时刻的条件，党在该时刻所面临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21］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的导言写道：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

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决议认为，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工人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22］

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可以做到集思广益，广泛调动全体党员积极地创造性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然而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是针对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党内派别林立的状况作出的决定。决议规定禁止一切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织成的集团。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决议的第7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23］这个并不长的决议，对以后苏共的命运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它成了某些人手中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上方宝剑。

列宁和大会代表意识到此决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担心会被滥用，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的第7条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三分之二票的多数通过。同时还规定，决议第7条不公布。列宁在1921年3月16日的一个短短的发言中，三番两次地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不希望动用。他解释说：“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严肃指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24］然而，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中央全会开除中央委员几乎成了惯例，成了家常便饭。

这涉及中央委员会同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自然无权开除自己的委员。

由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十大代表的选举是按不同纲领进行的。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梁赞诺夫曾建议对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这又涉及代表大会的权力了。列宁不同意这种提法，他反驳说，“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如果出现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意见分歧，那又得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了。这是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25］列宁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程序和准则的。

俄共十大本意是要根据已经出现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扩大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走上正常的道路。这是同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同步的措施。只有党内生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内生活民主化则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然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大大冲淡了民主的气氛。在以后的宣传中只提禁止派别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而根本不提“党的建设的决议”，以致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十大还有一个主张实行“工人民主”的决议。“禁止派别”变成了压制批评，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借口。

结果，俄共没有能够为经济上的改革准备好一个较为民主自由的环境，没有能够使俄共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来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口授的“政治遗嘱”即最后书信和文章中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建议。［26］然而这时候列宁已经重病不起，他的建议始终停留在文本上，而没能付诸实施。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

［7］阿克雪里罗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见亚 · 阿谢尔：《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

［8］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

［11］丹尼尔斯著，高德平译：《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

［13］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4］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17］删去了其中关于组织问题斗争和中央机构人选斗争的部分，对其他各节也作了某些压缩。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

［19］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

［20］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3年版。

［22］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23］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2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2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2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尹彦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可谓他的《政治遗嘱》。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两次病情的突然恶化。尤其是1922年12月23日凌晨，“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意识到生命的危险性。早前列宁已对机关、尤其是斯大林负责的工农检查院极为不满，同时在对外贸易垄断与国家体制、民族问题上与斯大林等产生较大分歧，他发觉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不利于防止党的分裂，所以遗嘱强调两点，首先就是扩大中央委员会，完善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二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务上调开。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列宁、托洛茨基的认识有分歧；而急于掌权的总书记斯大林则千方百计地监视病中列宁的一举一动、一信一函。列宁口授遗嘱的公布一波三折，而遗嘱的执行则是血雨腥风。

列宁口授遗嘱受到的监视与阻挠

1921年底列宁病情出现最初症状，在党中央和医生的坚持下，列宁不得不开始放弃全天工作。他摆脱了繁重的日常事务和实际工作，能够从容地考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与长远战略。用列宁自己的话说，“因祸得福；我居闲半年，‘从旁’观察”.［1］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右臂右腿部分失去作用；口齿失灵，12月13日医生说服列宁，暂时全休；12月16日列宁的病剧烈发作，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病情十分危险，或许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因此12月23日，决定口授一系列札记，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使他焦虑不安”［2］的想法和考虑写出来。在这之前，即12月18日中央全会曾专门作出决定：

“责成斯大林同志个人负责断绝列宁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个人联系以及信件来往。”并由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3］

这样斯大林成了列宁医疗制度的监督人。

但是，这时候列宁的思维仍然清晰，继续思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向医生及中央请求，允许他每天哪怕用很短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列宁这才获得口授的权利。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医生研究后决定：

“第一，列宁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钟，但这不应该带有通信的性质。禁止会客。第二，无论朋友还是家属，都不要向列宁报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事情，以免引起他的思索和激动。”［4］

照托洛茨基的说法：“还严禁列宁打电话。”［5］

列宁的秘书发现，不是监护人服从医生，而是医生服从监护人。

防止列宁受刺激是必要的，但为什么不能通信、会客、谈政治，甚至连“家属”也不能向伟大的政治家谈政治？1922年12月21日，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医生允许后，记录了列宁给托洛茨基的信。这下惹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她严厉训斥，使她“受到极大刺激，她完全失常了，号啕大哭，满地打滚”。［6］

当时最令列宁不安的是官僚主义愈演愈烈。他批评“国家机关的一般情况，糟透了，低于资产阶级文化。”列宁甚至说：“国家机关是异己的。”［7］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后，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于斯大林的行为，列宁是不满的，多次严厉批评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爱发脾气”、“发脾气通常在政治上一般都起着最坏的作用”，［8］“最有害的就是急躁”。这些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从解密的苏联档案看还有更重要的。列宁认定斯大林“他根本没有头脑”，列宁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生气”，而是表明列宁对“斯大林业已形成的固定看法”。［9］从1902年起列宁就已十分赏识才华出众的托洛茨基，虽然后来产生分歧，但十月革命前后，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基本保持一致的。而列宁不时要受到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抵制，甚至公开反对，斯大林只是后来才完全站到列宁一边。到了要交班的时候，是交给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呢？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说，列宁亲口告诉他，希望他能接班，但被他坚拒。后面还将有专文谈这件事。

在扩大中央委员会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

列宁看到了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存在问题，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其第一点就是增加中央委员会人数。

从俄共八大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人数为19—27人，基本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府机器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构成”（托洛茨基语），党的领袖更是由思想家、著作家、政治家一类杰出的知识分子组成的。现在列宁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新的中央委员从哪里来呢？列宁主张从工人阶级中选出50—100个中央委员。［10］他说：“我是这样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11］列宁所指的工人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并且特别强调，“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12］因为他们已经染上官僚主义。显然列宁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的现状，使之与普通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结合起来，让他们监督决策。列宁认为这样做的目的：第一，设置一个监督政治局、组织局及书记处的机构。第二，提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以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第三，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造成党的分裂，党的稳定性将因之得到增强。总之，列宁的目的在于让工农群众的代表监督党的最上层领袖人物，以制约过分集中的权力。还有一点重要的，又不便明言的，卢森堡等人对于俄国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批评为“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让大量优秀工农分子进入中央，也是使无产阶级专政名实相副。列宁的这个建议，口授于1922年12月23日，“当天即送达斯大林。”［13］可谓正中斯大林之下怀。因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必然出自斯大林领导的书记处、组织局的提名、选拔，这一来自然可以扩大自己的山头，多一些受自己控制的“人马”。所以，1923年1月29日，书记处提出了一份改革计划：应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增加到50人，美其名为以“减少政治局的权力，加强中央全会的权力。”

托洛茨基经过研究，于1923年2月22日向中央全会提出一个系统的意见：《关于改组和改善中央机关工作的草案》。显然这是他在了解了列宁的建议与斯大林的回应之后的一个较为系统的补充与反建议，他说他是始终捍卫列宁信中的基本思想的，但认为扩大中央委员会意味着效率降低，不仅中央委员会不应当扩大，反而应当减少。他说：

“中央委员会必须保持它严格的形式和能迅速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扩大中央委员会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做只能使中央委员会补充一些中央代表（主要是补充一些总督），因此很少会加强与群众的联系，而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确立政治局和全会之间的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将会使中央委员会精确无误的工作受到巨大损失。”因此建议：“中央委员会由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加上人数不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组成。因此中央委员会的上述组成比现在的组成有所缩小，至少不会扩大。”［14］

比较一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的建议，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不同的。

列宁是从增强工农分子对中央最高层的监督出发，并且试图为中央最高层设置监督机构，因而主张扩大中央委员会。为此，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使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与扩大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最终走上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以改变政治局内事实上已形成的无监督、无汇报，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的现象，从而将加强对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监督。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思路并不同意，他从保证中央高层决策效率出发，反对扩大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更多地考虑到拉帮结派、壮大自己山头的利益，同意扩大中央委员会。

列宁的主张，其愿望固然美好，但实践证明是空想。中央委员会虽然增加一些淳朴的工农分子，但由于他们的经历，他们不了解真相，缺乏判断的经验与足够信息、智力、能力，他们能起监督的作用吗？如果他们也参与决策，岂不会影响“准确性、正确性、及时性”？托洛茨基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所缩小，但由谁来监督这缩小的领袖集团呢？谁来监督权力中心：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呢？看来胜利者是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扩大中委、中监委，扩大党代表大会，一步步把他们变成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人物，或者干脆变成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如果说列宁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十月革命前后的中央委员会，还是一种决策与监督机构的联合体，它还能起到监督制约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的作用，甚至还可以制约列宁、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那么斯大林时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完全丧失了监督制约的作用，它既不能监督政治局、组织局，更不能监督书记处，不仅不能防止冲突与分裂，反而加速了冲突与分裂。

围绕把斯大林调开的明争暗斗

列宁认为：“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15］接着列宁向代表大会分析了6位领导人的优缺点，并着重分析介绍了“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优缺点。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6］

当时不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而且托洛茨基也身居要职，除了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是陆海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同时，托洛茨基当时还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托付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任务。加之托的功勋远在其他领袖之上，其名望仅次于列宁，因此，有大批拥戴者。所以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影响到党与国家的稳定与不稳定，团结与分裂。列宁的话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

所谓“分裂”，当时可能的“分裂”形式有三：一是党与工人阶级式的分裂。1922年2月26日，工人反对派向共产国际告状的《22人声明》中，就谈到这种形式的“分裂”，即党反对工人阶级中“敢于坚持自己见解人”的“分裂”，党脱离自己代表的阶级的“分裂”。二是列宁此时所谓的“分裂”，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列宁信上还提到第三种分裂形式，即工农两个阶级的“分裂”，但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所以这种分裂在当时“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而列宁当时所设想的斯、托的分裂，还仅仅类似他和马尔托夫的“分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不久的事实果然证明了列宁关于“分裂”的预见，并且发生得很快。只不过它不是列宁与马尔托夫的那种“分裂”，而是托洛茨基先被驱逐出境，后被暗杀，以及列宁的近卫军全部被枪毙、坐牢这种“分裂”，这种分裂看来是列宁做梦也没想到的。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即所谓遗嘱，是分六次口授的（时间是1922年12月23、24、25、26、29日与1923年1月4日）。如果说，开始时，列宁还没有下定撤去斯大林的决心，那么之后的十天，即1923年1月4日，终于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离：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17］

如果说列宁前面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评价，是一种毁誉参半保持平衡的评论，那么，这里的建议，使天平一下子倾向托洛茨基了。加之列宁写的几篇最后书信和文章，四篇含有严厉批评斯大林的内容，而最厉害的是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工农检查院在1919年3月至1922年4月期间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可想而知，斯大林是何等惶惶不可终日了。

到了列宁发现斯大林粗暴辱骂其妻子的事后，立即叫来速记员，口授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顺致敬意！

列宁

1923年3月5日［18］

这里连“断绝关系”这样严厉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问题就不只是“调开”的问题，而且已经进而要“公开进攻”，“投掷炸弹”了（列宁秘书福季耶娃转述列宁的话［19］）。

从1922年12月21日以来，列宁曾多次写信给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全会为外贸垄断等问题进行辩护，纠正斯大林等人的观点及决定。在给斯大林信的同一天，又口授了另一封信，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请求托洛茨基为其辩护：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

1923年3月5日［20］

这样看来，让“现在最有才能的人”、公认的天才，当时仅次于列宁的、无可争议的领袖托洛茨基接班，是顺理成章的推荐，但列宁没有推荐，也不想作这样的推荐。列宁与托洛茨基齐名，国内当时悬挂领袖像，只有列宁与托洛茨基（个别场合还有季诺维也夫）。国外更是把列宁与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因此不必多此一举。二是虽然列宁是十月革命的总决策人，但“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进行的（斯大林语）。而在国内战争中，托洛茨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功勋盖过其他人，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调离之后，再否定托洛茨基的继任几乎是不可能的。谁料，却生出许多节外之枝。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实际上是列宁准备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为防备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代表大会而采取的措施。这批信列宁嘱咐作为绝密文件保存，但12月23日口授的文件当天却送达斯大林。为此列宁特别对秘书重申了保密规定。然而不久，政治局多数人就已经知道列宁调离斯大林的建议了［21］，从而使斯大林等人早有准备。同时，列宁又规定对信、文件进行密封，除了他本人可以启封外，在他死后则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启封。1923年3月5日，列宁病情急转直下，随后丧失言语功能，已完全不能令人转交即将在4月份召开的十二大，不过，毕竟政治局是知道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信的，所以1923年2月22日，托洛茨基说明，他“始终坚持印发这封信（得到加米涅夫同志的赞成）。”［22］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认为不能印发列宁的信，这样一来，只能延迟到十三大。因此十二大前后的中央全会、党代表大会并不知道有这封信。

在处理列宁遗嘱的手法上，严重违背党章，即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采取政治局少数人取代中央委员会、取代党代表大会的方式。“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手”巴扎诺夫，曾亲身经历了十三大，他对列宁《信》的命运的叙述，比托洛茨基准确、权威。他是这样说的：“1924年5月21日，即十三大举行的前几天，召开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宣读列宁遗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操纵全会以举手表决方式，批准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全会还决定不在代表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只把内容介绍给各代表团团长，由他们向各代表团传达。会议这一决议故意说得含糊不清，从而使代表团团长可以简单地向代表们说一下要点，而不必逐字逐句传达，‘列宁遗嘱’就这样悄悄地解决了。”［23］

本来应该“印发”给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的信，却变成“对中央全会特别会议”的“传达”，同时还宣布：“任何人均不得记录”，此其一；其二，本该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却简化为举手表决；其三，本来该原原本本地传达，却变成简要地说一些要点；其四，传达中还加解释：斯大林同志愿意检讨与改正等等。这里可以看出，少数人是如何取代政治局与中央全会的，而中央全会又是如何取代党代表大会的。而托洛茨基推辞不在十三大作政治报告，不同意撤换斯大林，又帮了斯大林一把。斯大林的宝座就是这样保住的。有了不受监督的最高权力，就有了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好办了。1925年1月，托洛茨基的军权被解除，1925年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1928年1月被流放……直至被斯大林派人暗杀。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说：“假如伊里奇（列宁。——引注）还活着，大概已经坐牢了。”政治局的其他领袖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一个个被排除出中央。到了联共（布）十七大，许多代表面对集体化的恶果，想起了列宁的遗嘱，竟有300人不投斯大林的票，如果差额选举的话，斯大林连中央委员也当不上。在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下，隐瞒了真相，这才又保住斯大林的宝座。当时斯大林还不宜于发作，过了一年多，斯大林开始报复，70%的中央委员，过半的十七大代表，成了枪下鬼、牢中囚。凡是早先谈论、当时谈论列宁遗嘱的人，都有坐牢、枪毙的可能。这场血腥镇压，殃及全国数十万人。从此人们噤若寒蝉，不知列宁遗嘱为何物。只是到了二十大，列宁的信才分发给党的各级组织，出版了单行本，人们才又知道了《遗嘱》的存在。［24］

从撤换斯大林的建议看，列宁是接受教训了，他更慎重于领袖的个人品质了，但是教训对于托洛茨基来说是置若罔闻，他取自杀式的宽宏大量。他不听列宁不要跟斯大林等人搞“糟糕的妥协”的警告，而是反对撤换总书记，“反对开除奥尔忠尼启则，撤换捷尔任斯基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只是告诫斯大林，“不应该再搞阴谋诡计，而要忠诚的合作。”［25］斯大林保住了权力之后，哪有什么忠诚合作可言？托洛茨基为自己铸定了失败的结局，成就了斯大林的“伟业”，并进一步孕育了苏联的败亡。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5］ 《托洛茨基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

［6］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9］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1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52卷。

［19］ 《托洛茨基自传》。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21］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

［22］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23］鲍里斯 · 巴扎诺夫著，张斌译：《我曾是斯大林的秘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5］ 《托洛茨基自传》。

14.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郑异凡

从苏联末期直至今天，列宁遗体的去留始终是一个敏感而又棘手的问题。不过谈论的大多是是否继续保存列宁遗体，如何保存列宁遗体问题，很少谈及这一难题的源头，即始作俑者为谁？

列宁遗体保存之谜

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对身后的遗体如何处理本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马克思逝世后和普通人一样下葬在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从来没有出现过遗体如何处置的问题，人们随时可以去墓地向这位伟人表示敬意。恩格斯逝世后遵照遗嘱火化，然后把骨灰盒沉入伊斯特博恩海边离岸5英里的海底，任人凭吊。这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做法。怎么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遗体成为纷纷扬扬的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呢？

关于遗体如何处理，未见列宁留下的遗嘱。现在俄国有人说，列宁曾嘱咐把他同母亲一起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沃墓地的说法，未见有文件支持。列宁的侄女奥尔加说：“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同乌里扬诺夫一家的成员一起度过的……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存在什么列宁有关安葬的遗嘱。”保存遗体，修造专门的陵墓安放供人们瞻仰，这可能是列宁本人从来没有想到的。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反对保存遗体的。据曾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在同他私下谈话中表示反对把列宁木乃伊化。列宁逝世后不久，她在一封信中请求不要把列宁当做圣像膜拜。她本人很少去看望列宁的遗体。第一次去是在1924年5月26日。最后一次是在1938年她逝世前几个月，面对列宁遗体，她对陪伴的人说：“瞧，他仍然没变样，而我却老了……”

官方是怎样准备列宁后事的，同样没有留下专门文件，似乎列宁病危期间没有对出现万一情况事先作出过正式安排。

不过，任何社会都会留下一些传说或叫“小道消息”，弥补官方消息之空缺。小道消息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证实，但不一定就不可靠。关于如何处理列宁的遗体问题，一个名叫尼 · 瓦连廷诺夫（沃尔斯基）的人就记载了一个当年在莫斯科流传的“小道消息”。瓦连廷诺夫时任《工商报》副主编，因为是搞新闻的，能接近上层人士，能听到流传莫斯科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包括小道消息，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上世纪50年代他写了一本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回忆录《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死后的党内危机》一书，记录了他在20年代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列宁卧病和逝世的一些情况，给我们留下可供参考的宝贵资料。瓦连廷诺夫记载的说法加上近年来公布的解密档案，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保存列宁遗体始作俑的概况。

列宁去世前高层的非正式讨论

1921年下半年起列宁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起初是无法坚持工作，这一年6月、7月、8月、12月不得不去休养。1922年更是如此。医生怀疑是1918年遇刺遗留在体内的子弹所致，所以在1922年4月23日住院动手术，成功取出子弹。但病情并未得到根本改善。1922年5月25日第一次中风，右手和右腿活动不灵便，说话有点不清。大概此后不久，列宁曾找斯大林索取毒药，以备瘫痪失语，无法工作时使用。此后，列宁在哥尔克处于半休养半工作状态。10月初返回莫斯科，开始工作。针对列宁的健康状况，12月2日医生告诉列宁，每两个月必须1次甚至2次外出休息几天。周二不允许主持会议，周四可以，但时间不能长，周四之后必须外出休息几天。12月7日晚，列宁再次赴哥尔克休养。12月12日返回莫斯科，这一天是列宁在自己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12月13日列宁发病，医生嘱咐离城全休，但列宁没有走，继续处理各项事务。12月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病情突然恶化。这是第二次中风。22日深夜至23日凌晨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此后，列宁开始口授他的“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和最后的文章，同时，指示自己的秘书班子调查斯大林等人打击压制格鲁吉亚领导人事件的真相。1923年3月初，列宁口授了3封短信：一封是给托洛茨基的信，请他出面在中央全会上代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第二封是给斯大林的信，要求他为粗暴谩骂克鲁普斯卡娅道歉，否则就与他断绝关系；最后一封是给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的信，对斯大林等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粗暴和纵容行为表示愤慨，对格鲁吉亚领导人表示支持。7日凌晨列宁健康急剧恶化，到10日已经不能说话，身体右侧瘫痪加重。3月14日《消息报》就列宁病情发布“政府公报”。这标志着列宁彻底退出政治舞台。5月15日列宁转移到哥尔克疗养。此后，健康状况有所好转。10月18—19日，列宁曾返回莫斯科，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没有找到需要的文件，极为不快，19日晚回哥尔克。这次莫斯科之行对他刺激颇大，病情加重。1924年1月俄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围攻托洛茨基。列宁对此极为关注，情绪激动。1月21日，列宁因病情急剧恶化逝世。

列宁的健康状况自然引起高层人士的关切。斯大林是特别关注列宁健康状况的一个，一是因为他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二是因为这时候他正因主张放松对外贸易垄断、按照“自治化”方案建立苏联、对不同意其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粗暴施加压力等做法，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直接建议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列宁的生死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据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罗夫说：斯大林早就观察伊里奇并且认为列宁病得很重。第一次中风之后，斯大林就此病询问医生，索取有关医学图书查阅，还两次专门去哥尔克观察列宁病情。这样，早在1922年斯大林已经宣布，列宁的病是无法治疗的，第一次中风之后接着还会发作，列宁“完蛋了”。安娜 · 伊里尼奇娜（列宁的姐姐）听到“列宁完蛋”的说法，非常气愤。斯大林的话给列宁带来的也不仅仅是不快的印象。列宁愤慨地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

就在列宁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后不久，大约在1923年10月底，6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斯大林和李可夫曾非正式聚会。斯大林通知说，据他得到的消息，列宁的健康突然恶化，有死亡的危险。一些情况表明，斯大林指的正是10月19日列宁从哥尔克赴莫斯科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加里宁接着斯大林的话说，列宁的临近死亡给党提出了他的安葬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需要考虑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对这一可怕的事件我们不要搞得措手不及。如果要安葬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葬仪之盛大应当是世上空前的。”

斯大林完全支持加里宁。他说：“的确需要事先把一切都考虑到，以免在极其悲痛的时刻出现任何张皇失措。据我所知，这一问题也使我们的某些外省同志极为焦虑不安。他们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以与之相应的方式安葬。例如他们坚决反对火葬，把列宁遗体火化。照他们的看法，焚化遗体不符合俄罗斯人对先人的敬爱之情。这种做法甚至会是对他的纪念的一种侮辱。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焚化、消灭和抛洒骨灰，总是被看做是对被处死者的最后最高裁判。某些同志认为，现代科学有可能借助于防腐剂长期保存先人的遗体，至少可以保存相当长的时间，使得我们的意识能适应列宁毕竟不在我们中间了这一思想。”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大林是首先提出保存遗体这种想法的领导人。

斯大林的发言引起托洛茨基极端愤怒的反应，他针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讲完话以后，我这才明白，说列宁是俄罗斯人，应当按俄罗斯方式安葬这起初令人不解的议论和指示要引向何方。照俄罗斯方式，照俄罗斯东正教教规，圣徒是要制成干尸的。看来是要建议我们这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按照这种方式行事——保存列宁的遗体。过去有过谢尔盖 · 拉多涅日斯基和谢拉菲姆 · 萨罗夫斯基的干尸，现在想用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干尸去取代它们。我倒很想知道，这些外省同志都是些谁，据斯大林说，他们建议借助现代科学给列宁遗体涂上防腐剂，把它制成干尸。我想对他们说，他们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毫无共同之处。”

布哈林完全赞同托洛茨基，同样表示愤慨。照他的看法，把列宁的遗体变成涂上防腐剂的木乃伊，这是对他的纪念的严重侮辱，同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极端矛盾而不相容，这种做法提都不应该提。他说：

“我觉得在党内什么地方从空隙里冒出一股奇怪的气味。想以牺牲思想的崇高去尊崇身体的遗骸。例如有人说，要把马克思的遗骨从英国迁到莫斯科来。甚至听说，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的这马克思遗骨似乎会使这整个地方，使安葬在烈士公墓的人增添‘神圣性’和意义。这真是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加米涅夫也以同样的精神反驳斯大林。他提出，有人建议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特别支持这一建议。这种显示列宁在十月革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做法，加上出版几千万册他的著作，这是对列宁的真正尊敬和纪念。至于保存列宁的遗体，他加米涅夫认为是列宁在其哲学著作中曾予以痛斥的那种“僧侣主义”的特殊的和奇怪的余音。

不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的抗议没有对斯大林和加里宁起什么作用，斯大林拒绝说出建议把列宁遗体做防腐处理的“外省同志”的姓名，而加里宁则继续顽强坚持，列宁不能像一般死者那样埋葬。看来，所谓“外省同志”云云无非是一种托辞而已。

李可夫采取奇怪，但倾向于斯大林和加里宁的立场。他认为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旁边建造陵墓，把几百具似乎是十月革命捍卫者的遗骨迁往红场，埋葬在烈士墓上，是极不得当的想法，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捍卫者，而不是偶然被杀者，甚至是革命的敌人。1919年在此地安葬斯维尔德洛夫时就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李可夫也认为，列宁应当按特殊方式安葬，至少要葬在烈士墓以外的地方。［1］

这不是正式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没有出席，会议既没有正式记录，也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交换看法。不过，可以看出，某些领导人已经在谋划保存列宁遗体了。

主张保存遗体的两人的身份值得注意。加里宁是农民出身，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后，接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在推荐他担任此职时说：“他本人就是特维尔省的一个农民，同农民经济有紧密的联系，并且经常在改善和加强这种联系。”加里宁的出身表明他身上具有农民意识，而俄国的农民普遍信仰东正教，由他提出盛大葬礼的建议是符合他的出身的。斯大林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接受过神学教育，保存圣人的遗体使之不朽，是东正教的一个传统，由他嘴里说出保存遗体的要求一点也不奇怪，后来他在列宁追悼大会上的像神父般的宣誓，更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由于存在分歧，议论归议论，未见有人具体准备后事。

列宁遗体保存经过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次日，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决定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追悼大会，星期六为下葬日，列宁遗体由200人（代表大会代表和党的领导人）运往莫斯科。安葬地点为红场，遗体告别地点为工会大厦。同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其成员为捷尔任斯基（主席）、穆拉洛夫、拉舍维奇、邦契 · 布鲁耶维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捷连斯基和叶努基泽。后来安葬日由星期六改为星期天。政治局决定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但这时候还没有长期保存遗体的迹象，仅仅由阿布里科索夫做一般的保存6—7天的常规防腐处理，以保证遗体告别活动的正常进行。

不过24日政治局已经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把列宁遗体保存在红墙旁边的临时墓穴。但即使临时保存遗体暂不入土的方案也受到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姐妹兄弟的反对。政治局曾委托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克鲁普斯卡娅“谈话”，说服她不要坚持过一个月还会重新提出讨论的建议。

1月2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政治局的指示作出决定：

“为满足无数代表团和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信上所表述的愿望；为使在安葬日赶不到莫斯科的人们有可能同敬爱的领袖告别，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

（1）把有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遗体的灵柩陈放在陵墓内以供瞻仰。

（2）陵墓建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十月革命战士公墓中间。”［2］

此决定于1月26日在《真理报》第4版左角不起眼的地方公布。后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根据李可夫的建议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一决定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谜，其语义相当含糊。一方面说，保存列宁遗体具有临时的性质，为的是让外省来的代表团得以同敬爱的领袖“告别”；另一方面，兴建的“陵墓”并不是临时性的，而是供长期瞻仰的永久性建筑。决定之所以采用语义含糊的表述，显然是因为政治局内存在不同意见，斯大林和加里宁等人不顾其他政治局委员如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反对而执意要求保存列宁遗体，所以只好以含糊其词作缓兵之计。其结果就是使得某些地位相当高的人士也莫名其妙。例如，时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的雅罗斯拉夫斯基，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还说：“亲爱的列宁！你的已死亡的躯体，我们把它埋入地下，而你的事业，你的思想，仍然同我们在一起。”［3］

即使最高层人士也有人认为列宁将被埋葬入土。1月26日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追悼大会。会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都意味着列宁遗体将被埋葬。季诺维也夫说：明天我们将把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埋入坟墓”。加米涅夫说：“现在我们拜倒在领袖墓前。”1月27日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写道：“真好，决定把伊里奇埋入坟墓！真好，我们及时领悟到这样做！所以，把伊里奇的遗体掩埋入土已经不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这是当时掌权的“三驾马车”中的两人的想法！

托洛茨基当时在赴苏呼米休养途中，没有来得及赶回来参加葬礼，但他的立场是清楚的。他后来在《我的生平》中写道：“本应当把列宁看做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做宗教领袖看待。不顾我的抗议，在红场建造了不成体统的和有辱于革命意识的陵墓。”［4］

斯大林在追悼会上发表了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宣誓词，连“遗嘱”一词用的也不是法律用语“завещание”，而是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заповедь”（戒条，圣训）。他开始把列宁神化！［5］

列宁葬礼后不久，1月30日，克鲁普斯卡娅针对“为伊里奇树立纪念碑”而建立基金库一事，在报上发表短信说：“我对你们有一个很大的请求，不要把自己的悲痛变成对他个人的表面崇敬。不要为他树立纪念碑，不要建造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宫殿，不要举办豪华的隆重纪念仪式，等等，这一切他在生前认为没有什么意义，感到是一种累赘……”

值得一提的是，匆忙修建的陵墓在列宁遗体移入后立即关闭了。官方的理由是陵墓内部装修未完，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列宁的遗体开始腐烂了，需要用新办法重新处理。

政治局和捷尔任斯基、克拉辛开始寻求保存遗体的办法。1924年3月13日政治局听取莫洛托夫和克拉辛的报告后通过决定：“鉴于缺乏其他保存弗 · 伊 · 列宁遗体的方法，责成委员会用低温的方法保存遗体。”此后不久，党的领导赞同哈尔科夫市的沃罗比约夫的保存方案。经过4个月的防腐处理，得出可以长期保存的结论。

1925年1月，悬赏列宁墓的设计：一等奖1000卢布，二等奖600卢布，三等奖500卢布。1929年7月政治局经过多次审查，听取叶努基泽的报告后通过决定：着手修建列宁陵墓。

当局禁止对此提出任何异议。1929年7月《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沙茨金的文章《论党内的庸俗作风》，对建造陵墓的思想提出批评。政治局认为此文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

1929年，用木头仓促建筑的陵墓改建成大理石建筑。从此，列宁陵墓成为红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重大集会、庆祝游行的观礼台。

此后，苏联领导人的殡葬逐渐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最高等级是列宁、斯大林，进入专门的陵墓；其次是一些在职去世的领导人如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埋在红墙旁边的墓地，斯大林后来也进入了这个行列；下一个等级的领导人和名人，骨灰盒安放在红墙上，即在墙上取出一块砖，放进骨灰盒，外面镶上刻有名字和生卒年的大理石，《震撼世界的十天》作者里德的骨灰盒就安放在红墙上。如果苏联存在下去，这种做法延续下去，有一天红场很可能会变成一片墓地！一些“下台干部”是没有资格进红场的，曾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曾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等都只能去新圣母公墓安眠。还有一些领导人，如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曾任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布哈林，则至今不明葬身何处！

列宁遗体的保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了一个先例，此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的遗体也做了防腐处理，长期保存，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越南的胡志明，朝鲜的金日成，中国的毛泽东。

列宁逝世后，为纪念领袖采取了3项措施，一个是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一个是决定出版《列宁全集》，第三个是保存遗体以供瞻仰。现在，“列宁格勒”又改名为“圣彼得堡”，恢复了历史名称。保存遗体一事时不时地在俄国国内引发激烈争议，甚至有造成社会分裂的危险，而其最后命运尚难预料。撇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论，保存遗体是要花费大量资金的，一旦资金短缺，就难以为继。真正能够永久纪念列宁的是出版他的著作，让他的思想流传下来。《列宁全集》在苏联出版了5个版次。在中国出了两版，我国出的60卷第二版《列宁全集》（还有一卷补遗）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整的列宁著作集，为研究列宁思想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资料，这是我国对纪念列宁作出的贡献。

［1］ Волент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Η.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с 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 90—92.

［2］ 《真理报》1924年1月26日。

［3］ 《真理报》1924年1月26日。

［4］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
最高领导岗位的？

郑异凡

担任总书记以前的斯大林

斯大林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不是像后来所说的在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的）。他于1913年2月被捕，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此后直到1917年3月足足沉寂了4年之久，《斯大林全集》中没有这一时期的任何文章。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开始活跃的革命活动。这时候，斯大林并不是列宁方针的积极拥护者。由他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在基本方针上动摇不定，如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加米涅夫发表文章，号召士兵“用子弹回敬子弹，用炮弹回敬炮弹”，也就是说号召继续进行战争。而斯大林在《论战争》中认为，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出路在于“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开始和平谈判”。［1］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一个暗淡的、没有光泽的斑点。”

1917年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第一次宣读《四月提纲》，会上发言支持列宁的只有柯伦泰。由此可见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态度。列宁在9月建议举行武装起义，中央委员会置之不理，为此列宁甚至提出辞职表示抗议。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在武装起义之前，斯大林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真理报》和某些组织工作，由于不善于鼓动讲演，他很少在群众集会上露面。

在整个准备和举行武装起义过程中，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十月革命的目击者、著名的美国记者约翰 · 里德所著《震撼世界的十天》，没有关于斯大林在此期间活动的记载。

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中，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按照列宁1921年3月给越飞信中的说法，三年半来斯大林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2］

胜利之初，由于中央委员们都忙于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很难召集全体开会议事，所以设立了一个中央常务局，处理各种紧急事务。其成员为斯大林、斯维尔德罗夫、列宁和托洛茨基四人，但同时规定，在决定问题时必须吸收在斯莫尔尼宫的所有中央委员参加，因此这不是一个独立的设置。

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经常受命去各战线，是“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他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断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生冲突，抗拒托洛茨基的指挥，为此列宁不得不多次出面调停。

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经济建设初期，斯大林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就知名度而言，当时的排名大体上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以后才轮得上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非凡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3］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斯大林。（新华社稿）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秘书，文书，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Секретарь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到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4］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以及执行其他组织职能。［5］俄共八大之前实际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政治局的设立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917年10月10（23）日为政治上领导武装起义而成立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成立这样的组织，是事后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写上去的，就是说，是1924年“组建”的！［6］把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入“政治局”，是斯大林对他俩卖力反托洛茨基的奖赏。

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通过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由此可以看出，1917年建立的由4人组成的处理紧急事务的中央常务局已被政治局取代。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三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通过的党章。

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十大后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者，可视为组织局的决定。”［7］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8］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是怎样选上总书记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得也并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9］民族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才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工于心计，很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10］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领导组织干部工作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被派去的就是斯大林，他迅速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作准备了。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斯大林的心腹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卡岗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此外，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也得到主人的精心培养和安排。布哈林被打倒后，此人代替布哈林掌管了《真理报》，并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局长，一时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总书记以有力支持。另外，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都是涉及登记分配工作的，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票。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之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弧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所以4月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定下的决定而已。

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1］

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12］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出另一个推荐人，他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我们党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是，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列 · 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13］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

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14］据记载，1922年3月6日列宁去莫斯科省特洛伊茨科耶-雷科沃村附近的科尔津基诺休假，3月25日才返回莫斯科。所以列宁没有参加2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位的中央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15］

巴让诺夫的说法解决了托洛茨基与麦德维杰夫两人之间说法的矛盾。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他们三人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因由。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 · 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16］

由于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意见，四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然而十一大速记记录中未见加米涅夫的这一声明。中央全会只好把此解释记录备案。［17］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时也是斯大林本人的。

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和决定设置总书记一职，最终确定设置这一职务的是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记录写道：

“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18］

在十一大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身兼数职曾提出意见，他说：“我们举斯大林同志为例，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能够设想吗，一个人能够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要担负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中央几十个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工作？”［19］

列宁在会上为斯大林身兼数职辩护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20］

从列宁的辩护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护，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3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 · 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21］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22］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23］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24］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25］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领袖们的“地盘”

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作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这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被叫做“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暂时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

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26］

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27］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28］

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29］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至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 · 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30］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的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31］

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为50人，加10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十二大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12次，喊季诺维也夫6次，喊加米涅夫3次，而喊斯大林的仅1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运动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们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призыв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призыв这个词。所以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轰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名党员。

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名，一下子变成72万名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做“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32］

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33］

斯大林作结论说：“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3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35］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 · 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36］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名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名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37］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38］

通过党内斗争打倒对手

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压制打击反对自治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基斯洛沃茨克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39］

显然是为了抑制斯大林的独断专行，7—8月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政治局委员们拟定了一个改革领导机关的方案，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7月29日季诺维也夫等把方案通知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于8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无非是要或者马上撤换书记，或者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他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地位”，同意撤换书记，但反对实行政委制。

1923年8月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40］

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回过头来清算了基斯洛沃茨克这笔账。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认为，新反对派（未提布哈林）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斯大林回顾了问题的历史：“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41］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绝不声张，也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42］

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含糊地提到列宁的“遗嘱”，说“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于8月7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就不怕什么信吗？”［43］

季诺维也夫在8月10日回答斯大林说：“是的，是有弗 · 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第12次代表大会）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对您提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您对于同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分歧的认识本来就太主观片面，所以我们不想使您神经紧张。”［44］

这是拿列宁的遗嘱警告斯大林了。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设法整“三驾马车”中的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了。1924年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公开批判加米涅夫的“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口号，还不指名地批判“党专政”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45］前者斯大林利用了速记员的笔误——把“耐普”写成“耐普曼”。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非出于“疏忽”，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来主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而只可能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实施。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党专政无非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斯大林不经政治局同意，1924年6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报告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加、季两人的声誉。

不过大敌当前，在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和斯大林联合一起来对付托洛茨基，通过“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击败了托洛茨基。1925年的一月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从而扫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

矛盾无法掩盖。在一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等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扮演和事老的姿态，表示反对割除、流血的办法，声称“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46］

斯大林把处理托洛茨基问题上的分歧看成是处理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分歧的开始。击败托洛茨基之后，对斯大林来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时任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的名望。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等组成“新反对派”，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加米涅夫在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47］

加米涅夫最后说：“我们反对一人专权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的发言以这些话开始，现在也以这些话结束。”［48］

“新反对派”遭到了失败。加米涅夫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不久，季诺维也夫失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结成声势浩大的“托季联盟”。但这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军队、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而已经不能形成对斯大林的实际威胁。

斯大林则同布哈林结成联盟以对付“托季联盟”。斯大林不是理论家，因此真正的理论争论还得靠布哈林这支笔，由布哈林写文章来批判左倾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竭力为布哈林辩护，为他的“发财吧”的口号辩护，轻描淡写地说：“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反对要布哈林的血，声称“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49］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声明“‘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为以后批判布哈林留下伏笔。

同布哈林的结盟同样是权宜性的。1927年底，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之后，同布哈林“右派”的矛盾开始突显。以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斯大林开展了反对“右倾”的斗争。所谓右倾的代表人物正是为反对托洛茨基作出贡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由于在初始阶段斯大林并不拥有多数，他的一些主张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例如在1928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包含很多布哈林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斗争起初以采取不声不响的党内上层的内部斗争的形式展开，斯大林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多数。

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这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斯大林通过长期的努力，把自己人陆续安排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在联席全会上就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多数，以多数票通过自己所需要的决议。一旦有把握形成多数，斯大林就召开联席全会。1929年的四月联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得以通过全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按照惯例，在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同时，斯大林就安插进自己的人，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分。到1929年底，整个政治局已经是斯大林的政治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候补委员为：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瑟尔佐夫和丘巴尔。反对派成员只留下一个李可夫，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同年12月他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可以说清一色的斯大林中央从此确立，斯大林本人登上了苏联权力的巅峰。从此以后，总书记也就成为党内最高职务。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这些人在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之作。斯大林拥有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往农村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有了自己的基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消灭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

［1］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这个错误，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4］ Протоколы ЦК РСДРП （6.）.Μ., 1958. С. 13.

［5］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No. 7. С. 69.

［6］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7］ （英）伦 · 夏皮罗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8］ （英）伊恩 · 格雷著：《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1卷。

［11］ 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М., 1953. C. 88.另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2］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3］ Ме∂ве∂ев Р. А. 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 New York. 1974. С. 49.

［14］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列宁全集》第43卷。

［15］（苏）波 · 巴让诺夫著：《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16］ （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另一种说法是，“总书记”字样是直接印在中央委员的选票上的，见瓦 · 萨哈罗夫：“苏联政治体系中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职位”，载《马恩列斯研究》，2005年，第4期。

［17］ ЦПА ИМЛ，Φ. 17. ОП. 2, Д. 78, Л. 1—2. 引自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8］ （苏）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第1卷。

［19］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 （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1961. С. 84—85.

［2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1］福法诺娃著；《回忆录》，引自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著：《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3］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24］ 《列宁全集》第43卷。

［25］“职务名册”制和“在册权贵”俄文均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本义是名录、名册，在苏共组织中作两解：一指党中央设定的高级干部的职务名册，我们译作“职务名册”。其二，为根据此职务名册由上级任命的高级干部，译作“在册权贵”，现在俄国报刊图书中常见的均为后一义。

［26］ 《列宁全集》第43卷。

［27］ 《列宁全集》第43卷。

［28］ 《斯大林全集》第5卷。

［29］另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此说属实，斯大林就是除列宁外这个班子里年龄最大的了。

［30］ Фомц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 285—286.

［31］阿夫托尔汉诺夫著：《苏共野史》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2］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

［33］ 《俄共第13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4］ 《斯大林全集》第6卷。

［3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6］ 《列宁全集》第43卷。

［37］ 《斯大林全集》第6卷。

［38］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9］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No4. С 197—198.

［40］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1］速记记录上是“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由于其他人以后被陆续打倒，所以《斯大林全集》中只留下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两人了。

［42］ 《斯大林全集》第7卷。

［4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No4. С. 203.

［44］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No4. С. 205.

［45］ 《斯大林全集》第6卷。

［46］ 《斯大林全集》第7卷。

［47］ 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 в）.Бюллетень. No5. С. 56—57.

［48］ 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 в）. Бюллетень. No5. С 57.

［49］ 《斯大林全集》第7卷。Четыр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оссийско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Бюллетень. No10. С. 24.

16.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陆南泉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二百年。1861年俄国进行农民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要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因此，十月革命后，苏联由于受到俄国工业严重落后与当时所处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自身的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模式。

如何全面地认识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是研究苏联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今对中国推行工业化仍有启示意义。

“大跃进”式的工业化

俄国从彼得一世起，在认识到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便提出要搞工业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军备，为对外扩张与战争服务。这一发展经济与搞工业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前。十月革命后的最初时期，列宁提出并开始实施一些经济革命改造的设想与政策，后来因国外武装干涉与国内战争被迫停顿下来，转入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战争结束后，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经验教训基础上，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1921—1928年）。

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到20年代中期，苏联基本上完成经济的恢复工作，1925年农业基本上达到了战前水平，但并没有改变经济严重落后的状况，仍然是俄国遗留下来的技术经济结构。首先表现在苏联还是一个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农业国。1926年，农村人口占总人数的82.1%，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6%，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其次，1925年工业总产值已达到战前的73%，但要看到，代表工业主体的机器制造业、冶金、燃料、航空、电力和建筑材料等部门很不发达。实际上，到1925年苏联还没有汽车、拖拉机和航空工业这些最重要的部门。第三，工业的设备基本上是旧式的，而且多半是磨损很大的机器与机床。现代化的设备国内又不能生产，因此，很多机器设备要靠进口解决。1927年机器设备进口额比1924年增加1.3倍，其中金属加工设备增加3.9倍，动力设备增加5倍。这严重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独立性。第四，由于运输业的严重破坏，它大大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经济的恢复，斯大林认为，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工业化问题上来。1926年4月13日他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报告，集中反映了斯大林思想的变化。他在报告中，把新经济政策分成两个时期：1921—1925年底为第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在扩大商品流转的条件下，以发展农业为中心建立国民经济基础；而从1926年开始为第二个时期，“……最重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经转移到工业方面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张了”。［1］后来，斯大林认为，必须结束新经济政策，否则就难以实行工业化政策，到了1929年他就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弃。”［2］

在上述背景下，1925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工业的方针。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我在报告中谈到我们的总路线，我们的前途，意思是说要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3］在他报告的结论中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的基础。”［4］1925年提出工业化方针，但并不是说，工业化时期就此开始了。因为工业化并不是十四大讨论的重点问题，也没有提出实现工业化的具体政策、纲领和规定明确的任务。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

至于工业化时期何时结束的问题，斯大林本人就有各种说法。［5］看来，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或时期来讲，斯大林1946年的说法可能更贴近实际，即苏联工业化用了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完成的。但要指出的是，随着斯大林在1926年的经济建设思想由农业转向工业，因此1926年与1927年，已经对发展工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前，苏联有近千个新建企业投产，其固定资产为8500亿卢布。大量发电站交付使用，还开始兴建包括第聂伯列宁水电站在内的11座巨型电站。冶金工业是重点发展的部门，为此扩建与改建了刻赤冶金厂等企业。还开始着手建设一些大型的拖拉机厂、重型机器厂、车辆厂、钢铁厂、化工厂等。在扩大煤炭、石油与泥炭开采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为了具体了解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下面我们对苏联战前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作一概述。

（一）“一五”计划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28年10月1日开始执行到1932年结束。按苏联的说法，实际上是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的任务。

对“一五”计划要实现的广泛经济与政治任务，如果作一简单的归纳，其主要任务有三个方面：

第一，建立具有头等意义的重工业，在此基础上着手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以便巩固苏联的国防与经济的独立性；

第二，着手把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大型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主要途径是发展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

第三，在经济中不断排挤资本主义成分，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

但要指出，“一五”计划的中心环节是经济建设。这是由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这指的是：国家需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必须从速彻底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建立起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的结构；需要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提高工业的比重，改变轻重工业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改变生产力的布局；广泛开展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实现国家电气化计划规定的任务。

关于“一五”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1929年4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作了具体的规定。

“一五”计划经济增长方面应达到的水平：

（1） 5年期间，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为646亿卢布；

（2）由于进行了这些投资，国家固定基金总额在5年期间要增加82%；

（3）工业总产值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要比战前增加两倍多，农业产值增加50%以上；

（4）根据国家工业化、加强苏联国防力量与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总方针，工业基建投资主要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它要占全部工业投资的78%。因此，这些工业部门的产值增长快得多：在计划工业总产值增长1.8倍的情况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增加2.3倍。

“一五”计划还规定一系列重大的建设项目：

（1）在电站建设方面，计划规定建设42个区中心发电站。从而使五年计划末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到220亿度；

（2）在黑色冶金业方面，计划规定建设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大型冶金工厂，这样，到1932—1933年度生铁的产量应当由35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6］

（3）在煤炭工业方面，计划在顿巴斯、乌拉库兹巴斯和莫斯科煤矿区建设大矿井，使煤产量从1927—1928年度的3500万吨增加到1932—1933年度的7500万吨；

（4）在机器制造业方面，由于改建原有的工厂和建设新工厂，可使机器制造业的总产值增加2.5倍，农业机器制造业的产值增加3倍；

（5）在化学工业方面，计划建设化学联合工厂，使化肥产量在1932—1933年度达到800多万吨，而1927—1928年度是17.5万吨。

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

“一五”计划执行结果的基本特点是：首先，从总体上来讲，发展速度是很高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3.5%。但就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未达到计划规定的目标。如工业总产值原计划规定1932年要比1928年增加1.8倍，而实际只增长1.33倍，重工业计划规定要增加2.3倍，而实际1.93倍。其次，特别强调生产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一五”计划期间在整个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3.5%的情况下，第一部类为31%。

由于“一五”计划期间第一部类发展速度大大快于第二部类，这使第一部类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39.5%上升到1932年的53.4%，而第二部类的比重则由60.5%下降为46.6%。第一部类的快速增长，也使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28年的48%上升到1932年的70%。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展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既要对许多陈旧设备加以更新，又要新建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一五”计划期间新建了1500个工厂），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新技术设备，但国内又无法满足这一需要。而这一期间，又恰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1929—1933年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好的机遇，即西方国家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竞相向苏联出售工业设备与钢铁、机械等重要产品。这样，在“一五”计划期间，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提高到90%以上，其中机器设备占一半以上。到“一五”计划结束时，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一半，居世界第一位。［7］苏联在购入技术设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技术的引进，1929年5月，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建设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外国咨询局，以领导外国技术力量的引进与利用业务。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分别为1910人与10655人，比1928年分别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与此同时，还选派了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国外进修和进行合作研究。在1929—1931年期间，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派出了2000多人。

大量购进设备与引进技术，对“一五”计划期间建立大型工厂与技术进步都起着重要作用。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和扎波罗钢铁厂，均是在美国与德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也都是在利用西方技术与设备的条件下建成的。

（二）“二五”计划

在“一五”计划结束前夕，苏联已着手制订“二五”计划。1934年1月26日至2月10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决议。决议规定“二五”计划期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6.5%。

“二五”计划与“一五”计划相比，主要特点有：一是降低增长速度。二是在经济结构方面力图进行调整，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为了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品、食品工业的发展，“二五”计划规定，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97.2%，而消费品的生产则要求增加1.34倍。对农业的投资增加50%，产值要求增加1倍。对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门的投资也有明显的增加，投资额规定为161亿卢布，这比“一五”计划期间的35亿卢布增加了3.6倍。而对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投资增长幅度为1.5倍。三是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放在中心地位。

根据苏联官方宣布，“二五”计划于1937年4月1日完成，与“一五”计划一样，只用了4年3个月完成了5年的任务。

“二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37年，工业产值比1932年增加1.2倍，年均增长率为17.1%，计划为16.5%，生产资料的产值增加1.39倍，消费资料的产值增加99%，农业产值增加50%，国民收入增加1倍。“一五”计划时期甲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乙类工业75%，而“二五”计划时期仅超过20%，甲、乙两类的增长速度出现接近的趋向。“二五”计划执行结果表明，机器制造业的增长大大超过原计划规定的速度。1937年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工业产值比1932年增加1.9倍，而计划规定为1.1倍。在整个工业产值增加1.2倍的情况下，钢与钢材产量增加2倍，化学工业产值增加2倍，发电量增加1.7倍，但发电量只完成计划规定的96%。“二五”计划的后几年，苏联把一部分原计划用于发展轻工业的资金调拨给了国防工业部门，使国防工业产值增长1.8倍，由于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为更新生产设备创造了条件。“二五”计划期间更新了50%—60%的生产设备，如考虑到“一五”计划期间进行的设备更新，那么，从1928—1937年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生产部门的设备已全部得到更新。“二五”计划期间，对运输业的投资为170亿卢布，比上个五年多1.5倍。铺设了3000公里长的新铁路线和5700公里长的复线，对克服交通运输业的落后状况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有大的提高。职工实际工资增加了1倍。由于农业发展情况远不如工业，如粮食产量“一五”计划期间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而“二五”计划期间下降为7290万吨，［8］但集体农庄庄员的实物收入与现金收入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还是增长了。

根据“二五”计划期间在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9］

（三）“三五”计划

1939年3月20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五”计划的决议。

“三五”计划的主要特点：一是考虑到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计划的出发点是要迅速提高苏联的军事经济潜力，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规定加速发展国防工业，建立雄厚的国家储备，首先是燃料、电力及某些其他具有国防意义的产品储备；二是新的工业主要拟建在苏联的东部地区，特别像钢铁、石油、化工、机器制造业更着重建在东部地区；三是改变“一五”与“二五”计划期间建设大型工业企业的方针，而改为重点发展中型企业的方针，目的是缩短工厂的施工与投产期；四是新建企业不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而要分散到各个不同地区；五是强调应确立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新的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工业中的甲类与乙类、工业与农业等关系。1938年2月由人民委员会批准的苏联国家计委的条例中指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最主要任务是，保证苏联国民经济计划各部门发展的正确对比关系，以必要的措施防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由于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三五”计划不得不中断。从1938—1940年的三年情况看，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计划规定为14%），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5.3%（计划规定为15.7%）。但机器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0.6%，大大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

“三五”计划的头三年，整个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而国防工业为39%。国防工业在三年中增加了1.8倍。与此相关，到1940年，生产资料生产在全部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1.2%，消费品生产的比重为38.8%。

1940年是苏联“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完成工业化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了解苏联工业化的水平，下面以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为依据，对1940年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列表展示。

表1年苏联194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

表1年苏联1940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与周荣坤等编：《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等有关部分资料编制。

独特的工业化政策与理论

苏联工业化是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思想进行的，其基本政策或者说主要特点是：重工业化、超高速与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在斯大林实行的三大工业化政策中，其核心是重工业化。由于工业化的基本政策，在当时的苏联实际上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因此，苏共党内在工业化理论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有过激烈的斗争。

（一）重工业化的实质是集中一切力量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通过的关于工业化决议，并没有强调要侧重发展重工业。但到了1926年4月，斯大林开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明确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首先应当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10］后来，斯大林还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11］

为了实现斯大林重工业化的政策，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的13年期间，苏联对工业的投资为1550亿卢布，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42%。而用于工业的投资中，重工业占84%，轻工业占16%。重工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一般要占30%，有时高达40%，而轻工业的投资只占7%，有时仅占4%。而对农业的投资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一五”期间为15.5%，“二五”期间为11.8%，“三五”期间为10.7%。［12］根据官方的材料，从1926年到1940年，苏联重工业增长18.4倍，年均增长率为21.2%，轻工业增长6.2倍，年均增长率为14.1%，农业仅增长26%，年均增长率仅为1.5%。

有关工业化从何开始的争论，在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在党内失去领导地位之后，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斯大林在坚持重工业化政策的同时，指责布哈林等人“右倾”反对派提倡的是“印花布”工业化道路。实际上，布哈林等人也强调发展重工业的决定性意义，但反对片面发展重工业。他认为：“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力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13］

（二）超高速的工业化

斯大林一再强调高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其做法是高积累高投入，把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当时布哈林认为，应该使工业化具有尽可能的速度，但“不是把一切都用于基本建设”，不能片面追求积累和工业投入，“应该坚决地把严重的商品荒缓和下来，并且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最近的几年中”。［14］他还指出：单纯追求高速度，是“疯人的政策”。［15］但斯大林不顾有人反对，还是竭力追求高速度。在1930年6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六大上，当有人表示反对斯大林提出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等口号时，斯大林说：“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此后，还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呢？

（三）斯大林主要通过剥夺农民的办法用高积累来保证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为了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苏联在“一五”、“二五”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要达到26%—29%的水平，个别年份要占到国民收入的1/3。在工业化初期的1928—1931年，积累率的增长速度很快，积累基金增长近2倍，而消费基金仅增长0.5倍。［16］

斯大林为了重工业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就必然要提高积累。而提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办法是靠剥夺农民，即靠农民的“贡税”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党中央四中全会上的报告中，专门谈到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即社会主义积累问题。他提出，苏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不能像英国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收集“追加的”资本，也不能像德国靠在普法战争后索取赔偿来加速工业化，更不能走俄国靠接受奴役性的条件下获得外国贷款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而是要靠苏联国内积累解决资金问题。到了1928年工业化时期开始之际，大量的资金来源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了。内部积累究竟靠什么，斯大林在1928年7月9日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回答说：这种内部积累的源泉是农民，明确提出了“贡税”论。他说：“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付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这种税”。［17］斯大林通过“贡税”这种强制的办法，使农民一半的收入交给国家。据估计，“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那里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1/3以上。

斯大林的“贡税”论来自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工业专政”的理论。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像战胜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农民，为此，国家必须实行“超工业化”，即通过向农民征收高额赋税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并同时提高向农民供应的工业品价格，靠这种剥夺农民与挤压农业的手法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资金。他还认为，要对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实行“工业专政”，即使一切经济部门都必须严格服从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全力保证工业化的高速度。

布哈林针对托洛茨基的上述理论与斯大林的“贡税”论指出，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把农村当做殖民地，剥夺农民的政策实际上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从长远看，其结果必然是“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敝等等”，最后“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18］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应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去解决，这样做在开始时工业化发展得慢一点，但之后随着农民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与资本周转的加快，最后会获得一个较高甚至最高的积累速度。

苏联工业化的成绩巨大

首先应该肯定苏联工业化的成绩。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关于这一点，苏联各届领导人也是一再强调的。积极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时期正是由于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使苏联“变成为强大的工业——集体农业的强国”和“坚如磐石的社会主义堡垒。”［19］勃列日涅夫在评价实行工业化的三个五年计划时说：“头几个五年计划的岁月离开得越远，这段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时间在我们面前也就显得越加宏伟”，“我们头几个五年计划是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战斗。”［20］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说：“当时不加快工业化进程是不行的。法西斯的威胁从1933年起就开始迅速增长。”“我国人民用他们在20—30年代建立起来的力量粉碎了法西斯。如果没有工业化，我们就会在法西斯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境地。”［21］长期以来，多数苏联学者对工业化的评价与官方是一致的。

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实力大大提高

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在“二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从欧洲的第四位跃升为欧洲的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苏联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从1917年的3%提高到10%。按斯大林的说法，“三五”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2）基本上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独立性大大增强

由于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这为工业的其他部门发展提供装备有了可能，从而使苏联在工业化的较短时间内，使很多重要的工业部门得以建立和迅速发展，如建立了汽车和拖拉机制造业，机床制造业，飞机制造业，联合收割机、大型涡轮机和发动机制造业，多种化学工业，优质钢材的生产等。木材、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在工业化时期，由于集中力量加速重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工业中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建筑材料工业等部门发展尤为迅速。

由于在工业化期间机器制造业处于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仅“三五”计划的头三年，机器制造业总产量增长0.76倍。1940年机床总数为71万台。这样使苏联工业独立性大大提高。在二战前苏联能依靠国产机器和设备满足国内大部分的需要，特别是能保证军用生产部门的需要。

（3）带动了经济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

斯大林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必须有大量资源作保证。苏联东部地区（西伯利亚与远东）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资源。这就要求加速东部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1940年该地区的生铁产量为425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8.5%，钢678.1万吨，占全苏产量的37%，生产轧材479.2万吨，占全苏产量的36.8%，铁矿砂857.5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8.7%，炼焦516万吨，占全苏产量的24.5%。东部地区的生产能力仅次于南部地区，居全苏第二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讲，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亦高于全苏的工业增长速度。在1940年全苏整个工业的总产量比1913年增长11倍的情况下，而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分别增长13倍和28倍。经济落后的哈萨克共和国增长19倍，格鲁吉亚共和国25倍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152倍，塔吉克斯坦272倍。［22］

（4）军事实力加强，为打败德国法西斯创造了物质条件大力发展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是斯大林一直坚持的战略思想。所以可以说，苏联工业化过程，也是大力加强国防实力的过程。在工业化期间，苏联军事工业的核心由一些“骨干”的军工企业组成的。这些企业在1928年为46家，到1938年增加到200家。100%的航空工业、80%的造船工业、5%—10%的机器制造业、仪器制造业和化学工业的基础部门属于“骨干”军工厂。［23］

苏联军工生产能力发展十分迅速，工业化时期军工产品大幅度增长（详见表2）。

表2 1930—1938年苏联军工产品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苏） A · H · 拉戈夫斯基：《列宁论对国防的经济支援》，莫斯科1976年俄文版，第158—159页。

在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共生产了2700架新型飞机，4300辆坦克，其中50%是新型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发展的军事工业，是战胜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战争中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人所共知的事实是，由于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斯大林又没有防御的准备，因此，苏联大量领土很快被德军占领。这样，使苏联遭受到重大损失。以下事实可说明这一点：1940年苏联钢的产量为1830万吨，其中南部地区钢产量占1/2以上。战争初期南部冶金工业地区和部分中部冶金工业地区被德军占领，这意味着在战争中苏联不是以1830万吨钢同德国作战，而是以800万吨钢抗击德军进攻。在头三个星期里，红军损失约85万人，3500架飞机，一半坦克，整个1941年下半年红军损失500万人，是战前红军总数的9/10以上。［24］

苏联工业化的问题严重

随着对苏联模式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方与学术界对斯大林工业化道路持简单的完全肯定的观点已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既肯定其成绩也明确指出其存在的严重问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战前斯大林工业化过程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包藏着深刻的矛盾与积累着大量尖锐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其下台后发表的论著中，改变了过去对斯大林工业化的看法，他说，过去苏联往往用“增强国家的必要性为苏联采用的方法辩护。（指斯大林工业化方法——笔者注）”。如斯大林所说的，“不这样，我们就会挨打。但是有谁说过，采用别的办法，就不可能使国家发展起来呢？”［25］苏联学者卡普斯京指出：“从历史上看，不惜任何代价的超工业化策略是否站得住脚呢？是否还有别的、非斯大林的实现工业化选择？选择是有的，存在过！”接着他说，这种选择就是列宁提出的使国民相互配合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而这一政策被1929年秋天斯大林突然提出的“大转变”而停止了，转向“迅速向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26］在改革大潮席卷中国大地的大前提下，在解放思想、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不断深化的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工业化运动。通过10多年的艰辛努力，我国学者就斯大林时期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与过去相比，科研水平无论从广度和深度讲都有了极大提高，如果说人们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也是毫不过分的。”［27］不少学者对斯大林工业化的评价与以前相比，要贴近实际得多与深刻得多。如有些学者指出：“把斯大林进行的国家工业化放到历史的长河考察，只能恰如其分地给予肯定，如实承认这不过是一个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的阶段。但是，就在这个阶段中，伴随着成就，既包含着违反客观规律的理论错误，也包含着严重的实践错误，如果把一时取得的成就夸大为多么正确的理论，多么伟大的功绩，那就极为片面了。至于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的英明决策，吹嘘他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多少新内容，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现实的发展道路等等，那更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28］

苏联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在1974年指出：“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我国二十年代末一三十年代初工业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一个更明智的计划和领导，就不会这么大，在这方面斯大林的领导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我们的人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同工业化初步结果比较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如果没有斯大林的话，我们的成就可能会大得多。”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唯志论者和空想家，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领导“不是引向胜利，相反，在我国制造了多余的困难。”［29］应该说，麦德维杰夫对斯大林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值得我们思考。

斯大林工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贡税”榨取农民的政策，导致农业破产，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斯大林工业化时期，一方面坚持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积累；另一方面坚持高速度。实行这两项政策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而当时主要通过“贡税”的途径，从农民那里获取大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人所共知，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农民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在此情况下，农业很难承担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斯大林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认为出路是快速搞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农业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

应该说，斯大林在1928年工业化开始前，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与列宁是一致的，强调要“和基本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并和这些基本群众一道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30］但从1928年开始工业化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与采取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起因是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实际上，在1928年以前，国家粮食收购量已有多次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如1924年收购量为524万吨，这比1923年的652万吨减少128万吨。截至1927年1月，国家收购的粮食为4.28亿普特，这与1926年同期6.3亿普特相比减少了2.02亿普特。但到了1928年1月，粮食收购的情况进一步急剧下降，减少到了3亿普特，使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围绕粮食收购危机在党内领导层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的看法是，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实行的压低粮食收购价格所致，是人为地扩大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结果。而另一派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阶级敌人主要是农村富农的破坏与捣乱的结果，因此，主张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从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手中夺取粮食。

1928年6月初，布哈林就粮食问题给斯大林写信说：“苏联的国内形势很严峻，而党没有整体计划，只是凭经验办事！国内粮食普遍欠缺，而问题根本不在富农的‘猖獗’。我们不能一下子向集体农庄提供足够的资本和机器，因此不能不考虑必须发展个体经济的问题。不能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得紧张。”［31］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指出：成功地推行工业化政策的关键在于靠农村来进行内部积累。他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促使工业的高涨。

很明显，斯大林1929年决定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控制粮食，向农民征收“贡税”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在工业化时期，斯大林为了榨取农民，一方面是对农庄不断增加农畜产品的征购量，另一方面是不断压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如果说，1932年集体农庄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占其收获量的1/4多一些，那么1933—1934年是1/3之强，1935年几乎达到40%, ［32］集体农庄通过义务交售和上交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还分别占其粮食收获量的31%与34%。之后，再留下种子与庄员的口粮，农庄与农民能拿到市场上进行贸易的粮食就只占其收获量的4%—5%。斯大林用强制和暴力的手段，用高征购的办法使国家控制更多粮食，这样，悲剧就一幕一幕地出现了。因未完成交粮任务的农庄领导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甚至被枪毙。在库班地区，甚至将16个未完成交粮任务的村镇迁徙到极北地带。由于高征购，农民连口粮都上交了。农村严重缺粮，造成了大量农民死亡。据有关材料，1931—1933年，饿死的农民达300万—500万人。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确实是独特的原始积累方式。当我们说到它在推进苏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换中的作用时，应当补充说一句，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从农畜产品价格制度来看，完全可以说是为实现斯大林的“贡税”政策服务的。在工业化时期，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所需资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价格不仅形成了，并且不断地发展着。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其成本低得多的情况长期没有得到改变。只要举出下面的材料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粮食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为了能买一辆“吉斯—5”型汽车，1940年乌克兰的集体农庄需要卖给国家99吨小麦，在1948年就必须卖出124吨小麦，而到了1949年就要卖出238吨小麦。

由于实行榨取农民的政策，不顾客观条件过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对农业造成了极大破坏。以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畜产品生产1933年只为1913年的65%。1933—1940年粮食年均产量为45.63亿普特，而1913年为47.7亿普特。到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

（2）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

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我们在前面已提到，到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尚未达到1913年沙皇俄国的水平。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是“实际上半崩溃的农村”，［33］“农村过着贫穷的生活”。［34］当时不少苏联学者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35］这迫使赫鲁晓夫一上台首先抓农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头几年农业有所好转，但在1960—1963年这4年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7%。到1964年畜产品严重缺乏，1963年连面包供应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也不得不亲自首先抓农业，并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但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36］后来，苏联连年需要进口粮食3000万吨。农业落后状态难以扭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因为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没有改变，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不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没有解决。

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制约了轻工业与食品工业的发展。在苏联，食品工业80%以上、轻工业2/3以上的原料来自农业，拿轻工业中的纺织业来说，苏联甲类工业为它提供的化纤只能满足它们需要的1/4，其他3/4要靠农业原料。轻工业、食品工业的严重落后，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花大量外汇进口食品与食品原料，这项费用要占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

斯大林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扩充军备发生矛盾时，在苏联最终总是“大炮”战胜“黄油”。据有关材料，如1928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00, 1932—1933年为53，1936年为60。1928—1938年间，农民人均收入降低约20%。［37］居民的住房条件未得到改善。1913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为7平方米，1928年降至5.8平方米，1932年为4.9平方米，1940年为4.5平方米。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幅度增长的同时，而居民住房建设计划常常完不成。“一五”计划规定建造住房6250万平方米，而实际建造2350万平方米，“二五”计划规定建造7250万平方米，结果只建造了2680万平方米。

由于苏联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市场供应紧张，排长队、抢购，一直是苏联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3）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斯大林保证重工业高速发展主要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这种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资源浪费大而经济效益低。在1929—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3.4%，国民收入为14.6%，而基建投资为17.9%，后者比前两者分别高出4.5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即分别高33.6%和22.6%。［38］1918—1940年苏联国民经济投资额为617亿卢布，投入工业部门的为215亿卢布，占34.9%，农业为70亿卢布，占11.3%。对工业大量投资，又必然提高积累率。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一般在26%—29%之间，1931年高达国民收入的1/3。［39］从就业人数来看，工业化时期工业部门的职工增加最快，从1922年的190万人增加到1940年的1308万人，增加了5.9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中职工增加了4.4倍。［40］粗放型的工业化政策，虽然使工业高速发展，但经济效益一直低下。工业化时期虽有大量企业投产，但经济效益长期上不来，从1928年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后，到1935年才有第一家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成为赢利企业。工业劳动生产率到战后的1950年不到美国的30%，一直到苏联解体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指标为55%。至于农业劳动生产力长期停留在20%—25%这个水平上。苏联在物质生产部门手工劳动占的比重很大，直到80年代中期，从事手工劳动的还有5000万人，在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为3/4。［41］

（4）工业化运动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苏联在工业化开始后，一方面加强计划性，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靠行政命令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另一方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结果是使企业实际上是上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品或派出单位。

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

苏联工业化模式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的产物，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毛泽东较早发现了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存在的问题。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指出：苏联“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和产生了严重问题，［42］又提出了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间的相互关系的见解。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对斯大林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而忽视人民当前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1956年周恩来在谈到中国经济建设几个方针性问题时指出：“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总之，中国应实行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43］的工业化政策。

目前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期。中国今后在如何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如何实现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提出的中国工业化“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的方针，这需要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苏联工业化模式也可为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一）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斯大林的工业化模式，其最突出的问题牺牲农业去高速发展重工业，使农业濒临破产状态。

苏联时期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都与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有关，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通过行政手段及至强制与暴力的办法搞农业集体化，以便达到牢牢控制农业的目的；二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掠夺的办法，把农业创造的收入纳入国家预算。1935—1937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的50%—60%来自农业。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前都未能解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它要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27%左右。这项投资占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35%，而国家通过再分配把农业创造的纯收入的80%集中到国家财政。这说明农业仍是提供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述情况下，农民不可能有积极性，“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毛泽东针对上述情况指出：“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造成现在的困境。”［44］但是，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跳出斯大林工业化的框框。他为了加速工业发展，就搞群众运动的“大炼钢铁”，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结果是农民大量饿坏、饿死。“196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45］

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严重错误，中国今后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以下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第一，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之后，“三农”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对国家对农业支持的力度大大加强了，如实行农业税减免，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主产区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对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无疑，这些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国农村人口近8亿，即使工业化与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人口仍有6亿左右，“三农”问题仍是个大问题。再说，全国农村有近2000万人仍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不解决“三农”问题，就会影响工业化的进程，也将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以，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解决“三农”问题，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农业有了大的发展，工业化才能更快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有很多深刻的分析，他在俄共（布）十一大的报告中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46］

第二，目前中国的农业还是个弱势的产业，农业增收缺乏重要的支撑，又面临国内外的激烈竞争。因此，在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不能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而是国家应该给予大量补贴的部门，让农业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取得的进展中分享到好处，绝不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且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政策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要使乡镇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提高，这既可以使它与整个工业化融合为一体，并且还可以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

第三，吸取苏联的教训，在中国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绝不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用行政的手段去改变农业生产关系，去不断地折腾生产关系。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要由广大农民创造。要牢记马克思的话：“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7］

（二）农轻重必须平衡协调发展

斯大林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再强调的是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这不仅牺牲农业，同时，也放慢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在斯大林看来，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是苏联工业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他还断言，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开始的。实际上，从欧美五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过程来看，共同特点是都以纺织工业、冶金业为先导，其他重工业各部门紧随其后，轻重工业相互依存，互相补充，互相推进。［48］由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严重落后，缺乏竞争力，在苏联解体后实行开放政策后，这两部门一下子被冲垮，需要重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的食品与食品原料50%左右要靠进口，就是到20世纪末，食品进口仍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1/4。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是制约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49］

苏联长期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其理论根据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苏联对此存在片面化与绝对的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马克思作为扩大再生产原理提出的，但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时，是从社会再生产过程出发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因此，任何社会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与再生产的其他因素相互协调与平衡。列宁指出：“社会产品的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够而且应当比第Ⅱ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发展得快。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资料的生产可以完全不依赖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也不能说二者毫无联系……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50］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是十分明确的，即它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指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51］这些说明，那种不为扩大消费资料生产而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就会失去社会经济意义。

毛泽东在谈到斯大林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的错误时指出：“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52］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分析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53］

温家宝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三）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那是另一回事。

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现在有可能用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54］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又将15年变为10年，后来毛泽东又改为7年，再后来降到2年至3年。［55］

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时期，应从苏联长期实行的赶超战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防止盲目性和唯意志论。第二，绝不能像苏联那样，赶超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争霸扩张服务。中国在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能参加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中国参与军备竞赛亦必将把经济拖垮，所以，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四）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斯大林用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实现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苏联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粗放方式进行的。

苏联自上个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感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率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已大大下降，原材料、燃料供需之间开始出现不平衡。在上述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提出向集约化方针过渡。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集约化方针未能得以实现。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型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工业生产日益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4.4%，1981—1985年为3.6%，1986—1990年已降为2.5%。到1991年已为负增长2.8%，而这一年GDP负增长13%。十分明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苏联上述教训，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改变落后的粗放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和难循环。这些问题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目前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

十分明显，不改变工业发展的粗放方式，不仅关系到我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方面，要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今后“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落实，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推动工业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斯大林全集》第7卷。

［5］按斯大林第一种说法，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斯大林全集》第13卷）。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后来斯大林把生铁产量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钢产量规定为1040万吨。

［7］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8］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13］ 《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4］ 《布哈林文选》中册。

［15］ 《布哈林文选》中册。

［16］ （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王逸琳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

［1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8］ 《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9］参见《赫鲁晓夫言论》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20］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1］ （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22］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周邦新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

［23］参见左凤荣著：《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5］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6］参见（苏） 《十月》杂志，1988年第4、5期。

［27］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28］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

［29］ （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1］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32］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

［33］ （苏）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著，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4］ （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5］ （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6］ （苏）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37］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

［38］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

［39］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

［40］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

［41］参见《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3］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5］转引自张素华著：《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日—2月7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46］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参见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

［49］ 《北京晨报》, 2002年3月17日。

［50］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2］ 《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4］ 《毛泽东传》（1949—1976） （上）。

［55］张素华著：《七千人大会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17.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徐天新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项震惊世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是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部分，特别受人关注，褒贬不一。

斯大林对农民认识的偏差

关于农民问题，斯大林并不熟悉。1928年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定危机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造成的，对私有农民的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强调小农经济是和资本主义经济“同一类型的经济”，［1］说基本农民群众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2］“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3］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宣布小农所从事的个体经济已毫无生命力，说“大部分不仅不能实现逐年扩大的再生产，相反地，连简单再生产也是很少有可能实现”，［4］“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5］总之，斯大林此时已全面否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农民特别是那些仍想保留小生产者地位、不愿无条件服从苏维埃决定的农民和他们的经济，都划到社会主义对立面——资本主义一边，把它们定性为资本主义或准资本主义的阶级和经济，把它们视为社会主义前进的主要障碍，最大的潜在敌人，最危险的复辟根源，应该立即予以消灭的阶级和经济。

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来改造个体农民、防止分化实现平等的计划。斯大林自己说他的计划是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它是消灭小私有农民的计划，同列宁的晚年思想有着重大原则区别。列宁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人人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入合作社。列宁认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能够完成的。［6］而斯大林却要用行政命令甚至惩罚镇压的方法强迫农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私有的生产资料全部交公，同时进入集体农庄。斯大林创建了暴力剥夺农民的理论，并进行了第一次实践。

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台

1928年的非常措施表面上似乎获得积极成果，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收购到更多的粮食；实际上它使本已存在的农业问题更加严重。个体农民经济受到打击排斥，许多富裕农民缩减耕地，屠宰牲畜，甚至弃地出逃，自我消灭经济，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另一方面，行政命令和惩罚镇压盛行，使国家难以通过正常的城乡贸易往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更无法靠它调整好工农关系。面对农业危机的加深，斯大林决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进攻，向小私有农民进攻，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

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宣布，农业已发生“根本转变”，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让农民“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要“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7］即要求立即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

几天后，党中央召开全会，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了”, ［8］提出要加快集体化速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并没有出现集体化运动高潮。到1929年10月初，全国只建立了67400个集体经济组织，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仅占全国农户的7.5%，而中农户仅占全国中农户的3.3%。绝大多数农民特别是中农对参加集体农庄仍持观望态度。

在人为的推动下，集体化运动在1929年底有了新的巨大进展。不过，情况十分混乱，冒进发展与等待观望并存，有形无形的阻力普遍存在，问题成堆。为了尽快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5日成立“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经过讨论，委员会认为在5年内可以基本实现全盘集体化。1929年12月22日，委员会将决议草案提交党中央政治局审查。12月25日，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认为“这份草案不太合适”，［9］并亲笔把委员会建议的期限缩短了一半。［10］

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在五年计划期间，我们不仅能按照五年计划的规定完成20%的播种面积的集体化，而且能完成绝大多数农户集体化的任务。像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在1931年春季就基本上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可能在1931年秋季或至迟在1932年春季基本上完成”。［11］

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迅猛开展

1月5日的党中央决议是一项脱离实际、无法正常完成的决定。但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却从其中领会到中央的急迫心情，纷纷不顾实际情况提高任务指标，决定“在1930年春季播种运动期间”完成集体化。

在上级的强大压力下，基层干部大多采取行政命令和威胁惩罚的办法，强迫农民立即加入集体农庄。对拒绝者，或威胁剥夺其选举权、不提供工业品；或干脆宣布其为“准富农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情报处报告说，中央黑土地带乌斯曼专区安年斯克区从1929年12月24日到1930年1月5日，共逮捕了144人，其中80%是贫农和中农。用这种恐怖手段，该区的集体化比例在几天内就由26%猛升为82.4%。［12］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体化运动兴起了。1930年1月，有300万农户加入；2月又有700万农户加入。据集体农庄中心的统计资料，1929年10月1日，全苏加入集体经济组织的共有194.3万户，占全体农户的7.5%；1930年1月20日，共有439.3万户，占21.6%；1930年2月20日，共有1367.5万户，占52.7%；1930年3月20日，共有1393.7万户，占53.5%。［13］

在组建集体经济组织时，各地纷纷越过被中央决议称为“过渡形式”的劳动组合，建立起农业公社。在西伯利亚，1930年3月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公社占43%，劳动组合占39%，共耕社占18%。［14］

关于牲畜家禽是否公有化问题曾经有过犹豫。1930年2月6日，公布了经斯大林同意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没有对牲畜家禽等是否应该公有化的问题表态。但《真理报》于当天呼吁将母牛集体化作为反对富农的手段。次日又强调劳动组合应向农业公社过渡，并赞扬公社的思想。2月20日，报刊指责对农民的牲畜工具给以偿付是阻碍贫农加入集体农庄。这些说法使地方干部和群众觉得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公社将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统统收归公有，许多劳动组合也仿效实行。有的地方甚至将家用的炉子、茶壶、水桶也收归集体所有。1930年1月20日，耕畜公有化的程度为17%，2月1日达到52%，2月10日达77%，3月1日更达81%。［15］农民采取消极对抗策略，在加入集体农庄之前大量屠宰牲畜。仅1930年2—3月间，全苏就有1400万头大牲口被杀，猪的存栏头数减少了三分之一，羊减少了四分之一。

全盘集体化的强制推行，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仅在秋冬两个季节，就有9万封信写给斯大林和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控诉农村发生的种种荒唐事情。有的农民公开抗议，甚至举行武装暴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绝密报告说，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群众性骚动7576起，暗杀恐怖活动3263起，散发传单事件2009起。［16］

但斯大林并不认为政策出了什么问题，继续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他指示《真理报》于1930年2月3日发表一篇社论，说最近做出的关于1930/1931年度集体化水平达到75%的规划，并不是最高指标。

农村局势的持续动荡最终引起上层的不安。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完全肯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党的相关政策，说“党的任务是：巩固既得的胜利，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胜利以求进一步的前进”。文章谴责了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强调集体化必须遵循自愿的原则和采取劳动组合的组织形式，同时把出现“偏差”的责任推到地方干部身上，说“一些党员产生了鲁莽情绪”，“某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7］3月14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制止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实行集体化。

斯大林的文章和中央的决议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不检讨自己对农村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对集体化速度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反而把错误全推给下面，许多地方干部还为此受到惩治。1930年夏，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指责集体化的做法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并说不能把中央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地方机构身上去，但遭到卡冈诺维奇的严厉斥责。［18］6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工人马马耶夫的信。他在信中勇敢地提出，“究竟是谁的头脑被冲昏了？”并说“决议和实际是南辕北辙，应该讲出自己的毛病，而不要以此来教训基层党员群众”。马马耶夫被当做右倾分子开除出党。

1930年夏，那些纸面上的和强行建立的集体农庄瓦解了。到9月1日，有1000多万户农民退出了农庄，入农庄的农户总数回落到年初的水平，或者说，几个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的成果实际是空中楼阁。

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制定

富农被认为是剥削者、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早在1918年，富农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依靠贫农委员会剥夺了富农的5000万俄亩的土地，没收了价值200万卢布的农具和役畜。同时，向富农摊派和征收了100亿卢布的赋税，征缴了6300万卢布的罚款。富农的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富农的处境有所改善，富农的数量有所增长，但具体数字很难确定，因为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提出过各不相同的标准，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各种标准只重视体力劳动，没有把生产组织工作视为劳动内容，有的甚至把阶级划分的社会标准简单归为财产多少。这样就无法把勤劳致富的中农同富农严格区分开来。一些善于经营的中农，即“富裕农民”、“殷实农民”往往被等同于富农。由于标准不一，所以富农的数量也就说法不一。拉林在1927年提出，农村中长期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农户为45万，占农户总数的2%。而弗鲁姆金特别委员会的估计是7.9%。“托季联盟”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富农人数已占到农村居民的15%—20%，而莫洛托夫认为富农仅占农户总数的3.7%。1928—1929年即消灭富农前夕，斯大林断言富农占农户总数的5%。苏联学者达尼洛夫认为，1927年的全苏人口调查数字比较可靠，即全国有富农89.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9%。1928年实行非常措施后，富农户数减少，到1929年秋只剩下60万—70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3%。［19］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关于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未经党中央和政治局讨论就在学术性的专家会议上宣布根本改变对富农的政策，说“我们已经从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20］

几天后即1930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的办法》的决议，追认了斯大林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1月26日，以莫洛托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决议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规定了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决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把富农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其余富农活跃分子则“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在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

第二部分确定了强制迁移首批富农户的具体步骤。要求“在最近4个月内（2—5月）对第一类和第二类富农采取镇压措施”，“遣送6万人去集中营并迁移15万富农去遥远的地区。”决议详细规定了各州去集中营和应驱逐的人数和去向。被驱逐者在移居地区组成居民区，由指定的管理员进行管理。

富农的财产予以没收，“只给他们留下最必要的家庭日用品，根据他们在新的地方的劳动性质的某些最基本的生产工具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的必须的起码的粮食储备。被驱逐的富农的钱款也要没收，但是要给每个富农手中留有用于路费和当地安家的必需的最低数额的钱款（每户为500卢布）”。

第三部分制定了没收富农户财产的原则以及对被没收财产的处理办法。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富农的生活用建筑物用于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公共的需要或者用于加入集体农庄而没有住房的雇农的集体宿舍”。［21］

第四部分对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发布指令，为加强镇压，要求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员编制，增加其开支预算，等等。

联共（布）中央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决议出台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成了具体实施中央决议的重要机关。1930年2月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雅戈达下发了《第4421号命令》（秘密文件），［22］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部门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命令规定对积极活动的第一类富农分子进行打击，并事先规定了各地区这类富农的数字，例如乌克兰为15000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为6000—8000人，等等。对这些被捕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处组建的三人小组快速审判。大部分关进集中营，对最凶恶的富农分子则判刑直至处死。命令对各地区迁徙富农及其家庭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同时确定了接纳富农移民的地区及接纳人数，规定了开始迁移行动的预定日期。

为了完成上述行动任务，从中央到地方成立自成系统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各级代表处，并建立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共（布）委员会和检察机关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应快速审理第一类富农案件，不必按司法程序进行。三人小组直接领导迁移第二类富农的行动。组建“军事后备力量”,“以应付有可能发生麻烦的情况”，在非常情况下，在发生暴动时，准许动用军队。［23］

至此，党和政府完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总体部署。

富农阶级的被消灭和特殊移民的安置

各地接到中央关于消灭富农的指令后，立即行动起来。虽然有剥夺富农的规章，但大都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和农民群众受物质利益驱使，不仅剥夺的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野蛮，有些地方的行动完全变成了对农民的抢劫。一些明令列在剥夺范围之外的红军战士、工人家属、红色游击队员也遭到了剥夺。一些农村干部将没收的物品或据为己有或共同瓜分，他们提出了“拿吧，这些都是我们的”口号。一些地方任意增加剥夺指标，使被剥夺的富农户远远超过了3%—5%的比率，有的地方的比率甚至达到了农户总数的37%。还有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把剥夺行动作为威胁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打击报复结怨者的手段，他们甚至秘密追捕或杀害拒不从命的农民，被人称为“红色匪徒”。

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农业》报道，“为了剥夺富农，卡德尼科沃（在沃洛格达州）招来了一批由100人组成的准军事化的武装部队，在街上设置了岗哨并封堵了所有的道路。剥夺行动在晚上进行，就像强盗袭掠一样；被剥夺来的财产没有进行任何登记，一抢而空。幼小的牲畜当场被杀掉并送到合作社卖掉。

“被列入富农名单的有中学教师、中农、拥有25年工龄的苏宏斯克工厂工人。被剥夺的还有红军家属甚至执行刑事侦查的代理人。在拉邦格斯克村，苏维埃和区执委会全权代表拿波尔内逮捕贫农和中农，并开枪进行威胁。宣传员罗曼申抢夺了鸡蛋、蜂蜜和其他产品并在几个‘头儿们’中间进行了瓜分。”［24］

在一份给斯大林的关于西伯利亚消灭富农工作情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他们所拥有的”。［25］据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宣称，到1931年中，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农庄固定资金的15%。［26］

富农被剥夺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他们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整个迁移工作由于缺乏准备，混乱不堪。大量迁移富农被滞留在各中转站等候发落，有不少病弱人员在迁移路上死亡。

特殊移民被押解到目的地后，安置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多数移民处于半饥饿状态；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恶劣；衣物不够，难以御寒；医疗保健工作严重滞后，各种传染病开始蔓延，儿童死亡率不断增高。出现逃跑现象，骚乱暴动也时有发生。

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以后，各地政权组织普遍开展了“纠偏”工作，开始放慢迁徙速度并注意移民的安置工作。但到1931年春，又开始新一轮消灭富农运动。3月20日，党中央通过了以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安德列耶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富农》的决议，决定继续强制迁徙富农215000户。党中央还决定，特殊移民安置地尽量集中于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管理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负责，特殊移民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广泛用于林木采伐、矿产开发和农业种植等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苏范围内到1930年底，共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另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27］他们变卖家产，逃往城市或各工业中心。［28］1931年在全国范围内共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在1930—1931年共剥夺的富农户约60万左右（更为精确的数字为56.93万富农户［29］），共计1158986人［30］，加上“自我消灭”的富农户就达到了80万户。在这期间被执行强制迁移的富农有381086户。［31］

1931年后继续迁徙富农，但由于政府加强了新闻管制，不再公布特殊移民情况，具体数字很难确定。有的学者认为，1931年下半年到1933年约迁徙了80万户富农。［32］除去前期未能按计划迁徙的20万滞留户，大概又迁徙了60万户。这样，在全盘农业集体化时期，总共大约迁徙了100万户富农。

1933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宣布：“富农阶级已被粉碎，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已被根除”，“‘谁战胜谁’这一基本问题已经获得解决，社会主义战胜了城乡资本主义成分”。［33］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期间，到底消灭了多少富农，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1929—1933年间，被逮捕关进集中营的第一类富农共有519600人。［34］被迁徙的第二类富农约100万户。至于第三类富农，大都被纳入第二类富农的安置管理轨道。据估计，到1930年夏，分布在各州和各区的第三类富农只有26万户。［35］另外，还有20万—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总之，在1929年底到1933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大约有140万—150万户富农被消灭，如果按每一农户5—6人计算，共有700万—900万人。

消灭富农的斗争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不消灭农村“剥削阶级”就谈不上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值得提出的是，它是促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推进集体化运动的最有力的杠杆。没收富农财产并流放其全家的政策，一方面可以吸引农民参加因占有富农的农具财产而比一般农户富裕的集体农庄，并满足他们的平均主义愿望和提供向富人报复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以威胁那些不愿参加农庄的农民，警告他们不要因抵制运动而落入同富农一样的悲惨命运。这种一打一拉政策对完成全盘集体化运动起到了某种关键性作用。

斯大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始后一个月就不顾客观条件不成熟和各级干部思想准备不足，毅然决定立即消灭富农，并且采取最严厉的行政暴力手段实施。进而，借助消灭富农的声势全面消灭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民，消灭私有农民。

全盘集体化的实现和个体私有农民的被改造被消灭

1930年秋，党中央决定再次推进集体化运动。9月24日，给各区委、州委和共和国中央发出一封《论集体化》的信件，谴责众多党组织对集体化事业的消极态度，号召共产党员到农民中积极开展工作，“以使集体农庄运动达到新的强有力的高涨”。［36］

在中央的督促下，各级党政机关要求那些退出农庄的农民重返集体组织。1930年12月17—21日，党中央全会根据古比雪夫的报告重新审定了各地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日期，规定“在1931年使乌克兰（草原区）、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伏尔加河中游（伏尔加河东岸）等地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不少于80%”，这就是说将年初规定的第一类地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日期推迟一年。中央全会的决议还规定，在1931年“在其他产粮区——中央黑土区、西伯利亚、乌拉尔、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哈萨克斯坦（产粮区） ——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集体化。在产粮消费区，保证使20%—25%的农户集体化。在产棉区和甜菜区，保证使5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保证1931年在全苏各农业部门平均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实行集体化”。［37］

1931年1月，苏联第十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十二月全会的决议提出，在1931年可以对一半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而在基本产粮区可以对90%以上的农户实现集体化。［38］

集体化的实际进程比党和政府预计的还要快。在3、4、5月份，每月都有150多万农户加入农庄。到6月初，共组建了21.1万个集体农庄，包含有1303万农户。全苏集体化程度达到52.7%，［39］超过了规定。

1931年10月—1932年2月，集体化运动再次陷入低潮，有16万户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但在上级督促下，夏天又重新掀起高潮。到1932年底，全苏共建立21.11万个集体农庄，有1490万农户参加，占农户总数的61.5%。［40］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41］这以后，政府又用几年的时间把剩下的个体农户吸收进集体农庄。1933年7月1日，集体化的比率为65.6%，1934年7月1日为71.4%，1935年7月1日为83.2%，1936年7月1日为90.5%。到1937年，全苏共建立集体农庄24.37万个，有1850万农户加入，占农户总数的93%，其播种面积占全苏的99.1%。［42］尚未加入农庄的只是山区或边远地区的一些零散农户。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作为阶级，在富农之后也被消灭了。

集体农庄制度——控制农民的再版村社

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时，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对组织进集体农庄的农民并不放心，不肯把土地、农机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交给农庄。政府向集体农庄下达上百项计划指标，对生产的品种、播种的面积和时间、每项农活的技术指标、收割的时间、上交国家的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指标和规定都是指令性的，是必须执行的，违者要受法律制裁。

为了确保国家指令的执行，除了通过党政机关进行直接领导指挥外，还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立国营的机器拖拉机站，二是实行义务交售制。

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联共中央于1930年初曾决定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但到年底改变了主意，决定把现代农业机器全部掌握在国家手里。1932年，全苏共有2446个机器拖拉机站；1937年增为5818个。［43］斯大林需要通过机器拖拉机站控制农庄。1933年1月，联共中央和政府决定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立政治部，它的任务是用开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方法监督农庄的活动，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同集体农庄中对抗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44］简单地说，政治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国家能按计划收购到粮食和肉类。随着地方党政机关的巩固，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并入党的区委员会。这以后，对集体农庄的政治领导和监督工作主要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但机器拖拉机站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集体农庄。拖拉机站要求事前审查农庄的生产活动是否符合国家计划安排，要求农庄为其服务提供实物报酬，以此保证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渠道收取一定数量的农畜产品。设置机器拖拉机站的结果是，通过使集体农庄同最重要的生产手段脱离的办法加强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把农庄的全部活动纳入国家的行政命令体制之中。

国家的另一项控制措施是，实行农庄义务交售农畜产品制度。1928年爆发粮食收购危机后，斯大林认为从集体农庄收取粮食比个体农户更容易，决定加快集体化步伐。由于工业化的需要，政府不断扩大粮食收购量。1928—1929年，国家收购商品粮1080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7332万吨的14.7%。1929—1930年，收购量增加为1600万吨，1930—1931年又增为2220万吨。［45］1932年，斯大林又进一步提出，把征购商品粮的幅度提高到总收获量的40%—50%。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农民的利益。1931年粮食减产，每公顷耕地的平均收获量比上一年减少9.5%，而每公顷的交售额却增加了4.2%。在乌克兰，许多农庄为完成国家收购计划要交出粮食收获量的80%，甚至全部。［46］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下降。到1932年6月25日，农民只向国家交售了当月应交售的23.6%；到10月25日，也只完成交售计划的25.8%。［47］

1932年冬，党中央派人到地方督促粮食征购工作。对未完成任务的地区采取高压政策：从关闭地方商业贸易、停止信贷到清洗党政干部。

政府在高压的同时也被迫做了一些让步，于1932年先后通过3个决议，降低农庄的粮食和畜产品的采购量，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刺激农民的生产和交售的积极性，但实际效果几乎没有。因为交售任务虽然减少了，但对多数农庄仍是难以承受的负担，特别是那些受灾地区的农庄根本无法完成国家的采购指标。其次，法令规定农庄在完成任务后可以把谷物拿到市场上出售。可是只有一个或若干个农庄完成任务而全部农庄尚未完成时，仍不允许前者出售剩余粮食。这些农庄要想享有自由出售剩余产品的权利，就必须首先补足其他农庄未完成的交售额。这是一种连环保。

这种措施受到农庄的抵制。1932年的法令允许农村进行粮食买卖，承认市场价格的合法性。农庄把粮食卖到市场会比交给国家得到更多的钱，因此竭力少交售粮食。这就使得1932年的粮食收购工作遇到了比1931年“更大的困难”（斯大林语）。全年粮食收购量比上一年减少430万吨。

斯大林认为，当前的问题是一些人把集体农庄偶像化，看不到农庄也会反对国家的收购计划。其次是看不到阶级敌人改变了反苏维埃的斗争策略，他们在通过集体农庄破坏国家的计划。1933年，斯大林宣称，这是“可敬的农民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无声的’战争”。［48］斯大林决定采取最有效最无情的手段来克服危机。除了在机器拖拉机站中设政治部，从外面监督农庄的交售工作外，还决定大力限制城乡市场贸易，实行集体农庄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

1933年1月，决定“废除现有的谷物采购的合同（预购合同）制度，并为集体农庄及个体农户规定具有纳税效力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谷物的固定义务”。这一义务“是每一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首要的义务，故应以第一批打下的粮食完成之”。对“未于本决定规定期限内履行向国家交售粮食义务的集体农庄”，要“处以罚金，并令该集体农庄提前履行全年交粮义务”；对未按规定期限履行交售义务的个体农户则要负刑事责任。决议还规定：“集体农庄的粮食买卖行为，只有在全共和国，全边区，全省整个完成本决议所定的采购粮食计划，以及完成种子储备以后，始得进行”。［49］

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额很高。农庄交售给国家的数量和支付给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两项合计，在丰收的1937年占谷物收获量的26%，在歉收的1939年占34%。在畜产品中，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比重更大。1935—1937年间，上缴的肉类和动物油占总产量的68%，牛奶占45%，羊毛占53%。［50］

国家得到如此多的义务交售的农畜产品，但付给农庄的却极少。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只等于成本的13.2%，土豆价格等于7.5%，牛肉价格等于5%。义务交售的价格比市场价格更是相差悬殊。1933—1934年粮食产区的小麦交售价格是每公斤3.2到9.4戈比，而每公斤的面粉（小麦的出粉率是85%）的零售价格，凭购粮卡的是35到60戈比，无须购粮卡的是4—5卢布，即价格相差100倍以上。［51］

义务交售制使国家的征粮计划得到保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虽然粮食的年均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年均产量少70万吨，但是国家每年平均征到的粮食却比“一五”期间多930万吨。这就使得斯大林在饥荒年代仍然能够增加粮食的出口。

斯大林创建的集体农庄同传统的合作社迥然不同，既不是生产者的自愿联合体，也不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独立组织。它实际是沙俄村社的再版，仍然是国家牢牢监管控制的基层农民组织，是把农民束缚在自然经济和宗法依附关系狭小天地里的工具。不同的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控制比当年对村社的控制更直接更严厉。1932年12月27日，苏联实行统一的身份证制度，但不给农民发证，庄员要到城市去工作或居住，需经领导批准，得到证明才能离去。庄员的自由迁徙权实际被剥夺。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剥夺农庄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权利、限制市场贸易、发展农庄与国家间的实物交换关系的办法，使农庄失去经济独立性。总之，集体农庄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的一个基层单位，除了庄员可以经营规定的副业和得不到国家的最低收入保证（工资）外，几乎同国营企业没有什么区别。集体农庄和庄员既无权也无力自主决定生产、分配、人事等事务，一切重大问题都直接听命于政府。集体农庄同村社相比，自治权利更小，对国家的依附性则更强。集体农庄更像是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的村社。30年代到过苏联农村的西方人士曾报道说，农民常用ВКП（“联共”的俄文缩写）来暗指“第二次农奴制”（其俄文缩写也是ВКП）。［52］

集体农庄制度不适应现代化要求。首先，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脱离主要生产资料，失去独立自主性，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因而极大损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集体农庄体制虽包含有物质刺激因素（如按劳动日进行分配，允许副业生产等），也注意到政治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些只占次要地位，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农庄的各项工作基本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这对农业发展特别不适合。因为农业不同于工业，各处进行生产的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极不一致，不可能具有工业中的标准环境。因此统一指令即使是专家起草的指令，也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和要求，而那些随意违背经济规律和价值法则的瞎指挥更使生产遭受破坏。第三，集体农庄制度造成机构臃肿。据苏联农业部抽查26个州132个集体农庄的结果：三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20%—30%；八分之一的农庄中做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占30%以上。这样庞大的行政队伍只会促使官僚主义泛滥，阻碍生产发展。第四，集体农庄制度使农民保守落后。由于生活不富裕，大多数庄员一心关注自己的副业生产，把它视为最可信赖的依靠和保障。对集体和国家大事不关心也不了解。另外，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庄员只得服从听命，也安于服从听命。他们缺乏主动创新精神，习惯于一切都依赖集体、依赖国家。因此集体农庄成了维护狭隘自私、听命依赖、因循守旧传统的温床。集体农庄制度从总体看，是缺乏生命力的。

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和创建的集体农庄制度是他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部分。它消灭了农村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农民，把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把小生产变成大生产，使集体农庄制度与城市的国有企业体制相配合，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它把几千万难于监督的农户置于国家严格控制之下，为建立行政命令和惩罚体制奠定基础。它把农业变成绝对为工业化服务的部门，用牺牲农业剥夺庄员的办法，使集体农庄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提供资金、粮食、工业原料和劳动力，从而确保了工业化的实施。总之，集体农庄制度是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单一的计划经济，就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也就没有斯大林模式。

集体化和30年代大饥荒

农业集体化运动使苏联农牧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分散的小生产变成集中的大生产。其次，在大农业的基础上，农业走上了机械化道路。第三，农业机器和化肥的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减少了农业劳动力。

苏联农业虽然取得一定进步，但总的讲仍十分落后，远未实现农业现代化。1940年，农业人口占全苏人口的67%，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54%。农业仍是粗放经营，在相当程度上是人力畜力劳动进行生产的。农业基本是靠天吃饭。

更为严重的是，农牧业生产力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遭到巨大破坏。相当一批有较高技能、有文化知识、善于经营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被当做富农消灭掉。进入农庄的农民因失去自主权，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依赖性占据了上风。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效益低下。庄员的消极怠工，再加上农庄建立初期组织工作的混乱，使30年代的苏联农村陷于衰退状况，生产下降，社会动荡。

1932年的谷物产量为6987万吨，只达到计划规定10580万吨的66%。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谷物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降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至于畜牧业，它在集体化运动中损失更大。1933年，牛、马、羊、猪的存栏头数只及集体化前1929年的一半左右。

集体化的强制推行，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牧业产量下降。许多地区在1931年就出现了饥荒现象。1932—1933年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广大地区发生旱灾，使问题更加严重。全苏粮食产量由1928年的7330万吨降为1932年的6990万吨。但中央领导无视这一事实，继续高额征收粮食。1932年1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1931—1932年粮食收购》的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和州执行委员会完成规定给它们的粮食收购年度计划，继续超额收购”。［53］各地都依据这一决定，努力超额完成收购任务。普通农庄庄员和农庄主席则大量写信到中央，说国家收购任务超过了收获量。结果不仅庄员分不到粮食，农庄也没有种子储备。中央黑土地带丹科夫区“新力量”集体农庄主席写信给中央说，他那里荞麦每公顷的收获平均为26普特，而国家对荞麦的收购计划为每公顷132普特；豌豆平均每公顷收获175普特，而每公顷要向国家交纳480普特。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农庄只剩下740普特粮食。［54］1932年6月17日，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邱巴尔致电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要求对受灾严重的地区给予粮食援助。6月21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签署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乌克兰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任何不想完成为你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所规定的谷物交售计划及国营农场送交谷物的计划的行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交售期限方面，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允许”。［55］6月23日，政治局就柯秀尔求援电报通过决议，“仅以中央通过的决议为限，不向乌克兰额外运粮食”。

政府一方面无视饥荒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支援工业化的旗号下，加强对集体农庄的征购，留给农村的粮食不断减少。1932年夏，出现饥荒。许多庄员吃完储备粮陷于挨饿的困境。挨饿的农民或逃亡外地谋生，或留在村里充当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间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充饥。政府不去积极援救这些灾民，反而无情镇压庄员的“越轨行为”。1932年8月7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草案，作出了“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决定“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将其一切财产充公；对情节不严重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财产充公”。还规定不得对这种案件进行赦免。农民把这项法令称为“五束麦穗”法令，即偷拿或偷剪五束麦穗就要受到惩罚。结果许多普通农民甚至妇孺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到1933年1月，即不到5个月的时间，根据此法令共对54645人进行了定罪判决，其中2110人被处以极刑。［56］1933年1月22日，政府又发出指令，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区。对未完成交售义务的地区和农庄则停止商品供应，关闭国营和合作社商店，撤换地方干部并交付法庭审判，甚至把整村居民迁至北方边远地区。派往各地的中央代表对未完成征购任务地区采取严厉惩罚措施。各级领导，轻的撤职、开除党籍，重则逮捕、枪毙，一般庄员则被驱逐出农庄。这种迫害活动愈演愈烈。［57］

作为无产阶级的忠实盟友的集体农庄庄员，实际是处于被国家全面控制、无情剥夺、随意宰割的无权境地。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讨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过去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但此话未公开发表。［58］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基辅省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在1932年的一次谈话：“新近有一列火车开进基辅，上面装满了饿死者的尸体。这列火车一直从波尔塔瓦到基辅沿路收集尸体。我想，最好有人能把这个情况告诉斯大林”。［59］肖洛霍夫在1933年写信给斯大林，说北高加索的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60］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更报告说，一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乌拉尔代表向雅戈达报告说，“瓦尔年区‘十月的道路’集体农庄有人吃尸体”。［61］

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在乌克兰饿死350—400万农民。［62］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饥荒人口减少了179.8万人，其中包括20万逃亡国外（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而未能回归者。［63］俄罗斯著名人口学家乌尔拉尼斯认为，苏联居民从1932年的16570万降为1933年4月的15800万，减少的770万人主要是农民。［64］另一个统计资料表明，1932年全苏人口增加105万人，而1933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0万人。死亡人数由1932年的478万人猛增为1145万人。［65］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提出，在集体化运动中，一些人遭迫害，一些人迁往城镇，苏联农村总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66］据人口统计，苏联农业居民在1926年有12070万，1937年为11040万，减少了1030万，占农业人口的9%。而饥荒地区的人口损失更多，如在哈萨克斯坦减少了30.9%，在伏尔加——23%，在乌克兰——20.5%，在北高加索——20.4%。［67］

1942年，丘吉尔在同斯大林交谈时问他，集体化是否牺牲了很多人？斯大林把张开五指的双手向上一举。他用这个手势说明集体化使人民付出了1000万生命的代价，［68］或是说牺牲的人很多很多。

总之，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的命运，既保证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的强大，也造成经济政治的相对落后，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1］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

［2］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

［3］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

［4］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

［5］斯大林：《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

［6］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

［7］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

［8］ 《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9］ 《斯大林致莫洛托夫（1929年12月2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 （俄）德 · 安 · 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11］ 《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

［12］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Под ред. Данилова В. П. u ∂р. М.,РОССПЭН. 1999—2002. T. 2. C. 100.

［13］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T. 2. C 365.

［14］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uна И. Е. М., Наука, 1986. T. 2. C 158.

［15］ Известия, 1930. 9 марта.

［16］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T. 2.,C. 788.

［17］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选集》下卷。

［18］ （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 Данцлов В. П. Советская доколхозная деревня. М.,1979. С. 316.

［20］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

［21］ 《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2］ Козлов В. A. 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20 века. М.,1992. С. 245—249.

［23］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Т. 2, С. 163—167.

［24］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С 48.

［25］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3.

［26］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и колхоз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Под ред.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АН СССР. М. , 1963. С. 276.

［27］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4.

［28］ Ивницкий Н. А.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деревни и ликвидация кулачества как класса. М., 1972.,С. 245.

［29］ Славко Т. И. Кулацая ссылка на Урале 1930—1936. Мосгорархив. 1995. С. 251.

［30］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 3. С. 44.

［31］ Земсков В. Н. 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0. No. 11.

［32］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С 60.

［33］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3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4］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С. 59.

［35］ Кентавр. 1990. No. 3—4. C. 60.

［36］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64—1980. Т. 4. кн. 2. С. 158.

［37］ 《关于193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

［38］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ажнейши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1927—1935. М. 1957. С. 351.

［39］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ина, И. Е. Т. 2. С. 188.

［40］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1］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3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

［42］ 《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43］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Под ред. Зеленина И. Е. Т. 2. С. 297 ‘ 336.

［44］ 《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政治部的目的及其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

［45］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46］拉德钦斯基著：《苏联农业的社会化》。

［47］ Правда, 1932.27 июля, 29 октября.

［48］ Правда, 1963. 10 марта.

［49］ 《苏联粮食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文献》，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50］拉德钦斯基著：《苏联农业的社会化》。

［51］ Зеленин И. Е. Колхозы и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33—1935г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4. No. 5. С 19—20.

［52］塔克：《斯大林主义：来自上面的革命》，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53］ ГАРФ，Ф. 5446, ОП. 1, Д. 463.几11.转引自：Зuма В. Ф.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48

［54］ ГАРФ，Ф. 1235, ОП. 66,Д. 80. Л. 166.转引自：Зима В. Ф. Голод 1932—1933годов в письмах трудящихся Росс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48~49

［55］引自《斯大林关于粮食收购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32年6月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

［56］ Документ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Под ред. Данилова В. П. и Ивнического Н. А. М., 1989. С.41.

［57］ Данилов В. П.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М.,1963. С. 199.

［58］ РГАСПИ. Ф.71,ОП.10,Д. 127,Л. 39引自Данилов В. П.,Зеленин И. Е.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голод к 70 - летию общ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 5. С 108.

［59］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60］ 《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

［61］ 《图奇科夫关于农业工作的进展情况呈雅戈达的报告》（1933年5月1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2卷。

［62］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и сообщений Ⅶ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демографии. Ч. 1. М.,1991. С. 521.

［63］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емография ：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методы, источники. М., 1992. С. 76—78.

［64］ Урланис Б. Ц. Проблемы динамики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М. , 1974. С. 319.

［65］ Смирнов,В.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ичины крах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СССР.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No. 6. С. 97.

［66］普利马克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Круглый стол ：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30 - е год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88. No. 12. С. 5.

［67］ Всесоюзн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1937г. Краткие итоги. М.,1991. С. 43,51—59,61.

［68］ Новый мир. 1988. No. 9. С. 30.

18.如何认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马龙闪

“大清洗”运动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以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案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其斗争对象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持续时间达4—5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因“大清洗”设定的打击对象较为复杂，事件持续的时间较长，显现出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政治动因和历史脉络的。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历史过程当中才能深刻地加以理解、透彻地加以把握。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然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但只有把它放在20年代后期直到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

（一）“大转变”和“大跃进”的政治后果，引起国内危机加深，党内斗争加剧，这使党内力量重组、稳健派抬头，斯大林领导地位发生动摇

斯大林把反“右倾”斗争（1928—1929）及其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为“大转变”。“大转变”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一套方针路线，代替列宁—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向着对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的一次大转折。“大转变”实际上进一步加速、强化了“大跃进”，使“大跃进”遭到了更大的失败。

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大跃进”起源于苏联。苏联当年的“大跃进”，发生在1928年至1933年间。只要翻阅一下这期间的《真理报》，“大跃进”这个字眼，就会频频跳进你的眼帘。苏联那个时代进行的“大跃进”，主要是工业化“大跃进”。实际上，苏维埃俄国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进行过“大跃进”的尝试，但那是战争年代不得已的措施。苏联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展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大跃进”），频频出现在党的报刊上，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1958年发生“大跃进”，中文里“大跃进”一词，是原原本本把俄文词“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借用过来的。“大跃进”就是用超常的高速度，像跳跃猛进一样，进行经济建设，实施“赶超战略”。赫鲁晓夫和一些俄国人只知道揶揄嘲笑中国人的“大跃进”，对他们自己曾发生过的“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却讳莫如深。由于苏联时期的历史著作忌称他们这段历史为“大跃进”，所以了解苏联“大跃进”的中国人很少。笔者了解苏联有“大跃进”，也只是在查阅那个年代的苏联报纸时才知晓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近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已不再回避当年的“大跃进”。比如，近些年一部在俄罗斯很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即由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20世纪俄罗斯史》，就专门设有“‘大跃进’的重负”一节。［1］最近，一本专门为中学生和中学应届毕业生编写的《俄罗斯历史》读本，也专辟“大跃进（1928—1933）”一节，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这段历史。［2］实际上，苏联当年进行的不仅仅是工业的“大跃进”；在农业集体化方面也称得上是“大跃进”，由原定用1—2个五年计划实现的集体化，提前到了1—2年完成。结果，工农业“大跃进”双双遭到惨重挫折，基本以失败告终。最直接的严重后果是，像中国一样发生了“困难时期”；但苏联的“困难时期”持续了“两年”，发生在1932—1933年，非自然死亡人数至少达数百万人之众，上述一书提供的数字是1000万至1500万人之间，较准确数字至今仍在研究当中。

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大跃进”有某种群众基础，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3］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连1930年3月中央下达地方的指令中也不得不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

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紧张、危机，城乡群众的不满，引起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4］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现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5］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党内力量的变化和重组，加强了党内稳健派的力量。

“大转变”和“大跃进”加剧了国内经济生活的紧张，甚至引起危机，其直接后果，是党内原先站在主流派一边的一些人对斯大林的路线发生了怀疑，党的上层出现了以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和柳京为代表的新反对派。谢 · 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以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斗争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和“大跃进”的后果所震惊，开始转而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有给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6］

出现这个新反对派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稳健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稳健派的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稳健方针深得人心的证据表现在，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在会上所得的选票超过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他的地位在这期间逐渐得到恢复，甚至主持了《消息报》的工作，在1936年新宪法的起草中曾担负了仅次于斯大林的工作。

这一切，显然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但也没有逃过这位领导人的锐利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近300票遭到反对，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境况，使他对领袖地位的不稳暗怀着不小的担忧。

在这种形势下，向党内稳健派及其代表人物开刀，打击反对派，扭转党和国家发展的航向，显然成了斯大林所预定的政治目标。

（二）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的“大转变”和“大跃进”，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群众要求实现工业化，迅速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唯意志的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短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基础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一是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二是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运转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三是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基础的落后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去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着眼于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7］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8］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9］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6—1939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至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党内党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与此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10］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政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11］

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12］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大清洗”的直接导因

“大清洗”有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导因，而1934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杀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线。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只把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看做“大清洗”运动的内涵；其实，这三次大审判只是“大清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就它们在“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后期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在全面“大清洗”的真正高潮期间，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4—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13］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利用，作为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的路线不满者，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14］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小时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为“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查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死刑罪犯的申诉；死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15］这项法律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武断地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6］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17］一星期后，即1月16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牵连。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凶杀。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的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18］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却以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由抵制贯彻中央方针造成的。于是，又进一步向各地方党组织开刀。

根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逮捕的有15218人，还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19］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20］通过这次运动，安全机关便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持有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与此同时，刑事律条也越来越森严。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人员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的始末

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日，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在这次对取名“托一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在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不仅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相联系属牵强附会，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一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21］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22］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的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23］接着在10月间，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上述人等，立即或稍晚一些都被处决。

此次审判的主题，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经济管理层。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所要达到的预定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24］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2月25日至3月5日），便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叶若夫在全会上的发言和斯大林最后的总结报告，是把“大清洗”推向高潮的临阵动员。叶若夫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例推动“大清洗”，斯大林则在报告中把打击对象对准了“经济组织”、“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的“外国代理人”及其“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他说：“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人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25］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是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的一年。“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稳健派倾向，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在这前后被镇压的政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在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和船舶制造以及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等等。

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26］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位最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27］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军内消失的共有 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75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共80名委员），8位海军上将，尚存4位当中的两位元帅（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16位当中的14位军级将领，以及90%的集团军将领和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军官。［28］

“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和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针对社会阶层的镇压，主要进行了以下专门行动：

（1）针对农业集体化中流放“富农”和刑事罪犯施行专门打击的行动

按照政治局批准文件，这部分人系指，“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返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这次行动中，又把他们定为“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指示将这种人分为两类：一类“立即逮捕”，“通过三人小组按行政办案规定予以枪决”；一类对其“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地区”，“勒令在5天内向中央报送被枪毙的人数和流放的数字”。［29］

后又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反苏分子”数字，制定的《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进一步把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以枪毙的，第二类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8至10年。各地方后来又进一步增补追加镇压人数。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2）打击所谓“反革命民族分子”的专门行动

这次专门行动，逮捕了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流放国外；还消灭了“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对“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也采取了行动。

1937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区的17万多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境内。［30］

此外，被采取各种形式镇压的“反革命民族分子”，还包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等。

在“大清洗”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内务部部队护卫下，曾定期到各地巡视，对各共和国和省的党组织进行清洗。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曾分别到各地视察过。

（3）针对有各种历史问题者实行打击的专门行动

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大清洗”运动是在苏维埃国家处境复杂、斯大林对国内阶级关系认识有误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当然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腐败分子和阶级敌人，但应该说打击面扩大得太大了，以致把大量党内意见分歧和人民内部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处理，冤杀、冤捕了大批革命队伍中的好同志，伤害了大量无辜的人民群众，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的人。究竟1936—1938年的“大清洗”伤害了多少人？以前发表的各种数字无疑是大大扩大了。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受到迫害的共有1344923人，其中有681692人被枪毙。［31］这个数字只是中央档案馆有据可查的数字，并不包括各地方档案馆的数据。各地方的情况正在研究当中。被公认是一位严肃研究大清洗的著名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没有接受苏联官方公布的1937—1938年被逮捕的人数，他说：“在我研究的文献中得出的结果是，在1937—1938年遭到逮捕的是3141444人。”［32］他经过仔细筛除，认为其中近250万人为政治犯和“准政治犯”。［33］

这个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要知道，苏联的人口基数较小，当时全苏只有1.5亿人口，这个数目在其全人口中，特别是成年人口中，比例是相当大的。但目前也有一种企图大大缩小“大清洗”受迫害人数的倾向，据报道，俄最近有一种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主张，应该只计算被判死刑和被枪决的人数［34］。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俄现行法律相悖的质疑。

大清洗的影响

应该看到，苏联大清洗中的大量冤假错案，长期没有得到彻底平反，这涉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属，使人们由此形成的积怨和不满，长期在社会深层滋生、蔓延、发酵，最后积淀、酝酿成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形成相应的社会政治运动，成了埋藏在苏联社会内部的定时炸弹。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直接由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研究苏联的历史也必须研究具体人的活动。而人是在思想、思潮推动下行动的。因此我们考察苏联历史，就离不开考察各种思潮（特别是政治思潮），离不开考察受这些思潮推动而行动的人。

我们观察从20世纪30—80年代的苏联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严重消极后果的作用，苏联形成了极端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社会政治思潮。

社会政治思潮的产生和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但苏联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其形成和发展起了催化、加速的作用。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一方面，造成了苏联凝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由此铸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潮，而这种思潮又以官职等级名册制度形成的特权阶层为载体，二者互相结合而形成强大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在这个派别的阻挠下，从战后初期到戈尔巴乔夫时期，阻滞、贻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战后初期的局部改革’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以后的改革，等等。

另一方面，由30—40年代清洗、镇压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由此不满情绪发酵而形成改革诉求，加上战时特殊环境和战后形势的催化，形成并加强了这一思潮。改革思潮由于受保守主义的打击迫害，造成阻滞梗塞，回旋激荡，又蓄积了更大的势能。在赫鲁晓夫时期终于有可能爆发而奔泻、喷发出来，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经受压抑挫折而分化，形成持不同政见思潮。这种思潮经戈尔巴乔夫时期“公开性”、“民主化”的释放，形成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和政党。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航船，受到党内和社会上以上两股强大社会政治思潮的双重夹击，因而左右摇摆，飘忽不定，最后失去控制，葬身海底。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改革的进程发生了保守主义思潮、势力同极端民主派思潮和势力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合作社法”和“租赁法”的出台，属于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一部分人利用经济改革的漏洞，经过权钱交易，大量侵吞国有财产；随着财产的增多，私欲的膨胀，企图把非法财产转化为合法的私人所有，于是，由起初维护体制、反改革的保守派，一跃而转为主张推翻体制的极端民主派。这样，极端民主势力大增，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戈尔巴乔夫一派无所倚恃而导致苏共瓦解和苏联崩溃的结局。

［1］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1996. С. 334—352.

［2］ http: //history.clow.ru/1-17.html.

［3］ 《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见《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

［4］ Ю · Г · 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 · 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R · 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

［5］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 - е годы. М.,1996.С. 1.

［6］ （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

［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

［10］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1］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293—294.

［12］ （俄）菲 · 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3］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73.

［14］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 — е годы. М.,1996. С. 142.

［15］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Ф. 17, On. 162, Д.17, Л.87.

［1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No. 4. С 39.

［17］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 -50 -х годов/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И. Яковлева. М., 1991. С. 123—147.

［18］ Боханов А. Н. , Горинов М. М. ,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и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79.

［19］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Ф. 17,On. 120, Д.177, Л.22.

［20］ Хлевнюк 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 - е годы. М.,1996. С. 148.

［21］ 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 -50 -х годов/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И. Яковлева. М., 1991. С. 33.

［22］ РЦХИДНИ（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Ф. 17, On. 63, Д. 1123, Л．146—147.

［23］ E · A · 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伦敦、纽约1995年俄文版。

［24］奥尔忠尼启泽在其自杀前40多天内（从1937年1月1日至2月18日晨自杀），就找斯大林22次，谈话达70小时以上（见Хлевнюк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30 -е годы. М.,1996. С. 291.）。

［25］ 《斯大林文集》。

［26］ XXII съезд КПСС, М.,1980. С. 585—586.

［27］苏联和国外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反间计对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没起决定作用，只是被用来对动员其他军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见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28］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цнов М. М., Дмцmренко В. П. ц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85.

［29］ Труд, 4 июня 1992.

［30］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 5. С. 144.

［31］伊 · 弗 · 巴甫洛瓦：《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论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重评派研究方法”的批判》//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5.

［32］ ГА РФ（俄联邦国家档案馆），ф.9401, Оп.1, Д. 4157，Л.203—205, ф. 9492, On.6，Д. 14，Л14.转引自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 1. С. 203.

［33］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No. 1. С. 203.

［34］ 《环球时报》，2008年8月26日。

19.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顾志红

乌克兰独立以后，许多历史事件脱去面纱，显现“庐山真面目”。1932年8月—1933年10月［1］间发生在乌克兰的，被乌克兰史学界称做“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就是其中一例。1988年，乌克兰《历史》杂志刊登了第一篇关于1932—1933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的文章以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逐渐被外界知晓。乌克兰独立以后，官方予以确认，并在乌克兰历史博物馆辟出专馆介绍这一事件，馆内以黑白两色布置，庄严肃穆，展示着大量震撼人心的照片和实物，以悼念在这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中惨死的无辜民众。这次大饥荒造成乌克兰394.1万人［2］非正常死亡，其中91.2%为乌克兰人。大饥荒期间，吞噬同类的现象普遍发生，枪杀和自杀事件直线上升，乌克兰人民经历了巨大的道德悲剧，饥荒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创伤终生难愈。

乌克兰地处欧洲中部，自然条件优越，境内多黑土地。苏联时期，乌克兰是全苏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经济一直是乌克兰国民经济中的强项。乌克兰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和向日葵供应全苏需要，而乌克兰的土地面积仅占全苏的3%。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呢？

逐年加码的高征购指标，让乌克兰不堪重负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扭转这一局面，列宁在 1921年3月15日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以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土地的自主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步掌握了党政大权，此后，他并没有按照列宁的与农民一道前进的方针建设苏联经济，于1928年出台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加速实现城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要实现上述目标，苏联需要出口大量粮食换汇，进口工业化设备。当时，苏联仍是一个只能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装备的落后农业国家，农业是苏联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了增加出口量，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实行掠夺性的粮食征收制。

2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稳步发展。但是，国内商品匮乏的局面还没有转变，许多农民不愿意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遇到了困难，苏联政府则需要尽可能多的粮食出口创汇。在解决粮食的供需矛盾时，苏联领导人没有采用经济手段，轻率地沿用驾轻就熟的行政手段。苏联政府要求各级政府成立征粮队。为确保收购到足够多的粮食，征粮队强行向农民收购粮食。 1927年12月15日，米高扬又向乌共中央发出关于乌克兰必须加强向国库交粮的指示，12月30日，苏共中央书记瓦 · 莫洛托夫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督粮。这一年苏共中央给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是2.65亿普特。1928年，乌克兰向苏联政府交粮2.72亿普特，占这一年度全苏粮食征集数量的42%。在粮食征集过程中，征粮队除了征收小麦和玉米以外，还征收其他农副产品。进入3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连年减少，而中央下达的征粮指标却不调整。1930年，乌克兰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为2290万吨，上交国库780万吨，顺利完成征粮指标。 1931年，乌克兰农业收成大幅度减少，粮食总产量只有1760万吨，苏联政府并没有因此降低征粮指标，乌克兰政府被迫动用农民的储备粮，向苏联政府上交 700万吨粮食。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1280万吨，而苏联政府向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仍然是770万吨。虽然后来征粮指标减少为660万吨，仍然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除了交粮，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税，苏联当时实行三种农业税：直接税；义务交售农产品（国家常常过高规定交售额，许多农庄无法完成交售任务）；向农机站交纳实物报酬，负担过重。苏共中央没有想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强化征粮力度。1932年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给乌克兰的征粮硬性指标是：集体农庄上交475万吨粮食；个体农户上交 108万吨粮食。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乌共中央11月18日通过关于强化粮食征集措施的决议。这些措施是：（1）实行武力征粮；（2）关闭所有的国营、集体办的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3）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交易； （4）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5）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斯大林派出亲信瓦 · 莫洛托夫和拉 · 卡冈诺维奇督察粮食征集活动。上述措施在乌克兰当时358个区中的88个区实行，给乌克兰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征粮队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农户缺粮少种子的现实视而不见，用武力从农民手中抢走160万吨粮食，占农户总储备粮的76.2%，他们搜尽了农户手中的最后一点粮食。这一年，苏联政府从乌克兰运走粮食700万吨。政府从农民手中运走大批粮食，付给农民的粮款极少，只相当于市场粮食价格的 4%—5%。

粮食的高征购政策严重破坏了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统计资料显示， 1932年冬季至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只存有80公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粮食。农民们只好宰杀牲畜，用树叶、树皮来补充粮食的不足。由于食品严重缺乏，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在长达22个月的饥荒中，农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包，农村经历了罕见的贫困，变为一个个废墟。可以说，强制实行粮食征集制是引发史无前例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强制推行集体化，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1927年底，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量仅是1927年初的75%，粮食收购量的减少对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没有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上找原因，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是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的发展。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乌克兰农业经济的一贯传统是土地私人所有，农民大多不愿意实行集体化。苏联政府认为，只有在乌克兰推行集体化才能彻底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的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乌克兰农业中集体经济应当达到30%的份额。一开始，苏联政府尚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到1929年秋，乌克兰集体经济仅占其农业经济的5.6%，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仅占可耕种面积的3.7%，只有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集体化的速度离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192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农村集体化的进程。1930年1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强行全盘实行集体化。党的基层干部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伴随全盘集体化而来的是农村暴力事件增多，由于强迫集体化，农民殴打、杀害村干部和党员干部的事件屡屡发生，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普通农民运用最多的反抗形式是滥杀牲畜，他们认为吃肉，或者卖了比交给国家好。1928—1932年间，乌克兰家庭饲养的牲畜减少了1/2多。当时摆在农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加入集体农庄，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

斯大林对农民的偏见几乎可以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之一。斯大林一贯认为，农民的保守性顽固不化，严重妨碍革命变革。消灭富农运动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上述思想。

在乌克兰，富农是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阶层。他们保留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他们对政府提出的集体化运动和粮食征集采取抵制态度，不愿把粮食低价出售给国家，而是希望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富农成为粮食征集制和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对于富农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意志，制定了一个“规定”富农标准的文件：“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了农民人数的15%（实际上为3%—5%），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在所难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党政干部握有农户的生杀大权，这些人往往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判断是非曲直，制造出一幕幕人整人的悲剧。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铺开。苏联政府向农村派出大批城市工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1929年秋，向乌克兰农村派出大约1.5万人，1930年1月达到4.7万人。不久，又从俄罗斯抽调大量工人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约有85万人强迫迁到北方，许多人惨死途中，很多青壮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场运动中，富农阶层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盲目屠宰牲口，烧毁农业设施，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乌克兰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消灭富农运动总计在乌克兰消灭了30万—50万富农。

苏联政府拒绝施救，听任饥荒的发生和发展

早在1931年1月，乌克兰就有271个区向乌共中央报告了实施粮食征集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1932年2月10日，乌克兰农民联名上书斯大林，报告乌克兰农村缺少粮食的情况。同时，乌共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在1932年全乌共产党第三次全会上正式宣布乌克兰食品严重不足，并向斯大林通报了乌克兰农业情况很糟的现实，但这一切均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1932年7月，乌克兰的粮食储备情况已引起乌克兰领导人的不安。1932年11月，苏共中央向乌克兰下达命令，集体农庄在没有完成上交国家粮食定额之前，不得向农民发放粮食。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罗曼 · 捷列霍夫在1933年1月中央全会上亲自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发生饥荒的情况，基辅军区司令员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央给予援助。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食品帮助，更没有采取措施消除饥荒，或减轻饥荒所带来的后果，而是继续大量出口粮食。当饥荒在乌克兰蔓延时，苏联政府不仅不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同时拒绝各国的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援助。

另外，苏联政府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封锁消息，动用武装力量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颁布一系列命令，禁止饥民逃离饥荒区，外出谋生。如1932年8月7日发布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禁止居民收集仓库附近和火车站附近的丢弃食品的命令；1933年3月17日和9月13日发布的关于禁止农民擅自离开集体农庄，外出找工作的命令；1932年12月4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国内护照制和饥荒受害人不得擅自迁移的命令。上述做法进一步加深了饥荒局势，造成了更多的人员死亡。1933年春，仅在基辅州的16个区内就发生了123起人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俄罗斯档案馆的材料里记录了上千件吞吃亲生子女的事件，许多农庄变为废墟。

苏联政府为遮盖事实真相，从俄罗斯等地向无人村移民。1933年春天，苏政府开始从俄罗斯向乌克兰大规模移民。1933年11—12月，从白俄罗斯向乌克兰移民40车厢，从苏联西部地区向乌克兰移民51车厢，从伊万诺夫斯克移民24车厢，从中央黑土地带移民43车厢。移民分别被安置在敖德萨、哈尔科夫、顿涅斯克、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截止到1933年12月23日，苏联政府共向乌克兰移民11.7149万人，很多移民在目睹了饥荒造成的惨状以后，又离开了乌克兰。

这次大饥荒给乌克兰民族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根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扎皮林于1989年发表的档案材料，1926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2890万人，1937年的登记人口仅2840万人。10年间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据苏联官方的人口统计，1935年乌克兰的登记人口为319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2470万人，与 1937年相比，人口减少350万。1933年，全乌克兰出生人数为40.7万人，死亡人数为185.3万人，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3倍多。这种状况从1933年6月开始，持续了1年半之久。而在以后的10年内，乌克兰一直没有摆脱人口负增长的危机。1927—1931年，乌克兰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260万人，如果不发生饥荒，1932—1933年的死亡人数应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但实际上，1932—1933年的年平均死亡人数为400万人。1933年，乌克兰死亡人数为500万人，其中290万人死于饥饿。［3］

1932—1933年间发生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乌克兰1932年的收成虽不如1931年，但粮食产量仅比1926—1930年平均产量低12%，居民的食品供应毫无问题。但是，国家有组织地剥夺了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粮食，这是一场人为的悲剧，震撼人心。2010年1月，乌克兰基辅上诉法院认定，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亲自策划”大饥荒，“蓄意”对乌克兰民族实行种族屠杀。

［1］国际调查委员会在1992年公布的有关材料中确认的饥荒时间。乌克兰政府认为饥荒时间应该从1931年12月算起。

［2］ 2009年初，在乌克兰总统尤先科的领导下，乌克兰法院再次启动大饥荒案调查后确定的死亡人数。

［3］本文数据来源：乌克兰国家历史博物馆和乌克兰国家科学图书馆有关大饥荒的档案资料。

20．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马龙闪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1925年俄共（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我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斗争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首先要问，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要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呢？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这一斗争的？

在涉及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所谓庸俗社会学，按照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M · 利弗希茨所做的概括，它“主要是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所做的一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更广义些说，庸俗社会学就是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真正侵害，并导致错误政治结论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漫画化。”［1］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就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往往做出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2］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成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应该对社会现象坚持阶级分析，但应该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不是戴上“有色的阶级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涂上阶级性色彩，或者像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那样，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甚至像苏联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

在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里，代替真理位子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实际上他们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个性主体转变到了阶级主体。庸俗社会学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述，在庸俗社会学体系里，就变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掩饰在党性的词句之下，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党性的一种歪曲。

一般的庸俗社会学也大讲并突显阶级斗争，但它的阶级斗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笔下的强者与弱者的厮杀争斗，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学者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某种类乎兽性的搏杀。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M · 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3］

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做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要永远被牢牢固定在自己阶级的属性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表现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

庸俗社会学注意的焦点，不是分析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客观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兴趣是集中于受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庸俗社会学看来，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预设的象形符号，其意义是以接受者为转移的一个可变量；每个时代、每种社会、每个阶级，都会把自己独特的意涵灌注进受体阅读的字里行间。一切艺术作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状况无非有两种：或者是，它们都有其本身客观的核心内容，而受体在千变万化的感受和理解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因为它们以客观的现实形象为基础），或者是，社会科学丧失了衡量真理的任何标准，无法区分比如艺术真实和其他假象，就连对一些写手们制作的赝品，低俗的读物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对它们的真伪加以区分。在庸俗社会学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艺术作品和精神文化现象只能处于后一种生存状态。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成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向农民无限制地征购粮食，农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抵制反抗，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甚至镇压、迫害的有力工具，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庸俗化现象。

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分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到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把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

庸俗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相当流行，
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庸俗社会学作为一种扭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庸俗化的思潮和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几乎贯穿始终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思想线索。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在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把“唯物主义”一词变成了一个套语，当成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万事大吉。恩格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5］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表示他与马克思也应对这种情况承担部分责任。他在《致约 · 布洛赫》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则，而且还并不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6］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中表明，当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的情况，在他看来已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7］

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块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传播到了俄国。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他是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的，他在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此外，特卡乔夫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也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8］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都有相当影响。

庸俗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实证主义观点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成分的侵蚀。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就连常常同庸俗化保持距离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也能窥见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了解为由社会决定的带有必然性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往往被说成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普列汉诺夫的片面性，表现在把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从发生学、起源学方面去研究艺术现象，而不允许在文学中用通常标准的方法进行艺术批评。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强调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客观主义，因此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即主观意志的创造性方面注意不够”。［9］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有着共同之处。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M · 波克罗夫斯基、B · 弗里奇和B · 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

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获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苏联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得到的迅速广泛传播，以及部分旧知识分子对它无奈的适应和服从，进一步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给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推动下，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在文化建设方面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达到了特别有害的地步。庸俗社会学采取荒唐可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破坏性后果。它鼓吹打倒所有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摈弃所有文化遗产，取消过去的学校，把过去官方的历史学公式完全颠倒过来。这样一来，伪皇德米特里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彼得的改革，反而遭到了粗暴的否定；十二月党人非但不是捍卫人民利益的英雄，反倒成了地主兼粮食贸易商的代言人。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产都丧失了艺术价值，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后者无非是与高等贵族沆瀣一气的中等贵族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价值可言的。后来，“拉普”［10］又接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某些极左观点，进一步以变化了词句宣扬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摒弃文化遗产，为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这种极“左”的思想形态，把所有一切都涂抹上了阶级色彩，从宣传消灭过去时代的音乐，到把艺术融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列夫”［11］的主张），各种论调往往五花八门，离奇古怪。

从上面不难看出，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片面性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造成其追随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放大了他的失误，而出现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是由波格丹诺夫受到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12］社会学的影响，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应该说后一方面是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倾向。

莫斯科大学教授B · M · 弗里奇和B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可以说汇合并承袭了这两股源流。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有一系列颇有名气的文学史专家，比如П · H · 萨库林和П · C · 柯根等学者，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以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个庸俗社会学派，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有才华的学者，这使他们的理论在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使1928—1930年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并未能铲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数十年间在苏联思想理论界一直存续了下来，而在苏联学校教育传统中保持得最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13］

庸俗社会学思潮在上世纪20年代最盛行时，实际上几乎成了苏联文艺学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当时，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从彼列维尔泽夫学派到“列夫”，从史学到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具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口号，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其他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无缘，只配受到排挤和打击。“列夫”则鼓吹“生产艺术”，认为唯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拉普”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拉普”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14］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其一派的领导权。“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磨砺阶级斗争的“利刃”，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15］这段话，对“拉普”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拉普”宣称，俄共（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代表党的文艺政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沃隆斯基，为了捍卫党的文艺政策，对“拉普”进行了反击。这一下捅了这个“左派”的马蜂窝。“拉普”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一下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于是，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

在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领导人布哈林和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主持下，为俄共（布）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草案于1925年6月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为反对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在文艺阶级性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为贯彻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针政策，《决议》特别载入了针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一段话：“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

我们知道，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派”，还是“左翼文艺阵线”和“拉普”，其极左的文化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庸俗社会学。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庸俗社会学派的抵制和干扰。

事实正是这样。大约在1926年或者是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问题时，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在1928年1月（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是在1929年1月［17］）召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当时，以В · M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首的庸俗社会学派是掌握相当权力的。从1922年建立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学部时起，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该学部的正副领导人，1925年改组后，他们两人又分别担任学部主席和学部秘书。他们作为老党员学者，在革命前就发表多部著作，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们有一批弟子追随左右，形成了这个日后被称谓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当彼列维尔泽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发生激烈争论后，他和弟子们为维护庸俗社会学派的观点，在1928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们共同发行了第一个《文艺学》文集，在发行文集的同时，还在同舆论界的多次见面会中发表了他们的理论纲领。而此前不久，在高校教师的一个莫斯科会议上，彼列维尔泽夫还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他还在另一场合向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阶级制约性是通过什么机理，怎样具体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彼列维尔泽夫是一个活跃、固执并带有进攻性特点的学者，他利用当时在舆论界的名气和权威地位，在其坚持的观点上是丝毫不肯退让的。

这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派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

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始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维护1925年《决议》的重大原则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8年4月30日至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拉普”代表大会上，针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派的错误，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18］拉开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序幕。

卢那察尔斯基从分析苏联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使命、特点和具体任务。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精神”。［19］他特别使用“科学社会学”一语，就针锋相对地同“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接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进行怎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最带规律性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劳动的形态。在广泛考察某个时代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努力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20］

但是，他又概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当问题涉及某一个别作家或作品的情况时，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考察根本的经济条件，因为这里特别突显出来了一个恒常起作用的原则……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依存于生产方式是经过其他中介环节而发生作用的，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和在阶级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心理。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该作家作为表现者的那个阶级的心理，或者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其他各阶级对作家影响而生发出来的某些复杂成分；这也是必须予以关注并进行分析的。”［21］

显而易见，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针对的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并一一进行驳斥的：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卢那察尔斯基则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卢那察尔斯基则一一作了具体的辩证分析。他没有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该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正是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决议》中所指出的重要原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22］

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23］在这里，他当然是指文学形式（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24］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拉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25］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1929年初举行的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1930年。

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就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关于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作出正确评价来呢？

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无数次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

这一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对庸俗社会学最集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打击，它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灭了庸俗社会学派的气焰，阻止了庸俗社会学的蔓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由于这一斗争主要是在苏联文艺学领域进行的，所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然而，这次理论批判的进程也经历了曲折。在争论的第一阶段（1928—1930年），进展是顺利的。卢那察尔斯基把论争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允许论敌答辩，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和著作的权利。这一正确的方针使斗争避免了扩大化，把重点放在了分清理论是非上，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批判的第二阶段（1932—1936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斗争为苏联最高领导所利用，被用来打击政敌、改写党史、树立个人崇拜的目的，这样就把原本的学术论争扩大化，扭曲成了政治批判，因而走上了忽视厘清理论是非的错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清算，造成理论是非厘清得很不彻底（特别是在文艺学以外的领域），为日后留下了隐患。

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清算的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在30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交际工具——语言，宣布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大肆宣扬语言的阶级性，这使庸俗社会学在语言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没有稍显收敛的迹象。此外，苏联这个时期不只正确地宣传中小学人文课程的阶级性，还把阶级性特征扩大到化学、物理等自然知识课程领域，赋予自然科学以阶级性。语言学的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而学校教育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则一直延续到80年代。

苏联在学校教育中存在这种倾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一直宣扬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直到40年代末还把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不彻底性，不仅长期侵害到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和教育界，也严重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上世纪50—7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仅在文学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有所批判，有所触及，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拨乱反正，因此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时有抬头，不时沉渣泛起，或余音回响。近年一股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噪音，就是这种状况（庸俗社会学抬头）的反映。因此，在学术理论界以至全社会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补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

庸俗社会学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加之因其长期存在而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错误理论及其倾向的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同它进行斗争。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伟大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注意纠正两方面的理论倾向，一是纠正从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歪曲和修正，二是纠正从左的方面，即庸俗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扭曲和侵害。离开了同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云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1］Лифшиц Mux.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3.

［2］《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3］Лифшиц Mux.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

［7］这些书信包括《致约 · 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符 · 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致弗 · 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康 · 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

［8］伊列米亚 ·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9］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32.

［10］即俄文“РАПП”，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

［11］即俄文“Леф”，是“左翼文学战线”的简称。马雅可夫斯基为其首领。

［12］约瑟夫 · 彼得楚尔特，德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门徒，他们师徒都受到列宁的批判。

［13］ГолубковМ. М.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XX века （ 1920—1990 - е годы）. М., 2008. С. 168.

［14］Правда, 1 февраля. 1925.

［15］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1917—1932）, М., 1966. С. 395.

［16］《“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7］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9. М., 1935. С. 502//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 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7.

［18］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ке соч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7—18.

［19］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ке соч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С. 8.

［20］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ке соч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С. 8—9.

［21］Плеханов Г. 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10, С. 295—296.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ке соч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9.

［22］《“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Собранике сочнений. В восьми томах. Т. 8, М., 1967. С. 10.

［24］原载《劳动学校的国语和文学》1928年第1期；转引自Трифонов Н. А.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8.

［25］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2. С. 16//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26.

21．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马龙闪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淹没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而对意识形态极为严密的管控，又使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长期受制于僵化理论教条的束缚而得不到创新发展，使苏联在现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特别在新科技革命中败下阵来。因此，要深刻了解、认识苏联，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了解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这个问题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学术界很少敢于触及，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公布了大量材料，才使这个问题得以为外界所了解。

那么，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呢？

苏联从斯大林当政开始就通过管控意识形态的载体来控制意识形态。大家知道，当时意识形态的载体从物的方面来说，主要就是书刊和报纸；从人方面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从人的活动方面来说，就是新闻出版、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各种表演和演出等等。掌控意识形态，就是掌控书报、新闻出版和各种演出活动，掌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那么，怎样掌控这些人和物，以及文化人的活动呢？

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

斯大林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建立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二是不断展开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三是制定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和规范。

先看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

俄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的传统。沙俄时代，有名的第三厅就是行使书报检查职能的。革命者深受书报检查之苦，所以，从赫尔岑到列宁都不得不流亡到国外，去办不受检查的革命报刊，从事革命的宣传和鼓动工作。

十月革命之初，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但当时就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声明，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但是这一诺言并未兑现。随着革命后政治形势的逐渐稳定，非但没有放松对出版物的行政管制，反而越来越拧紧了行政管制的螺丝钉。

苏联党内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一些人物，也曾同书报检查中的专横粗暴做法作斗争，企图通过制定出版法对此加以规范和限制。但这一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还是以党和政府的一系列决议和法令作为书报检查的依据，由它们实际构成了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创办期刊和出版社的批准许可制度；事前检查和各类演出的检查制度；编制查禁流通作品和书籍的清单；对印刷工业采取监督措施；各部门对各自领域的出版事业实施监督；实行国家对经典作家、教学参考书和已故俄国作家初版档案的初版垄断权；实施对报刊犯罪的惩罚措施；对所有以图书馆藏为目的的出版物实施登记、检查，等等。［2］

这一书报监督检查体制，在1922年至30年代初是由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集中实施的。出版总局经由两条途径贯彻俄共（布）中央的书报检查政策：一是“采取行政手段和书报检查追究手段”；二是“采取意识形态压力”。前一措施，包括查禁报刊和出版社，压缩印数和实施罚款，以及对责任人进行法律制裁和审判；后一手段包括同编辑部谈判，给它输送合适的人选，裁除不可用的人员，等等。

根据中央政治局1923年的实施细则，对出版物要按其一定倾向进行分类，对每一类出版物的检查都提出特别的要求。文艺类的作品，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或者有低级趣味的，一律禁止；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类作品，凡是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又面向广大读者的，一律加以查禁；严禁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经济类书籍，但有学术和实用价值者，限量发行；宗教类书籍只有属于祈祷性质的才许可出版；对青少年读物限制很严，只有能促进“共产主义教育”的才允许出版。

书报检查实施细则除上述外，还包括“不准出版不应公开的资料（国家机密）和对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有明显敌视性质的文章”，不准许出版“在主要问题上——包括社会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和艺术等等方面，具有敌对性思想”的作品，不准出版低级趣味的报刊、诲淫作品和不良广告等；对文章中“有损害党和苏维埃政权威望的最敏感的文字（事实、数字、评价）”，要加以删除；暂停个别出版物或缩减印数，关闭有犯罪活动的出版社，并对其负责人交法庭或转交地方政治保安局处理。仅从文字上看，这些规定似乎在当时并没有错，但后来被斯大林用来针对党内反对派，就变了味，发生了严重的歪曲和扩大化。

在有关书报检查文件中，还规定了出版总局同内务人民委员部、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密切关系。这主要包括：（1）上述各安全部门的政治机构，“要在监视报刊发行、交付印刷、书籍贸易和进出口国境的出版物上，提供技术帮助”。——这里所说的“技术帮助”，主要是指提供警力；（2）在任命出版总局三头目时，对其中一位的任命，必须同国家政治保安局协商确定；（3）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监察部门对已由出版总局实施事前检查予以放行的出版物，再行实施事后检查，并对违法者提起诉讼和没收有关出版物。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逐渐走向宽松，而是越来越趋严厉，书报检查所包括的范围也越来越加广泛。这集中体现在出版总局权力的逐步扩大及其职能的与日俱增上。而随着出版总局权力和职能的扩大，它自身的机构也日益膨胀。

1923年，在出版总局下成立了演出和剧目监督委员会，负责对各种演出和各艺术类别目录的监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出现，出版总局也承担了对其各项事务的监督。随后，对音乐录音制品的监督，对广告的监督等，也都归入了它的职权范围。

从查禁出版物的数量看，1925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查禁了221部书。1926年禁行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3］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出12588条不能公布的属经济和军事秘密的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4］

出版总局也负责对进出口印刷品的监督，以及对图书馆藏和市场流通图书的检查和管理。出版总局下设国外部，专司对进出境出版物的检查。查禁的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出版物：“有违背和敌对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作者属反革命者和死于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者”，甚至“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儿童文学作品”。［5］有权取得有上述内容国外出版物的，只是党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所属工作人员，以及特大型学术图书馆。资深研究员只有得到出版总局和政治保安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这类出版物，但后来这一规定也被取消了。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资产阶级”报纸通常还是放行的。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起来。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受歧视，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

与此同时，对图书馆馆藏图书和市场流通的图书也进行了大规模严格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以人文类图书为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7］

随着各类检查力度的加大、监督范围的放宽，先后建立了各种名目的检查机构协同出版总局履行职能。二三十年代，曾出现过这样一些检查机构，包括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政治监督司、海关书报检查处、邮政检查局、艺术委员会、艺术事务管理局，等等。与此同时，出版总局本身的机构也越来越大，人员也越来越多。到1938年，它就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8］

尽管出版总局从组建之日起就做了大量这样的工作，但仍然不能令联共（布）最高层领导满意，于是，在30年代初又对书报检查机构来了一次大的改组：把书报检查体制由国家机构行使职权，转变到由党的机关实施全面的书报检查。这种转变是同书报检查对象由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相联系的。对于这种从检查对象到检查体制的转变，出版总局第一任局长、前“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列别杰夫—波利扬斯基在1931年一个报告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如果说先前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们队伍之外的敌对分子，那么现在，当着实行社会主义全面进攻的时期，我们就不得不将非常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队伍内部的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得不对我们自己进行书报检查，所以，监督就将具有两重性。”［9］

这种转变最早发生在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该决议取消了出版总局对新办重要杂志的审批职权，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则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10］扩大党的机关实施书报检查职权的重要步骤，是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作出的。该决议着令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改组出版总局。约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文件作出相应决议，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出版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11］

不仅在报纸，后来在杂志中也设立了政治编辑。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由中央政治局1931年4月在其决议中作了规定，其中强调指出，政治编辑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党的检查机关负责”。

在这次改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建制之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大批判运动中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公式管控意识形态

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推倒过去的思想理论权威，树立斯大林这个新的唯一的思想理论权威；也通过这种大批判，清除过去的思想理论原则，确立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原则，即由斯大林解释和认可的、实际上是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管控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三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或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就《哈萨克斯坦史》发难，展开了对哈萨克斯坦一批史学家的批判。

这些批判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线，就是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主要是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当然，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要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所以，通过这一连串大批判，最终是要确立斯大林提出或认可的思想理论公式。

批判布哈林，是要为取消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扫清道路，要对所谓“新的实践”所产生的“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有一系列“新的看法”和“新的提法”。［12］透底地说，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彻斯大林“大转变”后所推行的“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其目的是使哲学问题变成了为当前政治，为当前现实服务的工具。这就是斯大林通过米丁等人为治罪德波林而提出的论据：德波林的“罪过”在于违背哲学的“政治化”、“现实化”和“党性”要求，而不顾反布哈林“右倾”的现实斗争，钻进了纯哲学的学术问题中去。通过批判德波林，确立了斯大林的哲学理论范式，即把哲学纳入“政治化”和“现实化”的轨道，而将一切理论倾向都归结为政治倾向。这样，就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但批判、解散“拉普”，并不是为了纠正“拉普”的路线，而是为了打掉同“右倾调和主义”划不清界限、政治上可疑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而建立以原“拉普”骨干和其他文艺“左派”为核心的新的全苏集中统一的文艺团体，推行没有“拉普”的、为斯大林赏识的“拉普”路线。这就为日后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为批判“拉普”所提供的理论公式，是建立全苏大一统的文化艺术领导体制，为确立单调划一的文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提供理论根据。

史学界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是直接为树立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上与列宁并列的地位，为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准备。由斯大林为其提供党史“分期标准”和编写大纲的《简明教程》，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他的整个思想理论提供了标准教本和理想范式，因此，出版后被推崇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全苏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为宣传、贯彻、推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为进一步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建立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严密控制意识形态

除上述措施外，苏共还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来控制意识形态。

革命初年，党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那时，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来直接负责对意识形态机构的总领导和总监督的。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只是到1920年8月，党中央才建立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13］主要集中对精神文化各领域实行总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负责对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由党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负责。党中央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给宣传鼓动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青年团下达方针性指示。宣传鼓动部则协调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这些常设机构外，为完成特定临时任务，还不断设立各种中央临时专门委员会，来集中领导某项工作。革命后建立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体系，打下了此后数十年苏联意识形态集中统一的基础。后来各种具体管理机构或有增设和扩大，它们的名称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为总管，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一集中领导的总体框架体制，一直保留了下来。

对联共（布）来说，斯大林时期控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更加高度集权，对思想文化管控的手段更加严厉。这种手段主要体现于，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部门，不断制造各种题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地开展大批判运动。这种高压、恐吓机制，有效地震慑了文化知识界，使各种知识文化人诚惶诚恐地循着在大批判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公式，亦步亦趋地沿着斯大林规定的思维路径前进。

这种不间断的大批判运动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管控机制推行的。这种管控机制对斯大林来说，包括三条控制线索：一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组织分配部，按照登记造册的官职等级名录，集中掌控党、政和社会团体系统文化意识形态干部的委任调配大权；二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文化宣传部，掌控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报刊宣传、科学研究和党校教学等部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领导大权；三是通过解散“拉普”和20年代存在的几乎一切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团体，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协会统管机制，掌控一切群众社会文化团体。而这三条掌控线索在中央最高层，在30年代前半期都集中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之手；从3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1948年则一直掌控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之手。

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一般都是通过以下机制和程序贯彻执行的：卡冈诺维奇（30年代中期前）或日丹诺夫（30年代中期后）在有关场合亲聆斯大林的有关决策和指示，先由这两人之一召开部门领导人会议直接传达，并作部署，然后由其提名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具体实施贯彻。如果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决策和指示形成中央决议，在30年代中期以后，日丹诺夫往往亲自捉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再由他修改定稿，然后呈报经斯大林批准、政治局通过，再颁布执行。日丹诺夫档案中保存着不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或正式文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形成的。比如1935年5月13日《关于建立小学、中学和高校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草案［14］，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工作和对高校领导事宜的决议草案》［15］，联共（布）中央1935年2—3月“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16］等，都是如此。

30年代党内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不仅表现在取消了20年代讨论各种文化问题的代表会议，只有由最高领导层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运筹帷幄，决定文化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现在党除了对方针政策的指导，还直接具体地涉足了各个文化职能和业务部门。在这10年里，党的各级机构不断扩大，不断增设文化职能、业务部门，出现了一个文化职能业务部门领导权力向党内转移和集中的过程。

斯大林这种严密管控意识形态的机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上半期。只是1953年以后的“解冻”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才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的这一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使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才稍稍有所变化，但上述这一基本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并未有所改变。

［1］（美）约翰 · 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Жмpk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254.

［3］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XX вв. М., 2001. С. 274.

［4］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8.

［5］СЦАЛИ （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 On．2，Д．8，Л．9．

［6］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5.

［7］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7.

［8］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3.

［9］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26—27.

［10］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XX вв. М., 2001. С. 290.

［11］Жupk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90.

［12］《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4］ЦГТА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Ф．77, Оп．1, Д．458, Л1．

［15］ЦПА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ф．77, Оп.1, Д. 497, Л1.

［16］ЦПАИМЛ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ф．77, Оп.1, Д. 824, Л1.

22．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陆南泉

斯大林逝世后一直到苏联剧变前，虽然经历数次改革，但苏联基本上仍保持着斯大林模式。对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历史地、客观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有利于对斯大林模式本质的认识。

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一般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或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它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它包括的主要内容是：

（1）决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性质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关系的组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建立的公有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来源于斯大林主义。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国有制条件下，支配生产资料的不是社会的人，劳动者并没有取得他们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支配生产资料的是党、国家和斯大林。

（2）从政治上来讲，斯大林模式主要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决定；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实际上搞的是没有广泛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最后发展成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专制主义。斯大林搞的个人集权主义，“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1］

（3）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改造过程中，在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下，用强制乃至暴力的手段，实行称之为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与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道路。

（4）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观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5）在民族问题上，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实际上是把联邦制度变形为事实上的单一制，斯大林执政时期，随着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在中央，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权大大削弱，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实际上流于形式。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指出，斯大林时期的联邦制“就实质来说是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的模式”。［2］苏联“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在苏联整个历史中，这理论只是一种幻想。”［3］

（6）斯大林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往往表现为实行扩张与霸权主义。斯大林的扩张与霸权主义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一是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旗号下进行；二是重点放在意识形态方面，斯大林把他的社会主义观强加给别人，让别国接受，俯首听命；三是国内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最为有效、最稳妥的手段。

（7）一系列赖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尖锐化”；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个体农民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等。

这里需要指出，我们上面列举的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主要方面，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互为条件。

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深入，对斯大林时期确立的斯大林模式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变化，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是社会主义的严重变形和扭曲。这里仅介绍一下苏联国内有关人士的看法。布坚科认为：“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由于30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4］有些学者把斯大林模式视为“国家社会主义”、“早期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占上风的是僵硬的、甚至残酷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当然是在演变的，在斯大林死后，它的残酷性略有削弱，变得缓和些。但实质依然故我”。“归根到底，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5］

为了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点，苏联在1989年“有关社会主义的现代概念”专题讨论会上，有的学者从列宁晚期著作中描绘出来的轮廓，把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利用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

根据劳动的质和量付给报酬的原则；

允许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存在；

承认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

在防止官僚机构为所欲为的条件下保持“坚强有力而灵活的”国家机关，人民对它的监督；

考虑劳动者利益的多样性；

实行生产者同公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不一定非通过国家不可，允许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民团体；

劳动者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坚持不懈地扩大民主；

在多民族国家条件下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6］

学者对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7］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в · 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

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8］

我们仅从上面的材料就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是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原因

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9］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绝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发生的三次大论战：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和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看，这场大论战都可以被看成是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随着斯大林在理论、政治与组织三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这为他抛弃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接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是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的阶段。苏联工业化运动与30年代的大清洗，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是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时期。普遍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与政治大清洗三大社会运动，是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因素。

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并且围绕三大运动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都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下面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

（一）1924—1929年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党内斗争

这期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而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争论的结果是：

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被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最后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第三，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和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第四，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并在整个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斗争激烈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占主导地位。

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1924—1929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10］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地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低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涅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11］

（二）工业化运动对最后形成斯大林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1929年全面中止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思想占主导地位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得以初步确立，那么，斯大林工业化方针的全面贯彻和到战前的1941年，不只是斯大林工业管理体制、经济体制模式全面建立和已扎了根，而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已全面建立并扎了根。这是因为：第一，在工业化运动期间，斯大林不只在苏联创造了“世界上所有一切工业中最大最集中的工业”，并且成为“按照计划领导”的“统一的工业经济”；［12］第二，在工业化运动过程中，对整个经济的计划性管理大大加强了，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第三，1929年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快速推行，农业也受到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统制；第四，工业化运动时期，斯大林不仅一个一个地打败了他的政敌，并且接着30年代搞大清洗，最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领导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专政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

（三）农业全盘集体化使农业成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对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在欧俄几个资本主义绿洲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广大腹地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3］

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14］

在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有：

（1）反映生产关系一个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十分突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形成的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农业集体化显得最为突出。

（2）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行政命令、强制与暴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把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范围压挤到最低限度。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15］

实际上，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极大地败坏和践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

（四）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回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这样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简要地论述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大清洗”。

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16］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就构成了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4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斯大林的镇压并没有到1938年结束。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17］第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现在大家都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这简直是突然降临在苏共党的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

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悲剧。

至于现在来争论“大清洗”运动被镇压与迫害的人数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不具有重要意义。就算是几百万人，难道还少吗？难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为党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至于有人说，被斯大林镇压的人中有真正的反革命，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的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18］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内心里充满着渴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是这个原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虽然晚了一点）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是不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 · 伊 · 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19］而对于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洗清”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就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与此同时，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在这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是挽救局势的“救星”。

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造成国内困境的原因推给“人民的敌人”的头人，说成是由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消灭，对斯大林搞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以上简单的分析表明，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一个中心目标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应该看到，30年代的“大清洗”把苏联发展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是实践，都已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疴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20］不幸言中了，由于“大清洗”使得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形成和巩固，并导致最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五）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1］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因此，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很深的历史传统因素。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22］，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3］。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下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六）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忽视或否定了特别是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就会忽视斯大林个人的品性特点对在苏联形成的体制模式的特点所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的。

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嫉能和孤僻，则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

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

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地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把他们加以消灭。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们，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并且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而且加以粗暴的污辱、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24］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25］的气味。”［26］看来，斯大林在科学领导中需要的也是一种以奴隶主义对待理论的工作者。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不能听取不同意见，导致产生一系列错误的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愈取得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理论，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这一切，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斯大林崇尚暴力、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27］对“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而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把强制与暴力当成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28］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嫉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但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有许多不足之处。正是这一点，产生了他的嫉妒心以及对任何真正有教养的党内知识分子心怀仇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之所以成为斯大林的敌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和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按对革命贡献来说，可以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的，甚至比斯大林有更大贡献的人。［29］

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反映出斯大林的个人品性。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无疑是属于斯大林的。该书的特点是：伪造历史、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民族主义（在不少情况下变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是熟知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述。但要指出的是，在苏联历史科学中经常出现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辩解，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并反映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

（七）同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有关

这里，对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原因，分析一下斯大林是如何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30］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那么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31］“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32］

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33］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34］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也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可简单归结为：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

这里顺便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在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还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尤 · 波利亚科夫在列宁诞辰120周年前夕举行的讨论会上指出的：“斯大林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剪裁，以便首先能够证明他的学说的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事要略而不计，有些事巧而掩饰，有些事要秘而不宣，有些事则干脆一笔勾销。”斯大林在推行他的政策或提出理论时，“最不光彩的就是，这一切都是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做的。”［35］

［1］高放：《苏联制度宏观研究论纲》，见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1998年版。

［2］（苏）《真理报》1990年7月15日。

［3］（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4］转引自（苏）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苏）《真理报》1989年7月18日。

［7］参见（苏）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

［8］参见（苏）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

［9］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为《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一书撰写的“导论”（该书由陆南泉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斯大林于1922年4月担任总书记，但独立领导全党工作是在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

［11］转引自《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4期。

［12］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16］姜长斌等：《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如1949—1951年发生的所谓“列宁格勒事件”和1952年11月发生的“医生谋杀案”等。

［18］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

［19］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

［20］（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

［2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5］赫列斯塔科夫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角。他是一个招摇撞骗、虚伪轻浮、厚颜无耻的典型人物。

［26］《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7］《斯大林选集》下卷。

［28］参阅《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辑。

［29］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

［3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2］《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3］《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4］《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5］（苏）《党的生活》1990年第7期。

23．“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马龙闪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走过了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超苏联模式”，打倒“四人帮”后，才最终在新时期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几乎经历了30年的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正确道路，是经历了对苏联模式的基本实践之后才实现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国特色”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而言的；同样，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和突破，也首先是对过去传统的“苏联模式”来说的。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概括起来，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光辉的思想创造，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是对苏联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打破封闭僵化和因循教条，坚持不断创新，把我国融人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去，这是对封闭禁锢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实际需要出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对苏联忽视民生，半个多世纪一成不变地实行国民经济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破苏联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行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是对苏联集权政治、行政命令体制的突破。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是领导全党从体制模式层次上进行改革的，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而且这些突破，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正令全世界震惊不已。这些事实向世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有别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对苏联模式的创新和突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全世界人们的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近年已经赢得了世人的承认，受到国际学术界和一切有识之士的热议和赞赏。当此之际，却有人以捍卫改革方向为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不许触动“苏联模式”，说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就是“可疑”的，还宣称，所谓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是一个“假命题”，还说什么提出这种说法是“制造混乱”、“别有用心”、“包藏祸心”、“借刀杀人”。罪名可真不小！若在30年前，这个“罪名”可以吓得人倒抽一口冷气，可在30年后的今天，这种说法就成了一幅漫画，活脱脱勾勒出了说此话者承袭的文化大革命那种“打棍子”、“扣帽子”，惯于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手法和习性。

甚至有一位学者，连对苏联史上最起码、最基本的史实、脉络和线索还没搞清楚，竟大胆地谈起苏联史上的分期来了，并且用这个分期法来证明不存在一个“苏联模式”。这位学者说，“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是社会主义苏联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从赫鲁晓夫始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败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照这位学者的说法，持续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应该是属于另外一种模式了，而且，按他的逻辑，赫鲁晓夫已完全破除了斯大林模式，而建立了另外一种与“苏联模式”不同的模式。还有，请问：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他们遵循的又是什么模式……

凭着上述这个论据和逻辑，难道就能推翻“苏联模式”这一学术命题？要想推翻这一学术命题，就首先需要弄清楚，究竟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种叫“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如果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那这个概念和术语，就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合理的、不可质疑的；如果它纯系子虚乌有，属于人们凭空杜撰、编造的东西，那这个概念和术语的存在就应当受到质疑。苏联存在69年，斯大林当权30年构建的这个体制模式，赫鲁晓夫10年基本继承的这个模式，勃列日涅夫18年又力图恢复、坚持的这个模式，——它叫什么？世界上成百上千的学者，甚至成千上万人都在谈论它，把它叫做“苏联模式”，把它作为一个铁的事实在讨论，在研究，而且已经写出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别说在苏联解体以后，就是早在苏联解体以前多少年，苏联学术界、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就已提出“苏联模式”这一概念来了。而且，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史稍微有一点点儿常识的话，就会知道，邓小平恰恰不仅是从当时中国的体制，也是从苏联的体制模式着眼，来思考、设计中国的整个改革蓝图的。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改革。他深刻论述了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发展和兴衰的决定性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过：“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他在1985年8月接见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

从上面邓小平同志这段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把苏联模式看成“僵化了”、“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来着眼改革的，要改掉这些“僵化了”、“落后的东西”。这样提出“苏联模式”有什么“可疑”的？

改革开放的过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斯大林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过程。邓小平同志不仅谈到突破，在领导改革的实践中，也确确实实突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关键性的问题。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黑体为引者所加）。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4］

很显然，我们讲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对苏联模式的突破。难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吗？这种“突破”为什么就是“假命题”呢？难道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捆绑在一块，将二者混同起来，混淆为一种体制模式，才是“真命题”吗？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混同起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

有一种说法，很直白地表述了这种“混同”论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模式的“内涵”、“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把两种不同理论体系下的形式相同的两种思想观念等同并混淆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这两种模式框架下，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大多只是字面概念相同，而内容、内涵却是大相径庭的，绝不能把字面概念相同、而内涵不完全相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也绝不能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苏联模式中的基本制度相混淆。

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

过去苏联模式的公式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还是这样的吗？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苏联模式的上述公式来界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计划经济已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像斯大林式的“专政”一样，把列宁式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斩尽杀绝，进行“人身消灭”的“专政”，同样不是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把老干部尽行作为“走资派”统统打倒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所坚持的，是包括联合农民和构成人民的一切阶层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求法制的专政；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民主”和“专政”二者的关系，对于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多、更重要的应该是“民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同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几乎把“专政”、“暴力”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所有制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是实行单一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导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混合所有制。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这样看来，难道还能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完全混同吗？这是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混淆不得、也混同不了的。

宣扬这种“混同”论的人，还指责什么，讲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为何“单找一个苏联来说事”？怎么，在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难道不允许继续深入总结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吗？对于20世纪苏联崩溃这样一件世纪性的重大事件，难道到现在就已经把问题讲深讲透，穷尽了真理，不许人们再讲了吗？中国的改革开放，“革”的“对象”是什么？难道不是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是什么？由于中国过去基本“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我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是对苏联模式而言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拿苏联说事”？

这种“混同”论的宣扬者，还指责什么，“突破”论“命题”，“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这种论调不打自招，暴露出在该论者心目中，苏联模式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捆绑在一起，死拉在一起，非要把中国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不可；同时，也暴露出他们“非黑即白”、“非驴即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好像一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非“突破”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不可，仿佛世界上除了苏联模式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余地了；仿佛除了这两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就不允许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存在的权利，非要把它贴附在某种其他模式上，成为其他模式的附属品不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决定这种论者的思想是僵化的，因而他们不顾苏联模式曾有过的诸多弊端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心死守苏联模式，不许人们对它触动一下。

这位“混同论”者在文章标题中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为名，宣称要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但是在文章中却对《共产党宣言》一字未提，更未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任何论述，却集中在维护苏联模式上大做文章，这给人们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苏联模式就是他心目中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要“共命运”的并不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他一点不许人们触碰的、千般维护万般呵护的苏联模式。

我们主张“突破”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这方面与“混同”论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认为，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斯大林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宣扬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也越尖锐；他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化，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更把专政暴力绝对化。所以苏联发生把列宁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混同”论者把苏联模式看成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现，所以不允许人们去触碰这种体制模式，他们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共命运”。我们奉告“混同”论者先生们这种“命运”是“共”不得的，因为苏联模式的“命运”并不妙，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就是明证。你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共命运”，是要把中国改革拉到何处去，不是很明白吗？

我国学术界主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论，其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包括苏联体制模式在内的过去的旧体制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体制模式层次着眼，是对苏联模式这种“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体制模式，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曾发生相当影响，它没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赋予鲜明时代特色，所以，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苏联的体制模式不仅在苏联曾造成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遭受惨重损失的当今时代，必须突破苏联模式而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才能焕发出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在这样短短的30年间把中国从一个濒临危机边缘的贫穷的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繁荣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是“僵化了”的、“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东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同”苏联体制模式的做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去，这只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开倒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共命运”，葬送中国的前途。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死抱住苏联模式不放，要与之“共命运”，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路一条。

［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姜长斌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很好总结、甚至错误总结苏联的教训，犯了许多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曲折的实践让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前发展，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但是，我国理论界总有一些人，对斯大林模式念念不忘，竭力为之辩护，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对斯大林模式有清醒的认识。

这样提出问题合适吗？

有人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1］的文章，且不说该文内容与标题相去甚远，这里只就有关斯大林模式问题与该文作者商榷。

该文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是“被一些人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并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还说，“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可以任由发挥的空间。执此说法者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原创性的架势……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捍卫者’的唬人外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所力图抹煞的”，这些人“别有用心”、“借刀杀人”，因此这个“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作者还警告说：“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还要继续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仅仅）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我不明白这里的“政治分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毕竟，棍子乱打、帽子横飞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当年斯大林打击、镇压党内同他意见不同者，用的方法就是把意见分歧上升为“政治问题”，给对方扣上“反党”、“暗藏敌人”之类的政治帽子，直至肉体消灭。难道现在还企图诉诸这种办法吗？

谁是我国批判分析“苏联模式”的发轫者？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国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研究分析、批评和批判，起源于什么时候、起源于谁。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谈论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否也是假命题？

1956年中共八大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之前最成功的一届代表大会。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八大前《论十大关系》［2］的主调是实事求是，以苏联的体制模式为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农、轻、重”、“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国际关系”等机制问题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同年，即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楚的。”［3］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更是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4］邓小平对筹备八大是有特殊贡献的，他后来回忆说：“1956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5］但是，八大时期出现的这些先进而又宝贵的探索，很快被接连不断的“左”的浪潮淹没了。

不过，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并未被“左”的思潮压服。1957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批判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6］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坦率地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7］此后不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关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发言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对立面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再次开始发表一系列批判“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言论。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坦率地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按，指科学教育领域）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8］1978年3月10日他在国务院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同年9月15日邓小平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10］1978年10月3日，邓小平再次说到苏联政治体制问题上，“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说的领袖指的是单数还是多数，我说你们引用可得小心，既然列宁所讲的领袖指的是多数，你们引用时就得符合原意。总之，‘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11］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继续就改革开放说：“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外国（按，主要指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展不起来的。”［12］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再次谈到八大修改党章报告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民所瞩目。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3］1981年12月12日，邓小平有针对性地说：“西方有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基本立场和信仰，这不确实。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困不等于马克思主义。”［14］当时中国改革遇到的尖锐问题是如何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时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15］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提法，它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结和规划，更是对照搬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否定。［16］1985年5月24日，邓小平总结我国发展经历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17］1985年8月28日，他更明确地指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要害是僵化：“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8］邓小平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训是：“建国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有一段时间照搬别人的经验吃了亏，有时是自己太性急了，还搞了‘文化大革命’。”［19］1986年11月9日邓小平再次重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20］

1987年2月6日他对筹备十三大的重大理论问题论述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十三大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21］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指出：“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2］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我国“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否定，更是针对苏联一向标榜的“向共产主义前进”、“发达的社会主义”而言。1988年5月18日，他阐述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尤其重要的是，邓小平于1988年5月18日再次强调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3］1988年10月17日，他在会见东欧领导人时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照搬。自己认为成功的东西，就应该坚持，不要因为别人改变了，自己也跟着改变，用不着这样。经验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要自己去总结，都是一个模式不行。我们都吃了这个亏。”“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24］

尽管邓小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者多次强调必须时刻注意批判分析“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然有一些人固守、留恋斯大林—苏联那一套陈腐的东西，这种思想再次回潮。在这一关键时刻，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标准

1992年2月28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成败标准时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正是这时，邓小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成败的“标准”，给予了科学而又全面的表述。［25］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赞同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6］的提法，从而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以上三大标准反思“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正是在于违反了这些科学规律吗？！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自从我党提出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以来，有些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看成是对立的、互不包容的关系。症结在于他们把苏联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他们错就错在不能理解我国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目标，是一项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避免社会两极分化，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社会的总战略。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27］他还多次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更要不断改善，不断走在历史进程的前沿。

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共产党宣言》的科学社会主义精髓、苏联模式的扩张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斯大林模式与列宁主义、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等等。我们过去学习《共产党宣言》总是有意无意地把重点放在“消灭私有制”和“暴力革命”上。其实，《宣言》有两大落脚点：第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8］《宣言》把社会主义的物质发展和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或者说精神发展）都说到了。当然，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们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依据各个国家具体情况，甚至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与姜长斌教授很早就商量组织力量编写这本书，十分痛心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本文是他生前最后撰写的文章。这次收集到本书中，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思念。——本书主编）

［1］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6月5日）。该报发表该文时加了编者按语说：“向读者推介这篇文章。此文把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讲清楚了。”真不知道该文讲清了什么重大理论问题。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1卷。

［5］《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大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6］《邓小平文选》第1卷。

［7］《邓小平文选》第1卷。

［8］《邓小平年谱》（上）。

［9］《邓小平年谱》（上）。

［10］《邓小平年谱》（上），第378—379页；在1998年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里紧接“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还有一句：“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见该书。

［11］《邓小平年谱》（上）。

［12］《邓小平年谱》（上）。

［13］《邓小平年谱》（下）。

［14］《邓小平年谱》（下）。

［15］《邓小平年谱》（下）。

［16］《邓小平年谱》（下）；也有资料说，早在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金庸）时就已经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

［17］《邓小平年谱》（下）。

［18］《邓小平年谱》（下）。

［19］《邓小平年谱》（下）。

［20］《邓小平年谱》（下）。

［21］《邓小平年谱》（下）。

［22］《邓小平年谱》（下）。

［23］《邓小平年谱》（下）。

［24］《邓小平年谱》（下）。

［25］《邓小平年谱》（下）。

［26］《邓小平年谱》（下）。

［27］《邓小平年谱》（下）。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25．《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郑异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是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过重大影响的著作之一。可以说，斯大林模式首先是通过这部著作集中传入中国的。

《简明教程》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由斯大林本人亲自审定的教科书，有材料说是斯大林本人的著作，原来准备把它当成斯大林著作直接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4卷，后因全集停止出版而作罢。《斯大林传略》写道：“1938年出版了由斯大林同志撰写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认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在2004年重印的《简明教程》后附有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写的评述，其中认定斯大林就是本书的主要作者。至于用“中央特设委员会”的名义，是为了在书中便于直接吹捧斯大林本人——如果标明作者是斯大林本人，那么有些过誉之词就不便写了。

1938年9月9日起，此书在《真理报》连载。同年10月出书，第一次的印数是600万册。据统计，从1938年到1953年，《简明教程》共印刷了301次，印数达4280万，被翻译成67种语言。此书一出，唯我独尊，其他所有关于联共党史的著作统统被封存或烧毁，关于联共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人物的写法、评价统统按照《简明教程》改写，斯大林成了党史中的主角。

此书出版后曾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百科全书”，被叫做“共产主义的圣经”。沧海桑田，到了90年代初，又被叫做“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但都有一定的道理。

说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百科全书”，并不全错。但此“马列”，非彼马列，问题是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自《简明教程》出版以后，苏联高等院校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其基本教材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简明教程》，这门课程直到苏共20大以后才被取消。联共中央有一个专门决议，规定要根据联共的历史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开设，最清楚不过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含义了。如果马列主义是按照教程所传授的内容来理解，那么完全可以把《简明教程》看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

把此书叫做“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也有部分道理。这本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教程的中心人物自然是斯大林本人。为了大树特树斯大林，一部联共党的历史已经被修改得面目全非了。大家记得，在苏联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动辄指责西方史学家伪造苏联历史。实际上，只要稍微认真读一下《简明教程》，不难得出结论：《简明教程》乃伪造历史之大成。试举一例。

十月革命无疑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但斯大林在武装起义中到底做了些什么，至今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看到的最能说明斯大林在起义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证据”，是斯大林的名字被列入了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和“党总部”的名单。

这两个组织中，“政治局”当时根本就没有成立，是1924年斯大林在1917年10月10日的中央决议上添写进去的：“为政治上领导起义成立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洛夫组成的局”。［2］

这个名单本身就非常离奇。在那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反对武装起义，会后又发表了反对起义的《论时局》的给有关组织的信。三番两次坚决反对起义的人怎么可能“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呢？这是难以想象的。

查当时秘书记录的原件上是这样记载的：

“捷尔任斯基同志建议为对近期进行政治领导成立由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编辑部+2人+布勃洛夫）”。这段话写在记录纸的背面并被涂去。［3］

这就是说，有过提议，但事实上并没有正式成立这样的政治局。是斯大林在7年之后，新组建了这个“政治局”，由于那时迫切需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支持，才硬把这两个反对起义的人也拉进了“政治局”！

还有“党总部”的问题。《简明教程》说：10月16日，党中央会议选出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它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

此事同样存在疑问。中央会议记录上只有名单，并没有指明谁为首。其次，“实际上领导整个起义”一语得不到任何资料的证实。实施起义的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下属的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斯大林本人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也承认的。而直接领导起义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10月24日（11月6日）上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对起义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列宁当时在地下，没有可能出席。但斯大林也没有出席，他这一天到底在哪儿，做了些什么，《简明教程》没有交代。如果斯大林有重大作为的话，肯定会大书特书的。

诸如此类的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其目的只有一个，把斯大林抬高到布尔什维克党内最高领袖的地位上去。斯大林需要神化自己，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简明教程》是制造“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

“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当年为批判斯大林创造出来的一种说法，也许是不得已的说法。他要否定斯大林，但他既不能触及苏维埃制度，也没有认识到问题不在个人，而在于体制，只好把所有的问题统统推给“个人崇拜”。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图腾崇拜的时期。对图腾的崇拜其过错显然不在图腾，而在于崇拜者自己的无知无能。人类在可怕的自然现象面前束手无策，只好向图腾顶礼膜拜，请求保护免灾。

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他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他在国内的大镇压，他的对外扩张，能用平民百姓对他的“个人崇拜”来解释吗？“个人崇拜”的说法等于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平民百姓——谁叫你们顶礼膜拜的！斯大林个人没有责任，体制也没有责任了。这样的逻辑推下去，今天的改革也就没有多大的必要了。苏联学者卡普斯京认为，问题不在个人，也不在崇拜，而在于必须改变已经形成的僵化的极权主义和官僚体制。［4］在这种意义上，把《简明教程》说成是“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是不恰当的，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

编辑出版《简明教程》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广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做法当成供全世界效法的样板。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斯大林就给此书规定了向世界传授俄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在编写《简明教程》时，树立斯大林的伟大领袖形象，传授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的经验以便向全世界推广，更是其最中心的任务了。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作出过有关学习《简明教程》的专门决议。

就所传授的内容而论，应当说，《简明教程》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

中国的革命，特别是建设，同这本书有不解之缘。

1938年9月《简明教程》还在《真理报》上连载，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立即把此书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瑞典文、芬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马来文、“印度文”、保加利亚文和“南斯拉夫文”。翻译成这些文字的最后期限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给1个半月的时间。

这样，中国人很早就读到了这本“共产主义的圣经”。在延安时代，《简明教程》就被列入“干部必读”书。好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并没有按照《简明教程》的路子去搞，但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搞的抢救运动，人们不难看到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简明教程》中有三章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这三章是：第10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第11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和第12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

我们且看看这几章所传授的具体内容。

第10章的标题是“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看了这个标题千万不要以为苏联在1926—1929年实现了工业化。1925年底举行的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叫做“工业化的代表大会”，会上似乎有一个“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实际上，斯大林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连“工业化”一句都没有提到。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是30年代的事。《简明教程》教给我们的工业化道路是什么样的呢？简而言之，就是超高速度地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把农民当做剥削对象，从农民身上获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即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在20年代斯大林曾严厉批判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理论，即超高速度发展工业的主张。然而1930年6月斯大林在联共十六大的中央政治报告中却说，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目前工业的产值每年增长18%是改造时期计划加快发展的最高限度，应当作为理想来追求。然而苏联近三年产值的实际增长速度是：1927—1928年度为26.3%，1928—1929年度为24.3%，1929—1930年度为32%，1930—1931年度的控制数字为47%。因此斯大林反而把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张叫做“投降主义哲学”。［5］原来，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比托洛茨基还要“左”的计划！在这里，国民经济的平衡，农轻重各部门的平衡发展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其后果之一就是，苏联的农业一直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才恢复到沙俄的1913年水平。至于轻工业品的短缺，则是贯穿苏联全部历史的不争的事实。苏联的工业化完成没有？俄国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没有完成，因为工业化应当包括轻工业，农业以至生活的各个部门，而苏联的工业化仅限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就很难说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

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农业的集体化，这要从党的代表大会说起。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被称做“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实际上，在这次大会的决议中连“集体农庄”这个词都很少见，更没有规定什么集体化的任务。《简明教程》在论述集体化的必要性时引用了列宁的4段语录，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一句也没有引用列宁的《论合作社》中的论点。这是颇有特色的斯大林文风——只取所需，为我所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同列宁的合作社不是一回事，所以从列宁的《论合作社》中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也就无法引用了。

集体化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即强迫农民参加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列宁的合作社打算用做买卖的利益吸引农民逐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农民参加合作社并不剥夺他们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他们依然是独立的生产者，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多种服务，农民的利益始终得到有效的保证。而集体农庄完全是另一种组织。在集体农庄里农民同土地、生产资料脱离，同劳动产品脱离。在苏联，集体农庄首先是一个保证国家能从农庄取得所需农产品的“连环保”组织，国家通过农庄取得工业、城市和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集体农庄也是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组织。苏联的集体农庄庄员长期没有身份证，是无权自由迁移的。这种农业组织生产效率非常低，是苏联的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之所在。

斯大林的理论设想也在起作用。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阶级甚至没有阶级的社会，这就需要消灭富农，富裕农民以至全体农民，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

《简明教程》教给人们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抓阶级斗争。这里以最明确的语言表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是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教程把这叫做“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然而，这种原理在列宁的著作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按照这种原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问题上的分歧被上纲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起初用行政压制手段来解决，后来就上升为监禁、流放以至肉体消灭。按照此原理，凡是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统统被当成“富农”，扫地出门，流放他乡。按照此原理，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以至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领域，统统难以幸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遭到严重的摧残。可以说，各行各业都进行了大清洗、大镇压，而这一切大多是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情况下进行的。

斯大林需要树立自己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为此目的，斯大林在30年代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开展了横扫一切的大批判，从肉体上消灭像布哈林这样的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以后，《简明教程》开始抛出斯大林本人的哲学著作。《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按照历史顺序本应介绍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内容，斯大林在这里加进了不属于历史问题的名为“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独一节，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对这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庸俗化的著作，《斯大林传略》吹捧为“继续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真正顶峰”。［6］这样斯大林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以后最伟大的哲学家。

《简明教程》只写到30年代末，就时间段而言，还不足以覆盖斯大林模式的全部，所以作为《简明教程》的补充，在苏联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学中还列入了《斯大林传略》。此书于1939年出第一版，是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而出的，1947年出修订第二版，以庆祝斯大林70岁寿辰。两版都由斯大林本人修改定稿。被作为《简明教程》补充的是第二版，它提供了关于战前时期，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以及战后头几年的情况和评价。此书的总印数超过1300万册。这是各级学校的学生，各系统和党校、团校的学员以及许许多多的干部培训和进修班的学员们必读的教材。

《斯大林传略》强调卫国战争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最后胜利的，斯大林是历次战役的指挥者，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在卫国战争那一章中谈到斯大林的军事学说的部分，斯大林本人作了如下修改和补充：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作战技术配合动作，至于现代战争中大量坦克与飞机的作用，至于最强大的兵种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充分顾及局势特点的正确解决办法。

“斯大林的军事艺术既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军队的积极防御总是同准备反攻相配合的，进攻总是同坚强的防御相配合的，斯大林同志巧妙地规定并运用了新的机动战术，即在几个地段同时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不能集中后备力量实行集中打击；在几个地段上相继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失去调动军队的时间和力量；突破敌军侧翼，绕到敌军后方，包围并消灭敌方大兵团。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之。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军队，显示了作战艺术的卓越典范。”［7］

对于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误，这里自然是只字不提的。

最后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或者像我们党内所说的，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8］这是斯大林亲手修改的一段话。

当然，斯大林模式的内容不限于此，但最重要的内容已经有了。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

有人说，《简明教程》最后一次印刷是在1953年。此后多年没有重印过。只在1997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重印过一次，当时没有任何反响。2004年莫斯科“逻各斯”出版社重印出版了此书，是第302次印刷。从网上搜索，对这次重印也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反响。［9］

某些书籍重印或再版，在俄国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是过去的禁书，有的是学术名著，已成为罕见的珍本书，社会上有需要，出版商就会设法再版。1992年我在莫斯科就看到重印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有意思的是封面上印有“Памятник века”的字样。Памятник一词用得很有意思，可做纪念碑解，也可做墓碑、文物解，这样就成为“世纪的纪念碑”或“世纪的墓碑”，或“世纪的文物”。不管怎么样，经过将近半个世纪，斯大林的著作已经不易见到了，印出来让世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本“经典著作”，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一些什么东西，总是一件好事。至于读者是反对还是赞同，悉听尊便。对重印《简明教程》其实也应当如是观，研究斯大林时期，研究斯大林本人，研究苏共历史，都需要读一读这本书。

重印的这本书的扉页上有一个“内容简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重印版（1945版），附有罗伊 · 麦德维杰夫的学术评述，对《简明教程》编写的历史、内容、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作了批判性分析。阅读对象为祖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者来说本书也颇有意思。”

有人说，这是作为高校历史教学参考书（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发行的。该书的新版发行引起一些注意，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用来暂时填补俄国历史教科书缺乏的现象的：“直到2004年俄罗斯教育部重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暂且作为教学参考书面向高校发行。”不过，本书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为“1517册”，不要说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作为一般著作，印数也太少了。而作为教学参考书，就是印行1万册也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从“内容简介”和区区印数也不难看出，重印《简明教程》的对象不是中学历史教师，而是数量有限的俄国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和专家！

重印的《简明教程》附有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所写的评述，这篇篇幅相当长的评述并没有赞扬这本书，而只是介绍本书的背景材料。这从文章的小标题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圣经”；谈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史；马克思主义的新经典作家；《简明教程》是怎样撰写的；斯大林——《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简明教程》的宣传；斯大林去世之后。麦德维杰夫写道：“在新的党史教科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直接伪造和明显虚假的论断。但在多数场合是借助于所谓‘隐而不言’的手法来歪曲历史的。对不合心意的人物甚至对理解历史非常重要的事件统统被从教科书的文本中删去。”他用一句话总结《简明教程》的历史作用：“实际上，从《简明教程》出版和1937—1938年实施大规模恐怖之时起，可以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党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党，可以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形成了。”

对这样一本书，在俄国可以说早就有了定论，在那里，如果一本书被称为《简明教程》，那肯定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例如不久前俄国就有人说菲利波夫的《俄国现代史》是新版的《简明教程》，这绝非赞美之词。

其实重印这本书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是一本“名著”，已经多年不再版，在俄国已经成为“珍本书”，很难找到。［10］因此再版此书，就像再版其他历史名著一样，不足为怪。其次，这是作为“参考书”出版的。教学参考书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各种各类图书，正面的、反面的图书，都可以列入这个范畴，供有关人士参阅。第三，当今的俄国没有一个学校会把《简明教程》当成课堂的教科书使用，何况此书只写到20世纪30年代末。俄国当局现在需要弘扬爱国主义以振奋民族的信心，实现强国的方针，如宣扬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而不是要斯大林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更不是要回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上去。普京在《世纪之交的俄国》一文中写道：“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国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原理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否定这一时期不容置疑的成就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代价，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11］普京如此云云并不意味着主张退回去，回到苏联去。我们不妨听听俄国总理最新的说法。2009年8月31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前夕，普京在波兰报纸《选择》（Выборча）发表文章，其中谈到西方有人在整个历史中人为地选取某些片段，片面看待欧洲战前的形势，而不顾其前因后果的联系。接着普京语带讽刺地说：“人们不由地要问，这种神话的制造者离难忘的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作者有多远，这本书抹去不合‘各族人民领袖’心意的名字或事件，把对以往事件所作的意识形态化的千篇一律的说法强加于人。”看来普京对这本“名著”并不含敬意！

总的说来，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与诉求和历史学家的研究不是一回事。国家领导人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强调历史中的某一方面，而隐去某一方面，搞所谓“古为今用”、“历史为政治服务”，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样有时就不免同政治家的要求矛盾。在目前的俄国，人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在当今的俄国，定一书于一尊，用《简明教程》的重印本，或用一本类似《简明教程》这样的书来统一历史学界甚至全国的认识，已经不再可能。

苏联的解体也是斯大林模式的破产。斯大林模式早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不过，可以有不同的退出的方式。以苏联的崩溃作为退出的方式，代价太大了，同斯大林模式一起丢失的还有社会主义制度，小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清理和摈弃通过《简明教程》传入的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但是，我们在摈弃斯大林模式的时候，坚持并发展了社会主义。

［1］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163.

［2］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

［4］见《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5］《斯大林全集》第12卷。

［6］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164, 165.

［7］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231—232.

［8］И. В. Сталин.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Второ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С. 240.

［9］这里的说法也不一定准确，我手头有一本《简明教程》，是1954年重印的，可见斯大林逝世后此书还重印过，2004年出版的未必是第302次印刷，尤其是此前“作家”出版社于1997年还重印过。

［10］我手头的俄文本《简明教程》是1954年版的，这就是说斯大林逝世后此书仍继续重印。估计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停止重印的。

［11］《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26．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郑异凡

布哈林，苏联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是列宁时期最年轻的领导人，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1］布哈林对捍卫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理论家，列宁之后在苏联无出其右者。

经济学家布哈林

布哈林全名为尼古拉 · 伊凡诺维奇 · 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聪慧过人，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1905年，俄国爆发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布哈林积极参加了革命运动。1906年下半年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革命形势恶化，正是在这时候布哈林毅然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入党后布哈林开始在莫斯科河南岸区担任宣传鼓动员。

1907年秋，布哈林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经济学专业，利用大学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190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增补布哈林为委员，次年，被选入新的莫斯科委员会。他在莫斯科的一些区担任组织员、宣传鼓动员。1910年底莫斯科组织遭破坏，布哈林被捕，在狱中被关押了几个月，然后行政流放奥涅加，不久从那里逃脱。

1911年10月来到德国的汉诺威，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布哈林后来总结流亡生活时认为有三大收获：一是充分利用了国外的图书馆，从而积累了“学术资本”；二是认识了列宁，受到他的巨大影响；三是掌握了多种外语，获得了丰富的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知识。

1912年秋，布哈林在克拉科夫会见了列宁，列宁建议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此后布哈林一方面从事大量的著述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国外的工人运动。

1912年冬至1913年，布哈林移居维也纳。在这里他一边在维也纳大学听著名的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柏姆 · 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课，同时写文章批判他们的观点。他写了《无价值的政治经济学》、《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批判司徒卢威、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奥本海默和柏姆 · 巴维克的观点。他是最早批判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他还密切参与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的工作，为之起草演说、报告等等。

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收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哈林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林茨被警察当做奸细逮捕，获释后被押送到瑞士边境。在瑞士的苏黎世和洛桑逗留期间，他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及洛桑图书馆里的大量经济学家的著作，考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1915年7月，布哈林取道法国和英国，辗转来到瑞典，同以后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青年派”建立联系。当局因布哈林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把他当做“炸桥”、“扔炸弹”的“列宁的间谍”逮捕，驱逐到挪威。在挪威，他参加“青年派”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出版工作。不久，他转移到丹麦。1916年10月，秘密赴美国，在那里参加了《新世界》的编辑工作。

这一时期布哈林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15到1916年，他完成了《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书中布哈林把世界经济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分别探讨了国际垄断组织如辛迪加、卡特尔，金融资本，资本输出，殖民地争夺与分割世界的斗争等等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无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此书写了序言，认为布哈林这本书的科学意义在于考察了世界经济中涉及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的基本事实。布哈林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晚于布哈林，显然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

布哈林在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的同时，对它的国家制度及其发展前途也做了深入的探讨，写了《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长文和《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等多篇短文。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遭到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分子的粗暴歪曲，布哈林认为有必要恢复其本来面目，批判社会爱国主义，他在文中提出必须敌视和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同时，也要“利用它的物质骨架，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国家组织”，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国家将随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消失而消失。列宁当时对布哈林的某些提法有误解，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实际上，炸毁国家是恩格斯的用语。分歧存在的时间很短，到1917年列宁自己也使用了“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

一战期间布哈林同列宁的真正分歧是在最高纲领和民族问题上。当时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时期已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直接提上日程，俄国面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族问题已不能独立存在，民族自决权已无必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民族问题。布哈林在自传中说，“还在国外就曾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避免的论点”。而这时候列宁坚持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认为俄国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推翻沙皇的民主革命。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坚持民族自决权的原则。

“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家

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获悉革命的消息后，布哈林立即取道日本回国，当选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理论刊物《斯巴达克》，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布哈林坚决反对党内在起义问题上的动摇，是领导莫斯科武装起义准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核心成员，主编起义机关报《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在布哈林等一批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莫斯科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哈林被调到彼得格勒。1917年11月29日（12月12日）中央委员会曾专门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布哈林本人要求摆脱经济会议的工作，专门从事《真理报》的工作。会上有不同意见。列宁希望布哈林从事经济工作，他说：经济会议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因此需要像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所以他坚持不把布哈林列入《真理报》编委会。斯塔索娃认为，经济会议是极端需要布哈林的，但《真理报》更需要布哈林，对经济会议进行思想领导同《真理报》的工作并不矛盾，他反正也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经表决，布哈林进入了《真理报》编委会。［2］在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抓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工作，编辑党报成了他的主要任务。他主持下的《真理报》比较生动活泼，可以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论。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唯一没有担任政府工作的，这使他能较为集中地注意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首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实现和平。在各协约国拒绝苏维埃政权关于结束战争的建议以后，苏俄开始同德国和谈。鉴于苏俄经济破坏、士兵厌战、军队瓦解，列宁主张尽快同德国达成协议，缔结哪怕是屈辱的和约。当时持极端激进观点的布哈林坚决反对同德国媾和。他认为拯救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特别是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俄国必须用革命战争的烈火点燃西欧的革命。其实，在指望国际革命这一点上列宁和布哈林是一致的。但是，列宁知道，为了保存俄国这个国际革命的基地，必须用空间去换取时间，赢得喘息时机，以便积聚实力，东山再起。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的言行，使苏维埃政权蒙受巨大的损失。在经济方针上，布哈林等也持“左”的观点，认为不能对资产阶级让步，更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勾结，而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主张实行彻底的社会化，把大大小小的工厂统统收归国有，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他们的主张归结起来就是企图用立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向共产主义过渡。不久布哈林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1918年7月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奥新斯基曾代表左派共产主义者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宣布解散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布哈林本人也多次公开承认错误。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政治生涯的最主要阶段中，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布列斯特时期，那时我领导了‘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犯了极大的错误。”

在国内战争时期，布哈林写了两本重要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本是《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列宁认为，《共产主义ABC》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它对俄共党纲“作了极好的解释”。这本书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知识的入门书。《过渡时期经济学》试图揭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经济的特点和规律。此书表明，布哈林是最早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为此书写了详细的评注，肯定了此书的“出色质量”，称之为“辉煌的作品”，肯定了书中的一系列观点，同时也指出其中的错误和缺点。这两本书都写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过渡时期经济学》可以说是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所作的理论总结。

1920年苏俄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但军事共产主义却越搞越厉害，达到其顶点。也正是在此时期，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越来越严重，到处爆发农民暴动。1921年春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其顶点。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迫使俄共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也了解当时局势的经济学家，布哈林立即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新的政策，承担起阐述、发挥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任务。

他和全党一起作了“冷静的自我批评”，“幼年的幻想在这种自我批评的烈火中烧尽”，现实关系以其全部冷静的真实面目展现出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及其思想的破灭，建立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幻想的破灭。他开始冷静地分析俄国的国情，承认俄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起点较低，所以在俄国要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型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对国情的新认识，表明布哈林真正抛弃了“左”的激进立场。

1922年列宁卧病期间曾同布哈林有过多次深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后来布哈林写进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布哈林转达说，列宁认为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

尽管历史上有过争论和分歧，列宁始终给予布哈林以极高的评价。1922年底，列宁在重病之中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即著名的“遗嘱”，对党内的6名领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给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以极高的估计，说布哈林（还有皮达可夫）是在最年轻的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列宁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些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不过，列宁对所指出的缺点做了很大的保留，他随即补充说，这是仅就现时的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此“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3］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是列宁根据自己同布哈林的接触交往得出的看法，并非对布哈林的盖棺论定。1926年布哈林在一次未公布的讲话中说，他完全记取了列宁的批评，并彻底摆脱了托洛茨基式的“高谈阔论”。［4］历史证明，布哈林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表现，完全证明他记取了列宁的意见，学好了辩证法。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代，他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最好的一个。这使他在临刑前写给妻子的信中敢说，他在狱中所著的《哲学短篇集》，“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5］

捍卫和发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20世纪20年代是布哈林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年代。

布哈林在1924—1927年同托洛茨基派、1928—1929年同斯大林的争论中竭尽全力捍卫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写作了《马克思主义者列宁》（1924）、《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1925）、《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1926）、《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1928）、《列宁的政治遗嘱》（1929）等文章。

布哈林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真正政策，是利用一切经济力量并且真正提高国家生产力的经济政策，因为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就是这样的政策，它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相互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以生产力作为衡量政策的标准，是布哈林的一个重要思想。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扩大商品流转，通过市场关系加强城乡结合和工农结合，同时也通过市场关系和竞争逐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由于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存在小生产，布哈林认为在过渡时期必须搞商品生产，利用市场关系。而既然存在市场关系，就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迫使价值规律为我们服务，制订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把价值规律的作用考虑在内。

在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布哈林依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一条“劳动消耗规律”，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是通过价值规律来调节的，而在过渡时期它逐渐脱去价值规律的外衣，逐渐由价值规律向计划调节过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消耗规律将以“最‘纯粹’的形态”出现。根据劳动消耗规律，布哈林要求经济领导注意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动的平衡，工农业之间要实现平衡发展，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也要实现平衡发展。因此，他反对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片面地超高速地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和做法。

布哈林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既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农民当做殖民地来剥削，也反对斯大林的“贡税”论。他认为工业化的资金可以也应该取自农村，但不是用剥夺的办法，而是用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农村富裕了，就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正是基于这种目的，布哈林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号召农民发家致富。

布哈林认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是列宁所说的合作社，它是农民易于接受，乐于参加的组织，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引导农民从生产上组织起来。组织合作社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他反对斯大林无视个体经济发展的可能性，搞强迫集体化的做法。

布哈林为过渡时期设想了一条和平、渐进的有机发展的道路。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镇压了剥削阶级的反抗之后，国内战争即为国内和平（公民和平）所代替，新社会开始有机地进化发展，即长入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须再搞第二次革命，对城乡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经济竞争的办法逐步排挤以至消灭。布哈林设想的这条道路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提法是截然对立的。

1928年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派争论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开始同斯大林的主张发生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反对把征粮的非常措施常态化，反对不顾后备资源的条件，超高速度的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反对要农民交纳“贡税”的理论，反对中断新经济政策的企图。

由于斯大林在政治局内逐渐形成了多数，布哈林以及观点与他相同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被打成“右倾集团”，或称“布哈林集团”，被戴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1929年4月中央全会撤消了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1929年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联共四月全会的决定。11月联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创始人之一，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就参加了领导工作，是历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起草了包括《共产国际纲领》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件。1926年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共产国际主席职务之后，布哈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主持共产国际的工作，他直接参与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哈林被撤职是联共党内的分歧造成的。联共党内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扩大到共产国际，株连了一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冤案与平反

布哈林被排斥出领导圈之后，再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对苏联的最高决策已没有多大的影响。在1930年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选为中央委员，起初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管理局局长。1932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撤销后，该局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在制订科学研究与发展的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布哈林出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成员和负责制订新的五年计划的一个委员会。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实际一些，这也许有布哈林的作用。

1934年1月联共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布哈林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他的发言博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他由中央委员降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21日，他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1934年8月，布哈林出席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会上就苏联的诗歌问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报告。早在1925年，布哈林主持起草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主张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自由竞争，无产阶级作家不能靠垄断，而要用作品去争取领导权。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布哈林坚持他在20年代所主张的文艺政策，反对强制性的指令，主张艺术的多样性和在创造性的探索方面开展广泛的竞争。报告受到与会作家的热烈欢迎。

1935年2月苏联成立宪法委员会，起草新的宪法。布哈林是委员之一，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1936年2月底至4月下旬，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行家奉命赴巴黎商谈购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事宜。但由于对方要价太高，而斯大林又坚持压价，不舍得花钱，谈判没有成功。

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遭暗杀，这是基洛夫在党内和国内威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发生的一起谋杀案。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在国内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镇压。1936年8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的审判。8月15日各报发表了苏联检察院关于结束基洛夫谋杀案的审判和惩办有关人员的通报。8月22日《真理报》发表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声明，宣布对布哈林等人进行审查。没有查到什么东西，9月10日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称：“侦查没有发现应使布哈林和李可夫承担法律责任的司法证据，因此停止对本案的继续侦查。”

这一年8月初布哈林已到南方帕米尔度假，所以对上述情况一无所知。返回莫斯科后，他就再没有去《消息报》上班。他的境况越来越糟。12月2日公布的宪法委员会名单中已没有他的名字。

布哈林的第一任妻子是娜捷施达 · 卢金娜，是在革命前结的婚，后来长期卧病，于20年代初离婚，但一直同布哈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同布哈林一家住在一起。在布哈林受审查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党证退给了斯大林，并在给他的信中声明，鉴于对布哈林指控的性质，她认为还是留在党外为好。她做好了被捕的准备，被捕时服毒自杀未遂，没能逃脱被枪毙的厄运。第二任妻子是经济学家艾斯菲尔 · 古尔维奇，生有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由于她的要求离婚。布哈林被捕后，她和女儿也未能幸免，先后被捕流放。1934年初，布哈林同安娜 · 米哈伊洛夫娜 · 拉林娜结婚，并于1936年5月生了个儿子尤里。结婚时布哈林46岁，拉林娜只有20岁。这个年龄差距使布哈林身后有一个为他平反奔波的人。

对布哈林的迫害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中。

1936年12月初，布哈林参加中央全会。12月4日，新上任的中央书记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托派和右派反苏组织》的报告，力图证明“右派”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地下组织”，领导这一组织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6］他还指责布哈林参与组织暗杀基洛夫的阴谋。面对这种诽谤，布哈林要他“住嘴”，并对斯大林说：“应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的言辞吗？”斯大林回答说，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在历史上的功绩。会后布哈林曾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否定对自己的诽谤，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12月15日《真理报》发表不署名文章《右派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回顾1925年以来的反布哈林的斗争。1937年1月17日《消息报》主编正式易人。

联共中央于1937年2月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出席会议，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2月16日，布哈林开始绝食。他的绝食成了新的反党罪行，被列入全会议程。于是布哈林决定边绝食，边出席全会。在赴全会前夕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著名的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让她熟记在心头。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向无产阶级的斧钺低头，无产阶级的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在恶魔的机器前我感到无能为力。契卡的优良传统已逐渐成为过去。而现在叫做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关，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他们利用契卡原来的威望，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多疑心理，为追求奖章和荣誉，干尽最卑鄙的勾当，而他们不懂得，它们同时也在消灭自己，因为历史不能容忍卑鄙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这些“神奇的机关”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齑粉，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他自己产生怀疑的话，这个机关也会立即找到证据。

乌云笼罩在党的头上：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需要制造出一个组织——布哈林组织。

我从18岁入党，我毕生的目标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这几天却刊载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 · 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解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乱麻，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大，像火焰一样越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坚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定把我头上的污秽去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我请求新的、年轻的、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恢复我的党籍。同志们，你们知道，在你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7］

在全会上他以自己和李可夫的名义宣读了一个声明：在皮达可夫—拉狄克审判案和其他人的供词中所有针对他们的材料都是诬陷，这些供词又一次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中有问题，应当组织调查内务人民委员部活动的委员会。

为了最终解决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全会组成一个以米高扬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讨论了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措施。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布哈林等人被直接从全会投进监狱。

在短短一年的铁窗生活里，布哈林写了三本著作。

一本是《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早在20年代初，他就打算写一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已经开了一个头，但事情太多，一直没有时间继续下去。30年代初，他开始收集资料，包括法西斯文化的资料，为写作作准备，终于在狱中的“空闲”时间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第二本是《哲学短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断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他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保管好此书的手稿，说“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其他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在这本著作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像样的哲学著作问世，如果把本书同不久后大吹大擂地推出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一下，不难看到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同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立。

布哈林在狱中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时代》，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可惜没有能够写完，只写到20世纪初。这部小说继承了俄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传统，展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

三部著作以及一些诗篇的手稿没有交给布哈林的妻子，而是被锁进斯大林的保险箱。它们的唯一读者大概只有斯大林一人，半个多世纪后经多方搜寻才得见天日，这时候苏联已经不复存在！

1938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判。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精心策划的闹剧，一切都事先安排好，公开审判仅仅是掩人耳目的欺世之举。在法庭上布哈林尽管做了某些抗争和申辩，否定了某些强加于他的罪名，但他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这件案子本身，他抽象地承认了所有加之于他的罪名，因此，他也无法逃避他早就做好思想准备的死亡的结局。正如布哈林在其遗言中所说的，面对“恶魔的机器”，他无能为力。“这台机器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因而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胆大妄为”。3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布哈林等“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案犯死刑。15日，布哈林在托木斯克被处决。

无产阶级培养和造就一个自己的理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当之无愧的领袖颇需时日，然而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人物，只在顷刻之间！布哈林之死是无产阶级的悲剧，是社会主义的悲剧。

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把熟记心头的布哈林的《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写下来，并于1961年交给苏共中央。为给布哈林平反，拉林娜曾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和苏共最高机关——党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提出申诉，一些老党员也曾提出给布哈林平反的要求，但都没有结果。

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布哈林获正式平反！顺便说一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从政治上、理论上为布哈林翻了案。

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污秽！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4］（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

［5］（俄）《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6］（苏）《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

［7］（苏）《旗帜》杂志1988年第12期。

27．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郑异凡

托洛茨基其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被当做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那时候，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和革命》。后来由于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特务”。这样一来，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苏联是托洛茨基的故乡，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20年代起，苏联批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站得住脚，就难说了。

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也？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批判的文章越多，人们越糊涂。

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敌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早年的革命活动：“列宁的棍子”

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 · 达维多维奇 · 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富农家庭。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按照苏共的习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年，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年，即从他与“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在工人同盟活动了两年，1898年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4年。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结果弄假成真，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不久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1903年3月2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托洛茨基不但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1］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没有表决权。同年7—8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不久会上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属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1905年革命前后的托洛茨基

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他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月他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起他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1912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14年，20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待战争，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他是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1916年11月经西班牙赴纽约。在纽约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托洛茨基认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武装起义的实际组织者

1917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4月初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被英国当局逮捕，直到4月底才获释返俄，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月了。由于1905年的声望，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这是统一合并，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严格讲，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由于在7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9月初获释出狱，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首先，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其次，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却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到了9月份，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然而，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列宁却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给予了大力支持。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承认，“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2］ 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文告宣布：“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3］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分量。

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这是一个既不合逻辑又不符合史实的机构。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怎么能从政治上领导起义呢？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20世纪30年代初揭露，此政治局是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24年倒填日期“组建”起来的！在十月革命期间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4］

“不战不和”真相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许诺。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谋求和平。12月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

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一直流行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5］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做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有19人与会，有表决权的是15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月23日的会议上又说：“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6］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各派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不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策略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

国内战争中的功勋

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托继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在3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的初版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7］建立一支正规红军，反对“游击作风”，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他的主张遭到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的抵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顺便说一下，有些人称托洛茨基为“红军总司令”，事实并非如此，总司令另有其人，托洛茨基担任的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总司令受他的领导。

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年12月，中央决定设立政治局，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工会问题争论

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工会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8］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党的十大的决议中也没有予以否定，那里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9］

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成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列宁的提法是：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哈林出来打圆场，搞“缓冲”和“折中”，说“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0］但是，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就成了具有同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

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有鉴于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7条规定，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稍有不同意见，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废除任命制，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定期报告工作制，等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态度，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新经济政策和工业化方针

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计所得税）。（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托洛茨基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遭到否决。

国内战争末期，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粮食征收制。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广大群众对“一党专政”的不满，工农联盟面临破裂的危险，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暴动虽然被红军镇压下去了，但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了。党的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

很多人认为，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成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年11月14日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11］11月2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12］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列宁委托的辩护人

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这以后由于列宁健康欠佳，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首先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持异议的某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查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

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病中的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13］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14］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15］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6］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党的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掌握党政领导权。

1923年4月，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17］得到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今后苏联的计划经济提供了论证。

“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的争论

1923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权力争夺成分，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本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取消任命制，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抗议国家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经济缺乏领导，混乱来自上头。接着，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认为党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

由此引发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的反击，展开全党争论。

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18］。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警告“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成是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1924年1月，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不过，正是在实行“新方针”之后，党内争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派开始对托洛茨基一方打棍子、戴帽子，《真理报》不断刊载各地会议通过的声讨决议。给托洛茨基戴的最大一顶帽子就是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

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变成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1924年1月，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显然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间的冲突会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因此主张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然而，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竟然在列宁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是要争取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

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宁不断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19］列宁对会议的关心，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是值得注意的。也许可以说，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列宁去世后不久，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20］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如果从俄国革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提出了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谈理论。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现实问题，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中角色，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解除托洛茨基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这正是斯大林所梦寐以求的结果。他先是以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的军职，不久除去伏龙芝，安排亲信伏罗希洛夫掌握军权。被削去军权的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托季联盟与托洛茨基的失败

在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直到1926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促成他们从相互攻击到握手言和，主要有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等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的各级组织，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就具体政策而言，则“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它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曼。他们把布哈林看成是“右派”，而把斯大林看成是“中派”。因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把斯大林看做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斗争方向就完全错了。

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年在联共四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布哈林的六项指责：（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只靠富农；（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则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这几项指责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从根本上说有许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以致后来有人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借助列宁的权威，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纪念列宁吸收了25万新党员之后，党的成分大大改变，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托洛茨基从这里继续领导反对派的活动。1929年1月被驱逐出国。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主要的惩罚是驱逐出境，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流亡期间的活动

从1929年初起，托洛茨基开始了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1933年），法国（1933—1935年），挪威（1935—1936年）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年）。

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从事著述工作。从1929年到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最后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其次，进行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最后成立第四国际。

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由于他是过来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并且应当说，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理解。

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的一个支部，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凡此等等，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鼓吹世界革命，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他们的组织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 · 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逃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 · 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不断革命论”和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批判

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其基本主张是：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为实现托洛茨基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体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托洛茨基的设想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主张不谋而合，这时候列宁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在8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

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并没有被看成异端邪说。

192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在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从斯大林修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夺取政权，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21］

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3点：（1）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不断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第一条是托洛茨基既有的观点，第二条并非他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应当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指望世界革命拯救俄国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也是世界革命论者，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仍有可取之处。他看到了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闭关自守的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

“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22］

托洛茨基的经济主张和斯大林的实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托洛茨基始终坚持计划经济、高速度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在20世纪20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鼓吹者，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然而他没有看到，计划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也难以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经济计划。把计划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误区。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要使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就必须依靠市场，不能脱离市场。

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物质条件来说，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的任务是在东方落后国家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托洛茨基是苏联工业化的倡导者，主张高速度发展工业，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20年代，托洛茨基主张工业的年增长率为18%—20%，被斯大林斥之为“超工业化”，但时过不久，斯大林又指责这个速度为“投降主义哲学”。［23］因为这时候，斯大林规定的工业增长率大大超过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超超工业化”了！

苏联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工业化采取了不顾苏联的国情，盲目的高速度的工业化，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且其成果仅仅是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全面工业化，农业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严重的抑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尽管托洛茨基可以说，这是一面扭曲变形的镜子，也许由他来实施情况会好一些，但未必会有大的改观。

至于农业集体化，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全盘集体化。这实际上也是大体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但是，看看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就可以大致估计出等待着托洛茨基的集体化的是什么东西了。问题在于，在落后的苏联，在20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因为通过国内战争时期贫农民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基本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甚至贫农。这些人的生产经营对当时城乡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20年代末，没有任何理由去消灭他们。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的地位是独立的。而从苏联的实践看，集体农庄仅仅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粮食的连环保组织，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农民，现在叫农庄庄员，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不能随意到城市去打工。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对许多集体农庄政府只管收粮，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大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划成富农流放，农民们大量杀猪宰羊，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那就不必说了。其直接结果是连续两年的大饥荒，其远期后果是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直至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可以说，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而是几乎全体农民。从斯大林的集体化实践，也不难看到托洛茨基主张的集体化的后果。自然，也许会有所不同，例如少一些强制和暴力，但总的情况或者方向，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集体农庄这个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不是一种能够解决农业问题的组织。

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措施。可以说，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大体上没有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脱离了俄国的现实。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20年代，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集体化方针，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保持农轻重的合理比例，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现成思想武器！

30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是对“苏联学”的重大贡献，也许可以说他是西方后来盛行的“苏联学”的先驱。他毕竟是从这个国家出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1936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后世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通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斯大林枪下之鬼，都由官方正式恢复了名誉（只有像叶若夫那样的刽子手除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获得苏联当局的正式平反，理由是他没有被正式判刑。不过，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托洛茨基是悲剧性的人物。他参加无产阶级打天下的斗争，舍生忘死，但胜利后不久就有家归不得，继续他在革命前的流亡生活。先前他是被沙皇反动政府赶出去的，后来又被无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国外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工作，但他还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工人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尚未完全丧失。当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危险时，他号召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他坚持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彻底剥夺农民，实行高速工业化，其所采取的措施，所定的速度，是连托洛茨基本人当年也不敢设想的。

纵观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有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尽管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指责甚多，但除了世界革命，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而对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则忧心忡忡。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同时代的布哈林，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

［2］《真理报》1918年11月6—9日。转引自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

［4］见郑异凡：《斯大林伪造“政治局”》，《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5］《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

［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

［7］高尔基著：《列宁》。转引自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9］《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0］《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

［1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8］其基本内容见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9］《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托洛茨基著，赵弘等译：《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参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载郑异凡著：《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2］《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

［23］《斯大林全集》第12卷。

28．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左凤荣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斯大林独创的理论，所依据的是“血亲复仇”式的推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类似斯大林的论述，他们认为阶级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联系的，阶级的消灭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那时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便成为多余的了。暴力只能摧毁阶级的反抗，但不能消灭阶级。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提出，现在工作的重心转变了，转到了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来了，苏俄所要做的主要工作，一个是改造国家机关，另一个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苏联并不存在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形势，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已经失去政权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靠无产阶级的法律和专政机关，完全可以镇压破坏新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强化国家机器，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

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提出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争论时提出来的。其提出的论据是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不愿种粮和卖粮。沙赫特事件，则是人为制造的所谓“反苏”事件，1928年5—7月苏联把自1923年以来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生产事故集中处理，造成这些事故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也是正常的，但却都被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1］ 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时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最后，‘出乎意料’，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恰恰相反，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2］

在斯大林看来，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我们所有的进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每一个稍微重大的成就，都是我们国内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3］他夸大新经济政策时期所发生的阶级变动，把其推行全盘集体化和超速工业化造成的困难，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均归结为阶级斗争。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严厉批判布哈林的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顺便说一下，把布哈林的理论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对布哈林理论的歪曲，布哈林并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在过渡时期不排除在某一阶段阶级斗争还会尖锐化，但他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趋向缓和。应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果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阶级斗争不是永无停息之日了吗？斯大林再次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4］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因与果是矛盾的。他说的“新的阶级变动”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分子增长得快，资本主义分子的比重因此在下降”。［5］按照这个逻辑，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怎么能把这种变动看成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和基础呢？斯大林就是这样不合逻辑地一方面强调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正在被消灭，城市中的“新”资产阶级正在灭亡、农村中的富农阶级正在灭亡，另一方面又按他自己的臆断，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

斯大林对“阶级斗争尖锐化”成因的论证

在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之初，斯大林认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在前进，我们在进攻，工业中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在增长，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城市和乡村的一部分资本家受到相应的排挤……第二，资本主义分子不愿意自动退出舞台，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所以暂时还能进行反抗，是因为他们的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他们在绝对量上还是在增长……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我国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根源就在这里……垂死的阶级进行反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更有力量，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比他们增长得快，他们愈来愈比我们弱……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于是不得不用尽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手段来进行反抗。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和资本家进行反抗的原因就在这里。”［6］

1930年，正当苏联全盘集体化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农村的“富农阶级”（事实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被用暴力消灭之时，联共（布）十六大召开，斯大林在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对资本主义分子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大大向前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展开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建设。这些现象对于剥削阶级不会没有影响。通常伴随着这些现象的是垂死阶级的破产，农村富农阶级的破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活动地盘的缩小。很明显，这一切不能不使阶级斗争更加尖锐，不能不使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更加激烈”，［7］“为什么把个体农民看做是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呢？因为在构成我国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中，农民是一个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经济基础的阶级。因为农民当他还是从事小商品生产的个体农民的时候，经常不断地从自己中间分泌出资本家来”。［8］斯大林把农村“富农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推到了“阶级敌人”的行列，把大部分人都推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所以他得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的政策激化了阶级斗争，1930年1—3月，全国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

1932年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工农业中成了唯一的经济体系和统治力量，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而且还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斯大林又强调：“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即私营工业家及其仆从、私商及其走卒、从前的贵族和神甫、富农及其走狗、从前的白卫军官和巡官、从前的警察和宪兵、各种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反苏维埃分子都被打倒了。这些从前的人物既然被打倒而分散在苏联各地，就钻进我们的工厂，钻进我们的机关和商业组织，钻进铁路运输企业，主要是钻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们戴上‘工人’和‘农民’的假面具，钻到那里隐藏起来，其中有些人甚至钻进了党内。

“他们是带着什么东西钻进这些地方的呢？当然是带着仇恨苏维埃政权的心情，带着对新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和文化形式深恶痛绝的心情钻进来的。这些先生们已经没有力量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正面进攻了……他们现在还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危害和暗害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苏维埃政权和党。”［9］斯大林把瘟疫等传染病的流行也归之于是这些“残余”在搞破坏，什么事都可以抓到阶级斗争这根弦。应该承认，有敌对情绪的、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人确实存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并没有斯大林描绘得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极少数。如果新制度让他们感到比军事封建主义的沙皇制度好，他们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苏联工业化的成就不是让许多在十月革命年代跑到国外去的白俄也欣喜若狂，把斯大林称为民族英雄吗？对于其中的极端破坏活动，完全可以在无产阶级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镇压。而斯大林所描绘的图景却是到处都是敌人、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的残余，他们在党内、机关企业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到处都存在，那么只能得出结论：“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为粉碎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并打破其盗窃勾当所必需的东西。”

斯大林根本就不提对这些人及其家属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按照他“复仇”的逻辑，这些“阶级残余”永远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如果让苏维埃政权太平无事的话，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这些“残余”。所以斯大林反对宽大的政策，他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10］也就是说，苏联加强专政、镇压几乎是无限期的。

更为荒谬的是，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社会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斯大林还在重申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也就是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式，并在苏联社会掀起一场大清洗的浪潮。1937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其阶级斗争的完备的公式。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11］

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得找到其根源，国内既已不存在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便只能源于外部。于是，斯大林便用外国派遣特务来解释。斯大林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良好和和谐的，资本主义这些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法国和英国布满了德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美国布满了日本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而且日本也布满了美国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比它们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后方派遣的人数应当多一两倍，这样设想不是更正确吗？”［12］斯大林片面地认为：“在苏联已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得到我们苏联国外的敌人的直接支持。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关于这一点，被击溃了的阶级残余不会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今后将继续进行垂死挣扎。”［13］这些被击溃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对派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早已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他们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佣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14］按照斯大林这样的逻辑，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平息。

“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危害

按照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苏共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之后还大抓阶级斗争，甚至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国际阶级敌人的代言人。他长期坚持通过扩大和加剧阶级斗争的办法治党治国，持续不断地搞大清洗。在30年代大清洗的高潮时期，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大多数优秀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红军中的许多卓越将领和指挥员，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成千上万的群众都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无辜牺牲品，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许多人动摇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苏联的演变与解体埋下了祸根。

关于大清洗的情况，本书已有专门论述，这里只从军队中的清洗情况，就可见斯大林大清洗的残酷与危害程度。1937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等8人被判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被处决。他们的罪行是为德国和日本搞间谍活动，阴谋出卖苏联的乌克兰和远东的领土，以换取军事支持来推翻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这是希特勒利用斯大林的大清洗成功地实施了“借刀杀人”的诡计。对于希特勒来说，熟悉现代战争的图哈切夫斯基是他将来发动侵苏战争的重要障碍，为了除掉他，他们便投斯大林所好，伪造了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高级将领间的往来信件，并通过军部大楼失火，使这些文件被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偷出，通过捷总统之手把文件转到了斯大林手中。

自此，军队内的大清洗便开始了。在1937—1938年大清洗期间，占总数一半以上军官被清洗，总数达35000人，其中5名元帅中的3名、16名一、二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名、199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有221人均被害；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部被害，6名一级海军将领全部被害，15名二级海军将领有9人被害；17名一、二级集团军政委全部被害，29名军政委有25人被害，97名师政委有79人被捕，36名旅政委有34人被捕，三分之一的团政委被捕。［15］大规模的清洗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不仅高级指挥员几乎丧失殆尽，而且已经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团长了，到1940年时，大多数师长担任这一职务不到一年。即使是一场战争，也不会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失去如此之多的指挥官。

1939年以后，苏联开始大规模扩军，更感到指挥员不足。一些在军事院校尚未毕业的学员也被补充进了军官的队伍，但是，到战争前夕，军队的指挥干部也没有配齐，陆军中缺16%的指挥干部，空军中飞行技术人员缺32.3%，海军中指挥员缺编22.4%，全军中有75%的指挥员任职才几个月，许多人连升数级，并不胜任他们所担当的工作。1939年以后释放了一些军人，但并没有完全停止捕人，在战争爆发前夕的6月15日和16日还逮捕了空军司令员、空军总监和防空兵司令雷恰戈夫、斯穆什克维奇和施特恩。希特勒欣喜若狂地注视着苏联的情况，1941年，他在谈到准备进攻苏联时说，“他们没有好的统帅”，“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人才已于1937年被消灭了。这样一来那些正在成长的接班人，暂时还缺乏作战必需的智慧”。新军官们都被培养成忠于斯大林的人，但他们没有经受过考验，削弱了苏军的战斗力。什捷缅科在《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中说：“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前夕，我们失去了许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这对我们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巨大的不幸。这使我们的年轻干部处于困难境地。他们必须在战斗过程中取得必要的经验，常常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16］朱可夫也说，1937—1938年的大清洗的后果是严重的。1939年苏军干部的训练情况与1936年相比，其训练水平大大地下降了。军队从团一级开始严重缺乏干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清洗，军队的组织纪律涣散，军官无法整顿纪律。科涅夫认为，“如果没有1937—1938年，没有胆怯，没有不信任，没有间谍恐怖症，1941年的战争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国显然绝对不会对战争如此缺乏准备。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出现”。［17］华西列夫斯基则认为：“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因为1941年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事干部的严重程度的评估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怎么说呢，1939年我有机会参加列宁格勒军区由霍律向梅列茨科夫办理移交的一个委员会，当时许多师长都是大尉，因为所有军衔更高的人都被捕了。”［18］战争前夜，苏联需要加强军队建设，需要有经验、有现代战争意识的指挥官，而苏联自己却把这些指挥官杀掉了，自己毁掉了长城。不容置疑的是，希特勒胆敢向苏联发动进攻和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到惨败，都与斯大林在军队中残酷的清洗有关。

总之，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不是列宁的理论，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情况下，这一理论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使许多无辜者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对象，严重损害了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威信，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恶果。

［1］《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页；第12卷，第15页；第11卷。

［2］《斯大林全集》第11卷。

［3］《斯大林全集》第11卷。

［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6、。

［5］《斯大林全集》第12卷。

［6］《斯大林全集》第12卷。

［7］《斯大林全集》第12卷。

［8］《斯大林全集》第12卷。

［9］《斯大林全集》第13卷。

［10］《斯大林全集》第13卷。

［11］《斯大林文集》。

［12］《斯大林文集》。

［13］《斯大林文集》。

［14］《斯大林文集》。

［15］（俄）罗伊 · 梅德维杰夫著，高增训等译：《斯大林周围的人》，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16］（苏）谢 · 马 · 什捷缅科著，洪科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上），三联书店1973年版。

［17］（苏）康 · 米 · 西蒙诺夫著，崔松龄等译：《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8］（苏）康 · 米 · 西蒙诺夫著，崔松龄等译：《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

29．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
及其危害是什么？

左凤荣

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掌权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性文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他们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民主，而且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建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斯大林在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引用列宁的话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的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3］而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根本就没有斯大林所引的这段话，列宁在此说，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4］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由来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 · 魏德曼的信中第一次提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展开这一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1891年，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导言中说：“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7］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的组织形式。巴黎公社发现了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政权形式，即它“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8］巴黎公社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选主要是选举立法机关，而行政官员大多是任命的状况，也改变了议会议而不决的低效率，其实质在于，政府从压迫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国家的主人，其实质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制。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成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俄国这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关键是解决好农民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和平、面包、自由”的同时，主张“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9］当时列宁专注于发挥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的农村只有区区的四个支部。十月革命后，列宁也一度把农民视为异己力量。1920年4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0］苏俄国内战争期间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不是仅仅因为战争，更主要的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存在着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空想。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认识到：“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绝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而“俄国的情况则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11］俄共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向农民作出了让步。与此同时，列宁强调实行工人民主制。

在列宁的思想里，和平建设时期和战争时期是不同的。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只能是这样，不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打破资产阶级的法律，无产阶级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法律”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因为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事情常常是这样：无产阶级先占领了银行，随后中央委员会才通过决议，宣布银行国有化。同时，列宁也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1920年3月，列宁对铁路工人们说：“以前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工人不能保持牢固的专政，不懂得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保持不住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保持得住。”［12］可见，民主与专政是两个相关的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职能、民主的职能将是主要的职能。

在政治体制上，苏俄采用的是集立法和行政为一体的苏维埃制，苏维埃代表应该是普选产生的，但由于俄国居民文化水平低和战争环境，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党的管理和监督所取代，列宁的理论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认识到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法律上消除了劳动者参加管理的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3］这个“先进阶层”就是俄共（布）。尽管如此，列宁特别强调在政策上照顾农民的切身利益，工人阶级要与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1921年6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充分估计到苏俄存在两大阶级这一重要的社会现实，说：“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形势是由以下事实决定的：我们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这里若干年来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一个是无产阶级，它是由很年轻的但毕竟是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几十年来培养出来的；另一个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我们很清楚，我们犯过很大的错误。”由于认识上产生了这一飞跃，所以列宁才说：“在实践中我们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14］同年10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正式提出“新经济政策”并给予论证。“1918年初，……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却：‘趁我们还没有被敌人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共产党人）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15］同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展开地论述了“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条件和政策的内涵。［16］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苏俄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初露端倪，纵观整个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思想最为活跃，民主气氛最浓的时期。1921年夏天报刊上就提出了法制国家的思想，12月底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17］列宁提出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减它的职能与权限的必要性。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它只保留了镇压公开反革命发动、同间谍活动和走私活动作斗争等职能，不再享有定罪权，所有案件都交由法院处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最迟应在两周内对被捕者提起诉讼，并且最迟不得超过两个月或将其释放或将案件移交法院。随后还通过了其他旨在加强法制的法律，如劳动土地使用法、刑法典、个人基本财产权利法，该法案赋予所有公民建立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权利。但是，在列宁去世后，苏联社会朝着民主法制发展的进程被中断了。

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谈无产阶级专政时，斯大林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从来不谈专政的民主内容。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在答复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师生的提问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暴力，而且是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实行领导，是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8］这里，斯大林仍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真正民主国家的思想，斯大林却只字不提。在无产阶级已经稳固了政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斯大林还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法律限制，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不受无产阶级国家自己的法律限制，显然是错误的。普通人不能如此无法无天地行事，只有最高领导人才有这种可能，所以，其实质只能是斯大林个人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这成为他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根源。

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把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常常只归结为专政的职能，而把专政只归结为暴力，并把暴力看做是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上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整个国家政权；狭义是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暴力镇压职能。而斯大林常常把两者等同起来，混淆起来。1927年9月，斯大林同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只归结为它的暴力镇压职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专政，以“镇压资产阶级和根除资本主义”。

斯大林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职能，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问题是暴力，他最喜欢用的字眼是“彻底消灭”，不仅消灭现存的敌人与残余，也消灭“潜在”的对手与敌人。1934年7月，斯大林在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威尔斯谈到在西方宣传共产主义的暴力行动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暴动的调子已经陈腐了。斯大林则不同意，他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绝不会投降，不知道应当彻底消灭敌人的统帅呢？做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您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19］

无产阶级专政本应该只存在于过渡时期，但斯大林把它永久化了。在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他仍强调保留具有专政与镇压职能的国家。1950年7月28日，斯大林在答阿 · 霍洛波夫时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消亡问题（其真正的含义是指国家的暴力镇压职能的消亡），对于苏联不适用“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20］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所说的并不是不要国家，而是不要具有镇压职能的国家，列宁把这个国家称为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剥削者没有极复杂的镇压的机器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需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特殊的‘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21］。斯大林要通过加强国家专政机关的做法达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的，只能是南辕北辙。

斯大林讳言民主，除了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外，他基本不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他认为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民主就是一种拥护党的决定的自由，而这种民主就是同意、赞成总书记斯大林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是反对列宁，反对党。他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斗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色，对于这些无产阶级政权的创建者来说，他们对本阶级、对党是无限忠诚的，他们只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法上与斯大林有不同意见，而且他们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托洛茨基强调加强苏联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布哈林强调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等等，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危害

在实践中，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片面强调专政，忽视了国家的民主体制建设。在斯大林的实践中，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了领袖个人的专政，斯大林把党和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把自己当成党和国家的化身，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对领袖个人的崇拜。斯大林在苏联建设问题上听不得不同意见，致使许多缺点和错误难以得到纠正。

二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社会主义应该实行比资本主义更广泛的民主，斯大林也制定了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1936年的宪法，规定用平等的选举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代替记名的选举。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得逮捕。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遗憾的是这些权利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根本没有落实。各级干部、苏维埃代表都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的，选举基本流于形式。由于公民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导致国家政权机关与民众相脱离，失去民众的监督与制约，难以真正为民众谋利益。

三是一味强调专政，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发生了破坏法制、滥杀无辜的大清洗。大清洗成为斯大林体制的常态，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到斯大林逝世前夕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到底制造了多少冤魂，至今都统计不清楚。这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

四是严重伤害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使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斯大林不是把农民当成同盟者，而是当成“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把农民变成了革命对象，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把农民完全纳入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体系之中。剥夺农民的僵硬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据统计，1950年苏联的谷物（注意，是谷物，而不是粮食）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则为7250万吨，同期苏联肉类年产降为490万吨，而沙俄时期为500万吨；人均谷物由540公斤降为447公斤，畜产品由31公斤降为27公斤。［22］实践证明，在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否定和离开与农民的联盟，视农民为“异己”阶级，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农业的无效率和落后，制约了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用品的不足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影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总之，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背离了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原则。有人说苏联的悲剧在于斯大林没有把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是有道理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3］《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9页。列宁在1918年秋写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取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4］《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9］《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10］《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

［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5］《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6］《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8］《斯大林全集》第7卷。

［19］《斯大林文集》。

［20］《斯大林文集》。

［2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22］周荣坤、郭传玲主编：《苏联基本统计数字资料手册》，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

30．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高　放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年7月17日（公历30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1903年7月30日作为党的诞生日。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年才改名苏共。苏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经验，更有教训。

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苏共执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抛弃。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就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理论课，其内容就是讲苏联共产党党史。当时是把苏共的历史经验作为马列主义基础来学习和传播。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这门课程才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中苏共党史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从这时起我们已经开始具体分析苏共历史经验的是非功过。改革开放以来，我还为研究班学员开设过“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专题课，更进一步评论苏共长期僵化、封闭的错误。对苏共党史，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从一往情深、盲目崇拜到具体分析、着重借鉴的长达60年的进程。苏共的败亡不能不令我揪心伤痛，扼腕叹息，痛定思痛，掩卷沉思。当今探究苏共败亡的教训，不是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20世纪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无一不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只有真正吸取苏共兴亡的经验教训，才能使各国共产党兴利除弊，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使我们恪尽兴党之责，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共产党势必迟早衰落，甚至败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早晚都要应验。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它在富有君主专制传统的沙皇俄国可以改朝换代式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结果只能重新建立专制政党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流亡西方的苏联学者阿 · 阿夫托尔汉诺夫早在1973年就著有《党治制的由来》一书，在联邦德国以俄文出版，经晨曦等译为中文于1982年3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改为《苏共野史》。全书中心内容是：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从1903年形成时起就面临着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专制党”［1］的争论。列宁起初处于少数地位，由于“他巧妙地运用迂回出击和分化瓦解战术，好一来打击和分化敌人的力量，二来让敌人互相倾轧。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2］，终于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领袖，而使孟什维克（少数派）陷于孤立。列宁进而于1917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发动政变”，击败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保守势力，掌握了领导权，又吸收了托洛茨基派，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党治制的国家，即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政治体制。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沿袭党治制，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左”倾反对派以及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反对派之后，便开始了“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时代，变友为敌，大量枪毙、囚禁老布尔什维克，终于使中央委员会灭亡了，建立了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独裁。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曾经被西方视为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论著之一，在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之后，此书更为吃香，被认为是揭露党治制国家并预见专制政党必亡的力作。西方和苏联理论界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时也有人同阿夫托尔汉诺夫持同一论调，甚至走得更远，更加极端。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苏共从列宁时期起就是专制政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专制是马克思建党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辨明真相。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3］后来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4］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1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从1917—1923年，这6年在列宁领导下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1924年才54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粗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当今在总结苏共败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的那6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敌制胜。斯大林实行的是过度集权于领袖个人的政治体制。过度集权与高度集权，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高度集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过度集权则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物极必反，正是斯大林带头实行的过度集权的体制长期难改，才导致戈尔巴乔夫后期社会局势失控，各种派别、政党丛生，迫使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决策固然有重大错误，然而其源头首先缘于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造成长期制度性缺失，从而失去了自我改革的主动力。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吧。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执政长达约30年之久。斯大林是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建筑师。他领导国家工业化事业大有成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并且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进而帮助欧亚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组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还使苏联成为唯一可以与超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说，斯大林是苏联历任最高执政者中取得最大政绩的领袖、国务活动家。但也正是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是他的重大过错。盖棺论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然而不可轻视其过，因为这是决定苏共生死存亡的致命大过。这里没有必要细说苏共蜕变的过程，只从以下6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在1936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骗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1929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劳改与监禁2369220人，流放和驱逐出境765180人。［5］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反而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岂不是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了吗？岂不是人治取代了法治了吗？苏联在1918年、1924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守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192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召开一次，1934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1952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3年、4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年就改为每4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1925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1952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6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1940年7月之后相隔3年半之久才于1944年1月召开；1947年2月之后，相隔5年半之久才于1952年8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与组织局、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3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7］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5人小组。早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作报告。”［8］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25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9］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副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10］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两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在一言堂中不可能有自由讨论与民主表决。无怪乎赫鲁晓夫“非常讨厌”“这些冗长、令人头痛的晚餐”。［11］显然，在政治局和主席团中，斯大林经常是实行个人集权、总书记独断。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的《监察委员会》决议的规定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12］的谣言和流言飞语现象作斗争。监委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13］1923年1月23日列宁在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特别强调中监委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他主张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他明确地说：“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4］可是列宁此文交给《真理报》发表时，竟被作为总书记办事机构的《真理报》编辑部删去了文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即“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15］列宁本意是要中监委加强对“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监督，斯大林竟敢当列宁还在世时就对其不利于自己的文稿进行删节。可想而知，一旦列宁谢世，他就更是胆大妄为了。果不其然，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1924年5月（列宁刚过世4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16］第二步是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17］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3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3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把它用作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即因在给他兄弟的私人通信中表示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不满，信件遭到安全部门检查而获罪被捕下狱的。斯大林在独占鳌头、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一枝独秀。为此他还顺水推舟，推波助澜，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在电影、文学作品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论著中数量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地大力歌颂斯大林。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个人崇拜以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每当他的名字在公共集会上或党的会议上被提及时，人们立刻就会猛一下地站起来，然后再坐下。”［18］曾有人带着揶揄的口吻说：“这是我们大家都参加过的一种体育活动。”［19］看来斯大林是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的。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转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同时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心怀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却以差3票就满票的高得票率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1225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如果如实公布票数，一定会使斯大林的权力危机加深。于是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20］如此维护了斯大林的威信，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又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立即狠心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年5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1952年10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享年73岁。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例如在斯大林后期50年代初干群工资差别约50倍，到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后期进而扩大到100多倍。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到1989至1991年间苏联东欧10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垮台，这固然有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上层与下层、群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种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难以解脱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体制性根源。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切不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下扼要阐述笔者的见解。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建设上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这里仅举二例为证。1921年党的十大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的新观念，可惜列宁未加以论述，也未写进党章，党章中依然以“民主（的）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样即使后来斯大林实际上实行的是个人集中制，然而他也都在被延期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得到认可，并且一再连选连任。因此，人们依然可以说他没有违背“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留下的含糊的“民主（的）集中制”的遗产，很容易被扭曲变形。实际上在斯大林领导执政时期苏共已经在“民主（的）集中制”掩盖下完全变成一个个人集中制、个人集权制政党。1922年4月5日俄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设3个书记，总书记只是书记处首脑的职称，意即秘书长，并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称。俄共中央从未设主席一职，列宁以其崇高威信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可是俄共党章从未规定总书记的职称、职责、职权和任期。这样就为后来斯大林越位越权，搞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了方便。苏共直到1966年二十三大才在新党章中写上一句话：“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21］现在看来，1922年俄共中央在设立总书记一职时没有同时设立俄共中央主席，这是很大的失误。如果同时设立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二职，明确规定党中央主席是党中央首脑，总书记只是党中央书记处首脑，并且选举列宁为党中央主席、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那么在列宁逝世后就要另选一人为党中央主席。如果在党章中明文规定设立总书记一职是为了实现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得兼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职务，那么斯大林后来就无法以总书记名义独揽党、政、军三大权。笔者这样论析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而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落后国家如何探索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历史原因。俄国自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不断对内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极力实现军事扩张。1547年伊凡三世之孙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自比古罗马大独裁者恺撒（“沙”即恺撒的变音）。沙皇专制制度集俄国专制独裁之大全，前后历经23个沙皇，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420年之久。俄国于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所以俄国深厚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传统对俄国广大民众、包括很多共产党员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缺少民主共和意识与实践经验，也缺少民族平等意识与实际熏陶，容易接受个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名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实为实现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的过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没有认识到应该首先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虽然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但是斯大林于1929年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又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从1928年10月起苏联通过执行3个“五年计划”，自认为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第四，斯大林执政时期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沙皇专制制度的俄罗斯帝国是以其强大军事、官僚机器作为政治基础的，以地主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以及沙皇专制政府培植的官僚特权阶层作为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摧毁了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人民大众掌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政治基础，消灭了地主贵族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和旧的官僚特权阶层，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工农联盟和各民族人民联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5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选举人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导致最高苏维埃和党代表大会都变成“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制的封建主义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不用官僚阶级或官僚阶层，因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的一个独立阶级，也不是从属于工农阶级的一个阶层，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民主与自由不足而特殊造就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后来苏联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和最终灭亡的结局，证明了正是这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苏联进行政经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掘墓人。连苏联采用秘密警察制来监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沿袭沙皇专制制度的体制。1826年7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建立第三厅，任命宪兵司令兼任厅长，下设总档案馆、秘密档案室等机构，全国分7个宪兵管辖区，严密调查、监控各级官员和谋反异己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苏俄建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是为了对付现行反革命分子。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又经过3次改组，1954年从内务部独立出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这个隶属于政府的专门对敌斗争的秘密特工机构，后来愈益庞大，变为凌驾于党、政之上，由斯大林个人掌握的调查、监控广大干群的极权统治机构。斯大林实际上是党、政、军、特四大权一把抓，使极权主义达到极致。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意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列宁强调要把文化工作同军事政治工作加以区别，他特别告诫共产党员：“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22］可是到30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领域也越来越“左”。主要表现为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直接行政干预过多，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等到处滥用，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作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15年之久，富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中学没有毕业，学历不高，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自学勤奋，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斯大林”一词俄文含义是钢），办事果断；然而思想有一些毛病，表现为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意识功利重于情义，思想感情偏激急躁，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十多年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疾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他才从流放所拘留了4年之久获释。这时他对时局的认识跟不上列宁的思想，还认为应该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受到列宁开导后很快转变，在同年7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此后终身连任），10月又被选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被选入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年）。1919年3月刚建立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他即当选为五名政治局委员和五名组织局委员之一，显示出他兼有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双重才能（最初身兼政治局与组织局两局委员者仅有斯大林一人，列宁只是政治局委员）。1919—1922年他还在政府中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到1922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书记处设总书记一职时，他进而当选首任总书记。可是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致列宁对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为此列宁要求调离他的总书记职务。［23］可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接受批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反而权力欲更加膨胀，进而逐步掌握了党、政、军的全部最高权力。他个人的权力得到巩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后，他就更加孤芳自赏，自以为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当代唯一正确的总代表，自认为是可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伟大天才。他表面上自谦，很少采用单独的斯大林主义的新提法，却颇为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或马、恩、列、斯主义的并列式提法。［24］实际上斯大林是比不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就连与斯大林共事长达近40年、一向紧跟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到晚年如实地说：“至于谈到列宁和斯大林，我要说：前者是天才，后者是人才。”［25］仅从斯大林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把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这一点来看，他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贻害无穷，给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后来造成了重大灾难。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胁从促成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难以再现列宁式的天才，却不断连续冒出斯大林式的人才，代代相传，难以从根本上把专制政党改革为民主政党。这是苏联历史的悲剧。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汹涌的态势下，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势必就要转向资本主义民主。结果到1989—1992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下台了，甚至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1894年时的斯大林。（新华社稿）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明确、响亮地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而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26］这是我们党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决心重新振兴的重要崭新论断。可以说，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即是因为缺失党内民主而丧命灭亡的。然而党内民主并非空泛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包含许多具体的内容和举措。只要细心考察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后来怎样被破坏殆尽，就不难领悟到应该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既坚持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又向前去发展并完善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

［1］（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苏）阿夫托尔汉诺夫著，晨曦等译：《苏共野史》上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

［5］据塔斯社莫斯科1992年1月23日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斯大林全集》第7卷。

［8］《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9］《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10］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1］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

［12］《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3］《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4］《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5］（俄）布拉诺夫著，张志强等译：《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17］《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18］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19］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20］（苏）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22］《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23］《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24］见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年第3期，收入《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5］（苏）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

31．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
条约与协定？

杨　闯

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必须联系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3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处境，并考察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苏联在二战前夕外交政策的反复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秘密协定评价不一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实际上是在斯大林亲临现场的情况下，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署的。对此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焦点：一是，1939年苏德条约究竟有没有秘密瓜分欧洲的议定书？二是，这一条约和秘密协定究竟是避免“祸水东引”的外交成功之作，还是斯大林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败笔，并因此对德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对前一争论的焦点，虽然苏联长期断然加以否认，但由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1994年访问波兰与瓦文萨会见时，将秘密档案文件转交给波方，已经作出了回答。对于后一个焦点问题的争论迄今依然存在。2009年9月1日，在波兰格但斯克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时，波兰总理唐纳德 · 图斯克警告世人不要忘记战争教训，“我们要牢记谁发动了战争，谁是战争罪人，谁是刽子手，谁是受害者。忘记这些将使波兰、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重新陷入战争阴影”。［1］他说这话不仅是针对入侵波兰的德国，也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而普京回答说：“今天我们向烈士致敬，并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希望1939年的悲剧不要重演……可悲的是众多错误决定导致了历史悲剧，我们应该了解悲剧为何发生，但是了解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向前看”。随着普京这些话，俄罗斯对波兰加以反击，公布了一批针对波兰的解密档案。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中将列夫 · 索茨科夫说：“引发二战爆发的责任，波兰也有份……全部责任不可能由波兰来承担，但波兰政府在1939年否决了建立反希特勒同盟”。［2］

国内学术界对苏德条约与秘密协定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看法，认为它“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政策的彻底破产”。［3］有的学者认为，在苏联战火逼近而同英法结盟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是“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苏联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消除了一直担心的祸水东引的忧虑，把祸水推回西方，暂时置身于德国与英法等国的战事之外，何尝不是外交上的有限成功”［4］。以上都是传统的看法。另有学者则持两点论的看法，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该说是苏联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在英法两国缺乏与苏联合作诚意的情况下签订的，有其合理性，为苏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要看到，法国早已同德国签订了类似的互不侵犯条约，就连波兰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与德国签订的‘秘密议定书’却丧失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遵守的原则，走向正义的反面。斯大林在与希特勒接近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5］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

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毫无疑问，由于苏联的社会体制，斯大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和苏联处于侵略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论断，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起着重大作用。他的思想从30年代初认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是苏联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到30年代中期揭露纳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政策，再到30年代后期肯定德国纳粹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敌人的分化。与此相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苏联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4次转变，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集体安全政策，再到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附加了秘密协定。

苏联30年代外交政策的第一次调整，是在1928年至1933年。这次调整应以世界经济危机作为标志。1928年7—9月由共产国际六大批准的共产国际战略，是斯大林直接领导制定的，很能反映苏联当时的政策。这次会议与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同步，斯大林开始清算布哈林，而布哈林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一反布哈林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现已达到具有这样特点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在法西斯化；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在增长；革命运动在高涨。斯大林强调，由于日益深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革命的震荡，国际关系紧张到了新的临界点，因此，应该提出以下的策略：（1）拒绝同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2）反对在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影响，脱离现有的工会组织，建立新的革命工会。（3）清理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切动摇分子。共产国际六大否定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稳定、寻求工人运动统一的政策，通过了斯大林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工人阶级主要敌人，将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作为苏联敌对国的政策。这次大会之后，在共产国际内部俨然形成了这样的政策，谁无条件支持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实际上变成了要求无限忠于苏联、无限忠于联共（布）及其领袖的政策。在1929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局第五次会议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进一步升级，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区别仅是在策略和方法上。斯大林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十六大上的报告中还认为，德国纳粹党是反对英、法的，是最具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性质的政党；但到了1933年底，斯大林就提出，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德国的新生力量，“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因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发展”。［6］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了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在斯大林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矛盾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依据以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为国家安全利益和巩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借着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愿意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愿望，通过双边谈判，同一系列欧洲国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1月21日，苏联同芬兰签署互不侵犯条约；1932年2月到7月，苏联又先后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签署了这样的条约。11月，又同法国埃里欧政府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法国考虑到苏德未来可能的接近，在该条约中除了互不侵犯的条款外，还规定，两国承担义务，在遭到任何第三国侵略时，任何一方都保持中立。而德国在保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边界现状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外交和经济贸易关系。

苏联30年代对外政策的第二次调整，是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大萧条背景下，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两个战争策源地，苏联和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调整对外政策。由于国际关系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在面对战胜国与战败国矛盾加剧、苏联东、西两面出现了战争策源地的复杂情况下，苏联对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即“由反对和防止英法美策划反苏新武装干涉，维护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关系，转变为争取联合英法美等非侵略国共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制止新战争，维护世界和平”。［7］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是苏联不变的外交策略。因此，苏联一方面要揭露德、日、意的侵略政策和战争行为，一方面又要保持与德、日的和解关系。这显然不利于苏联试图建立有利于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总政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我们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933年12月29日联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苏联近期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就可以看出来。他说，在任何冲突中苏联不主动进攻并遵守中立；只要不被看成是软弱好欺，苏联对德国和日本应保持和解的政策。这相当程度上是由当时苏联国内正遭遇可怕饥荒、农民不断反抗，国内形势不稳定决定的。

面对纳粹上台、德国侵略性面目的显露，联共（布）内部对德国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布哈林将德国看成是对苏联的主要威胁。他在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对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阐述的法西斯思想应提高警惕。但斯大林与布哈林看法不同。他更加看重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策略，认为，苏联没有理由因为希特勒上台而改变同德国的关系。苏联应坚持扩大苏德两国的经济关系，利用苏联的人力资源、原料和德国先进的工业水平，加快本国的工业发展。基于这种考虑，苏联对纳粹政权对德国共产党的迫害没有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而纳粹德国也投桃报李，满足了苏联的大部分要求，批准恢复1926年柏林条约。只是到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变化，特别是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之后，苏联才被迫放弃了迁就德国的政策。即便如此，两国关系的恶化也是缓慢的，这完全是由斯大林在纳粹上台后的对德政策决定的。

1933年12月12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建立集体安全的决议，强调为了防止战争，保卫和平，苏联考虑参加国际联盟，在欧洲建立共同防御侵略协定，并同愿意维护和平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苏联在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苏联采取了与美国建交和加入国联的行动。国际上，对纳粹上台后的德国，英美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英国企图“祸水东引”，美国出现了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强烈呼声。苏联抓住这一信号，作出积极反应，推动苏美建交谈判“从厨房移到客厅”。1933年的11月8日，苏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苏美建交，匈牙利（1934年2月）、罗马尼亚（6月）、捷克斯洛伐克（6月）、保加利亚（7月）、阿尔巴尼亚（9月）、哥伦比亚（1935年6月）、比利时（7月）、卢森堡（8月）也同苏联相继建交。苏美建交，表明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

在德、日于1933年3月和10月相继退出国联后，苏联由长期谴责和反对国联的立场，改变为不反对国联、利用国联的立场。1934年9月18日，苏联正式加入国联，并获得国联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当然，苏联在加入国联的同时也有所保留，反对国联对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制度，并拒绝对国联的以往决议承担责任。

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和法国，因此苏联一直在做法国的工作。法国对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一直保持警惕，也有与苏联接近的要求。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国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埃里欧认为，4000万人口的法国很难单独与拥有6000万人口的工业发达的德国相抗衡，苏联是法国所需要的平衡德国的力量，法国必须与苏联结盟。1933年7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代表苏联政府对法国作出了积极回应，声明苏联与法国没有利害冲突，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接近不存在任何障碍。接着，埃里欧应邀访问苏联，双方原则同意缔结法苏互助条约。1933年12月，法苏两国外长会谈，双方同意把反侵略的互助义务补充到1932年11月签订的法苏互不侵犯条约中去。

为缔结针对德国侵略扩张的欧洲安全体系，苏联进一步谋求与法国签署法苏互助条约，这是基于苏联对法德关系的基本判断。1934年5月底，法国外长巴尔杜向苏联领导人提出建议，首先，讨论“东方的洛迦诺”问题，即所有的东欧国家签署互不侵犯的多边公约，包括德国与苏联在内。第二，签署法苏互助条约。第一项建议由于首创者在1934年10月9日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被克罗地亚恐怖分子暗杀，实际没有落实。而法苏互助条约则得到了巴尔杜之后的法国外长拉瓦尔的支持。1935年5月2日《法苏互助条约》在巴黎得以签署，但拖延了9个月才在法国国会得到批准。这一条约并且没有军事议定书，因此有效性是很有限的。拉瓦尔在1935年5月13—15日对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就这一条约军事义务提出问题，而他拒绝直接回答。因此《法苏互助条约》只具有针对德国的政治意义。同年5月16日，苏联与捷克也签订互助条约。虽然苏法互助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都规定了当缔约国之一受到侵略或侵略威胁时，立即进行协商、相互支援和协助的条款，但苏捷互助条约第二款稍作修改，增加了条约生效条件，即“只有当法国对被侵略的一方给予援助时，双方之间才能履行援助的义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把本国的安全更多地寄托在法国身上。

德国扩张没有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反而得到姑息纵容，进一步鼓舞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继续提出牵涉到修改凡尔赛条约的德国东部边界问题，其侵略性日益严重。1936年3月7日，德国以《法苏互助条约》为借口，宣布不再受《洛加诺公约》的约束，要全面恢复行使在莱茵非军事区的全部主权，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苏联谴责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政策和扩张政策。与此同时，对1935—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实行全面侵华战争，苏联都呼吁英法等国与苏联一道制止侵略战争，对德、意、日本进行制裁，并派出志愿人员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从道义和物资上援助被侵略的国家。

苏联30年代对外政策的第三次调整，是在30年代后期《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由于英法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美国实行中立政策，苏联领导人由此对英、法、美的认识和对德国的政策都发生转折性的变化。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在德国的慕尼黑城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它完全是大国交易的产物，是张伯伦一手操办的结果，它以肢解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为代价，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利益，迁就了德国的侵略扩张胃口，而换取的只是欧洲大国英法的暂时相安无事。绥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引来了英德、法德的接近。1938年10月30日，英德两国签署《英德宣言》，声称英德关系对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意义，《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协定》是两国和平相处的最好见证，两国决心以协商的办法解决和两国有关的一切问题。1938年12月6日，法国和德国也签订《法德宣言》，声称法德两国间和善睦邻关系乃是巩固欧洲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大的因素之一，承认两国间现有的疆界乃是最终确定的疆界。

《慕尼黑协定》对二战前的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1）德国由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得到了捷克发达的工业区和军事技术，加强了德国的实力和战略地位，使整个东南欧处于德国的威胁下。（2）《慕尼黑协定》彻底瓦解了法国苦心经营的欧洲结盟体系。由于法国背弃自己的盟国，抛弃了和它签订同盟条约的国家，其威信空前下降。（3）中小国家不再相信英法的保证。英法从战略优势转变为战略守势。（4）《慕尼黑协定》加深了苏联与英法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法苏互助条约》、《捷苏互助条约》也由此失去作用，苏法同盟关系趋于瓦解。

在英、法、德接近的背景下，苏联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阐述了新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外交方针。他认为，资本主义各国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以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尖锐化，国际战争形势尖锐化，战后的和约体系崩溃，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已经开始，只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大战。斯大林指出，“侵略国正在靠损害非侵略国的利益公开地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势力范围，而非侵略国不但没有一点反抗的企图，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纵容”，“大多数非侵略国、首先是英国和法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集体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而转上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8］如果西方国家企图向苏联灌输希特勒占领乌克兰从而挑起同德国的冲突，那么，苏联不会被西方“火中取栗”的政策所愚弄。他指出，苏联在这种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是：“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我们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这个立场，只要这些国家也对苏联保持这种关系，只要他们不试图破坏我们国家的利益”，同时“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国家卷入冲突中去”。［9］苏联看到英法对德国的侵略扩张公开采取“绥靖政策”，并在1939年分别同德国签订双边宣言，企图“祸水东引”之后，苏联对外政策发生急剧重大变化，从反对同纳粹德国签订双边条约，谋求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转变为更多考虑本国安全，同英、法和德、日都接近的政策。

苏联一方面谴责英法的“绥靖政策”，一方面对英法联苏抗德的政策调整持欢迎的立场，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为了密切苏法关系，斯大林甚至建议法国共产党在国会支持法国的军事预算案，支持法国政府的政策。共产国际从联（布）共对法国的政策开始，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敌视政策。但与此同时，苏联仍对英法保持着不信任和警惕性，在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指导思想下，在与英法就针对德国谈判的同时，也与德、意、日本保持密切接触。这一切固然反映出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但也充分反映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实用主义和两面性。

苏联两个谈判战场与波兰的命运

斯大林为改变外交政策，对外交人民委员换马，由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任外交人民委员。它意味着李维诺夫为之努力的苏联集体安全政策终结，苏联的外交政策由此发生根本改变，苏德开始改善双边关系。但当时苏联仍是两面下注，同时与英法和德国进行着两个方向谈判。苏联一方面同英法继续谈判，保障东欧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同德国谈判苏德关系和德国进攻波兰的问题。只是在做法上，苏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英法的谈判公开进行，大造声势，希望获得成功，而实际上却毫无结果；而与德国的谈判则是秘密交易，暗中进行。

英、法、苏谈判历时4个多月，经历了3个阶段。期间围绕罗马尼亚危机、对中欧国家的安全保证问题和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问题，双方针锋相对，而没有达成妥协，反映出英法与苏联在政治上深深的不信任。

苏联同英法谈判的第一阶段是1939年3月17日到4月1日。英国向苏联提出，英法与苏联联合共同制止德国的扩张，希望苏联在罗马尼亚遭到德国侵略时给予援助。此前的1939年3月16日和17日，罗马尼亚政府向英国两次请求，要求英国在罗马尼亚可能遭到的侵略中给予援助。苏联提议召开苏、英、法、波、罗、土6国会议，共同商议集体安全。3月31日，英国宣布对波兰提供安全保证后，英国朝野联苏抗德的呼声甚高。苏联对此积极回应，提出了缔结英法苏互助条约等8项建议。但双方在给予安全保证的国家的范围方面存在分歧。苏联建议，当欧洲发生对任何缔约国的侵略时，相互给予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当发生针对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同苏联接壤国家的侵略时，英、法、苏应给上述国家以包括军事在内的一切援助。但是，英国只关注与英国利益密切相关的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的安全，要求苏联对这些国家履行军事援助义务，而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安全保证却回避不谈。苏联不同意这种不平等的条件。英国出于传统的外交政策，不愿过早用条约束缚自己，不愿为更多国家承担安全保证，担心英国会被卷入战争，就以这种协议“为时过早”为由拒绝了苏联的建议。但英国退而建议，由英、法、苏、波四国发表共同宣言，宣告欧洲某一国家遭到侵略时，四国应立即讨论共同抵抗侵略而应采取的步骤。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苏联终于同意加入英法向波兰提供的《无条件保障宣言》。而这时波兰担心苏联会步西方国家后尘，签订“新的慕尼黑协定”，波兰将成为苏德关系的牺牲品，断然拒绝苏联军队过境波兰领土的前提条件。因此，英国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

苏联同英法谈判的第二阶段是从1939年4月15日到7月底，这是在德国入侵波兰征兆日趋明显的情况下进行的。1939年4月17日，苏联向英法建议缔结三国军事合作协议，保障从罗马尼亚到波罗的海所有东欧国家的安全。但是双方在所要保障的国家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由于德、意缔结了同盟条约，德国与苏联秘密接触的消息传来，英国国内的强硬派对张伯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缔结英、法、苏三国的互助条约。1939年5月27日，英法政府向苏联提出了新建议，承认三国互助原则。苏联提出反建议，将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从英国建议的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五国，增加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扩大为八国。但英、法、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的“圆桌会谈”又在“间接侵略”问题上各持己见，达不成一致。英、法、苏之间的政治谈判终于由于各自的考虑和互不信任，以无结果宣告结束。苏联同英法关于欧洲集体安全保障的政治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英法苏三国的第三阶段谈判在8月12日—21日举行。这是在政治谈判达不成协议的背景下，直接进入军事合作的谈判。苏联派出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为团长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参加的全权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退休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名中将衔兵团司令。1939年8月5日，英法的军事代表通过海路前往莫斯科，8月11日才抵达。苏联对英法派出的代表姗姗来迟和级别太低不满，认为不对等，不可能解决苏联军队过境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在谈判中，英法代表大谈军事合作的目标和原则，不肯承担集体的军事义务。英国提出，至多提供5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在苏军通过波兰、罗马尼亚领土问题上，英法不愿承担敦促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8月21日，苏联在同英法达不成军事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宣布无限期休会。

苏联同英法的谈判为什么没有结果？从本质上说，是双方在政治上都不大信任对方。英法力图制造苏德接近的障碍，并要借助苏联的力量，保护自己的盟国罗马尼亚和波兰。而对苏联来讲，谋求的是在苏联与德国发生战争时，苏军有权过境罗马尼亚和波兰。无论是政治谈判，还是军事谈判，都看不到双方的合作诚意，苏联看到的是祸水东引的企图，从而加深了互不信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失败主要责任在英法两国。谈判的失败严重恶化了国际局势，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使当时唯一可能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未能及时建立起来。”［10］

苏联并没有把希望都寄托在与英法的谈判上，早在1939年4月，苏联就已采取行动，试探与德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4月17日，苏联驻德国大使梅利卡洛夫对德国外交国务秘书威兹萨克明确表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几乎没有影响苏联同意大利的关系，它也不应该成为苏德关系的绊脚石”，“对苏联来说，不存在不和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且由此出发，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11］莫洛托夫在接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时强调，苏德之间应建立必要的政治基础。舒伦堡也明确表示，德苏两国外交关系缓和与正常化的时候已经到来。但是在英法苏正在进行谈判的初期，苏联仍采取了谨慎的态度。1939年5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被授权同苏联谈判德国占领波兰的问题。1939年6月29日，苏联驻德国大使向德国外交部表态：不管两国意识形态如何分歧，苏联愿意与德国保持最好的国家关系。

德国出于发动战争的战略需要，在苏联与英法进行谈判之际，不断主动向苏联发动外交攻势。德国不仅向苏联表达愿与苏联谈判、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信息，而且对未来欧洲冲突、波兰问题、波罗的海问题都对苏联大方地作出承诺：在苏联中立并置身于可能的欧洲冲突之外的条件下，德国愿意在波兰保全苏联的一切利益、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的重大利益。1939年8月2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联驻德国临时代办建议，就签订一份“划分两国利益的议定书”进行谈判。对此苏联立即表示同意，并建议谈判在莫斯科进行。德国外长表示要亲赴莫斯科。苏联提出先缔结商业和贷款协定，然后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要求德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促进改进苏日关系。德国完全接受苏联的建议。

由于德国发动对波兰战争的时间在即，希特勒要求更为迫切。当德国得知苏联同英法的谈判没有结果，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8月14日向苏联提出访问莫斯科的愿望。第二天，苏联虽然表面上拒绝了德国外长马上访问莫斯科的建议，但提出了要德国明确几个细节的条件。1939年8月19日，德国完全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德国政府同意签署1938年底讨论过的两国贸易协定；德国向苏联提供20亿马克贷款；德国承诺要求日本停止在远东反对苏联的行动；划定德苏在东欧的“利益范围”。苏德于8月19日签订了贸易贷款协定后，苏联当晚表示，一周后接待里宾特洛甫，并提交了苏方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希特勒于第二天亲自致电斯大林，表示接受苏联提出的条约草案，要求苏联至迟于8月23日接待里宾特洛甫访苏。在8月21日，苏联宣布英法苏军事谈判无限期休会的同一天，苏联也复电德国，同意里宾特洛甫8月23日来莫斯科。里宾特洛甫如期到访莫斯科，当晚在斯大林出席的情况下，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为期10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立即生效。当时双方还签署了贸易协定和划分欧洲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苏德贸易协定规定苏联将向德国出口粮食和煤、铅、锌等工业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在苏德互秘密议定书中，苏联承担的义务是在德国与欧洲国家的未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不再对德国持谴责的立场，两国还划分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承认苏联在巴尔干的利益；德国的势力范围的原有立陶宛，后来苏德签订边界条约将立陶宛划给苏联。波兰的命运虽然在秘密协定中被巧妙地绕过去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波兰分裂，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将按1921年的《里加条约》划给苏联，而华沙大公国和卢布林公国等波兰地区，应该在德国军事进攻波兰之后划入苏联。［12］这完全证明了苏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可耻勾结，苏联对此完全否认。在冷战的条件下，这一历史公案成了没有谜底的疑案。直到1989年前苏联一直否认该条约存在附加秘密议定书。但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以前所发生的苏联对周边国家采取的行动，苏德两国军队在波兰的防线，都可以证明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秘密协定是客观存在的。

苏联避战于一时，同时也为德国进攻波兰扫清了两线作战的障碍。1939年9月1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签署7天之后，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后，在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指导下，苏联在错误道路上变本加厉地继续走下去，出现四大政治失误。

第一，牺牲了波兰的利益与主权，出兵波兰。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以帮助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名义进入波兰，按照与德国签订的苏德秘密议定书，占领了当时尚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共计近20万（1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200万人口（其中乌克兰人700万、白俄罗斯人300万，波兰人200万）。［13］苏联军队进入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以后，“苏德两国军队之间的分界线就是根据显然是双方在8月份的谈判中已经商定的秘密地图来确定”。［14］1939年9月28日，苏德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就这样，波兰在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第四次被两个强邻——德国和俄国瓜分了。苏联还秘密处决了2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制造了著名的“卡廷森林事件”。这是波兰与俄罗斯双边关系上发生的又一幕历史悲剧。

第二，苏联对德国的政策和战争性质判断失误。1939年10月3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五届全会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自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8月23日缔结时起，苏德彼此间存在多年的不正常的关系，即告终结了。从前曾被某些欧洲列强多方烧热的恶感，已由苏德彼此的接近和友善关系的建立所替代了。这些新的良好关系之更进一步的改善，是表现于9月28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关于相互友好和两国界线的条约。在苏德这两个最大欧洲国家间的关系中所发生的急剧转变，不能不影响到了整个国际形势。”［15］莫洛托夫坦然承认，苏联对德国的政策是：巩固两国友善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在政治上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志愿。莫洛托夫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责成苏联在德国参战时保持中立，苏联是一贯实行了这个路线的，苏联军队在9月17日开始进驻旧时波兰领土，是丝毫不与此事相矛盾的。苏联在9月17日当天，就分别照会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明确宣布苏联今后对它们实行保持中立的政策。莫洛托夫的这段发言实际表明，苏联从反对英法的绥靖政策，发展为苏联从自身安全考虑，对德国也实行绥靖政策。这是历史的悲剧与讽刺。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对于德国发动对波兰的战争和德国与英法之间战争性质的判断失去了公正的立场。莫洛托夫认为，对当时进行的战争性质，已经不能用苏联过去所倡导的关于侵略的定义去判断了，“‘侵略’和‘非侵略’这样的概念，在最近几个月以来已取得新的具体内容，已具有新的含义了……德国是处于趋向立刻结束战争并达到和平的国家地位中，而那在昨天还高喊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却主张继续战争而反对缔结和约。”［16］对希特勒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和“大日耳曼主义”、“种族优越论”，莫洛托夫不仅不予谴责，反而说：“希特勒主义的思想系统，也如其他任何思想系统一样，是可以加以承认或否认的——这是政治观点的问题。可是谁都懂得，思想系统是不可以用武力来消灭的，是不可以用战争来结束的。因此，进行这种以冒充拥护‘民主’为掩饰的，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名义的战争，就不仅是荒谬，而且是罪恶。”［17］5个月之后的1940年3月29日，莫洛托夫再次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继续重申苏联政府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的看法，继续为苏联的对外政策辩护。他说：“德国去年即表示愿意言和，而英法政府拒不接受，结果所至，双方遂更进一步加紧准备扩大战事。”［18］苏联外交政策是“务必保持中立态度，慎勿参加欧洲列强间之战争”，这一政策是以苏联所缔结各条约为基础，“与苏联之利益完全符合”。［19］1940年8月1日在最高苏维埃第七届会议上，莫洛托夫虽然指出苏联正处于德国与美国援助的英法战争更加强烈化的前夜，但苏联的外交政策没有变化，“一年以前经历了转变”的苏联忠实于和平中立政策，苏德关系“保持着苏德协定所制定的状态”，苏德协定“为苏联政府所严格遵守”，“……苏德之间的可能的摩擦已被消除了”，并“保证德国对其东方高枕无忧”。［20］莫洛托夫的逻辑是，当时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德国要打破《凡尔赛条约》的羁绊，英法是凡尔赛条约的创造者，美国是参加者。而苏德关系与凡尔赛体系没有联系，苏德关系是建立在友谊、促进苏德经济关系和“准备赞助德国趋向和平的志愿为基础的”。

第三，苏联力图恢复沙俄时期的历史边界，扩大东方阵线。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同周边国家广泛地签订了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约和友好互助条约。但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兰战争后，苏联对周边国家的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苏联不仅对德国发动的对波兰侵略战争、对法国的侵略战争都置身事外，严格履行与德国达成的协定，保持局外中立，而且苏联对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等提出领土要求，并付诸武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联由于领土扩张，人口增加了2300万，在波罗的海获得不冻港。苏联虽然扩大了暂时的安全缓冲区，却付出了高昂的军事和政治代价，对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具有消极影响。

第四，苏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定。苏联一直力图避免两线作战。这种战略意图推动着苏联与日本就双方关系进行试探和谈判。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苏联与日本加快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当时，苏联驻日代办向国内报告：日本“各报现在开始谨慎讨论日苏缔结同样条约的可能性”。日本从柏林发回的记者报道说：“‘看来，德国在签订这项条约以后将尽力设法使日本同苏联签订同样的条约’，‘里宾特洛甫在起程赴莫斯科之前曾在这方面说服日本大使大岛’”，“在许多著名活动家的发言中都承认必然要根本修改日本的对外政策，包括对苏政策。”［21］事实的发展证实了上述预见。1941年3月24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阐述了日方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强调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矛盾，日本同中国进行的战争实际是同英美作战，因为蒋介石是英美的奴仆。而斯大林表示，苏日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能妨碍双方的实际接近，苏联从来就不是英美的朋友，现在也不希望同它们交朋友。1941年4月7日，松冈外相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再次提出日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强烈愿望。双方对双边关系达成一致看法：苏日关系的改善有利于苏德关系互不敌视。在国际形势和日本及苏联自身都发生巨大变化［22］以后，应从一定的高度观察苏联与日本的关系。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同美国结盟反对日本。莫洛托夫同意，“如果日本认可，那么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的基础与苏联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样”。［23］很显然，苏联的目的是试图利用谈判收回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利。但由于苏日之间对1905年的《普茨茅斯条约》存在根本分歧，日本坚持要苏联将库页岛卖给日本，斯大林认为日方是开玩笑。双方在库页岛的租让权和日本购买北库页岛的谈判中没有任何进展，因此无法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达成妥协。苏联转而建议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日方承认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来而完全独立，苏联承认满洲国作为交换条件。苏日在此基础上达成妥协。就这样，在斯大林的直接参与下，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以牺牲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顾损害中国人民利益为条件［24］，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在不到两个星期的1941年4月25日批准生效。这是斯大林外交政策在与德国划分欧洲势力范围后的继续，即在亚洲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但只是过了两个多月，德国就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这使得斯大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

外交的成功之作，还是失误？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苏德秘密协定签订之后，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39至1941年的前期，苏联对外交政策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失误。正是苏联对苏德关系和战争性质判断的失误，导致苏联对战争双方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诚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是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力量。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其中当然包括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最高统帅部的功劳。但斯大林的功绩掩盖不了他在苏德外交秘密交易中的过错。

从苏德秘密协定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外交决策有严重失误。尽管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有国际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不能回避苏联外交政策有利己主义的考虑和背离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原则的一面，不能不指出，这是苏联外交决策的重大失误。那么，斯大林在苏联外交决策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重大失误？笔者认为，这既有客观国际形势变化的因素，也有苏联领导人主观认识上错误。

从国际形势的发展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9月前的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德意日轴心国的扩张态势咄咄逼人。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英法与苏联之间互不信任。德国在欧洲的侵略扩张势头逼人，但英法等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德国一味退让，把本国的安全寄托在希特勒遵守诺言上；对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采取消极态度，企图“祸水东引”，对频频发生的战争危机所预示的大战到来，缺乏应有的战争准备。亚洲则是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在从局部战争转向全民族的抗战。而欧亚之外的美国奉行“中立”政策。面对这样的复杂国际形势，苏联的对外政策同30年代初期和中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从谋求欧洲集体安全转向更多的是考虑本国的安全，试图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同英法和德日同时进行外交谈判。在同英法不能缔结防御德国的集体安全条约的情况下，苏联一改反对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政策，反过来分别同德、日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用牺牲别国的利益求得和德日的妥协，以求得本国暂时的安全。

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主观上对德国的认识看，苏联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直至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之前，对苏德关系的判断一直过于乐观。在签订苏德秘密协定后，苏联对法西斯德国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苏德交易本身也麻痹了斯大林自己，造成过于相信希特勒，因此缺乏大战前的应敌准备，而给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带来了巨大损失。

1939年的《苏德秘密协定》不仅说明苏联违背了社会主义外交原则，而且斯大林自己也由于同德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而对德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使得苏联在希特勒突然进攻面前缺乏应有的准备。斯大林甚至不相信临战前夜从各方渠道传来的德国进攻苏联情报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正是斯大林等人在战略上过于轻信希特勒的承诺，在同德国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对纳粹德国的判断发生错觉，因而对德国的战略准备只限于书面上。在苏联卫国战争突然爆发后，斯大林还一度对德国发动的闪电战惊慌失措，导致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巨大损失。对此，斯大林应该负主要责任：

第一，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确实麻痹了个人政治决断力，对国际形势没有清醒的判断，偏重为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考虑，影响了对侵略战争力量的警觉。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协定也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苏德秘密条约的签订“模糊了世界政治阵线和主要打击对象，有损世界反法西斯的总斗争，也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影响。”［25］而签订这一条约的最大受益者，是希特勒德国。

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斯大林犯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错误，对德国的进攻方向及其时间发生误判。斯大林原本认为苏德的秘密协定可以推迟战争，使“国家得到三至四年的喘息时间”［26］。大战前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把苏联参战的时间推迟了不到两年。在德国完成欧洲西部的战略进攻、并控制欧洲西部之后，德国并没有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继续西进进攻英国，而是调过头来，向苏联进攻。希特勒的战略进攻顺序完全和19世纪初的拿破仑一样。

第三，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1939年至1941年的外交政策降到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单纯为了追求本国安全利益，必然要带来外交决策上的失误，不仅牺牲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也降低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

所幸的是，德国进攻苏联的残酷现实使斯大林猛醒，将国家的生存与军事安全调整到正确的战略上，与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并指挥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与法西斯德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最终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功不掩过，功就是功，过就是过，这是我们认识历史应遵守的起码的原则。

［1］波兰纪念二战爆发70年，网易新闻中心，news.163.com/09/0902/07/5I6ISVVG000120GU.html。

［2］wap.sohu.com/news/world/?nid=170&rid…fullRead=true&uID.

［3］吉润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斯大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4］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6］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 Пер. сфр. 2-е изд. М., 1994. С. 277—278.

［7］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

［8］《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0］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

［11］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

［12］指1774年、1793年、1795年和1939年总计4次瓜分。——作者注。

［13］转引自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Пер. сфр. -2-еизд. М., 1994. С. 292.

［14］（俄）德 · 安 · 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中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15］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1957年。

［16］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

［17］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

［18］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

［19］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

［20］外交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39—1945）。

［21］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文件和材料。

［22］即德国同日本结盟，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作者注。

［23］《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

［24］当时的中国并未承认外蒙独立，更不承认日本支持下成立的伪满洲国。 ——作者注。

［25］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

［26］（俄）德 · 安 · 沃尔科戈诺夫著，张慕良等译：《斯大林》中册。

32．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左凤荣

1939年9月1日，德国以闪电战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并未卷入，苏联利用西方战事正酣，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扩张，建立所谓“东方战线”。斯大林之所以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加强国内防御上，而是力图通过扩大地盘，靠侵犯弱小国家的领土主权增强自身的防御纵深，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建立“东方战线”的做法虽然短期内扩大了苏联的领土，但其消极后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通过世界革命，扩张领土是斯大林的重要战略目标

斯大林20年代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大目标，而是变得更加现实，他不是空喊世界革命，而是在等待时机。斯大林始终是坚定的输出革命派，1920年他积极推动红军向华沙进军，1923年在列宁病重期间，他又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搞了德国汉堡起义，花掉了新经济政策实施两年来积蓄的黄金储备。斯大林不能理解列宁思想的变化，1924年他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不是独立自在的任务。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因为革命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不仅是帝国主义不平衡发展和日益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和前提。”斯大林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后胜利”。因此，苏联的发展战略不是建立在发挥本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基础上。推进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所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大目标。认识不到这一点，便不能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始终强调发展重工业和抓阶级斗争，战前如此，战后依然如故。

斯大林十分强调苏联的发展战略要立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革命进行援助，“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援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1］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2］1925年3月，在谈到苏联共产党的任务时，斯大林说：“对苏联来说，这意味着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全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3］可见，斯大林强调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其推动世界革命的战略服务的。苏联把自己当成世界革命的基地、中心，把苏联的国际战略建立在推进世界革命上。为了保证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一俟时机成熟，斯大林便要用苏联的实力去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

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外交的最高目标，但他并不是支持一切革命，只是把世界革命当成借口，只做有利于扩大苏联国家利益的事。斯大林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认为维护苏联的利益，扩大苏联的版图，是与世界革命的利益一致的。其实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是对沙俄扩张传统的继承。

斯大林对恩格斯1889年2月所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的态度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由于这一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竟受到了斯大林的批评。1934年有人向斯大林建议把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俄译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以纪念帝国主义大战20周年，斯大林却认为不合适，并且批判了恩格斯。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做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4］在斯大林看来，恩格斯所批判的沙皇俄国的扩张政策并不是俄国所特有的，侵略政策也是“欧洲各国国王和外交家所具有的，其中包括拿破仑这样一个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皇帝”，而恩格斯却忘记了这一点。斯大林对恩格斯文章的批判充满了对沙皇政府扩张政策和谋求世界霸权行为的掩饰和辩护，实际上也是斯大林自我思想的暴露。

与德国达成协议，瓜分东欧

30年代初，面对法西斯的威胁，苏联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提出为在欧洲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以维护和平和防止侵略而斗争。苏联明显加强了与非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33年10月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获得国联行政院的常任席位。在苏联的努力下，1935年5月2日，苏联与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受到某个欧洲国家进攻的威胁时，法国和苏联应该进行协商，以便按照相互保证领土完整的原则采取措施，进行支援和协助。5月16日又按照苏法互助条约的模式签订了苏捷互助条约。这些条约对德国的侵略野心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使德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但是，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并不顺利。由于英法政治家和外交家缺乏远见，他们并不想与苏联一道制止德国的侵略，而是步步退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们奉行不干涉主义，任凭德国支持的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苏联建议英法一起行动，公开谴责德国，英法则表示拒绝。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为了安抚德国，在慕尼黑会议上背着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出卖给德国，以换取德国不再扩张。但是，德国的欲望不是这点恩惠就能满足的。

为了麻痹英法，希特勒声称今后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布尔什维克，英法也希望把祸水引向东方。德国很快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再次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研究德国新的侵略态势的问题，苏联力图与英法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斯大林提出联共（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第一，今后还要执行维护和平和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的政策；第二，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苏联卷入冲突中去；第三，大力加强苏联的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量；第四，加强同那些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各国劳动者的国际友谊联系。

由于绥靖政策并未能阻止希特勒的扩张，西方舆论界也对其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从1939年4月开始，英法苏三国进行了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但由于领导人缺乏远见，都想自保，谈判进展并不顺利。英法只想让苏联单方面承担义务，而不想对苏联的安全提供保证。当政治谈判陷入僵局后，苏联又提出立即进行军事谈判，苏联派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作为代表团的团长，而英国的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只是一个退役的海军上将，没有签约权，法国的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虽然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授权，但在法国军界地位不高，谈判从8月12日开始，会谈的关键是当德国对波兰、罗马尼亚和法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苏联军队是否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给德国以打击，因为苏德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波、罗两国政府拒绝让苏联军队过境，英法两国也没有做应做的工作，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英法没有诚意与苏联达成协议，却秘密地同德国法西斯进行接触和谈判。

希特勒则害怕英法苏达成协议，设法进行分化和阻止。德国从6月起便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苏联建议“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由于苏联对英法本来就不是很信任，英法的行为又加强了苏联的不信任，而德国又对苏联提出了很有诱惑力的建议：苏德之间在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整个地区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建议两国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8月12日，在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开始的同时，苏联方面通知德国，同意与德国进行谈判，8月19日，苏德经济协定在柏林签订，德国向苏联提供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和两亿马克的贷款，以此作为优惠条件，换取苏联放弃与英法达成协议。苏联对慕尼黑阴谋记忆犹新，深恐自己被出卖，而战争的危险又在临近，遂决定放弃与英法的谈判，转而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0日希特勒致电斯大林，说苏德签订贸易协定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要求至迟在8月23日允许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苏。斯大林于8月21日复电完全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与此同时，伏罗希洛夫声明，鉴于苏军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建议长期休会。英法苏三国谈判中断。

1939年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当天便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在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动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另一方不向该第三方提供任何支持；缔约一方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在里宾特洛甫飞越苏联的西部边界时，苏联空军向他的座机开火，里宾特洛甫的飞机甚至被打出了小洞，但德方却没有任何抗议，表明德国与苏联签订和约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也是不惜代价的。

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首先保障了本国的安全，打破了英法祸水东引的企图，也堵塞了英法与苏联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可能性。“这个条约给了希特勒开战的可能性。此后，三大国间的谈判走进了死胡同，西方国家被剥夺了阻止希特勒的可能性。希特勒希望，与莫斯科达成的互不侵犯条约迫使英国和法国不要给波兰以援助。”［5］苏德条约的签订让西方感到的是惊恐。就条约本身而言，本无可厚非，它使苏联不致首先与德国开战，赢得了将近两年时间进行战争准备。但是，这一条约也使德国避免了两线作战的担忧，它可以放开手脚按预定计划发动对波兰的进攻，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德条约签订一星期后爆发。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厮杀，这种战争对苏联来说，是推进世界革命的好时机。斯大林关心的主要是战争不发生在自己的国土上，是苏联一国的和平。

问题在于，苏联并没有在自保政策上止步，竟堕落到与德国法西斯划分势力范围的地步。它违背自己一贯反对进行秘密外交的原则，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遵循的原则相背离，与德国签订一系列《秘密议定书》：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划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规定：

（1）当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同时，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纽斯州的利益。

（2）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将大体沿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划界。

（3）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强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毫无兴趣。

（4）本协议由双方保存，严守秘密。

1939年8月28日，莫洛托夫和德国政府代表冯 · 舒伦贝格又签署秘密协议，对这个秘密附加议定书第2条作了精确的解释：“2．当波兰国家各地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苏势力范围分界大体穿过皮萨河、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

1939年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又签署了三份秘密议定书：一份规定苏联为生活在其国内的德裔居民、德国为生活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裔和白俄罗斯裔居民迁居提供方便。第二份则是对1939年8月23日秘密附加议定书的第一条作了新的补充：立陶宛包括在苏联势力范围内，而卢布林省和华沙省一部划人德国势力范围，规定了德国一立陶宛边界。第三份秘密补充议定书规定：双方不允许在各自的领土上发生影响另一国领土上波兰人的宣传鼓动。［6］

苏联和德国法西斯通过订立秘密协定的办法，在历史上第四次瓜分了波兰，所不同的是，前三次瓜分是由沙皇主持的，而主持这次瓜分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与领袖。这件事当时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知道，政治局未经讨论，最高苏维埃也不知情。秘密条约文本由莫洛托夫本人保存，当西方从德国处得到文本，并公之于世时，莫洛托夫竟然多次脸不红、心不跳地予以否认，硬说这是西方造谣，直到1952年10月30日，莫洛托夫才把文本上交苏共中央档案馆。

1940年11月12日，莫洛托夫在柏林就苏联参加德意日三国协定问题与希特勒会谈时，希特勒强调，缔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重要和有益的，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并说两个国家都从中受益，德国“得到了稳定的后方，这对于在西方的军事事件的发展，包括法国的失败，有很大意义，立陶宛和波兰东部问题的解决也是正确的。”［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也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如果以此来衡量，苏联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起码的正义立场。1939年9月6日德国驻苏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在多年宣传反对德国侵略后，苏联的政策发生了突然的转折，居民还不完全清楚。官方宣传鼓动员的声明引起了人们对德国不再是侵略者的普遍的怀疑。”［8］二战爆发后，苏联走上了与德国合作瓜分势力范围之路，并称德国为和平爱好者，奉行与德国友好的政策。苏联要求与德国交战国的共产党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直到苏德战争爆发。

苏联的安全高于其他国家的主权

在希特勒对波兰发动进攻，然后又挥师西进的同时，斯大林开始建立“东方战线”。为了保证苏联自身的安全，斯大林置中小国家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把本国的边界向西推移了三四百公里，以建立一道阻挡德军东进的屏障。希特勒于9月1日对波兰发动了进攻，9月17日，当波兰濒临败亡之际，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

“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何处。波兰人民被他们倒霉的领导人交给命运任意摆布……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兄弟和西白俄罗斯兄弟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红军总指挥部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斯大林命令苏军越过苏波边界，进驻与苏联毗连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波兰军队没有与苏军交火，没有把苏联当成敌国，苏联却逮捕和拘留了大批波兰人，总数多达25万人，其中大部分战俘被押解到设在苏联领土上的8个战俘营和两个分配站。后来苏联当局对这些人进行了分类处理：居住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被释放回家；居住在由德国占领地区的交还德国当局；一些人被留下来从事建筑工作；军官、警察、间谍人员等被集中关押到指定的集中营。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建议作出决议，对这些人处以极刑。据此，苏联内务部将其中的21857人残酷杀害，其中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廷处决了4421人，制造了后果极为严重的“卡廷森林事件”。当德军入侵苏联，发现了这一秘密后，大肆宣扬，1944年苏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自己组织了“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专门委员会”，确认这是德国占领者所为。为了不泄密，1959年苏共中央作出决议，销毁了全部21857份被处决者的档案材料。但历史真相终究要大白于天下，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此事与苏德秘密协定一起为世人所知晓，引起大哗，成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导火线。1993年第1期《历史问题》杂志全文发表了1940年3月5日贝利亚向联共中央斯大林呈报的材料和同日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向斯大林呈报的材料中，贝利亚说这些被关押的人“全部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对苏维埃制度充满了仇恨。”有鉴于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作出了相应决议。

（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

设立被拘于战俘营的14700名前波兰军官、官员、地主、警察、间谍、宪兵、渣滓和狱吏案；设立业已被捕，并且羁押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诸州各监狱的11000名各种间谍和破坏组织成员、前地主、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员和越境者案。

按特别程序审理，对他们适用于极刑——处决。

（二）审理此案，不传被捕者，不提出指控。按下列程序，作出有关侦查终结和有罪结论的决定：

（1）对监禁于战俘营者，依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管理局提供的材

料；

（2）对被捕者，依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卷材料。

（三）案卷的审阅，判决的确定，委托给三人小组，其成员有：梅尔库罗夫、科布罗夫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司司长伯施塔科夫同志。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21857名波兰人就被三人小组判处了死刑，他们所犯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的国家太小了，抵抗不了苏德两个大国的进攻，这些波兰民族的“精华”就这样消失了，当苏德战争爆发后组建波兰军团时，发现他们已没有了军官。

1939年9月28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瓜分波兰的分界线，苏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这两地约占波兰领土面积一半（2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0万，它们分别加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

早在1938年4月，苏联就以保护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安全为由，多次向芬兰政府提出割让、租借或交换领土等方案，力图使列宁格勒的防线向前延伸，因为列宁格勒离苏芬边界仅32公里。从1939年10月起，两国开始谈判，但无结果。苏联便单方面废除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月30日苏联发动苏芬战争，苏军遭到芬兰人的顽强抵抗，苏联不得不一再增兵。苏联在动用了100多万部队和极大部分飞机坦克以后，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激战，才战胜芬兰。战败的芬兰只好接受苏联的宰割，1940年签订《苏芬和约》，苏联把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峡划归己有，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的岛屿为军事基地，期限为30年。这样，苏联总共获得了4.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卡累利阿地区的苏联国界线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50公里。

苏联虽然取得了苏芬战争的胜利，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大大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苏联对芬兰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讲，声援芬兰，宣布在贸易上对苏联实行道义禁运，向芬兰提供援助；英法两国除向芬兰提供军事援助外，还准备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援助芬兰，后因瑞典和挪威害怕卷入战争而未能成行。1939年12月，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把苏联开除。在军事上，苏军伤亡近20万人，其中有6万人是在战场上牺牲的。50万芬兰人失去家园，他们的反苏情绪很高，为了雪耻，芬兰政府倒向了德国一边，苏联的行为促进了反苏联盟的扩大，这在军事上也是不合算的。苏联红军在苏芬战场暴露的指挥无能、战斗力不强，也使德国敢于发动对苏联的战争。

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正式合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接纳”它们作为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

1940年6月，苏联照会罗马尼亚，要求它归还1918年占去的比萨拉比亚，同时要把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北布科维纳移交给苏联，作为罗“占领”比萨拉比亚22年的“赔偿”。这两地合计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人口400万。8月2日，苏联宣布在比萨拉比亚地区成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今摩尔多瓦共和国），北布科维纳并入乌克兰。

马克思在评价这类行为时说过：“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可能用兼并邻国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9］十月革命后，列宁主持制定和平法令，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崭新的外交原则：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废除秘密外交。列宁在为苏维埃政权起草的第一个法令——《和平法令》中明确宣布：

“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别国版图之内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不管哪个民族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内，也就是违反这个民族的愿望……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10］

斯大林的行为正是被马克思和列宁严厉谴责过的资产阶级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它严重伤害了弱小国家的民族尊严与民族感情，因此，芬兰、罗马尼亚被推到了法西斯侵略集团一边。事实证明，苏联靠侵犯别国的利益与主权所建立的这条防线并未起到阻止德军推进的作用，旧的防线被废弃而新的防线尚未构筑完成，德军发动进攻后，得以迅速向前推进。

斯大林为了苏联本身的利益，可以放弃思想上的原则，竟堕落到不自觉地粉饰法西斯侵略的地步，否定了自己原来站在反法西斯的正义者一边的思想与原则。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许）竟然说：

“德国目前是一个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的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11］

在德国侵占了大半个欧洲、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对许多国家和民族进行无耻侵略的情况下，说德国是爱好和平的力量，而反抗侵略的人却是在犯罪，显然是违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公正原则的。各国共产党也必须跟着苏联改变反法西斯的政策，在国内搞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显然是违背民族利益的，也是不得民心的。更有甚者，苏联竟然根据德国方面的要求把30年代曾遭到镇压，仍被苏联监禁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移交给希特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不惜损害中国的主权与利益，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日中立条约》的附件《声明书》中说：“为了保证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主权的行为，为日本扩大侵华提供了方便。斯大林在庆祝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宴会上，竟对日本武官说：“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放心地向南面推进了吧。”签订条约后，斯大林还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半拥抱着照了一张相，斯大林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当松冈准备乘夜车回国的时候，斯大林还打破惯例，在随从的簇拥下，出乎意料地来为松冈送行，这是斯大林极少的热情举动之一。

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

“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12］

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与沙皇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一场争霸战，目的是在中国东北获得更大的权益，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帝国主义强盗行径的体现，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斯大林却要为战败的沙皇报仇，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从斯大林建立“东方战线”等行为看，其民族利己主义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自己的所谓安全利益，不惜牺牲其他弱小国家的利益，留下了许多隐患。

“东方战线”政策的延续

1945年春，苏联红军已越出国界作战，斯大林对铁托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能不是这样。”斯大林坚信社会主义只能靠武力维护和扩大，他说：“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都不敢！”“战争快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3］

二战后，斯大林仍继续其在建立“东方战线”时的做法，极力把苏联式社会主义推广到东欧，对东欧加强控制，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牺牲别国利益的基础上，甚至把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派到波兰去当国防部长。为了保证东欧社会主义的稳固而长期在东欧驻军。这大大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

斯大林的这一政策，破坏了苏联与美、英等国在二战结束前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成为西方发动冷战的一个借口。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演说，指责苏联对东欧加强控制，号召遏制苏联无限制的扩张倾向。斯大林在就此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承认了苏联的这种倾向，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说：

“不要忘记以下的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由于德国的侵犯而在同德国人作战中，以及由于德国的占领和苏联人被赶到德国去做苦工，苏联便永远地丧失了约700万人……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14］

按照斯大林的逻辑，只要周边国家的政府与自己国家的政府不友好，便对自己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可以靠自己的实力改变别国的政府。别国的政府与制度不是其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取决于是否对周边大国友好。这种做法，可能暂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从长远看，恶化了苏联与东欧各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加强了双方的不信任。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苏联可以对阵营内其他国家发号施令，苏联的利益高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的主权高于其他国家的主权，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其他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这种理论是苏联长期对外搞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源，在斯大林之后又有所发展。

从1939年起，苏联利用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公开向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的扩张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莫洛托夫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15］

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斯大林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成果的欣喜心情，同时，也反映了他扩张欲望的强烈，即使如此，他还觉得美中不足呢。

［1］《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斯大林全集》第7卷。

［4］《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和芬兰历史学会：《冬季战争（1939—1940）》第1卷，莫斯科1999年版。

［6］（俄）《历史问题》1993年第1期。

［7］（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5期。

［8］（苏）《消息报》1989年7月1日。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2卷。

［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

［11］《真理报》1939年11月1日。

［12］《斯大林文集》。

［13］（南）米 · 杰拉斯著，赵洵译：《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斯大林文集》。

［15］（苏）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33．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左凤荣

1941年6月22日，已经征服了西欧大陆的德军，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一线约1800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了袭击。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开战仅6天德军就占领了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开战仅三个星期，苏联就有将近30个师已经不存在了，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损失了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仓库被毁，当然，在苏联将士的英勇抗击下，德军也损失了15万名官兵、950多架飞机和几百辆坦克。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时，苏联红军战士开赴前线。左边树上的标语牌上写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被粉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新华社稿）

祖国危难时刻的坚定领导者

苏军的严重失利，出乎斯大林的预料，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战争开始的这一天，他只喝了一杯茶。他一度垂头丧气，丧失了主动性。莫洛托夫，而不是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与德国的战争开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与德国法西斯斗争。国家领导体制向战时转轨，斯大林一人担任了苏联所有机构的最高领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所肩负的工作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每天工作长达16—18小时。

1941年7月3日，即战争开始后的第十二天，激战中的苏联人首次听到了斯大林的声音，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极富号召力的演说，［1］他的语言是朴实而亲切的，没有华丽的辞藻，他要唤起的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俄罗斯人顽强抵抗入侵者的民族精神，他用了与以往讲话截然不同的开头语，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姊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这种口气和称呼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让人感到亲切。他宣布说：

“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了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进行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斯大林说，苏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突然进攻，但这只是暂时的，红军的胜利必将日益扩大，他号召全国军民奋起反抗敌人，“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他号召红军、红海军和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为保卫祖国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斯大林宣布，苏联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可靠的同盟者，他表示相信：“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苏联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斯大林对争取胜利不可动摇的决心鼓舞着每一个收听这个广播的苏联人，他们感到信心增强了，精神振奋了，有了力量。他们响应斯大林的号召，适龄者纷纷加入军队或民兵组织，妇女则奔赴工厂、铁路、矿山等为支援前线而忘我劳动。

这是1941年7月31日晚，德国飞机空袭莫斯科，将战争带入苏联心脏地带。（新华社稿）

占有明显优势的希特勒，于8月5日攻陷斯摩棱斯克，打通了通向莫斯科的道路。8月底德军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10月份德军集中优势兵力，力图一举攻下苏联首都莫斯科。为了攻占莫斯科，德军集结了77个师，上百万人，集中了1700辆坦克、950架飞机、14000多门大炮，希特勒吹牛说要在冬季到来之前消灭敌人。莫斯科的情况十分危急，德军突到了离莫斯科只有25公里的地方，一部分党政机关、国防工厂、科学文化机构和全部外交使团撤到了距离莫斯科800公里的古比雪夫市，到月底，共有200万人撤离了莫斯科。总参谋部也撤出了莫斯科，内务部为斯大林准备了撤退用的专机，经过思考，斯大林决定留在莫斯科，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斯大林认为，苏军在战争初期失利了，遭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对胜利的信心，只要信心不被摧毁，胜利的一天就会到来。只要人民、军队知道斯大林还在莫斯科，在他们的首都，他们就会增添信心。事实证明，斯大林没有撤出莫斯科，最高统帅的这种临危不乱的精神和顽强的斗志，确实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去战胜法西斯。

莫斯科保卫战是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朱可夫大将担任保卫莫斯科的西方方面军的司令员。在战斗紧张的日子里，斯大林一连几天不离开办公室，10月底的一天夜里，他还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到莫斯科前线去视察。在他的动员和领导下，迅速建立了庞大的战略预备队，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苏联每年在这一天都要举行庆祝活动，举行阅兵式，而今年法西斯就在莫斯科城下，正准备把莫斯科吞下，德国飞机不断轰炸莫斯科，连总参谋部的大院都挨了炸弹，人们都以为不会举行庆祝活动了。当斯大林向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询问如何安排今年的阅兵式时，他们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斯大林不仅要举行阅兵式，他自己还要在庆祝大会上讲话，他要求把阅兵式摄制成纪录片，向全国播放，以鼓舞士气。

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苏联军民照例举行了阅兵式，表现了他们对法西斯德国侵略者的藐视和大无畏的精神，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苏军将士迈着整齐雄健的步伐，从红场上的列宁墓前走过，最高统帅斯大林威严地站在列宁墓上，检阅部队，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斯大林说：

“同志们！今天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德国强盗背信弃义的进攻和强加于我们的战争，造成了对我国的威胁。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地区，敌人窜到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口。敌人估计，我们的军队将一触即溃，我们的国家将屈膝投降。可是，敌人大大地失算了。我们的陆海军虽然暂时失利，但是整个战线上正在英勇地抗击敌人的进攻，给敌人以重创，而我们的国家，我们举国上下，却已经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同我们的陆海军一起，共同粉碎德国侵略者。”

斯大林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我国的状况比23年前好得多……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难道可以怀疑吗？”他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做是他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的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2］

斯大林在红场举行阅兵式是大胆的、有远见的，表现了斯大林高超的领导艺术。他善于影响全国的舆论，掌握和支配人民的情绪，特别是在苏联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不少人对胜利没有信心的时刻，红场的阅兵式对于增强人民的信心起了很大作用。激发了全国人民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了苏联人民在前线和后方去建立英雄功勋，加强了人民战胜法西斯的信心。被检阅的部队从红场直接开向了前线，去迎击法西斯。克里姆林宫大无畏的精神震动了全世界，鼓舞了苦战中的人们。

苏联红军战士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使德军遇到了战争开始以来最顽强的抵抗。当时的德国报刊说，“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了全面抵抗”。据朱可夫统计，从1941年6—12月，德军在苏德以外的战场上只损失了9000人，而在对苏战争的前两个月，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当夏季和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共伤亡近80万人。［3］

上苍也十分惠顾苏联人，多年未见的、极其寒冷的冬天提前半个月来临了，缺乏准备的德国人深受其苦，寒冷难耐、枪炮失灵，而习惯了严寒的苏联军人开始施展威力了。苏军经过准备，于12月5日开始反攻，斯大林果断地把大量预备队投入战斗，给立足未稳的德军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到次年4月，苏军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被赶回了几百公里，损失人员50万、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000多辆，希特勒遭受了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惨重的损失，打破了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标志着德军的闪电战开始破产。这次胜利在政治上、精神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斯大林在战争中成了军事家

在严峻的战争考验面前，斯大林的功绩之一是知人善任，他先后用过的四任总参谋长分别是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他们都各有千秋，斯大林能看清这一点并能够加以利用。沙波什尼科夫是一个兼统帅与教授于一身的人，他一面研究军事理论，一面孜孜不倦地竭力把最新的军事科学成就推广到广大指挥人员中去。他是一个有高度的军事素养、渊博的知识和丰富指挥经验的专家，他是一个旧专家，能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实在是个例外。沙波什尼科夫是训练战略预备队和战役预备队的高手，他帮助斯大林懂得了积聚、调动和使用这些预备队，斯大林很尊敬他，从不对他发火，经常向他请教。斯大林经常在分析某个问题时说：“让我们听听沙波什尼科夫等人的意见！”

朱可夫则是一个处理问题果断、思维灵活大胆、敢于面对困难的人物，其坚强的意志和工作作风很像斯大林，在保卫莫斯科的战役中、在解救列宁格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等许多重大军事活动中，朱可夫曾起过重要作用。他敢于坚持与斯大林不同的意见，也曾得到斯大林不止一次不公正的待遇，但斯大林还是很倚重朱可夫。

华西列夫斯基在1942年6月至1945年2月任总参谋长，同时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任远东苏军总司令。他是一位全面的统帅和将领，既有司令员的才干，也有参谋人员的素养，他经常作为斯大林的代表去进行防御战斗或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在大本营制定战略计划。他不像朱可夫那么固执，很少提反对意见，在同斯大林谈作战问题时，善于委婉、然而坚持不懈地贯彻自己的主张，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要同华西列夫斯基交谈，除了作战需要外，斯大林还经常同他商量问题。

安东诺夫则是一位天才的参谋，他言语不多，但工作效率很高、办事条理性强，对大小事务都考虑得很周密。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推荐下出任作战部部长和副总参谋长，当华西列夫斯基上前线时，他就是代理总参谋长。朱可夫说他是“一位能干无比的将军，一个很有文化和魅力的人”。从1943年起，他得到了斯大林的信任与重用。1945年2月接替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总参谋长。

斯大林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在战争的进程中他抽出时间学习军事理论，逐渐学会了打现代化的战争，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军事家，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在决定重大的战役时，斯大林再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他已经掌握了指挥现代战争的艺术，指挥红军开始胜利反攻。华西列夫斯基对斯大林在战争中的表现评论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时而把这个、时而把那个负责人从前线或后方召来研究当前的问题。他要求对所讨论的任何问题都要有详尽的材料。他得到这种材料后有时也征求一下意见，但起初往往总是自己立即作出决定，二话不说就下达号令。斯大林把极重的担子挑在自己肩上，同时也不宽容别人。恐怕在任何时期都没有像卫国战争期间最充分地显示了斯大林极为坚强的品格：他是一个卓越的组织者。”“当时在斯大林的工作中也有疏忽之处，有些甚至是很严重的。那时他不恰当地自负和自信，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指挥作战中的能力和知识。他很少依靠总参谋部，对于该部工作人员的知识和经验利用得远远不够。往往无缘无故地匆忙撤换军事首长……我们大家都逐渐清楚地感觉到，他开始越来越以现代化战争的观念来进行深刻的探索，极为成熟地解决军事艺术问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个里程碑。但是，大概只是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中，他才充分掌握了按照新的方式指挥战争的方法和形式……斯大林不仅变得通晓军事战略——因为他是政治战略大师，所以通晓军事战略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而且通晓战役学。因此，他对制定战役的过程产生了十分有力的影响。他在军事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大大超过了战术学的知识（其实，他也不一定要懂得战术学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斯大林无疑可列入杰出统帅之列。”［4］

朱可夫也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5］

有一种看法，说斯大林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下定决心的，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人都否认了这种看法。据华西列夫斯基说，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只去过一次前线，“时间是在1943年8月初，这时正在准备斯摩棱斯克战役。当时，最高统帅到了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指挥所，会见了方面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和叶廖缅科大将。这次视察共两天。”这种视察并不是必须的，“最高统帅的工作的性质其实并不要求进行这种视察。最高统帅部每天都获得关于前线态势、战局、苏联军队的情况、苏联军队的士气、各方面军司令和各集团军司令的工作情况以及敌军情况的各种大量情报”。［6］

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后，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并于1942年7月突入了斯大林格勒。这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具有象征性意义，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寸步不让”的命令，开始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次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的。斯大林采纳了朱可夫的建议，把这次战役分防御和进攻两个阶段进行。1942年11月19日，经历了艰苦防御后的苏军开始了反攻。当时集结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有100多万人，坦克894辆、飞机1414架，火炮13500门；德军有兵力约100万、坦克675辆、飞机1216架、火炮10300门。执行这次任务的是苏联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协调指挥作战。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战斗了两个月，累得筋疲力尽，损兵折将，却始终没有攻下这座英雄的城市。在这场消耗战中，德军士气低落，渐渐丧失了斗志。1943年2月2日，走投无路的德国元帅保卢斯终于投降了。历时200天的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方的胜利而告终，德国损伤兵员高达150万人，占其在苏德战场总兵力的1/4。这次战役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转折点。

1943年1月31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开始向苏联红军投降，到2月2日，共有9万名德国官兵在斯大林格勒宣布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转折作用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红军取得最终胜利。这是德军俘虏穿过斯大林格勒街道。（新华社稿）

1943年7月4日凌晨，希特勒发布了代号为“堡垒”的进攻库尔斯克战役的命令。库尔斯克战役正式打响后，德军攻势凶猛，苏军抗击顽强。德军出动兵力达90万人，1万门炮，2700辆坦克、2000架飞机；苏军共有130万人，2万门炮，3600辆坦克，2800架飞机。苏军掌握了制空权。这场战役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在宽广无垠的大平原上，苏联的T-34坦克和德国的虎式坦克各显神威。经过一个月苦战，苏军转入反攻，8月5日解放奥廖尔，8月23日解放哈尔科夫。历时50天的库尔斯克战役以苏军胜利告终。德军损失兵员50万、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这次战役也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苏德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不可逆转地转移到苏军手中。从此，苏军在长达两千公里的战线上开始了全线大反攻，于1944年解放了苏联全境。

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和协调了柏林战役。为了先于英美军队进入柏林，苏军从1945年3月末起，只用了两周时间便完成了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苏联最高统帅部调集了3个方面军，总兵力达250万人，配备有41600门大炮、6250辆坦克、7500架作战飞机，在30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实施6个突击。希特勒下达了“死守柏林直至最后一人”的命令。德军用于防卫柏林的兵力达120万人，并装备有10400门大炮，1500辆坦克及3200架飞机，在柏林周围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柏林以东建立了三道防线。苏军士气高昂，急切地盼望着彻底打败法西斯的时刻。

1945年4月16日，朱可夫下达了攻击柏林的命令，反法西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柏林战役打响。尽管遇到了德军的拼死抵抗，苏军还是于4月19日突破了柏林郊区的防御，逼近市区。4月21日，苏军突入柏林市区。4月25日，苏军与美军在柏林西南的易北河西岸会师，这一消息鼓舞着战场上的官兵们，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奋勇杀敌。4月30日，勇敢的苏联士兵把鲜艳的红旗插在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希特勒自杀。5月2日，红军攻克柏林，下午3时，德国法西斯终于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柏林战役结束。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柏林战役虽然规模巨大，但是，战略领导和3个方面军行动的协调都是高水平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善于计划战役，在会战中满怀信心地领导各部队。”［7］

5月8日午夜，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德国军事工程学校的军官食堂大厅内进行，朱可夫主持仪式，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月9日零时正式生效。

在战争中，斯大林除了关注纯军事问题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处理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沃兹涅先斯基，在组织问题上的主要助手是马林科夫。经济迅速转向了战时轨道，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出来，至1942年1月，西部受德军威胁的企业1523个（其中1360个是国防工厂）被搬迁到几千公里外的东部地区，并很快投入了生产。国防工业在1941年仍然生产了12000架作战飞机、6500辆坦克、近16000门大炮和迫击炮。朱可夫说，苏联人民在战时拆迁工厂和恢复生产中建立的功勋，就其规模和对祖国的命运所具有的意义而言，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在战争进程中，“斯大林不是以共产党人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姿态参加战斗的；他抛开了意识形态，以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身份来保卫神圣的俄国”。［8］斯大林很懂得把俄罗斯战斗的传统与对人民英雄业绩的颂扬结合起来，以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觉性，激发他们为了捍卫荣誉和尊严而去牺牲、去战斗。战争一开始，斯大林便命令在他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肖像，他在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说也提出：“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德米特里 · 顿斯科伊、库兹马 · 米宁、德米特里 · 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 · 苏沃洛夫、米哈伊尔 · 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9］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谈到以往的伟大统帅们，他们大多是为俄罗斯帝国的建立立下了战功的人物。根据斯大林的倡议，设立了以亚历山大 · 涅夫斯基、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波格丹 · 赫梅利尼茨基、纳希莫夫和乌沙科夫等人的名字命名的勋章。对于建立功勋者，斯大林能及时予以奖励，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有36000人荣获各种勋章和奖章。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恢复了军官的肩章制度，军官的制服也更加绚丽了，军人增强了自豪感。

1945年5月9日晚，斯大林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自豪、兴奋、骄傲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了紧张的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终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10］

1945年8月8日，苏联远东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越过边界，向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日本关东军溃败。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经过4年苦战，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赢得了胜利。

尽管遭受了巨大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苏联人民最终取得了胜利，斯大林作为领袖、作为统帅，以其坚定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领导才能，动员和组织全国军民迅速扭转了战争初期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心，人民喊着“为斯大林而战！为祖国而战！”的口号去歼灭法西斯，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

斯大林的严重失误

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我们不能说“胜利者是不受裁判的”，为了总结经验，我们还有必要知道在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有过哪些失误，犯过哪些错误。

首先，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严重失利，斯大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尽管有苏德条约，斯大林并不相信希特勒会永远遵守这一条约，因此，苏军参谋部从1939年秋开始拟订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计划。这一工作由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主要制定者是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9月，他们向斯大林和党中央提出了作战方案和计划，正确地把德军的主攻方向定在西线方面，即距莫斯科最短的地段上。斯大林对此却不同意，他认为敌人的和攻方向应该是首先力图占领物产丰富的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粮食、煤、石油为目标。在苏联的体制下，军事将领们没有勇气去说服斯大林，结果按斯大林的意见修改了作战计划，把重兵部署在西南方向，在那里部署了58个师，其中16个坦克师和8个摩托化师。1941年6月22日，德军向苏联进攻的主攻方向是西线，直奔莫斯科。由于苏联在这个方向兵力不足，只好从西南方向临时调兵迎敌，军队在行进中作战，其战斗力自然要降低。声称因为希特勒的突然进攻，造成了苏军的失利，实际上是在为斯大林开脱。朱可夫在1956年5月19日第72号秘密记录中直接写道：“斯大林把战争第一阶段的失败归为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突然突击。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希特勒没有任何突然进攻。对进攻的准备十分清楚，突然性是斯大林臆想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国防上的失算。”［12］

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早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8月这一方案制订完毕，取代号为“巴巴罗莎”计划。“巴巴罗莎”是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绰号，以此为计划命名，用意就是为了“消灭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袭，围歼苏联西部的苏军，攻占莫斯科是计划的重点。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巴巴罗莎”计划的第21号训令，批准了对苏联的入侵计划。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军队从西欧、中欧各占领国及巴尔干和德国本土向东方大规模调动，苏联的谍报人员向中央发回了大量情报，通报了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沿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德军的构成、部署等情况，还掌握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突击方向以及进攻的日期。

1941年5月底，苏联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从柏林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通报了德国人的准备情况，并准确地说出了战争开始的日期，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驻东京德国使馆的苏联情报员佐尔格也曾不断向国内发出关于德国对苏战争准备情况的情报，1941年6月1日，他在发回的电文中指出，“苏德战争预计在6月15日爆发……最猛烈的进攻将由德军左翼部队实施”，“在东部边界目前已集结了170—190个师，主要方向将针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就是乌克兰”。6月15日，他又发回了两份极有价值的电报，一份说：“战争将于6月22日开始”；另一份称：“6月22日拂晓将在宽阔的正面展开进攻。”情报多么准确！类似的情报很多，不仅苏联的情报人员注视着德军的动向，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人、同情苏联的进步人士也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相当准确的情报。这类情报多得不胜枚举，遗憾的是，这些情报都被当成了英国或者德国施放的烟雾。斯大林认为苏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希望战争晚些到来，斯大林的多疑也起了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我们努力把战争往后拖，但最后仍然没有猜准开战的时间，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我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侦察员。对于他们的情报，既要听，也要检查。侦察员有可能把我们推向危险的阵地，使我们过后难以自拔。两边的内奸数不清，因此不进行最周密的、经常的考验，对侦察员是不能完全依赖的。”［13］但愿望没有变成现实。

对于军事将领们要求进入战备状态的请求，斯大林总是强调：“别去搞挑衅！”“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实际上是麻醉了自己。1941年6月14日，即在德军突袭苏联前8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报刊，也不仅是英国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准备发动进攻……尽管这些谣言都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不断地被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士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竟然以德国政府的口气、一厢情愿地说道：“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认真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如果德国方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也许还可以解释得通，作为被侵略一方的苏联，却替德国辩解说对方不会侵略自己，却是荒谬的。这一声明没有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回答，却麻痹了千百万苏联军民，“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14］在德国随时可能进攻苏联的时刻，斯大林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下决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头12天里，苏军就损失了60万人。

在个人崇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自觉地对领袖绝对信任，没有人怀疑斯大林的决策能力。朱可夫回忆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善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15］朱可夫的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惨败，斯大林是有责任的，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误。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斯大林说的是“政府的错误”，一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

第二，斯大林在军事理论与指挥上也有失误。在军事战术上，斯大林一味强调进攻，他不允许苏联的军事学说研究防御问题。战前苏军的部署也主要是为了进攻，把军队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地区，而没有作纵深部署，结果几个迅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就能够轻易迂回和包抄苏军的阵地。在对德国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斯大林仍要求部队进攻，而不是进行有计划的退却，避开敌人的锋芒，这样便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半年，苏军有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被俘者的75%，与斯大林的这一战术有直接的关系。基辅战役是个突出的例子。

基辅是德军向南方推进的主攻方向。以基尔波诺斯为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负责保卫基辅。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在基辅周围挖了一道很深的反坦克壕，他们的防御也确实牵制了敌人。从7月下半月到整个8月，战斗均在基辅城外进行，但整个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德军手中。德军从基辅南北两翼向前推进，基辅成了巨大的突出部，夹在了德军中间，敌人有可能随时吞掉这块落在口中的肥肉。基辅情况十分危急。朱可夫要求撤退，斯大林却不同意，并且把朱可夫撤了职。

主动撤退，放弃基辅，建立另外的防线，抗击敌人，成了当时军事领导人的共识。赫鲁晓夫、基尔波诺斯、布琼尼等人都认为，必须放弃基辅，否则，不仅基辅失陷，苏西南方面军也将全军覆没。但斯大林反对放弃基辅，他还发布命令，严厉惩罚放弃阵地者：投降和逃跑者就地枪决，其家庭成员也要被逮捕；陷入重围的部队也要战斗到底，凡投降者，其家属也将被剥夺享受国家补贴和救济的权利。9月7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去见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切望使他相信：必须立即将西南方面军的所有部队撤过第聂伯河，继之再向东撤，并放弃基辅。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在这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再不作出决定，西南方面军必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谈话是困难而严肃的。斯大林责备我们，说我们和布琼尼一样执行了进行最少抵抗的路线，只想避开敌人，而不是去打击敌人。”［16］

9月11日，斯大林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谈话中要求他们死守基辅，“未经最高统帅部放许可，不得放弃基辅，不得炸毁桥梁。”西南方面军的局势在继续恶化，9月13日，该军总参谋长图皮科夫向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报告了危险的局势，斯大林得知后，问沙波什尼科夫应该怎样答复，没等沙波什尼科夫说话，斯大林便口授了给西南方面军司令的电文：

“图皮科夫少将向总参谋部提交的15614号报告是一份惊慌失措的报告。相反的，情况却要求各级指挥官保持格外的冷静和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已经占据的阵地，尤其要固守两侧。应当要求库兹涅佐夫和波塔波夫停止后撤。应当向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必须顽强地战斗，不要向后看。要毫不动摇地执行斯大林同志9月11日给你们的指示。沙波什尼科夫。1941年9月14日5点零分。”

这样，西南方面军只好死守。基尔波诺斯这位忠诚但又缺乏才干的指挥员，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基辅的命令；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9月1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放弃基辅的决议，由于为时已晚，加上基尔波诺斯的犹豫不决，只有一部分部队冲出了重围。9月19日基辅陷落，26日基辅战斗平息。苏军损失惨重，有四个集团军被围，近45万余人，其中包括6万名军官被俘或牺牲，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有参谋人员全部牺牲，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阵亡。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斯大林应对此负重要责任。不过，基辅的顽强抵抗，有利于减轻莫斯科的压力，也使敌人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1942年斯大林对战争的旷日持久性估计不足，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鼓舞了他，他在给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中说：

“德寇是想赢得时间和获得喘息机会。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给德寇以喘息时间，不停顿地把他们往西赶去，迫使他们在春季之前就把预备队消耗光（届时我们将会有大批新的预备队，而德寇已无任何预备队了），从而保证在1942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

这一命令过高估计了苏军的力量，实际上苏军仍缺乏组织如此大规模攻势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结果，苏军在1941年底到1942年冬的总攻中消耗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9个预备队集团军，没有完成任务。敌人的预备队并没有消耗光，在人员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总参谋部提出苏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防御。斯大林在赞成实行积极防御的同时，又认为可以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等地域进行局部反攻。结果，均告失败。

1942年4、5月间，克里米亚方面军要从刻赤半岛出发去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尽管苏方在人员上占优势，但由于指挥的失误，苏军遭到惨败，苏军损失176566人，坦克347辆，3476门大炮和迫击炮，400架飞机。这次失败后，又有包括方面军的司令员科兹洛夫、参谋长韦内奇等一批军官被降职。

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在南线发动进攻，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也同意，他们负责向哈尔科夫突击。5月12日进攻开始，苏军连续几天进展十分顺利，直到5月17日苏军按作战序列铺开后才发现钻进了德军的口袋，结果整个57军被消灭，苏联官方宣布5000人阵亡，7万人失踪，300辆坦克被毁，德方宣称俘虏了20万人。对于这次失败，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斯大林和大本营没有建立必要的预备队来可靠地掩护进攻部队的两翼，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没有进行两三处牵制战等等，［17］则是重要原因。这说明当时斯大林并未显示出一个统帅真正伟大的天才。不过，斯大林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第三，斯大林对待打败仗的军事将领、战俘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态度。对于苏军在战争中的失利，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却把失败的将领们当成了替罪羊，转移了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力。德军把主攻方向定在西面，首当其冲的是苏联西方方面军。战斗一开始，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便全部瘫痪了，两支德军于6月2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会合，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西方方面军实际上全军覆没：44个师中有24个师被彻底击溃，20个师损失了30%—90%的装备与人员。斯大林6月30日就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铁木辛哥担任。把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炮兵主任克利奇以及司令部的另外几位将军送交军事法庭。

实际上，早在6月中旬，巴甫洛夫就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了两三封密码电报，请求让军队进入野战阵地，他还请求进行局部动员，提出用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但斯大林怕激怒希特勒，没有答应，现在却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方面军的领导。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7月22日宣布了审判结果：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被判极刑、不得上诉，在判决书草案中说：“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在苏芬战争中曾是一个师长，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是一个有才能的指挥员。他之所以与巴甫洛夫等人一道被处决，是因为他是与方面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唯一的集团军司令，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对于苏军不能不是一个损失。

当法庭对他们进行审讯时，他们请求把他们派往前线，让他们用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并不否认自己对战斗失败所负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方面军遭到失败，确实与他们指挥能力差有关，这是因为在大清洗中大批军官被杀害，才使一些人被提拔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位置上，巴甫洛夫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师，却把他放到了方面军司令的位置上，但这能怪他们自己吗？西方方面军的失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苏军没有准备。

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口授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70号命令：

（1）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2）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服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之家属，应剥夺其享受之国家补贴和救济。

（3）凡英勇果敢之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这个命令是残酷的，红军战士在战斗中被俘，并不都是贪生怕死。他们大部分是在身陷重围、弹尽粮绝、身负重伤、战斗无望的情况下被俘的。如基辅战役，由于斯大林禁止后撤，致使大量人员被围。在战争开始后的前半年，苏军有300万人被俘，据德国人的报告，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516万苏军被俘，其中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而死亡，只有105.3万人最后获得了解放，而这些逃脱了法西斯魔掌的人，回到国内面对的也是被审查、审判，甚至被逮捕、关押的悲惨命运。

斯大林拒绝参加国际保护战俘公约，红军战俘得不到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帮助。斯大林还命令内务部建立了特别集中营，审查突围人员和从战俘营逃出来的人，制造了许多冤案。如：国家安全机关报告斯大林说，原第28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中将和第12集团军司令员波涅杰林少将投敌，斯大林批示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被缺席判处枪决，被没收财产、剥夺一切奖励，但是，卡恰洛夫是在1941年8月4日的战斗中牺牲的，直到1956年才被恢复名誉；波涅杰林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知觉，于1941年8月被俘，在德国的集中营中经受了4年磨难，他并没有屈服，更没有与德国人合作。1945年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了苏联，却又被关进了集中营，1950年8月25日被判处枪决。许许多多战斗中的英雄，在德国的集中营中受尽折磨，但他们像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一样，并没有丧失苏联人的尊严，却被当成了叛徒，他们的命运很悲惨，他们的家属也受到连累。许多阵亡的人也被当成了“失踪者”。被俘者中也确实有变节者（如A · A · 弗拉索夫中将），有软骨头，每一个民族都少不了这样的人，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

作为军事统帅，朱可夫对苏联对待战俘的这种态度一直很气愤，他说，按照英国的法律，被俘的英军士兵和军官在整个被俘期间继续加算薪金，而且因为他们处境艰难，甚至还增加一些薪金，而我们却提出“凡是被俘的人都是祖国的叛徒”，好不容易从德国的地狱中回来的人，却要追悔当时，即在1941年和1942年为什么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战争中的失利，斯大林惯于以存在“人民的敌人”作解释。在他的批准下，在战争期间还有一些指挥员困遭怀疑被捕。1942年8月25日5时15分，斯大林曾给在斯大林格勒的华西列夫斯基和马林科夫发了一封电报：

“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敌人突破防线深入我军后方的情况，同他们去年在布良斯克战线突破我军防线冲向奥廖尔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使我感到吃惊。应该指出，当时布良斯克方面军参谋长也是扎哈罗夫，叶廖缅科同志的代理人也是鲁赫列。这值得深思。要么是叶廖缅科不懂得凡是缺乏战斗经验的师团处于第一线的地方必须建立第二梯队这个道理，要么是那里有坏人向德国人提供了我军防线薄弱的准确情报……”［18］

鲁赫列少将立即被捕，所幸的是，他没有被处决。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想把叶廖缅科撤职，是他劝阻了斯大林。

在1944年，战争接近最后胜利之时，根据斯大林的决定及相应的法令，把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耶夫人、克里木鞑靼人、卡尔梅克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少数民族的居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地区，迁到苏联中东部地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1.9万名工作人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近10万名官兵参加了这一工作。整个民族都被当成敌人看待。这无论用什么理论都是解释不通的。

斯大林把清理被解放地区和保卫红军后方的任务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在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说：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卫作战红军后方部队，在清理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和执行保卫战线后方任务中，共拘留审查了931549人，其中军人582515人，平民349034人。从全体被拘留人员中查出并逮捕了80296人（特务、叛徒、讨伐队员、逃兵、抢劫者和其他犯罪分子）。

据沃尔科戈诺夫测算，苏联和德国人员损失的比例是3.2:1，苏联损失大，其中有纳粹分子的野蛮暴行，如对斯拉夫人、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灭绝政策，但也与苏军自身战术上存在的问题、与斯大林强调的“不惜牺牲”的政策和不断的清洗有关。

人们常常把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看成是斯大林最大的功绩，诚然，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坚定的意志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于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他也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同样是值得反思的。除了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战前斯大林在军队中搞的大清洗为苏军的失利埋下了祸根，正如参加过卫国战争的洛巴特尼科夫所说：“大概，失算主要还在于1937—1938年的事件，斯大林使军队失去了领导。正如我曾写过的，军队没有了指挥，那不是军队，而是乌合之众。”“一个有智慧的记者说：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是斯大林‘唯一的赎罪券’。斯大林分子在谈起战争时，努力让人们不要想起由于准备不足而造成的灾难，想起红军和整个国家在1941—1942年的悲剧。”［19］

［1］见《斯大林文集》。

［2］《斯大林文集》。

［3］（苏）Г · К · 朱可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4］（苏）亚 · 米 · 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三联书店1977年版。

［5］（苏）Г · К · 朱可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军部译：《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上）。

［6］（苏）亚 · 米 · 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

［7］（苏）亚 · 米 · 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

［8］（英）伊恩 · 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9］《斯大林文集》。

［10］《斯大林文集》。

［11］（俄）康斯坦丁 · 普列沙科夫著、王立平等译《斯大林的失误——苏德战争前十天的悲剧》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对此有详尽介绍；斯大林甚至想与德再签一个布列斯特和约，见郑异凡：《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

［12］Лопатчиков Л. И. Войн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или война народная - вот о чем идет спор, www. ng. ru/ideas/2010 -03 - 17/5_ indulgy.html.

［13］（苏）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4］《列 · 米 · 桑达洛夫回忆录》，莫斯科1961年版。

［15］（俄）《军事历史》1987年第9期。

［16］（苏）亚 · 米 · 华西列夫斯基著，柯雄译：《毕生的事业》。

［17］（苏）德 · 安 · 沃尔科戈洛夫著，张祖武等译：《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18］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9卷宗，第324页。转引自《胜利与悲剧》第2卷。

［19］Лопатников Л. И. Войн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или война народная - вот о чем идет спор, www.ng.ru/ideas/2010-03-17/5_ indulgy.html.

34．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
是认识赫鲁晓夫“解冻”的钥匙？

马龙闪

长期以来，不少人都对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贬斥有加，认为它开启的闸门，是苏联意识形态“变修”的开端，苏联由此失去控制而走向解体，等等。简直把“解冻”当成了赫鲁晓夫的“原罪”，似乎苏联日后一切“不堪”的后果都源于此。实际上，这对大部分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来说，是一种误解；对少部分人或个别人来说，则是借此大做文章，故意混淆视听，把苏联解体的一切罪责都往赫鲁晓夫身上推，以此来论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论题的正确性。我们之所以说对大部分人是“误解”，盖源于他们对苏联二战后初期这段历史缺乏应有的了解，特别是对这个时期发生的思想政治运动或政治“清洗”缺乏了解，这种不了解，恰像不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了解日后的改革开放那样。实际上，赫鲁晓夫时期发生的“解冻”，是扎根于战后苏联社会的思想政治土壤的，是对战后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的反动，是战后苏联政治发展的历史产物和必然结果。“解冻”并不是什么人为制造的，作为社会现象，它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向；作为社会思潮，它是当时人们思想政治要求的客观反映。“解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不满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政治专制和思想禁锢，要求思想解放，客观上反映了改革的要求，是一股打破僵化的政治现状，要求推动改革的思潮。这一思潮发源于苏联社会历史的深处，是由数十年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积淀而成，并由斯大林个人崇拜筑起的高堤大坝蓄积起来的，特别是由苏联战后的思想镇压和政治“清洗”的后果直接引发的。

我们在此特别要提到战争的影响，战争对战后政治局面的影响，而战后政治局面又深深影响并引发了日后的“解冻”，这是一个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政治历史的链条。任何割断这一政治历史链条的企图，都是违背历史的，必然造成历史认识的谬误。战后政治“清洗”同赫鲁晓夫的“解冻”，就是同一政治历史链条上紧密连接的两个环节，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因果关系，割断前者，单单拿出后者来，那是不可理解的。一些人正是如此，割断历史，单单拿出后者，并任意加以解释，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这里，我们正是要展示出“解冻”以前的这段历史，让人们看看“解冻”以前的那个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多少思想批判和政治镇压发生，从思想理论到体制模式，究竟僵化到什么地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解冻”，才能给“解冻”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战时见闻和打出国门，是对苏联军民思想的巨大冲击

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对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人心的动向，都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它对主要当事国——苏联的影响，无疑是极其巨大的。战争的胜利，鼓舞了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高涨，自然都与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密切相关。这种正面的影响，人们看得很清楚，过去也讲得很多。但是，战争对苏联社会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潜藏较深，人们往往不易觉察；况且在只许高唱颂歌，不准触碰伤疤的苏联战后几十年间，战争的负面影响除经济损失可讲之外，其他问题是讳莫如深的。所以，这个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为人们全面、深刻地加以研究和认识。为胜利冲昏头脑，拒绝对体制进行反思；用最后胜利掩饰战争初期的惨败；用战后镇压和清洗掩盖战争中的诸多问题；由战争影响而产生的人心激荡和社会思潮，在社会深层吱吱发酵，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长期不许人们思考和谈论。实际上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深刻理解1953年以后苏联社会的变化，无法理解苏联社会的“解冻”，也无法理解苏共二十大和它所开始的新的历史时期；不了解这些，甚至也理解不了日后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根源。

苏联自十月革命后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隔绝的社会，而自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不仅同国外缺少人员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加上苏联公民同来访外国人的接触又严遭限制，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些了解外，广大知识层和工农群众视外国犹如天外世界。闭关锁国将近20年后，在战争后期，国门一经打开，数百万军民涌流出国，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在同英美盟国部队的交往中，通过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实地观察，了解到苏联国内与欧洲生活水平的反差，又经过切身体验、耳濡目染，发生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猛烈碰撞，——这一切，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这在战地记者的随笔中，在战时文艺作品和前方战士致亲友和未婚妻的书信中，记载甚多。作家康 · 西蒙诺夫1945年根据实地观感写成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曾有一个场面写到一个捷克女人同一个苏军上校的一段对话。捷克女人对上校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对此，苏军上校作了这样的回答：“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1］这里明显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欧洲的富裕生活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一些到过国外的士兵，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2］对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单是欧洲的物质生活，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人们心目中引起强烈反响。苏军政治部门曾拆阅大量士兵信件，了解了一些战士对比国内外政治生活后所产生的思想情绪。苏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在1945年2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曾把军人中出现的这种情绪同“十二月党人思潮”作了类比，并形成文件，郑重向上级作了报告。［3］

战争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冲击，不仅是源于打开国门后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这种冲击还来自战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和沟通信息的特殊环境。战前，这批十六七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虽多少都经历过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岁月，体验或目睹过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和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但当时或因年幼，或处穷乡僻壤，或置身平凡岗位，除耳闻目睹个别情况外，对广大地区不同部门的真实情况是无从得知的。战争给他提供了了解国家、认识社会的独特机遇。这些来城市和乡村，来自工厂、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集体农庄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并肩踏上战场；后来连十几万刑满或刑期未满的“政治犯”也从“古拉格”（集中营）走来，混编在部队中间同他们并肩作战。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管战前是工人、庄员、学生、干部还是“政治犯”，都成了日夜滚爬在一起的战友。战斗结成的友谊使大家无所不谈。这样，战前各地区、各部门发生一切，先前不知道的各种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唉呀，原来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多的不幸！”战争同时又培养了这些军人对祖国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战时拼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战，就是为了赢得胜利，让人民在未来过美好幸福的日子。胜利之后，祖国人民应如何生活，他们自然萦怀于心；加上他们打出国门后对国外生活的观察，耳濡目染那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使他们感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反差，由此便在前线军人中滋生了一种思革求变的情绪。

战后几百万前线军人的复员，又把上述思想情绪带回到了后方，回乡后遇到与战前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困苦生活，这越发加剧了上述希望变革的情绪，于是又把这种思想传播给了与他们仅有几岁之差、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小弟妹们”，即“战后一代”。战后在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城市破获的大量青年社团“案件”，实际上就反映了“战后一代”幼稚的改革愿望和情绪。

文艺是社会情绪最敏锐的传感器。战争后期和胜利初期苏联文化艺术生活的一度宽松活跃，是要求摆脱严酷战时体制、转向和平轨道、期盼新生活秩序的变革情绪的一种反映。1945—1946年夏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思想文化界，气氛较为宽松，知识界许多人“都以为要发生推动我们向宽松自由方向的某种变化”［4］。莫斯科文艺界曾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行专题诗歌晚会；文艺刊物开始刊载题材轻松的作品。列宁格勒文艺界在其刊物上也开始连载左琴柯的幽默小品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歌。同时，电影界、戏剧界和音乐界也都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这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社会从紧张凝重的战争气氛中走出来，要求变革的心态。

斯大林战后再次发动的意识形态整肃

斯大林一向不喜欢社会文化生活的宽松活跃，往往把这种活跃看成是社会的危险征兆；当然，大量的信息情报也给他提供了社会上和军队内部的思想动向。这样，战争胜利不久，他便立即拉响了意识形态的警报。

进行意识形态批判需要思想权威。早在30年代，这个权威是经过斯大林诠释的“列宁的方针”。到了战后时期，有了斯大林这个“最伟大的思想家”，斯大林本身便成了权威。这时，只要斯大林发表一次“谈话”，对某个问题加以表态，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运动便可立即发动起来。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8月中旬到9月初，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文学、戏剧、电影一连作出三个决议，指出了文艺创作和演出当中的“倾向问题”，特别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常在它们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柯，进行了严厉批判，抨击所谓他们的“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倾向。左琴柯被日丹诺夫申斥为“文学无赖和流氓”，［5］阿赫玛托娃被骂为“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不完全是尼姑，不完全是荡妇”，“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6］两杂志发表的作品，则被《决议》评价为充满着“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和“俯首崇拜”。1948年初，又对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上演并受好评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出决议，把矛头指向音乐界，讨伐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7］这使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一大批音乐家遭到了无情打击。

对文艺界的批判，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出马，亲自点了数十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在批判中又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并假手苏联作协开除了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会籍，随后又将左琴柯开除公职，迫使他不得不谋生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在哲学领域的批判是按另一模式进行的。因为在这里选定的批判对象，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及其于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的著作《西欧哲学史》，因此，采取了“创作争论”的形式。这部著作是怎样落入斯大林之手的，说法不一，但人们清楚的是，1947年1月，斯大林接见米丁、尤金、波斯彼洛夫和亚历山大洛夫本人，就哲学问题和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对《西欧哲学史》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背离党性原则。由于这次被接见的哲学家没能领悟斯大林的意图，因此对这部著作的批判没能立即开展起来。为此，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在同年6月召开了《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日丹诺夫作了主调报告，其批判锋芒是指向亚历山大洛夫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评价：仿佛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以一定地位是不允许的，又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这里的思想意图是，要把在哲学中所谓对西方资产阶级“顶礼膜拜”的倾向，推广并联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具体现象中去。但中下层干部低下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水平，梗阻了贯彻这一意图的通道，使本来就已教条化、简单化的批判，走上了更加扭曲变形的轨道。

1950年对马尔语言学的批判和1951—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没有展开稍微像样的争论，就以斯大林“钦定”真理的形式，匆匆作了最后的结论。在语言学领域宣布的，实际上是30年代以来遭到打击的反马尔学派早已发表的理论观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则以斯大林的结论窒息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并堵塞了不少学者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有创见的主张革新的思想。斯大林宣布：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8］价值规律则只能调节“个人消费商品的交换”，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9］这场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原本出现生动活泼局面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以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体制模式作结论，不仅妨碍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也阻塞了苏联经济的发展道路。

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像30年代一样，也扩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首当其冲受到摧残的是生物遗传学及其学派。早在30年代就受到镇压的苏联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战后又奋起同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展开了斗争。1946年1月，李森科在其《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中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写信上告斯大林。结果，由最高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会上，李森科凭借斯大林对其报告所作的圈阅和审定，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进攻。会后，给该学派扣上了“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禁止他们在学校讲授生物遗传学，并封闭该学派的实验室，撤销该学派学者们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便禁绝了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称霸的一统天下。战后，苏联文化领域加强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理论上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为伪科学学派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除生物遗传学外，量子物理学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电子计算机赖以发展的系统控制论、有机合成化学等，都被伪科学学者扣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被禁止研究，禁止传播。这种情况，使苏联战后在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世界时代的步伐：控制论遭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对生物遗传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打击，造成苏联生物工程和化学合成工业的落后。这在五六十年代新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造成了苏联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战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

事实上，按照苏联思想政治运动的“模式”，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往往是，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酝酿着政治运动，并为政治运动做“加温”和舆论准备，而政治运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思想批判运动，把思想批判运动推向更加酷烈的全面镇压的道路上。可以说，苏联战后的思想政治运动就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

对战后初期的苏联来说，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从各个视角看，1948年都是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从胜利的隆隆礼炮到这时，已经过去3年，人们普遍期盼的生活好转没有付诸实现，这是由希望到失望的转折点；从胜利至今，最高领导层一直处于“温和”和“强硬”两种方针的选择和动摇之中，“1948年是领导层结束动摇”的一年；［10］胜利后这3年，东欧一直处在安顿的过程中，1948年2月苏南会谈破裂，这是铁托带头反抗苏联模式的转折点。同时，这一年也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为另一方，对抗加剧，国际“冷战”局势形成的一年。上述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这种转折，同1948年苏联由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向政治清洗运动的转变正好相契合。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恰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内外各种合力推动的一种必然结果。就苏联战后初期的国内局势来看，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同时，政治审查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起初是对从德国回来的被俘人员和被遣返人员的审查。近年来为俄罗斯学术界统计证实，战后从德国共遣返苏联军人和平民共522.9万人，经严格审查后，交付内务部进行刑事管制的共计为33.8万人。［11］这种审查，对一部分人无疑是必要的（如弗拉索夫附敌分子），但总体来说，是严重扩大化了，在审查中过多地怀疑并伤害了一部分人。除对被俘、被遣返人员进行普遍审查，并对其中一部分加以逮捕外，战后苏联对30年代“大清洗”中被关押期满的“犯人”，处理办法也普遍很严厉。由于禁止期满释放人员进入大城市（有些人连居住苏联欧洲部分也不允许），实际上是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流放，一般是遣往边远地区或特殊居民点。更为严酷的是，从1948年起，对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在对他们提不出新的违法指控情况下，仅仅按照行政法规，就再次对他们进行逮捕，或关进劳改营，或流放边远地区。在何等规模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至今未见统计数字。但从五六十年代被恢复名誉者的经历看，相当一部分人有战后被“再次逮捕”的记录。况且，这也是苏联对待“犯人”的通常做法，凡政治形势一紧张，一纸行政决议，就把刑满释放人员再次逮捕。这在30年代“大清洗”时就曾屡次发生过。由此判断，行政当局再次对刑满人员进行逮捕，是苏联战后特别是1948年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

在俄罗斯，“人们经常拿1948年同1937年相比较”，认为，这是“席卷社会的两个大规模的恐怖浪潮”，而“1948年则是1937年的继续”。［12］当然就镇压规模而言，1948年赶不上1937年。但是镇压机器越转越快，敌人越抓越多，怀疑、告密和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采取“广泛拉网式”的镇压，等等，在这些方面则是极为相似的。1937—1938年清洗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反对派”及其同情者，而1948年打击的，则主要是所谓“世界主义者”和那些有违传统教条、抵制个人崇拜、怀有变革或不满情绪的人们。就最后一类人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过前线的军人，并且不乏将军级别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在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战争年代最讲究实际，遵循的人事工作准则是，能者上，庸者下。所以，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这一部分人，思想并不太恪守传统，加上他们最了解战争的真实进程，对战争初期的失败怀有血染的记忆，而且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希望破灭后的困惑也令他们体验最深。对于这些真正了解战争进程和战争生活真相的人们来说，“个人崇拜”在他们心里占有的位置很小。他们经历过战争，是胜利归来的英雄，同其他人比较起来，更敢于直面现实，更敢于坦言真相，也有更多独立思考的习惯。而在战后需要像战前一样循规蹈矩、掩盖真相、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恰恰成了他们“跌跤子”、尝苦果的缘由所在。

战后对这一部分人的整肃，实际上就是对那些戴着军功勋章从前线归来的英雄们的一种“威慑”。如果联系到战后包括朱可夫元帅在内的一批立过显赫战功的将领们所遭到的冷遇和“放逐”（即调边远军区工作），这个问题就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列宁格勒事件”之发生，虽然有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争夺接班人，以及双方不同发展方针之争，但就其更为微妙的意义上说，也还另有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

以阿 · 亚 · 库兹涅佐夫为首的列宁格勒领导人，是在列宁格勒前线，在被围困的900多天当中，从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走过来的。以他们为首的列宁格勒人，在战争中经受了生死的考验，赢得了无上的战斗荣誉。他们无愧于“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的光荣称号。战争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围困期间冻馁和战斗而死的60多万人，几乎占全城人口的1/3。胜利后在怎样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城市经济的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在国家预算上，应该占有相对大一些的份额。［13］在应将列宁格勒定位于什么城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他们还有违背“个人崇拜”大忌的行为，即在城市被围期间，他们曾经常引用基洛夫的言论，以“基洛夫的形象”鼓舞人心。［14］这些言论和行动，引来了最高领导的猜忌，于是，便假当时接班心情甚切的马林科夫、贝利亚之手，制造了著名的“列宁格勒案件”。

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借口，是指责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领导不经中央许可，擅自于1948年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苏商品批发交易会，并被告发在1948年12月党代会上，虚报市委领导人“一致当选”的选举结果，欺骗中央。事实远非如此严重，主要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战后地位上升，斯大林意欲立这两个人为接班人耿耿于怀，便从中挑拨，借枝节问题扩大事态，把列宁格勒人的行为上纲为“反中央”和“反党活动”。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于1949年2月21日召开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格勒领导人“反党活动”的决议，对市委和州委主要领导及其有关干部作出撤职处分。事件自然株连到列宁格勒前领导人，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的H · A · 沃兹涅先斯基和战后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A · A · 库兹涅佐夫，以及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M · H · 罗吉奥诺夫。

对列宁格勒干部的清洗，随后一步步扩大。1949年夏，开始大规模逮捕。1950年9月29—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在列宁格勒举行“公开”审讯。“审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审讯后新闻界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判决书宣布：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吉奥诺夫同中央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纪п · C · 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п · Г · 拉祖京等结成“犯罪集团”，“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像当年季诺维也夫分子那样，企图把列宁格勒组织作为他们与党和党中央斗争的支柱。并“在苏联的一些地方安插反党分子”，“从内部破坏党，并篡夺党的权力”。法庭最后判处上述领导人极刑并付诸执行。其他干部则被判处10—15年监禁。

为造成列宁格勒的确存在反党集团的印象，按照马林科夫的指示，在列宁格勒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中，包括对原先曾在列宁格勒任职现已调往他处的那些领导人，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还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大规模撤换干部的运动。许多人在被撤职的同时也被开除党籍。从1949—1952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共有200多人遭到镇压，2000多名领导干部被撤职，其中1500人是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干部［15］。他们中许多人在被围期间建立了卓越功勋，在严酷条件下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他们无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

如果说“列宁格勒案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时有过贡献，战后地位上升，敢于逆传统教条行事的那个特定群体进行的一种威慑和整肃，那么，反对“反爱国主义戏剧批评家集团”，罗织“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和“医生案件”，则是把矛头对准所谓“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是对国际上亲美犹太复国主义危险所作的一种病态的过敏反应，其实质，是一场难以掩饰的反犹主义运动。

战时曾驻莫斯科的一位英国记者，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俄罗斯，世界主义现在成了一种哲学理论。它在俄国的政治文献词汇中，同形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维埃情绪……黑格尔主义和对西方的卑躬屈膝一起，占有显著的地位。”［16］这一段话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思想政治运动所打击的目标，但这位记者使用的是当时苏联官方所采取的政治用语，如果用时代的三棱镜将其透析，再用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语言加以解读，那么，就可以从特定角度显示出当时苏联社会内部正在酝酿、激荡着的社会思潮和情绪。

实际上，1946—1948年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位英国记者所指出的思想脉络，而1948—1952年的政治清洗运动，则是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逻辑发展和继续。批判对西方的所谓“卑躬屈膝”，打击“无祖国的世界主义”，很容易找到这一目标的载体和代表人物。

战争时期，由于犹太民族受到纳粹分子特别残酷的迫害，在世界各地包括苏联在内，客观上都促进了犹太群体的凝聚和团结。为了收集德军暴行的材料，动员世界舆论揭露德寇罪行，同时也宣传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鼓舞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在战时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其领导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犹太戏剧著名演员米赫尔斯和莫洛托夫的夫人捷姆丘任娜。战时，该组织在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团体和西方新闻界，在对内对外反法西斯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该组织是合法的，它的活动也受到多方的鼓励，因此，战后保留下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联合会。

由于犹太人在苏联数量较多并有重要地位，早在20年代苏联就提出过一种方案，设想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或远东某地，为犹太人划出一块集中居住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未能付诸实施。战时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由于克里米亚人口稀少，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又重新回到20年代有过的方案上，主张把克里米亚划为犹太区。这便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米亚”。［17］由此便引发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镇压。

1948年1月，米赫尔斯被克格勃制造车祸杀害。半年多以后，设在莫斯科的犹太语言文献出版社遭到搜查并被封闭。年底，开始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和一批著名犹太知识分子的逮捕。连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夫人也未能幸免。在莫斯科和全苏的几乎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剧院、学校、报纸，都被查封。逮捕也波及了莫斯科一些工厂的技术专家。对犹太人的怀疑和歧视以至达到这种地步，连在高校招生中也对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其他晋升之阶——入党、参军、进入科研和外交机关，也都遭到各种限制。［18］

由于犹太人大多分布在苏联文化知识部门，并在这里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打击就尤为惨烈，其中，以戏剧艺术界和医疗卫生界一些部门所受摧残最为严重。

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斯大林授意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以该文为号召，立即掀起了一场对犹太戏剧批评家的政治批判。这场批判声势之大，炮火之猛，实为战后思想政治批判所未闻。为怕人们不明白这批文艺家的民族身份，报刊在点他们的名字时，还特意在括号内标出了犹太姓氏。这样，就使这场批判运动的反犹性质跃然纸上。

正是1949年初向所谓“无祖国世界主义者”——“戏剧批评家集团”进行的这场大举进攻，构成了此后罗织“医生阴谋案”的序曲。实际上，李森科在1948年8月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向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大举讨伐之际，已经牵涉到许多坚持这一科学学说的犹太医学家。1949年2月16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解除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A. Г.古尔维奇的职务。以此为肇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医学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开始了对大批犹太著名教授、大夫和医务人员的追究和迫害。

在当时浓重的反犹主义气氛下，向中央递呈告密信，告发犹太大夫和医务人员的事件连连发生。随着告密信，继之是中央书记处下达委托调查的有关指示。调查结果上报后，经常是随书记处一纸决定，便把被告发者撤职或开除党籍，最后，再由国家安全局将他们逮捕、关押。就这样，对一批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从告发、调查、上报、作出决定，到处分、逮捕，周而复始，循环上演，这几乎成了当时迫害犹太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固定机制和模式。［19］在这中间，一大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追究和迫害。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案件”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下属机构——营养研究所营养医疗医院发生了。1950年7月4日，苏联内务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马林科夫上报了一封告密信，信中告发犹太人在这座医院拉裙带，安插私人，进行所谓“不法宗派活动”，并提供了一长串被告密的犹太人名单。由此开动镇压机器，案情一步步扩大，在按“多米诺骨牌”式发展的一系列逮捕和审讯中，株连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夫，由此又牵涉到了几年前的日丹诺夫“医疗案”。这样，便引发了著名的“医生案件”。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广播了一条“医生团伙犯罪”的消息：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以有害的医疗方法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安 · 亚 · 日丹诺夫和亚 · 谢 · 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并说，“业已查明，这个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20］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十多位著名大夫，包括给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看病的鲍 · 科甘教授，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等，都被列入了这个“团伙”，先后遭到逮捕，连他们的家属也未能幸免。在上述一系列案件和“医生案件”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航空工业案件”、“斯大林汽车工厂案件”、一系列“青年社团案件”，以及“明格列尔案件”等等。每一案件又都牵连数以千百计的人。加上在刑讯时有逼供、诱供现象发生，株连、打击面越来越广，这就引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清洗和镇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从文化艺术界到技术界，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无不如此。据赫鲁晓夫证实，在最高领导层，斯大林已在怀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并半公开讲述他们的“美英间谍”问题，同时，他对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也在明显疏远。［21］从十九大确定的党中央主席团名单看，以“新人”替代“老人”，一场“干部革命”的端倪已经显现。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大清洗”的风暴即将来临。正当此时，斯大林逝世了。这样，党和国家才刹住政治“清洗”的脚步而走上了新的轨道。

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就其具体动因和内容而言，虽然同30年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大清洗”运动有所不同，但形成运动的机制和模式是大体相同的：都是由领袖亲自发动，都是在夸大敌情，在浓重怀疑气氛下相互告密，在相互揭发中展开的，并且都有党内派别和权力斗争的背景，都把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下层、政治和学术、干部和群众、思想问题和刑事问题等等，搅混在一起。总之，都是斯大林政治模式的产物。如果说30年代的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相伴而生，运动促成了模式的形成，模式的形成又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那么，战后的运动则是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模式僵化的产物。这一政治模式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把苏联在这一模式下的畸形发展，推向了死胡同的边缘。这预示着，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不可能完全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行进，接踵而来的“解冻”和改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发展。

［1］Симонов К.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Знамя. No3. 1988. С. 48.

［2］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 людиидеи решения.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ст. В. Л. Козлов. М., 1991. С. 436.

［3］Сенявская Е. С. Фронтовики. 1941—1945.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сихилогии. М., 1995. С. 35.

［4］Симонов К.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Знамя.No 3. 1988. С. 49.

［5］《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6］《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7］《苏联文学艺术问题》。

［8］《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斯大林文集》。

［10］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1964. М., 1993. С. 77.

［11］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Людские потери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1995. С. 180 — 181.

［12］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1964. М., 1993. С 69.

［13］Куmyзов В. А. Называемо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No3. 1988.

［14］陈启能等编著：《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5］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50 - х годов/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Н. Яковлева. M., 1991. C. 318.

［16］（英）《曼彻斯特卫报》1949年4月25日。

［17］《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8］（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9］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М., 1994. С. 298.

［20］陈启能等编著：《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1］《赫鲁晓夫回忆录》。

35．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陆南泉

二战期间，德国侵略者使苏联遭受到巨大损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和烧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多大小村庄，使大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毁坏了31850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破坏了65000公里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000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最为严重的是损失了2000万人。［1］

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这种愿望的实现，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而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并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现出来。另外，还要看到，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从而看到了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为“小酒店民主”。［2］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改革的心理，人民期待着改革机会的出现。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空前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方面的情况。

战争胜利后，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废除战时实行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有：取消国防委员会，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改组经济、技术进步与加强生产集约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权力；把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基本职能划分为三种，并有三个经济机构执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负责；物资技术供应，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国民经济供应委员会（苏联国家供应局）负责；将新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应用新技术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负责；扩大各部权力。各部有权在规定的工作人员数的范围内批准企业与建筑单位行政管理机构的结构的编制，可以在工资基金构成中变动某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编制计划方面的权力。那些保证地方需要的许多部门的工业企业，联盟都交给共和国管理；进行价格改革，主要是取消补贴制度与提高许多重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从1949年1月起，规定了新的批发价格，使整个工业部门的批发价格平均提高50%以上；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比例，主要是改变战争时期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制度。改革后，基本建设费用中企业自有资金所占的比重和计划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均有大的增加。194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48年增长59.4%的情况下，经济机构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自有资金的比重提高了185.5%。

十分明显，以上一些措施，只是恢复战前的体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战时的某些管理体制并未及时取消，如对1940年颁布的处罚旷工和迟到的命令，1941年颁布的《关于军工企业工人和职员擅离企业的责任法》（该法规定擅离企业者处于剥夺5—8年自由刑罚），到1948年5月才正式宣布废止，但实际一直存在到1956年。仅1948年，因擅离企业而根据1941年法令被判刑的就达24000人。根据1940年法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1947年为215000人，1948年为250000人。在铁路和水上运输部门，特别法庭一直存在到1948年5月。［3］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4］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列举了战前1940年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5］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却说：“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6］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就是从二战时期来看，主要也是体现在保证大量农产品征集到国家手里，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这一演说中，用回忆的方式，继续批判党内反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人，说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7］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早已完成，到了1946年斯大林要讲这么一通话，十分明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怀疑的；二是通过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于是，苏联在战后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

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崇拜大大发展，达到了神化的程度。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4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二是广大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从广大指挥员到一般士兵）强烈的爱国热情，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三是战前已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适合战争需要的战备体制；四是不应忽视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盟国的作用，这既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像中国等那样的落后国家。没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将会困难百倍。至于斯大林的功劳，虽然有不同评价，但大量史料表明，对苏联军队取得反法西斯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归功于斯大林善于领导的看法是站不住的。由于斯大林在1941年春对军事战略形势所作的不正确估计，对战争一开始造成的严重损失，已被历史证明。造成这一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海军人民委员H · T · 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指出的，还是斯大林的领导制度问题，他写道：“斯大林有一种追求无限的权力的欲望，他把军事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个别人可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伤亡，制度应当保证作战行动不能中断。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这方面是没有准备的。”［8］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掌握着确凿情报材料的机构与权威人士，没有可能向斯大林证明当时局势的危急程度，更没有权力去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局势的出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谈到，战争突然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斯大林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据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得悉苏军遭受重创的溃败之后，认为已经彻底完蛋了，苏联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列宁所创造的一切了。后来斯大林实际上在1941年6月底长达约一周的时间里没有领导作战，而且躺在别墅与外隔绝，不接电话，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并请求他立即采取措施扭转前线局势之后，他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不仅所有的苏联元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但他们没有认为必须去更正赫鲁晓夫的讲话。［9］赫鲁晓夫揭示的上述情况，也许像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在当时不便反驳赫鲁晓夫，那么，在后来苏联出版的《莫洛托夫访谈录》中证实上述情况是事实。［10］下面我们看看访谈录是怎样讲的：

战争爆发的头几天，“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所注）两三天没有露面，待在别墅里。不用说，他难过得很，郁郁不乐，人们全都不自在，他尤其如此。”

1941年6月22日，“大家来到斯大林别墅，请他发表告人民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众人遂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答：“是的，是这样，大致是对的。”

丘耶夫问：“（大家）提议让斯大林领导红军最高统帅部，可是他拒不接受。”莫洛托夫回答：“他拒绝了，这当然是对的。”［11］

过去有关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一开始的表现，曾有过上面那种情况的传说，但谁会相信，在中国一直把这说成反革命造谣。正如有的同志说的，要不是百分之二百的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出来证实，谁会相信这些有万分之一可能会是事实呢？［12］

我们在指出斯大林在战争中所犯严重错误时，需要指出是：（1）绝不是要贬低苏联人民与红军建立的伟大功勋，而在斯大林时期这一伟大功勋被贬低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苏联人民与红军的功勋显得更伟大了。（2）并不是完全抹杀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少苏联军事领导人与学者认为，到了1943年春苏联红军打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才使斯大林能够较正确地了解苏德战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1943—1945年斯大林对军队所下达的指示是比较深思熟练和比较正确的。（3）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情况，对于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与士兵来说，已造成了斯大林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团结人民、赢得胜利的希望。不仅如此，按照对任何个人崇拜的逻辑，军事上的一切失误与失败，必然归咎于其他将领，而一切成功与胜利都与斯大林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许多当年高呼着斯大林名字去作战的苏军士兵与军官来说，要重新认识斯大林、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自然就不那么容易了。而相反，战争的胜利，不仅掩盖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并且使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比战前大大发展了，把斯大林神化了，把斯大林模式也神化了。个人崇拜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促进了个人崇拜的不断发展。完全可以说，个人崇拜已是苏联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斯大林战后不可能考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也是强化他所需要的制度，从而使国家政治权与经济权作为他的个人工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他的个人专政。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他战后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二战结束后，对苏联来说，已并不存在自外部的现实的战争危险。因此，完全有可能来调整它战时的经济结构，压缩军费开支。由于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斯大林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如1946年武装部队人数从1100万减到280万人，直接的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从1945年54.3%降到1946年的24%，1947年的18%。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战时联盟的瓦解，苏联的军事预算与军队编制也随之增加。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年）国民经济军事化吞没了近1/4的国民收入。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值要比1940年增加115%，在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72%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要增长135%，这些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了。1952年，党召开十九大前夕，在为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谈到苏联的成就时说：“国防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50年与1940年相比，航空工业增长了33%，武器工业增长了75%，造船工业增长了140%，在战后五年间按计划总产值，航空工业完成102.8%，武器工业完成了103.1%，造船工业完成106.2%。生产能力、工人数都在增长。”［13］这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整个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中，用于“甲”类占87.9%，“乙”类仅占12.1%。而轻工业只完成计划规定的80%多，未达到战前的水平。农业情况最糟。1950年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粮食产量为8500万吨（原计划是1.27亿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头3年（1951—1953年），农业计划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

战后，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处于极低的水平，远未摆脱贫困乃至饥饿，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斯大林战后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尽管与苏联加强国防任务的必要性有关，特别面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强军事工业。但问题是，面对国内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把握发展军工生产的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不仅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超出了防御的界限。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这不能不说，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4］

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孩子。根据苏联内务部长的报告，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59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1949年8月，国营农场一名女教师因生活走投无路，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15］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出现过人吃人的惨事。饿得发疯的妇女杀死亲生的孩子，吃孩子的尸体……［16］

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品的占13.2%，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17］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1945年7月苏共中央的一位监察委员在库尔斯克州视察后报告说：“关于集体农庄解散的消息……现在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广为流传。”［18］农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说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19］另外，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解散集体农庄的倡议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斯大林本人。有人还说，在莫斯科成立了研究解散农庄的委员会，并还有人说已经签署了解散集体农庄的命令。也有人分析，斯大林不会解散农庄，如果他要解散农庄，也是美国和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那样。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反而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1）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20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了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2）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在货币的实际币值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价格交售出去。更有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农庄都无力完成上交计划。这样一来，农庄都欠了大量税款，从而使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性质。另外，1946年10月，苏联成立了直属部长会议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各共和国各州派驻“不属地方领导的中央检查员”，其目的是强化对集体农庄的直接指挥。

（3）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在1947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作了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对农业体制加以改革，主要内容是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的收成（在工作队中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这一改革思想的推动下，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并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但由于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很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20］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21］“包产到组”试验的夭折，安德列耶夫随后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到1951年1月1日，农庄总数就从战前30万个，合并为12.3万个。到了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合并运动才暂告一个段落。

战后苏联农业发展情况表明，斯大林的上述种种措施，并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则低19%。

第五，由于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并实行了错误政策，战后使苏联走向“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使它的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呢？

［1］参见（苏）B · T · 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

［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指的是1940年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1830万吨钢，1.6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3830万吨商品谷物，270万吨籽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斯大林选集》下卷。

［7］《斯大林选集》下卷。

［8］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

［10］访问者是丘耶夫，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从1969—1986年17年间，前后访问了139次。根据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而成书，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

［11］（苏）丘耶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参见严秀著：《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俄）尼 · 西蒙诺夫：《20—50年代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生产和管理组织》，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

［14］（南斯拉夫）米 · 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苏）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卷，第578、469—470页；资料来源：《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8卷宗第7项第380页、第319卷宗。

［16］参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7］（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18］（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19］（俄）《祖国历史》1998年第3期。

［20］（苏）《真理报》1950年2月19日。

［21］《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6．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栾景河

中外学者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已有相当研究，但绝大多数成果的重点，均放在了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皇俄国如何煽动与勾结外蒙古封建王公分裂中国等方面，而忽略了最终导致外蒙古从中国彻底分离出去的根本原因。［1］本文依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部分中俄文档案史料，对外蒙古独立的基本过程，以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进行相关讨论。

外蒙古要求独立之成因与沙俄的立场

在讨论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同时，我们首先有两个基本问题必须搞清：一是清政府对外蒙古的特殊统治形式；二是清政府此间对蒙古地区实施“新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有别于中国的其他地区，清政府对被称之为“藩部”的外蒙古，统治形式非常特殊，即在中央政府中设立理藩院管辖；在地方设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管理，并以盟、旗为社会组织形式，作为基层政权机构，而在职的蒙古王公，事实上就是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的各级官员。［2］应当说，这种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为后来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寄希望于从中国分离出去，创造了先决条件。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自1901—1911年间实施的“筹饷练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的“新政”政策，无疑对蒙古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虽推动了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项制度的变革，但在客观上撼动了自康熙年间起，蒙古上层社会所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这无疑令他们感到非常不满，并决定从中国分离出去。

根据俄罗斯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早在1911年初，外蒙古高层就开始与沙皇俄国政府联系，为其独立寻求沙皇俄国的政治与军事庇护。但此时的俄国政府碍于时机并未成熟，断然拒绝，并称：“在帝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未签订中蒙协定前，切勿指望我们提供帮助”。［3］

1911年7月中旬，以库伦活佛为首的蒙古王公在库伦召开会议，经长时间讨论后得出结论：“中国人实施新政的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对中国人之行动提出抗议是徒劳的”，并决定向俄国请求庇护，而对清政府的要求则暂时予以敷衍。同时，库伦活佛面告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数日后，喇嘛、王公、蒙众代表团将前往彼得堡，就俄国保护喀尔喀一事正式提出请求”。［4］

虽然俄国驻库伦外交代表与当地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暗地鼓动外蒙古独立，但得知库伦活佛正式决定派遣“社会各界代表团”前往彼得堡，寻求俄国的支持时，还是不无担忧。特别是当对方提出的在中国当局得知事情真相后，“将向蒙人采取镇压措施的情况下，请求以某种借口立即把俄军派往库伦，俄军的到来将会阻止中国人之暴力行动”等请求后，俄驻库伦代表深感事态之严重，速电告俄代理外交大臣：“我请求在收到您的复电前，暂勿派代表团。对于上述事实，我国应立即明确态度。”［5］

在接到库伦代理领事的电报后，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紧急致函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称：“鉴于中国政府迄今主要在内蒙致力施行新政，并开始向外蒙推行，外蒙代表——蒙人宗教领袖呼图克图及诸王公，担心中国人蓄意侵害蒙人应享有的自治权，故在库伦召开会议，现刚结束。”俄代理外交大臣同时指出：“这次会议决定向俄国政府请求庇护，并请求接纳喀尔喀（外蒙）于俄国保护之下，为此，拟派代表团前来彼得堡。我国领事再三劝告他们，在他收到驻北京公使之指示以前，暂勿派出代表团，但从刚收到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王公、喇嘛代表杭达多尔济亲王及呼图克图之助手金库员车林齐密特偕五名随员已于7月16日秘密前往彼得堡。”［6］

尼拉托夫除向科科弗采夫通报了上述情况后，作为代理外交大臣认为：不论帝国政府对蒙人运动决定持何态度，“此刻我们尚不具备利用这一运动为我国利益服务之条件，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尼拉托夫同时建议，“我认为最妥当之做法当然不是施加压力，而是试图说服代表团，因为他们提出之请求很重要，需要预先进行磋商，他们暂且可不必来圣彼得堡。”［7］从上述情况分析来看，沙皇俄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库伦领事馆与当地活佛的确有着密切的接触与联系，但蒙人真正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庇护时，还是让对方感到时机不成熟。但鉴于库伦呼图克图与喀尔喀四盟王公特别代表团衔命前往彼得堡，请求接纳蒙古在沙皇俄国的保护的情况下，沙皇俄国政府迫于突发的形势，决定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讨论有关蒙古问题，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在讨论如何对待蒙人的上述请求时，特别会议认为：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与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的影响是极不适宜的。会议指出，蒙古问题危机的出现，并非出乎俄国之所料，因很久以来俄国一直支持和庇护蒙人，俄国驻蒙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蒙人产生一种信念，若想要与中国脱离关系，他们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援助。但在目前形势下，俄国不易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俄国政府认为，中国在蒙古实行新政，其农民在俄国边界进行垦殖，用铁路将这条边界附近的居民点与中国行政中心连接起来，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特别是在靠近俄国边界地区，中国军队的大量出现，让俄国不能不感到忧虑。因此，俄国政府认为，蒙人反对中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新政措施，对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支持蒙人的意图，完全符合我国的利益”。［8］

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施的新政，确实发展了当地的经济，改变了其文化生活，屯垦戍边，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统一。但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对蒙古地区统治政治模式的变革，内容上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客观上削弱了蒙古上层社会的世袭特权。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沙皇俄国政府明知参与蒙人的分离运动会导致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但蒙人的举动，符合俄国的利益。

这里的利益诉求并非像一般人以为的是俄国在蒙古地区的经济利益，中国内地向蒙古地区的大量移民，是俄国政府的最大担心。尽管沙皇俄国政府对蒙古王公贵族要求独立的做法持支持态度，但碍于实力有限，顾及当时的中俄关系，俄还是作出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即“最符合我国政治宗旨和当前政治局势的做法是：帝国政府在蒙古问题上不主动发表意见，不承担以武力支持喀尔喀蒙人脱离中国之义务，而是居间调停，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勿与其宗主国君主清朝大皇帝脱离关系”。［9］

俄国政府虽作出了上述决定，但仍未忘记安抚前来彼得堡的四盟代表团，对其说明，“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许我国在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10］为防止前来彼得堡的代表们担心将来遭到中方的报复，俄国政府答应向中国方面说情，使中国政府与俄国报刊感觉此代表团出访俄国首都彼得堡，不具有政治性质。为强化自己在库伦的军事力量，俄政府决定派遣两个连的哥萨克携带机枪，加强库伦总领馆卫队的力量。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无疑给蒙古地区封建王公及沙皇俄国的图谋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认为，在外蒙古问题上，俄国可以“利用中国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11］俄驻库伦总领馆在致北京公使馆的密报中称：“喀尔喀王公们因中国内部出现动乱而受到鼓舞，遂决定积极达到脱离中国之根本目的。根据此项计划，他们就向蒙古人提供武器问题，通过总领馆私下与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进行了接触，加强了同我们政府的协商。建议切勿错过中国革命这一对喀尔喀独立有利的大好时机。”［12］

当蒙古王公们看到形势发展对自己极其有利，便于同年11月15日，要求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从各旗召蒙古军队回库伦。尽管三多反对，但此时的事态亦非三多所能控制。18日，王公们正式向三多宣布了喀尔喀自治，并要求三多及属下离开库伦。［13］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清政府在库伦的驻兵，只有办事大臣三多的40名卫兵与近300人的步兵与骑兵，而中央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因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离开库伦，［14］因此也直接导致了库伦兵变。

作为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屡次希望与喀尔喀王公举行谈判，但均遭到拒绝。面对已无法收拾之残局，三多在明知库伦乱局有俄国总领馆参与，还是硬着头皮寻求俄国总领馆对滞留在库伦的中国人提供领事保护。此时，三多的卫队同样亦不复存在，其亲信惊慌失措，故三多决定放弃抗议，离开了驻库伦办事大臣的衙门。1911年11月21日，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一行，在外蒙古王公们提供的12名蒙古骑兵，俄国驻库伦总领事馆派出的10名哥萨克兵的保护下，携2名翻译，黯然离开库伦，于27日抵达恰克图的边界。［15］

12月28日，喀尔喀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帝，号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曾赴俄乞援的大喇嘛车林齐密特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政务的内阁下设：内务、外务、财政、兵、刑五部，并收揽内蒙失意王公及亲俄分子乌泰、海山、陶克陶胡等在库伦担当要职。至此，外蒙古“独立”“大蒙古国”算是粉墨登场。［16］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呼吁：汉、藏、蒙、满、回同为一家，只因前统治者之压迫，藏蒙才对中国之态度发生变化。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真诚改变这一态度。他期望藏蒙宗教领袖应发挥影响，使人民在精神上恢复同中国之关系等，［17］但无法改变蒙古的现实。

1912年11月3日，沙皇俄国政府与外蒙古地方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恰好应验了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此前提出的“将中国人口头上所承认我国在蒙古前途问题之原则，以某种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这句话。［18］

尽管沙俄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但面对中国政府的各种交涉，仍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

1913年10月23日，经沙皇俄国政府提出，并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琪与俄国驻华公使库朋齐斯签署的关于外蒙古问题声明中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19］同时在中俄双方的照会明确指出：“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许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20］

自1914年9月至1915年3月，中俄蒙三方历经40次谈判，终于在1915年6月7日于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并再次明确了中国与外蒙古的法律关系，即“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21］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这也就是史称的“从自治到撤治”的基本过程。但此时的外蒙古，实际上已经在沙皇俄国的控制与庇护之下。

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的基本政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俄国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继承了沙俄的立场。虽然苏维埃工农政府以不同的方式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的独立，并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其为独立国家，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2］

1919年8月，车盟、图盟、汉臣三盟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并称“迭经官府及喇嘛王公等会议多次，众意佥同，已呈奉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核准，据呈大总统收回政权，及时治理，俾外蒙全境日臻兴盛”。［23］面对俄国政权出现更迭，俄国红白两军陷入国内战争，已无暇顾及外蒙古问题的历史机遇，1919年11月7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政府总理段祺瑞决定出兵外蒙，派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挟持外蒙古内阁总理巴德玛 · 多尔济，并软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同时，中华民国政府撤销了此前签订的《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并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率部在外蒙古驻防。由此，外蒙古再次接受了中国政府的管辖。1919年11月22日，徐树铮公布中华民国大总统令，接受博克多革根及各王公的请求，将外蒙古并入中国版图。［24］

外蒙古独立的过程，绝非像今天人们想象的，即宣布自治，宣布撤治，被中国政府收回，又从中国分离出去。其情况错综复杂，乃是几种势力，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导致的结果。

其一，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秋，在库伦成立了两个地下革命小组，一个由苏赫巴托领导，另一个由乔巴山领导；两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1920年合并，随后成立蒙古人民党。该党的成立，无疑使外蒙古独立问题更加复杂化。因为此前是外蒙古封建王公利用中国国内政权更迭，政局混乱，而企图乘机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而现在却是在共产国际、苏联支持下的一场革命。二者虽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那就是需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其二，中国内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段祺瑞北京政府被军阀吴佩孚、曹锟等人推翻。而兵驻库伦的段祺瑞亲信徐树铮遭到了上述军阀的通缉，逃离库伦，躲到了日本驻华使馆。而此时的库伦，再次出现了权力真空局面。

其三，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白匪谢苗诺夫的部下恩琴部串入外蒙地区，对苏维埃俄国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威胁。

1920年8月29日，苏赫巴托致信苏俄政府，请求：（1）给予蒙古人民党以必要的援助，以促使蒙古自治的恢复；（2）委派苏维埃代表常驻恰克图，作为苏维埃政府与人民党之间的联络人。［25］在蒙古人民党发布的《告蒙古人民书》中明确提出，该党“已与苏联军队建立了密切联系；我们力求解放蒙古，建立人民政权”。［26］蒙古人民党的成立，事实上为苏俄步沙俄之后尘干涉外蒙古事务，找到了更为合适的理由。

1920年底，苏俄政府向蒙古人民党递交照会称：“假如蒙古自治政府真正愿意与苏维埃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那就应该把从白匪谢米诺夫［27］军队出身的恩琴男爵所领导的白匪伪徒驱逐出去”。苏俄政府在照会中强调：“如果蒙古人民自己不能消灭白匪部队，苏维埃政府将出兵协助把他们肃清。”［28］

或许是自身的政权还未得到稳固，也或许是苏俄政府真有别于沙皇俄国政府，在中苏双边关系问题上还是尊重了中国的主权。

1920年11月2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29］致电中国外交部称：“中国虽在库伦驻有充足军队，业经数日，而谢米诺夫残部军兵，仍自由向蒙古境地前进。为驱除此项残兵，中国蒙边官吏愿意俄国赞同派兵赴蒙一节，已于十一月十日达知在案。不知何故，迄今尚未得中国政府关于上项之答复。”契切林在电报中同时强调：“兹应向中国政府声明，俄罗斯共和国以不侵略他人土地为政治原则，现俄国政府拟不将武装士兵开赴蒙境。倘谢氏党徒仍在蒙边一带出没，需俄国协助时，则俄国政府为中俄两国友谊及利益起见，定以武力协助廓清反对革命之谢氏党徒。”［30］

中国政府对苏俄政府的要求并未予正面答复，但外交部、驻英国公使馆等单位收到的指示是：“俄政府借词越俎，从中有何作用，殊可疑虑；关于派兵赴蒙一节，言词阻止，并将毋庸请援情形，切实告知；外军越界，关系主权，然仍有可以武力协助之言，在我终难承认。”［31］同时，中国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转告苏俄政府，彼此尊重主权，取消以前的想法，以免发生误会。

中国政府的确预感到苏俄政府计划出兵外蒙古，围剿恩琴残部的复杂性，担心对方“醉翁之意不在酒”，但苏俄政府在此问题上，却不依不饶。次年3月4日，苏俄政府再次通过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致电中国外交部，要求出兵外蒙古，并称：“库伦为恩琴所据，对俄华均不利，本政府拟派兵人蒙扑灭此种祸根”；“此次出兵，确系拯救俄华人民，期间不受报酬，无需交换利益，且不生条约关系，事毕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32］1921年6月15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致中国外交部电报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内容。

面对中国政府对苏俄军队出兵外蒙古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苏俄政府终于向中方发出了最后通牒。1921年7月18日，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指责中国政府漠视远东共和国公民的利益，违反多次保证的对远东共和国表示友好及同情的立场。优林在照会中详细列举了恩琴在外蒙古对中国的利害关系后，正式声明：“远东共和国政府为军事及政略上之理由起见，不得不出击，以歼灭此地等盗党。”［33］当然，优林在最后还是表示，在完成此项军事行动后，其远东共和国军队将撤出外蒙古。但事实上，随着事态的发展，苏俄政府采取掩耳盗铃的方式，并未兑现以往的承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10月28日，苏联红军出兵外蒙古，并在年底基本完成了剿匪工作。虽中国政府对苏军进入外蒙古地区屡次向苏方提出抗议，并通过各种渠道与苏俄政府进行交涉，但无任何结果。

不仅如此，蒙古革命政府代表团于1921年秋赴莫斯科，就双方的未来关系确定基本原则，并在11月5日，签订了完全损害中国主权的《苏蒙友好条约》。根据该条约规定：“俄国劳农政府承认蒙古民主政府为唯一合法之蒙古政府；蒙古民主政府承认俄国劳农政府为俄国唯一合法之主权者”，同时还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34］

蒙古革命政府虽已成立，但其政治体制还为君主立宪，即博克多格根为其所谓的元首，1924年5月20日博克多格根去世，导致外蒙古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1924年6月13日，蒙古革命政府宣布外蒙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为大呼拉尔。同时，大呼拉尔借鉴苏联的宪法，通过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35］

此后，苏维埃俄国对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支持更加积极。一方面，苏俄政府明知外蒙古主权乃属中国，但借助“革命”之势，客观上承认其合法的存在，并与其保持主权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在此前，即1924年5月30日，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第五条中却又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36］苏俄政府的上述做法，实质上是打着“革命”的幌子，以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长期受内政与外交的困扰，特别是自1931年起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后，民国政府根本无力处理外蒙古的任何事情。外蒙古事实上已逐渐从中国脱离了出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卫星国。

斯大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外蒙古在蒙古人民的“革命”下，在苏联的具体支持下，事实上已经脱离中国，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没得到彻底解决，就是外蒙古的法律地位问题。这也是令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担心与关注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虽然事实上已经独立，但并未得到中国的承认和国际社会的认可，随时还有可能回到中国的怀抱中去。于是，斯大林借二战即将结束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打算彻底与中国解决外蒙古问题。

1945年2月11日，由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的第一条，就是“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并要求美、英两国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表示准备与中国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37］

斯大林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同意参加盟国在远东地区的对日作战，提出外蒙古、旅大、千岛群岛等问题，要求美、英两国满足其条件；另一方面计划出兵中国东北，打击日本侵略者，与中国商谈相关问题。实际上对于苏联而言，不管有没有《雅尔塔协定》，苏联都会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更深的意图在于为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雪耻，其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中国，而是为了苏联，实现斯大林的远东战略。

1945年6月30日，当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抵达莫斯科拜见斯大林时，对方就已经暗示宋氏，协议肯定是要达成的，但能否出兵东北，签订条约，首先要看中国方面能否满足苏联的要求。为此，斯大林提醒宋子文，谈判的过程应当是艰苦的，要宋子文对此坚定信心，而且不要有丝毫疑虑。［38］

在7月2日的正式会谈中，斯大林首先为谈判的前提划定了范围，那就是中方对《雅尔塔协定》内容了解的程度和渠道来源。在其确信中方确实了解该协定的基本内容后，斯大林同意进行谈判，而所谈及的内容首先是外蒙古独立问题。宋子文以蒋介石认为外蒙古问题不是目前急于解决的问题为由，表示暂不予讨论，但斯大林坚持要求首先要解决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看来，“外蒙古作为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屏障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如果苏联在外蒙古无自卫之法律权，苏联将失去整个远东。”［39］

斯大林认为，即使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但两国仍是强国。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苏联在外蒙古必须享有自卫的法律权利。外蒙古人民既不愿意加入中国，也不愿意加入苏联，而是要求独立。对中国而言，同意外蒙古独立是利大于弊，反之对中苏双方均有害。斯大林强调，苏联建议与中国结为同盟的目的是加强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以两国的军事力量，再加上美英的力量可以永远战胜日本，其之所以提出对旅顺、大连、库页岛南部以及外蒙古的要求，目的同样是加强对日本的战略地位。［40］

在7月7日的会谈中，宋子文首先代表蒋介石表示，需要时间研究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对外蒙古法律地位的理解是承认外蒙独立，蒙古人自己要求成为独立的国家。宋子文表示，“蒙古人希望组建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中国没有计划让其独立”。［41］迫于无奈，宋子文表示：苏联在外蒙古有自己的驻军，中国可以同意苏联军队入驻外蒙古，但不能承认其独立。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并表示：“苏联方面也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如果中国将坚持既定之观点，那么谈判将不会有任何结果。”［42］

为避免中苏谈判陷入僵局，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之态度，以及中国政府急于要解决东北问题，宋子文在7月9日的会谈中首先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蒋介石要求苏联答复的问题主要如下：（1）满洲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2）希望苏联能按照从前签订的协定，与中方一道平定新疆叛乱，使两国贸易与交通得以恢复。（3）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结症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之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为避免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宣布外蒙之独立。”［43］

斯大林听完蒋介石的电报内容后，对宋子文以蒋介石电报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方式颇为满意。尽管中苏双方在外蒙古独立、其主权和宗主权问题上的理解和看法有很大分歧，但这丝毫没影响谈判的继续。宋子文提出将东北问题与外蒙古问题分开处理，但斯大林坚持强调两者是不可分的，中国东北由中国人组成，而外蒙古没有中国人。斯大林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意味着对其的自1921年以来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中国）的主权事实上已经丧失了二十四年。”［44］

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作出承诺：关于满洲问题，他愿意作出任何中方希望得到的声明，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也没有支持的意向。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国内还有另一个政府，自称为政府，应当由中国自己去解决。关于蒋介石提出的只援助中央政府的要求，斯大林表示自己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斯大林强调，自己愿意同中国真诚相处，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应有关系。8月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称：“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45］

研读中苏谈判两轮，共计由斯大林参加的9次会谈记录，就不难发现，每次会谈的内容均涉及外蒙古问题。由此可见，外蒙古问题在斯大林心中的重要分量。

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也就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4天后，即1945年7月4日，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即前往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进行秘密会晤。斯大林与乔巴山讨论了中苏谈判以及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日本宣战等问题，还向乔巴山宣读了中苏就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草案。对此，乔巴山不无兴奋地表示：“我们希望如此，我们与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与友好合作的。”［46］7月7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设午宴宴请蒙古领导人，在举杯祝。酒时说：“一段时期以来，蒙古人内部就与日本，还是苏联保持友好关系曾出现过严重分歧。很多蒙古人，包括德王在内支持与日本友好。但我这杯酒要敬那些理解并正确决定蒙古应当与苏联保持友好的领导人们。这些人现在领导着蒙古的独立，而那些主张与满洲人、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的人却在他们的脚下。为蒙古领导人，为独立干杯！”［47］

斯大林的一席祝酒词道破了天机，谁主张与苏联友好，谁就能获得独立，谁就是正确与英明的。但斯大林的真实想法真是为了外蒙古的民族独立吗？答案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1945年8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两个多月，两轮，即9次重要会谈，终于签订了明显有损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在出兵中国东北，击败日本后，将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中方确认将根据外蒙古全民公决之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同年10月20日，外蒙古公民投票的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此乃形式大于内容，但毕竟为双方在解决外蒙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找到了一个可下的台阶。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外蒙古由此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理上正式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几点基本看法

（一）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成因非常复杂

自1911年起的早期的自治与撤治，乃其活佛、封建王公，因不满清末新政，担心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及地位而导致的。他们趁中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国内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际，在沙皇俄国的庇护下寻求自身的利益。沙皇俄国在外蒙古自治问题的态度上，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由原来的反对，到后来的坚决支持，这与沙皇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沙皇俄国后来力主外蒙自治，在笔者看来，其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中国的汉人充斥外蒙地区，对俄蒙边界，包括对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构成军事，以及人口安全的威胁。但碍于当时沙皇俄国政府的实力，他也只能在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享有宗主权的条件下，支持外蒙古的自治，以及分裂活动。

（二）1920年间，蒙古人民党的成立，是外蒙古走向分离中国的重要一步

正是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的革命声中，外蒙古离中国越来越远。这里有中国内部的因素，有外蒙古的内部因素，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因素，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苏联的鼎力支持下，1924年间蒙古共和国宣告成立，外蒙古独立已经成为事实。

（三）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谈判期间再次要求解决外蒙古问题，是有自己深
层次考虑的

外蒙古虽然客观上独立多年，但一直未得到中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不仅对外蒙古，特别是对苏联非常不利，也不排除在特殊的情势下，外蒙古再重新回到中国。因此，斯大林决定利用苏联计划出兵中国东北，结束中日战争的难得机遇，与有求于苏联的中国政府讨价还价，彻底解决外蒙古问题，以去除长期未能得到根治的“心病”。

在捍卫俄国、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无论是沙皇，还是斯大林，其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惜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坚决、彻底地支持外蒙古独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反思苏联所奉行的“革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首先维护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所谓的“革命利益”，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仍反对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

无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但在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获得独立的问题上，斯大林对苏联“功不可没”。但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段难以忘却、辛酸的记忆。

［1］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一），1976年再版；李毓澍：《蒙事论丛》，台湾里仁书局，1990年版；张启雄：《外蒙古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七十七），1995年版；（俄）别洛夫：《俄罗斯与蒙古》，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1999年版；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载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俄罗斯学者卢佳宁的专著《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是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最全面的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外蒙古独立的全过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中国的边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外交大臣致北京公使馆电》，1911年1月2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4］《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夫多夫斯基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1年7月28日；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俄国外交文书。

［5］《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6］《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7］《代理外交大臣致代理内阁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函》，1911年7月30日，俄国外交文书。

［8］《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9］《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10］《远东问题特别议事录》，1911年8月17日，俄国外交文书。

［11］《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10月13日，俄国外交文书，13页。

［12］《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13］《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14］此间，清政府在库伦设有兵备处，总办为唐在礼上校。

［15］《俄驻库伦总领事馆致帝国北京公使馆密报》，1911年11月29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16］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分离1911—1915》，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俄驻库伦总领事电》，1912年3月4日，俄罗斯联邦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88，目录761，卷宗316。

［18］因文章篇幅所限，有关上述两个专题研究，详见樊明方：《1912年〈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条〉之签订》，载栾景河主编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俄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3年11月5日，俄国外交文书。

［20］《俄驻北京公使馆致中国外交总长照会》，1913年11月5日，俄国外交文书。

［21］吕一然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2］《苏俄政府致蒙古人民与蒙古自治政府宣言》，1919年8月3日。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西北筹边使徐树铮致大总统电》，1919年11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24］《大总统令》，1919年11月22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25］《苏赫巴托致苏俄政府信》，1920年8月29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26］《蒙古人民党告蒙古人民书》，1920年底。《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27］又称谢苗诺夫。

［28］《苏俄政府致外蒙古自治政府照会》，1920年底。《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29］又称齐切林。

［30］《苏俄外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0年11月28日（12月21日收）。《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31］《苏俄外交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中国外交部电》，1920年11月28日（12月21日收）。

［32］《外交部收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函》，1921年3月4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33］《远东共和国外长优林致中国政府函》，1921年7月18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34］《苏俄与外蒙签订〈俄蒙修好条约〉》，1921年11月5日。《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17—1924》。

［35］（苏）И · Я · 兹拉特金著，张大维译：《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36］《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37］即《雅尔塔协定》，详细内容见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38］《行政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年6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39］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40］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41］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4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4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莫斯科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44］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45］《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重庆，1945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46］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7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

［47］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8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

37．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罗肇鸿

苏联的建立和解体都是20世纪的世界大事。苏联的兴亡在人类历史上记录着曾经出现过不同以往的社会制度，俄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中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中杀出了一条新路。一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让人看到了希望。

但是经过74年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又消亡了。它不仅涉及苏联本身，而且连带东欧一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改制易帜。

对于苏联衰亡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写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就是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这个误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妨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获得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了解和认识。第二，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仇视和扭曲世界市场的功能，使一大批国家脱离了世界市场，阻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导致这些国家封闭落后，无法分享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停滞。与此同时，原先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招致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抱怨和不满。

“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歪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

（一）敌视市场是错误理论形成的根源

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无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都绕不过这道坎。斯大林没有看破这一点。虽然他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从资本主义市场捡了不少便宜，可是却没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做法继续下去，反而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列宁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没有货币、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一个中心（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指挥。但列宁很快发现，这种向共产主义直接冲击的办法行不通，立即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消灭商品货币到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政策显然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即使苏联解体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十月革命后最好的年代。

斯大林没有沿着列宁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对市场始终采取敌视态度，认为它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渊薮。集中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态度上，他一直想禁止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经济形势不好，不得不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但也绝口不谈市场，只说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规律在苏联命运多舛。它始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之物，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价值规律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消灭—承认—又消灭—重新承认或半承认的曲折过程，即使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临时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将来总是要消灭的。列宁逝世后仅过了几年，斯大林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紧张，物资短缺重又显现。因此，20世纪40年代初又不得不再次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要严加限制。到了1952年斯大林发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纵观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苏联的政治家们虽然视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一心想消灭至少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凡经济情况好转，便会提出废除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由此又导致经济情况恶化，不得不重新请出价值规律这尊神来调节经济生活。一俟经济再次好转便又故伎重演。社会主义同价值规律这场官司打了近70年，直到苏联解体价值规律以另一种形式取得胜利而告终。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仇视市场反对价值规律开始，最后却以盲目崇拜市场而告结束，得到的是国家的解体。

不可否认，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建立“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都同敌视市场经济有关。

（二）“世界革命”战略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提出

世界革命从广义上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所以，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不过应该指出，完整的世界革命战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它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有时明显有时隐蔽地予以贯彻和实施。

列宁的“世界革命”论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最著名的当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综观列宁的这些论著，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行动起来推翻这个最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现在看来，虽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乏深刻的分析，但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则不符合实际，至少带有某种主观和空想的浪漫色彩。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4］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5］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并未实现。原先预计在欧洲会很快出现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发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反倒趋于稳定。后来，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修改了他的观点。他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7］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修正没有引起联共（布）的重视。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用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派，在党内获得了领袖地位，而且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不仅继承了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的消极面推向极端。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就是他的代表作。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是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已经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我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但列宁毕竟还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修正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则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总危机理论起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终未见有丝毫改变。

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过于简单，只是建立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而且把危机同战争进而又把战争同革命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成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他还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8］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战争和革命联系起来的。他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9］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特别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离开了客观实际和可能性。因此，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斯大林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重新趋于稳定，除了苏联以外暂时还不可能有其他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援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不成熟，现实情况反而说明，苏联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和保卫苏联的安全。两者相辅相成。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的安全，则有利于世界革命。由于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目标了，所以，斯大林便更加重视保卫苏联的安全。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使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满心以为新的世界革命风暴又要到来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1931年3—4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10］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把这次经济危机当做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集中表现，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垮台。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尽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总危机。斯大林夸大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扭曲了列宁关于“垂死资本主义”的理论。

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又不是太好，需要转移视线。由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打击面过宽，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继则又进行大清洗，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斯大林担心有人会清算他的这些错误。正当此时，天赐良机，资本主义大危机及时送上门来。斯大林抓住机会，一方面，作为动员民心的法宝；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做压制反对派的撒手锏。更重要的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得越玄乎，世界革命的形势越是迅速到来，就越是可以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逃避责任，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

（三）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

从苏联成立那天起就立志要搞世界革命，决心实现“天下一片红”。为了搞世界革命，为了说明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斯大林提出了总危机理论，指示各国共产党起来推翻本国政府。但是，理想并未成真，斯大林的后继者反倒把苏联自己赔了进去。

世界革命战略和总危机理论害人害己，危害不浅。害人是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多作评论。但是，由一个中心统一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实际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真正“主人”是斯大林，由他发号施令，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斯大林为了同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在1943年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承认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这种办法不好，决意解散共产国际。他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11］第二天，共产国际便被宣布解散了。

虽然共产国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也在1953年逝世了，但是，世界革命和总危机理论的贻害并未完结。这种贻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联要当头的思想根深蒂固，后来又发展成为霸权主义。第二，世界革命战略演变成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两霸争夺搞得世界在几十年中不得安宁。当然，这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干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斯大林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要当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延伸。1946年3月，斯大林在《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里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指中东欧国家——引者）内能有对于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怪有人说东欧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1947年9月，成立欧洲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之后，也把苏联“大清洗”带到这些国家。由苏联操纵的镇压浪潮无情地席卷了东欧各国共产党，使得这些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对苏联失去好感和支持。后来，当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的时候无人感到惋惜，甚至暗自窃喜，足见苏联当局同这些国家结怨之深。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固然难辞其咎，公正地说，斯大林也应该负一部分历史责任。

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苏联霸权主义思想实在说乃萌发于斯大林。根据主要有三条。

第一，斯大林首创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战后，亚洲和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12］斯大林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建立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

第二，斯大林一直主张输出革命。他在上书中说，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可以使他们了解苏联的发展道路，也即是苏联模式。他说，“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13］

第三，顺昌逆亡，唯我独尊。斯大林在国内专横霸道，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一言九鼎，别人不容置喙。更为严重的是，谁对斯大林持异议，轻则入狱坐牢，重则秘密枪决，永不见天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治理下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冤假错案最多的。上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由于卫国战争被掩盖起来了。1947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闹独立性”便被开除出情报局，诬陷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嗣后的镇压浪潮席卷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党。波兰受此案诬陷并被镇压的除一批中央领导人如克利什科、洛加 · 索文斯基、宾科夫斯基等人之外，普通党员受牵连遭开除的有20万之众。［14］在匈牙利，审讯并处决了以书记处书记伊克 · 拉斯洛为首的19名领导人，全国有100万人受到监视，100人被处决，5000人遭逮捕判刑，1951年5月政治局委员卡达尔被捕。拉科西从1945年任匈共总书记，他的镇压活动主要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前。［15］在保加利亚，以政治局委员、保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斯托夫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处决，受此案直接牵连的干部达1080人之多，被清洗的党员有9.3万人，保加利亚的冤案还伴随着日夫科夫等人的夺权活动，镇压特别残酷。［16］此外，被无情镇压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鲍科尔、鲁卡，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等一大批领导人及干部和党员，他们的共同罪名都是“反苏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刽子手”。［17］由于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在中国搞革命，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怀。1949年底，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斯大林近两个月不见面。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命令他“你到他（毛泽东）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去见了毛泽东、谈了话，回来向斯大林汇报说：“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1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对毛泽东宽容地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19］据说，这本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一个违抗军令、但作战取胜的将领苏沃洛夫时说的一句话。活脱脱一个君臣对话，哪有兄弟党领导人之间的平等态度！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有勇气对毛泽东说出这句话，权代道歉。他的后继者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曲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欧洲国家包括战败国的经济得到恢复；第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扩大了。世界人民经过这场战争的洗劫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经过战争劫难的人民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这种形势没有出现。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急剧壮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决意要把社会主义这股“祸水”堵在“铁幕内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封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纵有千般热情搞建设，也无法一门心思只顾它。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一次陷入了误区，依然坚持总危机理论。他认为，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着“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完全脱离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主要表现在：

第一，违反辩证法，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内部调整的可能性。事实上，经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经济在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时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曾经在发达国家作为主流经济学流行开来，时间长达几十年。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经济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就不会完全消失，就会周期性地表现出来。但是，它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在某一次或几次危机之后死亡。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总危机理论的时候是因为受当时大危机的影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1952年还坚持总危机的说法就离谱了。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还有调整和改革的可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不仅大大向前发展了，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走上欧洲联合的道路。当然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事了。

第二，忽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这使斯大林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和修正理论和政策。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革命性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恰恰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科技革命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开端，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世界新产业链的形成。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又使得一批后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发展。斯大林在阐述总危机理论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把思想禁锢在原先的框框里头。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建设和革命，犯错误、出乱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逝世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并未得到纠正，反而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苏联要当头，要输出革命，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苏联模式，就必然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搞军备竞赛首先就要同美国争霸世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而又危险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却要支撑起同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机器，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它让路。斯大林时期原本就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苏联的轻工业极端落后，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工业的发展就更加畸形了。轻工业落后，农业凋敝，民用品短缺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人民中的不满和抱怨在积累和加剧，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群众系统反抗的原因。

有关苏联军备竞赛的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笔者在这里只想说明，一方面，苏联实行军备竞赛战略同斯大林的理论和思想有关。把责任全部推给他的后继者是有欠公允的。另一方面，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这种积累起来的矛盾只要有一定的外部条件相配合，就可能给苏联体制本身造成灭顶之灾。苏联解体的过程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外部环境影响的作用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苏联国内经济衰败，政治混乱，民族纷争，才是最终把苏联推上解体不归路的根本原因。苏联解体后，遗留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专家学者都应该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发明“总危机”的故乡恰恰发生了总危机？原来他乡是故乡！

“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苏联同
世界经济的大潮流隔绝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在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有了20多年的长期繁荣。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使苏联特别是斯大林错误地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一方面，把社会主义阵营当做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使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隔绝开来，从而延缓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一）“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内部没有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快就根据雅尔塔协定建立起两极体制。欧洲和亚洲有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意志的，但胜利之后他还是表示欢迎。一批国家同苏联一样搞社会主义，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当然是高兴不已，因为至少是部分实现了世界革命的理想。所以，他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看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而且，他还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视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表现。

1947年，苏联退出马歇尔计划之后胁迫东欧国家与西方相对抗。1947年7—8月，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叫做“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1月，成立常设的“经济互助委员会”，［20］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其实，它根本不是在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根据行政命令行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至少是很少起作用。

如果苏联参加了马歇尔计划，或者苏联退出其他东欧国家参加，历史将会怎样演变呢？也许苏联可以像战时利用“租借法案”那样利用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恢复自己的经济。也许东欧国家会更快地融入欧洲。也许美国和欧洲国家压根就不愿意帮助苏联发展经济。但从结果来看，显然，西欧国家迅速恢复了经济，而且逐步走上联合之路，而苏联和东欧国家却经历了停滞和落后局面，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彻底垮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斯大林关于两个阵营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以及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实践，阻碍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延缓了欧洲联合的进程。

斯大林在1952年发表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正式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他还说，是“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苏联、中国和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21］

斯大林说，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企图窒杀它们，这并没有说错，是确实的。但是，他对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性质和作用的评价却是错误的。

先从政治方面说。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内部性质来说，它是受苏联控制的，成为苏联政策的工具。斯大林却说，“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结合起来了，并且建立了经济上的合作和互助”。他还夸大了苏联对其他国家的援助而忽视了“互助”，即其他国家对苏联的援助作用。他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22］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经济力量最强，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提供了巨大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但是，苏联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和经济合作的不平等性质，导致“经互会”内部合作的不协调和平等互利性质的破坏也是造成它瓦解的主要原因。

再从经济方面说。既然是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世界市场，那就应该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律。但是，经互会的运作却是政治多于经济。

既然是一个世界市场，那起码要遵循比较利益原则在成员国内部进行国际分工，建立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补偿机制，在进行贸易时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等等。但是，这些原则如果说不是完全忽略至少也是置于不重要的位置。“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分工大体上是根据政治意愿进行的。严格说来，它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反过来看，斯大林对合作的前景倒是信心满怀。他说，“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23］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超过反而大大落后于邻国，而这些邻国中有的原先同“经互会”国家的水平相近或者稍差一些。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经互会”存在40多年时间里，其成员国并没有向西方国家大量输出商品，由于国内商品短缺，反而要从西方进口商品。人民也以拥有“洋货”而自傲。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对“经互会”体制本身造成冲击。

从“经互会”的外部环境来说，斯大林的认识也是完全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两个市场理论是总危机理论的延伸或继续。在上面引述的话中，斯大林明确说过，两个市场的形成“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总危机理论的缺陷也就是两个市场理论的缺陷。关键是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可能性。在两个世界市场理论中，斯大林还把总危机加深狭隘地理解为“市场的缩小”。他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斯大林还因此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情况，在经济学家面前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相对稳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仍然有效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24］很明显，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失去东欧和中国市场就使得总危机加深了。在这里，说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掠夺原料的狭隘范围内。其实，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战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也只占极小的比例。它们另立炉灶对资本主义世界销售市场的影响并不大。更重要的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恰恰说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得对原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大下降，生产效率却几十倍成百倍地提高。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加速是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斯大林由于理论上的短视，给“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斯大林断言“经互会”这个世界市场将很快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输出商品的情景并未出现，反而产生了另一种景象，即商品短缺。“经互会”成员国内部普遍出现崇拜洋货，追求洋货的现象。难怪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短缺经济”。

（二）创建“经互会”，掐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的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使生产率迅速提高。

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视野，而且还使它成为计划人员的思维定式，害得一些国家跟着倒霉遭殃，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割断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链条。“经互会”这种封闭式的经济集团，隔绝了世界市场，使得它不能在世界市场上获取比较利益。更主要的危害还在于，它使“经互会”市场脱离了世界产业转移的链条，妨碍成员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新的世界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上世纪60年代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继而又在80年代出现了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浪潮。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迅速地使它们的经济上升到新的阶段，出现了诸如“亚洲四小龙”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果说，在存在一个“经互会”之时，在封闭条件下尚可偏安一隅，那么，待到“经互会”瓦解以后就会发出“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却为时已晚。

第二，阻隔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辐射波”。二次大战后正逢新的科技革命迅速开展，并且得到普及，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观苏联的情况却是十分有趣。什么科技革命、集约化经营一类的论著汗牛充栋，企业就是没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去接受和实施。因此，虽然苏联的科技人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同苏联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关系极大。

第三，远离了世界市场的竞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得苏联的企业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既无近忧也无远虑，经济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俸禄和奖金。

在这种内外条件的夹击下，苏联经济终于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就连苏联过去引以为豪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风光不再，悄然逝去。只要看一看80年代苏联和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就可清楚。选择80年代是因为正好是苏联解体前的10年，很有代表性。

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比较（对上年增减%）

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逐步下滑的，除了1985年以外，那一年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加速战略，片面发展机器制造业，次年，速度又降了下来。直到解体的前一年即1990年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倒是实现了稳定增长。1990年是美国经济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增长率下降。

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单纯是由于上述一个原因造成的，但脱离世界市场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内部，不在外部。如果苏联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西方国家纵有千般阴谋，万种诡计，也是不能在短期内搞跨一个得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政府的。

（三）封闭发展，反差巨大

从“经互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或者证实一个原理：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开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凡是实行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封闭的国家。亚洲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拿西欧来说也是如此。西欧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了煤钢联营、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欧洲共同体直到实现欧洲单一货币，开放和联合的程度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改善。

观察一下“经互会”的情况正好相反。几十年如一日，固然不能说合作的程度没有提高，但始终囿于“经互会”的小圈子里。撇开苏联使“经互会”服从自己需要这一层不说，单就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这一条就足以使得“经互会”成员国落后于世界大潮。“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外部世界形成巨大反差。另一方面，“经互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同西欧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除了一些初级产品，其他制成品很难出口到发达国家去。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互会”瓦解之后，“回归欧洲”的口号如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东欧国家在脱离苏联阵营之后都置俄罗斯的反对于不顾，急于加入北约和欧盟，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由于忽视甚至敌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错误地认识外部世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调整和改革的可能性，夸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制造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自我孤立于或者隔绝在世界市场之外，在封闭状态下越来越使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脱离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前进步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命运。当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人强调苏联最后一个领导人的责任，笔者觉得不免有失公允。实际上，从源头上说，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做法是应该负历史责任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只是在后期才犯下错误，在他执政之初就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实行过错误的政策。就拿上述所指出的两个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来说，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压制、束缚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掌握大权的领导人对历史的发展负有巨大的历史责任，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毋庸置疑，斯大林歪曲和敌视市场、建立“经互会”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后来出现的经济停滞，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等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经济规律竟如此无情，他从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开始，从仇视市场开始，苏联最后却是被崇拜市场的势力所淹没。他想建立一个理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却是苏联本身的解体。斯大林原以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同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可以蓬勃发展，甚至超过后者，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却如此顽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竟如此强大，最后导致“经互会”的瓦解。

人民继续谱写历史

苏联解体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遗产，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可以总结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在苏联解体之后预言“历史终结”的学者坦承他错了，因为历史并未终结。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锐。原苏联东欧国家人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实现。

但是看一看21世纪的世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活力地向前迈进。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完整性

本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市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几乎占人类1/3的国度里，曾经企图取消市场，但没有成功。事实恰恰说明，迄今为止，市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绕过市场而采用其他资源配置手段，不仅代价非常高昂，而且无功而返，不得已又“再续前缘”。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世界市场的完整性对于保证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又相继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范围更加扩大。所以也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比如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等，依然是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对金融事业的管理，都是保证经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2008年美国首先发生次贷危机，由此演变成金融海啸，继而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是何等重要。要克服经济危机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认清时代的性质，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由此制定出正确的国际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关系重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影响到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或者有利于资源配置，或者导致资源配置上出现大的偏差。为了国内的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国际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开放的战略。

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是无法开放的。试想，在西方国家联合干涉苏维埃的时候怎么有可能开放，即使开放了西方又怎么会接受苏维埃呢？但是，由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同西方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问题在于，斯大林很快就扭转了新经济政策的方向，或者说停止实行这个政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倒是利用危机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斯大林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来也有机会把战时苏联同西方的合作关系继续下去，利用战时实行“租借法案”的经验参加“马歇尔计划”，争取比较快地恢复经济，同西方建立过得去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斯大林根据总危机加深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市场——“经互会”。从此，同世界市场割裂开来，给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当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举完成。不过，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制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国际战略却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三）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个中心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1943年，斯大林由于要同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解散共产国际，不坚持各国共产党首先去推翻本国的政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惜的是，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共产国际的做法，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又当了阵营的头，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一大片国家，对它们发号施令，而且在这个小天地里实行封闭式运转。

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又把斯大林处理国际关系的坏榜样发展到极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实行家长式统治，自封为“老子党”，把其他国家的主权视为“有限主权”。在阵营外，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阵营内，唯我独尊。这种体制肯定长不了。在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实行霸权主义更加行不通。协商与对话，实行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才是符合潮流的正确选择。

苏联已是明日黄花，昔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是否就会更安全？两极体制已经崩溃，世界正在迎来多极化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需要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专家学者认真研究探讨的大问题。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富足、更和平的环境下，未来应该是更美好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

［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

［6］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

［7］《列宁回忆录》第4卷，莫斯科，1969年。

［8］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2月1日—9月28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9］《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0］《共产国际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1册，莫斯科，1932年，第42—43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载（俄）《近代史》1995年第5期。

［11］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a.e.11.转引自菲尔索夫：《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近代史》1992年第2期。

［12］《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3］《斯大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4］刘祖熙等著：《波兰战后的三次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5］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16］铭真：《日夫科夫与保加利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7］（苏）乌克兰科学院国外社会与经济问题研究所：《国际和平与进步力量的团结》，基辅，1990年俄文版，第45页。转引自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18］费 · 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19］周文祺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0］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21］《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2］《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3］《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4］《斯大林文集》。

38．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左凤荣

“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对立与对峙的国际关系的结构和现象．它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特征，表现为除军事热战之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对抗，严重阻碍了各国之间正常的交流与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关于冷战起因与发展，过去我们长期沿用苏联的看法，认为冷战是美国挑起的，凯南的8000字长电报、1946年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援助希腊、土耳其，防止它们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杜鲁门主义”出台，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使冷战格局最终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成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之首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大国。在经济上，它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的国家，当战争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已达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它的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在军事上，在欧战结束时，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高达1100多万，垄断了核武器，有1200艘大型军舰（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海军已远超英国皇家海军，无有与之匹敌者，可以向世界各地快速输送兵员。［1］在政治上，美国已把整个西欧置于它的保护与控制之下，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也成了它的手下败将，于是美国渴望领导世界的欲望难以按捺。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总统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2］在准备于1945年4月13日杰斐逊日的讲演稿中，罗斯福写道：“强大的力量要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作为美国人并不打算拒绝接受我们的责任。”［3］美国追求领导世界与独霸全球，不允许出现挑战者，冷战的爆发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应负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说苏联只是被动迎战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苏联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欧洲的实力首屈一指。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十分强大，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整个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它收复了战争中的失地，还兼并了其他国家的一些领土，改善了西部的战略环境；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显示出的巨大能量，使它在全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是，苏联也存在致命的弱点，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损失的军民总数为2700万—2800万人，有1710座城镇、7万多个村庄、31850个工厂、6500多公里铁路和4100个车站被毁，40%以上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被洗劫一空。1946—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5，农业产值仅是美国的1/2，基建投资仅是美国的24%，而按人均计算则更低：国民收入为17%，工业产值也是17%，农业产值为42%，基建投资1/5。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选择应该专注于国内建设，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让老百姓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斯大林却没有这样做，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扩大和维护势力范围上，加重了盟国间的不信任，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苏联的扩张倾向加剧了盟国间的不信任

斯大林领导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斯大林也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1941年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曾说：“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目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是对亚洲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4］而在实际上，斯大林的做法与其说法相距甚远。

从1944年开始，随着苏军越出国境作战，斯大林对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日益增加，引起了丘吉尔的不安。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拿出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与美国一致）90%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5］

丘吉尔意在限制苏联的行动，尽量保住大英帝国的利益，但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份建议，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两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比例为：苏联80%，英国20%，在南斯拉夫仍为50%对50%。［6］这说明斯大林并没有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没有自私的目的，实际上苏联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与其他大国进行争夺了。

英、美、苏三大国首脑曾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讨论了对德协同作战与战后的安排等重大问题。斯大林利用军事上的胜利，想尽量获得更多的领土和其他利益。当丘吉尔提出斯大林的这些做法与苏联所宣称的原则不相符合时，斯大林公开说自己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问题上“已成了一个保守党人士”。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丘吉尔（左）、罗斯福（中）、斯大林（右）及其外长们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会晤，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新华社稿）

在这些会议上，斯大林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美英两国领导人，尽量索取更多的赔款、强取别国的土地、侵犯小国的主权。斯大林是分割德国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在德黑兰会议上，当罗斯福提出要不要分割德国的问题，丘吉尔提出应建立一个除普鲁士以外的多瑙河联邦时，斯大林说：“我不喜欢成立几个新的联邦国家的计划。既然决定分解德国，就不应该成立新的联邦。罗斯福建议将德国分成五个或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这个削弱德国的方案可以研究。”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认为总统的建议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即（1）原则上同意德国应予以分割；（2）委托外长委员会制定出具体计划；（3）在投降条款中增加一项，写明德国将分割，但不详谈。”［7］由于德国被苏联红军和英美的军队分区占领，各国在其占领区内推行不同的制度，最后，德国被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

斯大林竭力获取别国的领土，扩大自己的版图。他提出苏联帮助波兰把边界西移至奥得河，波兰则放弃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苏联还要求把沿涅曼河左岸一带的东普鲁士北部，包括蒂尔西特和哥尼斯堡城划归苏联，苏联直接从德国得到了大约13.8万平方公里土地，获得了不冻港。斯大林的理由是：“俄国人遭受过苦难和流过这么多血，他们渴望得到一些领土，来略微满足千百万在此战争中受过苦难的居民的心意。”苏联在坚持继续占领芬兰的领土时，还向芬兰这个小国提出索取3亿美元的赔款。当丘吉尔提出向芬兰这个穷国要赔款不大合适时，斯大林坚持他们可以用物资支付。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苏联参加远东战争的条件：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端归还苏联，租借旅顺和大连港及其周围地区，租借中东铁路，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对罗斯福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和莫洛托夫无法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对日作战。最后，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背着中国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外蒙古现状须予以维持；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须予以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斯大林这种行为与帝国主义者没什么区别，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参加者与主力，也成了苏联宰割的对象。苏联还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对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不仅收回了沙皇失去的权益，还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他还不满足，写信给杜鲁门，要求占领日本北海道的北半部，被拒绝。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自恃苏联已经强大，不断向盟国施加压力，争取得到更大的利益，于1945年6月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三项要求：土耳其将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交给苏联；土耳其必须同意苏联在海峡拥有军事基地；修改1936年签订的《蒙特勒公约》。但是，美国只同意满足苏联自由进出海峡的要求，不能接受苏联控制海峡。苏联却不肯放弃这一侵犯土耳其主权的无理要求，于1946年8月8日再次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与土耳其共同负责对海峡的防御，遭到了英美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甚至准备以武力来对付这种侵略。莫洛托夫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我提出过由我们控制两个海峡。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是，我应当完成对我的委托。1945年，我在战争结束后提出了这一问题。海峡应当由苏联和土耳其守卫。这是不合时宜的，无法实现的。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也有错误。

“我们对土耳其曾有领土要求……斯大林晚年变得有些自高自大，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不得不重提当年米柳科夫提出过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斯大林说：‘让我们来施加压力，达到共同管理！’我对他说：‘他们不会给的。’斯大林说：‘你向他们提出要求！’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奢望从伊朗那里得到土地，把他们共和国的领土扩大近一倍。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试探，却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曾经企图得到与巴统毗邻的一个地区，因为以前格鲁吉亚人曾经在这属于土耳其的地区居住过。”［8］

战争结束后，苏联拒绝按期从伊朗撤出军队，以种种借口拖延撤军。苏联要求得到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了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在苏联的策动下，伊朗民主党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搞自治。面对苏联这个强大的对手，伊朗向美国呼吁请求保护，并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最后，在形势的逼迫下，苏军不得不撤出伊朗。

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促进了美英联合对付苏联，加深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猜疑和敌视，使本来就已变得脆弱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正是以此为借口，美国的冷战政策出台。

苏联还在其他地区谋求利益。当讨论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盟国施加压力，苏联需要利比亚。当莫洛托夫提出苏联要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大喊：

“这是休克，休克！你们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很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苏联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要吸取沙俄的教训。于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西方提出了很多要求，特别是在波兰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上寸步不让。当谈判波兰的边界时，苏联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丘吉尔提出异议，说：“利沃夫从来就不是俄国的城市”时，斯大林则回敬说：“那华沙曾经是俄国的城市。”莫洛托夫回忆说：

“在波茨坦会议讨论波兰边界问题时……斯大林就‘寇松线’说：‘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俄国人竟连寇松和克莱孟梭都不如吗？……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乌克兰人会怎么说呢？他们准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不如寇松和克莱孟梭更能维护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利益。’”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干得确实很出色。1945年4月25日斯大林给杜鲁门发了一封强硬的电报：“显然，你们不同意苏联有权达到在波兰建立对苏友好政府的目的，苏联政府不同意在波兰存在对苏敌对的政府。这一目的一定要达到，因为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流了血。”［9］华盛顿承认苏联的合理利益，使东欧不要成为对苏不友好政策的基地，但是，他们要求东欧不受外部的控制。斯大林违背了已经达成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1946年初迫使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离开波兰逃往西方。从战后斯大林对东欧的政策可以看到，“斯大林已经表现出他在使自己从内部得到更大安全方面做得多么过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了他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安全，但他仍认为不够。他那无法满足的对安全的追求是东西方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尽管他和他的西方伙伴们都有一种愿望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易于相处的但不一定是真诚的关系。尽管即将到来的冷战既不是蓄意制造的也不是意料之中的，它仍然是注定要来的”。［10］

斯大林奉行实力政策，早在战前就表现出来了，正像莫洛托夫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之间，如果它们想要达成协议的话，就必须分清：那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而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11］苏联与德国划分过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后，斯大林实际上也是按这一思路行事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莫洛托夫拿着宣言的草案来找斯大林，对他说：“好像有点过头”，斯大林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加工吧。我们以后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执行。关键在于力量对比。”［12］西方国家对苏联早有戒心，苏联在战争进程中和战后的行为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斯大林这种凭借苏联实力满足帝国野心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加强盟国间的信任与合作。

斯大林不合时宜的演说，催生了丘吉尔的冷战宣言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取得这次胜利的不仅有苏联，而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等许多国家，而斯大林却片面地认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13］

斯大林把帝国主义与战争机械地画上了等号，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14］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和平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的生活，而斯大林却号召苏联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争。为此“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种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15］也就是说苏联仍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重心还是备战，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大林的演说一发表，便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分歧有加深的趋势，但双方都还局限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关系并未完全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公开大肆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与战争画等号，自然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美国《时代》杂志说斯大林的演说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斯大林演说发表后不久，即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 · 凯南向国内发回了8000字电报，其所用的论据有些就来自斯大林的演说。凯南首先分析了苏联官方对战后问题的看法：苏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其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所困扰。这些矛盾是不能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1946年2月演说中所表达的看法。凯南认为，从苏联的政策角度看，苏联不会错过任何削弱资本主义的机会，苏联致力于加深和利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就会变成革命起义。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他们的成功与否实际上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实际上也是对斯大林演说的回应。他也攻击了苏联的制度，说：“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制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对俄国需要一个安全的边境表示理解，但是，不能容忍的是“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呼吁英美建立起特殊的关系，联合阻止苏联的扩张。

1946年9月下旬，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16］与凯南的电报相呼应。诺维科夫的报告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写的，反映了苏联官方的意见和观点。报告指出：

“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它的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美国的所有力量——陆军、海军、工业和科学——都是服务于这一对外政策的。为此目的，已经制定了广泛的扩张计划，并且通过外交活动和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海空军基地系统，通过军备竞赛，通过制造更新式的武器，正在推行这一计划。”

报告认为，杜鲁门政府已经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的对外政策，“政治上反复无常但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杜鲁门就任总统以及随即任命贝尔纳斯为国务卿，表明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加强。美国对外政策不断增强的反动性，日益接近于共和党人倡导的政策，成为民主党内的极右翼分子同共和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密切合作的基础。这种两党合作表现为在国会两院里形成了以参议员范登堡和参议员塔夫脱为首的非正式的反动的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老一辈守旧派组成的集团，在两党人士发表的基本相同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美国力求建立世界霸权的明确意图，还反映在和平时期增强军事潜力和在美国国内外建立大量的海空军基地方面。”

关于美苏关系和美国的对苏政策，报告说，“战后美国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目的是在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美国政府现行的对苏政策，还旨在限制或消除苏联对邻国的影响。为了在与苏联毗邻的前敌国和盟国中推行这一政策，美国试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在这些国家中支持各种反动势力以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美国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美国资本打入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这种政策目的在于削弱和推翻对苏联友好的执政的民主政府，并在将来以一个驯服地听命于美国政策的新政府取而代之”。

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和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计划使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报告最后认定美国正在考虑针对苏联的“第三次大战”。总之，报告全面否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凯南的电报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依据的话，诺维科夫的报告则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对抗的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所追求的是世界性大国的利益，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俄国正在成为各自能决定半个世界命运的国家。1946年2月莫洛托夫宣称：“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国家之林了。现在若没有苏联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际关系间的严重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17］美国也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它宣称，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称霸世界有其内在的动因，苏联要与之争雄，只能与之迎头相撞，正如基辛格所说：“美方逐渐了解的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18］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苏两强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不可避免。

美苏关系破裂，“冷战”格局形成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请求对困境中的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以免它们落入极权主义者之手。杜鲁门演说的主要意图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他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杜鲁门的讲话，实际上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美国势力的一篇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自己后来把他的这一讲话说成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作为实行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又名“欧洲复兴方案”。为了防止战争造成的贫困与混乱使欧洲爆发革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时，提出由美国出钱帮助西欧国家复兴经济的设想。“我们的任务是唤起合理经济的再生，促使政治社会的结构容纳自由制度存在。”其条件是受援国必须同美国签订多边或双边协定，采取措施稳定通货、维持有效的汇率和降低关税壁垒，受援国须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并向美国提供部分战略物资等。该计划原定5年，提前一年，到1951年底完成，美国共向欧洲提供120亿美元的援助，对战后西欧经济的恢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战争时期，苏联欣然接受美国的“租借法案”，得到了109亿美元的各种作战物资和粮食等。战后，苏联也希望得到美国的贷款以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当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时，苏联并没有立即反对。1947年6月27日，莫洛托夫率80人的代表团去巴黎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但苏联不接受美国的条件，也没有坚持修改这些条件，便退出了会议，这也正中了西方的下怀。苏联自己不参加，也不允许东欧国家参加。苏联不参加马歇尔计划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苏联把这一计划看成是美国转嫁危机的手段，提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意味着把欧洲各国置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控制之下以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内政的直接干涉……这个计划的一项重要特征就是企图以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国家集团来对付东欧国家”。

战后，斯大林的目标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的安全，希望能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以恢复被破坏的经济。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仍希望更多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苏联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对抗苏联的集团，苏联便开始采取积极的进攻政策，组建以苏联为首的政治经济集团。

此后，苏联明显加快了对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人事等进行全面控制的步伐。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也为了加强对东欧的控制，限制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往来，1947年7—8月，苏联与东欧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1947年9月22日成立了苏联和东欧八国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样，苏联便在政治、经济上全面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完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组建工作。

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一手导演的，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复活。共产国际虽然于1943年6月解散了，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继续工作，由季米特洛夫领导，联共（布）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原来经共产国际对其他各党的领导，事实上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季米特洛夫等外国共产党人纷纷回国，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战后，东欧国家和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或参加了政府，为了加强对这些共产党的监督和控制，莫斯科产生了建立某种中心的想法，但这次不是建所有共产党参加的世界性组织，而是建立地区性组织，由那些在本国有相当大影响的共产党参加。［19］

1946年6月初，在斯大林别墅，苏、保、南三国领导人共进晚餐时，斯大林向他们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想法。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斯大林声明：我们不会让共产国际以任何形式复活，需要全新的情报机关，定期开会，交换经验和通过不具强制性质的决议。在讨论由谁来当这一新机关的发起者时，斯大林问季米特洛夫，谁能担当此任，是季米特洛夫、铁托还是法国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认为首先是铁托，其次是法国人。［20］1947年夏末，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建议9月中旬召开多瑙河流域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遭到苏联的断然反对和苏斯洛夫的羞辱。这并不表明苏联反对建立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建立新的共运机构的想法始终占据着苏联领导人的头脑，苏联在秘密进行着准备工作。1947年春，斯大林在与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谈话时，要求波兰党出面倡议创建一份共同的、情报信息性的定期刊物（不是机关，不是局！），哥穆尔卡同意，他们一起拟定了邀请参加的党的名单。同年7月，波兰党向苏、南、捷、保、匈、罗、法、意8国共产党发出邀请信，邀请它们派代表出席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就某些国家的形势交流信息和交换意见，除了（要创办的）刊物以阐明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外，我们没有建立任何国际工人运动机构的目的”。［21］但苏共对会议却有自己的计划和目的。苏共领导层已经明确，要把两个问题列入会议日程，一个是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协调各党行动的问题，可见建立情报局的目的是明确的。［22］然而，苏联却对各国共产党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1947年9月22日，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波兰的什卡拉尔斯卡-波伦巴小城开幕。会议开始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都通报了各自党的情况，马林科夫在报告中除了谈联共（布）的活动外，还提出了有必要采取明确措施，以建立各党之间经常的联系，但他没有详谈。9月24日晚，在各党代表都发言完毕后，马林科夫按苏共的计划向会议提出两项建议：第一，让日丹诺夫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第二，由波兰党代表作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23］马林科夫建议的实质是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苏联代表在会下积极与各国党的代表接触，推动这一计划的实现。作为会议的倡议者，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受了愚弄，坚决反对建立任何有组织的共产党国际中心，他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各国共产党应该独立自主，同时，如果有必要，各国共产党将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苏联进行磋商。［24］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的密码电报中汇报说，波兰人对“建立公开的情报局表示怀疑和反对”。［25］在联共（布）代表的努力下，联共（布）的建议最终还是被接受了：成立了由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国际组织——情报局，它担负着组织经验交流和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任务。九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最终变成了情报局成立大会，建立了新的类似于共产国际的国际中心，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

情报局的建立，增强了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实力。日丹诺夫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经斯大林亲自审阅和修改），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宣言，公开宣布出现了两大阵营，“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结果是统一的帝国主义阵线之被突破，俄国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说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胜利，结果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包括全球的经济体系；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地位的削弱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增强，结果就是中欧和东南欧许多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26］他公开指责美国，“美帝国主义者把自己看做是反对苏联、反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反对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看做是全世界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堡垒。因此，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天起，他们就着手建立一个仇视苏联和世界民主的阵线，鼓动欧洲各国的反人民的反动势力——通敌分子和以前资本家的走狗，而这些欧洲国家在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正在开始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安排它们的事务”。他还说，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方面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势力，制造新战争，反对社会主义与民主，支持一切地方反动的反民主的和亲法西斯的政权和运动”。［27］

随后，苏联积极支持和帮助东欧各国共产党清除对立势力，把东欧各国的多党联合政府变成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府，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保证了苏联有一个与西方国家隔开的“安全带”。斯大林的政策是企图使欧洲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的政策，特别是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服从于苏联的政策，成为执行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建立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在稳固东欧的基础上，斯大林加强了与美国的争夺，于是，出现了柏林危机。

英美担心统一后的德国会被苏联所控制，便加快了分裂德国的步伐。1948年6月，开始在西占区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斯大林对此很恼火，便在苏占区也进行币制改革，并宣布从6月24日起封锁柏林，封锁西占区与柏林的一切水陆交通。这样，国际形势使立即紧张起来，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冷战高潮。

为了表现自己的决心和实力，西方开始向西柏林250万居民实行空运。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空运行动，总计有277728架次的飞机，空运了211万吨货物。苏联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目的没有达到，不得不于1949年5月12日宣布解除封锁。1948年柏林危机，是苏联奉行实力政策的一次失败，“共产党人在柏林的压力不但没有如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分裂同盟者们，相反，却促使英美，特别是法英间在解决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得到缓和”。［28］正是在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轰炸机开始出现在英国，之后，于1949年4月上旬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苏联及其盟国则在1949年1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抗的苏联东欧经济集团。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鉴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冷战格局，新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但是，亚洲的形势并没有像欧洲那样稳定下来，南北朝鲜的存在成为新矛盾爆发的一个焦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支持北朝鲜完成祖国统一。但是，美国决心干预，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了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并凭借其实力，扭转了战争开始时的不利局面，于10月19日占领了北朝鲜首都平壤，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家门口。斯大林不敢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苏联不准备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只能提供武器装备。为了保卫国内的和平建设环境，中国于10月25日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扭转了战局，把敌军赶过了三八线。最后，美国只得在它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亚洲的冷战格局也稳定下来了。

纵观冷战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我们看到，苏联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迎战者，美国把苏联当成对手，要对它进行遏制；苏联也要尽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实力所及的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相抗衡。如果说，美国是冷战的发动者，那么斯大林则为这一政策呐喊助威，因为这一政策也是符合斯大林逻辑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期外交》（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美）保罗 · 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2］《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由于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该讲稿未及发表。

［4］《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英）温斯顿 · 丘吉尔著，斯祝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6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6］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苏）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9］《档案披露的秘密》，莫斯科1991年版。

［10］（美）沃伊捷赫 · 马斯特尼著，郭懋安译：《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苏）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12］（苏）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

［13］《斯大林文集》。

［14］《斯大林文集》，第472。

［15］《斯大林文集》。

［16］凯南的电报和诺维科夫的报告均可见（俄）《国际生活》1990年第11期。

［17］（苏）莫洛托夫著：《对外政策问题》，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

［18］（美）亨利 · 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19］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Ⅷ.

［20］（俄）格 · 姆 · 阿及别科夫：《如何筹备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载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34.

［21］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5.

［22］参见：（俄）格 · 姆 · 阿及别科夫：《如何筹备共产国际第一次会议》，载Совещания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8. С. 8—10.

［23］俄国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1，第51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4期。

［24］《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25］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77，目录3，卷宗96，第2页，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3年第4期。

［26］《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7］《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

［28］《档案披露的秘密》。

39．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孔田平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与二战后的政治现实有关，是二战后独特的国际环境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解放了绝大多数东欧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控制了沿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线的东欧地区。从历史上看，控制过东欧的条顿骑士团、瑞典、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和希特勒德国都曾对俄国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对苏联而言，东欧同时是一个防御阵地的前沿地带；可能实行的向西扩展的跳板；在意识形态上使它称霸世界的野心合法化；采用苏联模式的实验室”。［1］斯大林控制东欧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是将东欧作为保卫苏联的后盾。而在斯大林看来，确保东欧成为其可靠后盾的有效方式是移植斯大林模式。而美国主导的西方不愿接受苏联在东欧的扩张，担心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决定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后的国家不仅屈从于苏联，而且受到苏联的高压控制。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决定向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杜鲁门主义问世。1947年6月美国提出了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随着冷战的来临，苏联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到1948年在苏联支持下东欧国家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东欧国家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主义也被移植到东欧国家。

1948—1956年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化

1948—1956年是东欧国家实行斯大林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将苏联模式强加给大多数东欧国家，东欧国家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40年代末，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冷战要求限制东欧国家的主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采纳苏联模式。“进步和和平阵营”的国家不得不实行进一步的苏联化。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完全从属于苏联（外部苏联化），同时采纳苏联国家运行模式（宪法仿效苏联宪法）、苏联的经济体制，在科学、文学等领域向苏联看齐，特别是以苏联价值观取代既有的惯例和价值观（内部的苏联化）。

从1948年起，除了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东欧国家开始实行全面的斯大林化，苏联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国家。波兰作为东欧最大的国家具有典型性。

首先，一党制形成。1948年1月波兰工人党攻击社会党控制的中央计划局，指责中央计划局成为“资产阶级科学的人质”。中央计划局领导人变动消除了不同于共产党的经济观念。1948年4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两党领导人通过了统一的决定。5月两党发布了题为“在走向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道路中”的关于意识形态和纲领的共同声明。提到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采纳苏联模式需要考虑到波兰的条件。8月波兰工人党发生人事变动，主张波兰道路的哥穆尔卡被解职，贝鲁特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哥穆尔卡的解职，意味着教条的极端斯大林主义者的胜利，意味着波兰工人党通过了新的政治路线，即否认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48年12月25—28日，在华沙举行两党合并大会，合并后的政党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到40年代末，波兰统一工人党实现了对政治生活的全面控制，其他政党如波兰农民党成为联盟党。1948年7月，多个青年组织合并为波兰青年联盟，仿效苏联共青团对青年进行教育。1949年6月，代表350万工人、占农业之外就业工人的90%的36个部门工会组织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工会全国理事会。这些准政党组织如工会和青年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传送带作用。1951年中期议会成立宪法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新的基本法。宪法委员会主席贝鲁特强调新的基本法要利用苏联政治体制解决方案。宪法草案被译为俄文，并交斯大林审议和修改。1952年7月22日，议会一致通过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强调波兰为人民民主国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1952年宪法不仅规定公民享有社会权利，如工作、休息和教育的权利，而且也规定了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但是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自由和通信秘密等权利只停留在纸上。波兰国家体制全面模仿苏联，从国务委员会、人民会议到司法和检察系统无不如此。司法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新的制度。所有权力掌握在党的机构手中，而党的结构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各级行政机构从县到省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党的第一书记。1952年1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贝鲁特担任总理。波兰出现了对领袖贝鲁特的个人崇拜，贝鲁特被视为党和国家的象征、一贯正确的思想家和“祖国之父”。波兰仿效苏联成立了安全局，以消除对新政权的抵制，监督公民的政治态度。新政权依赖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安全局和民警局，在1948—1949年间这些机构滥用权力，制造国家恐怖，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利。贝鲁特当权期间，有19位波兰官员被判处死刑，天主教红衣主教维辛斯基身陷囹圄。许多人因政治观点遭到清洗，被投入监牢。

其次，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形成。波兰在经济体制上也仿效苏联，到40年代末波兰已与苏联经济十分相似，其经济是基于中央计划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制。1949年2月波兰建立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负责向企业分配资源和人力，并制定中央确定的生产计划，形成了指令一分配制度。在国有化的浪潮中，私营工业的比重下降。国家对私营工业和商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私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日益恶化。市场供应日益困难，出现了排队和黑市等现象。波兰也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到1950年国营农场控制了可耕地的10%。1953年，波兰停止农业集体化。农村合作社虽然保留了合作社地位，但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1951—1952年重新实行农产品强制交售制，农民交售的价格低于自由市场价格的一半。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苏联成为主要贸易伙伴。波兰与苏联的贸易条件并不平等，波兰出口到苏联的煤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波兰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国家推动工业化，以大量的投资用来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汽车制造、化工等。六年计划的项目有新胡塔的冶金联合企业，琴斯托霍瓦的钢铁厂、卢布林的汽车制造厂，以及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造船厂等。国有化的结果是国有部门占据垄断地位。工业化促进了波兰经济的改造，为波兰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波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经济运行模式并不注重效率，经济增长具有外延性质，未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竞赛具有暂时性，其结果是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浪费。经济发展并不和谐，大量资金分配给重工业，不仅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而且忽视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意识形态的苏联化。在苏联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移植到苏联的同时，波兰在意识形态上实行了全盘苏化。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遭到批判，斯大林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个人并不行使权力，而是由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在没有任何敌对阶级的条件下，代表工人阶级的党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当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实现了财产的社会化，以国家计划取代了市场交易，社会主义就已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敌对的外部环境，因此国家不会消亡。与社会主义愈接近，阶级斗争就愈为尖锐。在国家消亡之前，国家权力需要最大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法也仿效苏联，一方面注重信息的垄断和信息封锁，限制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新的现实进行神化，粉饰太平，其结果是宣传与现实的脱节。波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仿效苏联，确立了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多数东欧国家在同期也采纳了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1948—1956年在东欧国家被全面采纳，使斯大林主义的弊端也得到了充分暴露，东欧国家为实行斯大林模式付出了惨痛代价，主要表现在：

（1）在政治上破坏法制，实行恐怖统治。在斯大林主义登峰造极之时，许多忠贞的共产党员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或阶下囚。1948年6月28日，南斯拉夫被驱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此后在东欧各国共产党掀起了清洗“铁托分子”的政治运动。据统计，1948—1952年间，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被清除的党员有250万人，被监禁的有12.5万人至25万人，受害者中间有：3位总书记、1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等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100名将军。［2］1948年9月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因哥穆尔卡“右倾民族主义”被解职，在两个月之间有5万党员遭到清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两年间有26万名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被开除出党。安全机构滥用权力，许多波兰公民遭到迫害，到50年代中期被释放的政治犯达10万人之多。1949—1953年匈牙利被处决的共产党员要比霍尔蒂统治时期多。匈牙利外交部长拉伊克遭到陷害，被指控为“铁托分子”和在二战期间“充当德国间谍”，最后遭到处决。1948—1956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35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1948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有250万名，大清洗之后党员人数下降到150万名左右。1951年政治大逮捕，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等13人受到审判，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1954年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胡萨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保加利亚国内派共产党领导人科斯托夫被指责有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1949年遭到清洗，被开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副总理职务。1949年12月科斯托夫被判处死刑。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科齐 · 佐泽被指控为“铁托分子”，1949年经秘密审判被处决。阿尔巴尼亚的大清洗涉及31名中央委员中的14名和109名人民会议代表中的32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4的党员被开除。

（2）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强制实行国有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调，人民生活受到影响。1949—1950年，东欧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1952年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在工业生产所占比重分别达到了98%、100%、98%、97%、99%、97%、100%和81%。［3］东欧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建立了现代工业的基础，但是工业化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业的基础之上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姆拉德诺夫在保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按照盲目崇拜发展具有决定结构意义的部门的逻辑，农业在保加利亚经济中只被安排起次要作用。结果很明显，那就是保加利亚农村的人口迁移和日益荒芜，农业生产不断下降，农产品匮乏”。［4］东欧国家在农业集体化中采取强制手段，甚至使用暴力，迫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除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进展较快外，其他国家进展缓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直接损害了农民利益，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效率。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忽视轻工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其结果是消费品的短缺，黑市和消费品短缺成为生活的常态。

（3）意识形态的斯大林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扭曲，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限制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全盘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加强了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命令”性质。个人并不行使如何权力，工人阶级通过党、国家和工会行使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拒绝工人自治以及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元的独立工会。在一个党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中，没有相互敌对的阶级，那就只有一党的余地。［5］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模式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封闭了社会主义的革新之路，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东欧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体系来自苏联，其中不乏片面性、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正如姆拉德诺夫说言，“形成这样一种形势的根源在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的‘斯大林模式’。它建立了一支宣传‘伟大领袖’及其追随者所写的经典条规的代言人大军，以此来代替志同道合的创造者的共同体。它建立了缺乏理性的王国、使人僵化的空虚和精神上的静止，以此代替在斗争和怀疑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思想”。［6］

1956年之后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苏联从此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东欧国家也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政治犯被释放，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遭到迫害的改革派领导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赫鲁晓夫缺乏对斯大林个人所犯错误的体制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不可能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随之中断。此后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主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时期。东欧国家在1956年后的非斯大林化进程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有限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体制长期负病运行。

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集权制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这一体制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无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虽然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基本的人权，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公民因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和福利。这一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出现了打击异己、清洗政敌、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等现象。这一体制漠视法制精神，在治国方式上实行动员、命令、强制和镇压等方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政策，又制造了更多的政治审判案。在“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粉碎后，1970年的清洗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有50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遭到清洗的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官僚集权制面临着在等级制基础上执政的官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有关生产力、生产资料、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由一小批官僚决定的，而生产财富的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东欧国家出现了在官职、住房、收入、采购、医疗、教育和出国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即特权阶层，他们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只关心自己特权的保持和扩大。而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则面临着贫困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波兰在1980年特权阶层及其受益家属的人数达300万左右，约占人口的10%。正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将波兰带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官僚集权制的直接后果是政权与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波兰从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工人抗议到1980年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工人抗争不断。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的官方工会被大部分工人抛弃。这表明波兰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紧张已到危险的地步。

（2）党的领导变为权力由党的机构垄断与集中，削弱了国家机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干部任命制导致了干部危机，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治生活日益程式化，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变成了由指定演员按照预定台词演出的独角戏。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68年6月发表的两千字声明所言，“党与国家的结合导致使党失去与执行权力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活动没有批评。议会忘掉了真正进行领导。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分量”。［7］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被曲解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制定政策时，同人民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压制。于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作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被党葬送了，党于是成为自我孤立的牺牲品”。［8］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往往享有特殊地位。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忽视民主，强调集中。任命制被滥用，加剧了干部危机，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姆拉德诺夫指出，问题在于“上级指定和任命制度通过其弊病——垄断、秘密、滥用职权、耍计谋使得许多干部蜕化变质，毁了他们。因为这种制度教他们只看上面，朝上司看。它教他们相信，他们不管犯多少错误，甚至根本不合格，既然被列入指定和任命的名单之中，那么在领导层总会有他们的位置并能保住他们的工资与特权”。［9］乌尔班内克曾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的虚伪稳定和职务分配，导致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党和国家的特权阶层中，把有利可图的位置攫为已有，而且也占有了极其重要的权力阵地”。［10］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较为狭窄的、盘根错节的小集团，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这些干部唯命是从，为破坏法制敞开了方便之门。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之外的东欧国家得到保持，即使是经过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也未产生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负病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以及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赢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11］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东欧国家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12］上述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是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和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齐奥塞斯库已执政24年，但罗马尼亚人民仍在忍受食品、电力和热力的短缺，一些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已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教育投资，忽视住房建设；过度发展的部门产生了大量库存，而发展不足的部门则造成了严重的短缺。尽管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有过不凡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从国际比较看，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1980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地利的70%，匈牙利相当于意大利的74%，波兰相当于西班牙的77%，南斯拉夫相对当于希腊的81%，东德相当于西德的64%。［13］在东欧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东欧显然已败下阵来。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真正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国家，仅包括1950年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后的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其他国家也进行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但只是着眼于完善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改革。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南、匈、波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旧的低效运行体制被部分抛弃，新的有效运行体制并未形成，因此经济恶化的态势更为明显。一些人指责经济改革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经济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市场化进展的缓慢才加剧了中央计划经济中潜在的经济问题。东欧那些未进行经济改革、固守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早已陷入慢性危机，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固守传统经济体制，最多只能苟延残喘，而不会带来效率的根本改进，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由于排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是无效率的。

（4）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14］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15］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16］。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17］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18］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应当强调的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存在作为一个外在因素限制、制约着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南斯拉夫较早摆脱了苏联控制，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不只是沙皇俄国的简单继续，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19］在冷战时期，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帝国性质”。［20］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对于卫星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不会放任东欧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恫吓与威胁是苏联对付其盟友的惯用手段。苏联领导集团担心东欧的改革不仅会威胁它在那里的霸权利益，而且会对苏联社会本身造成影响和冲击。［21］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就遭到苏联军队的无情镇压，同年匈牙利在令莫斯科放心的情况下进行了谨小慎微的改革，实行“新经济机制”。1982年的波兰经济改革也是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只默许东欧国家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一旦苏联认为东欧某个国家越轨就进行干预。这就可见东欧的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一方面要顾及莫斯科的反应，避免不触怒苏联，另一方面要顺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之后有所改变，苏联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要求东欧加快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加深，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出现了重组，政治动荡开始加剧。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战后有限主权和斯大林主义占上风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一经济制度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未能确保实现应当释放出来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22］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1］（美）特里萨 · 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西班牙）费尔南多 · 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3］（英）本 · 福凯斯，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5］John Marangos,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Ashgate, 2004, p.15.

［6］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7］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8］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1］（匈）亚诺什 · 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25.

［13］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111.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16］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17］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

［18］朱行巧：《南斯拉夫早期经济改革：经验与启示》，1997年向“对转轨中的渐进主义重新思考”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19］Adam Bromke, East Europe in the Aftermath of Solida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93.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21］李静杰、王小路：《苏联的“共同规律”和东欧的改革潮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40．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
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沈志华

究竟应该如何评判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其转换，莫斯科对中共何时、何地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斯大林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苏同盟起源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基本的认定和认同。关于1944—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笔者近些年通过梳理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分专题进行了详细描述。［1］本文则着重讲述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起源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总体评述。

毛泽东和斯大林最初都没有把对方作为盟友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战后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延续，而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又是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就夺取全国政权而言，中共胜利的起点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那时，中国是一个苏联与之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甚至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美国也是可以寄予希望的国际力量。

以往的研究结论大体认为，虽然中共始终处于莫斯科的领导和帮助之下，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则是比较紧张的。近年，旅美俄国学者潘佐夫利用最新披露的共产国际档案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整体说来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紧张：3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共地位的上升“应该归功于莫斯科，而首先应归功于斯大林”，后来毛泽东所批判和斗争的中共党内莫斯科派领导人都是斯大林“已不再信任”甚至准备审判的人。［2］这些史事都是得到考证的，其结论也是可信的。但作者进一步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以及在很多政策上都一成不变地依赖莫斯科”，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并且是靠斯大林的支持才战胜蒋介石的。［3］这些看法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最初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张。［4］再如皖南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5］1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接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得知中共军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后，潘友新立即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敌人依然是日本人。如果中共将发动积极地针对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行动，只会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内战”，“你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乃是竭尽全力来保全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尽管同意对国民党发起政治攻势，但强调“不应当直接点蒋介石的名字”，更不能直接“指责他便是皖南事件阴谋的组织者”。［6］显然是受到苏联立场的影响，毛泽东在出席当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便改变了说法，只提发动全国性政治反攻，并指出左派提出与国民党大打的政策不能实行。［7］从本质上讲，国共两党水火不容，而斯大林出于对苏联东线安全的考虑却必须支持国民政府，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这方面，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中共当时毕竟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其发展壮大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此对莫斯科只能言听计从。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是中共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后，又不得不改变初衷，毛泽东此时对斯大林的感受可想而知。这也就难怪毛泽东在考虑中共未来的发展时，首先会想到争取美国人的帮助。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他最初为中共选择的国际联合对象也是美国。在1944年夏天与美军赴延安观察组的接触中，毛泽东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和意愿。7月23日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见面时，毛泽东就不无用意地一再表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中国人”。一个月后，在8月23日的长谈中，毛泽东多次询问谢伟思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和政策，并主动说，“俄国人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俄国人帮助”。还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多次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当时，毛泽东并不避讳与美国人的接触，甚至事前将这种意向通知了莫斯科。在毛泽东看来，美苏本身的合作态势使得苏联“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况且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好，因此“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都将是有利和令人满意的”。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显示的决心就更大了，他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共产党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谅解，因为它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所需要”。

另一方面，有学者利用蒋介石日记的新材料证明：在抗战后期，美国与蒋的关系颇为紧张。“尽管彼此在战略上互有需要，甚至是别无选择的需要，但双方的信任却严重流失”。［8］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从中看到可乘之机。在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军人中，确有一批人同情并支持中共。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美国政府的态度却令毛泽东感到失望。1944年10月18日，中国战区指挥官史迪威将军因与蒋介石不和，被华盛顿解除职务，愤怒的史迪威甚至拒绝接受中国授予他的勋章。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待中共军队的立场不同。史迪威事件是预示中共对美关系前景黯淡的第一个信号。接着，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辞职。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的政策性建议，而且不久后便将谢伟思调回国内。毛泽东对此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莫斯科。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宣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然而，斯大林此时在中国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战后苏联对华方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和苏美在亚洲的战略关系。当时斯大林对远东的战略考虑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实现上述权益，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即承认蒋介石在中国的领袖地位，并劝说中共服从国民党政府的统一领导。为此，斯大林先是与美国取得默契，对中国政府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红军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则同时从中国、朝鲜和伊朗撤军，以取信于美国和国际舆论，并维护在雅尔塔体系范围内得到保证的实际权益。与此同时，只要苏联的上述目标受阻，斯大林还常想到利用中共的力量牵制美蒋。

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毛泽东还是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中共并不相信苏联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然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终于使毛泽东明白，中共的目标和利益与莫斯科并非完全一致。

苏联对华政策多变与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最佳的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

就在此关键时刻，斯大林又发出了不同声音。8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并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战后的做法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尽管毛泽东再次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他和蒋介石一样清楚，重庆谈判对于国共双方来说都是权宜之计，最后还是要通过武力决定胜负，而国共最初的较量就在苏军占领的东北。

9月中旬苏军指挥部与中共中央达成协议，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须退出苏军占领地区。不过，苏军代表私下应允，只要中共军队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后来，由于担心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先是支持中共阻挠国民党军队接近和开进东北，继而又协助中共军队接管那里的中心城市和工业重地。然而，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

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苏军在1946年春撤退时给中共留下大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并秘密安排中共接管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还表示苏联目前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但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已经做好了大举进攻的准备，中共在东北的生存面临极大危机。

由于对苏联在国共之间左右摇摆的做法感到不满和疑虑，当赫尔利辞职、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时，中共再次燃起了对美国的希望。1946年1月30日周恩来向马歇尔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毛认为马歇尔对停火问题的处理是公平的，中共愿意同美国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周恩来说，中共的长远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但现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在现阶段，中国将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向美国学习农业改造和工业化，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周恩来还告诉马歇尔，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马歇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9］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尽管苏军退出了中国东北，但是莫斯科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丝毫没有减弱。战后苏联在东亚的根本利益是与东北连在一起的，斯大林可以不管整个中国落入何人之手，但不能不考虑如何保证把东北控制在自己手中。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就会被切断，其占领旅大地区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所以，苏联必须控制东北，特别是中长铁路一线。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现在所能依靠的就只有中共的力量了。从苏联方面来讲，只要中共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莫斯科的远东战略目标就能够实现。从中共方面来讲，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是走向全面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于是，这种相互需求的政治考量就构成了苏联从东北撤军后与中共关系的战略基础。

资料表明，在中共取得全面政权之前，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而以经济援助的方式为主，目的在于帮助中共取得对东北及部分华北地区的控制。军事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苏军撤退时赠送或遗留下来的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装备。［10］第二，通过朝鲜供应或交换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以缴获的日军物资为主）。［11］此外，由中共掌握的旅大地区各工厂在苏联占领当局默许和鼓励下生产的大批武器弹药，自然也可以算是苏联提供的间接援助。［12］目前没有资料显示，1949年前中共曾得到过苏制的武器弹药。苏联对中共东北政权的经济援助就显得公开和积极得多，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贸易往来为中共提供工业品和生活用品。从1946年底至1947年底，苏联与中共政权（东北和华北部分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2亿卢布，1948年则猛增至6.5亿卢布。第二，在旅大地区向中共移交了大批工厂，还帮助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对中共政权的物资供应。第三，派遣大批专家协助修复东北铁路网，帮助中共培训技术人员、建立铁道兵部队，并以贷款或易货方式为中共提供铁路物资8760万卢布。1948年底中长铁路全线通车。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在东北地区恢复经济、稳定社会乃至军事胜利和政权建立，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3］

中共东北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完全符合苏联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1948年中共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之后，斯大林对东北地区的援助便更加公开和积极。［14］新的中苏同盟的基础也由此开始建立。不过，当中共的胜利推到长江并开始走向全国时，斯大林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与中共关系的发展也因此面临障碍。

斯大林对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担心

斯大林对中共东北政权的支持的确为未来的中苏同盟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但是如果中共的胜利仅限于长城以北或长江以北，如果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以此为界限，那么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苏同盟就只具有地区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双方后来实现的联盟同日而语。毫无疑问，全面的中苏同盟的建立，是战后世界历史和冷战格局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其认识基础在于，1947年冷战格局的形成毕竟还只是欧洲的事情，而1950年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全球意义。

斯大林对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态度，首先取决于苏联在中国所要实现的目标。无论从地缘和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安全和经济的目的着眼，如前所说，苏联对华政策基本的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内蒙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经历了一番周折后，这一目标到1948年已经大体实现，并且没有给莫斯科带来任何风险和损失。此时，斯大林十分满意，但毛泽东则不会满足。如果中国的局势沿着有利于中共的势头不断发展，苏联继续支持和帮助中共就有可能付出尚难预料的代价，其风险在于：国民党得到了他们追求已久的来自美国的援助，如此莫斯科将不得不面对其无力承担且一直设法避免的在亚洲与美国人的冲突；中国共产党完全或部分地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如此斯大林就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新的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如此斯大林必然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他刚刚把一系列东欧国家纳入莫斯科卵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对于这些问题，美国人当年就有十分精辟的分析。1947年9月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时写道：“考察中国多年的演变以及上述苏联措施的特征，不难得出结论：苏联对华政策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中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赞同并倾向莫斯科，只要中共从事在中国争夺权力的斗争，它就将继续与苏联合作。”但是，“如果中国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帮助以增强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潜力，估计此时苏联将权衡可供选择的行动路线，更着重于苏联在满洲地位安全，而非中共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15］国务院1948年10月的一份报告在确认满洲和新疆对于苏联的经济和安全意义后指出，“至于中国本土，克里姆林宫几乎将之视为一个庞大的救济院，它是要回避责任的”。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是一个虚弱的盟友，或者最差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中国的疆域实在过于辽阔，人口实在过于众多，以至于莫斯科不允许毛和他的同志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尤其是因为他们掌权部分上是靠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只要有可能，克里姆林宫在这些方面就倾向于不去冒这种风险”。总之，苏联“对中国基本的担忧现在不是如何帮助中共去击溃敌对势力赢得内战，而是如何确保对他们及其合作者的完全和持久的控制”。［16］

斯大林确实是在这种心态下处理1948—1949年与中共的关系的。其实，毛泽东此时所顾虑的问题与斯大林几乎是一样的。随着军事上一步步接近最后胜利，蒋介石的幕后支持者是否会走上前台，对于中共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国共单独较量，蒋介石已经是手下败将，但如果美国人公开站出来援助国民党，共产党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就很难讲了，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力量只有苏联。此时中共未必需要莫斯科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战略上和外交上的支持是绝不可少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说：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共历来的方针是不能依赖，但不是不要。只要斯大林明确表示站在中共一边，就可以对美国的干涉行动起到震慑作用。［17］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单纯的军事方面中共已基本不需要苏联的帮助，那么在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方面，苏联的援助就是必不可少的。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当然懂得“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18］这一点，从此后中共要求苏联派遣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人数成倍增加就可以看清楚。

无论讲国际主义还是讲民族主义，毛泽东都需要苏联这个盟友。为此，他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开始直到1949年初，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斯大林此时却在犹豫和观望。尽管冷战已经在欧洲爆发，斯大林构造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也把中共及其武装看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斯大林最初的设想战略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和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斯大林拒绝正在领导国内武装斗争的希腊共产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日丹诺夫在关于两个阵营分析的著名报告中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斗争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在巴尔干联盟和援助希腊问题上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特别是在亚洲。正是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既想详细了解、全面掌控，又不便直接接触、公开支持。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

然而，毛泽东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容忍的结果。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他在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诬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13日，毛泽东身边的苏共联络员向莫斯科报告：毛谈到这个问题时语气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14日，毛泽东接到了日期标明为11日的斯大林来电，其中解释说，苏共的立场主要是不想让中共丢掉和平这面旗帜，中共只需提出令国民党无法接受的和谈条件，便可一举两得。如此，毛泽东才平静下来，斯大林也照会南京，表示拒绝调停。俄国学者大多认为，这些往来电报说明，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往认为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释斯大林1月11日的电报，俄国学者认为这是1月10日电报的“续电”，是对苏共立场的进一步解释。但仔细研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这两封电报的意图完全不同，前者明显表示莫斯科希望单独出面调停和谈，后者则意在突出中共不应放弃和平的旗帜，而对调停之事闭口不谈。至于对11日电报真实日期的解释，有几种可能性：或者是斯大林看到毛泽东强硬的反对态度后，不得不改变说法，但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有意将电报日期提前到11日；或者斯大林在发出10日电报后，担心遭到毛泽东的拒绝，随即发出了另一封意思相反的电报，但不知何故迟到了两天；或者毛泽东及时收到了11日电，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而有意推迟答复。无论如何，斯大林最初确实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和谈。

事实表明，早在1948年1月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就对南京表示苏联愿意安排国共和谈，直到年底，升任大使后的罗申还在为此活动。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情况也有明确记录。［20］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此时中国的局势尚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对美国的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还捉摸不定。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的结果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莫斯科既要支持和援助中共，又不能让美国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最好的选择当然是促使国共停止内战，以保住既得利益而不冒任何风险。俄国档案显示，直到1948年12月仍然对美国继续援蒋的可能性和具体内容非常关注。不过，此时莫斯科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担心，即失去对中共的控制。苏联驻华使馆12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认为，“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同时，美国正在策划组建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政府，并“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如果说苏联最初希望国共和谈是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担忧，那么到1948年年底，这种疑虑已经转向美国的政治干预，特别是与中共建立起某种关系。毛泽东的强硬态度无疑更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21］

应该说，斯大林来电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要保证由莫斯科来把握局面。但是，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是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题时，不得不把中共的立场及对中共的政策作为首要因素。此外，得知美英等国决定不参与调停，继续对中国采取观望态度，也减轻了苏联的担忧。所以，面对中共的强势地位和强硬立场，斯大林很快就默不作声了。顺便说一句，关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斯大林是否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认为，这不是苏联明确提出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感受。鉴于直到1949年初苏联对国共和谈的态度，毛泽东有这种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无论如何，到1949年初中国的问题开始进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了。笔者对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每年数百个讨论的问题及作出的决议进行粗略统计发现，其中直接涉及中国或中共的议题，1945—1948年每年最多都不超过8个，而1949年便陡然增加到70个，1950年更多达132个。［22］不仅如此，斯大林也开始亲自主持对华事务。1949年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给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出，“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联系”。［23］显然，要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要把中共纳入由莫斯科掌控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担心其他人难以应对。而这时斯大林迫切需要了解的是中共政权的性质、政治倾向及其与苏联的关系，从而重新确定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以政治局委员身份秘密访问西柏坡，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的12次谈话中，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方针和政策。斯大林非常重视这次访问，在此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开会研究和讨论米高扬的电报。会谈结束后，斯大林要求米高扬尽快赶回莫斯科，详细汇报各种情况。阅读米高扬关于这些谈话给斯大林的报告，给人最明显的感觉是，除了要求援助（主要是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反复和明确地表现出亲苏的立场，特别是毛泽东，一再高度评价苏共对中共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中共领导人还反复强调要向苏共学习，并与苏共站在一起的决心。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米高扬是第一位访华的苏共高级领导人，这次访问促进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了解和理解，大大推进了苏联与中共政权关系的发展。米高扬走后，毛泽东更加明确了中共必须向苏联靠拢的方针，并且多次在党内指出这一点。与此同时，苏联也明显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只要莫斯科支持和帮助中共得到天下，毛泽东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是不是真心做斯大林的学生，其实并不重要。

6月26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到达莫斯科。这次历时50天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了解苏共对中共的立场和态度；详细提出请求苏联帮助和援助的事项；对苏联政府和苏共组织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作出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中共。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很快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毛泽东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没有国际力量的援助，任何人民革命都无法取得胜利，即使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巩固。［24］由此可以断言，到1949年夏天，中苏战略合作的构架已经形成。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首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愿意加盟社会主义阵营，尽管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双方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中苏领导人在西柏坡确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在莫斯科则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已经确立。至于未来国家利益方面，斯大林和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各自政权的安全和稳定，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共同认识，在这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国家利益还涉及主权、尊严、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双方将要面临的分歧和冲突是十分明显的。唯其如此，在这两次中苏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努力寻求在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而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采取回避、搁置或暂时退让的方针。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双方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方面缺乏协调和一致，同盟也是不会稳定的。

中苏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同盟的建立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之间历经两个月的外交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与苏联之间最核心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如何处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情报机构曾断定：尽管决定依附于莫斯科，“但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越大，克里姆林宫为实现‘国际主义控制’而介入中国的意向就越强烈，调和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主义分歧的困难就越大。最终，中国的民族主义很有可能证明比国际共产主义要强烈的多”。［25］从大体发展趋势看，这个判断是不错的。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新政权不承认国民政府签订的那个最令莫斯科感到满意的条约，他向北京派遣的第一任大使竟然是原来派给南京的大使，其用意显然在暗示苏联的看法：中国这两个政权在政治上对立，在法统上却应有继承性。毛泽东三番两次来电，直接或间接说明他访苏的主要目的就是讨论1945年条约的问题，并请求苏方给予答复，斯大林对此就是置之不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时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斯大林强硬拒绝的态度，毛泽东不为所动，既不回国，也不露面，以至西方盛传他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无可奈何的斯大林只好让步，同意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但斯大林心思缜密，为新条约作了充分准备。在毛泽东游览冬宫、周恩来尚在路途之时，苏联便组织外交和法律专家起草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议定书，其实质在于形式上废除旧条约，而内容上保留大部分旧条款，这主要反映在有关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上。1月26日收到苏方的草案后，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盘否定，并很快提交了中方的协定文本。斯大林最初怒不可遏，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两天后苏联外交部返回的修改本已经非常接近中方的草案了——斯大林再次作出了让步。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在莫斯科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新华社稿）

通过1945年的中苏条约，苏联取得了中长铁路的经营权、旅顺海军基地的租赁权和大连行政管理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实现了自沙皇时期俄国人就一直梦寐以求的远东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基点就是获取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涉及苏联的在亚洲的基本安全利益和重大经济利益，所以，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此异常警惕，始终不愿松口。对于中共而言，如果不能废除1945年条约、收回东北的主权，那么就无法向党内说明苏联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情操体现在哪里，也无法实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更难以对国人解释中共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也要逼迫斯大林作出让步。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被迫作出让步，自然与毛泽东毫不退让的强硬态度和周恩来机动灵活的外交手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在中国内战的最后关头，美国采取了消极观望的态度，不仅陆续撤走了在青岛和上海的军事力量，而且同意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直到1949年底，美国对华政策仍然处于“等待尘埃落定”的摇摆之中。［26］国民党政府迁台和毛泽东访苏后，美国对中国问题作出明确表态已经迫在眉睫。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务院直接对话，辩论对华政策。参联会认为，从军事角度看，国民党在台湾的地位比过去稳固，因此只需要相对低廉的费用，台湾便可以支撑得比美国预想的要久。因此，应该按其需要增加给台湾的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驻台。国务院认为，必须承认共产党人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如果此时增加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无非是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的威信在公开失败中再次降低，同时还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情绪，并使苏联有借口在联合国控告美国。台湾对于美国的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而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以自己代替苏联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的立足点应该放在“中苏之间必然爆发的冲突”。争论的结果，杜鲁门总统支持了国务院的意见。12月30日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规定，“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至于台湾，其“重要性并不足以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它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1950年1月5日和12日，杜鲁门和艾奇逊分别发表了声明和演讲，公开宣布了美国的对华新政策。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图为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后排左一为斯大林、左二为毛泽东。（新华社稿）

中苏结成同盟对于毛泽东和斯大林来说都是既定方针，是必须实现的目标。中共政权的稳定，特别是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离开苏联的帮助是很难实现的，而苏联的远东安全则有赖于中国的加盟。在这种态势下，当中苏之间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时，美国的态度和立场就发挥了关键性影响。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挤压和逼迫的政策，则中国只能屈服于苏联，如果美国对中共采取宽容和拉拢的政策，则中国自然可以对苏表示强硬。华盛顿选择了后者，所以斯大林不得不作出让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27］。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斯大林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如果因为中苏之间经济利益的分歧而破坏了双方的政治关系，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是可靠的同盟，就可以保障苏联东线的安全。无论如何，斯大林都不会让美国人破坏苏联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计划。自然，斯大林也在考虑补偿措施。

利益冲突的存在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但可能会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作为中苏条约前期谈判的结果，中国收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苏联将在两年之内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从而不得不放弃斯大林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现的远东战略的基点以及在东北的种种经济利益。为了弥补这些损失，苏联在后期谈判中不仅要求允许苏方在战争状态下无偿使用中长铁路运兵，而且提出不得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还在苏联专家的待遇、汇率及其他经济贸易谈判中斤斤计较。

不过，斯大林为此所采取的更大的举动不是在中苏谈判之中，而是在中苏谈判之外。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实施，斯大林试图在旅顺之外另行寻找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个地点就选择在朝鲜半岛。于是，就在1月28日苏方表示接受中方关于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港的协定方案之后两天，斯大林决定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谈他苦苦追求已久的军事计划。此前，斯大林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即首先解决中共攻占台湾的问题，以后再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问题，还答应帮助中共建立海军和空军，并提供飞机和军舰。现在不同了，斯大林背着毛泽东在4月10日—25日与金日成举行了秘密会谈，确定了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直到5月中旬才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斯大林1月30日突然作出的这个重大决定，无疑为即将签字的中苏同盟条约蒙上了一层阴影，它不仅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命运，也对中共进攻台湾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一方面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提出的“全面遏制”原则，构成了美国重新确定对华和对台政策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苏联对外军事援助的方向。此前，为了阻止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莫斯科一直限制对平壤的武器供应。现在，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始大规模地运往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本来答应援助中共的飞机、军舰却迟迟不能到货，尽管周恩来不断发电催促，甚至讲明中共进攻舟山、金门和台湾的时间表，莫斯科仍无动于衷。可以认为，中共解放台湾战役的计划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成泡影，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也显示出莫斯科对中苏同盟条约的漠视。

毛泽东自称收回东北主权是“虎口夺食”，也知道莫斯科之行得罪了斯大林。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中苏同盟，也为了中共政权的巩固，他必须对斯大林有所表示。毛泽东本来对金日成到北京传达的信息提出怀疑和反对，5月14日斯大林几行字的电文使他立即改变了态度，不仅当场宣布全力支持北朝鲜的军事行动，而且在战争开始后，一再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派兵入朝助战。然而，斯大林帮助金日成所采取的行动，其本意是要为苏联在朝鲜半岛重新建立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如果同意几十万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实现莫斯科的目标？所以，对于毛泽东三番五次要求出兵的暗示和金日成的不断请求，斯大林始终置若罔闻。直到9月底北朝鲜军队全线崩溃，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防御阵地在即的时候，斯大林才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

此时中国出兵朝鲜，已经失去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所有有利条件，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甚至还可能引火烧身。这一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就连斯大林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黑海与周恩来会谈时他出尔反尔，背弃了中国出陆军、苏联出空军的诺言。但在斯大林看来，挽救北朝鲜并保障苏联的东线安全，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是政治问题。从本质上讲，中国出兵要挽救的主要不是朝鲜，而是中苏同盟。毛泽东所说即使战败也要出兵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旨意，任由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那么，墨迹未干的中苏同盟条约真的可能就形同一张废纸了。那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就很难再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了，且不说刚刚建立的政权还面临着共产党难以应付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作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典型实例：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被迫单独参战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对历史的简要回顾表明，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双方来说的确都是非常艰难的，这里至少经历了五次转折：由于缺乏信任，1944年中共和苏联都没有选择对方作为战后合作的伙伴；1945年毛泽东在党内宣布苏联是中共的朋友，却遭到斯大林的白眼；1946—1948年苏共谨慎地援助中共建立起革命政权，但只限于中国北方地区；经过激烈的争论，并在毛泽东表示政治上的顺从后，斯大林才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斯大林在中苏民族利益的冲撞中被迫作出重大让步，从而对毛泽东的忠诚和中苏同盟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毛泽东在极端困难和矛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对抗美国，才避免了中苏同盟条约被束之高阁的命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一、中共和苏联都是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结盟问题的，意识形态不是出发点，但确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斯大林以国际主义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的标准，而毛泽东则把崇尚国际主义和追随莫斯科作为取得苏联支持的敲门砖。

二、中共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毛泽东的坚定信念、灵活策略和军事才能，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些援助和支持在巩固中共政权的过程中才是必不可少的。

三、苏联的安全与中共政权的巩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和一致性，但在主权和经济利益方面却有严重冲突，毛泽东逼迫斯大林放弃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利益，险些导致中苏同盟毁于初建。而毛泽东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维持这个必要的同盟，又不得不置眼前的国家利益于不顾。

四、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格局对中苏同盟形成的直接影响在于客观上推动了苏联与中共的接近，并成为中苏调整相互关系的潜在因素。

五、至于美国人经常讨论的“失去中国”的问题，如果说1944年确有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或友好关系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逐步靠拢，这种机会到1949年已不复存在。

六、中苏同盟对于双方来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不信任始终存在，且时隐时现，特别是就领袖个性而言，毛泽东无论如何不可能长期寄人篱下，他所承受的屈辱和压抑，总有一天要爆发——中苏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就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1］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求之不易的会面：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试探与沟通》，《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中共进攻台湾战役的决策变化及其制约因素（1949—1950）》，《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3期；《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朝鲜战争初期苏中朝三角同盟的形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1期（2009年5月）；《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2期。另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文使用的具体史料及其来源均可查阅上述论著，限于篇幅，除新的补充材料外不再出注。

［2］参见 Панцов А.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75—87； А. V. Pantsov, “How Stalin Helped Mao Zedong Become the Leader: New Archival Documents on Moscow's Role in the Rise of Mao”, Issues & Studies, 41, No. 3 （September 2005） pp. 181—207.

［3］Панцов A. В. Как Сталин помог Мао Цзэдуну стать вожде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2006. No. 2. С. 84—85.

［4］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1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通电，1936年12月18日。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潘友新与周恩来、叶剑英会谈记录，1941年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25，п. 200, Д. 8, л. 28—29。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

［8］王建朗：《信任的流失：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

［9］FRUS,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Vol. IX, Washington, D. C. ： GPO, 1972, pp. 148—151.

［10］关于这批武器的具体数量，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看法。不过，这批武器对于内战初期中共抵住蒋军大举进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则是没有疑问的。详见Борисов О. Б.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С. 138、185；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76—80页；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85—306页；本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

［11］到1947年6月，运送给东北局的物资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又有52万余吨。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12］内战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13］至于战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现金援助，目前看到的俄国材料只有1946年的5万美金。见周恩来亲笔签字的收条，1946年10月1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

［14］1948年5月，斯大林在对即将去东北帮助中共修复铁路的科瓦廖夫表达这层意思。Ковалев И. 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Nol. С. 79.

［15］中央情报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1947年9月15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16］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October 13, 1948, NSC 34, DDRS, CK3100371087 - CK3100371119.

［17］美国援蒋的困境确在于此。1948年5月中情局的报告分析说：苏联迄今没有公开向中共提供物资援助，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如果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苏联就可能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在美苏各自为国共提供支持的攀比上升的过程中，优势在苏联一方，而美苏在华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强。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1948年5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

［19］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No4 - 5. С. 132—140；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В. Сталина 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 1. С. 87—88.

［20］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和平谈判前景的报告，1948年7月1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21］1949年2月美国记者安娜 · 路易斯 · 斯特朗在莫斯科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被捕，她在《明天的中国》一书中把毛描述为亚洲的圣人，把《新民主主义论》称为亚洲的圣经。（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毛泽东作为领袖和理论家的研究报告，1949年12月22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斯大林这样做很可能就是在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至少客观效果如此。

［22］Адмбеков Г. М.，Андерсон К. М.，Роговая Л. 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6） - ВКП （6）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1946—1947年莫斯科对中国问题并没有特别关注，从当时苏联驻华外交官的回忆中也可 以看出来：“显而易见，我们驻满洲军方和其他代表并没有把所有情况报告莫斯科，莫斯科也没有经常向大使馆及时通报情况，而只限于中央简要指示里所列举的情报”。“苏联大使馆对情况的掌握很有限，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Крутиков К. А. В гоминьдановском Нанкине, 1946—1948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No.2. С. 138、147.

［23］见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p.20。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5］中情局关于中国可能发展趋势的报告，1948年11月3日，《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2卷。

［26］蒋介石私下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中共，甚至不在于苏俄，而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4、31日，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University of Stanford。

［27］见 Goncharov,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 104.

41．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左凤荣

朝鲜战争一直是战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解密了一批档案资料，为弄清一些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是20世纪除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参战国家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涉及当时两个最大国家——苏联和美国的战略利益，也触及了新中国的战略利益。从表面上看，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局面，但是，这场战争又不是如此简单，即使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的俄罗斯学者仍把它称为“神秘的战争”。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研究了苏联战争一些新的档案资料后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对金日成及其同事在统一朝鲜问题上的行动影响很大。首先是上面谈到的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和他提出的按照‘中国模式’重塑亚洲的方针，刺激了他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左倾激进派活动家走上战争道路”，［1］“一方面，由于金日成及其同事努力让斯大林相信，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答应向‘朝鲜朋友’提供军事帮助，斯大林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立场，同意金日成的计划（毛泽东支持）”。［2］也就是说，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中国起着比苏联更大的作用，金日成发动战争直接与中国相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开始都反对金日成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是斯大林先改变了立场，毛泽东被迫同意，朝鲜战争从爆发到久拖不决，都是斯大林所需要的。

朝鲜战争是朝鲜半岛分裂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了美苏联合委员会对朝鲜进行改造和治理，其主要任务是在朝鲜建立统一的临时政府。美苏双方分歧大，各不相容，苏联认为成立统一的临时政府要保证其亲苏是困难的，苏联转而实行使北方在政治、经济上成熟起来，建立不受美国影响的对苏友好政府的政策。苏联红军进入朝鲜后，在各地建立起军事管制机构——警备司令部，共有113个。苏联的这些警备司令部，控制朝鲜的地方自治机构——人民委员会，司令部职责扩大化。1946年2月建立了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从苏联回国的金日成取代曹晚植（曹把苏军视为与日本一样的占领者，什特科夫说他不忠于苏联的政策，有民族主义倾向）成为领导人。美苏在欧洲已经形成冷战的情况下，他们很难在朝鲜合作下去。1947年10月以后各行其是，1948年8月15日，南方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朝鲜战争是冷战格局的产物，是冷战造成朝鲜分裂的结果。战争爆发前，金日成和李承晚都提出了“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论”，不过金日成是秘密准备，而李承晚则是公开叫嚣。韩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李承晚不过是在放空炮，虽然他个人的斗志很强盛，主观意愿很强烈，但是客观上不具备物质条件，美国也不同意。而北方则不同，从建国起，金日成就想武力统一朝鲜，并向斯大林提出过这一设想，斯大林起初虽然不同意，但为了增强北朝鲜防御能力，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

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曾是中苏的共识

1949年6月25日，朝鲜祖国统一民主阵线召开成立大会。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认为，为了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参加国家统一、独立和民主发展的斗争，有必要成立祖国统一民主阵线。此后，朝鲜领导人一方面预防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一方面也在寻找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之路，并寻求苏联的帮助。为此，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并作出决议，要求苏联驻朝鲜大使向金日成和朴宪永声明，“由于目前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与南朝鲜相比没有占必不可少的优势，因此不能不承认，现在进攻南方是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所以从军事角度看是不允许的”，“从政治方面看，你们建议的对南方的军事进攻也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此外，占领瓮津半岛和开城地区，从而把北朝鲜的边界推进到汉城附近的局部战役，意味着“朝鲜南北战争的开始”，而战争的持久性可能给美国的干涉提供借口。朝鲜的任务是：第一，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3］尽管金日成等人对此不满，但斯大林反对朝鲜方面武力统一或者发动局部战役的立场并没有变。

列多夫斯基认为中国直接影响金日成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有两个重要理由：一个是所谓毛泽东的“亚洲主义”，另一个是关于中国允许朝鲜军人回国。

列多夫斯基根据1949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号召各国共产党走中国式的道路，通过武装斗争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战争与革命年代的革命观，表明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反帝斗争的态度，中国当时尚未完成全国解放的任务，根本谈不上直接帮助这些国家从事武装斗争。正如列多夫斯基引证的材料所说，中国当时曾反对在中国召开这两个会议。

关于朝鲜军人回国的问题，这是朝鲜人自己提出来的，并不表明中国支持金日成武装进攻南朝鲜。在日本侵占朝鲜后，许多朝鲜人迁居到中国、苏联及美国等国家。日本投降后，许多人返回了祖国，有的去了南朝鲜，有的去了北朝鲜，在苏联的朝鲜人基本上都回到了北朝鲜。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金一要求中方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部队归还给朝鲜人民军，毛泽东答应了朝鲜方面的要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作战。中国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中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后，由于担心南方发起进攻，1949年7月上旬，金日成决定将在中国东北的两个师立即调回朝鲜：长春师改编为人民军第五师团，配置在罗南；沈阳师改编为人民军第六师团，配置在新义州。回国时，164师实员10821人，166师实员10320人，配备了全套轻重武器。关于朝鲜的局势，毛泽东担心的是南朝鲜随时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他劝金日成要做好周密准备，还答应如果出现日本帮助南朝鲜发动进攻的情况，中国也会派军队援助朝鲜。但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进攻时，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4］

此时，斯大林也反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的想法。1949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同意您的意见，现在朝鲜军队（暂时）不应该发动进攻。我们也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提出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不应该被接受，因为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意见是，现在朝鲜同志应该把自己为统一朝鲜而斗争的力量集中在广泛开展游击运动，在南朝鲜建立解放区，同时加强北方人民军上。”［5］

1949年12月29日，聂荣臻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转发了林彪等人12月25日的电报，电报中说：根据最新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有16000名朝鲜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中的之外，还有完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计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担任领导职务的有：师级2人、团级5人、营级87人和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余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战斗经验，有创建武装力量和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在我军向南方进军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返回祖国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听从命令并坚决地向南方进军。现在战争接近尾声，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打算让这些骨干回到朝鲜（愿意留下的我们就让他们留下），请中央研究讨论这个问题，研究他们是否可以回到祖国，朝鲜劳动党是否愿意让他们回去。如果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们则把他们集中编成一个师或4—5个正规军团，经过短暂的训练后让他们回国。［6］1950年1月8日，苏联方面让驻朝大使什特科夫询问金日成对此事的态度。1月9日，什特科夫与金日成会见，“金日成的意见是：一、把中国人民军队中上述数量的朝鲜族人按朝鲜部队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二、由于朝鲜驻地困难，金日成想请中国政府在1950年4月以前把这个师和两个团留在中国”。［7］

1950年1月2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给正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电报，指出：当时在四野的朝鲜人，包括军官和士兵，总计有14000名。金日成派了3个代表来接收这些人，他们请求把这些人编成一个师并带走全部装备：12000支步枪，440挺轻机枪、180挺重机枪、120支左轮手枪、132个深水炮弹发射器、72个坦克炮、36个105毫米的迫击炮和弹药。林彪建议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1月25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8］

有不少学者把这看成是中国对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支持，其实，按照中国人的行事原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些朝鲜战士帮助了中国人民，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们提出回国，中国方面自然不会反对，他们要带走所用装备，中国当然也不能不让带走。中国此时并没有完全结束战事，中国的西南还有残敌，沿海诸岛也没有完全解放，国民党盘踞台湾，中国当时向苏联提出给予海空支援，正在做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9］

从以上资料看，中国并没有支持金日成发动解放南朝鲜战争的想法，斯大林此时也反对他的冒险。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朝鲜问题不是双方讨论的议题。

斯大林改变立场，支持发动朝鲜战争

金日成一直致力于武力统一朝鲜，苏联几乎满足了金日成要求购买武器的一切要求，提供贷款、顾问，但苏联反对金日成马上对南朝鲜开战。但在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改变了对金日成要求武力统一朝鲜的态度，在这一天，斯大林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表示允许金日成到苏联来，准备帮助他。［10］斯大林改变态度可能与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谈判有关。苏联一直希望保留与国民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中所获得的对旅顺、大连港和中东铁路的权益，1950年1月26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要求苏联要在1952年归还这些地方。［11］1月28日苏联方面基本上同意了这一方案。这让斯大林想长期在远东占有不冻港的希望破灭，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不能不与此相关。［12］在中苏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的关系是紧张的，毛泽东对此曾多次抱怨过。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13］斯大林本来不想修改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有关旅顺大连港的协定，毛泽东要求重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让苏联人不高兴，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14］斯大林急剧改变对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态度，正是发生在中苏谈判紧张的背景下。

一般认为，促使斯大林改变对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半岛态度变化的原因还有：一是美军从朝鲜撤退。美国军队在1949年底撤出了南朝鲜，只留下了500名顾问（苏联从北朝鲜撤出后，留下了3000名顾问），1949年3月，麦克阿瑟在接见英国记者时表示，美国的防线不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1950年1月他重申这一看法。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一次演讲中，讲到美国在亚洲的“防御线”，不包括朝鲜和台湾。这让金日成和斯大林认为美国不会干预，这在他们之间作出进攻南朝鲜的决策时谈到过。二是金日成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说李承晚正在准备进攻北方，三八线附近局势紧张，如果允许他打过去，肯定能胜利；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了，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局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这些说法值得再考虑。关于美国介入的问题，实际上苏联早就估计到了，早在1949年9月2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给苏驻朝大使的指示。在这份文件里，“首先强调朝鲜人民军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动对南方的全面进攻不仅不适宜而且也不是时候。这可能被看成是北朝鲜的侵略和想把国家拖入内战。北朝鲜的进攻同样可能给美国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关于北朝鲜侵略问题和争取联合国同意向南朝鲜派遣美军提供借口。而外国军队长期占领南朝鲜又会使得统一国家的事业不会很快解决”。［15］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早于艾奇逊的声明。关于朝鲜能很快胜利的问题，实际上斯大林并不相信，苏联甚至不同意朝鲜发动收复翁津半岛的战役，担心局部战争扩大。关于中国可以帮助的问题，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和中国向朝鲜承诺的是在中国内战彻底结束之后。如果在中国没有完成国家统一时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自然妨碍中国的统一，事实也证明，朝鲜战争使中国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

1950年2月2日，斯大林再次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电报，要求他转告金日成：秘密前来莫斯科，暂时不要告诉北朝鲜其他同志，也不要告诉中国同志。［16］2月9日，苏联原则上同意朝鲜组建3个步兵师和1950年动用1951年的部分贷款，实际上开始积极支持朝鲜备战。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仍在莫斯科，中苏已经结盟，斯大林并未向中方通报其立场的改变而是向中国领导人保密，这里是不是存在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有民族主义倾向，欲通过朝鲜战争制约中国的意图呢？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确实有人这么看，英国领事布赖恩就认为，朝鲜冲突是莫斯科蓄意发动的，目的是破坏中国夺取台湾，不让中国强大起来。在他看来，好像近来美国和苏联配合默契，采取的行动都是为了不让中国结束内战。［17］

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近一个月，斯大林三次会晤金日成，有关谈话没有在苏联档案中找到，但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个人档案记载，会谈大致谈了以下一些问题：金日成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朝鲜的经济建设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归还朝鲜咸兴港的问题。斯大林自己称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统一问题上朝鲜应该积极行动。在共产党的计划中，中国必须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中共已经胜利了，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朝鲜问题上。中国胜利改变亚洲力量对比，中国可以出兵帮助，美军撤出了中国，不会与中共作战。现在中苏结成了同盟，美国更不会干涉朝，苏联也是核国家，绝对相信美国不会干涉，而北京会支持朝鲜的解放战争。金日成认为，有中苏同盟，美国不会冒险，毛泽东不只一次答应帮助朝鲜，包括军事援助，朝方相信自己的力量。斯大林要求朝在军队数量与质量上超过南方。通过三个阶段解决问题。斯大林提醒金日成，不要指望苏联直接参战，要求金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8］这可能是使朝苏认为美国不会干涉的原因。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到北京来见毛泽东，他向中国领导人通报说：斯大林说了，“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当晚11时30分，周恩来就去见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要求得到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月14日斯大林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确认了朝鲜领导人的说法，这封电报说：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同意让朝鲜人采取统一朝鲜的行动，但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要等以后重新讨论后再作决定。［19］在中苏结成同盟、斯大林又对毛泽东不是很信任的条件下，中国只能同意。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同意了金日成对北朝鲜和南朝鲜局势的评价，他告诉朝鲜同志，在朝鲜完成统一后，中朝两国可以签订类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那样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0］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北朝鲜向南方进攻的问题在莫斯科已经解决了，无须中国直接出面，朝鲜也无此要求，所谓的中国同意只是形式上的。此后，中国并未参与朝鲜战争的准备工作，仍然致力于准备对国民党军队的海战。

苏联人切实帮助金日成进行着战争的准备工作。在金日成访问苏联前夕，斯大林同意按金日成的要求向朝鲜提供军事技术装备，朝鲜以黄金、白银、钼精矿、铅支付。根据苏联外交官的报告，北朝鲜军队在6月12日开始集结于三八线，6月23日完成各师作战计划制定和地形侦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声称李承晚对之发动了进攻。“朝鲜战争爆发时，莫斯科的态度非常积极。当时在朝鲜人民军中有3000多名苏联军事顾问，即差不多每45个朝鲜官兵就有一名苏联顾问。这些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军队并协同指挥作战，就连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顾问的参与和决定之下制定的。苏联政府还在战争初期为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据俄国档案透露，1950年7月1日和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亿7千万卢布。”［21］当时，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出兵干涉，想尽快让北朝鲜统一朝鲜半岛。

北方的进攻出乎李承晚政府的预料，12小时后南方才开始进行有效抵抗。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空军和美国武装力量向南朝鲜军队提供援助。同一天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问题，苏联代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没有出席，使美国的意志顺利实现。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后，苏联指示朝鲜军队继续进攻，尽快解放南方，苏联的顾问要换便装，作为《真理报》记者，保证不落入敌手。7月11日英国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建议让朝鲜军队撤至三八线，和平解决问题，但斯大林反对，称这是厚颜无耻，不能接受。这个问题只能在有中国和苏联代表参加的安理会解决。对于苏联代表不参加安理会，从而让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毫无阻碍地行事的做法，许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他向苏联驻捷大使表示：“民主阵营不应该离开联合国安理会”。斯大林没有立即回答他，8月27日斯大林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出了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真实意图，值得注意。在书面答复中，斯大林写道：

“我们对6月27日离开安理会和随后事态的发展，看法与哥特瓦尔德不同。我们离开安理会有四个目的：第一，目的是示威性地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22］第二，目的是强调美国政策的愚蠢性，它承认国民党的稻草人在安理会作为中国的代表，而不允许（新）中国的真正代表权；第三，目的是使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由于两个大国代表的缺席而不合法；第四，目的是让美国政府放开手脚，使他们能够利用在安理会中的多数采取新的愚蠢的行动，使社会舆论能够充分看清美国政府的嘴脸。

我想，我们达到了这些目的。

在我们离开安理会后，美国被牵连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的军事威信和道义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暴虐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方面它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清楚，美国现在被从欧洲引到了远东。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

正如您所看到的，苏联参加还是不参加安理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这样看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离开还是参加安理会取决于具体情况。我们能够再一次离开安理会，也能够再次返回，这取决于国际局势。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我们的目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干扰他用安理会的旗帜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陷入侵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达到这一目的。我想，已经很清楚了，不用再进一步解释了。”［23］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战略意图，让美国卷进朝鲜战争、陷入其中并受到削弱，这样可以减轻苏联在欧洲的压力。但是，斯大林也不会让美国人获胜，他一直密切关注朝鲜战争的进展，他认为中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然会介入，不能让美国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苏联有共同利益。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实际上有更深的战略考虑，如果美国不干预，金日成获胜，那是最理想的结局，苏联可以获得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支配权，获得其矿藏和良港。如果美国参战，有中国人顶着，不会导致苏美冲突。让中美交恶有利于苏联。

斯大林积极推动中国出兵朝鲜

斯大林一直积极推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有关情况在沈志华所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4］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简单列出几份文献。1950年7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电报要求中国“集结9个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敌人越过38线时志愿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尽力为这一地区提供空中掩护。”［25］7月8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华使馆通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该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26］中国当时虽然跟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向朝鲜派驻大使。列多夫斯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虽然口头上宣布帮助朝鲜半岛统一，但事实上想让苏联承担这一任务，中国处于中立的立场，目的是不想跟美国激化矛盾。斯大林清楚这一点，急于推动中国领导人把自己的军队派到朝鲜去。［27］

此时，英国建议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和英国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胜利，打下去并没有好处，美国不能自己提出和平建议，在策略上让英国人出面，或者印度人出面。但斯大林并不想停战，驳回了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和平倡议。7月13日，斯大林再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来电报，声明苏联已经驳回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对印度人的要求不予答复，同时敦促中国出兵，“我们尚不知道，您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境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您已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师——24架喷气式歼击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我们计划在两三个月内利用我们的飞行员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培训，然后将全部装备移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考虑，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请告知您的意见”。［28］斯大林想通过给中国军事帮助促使中国出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是在朝鲜战争中受伤的朝鲜儿童。（新华社稿）

1950年7月22日，毛泽东回电，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好意，并提出了加强东北空军的一些意见，主要是培训中国的飞行员，并表示派专门人员到莫斯科与苏方具体商谈。［29］但毛泽东并没有提帮助北朝鲜一事。而朝鲜的局势一天天恶化，到9月份，朝鲜战场形势发生逆转，美国依靠空中优势，打击朝鲜的军队和平民，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向平壤进军。北朝鲜军队遭受严重失败。朝鲜人并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领导人，而是不断向莫斯科求援。斯大林神经紧张，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这次是美国人置之不理。斯大林加大了对毛泽东的压力。1950年10月1日，他从索契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在谈了朝鲜的严峻形势后，斯大林说：“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等候您的答复。”［30］10月3日，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10月2日发出的电报。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这样做，极有可能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

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31］

10月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醒中国领导人说过敌人越过38线，中国就会出兵，而且认为不会引起严重后果。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讨。10月6日，苏联从朝鲜撤回专家。10月6日，毛泽东在与罗申的谈话中表示中国至少出动9个师的兵力入朝，但需要苏联提供装备和运输工具，让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跟斯大林面谈。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同意了您的意见。我已经任命彭德怀任指挥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岗同志担任志愿军的支援和保障工作，他们昨天早晨已经从北京飞往沈阳。中国军队在10月15日前可以出兵到朝鲜，中国决定出兵的事已经告诉了金日成，周恩来和林彪已经动身去苏。［32］

中国出兵必须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援，周恩来和林彪到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是1950年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合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一致得出的结论是：“（1）尽管国际条件有利，但中国军队由于目前没有做好准备，不应该跨过朝鲜边境，以免陷入不利境地；（2）如果军队已经跨过边界，也不应让他们在沿着中国边界的山区继续前进；（3）一部分军队占领朝鲜北部的平壤和咸镜山区组织防御，一部分军队在敌人后方转入游击战；（4）应征的朝鲜战士中的优秀分子和指挥员分成小组悄悄地进入满洲，在那里建立朝鲜师；（5）平壤和其他北朝鲜较靠南的山区的重要据点立即疏散。”斯大林答应完全满足中国的军备需求。［33］毛泽东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在10月12日回电表示同意，中国军队还没有行动，他已经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完成先前入朝的计划。［34］

但是，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罗申，罗申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一次讨论和研究了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和我的意见，我们的领导们认为，我们应该帮助朝鲜人。”毛泽东同志要求把周恩来留在莫斯科，继续与斯大林讨论朝鲜问题的新方案。［35］苏方赶紧把毛泽东的这个新决定告诉金日成，让他停止执行向北撤退的命令。

毛泽东决心入朝作战，帮助北朝鲜，主要原因是美国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当然也威胁了苏联的边界安全。中国出兵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无论从战争的起因，还是从其扩大来看，主要都是斯大林一手导演的，体现的是斯大林的战略意图。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一场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战争，苏联是唯一在战争中只获利的国家。正如英国学者所说：“在朝鲜进行一次有限的战争，能使中国人明白其真正的军事利益所在。如果这是斯大林的思路，那这种思路被证明是对的。朝鲜战争使苏联与中国翻脸整整推迟了十年。这并不是说是斯大林策划了这场战争。”［36］朝鲜战争加强了中国和朝鲜对苏联的依赖，加强了中苏同盟。

这场战争对于朝鲜人来说，是一场损失巨大但国家分裂状态没有任何改变的战争。“朝鲜战争是20世纪一次典型的悲剧。战争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发起。朝鲜战争杀死了3.4万美国人、100万朝鲜人和25万中国人。战争没有达到任何目的，所有的后果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战争的进程错误百出。金日成和斯大林低估了美国人的反应。杜鲁门认为这是攻击日本的前奏，是对美国通过联合国维持国际法的公然挑战。”［37］美国人也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财产和生命。据1956年福布莱特在其关于朝鲜战争书中的统计，美国为了保持南朝鲜这个“自由世界”，损失了33629名士兵，军费和给予南朝鲜的援助总计有56.1亿美元。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得亦有失，中国人民志愿军把美国人赶过了三八线，迫使美国人在没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和志气。朝鲜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洗刷了中国的百年耻辱，高涨的爱国热情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东北成为国家建设的工业基地。朝鲜战争也使中国遭受了严重的物质和人员损失，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恶化了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的关系。朝鲜战争使美军协防台湾，台湾问题被国际化了，给中国统一带来了大麻烦。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严重恶化，美军开始长期驻扎在朝鲜半岛，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军事协定和联盟条约：如美泰军事协定（1950年10月），《美菲联防条约》（1951年8月30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日安全条约》（1951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953年9月）；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3年10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1955年1月），美国同柬埔寨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1955年5月）。美国势力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南亚地区。西方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中国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也大大恶化了。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运往中国物资的许可证，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951年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增设专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了45个。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是当日，在朝鲜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新华社稿）

［1］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5. 2005. С 93.

［2］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5. 2005. С. 94.

［3］АПРФ，Ф.з，ОП.65，Д.776，ЛЛ.30—32，转引自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8日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АПРФ, Ф.45，ОП.1,Д.331，ЛЛ. 59—61。源自沈志华提供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

［5］АПРФ，Ф. 45, ОП. 1，Д.332,几 47—48.

［6］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以下简称АПРФ），Ф.45, ОП. 1，Д. 334， Л. 8—9.转引自列多夫斯基的文章，以下未注明的，均引自此文。

［7］转引自沈志华所编《朝鲜战争档案》。

［8］АПРФ, Ф. 45，ОП. 1，Д. 334，几 22.

［9］最新资料可参阅《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10］АПРФ，Ф. 45, ОП. 1, Д.346, Л. 70.转引自《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莫斯科2000年版。

［11］АВПРФ，Ф.07, ОП.23а，Д. 248，几38—55.转引自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有关档案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斯大林也没有明确说过这一目标，但在二战结束后美苏占领朝鲜时，苏联的外交官们就曾竭力建议政府把三个战略地区：釜山、济洲和仁川必须控制在苏联手中。参见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13］《毛泽东外交文选》。

［14］《毛泽东外交文选》。

［15］李静杰提供的《朝鲜战争大事记》。

［16］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几12.转引自《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

［17］7月13日，罗中向莫斯科通报中国人提供了北京外交使团某些人士关于对朝鲜战争的说法的情报。源自李静杰提供的《朝鲜战争大事记》。

［18］《神秘的战争：1950—1953年朝鲜的武装冲突》。

［19］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5. 2005. С 94.

［20］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5. 2005. С. 95.

［21］沈志华：《中苏同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载《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

［22］此时，苏联与中国已经结盟，用不着通过此事来证实。

［23］РГАСПИ（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Ф.558, ОП. 11，Д. 62, л.71—72.

［24］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5］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几 79.

［26］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82.

［2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5. 2005. C. 99.

［28］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л. 85.

［29］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л. 89.

［30］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97—98.

［31］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05—106.

［32］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2.

［33］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34—135.

［34］РГАСПИ Ф. 558, ОП. 11, Д. 334, л. 141.

［35］РАСПИ Ф. 558, ОП. 11，Д. 334，л. 145.

［36］（英）保罗 · 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7］（英）保罗 · 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

42．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何　伟

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突破斯大林的“两个凡是”。即使中国达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结束，那时的社会主义也不会回归到斯大林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赋予它新时代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一个永恒话题。

斯大林主义“三步曲”

第一步：逻辑。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其次，党的领袖是解释、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有权威的理论家。第三，党的领袖是未加冕的终身君主，接受帝王的乌啦、万岁三呼。他具有绝对权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人专政，他一言九鼎，有权决定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恩格斯讲过：马克思曾几次说“‘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可见，后人把马克思主义推崇到这样高位，只不过是借助钟馗，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第二步：空想。恩格斯指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表明社会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如果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时，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脱离本国的实际，想出一套社会制度，如恩格斯所讲：“从外面强加于社会。”［2］那就是倒退，使社会主义从科学回到空想，其危害超过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是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冠以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误导性；二是它有一个社会主义实体，可以强制推行该制度，并要求人们大唱社会主义好；三是这一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权威相结合，就是打人的棍子和杀人的刀子。对持不同意见者、即使共患难的战友也要清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不是肉体消灭，就是放逐，或者驱逐国外，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

第三步：失败。为什么苏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人民80多年，竟没有培养出一位像在内战期间的夏伯阳式的人物，在苏联垮台时为捍卫苏维埃而进行长期战斗。这是可悲的，值得深思，表明这一制度已失去人心。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但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失败。

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这个标题不是东施效颦，有新的内容，是指：凡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凡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捍卫，但所坚持和捍卫的均是斯大林确立的理念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两个凡是”必须突破，理论才能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如果说第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那么这一次突破“两个凡是”是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这比上次评价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是从苏联照搬来的，其根子在斯大林。虽然两者的内容不同，但在反对个人崇拜和解放思想方面是异曲同工，故再次用突破“两个凡是”为标题。

一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这里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有几个概念需要澄清。

首先，人们往往把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误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里讲的“科学”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说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社会发展规律之上，其奠基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不是空想的。这只是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规划。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什么是空想时，是这样讲的：“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3］

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走向科学，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4］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科学是指社会主义从此摆脱了空想，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述。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为未来社会规定目标和内容。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待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5］恩格斯在1893年，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手里，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6］恩格斯在1886年，应邀谈社会主义的特征时指出：“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7］

从以上几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经典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规划“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恩格斯说，“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未来社会组织方面，“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他们对未来社会、没有“预定看法。”这样做：一是避免在尚无这种经济关系时，来设想“这种新的社会制度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因为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时来设计社会主义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于纯粹的幻想。”二是“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来束缚后人的手脚。三是“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未来社会制度组织情况应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确立，因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四是恩格斯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8］五是恩格斯在1875年所指出的，历史表明，在1848年时我们“错了”，“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斗争方法“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历史消除了当时的“迷误”，所有这些都“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这就表明，不仅对未来社会不作预测，而且对已确立的理论、观念、斗争方式也在实践发展中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他们是“不断发展论者”，不可能为未来确定一个科学社会主义模式。

1894年1月有人请恩格斯为社会主义新纪元题词，他说：“用不多字来表达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他摘录了《共产党宣言》一句话作为题词：未来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谈社会组织结构特征，可见，他们没有一个未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

再次，既然经典作家没有提出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预想，后人也可以根据他们一些观点概括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如有人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四项基本原则当时提出的内容是以当时的条件为依据。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实践已发生很大变化，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新的内涵，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这完全符合恩格斯所说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社会主义的特征随着“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也在发生变化。这种新的内涵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已不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新的内涵是法治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由法制专政所代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这个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只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现在又加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代表”，是两个先锋队的代表。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后，又加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基本理论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么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内容已发生变化，是否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也发生变化，这就表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科学社会主义定式，所谓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也就不能成立。

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也用过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主要是为了表明与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后来是为了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区别，而不是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

最后，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明确结论”，而不是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如果一定要问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组织方面详细情况，可用邓小平的两句话：一是“三个有利于”，二是“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三个有利于”，表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从本国实际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为依据；二是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符合恩格斯提出的“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在实践中探索“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错了就改，而不是先验的设想一个固定模式，来束缚人们的手脚，这不符合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观。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论述过，只有斯大林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不论其成功还是失败，它对社会主义探索来说是一大贡献。其制度的经济基本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但是这三大特征只能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外表上的区别，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斯大林所倡导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克思认为：一是资本主义被否定之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应是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至于如何融合马克思没有讲。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完全把个人所有完全排斥在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教导。［9］二是斯大林确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者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就使二元结构制度化，二等公民政策化，成为“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它的内含和外延没有明确的界定，是没有主体的虚构，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对其界定为“国有经济”。四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斯大林所规定的公有制范围，如股份制（初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和各种基金等。实践证明，两种公有制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公有制形式，而是多种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

其次，关于计划经济。一是斯大林所确定的“有计划按比例”是一个客观规律，这一论证不能成立。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二者如何成为一个客观规律？二是将有计划按比例作为一个规律，实际上是有计划地破坏按比例，可集中人力财力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或集中力量完成一两个项目，如两弹、航天等，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日用品严重匮乏，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三是这种计划经济，效率低、投入大、产出少、质量差、经济效益低下，无人负责，成为一种官僚的“短缺经济”。四是恩格斯晚年指出：“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10］这就表明，不能把有计划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以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已尘埃落定。

最后，按劳分配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一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在资本主义工薪收入群体中就存在，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得还好，没有平均主义。二是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的分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11］表明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长期不变的唯一分配方式。三是按劳分配只是社会主义工资收入者的一种分配原则，并没有包括其他分配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除了讲按劳分配外，还讲了6项分配原则，农民是一个很大的非按劳分配群体。四是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为目的，所以不应把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来坚持。

由此可见，定为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斯大林针对资本主义弊端“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你私有制我公有制，你生产无政府状态我是有计划，你剥削工人我是按劳分配。这三大特征只能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外形上的区别，并没有道出社会主义本质。因而将斯大林所设置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捍卫，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又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对斯大林的评价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所谓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所谓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者都是斯大林所杜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设计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里就涉及对斯大林如何评价的问题。过去对斯大林的评价曾用“三七开”，用数字虽然能具体表明功与过在量上之比，但不能表明功与过在质上的是非。我认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从过程来看功与过，从结果来看成功与失败。如果在当年以反修为主旋律时，认为“这把刀子不能丢”，还情有可原。但在今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已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对斯大林应有进一步认识，应重新评价斯大林，这里讲四句话：

（一）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探索者

斯大林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个里程碑，他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社会制度。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但他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逝世了。斯大林在世界上是第一位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并使该制度存在80多年。他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变为一党专政。他将《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变为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他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观点，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他将按劳分配变为实行八级工资制等等，因而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都按照这一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这在人类历史上无有先例。就斯大林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社会主义零散论述，变成一个系统的具体制度这一点来说，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伟大的探索者，功不可没。

（二）斯大林是一位社会主义理论最大的误导者

同时斯大林又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的误导者，他将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上升到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他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律斥之为修正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在创建社会主义制度上是属于第一位吃螃蟹的人，应该是有功之臣。但他把这一模式作为唯一社会主义模式，称之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有些妄自尊大、故步自封，缺少发展观念。恩格斯晚年，于1875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好地加以研究。”恩格斯所指1848年即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所持的斗争方法是“错了”，所持的观点“陈旧了”，是“幻想”，历史的发展使其揭开“迷误”。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跟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无能为力的。”［12］

恩格斯这一分析虽然主要是针对当时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但它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即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一些矛盾和阶级力量对比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就限制了对一些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这是产生错误的原因。而斯大林不具有恩格斯这种科学发展观，不能与时俱进，没有揭开恩格斯所指出的1848年时期的“迷误”，甄别哪些属于“错了”、“陈旧了”，是“幻想”，他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讲过的话统统认为是正确的，这是第一个误导。

斯大林的第二个误导，是他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个别观点，加以引证阐述，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典，加以确立，不容讨论、质疑。这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当《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恩格斯就说：谁“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13］在恩格斯逝世前两年，即1893年，他在回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提问时，同样坚持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4］

既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连未来社会组织方面详细情况的影子都找不到，那么斯大林就应把自己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探索，而不应把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典范，凝固为“真理”，不允许改革和发展，这对后人又是一个误导。

同时斯大林所杜撰的这些理论有许多是似是而非的，经不起推敲和实践检验。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的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的理论。一是排斥个人所有，二是两种公有制是不平等的，为以后的二元结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全民所有制是一个非科学概念，主体是虚设的，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楚，我国宪法第七条，不得不把它重新界定为“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是对农民的剥夺。他提出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也是不能成立的。有计划是主观的，按比例是客观的，怎么能将二者放在一起称为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问题上，他虽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但是很不彻底的，只承认消费品是准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他一方面讲棉花、谷物价格过低，会影响农民的生产，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有调节作用，他否定了价值规律也就否定了商品经济，也就抹杀了利润的作用，等等。

（三）斯大林在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

虽然斯大林在理论上有这些误导，但社会主义对人类还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是许多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因而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上也曾辉煌一时，也取得一些重大成就。如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在军工、两弹、航空、航天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并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二战后，苏联又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和一定时期，都显示了集权经济的作用。

（四）实践证明斯大林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应当承认，这些成就大都是在对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而获得的。因为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每一个企业、每一项活动都由上级指令，企业无有经营自主权。所有企业如同一木偶一样，都由上面一条线来牵动，自己不会行动。只有将其他木偶置于不顾，只牵动一两个木偶，才能集中全国力量，在短期内完成一些重要项目，其结果使国民经济出现畸形发展，形成“短缺经济”，到处实行配给制，人们生活非常困难，使人们对这种社会主义产生失望。所以，它在历史上只能辉煌一时，而不可能长期昌盛下去，因其缺乏生命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斯大林所设置的所有制是一种唯意志论，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官办经济，排斥了公有与个人所有相融合。他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唯权威主义，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这样的制度不可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后果是，资源高消耗，投入多、产出少、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生活品匮乏，人们生活困难。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阶层，严重脱离群众，缺乏民主，形成个人独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垄断为特征，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邓小平称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这些国家人们害苦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倒塌。不管人们怎么说：苏联的变质是出现叛徒，还是帝国主义颠覆，但当这一制度瓦解时，没有出现夏伯阳式的人物为捍卫苏维埃而战斗，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悲剧，是人心所向，是人们对这一制度的一种无形投票。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瓦解，在尚存的几个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时至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实践表明，这一模式的社会主义退出历史舞台，斯大林的失败也就盖棺论定了。

斯大林的问题主要是由他所创建的制度模式。他是这一制度的缔造者，这一制度模式又把他推崇到至高无上，唯我独尊，享受着封建帝王的权力和尊严。连孙中山都反对的封建称颂，我们共产党的领袖都接受了三呼乌啦或万岁！（孙中山在1912年辞去大总统职后，4月1日乘船到福建马尾时，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大小船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小旗和横幅。孙中山很生气，他说我现在是平民，万岁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为消灭这一封建王朝牺牲了许多革命同志，如果我接受这一封建称呼，对不起这些先烈，不撤走这些标语横幅，不上岸。）［16］党的领袖又受这一制度所驱使，做了一些本人也不愿做的事情（如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对斯诺说，我讨嫌“四个伟大”）。斯大林又是这一制度的受害者，这一制度不能制约他犯错误，反而纵容他一意孤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指责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不谈这一制度的原因，只反斯大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反而继承了这一制度，必然导致灭亡，证明了邓小平所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所有尚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才焕发出社会主义的新春。所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改革开放作为一次伟大革命，这一革命对象应是“缺乏民主”、“物质贫乏”、“精神空虚”。而以这三者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正是邓小平所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而它应成为革命的对象，不应成为坚持、捍卫的偶像。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个新制度的诞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改革前进。有错误要纠正，如同泼去为新生婴儿洗涤的脏水一样，但不要将婴儿丢掉。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不断改革中探索，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中国是属于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对比，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必要性。这是在纠正斯大林理论的误导，获得到思想解放，才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一）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

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是一重大突破。在所有制上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混合所有制，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表明全民所有制已不存在。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和两类骨干企业”，大大缩小国有经济占据的行业和领域。2009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从30年改为“长久不变”，这就意味农民与集体的承包契约关系结束，集体所有制已基本不存在。资源由政府的计划配置，改为市场配置，这种计划已不存在。按劳分配分配改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在市场条件下，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可见，斯大林所设计的三大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被突破。这一突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生。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接，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目前我国对斯大林“两个凡是”的突破，应当说坚冰被打破，改革的航道已开通，但继续走下去还任重道远。

（二）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根深蒂固

在我国，斯大林的理论误导还远远没有清除，其影响还根深蒂固。如有的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还是回到斯大林的模式上去，仍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看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因为我国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并不是斯大林这一理论有错误。所以就有人将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看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忽视了股份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各种基金等所组成的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都影响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我国改革已进行了30年，到目前还没有到位，还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在这种双轨制下，名义上是宏观调控，实际上是计划控制。名义上是政企分开，实际上是将政府垄断改为国企垄断。名义上将国企改为股份制，实际上国企的本质仍旧未变。这样，有人就能从市场经济获得经济利益而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体制获得特权而不承担责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想使改革止步不前，就将斯大林的公有制理论作为依据，反对发展民营经济，主张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可见，绝不能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改革的对象，斯大林的理论影响就会自行消失。对斯大林的影响力绝不能低估。当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想突破斯大林的理论，但结果只是在斯大林的体制内进行管理权的改革，对这一体制没有触动。在以后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仍然没有超脱斯大林的理论，人民公社就是沿着斯大林设置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理论，实现“一大二公”。在毛泽东想纠正“三面红旗”所出现的错误时，曾号召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他指定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议有评，出版了三本读书笔记，基本上是肯定的，没有跳出斯大林这一“如来佛”的手心。如今，不纠正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导，我国的改革必然会出现徘徊不前。

（三）摆脱“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德国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还是“死人抓住活人”。例如目前在理论上对民营经济的蔑视。现在我国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如同一张太极图，二者在GDP的比重上旗鼓相当，这一太极图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写照。可是有人不承认这一现实，只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而占GDP的65%、占新增就业岗位80%、占税收总额56%，［17］已占半壁河山的民营经济，难道就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是不顾事实的一种偏见，是斯大林的“理论”在作怪。

市场经济与斯大林体制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斯大林的理论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但突破斯大林的“理论”，如同一次“伟大革命”，绝不是“技术性细枝末节的修补”，因为斯大林模式是一个完整体系，各方盘根错节，相互制约，互相依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还应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使改革取得胜利。邓小平1986年6月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18］所以，改革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协调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实践证明，没有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行动。过去我们吃够了斯大林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之苦，今天我们还受他误导理论之害。我们只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突破他的“两个凡是”，才能摆脱“死人抓住活人”，才能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才能使理论创新，才能推动改革前进，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继续前进。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16］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

［17］见《民（私）营经济内参》2009年8月28日。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

43．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马龙闪

近年，我国学术界围绕着俄罗斯出现的所谓“斯大林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在“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这种观点把“重新评价”斯大林与“重新肯定”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即认为俄罗斯不仅在“重评”，而且也在“重新肯定”斯大林。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俄罗斯在向着“恢复苏联”、“恢复斯大林体制”的方向前进。近年正是在这种观点及其潜在含义的影响下，笔者曾听到我国学界个别人发出了这种声音：“俄罗斯将来恐怕要走‘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这种说辞进行逻辑推理，那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中俄两国关系就要发展到类乎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盟邦兄弟”时代了。

针对这种观点，最近在桂林召开的一次学会年会上有个学者说，上面这些说法是“一厢情愿”，是一种“移情”的说辞——就是把自己对于苏联，对于斯大林体制的观点和感情移植、寄托到俄罗斯人的观点上去了；俄罗斯人是从其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斯大林进行评价的，他们没有“重新评价”和“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意思，也没有恢复“苏联模式”、恢复“斯大林体制”的意思，而我国一些学者却把自己的这种思想强加给了俄国人，把自己的这种情绪“嫁接”、“移植”给了人家，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实际上，近年来俄罗斯出现的围绕斯大林的某些言论——有人称之为“斯大林热”，是在俄罗斯国运衰微情况下，俄罗斯人为重新振兴，重建其强国地位，而“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是在呼唤像普京这样的‘铁腕’、强权式人物时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这里根本不是“重新评价”斯大林，更称不上是“重新肯定”斯大林，因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观察，近几年俄罗斯主流社会舆论和官方没有“翻”斯大林的“案”，对斯大林评价上的某些“新”的说辞，也称不上是“歌颂”和“重新肯定”，所以，根本不存在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下面，让我们从对“重新评价”这一概念的界定谈起，从俄罗斯近年出现“斯大林热”的社会政治背景，俄罗斯学术界近年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研究情况，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教科书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总体倾向，从俄罗斯近年涉及斯大林问题的出版物宏观数量情况方面的总体把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坚持俄罗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对这个问题加以阐述。

什么是“重新评价”——对概念的界定

根据以往讨论这个问题的经验，在涉及问题本身之前，应该首先将讨论的命题、概念弄清楚，对其作必要的界定，否则，双方讨论若没有统一的概念，就会发生各吹各号，各弹各调，出现南辕北辙，甚至有偷换概念的事情发生。为避免这种情况，首先应对我们讨论题目中的关键词——“重评”或“重新评价”，作一个严格的概念上的界定。

我们以前讲过，“重评”这个词的概念应该是“基本评价的变动”，这样界定这个概念应该是不错的。中文《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虽然都没有列入这个词条，但《现代汉语词典》上对“重新”是这样解释的：是“再一次”或“从头另行开始”的意思。俄文“переоценка”（“重评”）的词根是“пере-”，其含义除有中文“再”、“重新”之义外，还有“过多”、“过分”、“全”、“完”、“遍”的意思。把这个意思同“评价”一词联系在一起，我们把“重评”界定为“基本评价的变动”，应是准确的，即含义为由“基本肯定”变为“基本否定”，或由“基本否定”变为“基本肯定”，这才可称之为“重评”。而一般评价的变动、调整，或在评价上略高和略低一些的色彩上的变化，不能叫做“重评”。所谓“重评”，用通常的说法，就是含有“翻案”的意味，是评价的大变动，可以说是从头到脚，从上到下，翻个个儿的评价和变动。

此外，对斯大林这样的政治领袖人物的评价，都还有一个观察的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我们应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俄罗斯目前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是不是属于“重新评价”的变动，而不是从别的什么观点和立场来观察这个变动。比如说，就不能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其他主义出发，去观察这种评价的变动。这样，只有把概念的界定和观察问题的观点立场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准确地断定是“重评”抑或不是“重评”。我们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对待这个问题的，而不能像街道市民在聊大天时，胡吹漫谈的那样，只要是对什么人多说了几句好话，就叫做“重评”。这种态度我们是不能采取的。

只有把“重评”的概念和观察的立场、观点问题确定了，我们才好进入正题，来谈论俄罗斯近年究竟存在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

俄罗斯近年出现所谓“斯大林热”的社会政治背景

（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出现的各种危机，促发了对“斯大林”的话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衰退、国力下降、人口减少，社会动荡，凶杀案和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不仅民众生活普遍降低，连生命安全也受到巨大威胁。所有这些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直接促发了俄罗斯的“斯大林热”。

自从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以后，俄罗斯的版图实际上又退回到了17世纪初的彼得一世时代。它失去了气候温暖而又富裕的南方，用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的话说就是，苏联解体又把俄国人赶入了冰天雪地的寒带。

国家解体不只失去了大片国土，还丢失了一亿多人口，失掉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这使俄罗斯几百年打开出海口的努力化为乌有。加上经济大滑坡，工业衰败，一下沦落到了几乎二流国家的地步。加上苏联解体后十多年来俄罗斯经济危机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急剧下降，贫困者经受着生活困厄的煎熬。

俄罗斯社会领域也危机重重，出现了灾难性恶化的局面，表现为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者大增。据统计，近些年俄罗斯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心理病人总数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万—300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20世纪90年代末，妓女总数为300万人，其中每年有25万人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到国外从事卖淫。俄罗斯学者痛心地说：“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国家在历史上还没有过。”［1］

国家权力削弱，法制体系松弛，社会犯罪严重。恶性抢劫杀人案逐年攀升。每年有20多万人被杀，人人无安全感，天天为自己、为家人和亲朋的性命担忧。

人口减少也成为严重的社会痛点。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升高。如果按现有人口发展趋势，一些学者预测，到2050年人口就会缩减到1亿。那时候，俄罗斯“对控制自己幅员广大的领土已无能为力”，有学者认为，有的地方可能成为外来势力的托管领地。［2］

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人过去连做噩梦都想不到的。所以，目前俄罗斯人具有严重的民族危机感。近些年，他们一直在探寻出路。试想，以俄罗斯人大国主义的历史传统，以其素有的民族性格和强国情结，他们会怎么选择出路？千条万条，答案归到一条：就是要有强有力的铁腕人物，要有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以，俄罗斯人呼唤铁腕、期盼强权，渴望出现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来治理国家，整顿社会，重建世界大国、强国地位。所以，他们呼唤“第二个斯大林”，这成了近十多年来发自许多俄罗斯人心底的一个呼声。

这是目前俄罗斯发生所谓“斯大林热”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俄罗斯当权者企图寻找“国家思想”的定位

从沙俄时代到苏联时代，俄罗斯都有这样一个传统，要有自己的“国家思想”，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在尼古拉一世时，曾有“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思想。苏联时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苏联解体抛弃其原有国家意识形态后，从叶利钦时期起，就开始探索“国家思想”。从叶利钦到普京，在寻找“国家思想”定位当中，先后有过下列几次调整：

（1）苏联解体之初，采取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当时，极端民主派得势，面向西方，向欧美靠拢。但休克疗法改革的破产，使极端民主派遭到沉重打击，他们依靠的那种西方自由主义也随之失去了吸引力；况且，俄罗斯有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全盘端来西方的东西，跟着西方的屁股转，也为俄罗斯所习惯了的大国地位所不容。

（2）大约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又探索过欧亚主义思想。俄罗斯古代，特别是鞑靼蒙古入侵，给俄罗斯带来的东方传统更多一些。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沾染的西方基因，又使它瞧不起东方。同时，这种欧亚主义起不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大国地位的那种鼓舞作用，所以有迹象表明，官方又放弃了欧亚思想。

（3）普京上台后，“国家思想”定位渐渐明朗，被确定为“强国思想”，或叫大国主义。这就是以俄罗斯强国主义、大俄罗斯自豪感为中心，高扬俄罗斯的光荣民族传统，重建它的世界强国地位。在用民族主义鼓舞人心，以期恢复世界强国、大国地位当中，斯大林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就成了可资利用的重要精神资源。

普京用“强国思想”定位自己的“国家思想”，同民众渴望用铁腕和强权治理国家，以期恢复秩序和稳定的目的相吻合。由于他的官方思想定位与广大民众的愿望正相契合，所以，普京受到目前俄罗斯人的普遍欢迎和支持。普京的这种“强国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中派主义或者中间主义：既不是右翼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普京目前受到俄罗斯民众的广泛支持，就是因为他所持的这种中间主义立场。他选择这种思想定位，也与争取大多数选票有关。这说明，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是抱这种思想的。

普京上台后，这些年的几乎所有内外政策行动，都可以用这种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中心内容的“强国思想”来解释。

他在2000年5月7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说：“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应该始终记住，是谁建立了俄罗斯，是谁捍卫了俄罗斯的尊严，并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而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保持这些记忆和时代的连续性，将我们历史上最优秀的传统传给我们的后辈。”［3］稍有一点俄国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为建立并捍卫俄罗斯、为俄罗斯跃居伟大强国作出贡献的人物中，理应包括从留里克、莫斯科大公、伊万雷帝，到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等在内的所有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仅在二战前后就为俄罗斯扩大版图数十万平方公里，使俄疆域超过任何一位前任者的斯大林。要知道，这实际上是把斯大林放在同俄罗斯历史上封建帝王并列的行列里评价的。普京从这个视角肯定斯大林，就是用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的价值观对他进行评价的。须知，斯大林也配得上被列入这一行列、从这一视角被评说，因为他事实上为俄罗斯帝国的开疆拓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思想中也有相当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列宁就曾对他这种思想作过严厉批评。

普京强国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还表现在，2003年举行的俄军洲际导弹演习，是彰显俄罗斯大国、强国地位的一次引人注目的空前行动。普京2005年邀请各国元首参加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并举行举世瞩目的大规模庆典，更充分显耀了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

普京总统曾多次暗示，最好改写历史教科书，向青年人展现俄罗斯昔日的辉煌。这是用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这一思想线索贯穿教科书，与他的“国家思想”定位相适应的。

上述这一切，都贯穿着“强国主义”这一当今俄罗斯国家的官方思想。用这一思想，即俄罗斯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几乎可以解释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斯大林的一切评价。普京对斯大林在二战中功绩的肯定，就出于这一思想；俄杜马主席、政权党领袖格雷兹洛夫在斯大林诞辰125。周年时，称赞他是“一位非凡人物”，也主要是指斯大林在二战中的贡献和这期间取得的强势外交谈判地位。这无疑也是从民族爱国主义立场评价的。俄议会的一个重要派别，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民族主义派，把十月革命骂为“黑暗”、“罪恶”；把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个个骂得狗血喷头，唯独赞颂斯大林。这更不肖说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强国思想”。就连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将斯大林歌颂为“不仅是俄罗斯20世纪历史上，也是整个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这样说，不言而喻，是认为斯大林的地位超过了列宁——这也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来评价的；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出发，我们是不能同意这一观点的。

当然，俄罗斯在当今出现的这种以强国主义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引起民族沉沦和国家地位下降造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民族主义向来是依据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强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对待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持不同立场的。对于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同情、理解和支持态度的；对待强大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带有进攻性质的民族主义，向来是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目前的民族主义，应该说与它在沙俄帝国时代和苏联时代的民族主义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不加分析地、笼而统之地把它视之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因为它是在处于某种弱势地位时带有某种自我保护意味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应给予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但是，由于传统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由于俄罗斯人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强国情结，对他们这种民族主义又不能同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自我保护的民族主义完全等而同之；在他们这种民族主义之中，是不能不说含有某种原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积淀成分在内的。因此，我们应当有所分析，有所区别，对其不同成分采取不同态度，而不能笼统予以同情和支持，或一概予以批判和反对。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向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导师”，这是斯大林的主要身份，也是他整个生涯活动的本质方面；如果仅仅用上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评价标准，即以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观点评价斯大林，不能说是对他的正确评价和真正歌颂。这样来评论斯大林，恐怕连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会认同。大家都记得，斯大林1931年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对于这位作家把他同彼得大帝所作的比较，斯大林是不同意的。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是为商人和地主的“民族国家”，而他是为工人阶级，“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因此，认为这位作家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是不恰当的”。他只愿做“列宁的学生”。他还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么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这个大海。”［4］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比较谦虚和清醒的，他对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冷静的。按他这种评价，他也比彼得大帝伟大得多。而现在，我们有些学者，对俄罗斯当今把斯大林放在同封建帝王同一行列里评说，似乎就高兴得不得了，认为这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不，这仅仅是把斯大林作为继承俄罗斯帝国遗产和传统的大国领袖来评说的，不是高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贬抑；当然，就斯大林的这一身份来说，这也是对他不失恰当的一种评说和谈论。

而对斯大林的真正的、主要的身份、本质的方面，俄罗斯官方又是怎么评价的呢？据俄塔社莫斯科2005年5月6日报道，普京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了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普京又说，这个时代的教训之一就是独裁，压制自由，这使国家和社会走上了绝路。［5］普京对斯大林的定性，就是“独裁者”。俄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说，斯大林“在国内政策方面所采取的过火行为并不光彩”。［6］从俄官方代表人物这些言论看，恐怕不能说，俄官方是在“重新评价斯大林”。很显然，普京总统等对斯大林的本质方面，即国内政策方面，搞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面，是基本否定的。

对于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来说，哪一身份、哪个方面是更主要、更本质的呢？无疑，是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运的领袖，是斯大林体制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创建者这一方面，这才是他的本质属性。而恰恰在这一方面，普京和俄罗斯官方对他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这难道能说俄罗斯官方是“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吗？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情况。

俄罗斯学术界近年对斯大林的研究和评价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至21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决定着俄罗斯学术界历史研究态度的改变，因而发生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的重新评价。这期间，随着戈尔巴乔夫完善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史学界的改良—修正学派为自由民主派所代替。而在1992年以后几年，随着休克疗法一激进改革遭受严重挫折，西方自由民主派的史学观又陷入危机。大体在90年代后期，新的史学观——文明观开始抬头，欧亚主义为人们所重视。但俄罗斯的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使史学界的各种思想派别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有新自由主义派、新保守派、新欧亚派和传统——乡土派，等等。［7］

在这种史学流派纷呈并存的情况下，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各说各话，很不一致的。但我们应该着眼并把握史学界的主流、基本趋势、基本看法，而不能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把少数思想流派的观点作为史学界的主流。

那么，怎样把握史学界对斯大林问题研究的主流呢？这应着眼于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几个主要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以此来把握这一研究的主流。

（一）对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对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是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家多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8］学术界大多倾向认为，极权主义制度具有一系列关键的特征，如对社会实行绝对和全面的监督，一党专政，极度中央集权，压制异己思想，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民众的支持，等等。［9］

但同时许多学者也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建立不能简单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它包含有俄罗斯传统和革命后果方面的因素。有的学者也指出，斯大林体制“是所有社会力量情绪和活动的综合产物”。不过，许多史学家也同时指出，不能忽视斯大林在这一体制形成中的个人作用。［10］

除了对斯大林体制的上述评价外，原改良—修正学派的“行政命令体制说”，还在一部分学者中间流行和存在。

（二）对工业化的评价褒贬参半

大多数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存在客观上的要求，是为苏联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落后状况所需要的。［11］但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实行加速工业化的方针，是可行的；而斯大林却中断了新经济政策，实行了消极后果较大的加速工业化方针。［12］这一方针引起轻重工业、工农业严重失衡，社会过度紧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非常措施。也有不少人认为，工业化很快改变了苏联的落后面貌，对二战的胜利起了支撑作用［13］。总体上史学界对苏联工业化有褒有贬，但肯定者还是不少的。

（三）对农业集体化基本否定

俄罗斯大多数史学家对使用强制、暴力手段实行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是完全否定的。［14］他们认为，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社会变成两极化，一极是官僚支配着国家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一极是失去基本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

（四）对大清洗完全否定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30年代大镇压是苏联国家的悲剧，普遍给以否定，认为正是这一大镇压，使苏联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制度。［15］

近十多年来，大清洗是俄罗斯学术界研究和出版的一个热点，出版了数百种，达上千册有关苏联惩罚制度历史和包括各种资料的著作。［16］研究的问题涉及大恐怖时期的死亡人数，劳动营、教养所、监狱和特别流放的总人数，等等，也出版了有关大规模镇压、劳动营制度和特别流放制的多卷本文件集。俄罗斯各地区普遍出版了有关镇压情况的资料和研究性著作，仅普斯科夫一个地区就出版了有关那里镇压情况的15集资料，萨马拉出版了14卷集，鄂木斯克有6卷集，斯摩棱斯克有4卷集，等等。

2004年“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17］该画册“为两个光盘，上面载有134万多名苏联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单”。据画册出版者负责人、“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阿尔谢宁 · 罗根斯基在发行仪式上所说：“在收集起来的资料中还有许多没有发表。按最小数字统计，这些受害者的名字应该还有10倍多。”［18］也就是说，苏联时代总计有1300万—1400万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不过请注意，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仅指被处死的人，而是广义的受害，即受迫害者。

的确，俄罗斯有3个州和个别城市就二战胜利为斯大林立了纪念碑，但同时不能不看到，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几乎普遍建立了各自地区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其建筑样式都一一载入了《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电子名册中。［19］

（五）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研究

同一般民众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功绩不同，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是战争初期的失误、战争中的人员损失等。［20］民众中一些人谈二战胜利同斯大林个人相联系，史学界则认为，二战的胜利是全民的功绩。［21］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л · C · 列昂诺娃教授在涉及这个问题时说：“人们将苏联社会的巨大成就——国家的工业化、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近乎免费的住房等）都归功于斯大林。人们尤其强调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另一种观点才更具权威性，其中包括史学博士в．П．达尼洛夫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这已为事实证明——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动力推动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动力归根结底是革命的成果，它长期决定了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趋势和内容，它是人民的丰功伟绩’。”［22］

从俄罗斯学者对上面这几个重要方面的评价看，这些年，俄罗斯史学界主流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并未发生基本评价的更改和变化，所以，谈不到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

一般来说，教科书较能反映学术界基本的、主流的观点。为了更确切地印证上述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再让我们通过两种较为典型的教科书，看看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评价。

先看看在教科书中带有左翼共产主义色彩的一部，这是由э · М · 夏金等人主编、由莫斯科大学以库库什金为首的20世纪俄罗斯史教研室评论审定的一种高校教本。对于“大清洗”，它是这么评价的：有关斯大林在战争临近时搞镇压是为了消灭“第五纵队”，这本书认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向诗人楚耶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替镇压作辩护”。［23］可见，这个教本对“大清洗”是彻底否定的。该教本认为，30年代的体制是一种“行政命令体制”。对于整个30年代，这本书评论说，“尽管艰难困苦，发生所有困难，国家面貌却快速改变了”。“虽然国家生活在这个时期有过悲剧和矛盾，也有涉及方方面面的革命改造的乌托邦计划，但强国思想、爱国主义、劳动中追求高度职业技术，追求个人幸福生活和稳固家庭的思想动机，则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地位”。［24］在这里，这本书只能用“强国思想”、国家发展和劳动、个人家庭幸福等最一般的思想来评论30年代，而怎么也否定不了“悲剧”、“乌托邦计划”和“矛盾、困苦”等。可见它尽管用语含糊，也不能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作多少有力的论证和辩护。

另一部也是为教育部核准的教科书——A · К · 索科洛夫的《苏联历史教程（1917—1941）》。该书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说得更透底一些。它在评说俄罗斯史学界的观点时认为：“现在，对苏联30年代社会体制结构所作的解释中，以极权模式或极权制度为最流行。”［25］这个教程也持这一观点。该《教程》说，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俄罗斯史学界各种评价都有，既有“乌托邦纲领”说，也有“马克思主义特殊民族支派”说；既有“国家社会主义”、“变形社会主义”说，也有“兵营社会主义”说。［26］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史学界的主流对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大体上仍然保持着上述观点。

除此之外，还可以从近些年俄罗斯史学书籍出版的整体情况，从这个更大、更宏观的视角，就俄罗斯史学界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研究的状况作一个概观。

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祖国史》杂志，这是俄罗斯史学界三大史学权威杂志之一，它几乎每期后面都转载俄罗斯《图书评论》杂志发布的俄罗斯近期面世的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新书书目。对这些书目，从2000年第1期到2006年第1期，除极个别几期杂志因他人借出无法查阅外，对6年间各期杂志上的绝大部分书目，笔者都作了查阅和统计。查阅书目总计2372种，其中明显直接涉及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的书籍，计165种，其中从标题判断对其持否定态度的占130种，属中性标题的占30种，持肯定或赞颂标题的有5种。这个数量统计足以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出版对斯大林及其体制持否定评价的著作，要大大多于持肯定评价的著作。笔者以为，这种权威的纸质媒体资料比无法取得数量概念的电子网络资料更能说明问题。笔者之所以敢于断定，俄罗斯史学界“当今否定斯大林的资料实际上还更多一些”，［27］就基于这一资料来源。有学者对这一论断提出的反驳，是软弱无力的。

有人可能会问：有的中国学者在文章中举证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言论，说他们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或为他进行翻案，对此，你有什么评论？我现在就此讲三点：（1）我已经谈及了几个这类学者，如Э．М．夏金和库库什金等，他们分别是第一种教科书的主编和评论者。他们的观点在教科书中体现得较全面，看不出他们是要重新评价斯大林；有论者所引夏金的话只是表明了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国家思想”的某种调整，根本说明不了是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2）没涉及的其他俄罗斯学者，他们都大体是影响不了“基本盘”的极少数，其中有一直持30年代“联共（布）简明教程”观点的学者，他们几十年对斯大林观点如一，谈不到是什么“重新评价”的问题。此外，有的还是学术界的“怪人”，如那个亚历山大 · 季诺维耶夫，俄罗斯史学界就如是称。（3）笔者还要重点涉及一部著作——弗 · 维 · 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28］这本书2003年在俄罗斯出版，2004年我国就用极快的速度翻译出版了。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П · 达尼洛夫对该书及其作者是有评论的，他说：弗 · 维 · 卡尔波夫在《大元帅斯大林》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了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样使用供词“是不合法的”，因为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29］

В · П · 达尼洛夫又说，他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领导请教并询问了有关《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引用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压者的数字资料的情况。这位学者说：“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 · 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从‘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30］

这就是说，这是一本含有伪造资料的，甚至拿非法审讯口供做论据、存在严重纰漏的非学术性著作。像这类非学术类著作，恐怕不能用做评价斯大林的可靠凭据。而这类书籍或文章，或此类作者，或者连这类作者都不如，连节目主持人、演员关于斯大林的言论，都进入了相关学者的学术文章，并当做“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佐证，这恐怕是不可靠的。

解剖一个典型的标本——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

在此，还要涉及近年被俄罗斯国内外炒作得很凶的一本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用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标本加以解剖，看看从中是否能得出俄罗斯“重新评价”、“从新肯定”斯大林的结论。

这是目前最能代表俄罗斯民族爱国派对斯大林评价的一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被某些人看做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31］也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官方色彩”的一本书，并且认为，这本书引起了“西方震动”，是因为普京重新评价了苏联历史和斯大林。按照本书作者本人所说，该书“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

这本书在俄罗斯出版后立即引起我国一部分学者的重视，并马上翻译出版，大加宣传，认为它“重新评价”了斯大林和苏联历史。下面让我们看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它究竟是不是把斯大林问题作了“基本评价的变动”，就是说，作了由“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评价，或者说“重评”、“重新肯定”了斯大林。

首先，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是怎么给斯大林这个政治人物定性的。其中说：“斯大林将自己视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熟知俄罗斯历史并景仰上述历史人物（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引者），认为他们是自己的老师，而他也有意识地遵循先辈们的‘历史规则’。”［32］接着又说：“实质上，斯大林内外政策的目标是重建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上和地域意义上的帝国……斯大林实际上实现了‘白俄运动的理想’。”［33］这理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收复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报那次失败的一箭之仇。

该书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与15—17世纪的莫斯科公国和18—20世纪的沙俄帝国，不仅有着“国家特征的相似性”，而且有着“政治一组织原则的相近性”，实际上是说，不仅斯大林本人是“俄罗斯帝王”，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继承人”，［34］而且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也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前两者在“政治一组织原则”上的继承者。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具有对斯大林定性性质的评价，是肯定这位政治领袖人物，还是对他的否定？这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斯大林本应该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但却被定性为“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他所领导的苏联本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却被说成是莫斯科公国和沙俄帝国“政治一组织原则”的继承者，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赞颂还是侮辱？如果斯大林本人在世，也不会把这看做是赞颂之词的；他曾说，无产阶级领袖同彼得大帝相比，一个是“大海”，一个是“沧海之一粟”。他这句话，应该被无产阶级奉为“名言”，比起我们一些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学者来，是高明千百倍的。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把斯大林看做俄罗斯帝国思想的继承者，这并不是该书作者亚 · 维 · 菲利波夫的发明，这是以前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历史学家早有的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年转向沙俄帝国传统，不仅恢复了沙俄帝国的机构名称（如把“人民委员会”改为“部长会议”等）和建制，赞颂帝俄将领扩张侵略的功业，还把伊凡雷帝称为“伟大英明的统治者”。［35］因此，这本“教师参考书”对斯大林的这个评价并不是“重评”，这是“一仍其旧”的一种说法，差别仅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还是用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价值观要求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的俄罗斯帝国思想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到了目前这位民族爱国主义者的作者亚 · 维 · 菲利波夫的笔下，却是完全没有了一丝一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气息，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标尺，而完全是歌颂、肯定斯大林这位“俄罗斯帝王的继承人”。奇怪的不是该书作者这种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者的立场，倒是我国的一些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也不加分辨，以为该书作者是“肯定”、“重评”了斯大林。目前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学者，在这本“教学参考书”中是在大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曲，而我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知道为什么却也跟着大跳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舞来呢？

其次，再让我们看看这本“教师参考书”中被认为是对斯大林评价最高的一句话：“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36］作者在书中对“最成功”的理由，列举了5条：第一，正是在斯大林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第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第三，“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第四，“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第五，“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37］

在这里，斯大林所以“最成功”，赫然列在首位第一条的，是他扩大了俄罗斯领土，甚至还超过了过去沙俄帝国的疆域版图。据统计，斯大林在二战前后共扩大版图67万平方公里左右，其中还包括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即并入苏联版图后的图瓦共和国）17万多平方公里。这是“功”还是过：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看，当然是“功”；但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看，就未必是“功”，更不能称为“最成功”，还应该受指责。

但不能不承认，这位“教师参考书”的作者还是比我国的某些评论者稍客观一些的，他没有回避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后果”，并把它同样归结为5条：第一，上述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第二，“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他领导了“几次大镇压”；第三，“一些社会阶层整个被完全消灭——富农、城市小市民、神职人员、旧知识分子”。第四，“一些完全忠于人民政权的群众时而也受到严酷法律的迫害。斯大林时代也谈不到生命安全”。第五，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低的，特别是在农村。”［38］

在这里，应联系到本书作者所提供的其他史实：“大量历史证据证实了‘大清洗’中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老的列宁近卫军”［39］和共产党的“管理阶层”——战后“政治镇压目标的性质也是类似”［40］。综上所述，斯大林执政的“后果”——完全按照该“教师参考书”的说法，就是：“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几次大镇压”主要打击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核心”和共产党干部；“消灭”的那些整个阶层，大多数也属于人民群众；［41］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干部在这个社会“谈不到生命安全”，而且“生活水平也是低的”。请问，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和社会？是真正继承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吗？本书作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斯大林时期建设的苏联，“并不是它（系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预定模式的继续”，［42］而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让我们对比一下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史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的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扭曲了社会主义”或者“背弃”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对斯大林的这一评价，同作为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史学家的本书作者目前对斯大林的评价，二者有本质区别吗？没有，完全没有！非但没有本质区别，民族爱国主义派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差别仅在于，民族爱国主义派对斯大林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作为，是不掩饰地采取赞扬态度的，而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扭曲”或“背弃”社会主义，在当时是持批判态度的。虽然一褒一贬，一扬一抑，但评价本质是无大区别的。将二者对待斯大林的观点相比较，这难道能说目前的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派是在“重评”和“重新肯定”斯大林吗？

尽管本书作者在书中对斯大林作了不少明显的充满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辩护，但最后在综合斯大林功过的各有5条的评述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用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来看，而不是站在俄罗斯大国主义、强国主义，因而也不是站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斯大林也不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在我们看来，苏联最成功、最伟大的领导人是列宁，列宁成功地领导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地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入“新经济政策”，开创性地利用商品市场关系，提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3］像斯大林这样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苏联模式搞“僵化了”的领导人，难道能说是“最成功的领导人”吗？

从上面我们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从21世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的多数政治派别，包括俄共传统派、社会主义改革派和极端民主派，对斯大林的评价基本一仍其旧，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动，充其量只是更客观、更理性了一些而已，所以谈不上是“重评”。关键问题是，对民族爱国派在调整、选择和确立国家民族爱国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变动怎么估计。通过上面我们对一个典型的标本——《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的解剖，可以清楚地看出，以普京为代表的民族爱国主义派领导人在选择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民族爱国主义和主权民主）当中所达到的限度，在调整对斯大林评价方面所能走到的极限。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目前对待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处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当中保持清醒头脑，不至于被所谓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云云的论调搞昏了头脑，以至于在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前甚至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普京可能仿照中国模式，走俄罗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看法与近年我国某些学者对俄罗斯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误导有很大关系，也同一些人低估了极端民主派目前在俄罗斯思想界的影响有很大关系。这几年从俄罗斯传出的信息是很矛盾的：一会儿报载，“调查显示，俄怀念苏联的人越来越少”，“相信苏联解体及国家通过主权宣言‘对国家有好处’的人增加到56%”；［44］一会儿又传出，俄罗斯目前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人占47%。［45］一个时期又报道说，“俄罗斯出现末代沙皇热”：调查显示，“有将近70%受访者”“赞成为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庭成员恢复名誉”；［46］可接着不久，报端又载，“俄学者称官方欲为斯大林恢复名誉”……［47］这诸多矛盾的信息，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目前俄罗斯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但都是各持一端的新闻报道，并没有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抓住本质的综合分析。本文通过近年对斯大林评价变化的三个层面的分析，通过近年俄罗斯主要政治派别对斯大林评价变化幅度的考察，特别通过对可以代表当前俄罗斯主导政治派别（民族爱国派）观点的著作来作具体分析，又通过以上这三个问题加以综合考察，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问题。所谓“重评”云云，只不过是部分政治派别和社会阶层从大国主义、强国主义情结出发，对斯大林感情色彩的变化，对斯大林臧否向度的局部调整，并不是基本评价的变化和评价实质的变动。

评价斯大林的价值观问题

从目前普京和俄罗斯重要官方人物评价斯大林的言论看，无疑，他们都是从强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出发评价斯大林的。他们评价斯大林几乎都是同对德战争胜利，取得俄罗斯强国、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在近些年俄罗斯国力下降、经济萎缩，国际地位衰微情况下，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用强国主义鼓舞人心，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是应予理解和同情，无可厚非；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中国学者，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跟着这种俄罗斯的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调子跳舞。俄罗斯官方一些代表人物是从这个立场出发，把斯大林同历代俄罗斯帝王并列而肯定他的；甚至有人把这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说得比列宁还伟大，对此我们是无法认同的。斯大林对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中沙俄失败感到受辱40年，在二战胜利后，他认为对日胜利是洗雪了“耻辱”；在二战前后，他以强势地位共吞并周边国家大片的疆土，包括属于中国的唐努乌梁海17多万平方公里。对斯大林这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行为，我们是不能同俄罗斯人一样看待的。俄罗斯人赞扬斯大林在苏德战争中的功绩，其实也包括颂扬斯大林的上述思想和行为。这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标准评价斯大林，而是用俄罗斯“强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他的。

可是，我们中国学者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用这种原则和价值观来评价斯大林，就是要把他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创立者来评价，就是要像列宁如何对待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那样来评价；也要像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所持的立场那样来评价。最根本的，就是要遵照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原则来评价。《共产党宣言》的主要精神，是讲未来社会应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8］这里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而邓小平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49］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指导原则来看，斯大林模式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的，是“僵化”的、“不是很成功的”，因此，我们应该更新社会主义，重塑社会主义的形象，摆脱斯大林的模式。

可是，俄罗斯官方和学术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基本的、本质的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大多是从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肯定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又从他们目前对待社会主义的立场观念或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否定他的国内政策，他们从后一立场对斯大林作为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创立者所持的否定态度，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正因为这样，正像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65周年纪念日前夕接受访谈时所说，斯大林并没有“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从国家层面上而言，自新的俄罗斯国家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认为“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大量罪行”，“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并且他称这是俄罗斯的“国家评价”。可见，俄罗斯并没有“重新评价”斯大林。俄罗斯总统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做是俄罗斯权威人士对我国学术思想界数年来关于俄罗斯是否“重评”斯大林这一争论的最终结论。由此可以说，我国这场重要的学术争论已尘埃落定。

［1］В. И.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

［2］В · И · 多勃林科夫：《俄罗斯社会：现代状况和前景》。

［3］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5 ноября. 2000.

［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5］新华社《参考消息》，2005年5月8日。

［6］《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审查对待斯大林的态度》，/Исвестия. 22 декабря. 2004. //www. izvestia. ru/community/article891662

［7］Г. И · 兹韦列娃：《俄罗斯文明的特点：新史学论争透析》，载《社会科学和当代现实》，2003年第4期。

［8］Наша Родин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 1—2. М., 1991; Иванова И.В. Механизм советского власти. 20—30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Noll； Гимпельсон Е.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эволю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1917—1930, М., 2003; Павлова И. В. Механизм власти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зм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1；列昂诺蛙：《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现代俄国史学发展基本趋势》，在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2005年西安年会上的学术报告。

［9］Трукан Г.А. Путь к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1917—1929гг. М., 1994; Сахаров А. Н. Как мы понимаем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学术报告；фитцпатрикШ. Повседнев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30 - е годы ： город. М., 2001.

［10］Секиринский С. С. Сталин. Сталинизм.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No. 2.

［11］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ые факты,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Часть 1, М., 1997.

［12］ И. В. Былали в СССР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 ко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No. 2； ГрегоиП. Еше раз о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90. No. 12; Кабытов П. С.，Козлов В.А., Литвак Б. Г. 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этапы духов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М., 1988; Ко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лан： иллюзии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М., 1995. и. т. д.

［13］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Щагина. Т. 2, М., 1999.

［14］Хаустов В. Н. Трагед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ревни.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кулачивание. 1927—1939//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2. No6; ШекшеевА. П.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постанчество на Енисее." 1918—1932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No. 2, И. Т. Д.

［15］Хлевнюк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Механ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1930 - е годы. М., 1996； Власти СССР и общество: Реп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20—40 - е годы. Под ред. B. П. Дмитриенко. М., 1999； Бакулин В. И. Кадровые чистки 1933—1938 годы в Ки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Отечеству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l.等等。

［16］这样的著作，诸如：Репрессии в Архангельске. 1937—1938： Документы иматериалы. Архангельск, 1999; Не предать забвениию: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репрессий ： Т. 1—8., Псков, 1993—1999； ФроловВ. А. Трагедия народа: Из историирепрессии Черемшанского р-на Татарстана. Казань, 1999；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Калининской облости. Мартиролог 1937—1938： Т. 1. Тверь, 2000;Из тьмы забвения: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па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1918—1954： Т. 1:Рос. Федерация. Астрахан. область， изд. “ Волга ”， 2000; Растрельные списки. Москва.1937—1941. М., 2000; Панков С. А. Реп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Сибири （1928 - июнь 1941 гг）. Изд.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2002,等等。

［17］见网址 www. intersax, ru.

［18］见网址 www. intersax. ru.

［19］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 М., 2004.

［20］Лешен Л. Е. 1941 год. В2 тах, М., 1998； Случ С. 3. Сталин и Гитлер. 1933—1941 ： расчеты ипросчеты кремля//Отечн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Nol ； СуворовВ. Очищение： Зачем Сталин обезглавил свою армию? М.，2001； КороленковА. В., БрукмийерМ. Сталин, русские и их война 1941—1945//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No3，等等。

［21］В · И · 扎伊季涅尔：《评В · Ф · 悸马的〈1941—1945年战争中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行为气质〉一书》//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No6. С 211—212.

［22］Данилов В. П. Сталинизм 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No. 2. С 169.

［23］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A.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Щагина. Т. 2. М.， 1999. С. 83.

［2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 высш. учеб. заведений： В 2 т. / Под ред. A.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Щагина. Т. 2，М., 1999. С. 91、92.

［25］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1999. С. 213.

［26］Соколов А. К.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17—1940. М.， 1999. С. 213.

［27］马龙闪：《俄罗斯是在呼唤“铁腕”、呼唤强权——对俄罗斯近年出现的所谓“重评思潮”的剖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28］（俄）弗 · 维 · 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9］原载（俄）《历史问题》2004年第2期；译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研究》2005年第3期。

［30］原载（俄）《历史问题》2004年第2期；译载《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研究》2005年第3期。

［31］在这里应注意，“教科书”与“教师参考书”有很大区别，前者是供学生使用的，系统性、科学性、知识性很强，学术价值也高；而后者是供教师教学中参考用的，带有资料性质。某些评论者把二者混淆了。这里所说的该著作是“教师参考书”，而不是“历史教科书”。

［32］（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33］（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34］（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35］Соколов Л. К.，Тяжелъникова В. С.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 М 1999. С 174—177.

［36］（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37］（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38］（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39］（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40］（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41］无数史实证明，30年代镇压的“富农”大多是十月革命后富裕起来的一般农民。

［42］（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4］据俄罗斯《新闻时报》2009年6月11日报道；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9年6月13日，第3版。

［45］（俄）亚 · 维 · 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 教师参考书》。

［46］法新社莫斯科2008年11月18日电；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8年11月20日，第3版。

［47］英国《卫报》2009年3月4日文章；转引自新华社《参考消息》2009年3月5日，第3版。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44．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杨存堂

《解冻》是苏联犹太人文学家伊利亚 · 爱伦堡为自己1954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的书名。作家通过这部小说试图揭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后来，人们用“解冻”来概括斯大林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文学的复苏现象。现在有些俄国学者甚至把“解冻”用做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由于种种局限，对苏联文学的“解冻”，当年我国国内没有全面介绍，后来深入研究也不够，因而存在许多不符合实际的评论。不久前，笔者写了一篇《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1］的文章，试图把苏联文学的“解冻”放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总进程中去研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希望与同道讨论。在这里笔者想就上面的题目继续表述自己的看法。

文学“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解冻是一种自然现象，既然用它来比喻社会生活的变化，那么，在研究这种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应该像研究自然变化的过程一样，先从文学是怎样“封冻”入手，追寻“解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关于苏联文学“解冻”的背景和原因，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第一，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就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19世纪上半叶，俄国尚处在落后的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俄罗斯文学便得到了高度发展，由普希金开端，相继出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文学家，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年，俄罗斯文学再次出现辉煌，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群星荟萃，个性鲜明，不仅作家数量和作品数量明显增多，而且在审美立场和创作技巧上有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那么，到世纪之交，艺术流派与思潮发生了大的改变，审美观念多元化，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平行发展，出现了多层面的文学现象。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新现实主义。他们把大写的人、大地的主人、革命者推向首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由的斗士，是胜利者。除了高尔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还有列 · 安德烈耶夫、伊 · 普宁等著名世界的大作家。起源于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现代主义几乎同时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亚 · 勃洛克、A · 别雷、И · 安宁斯基、安 · 阿赫玛托娃、奥 · 曼德尔斯塔姆等大诗人为其代表。俄罗斯的现代主义先后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新农民派和未来派。现代主义的各派在审美思想上有一定的差异，而总的倾向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否定现实主义美学中严格的因果决定论，否定其社会或历史环境对人的必然决定论，维护人的个性和人不受历史时间因素束缚的权利。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的优良传统，而且几乎同世界的最新美学思潮同步，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不只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财富，还标志着俄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产生。

第二，斯大林的政治高压政策打断了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复兴。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托洛茨基在其《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由于革命和内战，“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2］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被打断。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成潜在的敌人，贬低“白银时代”的文学，把世纪之交的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企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大批文学家被迫逃到国外，另一些文学家转做其他工作，最早投向革命的只有少数文学家。创造无产阶级文学的设想未取得多少成效。只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文学才得到复苏的机会。20年代苏联文学由复苏而达到一定的复兴。“白银时代”的一批老作家跨入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苏维埃年代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基本上产生于这个时期。20年代的文学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

到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完全确立，文学复兴和发展的势头被打断。各种文学团体和小组被解散，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遭扼杀。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口号下，人道主义被否定。不仅一批对文学复兴有很大贡献的“白银时代”的散文作家、著名诗人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且曾热情为苏维埃政权歌唱的马雅可夫斯基也遭冷遇，他的戏剧《澡堂》被停演。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3］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被打入“异己分子”的队伍，20年代文学的复兴实际上被否定。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制定了作家协会章程，作家协会成为文学家唯一合法组织。章程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唯一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性格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作家协会实际上成为限制作家自由创作、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在30年代的大镇压中，作家协会帮助镇压机关逮捕和杀害了许多优秀的作家。另一些持不同审美思想的著名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虽逃过镇压却失去了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权利。即使执行当局文学路线而得到认可的作家也必须处在严格的监督与检查之下，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怀疑和打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论是在前线工作的1000名作家，还是留在后方的2/3作家，都为战胜法西斯而进行战斗，但党和国家机器对作家的监督和控制却更加严厉。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影响不好，便改由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人亚历山德罗夫等直接监控文学家的活动，甚至由党中央书记处对一些作家作出批评或处理的决定。1946年针对列宁格勒《星》、《列宁格勒》杂志和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两位作家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整肃运动，文学家首当其冲，文学界又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20年代末到斯大林去世之前，对文学领域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裂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的回国，有的死亡，人数已经减少，而30到50年代的大镇压又使一些新的成员加入到侨民文学家队伍。另一些不能公开发表作品的作家，或者从事翻译，或者潜入地下写作，其作品只能收藏起来。在国内公开活动的作家队伍中不乏有名的作家，也出了不少名作，但文学活动的环境极不正常也不健康，使许多作家经常处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像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等著名作家，甚至连紧跟党的路线长期担任作家协会领导的法捷耶夫，也没有逃脱受批评的境遇。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作家被推上“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当时最风行的是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是不顾事实的“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千篇一律，矫揉造作，刻板旧套，缺少美学价值。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严重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封冻”状态。对于文学艺术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5］苏联文学已经到了不进行一场变革已走投无路的境地。

第三，斯大林的去世为苏联文学“解冻”提供了机遇。苏联实行领袖政治，国家没有走上法治的道路，没有建立起按照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的制度，即使是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人物也未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命运。斯大林去世后，苏共新领导集团迅速开始清理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文学领域也同时发生了“解冻”。

文学“解冻”的进程与赫鲁晓夫的作用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开始了苏联历史的新时期。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文学家首先感受到社会气候的变化。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一书中回忆，他决定写一本中篇小说并立即写下书名《解冻》的时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这年4月，对俄国来说不只意味着春天的即将来临，而且还是一个难忘的特殊时期。斯大林去世才一个月，国内的政治生活已经发生变化：“医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谋杀的消息。［6］

列宁格勒女诗人О · 别尔戈丽茨也是这年4月，在《文学报》发表的《谈谈抒情诗》一文中提出：作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表现”，呼吁诗歌中“多一些真诚和解放”。她批评：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东西：没有人情味，没有人。”一些诗人“一听到个性这个词”竟“不寒而栗”。这是文学界发出的最早呼声，要求文学回到它的主题，即人和人的感情上来。5月1日，《文学报》打破了多年来官方庆典的传统，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栏爱情诗。

6月23日，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作家兼评论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这一消息以及《鳄鱼》杂志有可能发表左琴科沉默时写的短篇小说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包括绝大多数文学家和艺术家将获得新的生命！”［7］

7月25日，作家谢尔文斯基因非党诗人谢赫捷尔的诗集被出版社拒绝而给马林科夫写信。信中说：作为作协会员的专业作家不去找作协，而找自己的文友，说明“他对作协已不寄希望”。接着批评笼罩在作协内部的“恶劣气氛”，“距社会主义艺术家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纯洁气氛太远了”。写信人还批评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早在战争时期，为了把作家协会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中，在作家中选拔了几十名“有关系”的文学工作者，把他们安插到文学界各个部门，正是这些人占据了领导岗位，进而成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各杂志、丛刊、出版社编委会，甚至斯大林文学奖金评选委员会的头目。他们拥有无限权力，官官相护，相互纵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竞争对手，最终脱离作家，成了广大作家所深恶痛绝的帮派。［8］

8月22日《文学报》以И · 沙米亚金《幸福时刻》小说的命运为例，批评“一些编辑和评论家不正确地帮助作家，促使他们伪造和通过不妥当的方法粉饰现实”，号召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勇敢地对抗批评者的非难。

诗人瓦 · 特瓦尔多夫斯基主编的《新世界》，在文学的“解冻”时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杂志的8、9月号上连载了费 · 潘菲洛夫的《伏尔加河——母亲》。小说主人公大声疾呼：“忘掉规划，想想人民的需要吧！”［9］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个利己主义者和投机家的上层人物。作曲家阿 · 哈恰图良说：“创作问题不能用官僚主义方法来解决。”［10］爱伦堡在《旗》杂志10月号上也提醒读者：艺术上的统计和工业上的统计完全是两码事，契诃夫和高尔基，他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而不受行政官员和作家协会的监督。

《新世界》杂志12月号发表了弗 · 波梅兰采夫《论文学的真诚》一文，作者大胆而激烈地批评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他认为，创作需要才华，首先要有真诚。有些作品之所以“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人物和环境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就是因为作者缺乏“真诚”。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诚的”。而最坏的乃是“粉饰现实”。“粉饰现实”源远流长，表现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凭空杜撰永庆升平的景象”；掩盖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丑事和坏事”；回避矛盾和斗争。他告诫作家：“你如果总是要看某人脸色行事，你就是个坏作家。”千万不要干“估价行情”的蠢事。他还批评一些评论家“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回声，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只是四处散播别人授予他的东西”。他甚至说：“那些追随斯大林奖金的颁发而写的文章，一般说来只是点胡椒面，而不是文学的概述。”［11］波梅兰采夫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共鸣。古比雪夫的一位读者在信中写道：“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这种丑恶的现象，并且愤恨至极，作家替老百姓说出了“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这位读者还表示：“所有有头脑、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12］作家В · 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说：“我认为，波梅兰采夫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因循成习的不诚实，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13］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14］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它的内在自由，他的尊严，它的责任感。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15］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庄人》评论文章。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俊女。这一年，阿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小说中几对从强制和镇压时代过来的男女，不能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冷漠呆板，唯恐自己变得直率和随和，生活并不幸福。在春寒之后，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追求。小说揭露厂长茹拉甫廖夫，为了取得上级的信任，只抓生产和新技术革新，不顾职工生活，结果职工居住的简易房倒塌，造成灾难。玩世不恭的画家沃洛佳只画能捞到好处的宣传画，画技衰退，而他的同学萨布罗夫甘于寂寞和忍受生活的贫困，坚持创作，精益求精，取得了很大成绩。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人心，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这就是文学“解冻”头一年的大体情况。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通过发表文章、给领导人写信、发表创新作品、在有关会上发言，尖锐地批评文学存在的现状，要求结束斯大林的文学政策，维护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这些作家分散在不同地区或单位，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发表这些言论和作品的也是个别刊物，说明这些行动是自发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当然，正像爱伦堡提到的，文学“解冻”的出现与苏共新领导迅速清理斯大林晚年的个别案件有关系。而有的学者却把文学“解冻”同赫鲁晓夫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是他主导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现在已经知道，斯大林去世后，首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是马林科夫，而最早提出并推动对斯大林晚年一些案件进行清理与平反的是贝利亚。赫鲁晓夫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当时的主要心思在谋取最高领导权上。直到1954年5月爱伦堡《解冻》小说发表、文学“解冻”已历经一年以后，赫鲁晓夫才关注这件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16］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新领导对文学的“解冻”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而主张对爱伦堡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开始过问文学领域的事。赫鲁晓夫是根据自己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文学“解冻”采取不断变换的策略，有时利用，有时又压制和打击，总的原则是要把它置于党的控制之下。这种态度贯穿此后文学“解冻”的整个过程中。正是由于赫鲁晓夫采取这种不断变换的态度，才使文学“解冻”运动出现种种曲折，不是一个持久和连续的过程，有时“解冻”，有时又刮来寒流。文学“解冻”运动因而也就变成一场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在爱伦堡《解冻》发表前后，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对这部作品，有的编辑赞扬，有的则表示担心。К · 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中央书记П · 波斯佩洛夫转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А．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如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个剧在叶尔莫洛娃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文章说，“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文章点名批判了佐林的《客人》等作品，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17］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其中说道：“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18］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题为《伊 · 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的长篇评论文章。这位作协负责人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 · 爱伦堡最近15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他的结论是：“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19］

从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苏尔科夫到《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这么集中地针对爱伦堡及其“解冻”文学开展批判，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组织者当然是赫鲁晓夫领导的党中央委员会，因为不论是作家协会，还是《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都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但是他们错了。”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20］赫鲁晓夫的这个表白基本上符合他在处理文学“解冻”问题上的立场：他仍是斯大林主义者，只是在策略上有所变化。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批判和“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21］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杀掉”。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22］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23］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24］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信中说：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著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25］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报告人不好直接反对作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因为新领导正用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黑暗面来树立自己的威信。所以，便使用了一个听起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容的名词“心灵状态”，说：“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 · 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 · 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糟糕的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26］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他又说：“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27］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28］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29］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领导上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成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30］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31］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 · 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 · 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 · 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32］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三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作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二十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一别墅一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成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15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33］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作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34］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1956年文学“解冻”的规模与范围迅速扩大。首先，出现了一批批判个人崇拜和评价斯大林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就在这一年发表。小说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遭遇。索科洛夫在战争中诚实地打仗，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 · 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涉及过去根本不能涉及的大镇压的问题。小说叙述了一个叫洛帕特金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多亏一位正直的法官对案件的前后不一产生疑问，才得以复查。斯大林死后，洛帕特金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是，当年同他对立并打击他的德罗兹多夫并没有受到惩罚，还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情况的作品还有加 · 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 · 邦达列夫的《寂静》、维 · 涅克拉索夫的《吉拉 · 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

“解冻”文学实际上超越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调子。杜金采夫的小说已经间接地对整个制度提出疑问。德罗兹多夫之所以不受追究还能高升，就是因为他的后面有一大群党的领导人、院士、将军、专家、行政官员。除了杜金采夫，其他作家也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制度和人民大众生活和精神的剖析。达 · 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 · 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 · 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尼古拉 · 威尔塔《险峻的山峦》详细描述了一个组织得很差的集体农庄，通过合理地处理人们之间的友谊而获得新生。菲 · 潘菲罗夫因《伏尔加河——母亲》曾受批评，但他仍写了这部小说的续集《沉思》，描写了一个集体农庄为了建立起虚假的表面的繁荣和幸福而不惜牺牲一切。还有一些作家开始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恋和社交生活。这在过去理性主义和禁欲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是不允许的。

诗歌复兴是1956年文学“解冻”的又一热点。革命初期一度走红的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以及老诗人阿谢耶夫、吉洪诺夫等的诗集重新火起来，供不应求。一批青年诗人叶 · 叶甫图申科、安 · 沃兹涅先斯基、Б．阿赫马杜琳娜等初露头角，积极参与诗歌活动。还有一些在斯大林时期不走运的中年诗人如鲍 · 斯鲁茨基、叶 · 维诺库罗夫、维 · 鲍科夫等这时候也活跃起来。“诗歌节”那天，诗人们举办各种活动，朗诵诗歌。莫斯科有一万多名年龄不同的人聚集在体育馆听取诗人们的朗诵。诗歌的内涵和艺术手法也发生了变化，大部分诗人趋向哲理诗和抒情诗。诗人们也开始形成不同的派别。中年诗人继承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派别。年轻的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马杜琳娜和奥库扎瓦开始形成新的先锋派。俄罗斯文学发展都是以诗歌打头阵，诗歌复兴与繁荣往往预示着散文将出现新的倾向。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国内发生了第比利斯事件，赫鲁晓夫的地位受到挑战，1956年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评。赫鲁晓夫退缩了，1957年初，他又转向肯定斯大林，因此，对文学“解冻”也采取了压制的态度。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赫鲁晓夫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地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35］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至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 · 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36］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不过，这股寒流时间并不长。在1957年6月的党内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打成“反党集团”，清除了党中央主席团内的对手，1958年1月，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他似乎要对文学艺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1958年5月，党中央委员会作出撤销1948年2月谴责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决定的决议。决议认为日丹诺夫对作曲家们的评价是“没有根据的和不公正的”，因而否定了过去对穆拉杰利和著名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普罗科菲耶夫、谢巴林米亚斯科夫斯基等的谴责。可是，就在这一年又发生了粗暴地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鲍里斯 · 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但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抒情史诗，内含十分深刻的寓意。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在有阿加波夫、费定、西蒙诺夫等签名的退稿信认为，小说歪曲了十月革命的历史作用，不能刊出。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 · 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作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阻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37］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帕斯捷尔纳克1960年5月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体制的不严肃和赫鲁晓夫的主观随意性。

1959年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七年计划。5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措辞谨慎，语气相当温和，甚至做出同被批判过的作家和解的姿态。他宣布说：“杜金采夫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反对者。”他还声明：“我不是文学家，因此也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析你们的文学著作。”“你们不要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推给政府。”［38］这次大会在组织上让康斯但丁 · 费定取代苏尔科夫当选为作家协会总书记，斯米尔诺夫取代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特瓦多夫斯基和潘菲洛夫不仅恢复了《新世界》编辑职务还被选为作家协会副书记。但在苏共中央给大会的祝词中仍然明确要求，“苏联作家必须鼓励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必须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教育他们，必须在他们身上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这就清楚地表明党的领导仍然坚持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立场。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文学“解冻”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一些作家深入思索时代的伟大和悲剧。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苏共新纲领，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建设共产主义计划，同时又一次掀起非斯大林化的高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了赫鲁晓夫支持发表索尔仁尼琴中篇小说《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事。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担任炮兵上尉。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在服刑期间，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小说主人公伊凡 · 杰尼索维奇是一个普通农民，战争期间参了军，勇敢地打过仗，负伤后还没彻底好，就又返回前线，被俘后逃出来，却与成千上万的被包围者一道进了自己的劳改营。小说通过犯人杰尼索维奇一天的劳改营生活，揭露苏联劳改营的暴虐，刻画主人公的内心尊严、勤劳、勇敢、有良心、向往自由的品质。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读了以后不顾主席团委员的反对，坚持发表。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历史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赫鲁晓夫所以赞赏并坚决支持发表这部小说，是因为他认为作品符合党性，就是说他认为符合他非斯大林化的精神。他甚至提议授予索尔仁尼琴列宁文学奖。由于几个保守派领导人的反对，才未通过。此后他又提议把叶甫图申科的诗作《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发表在《真理报》上。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国内外都遇上新的难题。农业收成下滑，食品供应紧张，政府大幅度提高肉类和食品的价格，引起人民普遍不满。1962年6月，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发生了群众性抗议事件，政府进行了血腥镇压。10月份，赫鲁晓夫又把导弹和核武器偷运到古巴，引发了同美国的一场严重的核对抗。加上他坚持把地方党委分成工业委员会和农业委员会等，给党的领导工作造成混乱，在领导集团内遇到挑战。赫鲁晓夫对文学艺术工作者，对知识分子又转而采取粗暴的高压政策。1962年底，在马涅什艺术大厅参观美术展览时，信口开河地指责抽象派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乱涂”，“驴子用尾巴涂还要好些”，同雕塑家恩斯特 · 涅伊兹韦斯内发生争论。接着，赫鲁晓夫先后召开了四次同创作界的知识分子的会见会。与会者都是赫鲁晓夫邀请来的客人，名义上是要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他却粗暴无礼，专横跋扈，不但当着大家的面用粗俗不堪的语言侮辱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而且随心所欲地评论和批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竟然威胁青年诗人沃兹涅先斯基“滚出俄国”。赫鲁晓夫在会见会上作了这样一段总结发言：“我们在这儿听了发言，也同大家交谈了。但最后由谁来解决问题呢？在我国，应由人民来解决。而谁是人民？党是人民。谁是党呢？我们。我们就是党。也就是说，将由我们来解决，我这就来解决。”接着他又换一种说法：“情况常常是这样：一位上校同一位将军争论起来。上校说的全对，非常正确。将军听呀听，无言以对。可他听腻了上校的话，于是站起来说：‘是这样，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右转！’上校只得转身退出——他得执行命令！同样如此，你们是上校，我呢，对不起，是将军。向后转！请吧。”［39］赫鲁晓夫用常常讲给别人听的这则寓言故事，来比喻他和作家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对文学艺术的家长式的统治态度。

赫鲁晓夫的这种转变并没有挽救他走出困境。在1964年的10月终于被他的亲密战友赶下台。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部分地回归斯大林主义，文学“解冻”进入低潮。只是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又有了转机。

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

文学艺术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和规律。应该说，斯大林之后出现的文学“解冻”，是俄罗斯文学发展逻辑和规律的产物。文学“解冻”受着两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个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和政府的态度；一个是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队伍的组成。关于前者我们在上面已做了介绍和分析，关于后者还需做些补充说明。当时，在苏联作家队伍组成中不仅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文学类别的作家，而且他们还有着不同处境、不同地位和声誉、持不同的美学信仰和派别倾向，等等。因此，作家们对文学“解冻”所持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也就存在差异。前面已经说到，“解冻”是由少数人开的头，更多的人是逐步参加进来的。这些主动参加的作家无疑是推动文学“解冻”的主力。即使这些人对文学“解冻”的要求和目标也不尽相同。一些老作家像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关心的是自己发表作品的权利。在作家协会担任职务的作家一般紧跟领导，一开始就持批判和反对的态度，而像西蒙诺夫等后来改变了态度。也有作家一直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把“解冻”作为“修正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符 · 柯切托夫就一直持保守立场，在“解冻”时期发表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前一部是按照过去写工业题材的模式，描写“好工人”和“坏工程师”之间的斗争，主题是批判艺术中“资产阶级思潮”；后一部是写“党的正确路线代表”杰尼索夫同滥用职权的“坏蛋”进行斗争，主要的矛头则是对着现代派。［40］作家队伍的这种组成不免造成文学“解冻”过程中的种种争论和斗争。正因为文学“解冻”受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使它不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有时“解冻”，有时又出现寒流，一直处于“解冻”之中，始终没有出现新的季节。赫鲁晓夫下台以后，随着勃列日涅夫部分回归斯大林主义，文学“解冻”陷入低潮，还发生了审判作家、驱逐索尔仁尼琴等严重事件。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解冻”才又得到转机，最后达到俄罗斯文学的再复兴。尽管文学“解冻”实际上是个过渡阶段，但它却留下了光彩夺目、有声有色的一页。因此，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否定和抹杀的。

第一，文学“解冻”突破了斯大林的政治樊篱，开始了苏联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行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述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这些要求和目标虽没有完全达到，但是在许多方面已经或者开始突破。过去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的一些著名作家重新获得了这一权利。大多数老作家的地位和创作环境有了大的改善，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创作活力。各种美学思潮开始复活。在“解冻”的环境下成长起一批有思想、追求新的艺术方法的新作家，如小说作家A · 格拉吉林、В · 阿克肖诺夫、В · 马克西莫夫；诗人Е · 叶甫图申科、А · 沃兹涅先斯基、Р ·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为日后文学发展积蓄了宝贵的力量。这些人在70年代以后成为俄罗斯的文学主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学“解冻”给了索尔仁尼琴这位未来的文学大师出台的机会。如果仍在斯大林时期，他很可能被埋没。索尔仁尼琴后来以他的《癌病房》、《第一圈》，特别是《古拉格群岛》享誉世界，晚年还写了史诗小说《红论》。他去世后，受到现在俄国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高度赞誉。文学“解冻”还给尤里 · 特里丰诺夫提供了出名的机会。这位作家早在1950年就以长篇小说《大学生》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但是，因为隐瞒了父亲被镇压的历史，一直受压制。直到1963年才发表长篇小说《解渴》。这部描写卡拉姆运河的建设和记者生活的小说，提出的道德问题的深度、复杂程度以及那个年代所鲜见的人物性格的矛盾，创造了艺术世界的先河。从此他被列入著名作家的行列。“解冻”时期，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多，出现了大量内容新颖，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其中老作家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索尔仁尼琴的《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和《焦尔金在阴曹》成为“解冻”文学的主要代表作，不论在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上都起了标志和划时代的作用。

第二，文学“解冻”使被分裂的三支文学支流开始汇合，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重新展现光彩绚丽的姿态。“解冻”时期，在国内的出版物部分解禁，有了侨民文学家的信息。在新版的高尔基论文与书信集中，重新出现了普宁、巴尔蒙特等的名字。而且还编辑出版了伊 · 普宁作品集。普宁早在1933年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俄罗斯作家。同时，一些30年代被镇压的作家和被迫转入地下的作家的作品也陆续出版。前者有巴别尔、皮利亚尼克等，后者有М · 布尔加科夫、安 · 普拉东诺夫等。这里也要特别提一下М · 布尔加科夫。他是十月革命后由一名医生转为文学家，是一名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出名。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被改编成《土尔兵一家的日子》，上演后得到观众的热烈赞誉。据说斯大林看后也表示赞赏。但由于他所写的大量讽刺小说受到批判，被戴上“十恶不赦”的大帽子，所写剧本和小说都被扼杀，甚至弄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他无奈给斯大林写信，才在莫斯科艺术剧院谋得一个职务。从此，就埋头写他的长篇史诗《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小说写了9年，前后修改8次，直到他去世的1940年才完稿。小说结构复杂，寓意深刻，艺术价值极高，是苏联文学中的一部杰作，但一直未与读者见面。文学“解冻”中，《大师与玛格丽特》终于和读者见面。这也是文学“解冻”的一项功德。还有一位在20年代就成名的大作家安 · 普拉东诺夫，他所写的《切文古尔镇》、《地槽》都是闻名世界的大作，也是文学“解冻”以后才得到同苏联读者见面的机会。由于以上两支文学队伍的作品在国内出版，加上上面第一点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三支力量汇合，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光辉成就。继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1965年肖洛霍夫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上1970年获此奖的索尔仁尼琴、1987年获此奖的移居美国的诗人布罗茨基，近40年内苏联共得了4个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文学重新取得了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文学“解冻”还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继文学之后，“解冻”也波及历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领域，在苏联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

［1］该文最初刊载于《陕西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修改后收于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

［2］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6］（俄）爱伦堡著，冯江南等译：《人 · 岁月 · 生活》（下），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7］（俄）尤 · 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社会情绪》，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2004年版。

［8］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

［9］（苏）马 · 斯洛宁著，刘峰译：《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10］（苏）马 · 斯洛宁著，刘峰译：《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1］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12］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2分卷，第69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第1702库，第6卷宗，第77分卷，第52页，转引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

［14］（俄）尤 · 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的苏联社会情绪》。

［15］（俄）符 · 阿格诺索夫著：《20世界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7］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18］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19］西蒙诺夫的文章原载《文学报》，汉译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0］（俄）尤 · 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的社会情绪》。

［21］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2］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3］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4］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5］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人《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

［26］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7］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8］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29］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肖洛霍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节录），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30］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31］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

［32］本书用“反对斯大林”、“非斯大林化”的通常说法，但不认同赫鲁晓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实际上，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基本框架。

［33］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发言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汇编中的译文同其他人的记述有出入，这里的引证参考了其他记述。

［34］《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

［35］《赫鲁晓夫言论集》第7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36］北京大学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编入了这个报告的节录，引文见该节录。

［37］《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机关因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作出的决定和采取措施的文件。

［38］《赫鲁晓夫言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

［39］M．罗姆《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面》，原载《星火》1988年第28期，转引自阿克秀金：《赫鲁晓夫》，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40］符 · 柯切托夫还有一部《你到底想要什么？》小说，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在苏联发表以后反映很差，没有出版单行本。

45．“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王桂香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坛上的重要政治事件，几十年以来，对此事件的说法不一。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结束后，1953年7月10日苏联媒体首次公开报道了“贝利亚事件”，作为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简讯：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主席团所作的报告《关于贝利亚的反党、反国家罪行》，指控贝利亚破坏苏维埃国家，为国外资本家服务，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中央委员会资格，并把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而开除出党。［1］同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发布公告，解除贝利亚所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把贝利亚的罪行案件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贝利亚事件”后，各出版机关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有关介绍贝利亚的所有资料，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原有贝利亚的条目也奉命被用新印的其他内容进行粘贴。苏联当权派对“贝利亚事件”的“正统说法”沿用了近半个世纪，受此影响，在苏联社会意识中贝利亚被与国家安全和内务机关的大规模镇压运动、阴谋钻营和专横暴戾连在一起，“贝利亚事件”的真实面目鲜为人知。

苏联解体后，新解密档案材料为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提供了依据，尤其是莫斯科国际“民主”基金会出版的《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2］更是集中了从斯大林逝世到贝利亚被枪决之间苏联当局的一些有关的原始资料，有关贝利亚事件的档案开始被公开，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真相提供了帮助。

随着当年档案文献的解密，贝利亚在1953引起了许多俄罗斯史学家以及文学家的兴趣，涌现了一些论述贝利亚及贝利亚事件的专著，［3］论文以及相关书籍的专门章节。评论不一，争论激烈，一些人仍视他为血腥恶魔政治家、阴谋家；另一些人则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是他在1953年夏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被打败，不然，激进改革的主要发起人的形象是会与贝利亚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为了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历史地评价贝利亚和“贝利亚事件”，首先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贝利亚的主要国务活动。

贝利亚的主要工作

从苏联百科全书中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贝利亚重新拥有独立的条目。苏联政治精英百科辞典——《绝密人物生平百科》［4］记载：贝利亚自20年代初领导高加索肃反委员会，1931年起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11月起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5］，1939年春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1941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称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主抓煤炭、石油和金属工业及重工业、军工综合体，随后进入国防委员会，负责监督飞机、坦克、武器、弹药的生产，因卫国战争中的突出贡献晋升为苏联元帅，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及一系列勋章、奖章。战后任国防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自1946年3月起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任内务部部长（国家安全部也并入其中），期间提出一系列纠正以往错误的大胆举措，1953年6月26日被当局秘密逮捕，12月23日被枪毙。简言之，贝利亚是苏联40—50年代高层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斯大林时期，贝利亚调入中央工作后参与的重大事件主要有：出任内务人民委员迅速整顿国家安全机关，1939年开除7372人，更换了3/4的领导干部，急剧缩减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剔除了波兰族、拉脱维亚族、日耳曼族干部，显示出他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力［6］。从劳改营、教养院分别释放了22. 36万人和10. 38万人，但同时也逮捕许多人，镇压活动并没终止；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实施暗杀；［7］整肃外交部，［8］为苏德“合作”排除“干扰”；参与“卡廷事件”，［9］奉命接管棘手的波兰战俘约有25万人，［10］根据1940年3月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秘密处决2.2万名前波兰军官；［11］指挥强制性的民族迁徙行动［12］；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领导苏联情报机关从国外获取原子弹研制的机密，并负责原料铀的开发，1945年秋任原子弹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工作并督促保障完成任务。1949年秋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为此联共（布）中央和部长会议专门嘉奖贝利亚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也有人称之为“苏联原子弹之父”。其后，贝利亚继续负责主抓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结果比美国早一年研制出来，为苏联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军事保障。

斯大林逝世后，熟知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迅速提出了一系列纠正错误的大胆举措和提案，并亲自主抓落实一些议案，展现了其政治生涯另一面——精明能干的政治家、尝试改革的先行者。

斯大林逝世后，首先是贝利亚主动搞起苏联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签署绝密文件，下令成立专项侦查小组重新审查斯大林晚年的“医生案件”、“被捕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前苏联军事部的领导被控案”、“明格列尔案件”以及“1951年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强制迁移公民案”、“前苏联空军领导人和苏联航空工业部的领导被控案”。［13］根据重新审查的结果，贝利亚迅速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上述一系列案件［14］的复审报告和予以平反的提案，并指出，“被捏造的‘医生案件’曾在苏联国内外轰动一时，给苏联的威望造成严重的政治损失”，因此提议“在报刊媒体上发表为此案平反的公告”［15］。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上述报告，其涉案人员都得到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贝利亚坚持把他签署的案件复审报告和其他材料附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后面，分发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各地方州委书记等人，贝利亚展示给社会的是反对滥用职权和反对政治迫害的勇士形象，也许他有以此赢得民心捞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无法否认，贝利亚的复查报告和提议平反议案的积极意义，它拉开了苏联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幕，实属难能可贵，在当时起到了打破社会政治僵局、提高领导集团威信的作用。

其次，1953年3月26日贝利亚还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大赦草案报告。报告指出劳改营、监狱和集中营服刑的犯人多达252.64万人［16］，占1951年初苏联总人口的1.39%［17］，造成监狱、劳改营人满为患，实行大赦正是苏联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大赦草案提议释放上百万人［18］，获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批准，1953年3月28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大赦令”。它带给苏联社会的震动是很大的，“给被判刑剥夺自由在5年以上者的刑期减半”条款扩大了大赦的受益人群，使大赦的意义不只局限于释放103.2万人回家，影响很广，对稳定社会情绪也起到一定作用。但“大赦令不适用于反革命罪”犯人（这一提法是苏联政治犯的代名词），使广大的政治迫害受害者继续含冤服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是贝利亚还是其他高层领导人，都不可能完全告别斯大林时代，他们也无意于一下子抛弃原有的专制管理模式，所做的只是对其进行修补而已。

此外，贝利亚还递交了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19］，提议修改刑法内容，从法律上纠正镇压范围过大的做法和减少民众的不满，明确提议取消某些经济罪、失职罪的刑事责任，对日常违法行为主张通过行政和纪律措施予以惩罚。［20］贝利亚曾向米高扬谈过其主要想法：“应当恢复法制，不能容忍国内目前这种状况。我们逮捕了许多人，应该释放他们。应当精简内务部……”［21］

改革户籍管理是贝利亚提出的另一项影响较大的对高度专制管理模式进行修补的缓和举措，因为自由往来和居住的限制越来越引起国民的不满，中央主席团谈论并通过了贝利亚的“取消护照加注和特别受理地区”报告。贝利亚还对不给农民发放国内护照（长期有效的多页身份证件）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签署内务部第00357号令，规定在其他地区找到工作的农民可领取临时护照。这一措施冲击了苏联集体农庄体制，因此遭到其他领导人的反对，贝利亚被逮捕后这项措施也被取消。［22］

贝利亚在其递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也间接地谈到农业问题——大量农庄庄员收入很低，主张“发展农庄的公有经济和提高农庄农民的物质福利，首先降低山区和半山区农庄的农产品国家采购定额和规定的现金支付定额”。［23］

在完善民族政策方面，贝利亚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关于乌克兰西部、立陶宛、白俄罗斯形势的报告，提出起用地方民族领导干部来替换俄罗斯籍最高领导人的举措，预防爆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反抗，这是一种应急性的缓解紧张关系的举措。对此甚至其政治竞争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其正确性。［24］

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秘密谋划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密切关注民主德国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主张修改对德政策，大胆地提出极具政治冒险性的尝试——主张在民主德国放弃移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弃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的方针，主张在民主德国推行和平德国方针，但遭到莫洛托夫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导致东柏林的6月骚乱，苏联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苏联高层领导集团采纳上述部分提议，是面对斯大林时期错误造成的严重现实危机所作的自救反应，旨在争取民心、恢复正常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了民众心中的不满，缓解了已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这也说明，继斯大林之后，无论何人将执掌国家管理大权，都必须改革原有的高度专制的管理模式，作出顺应民心的举措。

苏联著名资深外交家、国务活动家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曾评价说：“虽然当时的第一号人物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而实际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贝利亚……他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他还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巨大组织才能的人。”［25］这一评价恰恰说明了贝利亚在1953年春的积极作为。

贝利亚的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大体上是符合当时苏联的社会现实，显示了其管理才能，但同时也引起了苏联高层政治精英们的不满和猜疑。贝利亚把国家安全部并入内务部后迅速进行人事变动，先提议更换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及6个区和49个州的内务部领导人，［26］随后更换了各地方中级领导层，如出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梅什克立即撤换了18名乌克兰各州内务部管理局长。［27］这种人事变动被贝利亚的同僚们视为“极其危险的行动”，他们本来早已对从斯大林时代继承下来的国家安全机关在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包括对推荐和调转党务、国务和经济干部拥有决定权）怀有不满，因对权势日盛的贝利亚的共同的恐惧而联合起来，密谋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逮捕贝利亚，这一结果就是“贝利亚事件”。

“贝利亚事件”始末

苏联官方是在1953年7月10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了文章开头提及的极为简略的报道。当时苏联官方对何时、何地、如何逮捕贝利亚的，没有任何公开报道，一直是人们心中的迷案。

事实上，贝利亚是1953年6月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被突然逮捕的，是根据党的高层领导者们的密谋实施的，依靠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军人特别武装小组采取行动，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评价说，“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28］

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上说，关于贝利亚问题最初始自6月12日中央主席团的一次例会，讨论完贝利亚提交的关于白俄罗斯局势的报告之后，开始私下里秘密商议的。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是他首先向马林科夫提出贝利亚的危险性，并表白已同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谈过多次，从而说服了马林科夫同他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联盟。随后的一周多时间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分头同主席团某些成员就解决贝利亚问题进行了秘密谈话，马林科夫态度的转变对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赫鲁晓夫比较顺利地说服了卡冈诺维奇和萨布罗夫，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最初并不赞同赫鲁晓夫的提议，对逮捕贝利亚持不积极态度，后来由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面才被说服。莫洛托夫不仅积极支持搞垮贝利亚，而且首先主张采取极端措施。马林科夫最初也没能说服别尔乌辛，后由赫鲁晓夫出面解决。最后才找米高扬谈话，他同意解除贝利亚现任职务，但主张用同志式的方法让其改抓经济工作。可见，在秘密策划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

经过周密的谋划准备，于1953年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出其不意地将贝利亚逮捕。据赫鲁晓夫讲，是安排莫斯科防空司令莫斯卡连科和朱可夫元帅等11位元帅和将军参加了武力逮捕贝利亚的行动，会上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发言，揭发、批判贝利亚，随即对贝利亚进行武装监护。［29］晚上才把贝利亚从克里姆林宫秘密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禁闭室，次日又把他转到防空司令部的仓库进行关押，直到审讯和审判结束。［30］

据查证，6月26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没有留下任何速记记录，目前能找到的能说明这次会议的唯一官方文件，是收藏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内的马林科夫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草稿——“关于贝利亚问题的决定第10号记录，于1953年6月26日”。［31］该文件显示，会上并没有列出贝利亚具体的有真凭实据的犯罪事实，只是笼统地谴责贝利亚及其副手们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导致内务机构有机会滥用职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并有针对性提供今后任务——对内务部机构进行治理整顿，使其处于党的监督之下，为党和政府服务；而在“怎样纠正？”项下，对贝利亚的处理意见——“解除其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任命为石油工业部长？”旁写有“缓议”一词，［32］可见主席团成员们对这项处理意见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取消他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33］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6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并委托赫鲁晓夫一手提拔的、其职务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苏联总检察长P · 鲁坚科，负责贝利亚事件的侦查，由其确定专案组成员名单，立即着手揭露和调查贝利亚及其副手们进行反党、反国家的罪行。［3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紧急撤换总检察长并责其调查贝利亚事件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相信对贝利亚案件的侦查和取证工作是公正的、客观的，换言之，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操纵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贝利亚死刑做好了事先准备。之所以撤掉原总检察长г · 萨福诺夫，赫鲁晓夫解释说“他没有博得我们的信任，我们怀疑他能否客观审查贝利亚案件”。［35］

根据6月27日赫鲁晓夫签署的决议［36］，7月2日至7日，苏共中央匆忙召开全会，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这就是苏联历史上有名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贝利亚没被允许参加，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洛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主席团主要成员以及部分代表都发了言，从思想上、政治上检举、声讨贝利亚的罪行。与会代表们的发言把贝利亚勾画成血腥刽子手、帝国主义的间谍、贪恋权力的阴谋家、道德败坏的野心家。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10日的《真理报》除了刊登了本文开头提到的简讯之外，还发表了社论《党、政府、苏联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并罗列了4条罪行：“第一，企图利用内务部中央和地方的机构来反对党和党的领导、反对苏联政府，根据对他个人的忠诚来提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第二，企图阻挠农业方面最重大的迫切问题的解决；第三，企图破坏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企图在苏联各族之间制造纠纷，并唆使各加盟共和国中的资产阶级民族分子进行活动；第四，蓄意阻挠执行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巩固苏维埃法律和消除某些违法乱纪情况的指示，并多次企图曲解这些指示。”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献显示，上述罪名均摘自未发表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贝利亚罪行的决议。［37］

7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取消贝利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

12月7日，苏联最高监察院通报说，完成了对贝利亚案件的侦讯工作，结论是贝利亚组织了与苏维埃国家为敌的阴谋叛国集团［38］，并重复了《真理报》社论中罗列的上述罪行。［39］

12月23日，苏联中央报刊发表公告：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对贝利亚一案进行了秘密审判（18日至23日），判处贝利亚及其“同伙”死刑，没收其财产，不得上诉，并立即执行枪决。

审判贝利亚的程序完全是按照苏联30年代至40年代的政治诉讼程序的传统进行的，先由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关于贝利亚的旨在颠覆苏维埃国家以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其表现为居心险恶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置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的犯罪），预先就决定了几个月后才举行的庭审的判决结论，并且采取的是缺席审判，被告本人不被允许参加庭审，也就无从作出解释和申辩。

就这样，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顺从地执行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意志，判处枪决贝利亚并直接在关押处执行。至此，“贝利亚事件”落下帷幕。

在中央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贝利亚案件的文件中，除了列举中央决议中所讲的贝利亚罪行外，还填补了有关贝利亚个人生活的荒诞无稽的无篇幅材料，不仅是从肉体上消灭贝利亚，而且还要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自此贝利亚便被人为地塑造成恶贯满盈的阴谋钻营、道德败坏的帝国主义间谍，是大规模清洗运动和冤假错案的罪魁。

七月全会和贝利亚的三封悔改信

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讨论马林科夫的报告《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从七月全会速记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马林科夫的报告，还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以及其他委员的发言，对贝利亚的指责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都步调一致地按照主席团定的调子对贝利亚进行指控、上纲上线并自我洗刷，他们极力把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通过中央主席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说成是贝利亚企图把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领导之上，把纠正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说成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其处理民主德国问题的建议说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罪证”。

新近出版的解密档案材料首次全文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的完整材料，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七月全会的会议速记记录竟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始的会议速记记录，即未经修改的反映全会上实际讲话的速记记录（原件现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另一个是会后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也就是作过修改（变动、增删）的交付印刷的速记记录。

1953年9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决议[“关于出版七月全会和九月全会（1953年）速记稿”]，定于10月1日前出版。决议明确要求“对发出速记稿尚未核对的同志在一周时间内核对自己的讲话……”此决议为变动、修改七月全会速记记录打开方便之门，从七月全会到十月初，苏联高层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被正式批准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党的第一把手，跃居到马林科夫的前面，许多委员们根据时局的变化对自己的讲话稿作了彻底修改，由于七月全会后贝利亚在党的宣传中受到致命的批判，以至于委员们以前关于同贝利亚关系密切、关于内务部部长的智慧和经验的讲话变得不合适了；要求减少贝利亚改革国家内外政策计划的材料，这一切均由对“敌人、卑鄙的阴谋家、外国情报机构间谍”——贝利亚的指控所取代。许多委员不仅修改个别细节、事实和措辞，而且还改变原来讲话的意思，有的发言稿还被怀疑是重写的。［40］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发言也都作了重大修改。

狱中的贝利亚曾先后给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主席团写了三封信［41］，为我们了解贝利亚事件的起因及贝利亚的国务活动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也是贝利亚能为后人留下的唯一能表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态度的宝贵资料。7月1日写的第二封信，手稿长达9页，可以视其为无法参加七月全会的一个书面发言，他诚恳地请求原谅：“我对自己的全部行为作了最严厉的反省，严厉地责骂自己。我对您（指马林科夫）的态度在性质上特别严重和不能原谅。我是百分之百地错了。”他承认坚持要把内务部的报告同中央决定一起散发的想法是错误的，认识到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中央决定本身的意义，“从我方面来说坚持散发报告是愚蠢的，是政治考虑不周，更何况您曾告诫我不要这样做”。贝利亚信中还回忆了与马林科夫以及其他主席团成员之间的昔日多年的工作友谊和相互提携，也间接地表白了自己在国务活动方面所做过的成绩和工作，并请求“安排做点工作吧！哪儿都行，任何需要的工作、最细小的工作都行……在任何一个边区和州、国营农场、农庄、建筑工地，恳求您不要使我失去成为一名积极的建设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将忠于我们亲爱的党和苏联政府”。

次日，贝利亚给主席团所有成员写了封短信，恳请大家立即干预，“有人想不经审判和侦查就迫害我，5天关押后一次审问也没有……难道作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不应要求对他的案件仔细审理，提出指控，要求解释，讯问证人？……对一位中央委员和自己的同志不经审判和弄清情况在地下室蹲5天5夜后处死他，难道是唯一的和正确的解决方法？……我断言，只要愿意进行调查，一切指控将被撤销……我请马林科夫同志和赫鲁晓夫同志不要固执，给同志平反难道不好吗”？一连串简短的语句表达了贝利亚无助的心情，也间接地说明贝利亚对没有被允许参加中央全会的彻底失望，同时他确信其同僚们拿不出什么不牵扯他们自己的真凭实据的指控。

负责监管贝利亚的К.С.莫斯卡连科将军在其回忆录中证实说：“所有这些信我们都呈递给了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后来我们得到指示，不许再给他纸、铅笔、钢笔，也就是禁止他写，我们就遵照执行。”［42］由此可见，后来贝利亚连申述权也被完全剥夺了，他的竞争者们竟然连他手中的笔都害怕。

事实上，贝利亚的这些信不仅没有拿到中央全会上宣读，甚至没有让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审阅，他的请求也没有得到批准，其同僚们为了保全自身，把贝利亚作为造成斯大林时代所犯下错误的主要罪魁，以此来洗刷自己，这正是贝利亚的悲剧之所在，他最终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囚徒。

“贝利亚事件”深层原因

斯大林逝世后，政治精英们开始对国家权力重新分配。1953年3月5日晚召开的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上经贝利亚提议确立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此外，会上还通过了一项“绝密”议案：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授权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的文件，无论是正执行使用的文件还是档案文件。对此有评论认为，“它是了解随后发生各种事件实质的关键，实际上它说出了斯大林主要接班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很快就得决定，这三个人中谁将成为头号人物”。［43］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马林科夫同意与赫鲁晓夫结成反对贝利亚的政治同盟的动机所在。另外，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曾在书中披露：“我父亲搞了一份马林科夫的材料，包括他的所有活动以及根据他主动提议所犯下的罪行（马林科夫参与了集体化和所有清洗运动）。我父亲曾对他说：‘算你走运，这些材料在我手里，不过以后你做事要明智些。’”（逮捕贝利亚及其家属后，马林科夫曾亲自找贝利亚的儿子索要贝利亚手中的档案，无获而归非常恼火）［44］当然，贝利亚手中掌握的不只有马林科夫的“把柄”，还有主席团其他成员的类似的“把柄”，正是对这种威胁的担忧，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贝利亚，以此解脱各自与过去错误的干系。

历史学家德 · 沃尔科戈诺夫在其书中的讲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贝利亚被逮捕时，赫鲁晓夫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文件的贝利亚私人档案也‘全部都带走’。为此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出于‘善意’考虑，没翻看也没去读，就执行命令把11袋文件全部都烧毁了呀！很可能，这些文件都是独有的一份呀！……党的高层领导们害怕，这些文件中有他们的黑材料，斯大林发给贝利亚的许多命令和决议，都被扔到专门委员会点起的火堆上烧了，永远成了历史的秘密。”［45］

在分析“贝利亚事件”时，作为研究苏联战后时期的著名学者叶 · 祖布科娃谈论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是苏联集权政治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贝利亚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其作用日益显赫，而这些措施触动了他的同僚们的权势欲，引起了他们的惶恐，使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在数年期间里，内务部获得了过多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党的监督范围。他的同僚们不无理由地看到了这里存在的对自己以及自己生存的现实危险性，是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贝利亚，把贝利亚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事实上，逮捕贝利亚、削减强力机关的过大的权力，这既符合赫鲁晓夫的利益，也符合马林科夫的利益。

贝利亚的儿子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是一位追究真实结果的务实的国务活动家”，“父亲错在，过高地估计了周围同僚们对举措议案的赞同，同时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才华’”。［46］

贝利亚成了斯大林时代错误的主要承担者，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们也极力地把一切都推到贝利亚身上，中央主席团成员以及中央委员们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1955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时，在公开声明中就曾把过去破坏苏南关系的罪责统统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引起铁托极大的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也极力把贝利亚同战后斯大林的镇压活动绑在一起：“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巧妙地加以利用……正是贝利亚向斯大林‘抛出，了他和他的心腹一手炮制的材料……斯大林是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那里获得了某些伪造材料……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我党的凶恶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走狗、骗取了斯大林的信任的贝利亚起了最卑鄙的作用。”［47］赫鲁晓夫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不厌其烦地解释贝利亚问题，而且往往前后说法不一致。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Ю · 希卡乔夫在《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的序言中评论说，“实际上，‘贝利亚事件’是政治局反对其某成员的阴谋，这场阴谋的全部要素俱在：极端保密、秘密起草指控条款、认真推敲行动计划、幕后进行密谈、分配角色和组织执行逮捕的武装军官小组”；“贝利亚被剪除后，斯大林逝世后争夺党和国家领袖的斗争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是最大的赢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强”。［48］

究其实质来说，“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是苏联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他也因此成了斯大林时代一切错误的“替罪羊”。

“贝利亚事件”的平反问题

根据现已公布的档案史料来看，1953年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担任过秘密间谍，是属于当时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凭空捏造的，确实存在罪名不符的问题。但1999年10月和2000年5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两次驳回贝利亚亲属要求给贝利亚平反的上诉。

为此，笔者走访了一些俄罗斯著名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有学者认为，尽管“贝利亚事件”确实存在罪名不符，但给贝利亚平反仍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贝利亚长期以来一直被塑造成一个血腥镇压、阴谋钻营的帝国主义间谍，臭名昭著，在俄罗斯民众的意识当中埋下了很深的怨恨；另一方面，自1938年起贝利亚曾长期担任苏联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镇压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尽管斯大林的亲信们在这方面每个人也都有罪责，但在人们的意识和记忆深处，已经很难把贝利亚与斯大林的错误分割开来。［49］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在回答笔者就这一问题的提问时，也明确表示“贝利亚事件”很难给予平反，因为确切地说，它不是司法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弗拉基米尔 · 米亚斯尼科夫在接受笔者的提问时也明确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俄罗斯学术界依据新公布的档案对“贝利亚事件”及贝利亚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这是正常的，它能勾画出其真实历史面目，更接近客观事实。弗 ·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回忆说，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时，他正值大学时代，曾目睹了当时的历史进程，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陷入无法自控的悲痛之中，客观地说，贝利亚当时表现得很冷静，操办一切事情。可以看出，贝利亚对如何使国家继续向前发展是怀有信心的，但有的学者把贝利亚捧成英明的改革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过分夸大了其主张和作用。弗 · 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进一步指出，“贝利亚事件”是苏联当时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要给贝利亚平反会造成社会上思想混乱，因此他认为，不会予以平反。鉴于经贝利亚之手曾有几万无辜政治犯被枪杀，他强调说，即使是再过50年、100年，也仍然不会给贝利亚平反。

《贝利亚在1953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件集》一书版权页上的内容简要中，赫然写道：“靠造假做法指控贝利亚所犯的罪行是凭空捏造的”，但关于他所犯的真正暴行——组织大规模镇压运动，却只字不提。

贝利亚自1938年底起开始担任国家机器——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无论在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是主动、积极倡议者还是主要参与、执行者，也无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维护以斯大林为首的苏维埃政权或是政治需要还是生性残酷，他对其在任期间苏联国内某些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活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贝利亚对当局所犯的罪行是负有责任的，其实，瞬间变为严酷的审判官的贝利亚的‘亲密同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也一样负有责任……多年来，贝利亚在社会意识中成了残暴统治者的象征，成了他自己所犯一切罪行和归咎于他的斯大林政权的罪行‘替罪羊’”。［50］

［1］Правда. 10 июля. 1953.

［2］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9. 512С.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3］Рубин Н.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иф 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М.，“Олимп” и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1998. Антонов - Овсеенко А. Берия, М., “Изд - во ACT”, 1999. Некрасов В. Ф.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1991.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М.，“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94. 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Мухин Ю. Убийство Сталина и Берия. М. 2002. Жуков Ю. Н. Тайны Кремля: Сталин, Молотов, Берия, Малеков. М., ТЕРРА - Книжный клуб， 2000. Топтыгин А.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аршал госбехопасности.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5. Кремлёв С. Берия. Лучший менеджер XX века.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08.

［4］Зенькович Н. А. Самые закрытые люд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ографий，Москва: “ОЛМА -ПРЕСС Звездный мир”, 2002. С. 49—55.绝密人物指苏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局、书记处委 员们。

［5］贝利亚想进联共（布）中央做党务工作，并不热衷于内务人民委员的职位（参见（俄）列 · 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还进一步讲述了其父亲对这一任职的不情愿，并曾借口自己是非俄罗斯族人不便担任此职，但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参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ОЛМА-ПРЕСС, 2002. С. 52）。内务部与安全部曾合合分分：1941年2月分为两个委员部；7月斯大林又把它们合成内务人民委员部；1943年4月又分为两个委员部；斯大林逝世后国家安全部又并入内务部，统一归贝利亚领导。

［6］参见（俄）列 · 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7］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在其书中指出，贝利亚是不同意暗杀托洛茨基的，认为托洛茨基已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了，且完全处于监视中，构不成威胁（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9）。

［8］1939年5月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即部长）被斯大林解除职务后，外交部共有2500人被逮捕。

［9］有人辩解说卡廷事件是战前为防后患、先发制人地消灭不喜欢苏联的波兰军官。

［10］食品短缺且缺少押送、看管他们的部队，其中约4万战俘交给了德国，14万被强制到北方伐木。

［11］有人说是贝利亚提议的，但其儿子谢尔戈说：贝利亚是主张留下这些富有作战经验的波兰军官来抗击德国的，但遭到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对，斯大林赞同他们的主张，下令处决，为此险些罢免贝利亚的内务人民委员职位（Серго Ъерия. Мой отец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77~78） 。

［12］根据国防委员会1944年第5073号和第5309号令，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巴尔卡尔人等少数民族强制迁往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驱逐人口多达47.9万以上。

［13］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7 ~ 19. Так же с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6, No4.

［14］上述这些“案件”仅仅是众多的冤假错案的一小部分，是贝利亚挑选出来的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或是与高层领导集团成员关系密切的案件，但也都不是贝利亚直接参与的案件。

［15］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医生案件”平反的决议，决议后附有关于平反此案的内务部公告。本决议连同贝利亚的提案报告、内务部特别侦查委员会的决议，一起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第一书记。4月4日，在中央级报刊上刊登了平反公告。

［16］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9 -21.

［17］1951年初苏联人口总数为1.816亿。

［18］因犯渎职罪、经济罪和某些军职罪被判5年以下徒刑的犯人（所犯罪行对社会不构成严重危害），以及孕妇、未成年人、老人（男性为55岁、女性为50岁），共有100多万人，截至1953年8月10日共释放了103.2万人（大赦令不适用于因反革命罪、匪徒行为、盗窃巨额社会财产和蓄意杀人罪而判刑的犯人）。См.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398.

［19］贝利亚在健全法律保护制度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尽管是主动提出了限制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权限的报告，但还没有做到从根本上取缔这一违反司法审理程序的内务部特别会议。

［20］《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др. документы.》．C.398.

［21］Там же. С. 167.

［22］Источник, 1994. No. 4，С. 11.

［23］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46—49、62.

［24］“贝利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碰巧倒是正确的”，见（俄）《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5］Трояновский О. А. Через годы и рсстояния,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семьи. М., “Вагриус”. 1997. С. 171.

［26］РГАНИ，Ф. 4，ОП. 9，Д. 32，ЛЛ. 152，233, Цит. по: ПыжиковА.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 “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88.

［27］РГАСПИ, Ф. 17, ОП. 53, Д. 3283，ЛЛ. 45, 109—110. 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 88.

［28］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9.

［29］Хрущев Н.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 279—282.

［30］贝利亚的儿子认为其父亲是6月26日当天被打死的，但据考证，从7月1、2日贝利亚亲笔写给主席团的检讨信来看，至少7月初贝利亚还没有被枪毙。

［31］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63, Л. 135—137.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69—70.

［32］АПРФ, Ф. 3，ОП. 24, Д. 463，Л. 135—1370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6970.

［33］АПРФ, Ф.З, ОП.24, Д. 464, Л. 107—108，Цит. по： там же. С.397。7月10日《真理报》公布的上述决议却删掉了这句话，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于7月15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明确说明，在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中包括“取消贝利亚曾获得过的一切荣誉称号和勋章”，并附上该决议文本。

［34］АПРФ，Ф. 3, ОП. 24, Д. 463, 几 138。Цит. по ： Там же. С 9, 72.

［35］（苏）尼 · 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俄罗斯历史学家В · 瑙莫夫在其文章中也明确使用了这句话，Наумов В. П. Был лизаговор Бери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1953 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 сен. - окт. No. 5. С. 32.

［36］АПРФ, Ф. 3, ОП. 76, Д. 23, Л. И. Цит. по： 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1.

［37］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28, ЛЛ. 25—37.

［38］成员有贝利亚及其助手梅尔库洛夫、德卡诺佐夫、柯布洛夫、戈格利泽、梅希克、弗洛齐米尔斯基。

［39］此外，“侦讯结果”中增加贝利亚的“历史罪行”——指控贝利亚在内战时期曾与外国情报机关有勾结。

［40］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3.

［41］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1—79,有关信件内容的引用均引自此文，以下不再一一做注。

［42］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10.

［43］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7.

［44］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345.

［45］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1. М.，1996. С 260—261.

［46］Серго Берия. Мой отец Берия в коридорах сталинской власти. М.，ОЛМА - ПРЕСС, 2002. С. 13.

［47］Хрущев Н.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 Доклад перв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тов. Хрущева Н. С. XX съезду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февраля 1956 года //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 “РОССПЭН” 2002. С. 95, 99.

［48］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 8. С. 11.

［49］这是笔者在与俄罗斯著名教授安 · 索科洛夫、叶 · 祖布科娃交流时他们表达的共同观点。

［50］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 1953: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л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 Документы. С.11.

46．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
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杨存堂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是在没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作的，没有公布报告文本，因而就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像是一颗重磅炸弹，使听报告的人大为震惊，许多人目瞪口呆。据一位与会者回忆：“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1］报告在苏共党内、共青团内的传达引起了很大震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秘密报告》经美国《纽约时报》公布以后，国际上同样反响强烈、议论纷纷，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中苏大论战中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认为是“捏造了大量谎言”，“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这也是“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事件已过去了50多年，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告一段落。事件本身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至今不论在俄国还是我国国内仍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首先要廓清事实，然后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分析与评论。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试图用已公开的历史档案追述《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以及报告的主要内容。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准备和出台的过程

《秘密报告》并没有列入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报告是在大会议程已经基本进行完以后才作的，人们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疑问：作这个报告的决定是什么时候、怎样作出的？报告稿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准备的？这些问题同“秘密报告” 一样也是秘密，长时间外人不得而知。苏联解体后公开的苏共档案中，有一份1956年7月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会谈记录。赫鲁晓夫告诉意共代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3］这个说法当年同样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仍然说：是大会快要结束时才通过作这个报告的决议。他说：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我终于鼓足了勇气”，“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作交代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争论，最后才同意由他在会上作这个报告。［4］赫鲁晓夫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共新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对斯大林历史遗产的清算不是从苏共二十大才开始的。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0日的中央会议上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而贝利亚则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七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七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为其平反。不过，自1953年7月全会以后，在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直到苏共二十大之前不久，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直仍在宣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了争论。在访问南斯拉夫同铁托等会谈时，赫鲁晓夫等把一切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极力为斯大林辩护，遭到了对方的“哑然失笑，并反唇相讥”。只是在访问南斯拉夫之后，赫鲁晓夫才“真正感到我们的观点有误”。［5］

在准备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把“非斯大林化”作为大会的主旨。在为赫鲁晓夫准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只突出列宁，大量引证列宁的语录，而对斯大林只提到一次，还是在时间副句当中。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纪念斯大林诞辰时，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的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此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 · В · 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做过赫鲁晓夫的领导，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担任政委。米高扬同О · Г · 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获释，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 · С · 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书记П · Н · 波斯佩洛夫作为头头的委员会的建议。米高扬尽管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情绪，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7］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调查十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镇压的情况。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8］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9］

会前，米高扬收到О · Г · 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 · 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彼得格勒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代，是国家政治保卫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1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很激动。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查查雅戈达的案卷；叶若夫的案卷；梅德韦杰夫的侦讯案卷。”［11］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各个地方的契卡人员向中央主席团呈报1937—1938年各个地区镇压情况的资料。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车里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000多人，其中13000多人被处以极刑。在对943名被判决有罪的人的归档侦讯案卷的重新审查中，当时只有两个人被认定确实犯有对他们指控的罪行。这也证明了这些镇压到底有多少根据。［1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A · В · 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我每次都参加了。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13］之后，出现了“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名单”，该名单由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组成。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个由13人组成的名单，由首都各个区委以前的书记及赫鲁晓夫本人的前助手构成。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作出了《关于在监禁地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No. П184/LⅣ号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下属党委会，它们享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授权，并被派往各地的集中营，审理那些因政治罪和职务犯罪正在服刑的被判刑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作出释放他们的决定。［14］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是怎样把他们宣布为敌人的？”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被归入这类案件的管辖范围之内。斯大林有责任。”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通过的反恐怖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许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可以说是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无法原谅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应当恢复真相”，“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给予斯大林以自己的地位。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还可以对报告作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了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三分之二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

（1）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根据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一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退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

（2）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代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

（3）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制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对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蒂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丘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

（4）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000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三分之二遭逮捕。绝大多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

（5）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对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

（6）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事先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按规定程序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洛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联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

（7）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代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和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和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16］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很清楚，斯大林已经不能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该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而且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提出听取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以不使30年代的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作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人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很英勇，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需要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造成神，最后造出的却是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没有丧失威信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17］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应该向代表大会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地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作一报告，吸收所有中央书记参加。由谁来作报告，考虑一下。也许还可以在原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说一下，我们准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后来作出两项决定：一、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二、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18］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作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19］在这次主席团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指出：“责成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把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要求提交中央全会；批准赫鲁晓夫同志为报告人。”［2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作。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须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作，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作，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2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作出了决定。［22］

在作出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后，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2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 · 维 · 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24］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把基辅附近、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包围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25］

据谢皮洛夫的回忆，在作上述口授的前四天，赫鲁晓夫曾要求谢皮洛夫起草一份报告稿。在赫鲁晓夫2月25日的报告时，谢皮洛夫发现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但整个稿子是经过别人重新写过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作报告以前已经有了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加上谢皮洛夫起草的稿子，赫鲁晓夫还拿到米高扬、萨布罗夫等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提出的文字稿，［26］这些就成为赫鲁晓夫的报告稿的基础。至于这几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明。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或者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宣读报告。可能赫鲁晓夫当时作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27］

所以，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定是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就作出了。秘密报告的稿子是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起草的。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说决定是在代表大会举行期间作出的呢？从上面提到的赫鲁晓夫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对事先没有通知他们，突然揭露个人崇拜，在自己工作中“引起休克”，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有意见。对苏共领导这种做法的不满、有意见，不只是意大利共产党，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强烈的反映。赫鲁晓夫这种说法显然是为对付兄弟党而作出的一种辩解。“秘密报告”对于没有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人，特别是其他国家共产党来说，是很突然的；但说这是“突然袭击”，则是不准确的。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除了大会代表，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党中央的机关干部也应邀参加。会议一开始，布尔加宁就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国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则是“最高潮”。

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消息，早在1956年的2月底到3月初，就在一些国家开始传播，6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甚至公布了全文。我国是在1988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首次公布《秘密报告》全文的，是从英文转译的。但国内绝大多数人对报告的概念仍来自五六十年代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文件，因而至今对这个报告存在着种种不完全合乎实情的看法，在一些学术著作中仍重复“九评”的观点，甚至继续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追寻苏联垮台的原因。笔者一开始就指出，要评价历史首先要弄清事实，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到底讲了些什么？是捏造了大量谎言，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在这一节笔者将根据《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刊登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原件，对其内容作尽量如实而全面的介绍。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28］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建议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的。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人也主张宽容和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做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做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对广大党政干部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地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及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和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许多案件由斯大林一人亲自处理，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赫鲁晓夫又转到“医生谋杀案”上，“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给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原卫生部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维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他还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并说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示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地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一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几乎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了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绝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把话题转到：“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家呢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的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 · 安德烈耶夫也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有25名委员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关于作报告的具体情况，有关回忆录的作者说法不一，有人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还有人肯定说，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直接点名指责了伏罗希洛夫等。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俄罗斯国家档馆保存的是报告后第4天即3月1日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提供的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作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名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的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公布的就是这个文本。

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议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 · 谢 ·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 · 谢 ·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29］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里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作出说明和交代，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作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能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辞，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的罪名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三四十年代至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镇压性质刑事的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 “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30］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000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0000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31］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绝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定量性的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人们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了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作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列宁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苏维埃国家一建立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集权国家。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集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作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并且没有触及最根本的要害即苏联的体制问题。所以，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合乎实际的，即使是“否定”的，他也没有否定到点子上，没有看到斯大林犯种种错误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

［1］（俄）亚历山大 · 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006年2月22日。

［2］《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4］（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2卷。

［6］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3 т. М., РОССПЭН. 2003. Т. 1. С. 57.

［7］А · И · 米高扬《往事的回忆》，转引自（俄）阿克秀金著：《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54年的苏联社会情绪》，莫斯科：РОССПЭН， 2004年版。

［8］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

［9］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

［10］АПРФ, Ф.З，ОП. 24, Д. 446, ЛЛ. 19—20.沙图诺夫斯卡娅给米高扬的信。

［11］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79—80.

［12］（俄）阿克秀金著：《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社会情绪》。

［13］斯涅戈夫信的原件在РГАНИ. Ф. 1. Оп. Д. 1.几44—5。

［14］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19—920.

［15］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5—97.

［16］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名称是《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原因的报告》，见АПРФ, Ф.З, ОП.24, Д.489, Доклад ЛЛ. 23—91.正本。汉译见李丹慧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7］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9—103.

［18］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99—103.

［19］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1. С. 105.

［20］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 2. С. 198—199.

［21］（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锼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

［22］（俄）尤 · 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53—1964年苏联社会情绪》。

［23］（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4］（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

［25］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考了（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

［26］据（美）威廉 · 陶伯曼《赫鲁晓夫全传》提供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28］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 · 谢 · 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具体页码。

［29］РГАНИ, Ф. 1，ОП.2.Д. 17, ЛЛ.89—90.汉译见李丹慧主编的《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

［30］《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卷。

［31］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47．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是“忘恩负义”吗？

左凤荣

经常会读到这样的词句：“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的生身父亲’。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诋毁斯大林造成了思想混乱，引发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在中国这个重视伦理的社会里，赫鲁晓夫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讲道德的，是忘恩负义的可耻行为，说明赫鲁晓夫人品有问题。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变化的轨迹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赞颂斯大林，还是反对斯大林，其中虽然不乏政治因素，但赫鲁晓夫总的来说是真诚的，是从感情出发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变化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赫鲁晓夫的升迁之路

1894年4月17日，赫鲁晓夫出生在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村。他的祖父尼卡诺尔 · 谢尔盖耶维奇和父亲谢尔盖 · 尼卡诺维奇都是农民，他的外祖父曾是农奴，在沙皇的军队里当过25年兵，他的母亲克谢尼娅 · 伊凡诺夫娜也是农民，赫鲁晓夫的父母给他起名叫尼基塔。依照俄罗斯人的习惯，赫鲁晓夫的全名是尼基塔 · 谢尔盖耶维奇 ·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是清苦的，他的父亲不得不在冬天农闲时到城里去找工作，赫鲁晓夫也不得不从刚懂事起就参加劳动，主要是给人家放牧牲畜。冬天，庄稼都收割了，牲畜无须人放牧了，他才有机会跟同村的女教师学习读书认字。幸运的是，赫鲁晓夫的老师莉季娅 · 米哈伊洛夫娜是个无神论者，也是个革命者，她向赫鲁晓夫灌输了初步的政治意识，使他开阔了眼界。

1908年，在赫鲁晓夫14岁时，他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来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煤矿当矿工，赫鲁晓夫一家也迁到了这里的尤索夫卡镇（1924年改名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改名为顿涅茨克）。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仍然很艰苦，他的母亲给人家洗衣服，他本人则步行到4公里以外的学校去上学，放学后和休息日则要去洗刷矿井的锅炉，以图挣几个戈比。但是，就是这样的学习也没能持续多久。从15岁起，他便开始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学习钳工手艺，他所在的车间负责维修当地矿井使用的设备。在“矿井大学”里，赫鲁晓夫不仅学到了他引以为豪的钳工技术，而且受到了工人运动的洗礼，确立了革命信仰。1905年，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国，也席卷了尤索夫卡。在这次革命的推动下，尤索夫卡的青年们开始阅读革命书籍。赫鲁晓夫生性活泼、好动，又颇有天资，善于与人交往，是个活跃分子，他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与一个名叫潘捷列伊 · 马希尼亚的矿工成了知心朋友，并通过马希尼亚开始接触文学和政治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1915年3月，赫鲁晓夫参与领导了鲁钦科夫矿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迫使矿主答应了罢工者的要求。1917年3月（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也随之崩溃。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尤索夫卡也是如此。赫鲁晓夫被选进鲁钦科夫矿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并负责监督逮捕当地的警官和建立工人纠察队。尽管赫鲁晓夫还不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但他全心全意支持布尔什维克，积极投身党的工作，在布尔什维克鼓动成立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任职。

1917年12月，尤索夫卡的苏维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由于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促成尤索夫卡市苏维埃政权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被选为矿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很快，乌克兰成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场，白卫军占领了顿河流域的几个重要据点，卡列金将军率领的哥萨克军队向尤索夫卡逼近。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建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无产阶级赤卫队第一团，和他的同事达尼洛夫一起领导鲁钦科夫矿工营。1918年，在战争的烽火中，赫鲁晓夫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工人的武装力量没有阻止住白卫军的进攻，资本家又回来进行反攻倒算。1918年春，德国军队也侵入了乌克兰，在乌克兰建立了傀儡政府，并占领了顿巴斯，赫鲁晓夫成了反革命政权通缉的对象。他既要躲过反革命政权的搜捕，也要躲过德军的盘查。历经艰险，赫鲁晓夫回到了故乡库尔斯克州，担任了卡利诺夫卡村的农民委员会主席，领导农民分地主的土地。此时，苏维埃政权面临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中，3/4的国土被国内外敌人占领，重要的原料、燃料、粮食产地相继失守，列宁号召工农拿起武器，开赴前线，保卫祖国。

赫鲁晓夫响应党的号召，抛家舍子，应征入伍，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接受考验。他被分配到一个步兵师的政治部工作。1919年春天，他开始担任第九步兵师第七十四团第二营政治委员。赫鲁晓夫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他所在的部队与兄弟部队配合，于1920年歼灭了邓尼金的主力，并从叶卡捷琳诺达尔方向突破白匪军的防线，于3月27日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

1921年夏，乌克兰又遭受严重旱灾，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赫鲁晓夫的妻子加琳娜也死于这场饥荒，给他留下了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顿巴斯的情况也很糟，成千上万的矿工离开矿井，外出逃荒。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赫鲁晓夫回到了顿巴斯，他的肩上压着两副重担：一方面，他要承担党委托的重任，完成他所不熟悉的经济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他要支撑起自己那个不完整的家，既当爹，又做娘，抚育一双不懂事的儿女。

赫鲁晓夫是一个敢于向生活挑战的人。他精力充沛，干事总是生气勃勃。他深信，苏维埃俄国会很快跃入共产主义天堂。他被任命为鲁钦科夫矿的副矿长，他以自己的热情和行为感染和鼓舞着矿工们。他召开会议，发表讲话，用共产主义理想激励矿工；他还亲自下矿井采煤，动手维修矿井设备。在当时干部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备受重用，党组织拟任命赫鲁晓夫为一个大矿——帕斯图霍夫矿的矿长，却被赫鲁晓夫拒绝了。他要求去做一名学生，补习文化，于1923年进入了顿巴斯矿业技术学校（1935年改名为矿业学院）附设的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学习。

在通常的情况下，学院应该由地方党组织派专职党委书记来开展政治工作，但由于当时党员少、干部短缺，党委书记只能从学院学生党员中选举产生。在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学生们渴望成为专家，谁都不愿做政治工作，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又干起了老本行，被选为学院的党委书记，这使赫鲁晓夫不能专心学习。学习期间，赫鲁晓夫没有获得多少科学文化知识，却另有收获。他认识了在区委党校教政治经济学的教员尼娜 · 彼得罗夫娜 · 库哈尔丘克。她出生在乌克兰霍尔姆省的瓦西列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她的家庭也不富裕，但比赫鲁晓夫的家境好，在她12岁时，父亲把她送到卢布林市的叔父那里，进了四年制不完全中学。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中断了学业，在叶甫洛基主教帮助下进入敖德萨的霍尔姆玛丽亚女子学校，且享受公费，于1919年毕业，留在母校工作，1920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地下党员，并到敖德萨省城和农村开展工作，她还到过波兰前线当宣传员。1920年秋，尼娜 · 彼得罗夫娜进入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参加为期6个月的培训。1922年秋，她奉调到尤索夫卡，在此与赫鲁晓夫相识。他们于1924年结为伉俪。尼娜 · 彼得罗夫娜有素养，工作能力强，办事有条理。赫鲁晓夫把他与前妻所生的6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带进了这个新家庭，尼娜后来给赫鲁晓夫生了2个女儿和1个儿子。她独自管起了这个家，使赫鲁晓夫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

1925年，经过3年的学习，赫鲁晓夫从矿业学院附属的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1个较小的城市、3个大市镇、11个村庄和彼得罗夫斯克煤矿。此时正值国家工业化时期，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们满腔热情地忘我地建设这个新社会。作为主管该区全面工作的一把手，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时而走到田头，时而下到矿井，用他极富感染力的讲话鼓舞人们，以他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去解决实际问题。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采煤机、推土机、装卸机、输送机和电力机车等运到了彼得罗夫斯克矿山，力量单薄、无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被吸纳进入了矿山，赫鲁晓夫做区委书记的当年，彼得罗夫斯克矿的煤产量即从2600万普特增加到3600万普特，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

由于赫鲁晓夫在彼得罗夫斯克—马林斯基区政绩突出，1926年底，他被调到了尤索夫卡担任区委副书记，他已成为乌克兰出类拔萃的年轻干部。赫鲁晓夫步步高升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联共（布）大力提拔工农出身的干部，以此来改变干部的结构，体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赫鲁晓夫本人的才能和业绩使他具备了进一步升迁的基本条件，他对党忠诚，善于在群众中做工作，肯干实干。此外，卡冈诺维奇的提携和重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苏联的干部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任命制，得不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则难以被委以重任。1928年初，正是在卡冈诺维奇的关怀和提议下，赫鲁晓夫走出了顿巴斯地区，来到了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担任了乌克兰共和国组织部副部长。

赫鲁晓夫未能适应在哈尔科夫的工作，他生性好动，不习惯坐在办公桌后面通过一大堆表格和档案了解现实世界，于是，他又三番五次请求卡冈诺维奇给他换工作。不久，杰姆钦科调到基辅任市委书记，他要求赫鲁晓夫也去那里领导组织部工作，赫鲁晓夫欣然同意。赫鲁晓夫在基辅也没有待多久，他又抓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929年，莫斯科工业学院要招收100名学员，这一消息令赫鲁晓夫又动了心。莫斯科工业学院不是一般的高等学院，它是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培养大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及工业领域高级领导干部而设立的。学院的招生对象是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工业企业领导，赫鲁晓夫并不符合条件，但他自有办法，他找到主管该院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冈诺维奇，经这位主管书记的特批，赫鲁晓夫于1929年9月成了莫斯科工业学院的学员。入学后，便又重演了在工农速成中学的一幕，再次当上了学院的兼职党委书记，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

在他入学之时，莫斯科工业学院的党委书记是哈哈列夫，他是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周围的一群“老革命”支持布哈林、李可夫等所谓的右倾分子。一入学，赫鲁晓夫便成为“右倾路线”的积极反对者，并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积极分子，他们的反右倾斗争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从而扭转了工业学院的形势。赫鲁晓夫从此声名显赫，一下子成了全党反右倾的典型，也成了为斯大林所关注的人物。此后，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开始了他捍卫党的现行路线的斗争，他时而开会批判那些把学院当成政治斗争避风港的“游手好闲分子”，时而批判某些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言行。一批又一批的“老革命”被开除出工业学院，工业学院成了反击反对派的典型，学院党组织通过的决议常常登在《真理报》上，成为其他党组织工作的榜样。在苏联人民经受“大转变”所带来的痛苦之时，赫鲁晓夫开始飞黄腾达。

1931年1月，在卡冈诺维奇的安排下，赫鲁晓夫代替有右倾倾向的希林成为莫斯科鲍曼区的区委书记。同年2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一起成为莫斯科市委委员及市常务委员会委员。经过6个月在鲍曼区的“见习”后，7月，赫鲁晓夫又在卡冈诺维奇的推荐和斯大林的批准下，当上了莫斯科最大的一个区——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区委书记，该区的前任书记柳京也是因为不同意斯大林的“大转变”方针而被撤职的。又过了6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赫鲁晓夫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开始作为卡冈诺维奇的得力助手活跃于苏联的政治中心。从1933年起，他又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4年，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39岁的赫鲁晓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赫鲁晓夫接替他担任了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

1938年1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被选进主席团。随后，在同时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进入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成了苏联10位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填补了右派分子被镇压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赫鲁晓夫成了弄潮儿。

1938年初，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赫鲁晓夫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同时担任基辅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中，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号称“欧洲的粮仓”，又是苏联重要的工业基地。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当政之初，把柯秀尔留下的绝大部分人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清洗了，但他实际做的没有喊得欢，他对各级干部不是逮捕，而主要是降职使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来乌克兰，并不是来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乌克兰的工农业搞上去。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 —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在卫国战争中，赫鲁晓夫是活跃在前线的少有的政治局委员，他参加了许多重要战斗，成为一名中将。1944年2月6日，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仍兼任该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一年赫鲁晓夫满50岁，在4月17日他生日这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发来了贺电，人们把他称为“斯大林的真正战友”。

1946年是个大旱年，也是赫鲁晓夫仕途首次遭受挫折的开端。从1945年秋季起，乌克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但乌克兰仍要向国家提供4亿普特的粮食（仅比1940年规定的数字略低），而乌克兰收获的粮食仅有两亿普特，大大低于国家的需要，而且乌克兰自身也需要粮食，乌克兰再次出现了饥荒。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当家人，赫鲁晓夫并不掌握粮食，他只能求助于斯大林。赫鲁晓夫曾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工作过，也曾无数次参加过斯大林的冗长的宴会，他很了解斯大林，如果斯大林听到乌克兰不仅不能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反而要伸手向国家要粮，肯定十分愤怒。但作为乌克兰共和国的首脑，他又不能不对一方百姓负责，他怀着侥幸心理希望不经斯大林而通过斯大林手下某位大员疏通此事，或者斯大林能详细看他的科学论证报告，从而发善心。赫鲁晓夫指派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专家小组，实事求是地估价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写出详细报告，报告搜集了大量材料，并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乌克兰完不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征购量，需要国家救济。赫鲁晓夫思忖再三，还是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递交了文件，请求发给粮食定量分配卡，以便分给农民救灾。当时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马上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称赫鲁晓夫是个靠不住的人物，说他写的备忘录想证明乌克兰自顾不暇，说他的要求是荒谬绝伦的。

赫鲁晓夫还有两件令斯大林不快的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斯大林要在乌克兰推广春小麦，而赫鲁晓夫认为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对，1947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面积。”［1］另一件是意识形态问题。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千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实干家，他擅长的是抓实实在在的事，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他操心的中心问题是吃饭问题。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苏联士兵看到的景象并不像苏联宣传的那么糟，相反，过惯苦日子的苏联人倒有些羡慕西方的富足，这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布）专门作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失去了乌克兰党的一把手的宝座，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主管农业的书记，斯大林想以此加强乌克兰春小麦的播种。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渐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1947年12月，斯大林任命卡冈诺维奇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奉调回莫斯科，乌克兰人民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也顿感轻松，他又重新担任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则由他的亲信杰 · 谢 · 科罗特钦科担任。

1949年12月，斯大林再次把赫鲁晓夫召到身边。原莫斯科州委书记波波夫被任命为城市建设部部长，赫鲁晓夫被免去在乌克兰的职务回首都接替波波夫，赫鲁晓夫又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听到赫鲁晓夫奉调莫斯科，许多乌克兰人恋恋不舍，乌克兰著名作家旺达 · 利沃夫娜竟在赫鲁晓夫面前失声痛哭，她不断说：“你怎么能走？你怎么能离开乌克兰？”对赫鲁晓夫怀有这种感情的不止她一人。赫鲁晓夫对乌克兰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有深厚的感情，他的夫人尼娜 · 彼得罗夫娜出生于乌克兰人聚居的村庄，会讲乌克兰语，与乌克兰人有良好的关系，受她的感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党政军界、教育科学界、文艺界都有一批交往密切的朋友，他被乌克兰人当成是“自家人”，而不是莫斯科派来的监督者，这是赫鲁晓夫获得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在苏联高级领导人物中，像赫鲁晓夫这样深得一方民众发自内心爱戴的领导人是少有的，这也许是日后赫鲁晓夫能战胜竞争对手成为斯大林继承人的原因之一吧。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反对贝利亚的斗争。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同年12月被以叛国罪处死。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评价此事时说：赫鲁晓夫在逮捕贝利亚一事中能起主要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因为他实际上比其他人更能明察秋毫、才智过人、干劲十足和坚决果断，同时，贝利亚低估了赫鲁晓夫，低估了他的品格，他那深藏不露的、与生俱来的、纯粹乡下人的机敏和狡黠，低估了他的健全的头脑和性格的力量，而把他当成其貌不扬、愚昧粗鲁的傻瓜。

贝利亚被除，悬在党和政府头上的利剑被砍断，提高了党的威信，同时也提高了赫鲁晓夫的个人威信。他于1953年9月正式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以党的名义统领国家安全机关，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其中。此后，赫鲁晓夫顺应民意，开始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平反，到1953年底有1000余人被恢复了名誉，其中包括莫洛托夫的妻子、加里宁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大儿媳、卡冈诺维奇的弟弟，等等。此举使赫鲁晓夫声望大增。

赫鲁晓夫还有两项动议受到人民的欢迎：一是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战后，斯大林的习惯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不仅一些会议在夜间召开，而且他经常深夜给主席团成员、部长，加盟共和国首脑、州委书记打电话，所以，从上到下都随斯大林调整作息时间，使工作杂乱无章，干部疲惫不堪。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一项命令：从1953年9月1日起结束“有害的”生活方式，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早9点至下午6点为工作时间（中间含1小时午休），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上午10点到下午7点为上班时间，此举受到了普遍欢迎。另一项是开放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时期，这里是群众的禁地，只有持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进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向群众开放，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不再在克里姆林宫居住，群众只要买一张门票，便可以到这里来休息、参观古老的建筑群、观赏奇珍异宝。1953年12月31日，青年们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从此，对莫斯科的青年和儿童来说，在克里姆林宫举办新年舞会成了传统，苏联人民为多了一个游览和集会的好场所而笑逐颜开。

1954年11月，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新机构——苏共中央总部，取消了马林科夫掌管的苏共中央办公厅。赫鲁晓夫完全掌握了党的机关，他越来越多地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也渐渐名存实亡。

列宁格勒案件被揭露打击了马林科夫。1955年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了辞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申请，马林科夫被降职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力部部长，同时，他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他开始在国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措施引起了党内高层一些人的不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想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则坚称他是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第一书记，主席团无权罢免。在朱可夫的帮助下，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赶往首都，在1957年6月22—29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参加这次全会的代表是苏共二十大选出来的，在309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215名同志报名要求发言，其中在会上发言的有60名。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支持赫鲁晓夫，谴责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等人，有人谴责他们阴谋反党，有人则追究他们参与大清洗的责任。6月29日，在莫洛托夫一票弃权的情况下，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撤销谢皮洛夫的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并将他从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中清除出去。赫鲁晓夫彻底战胜了竞争对手，巩固了权力。

1958年3月2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布尔加宁被解除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其军衔也从元帅降至上将，他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在伏罗希洛夫的提议下，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为了加强党对军事部门的一元化领导，成立了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任主席。这样，赫鲁晓夫也像斯大林一样，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进行了检讨，他说：“我常常批评斯大林一人身兼两职，一个是政府的职务，一个是党的职务。我除了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外，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就意味着在我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像是臭虫正在吮吸我的血液和损坏我的抵抗力。我将让历史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判断。”［2］

赫鲁晓夫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事出有因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首次相见是在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时他只有发言权，而没有表决权。赫鲁晓夫所在的顿巴斯代表团的莫伊谢因科请求斯大林与他们一道合影留念，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在摄影过程中，摄影师彼得罗夫指挥大家照相，斯大林开玩笑说：“彼得罗夫喜欢发号施令，可是在我们这儿发号施令是不行的，不许发号施令！”大家很为斯大林的民主精神所感动，“我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发表这种意见不是偶然的，这句玩笑话本质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随后在代表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讲话，他的一些即兴插话，也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我越来越对这个人物怀有深深的敬意”。［3］初次相见，斯大林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深信，斯大林就是党，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独具一格的判断，使他在苏联20年代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始终紧跟斯大林，从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有关于斯大林为人谦虚、民主作风好的佳话传到顿巴斯。一次，顿巴斯矿区的一批学生到莫斯科观光，领队列 · 阿 · 里姆斯基决定询问一下斯大林是否可以接见这个学生代表团。他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立即接通了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同意接见他们。在接见中，里姆斯基提出请斯大林给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大林诺（尤索夫卡）的工人写封贺信，斯大林断然拒绝，并严肃地说：“我不是地主，工厂的工人们也不是我的农奴，我不会给他们写信，也不喜欢别的人这样做。”［4］此事在顿巴斯传为美谈。赫鲁晓夫更加深信，斯大林是一个颇具民主精神、平易近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理论和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反右倾的浪潮中青云直上，也是斯大林清洗老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受益者。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有机会参加斯大林的家宴，“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5］他对斯大林的歌颂也是真诚的，也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

俄罗斯人具有很强的皇权思想，他们习惯于把成绩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便掀起了对列宁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斯大林50寿辰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随着反对派被击败，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苏联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斯大林在党和群众中的威信提高。1934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布哈林、加米涅夫等前反对派成员也都加入了颂扬者的行列。赫鲁晓夫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斯大林的提拔和信任，他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伟大而正确的。在十七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就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领袖”，“最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略家”。在十七大上，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的调门很高，只有他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虽然目睹了党的许多活动家、优秀的红军将领被送上了断头台，但他并没有怀疑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怀疑是从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的，苏联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他直观地感到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表明斯大林并不总是英明的，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委靡不振和战争进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挥失误也刺激了赫鲁晓夫。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基辅失陷，赫鲁晓夫开始怀疑斯大林这个“天才领袖”的天才，但他仍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行事。

1948年1月24日是乌克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纪念日，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突出颂扬了斯大林。他援引了斯大林1917年12月所说的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是兄弟和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到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和庆祝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建立3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乌克兰人民是团结一致的，空前紧密地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和自己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周围。乌克兰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忠于列宁斯大林的伟大事业。”“我们伟大的领袖斯大林的英明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是我们在争取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保证。”他带头高呼：“我们的英明领袖、乌克兰人民最好的朋友——敬爱和伟大的斯大林万岁！”［6］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颂扬斯大林是出自内心的尊敬与敬佩，那么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战后春小麦之争等事件后，赫鲁晓夫的颂扬恐怕更多是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当然也还有对斯大林的崇敬之情，毕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在庆祝仪式上，毛泽东坐在斯大林右边，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左边，足见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赫鲁晓夫在当天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称：“斯大林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在于他同人民的敌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捍卫了列宁学说的纯洁性和我们党的统一与钢铁般的团结。”斯大林一直守在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边，慈父般地保护和帮助他们成长，因此，“我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的热情，怀着做儿女的心情，把伟大的斯大林称之为自己的生身父亲、伟大的领袖和天才的导师。”“光荣属于生身父亲、英明导师、党和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在个人崇拜盛行的社会大背景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颂扬也是生存的需要。

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经常参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离观察到斯大林的生活和为人。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全，担心哪一天斯大林不高兴把他也送进集中营，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渐渐退去。审查贝利亚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内幕，使赫鲁晓夫了解了另一个他不知道的斯大林，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

1954—1955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审讯贝利亚的同案犯。这种审讯是公开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当地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前政治犯都能参加，这对动员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院领导下建立了几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的暴行，包括30年代几次大审判和对军队的清洗。在调查贝利亚事件时，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本人才是苏联大清洗、大恐怖的核心人物，是无数冤案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感到受骗了，被愚弄了。因此，他要揭露斯大林，要为自己树立维护正义的形象。

苏联检察机关收到犯人及其家属的无数封请求信，要求为无辜者平反，但这一工作进行得很慢，1955年被释放者还不到1万人，大多数是30年代党的领导人。审讯贝利亚及其亲信，为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列宁格勒案件”及一些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也传到了集中营和劳改场，大量的政治犯要求平反，有些集中营甚至发生了武装暴动，如西伯利亚诺里尔斯克的卡皮塔尔纳亚矿区、哈萨克的肯基尔集中营的犯人们弄到了武器，苏联政府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才把暴动平息下去。被迫害者及其家属要求恢复名誉的呼声、全国人民对大清洗的谴责、全体党员要求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要求，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促使赫鲁晓夫向斯大林发起冲击，这是赫鲁晓夫挺身而出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

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苏南关系的恢复，对推动赫鲁晓夫起而反对斯大林也起了作用。5月26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一行抵达贝尔格莱德机场，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党政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公开承认苏方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决心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但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等“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的讲话并未被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在会谈中气氛也很紧张。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之于贝利亚，铁托十分不快。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地表明，苏南关系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鲁晓夫等人的驳斥。但后来赫鲁晓夫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维护斯大林是多么虚伪，南斯拉夫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航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赫鲁晓夫这一派人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并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相比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错误泥潭中陷得比其他人要浅。

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这是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的准备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反对个人崇拜，要不要向全党通报斯大林的问题，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建议彻底调查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事，老政治局委员中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均在1926年进入政治局）、卡冈诺维奇（1930年进入政治局）对此不热情，米高扬也不支持他，马林科夫更反对，只有“年轻的”主席团成员：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支持他。总的看，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在中央委员会中也不占多数，赫鲁晓夫本人也并非置身事外，他也没有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在大清洗的年代里，他先是做“京官”，后又来到多事之地乌克兰，他的双手也沾染了鲜血，揭露斯大林，弄不好也会危及自身，但赫鲁晓夫义无反顾地要做这件事，他认为必须对代表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在监狱里和现在对他们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作出回答。在此，一个政治家的良心和道德感无疑起了作用。作为从平民中成长起来的领袖，赫鲁晓夫朴素善良的愿望、对广大受害者的同情，使他无法对此无动于衷。

作《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

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及其副手科马罗夫也参加。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也有义务参加其活动，该委员会的工作很有成效。

1956年2月1日在苏联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查处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莫洛托夫说：“但是，斯大林作为伟大领导人的地位应该承认。”“在报告中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卡冈诺维奇说：“可以重新认识许多事，但30年前斯大林就成了国家首脑。”伏罗希洛夫：“党应该知道真相，但是应该这样描述，如何被命运操纵。受当时的局势所支配。但是，我们带领国家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之路前进。有斯大林的成分吗？有，有很多例证，赫鲁晓夫同志，说出来是对的，但应该好好想想。”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致，应该恢复事实真相，事实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胜利了，当然有丑事，这也是事实。”布尔加宁说：“应该向党说出全部真相，斯大林代表他自己，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要做傻瓜，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会的成员都被他消灭了。不能同意说斯大林是伟大的继承者。”年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不仅对斯大林的大镇压表示震惊，还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表示了怀疑，如萨布罗夫说：“如果相信事实，难道这是共产主义吗？这是不能原谅的。”苏斯洛夫说：“最近几个月，我们知道了可怕的东西。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斯大林对德文斯基说：一个区剩10—15人就够了。”赫鲁晓夫：“斯大林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也动用了一切残酷的手段。他消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圣的。”［7］从以上主席团成员的辩论中我们看到，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揭露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强调苏联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的，其他人则对把斯大林当成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继承人表示怀疑。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从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佩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强调，不应该光说这些，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活了30年，进行了工业化，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成了一个伟大的党等。布尔加宁建议以1934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来评价斯大林，强调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萨布罗夫反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的立场，他们试图在领袖的活动中找出肯定的方面，但这并不像卡冈诺维奇说的那样是缺点，而是犯罪。针对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成为强国的说法，萨布罗夫提请注意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战争初期的失利）和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与芬兰的冲突，谋求黑海海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最后，赫鲁晓夫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佩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

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在会上提出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闭会时作关于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建议。当天召开的中央全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他以往所不知晓的事情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也不排除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同样更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对于那个时代——这是革命性的措施，首先是在精神和道德领域。”［8］“不应该忘记，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为千百万人平反，在苏联社会重塑了新的氛围。”［9］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

［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中文版。

［2］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3］（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5］（俄）尼基塔 · 谢 · 赫鲁晓夫著，述弢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第1卷。

［6］《赫鲁晓夫言论》第二辑。

［7］《消息报》网站www.izvestia.ru 2006年2月13日。

［8］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3.

［9］Стенограмма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посвященого 50 - летию X X съезд КПСС. www. gorby. ru 10. 04. 2006. С. 51.

48．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左凤荣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被中国人概括为“三和路线”，在中苏大论战时期被中共痛批。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如何来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呢？

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现实的选择

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本是列宁的思想。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认识到世界革命不会很快到来，苏俄要生存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斯大林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对和平共处的长期性重视不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渐趋紧张，甚至发展到了尖锐对抗的地步，双方爆发了冷战。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面对危机重重的苏联社会，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上，这就要求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与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是必然的选择，于是，苏共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领导人必然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为自己的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撑。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会作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谈到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时说：“这就是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1］赫鲁晓夫在表达苏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时说：“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强调苏联奉行和平政策，革命不能靠武力输出，“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胜利的依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我们认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不仅仅是能够共处，而且还应当前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实行合作”。［2］关于防止战争的问题，赫鲁晓夫强调，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力量的强大，“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3］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是从革命与建设两个角度谈的，他提到中国和东欧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形式，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演进，“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4］从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赫鲁晓夫所论证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是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在谈到“和平过渡”问题时并没有否定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还谈到了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些思想概括为“三和路线”并不全面。

赫鲁晓夫政策的重点在于改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加强彼此的信任，进行合作，这为和平共处增加了现实的内容。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考虑对方的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个体系间没有战争，而是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接触与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一点出发：在现在条件下完全有在两大体系间制定具体而现实的纲领，包括发展贸易，共同帮助弱小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共同采取行动等等”。［5］对于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和平共处的实质是不用战争手段解决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而是通过和平竞赛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赫鲁晓夫说，“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帜，是所有各国人民期望的目标。让理智战胜狂妄，让解决国际生活中争论问题的谈判方式代替危险的‘实力较量’的方法吧”，［6］“和平与和平共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固的停战，这是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共处，它建立在相互放弃用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基础上”。［7］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我们主张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让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拥护哪一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应该彼此和平共处，彼此并肩存在、共处。‘共处’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在所有国家里只有同一种的社会制度，那么，就不会存在敌对的制度了，就根本不会产生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那种共处问题了。那时，只是生存，而不是共处了”。但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国家的政策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使世界免遭在本质上敌对的两种体系之间，这两种体系占统治地位的两类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灾难这一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或者用资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言论说——竞争。因此每一方都尽可能地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应该排除用战争作为解决这种争端的手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共处”。［8］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可以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赫鲁晓夫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在和平经济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

为了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赫鲁晓夫也采取了许多切实行动，与美国等国家达成协议，从奥地利撤军，推动日内瓦谈判，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他甚至开创先例，成为首访美国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和平共处并没有像赫鲁晓夫宣称的那样成为苏联外交的总路线，实际上仍是一种策略手段，赫鲁晓夫的思想中仍存在许多“左”的色彩。

“左”倾色彩浓厚的“三和路线”

赫鲁晓夫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正如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所说：“我会见过的一些苏联领导人一贯坚信，资本主义已注定灭亡，而俄国的共产主义将统治全世界。这种发展的结果对他们来说是完全肯定的。在长时间的谈话中，赫鲁晓夫曾一再努力使我明白这一点。‘你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一再试图叫我记住，‘而我们将统治全世界！’我相信他确实是一本正经的。”阿登纳得出的结论是：“从其国土的广袤、它的专制政体以及这个国家里的共产主义狂热性来看，我认为这些还将在长时间内对其他各国人民构成巨大的危险，它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对这种危险人们还戒备得不够。”［9］1960年1月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仍强调：“正在取代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是一种新的、公正的社会，这种社会能为每一个劳动者保证平等条件和一切福利。在这种新社会的大道上开满了自由、平等、富裕和和平的美丽花朵，它的胜利的进军是阻止不住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这样。”赫鲁晓夫的儿子说，在与肯尼迪会谈时，“父亲向美国总统证明，过不了多久，苏联就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资本家将会哀求着允许他们进入社会主义，什么条件都行”。［10］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过分自信和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否定，制约了苏联的改革，是其改革只在原地打转。这是其改革走不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原因。

在苏共看来，两种制度之间关系的主调仍是斗争。意识形态上从来没有过，现在也不可能有和平共处，意识形态上可以斗争，但国家关系要和平，“不能把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必须保持在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上，而不是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11］“任何一种社会过程，包括国际事件在内，在阶级社会里必定带有阶级性，而这些事件的制造者即不同阶级利益总要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反映……在对外政策范围内——国际关系范围内——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平共处既消除不了这种斗争，也不会使这种斗争缓和，它只是把斗争限制在不容许使用武器的和平范围内。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阶段的今天，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空前未有地尖锐了”，［12］“决不能把有利于国家间和平共处的让步同原则上的让步，同涉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的让步混淆起来。这里既根本谈不到什么让步，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迁就。如果要在原则上让步，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让步，那么，这将意味着滚到我们的敌人的立场上去。这将意味着政治上的质变，对工人阶级事业的背叛。谁要是走上这样的道路，谁就是走上了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当然就应该对他开火，展开无情的批评”。［13］和平共处不等于承认资本主义的稳固性，也不意味着两制可以“永久共居”。为此，赫鲁晓夫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制造了第二次柏林危机，修筑了柏林墙。

苏共仍过高估计自身的实力，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没有认识到两种制度共存的长期性。苏共强调现时代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14］资本主义从上到下，包括它的经济制度和国家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陷在不可避免的瓦解过程中。它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人类大多数的权力。现在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力量。苏共相信：“垄断资产阶级就是用核武器也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确定不移的进程。人类已经认清资本主义的真面目。成亿的人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混乱和周期性的危机、经常性的失业和大批人的贫困、生产力极度浪费的制度，就是一直带着战争威胁的制度。人类不愿意也不会容忍历史上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体系。”［15］苏共仍信奉斯大林时期制造的这些教条，看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更没有现实地解释为什么柏林墙这边的居民不顾性命地往西方跑，而西方人却不向往社会主义的天堂。

为了与美国进行和平竞赛，苏联开始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斯大林时期对第三世界关注较少，赫鲁晓夫把争取不发达国家当成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争取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重要内容。非洲的殖民地的革命燃起了关于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塞古 · 杜尔都宣布自己忠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输出革命，扩大社会主义势力范围，与美国争雄，把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头儿，恶化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三和路线”成效有限

如果苏共真正奉行“三和路线”，按事务本身的逻辑，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上，把发展战略的重心放在国内，而不是与美国的争夺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赫鲁晓夫虽然说和平竞赛，但在实践中仍与美国针锋相对，双方在中东、拉美展开了公开争夺。当1959年古巴发生革命之时，卡斯特罗并未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他的弟弟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很高兴，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在美国的眼皮底下发生了。苏联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等多方面大力支持古巴。赫鲁晓夫把保卫古巴看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威信的问题，努力向拉丁美洲人民证明，苏联是可以依靠的，为此他冒险向古巴运送导弹。但是，事情发展的结果使赫鲁晓夫看到，卡斯特罗并不完全听命于莫斯科，也许会把苏联引向战争，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军队擅自打下了一架U-2飞机，让赫鲁晓夫十分紧张，他担心苏美间会因此发生战争。苏联最后作出让步，从古巴撤走了导弹。对于赫鲁晓夫来说，“10月份的这13天是意味深长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一切靠武力解决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时代结束了。过去是以武力对抗武力。现在任何一场危机都可能导致相互毁灭”。［16］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在发展核武器上止步，而是加大了发展核武器和军事工业的步伐。

苏联的军事工业仍在快速发展，下表反映了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17］：

表1　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生产能力的变化情况（1956-1965）

在1956—1965年的十年间，“骨干”军事工业的数量增加了50%，其工人数也增加了50%多，按可比价格计算，其总产值增加了21倍。［18］战前就存在的立足于备战的苏联经济畸形结构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强化。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19］其结果首先导致了民用消费品产量的降低。

为了达到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苏共强调：“目前主要的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争取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绝对产量方面超过资本主义体系。这将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第一个走上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道路的我国所取得的成就，正在促进并加速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向共产主义前进。”［20］但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进行的竞赛成效不佳。

1959年10月9日，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新华社稿）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工业产量增加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加70%，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大约60%。在这一计划执行的过程中，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修改了第六个五年计划。七年计划提出了要在3—4年时间里使苏联的肉、黄油、牛奶产量赶上美国，说明赫鲁晓夫认识到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赫鲁晓夫急于求成，这一计划是极不现实的，因为1956年美国生产了1600万吨肉，苏联只生产了750万吨，二者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很快，在畜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变成了一句空话，成了历史的笑柄。

从1960年开始，苏联开始实行七小时和六小时工作制，从1960年10月1日起开始取消赋税，实行了8年制义务教育。“通过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公共设施来提高人民的福利。”国家用于社会保险金、优抚金、助学金、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开支，从1958年的2150亿卢布增加到1959年的2300亿卢布。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里，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从1953年的67.9卢布增长到1964年的98.7卢布，差不多提高了50%。1965年与1960年相比，每千人的电视机拥有量从22台增至67台，电冰箱从10台增至29台，洗衣机从13台增至59台。居民的食品结构有所改善，10年间肉的需求量增长了70%，鱼增加了29%，油增加了34%。从1956年起实行新的退休制度，给所有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工人、职员以物质保障，1959年有2000万人拿到了养老金，比战前的40年代高4倍。［21］赫鲁晓夫加快了住宅建设，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建筑的住宅质量不高，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的贫民窟”，但是，对于缺少住房的人来说，这总比没地方住好。改善居住条件的人，1952年有540万人，1954年有650万人，1956年有780万人，1957年有1010万人，1958年有1150万人，1959年有1260万人，1960年有1200万人，1961年有1130万人，1962年有1120万人，1963年有1100万人，1964年有1030万人。［22］拨给工厂土地，让工人自行解决食品不足的问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与苏联的国际地位仍是极不相称的。

赫鲁晓夫对农业很重视，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1954—1955年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有344亿卢布，比整个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高38%。用于发展农业的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6%增加到1955年的18%，1953—1954年对农业的投资增加了3倍。［23］同时，减少了农业税，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了农民的宅旁园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剪刀差”，从50年代末开始，赫鲁晓夫又开始往老路上走，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缩小宅旁园地，阻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说1928年购买一公斤糖要卖7公斤小麦，那么1962年要卖14公斤小麦，1965年2月则要卖15—16公斤。［24］

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经济状况不佳，食品的价格开始提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1962年6月1日赫鲁晓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提高一些商品和其他畜牧产品的价格，其中肉价提高30%，黄油价格提高25%。苏联部长会议向人民发通告称：这是临时性的措施，待食品丰富后，价格会降下来。但人民不相信，既不信苏联的食品将会丰富，也不相信价格将会下降。

在新切尔卡斯克、南方的亚历山德罗夫和中部的穆罗姆以及哈萨克的铁木尔套，工人们自发地举行了抗议集会，但大都化解了。新切尔卡斯克电气机车厂2月份提高了工作指标，导致工人工资下降，物价又要提高，工人当然不满，工人开始罢工，厂长傲慢无理，激怒了工人，工人提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吃肉，要吃黄油，要提高工资！”6月2日，他们打着旗帜，排队向市委大楼行进，手里拿着列宁像和鲜花，声势很大。石油机械厂和第17工厂也有工人加入进来，人数达到5000多人。当地领导求助于军队，游行者越过了设置的封锁线，双方发生冲突。“根据对1962年6月1—2日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的调查材料，这次总共死亡25人，50多人受了枪伤，20多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在冲突中受伤的86名军人中有9名被送进了医院。”［25］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是令人痛心的。

下表反映了1965年，也就是赫鲁晓夫刚刚下台时，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的情况（单位：美元，苏联也按美国价格计算）［26］。

表2　1965年苏美人均消费物质财富情况

下表反映了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情况（以美元为单位）。

表3　1965年苏联和美国工业工人的实际收入

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远不及美国。

苏联宣传说：“用国际法上的话来说，和平共处要求遵守各国人民自决的原则，这意味着每个民族不仅有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各国人民不仅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来选举政府，而且当一国人民认为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已成为过去而应该选择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的时候，有权更迭这种制度。”［27］但是，这只是指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当东德、匈牙利、波兰发生危机时，苏联并没有让那里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进行干涉，包括直接出兵。一直到1986年，苏联都在宣传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种解释意味着苏联的领导人首先关心阶级的利益，也就是关心世界范围内“工人事业”的胜利，这种解释使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怀疑苏联对建立互不干涉内政和承认各国人民独立解决各自事务权利的诚意。

值得注意的是，苏共仍人为地缩小和平共处的适用范围，仍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排除在和平共处之外。由于赫鲁晓夫只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被当成了非和平共处、军事冲突、战争的对立面，其目的是战胜资本主义，所以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没有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未必恰当。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的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28］认为把和平共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摒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一致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和平共处原则的范围。“这种相互关系是特殊的相互关系，它不可估量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其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为建立只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所固有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29］

总之，“三和路线”作为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理论，既有新的东西，更有旧的痕迹。赫鲁晓夫强调战争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强调避免战争，发展经济，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他注意到了核战争对人类的危险，强调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努力争取和平，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他仍然用阶级斗争观点评价国内外事物，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其原则出发点不是各国的利益平衡，而是力量平衡，仍奉行追求军事实力的政策；把和平共处建立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基础上，与和平竞赛相联系，当成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手段，结果必然否定和平共处是普遍的国际关系准则，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仍然坚持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对苏联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生命力估计过低，经常强调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灭亡的必然性，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忽视其经验，不能很好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赫鲁晓夫的理论仍带有“左”倾色彩和那个时代的烙印。

［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上）。

［5］《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载（苏）《共产党人》1957年第11期。

［6］《真理报》，1962年12月13日。

［7］《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8］《赫鲁晓夫言论》第14辑。

［9］《阿登纳回忆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0］（俄）谢 · 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1］（苏）安 · 安 · 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三联书店1965年版。

［12］（苏）安 · 安 · 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

［13］（苏）尼 · 赫鲁晓夫：《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14］（苏）瓦 · 达 · 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16］（俄）谢 · 赫鲁晓夫著，郭家申等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7］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4372，目录76，卷宗320。

［18］С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 - е годы ：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6. С. 294.

［19］Тимошина Т. М. Эконом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2000. С. 310.

［2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21］（俄）奥 · 列依鲍维奇：《改革与现代化（1953—1964）》，彼尔姆1993年版。

［22］《1970年苏联的国民经济》，莫斯科1971年版。

［23］Тимошина Т. М. Эконом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2000. С. 307.

［24］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77.

［25］（俄）谢 · 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6］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全宗1562，目录33，卷宗6378。转引自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82—83.

［27］（苏）安 · 安 · 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

［28］（苏）尼 · 赫鲁晓夫：《争取持久和平与和平共处》，莫斯科1958年。

［29］（苏）安 · 安 · 葛罗米柯主编：《和平共处——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方针》。

49．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
全民党问题？

郑异凡

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这个纲领正式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纲领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职能——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这一职能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从国内发展的任务看，它在苏联已不再必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обще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机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1］“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партия всего народ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指导作用。”［2］

赫鲁晓夫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党的纲领草案中提出并解决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它在共产主义下的命运的问题。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重要的里程碑。”［3］又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4］

“全民国家”问题的出现，不是赫鲁晓夫或少数人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苏联官方关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提法的变动所必然提出来，并且需给以恰当回答的问题。

我们知道，国家是个历史范畴，有其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该阶段国家的性质、职能问题。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建立了性质截然不同的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者的专政，这时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但是往下发展，问题就出来了。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镇压剥削阶级反抗，并最终消灭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任务之后，这个专政的性质起不起变化？这个专政还有保留的必要没有？

这个问题不是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的，早在30年代中期，苏联讨论并通过斯大林宪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作为现实问题提出来了。

在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实际上只是消灭了剥削阶级），这就出现了当时国家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斯大林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某些一般原理还不完备、不充分。”［5］显然，套用现成的公式已经不行，必须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去寻找答案。1936年联共党刊《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了哲学家帕 · 弗 · 尤金的《论社会主义下的国家》一文，提出“人民国家”的概念，文章明确宣布“我们苏维埃国家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国家”。［6］这是国家学说中的一个新提法。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理论中，“人民国家”历来是个被否定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过“人民国家”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说法也被中国用来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不过简单地引用某些语录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些论述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作全面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批判过“人民国家”的用语，其基本出发点就是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是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而一旦阶级被消灭，国家也就随之消亡，因此不可能出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人民国家”，因为在可以谈论“人民国家”的时候，国家已经消亡。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7］

根据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恩格斯的这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8］因而国家只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当然，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绝不会是毫无组织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因此马克思还提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制度”［9］问题。但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已不是“国家”（Staat），而是换了一个词“国家制度”（Staatswessen，俄文是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有两种含义：国家制度；国家机构、组织、措施等等的总和，国家之一切事宜。《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除上述解释外，还加了一个说法：“指社会政治组织体系（机制）”。第二种解释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解释可能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是这样提问题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10］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要保留的不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而是同现在国家职能相类似的某些社会职能。

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国家社会职能的变化问题。当然，他没能对这一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正如列宁后来说的，“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实证明了的科学材料。”［11］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不存在这种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的，这个问题有待于以后的实践去回答。

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尽管这时候无产阶级尚未执掌政权，但是通向政权的大门已清楚可见，而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时那样遥遥无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已着手探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国家制度”问题。

过渡时期需要国家去镇压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者的反抗，对于这一点，列宁重申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资产阶级消灭之后，即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不要国家？列宁认为，“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如果问题仅仅到此为止，那么列宁的观点就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模一样了。但是列宁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紧接着指出：“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12］这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即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国家，并且不是从阶级矛盾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存在“资产阶级权利”）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发展，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下的国家制度”这一提法的进一步阐释和发挥。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还需要国家，那就必然会出现这个国家的性质问题。在一个没有阶级，至少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里，这是什么样的国家？继续把它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合适？《国家与革命》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虽然社会主义阶段仍保留国家这一论断本身就包含有这一问题。列宁也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在那时这仍然是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列宁所关注的是如何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的问题，并且列宁把消灭阶级问题看得比较复杂，需要的时间比较长，是一个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自然不会花精力去设计未来的国家组织。不过，列宁也曾偶尔议论过这类问题。1920年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曾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问题，他写道：“一旦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增长曲线就开始急剧下降。因为国家政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如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将会结束，外部的强制规定开始消亡：首先消亡的是陆军和海军，这是最尖锐的对外强制工具；其次是惩罚和镇压机关、系统；然后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等等。”列宁对布哈林描述的消亡次序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在旁批中问道：“是不是相反呢？起初是‘然后’，然后是‘其次’，最后是‘首先’。”［13］也就是说，先消亡的是劳动的强制性质，然后是惩罚和强制机关，最后是陆海军。这大概是因为列宁估计到社会主义国家将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因此有可能先消亡的只能是对内的强制，而不是对外强制的工具陆海军。这里多少包含了只要帝国主义存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它的军队就仍然需要保留这一科学的结论，至少可以从这段批语中引申出这一结论。

当然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趋势仍然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理论问题。1926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加里宁在一篇对外宣传的文章《苏维埃政权在为实现民主做些什么》中对此作了这样的预测：“无产阶级国家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渐消除、资本家的消失而逐步转变为具有新的含义和内容的全民国家（обще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14］这恐怕是在苏联最早出现的“全民国家”的设想了，不过由于苏联当时所处的环境，这也还是理论上的推测，而不是现实的总结。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通过全盘集体化两三年内就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消灭了农村的小农经济。这样到30年代中期，苏联就宣布国内不存在剥削阶级，也不再存在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阶级了。按照哲学家尤金的说法，当时存在的是“社会主义工厂的劳动者”，“农村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关劳动者”。这种说法如果成立，［15］那就出现几个问题：一是在没有剥削阶级需要镇压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再需要专政了。二是还要不要国家？这个问题列宁回答过，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权利”，国家是需要的（当然还有组织生产等经济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斯大林后来补充一点，只要存在帝国主义，那么不仅社会主义社会下需要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仍然需要国家的存在（斯大林这样说是打算单独一国搞共产主义建设）。三是既然还需要国家，那么这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斯大林没有回答。公布苏联宪法草案后，有人说这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在回答这种批评时只说，这是“扩大工人阶级专政的基础，使专政变成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的更灵活、因而也更强大的体系”。［16］他的理论家尤金对此作了明确无误的回答：“毫无疑问，在一个由城乡自由劳动者组成的社会里，国家只能是这些劳动者的国家，即人民的国家。”［17］应该说这个回答是合乎逻辑的，并且这已不仅仅是理论的探讨，而是对当时苏联社会的现实状况作出的理论概括。尤金的说法没有遇到公开的反对。官方的提法称，当时的苏联国家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1936年《布尔什维克》杂志为十月革命十九周年发表的社论写道：“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创造性的、改造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的国家完全有权代表全体人民，因为它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全体苏联公民有幸福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18］尽管这里没有用“人民国家”的说法，但说的仍然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体人民的国家。从此以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就越来越少见了。

赫鲁晓夫在解释苏共第三个党纲的时候说：“自然，当社会主义在我国完全地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之后，当我们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时候，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消失了，这一专政的国内任务完成了”，苏联的工人阶级“主动地把自己专政的国家变成全民的国家”。［19］

赫鲁晓夫宣布“全民国家”比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家尤金晚了四分之一世纪。所不同的只是尤金把专政限定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倒是符合马克思当年的提法的），而赫鲁晓夫则把它延长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完全胜利之时，并且把它正式写入了苏共党纲。

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的发展得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到人民（全民）国家，然后再逐步消亡这么几个阶段，而不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进到国家消亡阶段。原因很简单，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要防御帝国主义，二要保护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一“资产阶级权利”。但是由于国内已没有阶级需要镇压，因此这个国家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尚需澄清一下：人民国家有没有镇压和强制的职能呢？应该说这种职能依然存在，不同的只是实行强制的对象已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内部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列宁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人需要加以镇压了”时特意解释说，“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20］至于有个别人捣乱，需要对之实行强制，加以镇压，这是可能也是必然的，但对付这种人已无须无产阶级专政，用不着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即可。事实上无论是宣布“人民国家”的30年代的苏联，还是把“全民国家”载入党纲的60年代的苏联，都从来没有在实践上放弃过镇压和强制。尤金的文章在宣布“人民国家”之后，随即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强制及强制机关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上镇压得还非常厉害，例如30年代的大清洗。这反映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或理论上的矛盾。他一方面宣布苏联已消灭剥削阶级，有时甚至说已经消灭了阶级，同时却又提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镇压。为了自圆其说，只好把所有被镇压的人都当成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间谍”、“特务”，从而在“人民国家”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一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斯大林时期被错误镇压的人物恢复名誉，这是很得人心的措施。但是，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为某些公民恢复名誉，那么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高级干部，仍然会缺乏安全感。这就有必要从更高的高度论证国家政权的性质，把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提到首位，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心有余悸的镇压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这在当时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因此“全民国家”理论在苏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它有利于安定人心，促进全国安定的局面。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这个口号对苏联的政治生活并没有起多大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赫鲁晓夫和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从“全民国家”出发，采取切实的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而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任何“全民国家”的口号都只能是口号而已。

在阶级社会里的国家，首先是镇压的工具，但是它的职能并不限于镇压，它还起“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作用。［21］现代国家更是大量介入国家的经济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剥削阶级社会是如此，无产阶级执政之后情况更是如此，除了镇压职能外，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在迅速发展，并且随着阶级矛盾的逐步缓和，经济职能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而作为阶级统治形式的国家的性质也随着逐步发生变化。国家在不同阶段的职能，特别是性质的变化，是值得认真研究探讨的问题，正确认识当前国家的职能和性质，有助于准确作出决策，避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全民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解释了“全民国家”问题之后，再谈“全民党”问题就比较容易了。

政党同国家一样属于历史的产物，是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它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有一段充满辩证法的议论，他说：“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一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道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22］

毛泽东的这段话尤其适用于年岁更大的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通过的第一个党纲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19年通过第二个党纲，这是一个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到30年代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已显得过时，需要予以修改。联共中央曾经打算制定新的党纲，但一直没有能够实现。直到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才通过第三个党纲。这时离宣布消灭阶级的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段期间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党的性质是不是也应当发生变化呢？过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还能继续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吗？赫鲁晓夫这样描绘苏共的三个纲领依据的阶级力量：“在党通过第一个纲领的时候，跟着它走的是不大一批先进工人。在党通过第二个纲领的时候，跟着它走的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的基本群众。现在，跟着党走的则是全体苏联人民。”［23］所以苏共第三个党纲写道：“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24］

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之时起，苏联的国家性质，党的性质也必定随之变化，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重新定义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定义定性尚可推敲，据此给苏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则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不过，从现实情况看，苏联那时是否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阶段，甚至苏联是否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像所说的那样已经取得“完全的最终的胜利”，都是问题。例如国内的镇压虽然已不具有斯大林时代那样的规模，但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实施的镇压并不罕见，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关进集中营的人少了，进“精神病院”的多了；反革命罪少了，“流氓罪”多了，驱逐出境的少了，吊销护照的多了……总之，还是变着花样压制“异端”。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说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还是个问号。官僚特权阶层最终形成，在俄国现在通常把这个阶层叫做“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即由上级任命的登记在册的享有特权的高级官员。这时的国家实际上首先代表的是“在册权贵”的利益，他们享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把持和侵占社会主义资产，剥夺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他们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有待专文阐述。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还需要重申，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国家还是政党，都有其发生、发展以至消亡过程，国家和政党是不能永远存在的，否则，共产主义就来不了。这就是辩证法！

［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5］《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8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1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12］《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13］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1976年第2版。

［14］《加里宁选集》第2卷，莫斯科1960年版。

［15］当时苏联社会是否已发展到这一阶段，这是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的任务了。

［16］《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7］《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8期。

［18］《布尔什维克》1936年第21期。

［1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0］《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50．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左凤荣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与苏联形成了结盟关系。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逐渐降温，后来又不断恶化，到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此时中苏同盟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但无论是党的关系，还是国家关系都已经恶化了。关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我国领导人和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根本原因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的不平等态度，“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戈尔巴乔夫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毛泽东不接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个人崇拜的方式和反对个人崇拜，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苏联拒绝提供核技术不满，苏联不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是因为赫鲁晓夫有了不扩散核武器的意识，同时他也想保持对中国的影响。［2］也有学者指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而不应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3］但作者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证。

中苏同盟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不可能充分尊重双方的国家利益，因此也难以维持长久。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4］苏联影响中国从共产国际成立后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方针，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问题后，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中国本应该走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实际上却把斯大林模式的做法部分地在中国以放大的方式又实践了一遍，政策总的趋向是“左”。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才是正确的，并要求苏共完全接受中共的看法与主张，这等于向苏共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提出了挑战，这是苏共不能接受的。两党关系的恶化自然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中苏同盟不协调，埋下隐患

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是苏联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初衷；中国倒向苏联一边，也是出于对付美国威胁的考虑。但是，这种同盟关系并不是两个平等国家的联盟，它首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

从斯大林开始，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并不是以是否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是否有利于苏联，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利益为判断标准。斯大林把苏联的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各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变成了“保卫苏联”，苏共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检验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准。1926年斯大林就说：“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5］斯大林这一观点实际上是把苏联的利益凌驾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之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国家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6］各国共产党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任务，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所谓的国际任务，紧跟苏联这个“旗手”走。

在实践上，斯大林一直都要求国际共运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战略需要，苏共的政策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各国的实际。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反法西斯斗争上来，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斗争，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说，政府在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胜利，对于人民是最危险的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才转为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反法西斯斗争，但反对建立工农政权，压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要求南共考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1943年，斯大林为了便于与罗斯福、丘吉尔谈判，巩固它们之间的联盟并保证在战后瓜分世界，突然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东欧民主国家的建立，苏联于1947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阵营内的各国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结盟关系，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范式的国家关系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一，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承认一个中心，实际上不允许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完全的独立性。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各国的政策要与苏联协商和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式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斯拉夫由于不接受苏联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原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从党际关系的层面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而且党的关系实际上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

第三，这种联盟关系是建立在不成立的假定基础上的。毛泽东曾概括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7］实际上指导思想可以一致，但两国的根本利益很难一致，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国际战略目标有异，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同，两国关系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力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是行不通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全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在国际社会很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很难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在两国交往中，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都不能很好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苏联在内。作为盟主，苏联相对而言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也必须考虑和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否则，很难保持住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地位。1956年波匈事件后，苏联不得不调整和改变在东欧的政策。就中苏关系而言，苏方存在着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还是相对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当中国对苏联没有威胁时，苏联可以不在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当苏联认识到中国积累力量可能会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出挑战时，苏联就会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更关心中国的获益。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很弱，对苏联不是威胁，苏联尽其所能给了中国大量援助。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成，“赶英超美”目标的确立，再指望苏联毫无保留地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就不可能了。就安全利益而言，双方结成军事同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为此双方可以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一旦美国的威胁下降，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基础就会下降，而作为两个大国又是邻国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家关系范式，没有为调整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提供条件，当50年代中苏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后，联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中苏两党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产生分歧

如果从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衡量，中苏同盟的破裂对双方都是一种损失，对中国害处更大。双方并没有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处理两国的关系，而更多是从意识形态利益出发的，苏共为了捍卫其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中共则认为苏共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要帮助它克服修正主义，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关系越来越僵，最后两党关系恶化，导致了中苏联盟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交恶。

苏共的“变”与中共的“不变”之间产生了矛盾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回答英国首相希思的提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时，说：“中苏分歧要从一九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一九五五年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8］

众所周知，1954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华，这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首次见面，赫鲁晓夫把这次庆典看成是巩固与中国友谊的大好时机，为此，他给中国带来了一份厚礼：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向中国提供5.2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将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和中苏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完全转让给中国；加强中苏科技合作；帮助中国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及组织中蒙、中苏铁路联运；苏军主动提前从旅顺海军基地撤退。根据最新档案资料，这一丰厚的礼物是赫鲁晓夫努力争取来的。［9］应该说此后中苏之间的关系要比斯大林时期平等得多，但是，为什么毛泽东却认为，中苏分歧是从1954年开始的呢？我想，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这个年龄、资历、理论水平都不高的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是不认同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新一届苏共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强调两种制度的共存、提出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等等，苏共改变了斯大林时期与西方僵硬对抗的方针，表示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国际合作。这种变化突破了一些传统观念。他们的某些观点与主张中共是不认同的。在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他和毛泽东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事后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10］在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以及毛泽东在对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军事实力时，只比较双方人数的说法，都是不同意的。

在赫鲁晓夫上台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同斯大林时期有了明显不同。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与苏联一道，对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再满足于做小兄弟，开始在阵营中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不满意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个人，更强调客观原因。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

苏共二十大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冲击，出现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犯了错误，并试图帮助苏共纠正这一错误。中共反对苏联干涉波兰，积极推动苏共干涉匈牙利。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11］

《一论》、《再论》有纠正赫鲁晓夫错误的意图，其观点主张明显不同于苏共二十大报告，实际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但是，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还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主张，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有所缓和，苏共专门作出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力图全面评价斯大林。但是，苏共与中共的分歧并没有因此消除。

互相干涉内政，加剧了矛盾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12］毛泽东明显针对赫鲁晓夫说：“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13］

1957年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还是比较顺利的。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隆重举行。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中共对苏共做工作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莫斯科会议所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上。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这也说明苏共对中共还是另眼相看，十分重视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7年1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邀集苏联各界著名人士和毛泽东主席会见。图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谈话。新华社记者侯波摄（新华社稿）

1957年11月14—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这是其他国家领导人没有享受的待遇，毛泽东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表示不要害怕战争，不要怕死人，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4］这一言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区别的。毛泽东竭力主张“以苏为首”，但更强调红花需要绿叶扶。

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15］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此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高出了除苏共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并且已经能影响苏共。

这次会议并没有真正解决中苏间的分歧，用毛泽东的话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16］另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有意见。我们觉得他们对欧洲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是不合乎马克思主义的”。［17］

同时，苏共尽管接受了中共的某些建议，但是双方之间的分歧并未消除，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出现核武器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战争危险等观点与看法，赫鲁晓夫等人是有保留的。在国内政策和理论问题上，毛泽东越来越“左”，1957年反右，1958年搞“大跃进”，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有取代苏联之意。同时，苏共对中国的“大跃进”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

国家利益的冲突使矛盾爆发

中苏关系的破裂，国家战略利益的不同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导致双方产生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原因。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18］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毛泽东又把尤金找来，借题发挥，指责苏联，发泄他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不满。毛泽东针对苏联不肯给中国海军核潜艇技术材料，而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做法，十分生气地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由近及远，他说：“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中苏两党只是口头上的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毛泽东还说：“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从这一谈话中我们看到，实际上毛泽东把长期积压的对斯大林的不满都发泄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并借机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19］

如果把这两件事放到当时中苏是军事同盟这一框架下来考察，此事并不奇怪。中国领导人的激烈反应是苏联领导人没有预料到的，用赫鲁晓夫的话说：“我们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20］他们认为在同一个阵营里，这种军事合作是正常的。苏联想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海军舰队谋求一处停靠基地，主要意图是对付美国，并不是有意控制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21］但对作为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独立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的做法无异于帝国主义国家，是难以接受的。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赫鲁晓夫为消除中国误解，明确表示苏联从来没有想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长波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这并没有消除中国领导人的不满。1958年8月3日，长波电台的事按中方意图顺利解决，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海军技术援助问题也得到了解决，1959年2月4日中苏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但是，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毛泽东从此事中所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镴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22］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对中国很不满，“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23］

此后两国都开始自行其是，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没有通知苏方，苏方虚惊一场，怕被中国拉下水，跟美国开战。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中国对苏联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满。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草案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实际上许多观点是针对苏共的。1959年6月，苏方宣布废除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访美和到中国来推行他的和平计划，更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满，在1959年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959年12月，毛泽东所拟定的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的，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明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4］毛泽东为赫鲁晓夫罗列的问题主要有，“（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25］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要帮助赫鲁晓夫走上正确道路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1960年1月7—17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上海召开，在谈到对苏共、赫鲁晓夫的看法时，大家提的意见有：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高举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旗帜，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我们理论上、哲学上和政治上的优势。［26］在同年2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观点尖锐对立，赫鲁晓夫表示不再理会中国的声音，他们要走自己的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实际上“对苏共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27］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三篇文章“公开发表以后会得到列宁的故乡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反应，会使他们认真思考当前的世界形势和根据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政策，以及怎样来维护列宁的革命学说，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28］但是，事态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在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中，驳斥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从此，中苏两党开始公开相互攻击，双方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问题上各说各的理，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分歧，看不到共同点，关系越来越僵。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援华专家，中断对华援助项目，两国关系破裂。

马克思主义“正统”之争加速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1960年6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对中共的政策进行攻击，还在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事先已下发给兄弟党）中对《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反驳，继续捍卫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阐述自己的主张，并批评中共的主张。在大会发言中，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由于中苏两党都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5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国的40多个重工业、国防工业部门，250个工厂的建设中途停顿。

1960年11月，中共派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和出席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苏斯洛夫送给中共代表团的长达6万字的文件中，充满了对中共的攻击。刘少奇在与赫鲁晓夫私下会晤中反复告诫他：你们不要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好。我们是带着团结友好的愿望来的，我党参加会议的精神就是以互谅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使81国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在刘少奇的严肃而真诚的表态后，赫鲁晓夫的态度有所缓和，最后经过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但是，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及其会后，中苏间的争论又趋激烈。

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出席苏共二十二大，毛泽东不愿前往，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会。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周恩来便前往列宁、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在献给斯大林的花圈上写着：“献给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表明了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和评价。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为了国内斗争的需要，赫鲁晓夫偏离原来的主题，再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同时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共站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边，反对苏共的做法。中苏两党在会谈中也各持己见，周恩来遂率代表团提前回国。中苏两党关系全面恶化。

1961年正值中国困难时期，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支援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所欠下款项，本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29］苏联人自己拒不偿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欠美国的租借物资款，理由是他们已用鲜血偿还了。可是，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共同对付美国侵略的战争，苏联出武器，中国则付出了牺牲30万人的代价。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实在没有道理。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于1964年全部偿清了这笔款项。

更为严重的是，1962年4—5月间，苏联通过其驻新疆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发放侨民证，策动中国边民叛逃苏联。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20几个县、3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滚滚的人流从几个口岸涌入苏联。白天，苏联当局派大客车、卡车接运，用广播指示方向，晚上，则用探照灯指路，共有67000余人逃到苏联。此事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对要求去苏联者一律放行，新疆军区欢送了帮助策动边民外逃并申请去苏联的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少将祖龙泰耶夫和伊犁军区司令员、少将马尔国夫，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苏联借此攻击中国，吹嘘自己。

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联影响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与中共观点相同的一些党，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中共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和《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等7篇文章（这些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的审定），［30］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这场空前绝后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双方难以找到共同语言。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廖承志、刘宁一、康生、潘自力。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成员有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

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增强了。

此后，苏中两国的报纸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审阅了这些文章），［31］判定中苏之间及国际共运分歧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歧”，并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毛泽东认为“这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入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的破产”。［32］11月18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把赫鲁晓夫的下台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实际上认为这场论战以中共的胜利而告终。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实际。

在中苏大论战中，双方都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中共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所说的修正主义，其含义往往是含糊不清的。他将修正主义这个概念不断扩展，把许多不是修正主义的东西也叫作修正主义，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样，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发展”。［33］苏共则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双方各不相让，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两国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大力发展国防力量，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给两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中苏大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恶化了中苏两大邻国的关系，也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34］“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5］这种笔墨官司，既没有用处，也没有好处。

中苏大论战对两国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自留畜，开了自由市场；中国的反修，使他不敢再走下去，政策也开始“左”倾，重新推行追求公有制规模的合并集体农庄运动，规定自留地上不得种经济作物，别墅不得盖两层，自留畜不得超过一头带小牛的奶牛，自由市场只能出售自产的多余农副产品。对中国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大论战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上的准备。阿尔巴托夫说：“毛泽东在对苏联人进行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我国内部事务施加影响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他的纲领是一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纲领，为斯大林辩护，认为斯大林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具有历史合理性，把暴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政治工具而加以神圣化。这个政治纲领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使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和‘伟大舵手’的语录就足够了。他还坚决为战争不可避免论辩护。最后是毛泽东的达到荒谬绝伦的个人迷信。”［36］

总之，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关系的特点决定的，追求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的完全一致，双方都不肯考虑对方的国内外处境，都想把自己的认识、理念、内外政策强加给对方；而因为这种理论和方针政策背后是本国或执政集团、甚至是主要执政者的利益而难以协调、妥协、退让，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深刻原因。实践教训着人们：要求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实行共同的对外总路线和统一的国内方针对策、体制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各国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执政方略、社会模式、社会发展道路，只有由各国党和人民去选择，并在实践中判断、修正。“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可以讨论、协调、甚至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但绝不能强加于人，更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甚至动用武力，兵戎相见。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载《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2］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0—431.

［3］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5］《斯大林全集》第9卷。

［6］《斯大林全集》第10卷。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8］《毛泽东外交文选》。

［9］参见沈志华：《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础》，《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

［10］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11］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2］《毛泽东外交文选》。

［13］《毛泽东外交文选》。

［14］《毛泽东外交文选》。

［15］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16］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7］吴冷西：《十年论战》（上）。

［18］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9］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20］《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21］《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22］吴冷西：《十年论战》（上）。

［23］《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26］吴冷西：《十年论战》（上）。

［27］吴冷西：《十年论战》（上）。

［2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

［29］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0］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31］详细情况可参阅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32］崔奇著：《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3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6］（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51．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陆南泉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先要在国内为广大人民和干部创造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环境，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其次要破除对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消除思想上的种种禁锢；再次赫鲁晓夫要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掌握强有力的权力。赫鲁晓夫在围绕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并不是撇开改革单打一地进行的。实际上，他一上台就着手经济政策的调整和某些初步的改革。这些对他权力的巩固也有重要的作用。而赫鲁晓夫上台后，在围绕巩固自己政治领导地位的斗争过程中，之所以很快地赢得人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他首先对农业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他对农业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苏联客观情况的要求。

苏联农业危机显现，亟待改革

赫鲁晓夫上台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是十分尖锐的。由于二战后苏联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与工业的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大量从农村参加军队的农民，在战争结束复员退伍的年轻人，没有大量地回到农村的集体农庄，而是去了工厂做工。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苏联在战后没有对农业制度特别是集体农庄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弊端进行改革。这些因素，导致在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业处于严重落后状态。苏联平均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1/3。1953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只达到1940年的104%。［1］

赫鲁晓夫在1953年苏共中央讨论农业问题的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农业中存在的种种严重问题。他指出：“我们还有不少落后的、甚至无人过问的集体农庄和整块的地区。在许多集体农庄和地区内，农作物的产量仍然很低。农业生产的产品率，特别是畜牧业的饲料作物、马铃薯和蔬菜的产品率提高得非常缓慢。”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苏联畜牧业“发展得特别缓慢。公有畜牧业的产品率仍然低。个别州和共和国的牛奶产品率的情况特别不能容忍”。乳牛在1953年初比1941年初少350万头，比1928年少890万头。但与此同时，苏联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926年到1952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以上。1940年到1952年工业产量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量（按可比价格计算）只增加了10%。这样，就形成了农业与工业及居民对农产品需求之间极不协调的局面。1953年3月1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的增进，居民的需要日益从面包转到肉类和奶类产品、蔬菜、水果等方面了。但是，正是在这些农业部门中，居民迅速增长的需要和生产的水平，在近几年来是明显地不相称的。许多重要的农业部门的落后，延缓了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阻碍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收入的增加。”

赫鲁晓夫还特别分析了苏联粮食问题。大家知道，马林科夫在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说苏联粮食问题已彻底解决。［2］作为苏共最高领导层的农业问题专家赫鲁晓夫，出于各种考虑，特别是在自己地位尚不十分巩固的情况下，并没有对马林科夫有关粮食问题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进行批驳。但到他站稳脚跟之后，就对这一与苏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用大量的材料揭示苏联粮食问题的真实情况。1954年1月22日，赫鲁晓夫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题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信中说：“进一步研究农业和粮食收购的状况表明，我们曾经宣布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不完全符合国内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的。”“粮食生产现在还保证不了需求，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全部需要，而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又不允许我们普遍进行数量充足的谷物产品、特别是优质谷物产品贸易和米粮贸易。由于粮食不宽余，我们只得限制粮食的出口量。”“许多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在完成对国家的义务后剩下来的粮食，不能满足集体农庄在公共经济的一切需要。留给农庄的谷物饲料尤其少，而没有谷物饲料，畜牧业就不可能急剧发展。”“1940年共收购粮食二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普特，而1953年只收购十八亿五千万普特，即减少了三亿七千五百万普特。同时，由于国民经济的普遍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实际工资的提高，国内的粮食消耗量正在逐年增加，国家掌握的粮食数量同粮食需求量的增长不相适应。”1953年粮食的收购量同1948年的收购量大致相等（分别为18.42亿普特与18.50亿普特），可是消费却增加了50%以上。这样，1953年的收购量满足不了国内粮食的必需消费量。这个差额不得不动用国家粮食储备粮1.6亿普特。赫鲁晓夫对此在信中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由于1953年苏联粮食歉收，这就要求“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以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3］

应该说，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所面临的农业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一些苏联学者甚至指出：“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斯大林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赫鲁晓夫出生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4］

苏联农业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已不能从十月革命前的历史原因中去寻觅了。1955年3月18日，赫鲁晓夫在萨拉托夫市举行的东南地区各州农业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沙皇俄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东西。但是，同志们，自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已近三十八年了。时间不算短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诿，该觉得可耻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农业严重落后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特别是农业制度严重弊端的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也有具体的农业政策因素对农业发展的破坏作用。这方面的问题甚多，如长期以来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政策；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和低价的政策；对农村的个人副业缺乏稳定的政策；等等。赫鲁晓夫执政后，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既涉及农业制度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农业政策。

以扩权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计划体制改革

如果说，苏联在二战后，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联系和社会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科技的异常迅速发展，优先发展的重点不再像过去那样单一，经济情报与信息的大量增加要求作出迅速处理等，这些生产经营条件的变化，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模式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从原来的潜伏状态变得表面化了，变得比过去更加突出了、尖锐了，那么，这个矛盾在农业部门显得尤为复杂，对生产的阻碍作用比其他经济部门也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总是与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因此，农业生产活动更要求因地制宜，而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农业生产实行的是与工业部门相同的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随着30年代集体农庄制度的建立，苏联开始向各级地方机关和集体农庄下达扩大播种面积与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计划。

在斯大林逝世前，由于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得过死，极大地束缚了农庄、农场的主动性。对此，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报告中指出：农业部门“工作中的缺点特别显著地反映在制定农业计划的工作上。计划中有许多不必要的项目，限制住地方机关、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的主动性。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分配给集体农庄的耕作业和畜牧业方面的任务总共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个项目。中央计划了这样的措施：例如由杂交得来的猪的养肥工作应于什么时候结束，播种高茎植物作物休闲地屏障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等等。”“由于任务所包含的项目多，数量又太大，下面就必然要制作一大堆各式各样的报告。大批农业专家和集体农庄工作人员把精力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报告、呈文和报表上面去了。每一个集体农庄在一年中要向区农业机关交约有一万个项目报告材料。和战前相比，集体农庄报告中的项目几乎增加了七倍。”

另外，苏联对农庄实行与国营企业一样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这就忽视了农庄集体经济的特点，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与庄员个人的利益，在处理国家与农庄和庄员的关系时，不实行等价交换与自愿原则。

在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农业计划制度，既不考虑农业生产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特点，也没有考虑农庄这一集体经济的特点，这样，必然形成对农业生产的瞎指挥，使农业生产违背自然规律，从而破坏农业生产。

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着手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而在改革农业体制方面，首先改革农业计划制度。1955年的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一次改革。这一年的3月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5］《决议》明确指出：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农业部和农产品采购部在农业计划工作的实践中，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过于集中，而且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规定过多的指标，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国家需要。为了保证国家得到各种农产品，绝不需要由中央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布置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计划规定出所有种类的牲畜和牲畜头数，因为这不能使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发挥主动精神来更正确、更合理地管理经济。在现行的农业计划制度下，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千篇一律地计划播种面积造成了农作物分布上的不合理现象，因为这不符合各集体农庄的经济条件和土壤气候条件，不符合集体农庄积累的经营农业的经验和现有的耕作水平，并且无助于农作物总产量的提高。这种计划方式也不容许各集体农庄更符合实际地组织公有畜牧业的管理和争取提高肉、奶、蛋、羊毛及其他产品的产量。这一切限制了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动精神，削弱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各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

这次农业计划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农业计划工作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大大减少给农庄农场的计划指标，即只下达农产品采购量一项指标，其他生产计划均由农庄农场根据农产品采购任务与自己内部需要来确定，即有关播种面积和结构、牲畜种类与头数、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牲畜产品率，各种农艺措施等，由农业企业自行决定。但在执行农业计划新办法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苏联还规定：集体农庄全体庄员大会通过的作物播种计划和畜牧业发展计划应提交区执行委员会审核。如果集体农庄提出的计划不能保证集体农庄以相应的作物和畜产品完成义务交售额、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额、预购合同和国家收购量，区执行委员会应建议集体农庄对计划做必要的修改；二是对农业计划制定的程序作了改变，即由过去农庄、农场从上级机关领取任务，改为直接由农庄、农场制订计划；三是对计划计算的方法也作了改变，即把过去按种植作物的公顷与饲养牲畜头数的计算方法改为按农产品、畜产品数量进行计算。

以提高物质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改革

斯大林时期，苏联实行的农产品采购制度是剥夺农民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严重影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涉及一系列关系：如国家、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三者利益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工人与农民的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和工农联盟关系等。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政治影响。

斯大林逝世时，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的问题已异常突出，已是发展农业的一个严重障碍。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说，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每公斤谷物为4—8戈比，这一收购价格还是在1927—1931年间规定的，在以后的整个时期中实际上没有变动过。1952年，小麦每公斤按9.7戈比出售，马铃薯4.7戈比，蔬菜19.2戈比，牛肉20.3戈比，猪肉67.2戈比，牛奶25.2戈比，蛋每千个2卢布。集体农庄按照这种价格交售了谷物总收获量的20%左右以及几乎全部的畜产品。收获量的1/3付给机器拖拉机站。这样，致使农庄交售产品所得的收入还不够补偿生产费用。许多农庄生产1公担马铃薯的成本是40卢布，而它的收购价格仅为3卢布。1952—1953年，谷物、牛肉、猪肉和牛奶都是赔本的。

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合理，还表现在价格不能反映出用于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劳动消耗的实际比价。虽然1953年生产1公担籽棉的劳动消耗比生产1公担谷物只高出4.8倍，但1公担籽棉的价格却超过1公担谷物价格的37倍。用于生产1公担糖用甜菜的劳动要比生产1公担谷物少耗费38%，但糖用甜菜的收购价格却超过谷物价格的25%。还有，生产1公担肉的劳动耗费比1公担谷物大14—15倍，而1952年的肉的采购价价格仅高于谷物价格的5—7倍。

另外，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不合理，还反映在与工业品、食品零售价格之间的不协调。如工业品与食品零售价格1950年与1940年相比，提高了86%，那么，正如前面提到的，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这一期间大致停留在原来水平上。［6］这自然使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日益扩大，严重损害农庄、农场的物质利益，从而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调动农庄、农场的生产积极性，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在农产品采购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提高农畜产品价格。从1953年到1963年，农畜产品共提价6次。1964年与1952年相比，全部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54倍，其中粮食提高了7.4倍，畜产品15倍，牛奶3.55倍。

第二，实行统一的国家收购制度。随着1958年改组拖拉机站，要求对采购制度也作出改革。1958年6月，决定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实行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这种价格比义务交售价格提高了2倍。

第三，在取消义务交售制与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制前，逐步放宽农产品义务交售的定额和最后取消义务交售制。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决议，苏联降低了集体农庄和庄员个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马铃薯、蔬菜的定额。1954年，免除了拥有个人副业的庄员、职工、渔业和手工业劳动组合成员的谷物义务交售任务。从1958年1月1日起，完全取消了庄员、职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特别是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庄收入大大提高。如果说1953年农庄向国家和合作社出售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品的收入为41.4亿卢布，那么1960年为141.6亿卢布，即在产品量增长0.6倍的情况下，收入增加2倍以上。这样，生产者从出售农产品中多增加了75.4亿卢布的现金收入。据有关材料，1952—1962年期间，苏联全国集体农户的收入增长了2.9倍。

另外，由于实行了按地区分别规定的统一收购价格，缩小了苏联各共和国集体农户在收入方面的差距。1952—1961年期间，集体农户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4倍。［7］

赫鲁晓夫执政后，为了提高农业企业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加强物质刺激，除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外，还勾销了农庄在义务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积欠，勾销了各农庄和庄员在畜产品方面未完成的交售量。此外，还在所得税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并增加了对农庄的贷款，延长了贷款期限，从1955年起利率几乎降低了1/2。从1956年起，改变了过去用于劳动日分配的大部分收入只能在经济年度年终发给农庄庄员的办法，而改为每月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的办法。从1957年起，集体农庄开始逐步改行货币形式的报酬，到1960年，货币在苏联农庄庄员报酬中的比重已提高到62%。［8］

个人副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苏联农村的个人副业，是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产生并得到不断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人副业主要是指农庄庄员、农场职工和农村其他居民耕种宅旁园地与自养牲畜、家禽等家庭副业。

长期以来，个人副业在苏联农业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在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农产品占全苏总产量的比重是：肉为52%，奶为67%，蛋为85%，粮食为3%，土豆为72%，蔬菜为48%。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来源中占26%。［9］

赫鲁晓夫上台初期在个人副业的管理方面，实行积极鼓励的政策。当时他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为了尽快缓解苏联面临食品供应方面的严重困难，特别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扶植个人副业的发展；二是赫鲁晓夫在1953年的九月中央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其中包括违反了农业劳动组合章程关于允许“每个集体农户都有权拥有小规模的经济作为个人财产”这个“最主要的原则”。而许多农庄违反了这个原则。他还指出：“如果公有经济中的工作不能使集体农民得到劳动日应得的收入，如果他的副业中的个人利益又受到损害，那么集体农民很容易给自己的劳动找到另外的用途——跑到城里去，到工厂做工。这就是集体农民个人经济缩减和落后的集体农庄的农业人口外流的原因。”他还要求：“在发展公有畜牧业的同时，党、苏维埃和农业的地方机关必须完全终止在个人所有牲畜方面侵犯集体农民利益的不正确的做法。”“必须消除这样一种偏见，即认为工人和职员个人有牲畜是件不体面的事。”这次全会以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的管理采取一系列鼓励的措施，这主要有：免除庄员和农场职工的欠款；先是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畜产品、土豆和蔬菜的定额，最后废除经营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取消了1953年1月1日以前的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私人牲畜的积欠；实行新的农业税法，税额按每1%公顷土地上的收入规定的固定税率计算。实行新税法，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了80%；要求各级领导人都要协助居民购买牲畜和家禽，并保证他们私养牲畜所需的饲料与运输饲料的工具；等等。以上的措施，使个人副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1958年与1953年相比，个人副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土豆、蔬菜增长14.3%，牛的头数增加了25.3%，肉、奶产品量分别增加了33%和27%，水果增加了46%。［10］1953年，2000万农户中，有1/4的家庭不养奶牛。到了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11］应该说，在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其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苏联当时有人称之为这是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1/4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12］

但是，赫鲁晓夫从1956年开始，对个人副业看法发生变化。1956年3月6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进一步发挥农庄庄员在组织集体农庄的生产和管理劳动组合事务中的主动精神的决议》中指出：“庄员的一切需要基本上靠公有经济来满足”，而个人副业“只起辅助作用”，“主要满足庄员个人对新鲜蔬菜、水果和浆果的需要，并且力求在宅旁园地建造果园、浆果园以美化庄员的生活环境。”［13］随着对个人副业认识的变化，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开始采取限制的政策。1956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法令，规定对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征收货币税，如所养牲畜数额超过规定标准，税收加倍。由于1958年农业丰收，［14］在这一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讲：“党解决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最重要的经济问题。”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建议推广卡里诺夫卡村集体农庄把奶牛卖给农庄的经验，要求庄员放弃菜园，取消农场职工自留地、自养畜。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从1959年10月1日起，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由于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在管理上采取限制的措施，使个人副业生产出现了明显下降。1959年与1958年相比，私养牛减少377万头，即减少12%，其中奶牛减少135万头，即减少7%；私养猪、绵羊和山羊各减少3%。1960年，私养牛比1958年减少了22%，其中奶牛减少12%。［15］个人副业的下降，导致市场供应紧张。这迫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强调要重视个人副业，强调个人副业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是对从集体经济中所得收入的补充”，要“严惩那些热衷于取消宅旁园地的人”。

由于赫鲁晓夫在个人副业管理上采取时松时紧的缺乏一贯的政策，特别是从1958年起采取的限制措施，致使个人副业呈现缩减趋势。1964年与1958年相比，个人副业经济的播种面积、私养牲畜头数、产肉量和产奶量，一般都减少了13%—15%。［16］

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之所以对个人副业在管理上实行卡紧的政策，其主要原因有：

首先，最为重要的是对苏联农业状况缺乏一个正确的看法，把农业问题的解决看得过于简单，特别是1958年的丰收使赫鲁晓夫头脑发热，认为作为苏联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农业问题解决了，并且是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落后状况。不论是农畜产品的市场供应还是满足农庄庄员家庭需要方面，靠公有经济均可得到解决。而实际情况证明，个人副业在苏联长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农村居民提供95%的土豆，75%的蔬菜，80%的肉奶及其制品，100%的鸡蛋。同时，通过市场也为全国居民提供1/10的食品。［17］个人副业在农庄庄员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4以上。

其次，从客观上讲，在赫鲁晓夫对个人副业管理上采取宽松政策后，出现了一些庄员把主要时间花在私人经济上，而不是花在集体经济上的情况，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认真工作的庄员承担着集体经济后果的全部责任和集体农庄对国家必须完成的全部任务，而懒散的庄员不参加劳动组合的公有经济的劳动，却享受着庄员的全部待遇，并通过损害公有经济，即损害劳动组合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私有经济。”［18］实际上，庄员花在私人副业上的劳力多一些，而在公有经济上的出勤率低的情况，是一直存在的。这与长期来苏联农村公有经济发展缓慢、效率不高有关，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个过程，只有公有经济迅速发展、效益大大提高和庄员收入水平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庄员才能集中精力从事公有经济。

再次，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其农业政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是控制粮食。而个人副业提供的粮食极其有限，［19］主要是提供农副产品。赫鲁晓夫担心农庄庄员劳力过多投入农副产品的生产上，从而会影响粮食生产。

最后，由于过高地估计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1958年提出苏联已经到了使“集体农庄庄员，特别是女庄员，从每天饲养自己的奶牛的生产率很低的劳动力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占全苏耕地不到3%的个人副业，就是在赫鲁晓夫1958年采取限制政策之后，仍然提供大量农产品，如1961—1965年期间（年平均），个人副业的产值占苏联农业产值的33%，其中种植业占22%，畜牧业占44%。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个人副业生产的粮食占全苏粮食产量的2%，向日葵占2%，土豆占60%，蔬菜占39%，肉类占42%，奶类占42%，蛋类占73%，羊毛占21%。个人副业的商品产值占全苏农业商品产值的14%。个人饲养的牲畜头数在全苏牲畜总头数的比重是：牛—28.8%，其中奶牛占41.7%，猪占27.4%，绵羊占20.8%，山羊占82.9%。国家从个人副业收购的主要畜产品在总收购量中的比重为：牲畜与禽类占12%，奶类和奶制品占4%，蛋类占30%，羊毛占13%。［20］在上述情况下，提出可以使农庄庄员从个人副业中解放出来，这既不实际，也不可能。

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大家知道，列宁之所以把农业合作化的时间估计得很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缺乏改造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因为农业只有具备了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体现出大生产的优越性，才能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指出：“要获得拖拉机和机器，要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21］在斯大林通过强制的手段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无力向农庄提供它们所需的农业机器，即使有农业机器，这些农庄也没有经济能力去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向农庄提供生产技术服务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没有物质技术基础，就难以巩固与发展农庄和提高生产水平。正在这个时候，1927年敖德萨州舍甫琴柯国营农场建立了有10台拖拉机的小队，帮助周围农村的农民进行生产。1928年，以这个小队为基础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这个做法给了斯大林启示：在国家不能保证给每个农庄都有自己的农业机器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农业机器集中起来组建机器拖拉机站，让其为若干个农庄提供技术服务。接着联共（布）中央在总结了建设机器拖拉机站的初步经验后，于1930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肯定了这些措施的作用和意义。决议指出：“通过拖拉机站找出了、并由群众的经验检验了的苏维埃国家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组织大型集体农业的形式，在这里农民群众建设集体农庄的主动精神同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及领导充分结合起来了。”［22］此后，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机器拖拉机站建设。1932年已达到2446个，1941年超过7000个，而在1957年达到8000个左右。［23］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机器拖拉机站与农庄的关系，绝不限于前者为后者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后者为前者支付报酬。实际上，机器拖拉机站一直起着联共（布）党在农村的一个政治领导作用，也是对农庄加以控制的机构。1958年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法律中也明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曾经是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力量”。［24］因此，机器拖拉机站是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苏联——斯大林农业制度称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这不无道理。这也充分说明，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在改革整顿农业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赫鲁晓夫在1958年3月27日第五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工业管理的改组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措施。而在农业方面应该采取的革命措施就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

到了1957年下半年，有关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制度问题，成为苏联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将机器拖拉机站的农业机器出售给农庄是必要的，在这个时候已具备了可能性。1957年，在一个大农庄拥有几千公顷土地的斯塔克罗彼尔地区，对12个拖拉机站作了试验性合并，这些拖拉机站都是各自只为一个集体农庄服务的，合并后，农庄主席同时担任为该农庄服务的拖拉机站的站长。试验结果表明，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器设备，农业劳动的质量有所提高，也简化了经营管理，因为不需要在地区一级为农庄和拖拉机站之间进行协调。［25］赫鲁晓夫日益感到，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也就改变不了充满矛盾的苏联农业制度。1957年12月26日，他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就作了题为《技术装备和土地要归一个主人》的讲话，表明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导思想。他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装备卖给某些集体农庄了呢？我认为这是对的。只有土地和技术装备掌握在一个主人手里，所有的机器就一定会利用得更有效。这样我们就更能发挥集体农庄庄员的主动性。”不久后，于1958年1月22日，他在白俄罗斯共和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会议上又进一步阐明上述思想，指出：“一块土地有两个主人：一个是集体农庄，另一个是机器拖拉机站。在有两个主人的地方，不可能有良好的秩序。在现代的农业中，一切都决定于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工作。然而，集体农庄现在甚至连在什么地方放置拖拉机的问题，也得同机器拖拉机站商量和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技术设备得不到合理使用，使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利益受到损失。”“我们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一个机器拖拉机站只替一个或两个集体农庄服务，但也保持着庞大的管理机构。试问，把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让集体农庄根据农庄需要利用这些机械岂不更好吗？看来，这样会使机器工作得更有效，会发挥更大的能力。”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主要内容是：改变为集体农庄进行生产技术服务的现行制度，逐步把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技术修理站由此逐渐过渡到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苏共中央决议指出，采取这一措施，“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势必可以大大改善利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加速农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的平均总产量和商品量，并降低其成本。”［26］

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要解决的问题有四：

第一，最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长期存在的、难以解决的“一块土地、两个主人”极不协调的农业管理制度。这是赫鲁晓夫在谈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时一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由。他在1958年2月提供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提纲中指出：把农业机器卖给农庄，“这样一来就能取消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同时经营一块土地这种在目前条件下已经过时的制度，这种制度使得领导平行重叠，使生产组织无人负责，并且维持多余的管理机构，结果使得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第二，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体农庄与生产工具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组前，在苏联“很多地区，首先是谷物区，机器拖拉机站替集体农庄进行绝大部分耕耘工作。因此，农业的主要生产力——集体农庄的劳动力就脱离了主要生产工具——拖拉机和其他机器，从而妨碍了劳动力和技术设备的最有效的利用”。

一块土地上有两个主人和农庄与主要生产工具相脱离，是农庄与机器拖拉机站经常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并且往往出现扯皮，农庄主席一个意见，拖拉机站站长又是一个意见，最后往往按掌握农业机器的站长的意见办，而牺牲农庄的利益。由于机器拖拉机站控制的农业机器越多，其权力也越大，因此，往往产生拖拉机站盲目增加农业机器，而不管实际是否需要，从而造成机器的闲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有时放在仓库里锈坏。

第三，从制度上促进和保证以扩权为主要目的农业计划制度改革。我们在前面谈到，对农业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其消极作用异常突出，因此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要通过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来达到扩大农业企业的自主权，使其能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除了对农业计划制度自身进行改革外，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具有重要意义。拖拉机站一直是直接管理农庄计划的领导者，是组织农庄执行指令性计划的直接监督者。因此，如果不改组机器拖拉机站，不废除集体农庄向它支付实物报酬的制度，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就难以实现，农畜产品的采购制度的改革也同样难以进行。这里可以看到，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是赫鲁晓夫整个农业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破除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的苏联农业制度不可能少的一个步骤。

第四，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农业与工业之间主要以商品交换形式的经济关系，从而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

集体农庄劳动报酬制度的改革

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农庄在年终缴纳所得税、偿还银行贷款、提取公积金和扣除其他必要的支出之后，把收入的剩余部分作为劳动报酬基金，按每个庄员的劳动日数，并根据每个劳动日的日值以实物为主向庄员发给劳动报酬。当时苏联采取这种付酬办法的主要根据：一是认为这一制度比较能充分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二是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但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这就是说，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因此，庄员也不清楚一个劳动日能拿到多少报酬，当然也更不知道经济年度结束时总共能获得的收入是多少。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也就不会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农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苏联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

应该说，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

与农庄劳动报酬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了贯彻物质利益与经济刺激的原则，曾试验和推广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的机械化小组实行包工包产制度。机械化包工包产小组，在赫鲁晓夫推广过程中曾出现过三种形式：一是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一般规模不大；二是在综合机械化生产队中又分若干个机械化小组；三是农机手家庭承包。如梁赞州“沙茨基”国营农场哈尔拉莫夫一家承包了670公顷土地，农场固定给他两台拖拉机。1963年他们收获了720吨谷物、100吨豆子、500吨甜菜、600吨玉米青贮饲料。［27］以上三种形式的共同点是，都是建立在经济承包基础上的，它使最终劳动成果与收入挂钩，从而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在赫鲁晓夫时期，这种承包制度，由于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思想理论的束缚，并未成为苏联农业中的主要劳动组织形式。

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

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为了摆脱国家面临的农业严重落后状况，使农业有个较快的发展，可以说，他在多方面采取了措施，即除了对农业制度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外，还在发展农业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垦荒、扩种玉米与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这三大政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可称为推进农业的熊熊燃烧的三把火。这三大政策本身，并不属体制改革的内容，但却与农业发展和农业制度的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一）垦荒

赫鲁晓夫决心搞垦荒，其基本思想或主要出发点是：（1）在实行农业计划制度与农产品采购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后，苏联农业虽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赫鲁晓夫看来，要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和畜产品产量，垦荒是个捷径。（2）垦荒投资效益高，回收期短。（3）赫鲁晓夫认为，在当时苏联的条件下，很难通过集约化耕作的途径来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增加粮食产量。当莫洛托夫等人说，苏联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效率，极力主张农业的“集约耕作”而反对“粗放耕作”时，赫鲁晓夫反驳说，他们这些人不懂得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展苏联农业，但苏联今天就需要面包，而不是明天。他接着指出：“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我们这两者都没有。”

赫鲁晓夫以十分迫切的心情，力图通过垦荒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为此，于1954年召开了苏共二月全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垦荒的宏伟计划，他要求1955—1956年两年内通过垦荒计划扩大谷物播种面积1300万公顷，并认为完全有可能超过计划的规定。赫鲁晓夫说：“开垦新地的计划是一种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照这个当前工作的规模及其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巨大的事业相媲美。”

赫鲁晓夫排除各种阻力，全力以赴地贯彻他的垦荒计划。1954年春夏两季，在全苏范围内展开了这项工作。这一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1954年获得好收成，全苏粮食产量增长1000万吨，但其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新开垦区只收获300万吨，这是因为垦荒工作刚刚开始。1955年遭遇干旱，新开垦区的春小麦全枯死了。到了冬天，粮食与其他食品供应十分困难，导致成午上万移来新垦区长期定居的人们纷纷离去。这时赫鲁晓夫处境十分困难，莫洛托夫等人借此指责他垦荒是“大飞跃”式的鲁莽冒险。但赫鲁晓夫并没有动摇，而且还进一步扩大垦荒面积。［28］1956年成了关键的一年，如果再次出现1955年的情况，赫鲁晓夫的执政地位将会出现动摇。但这一年农业因气候好和垦荒区头几年肥力充足而获得了空前的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1.25亿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为6300万吨，占总产量的51%。国家收购的粮食为5410万吨，其中从垦荒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收购量的68%。这样，不仅使对垦荒政策的批评者暂时失去了口实，而且于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自大规模垦荒后，苏联农业收成与过去一样，有丰收年也有歉收年。从总体上如何评价垦荒，主要争论的焦点是：是不是把物力财力用来提高原有耕地的肥力、提高农业劳动的技术装备水平比用于垦荒效果更好？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1）正如前面谈到的，当时苏联没有条件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即不可能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迅速增产粮食，从而解决对粮食的需求。（2）实际情况表明，垦荒是取得较好了经济效果的。1954—1960年，苏联垦荒面积达到4180万公顷，使播种面积扩大29%，谷物播种面积扩大67%。1954—1959年，苏联用于垦荒的投资总额为440亿卢布，而同期内垦荒区生产的商品产品，使国家预算进款760亿卢布，还不包括垦荒区新增加的生产基金（约350亿卢布）和建造的大量住房在内。1953—1958年，农产品产值增长50%以上，谷物产量年均超过1亿吨，比前6年增长39%以上。1958年，农庄庄员的平均劳动报酬比1953年增加82%。［29］垦荒的主要问题是，在垦荒的后期，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持生态平衡的措施，单一产品的连续耕作，使新垦的荒地长期积蓄的养分消耗得很快。赫鲁晓夫原来设想，从垦荒地所得的粮食，可以在四五年内消除长期的粮食赤字，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来改善老粮食产区的情况，通过增加化肥、拖拉机及其他设备的供应，使其产量增加，减少对垦荒地区的粮食依赖，从而从单一的耕作小麦过渡到轮种制。但赫鲁晓夫被垦荒头几年的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原来的设想。当哈萨克各州领导人建议在垦荒地上留出18%的休闲地时，他回答说：“只有蠢货才会要休闲地！”当地一个研究所所长为留了25%的休闲地竟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30］这种违背科学、凭主观意志的态度，到后期，造成大量土地遭到风沙侵蚀。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31］这样，使农业生产仍处于不稳定状态。

（二）扩种玉米

1953年召开的苏联中央九月全会上，赫鲁晓夫就提倡扩大玉米在畜牧业饲料中的作用。他认为，苏联今后必须更多注意种植玉米，它是有价值的饲料作物，许多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都广泛地利用玉米来做饲料。

从赫鲁晓夫有关扩种玉米的思想发展过程看，他的基本思路是：（1）就当时的苏联来说，虽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但农业问题特别是谷物问题并未解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需要。而谷物问题不解决，也就无法解决在整个农业中更加落后的畜牧业。这样，增加谷物产量就是提高畜牧业的关键。因此他要求，苏联在1960年之前要保证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达到100亿普特的规模（16500万吨）。这样就可满足全国对谷物的需要，同时还可拨出40亿普特的谷物供应畜牧业。（2）“增加谷物产量最快途径就是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增加谷物产量的最大潜力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玉米之所以可贵，因为它同时可以解决两个任务：既可以补充谷物来源，又可以用它的秸秆得到很好的青贮饲料。”［32］赫鲁晓夫于1955年5月在乌克兰的一次讲话中，对此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在目前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增产玉米是发展农业的根本问题之一。不增产玉米，要保证急剧增加肉类牛奶的产量，那是不可思议的。”（3）基于上述认识，加上1955年做青贮饲料的玉米获得了丰收，在当时种植玉米的运动已被发动起来，一时间种玉米成了时髦。赫鲁晓夫开始规划建立新的粮仓，制定用青饲料喂养牲畜的办法，设计制造了机械化种植玉米的专门设备，改进纯种玉米的培育。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玉米研究所；莫斯科的展览馆里开辟了一个玉米展厅；农业部发行一本新的刊名为《玉米》的科学杂志；食品生产部门增加了用玉米制作的食品种类，还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命名为“玉米”的专门的食品商店。［33］也在此时，赫鲁晓夫要求不断扩大玉米播种面积。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时，在看到那里生长良好的玉米并用它来喂养的牛群长得膘肥体壮之后，更使他下决心进一步在苏联推动玉米的扩种工作。在1960年玉米播种面积达到2800公顷，1962年又扩大到3700公顷。

应该说，赫鲁晓夫力图通过扩种玉米的途径来解决谷物增产和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思路并没有错。问题在于，由于他不顾具体条件，违背农业生产因地制宜这个最重要的原则，通过一种政治压力搞运动的办法，让那些根本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去种植这一作物。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对种植玉米不积极的地方领导人提出批评时说：“在那些没有长出玉米的地方，存在着不能促使它生长的‘因素’，这一‘因素’应当在领导干部中寻找……应当撤换那些本身使玉米这种作物干旱枯萎、但却没有为它恢复生机提供机会的领导者。”［34］强制推行扩种玉米运动的不良后果有：一是由于玉米产量不高，其经济效益比其他饲料作物要差。据1958年至1962年的统计，种植、收获100饲养单位的多年生饲料，如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成本为1—3卢布，而同样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种植和收获的成本是5—6卢布。［35］二是由于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挤掉了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从而影响谷物的增产。赫鲁晓夫在1955年提出的在1960年之前每年谷物总产量至少要达到1.65亿吨的指标根本没有达到，到1960年仅为1.255亿吨。三是使一些地区特别是不适合种玉米的地区，其青饲料供应大大减少，如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量为6吨，1961年降为4.5吨，1962年不到1吨。［36］

应该说，赫鲁晓夫后来，对不顾条件地扩大玉米播种面积所犯的一些错误有所认识，承认玉米并非在所有的地区适合种植。他在1963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讲：“在乌克兰和某些其他共和国的干旱地区究竟种植哪一种谷物更为有利，是冬小麦还是玉米，这是必须谨慎考虑的问题。这里的方针应该是什么，哪一种作物应该得到优先考虑呢？当然是耗费劳动最少而产量更高的那一种……我们并没有特别对哪一种作物发誓要效忠到底，我们并没有打算要崇拜它。一定要对产量予以优先考虑。在某一区域的条件下能提供高产、能使投入的劳动获得最大报酬的作物，就应当成为这里农场的主要作物。我们不应害怕去改变作物布局，如有必要就在干旱区域减少玉米面积，使这些面积让位于各种高产的小麦、大麦、豌豆和高粱。”［37］但在赫鲁晓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亦常常把责任推给别人，如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开始为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民做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饲料作物产生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

（三）畜产品产量赶超美国的政策

在195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提出，到1960年全国主要畜产品的产量比1954年要增加：肉类和各种油脂、奶品——100%，蛋类——120%，各种羊毛——80%。很明显，增长幅度是相当大的。但赫鲁晓夫在垦荒和扩种玉米方面一开始所取得的成绩影响下，已不满足上述规定的主要畜产品的增长幅度了。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惊人的计划：要在三四年内（即到1960或1961年）在按人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超过美国。1957年按人均计算的主要畜产品产量如下：肉类：苏联——32.3公斤，美国——102.3公斤；牛奶：苏联——245公斤，美国——343公斤；黄油：苏联——2.8公斤，美国——3.8公斤。根据苏联公布的材料，1955年至1957年，苏联肉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率不到10%，如按这个已经不算低的速度来计算，要使苏联人均肉类产量赶上美国1957年的水平，约需要15年。赶超计划执行结果是，1957年至1964年肉类产量，苏联从每人每年平均37公斤提高到40公斤，而美国1961年的肉产量每人每年平均为100公斤。可见，赫鲁晓夫1957年提出的3—4年赶超美国的计划多么不现实。

赫鲁晓夫这一赶超美国的政策，成为反对派在1957年要把他赶下第一书记位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出赶超口号并没有事先与党中央主要领导商量，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提出的冒险计划。应该说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大失误。

［1］参见（苏）罗伊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上是这样讲的：“今年（1952年），谷物的总收获量达80亿普特，而最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总收获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

［3］（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4］（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5］《决议》详细内容可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有关斯大林逝世时苏联农产品收购价格严重扭曲的材料，参见苏联科学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7］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8］（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

［9］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村私人经济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

［10］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村私人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

［11］（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12］（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13］《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

［14］1958年苏联谷物产量比1957年一下子增加了3200万吨，增长31.2%，农业产值增长10.7%。

［15］转引自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

［16］转引自陆南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村私人政策》（见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

［17］（苏）《农业经济》1980年第1期。

［18］《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

［19］1953年个人副业生产的粮食占苏联全国粮食产量的3%。

［20］参见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2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

［22］转引自《赫鲁晓夫言论》第八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

［23］关于机器拖拉机站建立与发展过程材料，转引自《赫鲁晓夫言论》第八集。

［24］《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

［25］参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26］《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

［27］（苏）《农村生活报》，1963年4月12日。

［28］参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29］转引自金辉、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

［30］《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速记记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

［31］参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32］《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4卷。

［33］参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3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1961年10月17—31日，速记记录》第1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

［35］转引自（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36］转引自（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37］《真理报》，1963年12月10日。

52．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陆南泉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历史作用？为什么这一时期改革未取得成功？至今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并讨论。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未取得成功，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混乱和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但它在苏联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仍有不少方面应加以肯定。

给苏联社会留下深刻影响的改革起始时期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的赫鲁晓夫，在他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体制弊端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解冻后，下决心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这对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时期以及下台后，多次谈及这一历史时期改革的积极意义。［1］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5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活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批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党及其以尼 · 谢 · 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拿出很大的勇气。开始摧毁以前对内对外政策中的刻板公式。开始试图摧毁30—40年代所确立的发号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方法，赋予社会主义以更大的活力，强调人道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中恢复列宁主义的创造精神。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和七月全会（1955年）决议的核心是力求改变经济发展的先后次序，使联系与劳动成果挂钩的个人利害关系的刺激因素起作用。于是着重注意了农业的发展、住房建设、轻工业、消费领域和满足人的需要有关的一切。”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很大贡献。会上和会后都曾作出过大力的尝试，想使国家走上正轨，想推动我国摆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消极因素。”［2］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发表的著作中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3］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有一定联系的。一般说，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评价的。”［4］西方学者斯蒂芬 · 科恩在为麦德维杰夫等所写的《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一书所作的序中说：“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悟，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他还批评说，西方一些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由于“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维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象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5］

有关评论赫鲁晓夫的论著卷帙浩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不论是赞誉还是诋毁，有一条是不能否认的：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上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下面一段话是有道理的。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6］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论述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意义时，首先是从他的改革对改变苏联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大视角来考察的。苏联不少学者也指出，当时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符合社会发展已经成熟的需要的，改革对当时官僚化的苏联引起了一场“地震”，在国内和国际关系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变化”。

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严重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在理论上不可能与时俱进。应该说，在赫鲁晓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展开的经济理论讨论十分活跃，特别在商品货币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苏联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尽管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对多少年来不容有半点怀疑的斯大林经济理论的一次巨大冲击，让人们有可能根据已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去探索理论和发展理论，可称得上是苏联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展开的经济理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一是为苏联以后的经济改革作了一定的舆论和理论准备；二是赫鲁晓夫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推行改革政策，又积极提倡改革理论的讨论，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提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走不同的道路，可以有不同的体制模式，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到斯大林苏联模式不是唯一正确的模式。而在开展体制改革过程中，赫鲁晓夫意识到，苏联长期以来把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及体制模式视为样板，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就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赫鲁晓夫于1963年8月，正当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之际，赫鲁晓夫赴南访问，他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7］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改革的国家，它第一个宣布摈弃斯大林模式。人们可以看到，尽管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有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并且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制模式，最后也没有逃脱垮台的命运，但在斯大林的寒冬时期走了自己的改革之路，确实是第一枝报春花。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有一些应予肯定的方面

我们讲，在赫鲁晓夫下台时，从苏联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来看，他的改革的确是不成功的。苏联经济发展的“伟大十年”是在赫鲁晓夫下台前有人制造出来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但是，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也确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拿农业制度改革来说，在1958年前的一些改革思路与政策措施，肯定的方面应该是多一些。这主要反映在：（1）赫鲁晓夫一上台紧紧抓住了农业的改革，无疑是个正确而又果断的决策。这样做，使苏联躲过了很可能会出现的粮食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2）通过对农业计划制度的改革来扩大农场、农庄的经营自主权，提高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和大规模垦荒等思路，是符合当时农业发展客观要求的，特别对解决苏联当时最为关心的粮食增产问题，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54年为8560万吨，1955年为10370万吨，1956年为1.25亿吨，［8］1957年为10260万吨，1958年为13470万吨。这期间，粮食产量除个别年份虽出现过下降的情况外，总的来说，呈现增长的趋势。也正是在此期间，“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9］还应该说，这对赫鲁晓夫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战胜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对派并一致同意继续留任第一书记，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至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工业和建筑业的大改组问题，苏联自己的评价是，这不能算是一次改革，而“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苏联《真理报》发表的社论中批评1957年的大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10］

以上的评价，总的来说也是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的大改组，它力图解决部门与地区管理之间的矛盾，虽然未取得成功，可赫鲁晓夫搞经济行政区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办法，毕竟是一种试验，为后人提供了经验教训。如何使部门管理与地区管理有机结合，如何发挥地方的权限来提高其管理经济的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央又不失控，这对所有当今处于经济转轨国家来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至今都尚在寻觅解决的途径，从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又恢复了部门管理原则，但在他执政后期，又发现部门管理原则存在一系列问题，后来又成为阻碍工业和建筑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个原因，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学术界对此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部门管理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这也证明，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改变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原则有其必要性。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

导致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改革未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的问题很多，这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

第一，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局限性

现在人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已有一个共识，即“赫鲁晓夫揭露的、批判的并力图战而胜之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主义。也许，他真诚地相信，整个问题也就是这样，只要揭露斯大林，他就解决了使社会从过去的极权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全部问题”。［11］赫鲁晓夫并不理解，揭露斯大林仅是走上革新社会道路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对斯大林模式，必须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生活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重大改革。“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认识就在于此，而他至死也没有摆脱这个错误认识。总的看来，他真的相信，揭露了斯大林个人，他就完成了任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对消除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整个社会上层建筑）出现的深刻的变形现象没有做任何一点事情。”“我在读他的回忆录时感到震惊的是，他或者对一些明显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或者是顽固地相信那些老的谎言，即使是他后来的经验已揭穿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仍然如此。例如在他回忆录中，他似乎一本正经地说，在挑选领导人问题上，用哪一个人取代另一个人的问题可经常提到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去解决。没有这一点，‘我不知道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12］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认识，“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为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 · 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消除了对尚处于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13］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控在三个重大方面有明确的局限性。“首先，这种指控集中在斯大林‘对党的干部’以及其他政界精英‘实行大恐怖’问题上。它反映了赫鲁晓夫在50年代作为恢复活力的共产党领袖执政以及他的改革主张的局限性；它只字不提在斯大林统治下无辜屈死的数百万老百姓。其次，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罪恶暴行说成是从1934年开始的，这等于为斯大林于1929—1933年间推行的、给农民带来极大痛苦的集体化运动辩护，把它说成是令人钦佩的必要措施；同时，这也等于宣布不准讨论关于1929年以前党内反对派对斯大林主义的选择这一禁令继续生效。最后，赫鲁晓夫把滥用权力说成仅仅是斯大林以及‘一小撮’帮凶（这些帮凶已被揭露并受到惩办）的罪过，从而回避了广泛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惩罚的问题。他硬说（至少是公开表示过），幸存下来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无罪的。”［14］

上述的局限性，决定了赫鲁晓夫不能从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根本性弊端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与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代的产儿，是斯大林体制形成与发展时期的产儿有关。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赫鲁晓夫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斯大林主义的产物”。因此，要靠他来在“清除斯大林主义遗产方面做更多的事，他多半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样，“在政治上他变成了‘在原地跑步’”。［15］对此，麦德维杰夫分析说：“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下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16］因此，就产生了赫鲁晓夫这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揭露斯大林镇压的报告，这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造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但他不懂得这个道理”。［17］赫鲁晓夫一方面“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的：“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18］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在体制改革和重大国内外政策方面出现的摇摆、前后不一贯、不彻底性和动摇性的原因，不能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争权）。

第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从来没有离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大框架

他在改革过程中，往往是一只脚向民主迈进，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19］由于赫鲁晓夫个人的经历，他在反斯大林过程中，也能感悟到战后新时代将会到来，但他又无力自觉地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刻地转变斯大林留下的不能再继续推进社会经济进步的体制。很明显，他只能是个过渡性人物，而不是能担当推进苏联社会大步前进、改变旧体制的代表新生力量的人物。

从经济理论上讲，为了进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赫鲁晓夫时期并没有摆脱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拿讨论得最多的商品货币理论来说，到1961年通过的《苏共纲领》，也只是说它具有新内容和加以充分利用而已，根本没有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强调的还是指令性计划。在所有制问题上，赫鲁晓夫同样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他执政时期，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人们搞起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事来，有的地方甚至把30来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大集体，也就是说，成立了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合并集体农庄，而且常常是胡来的令人不快的合并，这也是集体化的继续，确切地说是集体化的大功告成”；1958年砍掉农村个人副业，认为它影响了公有农业经济发展。这种错误思想，“是赫鲁晓夫对农民，也是对全体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20］在“左”的思想支配下，赫鲁晓夫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限性，也使得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难以从传统体制中解脱出来。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揭露斯大林问题过程中，力图推进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他针对斯大林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反对个人集权、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加强法制、反对个人专横行为、反对干部终身制和提出实行干部任期制等。这些改革措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头几年（1958年前）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到执政后期，有的改革措施并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被赫鲁晓夫自己破坏，譬如，他自己搞集权乃至个人崇拜，又如，他搞的干部制度改革，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的选拔干部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21］产生这种情况虽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其要害即权力过度集中。按照熟知苏联内情的阿尔巴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方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变成目的本身。他不想放弃过去的政治制度。如果将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下来的，当年斯大林建立它们正是为了确保‘个人专政’（尼基塔 · 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里用了库西宁的这个概念，看来，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他心上——显然他不了解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的许多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那么领导党和国家就可能简单得多和方便得多了。他还欣赏对他本人的颂扬，当然不是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凶险的血腥的个人崇拜，但毕竟是十分有害的”。［22］著名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与阿尔巴托夫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他说：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23］

以上分析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没有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交织在一起，互为需要，从而成为阻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赫鲁晓夫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一系列问题

其一，从改革思路来讲，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病，在改革开始阶段，首先应把中心放在改革经济机制和调整经济关系上，即要调整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权让利，重视商品货币关系与经济杠杆的作用，而1957年的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把中心放在调整经济管理组织形式上，只是把经济管理的重心由中央转到地方，管理机构从条条搬到块块，即只是在条条与块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兜圈子。由于上述原因相联系，大改组的结果是，只是从一种行政手段转为另一种行政手段，即从中央的行政指令方法转向地方的行政指令方法。另外，由于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管理原则，因此花大力气分析了部门管理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注意部门管理的客观合理的内核，并努力在改组中解决地区管理与部门管理如何合理地结合的问题。

其二，从改革的步骤来看，1957年大改组确实是未经充分准备，仓促上阵，事先也未经过试验。正如一些苏联学者指出的：“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改组的结果使企业下放过了头，权力分散过了头，例如，大改组后，使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在全苏工业产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国民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致使地区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泛滥，“差不多在每个管理局中都有分散力量的情况”。［24］赫鲁晓夫在打破原来的部门管理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管理体制。

其三，从改革方法来看，赫鲁晓夫往往凭个人的主观愿望，依靠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改革，特别是到后期，随着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确定，他的头脑日益膨胀起来，个人专断、唯意志论日益增长。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发表的文章分析说，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和低效益的。其原因是由于他用传统的行政方法、官僚主义方法搞改革，不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没有发动劳动人民为改革而斗争。［25］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对农业心血来潮的改革和对农业发展政策的瞎指挥尤为突出。他不顾条件地扩种玉米，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停止采用草田轮作制，通过政治压力在短期内改组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些都对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四，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涉及大量的人事变动，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对此事先又没有充分考虑，也未作出应有的安排

在这方面赫鲁晓夫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例如，他要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对于党的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26］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在农业改革过程中，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和急躁，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让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农业部工作人员失去了在莫斯科舒适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并且，从苏联农业部部长到各加盟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都由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来担任。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名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其中大部分是职务较高的领导人。农业院校也迁到了农村。不论是农业部还是农业院校的工作人员，由于农村条件差，造成了大量农业工作人员包括农业专家的流失……赫鲁晓夫上述种种做法中，有关反特权的措施有其积极意义，但必然引起原来受益者反对。至于在农业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既导致了农业灾难，又引起了农业部门干部的反对。

以上情况说明，赫鲁晓夫在改革过程中，触犯了很多人，在客观上树立了一批“政敌”或“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正确的改革方案，也难以贯彻和取得成功。

第五，赫鲁晓夫个人的性格，尽管对改革的失败不起主要作用，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苏联学者布尔拉茨基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27］

第六，不可忽视的国际压力

赫鲁晓夫要推进体制改革，阻力不只来自国内保守势力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还来自国际的压力。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盖子后，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严重困境；而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混乱，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党因在斯大林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和其他因素，导致历时十年之久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和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这种压力，使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改革时而出现动摇。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加速去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去进行改革，首先是实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赫鲁晓夫和当时的整个领导对东欧一些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兰政治危机作出的反应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中国因素对赫鲁晓夫在这一转变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国先后发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和“九评”，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完全错误的立场。”［28］

这里顺便就有关中苏大论战问题说几句。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9］从邓小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论战双方尽管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而实际上都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1983年11月6日，邓小平曾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到国运大论战时说：“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的观点，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30］这样的背景下，对赫鲁晓夫进行浅层次的、不触及斯大林模式要害的改革横加批判，“九评”连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大论战，无疑对苏联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会产生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教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把中国最后带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果要说大论战的积极意义，也许可以说，使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打破了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主地位。邓小平讲：“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1］“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32］

赫鲁晓夫的墓碑。

［1］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大多数官方人士、学者以及西方学者一样，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既有积极的评价，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这里分析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不成功原因时，将会引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一些分析。

［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系指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推行的改革——作者注。

［4］（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5］（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美）尼克松著，刘湖译：《领袖们》，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7］参见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在南斯拉夫维累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8］这是1956年以前苏联历史上最高产量，而在1.25亿吨粮食产量中，一半以上产自新的开垦区。苏联学者指出：“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见（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9］（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10］（苏）《真理报》，1964年11月8日。

［11］（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3］（苏）罗伊 · A · 麦德维杰夫等著，邹子婴等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14］（美）斯蒂芬 · F · 科恩著，陈玮译：《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1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6］（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大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17］（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18］（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9］参见（苏）尤 · 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20］（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

［21］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2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3］（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等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

［24］（苏）《消息报》，1963年11月3日。

［25］参见（苏）《文学报》，1988年2月24日。

［26］（苏）《真理报》，1962年4月25日。

［27］转引自（苏）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3．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陆南泉

过去有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国“九评”批倒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下史实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这一点。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对此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派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后来，周恩来询问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苏共新领导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到了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谈时，苏共新领导用了20分钟时间泛泛答复周恩来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和苏共纲领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赫鲁晓夫主要是在国内工作的某些方面，以及在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方面犯了一些错误。［1］这说明，苏共方面认为，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方面并没有错，当然，大论战也不是影响赫鲁晓夫领导地位的原因。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苏斯洛夫在1964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中作了说明。他列举了赫鲁晓夫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但在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苏共中央主席团曾委托主席团委员波利扬斯基起草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之所以没有采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而最后采用苏斯洛夫的报告，其主要原因有：一是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虽较全面、深刻和尖锐，但有些错误的责任很难说完全由赫鲁晓夫一人承担，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难脱干系，出于策略考虑，未加采用。而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较温和，只是概括地、粗略地列了赫鲁晓夫的主要错误；二是苏斯洛夫的报告方案回避了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同与各国共产党关系方面的错误。而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涉及对外（包括对各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还在总体上肯定苏共反华政策的前提下，也承认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错误。两份报告虽有差别，但基本内容和观点是一致的。并且，这两份报告的一开头，都强调苏共二十大的各项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里，我们着重从体制、经济等苏联国内问题，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

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

赫鲁晓夫背离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造成以下状况：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的内外政策问题，中央集体无法进行自由的、切实的讨论。赫鲁晓夫公然无视党与政府领导集体的意见，不再考虑其他领导人的主张，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力图建立他的个人专政；赫鲁晓夫自以为绝对正确，骄傲自满，毫无根据地企图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家；他把一切成就不是归功于党，而是全部归功于他个人；他到执政后期，尽量摆脱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监督；在工作中，不尊重别人，只要别人谈谈自己的看法，立即就被打断，经常怒气冲冲地吼叫，极端粗暴，为所欲为，任性，心胸狭窄和热衷于发号施令；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虽未最后形成，但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处于复发阶段……一句话，在苏共中央“形成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局面，使得中央主席团不能正常地进行工作”。［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下决心让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

写到这里不禁要问，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把很大精力花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其独断专行产生的严重弊端问题上，后来，他为什么在不少方面又走斯大林的老路呢？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怎么又在赫鲁晓夫身上得到反映呢？在波利扬斯基起草的报告中，对此作了一些分析。事情的发生亦是有个过程的。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一面揭露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一面遵循列宁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委托给赫鲁晓夫同志无限的权力。初期他仅仅领导苏共中央，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在这一时期，尽管他犯过一些错误和失误，总的说来还是相当谨慎地使用权力，尊重领导人集体的意见。因此，当1957年推举部长会议主席人选时，党中央委员会提名赫鲁晓夫，认为他在这方面也会正确地使用权力。他当时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此外，当时允许这种权力集中还出于一些国内和国外形势的考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推举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之后，不断地对他表示关注，使他能够出色地履行这些崇高的职责，少犯错误，少出差错，使他的威望不断提高和巩固。的确，由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努力，为他树立了不小的威望。”“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同志在初期似乎还能理解这些事实真相，对自己的威信所以不断提高似乎还有自知之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警惕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当时的形势也助长了这个问题的发展。我指的是派别活动分子——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拥护者向党发动进攻的那个时期。当然，他们也向赫鲁晓夫同志发动了进攻。我们在反击的过程中，按照斗争的逻辑，不得不说许多赞扬赫鲁晓夫的话，而且那时又不能批评他。看来，他由此得出关于他本人的、完全不正确的结论。”这里可以看到，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党内没有民主、对最高领导缺乏监督机制的条件下，起初沿着正确路线前进的赫鲁晓夫，之所以会背离这条路线，“这首先是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的结果。”“权力集中在一个手中，势必潜伏着产生严重危险的可能性。”［3］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对此说道：“人是脆弱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4］

改革不成功，经济的恶化与混乱

下面根据波利扬斯基的报告材料作些分析。［5］

（1）一些国民经济综合指标下降。根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社会总产值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增长速度降低了一半（见表1）。

表1　社会总产值下降情况

年份 |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 10.6
1953—1956 | 11.1
1956—1959 | 8.9
1959—1962 | 6.9
1962 | 6.0
1963 | 5.0

国民收入指标也出现了下降，从1956年到1963年8年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降低了2/3（见表2）。

表2　国民收入下降情况

年份 | 年均增长率（％）
1950—1953 | 11.0
1953—1956 | 12.0
1956—1959 | 8.9
1959—1962 | 6.9
1962 | 6.0
1963 | 4.0

（2）一些重要的质量指标不断恶化。以固定资产的利用指标为例，在七年计划［6］的4年当中，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上述指标降低了9%，而在农业当中甚至降低了21%。劳动生产率也不断下降。1950—1955年，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7.8%，而在七年计划的年份里，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实际下降到5.6%，1962年为5.5%，1963年为5.2%。而按中央统计局的汇总材料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长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

工业中的“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更加失调。到1963年，这种比例失调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当年，“第一部类”的增长速度为10%，比“第二部类”的5%高出1倍。

（3）农业生产形势严峻。按七年计划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而实际上，前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7%，1963年则为负增长，按价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水平。5年中，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理应降低2.1%，实际上却提高了24%。严重缺粮和缺饲料，导致大量屠宰牲畜，结果是使肉、油、蛋及其他产品严重缺乏。到1964年，肉类产品在各地几乎普遍出现长时间脱销。在1963年，苏联国内甚至连面包供应部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为此，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实行粮食凭卡供应制度。后来动用了860吨黄金，从加拿大和美国进口粮食，另外还动用了国家的国防储备粮，才未实行凭卡供应粮食制度。

通过农业改革提高农业工作人员对物质利益的关心问题，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1958年，集体农庄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所得的货币与实物报酬合计为1.56卢布，而到5年后的1963年，仅增加到1.89卢布，5年期间一共增加36戈比，即一个人日的劳动报酬每年才增加7戈比。

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来看，苏联经济的发展状况表明，改革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赫鲁晓夫迈着笨拙的步子急急忙忙地去追赶美国，结果以出丑告终。”

以上我们仅从经济角度分析了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但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干部更新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一些失误，对他垮台也不是没有影响。如赫鲁晓夫喜欢出国访问，在对外活动中竭力让外交部、外交官靠边站，力图通过他本人去解决很多国际问题。再如，他出国喜欢携带家眷及大量随行人员。1959年赴美访问，随行人员为150人，带上了夫人、儿子、女儿、女婿，并带去一大批礼物，当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7年当中，“苏维埃国家在无任何重大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已经三次陷入战争的边缘。”［7］

［1］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2］引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3］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4］（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5］表1、表2和相关材料，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联邦总统档案馆3号全宗，67号目录，223号案卷。

［6］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通过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

［7］这是指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1958年的“柏林问题”危机和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作者注。

54．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
模式的改革？

项佐涛

从1948年苏南冲突继而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模式有所不同的不结盟自治社会主义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如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匈牙利的纳吉改革、波兰的哥穆尔卡改革，捷克斯洛伐克的杜不切克改革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呢？这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二是如何评价这些改革。

与斯大林模式的时空适应性相关

所谓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开始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是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上讲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第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斯大林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在实践中，斯大林模式的确成为落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现代化的一种方式。［3］苏联和东欧国家都通过采用斯大林模式建成了一套基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重工业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利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农民则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以野蛮战胜野蛮”的工业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将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合理分配，以产生支持现代化进行的阶级基础。斯大林模式却不能满足这两点。

第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经济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经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的计划的根据是当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4］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5］。

第二，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也会出现极大的不平等。掌握行政大权的领导者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广大民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各级领导成为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按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他们虽然不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有特权，因为特权不是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而是与权力直接挂钩。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占有集体的和国家的财产。领导者的官阶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6］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各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从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以至于根据国家计划凭票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7］当权者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为“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这些领导者成为了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殊群体，有人称其为“特权阶层”，［8］有人称其为“新阶级”。［9］

总的看，斯大林模式时间上适应性的表现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就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就是所有苏联和东欧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同时，由于采取斯大林模式的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便产生了斯大林模式空间上的适应性差别。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斯大林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用斯大林模式。正因为如此，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同一时间内对它价值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这种因时间和空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也成为影响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而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允许的底线。

与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相关

斯大林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10］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没有任何反对党派。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权力集中在党内少数人乃至最高领导人一人手中。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党和国家的行为不受法律限制。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决策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作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主权。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国家的对抗性和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

然而，斯大林模式的这些方面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立体交叉的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种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的改革，但相关文献却鲜有从这种角度论及。悖乎常规、常态的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易变的或可变的都是从外层开始。比起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政治被置于对斯大林模式起决定性作用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基本上是不能触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核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换，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制度本身。经济反倒被置于政治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虽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和是否存在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经济领域的改革要比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一些，改革程度更深，力度也更大，往往是经济运行机制先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同时，二者也都会经历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对外关系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同时又会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虽然预设的对外关系，例如两个平行市场原则、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东欧国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言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更容易。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三和”并要求东欧国家与其保持一致，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则一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整个东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自发地出现了实质性的回暖（早于东欧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改革）。意识形态和文化则是斯大林模式的其他方面的保护层，它们打造着斯大林模式的神圣光环。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都有各自特定的理论和舆论支撑，要想改革某个方面，首先必须破除支撑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分，否则改革难以进行。改革要想成功也必须使支持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获得合法性。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

斯大林模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要想取得最终成功必须是全方位的改革，而不能只改它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些部分。特别是改革不能不触动以党权高于一切，权力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纳吉的改革、哥穆尔卡的改革，还是布拉格之春，都只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小修小补，而不是全方位的改革。这导致了它们的最终失败。同时，斯大林模式的这一特征还决定了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必须是分阶段、分层次、有步骤的改革，要分清楚改革的不同方面的先后次序，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而不能随意地改革；要有改革的决心和智慧，不能遇到挫折和困难，就灰心丧气或者盲目地转换改革的目标。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此。

［1］参见张光明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2］沈宗武：《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重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3］参见（美）摩尔 · 巴林顿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美）W · W · 罗斯托著，郭熙保、王松茂译：《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捷）奥塔 · 锡克著，张秀山译：《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匈）雅诺什 · 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6］（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7］Kizilyalli, Hüsnü,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 New Methodology for Transforming a Socialist Economy to a Market - led Economy and Sketches of a Workable Macroeconomic Theory,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8, pp. 165—167.

［8］（苏）列夫 · 托洛茨基，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三联书店资料室1963年版。

［9］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57.

［10］参见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姜长斌等著：《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陆南泉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55．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
执政时期定位？

徐　葵

勃列日涅夫1964年10月14日取代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在苏联执政达18年之久。他在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之长位居第二，仅次于执政30年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在苏联70多年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全面和深入地加以研究。

从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18年，苏联保持了前所未有的平稳局面（这18年中未发生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经常发生的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到70年代初苏联还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了同美国的平衡。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一时似乎不可一世。但正是在这18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步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本文拟从勃列日涅夫其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特征，对勃列日涅夫在苏联的执政时期进行一些分析。

勃列日涅夫生平和其人

在过去苏联最高领导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其执政时期苏联历史的发展状况，无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要研究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首先需要对勃列日涅夫其人和他的一些特点作一番考察，以知其人而明其政。

勃列日涅夫活了76个春秋。他于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河下游的卡缅斯科耶市。他的父亲伊里亚 · 勃列日涅夫是个小职员，母亲娜塔莎是个家庭妇女。列昂尼德 · 伊里奇 · 勃列日涅夫本人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下面还有弟、妹各一人。卡缅斯科耶在俄语里意为“岩石”，该市因沿河有石矿而得此名。在19世纪以前，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1887年，法国和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选中了卡缅斯科耶，在此兴建了乌克兰第一座冶金厂，该厂于1889年建成了头两座鼓风炉。勃列日涅夫的祖父雅科夫 · 勃列日涅夫原是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的农民，那时他带了全家来到卡缅斯科耶，进了这家工厂做工。他的儿子伊利亚也跟他进了这家工厂。卡缅斯科耶后来逐渐兴旺起来。到1913年末，已成为一个有2.2万多人口的热闹市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勃列日涅夫家的家境逐渐好起来，已从该市的工人区迁居到条件较好的另一个区。到1913年，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已拥有5座鼓风炉和10座马丁炉，铁产量达到了49.9万吨，成为战前乌克兰最大的冶金厂。

勃列日涅夫就在卡缅斯科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从1915年到1921年（勃列日涅夫9岁到15岁），他在卡缅斯科耶的一所学校（原名古典中学，革命后改名为工人学校）读了6年书。十月革命后，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在内战中遭破坏，直到1925年才恢复生产。1921年，勃列日涅夫从工人学校毕业时，卡缅斯科耶工厂停工，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勃列日涅夫一家只好回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老家去务农。约一年后，勃列日涅夫的父亲带着家小又返回卡缅斯科耶。但勃列日涅夫本人仍留在库尔斯克，从1923年到1927年，他上了库尔斯克土地管理和土地改良技术学校。其间，他结识了一个女护士，那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维克托莉亚 · 彼得罗芙娜。1926年，他曾到白俄罗斯南部奥尔沙附近的一个区里当过土地测量员。1927年从库尔斯克土地技术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东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在那里做了三年的土地管理工作；1927—1928年任该州一个区的副土地督察员；1929—1930年，任该州比谢尔德区的土地部主任；1930年任该州一个地区的农业管理局副局长。1930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乌拉尔到莫斯科，进了加里宁农机学院，在该校学习到1931年。此时，苏联正掀起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此时却告别了在俄罗斯曾从事的农业工作，又回到乌克兰老家卡缅斯科耶市（1936年后改名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勃列日涅夫于1929年10月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比谢尔特区被吸收为联共（布）预备党员，1931年在卡缅斯科耶工厂里转正为联共（布）正式党员。

回到乌克兰后，勃列日涅夫在1931年到1935年期间曾在卡缅斯科耶冶金厂做过工，同时还参加冶金学院函授班的学习，并先后担任过冶金学院的工会主席和党委书记（不脱产）。1935年，他从该校毕业，取得了工程师的文凭，成为一名党员技术知识分子；毕业后到捷尔仁斯克工厂当过几个月的车间主任。这之后，29岁的勃列日涅夫应招去服了约一年的兵役，到赤塔坦克学校当过学员，后又担任过第14机械团坦克连的政治委员。服兵役回来，勃列日涅夫在1936—1937年又当了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冶金技术学院的院长。

30年代中，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已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1934年1月，联共（布）召开了被称为“胜利者的大会”的第17次代表大会。这年12月，发生了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其后几年苏联就开始了连续几年的“大清洗”运动。当时的乌克兰，2/3的州一级领导人，1/3的市、区级领导人都遭撤换。这种历史条件为勃列日涅夫这一代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干部提供了升迁的机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勃列日涅夫被提升为第聂伯罗捷尔仁斯克市的市苏维埃副主席，1938年被调任该市所属的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州的联共（布）州委商业部部长。1939年，33岁的勃列日涅夫升为州委主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后来又主管州里的工业和国防工作，直至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勃列日涅夫在该州为向后方拆迁工厂忙了约两个月，7月中当德军迫近第聂伯河湾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应征入伍，从此他在军队中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1941年他首先以中校军衔入伍，担任南方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4月—1945年4月，担任第1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中获得上校和少将军衔。1943年夏末，第18集团军在高加索会战中发动了进攻德军的塔曼战役，收复了诺沃罗西斯克。勃列日涅夫参加了这场战役中的“小地”之战。是年冬，第18集团军归属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该集团军在1944年一年中多次参加了解放乌克兰的战役，在1945年初进入捷克斯洛伐克，5月解放了布拉格。勃列日涅夫这几年作为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18集团军的所有战斗。1945年6月24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苏联红军各部队的代表队，其中包括第四乌克兰方面军的一个混合团，勃列日涅夫是率领这个团通过红场的四个将军之一。战后初期，勃列日涅夫仍在军队中担任乌克兰西部军区的政委。

从1946年8月到1950年初，当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参与了战后的复兴工作，曾先后担任扎波罗热州委书记（1946年8月—1947年10月）和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州委书记（1947年11月—1950年初）。

1949年底，赫鲁晓夫调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同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五名书记之一。经赫鲁晓夫提名，勃列日涅夫于1950年7月被调往摩尔多瓦担任该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取代因加速农业社会主义化和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力而被撤职的原第一书记科瓦尔。当时苏共中央推荐勃列日涅夫担任摩尔多瓦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文件中对他的评价是：“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个有20多年党龄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他当过土地规划员和冶金工作者，熟悉工业和农业。他多年来担任州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就是证明。他是个经验丰富、有毅力和孜孜不倦的人，经历过战争的全过程，拥有将军军衔，处事果断……”勃列日涅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说，果断不是急于发号施令，或匆忙地作出决定，而是遵守制度，执行纪律和无条件地对党委托他完成的任务负责。［1］从这份鉴定和在近30年后勃列日涅夫自己对它所做的解释来看，苏共一贯把执行型干部当做好干部的标准。

1952年10月，勃列日涅夫作为摩尔多瓦的党代表到莫斯科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成为大会秘书处和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第一次看到这位46岁的年轻的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大概对他印象不错。在代表大会后的苏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斯大林提议设立有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以取代原来的政治局，并把书记处书记由5人扩大为10人，他提出的书记名单中包括勃列日涅夫。这样，勃列日涅夫就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并进入了书记处。根据档案材料，勃列日涅夫在乌克兰和军队中工作时在干部登记表的民族栏中一直填自己是乌克兰族，但到莫斯科苏共高级机关工作后，就改填为俄罗斯族。这看来是出于更便于上升的考虑。

当时，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只工作了几个月。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不再担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调任苏联海军部政治部主任，随即苏联海军部和陆军部两部合并，勃列日涅夫又改任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垦荒计划。当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不同意在哈垦荒。1954年1月哈萨克斯坦党中央领导人被撤职，2月赫鲁晓夫派波诺马连科和勃列日涅夫到哈萨克斯坦担任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那里实施垦荒计划。1955年中波诺马连科遭贬职，被派往国外当大使，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两年时间。

晚年的勃列日涅夫

1956年2月，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二十大上再次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大会后又被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从此他又回到苏共中央工作，当年他正好50岁。在1960年前在苏共中央工作的那段时间中，他主要主管国防工业和宇宙航天事业，曾参与了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的建设和1957年苏联第一批火箭的发射工作。1956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把“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后，勃列日涅夫被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1958年任苏共俄罗斯联邦局副主席。勃列日涅夫的个人笔记表明，在苏共二十大上听了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后，他对其反斯大林的做法是不以为然的。有档案材料说明，在1957年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勃列日涅夫则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1960年5月，赫鲁晓夫削减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此时，勃列日涅夫再一次离开了苏共中央，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担任主席团主席，直到1963年6月。在这三年中，他从事了许多比较轻松的礼仪性活动，并多次到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访问。1963年6月，他重新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同时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4年7月，米高扬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让勃列日涅夫集中精力到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赫鲁晓夫对勃列日涅夫一贯顺从听话比较满意，此时似有意让他做第二把手，但嫌勃列日涅夫工作不够果断和对事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勃列日涅夫这次回到党中央后，权力比三年前在党中央工作时扩大了，此时整个国防工作归他领导。

勃列日涅夫回苏共中央书记处后不久，1964年10月苏联就发生了搞掉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根据苏联发表的许多材料，勃列日涅夫在这次“宫廷政变”中所起的远不是主要的作用。这次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是谢列平和苏斯洛夫，尤其是谢列平。具体的重要组织者则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伊格纳托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勃列日涅夫事先仅听闻其事，并表示同意。10月5日，他率代表团去东德访问，参加民主德国建国15周年活动。12日才回到莫斯科，领导苏共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13日早晨，由他打电话给在南方休假的赫鲁晓夫，要他回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根据有些材料，关于赫鲁晓夫及其接替者的问题是在13日晚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外加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四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共22人（有的材料说还有国防部部长）讨论决定的。14日召开中央全会时，在全会上发言批评赫鲁晓夫的主要是苏斯洛夫等几个人。勃列日涅夫主持了全会，但发言不多。米高扬建议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而保留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这个建议在会上遭到反对。勃列日涅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在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过程中，大家之所以推举勃列日涅夫担任第一书记，并不是因为大家承认他的领导才能，而是当时苏共领导集团中各种力量为求得暂时的平衡而产生的结果。当时恰恰是他这样一个显得比较平庸的人比较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有的人，例如谢列平，完全把勃列日涅夫看成是一个暂时的过渡人物，准备等待时机取而代之。所以，正如布尔拉茨基所写的：“权力是作为命运的礼物落到勃列日涅夫身上的”。在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三年任上，勃列日涅夫显得相当满足于那种平稳安逸的名为元首，但无实权的工作和生活。俄罗斯不少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认为，他对走上第一书记的位子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根据勃列日涅夫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俄罗斯一些传记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中提供的材料、分析和评论，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在个人素质、学识、性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特征描绘如下：

（1）他的文化、理论素养不高，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习惯于执行上级指示的照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是思想家和战略家。

（2）他在学习和工作上都不够刻苦勤奋，他不爱读书，极少动笔写作。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苏联军事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便条之类的东西，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常见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出过什么创见，或留下过什么思想火花。他不爱看文件和报告，而喜欢听汇报，习惯于让秘书或写稿人把文件念给他听。

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出版了九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收集了他的大量讲话和报告，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小地》、《复兴》和《垦荒地》等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所有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准备讲稿。他极少脱离稿子讲话。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出错。

（3）他为人谨慎，秉性保守，习惯于因循守旧，按陈规办事，最怕重大的变革和转折，从不采取急躁冒失的举动。在开会或讨论问题时，从不首先发表意见，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尽量照顾各方面的立场和利益加以折中，采取中间路线。所以，有人称他为“妥协能手”。

（4）他对人温和，不粗暴，对手下不提严格要求，注意外表礼貌，所以容易博得周围和下面人的好感。

（5）他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阿谀奉承，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他对荣誉和奖赏有奇特的癖好。他拥有的勋章和奖章数，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人所得的勋章和奖章的总和还要多，总共达200多枚，其中包括4枚列宁勋章和4枚苏联英雄勋章。有些勋章和军衔是在他的授意下授予的，例如他的元帅军衔就是这样获得的。他死后，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勋章和奖章的军官达44人之多。他这种虚荣心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当年有机会多次向勃列日涅夫单独汇报工作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他的回忆录《信赖》一书中写道，“有一次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他让我坐下喝杯茶，而他却走了出去。他再次出现时穿了一身华丽的制服（指元帅制服——作者注），上面挂着他的全部勋章。他问道：我看上去怎么样？‘漂亮极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勃列日涅夫刚坐上第一书记宝座时，对自己能否胜任信心并不很足，所以每作一次报告，或每见一次外宾，都要问有什么反映，下面的人则投其所好，都把正面反映收集起来向他汇报。这成了制度，苏联的驻外使馆也照此办理。外国的一些政治家，如美国的基辛格和德国的勃兰特，也摸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这个特点，每次同他会谈后，回国后都要说一些对他的溢美之词。勃列日涅夫喜欢看这些汇报，并越来越感到满足。

（6）他也是一个喜欢享受和过热闹生活的人。他喜欢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也喜欢聚宴和喝酒。他的嗜好是狩猎和开高速轿车。直到晚年，他经常去莫斯科郊外的扎维多沃狩猎场，他收藏了100多把豪华的猎枪；他的车库中有苏联国产的和外国送的各种轿车30余辆之多。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他同地方党政领导人之间互相赠送礼品之风也很盛，而且礼品都很贵重。以出产黄金和宝石著名的雅库特自治共和国曾给勃列日涅夫送过一件用黄金和宝石特制的珍贵礼物。苏联剧变后，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向勃列日涅夫家属要回了这件礼品。

（7）他在国内政策上一无治国的坚强意志，二无宽阔的经济视野，三无长远的工作目标；在国际政策上虽然他也说要维护和平和实现裁军，但他信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传统的教条主义观点，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以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发展方向。他擅长的是在政治圈里搞权术，他在安排和处理干部上有一套本领。他对被撤下台的干部也很会做安抚工作。如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1967年被撤下时，他专门给叶打电话表示安抚之意，并问他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叶戈雷切夫唯一的困难是他女儿结婚后还无住房，勃列日涅夫立刻下令给她分配了一套住房。

总之，从他的气质、文化教育程度和经历来看，勃列日涅夫是在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党的领导干部，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执行者，但绝不是一个合适的领袖人物，更不用说是能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领导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大党的领袖了。对这一点今天俄罗斯的学者、作家和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看法是一致的。但对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有没有可能选择别的更有才能的人上台，看法就不太一致。有的人以为当时推举他是看错了人，没有选准选好。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的领袖之才，但当时所有能与他竞争的人也都不比他高明。相反，勃列日涅夫到过农村工厂，搞过农业工业，参加过战争，领导过军工和民族共和国，经验比较全面，在这一层干部素质和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其他更好的选择。综上所述，在分析勃列日涅夫生平及其人之后，我们可以说，勃列日涅夫现象在苏联的出现不能说只是历史的偶然。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三个阶段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他执政期间，苏共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第23次、24次、25次和26次代表大会。从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宫廷政变”中上台，经过苏共第二十三大，到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是他执政的第一个阶段。在70年代上半期，从70年代初的苏共二十四大到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是他执政的第二阶段。苏共二十五大后，经苏共二十六大，到1982年11月他去世，也就是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初，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各有其特点。

一、第一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从平等伙伴中的第一把手上升到领袖地位的阶段，这是他逐步放弃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悄悄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全面恢复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工作方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勃列日涅夫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政治路线上，标榜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的连续性，强调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引导苏联人民沿着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努力。只是不再提赫鲁晓夫提出的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口号，而在1967年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作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

（2）清除赫鲁晓夫的影响，改变赫鲁晓夫推行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措施，显示出不同于赫鲁晓夫的作风。在1964年10月政变后，勃列日涅夫打发赫鲁晓夫到莫斯科郊区的一所别墅中以养老金领取者的身份孤独地度过余生。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废除了赫鲁晓夫把地方上的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恢复了原来统一的党组织；1965年9月，取消了赫鲁晓夫在经济改革中撤部而建立的地区经济委员会，重建政府部门系统，恢复条条领导，同时废除了赫鲁晓夫强调的干部轮换制，提倡干部队伍的“稳定和团结”；1966年3月，在苏共二十三大上他改换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称，恢复为政治局，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在党内的头衔就改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的那种急躁粗暴，到处发号施令的“唯意志论”和“随心所欲”的作风，显示出他的不急不忙、谨慎稳定的风格。这些做法博得了不少人心。

（3）在经济方面，此时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和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在社会上尚有影响，改革在经济领域中还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柯西金在领导经济管理上的声望远在勃列日涅夫之上，而柯西金是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的，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个阶段中进行了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同时，这时提出了加紧开发东部地区的任务，上了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的第一批大项目。在经济方面，此时勃列日涅夫个人比较喜欢抓的是他认为自己比较熟悉的农业。在196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针对60年代初期苏联农业生产下降，和赫鲁晓夫采取的缩小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自留畜的限额和合并农庄农场等错误做法，勃列日涅夫在他做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报告中提出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和加强农业生产的措施，诸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固定农产品收购量和实行超额奖售、扩大自留地和自留畜限额等。由于在工业经济体制上进行了柯西金的改革措施，在农业政策上采取了勃列日涅夫的上述政策，那几年苏联的经济形势有了好转。但是看一下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和经济改革的态度，就可看出，他对柯西金并不真正尊重，而是力图缩小和排挤柯西金的影响，他对经济改革从来是不热心的，他所信奉的是苏联计划经济的那套传统的管理模式。据说，苏共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当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所作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的一句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2］

（4）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这一阶段中，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计和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3］他确实善于培植、使用亲信，安排老相识、老部下。当年在地方上工作时，每次调动工作，他都要带他认为可靠的老部下去新的工作单位。到苏共中央工作后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那五六年中，一方面他施展各种权术，把领导层中原来跟随赫鲁晓夫的人、对他地位有威胁的人、对他的领导能力有怀疑的人或敢于提批评意见的人一个一个排挤掉，如伊利切夫、谢列平、谢米恰斯内、波利扬斯基、沃罗诺夫、谢列斯特、叶戈雷切夫、杰米切夫等人都陆续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圈子。与此同时，他把在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州、摩尔多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作时的一些老相识、老部下一个一个调到中央，安置在各个重要岗位上，如契尔年科、谢洛科夫、特拉佩茨德尼科夫、巴甫洛夫、格鲁谢沃伊、茨维贡、齐涅夫、吉洪诺夫、楚加诺夫等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营造的权力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苏共中央机关和各地方党委机关领导人，这些人占到中央委员会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当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头一段时间里，每天一上班都要给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党的第一把手打电话，进行问候，联络感情，询问情况，表示关心下情和下级困难。各地党的书记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胜感激。为保持地方上干部队伍的稳定，他还宣布，各地干部主要靠本地干部来替补。他下去视察时，对各地干部的态度也同赫鲁晓夫大不一样。赫鲁晓夫爱挑毛病，动辄训人，甚至撤换干部，而勃列日涅夫对下面干部一般都不提严格要求，使下面干部觉得他和善可亲。他还为中央级的高级干部恢复或提高了不少福利待遇，如1966年规定，中央级高级干部每年可享受两个半月的休假。这些做法符合一大批干部的利益，自然受到他们的欢迎。在党的机关系统中这些人成了他的重要权力基础。

二是军队系统。勃列日涅夫参加过二战，在军队中待过，后来又主管过军工、宇航和尖端武器生产，同军方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在军队中有不少熟人。1962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他上台后，苏军方在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的影响大大增加了。国防工业问题，对一般政治局委员和财政部长来说，都成了“禁区”，只有勃列日涅夫一人有权过问，其他人谁也不敢问津。［4］1967年马利诺夫斯基去世后，由格列奇科任国防部长；到1976年由乌斯季诺夫任国防部长。此时勃列日涅夫同军方的关系更加密切，军方成了他的权力的强大支柱。特别是1970年上半年，他在格列奇科陪同下去白俄罗斯检阅了苏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军方的支持下，从此以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三是克格勃和内务部系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克格勃掌握在谢列平派的谢米恰斯内的手里极不放心；1967年3月，他利用斯大林女儿出逃事件撤掉了谢米恰斯内的克格勃主席职务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同时调他的亲信茨维贡和齐涅夫等三人任克格勃副主席。1968年又恢复了被赫鲁晓夫撤销的内务部，并任命他的摩尔多瓦的老部下谢洛科夫为部长。谢洛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他家就安排在勃列日涅夫家的楼上。这样，克格勃和内务部这两个实权部门都逐步为勃列日涅夫所直接掌握和控制，成为他的又一个权力基础。

（5）从出版战争回忆录入手，逐渐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同时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参加卫国战争的元帅和将军的回忆录。据一些俄罗斯学者提供的材料。这些回忆录绝大多数不是本人写的，而是别人帮助写的，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而且都经出版社编辑按照上面要求的调子做过加工。如《朱可夫回忆录》，原稿中曾讲到1937年斯大林对一些红军将领的大清洗，但后来出版的书中，这一处就被删除；另外为了宣传勃列日涅夫，加了一段完全虚构的、说朱可夫1943年视察高加索战区时曾提出要见见勃列日涅夫而未能相见的情节。由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主持的庞大的编委会编写的《二战史》也有很多歪曲历史事实的地方。从军事史和战争史开始，从6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联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逐步把5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学术思想上的活跃气氛压了下去，正统的教条主义的学术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重又压倒一切。在经济学方面，此时提倡多搞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理论研究，少搞现实的经济问题的探讨，而在侵捷事件以后则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和“商品派”的大批判。

（6）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对华政策上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在东欧，则于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压制了捷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从军事方面来说，苏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捷，占领布拉格，劫走捷领导人，可以说是成功的，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同时，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也加强了对西方的缓和攻势，迎合西德的东方政策，改善了同西德的关系，同美国则通过谈判达成了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协议。这些行动也有助于提高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国内的威望。

1964年，勃列日涅夫初上台时，虽然当上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第一书记，但在领导层中并未被承认为领袖，苏共中央10月全会后，柯西金取代了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真理报》发消息时，把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照片并列，还没有突出勃列日涅夫个人。1965年底，波德戈尔内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苏联被称为“三驾马车”当政，勃列日涅夫的地位仍未突出。但是在勃列日涅夫采取上述各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情况就变了。这时苏联已开始到处挂勃列日涅夫的大像，其权力地位已明显地高居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了。

二、第二阶段

这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处于政治权力的顶峰，同时又为苏联的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而感到踌躇满志的阶段。但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的保守僵化，停止和放弃改革的严重后果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这是勃列日涅夫在70年代上半期的第二个执政阶段的两大特征。

勃列日涅夫此时自信心大大增加，认为苏共推行的路线和内外政策完全正确，对形势感到十分乐观。这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和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以下一些做法和对形势的估计上，以及他们所表现的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心态上。

（1）开始对勃列日涅夫大搞个人崇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编造历史，大肆突出其在战争、战后恢复工作、垦荒和加强国防等方面的功劳。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取代柯西金，扮演了国家政府首脑的角色。1977年，他取代波德戈尔内，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这一阶段中，“三驾马车”的局面已经消失，勃列日涅夫的领袖地位得到了明显确立。

（2）极力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继续宣扬脱离实际的超阶段思想。用很大的力量去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提出苏联社会和民族已越来越接近，已形成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的概念；鼓吹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大贡献，等等。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了无数的会议，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著作。在一批学者的建议下，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和其他不少讲话中，虽已提出科技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的概念，但仅流于空谈，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相反，却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时，极力宣传计划经济加计算机就会大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空想。

（3）对世界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70年代初发生了世界石油危机，西方国家遇到了经济危机。这时苏联领导人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宣传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没有经济危机，因此不会受到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此时，美国在国外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国内则面临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中国则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苏共领导人形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对苏联十分有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都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这种估计。

（4）此时，由于苏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大力发展战略核武器，并取得了对美国的战略平衡，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安全已得到保证，苏联已成为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这时，苏联的缓和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美国举行了几次最高级会晤，签订了几个裁军协议，在欧洲召开了欧安会等。这一切促使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意识和扩张意识膨胀起来，1975年苏联就把手伸到了安哥拉。

（5）也在此时，苏联开发西伯利亚油气田取得成功，苏联油气产量大增。这使苏联有可能向欧洲西方国家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并利用当时世界石油危机，油价上涨之机，获取大量石油外汇，用以向西方购买大批粮食和设备，从而缓和苏联国内的一些经济矛盾。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取之不尽，石油外汇可源源不断而来，这也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

（6）在这段时间中，苏联国内浮夸风和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大为发展。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无视现实，偏听偏信，这又增强了他们良好的自我感觉。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苏联这个阶段中所特有的那种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实际、空谈盛行、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的“勃列日涅夫风气”。

可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循守旧，全面恢复苏联那套传统的旧观念、旧体制、旧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时候，传统体制在当年形成时得以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诸如最高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威望、各级干部的苦干精神、广大群众的建设热情、经济上的粗放发展的潜力等，在70年代已不复存在。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旧体制和旧方法已难以发挥它们曾有过的积极作用，而只能越来越产生其负面作用。所以，正是在这个阶段中，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中具有的许多消极因素不断得到发展，例如：

（1）各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大发展。赫鲁晓夫当年废除部门的条条领导，建立地方经济委员会时，出现了地方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为了克服地方主义，协调全国经济，在苏共中央增设了许多主管经济的部门。随着地方经济委员会的废除和条条领导的恢复，苏共党政机关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大行扩建，苏共中央的部级编制增加到200个之多。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党政机关膨胀最快的时期。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常事。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关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

（2）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执政的这一阶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丧失了苏联过去一直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优势。其次，经济效益愈益下降。再次，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军工和重工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人民生活所需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却越来越小。最后，农业生产形势非常严峻，粮食和肉类越来越依靠进口。农业虽一直为勃列日涅夫所关注，他为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由于不解决体制和政策上的根本问题，成效很小。

（3）据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此时勃列日涅夫和各部门和地方上的领导干部之间在保持稳定的口号下和维护各自的权力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某种“社会契约”关系。勃列日涅夫需要保持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允许他们享有主管所辖部门和地方的更大的权力，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后者则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发展起来，干部中互相纵容包庇、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也愈益发展。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状况势必导致民族利益上越来越多的矛盾，苏联民族关系中的各种分歧和民族主义思潮也正是在这时候进一步发展起来。

（4）群众的社会心理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群众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能兑现越来越感到不满，对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愈益失去信心。领导干部中的腐化现象使人们对现实越来越失望。在群众的社会心理中对现实的怀疑，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取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热情。

三、第三阶段

从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后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这是他执政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勃列日涅夫身体越来越衰颓。苏联整个国家则越来越走下坡路，苏联从稳定走向全面的停滞。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

（1）勃列日涅夫本人在70年代中患了两次中风，身体趋于衰颓，已难于正常视事。根据多勃雷宁的回忆录，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中风发生在1974年在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同美国总统福特会晤的时候，他患了大脑粥样硬化症。由于随行医生的努力，病情得到了控制，会谈没有中断。但是他在乘火车经蒙古回莫斯科途中又患了第二次中风。此后，勃列日涅夫的工作能力大大下降，到党中央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主持的政治局每周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而与此同步的是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老龄化，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70多岁。这样一个老态龙钟、思想僵化、行动不便的领导集团只能靠他们的助手班子来工作，一切都要助手班子提出建议和写好稿子，即使是最简单的讲话也都要写成讲稿。勃列日涅夫得病后变得口齿不清，他的撰稿人得专门避开他不便发音的词，而挑选他便于发音的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不正常，越来越形式化。这方面情况可由几个当事人提供的一些见证来说明。

其一是沃尔科戈诺夫在《七个领袖》一书中提供的证据。沃尔科戈诺夫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沃尔科戈诺夫曾多次为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乌斯季诺夫写过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讲话稿。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相互讨论，而是念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二三页的讲话稿。大家的表现总是“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同事先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5］

其二是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中提供的见证。他说，在那个时期中所谓总书记的意见和主张已很难认为是他自己的观点，而不过是当时能对他施加最大影响的这一派人或那一派人的观点。那时政治局有些会议为了照顾勃列日涅夫的身体，开会时间往往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座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很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措辞是，“同志们已做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做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6］

其三是沃尔科戈诺夫提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档案材料。他写道，“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年年底都要回顾一下前一年的工作。1980年1月3日的那次政治局会议，勃列日涅夫主持开会后，就让契尔年科回顾总结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尔年科报账似的报告说，过去一年中，政治局召开了47次会议，研究了450个问题，通过了4000个决议，其中有关组织和党务工作的14个，意识形态工作的46个，军事和防务工作的227个，工交基建的159个，外交和外贸的1845个，经济计划的11个，干部问题的330个，政府颁奖问题的927个；中央书记处共举行了51次会议，通过了1327个决议。契尔年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去年各次中央全会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举行的”。接着，安德罗波夫发言说，“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各次全会确实是在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开的”。佩尔谢说，“决议也都是一致通过的”。当契尔年科讲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插话说，不光是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也是在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举行的……”从会议记录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对现实问题有什么不安感和紧迫感。［7］

（2）在这阶段中，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方面有两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科技革命问题的一个文件的遭遇。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就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专门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上送的这份报告。［8］苏共中央在1973年提出要召开一次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后，只是过了15年，也就是到了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才召开了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食品纲要》的经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调苏共中央主管农业后，感到农业问题极为严重：几十年中一千几百万公顷农田被毁或被占用；农村生活条件落后，非黑土地带（30个州）农村凋敝，大量农业劳动者流往城市；农产品价格低，农用工业品价格高，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入不敷出，年年靠国家150多亿卢布的贷款过日子，庄员生产积极性很低；在党政干部和工商业干部中存在着农业是无底洞、无可救药的情绪，等等。戈尔巴乔夫搞了不少调查，召开了大量专家会议和干部会议，经过几年时间搞出了一个《到1990年前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的方案。一旦接触到资金问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就摆困难，财政部长死活说没有钱，无法解决资金问题，要他参加会也不来。最后把问题提到勃列日涅夫那里，吉洪诺夫才勉强答应想办法解决。这样才在1982年5月得以召开讨论《食品纲要》的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讲了话。但即使是在《食品纲要》通过之后，农业状况仍然没有改善，而且变得更糟。［9］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这种遇事拖拉，到处扯皮，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有。

（3）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粮食、肉类大量依靠进口，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下降。1979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虽作出了改善计划工作和管理工作的决议，企图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改进管理，但都无济于事。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联经济几乎呈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

（4）在国家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国内政治社会形势死气沉沉和经济形势愈趋严重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军方、克格勃和苏共中央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外却大肆推行扩张政策。此时，苏联同美国从宣扬缓和转向新的对抗和新的冷战，并展开了新的军备竞赛。在非洲和中东，继1975年和1976年伸手安哥拉之后，苏联又于1977年和1978年伸手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也门；在拉丁美洲则插手尼加拉瓜；在亚洲，在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乘机在金兰湾等地建立了海空军设施，并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于1979年底，苏联还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出兵阿富汗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这个四人小圈子决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在出兵之后听新闻报道才知道此事，都是事后在文件上画圈的。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作出这个错误的冒险决策，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长达十年之久，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5）此时苏联群众对社会现实的失望情绪大大增加，对苏共领导进一步失去了信心，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种种政治笑话在社会上大量流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已大大下降，原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很大一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已普遍感到，苏联已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后，苏联又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两任总书记的不到三年的执政时期，这不过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短暂的延续。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后，在苏共政治局核心人物中，尤其是在契尔年科和葛罗米柯之间，曾有过一段争夺接替苏斯洛夫当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以便成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接班人的角逐。但最终年迈体衰的勃列日涅夫还是确定安德罗波夫为他的接班人。安德罗波夫在总体上坚持传统观念，坚守传统体制，但他因在苏共领导集团中为人清白，文化修养最高，也最有思想，所以在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中有好评。他受命于危难之机。他上台后抓整顿纪律和秩序。处理了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切尔巴诺夫、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和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梅杜诺夫等几名臭名昭著、为群众所憎恨的腐化干部，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则提出了苏联还处在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的新提法。他上台后露的几手，虽不能解决多少问题，但也使人心为之一振。可是他也已年老多病，实际上他只正常工作了半年时间，由于严重肾病缠身，剩下的仅一年时间都是带病工作，靠血液透析在专设的病房里度过的。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后，由老态龙钟且又十分平庸无能的契尔年科，在吉洪诺夫等人的支持下接任总书记。此时，苏联全国陷入全面的停滞状态。苏联人民内心为国家出现的这种老人政治的尴尬局面感到愤慨和羞辱，但又无可奈何。

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经历了营造和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登上权力顶峰和进入晚年衰颓三个阶段。由于平庸无才、在思想理论上的保守僵化，性格上的软弱和爱好虚荣和阿谀奉承、作风上的贪图安逸和不勤奋刻苦，他在执政的18年中虽然把苏联搞成了一个在核武器上实现了与美国的战略平衡，能与美国对抗，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结果却耗尽了苏联的潜力，拖延了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败坏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声誉，使苏联广大群众失去了对苏共领导集团和社会主义的信心，使苏联在国际上陷于空前的孤立。事实清楚地说明，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是苏联逐渐由兴盛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它为勃列日涅夫身后苏联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爆发，尤其是各共和国内民族主义的发展，为不到十年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1］（苏）列 · 伊 · 勃列日涅夫著：《勃列日涅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2］（俄）费 · 米 · 布尔拉茨基著：《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3］（苏）罗伊 · 麦德维杰夫等著：《我所了解的勃列日涅夫》，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4］（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1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

［5］（俄）德 · 阿 · 沃尔科戈诺夫著：《七个领袖》第2册。

［6］（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1册。

［7］（俄）德 · 阿 · 沃尔科戈诺夫著：《七个领袖》第2册。

［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耽误了的痊愈：当代人的见证》，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1年版。

［9］（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生活和改革》第1册。

56．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
缘何停滞不前？

陆南泉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对经济体制改了18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头几年，不论在农业还是工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的来说，改革18年之后的体制，仍然是效率低、浪费大、过度集中的一种体制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是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增加几个还是减少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改革始终迈不开大步。由于改革的停滞不前，产生了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这个时期，一方面消耗苏联积存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这是苏联走向衰亡的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大体经历了4个五年计划。这个时期如果排除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油价与大量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等因素，那么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改革过程与出现的种种问题来看，它确实在很多方面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斯大林模式所存在的带有制度性的弊病。改革停滞不前，虽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仅就两个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理论上不能与时俱进，坚持“左”的教条主义

在理论方面，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列宁之后的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处于“成熟”状态，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1］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2］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改革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尤其是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十分卖力，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而且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直接社会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当时苏联有些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一种“邪说”，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5］

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讨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只是在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南斯拉夫，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的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6］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就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匈牙利又悄悄地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加以镇压。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以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思想为制定体制改革方案的，即提出“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非教条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在60年代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若不打破旧的理论教条，要改变苏联型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家进行的这场公开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所以，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利的先决条件。这就是说，苏联是决不允许的。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

有关对企业地位问题认识是不一致的。在改革过程中企业的权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都是以不损害国家集中控制的计划体制为前提的。

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在1965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为了克服过多地用行政方法领导经济的缺点，苏联提出要把领导经济的行政方法逐步转向经济方法，要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和经济核算制。但是，改革过程中，由于坚持“非商品派”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因此，对经济的行政领导方法一直未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苏联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情况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讨论问题的气氛也远远没有改革一开始那样活跃。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些代表官方观点的经济界“权威人士”，经常对一些新提出的理论加以批判，并戴上各种政治帽子，把争论压下去。这种情况，很难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发展。

政治体制的倒退

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触动政治体制，而且出现了不少倒退，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并逐步加强党政集中领导体制

（1）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在后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日益严重。表面上政治局各委员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作出，但实际上政治局作出决策，也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同时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也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另外，这种体制在党政领导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如国防工业、重工业、机器制造、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等部门，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决议与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这虽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也就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总揽党政大权。对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2）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十二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此后，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此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几个人商量后作出决定的。［7］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说：“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都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的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1978年勃列日涅夫生日这天，他再次被授予勋章。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纸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7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基里延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8］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 · 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对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9］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地》、《复兴》、《恳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10］1978年11月12日《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和泉源”。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11］

这里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崇拜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条件，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一步一步地深化，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2］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他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第一，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二十六大为90%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年中只换下12人。［13］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年至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1人被撤换。［14］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策，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员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1976年去世时为73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69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1975年去世时为70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67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1976年去世时为69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69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5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72岁。［15］

第二，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到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最高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1981年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勃列日涅夫于1974年12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他感到不适，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8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治了”8年。在这8年中，他的病情不时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16］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做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17］在勃列日涅夫后期的8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18］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只有等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这正如阿尔巴托夫说的：“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19］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 · 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20］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样，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搞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唯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他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21］

（四）“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倒退，使得苏联社会早已存在的“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与稳定，这一阶层的人思想更趋僵化，这也成为阻碍整个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在斯大林时期就已逐步形成，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30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22］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负责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睁眼闭眼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袋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的2000卢布，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的工资的两倍。［23］

不少西方学者也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已经形成。［24］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不论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是掌握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应该说，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25］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26］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首当其冲被消灭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27］对特权阶层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 · 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一百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 · 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四十万人，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七十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 · 利姆别尔格尔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四百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五百万人。”［28］最后，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持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使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看来，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像勃列日涅夫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因为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这个时期的人数多一些，那个时期的人数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领导人选出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我们之所以用较多的篇幅论述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的种种倒退现象，主要是为了深刻地认识到，在苏联集权政治体制条件下，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企图单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其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制约作用，例如，由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对改革的阻碍乃至破坏作用日益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这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29］据俄罗斯一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30］官僚主义的盛行，勃列日涅夫本人表现得尤为突出。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最为生动，如本书第55个问题所述。

纵观勃列日涅夫18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

经济改革的停滞，政治体制的倒退，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31］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一是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个人崇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想得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并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32］所以，正如有人指出的：“断言我们似乎告别了斯大林主义，此话说早了，太早了。”［33］

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34］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以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战的回忆录把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还是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35］

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36］

这期间，加强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37］

至于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并不比其他方面好些，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38］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9］对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吉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等，成为围攻的对象。

当然，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40］

勃列日涅夫在1980年第22届奥运会开幕式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5］（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6］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详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

［8］（苏）《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9］《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1期。

［10］《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1］（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6

［12］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13］参见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5］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16］参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7］（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0］（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1］参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3］（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4］参见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2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6］（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27］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陆南泉等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2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0］《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31］（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3］（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等，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4］（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5］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斯大林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参见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6］（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7］（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9］1975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列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

［40］（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3

57．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马龙闪

苏斯洛夫在苏联政坛上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从1946年调入中央介入文化意识形态，1947年进入中央书记处，1948年正式接替日丹诺夫主管意识形态，到1982年去世，在苏共中央管理文化意识形态的时间长达36年。他是伴随苏共理论向僵化、教条方向演化，意识形态走向保守、凝固和衰落，一步步走过来的。他既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又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领导人。所以，不了解苏斯洛夫其人，不了解他的生平历程和政治品格，就不能深刻了解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化。

如果说其前任日丹诺夫是一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主要理论家、协助斯大林确立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的鼓吹者，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的最高指挥官，那么，苏斯洛夫就是一位后来人、追随者、模仿家和守夜人。苏斯洛夫在日丹诺夫去世后，于1948年接手日丹诺夫的职务，此后34年（1948—1982年）一直稳居此高位，要了解其中的奥秘，不仅要了解他1948年之后的政治生涯，还要了解他的早期的政治记录。

靠寻章觅句、摘引语录踏上通天之路

苏斯洛夫1902年生于萨拉托夫省（现在的乌里扬诺夫省巴夫洛夫区）赫瓦伦斯克县沙霍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8—1920年，即在他16—18岁时，他以教堂附属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先是在本村贫农委员会做事，随后参加了县共青团的工作。1921年入党，并被保送进入速成中学。1924—1928年，他就读于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同时在首都纺织学院和化工技术学校代授课程。接着，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注册为经济学部学员；几乎同时（1929年）在莫斯科大学和工业学院开始教授政治经济学。或许是在红色教授学院经济学部学习期间与斯大林私人秘书Л · 3 · 麦赫利斯相识，这时恰好后者也在这个经济学部进修。但另一种说法是，苏斯洛夫常向《真理报》投稿而被麦赫利斯发现，因为1929年麦赫利斯从斯大林秘书处调入了《真理报》。或者，他们两人相识，以上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麦赫利斯虽从20年代初就在斯大林秘书处工作，但其文化程度并不高，据说，他连月亮为什么不会发光都不知道。由于布哈林在反“右倾”斗争中倒台，布哈林及其弟子被从《真理报》撤职，这里需要补充斯大林的人，因此就调麦赫利斯进入了这个重要阵地。办报写文章必须引用列宁和斯大林语录，麦赫利斯发现苏斯洛夫有这个特长，他最善于寻章觅句、摘引语录，可以说是一位引经据典的好手，只要有需要，他准能为麦赫利斯找到恰到好处的语句。他不仅善于引用列宁、斯大林的语录，甚至连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语录也能很快找到。这样，“麦赫利斯把他新发现的人才向斯大林汇报，引起斯大林对苏斯洛夫的注意，自此，苏斯洛夫走上通往权力顶峰之路。”［1］

有关苏斯洛夫政治发迹的这个说法，从各方面判断，看起来是可信的。首先，麦赫利斯经常出入斯大林办公室，有通天之路；他亲自向斯大林推荐苏斯洛夫，是顺便之事。第二，苏斯洛夫正是在麦赫利斯担任《真理报》工作之初走上升迁之途的。他1931年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后，就由联共（布）中央“分配”到了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查院，而这里正是麦赫利斯曾经任职，斯大林早在列宁时期就曾担任领导的地方。可见，苏斯洛夫被分配到这里，同麦赫利斯和斯大林大有干系。第三，苏斯洛夫确有寻章觅句，翻检语录的高超本领，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也为布尔拉茨基所见证。

那是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期间，赫鲁晓夫责成苏斯洛夫必须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作个人发言。布尔拉茨基等人为苏斯洛夫准备了这个发言稿。在商量定稿时，苏斯洛夫觉得一个地方应找一段更恰当的列宁语录加以充实。布尔拉茨基本想自己动手，但苏斯洛夫抢先说：“这个我自己来，我现在就去找。”“说着，他敏捷地跑到办公室的一角，”——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抽出通常图书馆里才有的小抽屉，放到桌子上，然后用他那纤细的小手快速地翻阅其中的语录卡。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不是的，又开始默读另一张，又不是的，后来终于抽出一张，只见他得意地说：‘就是这张，这张合适。’读了读，还真是一段挺好的语录。”布尔拉茨基接着写道：“当我看到身为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找一段语录，就像找一个小玻璃珠子，或者说，就像过去的君主选念珠一样，我不禁失笑起来。”［2］由此可见，苏斯洛夫确有这一本领。

苏斯洛夫被分配到中央监委机关和工农检查院任检查员后，1933年，苏斯洛夫又被外派，担任乌拉尔和契尔尼戈夫党组织的监委委员，在那里指导清洗工作。1933—1936年，他又被晋升为苏联政府检查委员会委员。在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期间，他被派往罗斯托夫省加强“清洗工作”；而正是在他的“加强”之下，该省党组织的整个领导都遭到了镇压。因为他“铲除人民敌人”有功，在罗斯托夫省他又先后被提升为省委第三书记和第二书记。从此，苏斯洛夫便走上了高级领导阶层。

其实，苏斯洛夫为麦赫利斯所赏识，绝不仅仅因为他是翻检语录的能匠好手，更重要的是对其政治品质的欣赏。麦赫利斯是何许人？——从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被他举荐者苏斯洛夫的影子。麦赫利斯作为秘书，对斯大林极善逢迎，他那股过分热心的劲头，连斯大林有时也觉得有些过头。比如，他做了《真理报》主编和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长后，没有知会斯大林，就宣布要举办《列宁主义基础》发表十周年纪念活动。麦赫利斯为迎合斯大林，还表现出了极力要求镇压“人民敌人”的愿望，为此，他爱写各种各样的告密信。后来作为苏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麦赫利斯曾是在“大清洗”中对军内施行镇压的主要推手之一。麦赫利斯之冷酷无情，连斯大林在谈到他时也说，“哪能把建设性事务委托给麦赫利斯，他只能毁灭、破坏、消灭，这才适合他”。关于此人，赫鲁晓夫也曾这样说：“他诚实倒是挺诚实的，但一个心眼看到的，只是到处的‘人民敌人’，只是破坏者。”苏斯洛夫在这些地方，也蛮像举荐他的这个“伯乐”，首先就是冷酷，他在历次“清洗”、镇压中都有突出表现。

苏斯洛夫的冷酷无情，不仅在他插手的各种“清洗工作”中表现了出来，也从他日后对待斯大林女儿阿利卢耶娃申请送重病丈夫回印度一事上表现了出来。对此，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就是她同苏斯洛夫会面的情形。

阿利卢耶娃来到老广场，请求苏斯洛夫批准她送丈夫回国。她解释说，这是她与丈夫“两人共同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满足”，这也是“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愿望”，因她丈夫这时病已很重，只有回到他习惯的气候温暖的印度，病情才会好一些。听了这些，“苏斯洛夫坐在桌子后面，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一双血管突起的苍白的手动来动去。他身体瘦高，长着一副宗教狂的脸。他眼镜的厚镜片也没能使他逼视的目光变得柔和一点。‘你知道你父亲最反对苏联人同外国人结婚。我们还制定了一条相关的法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那又怎样？’我尽可能保持礼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现在别人都能同外国人结婚，为什么我不能？’苏斯洛夫身子猛地向前一挺，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两手使劲转动着铅笔。‘我们就是不放你出国！’他气愤地说。‘辛格要走让他走好了。谁也不留他。’ ‘他会死的！’我大声说，觉得现在必须把话说清楚，‘他会死在这里，而且用不了多久。他这样死会使我们大家难堪，让我内疚！我决不允许！这将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怎么会是耻辱呢？不是一直给他治疗吗？……他是病人，死就死了呗。但你不能出国。外国人会挑衅的。’‘怎么会挑衅呢？这与挑衅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也不懂！’他喊起来……”［3］

最后，什么也没有说通，苏斯洛夫就是不允许阿利卢耶娃出国。阿利卢耶娃最后写道：“我走了，带走了这个现在领导全党的花岗岩脑袋的人留给我的可怕的印象……”［4］

后来，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印度共产党员辛格，到底病死在了莫斯科。1966年，阿利卢耶娃把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她自此没有回国。显然，这与苏斯洛夫的逼迫不无关系。赫鲁晓夫晚年在回忆录中反省了这件事的错误，还表现出了一些同情心，可是苏斯洛夫却始终抱着一副铁石心肠。

靠冷酷的铁腕、咏诗祭神的歌喉登上权力高层

在个人崇拜和专制统治时代，要打通仕途，步步高升，必须对下冷酷无情，敢挥铁拳，对上则要善唱颂诗，有祭拜神灵的高亢歌喉。苏斯洛夫深谙此道。所以，他一踏上仕途，就飞速升迁。冷酷的性格，刚好在“大清洗”时代派上了用场。因此，他在“大清洗”中建树的功勋，使他于1939年又晋升为联共（布）奥尔忠尼启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在这一职位上，他一直待到1944年。作为边疆区领导人，在战争年代（1941—1943年），他同时担任了外高加索战线北部集团军政治委员和边疆区游击运动司令。其间，他组织动员过农民修建涅文诺麦斯克灌溉渠，发布命令炸毁了斯塔夫罗波尔的喀山大教堂，还从组织上协助内务部机关，在1943年实施了对卡拉查耶夫人的强制迁徙。把共有12万人的这个少数民族从南俄故土流放到中亚，竟源于由逼供信得来的虚假供状，把德寇屠杀罪行张冠李戴地扣在卡拉查耶夫人头上，造成了针对一个民族的大流放、大冤案。

由于在斯塔夫罗波尔建树的政绩，从1944年底开始，苏斯洛夫进一步升迁，被任命为立陶宛共和国的联共（布）中央局主席，这事实上是一个特设的管理该共和国的特命全权职务。在这里，他凌驾于共和国第一书记之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又继续着以前对待少数民族的铁腕政策，拒不妥协，不同“林中兄弟”谈判，残酷镇压了立陶宛民族起义队伍。与此同时，在他的领导下，大力展开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镇压农民和当地知识分子，把大批人逮捕、流放，发配到俄罗斯远东荒无人烟地区。这时造成的后果和隐患，到80年代末引发了立陶宛人的独立运动。正是立陶宛带头独立，成了冲垮苏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苏斯洛夫对待卡拉查耶夫人和立陶宛的铁腕政策，赢得了斯大林的赏识，从1946年3月起，苏斯洛夫被调入联共（布）中央机关。依照斯大林的提议，在1947年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被提升为中央组织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负责大众传媒工作。这是苏斯洛夫登上权力高层的关键一步。如果说苏斯洛夫对待下面的镇压是凌厉果断的话，在权力高层的动作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战后苏斯洛夫进入中央的这个时期，正是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机关派与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列宁格勒派争夺接班人的剑拔弩张阶段。苏斯洛夫正夹在这两派之间，不小心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他曾是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在日丹诺夫麾下工作。担任这一职务，要想疏离两派，躲避危险，难度是极大的。1948年6月，他又恰同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一起，赴罗马尼亚参加共产党情报局代表会议，实施对南共“机会主义”的挞伐。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中，以1948年8月日丹诺夫突然去世为转机，列宁格勒派遭到覆灭之灾。苏斯洛夫在此处境中能脱大险，顺利取代日丹诺夫而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可谓险中夺位。这里，与苏斯洛夫的另一官场秘诀——善唱颂歌，深得麦赫利斯和斯大林信任、赏识密切相关。在1949—1951年，他又刚好兼任《真理报》主编，一方面在全国组织大批判，进行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挥起铁拳，重击知识分子，同时又极隆重举行斯大林70寿诞盛大庆祝活动，把鼓吹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此外，他还积极参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作为斯大林讲话起草班子的成员，为领袖准备了几个方案的稿子。其中一稿为领袖所欣赏，亲自动笔做了最后定稿。苏斯洛夫这一系列活动，非但逃脱了处于日丹诺夫麾下的险境危局，而且牢靠地巩固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正是这个缘故，他又赢得领袖提名，在1952年十九大上进入苏共中央扩大的主席团（政治局）。

钻营权力斗争的缝隙，谋得政治生存发展的契机

可以说在苏斯洛夫整个政治生涯中，冒险最大、最受压抑的，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11年，即从马林科夫当权到赫鲁晓夫执政末期。这个时期，一是，他被马林科夫撤去了党中央主席团（政治局）委员，有过短暂的挫折；二是他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赫鲁晓夫反个人崇拜、进行改革的浪潮里，却不得不强颜欢笑，举旗拥护，伪装紧跟，扮演了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和两面派角色。即使如此，他时不时仍受到赫鲁晓夫的申斥、痛骂，在重大压力下不得不大喊几声斥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口号。这样做，对他这个意识形态高官来说，是很难受、很痛苦的。在这期间，他也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风险。他先是利用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争权的缝隙，得以自救：他原同马林科夫关系不睦，因此在赫、马的权争中，他并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出于人事关系，选择了赫鲁晓夫。之后，在1957年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反扑中，若不是他侥幸出差在外，没参加7月18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置身于莫斯科之外，他甚至有被卷入“反党集团”的危险。幸好图谋撤掉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开过之后，他才回到莫斯科，只是由于米高扬及时前来串联、劝导，他才没有倒向“反党集团”。

在这期间的几次政治抉择中，他都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由于同马林科夫的关系而选择了赫鲁晓夫。看得出，这个时期苏斯洛夫是钻了最高权力斗争的缝隙，靠投机得救的。他虽在这个人际关系的缝隙中求得了政治生存，并保全了高层权位，但他政治生存得并不惬意。因为他骨子里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思想体系的拥护者，在那个反对个人崇拜和观念更新变革的年代，他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处处步履蹒跚。因此，他屡屡受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鞭策。一次，连一般政治幕僚像布尔拉茨基等人都能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对着许多同僚和下级工作人员的面，“赫鲁晓夫毫不留情地严厉斥责苏斯洛夫，说道：‘现在国外经常这样报道，在我身边坐着一个斯大林分子、教条主义者苏斯洛夫，他只是在等待推翻我的时机。米哈伊尔 · 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的名字和父称——引者注），您认为报道属实吗？’”——布尔拉茨基这样描写道。“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低垂着他那张瘦削、蜡黄、苦行僧式的病态的脸，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就连眼睛也没有朝上翻一翻。”［5］

可见，苏斯洛夫作为一个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拥护者而置身于赫鲁晓夫身边，在这个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他始终是何等的压抑和不快！

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二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向苏斯洛夫施加压力，必须在会议上就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做公开表态发言。苏斯洛夫无奈，在强大压力下，只好让布尔拉茨基等人起草了一个高调批判个人崇拜的发言，当众公开表了态。

一个利用人际关系缝隙，靠政治投机保住官位的人，赫鲁晓夫虽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权位，并令其总管意识形态，但他是不可能在思想政治上同赫鲁晓夫保持步调一致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斯洛夫始终站在保守主义一边，起着阻挠改革的作用。赫鲁晓夫时期一系列保守主义的大反弹，几乎无一不与苏斯洛夫相关联。在对外政策上，他曾不止一次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还就这一问题发表揭露性演说，阻止改善苏南关系；1956年10月底至11月初，他曾同米高扬一起率苏联代表团到布达佩斯，同匈牙利领导人谈判并了解局势。“了解”的结果，是莫斯科决定出兵镇压匈牙利起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赫鲁晓夫回忆，米高扬是反对调进和动用军队的，但苏斯洛夫却与此相反，坚持强硬的调军立场。在国内问题上，他所干预的著名事件，是鼓动赫鲁晓夫和舆论界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挞伐、迫害；推动撤掉涅斯梅亚诺夫的苏联科学院院长，讨好伪科学派头目李森科；恶意挑拨赫鲁晓夫同文艺界和科学界的关系，使第一书记同知识界发生了一系列争吵、矛盾，等等。［6］

苏斯洛夫顽固的斯大林“教条”情结，随着局势的发展，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的警觉和不满。60年代初，赫鲁晓夫排除了苏斯洛夫对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领导，把这一工作委托给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伊利切夫。苏斯洛夫只是负责苏共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工作。

苏斯洛夫对自己权势的式微耿耿于怀，同时也对苏共二十二大后非斯大林化的进展，对意识形态进一步向民主化方向发展，更加心怀不满。于是，他与谢列平为首的保守势力沆瀣一气，共同策划了“马涅什赛马场画展事件”，挑拨赫鲁晓夫打压文艺界，大大恶化了苏共领导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为策划这一事件，专门印制了有关这个画展的资料。但资料中很少谈及艺术问题本身，而却大量摘引了文学家、艺术家对赫鲁晓夫本人的评论。这些评论真真假假掺杂在一块，甚至讲赫鲁晓夫是“坐在宝座上的傻瓜伊万”、“玉米迷”、“饶舌者”等等。赫鲁晓夫见状，震怒异常，以参观画展为名，赶到马涅什把画家们训斥了一顿。在整个看画展过程中，苏斯洛夫自始至终同赫鲁晓夫如影随形，陪伴左右，一会儿指指东，一会儿指指西，一会儿俯首耳语，说些什么，继续往赫鲁晓夫火头上浇油。

赫鲁晓夫一直同苏斯洛夫若即若离，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人们解不开的一个谜。这大概多赖于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和嗅觉的器重，希望他能给自己嗅出路边的什么炸弹；然而，苏斯洛夫倒是神经质地闻出了右边的危险，但却有意向主公隐瞒了“左”边的炸弹，其实这是更加危险的。最终，赫鲁晓夫还是被苏斯洛夫知情不报的一场“宫廷政变”给废掉了。

靠僵化思维、固守教条稳居权力高峰

如果说苏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是经历有惊无险，有时靠违心掩饰、玩弄两面派手法，有时靠拉拢同僚、抵制改革挨过了这10年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却是大权在握、左右政局、得心应手、稳居权力巅峰，可以说这是他“灰衣主教”生涯的黄金时代。他虽不是发动倒赫政变的核心人物，但靠着在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宣读倒赫报告所起的关键作用，使他在“宫廷政变”后一登台，就是仅居“三驾马车”之后的第四号人物。待勃列日涅夫上下其手，纵横捭阖，清除异己，稳定政局之后，苏斯洛夫很快就上升为第二号人物，牢牢掌控了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大权。作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主持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负责国内整个意识形态政策问题，领导大众舆论工具，监督书报检查制度、文化艺术、高等和中小学教育，以及国家和宗教团体之间关系。鉴于执掌的权责范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包括镇压《新世界》编辑部、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开除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党籍、处置作家格罗斯曼，流放氢弹之父A · Д · 萨哈罗夫，准备并通过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宪法（1977年宪法），对社会科学——历史学、经济学家的处分，造成全国社会科学的停滞——这一切，都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苏斯洛夫还积极参与了苏联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作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子成员，他还是参与1979年作出出兵阿富汗决定的重要人物之一。［7］

如果说赫鲁晓夫离不开苏斯洛夫，原多是想利用他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嗅觉，结果反倒是被他帮了倒忙，推动了意识形态的逆转，阻碍了改革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之更加离不开苏斯洛夫，则因为总书记是文化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的门外汉，亦步亦趋都需要这位“灰衣主教”的扶持和帮忙。更何况这位股肱大臣与主公还在复旧倒退、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方针路线上有一致性，不像苏斯洛夫同赫鲁晓夫之间那样同床异梦、离心离德，第一书记对身边的这位“斯大林分子”还总有一种提防和戒备之心。

由于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实际的第二号人物，主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时期推动复旧倒退的主要源头和推动力之一。

废黜赫鲁晓夫以后，经过短暂的过渡期，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开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真正的复旧倒退。由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勃列日涅夫集团接着也彻底取消了国内的改革。于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全面“拧紧了螺丝钉”，这就是苏联学者所说的，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的时期。［8］

就是在这个时期，对《新世界》杂志实施外科手术，不同主编打招呼，就改组了编辑部人员，最后逼迫特瓦尔多夫斯基辞去了主编职务。对《真理报》编辑部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先把总编辑鲁米扬采夫解了职，原因是报上登载了两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要求，主张在党内加强更有教养、更有文化者对党的影响。原来的总编辑被撤职后，取而代之的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齐米亚宁。这位新总编甫一上任，就对《真理报》编辑部动了手术。首当其冲的是对未经《真理报》总编允许而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文章的布尔拉茨基，他被解除了政治评论员（相当于副总编职务）职务；接着又解职了其他几个编辑。不仅如此，还株连了发表布尔拉茨基文章的《共青团真理报》的有关人员。

这期间，斯大林主义的复旧和反扑是全面的，其“目标不但针对人，而且还针对思想，针对历史事实，以及针对人们得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关于和平、关于政治的新观念”。［9］

这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关键岗位实际上全都落到了保守派手里。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以伊利切夫为主席的意识形态委员会，被一分为三：科学部、文化部和宣传部。科学部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C · П · 特拉佩兹尼科夫掌握；文化部由原苏共白俄罗斯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B · Ф · 沙乌罗主管。这里一下都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堡垒。唯独宣传部经历了一些曲折，经过了一段时间清理后才同上述部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苏斯洛夫掌控住这些阵地和堡垒之后，接着就在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整个精神领域，进行“扫除”。

在社会科学领域，史学，首先是现代史，是被“扫除”、清理的第一个学科。在这里，几乎抛弃了二十大精神，开始重新颂扬斯大林主义。就连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二十大后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在70年代再版时也只是保留了有关二十大和反对个人崇拜决议的几句话或简单段落。这样做，大概还是看在主编者身居高位的面子上。在整个史学领域，开始了一场迫害历史学家的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提出十月革命前俄国几种经济结构的理论而被解除了职务；著名的二战史专家涅克里奇，因涉笔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败而被迫流亡国外。此外，其他许多学者也大多因学术问题而遭到处分。

更严重的是，在科学、文学以至艺术方面，重新开始了带有普遍性的伪造历史的工作。令人发指的，是对朱可夫回忆录的篡改。不仅由编辑人员以作者的名义对作品任意删改，还“从书中砍掉了有关1937年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10］为了掩盖1937—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的血迹，连对在这几年被处死的将领、作家和文化人的死亡时间（1937年、1938年、1939年）也竭力加以回避甚至篡改。至于对二战初期的失败，更是大大缩小了规模；对于失败的原因，不是加以歪曲，就是语焉不详地加以回避。

在经济学领域也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具体表现是，新西伯利亚的“商品学派”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围攻和打击，但他们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并生存了下来。

所有这些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虽与各个部门中保守派的领导直接相关，但都是在苏斯洛夫这个意识形态大管家的监督下发生的。在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事无巨细都要由中央过问、都要由主管者决定的情况下，这位“灰衣主教”对意识形态复旧倒退所承担的责任，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几大十分有名的官方理论，这就是“发达社会主义论”、社会主义大家庭成员“主权有限论”等。虽没有资料证明苏斯洛夫是这些理论的首创者，但他作为那个时期的主要理论家和意识形态主管，对这些理论的提炼和完善，是有不容置疑之功的。最突出的是，他曾对“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了权威的论述，把这一理论提高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用它来安抚人心、掩盖社会矛盾，把国家与社会推向了规避现实的道路。［11］

苏斯洛夫的思维方式是十足教条主义的；小心谨慎、面面俱到、讲究平衡、四平八稳，是它的突出特点。可以说，他一贯保持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保持着解释斯大林概念的准确性。作为不断听取苏斯洛夫指示意见的苏共中央写作班子成员，布尔拉茨基曾对这位“灰衣主教”的思维和教义作过详细描绘。他说，苏斯洛夫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意见“前后一致”，人们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印象”：“譬如说，我们在文件中写到在其他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就指出，他认为也应谈谈武装起义；我们写到关于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他就提出，他认为应该说和平也不是注定不可动摇的；我们强调民主的意义，他建议要谈论纪律；我们指出个人迷信的错误，他建议强调这种时期是没有的，因为党始终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指出，集体化时期并不是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他则建议，应该指出伟大变革的历史意义。总而言之，他维护面面俱到的观点。”［12］

苏斯洛夫讲究教条的准确性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布尔拉茨基接着谈到了苏斯洛夫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每次我们只要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写成“和”，他都非常认真地划去“和”字，加上连接符号“—”，即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认为，不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3］那么，为什么在这两个短语之间加上“和”字，就是将它们二者对立起来了呢？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仅此一例就可看出，这位“灰衣主教”从字面上释义教条、固守教条之一斑。他只管从字面上竭力维护“教条”，但它究竟距离现实生活到底有多远，这就不是他关心的事了。所以，他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发达社会主义”的“三个条件”，而不管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程度，反正苏联就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看看，苏斯洛夫就是这样一个闭眼不看实际，只顾讲经说道、维护斯大林“教条”的“灰衣主教”和“理论家”！

苏斯洛夫的个人生活倒一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洁身自好。他生活俭朴，也不为家人谋取好处。他不爱露面，不尚虚荣，不追求勋章，不出个人著作，不贪图财物。据说，每年他都把会计叫到办公室，把自己工资剩余的一部分作为党费上缴。这种品质和作风，在苏联当时腐败成风的环境中，也确实让人赞赏、钦敬。然而，这种洁身自好的品质若与勃勃向上、积极变革的思想体系相结合，就能有助于意识形态的净化和纯洁，但是这种品质却发生在体现僵化倒退的思想者身上，这就很难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产生什么大的作用了。

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位“主教”和“理论家”的严厉监管之下，一直走过了34年；而他所继承的前任又是向以提出“日丹诺夫主义”而著名的意识形态最高指挥官日丹诺夫，他们共同以斯大林主义为旗帜，监管着苏联意识形态几乎达半个世纪。这样的监管“业绩”究竟有什么效果，苏联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意识和党内状况，可以说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简言之，社会政治经济停滞；党内腐败成风；青年人大多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知识分子和干部中间则多有所谓“夜间人”现象，即白天上班只能说假话，骗骗领导，只有下班回到家中，在夜晚见到家人和亲朋好友时，才披露心迹，抒发对领导和社会政治的不满等。——这种状况，恰恰可以解释，何以在80年代后半期改革当中涌现出了汹涌澎湃的激进民主派思潮；而恰是这一思潮的泛滥及其代表人物的掌权，最后埋葬了苏联。

苏斯洛夫去世于1982年，当时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造成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国家的难题日益增多，已积重难返，斯大林体制逆反效应产生的政治人物——戈尔巴乔夫，显然已经无力回天。

苏斯洛夫这个为其政治信念，为斯大林“教条”执著一生的人物，在理论上连一个连接符号“—”也不肯放弃的人，如果对苏联后来的悲哀结局地下有知，他会对自己的一生和孜孜努力有何感想呢？

［1］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2］（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

［3］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4］转引自蓝英年、朱正著：《从苏联到俄罗斯》。

［5］（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6］（苏）费 · 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7］有的资料说，决定出兵阿富汗的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四人，未提苏斯洛夫。

［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0］（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11］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苏）费 · 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13］（苏）费 · 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和谋士》。

58．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
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李　兴　　张英姣

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实力的增强，苏联俨然以世界大国自居，公开宣称要干预世界事务。勃列日涅夫声称，“地球上没有哪个角落的情况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夸口说：“在世界海洋图上难以找到苏联舰只航行不到的地区”。苏联全球战略日益显示出“进攻性”色彩，突出表现就是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和渗透。在第三世界，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进行扩张、渗透和争夺，尽量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手的势力和影响，以实现对西欧和北美地区的迂回包抄，为苏联的全球和地区霸权战略服务。

1981年勃列日涅夫（前中）在最后一次出访的火车上。

苏联大肆向第三世界扩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广泛向第三世界渗透，从亚洲、中东直至非洲，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

（一）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由于中东地区地跨三大洲，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矿藏，又与苏联南部相接，是苏联通向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因此苏联对这个地区特别重视。该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国家，支持它们反对美国的盟国——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为了扩大苏联在该地区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中的势力和影响，削弱和排挤美国的地位，同时也利用阿以的矛盾与冲突，企图充当仲裁人，维护其民族私利。

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声望和地位，苏联开始很看重埃及。1967年，埃及在“六五战争”中严重失利，苏联乘机重新武装埃及。1955—1971年，苏联向埃及提供的军援总值超过25亿美元。在保卫埃及和防止以色列再度袭击埃及的借口下，苏联军队进驻埃及，在埃及部署导弹部队12000—15000人，派遣军事顾问4000—5000名，空军驾驶员约200名。苏联逐渐控制了埃及军队。苏联顾问被派到埃及军队营一级，甚至连一级。苏联海军在埃及取得了使用亚历山大港、塞得港的权利，苏联空军在埃及建立了多处空军基地。与此同时，苏联向埃及提供优惠贷款，双方贸易额急剧上升。1965年和1970年分别是1952年双方贸易水平的5倍和8倍，成为埃及最大的外贸伙伴。［1］1971年，苏联以武器供应为诱饵，迫使埃及签订了为期15年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也是战后苏联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条约。但是，由于该条约不是建立在真诚愿望的基础上，而是在相互利用，所以很快便暴露出了双方的矛盾。在萨达特取代逝世的纳赛尔继任总统后，埃及的政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埃及内政（“经济自由化”）和外交（与美国接近）政策的变化，使苏联产生不满，特别是萨达特奉行的以战争迫使以色列求和，即“以战迫和”的战略，与苏联维持中东局势现状即“不战不和”的政策发生矛盾。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信任，也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不战不和有利于苏联在中东扩张势力。苏联由于不满萨达特的政策，便拖延武器供应，拒绝增加援助，这样，苏埃关系趋于恶化。1972年7月，埃及驱逐了苏联专家。接下来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中，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没有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只在迫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协定、保护埃及的第三军团免遭灭顶之灾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1974年4月，埃及宣布“武器来源多样化”，这是对苏联的又一打击。此后，埃及积极向美、英、法购买武器。1976年3月，埃及议会宣布废除《苏埃友好合作条约》，两国关系破裂。苏联在埃及的军事力量全部被驱除。

苏埃交恶后，苏联从中东的整个战略利益考虑，不愿再失去叙利亚。在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被埃及赶出后，苏联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了叙利亚。在斋月战争期间，苏联与叙利亚之间架起了空中桥梁，及时运送了叙利亚急需的武器弹药，而且在战后还向叙利亚空运了大量武器装备，使叙利亚的军事力量超过了战前。1971—1978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先后7次访问苏联。1980年10月，苏联与叙利亚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但叙利亚于1974年与美国复交，并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这说明苏叙之间的关系并不牢靠，更非铁板一块。

在苏埃关系开始冷淡之时，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迅速发展。1972年，苏联与伊拉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伊拉克政府吸收两名共产党员进入内阁。苏联还积极鼓励伊拉克把西方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但执政的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一个具有强烈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的政党，要求苏联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民族尊严。斋月战争之后，中东局势的格局发生变化，加上随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大大增强了伊拉克作为石油国家而奉行独立路线的实力与信念。伊拉克开始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谋求西方在经济建设和武器供应上的帮助，作出“武器来源多样化”的决定，以便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尤其是在阿拉伯问题上，苏伊双方发生了分歧，两国矛盾逐渐加深。

1978年底，伊朗发生了反对亲美的国王的浪潮，苏联予以支持，宣称：对苏联邻国伊朗事务的任何军事干涉，都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利益的威胁。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苏联称赞这是“反帝的革命”，是“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然而，新上台的霍梅尼政权却采取反苏立场。尽管如此，伊朗对于苏联来说其重要性却大于伊拉克，这是由其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和人口所决定的，而且伊朗是苏联的邻国。苏联宣称，伊拉克是苏联在中东的一个“盟友”，负有条约义务，因此，当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后，苏联不愿公开得罪其中的任何一方，表示严守中立，希望双方和谈。实际上，苏联并没有积极而有力地去进行调解，而是暗中向双方输送武器，来维持某种平衡，力图操纵局势，从中渔利。［3］

1982年6月，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占领了黎巴嫩1/3的国土，全力围剿黎巴嫩境内的巴基斯坦游击队。苏联在这次黎巴嫩危机中虽然发表声明支持阿拉伯人，但未采取什么具体行动。9月，勃列日涅夫提出解决中东问题的六原则，中心内容是要求召开有苏、美和阿、以冲突各方（包括巴勒斯坦）参加的国际会议，在苏、美的支持下，讨论中东和平问题。苏联的目的，在于打破美国企图独揽中东和谈的局面。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完全打乱了美国的计划，苏联在黎巴嫩内战后影响扩大了。

土耳其虽然是北约的成员国，但由于其地与苏联南部边陲接壤，苏联力图使其实行中立、采取对苏友好政策。1972年4月，苏联与土耳其签署了睦邻友好关系宣言，宣称要按照和平、友好与睦邻的原则来发展双边关系。1978年，双方又签订了关于睦邻与友好合作关系原则的政治文件。此外，还签署了关于划分黑海大陆架和扩大经济、科技合作计划的协议。苏联从技术上帮助土耳其建立工业企业和钢铁公司。两国贸易额不断上升。

（二）在亚洲地区的扩张

在亚洲，苏联扩张的重点是阿富汗、印度和越南等国。

阿富汗是苏联南部邻国，与苏联有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长期以来，阿富汗是苏联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也是通往中东石油产区和南下印度洋的一条走廊。苏联对阿富汗局势一直非常关心。1973年，阿富汗国王的堂兄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了国王的统治。1975年12月，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苏阿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达乌德奉行中立政策，阿苏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好变坏的过程。1978年，塔拉基和阿明等领导的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推翻了达乌德的统治，塔拉基就任总统，阿明任总理。新政府要实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国内大失人心。在外交上，新政权实行亲苏政策。1978年11月，阿富汗与苏联签订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不久，人民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先是塔拉基和阿明为首的“人民派”镇压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卡尔迈勒本人被派到国外当大使，他的许多追随者或被逮捕，或被消灭。由于国内发生政治危机，反对派，主要是部落穆斯林武装力量逐渐控制了一半多的省份，政府军情绪波动，塔拉基要求苏联出兵援助。苏联领导层当时考虑到出兵的严重后果与代价，拒绝了他的要求。接着塔拉基与阿明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在一次兵变后，塔拉基被投入监狱，后宣布重病暴亡。阿明夺取领导权后，疯狂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引起苏联的抗议，阿明要求苏联大使回国。又有情报表明，阿明在外交上正在向美国靠拢。

1979年夏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成立“阿富汗问题委员会”，讨论阿富汗局势和苏联对策。1979年12月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五人，经讨论后决定向阿富汗出兵，［4］捍卫苏联在该国的利益，保卫苏南部边界的安全，防止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影响到苏联中亚广大地区的穆斯林，同时占领通往印度洋温暖港口的要道，逼近波斯湾的石油产区，威慑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完成对中国的包围，形成对西方和中国不利的战略态势。从12月25日始，大批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实施“风暴行动”。12月27日，苏联空降兵和摩托化部队开进了喀布尔。当天夜里，苏军袭击了阿明的总统府、阿内务部、武装力量总参谋部、邮政总局、电讯总局等，并杀死阿明，控制了喀布尔。从苏联回国的卡尔迈勒，被宣布为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和阿富汗总统。接着，共约5万苏联军队，兵分两路，分别从土库曼和塔吉克侵入阿富汗。苏军很快控制了阿富汗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阿富汗实际处于苏军的军事占领之下。

苏军对阿富汗的入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也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强烈抵抗。他们开展了游击战。其中，以穆斯林为主的阿富汗抵抗力量，到1982年已发展到近10万人。苏联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这场战争长达10年，苏联耗资数百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仍无法使阿富汗臣服。

苏联与印度的关系，是一种相互需要的战略安全关系。苏联希望通过印度来牵制中国，并且在第三世界获得一个有影响力的朋友；而印度希望通过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来抵消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友好关系。苏联起先企图脚踏两只船，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维持某种平衡。1966年，柯西金在塔什干成功地协调了印巴冲突，通过了以和平手段来解决两国关系的《塔什干宣言》。但1971年由于孟加拉危机的发生，苏联作出了支持印度的选择，以抗衡美国、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于是，苏巴关系恶化。苏驻巴大使馆遭到巴群众的袭击，迫使苏联不得不把使馆的妇女、孩子和专家撤走。［5］从1965年以来，苏联就是印度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1967—1977年，苏联向印度转让的武器价值占各国向印度转让武器的81.2%。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在涉及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大部分问题上支持印度，如克什米尔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印度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对苏军入侵阿富汗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并在很多涉及苏联利益的问题上弃权或反对苏联的立场，如核不扩散条约。

在越南战争中，苏联支持和援助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支持的南越政权。美国撤军后，苏联企图通过与越南结成战略同盟来达到其控制该地区的目标。苏联支持越南吞并老挝和柬埔寨，还支持越南反华排华，企图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包围，从南面夹击中国。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联给了越南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把越南拉入经互会，而苏联从越南得到了岘港、金兰湾等军事基地，不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

（三）在非洲的扩张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非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是战略争夺，包括政治影响，经济利益，军事基地。但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还是很脆弱的、不稳固的。在70年代上半期，苏联在安哥拉找到了切入口。

安哥拉原为葡萄牙的殖民地，苏联首先打起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支持安哥拉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接着，安哥拉民族解放运动各派之间发生了内战，苏联支持其中信奉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派，即“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人运”），反对美国等国家支持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势力”。安哥拉一时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在1965—1974年的10年里，苏联向整个南部非洲输出武器的价值达300万美元，1975年上升到600万美元，1976年猛增到2.36亿美元。苏联还建议“人运”向古巴求援。在安哥拉内战中，苏联至少向“人运”提供了3亿美元的援助和200名顾问，并帮助古巴把17000名武装军人送到安哥拉，直接帮助“人运”推进“革命进程”。［6］1975年秋季，“人运”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在“人运”宣布安哥拉独立后，苏联继续向“人运”空运大批武器，以防止南非从南面对它构成威胁。苏联认为，南非的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同时，苏联还对扎伊尔、赞比亚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它们干预安哥拉冲突。在苏联和古巴的帮助下，安哥拉内战以“人运”的胜利而告结束。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76年10月，苏联与安哥拉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这是苏联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第一次签订这种性质的条约。此后，苏联给了安哥拉大量的经援，帮助安哥拉培养学生，开通莫斯科—罗安达航线，加强两国关系。不久，安哥拉领导人内图试图推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偏离了苏联的轨道。在苏联默许下，安哥拉内部亲苏派发动推翻内阁的政变，但遭到镇压。

苏联选择安哥拉，有助于把从刚果到莫桑比克等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连成一线，有利于苏联在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地位。1975年6月，当莫桑比克独立时，苏联立即承认它。1977年3月，苏联与莫桑比克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

苏联还打起支持黑人多数统治的旗号。苏联向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联盟”，津巴布韦的“津巴布韦的人民联盟”，以及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等解放运动组织提供援助。1977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非洲地区民族和宗教因素远远大于阶级和意识形态因素，苏联打着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的旗号，受到多数非洲国家的赞赏，因而苏联在非洲的争夺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11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3个非洲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共与4个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安哥拉、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至70年代末，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军队共计6万余人分布在非洲17个国家，非洲7个沿海国家被苏联控制和使用的港口、机场、导弹基地、军事通讯站等设施多达20余处。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大为增强。

（四）在拉丁美洲的扩张

较之中东、亚洲等地区来说，拉丁美洲是苏联相对不重视的地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行动比较谨慎，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援助很少，以避免与美国直接军事对峙。然而，这绝不是说苏联在该地区就甘心无所作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拉美的战略目标是：对拉美进行扩张和渗透，以削弱美国的影响，牵制和扰乱美国，使其无暇他顾；同时为苏联的发展攫取拉美地区宝贵的矿物和原料资源。

苏联在拉美地区选择了几个基地。中美洲以古巴为中心；在南美洲则比较重视秘鲁和智利。

作为社会主义在西半球的前哨和橱窗，苏联在政治外交上需要古巴。而古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均需要苏联的支持、帮助和保护。在政治上，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出兵阿富汗。古巴还企图使不结盟运动走上亲苏道路。在军事上，苏古在非洲进行了合作（如1975年在安哥拉，1978年在埃塞俄比亚及也门），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军事设备、训练和人员。在经济上，苏联满足古巴在燃料、原料、设备、备件和粮食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并帮助古巴建立和发展能源、镍、石油，以及冶金、金属制造工业和农业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古巴1972年加入了经互会。经互会成为古巴的糖和镍的主要销售市场。其中，古巴同苏联的贸易占它同经互会贸易的80%，苏进口的糖约占古巴向经互会出口的85%。苏进口古巴镍产量的75%，其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向古巴提供其所需石油的95%，其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苏联对古巴经济的援助1976年达12亿美元，1979年超过30亿美元。1972年以后的10年，苏古贸易额达340亿卢布。［7］

但并不是苏古之间没有矛盾。例如，苏联不赞成古巴在60年代向拉美“输出革命”的努力和方式（游击战）；在对待非洲问题的态度上，尤其是在对待厄立特里亚和对待安哥拉国内政治的政策方面，苏古也存在分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相继出现军人政权。苏联对拉美军人政权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中，以对秘鲁的态度最为典型。苏联对1968年秘鲁发生的军人夺权，最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被推翻的秘鲁立宪政府表示同情，指责发动政变的将军们“在国内建立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秘鲁军人政权将美国所有的石油公司收归国有，1969年撵走了美国军事代表团。秘鲁还改善了与苏联、东欧、古巴的关系，对美洲国家组织采取独立的姿态，它的代表经常猛烈批评美国。在内政方面，秘鲁扩大国有经济成分，限制外国投资和外国公司，工人参加管理工业，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土地改革，征收私人土地（包括外国人的大农场）以及注重工业化等政策。这就使苏联转而全力支持秘鲁。此外，苏联对玻利维亚、巴西、巴拿马等国的“进步的”军人政权，也持支持态度。苏联认为，1970年智利阿连德的人民联盟政权上台执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作为对拉丁美洲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种革命打击来说，其重要意义仅次于古巴革命的胜利”。［8］阿连德政权把美国公司收归国有，并且与古巴恢复关系。苏联赞扬智利并增加对其经济援助。苏联与智利军事代表团反复互访，苏联还为智利购买军事装备提供贷款。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阿连德总统本人也殉难。苏联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反对新军人政权的斗争。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曾公开谴责智利军人政权。

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严重后果

苏联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给苏联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反而带来了严重损害。正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对外扩张，埋下了苏联衰落的种子。

（一）从苏联本身来看，对第三世界的长时期大肆扩张，既损伤了苏联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损毁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伤害了软实力，为苏联的衰落，直至解体埋下了伏笔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尤其侧重军事援助，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以往。1955—1967年，苏联平均每年向第三世界国家交付3亿多美元的武器装备（经援约为2亿美元），1968—1971年，武器装备交付额上升到平均每年7亿美元。1972年以后，更有大幅度的提高。1977年总额达35亿多美元。1978年，总额达38亿美元。1972年以来，苏联军事援助的交付额，相当于经济援助交付额的5倍。1977年苏联通过军火交易，大约从第三世界获得15亿美元的硬通货。［9］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苏联军援的国家不断增多，从1966—1975年为29个，1980—1984年为36个。［10］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总额共计127.62亿美元，军事援助总额共计447.85亿美元。［11］而这一时期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军人掌权的热潮，也为苏联进行军事扩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按照西方的统计，从1966年至1975年，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额为9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从1978年至1982年，为354亿美元。［12］

可以说，为了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古巴消耗的石油几乎全部以比石油输出国组织平均价格低40%的价格从苏联进口，而1978—1979年苏联每年为越南的花费近300万美元。阿富汗战争长约10年，苏联耗资200多亿美元，死伤官兵5万多人。还支持越南、阿拉伯国家等，使苏联负担沉重，力不从心。

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军援及过度的扩张，不仅消耗了苏联的国力，而且还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导致经济结构更加畸形，损害了苏联的经济。到1978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首位。苏联实际军费开支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65—1980年高达19%—23%，在70年代苏联扩军备战的高峰期里，苏联把每年国民收入的20%—25%用于军事目的。出于争夺的需要，军事工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重点仍然发展钢铁、机械、金属等传统的重工业部门，而对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现代高科技，反应不敏感，没有抓住科技革命这个机遇。民用工业既不发达也不受重视，一些起码的日常用品都感缺乏。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由8.5%降到5.9%，农业总产值从4.3%降到1.1%，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从6.8%降到3.2%，198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进一步降到2.8%，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经济水平的下降，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停滞导致了商品的短缺和匮乏，苏联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内政问题成堆。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不得不花费大量的开支在国防上、在巩固华沙条约体系上，苏联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一些，仅为这些目的正式开支就占苏联年预算的23%，还不包括非正式拨款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13］

与美国相比，经济本来是苏联的弱项。美国有针对性地采取系列行动，“向苏联经济的转动装置上撒沙子”，美还“卷入了许多高赌注的计划，旨在侵蚀苏联的外围地带，不仅要在第三世界，而且要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地带努力击退苏联式共产主义”。［14］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削弱苏联实力和影响、推动苏联剧变的因素之一。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向往的对象，甚至是楷模，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曾经影响很大。但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扩张，不仅影响自身的国家形象，也毁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恶化了国际环境。特别是1979年苏联直接入侵阿富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打的是国际主义旗号，输出革命，行的是霸权主义，很不得人心，遭到西方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这使苏联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地缘政治处境严重恶化。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的滑铁卢，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是以恶性膨胀发展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是建立在粗放耗费资源和低效率的经济、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地位是表面的、虚弱的、不可能长久的。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它的霸权主义野心。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不到10年，苏联这么一个令人生畏的超级大国就土崩瓦解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全球扩张政策，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大肆扩张，虽不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全部原因，但的确使得苏联元气大伤，国内外环境对其日渐不利，最终走向衰落直至解体的命运。盛极而衰，过度扩张，必然导致败亡。

（二）苏联对第三世界的疯狂扩张，使苏联好不容易取得的对美战略优势地位丧失，又破坏了70年代美苏缓和的局面，加深了美国对苏联的敌对。美国自80年代初发起了对苏联的新一轮遏制、新一轮军备竞赛，苏美攻守易位，苏联日渐处于不利的战略地位

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战略收缩政策，对外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并且积极谋求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美苏关系开始缓和。国内外形势对苏联极为有利，苏联原本可以借此良机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与建设，增强自身实力。但勃列日涅夫却将此视为向美国进攻和进行全球扩张的机会，实行进攻性的对外政策。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经济确实一度提高了苏联的实力，但毕竟后劲不足，再加上长期的扩张损耗了国力，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机制就已经运转不灵，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在经济、军事上已失去了明显的速度优势。据美国估计，考虑到苏联“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1960—1975年苏联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6%和3.4%；而1975—1985年，则分别为2.1%和2.9%。［15］而此时美国已经从越南脱身，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出现了经济的回升和高涨。仅从1977年1月到1980年3月，工业生产就增长了15.4%。但是苏联领导集团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的变化，依然宣传“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民族解放运动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趋势在加强”。继续发动对第三世界的攻势，更于1979年12月派兵入侵阿富汗，将对外扩张推向顶点。这标志着苏美缓和的结束。而美国随着实力的增强和对苏优势的恢复，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也日渐抛弃“缓和”的姿态，对苏更加强硬起来。在安哥拉事件发生时，福特就公开宣布放弃使用“缓和”一词，而代之以“以实力求和平”的说法。［16］华盛顿成立了“现实危险委员会”，进行反苏反缓和的宣传与活动。1976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谴责“安哥拉是一种美国无法接受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将对和平与稳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卡特上台后，提出美苏关系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许多障碍。在人权、犹太移民、持不同政见者等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1979年1月，170名前高级军官在致卡特的一封公开信中，就“苏联对美国日益严重的挑战”提出警告，并呼吁总统恢复全球战略平衡。6月，白宫新闻发言人宣布，卡特正式决定研制MX大型陆基分导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阿富汗事件后，苏美重开冷战，此时，苏联经济已经明显放慢，美国变被动为主动。里根上台后，大搞军备竞赛，重新遏制苏联。美国支持阿富汗穆斯林抵抗运动，给予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特工参与其事，并在阿富汗穆斯林部落中进行反苏工作。美国在国内成立了“美国援助阿富汗难民联合会”、“阿富汗民族解放阵线”、“阿富汗解放组织团结委员会”，以配合阿境内的反苏反政府斗争。［17］1980年，美国还对苏联宽口径石油管道和石油开采设备进行禁运。美苏贸易1980年比1979年少20亿美元，里根认为美苏之间的斗争“是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称苏联为“邪恶的帝国”，号召要激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对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东征”［18］，宣称要“把马列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实行以核武器为威慑武器、常规武器为实战武器的战略，核武器与常规武器并重。里根针锋相对，他既重视继续发展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更强调要建立战略防御体系，攻防兼备；不仅要在核武器方面谋求优势，而且也要加速发展常规武器。他改变了尼克松政府奉行的“一个半战争的战略”，主张打任何形式的战争。他认为美国要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能够灵活地对付来自苏联各方面的进攻。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走出了70年代以来一直苦恼的滞涨局面。里根下决心“重振国威”，“重整军备”。美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升，1981年为1575.12亿美元，1982年为2137.5亿美元。里根的基本方针就是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来拖垮苏联。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提出了“高边疆”战略，他上台后组织力量进行专门研究，1982年3月正式公布。“高边疆”战略的内容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部分，军事上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即战略防御计划，其基本设想就是要在200公里—1000公里高空建立起一个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多层防御网，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不受核弹头的攻击。里根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凭借美国的技术优势把军备竞赛引入对美有利的防御领域，从而削弱苏联同美国进行长期争夺的能力，进而把美国的经济和科技推向一个新的制高点。美国对苏联采取了进攻的态势，谋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优势，团结盟国，在第三世界展开争夺。苏联也不甘示弱，僵硬对抗。但此时的苏联愈益被动，在国际上空前孤立，陷入困境，高强度的军备竞赛已是苏联不可承受之重，苏联日益不支，走向衰亡。

（三）对第三世界造成的恶劣影响，削弱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时期，适逢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之时，发展中国家纷纷独立，而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美苏争夺的目标，美苏均向它们施加影响，以图把它们拉入各自的阵营。70年代，苏联创造出一种理论，即所谓的新独立民族国家走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勃列日涅夫宣称“今天在亚洲和非洲，已经有不少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采取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前景的建设方针”。被苏联确定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刚果、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等。这些宣布“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均被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社会经济发展几乎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实际上这种理论和判断并不符合第三世界多数国家的实际情况，而是出于抢占美国势力和影响薄弱的地带，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粗暴干涉内政，力图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采取实用主义政策。苏联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片面输出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

意识形态成为苏联对第三世界进行扩张的工具，其真正目的是以此为借口，排挤美国的势力，以扩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影响，获取经济利益，建立军事基地等。为达到这些目的，苏联采取多种扩张手段，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尤其侧重军事援助；打代理人战争；支持地区霸权主义国家；甚至不惜采用武力、侵略第三世界国家。苏联的扩张行为不仅损及自身，毁坏社会主义的形象，更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恶劣影响。

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时间不长，国内动荡，百废待兴。苏联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虽然也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帮助，不宜全部否定，但是，苏联援助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增加第三世界国家对它的依赖，将其牢牢捆绑在自己的阵营，根本不可能顾及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以苏联对中东的扩张为例，主要方法是向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派遣军事顾问等，其目的一是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二是使这些国家“从军事上依赖苏联，进而变成在国家—政治上长期牢固地依赖苏联。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要在这些地区继续进行战争或者临战状态……发动新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对苏联未必有利，而对这个地区的持久和平它也不感兴趣。消灭以色列国对它未必有利（因为那时苏联就没有理由在这里存在下去了）。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不战不和’的局面更符合苏联政治战略的利益”。［19］从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苏联曾经拒绝向埃及提供战场上急需的武器。萨达特说，苏联给他们的武器是二战时的陈旧货。另外，苏联提供武器的行动缓慢，还有意拖延武器的供应。萨达特谴责苏联是根据它作为超级大国的利益，制定和推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20］“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出口物——武器，与其说显示了苏联的实力，不如说暴露了苏联的弱点，它说明苏联在经济上无力与西方竞争”［21］。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不愿意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

打代理人战争也是苏联惯用的扩张手段，而古巴成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代理人。苏联通过古巴向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以及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游击队等提供援助。从1975年开始，古巴派遣大批部队参加安哥拉战争、卷入非洲之角的边界冲突。到70年代末，古巴在非洲的军队达到3.4万人，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战略服务。此外，苏联还直接插手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1978年6月，苏联直接策划了南也门的军事政变，支持亲苏的伊斯梅尔上台。苏联的干涉无疑加重了这些国家混乱的国内局势。

苏联还支持一些地区霸权主义国家，从中获利。在南亚，苏联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1971年3月东巴独立，苏联和印度立即表示支持。同年8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随后支持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战争，并出动舰队到孟加拉湾为印度保驾护航。苏联还在联合国三次动用否决权，反对通过印巴立即停火和印度撤军的决议。在东南亚，苏联大力支持越南的地区扩张主义，1978年11月，两国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78年12月25日发动了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并且迅速承认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后又支持越南排华反华。苏联对这些地区霸权主义国家的支持，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

而对于地处中亚的阿富汗，苏联不仅长期介入其内部事务，更利用其国内发生政变陷入混乱之机，直接出兵进行侵略。阿富汗战争进行了10年之久，不仅给苏联带来了毁灭的厄运，更给阿富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阿富汗遭到了极大的破坏，100多万人死于战火，6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苏军撤离后，阿富汗长期陷入政局混乱、军阀混战的局面。多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阿富汗的经济。交通、通信系统、轻重工业、教育和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生产生活物资短缺，至今仍以落后的农牧业为主，沦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同时，入侵阿富汗是苏联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干涉行动，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反对，它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拉开了距离，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和苏联的国家形象。

不过客观地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非毫无正面作用。苏联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其道义上的支持，对其实现独立、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存在也抵制和平衡了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和扩张、苏美对第三世界的争夺，的确是造成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中东、南亚、阿富汗等，至今仍处在全球不安定的动荡带上，而那些曾经沦为苏美争夺的对象和战场的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仍有很多处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已沦为“失败的国家”。此外，还恶化了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美苏的扩张和争夺，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凭借增强了的实力，乘美国战略收缩之机，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大肆的扩张、渗透和争夺，其势力和影响遍布从中东、亚洲、非洲到拉美的广大地区。但是，过度的扩张给苏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军事包袱，影响了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坐失了利用缓和之机进行改革的良机，恶化了苏联的国际环境，毁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长期的扩张，折损了苏联的实力，使得苏联在美苏战略对比中，渐处劣势，并且激化了美苏矛盾，面对美国发动的新一轮冷战，苏联招架不住，终被拖垮。扩张和争霸，也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消极影响。

［1］Сове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15.

［2］（美）詹姆斯 · 姆 · 戈德格尔：《领袖风格与苏联政策》，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Сове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26—427.

［4］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1979—1980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3. 1996.

［5］РодионовА. А. Записки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Пакистане в 1971—1974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2. 1997.

［6］（美）罗伯特 · 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7］（美）罗伯特 · 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

［8］V · G · 斯皮林：《美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现实》，《美国：政治、经济、思想意识》1971年第8期。

［9］（美）罗伯特 · 唐纳森：《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得失》。

［10］Сове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408.

［11］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

［12］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От правды никуда не уйдёшь——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обытиях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в 1968. Кентавр. No. 4. 1993. С. 89.

［14］（美）彼得 · 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5］陈之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Сове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осква. 1995. С. 341.

［17］俄罗斯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82，卷宗177，84—86页。

［18］Garrison and Gleason, Shared Destiny: fifty years of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Beacon Press, Boston, 1985. pp. 102—103.

［19］（苏）阿 · 阿夫托尔哈诺夫著，杨春华、张道庆译：《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20］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21］（英）理查德 · 克罗卡特著，王振西等译：《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59．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左凤荣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中苏两党关系断绝为标志，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向两极格局提出挑战；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重要成果，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不结盟运动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阵营内，西欧和日本的离心倾向增强，1966年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欧洲要求与苏东和解的声浪很高。美国的国力相对下降，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不能使世界上的国家都听命于自己，以两大阵营对立为特征的世界格局走向终结，出现了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力量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关系缓和，苏联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如果按照事情本身的逻辑发展，苏联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用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但苏联却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快速发展，军备竞赛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苏联称霸世界目标的推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国际形势基本走势总的估计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得到发展和巩固，从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革命得到顺利发展，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削弱。”苏联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看成是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阻碍，它们“希望维持自己正在失去的阵地或者甚至在可能的场合挽回已失去的东西，正在诉诸暴力和侵略、诉诸对别的国家和人民的事务的武装干涉。”为此，苏联要加强自己的国防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合作，加强对外政策的攻势。苏联自我夸耀“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举不出一个没有受到苏联全力支持的革命运动”，因此，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的中心”。［1］苏联军界也认为：“对于遭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人民，必要时，苏联将给予军事上的支援。”［2］20世纪70年代，西方希望缓和能使苏联收敛其扩张的欲望。但是，苏联所接受的只是符合苏联愿望的缓和，它并没有放弃与西方竞争，特别是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苏联会改变的只是实现目标的某些方式、方法，但没有改变大目标，苏联仍期望世界革命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苏联的影响会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

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便在1965年9月29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对外政策的实质，如果简单地说，就在于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我们尽力使我国的外交成为积极的和进攻性的外交，同时，我们也在表现出灵活性和审慎态度。”［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防实力空前增强，国家的安全系数达到了十月革命以来的最高点，苏共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但是，勃列日涅夫却把这一优势继续用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地盘。197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宣布：“苏联共产党意识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它在国际事务中今后仍将奉行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全世界的反帝斗争和加强所有反帝斗争参加者的战斗团结的路线。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我们将为取得这一胜利，为争取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4］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苏联的对外战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防守走向进攻，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扩大苏联的影响是苏联外交的主轴线。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在与美国争霸时，把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放在第一位，争夺、对抗放在从属地位的话；勃列日涅夫则以主动的争夺与对抗为主。

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基础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切实际的估计上，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己的困难。苏共长期把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作为确定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依据，而这一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步表现得更为明显，但勃列日涅夫从其一上台，便开始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继续加剧和深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为领导人的口头禅，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适应新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的稳定。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最近几年的事态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正是这几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据资产阶级人士自己供认，这次危机的尖锐程度和深度只有三十年代初期的危机可以与之相比。它同时遍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主要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危机的威力甚至击溃了战后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垄断经济。”［5］

苏联的积极进攻战略，主要表现在削弱和排斥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除了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扩大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外，从1975年底开始，苏联发动了一系列攻势：1976—1978年指挥古巴军队介入安哥拉内战，1976—1978年支持古巴军队介入埃塞俄比亚内战，1977—1978年指挥古巴介入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边界冲突、策动古巴训练的加丹加雇佣军进攻扎伊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总结报告中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已经成为主要倾向”，西方“不稳定性日益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事态的影响日益强大、深刻”，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不在苏联的“考虑”之列。缓和不会妨碍苏联支持其他国家人民争取自由与进步的斗争，因为“缓和绝不是取消，而且也不可能取消或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谁也不会指望，在缓和的条件下，共产党人会容忍资本主义的剥削或者垄断资本家会变成拥护革命的人……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认为缓和是为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的途径。”［6］

实力政策和军方利益的驱动

勃列日涅夫相信实力政策，他认为，“只靠和平共处政策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危险的。保障和平的政治手段只能是现实的有效的，只是在他们巩固了实力，首先是军事力量的时候”，［7］“在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中，苏联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的‘善良的愿望’上，而首先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依靠和平力量对反动和战争力量的日益增长的优势。”［8］苏联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敌视，“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宣布通过新的世界大战来消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狂妄计划。为此，它们和以往一样正在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增加军事预算，采取准备进攻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实际步骤”。［9］

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铤而走险，在一番简短的直接准备之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突然的核突击”，［10］“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不让事情发展到第一次打击，也不让它发展到第二次打击，而是根本上不让发生核战争。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可以概括为：苏联的防御应当是以使任何人不敢冒险来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11］也就是说，苏联只有在其军事力量超过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潜力后，苏联才会感到安全。于是，勃列日涅夫扩军备战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苏联的体制也有利于扩张军备。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国防工业集团中的部有：航空工业部、国防工业部（负责常规部队装备）、造船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通讯器材部、中型机器制造部（生产核武器）、通用机器制造部（生产战略导弹）、机器制造部（生产弹药）。它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设计院和生产工厂。国防部门有优先权，得到最好的机器和工具，工资也高于民用部门，有权从民用工业征用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它们建立有自己的供应工业，自成体系，以免受制于其他部。此外还有若干与军事有关的部：电气设备工业部、装配与特殊建筑部、海运商船部、运输与重型机器制造部、炼油和石油化学工业部、动力机器制造部、自动化设备和控制系统部、民航部等。许多军官到重要的非军事部门任职，他们作为国防部的代表，负责监督军品生产、检验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组织军队代表与企业就新装备进行研究等，检查是严格的，不合格产品被淘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势力已很强大的军工企业集团和军人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明显加强，成为苏联攻势战略的积极推动者，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为他们服务的成分明显加重了。

苏联大力发展军备

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力扩张军备，追求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优势，这一时期苏联坚持多投资、高速度、全面发展军备的方针，其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都有很大增长。

苏联的军费开支迅速增加。1965—1977年苏联的军事开支以每年不低于4.5%的速度递增，其军事力量发展迅速。苏联的军费也从1965年的300亿卢布上升到1976年的800亿卢布，占本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支出的30%。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美国是苏联的1.8倍，北约国家是华约国家的2.7倍，如果加上日本，则是3.2倍。人力资源，北约是华约的1.4倍多；西方还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占有优势，而在某些部门则高出很多。［12］苏联在军事上与比自己强一倍多的强大的西方世界相抗衡，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无论从物力，还是从人力计算，苏联都不应该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苏联保持着和平年代最庞大的军队。为了夺取军事优势，苏联大力扩充军队，被赫鲁晓夫裁减的军队又恢复起来了。苏联军事人员，不包括边防军和内务部军队，在这一时期从368万人增至419万人；而同时期美国的军队人数则从305万人减至206万人，苏联军队比美国多一倍。［13］1967年重建了陆军总司令部。北约和华约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华约在坦克、装甲车、炮和迫击炮等方面都与北约相当。苏联无限制地发展军事力量，成了“武装到牙齿的和平爱好者”，加强了西方在苏联威胁面前的恐惧，促使它们进一步联合起来对付苏联。

60年代后期建立了地中海和印度洋分舰队，1970年起苏联海军开始进行全球性海洋演习。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苏联海军已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它有了新的需要：停泊场、加油站、补给基地等。苏联援助索马里就是为了在柏培拉建立海军基地，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不得不从索马里撤军。到70年代末，苏联在世界建有30多个军事基地。1970年8月，美国侦察到苏联正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修建潜艇基地，有了这个基地，苏联的海军，包括核动力潜艇，就可以停留在这个可以向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区域内，其动机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相似。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才退了回去。

海军向大型化、导弹化和核动力化方向发展。据西方估计，60年代苏联花在建造舰艇上的经费平均每年为20亿美元。70年代又有所增加，1970年就已达30亿美元。总计苏联在1967—1977年10年间用于建造军舰的费用，比美国多50%左右，1978年仍高于美国1/3。据报道，在苏联的国防预算中，海军经费所占的比例早已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大约15%增长到70年代中期的大约30%。［14］1964年苏联海军的总吨位为160万吨，到1978年增加了一倍，达330万吨以上，仅次于美国（美国为346万吨）。［15］1976年第一艘攻击航空母舰“基辅”号开始服役，这一时期类似的航空母舰已装备了3艘。据美国方面估计，60年代中期，苏联人拥有260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和两栖舰只，80年代初，苏联已有362艘。［16］1980年庞大的动力核潜艇O级服役，它可在水下发射24枚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同年，苏联的第一艘25000吨的“台风”级战略导弹潜艇建成。70年代中期，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自豪地宣布：“在这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期里，苏联的海军已经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因素，变成了一支能够抵抗来自海上各个方向的侵略和在世界海洋上完成重大战役和战略任务的力量。”［17］

苏联生产了大量常规武器，可以从下面的几个表格看到70年代后半期苏联武器装备的生产情况。

表1　苏联飞机的年产量［18］

表2　苏联导弹的产量［19］

表3　苏联海军舰艇产量［20］

苏联陆军坦克的产量在1976—1978年维持在每年2500辆的水平，1979年和1980年出现了飞跃，产量达到3000辆，T—80型坦克开始试产。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尽管70年代后半期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苏联并没有使放慢或减少其武器的生产步伐。

核武器仍是苏联发展的重点。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军人感到自己丢了面子，他们认为苏联屈服于美国是因为苏联在战略核武器上落后，在军人的压力下，苏联开始大力发展核武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于1971年提出的口号是：“用占优势的力量回答实力”，苏联确定战略核力量发展的方针是：维持数量，更新型号，提高命中精度和生存力，在质量上赶超美国。苏联重点发展第4代洲际导弹，如SS—16，SS—17，SS—18，SS—19型洲际导弹，SS—20型中程导弹，新式轰炸机图—16。勃列日涅夫改变了赫鲁晓夫只重视战略核武器而忽视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倾向，不仅发展战略核武器，也发展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在发展军备，增强苏联的国防实力方面，勃列日涅夫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1962年美国有陆基洲际导弹294枚，苏联有75枚。美国有潜艇发射洲际导弹144枚，苏联还没有。1964年美国有834枚陆基洲际导弹、416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苏联相应的数字是200和120。到1967年，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苏联相应的数字是460和130。到1968年，美国仍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则在一年内增加了340枚，达到800枚。到1969年，美国拥有陆基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战略轰炸机560架；苏联有陆基洲际导弹1050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约160枚，战略轰炸机150架，苏联还有一处由64枚导弹组成的保卫莫斯科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双方的战略力量基本形成均势。

1970年在美国的陆基洲际导弹继续保持1054枚水平的情况下，苏联的陆基洲际导弹增至1300枚，在数量上取得了对美国的优势。［21］1966—1972年5月，苏联建造了1300多个新的洲际导弹发射器。他们部署了近1000枚SS—11和300枚巨型SS—9导弹，其中有许多都配备着爆炸当量很大的核弹头。到1972年年中，苏联部署的洲际导弹已达1527枚。与此相比，美国的陆基导弹自1967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54枚的水平上。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都部署在“加固”的地下发射井中，不易被摧毁，生存能力提高了。苏联达到了初步目标：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取得了同美国的大致均势，这样，美国就不会轻易对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动使用武力或做出更强烈的反应。

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的类型和数量上多于美国，在投掷重量和总当量方面也占有优势，而弹头数量、命中精度和多弹头分导技术方面均低于美国，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潜艇也比苏联先进。美国虽然没有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但它在这方面技术比苏联先进，美国及其盟国在前沿基地上的核力量对苏联形成了包围。可以说苏美核力量大体相当，各具优势，谁也没把握打赢。

美苏的战略核力量对比到底如何，双方的估计有很大出入。根据美国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当时苏联拥有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2498件，比美国多577件。问题当然不仅在于运载工具，还涉及弹头数、投掷的重量与爆炸的当量，还涉及飞行速度、射程、命中精度等质量问题。美方认为，在全面衡量战略武器的13项主要指标中，苏联有10项居领先地位。［22］下面是几组不同的统计数字。

表4　苏联学者的资料：80年代初苏联与美国的核力量对比［23］

表5　美国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关于美苏核力量对比［24］

表6　《真理报》1988年2月8日的资料：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有3种，苏联有7种；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有3种，苏联有6种。

80年代中期，加入经互会的国家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1.3%，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占56.4%，但在军事力量上苏联集团并没有示弱，北约和华约在欧洲部署的武装力量人数相当，华约有357.31万人，北约有366.02万人；在战斗机的数量上，华约有7876架，北约有7130架；坦克的相应数字是59470对30690，比率是1.9:1；步兵战车和装甲运输车是1608对136，比率是11.8:1；炮和迫击炮的数量是71560对57060，比率是1.3:1；反坦克火箭的数量是11465对18070，比率是1:1.6；大型水面舰只的数量是102对499，比率是1:5；潜艇（除ПЛАРБ，包括核动力）数量是228对200，比率是1:1。［25］在兵力部署上，苏联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积极加强军事部署，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在西线控制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东线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南线进军阿富汗。苏军以美国和北约为主要对手，欧洲地区部署了兵力的70%，具有向西欧发动一场大规模闪电战的能力。在世界各热点地区，也都有苏联的影子。

许多人认为，是美国迫使苏联卷入军备竞赛的，这种看法并不客观，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也有苏联主动的一面，苏联还促使军备竞赛升级。1977年苏联开始在欧洲部署新的先进的SS—20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可携带三个分导核弹头，射程50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机动性强、精确度高。此举促进了国际军备竞赛升级和东西方关系紧张。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是：战略核力量大体平衡，常规兵力，华约占上风，北约在战术核力量方面占优势，弥补了其常规力量的不足。但是，苏联部署新的导弹，打破了力量平衡，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导弹，苏联在欧洲战区的核优势引起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担忧，使北约面临其“灵活反应”战略失灵的危险。于是，北约于1979年12月决定，如果到1983年底美苏谈判达不成协议，北约便在5年内在西欧五国部署572枚美国的新式中程导弹，其中包括108枚“潘兴—2”导弹，苏联在欧洲中程导弹方面的优势将被打破。

苏联大力发展军备的后果

苏联长期片面发展军事力量，其后果是严重的，可以说直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丧失信誉和最后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一，苏联的经济结构畸形日益加重。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搞军备竞赛，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军事化，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产值占到整个工业生产的80%，到80年代中期，许多生产民用品的工业部门，其技术和组织水平还停留在30年代中期，农业则相当于20年代中期的水平。［26］70年代，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2.5%—3%，而在苏联占25%。1970年一个苏联农民一年生产4.5吨谷物、320公斤肉和2.8吨牛奶，而一个美国农业工作者生产54.7吨谷物，4570公斤肉，11.8吨牛奶。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苏联高3—4倍。［27］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都被用在了军事工业综合体上，军事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严格分离，使军事技术不能转化为民用技术，而社会财富一旦进入军事领域，便脱离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除了少量军火交易能得到一些收入外，其余只能是财富的消耗，军费和军工综合体的膨胀，破坏着社会再生产。军工生产优先，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趋势长期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越发展，另一个则越萎缩。

第二，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制约着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实行改革，企业自主权扩大，会冲击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与加强军备生产的这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相抵触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生产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军工企业和军事体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条件，这种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又成为维护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苏联争霸世界、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又要求进一步发展军事和军工体系。军工综合体集团，成为苏联社会最有权势、对国内外政策影响最大的集团。最新科技成果都集中在了军事工业上，也使苏联经济增长方式无法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

第三，军备竞赛严重消耗了苏联的资源，使苏联的国力从极盛走向衰落。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说，美国军费一年达到1500亿美元，并说这是庞大的天文数字。［28］实际上从1973年起苏联的军费就超过了美国。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叛逃到美国的苏联人舍甫琴科说：“1972年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后，苏联不但没有放松武器储备，反而继续使其军火库——战略的和常规的——全面现代化，不断增加导弹、飞机、坦克、舰艇和大炮的数量。苏联不惜牺牲其他经济部门而且大大超过其实际防务需要，将军工生产增加了1/3。它的军工基地之大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按美元估算，苏联军事投资大大超过了美国。”［29］1963—1973年苏联的军费总额为674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3%。此后，增长率又逐年提高，1971年军费支出为740亿美元，1973年增至860亿美元，1975年又增至1023亿美元。［30］苏联军费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也高于美国。为了支持武装力量的不断增长和现代化，苏联军事开支大幅增长，平均每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用于军事。1979年，用美元估算的苏联军事投资比美国的同类开支多70%。［31］美国从1965—1969年越战期间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9.5%，1969年以后下降，1977年占5.4%。［32］

表7　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33］

据苏联的一些专家估计，80年代中期，苏联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45%—50%（美国占25%—27%），苏联的军费开支每年达2500亿—3000亿美元，与美国相近。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2%—13%被用在了军事工业综合体（国防）上，而美国为5%—6%。［34］

70年代前半期，苏联的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处于领先地位，但在70年代后半期，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陷于困境，国力衰落。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防力量的发展已经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负担，把国民经济拖向了深渊。1975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163亿美元，苏联为865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7098.7美元，苏联为3400美元。［35］1980年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美国占21.5%，苏联占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11360美元，苏联仅为4550美元。［36］

第四，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根据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苏联在阿富汗花了600亿卢布，为与中国对抗，花费了2000亿卢布，为了取得与美国和西方的力量平衡，花费了至少7000亿卢布。［37］根据西方统计资料，80年代中期苏联给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和古巴）提供的这种援助（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总额，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而美国所提供的类似援助则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0.3%。［38］援助获得民族解放国家发展经济，1980年，经互会国家拿出18.17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2%。欧佩克国家，从出卖石油中获得了大量收入，帮助被剥夺了这种收入来源的发展中国家，总数达69.99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拿出267.08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7%）。华约国家在军事领域也给已解放的国家以很大帮助：1976—1980年，华约国家提供的武器价值334.9亿美元（按世界市场价格计算），北约提供的价值424.8亿美元。［39］由于经济实力不及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的较量中，要承受比西方发达国家沉重得多的负担。苏联长期把物质消耗在发展军备和援助世界革命上，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1973年苏联的平均工资是168.14美元，法国是361.64美元，美国是606.51美元。［40］赫鲁晓夫时期住房建设的规模与斯大林时期的几个五年计划相比增加了一倍。赫鲁晓夫下台后连续4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0年中，住房建设还停留在赫鲁晓夫时期的水平上。［41］1989年，也就是生产发生危机性下降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联是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苏联是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苏联是美国的38%。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仅是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饮食消费占工资的40%，而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俄罗斯为16.3平方米。1985年，电话每千名居民中的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1990年）。小轿车的拥有量则分别是552、230、428、291、55。苏联的人均寿命，1975—1980年，男人为65岁，女人为74岁；日本相应为75岁和81岁、美国为72岁和79岁、法国为71岁和79岁。［42］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地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

第五，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激起美国对苏联的敌对情绪，断送了缓和。从7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为打破苏美力量平衡、追求军事优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促使苏美军备竞赛步步升级。1977年1月12日，美国总统福特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决不能容忍战略均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逆转，或者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美国人民或我们的盟国相信力量对比正在转向不利于我们。如果世界相信我们的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美国将冒最严重政治后果的风险。”［43］1980年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保罗 · 尼采和耶鲁大学教授、前副国务卿尤金 · 罗斯托发表了一个题为《80年代的防务战略和拨款》的报告，其主要结论是：“俄国在过去10年花费的开支比美国多2600亿美元，这是实行一项旨在取得军事和战略优势的毫不退让的政策的结果……卡特政府大吹大擂地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并未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危险变化的局面得以纠正。这种危险的变化是苏联通过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和由于加强军事力量得以在亚洲、中东、非洲和加勒比海部署新力量而取得的……十多年来，我国既没有在国防上做好充分准备，也未使经济得到高度的稳定。让这种没有远见的做法继续下去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美国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恢复自己的安全和使经济得到稳定。”［44］里根及其班子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它的战略核优势。从衡量战略核力量的大多数标准——导弹数量、携带的弹头、百万吨级（100万吨TNT的当量）或投掷重量——来看，美国都落后于苏联……苏联拥有的三条洲际弹道导弹生产线一直在生产，而我们的最后一条生产线已于1977年关闭了……苏联保持着历史上武器装备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可以在30天内动员200个师。……它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在以往的5年内平均每年为100亿美元。”［45］里根上台后，开始重新研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行对付苏联的“新的遏制战略”，开始了新的“冷战”。

总之，勃列日涅夫坚持对外扩张，实行进攻型的外交战略，为此大力发展军备，在实力远不如美国的情况下，追求与美国军备实力的均势，甚至优势，浪费了大量资源，消耗了国力，为苏联的剧变埋下了祸根。

［1］《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国际主义职责》，《真理报》1965年10月27日。

［2］（苏）瓦 · 达 · 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3］《真理报》1965年9月30日。

［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6年版。

［5］《勃列日涅夫言论》（十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77年版。

［7］（苏）《国际生活》1968年第2期。

［8］（苏）瓦 · 达 · 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

［9］（苏）瓦 · 达 · 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

［10］（苏）瓦 · 达 · 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

［11］《勃列日涅夫言论》（十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12］（苏）阿 · 科科申：《寻找出路——国际安全的军事政治方面》，莫斯科1989年版。

［13］Геллер М. Некрич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17—1995. T. 2. М.，1996. С. 222.

［14］《人民日报》1976年3月28日，转引自蒋建东：《苏联的海洋扩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蒋建东：《苏联的海洋扩张》。

［16］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17］（苏）谢 · 格 · 戈尔什科夫：《国家的海上威力》，三联书店1977年版。

［18］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

［19］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

［20］美国国防部：《苏联的军事力量》。

［21］以上数字来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

［22］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3］阿 · 阿 · 巴巴科夫：《战后苏联的武装力量》，莫斯科1987年版。

［24］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

［25］Грибков А. И. Судьба варшав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акты. М.,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1998. С. 171—173.

［26］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XX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379.

［27］ТимошинаТ. М. Эконом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50.

［2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

［29］（苏）阿 · 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30］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

［31］美国国防部编：《苏联的军事力量》。

［32］江流、陈之骅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

［33］苏联国家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70年》，莫斯科1987年版。

［34］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XX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378.

［35］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苏联经济新剖视》（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

［36］（美）保罗 · 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7］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М., 1991. С. 110、111.

［38］（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39］ Н. В. История успехов и неудач совет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 1990. С. 209.

［40］ТимошинаТ. М. Эконом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2000. С 351.

［41］（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2］（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3期。

［43］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

［44］陈忠经著：《国际战略问题》，时事出版社1987年版。

［45］陈忠经著：《国际战略问题》。

60．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
“持不同政见者”？

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发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甚至这样说也不为过：“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此起彼伏，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社会的一种标志性现象。

“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始末

“持不同政见者”（Диссидент）是俄语里的外来语，原意是“脱离国教的人”，中文通常译作“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译作“异议者”较为确切，因为有的并不涉及“政见”。本文沿用通常译法。勃列日涅夫当政以后，西方舆论界将苏联国内，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中那些不满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严厉的意识形态统制，向往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人，统称为“持不同政见者”。后来，这一称谓被苏联社会所接受，但是苏联官方始终不接受这一称谓，而是称为“反社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

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杰夫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1］麦德维杰夫的这段话，是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表象性概括。实际上，在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人的法律地位主体化，是支撑现代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尤其是发轫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意识形态的立足点。斯大林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以国家主义取代了人本主义，与西欧社会相比较，原来就先天不足的俄国人本主义意识，也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人肉体上也遭到残酷迫害，甚至被杀戮。但是，在苏联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里，人本主义意识始终存在，并不时顽强地表现出来。当然，具有人本主义意识的人，并不等于是“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毫无疑问，“持不同政见者”都是坚持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这一信念，追求真理和历史的真实性而不肯屈从的人。因此，“持不同政见者”从思想意识上说就是具有强烈的人本主义意识者，它是苏联发展到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而喷发出来的特有社会现象。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翻译，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是不甚确切的。因为“持不同政见者”群体相当复杂，彼此的思想观念、主张，各有差异。此外，“持不同政见者”所表达的意见、行为，也并不限于政治，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约定俗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理解的概念。

“持不同政见者”为了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念、意愿、主张，往往举行示威集会，成立各种组织机构，发表声明，印刷、传递各种出版物等活动，形成社会影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实际上就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具体的人来说，是“持不同政见者”；就社会层面来说，就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一般来说，国际史学界是将1965年12月5日（12月5日是苏联宪法日），为了抗议苏联当局逮捕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由诗人亚 · 叶赛宁 · 沃尔平牵头，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广场举行示威集会，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开始。因为这是自十月革命、苏联成立以来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以维护宪法所赋予苏联公民权利为宗旨的示威集会，因而也被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首次公开亮相。因此，也可以把1965年底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正式出现的时间。

供职于苏联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从1959年开始，就以阿勃拉姆 · 捷尔茨（Абрам Терц）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自己的作品。另一位作家达尼埃尔，从1961年开始，以尼古拉 · 阿尔扎克（Николай Аржак）的笔名，在西方发表讽刺斯大林主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西尼亚夫斯基所用的“阿勃拉姆 · 捷尔茨”的笔名是个犹太名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误认为作者是犹太人。有位作家在《消息报》上抨击说：“西尼亚夫斯基使用‘阿勃拉姆 · 捷尔茨’这个名字在国外出版反苏作品，企图使人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我国存在着反犹太主义。而且一个用‘阿勃拉姆 · 捷尔茨’这样笔名的作家，要想‘坦率’地写一些关于苏联生活的文章，他就只能选择西方的出版商。”［2］

1965年9月，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逮捕。12月初，莫斯科流传一张题为《告公民宣言书》的传单，抗议当局逮捕他们两人，并要求对他们两人进行“公开审判”。《告公民宣言书》说：“这种情况破坏了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有基本写作权利的条文……不可思议的是，作家因为写作而成了国家的罪犯。”《告公民宣言书》最后说：“我们公民有向专横的法律斗争的手段——公开集会，或者（打出）适当的公开标语和口号。集会时所有参加者的唯一口号是：‘要求公开审判’；要一字一顿地、清晰地高喊。”［3］《告公民宣言书》相约：12月5日晚6点，在普希金广场诗人纪念碑旁的街心花园公开集会。

12月5日傍晚，几百名抗议者在普希金广场公开集会。集会者打出的标语是：“请尊重苏联宪法”；“要求法院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便衣很快抢走传单、标语，抓走20多人。事后，40余名大学生因参加集会而被学校开除。要求当局遵守苏联宪法，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成为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基本要求。以后，每年的12月5日，普希金广场几乎都有人举行要求保障苏联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集会。

1966年2月，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7年强迫劳动；达尼埃尔被判处5年强迫劳动。他们一起被送往设在摩尔多瓦的劳改营服刑。1967年夏，萨哈罗夫曾向安德罗波夫反映达尼埃尔的艰难处境，请求给予关注。1970年9月，达尼埃尔获释，并准予在莫斯科居住。西尼亚夫斯基于1971年6月获释，不久即移居巴黎。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高涨，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是与苏联的国内外局势有关的。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将确保欧洲边界现状，召开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作为同美国和西方世界争夺欧洲的重要内容。60年代末，苏联为了呼吁和筹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并争取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使之承诺不以武力改变欧洲国家的领土现状，在对外政策上做出了更大的缓和姿态，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有所松动。在这种氛围下，“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无论是广度或者深度都有所拓展。

“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社团组织大多在这段时间里成立。比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有：60年代后期，列宁格勒的“全俄罗斯基督教人民解放联盟”；1968年12月，弗拉基米尔市的青年工人成立“独立青年联盟”，以“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进步”为宗旨；1969年5月，“保卫人权行动小组”成立，宗旨是“同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支持政治审讯的受害者，以及因政治原因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牺牲者；1970年11月，在萨哈罗夫、特维尔多赫列鲍夫、查利泽等三名著名物理学家的倡议下，成立了“人权委员会”，并宣布该组织为“国际人权联盟的集体成员”；1973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名为“七三小组”的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声援政治犯”；1974年秋，莫斯科成立的“国际大赦小组”，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给予在押人犯以最人道的待遇。“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也越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及苏联的其他一些人群。

“持不同政见者”为了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扩大影响，曾经印制过诸如《播种者》、《市民会议》、《社会问题》、《西格马》、《钟声》、《乌克兰通讯》、《离境》、《三七》等名目繁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被苏联当局严厉禁止和取缔，被通称为“私下出版物”。“私下出版物”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比较盛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时事纪事》、《展望》和《政治日记》。

《时事纪事》由以亚基尔为首的莫斯科“民主运动小组”编辑。该刊的宗旨是：通过在人们中间培养民主与科学的信念，使国家民主化；反对斯大林主义，保护自己不受镇压；与任何极端主义作斗争。该刊1966年创刊，1983年停刊，共出版过64期。1971年，“大赦国际”为其出版了此前的英文版合刊。

《展望》是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两名学生，于1978年春创办，刊登一些探讨苏联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由于是在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中流传，影响很大。两名创刊者还在市区租了一套房子，供志同道合者讨论问题和住宿，称为“公社”。1978年底，《展望》被查禁。

《政治日记》由麦德维杰夫于1964年10月开始编辑，1975年5月停刊，共出过70多期。1972年，在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的资助下，结集出版了《政治日记》（1965—1970年）。1975年，第二册《政治日记》（1965—1970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对于这些“私下出版物”，1970年12月21日，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惊呼：“对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分析表明，‘私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传阅的主要是有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4］

“持不同政见者”虽然以民主、法治、人权、思想自由为基本诉求，但是彼此的主张也不甚相同，麦德维杰夫、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三人，可以看成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三位代表人物。

罗伊 · 麦德维杰夫生于1925年，历史学家，曾任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苏联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苏共党员。麦德维杰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但是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苏联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带根本性的民主改造。

1964年，麦德维杰夫撰成《让历史来审判》的初稿，一部尽可能根据真实的史料研究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史的史学专著。这本书稿虽然尚未正式出版，但是很快在苏联乃至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968年8月4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建议：“有必要把麦德维杰夫找到苏共中央宣传部，就他的作品问题同他进行详尽而认真的谈话，根据谈话的结果再来决定制止这部书（指《让历史来审判》——作者注）问世的进一步措施问题。”［5］

1969年4月，麦德维杰夫给《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反对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并把信的副本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不久，这封信便以小册子的形式，冠以《应当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吗？》的标题，在巴黎出版。为此，8月间，麦德维杰夫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为借口，对整个苏联人民、国家和社会制度都进行了恶毒的诽谤。”［6］

1971年10月，警察抄了麦德维杰夫的家，理由是“麦德维杰夫牵涉到列宁图书馆图书失窃案”。警察把麦德维杰夫的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搜到一本价值为90戈比、盖有图书馆印章的书。但是警察却从麦德维杰夫家搜走了7大包文件和剪报资料。麦德维杰夫还因此而被开除公职。此后，麦德维杰夫的著作《让历史来审判》、《社会主义和民主》、《谁是疯子》（与孪生哥哥若 · 麦德维杰夫合作）在西方正式出版。1975年，麦德维杰夫的家再次被抄。此时，麦德维杰夫正从事《米哈伊尔 · 肖洛霍夫创作生涯之谜》一书的写作。这次，麦德维杰夫坚决不许警察把正在写作的书稿带走，说：“这些东西凭任何标准都不能认为是‘反苏’的。”此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麦德维杰夫的迫害也加紧了，称他为“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明确反对者”；“有必要制止麦德维杰夫的犯罪活动”；“要他承担刑事责任”，等等。麦德维杰夫的住所和日常行动，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严密监控，实际上是丧失了自由。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5年5月，才撤销对麦德维杰夫的监控。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麦德维杰夫成了苏共中央委员，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继续批判斯大林主义，坚持列宁的社会主义。1989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员）。“8 · 19事件”后苏共被查禁，他出来组织劳动人民社会党，是该党的两主席之一。

安德烈 · 德米特里耶维奇 · 萨哈罗夫生于1921年，苏联核物理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年通过）、苏联中型机器制造部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由于其对苏联发展核武器所作的杰出贡献，萨哈罗夫三次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苏联国家奖金和列宁奖金，被誉为“苏联氢弹之父”。1957—1960年苏联接连发生核事故后，萨哈罗夫要求赫鲁晓夫停止核试验。1961年、1962年，萨哈罗夫又接连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停止核试验。这一连串要求不仅被苏共中央拒绝，还招致苏共中央的忌恨。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萨哈罗夫激烈反对种种或明或暗的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抗议各种形式对“人权”的侵犯。1968年5月，萨哈罗夫写成《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阐发了他的基本主张。文章最初打印成5份，分寄包括麦德维杰夫在内的友人。文章把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的法西斯专政，都称为当代的“警察专制制度”。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存在了12年，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存在的时间比之要长一倍。它们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的区别。这就是对伪善和蛊惑作了多得多的巧妙的掩饰，不是像希特勒那样依靠公开的吃人的纲领，而是依靠进步的、科学的、在劳动人民中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用来欺骗工人阶级和麻痹知识分子与争夺政权的竞争者的警惕性的最方便的幌子。”［7］此外，文章还表述了萨哈罗夫的另一重要思想，即反对“思想自由的威胁；呼唤精神生活民主化”。

1970年4月，萨哈罗夫写信给勃列日涅夫，提出15条建议，以期推进苏联社会的民主化。西方报刊很快转载了这封信，并称之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改革宪章”。以后，这封信就被称为“萨哈罗夫宪章”。这封信在内容上虽然没有超出《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的范围，由于它是以民主改革政纲的形式，向苏共中央总书记直接提出，因而在世界及苏联国内所产生的影响就更为强烈。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学校和科学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为此找萨哈罗夫谈话，说：“苏联非常需要民主化，但是必须先提高广大居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先得让人民吃饱！”实际上，他们是代表勃列日涅夫对萨哈罗夫的回答。接着，萨哈罗夫又联合另几名物理学家，一起成立“人权委员会”。苏共中央曾经考虑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不过，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向苏共中央表示：不能轻易地剥夺萨哈罗夫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因为根据苏联科学院章程，授予或剥夺院士称号需经科学院院士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经2/3多数通过。凯尔迪什说：我不能保证能做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萨哈罗夫编了个“苦行僧”的代号，予以严密监视。1973年9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萨哈罗夫院士反社会活动》的通报，向全党的政工干部传达，以期尽可能地消除萨哈罗夫的社会影响。

1975年，萨哈罗夫获诺贝尔和平奖。1976年，萨哈罗夫因为掴了一名后备役少校的耳光，被冠以“流氓罪”拘留。虽然不久即获释，但是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为“头号人民公敌”。1980年1月22日，萨哈罗夫在上班的路上被逮捕。法庭向萨哈罗夫宣读了将其从莫斯科驱逐到高尔基市、一个不能同外国记者接触的城市的命令。萨哈罗夫受到高尔基市警察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安人员的日夜监视，实际上是被“行政流放”。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后的1986年12月1日，才结束对萨哈罗夫的“准监禁”。

亚历山大 · 伊萨耶维奇 ·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1941年6月，卫国战争爆发时，刚刚大学毕业的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成为一名炮兵。由于作战有功，很快升为连长，授大尉军衔，并获得两枚奖章。1945年2月，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议论到斯大林是否执行列宁的政策问题。信被内务部的特工拆看。1945年6月7日，本是卫国战争英雄的索尔仁尼琴由此而被判处8年徒刑。在往后的8年里，索尔仁尼琴蹲过各类劳改营，终于熬到1953年6月刑满。因为他曾在思想上产生过对斯大林的疑问，又被永远流放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科克—杰列克村。1955年，索尔仁尼琴患了恶性肿瘤，在塔什干的肿瘤防治所居然奇迹般地被治愈。苏共二十大以后，1957年初，索尔仁尼琴才得到苏联司法当局“无犯罪事实”的结论，恢复名誉。

在劳改营里，索尔仁尼琴就开始记录自己在劳改营里的生活和感受。恢复自由以后，索尔仁尼琴更加勤奋地写作。1959年，索尔仁尼琴完成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第一圈》和《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接着，他又通过各种关系，收集资料，着手创作《古拉格群岛》、《癌病房》、《马特廖娜小院》等反映劳改营生活和劳改营里的人的内心世界的长篇小说。索尔仁尼琴写这些小说的初衷，可以说完全是出于人的理性的驱动。他只是想把自己在劳改营里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既为千百万蒙冤受难的人铸一座纪念碑，也向社会昭示那不为所知的、真正的人间地狱里的人是怎样的人。他的创作思想是建立在对人性、劳改营、斯大林模式三者统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他没有想使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甚至准备活着的时候根本看不到自己写的书。不过，苏联社会客观变化的大潮，把他推上了现实生活的风口浪尖。

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代序中说：这部小说的发表，“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8］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第11期《新世界》杂志。小说被世界上多家出版社购买翻译权，很快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这样，索尔仁尼琴就从一名默默无闻的劳改营幸存者，一跃而成为全苏乃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不寻常的作家。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怒。1966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关于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们争论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于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9］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成了全苏批判索尔仁尼琴的动员令。不消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能在苏联出版了。

1968年5月，苏黎世出版了《癌病房》的俄文版。接着，巴黎出版了《第一圈》的俄文版。这些小说的出版，在世界上引起更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文学界对索尔仁尼琴开展更猛烈的批判。

197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颁奖词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于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颁奖词中的这段话，实际上正是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核心。很多作家自发地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是公正的，并为索尔仁尼琴获得这一荣誉而高兴。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则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索尔仁尼琴前往瑞典出席授奖典礼。

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1卷在巴黎出版。接着，第二、第三卷也连着出版。这部小说的出版及影响，更加震撼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

1974年1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进行了专门讨论，最后接受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以行政方式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10］1974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飞机，送往国外。2月14日，苏联各大报都刊登关于索尔仁尼琴“因一贯进行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符的、有害于苏联的行动”，而被驱逐出苏联的消息。1974年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单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后来，索尔仁尼琴移居美国，闭门创作。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剧变以后，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定居，直至2008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认为“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颠覆活动”，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准间谍”。因此，“持不同政见者”被勃列日涅夫认定为“刑事罪犯”。勃列日涅夫说：“在我国并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我们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善意地提出批评的人看做是有诚意的批评者，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把那些批评错了的人看做是犯了错误的人民的一员。但是对于一小撮背离了我们的社会，竭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进行反苏活动，违背了法律，因而在国内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国外的支持，乞援于帝国主义的颠覆中心——煽动和情报中心。我国人民要求把这样的活动家——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来称呼他们的话——当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做反对自己祖国的敌人，当做帝国主义的帮凶，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特务。很自然，我们已经并且还要继续依法采取一切手段和他们作斗争。”［11］

为了加大对“持不同政见者”镇压的力度，1967年初，在原俄罗斯联邦刑法第70条的基础上，增补第9章关于反社会秩序罪，专门针对进行“思想颠覆”的“国事罪罪犯”。这类“罪犯”，或被关进特种劳改营，或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褫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经过严厉镇压，到1982年前后，“持不同政见者”基本上已经没有声音了。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原因

“持不同政见者”出现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斯大林模式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于任何偏离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或意见，对外实行严格封锁，对内实行无情剿灭。这种以行政高压手段来维持全苏联意识形态绝对一致的政策，是无法永远面对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存在的苏联客观社会现实的，何况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违背科学，偏离人的道德良知的。斯大林晚年已经难以维持这种局面了。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从文学领域开始涌起的“解冻”思潮，是苏联当局无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可以压制的思想潮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勃兴，不仅促使大众传媒手段越来越高科技化，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包括苏联在内，也发生变化。1956年，约有56万名苏联公民出国“参观”。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有大约150万名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和文化活动家出国，他们有机会“眼见为实”地观察到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平，并与苏联当局的宣传和实际相比较。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50万名国外的游客光顾苏联，这些观光客自然也把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理念带进苏联。这种交流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力量。1962年12月，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在全苏思想工作会议上说：“一种非核的、非弹道的，但却是洲际的武器，已经被发明出来，这就是美国人的旅游。”［12］

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世界性的通讯技术器材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达，使得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要想和以往一样把苏联社会作为全封闭状态的铁桶，已经不可能了。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据西方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1/4的成年人经常收听西方广播。这个估计可能有些夸大，但是如果把收听者的再传播也估计在内，收听西方广播应是相当普遍的了。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说：“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是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编排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13］这份报告不无担忧地说：学生宿舍里都有收音机。大学生交谈时常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通过广播很容易收听到敌对势力的信息，因为大多数学生甚至在约会时都随身携带“斯皮多拉”或者“子午线收音机”。［14］苏联社会和西方世界在思想观念上交流的渠道越来越通达，是“持不同政见者”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凸显的时代大背景。对于这种时代大背景的变化，连安德罗波夫也无奈地说：“边界在军事意义上是不可侵犯的，而在所有其他方面由于接触的扩大和信息的流动，边界正在变成透明的。”［15］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以宫廷密谋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并且批判赫鲁晓夫的种种“反列宁主义的严重错误”。这种政权更迭的方式以及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做法，包括苏联官场黑幕和种种丑闻的透露，使苏联人民感到无所适从，加剧了已经出现的信仰危机。苏共和苏联政府竭力灌输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质疑。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容忍这种党的存在，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完全不同。”［16］大学生们把他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党政官员称为“苏联资产阶级”。同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说：“大学生处处都能接触到‘苏联资产阶级’——从挂着白色纱幔、从身旁疾驰而过去看足球赛的小汽车，到大学生为参加同学的婚礼而来到礼品商店，可以听到女售货员骄傲地宣布说，‘西尼查的女儿今天结婚，他把所有商店里的鲜花全买了。’‘州委’这个词在大学生头脑中跟能买到紧俏商品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只会使大学生对党的看法更加固定。他们说保卫州委和第一书记的家是很荒唐的——‘谁需要他们啊？’他们总是以不友好的态度去听党的高级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事实逐渐使大学生有准备地理解西方关于‘党蜕化变质’的宣传提纲。”［17］这种现实状况，进而加剧信仰危机。也是这份报告说：“学生们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大家都在读介绍原著的文章，都不读原著。有个大学生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号召读《资本论》，引起我的许多朋友的讥笑：这是专家的事，而且我们也读不懂这个《塔木德》。”［18］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莫斯科和基辅一些高等学校共青团积极分子询问的资料显示：在调查过程中，被征询过意见的一些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公然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材料的内容落后于思想斗争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方法。”［19］苏联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对苏共中央所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划一，实际上已不屑一顾，表明苏共用强制灌输的方式构建起来的意识形态堤坝开始倒塌了，这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社会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顺应苏共党内一股顽固、僵化势力的要求，力图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重树斯大林的偶像，全面向斯大林时代回归。这种回潮、倒退的趋势，是促使“持不同政见者”凸现的催生因素。

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掀开斯大林模式黑幕的一角。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共党内依靠斯大林模式而生存、发育的僵化势力，迫不及待地想把刚刚掀开的黑幕的一角重新捂紧，以维护斯大林模式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这种做法，使刚刚呼吸到由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透露进来的一丝新鲜空气的人，格外担心因此而被重新窒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局势的出现，激活了“持不同政见者”。

196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苏共党内一部分人想借庆祝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之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这样，围绕斯大林问题，实际上是围绕苏联社会的走向问题，激起了一场风波。

1965年4月7日，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在编辑人员会议的讲话中，批评苏联的各种报刊和大众宣传媒体：“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十大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20］杰米契夫的话，就一般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作为苏共中央书记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问题在于1965年的时候，斯大林的错误才露出冰山的一角，根本就不存在“纠缠不休地谈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九泉之下的斯大林”的问题。十分明显，杰米契夫的讲话是一种重树斯大林权威，向斯大林时代回归的舆论准备。所以，杰米契夫的话音一落，听讲的人就高喊“对！对！”［21］杰米契夫和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特拉佩兹尼科夫，在随后的一系列指示性讲话中提到：“赫鲁晓夫错误地、片面地否定斯大林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已经到了‘纠正’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主观主义的时候了。”［22］

1965年4月13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党人》杂志主编斯捷潘诺夫在杂志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斯大林时说：“我们时常表现出片面性，而忽略了他（指斯大林——作者注）的功勋。”斯捷潘诺夫接着说：《共产党人》杂志曾经确定过如何评价斯大林的正确方针。于是，他援引1959年发表的《约 · 维 · 斯大林——纪念斯大林诞生80周年》一文的开头部分念道：“约 · 维 · 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将自己的生命与争取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约 · 维 · 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织家，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的战士。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执行了党的崇高托付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达30多年。他对党、苏维埃祖国和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捷潘诺夫念完这一大段话之后，有人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斯捷潘诺夫不无得意地回答：“是我”。［23］

应当指出的是，1959年第18期《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在当时苏联所处的环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以及苏共中央内部矛盾的复杂形势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的过程性认识。况且，就是这篇文章，在作了文章开头的这段对斯大林的肯定之后，接着就是谈斯大林的错误。斯捷潘诺夫拣出6年前的这篇文章，只念肯定的开头一段，其用意是十分清楚的。这样，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议上，要求重树斯大林绝对权威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1965年4月底，波斯别洛夫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草拟了一份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20周年的专门提纲。这份提纲部分地修正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斯大林的评价。苏共中央在审查这份提纲时，有些人觉得它在重树斯大林权威问题上过于露骨而表示反对。因此，苏共中央主席团最终不敢采纳。但是，对敢于写卫国战争真实历史的历史学家，则毫不手软地予以迫害。

不难理解，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的1965年，苏联会出现要求重树斯大林绝对权威的小高潮。这种倒退思潮，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现的催生因素。

除了这些苏联国内因素，当然还有西方世界的利用时代的变化，加紧煽动、渗透、支持的作用。

凡此种种因素，使得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者”一出现，即遭苏联当局的严厉镇压，他们所组织的社团大多很快瓦解。“持不同政见者”编辑的“私下出版物”虽然名目繁多，但是每种的印数都非常有限，流通渠道窄小，辐射的范围基本上限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高尔基市、新西伯利亚、明斯克等苏联的大城市。“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虽然也有工人、国营农场职工，但是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因此，在整个苏联社会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持不同政见者”在国外的影响大于在苏联国内的影响。

不过无论怎样，“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总是传承了俄国的人本主义精神。

［1］（苏）罗 · 麦德维杰夫著，刘明等译：《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

［2］转引（英）克 · 安德鲁，（俄）瓦 · 米特罗欣著，王振西等译：《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3］（苏）金兹伯格著：《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白皮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播种”1967年版，第61页。引自郭永胜著：《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译文对照原文，略作修正。

［4］《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转引（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徐葵等译：《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6］引自《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7］引自《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

［8］见拙作《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10］《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会议记录摘抄（1974年1月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11］《勃列日涅夫在全苏工会第16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3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12］转引（俄）亚 · 佩日科夫著，刘明等译：《解冻的赫鲁晓夫》，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13］《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1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15］引自《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

［16］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1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51页。西尼查为苏共中央委员、苏共敖德萨州委第一书记。

［18］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塔木德》是犹太教经典。

［19］《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简要报告（1976年12月12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

［20］《彼 · 尼 · 杰米契夫和瓦 · 伊 · 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 · 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

［21］《彼 · 尼 · 杰米契夫和瓦 · 伊 · 斯纳斯金在编辑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阿姆斯特丹亚历山大 · 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

［22］《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

［23］参见《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

61．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叶书宗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中止了苏联的改革，也不许东欧各国进行改革。对不听命令，坚持改革的东欧国家，在百般恐吓、威胁仍然无效之后，勃列日涅夫居然打出“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旗号，纠集另外几个卫星国，对之实行武装占领，将“兄弟党”的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迫其签订城下之盟，停止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确实是赤裸裸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典型事例就是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捷克）的改革。

捷克的“布拉格之春”

从中世纪开始，捷克的手工业、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就非常发达，首都布拉格是东欧的经济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捷克，是欧洲经济先进、自由议会制度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之一。1948年，在“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苏联策动“二月事件”，把捷克拖进《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实行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自此，捷克的经济每况愈下，陷入困境。

20世纪60年代初，捷共中央开始谨慎地酝酿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国家除保留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转变为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免除党机关活动中指挥经济的工作，把党的职能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工作；让企业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活动独立实体；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解决工会、工人、企业行政干部在工厂和企业管理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从这些基本内容来看，《原则草案》并未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仅仅是想逐步使政、企分离，党、政各司其职，使企业从原来的完全面对国家计划，半转地或者说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捷共中央还宣布：《原则草案》是供讨论的，并不马上实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墨守成规，迟迟不肯启动改革，继续全面加强计划经济。1967年，全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这种局面，不仅使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更趋表面化，而且汇集成对诺沃提尼当政的不满。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月22日，诺沃提尼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接下来的重大人事调整是：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备受迫害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捷共高层领导经过这番调整，改革才正式启动。

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通称《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内容分为5个部分：捷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党的领导作用；发扬社会民主，建设新的政治管理体制；国民经济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正如该文件最后所说的，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族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我们要创造一种条件，使每一个关心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族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公民都能感觉到，他们是自己国家命运的主宰者，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行动纲领应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纲领。”［1］《行动纲领》还具体地规定了恢复新闻自由、企业独立进行经营活动、私营企业合法地位等一些措施。《行动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捷克社会跨进被称做“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

196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的群众举行节日游行，充分表明了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游行不再是按单位组织起来、高喊捷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排着队列齐步走的“导演游行”。人们自己汇集起来，举着能表达他们自己意见、思想的标语。标语的内容有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也有批评，就连颜色也不再是单一的红色。这样的节日游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从未有过的。观看节日游行的杜布切克说：“人群自然流露的同情、支持之情，征服了我。”在游行的人群中，还显眼地出现了两个非官方组织：“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231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是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一些老干部和社会名流，主张尊重宪法，要求“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它是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内务部批准成立的。“非党人士俱乐部”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主张自由化，被捷克政府取缔。

捷克上下都期待着改革能使国家繁荣起来，能给人民带来幸福。

苏联的横暴干预

苏联一直紧盯着以复兴社会主义为号召，以摆脱斯大林模式、建设捷克式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进程，对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尤为关注。

亚历山大 · 斯捷潘诺维奇 · 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其父是斯洛伐克族，曾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2年移居美国，1921年返回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的父亲变卖了全部家产，随同捷克工人自发成立的“国际援助合作社”，来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斯坦定居，援助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杜布切克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杜布切克的父母加入了苏联国籍，参加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因不堪忍受大清洗的恐怖，于1938年11月回到捷克。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共，参加了1944年8月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大起义。

捷克重新建国后，杜布切克先后担任过工厂党委书记、地方县委书记、州委第一书记等职务。1955年，他被选送进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1958年毕业，并且拿到表示学习优秀的红色毕业证书。1958年9月，杜布切克被任命为捷共西斯洛伐克州委第一书记，当选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4月，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8年1月，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勃列日涅夫看来，杜布切克是一位久经各种革命环境考验和工作锻炼、由苏联培养起来的干部。因此，杜布切克上台，是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的。杜布切克上台后，举行中央全会，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就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国民议会、共和国政府等全套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部队、司法、监察等国家要害部门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5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和捷共中央，由支持、观察、斥责，转为施加压力，直至必欲去之而后快。

杜布切克上台之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随时将捷共中央和杜布切克的举动，以及捷克社会各方面的动态，详细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多次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措施。1968年3月15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特别强调：“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2］这时，勃列日涅夫离开会议室，给杜布切克打电话，说明要给捷共中央写信，“希望”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以控制已经出现的严重局势。由于杜布切克坚决反对，这封信没有写。4月9、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根据苏联所收集到的“实际材料”，评论了捷克的局势，表示：当苏联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决不能漠然置之。会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还动员东欧其他几个国家，共同对捷克施加压力。

1968年5月3日晚上，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被“邀请”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实际上是被召到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训诫。5月4日，双方代表团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气势汹汹地对捷共提出一大堆责难：允许公开成立反革命组织；宣传舆论阵地失控；党不能控制局势；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军队不听指挥，等等。勃列日涅夫还念了很多“材料”：一些县的报纸发表了什么样的文章；哪些地方开了哪些会；哪些人在会上讲了哪些话，等等。杜布切克解释：党不仅没有失去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赢得各社会集团和各民族更多的支持；至于说到大众媒体，政府已不对报纸的内容负责；报纸上大多支持党的政策，有些批评也是多样性和自由度的表现；经济改革是保障广泛的非集中化和经营者的主动性，激励对更好的效率给予更高的报酬；允许小企业合法化是为了改善市场状况和方便人们生活，不会导致在小企业中形成敌对的、反国家的基础。听到这里，勃列日涅夫顶着说：“小手工业者？这我们将会认得！你们的拔佳先生在未盖工厂之前，也是个小鞋匠！”［3］勃列日涅夫还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引向何方？”捷克要求苏方提供4亿至5亿卢布贷款，被苏联拒绝。会谈持续了9个小时，不欢而散。发表的会谈公报只是冷冷地说：会谈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

5月8日，苏共中央背着捷共，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问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赞成这样做，说：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可是，卡达尔不赞成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实行经济制裁，更不赞成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卡达尔的态度，使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渡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为了给军事行动做准备，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力量于6月18日在捷克举行军事演习。16000名装备精良的苏军开进捷克。演习结束以后，苏军又赖着不走。后经捷共中央一再交涉，苏军只是撤至捷、苏边境。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军事入侵中也就驾轻就熟了。

虽然遭遇苏联的阻挠和责难，杜布切克和新的捷共中央顶住压力，仍然按照《行动纲领》的规定和部署，推进改革。勃列日涅夫在愈来愈倾向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同时，仍然希望同杜布切克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几经磋商，双方约定于7月29日，在捷克紧邻苏联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

7月29日至8月1日，捷共中央代表团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切尔纳举行会谈。捷共为这次会谈确定的方针是：捍卫党的《行动纲领》；防止同苏联决裂。具体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同盟（华沙条约）、主权和自由。应当说，捷共确定的会谈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贯彻这一方针也是极为艰难的，因为苏共的目标就是胁迫捷共停止改革。会谈中，苏方始终盛气凌人，说话都是责难和命令式的，会谈几度陷入僵局，几近破裂。捷共在守住既定方针底线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做了一个主权国家无法再退的让步。最后，捷共承诺：不许克里格尔（坚定的爱国者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克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不许齐萨日（清醒的思想家和改革者——作者注）担任捷共中央书记；不许社会民主党存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231俱乐部”；恢复新闻检查制度。

会谈过后一星期，勃列日涅夫就不断地打电话，责问杜布切克“为什么不执行切尔纳的承诺”。杜布切克忍气吞声地解释：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要经过预定于8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以及9月举行的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威胁说：这将迫使苏联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气得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要求勃列日涅夫解除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4］

武装占领捷克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之所以没有对捷克作出实行军事制裁的最后决定，主要顾忌有二：一是美国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二是华沙条约内部的问题，因为卡达尔仍持反对意见。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拜会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探询如果苏联对捷克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作何反应。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的事务。“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5］匈牙利的卡达尔最终也被勃列日涅夫“说服”，同意对捷克采取联合的军事行动。

这样，勃列日涅夫就打消了所有顾虑，决心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

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制定对捷克实行军事制裁的具体工作，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的党、政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等等。这些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军事行动付诸实施的时间，待切尔纳会谈结束后，选择适当的时机。

苏共中央将军事行动的时间选定为8月20日，是在8月10日前后。

8月10日一过，待命的苏军进入出击阵地，处于临战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柏林，视察出击部队的临战状态。第二天，他们又赶到华沙，检查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同一天，即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进行策反工作。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8月20日，出兵占领捷克。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最后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指示做好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的工作；草拟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6］此外，这个“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允诺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克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这份“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捷共中央的“健康力量”比拉克和英德拉。

8月18日，准备跟随苏联一起出兵的华沙条约各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的决定。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各自治共和国第一书记到莫斯科，向他们报告即将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定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担任入侵捷克的军队总指挥，出动的兵力是：苏军16个师，约17万人，其中10个师来自苏联本国，6个师是驻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3个师，约4万人；民主德国2个师，约15000人；匈牙利2个师，约15000人；保加利亚1个师，约5000人（不满员）。从军事上说，保加利亚军队是无足轻重的。勃列日涅夫是出于“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行动”的政治考虑，让保加利亚参加苏联的这一行动。这支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黑海港口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克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击阵地，然后行动。如此复杂的“远征”，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飞越其领空。

进入8月份，军事入侵已迫在眉睫，而捷共中央反认为和苏共之间的激烈矛盾已有所缓和，忙于准备定于9月召开的第14次党代表大会，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军事入侵。8月20日下午2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按计划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20日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称“出现机械故障”，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飞机安全着陆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飞机上走下来几十名穿统一服装、手提统一箱子的壮汉。机场警卫人员以为是运动员，并未在意。午夜11时，原本安静地坐在机场候机大厅里的这些苏联人，突然从各自的行李箱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是苏联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那两架声称“出现机械故障”，降落在鲁津机场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分钟后，苏联巨型运输机装载着坦克和士兵，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冲出机舱，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大炮、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苏联大使馆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着陆的苏军，扑向布拉格的捷共和捷克政府的各要害部门，以及伏尔塔瓦河上的各座桥梁。

也是在午夜11时，已等待在出击阵地上的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武装部队，分为8路，潮水般地涌入捷克。入侵者没有遭遇抵抗，就像不久前来捷克举行军事演习一样。

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举行到午夜11时半左右，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切尔尼克被喊到隔壁听电话。听完电话，切尔尼克回到主席团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电话，报告华沙条约5国（除罗马尼亚外）的部队已经越过国境，进入捷克，到早晨6时全国将被占领。他在办公室里已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许给总理一人打电话。”主席团会议室在短暂的骚动之后，很快平静下来。面对这一激剧的局势变化，主席团首先要决定：该怎么办？这时，总统斯沃博达也赶来了。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人都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新机构，搞新的任免；武装抵抗无论从军事上或者从政治上考虑，都是不可取的，也不现实，决定号召全国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要进行抵抗”。

捷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不要进行抵抗”的决定，是现实的考虑。现实的情况是：捷克拥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5000人；此外还有500架作战飞机、4万空军部队。这样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毫无战斗准备，加上指挥系统、通讯联络系统、情报系统，全被苏联控制。这样的军事状况，仓促之间上阵想与有备而来的苏军对抗，确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发生战斗，反而正中苏共中央下怀：苏军就可以像1956年10月入侵匈牙利那样，名正言顺地前来“镇压反革命叛乱”。

对于苏军的入侵，主席团决定，以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说明：对苏联等5国军队的入侵，捷共中央和政府都蒙在鼓里；号召全国保持平静，不要进行抵抗，各级干部都要坚守岗位；严正表示5国军队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8月21日凌晨4时，苏军占领了捷共中央大厦。上午9时，苏军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切尔尼克等4人，武装劫持到莫斯科，拘禁起来。

苏联率领波、匈、保、民德的军队占领捷克，按原计划是扶持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组成“革命政府”；苏军是应“革命政府”的请求，前来拯救捷克的社会主义事业，镇压国内外的反革命颠覆活动，并顺理成章地将杜布切克等人送上“革命法庭”。8月21日凌晨5时25分，苏联塔斯社通过捷克的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捷克党和政府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苏联和其他盟国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克领土。”但是，是哪些捷克党、政领导人向苏联和其他盟国提出请求？这些人的首脑又是谁？世人在等着回答，苏联也急着在拼凑。

8月21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刚被苏军绑架，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人，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要求总统斯沃博达“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被总统严词拒绝。下午3时，他们再次要求总统批准“政府名单”。斯沃博达告诉他们：有关党的问题，只能同杜布切克交谈；切尔尼克是捷克合法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苏联人：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克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在两天的时间里，苏联拼凑“革命政府”的种种努力完全失败了。而捷克全国从苏联及其他几国的军队入侵开始，几乎是全民自发地出动，涌上街头，把入侵的士兵和坦克围起来，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全国上空响彻“杜布切克”、“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市民还把布拉格街道的路名牌全部刷掉，写成“杜布切克大街”、“切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等等，入侵的苏军，连路都找不到。这样，捷克的武装部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却以这种方式一致对外，是世界上小国遭大国入侵的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入侵的苏军几乎一筹莫展。捷克把这形象地比作“大象踩不断绣花针”。巴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莫斯科的决策者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斯沃博达向苏联提出：必须释放被他们逮捕的捷克党、政领导人；苏、捷双方只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经过考虑，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只好接受这一建议。8月23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从苏军的“俘虏”、囚犯，又成为苏联的“客人”，苏、捷双方又开始举行“会谈”。

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说了一大通话，意思是：咱们不谈过去的事，也不争辩谁对、谁错，让咱们来讨论怎样解决已经出现的局势。勃列日涅夫的意思很清楚：不谈明目张胆地对一个主权国家实行军事占领，只要捷克帮苏联解决由于实行军事占领而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处境。但是，杜布切克坚持说：“在捷共中央全会之前，在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之前，也根本不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国民议会、总统、政府总理和我本人，就采取了五国军事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之间，也使国际共运面临国际共运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7］苏共中央仍然想立即去掉杜布切克等人，另组捷克的党、政领导班子。但是，无论是斯沃博达或者切尔尼克，都不能接受。而且，比拉克、英德拉等人在这几天中的表演，已使他们在捷克国内声名狼藉。苏共中央最后只好放弃立即搞掉杜布切克等人的打算，但是要杜布切克承认：“捷克国内存在着反革命复辟的现实活动；五国军事干预是正确的、合法的。”根本不提撤军问题。双方谈判一直延续到8月26日午夜。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刺刀下的谈判。其间，勃列日涅夫曾抛开“思想与理想”等词汇，实话实说：“捷克斯洛伐克自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就是苏联安全区的一部分，苏联无意放弃它。出现了‘布拉格之春’，苏共中央担心它走向独立。杜布切克的那些讲话稿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批准，干部的调整也没有征得苏共中央的允许。对此，苏共中央是不能容忍的。”［8］这些话，确是显出了勃列日涅夫的“军人本色”。当捷克代表团中有人不赞同这一说法时，勃列日涅夫立即站起来，脸涨得通红，浓眉紧蹙，大声喊叫，转身走出会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人也站起来，像军人那样跟着勃列日涅夫走出会场。

苏共中央不仅以刺刀威胁捷克代表团，更以屠杀捷克国内和平居民相要挟。杜布切克等人纵然以死相抗争，但是为了保护国内无辜的和平居民，最后也只能妥协。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国签署了《莫斯科会谈公报》。公报不再提捷克发生了“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但是抹去了《行动纲领》，即抹去建设捷克型社会主义的改革；捷克不再提出将捷克局势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捷克重申对华沙条约的承诺，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的或双边的协议规定的义务。8月27日凌晨，捷克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返回布拉格，杜布切克等人总算是劫后余生。

8月31日、9月1日，捷共中央在苏军的占领下召开全会，把克里格尔、里戈、卡佩克、什维斯特卡等坚定的改革派“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免除齐萨日党中央书记职务。10月中旬，捷克被迫与苏联签订《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境内条约》。这项条约规定：捷克向苏联驻军提供一切设施，承担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治外法权。

苏军入侵捷克，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主持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齐声谴责苏联的侵略行径。“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克人民也没有停止抗议活动。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而当众自焚。帕拉赫的慷慨赴死，震动了全捷克，全国再次掀起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

面对这样的局势，苏联也更加紧了控制。1969年1月16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了国民议会主席职务（一年以后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委员会）。4月17日，胡萨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被赶出捷克，任捷克驻土耳其大使（一年后被召回国，“开除”出捷共，并被宣布为“人民和民族的敌人”）。1970年6月，切尔尼克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并被“开除”出捷共。到1970年，胡萨克在苏共中央的指使下，先后将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970年12月，胡萨克召开捷共中央全会，全盘否定“布拉格之春”改革，全面接受“苏联帮助捷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布拉格之春”在苏军坦克的碾压下凋零了！

捷克改革开始后，东欧各国党内的很多领导人急欲跟着起步，又不敢贸然行动，实际上是看着捷克。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绑架捷克党、政领导人，慑于人民和世界正义舆论的压力，才不敢予以杀害。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改革事业的仇恨、对付改革者的凶残手段，一时间确实镇住了东欧各国。此后的十几年里，东欧各国沉寂了。但这毕竟只能是暂时的。社会走向自由、民主、和谐的步伐，不是暴力所能镇压得住的。再者，施暴者也不是永远具备施暴的条件。比如，后来苏联在对付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1］《政治日记1964—1970》，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1972年俄文版。

［2］见拙作《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转引（捷）亚 · 杜布切克著，黄英尚译：《杜布切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拔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驰名世界的捷克制鞋企业。

［4］通话内容详见《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5］引自（俄）皮霍扬：“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近现代史》1994年第6、7期。

［6］见拙作《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7］《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卷。

［8］引自《杜布切克回忆录》。

62．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叶书宗

1979年12月，苏联以“应卡尔迈勒为首的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请求”，“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为名，大举入侵阿富汗。1989年2月，苏联被迫从阿富汗撤回10万余军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阿富汗撤回国的苏军，正好赶上为苏联送葬。苏联制造的、前后跨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不仅使阿富汗全国近一半人口流离失所，约100万人丧生，财产损失难以计数，即使对苏联来说后果也极其严重。

苏联一手制造阿富汗频繁政变

地处亚洲中西部、伊朗高原东缘的阿富汗是个内陆国家。它西邻伊朗，北面与苏联有24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东、南紧贴巴基斯坦，领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1600余万，信奉伊斯兰教，90%是农、牧民，国民收入的80%靠农业。1978年，全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155—160美元，［1］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几个国家之一。人口中第一大民族是普什图人（阿富汗族），其次为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哈萨克人。19世纪30年代，英国侵入阿富汗，挤走沙皇俄国已经伸进来的触须。阿富汗人民经过三次抗英斗争，终于在1919年恢复独立。1963年，国王查希尔通过修改宪法，规定王室成员不得参政，迫使国王的堂兄达乌德辞去首相的职务。对此，达乌德一直心怀不满，找到一直觊觎阿富汗的苏联为靠山，策划重新上台。1973年7月17日，达乌德乘查希尔国王在国外治病之机，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成立阿富汗共和国。达乌德自任国家主席兼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77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达乌德上台之初，积极奉行亲苏政策，深得苏联领导的赏识。苏联乘机积极向阿富汗渗透。1974年6月4—8日，达乌德正式访苏，双方会谈后确认：苏联和阿富汗之间充满信任和相互谅解精神的友好睦邻关系正在顺利发展。期间，苏联迅速向阿富汗派遣了2000多名经济技术专家，提供126500万美元贷款。特别是苏联大力扶持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苏共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该党纲领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党的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国家”。［2］可是，由于苏联做得太露骨，以致好景不长。达乌德因不满苏联的过分干预和控制，从1975年开始，就清洗了一些亲苏势力，并向苏联以外的世界寻求援助。达乌德在外交上拒绝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表示奉行不结盟政策。凡此种种，都招致苏联的忌恨。1977年4月中旬，达乌德访苏，勃列日涅夫亲自“规劝”他改变疏远苏联的政策，达乌德回答：“我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勃列日涅夫又要求达乌德“驱逐在阿富汗的所有帝国主义专家”。达乌德回答：“一旦不再那样需要他们，将放走所有外国专家。”［3］在两国具体的经贸关系上，达乌德迫使苏联与之签订新的协定：自1977年始，阿富汗向苏联供应的天然气价格提高35%；1977年前已经提供的天然气，苏联按原价给予18%的补偿。［4］达乌德的离苏倾向，使勃列日涅夫准备换马。

达乌德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苏联对自己的不满和威胁。出于自身统治地位安全的需要，达乌德于1978年4月26日逮捕了包括塔拉基、卡尔迈勒等在内的7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罪名是：“违反了阿富汗宪法第46、47条的规定。”第二天，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阿明立即发动军事政变，指挥第4坦克旅攻入总统府，打死达乌德一家，以及身兼政府副总理、外交部长等要职的达乌德的弟弟等30余人。达乌德一家，几乎被满门抄斩！政变发动者经过10小时的战斗就大功告成，以后就称之为“阿富汗10小时的四月革命”。4月30日，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塔拉基任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阿明任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当天，苏联就宣布承认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四月革命”是打着苏共印记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策动和实施的。据此，某些西方媒体和我国的史学著作认为“四月革命”是苏联策动的。［5］但是，这种判断至今还缺乏档案文献的证实。根据目前接触到的史料表明，苏联没有参与“四月革命”。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影响苏联对政变成功所流露的兴奋和对塔拉基政权的支持，因为推翻达乌德政权，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正是苏联梦寐以求的。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掌权后，立即表示要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7月11日，塔拉基对苏联驻阿富汗大使普扎诺夫说：“阿富汗的革命所以胜利和发展，是因为有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作为苏联的邻邦，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希望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自然的参加者和成员。”［6］当天，阿明又向这位苏联大使表示：“阿富汗革命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总是从十月革命的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许多阿富汗革命者都接受过伟大的列宁的著作的教育。”阿明还说：“我们对苏联朋友没有秘密，因为我们总是想用四点基本品质教育党员，这就是爱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苏维埃主义、国际主义。”［7］

人民民主党当政后，立即仿效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套做法。塔拉基表示：“准备用五年时间完成苏维埃政权在60年来所做的事。”于是，全国开始对工商企业、农村、宗教领域，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改造”。清洗运动更是大规模地开展。有不同意见的军官、国家干部、党务工作者、政治组织领导人、部落代表和宗教界人士，均遭镇压。阿明曾以“请部落代表到喀布尔谈判”为名，一次就诱杀了500名部落首领。清洗运动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也猛烈地开展，清洗的重点是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与塔拉基有政见分歧的派别——作者注）。属于“旗帜派”的副总统、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计划部长等9名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党，大多遭杀害。卡尔迈勒因为得到苏联的庇护，留居在捷克斯洛伐克。

1979年初秋，塔拉基和阿明之间的矛盾又白热化了，彼此形同水火，都想除掉对方。

1979年9月初，塔拉基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第6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后，回国时路过莫斯科，和苏共中央举行了密谈。9月10日，勃列日涅夫接见了塔拉基，并提醒他：“根据苏联情报侦察机关得来的材料，应当注意面临的危险。”［8］勃列日涅夫甚至劝塔拉基暂时留在莫斯科，待局势安定之后再返回喀布尔。塔拉基对勃列日涅夫的提醒表示感谢，并说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但是坚持返回喀布尔。

这些情况都被阿明侦知，并决定抢先动手，除掉塔拉基。

1979年9月14日，阿明不顾塔拉基的反对，解除了3名塔拉基的亲信的部长职务，并改组了内阁。当天下午3时，塔拉基在与苏联驻阿富汗的3名代表密商之后，打电话请阿明到总统府办公室“商谈工作”。碍于苏联代表承诺保证其人身安全的情面，阿明带着8名贴身保镖及警卫队来到总统府。阿明刚进入总统府即遭预先埋伏的枪手的密集枪击。阿明因有保镖们筑成的“人体碉堡”的遮挡，只伤了手；8名保镖全被击毙。阿明在警卫队的掩护下逃回国防部后，立即命令喀布尔卫戍部队进攻总统府，逮捕了塔拉基。9月15日晚，阿明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解除塔拉基及其“一伙人”的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16日清晨，阿明又召开人民民主党中央全会，选举自己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革命委员会跟着任命阿明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

经过9月14日政变、阿明当权之后，阿富汗政府强烈地、公开地表示对苏联的不满。10月8日，阿富汗外交部长瓦利在会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使节时，公开表示不满苏联参与暗杀阿明的计划。在场的苏联外交官萨弗龙丘克当即质问瓦利：“您是否明白，这样毫无根据的指责会给苏阿关系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9］瓦利根本不理苏联外交官的抗议。

政变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曾指示苏联驻阿富汗代表，向阿明转达苏共中央的“意见”：“塔拉基下台后，不应对他采取任何迫害措施，或者进行什么审判。”［10］阿明对苏共中央的“意见”不屑一顾。10月9日凌晨，阿明下令将塔拉基活活闷死。10月10日，阿富汗各大报同时发表一条短讯：前革命委员会主席塔拉基“久病之后于昨日清晨病重去世。死者的遗体已于昨日埋葬在其家族墓地”［11］。

苏共中央一心想除掉阿明，结果因计划不慎，反被阿明抢先得手。勃列日涅夫为塔拉基的死而深深地难过，并为未能劝说他留在莫斯科而内疚。事后，勃列日涅夫多次对安德罗波夫伤心地说：“你带给我的材料（指克格勃收集的有关阿明密谋除掉塔拉基的材料——作者注），我都给他（塔拉基）看了，并对他讲，情报侦察部门保证消息是可靠的。”［12］因此，即使从感情上说，苏共中央也不能接受阿明。1979年9月15日，苏共中央选定对阿富汗的方针是：“考虑到现实情况，我们不应该拒绝同以阿明为首的政府打交道。”［13］苏共中央指示苏联新闻机构对喀布尔事件的报道，“只做一些态度平和的时事性报道，不做任何评述或评价”。

最初的决策：不直接出兵

苏联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在决策上经历了一个180度转折的过程，而这一转折是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战略，特别是实施南下战略相关联的。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损失惨重。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使苏联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信任度跌至几近冰点，苏联经过十几年苦心经营，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的势力网也全被撕烂。为此，勃列日涅夫的中东政策，遭到苏共中央以谢列平为首的一些人的质疑。勃列日涅夫尽管借别的口实，削弱了谢列平的势力，可是苏联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和影响，毕竟损失惨重。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苏联就极力向阿富汗渗透，以期建立进出波斯湾的新的前进基地。苏联特别寄希望于1965年1月1日成立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将阿富汗建成新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局势极为关注。且不说阿富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是苏联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更看重的是苏、阿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阿富汗居民中有700万左右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占阿富汗全国人口的45%。他们和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各族居民属同源民族，共同拥有边境河流的水资源，历来有着相当密切的经贸往来，相互之间的密切影响不是国境线所能隔得开的。苏联之所以在阿富汗下那么大的赌注，就是因为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密切关系到苏联的国家战略利益。

自1978年“四月革命”、人民民主党掌权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几乎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没有一方土地是平静的，全国始终是剧烈地动乱，弥漫着血腥和恐怖。苏联好不容易帮助建立起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本想使之成为苏联在中近东地区的新据点，可是眼看它将变成一只“烫手山芋”。更令苏联担忧的是，反政府的“伊斯兰圣战”在全国迅速蔓延，局势越来越难以控制。

1978年6月，阿富汗东南部的库尔纳、帕克吉亚、南加尔哈尔等省的武装穆斯林组织，就展开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塔拉基政权出动由苏联提供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动用飞机、坦克、火箭炮等先进武器实施镇压。军队所到之处，乡村、灌溉系统、庄稼均遭毁灭性破坏，于是引发了“难民潮”。1978年底，逃离家园的难民约11万，到1979年底达到80万左右，1980年超过了100万。“难民潮”的出现，使反政府武装斗争更为猛烈起来。1979年3月，西部重要城市特拉赫爆发了什叶派武装暴动，在该城的100多名苏联顾问被杀。政府军占领该城后，报复性地枪杀了几千人，其中多数是无辜者。这样的屠杀，使反政府武装迅速从农村扩展到城市，遍及全国28个省中的23个省。他们破坏交通、袭击机场，毙俘政府军3000余人，还使300多名苏联顾问丧生。塔拉基政权的所作所为、“难民潮”的汹涌、苏联的插手，以及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特殊性，使阿富汗急速恶化了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两侧的普什图人，在巴基斯坦境内的约有300万，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有350万—400万。两国边境的众多普什图部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从来都没有受到该地区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政府的有效控制。这些普什图部落任何时候也不曾向任何政府交纳过赋税或其他贡赋，由部落首领自行管理。这里的边界历来是开放的。这里的成年男性居民，几乎都装备有现代化的火器，他们90%以上是文盲。他们虽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是以在军队、边防军、警察，以及各种地方军事组织中服役作为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他们基本上都是逊尼派穆斯林。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区还是该国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塔拉基政府搞“苏式社会主义”，阿明诱杀部落首领，使部落地区武装暴动蜂起。反政府武装乘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建立基地，并得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多方支持。阿富汗政府的军事行动往往是疲于奔命，而没有实际效果。政府军也因不满苏联的干预，不断哗变。驻扎在赫拉特市的阿富汗政府军的一个师瓦解，其中的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倒向了反政府武装。塔拉基政府曾多次请求苏联出兵帮助镇压反政府武装，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14］

面对阿富汗的局势和塔拉基政府的再三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79年3月17、18、19日，连续三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所应采取的措施。17日，勃列日涅夫没有出席会议。受勃列日涅夫委托主持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基里连科一开头就说：“事情刻不容缓。葛罗米柯（苏联外交部长——引者注，下同）、安德罗波夫（苏联克格勃主席）和乌斯季诺夫（苏联国防部长）同志今天拟订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现已准备好，就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并拟定我们应当采取的措施。首先让我们听一听葛罗米柯的发言。”［15］于是，葛罗米柯作了长篇发言，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作了补充，多数政治局委员只是发表了一些表示同意的插话。葛罗米柯等三人发言的主要意思是：阿富汗局势已急剧尖锐化，塔拉基政府已难以控制了；塔拉基请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粮食。“塔拉基似乎是随口说，大概是要求陆地和空中援助。这应该理解为要求我们派出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我认为，在给予阿富汗援助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16］安德罗波夫补充时特别强调，“很可能（国际社会）给我们戴上‘侵略者’的帽子。但是尽管这样，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阿富汗。”［17］虽然没有正式亮出来，他们三人所拟订的方案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即为确保苏联对阿富汗的控制，即使被国际社会戴侵略者的帽子，也在所不惜！

讨论到这里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必须出兵时我们将同谁作战？谁将反对阿富汗的现领导？他们都是些伊斯兰教徒，相同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如此强烈，教徒如此狂热，足以使他们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18］柯西金补充说：“我认为我们（向阿富汗政府）运送武器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确信它不会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如果他们的军队瓦解了，那么这些武器势必被叛乱分子掠走，然后就会产生我们将怎么向世界舆论交代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有根据。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出兵，那就应当选择相应的论据，对一切都应当详尽地加以解释。”［19］柯西金总括自己的意见说：“现在我们难以形成政治文件。为此，同志们需要再工作。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给三天时间。”

这样，17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没有形成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意见，而是要求柯西金与阿富汗方面紧急联系，了解确切的情况，再作定夺。

3月18日，政治局紧急会议继续。会议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汇报：昨天，我曾两次与塔拉基进行了电话交谈。“塔拉基同志说，如果现在苏联不帮忙，那我们就坚持不住了。”柯西金继续说：他们想要得到步兵坦克和装甲车的加强，但是他们那里没有坦克手。“所以他们请求我们从坦克部队中派塔吉克人坦克手和装甲车手，让他们换上阿富汗服装后派来。当时我再三说：塔拉基同志，我们军队参加作战的事实是根本掩盖不住的，是会很快被揭露的，记者们会向全世界传播说苏联坦克手在阿富汗作战。”［20］

政治局紧急会议两天的讨论，柯西金的意见使葛罗米柯等三人不得不谨慎地重新考虑他们原定的“方案”，修正他们的意见。为此，安德罗波夫接着发言：“同志们，我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必须非常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为了什么要出兵阿富汗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非常清楚的是，阿富汗对现在以社会主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尚未做好准备。那里宗教势力很强大，乡村居民几乎都是文盲，经济落后，等等。我们都知道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学说。阿富汗尚不具备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借助我们的刺刀才能挽救阿富汗革命，而这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容许的。我们不能去冒这样的险。”［21］葛罗米柯跟着说：“我完全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关于排除采取我们出兵阿富汗措施的建议。那里的军队不可靠。这样一来，我们进入阿富汗的军队就将成为侵略者。它同谁作战？首先是同阿富汗人民，并且必须向人民开枪。安德罗波夫正确地指出，阿富汗的形势对革命来说就是不成熟，（如果出兵）我们近年来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削减武器等克服困难所做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当然，这还将会是献给中国的最好礼物。所有不结盟国家也将会反对我们。一句话，采取该行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等待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法律上我们也没有出兵的理由。”［22］契尔年科也说：“如果我们出兵阿富汗去打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谴责是侵略，罪责难逃。”［23］

经过两天的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终于形成这样的一致意见：阿富汗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援助塔拉基政权，但是不能直接出兵。

19日，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继续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勃列日涅夫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说：这几天会议“提出了关于我国军队直接介入阿富汗发生的冲突的问题。我想，政治局委员们确定我们现在不该被拖入这场战争是正确的。应该向塔拉基同志及其他阿富汗同志讲清楚，我们能够援助他们在国内行动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军队介入阿富汗不但会给我们带来损害，而且首先会给阿富汗带来损害”。［24］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和苏联的对策，经勃列日涅夫最后敲定：苏联不直接出兵。并决定3月20日在莫斯科接待塔拉基，告知苏共中央的决定。

1979年3月20日，塔拉基应邀秘密来到莫斯科，与柯西金、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等苏共领导人举行会谈。柯西金开门见山，说：“政治局委托我们同您讨论所有您认为必须交换的意见的问题。正像我已经对您说过的那样，勃列日涅夫定于18时至18时30分将同您会面。”柯西金接着说：“我们认真讨论过贵国的形势，寻求过给你们最符合我们之间友谊利益和你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援助的途径。解决你们产生诸种问题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好的途径是既能保持贵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又不破坏阿富汗同邻国的关系，也不损害贵国的国际威望。绝不容许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即让别人看到似乎你们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邀请外国军队的援助。”［25］柯西金已经把苏联不直接出兵的意思表达得够明确了。不过为了使塔拉基不再有任何提出这方面关系要求的余地，柯西金又进一步说了这样一大段话：“我们把保卫你们免受任何可能出现国际麻烦影响，看成是现阶段自己的任务。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对保障领导贵国军事和经济事务有用的人，以及训练你们的军事人员，帮助使用我们向你们提供的最现代化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出兵到阿富汗领土会立即刺激国际舆论，在多方面引起负面后果。实质上不仅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而且也是同本国人民的冲突。我们共同的敌人正期待着在阿富汗领土上出现苏军的那一时刻。这将为他们向阿富汗领土派遣敌视你们的武装部队提供借口。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关于出兵的问题我们已从各方面进行了审议，仔细研究了该行动的各个方面，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出兵，贵国的局势不仅不能改善，反而会复杂化。不能不看到，如果到那时，我们的军队不仅是同在你们领土上的外国侵略者斗争，而且还要同你们的某一部分人民斗争。而人民对这样的事是不会饶恕的。此外，只要我国军队刚一跨越边界，中国和所有其他侵略者就会赢得失去的名声。我们的结论是：现阶段，从给予你们最有效的支援的观点出发，我们对邻国施加政治影响，以及提供大量和多方面援助是最好的方法。”［26］柯西金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塔拉基只能表示：“非常感谢您就我想讨论的问题详尽地阐述了苏联领导人的立场。”［27］

当天晚上6时，勃列日涅夫接见了秘密来访的塔拉基。勃列日涅夫寒暄了几句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关于要求苏联出兵问题，勃列日涅夫告诉塔拉基：“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仔细权衡了利弊，现在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不应该做这件事。如果做了，就等于帮了敌人（无论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的忙。”［28］当然，勃列日涅夫也没有让塔拉基空手而回。勃列日涅夫答应向阿富汗再提供10万吨小麦；除已在阿富汗的500多名将军和军官之外，再派遣几名高级党务工作者和150—200名军官。

苏共中央决定直接出兵

直到1979年秋，苏共中央对阿富汗的基本方针都是不直接出兵。

苏共中央对阿富汗从坚持不出兵到决定直接出兵，这一转折的关键因素是阿明杀掉塔拉基，取而代之，上台后迅速改变了倒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

阿明上台，置苏共中央的警告于不顾，杀了塔拉基，已使苏联极其难堪。在随后的3个月里，阿明又处决了600多名阿富汗人民党党员、军人，以及被怀疑为有“反阿明情绪”的人。［29］阿富汗全国陷于更加阴森的恐怖之中。由此，反政府武装也越来越壮大起来。到1979年10月，反政府武装几乎控制了阿富汗全国80%的领土、1000万人口，阿明政权只能困守在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小块地区。苏共中央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已影响到苏联国家的战略安全。

更令苏共中央紧张和不安的是，阿明政府越来越公开表现出摆脱苏联的倾向。阿明不仅指责苏联插手“九月事件”，要求苏联撤回驻阿富汗的3000余名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并且拒绝苏联向其发出的访问邀请。［30］与此同时，阿明提出要实行“更为平衡的外交方针”，公开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阿明亲自与美国驻阿富汗代办秘密接触，为美国文化中心在阿富汗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要求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恢复对阿富汗的援助。按照阿明的指示，阿富汗特工部门停止了针对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种种监控。所有的迹象表明，阿明当权的阿富汗将倒向美国和西方，而这是苏联万万不能容许的。在3月17—1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葛罗米柯等“三巨头”虽然修正了“不惜被戴侵略者帽子”的方案，同意不直接出兵，但是他们反复强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去阿富汗。”可见“不能失去阿富汗”既是苏共中央的原则，也是不直接出兵的底线。阿明当政后，苏共眼看守不住这条底线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苏共中央从苏联的整体战略需要考虑，把直接出兵问题和废除阿明政权、保住阿富汗结合起来：要想保住阿富汗，必须除掉阿明；要除掉阿明，只有苏联直接出兵，别无他途。正是出于这样的连环考虑，苏共中央不顾一切，决定直接出兵阿富汗。

1979年10月10日，安德罗波夫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将卡尔迈勒从捷克接到莫斯科，策划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

1979年12月8日，勃列日涅夫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与会的有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以及苏斯洛夫。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作出了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前往阿富汗的倾向性决定，并指示相关职能部门予以落实。12月12日，勃列日涅夫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出兵阿富汗的决议。决议说：同意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看法和措施。“责成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措施的执行情况。”［31］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国防部长签署了苏军越过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命令。苏军总参谋部的某些领导人，包括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在内，曾提出：苏军直接出动会激化作战行动，使反政府的“圣战”升级；阿富汗的民族、部落、伊斯兰等等的关系极其复杂，所有这些情况会使苏军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但是这些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除奥加尔科夫外，其余提意见者大多遭排斥。

1979年12月26日，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四人，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扎列契耶，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的措施”的执行情况。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同志们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32］。当天，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阿富汗问题。因为事关重大，这次政治局会议改变了以往口头表决的方式，而是以记名的方式表决：出席政治局会议的10名委员一致同意。其实，记名表决也不过是一种形式和程序而已，因为出兵阿富汗已经在政治局的“小范围”会议上决定了；军队行动命令也已经下达了。

12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处理阿富汗问题的具体部署。会议批准“给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卡尔迈勒同志的致敬电”，热烈祝贺他“当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并担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最高职务”。［33］而此时，卡尔迈勒尚躲在苏联境内苏军第345独立空降兵团驻地，担任以上三个职务的还是阿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批准了给苏联各驻外使馆的指示：必须向驻在国说明，苏联“考虑到阿富汗新领导人关于要求援助反击外来侵略的请求，苏联遵循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决定派遣有限数量的苏联军队进驻阿富汗”。［34］

苏共中央在部署直接出兵的同时，以卡尔迈勒取代阿明的计划也布置周全，并付诸实施了。

1979年12月27日晚，按事先的周密计划，苏军特种部队直接出手，一举攻占了阿明的行宫——塔日-别克宫。在激战中，阿明被当场打死；苏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博亚里诺夫上校也被打死。12月28日凌晨，喀布尔电台播放卡尔迈勒的讲话录音，宣布：“美国代理人”阿明政权已被推翻，阿明已被处决；卡尔迈勒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总书记、阿富汗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1980年1月1日，勃列日涅夫致电卡尔迈勒，祝贺他当选为阿富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军侵入阿富汗与除掉阿明的计划，契合得丝丝入扣。1979年12月25日15时（莫斯科时间），苏军部队以“应阿富汗政府邀请，根据苏阿友好条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为名，大举越过苏阿边界，空降部队也在喀布尔地区降落。12月27日，也即苏军特种部队向阿明的行宫发起攻击时，苏军已全面开进了阿富汗，并控制了喀布尔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电话局、广播电视中心、监狱等各要害部门。

入侵阿富汗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后果

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在全世界陷于空前的孤立。

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建立之初，虽然有被苏俄称为“十四国武装干涉”的孤立时期，但是世界各国人民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声援和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虽然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是几乎一致同声谴责，苏联成了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美国、北约、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苏联为谋求私利和打破已有的战略力量平衡而做出的直接尝试。1979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声明：“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是对和平明目张胆的威胁，它可能标志着我们双边关系中根本和长期的变更。”卡特要求苏联迅速撤军，并停止干涉阿富汗内部事务。［35］中国政府于1979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1980年1月6日晚，邓小平在宴请来访的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致辞说：“最近，苏联悍然派兵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粗暴地干涉其内政，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苏联这一行动，是它为谋求世界霸权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36］1980年1月7日，孟加拉、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赞比亚等5个不结盟组织理事国，代表世界上50多个不结盟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不结盟国家通过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草案，要求尊重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立即无条件从阿富汗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苏联在全世界几乎是四面楚歌！

1980年1月14日，入侵阿富汗的大批苏联军车载着补给品从喀布尔开出向北驶往萨兰山口。（新华社稿）

苏军入侵阿富汗，使苏联陷入了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战争泥潭，苏联等于在自己身上割了一个“日夜淌血的创口”。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良好的军事素质，在战场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很快就控制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勃列日涅夫踌躇满志，认为苏联出动5万兵力，在3至4周内即可结束战斗。［37］葛罗米柯也说：“这只需一个月，我们很快就会完成一切并迅速离开。”［38］

严酷的战争现实并非如苏共中央领导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苏军的凌厉打击下，阿富汗各地的游击队很快就改变了战术：苏军主力一出动，他们立即分散、隐蔽；苏军主力一撤走，他们立即聚集起来，伏击苏军车辆、袭击机场和哨所。苏军的报复就是焚毁庄稼、灭绝牲畜，甚至将一个个村庄夷为平地。这一切，更激起阿富汗全民对苏的“圣战”。阿富汗几乎遍地是穆斯林游击队。1988年11月，苏联估计“圣战”的阿富汗游击队有5016支、183000余人，其中的骨干武装部队约8万人。为了应付战局，苏联只好不断增兵。1980年底，入侵阿富汗的苏军已达85000人，其中70%—75%是作战部队。被苏联称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有理论造诣、能冷静和客观地评价局势，在党内和国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卡尔迈勒，被阿富汗人民称为“苏联的狗”。为了维持卡尔迈勒的地位，苏联不得不在阿富汗常年保持3万—10万兵力，死伤惨重。至1980年底，死于战斗中的官兵已达11000余人。［39］为了应付这场战争，苏联在财政上也不堪重负。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平均消耗，1984年为430万卢布，1985年为720万卢布，1986年为1000万卢布，1987年为1470万卢布。［40］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哀叹：苏联将要被阿富汗战争拖垮！

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也转化成政治因素，腐蚀了苏联的心灵，使苏军士兵在现实面前醒悟。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被派往阿富汗的苏军士气日益低落。之所以要出兵阿富汗，苏共中央对下级官兵的解释是：“你们是去保卫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民正在与来自中国、埃及和美国的侵略者进行斗争。”［41］可是，他们到了阿富汗之后，除了苏军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国侵略者”。他们必须瞄准射击的只是手持武器、包括手无寸铁的阿富汗人民。严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国际主义援助”理念。他们动摇了！有些士兵跑到游击队方面去，甚至有躲到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的。苏军士兵有拿机关枪去和阿富汗人换牛仔裤的，有的用坦克零件交换口香糖。有个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并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求我给她弄一部《可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可兰经的。”清真寺里的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给他一部可兰经。［42］苏共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因而将苏军伤员都送到民主德国去医治，因为怕他们回国后讲出真实的情况。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寻求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43］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100300名苏军。

当苏联终于结束了这场漫长的、沉重的、伤心的、对苏联人民保密的战争时，剧变就开始了。

［1］统计数据见《苏联驻阿使馆关于阿富汗经济状况的报告（1980年9月15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卷，下册。

［2］引自（俄）利亚霍夫斯基著：《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4］《苏联驻阿使馆呈报的1978年4—5月阿富汗大事记（1978年6月1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5］见刘国温、郭辉著：《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普扎诺夫同塔拉基会谈记录（1978年7月1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7］《普扎诺夫同阿明的会谈记录（1978年7月1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8］引自（俄）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9］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10］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11］马行汉：《战火中驻使阿富汗》，《炎黄春秋》1988年第8期。

［12］引自《个人档案（1941—1994）——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13］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1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15］《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16］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1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18］《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19］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0］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1］《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2］《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4］《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讨论记录（1979年3月17—19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5］《柯西金等人同塔拉基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6］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7］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8］《勃列日涅夫与塔拉基的会谈记录（1979年3月20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29］《安德罗波夫等人关于阿富汗事件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9年12月31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30］见《强弩之末——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

［31］《苏共中央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决议（1979年12月12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32］《乌斯季诺夫等人关于阿富汗问题向勃列日涅夫的汇报（1979年12月26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33］《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第177号记录摘要（1979年12月27日）附件5》，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34］《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处理阿富汗问题的第177号记录摘要（1979年12月27日）附件1》，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上册。

［35］引自《阿富汗战争的悲剧》。

［3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7］见（俄）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38］引自（俄）姆列欣著，徐葵等译：《历届外交部长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9］《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

［40］《雷日科夫关于苏联在阿富汗的开支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1988年1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

［41］《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

［42］《苏联驻日使馆呈送外交部的日本报刊关于阿富汗事件的报道（1981年9月8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

［43］《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1986年11月1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下册。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63．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陆南泉

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的停滞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在对待改革和个人品行、素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有共同点：一是执政时间都很短（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任总书记时已68岁，而契尔年科执政仅13个月，任总书记时已73岁）；二是都年老体弱，身患疾病；三是都没有解决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这样，使得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积累的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显得更加严峻。

我们还应看到，在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时，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何等严重的创伤：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2月（仅短短的两年零4个月），先后3个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病亡，这严重地伤害了苏联人民的感情，极大地损害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1985年3月初，即在契尔年科逝世前几天，两次在苏联电视屏幕上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这不仅使苏联人感到厌恶，而且它还向全世界告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到了可称之为“极度萧条衰退时期”，也是“苏联处于衰退甚至濒死状态”的一个证明。［1］至于人们频繁地、接连不断地到红场向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广大苏联人民一次又一次承受的屈辱和被折磨的沉痛情感，这对为了自身的权力可牺牲国家利益的最高领导层来说，对为了巩固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以达到维护最高领导层自身权力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但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人们要变革的思想与愿望是抵制不住的。广大苏联人民总是要设法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

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新华社稿）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91年12月25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前后执政近7年。

戈尔巴乔夫上台面临的严峻形势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的苏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国内经济形势已显得非常严峻。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苏联逐步走向衰亡，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的努力，经济有所好转，但复杂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群众的上上下下，都在耐心地等待变化，等待安德罗波夫有所作为。利加乔夫说：“因为我明白，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2］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上来了一个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让人们大为失望。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有理由期待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上台执政，带领他们摆脱困境，振兴苏联。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期，形势已迫使新领导人作出抉择：要么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国内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达到振兴苏联的目的；要么对失去生命力的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像前几任领导那样进行修修补补，继续维持现状，最后使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下了决不拖延改革的决心，并在后来提出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后一种选择，并且态度十分坚决。他上台后，一再反复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任总书记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指出：“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和泛滥成灾的报表文件，工作条件变得极为复杂。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必须采取刻不容缓的强有力措施解决一揽子的管理问题。”［3］

为了向苏联人民进一步更具体和实际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根据瓦 · 博尔金［4］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组成的领导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组织力量对80年代中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它可以使人深刻理解国内形势，作出客观结论，提出摆脱社会近几年所陷入的绝境的途径。之所以必须研究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与情况，还因官方统计往往为‘迎合’过去的领导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这种分析由苏共中央机关的一批专家、许多大学科研机构、苏联科学院、统计机关联合进行。参加材料总结工作的有阿 · 格 · 阿甘别吉扬院士、安 · 伊 · 安奇什金院士、斯 · 谢 · 沙塔林院士、В · п · 莫任院士、斯 · 阿 · 西塔良院士以及国家计委及其他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负责人。提交给总书记的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证明，国家正处在生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边缘。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对社会经济问题和工艺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局势。”［5］

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材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他对此充分加以利用，是戈尔巴乔夫在该书中论述有关改革问题的根据。他在书中说：

“我认为，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号召、任何全会、甚至党代表大会都不可能发动人们投入这项工作，而今天这项工作却在我国全面展开，并且投身这项工作的苏联人一天比一天多。

“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可以说，为了变革，它历尽了艰辛，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不抱偏见的诚实态度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一结论是在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所积累的新问题既迫切又严重……这就要求采取革命性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

改革不能迟缓，“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力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6］。

下面较为具体地谈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紧迫性和提出根本改革体制必要性的缘由。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停滞产生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后来并没有改变，而是还在发展，苏联的制度处于“濒死状态”。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一）面临的仍是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这种模式早已失去动力机制，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对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他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此后经过多次改革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在应该是解决如何对待体制改革问题的时候了。1985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讨论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上说，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绕了多年的圈子，反复衡量怎么办才更好，但实际前进很少。看来是由于害怕采取坚决措施而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保守主义作怪。今天我们遇到的实质上还是10年前产生的问题，但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许在这次工作中有消极情绪和惰性了”。也是在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工业中心、前勃列日涅夫派的堡垒——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基，对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的工人们说：“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进展得太快了吗？否，我们甚至一次都未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更加折中的方案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时代要求我们这样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7］

（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但之后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例如，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2%，而1981—1985年下降为3.3%；同期由4.3%下降为3.2%，社会劳动生产率由3.3%下降为3.1%。［8］

另外，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问题可以说贯穿苏联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但都停留在口头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只引用一下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11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材料就可说明这一点。

“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低60%—70%。1300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

“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1/3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由于这一切，农业原料的损失约为30%。在采购和运输牲畜的过程中，损失10万吨。在采购和转运过程中，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已捕捞的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由于缺乏必需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仅俄罗斯就有2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急需大修或者拆除。大量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根本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街道与马路几乎有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9］

客观地讲，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当苏联领导正视现实的时候，国家确实已陷入了困境，已处于危机边缘。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粗放发展的惰性就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10］

由于经济效益下降和严重浪费，“形成了荒谬的局面。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的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做饲料。按每个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发展速度眼看着急剧下降，全套质量指标恶化，不愿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方面遇到困难”。［11］

在分析经济效益时，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在多次讲话中尖锐地批评在苏联长期存在的基本建设中投资效益低的问题并没有好转，例如，他在198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指出：“许多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使不少物资被冻结，使生产能力增长停滞，国家不能及时得到需要的产品。固定生产基金交付使用计划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12］

（三）农业继续衰退

在1979年到1982年出现了农业连续4年下降的局面，这种趋势在1983年到1985年并未得到控制。1983年苏联谷物产量为1.92亿吨，1984年为1.73亿吨，1985年为1.92亿吨，就是说，这3年没有一年达到苏联“十一五”（1981—1985年）计划规定年均谷物产量为2.4亿吨的指标。农业的继续衰退，对苏联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发展：迫使苏联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这类产品的进口额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0.5%、22.5%和21.2%，其中1984年粮食进口占苏联进口总额的8.2%，［13］因此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使苏联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四）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呈拉大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苏联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相对于美国一直占有优势，因而，苏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但从7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停滞之后，苏美两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扩大趋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如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80%、85%和55%，而到1985年这三项指标没有变化。国民收入指标1980年苏联为美国的67%，而到1985年降为66%，差距扩大了一个百分点。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14］失去速度优势，这对苏联来说，不能不是严重问题。这说明苏联已很难赶超美国。正如戈尔巴乔夫说的：由于经济的停滞，“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15］苏联把失去速度优势视为涉及确保国家“战略生存”的问题。

1987年3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联合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国家安全经济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现状分析报告。据这个材料分析，1976—1985年这1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除美国低于苏联之外，其他发达西方国家都高于苏联，这也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五）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科技一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作用，对现阶段的苏联经济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前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即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办法了，而必须依靠科学的发展。据计算，如果苏联今后继续靠粗放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走拼消耗的道路，要达到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每个五年计划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量需要增加10%—15%，基建投资总额需增加30%—40%，需为国民经济补充800万—1000万劳动力。很明显，苏联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16］

苏联科技力量的潜力很大，并有很多新技术发明。但长期以来，苏联新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的很少，而且周期很长。对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说：“最令人不安的还在于，我们在科技发展上开始落后”，科技停滞“不是由于缺乏科学成果，主要是国民经济接受新事物不积极”。在苏联，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

由于管理体制严重阻碍着科技的进步，从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苏联机械化水平提高得缓慢，生产中手工劳动比例一直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从事手工劳动的还约有5000万人，工业中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约为1/3，建筑业为一半以上，农业则为3/4。［17］

据有关材料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据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科列斯尼科夫估计，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加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现在要落后西方8—12年。

面对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不久的1985年6月11日，就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使经济最大限度地适应于科技进步，保证所有国民经济环节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科技进步。”“要切实保证在加速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成绩的劳动集体处于优越地位，要使生产陈旧过时，缺乏效率的产品变得无利可图。”［18］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加速科技进步问题放到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来考虑。

（六）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他逝世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短期执政时期的整顿，但并没有好转。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和停滞不可能不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因此，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不断地揭示经济领域的危机现象，还揭露社会领域中的各种严重问题。他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和《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都指出，当时苏联在社会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

苏联人民对讲坛上讲的东西，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不那么相信了；

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酗酒、吸毒和犯罪等现象日益增加。莫斯科市去登记的吸毒者就有3600名；

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流行；

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

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见不到创造性的思想。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社会与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对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十分厌恶。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短短的两年零4个月先后有三位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病亡，这远远不只是刺疼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未来丧失信心。人们往往用嘲弄讥笑、编政治笑话讽刺老人政治。例如，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人宣布说：“大会代表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意思是说，苏共总书记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所以，大会主持人宣布议程时说：一、全体起立；二、把总书记抬进来；三、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而此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和领导层成员却到处“展示”苏共中央总书记充满力量的活动——在电视荧屏上，在选举活动中，在他每天“发出的”呼吁书、答记者问、声明里，“使我们大家显得像在傻瓜的国家里”。［19］

（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世界全局范围来讲，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当时的世界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因为人们以前从来没有为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而如此全面地装备起来。然而，这也是一个危机四伏与矛盾重重的世界，这些危机与矛盾促使人们说：这几乎是历史上最令人忧虑的一段时期。”“当代世界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变化多端的，贯穿着各种对立倾向，充满着矛盾。”［20］

从苏联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也是十分不利的。长期以来推行与美争霸世界的政策，竭力争夺势力范围，这样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冷战的后果是使苏联不堪巨额军费的重负，经济被拖垮。“对苏联来说，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21］对东欧各国，大国主义、老子党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不准这些国家改革，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了摆脱斯大林的模式，独立倾向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刚刚开始改善。对第三世界的主权苏联不予尊重，往往加以干涉。1979年入侵阿富汗，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苏联“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22］很明显，上述国际环境，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必须调整对外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对此，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在开始改革时懂得，如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作任何改变，我们设想的国内改革也不会成功。”［23］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政治新思维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根据1985年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角度来看，从他执政初期的几次重要讲话来看，戈尔巴乔夫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第一，“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费型经济”；

第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发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切潜力”；

第三，要“对计划和管理，以及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造”。［24］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性的转变，转向改革。

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与进程

这里，先要澄清至今还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当时的苏联主要领导入主要精力花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评，说我应该从经济开始，而把政治的缰绳拽住……像中国那样。我并非没有对经济问题的了解，更没有忽视。只要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记事表就可知道。从一开始多数中央全会讨论的正是经济改革问题。它占了我作为总书记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机关工作中3/4以上的时间和精力。”［25］2004年5月31日—6月1日，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美国乔治 · 华盛顿大学联合召开的“苏联解体原因”研讨会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迈克尔 · 麦克福尔为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谈及此问题时指出：“回顾过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民主革命者，他很少关心经济改革，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在设法毁掉苏共，并在苏联实行民主化。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从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实施经济改革。民主化不是目标，而是取得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他进行经济改革的速度很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骤与其他苏联改革类似，都是将提高现有体制的工作效率作为目标。他的第一个针对不良经济的重大改革政策是加速发展经济。实施经济改革需要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政治体系自由化还提不到议程上。这些最初的改革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要改革管理苏联经济基础的基本体制，而是使现有体制运转得更好。”

以上简要的论述，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是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二是从他执政近7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

1985年召开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它是苏联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召开苏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及有关筹备和举行代表大会的任务》的报告。谈及经济问题的要点有：

第一，分析当时苏联的经济形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经济困难远远没有克服；

第二，困难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及时地对生产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变化、没有对加快生产集约化和经营管理方法的变革的必要性作出应有的评价；

第三，解决困难的途径是，广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式符合现代条件的要求，应当大大加速社会经济进步；［26］

第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最终要靠改革。

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管研究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对待经济，最终一切都靠认真改进管理和整个经济机制。”［27］

这次全会后不久的6月11日，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苏联经济质量与效率，从而提出使经济体制适应科技进步的要求，并提出，国家计委应变成集中大科学家和主要专家的国家科学经济机关，应大大减少集中下达的计划任务。［28］

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提出根本改革的方针。代表大会对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主要是国内政策）进行了总结，揭露和批评了这一时期存在的缺点和失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联今后一个时期（2000年前）的战略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大政方针，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力图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阶段。

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根本改革体制的方针，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那么快地提出一个改革方案出来。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是规定了今后改革的大致方向：

——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应当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报告中还指出：苏联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最重大的改组时期。这种改组已经开始进行。工业企业主要向两级管理制度过渡。从1986年开始，经济试验的新的经营方法在企业和联合公司中采用，这些企业和联合公司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一半。他还强调，对以前的改革试验虽一直在进行，但苏联的改革是刚刚起步。［29］

苏共二十七大后，围绕扩大企业权限，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继续推行1984年安德罗波夫执政时已开始的改革试验，同时根据二十七大确定的改革方针，对试验的内容加以完善、充实和提高，并积极着手准备完整的改革方案。

苏共二十七大还通过了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决定。在这一决定中，专门有一部分论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的内容，并要求：“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经济部门都要改行新的经营方法。”［30］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改革进行大讨论和再动员。会议的主题是改革、民主和干部问题，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是：苏联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实现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这里人们会问：根本改革的方针已在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的决议中通过，为什么时隔不到一年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二十七大后，一方面改革逐步取得进展，改革的试验工作在进行；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不少改革阻力，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党内外各阶层特别是干部对改革的认识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不少人对改革持“等待”态度，有人“公开阻挠”改革。所以，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转变进展缓慢，改革工作比预想的更困难，社会中积存的问题的根源比原来预想的更深。”不少人对改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常常问：“转变是否太急了？”［31］针对这种情况，对根本改革的方针，必须再次进行大讨论，重新分析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之前党和苏联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搞清产生消极趋势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统一认识，以便使已经开始的改革变得不可逆转，并且还需要指出改革的具体方向。

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民主的重要性。指出“民主不单纯是个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32］强调民主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民主化来排除改革的各种阻力，发展改革形势；二是通过民主化，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以此来推动和实现改革。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民主这一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发展人民自治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还首次正式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苏联社会正在积聚危机因素；二是由于过去政策的失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了“阻碍机制”。［33］

如果说一月全会主要讨论究竟要不要进行根本改革问题的话，那么六月全会主要解决如何进行根本改革的问题，要提出改革具体原则和方案。戈尔巴乔夫在这次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天我们将讨论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这指的是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即经营机制的体制的质变。”［34］

在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以下简称《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两个重要文件。接着，1987年7月17日，苏联又通过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物资技术供应体制改革等11个决议。这样就与实施《企业法》相配套，形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完整的综合方案。

在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形成之后，逐渐进入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实施阶段。

后来改革的实践证明，从1987年下半年到1990年具体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苏联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

1987年11月，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和美国哈泼罗公司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出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一时轰动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改革与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此书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但“是以一定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前提为依据的。这多半是对改革，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对变革的规模，对我们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评述和思索”。从改革角度讲，戈尔巴乔夫说，要回答的问题有：“何谓改革？为何需要改革？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何在？改革摈弃什么和创造什么？改革进行得如何？它会给苏联和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后果？”［35］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个形成过程，它是把此书出版前，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改革和当今世界的各种想法、思考和观点加以系统归纳，并提出了总的看法。如果对新思维的最主要内容作一个非常简要的归纳，大体上说，包括以下含义：从国内来讲，提出对原有的体制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根本性改革，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将发生第二次飞跃”，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有个新的面貌；从对外关系来讲，“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36］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在1986年至1987年党内斗争主要表现为叶利钦与利加乔夫之间的话，那么，后来，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斗争的目标，斗争的主要内容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最后发展到如何对待苏共和苏联问题上。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苏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内容来看，提出了不少重要问题和有关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这样苏联从这次会议之后，只搞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搞经济体制改革了。实际上并非如此。

第一，我们可从这次会议的目的来分析。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报告，首先是总结了从1987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情况，一方面指出，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滑向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的危机”。另一方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地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还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指出：“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但它们之中哪个是关键问题呢？苏共中央认为，改革我们政治体制就是这样的问题。”他还讲：“今天，改革的根本问题——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领域、教育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对待我国发生的一切——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我们所有的创举，所有业已开创的大规模的事业将会停滞。”“我们在精神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无论有多大困难都将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不改革政治体制，那么所有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仅从上述所引用的论述，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所以提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就是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可逆转。

第二，从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的来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塑造社会新形象的目的，使最终达到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理想相接近。

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新形象最后归为是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概念。［37］

第三，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并不只是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出发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还专门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如何推行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谈及此问题时，用的标题是：“始终如一地实行根本的经济改革”。他认为，应特别突出讨论“怎样实现根本的经济改革”，并提出：“考虑到已经积累的经验，我们应当精心准备从1989年初开始完成物质生产领域各企业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38］

我们上面的分析，主要是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目的，不是让经济体制改革停下来，而是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但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激烈，政治过热，经济体制改革受到很大冲击，这也是客观事实。

1990年7月2—13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尖锐、复杂，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苏共二十七大以来苏联进行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体制改革与更新整个社会的政治方针，这指的是改革指导思想转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经过激烈争论，在经济改革方面，又肯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总方向。二十八大还通过了《关于党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市场关系过渡的政策的决议》。决议指出：“向市场关系过渡应该是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改善国民经济状况的主要内容。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能鼓励人们进行生产效率高的、创造性的劳动，建立起一种保持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利关系的有效机制，消除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和排队现象，杜绝投机倒把和影响经济的其他表现。”决议还强调：“在遵守各共和国经济平等和主权的情况下发展统一的全苏市场。”［39］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谈到苏联改革进程时认为：这个时期，苏联“已经进入改革的最重要阶段，下一步将是大规模的改革。”［40］

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特别是到1990年，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围绕制定与讨论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可以说，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随着叶利钦权力与影响的扩大，戈尔巴乔夫时常出现退让与妥协。

在1990年下半年后，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所期望的大规模改革，经济改革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成了加速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1991年经济改革之所以难以进行下去，其原因甚多，但从客观情况来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阻碍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大。另外，直接原因是，这一年政治过热，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没有人也没有精力顾及经济改革。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有：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不断；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其苏联总统的职责”，由他代理总统职务，并宣布苏联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法。这使苏联国内局势发生剧变。同日中午，叶利钦宣布紧急状态是“反动政变”，并号召举行“无限期大罢工”。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称赞叶利钦在粉碎夺权阴谋中起了显著作用；8月23日，叶利钦宣布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党组织活动，中止俄共活动，禁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8月24日，叶利钦签署法令，承认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独立；同日，乌克兰宣布独立。之后，一系列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就在24日这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组织的前途自行决定”……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到12月21日，由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文件，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他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3］（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4］系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成员。

［5］（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金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6］（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7］转引自（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安 · 施密特 · 豪尔著，吴红杰等译：《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

［8］引自陆南泉：《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原因》，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9］转引自（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12］（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13］引自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14］（苏）《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财政与统计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

［1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16］《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18］（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19］参见（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20］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见（苏）《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

［21］（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2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23］（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4］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11日在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上的报告[见（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25］（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26］在四月全会前的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第一次例会，讨论并提出了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

［27］（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28］参见（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29］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0］参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31］《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2］《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33］有关“阻碍机制”问题，在本书《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一文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34］《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3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36］（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37］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38］参见（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3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64．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传统的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民与政权的分离，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上任之初他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二阶段是实现权力从党向苏维埃的转移，举行人代会代表的选举和召开人代会；第三阶段则改行总统制，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实行多元化与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相应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根本改革这种社会主义。

公开性与民主化——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强调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活跃人的因素，主要是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随着“加速战略”推行受阻，体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出发点，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2］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中、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人的社会，“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身心发育”。［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

在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4］他认为：“不讲公开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群众也不能参加管理……那些习惯于马马虎虎工作、欺下蒙上的人在工作公开化的光照下，当国家和社会上的一切受到人民监督、人民看到一切的时候，确实很不自在。因此，我们必须使公开性成为绝对有效的制度。”［5］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民主与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改革，通过公开性，让民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从而改变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现象。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促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公开性，其最初的含义是让民众知道真实的信息，对国家管理机关进行监督，戈尔巴乔夫提出，“应该对人民说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6］“我们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大的公开性。人们应该既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为的是好上加好，而同坏的要进行斗争。”［7］在此基础上，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把公开性与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认为公开性是民主化的表现，同时也促进民主化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强调：“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是例行的运动。这些既然宣布了，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不这样做，任何彻底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8］理论上这样讲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行动。

1987年以后，面对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加速战略”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他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9］为此，戈尔巴乔夫夫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民主化，试图通过公开性打破“障碍机制”，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苏共中央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领导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共产党人》、《真理报》等），目的是唤醒社会意识、监督干部的行为、动员改革力量。到1987年年中，“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被释放，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合法地在苏联出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

1986年戈尔巴乔夫（前中）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公开性迅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并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长期受到压制的苏联知识分子成了公开性的热烈拥护者。“公开性解放了千百万人们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不再唯‘上面’的意志是从。”［10］但是，公开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打破旧有思想禁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公开性开始之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体制完善的因素和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出现了一些团体，其多数参加者的倾向都支持改革，要建立“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在1988—1989年，公开性开始进入历史一文学领域，全苏联人都在读雷巴科夫反映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随后许多作家发表了类似的作品，人们争相传阅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一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影片上映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揭露。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反对否定斯大林和原来的体制。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对她进行批判，辩论变成了一场谴责，保守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让人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旧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自然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重算苏共、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错误。主张进行激烈变革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抛弃斯大林模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了苏联社会的普遍要求。在经济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能用政治上的让步来换取民众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公开性促使戈尔巴乔夫走上了根本改革苏联政治体制之路。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就达成了共识，即不是改革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变革。

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种分析是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是必需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11］苏共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恢复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立法、管理和监督的职能集中于苏维埃，提高这个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和代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中。为了体现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又强调：“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他认为：“如果党委第一书记将被选为苏维埃主席，那么这将会提高苏维埃的威信，加强对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的监督，在管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苏维埃的情况下，将能更准确地区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能。”［12］

于是，苏联开始了“还权于苏维埃”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行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苏共重提十月革命时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著名口号，并采取了改革国家机关的重大步骤，增强苏维埃的权威，增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仍强调公开性的重要性。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专门就公开性问题作出决议，决议“把公开性视为实现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和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力、自由和职责的必要条件。所有领域里的公开性是继续深化改革及其不可逆转过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规定：“必须取消使用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生态环境等统计信息的不合理限制，建立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搜集、处理和传布体系，保证各类图书馆开放，用立法方式整顿档案资料的利用。”“制止报刊发表批评文章，以及刊登有损公民名誉和人格的非客观报道文章都是不允许的。公开性要求大众信息媒体担负起社会、法律和道德责任。”“不容许利用公开性损害苏维埃国家、社会的利益，损害个人权利；不容许宣传战争和暴力，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和宗教偏执性，以及宣传残暴行为，传布淫秽作品，不容许利用公开性行骗。”［13］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关于公开性的初衷和实行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作为一个人民国家，民众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但是，苏联没有在相应的法律建设上下工夫，苏联人也缺乏法律意识，公开性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改革、提高全民共识的作用，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后来的发展并不是由他的决议所决定的。事实上公开性从内部破坏了建立在阶级谎言基础上的体制。”［14］公开性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此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公开性和具备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党制下搞政治多元化。”［15］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选举5名，每个自治区选举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 ·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很乐观，认为苏共党员占87%的比例显示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他认为，“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16］但是，雷日科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党在选举中失败了，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17］利加乔夫、索洛维约夫、卢基扬诺夫等也忧心忡忡，也不完全同意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选举表明，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信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18］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是个立法机关，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19］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甚至还有人直接攻击戈尔巴乔夫，说他受周围溜须拍马者和夫人的影响。

1989年6月，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与以前不同的是，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由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成员有542人。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以前党事实上掌握的立法权和政府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其常设机构，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新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了国家的最高元首。由于其成员并非完全专职，无法有效地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新设置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委员会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但这个委员会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改革的重心转入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式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20］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共一党执政被看成是与民主不相容的现象。

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照搬十月革命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做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现代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最高领导人的集权和党垄断一切，戈尔巴乔夫把立法、监督、执行权力都归苏维埃的做法实质与以往并无区别，区别在于党的领导更有效率，而苏维埃这个更加庞大的机构没有任何效率。这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继续进行改革。

实行总统制，根本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

苏联实行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兼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总书记的权限开始向最高苏维埃分权和转移。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代表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从这时开始，苏联才开始按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行总统制也是多党制发展的要求。1989年以后，各民族共和国的人民阵线、民主组织发展迅速，萨哈罗夫、叶利钦的跨地区议员团活动频繁。1990年春，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实际上是三股力量在较力：暂时还掌握权力的共产党，确切说是党的最高机关；反对派在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民主的运动和组织，另一个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到1990年春各共和国和地方选举人民代表前夕，俄罗斯联邦的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其基础是“民主俄罗斯”运动。“民主俄罗斯”运动内有俄罗斯民主党、宪法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俄罗斯东正教民主运动、俄罗斯农民党。［21］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并存，在1990年1月2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国内政治气氛时，雷日科夫就认为：“我们在实践上已经转向了多党制。看不到另外的路。人民阵线发展成了政治组织。或者我们不承认这一现实，或者与其他政党一道走上广泛的民主制。需要明确做出回答：跟谁斗争和跟谁联合。”［22］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基本同意雷日科夫的看法。但是，利加乔夫还坚持“应该保持一党体制。建立广泛民族公民阵线，把一切健康力量团结到这一阵线中。而共产党员要占据关键职位”。［23］梅德韦杰夫、卢基扬诺夫等人也认为苏共的路线不是多党制。

在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前一天，莫斯科举行了由“莫斯科选民协会”、“莫斯科人民阵线”等激进派组织召集的规模空前的集会，集会的讲坛就在中央委员们所住的莫斯科饭店外的一辆卡车上，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有：“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取消宪法第六条”、“权力不能垄断”、“不要专制独裁者”、“政治局辞职”、“中央委员会辞职”等等，叶利钦等激进派首领在会上发表演说，称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对本身进行根本改革，必须彻底改革党的机构，取消宪法第六条。这次集会的目的，显然是向中央全会施加压力，戈尔巴乔夫没有对集会进行干涉，他也想借此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施压。2月5—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放弃一党制原则，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的革新需要对党与国家机关、经济机构的关系进行重大变更，要放弃实际上向它们发号施令和取代它们职能的做法。党只有作为一种民主承认的力量，才能在革新着的社会中生存和起到自己的先锋队作用。这就是说，它的地位不应当通过宪法来强行合法化。不言而喻，苏共准备为争取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这将严格在民主进程范围内进行，放弃任何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优先权”。［24］雷日科夫也说，“我们感受到一个真理，即任何一个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先锋队的地位不是宪法赐予的。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在全会上我们应当老老实实、认真、十分负责地正视真实情况，不管它是多么痛苦”，“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不管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动机如何，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反响……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25］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现代民主政治以权力制衡和政党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实行多党制的要求是无法拒绝的，这是苏共顺应形势发展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说：“任何激进的改革一开始就应该考虑自己改革的预先设想和时间表将会被推翻。生活这个主人会提出自己的速度、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事件先后顺序，会暴露自己的任性和失误，会显示出是悲剧演员还是喜剧演员，是英雄还是掘墓人来。”［26］

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开幕，会上就要不要设立总统职务和怎样选举总统进行了辩论。实行总统制本是激进派的主张，戈尔巴乔夫曾反对，现在他同意实行总统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稳，威信在下降，当了总统，便可以摆脱党的制约，不会因为党内形势的变化影响到他的权威。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便不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另外，苏联的混乱局面、日益恶化的形势，也需要有一个拥有强有力权力的国家元首。同时，戈尔巴乔夫接过激进派的这一主张，也使激进派措手不及。在人代会上，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决议；跨地区议员团提出要由民众直接选举总统，反对派成员阿法纳西耶夫则提出反对总书记兼总统，他担心戈尔巴乔夫会因此成为独裁者。这个提议正中党内传统派的下怀，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正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举新的总书记的机会，也许可以重新加强党的权力，与戈尔巴乔夫抗衡。反对派很快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重新收回了这一提议。第三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以1329:495票当选苏联第一任总统，有不少人弃权。

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订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27］意味着苏共不再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苏联开始实行多党制。

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但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实际上仍是另一种集权。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在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一边。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行政实权落到了总统委员会的手中，总理及其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只是执行总统委员会所制定的政策。在改革政策上，雷日科夫与总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在雷日科夫看来，苏联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总统，也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雷日科夫认为在联盟条约签订前对政权体制进行改变只会引起混乱，而戈尔巴乔夫却对政治体制进行无休止的改革，于1990年11月撤销了总统委员会，把联邦委员会从议事机构变为协调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行动的决策机关，取代总统委员会成为最高决策机构。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真正利用自己的权力去维护联盟的统一，也没有利用这一权力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的经济。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时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源已经大部分落入到戈尔巴乔夫亲自培植的政敌——叶利钦之手。

经过199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基本上转向了多元化、多党制、总统制，这与从前的体制有了实质性的差别，但这一体制是不完善的，中央行政权力大为削弱、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挽救局势和摆脱危机。

从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其进展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正是公开性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民意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增大，民主选举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国家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苏联又改行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从实践的效果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它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国家的、民主的政体模式。从1989年起，各地罢工风潮迭起，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国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但是，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他不应该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成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因素，阻碍改革的“障碍机制”过于强大；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存在严重失误，在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匆忙上马，政策措施又不配套，难以起到提高政权威信的作用，更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第三，受俄罗斯民族缺乏耐心、好走极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措施是在民众急躁情绪的推动下实行的，政策刚刚执行，还没有见到效果，群众又不满意了，又不得不再出台新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的政策，又让人无所适从；第四，也有来自外部世界压力的影响，西方的品评与干涉、东欧的剧变都对苏联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显然没有处理好内部改革与外部世界影响的关系，没有利用好有利条件，化解不利因素。苏联的教训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被群众的自发性所左右。

［1］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3］米 ·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4］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米 · 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6］（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7］（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9］《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7年第2期。

［10］（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2］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5期。

［13］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公开性》的决议，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14］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В2 кн. кн. 2. М.，Фир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ACT. 1999. С. 315.

［15］（俄）斯拉文、戈尔巴乔夫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16］（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17］（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

［18］（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搜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19］Киселева А. Ф., Щагина Э. М.（под ред.）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С. 323.

［20］《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21］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М., РОССПЭН. 1995. С. 313.

［22］АГ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档案），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С. 126.

［23］АГФ, Фонд 10, опись 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127.

［2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5］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编：《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选编》。

［26］（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7］（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65．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
进行了哪些改革？

陆南泉

苏联建国70多年来，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虽有了不少发展，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从对外经济关系形式来看，主要是商品贸易，对外的生产技术合作、投资等很不发达，从地区结构来看，主要限于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苏联为了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为了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了在充分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发展苏联经济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亦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方面是实现根本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加大开放力度，使苏联经济日益国际化与达到融入世界经济的目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讲：“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能够与其他国家隔绝。我国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各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外汇财政相互关系，以及最新科学技术改造，都不可避免地以某种形式影响我国的经济状况。”［1］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也强调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积极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联系，参加国际分工，都是极其必要的。”［2］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规定，要大大扩大对外经济联系。苏联还强调，对外经济体制的彻底改革，可成为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强大加速器。到了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戈尔巴乔夫在谈到改善经济状况时指出：“苏联经济的健康化，在不小程度上取决于它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状况。”［3］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为了使苏联经济能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使其经济适应开放与国际化这一总趋势的要求，在对外经济体制领域采取一系列改革政策与措施。

对外关系经济化与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尽管当今世界矛盾重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各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做出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但世界是一个。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需要的统一整体；而且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当今世界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讲，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第一，由于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各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从而要求世界开放，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国际化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如提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电信，从而使地球大大缩小了。第二，世界各国面临着涉及全人类命运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消除各种可怕的新老疾病及世界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开发宇宙和海洋以造福于全人类。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起有效的国际秩序和协调机制。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各国经济国际化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全力推行国内改革政策的同时，一直积极地调整对外政策。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角度看，苏联调整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

一是要改变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为此，戈尔巴乔夫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哲学、政治、意识形态观点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外交活动中，要实行灵活的政策，要进行理智的妥协。苏联认识到，只有其形象改变之后，才能为其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才能顺利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二是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强调求同存异，不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搬到国际关系中来；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更多地着眼于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关系。

三是要使对外政策直接为苏联经济国际化服务，拓宽苏联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和合作领域，使苏联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冲破过去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思想。［4］正如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指出的，目前苏联外交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不平常的时期，今天使苏联对外政策“更经济化”的时候到了。［5］

十分明显，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发展对关系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国际关系经济化、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这种“更经济化”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促进当时苏联经济国际化的催化剂。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提出的新思维，还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有关：一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用简单化的方法去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认为，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余地。1987年10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实业界人士表示：苏美经济协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解决苏联的问题。［6］二是戈尔巴乔夫当时认识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阶段，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是实现苏联科技进步任务的一项战略性任务。对此苏联科学院院士普里马科夫在分析苏共二十七大与世界经济及国际关系问题时指出：“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已进入科技革命的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革命的过程已经出现。这种加速过程的主要领域是微电子学、信息学、新科技的生产、生物工程等。”因此，“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革命的研究非常重要。”［7］这就要求，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科技革命阶段之际，苏联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新技术的引进与开发，促进科技的发展，使本国科技的进步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中国与东欧一些国家，改革与开放出现了新的浪潮，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已取得了不少进展。应该说，这对当时苏联推行开放政策是个促进因素。

赋予各部门、企业直接进入国外市场的权利

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综合性标志，也是推行经济国际化政策普遍的、基本的形式。

苏联建国以来，已同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1988年苏联外贸总额为1320亿卢布，这比1950年增长了44倍。但总体来说，由于长期实行外贸垄断制，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外贸水平远不能与世界经济国际化发展进程相适应。1988年，苏联出口总额为67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8660亿卢布的7.7%。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不断地在改革外贸体制，其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通过外贸渠道，使各部门、地区和企业有可能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并为此注入各种刺激机制，以此来加速苏联经济国际化的进展。所采取的措施有：

首先，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外贸垄断制原则

过去苏联在谈到外贸垄断时，常常引1918年4月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贸易全部国有化》法令中的一段话：“全部对外贸易实行国有化，同国外和外国人个别贸易企业买卖各类产品（采掘业，制造业，农业及其他）的交易，只能由以俄罗斯共和国的名义专营此事的全权机关进行，除这些机关外，同外国的任何进出口交易一律禁止。”列宁并没有把外贸垄断说成是只能由一个部或一个主管机关来垄断。当时有权进入国际市场的，不仅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及全国消费合作总社，而且还有其他一些组织，例如，20年代初就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全苏联消费合作社同私人企业家共同建立的“皮革原料内外销股份公司”。这些都说明，在当时来说，对外贸易垄断也不应该理解为由一个主管部门来垄断，更不能理解为独家经营。

其次，实行对外贸易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

1986年8月19日，苏联通过的《关于完善对外经济管理措施的决议》中规定：在保持和发展对外经济活动国家垄断的同时，迫切需要扩大各部、主管部门、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在这个领域的权力和加强它们的责任性，保证它们走向国外市场，加强对发展国际合作和加速采用最新科技成果的兴趣，从而提高对外经济联系的效率。外贸管理权仍然是实行垄断原则，目的是使国家有效地控制对外经济关系，使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为此，新成立的对外经济委员会（它取代了原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全面领导，制定远景计划，监督与协调外经外贸工作，实现外经外贸归口管理，统一对外，防止政出多门。与此同时，下放外贸经营权，逐步改变外贸部门垄断外贸的局面。

1987年，苏联授权22个部门，77家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和组织可以面向世界市场，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这些部门和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后，进出口额大大增加，1987年就已占全苏外贸总额的19.5%，出口的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占该类商品出口额的4.6%。1988年底，苏联又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国营、合作社营和其他社会性企业、联合和单位的对外经济活动》的决议，规定从1989年4月1日起，凡产品（工程和服务）在国外市场具有竞争能力的所有企业、联合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其他单位，都有权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苏联企业对这种直接联系形式的外贸活动，怀有极大的兴趣，促使企业关心其他产品的竞争能力，研究世界行情，尽快以最新技术更新其生产设备，生产现代化的产品，以扩大产品出口量。1998年，由企业直接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已占苏联外贸总额的42%。可见，企业与国外直接贸易形式的作用，已大大提高。

后来，苏联还赋予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外贸经营权，授权它们开展地方贸易和边境贸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共和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相继成立了地方贸易公司，边境地区也在积极发展边境贸易。授予各级地方从事外贸的权力，对于开拓对外贸易经营渠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将起很大的积极作用。就以与中国接壤的远东地区来说，两国边境贸易在高速增长，以黑龙江为例，1988年，中苏边境贸易额为1.96亿法郎，这比上年增长4.7倍，相当于从1957年到1966年和从1983年到1987共15年的边贸的总和。

第三，注入刺激机制，从多方面来增强企业冲向国际市场的内在动力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来看，着力解决的问题有：一是使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具有真正的自主权。就是说，‘使这些企业的对外经济活动也建立在自主经营、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基础上。自主经营指外贸企业成为决定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外贸计划由其自身制订，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的原则，主要是指要从根本上改变外贸企业与国家财政的关系。今后，这些企业的用汇和创汇应紧密结合，企业进口设备等所需外汇应靠自己产品出口所获的外汇来支付。同时，企业对其对外经济活动的效益和外汇的使用承担全部责任。企业为了扩大出口商的生产，如外汇不足，可向银行获得外汇贷款，并用出口商品获得外汇贷款。一旦发生因完不成出口任务而引起外汇短缺的情况，不能靠国家财政拨款来解决。二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制度，刺激企业出口的积极性。苏联根据出口产品的不同种类，规定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0.5%—50%）。例如，对出口原料商品留成比例为0.5%—2%；机电产品为15%（如创现汇则为20%）；零配件为30%（如创现汇则为50%）。对超计划的出口创汇全部留归企业支配。十分明显，这些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目的是鼓励出口。这里应指出，外汇留成制度是外资企业实现自筹资金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三是对一些地区制定特殊的优惠政策，为其走向世界市场创造更方便的条件。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提出，应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更快地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规定一些优惠待遇：这些地区的企业可以利用外汇留成在国外直接买消费品；可以利用它们所节约下来的全部材料加工出口，职工工资由经理和工会酌情决定，而不受一般企业工资制度的限制。

摆脱传统理论束缚，开拓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与西方国家经济联系和合作的形式还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合营企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在1925年初，在苏联境内共有64家合营公司，它们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10%，在进口中占5%。在这些合营企业股份中，苏联占有50%以上的股权。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在各个重要部门都建立了合营企业，如俄美压缩天然气公司、俄奥搪瓷器皿公司、俄美木材公司、俄德建筑工程公司等。这些合营公司和租让企业一样，对当时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起过无可置疑的作用。但自3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形式，基本上是通过对外贸易轨道实现的，即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当时的苏联领导错误地对待新经济政策，把它看成是暂时的，是向资本主义不得已的退却有关。新经济政策不存在了，从这一政策中产生出来的租让制和合营公司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里，特别在苏联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从理论到实践，不再允许在苏联国土上出现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更不允许外国资本在苏联国土上出现。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说，“要走向世界市场，要使苏联参与世界经济，我们干部的思维以及态度都得作根本改变”。“改变他们的思维，需要善于按新的方式办事。”［8］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分析国内经济停滞原因时，也分析了长期来苏联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的保守主义、教条主义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认识到，要使苏联经济走向世界，只靠单一的传统的贸易形式是远远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发展需要的，这只会导致苏联经济的继续落后。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采用一些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合作形式，如建立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和免税区等。

随着改革的发展，苏联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特别注意了如何从单一的贸易方式转向生产合作方式。其做法是：第一，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中，苏联已明确规定，要“从以贸易为主的联系方式向深层次的生产专业化合作过渡”。［9］在各部门、联合公司和企业一级进行直接的国际生产联系和科技联系，共同解决科研、生产、供货、销售、售后服务等问题。苏联把这种方式作为重点加以推广。当时，苏联已有1700多家企业与经互会成员国的企业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1987年1月，苏联通过决议，决定在苏联境内同外国建立合资企业，以便利用这种方式来发展国际生产合作和开拓新的经济联系形式，并通过这种形式来吸收和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方法，发展出口基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减少不合理的进口，最后达到加速经济发展和使经济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目的。1988年，苏联为了加快合资企业的建立，改善国内投资条件，提高合资参加者的兴趣，修改了合资法。主要内容有：取消了合资企业中外国参加者的比例不得超过49%的规定，而规定这个比例由合作者之间的合同确定；取消了合资企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和经理必须由苏方人员担任的规定，而规定可以由外国公民担任，合资企业的管委会有权独立决定雇工、解雇、劳动报酬的形式和数量，以及对工作人员采取的奖励制度；对合资企业为发展生产而运进苏联的商品将征收最低的进口税或完全免除关税；外国伙伴的利润可以汇回本国；大大简化建立合资企业的手续等。采取上述措施以后，在苏联境内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有明显增长：1987年5月12日苏联建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底仅有7家，1988年底为164家，1989年初为191家，而到1989年4月已达到485家。

关于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初期，苏联还是持怀疑态度，在思维观念上是有阻力的，更多地认为它只具有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本质属性。经过一段时间研究，特别对中国特区的多次考察和多方了解之后，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后来苏联开始讨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把它看成是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扩大与密切同西方经济联系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88年开始，苏联对建立自由经济区的问题已从讨论转入落实并决定首先建立两个自由经济区，一是苏芬边境的赛马运河区；另一个是远东的海参崴。据报道，滨海边疆区、索契、敖德萨、爱沙尼亚等15个地区当时亦考虑筹建自由经济区的问题。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苏联还考虑，给予自由经济区种种特殊优惠的条件，如不受苏联海关的限制，为外国投资规定附加保证，实行商业风险保险制度等。

在推动苏联经济国际化进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必须重新认识当今世界上存在的一些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特别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长期以来，苏联对这些组织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其原因是：首先，苏联一直把东西方关系的经济内容看成是两种制度对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忽视了东西方互利和合作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其次，苏联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出现的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国所控制和操纵的。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逐步改变了上述看法，认识到在世界经济国际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如不参加国际经济组织，不仅给本国参加国际经济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并且还难以使自己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另外，苏联还认识到，有关重大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问题，一般都是通过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成员国进行讨论、协商和决策的。因此，不参加这些组织，在经济上难以受益，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最优惠国的待遇和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低利率贷款等。后来，苏联主动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协商会议，并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设法与其接触。

积极调整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

总的来说，苏联建国以来，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其理论及实践中，一直把发展与东欧国家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战略重点。直到1988年，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额占苏联外贸总额的65%以上。苏联上述地区战略思想，日益与戈尔巴乔夫推进其经济国际化方针不相适应。从经互会成员国民用技术水平来看，各国虽在某些领域各有其特点，但总的来说，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如果长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范围内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低水平的重复，这对提高各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体制来看，长期实行的是一种“统包统揽”的做法，进出口基本上都由政府统一包下来，这样，竞争机制不起作用。在这种体制下，经互会成员国家采取把高质量产品出口西方换自由外汇，而把质次产品进行互相交换，这种做法必然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为了改变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调整对外政策的同时，对对外经济关系的地区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调整的总趋势是，把战略重点逐步由东欧移向西方。采取的措施有：

（一）调整与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

从1986年起，苏联不再增加向东欧国家供应燃料和其他原材料，明确表示，今后不能再成为东欧各国廉价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国。另外，在对外贸易体制上，苏联主张在经济核算制的基础上同东欧各国建立部门间、企业间的直接经济联系，自行协商和解决经济合作中的有关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为了使苏联政府尽可能地摆脱对东欧国家“统包统揽”的局面，而让各部门、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来发展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关系。

（二）积极发展与西欧的经济关系

在对外经济关系调整过程中，苏联把西欧作为发展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其出发点是，西方世界的美、日、西欧三足鼎立中，苏与美长期形成的对抗、紧张局面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消除，同日本的领土麻烦也难以解决，而同西欧各国有传统的经济联系，在地理上又是近邻，可作为苏联同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前沿阵地。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对西欧的上述战略思想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当时的西德对苏的贷款，与苏创办的合资企业数量都名列前茅。

（三）在缓和与美、日政治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关系

苏美之间由于受政治关系的影响，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1987年两国贸易额只有12亿卢布，占苏联与西方国家贸易额的4.2%。后来，出现了上升的势头。当时据美方估计，经过3—7年的发展，苏美贸易额可由1987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100亿—150亿美元。美国赴苏的实业家人数越来越多，对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兴趣越来越大。

苏联积极靠拢日本，希望在“政经分离”的原则基础上，加快经济关系的发展步伐。后来，苏日贸易发展较快。1988年，苏联向日本的出口额为2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从日本的进口额达3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1%。

（四）以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为契机，来推动苏联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特别重视亚太地区，这也是苏联调整对外经济地区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作为推动整个苏联经济国际化的重要一环。苏联加速开发与开放远东地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苏联清楚地看到，20世纪末，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日本、中国以及整个东南亚将成为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国际贸易的重点将向这些地区转移。苏联要做好准备，使西伯利亚和远东适应这一发展趋势。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十分重视苏联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他指出：“东方、亚洲与太平洋地区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充满着活力。我国的经济也在转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因此，我们在客观上对加强亚洲太平洋合作表示关注。”［10］

第二，与苏联远东地区相毗邻的国家，是一些市场容量大的亚太地区国家。它们对远东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苏联对这一地区近邻国家的机器设备、先进技术、资金、食品和生活用品感兴趣。因而，发展经济合作的潜力很大。

第三，苏联要开发远东地区，存在缺乏技术、资金、劳力和食品供应紧张等困难，这在客观上要求通过邻国发展经贸关系来解决。这里顺便提一下，苏联加速远东地区的开发与开放，对中国来说，是发展对苏联经济关系的一种良好机遇，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这一地区的发展，认真加以研究，制定措施。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调整对经济关系地区战略的意图是：第一，总的来说，向西方倾斜，目的在于更多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为苏联今后进入世界市场创造条件；第二，目前重点面向西欧，是为了促进苏联西部地区的发展，以西部来带动东部；第三，面向亚太地区，是为了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逐步使东部地区成为今后整个苏联经济的坚实基地，也为今后深化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关系打下基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决心把自己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沿着国际化的道路前进，这是正确的。但在这条道路上，并不是铺满着玫瑰花，呈现出一幅田园般的图画，而将是在披荆斩棘中前进，当时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

首先，人们的旧思想仍然是一大障碍。不少人仍把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等新的对外经济合作形式看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用当时苏联一些学者的话来说，“停滞的卫士们”怕外国资本把苏联淹死，怕苏联工人遭受剥削。还有一些人，仍在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技术经济独立性，充满着保守主义，这样就很难适应当今世界各国互相经济依赖性日益加强的客观要求。

其次，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作风，严重影响着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大革新。这一时期苏联报刊已开始披露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官僚主义者的“努力”，在创建合资企业中专门制造不少麻烦，有时竟达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例如，在决定一家合资企业制作图章问题上，苏联官员竟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另一家企业的方案经过了15个各种单位的审查，而其中的多数单位“一点都不懂行”。一些领导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行政愿望，显示其指示的威力，以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一家生产女鞋的列宁格勒合资企业，因为行政领导一个指示，把价格一下子提高了50%，结果，女鞋失去了在消费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第三，缺少从事外经外贸的专业干部，成了当时苏联经济走向国际化道路上的一个突出障碍。苏联对外经济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第一个问题是确保有一批懂得对外经济活动的干部，因为，不论是搞合资企业还是建立自由经济区，如果弄不清楚西方的经营方法是不行的。当务之急，要加强这类干部的培训和进修。

第四，随着苏联非传统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卢布的不可兑换性问题日益尖锐起来，在各个方面影响着苏联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如阿甘别吉扬院士说的：“没有自由兑换的卢布，苏联就不能平等地参与世界经济活动”。［11］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国内有丰富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实行批发贸易，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保证有价证券的自由流通，建立自由外汇市场，国内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接近等。阿甘别吉扬预测，要过7—10年后，自由兑换卢布将可成为现实。

最后，苏联经济国际化的速度和深度，取决于国内经济体现改革的进程。苏联国内市场机制因素作用的局限性，就是苏联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具体说，由于苏联批发贸易不发达，加上合资企业的物资技术供应又不列入国家计划，因此，物资技术供应往往得不到保证。不少苏联学者指出，这已是挫伤外商在苏联投资积极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遇到不少阻力，但还是取得了不少进展，这为今后在这一领域的改革开了个头。历史发展表明，俄罗斯独立后在对外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思路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大体上是一致的。

［1］《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参见（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三章有关部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5］转引自《苏联东欧问题》1989年第4期。

［6］转引自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

［7］（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6年第5期。

［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

［9］（苏）《经济报》1987年第4期。

［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11］（苏）《经济报》1987年第4期。

66．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左凤荣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契尔年科逝世。在22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任主席，实际上向世人表明，戈尔巴乔夫将成为总书记。11日，也就是契尔年科去世的第二天，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的升迁之路

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尔杰伊斯克区普里沃利诺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两年后苏联发生了可怕的大饥荒，戈尔巴乔夫爷爷的5个孩子死了3个，“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1］戈尔巴乔夫出生的年代正是斯大林体制建立时期，新体制的建立是以极高的代价进行的，许多人受到冲击。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十月革命后的新生活中，入党，积极参与集体化，担任其创建的集体农庄的主席；他的祖父则是顽固的小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但这两位老人却都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镇压，其外祖父的罪名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积极成员”，祖父则是“怠工者”，幸运的是他们都没被处死。

卫国战争使苏联遭受了严重的人力物力损失。战后苏联十分缺乏劳动力，戈尔巴乔夫从15岁起便参加劳动，17岁时因与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并肩劳动而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预备党员，当时他还是10年级的学生。戈尔巴乔夫能够走出农村，得益于他强烈的求知欲。他喜欢读书，兴趣广泛，成绩也不错，中学毕业时获得银质奖章，他是普里沃利诺耶村第一个考入莫斯科大学的人。

1950年9月戈尔巴乔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这是苏联最好的大学。在5年学习生活中，戈尔巴乔夫这个来自边疆地区的大学生不仅了解了首都的情况，更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当时正值斯大林去世后相对宽松的时期，在大学期间他们不仅学习苏联法律和马列理论，还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西方主要国家的宪法，学生中间也常常举行辩论会。戈尔巴乔夫在大学期间就表现出了良好的领导素质，成了法律系共青团组织的领导人，他功课好，善于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同年级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戈尔巴乔夫赶上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解冻”，欣然接受赫鲁晓夫给苏联带来的变化，他属于“60年代人”。［2］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升迁是与苏联的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走的是典型的苏共干部成长之路。195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他并没有从事与其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很快担任了共青团边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工作热心，组织才能和演讲才能强，使他很快脱颖而出，引起了领导人注意。他沿着官阶快步向前，到1958年已经成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到1961年又成为这一组织的第一书记，他成了边疆区的“上层”干部，还参加了于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投票赞成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他得到了单独居住的房子，不用再跟别人合住了。

戈尔巴乔夫的升迁得益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第一书记库拉科夫的赏识，他在快速地提拔戈尔巴乔夫。担任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一年后，戈尔巴乔夫就成了边疆区党委的党组书记，一年后又担任了组织部长，1966年9月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在他担任第一书记期间，该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1968年8月起他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被重用，提拔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会拉关系，会逢迎领导，主要还是他有工作能力。“不能说戈尔巴乔夫在这个迅速飞黄腾达的阶段一帆风顺，也不能说他的青云直上仅仅归功于个人的有力庇护。无论边疆区党委将戈尔巴乔夫派到哪里，他都不遗余力，辛勤耕耘。他脚踏泥泞跑遍各区，宣传开展突击运动，时而对养羊业、时而又对‘田野之王’玉米的种植进行辅导，为党的队伍的纯洁性进行斗争，训斥犯错误者。总之，始终勤勤恳恳、忠心耿耿地履行机关的职责。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当时并未打过个人的小算盘。”［3］

苏共党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有关系，曾任该区第一书记的库拉科夫于1965年升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他曾跟契尔年科一道工作过。党的第一号理论家苏斯洛夫在1939—1944年曾任过该区的书记。高加索矿泉区所有的著名疗养院都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内。戈尔巴乔夫作为疗养地的书记，有机会见到党的高层领导人，这种便利条件也有利于其个人的升迁。1968年戈尔巴乔夫与来此地疗养的安德罗波夫相识，两人很投机，并保持了友谊。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的高升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苏共领导也意识到存在干部老化的问题，提出必须把老干部和年轻干部结合起来。库拉科夫被调到莫斯科，1970年4月，39岁的戈尔巴乔夫成了斯塔夫罗波尔这个对国家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区的第一书记，第二年，成为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进行土壤改良，修建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安装煤气设施，实行畜牧业的集约化经营，推广收割任务的承包制，发展边疆区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从这些经历看，戈尔巴乔夫是沿着官位的阶梯一步步走上高位的，算得上是一位有行政经验和行政能力的干部。在担任边疆区第一书记时，作为当地的一把手，他不坐专车，步行上班，在街头与百姓交谈，听他们的意见，不去内部供应商店购物，孩子也不上特别学校，而上普通学校。因此，戈尔巴乔夫又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眼中的非典型书记，是异己分子，他在担任边疆区委书记的8年间，从未被允许在中央全会上发言。

1978年7月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库拉科夫突然去世，他既是政治局委员也是苏共中央负责农业问题的书记，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也是农业区，由该区的第一把手接替库拉科夫也顺理成章。值得强调的是，安德罗波夫推荐戈尔巴乔夫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老乡、关系好，主要还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看重戈尔巴乔夫的才能，把他看成是未来的希望。他曾对阿尔巴托夫抱怨：“你看那些无用之辈不让把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来。”［4］在安德罗波夫的努力下，1978年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前往巴库，在矿泉水车站与戈尔巴乔夫见面，亲自考察戈尔巴乔夫。1978年11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工作，戈尔巴乔夫回到了阔别23年的首都。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中央书记在莫斯科的出现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非凡大事。如果说安德罗波夫如同人们可以猜测的那样，在这里起了某种作用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他最重大的功绩之一。”［5］西方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非常理智，充满自信，风度翩翩，而且懂得如何取悦于上级又不至于显得谄媚，但他很少有真心朋友”。［6］

尽管戈尔巴乔夫主管的农业并未好转，苏联的粮食收购量从1978年的23700万吨下降到1984年的17300万吨，1982年通过的粮食纲要只停留在纸面上。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升迁，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底成了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能够迅速升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层领导的老化。由于年轻、工作热情高，戈尔巴乔夫很快引起了注意，他的工作作风也与那些老人们不同。当时任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的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在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辞职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主持书记处会议时，我们这些副部长中有人有时列席会议后兴奋地回来说：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个聪明和正直的、关心国家状况和决心做些事情的人。”［7］

安德罗波夫欣赏的得力助手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11月10日继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对国内外的情况比较了解，但在思想观念上，他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模式。他是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拥护者之一，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赞成出兵阿富汗。但他也感觉到苏联的体制模式是不完美的，需要改革。安德罗波夫认为，“党已确定这个阶段是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里已完全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在这里，社会主义如通常所说那样，是在自身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所有这些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建立起的这个社会已经尽善尽美。这个社会中还有许多由客观条件产生的困难，这些从当前发展水平来说是很自然的。也有不少由于主观原因，由于人们有时不能妥善地、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所造成的缺点。在当前条件下的党纲应当首先是一个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纲领，也就是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纲领”。［8］在执政一年多的时间里，安德罗波夫采取了一系列使人耳目一新的政策，一度为苏联的振兴带来希望。

1967年安德罗波夫在扎维多沃。

安德罗波夫尽可能让戈尔巴乔夫承担更多的工作，不只让他负责农业，还让他关注更多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他把戈尔巴乔夫当成自己的继承人，有意识地让戈尔巴乔夫经受锻炼。1983年4月安德罗波夫委托戈尔巴乔夫在列宁诞辰纪念日上作报告，戈尔巴乔夫认为：“当年安德罗波夫作完报告后就被选为第二书记，现在他让我来作报告，安德罗波夫想扶持我并千方百计地给我创造机会。这一次他利用了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方法：提供讲话的机会。这一方面意味着支持，另一方面意味着我应该提出新东西，展示自己的思想，对问题的理解。”［9］许多人也确实把戈尔巴乔夫看成是安德罗波夫的继承者，“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1983年，正是戈尔巴乔夫被看做是尤里 · 安德罗波夫可能的接班人”。［10］安德罗波夫尽量疏远契尔年科，努力把戈尔巴乔夫提拔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1983年12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安德罗波夫在他的发言提纲中加进了一段话：“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现在已不能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必须对你们说实话，这一阶段会拖得很长。有鉴于此，我请求中央全会讨论这一问题，并委托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同志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我相信，戈尔巴乔夫能被委以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的重任。”［11］这等于指定了戈尔巴乔夫做他的接班人。但是，病榻上的安德罗波夫已经不能完全控制住局势，在正式开会时，安德罗波夫的这段话被删掉了。契尔年科集团开始悄悄地走向权力的宝座。当时政治局里又出现了“三驾马车”——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契尔年科（党内第二把手）、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本是安德罗波夫的盟友，他本来支持安德罗波夫把戈尔巴乔夫当成他的继承人，他曾说：“我们需要一个年轻有为的并为全党所了解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提拔戈尔巴乔夫进入政治局已经有5年之久了，因此他会继续尤里 · 弗拉基米罗维奇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务必尽最大的努力。”［12］但是，乌斯季诺夫很快便站到了契尔年科的阵营里，大概他也担心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会把他们这些老年人赶出政治舞台。

就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而言，安德罗波夫的人不占多数。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在2月10日举行的决定总书记人选的政治局会议上，起主要作用的是乌斯季诺夫，正是他和吉洪诺夫、葛罗米柯支持契尔年科当总书记。库纳耶夫在回忆此事时说：“在讨论他的候选资格时，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发言。在政治局委员死一般的沉寂中契尔年科成了总书记……我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凭他的文化和知识水平、管理国家的智慧，他完全不符合作为国家第一把手必须具备的那些要求。但是，我们虽然保持了沉默，还是投票表示‘同意’。我想，不仅是我一个人受到了良心的谴责。”［13］这是极不理智的行为，反映了那些老人们对权力的迷恋和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在1984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在吉洪诺夫的提议下，契尔年科被“一致”选为总书记，但是会场上没有多少掌声，失望的情绪弥漫整个会场。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奇迹没有发生，选举的是契尔年科。中央全会不知为什么又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的……接近10点半时大厅里挤满了人……过了20分钟大厅里沉寂下来了，开始等待，每一分钟紧张的气氛都在增加，空气像充了电。差5分11点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从侧门进入会场，按惯例波诺马廖夫走在最前面……紧张程度达到高峰。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通向中央全会主席台的左侧的门。‘谁排第一个？’11点整在进门处出现了契尔年科的头，其后是吉洪诺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等等。大厅里失望地沉默着，谁也没有站起来，其情景与当初勃列日涅夫逝世时安德罗波夫步入中央全会会场时相似。主席团成员坐下了，戈尔巴乔夫与契尔年科并排坐着，一切还不十分清晰。”［14］契尔年科主持会议，让吉洪诺夫发言，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才谈到选举总书记的问题，建议中央全会把契尔年科列为候选人，并对之进行了评价。“吉洪诺夫没有得到掌声……我观察了一下中央全会的成员，我感觉到他们脸上失望的表情，好像他们因为辜负了全会成员、党员和人民的期望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这些日子里大家谈的都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上台的却是契尔年科。”［15］全会虽然一致同意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但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他执政的时间不会长，只具有过渡性质，人们又在等待另一个“勃列日涅夫”的死亡。

由于契尔年科身体欠佳，围绕其地位继承问题，党内仍在明争暗斗。契尔年科有意让党内二号人物的位置空着，很长一段时间不让戈尔巴乔夫这个事实上的第二书记进驻苏斯洛夫的办公室。契尔年科拒绝把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权力正式让给别人，“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将他抬进会议室，扶他在摊开公文的桌子旁坐好，然后再让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入场。有时则直到最后一刻才由助手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以总书记的名义请他‘越俎代庖’。”［16］安德罗波夫时期就决定召开的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会议在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下终于在1984年秋天召开了，“这次会议对戈尔巴乔夫的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党内和经济战线的精英发现了他，同时发现他不仅仅是一位农业工作者。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风度翩翩的人登上讲台，作了一个非常内行的报告，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指出了光明的前途”。［17］

1984年5月1日，契尔年科在观看劳动者节日游行。

此后，契尔年科认可戈尔巴乔夫搬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也就等于承认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位居第二的地位。但争夺总书记职位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1985年春天进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时，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硬拉着契尔年科参加选举，当时契尔年科已经病得站不起来了，只好在医院拍摄契尔年科发表电视讲话和接受代表委托书的场面，旁边站着格里申和莫斯科党和苏维埃的其他官员，借此显示格里申与总书记的亲密关系。有人把这看成是权力交接，是新领袖格里申的亮相，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安。

戈尔巴乔夫——苏共别无其他的选择

契尔年科去世后，推选新总书记的问题现实地提了出来。由于当时苏联接连安葬了三位高龄总书记，人们迫切希望上来的是一位年轻人，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在中央委员会内，戈尔巴乔夫显然得到了绝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但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在政治局内解决。苏共的总书记名义上由中央委员会选出，事实上却是先在政治局内确定，然后提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在政治局里，除戈尔巴乔夫外，还有人觊觎最高权力的宝座，其中之一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尽管格里申积极进行种种活动，但他在莫斯科威信不高，而且也已年过七旬，担任苏联的最高领导是不现实的；另一个人是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人们传说他像沙皇那样嫁女儿，把冬宫的一些桌子、酒杯等借来在女儿的婚礼上使用，列宁格勒市民甚至喊出了“打倒罗曼诺夫！”的口号。当时政治局中还有葛罗米柯［18］可以竞争总书记的职位。据戈尔巴乔夫回忆，他也确实希望得到这个职务，但是，他也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同，其主要因素也是年龄超过了70岁，再选一个年迈者肯定得不到中央委员和民众的支持。戈尔巴乔夫是政治局里的“白乌鸦”，即出类拔萃的人，他接受了人文和经济两种教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斯塔夫罗波尔大学农业经济系。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年龄看，政治局中都没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是，在契尔年科去世当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的问题没有解决。据戈尔巴乔夫回忆，格里申当时提议：“让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吧。”实际上意味着推荐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19］戈尔巴乔夫表示，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再来解决。

从1985年3月10日至11日上午，苏联的高层就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问题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起决定作用的是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以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为条件，获得了他的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密使带着这个建议去见葛罗米柯，很快便得到答复：葛罗米柯有兴趣在新的水平上搞国际问题。事情有了新的转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现实希望，于是，除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以外，葛罗米柯也开始为戈尔巴乔夫积极活动。”［20］戈尔巴乔夫承认与葛罗米柯交换过意见，达成了联合行动的协议，但没有作出许诺。［21］在3月11日15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提议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没有人提出异议。葛罗米柯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合适人选，“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第二，待人的态度……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三，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22］葛罗米柯是元老，他的讲话一锤定音。继葛罗米柯之后，吉洪诺夫站了起来，也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随后，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纷纷发言，说了戈尔巴乔夫许多优点和功绩，纷纷表示赞同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

在3月11日17时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他先宣布对契尔年科的去世表示哀悼，接着宣布这次全会的日程只有一个：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由葛罗米柯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葛罗米柯表示政治局一致同意推荐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受到中央委员们的热烈欢迎。“会场上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比安德罗波夫当选时还要热烈。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23］

在关于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上，当时的领导层成员有很多描述，其中的出入还很大。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在戈尔巴乔夫走上总书记岗位的路上，他起了不小的作用。利加乔夫调到中央后主要负责干部工作，当时有大约20%的干部被撤换，因此，利加乔夫在这些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很有影响，他们纷纷到利加乔夫这里来探听消息，其中也包括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许多地方上的领导也都倾向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扮演了统一大家立场的角色。根据利加乔夫的回忆，葛罗米柯是力推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在由谁主持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问题上，当时政治局内部是有分歧的；按照惯例，治丧委员会主席理应是由总书记一职的继任者担当，可是，有些委员却“长时间沉寂”不语。随后，戈尔巴乔夫主持治丧委员会也是很勉强的。葛罗米柯在3月11日9—10点，主动与利加乔夫协调一致，商定在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由葛罗米柯提名戈尔巴乔夫，由利加乔夫事前为葛罗米柯准备发言提纲和戈尔巴乔夫生平的“详细材料”。利加乔夫随即与其助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这时，离中央全会开会推选总书记之前仅剩7个多小时，而离政治局开会仅有5个小时了，利加乔夫描述说，他作为政治局主管干部工作的负责人，与州委书记们一一进行了“谈话”。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葛罗米柯第一个发言，用“清楚的、训练有素的所谓‘外交’声音”说道：“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已经详细考虑过了，我提议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 · 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候选人。”［24］接着，葛氏扼要地介绍了戈尔巴乔夫，描绘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肖像，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人”。葛氏之后，吉洪诺夫立即站起来表示赞同。这一切对其他政治局委员的表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利加乔夫说，葛罗米柯、他本人和其他委员当时认为，只有戈尔巴乔夫能够带领国家摆脱“80年代初的濒于危机状态”。此后，政治局、中央全会均“一致赞同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我直接目睹并参与了那场事件，那时我是这样想，事过多年我仍然这样认为，我还绝对有把握地说，政治局委员中有人明显地不赞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当时私下还流传着契尔年科留下的保举格里申的‘遗言’。尽管这种‘遗言’未必会对新总书记的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可它无疑将给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造成困难，票数会分散。”利加乔夫不无遗憾地说：“当然，我当时没能料到，过了3年之后在‘内部’、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困难，恰恰是这些困难成为不可克服的，最终使所有最初提出的设想遭受打击，导致国家走向衰落。”［25］

叶利钦在回忆此事时，也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经过斗争的，但他认为这一次不是由政治局决定的：“这一次是中央全会决定了总书记的命运。实际上那次全会的全体与会者，包括富有经验、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书记们，都认为格里申的方案行不通，因为若他当选，那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末日将很快来临。不用多长时间想必他就会窒息全国的各级党组织，就像他窒息莫斯科市的党组织一样。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而且还不能忘记他本人的品质：自满、自命不凡、强烈的权力欲等。”“州委第一书记当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想法，即只能从政治局成员中推选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职务，因为他精力充沛，学识渊博，而且年龄最合适。因此大家决定将赌注下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我们拜访了几个政治局委员，其中包括利加乔夫。我们的观点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他也像我们一样惧怕格里申。当看到这是大多数的愿望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推选别的候选人，譬如格里申、罗曼诺夫或其他什么人，我们就一致反对、否决他。”［26］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雷日科夫则认为，在当时没有出现任何斗争，不可能有其他决议，也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危险。［27］格里申、罗曼诺夫、吉洪诺夫、库纳耶夫等没有表示异议，他们不得不考虑现实，自1983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领导人支持年轻的总书记，苏联不可能再选举一位老人来执政了。鉴于戈尔巴乔夫在安德罗波夫执政以来发挥的作用，以及政治局中的实际情况，他是唯一的选择。正如切尔尼亚耶夫所说：“‘期待戈尔巴乔夫到来’的气氛早在1985年4月之前就形成了，也就是从知道安德罗波夫身体已不行之时开始。在勃列日涅夫时人们就已为国家有羞辱感。在契尔年科时整个社会生活变成了一出令人感到羞耻的滑稽戏。”［28］阿尔巴托夫也说：在契尔年科时期沉闷的气氛下，人们意识到“国家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容忍一个有他同样思想和同样低下智力和政治水平的人。虽然讨论哪位政治活动家可以担任下届领袖并不是我国的传统，但是我们国家已对领导人的缺乏鲜明形象、平庸而低微的人品感到如此厌倦，所以总书记继任人的问题已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开始考虑。契尔年科寿终之际，占上风的意见是，唯一有资格候选领袖职务的是戈尔巴乔夫。”［29］尽管当事人的说法不一，客观现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别的候选人，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选择。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争论，吸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30］但这既不能怪罪戈尔巴乔夫，也不能怪当时选举戈尔巴乔夫的人，因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老人政治的产物，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苏联的干部体制使国家长期处于软弱无能的如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之流的领导之下，切断了最能干、最有才华的人的发展道路，使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者得以升迁。“早在个人迷信时期建立的机制不仅把权力集中在领袖个人手里，而且一贯有目的地把领导人的大多数有竞争潜力的对手在距争当领导人还很远的时候就‘打掉了’。”［31］“在这种制度下，掌握权力的往往不是最聪明能干的人，而是最狡猾、最会阿谀奉承的人，从上到下都是如此。”［32］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这个新任总书记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虽然说遵循过去的方针：“在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和康 · 乌 · 契尔年科的积极参与下制定的战略方针，永远都不改变。”但他对这一方针的解释明显带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强调：“这一方针的目的是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指的是改革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指的是改善社会关系的体系，首先是经济体系；指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物质条件及精神面貌。”他表示，“当前，我们面临着使国民经济向快速发展道路的决定性转变。我们应该，也必须在短时期内进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领域，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为了更加顺利和更快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继续始终不渝地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系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选择最适宜的解决方法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始终不渝地实行计划经济的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扩大权力，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增强它们对工作最终结果的关心。这就意味着使所有经济的发展，最终都要服从于苏联人民的利益”，“党将始终贯彻其制定的社会政策。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福利——这个纲领性的原则应该赋予更深刻、更具体的内容。我们都明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根据他对共同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什么地方偏离了这个原则，那里就必然出现破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团结和安定因素的社会公道”。［33］戈尔巴乔夫创新之处是提出了加快社会经济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提发达社会主义。

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这样成了苏共历史上第7任党的首脑。他当时是政治局中最能干、最有魄力的人，也是最年轻的人，总书记的职位非他莫属。“年轻、精力充沛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85年走马上任，在前任们不佳形象的衬托之下，他显得非常有魅力。大众百姓一下便喜欢上他的公开性，他和蔼可亲的外表，他愿意对话，曾宣誓般表态在社会改革过程中吸收一切知识能力和人民自觉性的力量。给人一种感觉，国家终于从多年的沉睡之中苏醒振奋起来。都感到很快会出现所承诺的美好变化：苏联人生活中将实现美好理想，他们家中将会富裕美满。”［34］阿卡耶夫说：“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我认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气息。他个人的宽广视野是令人鼓舞的。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掌握广泛深奥的知识，有非凡的组织能力、民主的观点和思想。”［35］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有54岁，精力充沛，言谈举止明显不同于其前任，其上台之初拥有极高的支持率，“其他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上台，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国内外的欢迎”。［36］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盛极而衰的社会，人民对他期望很高，戈尔巴乔夫也想迅速改变国家的面貌。

戈尔巴乔夫——重任在肩

苏联体制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赫鲁晓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的改革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都没有成功。苏联面临的问题很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压制创新、农村的贫困、民族问题、对官僚阶层的专横没有任何制约、沉重的军备负担等等。戈尔巴乔夫及与之观点相同的一些人意识到，再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尽管苏联仍是一个超级大国，看似强大，坚如磐石，实际上却已是泥足巨人，外强中干。苏联有能力造高精尖的原子武器、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学力量，人民的生活却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头。医院里没有足够的棉签和注射器，百姓家里连质量低劣的黑白电视机都不普及，在同一个城市里通电话竟然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更可笑的是具有世界上最丰富森林资源的苏联，连妇女用的卫生纸都供应不足。当国门打开，苏联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苏联媒体宣传的那样痛苦不堪时，他们感到羞愧，他们希望年轻的领导人能够通过改革，振兴苏联。

苏联新领导人面临的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道德领域的全面危机，正如基辛格所说：“他继承了一套真正棘手，甚至可能无法克服的困难。戈尔巴乔夫继承权位时，苏联灾厄之规模才开始显露出来。四十年的冷战，几乎使全体工业国家都集合起来，组成一个松散的反苏同盟。苏联早先的盟友中国，基于实际理由也加入反苏阵营……从安哥拉到尼加拉瓜，美国重振旗鼓，使得苏联的扩张主义所费不赀却仍停滞不前，甚至含愧认输；同时，美国的加强兵力（尤其是推动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做出重大挑战，可是停滞且负荷过重的苏联经济开始无法应付。西方国家发动超级电脑、微晶片大革命之际，苏联这位新领袖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技术后进国家。”［37］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继承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在阿富汗和波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对苏联摇摇欲坠的经济体制起着支撑的硬通货收入体系，因美国发起的经济战而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并且处于混乱之中。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经济状况经受不了美国高科技国防建设的冲击，这将迫使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当他开始为苏联这只航船掌舵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扩大美国的优势”。［38］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但他登上高位后却发动了一场针对体制的革命，其中原因正如格拉乔夫所言：“将一个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和清醒理智的人（戈尔巴乔夫显然就是这样的人）变成了对荒唐体制构成威胁的怀疑论者甚至论敌的，肯定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山冈上一览无余的本国的悲剧性现实，而不是国外的海市蜃楼。”［39］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和苏共的体制下步步升迁的，他看到和体会到了苏联体制的问题，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干部，一个有责任、想有所作为的人，他早就成了体制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史学家德米特连科认为：“到80年代中期在俄国逐步、无痛苦地向新的社会关系体制过渡的可能性已经被无望地错过了，体制的悄然蜕变改变了苏联社会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再重新分配领导职位和企业的权力，本位主义加强，社会不平等。企业内部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劳动纪律性下降，冷漠、漠不关心、偷窃、不尊重多劳多得的诚实劳动。那时国家存在着经济之外的对劳动的需要。苏联人与劳动成果相分离，发展成不是按照良心，而是根据需要完成任务。革命以后年代制定的意识形态的动机与相信在近期内实现共产主义一起削弱了，与此同时，石油美元减少、内外债增加。”“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集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40］

苏联已经面临着种种危机，积累了许多问题，在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和党垄断一切的情况下，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以新的希望，戈尔巴乔夫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对此，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描述道：“改革思想及其步骤，从一开始就对人们充满着吸引力，并且得到了热烈的拥护。这种拥护与支持，一开始还只是情感上的、言语上的，最后才体现在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环游国内外的过程中，流露在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人群的目光里，从而成为改革的感情背景。这种支持与同情也表现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来信中。1985年，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个人平均每月可以收到4万封来信，1985年全年竟高达40.25万封！而且，我再说一遍，这都是他个人收到的！还不包括那些寄给全体中央委员会成员的。1986年，只是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的私人信函，平均每月多达6万封。”［41］戈尔巴乔夫担负着使苏联摆脱长期停滞不前局面，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的重任。

［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指世界观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尊重人权、个人自由和公开性。

［3］（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锼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4］（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5］（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6］（美）沃尔特 · G · 莫斯著，张冰译：《俄国史（1855—1996）》，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7］（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8］（苏）尤 · 弗 · 安德罗波夫著：《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

［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0］（俄）叶 · 库 · 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

［11］（苏）阿 · 沃尔斯基著：《开诚布公地看问题》，载（苏）《星期》1990年第36期。

［12］（俄）叶 · 伊 · 恰佐夫著：《健康与权力——“克里姆林宫医生”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库纳耶夫：《关于我的时代》，转引自（哈）奥莉加 · 维多娃著，韩霞译：《中亚铁腕：纳扎尔巴耶夫》，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4］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5. 2005. С. 115.

［15］Черняев А. С. На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Из дневниковых записей.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5. 2005. С. 116.

［16］（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17］（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8］葛罗米柯当时是政治局中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他从30年代后期开始外交生涯，曾同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一道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一直起着重大作用。

［19］（俄）鲍 · 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20］（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21］（俄）鲍 · 斯拉文著，孙凌齐等译：《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修订版）。

［22］（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3］（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24］（俄）叶 · 库 · 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

［25］（俄）叶 · 库 · 利加乔夫著，钱乃成等译：《警示》。

［26］（俄）鲍利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等译：《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7］尼古拉 · 雷日科夫著，高洪山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俄）阿 · 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

［29］（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0］（俄）尼 · 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1］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32］（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

［33］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34］（哈）努 · 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吉）阿斯卡尔 · 阿卡耶夫著，武柳等译：《难忘的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36］（美）小杰克 · F. 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37］（美）亨利 · 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38］（美）彼得 · 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39］（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40］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М., 1998. С. 584—585.

［41］（俄）赖莎 · 戈尔巴乔娃著，王攀、黄鹂译：《我的希望——赖莎 · 戈尔巴乔娃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67．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

左凤荣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提出的，曾经是苏联改革的目标，实际并未实现。因此，有人把苏联改革的失败归结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并不符合实际。在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纠正苏联社会主义的偏差，建设尊重人、为人谋福利的社会主义，1989年底以后才明确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

活跃人的因素，建设为人服务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二十大后成长起来的领导人，对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早有察觉。在执政初期，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要继承苏共二十六大及其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他同时也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感与纪律性。他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说：“主要问题在于怎么样和依靠什么国家才能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局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实现这个高速发展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把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的集约化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上，改革管理和计划，改革机构和投资政策，普遍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根本上改善工作作风，那么加速增长，而且是实质性地增长的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极其认真地、高效地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成效。”［1］戈尔巴乔夫强调要考虑人的利益和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戈尔巴乔夫制定了加速战略，试图通过这一战略改变苏联经济下滑的局面，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

在苏联原有的体制下，不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的螺丝钉，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因此，戈尔巴乔夫开始强调要把人民的权利落到实处，认为：“不活跃人的因素，即不考虑人、劳动集体、社会团体、不同社会集团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把他们吸引到积极的创造活动中来，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一项任务，就不可能改变国内环境。”［2］戈尔巴乔夫强调“活跃人的因素”，意在发挥人的主动性作用，把他们吸引到改革进程中来，让他们参与改革事业，这就需要解放思想，破除旧的思维与观念，为此公开性和民主化成为戈尔巴乔夫活跃人的因素的主要手段。

1986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强调：“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3］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了行政命令制度，官僚主义更加严重，背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目的，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其中居不容争议的优先地位的，是人及其劳动、理想和利益，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和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也就是说，让社会主义成为“为了使人的劳动富有创造性，为了他的幸福、健康、心身发育”而存在的社会。［4］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困难和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社会政治制度的危机，而是由于没有充分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由于背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服务这一原则造成的，社会主义是能够通过改革自我完善的。

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希望通过扩大民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是克服障碍机制的主要手段。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的含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5］戈尔巴乔夫把改革看成是需要全民参加和推动的事业，希望全民都参加进来，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主人，他强调：“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并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我们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政治制度的所有潜力，用深刻的民主内容来充实党、苏维埃、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的工作，使社会机体的所有细胞充满新的生命力”。［6］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的目的是消除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使劳动人民主人翁的地位得到真正的落实，社会主义要具有“人的面貌”。

至此，戈尔巴乔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和民主性，不再讳言人权，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利、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7］也就是让民众参与到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来，“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8］

让民众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措施之一是改变以党代政的做法，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提出“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面临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现在我们正在全面恢复苏维埃的威信和权力，为苏维埃在改革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积极地和创造性地工作创造条件”。［9］要改变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的做法，“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强大因素的作用”。［10］党的机关不再承担经济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党的任务在别的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认识各种过程的意义，及时地把握住矛盾发展中的临界点，校正战略和策略，制定政策和规定实施政策的方式方法，挑选和分配干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保证改革的进行”。［11］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88年夏，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进行以恢复苏维埃全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随之苏联举行了建立以来首次全民差额选举人民代表。这次选举使许多苏共的反对派人物当选了人民代表，他们攻击以往的社会制度及苏联政府的许多做法，戈尔巴乔夫已经很难再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号召人们，他不得不重新提出新的目标，于是在新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

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9年秋天以前，戈尔巴乔夫强调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更新社会主义，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一文，不再提完善和更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正面称赞社会民主党人“长期以来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对进行有助于提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改革所作的贡献，并给予应有的评价。我们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派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也努力利用其中适合我国社会条件的经验”。［12］他认为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是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的改革只是消除了这一体制的极端方面，这一体制仍然保留下来了，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大家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思想被取代了”。［13］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首先是自由的思想，其实质特点是确立真正的人民政权。他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我们正在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14］人是社会的目标，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为之服务的手段，要加大对人的投资，满足人民的需求，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戈尔巴乔夫强调与斯大林模式决裂，吸取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成功做法，实行多党制、多元化，建立真正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1990年6月19日在俄罗斯共产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15］戈尔巴乔夫要求共产党按议会党的方式行事，苏共不再履行执政党的职责。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苏共新党章，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全党所接受。

在《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中，对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批判，认为发生危机的原因不在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被扭曲所致。苏共所描绘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体内容是：“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进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激励他们有从事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受社会监督的国家应保证维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问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保证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16］从这一纲领中明显看出，苏共基本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基本价值观，强调人权、平等、多种所有制等原则。

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的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主承认的领袖。第二，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允许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不同观点和纲领的对比、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可以监督同级党委。苏共二十八大形成的这个机制不可能在加强党的整体力量上创造奇迹。这时的苏共虽然事实上仍处于执政地位，但在社会上的反对派和党内反对派的夹攻下，苏共推行自己的改革政策日益艰难。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8 · 19”事变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到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并未变成现实。

为什么要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把改革的目标从完善原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原因是复杂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良心与道德观要求他这么做。

从个人升迁之路看，戈尔巴乔夫走得比较顺利，但他并不完全认同苏联的体制。据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提供的资料，他在大学实习时就已经对机关作风很厌恶，他当时在莫洛托夫区检察院实习，在1953年6月20日写给赖莎的信中，戈尔巴乔夫抱怨说：“……这里的环境太让我压抑了。每当接到你的来信，这种感觉就会显得尤为强烈。你的信给我带来的越是美好、珍贵、亲切、明白，我对四周的丑恶就感觉越深……尤其是对该区的上层生活。虚伪狭隘、奴颜婢膝、一切结局都预先设定，官员公然为所欲为、厚颜无耻、目中无人……瞅瞅这儿的头头脑脑，除了便便大腹之外，毫无突出之处，可那副得意洋洋、自高自大、高高在上的腔调啊！还藐视科学呢。由此还有对青年专家的冷嘲热讽。”［17］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更凸显了苏联体制的问题，让许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改变，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发动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来自体制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也不是偶然的。”［18］戈尔巴乔夫要改变苏联的体制，政治家的良心、责任与道德无疑起了很大作用。他认为，“在我国人民中，在党内早已积聚了革命变革的能量。我们得出改革的思想，不仅是受实用的利益和考虑的影响，而且是听从了不平静的良心的呼唤，依靠了革命传下来的不可摧毁的思想性，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这种探索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坚定了我们采取行动的志向”。［19］戈尔巴乔夫想让苏联的社会主义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二是原来的社会主义失去信誉，特别是对斯大林时期错误的揭露，让人们对原来的社会主义失望，戈尔巴乔夫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就必须确立新的目标，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随着公开性的推行，揭露过去被苏共掩盖的苏联历史上所犯错误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空前增加，“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建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在1987年开始举办‘在新的亮光下’的苏联历史讲座。首先曝光的就是斯大林，在课程开始前一小时，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大街（现在的尼科林大街）上，那里是档案馆所在地，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以至于演讲人鲍里索夫本人要费很大劲穿过人群进入大楼”。［20］苏联要改革，离不开对以往道路的评价，“改革和历史科学是相互必需的”。［21］参与这次重评历史者涉及了苏联各个阶层。苏联社会“进入了重评时代，重新评价形成于30年代，直至80年代中期实际上仍是不可动摇的一切价值”。［22］重评历史首先发轫于艺术界、文学界，后来扩展到史学界。从社会主流舆论看，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主要是批判斯大林体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反思社会主义的实质、目标和原则，探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并不是对列宁的继承，“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开始、并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越来越严重背离了列宁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背离了列宁所指出的通过全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自治、通过提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本身的劳动的人的作用、通过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日益人道主义化这样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23］有人提出，斯大林在短时间内使苏联摆脱了落后，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打败了法西斯，需要作出牺牲，但是，他消灭一大批忠于列宁事业的光辉的革命者，并非客观条件所迫，也不是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历史上的大活动家？我认为，是的，可以。但他是否社会主义大活动家，我是深有怀疑的。”［24］改革就是要纠正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改革的实质就是保证社会主义向崭新状态过渡。而改革不仅仅是消除停滞，根除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纠正所犯错误。摒弃过去的领导和管理形式和方法。就其实质来说，就人道主义和民主方面来说，改革的方针就是有规律地继续和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原则，改革的基本环节乃是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其内容可用三句话表述：人道主义、人、民主”。［25］“今天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人民重建真正民主的、真正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土地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属于区的委员会，而是按照列宁的指示，土地属于农民和农民的土地协会；而权力也按照列宁的指示，属于苏维埃……”［26］这些思想基本上被戈尔巴乔夫所接受了。

三是苏联局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1988年开始，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权力重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即取消了宪法所规定的苏共在苏联政治中的领导与核心地位。

1989年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以前不同，这次实行差额选举，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2250名代表按下列程序产生：750名代表从选民人数相等的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全国性社会团体（包括苏联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等）共选举750人。1989年4月4日，选举结果公布，在2250名代表名额中共产党员占87.6%。但是，许多党的干部落马，有20%的党员在竞选中被淘汰，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列宁格勒州委第一、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计委主席全部落马，许多反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叶利钦、索布恰克、波波夫、萨哈罗夫等都成了人民代表。共产党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因为很多人担心差额会把自己差掉。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选举中失败了，虽然在人民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例高达87.6%，但许多人并不是因为坚持党的原则而被选上的，按民族地域选区推举的地方组织的30名候选人，很不光彩地落马了，输给了资历不深、名气不大、但却更加“令人信服”的竞争对手。［27］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高层领导人事权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叶利钦等反对派在大会期间的活动和发言成为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是自20年代党内斗争结束后，苏联出现的第一个合法的政治反对派。其代表萨哈罗夫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能通过法律，这些法律在加盟共和国需经其最高法律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苏联人代会选举和罢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院长、苏联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克格勃主席、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消息报》主编等）。［28］他的发言成为反对派的纲领，站在这一反对派阵营的代表人物还有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他们要求改变共产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要求实行广泛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党的机构不能干涉舆论；国家领导人实行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的制度，选举应该是差额选举；加大改革力度，给共和国以更多的独立性和主权，打破行政命令体制，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消除少数人的特权。

与此同时，苏联社会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斯大林体制成了明确的被批判对象，造成了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后果：国内的民族情绪发展，民族矛盾公开化，中央政权难以应付危机；舆论多元化发展成政治多元化，各种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拉脱维亚有“人民阵线”，乌克兰有“乌克兰拥护改造人民运动”，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官僚体制对改革进行抵抗，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7月29—30日，400多名苏联人民代表自行串联，在莫斯科电影工作者之家举行了人民代表跨地区代表小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变相的反对派议会集团，选举叶利钦、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波波夫和帕尔姆为小组主席。1989年12月，一些人民代表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指出，“大多数居民正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丧失或已经丧失了对改革的信任，认为改革多半是口头的和表面的。许多人甚至不相信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这种潜在的可怕的信仰危机，公开的不满和气愤与日俱增，并影响着从春夏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改革的第四阶段”，“改革的进程已到了原则的边缘，各机构反动头目的对抗在增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犹豫更一目了然。但是，错了。东欧发生的大好事就是例子，对于那些打算在不确定的时期内保持强行的‘苏联共产党的先锋队和领导作用’，对于那些打算保留经济部门、指令性计划、国营集体农庄系统的垄断权的人是足够清晰的警告。必须在一定时候开始拆除这一切”。［29］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必须拿出吸引民众的新东西来。

面对这种新的危急形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主流派只能退让，以求取得主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如果说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主要着眼于纠正社会的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制度，那么此时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是说，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实际实行步骤。”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的改革既不是保存行政命令体制，也不是推翻十月革命的选择而走资本主义，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和马克思主义对待现实的态度，“要依靠建设一个人道的、自由的、理智的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30］从此，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不仅改革的目标改变了，政治体制也开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发展：实行总统制、取消宪法第六条、制定新党纲，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等。

总之，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苏联社会主流思潮的妥协，但是，戈尔巴乔夫未能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不能把苏联改革的失败说成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至于如何评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俄罗斯历史学博士、教授亚历山大 · 加尔金的结论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著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采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

［1］沈志华总主编：《苏共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5］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苏群译：《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

［7］（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9］（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1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1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15］（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16］苏群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俄）赖莎 · 戈尔巴乔娃著，王攀等译：《我的希望-赖莎 · 戈尔巴乔娃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18］（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9］（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20］КацваЛ.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1917—1991）. http://it-n. ru.

［21］（苏）阿法纳西耶夫：《改革和历史知识》，见（苏）尤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

［22］（苏）M · 卡普斯京：《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苏）《十月》1988年第4期。

［23］（苏）C · 奥杜耶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转引自《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

［24］（苏）A · 鲍文：《改革：社会主义的真情实况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转引自（苏）尤 · 阿法纳西耶夫编：《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

［25］（苏）С. 奥杜耶夫：《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转引自《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

［26］（苏）叶夫根尼 · 诺索夫：《我们究竟改革什么》，转引自：《在历史浪潮中重评斯大林》。

［27］（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28］Киселева А. Ф., Щагина Э. М.（под ред.）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Гуманит. изд. центр ВЛАДОС, 1996. С. 323.

［29］《苏联人民代表关于政治改革的声明（摘录）》，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

［3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1期。

［31］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68．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
讲话的真相如何？

徐　葵

在中近东国家中有三个地方有美国大学，第一个是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第二个是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第三个是阿联酋迪拜美国大学。在土耳其安卡拉没有美国大学，可是1999年俄罗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捷克《对话》杂志（据说该刊为捷克摩拉维亚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党刊）却相继刊登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发表一篇讲演的材料，在这个材料中耸人听闻地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这篇讲话中说了“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现在消灭苏联共产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一个目的就是消灭中国共产主义”等话。在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知上述报刊发表的这个材料后，当即由它的新闻处发表了一个辟谣声明，指出这个材料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在1999年根本没有去过土耳其。

我国学者是到2000年5月才知道捷克《对话》杂志上刊登的上述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讲话的。这年5月，一位应邀来我国参加一个国际问题讨论会的保加利亚代表在会上发言时举着捷克《对话》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所谓的讲话的一份复印件作为证据，来说明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位保加利亚代表提供的《对话》杂志上刊登的这篇所谓讲话是捷克文的，会后有人请懂捷克文的同志把这篇所谓的讲话从捷克文翻译成了中文。

这篇于1999年在俄罗斯炮制并在俄罗斯已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揭露为伪造的材料，由上述保加利亚代表传到在我国举行的上述国际问题讨论会上后，我国有的学者对它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不经调查核实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去过土耳其没有，土耳其有没有美国大学，就把这篇伪造的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当做证明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绝好证据，并利用这个材料大做文章。我国有三家杂志在2000年下半年连续刊登了这篇所谓的讲话。首先是《真理的追求》，2000年10月该刊在这一年的第10期上以《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为题发表了捷克《对话》杂志刊登的这篇假材料；接着是《中流》杂志也在《叛徒的自白》的醒目标题下发表了这篇假材料；最后是《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也发表了这篇假材料。在这几家杂志大做文章的影响下，一时间我国有不少人受到了误导，如有的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个假材料中的戈尔巴乔夫的话，中央组织部有的负责同志在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个假材料中伪造的戈尔巴乔夫的话，用来对我国党员进行教育并提出警示。

我看到《真理的追求》发表的这篇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后，与一些研究苏联、俄罗斯和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了交谈，此时虽然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已对此材料发表过辟谣声明，并进行了驳斥，但我们对这个材料进行研究后对它的真实性还是感到有些怀疑。我们当时的主要疑点有四：（1）捷克《对话》杂志发表这篇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只说是1999年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讲的，却没有说明讲话的具体日期。（2）这个材料没有说明这篇讲话的具体来源，既未说明是讲话人本人提供的，也未说明是哪个记者提供的。这两条都不符合严肃新闻报道的常规。（3）我们觉得，这个所谓的“自白”中一些讲话内容和语气，尤其是有关对中国的内容和语气，同我们这几年从戈尔巴乔夫的著作和讲话中所知道的内容和语气，以及他对中国的态度联系不起来。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对抗和在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后中苏两国两党恢复正常关系三个时期。在促使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这个对两国都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中，戈尔巴乔夫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如钱其琛同志在他著的《外交十记》中说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1］我们根据戈尔巴乔夫以往对中国的态度，对他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讲演中出现的那些包括具有恶意地针对中国的内容的这篇所谓“自白”的真实性不能不感到怀疑。（4）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还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上活动的政治人物，为什么要在1999年选择土耳其的美国大学这样一个地点去做这样一番“自白”，这也是很难按常理来解释的。

此时，我们也得知我们有领导同志已要求核实这篇讲话是否属实。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有责任帮助进行核实。于是，我在2000年底开始后的半年多时间中一方面向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进行询问，另一方面也向土耳其等方面进行查询核实。首先，我向我认识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学研究国际社会基金会（简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写信询问。我在信中问他，戈尔巴乔夫是否曾于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作过讲演，如果是的话，则请他给我寄一份讲话稿的全文来。切尔尼亚耶夫于2001年1月11日给我回信说，戈尔巴乔夫在1999年没有去过土耳其，他曾在1997年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未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所传的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演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曾就此事正式发表过驳斥声明。我收到他的回信后就将他告知的情况向有关领导作了报告，同时还设法继续就这个问题向其他方面进行查询和核实。

我从因特网上搜索了世界各主流媒体是否曾对戈尔巴乔夫的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演有过反映，但搜索不到这方面的反映，只找到一家不太知名的加拿大多伦多《北极星指南针报》发表过捷克《对话》杂志那个假材料的英文本。

接着，我又从因特网上搜索土耳其的美国大学（此时我还不知道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想查看该校外事活动资料中有无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之事，但反复搜索，在因特网上始终搜索不到在土耳其有这个学校的名字。我进而向土耳其有名的安卡拉大学查询，请他们告诉我安卡拉美国大学的地址，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有关戈尔巴乔夫访问土耳其的情况。安卡拉大学的负责人在给我的电子复函中说，戈尔巴乔夫于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土耳其，曾在中东技术大学讲过话。安卡拉有中东技术大学，但无美国大学。

另外，我还向我国《光明日报》原驻土耳其的记者进行查询，该记者给我的回答是，他确知戈尔巴乔夫1997年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因为他认识中东技术大学安排这次活动的一个土耳其朋友，但他不知道安卡拉有美国大学。

最后，我还给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函并随函附去了从因特网上下载的加拿大《北极星指南针报》发表的捷克《对话》杂志刊登的那个假材料的英文本，请使馆帮助核实。使馆给我回复说：“经我馆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1999年未来过土耳其。上述机构告，戈曾应土信贷银行基金会邀请，于1997年来土，先后访问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并与土实业界有过接触。戈在此次访土期间，曾在上述大学与实业家接触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没有您请我馆核实的言论。中东技术大学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戈访问该校的简短录像。另，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这样一个教育机构。”

不论是来自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答复，还是来自安卡拉大学、我国《光明日报》原驻土耳其的记者的答复，以及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答复，其内容都是相符的，结论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戈尔巴乔夫1999年没有去过土耳其，土耳其也没有美国大学。（以上几个方面给我的答复的原件请见附件二至四）

2001年1月中我收到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回信后觉得，既然基金会新闻处已就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所谓的讲话问题做出过正式的辟谣声明，那么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的信息应该是可信的。所以我于2001年1月19日给《真理的追求》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向编辑部提供了切尔尼亚耶夫在信中就此问题所讲的全部信息，并请编辑部考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否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向读者说明此事，以免读者误把伪造的材料信以为真，并据此作出结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真理的追求》杂志编辑部对我写给他们的信一直不予置理，却在2001年6月在该刊200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以《戈尔巴乔夫的叛徒面目是用自己的言行刻画的》为题的署名文章，针对我给《真理的追求》编辑部写的那封信，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摘取了该刊未予发表的我给该刊编辑部写的信（此信全文见本文附件一）中的话，借题发挥，并在文章末尾给我加了一个“为社会主义叛徒开脱和辩解”的罪名。《真理的追求》刊登的这篇署名文章中完全避开戈尔巴乔夫是否在1999年到过土耳其并在土耳其的美国大学发表过讲演这个问题本身，提不出任何能证明这不是伪造的材料，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的证据，只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叛徒面目是用自己的言行刻画的》这个标题的大帽子下，用一些与这个问题无关的遁词进行诡辩，实际上是继续为那个假材料辩护。应该指出，不论问题涉及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也好，不对事实本身做调查研究，而根据假材料一不罢二不休地大做文章，这完全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这种作风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是不能允许的。这篇署名文章还给指明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横加罪名，扣帽子说他是“为社会主义叛徒开脱和辩护”，这更是学术研究上不能允许的霸道作风。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核实，我终于澄清了伪造的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发表讲演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这件事情中我们需要认真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在学术研究和讨论中应进一步树立我们党所提倡的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的学风，记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至理名言，否则就会犯主观主义的毛病，抱先入之见，偏听偏信，闹出大笑话来。现把有关资料附后，供参考。

附件：

一、我给《真理的追求》编辑部的信

《真理的追求》编辑部负责同志：

贵刊2000年第10期刊登了捷克《对话》杂志1999年第146期发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话。我读后对这篇讲话的真实性感到有些怀疑。去年年底我在同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顾问阿纳托里 · 切尔尼亚耶夫一次通信中向他询问此事。并向他提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的话，请他把讲演稿寄来。本月12日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中指出《对话》杂志发表的这个材料是伪造的，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到土耳其美国大学做过讲演，现把来信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分，全文翻译如下：

“至于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那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假材料，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

“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国大学做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曾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曾向因特网和国际文传发过以下驳斥声明：

“《苏维埃俄罗斯报》最近通过因特网散布一篇题为‘戈尔巴乔夫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的材料，说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的讲演稿。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新闻处通告，所发表的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苏维埃俄罗斯报》近10年来从事着这类事情。‘国外讲稿’的捉笔者们很可能就坐在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里。《苏维埃俄罗斯报》反映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那些在1991年支持过政变与现在想使国家回到旧秩序中去的人的立场。

“至于戈尔巴乔夫的立场，则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全世界都是众所周知的。”

我觉得，现在可以认为，此事的真实情况已经清楚。请考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是否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向贵刊读者说明此事，以免读者误把伪造的材料信以为真，并据此作出结论。

专此　顺祝

编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　徐　葵
2001年1月19日

二、安卡拉大学雷扎 · 爱汉先生2001年6月22日对徐葵的电子询问信的答复：

主　题：回复有关安卡拉美国大学的询问

时　间：2001年6月22日，星期五，9时10分

发件人：雷扎 · 爱汉（Risa Ayhan@ankala.edu.tr）

亲爱的徐：

戈尔巴乔夫于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土耳其，在中东技术大学讲了话。安卡拉有中东技术大学，但无美国大学。你如要进一步研究，可访问中东技术大学网页http://www.melu.edu.tr搜索“戈尔巴乔夫”

三、2001年7月24日《光明日报》原驻安卡拉记者李育同志电话告诉我：

他确实知道戈尔巴乔夫1997年访问过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他认识该大学安排这次活动的一个土耳其人，但未听说安卡拉有美国大学。

四、我国驻土耳其大使馆7月25日给徐葵同志的复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同志：

你7月24日致姚大使的信件收到。经我馆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比尔肯特大学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1999年未来过土耳其。上述机构告，戈曾应土信贷银行基金会邀请，于1997年来土，先后访问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并与土实业界有过接触。戈在此次访土期间，曾在上述大学与实业家接触过程中，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没有您请我馆核实的言论。中东技术大学甚至表示，可以提供戈访问该校的简短录像。另，土耳其没有美国大学这样的一个教育机构。

此致

敬礼

驻土耳其大使馆
2001年7月25日

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原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研究室主任）调查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演真伪亲历记

2001年7月24日，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的信件，希望我馆协助了解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发表的关于“我的生活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这一演讲的真伪。

我当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根据大使的指示，负责处理此事。根据我馆掌握的情况，土耳其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国大学。中东地区只有三个国家有“美国大学”，即开罗美国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和迪拜美国大学。出于严肃对待此事的考虑，我请研究室的其他同志分别向土耳其外交部、中东技术大学、安卡拉大学、比尔肯特大学以及信贷银行基金会核实戈尔巴乔夫是否于1999年访问过土耳其。土外交部告，戈尔巴乔夫曾于1997年4月访问过中东技术大学和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因为徐葵研究员的信件中已经指明戈尔巴乔夫演讲地点是“安卡拉美国大学”，故我馆已无必要向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核实戈尔巴乔夫访问情况。鉴此，我于7月25日上午携带助手亲赴中东技术大学外联处了解戈尔巴乔夫访问该校的相关细节。

到校后，我在校长助理的陪同下，见到了外联处正、副处长。处长告，戈尔巴乔夫在1997年4月27日访问了中东技术大学，参观了校园和图书馆，会见了正、副校长，出席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校长致了欢迎词，戈尔巴乔夫致了答词，校方录了像。我问：“戈尔巴乔夫是否在讲话中提及他的生活目的是消灭共产主义，是否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对方断然否认，并表示可立即调出录像带查看。我回答：“不必了。我相信你的回答是正式回答。”回到使馆后，我立即向大使报告了所了解的情况，并起草了致徐葵研究员的复信，经大使签发后通过传真发送给徐葵研究员。全文如下：

（复信内容同附件四，在此从略。）

如上是我亲历此事的全部过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董漫远
2009年1月19日

［1］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2009年6月第10次印刷。

69．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国内问题成堆，军备竞赛让苏联经济不堪重负，里根又要加紧实施他于1983年3月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如果苏联应战，就意味着开始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这是苏联经济绝对无法承受的。面对美国的挑战，苏联需要改变传统的外交政策，为此，必须改变苏共传统的对外政策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外交的思想，并逐步加以完善，逐渐成了指导苏联外交的理论基础。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步性和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矛盾的尖锐性，强调两个体系、两种社会形态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内在动机、它的社会经济实质本身也迫使帝国主义将两个体系的竞赛变成了军事对抗。帝国主义由于其社会本质而不断推行侵略性冒险政策”。［1］戈尔巴乔夫批评了美国的军事对抗政策，强调苏联社会主义主张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强调出现了涉及文明社会存在基础本身的全球范围内的矛盾和问题，如环境、大气层和海洋的污染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强调“解决全人类和全球的问题光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行的。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合作，需要大多数国家密切的、建设性的协作”。［2］总的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估计并未超出苏联的传统认识，但戈尔巴乔夫并不想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长期的和平竞赛，同时，为了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而进行协作，“需要这种协作来防止核浩劫，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下去。需要进行这种协作，以便共同地和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来解决全人类的其他日益尖锐的问题”。［3］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图在于摆脱军备竞赛，为苏联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对外关系新的行为准则，“不是谋求某些特权和特殊地位，不是出于自私目的，企图以牺牲他人来加强自身安全，以损害别人来寻求好处。我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共同努力，在于在充分尊重每一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而生活并在和平条件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进行合作”。［4］他提出建立新的、公正的国际关系，“时代要求对文明、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现阶段作出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复杂而又被相互联系的纽带客观上联成一体的世界。这是由于利益上的种种差别与冲突而不能按数千年形成的‘强权’传统来生存的国际关系”。［5］在谈到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时，戈尔巴乔夫指出：“今后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将如何发展，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什么样的进程占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世界的命运。”［6］“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要求寻找途径来协调和安排好这一地区内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7］戈尔巴乔夫这一讲话与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的报告相比，显然又向前迈了一步，他更加强调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进行国际合作，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

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该书中他对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与解释，强调对话与合作。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意在改变苏联“邪恶帝国”的形象，与世界和谐相处，为苏联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经过精心准备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国际局势的具体建议，如排除在对外政策中使用武力，奉行自由选择的原则，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苏联要在两年内裁军至少50万人，削减常规武器，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部分军队等等，标志着新思维概念和新思维政策的正式形成。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调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对世界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他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核时代，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的手段，在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只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戈尔巴乔夫认为，“人类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8］“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9］同时，“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靡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10］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认为世界安全取决于两大体系力量均衡的观念。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至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在地球上继续这种竞赛，尤其是继续把这种竞赛扩展到太空，势必加快核武器积存和改进的速度，而这种速度本来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了。世界的局势会变得不以政治家们为转移。局势将为偶然性所左右。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相处，树立新的政治思维。”［11］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要求用新的眼光看待战争与革命问题，过去，革命往往与战争相联系，但核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普遍毁灭，因此，苏共二十七大的新党纲删掉了“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仍然敢于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就将不再容忍使他们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消灭和埋葬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外交的核心定为：“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12］

由于对现代战争看法的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以“普遍安全”（或“相互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不再牺牲别国的安全，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他提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足够的原则。他强调：“新的政治思维同样不容违背地决定了军事思想的性质。军事思想应该是严格的防御性的……我们时代普遍安全的基础，就是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尊重别人并对自己的社会持客观的、自我批评的观点。人民可以选择资本主义，也可以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主权。各国人民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美国，既不能也不应该受制于苏联。”［13］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不能通过武力战胜资本主义，核时代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无异于自杀，保障苏联安全只能通过和平手段，因此，苏联不再追求军事优势，而是争取“低水平的战略平衡”，“足够的防御”，“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对等的安全是以水平越来越低的战略均势来保证的，从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14］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益的平衡才是安全的可靠保障。

戈尔巴乔夫的安全理论放弃了苏联长期奉行的霸权主义，有积极的意义，其实际内容是苏联放弃了东欧这一势力范围，以换取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和对峙。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下，苏联单方面退却，是不是能真正解决问题？当苏联从传统控制区撤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填补真空时，苏联将怎么办？这是不是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俄罗斯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俄罗斯。这一理论的缺陷还在于，他只侧重于国家的军事安全，而没有提出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正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日后他竟天真地请美国学者帮助他制定经济改革计划。

第二，在关于时代和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地位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提出和平共处不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核时代“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他提出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指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资本主义不仅由于上次战争的教训，而且由于害怕自己在已成为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面前被削弱，不愿意使内部矛盾发展到极限。内部矛盾已经转化为相互间的技术竞赛，利用新殖民主义来‘缓和一下’。世界发生了某种新的‘和平’的重新划分——是根据列宁揭示的那种规划，即按‘资本’来划分，谁更富有，谁在此时更强大，谁就拥有更多的份额。在一些国家，借口‘苏联的威胁’，把资金转给军界工业界集团，以此来‘消除’经济中的紧张状况。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也有助于调解矛盾、平衡利益”。资本主义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许多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是在军费最低的条件下发生的。［15］

戈尔巴乔夫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并不能取代资本主义，而只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使苏联人民在持久和平和自由的条件下劳动”，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绝对遵循的政治方针”。“党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的主要方向，依然是为反对核危险和军备竞赛、为争取维护和加强普遍和平而斗争”，“如果说到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而如果以整个国际关系而论，安全只能是普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苏共二十七大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方向，“它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思想转变成东西方在较低和较少危险的军备状况下共享安全的观念”，提出了“加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将苏联的战略目标变为谋求与西方国家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于国内进行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16］

第三，戈尔巴乔夫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世界经济联系正日益国际化，苏联要发展，必须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苏联长期受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影响，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造成了国家的封闭与落后，戈尔巴乔夫冲破了这一理论束缚，开始强调苏联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性，提出苏联不能置身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之外。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新的对外政策构想的出发点是：尽管组成现实世界的各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戈尔巴乔夫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戈尔巴乔夫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指出：“谁也不能抹杀社会主义世界、发展中的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还看到一个主要的趋势——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他还说：“我们时代的另一个同样明显的现实，是出现了所谓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越来越尖锐，这些问题对于文明社会的命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说的是对自然界的保护，是环境、空间和海洋的危急状态，是我们星球并非无限的传统资源。这里说的是原有的和新发现的可怕的疾病，是人类共同焦虑的问题，即如何消灭地球上广大地区的饥饿和贫困……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必须建立有效的、以平等为原则的国际程序和机制，以保证合理利用地球资源这些全人类的财富。”［17］

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两种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观点，提出在核武器出现使人类社会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联系扩大、相互依赖加深、全球问题突出的条件下，世界各国好比山坡上结队登山的运动员，谁也离不开谁。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世界是统一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轻易地接受苏联加入与它们竞争的行列，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抱有过分的幻想。

第四，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18］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是国际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国家关系不同于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意识形态定亲疏，这也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确定对外政策的主要教训。

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用与影响下降了，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吸引力下降了。二战结束后，许多国家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人们相信苏联式社会主义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弊病，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苏联东欧几十年的实践并没有证实这一点，西方的体制与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东欧国家人民的认同，苏联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对抗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提高苏联的国际威信，戈尔巴乔夫只能另辟蹊径。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实现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

但是，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在国家交往中不起作用，意识形态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方面，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利益，对资本主义毫不设防，也是片面的，并不能真正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

第五，在价值观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苏联不再以阶级斗争的态度对待一切国际现象，不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看成是国际社会演进的动力，不再把和平共处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和平共处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制度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也用于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等于承认了曾被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解释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19］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一正确的新观点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低估了西方阵营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攻击力”。正是苏联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美国开始大谈“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它的“国际主义”的。

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联国际活动时说，苏联对外政策有三个关键性的前提：“第一，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靠损害别人的利益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能自以为你更了解别的人民和国家应如何安排他们自己的事务。承认每个国家人民的选择自由是建设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前提。第二，不能单独地、在把自己社会发展的道路同别人的道路对立起来的情况下走向繁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时代的要求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和合作。第三，之所以要把我们的国民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不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而且是为了同其他人民一道为历史上的一个永久和平时期创造物质基础，是为了解决人类全球性的问题。”［20］这些理论从总的方面看是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表明苏联放弃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目标，促使战后持续了40年的“冷战”结束了，这无论对苏联自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有利的。

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21］在核战争的威胁面前，提出“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不能用全人类的利益代替本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为当今的世界并未实现大同，国际关系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

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影响

在新思维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苏联外交的目标开始转为致力于为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苏联放弃了冷战政策，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不再干涉东欧事务，为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提供了方便的外部条件，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为苏联国内的改革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消除国际紧张局势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外交过分重军事和政治，轻经济，使苏联的负担超过了国力的许可，恶化了苏联与各大国的关系，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苏联四面树敌的政策，也使它恶化了与大国的关系，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提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是苏方消除“三大障碍”，美国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企图在军备竞赛中拖垮苏联，日本提出与苏联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是解决领土问题等等，戈尔巴乔夫别无选择，他要改善本国的国际环境，只能改变苏联外交的进攻战略，进行战略收缩：结束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退出阿富汗战争，与最大的邻国——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解决越南侵柬的问题等等。在重新对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联不再谋求充当世界的发号施令者，放弃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放弃实力政策和争霸政策，使苏联成为国际社会一个正常成员。苏联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戈尔巴乔夫明确要求外交要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众所周知，苏联的内政常常是为实现对外战略的宏伟目标服务的，外交不计成本与代价，到处插手支持世界革命，而很少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这种做法，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阐述了外交的改革。他强调，外交应同国家利益密切配合，“外交应当有助于国家的内部发展。苏联外交的任务是保障和平，没有和平，一切就没有意义了。但是，苏联外交还要尽可能为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22］“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当更清醒、更广泛地估价具体事实，不要光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观察一切。……不要把坚持某一立场的坚定性变成毫无意义的顽固，不要让人家把苏联代表叫做‘不先生’”。［23］

第二，放弃与美国争霸的目标，退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改善苏美关系，结束了冷战。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志同道合者谢瓦尔德纳泽［24］代替了已担任28年外交部长、号称“不先生”的葛罗米柯。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军备竞赛已经成了苏联经济沉重的负担，苏联经济是不是能够长期承受军备竞赛的负担？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有人认为里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计划）”。［25］这种说法言过其实，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结束冷战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策选择。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 · 莱夫勒教授所说，“在冷战走向结束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冷战发生发展时的情形一样，领导人所起的作用依然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也许便不会有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结束的历史大事变”，［26］“根据最新的档案资料，我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不是导致冷战终结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的军事压力政策并没有对苏联造成真正的威胁。相形之下，更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核军备竞赛所形成的条件，改变了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换言之，当戈尔巴乔夫对苏联以核威慑力量为中心的大战略做出重大调整时，他并不是对美国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顺应人们对核武器看法的变化而采取的行动。根据传统的看法，握有核武器，便能增加国家在国际外交中的实力地位。但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则认为，在一个核武器已经过剩的世界里，核武器不再能起到压服对手的目的了”。［27］

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方面，苏联表现得更主动。据谢瓦尔德纳泽回忆，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曾两次召集苏联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开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问题是：里根的计划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第一次科学家们认为是不现实的，是愚蠢的计划，只是空话，目的是为了吓唬我们苏联。两个月后，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些科学家们说：我们不止一次地研究，起初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幻想，不能实现。但是，如果经济允许，虽然不是立即，但还是可能的。虽不能防御整个美国，但可以在一些地区，一些重要城市实现。苏联不能打穿美国的盾牌，美国可以打到克里姆林宫。后来再次召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讨论这一问题，学者们指出：过一段时间，美国人能够建立起这样的防御体系，防御生死攸关的重要目标——大的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等等。［28］在这一背景下，“我和戈尔巴乔夫决定：应该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找到与美国人的共同语言。与他们达成协议！他们也曾说这种竞赛对他们也不利。我和我的外交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在几周内制定了与美国人接近的政策”。［29］

由于美苏长期尖锐的对抗，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美国人打交道很艰难，里根在与谢瓦尔德纳泽会面时，看着谢瓦尔德纳泽，然后说：“我知道，你是邪恶帝国的代表，但是我不得不跟您谈话，讨论全球问题。”他想我会立即站起来走，但我微笑着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是您的成见，过一段时间，您会相信，我们不是什么邪恶帝国。您会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然后会去苏联，但是，他回答，这只是神话，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30］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畸形发展的影响，把结束军备竞赛作为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当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权柄和克里姆林宫的所有按钮时，苏联以其不堪重负的经济，已经既无法保持自己第二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无法保持最后一个世界帝国的头衔了。照彼得拉科夫院士的看法，‘我们之所以输掉第三次世界大战，恰恰是因为我们开始认真地进行备战，将国民经济总产值的75%—80%都用于军工企业和供养自己在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国外客户。’正因如此，要求苏联摆脱军事竞赛的重负、要求摆脱与美国战略瓜分世界这一不可避免之事的新政治思维，决不是身居‘苏联号’原子破冰船操纵台的那个天真外省人、业余政治家浪漫主义幻想的成果，而是完全清醒的、可惜并不令人宽慰的计算的结果”。［31］1985年11月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会晤，成为美苏关系改善的“破冰之旅”。

1985年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首次会晤在日内瓦举行，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与里根的争吵，但尽量把这次会晤描写得缓和些。据谢瓦尔德纳泽说：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谈了2个小时，当他们从房间走出来时，看到他们的脸都是红红的，看来他们不仅相互争论，还相互抨击。戈尔巴乔夫要求立即回别墅，并要订飞机立即飞回莫斯科，当谢瓦尔德纳泽提醒他6时还有第二次会晤时，他说：“没有，飞回莫斯科！跟这样的人，与他这样的领导人没办法打交道。”［32］在妻子和同事们的劝说下，戈尔巴乔夫才没有中途退场。里根要解决保护人权的问题，在处理地区性冲突方面的相互信任，而后才谈到裁判军备；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不停地推动裁减军备。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苏美两国首脑会晤本身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积极意义，日内瓦举行会晤，开始了新一轮缓和进程。

此后，苏美关系取得了很大进展，1987年12月8日苏美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苏美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英文缩写INF），1988年6月1日，苏美两国互换条约批准书，该条约正式生效。这是战后美苏裁军谈判历史上达成的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条约，并彻底销毁了一个类别的核武器。该条约减轻了欧洲面临的核压力，有利于欧洲与世界的和平，实际上也有利于苏联的和平。1989年12月苏美首脑在马耳他会晤，确认两国关系中的对抗时期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苏方重申新的政治思维是尊重每个国家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实际上表明苏联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为响应苏联的裁军建议，美国宣布削减在亚太地区驻军的15%，撤销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销毁在欧洲的战术核武器等。此次会晤被一些人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1991年7月31日，苏美首脑终于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英文缩写STARTI），为长达9年的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画上了句号。根据这一条约，苏美两国射程在4800公里以上的远程核导弹及弹头：苏联从现有的11000枚减少到7000多枚；美国从12000多枚削减到10500枚。这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苏美两国开始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苏美这两个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能够坐下来削减他们的核武器库，自然有利于人类避免核灾难。

第三，放弃把东欧作为势力范围的做法，给东欧人民以选择的自由。东欧一直是苏联与西方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维护东欧这个势力范围一直是战后苏联外交的重点。在努力改善与美国紧张关系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战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85年11月，在戈尔巴乔夫与华约组织和经互会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戈尔巴乔夫传达的信息是他要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和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每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对本国所发生的事情负责。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虽然仍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居于优先地位”。但他又强调：“为了保证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质量，重要的是要克服我们某些外交人员头脑中存在的偏见、骄傲自满和因循守旧的作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教导所有的人。谁也没有给我们这种权利。相反，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应当谦虚。”［33］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东欧撤出了军队，不再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东欧人民获得了选择的自由。在东欧发生剧变，原共产党工人党失去政权之际，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干涉。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促成了德国统一和冷战在欧洲的结束。

第四，重新调整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苏联长期以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为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此，曾担任苏联总理的雷日科夫说：“我还记得激动的安德罗波夫曾气愤地说：‘我们将大家紧紧抓在周围干什么？只要人家高喊一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会飞也似的跑过去。这样毫无选择地乱跑为什么？也许应该等一等、想一想、看一看：是我们比别人更需要？还是我们比别人更富有？’”［3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现在已经到了该全面研究我们对‘第三世界’承担的经济义务的时候了”。［35］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

1986年7月28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在谈到阿富汗战争时，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愿意把在阿富汗的军队撤回国，“到1986年年底，将有六个团——一个坦克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三个高射炮团——连同它们编制内的技术装备和武器从阿富汗回国”。但他又警告说：“那些鼓励和资助对阿富汗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而且还从自己境内进行这种战争的人应当明白：如果继续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进行干涉，苏联是不会置邻国于灾难而不顾的。我们对阿富汗人民的国际主义声援以及苏联的安全利益，都将把这种情况绝对排除掉。”［36］戈尔巴乔夫承认派军队到阿富汗是个错误。1986年11月，苏共中央以纳吉布拉替换卡尔迈勒。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阿富汗已经打了6年了。如不改变态度，我们还得打20—30年。这给我们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罩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继续说：“一般来说，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一方面承认我们的部队没能力控制形势，而另一方面又要无休止地打下去呢？在近期我们要结束这一过程。”［37］1985年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耗资26亿卢布，即平均每昼夜720万卢布；1987年为54亿卢布，平均每昼夜消耗为1470万卢布。［38］1988年4月14日，阿富汗纳吉布拉政府与巴基斯坦签订了由苏联、美国予以保证的，解决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议。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签署命令：1988年5月15日至1989年2月15日，撤回驻扎在阿富汗领土上的100300苏军。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标志，苏联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

总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改变了苏联对世界的看法和与世界各国相处的方式，使苏联外交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1］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4］《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6］《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7］《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引自苏群译：《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9］（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

［10］（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

［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12］（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1987年版。

［16］（苏）阿纳托利 · 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17］（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8］（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19］《真理报》1988年7月26日。

［20］《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

［2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22］（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3］（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

［24］1985年7月2日—1991年1月16日任苏联外长，此前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2年起），曾从事过共青团和公安工作，从来没有过在外交部门工作的经验，也不懂外语。

［25］（美）亨利 · 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26］（美）梅尔文 · 莱夫勒：《冷战如何走向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Ⅱ，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27］（美）梅尔文 · 莱夫勒：《冷战如何走向终结》，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冷战国际史研究》Ⅱ。

［28］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3—144.

［29］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4.

［30］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4.

［31］（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32］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No. 12. 2006. С. 146.

［33］（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

［34］（俄）尼古拉 · 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5］（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著，宋以敏选编：《苏联外交反思》。

［36］《真理报》1986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37］“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阿富汗局势的会议记录。1986年11月13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卷，下册。

［38］（俄）尼 · 雷日科夫著，李永全等译：《大动荡的十年》。

70．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
什么作用？

左凤荣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恶化发展到破裂，苏联成了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但是，中苏关系的紧张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苏从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但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拒绝回应中方，双方谈判进展缓慢，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才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仅实现了正常化，而且基本上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问题。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的调整，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曾多次访问过西方，深知苏联的社会主义面临着种种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与西方世界对抗，支援民族解放运动，使苏联把大量财富浪费在国防上，苏联工业的75%以上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备竞赛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因此，调整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就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先声。

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始于198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大会不再把世界看成是两种制度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舞台，而强调共同协作，解决全人类的任务，使文明社会能够生存和延续下去。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西方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全面阐述了“新的政治思维”。俄学者评论说：“这一转折的基础是努力看到世界发展的进程，而苏联国家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应该是它事实上的样子，而不是在乌托邦的思想指导下想使它变成的样子。”［1］戈尔巴乔夫对外战略思想的变化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已经从上次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调整了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在非军事化的情况下发展。提出苏联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苏联人民能够在持久和平与自由的条件下劳动”，党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主要方针是“反对核危险、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和巩固普遍和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能完全以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形式进行”。［2］承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从世界是由多种类型的国家构成的这一角度出发，戈尔巴乔夫承认世界是多侧面、多色彩、多变化和充满矛盾的，强调尊重各个国家不同的利益，强调利益均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安全观念，确立了合理、够用的防御原则。苏共不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别国主权与利益的基础上，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决权。戈尔巴乔夫否定了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为了苏联的安全，强行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理论，认为“安全的唯一牢固基础，就是承认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一律平等。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同国际社会各成员同样的安全结合起来……决不能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求得自己的安全”。与这种新的安全观相联系，戈尔巴乔夫反对军备竞赛，宣布把军事战略建立在防御的基础上，并提出了合理、够用的原则。戈尔巴乔夫还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与苏联长期强调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与西方和平共处、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不同，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寻求相互谅解，对话，把和平共处作为各国关系中的普遍准则确立下来”，［3］“决不能把意识形态分歧搬进国际关系的领域，让对外政策服从这些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防止战争的利益才是共同的和最高的”。［4］

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也包括俄国）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传统，不再把扩大势力范围作为目标。他主动放弃了帝国政策，开始把对外扩张、盛气凌人的外交变成了把其他国家当成平等伙伴的外交，为苏联走向世界、与其他国家友好相处开辟了一条新路。戈尔巴乔夫开始纠正苏联以往在外交上的大党主义和扩张主义，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和中苏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敌对，其重要原因是苏联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唯我独尊。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有利于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为改善中苏关系采取了切实的行动

中苏两大邻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是不正常的，对双方不利。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明显加强了对华军事力量，成立了新的军区，加强了太平洋舰队的力量，改善了边防部队的装备，开始修建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与此同时，苏联还向蒙古增派了军队。中国方面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也把许多精力放在发展国防力量上，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早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后，邓小平就提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三个条件：要求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双方就此问题从1982年10月5日开始副外长级磋商，但进展不大。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请他给戈尔巴乔夫带个口信：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我出访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同苏联能够达成这样一个谅解，我可以破一次例。［5］实际上告诉苏联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中苏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苏方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中方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苏方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6］

中苏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是两国的共同要求。在中苏长期对峙中苏联方面占有优势，因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推动中苏关系的正常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领导人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中苏边境地区撤军问题。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1986年7月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阐述了我们对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看法。这些观点的实质如下。远东、整个亚洲及其附近的海洋空间——我们是这里的常住居民和航海者——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所在。这里将来如何发展，在各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进程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我说，我们主张在这个地区共同创建一种新的公正的关系。在这一讲话中关于中苏关系的话题占有重要地位，‘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层面上，以最认真严肃的态度，同中国方面讨论睦邻关系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把我们分开（而我则想说——把我们连结起来）的边界将变成和平和友谊的疆界。’”［7］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说：“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1986年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成了同中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重要时刻。”［8］

1986年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作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9］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10］

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只是速度不够快。1988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从当年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10个月完成，结束阿富汗战争成为改善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根据同蒙古领导人达成的协议，苏联从1989年5月开始从这个国家撤回自己的军队。在最大的障碍——柬埔寨冲突问题上，双方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直至中苏高层会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改变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政策，是中方的要求，也是苏联本身的需要。1987年4月，苏联副外长罗高寿遍访东南亚各国，表明苏联推动和谈的设想。在苏联立场改变的情况下，1987年5月26日，越南宣布开始从柬埔寨撤军，当年撤出5万人，越南同意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198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特使第12轮磋商中，着重讨论了柬埔寨问题。同年8月27日至9月1日，田曾佩与罗高寿两位副外长在北京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会晤，双方虽然有分歧，但也达成了许多共识。9月28日，中苏两国外长在第43届联大期间在纽约会晤时，苏方表示愿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都基本解决了。

1988年11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接见各国使节时，对中国临时代办李凤林先生格外亲热，谈话时间超过了3分钟，他意味深长地表示：看来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上一个更高台阶的时候了。［11］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12月2日，戈尔巴乔夫接见了钱其琛外长，请他转告中国领导人，就说我们主张两国关系正常化，正常化的条件现在已经具备。我们坦率地向钱其琛部长介绍了我们国内的情况和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新的态度。［12］“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13］这次访问被钱其琛称为“破冰之旅”。在访问期间，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14］

1989年2月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访华，此时已经明确，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中旬访华，谢瓦尔德纳泽同李鹏总理、钱其琛外长举行了会谈，又去上海会见邓小平。会谈气氛很好，邓小平强调，现在已经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了，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在最后出现了一些不愉快。据钱其琛回忆，苏方本来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但在2月3日深夜又变卦了，中方表示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先不公布已经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15］苏联驻华大使则认为“中国对手是故意在柬埔寨问题上以极端强硬的立场进行谈判，企图从我们身上榨取出只有在最高级会晤前的终点冲刺时才能弄到的全部信息”。［16］2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谢瓦尔德纳泽宣布苏联领导人将在5月中旬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田曾佩副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则说：“杨尚昆主席向戈尔巴乔夫主席发出了邀请。苏方接受了邀请。访问的具体时间有待商定，中国方面准备研究苏方的建议，并同苏方进行协商，找到一个对双方都适合的时间。”［17］经过双方工作组的继续谈判，很快达成了协议。

1989年2月6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了九点共识，中苏双方致力于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希望越南能够在1989年9月底前完成撤军，在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出后，在这个国家不出现危险局势和发生内战，中苏双方认为，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对越南撤军、外国停止军事援助、维持柬埔寨和平以及进行自由选举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中国方面主张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柬埔寨临时联合政府”，“苏联方面将支持柬埔寨四方就建立西哈努克主持下的有四方代表参加的临时机构达成一致，该机构不从属于柬埔寨任何一方，其任务是实施柬埔寨各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和举行自由选举”，“双方同意就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某些方面尚存的分歧继续进行讨论”。［18］柬埔寨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一问题不是由中苏双方所能完全决定的。

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在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这一问题上，功不可没。1989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起程飞往北京。在会见邓小平前，戈尔巴乔夫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这在东方会产生好印象。”［19］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晤，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等候在人民大会堂的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开始后，邓小平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与邓小平会见时记述到：邓小平一开始就问我记不记得3年前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转交的他的一封信。当时他建议说，如果能够消除“三个障碍”，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愿意和我见面。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从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讲话中看出在苏美关系方面有可能出现转机，从对抗走向对话有了明显的可能。世界紧张局势出现了“降温”的可能。这是符合全体人类的愿望的。中国人民面对的问题是：中苏关系能不能改善？出于这种考虑，我才转给您那封信。3年后我们终于见面了。戈尔巴乔夫回应说：您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3年时间，即一年消除一个障碍。邓小平表示：现在我们可以正式宣布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化了（这时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今天您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谈。这意味着我们两党的关系也正常化了。戈尔巴乔夫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祝贺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了。我赞同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苏美关系，苏中关系，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加上整个国际形势都走上了新的轨道。在研究当代的关键问题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时候，我和您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吻合的地方，所以我们才能够开始相互接近。［20］

1989年5月1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新华社稿）

在谈及中苏关系破裂和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自己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21］“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22］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中国政府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邓小平代表中方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对于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不想说什么。同意您的评价，也赞成您的想法，但是30年并没有白过——我们弄明白了许多问题。而且没有因此降低我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心，相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3］在会见中，邓小平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4］他强调必须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25］表明邓小平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26］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邓小平“列举了给中国带来最大损害的列强的名字，首先是英国和葡萄牙，因为他们最早霸占中国的领土，强租澳门。他讲了许多日本、沙俄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他们从中国得利最大，还讲到了苏联。同时他指出，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在中国东北都有势力范围，哈尔滨是它的中心。我的交谈者认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的领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而且延续到十月革命后，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岛屿（即黑瞎子岛——译者注）”，［27］邓小平认为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28］邓小平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重点在于未来，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29］

这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的中苏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完成。5月16日晚，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标志着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中苏结束了对抗，双边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使得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有了稳定和平的北方边界，也使苏联有了稳定的南部边界。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苏联因素是主要的，正如钱其琛所写的：“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30］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正如时任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所说：“从1986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里，主动权一直在莫斯科一边。但是可以相信，到80年代中期，特别是由于苏美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中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已不太有利。随着‘冷战’走向结束，所谓‘中国牌’已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因素。”［31］

中苏关系正常化能够实现，还与两国的改革密不可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看法、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国家利益的定位等等。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在我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中共十三大的文件，文件确立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这些决定在很多方面和我们二十七大的思想是相呼应的。当我们还在寻找如何走出两国关系死胡同的途径时，我们的距离仿佛重新又拉近了。”［32］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

中苏关系正常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50年代起就倡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关系时，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直到1989年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才最终解决。

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与国之间行之有效的准则，既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双方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33］戈尔巴乔夫说：过去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必须对彼此在政治和行动上的不一致表现谅解。很自然，苏联和中国对各种问题和现象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应把这点看成是合作的绊脚石。努力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时相互尊重对方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唯一合理的态度”。［34］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苏关系经受住了历史风云的考验，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改革的不同道路选择没有影响中苏关系的顺利发展，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平稳地过渡到了中俄关系。

第二，确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中苏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5］

第三，确立了加强边界信任，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双方同意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作出努力。”“双方主张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36］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根据苏美协议将在苏联东部要销毁436枚中短程导弹。1989年到1990年部署在这地区的苏军集群将要裁减20万人，其中在远东区的12万人。我可以通告，陆军要裁减12个师，空军要解散11个团，太平洋舰队要削减16只军舰。”［37］中苏边界非军事化，把它变成一个和平友好的边界成为两国政治家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目标。

第四，确立了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的原则。双方宣布奉行和平政策，不谋求霸权，主张提高联合国的威望，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裁军、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地区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倡世界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生活。双方认为迫切的是，在考虑各国人民利益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边界问题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遗留的问题。从1964年2月起，中苏两国就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中苏先后举行过边界谈判。然而，由于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坚持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如果这样，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中国自然不会同意。中方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界河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矛盾异常尖锐，甚至于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中苏边界谈判取得进展是从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以后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国际通行的规则，同意了以界江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做法，促使中苏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87年2月两国边界谈判在莫斯科重新开启，钱其琛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这次谈判因为有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做基础，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1991年5月，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2月，中俄两国最高立法机构分别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与此同时，中俄西段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勘界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

中苏（俄）是世界上两个边界线最长、最大的邻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两国的结盟，还是敌对，对于两个大国的关系来说，都不是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把两国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确立了两国关系中应遵循的普遍性原则，才使两国关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为中苏（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传统的改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肯定。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0）的阶段性成果。]

［1］（俄）涅任斯基：《冷战年代苏联的对外政策理论基础》，（俄）《祖国历史》1995年第1期。

［2］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4］（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7］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3.

［8］（俄）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9］钱其琛著：《外交十记》。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

［11］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2］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3.

［13］钱其琛：《外交十记》。

［14］钱其琛：《外交十记》。

［15］钱其琛：《外交十记》。

［16］（俄）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

［17］《人民日报》1989年2月5日。

［18］《人民日报》1989年2月6日。

［19］（俄）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

［20］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5—436.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

［23］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6.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

［27］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8.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

［30］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31］（俄）奥 · 特罗扬诺夫斯基著：《跨越时空——苏联驻华大使回忆录》。

［32］Горбачёв М. С. Реформы и жиз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2 - х тт. Кн. 2. М., 1995. С. 432.

［33］《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34］《人民日报》1989年5月18日。

［35］《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36］《人民日报》1989年5月19日。

［37］《人民日报》1989年5月18日。

71．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
是如何变化的？

左凤荣

德国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属于东西方关系的一部分。冷战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柏林危机，险些把世界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德国统一问题，既涉及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涉及与联邦德国的关系，而德国是一个西欧大国，苏联在资金和技术上对它有很大需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把搞好与德国的关系看成是缓和与美国关系的突破口。戈尔巴乔夫缓和与联邦德国关系的结果，是认可了德国走向统一。对苏联民众来说，德国分裂和苏联在德国驻军是苏联打赢苏德战争的最好证明，也是苏联免遭德国威胁的主要保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彻底检讨了错误，已经不再走军国主义道路，苏联却一直过分宣传德国的侵略性。戈尔巴乔夫没有阻挠德国的统一，遭受国内很多人的攻击，人们指责他允许德国统一是苏联失去了1945年的胜利，是为了不存在的“欧洲大厦”而出卖了苏联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统一的政策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从反对到认可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进程之快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开始时各方都没有什么计划。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考虑到德国会统一，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反对说“德国问题”悬而未决，“东部领土”尚未确定，他认为，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声明根本不是什么“现实政治”。［1］当戈尔巴乔夫敦促昂纳克进行改革时，他想到的也还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能长期存在下去。“苏联在1988年就已经准备允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享有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除去民主德国……与别人不同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眼里，民主德国更是苏联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苏联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国家。”［2］198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民党准备搞一个关于共同安全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合作计划，受到苏共中央的批评。

关于戈尔巴乔夫何时明确同意德国统一，没有明确日期。在苏联改革初期，苏联的外交重点是美国，与德国的关系发展比较缓慢，直到1988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才与来莫斯科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举行首次会晤，他们达成了要把双边关系提高到新阶段的共识。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看到德国人已经从希特勒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表示要在建立共同的欧洲大厦过程中解决许多问题，柏林墙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环境，当其存在的前提不再起作用时，柏林墙也会消失［3］。

1989年6月底，民主德国领导人收到苏联的通知，事先并没有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商量，“苏联军队驻扎在德国的部队改名为苏联武装力量西部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地位与1955年9月20日签订的苏联和民主德国友好条约，以及其他双边条约中所规定的一样，具有相同的权利与责任。这些权利与责任是战争和战后时期的状态相一致的，是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共同制定的，是不可更改的”。［4］

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戈尔巴乔夫从匈牙利和波兰的变化中得出结论，“如果党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话，那它就丧失了领导力。我们和你们要共同努力，支持国内的健康力量。虽然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工作”。他还介绍了苏联国内正在进行的改革，向德国同志发出呼吁提高生活水平，对子孙后代负责，他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1990年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能与“国家发展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还表示苏联严守1975年10月7日签订的苏德合作与互助友好条约。［5］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在柏林我切身感受到了形势的紧张和对现存制度的不满，特别是我站在庆祝活动的主席台上，成千上万的柏林人和从其他城市赶来的人们从台前通过的时候。群众对改革显示的高涨热情和拥护以及对站在我身边的昂纳克所表现出的明显蔑视，都令我大为震惊……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眼看着在土崩瓦解。大量的政治要求日益尖锐——从出境自由、言论自由、惩治当权派、解散其机关，到立即恢复德国统一。”［6］

对于昂纳克拒绝改革，民主德国有识之士也表示反对，“我当时清楚地意识到，没有彻底的民主化，没有精神方面的开放，不克服与西方世界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不从根本上大大地推动和发展生产率，那么社会主义不久就要达到极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集团却极端狂妄自大地置时代的这些特征于不顾，甚至还加以诽谤！当然人们可以并且必须就这种政策的做法进行争论，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点：新思维的基本要求是改革与公开化，对这种基本要求，是别无选择的”。［7］可以说，民主德国矛盾的积聚是昂纳克拒绝改革的结果。

1989年10月18日，昂纳克被解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在此之前一周，戈尔巴乔夫对来访的德国新领导人克伦茨说：“民主德国在它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必须注意，不要被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所迷惑。没有必要去鼓励解决所谓的德国问题。德国的统一问题还没有被列上现实政策的日程表上。对此，苏联与它早期在反希特勒联盟时的同盟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克伦茨同志，关于这一点，请你转告给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同志们。”［8］但是，民众情绪激烈，越来越多的人跑到西德，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不断，向当局施加压力，德国统一成了不可避免之事。

美国担心戈尔巴乔夫会阻挠德国统一，“我们意识到合并东德会加剧苏联的政治问题，并诱发保守主义的反攻和危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甚至波及他所掌握的权力。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已经认可了东欧的变革，并压制了党内和军队中对东欧变革的抵触情绪。我们关心的是，他是否愿意或能否忍受失去他们最为重要的盟友——东德。我们估计，他直接的对立反应，会是竭尽全力地反对德国重新统一，以此来保卫苏联在东欧所剩无几的安全堡垒”。［9］1989年12月在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强硬地说：“我们毅然决然地强调，我们不能让民主德国受到欺负，它是我们的战略盟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必须从战后形成的现实出发——存在两个主权的德意志国家、两个联合国会员国，背离这一点将会导致欧洲的不稳定。”但在戈尔巴乔夫的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德国统一不可避免。

1990年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专门讨论德国问题，参加者有雷日科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阿赫罗梅耶夫、克留奇科夫、法林，他的重要顾问、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成员、德国问题专家费奥多罗夫，争论了4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并未讨论同意或者反对德国统一，这已不是问题，“首先关心的是：将进程维持在和平的轨道上，保障自己的和所有将被其触及者的利益。为此首先需要让各战胜国参与，按照战争结局它们都对德国的命运担负着一定责任”。戈尔巴乔夫吩咐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准备把军队从东德撤出。［10］

1990年1月30日，民主德国领导人莫德罗夫访问莫斯科，他向戈尔巴乔夫介绍了民主德国的危机情况，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而政府却力所不及，国内出现骚动，1月份有将近5万人出走，如果这一速度保持下去，到年底会有50万人出走，德国统一社会党已难以控制局面，他说：“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越来越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已经不支持存在两个德国的思想。看来，这种想法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11］莫德罗夫要求苏联减缓德国统一进程。

1990年2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贝克进行会谈。贝克对戈尔巴乔夫声明，“绝对不会发生北约的管辖范围和军事存在向东扩展……我们认为，在2+4机制的框架内协商和讨论应该保证，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北约军事组织东扩”。［12］同一天，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举行会谈，讨论了统一后的德国是成为北约成员、还是中立，统一后的德国边界，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等问题，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在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就关于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没有分歧，这一问题应该由德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简单地说，主要出发点就是德国人自己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知道这是我们的立场。”［13］第二天的《真理报》宣布，戈尔巴乔夫与联邦德国总理已达成一致，只要德国人愿意，便可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

对统一后德国的地位，苏联开始说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实现统一是危险之路，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不符合苏联的利益。1990年3月18日，在民主德国大选中上台的德国同盟的竞选口号就是根据宪法第23条实现统一。1990年5月，苏共政治局授权参加在波恩召开的“2+4”会议的谢瓦尔德纳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同意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但是，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成功。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1990年春天在所有公开讲话和与外国活动家们会谈时，我都坚持一个观点：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我曾指望其他欧洲国家能支持我的立场。然而除了莫德罗夫政府同意我的意见之外，我未能得到任何人的支持，甚至包括波兰在内的华沙条约成员国也是如此。”［14］既然德国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它有权决定参加还是不参加某一集团。

促使戈尔巴乔夫立场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90年5月1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莫斯科的访问。双方商定，统一后的德国将大规模削减武装力量，在3—5年的过渡期内苏联军队将留驻原民主德国地区，而西方军队不会进入原民主德国地区和东柏林。德国永远拒绝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开始从以军事为主向政治性组织发展。北约建议缔结北约与华约间互不侵犯条约。［15］这一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戈尔巴乔夫的疑虑。同年5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与布什会谈时，要求德国既加入北约，也加入华约，美国不同意，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戈尔巴乔夫建议：“就是说，我们就这样来表述吧：美国和苏联主张统一的德国在考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做出最终的安排，自己决定，成为哪一个组织的成员。”布什建议用另一种说法：“美国始终主张统一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但是，如果它做出另一种选择，我们将不提出异议，尊重这种选择。”戈尔巴乔夫表示接受布什的表达方式。［16］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与来访的科尔举行会谈，同意了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成员。至此，戈尔巴乔夫完全认同了德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统一。

戈尔巴乔夫认同德国统一的原因

毫无疑问，苏联是促进德国统一的重要因素，没有苏联的许可，德国统一之路将是艰难的，德国也不可能顺利成为北约的成员国，正如前美国驻苏大使在评论这一事件时所说，当时苏联对德国并不是无力反对的：“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再能够在国外运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但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的谈判中仍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从而提高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虽然他不能但他也无须为统一唱赞歌。他在东德有37万军队，德国和北约其他国家都不能使用武力驱逐他们。统一后的德国要想保持稳定，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同意这种统一的安排，同意从东德撤出苏联军队。在德国和北约盟国看来，至关重要的是苏联取消其对德国领土的所有特权要求，并承认德国有权自由选择其盟友。戈尔巴乔夫本来完全可以拒绝参与这种统一的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会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或是成为北约成员国，或是统一，但不会同时得到二者——至少当时不会。总有一天，要求接受中立的舆论压力将会增长。”［17］苏联并没有这么做。

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迅速改变立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苏联国内的困难使苏联急于取得德国的好感，从而获得经济援助。第二，苏联把与美国、欧洲的关系理想化，以为已与美国成了伙伴、欧洲已经开始向新的民主与集体安全的结构过渡，并很快会变成现实，各国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互合作。华约解散、北约犹存，并向东扩展，是戈尔巴乔夫不曾料到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想在欧洲创造一种政治上合作的气氛，以结束冷战和消除军备竞赛，他确信分裂的德国走向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德国统一1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回答他为什么没有预见到民主德国制度崩溃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什么不反对德国统一时，戈尔巴乔夫说：“对于我而言，挽救注定失败的昂纳克的制度意味着反对强大的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第二，与我自己作为一个国家首脑的活动的政治哲学的原则相矛盾；第三，干涉与我的道德不相容，因为这不得不允许向人民开枪，武力的干涉将导致大规模的流血。要知道1989年秋就有上百万德国人要求从分裂走向统一……第四，干涉将损害我的整个政策。干涉会破坏已开始出现在与西方、与美国关系中的信任，中断消除‘冷战’的进程，从而使对外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针的决定性改革成为不可能。”［18］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说他最早产生德国统一不可避免的想法是在1986年，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德国的剧变并不出乎意料，苏联没有促进统一，是德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19］戈尔巴乔夫认为，“东欧各国摆脱苏联的监护，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居民得以发泄民族情感并在西德得到了相应的回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临的国内及其周边地区的尖锐危机，我们不能用老办法解决。强硬路线的拥护者有用武力维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制度的想法。这种力量确实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扎着差不多50万的苏联军队。然而采取这样的行动无异于犯罪，既违反德国人和我们本国人的意愿，也违背整个国际社会的愿望。两边的德国人对恢复统一的激情是坚定不移的。这事实上是一场有基础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不是什么人的政治阴谋。历史加快了自身的进程，应当使之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20］

戈尔巴乔夫认同德国统一，还因为德国的统一并没有改变战后形成的边界，没有威胁到苏联的领土完整。1990年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4+2外长会谈（苏、美、英、法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达成协议，最终签署《彻底调整对德关系条约》，10月3日两德统一的条约生效，民主德国被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德意志民族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完全主权的国家。9月13日德国与苏联草签两国《关于睦邻、伙伴关系和合作条约》，11月9日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德国时正式签署。

《彻底调整对德关系条约》［21］确定尊重战后边界，统一后的德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将奉行和平政策，“拒绝生产、拥有和使用核子、生物和化学武器”；统一后的德国保证在3—4年内将武装力量减至37万人，陆军和空军不超过34.5万人，苏军在1994年底前撤出，外国军队和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不能部署在原苏军驻扎地区。

由于自身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苏联也无力阻止德国统一。当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苏联长期把控制东德看成是其胜利的一部分，在东德驻有50万军队，因此苏联有条件和能力为德国统一设置障碍，如果苏联这样做，无疑会影响它与西德、美国的关系。苏联开始坚持统一后的德国不能留在北约内，但美国和西德并不让步。在戈尔巴乔夫与布什马耳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还想通过保留华约组织，阻止德国统一。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统一的步伐加快，必须尽快确定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未来。戈尔巴乔夫已看到，他不能阻止德国统一，出乎其对手的预料，同意德国作为统一的国家成为北约的成员，此举令苏联其他领导人和德国、美国的政界要员们吃惊。苏联此举主要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他想借此换取德国的经济援助，因为当时苏联的经济在恶化，城市供应相当紧张。

苏联不是无条件地为两德统一提供方便，戈尔巴乔夫从联邦德国也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东西：为了解除苏联对其安全的担忧，统一后的德国虽然留在北约内，但其军队要裁掉一半（剩37万人），拒绝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不扩散这些武器，在过渡期内苏军留驻民主德国，北约军队不向民德地区扩展，奥得-尼斯河为德波永久边界，承认了战后的边界变动。苏联从中还得到了不少经济实惠，西德在1990年2月向苏联无偿提供2.2亿马克的食品援助，同年6月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的优惠贷款，另外还提供10亿马克的农产品。《关于某些过渡性措施的协定》规定，德国应为苏军驻留和撤出拨款150亿马克：120亿无偿支付，30亿为5年后偿还的无息贷款。同时也应看到，强大的德国不仅是苏联的对手，也是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制约，苏联放弃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争霸和支持德国统一有利于推动国际局势朝多极化发展。苏联解体后，俄德关系发展顺利，德国是对俄投资和援助最多的国家，这说明，德国对苏联没有妨碍其民族统一是感激的，并愿意给予回报。

可以说，没有阻碍德国统一是戈尔巴乔夫明智的选择，是顺势而为，因为决定德国统一进程的还是德意志民族。

第一，德国统一源起于东德的经济困难和柏林墙倒塌后的混乱局面。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低，而西德经济实力雄厚，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东德人许多倍，东德人向往西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东欧其他国家发生剧变后，民主德国许多地区的居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要求改革。1989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为出席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来到东柏林，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说：如果行动迟缓，必将受到生活的惩罚。东德人看到苏联不会干预，便加大了对当局的压力，参加游行的人数在增加。10月18日昂纳克下台，克伦茨取而代之，但他仍不能阻止大批民众逃往西德，也不能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已难以控制局势。1989年11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迫于群众的压力，下令开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和西柏林间的边境，柏林墙倒塌，大批人涌向西柏林，人们像过节一样庆祝这一天。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克伦茨描写自己当时的感受时说：“我几乎掩饰不住紧张不安的心情，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所有这些不流血的革命的日日夜夜之后，现在决不能再出现对立！何况是在这一敏感的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22］1990年1月，有75000名东德人移居西德。这种不可阻挡的移民潮冲垮了两德间的隔阂，苏共国际部负责人和苏联德国问题专家瓦伦丁 · 法林说：“我们一直希望德国统一是未来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很清楚，事已临头。”［23］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大选，德国同盟获胜，原民德地区的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反映了民主德国民众要求与联邦德国合并的情绪，德国统一更是不可逆转，统一的步伐加快，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条约》（统一条约），用法律与条约框架保障了德国统一的内部整合。

曾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克伦茨说：“我们失败的起源要早得多，它在于我们不能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的内容和民主的结构，这种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能表明是令人信服的、真正有价值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逻辑的选择。”［24］德国的统一是冷战结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之一，“德国的统一，对于世界格局来讲，比东欧其他国家的急剧变化远为重要。仅有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转向，恐怕还不足以导致全局性的变动。只有德国的变化，才从根本上促成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25］

第二，东欧国家对德国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东欧剧变后，一些国家与联邦德国交好，拆了昂纳克的台。科尔在谈到德国统一时说：“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同年的7月28日，匈牙利外交部长格乌拉 · 霍恩和他的奥地利同僚阿罗依斯 · 穆克在世人的注视下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这两件事大大地推动了匈牙利的改革进程，正是这个改革进程的最终结果导致德国的统一。”［26］匈牙利不顾民主德国的抗议开放边界，引发了成千上万的东德居民越过匈牙利边境逃往西德，与此同时，还有大批民主德国居民聚集在德国驻捷克大使馆，要求出境；这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个沉重打击，促使德国迅速走向统一。

苏联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方面的重大让步，是不是损害了苏联的安全利益，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战后，苏联安全的基础是欧洲的分裂，是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在欧洲安全中追求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国、在欧洲应该是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框架下的地区安全体系。戈尔巴乔夫把欧洲想象成一个“共同的欧洲之家”，大家都和平地住在一幢大楼里，但美国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反映，而是坚持自己的政策目标。过去40年的安全与稳定是靠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组织的力量均势来保障的；应该建立欧洲安全的新体制，改变欧洲的政治气候，把两大军事集团的大方向从军事逐渐转向政治，并最终解散这两个组织。开始苏联坚持把德国统一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这是不现实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德国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民主的德国不是苏联安全的威胁，欧洲的机制能够保障德国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安全的威胁。

新思维指导下的苏联对外政策，确实为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敞开了大门。德国统一是消除“冷战”政策的结果，德国统一，未必完全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包括安全利益，能与地处欧洲腹地、经济发达的强国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消除两国历史上造成的不信任，对两国都是重要的。

德国的统一为消除战后欧洲的分界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真正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把这条分界线消除是不容易的，其过程也将是漫长的。

［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2］（德）埃贡 · 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

［3］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79.

［4］（德）埃贡 · 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

［5］（德）埃贡 · 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

［6］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83—84.

［7］（德）克里斯塔 · 卢夫特著，朱章才译：《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8］（德）埃贡 · 克伦茨著，孙劲松译：《89年的秋天》。

［9］（美）乔治 · 布什、布伦特 · 斯考克罗夫特著，胡发贵等译：《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95.

［11］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96.

［12］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01.

［13］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07.

［14］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19.

［15］转引自（俄）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2. 2000. С. 114.

［16］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39.

［17］（美）小杰克 · F · 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18］转引自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2. 2000. С. 112.

［19］ Мой выбор в защиту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вободы. М., 1991. С. 244 - 245.

［20］Горбачев М. 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М., 1999. С. 171.

［21］参见（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王尊贤等译：《我与东西德统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22］（民德）埃贡 ·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3］转引自（美）小杰克 · F · 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

［24］（民德）埃贡 · 克伦茨著，沈隆光等译：《大墙倾倒之际——克伦茨回忆录》。

［25］连玉如著：《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德）迪阿曼、骆约特著，葛放译：《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2．“8 · 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左凤荣

1991年发生的“8 · 19”事变对苏联解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尽管当事人、史学家对“8 · 19”事变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至今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但在谈到这一事件的后果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事件加剧了苏联的解体。“8 · 19”事变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事变的发动者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以挽救苏联，但仅仅三天就宣告失败。“8 · 19”事变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目的，却成了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

苏共党内分裂加剧，强硬派对戈尔巴乔夫不满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核心，苏共靠自上而下的各级党组织管理着国家。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派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危机不是米 · 戈尔巴乔夫引起来的，而是他揭露的，并试图解决它；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始了一场斗争。不是进化，而是‘社会主义的’党国旧机构和‘民主主义’新力量之间的斗争。”［1］从1988年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苏共分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从内部破坏了苏共的统一和完整，苏联社会精英阶层发生的分裂，破坏了政权的稳定。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苏联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变化，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离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一些强硬派新人出现在国家高级领导岗位上。来自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 · 伊瓦什科被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奥列格 · 舍宁成了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 · 巴克拉诺夫升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新书记亚历山大 · 扎索霍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瓦季姆 · 巴卡京的内务部部长职务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鲍里斯 · 普戈取代。以亚佐夫为代表的许多军人实际上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据阿尔巴托夫的观察，“相当大一部分军方领导人反对最近几年的整个政策，他们知道，说出有关那个时候的政治领导人和有关斯大林的真相，将是对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堡垒的又一次打击。二次大战常被用来为斯大林犯的罪行作辩护的主要借口。这种辩护是这样的：是啊，是有过镇压，有过对农民的剥夺，但是后来我们胜利了，并且拯救了欧洲。但是没有人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那种灾难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难道有任何理由不应取得胜利吗？’”［2］

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苏联和苏共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不是这样的人，用其对手叶利钦的话说：“自身的天性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中，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又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3］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建议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专心当好总统，当时苏共中央已经不是政权机构，在莫斯科党的机构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但州区等地方党委仍在起管理国家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来保持苏共的统一，防止苏共的联邦化和国家的解体，实际上他未能达到此目的。苏共党内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满，有意撤换他，但找不出能跟叶利钦对抗的有魅力的其他领导人，长期养尊处优的地位使苏共党内充斥着官僚，而缺少贴近民众的领袖。在1991年4月中央全会上，代表们激烈批评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用手敲着桌子，说要辞职，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经过讨论发现，除了忍耐戈尔巴乔夫，别无他法，“中央委员中就找不出一个，哪怕只是临时担任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人物，而且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愿意担任这个领导……政治局恳请总书记收回辞职申请，继续履行先前的职责，戈尔巴乔夫答应了这个要求，原因也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4］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少有影响的人物要求戈尔巴乔夫履行其作为总书记和总统的职责，苏联最高苏维埃500名代表组成的“联盟”议员团发表声明：“如果在召开第四次苏联人代会前的30天内国内形势仍没有根本好转，那么人代会就应该解决关于总统本人的问题，对总统的信任将结束。”在1991年6月17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宣称内阁不是总统的，表明总统和内阁间存在分歧，而且这一分歧还不仅限于一些小事，而是体现在摆脱危机的方式、方法中，他们必须就很多问题与总统协调立场，但总统却常常找不出时间来解决内阁经常遇到的问题。［5］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发言中说，苏联的强国地位开始动摇，军队状况堪忧；内务部长普戈称犯罪率在上升；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说，国内外都有人在策略反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阴谋，他提到必须在交通、能源、冶金、金融，以及国内的某些区域实行紧急状态，以保持社会稳定。［6］而戈尔巴乔夫在6月21日的会议上发言却宣称总统与政府间没有分歧，不必实行紧急状态，要保证经济的非军事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

1991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和市长的选举结果，表明苏共在人民中已经没有什么威信，加剧了苏共的危机。时任中央委员的麦德维杰夫说：“苏共好像不再是执政党，而苏共中央工作人员似乎觉得这样更好。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能感觉到苏共新地位的征兆……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而且几百万普通党员也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仅从1990年1月到1991年6月，苏共党员人数就减少了400万，从1900万下降到1500万。”［7］军队对军工企业转产，军事战略思想的改变，裁减军备，从东欧撤军不满。

共产党已经分裂成多个派别，有以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为中心的保守派，有极端程度不同的几个派别，也有民主派。雅科夫列夫、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沙塔林、沃尔斯基、西拉耶夫等签署声明，主张成立民主改革运动，1991年7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需要新步骤》一文，表示：“我向来主张多党制，而更准确地讲是主张理性的民主的两党制……这就是为什么我同意并支持以民主为导向的运动和政党的主张。”

1991年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强调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要建立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对于苏共，他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认为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改革派还是占了上风，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此后，戈尔巴乔夫从依靠党和国家的官僚们以及军事一肃反工作者集团，转而采取与各共和国领袖、苏共中的改良派、由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的“新民主主义者”合作的态度。［8］

1991年7月末，雅科夫列夫提出辞呈，与戈尔巴乔夫分手。1991年8月15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会作出了决定，认为雅科夫列夫有“违背苏共章程和分裂党的行动，认为他不宜继续留在苏共队伍里”。8月16日，雅科夫列夫给苏共中央机关党委的声明，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迫害，“我想提醒社会，在党的领导核心里已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斯大林式的集团，它反对1985年的政治方针，阻碍我国的社会进步。实际上这是党的领导违背自己的宣言，正在摆脱党内的民主派，为进行社会复仇、进行党内政变和国家政变做准备。在这种条件下，我认为再在苏共内部为民主改造事业服务已经是不可能的和不道德的了，因此我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我的良心要求我这么做”。［9］同一天，雅科夫列夫还写了一封致苏联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论复仇主义的危险》，他认为党的领导采取了把民主派清除出党的方针，“现在的领导应该对摧毁党和使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承担全部责任，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目光短浅的”。他认为：“业已形成的最高权势机关不仅抗拒要求革新、自由和民主的任何运动，而且由于武断、非理性思维以及不能遵循正常道德和人权的通行标准，它本身已成了对社会的威胁，成了进步的障碍。不仅如此，这个机关企图唆使人民群众反对改革，反对提倡改革的人。”“最终，党没有实现民主重建，也没有与专制的过去决裂，更没有变成有作为的政治组织。”“6年的改革表明，苏共的组织结构和苏共领导的行动使苏共急剧滑向同社会、特别是同社会中的最爱国最积极最有作为的那部分人对抗的地步。”“需要有一个由建设性反对派组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集中力量去搞什么意识形态争吵，不是耍什么政客手腕来自我肯定，也不是为什么人的野心而斗个没完没了，而是捍卫健全的理性和合理的实用主义，争取通过能在今天和未来使人民和全国生活得到一些改善的决议和法律。”［10］

民主派采取了离开的办法与戈尔巴乔夫分手，强硬派则想把戈尔巴乔夫赶下台，“卢基扬诺夫本人后来证实，党内的‘健康力量’根本不打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日历乖乖地在11月充当牺牲品，而是打算‘在9月举行的非常中央全会上提出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的职务问题。戈尔巴乔夫看来知道此事’。”［11］为了解除戈尔巴乔夫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职务，苏共反对派和党的机关筹备在1991年9月召开非常的苏共代表大会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向加盟共和国领袖寻求支持，许诺彻底地扩大他们的权限并加紧准备于1991年8月签订新的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达成了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协议，便于8月4日去克里米亚休假，准备8月19日返回，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在休假前，就有许多人警告他可能发生政变，但他置之不理。抢在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之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了著名的“8 · 19”事变。可以说，“8 · 19”事变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党内危机的反映，苏共党内潜在的冲突变成了公开的决战。

“8 · 19”事变的策划

如何评价“8 · 19”事变？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有人认为是挽救濒于解体的苏联的最后尝试。俄罗斯官方的说法则是“叛乱”。为什么要发动这一行动？至今仍说法不一。

“8 · 19”事变一年后俄罗斯总检察长B · 斯捷潘科夫宣布的原因如下：1991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克里姆林宫秘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达成协议，矛头指向苏联政治领导层的保守派核心。其中包括在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后，要解除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职务。克留奇科夫知道了会晤的内容，抢先发动了政变。［12］

当年的民主派认为，叛乱分子的目的是挽救行将崩溃的共产主义制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声明此举是为了拯救国家；戈尔巴乔夫则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是想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13］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现国家杜马议员卢基扬诺夫在“8 · 19”事件10周年之际指出：“10年来，我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即这是一场组织得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他否认这是一场阴谋政变，因为政变的目的是改变现存制度，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尝试保存现存制度。卢基扬诺夫透露，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不是“8 · 19”事件前夕成立的，它成立于1991年春天，成员是戈尔巴乔夫“钦定”的，当时已经备好了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公文纸和公章。换句话说，戈尔巴乔夫了解事件的原委，他被困之说与事实不符。卢基扬诺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是叶利钦，他的策略是，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获得胜利，他将骑红色的马回到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获胜，他将骑白色的马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如意算盘是在任何结局下都能保留自己的总统地位。［14］被认为是“8 · 19”事变主谋的克留奇科夫说，由于苏联不少地区民族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他们曾不断提出在全国或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或实行总统治理的问题，“1990年间，由于南奥塞梯、波罗的海沿岸，尤其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所发生的事件，在这方面曾一再作出指示。1991年，鉴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发生的事件，苏联总统下达了许多类似的命令。在许多地区，因为动乱和罢工，形势白热化到极限。因此，这样的委托具有十分具体的性质：拟定有关决定、呼吁书的草案，提出有组织的紧急措施的提纲。”［15］他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因为一切决定、行动和呼吁都是在1990—1991年间按照戈尔巴乔夫本人提出的任务研究拟定的”。［16］在国家陷入混乱的情况下，确实需要秩序，戈尔巴乔夫也许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搞的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而实行的紧急状态很难说是戈尔巴乔夫的方案。在当时国家局势严重的情况下，身体并没有多大问题的戈尔巴乔夫不应该放下工作去休假。“很多人都认为，当时的事情很多，国家局势非常严重，戈尔巴乔夫在这非常关键的一个星期去休假，是有意让身边这些战友放手大干一场。”［17］戈尔巴乔夫不合时宜的休假为政变者提供了机会。

8月16日《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担忧，克留奇科夫认为主要任务是整顿秩序而不是设计新的联盟条约，“新条约的设计只会搞垮苏联，是提不出任何积极的取代方案的。这一条约一旦签署，苏联的灭亡即不可逆转。要拯救局势，需要新的途径”。［18］4天后就要签署这个条约，不满者认为应该采取行动阻止。

8月17日下午，政变成员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的克格勃中心秘密开会，亚佐夫、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等人参加，亚纳耶夫没有参加，不知道，卢基扬诺夫、普戈也不知道。国防部副部长弗拉季斯拉夫 · 阿恰洛夫上将、瓦连京 · 瓦连尼科夫大将参加了会议。没有人作出马上采取行动的决断，但也不想无动于衷。聚集在一起的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方针，据克留奇科夫回忆：“1991年夏天，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开会，会议的休息时间，大家谈起了国家局势和改革。我问一些同志，他们一共是8人，如果我们早知道改革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我们还会开始改革吗？在场的德米特里 · 季莫费耶维奇 · 亚佐夫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19］最后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派特别代表团以说服其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推迟新联盟条约的签署。

8月18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同副总统亚纳耶夫通话，并告诉亚纳耶夫他抵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亚纳耶夫答应要去机场迎接戈尔巴乔夫。午餐后，戈尔巴乔夫继续起草预定在新联盟条约签字仪式上发表的演说稿。下午4时30分，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飞到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同行的还有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和副局长格涅拉罗夫。此时，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被切断。

戈尔巴乔夫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差10分5点卫士长通知他来了一群人要求见他，戈尔巴乔夫很吃惊，想确定这些人是谁派来的，但电话不通，他让家人做最坏的准备，然后与这些人见了面。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要么把职权交给副总统，但戈尔巴乔夫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说：“只有想自杀的人才会现在在我国实施紧急状态。我同此事毫无关系。”他警告他们说人民不会支持，建议召开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在那里解决一切问题。但这些人并不听他的，戈尔巴乔夫最后说：“那么就这样吧。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回去报告，我绝对反对你们的计划，你们将被击败。但是我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近年来所取得的东西而担忧。”［20］

博尔金的描写他见到的戈尔巴乔夫：“他一副病态，步履蹒跚，脸呈赤红色，这与其说是阳光晒的，不如说是血压高的缘故，他给人一种痛苦和不满的感觉。他迅速同大家握手问候，不看任何人，怒气冲冲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事先通报一下？电话怎么都不通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什么问题？’”“‘我们来的目的是讨论国内局势问题。’舍宁说。‘你们代表什么人？以谁的名义讲话？’戈尔巴乔夫打断他的话。”他们以为能够得到戈尔巴乔夫准备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指示，但戈尔巴乔夫不配合，他们向他汇报国内的局势，说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反对他们没参加讨论的新联盟条约，向他汇报了准备实行紧急状态以稳定经济，“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也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当听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感到完全放心了”。戈尔巴乔夫强调这些方案最好通过民主的方式实施，并要求向同志们转达他的意见，握手告别时，他又补充说：“好吧，就这样，你们干吧。”［21］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只要确信实行紧急措施会取得初步的良好效果，他就将公开地，且以最积极的方式给予支持”。［22］在这里，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身体欠佳显然是谎言，几天后当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来时并没有丝毫的病容，“8 · 19”事件的组织者靠制造戈尔巴乔夫生病的谎言来接管权力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格拉乔夫描写道：“8月18日下午5时许，舍宁、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和普列汉诺夫（戈尔巴乔夫当即将他拒之门外）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福罗斯时，戈尔巴乔夫向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他的卫队长向他报告有客人从莫斯科来拜访他，到那些人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这40分钟之内，他已经搞清：包括最高统帅战略通讯在内的所有电话，均悉数关掉。他把家人集合起来，并向他们发出警告：要准备应付事态的任何发展——从‘赫鲁晓夫模式’到更加悲剧性的结局。”［23］这些人要求戈尔巴乔夫要么签署关于在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及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个别州’实行‘总统治理’，换言之就是紧急状态的文件，要么他将自己的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并靠边站，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替他把脏活干完。戈尔巴乔夫听了火冒三丈：“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把这个话给派你们来的委员会捎去吧。”［24］“预谋的这次行动，目的言简意赅：阻止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25］他认为，克留奇科夫从春天开始就在筹划此事。

“8 · 19”事变的实际意图是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而签署新联盟条约是戈尔巴乔夫经过苦苦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的协议，此时他跟叶利钦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说戈尔巴乔夫默认之说并不成立，皮霍亚的结论应该更符合实际：“分析现有的资料使人确信，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重要细节：戈尔巴乔夫的卫队始终忠实于他。8月21日，正是他的卫队威胁说要采用武力，拘留了飞到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并且强迫他们必须接通与外界的通信联络。而戈尔巴乔夫却出尔反尔，力求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了直接执行者身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八月政变的特有因素。”［26］从戈尔巴乔夫自己所描述的对政变者的谈话看，他的反对态度不够坚决。在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行动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19日下午提交一份要求：立即恢复通讯联系，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回莫斯科。他让助手切尔尼亚耶夫帮助起草了一份声明：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是非法的，没有法律效力，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中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27］

8月18日晚7时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等人返回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都被严格看管起来，实际上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了。晚9时，政变者聚集到克里姆林宫帕夫洛夫总理的办公室开会，至8月19日凌晨3时左右才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舍宁、普戈、博尔金等。“多数人倾向于这种观点，既然戈尔巴乔夫不置可否，就应该按照既定方针办，对外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法令。所有文件都已准备好，大家一致提议亚纳耶夫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28］大家推举亚纳耶夫担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席，成员有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总理帕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等，一共8人，都是苏联掌握军政大权的领导人。

作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代行总统职权的副总统亚纳耶夫说：18日夜9—10点，他被叫到克里姆林宫，在政府大厦三层一间办公室里，坐着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巴科拉诺夫、克留奇科夫等人，他们在此坐了快一天了。谈国家严峻的局势，应该采取措施，但通过什么道路克服危机，大家在争论。共同的看法是在基础部门和一些地区宣布紧急状态。亚纳耶夫表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我不宣布在特定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他不知道戈尔巴乔夫已被软禁，被大家要求履行总统职责。他们说戈尔巴乔夫身体不好。他是被迫签署命令、声明和呼吁书。［29］苏联末任克格勃主席、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巴卡京在回忆录中证实了亚纳耶夫的说法：8月19日早晨他看到的亚纳耶夫神经极端紧张，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他对巴卡京说：“半夜四点钟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把我送到了这里，花了两个钟头说服我，我同意了，所有文件我都签了字。戈尔巴乔夫完全意志消沉了，什么也不明白，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头天晚上他们在他那里。所以需要我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这是正确的。”［30］

8月19日上午11点左右，苏共中央书记处在舍宁的主持下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对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有关决议表示追认，给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发了密码电报，要求尽一切可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但具体应该做什么，事变的发动者并不清楚。

据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普里马科夫回忆，8月20日早晨8点，他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没有遭到任何阻拦。半小时后，他去找亚纳耶夫，“你怎么了，神志清醒吗？”亚纳耶夫不知所措，说：“如果我像4月份那样拒绝的话，那……”他用食指颇富感情地拍前额，“现在怎么办？”

“去电视台发表讲话，拒绝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热尼亚，请你相信，一切都安排好了。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一回来，我们就一起工作。”

“有点儿不可信。必须立即撤走莫斯科大街上的坦克。”

给人的印象是（实际上也是如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代总统，也就是国家第一号人物的亚纳耶夫，远非阴谋的“首席小提琴手”，他真诚地希望所发生的一切原来是一场噩梦。也许他当时喝酒正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轻松些。［31］

政变的实际筹划者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克格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它由30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组成，第一总管理局是情报局，主要向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情报；第二总管理局实际上是反间谍局；第三总管理局负责军队中的反间谍工作；第四总管理局负责安全问题，并提供反间谍工作所需的交通工具；第六总管理局负责经济安全问题。还有保卫宪法制度管理局。第七管理总局负责户外监视，‘阿尔法’特别分队也属于这个局。第九局是保卫局，执行保卫国家最高官员的任务，还保卫苏共和国家机关的重要设施。边防军管理总局负责保卫苏联的陆海疆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政府通讯管理局负责国家领导进行专门的密码通讯的工作。业务管理局集中了苏联一流的专家。克格勃有大约48万名工作人员。克格勃实际上长期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条件下行使其职权。8月事件后成立的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在实际上没有能于某种程度上控制其活动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长期工作导致它实质上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可以对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行检查，而且以最有效地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庞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既然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制定出规范性的法令，没能保证对苏联克格勃进行监督，所以它也就没有履行宪法赋予它的责任。苏联检察机关也没能对安全机构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检察。结果安全委员会成为一种有其自己特殊利益的独立政治力量，客观上变成凌驾于苏联及各加盟共和国最高机关之上、不受其管辖的、超国家的设置。”［3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没有参加紧急状态委员会，但被认为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思想家。卢基扬诺夫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学和多年好友，不仅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联系密切，而且对戈尔巴乔夫有很大影响，是他让戈尔巴乔夫疏远改革派而转向保守派。8月19日早6时，卢基扬诺夫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声明，他批评条约草案，强调不能签署这样的文件。［33］

“8 · 19”事变的发动与失败

8月19日凌晨4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工作。6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正式宣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127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

大约6时30分，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发表了《苏联领导声明》，宣布从莫斯科时间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8人组成。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的名字虽然没有出现在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中，但他实际上站在他们一边。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积极负责实施紧急状态，负责戈尔巴乔夫保卫工作的普列汉诺夫执行了软禁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使他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几乎所有和戈尔巴乔夫一道并肩工作的高官都参加了政变。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作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宣言和对此次事变的正式解释。《告苏联人民书》，指出：

同胞们！

在我们祖国和我国各族人民命运面临的严峻危急时刻，我们向你们发出呼吁，我们伟大的祖国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进入了死胡同……

出现了极端主义势力，它们奉行消灭苏联、瓦解国家和不惜一切代价夺权的方针，它们利用赋予的自由，蹂躏刚刚出土的民主萌芽。赞成祖国统一的全民投票结果遭到了践踏。利用民族感情进行无耻的投机，只是为了掩盖他们的野心。无论是本国人民今天的灾难，还是明天的前途，都不能使那些政治冒险家动心……

应该由人民选择社会制度，但有人企图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有些人手中握有权力，却不把权力用于关心每位公民和全社会的安全和幸福，而把它用来谋求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利益。用作无原则的自我肯定的手段，滔滔不绝的话语、堆积如山的声明和许诺只能突出地证明所做的具体工作微乎其微。权力的膨胀比任何其他膨胀都更为可怕地破坏着我们国家和社会。每位公民都对明天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感到深切担忧……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意识到破坏我们国家的危机的深度，它担负起了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34］

中午11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第1号命令。这项包括16点内容的命令说，为了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国家的领土完整、恢复法制和克服危机，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无力确保实施紧急状态的机关将被停止活动，而由紧急状态委员会任命的专门全权代表负责；立即解散违反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权力与管理机构，以及军事化组织；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颁布的违反苏联宪法和法令的决定一律无效；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公民和团体非法拥有的武器必须立即交出；禁止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必要时可实行宵禁；坚决与影子经济作斗争，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不善经营和经济领域内的其他违法行为，坚定地采取刑事措施和行政手段。命令还要求苏联内阁采取措施保障居民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等。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民主化进程，为了政治改革，把国家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宣布要在一周内公布经济纲领，降低物价，提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等。发展多种成分的经济，支持私人企业，发展生产和服务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号召保卫社会主义，没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形容词，而主要是唤起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团结所有苏联公民，而不管他们的政治偏好。但是，民众从中看到的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是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的丧失。

本来按计划，应该先逮捕叶利钦，但是由于他们忙于去同戈尔巴乔夫谈判、举行会议和喝酒，使计划拖了下来，政变者还寄希望于议会批准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权，使政变合法化。在政变开始的第一个上午，莫斯科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们照常在大街上行走。政变者对自己的行动没有信心，帕夫洛夫因喝酒过多，犯了心脏病，被送进了医院。只有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在支撑着局面，上午11时，克留奇科夫从克格勃总部给亚佐夫打来电话焦急地说：“我谁也找不到，帕夫洛夫、亚纳耶夫、巴克拉诺夫，他们都到哪去了？后来我的副官告诉我说，他们全都到亚纳耶夫那里喝酒去了。”亚佐夫告诉克留奇科夫，帕夫洛夫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亚佐夫这时明显地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成功的希望渺茫，叶利钦并没有被逮捕。

8月19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睡梦中的叶利钦被女儿叫起，被告知发生了政变。但别墅的电视可以照常收看，电话可以接听，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对叶利钦采取行动。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沙赫赖、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西拉耶夫等半小时后都来到了这里。总统叶利钦立即组织大家对政变进行反击，大家一起起草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并用传真机发出去。叶利钦没料到事情做得如此容易，他在谈到此事时说：“克留奇科夫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由于近两三年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我们国家里新的通信手段大量涌现。在我女儿刚印完告俄罗斯公民书后一个小时，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人们就读到了这个文件。外国通讯社、专业和业余计算机网、几家类似《莫斯科回声》的独立无线电台、交易所及许多主要刊物的通信网也都转发了这一文件，还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复印件。”［35］

本来克留奇科夫派出“阿尔法”小组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去逮捕叶利钦，但“逮捕叶利钦的命令之所以没有执行，是由于分队的领导意见不一致。‘阿尔法’的一个副队长卡尔普欣将军坚持要逮捕叶利钦。另外两个队长反对。20日，通过多种通讯渠道又把‘阿尔法’全体人员召集起来，但是他们弄清情况以后，拒绝参加任何行动”。［36］克留奇科夫说没有过逮捕叶利钦的计划，派“阿尔法”小组去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区是为了保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同俄罗斯总统会晤的安全。［37］叶利钦于上午9时半离开了别墅，当挂着俄罗斯国旗的叶利钦的车队离开别墅开往白宫时，隐藏在路旁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按兵不动，战士们默默地注视着疾驶而过的车队。他们事后说，当时只有特种部队小队长卡尔普欣通过无线电声嘶力竭地命令拦截车队。”［38］

在国防部，格拉乔夫、沙波什尼科夫等国防部的要员明显支持叶利钦。叶利钦从容地从别墅回到了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11时46分，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俄罗斯领导人《告俄罗斯公民书》，声明政变不合法，这是一场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他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国家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必须保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他还呼吁军人们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不参与反动政变，并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进行无限期的总罢工。

在叶利钦的感召下，群众走上街头。中午12时许，莫斯科跑马场上，有人举行集会，开始只有上千人，人越聚越多，集会者宣读了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直到此时，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下，军队开到莫斯科，一队装甲车从大剧院方向开往跑马场广场。12时30分，示威者在民族饭店前用两辆无轨电车封锁了特维尔大街。市中心的所有桥梁上都停着坦克，军队开始在莫斯科市内大规模调动。

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叶利钦的，但亚纳耶夫等人试图借助宪法的权威，使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合法，迟迟没有对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其他领导人采取措施。“白宫”的通信照常，叶利钦与西方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争取军方的支持，并做好了组织流亡政府的准备，成立了以鲁茨科伊为首的防卫司令部，组织保卫白宫。

俄罗斯领导人发起宣传战，被禁止的激进派的报纸改用号外、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散发，其中心内容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让大家注意戈尔巴乔夫被解职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让人们认识到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不合法性。

民众站在路上阻挡坦克前进，表现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俄罗斯的政权。“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响应俄罗斯领导的号召，往俄罗斯议会大厦走去，以捍卫民主，保卫自由。‘白宫’周围筑起了街垒。”［39］如果发生武力对抗，会造成流血，这是紧急状态委员会也不愿看到的。被派来包围“白宫”的塔曼师坦克连和图拉空降师倒戈，转到了叶利钦一边，其余部分保持中立，加里宁大街桥头和“白宫”周围的坦克炮口不是对着“白宫”，而是枪口朝外。叶利钦得到了空降部队司令员格拉乔夫的支持，增强了叶利钦的信心。格拉乔夫派列别德将军率领图拉的空降兵来保卫白宫，叶利钦允许他把一连空降兵派驻大楼周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如果坚持用强力手段解决问题，会导致流血，甚至发生灾难性的内战。

8月19日中午1时，叶利钦走出俄罗斯议会大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登上封锁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塔曼师110号坦克，他的几名助手也随其登上坦克。叶利钦发表了演讲，呼吁莫斯科人和俄罗斯全体公民进行反击。叶利钦向人们发表讲话，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他还签署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凡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命令都是非法的，它们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一律无效”。苏联在俄罗斯联邦内的所有权力机关，其中包括克格勃、内务部、国防部都转归他领导，他宣布自己对俄罗斯联邦境内的苏联军队有全权指挥权。叶利钦等俄罗斯联邦的领导向卢基扬诺夫递交备忘录，要求他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8月19日下午5时许，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宣布定于8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会议将批准在苏联个别地区实行紧急状态的决定。紧接着，亚纳耶夫颁布命令，宣布从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加里宁上将为莫斯科市卫戍司令，授权他颁布严格规定维持紧急状态必须执行的命令。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第2号决定，决定暂时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会出版物，只允许下列报纸出版：《劳动报》、《工人论坛报》、《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农村生活报》。

在下午5时46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政变者表现得并不坚定，亚纳耶夫的手在发抖，他在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中，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现在正在克里米亚休息和治疗”，希望“戈尔巴乔夫康复后履行自己的职责”。“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将会归队，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他们没有拿到证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医生证明，而只是说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不佳。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的问题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陷入死胡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不足。帕夫洛夫病倒了，克留奇科夫没有参加记者招待会。紧急状态委员会确实没有可信服的领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赢得大众的信任，他们中的某些人，我们以前根本就不认识。”［40］

20日，紧急状态委员会会除了继续宣传其声明等文件外，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这天允许出版的报刊除了刊登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命令外，还刊登了卢基扬诺夫对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声明，但落款日期是8月16日［41］。卢基扬诺夫的声明称：“条约的许多条款是违反苏联宪法的，需要做很大的更动；它会引起劳动公民的疑问。还说匆忙签订条约会使他深感不安。”［42］这一声明在政治和法律上支持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卢基扬诺夫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保持着距离。

叶利钦在莫斯科进行了有效的抵抗。8月20日早白宫周围聚集了不下5万人，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之。用武力攻占俄罗斯领导人的办公地点无疑会造成大量伤亡，没有人想那么做。格拉乔夫一直与叶利钦保持联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声明不用武力反对人民。巴卡京在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 · 斯托利亚罗夫的要求下，与国防部长亚佐夫进行联系，劝说军队不要冲击议会大厦，并得到了亚佐夫的保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副总统鲁茨科伊、议会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政府总理西拉耶夫联名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并要求：在收到信的24小时内会见戈尔巴乔夫；在三天内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有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参加的医疗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公布于众；取消对俄罗斯所有舆论工具活动的限制；在俄罗斯联邦8月21日召开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期间停止在俄联邦境内实行紧急状态；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确保俄罗斯总统不受阻碍地行使职权；停止对俄罗斯领导的威胁，确保他们不受侵犯和自由出入；解散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撤销其所有命令和决定。卢基扬诺夫与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西拉耶夫会见，当得知俄罗斯领导人不会放弃抵抗后表示，争取说服政变者将部署在白宫附近的军队撤走。［43］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合法，苏共中央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共和国和区委、州委发布指示：采取措施让党员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

政变者还过高估计了中央对共和国的权力，只有中亚的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承认。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事实上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则坚决反对。8月20日，各加盟共和国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变化。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正式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只能以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没有苏联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参加下制定出公开违法的文件”。他希望听到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意见，建议立即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政治形势，在10天内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乌兹别克宣布没有必要在其境内实行紧急状态。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发布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摩尔多瓦总理穆拉夫斯基发布命令，禁止在该共和国发行《劳动报》、《工人论坛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农村生活报》、《莫斯科真理报》。格鲁吉亚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发表呼吁书，要求西方国家支持苏联的民主、多党制以及人民选出的议会和总统。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则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立陶宛人“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西方国家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坚决抑制。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反对通过政变手段搞掉戈尔巴乔夫的苏联领导人并要求他们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宣布暂停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加拿大宣布冻结西方三国财长会议上达成的2亿美元的对苏援助；日本宣布冻结对苏联的援助计划；世界银行宣布取消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而设立的3000万美元基金的建议；欧共体12国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

20日中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攻占白宫，拘捕监禁叶利钦的决定，但没有人执行这个决定，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执行这个决定，接到命令的格拉乔夫没有向部队下达命令，而是告诉了俄罗斯领导人，并表示即使接到了进攻白宫的命令，他也不会动手；负责攻占白宫准备工作的是卡尔普欣领导的阿尔法小组，他们很清楚，可以攻占白宫，但以后怎么办？于是他们决定不执行这个命令。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克留奇科夫，还是亚佐夫都没有向军队下达无条件进攻白宫的命令，当时只是命令做准备。亚纳耶夫也反对使用武力，担心造成人员伤亡。据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记者记述8月20日的情景：“大街上的路人依然行色匆匆，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莫斯科河边有不少人在悠闲地垂钓。‘白宫’前面则是另一番情景。广场上聚集着近万人，人们身份不同，观点各异，正自发地围成一个个小堆，互相争论着，交换着看法。”［44］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紧张，叶利钦的卫士们害怕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对白宫的进攻，在20日深夜听到枪声后，想把叶利钦带到离白宫只有200米的美国大使馆，但被叶利钦拒绝了。［45］21日凌晨2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一队装甲车冲进加里宁大街立交桥下的通道时，3名阻止装甲车前进的年轻人死亡。这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平民的死亡使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支持者动摇。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政变者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克留奇科夫说：“早在8月18日晚上我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危险，那我们就停止行动，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46］

8月21日上午8时，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空军司令沙波什尼拉夫提出撤出莫斯科的军队，得到亚佐夫和其他与会者的赞成。最后，会议通过决议：军队撤回驻地，取消晚上的宵禁，请求议会审查紧急状态委员会是否合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分崩离析，在21日早8时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会议上，不少成员不到场，巴克拉诺夫宣布退出，亚佐夫也没参加。他们决定去见亚佐夫，决定不再冒险，停止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派人到福罗斯，再次向戈尔巴乔夫汇报国内局势，并尽力说服他采取行动。11时，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上告诉大家，他已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通了电话，说服对方取消了对“白宫”的包围，并同意一起去克里米亚接戈尔巴乔夫返回。

下午4时，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发布通告，说在首都莫斯科“实行宵禁是不合适的”。决定从8月21日起解除首都的宵禁。塔斯社还发表通告：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8月19日关于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社会政治出版物出版的规定予以撤销。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去福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前往。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见面，只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见了面。

与此同时，叶利钦也立即派人去福罗斯，派去的人有总理西拉耶夫、内务部长杜纳耶夫、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也随同前往，还有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及几名带武器的军官，几名俄罗斯人民代表、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佩斯西克、记者等。戈尔巴乔地接见了他们，当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首都莫斯科。

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取消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成员的决定；解除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要求苏联总检察机关追究政变参加者的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与联盟建立共同的专门委员会进行侦讯。［47］叶利钦显然在扮演苏联总统的角色。

事变的发动者受到了惩处。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8名成员中，内务部长普戈于22日开枪自杀（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其余7名成员被捕。此外被捕者还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舍宁、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普列汉诺夫等7人。8月24日，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办公室上吊自杀，他在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遗书中写道：政变发生时他正在索契休假，没有人让他回来，但他认为自己应该回来，他知道这种做法不可能成功，“问题在于从1990年开始，我就确信，今天仍然确信，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消亡。她很快就要解体了。我在寻找大声说出这一切的办法。我要盘算，我参加‘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及最后与此相联系的被审查，会给我机会大声说出这一切。也许这种解释不令人信服和天真，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我的行为里没有自私的动机”。［48］他在遗书中还说：“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的年龄和我的整个生命都赋予离去的权利，我一直斗争到最后时刻。”［49］8月26日，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尼古拉 · 克鲁奇纳自杀。但是，俄罗斯人还是很有理智的，处理“8 · 19”事变并没有变成大规模的迫害，虽然政变者被捕了，曾以“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没有判刑。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混乱，最高苏维埃与总统之间的争斗、民众对休克疗法的不满、叶利钦炮轰白宫等等，影响着人们对“8 · 19”事变发动者的态度。1994年2月23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通过大赦法，因“8 · 19”事变而被审判者被大赦，［50］他们又在新的制度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

关于“8 · 19”事变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政变者组织不好自然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匆忙上阵，他们也没把此事当成推翻苏联合法总统和俄罗斯民选总统的政变，“这些人没有篡夺国家所有政权、在苏联建立独裁统治的思想准备。这种独裁势必会引发大规模的迫害，甚至会导致恐怖事件的发生。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亚纳耶夫、帕夫洛夫等人，在开始冒险行动的时候，还是寄希望最后能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达成协议……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8月19日与叶利钦举行一次会晤，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某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都不知道，对方将如何行动。所有人因此都尽量避免可能造成难以收拾后果的不可逆的武力行为”。［51］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它的工作仅仅限于分发文件和通过电话下达命令，没有采取什么切实的行动，正如叶利钦说：“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者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克格勃——作为政变的主要发动机，不想用鲜血玷污自己的手，希望用坦克履带的轰隆声或偶尔的几声警告性炮轰赢得胜利。”［52］此外，事变的发动者威望不高，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使自己的见解成为行动口号和号令的权威人物”［53］沙赫纳扎罗夫认为，“假如这个班子为首的是个遇事果断、不考虑后果的人，能够像叶利钦那样下令向人群开枪，他们没准就得手了……”［54］从一般事件发展的本来逻辑分析，以上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变的失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经过几年的改革，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许多当事人认为是注定要失败的阴谋，没有人想用武力解决问题（事变的发动者也是如此），没有人愿意看到流血，孩子们爬到坦克上玩耍，市民与官兵聊天。这说明现代社会的问题不能靠强硬手段解决，人们不愿为信仰而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已不能转为社会对抗。正如普里马科夫认为，“之所以能成功地挫败这场阴谋，是因为国家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功勋首先属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居民，叶利钦个人的勇敢也起了很大作用，幸运的是，叛乱的领导者是极其平庸的”。［55］巴卡京认为：“叛乱的组织者们在主要的一点上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近几年来国内各族人民尝到了自由的甜头，把甘于受人支配的奴性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了出去。他们没有考虑到，最高层的政变已经不会像1964年那样遇到死一般的沉默。叛乱分子成了他们自己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对国内发生的变化不能作出正确评价的牺牲品。聚集在‘白宫’周围、阻止新专政到来的普通老百姓制止了他们。拒绝执行非法‘新政权’命令的军人制止了他们。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制止了他们，在危急关头，这些领袖表现出了自己的勇敢、决心和善于捍卫人民按照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并且能够坚持这种权力。”［56］

其次，当时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战后初期或者20世纪60年代，世界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不可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应而自行其是，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苏联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国际环境，因此，国际社会对苏联有着无形的压力。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完全持否定态度，纷纷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同时宣布中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向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施加压力。由于政变不具有合法性，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他们很难成功。政变的发动者也明白这一点，他们事前派代表争取合法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拒绝，但他们仍希望在取得成功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认可，没有贸然采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

再次，政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反抗。政变的发动者以为要拯救国家、要克服危机，会得到民众的拥护，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号召力比他们更强。人们显然认为他们合法选出的总统叶利钦更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不想屈服于强硬派的武力威胁。叶利钦在反对政变者的问题上也表现了果断与坚决，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叶利钦组织的反对阴谋者的战斗起了巨大的作用。他采取了勇敢的立场，行动果断，挑起了全副重担。在那种非常的条件下，这是正确的。当我回到莫斯科时，我认可了他在反叛期间发布的法令。”［57］民众把紧急状态委员会看成是过去制度的象征，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众大多追随叶利钦。另外，军队发生了分化，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并不能让军队和克格勃完全听命于紧急状态委员会。沙波什尼科夫拒绝参与政变，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萨姆索诺夫保证军队不进入列宁格勒市。

最后，政变的准备工作不够，仓促行事。政变发动者既没有与各共和国协调立场，争取支持，也没有明确的纲领目标，让人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缺少有威信的领袖人物，亚纳耶夫当副总统时就受到了许多苏维埃代表的反对；帕夫洛夫接替雷日科夫当总理后，也没有表现得更好，他的反危机纲领遭到许多共和国的反对，其经济政策也没有让民众受惠；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在其所领导的军队和克格勃中也没有很强的威信，许多下属并不听命于他们，而是倾向叶利钦，巴克拉诺夫、普戈、舍宁等从地方调入中央不久，也缺少威信。

“8 · 19”事变失败的后果

“8 · 19”事变是一场计划不周的闹剧，反映了苏共内部由潜在的意见分歧走向公开的意见分歧。发动事变的强硬派并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对于苏联的衰落和失去东欧不满，但他们想用强力手段达到目的，显然难以成功。事变的发动者本意是想挽救摇摇欲坠的联盟，其结果却适得其反。“8 · 19”事变是苏联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事变中断了改革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8 · 19”事变把苏联解体的进程从潜在的变成了公开的，它使党、克格勃、军队威信扫地，联盟机构瓦解，克格勃、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其他权力机关陷于瘫痪，部长会议全体人员辞职，戈尔巴乔夫失去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拥有的政权的力量。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 · 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这一事变的消极后果是严重的。

一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在反对“8 · 19”事变的过程中，叶利钦实际上取代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成了“光杆司令”，他已经没有实权。叶利钦是“8 · 19”事变的最大得益者，他被拥戴为英雄。叶利钦所领导的激进民主派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反政变，篡夺了联盟总统和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正如加特霍夫所说：“叶利钦拆卸了整个现有宪法结构。叶利钦的许多行动就宪法方面而言，比起那些政变发动者的行动来，更加不合法。而正是叶利钦发动的反政变，比那场笨拙的政变本身走得更远，它断送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种种努力，那就是想使处于改革之下受控制而发生变化的现状重新稳定，并使一个更新后的联盟合法化。”［58］

在8月22日凌晨2时，戈尔巴乔夫回到了莫斯科，他的感觉像是回到了另一个国家。当天在电视讲话中戈尔巴乔夫表示此事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并沿着激进改革之路快速前进，昨天我与9个共和国的领导进行了会晤，我们讨论了并决定在最近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我已经跟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谈了下一步行动的计划，最近将确定签署联盟条约的新日期，然后讨论新的联盟宪法，新的选举法，选举议员和总统。应该确定完成这一工作的期限，不要拖延，因为延长过渡期，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于民主改革是危险的”。［59］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叶利钦并不想继续与戈尔巴乔夫分享政权，也不想和他一道建立所谓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戈尔巴乔夫以为他还是苏联的全权总统，当天未与叶利钦协商就任命了第一批干部：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为国防部长，原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舍巴尔申为克格勃主席，别斯梅尔特内赫留任外交部长，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为代总理。得知这一消息的叶利钦于8月23日上午气冲冲地来找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收回成命，并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已有过惨痛的教训，8月事件教会我们许多东西，因此提醒您注意，任何干部任免，都要征得我的同意。”［60］经过与叶利钦协商，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国防部长，巴卡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潘金为外交部长，他们都是与叶利钦一道积极与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斗争的人。叶利钦还不顾戈尔巴乔夫已经返回莫斯科重新掌握权力的现实，继续抢夺联盟的权力。8月21日他发布命令把全盟电视中心（奥斯坦基诺）转给俄罗斯联邦，把全联盟第二大电视频道转给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以组建全俄罗斯电视网。8月22日他再次发布命令把所有在俄罗斯疆域内的联盟的所有企业和机构，除依据俄罗斯法律转给联盟机关外，全部转给俄罗斯联邦。他还命令俄联邦政府肢解塔斯社，把《消息报》社和位于俄联邦境内的出版机构、印刷厂以及苏共所有的为之服务的企业等都转归俄联邦的新闻与出版部。［61］此后，叶利钦还不断发布命令把他认为应该拿到的联盟资源转到自己的手中。

叶利钦还搬到了克里姆林宫办公，他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了划分克里姆林宫的协议：苏联总统连同其机构使用1号楼，叶利钦及其机构使用14号楼。叶利钦的安全局长感叹到：“当时苏联尚未解体，把俄罗斯的政权机构从全苏联相应的机构划分出来是一件麻烦事，而且极不自然。两个总统同时坐镇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不正常。我当时就很清楚，叶利钦绝对不会容忍两个政权并存。后来，这种局面很快就以戈尔巴乔夫的垮台而告终。”［62］8月23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会晤，这一会晤被现场直播，这实际上是叶利钦等人向他示威。当戈尔巴乔夫抵达白宫入口时，听到的不是欢迎声，而是要他辞职的喊声。叶利钦强硬地要求戈尔巴乔夫批准他在“8 · 19”事件期间签署的所有法令，他还打断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要求审议他签署的停止俄共活动的法令，戈尔巴乔夫感觉叶利钦就像猫戏老鼠一样在戏弄他，他毫无办法。

二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党、克格勃和军队一直被认为是苏联政权的三大支柱，“8 · 19”事件严重损害了这些机构的威信，也使这些机构走向了解体，随着它们的解体，联盟国家也失去了维系的纽带。

“8 · 19”事件动摇了克格勃的地位。虽然克格勃广大官兵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基本是消极的，并没有积极配合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由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克留奇科夫积极参加和筹划了“8 · 19”事变，8月22日，群众在红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傍晚这些人又来到苏共中央的所在地老广场和克格勃的所在地卢比扬卡广场，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激进派借机要求对克格勃进行大改组、大清洗，宣布成立“调查国家安全机构活动委员会”，调查克格勃的活动并对其未来提出建议，1991年10月22日，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在国务会议上研究改组国家安全机构的问题。根据讨论的结果，国务会议作出第八号决议：撤销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并在其基础上成立3个独立的中央一级的机构：苏联中央情报局、共和国间安全机构、保卫苏联国家边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指挥部。［63］不久，戈尔巴乔夫任命普里马科夫、巴卡京和卡利尼琴科为这三个新机构的领导人。新机构无论从其职能、作用和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来说，都与原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同日而语。

苏共不存在了，苏共的精英被俄罗斯的民主派精英所取代，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潮流。8月22日所有党报刊被停刊，虽然后来这些报刊很快就改变了面目，继续在新社会中生存。苏联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改名为《自由思想》，《党的生活》更名为《实业生活》；有些报刊虽然没有改名，如《共青团真理报》，但内容已变成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

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共产党停止活动”［64］的命令。由于俄共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在一些地区建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叶利钦命令俄内务部和检察院调查俄共违反宪法的活动，向审判机关提交相关材料；在审判机关作出相应的结论前俄共机关和组织停止活动。当天，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照常上班，苏共中央大楼前聚集了大批示威群众，正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会的戈尔巴乔夫收到了布尔布利斯的一张纸条，写着：“苏共中央正在加紧销毁文件，总书记应立即下令暂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卢日科夫已经切断电力供应。将有人奉命执行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卢日科夫的指令。布尔布利斯。”戈尔巴乔夫在纸条上批示：“同意。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23日”［65］。正是根据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命令，苏共中央大楼和克格勃大楼被占领。

由于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大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戈尔巴乔夫难于再依靠共产党来保持他的权力。8月24日早晨，戈尔巴乔夫召集普里马科夫、巴卡京、梅德韦杰夫、列文科、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叶戈尔 · 雅科夫列夫、波波夫和卢日科夫等人开会，议题之一是政党问题，最后决定必须通过三个文件：总书记的声明、关于党的财产、关于国家机关的非党化。［66］此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苏共党章规定总书记应该向选举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辞职，由代表大会最终决定，但戈尔巴乔夫却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67］

戈尔巴乔夫明白，没有苏共的支持他很难保住权力，但此时苏共上层已经不支持他了。《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奇金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放弃了总书记的职务是不道德的。我参加过苏共中央全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得出的印象是：戈尔巴乔夫很重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他知道同党在一起才会有巨大的力量和后盾。后来他之所以不愿丢掉总书记职务，是由于他害怕自己一旦离开党的岗位，共产党就会同他对着干。有关改革作出的一些不得人心的决议都是以党的名义发表的，结果苏共在为戈尔巴乔夫受过，吞下他所制造的苦果。共产党的最上层不管党，可以说背叛了党，首先是总书记，他的行动破坏了党的整个管理系统。苏共实际上早已丧失了政权。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不敢再召开中央全会来决定是否解散苏共，因为如果召开全会，他就会受到无情的批判。”［68］戈尔巴乔夫在回忆他为什么发表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声明时说：“沙赫纳扎罗夫从福罗斯回来后，曾打电话给扎索霍夫说：‘请您赶快去医院找伊瓦什科，要求立即解救被囚禁在福罗斯的总书记，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扎索霍夫去了，政治局也召集了会议，要求同总书记见面，但是并没有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同这些人一起在政治局见面，同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呢？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这一切情况都明朗化后，我宣布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因为我不可能同搞反宪法武装政变、公开欺骗党和人民的人继续一起合作。同时，我号召共产党员们，在当地组织起来，集体讨论自己活动的组织形式，作出自己的选择。”［69］8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活动的决议。在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爱沙尼亚，共产党停止活动，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立陶宛，共产党被禁止。各共和国的非党化到1991年9月中旬基本结束。叶利钦的顾问沙赫赖论证说：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苏共都不是一个政治性政党，而是国中之国，因此，消除它完全符合民主的精神和形式。［70］

8月25日叶利钦签署“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产党财产”［71］的命令：鉴于苏共中央已经解散，俄共活动也已被停止，因此属于苏共和俄共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所有的卢布和外汇资金，包括存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外的银行、保险公司、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机构中的所有资金，都将成为俄罗斯国家的财产。关于苏共中央在境外的其他资产，将按照各加盟共和国签订的同盟条约进行分配。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没有了，苏联的主要支柱机构也开始崩溃了，联盟国家很难再存在下去了。美国的冷战斗士乔治 · 凯南在1947年曾说过：假如作为政治工具的共产党被削弱、党内的团结和效率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苏俄会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变成为一个不足挂齿的弱国，一个最令人同情的民族实体。1991年苏联的解体恰是如此。

苏共的解散和国家机关的非党化，并没有遇到苏共党员或人民的任何抗议活动，“苏共已经威信扫地，就连几乎人人都是苏共党员的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也不肯出来保卫它了”。［72］

第三，加剧了苏联解体的进程，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 · 科恩所说：“政变的后果使新奥加廖沃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大大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也使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人的不可预料的行为产生了担忧。”［73］“8 · 19”事件后，所有国家机构瘫痪，实际上开始了消除苏联国家政治机构的进程。领袖们在作出决策时不再遵循苏联的宪法和法律，实际上都在按自己的政治意图行事。共和国的权力机关实际上不再看联盟中央行事，从1991年8月底开始尽可能快速地拆除联盟政治的和国家的机构。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增强，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决定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在苏联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立场无疑对联盟具有破坏性。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领导人阿姆萨胡尔季阿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独立。截至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也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但它们同样在自行其是。8月29日，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关闭在哈萨克斯坦的核试验场，他在命令中说：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米巴拉金斯克州从1949年就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此期间这里共进行了大约500次核爆炸，使上千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损害。鉴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确保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军事均势，在建立核潜能力方面已尽了自己的义务，同时考虑到共和国内社会各界的要求，关闭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地；把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地改建成为加盟共和国的科研中心……需协同联盟机构一同确定给受害的哈萨克公民发放损失赔偿金的范围与程序；努力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74］

“8 · 19”事变在苏联历史上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使苏联的改革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倡导改革的苏共已不复存在，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权力，“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改变了国家。在永远选择社会主义方向的保持旧体制的框架内作为‘从上层开始的革命’的改革成了过去。”［75］实际上，8月事件后联盟已经死亡，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到1991年年底。

［1］（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3］（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4］（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5］（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6］（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7］（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8］（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9］（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改革运动》。

［10］（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改革运动》。

［11］（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锼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12］Известия. 13 августа. 1992.

［13］（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下册。

［14］李永全：《莫斯科咏叹调》，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5］（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16］（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17］（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18］（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19］（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20］（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21］（俄）瓦 · 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22］（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23］（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24］（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25］（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26］（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7］（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

［28］（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29］《星火》杂志披露的亚纳耶夫1991年8月22日入狱后的笔录，《当代世界》2003年第3期。

［30］（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31］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99. С. 98.

［32］（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33］ Двадцать ведущих политиков в августе 1991 года www.ng.ru/ideas/2001-08-18

［34］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55-356.

［35］（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36］（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37］（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38］（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39］（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40］（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41］格拉乔夫认为是卢基扬诺夫改动了日期，以便让人觉得与政变无关。见（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

［42］（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43］（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44］唐修哲、孙润玉著：《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45］（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

［46］（俄）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 · 亚 · 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

［47］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58.

［48］Сmепанков В.,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Верс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гонек”, Москва, 1992. www.gorby.ru/07.08.2007

［49］（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50］瓦连尼科夫拒绝接受，他被无罪释放。

［51］（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52］（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53］（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

［54］（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

［55］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99. С. 98.

［56］（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57］（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岱奋译：《八月政变》。

［58］（俄）瓦列里 · 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9］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05.

［60］（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

［61］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04、307.

［62］（俄）科尔扎柯夫著，杨藻镜等译：《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

［63］（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64］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2-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6—637.

［65］（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66］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С. 310.

［67］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1946—1995）. М., 1996. С. 369.

［68］转引自唐修哲、孙润玉：《岁月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亲历》。

［69］（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孙凌齐李京洲译：《尚未结束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70］Согрии В.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2001. С. 91

［71］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2 - 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М., Норма, 2008. С. 637—639.

［72］（俄）瓦 · 巴卡京著，非琴译：《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

［73］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74］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5］Ответстстве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 X век. М., 1998. C. 592.

73．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左凤荣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模式没有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失去了凝聚力和吸引力，但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要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

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1］殊不知，苏联这个联盟国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权来维持的。

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一卡问题尖锐化，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

民族问题日益尖锐，各共和国要求权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4］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定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5］纳扎尔巴耶夫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地方势力坐大，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

苏联解体的进程最早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的。在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波罗的海出现了人民阵线组织，其纲领也逐渐从争取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发展到要求独立。立陶宛在其中起了急先锋作用。

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立陶宛的人民阵线组织“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6］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作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作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7］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8］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1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9］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以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年4月15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10］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11］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1990年10月4日，立陶宛通过《叛国法》，规定立陶宛共和国公民如果主动参加“其他国家”或者“外国组织”，旨在破坏立陶宛主权的活动，将被剥夺自由15年，或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财产。1990年11月20日立陶宛议会通过了组建国土保卫局的决议，实际上承担国防部的职责，开始组建军队。由于商品极度短缺，立陶宛政府被迫于1991年1月6日傍晚大幅度调整商品价格，第二天街头出现了抗议活动，一些大企业宣布罢工。1月8日，维尔纽斯市街头被不满的群众挤满，形成了以“统一运动”、拥护苏共的立陶宛共产党人和工会为一方，以拥护分离的“萨尤季斯”、“立陶宛自由联盟”为另一方的对抗。为了平息事态，议会通过了撤销政府调整价格的决议，普伦斯克涅—布拉藻斯卡斯政府辞职。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从1990年底开始，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991年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时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攻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却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

在这一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开始逃避责任，他声称自己对使用军队一无所知，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也声称没有下令动用军队。雷日科夫认为，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军队不可能参与。［12］“为了控制当地局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被紧急派往维尔纽斯。瓦连尼科夫将军和驻地军官进行交流之后，马上建议在立陶宛实施苏联总统直接管制，但戈尔巴乔夫否定了他的建议。”［13］戈尔巴乔夫在1月22日的讲话中说：“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正是为了实现这一路线才实行总统制。因此，我坚决驳斥围绕这一问题的所有投机、所有怀疑和诽谤。”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的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14］

关于立陶宛事件，经过多年的调查，立陶宛法庭于1999年8月宣布对立陶宛共产党6个前共产党人士进行长期监禁，其中包括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布罗基亚维丘斯和中央部长叶尔莫拉维丘斯，其罪名是参与“民族自救委员会”和领导苏联特种部队。但圣彼得堡出版的《记者调查》证实，是“萨尤季斯”的战斗队员制造了1月12日晚的流血事件，他们是从电视塔附近建筑物的顶部向人群开枪。［15］立陶宛事件，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了反对联盟的口实。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被叶利钦充分利用，“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的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16］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本来也不会损害苏联，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总数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进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89年9月乌克兰“鲁赫”成立，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塔吉克、吉尔吉斯等都出现了民族冲突。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一些人开始认为，只要脱离苏联，就会过上好日子。

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引发主权大检阅

波罗的海三国等的独立实际上无法动摇苏联的根本，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 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为1707.54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1.39165亿。［17］在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各方面，俄罗斯相对于其他共和国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不能没有俄罗斯。

1989年的叶利钦。（新华社稿）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到1990年6月，俄罗斯这一全新因素加入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合唱。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18］

戈尔巴乔夫认为，“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还有自治共和国。开始‘主权国家大检阅’，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19］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 · 基耶萨也认为，1990年6月12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 · 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20］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9月25日，成立了包括苏联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民族院主席、各共和国负责人在内的筹备委员会，起草新联盟条约。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一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月16日通过决定，在3月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 · 尼 · 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作出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一行动采取得过晚，这是在中央与各共和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开始的。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21］3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第一个方案，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一切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22］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23］1991年1月26—27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11个加盟共和国的40多个政党和运动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3月27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24］2月7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

1991年3月17日，80%的苏联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有6个共和国官方拒绝参加全民公决，它们是：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其中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21.7%的人反对，还有1.9%的票无效。在俄罗斯联邦，有76%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71.3%的参加者赞成保留联盟，另一方面有70.8%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80.17%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25］在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94.1%的人赞成保留联盟。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和97.9%。［26］

全民公决后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积极推动苏联解体的布尔布利斯回忆说：“还在1991年4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么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27］1991年5月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2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28］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则是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为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当上总统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均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9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签署条约。［29］1991年8月16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30］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9—10月，而是在8月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8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31］

以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8月19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20日的签约仪式。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此事件加速了苏联的解体，正如雷日科夫所说：“我认为政变成了标志我国改革寿终正寝的界石。改革陷于濒死状态了吗？是的，它曾进行垂死挣扎。而现在，改革不可避免地死亡了。不论是侥幸还是倒霉，这迟早会受到历史的审判。”［32］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结束，1991年8月21日这一天，撕下了苏联历史的最后一页。尽管苏联在这之后又垂死挣扎了几个月，但从这一天起，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计时，尽管这个新国家此前只有一个总统——鲍里斯 · 尼古拉耶维奇 · 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做的事，还有他想干的一切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33］“8 · 19”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

“8 · 19”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

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从这一时刻起，在乌克兰领土内只有共和国法律机关通过的宪法、法律、法令有效。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

8月27日，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叶利钦决定抛弃联盟，苏联解体

尽管“8 · 19”事变后许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要俄罗斯联邦不独立，中亚国家也不会独立，就算不能保持原来的大苏联，保持小苏联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叶利钦的态度。戈尔巴乔夫仍在为保持联盟进行着最后的努力，为了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断向叶利钦让步。1991年8月事件后，叶利钦等人认为应该先签署经济联盟条约，这比签署政治协议简便易行。因此在1991年9月至10月初做的主要是这一工作。该工作由亚夫林斯基具体负责，亚夫林斯基认为主要任务是加强主权国家的团结，以建立共同的市场经济，以利于克服经济危机，他强调加入经济联盟并不一定以签署主权国家政治联盟条约为条件。

经济共同体协定草拟的工作进展顺利，到10月初已经基本完成草案，10月12日在阿拉木图敲定所有条款，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有8国签署“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缺席，乌克兰派来的是没有被授权的代表。《协定》由十二章59条组成，从苏联已经被破坏这一事实出发，建议分割国家的财产，取消统一的中央银行，允许各共和国有自己的货币，为了使这一协议得以实施，还需再签署20项具体经济领域的补充协议，而这需要至少4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止步于经济共同体协定，他也在加紧拟定新政治联盟条约的工作。但这一进程不断遭到叶利钦等人独立行事的阻挠。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届人代会上表示要独立行事，11月2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让我们按男人的方式谈谈。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的协议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务委员会、经济协议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你想把缰绳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我提出辞职。我将不参加。我要告诉所有人：看看，朋友们，15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现在你们好像不再需要联盟了，那么你们好自为之吧，用不着我了。”叶利钦竭力争辩说自己并没有打算改变政策。［34］11月4日又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8个共和国的总统和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总理参加，戈尔巴乔夫说准备联盟条约进展困难，他希望各国领导人理智和负责任地行事，尽快签署联盟条约，挽救联盟的命运，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戈尔巴乔夫的话讲到一半时叶利钦才到会，也没有表态。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已经原则上表示了支持，现在需要讨论具体细节……应该一起走向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是在经济协议的框架下行事，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则是另一码事。”［35］戈尔巴乔夫努力促使新的联盟条约早日签署，11月5日向苏联国务委员会成员分发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未来的联盟定名为主权国家的联盟（ccr）——具有全权、自愿参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

11月14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戈尔巴乔夫表示不能允许联盟解体，但叶利钦马上说舒什克维奇反对统一国家的形式。于是，这些领导人首先讨论联盟的形式。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应该确定，今天集中到这里的人，至少也应该建立一个有统一的军队、领土和边界的政治联盟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坚持应该有统一的国家，舒什克维奇说“这个邦联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军队”。叶利钦补充说还应该有统一的交通、空间和生态。戈尔巴乔夫则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机构，为什么需要总统和议会？如果你们这么决定，我就离开。”叶利钦说他太情绪化。最后叶利钦向记者表示达成了协议，建立的联盟将是民主的邦联国家。［36］所有领导人都说会有联盟，会议确定1991年11月25日草签。

11月25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37］实际上满足了叶利钦的要求。条约规定：联盟的每个参加者都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家，在协议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参加联盟的各国有独立决定自身发展一切问题的权利，独立决定自己的民族一国家和行政结构、国家体制、权力机构和管理体制。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联盟是“主权国家、国际法的主体—苏联的继承国”。联盟拥有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条约参加国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38］戈尔巴乔夫要求与会者草签条约，没料到叶利钦又变卦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39］叶利钦的精彩描述反映了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困境，也说明起决定作用的是叶利钦。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保留联盟国家的努力看成是“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

俄罗斯代表团建议再次回到新联盟条约，取消“邦联制的民主国家”，而用“独立国家的邦联”，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没准备好批准先前达成的方案。此外，叶利钦宣布，签署“没有乌克兰的条约，是无益的事”，他建议要“等乌克兰”，而在12月1日前乌克兰不会举行全民公决。［40］这次会议达成折中的协议，条约将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但是，叶利钦实际上并不想签署任何有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的条约，11月28日，叶利钦签署《关于改组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命令，使存在了超过70年的联盟的部和局都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实际上叶利钦早就决意埋葬苏联，在戈尔巴乔夫努力保留联盟时，叶利钦却在努力把联盟的机构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机构。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7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命运，为苏联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叶利钦回忆道：“别洛韦日会谈是秘密进行的，为此甚至动用了特种部队来保卫整个官邸……会议的紧张程度随着分针的移动不断增强。我方参与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布尔布利斯、沙赫赖、盖达尔、科济列夫和伊柳辛。我们在新的别洛韦日条约的构想和提法上下了很大工夫。显然我们必须当场签署所有这些协议，不能再耽搁了。”［41］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 · 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 · 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 · 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42］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43］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44］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12月21日，原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在阿拉木图签署协定，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的设置被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所取代，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改革之初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没有及时革新联盟，使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他过早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化，为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尽管他后来竭力保住联盟，不惜作出巨大让步，但因为地方势力坐大，不与之配合，戈尔巴乔夫难达目标。在苏联解体的最后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叶利钦。在改革方向上叶利钦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政策难与戈尔巴乔夫一致，他凭借民众的支持和平息“8 · 19”事变有功，夺取了联盟的许多权力，可他仍不满足，最后决意抛开联盟。苏联正是被叶利钦等人不顾民意埋葬的，其形式类似于一场政变。

［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2］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3］（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4］（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5］（哈）努 · 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6］（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锼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7］（俄）尼 · 伊 · 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8］（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9］（俄）安德烈 · 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

［10］（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1］（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12］（俄）尼 · 伊 · 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13］（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14］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С. 202.

［15］《圣彼得堡消息报》2000年6月3日，转引自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苏联的最后一年》。

［16］（俄）鲁 · 格 · 皮霍亚著，徐锦栋等译：《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17］《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1999. С. 76.

［19］（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

［20］（意）朱利叶托 · 基耶萨，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21］（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2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С. 212.

［23］（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

［24］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С. 203.

［25］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С. 374.

［26］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C. 215—216.

［27］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ACT. 2007. С. 220.

［28］（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29］转引自Барст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С. 375.

［30］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CCCP”。

［31］（俄）鲍里斯 · 叶利钦，《总统笔记》。

［32］（俄）尼古拉 · 雷日科夫，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3］（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

［34］АГФ. Фонд No10. опись No2.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ACT. 2007. С. 366.

［35］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1991）, 2 - 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 2008. С. 742.

［36］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1991）, 2 - 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 - Фонд. 2008. С. 746-747.

［37］1991年11月27日《真理报》登载了这个《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

［38］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ACT. 2007. С 395-405.

［39］（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

［40］转引自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2003. С. 391.

［41］（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

［42］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 · 沙赫赖、阿利克 · 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43］（美）尼古拉 · 梁赞诺夫斯基、马克 · 斯坦伯格著，杨烨等译：《俄罗斯史》（第7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4］（俄）尼 · 伊 · 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74．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黄立茀

1991年底，苏联在历史的瞬间剧变：俄罗斯终结社会主义，折回世纪初抛弃的资本主义。苏联剧变的原因何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俄罗斯科学院一位著名的院士曾充满愧疚和负罪感地说：“将苏联送进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岂非咄咄怪事？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1913年，农民占社会人口66.7%，80%的人口是不识字的文盲，工人阶级比地主、资产阶级、商人和富农还少［1］。苏联在70年间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7年，农民降到占人口12%；苏联不仅摘掉文盲国家的帽子，而且70%［2］以上的居民达到高等和中等教育水平，居民每万人中拥有大学生数量已跻身于世界四强。苏联因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与美国争霸的世界第二超级大国。连苏联的对手丘吉尔，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3］。总之，在苏维埃的年代里，国家给了人民知识，还有国家的强大与荣耀……但是，1991年，在需要人们起来捍卫苏联的最后关头，虽然多数人在全民公决时表态保留苏联，却没有付诸任何实际行动。这是为什么？莫非是苏联人“忘恩负义”吗？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让我们循着革命导师的这个论断，走进苏联利益分配的视野，尝试着寻找苏联人“不珍惜”苏联的答案。

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努力

苏联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旗帜。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站在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公平”理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还提出了体现这种理念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需要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列宁以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却在苏联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按照“俄国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建设“无阶级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施了4次经济战略飞跃，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第一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1917年—1920年代末，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和私有农民阶级。第二次，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在20年代至4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实现了工业化，使占俄国35%以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工人与职员。第三次，“赶超美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赫鲁晓夫头脑发热，提出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大幅度增加对工业投资，工人继续增加；同时为了在农业中增加国有制比例，将大批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大批集体农民实现了向国有农场、城市工人、职员和学生队伍的社会转移。［5］第四次，经济向集约化转型。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苏联经济从粗放型向提高质量的集约化转型。为此，在60年代中至80年代中大量培养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取代工人群体，成为苏联社会中增长最迅速的阶层，拉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动：80年代中期，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职员上升至占人口88.5%，［6］在集体所有制工作的集体农庄农民只占人口11.5%。苏联社会结构趋向单一化，苏联仿佛离无阶级的社会越来越近。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阶级社会的蓝图，苏联还不懈地进行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努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五次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国营农场职工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使工农之间、体脑劳动之间、高低收入之间收入的差距缩小。

1940年，苏联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平均工资是工人的2.15倍，1985年降为1.10倍。［7］1970年，国营农场职工相当于工业职工月平均工资近83%，1985年提高到91%。［8］集体农庄农民按家庭成员实际收入与工人、职员逐步接近，1960年是70%，1986年提高到92%。［9］职工月平均10%最高工资与10%最低工资差距逐步缩小：1956年是8倍，而1979年降低到4倍。［10］

总之，苏联经过70年建设无阶级社会的努力，社会结构日趋同质化；经过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三大差别逐步缩小。1977年苏联宪法骄傲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11］

升迁路上的“不公平”与积怨

苏联追求和实现的“公平”出现了悖论。它在追求劳动者内部各阶层收入数量“公平”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是怎样产生的？让我们看看国家怎样调控社会流动，分配社会资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为了由国家集中调动劳动资源支持工业化，建立了中央集中的劳动资源分配体制——由国家劳动机关一统天下，而没有非国有单位或社会机构调控社会的流动。

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招工、招生、大学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分配，还是提级、提职、提职称等各种方式的社会流动，均由国家机关规定指令性计划、指标与程序，并且实施全程由国家机关进行监督——苏联只开辟了一条行政命令式的社会流动和上升渠道。

单一行政命令式社会流动渠道，保持了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和分配，为苏联工业化和经济战略实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社会流动的单一和统一，引发了诸多矛盾：社会流动的启动和出发点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人们的愿望、兴趣只能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和指标内才能实现，产生了社会流动单一驱动力与人们多样化的愿望、兴趣和抱负的矛盾；国家统一规定晋升指标，产生了有限的晋升数量与迅速增长的晋升需求的矛盾；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加之趋向均等的工资政策，产生了平均的工资数额与才能出众者期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的矛盾，以及平均的工资数额与具有远大抱负和超常能力的社会精英向往超常支配社会资源的矛盾……二三十年代，苏维埃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人们能够理解和支持压抑个人愿望，行政命令式集中调配社会资源建设和巩固国家。但是二战以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强大，国家已经有条件给予个人职业发展的空间，但是苏联未适时改革，国家仍然以行政分配规制人们多样化的愿望、能力和抱负，这对于千差万别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何况，苏联国家实际上是由少数执掌权力的领导干部来代表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六七十年代以后部分领导干部形成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由他们集中分配社会资源，对于人民而言，更是一种不公平。

苏联社会流动渠道的单一，使社会流动渠道狭窄；此外，由于国家严格控制晋升指标，使社会上升迁道路特别拥挤、漫长。人们需要长久地排队，等待晋升，发展的愿望受到压抑，滋生了不满情绪。由于国家将高级技工控制在全体工人1%—4%，青年工人进工厂后提级要等5—10年；［12］80年代，工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占1/2以上。［13］1960—1980年，知识分子增加2.87倍以上，而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一直停滞在千分之一；拥有副博士学位的比例基本上保持在1.1%—1.4%。［14］在苏联，拥有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教授，拥有副博士学位才有资格当副教授。高级职称指标奇缺，获得高级学位和高级职务的长久等待，使青年科学工作者对工作丧失兴趣，感觉是“囚禁”在工作岗位上。［15］如果科学工作者的工资在社会上处于高水平，或许由于物质上的相对满足和在社会上有比较优越感，而缓解对学位学衔制度的不满。但是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科学部门和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平均工资在各个经济部门的排序陡降：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到1982年，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工资从在12个经济部门排序中列第一位，降到第11位，列倒数第二位；国民教育与文化部门的工资从排第6位降到第9位。［16］由于知识分子晋升慢，加之工资额不高，80年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占2/3以上。［17］

苏联建立了苏共组织部门集中选拔领导干部的体制——苏联管理资源的流动渠道也是单一化。由于苏共组织部门严格控制干部指标，升至领导干部的数量更少：1980—1985年，领导干部在苏联全体就业者的比例保持在千分之七；高级干部在万分之八以下；［18］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后形成实际上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使青年干部升迁更加困难：1957—1970年，在党、共青团、工会等机关每1000名领导干部中，大于55岁者增加了46%，小于29岁减少了37%；30—40岁减少了近30%。［19］

在苏联，由于社会上升渠道只有一条，而且上升比率低，导致升到社会上层的人年龄老化：知识分子在50岁以后才可能得到博士学位，领导干部大多在60—70岁以后才有机会升至高位。换言之，占社会多数的精力充沛的中青年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处于该领域的低级或中级岗位上，享受低的或一般的工资和生活待遇。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生活待遇不能适时提高，对劳动报酬制度逐渐不满。在一些地方，部分工人的不满引发了罢工。据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 · 麦德维杰夫披露，从60年代后半期以后，苏联每年都有罢工事件发生。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几乎每年都要向苏共中央上报这类报告，但是这些自发性的罢工没有引起政治局的严重不安”。“地方上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以消除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20］因此，“70年代下半期，工业工人对劳动报酬数量的不满在增长。”结果引发了新的“罢工”。［21］知识分子，特别是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则因对工资低、晋升难不满，演化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认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多数大学生在许多方面把自己看成和党是对立的；1/3以上的大学生从思想观念上不赞成共产主义和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俄罗斯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知识分子在自己基本的群众中作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这里，知识分子对社会地位降低不满无疑是如此行动的客观的原因”。［22］

苏联70年间生产力不断提高，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人均国民收入为例，1987年俄罗斯相当于英国该项指标47.4%，日本46.7%，法国44.8%，奥地利44.5%，德国41.5%，美国39.8%。［23］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竭力争取军费绝对数额与美国相当。从1967年至1984年，在美国和多数西方国家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比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下，俄罗斯却不断加大该项指标——从12.1%增加到12.6%，结果，俄罗斯军费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和美国：达到美国1.4—1.9倍，英国2.3倍，法国2.5倍以上，德国3倍左右，奥地利10倍左右，日本12倍以上。1967—1984年，美国人均军费开支从1049美元下降到968美元；同期，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从616美元增加到914美元。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在人均国民收入不抵美国一半的情况下，俄罗斯人均军费开支1975年比美国多90美元，1980年多出128美元。［24］

总之，在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老百姓难以迅速升迁，影响了生活待遇及时改善；而国家却超常地增加军费开支，使老百姓承受的军费负担越来越沉重。

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25］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1991年底，苏联剧变。所谓苏联剧变，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在社会层面，是从国家一个主体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的体制，变为允许国家、集体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等多个主体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这种体制变化的实质，是从过去只有国家一把刀叉来分社会资源的蛋糕，由国家决定人们得多少，变为多个政治、经济、社会主体都有权拿起分蛋糕的刀叉，自己参与意见，决定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多少份额。

这种体制变化，是否是苏联老百姓的选择？

让我们看看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在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资源主流之下的潜流。苏联专家的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国家统一招工、劳动安置的渠道之外，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无法控制的工人流动越来越大；80年代中期，在国家统一分配毕业生的体制下，不服从分配，自谋职业的大学毕业生达到每年毕业生的一半；［26］部分人由于对自己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不满，自发从事倒买倒卖等影子经济——80年代中期，已有1800万人从事各种形式的影子经济。研究影子经济的俄罗斯专家认为，影子经济除了具有经济职能以外，还有社会职能，“为那些在官方机构中无法施展才能的人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27］这些社会潜流，不仅表达了对高度集权社会分配体制的不满，表达了人们希望自己参与分蛋糕和多得蛋糕的愿望，而且实际上在官方分配渠道之外，开辟出非正式、自发分配社会资源的渠道。一言以蔽之，苏联社会资源分配权力从集中转向分散，是老百姓的希望和选择。

苏联解体以后有一个民意调查，也颇能说明老百姓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愿望。2003年，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在全俄进行了有代表性的问卷调查，让受询者对俄罗斯5个时代进行评价，这5个时代是：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问卷提出19项指标，分别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进行评价。19项指标包括正面的指标，用来对国家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领域发展的成就进行评价；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政治自由度、致富可能以及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性进行评价。19项指标中还有一部分是负面指标，对每一时代国家发展中是否存在消极现象和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贿赂、族际冲突等）进行评价。

调查结果，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低：在所有正面指标中几乎得分最少，负面指标中得分最多；对1917年以前的俄罗斯评价一般，在正面和负面指标中均得分平平。对苏联两个时期均高度评价：斯大林时期关于国家发展的正面指标中有4项得分最高：有纪律和秩序；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上威望高；人民热爱祖国；勃列日涅夫时期有4项正面指标得分最高：教育有成就；有社会保障；科学与技术有成就；工业强大。对普京时期评价，有3项与个人有关的正面指标得分最高：个人可能致富；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有公民和政治自由。

在负面指标评价中，斯大林时代得到一项最高：恐怖；同时有两项关乎个人的正面指标得分最低：1%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致富的可能；2.4%的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有公民和政治自由；有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性接近最低——3.8%（最低为2.2%，是1917年以前的时代）；普京时代有3项负面指标得分最高：55.7%认为国家有贪污贿赂，55.8%认为有犯罪和团匪活动；49.5%认为不相信自己的未来。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结果是：选择愿意生活在普京时代的人最多，为44.8%；其次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为35.8%；第三是斯大林时代，为3.6%；由于对叶利钦时代评价最差，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最少，只有1%。

这个民意调查说明，今日俄罗斯人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不仅因为受询者对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国家发展的高度认同，对1917年前国家的发展评价一般，而且因为，受询者普遍认为1917年以前的政府已经将个人发展带入死胡同——只有最少（2.2%）的受询者认为，这个时代能给予个人职业发展和升迁的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调查中，俄罗斯人在对苏联国家发展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国家给予个人发展空间的3项指标评价不高，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否定的。也许正因如此，多数受询者选择愿意生活的时代，不是国家有秩序、在世界上威望高、经济发展快，而个人发展空间受限制（3项指标平均2.4%）的斯大林时代；也不是尽管国家成就斐然，而个人发展空间平平（3项指标平均18.2%）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出人意料，受询者普遍认为国家发展存在着严重消极现象，但是个人发展空间得到认可（3项指标平均52.8%以上）的普京时代。其实，对个人致富、职业发展和升迁可能以及对公民和政治自由的评价，正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和个人在分配中得到份额的评价。多数受询者对苏联时期这3项指标的不认可，反映了对苏联时期中央高度集中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以及个人分得均等份额的不认可。正是对此的不认可，影响到对苏联整体的态度——多一半的受询者尽管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取得的成就，却未选择愿意生活在苏联时代。这或许就是许多苏联人“抛弃”苏联的原因吧。

这个调查还说明，人民由于对普京时期个人发展空间的认可，爱屋及乌，认可了国家发展存在严重问题的普京时代。这反映出，人民其实用个人福祉做砝码，来衡量国家——从国家是否给予人民广阔发展空间的角度，对国家进行整体评价，并决定对国家的态度。换言之，人民不仅要“国强”，还要“民主”、“民富”。在和平与政权巩固时期，人们尤其认为这三者同等重要。苏联的问题正在于，国家一直用中央高度集权的一把刀，依赖于行政命令在劳动者内部均等地分蛋糕，致使人民与它产生了隔膜、疏离甚至对立。

普京，这位深深地了解俄罗斯人民，因而深受俄罗斯人民拥戴的“民族领袖”，在2008年12月12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问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经济领域的行政计划体制和政治领域的共产党一统天下导致国家陷入了如此境地：大多数人已经不珍惜国家，这样的国家已经不为人民所需要”。［28］这种体制，是“俄罗斯人民已经不能承受的制度……”［29］

普京的这段话表明，苏联剧变并非苏联人忘恩负义“抛弃”苏联，而是中央高度集中体制的国家已经不为人民所珍视。

苏联人不珍惜自己曾用鲜血与汗水创建和捍卫的国家的教训，再一次证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真理。它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敲起警钟——执政党没有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只有立党为公，时时刻刻珍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谋利益，给人民自主和发展的空间，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珍视和需要，执政党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С. 11.

［2］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ССР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 -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Юбилей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С. 523.

［3］（俄）卡尔波夫：《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5］Арутюнян Ю. В. Соци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ель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М., Мысль. 1974. С. 79.

［6］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ССР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С. 46.

［7］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31.

［8］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34-435.

［9］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41.

［10］Сухаревский Б. М.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й трудом в развито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М., 1980. С. 205.

［11］姜世林、陈纬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12］Верова А. П.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и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ий прогресс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Горьгий, Волго - Вят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81. С. 135—136.

［13］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АН СССР,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на рубеже 80_ х годов Соц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Часть 2. М., 1981. С. 191.

［14］Кугель С. 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СССР: динам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а. С. 243.

［15］ДмитренкоВ. П. История Рооссии. XX век. С. 563.

［16］Кугель С. А. 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 СССР: динамика и структура. С. 192.

［17］Яновский Р. Г.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 147.

［18］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за 70 лет. С. 411, 421.

［19］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59 г. Сводный том. М., 1962. С. 138—139; Итоги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1970 г. Т. VI. М., 1973. С. 454-455, 457-458.

［20］（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徐葵等译：《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1］Пихоя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С. 371-372

［22］БарсенковА. С. Реформы Горбачева и судьба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85—1991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ата. 2001. С. 123.

［23］俄罗斯是苏联主体加盟共和国，大体代表了苏联水平。因无苏联相关方面资料，故以俄罗斯数据代之。

［24］Миронов Б. Н. Соци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и （X VIII——начало X X в）. С. 397.

［25］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26］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No4. 1985. С. 11.

［27］Косалс Л. Я., РывкинаР. В.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ерехода к рынку в России. С. 87.

［28］《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普京文集（2002—2008）》。

75．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陆南泉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广大苏联人民对改革抱有希望的开端。虽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主要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观原因与对苏联剧变的关系。

客观因素——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长期以来，笔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有人用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припяс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对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笔者认为，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2］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实际进程的发展，认识在逐步加深。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之后，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3］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斗争却是很尖锐的。

（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苏联驻华大使罗扬诺夫斯基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阻碍机制是过去的一套机制，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东西。

莫斯科大学A · 布坚科教授撰写了若干篇专门分析阻碍机制问题的文章，他对产生阻碍机制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在他看来，阻碍机制这个术语虽在苏联是不久前才出现的，但这种现象本身却早已存在。阻碍机制是由那些不能使社会主义可能性得到充分发挥并束缚其优越性被顺利利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和现象，以及管理杠杆和体制组成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不是一定会产生阻碍机制。苏联出现这个机制，是有其原因的。它实际上是社会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和官僚对阶级统治的曲解的副产品。苏联不存在有人有意识地企图阻止苏联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专门设计这种机制。在苏联，阻碍机制的基础是：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的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面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做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成为它的主人。在这种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财产的分配、有效的使用和增加方面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的分析之后，布坚科教授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解答这个结论，再引用另一位苏联学者莫佳绍夫有关分析官僚主义本质问题文章的观点（题为《从利益的不和谐到和谐》）［4］：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个人“谋前程”，在职务的阶梯上提升，当官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就其本质来说他们是教条式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和滋长起来的。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各级领导人，都变成了以墨守成规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患有不同程度官僚主义习气的人，却是厚厚的一层。所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一再抨击官僚主义是有道理的，它确实成了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

阿巴尔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对阻碍机制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和因素。阻碍机制在苏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

（二）阻碍机制对改革体现出来的阻力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过程中，改革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改革的阻力是阻碍机制的具体体现。正如戈尔巴乔夫所指出的：“障碍机制的具体体现者在反抗，而无所事事、漠不关心、懒惰散漫、不负责任和经营不善也是一种反抗。”［5］现在苏联“正在就改革遇到的障碍进行激烈的辩论。人们感到担心的是，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1987年）的革新决议在实际贯彻中进展缓慢，困难重重。”［6］

（1）阻力来自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不同认识

苏联从领导到学者，在公开场合一向否认苏共中央领导层存在一个改革的反对派。例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政治上反对改革方针。”［7］在第十九次全苏党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发言中说：党的高层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既没有保守派，也没有改革狂”。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在1987年3月访华时的一次发言中说，在苏联并没有改革的反对派。他举例说，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1987年）有34位代表发了言，没有一个发言者是反对改革的。普里马科夫所举的具体事例，也许是实情。但并不能以此证明，苏共中央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改革的做法、进程等方面的观点是相同的。据各种材料来判断，中央领导层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存在，有时还表现得很尖锐。戈尔巴乔夫的每次报告和讲话，往往批评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保守势力存在于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中央领导层。戈尔巴乔夫把保守势力作为抵制改革、反对改革的代名词用。保守主义者对当时苏联改革的认识是这样的：改革是整容修理，是粉饰门面，是对现有机制的某种“小调整”，现有机制虽然运转不灵，但总还是在运转，而新机制会带来什么却不清楚。对保守主义者来讲，改革步子迈得大些，对旧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对社会主义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反思，就意味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发生的叶利钦事件。

在这次全会上，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激烈。一些人认为当前改革步子过急，慎重考虑不够。有些人不赞成领导层的更换面过大，也有人反对急于改革物价。有些人提出要修改党史，即对苏共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认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并非当务之急。总之，有不少人不赞成加快改革速度，而是要求放慢改革步伐。针对这一情况，戈尔巴乔夫在十月全会之后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看不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有所加强是不对的。”

1987年10月21日，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批评改革进程缓慢，收效不大，改革主要停留在制订方案、立法与制造舆论方面，缺乏实际行动。叶利钦的发言，被认为是犯了“政治性错误”，而先后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改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

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的一开始，在改革问题上的矛盾是非本质的，只是表现为对改革的速度、范围等看法不一。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分歧的性质也逐步发生了变化，这突出表现在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差别。戈尔巴乔夫等认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一些重要原则进行再认识，这就必然涉及斯大林问题。另外，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发挥和调动人的积极性，又必须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原则。而另一些人则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引起思想混乱，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还认为会从公开性的瓶子里放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妖魔来。

（2）来自权力之争方面的阻力

我们常说，改革涉及权力再分配，因此，往往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抵制。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戈尔巴乔夫头几年来的改革情况看，这方面的阻力主要表现在：

1）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他们中间不少人害怕根本性的改革而失去权力。十分明显，苏联今后的改革趋势是不断扩大企业权利，实行企业自治，加强经济民主管理，要求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样，必然扩大企业领导和行政领导的权力，而从事党的工作的干部的权力将大大缩小，所以，这些人对改革持不积极的态度。

2）中央管理机关的阻碍作用。在苏联，经过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是根深蒂固，纵横交错，本身就是进行根本性改革的重要障碍之一。反映集权意志的原有的中央经济管理机关，十分习惯地、顽固地和本能地在起作用。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地反映出对经济集中控制的要求，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力，总认为没有原来的一套领导方法，一切都会变得很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发挥作用。这些也必将成为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3）行政管理机关臃肿，人浮于事，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苏联平均每6—7个工人中就有一个管理人员。在旧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了庞杂的管理机制，习惯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泛滥，往往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工作和解决问题。而这次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大精简行政管理机构和裁减行政人员。因此，人数如此众多的各级行政官员的权力将被剥夺，他们就接受不了；于是就紧紧抓住过去的东西不放，对改革和新思维持消极态度。这些干部的信条是：“宁可安安稳稳坐办公室挣150卢布，也不愿为500卢布累断了腰。”

这里，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这些干部对改革持消极态度的原因，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干部的特点。在旧体制的长期培养下，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惰性的干部。这些人习惯于机械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履行公事，用行政命令领导经济。他们害怕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要改变工作方法，对这些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再从管理素质来说，具有积极的经济思维方法的领导干部只占1/4。

（3）阻力来自一部分企业领导人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把企业领导人视为最支持改革的一个阶层。当时企业领导人要求扩权，反对上级对企业的种种限制。但一旦进行根本性改革，企业要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大大扩大企业权限，使一部分企业领导人变得害怕起来，感到风险大，责任大，不希望进行大的改革。另外，还应看到，在企业这一级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即有不少企业经营条件不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要自负盈亏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这些企业领导人更害怕大的改革。

1987年5月25日，苏联《真理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摘登了来自各阶层人士给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不少信中揭露了基层企业领导人抵制改革的做法：

一是把改革停留在口头上，等待，观望，有时用时髦的口号掩护自己，改革在企业处于空转状态，结果使企业失去宝贵的时间；

二是对中央有关改革决议的态度是：“他们说得容易，他在那里说，我得在这里和工人一起干”；

三是对基层企业的民主选举，借口目前只是搞试验而显得毫无热情，搞选举也是往往流于形式，有时变成一场闹剧；

……

（4）阻力来自一部分劳动群众

苏联报刊摘登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人民没有把党所开始进行的改革当成自己的切身事业，没有为实施改革承担责任。许多人对党的号召无动于衷，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气氛。”［8］《旗帜》杂志主编Г．巴格拉诺夫指出：人民是赞成改革的，然而不少人在等待着看看改革能取得什么结果。在苏联产生上述情况，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涉及整个社会。但人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已开始的改革的实质和意义，特别不清楚改革后自己在利益、社会地位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很多人持观望态度。

二是苏联长期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已习惯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分配，习惯于在劳动中懒懒散散，不愿受劳动纪律的约束。改革必然要求改变上述情况，而这些人并不想很快改变原来的习惯。

三是因为苏联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虽然赶不上发达的西方国家，但可以说过着较为舒适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因此，人们不太想为多挣几个卢布而紧张地劳动，加上多挣了钱，也买不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商品。这样，也造成一些人对改革持消极态度。

四是由于人们还没有从头几年的改革中获得明显的实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大大影响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一再强调要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但进展缓慢。特别是食品供应仍令人失望，日用品供应也有很多短缺。总之，由于不少人对进行的根本性改革尚缺乏思想准备和充分的认识，因此，对改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根据当时戈尔巴乔夫谈及人民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各种材料，有人加以归纳，大致有以下8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并“热情地投入工作”。

第二种态度是理解、拥护改革，但不主张“转得太急”。

第三种态度是“赞成改革，愿意参加改革”，但是“从纯消费的观点看待改革”．“用眼前的好处衡量改革”。

第四种态度是赞成改革，但“不知如何以新的方式工作”。

第五种态度是，“支持新办法”，但却认为“搞改革的不应该是他们，而是上面的某个地方，是另一些人，即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其他部门，协作企业，相邻的车间、畜牧场或者建筑工地。简而言之，是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们自己”。

第六种态度是公开反对改革，并真心认为彻底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第七种态度是“清楚地了解什么是改革”，“知道后果如何”，但却“不接受改革”。

第八种态度是“等待和观望”，甚至不相信改革能取得成功。

阿巴尔金认为，一部分群众对改革的消极态度，对改革是十分不利的。但要改变这种情况也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需要有个过程；另外改变消费结构和消费政策，使劳动者在消费方面有新的追求和刺激，不断地缩减社会消费基金，扩大付费范围等，这是更为复杂和要担风险的事。

（5）来自“左”的、僵化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阻力

在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大力宣传新政治思维，要求人们改变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并一再强调要抛弃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遗产。应该说，改革的头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进展。阿甘别吉扬认为，当时“精神领域的改革正以超越的速度发展着”。这个说法是符合当时苏联情况的。但这远不能说，经过头几年的斗争，已经克服了“左”的教条主义理论。应该看到，对苏联来说，教条主义理论、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一直是阻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还在处处、时时地起作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改革已经两年多了，希望对社会上正在进行的过程和新观点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解。然而，处在进步最前哨的社会科学有时却是保守主义的前哨和教条主义的保护者。他批评理论工作者落后于改革实践。［9］由于教条主义和旧的观念的严重存在，一直有不少人对苏联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思想观念上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毫无准备，很不习惯。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作了以下描述：“直到现在，我们还听到和读到我们的某些正人君子的严厉指责。有这样一个迂腐的‘正人君子’，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着两旁说，这里乱七八糟，那里不成体统，这里不足，那里不够。当有人开始做一件有益的，但不寻常的事时，这位假社会主义者就大喊大叫：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基础！这也是改革中的一种实际情况。我们不得不同这些为‘纯洁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斗士们进行耐心地争论，他们把社会主义抽象地理想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尘不染的’，我们不得不证明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10］

讲到传统习惯，不能不提到苏联各阶层存在的严重依赖心理。各地方领导人什么事情都要找中央机关解决。在一些劳动集体流行的思潮是：有领导，让领导去考虑。从而形成以下的连锁反应：工人说，让经理去考虑吧；经理认为，市委或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应当考虑，而市委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则指望中央机关。这种传统习惯，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和进度。

戈尔巴乔夫为了消除改革的阻力，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提倡新思维，推行民主化方针与公开性原则，不断调整干部队伍，经常分析改革形势与揭示矛盾，加强法制建设，努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等。

尽管戈尔巴乔夫为消除改革阻力与疏通改革之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仍然没有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存在不少严重的失误。因此，要说明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仅仅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因阻碍机制已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个客观因素来分析是不够的。为此，我们还要集中分析改革失败的主观原因。

主观原因——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失误

（一）在经济体制改革起始阶段，实行加速战略是走错的第一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是着力地、及时地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迈出错误的第一步。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严重失调，是一种畸形的经济。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分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即在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模式同时应及时改变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1985年）上，在分析如何克服经济困难时，就提出了加速战略的思想。1986年二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并通过加速战略的方针。当时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加速战略不是粗放的、纯数量的和速度上的加速，速度上的加速是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来实现。但从实质上来看，加速战略的重点仍是速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的主要失败和消极后果有：

第一，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并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说的：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

第二，从那几年的苏联经济发展现实来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

第三，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基本消费品在苏联市场上出现的是全面短缺，加上价格上涨，卢布贬值的情况下，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引起抢购风潮。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头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二）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影响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苏联经济严重畸形的特点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改革头几年，应把重点放在解决农业问题上。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这样做。苏联农业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

第一，长期以来，由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尽管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对农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但因农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第二，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

第三，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居民对食品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日益严重。据估计，未能得到满足的食品要求近500亿卢布，这相当于全苏食品产量的1/3。苏联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销售的食品有1/6是进口的。解决食品问题，消除它的尖锐性，也就会使社会矛盾的尖锐状况消除70%—80%。

第四，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苏联轻工业原料的2/3和食品工业原料的80%来自农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虽然一再提及农业和食品问题，但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狠抓和实抓，口头讲得多；二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根据苏联当时经济情况特别是市场供应情况，经济改革先从农业开始的必要性。只是在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才作出了农业改革的决定。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巴尔金认为，农业改革晚了4年。农业改革的滞后，给苏联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粮食产量一直在2亿吨左右徘徊，1984—1986年，农产品年均增产速度为2.6%，而1987—1989年下降为1.5%。1986—1989年四年进口粮食1.37亿吨，年均进口量为3430万吨，另外，肉、糖、黄油、土豆和水果等进口量日益增加。由于农业改革没有先走一步，因而市场紧张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挫伤了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改革的反对者也利用这一点，使大家厌烦改革。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农业问题也成为不少代表严厉批评的对象，批评戈尔巴乔夫不重视农业。可见，农业问题的尖锐性、急迫性，在苏联一直没有缓解。

农业改革滞后，是苏联经济改革中的一大失误，后来为苏联许多人士所共识。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应先从农业着手改革，这并不是要求搬用中国的做法，而是在客观上确有其必要性。

（三）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没有注意解决“四个结合”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相结合问题。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则又可支持和推动改革，这两者必须妥善地结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经济严重恶化，这必然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

第二，改革中人民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既没有给人民带来近期的利益，也没有使人民看到美好的未来，在此情况下，使人民对改革逐步失去信心。

第三，改革的迫切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问题。由于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人们十分容易看到改革的迫切性，但不少国家改革历史证明，改革的困难与复杂性要比原来想象的大得多，因此，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使改革稳步前进，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旧体制有70多年的历史，如果在改革过程中只看到改革的迫切性而忽视其长期性，容易出现失误，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纲领。

第四，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相结合问题。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没有使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衔接起来。微观搞活了，宏观调控措施又跟不上，出现宏观失控。在企业经营机制改革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刺激生产的机制十分弱；另一方面刺激分配的机制的作用却加强。最后的结果是，生产没有发展，而货币工资却大大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助长了企业小集团利益的膨胀。

出现的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调控措施不恰当，难以使微观搞活，像国家订货一度成了变相的指令性指标，这又卡死了企业。

（四）政治体制改革从失控到迷失方向，使它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不到促进作用

到了1988年，戈尔巴乔夫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思路并没有错，问题是如何进行，如何能使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互相推动。可是，苏联1988年以后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人们的思想倒被搞乱了。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飘落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政治体制改革过激产生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推行“民主化”无度，“公开性”无边，结果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法律约束不了行动，劳动纪律松弛，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往往出现令不行禁不止的局面。改革失去了稳定的环境，难以做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有机结合。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既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改革。

第二，在实行党政分开的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在实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方针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还大大精简政府行政机关和裁减人员。苏联政府原有51个部，后减为28个部。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大大削弱了，政府十分软弱。最后使经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党无权管，最高苏维埃无力管，政府无法管。

第三，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推行改革政策时，适当地调整干部是必要的，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仅1988年一年，被撤换的各级领导干部达13000多人，其中部长级的60多人，共和国、州委一级的达30%—40%。苏联部长会议成员几乎全部撤换。二是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集中讨论了干部问题，目的是消除改革来自干部方面的阻力，但把干部的责任提得十分尖锐，使一部分干部精神很紧张，使他们不能以积极态度来对待各项决议。三是在党的威信下降、党的权力削弱的情况下，有相当多的党的干部，无心工作，更多地考虑自己未来的前途。另外，又看到当时东欧国家政局剧变后党的干部受到冲击，面临失业威胁，更对自己的前途增加忧虑。这些因素，也严重影响着苏联经济改革的顺利发展。

第四，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1988年一年，就开了八次中央全会，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两次最高苏维埃会议。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集中精力来抓经济和经济改革问题。另外，在批判旧的政治体制时，又过多地纠缠历史旧账，强调不留历史“空白点”，引发出一场又一场的大争论，在争论中，又缺乏正确引导，从而出现了对历史否定过头、人们思想混乱、党的威信急剧下降，最后导致苏共垮台，使改革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对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又估计不足。这些情况，对苏联解体都起了作用。

（五）戈尔巴乔夫把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的情况看，他的政治策略是一种明显的妥协策略。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在苏共二十八大上，无论苏共纲领，还是他的政治报告，一方面尽量吸取激进派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吸收传统派的观点，从而保证以他为代表的主流派的纲领和主张得以通过。戈尔巴乔夫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即善于不断变化。他在政治领域中采用的妥协策略，在苏联存在各种政治势力、各种思想和流派的情况下，在社会严重动荡的情况下，对稳住他的领导地位，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第一，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妥协策略的一个重要弱点是政策多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这类事例甚多。如1987年通过的企业法规定，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为此，企业要实行自治，企业领导人要选举产生，但因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久就取消了自治制度和选举制度。又如，为了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规定要尽快改革价格制度。但由于遇到阻力而一拖再拖。为此，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工作汇报中指出：“不管选择价格形成中的哪种方案，不进行价格改革就无法形成市场的道路。要是像1988年那样，表现出不坚决，再次把这样异常复杂但却是客观上必要的任务推迟‘以后’去完成，这将是最大的错误。”妥协策略的软弱性还在改革方法上体现出来。按苏联原来的计划，1988年提出零售价格改革若干方案，1989年第一季度进行全民讨论。这次进行零售价格改革时，甚至有人主张全民表决。在苏联70多年传统体制下生活的人，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多挣钱、少干活、不涨价”。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全民表决来决定改革零售价格问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就拿《苏联所有制法》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土地立法原则》来讲，就是各种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因此，很多问题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以是否存在私有制为例，激进派认为，这两个法没有给私有制留下一席之地，改革难以进行；传统派则坚决反对出现私有制概念。为了调和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在所有制法中用了含有私有制含义的个人所有制和农户所有制等概念。但两个法律通过不久，就遭到很多人的异议，在苏共二十八大纲领声明中，不得不明确地使用劳动私有制的概念。

第三，政策多变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不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上述失误，使苏联经济在困境中愈陷愈深，是改革彻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有关苏联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问题，至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苏联发生剧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责任，说是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主义叛变行为的结果，甚至说他是叛徒。这里只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得批评指正。

（一）先从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说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根本原因或者说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其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换言之，当这些国家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情况，发现自己的国家大大落后了，除了产生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那就只好抛弃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另一种社会发展道路。也正是这个原因，苏联东欧各国在发生剧变后，无一例外地都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转轨。［11］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人所共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苏联面临的是严重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局势。戈尔巴乔夫力图通过改革来重建苏联，改变局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又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最后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失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使苏共失去了领导地位，从而在苏联失去了领导改革的政治核心力量，最后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出现大动荡；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

关于阻碍机制问题我们在前面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其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根据各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在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与苏联剧变关系问题时，应该作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的结论：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的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12］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弄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才能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为我们提供的深刻教训作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三）戈尔巴乔夫与东欧剧变的关系

1989年下半年波兰第一个发生剧变，接着东欧各国执政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垮台。

有些学者把东欧剧变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对东欧的政策。这些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要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由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而产生的保守主义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会主义概念还停留在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即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才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1990年才正式形成，在苏联也仅在付诸实践之中，而东欧国家1989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第二，再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对东欧的政策。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讲话，被认为是苏联对东欧政策转折的标志。在这次讲话中，他谈了苏联对东欧国家政策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谁也无权追求特殊地位”，“各国经济上应互助互利”，“政治上应以平等和相互负责为基础”，“各国党对本国人民负责，有权自主解决本国发生的各种问题”。这次讲话也谈了要“协调行动”，“关心共同利益”，“不能只关心自己利益”。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东欧各国在国内建设上不必像过去那样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样板，可以从本国特点出发，制定自己的改革政策，不必遵守苏联制定的共同规律等。在外交上也不再强调一致行动。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他还首次把“和平共处原则”列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政策的调整内容无可指责。2002年1月25—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召开了《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笔者向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当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时，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可考虑的只能做两件事：一是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二是军事镇压。他接着说，从客观情况来看，提供经济援助对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可能的，因苏联本身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状况。至于军事镇压，那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些都说明，当东欧各国广大民众起来斗争，要求抛弃强加在他们国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觅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时，不论是提供经济援助还是军事镇压都无济于事。戈尔巴乔夫在其以后的著作中也写道：“还有人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把这些国家‘交出去了’。但是，我们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些在自由表达意愿的过程中选择了符合他们民族要求发展道路的人民。”有人提出，当时戈尔巴乔夫应“拯救”东欧各国，他回答说：“拯救”它只有一个办法了——开坦克进去（就像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还有就是这样做会带来一切可能的后果，包括发生全欧战争。”［13］

实际上，东欧各国先后发生剧变后，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苏联，当然主要是戈尔巴乔夫应负什么责任，是不是苏联外交的惨败。这是时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大会上发言时，有位代表向他发问的一个问题。外长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外交尽力不让邻国发生变化，如果因此而使我们同他们的关系恶化和激化，那才是惨败。苏联外交没有也不可能抱着这样一个目的：反对别国消除别人强加给它们的、与它们格格不入的行政命令制度和极权主义政权。这样做就会违反我们自己行动的逻辑和新政治思维的原则。再有，即使东欧发生的事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也决不会干涉这些国家的事务。这样的干涉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承认国家平等、人民主权，不干涉它们的事务，承认他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采取任何别的立场，就是滑向十足的沙文主义和帝国大国主义，这是违背真正共产党人一贯宣布的那些原则的。”［14］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法林代表“苏共国际活动”小组发言时指出：“把多数东欧国家共产党失去领导作用同我们的改革联系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小组会列举了许多事实，证明苏共中央了解这些国家的潜在进程，并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权利原则的情况下，努力对局势施加影响。”足以说明问题的是，从1986年起，戈尔巴乔夫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103次会晤，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同他们举行了147次会晤。［15］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的否定。例如，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解决人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根本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人的精神与肉体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导致思想的单一化和停滞不前，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严重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理论观点，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第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复杂，有些问题不能说已弄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深化研究也是有益的。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与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那种把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无论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是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说，说成“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说戈尔巴乔夫“一次再次宣誓忠于社会主义，以此为烟幕，暗中实际上进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准备”。［16］这些结论，并不符合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过程中的行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戈尔巴乔夫到他执政最后一刻，还在为维护联盟作努力。1989年底以前，戈尔巴乔夫从未表明过有实行多党制的意向，后来，与叶利钦斗争过程中不断妥协，到1990年3月才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这怎么能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背叛行为呢？的确应该理性地来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

第三，讨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应该本着双百方针的精神进行，不要把不同意见和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叛徒的人，说成是“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开脱和辩护”。［17］这种扣政治大帽子的做法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也达不到追求真理的目的。

［1］（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苏）《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3］（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4］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5］（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6］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

［7］（苏）《新时代》1988年第2期。

［8］参见（苏）《共产党人》1987年第3期。

［9］参见（苏）《真理报》，1987年11月28日。

［10］（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

［11］这里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剧变根本原因的基本观点，是作者从1989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看法，详见宫达非主编的《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一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12］《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13］（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4］（苏）《真理报》1990年7月5日。

［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俄）尼 · 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7］《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6期。

76．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林蕴晖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攸关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对这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行，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11月，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捷共在国家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因而也失去政权。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在此同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政府被群众推翻。19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随后实行多党选举。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综合国内外出现的复杂形势，有人提出要反和平演变，一些人指责赵紫阳主持的改革所选择的是资本主义改革方向。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报刊上连连发表反和平演变，批市场经济、私有化、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提出经济建设、阶级斗争是国内的两项中心任务，甚至提出反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有人担心办经济特区是搞资本主义，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有的认为，由于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内地正在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出现一个企图摆脱共产党领导和公有制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向我们挑战。有的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在和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原则，等等。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深化改革，而是要划清是社会主义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主张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上述争论，突出反映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在‘市场取向’上，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混淆了”。进而断言：“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以上表明，1989年国内的政治风波和此后发生的苏东剧变，使中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苏东剧变的教训何在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共产党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这一思想领域内的斗争获得了成功，其结果是强化党，锻炼了党。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后，尤其在最初几年，斯大林曾为捍卫列宁主义而和那些列宁主义理论的敌人，那些背离了列宁主义的人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捍卫着列宁主义，并大规模地开始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当时斯大林的威望很高，并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党必须和企图侵犯我国、背离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的人们，即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翼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是绝对必要的。”

“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如是说：

“同志们！为了不至于重犯过去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宣布，坚决反对个人崇拜。我们认为：以前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度的称颂。当然，在过去，斯大林无疑对党、对工人阶级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些现在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指出的所有这些（指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引者注）都是在斯大林同意之下做出来的。斯大林认为这些措施都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他是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来处理这些事的。我们不能把这些说成是错误的暴君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这就是一切悲剧之所在。”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

“秘密报告”对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的斗争作了完全的肯定，认为这是一场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是在苏联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也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且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如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1］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2］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3］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匈牙利每年以2000亿福林，占国家预算开支35%的资金补贴这些企业；保加利亚每年的补贴资金也达5.67亿列弗，相当预算支出的25%）。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4］日夫科夫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联邦德国得到援助和贷款）［5］，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实行大量补贴的政策而高举外债，以稳定物价，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6］这才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中共高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策

与日夫科夫等苏联、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8］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应该说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明确的。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把市场经济作为深化改革的方向。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赵紫阳说：“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应当包括资金、劳务、技术、信息和房地产等生产要素市场，单一的商品市场不可能很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还必须是竞争的和开放的；垄断的或分割的市场不可能促进商品生产者提高效率，封闭的市场不利于发展国内的合理分工和促进国际贸易。”［9］

根据十三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必须积极而稳步地推进价格改革，理顺商品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要求，1988年春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改革和经济形势，决定把价格改革提上日程。中央领导人和报刊舆论号召人民“攻坚”、“闯关”。当时，由于绝大多数人还缺少思想准备，这股价格改革之风迅速引发了一场经济风潮。价格改革受挫，中共中央不得不在9月下旬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从稳定经济形势，调整改革步伐来说，上述决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在同时，也增强了一部分主张加强计划调控的领导人的分量。1989年夏季国内的政治风波，更使原来对向市场改革所持的不同意见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还在政治风波尚未平息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10］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东欧和苏联的政局一直给予密切的关注。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常委的谈话中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11］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再次向他们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邓强调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还严肃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12］

鉴于对苏东剧变原因的不同认识，和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的争论。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邀集一批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与对策，座谈一开始，就在改革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发生激烈争论。持“计划取向”观点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只应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起辅助作用而不能喧宾夺主。他们认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由于采取“市场改革取向”错误路线的结果。所以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主张“市场改革取向”的人强调，必须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批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口号是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后退，应当恢复原来的提法。

12月24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针对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邓小平表示赞同。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计划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陪同的朱镕基向邓小平谈到还有不少人认为合资企业不是民族工业，害怕它的发展等问题时，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他再次重申：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2月18日，在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邓小平感叹上海开发晚了，他叮嘱说：要努力干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5］

在上述背景下，1991年三四月间，上海《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署名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三篇评论文章，提出：改革要深化、开放要扩大；“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还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此后，一些省市的党政负责人相继发表文章、讲话，谈论加大改革力度的问题。这既有邓小平内部谈话的背景，也是客观经济生活的要求，它使人们感到改革必须向前推进，既不能维持现状，更不能向后退缩。

然而，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引起强烈批评。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报纸发表一系列文章，对“进一步解放思想，防止思想僵滞”的观点作严厉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解放思想不够，而是过了头。现在的问题不是思想僵化，而是到底改革是改到资本主义那里去，还是改到社会主义那里去的问题。文章诘问说：“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你不要问姓社姓资，且问你贵姓什么？”

事实证明，邓小平苦口婆心的耐心等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邓小平南方谈话拨正航向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罢黜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事件。在此之前，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曾经说过：“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16］这时，他从苏联局势的剧变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8月20日，邓小平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议论19日苏联发生的事件。邓小平对他们说：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7］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道：“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18］

在这敏感时刻，《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的署名文章，指出：“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文章强调：“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19］

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起程南下，开始他的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动摇。他极其坚定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20］

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1］邓小平强调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还要人们懂得，最终还是要由人民来选择。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22］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因而不断同中央领导人谈话。但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这样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有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了。

中共十四大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

［1］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

［4］（德）克里斯塔 · 卢夫特著、朱章才译：《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5］（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

［6］阚思静、刘邦义主编：《东欧演变的历史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邓小平文选》第3卷。

［9］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

［15］《邓小平年谱》下册。

［16］《邓小平年谱》下册。

［17］《邓小平年谱》下册。

［18］《邓小平年谱》下册。

［19］《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3日。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 · 基辛格，在回答如何确保改革改革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等问题时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邓小平年谱》下册。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77．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陆南泉

对于1991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各种提法，如演变、解体、制度倾覆、联盟消亡等。这里笔者用“剧变”一词。所以用这个词，主要考虑到苏联变化的巨大、突然、内容广泛、深刻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重大。苏联剧变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93年历史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69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至于具体目标模式，对于俄罗斯来说也绝不是一次剧变就能最终确定的，至今，俄罗斯体制转型尚未结束

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以美苏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很多人已作了不少论述，但是，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从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不相同。

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或制度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失误的结果等。

应该说，以上各种因素，对苏联的剧变都起了作用。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1］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笔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2］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3］我们党的十六届第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一是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二是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三是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四是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五是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六是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第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斯大林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高级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里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4］所以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5］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6］

我们仅从上面对有关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这一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7］

对几个质疑问题的回答

第一，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第二，有人撰文质问笔者，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第一，笔者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反映这模式的体制。笔者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斯大林逝世已达几十年，为何还要归罪于斯大林。这里，前面已说过，不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他建立的制度与体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历次改革，但按斯大林观点建立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要对苏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否则不可能说清楚问题，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8］

第三，有人质问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一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现在不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9］他还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0］“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1］二是改革体制过程中，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排除“左”的与右的两方面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设想，不搞改革，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按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一套走下去，那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坦率地讲，有人提出的上述问题，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应该说，斯大林模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中国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中国30多年的改革，从理论上与斯大林模式基本上划清了界限，在实践上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了重大突破，是对这一模式的根本否定。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苏联模式，如何认识它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当中国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际，正当十七大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际，正当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之际，如果有人不顾历史事实，竭力颂扬、美化早已被历史证明已失败了的苏联模式，并为斯大林美容，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国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步伐的作用。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客观地、认真地分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本质特征及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中吸取教训，并坚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等思想，只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以苏联模式与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为标准，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把以人为本视为最高价值取向，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如富裕、民主、自由、人道、公正、文明、和谐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创新社会主义作为继续深化改革为目标，把握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那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中国将以良好的、“够格的”、显示强大生命力的、对世界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不同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本文就这一问题提出观点，考虑到如果详细论述，与本书其他文章会有很多交叉，因此，只作简单分析，主要是提出一个基本看法。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

［6］《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7］《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参见（保）托尔多 · 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8．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李　凌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近2000万名党员、独掌大权74年的大党轰然倒塌，苏联国家也因之瓦解。举世各界人士在震惊之余，纷纷提出猜测，进行研究：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事情能够发生？

对苏共垮台、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有人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是他背叛社会主义的结果，有人甚至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执政开始，几十年的高压控制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

那么，究竟是何种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苏共遽然垮台呢？

正如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指出的，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

何谓“三垄断”？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苏共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期间发生的一些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帷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借口，逐一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他，1940年还是派特务暗杀了他。还在“托派”的罪名下，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也被诬陷为“托派”在苏联被整死。

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300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3张反对票。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3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之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枪杀。30年代767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512人，占全体人数的66%，其中大清洗运动开始前的6名元帅中，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杀掉，220名旅长中有186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1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 · 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1600万，而我倾向于2000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同时，大清洗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其领袖地位也渐趋稳固，勃列日涅夫便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被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周围的人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于是，“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而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 · 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干部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此外，还会经常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 · 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成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 · 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已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一些掌权者把国有资财变成了自己的家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队伍更加壮大。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做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 · 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苏共蜕变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在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70年代，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从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对此，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反对苏共特权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造成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利用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导致受迫害者以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察觉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他的一言一行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神圣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让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当上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控制舆论。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做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战后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自杀”，“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2］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给社会主义、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群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群众无可奈何，并且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公民或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由于垄断真理和对思想的钳制，对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这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列宁逝世后，苏共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见解，“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在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

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逝世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

对于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3］

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著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突然从被压迫者变成了领导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需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党员没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不少干部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5］

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列宁逝世后，苏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纵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的决定。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各5人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且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央监委委员可以参加“一切”党的会议的规定。

1929年，苏共开展了“清党”活动，这本应是一个打击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切腐败行为的活动，但却在斯大林领导下，利用监委去打击不同意见者。许多敢说真话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撤销了以往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章节，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致使监察机构完全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再也无法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新《党章》还规定，它（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均无权参与和监督，而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列宁所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党内民主气息越来越少，封建家长式作风和官本位现象日益盛行，党内官僚主义极度泛滥。

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曾为克服斯大林专制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作过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但由于赫鲁晓夫逐步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也曾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但由于勃列日涅夫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实际上更热衷于旧的体制，使腐败现象更加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大的革新，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各级监察机构共4600人，人民监督员达1000万人），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已形同虚设，只是为某些人就业提供了不错的“饭碗”。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起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强化党的监察体制以遏制腐败。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一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苏共郑重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使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平等，并制定了《中央监察一检查委员会条例》。随后又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能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还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并详细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的，特别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步骤，致使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阶层长期以来已经通过种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这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赞成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就会限制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借口，顽固地阻止民主改革。于是，他们就彻底丧尽了人心，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很少有群众出来支持苏共。解散苏共并没有遇到任何抵制。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了。

当年列宁把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为，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和执掌党权的中央委员会长期平起平坐，并监督制约它。但列宁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正因如此，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下同）可以操纵选举，使选出的代表不代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总书记的驯服工具，这就是监察委员会逐渐成为总书记的“下级”的原因。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违法违纪，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制约它。人民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

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本文写作时得到中央党校刘鹏教授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苏）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4］《邓小平文选》第2卷。

［5］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9．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黄宗良

近年来，苏联问题的研究又有点热闹起来。出现不同声音本属正常现象，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但分歧是十分明朗的。

中国的“热”也可以说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但两国的“热”的背景却不一样。当前，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近年来时隐时现的争论集中起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如何搞好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不管争论“双方”自觉与否，实际上恐怕谁也没有游离于这个大背景。

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论，才能逐步求得靠近真理性的认识。

促使苏联剧变的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但根本上是体制问题

多年来，在评价苏联历史问题上的不同见解集中在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的问题上。促使苏联剧变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总的“合力”。这里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对外政策、民族传统、历史因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大林体制（后来演变为苏联体制）的问题。其中有内因与外因，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与非基础性的非决定性的因素的区别。

现在，研究苏联剧变根源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一般都会谈到上述种种因素，深入探究，就可以看到对根本的、决定的、关键性的因素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持什么历史观的问题。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特别突出强调的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个别领导人的背叛，背离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都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吗？当然是，而且是重要的。

西方，特别是美国向来有一些人视苏联为竞争的敌手，不论是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还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层面上都是如此。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且在苏东剧变中起着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对此仍然要有高度警惕。这里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能在苏联起作用？根本问题还是苏联民主和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民众对此都满意，西方还有空可钻吗？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利于民生不断改善的经济体制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普通民众都理解的常识。第二，过分地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作用，很容易导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怀疑和否定，而改革开放正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战略。为什么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一些人得出对外开放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呢？原因就在这里。有的大部头文稿专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什么都点到了，就是没有讲对外开放问题。这样如何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划清界限呢？

我们的确面临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我们要否定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观念，要坚持改革开放，因为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同国际接轨中，又要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国家利益。任务是艰难而复杂的，但是倒退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出路的。

强调防止丧权亡党就必须使最高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自然也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培养和选择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斯大林的体制没有培养出这种人？说到底还不是一个组织制度和权力体制问题吗？还不是因为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甚至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吗？在党员和民众缺乏切实的民主选举权利（委任制到处被滥用）、监督权薄弱、参与权、知情权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在干部严重脱离广大党员和民众，而且越往上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利益的“接班人”吗？还能有效杜绝那些口是心非、阿谀奉承、跟风赶浪、趋炎附势、心术不正的小人、奸人吗？还能避免出现脱离广大民众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国家经济、垄断真理的官僚特权阶层吗？十分明白，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就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充分的良好的体制和环境。这里并不否认苏联各个时期都有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好干部。但是，就算20世纪80年代苏联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者呢？这里显然有着十分复杂的体制原因。我们当然不是简单地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是什么“历史的必然”。就拿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独断专行，个人决定和建议苏共解散来说，难道不也是苏共长期存在的个人集权的必然延伸吗？

从苏共丧权亡党中得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很正确的。共产党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其生命就会完结。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怎样丧失马克思主义阵地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和体制问题。试想想，在权力高度集中、个人高度集权、少数人垄断真理、个人崇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各个学科的学术是非问题也要由个别人、甚至最高领导人来裁定的体制下，在理论阵地到处是棍子、帽子、绳子，任何与传统观点或现任的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稍有不同的提法也会被打成“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还能指望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深入而向前发展吗？在这种政治思想氛围中，唯上唯书保险，深入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危险，而少数善于察言观色、跟风赶浪、“左”右逢源、品德低下的不良“文人”则可以喊着马克思主义口号平步青云。经历过极左祸害的中国人，这种情况见得还少吗？没有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实践、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体制和环境，还能坚持和发展反映社会规律、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吗？

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在唯物史观基本问题上的错误

应该看到，在研究苏联剧变的教训中，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这里涉及我们理论工作者熟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ABC问题。在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摆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都十分突出。从十月革命后开始就存在着搞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又以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出发点，政治建设在总体上说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并以扩大民主为基本方向。列宁领导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就是这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把政权、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夸大到总体上成为“决定”作用的地步。尽管苏共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抓的还是经济，在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则基本上是倒置的，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权史观”、“唯政史观”，实际上是唯心史观了。当斯大林宣布“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使国家消亡时，他就违背了唯物史观；而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反映的正是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这后一种思路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常常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政治”又被归结为“权力”；“权力”又被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1］

“唯物史观”、“唯意志论”本来就是苏共搞社会主义中一个基本的观念错误，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和认识，就难以全面总结苏共教训。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导致全面失控，全线崩溃，教训更为深刻。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由此引起的“问题”，的确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在其上台3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政治体制方面。由于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的错误导致苏共丧权、苏联瓦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致使苏联广大民众对执政党完全丧失信心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此时期经济连年滑坡，物资、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总结苏共的教训，很有必要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几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懂的常识：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都首先要吃要喝、要住要穿……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全面地评价苏联历史的事件和人物

在对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中，对几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对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问题）看法上也存在明显分歧。

在俄国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上，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也很突出，这与上述文化传统观念和缺乏民主的体制关系极大。但这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关于领袖与党、个人与民众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主要“领袖集团”的问题，把一部苏联史描绘成“两尊神”几个“鬼”决定了历史命运是极不恰当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工业化为苏联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奠定基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则不仅对苏联、也是对全人类的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两大错误即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则是不能轻描淡写的。这不是为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教训，甚至可以说是总结人类文明建设的教训。

全盘农业集体化极大地破坏了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当然负主要责任。有人引用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和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说明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此时不称“苏共”，称联共（布）]；引用莫洛托夫后来的谈话说明肃反运动中党的决定“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显然，作者对这段历史有些事实太不了解。

1927年联共（布）的十五大决议提出“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十五大后来被称为“集体化代表大会”，实际上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着重讲的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很少提及集体农庄，此后斯大林还多次承认小农经济仍然存在发展的潜力。并且集体化采取什么形式，是一个重大问题。是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逐步地、自愿地从供销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呢，还是采取急速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庄运动，这是有重要差别的。1928年1月，斯大林西伯利亚之行把建立集体农庄提到首位，并且提出要让集体农庄布满全国各地。［2］然后把个人做出的这一重要方针的改动用电报的方式通知中央。1929年12月，斯大林又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而此前党的政策是“限制富农”。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人都明白，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意味着什么？这算不算“方针性指令”？但是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变的提出，不是党代会，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总书记个人。

这种急风暴雨式的、违背自愿原则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背离了马恩、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农牧业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之中。苏联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年均产量均低于1927年。1953年，粮食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沙皇时代的1913年。对于全盘农业集体化，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必须承认历史事实。有些专门谈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不承认这种事实。其实，斯大林本人当时对此就有过反思。他在十七大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就公布了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前后的牲畜头数比较。他提供的统计表表明，1933年苏联的马、牛、猪比1929年减少一半左右，羊减少了约2/3。［3］如此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视为“严重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吗？有的文章认为这样评价苏全盘农业集体化是“把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截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文章的逻辑是既然肯定工业化，也就要同时肯定全盘农业集体化。这样评价问题虽然省事，却是简单化了。“两化”当然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碰到的两难的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可以理解急速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却不能回避其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难道我们不应从总结历史教训中探索一条尽量使农民少受罪、农业少受破坏的道路吗？我们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只有从历史事实出发。半个多世纪以前联共（布）领导人那种结论表面上似乎能自圆其说，实际不能令人信服，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是在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基洛夫被刺之后进一步加剧的。大清洗运动（有人叫“肃反运动”，不确。俄国人自己没有用过这种说法）有一个重要法律，即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决议为把反对派定义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依据；把侦察过程缩短为“不能超过十天”；“被告者不能上诉和请求赦免”；“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4］据此法令，在基洛夫被刺后的几天内，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地先后枪决了一批人。如此重要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令是怎么产生的呢？基洛夫被谋杀后的当天，斯大林匆忙奔赴列宁格勒，亲自主持审讯，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写出来的。斯大林的“建议”既没有经过政治局，也没有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而是两天以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办了手续的。

上述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决定算不算方针性的指令呢？有的文章竟通过引用当时上层领导人物的话来证明这次重大清洗运动的“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作者是怎么想的？！其实，作为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上述事实理应知道，当然更应该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斯大林开创了不好的先例：个别领导人用自己的权势，“先斩后奏”，然后由权力机关来“追认”、“补办手续”。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在这种领导人权威极大的情况下，“领导集体”能否否定其指令呢？二是如果这指令已造成严重后果又怎么补救、谁来负责？我们当然不能把“民主程序”完全绝对化，在某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先斩后奏”（如1976年10月中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无可非议的，广大党员、民众会从社会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果成为一种“惯例”和“潜规则”，则祸害无穷，只能视为应该坚决杜绝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蔑视权力机关权威的个人专权行为。现在人们难以想象，联共（布）召开十八大的通知，竟是斯大林以个人的名义发出的。

评价斯大林问题有两点是应该考虑的：一是所谓“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和客观需要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出发？二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顺理成章地导致中国人的评价不能不有别于俄国某些人。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要有捍卫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同时也不否认苏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主义援助。二是我们评价斯大林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评价其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还要从更宽阔的视野，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的角度进行评价。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不断地颂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行为中取得的。大镇压的罪过绝不是美玉上的瑕疵，不能只是一笔带过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有多少人能够认同呢？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5］有人问：这个说法根据在哪里呢？第一，我这里讲的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发展道路开辟是不能用几百万人作为代价，而不是发问者所指的苏联大清洗中镇压的人数这个具体概念；即使从苏联20世纪30—50年代初开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说付出“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是言过其实吧？这对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苏联问题研究者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主张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寻求一条使广大工农大众少受痛苦的发展道路，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明白的道理。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难免用数以几十万计、几百万计的生命来交学费的观念是很难找到多少支持者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保护人权，不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正常心态吗？

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他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现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未免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了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恶化了、倒退了还是提高了、改善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了吗？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实事求是地说，赫鲁晓夫是一个犯有不少错误的改革者。

在中苏大论战中，我党定性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根据是其“三和”、“两全”的理论和路线。“三和”是什么性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提供了新的经验，可以也应该提出新的看法了。“和平过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无先例，但“武装过渡”在这些国家同样没有先例，尚难定论。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似无详述的必要了。“两全”是我们难以认可的理论观点。但这里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第一，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只能沿用老的提法，否则就是“叛变马克思主义”呢？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和党的性质的提法已经开始发生某些变化。第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实践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第三，可否考虑把“两全”同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不能说不清道理就扣个帽子了事，那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也要做具体分析。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模式总体上说来是继承多于批判，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的改革前期效果好些，后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他左右摇摆，前后矛盾，轻率冒进，先放后收，虎头蛇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地说，他的各项改革中，有的是方向正确，措施较得当，并能坚持下去；有的开始正确，后来退回去，如对家庭副业由鼓励到限制，对领导体制由强调集体领导到实行个人专权；有的是方向正确，但措施失当，如干部更新制度；有的是有一定合理因素，但走向极端，导致失败，如工业和建筑等管理体制的改组；有的方向不对，措施也不当，如划分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有的是方向对，但来不及实施自己就被赶下台，如在和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和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改革。如果非要说赫鲁晓夫到底是“左”还是右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总体上说还是“左”，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明证。

一些文章说，有人谈到斯大林就追究领导人的个人责任，一谈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主张不能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想说明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是联共（布）中央集体的决策时，我们只是根据历史事实说明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是斯大林个人发出关键的方针性指令的，如此个人专权的危害是历史性的，不能轻描淡写地看成“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的问题。至今仍有人持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时，我们认为应该把根据历史发展新启示重新给以客观的评价：他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者，尽管有不少错误。他的改革实践其实还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框架。

对于戈尔巴乔夫，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历史罪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分析此时苏联为什么出现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方针的；分析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把苏联引向绝路的。我们不赞成在他被骂为“叛徒”的材料被证明是不实之词时仍然一个劲骂他是“叛徒”，谁要讲事实，就骂谁是“为叛徒辩护”。这种连逻辑都不顾的、强词夺理的不良文风还是改一改好。当前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一种新的动向。有人认为，“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自然可以提出来，但必须用历史事实来论证。起码必须回答：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有什么发展变化，哪些变好了，哪些变坏了；它是否突破斯大林的体制框架？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基本上是在原来框架里改来改去，那么最后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又说明了什么？提出重大观点不难，摆事实，讲道理，让人信服就不容易了，总应该自圆其说吧？比如，既然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那么文章又用了大量材料说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一个严肃的学者，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论证和时间的考验。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大飞跃

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只有斯大林模式才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只要稍有改动，就是“非斯大林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标准，斯大林之后苏共几十年的历史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按此逻辑，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改革自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了。同样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应该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吗？有人断定，中国国内所谓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问题如此严重，就该举事实加以抨击，不能光有结论。否则读者会觉得你这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用人们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左”的右的思潮都存在，都在表现自己。“左”的思潮有个共同特点：从总体上不承认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实验，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这些人不能平心静气地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作一客观的比较。在他们看来，现在这一套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原理的。而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家，那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简化为几条原则，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哪怕是稍有变动，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思潮，实际上并不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0多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认真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项成果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存在距离。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有先进文化来引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尽管这些理念的践行，这些方针的落实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其提出本身不是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吗？而它们同苏联模式下曾经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同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不同的方针和理念吗？这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重大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伟大发展。

［1］这种思路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极左猖獗的年代被推到极端。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就是典型表现，而“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荒谬绝伦。现在，这种思潮不能说毫无市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老话重提。

［2］《斯大林全集》第11卷。

［3］《斯大林全集》第13卷。

［4］《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科学社会主义》（京）2007年第1期。

80．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马龙闪

近年，人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苏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夜之变”，其惨痛的结果是：苏联“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这里所说的，大体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发生变化了，前者并不一定马上随着变化，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在它所依赖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们通常并不会立即消失，还会继续存在、稳定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较之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灭亡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消亡，却几乎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步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剧变性的特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就几乎溢出了这个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苏共文化意识形态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苏共意识形态所以消亡如此之快，主要是由它的极端封闭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

过度管制造成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苏共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过度监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密封锁造成的。

苏共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运动”，或者叫“大批判”、思想清洗等。

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所以，当时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1］

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2］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必然造成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的监控，不是什么一般的封锁，打上一般的“封印”，而是变成了牢固的“漆封”、“铅封”，甚至是像“罐头”一样的“密封”。这就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实行的书报信息封锁，变成了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甚至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文化统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3］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范围何等狭窄、内容何等贫乏的地步！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4］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5］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6］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所谓“歪曲”。［7］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1936年1月10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而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30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10%，价值折合25万美元。”仅1938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869种、报纸5451种，法文杂志640种、报纸33620种，德文杂志7620种、报纸3450种，其他文种杂志达5000种以上，报纸近5000种。［8］

除日常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外，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进行大规模清理。在斯大林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3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进行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3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展开了对一批哈萨克斯坦史学家的批判。

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过度监控，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这种极端封闭性铸造的意识形态，必然伴随另一特点，即极端的脆弱性。

苏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和它的极端脆弱性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信奉并遵循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自己一整套不同于过去一切政党的崭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俄国，创造性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产物。它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俄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合理历史要求。但是，斯大林执政后，从抵制到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至根本拒绝列宁的晚年思想，再通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完全转变到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上来，先后经历了一个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即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过程。所谓树立斯大林的个人理论权威，就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唯斯大林独尊，以斯大林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为最高真理准则，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依归。从1929年以后，特别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定之后，长期以来，苏共就是以这个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分辨社会主义的准则，进行意识形态禁锢的。

自此之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和崇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解释成了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

斯大林的策略是，先是依凭“列宁学生”的身份，来神化和崇拜列宁；而神化和崇拜列宁的现实目的，正是为了神化和崇拜斯大林自己。当其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不再需要依凭列宁时，便直接树立他自己被神化了的形象。

从30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代替了列宁主义，甚至也通过斯大林对马、恩思想的垄断性解释，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30年代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伪造俄国革命的所谓“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9］，把斯大林神化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的地步。到30年代后期，特别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当做了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最伟大”的理论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这时，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成了当时最高、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未着眼于从体制上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对它进行清理，最终还是留下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浓厚残余，不仅其各种思想理论影响和体制模式依然存在，而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复发和回潮。所以，纵观苏联大部分时期，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乃至神化，可以说是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有方式。

苏共意识形态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从此，苏联社会成为不断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分裂”的社会。在苏联大部分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一般党、政、军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终日惶惶然，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有被扣上“信念不坚定”、“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逃兵”、“工贼”［10］的帽子，遭到清洗或镇压。

苏共意识形态第三个主要内容是，崇尚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奉行一成不变的、不思改革的、死板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缺乏效益的理论模式。它造成的是短缺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第四，苏共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方面，是遵循“自我中心主义”和“霸主”心态。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1］

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第五，苏共意识形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的理论。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时起，这种“超阶段”论支配着苏联几乎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从二战后就提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高调，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系发源于此。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教授购买一台14英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边是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承认，职工对公家财物的“顺手牵羊”，是对工薪的一种“补充”，一边却大肆鼓吹，要在全民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明显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底层汹涌澎湃，舆论中却宣扬苏联社会“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这种“牛皮论调”吹得愈高，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就愈深。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对现实生活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却脱离苏联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达社会主义论”更像一曲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理想当做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而人们一觉醒来，心头袭来的却是严重的失望和空虚。

苏共的意识形态支配苏联达半个多世纪，给苏联人民炫耀的其实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而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却是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受到种种限制的精神文化活动；唯一可宽慰的，是一个可以炫耀武力的、奉行扩张政策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所消耗的却是人们本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苏共意识形态给人们描绘的画饼，同现实生活相距太远，人们对它由失望、冷漠，转而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这种靠封锁禁锢、造神和镇压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队伍”，又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理论教条，又难以折服人，因此，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而太多倚重于书报管制、查禁和行政压力，只有短期之用，而无长远之效。苏共正是长期依靠了行政压制措施，采取了“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苏共僵化的理论教条。

苏共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

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采取的严厉监控措施，并没有顾及近期安全与长远安全的辩证统一。它只片面注意了近期安全，而却严重忽略了长远安全。这种对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过度封禁、过度控制，不可避免会对国家、社会和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后果。概括地说，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封锁和禁锢，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历史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都将导致落后和愚昧。苏联党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为借口，查封、清除、禁锢、销毁国外和过去时代的大量书报文献，其数量和范围是惊人的。除上面谈到过的有关情况外，仅1938年宣布为政治上有害的图书就达10375706种、招贴画223751件，又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12］最初，资深研究员经批准，还能阅读有限的外文资料，后来这些研究人员连这一点权利也被禁止，加上出国学术文化交流对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当时几乎谈不上，这就完全封绝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科学文化信息，造成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无知。所以，直到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主导舆论还认为生物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它们进行大肆批判，甚至还把有机合成化学列入“反科学”、“非科学”之列，不准发展。这便造成了苏联科学理论甚至应用技术的落后，跟不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被动局面。

（2）苏联过度控制新闻书报造成的封杀和禁锢，造成教条主义盛行、思想理论僵化，使屡次改革受阻失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造成相当影响。斯大林对书报信息监控之严，实际上也监控、限制了马、恩、列文献的发表。众所周知，列宁晚年的著作和文献就曾遭到粗暴删改和禁止。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不利于斯大林的文本更不许发表。1934年，斯大林曾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对发表马、恩文献控制之严，连恩格斯给母亲的家书，也要由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打报告给斯大林，由其亲自批准方可发表。笔者在苏联档案馆就曾看到斯大林对该报告的这一批件。对马、恩文献控制尚且如此，那么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任意封杀列宁“老近卫军”的著作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切透出改革萌芽的思想，都遭到镇压；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违背无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倾向”和“无思想性”作品的地步［13］，——这一范围是极其宽泛的，按当时的标准，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千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这样的学术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理论队伍”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他们实际上代表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同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相结合，形成了阻碍改革的思潮和扼杀改革的巨大力量。这正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封杀精神文化产品，并随之进行的批判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一批体制内改革派转向体制外改革，这样就造就了持不同政见者以至发展成为运动，为埋葬苏联培育了“掘墓人”。苏共长期不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吸引人，以其思想理论的严密逻辑说服人，而太多倚重了书报管制和行政压力。要知道，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压，往往是压不服也压不住的。在这里使用行政强制和暴力，只能适得其反。压的结果，只能“压”出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群体。苏联的反对派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苏共在几十年间用这种方式“压”出来的。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中期，不正是为了打压、禁止两位作家在国外出版书籍，对他们进行关押逮捕，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抗议，而造就了最初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吗？

实际上，苏共通过封锁禁锢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温室”和“无菌环境”，培养出的是一批弱不禁风的“理论战士”。他们在知识信息上的“封闭性”，形成了理论上的“脆弱性”，所以，他们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后涌入的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冲击下，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发生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长期严密封锁外来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必然结果。

苏共意识形态的弱不禁风和极端脆弱性，在思想文化信息无国界大量传播的全球化形势下，必然抵挡不住外来思想文化的浸染和进攻。这样，苏共意识形态的败退和剧变，就成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和重要原因之一。

［1］（美）约翰 · 里德著，郭圣铭译：《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СЦАЛИ（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 On. 2, Д. 8, 9.

［3］《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3.

［5］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74.

［6］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5.

［7］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8.

［8］Блюм Л.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7.

［9］所谓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国外中心”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俄罗斯国内中心”。所谓“两个领袖”，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进入党中央。也正是这个缘故，斯大林才把布拉格会议夸大到极为重要的地位。

［10］《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339.

［13］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29.

81．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马龙闪

在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史上，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非常曲折复杂，也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教训也极为惨痛，并且它在文化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实现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文化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列宁的初创开拓时期（1917—1928年）、斯大林的独断时期（1929—1952年）、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1953—1964年）、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1965—1985年）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混乱时期（1985—1991年）。在苏联文化发展的这5个时期、共计74年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革命后头十年，在物质极端困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形势下，苏联文化反而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而且这一发展还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的质量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文化反倒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在30年代物质基础增强以后，反而严重受挫，遭到重大损失？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目光首先注视到由列宁提出、尔后主要是由布哈林忠实继承和发展了的文化领域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十月革命后，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和战后百废待举的恢复时期，列宁在日理万机中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及其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在1923—1925年的文学争论中，又继续领导了同“岗位派”和“拉普”等极左文化派别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依据列宁思想起草、制定并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通过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这个文件是对十月革命后革命文化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体现了列宁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方针和路线，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所具有的深刻内容和重大意义，正如一位著名的苏联学者所说，“就连我们今天也难以对它做出重新估价来”。［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这一文献也极为重视，《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曾全文刊载并向全党推荐过这一文献。但由于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在实际文化工作中并未吸取并实践这一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从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凡是较好吸取或体现1925年《决议》精神的，文化就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凡是违背这一文献精神的，就会损害或阻碍文化的发展。我们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只有在认真研究这个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苏联文化发展的史实，才能做出深刻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

纵观苏联半个多世纪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苏联文化潮涨潮落、起伏发展的曲线，是同党的文化政策路线变化的曲线相吻合的。当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决策机制较为合理，行政命令措施较少，而有内行按文化规律办事，能较好团结知识分子，有利于发挥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时候，科学文化就发展得较快，局面就较好；反之，科学文化进步得就缓慢，情况就变得较糟。透过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即，文化是如何受制于政治，随政治的清明开放程度而曲折演进的。当然，一定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但经济并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发展，而是通过政治的中介同文化发生联系的。但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却较为明显，不过也仍离不开政治的中介。在苏联文化体制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生动具体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化、政治和经济三者交互关系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失误怎样影响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挫折又如何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由于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又怎样导致了苏联的垮台。

回顾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纵观党和国家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这些经验教训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能否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地位，把它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之一，是关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这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争论。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曾以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必要的文化前提为借口，预言布尔什维克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苏联剧变之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前苏联各国一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人，这几年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似乎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本该在二月革命后走西方的道路，你看，重又搞一次十月政变，到底错了！”这是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舆论界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论调。

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是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但教训不在于上述舆论所说的，俄国该不该做出社会主义选择，而在于苏联在30年代以后没有正确领悟并坚持列宁晚年的教诲，把文化建设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列宁在晚年曾倾注巨大心血，集中思考并研究了这个问题。列宁敏锐地看到俄国文化落后给苏联革命和建设，给党和苏维埃机构带来的诸多困难和局限。他在晚年的5篇著作，即通常所说的“政治遗嘱”中，几乎每一篇的中心思想都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痛感俄国文化的落后，认为在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状况也是很差的”。［2］这对农民的“合作制”进程，对苏维埃机关的改造等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列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作为“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在实现前者之后再回过头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4］因此，列宁提出，在取得政权，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用“整整一个时代”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5］列宁在这里是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提到战略高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提出来的。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全面、精辟地阐述了列宁晚年的这一思想。这在他1928、1929连续两年写的纪念列宁忌日的两篇文章中集中体现了出来。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反“右倾”斗争中通过批判布哈林，差不多全面抛弃了布哈林阐述的列宁晚年思想，并且以他自己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曲解，在30年代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简单化为只是解决读写认字、普及教育，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列宁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苏联这个半东方式的落后国家，没有像列宁那样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来对待，并切实解决文化革命的一系列广泛任务，其后果正像后来所表明的，造成了强制集体化，机关官僚化，抛弃传统文化，严重摧残知识分子等严重问题。这给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后果。斯大林背离、抛弃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没有用“整整一个时代”狠抓文化建设，而且在对待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不能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空前的战略地位，不仅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赋予文化发展在当代之极端重要性的时代特色。

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上，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能否经常重视克服“左”的倾向，是关系文化建设成败的重大关键之一

历史表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左”的思潮和派别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东方和半东方的落后国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它们长期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无产者数量较少、年纪较轻，又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因而同农村小生产者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束缚。加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受旧制度压迫甚重，生活很苦，由此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强烈仇恨，往往因其文化水平的限制而表现出思想眼界的狭隘性，容易把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体现者——旧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及其制度一并加以摈弃，因此，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在主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

同时还应看到，恰恰在这些落后和半落后的国家，解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问题，对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又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由于经济文化上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因而更加迫切需要文化和知识分子，而且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旧制度下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无权地位，造成他们在文化状况上的极端落后，因而使之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时期内，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技术力量；加之文化成果是人类世代经验的积累，其本身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这就使继承文化遗产，包括利用知识分子，成了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在掌权后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迫切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连不断地遇到了“左”的思潮和派别的干扰。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否定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排斥、打击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对苏俄的文化建设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各样的派别——“军事反动派”、“工人反动派”和“民主集中派”等，也都这样那样地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着思想联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这些“左”的倾向和派别进行了顽强不懈的斗争。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反对这种“左”的倾向的斗争中发表的。列宁逝世后，苏联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包括20年代中期以前的托洛茨基，仍继续同“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进行斗争。俄共（布）中央1925年那个著名的文学政策决议就是主要同这些派别的斗争中制定的。但从1929年初开始，斯大林写了《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公开转向支持“拉普”，从此，在苏联思想理论界和整个文化界，“左”的思潮和派别开始抬头，迅速发展，并且得到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支持，一发而不可收。在30—50年代初，斯大林和联共（布）党从本质上说不仅几乎从来没反对过“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而且可以说总是推波助澜，任其泛滥。这就造成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化。其影响之深远，波及整个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在苏联国内直到50—80年代中期都未能得到有效克服，以致对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不断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发展文化事业也是极端重要的。在落后和半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未得到足够发展，阶级分化尚不充分，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人数很多、思想复杂的社会阶层。代表并反映他们思想情绪的中间思想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十分周到和细心的。在俄共（布）中央1925年文学政策决议中说，在过渡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问题便是：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使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6］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对待非党“同路人”作家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因为非党“同路人”作家大多是反映并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这种介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思想形态”。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规定：“一般的方针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即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7］而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时候，决议指出，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并予以耐心帮助，这些思想形态将在与共产主义各种文化力量日益密切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消灭亡。［8］

这种周密对待、耐心团结“同路人”的政策，“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中间思想形态”的政策，造成了20年代比较宽松的、有利于合作的思想政治气氛，这正是许多来自旧俄时代的老作家，如阿 · 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在苏俄时期仍保持旺盛创作力，能继续写出了一本本大部头作品的原因。

而“大转变”以后，在30年代，斯大林采取了不能容忍、甚至消灭“中间思想形态”的政策。他在1934年十七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表现就是以“我国城市和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为滋长“土壤”的“不健康情绪”。［9］这实质上是提出了“克服”和“消灭”“中间思想形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部分党内领导，早在1925年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100%纯洁性”或“100%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30年代主张消灭“中间思想形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非无产阶级思想”等，就是上述口号的继续，也是对党的1925年《决议》精神的背离。在“意识形态100%纯洁性”的口号和30年代极端政策的支配下，一方面，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书报发行的严密检查，禁毁了大量书报。另一方面，在知识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斗争，严重摧残了数以千计的作家、学者和文化人，这就造成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化的大萧条、大衰退。这个深刻教训，是值得深深吸取的。

能否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针对文化本身的特点及文化各部门的特性，采取相应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是党实现对文化事业内行领导的关键

文化事业不同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它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非但如此，在文化事业内部，各个文化部门也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文艺具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又有不同于教育的规律，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也各有其本身的特性。指导文化建设，能否针对不同的部门，按照它们的客观发展规律办事，是能否实现正确领导，推动其顺利发展的关键。

列宁一向很重视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文化任务不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要取得文化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表现出“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10］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又说：“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11］这些，都是告诫全党，要认真考虑文化事业的特点，按照文化本身的规律领导文化事业。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对文化的内行领导，他在十月革命之初就把文化教育的行家里手，党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卢那察尔斯基和著名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正副手，还让“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主管文化意识形态，是有深谋远虑的。

列宁不仅注意文化本身的一般特点，而且对各个文化部门的特点和规律也特别予以重视。比如他认为，在文学“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1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在制定政策时尤其注意在艺术创作方面采取不同于其他文化部门的指导方针。譬如1920年秋在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他特别指示政治局在拟订决议时要“更准确地表达下述主要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厅的工作合并，在艺术领域（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则保持自治，而保留由俄共严格控制的人民委员会各机关的领导作用，完全是为了同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13］列宁在这里把艺术领域的工作同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加以区别，给艺术创作以更为广阔的活动天地，不对它施加“繁琐的管束”，这就充分照顾到了文学艺术事业的特点和规律。

如果一般来说，列宁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都要实行内行领导，那么，由于文化所属各部门都属于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这就尤其要求这样做。列宁在指导文化建设当中极为重视专家的意见和作用，就同他的这一要求直接相关。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曾对该部特别是职业教育总局在吸收专家“参加中央工作的事情”上处理不当，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党员领导者的合作……”［14］他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有计划地吸收专家“担任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并且特别强调指出，“没有这些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的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15］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是非常重视专家意见，十分重视内行领导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进行内行领导。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文学政策《决议》，是根据列宁的思想和政策，按照文化艺术事业的规律，实行内行领导的卓越典范。它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善于从文化艺术的特殊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出发，在适当范围和限度内实现这种领导。党自始至终坚持文化艺术的特殊规律性，认为不能“要求党像解决政治和其他细微的生活问题那样来解决文艺政策的一切问题”。［16］在阶级社会里，艺术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17］这就决定了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任务比之于其他方面的任务要更为复杂。

鉴于当时无产阶级仅仅握有衡量文学作品社会政治内容的标准，而对艺术形式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确定的答案，《决议》要求党在文化艺术事业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应当是极为谨慎的、周密的，灵活而有弹性的，要严防对文学艺术“专横的外行的行政干涉”。

所以，俄共（布）中央在《决议》中对党在文学方面和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问题作了周密、准确的阐述。

党同“拉普”的前身——“岗位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而在于应该怎样对待和怎样取得这种领导权。“岗位派”不顾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主观状况，也无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固有规律，狂妄自大地企图通过棍棒政策，强行夺取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党对他们这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对他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和在整个科学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要比在其他领域困难、复杂得多，这既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所决定的，也是由科学文化（包括文学）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在同旧制度的斗争过程中，它只可能给自己铸造出政治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不可能、也没工夫钻研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及其形式和风格。因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而“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18］这就决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握有充分的领导权，而在科学技术和文艺领域则还不能这样做。因此，在布哈林看来，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无产阶级只应给自己提出争得领导权的“历史性权利”，而不应提出马上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问题既有相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又有不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相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及其评论家有“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而不同之处则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各种专门性的问题”上，“尚未完全成熟”，在这里还面临着一个使无产阶级走向成熟并争得领导权的问题。［19］

由于这种情况，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政策应是谨慎小心的、周密细致的。因此，布哈林反对“岗位派”简单粗暴的做法，主张讲究分寸。他认为，党在文学领域“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而只能就“一般路线”实行总的领导，正像党不能在新生活领域对家庭形式作出具体规定一样，党也不可能对文艺领域的专门性问题，如风格、形式等问题作出具体的结论。布哈林的这一思想，同列宁关于在艺术领域应“保持自治”［20］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决议》全面采纳了布哈林的这一思想，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权”，要在思想战线的许多新领域“占有适当阵地”，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在文学领域取得领导权的任务“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决议》告诫说：“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21］因此，无产阶级对待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工作要谨慎小心，反对共产党员的“高傲自大”，反对不顾艺术规律的专横粗暴和包揽一切。

正是由列宁奠定、由《决议》阐发的这个方针，促进了20年代苏联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30年代初的苏联文化。

“大转变”以后，斯大林和从1934年开始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基本上抛弃了这一方针，把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变成了对科学文化事业的粗暴的外行的行政干涉。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前提

列宁在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是极为谨慎的。前面在讲到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已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即对于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也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性。恰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尤其要谨慎小心。

列宁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客观继承性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人类文化的一般轨道和普遍价值，必须在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而对它加以发展。

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列宁首先强调必须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即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他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22］列宁对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无论是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文化技术水平，还是资本家广泛运用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和高度的经济管理技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他也教导人们必须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区别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23］而对前者，则要给予必要的批判和改造。

列宁对待过去时代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这一思想，是在十月革命初年同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斗争过程中得到阐述的。由于列宁和继列宁之后的布哈林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所以在20年代，无论对待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对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文学，苏联官方都是允许其存在的。列宁个人虽然并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但作为政策并没有对它加以否定和禁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风格的包容、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正是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使20年代的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类似“无产阶级文化派”这样的极左文化思潮，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度里源远流长。有史料表明，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思想中就存在这种思潮的踪影；而在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后，这种思潮及其形形色色的变形，依然长期在苏联存在。而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日丹诺夫甚至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全面腐朽”的理论，不加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批判”、“全面进攻”，以至发展为战后初期，即1946—1952年声势浩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甚至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把相对论、控制论和量子力学等统统囊括其中，这就一反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实际上又重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所以，在斯大林一日丹诺夫的思想文化路线指导下，三四十年代发生的文化萧条和萎缩是必不可免的，这是错误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

在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个人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给苏联文化发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其经验一正一反，是应该认真加以吸取的

苏维埃时代头十年，苏联已具文化体制的雏形。这是由列宁在世时奠定、主要为1925年《决议》发展并确定下来的。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原打算在文化教育领域建立分权制，最初没有建立教育人民委员部而设国民教育委员会，就曾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后因国内战争等复杂因素而逐渐形成了权力较为集中的领导体制。但除以集中命令为主的一面外，这一体制中还包含有某些权力分散的成分和民主决策的机制。当时召开的各种文化教育问题专门会议，由各方面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为文化问题提供决策，带来了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的普遍活跃。

按照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要逐渐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成分，而把专政引向民主的方向。革命初期文化体制中的集中和强制命令成分，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只是为当时条件所决定的中短期行为，在其产生之日并不打算将其长期化、固定化。比如书报检查制度，只是针对当时存在私人出版社和私人出版物而制定的，在制定的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革命者是要为言论的完全自由而斗争的，但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革命取得对反革命的更大胜利时才有可能。事实正是这样，列宁去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1925年《决议》恰恰是大大发展了文化体制中民主的和权力分散的成分。正是20年代文化体制中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适当的权力分散，使20年代各种文化问题的决策较少失误和片面性，而形成了这十年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

“大转变”以后，斯大林不仅完全沿袭、强化了20年代文化体制中集中、命令的一面，而且将其固定化、长期化、绝对化，同时取消了其中民主的、权力分散的成分，把整个体制引向了高度集权和专横命令，最后导致个人独断。个人独断的决策造成了许多错误，给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文化带来了严重后果。三四十年代个人独断的决策机制和传统，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后斯大林时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数事实表明，凡是在采取科学民主决策的地方，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凡出现个人专断之处，事业就发生挫折和失误。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对各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是引进竞争机制，还是强行集中统一，是关系科学文化能否繁荣发达的重大政策问题之一

科学在争论中才能进步，艺术在竞争比较中才能发展。这是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之一。要展开争论，就不能只有一家观点，只有一个学派；要进行竞争比较，就不能只有一种流派，一个团体。所以，允许多学派、多流派的合法存在，让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展开竞争，切切实实地而不是言行不一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文化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凡是科学文化繁荣发达的时代，必是各流派团体层出叠起，竞相活跃的时期。文艺复兴时代是这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这样，苏联的20年代也大体是如此。

在苏联文化史上，20年代是学术派别和创作流派最多，最活跃的时期。党和政府不仅允许各流派、团体的存在，还在党刊党报上组织各种学术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召集各派别的代表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和专门委员会，吸引它们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20年代的学术文化团体，成了苏维埃文化体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30年代初期以后，联共（布）中央以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为开端，改变了对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当时的基本做法是，解散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强行集中统一。到3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采取封杀禁绝政策，除极少数为官方批准的准政府式社会团体外，绝大多数被查封或被迫自动解散。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社会文化团体的政策虽程度不同地有所放宽，但基本上没有越出集中统一的轨道，这给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以上两种对待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产生了两种结果。这一经验教训也是应当认真吸取的。

在对学术文化的指导上，处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与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应当周密研究、慎重对待

有关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首先取决于科学和艺术最终对社会的发展起何种作用，而这在一些领域是不容易一眼明了的。对于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技术，这种作用比较显而易见；对于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相联系的方面，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其次，这种阶级性并不直接决定于科学家、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即阶级出身。列宁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认为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24］因此，只要政策得当，就能引导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这个论断，对于界定科学文化工作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他们只要能为新社会服务，其阶级性便不言自明。但艺术反映出来的阶级性更为复杂一些。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的阶级性，人们所应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关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25］他说：艺术家是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是用和政治理论不同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的”，“我们决不能要求艺术家的多数同时又成为政治家”；“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具有才华，都能独特而鲜明地反映社会，因此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和我们的倾向不一致，就马上认为它是有害的”。他说，一部作品只要没有反革命性，而只是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或者比方说只是不关心政治，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作品存在。［26］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用“纯政治”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警告人们不能轻易采取查禁作品的做法。

正是同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思想相联系，《决议》指出：“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27］

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对待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问题，是不能直观视之、简单处置的，在这里应该坚决反对乱贴、遍贴阶级标签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否则，错误就不可避免。苏联1957—1958年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处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尔代斯 · 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在匈牙利所遭遇的命运，［28］都先后引起轩然大波，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史上，以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文化问题，混淆学术同政治、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混淆一般理论问题同党内倾向问题的界限，曾严重伤害和摧残科学文化干部，这个教训也是极其沉痛的。

事实上，能不能正确区分上述问题的界限，关键是个对待科学艺术探索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是以倡导科学探索、鼓励艺术创作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化领域的问题，还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看待这方面的问题。以第一种态度处理问题，就要真正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艺术探索少加限制的政策，对待上述一些政策界限要缜密研究，谨慎对待。遇到复杂问题，一时难于弄清的，应该首先抱着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按学术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处理。只有解决了这个态度问题，才好正确区分学术和政治、艺术与政治的界限问题。否则，像斯大林那样，遵循“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处不寻找阶级斗争，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统统看成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存在所谓区分上述界限问题。

1930年12月，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德波林学派问题发表谈话过程中，一个支部委员曾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理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明确回答：所有理论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同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联系起来”，“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29］这一答复表明，他十分严重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般理论问题和党内倾向问题混淆了起来。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实际上任何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理论上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都是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这样混淆两类问题的界限，实质上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政治上治罪任何人。也难怪斯大林把进行抽象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经济学家鲁宾，把连“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也不曾提供的德波林，甚至连斯大林不同意或不甚了了其理论观点的众多自然科学家，统统视为具有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甚而当成“人民敌人”加以治罪。

混淆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能做到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伤害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许多场合是由于对上述界限问题处理不当引起的。只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抱着百倍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的界限问题，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党和国家能否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是能否保证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文化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可以说这是文化的特有属性和客观规律。执政者只有满足文化的这些属性和客观规律，文化才能得到顺利发展。

文化具有包容的属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包容人类在过去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成果，因为只有在过去人类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宽容的属性。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允许社会上其他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只有许可它们的存在并与之展开自由竞争，才能相比较而发展，优胜劣汰，推出优秀文化来。文化也有多样化的属性。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不仅门类多样、品种多样，而且流派、风格和形式无不多种多样。只有实现多样性，文化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单调划一，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文化也有开放的属性。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实现本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信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吸收，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只有满足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才能使文化实现创造性。因为文化包含的创造性是从它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否定和抛弃人类过去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明价值，不容许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自由竞争，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可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争论，搞万马齐喑，制造文化沙漠，或者大搞封闭主义，对外来的东西统统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切，是万万谈不到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创造性的。

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党和国家实现或满足了文化发展的这些条件时，科学文化就发展，否则，科学文化就萎缩和萧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不能急躁冒进，要照顾民族文化特点，严防伤害民族感情

民族是千百年来以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稳固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一方面以其特定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厮杀，自史前社会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生战争、动乱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理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没有民族矛盾和冲突在内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不仅包含着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理想和信念，也意味着最终消除民族隔阂和差别，实现民族一体的“大同世界”。

苏共在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为将沙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纳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理论：各民族有权按自愿原则，以平等资格加入或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随着各种语言“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30］，各民族也将走向融合和统一。在革命初年，列宁曾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在解决芬兰等问题上将此原则加以兑现。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及其后来者把“维护苏联”看成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去兑现自决权原则。况且民族自决权即“民族分离权”原则，也同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相抵触。加上联共（布）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左”的急性病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导致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漠视。少数民族干部一讲民族权益或民族特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到镇压。革命初期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过多许诺和日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严格限制，造成巨大反差，给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许多隐患。

斯大林体制的高度集中，从许多方面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加上诸多民族镇压之举，种下了许多民族问题的恶果。后斯大林时期对这些问题或者未能彻底纠正，或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遗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推行民族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政策，在体制上收回民族文化自治权，强行推广俄语，伤害民族感情，这就使民族矛盾越发严重，最后成了苏联解体的一把悬剑。

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有三：（1）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严重估计不足，犯了“左”的冒险主义；（2）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认识僵化，以为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阶级，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不合实际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3）在体制上没有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特点，过早地抛弃了文化自治原则，在联盟中央过多地集中了属于各民族区域的权力。

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利用民族的文化艺术、文化运动，搞民族分裂主义。南斯拉夫就曾发生过所谓“文化民族主义”问题。民族文化要保留，要发展，但要防范在其背后潜藏的分裂国家、分裂联盟的苗头。

社会主义在苏联74年的实践，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这一实践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需要经过跨世纪的研究，由数代人来进行反复思考和总结。这一实践的规模是空前的，它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由数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价值之高昂，财富之宝贵，是亘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我们应该十分珍视这一伟大实践所得来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而切实地吸取过去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力地、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将必能为未来的世界奠定一座巍峨的历史文化丰碑。

［1］C · 舍舒科夫：《狂热的追求者——20年代文学斗争史纲》第2版，莫斯科1984年俄文版。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6］《“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8］《“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9］《斯大林全集》第13卷。

［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1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3］郑异凡编：《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

［15］《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

［16］《“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17］《“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18］《“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19］《布哈林文选》上册。

［20］《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莫斯科1976年第5版。

［21］《“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22］《列宁全集》第29卷。

［23］《列宁选集》第4卷。

［2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5］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6］《“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27］《“拉普”资料汇编》上册。

［28］苏联和匈牙利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在各自国家命运都不佳，分别遭到封杀和碰壁冷落的待遇，但都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9］见米丁笔记。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第14库，第24卷。

［30］《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2．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左凤荣

苏联剧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一个超级大国，在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自行走向解体是世界史上仅见的。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苏联对外战略失误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其兴盛的背后始终存在危机。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长期以此为出发点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这一超出实际可能的战略目标决定着苏联国内的发展战略，苏共长期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增强军备上，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是与此相适应的，这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两重性，也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外部环境的紧张，又制约着苏联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军事化得到强化，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不切实际的对外战略目标

在20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社会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资本主义曾企图把社会主义这个新生儿扼杀在摇篮里。尽管社会主义曾有过辉煌，建立过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从总体上看，外部世界仍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赢得过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力量相对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如何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成了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一直以“世界革命”为名，追求靠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便早日完成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以一国之力走上了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之路。这种目标选择是苏联国力所不及的，最后，苏联在这种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被人民所抛弃。

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过“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但是，他们所说的革命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历史没有按经典作家的预测发展，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提出了怎样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

列宁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国际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胜利起，他们便把消灭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真诚地想推进世界革命，当时列宁曾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没有世界革命，苏俄无法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敌视与干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明显的革命形势，因此，列宁倡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在结束国内战争后向波兰进军。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满怀信心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1］在稍后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说：“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将作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布进行革命战争。首先在本国夺取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社会主义红军的帮助下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2］1920年6月，苏俄收复被波兰占领的乌克兰后，没有接受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边境线（寇松线），没有与波兰签订和约，而是继续向波兰进军，把正义的防卫战争变成了阶级进攻战争，力图帮助波兰工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激起西欧的革命，结果遭到了失败。波兰人民没有把红军看成是解放者，他们担心的是再次落到俄国人的统治之下，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列宁从中看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接受了更为不利的和平条件。

1921年春苏波签订和约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与修正，他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努力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提出苏俄要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输出革命的方式影响世界革命进程，党的工作重心从与资本主义进行实力较量和“唤起世界革命”，转到了国内的和平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列宁努力让人民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榜样的力量，吸引其他国家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列宁的继承者们并未发展列宁这一正确思想。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重新开始强调世界革命对苏联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终胜利”。他明确说：“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3］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对俄共来说这一任务就是：从直接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起，直到为本国农民生产印花布，也就是说，要努力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也要尽力援助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作为国际革命的主要基础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做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力；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4］斯大林的战略目标有二：最高和长远的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尽快打破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最低目标是保证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使战争不在苏联领土上进行。在斯大林看来，这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在全世界扩展“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以苏联为中心不断向外推广苏联模式的过程。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首领与中心，世界革命进程就是从这个中心逐渐向外膨胀，而被纳入这一范围的国家必须在内政、外交上服从苏联。苏联的利益高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于苏联一国的利益，苏联所支持的革命也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支持世界革命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为保卫苏联、加强苏联和扩张苏联这一对外战略目标服务的。斯大林围绕这两个战略目标来诠释他的理论，形成了其独特的逻辑，他的这一理论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所继承，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苏联总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和壮大自己，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两项基本原则：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苏联强调双方和平共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苏联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所谓和平共处，在不同时期含义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限于不与资本主义发生军事冲突，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和平共处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1928—1953年，苏共只召开过四次党代会，斯大林在这些党代会的讲话中，一句都没有提到“和平共处”这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共同威胁，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由于双方战略利益不同，战争结束后，这一同盟很快被“冷战”所代替。在紧张的“冷战”背景下上台的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当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不同制度国家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还应该往前走，加强信任与合作。他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应该考虑对方的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大体系间没有战争，而且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接触与合作”。［5］赫鲁晓夫并不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也不认为两种制度可以“永久共居”，他的最终目标还是“埋葬帝国主义”，只是手段变了，主张两种制度在和平竞赛中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然仍说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与西方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是，苏联领导人对苏联及美国的实力对比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加强了对外政策的攻势，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对外政策的实质，如果简单地说，就在于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我们尽力使我国的外交成为积极的进攻性的外交，同时，我们也表现出灵活性和审慎态度。”［6］苏联“对外政策旨在为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全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巩固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7］也就是说，和平共处的地位下降了，与美国争夺的势头增强了。苏联的积极进攻和扩张军备政策，恶化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促使美国对苏联实行“新的遏制战略”，双方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新的“冷战”。

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质是世界革命口号下掩盖的民族利己主义，苏联要求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8］。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基本上都按这一原则行事，后来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勃列日涅夫发展成“有限主权论”，他们公开宣称：“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9］这一理论成为苏联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以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阶级利益代替国家与民族利益，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与联合国宪章相背离的。

尽管苏联学者曾努力宣传这两项原则的协调性与有机联系，实际上其矛盾性十分明显：苏联一方面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一方面又不放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直接支持，不放弃扩大社会主义地盘的努力；苏联一方面强调不干涉内政，一方面又领导和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即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信任关系，也难以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1926年5月3—12日英国发生煤矿工人罢工（部分罢工者坚持了7个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天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决议，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支持罢工，并要求英国共产党把这一斗争引向政治轨道，在合适的时机，提出打倒保守党政府，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英国政府多次抗议苏联对其内政的干涉，并于1927年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0］苏联据此认为自己面临战争威胁，开始大力加强国防。这种恶性循环在苏联时期一直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其国际威信与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斯大林利用军队留驻东欧之机，在东欧建立安全带，实质是在东欧建立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成为西方国家对苏联发动冷战的重要借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勃列日涅夫把这看成是推广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好时机，便在全世界采取了积极进攻战略，到处伸手，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影响。

苏联想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一国革命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行不通。革命是一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不能从外部输入的。苏联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既影响了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产生对苏联的依赖心理，加重了苏联的外援负担，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又常常把这些党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从民族感情出发反对它们。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军事干涉曾经严重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东欧的剧变对苏联的剧变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为对外战略服务的国内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与水平，外交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宗旨与原则，苏联却没有这样做。由于苏联对外战略的大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苏联要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助力，它长期把发展重工业、加强军事力量放在了首要的、突出的地位，保持以行政命令方法（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领导经济的这一动员型经济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最适合备战的需要。当经济军事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个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后，他们又影响着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苏联的对外战略、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交互作用，决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说，为了战胜世界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努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制度。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正是据此制定苏联国内发展战略的：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吸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积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但是，从斯大林开始，苏联便把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目标实物化为钢、铁、煤、石油、电力等几项指标，赶超资本主义变成了军备赶超。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了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军事工业是发展的核心，“重军抑民”、“国防优先”是其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战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世界在变化，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战略则不合时宜，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背，也违背了人民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苏联取得了在这方面赶超美国的成果，成了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但并没有因此增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优势，反而暴露出了劣势，成为苏联共产党、苏联式社会主义被人民所抛弃的重要原因。

苏联没有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去发动世界革命，但在确定国家的发展目标时，始终不忘推进世界革命这一大目标，在斯大林的意识中，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国防力量，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也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如他所说：“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11］“红军不是狭义的民族的军队，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红军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这一军队的祖国……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指望得到以红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联盟的武装帮助。”［12］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人坚持的实际上就是这一战略思想。苏联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必然把发展国防力量放在重要地位，保持着强大的军队。苏联的军队建设走的是一条裁了扩、扩了裁的道路，在和平时期保持着并无多大必要的庞大军队：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很快过渡到和平时期，军队人数锐减至56万人，1927年苏联红军和海军有58.6万人。随着工业化成就的取得，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具备了发展军备的实力，加之当时国际环境比较紧张，苏联开始大幅度扩军，1937年发展到143.3万人，1941年达到53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法西斯，苏联军队人数剧增，1945年5月达到1136.5万人，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复员，1948年裁减到267.4万人，冷战开始后又开始扩军，到1955年苏军达到576.3万人。赫鲁晓夫上台后，从1955年开始裁军，到1958年裁减了214万人，1960年苏军有362.3万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苏军有33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军队又恶性膨胀，1984年有530万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开始裁军，1988年减至425.7万人，1990年减至376万人。

苏联的军费负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表1反映了在20世纪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各大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及在其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情况：（以1993年价格计，单位：10亿美元，误差±4.0%）［13］

表1　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各国军费支出：

苏联的军费支出到底有多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苏联官方的资料，从1969—1987苏联每年的军费支出只有177亿—202亿卢布，不包括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军费支出。1989年5月30日，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苏联的国防开支为773亿卢布。苏联官方说，1989年军费开支，不包括用于军事宇航的部分（39亿卢布），为770亿卢布，1990年为710亿卢布。1990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裁军的理由时说，国民收入的18%—20%被用于军事耗费。实际上，苏联的领导人对于苏联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翻译说：苏联的一些科学家承认苏联的军事开支的“实际数字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或者甚至还要高。而这只是为了在核武器上同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装甲装备、炮兵以及某些类型导弹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据西方的某些估计，为了制造这些导弹，苏联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0亿美元。大约5000家军工厂继续在费力地制造成堆的武器”。［14］

阿尔巴托夫说，根据不同的估计，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在世界上占第二位，12%—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50%（美国为25%—27%），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亿—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一时期的军备开支。［15］

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国家用于军事的开支不下于年度预算的20%—25%；但是用于军事工业、用于宇航及对同盟国家的军援，用于军事科研工作，用于情报机构以及国家安全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支出不下于国家预算的50%。［16］

伊戈尔 · 皮尔曼认为，苏联的官方数字与实际不符，差别在于耗费，特别是用于国防部门的大量投资没有直接进入苏联的军事预算（国防部的预算），甚至国防工业有各种“特权”，无法按价格来衡量。他认为，准确地估量苏联的军事耗费是困难的，苏联常常通过人为地降低价格和给国防部门以特权来减少军费支出，这一项每年不少于500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苏联的实际年军费支出不低于200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这2000亿卢布中，用于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不少于1600亿，其余400亿卢布用于军人的教育、医疗、退休金、燃料、军事基建、情报机关、交通等。［17］

军工产品的唯一订货者和需求者是国家，各国都是如此，西方国家在现代武器和宇航系统的生产安排上也很少考虑市场原则，但是，西方国家既有“大炮”又有“黄油”，苏联却为了“大炮”牺牲了“黄油”，其原因除了苏联用于发展军工生产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外，更重要的还是体制上的原因。与美国不同，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舆论监督，总统、国会、五角大楼间也存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关系，美国增加多少经费，要发展什么类型的武器，都是公开谈论的，政府的决策要通过国会的认可才能实现，它不可能动用全国的力量只为军事工业服务。苏联则不同，在苏联，军事是保密领域，其技术是保密的，投资也是保密的，军事投资不需要最高苏维埃的认可，只要最高领导人点头就行。很多军事投资都是在国家计划外运行的，没有监督。苏联可以用损害和限制非军工生产部门、削弱其他部门的办法，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和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从经济运行的机制上看，美国由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大量军事科技成果很快就会被追逐利润的老板用于民用工业，而在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企业没有主动性，做不到这一点，结果，军备竞赛大量消耗民用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源，使民用部门陷于衰退。

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成就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苏联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调、经济军事化程度严重。国民经济结构失衡——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纠正，重工业过重被认为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造成苏联这一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备竞赛，以及由军备竞赛导致的苏联经济结构的高度畸形化。据官方资料，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从1928年的40%增加到1990年的73%，而整个消费品生产的比重则相应降至27%。而事实上，消费品所占比重还要低，考虑到营业税主要是加在消费品上的，那么可以确信，国家工业潜力的4/5是满足生产需要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1/5直接用于居民必需品的生产。［18］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19］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国家75%的发展科学的拨款用于军事科研的需要。［20］国民经济中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21］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70%。”［22］很难准确估计苏联军事经济的规模，不管怎么说，苏联的经济都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战时经济。

苏联在世界上扩张势力，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用尼克松的话说：“帝国使克里姆林宫变穷而不是致富了。越南使苏联每年支出35亿美元以上，古巴49亿多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共30亿美元以上，尼加拉瓜10余亿美元。莫斯科的帝国领土使克里姆林宫每天耗资3500万美元以上。”［23］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取得了在经济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军事均势和优势，不计任何代价地发展国防实力，耗尽了自己的力量。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据说苏联的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24］

1913年俄国的GNP即为美国的39%。苏联具有制度的优越性、在人口和面积方面比美国大一倍多，但经过70多年的建设，苏联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方面，其成果令人失望。表2反映了苏联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对比情况（单位：亿美元，按1974/75年价格计算）：

表2　苏联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译丛》1994年第1期所载法国《国际经济学》1993年第54期材料。

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1990年苏联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6969.8亿美元，美国为42772.74亿美元，苏联是美国的39.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苏联为6000美元，美国为17615美元，苏联为美国的34.06%。［25］1985年苏联人均GNP在全世界的排名位居第38位，不仅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苏联的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强。苏联人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现代化生活设施方面，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戈尔巴乔夫说，在经互会国家中，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也是最低的。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需求，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6］为什么苏联自己并没有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但在生活水平的较量中，苏联却败在了德国的手下，苏联人感到不平的是，为什么其手下败将生活得却比自己好许多，不仅如此，在人均产值和工业效率方面，苏联还被日本等在苏联人看来很落后的亚洲国家超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固然有很多问题，这种体制内没有刺激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体制也能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去实现所确定的目标，如果苏联不是把大量的财富浪费在与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实力的较量上，而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话，其结局未必会这么惨。正是人民生活水平与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造成了苏联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造成苏联对外战略目标错位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本质上应该是防御性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苏联却不是这样的，造成苏联战略目标发生这种错位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两点。

首先，苏联对国际社会和自身都没有科学的认识。认识国际社会，了解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掌握本国国情，是研究和制定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苏联的决策者们基本上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外部世界、本国的国情、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苏联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时代的判断、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方面有许多偏差。苏联对外战略理论总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急时期，而且这种危机在不断加深，很快会被社会主义取代。

从工业革命起，世界便开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今天把这称为“全球化”。在这一历史大趋势下，任何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都要吸取人类社会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文明成果，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但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它诞生起，就把意识形态的利益置于国家经济利益之上，实际上拒绝了世界相互依存的思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土壤——沙皇俄国，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列宁称它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仍保留有这一特色，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公众对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苏联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当苏联宣布自己已建成社会主义之时，西方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甚至一些共产党、工人党成员，并没有认同苏联的制度。因此，苏联把自己定位于现存资本主义“替代物”的“中心”、“领导力量”，过高估计本国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强调苏联与外部世界在各方面的对立，总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实力改变外部世界，是极不现实的。

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一直被沿用到80年代初。苏共的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在重申资本主义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强调资本主义的战争本性。实际上，资本主义在不断变化，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军事手段争夺原料与销售市场并常常导致战争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渗透的情况更为突出，它们之间相互投资额超过了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额，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也在其对外贸易中占了主导地位。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使它们之间的战争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把它们之间的竞争纳入了有序化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变化，苏联却仍坚持把资本主义与战争画等号，依然把国际形势看得很严重，强调备战，希望借战争之机扩大社会主义，是无的放矢，只能白白浪费资财。

苏联在制定对外战略时，看不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过分强调两种制度的对立性。苏联长期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把它们机械地对立起来，把国家之间的关系只归结为阶级关系。对国家之间长期和平共处缺乏耐心，总在盼望世界出现革命形势，到处扩张，与美国争霸，不能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世界发展的潮流除了政治方面外，还应该包括更重要的经济方面。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他们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进行扩张，把整个世界都联系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列宁也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看到经济力量高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提出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更加强劲。而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却把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在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也曾强调过要加强与西方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70年代缓和时期，苏联从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苏联应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正因为没有这种意识，所以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也是十分有限的。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使苏联的经济改革、企业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这也是苏联经济体制几十年不变的重要因素。苏联最终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所抛弃，其政治目标也化为乌有。

苏联对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作出清醒的估计，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列宁开始把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看得很短，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提出过渡时期要经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1938年宣布要在五年内“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赫鲁晓夫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宣布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从这一空想后退，但退得并不彻底，仍是夜郎自大。对本国发展阶段不能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自然影响到苏联确定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促使它总想把对方“埋葬”掉。

第二，历史传统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侵略性，苏联以世界革命为名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战略，一个重要根源是历史传统的影响。如果说英法等殖民帝国对外扩张的动力是商业与资本，那么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则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安全利益。俄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帝国文明，帝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在摆脱蒙古人统治的同时，也从它那里继承了扩张的特性，马克思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总结：“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27］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已由一个小公国发展成一个拥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列宁曾对沙皇的扩张政策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称俄罗斯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俄国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沙皇把注意力放在开疆拓土上，把矛盾都集中于国内，而广大人民除了勒紧裤带、当炮灰外，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从斯大林开始，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仍把注意力放在扩大领土和势力范围上。斯大林甚至还为沙皇的扩张辩护，1934年当有人建议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于1889年2月所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斯大林不同意，他在就此问题给政治局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说：“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8］斯大林后来为扩大苏联版图所做的种努力正是对这种传统的最好继承。苏联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赋予它以新的内容。斯大林强调，只有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才能保障苏联的安全，这样就把苏联的安全利益与在世界上推动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了。扩张领土的传统、东正教的救世思想与世界革命思想在苏联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如果苏联能像列宁在苏波战争后所说的那样，努力树立自己的和平形象，与扩张传统决裂，苏联的国际环境会好得多，也会更有利于它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其社会主义将会更有生机和活力。苏联没有这样做，反而为对外扩张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是苏联社会主义走向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苏联主要是通过军事力量来支撑其对外政策，从其所支持的对象那里，苏联得到更多的是政治、军事、心理上的满足，其影响的范围越大，经济负担也就越沉重，难以维持长久。

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当俄国发生这样的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29］换句话说，只有当俄罗斯放弃追求世界霸权，专心于自己国内事务的时候，俄罗斯才会走向富裕与繁荣。

在20世纪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因素仍起很大作用。加强国防力量是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武装力量是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全绝不仅仅是军事安全。苏联的超级大军在国家发生剧变时是无能为力的，强硬派发动的“8 · 19”事变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苏联人已经不能接受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了。决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选择。“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其武装部队，而且存在于其经济和技术资源；存在于用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预见能力和果敢性；存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民族中；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他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30］为了更好地促进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善于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苏联问题的研究。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

［2］季诺维也夫著：《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斯大林全集》第6卷。

［4］《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

［5］《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载（苏）《共产党人》1957年第11期。

［6］《真理报》1965年9月30日。

［7］（苏）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

［8］《斯大林全集》第10卷。

［9］《真理报》1968年9月26日。

［10］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转引自（俄）《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11］《斯大林全集》第7卷。

［12］《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莫斯科1932年版。

［13］（俄）《21世纪的俄罗斯》1994年11/12期。

［14］（俄）伊戈尔 · 科尔奇洛夫，达洲译：《首席翻译眼中的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15］（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

［16］（俄）罗伊 · 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17］（俄）《苏联的军事开支》，载《十月》1991年第9期。

［18］（俄）《经济问题》1991年第8期。

［19］《真理报》1990年9月1日。

［20］（俄）《论据与事实》1989年第33期。

［21］（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

［22］普里马科夫：《俄罗斯应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俄新社1998年4月13日俄文播发。

［23］（美）理查德 ·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

［25］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斯大林文集》。

［27］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苏联对马克思这篇揭示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著作讳莫如深，不予发表。

［28］《斯大林文集》。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30］转引自：（美）保罗 ·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83．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赵常庆

自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关于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未断，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还不时有新说出现，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对世界政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不能不引人深思，以求其索。而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15个新独立国家，独立近20年后的不同表现，特别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其他14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可使人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和启迪。可以预料，今后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多年来，尽管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不同的诠释，但有一点却达成共识，即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特殊的联邦制潜伏解体的制度危机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它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组成。这样复杂的联邦构成为世界少有。15个加盟共和国既有宪法和除军队和外交机构以外的所有国家设置。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还明文规定，共和国有自己的“国语”和“主权”。苏联宪法也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

苏联这种特殊的国家构成与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国内形势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形势，伴随发生的还有民族独立运动。在民族地区各种势力趁中央内乱纷纷揭竿而起，建立政权，宣告独立。在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后，沙俄帝国实际上已分裂成若干个国家，其中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这些新诞生的国家有的是无产阶级掌权，有的是资产阶级执政，但同时各国政权都存在对立面，存在所谓“红”“白”对垒的局面。1918至1920年间，逐渐站稳脚跟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红军，一方面帮助本国和其他国家巩固红色政权；另一方面，派人到资产阶级掌权的“白色地区”发动工农群众起义，或者直接派红军“协助”夺权。在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甚至在乌克兰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1922年初，经过内战洗礼的各民族共和国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形成6个独立的红色国家，它们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当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如何生存的共同问题。在加强一般性联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各国提出了建立联盟的设想。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将乌克兰等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即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另一种是列宁主张的各共和国以平等身份结成联盟的方案，即联邦制方案。结果采用了列宁的联邦制方案。1922年12月30日苏联正式成立。在关于苏联成立的文件中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1］

应该指出，苏联所以能够成立，除存在求生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国家发展方向的共同性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在苏联成立前，尽管各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但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却是统一的，即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俄共（布）党组织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它们只拥有相当于俄共（布）区域委员会的权力。俄共（布）如同一条纽带把各共和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俄共（布）这个重要条件，苏联或许不能成立，即使能够成立也不会十分顺利，或许不是当时那个样子。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当时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是以主体民族命名的，因此，苏联的联邦制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与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以地域为特征联邦制有所不同，苏联学者认为这种联邦制是列宁的“创造”。［2］苏联对加盟共和国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相当宽松，声称可以“自由”退出。在稍后通过的苏联几部宪法中仍保留了这个规定，苏联领导人没有料到，若干年后这一条款竟成为加盟共和国谋求独立的法律依据。

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之所以要从苏联的成立说起，是因为苏联的联邦制和宪法对加盟共和国退出权的宽松规定潜伏着易引起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危机。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上述联邦制形式组建苏联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符合大多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体现了他对“民族平等”理想的追求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憎恨。正是由于苏联的成立，使一批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小国得以生存下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在组建苏联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看到，列宁提出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并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列宁的过早病逝使他无法看到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苛求列宁。只是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人们才逐渐看到这种联邦制的弊病所在。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版图上建立的新独立国家没有一个采用联邦制国体，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苏联的成立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促成苏联成立的诸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各加盟共和国已不担心本国生存会受到外来威胁，加盟的共和国感到在联盟内已经不平等，经济发展因为现行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受到阻碍，特别是在维系苏联存在的统一的共产党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起不到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时，其结果又会如何呢？简言之，当初苏联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主客观原因变化了或丧失了，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族工作中的错误为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列宁之后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掌管苏联大权，其中掌权时间最长的是前三位领导人。他们在苏联民族工作中有成就，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民族工作的错误较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纠正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也有不少过失。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为尔后某些人攻击苏共和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有：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例如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

第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据统计，1984—1985学年，在14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中有普通中小学6.84万所，在校学生2430万，占全苏54%；中等专业学校1924所，在校学生201.84万，占全苏45%，高等专业学校392所，在校学生223.89万，占全苏42%。［3］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8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基本形成。至20世纪80年代初，除苏联中央党政领导机关中一直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外，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所属州、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为当地民族人士。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实现干部民族化。

第四，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农民在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仅为6.5%，农牧业人数最多的土库曼斯坦也只占33.4%。

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民族理论方面出现了偏差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的看法有误。斯大林夸大民族关系的阶级性质，一度将民族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对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则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夸大成绩，粉饰矛盾，认为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加快民族接近和统一，甚至称“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4］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实现各民族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不承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因此对民族问题往往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失去最佳处理时机，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2）高度集权体制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通过“一平二调”帮助落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面，但也存在剥夺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的一面。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产值只占共和国产值的6%［5］。共和国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连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要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要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其境内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他还说，“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700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万吨石油、50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6］

（3）大俄罗斯主义挫伤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团结

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例如，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苏共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从斯大林时期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美国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7］

（4）犯过给少数民族留下惨痛历史记忆的错误

例如，“大清洗”运动使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含冤而死，对民族干部造成巨大伤害；二战期间对12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涉及440万人，不少人在迁徙途中和新居住地死亡；“一刀切”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重大损失，例如，在哈萨克斯坦，1928—1932年间，不仅畜牧业遭受严重破坏，还造成230万居民死亡，90多万人因不堪忍受饥饿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徙国外；对波罗的海地区强行扩张，由此留下后患，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突破口等。

（5）教条主义的后果

勃列日涅夫本可以利用1977年修改宪法机会，接受某些人建议修正双重主权国家原则，并制定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法、加盟共和国退盟法等法规，以完善国家体制。但苏联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各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的规定。这既为后来民族分立分子攻击苏联当局破坏联邦制提供了口实，也为他们搞分立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总的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并存，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倾向与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并存，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苏联民族工作的错误在一些民族中产生积怨，有些共和国中潜伏着离心倾向。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较快，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联盟国家对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要大于离心力，特别是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及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对苏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还不构成重大威胁。

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过错在于剪断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在他上台前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积怨，但如上所述，他上台的1985年时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危险的问题，国家亦未出现即将解体的先兆。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仍能一呼百应。尽管当时苏联已经陷入困境，不过人们还是相信在年轻的领导人的率领下国家会渡过难关，迎接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苏联绝大多数人对他提出的改革和使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战略持欢迎态度。当时不仅苏联人自己不会料到，就是对苏联持有敌意的人也不曾料到，一个能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在他执政后不到7年解体了。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过错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人，但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苏联解体后我曾访问过曾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今已经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独立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一些做法仍贬多褒少。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的解体仍持遗憾的心情，特别是普通民众。至今，前苏联国家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怀好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当政时期苏联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与导致苏联解体有关的哪些问题上存在过错呢？

第一个过错表现在他不了解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比较草率。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是对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他忽视了民族问题：（1）他只注意到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2）由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在谈到苏共民族工作的新任务时，仍无视长期以来苏联存在损害民族利益的事实，继续把“反对地方主义和民族局限性”放在首要位置，［8］在民族政策方面并无新意；（3）在调整民族地区干部时较少考虑民族因素，甚至改变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由当地民族人士担任这一传统做法，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出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导致1986年12月发生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4）他未料到，由他倡导的“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政策使多年民族积怨火山般爆发，并演变为民族战争和民族分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含的危险性”，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9］曾作为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与戈尔巴乔夫一道掌管苏共大权后被废黜的利加乔夫，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也承认，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到苏联那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立运动。［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执政前期说得轻些是忽视了，说得重些是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第二个过错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民族关系之间的问题，以至于错误的改革方针引发棘手的民族问题。

戈尔巴乔夫说得最多的是改革。从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以后，改革贯穿在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其中包括民族关系领域。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就认为苏联已处在停滞状态，如不进行改革国家会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11］根据1987年的苏联实际情况，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问题并无大错。在民族关系方面，1988年之前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使各民族真正平等、民族精神繁荣和相互充实的一种制度，［12］“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从族际主义立场出发处理民族问题”，［13］一切“与族际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苏共都不会接受。［14］这样看问题也没有错。

那么，错在哪里呢？现在看来主要错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些口号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提法会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带来什么后果。今天人们看到，正是借助于这些口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提出了当年苏联吞并它们的合法性问题，并要求脱离苏联。也正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因领土和其他问题一些共和国或共和国内民族地区爆发战争，有的纷争持续多年，各国独立后还得不到解决。也还是受到上述口号的蛊惑，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出现了形形色色要求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导致苏联出现激烈的动荡。这为尔后民族主义泛起和民族运动遍及整个苏联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经济改革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改革的主要对象：一是制度，即他所说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其制度的制定者和具体推行者——苏共。如果说，这种改革产生的后果当时人们还看得不十分清楚，那么在苏联剧变和解体已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苏共从此走向内乱和分裂，并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关于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论述。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项内容是改革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向共和国适当分权。

应该说，这项改革是被动进行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原因是：其一，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前领导人推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及共和国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其二，从1986年起民族纠纷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寻找产生民族纠纷的原因时，他也无法回避多年来苏联背离了联邦制原则这一事实。

由于是被动进行的，缺乏深思熟虑，因此在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问题上具有仓促应变的性质。从1988年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时间中，分权的提法发生多次重大变化，起码可以举出四种：第一种是联盟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但联盟居于主要地位，用一句话表示就是，“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第二种是在上述提法遭到反对后，1988年9月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说法，“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表示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不分主次，同等重要；第三种是这一提法仍不为加盟共和国所接受，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的情况下，他又推出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退居次要地位；第四种是在联盟仍搞不下去的情况下，最后想用“邦联”来维持残局。戈尔巴乔夫在分权问题上作出如此大的修正和让步，固然同国内形势变化有关，但也说明，他在分权问题上并未吸取其前辈的教训。事实表明，以民族为特征形成的共和国一旦出现与中央争权，而中央软弱无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共和国的政治期望就可能演化为谋求分立的行动。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危险性要远远胜过个别民族之间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日益削弱苏共，并最后丧失了领导地位，这样也砍断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苏共，并最终葬送了苏共。这对民族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苏共变化与苏联民族关系特别是与苏联解体有重要的联系。

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表明，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多年来，苏联各项工作的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取得的，各种问题也与苏共息息相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民族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冲突迭起，既与苏共工作失误有关，也与苏共当时的变化分不开。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要改变苏共几十年来的“专横的官僚体制”，包括更新领导层和修正苏共的建党原则、活动方式及其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这些改革是需要的，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与步骤，一下子要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苏共存在的严重问题，就难以达到目的。事实已经证明，改革的结果是造成党内派别林立、丧失宪法规定的执政地位、威信急剧下降、退党人数猛增。“8 ·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中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实行全国“非党化”，使共产党陷于瘫痪状态。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迫或独立，或更名，或解散。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致命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苏共中央领导自我否定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共和国党组织无法理直气壮地工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改革几年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全面危机，于是人们对苏共的作用和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央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也成为各种反共势力攻击的对象。中央无能、朝令夕改，共和国党组织无所适从，工作十分被动。

（二）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使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遭到严重打击，有的丧失了执政地位。民族地区成立的新党普遍具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共产党若与之抗争，保住执政地位，也不得不突出民族因素，甚至求助于民族主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实施，一方面为政治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滋长和泛滥创造了条件。

（三）尽管苏共声称不接受联邦制原则，但戈尔巴乔夫改革却助长了共和国党组织谋求联邦化的倾向。苏共二十八大报告承认，随着改革联邦制，党内出现了联邦化和从苏共分裂出去的倾向。［15］

苏共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暴露了以往苏共建设中问题很多。苏共的变化是从中央开始的。共和国的广大党员，包括一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尽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看法，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民族地区苏共的工作软弱无力，形式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化，严重脱离群众，也是苏共在关键时刻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原因。

“8 · 19”事件前，尽管苏共已经明显削弱，但仍然是维护苏联统一的一支力量。1991年3月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凡共产党掌权的共和国，一般都支持保留苏联；凡非共产党执政的地方，大多数反对保留苏联。如上所述，1922年苏联能够成立起来，其重要条件之一在于有统一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存在。“8 · 19”事件之后，统一的苏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年苏联得以建立的最重要条件不存在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被剪断了，苏联的解体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叶利钦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联邦起了重大的作用，其领导人叶利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俄罗斯联邦反对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就很难实现。相反，如果俄罗斯联邦主张解体并加以推动，那么苏联解体就在所难免了。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面积约1700万平方公里，占苏联的76.3%；人口1.48亿，占苏联的51.3%。该共和国拥有苏联63%的固定资产，其社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约占苏联的60%，农业产值占47%，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占苏联的第一位。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也是苏联最大的民族。俄罗斯联邦对苏联的存在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俄罗斯联邦，苏联根本不能存在。如果俄罗斯联邦当局不与苏联当局合作，苏联也休想稳定。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由于政见不同，曾将叶利钦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而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结束。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翌年当选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利用俄罗斯联邦内部不断膨胀的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在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其中提到“俄罗斯法律至高无上”。对于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16］事实证明，正是在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宣言》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也纷纷通过《独立宣言》。也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一再受阻。纳扎尔巴耶夫曾这样问道：“俄罗斯向何人要主权？为何要主权？俄罗斯本来是苏联的核心。”［17］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俄罗斯联邦，确切地说是叶利钦，在向戈尔巴乔夫要主权，或者说是与他争权。因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总统仍在领导苏联。从法律上讲叶利钦应该服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框架内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利用俄罗斯联邦这块构成苏联核心的阵地，向戈尔巴乔夫频频发起攻势，使戈尔巴乔夫改革联邦制设想成为泡影，使苏联的存在呈现岌岌可危之势。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总统，而不是构成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总统，只要苏联不存在，或者不像以前那样可对所有加盟共和国行使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总统也就形同虚设了。叶利钦正是用这种手段联合某些加盟共和国与戈尔巴乔夫明争暗斗，使戈尔巴乔夫在斗争中节节败退。如果说“8 · 19”事件之前戈尔巴乔夫尚可依靠苏共的影响控制一些由共产党掌权的加盟共和国，勉强维持统一的苏联的外壳，那么，“8 · 19”事件之后，由于统一的苏共已不存在，维系统一苏联存在的纽带已被剪断，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影响共和国的最后手段，苏联分裂成15个加盟共和国已迫在眉睫。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从形式上打破了“统一苏联”这个外壳，变相废黜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尽管还想进行最后一搏，然而同年12月21日，由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苏联而进行的最后一搏也彻底失败，存在70来年的泱泱大国从此成为历史。应该说，最终打破苏联躯壳的是各加盟共和国，而其领头羊无疑是以叶利钦为总统的俄罗斯联邦。

苏联解体内因为主，国外敌对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苏联民族关系问题上，明显可看到国外势力在起作用。多年来，美国通过欧洲自由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对苏联播音，每周累计播音时间长达460小时，在苏联各民族间进行挑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西方人员自由出入苏联，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肆活动。凡有民族闹事的地方，都有西方人员的身影，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群众团体中还有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顾问”。美国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立活动。乌克兰尚未独立之前，美国即放风说可以考虑承认它。西方敌对势力把苏联的民族关系领域看成是苏联的“软腹地”，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

国外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方经济在科技革命带动下的发展对原苏联东欧国家产生的冲击作用。苏联后期经济发展缓慢，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与西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反差。经济竞赛的落后给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应该说，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影响超过了它们的宣传作用。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在沙俄版图上建立的一些国家害怕帝国主义进攻而趋向联合，那么，在90年代初，苏联一些共和国并不惧怕外来影响，相反却争相脱离苏联向西方靠拢，这说明，在苏联民族冲突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用什么模式改造共和国之争。苏联在与西方经济竞赛中吃了败仗，丧失了凝聚力，这是外部影响的重要力量所在。

数十年来，西方一直在反对苏联，同样，苏联也一直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和美国同为联邦制国家，结果，苏联解体了，美国却没有。这说明问题主要在国内。另外，国外影响一直存在，为什么苏联早没解体，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解体了？这里我想借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1971年在一篇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的文章中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它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在苏联国内出现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瘫痪，社会上层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际灾难是指因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使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18］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方面并未发生苏美大战和其他重大国际冲突。国内形势则展现了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情景。这说明，虽然存在国外影响，但关键还在于自己内部，即我们常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戈尔巴乔夫接过的是处于颓势的苏联，他本人又治国无方，苏联在他手中解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需要指出，苏联解体并非是民族问题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模式长期未能得实质性改革的结果。但从国家解体角度来看，民族问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值得深入研究，其教训深刻，值得后人吸取。

［1］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赵常庆等译：《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7年第3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

［5］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土库曼斯坦）萨 · 尼亚佐夫，赵常庆等译：《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7］（美）布热津斯基，姚云竹译：《大失败》，军事出版社1989年版。

［8］《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真理报》1990年7月3日。

［10］参见《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

［11］（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12］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上的讲话，载《真理报》1987年2月28日。

［13］对苏联新闻界领导人的讲话，《真理报》1987年1月14日。

［14］戈尔巴乔夫：《在奥廖尔农业问题闭幕会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11月16日。

［1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哈）努 · 纳扎尔巴耶夫，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

［17］（哈）努 · 纳扎尔巴耶夫，陆兵王嘉琳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

［18］译文载《民族译丛》1989年第2期。

84．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陆南泉

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效如何评价，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它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指导思想与一些重大政策，还涉及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中，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亦不尽一致。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以借此机会听取批评意见。笔者认为，通过讨论，可以对70多年的苏联经济建设的评价，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事实的目的，以便我们从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搞好。

经济建设的成就

苏联经济经过7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1937年3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居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苏联通过实施超高速工业化的政策，使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苏联在二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如果1928年私人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为28%的话，那么到了1933年已降至0.5%。在农业中，私人经济在同一时期由97%下降到20%，零售商业则由24%下降到零。［1］到1937年，社会主义经济在全苏生产固定基金、国民收入、工业与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占99%、99.1%、99.8%与98.5%。［2］

由于取得以上的进展，1936年苏联公布了新宪法。斯大林指出，新宪法的基础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这样，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斯大林逝世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苏联成为能与美国争霸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

对苏联70多年经济建设的评价问题，之所以至今在我国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的看法，这里可能与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有关。如果从发展速度来看，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快得多；如果从整个工业来看，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如果从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发展来看，苏联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不少部门与重要产品赶上和超过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军事力量与军备竞赛来看，苏联的赶超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军事实力不仅与美国达到平衡，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从而成为超级大国。这些能否说明苏联经济建设是成功的，苏共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呢？

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我们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苏联在7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问题。可以认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

苏联经济并没有实现持续与稳定的发展，而是到后来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出现的经济危机。

随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即出现了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详见表1）。

表1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

| 1966—1970 | 1971—1975 | 1976—1980 | 1981—1985 | 1986—1990 | 1990年
社会总产值 | 7.4 | 6.3 | 4.2 | 3.3 | 1.8 | -2
国民收入 | 7.8 | 5.7 | 4.3 | 3.2 | 1.0 | -4
劳动生产率 | 6.8 | 4.5 | 3.3 | 3.1 | | -3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编制。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出现危机，导致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到1988年下降为64%。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0年约为美国的40%，而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俄国这一指标为39%［3］。据俄一些学者分析，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2%，农业产值为3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

这里要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和大量生产与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4］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在4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对苏联经济发展速度要客观地加以分析，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很难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积极评价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根据。

（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

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

苏联自20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由于整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

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

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的综合素质。落后的苏联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当发展经济的粗放因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日益受制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乃至发展到危机。我们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情况。

（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

长期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的发展战略、政策主要是为扩军备战和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的。从斯大林执政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这样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期难以平衡，而且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间的1.04:1扩大至1971—1980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1.7倍。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由于偏重发展重工业，牺牲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使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苏联时期“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倍”。［5］“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6］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世界大国中苏联经济结构畸形与比例失调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70多年来，苏联经济从来都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因此，给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带来极大的困难，也是阻碍俄罗斯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半封闭的经济

长期来，苏联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并不起作用，经济不是走的开放式发展道路。这样，使竞争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国家。1988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GNP的7.7%，而1980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就已占世界GNP的21%以上。［7］至于苏联在国外的投资与国外对苏联的投资，那更无法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这些因素，决定了苏联经济素质难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低下水平。

（五）不少经济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

苏联发展经济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是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受到严重影响。长期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8］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品数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于苏联5.5倍，［9］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这也说明，长期来，苏联治国的主导思想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苏联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从客观上讲，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建设经验，加上不利的国际环境，难免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能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经验，更不能把缺乏经验说成是全部原因。70多年来苏联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它是受一系列的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

长期来，苏联一直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先是斯大林搞超高速工业化，接着，于1939年3月又提出，苏联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考虑到赫鲁晓夫过于强调速度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所出现的问题，不得不注意解决经济的“质量与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问题。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提出了“加速战略”。

苏联实行的赶超战略，不只是脱离客观实际，而追求的目标也主要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

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提出：要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这是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提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不得不退到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又从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降至“起点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进一步降至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改革。

在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指导下发展生产，其严重后果是不顾生产力的水平而不断地改变与折腾生产关系，以最快速度消灭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不相适应，从而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明显的例子。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未达到沙皇时代1913年的水平。这一年，人均占有的粮食和肉类的数量分别只有432公斤和30公斤，比1913年的540公斤与31.4公斤还低。另外，发展生产是通过阶级斗争与各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进行的，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且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阶级敌人”与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

这种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通过所有制改造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讲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到头来，还得通过改革退回去，退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式上去。所有转轨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面临着打破“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这一复杂的任务。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模式就建立不起来，也难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1］对这个问题苏联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制定与实行了一系列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政策。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

（三）背离革命与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

革命与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人所共知的最简单明了的道理。苏联为了追求霸权地位，在进行大力扩充军备时，由于受其经济实力的制约，它往往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去花大量资金发展军事工业。所以，根本不可实现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要求。

这里讲一个苏联的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后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

（四）不能适时地改革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建国初期，这种体制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特别在战后，传统的体制日益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体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日益明显，并且变得越来越尖锐。这种体制又不能适时地进行改革，排斥市场的作用，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效益也很难提高。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苏联经济是长期被束缚在这种已缺乏动力的体制下发展的，最后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12］应该说，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不能及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苏联经济建设未能搞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五）苏共在理论上缺乏创新，不能与时俱进。

苏联长期来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作出科学判断，并及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与根本改革其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没有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从而，没有保持自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就是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没能根据客观变化的情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不能与时俱进，而是长期思想僵化，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从苏联经济发展道路来看，根据苏联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把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经济，苏联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对外贸易垄断等，都写进了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集中体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内容，并上升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长期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使苏联历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最后以失败告终。

苏共没有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在理论上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它不可能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回答与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而只是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强制的方法向广大群众灌输，这不可能让人民信服，不可避免地产生“信任危机”。

苏联经济理论长期僵化，不能创新，与时俱进，这与苏共党内与整个社会缺乏民主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

另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进行“批判”，许多学者遭逮捕、被非法审讯，被送进劳动营、精神病医院甚至被枪决；对人类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往往加以排斥与否定。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往往只能是领导人著作与言论的诠释者。

理论的僵化导致体制的僵化。不能及时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就不可能及时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这说明，保持思想、理论先进性是加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邓小平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

苏联经济建设并没有搞好，苏共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此，苏联经济的发展亦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邓小平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的1990年3月3日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14］后来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苏联发生剧变后，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5］胡耀邦同志谈及苏联问题时说：“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都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看来主要问题有：第一，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日用品至今还解决不了，集体农庄粮食产量仍然很低，工人农民不满，都有意见；第二，外交政策很失败，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老子党’自居，还在国际社会中实行大国霸权主义，把革命强加于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第三，民族团结问题也没有搞好，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口号掩盖民族间的矛盾，但是掩盖不了；第四，民主问题、领导作风问题、‘家长制’、专制独裁，等等。问题还有不少。”［16］很清楚，在这里，胡耀邦同志把苏联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归结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已是世人公认的。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决定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政策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笔者深信，只要我们不走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老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1］　参见（俄）T · M · 齐姆希娜：《俄罗斯经济史》俄文版，2000年，第244—245页。

［2］　参见（苏）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陆南泉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页。

［3］　就是从斯大林执政高速发展的30年来看，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仍未超过沙皇时期。

［4］　据保守的估计，1974—1984年苏联获得的石油美元约2700亿—3200亿美元。

［5］　（俄）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6］　（俄）亚 · 尼 · 雅科夫列夫，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7］　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8］　（苏）《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71年，第561页。

［9］　转引自左风荣著：《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16］　转引自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第2页。

85．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左凤荣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关的论述也不少，但很少有人关注法律问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法不依是普遍的现象，法律成了想用就用，不想用则弃之不顾的东西。在苏联制度演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联的剧变是不遵循法律、没有法制的结果。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制缺失现象

考察苏联的历史，我们发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苏联并没有建立起法制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后，近代国家与封建时代国家的明显差别在于治国手段的变化，权力制衡原则代替了个人专断，权力任期制和轮换制代替了终身制与继承制，权力选举制代替了任命制，而这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在夺取政权和革命胜利初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列宁强调革命的暴力性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之后，则应该制定出适合新政权特点的法律体系，苏联共产党也应该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制度下执政。但是，苏联领导人把无产阶级民主具体化为法律形式的意识比较淡漠，许多好的政策、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作保障。

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列宁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内容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重视不够，他曾说：“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2］从实质上讲，无产阶级政权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苏俄的许多措施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完备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比无产阶级民主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民主同样也离不开体现其内容的形式，一概抛弃民主的形式也是不行的。苏联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应的形式，民主内容也难以实现。苏联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但是，由于苏联长期实行的是无选择的“民主”，干部是党组织层层任命的，苏维埃的代表也都是党指定候选人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予以保障，苏联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不民主的体制。当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的需要发生矛盾时，民众毫无办法。

在法律制度建设上，苏联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许多好的想法没有相应的法律形式保障其实施。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说过：“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3］但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和具体的实施办法，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所以新经济政策后来被斯大林轻易地改变了。再比如，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4］但是，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来贯彻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

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后，他个人逐渐成了党和国家的化身，他的话就成了法律。对农民的全盘集体化政策是斯大林改变党的决议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斯大林和党代表苏维埃制定国家的法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这是斯大林个人的决策。按照苏联宪法的规定，苏联的立法权属于苏维埃，但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苏维埃的作用十分有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党的十六大通过的；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苏维埃机关也没有参与。斯大林强调，“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地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5］这是苏共长期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思想根源。

苏联宪法中规定人民有权罢免苏维埃代表，但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才能罢免代表，长时间都没有具体规定。这一问题直到1959年10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罢免代表程序法》，1961年又通过了关于罢免地方苏维埃代表程序的法令，规定了罢免苏维埃代表的具体程序，这一法律条文才完善。

1936年的新宪法在扩大公民权利方面比1924年的宪法更民主，它用平等的选举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代替记名的选举。宪法规定，“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村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都由公民直接选举。”凡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有权参加选举，只有按照判决被剥夺选举权和患精神病者除外。凡年满23岁的苏联公民，都有资格参选最高苏维埃的代表。［6］但事实上，他们只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因为候选人是由党组织决定的。

苏联宪法第124、125条规定：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第127条规定了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得逮捕。第128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遗憾的是这些权利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所谓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居民甚至没有迁移的自由。1932年底苏联开始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只发给城市居民，市镇、中心区、新建筑工地、国营农场等地的工人，农村的居民（集体农庄庄员）则拿不到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到。在30年代“大清洗”中，连有法律豁免权的苏维埃代表都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处死或被关押，何况普通的干部、知识分子？

在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树立起尊重法律的意识，也没有建立完备的法律系统。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是有法不依成为普遍现象，在决定事件发展的过程中，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和权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法律系统不完备，留有许多空白，法律“治民不治官”，随意性强。苏联也没有法律监督系统，宪法和法律不落实或者出现争议，没有仲裁机构裁决。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的“修宪”问题

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随着改革的深入，苏联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宪”问题便提了出来，这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推动的结果。同时，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来的体制，也需要有法律基础。

苏联的宪法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8年到1989年，是进行议会制改革，其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第二阶段从1990到1991年，改行总统制，加强总统的权威。从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开始，在2年半的时间里，宪法多次被补充和修改。

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这个法律系毕业的领导人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注意了用法律巩固改革成果、规范改革的行为。但是，戈尔巴乔夫也有许多改革措施与宪法和法律并不相符，只是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修改法律，做合法性追认。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宪法的修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是打破原来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许多改革措施与原有法律相悖也并不令人奇怪。如，1986年11月19日通过《苏联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从事个体生产经营活动，但不得经商、不得雇工、不得搞非法劳动收入或损害其他公共利益。1988年5月通过、1988年7月1日生效的《合作社法》规定，不仅农业，而且在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小商品生产、旅游、医疗保健、法律咨询等方面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所有制结构更趋多样化，实际上承认了私有制，与宪法并不符。

从1987年苏共一月中央全会后，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次代表会议后，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7月底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苏维埃工作的计划，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法律的基础，因此，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以便对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准备新的选举法律文件。1988年9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新的选举法律草案和宪法修改与补充法案，10月份提交全民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加强苏维埃的威信，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

1988年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12次非常会议第11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通过了两个法令：关于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关于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选举其中544人组成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由权力相等、人数相同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一部分从选区和社会团体中直选，一部分由民族选区和社会团体推荐。“各级人民代表按单名选区或多名选区、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民代表可根据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由社会团体选举。”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代表都普选产生。在后来的实践中这种做法遭到了许多批评。

既然苏维埃成了差额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6条。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和干部任命权实际上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组成。

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苏联第一届人代会召开，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这实际上打破了苏联长期实行的一党制。萨哈罗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宪的问题，没有得到响应。人代会通过了《关于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关于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提出一个重要任务：立即开始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领导，共有107名成员，其中55%的成员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苏共中央、共和国中央、州委、边区的书记们，苏共中央及其机关的成员。将近44%是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库德里亚夫切夫教授，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通信院士多波尔宁。还有四个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和索布恰克。［7］

1989年12月第二次人代会召开，萨哈罗夫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激进的苏联宪法草案，否定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大会没有对此进行讨论。此届人代会讨论了宪法的补充和修改问题，通过了“关于准确解释苏联宪法（基本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机构的活动制度的问题”，“关于苏联宪法选举制问题的修改和补充”，“关于对宪法第125条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体制是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直接地或通过它所建立的机关来领导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通过决议，保障这些决议的执行，对决议实施进行监督。这次人代会对宪法的补充和修改，原则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质是使国家的权力逐渐从党转到苏维埃、从苏共中央委员会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地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地方分离主义开始迅速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苏共开始联邦化，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8］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实际上就打破了1977年苏联宪法规定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苏联政治体制框架。

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团体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同时，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使政治多元化不可避免。1988年结束了书报检查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出现，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1988年8月13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到1990年初，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苏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虽然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议会制以权力制衡和政治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要求实行多党制。这些因素迫使苏共在1990年2月中央全会上完全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苏共中央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标志着苏联体制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分权制过渡。这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人代会还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9］在法律上苏联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原则是：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机构、苏共不再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实行多党制。在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还改变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承认了公民个人所有制、承认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租赁制和股份制，克服联盟国家在所有制关系中的垄断地位，规定“国家所有制包括全联盟所有、加盟共和国所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其他行政区域单位所有”，取消了联盟对自然资源的独有权，规定“土地及其矿藏、水流、处于自然状态的植物界和动物界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由人民代表苏维埃管理和提供给公民、企业、机关和单位使用”。［10］如果说政治体制方面的规定是规范下一步的改革，关于经济方面的修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确认了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

1990年12月26日，第四次人代会再次加强总统的权力，通过了“关于完善国家管理体制的苏联宪法修改和补充法”［11］，决定设立隶属于苏联总统的苏联内阁，苏联内阁对苏联总统负责。苏联内阁有权解决隶属于苏联管辖，而根据苏联宪法不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联邦委员会权限范围的国家管理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只限于参与表决。设立了副总统职位，建立隶属于总统的国家检察机关、安全委员会、联邦委员会。

到1991年关注的不再是修改宪法的问题，而是制定新的联盟条约的问题了。戈尔巴乔夫享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权，但是，他没有力量实现这一权力，1991年“8 · 19”政变者试图肩负起总统的职责，遭到了失败。1991年9月2日苏联总统和10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发表声明，事实上停止了苏联宪法的效力，宣布进入准备新宪法的过渡时期。［12］1991年9月苏联人代会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两个法令确认了这一声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代会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了。

从以上可以看到，苏联宪法修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些条文是事后修改，以确认既成事实，如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第七条的修改；有的则是规范下一步的改革，如关于实行总统制和内阁制的条文。戈尔巴乔夫“修宪”的实质是改变苏联原有的体制，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命运与此前的法律并无多大差别，对于当权者来说，可以任意取舍。

法律的无效性及其严重后果

在苏联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制国家的意识，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是不遵循法律、没有依法行政的结果，是法律无效性的结果。

苏联是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三部宪法都有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但实际上只是当个招牌，并未真正打算实行。直到90年代初，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欲退出联盟，需要解决如何退出、怎样退出的问题，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脱离法制的结果。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对法律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对于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人与事，没办法制裁。1989年建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由苏联人代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其中包括每个加盟共和国的一名代表，其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但这一机构没有执法的手段。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苏联境内立法调整的统一，制定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纲要”，“在发现文件或文件的个别条款与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相矛盾时，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向颁发该文件的机关寄送自己的结论，以便取消所产生的违法现象。委员会制定的这类结论终止执行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文件或文件的个别条款”，“苏联总统根据并为执行苏联宪法和法律颁布命令，该命令在苏联全部领土上必须执行”。但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从此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共和国内本共和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这是明显违反苏联宪法的行为，苏联宪法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代表的眼里，一文不值。在这一分离运动中，没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8 · 19”事件在加剧苏联解体进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

在苏联宪法中，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12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是权力，而对这种严重违法的事件没有任何制约的手段。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从上到下都没有人执行的时候，有宪法监督机构也是枉然的。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同时也应该是法制国家，公民遵纪守法，官员依法行政。苏联共产党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但在政治上离现代化国家还很远，权大于法，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法制国家，他也很重视立法，但是，这些法律或者不合时宜，或者缺乏执行的手段，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可以说，法律建设的缺失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原因。

［1］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594—595页。

［2］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626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8页。

［4］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4页。

［5］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8—59页。

［6］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中国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2—1063页。

［7］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ХХ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238.

［8］　（俄）安德兰尼克 · 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9］　（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2页。

［10］　（苏）《消息报》1990年3月16日。

［11］　（苏）《消息报》1990年12月27日。

［12］　（苏）《消息报》1991年9月2日。

86．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戴隆斌

苏联解体至今已有近20年，但是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

这个特权阶层，近20年来俄语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1］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干部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由此，苏联也就产生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官员名册”制度，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本来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曾多次讲过，党内必须实行广泛的定期的选举制度，选举出来的党组织负责人员必须汇报工作并且可以撤换。为了避免选举流于形式，列宁还强调党员有权利了解党的干部，了解他们的全部活动，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由在野党变成了政权党，但是一开始党就陷入党外党内、国内国外深刻巨大的危机之中，既有国内战争，也有外国武装干涉，还有因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带来的国内不满情绪，因此，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保持党的思想、组织的高度统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凭借暴力，驱散立宪会议，取消普选权、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用卢森堡的话说，“取消一切民主制”［2］。那时党内实行的是“战斗命令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上采取了任命制，派往各地的干部大多是直接任免的。在俄共（布）党的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所以，“目前合理地分配党的力量，是取得胜利的主要保证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党的工作人员全部分配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最坚决地反对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3］这里说的数以万计，究竟是多少？俄共九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写得很明确：“全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正确地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个决议还明确指出：“每个城市、省和工厂在调整党的力量的时候，都应当从如何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力量着眼；首先应当把工人党员分配到最重要的企业，而在这些企业内部分配党员时，则应当考虑使一切工厂都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有主动精神的共产党核心”，“每一个下级组织每月一次或每两月一次向党的上级组织呈交一份包括该组织5%—10%人员的名单，注明他们过去担任过什么工作，该组织认为这些同志适于做什么工作。这样的名单应当定期地由工厂支部呈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呈交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呈交中央委员会。”俄共九大决议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4］这实际上就是“职务名册”制的雏形。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临近结束，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就要求向党内民主过渡，决议要求尽可能经常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公开讨论问题；展开对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的批评；在干部制度上以推荐代替任命，但在特殊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任命制。［5］在1921年党的十大上，列宁坦承当时民主实行得不够，并领导制定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决定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方法。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强调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把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制改为民主制。第二，要求排除干部委任制，“从上至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第三，建立有效的监察体制，决定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6］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俄共（布）十大的决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干部登记、任命工作并没有停止。负责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会成立的登记分配部。它专门负责提拔和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干部登记等方面的工作。中央登记分配部隶属于俄共（布）中央书记处。1922年，中央登记分配部进行了10000多项任命。斯大林在1923年4月俄共（布）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对登记分配部进行改革，扩大该部的权力。他说：“登记分配部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登记分配部除此以外，说句俗话，就啥事不管了。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群众性的一般动员已经用不着，并已失去任何意义（去年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1000人而遭到失败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工作已经深入，我们正在实行专业化的方针，并且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一般动员只能于事有害，对地方没有任何好处），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我应当谈谈中央委员会在登记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在登记分配部内所实行的改革。我已经说过，从前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使局长在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方面都有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长在登记企业和托拉斯的指挥人员、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的指挥人员以及苏维埃和党内的指挥人员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协助工作。”［7］大会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要求扩大和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党的登记分配机关，“以便毫无例外地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中广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并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挑选“苏维埃机关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认为实现这一任务应该依靠正确的、全面规定的登记和挑选领导人和苏维埃、经济、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制度”。［8］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历次大会的肯定。

因此，从1923年起中央登记分配部改组为组织分配部（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9］1923年，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登记—统计局局长会议，有党的统计专家参加，会议不仅制定了总的统计方案，而且制定了有关统计技术特别是对各方面负责的领导人员进行个别考察的详细的方案、格式和细则。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型：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10］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一项《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的详细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官员名册”。［11］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文件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实际上开辟了苏联“职务名册”制历史的新时期。从此任命制开始变成了党领导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职务名册”最初有两份：第1号“职务名册”和第2号“职务名册”。列入第1号“职务名册”上的职位任命要有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要列入第2号“职务名册”须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的同意。后来，把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工会的、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等也列入了第1号名册，这份名单由专门的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以便由相应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并由中央委员会批准。没有进入第1号和第2号名册的职位选拔与任命，必须按照每一个国家机关确定的、征得中央组织分配部同意的名单来进行。它们就被称为主管机关3号“职务名册”，或者就叫第3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1925年11月16日的决议还有一份附件，即《关于同意任命和调动地方机关领导工作人员的方式的细则》，这份决议和附件责成各省、各边疆区党委和各民族地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各号“职务名册”，着手编制地方机关职位的“职务名册”，职位的任命要征得该地党的机关的同意和批准”。其中有一条规定：“各地党的机关所有有关调动和任命被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工作人员的建议，都必须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提交给党中央来决定，各地党的机关不得擅自任免工作人员。”

未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由相应的管理机关来任命，但在该机关党组织否决的情况下，则最终由“一个中央书记或者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来决定。各地（边疆区、州、省）机关领导人的任免须“按相应的地方党的机关的决议”来进行。［12］

职位名单是经常变动的，几乎每年都进行重新研究，各年的职位数也不一样。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在1922年4月—1923年4月间（也就是决议通过前）有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间有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间有12227人。1925年根据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297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013人），任命到国家银行的是92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30人），任命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是291人，任命到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11人，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的是78人。［13］在1925年这一年，按照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有5723人。这样看来，“职务名册”就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清单，也就是充任这些职务或者候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名单。其职务充任不是由本部门的长官来负责进行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来进行的。

随着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不断膨胀，干部数量也大量增加，这就使得登记任命工作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1930年中央组织分配部不得不分为两个部：一个是组织指导部，其职权是管理特别的党员“职务名册”，另一个是任命部，其职权是编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职务名册”。随着这种“职务名册”制度的全面推广，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大清洗”，原来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列宁的近卫军”被关押甚至枪毙，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苏联的特权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最终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6年，联共（布）又对“职务名册”制度进行了修订，补充完善了确定“职务名册”的程序，实施了新的“职务名册”，建立了后备干部储备以及对后备干部的政治素质进行审查和检查的制度，并规定要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和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1953年7月，苏共中央曾通过决议，削减进入“职务名册”的地方干部的数量。此后，官职等级名册制干部的数量虽也经常变动，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变动不是很大。据Л · 奥尼科夫（机关工作人员，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中央工作，达30多年）证实，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光党员在“职务名册”中的人数（不包括许多大的国家机关的职数）就达50万人，其中包括领导机关（从各农村区委到各共和国中央）人员439000人，党委书记和各部部长35500人，苏共中央机关在职人员2500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720人。［14］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务名册”制原则也开始被触动。1989年10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个终止执行有关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15］，“职务名册”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年“8 · 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建议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被彻底取消。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从产生到最终被取消，其间经历了60余年。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伴随着苏联“职务名册”制度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而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有和斯大林模式共性的内容。具体来说，苏联特权阶层的特点可以概述如下：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从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名册，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册。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

由于这个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走向各级领导岗位并没有经过选举，而是上级任命的，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唯上级命令、指示是从，而对普通群众、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等要求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斯大林时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又完全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中。本来在列宁时期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级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逐渐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并且改变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得兼职的方式。监委会主席改为任命制，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监委委员改为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它的指示进行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被一步一步地削弱，到最后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了。因此，造成了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与职位挂钩的特权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局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按照级别享受各种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路费均由公家开支、“医疗费”补助，阔气的狩猎，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另外，从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从1945年起，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谈话时也证实：“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6］数量“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17］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他的这一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苏联的这个特权统治阶层就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同时又把科技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地加以降低，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工资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处长虽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替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18］

需要指出的是，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普通工人的疗养所。甚至卡冈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19］

（3）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众所周知，斯大林本人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直到去世，其他领导干部或是终身任职，或是长期担任领导工作。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规定：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和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还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如果超过上述规定长期地连续当选，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除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政策取得了一点成果：它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可以使新老干部结合，防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干部队伍的老化；可以使得年轻干部较快地进入领导层，从而为党培养一支后备队伍。然而，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犯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也很困难。改革干部任期制度是赫鲁晓夫被党内政变推翻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从苏共二十三大到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了20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20余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1967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17年，直到退休；领导仪表和国防技术的部长级官员K · H · 鲁德涅夫任职22年（1958—1980年），Б · E · 布托玛担任船舶工业部部长28年（1948—1976年），E · E · 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担任土壤改良部部长16年（1963—1979年），A · A · 伊什科夫担任渔业工业人民委员、渔业工业部部长达39年（1940—1979）。1981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仅中央机关如此，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是很少的。1976—1981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78—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撤换5人。1974—1981年，在80多名政府部长中只撤换14人。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二战胜利后还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A · A · 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之后，研究所所长这一职位就被归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名册”。这样的例子很多。

（4）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按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用斯大林的话说，“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一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20］

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对领袖是否忠诚。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的人却飞黄腾达。贝利亚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而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导层的。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型：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21］但是实际上，在决定干部任用时却是采取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各个时期参加过反对派或者与反对派多少有些联系的人一概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成为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相反，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均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的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盲目自大，隔绝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丧失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的状况中。二战后苏联在农业领域的工作队承包制就是一例，尽管行之有效，但最终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标准而被迫中止，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职。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举措因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的反对，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全部取消。1965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改革推行后，也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扰，经过前后几年不断的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最终偃旗息鼓。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将近70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自己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而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表明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22］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23］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了。据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24］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基上动摇着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 · 科兹所分析的：“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25］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26］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有一个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详见下表。［27］

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 | 政党首领 | 议会领导 | 政府部门 | 地方领导 | 商界精英
75.0 | 57.2 | 60.2 | 74.3 | 82.3 | 61.0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在册权贵”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深思。

［1］　 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91. С. 82.

［2］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3］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5、568页。

［4］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7、41页。

［5］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45页。

［6］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54—56、71页。

［7］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8］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03页。

［9］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62，卷张32。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3.

［10］　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莫斯科，1996年，第313页。

［11］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136，卷张167—169。转引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3.

［12］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9，卷宗136，卷张167、170。转引自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3.

［13］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59，卷张7—17；全宗69，卷宗142，卷张2。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3.

［14］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7. 1993.

［15］　《真理报》1989年10月16日。

［16］　参见（俄）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17］　（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18］　（俄）鲍里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19］　参见张建华著：《推倒红墙》，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4页。

［20］　《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7页，《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21］　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第313页。

［22］　（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78页。

［23］　（俄）鲍利斯 · 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第50页。

［24］　参见王长江著：《苏共：一个大党衰弱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271页。

［25］　（美）大卫 · 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26］　参见（美）大卫 · 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27］　参见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87．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郭　洁

“东欧”，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模糊而政治身份又非常特殊的概念。米兰 · 昆德拉曾说，这是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就其政治身份而言，“东欧”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有特定所指的概念。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东欧明确界定为：“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并“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欧洲部分。［1］具体即指二战结束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8个欧洲国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1945至1947年间曾实施过短暂的联合政府政策。此后随着欧洲冷战拉开帷幕，便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从华沙开始，东欧各国发生了连锁性制度崩溃。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同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谈判，此举标志着党最终放弃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接着，其他东欧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匈牙利，是年夏，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9月，匈牙利当局决定开放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崩溃。继柏林墙倒塌后，紧接而来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此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发起的“宫廷政变”将日夫科夫赶下台。接着，风暴继续南移，最后，长期坚持独立自治道路的南斯拉夫和20世纪60年代脱离了苏联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亦均遭席卷。

毫无疑问，政治剧变是积蓄已久的东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年后的今天，回顾起东欧发生的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历史巨变，仍然令人不由深思：建设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大厦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一幸免地发生集体坍塌？［2］是什么因素使得东欧民众向往逃离现实社会主义的束缚？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多米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谓“示范效应”、“扩散效应”、“传染效应”等分析概念，固然对于问题的理解有启发作用，但仅停留在此层面上的解释未免浅显。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探讨，除需关注邻国事件的刺激以及国内各种危机的累积之外，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容忽视，即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施行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一方面，不仅需要考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支柱；另一方面，还需对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每任苏联领导人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和趋向作具体分析。

苏联把东欧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从二战后期到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其同苏联“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二是通过将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使其同苏联“结为一体”，进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正是以上两种一体化，将东欧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并从而确保了苏联对东欧长达四十余年的控制。

毋庸置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二战紧密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战争期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与苏联携手联盟。1944年春，苏联军队开始向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挺进。眼看着该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作为未来欧洲舞台上的两个主要大国，英国和苏联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明确各自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力量与活动的区域、范围和程度。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就战后东欧和巴尔干局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共同签署了后来举世震惊的“百分比协定”。［3］根据双方最后议定的结果，英国承认苏联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详见表1［4］）。

表1　苏、英两国关于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1944年10—11月）

苏联在东欧的影响 | 丘吉尔与斯大林协定（10月9日） | 莫洛托夫第一次修改意见（10月10日） | 莫洛托夫第一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 莫洛托夫第二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 莫洛托夫第三个“一揽子计划”（具体时间不详） | 莫洛托夫最后提议获得接受（11月）
匈牙利 | 50% | 50% | 75% | 50% | 75% | 80%
南斯拉夫 | 50% | 50% | 75% | 50% | 60% | 50%
保加利亚 | 75% | 90% | 75% | 90% | 75% | 80%
罗马尼亚 | 90% | 90% | 90% | 90% | 90% | 90%
希腊 | 10% | 10% | 10% | 10% | 10% | 10%

1945年2月4—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确立了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经过激烈争论，三巨头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雅尔塔协定》。其中就接管德国、波兰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关于德国问题，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共管；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确定以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而西部边界是否以奥得—尼斯河一线为界，留待日后再议。出于对苏联意图的担忧，西方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还极力推动通过了一份涉及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战后政治安排的文件，即《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立即对从法西斯占领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成员的现有政府进行改组，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政治经济问题。［5］斯大林签署了此份文件，不过在他看来，“民主”有多种，“苏维埃民主”则是最高类型的民主。［6］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毫不隐讳地声言：“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7］显然，使苏联军队尽可能地向西推进并将红军“所能到达之处”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是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对战后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各有其打算，整个协议过程也充满了妥协的色彩，不过，对于苏联来说，会议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

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相反，为了维护同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确保在其西部边界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以及利用战后初期有利的形势进一步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选择了暂时支持东欧国家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8］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沃罗基京娜等人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连，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9］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照匈裔学者查尔斯 · 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10］。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11］

遗憾的是，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并未能走多远。一方面，如上所述，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力量组合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46年秋，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斯大林在谈话中讲道，保共有必要“最低限度地”联合其他“劳动者政党”，组成一个新党。这个党可以取名为“劳动党”或“工农党”等，但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斯大林特别强调，此种安排“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并有助于推动保共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12］此外，东欧人民民主道路仅实践了不过两三年便被迫中断，还与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紧密相关。比如，东西方大国间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愈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意两国左翼力量内部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等。面对以上种种局势发展，苏联开始对东欧的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久，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其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此后，摆在东欧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47—1948年可以称为“去人民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多党制、快速国有化等激进措施，结束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人民民主时期，从而为苏联模式的移入扫清了道路。此后，斯大林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东欧各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1949年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苏联模式在东欧全面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东欧各国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上，以一党执政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解释权，同时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总之，所有的制度、组织、社会活动、单个的人，都必须符合一套预设的规则，如果违背规则便要承担后果。用另一位匈裔学者舍普夫 · 捷尔吉的话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13］

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东欧。在这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每个国家都堪称“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原型，苏联加紧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内务机构以及经济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后，通过对各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和渗透，借助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东欧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从而实现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同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然而，苏联模式这种强制政治同一化模式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同东欧的传统多样性和历史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民众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苏联模式就像一个被错误移入机体内的器官，成了东欧不断频发“排异反应”的根源，并为此后几十年间东欧的曲折发展直至最后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东欧国家冲击苏联模式的尝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称之为“解冻”的时代。［14］“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世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作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15］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等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作了公开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共同一致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处理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16］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希望以此缓和同西方的对抗，改善其内外环境，以此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错误地执行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约50万民众被迫逃往西德，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17］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大使基谢廖夫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以及匈党领导人拉科西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等情况。［18］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缓解各国内部的紧张局势，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于是，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从1953年6月起，先是东德（6月11日）、匈牙利（6月27日），而后是波兰（7月21日）、罗马尼亚（8月22日）、保加利亚（9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9月15日）等国，分别宣布采取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举措。客观地讲，莫斯科所设计的这套“新方针”，就其初衷来看，主要意在“纠偏”。换言之，它所针对的是苏联自身以及东欧各国所共同面临着的种种紧迫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却并未对准引发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更未触及其背后苏联模式这一深刻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此时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马林科夫还是其后赢得了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而言，现有模式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所需的只是对它的完善和发展，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改变。尽管如此，在个别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新方针”的实施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领导人纳吉的推动下，超出了莫斯科原有的设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许多改革举措，比如在自愿基础上解散合作社、废除富农名单、鼓励并支持个体经济、扩大地方议会的权限、重建对国家政治生活实施民主监督的群众性组织等，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由得警觉和惊恐。［19］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理解及其为匈牙利的“新方针”所设定的目标，照历史学家约瑟夫 · 罗斯柴尔德的话说，可算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20］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胡安 · J · 林茨和阿尔弗莱德 · 斯泰潘也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实际上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开始。［21］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及随后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相应地，东欧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亦戛然而止。在匈牙利，由于受到党内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加之改革进程蕴涵着对苏联模式的内在挑战，纳吉最终遭到罢免。此次苏联对东欧“新方针”的叫停，可以说，不仅标志着东欧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尝试的失败，同时也为日后东欧频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不过，较之此后发生的数次重大危机，后斯大林时代之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容忍底线还是相当不明晰的。这一状况在随后到来的1956年发生了改变。

对于东欧来讲，1956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22］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对于苏共二十大，东欧各国党的反应颇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则表现得茫然失措。［23］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情势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在二十大闭幕不久意外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因莫斯科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自称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不仅置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于不顾，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实行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当局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先后引发了危机。6月28日，首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推举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闻讯后极为震怒，当天即令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亦率团飞抵华沙。波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波兰事件尘埃尚未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其后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骚乱。就其初衷来讲，事件本身是一场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民众所提出的实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法制、平反一切历史冤案、真正尊重和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等要求，以及包括“我们要纳吉”这样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希望党真正成为立足和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代表苏联的利益、服从莫斯科的旨意来管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党。在此基础上，人们希望看到匈牙利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符合匈牙利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任何民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偏激性以及运动本身所带有的“危险性”，最终招致了苏联的武装镇压。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对于其后东欧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使得东欧各国政权对有别于苏联体制的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推行改革的基础。同时，1956年的东欧危机也使得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摆脱了摇摆不定，大体方向基本确定下来，即给予东欧各国党在处理内外事务方面以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自主地对国内压力作出反应以及发展对外交往等），但所有一切均不可逾越苏联所能允许的范围。简言之，寻求灵活与控制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此种政策之下，东欧各国开始慢慢地重现出“多样性”的色彩：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改革拉开了帷幕（尽管其后渐渐复归保守）；在匈牙利，卡达尔通过“静悄悄的改革”创造出了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从反对经互会的经济整合计划开始，逐渐将其独立行动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因反对苏南修好，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以上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24］

总的来讲，较之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着对东欧的控制，但其所依赖的基础已不再完全是恐怖或武力。同样，在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东欧对苏联模式的激进改革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制和阻挠，但“适度地”改革这种令其水土不服的模式获得了允许。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注脚。

勃列日涅夫摧毁了东欧的改革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后漫长的18年中，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东欧的政治发展依然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中盘旋、打转。

如同1953—1955年克里姆林宫围绕着斯大林继承权展开斗争的那几年一样，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莫斯科的权力归属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东欧局势亦随之出现了变化。此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柯西金对工业管理方面创新思想的鼓励，相应激活了东欧阵营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与尝试。苏联经济学界继1962年“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后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新一轮探讨，同样为东欧探索改革之路注入了活力。60年代中期，东欧如十年前一样，再度出现了一股革新热潮。当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经济都十分感兴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从战后直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 · 戈登 · 斯基林所说，危机是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25］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26］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 · 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 · 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主义理想”。［27］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到了70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愈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早在1956年，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14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年12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70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29%。［28］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1980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政治色彩最浓、影响也最为深远。

与1970年12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较之以往，此次罢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工人们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其二，罢工以与政府谈判并成立一个不受当局控制的、独立自治的工会组织为主要诉求。结果，波兰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1980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11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9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据统计，90%的波兰工人、1/3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 · 瓦文萨当选为主席。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29］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领导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30］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5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200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益形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31］

80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再次证实了两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一，苏联无法稳定东欧的局势，无法为紧迫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二，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试图自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或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时，如其行动达到了对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苏联会以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方式确保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32］

戈尔巴乔夫修正历史错误，给东欧以选择的自由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任何调整，依然严格奉行布拉格事件后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主权论”。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

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危机重重，苏联自身也面临巨大困难，在石油降价、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背景下，苏联已无力再在财政上支持东欧各国。另外，苏联要进行改革，需要与世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也必须放弃帝国政策，于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987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进一步推动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强华约各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在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方面更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33］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34］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发言中，他说道：“新思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主权和独立，平等权利和不干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反对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客观历史进程的对立面。”［35］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适用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借此次会议向联合国作出重要承诺，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驻守了40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36］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被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所取代，西方将此新方针称为“辛纳屈主义”。［37］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是年2月，戈尔巴乔夫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告诉对方，包括匈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对于匈牙利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务将不予以干涉。［38］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39］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水土不服，早就想改变，苏联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前后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第二份文件则有条件承认了团结工会，从而为随后双方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40］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举行的圆桌会谈是东欧多米诺骨牌连锁式倒塌的重要一环。长达两个月的会谈不仅对波兰后来的和平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东欧的政治多元化开了先河。1989年6月，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波兰分两个阶段举行了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在两轮选举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公民委员会代表身份参选的团结工会候选人一举赢取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席以及色姆中所有开放议席。两个月后，波兰议会正式任命著名的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这样，东欧出现了40年来首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41］紧随波兰之后走上剧变道路的是匈牙利。1988年5月，卡达尔在以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斯和爱国人民阵线主席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由格罗斯接任。此后，匈党改革派内部继续分化。1989年1月，在格罗斯外出之际，波日高伊擅自在电台采访中宣布，1956年匈牙利事件并非像官方史料所定论的那样，是场“反革命”，而是一次“人民起义”。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波日高伊此举将格罗斯即刻置于被动防守境地。2月10—1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并且宣布同意实行多党制。［42］6月13日，匈党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在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至此，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二个在没有发生社会震荡和政治紊乱情形下走向政治转型的国家。

1989年9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10月6—7日，在东德举行40周年国庆庆典期间，德累斯顿、莱比锡、东柏林等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改革呼声无动于衷，矛头直指昂纳克。随后，昂纳克被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赶下台。［43］克伦茨上台后表示，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此后东德时局的急剧变化却令当局除了作出一个个让步之外，别无作为。11月9日，竖立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在这道被喻为“有形铁幕”的红砖瓦墙被推倒的那一刻，东德局势也被推向了无法逆转的境地。12月7日，当局与其他16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谈。会谈结果，各方同意于次年5月举行大选。1990年3月，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联盟”以超过48%的选票赢得大选，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得票率仅为前者的1/3左右。由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并入西德，自此从东欧这块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消失。与东德相似，1989年在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改革尝试而反对派力量又相当薄弱的保加利亚，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与莫斯科的“干涉”不无关系。11月10日，保共召开中央全会，日夫科夫在会上意外地宣布辞去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过，局势的这一发展并非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政治局内部以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为首的反日夫科夫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努力策动所致。此后，姆拉德诺夫一上台，立即承诺实施改革。起初，同苏联一样，保共并不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也无意实行多党制。但当东欧变局的冲击波袭来时，保加利亚的政治风向也迅速发生了逆转。12月7日，由十几支反对派力量联合组建的“民主力量联盟”，提出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举行竞争性选举等要求。1990年1月—3月，经过两轮圆桌会议，保共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1991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新一轮大选中，由保共改组而来的社会党遭到惨败并被彻底赶出政府。自此，保加利亚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44］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不干涉主义”，或是一种在他看来用意良好的“干涉主义”，促使东欧各国接受“新思维”，将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事与愿违，在东欧，无论是每每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还是始终故步自封、拒斥革新的国家，最终都未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对于这一结果，苏联选择了接受而未予干预。事实表明，一旦莫斯科容忍了任何一个华约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他国家都会随之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东欧历史呈现出的一幕。

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东欧为何剧变、苏联何以解体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就前者而言，如果仅将目光锁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动荡迷离的那几年，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表象，亦即所谓的“循环影响流”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辛纳屈主义”解开了东欧身上的缰绳，获得了“松绑”的东欧各国最后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归欧洲的路程；东欧获得自由的结果，鼓舞了一直试图摆脱联邦、寻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的相继独立，最终一步步地导致了苏联自身的解体。［45］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即东欧剧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放任自流、未予干涉造成的结果，因此，是他“葬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自身的解体，也是他自当吞下的一杯苦酒。不可否认，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有关，然而，如同美国政治学家亚当 · 普沃斯基所言，苏联干预的威胁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只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水就会一泻而出。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46］

因此，透过表象，应当看到东欧剧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前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与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实行的政策不无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择其要者而论：

首先是斯大林时期强迫东欧采行统一的苏联模式、禁止各国探索符合现实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一政策是导致此后四十余年东欧政治发展崎岖曲折的根由。如上所述，苏联模式是苏联强化对东欧控制的一个工具。且不论这一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疾病和内在的缺陷，［47］仅只这种简单外科移植的方式本身，就很可能引发持续不断的后遗症。诚然，历史不可逆推，但不妨设想，倘若40年代末斯大林没有将其模式强行输出到东欧，如果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能够顺其自然地走下去，那么战后的东欧很可能走上一条更符合自身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不是，但无疑将是符合东欧多样性特点的，因为1945年以后东欧各国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变化多样的，这种多样性自身便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化方式的潜在保障。

其次是屡屡阻断（甚至不惜以武力的方式）东欧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尝试的问题。在东欧，由苏联模式引发的危机几乎从其引入之时就开始显现。梳理1945—1989年间东欧社会主义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后东欧的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对苏联模式从机械植入、调整适应、排异反抗、重新解释到最终弃离的历史，是一部危机——改革——危机交错更替、循环演进的历史。从长远来看，苏联对东欧改革的遏阻政策结果造成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不断地放大，进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持续地累积。换言之，“堤坝”中的水越涨越高，却找不到引流的出口，以至最后危机已无法在现有制度范围得到解决。

再者是苏东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始终是将其视为保障自身西部安全的屏障地带，确保东欧始终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确保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一直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两大支柱，而支撑这两大支柱的“基座”便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起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联盟结构”，或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苏联为圆心，东欧国家为圆周的形式来运作的。与通常国际政治上所讲的联盟结构不同，在这一联盟中，“非对等”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苏联与东欧各国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非对等性既使苏联得以在双方联盟结构存续的四十余年间，维系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也激化和加深了东欧民众的反苏情绪，并推动东欧最终摆脱了苏联、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苏共与东欧各党间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早在共产国际时期就已形成，战后双方国家关系也是在这种党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苏联正是借助对各国党内精英的控制来实现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对于东欧各国党内精英而言，其命运和前途，首先取决于是否服从或忠诚于莫斯科，而非其国内民意，这样便造成了各国党成了苏联与本国民众之间的一道“缓冲”，政治精英们成了苏联在本国的政策执行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为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而非为本国劳动人民代言的特殊阶层（或特权阶层）；同时，由于党对国家权力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权力的竞争过程便出现在党的机体之内，于是便出现了一党制下林立党派间的持续不断的隐性对抗和竞争，从而又使这个阶层缺乏团结与统一。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个阶层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没有自我捍卫能力的。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夕，东欧各国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但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能够促成“一推即倒”的因素，这便是：无论哪国的民众，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状况均深感不满，他们渴望不适合它们国情的斯大林模式能发生根本的变革。造成人们不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要仍是由于长期实行斯大林模式而导致政治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承诺同具体现实之间的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些，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原因。

东欧剧变已过去了20年，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也已经过了20年，今日东欧较之此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着崭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转型仍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继续主导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未来如何，依然是一幅有待东欧人民自己用心绘制的画卷。

［1］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中译文参见《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8页。

［2］　依照牛津大学蒂莫西 · 阿什教授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波兰用了10年，在匈牙利10个月，在东德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仅10天，而在罗马尼亚，“历史的结束与圣诞节当日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处决一同到来”（参看Timothy Garton Ash，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Press, 1990）。

［3］　过去很长时间里，学界一直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百比分协定存有质疑。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学者以档案文献为据证明确有其事[详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 1. 1996. С. 19。另参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Европа: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1939 - 1947)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No. 3. 1998. С. 82 -93]。关于百分比协定的具体协商过程以及相关俄国档案可参看温斯顿 · 丘吉尔著，斯祝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6卷（下部：铁幕），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7—339页；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记录、1953年6月3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记录，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 Источник. No. 2. 2003. С. 45 - 56.

［4］　表中数据来源：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

［5］　详见（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 · 菲舍尔注释，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4—248、177—179、246—247页。

［6］　 Марьина В. В.（отв. ред.）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 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 1944—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94.

［7］　参见（南）密洛凡 · 德热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页。

［8］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 - 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 - 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 89-90.

［9］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Мурашко Г. П.,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 - 1948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 3.

［10］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p. 35.

［11］　（匈）雅诺什 · 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8页。

［12］　（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87页。

［13］　 George Schoepflin,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1945—1992,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76.

［14］　许多历史学家将“解冻”时期等同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事实上，二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整个“解冻”过程实际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斯大林逝世后以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所谓集体领导时期（1953年3—6月）；形式上由马林科夫执掌权力的“新方针”改革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赫鲁晓夫最终排除阻碍走向权力至高点的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个人领导以及党内反对派形成并最后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15］　（俄）奥本金：《马林科夫政治肖像素描》，《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5期，第45页。

［16］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The Cold Wa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xxii.

［17］　Christian F. Ostermann, “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以下简写为：CWIHP Bulletin], Issue 5（Spring 1995）, p. 10;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09, p. 270.

［18］　János M. Rainer, “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WIHP Working Paper, No. 38, 2002, pp. 9 - 10; János M. Rainer, “Stalin and Hungary: A General Overview of Contact 1944 - 53”,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September 1999, New Haven.

［19］　有关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及纳吉的改革思想，可参看拙文：《纳吉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140—143页。

［20］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4.

［21］　（美）胡安 · J · 林茨、阿尔弗莱德 · 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22］　详见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之三），《人民日报》，中共中央，1956年2月18日。

［23］　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24］　 John C. Campbell, “Sovie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Sarah M. Terry,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Europ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

［25］　 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6.

［26］　 从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几乎陷于停顿，1962—1963年，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处于下跌状态的(参看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 57)。

［27］　伍仁译：《禁止公布的文件：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8］　 Iván T. Bere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 - 1993: Detour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9.

［29］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601页。

［30］　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引自Andrzej Paczkowski and Malcolm Byrne, eds. ,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The Polish Crisis of 1980 - 1981: A Documentary History,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1 - 404。20世纪90年代雅鲁泽尔斯基在多次访谈或回忆中亦表示，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一直受到外部的压力”，“克里姆林宫代表们”与波兰领导人的谈话中常常施加压力并不断“检测这种压力的有效性”[参见雅鲁泽尔斯基对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 · 克莱默（Mark Kramer）有关1980 - 1981年波兰危机档案的注译文章“The Anoshkin Notebook on the Polish Crisis, December 1981”一文的评论，CWIHP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p. 32 - 39]。

［31］　1982年彼得 · 威尔斯首次提出了“波兰病”这一概念，用以表示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的灾难局势（参见 Peter Wiles, “Introduction: Zero Grow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the Polish Disease, ” in Jan Drewnowski, ed., Crisis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y: The Spread of the Polish Disease, London: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7 - 17）。

［32］　 Campbell, “ Sovie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Terry,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Europe, p. 1.

［33］　详见（苏）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4］　详见苏联与南斯拉夫公报，《真理报》，1988年3月19日。

［35］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36］　 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 - East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form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6 - 167.

［37］　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又译西纳特拉主义或仙纳杜拉主义，该说法取自美国歌手法兰克 · 辛纳屈（Frank Sinatra）20世纪60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为“My Way”（《我行我素》或《走我自己的路》）的歌曲，意指苏联允许每个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

［38］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p. 527; Vladimir Tism? 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 217.

［39］　（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40］　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4—545页。

［41］　Mark Pittaway, “From Communist to Post - Communist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Judy Batt and Paul G. Lewis, eds.,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8—29.

［42］　 Andras Korosenyi, “The Decay of Communist Rule in Hungary,” in Andras Bozoki, Andras Korosenyi and George Schopflin, eds., Post - 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6—7.

［43］　参看Ash, The Magic Lantern, pp. 65 - 66; （俄）米 · 谢 · 戈尔巴乔夫著，王尊贤译：《我与东西德统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44］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pp175 - 177, 182 - 183；（美）胡安 · J · 林茨、阿尔弗莱德 · 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353页。

［45］　有关“循环影响流”这一说法及其分析，请参看Brown，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pp. 563 - 565.

［46］　（美）亚当 · 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47］　有关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出色的分析评述，请参看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88．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陆南泉

关于所有制的理论误区

长期以来，不论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苏联化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而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2］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含：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在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理论误区的影响下，长期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在苏联时期的历次改革，有两个问题是不允许触及的：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会冲垮国有制经济。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特别在股份制推行的起始阶段，不少人就认为是“走向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或者称之为“和平演变”。产生上述问题亦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所有制是高级形式，或者像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3］那么，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还是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异化。

在斯大林有关所有制的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建立了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农业中，虽然存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集体农庄，但在管理上，也像对待国有企业一样，通过大量指令性指标把它统管起来，所以，苏联模式的经济，也叫统制经济。

安德罗波夫时期所有制理论开始松动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仍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他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通过合并集体农庄，使农庄规模扩大到无法管理的程度。1958年他还砍掉了农村个人副业。这些做法与他“左”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密切相关。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与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涉及改革所有制形式问题。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他执政后期，很多学者提出，要解决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有在劳动者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时学者在理论上开始讨论民主管理与社会自治问题。但要指出的是，作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新看法，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认识到，苏联的状况不论在斯大林领导下，还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都是不正常的，应该进行认真的变革。为此，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出现松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把‘我的’，即私有制的，变成‘我们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易事。”劳动者“取得做主人的权利同当家做主——成为真正的、聪明的和勤勉的主人——远不是一回事。”［4］这就是说，在苏联所有制的变革远未完成，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二，强调要从理论上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占有方式是说明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目的和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经营方式是揭示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通过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从经济上实现这种占有方式。苏联建立了公有制，这就可使占有形式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了。但是，这种适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要通过不断改造经营方式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能主动地相适应。因此，完善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实现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规律的一种形式。

以上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为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免受所有制理论禁区的束缚。因为按这种观点，改革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经营方式，而不是改革占有方式。

第三，批判超越生产力水平而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强调苏联现阶段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第四，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不少学者写文章指出，现在该是更坚决地取消为居民服务的各种个体劳动活动限制的时候了。［5］建议把修表、照相、理发、修鞋等行业交给个人去干。一些小商店可以试验在合同的基础上租包出去等等。一些学者还认为，考虑到服务部门是个体劳动这一特点，最合适的办法是租赁制。租赁时间三年左右为好。租赁时，应该采用招标的方法，只租给那些能保证完成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的人。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持以下的观点：所有制关系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地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制关系成熟程度的表现。

应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制的理论进行的探索，提出的看法，更接近于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实。

与所有制理论的变化有关，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当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从改革体制角度看，这一年多来，苏联在探索民主管理问题时，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把民主管理与改革体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的客观前提；二是把发展民主管理与发展社会自治联系起来。不少学者强调，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不仅要向广度发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最后导致质变：把劳动者参加管理变成生产自治。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找出现阶段苏联社会与共产主义自治理想的差别，而是要探索不断完善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中，在所有社会实践中主人翁权利及作用的新方式方法。这正是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6］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随着所有制理论的松动，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为什么要在农业中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呢？对此，美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历山大 · 诺夫教授，在1983年5月访华时，在其所作的讲演中，较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近20年来，苏联在农业上投资相当大，但效率相当低，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旧俄时，每个农民在抢收时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而现在只劳动7小时；二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报酬同生产成果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完成定额不管质量如何，都可以得到报酬和奖励；三是在农业计划中，苏联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生产干涉太多，这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道路、仓库和必要的包装材料。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食品价格偏低影响农业生产，工业对农业缺乏帮助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组织等问题。”［7］

安德罗波夫为了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各级党政领导与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推行集体承包制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83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加强在农庄、农场中推行集体承包制的组织工作问题。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有关指示，在同年3月18—19日苏联召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边疆区）委书记、农业部长（局长）以及许多农工综合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问题。接着，公布了《关于在种植业组织集体承包单位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这个《建议书》为各地实行集体承包制规定了统一的原则与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种植业集体承包单位的建立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按最终成果支付集体劳动报酬，根据个人贡献在承包组织成员之间分配集体工资；承包组织的规模不宜太大，以发挥集体工资的刺激作用；必须保证给承包单位提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承包单位，通过选举产生其领导人；承包单位同农庄、农场领导通过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单位有解决生产问题的自主权等。文件规定在种植业中可以建立专业化单位、综合性单位和机械化单位等三种类别的集体承包组织。给承包单位规定的产品生产任务应有充分的根据，年度生产任务的计划工作应从编制或修订工艺图表开始，在规定各类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时既要考虑到土地质量，还要考虑到种子质量和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由承包单位领导人定期登记本单位完成的农活量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情况，每月填写工作时间登记表，作为计算每月预付数额的根据。文件详细规定了计算劳动报酬和进行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包括产品工资单价的计算、计时预付款项的确定、按产品计算报酬和发放奖金等。承包组织在年终分配集体工资时可以采用劳动参与系数。在确定劳动参与系数时，把“我”作为基础系数，每个工作人员的实际劳动参与系数按其劳动情况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基础系数。《建议书》具体罗列了提高或降低劳动参与系数的各种因素和相应的数额。该文件还明确规定：因发生自然灾害而引起单产急剧下降、庄稼枯死的情况下，可按照承包组织种植农作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承包组织成员支付全数工资。［8］

据一些材料分析，在种植业推行集体承包的小组，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要高20%—30%，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投资回收率等，也体现了优越性。但农业集体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地方流于形式，集体承包制本身很不完善。因此，在推行高潮的1983年，在种植业中实行集体承包制的单位占30%左右。这些承包单位中大约有1/3的组织缺乏承包的必要基础，随时都可能解散。我们上面提到的诺夫教授访华报告中，对苏联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1）由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这给各组、各小组如何完成合同计划、各小组种植哪些作物等造成很多困难。

（2）“按劳分配”是分配劳动报酬制度的原则，但是由于各个小组的工作量不同，劳动强度不一样，因此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比较合理，这是一个难题，地方政权一时难以解决。

（3）农庄、农场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过去一切遵照由上级下达的指令执行。而现在，对下，要对每一个庄员、农场职工负责；对上，要对区级领导和更高一级领导负责。

（4）成立包工小组后，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是说，农用机器设备、化肥等如何供应，由谁供应等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9］

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83年工业产值出现了回升，增长率为4.2%，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这均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展十分有限。在他逝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10］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认识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提出的观点相似，如安德罗波夫提出，“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它是处于运动之中的”，需要“经常的调整”。［11］又如，安德罗波夫强调，在现阶段的苏联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而戈尔巴乔夫一再提倡要发展合作社，在合作社所有制问题上，应有完全明确的认识。他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由于过去把苏联合作社所有制看做是某种“二等的”、没有前途的，因而产生了“严重后果”，“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小损失”。有的学者还提出，合作化已经结束的结论做得过早了，现在应该在城市真正地开展合作化运动。［12］与此相联系，各类租赁承包形式也得到发展。过去是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现在相反，已出现了把长期亏损的农场和农庄，改为合作社经济，由劳动集体加以租赁。为了发展合作社所有制，1988年5月，苏联还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再如，安德罗波夫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数量的个体劳动活动是“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这一问题的理论变化，其直接结果是，苏联于1986年11月通过了《个体劳动法》。该法从1987年5月1日起生效。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个体劳动的法律，也是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措施。该法规定，在生产和服务行业中可以从事29种个体劳动，对搞活苏联经济，缓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起不小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新观点的主要特点是与发挥人的作用、落实人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紧密连在一起的。

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解决人的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密切相关，而向市场经济过渡必须改革所有制，改革所有制又必须对传统所有制关系进行再认识。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只能在深入批判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形成，而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

从解决人、发挥人的积极性、使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等角度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除沿袭安德罗波夫有关所有制的上述论述外，还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与完善公有制是同一个过程，是不可分的。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生产者取得主人的权利同成为真正和有主动精神的主人，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还需要长期熟悉自己作为整个社会财富最高的唯一的所有者的新的地位，这就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熟悉、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另外，要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做大量工作，即只有在那种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条件下，才能做到。因此，必须认识到，要完善和发展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必须完善和发展经济管理体制。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同一个过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自治，亦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二，对所有制的一些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新看法。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证，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就其物质内容、形成的来源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有决定性的差别。全民所有制是由于当初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实行国有化而形成的，后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发展巩固。从经济意义说，就形成的根源而论，全民所有制是第一性的。从狭义上讲，国家所有制作为“国家机关系统的所有制”是这样形成的：从第一性的所有制中拨出一部分，用以满足国家机关的需要，因而从经济形成意义上说国家所有制是第二性的。

把全民所有制理解为国家即国家机关或者某个机关所有，这是广泛实行行政命令管理，压制企业主动性和对企业进行琐碎监督的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日益明确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是非国家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认为这一改革方向是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与管理相结合最重要的途径。戈尔巴乔夫指出，“当前所理解的市场否定了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垄断，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政治的平等”，“在向市场过渡时，需要订出一些首要措施。搞国营企业股份化，创造现实的经营自由，将小企业和商店出租，把住房、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纳入买卖领域”。［13］在以戈尔巴乔夫总统名义提出并在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基本方针》这一文件中指出，使财产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实行土地改革，应是在向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一开始就应实行的一项非常性措施。该文件还就如何实行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另外，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还力图通过企业自治与承包制等途径来改善所有制关系。长期以来，苏联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一直实行一长制。苏联的一长制，体现了企业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企业经理根据国家计划和上级各项指示作出决定，广大职工无权参与，他们给经理的决策所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企业领导体制下，必然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两者分离，生产者并不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是一个雇佣劳动者，这大大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苏联经济的发展，成了生产过程中造成大量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反复强调管理民主化和企业自治的重要性。企业自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企业“实现劳动集体的自治，从而使每个工作人员个人深刻地关心以主人翁态度使用全民财产，使每个工作人员有机地参与集体和国家事务”。第二条规定：“企业的活动根据社会主义自治原则进行。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独立自主地解决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企业工作的成就和损失直接影响集体的经济核算收入和每个工作人员的福利水平。”以上内容反映了企业自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2）劳动集体作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并监督其执行。《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劳动集体的全体会议（代表会议）是行使劳动集体全权的主要形式。劳动集体的全体会议（代表会议）的权限有：

选举企业领导人和劳动集体委员会，听取他们关于工作情况的汇报；

审议并批准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收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维护和加强全民所有制，加强作为企业日常活动基础的生产物质技术基础的途径；

赞同集体合同并授权工会委员会以劳动集体的名义同企业行政机关签订这一合同，承担社会主义义务；根据行政机关和工会委员会的提议批准内部的劳动规章；

审议企业活动的其他最重要的问题。

企业行政部门与劳动集体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把问题提交劳动集体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这样使权力的中心由企业行政转到企业劳动集体。苏联计划1988年在全国各企业组成劳动集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企业集体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2—3年。委员会由工人、作业队长、工长、专家、行政、党、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行政代表不得超过劳动集体委员会总人数的1/4。

（3）企业领导人由选举产生。选举制度适用于企业、联合公司、生产单位、车间、工段、工区、牧场和班组的领导人，以及工长和作业队长。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领导人由劳动集体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或公开投票方式选举，一般要采用竞选制度。选举的经理、厂长要经上级机关任命，任期5年。如果上级机关不批准劳动集体所选出的候选人，则进行重新选举，但同时上级机关必须向劳动集体解释不批准的原因。上级机关根据劳动集体全体会议或劳动集体委员会的决定，提前解除企业领导人的职务。

（4）企业管理仍实行一长制，但性质和内容与过去不同。一长制的原则被纳入企业自治体系。正如上面提到的，企业的重大决策是劳动集体作出，不再是经理说了算。由于企业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因此，经理对企业活动的结果既对国家负责，又要对企业劳动集体负责。

（5）关于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企业法》规定：“作为集体的政治核心的企业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它指导整个集体及其自治机关、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对行政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这说明，在基层企业党组织不起领导作用，只起监督作用，即不能干涉企业行政与经济业务活动。苏联建国以来，在企业这一环节，从未出现过以党代政、党委书记负责制的做法。

在自治条件下，企业工会的作用日益提高。它可代表劳动集体与企业行政签订集体合同。另外，它有权参加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确定经济刺激基金使用办法、劳动报酬制度等。未经工会同意，行政领导不得解雇职工。在社会福利劳动保护等方面，工会拥有决定权。工会权利的扩大，亦反映了管理民主化和自治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农业企业推行承包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农业的改革，要“为用经济手段进行经营管理开辟天地，大大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性，提高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利益的关心和责任感”。［14］改革的主要途径是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关于这一点，他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举例论证实行承包制后效益大大提高的情况。如佩塔洛沃区的农庄和农场的8个畜牧场在1987年初实行了家庭承包，在5个月的时间里，用同样多的饲料使牲畜重量增加1倍，每昼夜达800—1000克。该区近40%的大田作业改为小组劳动组织形式。春播6天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平时15—18天的工作量。区组织和农庄、农场的领导人不再用发布命令和指示，也不再用对工作进程进行严格监督的方法进行领导工作。又如，布列斯特州布列斯特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是个落后农庄，两年来，组织了一个6人承包小组，这个小组承包了100头奶牛、50公顷牧场。这两年来，每头奶牛的挤奶量从2917公斤上升到5580公斤。［15］

苏共二十七大之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制开始在各种正式文件中具有合法的地位。1986年3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国农工综合体经济机制的决议》中规定，允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中采用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制，并把它作为集体承包制的一种形式。1988年5月26日通过的《苏联合作社法》中规定：集体承包或家庭承包是农业企业内部生产——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1988年1月公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草案》，是苏联继1935年和1969年先后通过的第三个《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的草案，已由第四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通过。该草案对1969年的章程作了很大修改。从农业体制改革角度看，主要变化反映在：恢复了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性质。章程草案明确规定，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合作社形式；国家对农庄的经济领导，由过去通过一系列以指令性指标为基础的行政强制方法改为通过经济杠杆和刺激施加影响的经济方法，集体农庄成为在完全独立自主和自我管理的条件下的农业企业；章程草案第26条还明确规定：“集体农庄采用集体承包制作为劳动组织和劳动刺激的基本形式，同时还可采用家庭承包、个人承包和其他承包形式。”［16］

后来，承包制发展为租赁承包，这是承包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中的集体承包还是家庭与个人承包，承包人的自主权是很有限的，即只是有权自主安排生产活动，而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仍直属于农庄、农场，承包人无权独立支配。土地虽固定给承包人，但时间短，承包人不可能对改良土壤有兴趣，而是只顾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简言之，承包制尚难以使承包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从而也难以克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把农业中的承包制分为集体承包、租赁承包、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4种。后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重视租赁承包。他在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有关租赁承包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租赁承包是较为彻底的一种承包形式，因为租赁承包人租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时间长，25—30年，有的甚至达50年，这样，租赁者就会关心对租赁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会关心生产效益的提高。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各种形式的租赁承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发展。截至1991年3月1日，苏联实行内部租赁承包的农庄、农场共有31882个，占农庄、农场总数的61%，实行内部租赁承包形式的农庄、农场在某些共和国中更为普遍，如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别高达93%和90%。与此同时，私人农场（家庭农场）也有了发展。到1991年3月1日，按各共和国已有的私人农场数量计算，居第一位的是格鲁吉亚，有20750个，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联邦，有8931个。在全苏每个私人农场平均占用的土地面积为22公顷。私人农场共占农用土地面积为102.3万公顷，仅占全苏农用土地面积0.17%。［17］当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农业的改革，还涉及其他方面。后来，随着农业问题的日趋尖锐，使得市场的食品供应更加紧张。针对这一情况，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解决农业问题三项基本政策：“第一，应当在完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给农村各种经营形式以充分的自由。第二，确立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合理交换，这种交换将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促进农村振兴。第三，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首先是为我国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只有这三点能使农村获得复兴并使国家的食品得到保证。”［18］

尽管所有制理论在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亦力图加以改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建立起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更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社会的主人，这都成了难以实现的空话，这是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长期来存在大量旷工、怠工的主要原因。据苏联报刊透露的材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每年因旷工、怠工与停工造成的工时损失约占全国总工时的20%。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3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22页。

［3］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8页。

［4］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5］　（苏）《劳动报》1983年9月4日。

［6］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7］　转引自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见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8］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9］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30页。

［10］　（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11］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12］　参见（苏）《文学报》1986年4月16日。

［13］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1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15］　参见《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51页。

［16］　参见（苏）《经济报》1988年第2期。

［17］　参见《世界经济》1992年第3期。

［18］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89．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陆南泉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91年底发生剧变前，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运行和管理其经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亦普遍采用这种体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朝着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方向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即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有关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社会经济性质等问题的看法，大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似。就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其观点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在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经济性质的看法才发生根本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

马克思（1818—1883年）和恩格斯（1820—1895年）都生活在资本主义初期的19世纪，并没有见到社会主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是在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主义设想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1］他接着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2］恩格斯认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3］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4］这就是指必将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

那么，未来的社会如何消除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呢，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如《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5］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6］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曾断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7］他往下接着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1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000劳动小时的价值……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8］从上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这样，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地、全面地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的否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如何看待这种认识上偏差呢？

首先，正如上面一开始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一种预测性的，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一部分理论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9］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作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弊病，一般都与私有制及在这个基础上存在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等范畴有关，并把它们视为产生各种罪恶之源，因此，要想方设法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摆脱它们，不再受市场经济有关范畴的纠缠，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决定性目的剩余价值等所带来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时，之所以否定市场经济，还有其历史原因。在200多年前，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因而，正如熊映梧教授指出的，这引起一场全球性的误解：市场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专利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时，必须消除商品（市场）经济。［10］十分遗憾的是，这个历史误解延续的时间太长了，一直到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才得以消除。

列宁的设想

从考察苏联模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体制来讲，研究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非常重要的。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4月3日，流放瑞士的列宁回到了俄国，次日，列宁发表演说，后被称为《四月提纲》，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一演说的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中除了分析当时俄国形势的特点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等问题外，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1．“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办法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11］

2．“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12］

3．“……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3］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列宁上述经济纲领在十月革命前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放弃了把没收来的地主大田庄改建为由原雇农领导的国营农场，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所没收的土地，按劳动或消费定额在劳动者中间平均分配。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0月26日通过的第一个《土地法令》中。［14］在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变化，集中反映列宁1917年9月10日—14日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当时列宁看到“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情况，［15］加上“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破坏和阻挠）生产”，［16］因此，为了对工商业实行真正的监督，列宁提出，要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采取步骤对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辛迪加）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逼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国家调节消费，规定消费定额，实行面包配给制等。［17］

应该说，上述经济纲领是列宁针对当时情况提出的对俄国旧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的初步设想。

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和平喘息时间是很短的。1918年春，俄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干涉，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样，致使刚刚开始的和平经济建设停了下来。当时，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

在这一时期，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从思想理论上讲，十月革命前一直到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为止，列宁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列宁早在1906年就提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8］这里可以看到，首先明确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在1908年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19］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是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观点变得更加巩固。特别要指出的是，由列宁制定基本原则并经1919年3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草案规定，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采用最激进的措施准备消灭货币，并把上述措施列入纲领。1921年第1—2期的《国民经济》杂志文章中说：“社会主义是实物经济，它的发展不需要货币。”这种提法当时被认为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在俄共（布）第二个纲领中写道：“在分配领域，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以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分配产品代替商业。目的是把所有居民都组织到消费公社的统一网络之中……”［20］为了更快地消灭货币，列宁还拟定了下列的措施：“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21］在俄共（布）纲领中提出了把银行机构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总簿记机构的任务。“随着有计划的公有经济的建立，这一切就会导致消灭银行，并将银行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部门。”［22］1918年11月21日颁布法令把商业收归国有，并用强制性、国家有组织的分配来取而代之。1920年1月取消了人民银行，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系统建立了预算结算局。［23］

在否定与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同时，产品生产与分配中的实物化得以迅速发展并日趋扩大。

1920年底1921年初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期间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为此，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这样，使苏维埃俄国转入在整个苏联时期显得最符合客观实际与富有成效的新的经济体制时期。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贸易、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流，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活跃经济和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的目的。

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斯大林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我们在前面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生产者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24］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那么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的，“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25］“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26］

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27］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28］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也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斯大林坚持产品经济观，竭力限制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是为其在这一期间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的。

（1）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因此，就不能通过市场，不能通过批发贸易，而是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这样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商业原则自然就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2）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全盘集体化是超高速工业化合乎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客观上就要求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的义务交售和向拖拉机站交付的实物报酬，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这是斯大林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情况。

（3）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积极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苏联经济应该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而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从实际经济生活来讲，经济联系的实物化趋势在发展，国家正想方设法直接控制经济，特别像对粮食等农畜产品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控制手段，为此，甚至不惜造成大量农民的死亡。另外，还实行配给制。在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似乎苏联经济已进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阶段。有的学者甚至说，在苏联价格不是价值规律的表现，而是自觉的计划领导的工具。［29］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货币的实物经济。十分自然，在实物经济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生产规律的地位。

（4）强化计划原则与计划权力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虽然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一击破，在这一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来说，从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来讲，就必须解决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谁是生产的调节者。主要有两种观点：是价值还是计划性。从官方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是计划。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个观点的：既然有把计划发展看成是市场自发势力的最明显的对抗者，那么，计划也就被宣布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首先在社会主义成分中能起最大的作用。同时，计划不仅同自发势力相对立，而且还同价值规律本身相对立，因为这一规律只能是自发的。为了使计划性（或计划原则）在调节经济中得到强化并赋有理论色彩，因此，经济学家们把计划性变成规律，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样就可以与它的对立面——价值规律处于同等地位了，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客观规律了，并且在理论上可解释为：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对斯大林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也是防止出现价值、货币的权力压倒计划权力的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不断地把计划原则绝对化，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观主义的唯意老论得到大大发展，所谓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了按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调节。

（二）斯大林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的最后结论

尽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但是，对这一观点持反对的或者不完全赞成的看法，也不时出现过。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苏联经济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讨论曾明显出现过一段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这方面理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是：第一，在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期，因此，常常有人认为，在经济中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因素，即计划性和自发的价值规律；第二，在过渡时期，一方面要允许商品经济自发势力的存在，但这并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计划原则，如有的学者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放手让自由市场的自发势力活动应当同加紧把计划因素引入我国经济活动的工作结合起来”；［30］第三，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商品货币关系所强调的是“利用”，即利用它来为发展经济、克服当时存在的经济困难与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服务。

到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在废除配给制后，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有了新的变化。在1932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对战胜商品关系和取消货币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强调有必要巩固苏维埃卢布和开展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排除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主义可以并存。

在联共（布）中央为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于1941年1月召开经济学家和党的领导者的会议之后，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观点在会上受到批评，实际上开始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事实。

战后，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又作了两次大的修改后，于1951年4月完稿并提交全苏经济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性质与存在的原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应该说，讨论气氛较活跃，在克服教条主义、发表新看法等方面都有所进步。会后，斯大林将讨论会的结论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汇集在一起，出版了被认为是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经典著作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此书中的观点，又成为1952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成为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人人必读的（包括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著作。这里，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作些简要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的基本观点是：

（1）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还存在或者还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原因是存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与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斯大林解释说，“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31］

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比他的资本主义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与要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也说明，不管斯大林手中有多大权力与对消灭商品生产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商品生产，这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应看到，斯大林对存在商品生产原因的论述，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和不彻底的，远不是全面的。后来，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不少苏联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除了由于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一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社会分工；个人所有制；给社会主义工作者的劳动以必要的物质刺激；由于劳动条件的不同，在通过劳动产品交换活动时必须保持等价和使用劳动产品彼此相等，这种相等要求利用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等价物； 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要保持其等价性就必须有商品形式。还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的有偿性视为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最根本原因；另外，苏联与外国进行对外经贸联系也需以商品形式进行；等等。总之，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去说明，那么，一旦集体农庄所有制发展成全民所有制之后，商品生产的命运为何呢？按斯大林的说法，那就不存在了。他说，“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32］

（2）苏联存在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33］斯大林在这里强调“特种”商品生产，其主要用意是坚持在苏联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有的经济范畴，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34］。并且强调，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一看法，是前面有关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直接引申，既然主要是因为集体农庄只能接受商品交换形式才产生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那么国民经济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在内部运行时所有者不变，仍然是国家，这样一来，生产资料只是形式上是商品，保留着商品的外壳而已。

（3）有关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的看法是：价值规律“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35］价值规律与其他规律一样，不是“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36］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性看法是：“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37］在这里，斯大林有两点是正确的：一是明确说，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价值规律，二是说，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但极为重要的是，他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这样，就把这个规律的作用从生产领域驱逐到流通领域。在斯大林看来，价值规律对生产调节作用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38］

斯大林的上述看法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与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观点又是矛盾的。生产是个统一的过程，价值规律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斯大林怎么能把它的作用主要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领域呢？在他看来，编制的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换言之，在苏联的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主要领导人意志的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成为生产的调节者。但是正是这种调节者的作用，才使苏联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发展到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步。

斯大林上述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其目标是要使苏联朝着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发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坚持产品经济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理解的出发点是：直接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货币关系是被迫利用的形式而已。至于谈到市场经济，在斯大林时期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概念。有些学者批判说，“各色各样的‘市场’观点也同样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需要格格不入。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这些观点必然同右倾修正主义观点合流”。在这方面应特别指出，以上分析的产品经济观是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理论基础。

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重新审视

从客观条件来看，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的局面结束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赫鲁晓夫为了推进改革，要求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克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强调，“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科学的阶段了”，“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的人所作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某一问题的言论。他们丧失了研究具体实际情况的兴趣，他们用选择引文和巧妙地搬弄引文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稍微违反引文就是修改原理。书呆子们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他还批评说：“经济学家没有好好地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我们的建筑师一味奢侈浪费，不考虑人民的戈比，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中还是常常不计算生产一公担谷物、肉类的费用，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也反映出经济学家没有研究价值规律如何具体在我国经济中起作用这个问题。”另外，赫鲁晓夫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对农产品采购价格制度的改革，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广泛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在确定国民经济各种比例时，开始考虑到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时考虑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实践中已突破了斯大林的一些经济理论的束缚。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经济理论界，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对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并对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十分有益的先导作用。下面我们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根据这一期间苏联报刊和一些论著的材料作一简要的介绍。［39］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问题

人所共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都以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理由解释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1957年5月，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利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苏联经济理论界联系实践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发展商品货币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会上，广泛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问题。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院士作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的报告。他坚持这样的论点：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他批判了这样的理论：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似乎不是商品，而只具有商品的纯粹的外壳。

在会议发言者中间，只有少数人（斯皮里多诺娃 · Н · С · 、阿洪多夫 · Б · Ю · 、维亚齐明 · И · 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一解释。其他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注意到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К · 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他以为下面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即在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但同时，他又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

按照季亚钦科 · В · п · 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性质作如下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们决定着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而社会劳动又决定着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各种矛盾的特殊性。

在1957年会议后，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在1959年10月顿河罗斯托夫市高等院校的会议上，在有关报刊和书籍中继续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观点，其内容已由普拉沃托罗夫 · г · Б · 汇编成册，并作了说明，普拉沃托罗夫得出的结论是：其中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综合，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每种观点的维护者们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都能找到不论是立足点、论据体系或最后结论方面的缺点。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表明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而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认为，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各种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的个别方面联系起来，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原因，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中，即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寻找。但是这样的回答仍旧很一般，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商品生产的直接原因在于，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多种多样的。以国营企业为一方，集体农庄为另一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关系，彼此是独立的。各个集体农庄，作为不同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各个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在副业经济中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是它们的个人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者。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各个不同环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

绝不能以为通过纯粹逻辑的论证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温热尔 · В · г · 在论证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援引了“来自实践”的理由。他说道：“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没有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帕什科夫 · А · 号召正视事实。他说，现在也许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严肃地对待在苏维埃经济中存在已不止一个十年的商品生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早已为实践本身所证实的时候了。他接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实践令人信服地、不容置辩地证明：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使城乡、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相联系的市场形式，无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营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地开展。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早于1921年已在列宁的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也早已于30年代初期，在同所谓‘左派空谈家’的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证实，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左派空谈家’们便硬说贸易、货币、银行体系以及商品生产的其他因素和杠杆似乎在当时已面临末日”，“以后的全部实践也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集体农庄农民，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贸易、市场仍然是经济联系的必要形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党也不可能向劳动人民提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经过人类几千年实践的考验和检查的联系形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应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

（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争论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这个时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它只存在商品关系的外表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的空虚性表明，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有的学者对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直接上不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不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通过广泛利用价值范畴而向前进步的。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价格、利润、工资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范围。之所以说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因为这种商品生产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不是以劳动工具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形式。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制度不仅包括商品生产的经济杠杆，而且是和合理地利用它们分不开的。第三种观点是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要充分利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那种只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仅仅是产品的商品货币形式，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没有内容的形式。商品、价格、货币、利润以及与价值规律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范畴，并不只是外表形式，或只是简单的核算劳动和计算成本的工具。这些范畴和经济杠杆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它们本身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固有的，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离的。［40］

从苏共二十二大前这一时期的讨论情况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必要的。但也应看到，还有不少的学者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形式并不反映商品的内容，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作用。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赫辛 · H · 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赫辛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所以在书籍中所碰到的诸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这样一类提法，应该说是不正确的。按照他的意见，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关系的形式，但是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商品形式的空虚性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而价格政策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的要求为基础的。

在其他一些学者的发言中，也往往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针对赫辛等人的发言说道：“我听了赫辛同志的发言，之前还听了科尔加诺夫同志的发言，使我想起了1951年的经济讨论会，我似有‘车到现在还没动’之感。我忽然想到，否定苏维埃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说法，在我国1941年以前曾风行一时，正像解释商品生产的核算分配观点在我国曾一度占优势地位一样，但都早已成为历史的档案。”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还指出赫辛 · H · 等人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在于使形式脱离内容并学究式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际上，赫辛 · H · 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持赫辛相同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阿特拉斯 · B · 教授，他在1959年的会议上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商品货币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决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看作商品经济制度的变种，即使加上‘特种’两个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生产。”阿特拉斯说不是商品生产，而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继承下来的商品货币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认为阿特拉斯把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因而不止一次地自相矛盾。他错误地把直接社会生产同商品生产对立起来，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非商品性质的结论。

莫斯科大学讨论会之后，在苏联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还不断出现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 · K · 等人，也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批判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任务不相容的。

总的来说，苏共二十大后，围绕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的理论讨论，使苏联经济理论前进了。特别是1957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这次讨论会，在推动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而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这一原理得到了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支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为运用经济核算、赢利、价格形成和基建投资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提供了基础。例如，有的学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在价格形成方面研究的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苏联的价格动态；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关系；第三，生产资料的价格体系；第四，国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如何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又如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就基建投资效率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学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只包括消费品生产领域，还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领域。承认这一论点是以后接着而来的对基建投资和新技术效率问题开展讨论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1958年6月举行了这些问题的全苏科学技术会议，会议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科学技术协会全苏委员会经济与生产组织委员会召开，参加者约800人。会议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实质在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即降低产品价值。这在解决效率问题时考虑到价值规律作用方面跨出了一步。会议认为，将国民收入实际额的增长同为此所必需的基建投资进行对照的原则是确定国民经济范围内基建投资经济效率的基础。为了选择最有效的投资方案，会议建议将追加投资回收率的期限同这一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对照，并利用其他的技术经济指标，也包括生产的赢利。

根据会议的各种建议，制订了《确定苏联国民经济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标准方法学》。该方法学提供了比较效率的标准系数（回收率数值、回收期限）。

（三）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多次举行的经济理论讨论会，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斯大林有关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缩小商品流通、用产品流通代替商品流通和忽视价值规律作用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在新的条件下，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61年10月，不论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还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强调要重视经济科学的研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苏共纲领》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正确结合，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核算，力求做到严格的节约、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应当经常改善价格制度……价格应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反映必要劳动消耗，保证能补偿生产和流通费用，使每一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得到一定的利润。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地、有经济根据地降低价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当社会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不要按劳分配，不要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像价格、利润、财政、信贷这样一些范畴是不行的。”他接着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我们应该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用，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自己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研究和采用集体刺激的形式，使每个工作者不只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关心全部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商品经济理论停滞不前

列宁以后的苏联各届主要领导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灭火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已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41］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2］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43］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但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社会直接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了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计划服从市场；（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巴秋林批判这一理论时指出，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决定生产过程的主要比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果提高的不是计划，而是自发作用的市场。计划的作用仅仅被归结为消极地反映市场行情，使经济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强调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用各个企业的互相作用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按照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当同国家分离，而经济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还尖锐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右倾修正主义者提出三种人为的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国家所有制（运输业、邮电业、动力、林业）、企业所有制（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和私有制（小型的和中型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44］十分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理论仍然是：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比例的是靠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利用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一个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化，另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机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不能凑合在一起。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45］另外，在苏联官方看来，主张市场调节作用，企业就会要求过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轨道，因此认为，正是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垮”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断言，这些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46］

戈尔巴乔夫时期从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到认同市场经济

苏联在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问题。应该说，在理论认识上都未取得实质进展，都没有摆脱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这一基本看法。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有较大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从领导到学术界，都强调要克服长期以来的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成见。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指出：“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偏见，以及往往把它们当成某种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中的唯意志态度，导致了对经济核算制估计不足，以及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在价格形成中产生了主观主义原则，破坏了货币流通，不重视调节供求问题。”

第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运行。

第三，在《企业法》中明确指出了“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观点。

第四，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从整个管理经济体制中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补充出发来考虑计划性与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另外，从这次全会通过的有关文件来看，苏联的经济改革是朝着形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市场、资金市场、合同价格方向发展，并扩大自由价格应用的范围与加深市场关系。

第五，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竞争的必要性。苏联强调，要限制垄断和开展竞争，不能把“竞争”这个词与“私人资本主义”紧紧联在一起，竞争不是恶语。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除了有其无人性、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起着积极作用，它促进科技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苏联，竞争必将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第六，随着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方案的讨论，苏联终于在1990年结束了“市场经济”是个禁区的局面，而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活力和效率的。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由人的利益决定的，目的在于建立起面向社会的经济，使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需求，克服商品短缺和排长队的耻辱，切实保证公民的经营自由，为鼓励热爱劳动、创造性、主动性和高生产效率创造条件”，“向市场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市场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能保证在全体生产者活动十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使经济保持平衡，保证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要求生产具有灵活性，并能迅速接受科技进步的成果”，“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同世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我国公民得以利用文明的一切成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联改变经济理论，实行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2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8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0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3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660—661页。

［9］　熊映梧：《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0］　参见熊映梧：《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11］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5页。

［12］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6页。

［13］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6页。

［14］　1918年1月27日，苏维埃政权公布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详细法令。

［15］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32页。

［16］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32页。

［17］　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38、254页。

［1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24页。

［1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111页。

［20］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第2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55页。

［2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91页。

［22］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70年版，第56页。

［23］　转引自尤里 · 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24］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4页。

［25］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26］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27］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页。

［28］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6页。

［29］　参见（苏）A · H · 马拉菲耶夫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30］　参见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63页。

［31］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32］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6页。

［33］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34］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35］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7页。

［36］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6页。

［37］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38］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2页。

［39］　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一些观点的材料，除了脚注注明的外，笔者引用了苏联学者有关介绍（见（苏）马拉菲耶夫 · А · Н · 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20页）。

［40］　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著：《苏联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6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

［4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44］　参见（苏）巴秋林 · A · 著，陈慧等译：《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3、136—138页。

［45］　（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46］　（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90．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马龙闪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克服“左”、右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才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难，丝毫不亚于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如果说从1911年算起，到1935年最终找到正确领导的话，经历了24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算起的话，则经历了14年的时间。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则经历了几乎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由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到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着手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探索自己道路时，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上了苏联走过的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战略”的老路；紧接着，满以为我们在吸取苏联教训，“反修防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以及“草木皆兵”、大搞阶级斗争的老路。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作出了种种巨大努力，其间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说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最终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窠臼。

只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正确途径，把中国建设的列车开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正像布哈林所说，是逐渐趋向缓和的。但是，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性片面化、绝对化；同时，又几乎把所有矛盾斗争都解释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1927年底—1928年初因计划和管理错误而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将其直接原因解释为“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激化；对1928年春主要由偶然技术原因而引起的沙赫特煤矿事故，斯大林却解释为是资产阶级专家同国际资本勾结，而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导致进行了50天审判，最后5人被处决、40多人被判刑的“沙赫特事件”。从此，便开始了对“富农”和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连续不断的斗争。此后，继续扩大阶级斗争，不仅把同党内一系列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为阶级斗争，还把同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同样看成阶级斗争；不仅把文化界、学术界人们所持的不同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一律政治化，上升为阶级斗争，还把经济领域和工业战线在“大跃进”、劳动竞赛中，因设备超负荷运行而发生的机器损坏、残次品增加，统统视为“人民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草木皆兵，敌人越抓越多，最后发展为30年代的“大清洗”和战后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政治镇压运动。斯大林这样搞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连续不断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批判、大斗争。原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应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1］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战略性转变，可以说是对苏联模式的一个巨大突破。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斯大林提出的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对此作了郑重宣布。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仅仅过了三年，在1939年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2］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共产主义“完全可能”，［3］因此，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要进行一系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按照斯大林这一思路，赫鲁晓夫进一步宣称，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虽然有所保留，但仍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整个苏联时期，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几乎所有脱离现实的“左”的倾向，大都源自这一“超阶段论”的思想。仅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提出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前提，其“经济条件”，是要求“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要求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共同体”业已产生，“民族共同体”的友好关系已“牢不可破”；而“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得到“普及和树立”。这些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实际上掩盖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端和危机，延误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从而酝酿了未来更大的危机。

毛泽东同志曾接受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继“三大改造”后立即倡导并发动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提出来的，因此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认为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离实现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了，只要几年时间就可到达。如果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是从1917年夺取政权到1936年，是经历了19年的话，我们宣布实现社会主义，则仅仅经过了从1949年到1956年，花费了7年时间；如果苏联宣布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到赫鲁晓夫宣布实现共产主义的期限是1980年，前后为44年，我们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建立人民公社和“不太遥远的”共产主义，时间则缩得更短。后来我们的说法虽然大大后退了，放弃了那种过火的狂热宣传，但对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并没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从1958年到“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等人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仍不断进行狂热宣传，并一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从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性的标定还是蛮高的，尽管不像当时苏共那样，明确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邓小平同志从来主张“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采取这些“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4］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明确确定为“初级阶段”，这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切实明确了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各种文献和著作对“初级阶段论”作了大量阐述，但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它是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吸收和继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和否定。

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斯大林对苏联闭关锁国方针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但列宁时期“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状况，比起斯大林时期来显然更加严重，而列宁却是实行了比斯大林更加开放的政策。这样看来，单单用“资本主义包围”的理由来解释封闭禁锢的方针是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才是斯大林采取闭关锁国方针的最重要原因。列宁历来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向更高文明阶段的发展，因此，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个原因，列宁主张派人到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列宁时期还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研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成就。斯大林则完全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了，不仅解散了列宁时期建立的“劳动研究所”等机构，还将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文化、管理和科学，统统视为洪水猛兽。斯大林时期继承“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衣钵，提出了“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文化知识”等一系列错误的概念，从30年代起就开始批判生物遗传学，继而又批判“资产阶级优生学”等，以至到战后进一步批判“系统论”、“相对论”及有机合成化学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如此对待，而在经济贸易上，到战后斯大林则提出建立“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凡此一切，都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地步，实际上造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这是必然的。

在紧闭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交往的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因循教条，阻挠改革的体制性因素。这些体制性因素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理论教条，高度集权的机构体制，特别是苏联重工业—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存在以及在此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多次出现改革契机、改革尝试或改革的实践，但都被不事改革或阻滞改革、反对改革的保守集团和势力破坏殆尽，造成苏联改革命运多舛，屡改屡败，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入崩解的深渊。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就深刻吸取了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闭关锁国的教训。改革开放方针，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5］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作的重大决策；同时，它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的闭关锁国的深刻教训，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

实事求是、从民众的需要出发发展经济，是对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

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这对苏联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税”，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需要。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却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物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不敷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引起苏联人民的不满。

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往往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就实行过工业化“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从那时起也长期采取“赶超”发展战略。［6］按照工业化“大跃进”的超高指标，要求每年度基本建设要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7］这种冒险性指标，显而易见，是严重脱离实际可能的。

执行的结果是，苏联的这一“大跃进”指标远远没有实现，工业“大跃进”遭到了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工业化“大跃进”得出的严重教训。

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8］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问题不在“赶超”本身，而在于严重脱离了现实可能，脱离了现有的实际发展水平，而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指标，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

对苏联上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亲身经历中得到过深刻体会，并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意义的新的阐发，对发展模式的新的选择，是对苏联国民经济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反资产阶级性的、反商品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做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对斯大林体制的突破

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人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只知道社会主义要消灭、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很少有人懂得，这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表层、一个片面。马克思主义不仅讲到这一面，还讲到社会主义是从高度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却是，它是首先在俄国和中国这样半东方或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出现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实践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言简意赅的回答中，要害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要“双方互相补充”，而“相互补充”的前提，是西方能响应俄国革命，给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援助，使俄国得到其国内所缺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此来补充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其更深层含义，实质上还包含着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互补充”。但是，西方并没有响应俄国革命的“信号”而发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过西方无产阶级之手来援助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给俄国的社会主义以补充，这样一来，怎么来弥补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呢？这正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用“公式”来表达这一看法：“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0］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实践上，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至市场来发展经济，也是着手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列宁晚年曾经说，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这就是说，新经济政策要利用资本主义经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发展，才能在未来把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1］但是，列宁没有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现实，就过早地去世了。

斯大林接手列宁的权力之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看不到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遗产，社会主义具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性、一致性的一面，而只看到社会主义要取代、消灭资本主义，因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斯大林在理论上走向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很快取消新经济政策，立即向资本主义发起了“全面进攻”，截断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斯大林把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错误灌注在苏联模式，一直影响到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数十年，对中国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前夕。

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伟大革命家的无比胆略和高超智慧，在实践中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世界的广大范围内，吸收了经济现代化领域的诸多宝贵经验，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经验。这里最根本的，是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处处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祸水，而是在看到二者相对立、相矛盾一面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双方”的“互相补充”，因此，大胆利用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股份制、银行、股票、证券等。过去，人们向来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许多人没领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相继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补充的一面），从斯大林起，仅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同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搞纯而又纯的、100%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生产关系领域追求大而公、全民所有制，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层建筑领域大搞100%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思想、中间思想形态。影响到中国，就是要完全地、彻头彻尾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资本主义的“种”；把“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不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形态的存在。在思想领域，倡导“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总是“连体婴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水火不容”。邓小平同志以其无比的胆略和智慧，突破了这一思想框框，把市场和计划看成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然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契合点”，恰当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用先前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惯常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来给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这既适应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使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这样，尽可能利用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大大突破了过去仅仅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看做对立、对抗的黑白二元思维模式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突破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的。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2］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3］

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4］

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并进行突破的。

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着手改革的。邓小平同志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15］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邓小平同志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17］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段实现的事情，加上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剧变，致使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对此尚未大步落到实处，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并实现了本质上的决裂。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18］。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的“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19］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20］，这实质上就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样看来，邓小平同志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一系列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总体战略的整体改革，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无疑是对此前世界存在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新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
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上述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脱离现实可能条件的发展；一切从国家出发，从强“国”观念出发，而不以“人”为念、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不是以市场驱动，而是以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为恐吓机制推动建设和发展的错误方针——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党的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建设实践，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更大踏步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与其有质的不同，就不能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当前有些人却没有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想体系和模式设计，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视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将二者分离开来，加以割裂。他们用置换概念的手法，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将二者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标准，即“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等等，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前，正当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却利用各种机会在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问题上做文章，无视邓小平同志有关苏联体制模式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对它加以颂扬，这实际上是同我国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2］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282页。

［3］　《斯大林文集》，第51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6］　马龙闪：《苏联模式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7］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8］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9、6页；第34卷，第520页。

［1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20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4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91．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蒲国良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了以中苏两党为主要代表、几乎席卷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论战。邓小平是这场论战的当事人，他对这场大论战的反思对于我们总结国际共运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影响深远的中苏两党大论战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示了支持，但在内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举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并判定“此人有点实用主义”。［1］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7年11月，6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乘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之机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及各国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莫斯科会议在协商和团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会议未能弥合裂痕，相反，中苏两党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流中自说自话，实际上是把分歧公开化和深化了。此后，随着中苏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表面化和激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1960年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在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回答苏共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阐明中共的基本观点。苏共立即作出反应，批评那些固执地持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和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2］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的报刊上出现了不指名地对对方进行批评和攻击的大量文章。

中苏争论不断升级，双方敌意越来越重。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也越来越坏。1959年底，毛泽东还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是“实用主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3］到１960年5月，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虽然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4］

1960年5月，中共基于对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的判定，在6月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公开宣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引起苏方的极度不满。［5］赫鲁晓夫伺机报复，终于在随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代表团突然向与会各代表团散发和宣读6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并指责中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疯子”、“纯粹的民族主义”等，要求中共与苏共保持一致。结果招致中共代表团的激烈反应。［6］赫鲁晓夫压服中共、迫中共就范的目的没能达到。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7］显然，中共领导人已基本上不再对赫鲁晓夫抱什么希望了。

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回顾了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二十大上苏联不经协商就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和平过渡理论，这是双方分歧的开端。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宣言签字前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双方曾为原则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观点，但希望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苏共总是企图用压制的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苏争论愈演愈烈的真正原因。

1960年9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结果不欢而散。11月，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苏两党的斗争在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会前，苏共又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共的长信，作为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9月10日复信的答复。会议虽然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中共在顾全苏共面子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文件。中共代表团同时声明，只能再照顾苏共这一次，以后决不照顾了。莫斯科会议暂时缓和了一度激化的中苏两党的矛盾。但好景不长，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两党矛盾更进一步加剧，终于爆发了公开的大论战。

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对应邀与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阿党主要领导人。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迁移到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重要领导人墓地。周恩来在向大会致辞时对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片面地指责兄弟党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8］为抗议苏共再次掀起反斯大林高潮，中共代表团退出会场并到斯大林墓前敬献花圈。周恩来还以提前回国的方式彰显中共的立场。从1961年11月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期间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东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又组织了对中共的围攻。

米高扬、刘少奇、赫鲁晓夫、邓小平、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彭真（左起）在1960年12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的招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者的宴会上。孟庆彪摄（新华社稿）

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仍未点苏共的名字，但已从原来的只批判南斯拉夫扩大到了批判意共、法共、美共等。

在兄弟党的反复呼吁下，中苏两党决定再度举行会谈。为了阐明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6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于该信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意见，因此又常被称为“二十五条”。这封信是中苏争论以来中共中央发表的一个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些人”，但它事实上是对1956年以来苏共政策和理论的全面批判。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复信发表声明，认为该信“对马列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对苏共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双方未能为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会谈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导致会谈最终破裂的是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进行了逐条批驳和全面回击。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公开信”和“二十五条”发表之后，苏联各报连续发表了《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大量支持苏共中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消息、读者来信等材料。据统计，仅7月15日至10月底，苏联报刊就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与此同时，苏共还操纵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攻击中国，东欧不少国家也跟随苏共一起围攻中共。一时间，中共的处境极其艰难。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声明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声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9］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为此而写的“编者按”中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按”列举了在核战争、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和平过渡、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78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情况，加以澄清”。［10］

中苏两党随之开始了更激烈、影响更为深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说，“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此后直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它们分别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这些文章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分歧，系统地阐述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批驳了苏共中央的理论。除了上述几篇重头文章外，报刊上还刊登了大量批驳苏共或揭露苏联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千篇批评中共的文章和材料，并通过中央全会的有关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攻击中共。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各国党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了论战。由此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辩论。

1964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中苏之间的论战时表示，“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但“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11］并誓言“要争论一万年”［12］：除非苏共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中共的报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否则，就要争论一万年……［13］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中苏两党关系并未缓和。中共拒绝参加1965年3月苏共发起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23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莫斯科三月会议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新领导人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具体行动，是为了完成赫鲁晓夫想完成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从政治路线、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成了公开的组织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写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予以拒绝。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基本断绝了。

中苏两党之间并波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场大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大论战首先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一，论战的结果是苏共盟主地位的倾覆，由苏共控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也不复存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流发展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多样化发展。其二，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由于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两党又无法通过论战达成谅解并且分歧越来越深化，这就导致了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一批党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双方相互指责和攻讦，直至彼此关系中断。在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还出现了少数独立发展的党，对两方都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党多次出现了分裂。二战后出现的那种势不可挡、团结一致的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了。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党的关系恶化波及国家关系的结果是国家关系由紧张进而中断直至酿成冲突。同时，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论战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困难，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其三，由于大论战的双方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论战不仅没有削弱“左”的倾向，反而在许多方面加速了“左”的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和发展。在苏联，它直接影响到赫鲁晓夫的冒险和勃列日涅夫的僵化。在中国，毛泽东在“反修防修”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强化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

大论战也影响到此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大论战导致了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战略的终结。中国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大旗的同时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发展到两国政治经济的矛盾，最终酿成1969年的边境冲突和整个70年代的军事对峙，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是促成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出现了国际格局中的中、美、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走向。

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邓小平于1954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于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14］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说法，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应该从1954年4月算起，长达12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由于处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邓小平不仅亲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5］

（1）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直接听取苏方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通报，并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9月30日，毛泽东率中方主要领导人会见苏方代表团，刚刚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只是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视为当时众多副总理中的一个，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16］

1956年2月，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到莫斯科与已在莫斯科的朱德、刘晓一起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任团长，邓小平任副团长。其间，邓小平的如下几点表现特别突出：其一，对朱德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要讲条约签订6年来两国的互相合作与支持；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17］其二，在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18］其三，直接听取苏方向中方通报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情况后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19］但在中方代表团私下议论时则明确表示：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人物。［20］其四，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下午，朱德应邀出席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闭幕的群众大会。邓小平在对讲稿提意见时说：讲话不要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21］其五，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率团继续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回国，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22］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表示反对。［23］

此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24］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围绕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这场争论中，邓小平不仅见证了中苏分歧直至论战的全过程，而且是争论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2）以总书记的身份积极参加或主持对苏争论和论战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针对性地写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态度。该文后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在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25］不能把斯大林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还反复强调文章应突出中共历来提倡与个人崇拜相对立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26］这些观点在文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撰文对赫鲁晓夫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纪念列宁的重头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乔木牵头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和由陆定一牵头准备的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述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以及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写思路、中心思想以及初稿和定稿等问题。后来三篇文章又合编印成《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这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27］同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斗争空前激烈。彭真率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直接交锋，而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最后作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28］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全面、系统批驳苏共的观点。答复信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并在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29］答复信定稿后，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答复信给了他。［30］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邓小平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认为“写得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31］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定，并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写得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32］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复信问题。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直接主持人，这封复信的起草相当艰难，书记处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最后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据邓小平本人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用了“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33］这封信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于1963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是出自该写作班子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34］也就是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直接领导着中央反修文件小组的工作。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再送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是投向论敌的重磅炸弹。这些评论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邓小平审阅，并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一般是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这样反复讨论修改后的稿子才送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审议。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主持“九评”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3）作为中方主角与苏方进行直接的、公开的争论和谈判

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先后就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行会谈，批评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行为。

1957年1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就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问题负责与苏方进行谈判。由于中方对苏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满意。中共代表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日夜奋战，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两天便拿出了一个初稿。该稿经毛泽东审定后交给苏共中央。［35］此后，邓小平率领中方团队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成员用长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宣言草案进行逐页讨论。［36］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写进莫斯科宣言，同时却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得到了苏共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中共的妥协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邓小平后来在通报会议情况时说：在宣言上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的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能够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37］

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邓小平建议中国工会代表团从正面广泛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致辞中说明了中方的基本观点，遭到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的激烈反对。格里申拒绝邓小平的解释以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退出了座谈会。［38］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在前后举行的5次会谈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0月在莫斯科召开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再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经过3个星期的当面交锋。最后达成的协议终于删去了中方坚持要求删除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39］11月，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达成妥协。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会作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40］1963年7月，邓小平再次率团赴苏与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谈判。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除在国内准备的一个综合性提纲之外，基本上都是临时准备的。工作方式是：代表团成员在邓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发言要点，随后由顾问们集体讨论撰写，然后送邓小平和代表团审阅定稿。会谈仍是不欢而散。此后，中苏两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逐渐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笔墨官司所代替。

对于邓小平在与苏方谈判和争论中的表现，中苏双方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41］，“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42］“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43］，“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44］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很厉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45］

总体上看，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说毛泽东是这场论战的中方的主帅的话，邓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将兼前方总指挥。邓小平在论战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得以东山再起的因素之一。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46］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的“防修”是相互呼应、相互交织的。毛泽东把观察苏联社会所得来的结论用以观察中国国内的种种矛盾，认为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他的担心在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竟然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因。［47］历史仿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直接指挥中苏论战的主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8］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苏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就中苏论战中反对“老子党”这一点而言我们反对得对了

在反思中，邓小平把当年的那场争论明确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的论战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它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国家间关系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痛苦的蝉蜕过程。就中苏关系而言，以前中国以苏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凡事都要向苏联请教。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帮助。虽然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屡有不满，但从苏联方面说，什么是正确的指导，什么是干涉内政，其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从中国方面而言，什么是应该共享的，什么是国际主义援助，什么是苏联愿意提供给我们的，什么是苏联不愿意提供的，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许多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的说法：“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49］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对中国有所隐瞒。但中苏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这就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与摩擦。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一全新的问题上，一旦遇到重大的问题双方如何进行沟通，遇到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这都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达成默契。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

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苏联急剧膨胀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共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扩张传统的专制帝国，它的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制约着、影响着从沙俄这一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新制度——苏联。同时，苏共是一个大党，一个在世界上首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榜样。但它也极容易滋生大党主义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后来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过苏联党的要害：“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50］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了，在战后借助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这一特殊背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膨胀。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理论上，就是把苏联领导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言人，把苏联模式看成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任何人、任何党对此表示怀疑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都是不允许的。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试图把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都纳入到苏联的战略框架中去，并为此常常在一些重大政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观随意地作出解释，实行双重标准。苏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为了保证苏共、苏联的“盟主”、“领袖”地位，为了使其他党能够按照苏共和苏联的意图行事，肆意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加强对其他党的控制。

斯大林时期，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从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隐忍未发。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斯大林那样的领袖，他的地位更多地来自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和领导角色则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像毛泽东这样身兼理论家与革命家而又“打天下坐天下”、统领着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在赫鲁晓夫面前降尊纡贵，奉其为当然的领袖。而在处理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显然又没有斯大林那么谨小慎微，更缺乏斯大林的圆熟老练。于是，当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赫鲁晓夫式的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淤积在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愤怒便勃然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事先不知会兄弟党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这种批判的后果是消极还是积极，都说明苏共骨子里还是以“老子党”自居，压根儿就没把兄弟党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随后接连出现的诸如联合舰队问题、台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问题，以及公开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路线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信口开河一再触怒毛泽东。这样，随着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加深，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对中共而言，愤然而起与苏共论战，所争的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是决不允许赫鲁晓夫染指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决不允许苏共以势压人、强加于人，决不允许苏共垄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利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苏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其实质就在于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却“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51］是“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52］“中苏之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在它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53］今天，我们只有把中苏论战放在当年特殊的国际关系与中苏关系背景下，才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应。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54］“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55］

（2）就意识形态争论本身而言我们的真正错误是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去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后来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

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表达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以“九评”为核心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57］，“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58］。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九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制定“反修防修”战略的；是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这一基本判断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大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贯穿于“九评”的“反修防修”的大思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九评”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因此，“九评”的总体思路是不应当肯定的。

其二，苏共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发号施令，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在我们同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在相当一个时候，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59］中苏论战中，中共猛烈抨击苏共的“老子党”行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国党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唯我独革”、以我划线的错误。邓小平承认，当年中共“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60］。他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61］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62］

其三，在大论战中，中苏两党“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尽管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曾引经据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论证对方的错误，但事实上，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双方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63］，“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64］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65］“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6］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67］也就是说，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中苏两党都是在懵懵懂懂中隔空喊话，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对症，当然只能是放空炮，讲空话。

其四，对论战中双方的具体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例如，就苏共方面来说，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当的，但揭露批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乎潮流的；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一尝试毕竟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不少提法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赫鲁晓夫和苏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和平趋势在增强，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核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认识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中共方面来说，尽管毛泽东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这即便是今天也不能说是错的；虽然毛泽东把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一论断背后蕴涵的东西要比那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尽管毛泽东至死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还是有启示作用的。也就是说，今天反思“九评”，不能在倒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婴儿一起扔掉。

（3）在反思与探索中汲取中苏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68］邓小平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69］这里所谓的“苦头”，就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苏论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针对许多相关问题提出的论点，就其本身来看，并不是直接针对中苏论战所作的评论，但显然吸取了中苏论战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对于这场论战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一方，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中苏双方言与行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70］邓小平表示，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71］“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72］“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73］“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74］不难看出，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提到中苏论战的问题，但他显然吸取了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并就中苏论战中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75］邓小平后来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76］。应该说，这一“发明”，不只是针对国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的，也是针对国际上兄弟党对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当一些党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们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同它们进行论战。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政治智慧，一种政治艺术。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实际绩效的说服力，远比隔空喊话的口水战要有力得多。“不搞争论”，是对大论战方式的直接否定。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77］“永远不当头”，这也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教训。从两大阵营对抗的基点出发，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有一个“首”，而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来考量，这个“首”只能是苏联。所以，毛泽东多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78］、“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79］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使用了“以苏为首”的提法，［80］并对反对使用这一提法的波兰等国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来，“以苏为首”问题成了中苏论战中双方争执的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为首”不过是“召集会议”的人，并不意味着拥有高于其他党之上的领导权。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不能既奉苏联为首而又处处与苏共唱对台戏。实践表明，不仅中国人对苏共在“当头”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极为不满，苏共领导人的心情也并不愉快，感觉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81］客观地看，毛泽东当年提出让苏联当头，主要是中国“没有这个资格”，一方面因为中国经验少，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实力弱，“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8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经过深刻的反思，其认识显然更深了一层。在邓小平看来，“不当头”并不仅仅是一种韬晦之术。“力量不够”固然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一认识不仅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论的否定。争当“领导中心”的结果是使我们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陷入空前的孤立，到1976年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78个先后同中共中断了党际关系或停止了交往。［8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心”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是不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84］“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85］“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86］“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87］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中苏两党这场影响整个国际共运的大论战，其教训是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惨痛的。作为大论战的中方主将的邓小平，能够以其大政治家的勇气和魄力，公开承认中共在当年论战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并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彻底否定自己当年曾经坚持和捍卫的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在难能可贵。邓小平的反思与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颠覆。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当成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批判的东西，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中推衍出来的。如果肯定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过来也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根本上对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彻底否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88］邓小平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9］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一褒一贬之间，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90］，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1］，“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2］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93］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讲战争的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94］“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95］“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96］这个新的判断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97］这个判断修正了“九评”所坚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战争与和平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的。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九评”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98］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九评”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它既“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99］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九评”的自我封闭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100］这种“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对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101］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这一认识严重制约了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苏论战时期，我们甚至把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接见企业代表时所说的要在工业、农业方面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利润原则，要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斥之为“假共产主义”。［10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3］在可以看到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处关系的基本态势。

［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2］　（英）彼得 · 琼斯，西安 · 凯维尔著，郭学德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2页。

［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5—276页；（苏）奥 · 鲍 · 鲍里索夫、鲍 · 特 · 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4页。

［6］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42页；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89、290页。

［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23页。

［11］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517页。

［1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1页。

［1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5—916页。

［14］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16］　（苏）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17］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18］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7页。

［1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5页。

［20］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6页。

［21］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8页。

［2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96页。

［23］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28页。

［2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7页。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8页。

［26］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8—19、21页。

［27］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68页。

［28］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86页。

［29］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40页。

［3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92页。

［31］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64页。

［3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66页。

［3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77页。

［3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60页。

［3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97—98页。

［36］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3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53—154页。

［38］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6页。

［39］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93页。

［40］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117页。

［41］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0页。

［4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24页。

［43］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17页。

［44］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38页。

［4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24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08页。

［4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页。

［4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49］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326页。

［5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8页。

［5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页。

［52］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34页。

［53］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5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5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58］　1987年5月7日会见保加利亚日夫科夫谈话，转引自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59］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6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6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6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3页。

［6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6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6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6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6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32页。

［6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

［7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7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7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7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7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7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9页。

［7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7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7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79］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8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626页。

［8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8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6页。

［83］　孙泽学：《关于中共国际共运中心观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页。

［8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8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8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1页。

［8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7页。

［8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90］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9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9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9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94］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3页。

［95］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2页。

［96］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3页。

［9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9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9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100］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

［101］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页。

［102］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9—430页。

［10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92．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黄宗良

苏联剧变的教训是留给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笔宝贵遗产。但对这一教训的不同理解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研究这个教训并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中。例如1990年春，即苏东剧变中，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表明我党中肯地认识到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理论。上述的决定和理论对推动中国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政治体制）不改等死，改是找死。”“不改等死”是对的；但为什么不改死路一条？“改是找死”这要看怎么改。所有这些问题对中国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十分重要，有必要进行分析。

苏联长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说，“基因”有问题。这体现在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各个方面。

先看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单独执政的刚性制度，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社会团体则完全成了执政党的“传声筒”和执政工具，不能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众的权益，实际上也发挥不了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苏联在党政关系上则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方式。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或者成为表决机器，或者被撇在一边，无法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在人民民主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同时遭到破坏，形成了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制度。这种执政体制造成了像全盘农业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这样的影响苏联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错误，使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主要体现的民主、法制、人权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

还必须进一步指出，苏联政治体制的要害是普遍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制和监督制，在此制度下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或官官相护，维护其共同利益，或拉帮结伙，各成派系，争夺和瓜分权位和既得利益。这是一个高踞于社会和广大民众（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之上，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的统治集团和权贵阶层。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再看看苏联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其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是苏联的对外战略，即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实行对外的政治、军事扩张和经济、文化的封闭半封闭，与此密切相关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军火工业）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以及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发展战略造成影响民生改善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根本动力，长期推行这种背离科学性的发展战略必然使苏联制度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正是苏联体制的致命伤。

以上说的是苏联体制的“基因”缺陷。但是“基因”并不完全决定寿命的长短，问题在于是否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中，苏共也先后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和政策调整，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一些扩大和改善。但是他们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没有打破原体制的框架。在政治体制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框架没有改变；党内外监督制度和机制薄弱的状况无大改变；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的状况没有改变；国家安全机关过分干预社会和党内生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问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实行一元主义、文化专制、扼杀自由的情况依然存在。

这种制度和体制的状况同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步潮流，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同苏联广大民众要求民主、民富的愿望极不适应。它说明，苏联面临的是体制、模式转型的客观要求。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就丧失了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甚至连“改革”的词句也不提了。他们琢磨出一套新的“理论”，叫做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成熟”一方面意味着在旧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钝化和缓冲，又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控制精致化了，增强了。因此，它在掩饰和净化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潜伏着新的危机。

“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官僚特权阶层压制和扼杀改革的理论。这个阶层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利益攸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压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外军事扩张到了顶峰。但此时也是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开始。苏联体制就像其最高执政者一样，老态龙钟，百病丛生，活力丧失，潜力用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就是最主要的症状，不过还不是唯一的症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最为严重的是广大民众同执政党已经离心离德了。有民意调查表明，80年代，苏联工人有一半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者占2/3。［1］而其突出的政治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几支分流：要求民族自主权，甚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信教自由的宗教运动；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共产党内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的“西方派”运动（又称人权运动）等。“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现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明苏联体制积弊甚重，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了，不改革苏联的体制的确是死路一条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哪里？

从道理上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不改革是等死，但改革不能说是“找死”。改革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确实难度极大。这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因为“成熟”本身就说明在苏联旧的体制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这必须是体制和模式转换的重大变革，因而并非易事。它既要同国际社会接轨，纠正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差错，又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既要改变苏共一党“垄断”全部社会权力的不正常状况，又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如何把握好其中的结合点和度，的确需要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做到既要逐步消除官僚特权阶层——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党和民众的紧密联系问题——又要组织起支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骨干队伍，这几乎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我们不妨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分析一下以上提出的一些难题。大家知道，不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涉猎不多。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先抓经济改革，但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这样，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民主化”和“多元化”，具体做法有：

第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制度本来没有错；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这无疑是对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在采取对新闻、舆论工具“开禁”的方针时，没有注重相应法制建设，往往处于失控状态。

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如何把坚持苏共的领导与改变苏维埃的“橡皮图章”的形象，赋予其权力机关的地位，即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结合起来，是一项改变党独揽全部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措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题。把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武装起义决定前的这一口号重新提了出来，意在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本意是让人民代表具有真正的权利，真正体现当家做主。但苏维埃一时难以担负起权力中心的任务，而同时党的权力又被削弱，从而，国家丧失了权力中心。

第三，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社会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至1990年8月，具有政党性质的这种组织就有900多个。他们大多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后退了，并随着权力斗争尖锐化，戈尔巴乔夫地位不断削弱，他最后被迫从宪法中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

第四，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苏联在实践中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使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党恢复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造成两大致命的恶果。一是党内派别化，二是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这等于砍断了民主集中制这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绳索。

由于整个改革的重心转到政治体制，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失误，苏联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商品奇缺，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笔者当时正在苏联做访问学者，亲临其境，看到的是商店货架空空；货源充足的就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小套人”。这些“小套人”一排排站着，以忧郁的目光望着待购商品的长长的队伍……苏联媒体普遍认为“苏联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对改革寄予厚望的苏联民众完全失望了，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找死”，而是振兴社会主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让这种改革长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使执政党陷于困境。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高层政治权力、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开始启动的。

有一种说法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即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这都不符合两个国家改革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4月，他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见成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阻挠的结果，于是在1988年，即戈尔巴乔夫执政3年之后才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组织、思想领域启动的。这段历史，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没有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先后进入高层领导核心，中国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法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第二，中国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经济界、学术界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重点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原来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善也一直进行着。和改革前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例如：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执政方略进一步完善，执政体制进一步健全，执政方式更为科学，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上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和变化保证了中国30年来政局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说明“改必找死”是缺乏根据的，问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属于渐进式的改革，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攻坚战”的胜利。

第三，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协调，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正是这个“滞后”，成为导致中国目前反腐败任务依然艰巨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正确地去人治、倡法治，不搞政治运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很不够。仔细了解和分析多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和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便是民主的体制和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或被违背，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为什么官员腐败下水“前腐后继”？因为民众和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例、规章还不足以落实中央一再主张的选任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群众公认”的原则。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清廉还是腐浊，其周围群众、党员心里最清楚。组织部门在考察和选任干部中是否重用群众心中那杆秤呢？一些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实际上是“官选”、“官评”、“官定”。一些在民众中名声不佳者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一些“带病官员”为何一再得到提拔？一些中高层当权者和各级领导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为何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地气”，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早已“管不着”了，群众怎么“公认”？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什么措施？普通党员群众反映、举报，真起作用吗？为什么不少人敢于“顶风作案”？“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怎么结合？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制度似未细到这一步。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那可能是向社会公开，认真吸取相关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形成的决策吗？一哄而起的、后来多数被撤销的“开发区”［2］、互相攀比的超标超豪华型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休闲中心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大广场、大草坪等，有多少是“民心工程”？决策失误和腐败是怎么产生的？糟蹋了多少国家和社会财富、人民的血汗、纳税人的钱？没有民主，能有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吗？

为什么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远比其他很多国家为高？［3］“公务”用车、公款“招待”、出国“考察”的“三公消费”为何长期居高不降？“公仆”们怎么花钱，作为“主人”的广大民众何从知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体制性问题。由此引起的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三公消费”高估的是9000亿，一般估计是6000亿。不唱高调，一年省2000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2000亿是什么概念？浩大的三峡工程自开工建设至2009年，总投资也就是1863亿元。按一年省2000亿计算，省5年可以抵上1993—2003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欠账——9391亿元；省4年就相当于2009—2011年3年的医改的投入（预计为8500亿元）；省1年就够全国农村1亿老人3年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60元）！民主监督对民生、廉政意义何等重大。而没有民主监督，一些“公仆”就会成为败家子，“主人”则只能当破落户。

为什么党员和民众难以履行民主权利？关键是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可见度仍然不高，腐败者往往是专权者，习惯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垄断信息，惧怕阳光，拒绝提高政务可见度。一些“问题官员”正是在不透气、不透光的舞台上干着不光明正大、不敢示人的坏事，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

正如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指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上情况说明，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切实的保障，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腐败问题越来越警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但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最为突出的是：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在国外被当成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武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中国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质疑和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深深忧虑。

不更加坚决积极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来遏制腐败，逐步消除特权，就会重蹈苏联共产党变质、国家制度改变性质的覆辙，那真是“死路一条”！

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什么东西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呢？这就是腐败。所以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4］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5］

［1］　参见黄立茀：《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2］　截至2005年，开发区70%被撤销。

［3］　2003年日本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为2.38%，美国比较高，也只是9.9%，我国是19.03%。此后大约在20%—25%。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93．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黄宗良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不同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的社会制度，当时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对这个新制度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这个新型国家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战后许多国家效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长期竞赛中，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技术革命时代之后，苏联明显落后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呈下降趋势，而到了80年代末出现了负增长，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其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许多欧美国家，还落后于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花费排队买食品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发展？为什么苏联获得的强国地位不能持久？这与苏联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不无关系。

苏联模式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苏联一直坚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发展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朝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安排国家的经济生活，其方案是：“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1］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做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要求。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从着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入重视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政策下，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及其劳动成果的自由，个体工商业主获得了经营的自由，随之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很快克服了经济危机。看到这些变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2］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要求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出发制定政策，让民众感觉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从而自觉自愿地建设新社会。

但是，列宁的转变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藉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3］也就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第一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相信军事共产主义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1928年在苏联发生粮食销售危机后，斯大林便把本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农民不愿种粮卖粮的问题归结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性质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开始了政策大转变，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这样，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成了受国家支配的经济单位，把完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当成了第一要务，国家从集体农庄得到了为了积累工业化资金所需要的粮食，1932—1933年，在农村人口大量被饿死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国际市场上廉价出售粮食，以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完成工业化。在集体农庄体制下，农民没有积极性，苏联的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63年以后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其数量逐年增加，到苏联解体前夕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危机。农业的长期落后制约着苏联整个社会的进步，由此引发的危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实践证明不顾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二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把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点放在了国防实力的较量上。从工业化开始，苏联所确立的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准备与资本主义进行力争夺并且战而胜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被片面化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坚持“重军抑民”、“国防优先”的基本原则，在评价本国经济发展时，总是以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沾沾自喜。苏联这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长期无法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

苏联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道路，导致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果以1913年指数为1计算的话，工业产值1940年是7.7，1970年为92，1980年为163，1985年为195（其中重工业相应是13、214、391、468；轻工业相应是4.6、30、50、61；农业总值为1.4、3.1、3.4、3.8）［4］各部门之间的增长幅度相差多么悬殊！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5］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6］国家75%的科研项目拨款用于满足军事科研的需要。［7］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8］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70%。”［9］很难准确估计苏联军事经济的规模，不管怎么说，苏联的经济都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

到80年代中期，许多生产民用品的工业部门，其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代中期，农业则相当于20年代中期的水平。［10］70年代，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2.5%—3%，而在苏联占25%。1970年苏联一个农民一年生产4.5吨谷物、320公斤肉和2.8吨牛奶，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作者生产54.7吨谷物，4570公斤肉，11.8吨牛奶。70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苏联高3—4倍。［11］苏联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都被用于军事工业综合体，军事工业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严格分离，使军事技术不能转化为民用技术，而社会财富一旦进入军事领域，便脱离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除了少量军火交易能得到一些收入外，其余只能是财富的消耗，军工综合体的膨胀，破坏着社会再生产。军工生产优先，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趋势长期发展的后果只能是一个越发展，另一个则越萎缩。到70年代后半期，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陷于困境，国力衰落。1975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163亿美元，苏联为865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7098.7美元，苏联为3400美元。［12］1980年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美国占21.5%，苏联占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11360美元，苏联仅为4550美元。［13］1985年苏联人均GNP在全世界的排名位居第38位，不仅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三是影响了民众的利益。1913年俄罗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占第5位，1930年底，苏联国民收入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食品短缺，票证制度重又开始实行。为了抑制消费，国家大量在居民中发行公债，1927年年中为10亿卢布，1930年达到170亿卢布。1913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可买333公斤黑面包，或21公斤油，或53公斤肉，或83公斤糖；1936年，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能买241公斤面包，或13公斤油，或19公斤肉，或56公斤糖。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人用于吃饭的费用占工资的50%，1935年则占67.3%。

苏联人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现代化生活设施方面，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80年代初，苏联在诸如彩色电视机、音响、录像机、小汽车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1979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为美国的31%，西德的25%，法国的29%，英国的40%。在苏联，住房和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所占份额约为国民财富的30%；在美国则超过50%（不包括企业的物质储备）。［14］1989年，也就是生产发生危机性下降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联是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苏联是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苏联是美国的38%。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人饮食消费占工资的40%，而美国人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俄罗斯为16.3平方米。1985年，每千名居民中电话的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1990年）。小轿车的拥有量则分别是552、230、428、291、55。苏联的人均寿命，1975—1980年，男人为65岁，女人为74岁；日本相应为75岁和81岁，美国为72和79岁，法国为71和79岁。［15］为了国家的强大，苏联人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民众很不满。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地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动荡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失去政权，也是群众不满使然。

苏联的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16］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17］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对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18］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率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当然，科学发展观提出才几年，从观念到实践，从战略到具体政策，其间还有一定距离，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这里只是从总体上、原则上来加以论述的。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47页。

［3］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22页。

［4］　苏联国家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莫斯科1987年版，第7页。

［5］　（俄）T · M · 季莫希娜：《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第310页。

［6］　《真理报》1990年9月1日。

［7］　（俄）《论据与事实》1989年第33期。

［8］　（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3页。

［9］　普里马科夫：《俄罗斯应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俄新社1998年4月13日俄文播发。

［10］　（俄）谢 · 阿 · 巴伊巴科夫等主编：《20世纪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莫斯科1999年版，第379页。

［11］　《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第350页。

［12］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苏联经济新剖视》（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13］　（美）保罗 · 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3页。

［14］　（苏）《经济问题》1991年第8期，第5页。

［15］　（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3期，第39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5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18］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94．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郑异凡

世界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多数现代国家通过选举推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一些王国通行王位继承制度，一些国家实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国家通过政变来解决国家的最高权力问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的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呢？

列宁没有制定权力交接机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年底1922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1922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列宁本人逝世时也才54岁。所以那时并没有制定一个权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没有确定党内最高职务。列宁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领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党所默认的。在列宁所担任的职务中哪一个是关键的领导位置，那时并不明确。列宁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主持会议的是加米涅夫。列宁去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难说他们中哪一个是列宁的接班人。

1922年12月底，列宁写了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对6位党的领导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6人应当是列宁优先考虑的继任者。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党的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团中分别口头传达，代表们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1922年党的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1］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主编”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1923年1月4日，在《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明确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2］两个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3］由此可见，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已经明确无误地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他的只能是一个集体。对接替列宁来说，当时更没有一个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个集体。看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6名中央委员进行评论，目的就在于此。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作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虚情假意地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作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因为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唯一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这样，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4］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 · 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5］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6］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7］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60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8］

阿 · 亚 · 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 · 阿 · 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9］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人也曾有退意。1979年4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 · 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为这个病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

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格里戈里 · 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罗曼诺夫的官运就此结束。1980年5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

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博得勃列日涅夫欢心，于是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圈椅说：“沃洛佳，我走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10］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 · 卡皮托诺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坐椅说：看到这张坐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都要据此安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

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党内元老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过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们也没有发言权，摆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

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

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多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1983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

“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11］

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75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曾属意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合适。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引者注）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引者注）嘛，正好合适。”

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宣布开会，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

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说：“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引者注）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 · 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引者注）啊。”［12］

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老朽的领袖来。

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

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3年死去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顺便说一下，列宁正是在54岁逝世的！

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13］

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民主、有序的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其接班人选是在上一届领导人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决定，有时甚至是通过党内政变解决的。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1］　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

［2］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3］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4］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5］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 285—286.

［6］　波利斯 · 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7］　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

［8］　阿 · 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9］　罗 · 麦德维杰夫、若 · 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

［10］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11］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1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13］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302页。

95．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周尚文

所谓合法性（legitimacy），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2］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治理、保障国家持久稳定的政治基础。因此，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西方国家多党制的情况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通常是以选票多寡来决定的，因此，竞选活动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功能和内容。迄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往往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合法性。20世纪俄国和中国相继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不管以哪种方式取得政权，执政合法性问题都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俄国布尔什维克从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至1991年8月苏共解散、同年12月苏联解体的74年间，苏共历届领导人，以及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虽然处于执政地位，却普遍缺乏执政的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以致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不能自觉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苏共也不注重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开发和维护，不警惕合法性危机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侵害，使执政理念陈旧僵化，执政体制弊端日显，执政能力不断衰退，执政方法简单死板，导致苏共最终失去党心民心，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也使苏共自身走向败亡。

布尔什维克党的“先天不足”

布尔什维克党[后称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政治传统缺乏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遵循。在执政合法性意识问题上，它存有两点“先天不足”。

第一点先天不足，是苏共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执政理论的缺失。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质上揭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逻辑，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只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3］经典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执政党与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掌政权的问题在当时尚未提上日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当国家还需要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随着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也逐渐走向消亡。因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和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着“天然的”合法性。不难看出，无产阶级国家里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第二点先天不足，是俄国长期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俄罗斯传统思想中合法性意识的缺失。皇权主义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君王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不得忤逆。皇权主义观念渗透进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中，就是沙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恰达耶夫指出：“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4］我们知道，父亲既可以是仁慈的，又可以是严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何种情况，父亲总归是父亲，这种天赋的“家长”资格是子女无法在“后天”更改的。同理，作为俄国政治统治者的沙皇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子民面前，子民当然也无法撼动沙皇的统治资格。也就是说，沙皇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是无须用统治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来证明的。这种无须证明的传统型的“天然合法性”统治，产生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患上了一种合法性意识缺失症。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类似皇权主义的“天然合法性”思想。

以上两点“先天不足”，不能不对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各个时期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苏共历届领导人普遍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但这并不等于执政合法性问题不存在。在一党制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苏共无法回避它所执掌政权的兴衰成败问题，也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面对有关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如何培育和开拓合法性资源，如何避免合法性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

（1）列宁时期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一举取得了政权。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成为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下来，一开始就面临着立宪会议存废问题的考验。

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应当说，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后，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映，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宣布成立新政权，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不是代议机构，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立即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就会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量，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起草了一份显然要被立宪会议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便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这件事在当时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国史学界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和程序来限制和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承诺召开立宪会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不管怎么说，仍然给舆论留下了指责的话把。

解散立宪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正式确立，其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国内战争的胜利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总的说来，列宁时期俄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一是来自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沙皇统治使俄国国弱民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希望和通道；二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共产党纲领中主张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和向往；三是来自胜利初期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榜样作用，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四是共产党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符合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顺应民心民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也无可否认，解散立宪会议留下了后遗症，主要表现在一党制的形成，阻遏了现代政党政治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

列宁生前，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论证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但他对共产党能否在俄国牢固地执掌政权，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还是有很多思虑的。在列宁看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有失败的可能，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人执政以后，也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弊病，官僚主义是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所以列宁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5］列宁晚年，即使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向全党指出要同官僚主义进行系统的顽强的斗争。他在最后一批书信中，专门强调要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认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6］

（2）斯大林时期

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时，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日程，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对这一点，斯大林是比较清醒的，这最突出地表现为他致力于苏联实现工业化的努力。通过1928—1937年头两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在短短的十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根据斯大林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成为俄共执政合法性的雄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它增强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体认。斯大林还制定了新宪法，实行劳动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以执政的有效性来证明俄共执政合法性的典型事例。尽管斯大林没有执政合法性的自觉，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为俄共执政开发着合法性资源。尤其是在斯大林和俄共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也为苏联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大大增强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

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合法性意识的缺失，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史称“斯大林模式”）以及日益蔓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等的错误做法，埋下了俄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在斯大林头脑中，关于俄共执政的“天然合法性”意识十分强烈。早在1917年12月他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意识最好的说明。他说：“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7］革命的合理性固然可以赋予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民众权力向俄共的让予并不等于一次性地、永久性地转让。俄共在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也并不等于它在未来的执政实践中永远拥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然而，斯大林显然认为，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旦取得了政权，打下江山，“坐江山”也是天经地义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8］后来，他在会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又说：“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9］在他看来，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小私有者阶级，所以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存在；由于没有了利益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个“互相友爱”、“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阶级，所以，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政党自由的基础”。［10］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俄共是天然的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将永远执政下去，理论上不需要去论证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实践中也不会遇到执政合法性危机。

但是，俄共作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内外矛盾，才能取得人民大众对其执政地位和治国方略的认同和支持。在俄罗斯的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斯大林有可能将民众对皇权的无限敬畏转移到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神化上来，而这个党就由斯大林一个人所代表，这样，斯大林就成为党的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这是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刮起“个人崇拜”之风的重要认识根源，也是斯大林试图借助个人崇拜以确立党和领袖政治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尝试。在倡导民众对领袖盲目崇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既铲除异己，又对民众起震慑作用，于是“大清洗”成了与“个人崇拜”并用的必要手段。一边是盲目迷信，一边是恐怖镇压，表面上看，两者使执政党空前“团结一致”，领袖威望“崇高无比”，党和群众之间“和谐一致”，从而维护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实际上留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神像倒塌，就会暴露出俄共内部的种种弊端：个人集权、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从而对俄共的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3）后斯大林时期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因体制弊端和领袖个人错误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消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严重后果，健全民主法制，消除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等。此外，赫鲁晓夫还通过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缓和国际局势等举措，改革内外政策，推进国家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为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拓合法性资源的积极之举。但是赫鲁晓夫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在主观上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个人及其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并未对苏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继续着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剥离了体制的残暴性质，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结构性缺陷没有解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突破。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停滞”、“稳定”而著称于世。李普塞特认为，长期的稳定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11］由此观之，似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之后，并未对原先的体制进行过任何改革，反而将原先一些改革成果丧失，这无疑加重了体制性的腐败和危机，也使得以前潜在的合法性危机有了“显化”的可能。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合法性危机并未爆发，仍然处于潜伏状态，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假象。但这种“稳定”——我们暂且称之为“勃列日涅夫式稳定”——是依靠当时独特的社会结构、体制安排、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苏联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停滞下的稳定，犹如地震发生前的寂静，一旦条件成熟，便将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改革、僵化保守、老人政治、官僚统治集团以及对外的扩张称霸，这样的内外政策几乎吃空了苏共所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其继任者留下的只能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政治危局。

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勃列日涅夫以来所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的困境，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改革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维持苏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倡导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挽救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所做的努力。然而，正是改革使得长期累积下来的体制性的弊端获得了释放能量的机会，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给病入膏肓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当戈尔巴乔夫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民族危机，其改革又受到重重阻力，到处碰壁之时，他已无力应对这种局面，于是便把西方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嫁接过来，试图以实行多党制来缓解危机。然而结果是，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苏共的执政地位日趋削弱乃至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对苏共执政丧失信心。“8 · 19”事件标志着苏共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苏共已经走到尽头，它的败亡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苏共的败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和苏联作为联盟国家的解体。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后果与教训

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里，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不能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执政权力的来源，不注重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培育，不能及时察觉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拥有1900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一朝倾覆。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政的共产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苏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经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的。由于旧俄时代缺乏政治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能以严格的甚至极端的集中制组建自己的队伍，并把一切力量组织到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之上。革命年代共产党的地位是在野的，党的任务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碎一个旧世界。然而，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地位就变了，任务也变了。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得到进步。可是，苏维埃初期面临严酷的国内外环境，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红色恐怖”和“战斗命令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的活动，直到党的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对付内外敌人的侵扰。如果说这样做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步得到巩固，执政的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就要建立和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共产党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认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将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任务的革命党转变为以领导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如果说列宁由于逝世太早，来不及完成党的这一角色转变的话，斯大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实现这一转变，而是强调要承袭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同敌人、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尽管斯大林也抓工业化建设，实施五年计划，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国外的帝国主义、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以及国内各种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始终强调与“人民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大清洗”这类严重践踏法制、破坏民主的做法，但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许多人把执政党看做可以获得名利、地位和特权的工具，却从不思虑党的执政地位的安危问题，反映了苏共长期以来由于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对执政理念的重大扭曲。

第二，执政的共产党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应该承认，共产党不但从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的时候，也都以维护劳动人民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年布尔什维克所以能战胜其他政派夺取政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适时地提出“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共产党执政以后，人民群众要从执政的业绩中，从执政党制定的各项政策中，以及执政党干部、领导人的言行和作风中，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政党在革命年代是“先锋队”，在执政时期未必一定能保持“先锋队”的性质。然而，斯大林在论述苏共的性质时，反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却闭口不提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于是，苏共就被制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形象：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是先锋队，民众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既定的环境下生活和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执政党通过国家机关对民众（包括广大基层党员）的政治情绪严密控制，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使党和民众间产生严重的隔膜，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情绪。民众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国家、政府的貌合神离和离心离德，构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环境，这是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苏共对此却麻木不仁。美国学者悉尼 · 胡克的话就是对民众出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忠告。他说：“最明智的政策，在民众的漠不关心或敌意面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认为必须由职业上明智的人们或专家们来实行统治的人，要是排斥他们的意见，也得冒自己覆灭的危险。”［12］后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民主化”旗号下打开闸门，长期压抑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原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堤坝，民众不再认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百年老党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要深入研究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利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革命党也易于将革命力量统一意志、统一步骤，共同从旧社会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它固然要依靠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的劳动者阶级，但不可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即使工农阶级内部也会不断发生分化，因此，执政党只有承认各种阶级阶层的差别，学会调适社会矛盾，整合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才能协调好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奠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可是，从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起，理论上进入一个误区，即“无矛盾、无冲突”论。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13］苏共领导人宣称苏联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没有社会与政治分化的、公平的社会，这样就使不满意的意见没有表示的可能，因为在一个公平而又和谐的社会里，任何不满意的表示将都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叛国的罪行。这样的事例在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荒唐的是，试图通过“大清洗”将各类异己分子消灭，使社会得到“净化”，使社会归于“整体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有政治妥协和协商的应有位置，因为任何妥协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姑息，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事实上，社会成员之间一致而又单纯的关系，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假象，并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面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分工，就会存在不同职业、领域、阶层、阶级之间不同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任务不是闭着眼睛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应运用强力手段人为地消灭社会差别，而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前提，在承认差别和矛盾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政策，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促进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得到培育和增强。苏共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妥协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适机制的缺位，也造成社会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这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1］　（美）S · M · 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2］　（法）让 - 马克 · 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　参见列宁著：《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30—163页。

［4］　（俄）达耶夫著，刘文飞译：《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6］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43页。

［7］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7年12月2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注①。

［8］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9］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4页。

［10］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0页。

［11］　（美）S · M · 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9页。

［12］　（美）悉尼 · 胡克著，金克、徐崇温译：《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7—288页。

［1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

96．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叶书宗

苏联共产党［1］早期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在尔后的74年里，它历经各种风雨，把苏联建成世界超级强国之一，却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于20世纪90年代初顷刻自行解散。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笔者从苏共自成立至结束的历史演变，阐述它后来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对其自行解散作一历史诠释。

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随情势变化进行自身的变革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苏共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实为圆俄国的富强之梦做了很多事情，唯独忘了自身的变革，后来变成了以控制政权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政党和国家，无论从含义和职能来说，都是不同的范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建立的；而政党则是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国家以行政力量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围之内；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在政权机关里表现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和意志。执政党则是代表社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自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终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背离政治文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以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是和它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方针分不开的。

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从资产阶级创造典型的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党政治的一般特点。

17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并没有政党。1679年5月，国会讨论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出现了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到19世纪40年代，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到20世纪初，又演变成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

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尔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近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和政坛纷争，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民议会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党政治。

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家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20年代，国会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西部农业资本家、北方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由于奴隶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有了变化。

如果撇开具体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法国共和制等不同政体，也不管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就典型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来看，都是：（1）先立国、制宪，后建党，各政党都在宪法的规范内通过公平竞争来建立和活动；（2）政党是相对稳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重构，政党的名称、组织也有所变化；（3）某一政党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就不能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要素。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性、决策的民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利益的协调性、秩序的法制性。这几乎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苏共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2］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1918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3］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4］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45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

纵观苏共93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93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

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

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1931—1933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5］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6］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

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7］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在战俘营中的21857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1988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

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

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苏共成立之初，有意创立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造福桑梓。但是当苏共完全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种种条件之后，它已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此，引起生产管理、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关于发展苏联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全面前进的方案和建议。可是，这些方案和建议被锁入保密柜不见天日。

此时，苏联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局比较稳定，某些科学技术，尤其在某些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还领先于美国。人类社会的第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贡献，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年代掀起的。此时的苏联已完全具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为的条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敛起来的财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用于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生产，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推行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世界革命”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坦克的年产量是美国的4.5倍，大炮年产量是美国的9倍，核潜艇年下水量是美国的3倍。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员工，美国约220万，苏联是500万—800万。勃列日涅夫在核竞赛和争霸世界中确实取得成绩，达到俄国有史以来的鼎盛，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却基本上原地踏步，生产管理及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国家经济状况连年下滑。与此同期，西方国家，甚至某些原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势，强劲地发展和崛起了。1970年，苏联在煤、焦炭、拖拉机、水泥的生产水平方面都超过美国，铁矿石的采掘量是美国的6倍，可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只有美国的1/6。战后时期，苏联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的2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相当于美国的1/14。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难以在苏联从事研究和创造，纷纷移居国外。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证明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相比之下，本来就已庞大得吓人的官僚队伍则更加膨胀起来。仅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就达到50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赶紧把赫鲁晓夫规定、尚未切实实行的领导干部、苏共中央委员的任期制、轮换制予以废除。于是，自1965至1984年，高层党政机关干部层几近凝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的任期超过15年，中央委员大多数任期超过12年，其中像波诺马廖夫已有34年，齐米亚宁已有25年。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政治局会议一般是15分钟左右；勃列日涅夫连读几分钟读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党员数字虽然已达1500万，但党员和党的决策毫不相干。党代表大会是一种装饰，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以“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8］

由于苏共已是个只要权力、不要活力的政党，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被用于装饰，而被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了。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早被苏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苏维埃社会》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是“对任何变动，无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强暴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全毁灭的危险”。毫不奇怪，在现已解密的堆积如山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未见一纸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文字记载。

写到这里，应该对本文的主题，即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了。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9］苏共不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了的利益；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为了政权，拒绝自身的变革。苏共在它存在的历史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坚持一党专政。从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一党专政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之间，很难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许，它们之间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统一，就如苏斯洛夫所说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可以这样说：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

这样一个党，到20世纪末，在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朝轰然倒塌，应是俄国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

［1］　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时期一律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

［2］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

［3］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页。

［4］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5］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

［6］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696页。

［7］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

［8］　统计数字引自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Отв. ред.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М., АСТ. 1996.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17—1991. Под ред. В. В. Журавлева. М., Терра. 1997.

［9］　《斯大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

97．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郑异凡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立即实施这些原则，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使纳税人的钱不被用去供养大批于国于民都一无用处的官僚。

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1］

列宁申报收入

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 - 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收到邦契 - 布鲁耶维奇提交的资料后，9月20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了说明。说明不长，现引录如下：

我1918年的收入包括以下两项：

（第4项）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1918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上。

（第5项）稿费：我定期从负责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 · 德米特里耶维奇 · 邦契 - 布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根据1918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的证明。

对第4项的补充。实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内得到一套住房，内有4个房间，1个厨房和1个保姆间（家庭人口——3口人，加上一个保姆）。这套住房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清楚。［2］

列宁向邦契 - 布鲁耶维奇了解薪金和稿费数额，是为了缴纳1918年的所得税。从他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3个项目：薪金、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683卢布33戈比。

稿费：15000卢布。

住房：1套共4间，加1间厨房和1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100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3］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4］不过，在是否给予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约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主要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大不一样。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代笔，或者某写作班子创作的。在列宁的60卷著作中，没有发现他人代笔的文字。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5］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三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唯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去南方休养过，虽然医生一再建议他到气候宜人的南方去疗养。

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引者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6］

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这一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通过专门决定。“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由此可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430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0卢布。［7］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国家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公斤肉或鱼、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烟、3盒火柴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供领导干部休养之用的休养所网扩大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经济部主任亚 · 杰 · 梅捷列夫在1924年的工作报告中统计，为维持供领导干部休息之用的郊外房产，一共花了6万卢布。他在报告中写道：“我觉得在我们这种贫穷状态下，在农民难以缴纳粮食税（这是我们的预算收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无可逃避的职责是思考一下，如何减少这些开支……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8］

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至3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1922年5月5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100金卢布作为去国外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100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100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7.774235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金卢布大体相当于1922—1924年币制改革后的1切尔文卢布。

1923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3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概念明确化了——这就是登记在册的那批领导干部，其人数起初大体在10000名左右。1922年4月—1923年4月为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为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为12227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这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1932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8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规定的430卢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30年代初开始工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本人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他让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开销，包括他的吃穿、别墅和服务人员，等等。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斯大林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本人并不知道。［9］对斯大林来说，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还有苏联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职位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共产主义”伊甸园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先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经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干的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10］

赫鲁晓夫执政后曾经想改变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状态。他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月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18年共获得50万卢布的收入，这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自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书记或总书记的工资一直保持800卢布的水平。1990年确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工资为2000卢布，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5—20倍。

工资外的物质特权

工资的数额是明的，关键是还有许多隐性的收入，或者说“灰色收入”，这就是作为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物质特权，这些物质特权使某些领导人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自传中详细地谈了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特殊服务和优待，如专门的别墅、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职位的阶梯越高，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克格勃的第九局负责供应这一切。叶利钦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还有1个花匠。你如要去电影、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里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你才能在那些地方露面。不过别墅里就有电影院，有放映员给放专场电影。医疗设施是最现代化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影院有各种精美的设施。莫斯科设有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送到这里来的都是精选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上面有好几个医生签名。休假时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里有专门的别墅，过了假期，这些别墅就闲着不用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 - 64或图 - 134出行的，乘机时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11］

每一个高级领导人都有一座甚至几座别墅，有的在莫斯科周围，有的远在南方海滨。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南方有好几处别墅，有的是他指示修建的，有的是手下主动为他修建的。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先临时被安置在哥尔克10号别墅，以后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别墅也换了。他自己说，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要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的别墅豪华阔绰。［12］

所有这些特权享受都没有计入领导人的工资之中，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一个戈比。这些开支都来自国库，归根到底，都由纳税人支付。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体力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惜在他去世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终于荡然无存！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29页。

［2］　中央编译局编印：《马恩列斯研究》2003年第4期，第5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23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6］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页。

［7］　《俄共中央通报》1922年第8期，第11—12页。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рсск. 1993. С. 68.

［8］　ЦГАОП, Ф. 1235, ОП. 133, Д. 11, Л. 28, 30. 转引自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рсєк. 1993. С. 69.

［9］　斯维特拉娜 · 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国外作品选译》第3期，第183页。

［10］　费 · 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615页。

［11］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51页。

［12］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98．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左凤荣

苏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也面临着如何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列宁重视监督工作，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监督机制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失去了监督作用。

列宁的监督思想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

对权力进行监督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少的。列宁监督思想的核心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列宁最初设想通过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举与撤换实施监督，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1］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便广泛推行工人监督。列宁也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1918年5月成立了专门实施监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一部门当时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对决议和命令、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但是，这一机关并没有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中央申诉局和地方分局。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列宁想让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构，检查国家机关的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但是，无论是群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还是直接监督国家机关，都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对此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党代表人民成了国家的管理者，工农群众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列宁转而注意在体制上保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1920年9月，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3］俄共（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局，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地位，由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足见列宁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4］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同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委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同级代表会议解决。这标志着俄共（布）党内独立监察制度的正式建立。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重申了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各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

随着独立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列宁进一步在理论上完善其监督思想。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列宁反复强调建立可靠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提高监察委员的素质、扩大其权限，“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5］，“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6］“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7］“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8］列宁要求改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查院，使之能够真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即成立二者的联合机关，统一行使监察职能，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把其人数从12000人减至300—400人，这些人应该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其工作人员要通过有关考试选拔，他们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检查，给检查员以较高的报酬。

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列宁所要建立的是独立行使监察职能的党内监督机制，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削弱

1923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没有忠实执行列宁的主张，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至50人，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合作，但把监察工作的目的确定为，“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保证党的路线能在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得到贯彻”。［9］这次大会还作出了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才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应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般的党的工作者的决议。实际上没有采纳列宁关于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和职权的建议。

斯大林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到150人，其中许多是仍坚持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帮助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机关统一和纠正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同时完成建成工人专政的国家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总任务”。［10］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是全体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中央、共和国、区（边区）、省和专区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古比雪夫的领导下，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党内斗争激烈的联共（布）十四大上，古比雪夫表示中央监察委员完全支持斯大林。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奥尔忠尼启泽还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违反了中央监察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也不利于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

斯大林重新把国家和党的监察机关分开，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分别成立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删掉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章，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政策的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再拥有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能，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939年1月党的十八大最终完成了对苏联监察体制的改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经过斯大林的改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各级党委的下属机构，其职能也从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和党的决策，变成了主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其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了，对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监察机关（1940年成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责也主要是检查国家机关和合作社、企业对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不是监察领导者的行为。监察机关的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委任制，其权力来源于上司而不是代表。斯大林滥用职权、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与监督机制的萎缩不无关系。

60年代以来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调整

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针对人民的不满，试图恢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统一监督的原则，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其职能是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和州委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决定的上诉；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强调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企业、建筑队、集体农庄、车间等都成立了协助党和国家监察机关工作监督小组和监督岗。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机关的地位、扩大了其职权，但是并没有实现列宁所强调的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监督，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局面，人民群众仍然不能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个人也仍然高居于党之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取消了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再次把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分开，他一方面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名为“人民监督委员会”，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其职权仍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党委，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处于监督之外了。党的监督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 · 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几点思考

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看到，苏共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体制，党内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是苏共犯错误、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因此，在党的监督机制不起作用的同时，国家监察体制也没有独立发挥过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苏联缺少民主的传统，个人的自主性、公民意识缺乏，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好皇帝，而不是自己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中，缺少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意识和机制。

第一，最高领导人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列宁打算建立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接受监督的监察体制，但是，列宁没来得及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就病逝了，苏联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与列宁不同，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强调的是集中、统一、纪律和服从，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党是意志的统一，他形象地把党看成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斯大林一再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应当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应当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露党、党中央、党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11］他认为党内民主并不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而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12］在党内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和处罚，失去了发言权。斯大林改变了党的政策的广泛的公开性，强调保密，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在20年代末，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国家的代表，监督机制对他不可能起作用。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比斯大林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但他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同样在思想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机制仍然是对下不对上，监督机制对于掌握实权的领导仍然不起作用。

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任命制度，是监督机制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斯大林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监督者的权力都来源于领导者。这种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察自己的体制，使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监督机构本身也逐渐官僚化了，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并没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投票权，公民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到苏联解体前夕，有85%的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民众自然要抛弃这样的党。

第三，苏联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加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依靠国家生活，各级领导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对之进行监督。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的那样，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苏共包办一切的情况下，社会不存在任何批评机制，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领导人出了问题，就难以得到纠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这恰恰是苏共缺少党内外监督机制带来的恶果。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深刻的。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6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3］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44页。

［4］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4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

［9］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96、299页。

［10］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4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

［12］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9页。

99．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张盛发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家之一，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频率之高和争论之激烈，恐怕俄罗斯是独此一国。在俄罗斯独特的景象是：现实纠缠着历史，历史变成了现实。

历史教科书写什么和怎么写？由谁来写？是统一的教科书还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教材？是仅仅陈述史实还是另加论述和讨论？是否必须把历史上的可怕篇章告诉学生们？是学校自己选择教科书还是由官方审查后圈定？等等，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早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90年代中后期，只是当时的俄罗斯一片乱象，加上叶利钦政权本身无意或无暇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因而局部性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尚未发展到如今天这般举国上下关注的程度。自普京2003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

笔者曾经在2007年撰文论述过当时因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而引起的争论。［1］本文将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阐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争论的主要原因，介绍2003年至今历史教科书争论的基本情况。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笔者以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注意和考察的。

俄罗斯社会对自己的历史首先是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和对立

这种分歧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受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口号的鼓励，苏联报刊首次联系改革时期的现实竞相填补所谓历史的“空白点”和澄清“模糊点”。改革年代有关苏联过去的档案文件的披露和公布，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在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刹那间就出现了许多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苏联解体后，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苏联史学研究者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方法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从思想观点体系看，俄罗斯社会包括史学界活跃着各种主义和思潮。除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外，其他的主义和理论如民族主义、公民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各种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思潮等，都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在俄罗斯史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派可以享有一家独尊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呈现多元状态和多元方向，没有明显的主流学派。

在官方理论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包括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历史在内的所有问题，不仅极难取得所谓的共识，甚至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历史问题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体制或斯大林主义，包括斯大林作为党国家领导人活动本身。经常争论的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褒扬者认为，斯大林体制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成为世界强国。贬责者则不以为然，或指出其让社会和人民付出代价过大。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则看到镇压和黑暗。斯大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崇拜者赞扬他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厌恶者咒骂他是暴君和独裁者。简而言之，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可以说仍然是众说纷纭。

所以，就如总理普京在面对斯大林评价问题时都面露难色。考虑到俄罗斯各个阶层的情绪、感受和反应，普京在评价斯大林时不得不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这样的折中方式。

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同俄罗斯网民对话时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说是‘肯定的’，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说‘是否定的’，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所以，一方面，普京指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普京又说，“所有这些积极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这却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普京这种刻意保持平衡的回答显然是顾及俄罗斯社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不同的看法。

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斯大林直率的评价则引起了轩然大波。2009年10月30日，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梅德韦杰夫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

他写道：“我相信，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极其重要的是，年轻人不仅要有历史知识，而且要有公民的情感。要能够共同去感受俄罗斯历史上最为悲剧性的一段事情。而这里所有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索尔仁尼琴称当时的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

他沉重地说，“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勾销了。”他强调，“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梅德韦杰夫在讲话中以不同于普京的方式触及了俄罗斯社会最为敏感的“斯大林神经”。他强调了人民的历史作用：“确实，斯大林的罪行不能贬低人民的功绩，是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人民使我们国家成为强大的工业国。人民使我们的工业、科学和文化达到了世界水平。”［3］

正如梅德韦杰夫自己所预料的，他的这篇视频博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客发表后，赞扬和批评接踵而至。他后来在同记者谈话中回顾说：“我们有5000万人使用因特网。在总统网站上，对我所说的话有几千份评论。有人写道，国家领导人终于直率地说出了他对镇压时期和对斯大林的看法了。给出了所有的评价，那就是被我称作罪行的东西。有人写道，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使国家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我们有了发达的工业，有很先进的社会部门，那里许多产品是免费的，社会几乎没有犯罪。据说，俄罗斯当代领导人也必须取得这样的成就。”［4］

网民为“格奥尔吉”的评论者甚至在总统网站上的跟帖中质疑总统所说的镇压受害者数字的准确性。他写道：“尊敬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我看了您的讲话，我有重要的异议。第一，（镇压的）规模。您说，数百万人死于政治镇压。官方的资料是：在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被枪决的是80万—90万人……第二，所有被镇压者真的是无辜的吗？他们中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大恐怖’的组织者叶若夫……第三，为何把主要责任加诸斯大林？斯大林撤销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任命了贝利亚。贝利亚逮捕了叶若夫，并且至少为10万人平反（按照另一些资料约为80万人）。叶若夫等其他许多人有意损害斯大林政策的信誉。我还认为，不能忘记和剥夺斯大林的功绩；而有关镇压问题，必须进行新的调查。”

网民“伊利努尔”对总统说：“您谴责了所谓的‘斯大林政治镇压’。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草率的，必须考虑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情况。”

而署名“瓦莱里”的网民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一些评论者歇斯底里发作了。都安静吧。总统并没有触动您的偶像。他是评价那个时代和那些方法……为何只是必须计算被枪决的人？不要算几百万经历过强迫劳动制度的人？难道把他们计算到疗养院里休养者当中？”［5］

对包括斯大林问题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的辩论和争论既频频见诸大众媒体，更全面地反映在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任何一位作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触及苏联时期重大问题时，都势必引起观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人士的争论和非议。譬如，在苏联时期的“政治镇压”或“大恐怖”问题上，自由主义作者在教科书里严厉谴责斯大林乱杀无辜和草菅人命，而斯大林主义者或民族主义作者则认定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大凡苏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对立双方几乎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因而具有不同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几乎必定受到对立方面的口诛笔伐。

与上述原因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特别是俄罗斯政府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和努力

就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前后两位总统而言，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历史证明现在和寻找未来，因而他们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乃至历史教科书极为重视和关注。从普京的历史观来看，他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历史，强调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要培养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因而他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

普京在正式就任总统和就任初期的时候，曾经是充满历史批判精神和民主理念的。在1999年底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对苏联历史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他说，“或许主要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获得自由。而且，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处理经济使我们国家注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是那么痛苦，但是，几乎在70年时期里，我们一直行走在脱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他对俄罗斯未来的憧憬是：“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应有的未来。”［6］

2002年1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如果把建设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共同的原则，那么，我认为，并且我要重申，没有这些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就无法建立正常的民主国家。”［7］

但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乱象却让普京选择了强人治国的方法。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重建俄罗斯大国形象，普京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取消州长直选，打击经济金融寡头，加强与西方的对抗等。也就是说，在现实面前，普京开始更强调秩序和稳定，突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作用。这样的治国理念也必然让他产生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企图。

而历史领域恰恰是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历史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人头脑的一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人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时必须予以明辨并解决的。正如普京2005年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讲话中所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历史掌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就越能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孩子们构建未来”。［8］

所以，普京及其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愈益浓厚。他们评判历史不外乎两种考虑：其一，如何通过表达官方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证当局施政理念和治国方法的正确；其二，如何通过肯定先辈的业绩来树立普通民众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促进民众的公民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提振民众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这样，普京必然要着眼于历史的正面因素和积极因素，更希望历史教科书能记载正面的历史，以此培养青年公民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2003年11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他要求，在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9］2007年6月，普京总统在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会见中再次强调，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10］

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对历史问题和教科书同样非常重视。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复杂的历史，那常常就不能知道我们许多问题和今日俄罗斯困难的根源在哪里。［11］

同样，反对派政党和人士求助历史，也无非是试图：第一，通过批判历史特别是批判苏联时期的历史来证明当局在道路选择和施政方针上犯有与先辈相似的错误；第二，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证明自己的政纲特别是对未来发展道路设计的正确。

早在普京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不久，反对党“亚博卢”联盟集团领导人г.亚夫林斯基就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建立了警察国家。政论家г · 布尔京则断言普京政权是个人专权和独裁政权。［12］

2007年12月，俄罗斯《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A · 罗金斯基在介绍《斯大林主义历史》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在当今生活中是明显可见的。我们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克服而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和认识它”。［13］

2010年1月，在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讨论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的国务会议上，亚博卢集团领导人米特罗欣尖锐批评了政党垄断现象。他指出，这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主要和关键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的垄断。第一，这是一个政党在各级政权机构和议会中的垄断，这个政党基本上代表官僚的利益并与大公司的利益相联系。垄断的第二个表现是，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行政权占据全面的优势，它压倒了司法权和立法权。第三个是在社会上的表现——这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强制，官僚们对我们社会的其他所有集团和阶层的强制。这样，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即，这种制度总体上是苏联制度的再生，而苏联制度的主要缺陷恰恰就是一党垄断……”［14］

谈论现在和规划未来时必定要回顾和评述历史，这就是俄罗斯政坛的一大特点。但是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当局与反对派之间对历史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前者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后者则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遗迹。而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历史问题上同样也是众说纷纭。

专门描述和论述某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的教科书更是成为俄罗斯历史问题争论的重点。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范本对千百万学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千百万学生是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如何看待先辈的历史并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观念的问题，而是攸关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大事情。当局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使学生按照官方的引导来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的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观。而反对派则希望在历史教科书里描述他们所认定的先辈的错误，让学生反省苏联历史的消极面，从而理解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理念。这样，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争夺俄罗斯中小学生灵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各方都力图通过教科书把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告诉学生们。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科书首当其冲地成为不同史学观点较量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

一直以来，为了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政府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特别注重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不容许和不接受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苏联内外政策和行为进行任何指责和贬损。为此，俄罗斯经常同相关国家就历史问题争论不休。

在有关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对美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大为不悦和深感不满。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5］4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S.麦克莱伦却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同意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一评价。他说，“我们对苏联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促进了自由和民主。”［16］

在30年代初期乌克兰饥荒问题上，俄罗斯同自己的斯拉夫兄弟乌克兰表现出严重的歧见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按照已经通过的法律，公开否定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被认为是对几百万大饥荒受害者纪念的侮辱，是对乌克兰人民尊严的损害，并且是违法的”。［17］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当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俄罗斯外交部认为，大饥荒并不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它承认，大饥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由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很清楚的是，这种政策并没有民族的特征。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为成熟的态度对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这些复杂而又痛苦的问题，而不要将其政治化”。［18］

但是，乌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上诉法院在审理由乌克兰安全局提起的诉讼案中，判决苏联领导人和前乌克兰领导人犯有在1932—1933年组织饥荒罪。判决书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了“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人为地制造“旨在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民族的生活条件”。［19］

2009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70周年（1939年8月23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1939年9月1日）纪念活动期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就当年的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在卡廷事件问题上，俄罗斯同波兰较量和争斗自90年代初期以来绵延至今。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都曾向波兰表示道歉和忏悔，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却另有看法甚至不服。2009年8月31日，普京总理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文章中写道：“其命运遭到集权主义政权损害的俄罗斯人民也非常理解波兰人在卡廷问题上的敏感情绪，在那里长眠着几千名波兰战俘。我们必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受害者。”紧接着普京的笔调非常巧妙地一转，将卡廷事件同苏波战争的红军战俘问题挂钩：“卡廷”和“梅德诺耶”纪念碑，像1920年战争（即苏波战争——引注）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应当成为共同哀悼和相互原谅的象征。”［20］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的要求。

在有关苏军在希特勒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于同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问题上，波兰希望俄罗斯作出道歉，而后者则三缄其口。据报道，在2009年普京访问波兰并参加二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时，76%的波兰人期待着普京就当年苏军进攻波兰表示道歉。［21］但是普京没有满足波兰人的要求。在普京现身波兰之前，普京上述那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已率先在波兰登载。普京首先指出波兰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伙同纳粹德国重新分割欧洲：“不仅德国而且还有匈牙利实际上还有波兰都参与欧洲领土重新划分。在慕尼黑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时与德军一起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切森和弗里施塔茨地区。”［22］

俄罗斯同波罗的海国家的争执主要是围绕着瓜分东欧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战争期间苏军占领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展开的。这三个国家自90年代独立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就当年的占领作出道歉和予以赔偿。2008年1月，爱沙尼亚总理再次要求俄罗斯进行道歉。［23］同月，立陶宛总统要求俄罗斯承认苏联占领立陶宛的事实并赔偿损失（估计为280亿美元）。［24］2009年4月，拉脱维亚步其后尘，向俄罗斯提出第一笔占领赔偿损失6亿6572万美元，而总的赔偿则估计为187亿美元。［25］俄罗斯当然不会满足它们的要求。早在2005年5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60周年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波罗的海三国进行道歉。［26］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交锋则更为激烈和尖锐。这主要是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前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令俄罗斯深感不平和不安。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意识与集权主义决议》。决议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宣布8月23日为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6月18日，爱沙尼亚议会表示支持该决议并宣布8月23日为纪念日。［27］

同年7月3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谴责它们进行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和自由、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决议还要求注意欧洲议会有关宣布8月23日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统治下受害者纪念日的倡议。［28］

俄罗斯代表团当时就反对把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进行比较，并对投票进行了抵制。随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还击。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悉数上阵，以各种方法痛斥西方国家。

7月9日，俄罗斯外交部代表指出，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决议实际上把斯大林政权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决议里试图为了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这不会促进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气氛。”［29］

7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声明谴责重新审议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声明认为，试图修改二战的实际原因并让苏联同纳粹德国一样承担责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声明指出，“历史已经作出了审判——这场悲剧的主要罪犯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认定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一最终判决，没有必要重新审议”。声明还表示，“把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是对俄罗斯各民族的侮辱，它们为所获得的和平付出了自己很高的代价。”［30］

8月3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洲国家议会大会不久前把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且让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相同的责任。但这实在是厚颜无耻的谎言”。［31］

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普京在波兰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普京俨然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分析二战历史时对当时西方国家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和不愿与苏联共同对付德国威胁进行了严厉批判。［32］

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等，并不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国家，它们都陆续建立了反映所谓苏联占领时期的博物馆，并且正在撰写与俄罗斯版本的苏联历史相悖的本民族的历史。［33］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它隐藏着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危险。

俄罗斯同外部国家就历史问题所进行的争执和较量，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对历史的兴趣，同样也突出了历史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维护本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2003年政府治理历史教育问题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第一次爆发

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垄断地位，历史教科书的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事实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指南，教科书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以《简明教程》的指导为基础的，没人敢于质疑和挑战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根本就不会因观点分歧而产生所谓教科书问题。

但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教育领域随即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苏联时期的历史教育体系瓦解后，俄罗斯开始制定新的历史教育标准和模式，其特征就是历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时，由于新旧交替过程尚未完成，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折中性的。

1994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鉴于义务制基础教育的实施，历史和社会学教育的线性结构（5—11年级）向同心结构（5—9年级和10—11年级）转变［34］；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实现有关研究历史进程的观念方法的多样性；更新历史教育的内容；为可变通的教学体系创作新一代的教科书。［35］

这样，“教科书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被废除了。在多元条件下学校出现了以各种意识形态方法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各种观念（文明的和文化学的等）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取代了苏联时期的那些以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教科书”［36］。

在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形形色色的历史教科书常常会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从而也引起当局的注意。

俄罗斯学者C · 基里洛娃和C · 列别杰夫写道，还在90年代中期，一些失意的俄罗斯人就开始写信给总统、总理、副总理、市长、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公共住宅部门领导人、学校校长和杜马议员。一部分人抱怨，现代史教科书里不再使用“英雄主义”、“勇气”和“功绩”的词语了。另一部分人对教科书作者总是“欺侮共产党”感到失望。第三部分人则非常认真地阅读教科书并从中找出许多错误。［37］当时被民众投诉最多的是下列教科书：A · 克赖德尔的《外国现代史》，B ·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A · 乌特金的《20世纪俄国史》，A · 尤罗夫斯卡娅的《近代史》，и · 多卢茨基的《现代史》。

1999年，俄罗斯四个地区的杜马决定禁止在教学中使用克赖德尔的教科书《外国现代史》。俄罗斯教育部也收到了要求检查这本教科书的充满怒火的信件。信件认为教科书贬低了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还提到作者和出版社同索罗斯基金的合作，指责他们有亲美情绪。开展这场抵制克赖德尔教科书运动的是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地方杜马投票赞成禁止克赖德尔的教科书，而写投诉信的则是老战士和军事爱国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只是由于当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支持，克赖德尔的教科书仍然保留在联邦教科书书目里。［38］

2000年，普京上台后，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和复兴强大国家，不仅严厉打击经济寡头和大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威，而且还力图控制大众媒体和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成为重建国家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应的，作为历史教育重要载体和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愈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原本争议规模和性质有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扩大和严重的趋势。

2002年1月，俄罗斯教育部宣布将通过竞选以创作供普通教育机构使用的祖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竞选规则，教科书应当：“揭示俄国史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公民觉悟、全民族的自我意识、历史乐观主义、对俄国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尊重、形成基本的社会专长；成为加强俄罗斯社会、对学生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知识有机教育的重要因素；从作者有关祖国史的完整方法论观念和社会存在着有关过去的历史的多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反映历史材料解释和转达的多元化；教育青年对他人观点和信念持宽容和尊重态度，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民族排外和极端主义；提供把实现地区成分的模块纳入历史教育内容基本义务的可能性。”［39］这项竞选规则实际上也是规范历史教科书的准则：写什么和如何写。

第二年，普京总统终于亲自出来为历史教科书提出任务和制定规矩了。2003年11月27日，普京总统在参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时在那里同一些历史学家举行了会晤。普京谈到了“经常引起那些关注我们祖国历史的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即“历史书籍首先是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普京以老战士们的关切作为问题的切入口：“不久前我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会议，并且在那里会见了一些老战士。他们再次提出了有关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接着，普京明确阐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有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对我们国家历史的一党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阐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不允许陷入另一种极端。当代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和高校使用的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新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毕竟在这些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它们应当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40］普京讲话的要点是：其一，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二，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普京的讲话实际上树立了评判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给历史教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41］

在这前两天，2003年11月25日，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建议召开专门审议教科书的联邦鉴定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了取消多卢茨基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10—11年级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的建议。［42］普京讲话后没几天，12月2日，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就把多卢茨基的教科书从推荐书籍名单中剔除了。教育部第一副部长B · 博洛托夫解释的理由是：“只要打开教科书就能看到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的有偏见的阐述。”［43］博洛托夫在同《新闻时报》记者谈话中还说，现在是“摆脱最近十年先是在市场上尔后在学校课桌上出现的充满偏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44］

多卢茨基的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上下两册）初版于1993年。现书系第七版，是在2001—2002年出版的，每册均印刷了2万册。十年内该教科书共计印刷50万册。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多卢茨基的教科书遭到“封杀”的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描述和论述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

据多卢茨基自己说，“教科书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教育部的愤怒，但主要是其中的一个练习作业”。该作业要求学生对下面两个观点进行对比，然后予以确定或推翻：

（1）普京当选后在俄罗斯发生了国家政变，由此产生了普京个人专权和专制独裁的政权（政论家ю · 布尔京的话）；

（2）2001年在俄罗斯形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亚博卢”联盟领袖г · 亚夫林斯基的话）。［45］

多卢茨基设置的不是一正一反两种对立的选项，而是两项同类选项，莫非他是要加深学生对此类观点的印象？所以，多卢茨基的这项作业所引起的恐怕远不止是普京的难堪。难怪教育部长B · 菲利波夫只是抓住多卢茨基的上述两段引文而略去练习作业的性质，在教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你们看，现在选民（指学生——引注）将投谁的票（事情刚好发生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引注）。［46］

教科书中引起当局不满甚至愤怒的其他叙述和论述有：

关于二战初期苏军进入波罗的海国家，书中写道，“开始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半个世纪的占领。”

关于战争初期对红军的镇压，书中写道：“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资料，在1941—1942年，有15万人因胆怯和惊慌被处决，这相当于16个师。”（多卢茨基解释：“胆怯和惊慌”不讨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沃尔科戈诺夫的话。特别是，沃尔科戈诺夫援引了相关的文件。我随后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斯大林的行动是正确的吗？”这就是全部情况。这里有什么偏见吗？）

关于苏德两军作战情况，书中写道：“德军鲍鲁斯集团军曾15次试图突围。德国人在白天拼命地突围。我军的大炮和机枪在700公里长的地段向他们开火。而他们踩着尸体继续前进。”（多卢茨基说，一位愤怒的评论者问：“难道必须这样教历史吗？”）

关于二战初期英国、德国和苏联，书中写道：“清楚的是，英国人从1939年起就同法西斯作战了，而斯大林在这段时期里同法西斯一起瓜分了欧洲。”［47］

问题并不止于多卢茨基教科书本身。就在教育部取消该教科书的“推荐”印章之后，普京总统又采取了一个意义更大的举措。普京在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ю · 奥西波夫的信函中，照例以老战士们对教科书批评为理由，要求限时检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普京写道：“我同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怀有一样的感情和看法。我命令在最短时期内邀请学者和史学家们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情况。应在2月1日前报告此项工作的结果。”［48］

这样，以普京总统同史学家们谈话和致科学院信函要求检查历史教科书以及取消多卢茨基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等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出现了普京执政时期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风波。围绕着多卢茨基教科书，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总统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学校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学生应当学习而不是议论有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方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的问题。”［49］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走在支持者的前列。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A · 萨哈罗夫院士在12月举行的讨论教学书籍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支持总统有关学校教科书应当以加强社会为目标的观点。他说，“社会已经厌倦于对抗和紧张状态并且努力争取达到一定的稳定。90年代初期出版的那些教科书已经不能反映那种革命的快感和推翻某些教条、意识形态立场和成见的努力，所有这些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推翻。”萨哈罗夫的观点得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历史教研室主任A · 丹尼洛夫教授的支持。丹尼洛夫认为，“教科书应当努力去巩固社会，而不应当成为对抗和斗争的领域。无论我们怎样为作者甚至为学生的自由权而斗争，教科书仍然需要有明确的范围。顺便说一下，这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50］

俄罗斯科学院对总统在信函中提出的要求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2004年元旦过后，从1月2日至1月12日，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部主任A.捷列维扬科院士会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和通史研究所所长0 · 丘巴里扬院士，举行“三巨头”工作小组会议，讨论总统信函并制定了两页半篇幅的答复草案。答复中有一段与总统观点完全吻合的话用粗线条标示着：“历史教科书应当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公民觉悟。”院士们认为：为此，必须在2004年通过国家标准，在2005年举办由所有再次出版的教科书参加的全俄竞选，根据竞选结果，选拔出不超过三四种的教科书。答复要求让科学院而不是教育机构在教科书内容方面拥有决定权。院士们最后建议总统，取消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的超额利润，并把这些钱给学者们去撰写正确的教科书。［51］

支持政府决定的教师认为，“必须让孩子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未必能够通过当代教科书学习爱国主义，在这些教科书里许多历史事件被夸大，而论述许多历史人物时用的都是轻蔑的语调。”［52］

不赞成政府决定和立场的人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人民议员”集团主席гbull;拉伊科夫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说，“历史应当由史学家书写，政治家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他认为，“当政治家干预历史的时候，他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歪曲历史，而历史是事实与确定。政治家们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思考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可以写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书本里，而历史应当由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歪曲事实，这毕竟是对孩子的教育。”［53］

一些教育界人士担心，号召编写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可能会是恢复“一门课程只有一本教科书”的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步。那些值得注意的教科书将会同那些真正有偏见的书一起从学校图书馆消失。［54］一些教师强调，“孩子们不仅应当了解‘总路线’，还应当了解反对派和旁观者的观点。否则我们便教不会他们思考！”［55］

莫斯科第1619中学历史教师г · 谢姆绍娃认为，多卢茨基的教科书是“优秀教科书之一”。她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当它刚刚作为小册子出版时，我就用它了。我喜欢它的方法和文件，它是不寻常的。”

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了其他一些观点。譬如，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所长叶辛认为，“最好的教科书是作家撰写的。”据他的看法，院士都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存在比历史学者更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集团。”也有人认为，罪恶之源就是教学图书出版的混乱。国家“推荐”的印章，富裕的出版社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将任何一本教科书买到。［56］

尖锐激烈的争论让大多数俄罗斯人难辨真伪。一位俄罗斯记者感叹：不由得羡慕（俄国）革命前的中学生。他们那几代人让自己学习的是索洛维约夫和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不知道悲伤……［57］

2007年菲利波夫《1945—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引起的大论战

如果说2003年那场历史教科书风波是因政府批评和“封杀”不合自己口味的教科书引起的话，那么，2007年的这场更大的历史教科书风波则是因政府一手炮制的教科书产生的。

多卢茨基教科书争论让俄罗斯政府看到了俄罗斯历史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从中吸取了应有的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政府不能消极地坐视历史教科书领域自行发展，从而在出现问题后再被动地应对。教训之二，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而还与整个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而，在管理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有必要对专业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的历史意识予以引导，从而以标本结合的方式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

2007年6月18—22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会议。会议的题目是“普通教育机构的当代史和社会学常识教学的紧迫问题与第二代国家普通教育标准的研究”。

6月21日，也就是会议闭幕前一天，普京总统会见了出席会议的26名教师代表。会见时普京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历史评价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普京以历史比较法谈到了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都有可怕的篇章，而就可怕的程度而言，俄罗斯还不算严重。他是这样说的：“至于我国历史上某些值得探讨的篇章，是的，它们是有的。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有这样的篇章！我们比其他国家还少一点这样的篇章。而且，我们的这些篇章并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可怕。是的，我们有过可怕的篇章：让我们回忆一下从1937年起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但是，在其他国家同样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不管如何，我们没有对平民使用过核武器。我们没有对几千公里的地区洒过化学用品，没有对譬如越南这样的一个小国扔过比整个卫国战争时期还多的炸弹。我们没有其他黑色篇章，譬如像纳粹那样的。”

普京进一步发展了他在2003年有关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他认为，“……在教科书里可以而且应当阐述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但是，质量的教学标准应当得到保障。而在教学参考书里，如果阐述了某些立场、某些观点和某些评价的话，那就应当提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观点，而不要仅限于一种看法，譬如说对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看法，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甚至有时出现侮辱俄罗斯人民的观点。”他强调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显然，任何教学参考书作者都不能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正确地阐述观点，不要强加于人。我坚信，这将是有益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定向，这将在我们公民中首先是在年轻公民中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确实有自豪的东西。”

同时，普京指责了一些由外国资助的教科书流入了俄罗斯学校和高校，回击了国外对俄罗斯历史的指责。他说：“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会有自己的兴衰成败！不能允许别人把负罪感强加给我们，让他们想想自己吧。”

普京还要求政府部门在历史教科书出版方面加强自己的作用。他说，“需要提高出版社的责任。需要富尔申科（新任教育部长——引注）领导的相关部门增强国家的作用。”［58］

普京的讲话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确定了对苏联历史的总体评价：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可怕的篇章”，但是，没有像纳粹那样的黑色篇章。其潜台词就是：俄罗斯历史实际上并不可怕。普京的讲话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方法：允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的看法，但前提是不能侮辱俄罗斯人民。所以，普京的讲话实际也是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给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确定了规范与准则。

而在普京讲话之前，教师代表会议已经正式推荐和介绍了两本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它们是2007年上半年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教师手册：《1945—2006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以下简称《教师手册》）；《社会学常识：21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教师手册。

《教师手册》是由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实验室副主任A · 菲利波夫等人编写的。该书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等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分别进行了评价。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教师手册》试图平衡两种极端的观点，作者写道：“斯大林是我们国家政治和历史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之一；在俄罗斯历史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能引起如此矛盾性评价（无论是在他领导国家的时候还是在他逝世以后）的人物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卫国战争时期胜利的英雄和组织者。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他是邪恶的化身。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最著名的评价之一来自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很难说丘吉尔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他接收的是一个使用木柄犁的国家，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A · 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延科（其父是1917年革命和内战著名的参加者——后被镇压）则给予斯大林另一种极端的评价：‘血腥的暴君。’”［59］

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2006年2月有关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调查［60］，作者认为：

“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评价都是有明显理由的。一方面，他被认为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以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在某些地方还超过原有边界）；在最伟大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实施了经济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其结果不仅是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增长，而且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进入了科学发展先进国家行列；失业现象实际上已被消灭。

“但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情况。成就（许多反对领袖的人也都承认它）是通过极其残酷地剥削人民的方式取得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的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首创者和理论者。一些社会阶层——富农、小市民、神职人员和旧知识分子——被整个地消灭。此外，完全忠于人民政权的群众有时也遭到严酷法律的迫害。在斯大林时期谈不上生命安全。生活水平，尤其是在农村，是低下的。所有这些都未能促进国家精神面貌的改善。”［61］

书中最有争议的内容是有关斯大林时期“政治镇压”的论述。作者写道：

“至于对管理阶层人员采取的强制手段，那么，其目的是要动员管理机构以保障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有效性。而完成这项任务，其中包括使用了政治镇压，后者不仅是为了动员普通公民而且也是为了动员管理精英。”［62］“上层和中层管理人员成为镇压对象之一的事实说明，（目的）就是想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机构的效率。”［63］“当今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试图保证统治阶层（作为动员社会完成不切实际任务的主体）的最大限度的效率，是使用暴力的合理原因。”［64］

该书的最后一章《主权民主》专门论述了普京总统2000—2006年的执政时期。该章赞扬说，“……我们认为，实际上每一项有意义的措施都是与普京总统的名字和活动相联系的。”［65］

作者还为普京所采取的有争议的行动作了辩护。譬如，关于按党派选举，书中认为：“按党派名单选举可以比按选区多数票更准确地反映选民政治倾向的细微差别。”［66］关于打击尤科斯石油公司问题，书中写道：“‘尤科斯案件’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得到加强的国家向一个大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不要试图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信息被领会了。”［67］有关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问题，书中认为：“B · 亚努科维奇是唯一能够真正对抗尤申科的候选人。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选择是明确的。”而乌克兰所谓的橙色革命则被解释为主要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是人为制造的，而“革命”的剧本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最后，亲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们的胜利被剥夺了。［68］

据俄罗斯《权力》杂志记者报道，发行量为一万册的《教师手册》的订单直接来自俄联邦总统办公厅。总统办公厅还下达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指示：“约定是这样的：斯大林——好（建立了垂直的政权，但是，没有私有制）；赫鲁晓夫——坏（削弱了政权的垂直性）；勃列日涅夫——好（按照评价斯大林的标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坏（毁灭了国家，但是，在叶利钦时期出现了私有制）；普京——最好的执政者（加强了政权的垂直性和私有制）。”［69］

《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引起了社会的不同看法。署名“zt”的网民认为，不能坐在总统办公厅里撰写历史教科书。因为在总统办公厅的人不懂这个——你们不是干这一行的。该网民写道：“总统办公厅的人就是不应当写历史教科书。（他们）有权知道情况，而写就不应当。历史学家应当写历史教科书。政治家应当从事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会计应当编制平衡表。这一切都是明白的。”但是，网民“met0”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恰恰国家公务人员——只有他们——才应该写教科书，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国家的话。说实在的，职业史学家只能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或其他国家科研组织里供职。我原则上不相信由其他史学家来写教材。这与学术功绩无关。”［70］

反对者认为，《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表明政府试图推出类似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新的指导课本。署名“格利耶博士”的网民在莫斯科师范大学的论坛上发表了“丹尼洛夫对达尼林（论新的‘简明教程’）”的文章。他指出，“当总统办公厅的监护人希望他们能够轻易地控制像来自全俄各省的中学教师和师范院校的教师这样的听众的时候，他们完全错了……”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简明教程”。他承认，国家需要新的历史观念，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他强调，这样的工作应当由职业史学家来承担。［71］

《教师手册》中《主权民主》一章的作者B · 达尼林否认该书是新的《简明教程》，但他认为，“俄罗斯教育需要一种理解历史的参照点。”他说，“书本是按照总统办公厅意思撰写的，为的是提出历史教学的某些方向。这是鉴于没有界限地阐述历史事件的情况而向我国史学界发出呼吁的第一次尝试。该书试图缩小和消除社会中的分裂状况。”［72］

争议最大的还是《教师手册》本身的内容和观点，特别是有关斯大林时期的“镇压”问题和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评价。

在同年8月俄罗斯《大城市》杂志召集了专门讨论《教师手册》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俄国史》10年级和11年级教科书作者A · 列瓦多夫斯基当面批评菲利波夫对斯大林时期“镇压”问题的轻描淡写。他说：“有关政治犯和古拉格的情况，我们其实上是在与调查这些罪行有关的一章中才知道的。这就不显眼了。［73］而这不应当只有一行字。因为斯大林主义首先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的镇压……”菲利波夫在为自己立场辩护时特别说道：“我一直对苏联教科书里无休止的道德说教感到愤慨。我试图避免这种道德说教。既然人们指责我不道德，那可能是我做得过火了。我确实想要避免类似于‘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那样的措辞，看来，我过于热心了。”［74］

莫斯科的一位历史教师说，“学习历史应当使人民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是这取决于怎样来实现这一点。如果想要隐瞒坏的东西并且只说国家实力和军事胜利，那么，我不敢肯定它是培养这种感情的最好方法。”［75］

反对者还对《教师手册》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平衡和折中立场表示不满。他们指责作者“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和“把对俄国历史的一种观点强加于人”。［76］

史学家尼基塔 · 索科洛夫认为，书本中有关斯大林恐怖问题的内容是如此模糊，以至于“他的罪行被遮盖了”。他认为，“非常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想把我们带回到统一的思想中去。”［77］

但作者菲利波夫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对一些人来说，斯大林是绝对邪恶的象征。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斯大林的活动中，正面的东西要大于负面的东西。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含有神话的因素。但是，这种评价上的两极性在最近都难以被接受……”［78］

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机构也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社会舆论在该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2007年7月公布的调查数据，在回答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时，38%的被调查者认为，教材应当只有事实，而不要包括评价；40%的人认为，教材中应当有这些评价。

对于俄罗斯历史教学中的观点多元化问题，俄罗斯人的看法也是矛盾的。60%的人同意，在教材中应当阐述对某种事件、现象和人物的几种观点，而21%的人赞成只有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超过一半人（52%）认为，苏联时期的做法（所有学生都只有一种教材）比现在（教师可以从几种可能的教材中挑选一种）要好，同时，24%的人赞成现在的做法。

约有30%的俄罗斯人对历史课本采取如下立场：它们应当提出各种观点，但是，同时，这种多元化应当包含在单一的一种教材里。

当局的代表是否应当监督历史课本的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俄罗斯人（56%）持赞成态度。他们提出的基本的理由是：“没有当局”就会在教材中偷偷塞进某种“骗人的东西”；“为了避免歪曲历史”；“作者可能做些渲染”；“万一他们瞎写”（20%的人）。而有13%的俄罗斯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根据是：当局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写历史”（4%）；最好由专业史学家来监督教材内容（3%）。［79］

就在社会和学术界围绕历史参考书展开争论的时候，俄罗斯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就修改教育法的问题采取行动了。7月上旬，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和批准了含有教科书鉴定和出版规定的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7月24日，该法案由普京总统签署并从9月1日起生效。

原来的教育法只是对教材的鉴定和教材目录的编制予以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对被推荐或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实施鉴定的方法，并在鉴定的基础上每年确定联邦教材书目”。修订后的教育法增加了有关教科书出版的严格规定。按照修正案，国家有权“确定挑选出版被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机构的方法；确定这些机构的名单”。［80］也就是说，根据新的教育法，今后教科书从鉴定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将由国家（通过教育部）来确定。

从全俄社会与人文科学教师会议到普京就教科书问题的讲话，再到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有关教育法的修正案，可以看出，争议中的《当代史教师手册》不仅仅是纯粹的历史教学问题，甚至也超出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涉及了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样一个全民范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教师手册》所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整顿和规范包括教育和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契机。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种作为重建俄罗斯强国地位思想基础的国家导向的意识形态，［81］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在俄罗斯玩弄“颜色革命”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教育部在普京总统讲话后闻风而动，在教科书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极有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教育部通过记者招待会向人们显示了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在俄通社一塔斯社新闻中心举办的题为“学生教科书内容问题：加强学术和方法学的监督”的记者招待会上，俄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M · 卡利那等官员以介绍和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俄政府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和举措。择其要端是：

第一，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国产教科书，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教科书市场不容外国染指。卡利那指出，学生教科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与其他任何产品不同，教科书内容应当百分之百属于国产。俄罗斯公民乘坐外国汽车或者利用进口部件组装汽车，这不是很好，但它完全可以允许。而教科书内容，作为培养俄罗斯公民的手段，绝对应是俄罗斯产品。卡利那说，“我们应当努力使我们教科书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从课题规则到阐述历史事实。”卡利那解释说，“外国教科书只是对学习外语才是合适的，即便是这样，考虑到俄罗斯的特征和心理特点最好还是以本国的参考书为基础。”至于历史教科书，卡利那认为，“现在到处可以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阐述问题上的投机行为。”［82］

第二，国家领导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以提高所有教科书的质量，教育部已经或正在予以落实。卡利那说，总统属下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团作过有关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由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来鉴定所有的教科书。从2008—2009学年起，只有那些通过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严格挑选的书本才能列入联邦教科书目录。

俄罗斯科学院将检查教科书所阐述的科学事实与科学观点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将审查阐述事实的教学法。通过两院鉴定后，教科书才能获得“准许”或“推荐”的印章。［83］

第三，“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风格要像祖母讲故事那样亲切”。卡利那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学术研究。历史科学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所有方面，而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们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材料的方法应当是独特的。

他就此给记者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您想要让您的儿子知道您的家庭史，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会建议他根据什么样的材料进行研究：按照您祖母和曾祖母的某些故事和回忆录还是按照地区民警或地区医生所做的记载您家庭所有过失和您所患疾病的冷漠记录进行研究？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根据亲人的叙述来研究我们的家庭史。因为甚至当我们讲述有关我们家庭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讲是如何克服它们的，而不要津津乐道地去咀嚼这些问题……我非常希望我的孙子们按照这样一种教科书来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它不是以地区民警的逻辑而是以祖母和曾祖母的逻辑书写的，这种逻辑力争使我的孩子和孙子们形成对待家庭的积极立场，甚至如果在我的家庭中曾经有过痛苦的东西。”［84］

同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部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08—2009学年历史教科书“推荐”和“准许”（使用）目录。在《教师手册》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菲利波夫同丹尼洛夫和乌特金主编的《1945—2007年俄国史》11年级教科书），进入了联邦教科书“准许”（使用）目录。［85］

据报道，与《教师手册》相比，在新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镇压的赞颂性评价没有了，而“主权民主”变成了“俄罗斯的新方针”。但是，《教师手册》中的大部分评价都保留了。［86］

2008—2009年《1900—1945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和教科书引起的争论

2008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由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师手册接接踵而来。［87］该书实际上是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8年俄国史》的姊妹篇，它们在方法和观点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该书出版之前，其《构想》部分于2008年6月先行刊登在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鉴于《构想》部分非常全面和清晰地阐述了对几乎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兹择要援引如下：

该书《构想》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手册的指导思想：“本教科书的方法论基础是俄罗斯史学家的最新研究，他们从捍卫和加强国家主权、培养俄罗斯爱国公民的角度使对我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目的，特别注重确定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该时期的国内进程而且也考虑到国际上的挑战。”

“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这项原则是分析革命前时期事件的基础。”

关于20世纪初期俄国发展水平的问题。《构想》认为，“应当重新审议有关俄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观点，因为这种‘落后’一直是非常相对的，并不涉及整个社会关系范围。俄国一直落后的地方是：那种不是俄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外部借用的东西。通常认为俄国的落后首先就是俄国的社会关系与欧洲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而被寻找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落后’。这通常是一种杜撰，它没有注意到的是，有时俄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大大超过了那些欧洲国家（18世纪的冶金工业，20世纪的重工业），同时，俄国也保存着自己关系的特征。”

关于十月革命。《构想》把它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里进行考察，并且参照法国大革命，改称十月革命为俄国大革命。

关于“大恐怖”问题。《构想》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作为唯一的政党，联共（布）是对当局‘反馈’的唯一渠道。结果，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影响下，它成为形成各种思想和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滋生地，丧失了自己的内聚力。这不仅使斯大林面临失去领导地位而且面临人身危险的威胁[联共（布）十七大投票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对总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移居国外的侨民集团的活动加深了这些担忧。苏联领导人仔细研究了在其他国家（西班牙是最鲜明的例子）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经验。此外，斯大林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那些在内战中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人都是托洛茨基的‘门徒’。战前，在能力和忠诚之间，斯大林选择的是军队指挥员和官僚的忠诚。”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构想》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当斯大林知道坚如磐石的社会模式形成了并且对当局的威胁消除后，大恐怖就停止了。这是到1938年夏天的时候。

但是，很快大恐怖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了。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即便恐怖已不是原来的那样规模，它已经是为工业发展的任务服务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有计划地逮捕了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国防等任务所需要的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恐怖变成了解决国民经济任务的实用主义工具。虽然镇压是为了震慑那些工作懒散的人，那当然也不能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构想》认为：“在教科书里无疑应当评价‘大恐怖’年代的镇压规模。但是，为此就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以为，如果这里有一个仅包括那些被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人的公式，这才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那些被开除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加进镇压牺牲者名单里的时候，这就可以避免利用这个题目进行投机。那些不懂得定义的人，就是根据这么大的数字来谈论牺牲者的数量。”[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里，此段话修改为：“要评价大恐怖年代镇压的规模无疑是很困难的。首先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认为，如果是把仅仅包括那些被枪决者和因政治原因而获刑期者的数字作为基础，那才是正确的。当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被开除出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列入（而且不止一次）镇压牺牲者的行列时，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利用该题目进行投机。”［88］]

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问题。《构想》认为，批评者谴责该条约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操纵其他国家命运的事例所驳倒：“在评价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时，必须强调，该条约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是德国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苏德条约的批评者谴责该条约决定秘密附件中提及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不道德’的，有关‘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这就是慕尼黑条约等）操纵弱小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事例非常容易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件（即条约）的意义是在另一方面，即，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关于卡廷森林事件问题。《构想》认为，“……鉴于卡廷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不是去为杀害波兰战俘去辩护，应当指出，从斯大林角度看，卡廷森林枪决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也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不是苏俄而是波兰。”［89］

从上面详细的《构想》引述中可以看出，《构想》在苏联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都为当局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如果对照普京2007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6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的官方史学的代表。

正因为如此，它们遭到非官方史学的反对也是必然的。俄罗斯《新闻时报》在2008年8月25日和9月9日连续刊登文章对教师手册的《构想》进行评论。8月25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A · 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构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伯恩斯坦上来就对《构想》所说的“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表示异议：“建议学习的历史首先是当局的历史。那里没有人的历史。只有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虽然没有出现‘辩护’一词，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为手段进行辩护的历史。因为难以想象，有哪个当局会没有解释和证明自己政策的动机，哪个当局不是根据自己的逻辑行事的。”

关于《构想》中有关杀害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问题，伯恩斯坦认为《构想》实际上使用的是“公正的”历史报应的观念。

伯恩斯坦对《构想》有关“大恐怖”的论述最为不满。他写道：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里对于斯大林镇压的历史，或者是简单地隐瞒，或者是被说成是对苏共中央总路线的某种“偏离”，那么，我们的设计者（作者——引注）则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消灭自己几百万公民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辩护。

对于《构想》中提出的“被镇压者”的公式，伯恩斯坦提出如下的质疑：“如果按照这样的‘公式’，那么，任何死于集中营或放逐时期的人都不是镇压的牺牲者。这里，我想提醒未来教科书的作者和教育出版社，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于1991年10月18日签署的第1761—1号法令《关于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法令》还没有被谁废除。法令第一条明确规定：政治犯、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者、被剥夺公民资格者、特殊移民、被流放者……都是镇压的主体。这样，教科书《构想》提出自己的不同于法律解释和正式通过的被镇压者的计算方法的公式，不仅践踏了道义标准，而且也与现行法律直接相悖。”［90］

伯恩斯坦写道：“我们要指出的是，打算大规模地兜售这些明显违法的解释，把它们提供给教师作为指针，提供给中学生作为知识。《构想》的基本观点还有作者的讲话，都不承认苏联存在集权主义的事实。虽然有关镇压的法律白纸黑字写道：‘在苏联政权时期，几百万人成为集权主义国家专横的牺牲者……’”

最后伯恩斯坦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菲利波夫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试图缩小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对斯大林个人的独特解释（‘有效的管理者’）。一年过去了。有效的管理者成为‘成功的管理者’。而大规模恐怖则从‘合理的’角度予以解释。”［91］

教师手册作者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当然无法接受如此严厉的批评。2008年9月9日，他们在《新闻时报》发表反驳和解释文章：“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观念作者解释自己的立场”。

作者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第一个问题是，“在苏联农村不存在有组织的饥荒”。《构想》里明确地写道，30年代初期的饥荒“不是”当局“引起的”，尤其不是针对某些民族的。已经作过相关的解释。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一立场。如果我们的对手仿效乌克兰当局认为，饥荒是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就是为了对乌克兰人民（或者就如有时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整个苏联人民）实行种族灭绝，那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乌克兰，有人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灾难说成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尤申科总统试图把它变成刑事犯罪。但是，请原谅，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里需要这种观点吗？现在不能给那些极端狂热者提供有利于饥荒是由上面组织的结论的论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恐怖”。既然作者似乎没有完全明白文件里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在历史书籍里，“大恐怖”绝非是指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的那14个月的时间，这一时期内的高潮就是以政治方面的理由所执行的逮捕和枪决。那时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68.2万人。正是这一时期显示出苏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镇压的大规模性和残酷性。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为何“大恐怖”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是建议教师们考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在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家曾准备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取消了对国内相当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限制。这不仅引起了一些选民的愤怒反应（譬如，在科洛姆纳的一个企业里，仅仅推选代表候选人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就进行了好几天），而且还引起了当局（特别是地方当局）对当局反对派可能当选代表的严重不安。大量的信件从地方寄送到中央，在这些信函中（当地的）当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都通报了有关新的“敌人”在为选举进行准备。这是否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这是修辞性反问。这里考虑了西班牙“第五纵队”的经验和挑唆性的“军人案件”。对所有这些假设性的“敌人”和整个社会集团进行了打击。这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作者们对此已有论述。这一解释哪里有为当时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辩护了？也许我们的对手认为，任何解释的试图都是辩护。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思路感到惊奇。按照伯恩斯坦的话来判断，似乎“设计者（即教师手册作者——引注）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杀害自己几百万同胞寻找合理的辩护”，他实际是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辩护，但是我们却有点不太相信。

作者在这里解释了镇压的规模问题：关于镇压的规模。广泛流行的宣传方法是，把各种被镇压者（不仅是死刑犯和死于监狱者，而且是被逮捕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和被遣送者）的数量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亡者数量进行比较。宣传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观点：“较之德国纳粹分子，俄国共产党人杀死了更多的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等，直到“俄罗斯是对和平的威胁”。我们反对此类欺骗方法，我们要说的是，进行对比的必须是死亡者的数量。这里指的是，在教科书里不应有那些未经核实和不经科学证实的伤亡数字，而应有的是那些能被确实证明的数字。在相同的教科书里列举了所有种类的被镇压者，并且说明我们几百万同胞的这种情况。学生们在教科书里应当看到的正是这些数字，而不是前些年传统的和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关在镇压过程中几乎有1.2亿人损失！

第三个问题，关于卡廷森林事件。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波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的问题。这在《构想》里可以看出。即使战前的镇压是凶狠的，战争是残酷的，大规模地枪决战俘对于苏联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对手在哪里看到了为杀害这些不幸者进行辩护或提出有关“公正的历史报复”的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是伯恩斯坦先生的说法）须知，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试图论述当局行为的动机。从斯大林方面来说，枪决被俘的波兰人就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在教科书里有关于这种情况的文件。难道学生们无须知道这种立场？而是否同意这种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是这里讲的是中学教科书，学生们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

作者最后要求：不要匆忙进行评价和作出结论，至少在教科书出版之前。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92］

不久，以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师手册为蓝本和指导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正式出版。［93］教科书照例也引起了争论。一年前对教师手册《构想》进行批评的《新闻时报》又刊文对教科书进行了评论。A · 伯恩斯坦和д · 卡尔采夫于2009年12月26日发表了“为目的辩护”的文章。

文章认为，“必须承认，教科书里实际上并没有令人极为厌恶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去年的《构想》实际上全部引入了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作者在教科书里虽然缓和了措辞，但小心地和坚定地保留了自己特别的立场。事情不仅仅在于，‘集权主义’的术语没有出现在《构想》里，也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无论是在正文里还是在书后面的专门词汇里。作者只是说，到30年代末，在国内建成的是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社会的特殊变体’。事情就在于，他们总体上不认为苏联历史具有集权主义的特征。”

文章指出，“总体上，有关我们祖国的过去‘一切正常’的观点，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教科书。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体制的严酷》一章里谈到了镇压，但是作者故意无视斯大林主义的集权一恐怖的实质，似乎竭力不‘伤害’学生们。”

文章批评说：“教科书的历史观念的第二根支柱是，俄国的过去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根据作者的看法，结果是，不仅历史上没有假定式，而且换一种其他方式国家简直就不能生存了。当然，可以发现，《构想》公布一年后，作者最终想起：30年代苏联的‘巨大成就’是付出了自己代价的，这种代价是以几百万人的生命来计算的。提到了‘全人类的价值观’。尤其是，作者多次声明，他们不为政权的罪行进行辩护。但是，一旦谈到这一点时，立刻就直接或间接地必定出现‘但是’一词。从后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所发生的事情从国家合理性角度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动员性政治’（这是教科书作者使用的一个术语）自然就包含着恐怖。有什么办法呢？必须解决对于国家来说的极其重要的宏大任务。”

文章表示非常担心的是：“总的来说，这比去年《构想》里所阐述的方法更为危险，在《构想》里，对‘问题的代价’是低调地缄默不语。须知，就是以这种方式唆使学生们：‘代价’，甚至如果这是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忽视的。目的不负手段，而需要的时候史学家们就要为目的辩护。”

接着文章严厉批评不惜代价的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可能从现在的市场标准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奇迹’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德国战前的工业化紧急纲领和美国罗斯福时期大规模反危机计划，甚至都远没有伴随如此规模地使用暴力和如此数量的牺牲。投入到建设按照任何经济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运河和投入到修建什么地方都不通的铁路方面的几十万人的生命，那是对集权主义制度经济的真正判决。战争头一两年重建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它的功绩，它只是由于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才有可能。苏联经济现代化或为战争进行准备用来解释大恐怖是无力的根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大恐怖进行辩护。”

最后，文章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讲到学校教科书的时候，能否放弃对过去的道德评价而以‘有效性’的论断取代它？”“史学家应当同自己的人民同欢喜共悲哀。他不应当被偏见所支配，歪曲事实，夸大幸福，在叙述中缩小灾难。他应当首先讲真话；但是他可以甚至应当充满悲伤地描述自己人民历史上所有不快和耻辱的事情，同样也应当欢欣鼓舞叙述有关引以为荣的事情、有关胜利和繁荣的事情。这样，或许他就是一个本国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而不首先是一个史学家。”［94］

* * * * *

争论仍在继续。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从过去苏联时期表面上的极端一致到现在俄罗斯社会的众说纷纭甚至极端对立，实际上它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在如何评判自己过去和确定自己未来问题上的困惑和迷失，而这一切与苏联体制70年统治所遗留的各种问题相关，也与新生后的俄罗斯艰难曲折的发展有关。

所以，即便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规定历史教学书籍的使用，包含在教科书里的作为认知和观念形态的历史问题也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和平息。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历史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原来的苏联体制向现今的俄罗斯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矛盾以及人们对这些矛盾不同认识的反映，同时，它也与俄罗斯国内不同力量的政治斗争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就本质而言，俄罗斯社会各界在认知和解读本国历史时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论，那是俄罗斯社会发展尚未达到充分完善阶段的结果。只有俄罗斯经济、政治和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趋于缓和，社会各界对历史问题才会有更多的共识。而从俄罗斯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这应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科书问题作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顽疾”将会不时地爆发出来。

但是，真相愈说愈清，真理越辩越明。从俄罗斯社会发展来说，历史教科书争论绝对有益无害。人们相信并且期望，通过争论和辩论，俄罗斯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将更为理智和清醒。

［1］参见拙文：《俄罗斯历史和社会学教科书争论》，《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6期。

［2］Разговор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 3 дека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www.moskva-putinu.ru/.

［3］梅德韦杰夫还说，“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将会使我博客的访问者感到不安。”Память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гедиях так же священна, как память о победах, 30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862/.

［4］Интервью немецкому журналу “Шпигель”, 7 но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929.

［5］Комментарии, Тема: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http://blog.kremlin.ru/post/35/desc?page = 17.

［6］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30. 12. 1999. http://www.ng.ru/ politics/1999 - 12 -30/4_ millenium.html#.

［7］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польской газете “Газета выборча” и польскому телеканалу “ТВП”, 14 января 2002. http://www.czech.mid.ru/press - rel/05022002 - rus.html.

［8］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архива, 23 декабря 2005 года, http://archive.kremlin.ги/text/appears/2005/12/99432.shtml.

［9］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учеными - историками，27 ноября 2003 года, http://194.226.82.50/text/appears/2003/l 1/56326.shtml.

［10］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007/06/21，http://www.kremlin.m/appears/2007/06/21/1702_ type63376type63381 type82634_ 135323.shtml.

［11］Память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гедиях так же священна, как память о победах, 30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862/.

［12］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7 ноября 2003 г.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13］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тся стотомная серия “Истории сталинизма”.05 .12 .2007. http://www.itar - tass.com/level2.html? NewsID = 12150758&PageNum =0.

［14］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совет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22 января 201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6693.

［15］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5 апреля 200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ext/appears/2005/04/87049.shtml.

［16］Белый дом не согласился с тем, как Путин в своем послании парламенту оценил распад СССР. 28 апреля 2005. http://www.newsru.com/world/28apr2005/25prlbdm.html.

［17］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 признала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28. 11. 2006. http://www.grani.ru/Society/History/m.115027.html.

［18］Там ж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МИД не признал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14. 11. 2006. http://www.grani.ru/Politics/Russia/m.114338.html#.

［19］Украинский суд признал Сталина, Молотова и други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иновными в голодоморе. 13 января 2010 г. http://www.newsru.com/world/13jan2010/golodomor.html.

［20］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4814/.

［21］Поляки ждут извинений от премьера Путина. 30. 08. 2009. http://www.rosbalt.ru/2009/08/30/667694.html.

［22］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 gov.ru/events/news/4814/.

［23］Эстония пока ожидает от России извинений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оккупацию, а не компенсаций. 22 января 2008. http://www.newsru.com/world/22jan2008/sorry.html.

［24］Президент Литвы ： Вильнюс будет добиваться призн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факта советской оккупации. 7 января 2008. http://www.newsru.com/world/07jan2008/occupat.html.

［25］Латвия предъявила России первый счет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оккупацию” - 666 млн долларов. 28 апреля 2009. http://www.newsru.com/world/28apr2009/latv666.html.

［26］Прибалтика пока не услышит извинений Москвы. 03.05.2005. http:// news. bbc. со. uk/go/pr/fr/ - /hi/russian/russia/newsid_ 4508000/4508309. stm.

［27］Августа 1939 года：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ень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всех тоталитарных и авторитарных режимов. 21. 08. 2009. http://kiev. mfa ee/rus/estonija/istorija/aid -609

［28］Резолюция ОБСЕ о сталинизме и нацизме, http://www.echo.msk.ru/doc/603287 - echo. html.

［29］Резолюция ПА ОБСЕ о сталинизме искажает историю - МИД РФ. 09.07.2009. http://www.rian.ru/politics/20090709/176760997.html.

［30］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выступил против пересмотра роли СССР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http://www.russkiymir.ru/russkiymir/ru/news/common/news2992.html.

［31］Разговор с Дмитрием Медведевым.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едущего программы “Вести недели” Евгения Ревенко. 30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news, kremlin. ru/transcripts/5314.

［32］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 gov. ru/events/news/4814/.

［33］Нескончаемые перемен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 16 декабря. 2009. http://wwwl.voanews.com/russian/news/Russia-history_ 2009 - 12_ 16 -79422202. html.

［34］线性结构指的是，在整个学校的课程中各个阶段连贯地学习自古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每个阶段一次学完。相应的，同心结构指的是，每个阶段在更高基础上重复学习相同的历史课程。据《俄罗斯教育工作者专业提高和进修学院》历史和社会经济教育教研室主任维亚泽姆斯基介绍，俄罗斯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情况是这样的：在小学三、四年级开设祖国史的入门课程和初级课程，它们包含有关人类、社会和人权的基础知识。5—9年级的时候，教授系统的历史课程。10—11年级的时候，学生们学习更有理论性的祖国史和世界史课程。在许多学校里，高年级时除了俄国史外还开设“世界文明史”。在一些人文课程里开设了选修课：俄国文明史、俄国史分期史。(Вяземский Е. Е. Школь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пыт и проблемы. Нов.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Nol. 2000.)

［35］Тюляева Т. И. Об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в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nasledie.ru/obraz/7_ 2/7_ 2_ 2/article.php? art = 52.

［36］Там же.

［37］Светлана Кириллова, Сергей Лебеде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едел. http://ps.1September.ru/article.php? ID = 200308601.

［38］Там же.

［39］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о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оэт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http://politmemo.ru/publication/school_ history_ book/.

［40］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учеными - историками.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194.226.82.50/text/appears/2003/l 1/56326.shtml.

［41］Путин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не площадка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www.newsru.com/arch/russia/27nov2003/pres.html.

［42］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 036.html.

［43］Василий Кузнецов, Игорь Долуцкий. Истор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трастной//Новое время. 21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yabloko.ru/Publ/2003/2003_12/031217 - novvr_history.html.

［4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 036.html.

［45］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46］Там же.

［47］Игорь Долуцкий. Истор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трастно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запретило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для старшеклассников. Почему “Новое время” .21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yabloko.ru/Publ/2003/2003_ 12/031217_ novvr_ history.html.

［48］普京信函的具体时间不详。根据上下文看，应是在2003年12月。Путин возмущен инсинуацией в учебнике истории. 14. 01. 2004. http://www.inosmi.ru/inrussia/20040114/204478. html: Очень 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книги. 20. 01. 2004. http://www.gzt.ru/topnews/politics/33479.html。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奥西波夫新闻秘书普列斯尼亚科娃承认，“我们收到了总统要求‘审议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的信函”。她说，院长已经委托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和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处理这个问题。（Я 6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12. 01. 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49］Я б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12. 01. 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50］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 036.html.

［51］据捷列维扬科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建议给了奥西波夫院长，而后者已经在1月14日会见了普京。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17. 05. 2004. http://www.kommersant.ru/doc.aspx? Doc-sID = 474665&print = true.

［52］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HBC:/hbc.phtml? 8 +278 +1.

［53］Путин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не площадка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www.newsru.com/arch/russia/27nov2003/pres.html.

［5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 036. html.

［55］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НВС/hbc.phtml? 8 +278 + 1.

［56］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НВС/hbc.phtml? 8 +278 + 1.

［57］Я б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 . 12. 01. 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58］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1. 06. 200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06/21/1702_ type63376type63381 type82634_ 135323.shtml.

［59］ФилипповА.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кн. для учителя.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7. С 81.

［60］调查的题目是：您认为，如果从总体上说，斯大林在俄国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回答斯大林发挥“正面”作用的为47%，负面作用的为29%，认为难以回答的有2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93.)

［61］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93—94.

［62］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87—88.

［63］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88.

［6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90.

［65］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51.

［66］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44.

［67］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35.

［68］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60—461.

［69］Анна Качуров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ипадок, http://www.kommersant.ru/doc.aspx?DocsID = 782464.

［70］Олег Кашин. Учебники истории должны 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ки. 3 Июля. 2007. http://www. ng.ru/ng_ politics/2007 - 07 - 03/10_ uchebniki.html.

［71］Доктор ГЕРЬЕ. “ДАНИЛОВ vs ДАНИЛИН” (о новом “Кратком курсе” ). http://www. anticompromat.ru/danilin/kratky_ curs.html.

［72］Олег Кашин. В поисках “Краткого курса” .3 Июля. 2007. 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 - 07 - 03/9_ kurs. html.

［73］在该书的第二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它将研究1930—1940年代对党和苏联活动家镇压的所有材料。”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100.)

［74］Краткий курс. 03. 08. 2007. http://www.bg.ru/article/6887/.

［75］Shaun Walke, “Vladimir Putin rewrites Russia's history books to promote patriotism”, 20 August 2007, http://news.independent.со.uk/europe/article2878775.ece.

［76］Василий Печко. Война за историю. 6 июля 2007. http://www.vz.ru/politics/2007/7/б/92778.html.

［77］Peter Finn, New Manuals Push A Putin's - Eye View In Russian Schools, July 20，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 - dyn/content/article/2007/07/19/AR2007071902707.html.

［78］Игорь Елко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 что было с нами вчера. 11 Июля. 2007. http://www.rg.ru/2007/07/11/istoriya.html.

［79］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 какими им быть. 19. 07. 2007. http://bd.fom.ru/report/map/d072906.

［80］有关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可参见http://mon.gov.ru/dok/proj/4006/。

［81］按照《社会学常识教师手册》作者波利亚科夫的说法，“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民族的世界观，俄罗斯人的世界观。”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1. 06. 200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06/21/1702_ 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 135323. shtml.)

［82］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ошедшей 22 августа 2007 г. в пресс - центре ИТАР_ТАСС, http://pedsovet.org/mtree/task, viewlink/link _ id, 3862/Itemid, 118/； Кремль реанимирует былую славу Сталина. 22. 08. 2007 http://newsru.com/world/22aug2007/president_print.html; 22 августа состоялась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 тему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23. 08. 2007. http://www.mon.gov.ru/press/reliz/4070/.

［83］“推荐”或“准许”的区别是：如果教科书是新的并且是首次通过鉴定，那么教育部就为其盖上“准许”进入学校的印章。如果教科书通过试行并且第二次通过鉴定，就可获得“推荐”的印章。印章有效期为5年。

［84］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ошедшей 22 августа 2007 г. в пресс - центре ИТАР - ТАСС http://pedsovet.org/mtree/task, viewlink/link_id, 3862/Itemid, 118/; 22 августа состоялась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 тему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 .23 .08 .2007. http://www.mon.gov.ru/press/reliz/4070/.

［85］Данилов A. A., Уткин А. И., 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оссии, 1945—2007гг.: 11 кл: учеб. для учащихс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 Учреждений.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2008. См.: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перечни 2008/2009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此外，丘巴里扬主编并与丹尼洛夫等人编写的《俄国史》11年级的教科书，也被列入“准许”目录。http://fp.edu.ru/asp/default.

［86］В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е будут восхвалять Сталина - только Путина. 25 декабря 2007. http://www.newsru.com/russia/25dec2007/uchebnik.html.

［87］Данилов A. A., Филиппов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88］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 19.

［89］О концепции курс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 1945гг. http://prosv.ru/umk/ist - obsh/info.aspx? ob_ no = 15378。《构想》部分在正式载入教师手册时作了局部修改。修改后内容可见：Введение, О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Данилов Л.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 5—25.

［90］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中，作者已对有关“被镇压者”的定义进行了修改。

［91］Анатолий Берштейн.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бийствами: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 талинский террор оказался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развития”. 25. 08. 2008. http://www.vremya.ru/2008/154/51/211168.html.

［92］Ждать осталось недолго，потерпите ： Авторы концепции учебник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объясняют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09. 09. 2008. http://www.vremya.ru/print/21221б. html。关于对《构想》争论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见：Обсуждение нов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истории, http://www.vremya.ru/2008/185/13/214254.html.

［93］Данилов A. A.，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Учебник для 11 класс. М.，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94］Анатолий Берштейн, Дмитрий Карцев. Оправдание цели. 26. 10. 2009. http://www.vremya.ru/2009/197/4/240268.html.

100．《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曾彦修

引子

《莫洛托夫访谈录》是一本600多页的厚书（1991年莫斯科出版，军科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它是1969—1986年17年间，一个访问者同莫洛托夫（1890—1986年）进行了140次（实为139次）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访问者为丘耶夫，似是一个苏联历史学教授。能在17年间不间断地对莫洛托夫进行139次访问，大约也不会老是意见相左的吧。莫洛托夫时年已在80岁至96岁之间，年事已高使他不能作系统的谈话，故所谈都很零碎，一事多次谈到，一次谈几句，论点很分散，颇难读。加以所谈内容又十分僵化、顽固，像个化石人，多不可理喻，不能不使读者反感。凡此，均使人对此书有难于卒读之感。所以有些人就很讨厌看此书。但是该书却格外重要，我们不能不感谢它，说了不少真实的事情，要是别人说，就叫人有点不会相信了。

我以老病之躯硬把此书啃了下去，而且越看越觉得此书的重要，简直是一本相当全面的最佳反面教材。读了此书以后，你就会明白，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究竟是怎么治国的，自然也就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国家能长得了吗？

苏联为什么会垮台，有些同志至今只会揪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放。其实，赫鲁晓夫在内政上只做了很局部的平反（凡因“反对派”而成为“外国间谍”的被处决者，并未平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已表示后悔），在经济上的斯大林模式并未有多少松动，反而把斯大林时期有些不正确之处更加发展。例如，忙于在城乡一律实行“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化，就算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以后的几代领导人也从未改弦更张，以至经济上越搞越糟。戈尔巴乔夫，我戏译为“锅儿粑焦煳”，即满锅的粑粑已经焦糊了，还救得了吗？——何况他的办法又不对头。现在有些报刊喜欢登载海外奇谈，硬说戈尔巴乔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是把斯大林上世纪30年代那套办法又搬出来了。

中国有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20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的冰是怎么冻起来的，冻成了什么样子，光靠理论书是说不清的，而且还会遭到“大反”、“砍旗”之类的责备与处理。感谢莫洛托夫这位革命老前辈，他几乎把很多重大问题都来了个现身说法。这个人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他不但不会“大反”，而且至死把斯大林抬到天上，不管多么强词夺理，他都无所谓。他特别强调的是“肃反”不彻底，即杀人还远远不够。

因此，从莫洛托夫的谈话录来看苏联的失误之处，就特别权威，特别具体，特别真实，这决不是任何其他理论探讨书与回忆录等所能代替的。可以说苏联最痛苦的失败与教训，大体上都具体化到莫洛托夫的谈话这块巨大无比的花岗岩中了。莫洛托夫完全不是把它们引以为戒，而是把它们作为无比成就来夸耀的。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套用两句：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你只要抱着吸取教训的目的去看，莫洛托夫的这本厚书就不但看得下去，而且你会感到：哎哟，原来你们的革命是这样革的呀！行吗？

绝对的个人专制独裁；对人民的超级恐怖统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三者，我以为大体上可说是他们致命的绝症。简言之，用四个字来概括也可以，就是：政酷民贫！《访谈录》在这些方面提供的直接间接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因此，这本书的用处实在很大，千万不宜等闲视之。《赫鲁晓夫言论集》，作为供批判用，我们在内部出版了一大堆，其实远没有莫洛托夫这本访谈录重要。我这篇长文，就算是替有些同志做个临时的书报秘书吧。（《访谈录》中的重要问题还多得很，例如苏德战争问题等特大问题，内容太多太大，谬论更怪，但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一个从未做过第二把手的“第二把手”

在斯大林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政治局委员为首的所谓“右派”彻底打倒以后，原来的总理李可夫被撤职了，莫洛托夫于1930年继任总理职务。但莫的声望、地位，比布哈林差得很远，比李可夫差得也很远，也比不上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威望。但莫氏有对斯大林的愚忠，在这一点上，恐怕就只有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二人可以同他相比了。

其实，在个人专制下，所谓“第二把手”之说，不过是新闻记者不科学的用语罢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这种地位的人的。因为，在个人绝对专制下，只有君臣之分，无所谓第二、第三之说。群臣如一盘棋，由领袖自由摆弄。凡看不透此点的人无不大吃其亏，几乎全都送命。

莫洛托夫晚年，在靠养老金过活的时候，还沉湎于自命“第二把手”的往昔峥嵘，十分可笑。这无非是夸他在1930年就任政府总理以前，有几年在书记处里，他的排名仅在斯大林之后，就自以为是第二书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了。其实那时斯大林早已有一个无所不管的内部办公室。（它的负责人早期有两三个，现在已不为人知道了，第一个叫托弗斯图哈，被称为脑如电脑，精明能干，权大无比，后病故善终。马林科夫以一个小孩子于1925年就进入这个办公室了，什么实际工作也未做过，开始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但是权力日益膨胀，特别是协助斯大林控制党务、干部与“肃反”有大功，终被斯大林定为继承人。）党的中央书记处就算是军机处吧，但后面还有个更重要的、非正式的，但实权更大的、由斯大林直接控制的内部办公室。

即使莫洛托夫做过所谓“第二书记”吧，但自1930年12月莫洛托夫挂上总理名义以后，他这个第二把手的地位就正式没有了。此后由卡冈诺维奇担任此职。莫洛托夫自己也说：“我被任命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我便要求解除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一职……斯大林说：‘那好吧。’于是便由卡冈诺维奇担任第二书记。总之，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书记处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我已到人民委员会去了。”（《莫洛托夫访谈录》第313—314页。按：本文以下的引文，凡引自该书的，均省略书名。）要说在斯大林手下，有三四年时间曾出现过一个近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铁腕人物的话，那么这个人物不是莫洛托夫，而是卡冈诺维奇。1934年苏共十七大后，就大体上由日丹诺夫在党内以更明确的方式来掌握这个位置达十三四年之久了。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45个国家代表与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会议。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图为会议开幕时英、美、苏、中四国首席代表在一起交谈。左起：艾登、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宋子文。（新华社稿）

至于莫洛托夫，在苏联领导人中，似乎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始终保留了他在新闻版面上第二名的地位。但在1949年斯大林70寿辰发表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联名祝词中，马林科夫就正式名列首位，莫洛托夫在等待被捕的形势下仍摆在第二名的位置上。二战后，莫洛托夫挂着部长会议副主席之名，实际上只担任外长一职。而在斯大林时期，外长一职并不重要，因为对外大权仅能掌握在斯大林一人手里。所以，实际上莫洛托夫只能以冷战骑士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他的外长职务，在1949年3月，在他的夫人被捕之后立即被公开撤掉。这时莫洛托夫还不到60岁（莫洛托夫素以身体健壮著称），而由一个大镇压的法理与法律的首席制造者维辛斯基担任外长了。维辛斯基是有名的雄辩家，打起冷战来，当然比莫洛托夫更有用。此后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前，莫洛托夫事实上处于赋闲状态，挂了个一生同他工作无关的、消闲无权的监察部长之职，唯有等待被捕而已。但莫洛托夫的名字在新闻版面上出现时仍然始终是第二名。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即1953年1月时，莫洛托夫根本不知道也未参加的事情，报上登出来他竟然还是参加者的第二名！莫洛托夫说：“1953年1月有个……我自己也看了这张报，但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请我出席过任何活动了，因为斯大林那时已公开讲我是右派。”（第549—550页）请读者想想，在斯大林的眼中，莫洛托夫这样的人还是右派，而斯大林要的只是“左派”，那么，斯大林要的“左派”是比莫洛托夫还要“左”多少倍才行呢？

莫洛托夫非常清楚，他很多年都处在被窃听中，在家中也只能讲几句官话，准备克格勃上报用的。几十年要在家里滴水不漏地不讲半句斯大林不喜欢听的话而生活下去，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莫洛托夫说，“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受人窃听，是肃反人员告诉我的……他们直言不讳提醒我说话小心点”，“我一向清楚，了如指掌。当然，也就一向提心吊胆过日子”。但是，莫洛托夫反而替斯大林解释，说斯大林这样做是必要的。“……斯大林偏偏有时候很多疑。但他不能不多疑，不能，不能……如果你收到情报，说是……难就难在这里，是啊，难。”（第377页）这就是说，斯大林窃听全国任何人都是千该万该的，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外国特务！说到这里，想起了苏联常唱的一首歌中的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同时也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的几十年中，在全国的专政机器中甚至在广大人民中早已不知道什么叫法治、人权这些概念了。莫洛托夫本人比谁都清楚，斯大林在最后几年是根本不信任他的。斯大林终生相对信任的可能只有马林科夫一人，所以才决定把大权交给他（日丹诺夫临终前，看来在对遗传学的毁灭性的批判上同斯大林大概是有大分歧了）。莫洛托夫自述，他的夫人波琳娜 · 谢米诺夫娜于1949年2月被捕，罪名吓死人，莫说：“1949年逮捕她时，罪状是她图谋行刺斯大林。”斯还命令莫洛托夫与妻子离婚，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你应该与妻子离婚！”“……1948年底我们离婚了。1949年2月她被捕。”（第559页）斯大林亲自逼令莫洛托夫离婚一事，要不是莫洛托夫说的，又一定会说是反革命造谣了！

莫洛托夫还说明，1940年苏共十八次代表会议（注意：是会议，不是大会）上曾开除过一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莫夫人波琳娜作为候补中委被开除了（按：这次李维诺夫的中央委员也被开除了，开除的一批人，当时延安每日新闻上全登了），出面说明开除理由的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只管意识形态？！）莫洛托夫说：“好像日丹诺夫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说她那个单位……出了破坏分子……那里钻进了德国间谍。”（第559页）莫夫人的单位是专管化妆品的，德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要去破坏苏联的化妆品生产？！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由日丹诺夫这样的“第二号人物”出来说明呢？一来开除的人多，二来日丹诺夫出来说明，就代表斯大林，不容再发言了。

1949年2月正式逮捕波琳娜，这明明是一个小突破口，主要问题当然还在后面。刺杀斯大林！这种事可能是一个老年妇女主谋的吗？后面必然有一群大人物在主持操纵，第一个当然就只能是莫洛托夫了，所以莫洛托夫才立刻被公开免职。波琳娜不过是一条小泥鳅，后面还有一群大鲨鱼呢！

本书的访问者怀疑是波琳娜的被捕影响了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十分清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他影响了他的夫人。“是不是受波琳娜牵连？”“她受我的牵连。”“监狱里一次又一次地提审她，逼她供认我并不真心拥护党的路线。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第550页）这说明对莫洛托夫下手之事已迫在眉睫了。这不是猜测，公开爆发是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时。这次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是马林科夫作的，继承人算是揭晓了。斯大林在大会上只讲了几句欢迎外国代表的应酬话。大会搞了个25人的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候补委员11人，另有书记处成员10人，成了一个近50人的领导“核心”。不知斯大林打的什么主意，可能是实际上即取消了任何集体领导，以便马林科夫个人独裁行事。斯大林却又在25人主席团委员中，指定了10个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把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开除了。大会闭幕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集中痛骂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讲话共两个小时，骂他们二人占了一大半。莫洛托夫只在访谈录中简单提了此事一下。西蒙诺夫是参加了这次会的，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述了此事。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估计死期到了，竟不顾一切当场起立为自己辩护。莫洛托夫也自揣，斯大林如再活一二年，他必死无疑。莫说：“我想，如果他（指斯大林——引者注）再活上一两年，我难以保住性命。”（第336页）莫恐怕是太乐观了一点。克里姆林宫大批医学家被捕和判决已在眼前。（有些书说原定于宣布斯大林死讯的1953年3月5日那天开始公审。）判决医生们之前，远胜于30年代的12级台风似的宣传攻势早已展开，一旦开庭，难道真为了只审判这几个医生？医生，引子而已，不知道当场又要创造出多少个上层人物的“间谍中心”出来。谁能肯定这当中没有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物呢？

但莫洛托夫的头脑是十分异于常人的（莫洛托夫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苏联类似的人还多得不可胜数），即使无缘无故地被斯大林把他作为“外国间谍”杀了，他似乎也是死得其所。莫洛托夫说：“尽管这类事（指被捕、被杀等——引者注）已出现在我身边，尽管他再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他完成的艰巨任务是我们任何人，是当时党内任何人都担负不起的。”特别无法理解的，是莫洛托夫竟认为被领袖作为“外国间谍”处死，同死于沙皇屠刀之下（按：沙皇是基本上不屠杀政治犯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光荣似的。有一个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莫洛托夫的人向莫提出了这个问题：

“您曾设想过您的处境：一个跟党走过漫长道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身心的人，忽然间竟被关进牢笼！

“那又有什么呢？噢，上帝！我是从革命观点来看这一切的”，莫洛托夫很镇静地回答，“这些年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我不止一次死里逃生。”

丘耶夫指出，这次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这个人，“客气点说，既不同情斯大林，也不同情莫洛托夫”。这个人还说，“莫洛托夫竟然如此，那斯大林又该是什么样呢……”（第563、564页）这就是说，莫洛托夫的铁石心肠既然是如此，那么，斯大林又该是怎么样呢？

所以，切勿以为莫洛托夫是党性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他坚持的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绝不相容的。

莫洛托夫至死都百分之百地支持斯大林

明知斯大林就要对他下手了，也丝毫不改变对斯大林的愚忠。为了抬高斯大林，莫洛托夫甚至不惜诽谤列宁。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虽在个别词句中把列宁捧到天上，他说过一次“除了依靠列宁，我们别无所倚”（第575页）。这话也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可究竟还是推崇列宁的，但从全书来看，他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莫洛托夫说列宁是神经质的，他说，“列宁的晚年是复杂的，神经质”（第289页）。这问题不重要，列宁晚年多重病，情绪、性格有时不正常，不可避免，可以不论。但他甚至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第286页）。这就纯粹是为斯大林尽杀列宁友人作纯诬蔑性的造谣了。

莫洛托夫强调，列宁信任斯大林，他说：“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家。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可以信赖的最可靠的人，但也批评过他。”（第289页）又说：“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把他当成自己在中央的支柱。他信任斯大林。”（第231页）

莫洛托夫比谁都清楚，他是在硬撑，全然不符合史实。

有名的列宁“遗嘱”问题，苏方已全部公布，由中国人编辑的、1987年出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总标题下，发表了列宁口授的1922年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29日及1923年1月4日等6次信件记录稿。其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的，是1922年12月24日、25日、1923年1月4日的三次口授信。信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共6人，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作者按：6人中的斯大林后来把其他5人都杀了。）列宁对6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最重的是对斯大林，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两人有突出的赞美，其中对托洛茨基的赞美最高，批评也最轻；对斯大林则没有什么赞美，只有不满与担心。

第一，对托洛茨基，列宁说：“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但是他又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看来，是指托氏有点命令主义。

第二，对斯大林，曾和托洛茨基并列被列宁称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之一，但列宁在“遗嘱”中多处提出了党的最大的“分裂”危险问题。列宁在12月24日口授中说：“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会突然来临的。”［2］

斯大林的毛病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3］过了10天以后，即1923年1月4日，列宁专对斯大林又加了大段语气很重的口授：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4］

这些，莫洛托夫全知道，因为列宁的这些“遗嘱”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分小组宣读过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托洛茨基，他们彻底违背了列宁那么严重的警告，二人耍了手腕，硬把斯大林抬过了关，继续担任总书记，同时也为未来的大镇压奠定了基础。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列宁的态度很明显，他是要保托洛茨基，而公开要斯大林下台。白纸黑字，谁能颠倒过来！

我以为“遗嘱”有两大用意：首先是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其次，列宁指出了6个人的缺点，由于这些人声望特高，斯大林之外的5个人也都有某种可能继任总书记，列宁的“遗嘱”实际上就是认为斯大林连同这5个人也都不适于任总书记。一般很难明白列宁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皮达可夫。莫洛托夫在另一处偶然提及皮达可夫时，有这么几句话，他说：“皮达可夫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在所有年轻人当中，似乎列宁只看中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很少看得起我们。”（第156页）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是做了交易的。大会前即商妥，列宁逝世后不久的俄共（布）十三大上的中央工作总报告不由斯大林作，而由季诺维也夫作。于是，季诺维也夫隐隐然代替了列宁似的。再加上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季诺维也夫便一直是它的主席，这当然也是列宁的意见。所以，斯大林这回非退让一下不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可能还以为是自己得到了胜利呢。

在列宁、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莫洛托夫是什么都清楚的，但为了无条件维护斯大林，他不惜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他甚至同列宁大唱反调，全力歌颂斯大林的粗鲁，他说：

“斯大林的粗鲁，当然，他太出格了，非常生硬。然而，如果没有这生硬态度（引者按：应当读为‘大镇压’），我倒不知道能有多少好处。我想，这种生硬是必要的，否则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人会更多。”（第359页）

莫洛托夫公然不顾白纸黑字的文献资料，说列宁“最肯定”斯大林而最警惕托洛茨基的“非常危险”性。他说：

“列宁遗嘱当然基本上对斯大林是有利的——纵观各种评价，斯大林是最受肯定的（！！！——引者）……他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非常危险的人，所以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列——好吧，你们挑一个吧。关于斯大林，他公开的评价较少，但只有正面的。到后期他也说过斯大林的某些缺点。”（第359页）

事实上，在列宁最后两三年，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他反对斯大林的以俄罗斯为全联盟名称的大俄罗斯主义；反对斯大林关于南高加索三国无权以独立共和国名义加入苏联；对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以及坚决反对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等，列宁的主要批评对象都是斯大林，大量文献尚在。

莫洛托夫还对斯大林的缺点采取回避的态度。当访问者问及斯大林有哪些缺点时，莫回答说：“‘缺点？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不愿意回忆他的短处。”（第364页）在别处，莫洛托夫又强调大家都很怕斯大林，甚至说这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一切都依靠斯大林。没有了斯大林，也就没有了苏联。莫说：“只要把斯大林杀了，再加上二三个人，一切就可能全完了。”（第361页）原来苏联的一亿几千万人民，都是靠了斯大林的保佑才能活命的。至于其他的二三个人是谁，莫洛托夫没有说，照全书看，当然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剑客了。其实斯大林下面的真正掌权者是另外的三剑客，即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贝利亚。

看起来，莫洛托夫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事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乐观得很，但是也主观得出奇，他信心十足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第364页）不过，莫洛托夫也还是说了一点对于斯大林神话不那么很美妙的东西，后文另说。

莫洛托夫至死拥护并完全肯定他亲自参加的历次大镇压

莫洛托夫明确认为大镇压不需要任何证据，他认为大镇压还很不彻底，列宁的朋友都很可疑，赫鲁晓夫、米高扬、李维诺夫等人早就该杀了。他至死反对给任何人平反，也反对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任何人。

苏联大镇压的首要对象是老干部、老领导人，尤其是同列宁有过交往的人们。为了说明这么做的正确，莫洛托夫公开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第286页）列宁的朋友既然全是坏人，当然就该都杀了。为了拥护斯大林，莫洛托夫不惜如此诬蔑列宁，诬蔑党，诬蔑历史！

莫洛托夫也承认，肃来肃去的结果，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所剩无几了。他说：“我们党排除万难，坚持了既定路线，粉碎了托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虽说有缺点，虽说可靠的共产党人所剩无几，但……（下面意指斯大林和莫这样的人留下了，就取得了一切胜利）。”（第640页）这就是说：老党员几乎全杀了，所剩无几。在莫洛托夫说这些话时，他既不惭愧，也不悲伤。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应该是这样以杀尽自己的同志为职责的人吗？

但是，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大屠杀还很不够。他明白指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没有被杀掉，就证明“大清洗”很不彻底。他尤其痛恨李维诺夫，说李维诺夫未被杀，纯属偶然，其实早该杀了。（莫洛托夫竟未看出斯大林为何要留下这张闲牌，在必要时可以打出去。）卫国战争爆发后，有一天，斯大林把李维诺夫叫来，没头没脑问他的外交礼服还在不在，李答还在。斯大林叫他立刻动身到美国去当大使，礼服是现成的，立刻就走。

莫洛托夫奇妙地提出，是列宁笔下提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人挽救了布尔什维克。这就更奇了。他指的当然是斯和莫本人等。这是睁眼说瞎话。列宁多次提到斯大林，有时提到莫洛托夫，可是尖锐批评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很少。最好的证明之一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没有怎么引用过列宁表扬斯大林的话（列宁比较重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长文可能引用了），如果有，而且很多的话，能够不引用吗？列宁真正郑重其事地提到的，是在遗嘱中道及的6个人。这便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其中批评最尖锐、最严厉的是对斯大林，直至提出要撤去他担任还不到一年的总书记职务。总书记，是中国人几十年来把它神化了，其实就是办公室主任、秘书主任，至多是秘书长这一类的意思，是事务性的，同领袖根本上是两回事。

莫洛托夫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对党内有任何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手地予以消灭，而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伟大英雄。莫洛托夫毫不知羞耻地夸奖他自己也是一个“内战内行”的大专家。他说：“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引者）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以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杀人也有‘基本上’正确之说！？——引者）。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第472页）郭沫若在《韩非子批判》中，曾说过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正确话，他说韩非的政治主张是那么的残忍，使人感到韩非的神经似乎是钢丝制成的一般。这是根据上世纪40年代读郭文时的记忆，确否未再查原文。现在看了莫洛托夫的谈话，又感到韩非算什么呢？比起莫洛托夫的神经来，韩非还软弱得很呢！

莫洛托夫无缘无故地、毫无根据地、反反复复地强调，1937年前后的苏联，似乎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如果不反复地大规模推行大逮捕、大屠杀政策，苏联就要立刻完蛋。“狼来了，狼来了！”狼是谁呢！不是希特勒，而是全国的党政军干部和老百姓。但是，在实际上正好相反，1935、1936年时，人们以为要赶上1928年的时期了（即“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至少在大城市，多少有了一点能够喘一口气的感觉。再加上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他们的天才外交家、一脸和气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他的作风同以后几十年由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外长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这些顽石般的人物的作风根本不同），在国际联盟会议上，成年累月地呼吁推行“集体安全”政策，大国一致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危险等等。那时苏联在全世界的威信真是高极了：全世界都“左”倾了！同情和拥护苏联的力量在全世界大大地增强了。中国也完全是如此，1935—1937年，苏联在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可谓达到了顶点。1936年，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新宪法通过了（拉狄克也参与修改。通过宪法后，这两个人都相继被公开镇压了），在当时不明真相的世界进步人民面前真是耳目为之一新：人类的新曙光又一次照耀全世界了！可是，正在这个时期，苏联却忽然在全国，对上中下层的领导人和干部（包括驻外与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切人员）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运动。按西方新闻界的说法，整个苏联成了一部大绞肉机，日日夜夜在开足马力地工作。但是，莫洛托夫对此人类内部屠杀的空前惨剧却赞不绝口。此事历史上找不到先例，希特勒的爱将隆美尔元帅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运动，希掌握了确证，令其自尽，但不宣布真相、然后予以国葬。莫洛托夫说，如果那时不大捕大杀，苏联就生存不下去了：“没有1937年的肃反（引者按：1937年是习惯语，泛指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我们也生存不下去……不对凶恶的敌人采取严酷措施，是不行的。”（第512页）莫洛托夫认为那时苏联已惶惶不可终日，国家已“危急之至”，如不大杀，就要“垮台”了：“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就会有更大危险，就会在艰难时刻使国家四分五裂。那时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牺牲要大得多，要付出千百万人的牺牲，以至于垮台，无论如何，危急之至。”（第517页）全是废话、空话、骗人骗己的话，这些就是开足绞肉机的“根据”！

莫洛托夫更莫名其妙地说，只有大捕大杀才是“救国救民”、“挽救革命”的唯一办法：“想想看，这一政策（按：指大规模镇压的政策）是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唯一政策，是符合列宁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的唯一政策。”1935—1939年这一特大镇压时期，怎么会突然出现要以开足绞肉机的马力来“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怪事呢？而对于外敌——希特勒德国的生死威胁则一字不提，枪口完全对内，莫洛托夫竟还称之为“列宁主义”！

像上述类似的话，充满全书。事实是，这时的外敌问题，无论德、日两个方向都还未达到立即就要爆发大战的程度，不存在箭在弦上的外敌压境的大危机。这时期的唯一任务，就是加强团结，增强内部各方面的力量，准备迎接德、日两个法西斯侵略国的进攻。强调抵抗德、日的人，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哈林[1934年在联共（布）十七大上他作了主要强调准备回击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发言]等，均相继被杀了。但是，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苏联的天就要塌下来了，而坍塌的原因，不是外敌，而是来自国内种种“可能”的敌人。因此，当时“挽救危亡”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内部大规模的盲目镇压，把党政军的中老干部都杀得近乎精光。军队中层（团）以上军官损失尤为惨重，几乎连锅端了。朱可夫1939年夏在蒙古同日寇作战（诺门罕事件）中，发现尉级军官当师长，太误事了，华西列夫斯基在1939—1940年的苏联攻打芬兰的战争中也发现大量师长是尉官，因为“校”级军官几乎都杀光了。

问题是：那些被杀、被流放的人真有罪并有丝毫的罪证吗？答案是完全没有，莫洛托夫也承认他们没有什么谋反及通敌罪证。他们唯一的罪，就是被硬说为“信不过”、“不可靠”，“可能”在将来干坏事！莫洛托夫说：“1937年的肃反是必要的，应当看到，十月革命后，我们虽左右开弓，大开杀戒，取得了胜利。但是，多种残余敌对势力还存在，法西斯侵略大敌当前，他们可能（！）纠集起来。我们幸亏于1937年搞了肃反，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引者按：第五纵队是1936—1939年西班牙反抗德、意法西斯假手国内叛军首领佛朗哥作乱时，敌方自称其派往共和军内部的奸细及内部的反对派是他们的“第五纵队”。）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当一切顺利时，党和国家尚未面临威胁时，他们是好的，是忠诚的，而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会投敌。”（第465页）这是斯大林式的典型理论：即人人都可能是“特务”，人人都可能要投敌。救治之法，就是先把他们通通杀光。问题是：按此理论，苏联已无可信之人，国家已无可用之兵，人人都可能是未来的叛国犯！唯一救治之道，就是提前把他们先杀光！这话是从莫洛托夫口中老实讲出的苏联领导人长期关门大屠杀的根本理论。

布尔什维克中，究竟哪些人信得过，哪些人信不过？莫洛托夫说，凡“执行路线不坚定”的人，均在捕杀之列：“受到镇压的不仅有死硬的右派分子（注意：苏联在1938年初公开杀了布哈林以后，就始终把‘右派’放在了托派之上，一直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莫洛托夫在此也是如此。——引者注）或托洛茨基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有许多动摇分子，这些人执行路线不坚定，当然也就无法相信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叛变投敌。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之流还是蒙混过关，米高扬之流还是躲了过去，还有一些人……”（第466页）可见，莫洛托夫恨的是没有都杀光。其实，一个该举的例子他却没有提到，就是苏联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确实在战时投敌了，成为伪军“俄罗斯解放军”的总司令。照莫洛托夫的理论，为避免发生弗拉索夫事件，就要在战前把苏军的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杀光，才不会出现弗拉索夫这样的叛军司令！按照莫洛托夫的荒唐逻辑（谁都知道莫洛托夫并不是这个荒唐逻辑的发明人），就不能不把苏联人都杀光，这样才能保证在将来不出一个坏人。

上述论点不是推测，而是莫洛托夫明确而强调地讲出来的。莫洛托夫的访问者（包括有时同去访问的其他几人），从根本上说，都是与莫洛托夫同调的。（不然他们怎么能有139次之多呢？）有一次访问者对莫洛托夫的“肃反”功勋表示感激时，就出现了这么两句对话：

“你们进行了斗争，对你们无可指责。”

“不，应该指责斗争得不力，没有把坏蛋通通打死！”

一个是感谢他们过去大屠杀的历史功勋；一个是感到还杀得太不够，十分抱歉。天呀，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呀！这不是一群杀人魔鬼的大合唱吗？这样的政权不垮台，人间还有真理吗？

如此大规模地捕人杀人，要不要什么证据呢？感谢高举斯大林红旗的莫洛托夫同志，他回答得很干脆，要什么证据！请看下面的回答：

问：“可是，现在有人说，公诉书中除去被告自供以外，没有任何算得上是罪证的事实。”

莫洛托夫答道：“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是敌人，还需要什么罪证！您念念布哈林的供词就知道他是个机会主义分子！不是还想搞富农叛乱吗？”（第482页）

莫洛托夫可算道尽了他们“肃反”的真相，你现在或将来可能做坏事，所以把你抓起来；然后是刑讯逼供、指供；然后是取得一切所需要的口供；然后定案；然后是维辛斯基的血腥演说起诉；然后是明正典刑！这就是千篇一律的大镇压公式。证据是绝对丝毫不要的。（莫洛托夫夫人于1949年初被逮捕后也被指供：莫洛托夫拥护斯大林是假的。莫洛托夫的杀头之罪不是已准备好了吗？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对此事是讲得清清楚楚的。）

莫洛托夫坚持大屠杀时期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书中无数次地坚持确认，当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国家公诉书，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和“犯人”的所谓“口供”全都是正确的，因此也就全都永远有效。因篇幅关系，这里从略。但有一趣事似仍应提一下，莫洛托夫在1974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仍认为布哈林是1918年刺杀列宁的主谋人。他说，“在我看来，他（按：指布哈林）至少参与了社会革命党人杀害列宁的阴谋。他原先主张逮捕列宁。但那时候已到了两军对垒生死存亡的关头，斗争已发展到要处决列宁的程度”。莫洛托夫明知他是在大扯其谎。因为正是布哈林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唯一坚持劝告列宁那天晚上不要到某工厂去演讲的人。此事在1935年出版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出版时，斯大林去电话向克鲁普斯卡娅祝贺，然后即发动波斯伯洛夫等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而波斯伯洛夫此时正是“斯大林同志秘书处”的宣传处长。）莫洛托夫会没有看过吗？列宁夫人回忆录载，当天中午，布哈林在列宁家中吃饭，（列宁待布哈林如家人子弟，并公开在“遗嘱”中讲布哈林是全党最喜欢的人。）席间，布哈林得悉列宁当晚要到两个工厂去演讲，而头一天乌里茨基（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刚刚被刺，因此就劝列宁不要去演讲。请看列宁夫人是怎么写的吧：

“这天，布哈林在我们家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置之，后来为了不再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或许不去了……（晚上，列宁）没有带任何警卫就去参加群众大会了。”［5］

因此，什么杀害布哈林的判决书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啊，以至于不得不紧跟伪史的电影《列宁在1918》啊，等等，全都是在彻头彻尾地伪造历史。电影编者卡普列尔，即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16岁时如痴如醉的情人，斯大林让他整整坐了10年牢，斯大林死后当天获释（斯女儿则说是3个月后）。他依据判决编电影，本人应属无错。我在多年前即在《羊城晚报》写过一篇短文，题作《阴谋文学的老祖宗》，就是专门介绍此事的。

莫洛托夫至死也是拥护大规模地乱砍乱杀的。他对中国人提出的、替他们辩护的“扩大化”，莫洛托夫毫不领情，他说：“我认为我们当时就应该经过一个恐怖时期，我不怕这个词，因为当时没有时间、没有可能……仔细分析。否则我们就不仅会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去冒险，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威胁。”（第425页）这就是公开承认苏联当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乱杀了！苏联的大砍大杀在斯大林时期从未停过。照莫洛托夫的理论，苏联是“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弄清情况，所以一切毫无根据的大屠杀都是完全合理的。莫洛托夫至死坚持他这套“社会主义”即是无限恐怖的理论，而且他们的“肃反”不但没有“扩大化”，而是犯了“缩小化”的错误。

这里顺便说几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顶了整整3年牛。后来实在顶不下去了，才于1988年初夏，不得不开始进行真正的平反工作。过去我们大骂赫鲁晓夫，实际上赫鲁晓夫是只为“斯大林分子”平反的，对一切所谓“反对派”分 子根本就没有平反一个。赫鲁晓夫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平反工作已陷于倒退，历史的真相准备永久伪造下去；安德罗波夫可能不同一些，但执政一年就去世了。1988年的春夏秋三季，戈尔巴乔夫及新的政治局才决心全部平反，该年先后由苏共中央、苏联最高法院等有关部门，把三四十年代的一切大小政治假案全部平反了，并由塔斯社通报了全世界，说明这些案件全部是假案。因为查遍一切有关部门的全部档案资料，始终未查得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实他们所犯的任何一件罪行，所以，起诉书和判决书全都没有任何证据。苏联境内也始终根本不曾存在过由托洛茨基在境外做总指挥的那些所谓外国间谍、暗害集团及其活动。所有那么多人的全部罪行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因此，这些起诉书、判决书全都没有任何根据，予以撤销。对布哈林特别隆重，为恢复他的党籍，由苏共中央特别发了一个专门通报。（但是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主要还是采取大批判态度，说明那时他也还没有下决心为布哈林等平反。）实际上，由于这些平反，便也为托洛茨基本人平反了，因为在苏联境内既然没有任何由托洛茨基指挥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活动，那么，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罪行也就全没有了。苏联的这些公开平反决定，塔斯社对全世界发了消息，这些消息大体都收在新华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此书名为《克里姆林宫秘闻》，“内部发行”。因篇幅关系，苏方的平反原文就不详细引用了。

共产主义实现前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

莫洛托夫认为，专政只能是几个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必须是天罗地网，对党内意见不同的人只能放手镇压，镇压必须连及妇女儿童，决不能释放政治犯，最可怕的敌人是：人道主义。

莫洛托夫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均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除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别无选择，可现在我们到处都把这一提法修正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所有的文献都做了修正，甚至在党纲中也如此。”（第577页）其实，莫洛托夫缺乏常识，马、恩常常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泛称为共产主义的。

而莫洛托夫心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天罗地网，使任何人都无处可逃。莫在书中谈了很多沙皇流放犯人的事情，那里管吃管住，准许通信自由，准许亲属去探亲与居住，准许看书、撰文、开会，还准许按原来的党派自行编组活动。莫洛托夫承认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把苏联的一切监狱、集中营、流放地都“搞成了天罗地网”（第175页），使任何人插翅难飞。在实际上，苏联全国都是如此。

苏联在惩办一切所谓“反对派”、“反革命”犯、“间谍”犯等等，就是所谓“政治犯”时，一般是要株连家属的，即家属一般都要同时被捕、监禁、流放等（我不说“全部”，但我所见的书上，苏联被捕人员大体上都是累及家属的）。莫洛托夫不仅恬不知耻地承认了这个事实，而且认为这样的惩办很必要！

“为什么波及妇女儿童？”（丘耶夫问。——引者注）

“什么‘为什么’？当时需要对这些人进行某种隔离审查；她们当然会散布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分化作用。实际上就是这样。”（第494页）累及妇女儿童，莫洛托夫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对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不满与不能理解！

莫洛托夫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能是几个人以至一个人的专政。他说：“在列宁健在时苏维埃的作用实际上就已经被贬低了——大权应该集中到几个人手里。”（第222页）但苏联的事实并不是几个人，而确实是一切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恐怕是苏联一切错误的总根源。个人独裁得越厉害，人民的苦难往往也就越深重，古今中外，绝无例外。

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对一切有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反对派”分子，只能放手消灭。他说：“甚至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列宁认为这十分危险，要求进行坚决的斗争……总要有人放开手脚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第472页）

列宁对党内有不同意见者，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要杀他们，也没有想过用党纪处分。列宁最后两三年，同斯大林有分歧，为党的前途着想，列宁也只不过建议撤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而已。

莫洛托夫承认，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即几次同他商量，建议从集中营等处放人。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建议，莫洛托夫彻头彻尾反对，赫氏同他商量过几次，都被他坚决拒绝了。莫洛托夫说：

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对我说过两次：“一块儿干吧！咱们友好吧！”“好吧，基础是什么？咱们谈谈。”

“毫无结果，因为我们立场不同。他主要是想让劳改营放人，无论如何也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可当时给那些明目张胆的敌人平反，我当然不能和他意见一致。”（第441页）

“我对他说基础是什么的时候，就已开始禁止他这样干了。他不愿意，我们无法共事。米高扬同他关系不错。”（第441页）

在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一切无罪的人这个全苏人民第一号紧急的最大问题上，莫洛托夫是死硬地坚持他在斯大林时代的立场，一个不放。而对他的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宣布离了婚的夫人例外，他要求立刻放，并办到了。

莫洛托夫只要残忍的专政，而坚决把人道主义看成最可怕的敌人的。他的确是斯大林政策的最忠实的保护者，他竟说：

“赫鲁晓夫放出了一只猛兽，这猛兽眼下可能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可不能小看了赫鲁晓夫。”

“这头猛兽，人们把它叫民主。”（丘耶夫说。——引者注）

“叫人道主义。”莫洛托夫说，“说穿了，不过是市侩作风罢了。”（第434页）

莫洛托夫的残忍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这倒是他们执政时期的一个真实写照——人道主义是毒蛇猛兽！

莫洛托夫讲上述这些话时，已经是1980年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详载了莫夫人的释放经过。1953年3月上旬，斯大林追悼会结束后走下列宁墓时，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看见莫洛托夫一脸不高兴，就凑上前去祝贺他的生日（那天恰好是莫的生日），莫洛托夫气鼓鼓地说：“把波琳娜还给我！”第二天晚上，贝利亚在办公室迎接莫洛托夫，并把夫人波琳娜还给了莫洛托夫，并称波琳娜是“女英雄”。至于为什么第二天晚上才能见到人，可能是要到第二天专机才能把人从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接回来。同样，宣布斯大林死讯的当天，一个电影剧本作家兼导演，也即《列宁在1918》电影剧本编剧人卡普列尔即被释放。这个人比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大20多岁，但斯维特兰娜一心迷恋着他，追求他。斯大林在1943年上半年就把这个人送入狱中了。他的罪过就是：公主追求他，而他又是犹太人。于是，他便不得不为此做了十年“钦赐”的“外国间谍”。除上述两人外，莫洛托夫的自述表明，他是始终不同意释放这些“敌人”中的任何一个的。

但愿像莫洛托夫这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一个也没有！

共产党永远不能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

莫洛托夫的这种思想确实很有代表性。莫洛托夫竟然公开地、毫不迟疑地对他的访问者说：

“我认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不能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我们不能说假话，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农民的利益！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得让工人阶级独揽大权。”（第596页）

莫洛托夫的确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说那个政权的本质，他连国家还要“站在各个阶级之上”，还要代表或照顾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马克思时代对农民问题的论述还很少，但列宁已提出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农联盟。没有工农联盟，就不要想建立什么社会主义，既然是工农联盟，你不考虑同时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存在多久呢？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决不能同时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完完全全的劳动者，所以莫洛托夫之荒唐可笑，比什么托洛茨基还要托洛茨基主义。他的理论不是错误，而是极端的反动！莫的水平实在太低，无法与之理论。这种人参加苏联当政几十年，表面上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根本不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竟然是必须同广大农民与知识界长期为敌的东西。几十年的苏联在搞些什么，人们也不难窥见其一部分秘密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对有些科学家，不管他们有罪无罪，不管他们是否有犯罪嫌疑，都只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才能让他们工作，像养牛养羊一样给他们草料吃，然后把他们的奶汁挤尽。人们早已发现，为什么从事最尖端科技研究的（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大科学家们，很多人都是长期在监狱中作出的贡献，是在叶若夫、贝利亚的狱中的发明。现在莫洛托夫公开回答了，这竟是他们的国策，并不是叶若夫、贝利亚的发明。像权威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主要是军用飞机的设计，但一般人均以为他只是一个民用飞机设计师）、火箭之父科瓦廖夫等人，都不是贝利亚之流想捕就敢捕的，只有一个人才有这个权力，那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说：

“我们俄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同富裕农民，同有富农情绪的人联系密切，农民国家嘛。”

这说明：一些苏联领导人似乎天生有严重的“恐富农症”，说来说去是反富农，杀布哈林的理由之一是说布哈林要使富农复辟；之后，大捉自然科学家，又同“富农情绪”扯在一起。图波列夫、科瓦廖夫这些人知道什么“富农情绪”呢，他们哪里来的“富农情绪”？

“那个图波列夫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图波列夫是苏维埃国家极其需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内心反苏，在同亲朋好友往来中干了些有害的、腐蚀人的事，即或没干，也有这种情绪。他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结果，把图波列夫等人送进牢房，同时下令肃反人员：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但不能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工作，设计出国家需要的装备。这是极为有用的人才……不能不考虑，遇上困难关头，他们可能成为特别危险的分子。不然在政治上要吃亏。”

古往今来，除了苏联之外，有哪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国策：必须把科学家们关在监狱中工作！

莫洛托夫的头脑里没有人民，他甚至反对照顾一下人民的生活需要

莫洛托夫的马列主义的精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只能过最苦的生活，要改善生活，只能到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以后再说。“社会主义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需要有肉，需要有这个那个，这些东西都需要。但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那么尽管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但最终将落得一场空。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第462页）

提问者说：“但现在人们在国内市场上连肉都看不到。”

莫洛托夫回答说：“——肉呀肉！见他的鬼去吧！只要帝国主义完蛋了就好了！”（第463页）

莫洛托夫强调：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人民就很难改善生活，要加强国防力量，要做许多其他的事，要搞许多工程。我们不敢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战争并非必然发生。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难以期待生活的改善。这是我的看法。”（第319页）

莫洛托夫坚决反对发展轻工业，强调只能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他说：

“用十年时间，我们可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但是，第二个十年我们就得准备垮台……”

“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忘记需要发展什么，特别是重工业。”（第590页）

莫洛托夫责骂赫鲁晓夫的最大罪过，就是他公然以吃饱面包来“欺骗”人民。他说：

“在赫鲁晓夫时代，只要有了面包，有了食品，就算好日子了。他就利用这个。与其说是他利用别人，不如说是他被别人巧妙地利用了。人人都想快快摆脱紧张气氛，轻松地舒一口气。”（第375页）

莫洛托夫最反对的，就是让人舒一口气。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之所以特别应当反对，就在于他被人民“利用”了！（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真正被人民“利用”。）

莫洛托夫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坚定地不准人民吃饱肚子，在主观上就必须与人民为敌！

莫洛托夫是个典型的只搞“政治挂帅”的人，他用政治思想等因素代替了一切经济利益，他从根本上反对多劳多得，否认任何的“物质刺激”。他极其奇怪地提了以下六条几乎同经济无关的政治原则，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莫洛托夫说：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六种因素可以代替（！——引者注）物质刺激：

1．善于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

2．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3．选择好干部；

4．使全社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5．实行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

6．进行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第575页）

全都是痴人说梦！莫洛托夫在这六条里，只把工人当成劳动工具，全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的老一套，这里面有一点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和生活利益的迹象吗？至于所谓“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就像斯大林和他都主张社会主义世界均应使用俄文俄语一样，天下经济一统都归一个中心支配，为一个中心服务。我引用这些，会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可笑的，毫无价值。作用就在这里，非常可笑，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毫无价值！

莫洛托夫特别迷信所谓单一的社会主义国有制。这一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至比较聪明的安德罗波夫都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可以说一个甚于一个。他们（包括莫洛托夫）都以为，只要把各方面都变成国有制了，共产主义就完全实现了。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几代继承人，日日夜夜都在为赶办这件大喜事操劳（主要是在农业中），结果，经济上的斯大林模式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丘耶夫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话问莫洛托夫：“‘我们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我们认为发展前途是将这两种形式纳入统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也就是你正在写的观点吧。”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第593页）可见要冲出斯大林模式的艰难：一切国有，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代领导人竟没有一个人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莫洛托夫甚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必须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了。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确早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按：这是莫洛托夫从勃列日涅夫那里搬运来的）……要想在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将所有制经济转为全民所有制，这是问题的关键。”（第592页）只要全都是全民所有制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以从赫鲁晓夫起都不断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求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莫洛托夫尽管以未能在30年代杀掉赫鲁晓夫为终生憾事，但在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二人还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迷信所有制改变了，实际主要是分配制度改变了，生产力自然就上去了。他们忙的都是同生产力完全不相适应的消灭任何“私有制”的痕迹，其实这是马雅可夫斯基似的狂热的社会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中写过：“我没有任何私有财产，除了我的那把牙刷之外。”（大意）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样的话不要紧，因为他一个人可以胡说八道，可是从斯大林起，就忙着建设共产主义（斯大林1939年2月在联共十八大的主题报告就是这么提出任务的），以后的领导人越来越起劲，莫洛托夫更把这点视为金科玉律。

急于改变所有制，认为所有制改变了，就很快进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了，像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所反复申述的那样，这恐怕是一切斯大林模式（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内），也即苏联所犯的决定性错误之一。

莫洛托夫承认在他主持下消灭了40万户富农

实际上这还不到他的政府已宣布过的若干分之一。莫洛托夫原毫无消灭富农的打算，但只能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莫洛托夫说，苏联没有为集体化死过一个人，他一个也未见过。莫洛托夫在20世纪80年代还想继续消灭富农。

莫洛托夫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上的极“左”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列宁于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上。莫洛托夫说，“新经济政策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实行的”，“我们当时不得不暂时抛弃我们的路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向资本主义方向漂移……”（第455页）

照莫洛托夫的看法，列宁是把一切都“放弃”了，一心一意走资本主义的路了。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的，莫洛托夫对它都有上述一套看法。他不便公开反对列宁，但照他的看法，实际上认为列宁是在恢复资本主义。

莫洛托夫最感兴趣的是“消灭富农”，他对此事念念不忘，以至在苏联消灭富农的50年之后，他还是感觉有迫切的继续消灭富农的渴望：“难道把富农赶走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和他本人几个人的情绪，把富农‘赶’到荒原和不毛之地，不敢承认是肉体消灭。——引者注），第二天就可以说富农已被消灭了！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虽战胜了（是仅仅‘战胜了’，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了！——引者注）富农，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彻底消灭。富农情绪现在还存在，大量存在！拿党证的人保护着富农，说他们是劳动者……这样的作家也很多，难以想象。”（第485页）照此说法，就要消灭一切党员、知识分子和作家才能消灭富农了。其实，消灭富农之说也是来自斯大林，莫洛托夫拾人牙慧，狂嚼了50年还不过瘾！

莫洛托夫如果真在1957年的倒赫斗争中当上了总书记，他恐怕又要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消灭富农”和“肃反”运动。莫洛托夫十分得意，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他包干主持消灭了四十万户富农。他说：“我亲自制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我们总共驱逐了四十万户富农。这项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一个委员会搞的……”（第457页）

“驱逐”，好轻松。两手空空，把人驱逐到冰天雪地的荒原或沙漠地区去，谁活得下来？

莫洛托夫自夸而且还想在80年代继续在苏联推行的消灭富农运动的大体情形，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三位教授著的翔实而比较客观的《苏联兴亡史》一书，对此事有简要客观的介绍。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下面的材料，均取自该书。

苏联在1929年于斯大林下令消灭富农阶级之前，实际上农村已经中农化，中农占全部农户的60%以上。十月革命后，富农总户数锐减，并还在不断减少中。富农大体均是大家庭，平均只占农户的4%-5%，每户人口为7.3人，每户劳动力为四五个。而耕地面积在十月革命后，则在日益减少中，而且是以自耕为主。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府命令规定，根据财产多少，分别以一年中雇工50天、70天、150天以上的即为富农。即以最多的150天而论，也还不到半个长工。因此，这个规定之苛刻与不合理，恐怕也是世所罕见的。一家平均有四五个劳动力的农户，雇这点工所占他使用劳动力的百分比显然是很低的。这就算剥削阶级的富农了，理论上说不说得过去？苏联之事，我们缺乏了解，不去妄断，但总令人存疑。而且在内战结束之后，富农是服从政府的一切限制、排挤与高税政策的。1929年4月，苏共中央又规定占农户总数4%—5%的富农，必须负担全部农业税的30%—40%。在此种条件下，斯大林下令消灭富农，实际上是杀鸡取卵政策。其结果是把鸡杀了，卵却没取着。例如，强迫集体化、消灭富农一来，立即就没收富农全部耕马，然后集体饲养。结果如何，中国人自己干过，对此特别清楚，耕马除了死得快之外，不会有第二个前途。

其实消灭的何止莫洛托夫说的40万户富农呢？1930年2月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政府）把要消灭的富农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6万多户，第二类为15万户，第三类为80万户，总计为100多万户。这是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下的命令，莫洛托夫故意装作不知道。每户平均7.3人，100万户应为730万人。按规定，第一类富农处死；第二类富农流放西伯利亚无人过问；第三类扫地出门，无条件赶出集体农庄，无衣无食无住处，其结果还不是一个死吗？《苏联兴亡史》一书说：“二十年代末苏联解决富农问题的方式，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人为地激化阶级斗争，人为地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剥夺富农财产，对富农‘扫地出门’的政策，不是体现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远大战略眼光和改造全社会的宽广胸怀，而是表现了俄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短浅目光，以及狭隘性，简单的报复心、平均主义等等意识。”（第297页）这段话有胆有识，敢于突破旧教条，作出了新的正确评价，这是令人佩服的。但末三句我以为则全不对，打屁股打到同样受害的俄国小农身上去了。这种政策并不是小农经济促成的。哪个小农要把所谓已经不像富农的700万以上的“富农”突然全部置于死地呢？我在陕、晋、冀、鲁农村达三年之久，据我所见，没有哪个贫苦农民要想处死较富裕的农民的。

消灭富农是斯大林一个人于1929年末才决定的。《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则是1930年1月21日才发表的（发在《红星报》上而不是在《真理报》上，不知何故）。之前，在1930年1月15日即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制订消灭富农计划的委员会。所以莫洛托夫以消灭富农的总领导自命，在表面上也说得通（实际上他是被指定的表面上的执行人）。1928年年中时，加里宁及政府农业部部长雅科夫列夫（此人本为斯大林办公室重要工作人员，中央委员，后被处决了。——作者注）等等，还均主张吸收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更不用说布哈林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更是不赞成以暴力消灭富农了（后来斯大林集中以此事整布哈林是借题目做文章）。1929年4月，联共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不是大会）上，尚可以讨论富农是否可以参加集体农庄，意见不一，未作结论。所以，斯大林突然提出要用暴力彻底消灭富农，完全是一个强加于全国全党的突然行动！

在消灭富农运动中，打击面是宽得不得了的。例如：“1930年3月12日斯摩棱斯克《工人之路报》报道：巴图林区的某村没收了34户农户的财产，其中只有3户是富农。”（《苏联兴亡史》第288页）这比政策允许打击的富农的十倍还多，农村怎能不破产？

1943年苏美英三巨头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会议时，在斯丘密谈中，斯大林答复丘吉尔的提问中，也承认苏联在彻底消灭富农，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那几年的危险程度，比德寇入侵时的危险还要严重得多。斯大林为什么这么老实地对丘吉尔说呢？因为战时英、美、苏的合作比什么都重要，表示不同丘吉尔打官腔，以示诚意，当然，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必须在丘吉尔面前硬撑，表示现在还不如当年危险呢，没有什么不得了。

可是，莫洛托夫却要硬着头皮硬撑到底，胡说到底，他说：

“我们的集体化运动搞得不错。我认为，集体化运动的成绩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更大。”（第457页）

八、莫洛托夫自称他的唯一任务是实行对外扩张

要占领东欧西欧、要分尝非洲，还要向苏联南部边境外扩展，扣着小国代表不卖国就不准走，后半夜强迫南代表签署外交文件。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较长时期的外长（1939—1948年，1953—1957年），也曾以外交家著称于世。他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外交家是怎样做的呢？下面可以举例看看。

莫洛托夫承认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对外扩张。莫洛托夫首先歌颂沙皇俄国的扩张成果，说：“好在俄国沙皇为我国夺得了这么多土地，使得我们现在能够更加有力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了。”然后说：“我认为，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现在看来，这项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不错。”显然，莫洛托夫以斯大林和他能够继承和发展沙皇的对外扩张事业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莫洛托夫还告诉我们，斯大林并不以占领东德为满意，他还想着西欧。莫洛托夫向访谈者证实确有这么回事：

“据说，哈里曼问过斯大林：‘当初德军曾兵临莫斯科城下，而现在你瓜分柏林，你对此感到得意吧？’斯大林回答说：‘沙皇亚历山大还打到巴黎呢。’有这回事吗？”莫洛托夫回答说：“有这么回事。”（第109页）

这反映了斯大林心里是没有忘记西欧的，野心比老沙皇还大。

不仅西欧，战后莫洛托夫又受斯大林之命，去索取地处亚欧交界的两个属于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个海峡控制着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在军事、交通、经济上均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土耳其并非希特勒的同盟国，战后想去强占人家的国土当然难于成功。但斯大林还是非想要不可。莫洛托夫记载说：“斯大林对我说：‘要对他们施加压力，争取共管。’我说：‘他们不会同意的。’斯大林说：‘你去争取嘛！’”（第108—109页）当然没有争取到，因为美、英不同意。

斯大林还想在非洲北部占领一块地方，就是利比亚。若占有这块地，不但可以控制非洲北半部，还可以从军事上威胁地中海及南欧诸地区。莫洛托夫对此事写得很生动，他对西方大国提出此项要求时，气得英国外相贝文当场发病：

“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声称利比亚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予支持，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贝文一听就犯了病，甚至还给他打了一针。我只好放弃。贝文跳起来喊：‘这是胡闹，胡闹！你们从未到那里去过！’”（第109页）

莫洛托夫还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战后格鲁吉亚共产党首领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见故乡来人，指着地图对战后的大扩张表示比较满意，“‘只是我对我们这一段边界还不满意！’斯大林说着，指了指高加索以南地区”（第2页）。俄国南界以外是些什么国家呢？这就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三国。接壤处都是贫瘠地区，显然意在军事需要。以后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果然发动了占领阿富汗的战争，达十年之久，是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全部撤军的。

对于战后的扩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比较满意。莫洛托夫说：“斯大林不止一次说过，俄国人打赢过多次战争，但却不善于利用胜利果实……在分享果实时被人抛在一边，让人宰割。在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干得很出色。”（第79页）

为了强占他国，莫洛托夫在苏德战争前奉命干的事情之蛮横无理，恐怕是中外历史上未见过的。1940年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时，实在令人吃惊。1940年苏联正式出兵占领这三个小国之前，“1939年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来见我们。我对他说：‘你不签字加盟（指并入苏联。——引者注）就休想回去’”。“从爱沙尼亚来了一位部长，是个军人……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干得很出色。”“他们走投无路，总得想办法保全自己。”（第2—3页）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就是这么发生了伟大“革命”的，“人民狂热要求加入苏联”的真相就是如此。

战后，这种行为对盟友南斯拉夫照样施用过。

1948年2月2日起，斯大林强令保共季米特洛夫、南共铁托到莫斯科去（未说去干什么）。铁托心知不对，抗命不去，叫南共的第二名领导入卡德尔去了。一开始斯大林就下命令，强令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两国合并成立联邦（事先保共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这事很明显，是要用季米特洛夫的保加利亚来控制南斯拉夫，以限制南斯拉夫的半独立性（南斯拉夫是多年苦战，自己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斯大林还说：“没有苏联的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季米特洛夫在一个月前曾公开建议过在东欧成立较广泛的联邦。——引者注），要是有朝一日建立联邦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联邦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当时的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之间还隔着一个宽大的里海呢。——引者注），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而且斯大林还说这样的“联邦”“是会建立的”。［6］这就是说，苏联要直接全部吞并东欧诸国。

斯大林当场就要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签署两国建立联邦合为一国的协定。卡德尔尽一切办法婉辞了，答应回国后再商量。但卡德尔必须留两天同莫洛托夫讨论两国经济合作问题。卡德尔说：“第二天（应为1948年2月4日了。——引者注）凌晨三点钟，我被叫醒，接到通知说，莫洛托夫叫我去克里姆林宫……当我抵达那里后，莫洛托夫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对我说：‘请签字。’我拿起文件，见上面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对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7］这回卡德尔忍辱签字了，估计是这话还有点弹性，以后还可以扯皮。

莫洛托夫告诉我们，斯大林（以及莫洛托夫）所理想的世界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都要归苏联领导，而且全世界都得说俄语，用俄文。莫洛托夫介绍说：“斯大林研究语言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胜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目的，普希金和列宁使用过的语言就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国际交往的语言了。”（第324页）

这当然也是莫洛托夫的思想，而且莫氏说得更不像话：“我到蒙古时恰好是泽登巴尔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达姆巴担任第一书记。达姆巴是一个狡黠、谨慎、不讲俄语的人。可这就已经证明他不能胜任领导职务了。因为要阅读《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第126页）这就是说，蒙古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也不过是同苏联的一个州委书记一模一样的身份，一切都要靠《真理报》与《共产党人》这些报刊的指示，否则就休想担任领导工作。

卡德尔在尝过苏联的一切侵略、侮辱的痛苦后，他说：“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统治各国人民，主宰国际工人运动。”［8］

坚决反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与反帝是不能并存的

莫洛托夫是最坚决地反对和平共处的，但不知他有什么办法去立即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泛指发达的资本主义诸国）。这纯粹是一个闭眼不看世界的愚人空想，好像是外星飞来的一个世界革命家似的。莫洛托夫认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是决不能共处的，必须用尽全力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人家又不爆发革命，当然只能输出革命了。至于如何输出，他是不管的，他只会唱高调，只会一味反对和平共处。莫洛托夫引用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根据，他说：

“一百多年前，共产党人就不怕直言‘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如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可我们却在谈和平共处……如果要前进，我们的前景只有一个——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最令人信服了。”（第586页）

“赫鲁晓夫竟然将和平共处写进了党纲……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第585页）

“我记得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也未用过像和平共处之类模棱两可的说法。”（第585页）

其实，莫洛托夫也曾非常肯定地主张过“和平共处”。他鼓吹和平共处比赫鲁晓夫还早，比赫鲁晓夫更积极，更理论化。苏联长期驻中国的外交官、副外长、联合国苏联首席代表费德林在所著《费德林回忆录》中就有关于莫洛托夫的《研究列宁的和平共处论点》一长节，是专述莫洛托夫在1955年时是如何特别重视必须坚持“和平共处”这个特别重要原则的。1955年，莫洛托夫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外长身份率领苏联代表团到旧金山去出席联合国成立10周年特别大会时，是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的，“刚一登上英国远洋轮（玛丽王后号），莫洛托夫便召集我们开业务会，要求我们学习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论点”。

费德林在书中说，莫洛托夫说：“我们要认真领会这个重要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用列宁的构想武装起来。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在著作中提的这一思想是苏联同西方发展国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的论点……从现在起，我们的引文中不再用‘和平同存’的说法，而是‘和平共处’。”

随行人员未带《列宁全集》，记不清列宁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是怎么讲的，费德林说：“莫洛托夫申斥我们，并且立刻把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一字一句地背了出来。”

“五天中，莫洛托夫每天两次召集我们讨论和平共处问题……他说，和平共处政策不是战争间歇期间的权宜之计，而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考虑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处和合作，它就不是战术步骤，而是我们同外国关系中的战略。总而言之，要树立这样一种思想，过去把过多的力量用于刀剑，现在该是化剑为犁了。”［9］

可是，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谈话时，一切都做了180度的转变，唯一的目的就是反对赫鲁晓夫，他这算什么无产阶级政治家呢？其实，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共处”，还远没有莫洛托夫这么地道。

莫洛托夫在丘耶夫面前认为提倡和平共处，就是向帝国主义示弱投降。他说：“如今到处使用和平共处……而求和就意味着示弱，在强敌面前示弱……示弱不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第585页）

莫洛托夫最后二三十年竟然一变而为要么是用全力去打倒帝国主义，要么是所谓和平共处，二者绝不能并存：“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目标，那么怎能主张不打倒帝国主义而与之和平共处呢？”（第586页）莫洛托夫不顾现实中的情况，不顾主客观力量的对比，只会天天高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和平共处，那就只有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条路可走了。这不是坚决要同渴望和平的全世界人民对立是什么？

据丘耶夫转述，“莫洛托夫认为，帝国主义将在二十世纪彻底灭亡”。（第589页）这是完全不要根据的胡言乱语，非常可笑，无评论价值。

莫洛托夫认为：“美国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在那里会比其他国家更早实现。”（第105页）但是，这是莫洛托夫纯主观的一厢情愿。这么多年来，美国人民何时有过非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的迹象呢？

莫洛托夫证实贝利亚之流只能百分之百地执行命令

这些人的身家性命也全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周围也是贝利亚的人。贝利亚曾对莫洛托夫夸口称，斯大林是被他杀的。

苏联国内，由于个人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思维自动控制系统，那里的很多干部和普通人民都有两个误会：一是凡被杀的就一定是反革命，绝对该杀。例如，一个曾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过莫洛托夫的作家，他的父母都是在30年代被斯大林杀了的，但他还是狂热地拥护斯大林的镇压。父母虽然已经平反了，还认为斯大林杀得是对的。另一个大误会是认为，凡杀错了的，全都是贝利亚之流干的，斯大林爱民如子，什么都不知道。简言之，不外“该杀”与“受蒙蔽”说两种。至于斯大林，则什么错误也没有。

可是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却为我们谈出了某些真相。他说：“但是我认为贝利亚自己不敢做主。他是执行命令，执行斯大林最强硬的命令。”（第495页）又说：“不，我从来不认为贝利亚应负主要责任，我向来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斯大林和我们，因为我们表示过支持，而且一贯积极支持。而我本人时时都很积极，主张采取措施。我们干得如此严酷，我过去没有后悔，今后也一定不后悔。”（第405页）

莫洛托夫还认为贝利亚之流不干绝对不行。“他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心惊胆战，怕斯大林。”“斯大林的妻子对贝利亚恨之入骨。但是如果他不干，人们会找到另外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好做，逃脱不了。”（第406页）

大镇压后留下的零星的几个人是否很安全呢？莫洛托夫在全书中多次讲，他和伏罗希洛夫等一直被窃听，他本人也时时在准备被捕。

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与她的情人卡普列尔往来的情书、电话记录等也全落到了斯大林的手中（见斯维特兰娜《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其他人还用问吗？

在这种体制下，贝利亚也不会安于“执行者”的角色，事实发展的结果是，其实斯大林公私生活周围的一切高、中、低级人员，也都是贝利亚派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不是贝利亚的人，即斯大林内部办公室负责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将，斯大林周围及随身警卫负责人弗拉西克中将，斯大林死前竟将他们捕了起来。后来，后者被弄死；前者于斯大林去世后被放出）。此后，斯大林一天24小时，不管室内还是室外，全掌握在贝利亚部下手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他本人已成为贝利亚的手中物。莫洛托夫证明了这点，他说：

“他（指斯大林。——引者注）知道，为了身家性命，贝利亚无所不为。负责挑选警卫人员的，事实上正是这个贝利亚，斯大林是从贝利亚给他派的人里再挑选，可自己还以为是自己亲自选用警卫的呢。哪知道贝利亚搞了名堂。”（第389页）

斯大林知道这事，但摆脱不了。他要摆脱，就得依靠国防军，但他更不放心国防军这股力量，所以才会在30年代把中级以上的军官几乎“清洗”光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个元帅的回忆录都证明了此点。朱可夫说，1939年夏在中蒙边境发生日军进攻的“诺门罕事件”时，他奉命去做总指挥，发现有的师长是由尉官担任，因为师内的校官全部被捕或杀掉了。）华西列夫斯基在1939—1940年的对芬战争中到前线也发现很多师均由尉官指挥，因为校官都已被镇压了（包括被捕）。

莫洛托夫看出，斯大林逝世前几天，只有贝利亚一个人最活跃，一切都是贝利亚在做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完全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性命当时全握在贝利亚一个人的手中，所以政治局诸人才不得不联合国防军来消灭贝利亚等人，以求自保。莫洛托夫还说：

“我不能排除是他（指贝利亚。——引者注）对斯大林下了毒手，因我从他的话语中觉察出一些……比如1953年5月1日在列宁墓观礼台上他作了这种暗示……显然是为了引起我的同情，他对我说：‘我把那位给收拾了。’好像是给我帮了什么忙似的。自然他的意图是要改变我对他的态度：‘我救了你们大家！’”（第292页）

斯大林之死，迄今还是一个谜，难下定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最信任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竟希望他快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载明：在半夜，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个有决定作用的人得报去别墅，看到斯大林不省人事后，却故意命令侍候的人们说，斯大林睡着了，不要去惊动他，根本不找医生来抢救，三个人扬长而去，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三人再来，斯大林仍未死，这以后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请医生抢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一句不解释，他们眼见斯大林已完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马、贝、赫三人为何不找医生，为何三人一起扬长而去……这些显然证明：他们不去救斯大林，希望他快点死。

莫洛托夫说，在斯大林的授权下，“他（指贝利亚。——引者注）整理了所有人的材料。还整理了斯大林的材料。当然也整理了我的，嗯，不是材料，而是……”（第406页）莫洛托夫没有说下去，当然都是要他命的“罪状”。所以莫洛托夫再一次证实了当时杀人时（不包括一般的刑事犯）的罪名其实早已编好，就看什么时候用或不用的问题了。

莫洛托夫贬低斯大林身边的一切人，而反复称颂一个人——日丹诺夫

莫洛托夫自我感觉良好，他似乎真觉得自己是斯大林以下的第二号人物。所以，他看不起列宁身边的一切人，也看不起斯大林身边的一切同僚，如在苏联被视为圣人、完人以及超级能人的斯维尔德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都被莫洛托夫贬得一文不值。说基洛夫的唯一本事就是会对群众大作鼓动演说。至于对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这些人，莫洛托夫更看不起，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似乎不够斯大林分子的资格。贬得少一点的，是对卡冈诺维奇，因为这个人对斯大林太忠实了，所以可贵。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卡冈诺维奇对莫洛托夫不很满意，他批评莫洛托夫对死后的斯大林歌颂得还不够。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不断地被莫洛托夫反复称赞，而且是充满感情的，这个人就是日丹诺夫。我随手记了一下，很不完全，莫洛托夫在书中至少称赞了日丹诺夫8次。无关紧要的称赞就不去说了（对其他任何人，除了斯大林之外，都没有这么称赞过）。莫洛托夫告诉了我们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信息：

“基洛夫组织能力弱，他是一个好的群众工作者（这两句话根本矛盾——引者注）。我们对他也很好。斯大林喜欢他。我要说，他，是斯大林最器重的人……”（传说基洛夫曾是斯大林的接班人，看来并非全是胡说。——引者注）

“我同基洛夫私交甚好。在我的记忆里，斯大林对基洛夫的态度，或许只有后来的日丹诺夫能与之相提并论。基洛夫死后，他喜欢日丹诺夫超过任何人。”（第374页）

在另一个地方，莫洛托夫又说“斯大林对日丹诺夫分外器重，对他的态度简直好极了。”（第386页）

至于莫洛托夫本人，对日丹诺夫也是五体投地的。这种赞美主要是来源于思想的一致。莫洛托夫说：“我认为他的文章，晚年时期的一些谈话（当然指日丹诺夫晚年的各种大批判报告。——引者注），很有意思。”（第386页）

莫洛托夫把日丹诺夫看得比基洛夫高明得多，也重要得多。当访问者问莫洛托夫：“他比基洛夫能干吗？”莫洛托夫答道：“比基洛夫？当然强。大家都说他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不管怎样，应该说他（文化）修养不错。”（第386页）

莫洛托夫这些话，证明我几十年一个不变的观点：要说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第二号人物”的话，这个人物就是日丹诺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此点，我同蓝英年交谈时，一谈就通。蓝英年还说，有些多年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对此竟无感觉，你就知道他的程度如何了。在斯大林手下，尽管长期以来似乎是马林科夫管的事最多，实权似乎最大，但那不过是一个“宫内大臣”而已，短时间内是难于摆在党和国家的“第二号”岗位上去的。但是，日丹诺夫与斯大林在遗传学批判上大概是发生了矛盾，似已失势，日丹诺夫也立即在1948年8月逝世，此时才是马林科夫在内部正式升为“第二号人物”了。1949年12月21日《真理报》报道政治局10人向斯大林70寿辰致的集体颂词，名单不依字母顺序，前三名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系循例照顾，马林科夫已正式取得继承人的身份了。这证明，斯大林旁边的“哼哈二将”，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

以莫洛托夫的政治思想状况，只对日丹诺夫一人赞不绝口，这不是中国人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

莫洛托夫证实了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斯大林在干什么

从上述资料总可以证明莫洛托夫是个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者了吧，莫洛托夫总不会有什么诬蔑和毁谤斯大林的可能吧？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对斯大林有批评，有些将帅的回忆录对斯大林也有所批评，即斯大林在德寇开始进攻的最初几天什么也没有干，人也见不着。这是否造谣呢？请看看莫洛托夫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战争爆发初的几天里，“他（指斯大林。——引者注）两三天没露面，待在别墅里。不用说，他难过得很，郁郁不乐，人们全都不自在，他尤其如此”。（第395页）过去的一切传说，也大都不过如此而已，在中国一直把这说成是反革命造谣。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讲的也并没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二，丘耶夫念了段阿夫托尔汉诺夫《权力学》一书中的一段话给莫洛托夫听，该书说，战后几天，“大家来到斯大林别墅，请他发表告人民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众人遂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答：“是的，是这样，大致是对的。”（第394页）

丘耶夫又说：“（大家）提议让斯大林领导红军最高统帅部，可是他拒不接受。”

莫洛托夫答：“他何以要独揽大权？他本来就是领袖，怎能让琐事缠身，抓那些芥豆小事呢。他拒绝了，这当然是对的。”（第394页）在莫洛托夫眼里，斯大林拒绝出任抵抗统帅，也是“当然对的”。

要不是莫洛托夫出来证实，谁会相信这些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是事实呢？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的数百万装甲部队、成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从北到南在同一秒钟向苏联发动了猛烈的全面进攻，全国不知所措，可是斯大林几天不见人、不理事、不表态，不发表告人民书，拒绝担任最高统帅。现在莫洛托夫不容置疑地证实了（甚至比赫鲁晓夫批评的还要多得多），在中国现在还是有人坚决不相信这些——因为这确实也有点叫人难于相信。莫洛托夫要不出面证明，谁会相信呢？

即便在这种时候，莫洛托夫仍不忘替斯大林辩护，说是“琐事”、“芥豆小事”！在莫洛托夫们的眼中恐怕除了内部大镇压外，其余的，包括亡国危险到了眼前，也是“芥豆小事”！

事后斯大林（也包括莫洛托夫等）开口闭口就反复强调希特勒“背信弃义”，似乎原以为希特勒是不会或不应当“背信弃义”的。每次看见这种可笑的责备，我都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惊讶，世界上谁曾经认为希特勒是个遵守信义的君子呢！

写这篇东西，不需要才能，只需要耐着性子和笨工夫。九十衰翁，溽暑为此，能否完篇，未可为必。今幸凑成，亦云幸矣。无他，仍不过是《诗经》上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两句话在起作用而已。

［1］1922年12月24日口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5］《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972年印本。

［6］（南）爱德华 · 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7］（南）爱德华 · 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

［8］（南）爱德华 · 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

［9］（俄）尼 · 费德林著，周爱琦译：《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101．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黄宗良

全面地、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是十分重要的。总结历史教训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苏联模式的长处和弊端对中国都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改革就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总结得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向。比如，离开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去谈论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发展、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这一根本任务，本末倒置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离开保护人权和政治文明建设、把“刀把子”当成“一抓就灵”的武器，那不正是要重蹈苏共的覆辙、重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吗？

现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了近20年来国内外从各个方面的总结，又有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产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参照。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要处理好一系列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常常不是机械地划清姓“社”或姓“资”，姓“马”或姓“修”的界限问题，问题常常出在“过”或“不及”，错误往往是由“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而产生，即过火、过“左”、过急，因失控失度而招来祸端。因此，本文对苏联剧变的教训的总结就从如何处理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若干对“关系”的角度来谈。

是否建立密切的党群、官民关系，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是一个天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问题，是一个人们都听腻了的问题，但对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最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民中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事实。苏联解体前夕，在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竞选中，已经宣布退出苏共的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而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雷日科夫得票率只有16.85%。这绝非偶然，而是苏共长期脱离民众的结果。

一个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绕开这个问题去研究如何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说到底，这是一个执政“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取得政权？靠其纲领、路线、政策代表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和要求[见本书（7）《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一文]。那时党处在在野地位，没有权力，它能用枪支把民众驱赶到自己这边来吗？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就变了。党掌握着包括军队、警察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手中有了号令一切的大权。党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执政者、管理者，用什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人民公仆的地位而不是骑在民众头上的官老爷？

尽管苏联宪法标明全部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尽管党的宗旨和纲领表明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但是人民并没有切实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选举权、民主监督权。这就不能体现党的宗旨、纲领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民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社会团体的选举）长期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制度和机制极不完善、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和党政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于是漠视民众、巴结上司便成为官场常态，庸人、奸人、小人出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在这种体制下，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形成高踞于民众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掌握党、国家和社会全部权力的这个阶层，他们口头上讲的仍然是马列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志趣情操已经同广大工农和普通知识分子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何谈“血肉关系”！党群、官民关系的疏离，正是造成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信仰发生危机的真正根源。问题的实质是党政官员而不是民众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动摇背弃。

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的前夕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的高层干部队伍中，3/4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明证。

这种体制是在“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总体框架下产生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人人当官”，人人参加管理的设想而提出的正确结论。如何保证党正确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缺乏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少数领导人大权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自以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把一些激进的、不切实际的措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强加于广大人民群众；遇到不同意见者、敢于抵制者，便滥用职权，在捍卫社会主义利益、保卫党的路线的旗号下，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难以抚平的硬伤。这就不仅仅是脱离群众，而是走到民众的对立面了。这样的执政党，民众怎么可能把它当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众又怎么可能由衷地拥护呢？

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结果就只能从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既定的目标出发搞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就匆忙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内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在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牢靠的物质文化条件的背景下宣布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又不能不过分地依赖国家机器、依靠强制性的力量来支持和运转，自然根基不牢，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

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同广大民众的关系是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共产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在于，把诚心诚意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路线。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的关键应该是废止滥用委任制，切实保障选举人的民主选举权利；思想建设上要真正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观念。

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政治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

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提高其自由民主程度，最后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政治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浓厚，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十分繁重。

在这样的国家里，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就发生过争论。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他反对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简言之，先夺权，后建设；先政治，后经济。这种思路是适应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问题在于夺得政权之后怎么搞。

取得政权之后也仍然面临着政治任务：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不企图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使在政权得到巩固，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也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

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哪个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础性的？

尽管列宁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他对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的关系的观点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国“单靠专 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2］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穷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3］客观地说，他并没有像后来中国的极左派那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位置。问题不是他重视政治任务，而是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过分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4］他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实际上陷入了“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大镇压，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因为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基础进行，而不是相反。但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等于就能够把经济建设搞好。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转自如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生产与消费需求相脱节，生产者的贡献与取得的报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恒久的活力，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重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即大炮与黄油、导弹与面包的关系，重军工、轻民用（工业）。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以及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传统的影响，苏联的国防开支、军工生产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限度，给苏联背上沉重的包袱，使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加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中历来都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有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使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受影响，从而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民众的吸引力。

没有摆正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位置，经济发展又不尽如人意，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国共产党今天坚持的这些执政理念，正是对包括苏联剧变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个人集权必将使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理论结论。这些掷地有声的论点实际上也是对苏共亡党丧权教训的深刻总结。

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20世纪初、在建党初期创立的。其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是与官僚的集中制相区别。但实际还是强调集中。这在革命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很有必要，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凝聚党的力量、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所必需的。但共产党是主张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政党，党内民主不仅是保证正确集中的基础，而且也是共产党员政治生活的需要。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列宁虽然生活在非常需要强调集中的夺取政权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仍然积极地发展党内民主。比如，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国内战争时期也按期每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

但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之后，党内民主一步步遭到削弱、破坏和践踏。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形成实际上的广泛的委任制；党内监督十分薄弱，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成为相应的党委会领导的检查党委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处理违纪党员的机构；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民主权利，甚至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集体领导制度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体制。

这种体制形成的途径是不按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从而实际上使具体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置于权力机关、领导机关之上。从十三大（1924年）到十九大（1952年）两次党代会之间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由1年到2年到3年到4年到5年到13年。斯大林漠视全党代表大会的权威，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全会”，是“全会决定一切”。［5］这显然是违反党章规定的言论。但他实际也没有按党章的规定召开全会。据统计，把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全党代表会议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年均3次以上，1930—1936年年均约两次，1937—1952年，年均不到一次。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中央全会权力小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小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小于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办公室不言而喻是听命于斯大林。这样，党内权力体制就变成背离党章规定的金字塔。它自上而下是：总书记一斯大林办公室一书记处和政治局一中央委员会—全党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发号施令、裁决一切的是处在权力顶端的总书记。

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苏共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决策，常常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个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在苏联历史上，全盘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大清洗”是两个长期影响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在这两次重大的运动中，斯大林不止一次是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方针性指令的。

个人集权制的形成，个人专权作风的强化，是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崇拜思想同时又反过来助长和强化个人集权制。斯大林不仅接受，而且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底斯大林五十大寿全国为他祝寿开始到他去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成了任用干部的标准，成为苏联“臣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

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民主有了某些改善。起码是全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大体按时召开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召开了3次党代会，34次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4次，中央全会48次，政治局会议从二十四大到二十六大10年间开了451次，年均45次。

不过，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改变党内权力体制、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的基本框架。尽管个人崇拜受到批判、集体领导得到强调，在他们各自执政后期，还是不同程度地重复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是苏联在国际社会被搞得声名狼藉的重大举动，但是据不少材料披露，这个重大的决策竟是由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几个人商量后就作出的。［6］

个人集权、个人专断是苏共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集中表现。因此，苏共面临的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应该是发展党内民主。那么，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何把苏共推上绝路呢？

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在经济上是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话，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既无正常的民主，也无正确的集中。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靠垄断意识形态来维持党和国家的“思想统一”；“硬”的一手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靠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些口号一般来说并没有错，但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即“没有限度”、“无条件的民主”、“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性”。［7］在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统制和思想禁锢的过程中，对新闻、舆论工具完全“开禁”。这样一来，思想由“高度统一”到完全失控。

发展党内民主确实是此时关系到苏共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能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和“度”，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从淡化民主集中制走向党内派别化，使党内有不同纲领的派别争斗不休，难以统一。另一个恶果是党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过分集权走向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等于砍断维系着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根钢索。苏共的分崩离析使国家解体不可避免。

当苏联处于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当权却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改行总统制以后，党和国家分开了，政治局被撇在一边。在形势越来越失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越来越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说明政治局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优柔寡断、目光茫然的“舵手”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重大决策便是“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宣布的。这真是苏共领导人个人专权的传统体制给这个“90高龄”的党的最后的致命一击，是这个党最后吞下的一颗永远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为什么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即下令解散一个有1800万党员的党时，苏共各级组织和党员竟惊人地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早已丧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着政治分歧、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无力。这样的党，自然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的冲击。

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是其后继者，二者既有对抗，又有共处与合作

如果说党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对最重要的内部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一对最重要的外部关系。

关于如何认识这个关系，笔者曾在自己主编的著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史论》的结束语中，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若干历史经验》一文［8］中，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社”、“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不只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国家关系和文化方面的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这里不准备细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是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还是实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二者常常是矛盾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这些词句使得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旗号、包装。因而70年来它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这个思想，只是国际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

苏联在世界称雄争霸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其实，苏联对外政策战略目标常使内政被置于服从的地位。为了实现对外政策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方针不易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无法理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易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从而限制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苏联扩张主义有一个认识根源，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新的情况缺乏正确估量，苏联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的、危机不断深化的。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苏共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适应世界新形势”，但仍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苏共二十五大进而强调“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二十六大的提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半个世纪过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苏共看来，仍然是“总危机”，实际情况如何，便充耳不闻了。这是苏共搞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观点同时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的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而是凭着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展，同美国争霸天下。

总之，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对立起来。在苏联与西方对峙、对立、对抗的条件下，东欧国家的发展也被限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任何背着苏联“老大哥”与西方国家发展外交、经济、文化关系的努力都必须同苏联的步调一致，否则就都可能引起苏联的怀疑，甚至被视为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当然，这里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客观上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文化上的渗透政策。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也只能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

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9］人们常常记住“掘墓人”而忘记了“后继人”。列宁对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认识是很正确的、精辟的，而且是比较一贯的。他有的话说得很肯定。如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0］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把这个不少人熟悉的公式再抽象，便是苏维埃政权+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11］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资、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结果使这些文明成果变成似乎资产阶级一家独有。其实，许多东西是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会偏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机制的病根子，就是始终未能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当时党纲就规定要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取消商品。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使市场“常态化”的理论，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到了商品货币不断消亡的阶段了。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的认识有了变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又留下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对立的、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等教条。［12］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了人们在市场问题上的理论视野，苏共二十大纲领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1960年后半期，当东欧改革掀起新浪潮，人们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时，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又发起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斥之为“反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计划生产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等等。［13］

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认识的几起几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教条。可惜它始终未能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直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物质仍由国家统拨。苏联认识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时，已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滑坡，陷于“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可悲境地。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崩溃几乎是同步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是在同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是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们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还包括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批判继承的民主政治和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

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于苏共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并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没有注意批判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果。人们很难找到斯大林谈论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经验的言论。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什么？人们常说是“高度集权”。其实，这么看还未抓住关键。其致命的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对包括高层人物在内的全社会的控制、监督和无法无天的镇压；另一个是监督制度的机制薄弱、极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之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苏联，监察、监督机关缺乏相应的、实际的权力，而权力是必须用权力来制约的，最需要制约的恰恰是监督体系达不到的地方。于是，最高领导人所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和灾难的错误、罪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只有在他们身后，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败北之后，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那已经太晚了。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个“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它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涵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总结，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又涉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由于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严重存在又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大力气肃清其影响，致使其在社会主义嫩弱的机体里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甚至猖獗一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出现的错误，往往正是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的抵制和反动。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要坚持“自愿联合”和“权利平等”的原则

长期以来，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东剧变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当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均有一定差别。这里从苏联的情况出发加以总结。

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这二者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14］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一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一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不得翻身。

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迫合并，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的粗暴践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导致民族繁荣、导致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后进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能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后进的民族很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离心的倾向。

由于片面夸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趋势的措施，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都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改革中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这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剧变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要肯定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改革顺应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并非个人头脑发热之举。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首先是他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当然改革中的错误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政策和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好的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和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这种“完善”、“改良”，促进了旧模式的“成熟”；而“成熟”掩盖着矛盾，孕育着、潜伏着危机。［15］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勃列日涅夫使苏联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改革时机。历史说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研究苏联为何剧变，要先弄清楚它原来是靠什么维持的。它靠的是一软一硬。软的是思想教育，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人，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引人，用党掌握的舆论工具统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苏联的停滞和衰退年代，甚至更早，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在西方的宣传攻势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剩下来的就是硬的一手，即靠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军队为支柱的国家机器。如果在使用硬件时再不得当，社会全局就会失控，天下大乱。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阻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阻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政治上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难以达成共识，苏共没有起到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搞全民选举的大民主，不顾现实条件地照搬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社会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

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1991年“8 · 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一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时要看到，必须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这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求稳怕乱，畏缩不前，只能积重难返，最后走入死胡同。当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首先是教条主义，是“左”的、僵化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六七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阵地。

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6］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 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唯上、唯书的制度和体制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选人用人缺乏民主机制。官员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任何从实际出发，反映民众呼声、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与上级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理论创新哪怕是正确的都可能带来“麻烦”；而唯上、唯书，无条件地保持“高度一致”才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升官的最好办法。僵化的理论正是来源于僵化的制度。

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当成是封闭的体系、终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勃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里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经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17］

苏联剧变为我们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提供的教训是：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搞文化专制，理论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说到底是使其深人人心，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灌输”就是一切，是对理论思想教育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只有培养一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民众实践经验，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

［3］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5］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

［6］详见（俄）格 · 阿 · 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7］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8］见《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9］《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

［12］《斯大林文选》。

［1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4］《斯大林全集》第13卷。

［15］黄宗良：《苏联政治与苏联剧变》，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7］黄宗良：《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见《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苏联大事记［1］

吕瑞林　左凤荣

1917年

2月23日，为纪念国际妇女节，更为了抗议面包短缺，彼得格勒约13万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

2月25日，彼得格勒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参加罢工者达到30多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战斗队，罢工开始具有全社会的性质。沙皇军警开始镇压，局势渐趋平息。

2月27日，士兵开始起义，各政党开始采取行动，影响事态发展，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3月1日，沙皇同意“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模式，要求在他回到彼得格勒前军队不要采取行动。

3月2日，杜马和许多贵族将领要求沙皇为国家作出牺牲，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其弟米哈伊尔大公。米哈伊尔拒绝这样接受皇位，俄国君主制终结。

3月2日，临时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李沃夫公爵任总理兼内务部长。宣布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等。

3月20日，列宁发表《远方来信》提出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等看法，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赞同。

3月27日—4月2日，布尔什维克举行全党工作者代表会议，会上就如何巩固民主革命胜利问题展开争论。斯大林认为：“只要临时政府在采取巩固革命的步骤，那就给予支持，只要它是反革命的，支持临时政府就不能容许。”会议选举4人组成的代表团，负责与孟什维克谈判联合问题。

4月3日，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等乘“铅封车厢”从瑞士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在彼得格勒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4月4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刊登在4月7日《真理报》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4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比2票否决了《四月提纲》。多数中央委员也反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

4月14日—22日，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上，列宁被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经过列宁的耐心解释，列宁的路线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拥护。

4月24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51人，代表8万多党员，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纲。

4月28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召开，决定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建议被否决，大会选出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56名正式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只有35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分别占107名和101名。

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举着“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标语，布尔什维克威信大增。

7月3日—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被支持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打击。

7月6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等布尔什维克领袖。

7月11日，苏维埃发布《告军人书》，承认和服从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布尔什维克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7月24日，李沃夫辞职，克伦斯基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部长。

7月26日—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列宁未能出席，大会讨论制定了七月事变后的策略，实现了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统一，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24日，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迫使克伦斯基政府寻求人民的支持，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及其所属赤卫队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到9月1日叛乱被粉碎，科尔尼洛夫被捕。

8月—9月，列宁在藏身地芬兰的拉兹里夫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

9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

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9月12日—14日，列宁连续给中央写了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认为时机成熟了，应当夺取政权，制订武装起义的总计划。

9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信，会议决定近期举行中央会议讨论策略问题。

10月7日，列宁乔装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10月10日，列宁出席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武装起义的特别会议，会议要求各级组织按照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展实际工作。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表《论时局》的信，反对武装起义的方针。

10月16日，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列宁关于起义的决定。

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短评，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致命的举动。

10月20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0月23日，为了防范起义，克伦斯基下令查禁布尔什维克报纸，重新逮捕布尔什维克领袖。

10月24日晨，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委员会议，部署起义事务。《工人之路》报被查封，士官生试图占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命令各团队做好战斗准备。当天下午5时开始，起义武装占领彼得格勒战略要地。

10月24日晚，列宁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与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一起领导起义。

10月25日晨，整个城市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10时，发布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克伦斯基以“决定亲自去迎接开来的增援部队”为由，乘坐美国大使馆的小汽车逃跑了，临时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10月25日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此刻，攻打冬宫的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下，赤卫队员和士兵冲进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彼得格勒起义取得胜利。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卢那察尔斯基宣读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10月2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提出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交给农民使用。选举产生新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1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29名，其他党派10名。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10月2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

11月3日，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的凯歌中行进。

11月10日，全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废除旧的等级制度，全体公民一律以“俄罗斯共和国公民”称呼。

11月12日—15日，举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共选出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17名，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88名。

11月22日，宣布撤销各级旧法院，地方审判员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12月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以捷尔仁斯基为首的全俄肃请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这是一个实行“红色恐怖”的机构，常常不经审判就处死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

12月初，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正式达成联合组阁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

12月15日，俄国和德国同意休战。

1918 年

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会议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会议。

1月6日凌晨，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1月13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通过了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决议，并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

1月15日，列宁改变了不建立常备军的政策，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月28日，负责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赔款的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谈判中断。

1月29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红军和红海军均实行志愿兵制，6月下旬根据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报告，改为义务兵役制。

2月18日，德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当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意与德方恢复和谈，德军占领一些城镇。

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

3月3日，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正式签署。

3月6日—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大会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决议，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并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

3月14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并决定将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苏维埃政权获得“喘息”时机。

5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法令要求农民在一周内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判10年以上徒刑。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国家垄断粮食买卖和实行固定价格，自由贸易实际上被禁止。

5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叛乱。

6月，英、法、美、意四国混合部队4万多人在俄国北部登陆，日本、德国等也乘机出兵，对苏俄进行干涉。

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

7月4日—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谴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了农民阶级，要求取消贫农委员会，他们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并在一些城市策动武装叛乱，叛乱被平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宣告结束。

7月1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开始生效。

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人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抗击国内外敌人。

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要求“一切为了前线”。

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

9月初，成立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设置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 · 约 · 瓦采文斯、谢 · 谢 · 加米涅夫先后任总司令。托洛茨基仍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对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被誉为“红军之父”。

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月12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

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拥有动员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用于国防的全部权力。

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劳动法典》，宣布对所有16—50岁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实行劳动义务制。

1919 年

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固定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国家按需要数量进行征收，实际上拿走的不仅是余粮。

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

3月2日，为了进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季诺维也夫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它是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

3月18日—23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决定实行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反对富农的政策。列宁在会上对军事反对派进行了原则性批评，为托洛茨基辩护。

3月，旧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控制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领土，与外国干涉者配合，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大威胁。

4月12日，《真理报》发表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方战线局势的提纲，提出东方战线是决定性战线，要在短时间内加强东方战线，号召人民积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5月，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在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的配合下，向彼得格勒进攻，6月底被击溃。

7月，邓尼金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在南方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第二次进攻，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目标直指莫斯科。

8月中旬，高尔察克全线溃败，不再是主要威胁。

10月，邓尼金攻占奥廖尔，列宁发出“大家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10月中旬歼灭了邓尼金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

10月，布哈林和奥布拉任斯基合写的通俗著作《共产主义ABC》问世，列宁认为该书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到30年代初，该书再版近20次。

12月26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在成年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

1920 年

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

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公共食堂就餐的工人、职员免费用餐。

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劳动普遍义务制》法令，要求所有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不履行劳动义务者将交法庭审判，劳动义务制因此成了强迫劳动制。

2月，高尔察克被捕，并被处决。

2月2日，苏俄首先同爱沙尼亚签订和约，承认爱沙尼亚独立，双方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是苏俄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和约。

2月18日，列宁宣布苏维埃俄国愿“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愿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经济联系。

是年春，邓尼金被彻底击溃。

3月29日—4月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

5月7日，俄联邦与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签署相互承认的条约，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6月—10月，苏俄军队取得反对波兰干涉者的胜利后，开始越过边界向波兰进军，本以为其世界革命会得到波兰工人的支持，在华沙城下，苏俄军队却遇到了波兰工人的抵抗。战争的失利，使列宁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有了转变。

7月12日，苏俄政府同立陶宛签订和约，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8月11日，苏俄政府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1月，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俄共（布）党内出现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列宁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布哈林认为两种职能都有。列宁提出工会应当保护工人的利益，但没有引起重视。

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苏俄开办工矿企业。

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

12月22日—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国家电气化计划，预计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新建发电站30座，列宁把它称为“第二个党纲”。

1921 年

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2月11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建立红色教授学院的决议，红色教授学院与已存在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起，成为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

2月26日，苏俄与波斯签订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

2月28日，列宁格勒的城市工人由于食品不足而举行罢工和示威，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两万多名水兵同情工人，发生兵变，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提出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要求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2月—3月，苏俄出兵格鲁吉亚，兼并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

3月8日—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通过《关于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等决议，此后俄共（布）逐步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3月16日，苏英贸易协定签订，这是苏俄同资本主义大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表明英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苏俄。

3月18日，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平息，大约有8000人逃往芬兰，2600多人被枪决，6000多人被判刑。《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里加条约》）签订，苏波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5月起，苏俄开始遭受严重饥荒，饥荒波及苏俄30多个省，波及将近20%的居民，受灾人口达3350万人，有近500万人饿死。造成此次饥荒的原因既有干旱这样的天灾，也有革命和战争破坏、西方的经济封锁、粮食征收制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5月26日—28日，俄共（布）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政策，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合作社是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

7月13日，高尔基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呼吁书：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面临饥饿的威胁，呼吁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用粮食和药品帮助俄国。

8月6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向欧美各国政府发出专函，请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提供粮食援助。

8月20日，面对苏俄的大饥荒，美国救济总署与苏俄政府在里加签订了救济灾民的条约。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600万美元。截至1922年7月1日，美国共向苏俄提供粮食、药品、服装等救济物资788878吨，救助灾民885万人。

1922 年

3月27日—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

4月10日—5月19日，热那亚会议举行。这是苏俄政权建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

5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私人基本财产权》的决议，规定：承认并保护私人基本财产权和总额在1万金卢布以下的遗产继承权。

6月8日—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在被提起诉讼的34人中有12人被判死刑，高尔基称这是“卑鄙的死刑”，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对此表示抗议。

8月16日，苏俄政府开始驱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共计110名知识分子，要求他们不得擅自回国，否则将被处以极刑。被驱逐者许多是俄罗斯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杰出代表，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索罗金等，也有科学家和医生等，只准他们带走少量衣物和20美元现金。同样的行动在乌克兰等地也有发生，还有不少人从被驱逐出境改为国内流放。

8月—12月，有300-400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在政府的压力下，还有几十万知识分子以种种方式逃离俄国。

12月1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要求他在中央全会上声明他们在维护外贸垄断问韪上立场一致。

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

12月23日—1923年3月6日，列宁在病中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书信和文章，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调开”。

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最初加入联盟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3 年

3月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同日，列宁给斯大林写“绝交信”。

3月6日，列宁给格鲁吉共产党人写信，表示对他们的支持。晚上列宁病情加重，到10日失去了说话能力。

4月17日—25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病重未能出席，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也未能送达大会。

7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第一部苏联宪法。成立联盟政府——以列宁为主席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关。

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问题提出尖锐批评，随后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的《四十六人声明》。

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托洛茨基给党中央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

12月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

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

1924 年

1月16日—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1月17日—20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对党内争论的情况激动不安。

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终年54岁。

1月26日—2月2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

2月，苏联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1、3、5卢布纸币和铜、银辅币，同时规定新币1卢布兑换旧币5万卢布，1切尔文银行券兑换新币10卢布。货币改革有利于苏联经济的稳定。

2月17日，布哈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发表题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长篇演说，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他认为现在的任务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要把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看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苏联走向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渐进的道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长远看，阶级矛盾与斗争趋于缓和。

4月初，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全面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仅归结为革命和专政，忽视了列宁在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验。

5月23日—31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本应该“印发”给党代会每一位代表，但仅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传达，不准记录，不进行讨论。传达人声称斯大林愿意改正自己的缺点。

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正式签订，苏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作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共管。两国互相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8月，格鲁吉亚对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不满的农民举行暴动，很快被平息，但在此后举行的全国范围内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进行了抵制，只有7%—10%的选民参加投票。

9月，托洛茨基发表《一九一七年》一书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由于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错误，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

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作报告，历数托洛茨基以往与列宁的分歧，称他是孟什维克的代理人。

11月19日，斯大林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此后，揭露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充斥报刊。

1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把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对立起来。

是年，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先后承认苏联，还有许多国家与苏联建交。

1925 年

1月15日，托洛茨基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写信，不接受说他执行一条特殊路线的指责，提出辞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月17日—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指责和批判托洛茨基，给予他最严厉警告，并认为他不能继续在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

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他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副院长。

4月，召开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

6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争，不允许用一纸命令或党的决议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

9月，季诺维也夫出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以托洛茨基为靶子，全面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

10月，在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科夫和克鲁普斯卡娅联名向党中央发出“四人信件”，要求重新审查和讨论党的有关重要决策，标志着“新反对派”正式形成。

12月18日—31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决定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提出要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

1926 年

1月，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修改自己关于单独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说法，把社会主义“一国胜利”与“最终胜利”区分开来，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4月24日，《苏德友好中立条约》在柏林签字。

7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相近的“新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联名提出《十三人声明》，从“左”的立场出发，反对放宽农村政策，主张加快工业化。

10月16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发表声明，表示放弃派别活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0月23日—2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提出警告，并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0月26日—11月3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召开，反对派受到严厉谴责，明确了实施工业化的意义、前提、任务及措施，特别强调要奉行高速度、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1927 年

5月26日，托季联盟上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史称《八十三人声明》，反对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应该恢复列宁在世时允许党内有分歧和争论的一贯做法，有3000多人在文件上签名。

7月29日—8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1927—1928年度的经济的指示》，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严重警告处分，决定在年底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9月3日，利用党章规定在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前，党员有权提交反提纲，托季联盟向联共（布）中央提交《反对派政纲》，要求发表，中央政治局拒绝印发，党内争论再度激烈起来。

10月21日—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在全党进行公开争论。

11月7日，托季联盟利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大城市举行对中央公开抗议的游行示威。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11月16日，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越飞自杀，送葬者很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葬礼上相继发表讲话。

12月2日—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大会决定把托季联盟的75名骨干分子和23名萨普龙诺夫分子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在政治和组织上失败。

1928 年

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

从上年秋冬起，国家收购到的粮食大幅度减少，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政治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但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非常措施适用的范围等，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1月6日，中央向地方发布第三个关于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命令，要求地方在一周时间内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现状。

1月15日—2月6日，为确保各地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斯大林亲自去西伯利亚催粮。动用刑法第107条，通过非常措施，在短期内征集到了大批粮食。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去农村。

2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此后在苏联展开了全面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政策的改变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农民不愿多种粮食。

3月10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发生了矿井爆炸事件。这本是一起由于管理混乱、操作失当、设备老化引发的生产事故，苏联安全部门却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制造的暗害活动。

4月6日—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等问题，通过了《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要求随着粮食收购困难的消除，取消党的措施中带有非常性质的部分。

4月1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向联共（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组织作四月联席全会的报告，所讲内容却是对立的。斯大林强调小农经济效率低和富农的破坏；布哈林则强调国家计划的失误。

5月2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作《在粮食战线上》的报告，再次强调小农经济是造成粮食困难的根源，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想用恢复富农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把党内分歧上升到革命与反动的高度。

7月4日，斯大林发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系统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前进必然尖锐化；只有通过加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能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

7月4日—12日，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斯大林与布哈林间的分歧，布哈林要求停止在农村使用非常措施征购粮食，斯大林采用的过火手段违背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央联席会议的决议精神，应对农村中的严重局势负责。斯大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的源泉是农民，农民必须缴纳“贡税”。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停止破坏法制的行为，酌量把粮食价格提高一些。

7月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布顿巴斯“沙赫特事件”判决书，有55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11人被处死。此举开始了斯大林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镇压。

7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确认各国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残余，也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共产党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二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捍卫新经济政策。

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斥责拥护布哈林主张的乌格兰诺夫，并对莫斯科市委进行改组，成立了以鲍曼为首的莫斯科市委。

11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强调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关键，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1929 年

1月18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托洛茨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将其驱逐出境。

1月21日，布哈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政治遗嘱》的报告，以阐述列宁晚年思想的方式与斯大林论战。

1月22日，托洛茨基全家离开阿拉木图赴土耳其。

1月3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斯大林抓住1928年7月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晤做文章，抨击布哈林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的声明是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

2月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和解方案”，被布哈林拒绝。布哈林起草了一份批驳斯大林的政策声明，称斯大林用个人决定代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认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组织派别联盟，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4月16日—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批评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这个决定。

4月23日—29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决定以最佳方案为五年计划草案的正式文本。

5月20日—28日，全苏第五次苏维埃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公布了两种方案的各项指标，将初步方案看做是最佳方案的某种最低限度的保障。

夏天，各主要产粮区都开始了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并且出现了实现集体化的村、乡、区。

8月，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专门会议，赞同一些区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思想。

11月3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发生大转变的一年”，称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批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此后出现规模巨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

11月10日—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会上要求迅速实现全盘集体化，会议决定派2.5万人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等岗位去工作。

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表示承认有错误。至此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联共（布）党内的数次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斯大林模式开始取代新经济政策。

12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工业管理体制向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方向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农业人民委员雅 · 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研究有关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和制定具体办法。

12月21日，为庆祝斯大林50岁寿辰，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唯一助手，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斯大林的造神运动开始。

12月27日，斯大林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评“平衡”论、“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强调应当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指出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此时的所谓“富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下致富的农民。

1930 年

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不同地区集体化的不同速度，主要产粮区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集体化，其他地区最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这一方针下，“左”倾冒进在所难免。

1月26日，政治局发布《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对富农“扫地出门”，在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迫不得已对前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纠偏”，许多地方干部因此受到严厉处罚。

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要求制止强制和过火行为。此后大量农民退社，许多集体农庄解散。

6月26日—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正式把苏联的国家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处在于：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速度，依靠本国（主要是农民）积累资金；斯大林在报告中称，当前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全线总进攻”，并按这一精神提高了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

11月25日—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了“工业党”案件，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

12月9日，斯大林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委员，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发表谈话，提出要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方向进攻。批判的对象有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梁赞诺夫、德波休等等，甚至点了恩格斯的名，宣称“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如果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这次谈话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全面开展大批判和大清洗的动员令

是年，党内出现以联共（布）中央书记西尔佐夫、中央委员洛米纳泽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斯大林大肆吹嘘的工业化成就是欺诈，全盘集体化是封建农奴主对待农民的态度，他们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出党。

1931 年

1月2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认为领导该杂志的德波林等人，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使该杂志的工作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决定改组该杂志编委会。

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督促完成任务，苏联必须用至多10年的时间走完先进国家50至100年走过的路，强调“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

3月1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工作》的决议，要求在理论战线上抓阶级斗争。

6月，整个苏联已有半数以上的农户（52.7%）加入了集体农庄，这个速度远远快于当初的预期，但“超高速”的集体化带来了严重后果：牲畜被大量宰杀，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苏联不得不对粮食和其他食品重新实行配给制。

10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给杂志编辑部的信，他严厉斥责该杂志刊登历史学者斯卢茨基写的关于战前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关系问题的文章。

11月，斯卢茨基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久被捕，后被处决。

1932 年

1月30日—2月4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决议，该计划仍是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超高速的工业化计划。

2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肯定工作队是集体农庄中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的环节。

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取消原来的文艺组织，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6月，莫斯科市委书记柳京通过秘密渠道，印发一份《致联共（布）全体党员》“柳亭纲领”的文件，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被斯大林及其集团引进了前所未有的死胡同，号召党员行动起来从下面开始斗争，打倒斯大林专政及斯大林集团。柳亭、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等大批人被逮捕和送往集中营。

8月7日，通过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又称“五穗谷物法”，对“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可以采取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的处罚，情节较轻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8月，在粮食高征购指标和集体化运动对生产力破坏的背景下，乌克兰等地发生严重饥荒，斯大林仍派莫洛托夫到那里催粮，对饥饿中的民众没有任何救助措施，而国家的粮食出口却逐年增加。

11月8日，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原因既有两个人生活中的不合，也与当时苏联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关。阿利卢耶娃不明白，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以给那么多人带来痛苦为代价，并因此经常与斯大林发生争执。

1933 年

1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目的及任务》的决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同集体农庄中抗拒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

春天，乌克兰及苏联多个产粮区的大饥荒在蔓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救灾，反而颁布命令禁止居民离开农村。

2月15日—19日，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集中讨论集体农庄的巩固问题。

9月2日，苏联与意大利缔结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11月16日，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934 年

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基洛夫得票数超过斯大林300多张。

2月21日，布哈林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7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7月19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写题为《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的信，批判恩格斯。

8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作家创作的原则。

9月18日，国联大会多数赞成苏联加入国联，并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12月1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办公室外的走廊上遭暗杀，凶手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斯大林及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处理此案。斯大林借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大清洗”运动。

12月6日，苏联政府为基洛夫举行葬礼。因怀疑基洛夫是被“白卫恐怖分子”暗杀的，在此前后几天，苏联处决和逮捕了一大批“白卫恐怖分子”，其中列宁格勒枪决了39人，莫斯科枪决了29人，明斯克逮捕了12人（其中9人被枪决），基辅逮捕了37人（其中28人被枪决）。

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成员被捕，他们否认与基洛夫被暗杀有关。

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称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名为“列宁格勒总部”。

1935 年

1月15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策划杀害基洛夫为由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9人进行了审讯，并判处他们5年至10年监禁。

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被暗杀的问题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秘密信，称敌人的处境越是绝望，他们就越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要求各级组织提高警惕性，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为“基洛夫激流”。

2月1日，叶若夫被提升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他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忠实执行者。

2月，苏联成立由31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3月，苏日签订中东铁路协定，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这条铁路出售给所谓的“满洲国政府”，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政府表示抗议。

5月2日，法苏两国在巴黎签署《法苏互助条约》，宣布在缔约一方遭受某一欧洲国家侵略或侵略威胁时，彼此协商并给予支援和协助。

5月4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

5月13日，联共（布）中央给各级党委发信，要求对党员证件进行仔细检查，因为敌人“以党证作掩护来搞特务、暗害等活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被清除出党。

5月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互助条约，但规定只有法国对被侵略国家给予支援和协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援助。

6月7日，根据斯大林的安排，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叶若夫《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办事机构和阿 · 叶努基泽同志》的报告，他宣称破获了谋害斯大林的恐怖组织。

7月27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克里姆林宫恐怖主义阴谋集团”，110人被判刑，其中2人被处死。

8月31日，苏联开始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11月14日，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有3000名先进工作者出席。

12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予43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列宁勋章。

1936 年

4月28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776—120号决议，从乌克兰迁移35820名“不可靠的”波兰人到哈萨克。

6月12日，苏联新宪法草案在报刊上公布，供全民讨论。

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在此，斯大林制造了“人民敌人”这一概念，为大规模镇压制造法律根据。

8月19日—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公开审判，不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也没有提交人证或物证，被告按事先拟好的供词承认“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联合总部”并暗杀了基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全部被判处死刑。

8月25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被执行死刑，而按规定他们在72小时内可以提出上诉。

9月25日，叶若夫取代雅戈达，成为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更忠顺的工具。

11月25日—12月5日，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宣布苏联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新宪法，把斯大林模式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一方面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平等的宪法，一方面又在进行无法无天的“大清洗”。

1937 年

1月17日，布哈林被解除《消息报》主编的职务。

1月23日—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被告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17人，其中13人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

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自杀”。

2月—3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问题。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会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表示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在恶魔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

3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作《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认为阶级斗争延伸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

4月，苏联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的政治色彩更浓，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思想更严重，目标是在10—15年内使苏联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的三个五年计划，使重工业一枝独秀，农业、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无实质性提高。

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鲍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普特纳、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等8名战功卓著的军界领导人进行秘密审判，第二天他们全部被处死。此后军队中的“大清洗”愈演愈烈，大批高级将领被处死。

6月29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库恩 · 贝拉被捕，11月30日被杀。

7月17日，根据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第103/1127—267号决议，把毗连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的苏联边境地带的各族居民迁往内地。

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第1428—326号决议，从远东（主要是滨海边疆区）迁移全部朝鲜人（171781人）到哈萨克等地，以防被日本人“利用”。

12月12日，举行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这是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选举。

是年，叶若夫对内务部进行了“清洗”，有14000多名工作人员被捕，其中3000多人被处死。

1938 年

1月12日，苏共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常会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所谓“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处15—25年监禁。

3月15日，布哈林等人被枪决。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娃”、“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0岁。

7月，叶若夫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务，调任航运人民委员，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9月3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巴黎召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第四国际。

10月1日，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

10月8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1084—269号决议，从阿塞拜疆边境地区迁移6000名伊朗人到哈萨克斯坦。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设立联共（布）中央高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的决定。此后，苏联高层党政干部几乎都从苏共中央党校的校门中走出，报考（选送）进入该校学习的条件是35周岁以下、5年以上党龄、3年以上党或苏维埃负责工作的经验、具有高等学校的学历。

1939 年

3月10日—21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审议并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

4月10日，叶若夫被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恐怖活动，这个刽子手成了替罪羊，于次年2月4日被枪决。

4月15日—8月4日，英、法、苏三国开始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目的是缔结三国互助条约，但没有成功。

8月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

8月21日，苏联宣布苏英法三国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于当晚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23日来莫斯科。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秘密议定书，苏联和德国划分了双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势力范围。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普遍义务兵役法》，应征年龄从21岁降至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服役期也相应延长。

9月17日，在波兰政府流亡的当天，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向西推进200—300公里，占领了波兰19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1300万，俘虏波兰官兵近25万人。

9月28日，苏德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及三个秘密议定书，重新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9月28日—10月5日、10日，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使三国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境并在其境内设立基地。

11月30日，苏联以维护安全为由，要求芬兰割让土地及租借海军基地汉科港，芬兰答应调整边界，但拒绝租借汉科港，两国谈判破裂，苏军大举入侵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1940 年

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押在卡廷和其他集中营、监狱的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处以死刑。

3月12日，经过三个多月激战，苏军取得苏芬战争的胜利，苏芬在莫斯科签署和约，芬兰被迫将卡累利阿地峡等地割让给苏联，苏联取得芬兰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岛屿30年。

4月7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农产品征购和收购政策》的决议。

4月11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和稻谷的决议》，规定按耕地面积而不是计划播种面积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提供谷物和稻谷的数额，不履行义务要受法律制裁。

5月，根据苏联战俘管理局统计，共有22000多名波兰战俘被枪杀。枪杀他们的原因是子虚乌有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等。

6月，苏联乘德军进攻西欧之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在那里成立新政府。

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改行每天工作8小时、实行7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用法律措施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责任感。

6月30日，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

8月2日，苏联在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8月3日—5日，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6万人口。

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家中遭到苏联克格勃特工、一个名叫拉蒙 · 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的袭击，第二天去世。托洛茨基虽然躲过了苏联30年代的大审判，最终仍没逃脱斯大林的追杀。

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对苏作战的第21号命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

1941 年

3月20日，苏军情报部部长戈里科夫将军把德国“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报给斯大林。

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政领导全部出席。签约当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4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及人民对第三国之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4月底，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提醒斯大林注意德军向东移动的动向。

6月1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要求斯大林批准下令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斯大林怕刺激德国，故延误了时机。

6月14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分别迁移所谓犯有反革命等罪行的人3668名、12682名、9236名、22648名、9595名、27887名，至9月完成，接收地区是西伯利亚、哈萨克、科米自治共和国。

6月21日晚，基辅军区报告两名投诚的德国士兵带来的、德军正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德军计划于22日4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一准确情报。

6月22日4时，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仅当日苏联空军就损失飞机1200架，失去了边境地区全部军用仓库和储备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中午，莫洛托夫代表党和政府发表演说，号召苏联军民把敌人赶出苏联领土。

6月30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组成国防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人民尽一切力量，为赶走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7月10日，苏德战场上，德军已在西北方向推进500公里，在西部推进了600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了350公里。不久，德军占领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的大部分，逼近了列宁格勒。

7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

8月12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第2060—935号联合决议和8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21—160号命令，将伏尔加河地区的德意志人迁移到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中亚各共和国。至10月28日从伏尔加河德意志自治共和国迁出446480人，该自治共和国被撤销。1941—1942年总共迁移德意志人1209430名，迁移行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

8月26日，根据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第196号和1942年3月9日通过的第00713号决议，从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迁移全部芬兰人，1942年4月完成，共迁走9000余人去西伯利亚。

9月8日，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围困之下。

9月19日，乌克兰首府基辅陷落。

9月30日，莫斯科会战开始。

10月1日，苏、英、美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协定在莫斯科签订。

10月10日，斯大林任命从列宁格勒召回的朱可夫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负责守卫莫斯科。

10月16日，苏联政府机构和各国驻苏外交使团迁往古比雪夫，斯大林留在莫斯科，没有撤退。

11月7日，在法西斯德国围困的炮声中，红场举行传统阅兵式，斯大林发表演说，鼓舞了与法西斯德国顽强战斗的军民，受阅部队直接开赴前线。

12月5日，德军在莫斯科近郊开始溃败，莫斯科会战出现转折，苏军转入反攻。

1942 年

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反对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4月5日，希特勒发布训令，集中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4月20日，莫斯科会战以德军的溃败而结束，德军被击退150—300公里，损失兵员50万。

7月17日，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德军集中了90万兵力与苏军展开了斯大林格勒争夺战。

8月25日，苏军宣布斯大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做好城市巷战的准备。德军投入2000多架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城市陷入一片火海。

11月19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入反攻。

1943 年

1月26日，苏联著名的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作物地理学家，为发展生物遗传理论和改良植物品种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知名科学家瓦维洛夫被折磨死于狱中。

1月，苏军歼灭了列宁格勒近郊的德军，被围困长达500天的列宁格勒解围。

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全歼被围德军，俘虏德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以下24名将军。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拟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

6月10日，出于协调苏联与反法西斯联盟盟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10月12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115—136号决议和10月1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1118—342号决议，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卡拉恰耶夫族，撤销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自治州。总共迁移69267人去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11月28日—12月1日，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晤，讨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战后成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对德国的处置、苏联对日宣战、重建独立的波兰等问题，发表了《德黑兰宣言》。

12月27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和12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1432—425号决议，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卡尔梅克民族，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共有93139名卡尔梅克人被迁往西伯利亚。

1944 年

1月31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073号决议和2月21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00193号命令，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民族。共迁移车臣人393229名、印古什人91250名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3月5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309号决议，以“背叛行为”和“土匪活动”为由迁移整个巴尔卡尔民族。共迁移37107名巴尔卡尔人去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3月31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迁移从事反苏活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成员100300人到国家东部地区。

5月11日，苏联政府以和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把居住在克里木自治共和国的20万鞑靼人全体迁往中亚定居。

6月2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984号决议，以通敌和反苏行为为由，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迁移保加利亚人12422名、希腊人15040名、亚美尼亚人9621名到东部地区，同时迁移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共1000多名。

6月24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6100号决议，从克里米亚往乌兹别克迁移外籍希腊人3531名，从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迁移无国籍希腊人8300名，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迁移16375名希腊人到国家东部地区。

7月31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6279号决议，从格鲁吉亚毗连土耳其的边境地区迁移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共91095人去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他们被怀疑为“叛徒、土耳其的代理人”。1944年从外高加索总共迁移库尔德人40000名。

7月，苏军突破德军防线，进入波兰境内。

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达成战后划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百分比协议。

是年，苏军发动10次打击，共歼敌160万人，基本上收复了苏联国土。

1945 年

1月，苏军分南北两路向西进发，攻占哥尼斯堡、西里西亚、奥地利，打开了通往柏林之路。

2月4日—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处置德国、对日作战、波兰问题和联合国组织与托管制问题，达成了某些协议与谅解，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日趋明显。

4月5日—16日，铁托访问苏联，双方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4月16日，苏军开始柏林战役。

4月25日，苏、美军队在易北河会师。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

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特向苏、美、英、法四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7日—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占领德国的原则、波兰西部边界、审判战犯、对日作战、赔偿等问题，美、英与苏联的矛盾日益激化。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8月14日，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大连旅顺港、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规定两国在对日战争中进行配合，中苏共管中长铁路30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决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苏军进驻朝鲜北部。

8月16日，苏联与波兰签订以寇松线为基础的边界条约。

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投降，在10天的对日作战中苏军共歼日军8.4万人，受降60万人。

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巡洋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向美、中、苏、英等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结束。

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纵下，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46 年

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苏联继续扩大钢、铁、煤、石油等部门的生产，该演说在英、美等国引起强烈反响。

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 · 凯南向华盛顿发出了论述苏联对外政策根源的8000字长电报，呼吁“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

2月27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和平砥柱》的演说，声称欧洲已经被一道铁幕隔开，攻击苏东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

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的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这是进行反苏战争宣传、进行反苏战争的方针。

3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即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法令。规定“必须保证首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要求工业总产值要比1940年增长72%，机器制造业增长135%；而对于农业和消费资料生产则含糊提出达到战前水平，规定农业生产超过1940年的27%。实际情况是，工业产值最后突破了计划的17%，而轻工业只完成了计划的80%，农业只完成了计划的78.6%。

7月27日，针对从乌克兰蔓延开来的大饥荒，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不许浪费、盗窃粮食，防止粮食霉变的决定》，当年有9511名集体农庄主席被判刑，不少生产队队长和农场负责人也被定罪。由于政府拒绝施救，在这次大饥荒中有200万人饿死。

8月9日，斯大林主持召开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决定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开展批判，讽刺小说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被作为异端进行批判。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谴责两杂志刊登渗透着一切外来事物精神的作品，责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进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8月26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改进办法》的决议，谴责1945—1946年上演的一些剧目，实际上不准在戏剧舞台上按照生活的实际、多层次地反映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人。

9月4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谴责其作者和导演“丑化”苏联社会。此后，苏共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

1947 年

2月，在粮食危机严重的背景下，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加强农业的措施。会议要求加强对集体农庄的进一步监管，提高集体农庄的劳动定额，削减集体农庄庄员从事副业的范围，限制集体农庄庄员外出务工的机会。

5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废除死刑的命令。

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宣布对欧洲国家实行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6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加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

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交官在巴黎开会，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月2日，苏联退出会议，同时也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参加马歇尔计划。

7月—8月，苏联与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贸易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

9月10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3214—1050号决议，从乌克兰西部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及其家属74898人到东部地区。至50年代初，总共迁移171566人。

9月22日—27日，欧洲九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波兰西部的一个小镇举行秘密会议，在苏联的主导下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任务是交流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的复活。

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和取消粮食、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的决议，旧币按10:1比例在一周内兑换成新币，存入银行的超过3000卢布部分，按1:1的比例兑换。币制改革实际上具有强行没收的性质，推卸了国家保障向居民供应的责任，价格实际上提高了。

12月16日，苏联开始发行新货币。

1948 年

2月3日，马林科夫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解散犹太人作家联合会和查封犹太语刊物》的决定，苏联开展全国性的反犹运动。

2月4日，与罗马尼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18日，与匈牙利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21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417—160号决议，从波罗的海三国迁移民族主义者、土匪、富农家庭的成员。这次代号为“春天”的行动于1948年5月22日开始，仅从立陶宛就迁移49331人去西伯利亚。

3月18日和19日，苏联决定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

3月19日，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3月—5月，苏南两党交换了7次信件，但分歧依旧。

4月6日，与芬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6月20日—28日，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举行第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中推行反苏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随之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许多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党员干部被“清洗”。

6月24日，苏联开始对西柏林实施封锁，封锁持续到1949年5月12日。西方组织了大规模的空运以保障西柏林居民的生活和供应。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日丹诺夫去世。

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它的参加者被指控“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同国外犹太人反动组织保持联系和从事间谍活动”。此案牵连到莫斯科政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批人，连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逮捕。

1949 年

1月25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3月5日—14日，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苏，苏联与朝鲜达成苏联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和在苏联训练朝鲜军官的协议。

3月14日，莫洛托夫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由维辛斯基接任。

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

10月2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8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祖金、列宁格勒市前执行委员会主席索洛维耶夫等人在走出马林科夫办公室时被捕。随后一大批列宁格勒的党政高级干部被捕。

9月23日，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

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遭逮捕。

11月，情报局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南共在刽子手和特务的掌握中》的决议，给南共罗织了大量罪名

12月16日—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1950 年

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和怠工者施用死刑》的命令，恢复死刑。

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苏联要在1952年底前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的苏军基地及一切设施全部移交给中国。

3月30日—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近一个月，斯大林三次会晤金日成，会谈涉及下列问题：金日成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朝鲜的经济建设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归还朝鲜咸兴港的问题。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但要求他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6月20日—8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三篇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后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7月1日—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7亿卢布。

9月20日，列宁格勒案件的主要人物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甚至没有要求他们像30年代被害者那样认罪。

9月30日和10月1日，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人被处决。

1952 年

9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

10月5日—14日，时隔13年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决定把党的名称从全联盟共产党（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从联共（布）改称苏共]。

1953 年

1月13日，根据犹太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揭发，15名苏联知名医学权威被捕，其中多数人是专门负责克里姆林宫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的，他们被指控是“帝国主义间谍”，企图谋害苏联领导人。

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给告密者季马舒克授予列宁勋章。

3月1日，斯大林患脑溢血昏迷。

3月4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确定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组成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各部部长的人选。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保安部与内务部合并，贝利亚任新内务部的部长、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党务由赫鲁晓夫负责，他实际上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月9日，举行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马林科夫在讲话中提出要关心人民的福利，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

4月4日，苏联内务部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案是没有根据的，涉案人员获释，并恢复名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发布命令，追回发给季马舒克的列宁勋章。

4月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

6月1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3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

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其案件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7月2日—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8月5日—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马林科夫在闭幕式上发表长篇演说，表示要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个人副业义务交售额和减少农民的税收。

8月20日，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

9月3日—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作《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9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决议，降低私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的定额。

10月2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

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

12月18日—23日，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贝利亚等17人于23日被处决。

1954 年

1月22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提出垦荒计划。

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关于把俄罗斯的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的命令。

2月23日—3月2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苏联计划两年内垦荒1300万公顷。

5月，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发表，“解冻”一词成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

6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副业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勾销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人在谷物义务交售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全部积欠。

9月29日—10月12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以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1月29日，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2月14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对该案件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制造了这一案件，马林科夫威信扫地。

1955 年

1月7日，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召见匈牙利党政领导人，指责纳吉在政府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

1月25日—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会议建议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2月3日—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接受马林科夫提出解除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

5月11日—14日，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华沙举行会议，共同缔结了《华沙条约》。

5月27日—6月2日，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双方签署了《苏南两国政府宣言》，表示在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作为处理各项问题的原则。

9月13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交。

12月，苏联爆炸了第二颗巨大的热核装置，表明苏联已经拥有了可以运载的氢弹了。

1956 年

2月14日—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赫鲁晓夫提出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

2月24日夜—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未列入大会议程的内部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后被称为“秘密报告”。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内容在全国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实际上全国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3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爆发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二十大决议，喊出了“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的口号。

4月，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党的代表经过协商后认为，情报局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决定解散，机关刊物也停刊。

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成了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6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谢皮洛夫为外交部长。

6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世界开始知晓这个报告。

6月28日，波兰波兹南20万人走上街头，高喊“要面包、民主、自由！”“俄国佬滚回去！” “打倒秘密警察！” “要哥穆尔卡！” “上帝！” “打倒共产主义！”等口号，当局拒绝接见游行者，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发生了骚乱，最后政府出动保安部队和坦克，将事态平息。

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把一大批原由全联盟各部管辖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管辖。

10月19日—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哥穆尔卡恢复总书记职务，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军领导人赶往华沙进行干预，并下令驻波兰苏军向华沙逼近。苏波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苏军停止前进，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

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人们高喊“我们要纳吉！”“格罗下台！”“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事态很快失控。

10月24日凌晨，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时，匈牙利人开始与苏军发生冲突。

10月25日，卡达尔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免去格罗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纳吉主持政府的工作。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表示今后将遵循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协商，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的一切可能性。

10月30日—31日，苏军撤至布达佩斯城外的飞机场。

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出兵匈牙利，授权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与铁托进行秘密谈判，征得铁托的同意。

11月1日，纳吉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同时声明匈牙利中立，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帮助维护匈牙利的中立，卡达尔等人宣布与纳吉政府决裂，重组劳动人民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党。

11月4日，苏军元帅科涅夫指挥平息匈牙利暴乱的行动，苏军调集了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只用了三天时间，武装冲突基本平息，建立了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新政府。

1957 年

1月4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工人党和政府代表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就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发表公报。

1月，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恢复建制。

2月1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通过相关决议。

6月5日—14日，赫鲁晓夫率团访问芬兰，莫洛托夫等人借机制订了撤换赫鲁晓夫的计划。

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召开，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进行指责，提出审查赫鲁晓夫的行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反对。

6月19日，在人数更全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在主席团委员中，反赫鲁晓夫者占多数，朱可夫等军方代表反对撤换赫鲁晓夫。

6月20日，正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争吵不休时，得到会议消息的中央委员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2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职务，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地球卫星“人造卫星一号”进入轨道。

10月15日，苏中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11月14日—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莫斯科宣言》。

年底，南乌拉尔车里雅宾斯克埋藏核废料的处理场发生爆炸事故，污染的泥土被抛上高空，被吹至几十英里以外，有几万人受害。

1958 年

2月25日—2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卖给集体农庄，分期将其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3月27日—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免去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决定由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月18日，苏联提出中苏分别出资共建长波电台，建成后共同使用。

6月1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作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的报告，通过关于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采购农产品的新制度、采购价格和条件的决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与毛泽东会见时提出，苏联考虑未来中苏与美国共同作战的情况，希望建立一支联合舰队。此事与前述长波电台问题，使毛泽东认为苏联触犯了中国国家利益。

7月31日，赫鲁晓夫访华，向中共解释苏联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立场，以求得中共的理解。

8月3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

10月23日，创作了《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却遭到苏共的批判，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放弃奖金。

是年，苏联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470万吨，是1953年的156%，其中垦荒区生产了5850万吨，占40%以上。

1959 年

1月2日，苏联向月球发射宇宙火箭成功。

1月27日—2月5日，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

6月20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9月15日—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是苏联领导人首次访美。

9月29日—10月4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讨论了台海局势问题、中印关系问题等，因双方观点大相径庭，最后不欢而散。

1960 年

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因U-2飞机事件苏美关系再趋紧张，会议不欢而散。

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除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担任。

6月24日—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中苏两党在会上爆发冲突。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回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

8月，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学者、专家。

10月2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有装置了火箭的核潜艇。

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为了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战争威胁，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1961 年

4月12日，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实现了世界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尤里 · 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

4月26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经济区划和组织大经济区的协调和规划工作》的决议。

6月3日，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讨论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和苏美关系等问题。

8月13日，民主德国沿柏林边界修筑“柏林墙”。

10月17日—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第三个党纲，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共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再次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2月11日，鉴于阿尔巴尼亚奉行“反列宁主义行为”，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

1962 年

3月5日—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赫鲁晓夫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赫鲁晓夫对农业状况表示严重不安。

夏天，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大面积取消休耕地，1200万公顷休耕地种上了玉米、向日葵等作物，此举加重了1963年的干旱。

9月9日，《真理报》发表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计划与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由此触发了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改革大讨论。

10月22日，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被美国发现，美国宣布武装封锁古巴。

11月8日—11日，苏联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全部拆除运走。

11月19日—2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定取消现有的党委，建立分管农业和工业的两个平行的党委。

11月20日，美国取消对古巴的海面封锁，加勒比海危机结束。

11月，《新世界》第11期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伊万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2月26日，苏共中央召开意识形态会议，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文艺不能没有舵和帆，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

1963 年

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

6月14日，中共致信苏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被称为“二十五条”。

7月5日—20日，苏中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中苏两党没有达成协议。

8月5日，苏联与美、英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1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1月1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2月1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是年，哈萨克斯坦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黑风暴的侵害，中亚地区有4500公顷土地受侵蚀，不顾自然规律的大规模垦荒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苏联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

1964 年

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月17日，苏共举行庆祝赫鲁晓夫70寿辰活动，勃列日涅夫等人对赫鲁晓夫进行吹捧，暗地里却在策划罢免赫鲁晓夫。

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14日—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的社论，称：“我们的道路”“是由党在它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由苏共纲领确定的”。

11月5日—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并会见了苏联新领导人，但苏联新领导人并不想根本改变赫鲁晓夫的方针，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11月1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波德戈尔内《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工业苏维埃机关和农业苏维埃机关合并》的报告，决定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

12月9日—11日，苏联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召开，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4年10月15日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和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命令。会议解除了赫鲁晓夫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该职。

12月，苏联宣布从1965年起，利沃夫将有5个工业企业试行“利别尔曼建议”，试验方案是由利别尔曼亲自参加制定的。

1965 年

2月5日—6日和10日—11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和谈话。谈话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向柯西金表示，尽管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该改善。

2月2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电视台就访问越南、朝鲜和中国发表演说。他认为在北京的会晤和谈话是有益的，有助于弄清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但又说“共运的困难和分歧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

3月1日—5日，苏共原打算召开的有26个党参加的“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由于7个党拒绝参加，最后改称“协商会晤”。

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

3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清理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政策，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索尔仁尼琴的《伊万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遭公开批判。

9月27日—2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柯西金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撤销赫鲁晓夫时期对经济的行政区管理体制，恢复部门管理体制。

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同一天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决定从1966年起，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业企业中，分期分批地推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给企业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提高企业领导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0月2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国际主义职责》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苏联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举不出一个没有受到苏联全力支持的革命运动”。因此，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的中心”。

12月5日，为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

12月7日—9日，苏联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解除了米高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选举波德戈尔内担任这一职务。

1966 年

2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的邀请，中苏两党关系至此完全断绝。

3月29日—4月8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进行了清算，并建议取消新党章中关于定期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书记的规定，回避了斯大林问题，决定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中央第一书记改称为中央总书记，取消中央俄罗斯联邦局。

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要求写一本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

11月19日，前来中国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苏中友协代表团，中断在中国的访问回到莫斯科。塔斯社报道说，中断访问的原因是“中国方面藐视接待客人的起码常规”，对代表团“进行侮辱性和敌意的攻击”，以及“对代表团的正常工作进行阻挠”。12月15日，中苏友协负责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的报道纯系“造谣诬蔑”。

11月27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评中国的事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的评论和攻击。

12月12日—1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研究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关于下一年度的国家计划和预算问题。

是年，集体农庄庄员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实行月工资制度。

1967 年

2月9日，苏联单方面废除苏联和中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中国外交部2月10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一项口头声明，指出该协议是由苏联于1956年提出的，中国方面从促进中苏友谊出发同意了该协议。现在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协议，是“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的又一严重步骤”。

4月13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

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

11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题为《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50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苏联社会已是一个和谐、没有弊病的社会，意味着苏联不再需要改革和改进。

12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交机构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葛罗米柯在谈苏联外交的策略时说“控制事态，掌握外交主动，能攻善守，随机应变——无论哪种外交手段，只要能给苏维埃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好处，都不应不加利用”。

1968 年

1月22日，苏共召开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会议，研究“苏维埃政权50周年和党组织在文化方面工作的某些问题”。

2月26日—3月5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在布达佩斯召开，出席会晤的有苏共等64个党的代表团或代表。苏共提出在1968年11月至12月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认为，中国等许多党没有出席这次会晤，“是个深深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这会在各党关系中“产生新的不满因素”。

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提出发展对苏联关系的原则和改善华沙条约组织的主张。提出要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全面合作”。要求“改善华沙条约组织结构”，“改进联合司令部的活动”。

5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短暂的同志式会晤”。会晤中，苏共领导人表达了对捷局势的“不安”。

5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在苏黎世出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圈》在巴黎出版，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7月4日—6日，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国党中央相继致信捷共中央主席团，建议7月7日在华沙举行六国党最高级会晤，讨论捷局势。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与会。

7月14日，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五国领导人在华沙会晤，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决定对捷进行“集体制裁”。

8月20日晚，苏联飞机首先占领布拉格机场，接着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五国武装部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到21日晚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克里姆林宫的“寒流”摧毁。

8月23日，苏联领导人把杜布切克等捷克领导人抓到莫斯科，举行“苏捷两党会谈”。

8月26日，苏联迫使捷克领导人签署《莫斯科会谈公报》。

9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指出，“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为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寻找理由。

10月16日，苏捷签订《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的条约。

11月11日—12日，勃列日涅夫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宣布：“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的时候，出现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这一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正式出笼。

11月17日，苏籍英国《新闻晚报》驻莫斯科记者维克多 · 路易斯去台湾旅行，并同“国防部部长”蒋经国谈了话。

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社会治安部更名为内务部。

12月1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苏联人民监察机关条例》。

1969 年

3月2日，中国边防军巡逻队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时，与苏联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3月15日，中苏边防军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5月5日—17日，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7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等17个党没有参加。

6月10日，苏联数十名军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中国边防人员前去交涉时，苏方人员开枪打死中国一名女牧民，双方随后发生武装冲突。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声明。声明歪曲历史，把沙皇俄国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

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苏联边防军于当日侵入中国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报告。宣称“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即使对以下这类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类事件可能在地理位置上是遥远的，但却涉及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朋友的安全”。

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军队在六、七两月，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城市在苏联侵捷一周年之际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就中苏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重开谈判。

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

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的文件，重申了中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即分清历史，照顾现实，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10月19日，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至1978年6月，谈判进行了15轮，由于苏方拒绝履行9月11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否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谈判未达成协议。

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1月，作家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1970 年

1月9日，中国驻苏大使馆就苏联一再把中国台湾省说成“国家”一事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照会。

1月15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石油开采工业》的决议。

4月2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完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制度》的决议。

5月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苏捷友好互助条约》。

5月8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25周年集会上说“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性的进攻阶段”。

6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谈到苏美关系问题时说，苏联对美国的“阴谋诡计”将“给予坚决回击”。

10月8日，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

10月9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宣传部指示多家报刊，刊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声明，认为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性质的挑衅”。但许多作家对索尔仁尼琴获奖表示高兴。

11月4日，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和查利泽等“持不同政见者”组成“苏联人权委员会”。

是年，按照勃列日涅夫指示，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

1971 年

3月30日—4月9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重申“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再提“改革”，用“改善”、“完善”取而代之，苏联走向停滞。中央委员会从195人扩大至241人，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支持者提拔起来，成为其统治的重要支柱。

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苏美相互关系准则等文件。

6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批评一些经济学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倾向，此后，陆续开展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不再使用“改革”一词，而改用“完善”。

7月25日，《真理报》就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对中国进行攻击，说中美接近反映出中美“两国霸权野心”。

9月3日，苏、美、英、法四国签署《西柏林协定》，确认四大国对柏林的权利，苏联对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畅通作出保证，西方国家则承认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9月11日，苏联历史上第一位领取特种退休金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病逝。

10月25日—30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西方国家。

11月27日，苏联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制造成功。

1972 年

4月20日—2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物特别助理基辛格访问苏联，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作准备。

5月22日—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苏美相互关系原则》、《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等文件，奠定了苏美缓和的基础。

6月3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交部长在西柏林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议定书，联邦德国同苏联和波兰分别交换了苏联一联邦德国条约和波兰一联邦德国条约的批准书。

6月13日，苏共中央公布《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

7月8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苏联大使宣布要求苏联军事专家全部离开埃及的决定。

10月27日，苏联宣布不阻拦苏联犹太人去以色列，此举被认为是“对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损害”。

11月5日，苏、美、英、法四国大使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谈宣布结束，并发表声明：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11月27日—12月1日，勃列日涅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授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列宁勋章。

11月底，开始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筹备会议。

12月，苏共中央全会对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停滞了。

是年，苏联允许3.2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73 年

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出席波德戈尔内的授勋仪式，授予波德戈尔内列宁勋章和“镰刀和锤子”金质奖章。

2月22日—25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22日在布拉格授予胡萨克列宁勋章。23日接受捷克斯洛伐克一级白狮勋章。

3月1日，苏联共产党开始更换党证，按传统，第一号党证写上了列宁的名字，第二号党证发给勃列日涅夫。

4月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工业管理机构，实行2—3级管理制，成立各种联合公司。

5月11日—12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波兰，在华沙授予盖莱克列宁勋章。

5月12日—13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3日在柏林授予昂纳克列宁勋章。

5月18日—22日，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实现了战后苏联首脑对西德的首次访问。

6月18日—2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两国签订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9个文件。

6月27日，苏联西伯利亚到欧洲部分的输油管干线竣工，全长2200公里。

7月19日，苏联率先承认阿富汗前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后建立的共和国政府。

9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攻击中国奉行“反苏和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

12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第1卷在巴黎出版。

是年，苏联的石油出口从上一年的1.07亿吨增加到1.18亿吨，收入从上一年的17亿卢布增加到24亿卢布。

1974 年

1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主张把他关进监狱，安德罗波夫认为法律依据不足，提出把他驱逐出境。

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褫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

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一架联邦德国特意安排的“航空班机”，到达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直到1994年5月索尔仁尼琴才重回自己的祖国。

3月7日，苏联向印度政府保证，在出版标有中印边界的地图时，“将考虑印度的观点”。

4月3日，为进一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带农业的措施的决议》。

4月2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轻工业商品生产的计划和经济刺激的若干措施》的决定。

5月4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他的《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一书中写道，除了加强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保障可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6月27日—7月3日，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等10个文件。

11月23日—24日，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双方发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中风”。

11月，勃列日涅夫率团访问蒙古，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再次“中风”。

12月4日—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

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瑞典国王和多位亲王出席。索尔仁尼琴不无感慨地说：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1975 年

5月12日—1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利比亚，两国达成协议，苏联向利比亚出售6亿美元的武器。

6月18日，塔斯社发表《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反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攻击中国“对日本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同第三国，包括同苏联的关系复杂化”。

7月17日—19日，苏联“联盟号”飞船和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宇宙对接成功并进行联合飞行。

7月31日—8月1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第三阶段会议举行，各国首脑最后签署被称为“赫尔辛基精神”的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确认战后欧洲边界不可变更，东西方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这是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的最高成果。

10月20日，美国白宫宣布美苏达成五年购买谷物协议，规定，苏联每年将从美国购买600万吨—800万吨小麦和玉米。

10月27日—31日，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新阶段”。

11月14日，苏联派遣军事人员进入安哥拉，并增加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武器援助。

1976 年

1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2月10日—11日，苏联军舰炮轰安哥拉城市，非洲一些国家同声谴责。

2月24日—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要求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写入新宪法。

5月8日，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元帅军衔。

5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跨单位合作和农业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决议，指出发展农工综合体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主要方向和必要条件。

6月29日—30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柏林举行，勃列日涅夫率团参加。

7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电中国人大常委会，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9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9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来贺电，表示愿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1月15日—1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

11月22日—24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罗马尼亚，24日接受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级星勋章。

11月24日，苏联与安哥拉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是年，苏联进口粮食2063.8万吨，是苏联有史以来净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

1977 年

1月21日，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是恶劣的，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呼吁给予支持。

5月2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波德戈尔内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波德戈尔内被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8月17日，苏联“北极号”原子破冰船到达地球的最顶点——北极点。

10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被写入宪法，据新宪法规定勃列日涅夫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总揽了苏联党、政、军的大权。

11月2日，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60周年庆祝会上作报告，谈到裁军问题时，说苏联“不想破坏现在东西方之间在中欧或者苏美之间所形成的军事力量大致的均衡状态”。

12月13日，苏联同美国签订一项延长苏美农业合作协定的议定书。

1978 年

4月10日，苏联派往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舍甫琴科“因同苏联政府发生分歧”，拒绝回苏联。西方通讯社说，这是40年来苏联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官叛逃。

4月，苏联在阿富汗策动军事政变，杀死达乌德，成立由人民民主党主席塔拉基担任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塔拉基推行全盘苏化的方针，使阿富汗国内出现严重危机。

6月13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攻击中国推进世界战争，“勒索一系列邻国的领土”。

6月19日，苏联政府就正在谈判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向日本政府提交声明，威胁说，如果日本签订一项包含针对苏联的条款的条约，苏联对日政策将“作必要的修改”。

8月9日—15日，苏联海军舰队开始使用越南金兰湾基地。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苏联指责日本政府是向中国的“压力”“投降”，条约对亚洲的稳定具有“危险性”。

11月1日—9日，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把越南纳入苏联的战略体系。

11月22日，勃列日涅夫写信给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他们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

11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契尔年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12月19日，《真理报》就中美建交发表短评，说中美建交是把中美“最近几年来的秘密勾结在法律上肯定下来”。

年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兵柬埔寨。

1979 年

1月15日，苏联在安理会否决关于在柬埔寨停火和撤出外国军队的提案。

4月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倡议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

5月8日，勃列日涅夫给自己的儿子尤里 · 勃列日涅夫等人授勋。

6月15日—18日，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举行会谈，双方签订《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及议定书等文件。

7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及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进一步完善计划经济体制。

9月23日，参加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就中苏国家关系问题举行第一轮谈判。至11月30日止，双方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12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

10月2日，日本外务省抗议苏联在色丹岛设立军事基地，强烈要求苏军撤出。

11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27日，在苏联军队直接参与下，阿富汗发生武装政变，阿明政权被推翻，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苏联大军侵入阿富汗，遭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抵抗，苏军陷入持久战。

1980 年

1月1日—2月，世界上近50个国家的领导人或发言人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

1月7日，苏联在安理会否决关于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提案。

1月10日—14日，联合国举行紧急特别会议，讨论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大会以104票对18票通过“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和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

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宣布，当前进行中苏国家关系第二轮谈判是不适宜的。他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世界和平，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了新的障碍。”

1月22日，苏联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因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而被苏联当局强行从莫斯科迁移到高尔基城。

5月20日，苏联驻法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法国记者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三个条件：一、承认卡尔迈勒政府；二、举行卡尔迈勒政府同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三、停止任何“外来干涉”并保证以后不进行干涉。他点了三个“外来干涉”国家：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6月2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苏共二十六大在1981年1月25日召开。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攻击美国和中国对阿富汗“采取武装侵略”，声称苏联是“应阿富汗的请求”“帮助”阿富汗“反击侵略”，否认苏联“想闯入暖洋”和“想把别人的石油据为己有”。

7月10日，苏联同阿根廷签署五年粮食贸易协定，确定苏联今后五年内将从阿根廷购买2250万吨粮食。

7月20日，第2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许多国家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拒绝参加。

8月20日，苏联报纸在沉默50天后首次报道波兰工人罢工事件。

8月25日和28日，塔斯社就波兰局势接连发表两篇评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波兰顺利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指责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国家发生的客观和主观困难进行投机。

9月27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西方继续在波兰挑唆反社会主义行动。

10月7日，塔斯社发表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在六中全会续会上讲话的详细摘要，删掉了关于波兰10月3日的罢工和将巴比乌赫等前领导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等重要内容。

10月2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23日，柯西金在进行经济改革问题上与勃列日涅夫发生分歧，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解除柯西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接任。

11月26日，苏联和蒙古签署两国政府关于苏蒙国界制度和在边界问题上进行合作互助的条约。

12月3日—14日，西方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苏联表示它“无意干涉波兰事务”。

12月5日，华沙条约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破例举行当年的第二次会晤，主要讨论了波兰问题。强调波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牢固一环”，重申波兰“可以期望得到华沙条约国兄弟般的声援和支持”。

1981 年

1月19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茨维贡自杀。

2月23日—3月3日，苏共二十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对内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报告，继续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

4月23日—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问波兰，这是自1980年夏天波兰发生罢工浪潮以来苏共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波。

5月26日，加拿大小麦局局长宣布加拿大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大宗粮食贸易协定，规定加拿大在今后五年内向苏联出售2500万吨粮食。

5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谈判。

5月28日，美国总统里根会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的妻子。夏兰斯基尚在苏联被押，是犹太人。

5月底—6月，波兰一些地方出现反苏标语、传单和发生涂污和破坏苏军纪念碑事件。

6月5日，苏共中央致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指责波兰现领导人对敌人的要求“进行无休止的退让”。

8月3日—12日，波兰再次发生团结工会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苏联报纸指责这“实际上”是“夺权斗争”，要求波兰党采取果断行动。

8月5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美国不会签署第二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因为它有重大缺陷。

9月5日—10日，塔斯社接连就波兰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评论，说这是一次反社会主义的集会。

9月14日，勃列日涅夫会见老挝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凯山，并授予他列宁勋章。

9月1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就波兰局势致波兰党政领导人一项声明，说反社会主义在波兰已达到危险边缘，敦促波兰当局“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制止反苏行径”。

12月7日—12日，塔斯社接连发表评论，说波兰局势严重，团结工会的拉多姆会议的目的是夺权，波兰政府应给团结工会以反击。

12月13日—14日，波兰宣布实行军管，塔斯社发表声明，说这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12月16日，苏联应波兰政府的请求向波兰提供实物援助。据波通社12月24日报道，一周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波兰运送了24.4万吨援助物资。

1982 年

1月25日，实际上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去世。他长期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苏联的“灰衣主教”。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勃列日涅夫讲话作出回应：“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10月5日—21日，中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第一轮磋商。

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会见苏联陆海军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认为，同中国的关系有不小的意义。

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参加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65周年集会，晚上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为各国使者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总书记人选时，契尔年科和吉洪诺夫相互提名，没有得到响应，乌斯季诺夫提名安德罗波夫，得到多数人同意。

11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68岁的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虽然头脑较为清醒，但已重病缠身。

11月15日，苏联为勃列日涅夫举行国葬。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对勃列日涅夫大加溢美，并表示继续其内外政策。

12月17日，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被解职，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1983 年

7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工业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在计划和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及加强其他经济成果所负责任的补充措施》的决议，决定将下达给企业的指标减少到只有3项。

9月1日，进入苏联萨哈林岛上空的韩国波音－747客机被苏联空军击落，269名旅客丧生，苏联拒绝认错和赔偿。

9月5日，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民航飞机入境14天。

9月16日，安德罗波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2月13日，苏联前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自杀身亡。

12月，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工业中进一步发展劳动组合与劳动刺激的作业队形式并提高其效率》的决议，部长会议随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84 年

2月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2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73岁、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4月11日—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契尔年科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吉洪诺夫再次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速国民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议，强调加快科技进步是党、政府和一切社会团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12月20日，苏联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去世，勃列日涅夫的“老近卫军”少了一根支柱。

1985 年

3月10日，74岁的契尔年科终于油干灯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当政仅13个月。

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3月23日，《真理报》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反酗酒宣传运动。

4月23日，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拉开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序幕，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切布里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5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反酗酒和禁止私酿酒”决定。

5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加大反酗酒斗争》法令，为反酗酒活动打下法律基础。该运动一直持续到1988年，给苏联造成严重的财政和经济损失。

7月1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谢瓦尔德纳泽升为政治局委员，叶利钦成为苏共中央书记。

7月2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葛罗米柯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毫无外交经验的谢瓦尔德纳泽任外交部长。

9月27日，解除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雷日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5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集中讨论苏联共产党党纲和党章的修订问题，否定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

11月22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首次会晤。

12月24日，在莫斯科当政18年的格里申被解职，叶利钦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86 年

1月15日，苏联发表声明，提议从1986年开始实行使人类摆脱面临核浩劫的恐惧的计划，建议分三个阶段销毁核武器。

2月25日—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修正案和《关于苏联1986—1990年和200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提出实施“加速战略”，并确定了实现该战略的基本途径。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原子能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由于苏联政府继续沿用以前掩盖问题的处理方式，此举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面影响，促使戈尔巴乔夫加强公开性。

5月9日，苏联国防部声明：“不仅在核战争中，而且在军备竞赛中都不能取胜。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破坏军事战略平衡。”

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要努力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10月11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11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在手工业生产、居民生活服务等27个项目中从事个体生产经营，但不得经商、雇工、搞非劳动收入或损害其他公共利益。

12月16—18日，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任命非哈萨克族人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动，“阿拉木图事件”使苏联民族问题浮出水面。

1987 年

1月27日—28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提出各级党的第一书记都要以差额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要实行民主化，不要以党代政。选举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卢基扬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5月26日，越南宣布开始从柬埔寨撤军，当年撤出5万人，越南同意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

5月28日，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飞机降落红场，在苏联和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戈尔巴乔夫借机撤换军队领导人。

6月25日—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

8月23日，时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周年纪念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都发生集会，要求公布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

10月21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叶利钦对改革进展缓慢提出批评，并提出辞职，会议转而讨论叶利钦问题。

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十月和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联所处的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继续批评叶利钦，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常委委员的职务。

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书中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导思想，表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会晤，并签署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8 年

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军事审判庭1938年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

2月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

2月20日，纳卡州州委通过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从阿塞拜疆划归亚美尼亚管辖。由于苏共中央在此事上反应迟缓，导致了该地区日后多年的民族冲突。

2月27日—28日，在苏姆盖特市发生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

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对苏联改革提出批评，此举被认为是苏共保守派的反击。

3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纳一卡冲突”通过决议，不允许用向国家政治机关施加压力的方式解决民族领土争端问题，要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采取措施加强法制，维护社会秩序。

3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50年代初的一批受害者，其中包括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恢复党籍。

4月5日，《真理报》发表《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进行反击，认为她是站在保守和教条主义立场上反对改革。

4月，在爱沙尼亚建立了名为“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民族自由运动。

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5月29日—6月2日，里根访问莫斯科。这是美国国家元首时隔14年后对苏联的访问，美苏签署了《关于两国进行联合核查核试验的协定》、《关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相互通报的协定》，以及1989—1991年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的计划等。

6月28日—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认为政治体制是造成前期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苏联把改革的主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

7月1日，《合作社法》生效，可以在各个领域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所有制形式更趋多样化。

7月9日，为30年代被错误镇压的布哈林、李可夫恢复党籍。

8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对30年代四起重大案件平反，表明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的指控不成立。

8月，决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将土地出租给家庭和个人，租期可达50年，承租土地者在农忙时可雇佣劳动力。

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取代退休的葛罗米柯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提高苏维埃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

10月2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

10月9日，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

10月23日，立陶宛改革运动成立。

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与补充》的法律，通过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

12月1日—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

1989 年

1月，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与以往不同：实行差额选举、政府官员不能同时担任人民代表。

2月6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

2月15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

3月16日，苏联发表从蒙古撤军的声明。

3月26日，苏联共选出2250名代表，其中750名社会组织推荐，其余是在地区选举和民族选区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竞选产生的，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落选，波波夫、索布恰克、萨哈罗夫等激进派代表人物当选。

4月4日—9日，从4日开始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发生群众集会事件，9日凌晨军队在驱散人群的过程中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后戈尔巴乔夫宣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再干预类似事件。

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4月2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政策受到批评。

5月16日，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中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5月27日，第一次苏联人代会召开，人代会成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是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

6月10日，叶利钦以递补的方式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问题委员会主席。

7月10日，西伯利亚麦罗沃州1.2万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罢工很快涉及其他地区，铁路、工程建筑等部门的工人卷入。罢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秩序混乱。

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

9月25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的法律无效。

10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议案，今后15个月内禁止罢工，但罢工不仅没有停息，规模也越来越大。

10月23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声明，197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践踏。

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对苏联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判。此文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主张。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马耳他实现会晤，标志美苏间的“冷战”结束。

12月5日，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1968年派他们国家的军队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应该受到谴责。”

12月10日，莫斯科一些非正式组织在集会上提出了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

12月12日—24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有人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大会勉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大会宣布苏联出兵阿富汗应该受到道义和政治上的谴责；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违背苏联对外政策原则”。

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苏共独立。

1990 年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赴立陶宛劝说其留在联盟内，此举反而坚定了立陶宛人的独立决心。

1月，苏共内部出现了民主纲领派。成立之初，其领导人多为跨地区议员团成员，他们提出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民主纲领》，主张根本改革苏共。

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举行未经政府批准的集会和游行，提出了取消宪法第六条、把多党制写进宪法等标语口号。

2月5日—7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决定党将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承认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2月2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协议，分三阶段至1991年底前撤走驻捷全部苏军。

3月10日，苏、匈两国签署协议，确定驻匈苏军于1991年6月30日前撤完。

3月1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候选人；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此举标志着立陶宛在脱离苏联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随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先后发表独立宣言，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作用。

3月13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等决议，决定删去宪法第六条，宣布实行总统制，把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但这个法律从来没有被任何共和国执行过。苏联正式承认对造成两万多名波兰军官死亡的卡廷事件负责。

4月中旬，苏共内的正统力量“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召开代表大会，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

4月23日—26日，中国总理李鹏访苏，与雷日科夫总理、戈尔巴乔夫总统等举行了会谈，中苏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5月4日，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5月30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其盟友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反对派和平夺权。

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此举使苏联的解体走上了不归路。

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俄罗斯共产党，此举促进了苏共联邦化的发展，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7月2日—13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苏共所接受，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利加乔夫被逐出领导核心，叶利钦等人宣布退出苏共。

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的“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方案，即“500天计划”。方案的基础是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确立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提出一些反垄断和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等，同时要求中央把广泛的权力交给各个共和国。

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叶利钦和雷日科夫并未真正协调，而是各拿出了一套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4+2外长会谈（苏、美、英、法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达成协议，最终签署《彻底调整对德关系条约》，确定尊重战后边界，统一后的德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将奉行和平政策。

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委托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方案，叶利钦不接受这种做法，表示要独立行事。

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以333票赞成，12票反对，34票弃权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交的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统一方案》，但叶利钦不执行，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10月20日—21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章程和一系列决议。

12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12月17日—27日，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关于国内局势和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决定》，通过宪法修正案，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体制，设立副总统，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总构想及其签订程序的决定》，决定1991年3月17日就签订新联盟条约举行全民公决。

12月20日，谢瓦尔德纳泽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突然宣布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以表示对“独裁”的抗议，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未经商讨就提出辞职大为震怒。

1991 年

1月8日，立陶宛发生新的骚乱。

1月13日，苏军部队和坦克进入维尔纽斯，发生流血事件，事后戈尔巴乔夫推诿责任。

1月1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名，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

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要求他立即辞职。

3月8日，苏联发表新联盟条约草案。

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除格鲁吉亚等6个共和国未参加外，参加公决的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

4月1日，华约组织宣布解散其军事机构。

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

4月16日—19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这是苏日关系史上苏联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日本。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9个共和国领导人发表“9 + 1联合声明”，提出签订主权国家联盟新条约。

4月24日—25日，举行苏共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受到俄共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等人的强烈谴责，但会议没有同意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5月15日—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继1957年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苏联的首次访问，也是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进一步推进了中苏关系的发展。

5月16日，中苏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解决了中苏大部分边界的争端。

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

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两个主人。

6月28日，经互会9个成员国的代表在布达佩斯签署了解散经互会的议定书，规定90天后经互会章程失效，届时即告正式解散。

7月1日，华约6个成员国领导人在布拉格签署议定书，宣告华约的有效期提前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至此正式解散。

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就职俄罗斯联邦总统。

7月20日，叶利钦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和组织机构活动》的命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谴责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违反宪法。

7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10个加盟共和国全权代表团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结束会晤，宣布制订新联盟条约的工作已经完成，准备修改后在9—10月签署。

7月25日—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戈尔巴乔夫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

7月27日，雅科夫列夫辞去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职务，又一位改革主将离戈尔巴乔夫而去。

7月29日—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讨论新联盟条约，达成协议，决定8月20日签署，苏联将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共和国的权力大为增强。

7月31日，苏美首脑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为长达9年的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画上了句号。

8月5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家人去福罗斯休假，计划8月19日返回。

8月17日下午，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兰诺夫、舍宁、博尔金等人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的克格勃中心秘密开会，讨论实行紧急状态，决定派出代表向戈尔巴乔夫摊牌，如果他不同意，则用亚纳耶夫取而代之。

8月18日下午，巴克兰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飞到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实行紧急状态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被切断，实际上被软禁在别墅里。

8月19日，为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订，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由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政变只持续了3天。

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立即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解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任命了新的国防、内务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此后，苏联局势更加复杂化。

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共产党停止活动”的命令。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叶利钦签署“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产党财产”的命令，把苏共和俄共的财产收归俄罗斯国家所有。

8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活动的决议；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

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月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领导人阿姆萨胡尔季阿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独立。

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脑在明斯克附近举行会晤，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戈尔巴乔夫更新和保留联盟的努力宣告失败。

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在阿拉木图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12月25日，17时，戈尔巴乔夫阴沉着脸，最后一次作为国家首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楼顶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宣言。

［1］俄历1918年2月1日列宁宣布改用公历，此后日期均为公历，此前日期为俄历，俄历比公历早13天。

本书作者简介（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龙闪，1941年生，河南省宜阳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俄罗斯苏联史研究，兼顾世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问题。曾参加“六五”、“七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研究，主持“九五”国家重点和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并单独完成中宣部、教育部有关课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现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理事。先后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洛阳大学特聘教授和温州大学兼职教授。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和《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等3部；曾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三主编之一）、《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变革》、《苏共执政模式研究》等4部；合著：《苏联史纲》（1917—1937）2卷、《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1953—1964）、《斯大林模式研究》、《苏联剧变新探》、《20世纪世界文化》等8部。译著有《巴黎公社史》（上、下册）、《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和《从阿尔巴特到西伯利亚》等4部。主要代表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0年）科研成果三等奖，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发表学术著作、论文、文章、译著等130余种。

孔田平，1965年生，山西省昔阳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东欧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学博士。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专家。1997年12月—1998年12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欧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1年9月—2002年8月在华沙经济学院金融与管理学院做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中东欧问题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波兰政治经济、东欧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转轨经济比较、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巴尔干问题。曾发表数十篇论文及研究报告，合著多部，主要代表作：《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

尹彦，1957年生，贵州省贵阳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95年、1997年两次获厦门市优秀教师称号，2001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2004年获福建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著有《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2001年）和“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政治思想研究”（2007年）。发表论文60余篇。

王桂香，1965年生，黑龙江省黑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副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获双学士学位，90年代初曾公派赴莫斯科留学，1995年获哲学副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苏联政治史”及“1953年至1957年的苏联”两项课题的研究，发表多篇有关俄罗斯现代政治和苏联政治类的论文。参加翻译的译著有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 · 阿卡耶夫的回忆录《难忘的十年》、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私有化》；主要负责翻译的译著有：罗伊 · 麦德维杰夫的《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等。

叶书宗，1936年生，浙江省天台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曾任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所所长。

承担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八五”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演变的历史考察”；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九五”中长期课题“长江文明史”；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著有《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苏联兴亡史》（合著）、《回眸“布拉格之春”》、《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等书8部；主编《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长江文明史》等。发表有关苏联历史论文多篇。

左凤荣，1964年生，辽宁省阜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政治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7月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中央党校，获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进修。兼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赫鲁晓夫传》、《走进克里姆林宫》、《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读懂斯大林》（与姜长斌教授合著）和《重振俄罗斯一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获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参写的主要著作有：《斯大林政治评传》、《苏联兴亡史论》、《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京执政下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完成两项中组部课题（分获一、二等奖），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100多篇。

李兴，1966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系）所长。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留学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1997年）、乌克兰基辅大学（2000—2001年），访问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朝鲜等国。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职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兼职研究员。

独立与合作出版著作10部，其中独立专著2部，主编2部。在俄罗斯《远东问题研究》、乌克兰《基辅大学学报》、亚美尼亚《透析》等国内外重要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

李凌，1925年生，广东省广州市人。1938年广州沦陷，辗转逃难到香港伯父处，入英文书院。因不愿接受殖民主义教育，1940年离家赴昆明考入同济高中。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加入共产党，后任第二支部书记。1946年联大结束，随校复员到北大学习，任中共南系第二支部书记。在联大“一二 · 一”运动和在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都参加发动和领导工作。1947年赴解放区，向中共中央青委汇报白区地下党工作，同年冬，作为先进党员，被选派到空军，在第一航校任政治教员。1955年调回北京，在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任编辑（负责政治组）；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年春改正后，任北大荒850劳改农场党校政治教员。1962年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未定稿》，198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1987年离休。

著有：《中国社科院学者文集 · 李凌集》、《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他山之石》及与万木春、黎勤合编出版《中国古代爱情诗三百首》，发表论文数十篇。

吕瑞林，1975年生，河北省河间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在读博士。1998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7月毕业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9月就读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发表的论文有：《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及其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超越》、《简论〈共产党宣言〉中的所有制问题》等。

杨存堂，笔名柳植，1934年生，陕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主编《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苏联史，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东欧中亚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等杂志发表有关十月革命、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及主要特点、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多篇。著有：《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美苏冷战中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世纪性的实践》等专著，并参加了《苏联史纲》等书的写作。任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并主编其中的3卷。

杨闯，1944年生，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1981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外交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首席馆员，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政治处主任。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期刊社学术顾问等职。

主要著作：《外交学》（主编）、《外交学概论》（合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纲》、《百年中俄关系》、《国际政治百科》、《苏联兴亡史纲》（合著）等。主编《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国际政治百科》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何伟，1926年生，河北省赵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三纵队供给部工作。1949年4月转业到河北省财政厅。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后转读经济学研究生，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1989年曾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现任信息产业部经济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是《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专著和主编著作30余部，主要有：《何伟选集》、《何伟文选》、《观念撞击的火花》、《商品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商品》、《股份制与社会所有制》、《谏策与诤言》、《“三农”问题症结所在》、《中国改革之路研究》、《现代企业战略学》、《分配经济学》等，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论文2000余篇。

沈志华，1950年出生。1979—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读书（未毕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高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代表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修订版）、《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主编）、《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题史研究（1917—1991）》（主编）等，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文献资料集。

陆南泉，1933年生，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人。1960年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执教和从事苏联问题研究。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曾先后任经济研究室、俄罗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顾问组组长，哈尔滨、佳木斯市政府等经济顾问。先后两次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教授。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撰写、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专著有《苏联经济》、《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从企业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改革大思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新俄罗斯：政治 · 经济 · 外交》、《苏联兴亡史论》、《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等十余部，并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研究报告。译著有《苏联财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5部。

郑异凡，1935年生于南京，原籍浙江省江山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苏东处处长，现任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曾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政治和理论室主任、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理事。

长期研究苏联史，重点研究苏联十月革命至30年代的历史。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布哈林论》、《不惑集》、《史海探索》。《苏联史纲（1917—1937）》一书的撰稿者之一。“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之一（后成书《斯大林模式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布哈林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跟踪”。主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工作。主编《布哈林文选》、《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托洛茨基读本》，此外还有多种译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并主编其中的5卷。

周尚文，1935年生，上海市人。1961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起为政治学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苏联史的教学和研究，曾任华东师大政教系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现任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主编）、《苏联兴亡史》（3人合著）、《社会主义150年》、《借鉴与比较——中俄经济转轨比较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研究》、《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苏共执政模式研究》（合著）等。发表论文200多篇。曾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十多项，多次获上海市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张英姣，1978年生，山东省威海市人。2001年至2004年就读于武汉大学，获得世界历史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在山东省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该校国际共产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所成员。2008年9月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持山东省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独联体‘颜色革命’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张盛发，1957年生，上海市人。1998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5—2006年，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斯大林与冷战》。主要在研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课题《苏联通史》（8卷本主编）。

罗肇鸿，1936年生，广东省大埔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7—1962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1962—196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1966年4月起一直在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曾于1980—1982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进修比较经济学。1985—1993年任副所长，1985年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在一些高等院校担任兼职教授。

已经发表论著200多万字。专著：《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主编：《国际经济学概论》、《世界市场经济主要模式》、《世界市场经济模式综合与比较》、《世界经济调整与改革新浪潮》、《国外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跨国并购：特点、影响和对策》。

林蕴晖，1932年生，江苏省丹阳市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7卷）；《辅助建国》（《刘少奇之路》第3卷）；《共和国年轮——1953》；《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国史札记——事件篇》；《国史札记——史论篇》；《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卷 · 1953—1955）；《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4卷 · 1958—1961）。此外还有合著及主编著作多部。

姜长斌，1935年生，2009年1月去世，山东省龙口市人。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班。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东欧中亚学会（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欧中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乌克兰学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等社会兼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译著有：《俄罗斯森林》，《冈察洛夫环球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萨哈林旅行记》，《涅维尔斯科伊船长》。专著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苏一早期体制的形成》、《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读懂斯大林》（与左凤荣合著）等。主编和参与主编的著作有：《斯大林政治评传》、《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1954—1973年》（任中方主编，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被列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2001）、《苏联兴亡史论》等。

项佐涛，1982年生，河北省唐山人。2001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现为该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学术十杰等奖项，并作为青春的榜样——优秀研究生系列报道之一在学校主页报道。2009年2月，参加维也纳大学举办的“Korea and East Asia: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Systems”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The SovietModel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Changed and Unchanged”；2009年9—12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博士论文资料搜集。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历史中的观念与观念中的历史——国外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及其演变研究》、《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曲径探新路一原苏东地区近20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关系》等论文10余篇。

郭洁，1975年生，祖籍甘肃。2006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欧政治与外交、冷战国际史、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要有：《美国情报界眼中的国际共运（1949—1966）》、《东欧转型国家公民社会探析》、《1956年美国对匈牙利十月危机的反应》、《三十年来东欧政治变迁》等。主编有《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6卷第10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

姚海，1952年生，江苏省苏州人。198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苏联史专业，获硕士学位。1993—1994年间为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从事俄国历史和文化、俄国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俄国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专著：《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台湾淑馨出版社繁体字本1992年版）、《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当代俄国》，《俄罗斯文化》。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第2卷、第13卷。参加编写著作多种。发表论文40余篇。

赵常庆，1940年生，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1994—1995年作为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在莫斯科大学进修。1964—2006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部属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1992—2006年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亚与外高加索国家事务、苏联国内政治与民族问题。主编或独著《中亚五国概论》、《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十年巨变——中亚与外高加索国家卷》、《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哈萨克斯坦》等专著和工具书。参与《中国与中亚》、《苏联兴亡史纲》、《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等20多部专著和工具书的写作。此外还撰写多篇专题研究报告，以及近300篇论文、文章和内部报告。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1项和重点项目多项、亚洲开发银行项目2项。

栾景河，1964年生，黑龙江省牡丹江人。俄罗斯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1999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荣誉博士（2007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对俄交流咨询专家、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教授等。

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当代中俄关系、苏联历史、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20世纪后期中俄关系史中过去的一页》（俄罗斯罗斯托夫经济学院出版社1997）、《21世纪的俄罗斯谁主沉浮》、《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合著）。主编论文集：《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50余篇。

高放，原名高元浤，1927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等。1981年由国务院总理批准聘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3年被聘为教授。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证书和金质奖章，并返聘继续招收博士生。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

主编、合编、合译、合著、专著50余部，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治学风雨路漫漫》等9本文集。

顾志红，1954年生，上海市人。1974年毕业于洛阳外语学院俄语专业，并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1981年1月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1986、1996、2001年先后在乌克兰基辅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和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列国志 · 摩尔多瓦》、《普京的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事实与真相——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外交》。

徐天新，1934年生，北京市人。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苏联史和世界现代史研究。主持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先后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科研奖、教学优秀奖和教材优秀奖。曾任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编委。专著有《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主编《世界通史 · 现代卷》、《世界通史 · 当代卷》、《欧洲的分与合》。参与《俄国通史简编》、《苏联史纲》、《斯大林模式研究》等著作的撰写。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发表有关论文多篇。

徐葵，1927年生，江苏省南汇县张江乡人（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1944年9月—1948年6月在重庆和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44年在重庆开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7—12月在正定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在东单区人民政府工作。1949年5月—1975年5月在中华全国学联、中华全国青联、中国共青团中央工作，曾任全国学联秘书长、副主席，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其间1958—1962年为中国学联常驻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和副主席。1975年5月—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组和苏联研究所工作。1981—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改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1982年2—10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94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主编和参与主编《苏联概览》、《东欧概览》、《苏联剧变新探》等著作。参与翻译和校对了《布哈林政治传记》、《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被枪决的苏联元帅》、《我的父亲贝利亚》、《普京文集》（2000—2002）、《普京文集》（2002—2008）等译著。发表有：《最近20年的苏联：发展、变化和问题》、《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苏关系》、《关于苏联74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等论文。

黄立茀，1951年生，北京市人。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曾多次出访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所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出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心、瑞士日内瓦大学历史系和斯拉夫语言与文明系、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学院等。

从事苏联经济史、苏联计量史学、20世纪俄国政治社会史的研究。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和重点项目多项。独著、主编、合著著作7种，发表学术论文、文章近百篇（其中在俄罗斯发表论文4篇），翻译著作1部。代表作：《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历史考察》（主编）、《现代化之路：俄罗斯、中国、东欧改革比较研究》（主编之一）、《苏联史学理论》（第三作者）、《历史学家与数学——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译著）。现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社会”。

黄宗良，1940年生，广东省潮州市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先后到苏联、东欧、日本、美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讲学和学术访问。1989年起任教授，1993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政治学、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体制改革的教学和研究。主编和独著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世界社会主义史论》、《政治学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历史、理论和评价》、《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等10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多次获北京市和北京大学优秀论文、优秀教材、优秀教师奖。2008年获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百项精品成果奖”精品奖。2010年其主编著作被评为2006—2008年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04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曾彦修，笔名严秀，1919年生，四川省宜宾人。1935年冬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后，进入成都市联中高中部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1938年1月先在陕北公学学习，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延安马列学院第1班学习，后留院做教学工作，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1941年6月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4年4月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1949年秋南下广东。50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54年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工作。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领导工作，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顾问。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严秀杂文选》、《全国杂文选粹 · 严秀卷》、《审干杂谈》。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 · 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鲁迅选集》（两卷本）、《青年杂文选》、《牵牛花蔓》（获全国1995年—1996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等。

蒲国良，1966年生，河南省柘城县人。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苏联政治与社会发展史、中苏关系史、中国外交史、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合著）等。主编教材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联合主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联合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苏大论战史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等。

戴隆斌，1962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1981年9月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免试录取为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攻读世界地区史苏联史专业，198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6月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现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世界所综合处处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中央编译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编译局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

从事苏联历史、当代俄罗斯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和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主要著述有：《斯大林传》（专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主编）、《欧美共运风云录》（副主编）等，参与写作或翻译的著作有10余部，发表《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评析》、《中俄腐败问题比较研究》、《俄罗斯共产党的现状、问题及前景》、《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与问题》等文章60余篇。

要　目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

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要进行根本性改革？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江建明

封面设计：王小明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