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
Date: 2010-07-01
Publish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是最好的缅怀（代序）

挽季羡林先生　　饶宗颐

忆季羡林：学贯中西一寿翁　　冯其庸

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

——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谭　中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　　郝　平

相差半世纪的忘年之交

——我与季羡林老师的邂逅　　林健忠

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黄宝生

季先生谈天　　葛维钧

师恩如父　　王邦维

怀念季先生（四题）　　段　晴

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陈嘉厚

季老的雅兴　　贺剑城

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论　　叶渭渠

学者风范

——怀念季羡林先生　　韦旭升

季羡林教授对我一生的影响　　梁立基

季羡林先生始终关心《波斯文学史》的写作　　张鸿年

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

——季羡林先生　　李　谋

季先生率领我们向“西方——欧洲中心论”冲击　　仲跻昆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郅溥浩

季老心中的“春天”　　孔远志

我记忆中的季先生　　赵国忠

语言的经济学意义

——铭记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的教诲　　侯若石

悼念季老　　路世康

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哲人　　韩振乾

往事忆怀

——怀念季羡林先生　　薛克翘

精神和教诲

——记六次拜访季羡林　　杜文忠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品格　　郁龙余

师道之光　　裴晓睿

永唱低调　永创新论　永掖后学

——受季羡林先生20年恩泽后所看到的季先生　　赵　杰

永远的丰碑　　吴同瑞

悼念季羡林先生　　刘　烜

回忆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李明滨

缅怀我国东方学大师和奠基人季羡林先生　　梁志明

一幅挽联寄哀思　　龙协涛

氤氲久远，润泽流长

——怀念季老　　杨承运

我在北大学梵文

——怀念季先生　　朱庆之

我与季先生的三个因缘　　胡仲平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　　刘梦溪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先生　　何乃英

清华赤子　　徐葆耕

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怀念季老　　阎纯德

深切缅怀关心中亚研究的季老　　赵常庆

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　　徐文堪

债，总是要还的

——怀念季羡林先生　　方广锠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　　刘　建

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我所认识的晚年季羡林先生　　孟昭毅

告别父辈

——怀念季羡林伯伯　　冯姚平

如何理解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叶舒宪

盛世崇文

——季羡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郁龙余

编后记

2008年10月，91岁的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

1948年举办泰戈尔绘画展时留影。前排：北大校长胡适（前右6）、徐悲鸿（前右5）、朱光潜（前左3）、冯友兰（2排右3）、黎锦熙、季羡林（前左1）、叶浅予、邓广铭、周一良、王森、廖静文等。

1963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政领导班子合影。

经历十年动乱磨难，季羡林先生神采依然。

1980年，季羡林教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审稿会，在莫干山与朱光潜、冯至等合影。

1984年，季羡林先生指导东语系第一位博士生。

1985年7月，季羡林先生出席中国语言学会第三届年会，与王力、朱德熙、侯宝林等人合影。

1985年，季老在工作。

1986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庆暨庆祝季羡林先生执教40周年，季先生与部分教师和校友合影。

1988年，季羡林先生在书房。

1991年，80高龄的季羡林先生骑车到北大图书馆。

1991年，季羡林先生80华诞庆祝会。

1996年5月，举行北京大学东语系建系50周年暨季羡林先生执教50周年庆祝大会。

1996年9月，英籍著名作家韩素音（右二）赠送季羡林先生印度披肩。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老中青四代学人鸣钟致意。

季羡林教授和同学们在一起。

1999年，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言。

1999年12月，季羡林先生访问台湾时与北大东方学系校友会台湾分会的校友合影。

1999年末，季羡林先生在台湾为胡适先生扫墓。

1999年印度国家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

2000年，德国驻华公使代表哥根廷大学授予季羡林先生金质奖章。

2001年季羡林教授90华诞，学生敬献花环。

2001年季羡林先生90华诞，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及东语系历任党政负责人合影。

1954级朝语专业校友看望季老。

季羡林先生与梵巴语专业师生在一起。

2002年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与香港企业家林健忠先生合影。

副主编陈嘉厚教授向主编季羡林先生汇报新出版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季羡林先生在家中。

季羡林先生在家中。

慈眉善目的季羡林先生：2007年在医院。

永远的怀念

——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1-17375-6

Ⅰ．永…　Ⅱ．①北…②北…　Ⅲ．季羡林（1911—2009）—回忆录　Ⅳ．K28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281号

书　　　名：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

著作责任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　：宣瑄　张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375-6/G·28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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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4.25印张　彩插4　212千字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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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是最好的缅怀（代序）

今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98岁生日。7月11日，正当我们为庆祝先生华诞精心准备时，噩耗突然传来——先生已于当日上午9时在301医院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贤既逝，德音永存。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及严谨的治学精神，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将是我们缅怀先生的最好方式。

高尚的人格魅力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季先生对身边的人始终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母亲，爱儿女，爱老师，爱朋友。在他创作的150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读他的散文，常会被他的真挚所感动。但季先生却绝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中，他曾“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爷”，甚至“差点丢了小命”。无力斗争的时候，他则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底线，绝不靠诬蔑构陷别人为自己求好；而对于那些曾迫害过他的人，他则选择了理解和原宥，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难堪或不便，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相关作品的出版时间。这之间的理由则很平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能苛求于别人呢？”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季先生也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仍是个“反面教员”，并没有人敢涉足胡适这个“禁区”。但季先生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但季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该文发表。意外的是，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并从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应该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伟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国留学归国从教。据一些老教师回忆，当年由于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学，剑桥大学曾有意聘请他到校任教，但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来，学成报国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为这种朴素的观念，先生从未把爱国或报国作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只是默默地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找到季先生，问先生能否将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翻译出来。先生说自己久已不习这门语言，已经忘记了，恐怕无能为力。这位馆长无奈地说，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译了。季先生闻此立刻说，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来译。于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重习吐火罗语，将残卷一一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出于这种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国内开创的东方学研究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联系在一起，勉励后辈学人积极努力，在国际学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年的庆祝会上，季先生郑重提出，要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与治学态度，季先生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将来能够译成英文和对象国语言，从而在国际东方学界产生影响。先生深知东方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经常鼓励大家“弘扬东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当年季先生留学归国时，东方学在国内还鲜有人研究，更谈不到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先生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受命创建东方语文学系。东语系创建时只有7位教师，十几位学生，条件极为艰苦。季先生当时虽已有教授之衔，但却一直亲临本科生教学第一线，即使从最基本的字母教学开始，先生也亲执教鞭，悉心教诲年轻学子。凭着这种诚意治学的精神，先生为我国的东方学学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后继人才。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并推广其研究成果，季先生于1996年倡导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而季先生希望这套丛书最终能达到500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也体现了他对自己毕生耕耘的东方学学科的挚爱。

勤奋的治学之道

季先生从求学清华，到留德十年；从初归红楼，到传道燕园；从受难牛棚，到看守大门；不管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到阳关大道、光风霁月之时，先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万马齐喑之时，先生一边看门房一边偷偷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先生依然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一目十行，在《四库全书》中搜寻“糖”和“石蜜”；北大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桌前的台灯成了朗润园的“启明星”；甚至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季羡林先生治学七八十年，正在陆续出版的《季羡林全集》共30卷，近1200万字，堪称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之广之深令人惊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乃至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除研究论文外，他还翻译过大量国外文学作品，并写有大量回忆或自述性散文。季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自己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学者，这其中有什么成功的“窍门”吗？有人曾就此问过先生。先生回答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钟准时起床，伏案读书写作，直至92岁因病入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是先生所说的“勤奋”的注解。

正是靠着这种皓首穷经的奋斗精神，季先生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如今，季先生已离我们而去。然而先生可以远去，先生的高尚品德，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不能远去，尤其在当前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学术界，我们更应该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时刻牢记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以更真诚、更扎实的态度，使先生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10年6月

挽季羡林先生

（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韵）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忆季羡林：学贯中西一寿翁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

今天早上9时20分，我接到电话，说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我当时直觉的反应是“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我要他们核实，但5分钟后又来电话说核实过了，确是季羡林先生。这一下我几乎懵了。

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与季老有交往的了，反正几十年了，在我的脑子里都是一连串的往事：有一年我带着雕塑家纪峰到未名湖畔季老家里，告诉他这是青年雕塑家纪峰，来给你做一个像。季老只是微微点头，仍旧与我说话。在旁边的李玉洁老师却心里犯嘀咕，这么年轻的人，能行吗？这是她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与季老随便说着，大约有半小时过去了，却见到纪峰手里一个活生生的季老的头像，季老说还没有看到他塑呢，怎么就出来了，真像啊！这时李老师就说出了上面这段心里话。然后说想不到真能，像极了，比以前别人塑的都好。之后，季老一连要纪峰为他做了三个像，一个是与真人一样大的坐在门外未名湖边的像，一个是比真人还要大一点的站像，我为这个站像题了一首诗，刻在像后，诗云：

学贯东西一寿翁，文章道德警顽聋。

昆仑北海漫相拟，毕竟何如此真龙。

隔了好几年，季老要我将此诗写成小幅，装在镜框里，这就是直到现在还放在他病房里的那首诗。

2005年9月中，我到医院看季老，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学院”，要我回去任院长，我说我想在国学院里增设“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西域中古时期的多种语言，急需培养人才继承下去，以应国家将来不时之需，因为西部是西方敌对势力觊觎的地方，不会永久安静的，我们得有所准备。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我说希望季老能支持这件事，我们一起签名。季老说，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但一直没有能实现。这时，李玉洁老师就说，那你就签名罢，不是现在有机会实现了吗？于是李老师就把我打印好的信放在季老的面前，季老大体看了一遍，就在信上签了名。等到李老师拿给我看时，却发现季老把名字签在我的后边，明明在我的名字前面空了很多，是留给他签名的，他却偏签在我的后面。我对季老说，这样不好罢。季老说，你是国学院院长，你带头，我支持你。

这封信是9月20日左右送上去的，9月24日我就到了乌鲁木齐，26日我与中央台的同志一起从米兰进入罗布泊去楼兰，10月1日，我们到达罗布泊，我在营帐里利用卫星电话跟北京通话，家里告诉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已经批示了，并要求高教部和财政部大力支持，这样我们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就正式成立了。我在大沙漠里停留了17天，历经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直到进玉门关到敦煌，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证玄奘取经东归入长安前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路程，是经罗布泊、楼兰然后入玉门关的。调查的结果是确证了这一点。回到北京后我急忙去看季老，把胡总书记、温总理的批示告诉了他，他也非常高兴。我还把我去罗布泊、楼兰调查玄奘的归路，证实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所记一致，他尤为高兴，说到当年校注《大唐西域记》时，就是无法去西域实地调查，这次总算完了这个夙愿。

还有一次我去看季老时，是与纪峰、海英一起去的，我们还带了一个小型的摄像机，当季老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是“假冒伪劣”，因为他没有病，却冒充病人，岂非假冒伪劣！他还说，他在医院里已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糖史》，详细地记述了糖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他告诉我，他的书都已捐出去了，现在全凭记忆，他的脑子还好，还能做点事，否则在医院里就不好过了。

我问到他的身体时，他十分有信心地说，活过100岁再多一点，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他说他没有病，就是腿不能走路，其他都无问题。我看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觉得活过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每次去医院时，谈话的时间总要超过规定的时间，这次超过得更多了，所以医院就来干预了，但季老却非常不高兴地说，他想多谈一些时间，希望他们不要管得太死。

所以在我的脑子里，认为季老总要活100多岁，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意外。哪知天总是不能遂人愿的，传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了。据说，他走得很平稳，就像睡着一样。

也许，季老真是睡着了，愿季老睡得安安稳稳，别再打扰他了。

（2009年7月11日夜11时于瓜饭楼）

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

——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谭　中（印度尼赫鲁大学）

桃李满天下的北大季羡林教授仙逝引起举国哀悼，最值得痛惜的是他不但带走了满脑子的学问与智慧，还带走了治学的典范，对中国学术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我无缘当季老的弟子，但有机会钻研他的著述并且和他有十次以上的相识与相处机会，感慨自然很多。

中国领导把少数名人如钱学森、季羡林等当作“国宝”，安排在301医院的特别疗养所疗养，温家宝总理还去看望他们，报刊大肆宣扬，由于这一切，舆论的市侩习气把季老大捧特捧，引起了一些反弹，使季老卷入“国学大师”的争论中，这是非常不幸的。我认为季老是金不换的朴实学者，他从不把自己当作“大师”或“明星”。由于他衣着朴素，看起来也有点“土”，当这位北大副校长兼人大常委走在北大校园中时，经常被生人误认为“工友”，他却毫不在意。

几年前，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翟墨”写的文章，说中国已是“大师泛滥成灾”。季老过世后，我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国内作者重复这一论调，两篇文章都似乎觉得舆论把季老捧得太高。“翟墨”认为季老没有“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不配“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也认为认为鲁迅不配，因为太“业余”了）。有位复旦大学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连讥带讽地评论说，如果像季羡林写点印度的东西就变成“国学大师”，岂不变成“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1〕我觉得这些言论只能显示出言者的幼稚无知，丝毫不能损害季老的伟大形象。

《庄子·秋水》讨论人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那些贬抑季老学术成就的人主要因为他们不懂在中国开展印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是他们不研究印度，所以不知道印度学之难，是他们不懂得印度学之难，所以小看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我看不仅仅是那些“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肤浅之辈，就是那些口头或心中对季老满怀敬意的人，也都不一定说得出季老的学术成就而只是盲目“追星”。我认为要真正敬仰季老、悼念季老，就应该从三方面来看：（1）季老学术思想境界的高瞻远瞩，（2）季老的特殊研究方法，（3）季老给后人留下的学术任务。

先谈第一点，应该看到季老对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与一般人见识不同。他在1991年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说：“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2〕这种认识是高瞻远瞩的，特别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中国知识精英统治压迫之际，更是难能可贵。我们悼念季老、缅怀他的学术成就（或者批评他），首先就应该像他那样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问题，不然的话就缺乏赞扬或批评季老的资格。

季老指出中印两大文明“交光互影”、相辅相成，更认为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3〕季老毕生的研究在诠释这句话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他的三位老师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梁、胡、陈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季老当然也是“大师”级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季老讨个什么公道。我相信历史对季老的学术成就会有公正的评价，不是什么幼稚无知之士能够阻挡得了的。“高山仰止”的季老也根本不需要我或者任何人来为他讨什么公道的。

再谈第二点，做学问本身就像在大海中游泳。季老的学术天地是中印文化交流，这不仅是像大海那样一望无垠的领域，而且是两千年来中印两国无数学术大师（像中国的玄奘、义净，印度的鸠摩罗什、菩提流志等）心血结晶的积累。玄奘大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更在于他到印度学习梵文、钻研大乘佛教理论、参加印度社会的宗教思想大辩论，回国后集中精力翻译经典、从中摸索两大文化、文字之间的异同。鸠摩罗什的伟大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印度文化的精通，可谓登峰造极，二是以他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学者能够把中文精通到可以在中印佛学大师逐句讨论梵汉翻译时最后拍板。这也说明中印文化交流本身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需要精通双语及多语，是必须下苦功才能有所成就的。季老在语言上下过苦功，然后就能多语运用自如地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后学与后辈效法的。

我最佩服的是季老做学问的态度。他把自己定位于“搞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人，和“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人（文学家）不同之处是从事他“最喜欢的”考据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他一贯遵循老师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导，但又不像胡适等人（还有当今那些有了固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学者）那样，确定了“假设”就不能修改，只是拼命勉强地胡乱找些“证据”来自圆其说。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体会到：如果客观材料不能证实，“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4〕只有从事过这种学术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研究方法的艰辛。

前面谈到玄奘和鸠摩罗什等大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对中印两种或多种语文的精通，又通过他们的这种精通使得中印两大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融化为一。季老是现代中国学者中精通多语、达到玄奘和鸠摩罗什那种造诣的极少天才。他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后人说：“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子”，〔5〕这样的研究本领就更高超，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季老是否取得“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呢？这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也不见得就震撼了全国，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留在人世的足迹是很深的。季老也会是这样。人们只以为季老研究的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关系不大，这是对季老学问的极大误解。季老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印合璧（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比方说，他的《〈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是对整理中国浩瀚文献宝库做出的极大贡献，同时也深层窥探了中国古人写作的一些倾向及弊病，纠正及增进了从柳宗元、朱熹、宋濂一直到今人梁启超、冯友兰等名家所涉足过的认识，这样的学术成就是了不起的。再有，写出这篇文章不但需要博古通今，把传统典籍翻遍，还需要懂得数种文字推敲字义、旁征博引，也只有季老那“大师”级的水平与技巧才能水到渠成。我希望“翟墨”（大概也是一位学者的笔名）好好学习一下季老的这篇以及其他著作，然后再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

最后谈第三点。前面提到季老自己说的“把假设变成结论”的艰辛过程，季老又说：“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6〕可是我们看季老有没有理论呢？不但有，而且不少。那就是说，他得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反复考据、修正的研究成果，他绝不是像一根线吊着的纸鹞在空中飞翔的那种理论家。因此我们对季老的理论必须十分认真诠释、消化、发挥。季老晚年最突出的理论是借中国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西方文明对世界人类的统治即将告终，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将会在新的世纪中灿烂辉煌。这个理论在学术界是大有争议的，我觉得有必要认识他为什么敢于提倡这一理论。

有篇评论把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说成是弘扬“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7〕这真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而不得要领。季老虽然是印度学专家，但从来没有宣传过“轮回”转世的观念，也从来没有提倡过东方文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骑到西方文化头上去。我们应该认识到：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是从他发挥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文化共鸣时发展起来的。我更觉得，他是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文明的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中所说的那番名言的共鸣。泰戈尔是这样说的：

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文明的正在倒塌的废墟徒劳无益堆积如山。然而我决不犯下对人类丧失信仰的罪过。我相信灾难过后大气会被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澄清，人类历史翻开新篇章。也许那一黎明会出现在这边地平线，出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8〕

泰戈尔这样把西方文明形容为“正在倒塌的废墟”以及相信人类未来的黎明将从东方出现，正是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伟理想。

我所理解的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的要旨并不是搞文化逞强或称霸，而是要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人类知识精英的统治与压迫下站出来进行反抗。我们看西方学者写的诸如哲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等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几千年的伟大文明的智慧遗产根本就得不到承认（唯一得到承认的是《孙子兵法》在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因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吃到了苦头）。我们再看中国当代的学术精英，他们绝大多数人一方面“崇洋媚外”，三句离不开攀引洋人的（包括马克思）格言，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智慧却不置一词，甚至怀有贬义。我们拿季老的著作来与这些人相比，那“河东”与“河西”的楚河汉界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许多不赞同季老说法的人如果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就一定会改变态度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并不处于对祖先传统遗产“夜郎自大”的态度膨胀，而是没有从“五·四运动”提倡的民族虚无主义刺激毒素的影响下彻底恢复过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俗话，带有戏剧性成分。季老也只是以它来起点激励作用，劝人觉醒，绝没有提倡“大中华主义”或“大东方主义”的意图。

季老还有许多理论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中印研究的经典著作，我就不详细叙述了。我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来看，前面已经提到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他把中印两国睦邻关系形容为“天造地设”，这两大理论不但精辟无比，同时也交给了中印研究后辈两大任务。今后我们从事中印研究就必须时刻牢记季老“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9〕这句名言，同时要有所发挥，用新的内容把它充实起来。

家父谭云山于三十年代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印学会”，季老说他也参加了的，他是当年“中印学会”在世的最后一位成员。顾名思义，“中印学会”就是要开展“中印学”，由于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因此对季老终生从事于“中印学”、对他老为“中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在世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了，一定要以季老为楷模，踏着他的足迹，为促进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天造地设”邻邦的更深了解而努力。

注　释

〔1〕　我曾于2005年8月22日《联合早报》“天下事”版撰文批评过这两位，参见谭中：《从世界窗口看神州返老还童》，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第15—18页。

〔2〕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页。

〔3〕　同上书。

〔4〕　参见《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5〕　同上书，第5—6页。

〔6〕　同上书，第3页。

〔7〕　直言了：《季羡林老先生没说完的话》，参见《光明网》2009年7月14日。

〔8〕　Sisirkumar Ghose, Tagore for You, Calcutta: Visva-Bharati, 1966, pp. 188—189.

〔9〕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2页。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

郝　平（国家教育部）

7月11日上午，我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出席马来西亚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相关活动，突然收到北大和北外两位秘书同时发来的短信，告知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于当天上午8点50分逝世的消息。我听到噩耗，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

我是1978年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的，在求学期间就对季羡林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渊博的学识非常景仰。自1982年在北大校办工作后，我与季先生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经常去季老家请教问题。特别是季老近年长期住在301医院疗养，我也经常去拜望先生。记得去年先生97岁生日之际，我和同事去向先生祝寿，还没进门，先生先开起了玩笑：“千万不要祝我长命百岁——我现在已经97岁了，祝我长命百岁的话，我就只能再活三年时间了。”大家都被先生的幽默逗乐了，我说：“那就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话题就这样打开了。

先生是近百岁之龄的老人，思维非常清晰，但视力和听力较以往下降了很多，身体情况不如前几年了。我深知生老病死是人生无法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听到先生驾鹤仙逝的消息，一下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先生走得太匆忙了。本来想这次从马来西亚回国后就去拜望先生，还要准备给先生过九八寿诞，没有想到未能见上先生最后一面。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思绪联翩，眼前不时浮现着季先生的形象：戴一顶中式帽子，穿一身蓝色卡其布的中山装，抚摸着心爱的白猫，泛着慈祥的笑容，映着绚烂的晚霞，坐看朗润园的清塘荷韵……

季老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1986年4月，受北大洛阳校友会的邀请，季老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张学书同志商量，决定在牡丹花季期间前去洛阳访问。我和校办副主任杨永庚等其他几位同志便一同参加了。

这恐怕是季老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第一次去外地活动。文革结束后的这些年，特别是“文革”期间被抄走的那些书籍和文物归还以后，季老也慢慢开心了起来。后来季老多次向我回忆起，那时的中央领导、他的老同学胡乔木同志还希望他能到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佛教协会工作，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季先生希望由年轻一辈担任院长或会长的职务。他说，真当了那个官，就不自由了，去不了洛阳赏牡丹。

洛阳一带不乏中国佛教的圣地。我们参观的白马寺有着“白马驮经”的动人故事，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少林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很多传奇佳话——达摩东渡，在少林寺弘法，首倡禅宗顿教，确立了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至尊地位；到了伊水之畔的龙门石窟，季老指着那一尊尊雍容典雅的菩萨造像，讲解着那些迷人的传奇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佛教的艺术魅力。

每到一处佛教大殿，季老都严肃地立正站好，脱帽鞠躬。各寺的方丈听说季老来了，也都安排单独会见，请教佛教方面的专业问题，季老也总是笑容可掬，有问必答。在与方丈们交谈之后，季老有些感慨，认为十年“文革”对文化的破坏太严重了，佛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佛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已不如当时的台湾。1999年，季老终于如愿以偿到了台湾，访问了法鼓山等佛教圣地。

季老是研究佛学的大师，在洛阳造访这些佛教名胜，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还不时和我们谈论一些佛教方面的学术问题，一点也不像一位75岁的老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次极为开心和难忘的旅行。然而，在从洛阳回北京的火车上，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季老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又显示出他令人尊敬的品格。

当时，北京与洛阳之间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一票难求自不待言。坐软卧包厢也有级别要求，县团级以上的官员才能乘坐。我因要照顾季老，提着行李，虽然级别不够，也就一同上了拥挤的软卧车厢。

列车长是一位很用心的人，看到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出于对老人的尊重，不忍心让老人家挤来挤去，就临时动议，把季老、学书校长和我等四人安排在了第一个软卧包厢。这时，原被安排在第一包厢的那位司局级的官员也带人上了火车，当发现被车长调换到后面的包厢后，便大发脾气，暴跳如雷。他拒绝列车长调换的包厢，在火车过道上来回走着，使劲地踩踏地板，大声嚷嚷，说“有的人不够级别，也坐上了软卧。车长擅用职权，调换包厢，我要向铁道部反映，撤了他的职！”当时，人们都比较老实，只听不说，任他反复地大发脾气。

季老、张校长和我们四位坐在包厢里也没有吭声。当我听到他指责年轻人坐软卧时，也有点紧张，怕被调走，无法照顾两位老人家。季老听到这人的霸道劲，很不高兴。他按捺不住心头那份愤慨，告诉我说：“你去找这个人，贴近他的耳朵说两个意思：‘第一，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第二，如果你要去铁道部告状，撤列车长的职，包厢里的那位老人就要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去向李鹏总理告状，撤你的职。’不要和他吵架，说完马上回来。”

我忐忑不安地到了那位干部面前，轻声地对他说：“一位长者让我跟您捎几句话。”他先是一愣，我趁机把季老刚才吩咐的话语对他复述了一遍。我说完之后，马上回到了包厢。这时列车也开动了。奇怪的是，刚才还吵吵嚷嚷的车厢立马安静下来。

那位列车长到软卧包厢里来，向季老诉苦，还掉了眼泪。季老听了心情非常沉重，安慰列车长，说他这样做得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他放宽心，不会有事。半个小时之后，列车长又回来了，说刚才那位大吵大闹的司局级干部，不知为什么不但不再吵着换包厢，还死活不肯在软卧车厢呆了，坚决要求改坐硬卧车厢。我想，季老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育人，使那位领导干部自惭形秽，达到自我反省的结果。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季老平生为人淡泊宁静，但那一刻自有不怒自威的震慑力。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我想，季老也是如此。

季老对年轻学者的奖掖让我永生难忘

我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曾经看到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这是由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撰写前言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书中的作者大多是一些闻名海内外的学术大师，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考证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我由此对研究北京大学创办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这样一所与中国近代史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学，其创办的根本原因何在？京师大学堂与太学、国子监是什么关系？中国第一所官方开办的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为什么要并入到京师大学堂？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我在1995年底回到北大，适逢北大“百年校庆”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更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经过近两年时间的研究和写作，我在1997年年底完成了《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书稿，希望北大出版社出版。编辑们对书稿拿不准，希望我请一位专家提出推荐意见。当时离校庆还有四个月的时间，确实来不及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去敲季老的家门。

当时，季老相濡以沫的夫人彭德华女士已经去世三年了，由东语系李玉洁老师担任季老的秘书工作。1997年12月30日的下午5点多钟，当时正是冰冻三尺、寒风凛冽，我胆战心惊地敲开季老的房门，季老正准备吃晚饭。我把来意向季老做了报告，请季老看看我这部书稿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成立。季老对待学术问题向来非常严肃，便说：“你放在这里吧。”我不便过多叨扰，起身告辞。

过了三天，1998年元月2日的下午，李玉洁老师打来电话：“郝平，你可把季老弄苦了，他老人家三天都没出门了，一直都在看你那本书稿。你赶快来季老这儿一趟。”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到了季老府上。一开始，季老没有让我看他写的序言，而是让我坐到沙发上，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京师同文馆、国子监与京师大学堂之间的关系等几个问题，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季老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说：“能自圆其说。我同意你的观点，北大的校史应当上溯到汉朝的太学”。季老接着说：“中国的学统从太学起，中经国子监，一直到京师大学堂，最后转为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除了给你的书写了序言之外，我还给你的书改了个名字，你看叫做《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好不好？”我当然连声说好。

我双手接过季老递给我的序言复印稿，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确实没有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作序，也没想到季老会为我的书更改并题写了书名。我当初的奢望，是季老能够抽出个把小时粗粗一翻，然后让李玉洁老师给出版社打个电话，书就可以出了。

季老说：“北大百年校庆临近了，还没有见到一本有关校史方面的著作，校史研究不能后继无人啊。”再看看这份近三千字的序言手稿，一笔一画，字迹工整。李老师说：“季老伏案工作，早晨五点就开始爬格子，三天时间没有出门。”在那个场景下，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到家认真研读季老的序言，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青年人的那种希望和期待，也反映了季老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季老在序言中对我的评价，我心里非常感动，也觉得学力不够，担当不起。我立即给李玉洁老师打电话，我说要向季老表示，他的褒奖之词我承受不起，希望季老能删去一些夸奖我的文字。季老答应了我的请求，删去了一些话，但季老要李老师回话给我，说再要求删就不发了。我仍然觉得有愧，我把这篇分量厚重的序言，视为季老对我这代青年人的殷切期望。之后，我也就成了季老家的常客了。

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出版社又修订再版了《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书。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这本书的再版题词：“华夏文明薪火的传承，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对我再予鼓励。

1999年起，我开始了对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等职务的司徒雷登的研究。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司徒雷登的英文版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图书馆管理员告诉我此书已经被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借走。当时我比较迫切地想看到这本书，便问图书管理员什么时候可以归还，当下得知借阅这本书的是季老。

后来，我去季老府上拜望请益的时候，季老正在看这本英文版的《在华五十年》。季老得知我在做司徒雷登的研究，不但欣然将他正在阅读的《在华五十年》借给我先看，还和我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司徒雷登的话题，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在季老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研究司徒雷登的著作《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在2002年出版。

季老1999年到台湾访问期间，曾专程去祭扫胡适先生的墓地。季老回到北大之后，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名文：“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我在学术上一点一滴的进步，都凝聚着季老对我的奖掖和鼓励。季老遽归道山，如果有机会，我也愿把那些不成器的文字焚毁在季老的灵前，告慰先生生前的厚爱和指教。

季老对北外同仁的鼓励

2005年6月，我受教育部安排离开北大，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季老听说之后，专门为我题写了韩愈《进学解》中的一句话：“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到北外工作这四年多时间，一直努力按照季老的教诲去做事做人。我经常和杨学义书记等北外的领导班子一起，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去301医院拜访和看望季老。我们每次都要带上外研社食堂精心制作的、季老最喜欢的俄罗斯红菜汤。季老与我们谈话总是非常愉快，我们每次作别，他都用依依不舍的目光，目送我们远去。回想起这四年来季老在病榻前与我们讨论学术与人生，每次谈话都是极为珍贵的精神盛宴。

外语学习问题，是季老每次都要和我们谈起的核心话题。季老经常说起，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方面，北大的学术研究做得出色，北外对学生外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做得扎实。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就经常从北大骑自行车来北外取经。季老希望对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够综合北大和北外的长处，既能打下“听说读写译演”扎实的外语基本功，又有着较好的学术研究功底。

对如何提高外语应用能力，季老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提倡学习外语要坚持“不要脸主义”：母语不练习都要生疏，更何况一门外语？说外语就要脸皮厚，不要怕丢脸，要勤学苦练，打下坚实的外语基本功。

季老非常关心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他特别强调要弘扬学生的爱国意识，他多次和我们深情地谈起：一个人一辈子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给予他生命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季老对外语专业的学生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在掌握扎实外语基本功的同时，更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按照季老的话说，就是要“像蜜蜂采蜜一样”，去努力学习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成为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

2007年5月，我和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的李朋义同志，著名外语教育专家陈琳教授一起去301医院拜望季老。季老与外研社有着长期、密切的交往，非常赞赏李朋义社长全身心投入出版事业的“拼命三郎”精神。我们向季老汇报外研社近年来的发展成绩和成为“最中国的国际出版社和最国际的中国出版社”的远大志向，并向季老表达了外研社出版《季羡林全集》的诚挚愿望。季老对外研社的出版理念和实干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欣然同意授权外研社独家出版《季羡林全集》，还就全集的卷次、体例、收录内容等提出了指导意见。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编辑和筹备，《季羡林全集》前6卷已经在今年6月开印，计划8月出版。外研社的同志们前不久去看望季老时，他还牵挂着全集的出版和外研社的发展。可惜就在全集问世之前，季老溘然长逝，给海内外读者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外研社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做好《季羡林全集》的出版工作，作为献在先生灵前的一瓣馨香。

北外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张西平教授的领导下，利用北外的外语语言优势，以明清入华传教士研究为核心开展相关研究，开拓了世界汉语教育史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学术建设和国家的汉语国际推广贡献了力量。我们向季老汇报这方面成绩的时候，季老非常高兴，欣然同意担任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为中心题词：“文化交流、中学西传、张扬和谐、全球共暖”，指出了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在季老教诲的鼓舞下，又凝练出北外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既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又要努力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历史使命。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酷暑的京城云雾弥漫，下着瓢泼大雨。也许上苍也在为先生的逝去哭泣？我想起了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的一句话：“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谨以此文缅怀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祝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相差半世纪的忘年之交

——我与季羡林老师的邂逅

林健忠（香港林健忠晓阳慈善基金会）

我与季羡林老师的邂逅，可以说是误打误撞。1998年北大庆祝百年校庆，时任校长陈佳洱教授来港邀约午膳，席间我欣然答允捐赠一百万元，用作维修北大古楼。俟后我造访北大，故友赵恩普老师带领我在北大游览。走到外文楼门口，我看到外文楼有点破旧，便与赵老师说：捐款就用作维修此楼吧！那时我对东方学系及季老毫不认识。

1998年5月5日，北大为了感谢我对北大的支持，在外文楼举行表彰仪式，由原校长吴树青老师授予我“北京大学教育贡献奖”；季老也同时出席，授予我“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并赠送我一套《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与季老往后十年的交往。

回港以后，查阅季老的著作及生平，始知老师学问博大精深，我是巧遇这位“东方文化巨人”！及后我在北京多次造访朗润园（季老在北大住所），与季老天南地北，无所不谈。经季老建议，北京大学又授予我东方学研究院名誉顾问及“东方文化集成”顾问；也是这样开始了我对东方学系的学术会议及出版的长期支持。

季老对我爱护有加。1999年南京大学有一座楼冠名为“健忠楼”，季老欣然为我题字：“健忠楼季羡林题”。他告诉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为建筑物题字（往后第二个是林毅夫教授找季老为北大“万众楼”题字），对我来说，这样的光荣是万金难以置换的。能两次为季老大寿出资祝贺是我的福气。2001年季老九十大寿、2006年九五大寿，我都有幸能为季老出资贺寿，并资助举办东方学国际学术会议。虽然每次花费不多，约30万而已，但对我与季老的忘年之交却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我和季老的多次对谈中，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忆述他在德国留学的小事。那时季老师追随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每次下课，季老师都坚持送西克老师回家，走过满是积雪的长街。这种维护师匠的心意和师弟不二的精神，正是薪火相传的精髓。

季老师年事虽高，但记忆力仍然很好，言出必行，信诺必守。他与日本大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曾有一对谈录在进行中，后来一度中断；我与季老谈及此事，他说他一定会找时间完成这本书，不然就变成“池田先生的独谈录”了。季老师在古稀之年，终于完成极耗精力、他生平唯一的对谈录《畅谈东方智慧》，真是不可思议！

2003年，季老师听从医生的劝告，开始长住301医院。301医院是众所周知的领导人医院，没有预先安排是不能探病的。2003年至2008年间，我能多次与季老师恳谈，友谊对话不辍，实有赖东方学研究院的湛如老师不厌其烦为我安排，在这里要向他说一句：谢谢！

在医院的多次会面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的夏天。那次也是湛如老师带我去301医院的。闲谈中季老师拿出一张纸送给我，上面写着：“弘扬东方文化　赠林健忠先生　季羡林　丙戌夏”。季老师并问我对“东方文化集成”有什么想法。我受宠若惊之余，一时无以应对。今年季老遽然辞世，我与原伊朗文化研究所所长叶奕良老师同往八宝山瞻仰季老遗容时，蓦然想起2006年那一刻，决定继承季老宏愿，为“东方文化集成”余下400本赞助出版经费，才是报答季老识荆最好的方法。

友谊长青，浩气长存；我谨以不登大雅之拙句，来表达我对季羡林老师无尽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香江稚子

有林羡季

高山景仰

薪火相传

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黄宝生（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学术大师之一。那么，我们怎样为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定位？我于1999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撰写的《季羡林》一文中，称季先生为“东方学大师”，并在结语中说：“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东方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东方文化的学科。东方指亚洲和非洲。东方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汉学（Sinology）、印度学（Indology）和埃及学（Egyptology）等等。季先生的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印度学，主要是运用历史比较语言方法研究佛典语言，涉及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和印度中古俗语等。此后，他的研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包括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等等。他对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始终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同时，季先生于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组建东方语文系，为中国现代东方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季先生作为东方学大师，当之无愧。

季先生一生勤奋著述，可谓“著作等身”。但学术大师之所以是学术大师，主要还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季先生在学术上的创造性成就与他的治学精神密切相关。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学术之魂。我们并非都要像季先生那样掌握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即使掌握这些语言，也并非都要从事与季先生相同的研究课题。然而，无论我们从事哪个学术门类的研究，季先生的治学精神肯定对我们具有普遍的意义。

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坚持学术贵在创造的信条。季先生在德国留学时，导师瓦尔德斯米特指导他写作博士论文，要求他删去一切陈言。从此，他在学术研究中要求自己凡写论文必有学术新意，或提出新见解，或提供新材料，以填补学术空白和攻克学术难点为己任，以重复前人劳动为学术研究大忌。

佛典语言是季先生的学术专长，而通过佛典语言比较研究探索佛教的起源、发展和传播，则在国内外佛教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季先生通过研究，确认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而中世印度东部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是“多用不定过去时”，再结合其他一些语法特点，便成为判断一些佛典产生的时间和地区的重要依据。譬如，《论梵文妙法莲花经》一文依据不同梵文原本中残留的俗语语法特点，判断这部佛经最早用印度东部方言写成，后来传到印度西北部，期间经过梵文化过程，由印度西北部传入中亚，由中亚传到中国。《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一文依据这部佛经使用的混合梵语具有印度西北方言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变成o或u，说明它虽然是一部早出的大乘般若经，但还不是原始般若经。由此，季先生提出一个重要的新见解，即大乘佛教分成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两个阶段，而原始大乘起源于印度东部，而非神话传说化的印度南方。又如，《浮屠与佛》和《再谈浮屠与佛》通过Buddha（佛陀）一词的汉语音译，追溯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两条途径：先从大夏（大月支）传入，后从中亚新疆小国传入。《论梵文ñó的音译》则阐明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ñ、ó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是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先生在佛典语言研究方面，另一项重要的创造性成果是《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早在留学德国期间，季先生跟随西克教授学会吐火罗文后，就利用《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多种汉译异文与吐火罗文本进行比较研究，以解决一些吐火罗词汇的语义问题，令西克教授“大喜过望”，对季先生“奖誉有加”。而从1982年开始，季先生从事中国新疆博物馆所藏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译释，也是采取平行异本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利用回鹘文本，前后历时五、六年，完成了全部译释工作。这项研究成果也已译成英文出版，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使国际吐火罗文研究这门学科提升了一个台阶。

二、重视考证。季先生认为提出新见解不是靠主观臆想，而要以材料为依据。观点出自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因此，在搜集材料方面，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而在辨析材料方面，又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

季先生于1944年发表的《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依据大量的语言材料，诸如阿育王铭文、新疆尼雅俗语文书、和阗俗语残卷、混合梵语佛典乃至阿波布朗舍语、于阗塞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资料，揭示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

重视考证的另一个典范例子是糖史研究。早在1978年，季先生撰写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中，就已经提出中印两国在制糖上互相交流的过程。1981年，季先生考释一张有关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张残卷记载了中国工匠制造砂糖和煞割令（即sarkara，梵语中的“糖”字）的方法，需要考释的问题涉及甘蔗的种类、糖的种类、砂糖和煞割令的区别等等。这激起季先生全面深入研究糖史的兴趣。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最终于1996年完成了一部近80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前后历时十多年。从《糖史》中，我们看到书中的大量引证取自中国古代正史、农书、医书、科技书、地理书、游记、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文集以及外国人的游记和著作，举凡与糖史有关的材料，几乎网罗殆尽。

三、追求“彻底性”。许多学术问题不是靠一两篇论文就能彻底解决的，而是需要不断发掘新材料，加以验证、修订、充实和完善。季先生以“彻底解决”为理想目标，对有些学术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势必会终生抓住不放。

早在1947年，季先生的《浮屠与佛》纠正长期以来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的错误看法，指出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然而，汉语和吐火罗语的“佛”字固然都是单音节，但“佛”字在汉语古音是浊音，吐火罗语却是清音。这个问题一直留在季先生的心中。直至1989年，也就是事过四十多年后，季先生又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写了《再谈浮屠和佛》，修正了佛的译音源自吐火罗语的看法，而确认源自中亚新疆小国的语言，如回鹘文“佛”字的发音就是浊音。这样，中国古代将Buddha（佛陀）译为“佛”的缘由也就得到了满意的解释。

关于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和东部方言的语法特点也是季先生一生抓住不放的学术问题。除了四十年代在德国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回国后继续发表的论文有1958年的《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4年的《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中世印度雅利安语言二题》、1988年的《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1990年的《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的现象》等。

中印文化交流史也是贯穿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研究课题。糖史研究是如此，对中国纸和造纸法以及蚕丝传入印度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季先生于1954年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5年写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初步研究》，1957年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而在“文革”之后，季先生继续关注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状况，又写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1979）和《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1981）等。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史地名著，在国外早已有多种语言译本。由于校注难度极大，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1977年，季先生受中华书局委托，组织了一个各有专长的学者班子，通力协作，费时五年，贡献给学术界一部厚实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这部校注既充分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前人成果中的错漏，并努力解决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点。季先生还结合校注，写了一篇长达十万字的论文，阐述《大唐西域记》的学术意义。完成《大唐西域记校注》后，他又“趁热打铁”，主持完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为下一步完成《大唐西域记英译》创造条件。尽管《大唐西域记校注》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空白，但季先生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随着国内对印度古代和西域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他觉得有必要对《大唐西域记校注》再作一次修订。他在晚年念念不忘这件事，想要组建班子，再次校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促成，最终成为季先生一个未了的心愿。

坚持学术创新、重视考证和追求“彻底性”是季先生治学方法的精髓，是留给学术界的宝贵精神遗产。毫无疑问，认真总结和继承季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于21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季先生谈天

葛维钧（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去看季先生，多是有事要办。正事办过，难免座谈。每谈必及文化、学术，是话题不变的特点，即使到了今天，到了将近百岁的时候，依然如故。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今年3月初，为了新版《蔗糖史》书名变更的事我去看他。谈过正事，照例“闲扯”，扯的内容，便有鲁迅论海、京两派文化的不同，刘文典的古文水平和他何以多讲恨、别两赋，吴可读的英文水准，李森科和斯大林时代的学术腐败，朝鲜金凤汉1962年“发现经络实体”的伪科学，以及对于某些当代学人的学术评价，题目遍及古今中外，而所论都不乏具体的引据和坦率的评骘。谈得较细的是他的论文《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这是季先生最重要的论文之一，研究的残卷是20世纪初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这张卷子数十年辗转于众多中外学者之手，却由于其中存在关键概念无从破解，始终可观而不可玩。难以排除的主要障碍，在于不知文中的“煞割令”一词是何所指。季先生经过苦思后明确了它的意义，指出它是梵文sarkara的汉文音译，而sarkara之为物，乃是古代印度生产的高质糖品。症结由此化除，残卷的内容遂告通解无碍。在参考了印、中古代文献内多处对于造糖流程的具体描述，经过慎重考虑，季先生又补足了文中出现的脱漏，残卷的原文便全部语义贯通，意旨明了了。这里我要谈的，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在他解读残卷的学术意义本身——读通的事我已经知道，而在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他说，每当想及读懂残卷的事，他便十分快活，以至兴奋莫名，竟会“飘飘然起来”。我想，每一个人，当他经过艰苦的努力，获得了某种成功，尤其是达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成就时，都不免心怀喜悦，犹自得意。难得的是像季先生这样对自己的快乐毫不掩饰，反而向人公开地表达出来，不以“失身份”为虑。这样的性格，除非童心、率性，是无从解释的。季先生虽以非凡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却从无骄人之意，故作之态，这才是世人徒然瞩望，而谁也学不来的人生境界。

在季先生最爱谈论的话题中，有一种是翻译。他根据自己翻译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的经验认为，原文是诗，便该用诗体文字来翻译。他在《学海泛槎》中曾经对于用散文译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说：“我有一个主张：原文是诗体，译文也只能是诗体，否则就是对不起原作者。……我激烈反对有些人把原文的诗体译成散文，那不能称作翻译，只能说是‘释义’。”我曾经加入黄宝生先生主持的团队，参与了另一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而我们的翻译，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采取了散文体译法。谈到这事，季先生问我所用何体，我据实以告。他自然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解释了我们的理由，如原文太长、义理过多等等。他渐渐表示理解，或说容让。我也慢慢感到，他虽然属文决绝，情无可商，但对于后辈，对于自己的学生，还是宽容的。面对这样的宽容，我反倒觉得应该想想，他毕竟做到了以诗译诗，而他究竟是怎样坚持并实现了自己原则的，却正是具体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课题。

季先生喜谈文化、学术，往往从人物出发，渐及其学。胡适、陈寅恪、于道泉、朱光潜、郭沫若、岑仲勉，无不近在手边，随时可论，对于他们的造诣得失亦能从容臧否，不涂饰，也不讳言。应该说，多少人事、学问，季先生都可以应机道来，是同他广泛的知识、兴趣和他绝佳的记忆能力紧密相关的。例子很容易举。2003年除夕我去看他，为了给他送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当播放《伏尔加船夫曲》时，他忽然提到夏里亚宾，说他三十年代到过中国，去了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夏里亚宾是20世纪初蜚声世界的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对该曲的天才处理一直为人称道。他的技巧至今无人能匹。我翻制的版本中正好有夏氏的录音，这自然使他非常高兴。在谈到德国音乐时，季先生又立刻用德文提起Furtwangler（汉译富特文格勒）。富氏是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欧洲最负盛名的指挥大师，他在希特勒时代留在德国曾经引起普遍的争议，但后来所谓与纳粹合作的问题获得澄清。两事虽小，但季先生兴趣的广泛和记忆力的可靠却能见一斑，而夏、富两位主要活动在上个世纪上半叶，一般说来，在中国知道他们的只有古典音乐的发烧友。

然而，季先生的学术研究却绝不以先天的优势为倚仗。他所依靠的，一向是勤勉艰苦而又谨慎踏实的工作。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俯拾即是，《糖史》（后更名《蔗糖史》）的写作可做典型。《糖史》为80万字巨构，从第一篇论文发表（1981年），到第二卷“国际编”出版（1998年），所用时间前后达十七年。其中1993年和1994年更是完全用于在北大图书馆内查阅典籍，收集资料，除周日外，“风雨无阻，寒暑不辍”。他深信，为了在学术上开辟新的领域，“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学海泛槎·总结·糖史》）古今典籍中凡他认为可资利用的，务必千方百计找来读过，穷搜极讨，而后心安。至于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最原始，最笨拙，但又非此不可的办法：把想查阅的书，不管多厚多重，一页一页地，一行一行地搜索”。（《糖史·国内篇》第六章）经他翻检的图书，总计不下几十万页，每有所得，“便欣喜如获至宝”；而枯坐半日，沙里淘金，直看得书中的字在他“昏花的老眼”前跳起舞了，然后终无所获，则同样可能。每遇此时，便只好“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家来”。若问季先生的学术道路，此番景象，就是写照。

季先生的思、写、甘、苦，无一不与学术相联系。即使谈天，也是一样。学术于他，就是生命。在天赋、机遇、勤奋中，他把生命交给了勤奋。事皆昭然，有机会侍学于侧者，敢无所悟！

（2008年8月）

师恩如父

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上午突然接到电话，羡林先生一个小时前在医院逝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惊呆了：这真是没想到的事。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先生98岁的生日。大家都以为，不只是98岁，以先生的身体状况，活到一百岁，估计也没有什么问题，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走了呢？最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去医院看望先生，总还在想，7月底或8月初去，一并祝贺先生的生日，也来得及。我总以为还有时间，现在晚了。这是我的错误，一个现在看来不可原谅的错误。

第一次见到先生，是30年前，我那时从四川到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先生是我的导师。此前我没有见过先生，实在地讲，当时我的见识很有限，虽然报考时选了先生作导师，对先生的了解并不多。到北大后，跟随先生学习，才知道先生是一位大学者，学问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从1979到1982年，3年之间，我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硕士研究生。然后留在研究所工作，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再后来，从1983到1987年，又继续在先生的指导下，念了博士研究生，这中间一直跟先生在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所，一个系。从学习、工作和生活上讲，30年来，先生对我这样一位驽钝的学生的教导、关怀、扶助和奖掖，真是无法计量。现在先生走了，我又到哪里去找这样博识，这样慈悲的老师呢？师恩如父，我无以回报。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

我的思绪有些乱。30年来先生给我的教诲，我跟先生的谈话，还有过去读过的先生的书，先生的文章，还有从80年代到90年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都在先生家里，帮先生处理一些事情后，先生让我跟他一块吃饭，那时先生家的老祖还在，那时还有师母，三位长者，都是一样的和善，一样的慈祥。这些往事，一时都想了起来，但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一般的话，大家都讲过的话，似乎也不用我再多讲。我只是想说，先生的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例如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人明白究竟呢？还有，在最近些年的一片辉煌之下，先生的心绪呢？

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讲的太多，很重要，但我觉得也许还不是最重要。我体会最深的，是先生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或者还年轻的学生。我想起先生曾经跟我讲他留学的经历，讲他当年怎样从德国回到中国，他在北大的经历，包括文化大革命，中国的过去，中国的今天，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变化，他个人的经历怎么跟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他希望的总是，中国怎样能够强大，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怎样能够真正进入世界的前列。这些，大概是像先生这样九十多年前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由于天分和个人的努力，以及一些机缘而最终成为一位大学的教授，一位学术上的大师，必然会想到的。我的印象，这些年一直住在医院的先生，真正经常挂念的，其实还是这些。先生在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关心的事情，也都还是这些。几个月前，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向我打听的主要还是外面世界学术新的动态，新的发展。本来计划在这个月末去看他，正好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尤其是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西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我们的几位研究生最近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先生要是知道这些，一定会很高兴，因为我了解先生，这与他自己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密切相关。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让我追悔莫及。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中心悲伤。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

（写于2009年7月11日下午）

初见恩师

记忆中仍然清晰地留着17年前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印象。那是在秋天，到北大报到后不久，研究所的老师通知我们，季先生要召见我们四位研究生，段晴、任远、老葛和我。在六院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生坐在桌子的一端，我们四人分开坐在桌子的两边。先生穿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当时还并不太显老。先生问了我们些一般的问题，大致是了解我们每人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先上梵文课，争取把梵文学好。有时间，各方面的书，也可以找来看看。”先生的声音很平和。

我的三位师兄妹当时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可我当时的感觉是：怎么这么简单？该读什么书，先生为什么不给我们说具体一点呢？我记得，当谈话结束，先生已经走出办公室，我又赶紧跟上去，问先生：先生讲到读书，该读什么书？可是先生仍然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真有一点儿失望。

不过，我后来就渐渐明白了先生的话，简单却也并不简单。

受业与解惑

先生为人，平易而可亲。先生讲话，话语简单而朴实。17年来，听先生讲课，向先生请教问题，与先生一起作讨论，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先生有时作具体的回答，更多的时候则是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读研究生，要做论文。选什么作论文题目，先生从来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考虑。一般的情形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选题，先生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我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往往是我们的想法被否定。于是我们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当然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的被否定中间，我们终于变得比较地明白起来。最后，题目出来了，论文也出来了。——虽然我们最后写成的学位论文未必真正达到了先生的要求。

先生常给我们提到一位德国教授的话：“学外国语就像学游泳。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我的方法，是只要有学生到我这里来，我立刻让他下水去。只要他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

这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学外语如此，学习做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样。

学习做研究工作，该怎么样？先生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他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样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点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先生说，这位教授要求学生的，其实是要树立和坚持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

我后来渐渐更明白多了一些，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实在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但这条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关于做研究工作，先生还讲过一个故事，也是德国教授考学生的事。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道：“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

这也许只是故事。但从这个故事中，我得到的体会是，做研究工作，推理要细心，下结论要尽量准确，考虑问题则要全面。先生说，这点道理，说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很实在。

十几年来，我前前后后也写过和发表了一些文章，甚至出版过几种所谓的“专著”。如果说其中多少有点可取之处的话，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做这些事时不大敢懈怠，尽量不粗心。先生讲的故事和教导，我是受益者了。

1981年，我作硕士论文，其中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的刻本作校勘。古刻本中有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这是稀世的文物。研究所的耿老师为我跟北图联系，那边答复，研究生不行，但如果像先生这样的学者要看，那是可以的。可是，先生当时是研究所的所长，又是北大的副校长，还有其他许多兼职，工作极其繁忙，我怎么能劳动先生为我的事一起进城去北图呢？但先生知道了这事，立即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

离开北图出来，在汽车里，我谢谢先生。先生只是说：“今天很好，这件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

在具体的事情上，先生给我的是最具体的帮助。

师道与尊师

1989年9月，我要去英国。去之前，我跟先生辞行。那也是一个秋天的下午，下着雨，先生家的房间显得很暗，我的心情不好，先生的心情也很抑郁。我说我要走了，先生有什么要嘱咐的吗？先生说：“别的都没什么，多保重。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是好事。国内的事情不知会怎么样，如果好一些了，就回来。中国人，还是为中国做事好一些。”

在国外几年的日子里，我没有忘记先生的话。

1991年，我在德国的哥廷根。一天，我认识的一位从南京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他的儿子从国内寄给他一分剪报，是先生写的《重返哥廷根》。我赶紧要了来。出国以后，已经好久没有读到过先生新写的文章，而且先生正好写的是哥廷根。这分剪报，在哥廷根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传阅。我们都被先生深情的文字感动了。

但我对先生在文章里讲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先生的文章里，最动人的，是写他重返哥廷根时，与他分别了35年的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太太相见的那一段。我每天去的研究所，当年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主持。研究所现在的房子，原本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私人的住宅，他们夫妻在生前捐献给了研究所。遗憾的是，我到哥廷根时，已经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他们已先后去世了。不过，在研究所底楼的走廊里，依照德国大学或研究所的规矩，挂着曾经在研究所工作过，又在学术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几位教授的肖像。他们无一不是当时德国、欧洲乃至世界印度学领域内的第一流的学者。其中年代最近的一位，就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当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先生的诱掖教导之恩，先生耄耋之年依然念念不忘。先生尊师，爱师，不是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吗？

此后，每当我在研究所，凝视这些学术前辈，包括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肖像时，我不禁更加肃然起敬。

传道，受业，解惑。先生敬爱他的老师，我也敬爱先生。

（写于1996年5月2日）

怀念季先生（四题）

段　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脑海深处的记忆

夜深人静，仿佛看见先生远远的站在那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白发，布衣，一如既往。

那年，Wezler教授从日本返回德国，中途在北京逗留几日。夏日的晚间，日照还在，耳旁不时传来布谷鸟的鸣声。我那调皮而话多的小师弟走在Wezler的另一侧，说那叫声的意思是“光棍好苦”，Wezler大笑，并且赞同地说，光棍就是苦啊。我用德语说到Schmithausen教授有鸟，实际想表达该位教授家中养鸟的意思。此时只见Wezler脸上掠过一丝狡谲的微笑，随后纠正说，不可以这样表达，如此表达的意思是说，Schmithausen教授脑筋有问题，精神有毛病。

我们就这样一路说着，笑着，沿着未名湖，来到先生家。

先生已吃罢晚饭，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干干净净的。先生让我们坐下，Wezler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先生坐在另一边。师弟和我大概在犄角旮旯找了个凳子坐下了。师母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木板床上，这是她一贯坐的地方。床上的陈设简单到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Wezler教授面对师母，但礼貌地不去打量，而专注地和先生谈话。师母也只是问我，石头好吗？听我回答很好之后，也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先生用德语交谈。师母看着我们，颜色正敷愉，却已老态龙钟。

谈话当中，师母突然连着打起喷嚏，鼻涕也流了出来。我看在眼里，知道师母患上感冒，患上鼻炎。可是，当着外国教授的面该如何处置这令人尴尬的情形呢？此时只见先生起身，从床头栏杆上拿起一块毛巾，亲自为师母拭去流出的鼻涕。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先生落落大方地处理过后，又接着与Wezler谈话。后来还是师弟提醒，说先生习惯早睡。Wezler方才结束了与先生的谈话。

在我见过的老一代学者中（见的不多），要数许国璋先生的太太美丽，那真是美女，年轻时必然若天仙，老了也美丽尚存。我以为，我们的师母也是十分美丽。许夫人是南国美女，眉头总是锁着淡淡的忧愁；而师母是北国佳人，脸上天生带着慈祥的笑意。

今夕何夕，昔夕何夕！如今这画面中人，德国印度学界最著名的学者Wezler因遗传的缘故患上了忧郁症，真的是“有鸟”了。师母早已离去，而似能长生不老的先生也去了。那聪颖而顽皮的小师弟俨然已成江南第一名嘴，而我已经能感觉到流泪之后眼睛的干涩。

应去终须去，无复独多虑。

（2009年7月14日）

亲　情

看过写先生家庭生活的文章，那些零散的画面又从记忆的深处浮现眼前。若不将这些画面用文字勾勒出来，怕是不得安宁了。

先生的家曾经那样温馨。

李铮的年代，我们常常可以随便打个招呼便径直走入先生的书房。先生的书房藏书丰富，而且没有图书馆闭关的限制，所以一有了非查不可的念想，首先想到的便是先生的书房。师兄弟、姐妹们都曾尽情享受那里的书香。

这样一次，我逗留在那里，到了先生家开饭的时间。先生说，先吃饭，然后再看。于是从书房步入有饭桌的房间，那里也是师母晚上歇息的地方。印象中吃的是面汤，还有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小小的一碟儿。

那时候，先生的女儿婉如还在。饭后先生家的女眷迅速收拾好了一切。她们让我坐着别动，跟先生聊。我坐着，背朝连着厨房的门厅。背景处是笑声和说话声。倏忽间，她们不知何时已经返回，师母坐在角落里的木板床上，那永远是她坐的地方，而且永远守住这一角。婉如半躺着，头部和上半背抵着墙，依偎在母亲身旁。

全不记得我们在谈什么，只记得先生端坐着，满面生辉，话语不多，但是富有幽默。先生在和我谈话，实际上是说给师母和婉如的。说得师母和婉如很开心。师母转过头来看着婉如，满眼慈爱。她们相对着，格格地笑啊，笑。先生愈发满面光辉，以他特有的方式尽情享受着这人间亲情的快乐。

那时我好羡慕，羡慕婉如可以依偎在母亲身旁。我的母亲很早便去世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吧，所以看到人到中年的婉如还可以依偎在母亲身旁，便格外的羡慕。

后来先生说，德华走了，婉如走了，把他的心也带走了。

忆昔荷畔清屋居，

炊香书味总相宜。

莫论人间疾与苦，

儿女承欢有贤妻。

（2009年8月1日）

最后的告别

和邦维相约，我们于4月4日乘火车赴山东临清。邦维、老葛、我三人挤坐在硬座车厢。说是“硬座”，其实已经不硬，已经是30年前的软席了。车厢中人很多，大约是到了清明时节，人们纷纷回乡祭扫的缘故？拥挤的车厢令我们行动不便，于是端坐着，以邦维从小卖部买来的如手指粗细的“双汇火腿肠”充饥。那里面除了淀粉，便是各种添加剂。我曾经买过这种香肠作为“爱心食物”喂给六院的猫，猫也嗤之以鼻。当然，还有苹果一枚。不过春天的苹果，您能想象已经是什么程度！邦维就是这样，永远记着30年前的艰苦。

来到季先生的家乡，多少回忆又浮现眼前。人与故土，一定有灵相系。而季先生之灵在他的故土还在为我们诉说着什么。

终于到了季先生骨灰安葬的时刻。大人物各种讲话之后，是安葬。待到大队人马撤去。邦维的一席话，令我热泪满面。邦维说，我们来这里，是缘分。这是我们和老先生一生的缘分。正是因为老先生，也才有你我相识、共为同事的缘分。

季先生是改变了我们一生的人。

待到大队人马撤去，长枪短炮蜂拥着大人物远去。邦维、老葛、我，三人围着季先生和师母的坟头环绕做右旋礼。我们要过铁锹，每人铲了三锹土，覆盖在老先生的骨灰盒上。此时，泪如雨下。仿佛在与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前来季羡林的憩园，亲手为先生培土是真正的目的。这是老先生灵魂的感召。填土之后，仿佛感觉到老先生的欣慰。为季先生的墓亲手捧上一掬土，这是我们一行的真实目的。

（2010年4月5日）

面向大海

下手按动键盘时，脑海中浮现出季先生的话：写文章，不要强写。心中没有感受，不要写。然而，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对我的触动还不够强烈吗？

4月3号，兄弟姐妹相约去海边凭吊父母。到了明年，我的父母的骨灰就已经入海安葬20年了。这20年来，父母常常入梦与我们相会。父母与我们相伴的日子，终究是回忆了，伴随我终生。

这是20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第一次去海上共同拜祭父母。我们相约前行，其实还有一个约定。这一趟我们在海上向父母表述，有一天我们故去，将身赴大海永远陪伴父母。

那一年，季先生重返德国，带我随行。父母来机场相送，他们与季先生第一次会面。一边是抗日战场杀出的将军，一边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学士。父亲眼中充满了对季先生的崇拜，而在我母亲眼中，季先生不过是个慈祥的老者。季先生不善于寒暄，特别是不知道如何与军人寒暄，但他后来对我说，他其实很佩服那些曾经与日本鬼子搏杀的军人，对他们充满崇敬之心。

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个知识分子。那年他来京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父亲投笔从戎，毅然加入敢死队。准备誓死捍卫民族的尊严。若不是战争，父亲一定会是一名享誉中外的建筑师。父亲的才华，终于在战后得以展现。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成为新中国修建机场的专家。曾经那些遍布祖国大地的机场，都烙印着父亲的足迹。母亲是父亲的原配夫人，也是老土山西那个地方的大家闺秀，生得眉清目秀。在父亲的带动下，她也投身抗日的行列，成为一名军人。

父母走出了他们的家乡，走遍华夏大地。最终在我们的护送下，永远安葬在大海中。我们也将身赴大海，将永远与父母相伴，直至海枯石烂。

（2010年4月6日）

继承和发扬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

陈嘉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先生离我们远行，但他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他的治学精神，这也是他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的重要原因。

先生人走了，我们留不住；但他的治学精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宝”，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以培养我们新时代的季羡林式的人才。

当前学术界出现一些浮躁情绪和学术腐败现象，如果我们能重视先生的治学精神，广为宣传，锐意继承和发扬，必将有助于克服那些消极现象。

先生的治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热爱祖国与热爱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大胆严谨，求真创新；高瞻远瞩，虚怀若谷；崇尚学德，反对学术造假。

先生留德十年，思想却没有沾上一点崇洋媚外的灰尘，仍然是“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先生还认为一个人不仅要爱国，还要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先生的爱国情怀固然有乡土之情，更有源于他那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基于对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比较与鉴别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评价。所以先生对祖国的热爱才那么纯真和深固。

二战刚刚结束，先生的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要聘他留校任教，而且在德生活学习十年期间，有一位和他朝夕相处的美丽的德国姑娘深深地爱着他；尽管有如此好的工作在等着他，有深恋自己的美人难以割舍，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启程回国，因为“我的真正故乡向我这游子招手了”。在归途中，“我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我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当他返抵香港时，听说抗战胜利后一些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变成了“劫收”大员，大发横财，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先生说：“所谓‘祖国’，本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关心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话说：‘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可是这一群‘劫收’大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先生爱憎分明，对祖国是那么的热爱，对恶人是那么的厌恶。在文革期间，先生身陷牛棚的日子，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的信仰和理想也从未动摇过。

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文化的情怀，体现在“心事浩茫连广宇”，对国家民族与人类未来的关心与思考，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关注与研究。还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学术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上。还在1991年他就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风骚。”

先生站在人类四大文化体系的巅峰，高瞻远瞩，所以能够对四大文化进行广泛的历史的比较与精准的鉴别，正确评估其价值，洞察其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正是日益印证先生预言之正确么？

时下，有些学界人士，贬低对方，神化西方。先生认为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是因为它们没有用上下五千年的宏观的历史观和纵横十万里的宏观的地理观去认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缘故。他说：“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这世界无非是这样的，东方不亮西方亮。那西方不行的话呢，就看东方。所以要向东方学习……可现在我们学术界，就这么个现象，别的界我先不说，就说语言学界。你讲‘西化’，他是百依百顺，你讲‘东化’，他认为你大逆不道。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能东化呢？为什么？这道理讲不通啊。”先生的尖锐质问发人深省，做学问也要有宏观的历史观和地理观，否则难以正确认识事物的真正价值，分清是非，容易迷失方向。

先生是一位大学者，人们知道他学识渊博，但到底有多渊博，许多人是不甚了解的。

先生开人类文化研究之先河，把庞杂纷繁的人类文化科学地概括为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前三者组成为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先生治学主张“中西兼通”。先生自己有极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功底，好读书求甚解，举凡我国文史哲和语言宗教的古典名著，他都读过，许多东西过目成诵。对于印度文化，先生精通古代语言梵文、巴利文，古代文学和佛学，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先生学过阿拉伯语，对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亦颇有研究。对于西方文化，先生精通德语、英语、法语、德国文学、英国文学，及西方哲学与宗教。以由此可见，先生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会通四大文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但他为人谦虚，认为一个人的学问没有够的时候，必须坚持再学习，否则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也因此他十分关心国内外学术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关心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不断学习新东西，补充新知识。

从先生完成《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的艰苦过程，也可以看出，爱国和学术研究在先生那里是融为一体的。1981年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到北大造访先生，送来新疆千佛洞附近新出土的一批吐火罗文残卷，这些残卷共44张88页，即是《弥勒会见记》，它是一个剧本，全剧27幕，大概是世界上最长的剧本。李知道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先生一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所以不远千里，上门请他解读。但是先生感到从1946年回国以后，由于国内没有资料，30多年来自己从未再接触过吐火罗文，已经很生疏了，还以为终生要和它告别了。李见先生犹豫不决，便说：“季先生，您要是不接受这项任务，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读了，难道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资料送给外国人去研究么？”这句话刺痛了先生的心，使他联想起世界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外国”，当时听到这句话深感痛心疾首，一直耿耿于怀，而今决不能让这种国耻再继续下去了。“决不能交给外国人去研究！”先生斩钉截铁地说，硬着头皮接了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重拾吐火罗文，并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收集有关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于1997年完稿，翌年在德国出版英译本，立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英、德、法、日等外国家学者无不刮目相看。

先生一贯视建设祖国、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东方文化为己任，只要用得着自己，便引以为荣，欣然全力以赴。

全国刚解放时，国家急需大批东方语翻译干部，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来发展为“东方学系”）的创建者和系主任的季先生，急国家之所急，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每天从早忙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把这个本来是全校最小的系迅速发展为全校最大的系。当了38年系主任，呕心沥血，辛勤培育，东方学系的毕业生近万，遍布全国，用先生的话说：“我们的同行遍天下了。”他们形成了现代中国东方学教学与研究的骨干力量。先生以大无畏百折不挠的精神，几十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建成了“中国东方学”，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祖国争了气，为中国学者争了光。这是先生的一大贡献。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先生的中国东方学教育与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深远意义正日益凸显出来了。

先生一向不慕个人名利，但为国家争名利却不甘后人。他一生兼任过许多学术团体和大型丛书、文化典籍编委会的职务，有会长、名誉会长、主编、总主编等等头衔，这都要占用他许多时间和精力；但于国于民有利的事，于发展我国学术文化有利的事，他一概欣然承担，尽心尽力。举其要者，学术团体有：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亚非学会。大型丛书和文化典籍有：《东方文化集成》、《神州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和《语言文字》。

先生治学很重视学风。他认为治学“必须中西兼通，中外结合，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结合”。要有“抓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精神，因为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做科学研究要收集资料，先生认为“不管用什么办法，收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收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为此他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加以阐释：“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要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这里需要的是极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穷极毫末分析资料的能力，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得出的结论才能比较可靠。这里面还有一个学术道德或学术良心的问题。”先生要求自己做学问“要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而且每项研究，必求有所发现，每篇文章，必求有新意。这是先生的治学原则和实践经验，也是他的一贯学风。举个例子说，先生的学术专著《糖史》是一部8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充分地展现了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精神。首先是题旨创意非常新颖、大胆，他不按世界各国学者通常的思路从纯科技史的角度写糖史，而是独辟蹊径，要从糖的传播历程中探索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进而探寻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与其说是写科技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为此，他要从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收集资料，寻找证据。经过17年漫长时间的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努力才把书写成。其中有两年时间，不管刮风下雪，严寒酷暑，天天跑北大校图书馆查阅《四库全书》，还把《二十四史》翻阅了一遍。先生说他为糖史查阅的中外资料，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普通一本中文书约500页40万字，即使以最低数20万页计算，先生查阅资料至少400本以上，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先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治学精神。

先生治学有如万里长征，常常是一个科研课题长达几年十几年才完成，如《罗摩衍那》10年，《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17年，《糖史》也是17年。先生的持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人叹服。为了解决课题完成时间长和课题多的矛盾，先生往往同时开展多个课题的研究，穿插进行，多而不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生十分珍惜时间。只要有一点空闲，不是读书写文章，就是在动脑筋打腹稿，决不让一分一秒白白过去。“文革”期间，先生一度被勒令去看守学生宿舍的传达室，虽身处逆境，也舍不得让“空闲”时间白白过去。他开始偷偷地翻译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每天离家前抄上几行梵文诗揣在兜里，传达室有人时，他脑子里想着诗句怎么译，没人时，就赶紧把想好的译文写在小纸片上，晚上回家再整理。就这样，一边当门房，一边悄悄地干翻译，居然译完全书的三章。

先生认为做学问要老老实实，不能掺半点假，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的。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我们的学坛和文坛上的剽窃大案时有所闻，我们千万要引以为鉴戒……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干。”

先生正是以自己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实践垂范我国的学坛和文坛，并谆谆告诫我们要把学术剽窃、造假等等没有学术良心的行径千万引以为鉴戒。

先生还认为，如何对待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态度，是关系一个学者的学风学德问题。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还有，个人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像梁任公（即梁启超）那样：“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

先生正是始终坚持这样的治学精神，才取得了那么辉煌的学术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张光璘先生所著《季羡林先生》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翔实资料：仅从1978年到2002年的24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罗摩衍那〉初探》、《〈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11部学术专著。

先生在古稀之年67至91岁的24年里，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论著，若不是成果摆在24卷本《季羡林文集》里，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著名学者周一良在《〈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序》一书中是这样评价他的：“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帝号称的‘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是啊！先生也是一个凡人，但他却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以其治学精神取得了如此非凡的学术成就，我们做晚辈的无不万分敬佩，自当勉力继承他的遗志，让他的治学精神永远光照我国的学坛和文坛。这，或许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季老的雅兴

贺剑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最初我以为季老就是酷爱自己的业务，其实不然。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很喜欢写散文，散文当然是他成就的一个方面，但季老本人常把写散文当作一种消遣。有一次，工作之余，我们随便聊天，季老说，自己写散文就像别人吸烟一样，也是一种爱好，也有瘾，灵感一来，非写不成，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的确季老的文思如潮涌、如喷泉、如飞瀑，一泻不可遏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他的散文就像涓涓流淌的小溪，不知不觉把你的心带到美好的远方，使你不忍离去；它又像芳香的清茶，喝完了使人感到满口余香，回味无穷。我最早读的两篇散文是季老在德国留学时写的，一篇是《WALA》，一篇是《听诗》，这两篇散文都是反对法西斯战争的。后来他写的散文，只要是我能得到的，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读了几遍，仍然爱不释手。

季老很喜欢国画，一天傍晚，我看到他一手提着台灯（下边是铜柱，上边是绿色玻璃罩，人们称之为银行灯），一手拿着一个镜框从城里回来，镜框里是齐白石的一张国画，上面还画了一只蝈蝈，季老告诉我，齐老是不轻易画虫鸟的，意思是这是一张力作。这张镶有镜框的画，一直放在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这张画命运怎样了，我始终没有问过。在那“史无前例的”的日子里，恐怕也会当作“四旧”处理吧！

1956年大幅度调资后，季老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他对古画的兴趣也更加浓厚了。琉璃厂的一位叫刘云朴的店员常常来给他送画，季老总是当时先看一眼，留下再挑选，过些天刘云朴又送来一些画，把不买的画顺便取走。年复一年，季老买了多少画，我也从未问过。

季老很喜欢猫，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我每次去看望他时，总可以看到一两只猫偎依在老人身旁。我坐在椅子上和季老谈话，猫就跳到我身旁的八仙桌上来，安静地趴在桌上，好像在倾听我们谈话，动也不动。我问这只猫咬人吗？季老说你不招它不会咬人也不会挠人，不过动物也像人一样，总是用各种办法保护自己。猫也懂得亲情，我老喂它就跟我很亲，有时还趴在我身上，显然季老的猫是训练有素的。

季老几乎走遍了祖国各地，国外也去了很多国家。不过多半都属于出公差，顺便看些地方，很少自己单独去旅游。他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认真，游览也是这样，他常常从旅游景点中寻找散文题材，因为是亲眼目睹，写出的文章更细致入微，精彩传神，看了文章好像自己亲临其境，得到一种高雅的享受，在享受中还能受到教育，季老曾对我说，又一次从国外回来走进国门的时候，真想捧起一抔泥土，闻一闻它的芳香。这是多么强烈的爱国感情啊！

季羡林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论

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

季羡林先生在我国首创了东方学，推动了东方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为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晚年季先生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观分析论和“送去主义”的实践科学观，并且身体力行，埋头撰写《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编选《东西方文化议论集》等学术巨著的同时，投入全副精力，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和《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播东方文化。

季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引起了学术争鸣，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是在开明社会的正常学术现象。在这里，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因为这是事关指导我们继续努力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的一种思想基础、一种思想动力。季先生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科学论断，并不像某书评人所言“是一个大而空的论断”，季先生是用唯物辩证方法论，总结了几千年来古代中国、印度、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三大东方文化体系和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体系互相间盛衰消长的历史经验，并且认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和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优劣异同，然后用宏观的历史眼光做出东西方文化变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前瞻性的科学论断，并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毋庸置疑，西方文化是在几千年世界人类文化、包括东方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例，儒学文化的“人为本”的古代人文主义哲学思想和“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古代先进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西方文化，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说，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通过“丝绸之路”，开辟了一条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通道，推进第一次大规模“东学西渐”的活动。15世纪初明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东西方海道，又一次实现大规模“东学西渐”，不仅扩大了东西方的贸易，而且再一次把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同时，苦心钻研儒学，向西方介绍儒家思想，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对于17—18世纪的儒学西传及其对于欧洲古典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西学东渐”之前，早已存在“东学西渐”的悠久历史。

当然，西方吸收古代东方文化，是在继承其古希腊·罗马一大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它通过文化复兴，蒸蒸日上，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为人类创造了近代文明的辉煌，有许多东西是值得东方国家学习的。特别是前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化危机”，比如清末在西学的冲击下、1905年废止科举制后、1919年“五四运动”中乃至“文革”十年，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际遇。19世纪起“西学东渐”，比如我国清末以来的近代文化启蒙者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黄兴、蔡元培、胡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等，直接或通过日本学习西学之法，以图中国富强。尤其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提倡西学，推行“百日维新”和1919年“五四运动”呼唤拿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是，自此以后，我们曾经不断反复困扰在“全盘西化”或“全盘东化”中。美籍学者黄仁宇认为：“‘全取’或‘全弃’是中西文化交流不成熟的反映”。〔1〕用我们的话来说，都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对两种不同文化缺乏自觉的认识。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头30年，我们反对一个“全盘西化”，却又推行另一个“全盘西化”，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都全盘照搬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无论哪个“全盘西化”，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或沉痛的教训。正如季先生指出的：“‘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2〕“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许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西方学习。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今天要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这是决不能改变的。”“想振兴中华，必须学习西方，这是毫无疑问的。”〔3〕可以说，这个“拿来”至今依然不变。当然，“拿来”应扎根在本国的文化土壤上加以吸收和消化，不是盲目照搬。

就笔者从事研究的对象国日本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结束长期的锁国政策，是从向西方学习开展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的。当时日本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的方针，所谓“艺”者，指技术文明而言。具体地说，也就是作为东方国家的日本，向西方国家主要学习西方技术文明，在经济上实现了近代化，可是所谓“东洋道德”，就是当时日本无批判地继承本国的传统文化，仍然维持传统的封建天皇制政治体制，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跛脚而行，最后在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下，对内实行专制政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二战以后，日本展开第二次文化启蒙运动，在恢复战后经济，并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努力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刚刚结束长达50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实现了平稳的政党轮替，说明日本已经建立或是初步建立起民主与法制的公民社会。

日本大学问家加藤周一先生总结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时早就指出：日本现代化最大障碍是封建的天皇制政治体制，他认为日本现代化，技术文明是重要的，然而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如果没有民主主义体制的保证，就很难实现这种手段。但是，如果现代化仅仅停留在这两个文化层面上而没有发挥日本传统文化的再生作用，要完成日本式的现代化也是困难的。因此，他提出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就是：“日本现代化，只能采取民主主义原则、技术文明和日本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形式”。〔4〕可以说，加藤周一的这一日本“现代化模式论”，是对日本文化思考的深化，也是值得我们现在迫切思考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胡耀邦主政时就找出“文革”灾难的根源，在于一言堂、家长制的封建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改革，即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温家宝作为一国总理，在今年第十一届人大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他还曾直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总书记胡锦涛也強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严防“文革”发展到极点的封建集权主义的回潮，成为实现现代民主转型和现代化的指针。可以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跛脚而行，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我们向西方学习，不仅是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而且还要根据中国国情，认真学习西方的其他优秀文化及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吸取人类经过漫长历史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普遍价值，切切实实地确立民主与法治，以维持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

但是，并非一切西方文化都优越，西方文化发展到今天，许多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其根源正如上述季先生宏观性地概括指出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是思维模式方面的不同，其思维的基础一是综合，一是分析。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着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

西方文化体系所谓分析者，可以说是继承古希腊文化“天人二分”的分析思维模式，也就是“征服自然”，将人与自然分离，乃至人与人对立相争，这种分析思维给人类带来很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从环境污染到生态失衡，乃至如美国那样争霸世界等等。因而，要以东方文化“天人合一”——我国的“天人合一”、印度的“梵我一如”日本的“贯道一如”、韩国李朝的“天人相交为胜”等的综合思维模式，顺从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浑然一体，再创造新的文明，以造福人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理论基础是“和”，西方文化的“天人二分”理论基础是“争”。西方学者也承认：“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人际关系的和谐，似乎可以弥补西方思想的局限，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实意义。”〔5〕因此，季老说：“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在此观点的基础上，他主张：“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6〕这是季老这一前瞻性的科学论断的基本点。

季老谈到21世纪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关系时，虽然说过东方文化将逐渐“取代”西方文化，但他一再解释“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代之而起”，“消灭西方文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的做法是继承西方文化在几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光辉灿烂的业绩，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济西方文化分析思维之穷，把全人类文化提高到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7〕

因此，我们对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主张不能孤立来解读，必须联系季老在关于东西方文化不同思维模式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互补关系论”来思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其立论的基础是“文化交流论”。为此，季老反复说明他的主张，不是要消灭西方文化，西方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杀。他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季老引用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有关文化有个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以及斯宾格勒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两人有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论述，在说明东西方文化需要的是交流，文化交流不独占山头后，特别言明：“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预见，并不是出于什么‘主义’。”〔8〕因而季老的着力点，所谓“取代”者，是“取代”“欧洲中心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实现“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东西方文化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是应该互补而且是可以互补的。而“文化多元化”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前提的，而不是以谁为中心，以谁来抹杀谁，这才得以最终走向和谐与融合。

季羡林先生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送去主义”，也谈及“拿来主义”。关于“拿来”与“送去”的问题，鲁迅先生早于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拿来主义”，也论及“送去主义”。只是两位大师谈论这个“拿来”与“送去”的时代不同，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同罢了。

鲁迅是针对“五四运动”，拿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由于当时我国仍然实行“闭关主义”，“五四运动”的这个任务尚未完成，还有此时又有人提出比较偏颇的“打倒孔家店”的主张，以为这就是反对复古，其实是未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传统文化是可以批判继承的，国人至今仍须努力。因此，其时鲁迅针对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的情况，重点提出了“拿来主义”，强调了“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新文艺”。至于怎样“拿来”，鲁迅说：“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9〕换句话说，鲁迅的“拿来主义”，是在“以人为本”、“独立思考”的精神作为基础的。在一新的历史时期，季羡林先生提出的“送去主义”，首先强调了鲁迅先生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但他在中国和东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将“送去主义”作为重点。这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近代以前事实上东学西渐，就是“送去主义”。当代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著书《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就驳斥西方推行的“欧洲中心主义”，并详尽地论述了东学西渐对西方崛起的诸多贡献的历史，认为“东方（公元500年至1800年之间比西方更先进）在促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试图用‘东方起源的西方’来代替‘自主和纯粹的西方’的概念。东方通过两个主要步骤促进了西方的崛起：传播／吸收和掠夺。首先，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缔造了一种全球经济和全球联系网，这些更为先进的东方‘资源组合’（resource portfolios），比如东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通过我称之为东方全球化的途径传播到西方，然后被其吸收。其次，1492年后的西方帝国主义导致欧洲人攫取了东方各种经济资源，从而使西方的崛起成为可能。简言之，西方并非是在没有东方的帮助的情况下自主地开拓自身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因此，他将“反欧洲中心主义论”和“欧洲中心主义论”进行深入比较后，结论是：“东方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欧洲的崛起，我们需要用东方化西方的观点来取代纯粹西方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观点。”〔10〕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近代以来，东方许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西方殖民国家对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施加压迫，在经济上进行剥削，在文化上强制性地推行“欧洲中心主义”，压制和破坏东方文化的传统精华，迫使东方文化走向衰微，以奴役东方许多国家和人民。东方文化传统本身也弊端丛生，东西方文化谈不上平等的交流，更无从实行文化互补关系。可以说，东方文化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也是有个青春、生长、成熟、衰败的过程。直至二战结束后，东方国家和人民纷纷摆脱西方殖民、半殖民的统治，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以及经济上不同程度的发展，文化也正在复兴。东方文化崛起，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重新屹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东西方文化才能平等地互相交流，共创人类的文明和世界的和平。我以为这正是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初衷，而不是要张扬什么“东方中心主义”。这样，才能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真正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要做到这点，重要的不是像某些人只强调要治疗“文化自大症”，“文化自大症”无疑是要治疗，但也不能忽视要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自卑症”，以平常的文化心态对待之，这样才能实现季先生的真正平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论”，实现“文化多元主义”。

季先生提倡“送去主义”，“送去”什么呢？笔者以为这是吸取始于古代中国上述给西方“送去”的东西以及给朝鲜半岛、日本“送去”的宗教哲学思想、文献资料、汉字和医学、技术等更广泛的文化，构建东亚“大中华文化圈”的历史经验，特别是3世纪“送去”日本《论语》以来，日本以儒学“宽仁”、“和为贵”来建构自己的伦理道德价值的历史经验，提倡首先是“送去”理论和观点。我理解也就是送去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就是首先送去季先生所强调综合思维模式——“天人合一”，以及建构这一综合思维模式的理论基础——“中和”的儒家思想，这是东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高度自觉。儒学四大经典之一的《中庸》解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儒学首倡的“仁”、“和为贵”、“中庸之道”哲学思想。这种古代人道主义开端的“尚仁贵中”的思想和“人为本”的理念，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并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是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今天全人类谋求的保持生态的平衡，而且是以和谐为准绳，有利于推动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建构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

季先生在一篇文章论述这个问题时，将他敬慕的国学大家钱穆写于1990年5月的最后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全文抄录下来，以说明“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及“送去”“天人合一”思想适逢其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季先生的本意。钱穆先生的文章最后这样总结性地写道：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此下世界文化又以何所归往？这是今天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义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11〕

德国学者卜松山在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时，也从“天人合一”谈起，他说：对人与天的合一问题的解释，就是通过把“仁”理解为一种生命力。“这种力量的活跃，就生发出人道精神，帮助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世界之间和谐相处。做到孔子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第十二》）。或更进一步，达到如理学家们所称道的：人与天地万物为一家。”他进一步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性价值，还说：“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12〕

可以说，季先生提倡“送去”东方综合思维模式——“天人合一”的思想，准确地把握住新一轮“东学西渐”的关键问题。

其次，是“送去”文字与资料。季先生说：“除了理论、观点之外，还应包括资料。”季先生的主张，“要了解东方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主义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13〕这一“送去主义”的倡导，正为世人所重视，所传播。进入21世纪，“东亚中华文化圈”掀起“孔子热”，以及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陆续建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传播儒家哲学思想和汉字，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据报刊报道，到2009年12月，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传播中华文化的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同年年底，我国拍摄的首部以孔子生平为题材的传记片《孔子》，举世上映，亦可窥见一斑。

与此同时，“送去”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汉语、承载历史文化的汉字。据报刊报导，目前海外有4,000万人在学习汉文汉语，仅美国大专院校每天平均就有超过51,500名学生。200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全球中国连接”，哈佛、耶鲁、康奈尔大学、牛津大学等40多所全球顶尖名校纷纷设立分部，报刊还报道：近几年来美国留学中国的人数10年增长6倍，2009年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华留学达23万多人。韩、美、日三国的来华留学人数居前三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将在未来4年送10万名美国青年到中国留学。如此等等，这些可以成为实现当前“送去主义”的初步基础，建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石。

正是基于这种“送去主义”的理念，季先生倡导并亲自主持了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东方文化集成》，以身作则带领“集成”各编的编委们，在东方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十多年的曲折历程，目前完成了出书共出版了101种124本。可以说，季先生的“送去主义”，有理论指导、也有实践意义，并非徒托空言。“东方文化集成”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分担将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向西方和世界“送去”的重要任务，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拿来”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书的500种中，中华文化编100种，而其余东方国家400种，占多数。

东方许多国家也有过悠久的辉煌文化，在我国文化史上已有不少“拿来”，比如古代从印度“拿来”大乘佛教，近代从日本“拿来”就更多了，仅就资料来说，先觉者们于1907年翻译并由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全81册，这部大全，是集明治时代中期至1905年制定的日本成文法的大成，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社会定型的立法成果，它成为中国近代立法的蓝本，提供了近代中国建设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参照系。21世纪的今天还在“拿来”，由商务印书馆重版。民国成立后10年，即1922年，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也说过，在东京的留学生大多是学政法、理化的，他表示自己“梦很美满”，预备学成回国“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14〕尤其是上世纪东方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正在走向文化复兴，正在走向现代化，它们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拿来”学习的经验。我们今天需要“拿来”的，不仅是西方的先进文化，也要“拿来”其他东方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方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共同学习，互相了解，共建和谐的世界。

总之，季先生主持的《东方文化集成》以“送去”为重点，“拿来”也不能忽视。2007年3月，日本共同通讯社发的通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的走向》，谈及季羡林先生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时写道：《东方文化集成》是“集东方国别史大成的事业，以取代迄今以欧洲为中心所编写的文化史、文明史”，“这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同时强调中国学界这种“再编写迄今用西方语言和思想所编写历史的动向，大概是企图用东方传统文化反过来照射内外吧”。〔15〕

如今季先生往矣，《东方文化集成》已正式列入“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集成》编委们决心继承季先生的遗愿，像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宣示那样，“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我们东方学人将不知言倦地一代接一代地继续完成季先生的未竟事业。

在21世纪东方文化正在复兴之时，就有美国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西方文化统治世界文化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们，包括西方的民众和精英，都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文化是不是真的在不久的将来会退缩成为地域文化，取而代之的会不会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世界化？”〔16〕一些东方学者和西方有识之士与季先生同声相求，同气相应，主张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让东方文化走向世界。韩国资深学者金在烈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迅速成长和发展，它向东方强势进入，而东方固有的精髓被排挤且逐渐衰落。进入21世纪，随着东方社会本身有了物质方面的丰富积累，包括技术、知识、生产能力等方面，我们应该有对应西方文明的同等能力。到了这一步，未来的东方文明和东方社会将走向哪里？”他自我回答道：“我们应该带着我们自己的哲学和思想，带着我们关于人的、生命的、人与自然的思想精髓走向未来。在20世纪，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处于混合状态。对东方而言，这是段混沌期。我们必须跨过混沌期，对我们的文明再次整理和梳理，选择精髓，综合东西方文明。我们需要开展文明之间的对话，尊重多样化，包容多元文化，最终达到文明之间的和谐状态。”金在烈最后还前瞻性地说：“如果我们要选择一种未来的文明观，我想应该是和谐的思想。这种和谐正是东方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所有思想的总括，也是东方文明的精华所在。如果这种文明观能够被人类整体接受和认同，相信未来的人类社会能够实现整体繁荣。”〔17〕日本资深学者、早稻田大学前校长西原春夫在与我国旅日学者访谈时也言道：“21世纪，是亚洲的时代。但是，我不认为，仅仅是经济强大了，亚洲的影响力就会提升。我认为，在人类濒临存亡之时，亚洲必须带着哲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解决方案登上历史舞台。”〔18〕日本另一位资深学者川村范行也著文说：“现在，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机：依仗实力与功利主义的西方霸道在21世纪初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推崇‘德’与‘和’的东方王道即将开通。”〔19〕

一位中国社科院曾经采访过季羡林先生的友人，当面对笔者就季先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季先生最具中国和东方情怀的学者，他对中国和东方传统文化怀有最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和东方的未来怀抱极大的信心。民族认同并为之奋斗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东方未来的希望。”笔者十分认同这一评价。可以预言，“三十年河东”、“送去主义”者，乃在21世纪发展的未来，东方文化复兴，走向世界，重新在全球化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然，东方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应不断自我革新、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走自强之路。这样，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互相吸收，彼此相融，21世纪人类文化的前景将是光辉灿烂的！

注　释

〔1〕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76页。

〔2〕　季羡林：《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关系》，收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3〕　季羡林：《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收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94—95页。

〔4〕　加藤周一：《为什么需要“近代化”》，收入《加藤周一著作集7》，日本：平凡社，1984年，第98页。

〔5〕　卜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与后现代意义》，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张国刚译），1994年第5期。

〔6〕　季羡林：《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收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7〕　季羡林：《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收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8〕　季羡林：《倡议编撰〈东方文化集成〉》，收入《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21—29页。

〔9〕　鲁迅：《拿来主义》，收入《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40页。

〔10〕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译本），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3、261页。

〔11〕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此稿乃钱穆逝后，由钱穆夫人胡美琦投寄香港中文大学《新亚月刊》，载于该刊1990年12月号上。

〔12〕　卜松山：《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张国刚译），1993年第5期。

〔13〕　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收入《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上册），北京：昆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14〕　鲁迅：《呐喊》，收入《鲁迅全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6页。

〔15〕　见《德岛新闻》2007年3月15日。

〔16〕　老三：《东西方世界文化观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9日，第13版。

〔17〕　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3日，第15版。

〔18〕　参见刘迪《鸠山由纪夫—日本民主党政治的开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18日，第13版。

学者风范

——怀念季羡林先生

韦旭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吕曦记录整理

我和季羡林先生开始接触是在1949年建国前夕，距今已经整整60年了。最初的四年我作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学生在季先生领导的东语系学习。1953年我大学毕业，留在北大东语系朝鲜语专业任教。工作了近50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十多年前我在北大离休。

一、初识季羡林先生

与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我想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对此进行一些介绍。我在1947年进入位于南京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韩语。1949年4月南京解放，1949年7、8月份党中央做出决定，把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整个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因为战争等原因，当时东方语专留下的教师和学生已不是很多了，在校的师生们集体坐火车从南京来到了北京。按照中央指示，我们大约于49年8月末或9月初到达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的红楼。当时的红楼，是老北京大学的校址，并不是现在的北大校园，是位于北京故宫东北的红楼，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曾经在那里爆发。因为当时没有宿舍，我们师生就住在红楼的三层，二层是教室。我们没有床铺，因此每人只能打地铺睡在本用于做大教室的房间里，一个房间里住十多名学生左右。住进红楼的第一天，当时任东语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来到我们住的房间看望学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感觉他非常和蔼可亲。那时他大约36、37岁的样子。他对学生们嘘寒问暖，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东语系的情况。这就是我和季先生的第一次见面经过。

二、北大校园的交往

我进入北大朝鲜语专业后，重新从一年级学起，共学习四年。在此期间，季先生是东语系的系主任，因为他的专业不是朝鲜语，所以没有直接教过我，但是政治学习时我们在一起。解放以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编成小组学政治，每组大约11、12个人，晚上进行学习、讨论。系里有些事情时，我和他也有些接触。此外，其他的个人接触并不是很多。

1953年7月我从北大朝鲜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工作等等关系，我和季羡林先生开始了较多的接触。主要的接触是从1957年我担任东语系教学秘书后开始的。当时的系秘书和现在专职的秘书性质不同，当时的系秘书是教师兼任的，不是单纯的行政人员。马寅初先生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是由他出面任命我兼任东语系系秘书的，任命的布告贴在全校性的布告栏里。系秘书的职责是协助系主任对教学工作进行领导、管理。从1957年夏秋到1965年年初，连续7年半我担任系秘书，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和讨论一些工作问题。季羡林先生很喜欢文学，后来因接触时间长了，我们在文学问题上也有些探讨，即使有时和工作没关系时，我们也会谈谈。文革以后季先生恢复系主任工作，我又继续担任了短期的系秘书，我担任系秘书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大约是十年。

三、季羡林先生印象

谈一下我和季羡林先生接触的体会和感受，年代久远，事情众多，无法尽说，这里我只能挑选几件事情说说。

总体感觉是，季羡林先生虽然是位行政领导，但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更多地具有学者风格，而很少有行政气息和领导者习性。我和他通常是以上下级的关系接触，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时，他发表意见也是多从学术观点上讲得比较多，在行政事务处理方面，如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汇报等行政做法，他不大注重。他很少和我们商量行政问题，他主要是从学术角度来领导东语系，这种做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里我谈一点体现季羡林先生学者风范的事例。

季羡林先生非常注重学习、学术上的钻研和教学里面的学术问题。一般领导往往是从行政上来抓，比如布置工作，听取工作汇报，让几个被看中的教师做教学“经验总结”，以行政手段加以推广等。但季羡林先生不从这方面做，他抓比较根本的问题，比如：学术建设、课程建设、教师业务提高和学风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当时东语系的教师在他的倡导下，组成了三个学习组，共有3个方向，语言、文学和历史，历史组的人比较少，文学组的人不少，语言组的就更多一些，季先生亲自参加文学组的学习。据我所知，当时北大其他各系教师也都有政治学习，每周一次，但没有形成制度的业务学习，而东语系在季羡林先生的倡导之下形成了这样定期的业务学习制度。语言、文学和历史三个组最后真正坚持下来的，活动种类多和效果比较好的要数文学组了，这和季先生亲自投身文学组学习有密切关系。

当时文学组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一是邀请东语系外的知名学者做报告；二是找出一定的文章或著作组织讨论学习等。季先生每个星期三下午都参加文学组的学习，地点在日语教研室，也就是现在外文楼二楼中间的那个房间。季先生作为普通组员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文章或著作。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请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专家来文学组作报告，比如冯至先生、中文系吴组缃教授和田德望先生。季羡林先生给我们推荐郭绍虞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一起讨论过当时有争议的一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当时季先生翻译的剧本《沙恭达罗》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上演，我们组织文学组的成员去观看。我当时任文学组的组长，副组长是日语专业的潘金生老师，很多文学组活动都是和季先生商量后办的，请学者做报告，往往是由季先生出面邀请或推荐。难能可贵的是：季先生虽然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但他每次都作为普通组员按时到会，与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

由此我们看出季先生抓教学质量提高并不是单纯从行政管理上来抓，而是从根本上抓。这样比通常的工作汇报和用行政方式推广某种“经验”，要更深入和根本。因为只有业务水平、学术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了，教学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证和提高。季先生不是通过行政工作，而是注重教材、教学质量、师资培养、提高人的学术素质，文学组活动正是进行师资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季羡林先生非常注重教材问题，现在《东方文学史》这本书已经出版多年了。而实际上文革之前季羡林先生就已经提出编写《东方文学史》的想法，还组织人着手进行了。他为此在系里召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共有五人参加，季先生主持，专门谈《东方文学史》著作的编写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印度文学方向的金克木先生、阿拉伯研究方面的马坚先生、日本文学专家刘振瀛先生。我当时与这几位老教师相比属于年轻教师，由于担任系秘书工作，而且研究方向是文学，也参加了该会议。

后来《东方文学史》的工作没能进行下去，“文革”期间各种运动接踵而至，《东方文学史》的工作只得中断了。“文革”结束，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季羡林先生又重新提出该问题，组织班子动员全系的好多教师参与完成了《东方文学史》一书的编写工作。多亏了季羡林先生的及早重视，否则“文革”后也不会出版这本质量较高的《简明东方文学史》著作。

季先生除了对教学工作很重视以外，他对社会或学校里的学术活动也很重视。比如他对比较文学的支持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当时最早提出和支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有两位：季羡林先生和北大西语系的李赋宁先生。李赋宁先生在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议上，从理论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并说明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而在后来的具体组织工作上，季先生则做了大量的支持和指导。研究比较文学的北大中文系乐黛云教授为此和季先生有过不少接触，得到了季先生在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后来我被比较文学研究所聘请为兼任教授，西语系的杨周翰、俄语系的李明滨也都参加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季先生，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的影响作用最大，他的支持是北大开展比较文学研究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北大东语系和中文系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东方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在80年代举行。我当时是东语系文学研究室副主任，我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系里和季先生都很支持。会议召开时，季先生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在他的带动下，热心于比较文学的西语系的杨周翰教授也讲了话，尽管杨教授是研究西方文学的，但他也很重视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最初的支持与倡导者中，季先生是最重要的元老之一。

季先生对学术活动的支持非常广泛，比较文学是一个例子，另一个就是和国外学者的交流。

1985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夏威夷大学从事韩国文学研究的Peter H. Lee（中文名李鹤株）到北大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指定由北大东语系接待。当时东语系指定我陪同李教授在北大做了6、7次讲学并访问一些学者，其中一位被访学者就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非常重视这位在美国从事韩国学研究的学者，亲自接待了他，热情交谈。

1989年春天，我和比较文学研究所的乐黛云教授商量如何邀请韩国学者来中国讲学。我认识两位韩国学者：一位是韩国高丽大学的丁奎福教授，另一位是崇实大学的苏在英教授。当时中韩尚未建交，我们无法发出正式的官方邀请函，我和乐黛云教授商量，我们两人以个人的名义联名邀请。两位韩国学者来北京大学做了演讲，这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首次讲学。我们与韩国学者聚会时邀请了季羡林先生，他欣然前来参加聚会，这说明尽管中韩那时还没有建交，季先生对我们和韩国学者的交流已经热情支持了。

1990年，在中国旅行社工作的北大朝鲜语专业毕业生张龙找到我，告诉我韩国的敦煌学会的学者们准备到中国参观访问。当时中韩尚未建交，因此以何种方式邀请是个问题，希望我能想个办法。我于是去找季先生，季先生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他认为以敦煌吐鲁番学会民间学术团体的名义邀请是可以的，同意发出邀请函，由旅行社交给韩国的敦煌学会。邀请成功，韩国方面来了20多位学者，在中国做了为时半个月的考察活动，去了西安、敦煌等地。我全程接待了他们，与这些学者们建立了深厚友谊，后来我也有机会去了韩国。1990年秋我在韩国待了一个月，与韩国学者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交流，这和季先生对上述敦煌考察活动的大力支持间接有关。

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坚持实事求是，不轻易随着政治气候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就是关于对胡适的见解。50年代中期，全国学术界掀起了对胡适的批判。胡适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在政治立场上是倾向于国民党的。学术界对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学术方法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当时一般人都是跟着这个风向走的。季羡林先生对胡适有所了解，有一次私底下对我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什么错呢？搞学术研究就应这样嘛。在没弄清楚问题之前，可以假设一下，然后再小心地求证，实事求是地做结论。”我听后感觉他不随大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我没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因为我年轻，对胡适了解得不够，对胡适的学术方法和观点没有进行过深入思考。虽没有和他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但我感到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实话。这种态度对学术工作者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季先生在很多问题上常常是这样的，这里我只是在学术方面举一个例子而已。

多年接触，我常常感受到他对我个人的关心。学术上，他希望我有所发展，支持我由于工作需要而做的学术活动，还曾给我的两本书写过两篇序言。一篇是朝鲜古典文学名著《谢氏南征记》整理本的序言，另一篇是朝鲜《壬辰录（抗倭演义）研究》的序言。

另外，80年代末期，我写了《中国文学在朝鲜》专著，是在当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乐黛云先生的倡议之下写成的。其他人则分别写中国文学在法国、俄罗斯等地的传播情况。朝鲜方面的情况乐黛云先生让我来写。出版后她拿给季先生看，季先生非常高兴，还通过她提出，韦旭升还可以继续写中国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情况。当时我感到我学力不够，知识面也不那么宽广，而“文化”的涵盖面是非常广泛的，况且我当时还忙于一些别的事情，也没有足够精力，婉言谢绝了。现在想来，这未免有负于他的厚望。

除了学术工作之外，季先生对我个人生活也很关心。我的前妻刘凤珍是北大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她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工作后常常病休。季先生知道后，见面时常关心地问我：“刘凤珍身体怎么样？”

另外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关于我辞去系秘书兼职的事：我从1957年起连续做东语系的秘书多年，同时进行教学工作。教学基本上保证了，研究成果虽然也有一点，但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大大减少了。一般教师兼任系秘书工作两三年就换人了，我却一干就是7年半，可系里始终没有把我换下。我向系里其他领导人提出辞去系秘书的工作，有的人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有的人说现在没适合的人选。我无奈，直接找系主任季羡林先生提出。季先生非常痛快、直率，他当即实事求是地回答：“时间是长了，应该换了，你可以下去了。”有了他的这句话后，我就没有再跟别的领导谈，就把职位交给了已在酝酿中的越语专业的马老师。

由此可见，季先生是很认真、求实地对待我的要求与学术发展问题的。他的作风确实和别的领导有所不同，他虽也是行政领导人，但比之于行政人员的习性，他更多具有的是学者风格。

四、后　记

如今，我也年逾八旬了。年代久远，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也不能全都谈。这里我多少谈了一些，供给大家在了解季羡林先生方面作为参考。季羡林先生生前，东语系曾举行了很多次有关他的庆祝活动，比如，诞辰纪念、东语系建系纪念（季先生是东语系的创建者）和从教几十周年纪念等。当时也出了很多有关他的文章。也曾有人让我写，他的助手李铮就曾为此来过我家。这是锦上添花的事，考虑到写的人很多，自己也就不必凑热闹了，婉言谢绝了。但这次不一样，季羡林先生刚刚去世，我怀念他，我就以此文章来表达对他的感情。现在我身体不好，无法执笔，只得口述，请有关人士加以整理，以表达我的区区微忱。

（2009年11月）

季羡林教授对我一生的影响

梁立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季羡林教授是我国东方学的泰斗，是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办人，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季先生在东语系执教半个多世纪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东方语言、文学、文化的教学研究人才，我自己就是在他直接言传身教下走上东方文学和文化研究道路的一个。

1954年我在东语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语教研室秘书和主任，后来还担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研究所所长直至退休，算来也有半个多世纪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语系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东语翻译人才，着重于语言翻译教学，与文学文化不大沾边。所以东语系全名叫东方语言系，西语系全名是西方语言文学系，而西方文学还是他们的强项。我作为东语系的一位年轻教员，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在专业语言的教学和翻译工作上，无暇顾及文学文化和其他，对搞科研甚至还存有神秘感。56年周总理号召向科学进军，为扩大专业研究范围提供了机会，东语系的年轻教师纷纷响应。但如何进行科研，大家心中无数，不知从何做起。当时作为系主任，季先生根据自己多年搞科研的心得体会，有针对性地为我系青年教师几次作有关如何搞科研的专题报告。季先生首先强调，搞科研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一方面要把自己的基础拓宽，扩大自己的理论和文化知识面；一方面要确定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和切入点，“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还具体阐明如何掌握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如何搜集文献资料和写出专题研究论文等等。季先生的报告使我茅塞顿开，我决定以印尼文学为主攻方向，开始学习文艺理论，扩大文学文化知识面，大量阅读印尼的文学论著和有关的文学作品，一步一步地打好基础和积累知识，朝既定目标迈进。

作为东语系的教师，我有幸得到季先生的直接教导和指点，使我从单纯的印尼—马来语言教学逐步走上印尼—马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道路，后又逐步扩大到东南亚文学和整个东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从1956年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起，每年校庆东语系都要举办“五四科学讨论会”，以推动我系科研的发展，而每次我都要拿出一篇有关印尼文学的论文参加讨论会。这对我的学术成长有很大的好处，使我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而最后能开设系统的印尼文学史课和东方文学史课。

季先生作为系主任不但重视和鼓励各专业开展专业文学的研究和开设专业文学课，同时也注意引导大家扩大研究范围，与整个东方文学联系起来，从而为开设东方文学课创造条件。有了各专业文学的研究作为基础，六十年代前后东语系便得以在我国首先正式开设东方文学课。尽管最初的东方文学课还算不上是一门系统的课程，但那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园地里的第一枝幼苗，只要给以时日和阳光雨露就会逐渐茁壮成长起来的。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把一切都冲毁了，我系的东方文学研究也停顿了十多年之久。

“文革”后，季先生重新带领我们向东方文学研究进军。1978年国务院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季先生负责东方文学的总编辑工作。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大多参加并成了东方文学各分编委的主力和骨干，我自己也当了东南亚文学编写组的主编。这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新起点，在两年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编写过程中，季先生经常召开编委会，直接带领编委们共同讨论有关东方文学条目的各种问题，使我对东方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不断提高，并决心要把自己的专业文学研究与东方文学研究直接结合起来。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一直存在重西方轻东方和“欧洲中心论”的偏向。这并不足为怪，因为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首先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进入更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全面发展时期。从此，世界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无不受到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这个时期的东方国家，除日本外，大多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东方国家想要摆脱封建主义的长期束缚，赶上时代潮流前进的步伐，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文化文学学习。所以，东方国家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乃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故而，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西方（欧美）文学成为重点也就理所当然的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欧美）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可以说非常全面和深入，专家辈出，著述众多，西方主要作家的全集和代表作品大都被逐一译介过来了，这给西方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资料。而对东方文学，除了几个突出的文豪，则很少有人进行整体和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因此，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直到文革以后，东方文学一直得不到重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经久不衰。

1979年大学恢复正常之后，许多学校重新开设外国文学课，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积极筹备出版《外国文学简编》作为高校外国文学的通用教材。然而最初的所谓外国文学，实际上只是欧美文学，并不包括东方（亚非）文学。这样的外国文学课当然有失偏颇，不能给学生以完整的和正确的外国文学知识。因此，搞东方文学的老前辈们纷纷提出意见，既然叫“外国文学”就应该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欧美部分”和“亚非部分”。但当时搞东方文学的人较少，且很分散，互无联系，谁能承担“亚非部分”的编写任务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国搞东方文学的人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北大东语系出身的，他们的优势在点的深度上，因掌握东方国家的专业语言而能直接阅读有关的外文原著，从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以国别专业文学的研究成了他们的强项；另一部分是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出身的，他们的优势在面的广度上，文学知识面宽，文艺理论修养高，综合能力强。如能把这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一支点面结合的、较全面的东方文学研究队伍。而这时《外国文学简编》计划出“亚非部分”，正好为这两部分队伍的结合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在协商之后，当时便决定由朱维之、雷石榆老前辈和我担任主编，把全国十五个高等院校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第一次集结在一起，共同编写我国第一部东方文学教程。

《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出版为东方文学在我国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里争得了一席地位。对此季先生予以高度的评价，他在第二版修订本所写的序言中说：“1983年，在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三位教授主持下，一些研究东方（亚非）文学的学者，编写了一本供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出版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到目前为止，已经加印到120多万册。目前中国仍有少数研究西方文学的学者，脑海里仍然残存西方文学至上主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能达到这样高的印数，实属难能可贵，十分令人欣慰。时移势迁，在14年之后，世界形势和国内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版已经不能满足目前读者的需要，特别是，再过三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一个新的千年，就要降临人间。到了那时，东方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东方文学，其意义将会更大白于天下。一本新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一定会是广大读者所企盼出版的。”〔1〕

为了促进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季先生不但热情支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出版，还亲自组织东语系搞文学的教师，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编写我国最完整的大型《东方文学史》，并亲自担任主编，我也成为副主编之一。与此同时，季先生还亲自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作为配套，为东方文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资料。季先生主编的大型《东方文学史》上下册，是我国东方文学研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他在序言中说：“这部书的规模较《简明东方文学史》要大得多，材料要丰富得多，人力的投入也大得多。几易寒暑，历时五年，终于撰成。原计划100万字，实际结果则是120多万字。我们相诫不使用或少使用第二手资料，资料基本上都采自原著，其中甘苦，内行人都是能理解的。……恕我不避老王卖瓜之嫌，称此书为空前的巨著，想来还可以吧。它实际上表现了我国东方文学界在过去四五十年中努力研习东方各国文学的水平。”〔2〕的确，当时这部《东方文学史》的编撰动员了我国多年来研究东方各国文学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推动了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季先生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文学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读我们撰写的《东方文学史》，应当站在这个高度上”。〔3〕季先生把东方文学看做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方文学发展的历史来审视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通过比较研究，季先生指出，东西方文化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在于思维模式，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是“合二而一”。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是“一分为二”。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现代化的高度文明，但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危机。西方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想从东方寻求一条出路。因此，季先生说：“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许多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我绝不是说，西方文化将要消灭，东方文化将代之而起，代之而兴。这样说是绝对错误的。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文化决不会消失的，而是在同东方文化的融合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这种融合也绝不是对等的，平等的。它必然以东方文化为主，在汲取西方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使人类文化再迈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一新纪元。”〔4〕季先生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高度来审视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并指出它在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将重放光芒。这可以说非常具有前瞻性，同时也为东方文学的研究扩大了视野和指明了发展方向。

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年过八旬的季先生为了更有效地促进我国东方文化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从1993年起便制定了百年大计。他积极筹划一个跨世纪的东方文化建设工程，编纂一套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并亲自担任总主编。我们北大东语系的教师不少人担任了分编委的主编或编委，我也担任了《东南亚文化编》的主编。季先生说：“我们的目标是向中国人民、东方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介绍东方各国的情况，重点在文化方面，以期增强人们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从而加深东方各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为21世纪的文化发展，做好准备工作，共同认识当前广义的环保工作的重要意义，各尽所能，共同协力，为人类的生存前途扫清障碍，铺平道路。”〔5〕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思考，季先生对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这在他的《东西文化议论集》里有比较集中的表述。依我个人的体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对世界四大文化和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明确界定。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还说：“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

二、对东西文化根本差异的根源进行剖析。季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季先生说：“综合者从整体着眼，看重事物间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分析者注重局部，少见联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6〕东方是“合二为一”，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主张“天人合一”，追求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强调以和为贵。西方主张征服自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穷追猛打，暴烈索取。

三、指出东西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季先生从东西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出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7〕就是说，东方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三十年河东”的辉煌时期。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东方文化曾经比西方文化更先进，对人类的贡献更多，影响面更广泛。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之后，才进入“三十年河西”时期，在世界范围内独领风骚。而东方国家则大部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文化也从此走向衰微。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东方文化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对之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四、主张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并举。当东方大部分国家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的时候，为了民族复兴，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东方对西方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乃是历史的必然和需要。但不能因此而主张“全盘西化论”和“欧洲中心论”，把东方文化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而一概加以贬抑。在一个时期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着重西方轻东方的偏向，把西方文化看作永远最先进。然而，一切文化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在鼎盛时期，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的确把人类带到了高度的现代文明，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环境污染的生态危机。如今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已日暮途穷，而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则随着东方民族的复兴将再创辉煌。所以季先生主张：“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绝不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8〕

五、主张东西文化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文化的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宇宙是个整体，无限分割的方法与整体论是相悖的。西方主要从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细节与细节之间的关联则缺乏宏观的整体把握。所以季先生主张“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文化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9〕。季先生说：“从历史上看。二者实可互补而代兴。‘西方不亮东方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西方有识之士，都能认识这个道理。西方文化出了问题，则乞灵于东方文化，济之以东方文化，是很自然的事。”〔10〕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想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应提倡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和天人合一的和合思想去创造人类更为美好与和谐的未来。

以上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一直在引导我走向今天的科研道路。我从搞语言翻译到搞文学研究，从搞印尼—马来文学到搞东方文学，后来又从文学扩大到文化，都遵循这一路线。季先生说：“一切的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所编制的一匹锦。”〔11〕我写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和主编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都在尽力地去体现这个观点，把世界四大文化的影响同本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从宏观到微观纵向横向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闯出自己的路子。

季先生从事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的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个人的学术成就无与伦比，享誉四海，他的大家风范和治学精神也为后来者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为东语系造就了一批学有所长和学有所成的人才。我们从事东方文学文化研究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应该更鲜明地高举季羡林的学术旗帜，让季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主张不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注　释

〔1〕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写的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见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序言》，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3〕　同上书。

〔4〕　同上书。

〔5〕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写的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季羡林：《“模糊”、“分析”与“综合”》，《东方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7〕　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8〕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9〕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10〕　见《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二版和第三版季羡林写的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　季羡林：《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东西文化议论集》，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季羡林先生始终关心《波斯文学史》的写作

张鸿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年7月11日，惊闻季羡林先生逝世。在学校大讲堂先生遗像前致哀时，心想又一位老一代杰出学者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多年来与季先生交往的情景。

我在北大原东语系，在季先生领导下工作多年。与先生的交往虽不能说十分密切，但在几十年的工作接触中，也有不少难以忘怀的印象。特别是季先生对我业务方向的指导和督促我写波斯文学史这两件事上所说的话，更是语重心长，令我历久不忘。

1957年，我从本校俄语系调到东语系工作，兼学波斯语。当时，刚接触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语，感到十分困难。眼前出现的文字如同一堆乱麻，理不出个头绪。记得一次向季先生汇报工作后，他留下我问：到东语系几个月，工作和学习是否上了轨道？我当时正在为此烦恼。就顺口答道：没上轨道。不搞俄语，改行了，我想回俄语系。先生听了立即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怎么能说改行呢！你是学外语的，现在让你加学一种波斯语，这是好事啊。谁不让你搞俄语了？季先生平日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对他这种严肃的批评，我有些感到突然，但也无言以对。这是第一次与先生比较深入地接触。事后体会到一位老一代学者在学术原则面前的认真态度，也感到先生对我这个年轻人的虽然严厉但却满腔热情的关怀。这些话在以后的年代里，对我发挥了指导作用。也可以说，我能在东语系安下心来，学习波斯语，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与这番谈话有很密切关系。这次谈话督促我坚定学习波斯语的决心。并启发我不要放弃俄语，利用俄语学习波斯语。

60年代初，季先生被调去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一次，在外文楼门口相遇。他叫住我说有事。然后他问：你们对编写波斯文学史怎么考虑的？我当时刚刚开始波斯语的教学工作。觉得编写文学史还提不上日程。便随口说，门牌还没摸清呢，哪编得了文学史。他听了我的话似很不以为然。问：你摸了没有？又说：别的专业都在订计划，编写文学史，你们编不出，也得有个想法啊。写不出就译，找一本靠得住的别国的波斯文学史翻译也可以。你说门牌没摸清，你不摸，永远也搞不清楚。波斯文学在东方文学里还是比较发达的，对西方文学也有较大影响。东语系开东方文学课，波斯文学应该是个重点。这方面我们还是空白。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总得有个自己编写的教材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事总得有个想法。

话虽不多，但语重心长。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当时要编写波斯文学史，主观和客观条件确实都不具备。但是这次谈话，却给了我很大启发。心里开始考虑这件事，着手进行了准备工作。

1979年启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工作。季先生是负责人之一。他积极争取东语系有关教员参加这项工作，认为这是练兵的好机会。记得他说过，这项工作我们东语系应该是当仁不让。他还把大百科全书编辑处的工作人员请到系里开会。一个个介绍参加工作的教员。正是参加了大百科的编写工作，促使我写出《波斯文学》和《伊朗现代文学》两个概括性的词条和一些作家诗人的分词条，开始进入波斯文学的研究领域。

1983年，按照系里的安排，我写出《波斯文学介绍》（约三万字），发表于季先生主编的《国外文学》上。这是一次从总体上论述波斯文学发展的尝试。

在多年的谈话交往中，还不断听到季先生对波斯文学中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和见解。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我译的诗人海亚姆的“鲁拜”油印材料，便拿起翻阅。还随口背诵出一首郭沫若译的鲁拜：“树阴下放着一卷诗章，一瓶葡萄酒，一点干粮。有你在这荒原傍我欢歌——荒原呀，便是天堂”。

他还多次提醒我说，波斯有一部大史诗《王书》（现译《列王纪》），要注意。并问它的语言与现代波斯语有多大距离，能不能看懂。作者写那么长，前后是否连贯一致，一韵到底。记得他还说，在清华学习西方文学时，读过海亚姆和菲尔多西作品的英译。

提到波斯诗人哈菲兹，他说那可是个大人物。歌德就受他很大影响。还问我，有人说他笔下的爱不是人间之爱，那是什么呢？又进一步说诗无达诂，中国古诗中也有大量言于此而意在彼的现象。比如朱庆余的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小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看来是写新妇的，但实际上是探询自己是否科举考中。

我多年与季先生住处相近。上下班有时相遇，便是学习请教的好机会。季先生多次强调要做科学研究，写文章，一定要学好中文。这个观点是他多年重复强调的。他主张外文要学好，是没有问题的，但中文也要学好。学好外文，是要看懂外国的东西。学好中文是要写好文章，使别人看懂你的东西。二者缺一不可。有些人以为对中国人，中文不是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很多人写出的东西，人家不知所云。这就是没有表达好。学中文一定要多读古诗文，多练习写作。他认为《红楼梦》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部文学作品。应该从阅读中学习语言。对现代诗歌，则只说“不敢恭维”。

1991年，《波斯文学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我把书送到他家，对他说：这是我向您交上的一份作业。他显然很高兴，翻阅着，连声说“谢谢，谢谢”。

2001年这本文学史又加以修订补充，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印行。几个月前，听张殿英同志说，季先生在医院中，与他研究工作时，还提到这本书说：“张鸿年同志的这本《波斯文学史》不说绝后，也可以说是空前了，能管30年吧”。季先生这样说当然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

回想自己从不懂波斯语，到学会波斯语，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做了一些分内的工作，整个过程都得到季先生的教育指引，督促鼓励。从编写《波斯文学史》这件具体的事上，完全可以看到季先生对年轻教员的教导和关怀，对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远见和学科领军人的突出作用。季羡林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学者。他身后所留下的空缺是任何人无法弥补的：德国博士，齐鲁学人。东西文化，集于一身。开创东学，探幽钩沉。晨夕辛劳，著作等身。终生育苗，桃李成荫。斯人长逝，功业永存。季先生安息！

追思我们敬爱的老师

——季羡林先生

李　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年7月1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为了参加7月16日在昆明召开的“《剑桥东南亚史》评述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我和我大学同班好友老赵相约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提前出发几天去贵州看看咱们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和第一大峡谷——马岭河峡谷，我们7月11日晨8时许乘机飞往贵州。一路上晴空万里，心情不错。可是，中午刚刚下飞机，老赵手机上赫然出现的一条短讯让我们惊呆了。“今天上午9时季羡林先生在北京301医院辞世”，这是他在新华社工作的儿子发来的。真像晴空突然响起了一声响雷，让我们头脑发懵，难以相信这个事实。本来愉悦的好心情，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沉重异常。

接着陆陆续续得到的消息是：7月17日以前在北京大学大讲堂将设灵堂供人们追思祭奠、19日将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等等。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活动我们都无法参加，连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向先生告别也不可能了。

我们从没有想到先生会这样匆匆地走了。因为按先生近几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活过百岁是绝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在筹划着再过一两年怎么为他庆贺百年大寿的问题。先生多次信心十足地说“我要过茶寿”，“我要活到一百二十岁”，“我身体很好，现在目标是要活到一百五十岁”的话音也一直萦绕在我们脑际。

我们是1955年9月入北大东语系学习的。当时季羡林先生是东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这群毛头小伙们的最初深刻印象是：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老学者（当然现在看当时季先生才年近半百并不算老）却出人意料地平和近人。他常常身着一身略显肥大的蓝色中山装，头顶一顶列宁帽，脚蹬一双白色千层底的黑布鞋。给大家讲话时，往往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慢条斯理地讲，从没加上过多的手势或慷慨激昂的言辞。

东语系54、55和56级先后三年入学的380名同学是教育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加强对东方各国工作的需要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从全国各地重点高中选拔保送来的。但当时许多同学并没有认识到学习这些非通用语的意义所在，更不了解国家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厚望。1957年“反右斗争”时，东语系出现了一股“要求转系”风。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过激的言论不少。说什么“我们上当受骗才来东语系学习的”，“救救我们这些无娘子”之类的话。当时他对在校学习的我们多次讲过话，主要是进行疏导。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他不这样做的话，不知我们东语系会有多少同学仅仅因为想转系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了。

记得当时我们可以在系图书室常常看到他。他俯身在一张小小桌子上进行翻译或写作。我们这些初学者往往会走到他跟前，提出一些稚嫩的问题请教他。但他从没有不耐心或不屑一答的样子。每次都是站起身来，详细地向提问者讲解一番，直至你满意为止。先生如此谦逊耐心，反而有时弄得我们这些后学们手足无措。

1958年8月我和同窗学友姚君作为中国首批赴缅留学生被派到缅甸仰光大学学习，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时光。记得有一天，在我驻缅使馆院子里巧遇去缅甸做学术访问的季羡林先生和向达先生。季先生一眼就看出了我们，并且叫出我们的名字，可见先生记忆力之强。他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并对我们应该怎么好好利用到缅甸学习的机会，学习哪些知识，耐心地教诲了一番。

我1961年从缅甸回国，在东语系仅仅呆了一个学期，1962年初又被调到仰光我驻缅使馆文化处，回国后又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直到1972年4月才被重新调回北大。这10年间没有在先生身边，与先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只是不时从同学们的口中得知一些简单讯息而已，不甚了解先生的处境和经历的种种磨难。直到后来先生写了《牛棚杂忆》一书，才了解到那些具体情节。

1972年我调回学校，记得当时东语系的学生都住在学生宿舍区的35楼，各教研室也在那栋楼2层或1层有个房间。35楼就成了当时东语系的大本营。曾多年任东语系最高领导系主任的季先生竟光荣调任该楼的“收发”与“门卫”了。大家对这次有辱斯文的“升迁”，大都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但看先生却是非常平静无动于衷的样子，尽职尽责地承担起这副“重任”。他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但在人员来往稀少之时，我们往往会看到先生闭目养神的样子，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纸条，随手划上几笔，随手再放回口袋的情景。直到文革结束后，才从先生口中得知其中的奥秘。先生是在利用时间的“边角碎料”，完成了他学术论文的构思或译文的初稿。

先生也曾多次向我们传授他争得更多时间做学问的秘密：他不论寒暑常年都在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开始他的研究和写作，然后再吃早餐，去上班。所以每天无论工作、学习、开会多么紧张，都能保证每天自己的科研写作时间。有时还可以在学习、开会时偷着挪用点儿时间，利用好时间的“边角碎料”。比如，有些会听上一两句就能了解其全貌了，那么在会议进行的其他时段里，他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直视着，头脑却自由地思索着自己的文稿、论证或译文，以达到充分利用时间的目的。

先生一直非常注意对我们这些学生、后学们的关怀、扶植、培养，看到我们有些进步或出点成果时就会格外高兴，而且有时候还会直接向我们提出一些大大小小的课题，引导我们去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季先生耳闻缅甸有一部既是历史巨著又是文学巨著的宝典——《琉璃宫史》，早在文革结束的70年代末先生就多次督促我们：“你们把《琉璃宫史》译出来嘛！译出来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愚拙，且不像先生那样执著与勤奋，直到1996年年中才完稿。完稿后我们想请季先生写个序言，时任先生秘书的李大姐劝阻我们别再麻烦老人家啦。但我们还是在当年年底，借机向先生汇报了我们译出这本巨著的前前后后，先生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当即答应我，为中译本《琉璃宫史》写个序，还说“春节你来给我拜年的时候，我就把稿子交给你！”这就是目前《琉璃宫史》译本上刊载的先生1997年1月14日写的序言的由来。但好事多磨，此后又过了10年，2007年3月《琉璃宫史》中译本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先生因健康关系已住进301医院，我们想去看望他老也不如以前那么容易了。我多次打电话跟他的秘书联系要去见先生，都因故未能成行。直到2008年6月30日才获准去看望先生。我和老赵把一套三卷本的中译本《琉璃宫史》放在了先生的案头，向先生汇报了出版先后的“磨难”，我说：“您看十一年前您为我们写了序言，又过了十年，去年才出版。想把书送过来，向您‘交卷’，不巧又拖了一年啦，今天才给您送来。”先生倒是没有什么不悦和抱怨，显得很高兴，随手翻了翻书说：“出来就好！出来就好！”看来老师对我们这几个学生经历了30年，才迟迟交出的“答卷”还是比较满意的，从案头拿起新近出版的《季羡林谈公德》一书，签了个名，给我们两人一人一本，作为对我们完成作业的“奖励”。

我以为先生的诸多学术成就中，对东方文学的研究和创建东方学的中国学派是其中较重要的两大项。这对我们这些在北大东语系学习、工作过多年的人来说，影响尤大。

先生1946年从德国回国在北大创建东语系时开始，就注意到东方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在先生身体力行大力倡导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东语系各专业的教员们大都编写出初具规模的各个东方国别文学史授课的讲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拨乱反正，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也步入正轨。先生又重新当上了东语系的主任。1978年在东语系专门成立了东方文学教研室。先生意识到：“中国应该对东方文学有精湛的研究，应该有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应该有众多的研究机构、人民群众，特别是文学研究者，应该对东方文学有了解，能欣赏。然而事实却与此相违。……这种情况已经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特别是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在我国，东方文学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1987年版《简明东方文学史》序言）他身体力行从事有关东方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也组织大家从事这方面工作。亲自多次为东语系我们这些中青年教师们上课，从如何搞科研的基本技能讲起。而他对我们讲得最多的两点：一是“要加强文艺理论的学习”。另一点是“要加强团结协作”不论是系内系外，校内校外都是如此。他特别强调了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两支队伍的团结互补问题。他说过：“第一支队伍的成员，都能精通某种外语，对某一国的文学从原文来进行研究，因而了解得较深较实，这是其优点。但是，他们往往对文艺理论重视不够，汉语的表达能力有时也不尽如人意，这是其不足之处。第二支队伍往往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汉语表达水平也往往较高，这是其优点。但成员中往往有不能精通外语者，这样就只能靠翻译来做研究工作，这是其不足之处。把两支队伍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摆在一起，加以衡量，人们立即能想到：如果两支队伍互助互补那不是两方面都能受到益处，两方面的水平都能提高了吗？”（1999年版《东方文学概论》序）他还为中青年教师的学习，多次邀请北大校内和校外研究外国文学的一些著名学者来东语系作专题演讲。在先生的教诲鼓励之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语系的教员们翻译出不少东方各国的文学名著，形成一个小高潮。许多出版社纷纷约稿，借机出版了多种东方文学丛书。70年代末《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出版。作为全书第一卷出版的是“外国文学卷”。先生时任外国文学卷的副主编，立即组织东语系的有关教员参加撰写相关词条事宜。同时开始组织我们大家共同编写《东方文学史》。先生组织大家进行过多次研讨，商量具体的分工撰写问题。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四大体系说”，并要求大家按‘南亚’、‘东南亚’、‘东北亚’、‘西亚北非’等四大区块的框架结构来写一部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东方文学史。在先生的不断努力和影响之下，1981年东方文学第一次被写进了教育部颁发的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大纲；1982年暑期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承办了全国高校东方文学讲习班，季羡林先生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教师讲述他的相关主张与论断。1983年8月在四川乐山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包括北大东语系的几位代表在内的120余名教师集会，成立了“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公推季羡林先生为学会的名誉会长。此后，在季先生的主持下，1986年9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120万字的《东方文学作品选》，其中有一半篇幅是这以前学界发表过的名著译文，另一半是东语系教师们重新遴选各国一些名篇译出的，长篇著作是节选，短篇名著为全文；1987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先生组织北大东语系部分教师编著的40余万字的《简明东方文学史》；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1992年11月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篇幅达120万字的《东方文学辞典》；1995年12月吉林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任主编，有更多人参加，共有40余人执笔撰写的长达128万字的《东方文学史》。

我认为先生以毕生的精力创建东方学的中国学派是先生的另一大学术成就。众所周知，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14世纪初叶的事，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是这一学科的先驱。19世纪中叶德国学者使东方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美国的东方学研究开展得较晚，但到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在这个领域占据了上风。初期的“东方学”可以说就是西方人士对东方的主观认知。后来，这一学科才逐步发展成为研究东方民族、历史、文化、特征与影响等的学科。它的领域非常庞杂，可以进一步从横向或纵向划分出许多不同的分支学科。西方所谓的“埃及学”、“印度学”、“汉学”等等都是它的分支，“东方文学”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因为“（东方学一词）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色彩”，“（欧洲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中语），所以西方人士发表过不少使东方人难以接受的论点或观念。这也使得我国不少学者决心想进入这一学科，探寻究竟，创建“东方学的中国学派”以正视听。季羡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先生早年于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1935年赴德国留学，所学都是与“东方学”密不可分的。1946年先生回国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北京大学的领导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以及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决定在文学院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任命季羡林为该系系主任。这也反映了我国老一辈学者把东方问题研究搞起来的想法。正好给季先生安排了实现他创建东方学中国学派的一个工作平台。从先生60多年来的工作实践，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出他在这一学科建设中走过的轨迹。

1946至1966年可称之为发轫期。季先生在北大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开始聚集一些力量，培养人才，健全教学体系，做了研究素材的初步积累。因用于行政工作和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较多，他本人只发表了少量译著、专著和论文，主要侧重于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

1967至1976年为雪藏期。因“文化大革命”东方学学科发展陷于停滞。先生受到冲击与迫害，无法正常工作。先生只能暗中利用些“边角碎料”时间搞些翻译或材料积累。

1977至1986年为勃发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先生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作平台——北大东语系。注意发挥团队力量并尽力与校内校外相关同志合作，从翻译入手，从基础研究做起。他本人也进入了研究与写作的一个旺季，学科研究范围有所拓展，成果数量猛增。

1987直至2009年7月11日先生过世，可以称之为先生学术研究的拓展期。季先生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仍笔耕不辍，他的学术著作依旧与日俱增。先生破解了许多难题，提出了不少新论，尤其是先生总结了一些东方学总体架构的理论问题，对今日我国东方学界影响尤大。像先生提出的“河东河西论”、“西方分析、东方综合论”等。

从先生亲手建立起的北大东语系多年来的经历与发展变化，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终生为之努力的我国“东方学”的发展。虽然文革过后1978年先生就恢复了东语系系主任的职务。但不久即升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再有1978年后全国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先生又被多个学会选为领导人。所以先生在系里工作的时间相对少了许多，但是他一直关注指导着东语系的教学科研各项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从1987年起东语系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首先是“系所合一”的形式建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系中的语种增多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增加了好几位掌握几种东方古语的人员。研究范畴扩大了，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了，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现不少。1992年10月东语系被学校批准正式更名为“东方学系”。先生非常高兴地说“这个名称的确定，表示我们系已经成熟了，表示‘东方学’在我们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了”。（季羡林在1996年纪念东方学系建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6年在季先生领导下启动了编写出版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的计划，更加广泛地团结组织校内外从事东方学各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们集中贡献一批重要成果。1997年东语系获得了全国第一个亚非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999年6月北大外国语学院宣告成立，东语系一分为四，变成日本语言文化系、阿拉伯语言文化系、东方语言文化系和东方学研究院并入其中。2000年组建全国唯一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被评为百个“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同年，东语系的亚洲语种群被评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到2006年《东方文化集成》出版已初具规模，达百部之多。2009年6月外语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院中的东方语言文化系再次分成南亚、东南亚、西亚等五个语言文化系。可以说北大东语系这些年来发生的件件大事都凝聚了先生的心血，反映了先生的成就。

2009年7月1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先生突然离我们远去了。这的确是我国学界一大损失。我们这些弟子、学生们只有牢记先生的教诲，竭尽我们的一切，为我国东方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新的努力，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2009年7月26日写于蓝旗营寓所）

季先生率领我们向“西方——欧洲中心论”冲击

仲跻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的。季羡林先生生前一直是我们系的系主任、名誉系主任，故尔，虽不是嫡传，我也算是季先生一个弟子、学生、属下了，先生即使执意要辞去“大师”的称号，但他是我们的“老师”这一身份，却是无论如何也推辞不掉的。

在师随先生的半个多世纪中，我认为先生最大的功绩，是他率领我们向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发起冲击，终生为组建我国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研究的队伍，确立领域，建立阵地，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在这方面，季羡林先生无可争议地是举旗的旗手，是领军的统帅。

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欧洲中心论”在我国由来已久。季先生虽自1946年由德国留学回国后就创建了北京大学东语系，并任系主任。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又多次为加强我国的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研究呐喊过，如1956年，当我们国家第一次吹响向科学进军号时，季先生就在当年3月东语系学生出的《翻译习作》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

“党和政府已经向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说它光荣，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前人所未做过的，只有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说它艰巨，因为目前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不论在质量上，在数量上都不够。要想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是要经过极大的努力的。在整个科学领域中，东方学是一门极为薄弱的学科。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同人民的需要有极大距离，和新中国的蒸蒸日上的国际地位比起来极不相称。从语言、文学、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来说，我们都几乎毫无基础，都需要大力开展。但是在这个领域内，年老的科学工作者很少，因此，能不能在十二年内接近先进水平，主要是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培养的程度来决定……我们有绝对的信心，完成这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路的明灯。愿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携手前进！”

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前，我们在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的译介、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虽与解放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远不理想。正如季先生在1984年为《东方文学作品选》写的序言中所说：

“解放以后，介绍文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三十五年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研究、阐释的工作，成绩辉煌，远迈千古……但是，美中也有不足，主要是对东方文学介绍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入。在这个领域内，不论古代或是近、现代，都有不少的空白点。严格一点说，我们的读者对东方文学还没有看到全貌，对东方文学的价值还不能进行全面评价。其影响就是中国人民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思想与感情，憧憬与希望，都缺乏具体深入的、实事求是的了解，从而影响了我们之间思想交流和友谊增长，也可以说是不利于我们的团结。特别是在某一些同志心目中那种鄙视东方文学的看法，更不利于东方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我不愿意扣什么帽子，但如果说这些同志还有点欧洲中心论的残余，难道还不能算是恰如其分吗？”

1990年，他在任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前言中，更明确地指出：

“按理说，印度文学应该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重视。可是多少年来，有一股欧洲中心论的邪气洋溢在中国社会中，总认为印度文学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不行，月亮是欧美的圆。这是非常有害的。”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改革开放后，季羡林先生宝刀不老，亲自挂帅，带领我们破除“西方——欧洲中心论”。

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自己精通的印度学领域内，先后出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78）、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等；翻译出版了印度举世闻名的史诗《罗摩衍那》（1978—1984）、《大唐西域记今译》（1985），《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译释》（1996）等；主编了《印度民间故事集》（1984）、《印度古代文学史》（1991）等；写出并出版了诸如《罗摩衍那初探》（1980）、《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1993）、《季羡林论印度文化》（1994）、《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1995）、《糖史》（1996）等专著。

不仅如此，在全面破除“西方——欧洲中心论”，确立中国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的征途上，学贯东西、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理所当然地是领军的不二人选。正是在季先生的倡导下，1982年暑假，教育部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举办了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试图用速成班的形式，让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接受东方文学的启蒙，以推广东方文学的教学工作。1983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即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在四川乐山正式宣告成立。1980年，季先生牵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中心，1985年，在深圳正式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作为名誉会长的季先生明确地提出“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2000年，又建立了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季先生任名誉主任。至此，在我国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文化、东方学的领域，组建起了有相当阵容的队伍，占领了相应的阵地。

此后，一切冠以“世界”、“外国”的有关文学、文化的史书、典籍、报刊、会议，不再只是“西方”、“欧美”独霸，有关东方的内容不再是空白，也不仅是些许点缀。仅是季先生亲自挂帅担任主编的就有《东方文学作品选》（1986）、《简明东方文学史》（1987）、《东方文化史话》（1987）、《东方文学辞典》（1992）、《东方文学史》（1995）等。1996年，他出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更是一项亘古未有的跨世纪的创举。

在季先生的统领下，我们从事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研究的各路兵马，守关把口，或通力合作，或各自为战，过五关斩六将，已取得了不菲的战绩。

季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既是世界现存的四大文化体系之一，我们这些搞阿拉伯文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人，无疑是向“西方—欧洲中心论”冲击的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研究队伍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如今，我们可以告慰我们的统帅——季先生的是，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教导。

文化大革命前，在我国虽至少有六、七所高等院校设有阿拉伯语专业，但当时这些专业多半仅限于学习阿拉伯语言。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对阿拉伯文学的审美情趣，提高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生的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院校都相继开设了“阿拉伯文学史”和各种有关阿拉伯文学的课程。部分院校还培养阿拉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一切无疑也促进、推动了我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译介。

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一支研究阿拉伯文学的队伍已经形成，并日益发展壮大，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983年10月，在首都北京举行了以“阿拉伯文学的今昔”为题的第一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并开始筹备成立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在1987年8月举行的第二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上，讨论了《一千零一夜》与“纳吉布·迈哈福兹及其创作”，并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在这支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既有专业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既有高等院校的师生，也有工作在社会不同岗位上的同行；既有通过阿拉伯原文进行研究的，也有通过译文或借助其他文字进行研究的。

阿拉伯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的年会、学术研讨会、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纪念活动等，其中有些活动是与一些阿拉伯驻华使馆联合举办的。此外，研究会还听取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参赞、专家对阿拉伯文学现状的介绍。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这支队伍的共同努力下，在一切冠有“世界”、“外国”，特别是“东方”、“亚非”的文学、文化的类书、典籍中，有关阿拉伯的领域的内容已占有相应的比重。在一些有关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翻译等的学术会议上，已经经常可以听到阿拉伯文学研究者的声音；在一些有关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上，亦可经常见到有关阿拉伯文学研究的文章。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们已经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有关阿拉伯文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硕士、博士等专门人才，译出了为数不少的阿拉伯的名家名著，也撰写了一些有关的史书、专著。在与阿拉伯世界文学、文化界交流的会议上，也有了我们的影响——影者，我们的身影；响者，我们的声音。

我不想详述我与我的战友们取得的战绩。我只是想再重复一下，作为季羡林先生统帅的我国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文化队伍中的一支方面军，虽然还难免稚嫩，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季先生——我们东方文学、东方文化的旗手、统帅离我们而去了。但大旗不倒，阵地还在。“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灭，我们仍旧任重道远。我们应当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接过先生手中的战旗，继承先生事业，实现先生的遗愿，并以此纪念先生。

（2009年9月1日）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郅溥浩（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筑起了一座座学术丰碑之后，他终于走了。一座高塔倒了，但它依然在人们心中屹立；一棵大树萎了，但它在众多莘莘学子眼里，依然浓郁参天。

自从我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后，就和季老结下了不解之缘，陆陆续续，已是五十年了。

记得是1960年9月初，我们刚到北大。一天，正在宿舍收拾东西，季老突然来看我们，陪同他的是阿拉伯语高年级的杨海明同学。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东语系主任的季老会来看我们，我们都感到高兴。在听了季老鼓励和期望的话语后，我们更感到亲切和温暖。季老当时穿着的，就是一件普通的中山装。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是我们对季老的第一印象。

五十年来，在东语系，在北大校内，在社会上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上，无数次聆听季老的教诲，感受他对学术的观点和见解，听他的令人振聋发聩的论述，阅读他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的一部分……

1994年9月，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庆祝恢复出版三十周年。季老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我有幸与季老合影留念，旁边还有季老的高门弟子、梵巴文学专家黄宝生研究员。这是我和季老的唯一一张近影合照，对我无比珍贵。我已将其收入我的《解读天方文学——郅溥浩阿拉伯文学论文集》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季老的文章写得好。多少年前，一篇《燕园漫步》倾倒了多少人。那清新的笔调，那深挚的情感，犹如一曲仙乐，沁入心脾，令人难忘。

《沙恭达罗》妙笔神韵，生动传情，给人无限享受。我至少看过两遍。

他关于中国印度文学的无数论著，不仅为中国印度文学的研究开辟了蹊径，而且对中国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文学的探索和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指导性的启示意义。

他的《牛棚杂忆》更是一部难得的书。季老在自序中写道：“这十六年（1976—1992）是我反思、观察、困惑、期待的期间。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头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有人能给以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使季老奋然拿起笔，将他在文革中的感受，写诸笔下，其目的是使人了解，使人警醒，使人感悟，让我们的国家、民族不再遭受文革这样的命运和惨剧。应该说，季老写这样一本书，是需要勇气的。由此我们看到，季老不只是一介书生、一个学者、一名专家，更是一位将自己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铁骨铮铮的有识之士、一位肩担道义的爱国主义勇士。

我与季老的不解之缘，更多地表现在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上。在这方面，我所受到的启示，我所得到的教益，已融入我的学术活动中。如果说，经过多年努力和奋斗，我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与季老的启示和教益分不开的。

育才先育人。1964年4月中旬，我在四年级时，受代培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派遣，前往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进修，途经开罗时在使馆留住。时值杨秀峰部长率中国教育代表访问埃及。季老是团员之一。陈嘉厚老师是翻译。我有幸与季老见了一面。记得他说我太瘦了。陈老师说我一直就这么瘦。季老还讲了些鼓励的话。陈老师还推荐说：黎巴嫩出的一部《沃西特》（上下）字典很好。这些使我体会到了前辈、老师的关怀。由于有这次见面，我到大马士革后不久，就给季老写了一封信，简要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算是汇报吧！不想季老还真的回了信。信很简短，但其中的两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学习的同时，要注意政治思想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一点，今后寸步难行！

季老从旧社会过来，深知新社会之可贵。他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类型。他对我的嘱咐和要求并非偶然。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外国文学研究、译介也不例外。1983年10月，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外，上外、二外、北语、经贸大学及各单位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首届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1987年7月，全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二十多年来，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组织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这其中也有着季老的鼓励和支持。

1991年11月9日，第三次全国阿拉伯文学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会议请到的嘉宾有季羡林、纳忠、叶水夫、孙绳武、黄宝生、陈嘉厚、马贤、郭应德等。季老等贵宾先后在会上致词。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会议简报记录下了季老讲话的简短的却是非常重要要的内容（我手中仍保有这份简报），兹录如下：

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肯定了十几年来阿拉伯文学翻译、研究的成就。指出阿拉伯文学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很早就已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影响。他对与会的中青年阿拉伯文学研究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首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走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学研究道路；第二，要了解世界其他国家对阿拉伯文学研究情况，站在研究的前沿阵地；第三，要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让外国了解中国；第四，提高翻译质量。青年人要把翻译和研究看得难一点，把自己的信心降得低一点。

时间过去了近二十年，季老的这些话，这些要求，仍然掷地有声，是我们每个从事阿拉伯文学研究、翻译，乃至每个从事东方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人员必须遵循的原则。可以告慰季老的是，这些年来，我们在阿拉伯文学的研究、翻译上，正是在走有中国特色的路，在研究、翻译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研究著作出版了好几部，博士、硕士论文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差不多达到了自己的黄金期。研究工作正向更深、更广的阶段发展。

不记得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哪个时间了。当我们得知季老关于世界四大文化圈的论述时，那一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于言表。“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的西欧文化体系。”（季羡林《东方文化史话》）季老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几大文化圈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笔者当时的感受是，季老关于四个文化圈的论述一出，预示着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从此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推动将是不可估量的。四个文化圈的论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地阐明了中世纪世界文化的格局，明确了各个文化圈应有的历史地位。四个文化圈不是孤立的，而是互动的。这为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此，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

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来说，除了对阿拉伯文学、文化的钻研，对中国文学、文化以及包括理论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外，季老的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始终是我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

《卡里莱和笛木乃》是中世纪阿拉伯散文文学的瑰宝。这是波斯籍作者伊本·穆格法据译成古巴列维文的印度《五卷书》译成阿拉伯文的。他出于改良的目的，对原文进行了增删、加工。阿拉伯文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出现在8世纪，现在通行的印度《五卷书》是12世纪的定型本。也就是说，当时古巴列维文本所据的是《五卷书》早期一个已失传的本子。我在写论文时，仔细阅读了季老译的《五卷书》，将二者故事一个一个对比，哪些是同的，哪些是异的，哪些是原有的，哪些是原来没有的。当我一遍遍捧读季老的译著和序文时，我真的为季老对印度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所作的贡献而佩服得五体投地。正是《卡里莱和笛木乃》首先将印度寓言引进阿拉伯文学，对以后阿拉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通过《卡里莱和笛木乃》这个阿拉伯文译本，《五卷书》才得以在全世界传播。这是几大文化圈交流、互动的一个明显例证。

季老在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方向也是卓有贡献。他的《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著作，对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尤其对印度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上，发幽探微，精心梳理，可说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它对于从事其他东方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启示意义。笔者经多年实践和思索，认为应该像季老探索中印文学关系一样，我们也应探索中国文学与其他东方文学的关系。我在撰写关于《一千零一夜》专著时，特别注重《一千零一夜》中所蕴含的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并与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母题和类型比较。《一千零一夜》是一部东方各民族故事、传说、神话之集大成者，它含有许多印度故事的成分，同时也含有许多其他民族故事的成分。中印故事间的交流，由于有佛经的传播，脉络相对清晰一些。中国与其他民族，包括阿拉伯民族的文学交流的脉络就不是那么清楚。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去探索这种交流和影响，特别是发现彼此间有相同或类似的故事时，应当将其列出，以供更深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这种研究与西方以往的研究已有很大的不同。《一千零一夜》中的“救蛇得报”、“羽衣姑娘”、“猴魔与女郎”、“负心人被变成动物”、“偶然获宝”，“冒险取宝”，“识宝故事”、“少女智斗群魔”，“鹦鹉告事”、各种飞行器，甚至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等等方面，与中国故事极为相似。有的故事可能是阿拉伯影响中国，但更多可能是中国故事影响阿拉伯，或印度故事通过中国影响阿拉伯。学者们一致认为，唐朝孙頠的《板桥三娘子》是受阿拉伯故事的影响，而唐朝故事《苏遏》则影响了阿拉伯故事《商人阿里·密斯里》。笔者经研究发现，南朝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妙音》与《一千零一夜》中的《终身不笑者的故事》极为相似，都是讲人神相恋，又人神阻隔。可能是中国道教故事影响阿拉伯的结果。还有其他例子，不一一举出。

深入下去，还会发现更多的阿拉伯与其他民族文学间的关系。这已为研究成果所证实。

季老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说过：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们的队伍还不太大，基础还不太雄厚。但我们所做的，是既要提高中国对东方文化研究的水平，又要培养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

如果我们把对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的研究和翻译，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的研究，我想这是季老非常乐意看到的。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将来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

以上的叙述，为的是说明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正是在季老学术思想的启示和指导下进行的。受惠的，绝不止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十几个人，而是一代人，再一代人……这正是季老对包括东方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研究的贡献。一代一代人从他丰厚的学术成果中吸吮营养，他深邃的思想和智慧将惠及无数青年学子，他朴实、勤奋、而又敢为的作风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直接的、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将始终存在！

季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季老心中的“春天”

孔远志（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老师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我和我家人十分悲痛。现将本人在2001年春写的一篇短文附上，谨表对季老的敬爱之情。该短文曾刊登在当年新加坡《南洋学报》第55卷上。

春天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她象征着美丽多姿；春天万物复苏，气象更新，她标志着欣欣向荣；春天把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送进人们的心田，她意味着默默奉献。每当春天来临，每当想起春天，在我面前就浮现一位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和诲人不倦的老师前辈的身影，他就是季羡林老师。正是他，1946—1983年期间任我们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1983年后他依旧经常参加系举办的研讨会等重要活动，并作热情的讲话。我是在1956年考入东语系学习的。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半个多世纪以来，季老对我们中、青年教员和广大学生的鼓励和关怀，犹如春天般的温暖和美好，沁人心脾，令人难忘。

对“燕园春天”的赞美

在繁重的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之余，季老写了许多清丽优美、感人肺腑的散文。其中，写于1962年的《春满燕园》，是对燕园（即北京大学）老师认真教书与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描写。

一天晚上，季老见到一位老教师聚精会神伏案备课。翌晨，季老又走过校园。他写道：“这时候，……还看不到多少人走路，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依稀可辨。在很多地方，我只是闻声而不见其人。但是仅仅从声音里也可以听出那种如饥如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灼热心情。这一群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吸了下去。我走进大图书馆，又看到一群男女青年挤坐在里面，低头做数学或物理化学的习题。也都是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季老感慨道：“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陡然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虽然那已是春末夏初、花事渐衰的时节，但季老却写道：“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作者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跃然纸上。

1962年我刚留校当助教不久，面对教学和科研的重任，忐忑不安。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季老的《春满燕园》，爱不释手。季老一辈子孜孜矻矻，焚膏继晷，成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是我们由衷敬佩的楷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发奋努力，做一棵茁壮成长的小草，为燕园增添一丝春色。光阴荏苒，如今我已在燕园任教整整45年。45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从报上剪下来的《春满燕园》。我还把她推荐给我的学生和儿女。因为季老所写的“春天”，决不囿于北京大学。正如季老在《春归燕园》一文（1979年1月1日）中所说，“这个春天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想，季老追求的春天，显然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世界。多少年来，这个崇高的理想一直鼓舞着千千万万人奋斗不息！

热情的鼓励

季老是东方学的巨擘。他一贯主张要加强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1998年拙稿《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近30万字）完成后，我非常希望季老能拨冗写几句话，为文化交流继续发表他的真知灼见，指导我的工作。但想到季老已是年近九旬，每日还是天未破晓就开始写作，加上访客盈门，求教者数不胜数，我不禁犹豫起来。后来我抱着一丝希望，冒昧把拙稿和信送上。没想到季老在百忙之中慨然应允，为拙稿写了近千字的序。

在序言中，季老写道：“近若干年以来，我屡次讲到我的一个看法：国际的文化交流，是促进交流双方或多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放生产力的有力的手段，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其意义极端重大。”

季老谈到研究文化交流史的有效途径。他说：“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垂五千年，一直没有中断与周边国家，甚至周边以外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文化交流。研究这种交流的历史，有时候并不容易，必须把典籍记载，考古发掘工作结合起来，再辅之以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习惯和宗教习俗的细致观察，始克有成。”

谈到典籍记载，季老指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占有极其独特的地位。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历史的民族，我们史籍之多、之全，世界罕有其匹。我们的祖先不但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历史事件，对周边国家的历史事件，也极其关心并加以记录，保存在我们的正史、杂史和野史中者，比比皆是。这些记载不能说一点没有神话色彩；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际的民族，我们的记载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是非常有用的。有一些亚洲国家，在写自己国家的历史时，也必须利用中国的史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除了众所周知的那几大发明之外，还应该加上中国的史籍。”

季老还写道：“中国同印度尼西亚都是亚洲大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关系，交流的影响表现在许多方面。可惜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算太多。法国学者苏尔梦曾写过中国文学在印尼的影响，受到学者的欢迎。我们在这方面还必须进一步努力。”

序中，季老还热情鼓励笔者。他说：“孔远志教授精通印尼语言，又曾在印尼留学数年，对印尼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感性认识。他对中国史籍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像他这样具备众长的学者来写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交流，当然会得心应手。我相信，他这一部新著会受到中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有关国家学者的欢迎的。”季老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完全是对笔者这样的后辈的鞭策，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1999年拙稿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后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优秀成果奖。

亲切的教诲

内人杨康善也是东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季老说，他熟悉她的外祖父马裕藻教授（1878—1945，曾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6年）和母亲马珏（1910—1994，前北大政治系学生）。笔者的一儿一女都在燕园长大，他们也都在北大或北大分校学习过。女儿还是北大东语系毕业的。季老曾高兴地对我内人说：“你家四代都是北大人，可庆可贺！”

我们曾在季老居住的北京大学朗润园生活过十多年，都盼着有机会多聆听季老的教诲。1999年春节，在征得季老的同意后，我们一家四口上季老家拜年。由于前来相约拜年者络绎不绝，为了不影响季老的休息，季老的助理李玉洁老师规定我们的拜访不得超过半小时。过去几十年里，我本人拜访过季老家多次。这次见到他家的摆设还是那么简单，只是近年来增加了几个沙发，供接待客人用。好几间房间，不仅和过去一样都是满满的书柜，而且现在连地上和桌上也都堆着书。跨入季老的书房，仿佛坠入茫茫的书海，又宛如进入曲径通幽的书山。

季老接待我们，是那么和蔼亲切。当得悉我女儿正在北大东语系和经济中心读双学位时，他说，他熟悉北大经济中心的几位教授，他们是从外国留学归来。现在每半年在国内任教，半年在国外工作。季老说，这样，他们经常能把国际上最新的知识带回国内，传授给我们的学生。

当知道我女儿对数学很感兴趣时，季老说：“这很好。现在有许多新学科是跨科学的。文科的大学生应学一些理科的知识，理科的大学生则应学一些文科的知识。这样才有利于适应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

当听说我女儿在英语“托福”和“GRE”考试中成绩优秀，季老很高兴。他语重心长地说：“从今天的世界形势来看，外语中最重要的是英语，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语。这种语言，我们必须熟练掌握，不但要能读，能译，而且要能说，能听，能写。今天写学术论文，如只用汉语，则不能出国门一步，不能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如不能听、说英语，则无法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咄咄逼人，我们不能不认真严肃地加以考虑。”

季老还应我们的要求，讲述了他学英语的经历。他说，那时候，正规的小学没有英语课。他是在晚上，也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学英语的。当时只是学了一点语法和单词而已。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学习时，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晚上还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学习生活过了八年左右。虽然一天要学十多个小时，但他并不感到是个负担。

初中毕业后，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由于在尚实英文学社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这时他的英文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1930年他来北平考大学。他报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结果都考上了。其中英文考试是将一首中国古诗译成英文。他选了清华，进了西洋系。外籍教授中，讲课都用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文都是英文的。

显然，季老的英语是有深厚的根基的。如今他精通多种外语，包括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季老的治学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他的生动介绍和体会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季老还应我们的请求，高兴地换上了他的“礼服”（中山装），与我们全家合影留念。至今，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放在我们家的玻璃书柜中。

为了不耽误季老的其他活动，我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并衷心地祝贺他老人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我们请他留步，他却坚持要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都十分激动。大家说，望九之年的季老，依然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的谆谆教诲，对我们两代人是巨大的激励。

季老总是精神焕发。季老“不老”！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春满燕园》那篇扣人心弦的散文。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季老心中有一个“永恒的春天”！

（写于2001年春）

我记忆中的季先生

赵国忠（中国社会科学院）

1952年冬，我调干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学习阿拉伯语。我第一次见到季先生是在北大外文楼门口，他微笑着与我们这些初入学的学子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他穿的是一套蓝布卡其中山装，脚登布鞋。当时我已知道我们的系主任是留学德国，精通梵文和德、英、法等多种语言的语言翻译家。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但没有想到季先生的衣着是这样的朴素，待人是如此的平易近人，没有任何大学者的架子。季先生的穿着直到2003年因病入院前都是这样，不了解的人还以为他是传达室看门的老头呢！

当时进入北大东语系学习外语的调干生很多，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除高中毕业生外，不少学生只有初中程度。全国解放刚二三年，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拥有阿拉伯语、日语、越南语、印地语、印尼语、缅甸语、泰语、朝鲜语、蒙古语等多种语言的东语系。当时我对阿拉伯语毫无所知，也不知道哪些国家使用这种古怪语言，我们大多是服从组织分配来学的。作为系主任的季先生对我们这批年龄偏大（有的已是二十四、五岁）、文化程度低（有的连英语都未学过）的学生真是伤透了脑筋。他手下又只有一位系秘书，许多事务都要自己亲自干。我学习的阿拉伯语专业，当时老师只有马坚教授、刘麟瑞副教授、王世清讲师和陈克礼助教，1952年后，系里调进了杨有漪讲师和马金鹏讲师，组成了教研室，教材都是老师们临时亲手编写的，非常辛苦，系里还聘请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文学院院长夏瓦里比教授教阿拉伯语分析课、埃及历史学家费克里讲授“埃及古代史”，这对提高我们的语言和历史知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

以季先生为首的北大东语系老师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东方语言人才。这些学生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和亚非国家。他们一部分从事外交工作，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担任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是我国第一批懂东方语言的外交官。一部分从事外语教学工作，除北大东语系的教授们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首批东方语教授也来自北大，他们成为全国东方语教学的创办人。一部分从事新闻和翻译工作，有的成为高级记者、译审等。一部分从事情报和研究工作，成为这些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担任武官，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这批学生对促进新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季先生不仅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撰写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和翻译了《沙恭达罗》等印度名著，而且，在他担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46—1983年）和北大副校长以及此后继续担任博导期间，五六十年来，他领导的东语系培养了一大批东方学的语言和研究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研究员、资深翻译家以及外交家。季先生功不可没。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建立后最杰出的东方语言和东方文化的开拓者、创始人。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恩师感到十分痛心。

季先生是195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已是45岁的中年人。我记得吸取他入党的支部大会是在北大办公楼楼下一间会议室举行的，参加人很多，座无虚席。东语系是当时北京大学党员人数最多的一个系，约有70余人，建有党总支。党总支由书记贺剑城（朝鲜语助教）、副书记黄宗鉴（蒙古语助教）、组织委员岑钿华（蒙古语助教）、宣传委员白锐（朝鲜语助教）和骆为龙（日语学生）等组成。党总支的所有党员都是季先生的学生。季先生在支部大会上汇报了自己的入党动机、思想转变过程、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以及优、缺点和努力方向。季先生曾说过：“没有中国的解放，就没有东语系的新生；没有党的关怀，就没有东语系的发展。”他对党的认识是深刻的。当时北大党组织对吸收新党员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青年学生要求入党被考虑后，要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写出较深刻的思想总结。对所谓旧知识分子的入党审查就更加严格了，因为他们受旧社会的思想影响较深，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季先生的入党申请得到支部全体党员的一致通过。当时季先生加入党组织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季先生是东语系教职员工中第一个入党的教授，起了带头作用。他又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大知识分子，对扩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有“只专不红”和“只红不专”的说法，季先生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位“又红又专”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参加那次支部大会也深受教育。因为这不是一次“评功摆好”的会议，而是季先生在他的青年学生面前“敞开心扉”，剖析自己的前半生，否定过去，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其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我想到季先生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

季先生于1990年担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直至1999年。季先生对这一职位是比较重视的。他说他担任的其他学会领导职位可以推掉或只挂名，但亚非学会就不同了，因为这一学会是1962年在已故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切关怀下成立的，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亚非地区问题的学会。学会理事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和高级外交官。周扬部长担任会长，季先生为副秘书长。“文革”期间学会被迫停止活动，许多理事被批斗。1986年，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对亚非学会进行重组，推选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同志为会长，季先生为第一副会长。宦乡同志去世后，季先生任会长。此后，亚非学会召开的每一次常务理事会，季先生都是亲自参加，有时自己主持，有时委托常务副会长林华轩（原中联部秘书长）代为主持。因此，季先生在担任亚非学会会长的十年期间，为学会的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第四届学会会长李成仁曾对季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记得有一次根据季先生的提议，亚非学会召开东西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小型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学会的领导成员外，还特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和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参加。会议讨论热烈，观点针锋相对。季先生在会上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看法。根据我的记忆，季先生的主要论点有：1．“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2．“天人合一”。人类的生产活动必然要符合自然规律，那种“与天斗、与地斗”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西方一些国家只顾发展经济，破坏自然环境的做法只会殃及人类自身生存。3．东方强调综合，西方强调分析。也就是强调宏观和微观的问题。现在微观再分已分不下去了。21世纪微观与宏观要结合。季先生的这些观点后来集中反映在他1996年写的《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中。我曾参加那次座谈会，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季先生的学术观点不是来自“凭空想象”，而是在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后，根据他自身渊博的历史知识，敏锐的观察能力得出的。当然，季先生的一些观点还需经过今后的历史发展加以验证。但季先生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而且不怕有的学者的批驳，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好好学习的。淡泊名利，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也表现在政治观点上，坚持自己的认识，不随风倒，这就必然在一些政治运动中遭到批斗。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从此唯唯诺诺、见风使舵。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在各种压力面前说违心的话，这正是季先生可贵的品质，很值得学习，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992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成立时，我被聘为编委兼《西亚北非文化编》主编。当时陈嘉厚同志对我说：《集成》的编委大多是季先生亲自选定的，有的编委虽由嘉厚和殿英同志推荐，也要经季先生同意。我那时工作任务虽然比较繁重，但考虑到是季先生确定的，老师要学生承担一项工作，只有服从，而且感到荣幸。记得1993年一次编委会会议休息时，季先生坐在我身旁对我说：你现在已是社科院的所长了，所长的级别与我们北大校长的级别是同等的，你的工作担子很重呀！当时我深深感到季先生对他的学生的情况是很了解、很关心的，作为他学生的我更应努力工作，绝不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又有一次编委会上，季先生说：北大学派应是不计较名利、实事求是、埋头苦干，为事业奋斗终生的学者。（大意）在座的编委应是北大学派，他还特别提到我的名字。我当时感到受到老师称赞既荣幸又很惭愧，但我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北大学派一分子。季先生是北大学派的领军人物和倡导者，在他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他的学生们理应将北大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发扬光大。

2002年在北大民主楼召开《东方文化集成》成立十周年纪念会。散会时，我对季先生说，我现在已是70岁古稀之年了，我的编委一职是不是应让年青人来接替了。当即遭到季先生的批评。季先生说：我比你大21岁还在继续干，你有什么理由要退。我当时真是无话可说，也无地自容。季先生90多岁高龄属于耄耋之年了，还从来没有说过不当《集成》主编了。在季先生眼里，我们这些70多岁的编委们还只能算是“年青人”。季先生曾说：“我92岁了，已超过计划一倍了，但我要奉陪大家到底！”在季先生2003年入院前，每次编委会都是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即使他入院了，在编委会召开前，嘉厚和殿英两位副主编都到医院亲自听取季先生对《集成》下阶段工作的意见，然后在编委会上进行传达。季先生曾说：“对《东方文化集成》我想起来很内疚。我是主编，但许多事情都是大家做的。我身在医院，不能专心从事《集成》工作，心里感到不安。但我惦记《集成》，希望《集成》编辑工作更上一层楼”。

季先生为了《东方文化集成》真是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季先生曾说：“我一辈子就是为出这部书而奋斗！”《集成》真成了季先生的“命根子”。季先生还说：“《集成》要出500本书，看来我已不行了，要靠下一代了。”我深深感到，季先生在生前为没有完成《东方文化集成》的全部出版工作感到有些遗憾。但《集成》已出版了100多册，季先生也可以略以自慰了。季先生的“早逝”，使我们倍感悲痛。《集成》由于失去“主心骨”也面临危机，今后将何去何从？但作为他学生的编委们决心继续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以告慰季先生的在天之灵。这也是纪念季先生的最好、最实际的行动！

语言的经济学意义

——铭记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的教诲

侯若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在我心目中，季羡林先生是语言大师，不仅在于他掌握了多种外语，更在于他深知语言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人从小就牙牙学语。我的大学生涯再次从牙牙学语开始，当然是外国语。1962年，我考取北大东方语言系，正值季羡林先生担当系主任。与季老第一次见面，谈的是外语专业问题。我们这些被分配到泰语专业的同学产生了抵触情绪。当时，泰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大家以为学习泰语没啥用。季老对我们说，学任何一种外语都可以为人民服务。我们无法反驳这句话，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嘴上不敢反对，心里还是不服气。季老是研究梵文、巴利文的专家。我们私下议论，研究早已弃之不用的语言，没啥实用价值，怎能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季老与我们一起参加农村劳动。在休息聊天时，我问他：您为什么要研究梵文、巴利文？他耐心地对我解释了梵文、巴利文与印度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关系。他说，印度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先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指明了学习和研究语言的深远意义。

十年动乱，我学的泰语没有派上用场，在东北当了小学教员。1977年春节，我到北京拜访季老，谈到今后的工作去向。他希望我继续学习，并提醒我学习英语。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我给季老打电话，询问招生情况，可惜泰语专业不在招生名单之列。我谈到自己一直在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鼓励我报考经济专业。基于多年读书的积累，我被北大经济系录取，攻读经济学硕士。1979年10月，为表示祝贺之意，季老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请我吃饭。席间，他谈到人类文明离不开文化与经济两大领域的进步。他说，时任北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中国搞改革开放，走现代化道路，不能不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文化需要掌握语言；研究经济学需要掌握经济情况。为了拥有更多的资料，学好外语，才能研究经济学。

从1962年到1979年，时隔17年，季老两次谈到语言对人类文明的意义。本人才疏学浅，足足过了30年，通过学习和研究人类经济发展的历程，才理解季老的见解。

我们一直把物质生产奉为神明。从学会钻木取火，使用石器，人类进入了工具时代。从蒸汽机到纺织机，人类进入了机器时代。从那之后，财富生产总是与工具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有机械工具才是造福人类的灵丹妙药，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人类文明史的记录中，表达和传播思想的语言，堪称人类的一大发明，其作用却往往被忽略。

1979年，中国走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正值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电脑和互联网组成的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从说话开始，到使用文字符号，创造印刷符号技术，都是符号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技术只不过是对0和1两个符号的操弄。它起源于语言符号，所以被称为数字化符号技术。从使用语言符号到使用数字化符号，人类文明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物质经济和知识经济，知识生产成为人类财富生产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人们往往认为，知识生产只是为物质生产服务，忽视了它对人类文明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现代科学登上知识生产的舞台，印刷符号技术功不可没。20世纪后期，数字化技术从计算机发展到互联网。技术不再仅仅是制造物质产品的工具；也是成为表达、传播和控制知识生产的媒介；由互联网构成的数字化空间成为科技创新的新场所。

科技创新不仅靠新奇的科学发现，也要靠知识的不断积累，甚至微小的积累。科学进步不但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业，也要靠一般百姓的参与。互联网就是扩大知识积累，吸引百姓参与的有力手段。利用互联网，上万人参与月球照片的研究，搜索外星人，寻找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方法。科学研究需要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以低成本，易使用为特征，优于使用印刷版本的图书馆。学习和研究语言需要辞书。由大众参与编撰的百科全书应运而生。维基百科就是这样的辞书。任何人都可以编写、修改和编辑其中的词条，其规模和内容的准确程度超过大英百科全书。

个人智力聚合为群体智力，大众参与科技创新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小规模的群体智力早已有之。家庭、企业、科研机构集合参与者个人的智力，显示了组织的作用。大规模的群体智力，如国家一级的群体智力表现为国家创新体系。全球群体智力表现在哪里？互联网连接了地球的各个角落。生活在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上网，都可以贡献自己的智力，与他人交流创新经验。由此，互联网编织了全球智力网络，用于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展现出全球群体智力的发展前景。目前，有人提出运用全球群体智力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方案。

作为语言符号的衍生物，数字化符号技术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随着互联网能够理解和运用人类语言，成为语义网络，与人一道从事知识生产，语言的经济学意义必将进一步深化。利用更聪明的互联网，集中全球群体智力解决全球问题，将是世界经济未来的方向，也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

中国有句俗话：隔行如隔山。季羡林先生作为语言大师对我的教诲，却启发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这应该做何解释？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志同道合。所谓道，可以有多种解释。文明是人类的根本之道。正如季老所说，人类文明离不开文化与经济两大领域的进步。季老运用他掌握的多种语言，研究了文化领域体现的人类文明；遵照他的教诲，我尝试从语言的符号功能出发，研究经济发展历程体现的人类文明。

季老引领学生学习语言，他的弟子遍布许多领域；许多人像我一样，并不从事语言专业的工作。我们从季老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语言，还有做学问的原则和方法。教书育人，传道解惑。季羡林先生不仅是语言大师，更不愧为教育大师。

（作于2009年教师节）

悼念季老

路世康（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

（1）仙　逝

晴天霹雳陨巨星，季老西游世人惊。

百年讲堂设尊位，数万民众祭英灵。

主席献花恃德高，总理送行见功丰〔1〕。

柴门布衣创伟绩，环宇破荒第一名。

（2）德　高

撇家留洋为报国，十年勤学收获多〔2〕。

贫贱不移言有物，宠辱不惊行有格〔3〕。

淡泊名利辞桂冠，节俭用度是楷模。

最难时节巧命笔，不丢良知走龙蛇〔4〕。

（3）功　丰

学富才高贯西东，五车八斗岂能盛？

六大领域似海阔，十项成就比山重〔5〕。

三顶桂冠不为过，八门专家无虚空〔6〕。

历史自会论长短，无意名声最有名。

（4）情　真

泉城居家有高邻，竹马青梅常亲近。

淑女窈窕中君意，才子风流动芳心。

循旧另娶亦专一，和睦共处六五春〔7〕。

风雨沧桑多淡忘，手植红荷念知音〔8〕。

（5）感　念

少读美文燕园春，神驰京都拜师尊。

古城三载苦作舟，科考一举梦成真〔9〕。

未名几度聆教诲，牛棚偶遇见躬身。

人去功成千秋业，泽润万代铸国魂。

（2009年7月12日动笔。8月6日修改于北京清城，9月10日改定）

注　释

〔1〕　1911年8月6日，季老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康庄镇（今划归临清市），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享年98岁。季老仙逝后，各界人士几万人自发到设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的灵堂祭拜。7月19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胡锦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送了花圈，温家宝总理等前往送行。

〔2〕　1935年9月，季老考取清华大学赴德研究生，撇下家小去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同时学习三门外语，主攻梵文、巴利文，获博士学位，后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师，学、教异常勤奋，十年收获颇多。

〔3〕　2006年季老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辞为：“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4〕　在“文革”期间季老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没有丢掉良知，仍然笔耕不辍，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并写作《牛棚杂忆》一书（均已出版）。

〔5〕　季老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学术成就可大致分为十个方面。

〔6〕　季老精通12国语言，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和作家，也是人所公认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季老在《病榻杂记》中请辞）。

〔7〕　1929年，18岁的季老顺从长辈的安排娶妻彭德华（长季老4岁，1994年故去），1933年生女婉如，1935年生子延宗（现名季承），夫妻和睦相处65年。

〔8〕　季老青年时中意一位同住一个大院的漂亮姑娘，长季2岁，季称之为荷姐。季在旧居朗润园中亲手种植洪湖莲子，枝繁叶茂，曾被北大教授、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季荷”。2006年季老曾著文《忆念荷姐》。

〔9〕　我第一次得知北京大学有一位季羡林教授，是在读高中时有幸在《散文选》（母校辽宁省海城高级中学编印）中读到季老写的散文《燕园的春天》。1965年我考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得以拜见季老，直到1970年“文革”中毕业离校，其间曾有过几次接触。

推动中韩文化交流的哲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敬爱的季羡林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那音容笑貌、崇高的思想境界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他对北京大学韩国学发展的关心，对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视，也成了永远激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韩国学研究中心。这一研究单位的创立得益于季先生的不懈努力。曾任韩国知名大学——高丽大学校长及韩国著名公司——起亚集团公司顾问，德高望重的金俊烨先生是季先生的老朋友，季先生为了韩国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曾经和这位老朋友亲自交涉过许多次，并通过金先生取得了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及起亚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这样，韩国学研究中心也就不但有了可以从事长期研究的经费来源，而且也还拥有了大量的图书资料。韩国学研究中心之所以会有今天的规模和长足发展的基础，这和季先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2000年，我担任主编的《千禧韩汉词典》即将付梓，基于季先生一向对中韩文化交流的关心，我就不揣冒昧地请他老人家为我的词典写序，季先生欣然应允，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这部词典作了一个言词恳切的序。序言言简意赅，哲理深刻，字里行间投射出季先生对中韩文化交流的关心，对北京大学韩国学发展的关怀，使人读后备感亲切，从而也真正起到了启迪读者的作用。

首先，序言强调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季先生说：“我一向主张：文化交流对双方或多方都是有益的，它能促进双方或多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等的发展，能推动双方或多方等的前进，能增强双方或多方人民间友谊的增长。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文化水平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接着，他又谈到了文化交流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季先生写道：“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垂数千年，从蒙昧的远古起，中国就同周边国家以及更远的国家有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国同其他国家都蒙受其利。”

从以上文字不难看出，季先生高瞻远瞩，他总是站在全球，也就是国家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交流巨大作用的。从季先生一贯的言行也可以感知，他不但在理论上重视文化交流，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总是身体力行，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推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为了方便文化交流，他学习了好几门外语，并且是门门精通。为了推动文化交流，他一生访问了东西方诸多国家，每一次出行也都取得了十分圆满的成果。这几十年，季先生总是在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所注重的文化交流理论，他既是倡导文化交流的俊圣贤哲，又是实践文化交流的耿介之士。

其次，季先生在序言中对中韩文化的现状还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解放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基础极差。我两次访韩，发现了一个现象：韩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韩国（朝鲜半岛）文化的了解。”“建国以后中国方面努力纠正这种偏颇，在北京大学和延边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置了专门研究韩文（朝鲜文）的机构，五十年来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为增进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接着，季先生又说，“我对于韩文毫无所知，但对韩国文化却极崇敬，对中韩（朝鲜半岛）几千年的文化交流的进程和成果颇感兴趣，对中国和朝鲜半岛人民间的友谊感到欣慰。”

从这里不难看出，季先生是十分关心中国和韩国，乃至整个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的，而且凭其敏锐的洞察力和言必有中的分析能力，一眼就能看出中韩文化交流问题之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一番话语也客观反映了季先生本人对朝鲜半岛文化及两国关系的真情实感。

季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不仅十分了解中国、印度，而且也非常了解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韩国。的确，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但在韩国却还保留得十分完整，例如祭孔时跳的八佾舞我们就是从韩国学过来的。这一现象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多么的重要。

序言的最后，季先生又从文化交流的视角对这本《千禧韩汉词典》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讲到文化交流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否则交流就无从谈起”，“主编韩振乾教授就是东语系的老学生，后来成为教授，他的汉语功底颇厚，学习奋发图强，锲而不舍，对韩文也有令人满意的造诣。他深切感到了中国学习韩文，韩国人学习汉文的重要性，邀集全国160多位韩文专家，用了十年的力量，编成了这一部《千禧韩汉词典》”，“这一部书是非常有用的，非常有价值的”。

季先生这一段发自肺腑的中肯话语，既是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论述，也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当然，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策励，也是对他的学生们的一种勖勉、一种希望、一种期待。实际上，季先生在这里给我指出了一个长远的奋斗方向，也给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一定要不辜负季先生生前的殷切期望，在对韩国语加深研究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苦练汉语基本功，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用更高、更深、更精的研究成果来告慰季先生的英灵。

季先生是博学的，他博古通今；季先生是多才的，他学贯中西。季先生的心里不仅装着印度、德国，而且还装着亚洲、欧洲，装着全世界。他从几段词语里能看到一篇文章的真谛，他从一部辞书里能看到文化交流的要义。学富五车，难以比拟这位语言大家学问的精深，才高八斗，难以彰显这位陆海潘江之士才气之奥博。他对文化的贡献是深远的，他对国际文化交流的作用是巨大的，季先生不愧是一位文化战线的巨匠，不愧是一位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哲人。

往事忆怀

——怀念季羡林先生

薛克翘（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一、新华营往事

7月11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研究生时的同窗、多年的同事与好友葛维钧的电话，说季羡林先生刚刚仙逝。我悲痛之余，往事云涌。

认识先生，是在1964年。先生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我是一名新生。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这年中秋节是阳历9月29日，还有两天就是国庆节了，班主任张德福老师对我们外地来的同学说：“你们这是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过中秋节，怕你们想家，我带大家去季先生家看电视。”于是，傍晚的时候，一些同学就和张老师一起，来到朗润园季先生家。去先生家之前，我曾有些疑虑：电影里看到的教授和教授夫人都很清高排场，我们一群学生去他家，打扰先生，这合适吗？可是，季先生的家并不排场豪华，先生和老伴也都很平易近人，和大家聊起了家长里短，我的拘束感一下子就消除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先生，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上电视。

“文革”开始了，两派纷争。先生挺身而出，站起来表态，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派。先生这样的亮相反而激怒了掌权的新北大公社派，先生很快就被抄了家，受尽折磨和屈辱，1968年5月又被关入“牛棚”。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校，然而，到1969年春天，先生才从“牛棚”里出来。此后，先生基本上都在我们班参加学习讨论，共同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然而，当时先生仍没有“解放”，远远没有学生们自由。工军宣队布置给我们学生的任务是监督他的思想改造，让我们把他当成“活靶子”，来“控诉刘少奇教育路线的毒害”，以“提高路线觉悟”。这一阶段，先生不时地被叫走，被批判，被拉去做苦力，或收拾楼道和打扫厕所等。这一年春天很冷。当时学校各个食堂都储存了许多大白菜，为了减少腐烂，需要人定期倒腾，叫做“倒白菜”。季先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倒白菜”。后来，他在班里回忆说：“参加点体力劳动有好处。再说，这个白菜需要倒，不倒它就烂，没办法。”话语中带着苦涩的幽默。

1969年，季先生还是经常被叫走，被批判。这一年国庆节后，学校突然要把大家都拉到农村去，说是要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去锻炼和改造。东语系大部分老师都去了江西鲤鱼洲农场，少数老师和全体学生作为一个连，被拉到延庆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劳动。由于季先生年纪较大，已经58岁了，工军宣队没有让季先生到江西鲤鱼洲去，而是让他跟我们一起到了新华营。先生虽然算是我们班的一员，但劳动和住宿不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连长、指导员等领导都由工军宣队的人担任。我们有时还要黎明前打背包紧急集合，去山里跑一圈后再回来吃早饭。季先生就不用参加这种活动了，算是连里对他的一点照顾。当时学生们干的是重活，如挖菜窖、挖防空洞等，季先生则被安排到场院去和妇女、老农们一起剥玉米粒。我们每周有半天时间学习讨论，主要是谈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季先生就参加我们班的学习讨论。这段时间，没有谁再批判先生了，也许是因为批判他的风头已过，也许是因为学生们和先生已经平等了，大家都在接受再教育，不用再和他划清界限了。

在一次学习会上，季先生谈自己的收获体会时说，他剥玉米粒，冒着寒风坐在场院，心里不免也有“活思想”，觉得这活很辛苦，想起两句著名的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他对这两句诗有切身体会了。和他在一起干活的还有两位58岁的老农，他说：“和他们比，我也58岁。他们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种地打粮，供城里人吃饭，我们得珍惜粮食。”

季先生当时有哮喘病，大约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每年到8月8日立秋后就犯，冬季里往往加重。当时我们都知道，也时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还是坚持出勤，每天准时（往往是提前15分钟）出现在场院，冒着寒风坐在那里剥玉米粒。他说，“人家年岁跟我一样大，也有哮喘病，都能坚持，我怎么就那么娇贵？”

有一天，连里突然召集我们班开会，说出了一件大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原来，头天夜里，我们所在的生产队场院上丢失了一些玉米粒（延庆话叫“棒子豆”），估计能有两麻袋。领导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干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要把阶级敌人揪出来。于是，生产队的社员和学生们一起召开攻心宣传，宣讲政策，希望偷“棒子豆”的人主动出来承认，不然让警察抓去可就晚了。大家敲山震虎、声嘶力竭地宣讲了两天，也没有人出来自首。相反，却闹得大家人人自危。由于季先生每天就在场院剥玉米粒，所以也被连领导特地叫了去，问他平时注意到什么线索没有，说有线索一定要提供出来，要大胆揭发。季先生说，他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不能没有根据而冤枉好人，所以无从揭发。连里领导对他的话好像不大满意，反复叮嘱他要好好想一想，再去场院劳动时，要多注意观察，有情况立即汇报。后来，季先生和我们说，他做不了这种侦查工作，可能是他的阶级觉悟不高，看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妇女和老人，谁都不像是偷棒子豆的。

那时候，大家都以劳动为主，一起学习的时候，经常是读一段报纸之后就聊大天，东拉西扯，有点放肆。我当时是班长，同学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维持会长”，意思是学习的时候不认真把握讨论方向，汇报的时候应付连里领导。季先生知道自己还没有“解放”，所以比较谨慎，坐在一边听得多，说得少。对于我的这个外号，先生也记得很清楚。1978年，我回北大编词典，见到先生时，提起了新华营的事情，他还说我当过维持会长。1979年，我在南亚所读研究生，常到季先生家去，他也曾提到过我当过维持会长的事，以至于后来李玉洁老师也经常说我是维持会长。

总之，在那个艰苦的岁月，季先生作为我们班的一员，对大家都比较熟悉和了解了。一直到多年之后，我们班的同学，不论在北京的还是从外地临时来京的，都经常去看望先生。每当这时，他都能一一说出我们班每个人的名字，说出每个人的特点，并作出客观评价。

先生说过的好多话，至今在耳，终生在心。先生给予我的，归根结底是两条，一是做人，二是做学问。先生西去，学生将秉承遗训，努力不怠。

先生走得从容。多年来，先生已参透生灭玄机，晚年更能平常面对。98岁高龄，真正的古稀，难以企及；业绩辉煌，虽人百其身，犹不可及。

先生也走得仓促。若非“书画门”事件伤害莫大，必能安度百年。到如今，尘埃难以落定，迷雾再无廓清，而先生清白，岂容玷辱！

二、“外平”往事

那是1971年秋天，我们被“储备”在唐山军垦农场的一些同学回到了北大。这是毕业后再次回北大，名义是进修，但大家都戏称为“回炉”。其实，“回炉”不如“回锅”确当。回炉是废铁重行冶炼，再锻可以成钢成材。而我们这批学外语的学生，很难以“天生我材必有用”自诩，因为遭逢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学习了点专业皮毛，用之不堪，弃之可惜，成了典型的“鸡肋”，不回锅添点滋味加点热量，就很难端上台面。

我们是学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学生，共十五六人，主要进修各自所学的外语，快到第二学期的时候，需要增加第二外语（英语）和印度概况的课程，谁来讲这两门课呢？又有谁能一身兼二任呢？

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季羡林先生还没有被“解放”，还有专案组在审查他的历史。但系里领导还是同意让他为我们上课。他就同时开了英语和印度概况两门课程。季先生的英语水平之高是不容怀疑的，他在印度历史文化方面的精深学识也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季先生要面对的是我们这些人，中学学俄语、大多未触摸过英语，关于印度的知识也很有限。以先生之力，从字母和发音开始教这些学生，正如古人所云：“割鸡之事，焉用牛刀？”但是，先生却很认真，针对我们的特点备课讲课，殚精竭虑，一丝不苟。

而我们这些人，在经过了六年的学业荒废后，重新坐到课堂上，格外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尤其是在经过了此前“急风暴雨式的运动”之后，重返校园，再谒师门，俨如回头浪子，分外尊师重道。先生在黑板上写下字母，画出发音部位图，一遍遍地训导，我们则在下边鹦鹉学舌，求知若渴。此情此景，仿佛又回到了六年之前。

课堂上是一派和谐的气氛，课堂外也让我们感触颇深。我们上课的地点在“外平”最西头的那间教室。“外平”是外文楼后面那排平房的简称，现已被拆建为考古博物馆。每次上课，先生总是比学生们到得早。先生有个习惯，不论是上课还是开会，或者是约见，总是提前10—15分钟到场，从来不迟到。有人猜测说，他这是从德国带回来的严谨、守时、有礼貌的作风，相比之下，中国人要散漫得多。其实，先生作为一名中国人，熟知秦末张良桥上之期、晋人陶侃惜时毁博等古贤佳话。先生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也吸取了西方文明的优良做派，处处为我们树风立范。

英语，对我们来说是一门全新的语言，其语法与汉语截然不同，也与俄语相差甚远。于是，同学们时常提出：“英语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先生的回答往往出人意料：“不知道。”有时先生还要补充一句：“英国人就是这么说的。”开始时，大家觉得这个答案很不解渴。问了不如没问，答的等于没答。但后来想想，倒觉得这是最诚实、最简明、最正确的答案。这就告诉我们，有些语言现象不是语法能够解释清楚的，而是人们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凡是这种地方，就要死记硬背。显然，这比给学生一个牵强附会的解释要好得多。

季先生曾经说过：“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先备下一桶。老师们谁都不愿提着空桶走上课堂。”先生给我们上课就是这样。在讲一个新词的时候，为使我们便于记忆，常常加入一些常识性作料。例如，有一次，他讲到“面包”这个词，就说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好多西方国家的面包分别是什么样子，如面包圈、面包片、汉堡包等，当时听起来觉得非常新鲜，因为我长那么大，还没有吃过几次面包呢，就别说这些花样了。

课堂上我们能听到新鲜知识，课间休息也能够从先生那里得到许多知识。每到课间，学生们总是围着先生问点什么。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先生对花草树木非常熟悉，简直就是一个植物学家。我记得很清楚，一次课间，同学们无意间说起了外平旁边的一棵树，有的说那是红缨树，有的说那是芙蓉树。谁都咬不准，就当场请教先生。先生说：“叫红缨树还沾点边，叫芙蓉树就不对了。这树叫马缨花，又叫合欢。树皮和花都是中药。”先生在地上写下“马缨花”与“合欢”五个字，又说：“芙蓉就是荷花。荷花有好多叫法，有莲花、芙蓉、芙蕖，等等。”说着，又在地上写了个“蕖”字。第二天，我为了印证先生的说法，特地到大图书馆（现在办公楼南侧的档案馆）去查辞书，发现先生说得非常准确。外平附近有不少花草树木，那以后连着好几次课间，我们都问先生一些植物的名字，他都能一一道来。

可惜的是，我们在北大进修的时间太短，与季先生相处的时间也太短。记得那是最后一堂课，先生抄写了一黑板的英语语法变化形式，让我们记录下来。他说：“这是最后一节课了。你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自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也是初步的。学一门语言是一辈子的事。你们可以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继续自学。”

1972年底，我们这些学生都二次分配工作，各奔东西了。我去了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在那里，也许是受季先生的影响，我竟然对中草药感上了兴趣。云南那地方多山多水，气候宜人，草木葱茏。当地有句俗话：“一屁股坐下去，就能压倒三棵中草药。”我特地借来一本中草药的书，对照着上山采药。当地最有名的中草药是三七，但采集不到。经常能采集到的是何首乌、土党参、土茯苓、麦门冬等。每逢雨季，还能看到许多灵芝，当地人叫做“树菌”。

1974年，我回老家省亲，路过北京，再次在外文楼见到季先生。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我问他的近况，他说在打杂，专案组还没有结论，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先生还没有被“解放”。先生知道我去云南工作了，还以为我在昆明。我说我的工作地点在云南楚雄州禄丰县。我特地讲起了那里中草药的情况，他很感兴趣。他还说：“我去过禄丰县，解放前叫罗次，是国民党的模范县，那里的剪刀很有名。”我听后很吃惊，先生竟然对禄丰县那么了解，就说：“剪刀有名？我都没听说过。”他说：“是的，我有一年路过那里，还买了一把。”等回到单位，向当地人打听剪刀的事，果然那里的剪刀在云南一带很出名，只是“文革”期间停止了生产，“抓革命，促生产”也没促出来，大家也就不提这件事了。

多年后，得到先生新出的散文集《朗润集》，翻开一看，其中有《马缨花》一篇。此外尚有很多篇文章都写到了各种植物，如《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香橼》、《春满燕园》、《西双版纳礼赞》、《燕园盛夏》、《夹竹桃》、《一朵红色石竹花》、《在兄弟们中间》、《科纳克里的红豆》、《马里的芒果城》等等。原来，季先生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植物了，每到一地，他不仅要观察那里的人，那里的建筑，他还要观察那里的植物。他的心中有一片绿色，生命之绿！

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是许多知识，是学者的风范，还有无限的思念。

精神和教诲

——记六次拜访季羡林

杜文忠（河北省内邱县政府）

惊闻季老仙逝，我万般悲痛。上世纪60年代，在北大东语系读书，季老是我们的系主任。90年代后期我5次拜访季老，2008年第6次拜访季老。季老儒雅、纯朴、谦和的人格魅力和朴实、勤勉、刻苦的学者风范，更有对我的诸多教诲和书中思想令我肃然起敬和激励我奋发进取。我时常为做“季羡林的学生”和6次拜访季老而倍感自豪与甜蜜。

1997年，我在河北省内邱县工作，主管县志出版，1月16日，请季老为县志题词，季老满口答应。次日，我第一次来到季老家，向季老讲述了县志编撰情况，并留下一份县志“概述”。出乎意料，1月24日我就收到题词：“以史为鉴，弘扬地域文化；驭风腾飞，繁荣内邱经济。”屈指一算，季老20日寄出题词——仅3天时间，就完成此事，令我惊喜和感激不尽。这正如他讲“对青年我是有求必应”，实践了季老“两多两少”的做人观：“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

1997年1月26日，我二次来到季老家，他得知我52岁后，笑着说：“你是如日中天，大有作为，你是上午10点钟的太阳。”听到这句话，一股向上的力量油然而生，感到自己不是老年人，而是青年人。我刚读完硕士的长子前来，季老说：“你还得考，你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并合影留念，长子受到极大鼓舞，用功读书，两年后同时考取留美博士和清华博士。

我问季老还写东西么，他说：“我靠一张纸和一支笔生活，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写几千字不成问题。”这时季老已是87岁的老人，连我50来岁的人也难以做到。

季老80岁后，有两年寒暑风雨无阻天天跑图书馆，写出80万字的《糖史》，还有《学术回忆录》等。他兴致勃勃地让我看沙发上准备外发的信件、稿件和题词，还有为山西出的《今文观止》写的书名，并说，为《胡适全集》写了1万7千字的序言。季老说：“在学术研究上，我的冲刺起点是在80岁以后。”80岁对他如同中年。“我现在担负的工作其难度和繁重程度，令中年人和青年人望而却步。”多么豪迈和令人景仰！

1997年12月13日，我和原邢台市委副书记王三堂夫妇一行5人拜访季老。季老赠我们新出版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为三堂同志题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三堂同志的儿子王乾题词：“王乾小友：有志者事竟成。”王乾这次未能前来，季老临出门时说：“请代我向王乾问好！”一位大师想着一位中学生，使我感动。三堂同志要求为妻赠书，季老说：“你俩合用一本，名字写在上边吧，我是女权主义者。”“郑淑婷”三字写在了前头——其教诲与美好不言而喻。王三堂同志问季老：“我12岁时搞文化大革命，正是读书的年龄耽误了学业，请您讲一讲，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季老响亮地回答：“人生必须立志，立了志没有实现不了的。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所以，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取得了民主革命胜利。”我经常用这段话，还有季老的奋进精神，激励自己和教育青少年学生。

1998年7月16日，我第4次来到季老家。当我们把季老题词的《内邱县志》赠上时，季老兴奋地说：“写县志很重要，写县志不容易，写县志就是爱县。爱县才能爱国，不爱县怎能爱国呢？”季老把写县志与爱国相连，使我感受到他“人有两个母亲，祖国也是母亲”的思想，每项有益的工作都是爱国行为。我赞佩季老的话：“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季老说，他的每个细胞都是爱国的，即使他死了，每个灰粒也都是爱国的。他经常忧虑大气污染、森林滥伐、环境欠佳——爱国成了季老的生存之根和生命之火。

我次子一同前来，季老得知他任大专英语教师后，激动地说：“学好英语走遍天下。”还说：“外事谈判中，不会英语不方便。”“不懂外国法律，打官司光吃亏。”使青年人感受到学习的极端重要和与爱国紧密相连。季老总是鼓励晚辈上进，教育他们珍惜青春年华，认识学习与工作的意义，懂得掌握本领的重要，从而报效国家，把爱国变为具体行动。

关爱晚辈成了季老的习惯，晚辈在他眼中十分高大与美好，与他相处，一片真诚与幸福。这次，柳金钟同志（原临城县纪委书记）带上8岁儿子拜访季老，季老为金钟同志所带季老的书上写下“自强不息”，并说：“书能给人知识，给人智慧，给人快乐，给人希望。”我对季老说：“这位小朋友想考北大。”季老笑着说：“咱俩是校友。”然后，把他抱在怀中，宛如高山上的古柏旁长出一株幼松。小朋友柳楠松为我们拍照，季老笑称：“小参谋长。”大师的亲昵激励他刻苦学习，10年后升入重点大学。

季老说：“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水平越高，当然越好。”他把“立志”、“爱国”、“勤勉”像种子般植根于晚辈，促进了晚辈成长。2008年汶川地震后，季老捐出20万元，想到的是“别让儿童失学”。季老的榜样和教诲激励我像他那样，把帮助青少年成长变成生活习惯。

1999年2月25日，我第5次拜访季老，谈了读书与写作，季老说：“古今中外，人们之所以要读书，其目的不出两端：一是从书中寻求智慧，寻求真理；二是从书中寻求娱乐。”季老的散文大气而平易。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丰赡的人生阅历相辉映，浑厚的文化韵味与娴熟的写作技艺想融洽，朴实、真切、幽默。故事、典故常来润美，古诗词句时有点缀，如春风拂面，像写信和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在意趣盎然中使人陶醉其中，不知不觉读完文章又令人回味无穷。各文化层次、各年龄段都喜欢读。读季老文章是一种唯美享受，会把人带进一种迷人境界。我向季老讲述了邢台市工业学校多位教师喜读他的书，季老笑问：“在邢台能买到我的书吗？”我说：“当然能。”季老说，不真正感动不写，不真实不写，不成熟不写，不能充分论证不写。我说：“您提出的‘四个不写’非常好，对写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季老微笑地点头说：“不说废话。”季老说，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我非常喜欢他追求的风格《文章六律》：“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朗润琐言》第36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季老文章头尾呼应，很美好。他讲，把平时遇到的好材料写入文章或装入档案袋，则变为自己的财富，使我受益。

我5次拜访，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突出印象，每次季老都不仅送出门，而且等客人远走一直到他看不见了才回去，映露出人格的高尚和学者的厚道。那凝立许久送客的高大形象永远铭记在心，从中体会到一种感情，感受着一种力量。

2008年5月4日，我们北大缅甸语专业64级同学聚会时，林友慧谈到，季老曾撰文，感谢“文革”被监管劳动中缅甸语专业一同志对他的照顾，这人正是我班的王德强。王德强回忆，那年酷暑中让拔草劳动，他做主变为喝水休息。休息时，季老讲述了叔父开店供他求学、公派留德中向大使馆要钱和回国后胡适去机场接他等故事。由此，2008年5月5日，我与王德强同学一起去301医院看望季老，病房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季老90多岁了，仍在病房中写作、出书，呈现出圣雅、祥和、勤勉的人文景象。德强同学谈到“文革”中他“监管”教师们劳动时，季老问：“我能抽烟吗？”德强说：“能。”讲到这里，季老笑了，笑得那么甜。这是我第6次拜访季老。

季老是一部学不完的大书。他几十年坚持凌晨4时半起床，没有节假日，他把浪费时间视为“犯罪”和“慢性自杀”。我喜欢季老的“生活四不”：不闲着，不挑食，不生气，不嘀咕。不嘀咕指心态平和，不为自己健康愁眉苦脸。学习季老，做性情中人，真情、真实、真切，把季老的思想和精神学到手，像季老一样，热爱祖国，关爱后代，关注未来，让人生绚丽多彩，则是对季老教诲与期盼的最好回报。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品格

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以98岁高寿辞世，做到了真正的著作等身，功德圆满。季羡林勤勉80年，70岁后为学术高峰，焚膏继晷，笔耕不辍，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诸多财富。其中，有两项尤为宝贵：一是近2000万字的著作，包括正出版的《季羡林全集》30卷约1500万字，以及1995年至2009年尚未结集的新著，还有日记、英文论著、通信、演讲、谈话，等等；二是他的学术品格，他何以能如此勤勉，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愈老弥坚，直到生命终结，与他的治学之道即学术品格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季羡林2000万字的著作是有生命的躯体，那么，它的学术品格就是这些著作之魂。

季羡林的学术品格，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逐渐形成的。别具特色，催人奋进。概而言之：勤勉不怠，惜时如金，为其成功秘诀；预流弄潮，追寻真理，为其不死灵魂；取弘用精，灵构妙筑，为其得心常法；学术道德，以身作则，为其立命之本；真情相待，从善如流，为其交友之道。

季羡林是当代中国学术的骄傲。他为学术奋斗终生，取得惊人的研究成果。先让我们看一看已经出版的《季羡林文集》〔1〕的情况：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及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及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一看目录就知道，除散文、序跋、杂文之外，他的学术研究极富有挑战性，不少内容（如吐火罗文）是少有人敢问津的世界难题，24卷1000万字，谈何容易。然而，这只是1994年前的部分成果。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他的学术品格。

勤勉不怠　惜时如金

季羡林是个朴拙的老实人，为人做学问都一样。他所以能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学者，靠的不是聪明，而是锲而不舍、孜孜不倦的精神。勤勉不怠，惜时如金，是他的成功秘诀。故而他又是高明的。季羡林看重天才。有人认为：“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的范畴）。”他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更符合实际一点。季羡林从不以为自己有什么天分，所以他非常强调以勤补拙。他说：“无论干哪一行，没有勤奋，一事无成。”〔2〕

郭应德说：“在我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中午不回家休息。在办公室随便吃点东西，或同青年同志一起，去学校食堂吃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翻译、查材料或写东西。先生分秒必争，常利用会议间隙写作。他善于闹中求静，即使环境杂乱，也能专心致志属文。他宵寝晨兴，夜里三四点钟即起，夜阑人静，辛勤笔耕，数十年如一日。先生的鸿篇巨著，就是这样孜孜不息完成的。”〔3〕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如此。不过季羡林是更为甚者，珍惜时间到了对自己几近苛刻的程度。古人惜时有“三上”之说，他则利用一切时间的“边角废料”，会议上，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时，脑海中思考不停。他恨不得每天有48小时，不敢放松一分一秒，不然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是在慢性自杀。除了有争分夺秒的惜时之心，还得有巧用时间的妙法。季羡林在几十年间养成了一段时间内从事几种研究的习惯，不喜欢单打一。这种歇活儿不歇人的办法，他屡试不爽，在《罗摩衍那》的翻译中，使他获益良多。他说：“除了这件事之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大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把脑筋这把刀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就是我用这种翻来覆去磨过的刀子翻译完毕的。”〔4〕

是时代造就了季羡林特殊的勤勉不怠、惜时如金的性格。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决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5〕读了这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们对季羡林近乎怪僻的治学之道，就不难理解了。勤勉不怠、惜时如金，愈老愈勤，坚持一辈子不动摇。天道酬勤，季羡林的印度学研究，以及其他学术的研究，获得跨越时代的成就，皆得益于此。

预流弄潮　追寻真理

治学要开创新天地，决不能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而必须勇立潮头，不主故常，咸与维新。季羡林对此有深刻体认，而且身体力行。他强调学术要紧跟上时代的新潮流。他说：“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大转变时期，一个空前的大繁荣时期。处在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学者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学者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新时代的特点视而不见，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结果是建树甚微。而有的学者则能利用新资料，探讨新问题，结果是创获甚多。”〔6〕他非常赞同陈寅恪关于学术研究的“预流”的精辟之见。他说：不预流，就会落伍，就会僵化，就会停滞，就会倒退。能预流，就能前进，就能生动活泼，就能逸兴遄飞。并认为王国维、陈寅恪等近代许多中国学者都是得了“预流果”的。我认为，季羡林本人也是得了预流果的，是中国当代学术的弄潮人。

季羡林学术研究中的弄潮精神，除了受到他的中国老师陈寅恪等的影响外，还得益于他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斯米特教授。他是一位权威学者，第四学期念完，他就给了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为了做好博士论文，季羡林花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写了一篇长长的绪论。送给教授，约一周后退回，整篇文章用一个括号括了起来，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教授说：“你费的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读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7〕

这件事对季羡林的打击很大，但受用终身。“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成了他的戒律和衣钵，并传给他的学生。

由此，季羡林对印度学的研究，见解独到，充满新意。我们以他对《罗摩衍那》的研究为例，来看他如何革故鼎新的。他在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和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罗摩衍那》中，对这部大史诗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意迭出。对其思想内容的分析，尤见心裁和功底。

他首先将世界上著名的《罗摩衍那》专家的各种见解一一列出，然后指出：以上这些学说或看法，很不相同，也很有趣味，但都没有搔到痒处。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8〕。真是一石投林惊百鸟。接着，季羡林从种姓关系，婆罗门和刹帝利之争、正义和非正义之辨、民族矛盾问题切入，对大史诗的思想内容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提出自己独树一帜的一系列新论点，铿锵作响，掷地有声。

追求卓越和不同凡响，是季羡林学术研究的风格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种风格和精神在他对印度学的研究中，随处可见。例如，他对《梨俱吠陀》中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神秘主义”的若干哲学诗的新解，特别是对《无有歌》的洞见，真有振聋发聩之感。《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一书，更是他宝刀不老、勇攀高峰精神的见证。

季羡林对印度学研究如此，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如此。预流创新，追寻真理，是他学术研究的灵魂、生命和价值所在。他呼吁我们：“放眼世界，胸怀全球，前进，前进，再前进；创新，创新，再创新。”〔9〕为此，季羡林提倡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动态，阅读中外杂志，反对闭门造车，反对空喊和国际接轨。他说，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10〕

用弘取精　灵构妙筑

季羡林推崇胡适“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的观点，认为它是不刊之论。为什么要大胆呢？季羡林认为“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11〕在这里，大胆假设和预流是相通的，不过大胆假设之后要小心求证。“预流之后，还有一个掌握材料，越多越好。”饶宗颐是这样评价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12〕这四个字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但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必须具备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言条件，第二是多姿多彩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13〕

季羡林对材料的求全责备，跟他重考据的学术爱好有关。清代桐城派姚鼐认为，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季羡林认为，考证是他最喜欢的东西，他七八十年的学术活动，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考证的道路。

考证的基础是材料。所以对材料的竭泽而渔，是季羡林学术研究的首要追求。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有了材料，还要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抽绎出可靠的结论，使结论尽量接近真理，就是“小心求证”。如果说，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以至于达到竭泽而渔的境地，是“用弘”的话；那么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抽绎出可靠的接近真理的结论，就是“取精”。季羡林认为，“小心求证”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有的要反复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经不住客观材料考验的假设，就必须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这就是小心求证。

综观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无论是印度学研究，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走的都是用弘取精的路子。首先是大胆假设，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所谓发挥想象力、胡想力；一旦确立假设，就广收博罗，对材料竭泽而渔；接着就是对材料爬梳剔抉，披沙拣金，去芜存菁，用可靠的材料去修正假设；最后将经过修正的假设和挑选过的材料进行博综精思，灵构妙筑，写出学术论著。以《罗摩衍那》研究为例，他写了一本专著和两篇论文。在《〈罗摩衍那〉在中国》一文中，介绍和研究《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搜集了梵文、巴利文、汉文、傣文、藏文、蒙文、古和阗和吐火罗文A（焉耆文）八种语言的材料，给人搜罗备至、叹为观止的感觉。同时，他的抽绎归纳做得很好，许多高妙的绝论令人叹服。用弘取精，灵构妙筑，是其得心常法。

学术道德　以身作则

季羡林治学非常重视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中国学者历来讲道德文章，即强调做人和文风。这个传统到清代还得到较好传承，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季羡林对此深表赞同。认为梁启超的“德”与他谈的学术道德完全一致〔14〕。

对学术道德，季羡林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而且大声疾呼。他不相信人性本善，但相信学术的作用。“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每个人都是想日子越过越好的，学术的作用就在于能帮助人达到这个目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谈学术道德的，看似调子不高，却十分坚实。他对学术骗子给予严厉鞭挞。什么叫有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季羡林认为：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然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什么是学术骗子呢？他说：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对于学术骗子，季羡林给予了严厉的警告：这样的骗局决不会隐瞒很久的，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先例。真相一旦暴露，不齿于士林，因而自杀者也是有过的。季羡林所以大声疾呼，是因为这种学术骗子，自古已有，可怕的是于今为烈。

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必须自己做到。季羡林郑重申明：我可以无愧于心地说，上面这些大骗或者小骗，我都从来没有干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干〔15〕。季羡林认为，正确对待不同学术意见，尤其要敢于公开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才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他坦诚地承认，最初他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也不够冷静，觉得别人的思考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后来，他有了进步，认为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与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还认为，无论怎样离奇的想法，其中也有可能有合理之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尤其可贵的是，季羡林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多么正确，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他强调了时间的因素，认为“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季羡林是这么认识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选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将反对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16〕。

谦虚，是学者的美德。季羡林作为一位学术大家对此非常关注。他关注的是真谦虚，而不是“故作谦虚之状”的假谦虚。他将谦虚与否，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考量，认为“在做学问上谦虚，不但表示这个人有道德，也表示这个人是实事求是的。”对一些年轻人自视甚高，他深感忧虑。他说：“有不少年轻的学者，写过几篇论文，出过几册专著，就傲气凌人。这不利于他们的进步，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人贵有自知之明。季羡林是真正做到了的。他总觉得自己不行，“样样通，样样松”，“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17〕。凡是了解季羡林为人的，都知道他讲的是实话。他写了一辈子文章，累计达一两千万言，但一直到晚年他写作还是不敢离开字典。这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态度，就是“心虚”，就是不敢自以为是，就是对读者的尊重和负责，就是学者的道德。季羡林的谦虚可谓数十年一贯制。1947年，已经是教授、系主任的他，听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一年，每堂课必到，听课笔记保留至今。周祖谟当时还不是正教授，季羡林觉得自己中国音韵学知识欠缺，就征得他的同意去旁听他的课。到晚年，他撰写《糖史》，为了资料占有的彻底性，他不耻下问，向东语系各专业的教师包括青年教师请教各类糖在各种语言中的说法。

虚心治学和学术勇气相结合，这才是完整的学术道德。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敢于向权威挑战，是季羡林的一贯作风。关于原始佛教语言问题，他曾于1956、1958、1984年写过三篇论文，是其在国际学术论坛勇于挑战、获得胜利的范例。进入耄耋之年，季羡林的学术勇气依然不减当年，他提出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大破大立，另起炉灶。这是何等的见地和勇气！季羡林为何愈老威望愈高，不但得到国内外老一辈的同行学者的敬仰，而且深得青年学者的喜爱？是因为他的学术道德和以身作则。

真情相待　从善如流

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出《典论·论文》）。这句老话到了季羡林这里，似乎就不灵了。读书人互相倾轧，出现在同辈人中居多。可是，在季羡林的同辈学者中，几乎没有不敬重他的。季羡林的为人与为文，突出一个“真”字。乐黛云在给“当代散文八大家”的季羡林卷起名时，就起了个《三真之境》的书名，并以《真情·真思·真美》为题写了一篇充满真挚的前言。不但道出了季羡林为文的真谛，也道出了他为人的真谛。张中行说：“季先生就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实，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认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实，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比季羡林年长6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作诗赞道：“你的人，朴实非常，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袁行霈在《朴实的力量》一文中写道：“季先生就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还在《生命的赞歌》一文中说：“除了敬佩他学问之博大精深之外，人格方面得到的印象归结起来就是‘老实人’三个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季先生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另外，像赵朴初、周一良、林庚、侯仁之、启功、王元化、钟敬文、张岱年、何兹全、梁披云、任继愈、周汝昌，等等，以及属于“后学”的汤一介、乐黛云、严家炎、胡经之、范曾、刘梦溪、庞朴、王尧、白化文等当代学术大家，都十分敬重季羡林。

2001年，季羡林九十华诞，由钟敬文撰文、启功书写的寿联，是对这种敬重的极好表达：

珠玉千篇　学者同沾光泽

泰嵩一老　人寰共仰嵯峨

季羡林逝世后，“红学泰斗”周汝昌作诗哀悼：古历己丑闰五月十九日惊闻季羡林先生谢世痛悼不已敬赋小诗略展悲怀。

大师霄际顾人寰，五月风悲夏骤寒。

砥柱中华文与道，渠通天竺梵和禅。

淡交我敬先生久，学契谁开译述关。

手泽犹新存尺素，莫教流涕染珍翰。

这就是中国文人推崇的君子之交。季周交谊始于1950年周汝昌翻译季羡林的《〈列子〉与佛教》，是典型的以文会友。

中国俗话云：隔行如隔山。又云：同行是冤家。但是，这两句俗语到了季羡林这里，都失效了。季羡林的晚辈同行，全是他学生，如黄宝生、郭良鋆、赵国华、蒋忠新、张保胜、王邦维、葛维钧，段晴、高鸿，等等，自不待言。他的同辈同行，如徐梵澄、金克木、饶宗颐等，也都对他膺服不已。饶宗颐闻讯季羡林、任继愈同一天逝世，即书“国丧二宝，哀痛曷极”。过了几天，又作《挽季羡林先生（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韵）》诗：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和季周之交一样，季饶之交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季饶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在国内学术大师中，两者应是最为相近的了。将他们视为同辈同行，当无大谬。民间有“北季南饶”的并称，即将二位视作同辈同行。季羡林与饶宗颐，隔山望海，谋面的机会并不多，主要是文字之交。1984年，《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将在上海出版，这是他的学术著作首次登陆，作者请季羡林写序。季羡林“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篇序写了一万多字，可谓大气磅礴，酣畅淋漓。他先精要地总结了饶宗颐的治学精神：预流、取弘、创新。在文章的最后，季羡林写道：“时为旧历中秋，诵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不禁神驰南天。”这是何等的情谊与兴致。

然而，季饶之交并不停留在唱酬序跋之中，而是直达“如琢如磨，如切如磋”的中国文人相处的最高境界。季羡林是著名的佛教语言研究大家。1990年，他应韩国东国大学之请，写成《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çéëí问题》一文。在论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写道：几经准备，动手写的时候，“我接到俞敏学长寄赠的《俞敏语言论文集》，其中有几篇文章是谈悉昙章的。仔细阅读，茅塞顿开。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能不修改或者放弃了。准备重新动手写的时候，又接到香港饶宗颐教授寄赠的《悉昙学绪论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书中绝大部分论文都与悉昙有关，而且饶先生还直接引用了慧琳那一段话。这对我似乎是云层中流出来的阳光，让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饶先生以其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对有些问题分析入微，深中肯綮。小子愚鲁，何敢再赞一辞。于是我就停止写作，把原来的稿子全部作废，决心另起炉灶。我又开始了广泛阅读的过程，我决定竭泽而渔了”。〔18〕最后，季文足有二万五千字之长，成了现代佛学名篇。

从季羡林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çéëí问题》一文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叫以文会友，什么叫从善如流。请教、切磋、致谢，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习惯，几十年间没有变化。我们常常在他的著作中看到“附记”、“羡林案”的文字。例如：1947年10月9日，他在《浮屠与佛》一文末尾的“附记”中写道：“写此文时，承周燕孙先生帮助我解决了‘佛’字古音的问题。我在这里谨向周先生致谢。”1949年2月5日改毕《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一文，在“附记”中写道：“此文初稿曾送汤用彤先生审阅，汤先生供给了我很多宝贵意见，同时又因为发现了点新材料，所以就从头改作了一遍。在搜寻参考书方面，有几个地方极得王利器先生之助，谨记于此，以志心感。”1988年9月14日，季羡林写成《关于神韵》一文，1989年3月19日在“羡林案”中写道：“此文付排后，接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函，他对拙文提出了几点意见，我觉得很有启发，现节录原信附在这里。”他又在“补遗”中说：“承蒙敏泽先生函告：钱钟书先生《管锥篇》第四册页1361—1366，引宋范温《潜溪诗眼》关于韵的论述。此确为我所忽略，谨向敏泽先生致诚挚的谢意。宋范温论韵的意见十分精彩，钟书先生的引申更为神妙。”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真情相待，从善如流，每得助益，必记文鸣谢。这不仅成了季羡林学术生涯的习惯，而且成了他的学术品格。

季羡林是当今学术界泰斗，一代宗师，其学之富，非五车可喻。张中行说：“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19〕以上所述，只是对季羡林学术研究的一孔之见，既不深，更不全。然而古人说“见象之牙，知其大于牛也”，请读者“以所见占未发”吧。

季羡林在《汤用彤全集》序中说，中国学术史上有许多像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这样的“不可逾越”的高峰〔20〕。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季羡林用毕生的精力，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学术高峰，永远令人叹之，仰之。

注　释

〔1〕　《季羡林文集》24卷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2〕　季羡林：《学海泛槎》，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8页。

〔3〕　郭应德：《人格的魅力》，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4〕　季羡林：《季羡林自传》，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55—256页。

〔5〕　季羡林：《人生絮语》，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

〔6〕　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页。

〔7〕　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349—350页。

〔8〕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5—256页。

〔9〕　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10〕　季羡林：《学海泛槎》，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

〔11〕　季羡林：《季羡林学术论著选集·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页。

〔12〕　饶宗颐：《季羡林传·序》，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3〕　同上书，第2页。

〔14〕　季羡林：《学海泛槎》，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7页。

〔15〕　季羡林：《学海泛槎》，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6—307页。

〔16〕　同上书，第314—315页。

〔17〕　同上书，第310页。

〔18〕　季羡林：《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第350页。

〔19〕　郭应德：《人格的魅力》，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

〔20〕　季羡林：《〈汤用彤全集〉序》，《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142—143页。

师道之光

裴晓睿（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在誉满天下的辉煌中走完了几近百年的人生，含笑西归了。先生一辈子在北大从教，他非常看重老师这个身份和职业，曾说：“老师是最了不起的称呼。”几十年来，北大东语系的师生都已习惯了以“老师”、“先生”称呼他，有时在正式场合称他为著名学者、教授，他都不高兴，说：“有事说事，不要说什么著名不著名。”因此，尽管近年外界戴在他头上三顶桂冠，他自己却坚辞不受，北大人也仍然只是以“先生”称呼他，总觉得“先生”这个称呼饱含了晚辈后学对他的亲近和尊敬。

7月13日晨，我满怀哀痛到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吊唁先生之时，含泪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季先生：在此天人两隔之际，学生得以向您倾诉无尽的思念和景仰……”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我与先生的交往有一个远—近—远的过程，先生晚年名声大噪，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为了他的健康，我再也不敢像以往那样随意地去打扰。几十年对先生满心的感激和敬仰在先生有生之年竟从未得以表白。先生在世时，我们都以为“相期以茶”只待时日，谁想倏忽竟成永别！心里的话只在天人永隔之际才得以倾诉，悲哀和无奈是如此的真切！往日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一一浮现眼前，竟如昨日一般。

1965年我入学北大东语系时，季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当时新生们听说系主任懂八国外语，一时惊为天人！虽然他总是一身朴素的布鞋中山装，毫无教授的架子，可我们这帮大一的学生对他却只敢仰望不敢亲近。一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季先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从牛棚放出来之后，1970年到200号（北大昌平分校）跟我们一起劳动。那时候长幼尊卑之序早已被革掉了，我们天天和先生一起干活儿，农田里种菜拔草，房顶上揭油毡、铺沥青……在“臭老九”被改造的氛围中，跟先生的距离反而拉近了许多。我突然发现满腹经纶的季先生竟是如此平易、谦和，跟邻家的老伯没有两样。平时家长里短的话都聊得来。——其时也只能说些家长里短，因为大话在各种会上都说尽了，有关学问的话又不宜多说，以避“白专”之嫌，先生更是不敢主动说。从200号回到本校后，先生被安排到35楼东语系学生宿舍门房管收发。机会来了！先生除了尽心尽责地管好“本职”工作之外，就有了空余时间悄悄地做他的学问。后来先生说，《罗摩衍那》就是那时候开始翻译的。每天去上班时抄在纸片上一两段，有空时就思考怎么翻译：“我脑子想什么别人是管不住的。”开会时，他总是微低着头，两手掌心虚抱，十指指尖相对，像弹琴一样，不停地开开合合，那就是他在不受管束地、自由地思考。每见及此，我都会想：先生此刻在想什么？是快乐的回忆？悲伤的面对？抑或是静若止水的禅定？

1970年5月7日是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的纪念日。系里的黑板报上刊登了季先生的一首“卜算子——颂五七指示”和我的“采桑子——纪念五七有感”，可算是59岁的老知识分子和23岁留校红卫兵当时的思想写照。季先生的词是：

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

燕园深院惊回首

不堪忆往时

五七道路广

方向定须知

六十年来一梦觉

工农是吾师

当时我没有多想。先生去世后，无尽的思念，唤回一幕幕往事的记忆，禁不住翻开几十年不曾开启的日记，重读起先生的这首词看来。词的上阕真实的道出了先生文革时期、特别是牛棚经历之后的苦闷心境。个中滋味不是当年的我所能领悟的。

文革时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记得有一次在外文楼103开大会，我坐在先生身边，随便请教他报纸上的一个词“克里空”。先生说要查一查。隔了两天，先生就递给我一张字条，把“克里空”的出处解释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一热，感动极了。要知道那年代查资料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网上一搜，信手拈来。如果字典上没有，就要花大力气去“海捞”了。我一直不敢问先生是花了多少时间、如何帮我查找这个词的，但先生的身教使我记住了：老师，就得是这么当，学问就应该这么做。今后我也须这样对待学问、这样对待我的学生。数年后，有一天，早已毕业的我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您知道当初我们入学后，您最让我心里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有一次我在课间随便问了一个问题，您说要查查。其实我转头就忘了，没想到下周上课时你还记得认认真真地做了回答，并告诉全班同学，还借机鼓励大家多想问题多提问。”我告诉学生，这是季先生教我的。接着就讲了那个“克里空”的“插话”。

季先生在各种场合都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他的案头常年摆放着字典，每天都需要查。他还曾告诉我：“发现有用的知识，要随时做卡片，收集资料，以后查找起来就方便得多。”以先生的饱学和博闻强记尚且如此严谨地对待学问，资质平平者有何理由不这么做呢？当老师就要不辱为师之使命。后来，每当我发现学生的作业错字较多时，便会把季先生天天查字典的身教和言教拿出来教育学生。39年来，我教过的每一届学生都听过季先生的这些教诲。我告诉学生：“季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尚且如此勤恳为学，写文章如履薄冰，我们谁能比他更有学问，自信到写东西可以一挥而就，连检查都不用吗？”

先生高而不傲的谦和品质人所共知。记得那时候我每次有事到先生办公室或者家里去，先生总是马上站起来，不管说多久，他都会陪着站在那里，没有一次是客人站着他坐着说话的。这在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曾谈到。但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晚辈来说实在是感到不胜惶恐。见过大知识分子谦和的，但从没见过如季先生这般谦和且尊重别人的。他的自谦有时候使用一种自嘲的方式。拨乱反正之时，北大请了八位著名教授做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是其一。有一次在先生家，我说您现在做副校长更忙了啊？先生说：“你没听外面说嘛？北大现在是‘九龙治水，天下大旱’！”说完，呵呵地笑了。我一边跟着笑，一边心想：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哪位身居官位的人敢于如此坦诚地对待舆论，还敢于以自嘲的方式帮助扩散。真君子也！为什么呢？一是自省，二是不怕丢乌纱。有此胸襟，何惧之有？不知此一析断是否先生真意，倘非妄断，也算先生知音一二了。

季先生竭尽全力倡导和支持东方学研究事业。为了给《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筹款，以80高龄远赴泰国“化缘”。回国后，他的助手李铮告诉我说，季先生在泰国参加华侨崇圣大学的建校典礼，为迎候国王驾临，遵从泰国惯例，在炎炎烈日下列队恭候站了3个小时。他还应邀到东方文化书院作报告、会见大学校长、侨领等，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听了心里既感动又觉得不是滋味。一个耄耋之人，晚年还要为弘扬东方文化如此不辞辛苦，为一个文化集成的出版工程去海外“化缘”，我们后辈敢不竭诚努力，完成先生遗愿，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季先生的为人为学不但在国内名满天下，在国外也颇受学者、政要的敬仰。泰国的诗琳通公主懂多种外语，包括梵语、巴利语，公主和她的同学、朱拉隆功大学梵巴语主任、文学院院长巴珀博士每次来华访问，只要有一点时间，都会到季先生家登门拜访、参观藏书并向他请教梵语研究以及新疆、西藏的梵语佛经研究状况。2002年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公主还曾亲往医院探视。2005年公主来华时没有时间去医院，特意叫我向先生转达她的问候和祝福。先生辞世次日，公主即派泰国驻华使馆送来了花圈，表达她的深切哀悼之情。

季先生留给北大东南亚研究所最后的纪念是2009年5月为研究所即将出版的一部论文集题写了书名“东南亚文化的多元与共生”。书还未及出版，先生已溘然长逝。现在题名珍藏在北大外文楼。那是先生一生工作的地方。那里处处是先生留存的足迹，每一个东方学科的牌名上都浸淫着先生60年的心血，每一位教师都是先生的学生，先生的为人为学、言传身教是中华传统的师道之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我们将循着先生之道，为实现先生的遗愿，为把我国的东方学科做大做强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永唱低调　永创新论　永掖后学

——受季羡林先生20年恩泽后所看到的季先生

赵　杰（北京大学外语学院）

7月11日中午，炎热的北京，我正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萃园大厦开中国民族双语学会，刚刚与许嘉璐副委员长边走边谈中国民族双语教育问题后，连续接到5封短信说季羡林先生逝世了，这使我很震惊，当天下午我在270人大会上发言前公布了这条消息，并向季先生表示深切哀悼，全场也顿发惊讶和憾意的叹声。季羡林——这位精通9种外语的语言巨匠和东方学大师就真的在离他98岁周岁生日差20多天时离开我们了吗？我们多么希望季先生能过100岁，再能听到每年8月他生日时和温家宝总理的高屋建瓴的谈话呀！

我早就仰慕季羡林先生大名，自从1986年我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留到东语系任教至今，23年间有20年我曾受到过季先生的关怀和恩泽。对季先生高山仰止的大师风范，学贯中西的治学硕果，许多师长都有精论，笔者不敢班门弄斧再加赘述，只想把我与季先生相识20年中对他的律己、治学、助人三大风范加以回顾，把这方面鲜为人知的一些事迹介绍出来，以利后世，以昭后人。

一

我1986年来到东语系，听得最多的名字就是“季羡林”。我起初负责全系老师和研究生的学术讲座，在列计划手写时竟把季先生的“羡”字写成“茨”字，让旁边的阿拉伯语老师感到诧异。第一次见到季先生是在全系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季先生不在明显地方就座，而是随意坐到圆桌的后一排，时任系主任的陈嘉厚、书记贺剑城请他讲话，季先生才讲。他说，他老了，但不能倚老卖老，因为只是年龄比同志们大而已。特别是东语系的党员大会，季先生作为一个70多岁的老人，无特殊事总是按时到场，在外文楼206会议室，坐在普通老师的人群中，以一个普通党员和普通教师的身份参会。大家觉得他德高望重，总是首先让他发言，他才谦虚地讲上几句，但讲的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亲切而真挚的话语，可以说季先生是履行普通党员义务的表率。80年代后期，北大东语系党委班子很忙，一方面要领导正常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师生，一方面又要疏导学潮，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季先生非常支持我们班子的工作，请他到系里来，有请必到。我分管党委宣传和研究生工作并兼任全系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让季先生来出席研究生毕业典礼和照相，他都来参加并和领导班子及十来个研究生合影留念，一点学术权威的架子都没有。

1989年以后我和季先生熟了，就时常到北大朗润园13号楼一层的家中拜访季先生。听到最多的仍是谦虚的话语，如“中文系大师林立”、“水平高”、“你是林焘先生的高足，林焘是中国语音学主帅”等，其意仍是他的水平低，要向中文系学习，因此对我这个刚从中文系毕业来的年轻教师也很尊重。有一次，他一个人把我送出门外，我回头时他还在亲切地招手，丝毫没有校领导、全国人大常委、学部委员的架子。有时我与季先生说完正事，我们还和李玉洁老师（时任季先生的生活秘书）三人一起加上一只白猫伴随，还要在靠圆明园的北屋聊上一阵儿。但他从不说自己，更不谈自己的博士、博导、学部委员的经历，只谈学术和校、系的事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21世纪将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的世纪，给我这个语言学出身的年轻教师以莫大的鼓舞。

在之后季先生参加的许多大会上，比如1991年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举行的季先生80诞辰和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清华大学召开的赵元任先生语言学文集出版的纪念大会上，在费孝通先生主办的北大社会学高级研修班开幕式上，在北大召开的中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香山国际汉学研讨会上，季先生均坐在主席台，发言时总是谦虚有加，低调谈己，谨慎措辞，但每次人们都能从他讲话中学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新知和耳目一新的前沿新论。最典型的一次是90年代初在北大外文楼，北大请香港著名中文修辞史大家郑子瑜先生讲座，季先生参会并主持，他开始一再谦虚地说自己是外语系的，中文文学水平差，但郑子瑜先生讲话开始后时常念出中国古代名诗（多数还不只是唐诗），他的风格是他念上句，让大家猜出下句，听讲座的北大各系教授、老师、研究生往往也能答上一两句，但季先生几乎每句都能对出郑先生古诗的下句，最后大家干脆听他俩对诗表演了，这是我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教师为之汗颜的最难忘的一幕。

人常说，美国人是“谢谢”不离口，而季先生是谦虚低调不离口，他永远是谢绝别人对他的赞许，从他嘴里听不到对自己的介绍，即使在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场合，比如1999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朗润园他家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人，我由衷地赞说季先生中文好、外文好，语言、文学均好，他也从不接话说自己，而是把话题转引到别的内容。之后，他在给我的拙书《东方文化与东方民族》写长篇序言中还谦虚地说：“赵杰同志本人曾在满族学方面下过一些功夫。他的成就，我非内行里手，不敢妄加评断。只是这种精神就值得肯定，希望他能继续努力。”其实，他对满族学在序文中已经说了不少精辟之论，只是因对满语语音、词汇、语法等没研究过，就真诚而谦虚地说“不敢妄加评论”，这种虚怀若谷、坦诚治学的书面谦语也和他平时低调评己的口语表达是一致的。

季先生低调对己的品德还表现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比如，1989年上半年，我作为北大讲师申请加入中国语言学会，填表时需两个专家推荐，我因是青年教师怕入会通过时有难度，就请了现会长朱德熙名师和原会长季羡林名师作推荐人，但专家要在推荐人栏里签字。因为季先生比朱先生大9岁，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又是第二届会长，朱先生是第三届会长，我就先到季先生家请季先生推荐并签字。季先生知道我的业务情况欣然答应，但在签字栏里，他居然没在前面签字，而把前面空白处留给了朱德熙先生，自己把“季羡林”三字签在了后面。后来我找到朱德熙先生，朱先生也很同意为我推荐签名，但看到了两名专家推荐栏里季羡林先生把自己的名字签到后面，再往后已经没有签字的地方了，朱先生看后微笑而不好意思地说：“季先生这么谦虚！”他也只好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前面。这虽是一件随意签名的小事，却看出了季先生淡薄名次，低调做人的胸怀。

二

季先生做人谦虚低调，做学问却高难度、高标准。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比较文学和散文创作方面都是卓有建树的，但季先生更宝贵的地方还不仅在他的治学空间平面的宽广，而且是他在80年的治学生活中时时注意治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永远用鲜活的学术思想指导治学不断登高望远，不断理论创新。

关于季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已有许多总结，大都强调他空间范围博大之一面。我个人体会还有他随着时间的历史发展不断深化和实用化的一面，这就是拾阶而上，永创新论的特点。具体可分为六大阶段：第一阶段，大、小语言的学习及语言学研究。季先生早年留德，主要学习、研究印度古代语言梵语、巴利语和吐火罗语，这是他专攻语言学微观研究的第一阶段，其中亮点是对保存在东方西域却带有印欧语系西语组特征的吐火罗语有深入研究。第二阶段，诗、剧翻译及再创造研究。季先生进入中年以后，中国正处于频繁的政治运动期，但他能在受冲击、蹲“牛棚”、当工友时忙里偷闲，翻译大量梵语著作和德、英两国经典，其中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和经典长篇历史名剧《沙恭达罗》是季先生翻译的代表作。在翻译中他又伴随着语文释读等研究成果，这是他微观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以考据事实为载体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他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研究古代中国及西域各国和印度等南亚诸国文化交流关系的力作。1986年开始他集一人之力潜心研究十年完成的《糖史》，更把国际文化交流的视野扩大到了亚、欧、非、美四洲。它们是季先生由微观语言、翻译研究走向文化交流中观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第四阶段，文学创作与文学比较的结合。这也是季先生从中年开始铺垫挖掘，到中老年进入勤奋淘金阶段的亮点。他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议》两本纪传体的文学名著，几乎让全国文学爱好者手不释卷。他的六本散文集被文学界看做是学者散文成就的高峰。他的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的著作也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中老年文学的高峰仍属季先生治学的中观阶段。第五阶段，东方文化理论的创新。季先生年过八旬后，又登上了治学的新高峰，他把自己的治学视野由中观攀上了宏观，特别是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时，也在深入思考并建构东西方文化的理论体系，提出来了“世界四大文化圈”的理论，提出了东西方文化在世界成为主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交替称雄，并且21世纪的世界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进而提出了“送去主义”的观点。尽管少数人对季先生某些观点有商榷，但季先生的整体东方文化理论无疑给了正在跨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理论信心和精神鼓舞。第六阶段，大国学理论的构建。晚年的最后七年是季先生治学攀上顶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观大论阶段，他作为国家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总编纂后，总结中国历史上丰厚的传统文化精华，结合现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开始构建大国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温家宝总理连续5次去医院拜访时，季先生谈大的关于“中国和文化内核”、“人与内心的和谐”等真知灼见，堪称大国学的精髓。

综上所述，季先生80年治学生涯，每一阶段都有亮点，可概括为“三观（微观、中观、宏观）六段”，每一“观”的跨越，每一“段”的提升，他都有创新之论回报社会，可以说季先生是生命不止，治学不辍，创新不停。

三

季先生低调做人，高严治学，但他还有一生中辉煌的另一面，那就是心地善良，不仅乐善好施（比如捐款百万元设助学金，向四川汶川灾区捐赠20万元等），而且长期关心爱护青年，乐于奖掖后学，因此才有了他桃李满天下，“粉丝”遍五洲。

奖掖后学的主要事迹是季先生对他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的严格要求，真诚爱护。

1986年我刚分到东语系，系领导要我负责全系研究生的学术活动，那时全系只有40多名研究生，其中只有一名博士生，就是季先生指导的王邦维同学。我到博士生宿舍里去找他，让他给全系研究生师弟师妹们作一场治学经验的报告。作报告时王邦维对所从事的南亚佛学如数家珍，他讲了季先生教他写论文的方法以及研究语系和佛教文化的关系，研究生们很受启发，后来季先生还表扬了我们的这场学术活动。1987年7月，王邦维博士答辩会，他写的是南亚某位佛教名人的考据，一大厚本书。东语系管研究生的领导是李谋副主任，我是博士答辩会的秘书，记得我跟着李谋主任为东语系历史上第一次这场博士答辩会做了精心准备，季先生作为导师也多次鼓励我把这场答辩会服务好。答辩主席是哲学家任继愈，答辩委员有史学家周一良等。在季先生的关怀和鼓励下，我们东语系从零开始成功地举行了这次答辩会，王邦维全票通过。答辩会后午宴上，季先生还表扬了我做秘书文笔快，并且催促王邦维赶快拍电报（那时还没手机）向四川的爱人报喜，使我看到了广施恩爱给青年的季先生。

之后不久，王邦维1988年当了副教授，1992年当了教授，1995年当了博导，后又任东语系系主任，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等。这固然有邦维兄自己的勤奋和才气，但与季先生的提携、奖掖也是分不开的。

季先生对我本人的关怀、鼓舞、奖掖也历历在目。

1988年季先生推荐我加入中国语言学会。1989年春天，我和中文系耿振生博士组建北大青年语言学会，邀请季先生参加开幕式并讲话。他当时可以用日理万机形容，但仍欣然答应并讲话，给了北大中文、外语等青年教师和博士硕士生们以巨大鼓舞。1996年度我晋升为东语系的教授，1998年成为东语系最年轻的博导，正为此沾沾自喜时，李玉洁老师告诉我这两个头衔的取得都是事先征求了季先生的意见而得到了季先生的首肯的。为此我心存感激，可季先生再见面时只是祝贺我而从不谈背后提携我的事。

1999年7月14日，季先生为我的《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一书亲笔写了6页序言，后来听李玉洁老师说季先生用了整整一上午写的，这篇序言的大部分内容以“学问中没有捷径”为题收在季先生日后出版的《忆往述怀·随想录》畅销书里，他在序言中说：“‘我老年忽然少年狂’，侈谈东西文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是，90年代有人对季先生关于东西文化的“河东河西论”有批评有商榷，我在1999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东方文化理论反思》的论文，强调季先生的“河东河西”不是机械循环论，而是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李玉洁老师跟我说，他给季先生读《人民日报》该文时有意不读作者名字，读完后让季先生猜，季先生居然猜出了是赵杰写的。季先生把我这个不是他的学生的晚辈比作与他的关系是“惺惺惜惺惺，”这是才疏学浅的我实在不敢当的，但季先生仍然在序言中给予鼓励地说：“赵杰教授在本书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古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并在长篇序言的结尾鼓励所有青年学人：“古时欧几里得对一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2000年4月，挂靠外国语学院的北大语言学所成立，我任所长，请季先生做名誉所长，他欣然应允，并作了长篇书面讲话。2002年，我援疆任石河子大学副校长时成立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兼院长，请季先生当名誉院长，他又答应，以此支持我的工作。他还在北大家中接待了石河子大学几位领导，讲西域民族研究对我国民族团结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之后又用受伤的手亲笔题名“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我把墨宝带回新疆，这个题字碑至今仍树立在天山脚下的石大校园。

2002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在北大朗润园13号楼一层见季先生，汇报北大支援石河子大学及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情况，季先生和我在他的南房卧室里还合了影，仍然鼓励我把在新疆的工作做好，为北大和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争光。他和李玉洁老师把我送出13号楼，送到朗润园甬道上。我依依不舍回头望去，见90多岁的季先生和70岁的李老师都已白发满头，只是李老师头发更厚些，仍然像50年前北大校花时那样漂亮，季先生瘦削的脸颊仍然不减70年前在德国穿博士服时的英俊。我已走得挺远了，他俩还站在那关注着我。这成了我来北大30年来吸目最深的一道燕园风景线，谁知这居然竟成了我与季先生的永别之幕！

之后的一两年，季先生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但仍然关心我在新疆完成的北大对口支援石大的工程。他不能起床，又托李玉洁老师把6本散文集送到南楼大门亲自转交给我再送石大，李老师还转告季先生对我工作的支持，同时也表示了对我语言学专业荒淡的担心！这成了季先生对我的最后遗嘱，也是关心到了我最需要指点迷津的岔路之处。季先生，您对后学的关怀、爱护、宽容、奖掖实在是天下无双啊！

季先生永唱低调，永创新论，永掖后学，三足鼎立，构成了季羡林精神的三大支柱。

永远的丰碑

吴同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

一代宗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走得有点匆忙，走得十分安详。这是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重大损失。因为季老生前，对北大的学科建设、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全人类的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季老走后，媒体所载对他的正式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应当说，这一评价是较为准确的。季老曾郑重申明，谢绝别人赠与的“国学大师”等桂冠，固然表明了一位大智之人的谦逊风范，但也反映了一个大学者对自己治学重心的科学认知。

毫无疑问，季羡林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而最突出的贡献是在东方学方面的建树。他是我国东方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在北大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东方语言文学系（后更名为东方学系），亲自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东方学者。经过深思熟虑，他逐渐形成了推动发展东方文化的战略构想，并身体力行，采取种种措施，付诸实施，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规划出版由他担任总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版500种专著，现已出版100多种。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季老晚年对此倾注了很多精力，由他亲自主持的编委会和出版座谈会就召开过几十次。在一次编委会上，季老动情地说：“我这一生遭遇过不少坎坷，现在又遇到了《集成》出版难的障碍。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再深再高的沟沟坎坎也要迈过去！”现在季老走了，编委会同仁（多是季先生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当坚定不移地继承季老的遗志，努力克服重重困难，把这项工程进行到底。历史将证明，这项凝聚着季老远见卓识和巨大心血的学术文化工程将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东方文化，首先要振兴中国文化。正因为如此，季羡林先生始终热心关注“国学”。一九九二年初，北大成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国学研究院），为推动国学研究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一些实事，因而得到季老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他在许多场合，表扬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不图虚名，只做实事”。研究中心和有关单位合作，先后制作了系列电视片《中华文化讲座》100集和《中华文明之光》150集，季老应邀亲自担任《中国文化在印度》一集的主讲人。他曾经幽默地说：“我们这些一辈子做学术研究的人现在要来当一回电视明星了。”北大国学研究院组织了36位人文学科的学者，奋斗7年，完成了四卷本学术专著《中华文明史》。该书出版后，我们首先送季老审阅。2006年6月13日，我随袁行霈先生去301医院看望季老，聆听教诲。季老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指着放在书桌上的《中华文明史》说：“这套书很好，北大就应该出这样的书！北大人文学科具有优势，应努力造就中外古今会通的一流人才。”他还表示支持将《中华文明史》译成英文出版，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这次会见破例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使我们获益匪浅。2007年6月17日，北大国学研究院召开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正在住院疗养的九十六岁高龄的季老，用颤抖的手指握笔，坚持亲笔写了三页纸的贺信，全文如下：

袁院长、各位学者：

热诚祝贺北大国学研究院成立十五周年。

国学，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词。

有几千年传统的中国文化，现在日益为全世界所重视，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充分证明这件事。

现在我们的任务，用一句常用的话来表达就是任重而道远。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当仁不让。但是，我们却不能（用）陈陈相因的老办法来研究，我们必须认清新形势，提出新办法，使中国文化能在当今错综复杂世界上真能闪耀出新的光辉。和谐，这一伟大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又是同西方的征服自然的思想相对峙、相抗衡而发展的。试把中国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同西方的所谓进化论的思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摆在一起来看，其高下，其深浅，真有天渊之别。

但是我们切戒自满，我们必须有创新的精神。中国古人所说的“满招损，谦受益”必须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季羡林

07.6.16

国学研究院同仁读着季老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贺信，无不感动万分，在给季老的感谢信中写道：“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诲，戒骄戒躁，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用更多、更好的创造性成果来回报社会、学校和恩师。”

季羡林先生曾任北大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对北大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贡献良多。他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对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行为深恶痛绝。某单位一度热衷于自我炒作，罔顾事实真相，标榜这样那样的“全国第一”。季老耳有所闻，批评此种风气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他明确反对重理轻文的倾向，主张文理并重、文理融通，提倡文理科学生互选一定的课程。他对青年学生关怀备至，爱护有加，北大校园里流传着季老爱护学生的许多佳话。我曾亲历过这样一件事：十多年前，应广大同学的要求，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校内组织了系列文化讲座，请多位名师主讲，季先生也欣然允诺。不料举办讲座的当天，季老突然发烧。我们打算暂停讲座，季老却说：“海报已经贴出去了，不能让来听讲的同学失望。”于是不听劝阻，坚持带病讲课。那天，能容纳几百人的大教室内座无虚席，走道上、讲台后都挤满了学生。季老举重若轻，娓娓道来，幽默生动的话语引发阵阵笑声。讲座结束时，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不少同学还排着队等待季老签字。直到满足所有同学的愿望后，季老才直接去医院看病。非常荣幸的是，那次讲座是我主持的，这件事使我无比感动，永远难忘。

大爱无痕，泽被后世。季老走了，他的音容笑貌将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许多言行将成为北大乃至全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众多北大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悼念季羡林先生

刘　烜（北京大学中文系）

惊悉季先生突然逝世，万分悲痛。早先我曾请季老的助手杨锐老师帮助相约，希望在季先生生日前后见一次面，原由是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新出版了《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一书，列入了季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我是这部著作的编辑。吴院士敬重季先生，特别指明他是读了季先生《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很有同感，很受启发，因而促成这部著作产生。他要当面送书给季先生。承杨锐老师转告说，季先生很高兴，称吴院士是熟人，是邻居。于是，我们一直等着这个日子。噩耗传来，晴天霹雳，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人生遗憾。

悲痛稍稍平复，季先生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更清晰地浮现起来了。我于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上“东方文学”课时听过季先生讲授印度文学，我当时对印度文学有好奇，其实对先生的学问没有真正的了解。不过我和同学们都愿意称自己是季先生的学生，可见季先生在北大有人格上和学术上的吸引力。在我毕业20年之后，喜逢改革开放，有了研究禅学的可能，才真正从季先生那里领会到业师的温暖。

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是现代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又长于佛学研究。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后又流传于朝鲜半岛、日本、南亚各地，各有创造。禅学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书法影响巨大，禅的因素最终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特色。可是一般人论述这些问题时总会局限于唯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不能直面实际的历史面貌、直书禅的积极作用。我带着困惑拜访季先生，他胸有成竹地指导我从历史事实研究起，不要在唯心、唯物的概念上转圈子，使我豁然开朗。此后我在北大开出了本科生、研究生的专题课，获得了国家课题。坦率地说，开头是有风险的，总感到心是悬着的，季先生的支撑给了我力量。到决定编“中国禅学丛书”时，季先生又大力支持，首先编入他自己的著作，同时他又主张将我们与韩国学者共同研究的论集编入，走开放的道路。当时中韩尚未正式建交，因此，与韩国学者见面的地点选在澳门。而即使要在北大会见，也必须由季先生亲自发出邀请，以便他们申请旅游签证入境。这些杂事十分繁复，季先生却说，凡事开头难。在困难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更有意义。他认为禅不只是中国的，它是东方文明的成果，也有为西方文明吸取的价值。我和商务印书馆的任雪芳编审被任命主持“中国禅学丛书”的日常事务。季先生从选题一直到封面设计都十分细心研究。有一次，季先生的著作选用他的头像做彩印，季先生还问是不是会增加成本。因为我和任雪芳编审是北大中文系前后届同学，过年时总会相约一起去贺节。雪芳送去山东寿光产的大葱，季先生认识是真正的山东货，十分高兴。我送的是水仙头，是友人找来的真正的漳州重瓣水仙。我们年年如此。季先生将水仙泡在盆里，浇水十分认真，大约水浇得多了，水仙开花后倒伏。季先生将它们靠墙放着，水仙倚墙直立依然飘香。季先生还让我去看他的创造，风趣地说：“适者生存。”生活自然。颇有禅味。季先生很体贴人。我研究佛塔，它为我介绍国外的资料；我病倒了，他赶到医院坐在病床上祝福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令人终生难忘。

佛经说：“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世界的存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我也品味过季先生的时间与空间。他喜欢任雪芳送的商务月历，每天要干什么事都写在上面，时间安排的像钟表似的准确。他早晨四点半起床，四、五十年不变，不分冬夏，误差只有五分钟。午休后处理杂事，看报看杂志。下午四时助手李铮先生到家报告有关情况，送来书信、报刊，共同处理工作，接见来宾。晚上不工作，早起早睡。学问是苦苦积累起来的，聚沙成塔。他的令人惊奇的艰苦工作远远超过常人。季先生的空间，我特别注意他的书桌。季家是由书桌和书架构成的。他有两套住房，加起来不到200平米。西边是生活区，其实也有两张书桌。他卧室里的书桌最漂亮，上等木料做的，栗色。书桌匀称两头沉，中间还有两个抽屉，所以桌面最大。上面堆着近期报刊，抽空在这里浏览。一个瓷的茶杯放在一个托盘上，很突出。台灯是最简单的。书桌面对窗外的荷塘。每当灵感涌来，就在书桌上写散文。桌上放着眼镜。书桌左边有一张单人床，另一边是几个书架。这套房子里面的一间小屋是保姆用的。后来一度也放了一个书桌，有一个沙发，一把椅子，用作接待客人。大屋估计有20平米，是季师母和季老婶母的卧室。两位老人辞世以后，上世纪90年代才改成客厅，添置了最普通的沙发。东边那套房子是书房，也有三间。打开门，有书的霉味。进门见到的一间小屋，里面也放了一张书桌。李铮先生告诉过我，这张书桌是季先生查材料用的。坐下来就看见对面书架上的《大藏经》。书桌后面有一张小床，李铮先生用过，有时也当作客房。走进大屋，满眼书架，路很窄，常要侧身通过。书架是特制的，特别高。书架尽头，原来是阳台，后改装成一个小空间，仅能放一张三屉桌，窗外是一片荷塘，季先生介绍过，好多散文是在这张桌子上写的。书架丛中还藏着一间小屋，大约八九平米吧，面壁放有一张很小的书桌，书桌旁有几个铁皮书柜，安静简单，按理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书房，季先生的长篇著作是在这里写成的。清晨上班，主要在这里办公。季先生没有个人享受的空间。他的悠悠岁月就是书和书桌构成的波动的曲线。他挚爱着他的书桌，季先生轻松地说过，变换一下书桌，有时就像休息了一下。他过着简单、孤独、大度、自信的生活。季先生是强者，是山东硬汉。他安慰过很多人。但是，他全身有很多种病，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病痛。他有烦恼和内心伤痛，从不希望别人的安慰。他有时默坐，有时呆坐，有时写散文排遣，还得顾及分寸；有时用埋头写作改变自己的心境。他这样早起，其实还得晚上吃一片安眠药才能维持。如若一片不够，偶尔还得加一片。这些从不向人说起，这就是内向的季先生。

最令人怀念和尊敬的，是季先生提出“送去主义”的文化主张。他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应该有民族文化的自觉，总结自己的精华，送向全世界，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中华文化面临的任务，要在自身文化传统上有自我超越；同时要在世界潮流中实现自我主体性的确立。这需要开放，需要一种有民族文化自觉的更高的开放。

在北京大学，前来学习中华文化的外国朋友越来越多了。他们迫切希望学地道的中华文化传统，以便理解今天中国发展的历史渊源，他们主要不是希望了解中国如何理解西方思想，因为“二传手”总不可能完全正确。季先生批评重复地、低层次贩卖西方思想，指出不要当盲目学舌的鹦鹉，季先生评之为“失语症”。他主张高质量地研究西方思想，比如了解西方思想当然可看中译本，但是真想研究西方思想，写论文，哪怕是博士生写论文，也必须看原文的主要著作。他再三申说，他不是否认“五·四”先贤向西方学习的功绩，多次赞扬鲁迅“拿来主义”的英明。他认为，面临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应该有新的文化战略。我们知道，冷战结束之后，军事、经济上只有美国一个霸主。文化上是不是也要定于一尊？也有学者认为，冷战之后文化冲突会尖锐，其最终的考虑还是追求世界文化的一元化。季先生坚持世界文化应该在多元化的互相交流中发展。他考察实际情况，目前欧盟发行欧元，但在文化上仍是多元的，并没有说以英国文化去统一，或者以哪一国的文化去统一。况且，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澳大利亚都认为自己国家内部存在着多元文化。在中西文化中间，季先生认为各有长处。在文化发展前景上，季先生感悟到东方文化目前处于劣势，但有向上发展的潜能；西方文明发展到顶峰，又从高处下降的趋势。他批评西方文化的消极面，比如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极端的个人主义等。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向领先于我们的西方学习，而是说要学习其长处，吸取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处境的局限，产生过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媚外心态。这种殖民心态也可能表现为盲目自大，也可能表现为愚昧排外。总之，中国学术的发展不可能是外国思想家的喇叭筒。

季先生花大力气主编《东方文化集成》是他对“送去主义”的文化实践这部大型丛书计划出版500部，涵盖东方各国的文化研究，东方的大国有，东方的小国也有，把各国不同的文化成果直陈于世界面前。他写了一篇《东方文化集成·总序》，被誉为东方文化复兴下的重要文献。

他主张在新的条件下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其实，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越深入，越能找到与世界对话的契机。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在文化发展中并不对立，可以在发展中加以协调，犹如一个银元的两面。他亲自召集会议，研究“中华文化编”的选目，征求老中青学者的意见。我记得张岱年先生非常支持，称赞其“气魄宏伟”。岱老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将在《东方文化集成》中问世。会上，季先生提出三个字：精、全、新。“精”是要有高的学术水准；“全”是要有各个有关学科的代表性著作；“新”是要有新材料、新见解、新水平。他提供了《文化角里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一书，他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写蔗糖的发展史，远远超出一般可及的范围，是用新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开创性的著作，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季先生学术研究中的探索精神和实践精神，在这波“国学热”潮流中得到广泛赞誉，于是媒体上称他为“国学大师”，但季先生辞去了“三顶帽子”，没有接受“国学大师”的称号。其实习惯上使用的“国学”概念，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上的有关古代文化的学问。以先生的学术渊源和研究范围而言，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家；但是，他对于国学的贡献很大，是值得后人称颂的。

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20世纪下半叶，季先生学识广博，堪称时代的代表。他兼学中西，博古通今。他的坚韧毅力、洞察力和睿智代表着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精神。现在季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的学识存留于世，他的精神活在人间。在北京大学灵堂里有20000人前来告别，在八宝山有几千人送行，这真实地表明：“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季先生的文化遗产有待于我们去整理、学习，季羡林的名字仍然会给我们力量、智慧和向前奋进的勇气。

回忆季羡林先生二三事

李明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回忆季羡林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敬业和创业精神。古往今来，文人武士大都怀有一种理想：建功立业，造福桑梓。对于教员来说，教几批学生，或写出一两本书，都是功。尽管功有大小，但那毕竟是个人尽责的结果，可以宽慰了。而立一番事业，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季羡林先生是属于二者兼备的人，他造福的桑梓就是我们北大。我亲历的几件事，都可以从侧面证明。

七十年代末，他决心创办《国外文学》杂志，吁请当年三个外语系东、西、俄各派一名教师参与。条件是干实事，能用心征集内部稿件，避免有质量的文章外流。因为三个系里的名家多，都分散出去了，不能攥成“拳头”，彰显北大外国文学的实力。同时，有了杂志又可以发现和培养新人，推介新一代名家。他还说最好不要让系主任来兼。一是他们忙，无暇办刊；再则避免他们担责任，用不用谁的稿子，有时会说不清的。这样，创刊时期有：卞立强、刘安武、范大灿先生和我，加上系秘书李铮一起承办，四人实际上成了“执行编委”，后来增加了陆嘉玉先生，设5人为常务编委。季先生每期编目和发刊文稿都要审阅。1980年初出刊第一期，从此北大有了自己办的外国文学杂志。

按照季先生的意思，内稿为主，评论与翻译兼收（早期两种稿子各占一半）。这里外文语种多，不少作品可能是首次译出，只有先介绍进来才谈及上评论。另外，杂志要“杂”，包括方方面面，不必都是长篇论文。生动活泼的小文章，学术通讯也行。我校外国文学有四系一所（后来增设英语系和比较文学所），学术活动多，再加国外学者来做学术报告，都应该及时报道出去，做到及时交流信息，让外界了解北大在做什么，这样北大的影响和贡献自然就要大得多，也比时时事事都靠开会交流更简单、更迅速，可以避免兴师动众，来回交通奔劳。

关于理论，季先生有一点特殊的看法，认为老一代的专家学者治学经验和心得，都可算是理论，而且是有中国传统的外国文学理论，不可看轻了。这一点对杂志的指导作用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常去邀请前辈学者写写翻译经验，读书心得，或评论作家作品，长短不拘。后来甚至发展成专家笔谈，例如1983年的第二期就辟出专栏“本刊顾问谈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敬请前辈教授撰稿，计有冯至、田德望、刘振瀛、李赋宁、陈占元、金克木、闻家驷、梁佩贞、曹靖华、颜保、魏荒弩等12位先生赐稿，每人一篇，发表时还配以个人小照。这一期刊物竟成了外国文学界引用名家言论的依据，也令季先生感到非常高兴。

关于杂志设顾问，这是一种风气。当时凡创办刊物，都聘请兄弟单位著名专家、学界名流去设立顾问班子。这一方面是杂志表示尊长敬老之情，反过来也是为提高刊物的地位或权威性。季先生却不随俗，据李铮先生转达：季先生认为北大不需要那样做，因为本校的外国文学前辈都已是各语种的文学权威，所以由他亲自点名并聘请的17位顾问全是本校的老前辈，只有冯至、罗大冈两位先生例外，但他俩也是从北大调出去的，理应列入。是故杂志一出刊，顾问名单就足够显示我校基础的雄厚了。

对于长辈学者的作用，季先生是非常重视的。记得在80年代，曹靖华先生因病长期住北京医院，这令季先生非常牵挂，他时常抽空去探视，每次都要约我随车同去。这样就使我有机会多接触他，在车上能够多听他的谈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尊敬前辈学者的。他说过大致的意思：所谓“加强管理，推动教学科研”的提法很勉强，“学问不是管理出来的，要靠示范的带动”，老先生们就是榜样，他们的言传身教体现了北大的传统，切记历史，多听前辈师长的见解。他把本校所有外国文学前辈都聘请为杂志顾问就含有这层意思。也正是出于这种基本精神，我把曹老的几次谈话整理成了那篇笔谈《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要外为中用》，登载之前并经曹老看过。季先生认为，联系前辈，听从他们的见解，才可以避免割裂历史、割断北大传统。

《国外文学》在80年代末缩减期刊的大检查中得以顺利过关，多亏有季先生的精心主导。当时全国出现大量期刊，免不了互相重复，良莠不齐，所以不少同类刊物被合并、撤销，像俄苏文学类杂志全国有四家，结果由于合并裁撤了三家。外国文学类期刊情况近似。我校杂志算是幸运的，但能保存下来，亦靠了它的质量。

不过，90年代初杂志发生了经费困难。编辑部主任陆嘉玉想尽办法，包括为降低成本而送到外地的县印刷厂去印制，还寻求校内资助，主要拟靠四系一所出钱合力支持。有一个系领导表示可以独资承办，条件是由其拥有杂志的主导权。陆嘉玉向季先生作了转达，遭到后者的断然回绝。季先生向陆交代：“你告诉他，主编不是花钱就可以随便买到的”。我们知道季先生很珍惜杂志，重视质量，曾多次说过：“我别的职务可以不要，副校长、系主任都辞去，主编决不辞！”以此表示负责任。此事惊动了学校社科处，从1994年起由该处拨款支持杂志。

季先生的敬业、创业精神有诸多方面的表现。比较文学在北大，乃至全国迅速成为显学；北大跨系科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从成立到招收研究生形成体制，等等，都与他的热心倡导或积极支持分不开的。这在我校已是人所共知的事。

1992年起，季先生被推选为“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尽管此前他已是好几个学术团体的会长，他依然认真对待。事关高校外国文学的教学事业，包括奖掖晚辈同行的事，他总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参与。该会隔年举行一次年会，季先生或亲自参加或发表书面致辞，而且并非应景文章，每次都是言之有物。1995年的年会文集《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中的序言，就是根据他的“开幕词”整理出来的。他说来不及成文了，但我们依据记录作了整理的内容，仍旧可以看出他是事先做过周密的思考。我作为副会长之一，每次年会前都要请教他，带上他对会议的指示，会后向他汇报。他所有那些给年会的致辞、题字、题签或签字文稿，十几年来件数不少，都由他的秘书复印后交我给了大会，原件均妥为保存在季先生的工作档案里了。我想，那都是今后研究季先生的心神和精神的重要资料。

季先生奖掖晚辈，有些事例让我记忆犹新。1983年有一位来自山东聊城师范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员王老师报名到季先生名下。季先生交代我作指导，因为后者进修方向是俄苏文学。我当即答应承担任务，但说明导师名字不要改，因为对方投奔的是季先生这位名师。那位王老师首次到我家谈进修计划，坐下十几分钟就频频看手表，这令我很不自在。忙问是否有急事，他坦然对答曰：“没有，是季爷爷嘱咐，找导师请教，谈话每次不要超过二三十分钟，因为你们中年教师正是忙的年纪，时间宝贵，不像同他谈话，但说无妨，因为老年人已经不那么忙了。”那位王老师来自山东，颇有“夫子遗风”，尊老自不必说，每次见面谈话，总是言必称“季爷爷”或“俺爷爷”，他转述的一席话，令我非常感动。知道季先生不但热心培养青年晚辈，而且对我们中年人也关怀备至。

青年王老师在北大进修期间，勤勉学习，顺利完成了任务，他受到季先生精神的启发，利用在京学习的有利条件，制定了较详细的采访计划，遍访前辈名家，我为他写介绍信，推荐他去访问，有时要借用季先生的名义，说明王是季先生的学生，有意来登门求教云云；有时则带他出去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认识文学翻译家。各位前辈都热心接待他。两年下来，他竟然收集到各地名家的谈话稿百余篇，把这些谈话稿编成一本书《文学翻译百家谈》，由北大出版社印行。书中收集了巴金、冰心、杨宪益、戈宝权、姜椿芳等当代文学翻译名家谈心得和治学经验的文稿，而且这些文稿都是名家亲笔书写并签名盖章，为我国近百年来的文学翻译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此事也可说明，季先生确实培养了人才，恩泽后代。

顺便一提，王来北大进修，不但结果丰硕，而且还有意外收获，他对此表示极为兴奋，说过：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幸运，拥有如此大量当代名家的手稿，定当妥为收藏，保存这批无价之宝。季先生知道了也很满意。

缅怀我国东方学大师和奠基人季羡林先生

梁志明（北京大学历史系）

季老突然仙逝，噩耗传来，令人万分悲痛！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始人和老主任，也是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大师，备受广大师生的热爱与崇敬。我虽不是季先生门下的嫡传弟子，但作为历史学系亚洲史专业的教师，从1954年进入北大就读世界历史学起，就身受季老的教育思想和著作的陶冶。1959年留校在历史学系亚非史教研室工作后，与季先生任系主任的东语系关系便日渐紧密起来。我的第二外语——越南语是在东语系学的，越南史是东语系的陈玉龙老师教的，东方学、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知识都是听季老的讲座和从季老的著作中首先获得的！在北大的教学工作中，有幸与季老有多次接触，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记。

一、充满豪情与希望：建一个东方图书资料的大图书馆、大文库

季先生素来喜爱进图书馆，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并常到学校大图书馆和东语系图书资料室的阅览室看资料或写作。北大东语系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资料室，尤其是东方语言的图书资料是校内各系图书资料室所无，北大的东方语言，包括越语的报刊杂志大多集中在这里，因而是我常去的地方。有一次我去东语系图书资料室借书时，恰与季老相遇，在交谈中他问我，这里的资料多吗？我说很多，很宝贵，东南亚的书刊、越南文的书刊只在这里可借到。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要建一个东方图书资料的大图书馆、大文库！让研究东方问题的学者和教师满意。言谈间充满着豪情与希望，他的话至今仍铭记在我心间！我们这一代研究东方国家文史的教师都十分感谢先生为我们创造和提供的良好研究条件。

季老的希望在世纪之交终于部分实现。1996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之下，建立了具有巨大规模“东方文化集存”大文库，迄今已赞助出版、编纂和汇辑了100多种有关东方研究的著作。他在总序言中说：“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二、平等互助和双向互动：研究文化交流的精辟论断

季老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中外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成果是闻名遐迩，国人公认。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可说是这个领域的传世之作，晚辈学人从中汲取了众多的滋养。

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史学科勃兴，成为一门显学。80年代初，北大历史系亚非拉史教研室和北大东语系亚非历史组的教师们集体开设了中国与东方国家友好关系史的专题课，1984年将研究成果，汇集成书，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这本书的出版获得季先生的特别关心与支持。他在百忙中拨冗写了序言。

在这篇一千多字的序言中，季老阐明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交流史的基本特征与作用，指出：

“中国立国亚洲，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同我们的邻国和比邻国更远的国家，一直进行着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虽然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总起来看，可以说一直没有完全断绝。这对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起了促进作用，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彼此文化的内容，为我们的人民造了福利。”同时，他又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性的观点。他说：“我们始终认为，在世界上，国家有大小，历史有长短，经济、文化发展有差别，但每一个民族都对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宝库有所贡献。那种认为某一个民族或某几个民族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的议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愚昧无知。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指出，“现在人类历史已经到了20世纪末，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已经大为便利”，“我们互相学习的机会更多了。我们相信，这种学习，同过去几千年一样，一定会丰富我们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季老鼓励作者们说：“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同志们，把我们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写了下来，集成一本书”，“在建造人民与人民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友谊与了解的金桥方面，一定会起到自己的作用”。季老对我们学术研究的这种亲切的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忘的印象，让我永远铭记！

关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季老有一系列精辟的论断，而坚持大小国家平等互助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互动，是季老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观点。2007年，他在为何芳川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亲笔题词中，再次写道：“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要研究西学东渐，更不可忽视东学西渐，因为中西文化是东化与西化的双向互动中发扬光大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学者们撰写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条基本指导思想。

三、著作等身的成功之道：勤奋、执著，笔耕不辍

季老学贯中西，成果之恢宏在老一辈学者中也是罕有的。他为什么能在一生中创作那么多作品呢？这其中定有其成功之道。在一次博士生的答辩会上，我对在座的学生说，好文章不是写出来，主要是改出来的，许多著名的大学者，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们的文章没有不改的，从他们的手稿上可以看出，都是反复改过的。有一位老师插话说，不一定，季先生的文章就是一挥而就，不必改来改去的。这引起我的思考，当时我对此有些存疑。后来，我才知道，季先生虽有多年的积累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又熟练地掌握有多种语言，但他并不是不修改自己的文章，而是在动笔前反复思考，不断推敲，在形成腹稿后方才挥笔成文。季老有一个北大人熟知的习惯，他常常漫步在家门前朗润园内或未名湖畔，这正是他边走边想，打腹稿的时间，我想这可能是他撰写文章能一气呵成的奥秘！也是季老成为有名的写作多面手和高产作家的原因之一。有学者评说，“终其一生，季老是一个勤奋、执著、自知、率真的学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其勤奋的结果”。这个评价是十分公允的。

现在，随着季老的逝世，我国东方学的一代巨星陨落了，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季老的学术思想和丰硕成果，永留世间，他的高尚人格和风范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缅怀季老，重要的是学习他全心全意为祖国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的无私奉献，继承他勤奋、执著和笔耕不辍的精神！

（2009年9月3日）

一幅挽联寄哀思

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听到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消息，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我的头脑轰然一下，感到一座图书馆坍塌了，真有点头晕目眩。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用一座图书馆来形容是恰当的。中国上世纪50年代遴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是他们中最后一个辞世的，无疑象征着一个学术时代结束了。

季羡林先生享年98岁，从教63年，这是多么吉祥的数字啊！先生平静地安详地走完了人生历程，可谓功德圆满。然而，从国家领导人、机关干部，到大学的师生、演艺界的明星、佛教界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他教过或者一直心仪他崇拜他的无数弟子，还有接受季爷爷捐赠的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小学生……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乃至海外千千万万的人们坠于无尽的哀思。

由于我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这一学术职务使我有机会向季先生讨教请益，结下深厚的墨缘，成为他的“小朋友”。他对北大学报的指导和帮助，对我本人的关爱和提携，春风雨露，恩泽如海。

1990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研究，就是怀揣季先生介绍我认识该校的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的亲笔信。此后郑先生给了我本人和北大学报巨大的帮助。

1992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拟出版我的30万字的书稿《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承蒙他老人家赐以热情洋溢的序。他在序文中说，读我的书稿，使他想起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光潜先生讲课的情形，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楮墨（见《季羡林文选》第14卷第53—56页）。我拿到序文，心中诚惶诚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怎么敢接受先生如此高的褒奖？想到先生一向对后生晚辈关爱扶持有加，我把这篇序言当成先生对我的鞭策、鼓励和督导，给我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北大求学于斯供职于斯，但在我心中一年没有寒暑假概念，一周没有双休日概念，工作成了我的生活和习惯，一般有事都能打电话到办公室找到我。这种勤奋习惯的养成，完全得益于季先生的榜样和教导。我一直认为，季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我们这一代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但季先生的勤奋精神是可以效仿的。

1993年，我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季先生作为介绍人并签署推荐意见使我顺利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95年，北大评首届朱光潜文学美学著作奖，是季先生亲自写推荐信使我获得这一我格外珍惜的荣誉的。

1997年，当时《北京大学学报》办刊经费十分困难，是季先生以他的名义和地位致函新加坡李氏基金申请赞助款，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从那时至今，《北京大学学报》一直未间断获得李氏基金的资助。

2000年，季先生领衔主编《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我有幸得到先生指点，责成我编选了其中三大家，即《华梵灵妙：金克木散文精选》、《桑榆琐话：张中行散文精选》和《京华心影：汪曾祺散文精选》。先生审查了各卷我起的书名和写的前言，肯定当编辑的我起的这些书名都很形象而贴切。

2002年，我怀着极大的热情用赋体创作了《燕园赋》，在《光明日报》发表后立即又获《新华文摘》转载；当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还找我用赋体为主打节目“国土汇聚”创作朗诵词《国土赋》，由倪萍主持，赵忠祥朗诵。我把这两篇赋呈给季先生审阅，他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告诉我，先生仔细地看完两篇东西，说古文还有生命力，在现代还能派上用场，叫我坚持用功写作。

我是获得先生开蒙指引的许许多多后生中的一个，如今斯人已去，伤心之如何？有朋友建议我，文化名人辞世，挽联应是很讲究的事，你了解先生，应拿出自己的才华创作一副高水平的挽联，算是为先生最后送行。朋友的话使我猛然醒悟，一定要化悲痛为决心，把对先生的情和爱凝结成一副有真情实感的挽联。但11日我完全沉浸在悲痛中，除了回忆季先生关爱我的一幕幕情形，脑子一片空白，当然谈不上构思酝酿。12日开始写作，但到15日，四天时间过去了，翻来覆去写了五稿，均找不到感觉，自己也非常不满意。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创作这副挽联。季先生是一座大山，景行行止，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是驾驭不了这个创作对象的，情绪一落千丈。16日上午，我陪北大一位毕业生第三次来到设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季羡林先生灵堂吊唁。头戴绒线帽、身着布衣、永远的蓝色中山装的季先生慈祥地朝我微笑，这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遗像震慑了我，启发了我。我开始悟到，写季先生根本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评价，也不需要找艰涩的典故来装饰，就是按照季先生的经历和学问进行平实的描述。定下这个思路后，我的头脑一下子豁然开朗，再下笔时似乎有一种神助。

上联写季先生的学问和事业，自然想到“三通”。与其他学贯中西的学者不同，季先生除通英语、俄语，汇通英美文化、苏俄文化外，他还通梵文，通吐火罗文，对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佛经有很深的造诣。印度总理还就季先生逝世致电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哀悼。像钱钟书先生，可以说他通中西，但不能说他通华梵。所以在描述季生先学贯中西、汇通古今时，另提出一个“通华梵”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强调了季先生做学问更加广博的特点。讲了“三通”，接下来自然要讲他一生当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三通”之人所传之“道”，不是一般的“道”，而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至道”。季先生一生呕心沥血培育英才，他因北大而骄傲，北大因他而荣光。把季先生一生所做的学问、事业捋一遍，再想到他出生山东，从圣人之乡走来，学问根基也是从儒学开始的。把这些内容概括进去，上联就算完成了。

下联写季先生的道德境界、为人师表。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季先生晚年坚辞“学术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顶桂冠，为媒体广为传颂和称道。这“三辞”，就是季先生本人的话，我只是把它串起来。从文气上看，上联“三通”，一层一层递进；下联“三辞”，一层一层递减。用“三辞”对“三通”，从广义对仗讲，是难得的佳构，读起来抑扬顿挫，余韵无穷。“大名无名”者，套用了老子“大象无形”的话。像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一是早已把各种名分抛引到九霄云外；二是如果单用某一个名分也是难以概括的。在学术界，在中国，在天地间，“季羡林”三个字，已成为一个为人所熟悉、为人所共识、意蕴丰富的文化符号，无须再在前面添加什么形容词。季先生对他生活和工作的北大校园燕园是十分有感情的，他专门写燕园的散文就有四五篇。“未名湖”是北大校园知名度很高的人文景点。提起北大校园，学界有所谓“一塔湖图”之说。这“湖”就是未名湖，它可代指北大，是北大的象征。我想当年先哲起这个名称可谓用心良苦：一是针对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好名好利的痼疾，起名“未名”，以彰显淡泊名利、宽容无争之意；二是这一景点的人文蕴含，实在太丰富了，“地纳万象，无名写湖”。季先生的散文名篇就叫《梦萦未名湖》，魂牵梦绕的地方啊，可见他对未名湖恋之深爱之切。辞去三顶“桂冠”的季先生，未名湖自然是他理想的归宿，在这里他能自由自在地欣赏湖光塔影、春风杨柳以及倾听莘莘学子在湖畔的琅琅读书声。

我把成熟的构思向朋友诉说，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赞许，挽联命意分寸上几经切磋，平仄对仗上的数次推敲，最后便形成这样的文字：

文望起齐鲁通华梵通中西通古今至道有道心育英才光北大；

德誉贻天地辞大师辞泰斗辞国宝大名无名性存淡泊归未名。

如果说这副挽联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紧扣季先生的学问、道德、和北大的关系，基本不用什么形容词，去掉了谀词、缛词和溢美之词，也去掉了一般用于哀悼逝者的空话、大话和套话，完全是客观的平铺直叙。力求明白晓畅中优雅精致，朴素平实里透巧思韵味。季先生爱荷花，他庭院前池塘里有他亲手栽种的被人称为的“季荷”。名人雅士爱荷的很多，各人有各人的爱法。联系季先生一生简朴的作风，我猜想他对“季荷”情有独钟的，也许就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吧。我写挽联，也是循着这个思路。挽联如遗像，挽联如“季荷”，遗像、挽联和“季荷”这三个意象告诉世人的，是一个洗去铅华的本真的季羡林！

7月19日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送别季羡林先生的日子。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礼堂正门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横幅下面长长的挽联采用的正是我写的文字。前来悼念的人们包括媒体记者很关注这副挽联，有的用相机拍下来，有的把它抄下来。我能为先生最后做这样一件事，一直哀痛的心略感一些慰藉。我随着悼念的队伍缓步走到先生跟前，头脑顿时产生幻觉，似乎像从前那样走进先生的家，想请先生对我写的东西进行评说。但先生安卧在翠柏和菊花中间，从此再也不可能起来，再也不可能聆听先生的教诲了，巨大的哀痛涌向心头，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深深地给先生鞠了三个躬。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返回北大的校车疾驰在西郊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上。车上的人们还沉浸在悲哀中。我从悲哀中抬起头来，下意识眺望窗外绵亘起伏、气象万千的燕山山脉，似乎还隐约看见明人观测到并决定在北京兴建王城的那座神秘的定都峰。我头脑中倏地迸出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对英雄人物界定的话：“英雄在行动上是超凡的人，在情感却是真正的人。”把莱辛的话套在季先生的身上是多么合适啊！季先生曾用笔名“齐奘”，取见贤思齐意，要用玄奘取经的精神做学问。季先生一生践履着“齐奘”的宏大誓愿，学问和事业磅礴天地间，证明了他“在行动上是超凡的人”。他不仅“立言”，还“立德”，一贯提倡“爱国、孝亲、尊师、重友”做人四原则，“在情感上却是真正的人”。季先生晚年执意“三辞”，因为这些喧嚣的浮名有违他一生崇尚淡泊、清静、从容和优雅的性情。但季先生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和创造者，他是堪当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英雄称号的。文化的积淀、传承、创新和发扬光大，是我们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神州大地正是有一代又一代像季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涌现，他们许身学术，生命以之，他们薪火相传，代有递进，才保证了中华文化血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如同眼前这蜿蜒巍峨屏护京城的燕山和燕山峰峦中那座浓缩了昆仑和珠穆朗玛的定都峰。

氤氲久远，润泽流长

——怀念季老

杨承运（北京大学教务部）

我同季老的相识始自1992年，至今已有17年。这期间我一直有一种“祥云缭绕”、“超凡浸润”的感觉——老先生融汇在他平和自然中的正直真诚、宽容大度；穷思深邃，时有进退；瞻顾世界、关爱多方……时时、事事激发着我。我深深地感到：人生苦短，而在我一生中这真是最难得、最幸运的17年！不夸张地说，自此以后，它使我以及我们阖家的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拓展和升华。季老溘然仙逝，当即使我想起他“相期于茶”的愿求，这也是我们北大人多年来的期望。噩耗对于我们的心灵和情感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撞击。久久不能止息的思念，就像那涓涓的细流、那高崖的流水，不时地在我的心中涤荡、敲响。我在这里记下的只是近日想念着的点滴而已，聊寄哀思，暂求慰藉。

放眼高瞻

——心系世界念众生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学校教务处兼职。大概是1992年5月，为了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学校策划编写一个《大学生阅读推荐书目》。学校常务副校长王义遒亲自主持，邀请了学校文、理、语言各学科的资深教授开一个座谈审议会。到会的老师们有：袁行霈、田余庆、严家炎、赵敦华、张玉书、甘子钊等十几位，其中也有我们尊敬的季老。

那天，我自以为到得很早——离开会时间还有半小时，而且办公楼103的房间还没开灯，暗暗的。可是我绝没有想到，一推开门，见会议室里正端坐着季老，原来老先生早就来啦！我深深地感到歉疚，可是季老是那样和气亲切地看着我，笑一笑，没有说话。我不由得有了一种很大的震撼。

会开得十分热烈。与会的老师们对这项工作给予的支持实在令人感动不已。大家从宏观的大形势，到实际运作的细节，再到具体的篇目，既全面，又深入，都一一议论到了。记得在讨论和审定《书目》（草稿）时，季老认真地看着，过了一会儿，他指着《书目》中的一个地方，侧过头微微地笑着问我：“这是？”原来是《书目》（草稿）中有赵孟頫的一篇，打印稿中漏掉了“頫”字。老先生的严格认真和那和气亲切的眼光，又一次给了我震撼。

随后，教务处筹组校级的新课“名著名篇导读”，还有分别针对文理科同学自选学习的“自然科学专题选讲”、“人文社会科学专题选讲”两门课。“名著名篇导读”课，是作为北大全校的通选课开设的，由学校教务处组织、安排，有修课成绩，计学分。

那时候，教授大多是给研究生，或是高年级学生上课。这次“名著名篇导读”课邀集了学校中的资深教授，集中给本科大学生主讲基础课，深入浅出地讲名著，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我们的课程组织是每周六的上午，约四学时。主讲都是学界的专家、大家、名家，讲课的内容也都是本人多年研究之集大成者——讲座课中季老讲的是列入《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季羡林卷》的《沙恭达罗》。

这次讲课的安排我们是费了一点心思的：估计到一个可容纳近300人电教大教室不够用，我们就安排了相邻的另一个大教室，并且把音响都调试好了。结果离上课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两个教室就都挤满了听课的同学，而且隔壁教室的同学还不断地拥到讲课的现场——都要一睹老先生的风采、亲聆老先生的面授！

年逾八旬的季老在讲课的教师队伍中是年龄最大的长者，讲课内容又是涉及东方文学的唯一讲题，所以，讲课那天的热烈情景是可以想见的。座位早就挤满了，窗台上、过道上，以致讲台上都站着或是坐着人，讲课中还不断有人挤进来。

季老讲课的内容深入浅出，循循善诱，高屋建瓴——讲授内容有四：印度文学的概况；作者及时代背景；本书内容及印度的风俗习惯；关于文化交流问题。

季老讲到本书作者迦梨陀娑年久未定的生卒年代时，是这样说的：中国和印度两个伟大民族不一样，中国是以年、月、日计；而印度往往以百年、千年计，所以马克思有句话，“印度没有历史”。随后，先生又进一步从迦梨陀娑的另一部作品考证，迦氏生于公元350年左右；同时又查考同时代中国高僧法显在印度的记述，再提出一些质疑。这就把问题提升到学术研究中认真思考的态度以及考证的思维方法的高度了。

通篇讲课，老先生都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把印度同中国、欧洲进行了对比。季老提出：文化交流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达到国家和世界安定团结的好办法；是让大家了解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帮助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独自主宰世界。

我们感到，季老在这里讲的远远不只是一本书，不只是一本书的故事，而是由一本书引申开来，站在了更高的境界，以更宽广的视角，讲到了文化，讲到了全世界！

讲课过程中，季老的亲近、平和、高雅的风度，让大家感受非同一般，永志不忘；讲授的点题、比附的幽默风趣，也屡屡让听者忍俊不禁。

这次邀请季老讲课，开头我是有点忐忑的，因为他老先生学术研究和撰写工作太忙，校内外应对的事情太多，没想到季老很高兴地就答应下来，说“行！”；接着就问：“你看讲什么好？”我说：“您看《沙恭达罗》怎么样？”老先生当即答说：“好！”一举敲定！这真是我没有料到的。后来我知道了，只要是学校的事、学生的事、教学的事、学术的事、公益的事，先生都是来者不拒、热情相助的。他出席展览、讲座，给新作题字、作序，扶掖后进，用“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激励他们。有中学生来信他也都是有求必应，热情回复。至于说到为新生“看包”的故事早就传闻甚广，就更不必说了。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世界，对于乡里、学校、教育，是关注备至的，大大小小，或者说是无论大小，事事都关注倾情的——而他最为倾注的是平民老百姓的生活，是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我们见面时，他总是问起学校的事，包括兄弟院校的事，当然他最感兴趣的是从普通民众、普通教师和广大学生的角度来看、来说的事。

我想，老先生之所以如此就是源于他对于北大的深爱，和作为“北大人”的责任感。

季老笔耕一生八十余年——他说：“我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他曾经引用《沙恭达罗》中的一句诗来表达他对于北大的感情：“你无论走出了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梦萦未名湖》，1988）

季老谈到：“北大一校系中国文化的安危与断续”，“北大上承几千年来太学与国子监的衣钵，师生向‘以天下为己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一向敢于冲锋陷阵”。

正是这样，他关心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途，提出“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否则，“我们人类前途将出现大灾难，甚至无法生存下去”。（1997）在《“天人合一”新解》一文中，先生明确提出：“我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东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一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1998）

正是这样，他曾经向有关方面建议：从德文原版全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正是这样，在展望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时，季老强调“文理交融”、“文理互补”，他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不像以前讲的泾渭分明。泾渭不分明，从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到，科学越来越分化。最早来讲是哲学，后来分出物理、化学来，边缘学科也越来越多，什么物理化学，还有生物化学。到了21世纪，我想是不是这边缘学科还要增加？在增加的同时，文科和理科的互相渗透，是不是能够达到？真要创新，应该从这个地方创起。”（2001）

正是这样，在说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他特别强调学校办学的特色要从加强“基础”和“文化的积淀”入手。

有词为记：

《齐天寿》——贺季老九五大寿（一）

寿翁自幼文墨舞，洋洒远涉欧陆。精释印梵、又善吐罗，都是巨作伊处。享米期茶。

解天人合一，情真如铸。东西文化，倡引多元开新路。

碧空再添新雨。高论频有续，情深宇宙。德浸四海，爱泽九州，众生仰看遥祝。季师万寿！

大爱无垠

——海纳刚柔任蹉跎

1993年3月，季老应邀在高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会上做报告，题目是“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与可能”。在讲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何在？”时，老先生的看法是“有两点：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讲骨气、讲气节”。先生讲到“爱国主义”时说：“没有国家，当然谈不到爱国。有了国家，如果没有外敌，也难以出什么爱国主义。”谈到历史上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问题时说“不能把古代历史现代化”；谈到“两类不同的爱国主义”时说：“爱国主义有真假之别，有正义与邪恶之别。”

先生所讲得到与会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们的赞赏。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先生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该杂志竟然奉命收回，要求删掉部分论述重印再发。

后来据该杂志责任编辑告诉我，在处理此事前，她曾经打电话报说情况，征询季老的意见，老先生的答说是：“可以（根据情况删改），我没意见。”这让她十分感动，她知道季老是站在大局的高度看事、处事，并从支持编辑工作的角度考虑的。因此，她很感动地说：“老先生真好！老先生是大好人！”

几年后在编辑有关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和《导读》、准备印制成书的时候，我计划就季老讲课的原稿照排。季老请李玉洁老师两次给我电话：“告诉他，这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后来，我还是照原来的想法做了。当时我想，这是季老本人缜密研究的学术观点，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实话，不留存下来那就太可惜了。虽然后来我也没有眼见什么“麻烦”，而先生的关心爱护却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天人合一”是一个哲学和伦理方面的、也是极为现实的大论题。先生的《“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发表后，在学术以及社会各界都有很大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我想，季老讲的是“新解”呀，对古词、古意有个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说法，或者有所借用，咋就不行了呢？我想写一篇小文就“新解”和它的深层意义对着说说。老先生闭眼一小会儿，慢慢地对我说：“算了吧，各种看法大家都说说挺好！”

季老对人对事的大度宽容，我们处处可以体味的到，而体贴入微的鼓励和指正也是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记得先生应某方邀写一个简历，稿成后要我打印。老先生看后就说，打印出来的效果很好，字体安排醒目，电脑打印的“先进手段”不错，等等，表扬一番。有一回我对某些书画作品说几句贬词，他听说了就不以为然，并且委婉地转告我。这使我警醒：对任何事物不要老是评头品足，不留余地；要多从正面、积极的方面看事、说事。

2003年，大约是9—10月间，李玉洁老师转告季老的话：“先生让我告诉你，出去办事一定要注意，‘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乍一听这活，真有振聋发聩的感觉。记得我听了一惊之后还开玩笑：“我是天津人——‘给嘛吃嘛，想嘛说嘛’！”（天津人有个说法：“有嘛吃嘛，给嘛吃嘛——吃嘛嘛香；有嘛说嘛，想嘛说嘛——度大宽敞（不憋得慌）”

季老的深意，是对我的爱护——张嘴就说，不留分寸，不分场合，还自以为是对人“真诚”，对事“忠诚”，是“一心为公”。这真是我的一大傻笨毛病。先生的多次提醒，我自以为比起以前已经好多了。

老先生对国家民族、对乡里家亲、对师友后进的爱都深厚极了，可以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种亲近平和自然的大爱实际已经大大扩展到环境、生物、资源等更多更广更深的方面了。

季老在生活方面的勤俭、克己，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家里的用水他是有“指示”的：要用洗菜、淘米、洗碗的水浇花；我们同他在家里吃过饭，饭菜之简单真是出乎我们意外，主要有煎饼、大葱蘸酱、绿豆粥，还有公寓旁边小食堂要来的一两个菜、我们带来的饺子，后边的两样都算是好的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和影响——回到家我们就学习贯彻先生保护环境和节省资源的宗旨，照样做起来。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给季老拜年，咪咪在先生的身上蹭痒，坐在旁边的李玉洁老师一把就把它抓在手，揪住脖子就甩到了门外……只见老先生合着眼，喃喃地说：“别！它又不会说话！”回家来我给李老师电话，说：“我儿子说李奶奶怎么这么厉害？”李老师回答：“这猫太脏，浑身都是虱子——不管是谁，只要对老先生不好我就要管！”我们就建议：“为什么不给它们洗洗澡呢？”以后这就成了小方的特殊任务啦。

还有一回我们见到老先生的头上贴着胶布、棉纱，忙问是怎么啦？原来是咪咪经常在先生写作的书桌后边的书柜顶上憩息，蹿下地时就以老爷子的肩膀或头顶接脚。这回是在冰箱上趴着，老先生走过时它伸出脚爪子抓破了先生的头，犯了大错。听说李老师因此大怒要去严惩咪咪，季老还是护着它的那句话：“算了！它又不会说话！”

说起大强盗，那真是争宠称霸的好手。在五六只猫里，它就是让人感到与众（猫）不同：有饭来，它先享用，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傲气十足，还总是在老先生的腿上、怀里爬、躜，有时还喵喵地叫几声撒娇。我们看季老对着它们的那种亲热宠爱的神情，感到老先生简直就是把它们当成了一家人，当成了还不会说话的小孩子，甚至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小老乡——因为季老亲口对我们介绍，它们都是从山东临清送来的呢！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大事、小事，在老先生心里都是明镜一般，可是如何对待处理，先生是稳如泰山、深似黄海，可有谱呢！——这就是顾全大局，忍耐自制，真情满溢，关爱众生。

再以词为记：

《清平乐》——贺季老九五大寿（二）

崇山寿柏，风电任驰掣。俯瞰人间情事多，返璞归真是佛。

鹊跃松鸣湖清，季荷挺艳笑迎。先生九五大寿，东海南山齐颂！

季老仙逝过后的这些日子，我们的心里一直萦绕着他的身影，耳边也总是想着他叮咛嘱托的亲切话语。近来，老爷子的深意我或许多少明白了一点——多顾全大局，少给工作惹事添麻烦，别犯错误。

每次见到季老，见他总是很激动，说话也多，这几年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往往很矛盾——总是想多看看他，愿意多听他讲讲，可是又怕他累着。每次见到老先生，都是很难得的一见呀！我们是多么高兴，又多么想和老先生多坐一会儿，再听他多说几句呀。可是，怕他激动伤神，多说伤身，只好稍坐即告辞，我们绝没有想到2007年5月18日这一天竟然是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季老，敬爱的老先生，请走好！我们和您绝没有“永别”，您永远纪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想念着您！

我在北大学梵文

——怀念季先生

朱庆之（香港教育学院）

1987年，我考入四川大学，做张永言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张先生否定了我做汉唐旧注训诂研究的想法，将我的研究方向定为中古汉语的词汇，并建议以汉译佛经作为材料。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幸亏有张先生的即时指导，还有导师组赵振铎、向熹和项楚三位教授的帮助。

在学业进展到第二年时，张老师开始不断提到，翻译佛经语言研究需要结合原典进行，希望我能有机会学点梵文。但当时谈何容易。

第一个机会是1989年3月份到来的。那时我受校方的委托，到北京找专家为川大汉语史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材料写推荐意见。由于时间紧迫，学校特别批准我乘飞机，这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吕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和俞敏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三位学术巨人。吕先生之平易近人出乎我的想象。我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当年他在苏州中学时的学生，因为受到他出国的鼓励，后来也努力考取庚款到英国留学。朱先生特别问到张老师和项老师的健康状况。见到俞先生时，我遵照张老师的建议，向他提出学习梵文的请求。俞先生问我是否研究“观世音”为什么又叫“光世音”之类的问题，我那时一门心思想步蒋礼鸿先生的后尘，研究佛经里的俗语词，就回答说不研究，俞先生随即说，那就没有必要学梵文。第一次机会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当年10月，我又奉学校之命陪张老师到杭州参加教育部优秀教材评审会，住在岳坟旁边的华北饭店。当时与我身份相同的还有陪北大政治学系赵宝煦教授的谭军和陪人民大学法律系高铭瑄教授的赵秉志。会议安排我们三人住同一房间，当专家们开会时，我们要么在房间聊天，要么去杭州的名胜游览，很是惬意。有一天听谭军说，他有时会陪季羡林先生散步。我就问他季先生教不教学生梵文？他说不太清楚，但答应回北大后帮我打听一下。

大概到了12月，那时张先生因前列腺问题住院。一天我收到北大南亚研究所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季羡林教授主持的梵文学习班的招生简章。后来得知，谭军与时为季先生研究生的钱文忠熟悉，川大有人希望学习梵文的消息就是谭军传给钱文忠的。

学习班从2000年3月至6月，为期四个月，学费1200元，食宿费另算。我拿着这封信到医院找张老师，他说应该去。我说有两个问题，一是我明年七月份应该答辩，现在论文还没着落；二是掏不起学费和住宿费。张老师立刻回答说，机会难得，应该去，答辩的事再讨论。至于费用，他建议我寻求父母的支持。我说三十多岁的人，还向父母要，实在不好意思。张老师听后没有再说话。

没过几天，负责教研室和学科点事务的经本植教授到病房看望张先生，我也在场。张老师与经老师商量，能不能用国家重点学科的经费支持我到北京学习梵文，经老师欣然同意。

1990年2月下旬，我先陪同张老师到京郊的昌平参加教育部学科评议组的会议。从绿意盎然的成都一下子来到白雪皑皑的北京，反差很大，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次机会让我第一次见到胡裕树先生，李荣先生，裘锡圭先生，袁行霈先生，郭豫适先生和张振林先生等。还曾陪这些先生们去十三陵参观，一路听他们聊天，长了不少知识。会后我即去北大报到。

南亚所在北大六院，办公室主任杨老师、还有季先生的助手李铮老师的夫人徐老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让我感受到北大行政人员不同的作风。讲习班的学员只有六个人，除了我，还有从旅顺博物馆来的王宇，从民族宫图书馆来的王文静，从社科院民族所来的储俊杰，和从藏学中心来的桑德和洛周。讲习班以季先生的名义开办，真正的主讲是段晴老师，助教是钱文忠。教室就在六院二楼南边的大套间里，教材是Perry的A Sanskrit primer，由学习班复印装订发给我们，同时发给我们的还有一本英文的梵语语法书。

报到的第二天我们就被带去朗润园见季先生。季先生十分高兴，亲切地挨个询问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学梵文。当轮到我时，我明显感觉到了季先生的惊讶——我是六个学生中唯一学中文的。我解释说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汉译佛经的语言，老师张永言要我学梵文。后来听钱文忠说，季先生特意找来张老师的文章来看，当他得知到张老师曾师从闻宥先生，说道怪不得如此，原来也是我们的同道人（大意如此）。

季先生参加了讲习班的开学典礼，讲过一次课，内容大概是学梵文的意义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相关问题。有时，段老师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到季先生家聊天看书。记得其中一次是两会刚闭幕，有记者电话采访季先生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们登门时，先生正在回电话。他反复说这样一句话：教师的待遇太低，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人总要吃饭，这有什么好谈的？放下电话后，他还有些忿然（那时候正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那个年代）。此外，钱文忠也带我去过季先生家几次，向先生汇报接触到印度学后的一些想法，他总是认真地听，并不时给一些建议。记得有一次谈到《孔雀东南飞》与佛典的关系，这个话题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读了季先生那篇著名的文章《列子与佛典》。

主讲的段晴老师是德国汉堡大学的印度学博士，专攻于阗文。那时儿子石头才两三岁，平日住在四道口。她又要带孩子，又要为讲习班上课，十分忙碌和辛苦。段老师讲课很有热情，让我感受到她对自己所学的热爱。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够聪明的学生跟上进度，她对我们的预习和复习都有严格的要求，逼得我们不得不在课后花大量时间，一点不敢松懈。但严厉之后，段老师会有问必答，并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我们，多次请大伙到她在筒子楼的宿舍吃“煎肉墩”——这是我起的名字，就是将猪肉切成厚厚的片，然后放在锅里煎，段老师说这是德国的吃法。这在当时可是真正的大餐。

为了跟上学习的进度，我先将博士论文的事放在一边，专心学习梵文。为了记住变格变位的规则，我把学过的形态变化抄下来，贴在床头的墙上，一睁眼就可看到。回想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几乎每天都有让人兴奋不已的新“发现”——“哦，原来佛经中的这个说法是从梵文来的啊”，是我经常的感叹。

到梵文班讲过课的还有蒋忠新先生。他考我们梵文的“男孩”怎么说。恰好我在记这个词的时候发觉其读音与新疆人所说的“巴郎［子］”（男孩）十分接近，估计二者同源，因此记得特别清楚，就脱口而出。为此蒋先生还表扬了我。此外，段老师也请她在德国的老师Wezler到班上讲课。他讲了什么已经完全忘了，但段老师请他“唱”一段梵文，让我们灌灌耳音的情景则记忆犹新。Wezler教授先用手在腿上打拍子，找到节奏后就一边打拍子，一边吟诵，令大家十分佩服。那天季先生的博士生辛岛静志也来听讲，他背了一个双肩书包，样子就像个本科生。讲完大家一起在六院门口照了相。

在讲习班担任辅导的是钱文忠。那时他继续随季先生读研究生，段老师每次上课几乎都会到场。记得他也曾讲过一两次中亚佛教史方面的专题。钱文忠就住在南亚所二楼北边的一间堆满书的房子里，我们也经常去他房间聊天，翻看他的藏书。有一次，他建议我到季先生门下读博士后。我当然巴不得，文忠当即带我去季先生家。季先生当时还不清楚他能不能招博士后，要我们去打听。我们立刻就奔向北大人事处博士后办公室，结果很失望。那时候只有理工科有博士后，文科还没有，北大也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例外就是费孝通教授。

在北大时，段老师还带着我们去过金克木先生家。金先生几乎全身都陷在一把藤椅里，笑眯眯地听段老师向我们介绍他，又向一一他介绍我们。金先生说了很多关于梵文的事。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一件。我问金先生，汉语史界用梵汉对音材料来研究古代音系和音值，梵文虽然是死语言，口耳相传，有没有历史音变？金先生说当然有，但百分之五十、六十是可靠的。当段老师提议与金先生照张相时，金先生狡黠地说，我不照，跟你们一起，我更是又老又丑了。当然最终还是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六院与五院隔壁。五院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文系，但我没有进去过一次。当时我的硕士同学谭天星在北大历史系随许大龄先生读博士，他有同学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们一起去拜访蒋绍愚先生，这也是第一次见蒋先生。蒋先生知道我来北大学梵文，直说好好。我当时觉得五院与六院隔壁，那中文系的老师或学生学梵文该多方便，就问蒋先生中文系有没有老师或同学学梵文。蒋先生说没有。这让我感到十分奇怪和不解。

梵文班六个同学，外地来的“住校生”只有我和王宇。最初我们被安排在西南门内一幢新楼里，房间里有三张架子床，住六个人。另外几位都是不同专业的访问学者或进修生。其中一位是从四川南充师院到陈章良实验室进修的生物老师，住在我的对面。可是第一个晚上我就遇到了这位小个子四川人带来的困扰——他鼾声如雷，被惊醒后，再也无法入睡。我一直自认睡眠很好，从不失眠，入睡后也很难被吵醒——这都是住集体宿舍训练的结果。可这一次彻底失去了信心。这个噩梦持续了好几个晚上，我想尽了办法，主动的如用绳子拴在那位仁兄的手臂上，他一拉呼，就扯动一下，但不管用，不到一分钟就会故伎重演；被动的如用棉花塞在耳朵里，但根本遮不住那雷鸣般的噪声。我终于明白，自己心理上出了问题——因为其他人，包括王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而自己到后来就整夜张着耳朵在“等”着听那不规则鼾声，根本无法入睡。终于，我向南亚所办公室主任杨老师和徐老师提出退学的要求。杨老师了解情况后，立即与有关方面联系，很快就安排我和王宇搬进南门口的筒子楼。

王宇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从旅顺博物馆来，来学梵文是因为那里有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西域发现的梵文佛经残片。王宇可能年龄比我还大，学习和生活都一丝不苟，很有规律。除了上课和自习，我们经常出去散步，从南门一直走到人民大学南边的路口。有时会谈到今后的打算，那时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价是1∶15，我说希望能有机会出去一趟，赚一万美金存在银行，每年的利息就可以保证生活开支了，这样可以专心做学问。每天早上我们都会一起去三角地食堂买早饭回宿舍吃，那时就是老三样：油饼、大头菜和玉米糊。中饭和晚饭通常会坐在食堂对面的椅子上，边吃边聊，也会欣赏评论一下过来过去的北大女生。除了王宇，其他的同学都是北京人。他们平常都在上班，有课时来上课，因此往往预习不足，被段老师批评。例外的是储俊杰。这位王尧先生的高足，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分配到咸阳的西藏民院工作，学习了藏文，后来随王尧先生学习古藏文，留在民族所工作。储兄印度学的知识也知道很多，听他聊天，常会有收获。他曾请我们大家到他在魏公村的家吃饭，那是间平房，一进门，正面墙上贴着“储氏祠堂”几个字。他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他可能是这个讲习班的最大受益者，后来去了维也纳大学读梵文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了一位真正的专家。

在北大学习期间发生的事，还有一件值得一提，是收到梁晓虹从杭州写来的信。说蒋礼鸿教授有一天自言自语地说，要去成都参加朱庆之的答辩会。因为上年秋我陪张永言老师在杭州开会时，拜访了蒋先生，当面请蒋先生来年到成都主持我的答辩。但蒋先生说年纪大了，哪也不想去，就是杭州好。似乎是拒绝了。梁晓虹知道这个故事，因此听蒋先生说有成都之行，颇感意外，写信给我，建议川大立即给蒋先生寄邀请信。后来蒋先生由祝鸿熹教授陪同，到成都为我主持答辩。直到我看到纪念蒋先生的文章才知道，那时蒋先生已经罹患癌症，令我感慨万分。

北大的学习在六月下旬结束了。行前，在钱文忠的安排下，季先生当面送给我几本有他签名的著作，其中有街上已经买不到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和《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先生还送我一张他亲笔写的条幅，录韩愈《进学解》中的话：“学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记不清是当年的什么时候，钱文忠约我为季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写一篇文章。在上半年学梵文时，有一天有书店到北大摆地摊，我买到了蒋忠新先生的《民族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和潘重规先生整理的《龙龛手镜》。当时我已经写了《“将无”考》的初稿，使用了读佛经时抄录的近一百个“将无”的用例，其中有《法华经》的七八个例子。我想要是能知道“将无”的梵文平行词该有多好。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钱文忠，他说辛岛静志正在进行《法华经》的梵汉对勘，可以问问他。于是我们就到勺园找辛岛。辛岛当即说梵文《法华经》有“将无”，对应的梵文是ma。他答应过两天给我例子。几天之后，钱文忠在他宿舍给我一张纸条，说是辛岛给的例子，有两条。文忠说，ma在古典梵文里就是一个否定词，但他查了爱哲顿的《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在混合梵语里，ma也可以做语气副词，意思恰好就是测度。他并且将Monier-Williams词典和Sanskrit-Wörterbuch的解释和爱哲顿的解释抄在辛岛的纸条上交给我。回成都后，我就把这些材料用在博士了论文中。这次，我想根据辛岛提供的线索，利用日本学者编的《妙法莲华经写本集成》，把汉译《法华经》所有“将无”的梵文平行词都找出来，在此基础上重写关于“将无”的文章。年底，我专程到北京，经王邦维老师的夫人联系住在勺园，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每天到季先生的书房查阅《妙法莲华经写本集成》和梵文词典，终于找到了所有的材料。那些日子，季先生每天也来书房看书写作，有时还会遇到辛岛静志。

1990年6月下旬从北大回到川大后，我夜以继日地赶写博士论文。由于有了印度学的一点点知识，使我对汉译佛经语言的研究价值有了新的看法，仿照“佛教混合梵语”提出了“佛教混合汉语”的概念。论文进展很顺利，8月初已经定稿。按照张先生的吩咐，论文分寄给国内的三十八位专家学者审阅，除了身在国外的朱德熙先生没有寄回评审意见外，其他先生都写了以肯定为主的评语，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动。季先生在评语中讲了他对一个理想的学术研究的看法——要有现代的韵味和国际的韵味。这已成为我的座右铭。

从1990年起，一直到我从川大调入北大，每逢重要的关口，季先生总是给我鼓励和支持，包括我评职称和申请研究项目。1991年下半年，我获得机会到印度进修。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印度大使馆的官员建议我去位于东印度乡村的泰戈尔国际大学，一边学梵文，一边教中文。季先生得知后，建议我申请德里大学，因为那里的条件更适合我。在我动身之前，季先生还特意写了“介绍信”让我带给谭中教授，要他关照。

1997年暑假，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国际汉藏语学会的年会，陪同徐文堪先生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我征询季先生要不要来北大工作的意见。他说还是应该来，到北大与东语系的老师一起研究佛教汉语。并且说，佛教汉语的研究还得靠中国学者。后来季先生还为我的调入写信给北大有关部门。在北大十年，我不敢忘记季先生的教诲，在段晴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个人的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都有了一定的起色。

到北大工作之前，每次到北京出差，我都会来朗润园拜望季先生，都会记着带给他喜欢吃的成都八号花生，有时也能得到先生吃便饭的款待。1999年正式调入北大后，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而最后一次去朗润园，是陪梅维恒教授。季先生住进301医院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

（2009年9月3日写于香港）

我与季先生的三个因缘

胡仲平（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季羡林先生走了，也带走了他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以及不曾全讲的真话。大家都在追思他、缅怀他，我也借此机会，将我自己与季先生有过的三个特殊的因缘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怀念。

我与季先生的第一个因缘，是我在读中学备战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特级教师，“文革”前毕业于北师大，他给我们介绍了一篇课外的范文，这就是季先生的散文《春归燕园》。季先生的这篇文字，描绘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北大的学生在图书馆前草坪上勤奋读书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一位经历过“文革”苦难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喜悦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和憧憬。那位老师给我们介绍说，季羡林是当代散文名家。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记住季先生的名字。季先生的这篇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我，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例如文中引用雪莱的名句：“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例如文中大量使用排比句：“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这些句子至今我都还能背诵。读了季先生的这篇文字，更加激发了我考北大的决心和热情。我现在想，中国不知道有多少莘莘学子，像我一样，也曾受到过季先生这类美文的感动和熏染，这是我与季先生的第一个因缘。

我与季先生的第二个因缘，是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次我翻译一篇与冯友兰先生有关的英文学术论文，涉及佛教方面的一些词汇，查遍手头的字典没能解决。正好那天我与同寝室的学友王瑞昌兄晚饭后散步，信步走到朗润园13公寓季先生家门前，我们突发奇想，想进去讨教这个问题，并借机拜望季先生，以表达我们的孺慕之情。于是我们便冒昧地敲门进去，季先生那天正好也是饭后，正在与家人聊天，看见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来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诧异。我即向季先生提出了需要解答的问题，季先生当场便作了解答。我那位同学是儒教信徒，深受海外新儒家的影响，与季先生谈起了季先生老师辈的冯友兰先生，语多批评，并且言词激烈。季先生听罢温和地莞尔一笑，答道：“冯先生是圣之时者！”这句人物评价极为经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不愿多打扰，很快便告辞了。临走时，季先生让我们将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向他老人家鞠躬告别。未曾想到第二天，季先生让他的学生，我记得是高鸿，给我送来了一封亲笔信。信的原文如下：

仲平同学：昨晚你提了关于“三身”的问题，由于我老眼昏花，没有十分看清楚你写的字母。现将正确的写法告诉你：三身，梵文tri-kàya，dharma-kàya法身；sambhoga-kàya报身；nirmàna-kàya应身；nirmàna不是nirvàna。

专此，即祝近安

季羡林1996年4月4日

手捧季先生一丝不苟的教示，我大为感动并深受教益，人们常说身教重于言教，诚哉斯言！我现在想，中国不知道有多少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学人，像我一样，也曾受到过季先生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这是我与季先生的第二个因缘。

我与季先生的第三个因缘，是2000年我从美国游学归来，在中国文化书院驻足。这段时间，与季先生见面的机会比较多。2001年是季先生90大寿，季先生的声望正如日中天，书院准备给季先生单独祝寿。汤一介先生命我写一篇介绍季先生生平的文字，季先生本人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材料给我。此前我已读过季先生不少的作品，借此机会又读了他更多的作品。他关于语言学的文字我是不大懂得的，但是他关于历史学的文字，他关于文化学的文字，他的散文以及回忆性的文字，当然包括正风靡一时以致洛阳纸贵的《留德十年》、《牛棚杂忆》等等，我都读了不少。那段时间季先生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就是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乍一看似乎有点宿命论的味道，甚至有人认为有点像风水先生望气。季先生的观点与当时其他学者的观点不甚相侔，如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观点相比、与费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相比，似乎显得不那么深刻、周密和圆融，从而引起一些争议，甚至遭人诟病。因此，有爱护季先生的友好建议让我将与此有关的文字删去。但是我认为以季先生的学养、阅历和身份郑重地提出这么一种文化论断，自有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并认为它真切地表现出“一位东方学者的历史见解和文化信念”，所以我仍然坚持保留这段文字。汤先生看后同意照此发表，后来钱文忠兄见到我似乎也表示认可这个评价。即使现在来看，季先生的这个论断，起码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也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我现在想，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国人，像我一样，也曾受到过季先生的人文情怀、文化理念的启迪和激荡，这是我与季先生的第三个因缘。

我在那篇评介季先生文字的最后，曾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我认为季先生称得上是集爵、齿、德三者于一身，一身而三任焉，故以此美言为季先生祝寿。从爵位上讲，季先生曾做过北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国子监祭酒或现代的部级干部；从年齿上讲，季先生当时已年届九旬、齿臻耄耋，已登“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之寿域；从道行上讲，季先生的道德文章天下传颂，人品学问为海内外所共仰，因此用“天下之达尊”来赞美季先生不为过誉、不算溢美。我之所以如此评价，也是因为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李泽厚先生曾有一篇题为《破天下之达尊》的宏论，当年他之所以提出要“破天下之达尊”，显然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故尔放言高论。时移势异，我们现在需要的，则是要以季先生的人格形象为表征，“树天下之达尊”，以与世垂范、以为民立极，并且希望能够借此砥砺士节、拯救时弊。

现在季先生走了，尽管距离他的百岁整寿功亏一篑，不免令人扼腕，然而也已然超过梁漱溟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所能享有的九五高寿，更非常人之所能及，因而称得上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可以说是“喜丧”。我景仰季先生的道德文章，现在回忆起自己与季先生有过的三个特殊因缘，更加体会到季先生的伟大，也更加怀念季先生。

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

正在湖南参加两岸论坛，7月11日上午的开幕式上，坐在我旁边的张颐武教授给我看一条刚收到的信息。看后不禁一阵惊惋，良久闭目无语。我知道是真的，可还是感到突然而震撼。不可思议的是，下午又有朋友告诉我，任继愈先生也在同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任先生离去的时间在早上4时30分，季先生离去的时间是上午9时。任比季先走了四个小时又三十分钟。是上苍设谜，还是造化弄玄？在这燠热的七月，当此大师稀有的时代，两位名副其实的人文学领域的宿学大师，竟不期而然地同年同月同日而逝。

两位先生我都熟识，但平时请益多、对我为学做人有重要影响的应属季先生。2000年8月，当季先生华诞之际，我曾写过一篇《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试图从晚清以来我国学术思想流变的角度，探寻临清之学的范围和贡献。近来人们颇有些谈“大师”而色变了。其实大师当然是有的。我可以肯定地说，任、季两先生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大师而当之无愧。季先生所专精的学问区域，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印度学和中亚古文字学，以所撰写的《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研究》为代表；二是梵典翻译之学，以其所译述之《罗摩衍那》、《五卷书》等梵文经典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代表；三是佛学，以两论《浮屠与佛》、三释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和《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为代表；四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以晚年成书的《糖史》为代表。季先生在这四个对一般学人而言显然是相对生僻的领域，均作出了独特的学术贡献。这些领域属于东方学的范围，因此我们称季先生为20世纪世界东方学的重镇、古印度学研究的巨擘、梵文翻译的大师、中西交通史的大家，不大会有人找出反对的理由。

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价值，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能有的贡献，是季先生最后二十年最为关心的问题。他写了大量文章，从史实和学理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仔细研读汤因比和李约瑟的著作，甚至不经意地做了一次预言家。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这个世纪头十年还没有走完，季老的预言能否成为现实，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其情可悯，其意可嘉，其心至善。对此我在《九十寿序》中写道：“然先生并不以钩索沉隐于绝学之域自划，犹沛沛然尽有不能放释之入世情怀。故心系家国，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时忧世，常鸣旁通之秘响。睹西方势强、国性不立，反对文化霸权，遂倡河西河东之说；因文化劫难、人性泯灭，为回挽人心世道，至有牛棚之记。”但我们不要忘记，伴随学术研究而持续一生的散文写作，同样是季先生学问的一部分。散文之于先生，是学的别体，而不是学之余事。

自从季先生从北大朗润园自宅移住301医院之后，每年我都会前去探望。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3月16日，我带去了比利时的巧克力和德国的奶酪。因为蔡德贵先生说，近来先生喜欢吃这些食物。除了视力不济，一切都是好的。面色红润，语言清晰。他谈到了生死问题，谈了东西方对长寿的不同态度。他说西方人对长生不老没有感觉，“寿”这个字外文几乎表示不出来。东方，特别是中国，却相信“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想长生不老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随口吟诵古诗，一句不漏，一字不错。有时还夹杂着英文和梵文。范曾教授调入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时，季先生写来的贺语，是“善来”两个字，旁边就注有梵文。他还谈到了自己正在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士”和“侠”的问题。

他说“士”的问题值得研究。中国古代的“士”，不仅讲学问，而且讲骨气。中国古代有文士和武士，武士需要有“侠”的精神。他感叹现代的“士”和“侠”不容易看到了。但他说，他最欣赏的一个现代的有“侠”的精神的人，是和人吵过架的彭德怀。他还要往下论述，护理人员不同意了。我立即告辞，先生似兴犹未尽。

不料这竟是我和可亲可爱的季先生的最后一面。

季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无比巨大的。留下的空缺同样无比巨大。看不出有谁能补充他的位置。季先生多次跟我说，在生死这个问题上，他想得很开，但也绝不愿和他的那些老友比赛。这不，季先生走了，任先生也走了。但任先生走在了季先生的前面。

今天下午长沙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我口述了一副挽联，是：

大哉上庠贤夫子，岂云已经西去；

俨然田舍一老翁，可谓原本善来。

我所认识的季羡林先生

何乃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东方学（含东方语言、文学和文化等）的开拓者，是我尊敬的老前辈。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印度学，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等；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却不限于印度学，还广泛地涉及整个东方学的范围。

我第一次面见季先生是在1958年秋天。当时我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随即留在外国文学教研室任教。我的任务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干这个专业的，因为这个专业在当时的一般大学里是地地道道的“冷门”，在当时的北师大也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师指导。我当学生时，没有学过东方文学；刚一毕业，怎么能给学生去讲东方文学呢！那么，到什么地方去求援呢？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因为那里可以说是中国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地。于是，有一天，我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北大东语系。幸运的是，当时担任系主任的季先生正好坐在办公室里。我说明来意以后，季先生面带微笑，当即慨然允诺。记得他说：北大和北师大是兄弟院校，你来听课，我们欢迎。我喜出望外，没想到一下子就见到了季先生，季先生又一下子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从此以后，大约有三四年间，我经常奔走于北大和北师大之间。季羡林、金克木、刘振瀛、颜保、韦旭升、刘安武和张鸿年（我跟张鸿年是后来认识的）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们的课，看过他们的讲义，读过他们的著作，请他们解答过问题。我深知，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自己是不会有今天的一点成绩的。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我和我的东方文学同行曾经多次（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外，差不多每两三年总有一次，所以很难说出准确次数）登门拜访或在开会时见到季先生，向季先生求教。季先生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们，认真地听我们谈各个方面的情况，仔细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临走时，总是要把我们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要送上一段路。在这些次拜访时，季先生谈最多的是如何从事东方文学研究的问题。面对我们这些中文系的东方文学教师，他常常谈起研究东方文学的两支队伍，即北大等外文系东方文学教师和北师大等中文系东方文学教师应当加强合作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在我们联合编写的多种东方文学教材的前言或序言中，也反复地论述过。为了更准确地传达他的观点，我在这里引用他1998年11月17日为张朝柯教授、李谋教授和我共同编写的《东方文学概论》所写的《序》中的几段话：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研究外国文学——其重点是东方文学——的学者们可以笼统分为两大部队：一支部队是以综合大学的外文系科中研究文学的教师，以及外语学院（现在有的已改为大学）从事文学研究的教师为中心组成的。一支队伍是以师范院校以及没有外国语文系科的大学中文系教外国文学课的教师为中心组成的。部队虽有两支，用意却只有一条：大家都勤奋努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以满足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需要。

在几十年的长时间内，这两支队伍不但丝毫没有矛盾、没有敌意，而且是亲密无间、相互学习、相辅相成。有时候分开来开会，有时候在一起开会。等到全国性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一旦成立，两支队伍立即合为一支，都在这个全国性的学会中活动了。

又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既然目标都是研究外国文学，两支队伍的共性是必然存在的，这为主。但是，倘若仔仔细细地向细微之处探索一下，其间的差异性又不容置疑。第一支队伍的成员，都能精通某一种外语，对某一国的文学从原文来进行研究，因而了解得较深较实，这是其优点。但是，他们往往对文艺理论重视不够，汉语的表达能力也有时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其不足之处。第二支队伍往往在文艺理论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汉语表达水平也往往较高，这是其优点。但成员中往往有不能精通外语者，这样就只能靠翻译来做研究工作，这是其不足之处。

把两支队伍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摆在一起，加以衡量，人们立即能想到：如果两支队伍互补互助，那不是两方面都能受到益处，两方面都能提高了吗？事实上，在过去长时期的合作中，双方都已经这样做了。尽管双方的成员不一定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已经做过，而且也取得成果了。

眼前的这一部有水平、有自己观点的《东方文学概论》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季先生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我们遵照季先生的这种观点成立东方文学研究会（正式名称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时，季先生表示大力支持，并且长期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

季先生谦虚谨慎。有这样一件小事可资证明：有一天我偶然从广播电台里听到广播他关于北大未名湖荷花的一篇散文，觉得语言和意境十分优美，立即被深深地吸引了。恰巧事过几天，我就见到了季先生。于是我便向季先生提起此事，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季先生听了以后，笑了笑说：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是播音员播得好。

季先生重视友谊。我的老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和书法家启功先生是季先生的好友。钟先生长季先生和启先生10岁左右。大约从钟先生90岁起，北师大中文系每年都要为钟先生祝寿。当时季先生也已经是80余岁的长者了，但是几乎每年都要从北大赶到北师大来参加，于是三位耄耋老者并排坐在台上便成为祝寿会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季先生知道我是钟先生和启先生的学生后，见到我时，还关切地问起钟先生的情况。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当钟先生临终住进医院时，季先生不仅前往探视，而且发觉钟先生体力将要衰竭时，当即提议为钟先生提前祝贺百年寿辰。这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季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没有资格和能力去全面评价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在这里，我想从一个东方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谈谈季先生作为我国东方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我以为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一是为东方文学正名，二是提出东方三大文化体系学说，三是建立东方文学史体系。

俗话说“名正言顺”。在研究东方文学之前，先要为东方文学正名，为东方文学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季先生在他所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中，首先提出的是“东方文学的范围”问题，也就是“什么是东方文学”问题。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文章指出，这个“东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政治概念，二者不能偏废。所谓地理概念，是指从整个地球来说，这些国家都处于东半球，所以当然应该称为东方。所谓政治概念，则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即在古代是以中国为中心，在中国西边的称为西方，在中国东边的称为东方；在近代是以欧洲为中心，在欧洲东边的称为东方，包括亚洲和非洲在内；现在我们所讲的东方文学，是这个历史演变结果的东方概念。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次提出的关于东方文学定义和范围的明确主张。

众所周知，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东方文学当然也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研究东方文学体系不能离开东方文化体系。季先生在《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里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东方文学的特点——内容和发展规律”，其中提出了世界四个文化体系的观点。文章写道：“根据我个人的看法，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可以归并为四大文化体系。在这里，我先讲一讲什么叫做‘文化体系’。我觉得，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够成独立的体系就叫做‘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还有必要再解释几句。有人可能说，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也是非常古老而又有影响的，为什么不能单独列为文化体系？我认为，这两地的古代文化久已中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承了它们的一些东西，因此可以归入这个文化体系。同样，美国可以归入欧洲文化体系中，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关于季先生在这里所谈的问题，我想补充两点意见，不知是否恰当。一点是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其实不仅被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所继承，同时也通过希伯来文化等途径被欧洲文化体系所继承。再一点是欧洲文化体系的基础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共同构成的，而希伯来文化产生于东方，那么可以说东西方文化从很早起就有所交叉了。）后来，季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总序》里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文章写道：“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将两篇文章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季先生对东方文化体系的提法有两个变化：一是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改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依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波斯文化虽然比阿拉伯文化更古老，但是阿拉伯文化体系毕竟产生于阿拉伯半岛地区，毕竟是以阿拉伯文化为基础，而波斯文化（指波斯被伊斯兰教征服之前的索罗亚斯德教文化）只是阿拉伯文化体系所吸收的文化之一，如同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一样；另一方面也许是为了名称更简明些吧。二是进一步把前三个文化体系归并为东方文化体系，这就显得更加明确了。当然，关于世界文化体系或者文化圈的问题，在此之前也有人论述过，但是似乎没有人像季先生谈得这样明白透彻，而且被广泛地接受和引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记得在70年代末，季先生在和我们几个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教师谈话时，听说我们正在联合编写东方文学教材，便建议我们再进一步扩大范围编写东方文学史。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资料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后来，季先生举北大东语系之力，先在80年代编写出《简明东方文学史》，又在90年代编写出《东方文学史》。我觉得由季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学史》，更加集中地表现了北大东语系教师的雄厚实力（还包括个别外请的专家），无论是在资料的翔实方面，还是在体系的完整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第一，这部书更加重视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作用，在每一编的第一章“概述”部分都分为三节，第一节是社会历史概述，第二节是文化概述，第三节是文学概述。第二，这部书在体例上也更加完备，由于采用每个阶段之下再分若干地区叙述的方法，所以尽管比同类著作增加许多章节（即许多国家的文学），却毫无杂乱之感；并且还专设一节“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其中除分别叙述各个国家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发展脉络外，还进行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指出各国文学的异同。第三，这部书在内容上也大大地扩展了，在国家方面，它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国，还介绍了不少成就未必很高的国家，其中有些是我们过去几乎一无所知的；在作家作品方面，它也不限于几个文学大家，同时也介绍了其他许多作家作品，提出了新评价，令人颇有眼界大开之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东方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东方文学史体系基本确立，并且成为我国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牢固基础（不言而喻，建立东方文学史体系并非季先生个人之力，而是该书参编者的集体力量；再进一步说，还应该包括此前许多有关教材和专著编写者的努力在内）。

古人云：“高山景行，私所仰慕。”季先生就是我所仰慕的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大学者。

（2009年9月30日写于北京师大）

清华赤子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

季羡林先生在为一部题名《清华旧影》的书写的序中说，国家是一个大概念，爱国必自小处爱起，从近处爱起。“爱国为什么不能够自爱校始呢？只要读一读这部《清华旧影》，就必须承认爱国也能从爱校始的。”先生在历数了清华的美好之处后，又进一步肯定说：“爱国必自爱校始。”先生在一篇提名为《清华颂》的散文中还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我的母亲。”“清华园不仅像是我的母亲，而且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先生对于清华的赤子之情，不仅洋溢于字里行间，而且深蕴在一举一动之中。我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幸同先生相识，但领会先生对于母校的深情还是在相交一段时间以后。

我对先生的学识与文笔崇拜已久，但同先生的交往，是从很“实用主义”的动机开始的：1994年，清华领导提出重建一流文科。我系葛兆光教授建议联络李学勤、傅璇琮、钱理群先生，为清华做些学术方面的事。这个建议得到三位外请先生的支持，为了继承老国学院重视借鉴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传统，新建的研究单位拟取名“汉学研究所”，挂靠中文系。研究所设了四位导师，也和国学院相仿。这是一个三无（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室）单位，获校方批准应该比较容易；但消息披露后，学校有几位资深教授上书校长，认为“汉学”的称谓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有不解之联系，用之不妥。学校把信转给我们研究。我有些着急，看来必须请“大师”级的先生为我们撑腰。于是想起了季先生。我尝试着打电话给季先生的秘书李老师，邀请季先生来清华。李老师说，季先生很高兴，早就希望去看看。我同时邀请了李赋宁先生夫妇，一同参观清华园。就在先生徜徉于老师吴宓的“藤影荷声之馆”时，我不失时机地讨教：“‘汉学’这个词现在是否可用？”季先生十分明确地回答说：“当然可以。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作过许多重要的贡献。”他还举出陈寅恪当年在国学院开出的课程《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说，陈先生的这门课主要就是介绍和评述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其时，我们恰好又看到任继愈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赴新加坡参加世界汉学大会的消息，而任继愈在大会上的报告题目就是《汉学的魅力》。我把季先生的看法连同一些有关资料呈送给校领导。最后，校领导同意建立，只是在“汉学研究所”前面加了“国际”二字。汉学所在李学勤、葛兆光教授主持下，广泛开展工作，编辑了多部西方汉学家的著述；在不花学校一分钱的情况下，为清华如何继承国学院传统做出了探索性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究其“出生证”的领得，还要感激季先生的一言九鼎。

就在那次请季先生来清华时，我斗胆把自己写的一篇刊载在《中国文化研究》上的有关吴宓的拙文，呈送先生指正。那时候，对于吴宓、陈寅恪的研究尚处在发轫阶段，注意的人很少。万没想到，我把杂志呈给先生时，先生说，这篇文章已经读过。这让我惊喜莫名。后来我想，先生很注意这方面的文章，主要还是出于对清华重建文科的关心和对吴宓等老师的深情厚谊。

清华从80年代开始重建文科，经历了一个反复思索、认真考虑的过程。中文系从1985年建立，一直到1994年还没有本科和硕士点，只有一个编辑学二学位、计算语言学研究室和面向全校的一些普及性课程。在全国的同行面前，难免自惭形矮。但季先生总是极其热心地鼓励。在我校历史系的重建大会上，季先生当着学校领导和国内各大学来的专家学者说，在全国的历史学科一片衰颓的情况下，清华依然重建历史系，表现了一种远见卓识。他相信，清华的文科一定可以办得很好，“清华中文系就办得很好嘛！”季先生在这个近百人的会上这样鼓励当时还处在幼儿状态的中文系，令我十分感动。季先生说的话是有根据的。他认为，清华中文系重视研究传统，借鉴传统，走“三会通”（会通古今、中外、文理）的路子，前景一定是十分好的。

季先生对清华的事，可谓有求必应。1995年，清华领导要求文科要在“综合创新”方面大胆尝试，教务长吴敏生教授指示中文系和外文系把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打通”，联合办“中外文化综合班”；精选苗子，培养中外会通型的基础研究人才。由于没有前车，教学计划的制定就成为关键性问题。教务处请张岂之先生担任教学总策划，邀请了季羡林先生和李赋宁、张岱年、何兆武、乐黛云、陈平原等先生一起研讨。研讨会先由张先生提出草案，与会各位先生都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其中，季先生的发言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在北大当了多年的副校长，每年都要修订教学计划，无非是把原有的课程搬来搬去，名称改来改去。其实，照我自己受教育的体会，最重要的不是计划，而是真正给学生开出一些好的课程。我在清华外文系念了四年，收获不小；但给我以终身影响的两门课都不是外文系教学计划内的必修课——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一门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陈先生的课让我下决心搞梵文，研究东方文化；朱先生的课从现代美学的角度，教给我如何写散文。两位先生讲课醍醐灌顶，启发极大，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培养人，关键是开出好的课程，而不是老在教学计划上周旋。”先生的教诲真是办系的点石成金之言。这个班开办以后，谁来讲第一课？讨论来讨论去，只有季先生最合适。季先生慨然应允。很遗憾，我因为其他的事羁绊，没有能够听到季先生的课。在讲课结束，我去送季先生的时候，看到一个个学生眼睛放光，就像是小和尚听到了大法师的真经、虔诚的教徒得到了大主教的传道般兴奋莫名。

季先生对中文系的帮助是事无巨细。我们系的学生想办个小报，找到我，让我帮助找季先生给报纸题写报名。我有点不好意思，觉得系里办个小报也要麻烦先生，很不合适。但又不好拒绝学生的恳求。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狡猾的方法：我对学生说，我把季先生的住处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找。如果先生不想写，就赶紧回来，不要软磨硬泡。过两天，学生欢欢喜喜来找我，出示了先生给小报题写的《清华中文报》，而且写了三张。学生说，季先生对我们办小报很高兴，很支持，写了好几张，让我们挑选。

先生对学生办的小报竟然如此精心，如此认真，这是何故？不禁令我深长思之。我想，先生为学生题字时，并未觉得自己应该摆出享誉海内外的大师的派头，他一定是回想起了自己在清华做学生的那些愉快的日子。那时候，季先生在叶公超教授领衔办的《学文》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得意之作《年》。文章同叶公超、林徽因等多位名家的作品并列在一起。他想，自己应该像当年老师们扶植自己一样，扶植现在的新秀。

先生对清华的一次次感人的热诚，促使我重新阅读先生的《梦萦水木清华》等散文。在2001年，先生的《清华园日记》出版，终于向吾侪后辈敞开了赤子的心灵之门。

《日记》并无对自己所在学校的溢美之词，就像孩子并不会喋喋不休地向母亲献上赞美诗一样。我们最多看到的是，先生如何像饕餮似的连续十几小时读书头痛欲裂；如何到图书馆去“抢”新到的图书，没有抢到又多么的灰心丧气；他是如何欣喜若狂地秉烛夜读自己所喜欢的书，而又对自己不想做的作业，骂上几句“他妈的”；先生对自己喜欢的老师也只是说些“还不坏”之类的赞语，对不喜欢的课则“大刷”，留在宿舍里打麻将。先生当时的散文已经小有名气，受到过沈从文、郑振铎、叶公超等先生的赞扬和重视。当先生的《年》在《学文》杂志发表时，先生十分感激叶公超，以为是“知人之师”；但后来，叶先生对先生另一篇文章表示不屑时，惹得先生大怒，在日记中直呼“老叶”，并且多次拒绝上叶先生的课。先生关心国事，在1933年日寇进逼、“蒋王八蛋”（季先生日记语）步步退让之时，先生悲愤几欲自戕；但先生也承认，悲愤过后也还是读书，别无他法。先生喜欢观赏打篮球、进城逛旧书摊、吃烤鸭、看电影。每看一场电影，必有简短的评论；看篮球比赛也是热心观众，不仅对于球技有所评论，包括对男女球员从技术到容貌都有评论。先生晚年德高望重，但并不因此而掩饰自己青年时代的不羁风姿，一切照日记当时的原样公之于世。

《辞海》在解释“赤子”时，说其主要特点是“忠诚、真纯”。季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让我们看到了一颗自由奔放、轻松愉快、毫无掩饰的灵魂。这就是赤子。

先生把北大清华称之为中国的“双子星座”：一个深厚凝重（北大），一个清新俊逸（清华）。我觉得先生勾勒清华校格的这四个字，深得这所大学的神髓。在清华建校九十周年时，诸多绘画名家来清华作画。我惊喜地发现，多数画家以“绿”作为主色调，或深绿、或浅绿、或黄绿，同季先生“清新俊逸”暗合。我将这个意思告知季先生。先生十分高兴，还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名家绘清华·序》中。我觉得，先生的这四个字非同一般，它是一个赤子对“母亲”的魅力的准确揭示。清华所以百年不倒，其中的秘密也许就深藏在这四个字里面。

清华拥有一大批如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赤子”。这是清华之幸，也是清华办学成功的主要标志。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拥有这么多的“赤子”，从清华毕业的也不是每个时期、每个人都像季先生这样赤诚。个中原因值得深思。清华建校百周年诞辰近在眉睫，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进一步改进清华的工作，也许是对季先生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2009年9月22日于清华园）

山就是山，水就是水

——怀念季老

阎纯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2009年7月11日，季老与任继愈先生结伴远行。他们是商量好的吗？一前一后，他们微笑着，安然而散淡，像去散步，更像一同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他们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永远有上上下下“朝拜”他们的信众。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他们像崇高的山，我们的心是围着山转的水。他们走了，我们向他们挥挥手，以泪作酒，祝他们一路平安。

文化就像农民耕耘的土地，需要深耕细作，然后才有收获。但是，他们有永远耕耘不完的大地，有永远收获不完的果实。他们走了，留下一片无垠的文化原野，也把尚未开垦的未竟之业作为遗产留给我们——一群东方的文化孤儿！

季老晚年有恩于许多教育、文化单位和个人。由于他的善他的真，他的支持、帮助和影响，使得一些教育和文化实体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起色和发展，使得某些个人得以“飞黄腾达”。我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就是其中一个教育单位，《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文化“实体”。为此，我们学校的历届校长和书记，都感激在心，念念不忘季老给予我们的关怀和恩惠。

1993年，我校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杂志，由我具体操办，时任校长杨庆华教授问我准备请谁当顾问，我回答：“张岱年、任继愈、季老和萧乾。”（其实，我心目中还有钟敬文）为了请季老当顾问，我冒冒失失打电话，向李玉洁大姐说明拜访季老的因由，不会耽误季老太多时间，就一刻钟。从电话里，我听到季老对李玉洁说：过几天吧，下午，3点半以后。6月中旬，我独自摸到北大13公寓201室。怀着矛盾的心情，忐忑不安地轻轻敲门，那是一种怕自己要找的人听见又非得去敲的心态轻轻叩响季老的大门的。我怕惊动他，不愿搅扰一位智者的休息或宁静的思维。但没想到，开门的竟是季老。他打量了我一下：“是阎纯德同志吗？”我说：“是啊，季老！”我随着季老走到里面的那间放满了书和杂物的“客厅”，我们一坐下，他的爱猫跑过来，先上到季老的腿上，眼睛盯着我们，许是它觉得听人说话不便，于是又跳到斜对面的桌子上，认认真真监视着我们说话。

一坐下来，我就先自我介绍：“我北大中文系出身，现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书……”季老说：“我知道你主编过《中国文学家辞典》，还把我收了进去。”接着，我单刀直入地向季老谈起编辑这本杂志的想法和细节，还把拟好的三十几个栏目念给他听，并将创刊号的目录递给他过目。这本杂志首期的主要作者有张岱年、盛成、张岂之、汤一介、傅璇琮、吴小如、冯天瑜、钱逊、严家炎、谢冕、刘梦溪、陈漱渝、周思源、彭庆生、韩经太、杜道明、许树安、王晓平等著名专家学者，这一期共有14个栏目。季老看完之后说：“创刊号的阵容可谓壮观、辽阔、宏伟，那么多名人给你写文章，我看哪家杂志也得甘拜下风。你办刊的想法不错，你是要将《中国文化研究》办成真正海涵中华文化的杂志，不仅仅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还包括地域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真正的大中国的大文化。这很有新意，就是不要仅仅是儒释道那些千年一贯、千篇一律的文化；你们还将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纳入其中，有远见。你们既然想要我当顾问，我就不能白当，有时候我可能要问问；问问，你们不反对吧？我头上的‘高帽子’快把人压死了！其实有许多‘顾问’、‘会长’之类的事我是不管不问的，他们也未必想让我管让我问。我很清楚人家的想法，于是我也就倚老卖老装糊涂。事实上，我一点也不糊涂，不过人生在世贵在难得糊涂，必要的时候，装糊涂也很好。”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从季老的笑声里，我理解这位大学者的宁静心态和长者的人生智慧。既然他答应了请求，接下来就得得寸进尺，请他为创刊号题词。他没有拒绝，遂走到隔壁的书房，十分钟后，题词便写好了：

弘扬中华优秀的文化实与人类生存前途密切相关。我们今天应当从这个高度上来认识弘扬的意义。

我想得到的，北大母校都给了：顾问和题词，一切都很温暖。季老他的智慧无私地将给予了一个正在诞生过程中的“文化产儿”——《中国文化研究》——所需要的精神和阳光。他的赐予，也正像张岱年、任继愈等前辈一样，成为文化成长的及时雨。

1994年3月9日，正是春风聚集阳气、大地回暖的时候，《中国文化研究》举行出版座谈会。我打了一个电话，季老便来到我们学校，与张岱年、任继愈、钟敬文、张清常以及汤一介、乐黛云、傅璇琮、冯天瑜等近三十位学者一起，不仅对《中国文化研究》予以肯定和鼓励，更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那一次，季老讲了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和如何办好《中国文化研究》三个问题：

中国文化对今天重要，对未来更重要；对中国重要，对世界更重要。我强调两个“更”字。怎么叫“对今天重要”呢？刚才张（岱年）先生提到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这是有目共睹的。“礼失而求诸野”，现在要“求诸野”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我们的广播和电视，宣传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很值得研究；我们出版的书籍，究竟宣传什么？对青年人，对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起什么作用，这非常值得我们担心。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可是今天我们许多地方也不那么伟大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起码应该有扭转社会风气的作用。为什么说“对未来更重要”？原因是再过六年就是21世纪，现在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主的、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世纪。我是坚决主张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的世纪的。因此，我说中国文化对今天重要，对未来更重要。中国文化对中国重要不用再讲，对世界更重要还是需要再说一说。我们的文化好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并不注意。前几年海湾战争，萨达姆打了个很惨的败仗，美国的“黑头”将军打了个漂亮的仗，其实这在中国就是四个字：“兵不厌诈！”这对我们是很简单的事情，可对萨达姆来说就很不简单，他上当了，结果吃了大亏。去年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访问印度，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时，印度总统脱口用中国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来阐明教育；到了巴基斯坦，他们的女总理也引用中国的古书谈文化。外国的政治家重视中国文化，而我们能不能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不单是为了中国，更重要的是为了全世界。我讲过一句有点儿狂妄的话：“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关于怎样研究中国文化，季老说：

研究中国文化的刊物很多，咱们的《中国文化研究》怎么出，要办出成绩来就得费点脑筋。第一，要了解其他刊物的动向和内容，要有分工，不要一个题目大家都来搞，这很浪费，应尽量避免重复。第二，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来，起码要达到向外国人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我们这个刊物的文章是高的，栏目也比较齐全，这一点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1998年，《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五周年，季老又为我们题词：

诚挚祝贺中国文化研究创刊五周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自我第一次登门求季老当顾问之后，在这十六七年的岁月中，到他的陋室拜访前后不过四次，每次进门就想着说完事尽快走人，绝不啰嗦。我很忌讳“纠缠”名人，因为他们的时间比生命还宝贵。我请他题词、写文章、参加我校举办的各种文化研讨会，都是通过电话或写信。他仿佛就是一位不会拒绝的人、有求必应的“活神仙”，给你的永远是慈祥的微笑、真诚、温暖和信心。每次亲切接待之后，临走时也像张岱年先生那样一定送你到门口。虽然他不是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其实，他也是属于国人中最忙的一位，学术上的事情，新闻媒体采访，加上意想不到的事和人，都会找到他的头上，他即使是印度神话中拥有四头八臂的大梵天，或是《罗摩衍那》中的罗刹王、我们的孙行者，也难以一当百地应付没完没了的正事闲事杂事。谢天谢地，幸亏有一位不辞辛苦、甘当“门神”的李玉洁大姐，她的庇护使季老少受不少难言之苦。

季老关心中国文化研究，还特别关心汉学研究。1999年5月，我给季老写信，希望他能在百忙中为《汉学研究》写一篇序。季老回信说他“愉快应命”，并答应从山东返京后立即命笔，遂于9月30日写毕。可惜，这序文并信一直没有飞来，好事多磨，两年后即2001年中秋前夕，季老的大作欣然“失而复得”，使得那年的中秋明月也高兴得分外皎洁。序文非常重要，不仅重提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季老还提出许多人类文化的重大问题：

有一个事实，常被人忽略：西方近代文化带给人类的不只有幸福与进步，也有灾难与弊端。大气污染、臭氧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生态失衡、淡水资源匮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世界上所谓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化。西方以外的国家，把西方的好东西带来了，西方文化造成的弊端，威胁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也随之而来。我认为，人类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救之之方，只有一个，就是利用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以济西方文化之穷，人类庶几能免于灾难的威胁。

他说对西方汉学家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并预言

到了21世纪，阴霾渐扫，光明再现，中国文化重放异彩的时候，西方的汉学家将是中坚人物，将是中流砥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独具慧眼，创办了《汉学研究》杂志，这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

季老对于人类现代社会发展的担忧，是有识之士所共有的文化忧患，值得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深思。

季老是一位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而又乐观、自信的文化学者和思想家，他所有的学术文章以及文学散文，都不是异想天开或无的放矢，都能给我们许多思想领域的深度启示。我们中国不缺少能够指导社会发展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以降，苦难、动荡、悲情的中国，出现过许多文化名人，他们手里既没有武器，也没有权势和金钱，但是作为思想者，无论是在其时，抑或在其后，他们的思想都是照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温暖阳光。季老就是这些人物谱系中的一位。作为大学者，大散文家，他在语言学（印度古代语言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语义）、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梵文文学和文学创作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每个人都有或顺当或坎坷或灰暗或辉煌的人生旅程。季老从他降生那一天起，命运便在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家乡——山东清平官庄——的泥土路上划出了一条起跑线。对于历练人生而言，穷是一块磨刀石，它能激励奋进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永难忘怀的贫穷和苦难，为季老的一生注入的是刻苦勤奋精神。因此，这个“无产阶级”，在过早失去母爱之后，寄人篱下十三载，先私塾，后小学，再初中高中，依仗出类拔萃的古文和英文在高中取得“六连冠”，并在1930年同时考取清华和北大。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清华。再后，十年留学德国，以《〈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博士后阶段发表了《吐火罗文本〈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等重要论文，使他成为德国学界交口称赞的中世纪印度学专家；用他的话说，“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在他的人生路上，与之相恋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没有能留住他，“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尽管他也依恋这位美丽的姑娘，但还是在1946年回到了祖国。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胡适和代校长的傅斯年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的赏识，破例录用为教授，还委任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日后，胡适在给他的复函中称其论文《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确凿之至”，晚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还说“做学问，就得像北大的季羡林研究佛教那样……”

“文革”式的革命曾使他的心灵受伤，但又使他清醒。日月重明之后，六十七岁后的岁月，成了他最灿烂的收获季节。他说自己“不是文曲星下凡，不是天潢贵胄转世，我就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就是这个20世纪初的“穷小子”，跨过数十年的人生坎坷，终于成就了宏文大著、道德文章。他的散文创作和文化思考活跃而深邃，他用爱和文化之心守望家国，温暖人生，我们在他的脍炙人口的《牛棚杂忆》、《病榻杂记》、《阅世心语》等作品集中，不仅收获丰硕的知识和人生真谛，更是寻得一份真情和精神。为人为文，憧憬于朴实朴素，钟敬文先生评论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季老有一种自觉：尽管人们总把他称为“大师”或“泰斗”，但他从不把自己看成社会或别人的救星，而自视自己是普通人群中的一员。这种朴素或普通，不仅仅表现在穿衣戴帽的外表上，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是普通人的心。1998年，山东学者蔡德贵研究员为《中国文化研究》写了一篇阐述季老学术成就的论文，开始其题曾亮出了“泰斗”称谓。为此，我给季老打电话，他坚决反对：“什么泰斗！千万不要！我不是什么大师、泰斗，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化人……”后来作者将题目改为《论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与特点》，文章刊发在当年的“夏之卷”上，反响极佳。季老的这种美德，被谢冕称为“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丝毫的自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是历来中国文化人的理想，季老就是这种信仰的守护者。关于他的道德文章，张中行说季老身上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而这三种“难能”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朴实”再难找到第二位。饶宗颐说“他是一位笃实敦厚的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

真话可以拯救一个社会，假话可以毁掉一个国家。追求真实，讲真话，讲真情，是季老的性格和做人原则。2007年8月3日，季老向前来为他祝贺96岁寿辰的温家宝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两句如醍醐灌顶的话，代表了他做人做事和对社会人生认识的真谛和良心，因此，千百万的网民说：季老胸怀坦荡，铁骨铮铮，敢讲真话，令人敬佩。

一个在人世间活了九十多个春秋的“世故”老人，说真话，谈人生，季老有资格。但是，“什么叫人生呢？我并不清楚。不但我不清楚，我看芸芸众生中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清楚的”。甚至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恐怕也很糊涂，因此，“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昭昭！”他说“吾辈”皆是凡人，“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个人能先制定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他住在天上，忽然想降生人寰，超度众生。先考虑要降生的国家，再考虑要降生的父母。考虑周详之后，才从容下降。但他是佛祖，不是吾辈凡人。吾辈凡人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被动的，一点主动也没有”。季老还说，人在被动中或是糊涂里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我劝人们不妨在吃饱了燕窝鱼翅之后，或者在吃糠咽菜之后，或者在卡拉OK、高尔夫之后，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恣睢地享受吗？难道就是为了忍饥受寒吗？”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万花筒，文人墨客说不清楚。尽管如此，关于人生，季老还是以其睿智的深思熟虑，在许多文章里反复探讨这个问题：人是性善还是性恶的问题，生存、温饱和发展的问题，世态炎凉、走运与倒霉、缘分与命运、做人与处世、谦虚与虚伪、容忍与成功、有为和有所不为等有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季老的思想像一部诲人不倦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又像一泓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我们从他的著作里，可以随处受到启迪：“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人。”“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自己生存，也让别的人或动植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这些朴素的思想，彰显了他的道德人格。

季老说他有两个母亲，一是生母，一是祖国。没有母亲的人，孤独；没有祖国的人，受欺。母亲离世后，为追随母亲，他想过自杀；日日梦归三百里，夜夜思母十二时，这是他对于母亲的深笃思念！2001年，季老回老家祭祖，他悲恸地在母亲墓前磕了三个响头，说：“娘啊，这恐怕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这是季老的“恋母情结”留给人间的感人佳话。

故乡与故国总是可以互为借代生死感情的。这种寄托，在历史上，泰山不仅是齐鲁或“山东”的代名词，对于中国人来说，泰山也是家园和国家的代名词。2005年8月30日，季老在病榻上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的《泰山颂》，视泰山为“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寄托了他对故乡、国家和民众的深情和理想。

季老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的文化思想广阔而深邃。关于中西文化，季老有许多精辟论述，这是他对于人类文化研究的一大贡献。他认为文化交流一是输出，二是输入，敦煌是输入的代表，很多国家文化都到过敦煌。敦煌文化多是佛教文化，也有其他文化，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对于文化，他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但他最著名的论断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他从人类全部历史发展来看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如此，也绝对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观点虽然也受到质疑，但我认为他所阐述的正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朝代，都会有盛有衰，谁也不会天长地久千秋万代，周期性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我们怀念这位焚膏继晷，披星戴月，笔耕不止的季老，怀念他的善，他的真，他的德，他的爱国爱乡和学术精神。有人说，季老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我想，未来既是一个时代的继承，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时代的开始。季老无疾而终，临走时连一张便条都不留，因为他相信“青出于蓝”，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2009年9月25日半亩春）

深切缅怀关心中亚研究的季老

赵常庆（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当我得知季老离我们而去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在此前召开《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时，我们听到季老身体还好，每日坚持写作，对《集成》非常关心，编委们很欣慰，希望能和季老共度百年华诞。未成想季老离我们溘然而去。

《东方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由季老任总主编。该丛书设总编委会和10个分编委会，其中包括《中亚文化编》。丛书起步的1996年，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受丛书总编委会之邀和研究所派遣，我有幸担任《中亚文化编》的主编，在总编委会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季老。总编委会的同仁大多是季老的弟子或同事，都是从事东方学教学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我看到他们对季老十分敬重，但在季老面前并不拘谨。季老对他们也很随意与平和，丝毫没有在弟子面前摆出先生的架子。在总编委会中多数人年长于我，而且我又不是季老的弟子门生，因此，初次赴会有些紧张。或许先生看出了这一点，主动问我名字、工作单位和从事的专业。当听说我是从事中亚研究的，季老说，中亚很重要，在《东方文化集成》中设立《中亚文化编》是合乎情理的，古代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中亚连在一起。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人们对中亚关注不够。现在中亚国家独立了，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中亚是东方的一部分，但国内研究得不够。他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初次见到季老就听到如此感人肺腑的话语，不仅消除了我的紧张，也对作为学界大师的季老充分肯定我们从事的专业感到高兴。

在《集成》总编委会成立后的数次会议上，我都能看到季老的身影和聆听他妙语连珠的讲话。季老发言言简意赅，指明工作的要点，经常为解决《集成》遇到的困难出谋划策。季老为《集成》丛书能高水平的出版绞尽脑汁，《集成》能达到今日出版一百多部的水平，可以说凝聚了季老的心血。

在总编委会上，季老多次讲到的两个观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一个观点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已经到了历史的轮换期，21世纪是东方文化大发展的时期，我们应该大力推动东方文化的发展。中国是东方大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东方文化还包括印度、阿拉伯、日本、东南亚、韩国、中亚等丰富多彩的古老和当代文化。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看法，《集成》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季老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预言家，他的看法不仅出于良好的愿望，而且是多年观察研究的结晶，其观点逐渐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了西方正在走向衰落，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正在崛起。季老不是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但他作为涉猎多个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阅历，用浅显的语言道出一个深刻的道理，不能不让人折服。

季老另一个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教诲是“请进来，送出去”。所谓“请进来”，是将西方先进的文化精髓引进到中国，这一点国内已经实践多年，并仍在进行中。而“送出去”的提法并不常见。季老所说的“送出去”，是指将东方文化送到西方，让西方能更多地了解和接受东方文化。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我国有“引进来，走出去”的提法，系指将外资和先进外国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中国企业要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国家发展服务。但是，将东方文化送出国门的提法确实少见。季老的主张则是一个创举。他作为贯通中西的大家，深谙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的不够了解和存在偏见，是影响彼此交流和产生许多误解的症结之一。在中国和平发展的今天，有必要向西方推介东方文化，特别是推介中国学者对古今世界的看法，纠正国际社会科学界对东方文化的谬误。季老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作为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季老考虑的不仅仅是能出版一套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更关注的是中国学者所担负的社会责任。这体现了大师级学者的高尚情操，也为后人树立了以天下为公的学习榜样。在社会科学界浮躁风仍未彻底消除的今天，季老让中国的东方学走向世界的宏图大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尽管季老为《东方文化集成》的问世呕心沥血，但该大型丛书的出版也历经艰难。季老原以为这套学术水平很高的丛书会得到知名社科出版社的青睐，会不必缴纳出版费即能出版。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发行量不大、读者面有限的图书。在大势面前季老不得不折腰，同意为该书的出版提供补贴，而总编委会拥有的出版经费有限，部分是季老筹措的，部分来自有关部门的资助。一套有助于增强中国东方学在世界的影响力、提高中国软实力的丛书，历经坎坷，终于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不能不感谢季老——一位已近90岁高龄老人的执著和苦心。

我不是季老的弟子，也不是与季老多年共事的同仁，我只是在总编委会会议期间认识季老，在有限的接触时间内观察这位衣着朴素、谈吐不凡的耄耋老者，聆听他的教诲，洞察他的内心世界。接触时间虽短，但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呜呼，一位学界大家、一位世界级东方学大师、一位关注中亚学科发展的学者、一位父辈般慈祥的老人、一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在我们切盼他贵体康复、早日莅临总编委会会议时，却飘然仙逝，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一棵参天大树，使东方学研究失去一根顶梁柱，使热爱和景仰他的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我们内心充满悲痛。季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学问，他的精神却永远留给我们。我们将会百般努力完成《集成》中承担的工作，使他开创的东方学继续发展壮大，使他企盼的21世纪成为东方的世纪早日实现，使他关注的中亚研究能取得更多的成果，以告慰季老。

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

徐文堪（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9年7月11日，尊敬的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8岁。消息传来，不胜哀伤。追想二十余年来与季老的交往，深感受益无穷，令人终生铭记。

我与季老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上世纪90年代去北京时方得亲承謦欬，但知道他的名字比这要早得多。大约50年代时，我还在读中学，看到他翻译的印度古代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作品《沙恭达罗》。60年代初进入大学后，又看了他发表在《语言研究》创刊号上的论文《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看过丹麦学者裴特生（Holger Pederson, 1867—1953）所著《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史》的汉译本，了解到吐火罗语的释读成功和对该语言两种方言的研究，是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的大事。季先生不仅精通梵文，而且是我国唯一通晓吐火罗语的学者，自然使我崇敬。季先生的这篇大作曾被译成俄文，收入由苏联著名语言学家伊凡诺夫（Vyacheslav V. Ivanov）编辑的吐火罗语译文集（1959年莫斯科出版）。此书是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吐火罗语的专书。但季先生本人和别人所写关于季老学术成就的文章好像都未提及，所以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算是对季老学术编年的一点补充。

1965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来到一所中学任教。接下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吐火罗语和说这种语言的人的关注自然是完全谈不上了。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80年代初，我转而从事《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才想到要追踪这十多年来在吐火罗研究方面的新进展。恰好这时季先生在刊物上又发表了《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等论文，得知他老人家还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和研究国内新发现的吐火罗文材料，但那时我与季老之间还没有任何联系。

1985年在《新疆社会科学》杂志上读到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先生的论文《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虽然有少数外国学者对新疆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在我国还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在此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再没有任何中外学者涉足这个领域。韩先生的工作打破了这个局面。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具有中长颅和低面的原始高加索人种成分早在铜器时代（距今近4000年）就已出现在罗布泊地区，其形态特征与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南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发现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形态特征接近。由此我逐渐萌生一种想法，认为早在三四千年就已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高加索种（白种）人居民与后来的吐火罗人存在联系，有可能前者是后者的祖先。1986年初我从余太山兄处收到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在苏州原铁道师范学院举行学术讨论会的通知，于是把这一孔之见写成一篇短文，准备提交会议。

在1986年春天举行的这次苏州会议上，我的这篇小文章有幸得到张广达、芮传明、荣新江、林梅村、耿昇、王继光、刘迎胜、钱文忠等各位先生的热情鼓励。尤其出乎意料的是，会后收到了没有出席会议的季老的亲笔信。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季老这时身兼各种职务，又昼夜从事多项极其繁重的学术研究工作，却主动给一个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著作发表的晚辈写信表示关心和支持，今天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也正是季老一贯奖掖、扶持后学的精神的真实体现。此信和季老以后给我的几封亲笔信我一直珍藏着，但由于身边的各种资料太过混乱，一时竟找不到了。真希望在不久之后就能在堆积如山的书和复印件里重新“发现”这些宝贵信件，我将把它们公开发表并捐献给纪念季老的合适机构，这比我个人保管更加安全可靠。

这以后我与季老的接触就比较多了。季老曾通过他的学生文忠兄惠赐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和其他资料，我也托国外友人复印了一些他做研究需要的资料寄上。1987年我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评职称时，承蒙季老为我写了推荐意见。1991年季老八十华诞时，我写了一篇论文《从一件婆罗谜字帛书谈我国古代的印欧语和印欧人》，荣幸地收入为他祝寿的纪念论文集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协助王元化先生编辑《学术集林》向他约稿，他立即寄来了正在写作和修改中的《糖史》的一节，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还不止一次收到他亲笔题字的赠书，如1996年7月江苏文艺出版社赶在季老85岁寿辰之前出版了《季羡林自传》，我在他8月6日生日以后大约一周时间里就收到了赐寄的样书，使我感动不已。我写的一本书《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也多承其大弟子王邦维兄鼎力相助得以出版，收入季老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中。

上世纪90年代我因公去北京或参加学术会议时，也曾抽出时间去北大看望季老。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夏秋之交，我与朱庆之兄一同在某天下午赶到朗润园拜访。这次没有别的客人在座，所以谈话十分从容，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季老对人的最大特点是自然、朴实、亲切，而从不强加于人。记得90年代初，他曾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译释吐火罗语A（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的一张即两页，发表在日本出版的《塚本启祥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中，但不久因为事情多，找不到这本书了，于是他特地写了封信给我，称赞我掌握的信息多，托我查一查此文的出处，其实我孤陋寡闻，哪能知道？想不到没过几天，又收到他的短信，告诉我塚本教授纪念论集已在家中书房找到，免得我再为此花费时间。季老处事这样认真，这样处处为人着想，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进入21世纪后，虽然我还是不时从报纸和其他媒体中获知有关季老的信息，拜读他新发表的大文，但他已因病住进北京301医院，不便再打扰了。因此，我除了在每年元旦之前给他寄一张贺卡，祝他健康长寿之外，数年间没有直接联系。到2005年时，曾与我同事多年的上海师范大学徐时仪教授在其长期从事佛经音义研究的基础上，率领他指导的博士、硕士生组成的团队，决定把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和希麟《续一切经音义》三书进行精细点校，出一个新的合刊本。他希望我设法请季老为该书题写书名。当时我无法面见季老，但通过王邦维兄的努力，2006年我去北京开会时顺利拿到了季老的亲笔题署。此书三大卷已在2008年年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在2009年春节前寄呈季老。时仪兄和我望着季老写的苍劲有力的大字《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都感到非常欣慰。

得知季老仙逝的消息后，我想到了现在正在巴黎高等实验学院留学研治吐火罗语的日本青年学者荻原裕敏君和其同学、来自中国台湾的庆昭蓉女士，他们都是季老的仰慕者。我给他们两位发了电子邮件告知此事，当天就收到了回信。他们深情地写道：“方才接到您的来信，我们极为震惊。很感谢您的及时通知。我们都是读到了季先生的《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才对这门学问发生兴趣的。想不到一代大师竟走得如此突然，更不敢相信我们永远失去了向他请教问安的机会。但愿季先生安详喜乐地离开人间。谨悼。”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敬爱的季羡林先生德业不朽！

债，总是要还的

——怀念季羡林先生

方广锠（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同日辞世。任先生的事情，我已有心理准备。季先生的事情，正如晴天霹雳。消息传来，震惊莫名。这些天来，总想写点什么，以表达心中的哀思与歉疚。但是，看看网上一些令人齿冷的消息，实在难以形容心中的感受，写文章的事情也就日拖一日。然而，这种哀思与歉疚在心头越压越沉重，就像一种债务，逼我清偿。

我于1978年进入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所，跟从黄心川先生读研究生，从而认识季先生，至今已经31年。1978年到1985年期间，季先生是所长，我又住在北大，见面的机会非常多。包括他给我们上课、平时因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去请教，所里一些事务处理，也包括办一些他交代的事情乃至帮助别人联系季先生之类。总之，或为公事，或为私事，经常在所里见面，或到13公寓去找季先生。1985年分所之后，我们搬离北大，起先住在地院，离北大较近，还经常去。后来越搬越远，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除了会议以及有事特地上门之外，一般很少见面。虽则如此，依然保持着电话联系。现在写这篇文章，各种各样的往事不断涌现出来，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就从《季羡林与佛教研究》（载《敦煌研究》）这篇文章开始吧。

关于我怎样知道季先生，我曾经在《季羡林与佛教研究》中涉及。这里把相关文字抄录如下：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看书、看文章以开卷为快，不大注意作者。往往书看完了，还说不清作者是谁。记得1978年夏天参加研究生复试，口试时我提到《十日谈》，试官金宜久先生问我该书的作者是谁？我回答是“薄丘伽”。金先生当场纠正，说应该是“薄伽丘”。闹了笑话自然脸红，但脸红之余未免惴惴。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这样的笑话将来还会犯。

果然，当年秋天进北京大学，入南亚所正式开始研究生学业，知道我们的所长是季羡林先生。学部委员，一级教授。言之者啧啧，闻之者歆歆。我来自新疆，孤陋寡闻，不知道季羡林是谁，无从啧啧与歆歆。但当时心中也略有所感，似乎这个名字曾经在哪里见过。过了若干日子，一天整理从新疆带来的书籍，忽然发现季羡林就是《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的作者。

这本《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的初版本。这本书是怎样到我手中的，已经记不清了。时间呢，从书上所钤的我的那方名章看，应该是在“文化革命”后期，约1968年左右。当时我已经成为逍遥派，逍遥于派仗外，逍遥于书海中。说“书海”是大大地夸张。我所在的新疆通古特沙漠南缘，只有沙海戈壁滩，没有书海。那时我到处找书读。只要找得到，不管懂不懂，硬读。但能够找得到、而又值得读的书很少，值得读而又值得保留的书就更少，于是就珍贵。这本书在那时落到我手中，当时硬读过。后来随我下乡再教育，随我到塔城师范，有时翻翻。最后随我来到北京，没想到就是我们所长、著名学者的著作。

二三十年以后，再来回忆当时读这本书时的收获，恐怕不会很可靠。主要是当时我自己的有关知识太贫乏，根本不足以认识这本书的价值。但在得到该书的十年后竟有机会亲炙先生教诲，则不能不赞叹因缘之不可思议。佛教主张“惜缘”，今天，坐在计算机前写这篇文章，心中是深深的惜缘之情。

现在写这篇纪念文章，心中依然是深深的惜缘之情，感恩之情。

说到《季羡林与佛教研究》，还有一个小小的曲折。这篇文章，本来是应汤一介、乐黛云两位先生之约，为季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写的。写完之后，刚好敦煌吐鲁番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会议在13公寓旁边的北大招待所举行。我便当场把文章交给季先生，季先生随手交给一旁的李玉洁。再后来，纪念论文集出版了，这篇文章没有收进去。一打听，才知道汤先生根本就没有收到这篇文章。再问李玉洁，她记得当时季先生的确把文章交给了她。再以后的事情，她就有点记忆模糊了。为此，她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再三道歉：“这事就赖我，就算是我丢的。实在对不起。这篇文章，由我负责在其他地方发表。”我们在北大研究生三年，所里安排李玉洁负责研究生工作。我们称她“李老师”；后来熟悉了，戏称她“老太太”。李玉洁虽然很有性格，但对我们的关心，可说是无微不至。现在文章的事情出点纰漏，这种纰漏可能出在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未必是她的责任。就算是她的疏漏，她如此再三道歉，我也实在过意不去。便请她不要放在心上。好在现在的文章都有计算机底稿，后来文章寄送《敦煌研究》。文章发表时有一个小注，说明原文为季先生纪念文集而撰写，因为“技术性原因”没有刊登云云。所谓“技术性原因”，就是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送到汤先生、乐先生手中。

还记得入学不久，首次与季先生单独接触的情景。

在《我与佛教》（刊《佛教文化》）一文中回忆考研究生经历时，我曾提到正式报考前，写过一篇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的论文。由于这篇论文，黄先生录取我，并让我研究印度佛教。入学后不久，一天，黄先生告诉我，那篇论文在季先生那里，让我自己去取。我来到13公寓，那是我第一次到季先生家。没有想到，客厅是那样朴素。大约不到20平米，除了靠墙的书柜外，一张八仙桌，一张单人床，几把椅子，如此而已。季先生已经把文章准备好，询问了我的简单情况后，先生问：你在新疆，从哪里看到这么多佛教的书籍，写出这样的论文？我如实以告：新疆没有佛教的书。我看过的只有任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再就是一套《现代佛学》。文章中引用的许多材料，出自《现代佛学》。当天还谈了一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现在想来，那是季先生对我的一次考察吧。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与季先生的交往很多，可记叙的也很多。10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曾坐春风点愚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通讯》），谈到当时季先生为我们上课的情况：

季羡林先生的印度历史讲座是大课，除了研究生全部参加外，南亚所不少研究人员都来旁听。由于是讲座，所以事先不发教材，全凭自己笔记。季先生讲课旁征博引，细致入微，至今印象犹深。特别是讲课时经常会讲到一些做学问的方法，更使人终身难忘。记得有一次季先生提到，做学问一定要把有关材料一网打尽。老实说，当时听了心里虽然佩服，但也有点不以为然。书海无涯，一网打尽，谈何容易。但二十年来，自己做学问，凡是真正在原始资料上下了工夫，搜集得充分的，进行得就顺利一点，研究得也透一点；而资料准备上有所欠缺的，讲话时心中无数，底气也就不足。这时才真正懂得将数据“一网打尽”的重要性。认识到搞研究，首先必须掌握资料。能掌握几分资料，就有几分发言权；掌握的资料越多，发言权也就越大。所以，当我自己也指导学生时，我总要把季先生的上述教导转告给他们。遗憾的是季先生当时忙极了，除任南亚所所长外，又是北京大学副校长，人大常委委员，至于社会兼职之多，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这门讲座时开时停，直到我们毕业，讲座内容还停留在古代。不过，我以为，学生需向老师学习的，除了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方法。前者是死的，后者是活的。前者是绣就的花，后者是绣花的针。先生的一句点拨，学生能终身受用，主要在方法上。

1981年夏天，硕士毕业，我论文的题目是《那先比丘经初探》。“初探”这个词，就是从季先生的《罗摩衍那初探》中学来的。我论文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与季先生的观点不同。季先生赞同西方部分学者的观点：佛教的“无我”是无灵魂。佛教的“涅槃”是死后什么也不存在。但我认为“无我”不等同于无灵魂，佛教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观。“涅槃”虽然跳出三界外，不属有为法，但依然有一个超言绝像的境界，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虔诚的佛教徒追求的目标。答辩会在8月份举行，前几天季先生刚过70周岁。会上，季先生批评我的观点，说：佛经上说涅槃之后“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是涅槃以后什么也没有了。我当即辩解：佛经中“后有”的“有”，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不受后有”是说涅槃以后不会再在三界中存在。黄先生当场打断我，不让我再说下去。现在想来，我的论文的确理据不足，没有把问题论述清楚。我当时太狂妄，太大胆，对季先生太没有礼貌。虽则我如此无礼，季先生却大度地容忍了我。论文最后全票通过。至今，我深深感念先生的风采。

硕士生毕业，留所工作，继续从事印度佛教研究。与季先生的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

1984年，我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动机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之源，但在中国，研究印度佛教的太少了。我自己学习、研究印度佛教已经6年，有些体会，有点想法。但能力实在有限，自觉好像面前有一堵墙，不知怎么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机会，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当时在我的专业范围内，有资格带博士的，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于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说：好，欢迎你报考。我提出两个希望：一、希望让我继续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语，只有日语马马虎虎还能凑合。因此，外语考试希望能让我考日语。先生当时没有说什么。

过了几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讲了如下一番话：

关于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虑再三，今天找你谈谈。

你说希望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我觉得不合适。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应的条件。首先是语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这几门语言，你都不行。如果下决心把这几门语言学好，那就要花费很多时间。你今年已经36岁，有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不真正搞通那些语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再说，培养一个中国佛教的博士生，我心里有底。培养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样才算合格，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考虑，你如果想报考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我们现在正在编纂《中华大藏经》，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献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有这个基础。如果专业改为佛教文献学，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任先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说：你考虑以后，愿意改专业，告诉我；不愿意改，也告诉我。愿意改以后，如果反悔了，不愿意改了，也可以；开始不愿意改，想想又愿意改，也可以。允许反复。然后给我讲了一段王阳明的故事：王艮去与王阳明辩论，辩输了，拜王阳明为师。回去以后，想想不服气，回过头来再辩，又输了，重新拜师。如此反复。王阳明的其他弟子很不耐烦，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王阳明说：这个人能够独立思考，很好。现在，在专业方向问题上，我也允许你反复。

如前所述，我考博士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深造、提高，从而深入进行印度佛教的研究。现在任先生让我放弃印度佛教，改攻佛教文献学，完全出于我的意外。我一时转不过这个弯。

就我而言，考博士，最简捷的是考黄心川先生。他是我的硕士导师，对我最了解，是他最早引领我走上学术之路，走上印度佛教研究之路。但是，1984年时，黄先生还不是博导。在我的专业范围内，只有季先生、任先生两位有资格带博士。我当时在南亚所，季先生是所长，对我很了解，很熟悉。考季先生自然是首选，但我当时选择了任先生。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在学术观点上与季先生有差异，而是季先生与黄先生当时关系非常紧张。

南亚所是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季先生任所长，黄先生为副所长。开始时，两人亲密无间，南亚所生机勃勃；但后来产生矛盾，乃至最终分家。此后社科院、北大，各自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我亲历了1978年南亚所建立到1985年南亚所解散的全过程，对矛盾的由来与发展，虽说未必完全掌握详细的内幕，但基本情况乃至一些细节，是了解的。有关情况，这里不想多说。总之，我以为，两个单位合作，这种体制上的原因，是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一些人争权夺利，是矛盾酝酿与发展的具体原因。我后来曾经用如下一段话总结南亚所分裂的历史：“小人作祟，尊神发怒。神仙打架，百姓受苦。”南亚是中国的近邻，印度是南亚的大国，也是近年崛起的金砖四国之一，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我国的周遍安全格局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当年的南亚所是一个综合性研究所，从事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的全方位研究。可以想见，如果南亚所依然存在，其所起的智库价值是无可衡量的。当年南亚所的不少人，每当提起此事，无不黯然。

应该说明，虽然当年南亚所内部的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我本人并没有卷进去。黄先生、季先生各自有自己的性格，但本质上都是好人。矛盾以他们两位尊神对决的形式出现，根源却不在他们本人。因此，对所里的种种事情，我固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与好恶爱憎，但并不影响我与两位先生的关系，也没有影响他们对我的态度。两人对我都爱护有加，未有丝毫改变。再说，我从来认为，老一辈先生之间的矛盾恩怨，年青一代不宜掺和。所以，我曾经在季先生书房，规劝过涉入这一矛盾的钱文忠，他现在或许还记得此事。

还是回到考博士的问题上。由于上述情况，在选择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最初我放弃季先生而选择了任先生。但没想到任先生要我改专业，这一棍子打得我有点懵。

我反复考虑，不想改专业。不改专业，要想考博士，就只剩下考季先生一条路。我想，黄先生遇事，从来给人方便，与人为善。真正给黄先生讲清原委，黄先生一定会理解我，体谅我。但季先生是否会收我，这就不好说了。我倒不担心学术观点问题，这一点季先生非常大度；也不担心他与黄先生的矛盾，我觉得这不会影响我报考。我担心两条：一、季先生的专业起先是研究印度中世纪语言，后来重点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印度佛教并非他的强项，前一年设置的博士生专业为印度历史。他是否愿意招一个印度佛教的博士生？二、季先生精通那么多外语，对学生的外语要求也比较高。我除了略懂日文，其他外语通通不行。季先生会收我吗？再三考虑之后，我想还是试着找一下季先生。

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经常不打招呼直接去季先生家，不像后来一般先电话预约。到季先生家后，我提出想考博士，也提到已经找过任先生，但任先生让我改专业。我说：我不想改专业，想继续研究印度佛教，所以想考您的博士生。我也提到，外语考试，希望让我考日语。

平时与季先生谈一些事情，请教一些问题，先生都非常爽快地予以回复。这一次不同。我说完后，季先生坐在八仙桌的另一边，很长时间，一声不吭。只是习惯性地将左右两手的手指，在桌子上蹾齐后，互相对碰。再蹾齐，再对碰，如此不断反复。我知道先生在犹豫，在思索。不便多留，便告辞出门。先生照例把我送出大门，看我走远，才回家。

此后一段时间，我一直等季先生的回音。但没有任何消息。按照常规，这表示季先生不打算收我。于是，我又一次找到任先生，表示愿意改专业，并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报了名。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到所里去，看到1984年北京大学博士生招生名录。翻开一看，季先生名下的招生专业，赫然是“印度佛教”；外语考试科目：英语、日语任选。我呆了，原来季先生有意收我。怎么办？我只能考一人。考季就负任，考任就负季，两者必居其一。我想，虽然任先生以王艮的故事为例，允许我反复。但我从来秉持说话算话，一诺千金。无论当初如何心不甘、情不愿，但已经答应任先生改专业，那就不能再改变。虽然对不起季先生，但季先生这边，只好放弃。

忐忑不安好几天，接着知道南亚所的两位同学，已报考当年季先生博士生，才略微觉得安心。

又过了几天，李玉洁来找我，劈头就问：“你不是要考季先生的博士吗？怎么不报名？”我推诿说：“某某、某某已经报了名，我不想与他们竞争。”李玉洁说：“季先生这次就是为你设的专业。你快去报名。我让他们两人退出。”我说：“那不行，我怎么能做这种挤掉别人的事。”话说得理直气壮，实际上是掩盖自己的心虚。李玉洁瞪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报考结束，当年季先生一个博士生也没有收。以后与季先生再见面，先生一字不提此事。我本来想向先生解释一下，但自己心虚，不敢提。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几年之后，有一次与李玉洁见面，谈起此事。李玉洁说：当时是季先生看你没有报名，让我来询问。她问：“你自己要报季先生博士。季先生按照你的要求设了专业，你又不报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详细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她说：“季先生对你是了解的，他愿意收你。你找季先生时，他没有马上表态，是考虑与黄心川的关系，不想让别人认为他与黄心川抢学生。”又说：“你没有报。某某、某某报了，考卷在季先生那里压了很久。最后，季先生还是决定算了，两个都没有录取。”我说：“这件事情，实在是我对不起季先生，也对不起两位同学。请你代我向季先生说明，道歉。”李玉洁答应转告。

正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样培养学生的》一文中所说，几十年之后，回顾那段经历，“深深感到当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确”。没有任先生的指引，不会有我的今天。但是，在当年考博士问题上，我至今一直对季先生抱有深深的愧疚。由于我的原因，先生当年没有招生。李玉洁肯定已经将我的道歉带给季先生，但我一直没有向季先生当面道过歉，这也是我深深愧疚的另一个原因。此外，我也对不起当年报考了季先生的南亚所两位同学。年轻孟浪，处事浮躁，永远是个教训。

此后，与季先生多次见面，一直没有涉及这个话题。季先生对我，依然爱护有加。他曾对我博士论文的选题，给予针对性的重要指导。1988年，季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答辩会之后季先生的一席话，我至今记得。他说：“方广锠的学风全变了。他的硕士论文，三份材料能讲七分话。现在的论文，扎扎实实全是材料说话。真好像变了一个人。”

1989年3月，我调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不久，北京发生了那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天早晨，我来到北大，心中彷徨，直接到了季先生家。似乎当时季先生是依靠，是力量。当天与季先生相处的情景，我将永志。

其后，经常因为各种事情麻烦季先生。凡有事找季先生，几乎有求必应。我的《敦煌学佛教学论丛》出版前，把全部文稿拿去，请季先生写序。季先生答应了，后由李铮交给我。全文如下：

序　言

敦煌学这一门新兴学科，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八九十年的历史。由于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成绩辉煌，彰彰在人耳目，让人感到，发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从研究领域上来看，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比如，敦煌佛教写卷的研究就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入。鉴于佛典研究的重要意义，这一个不足之处就更显得突出。

方广锠博士独具慧眼，从他的博士论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写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写过一些论文。他现在又把论文搜集成册，名之曰《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让我写一篇序言。他的论文我读过一些，并没有能全部读完。他这次送来的稿本，我又大体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说全部细读过。即使是这样，由于过去多少年来我对他学风是有些了解的，我就应允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

翻读方广锠的论文，我的总印象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出来：材料务求全备，探讨务求深透，论证务求详尽，叙述务求正确。这样四个“务求”，应该说是代表了一种好学风，是值得赞扬的。我们眼前的学术界风气并不完全正派，相互抄袭，不懂装懂，以故作深奥文浅陋，以大言不惭哗群众，这样的现象难道还是稀见的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广锠博士的锲而不舍力求全面的学风就弥足珍贵了。

做学问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没有点干劲和韧性是不行的。范老（文澜）说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想研究学问的人的座右铭。方君正当盛年，多少年来，他身上就体现了这种坚忍不拔的劲头。读了他的论文，衷心喜悦，写了这一篇短序，祝他鹏程万里。

季羡林
1994年4月21日

先生对我论文集所作的四个“务求”的评价，当然是对后学的一种鼓励，我自己觉得距离先生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先生指出的目标，我将为之奋斗。后来我编纂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斯6981号——斯8400号）》要出版，想要申请中国社科院的出版资助，请季先生写一个推荐信。先生慨然允诺，很快写来推荐信：

100年前，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在国内和国外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这一门新学问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紧密相连，切不可等闲视之。

整理研究洞中藏书，工作量极大。在过去的100年内，只能说初步清理出一个头绪来，细致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里，中国学者的努力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专就佛教典籍而论，过去整理的结果就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数量大，而贮藏之处又分散于很多国家。可是这一件工作又是非做不行的。

方广锠博士有极好的佛学研究基础，有极细致的工作作风。他穷数年之力，远涉重洋，兀兀穷年，终于完成了此书。这可以说是对敦煌学的一大贡献。我诚挚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能予以出版资金补充，庶不致使此重要著作功亏一篑。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　　季羡林
1998年7月10日

今年年初，我请季先生为我与李际宁主编的《开宝藏》题词。季先生马上答应，很快，题词就写完给我：

祝贺开宝藏影印出版

弘扬中华佛教文化

季羡林（印）

时年百岁

季先生奖掖后进的热心，实在叫人感动。

回过头来，我为季先生做过一些什么呢？我只有惭愧。除了上面讲的考博士有负季先生外，我还有一件对不起季先生的事情，一并坦白。

日本三友量顺先生（中村元女婿）送给季先生一套《中村元全集》。其中有《印度古代史》上下两册。中村元是日本印度学的大家，他的《印度古代史》，并非单纯讲历史，并且特别注重印度佛教、印度其他宗教的历史背景。不仅如此，该书有详尽的注释，有的章节注释的文字量超过本文。注释中包括大量各语种文字的原典出处，以及作者的一些考订与说明。全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黄先生要求我必须把日语学好，并建议我以这本书作为基本读物，通过翻译，提高日语水平。他并向社科出版社推荐出版，社科出版社以约稿的形式接受。季先生也支持这一工作。两位先生商定，由我负责此书的翻译。于是，我从季先生那里借来原书，开始翻译。因为篇幅太大，厚厚两大册，我与同学尚会鹏商议，两人合作。

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是学习日语、学习印度历史、印度思想史、印度佛教的重要过程，也是了解有关印度研究史料的重要过程。由于涉及的知识、语种非常丰富，翻译进程很慢。几年后全书翻完，约80万字，出版形势却完全改观。这本书原由社科出版社综合编辑室（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中途好像改过名称）约稿，他们说出版该书要赔本，先是让我们压缩篇幅。说注释中各不同语种文字太多，排版困难，需要删节。我们考虑纯粹的出处性注释，可以改为另列参考书目来替代，于是答应。我花了大半年功夫按照要求压缩，将压缩稿送去，他们还是说出版有困难。要求我搞一本畅销书搭配。我哪里会搞什么畅销书呢？从综合室出来，来到哲学编辑室，老同学郑凯堂在那里当编辑室主任。他给我出主意，可以搞一本佛经故事。我说：那倒可以搞得出来。于是他拿出一份约稿合同，当场让我签了字。这就是我与任远等合作的《佛经中的民间故事》一书的由来。《佛经中的民间故事》出版后，我找到综合室，没想到对方的回答是：你的畅销书没给我们编辑室，所以《印度古代史》还是不能出版。最后，社科出版社宁可承担支付退稿费的损失，也不肯出版该书。我完全无可奈何。

其后，李家振先生告诉我，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在组织一批书稿，让我把这部稿子交给佛教文化研究所。记得一个大夏天，顶着烈日把好大一捆手稿从科社出版社取出，用自行车直接送到北长街，当面交给所长吴立民。接着与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签订了合同。从此，这部稿子再也没有下文。几年后我去催问，说翻遍库房，稿子找不到了。我一再打电话给吴立民，他起先说记不得此事。后来承认有此事，一再答应我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如今，吴立民先生也已经西去。这部稿子的出版合同，虽然还在我手中；但稿子本身，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天日了。当时没有计算机，全部稿子都是手稿。不仅有我多年的劳动，还有尚会鹏多年的心血，统统付之东流。

回到季先生的那两本书上。这两本书，在我们手中十几年，经历如此沧桑，已经破旧不堪，面目全非。我几次到季先生家，看到书架上全套《中村元全集》，“新若手未触”。我也爱书，我也藏书。深知季先生对这套书十分喜爱。但我怎么能把已经如此破旧的书还给季先生呢？我拜托日本的朋友，自己几次去日本也多次跑新书店、淘旧书店，希望能够买到两本新的，还给先生。但一直未能如愿。至今，两本旧书还在我书架上。看到它们，就觉得欠了一笔还不清的债。最近看到网上有人写文章，提到季先生有一套书，因被人借走而不全。季先生言之非常惋惜。看到这些，我心中的情感，实在难以言表。

现在想起来，还是牢骚满腹。《佛经中的民间故事》，社科出版社先后印刷4万册，经济效益应该相当不错，但就是不肯出版这本学术价值极高的《印度古代史》。理由是出版社内部编辑室核算，畅销书没有给到他们编辑室，所以不算数。我找过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他的回答是：“我管不了这事。”而佛教文化研究所，竟然把书稿都弄丢了。如果中文翻译能够出版，即使我实在买不到新书，拿着两本旧书及新出版的中文翻译，一起送到季先生那里。好歹也算有个交代。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此外，还有季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中我承担的《敦煌佛教》，至今没有完成。其中自然有原委，有曲折，这里就不提了。这本书，我还是要写的。债，总是要还的。

季先生，祝你远离尘世的烦恼，安息吧！

（2009年8月29日于伦敦）

后记：

上文是去年8月在伦敦写的，随即发到我的博客上。其后葛维钧转告北大东方学研究院的通知，要把此文收入纪念季先生的文集。原本想做一点修改，首先是当年南亚所的矛盾，至今没有人提过，我何必挑开这个疮疤。其次是我报考季先生博士生的往事，季先生当时的一些想法，毕竟是老太太转述的，未必是季先生的原话。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修改，仅做了一点文字的修饰。南亚所的矛盾乃至我考季先生博士的往事，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不管怎样，我所写的是我所经历的历史事实。

文中还提到借季先生两本书尚未归还的往事。我文章的标题《债，总是要还的》，已经表达当时的想法——回国后尽快把那两本书还掉。但回国后杂事因循，至今尚未归还。前天买到卞毓方先生撰《天意从来高难问》，该书第280页提到此事，原文如下：

季清讲到她写的文章，讲到向爷爷借《安徒生童话集》的往事。季先生说：“那文章我看了，是毓方给我的。我给你的那本书，不是架子上的，是我重买的。鲁迅就这么办，有人向他借书，他就干脆买一本送人家。关于借书，我是有惨痛教训的，我有一套日本的中村元全集，里面有两册，是关于印度史的，有人向我借，就给他拿走了，结果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我又到日本去配两册，奈何不是原版，差点劲。得，后来我就一概不借，关门。”

《债，总是要还的》中提到，“最近看到网上有人写文章，提到季先生有一套书，因被人借走而不全。季先生言之非常惋惜”。网上并没有指明借走的就是《中村元全集》，只是简单提到这么一件事。我当时也没有对号入座，只是由此联想起自己借的书也没有还，觉得不安。《天意从来高难问》则非常明确地叙述了前因后果：由于我的原因，连孙女季清要借《安徒生童话》，季先生也不答应。乃至季清赌气不去探望爷爷，而季先生则特意另外买一本《安徒生童话》送给季清。看到这里，我真的无地自容。昨天，已经与卞毓方先生取得联系，将择日尽快将那两本书还到季先生书库。虽然是原配，但实在很破旧了，只好请季先生在天之灵原谅。

（2010年1月31日于北京友谊宾馆）

今日从书库提出《印度古代史》，发现上面竟然钤有我的藏书印，不禁大吃一惊。仔细回忆，2004年本人搬到通州皇木厂，新建书库一间，内置密集书架10架。为便于查询，嘱内子将藏书输入计算机；因我的书大多未钤藏书印，便嘱顺便钤印。当时曾嘱咐：凡有公私印章者，均为借来的图书，需要归还，不能钤印。但《印度古代史》上除三友量顺赠书下款外，无上款，无印章，内子不了解情况，便钤上我的藏书印。多年未曾动用该书，也就一直没有发现。今虽刮去，痕迹犹存。无心之过，还望宽宥。

（2010年2月5日于通州皇木厂）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怀念恩师季羡林先生

刘　建（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

7月11日上午，先后获悉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仙逝的消息。初闻噩耗，心为之惊；竟日徘徊，无所从事。念及两位大师同年同月同日谢世，不禁叹曰：一日之内，痛失二师；梁柱摧矣，哲人萎矣！我在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上过任先生为我们开的《古代汉语》课，因而得以亲沐教泽。至于季先生，则是我在硕士生期间的导师，数十年来，所受教益良多。他在即将寿登期颐之际匆匆离去，令人无限惋惜和伤感。

一

我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感召和指引下踏入南亚研究领域的。1978年夏季，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这时，在刚刚成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工作的赵国华先生（1943—1991）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该所学习。他告诉我，季羡林先生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这倒使我动心。名师可遇而不可求。倘若能追随他从事印度文学特别是泰戈尔研究，可谓三生有幸。

在学习的最初二年，先生以讲座形式给我们研究生集体上过几次课，主要讲的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规范。他还延请了陈洪进等著名学者给我们举办讲座，以让我们广开眼界。他十分推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治学态度，主张在写作之前必须做好有关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不断查询各种工具书，以减少事实记忆和文字差错；他精通多门外语，学术涉猎面甚广，经常自称“杂家”，因而也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努力掌握几门外语，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同时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反复强调，做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凡是引用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话，亦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我们将这些谆谆教诲深刻地铭记于心并受益终身。

我在第二学年就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准备探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天，赵国华老师从先生处回来，送给我先生于1961年5月1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他说，“这是季先生送给你的他的一篇旧作，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并不长，只有3500字左右，但却高度概括了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因而成为我撰写毕业论文的一个指南。在开始酝酿论文时，我到季先生家求教。先生对泰翁十分敬仰，对他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写过多篇论文。但他非常谦虚地对我说：“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有好久不看了。对你的论文，我恐怕难以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我建议你多看外国人写的有关论著，同时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在先生的启发下，阅读了当时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泰戈尔的全部英文著作和有关论著，并在追随李缘山先生（1942—2006）学习孟加拉语的同时阅读了一些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原著。

1981年5月，我将毕业论文初稿送呈季羡林先生审阅。五万字的长文对于当时身兼多职并日益繁忙的先生应是个负担。大约一周后，先生将论文返还我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建议我将论文压缩，将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删除。这样，一万多字减去了。先生说：“不过，可以将泰戈尔与短篇小说创作有关的生平活动保留在文章中。其余三个部分也需要压缩和进一步提炼。”我在逐字逐句修改论文的同时，将先生在我的初稿上批注的一些字句也揉入其中。1981年7月，我的论文终于定稿，随后在北京大学六院参加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刘安武、刘国枬、董友忱诸位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翻译家汤永宽先生。那年夏季，天气燠热异常。作为先生“文革”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失学八年，虽然后来上了大学，但毕竟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对于论文能否通过心里实在没底。还好，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对我十分宽厚，没有提任何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论文得以顺利通过。

二

根据张光璘先生的计算，季羡林先生的全部著作合计达1200万字。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学术论著和译著。无疑，这些著述所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远远多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先生终身笔耕不辍，才结出累累硕果。我总觉得，在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苦行者的精神。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十分艰辛的学术事业。他从不追求享受，即使在暮年，在医院的病榻上，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不断地写作着。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自己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用于无穷无尽的工作。实际上，他和常人一样，每天只有24小时。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天是不足24小时的，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由于声誉日隆和兼职过多，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接待盈门的访客，因而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愈来愈少。他所以能在晚年出现创作井喷现象，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在于勤苦二字。鲁迅先生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而季羡林先生则把别人用于睡眠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写作，谈何容易。

1984年，先生在“文革”中偷偷摸摸翻译的印度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金秋10月在杭州召开两大史诗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子湖畔著名景点柳浪闻莺附近。正是丹桂飘香时节。一天会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时，我贸然问道：“季先生，建国35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20年。”这些会议各种各样，但以各种非学术会议和政治学习居多，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批斗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中，尤其如此。许多宝贵的年华就这样浪费了。然而，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当是时也，他或闭目假寐，或思考问题，或推敲文句，或打腹稿，因而充分利用了所谓时间的“边角废料”。所以，他在晨兴写作时的效率是极高的，许多散文都是一挥而就，否则，他在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断然无法写出大量散文。他的这种争分夺秒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也值得每一个有志于写作和学术的人学习。

目前正在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收入了《清华园日记》，但先生还有大量未刊著作，主要包括他的日记和中英文书简。1999年6月8日下午，王树英先生与我相约去朗润园看望先生。那天，他兴致甚高，我们停留的时间也就长了些。谈了先生的散文创作，因为我恰好为他的米寿写了一篇长文《郁郁诗人意　悠悠赤子情——谈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创作》，所以趁机讨教。我那篇文章，并没有一味说好，实际上还指出了先生早期和中期散文创作的一些问题。然而，王树英先生事先告诉我，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将拙文给先生读了一遍，后来先生自己又看了一遍，对此文还是满意的。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谈兴正浓，不禁问道：“先生写了大量日记，是否准备全部出版？”他回答说：“生前不准备出版。”我当即意识到，先生的日记系秉笔直书，应是无所不记的。我在读先生的文章时，常为他的惊人记忆力所动。在读《留德十年》一书时发现，他直接引用了自己的不少日记。记述相当细致，文笔干净利落，绝非流水账。我于是判定他数十年来的日记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文革”中身陷“牛棚”曾中断外，他是一直认真记日记的。日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例如，英国散文家和政治家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在1825年出版的《日记》，长达2500页，约125万言，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英国社会史和他本人的生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李赋宁先生说，“读他的《日记》犹如读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集》那样亲切，引人入胜。佩皮斯的散文自然流畅，有如文雅的谈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791页）因此，他以自己的日记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只是自己从27岁至36岁的十年，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则长达大半个世纪。因此，我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追思会上发言时说，他的日记至少在100万字至150万字之间，具有重大出版和研究价值。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我感到自己的估计或许失于保守。现在，已有数部季羡林传出版，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先生的日记，他的传记才可能是全面的、准确的和深入的。

在1999年6月8日下午的谈话中，我顺便请先生看了北京市的一份语文高考模拟试题。上面有一篇先生的散文，要求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先生看了看笑着说，“这些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还对当时国内史学研究的状况谈了自己的一些尖锐而深刻的看法。先生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完全不像年近九旬之人。

三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实际上，从细微之处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和品质。

季羡林先生虽然永远十分忙碌，但他一般不轻易让学生帮助自己工作，以免占用他们的时间。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不会开口。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又在北大生活了七年，直到1988年8月才搬离16楼。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事业开始呈现繁荣局面。一天，先生的秘书李铮找到我，说先生想让我帮助翻译一份有关印度的名词术语，其中有多个孟加拉语词。李铮说，雷洁琼要写一篇文章，碰到了这些印度语词，请季羡林先生译成中文。我那时的孟加拉语水平十分有限，但还是迅速完成了先生委托的这件小事。此事说明，先生尽管很忙，却乐于助人，在自己爱莫能助的情况下，亦会辗转帮人解决难题。

由于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和感召，当时南亚研究所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国际交往繁多。我在读研时期即不断承担外事接待任务，而在工作之后也不断参加这样的活动。英语的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获得巨大进步。1984年孟夏，季羡林先生前往友谊宾馆印度专家沈纳兰先生家中看望前来访问的梅特丽耶·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 1914—1990）。我有幸叨陪末座。黛维年轻时期十分秀丽，16岁即出版第一部诗集；泰戈尔非常欣赏这位才女，曾为她的这部诗集作序。诗人在暮年曾四度到黛维夫人家中度假，说了许多话，被她记录下来，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eside, 1960）一书，至今一直不断再版，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黛维夫人还有其他多种著述论及泰戈尔，这是我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发现的。

黛维夫人于1982年访问中国时，将《家庭中的泰戈尔》这部代表作赠送季羡林先生并表示希望他能将该书译成中文。先生欣然承诺亲自翻译该书。翻译有时比写作还难，因为写作可以回避艰难之处，但翻译却不能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需要占用大量时间。然而，先生却不以翻译为苦，而是乐在其中。后来，诗人顾子欣表示愿意翻译此书，但却一直没有动笔。

时隔两年，在沈纳兰家中见到黛维夫人，她自然要问先生译事进展如何。已到古稀之年的她有些老态龙钟，也有些着急。席间，她不客气地问先生：“难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们翻译的这部书吗？”会见结束之后，先生在随后的八个月中将全书译成中文。可见，他是信守诺言和忠人之事的。

最令人佩服的是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1984年深秋，先生在翻译中遇到一个难于理解的孟加拉语词，于是委托其秘书李铮先生问我。至于解答的是否正确，我自己并没有把握，但至少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放在上下文中是通的。1986年初，我见到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中文译本，是先生赠阅的。在拜读这部名著时，我发现先生在“译者序言”之后的附记中写道：“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凌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建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在该书第207页的脚注中，先生写道：“根据刘建同志的意见，Praiti可能是Prairi的误写。”所谓“误写”，指的是拼写错误。那只是我在查阅词典之后的一个猜测，否则上下文难以贯通。从此事还可看出，先生非常尊重别人，连自己的学生帮了一点小忙也要交代清楚。

我在多次出席季羡林先生参与的外事活动中亲聆他的英文讲话。他的英语，无论是口语和书面语，均有很高的造诣。然而，我前些年看到他写的一份英文简历，在写到自己所掌握的多门外语之处，他没有用“精通”一词，而是用了个简单的英文词：know（懂）。从那时起，我就告诫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连季先生这样的大语言学家都这么谦虚，我们更不应该胡说自己“精通”某种或某些外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能说自己精通汉语，因为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四

从1996年起，我开始兼任《南亚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季羡林先生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和首任主编。在由于失去经费来源而停刊一年之后，在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南亚学界不少同仁的共同努力，杂志于1996年下半年复刊。先生欣然同意担任本刊名誉主编，为本刊题写了刊名，并在10月3日挥毫题词：“南亚研究，至关重要。希望全体从事南亚研究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再立新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先生的激励之下，刊物一直坚持办了下来。虽然经费困难，我们不但从不收取所谓“版面费”，而且一直给作者发放稿酬。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从季羡林海外基金会获得四万元的资助。在其余年月，我们主要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资助。

先生晚年不时受到视力障碍的困扰，但却一直在坚持写作，而且常须不断偿还文债。我们做学生的于是就想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7年为印度独立50周年。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为纪念这一盛事，拟编辑一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专刊，于是选定了先生刊发于《印度视野》第43卷第1—2期（1994年）上的一篇英文文章。为此事而在印度使馆和先生之间热心奔忙的王树英老师找到我，告诉我该文原稿系中文，但在国内从未发表过，而且经查季羡林先生处原稿无存。我于是受托将该文倒译成中文。译文送呈先生过目，得到他的首肯。经先生同意，《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首先刊发了这篇题为《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文章。先生的信任极大地增强了我搞点翻译的信心。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学衔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室外修竹傲然挺立，厅内繁花暗送幽香。罗摩坎达·罗特院长首先宣读了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的决定。该院认为，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杰出东方学者，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为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他在开创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因而理应获得这一最高等级的嘉奖；而能够将该院给予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最高荣誉——名誉院士学衔授予先生，亦是该院的殊荣。罗特院长在颁发有关证书和证章之后发表演说，盛赞先生毕生为文化事业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接着，先生用英语致答词。他在对印度文学院和罗特先生表达谢忱之后，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间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他先后用中英两种语言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虽非烈士，但仍然要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多作贡献。我在分享先生荣誉之余，将他的英文演说稿译成中文，并在经他同意之后将该文刊发于《南亚研究》当年第2期卷首。

2000年4月1日，为中印建交50周年。印度使馆再次向先生约稿。那一段时间，先生视力较差，精力也有些衰退，毕竟是年近九秩的人了。他在当年3月2日，仅勉力写了一篇约450字的短文。王树英老师在从先生处拿到文章之后让我看，我们都觉得先生的文章短了些，可是也无法再劳动先生。经与先生商量，我将他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中的一段（“众所周知……”）400余字插入他为中印建交50周年而作的短文之中，使之得以加长，满足了印度使馆的需要。这篇题为《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的文章，随后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1期。这样，一篇为先生所写但却是由他的原文和我的译文组成的奇妙文章就问世了。所以，倘若有人读到这两篇文章，千万别认为先生在大段重复自己；责任应当完全在我。尚须说明的一点是，我在翻译《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一文时，几经辨认还是错将先生手稿中folklore一词看成了fables，因而将“传说”错译为“寓言”。这一错误在《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一文中得到改正。细心的读者应能发现这一点。2000年5月30日，先生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的英语讲话，我将它译成中文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2期。能够为先生做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五

2007年3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中国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召开的季羡林新著《病榻杂记》座谈会。在捧读先生的这部新书之际，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一个九秩之年的老人，为二竖缠身，困于轮椅与病榻之间，犹自笔耕不辍，数年之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竟成煌煌一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奇迹。少年时读陆放翁暮年诗作，就很为他在八旬之年的创作精神所感动。至于九旬之人连续创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均属凤毛麟角。我感到先生依然是个思想者。他身居病室，心忧天下，思想的电光石火不时从他的笔端迸发出来，对于哲学、道德、教育、治学等还有不少不刊之论，无不闪耀着一个智者真知灼见的光辉。

《病榻杂记》有相当多的篇目属于忆旧之作。人到老年，尤其是在病中，自然容易回首前尘往事。然而，先生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是关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在为我们了解他的成才之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不忘故旧特别是自己的恩师。时隔七十年，他还能回忆起自己求学历程中各个阶段众多的老师，说明他对有恩于自己的人终生怀抱感激之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位老师对自己的作文的批语。他的尊师重道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8年初，我同朱明忠、葛维钧合著的“世界文明大系”之一《印度文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出版社表示希望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3月5日，先生欣然命笔，写了下面这些话语：“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能够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得不到像今天这样的发展。《世界文明大系》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先生的话对于我们既是莫大的勉励，也是殷切的期许。

季羡林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笔遗产属于他的子孙，属于北京大学，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学生虽然不才，在学术上难以望先生项背，但却愿意永远学习和继承他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精神。用一片真心和扎实的工作，不遗余力地薪传他的事业，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季羡林先生，安息吧！

大象无形　大音希声

——我所认识的晚年季羡林先生

孟昭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惊闻季先生仙逝的消息，正在云南香格里拉，游兴顿消。无论是西方的“香格里拉”，还是中国的“香巴拉”，都是人间难得、世上罕见的极乐之地，我想那里可能就是季先生魂魄渴望驻锡的地方。归来哀思缠绵，参加了在北京大学外文楼举行的季先生追思会后，虽心绪稍安，但仍觉文思涌动。逝者如斯，回想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幸认识并聆听先生教诲，成为学生后，耳提面命至今已有二十五年的时间了，尤其是季先生主编旷世奇书《东方文化集成》以后，我和先生的接触相对较为频繁，先生对我的关注和爱护，指导和帮助，更是令我终生难忘。

季先生不仅是《东方文化集成》总主编，同时还是《东方文化研究编》分编委会主编，编委有陈嘉厚教授和我。这个名单是季先生亲定的，陈先生是季先生辞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后的继任，也是学养深厚的东方学专家，而我能忝列其后，真是无地自容，这无疑是季先生的厚爱与提携。2008年，《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进行了年轻化的调整，季先生请辞不再担任《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主编，并同意由我接替这项工作，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大事，如何将季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事业做得更好，这不仅需要学术功底，而且需要大量的投入。对于我而言，自己无论是在学养，还是影响方面，与先行者是无法比拟的，只有投入自己的最大力量，才能不辜负季先生的期望。这是继1996年季先生为我题写《东方文化文学因缘》书名后又一次对我的鞭策与激励，先生平时话语不多，做得多说得少，从不表白，只有你细心体味，才能感受到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爱。季先生那种细心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东方文化集成》召开编委会，季先生每次都亲临参加，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稳稳当当。纵然有天大的事在季先生面前都成了小事，有多大的困难人们都会觉得只要季先生支持就一定能够解决。但是每次编委会也都是有难事才召开的，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困难之后，《东方文化集成》才取得出版了上百部专著的巨大成功。那是在第三次编委会上，来的人较多，季先生准时到会后，主持人、编辑部主任张殿英教授在历数了与会人员的姓名之后，就要宣布开会了，季先生特意问到：“天津的小孟同志来了没有？”这短短的一句问话顿时让我激动万分，那么多人开会，八十多岁的老人在百忙之中还想到我，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件小事令人难忘，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让我对《东方文化集成》的事业甘愿尽到我所能做到的一切，绝不能辜负了季先生的期望。以后凡《东方文化集成》开会，无论多忙，我都准时参加，心中不愿错过哪怕一次与季先生短暂见面的机会，不愿应了常人所说的对于老人而言的“见一面少一面”的老话！

2006年，受季先生的委托由我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季先生的散文集《我的人生感悟》。书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季先生很高兴，还送给我签名本作纪念。温家宝总理去看望95岁生日的季先生时，季先生告诉他正在看的就是这本《我的人生感悟》。我在书后写了题为“季羡林散文之美”的后记，季先生颇为满意。当年11月份，我从越南开会归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庄伟一起去看望季先生还提及此事。在那次拜望中，我还将自选集《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送给季先生，他很高兴，讲了很多他的想法。他还想回北京大学朗润园住所，要对“佛”和“佛陀”进行新的辨析。我说可以将书取来给他翻看，他显得很兴奋。那一次季先生谈兴很浓，谈得时间较长，所谈内容几乎都是学术内容并给了我很大启发，有如棒喝，真想就这样一直听下去。但怕影响他休息，我们只好告辞，出门口时换身份证的负责人员都去吃晚饭了，未曾想那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季先生了。回来后，我将与季先生的合影放大挂在天津师大“东方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墙上，感到老人总是如此慈祥地看着我，给我工作的信心与力量。

两年之后的200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史类主编冈宁先生约我一起去301医院看望季先生。当时我知道季先生身边多了不少的人，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找季先生的人也很多，我不想过多打扰老人家，毕竟是年近百岁的老人了，就托词为博士生上课，没想到这次竟是我最后见季先生一面的机会，还让我自己放弃了，真正成了我的终身遗憾，真的成了季先生的著名散文题目所言：《赋得永久的悔》。季先生说：“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我这永久的悔就是：那次不该不去拜望季先生，致使永远失去了机会。在那次的拜望中，季先生在与冈宁的谈话中对我褒奖有加，他说：“孟昭毅我们很熟，年轻的一代，他是搞比较文学的，我们是好朋友。”并对由我给他编选《季羡林自述：我这一生》自述传记一事很放心。书成后，我在书后写了“百岁老人的道德文章”一文以为跋，充分表达了我对季先生做人为文的由衷敬佩。

季先生仙逝已月余，以此小文来概括先生人品学品的博大精深，是远远不够的。季先生遵循先人遗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情壮志，永远激励着后辈学人奋进的步伐；他最喜爱的诗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率性大气，是我们永远的人生目标。

告别父辈

——怀念季羡林伯伯

冯姚平（国家人事部）

“看见了吗，季伯伯去世了！网上有消息”，妹妹来电话。不可能！我不信，前不久温总理去看望，季伯伯穿着挺喜庆的红衣服，还精神着呢，头脑清晰，说话有条理。然而，残酷的是，这是真的！我从书架上取下季伯伯的书，翻开，看着季伯伯写的“姚平留念　季羡林”，心中悲凄，一幕幕往事在脑子里闪过。

我对季伯伯的认识可以说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我父亲冯至和季伯伯的文章、照片，再就是我自己和季伯伯的接触。

自季伯伯回国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就和父亲成为同事，进而发展为知心朋友。一位是西语系主任，一位是东语系主任，在沙滩时，两系的办公室紧挨着，搬到燕园，两个系同在外文楼办公上课，用父亲的话说，是“那时我们两系朝夕相处，亲如兄弟”。至今我妹妹姚明还时常津津乐道地说起当年父亲如何拉着她的小手，兴高采烈地去参加东语系的活动，可惜我那时求学在外，没有这个福分。

从此，他们两人共同经历了很多：作为留德学者，两人都热心于中德学会的活动（这是一个由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创办的学术团体，从事中德文化的交流）；和大多数北大教授一样，两人都在期待中，兴奋地迎来了北平的解放，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中国教育事业；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我的电脑里有一张照片，是从季伯伯的一本书里扫描下来的。我很珍爱它，因为这是父亲和季伯伯最早的一张照片，而且，上面还有我从小在昆明时期就非常敬爱的汤用彤伯伯。那是在北大签名支持抗美援朝的照片，背后墙上挂着横幅标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前面一张长桌上铺着白纸，汤伯伯弯着腰正在签名，身后围着桌子站了大半圈人在等待签名，季伯伯紧挨着父亲站着。引人注目的是，汤伯伯满头白发，而他们二位的头发还都是乌黑的，大家都穿着棉袍。此外，由于他们的身份和专长，两人经常被委派去参加国际上的各种文化活动，各奔东西；两人都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都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当然，两人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各种运动，痛苦而由衷地想脱胎换骨，把自己改造成“人民需要的”知识分子，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时，父亲已于1964年调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虽然学部也是“重灾区”，但父亲要比季伯伯和其他的北大朋友们幸运些，至少少受了点皮肉之苦。然而，精神的折磨、心灵的重创是绝对不会含糊的。“士可杀不可辱”，我们做子女的为父母少受皮肉之苦而稍感庆幸，而谁能估量出他们内心的伤痕有多么深呢！

十年忍辱含垢、无所作为的生活他们活过来了，因为他们心中有事业，有使命，有信念。同时，他们也明白了，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作，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他们感到来日无多，要把失去的时间追补回来。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百废俱兴，父亲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全力奔走：1978年在广州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世界文学》正式复刊的编委会，1980年8月父亲和季伯伯作为主编和副主编在莫干山召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11月又到成都开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82年在西安开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扩大会议等等，我从照片上看到，他们两位总是并肩站在那里，当然还有朱光潜、曹靖华等许多可亲可敬的伯伯们。此外他们还要参加文联的、作协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会，这些会给他们创造了更多见面谈心的机会，正如季伯伯所说：“在漫长的开会历程中，有多次我们住在一间房中。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对时事，对人物，对社会风气，对艺坛奇闻，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几乎没有丝毫分歧。我们谈话，从来用不着设防。我们直抒胸臆，尽兴而谈。自以为人生幸福，莫大于此。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历久不衰，而且与时俱增，原因当然就在这里。”

这是共同开会的快乐，还有开会的共同苦恼。季伯伯多次提到的父亲的打油诗《戏拟李后主〈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小楼昨夜又秋风，／岁月不堪回首座谈中。／茶杯座椅应长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涡潭水不东流／。”这是1981年在某个会上的“小动作”，写在他的草稿本上。季伯伯看了，捧腹大笑，说：“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实获我心！”我似乎想象得出两位老顽童交头接耳，相视一笑的情景。是呀，少开一些可有可无的会，他们能多干多少事，多出多少成果啊！

父亲和季伯伯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季伯伯，是在1992年11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上午羡林、李铮来谈，赠《季羡林八十华诞纪念册》一部两大本，印刷精美。”原来，这是前一年8月季伯伯八十岁生日，在北大开的庆祝会。父亲已经86岁，一般不怎么出门了，但是，老朋友的会，他一定要去参加，并作了发言。从北大到建国门外我家，挺老远的，季伯伯完全可以请个年轻人把书送来，但他亲自来了。见到老朋友的父亲很高兴，一再留他多谈谈。临走，他们还相约，待到春暖花开时节，接父亲去燕园住几天，会会老朋友们。可谁能想到，两个月后，当季伯伯得到消息赶到医院和父亲见最后一面时，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看见季伯伯悲痛的样子，我很害怕，想起头天给我徐梵澄叔叔打电话，电话那边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起来，真把我吓坏了。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我忙把季伯伯搀扶出来，请到会客室坐下，一迭声地劝说“季伯伯，您别难过！季伯伯，您别难过！”两天后，季伯伯写出了悼念父亲的《哭冯至先生》，那么真挚，那么动情，深深地撞击人心。

父亲没能见到他老朋友的这最后一面，却是我和季伯伯的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了我和季伯伯的接触。

过了不久，我就去拜访季伯伯了。原来父亲曾答应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一套书《世界散文精华》写总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序写未半，却与世长辞。出版社考虑再三，要另请专家作序，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季伯伯，他们要我去向季伯伯说。

我和外文所的李永平抱着那一摞装满选目的牛皮纸袋，来到季伯伯家，季伯伯带我们走进对面的那个单元。猛然间我似乎是进入了某个图书馆的书库：几间屋子里门厅里排满书架，旁边桌上凳上也都是书，好像正在等待上架。季伯伯把我们引到屋里一个比较明亮的地方，和我们隔着一张书桌找地方坐下，把桌上的书稿往旁边推了推，好让我们放下手里的资料。这时我注意到，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也有一张大书桌，上面也这样铺满书稿。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季伯伯这么大年纪，手头工作这么繁忙，我们却还来给他增加负担！

我们去的这天是1993年4月29日，父亲辞世两个月零七天，不承想，六天以后，5月5日，东语系季办来了消息，叫去取稿子。这就是季伯伯的效率！这就是季伯伯对父亲的深情！

我想起了父亲给季伯伯祝寿的发言，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把它整理出来编入父亲的遗作《文坛边缘随笔》时加上一个篇名《善于运用时间的人》。父亲说“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始，觉得羡林同志是最善于运用时间的人。时间对于生命的意义太重大了。有了时间就能做出许多工作”。五十年代，天天开会，年年搞运动，大家都为没有时间进修业务而苦恼。“而羡林同志给人的印象，却仿佛处之泰然，行若无事”。粉碎“四人帮”后，“羡林同志社会活动频繁，学术贡献却更为惊人”。父亲惊佩季伯伯能在为东语系建设投入全部精力的同时，在中印文化的学术研究，《五卷书》、《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印度古典文学名著的翻译方面还作出那么多精彩的成绩，“我最钦佩他校注《大唐西域记》并为此写了一篇长达130多页的《前言》，里面探索而说明了许多中印两国宗教关系以及翻译问题”。而且，他还撰写了大量具有丰富学识和智慧的散文，还有闲情逸致，翻译《家中的泰戈尔》和安娜·西格斯的小说。

我更多的见到季伯伯是在编父亲的全集的时候。季伯伯是编辑出版委员会的顾问，对此非常关心。从一开始篇目的选定，编委会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特别遇到重大问题时我都去向季伯伯汇报，听取他的意见。

由于主编绿原先生的有力领导，编委们积极努力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有力配合，编辑工作进展顺利。稿子交出后，有的同志提出：父亲五六十年代写的个别篇章，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如果像现在这样原样收录，会不会影响冯先生的形象，最好做些处理。这是个重大问题，编委会一开始就研究过并作出决定：“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仍照原样予以收录。”现在问题又被提出，虽然是出于好心。我打电话请示季伯伯，李玉洁老师接电话，我把事由和我的看法说了，她说季伯伯这一阵特别忙，她将插空向先生汇报。我感觉季伯伯怕是无暇顾及此事，请示绿原先生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了。过了一阵，突然李老师来电话说：针对你上次的问题，先生给你写了个东西，现在给你挂号寄去。这是我整理资料时才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先生放在那里也没对我们说！以下就是那封信：

编者按：冯至先生有一些文章写于五六十年代极“左”思潮炙手可热的时期，今天读起来十分别扭。但是我们仍主张保留原样，一字不改。其目的是：一、历史真实不容掩盖，更不容篡改。二、当时中国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有意无意地说些违心的话，不得不尔。冯先生的内心未必如此。现在，我们在感谢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同时，保留像冯先生这样一个道德高尚、品质淳朴的诗人和学者当时的一些违心之论，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是大有好处的。他们从中可以看到学者们正直纯真的灵魂会被扭曲到什么程度。这样的前车之鉴是十分难得的。

我一直珍藏着这封信，虽然是复印件。听到季伯伯逝世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赶回永安南里的家，找出这封信，捧读再三，感慨万千。这是何等坦荡的襟怀！父亲若九泉有灵，也会含笑言道：实获我心！

有一次，事情谈完了，不知怎的，季伯伯说起了婉如姐。我知道婉如姐逝世还在我父亲之前，季伯伯非常伤心，我从来不敢触及这方面的话题。那天，我印象很深，季伯伯看着我，深情地说：“她比你大”。我知道，他在想念自己的女儿，我不敢说什么，怕打断他的思念，只是轻声答了句“是，我知道”。李老师送我出来，叹道：要是婉如在，先生的日子就好多了。我一阵心酸，说，幸亏有你们这些弟子的关心和照顾。回家和姚明说起，她眼圈红了，说是啊，咱们得多去看看季伯伯。可是，季伯伯实在太忙了，来找他的人太多，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想起父亲晚年为时间被无谓地占用时的痛苦，我心疼地问，不能替他挡掉一些吗？李老师说，不行呀，先生知道了会生气的，说人家来了，不能拒绝。是啊，当年有朋友建议我们在门口贴张谢客的纸条，父亲坚决不准，说这样不尊重别人。他们这一代学者，非常珍惜时间，更懂得尊重人。终于有一天，约好了去看望季伯伯。我们去友谊商店买了红皮硬奶酪，我从李老师处得知，季伯伯喜欢这种奶酪，放在冰箱里，工作累了，切一小块，调剂一下。所以我每次都要带一块去，出国探亲时一定要给季伯伯带回一块德国奶酪来，心想说不定正是他年轻时喜欢吃的那种，除此之外我还能怎样孝敬老人呢。再带点什么，姚明说买盆花吧，季伯伯工作疲乏时可以抬头看看花。那天，很温馨。坐在客厅里，季伯伯关心母亲的病况，聊了家常，谈起往事。妹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季伯伯含笑慈祥地看着她，大概是在寻找当年那个小姑娘的痕迹吧。告别出来，我们为占用了季伯伯不少时间愧疚，李老师说，不，先生很高兴，先生说，冯至的女儿来一定要安排。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后来，季伯伯住进了301医院。我想这样很好，可以保护季伯伯少受干扰，集中精力做他要做的事。我尽量不去打扰他，只是有时发个信，寄本书。可每次从德国回来仍然给季伯伯带奶酪，指望能送进医院去，最后却不得不自己吃掉。我关注地从电视里，报纸上搜寻着他的消息，为他的健康，为他的新成就，为他睿智的言谈高兴。也为个别人的行为痛心。我的心在痛苦地呼喊：“不能让老人家安静些吗！”

六月初和李岫通电话，说起季伯伯，我们都很想念他。我说起上个月见到曹彭龄，向他打听季伯伯的近况。他们曾到医院看望季伯伯，送去他们夫妇写的《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和季伯伯聊了天。这个消息鼓舞了我们，我们商量，一定要想办法联系，两人一同去看望季伯伯一次。我们喜悦地想象，季伯伯见到两个老朋友的女儿一定会高兴的。对，就这么决定了，等她出差回来就行动。

谁知道，等来的是噩耗。我们约好，还是一起去，去看季伯伯。

7月19日，我和炳铮一早来到八宝山，不一会李岫来了。我们一起向季伯伯鞠躬告别。人太多，容不得我再替姚明鞠个躬，我只得边走边鞠躬，口中念叨着，季伯伯，我替姚明给您鞠躬，她有病没能自己来送您。

告别出来，李岫说，她看到乐黛云在文章里说，最后的父辈离去了。我们相对无言，心里咀嚼着“最后的父辈”。父辈，那曾经风华正茂的一代，我们真正懂得他们吗！他们几乎经历了整个风起云涌的20世纪，见证了祖国的苦难和屈辱，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他们个人身世，脾气秉性不尽相同，但作为中国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分担着祖国的命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承袭着中国的好的方面的传统，在任何艰难困苦（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的条件下都要工作而忍耐，认真做学问，满足社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我想起父亲曾经引用过的里尔克的诗句：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如今社会上有些人热衷于“开花”，虽然往往转瞬即逝，甚至有的根本就是假花。但是我相信，在中国，还是有许多人像父辈那样，“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地工作着，让我祝福他们。

（2009年9月1日）

如何理解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

叶舒宪（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理解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成就，不宜满足于做流水账式的著述陈列，需要有19至20世纪以来的这门学科知识谱系作参照。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在欧洲的孕育和诞生，和德国的东方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堪称比较文学之母胎。在比较文学教学中，人们一般只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H. M. Posnett）1886年的《比较文学》一书认作是这门学科问世的标志，而忘记或者忽略了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1856年的《比较神话学》，以及他所编的一大套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东方圣书》。

西方文学研究中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大致轨迹，可通过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来得到历史的说明。概括地讲，有相继出现的两大学术发现，即发现“东方”与发现“原始”。其深远的意义如同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和地理学方面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两大发现的连锁反应之下逐渐得到纠正和清算，并终于在20世纪后期引发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留学德国10年攻读梵语文学和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成就，还原到学术史背景中可看得更加分明。

麦克斯·缪勒作为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双重创始人，之所以能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问世之前，就贡献出一部破天荒的巨著《比较神话学》，引领他做出这种“比较”式研究大拓展的，就是所谓“印欧语系”文化的再发现。西欧学者们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是同欧洲众多语言具有同源关系的古老语言，梵语的词汇表明它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语言家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种，对于探究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演化过程，具有首屈一指的典范作用。于是，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研究就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成为一时的欧洲学术新风景。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中梵语教授职位明显高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 1832—1917）发表了他的《原始文化》一书。这是西方知识界“发现原始”的标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会”在范围上要远远大于“印欧文化”，这就给欧洲知识人“比较”的视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间。和上述两大学术发现相比，波斯奈特《比较文学》虽然更晚问世，其视野却还局限在西欧文明内部的有限比较，如英德文学比较和英法文学比较等。这样的开端，注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难以挣脱西方中心的窠臼。直到20世纪后期，受到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潮洗礼，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将跨文明（特别是跨异质文明的）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

一旦比较的视野从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开来，真正具有厚重学术积累意义的研究，就有待于非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之贡献。季羡林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研究印度梵语文学，他在中国学界所倡导的东方文学研究，不仅在现代学术史上先于后殖民思潮而出现，因而具有在国内接引西方后殖民主义批判之意义，而且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是率先打通世界屋脊的阻隔，将印度与中国两个文学大国联系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印度文学在中国》是这方面最具有冲击力的代表作。文章开篇就提出屈原《天问》中的月兔神话应该是来自印度《吠陀》，这比人们常识中认可的佛教传入中国时间早了几百年。《列子与佛典》、《玄奘与〈大唐西域记〉》、《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等鸿文，则将中印文学交流影响的研究拓展到整个文学史。印度文学与文化的视角，给中国比较文学带来极大的研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季羡林先生为恢复中国的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披荆斩棘，开拓道路。自从有西方式的大学教育以来，在大学的文学系科中开设东方文学课，也许除了我们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可借鉴的先例。西方知识系统中的东方学，是如何在殖民主义扩张的需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支配下，获得其学术生存空间和发展特色的？这个问题自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以来，已经成为东西方学界都在热烈讨论和反思的课题。说到新中国高等教育中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有东方文学的科目，这是和季羡林先生的大力倡导与教学及研究实践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新中国的大学里要传授除了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之外的“东方文学”系统知识，这是先于国际上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崛起的文化现象，很值得从后殖民视角给予重新考量和评估。

用当今的眼光看，20世纪后期的后殖民主义大潮，并不只是源起于西方学院内部的纯粹学术潮流，而是和亚非拉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牛津大学的后殖民理论家罗伯特·杨在其《后殖民主义历史导引》中，旗帜鲜明地用“三大洲主义”这样的别名来称呼后殖民主义，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我国的东方文学课程设置所蕴含的后殖民意味。1982年暑假，教育部在河北承德举办首届全国东方文学讲习班，以期用速成班的形式推广东方文学的教学工作。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来到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接受东方文学的启蒙。东方文学讲习班的策划者和开讲人就是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学员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欢迎这位东方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由于当时全国的比较文学学会还没有诞生，先期进入东方文学的这一批学员，后来有不少都加入到比较文学阵营，并成为生力军。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学人，对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最初认知，就这样从季先生讲授的《梨俱吠陀》和《沙恭达罗》，开启了大门。四部《吠陀》作为印度上古诗歌集，其年代比中国的《诗经》早很多年，篇幅和数量也要大许多倍；《沙恭达罗》这部梵语剧本在传播到德国之后，让大文豪歌德和席勒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不已。季先生随手拈来的这些文学史实例，引起大家对东方文学世界之古老和丰富性的极大兴趣。季先生其实不仅在传授文学知识，也将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后殖民思考之种子，植入了这一代学人的心田。

27年过去了，季先生带着齐鲁乡音的教诲，依然回响在耳畔。东方文学，这个对于欧美人士来说的异国异族文学称号，对于我，则犹如驶入无边学海的启蒙之舟。季老惠赐的大作《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至今依然是我的案头必备。回想起来，东方文学这一知识系统的存在，不仅给中国的比较文学带来了独特的打通式知识结构和广阔视野以及坚实丰厚的文化认同资源，对于培育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消解形形色色的我族中心主义、学科本位主义之束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季先生晚年为复兴东方文化而呼号的拳拳之心，成为鼓舞后辈学人奋进的强大动力。

盛世崇文

——季羡林先生追悼活动散记

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

7月11日，传来季羡林先生逝世的消息。从北京到台港澳，从中国到世界各地，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悼念这位当代中国的伟大学者。

我受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的委托，专程赶往北京，向北京大学治丧办递交唁电与悼词，并参加季先生的追悼会。7月18日晚，我给《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打电话，一是告诉她我临走前发给她的《一篇写了十年的读后感》一文中，漏了两个字；二是问她给商报写的文章，以多少字为宜？她说字数不限，您就写吧。这样，19日我参加追悼会，除了季先生的学生的身份之外，还多了一个业余记者的身份。没有想到，这两个身份的叠加，竟让我多次始料不及。

乘头班车来排队参加追悼会

按照公告，季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09年7月19日10时在八宝山公墓东礼堂进行。这天早上七点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吴永年教授来电话，说他和王树英老师已到，问我何时到。我说10点才开始，干吗那么早？他说：王老师一个晚上没睡着，说他是农村人，习惯赶早不赶晚。我问：你们是不是最早的？他说：哪里，已经来了许多人。南亚所的老主任杨老师七点钟就到了。我说：请告诉杨老师，我到了想见见他。等我和董友忱教授赶到时，已经九点多钟。杨老师告诉我：他一九六一年就认识季先生了，敬仰他平实的为人，平实的文章。没有任何花花绿绿，一看就懂，但意义深刻。杨老师今年76岁，家住昌平，坐五点半的头班车赶到八宝山。杨老师说，他不是最早的，在他之前已经来了不少人。他到了之后，就在地铁口给人做引导。季先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杨老师是办公室主任，做迎来送往的工作。现在，季先生走了，杨老师来为他做最后的一次迎送工作。他乘头班车赶早，是本能和习惯，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是不应该惊诧的。

普通百姓对季先生感情那么深

季先生出身清贫。“文革”中他给我讲过许多家乡穷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至今记忆深刻。他说老百姓买不起盐，就在院子固定的墙角撒尿。到时候就挖起墙角的土，倒在缸里浸出盐分腌萝卜。所以，季先生一辈子俭朴，一辈子对穷苦人好。但是，他毕竟在京城当了六十多年教授，他帮助过无数青年学生、学者和文化人，对普通百姓的关爱，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参加追悼会，彻底扭转了我的想法。

在灵堂的出口处，一对中年夫妇一脸悲哀，默默地举着一幅黑底白字的挽幛：“油旋张感激您家乡人怀念您”。我曾听山东大学的蔡德贵教授说，“油旋”是山东小吃，季先生最爱。蔡教授每次来京，都给季先生带上点儿。人们走出灵堂，指着挽幛问：这“油旋”是什么？我说：这是季先生最喜欢的山东小吃。那位中年女子看了我一眼，我对她说：我是季先生的学生，从深圳来，我们照张相。她向我靠了靠，说：季先生给我们题了词，从此我们生意就好得不得了，每天要加班。季老是我们的恩人。我问：季先生的题词有没有拿来？她说：拿来了，在存包处。我告诉她：应该拿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后来，他们拿来两个印制精美的“油旋”的包装盒，季先生的题词赫然醒目：“酥软香油旋张”。这对夫妇是山东济南“油旋张”食品店的老板。丈夫叫张士华，妻子叫高连菊。祖传秘法，手艺精湛，深得季先生赞赏。可是当今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张家的生意并不很好。自从季先生题了词，生意就红火起来。

听了“油旋张”的讲述，不禁让我想起了苏东坡题字“碾玉观音”的故事。时代和情节是那么的不同，蕴含其中的精神和道理却是完全一致的。

我竟然成了新闻亮点的发现者

7月19日的八宝山，中外记者云集。报道政要名人追悼会，有固定程式。在庄严肃穆而又浩大的人流中，如何捕捉有价值的新闻，对科班出身的记者来说，也不是一件易事。对我这个业余临时记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可是，让我吃惊的是，自己不但能找到有价值的新闻，而且成了新闻亮点的发现者。

除了上面说到的“油旋张”之外，还有一位日本教授丘山新和他学生津田量的故事。也是在灵堂的出口处，北大外国语学院程朝翔院长，正在和一位拉着行李箱的学者说话。他和我握了握手说：这位是专程赶来的东京大学教授，下午就得回去。排队没有时间，我带他从这里进去。于是，这位日本教授把行李托给他的学生看管，自己跟程院长走了。我一问津田量才知道：丘山新是季先生的学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非常敬仰季先生。他自己是丘山新的东大学生，现在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也非常崇敬季先生。等丘山新教授告别季先生走出灵堂，告诉我：他是季先生的学生，也是任继愈先生的学生，一天之内走了两位大师……说着他哽咽了起来。此时，新华社、《文汇报》等八九家媒体的记者围了上来。我看着长长的人群，就告别这对日本师生，来到排队的人群中。

来悼念的人实在太多，队伍走得很慢。我看见一位先生把一个手提袋捂在胸口，便问他：口袋里装的什么？他说：用芦苇做的季老像。我请他拿出来看看，果然是季先生的一幅芦苇画肖像。原来他名叫杨丙军，河北白洋淀人，我国知名的芦苇艺术家。这时，候在栏杆外的各路记者，纷纷伸出话筒，对准镜头。

前面不远处，有一位僧人。我上去和他打招呼，原来是圆慈和尚，也是季先生的学生，在中国佛教研究所工作。他是中国当下僧人队伍中懂梵文的少数人之一，是一位学者型和尚，古称学问僧。于是，栏杆外的记者们又将镜头对准了他。和圆慈同行的还有无锡“灵山胜境”的总经理吴国平先生，他说：“灵山胜境”这几个字是季先生题的。我发现，来向季先生告别的人群中，有着太多的故事和新闻。离灵堂越来越近了，为了肃静，我只能发现而不能再采访。

我向季先生告别了两次

我进灵堂向季先生告别，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和董友忱、白开元两位孟加拉文学专家一起排队。在入口签名处，见到了外国语学院的肖老师和桂老师。当年肖老师在系图书馆工作，系里安排她兼职为季先生做些联络、收发类的服务工作。我离开东语系25年了，她几乎没变化。她为我翻开了一页新的签名册，我写了“季羡林先生千古学界岱宗后学郁龙余敬挽”几个字，便和其他人排队缓缓步入吊唁大厅。由于人太多，工作人员要求吊唁者排成一队，前后紧跟着，绕季先生遗体一周，不停留，不叩拜，一切为了节省时间。

走出灵堂，在西侧广场上遇见季先生的许多学生，有1960级梵巴班的黄宝生、郭良鋆夫妇和研究生刘建，1960级印地语专业的王树英，1964级印地语专业的黄华章、白永生，1965级朝鲜语专业的韩振乾，等等。缅甸语专业的施振才教授已经76岁，专程从香港赶来。四川大学的尹锡南博士，在前几天写了一首诗《大师在七月归去——哀悼季羡林先生》，十分真情。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告别，因为贺剑城先生来了。贺先生是我入东语系时的总支书记，是1956年季先生入党的介绍人。他和系主任季先生是老搭档。如今他八十二岁了，来送老主任最后一程。他说：季先生不容易。这句话出自贺先生之口，分量极重，他们是六十年的相知相识，文革中的患难之交。

过了一会儿，乌尔都语专业的唐孟生教授来找我，说：“程院长请你和我们几个再去告别一次。”于是，我跟程院长以及王邦维、唐孟生、葛维均等季先生的老学生，又一次进入灵堂，拜谒季先生。这一次，比较从容，我们一次次向季先生鞠躬礼拜，只见季先生坚毅而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木丛中。心想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他那慈祥面容，听不到他那地道的山东口音。此刻，我才真正感到“耳提面命”是一种多么难得的幸福。王邦维，一向被北大同仁视为季羡林的接班人，颇得季师严谨之风。此刻，也不禁泪光闪烁。走出吊唁厅，在过道里刚好碰见从休息室开门出来的钱文忠。他是季先生的“别业弟子”，我和邦维同他握了握手，便离开了灵堂。

在出口处的广场上，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女。一身白色衣裙，手捧季先生画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众多记者，争相拍照。我看见她满脸泪珠，像雨天里的一支白莲花，便不忍上前采访，也不忍拍下她的模样。但是，第二天全国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位少女的特写镜头。文字说明：7月19日，一名参加季羡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小朋友泪眼婆娑。

除了这位“雨中白莲”，前来送行的人，大都沉痛而不悲泣，追念而不哀恸。虽然，季先生历经坎坷，但毕竟功德圆满，以百岁之身辞世。大家是来送别的，表达的是一份敬重和牵挂，友谊与感恩。对我来说，还有一份兑现承诺的决心——写好《季羡林评传》。

中印友好事业必将长盛不衰

季先生逝世后，第一位从北京直接给我打电话的是中央党校的董友忱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泰戈尔作品翻译家，季羡林的忠实追随者。在他的安排下，我这次赴京的吃住都在党校，而且他还要了一辆车。他说：我是一名退休教授，按规定不够条件派车，但是说去为季先生送行，而且和你一起去，老干部局就爽快地答应了。

和中央党校，季先生还真有缘分。1992年6月，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写成。一些出版社知道是好书，但是不敢出。1998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反映出奇的好。季先生说：“我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部书竟然出版了，我更万万没有想到，它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在党校校园去北门的路上，我看见“图书馆”三字似乎很眼熟，走进太湖石一瞧，果然是季先生的题词。我想，季先生和中央党校的关系，远不止这些吧。

现代媒体要求图文并茂。7月19日，我请董老师带上照相机，这样他就成了我这个业余记者专门的摄影师。董老师的专业是孟加拉语与俄语，并无摄影特长，而且年过七旬。这位当年的中央党校文史部副主任，全身心地忙碌着。有时，为了拍全一幅长联，他要弯下腰，甚至单腿跪地。不但无怨无悔，而且主动积极，凭着的就是对季先生的一份不变的敬仰。

7月20日，我们要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接待印度泰戈尔大学的校长。这所大学成立于1961年，是在加尔各答泰戈尔故居的基础上兴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散发出泰戈尔的气息。在车上，我对董老师说：如果这位校长会印地语，我直接问他对季先生的评价；如果不会，则请你用孟加拉语翻译。结果这天，董老师既当摄影又当翻译。这位校长名叫科鲁纳申图达斯，是一位著名的梵文学家。对中国最著名的梵文学家季羡林，尽管未曾谋面，但慕名已久。他说在路上得到季教授逝世的消息，可是他们19日晚上才到北京，没能去送行。他告诉我们仰慕季先生的原因：印度提倡中印友好，中印文化交流的印度代表是泰戈尔，中国的代表是季羡林。他说：西方一直在挑拨中印关系，因为没有比24亿人民团结、友好更为强大的了。季先生这位卓越学者虽然去世了，但他所从事的中印友好事业，必然长盛不衰。1924年，泰戈尔带4个印度人访华。我们今天也是5个人来访。为了中印友谊，我们沿着泰戈尔、季羡林的道路，不断前进。

北外亚非学院的张西平院长告诉我，季先生生前对北外非常关心，学校领导决定出一本纪念季先生的书。要我以北外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名义，写一篇纪念文章。

总之，这次赴京参加季先生的悼念活动，所见所闻，给我的总体印象是：盛世之风，在崇文矣。

编后记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离开了我们。季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无限悲伤。

1946年秋，北京大学建立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担任首任系主任，中间除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过十年外，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1952年以后，东方语文学系先改名为东方语言系，再改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最后在90年代改名为东方学系，然后又在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一分为三，并入新成立的外国语学院。其后再陆续分解，最后成为现在外国语学院下属的南亚、东南亚、西亚、日本、朝韩、阿拉伯、亚非七个系。如此的变化，不得不让人相信季先生不止一次说过的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系名的数次变化，学科的分分合合，映射出的其实是大半个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和学科建设的曲折过程。几十年间，这一切发生在北京大学，很具有典型的意义，其间的得失成败，实在值得我们反思和深思。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的前身，是1999年前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所合一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系建制取消后成为单独的一个研究机构。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则是2000年根据教育部的决定，通过全国性的竞争和考评，最后得到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建立的一个新的研究机构。中心是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两个研究机构在建立之初，季羡林先生就是名誉院长和名誉主任，所有的工作，都一直得到季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这其中包括出版大型学术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以及东方文学研究中心10年来所承担的18个重大学术研究项目以及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为此我们对季先生有着永远的感激和感念。

在季先生去世以后，我们先后约请校内外部分朋友，撰写纪念季先生的文章。他们大多曾经是原东方学系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的学生，也是季先生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季先生的同事，几十年间，与季先生有过最长久，最密切的交往。也有的虽然不在东方学系或南亚研究所，但在北京大学，因为各种机缘，与季先生有过来往，受益于季先生的人格、学问和精神。也有少量的文章来自校外，作者也都是季先生的“老友”或者“小友”。

除第一篇“代序”外，各篇文章的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眼光，表达了对季先生的怀念。文章中涉及到过去的历史，都出自作者个人的记忆，为了尊重作者，我们都依照原稿，未作改动。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些个人的回忆，表达每一位作者心中对季先生的怀念。如需引用文章中讲到的事件，请向原作者核实。

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人员有：王邦维、张玉安、唐孟生、陈明、吴杰伟。

感谢所有的作者，也感谢出版本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者

2010年7月11日

季羡林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

永远的怀念

——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

Yongyuan De Huainian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科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东方文学、东方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先生一生著述丰赡，学术经历极其丰富。大半个世纪以来，他身体力行，做出楷模，被公认为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以及相关的其他一些研究领域中成就最大，资历最高，影响最广，最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学术带头人。

先生走了，先生不会再回来。我中心悲伤。只是突然又想起先生经常提到的陶渊明的一段诗句：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一段诗，先生说，他一直很喜欢。先生自己，也常常吟咏。如果是这样，先生也许走得是安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