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

——故乡·故人·故事

野夫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野夫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5

（思享家丛书）

ISBN 978–7–5086–3297–1

I. 乡 … II. 野…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0857 号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

XIANGGUAN HECHU

著    者：野 夫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12年5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 –3297–1/I·289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序 尘世中的挽歌

- 江上的母亲 ——母亲失踪十年祭

- 坟灯 ——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 生于末世运偏消 ——幺叔的故事

- 别梦依稀咒逝川 ——悼故友如波

- 大水井的守望者

- 瞎子哥

- 畸人刘镇西

- 幽人苏家桥

- 烈士王七婆

- 流放的书斋

- 故乡，故人，故事 ——关于拙著几种的注脚并答谢天下同道

- 中信Kindle热书榜

序

尘世中的挽歌

章诒和

2008年的年初，我和一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相约在建国门友谊商店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碰面。寒暄几句，朋友说：“愚姐，建议你看看野夫的散文，看几篇就行，你肯定喜欢。”

我们各自喝完饮料，聊了几句，随即分手。

翌日下午，我打去电话，说：“你推荐的文章，让我一夜无睡，让我痛哭流涕……我要认识那个叫野夫的人。”

五月中旬，四川发生大地震。下旬，我在北京见到了野夫。他个子中等，岁数中年，相貌中平，举止介乎文人、工人之间。不顾在座的其他朋友，我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边，高声道：“我是你的粉丝！”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见茶几上摆放着四川受灾的图片，我问：“你去四川抗震救灾了？”

答：“是的。我这次到北京是为募集救灾款。”

原来这年春天，野夫去四川德阳市罗江县的农村搞社会调查，恰遇地震。他见损失惨重，决定留下来参与救灾。图片是他拍的，图片上的文字是他写的。从几句简单的介绍里，我知道了他的辛苦和能力、仁慈与悲悯。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写者，还是行者。

果然，他主持了一个几百人的演讲会，介绍灾区的真实境况。之后，他为罗江募集了近二百万元现金，成立了一个罗江县精神重建基金会。再后来，组织灾区农民开展精神重建活动，搞基层民主建设实验。野夫还培训当地农民自编、自演、自导电视短剧。片子完成，拿到县电视台播出，百姓们高兴；拿到外面，即在国际传媒大会（2008年杭州）上获得抗震救灾纪实片一等奖。最近，他告诉我：自己之所以去农村深入调研，做些实际工作，是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野夫不同于我，他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能做他的粉丝，我很得意。

野夫，土家人，重感情，硬汉子。九个字的概括，注定其人生艰辛且曲折。十六岁年纪，给女同学写情书被告发，天天检查，学校罚站，父母责打，野夫以死相拼。自杀未遂，醒来后写下血书：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他是鄂西土生土长，视武汉大学为教育圣地。1986年，因“地下写作”的名分，令武大中文系系主任青眼相加。大学毕业后，野夫来到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本可以科员、科长、副处地拾阶而上，过着好日子。但人生拐点发生在1989年。1990年他脱下警服穿上了囚衣，被判处六年徒刑。服刑期间，父亲患癌症去世；出狱之后，母亲投江自杀。1996年正月，野夫独自来到北京。

现在已无人为重大的历史挫折而焦忧，眼下最揪心的事是挣钱、买房、就业、就医、留学。这能怪谁呢？我是很悲观的！所幸在悲观中我认识了野夫，所幸还有像野夫这样的人，在社会底层默默做事，苦苦寻觅。他这样的人也许象征着未来，寄托着希望。

今天，当我们的文人艺术家都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这是当今尘世中的挽歌。我不觉得他是在写作，他在跟我说话，也是独自沉吟。笔下那些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亲，是怎样被一节一寸地搅碎榨干；那些美妙温软的情感，是怎样被一阵一阵的风雨冲光刮净——我读到的是他的心，看到的是他的泪。那独立之姿，清正之气，令我心生庄严。

如果说诗歌是面对天空的话，那么散文就是面对大地了。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微风漾水，淡霭凄林，有着很丰富的人生意味。他的写法，很传统。我说的传统是指他的胸襟、意绪、文思以及相对应的句式、布局和节奏。每一篇，都像块状物那般结实。情感浓烈，但有控制。文字朴素，又带着优雅。对人的描写采用线性白描法，对事物的思考也是东方式的，围绕着主脉一路探究、追述下去。作品是简单里有复杂；文字是平实中有华采。中国文学传统深厚，而非落后。能继承下来，真是要下些工夫的！

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江上的母亲

——母亲失踪十年祭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从母亲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绝个性里，我相信她成为“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这样说并非基于纯粹的宿命观，而是指她诞生之初，血质里就被刻上了她父亲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图剪断她与那个“国军”将领的血缘联系，却终归徒劳无获。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正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的孤独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世，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派军队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为征集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少年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乱离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婆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婆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的褴褛衣裳。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他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婆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1948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婆。

武汉次年易帜，革命大学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途。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相逢。一个平原遭遗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遗孑，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在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去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去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婆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因为这个政党曾一度很在意个人的血统以研究其阶级属性。在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同时还作为一张早有预谋的标签贴上了她的面庞。

20世纪流行一个充满杀机的词叫“历史不清”，母亲被这个语词压迫得痛不欲生。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1957年的母亲正当而立之年，这个来自遥远省城的女人，试图把她的教养植入那个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刚烈却往往好心换来敌意，她对党的意见和她的出身被联系在一起时，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监督改造。20年后终于彻底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划处和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却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婆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的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取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多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1978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学，外婆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她相信善良总有好报。即使那些迫害过他们的人也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1983年外婆辞世，1985年父母离休，1987年父亲患癌，1989年我辞去警职，随后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余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此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顽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残年，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60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每每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连狱警往往也感动含泪。每一次挥手仿佛就是永诀，两个为共和国效命一生的佝偻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后的日子里，因我而去不断面对高墙电网的屈辱。

我们在不能见面的岁月里保持着频繁通信，母亲总是还要在父亲的厚厚笺纸外另外再写几页。我在那时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见，又想要动员父亲放弃生命。他的挣扎太苦了，连带我的母亲而入万劫深渊。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活的一棵花椒树，仿佛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的漂流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疗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的深处，却冀望一服古老的药方来疗慰。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老一生节俭唯一值钱的遗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三姊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编书想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病了就是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我每天在这个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她心脏开始不适，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1995年的深秋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姊妹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上，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城管跟着就撕，逮着还要罚款。我的母亲就这样走失在她的祖国。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找你的母亲。

我只身来到那个码头赁居，先找当地派出所求助。他们客气地说，你看这墙上挂着多少寻人启事，我们根本顾不过来，这里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们还每具100元请农民捞起来埋上，我们登记个特征。现在经费包干，我们也没闲钱管了，你自己租条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有浮尸，我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亲。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滩上，在阳光下发胀腐烂，堆满了苍蝇，远远就散发出恶臭。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仍是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平民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花钱去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作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余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刚烈决绝，一生对我们的挚爱，在那个艰难勉强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来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68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尽的生涯后，毅然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1995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1996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

坟灯

——关于外婆的回忆点滴

一

我似乎活到1983年才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做死亡。那年我21岁。

在那个秋天，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外婆——也是一生给我影响巨深、爱最多的亲人，终于走完了她70年的艰难岁月，忽然离我而去了。在那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几乎仍然沉浸在那种巨大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那是在鄂西边城利川，外婆被按照土家族的丧礼备极哀荣，在孝歌唢呐的颂唱里被埋进了一中背后的关山。风水师将她的坟头调向东北，在迢递山河之外是江汉平原，那里有她的故乡——她再也无法活着回去了。

那时土家的丧俗还保留着古老的礼仪，在入土后的七七四十九天里，每到黄昏，亲人要到坟前送灯——意在为逝者照亮那漫长的冥路。那是怎样一条黑暗的甬道，其尽头究竟是什么样的世界，我至今仍无从知道。父母是所谓干部，刚获“解放”未久，还不敢遵守这种隐含迷信的礼制。我担心外婆的孤独行程，遂在每个薄暮点亮灯盏，黯然行进于那墓碑林立的山道上，去为外婆送上一盏坟灯。

那时的我仍然不相信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旅途，我独跪在坟前烧纸鸣鞭，匍匐在坟头痛哭，总想唤醒沉睡中的外婆。每次我都要将耳朵贴近新土去谛听，孩子般地幻想外婆会从棺木中传来呻吟，那我立马会用十指去刨开那些泥石，以救出我无人可以代替的至亲。

坟灯在晚风中无声摇曳，次第点燃小城的坊肆烟火。那时的小城是寂寞萧条的，我坐在半山上，仿佛达到一个死亡的高度在俯瞰众生，年轻的我终究无能参透生死的奥秘。每在夜色中依依惜别外婆的孤坟时，总要频频回眸遥看那盏星火，我生怕它在我转身之际就熄灭，我需要它照亮外婆的异乡长夜，更需要它永远照亮我此后的黑暗命途。

二

外婆1913年出生于汉川县田二河镇的一个中等人家，她是长女，取名叫成凤林，家里人都唤她凤林哥。几岁时她的生母就病逝了，其父是个读书人，正忙着要东渡日本求学，就把她送到了武穴姨妈家抚养。曾外祖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修了八年法科，回国后被民国政府委为甘肃高等法院院长。外婆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受过私塾启蒙，放足较早，但脚弓仍然是折断而弯曲的。她有过怎样孤独或者委屈的早年，于我则已不详了。我只知道在我童年时她每提起她的童年，总要老泪纵横。

外婆在23岁左右时由其父许配给了天门县干驿镇刘家的三少爷。刘家的老爷是从河南商水县县长的宦途中退隐的，在干驿古镇新修了显赫的大宅。大少爷做商贸，二少爷办纺织，三少爷——我的外祖父则成了黄埔八期的士官生，他名叫刘纪律，字雪舫。四少爷是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共产党，新中国首批留学苏联的学者，现在则是国内最权威的玉米专家、博导。他叫刘纪麟，我们唤做四爹。

刘成两姓的联姻，在当初虽因长辈的同年之谊而起，却也不乏门当户对的政治因素。曾外祖将要带着续弦和儿子到塞外赴任，他想把这个缺恃无怙的爱女托付给一个可以放心的人家，却未想到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度，他的这一抉择竟埋下了我外婆一生悲剧的伏笔——这，大约就是命运。

外婆住进了刘家大院，一年多后生育了我的母亲，外祖父赐名为刘凌云——其中不乏一个新式军官对孩子的豪情期许。那时的刘宅除开老爷，几乎所有的男丁都在外打拼世界，阖家则都是女眷和孩子。外婆是否有过新婚的甜蜜，外祖在军阀混战中能否抽身回家眷顾，这些遥远的往事家慈一生不肯言说，我们已然无从知晓了。但外婆一生再未生育，则大抵可以想见她的全部生活多是在倚门守候，在含辛茹苦中抚大我的母亲。

三

外祖父的一生至今对我仍是一个秘密。外婆和母亲对此都三缄其口，在她们去后多年，我才从新修的刘氏族谱和一些族戚的回忆里，逐渐厘清他的大致生平。在我深陷危机的年月，虽然也有黄埔同学会的长辈来表示扶助之意，但他们并不认识我的外祖，只不过表达对一个学长的情义。

我只听说外祖曾经做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刘家悬挂过他一身戎装站在蒋公身后的合影。抗战时期他曾经是邱清泉部的参谋长，湖北光复后他大约是接收武汉的少将警备司令。1948年他被调往鄂西恩施担任最高军政长官，从巴东舍舟上岸，乘吉普经建始县鲁祖坝附近的一个峡谷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伏击而死。

从1927年到1945年，整个中国都是一个乱离的时代，没有一天治平。多数豪门望族都在这些政党、阶级和民族战争中毁于一旦，刘家也概莫能外。太爷去世，分灶吃饭的各房更见凋敝，外婆收不到外祖的任何汇款，只好靠捡棉花纺纱和为人缝补度日（关于那八年的故事详见拙文《江上的母亲》）。她坚信她会等回她的丈夫，她18年的坚贞相守，只为换来河清海晏后的团圆幸福。却未想到和平降临之时，带给她的却是噩耗——外祖以为妻女早已死于战乱，已经在后方新娶并有了两个儿子。母亲的大闹使外祖备受舆论攻击，并为此受到党纪处分，外祖只好回来和外婆强行离婚。外婆放弃了外祖的补偿，成全了外祖的功名家庭，在按完离契指印后哭昏过去。

刘家的所有族人皆知“三嫂”的贤德令名，无不谴责三少爷的薄情寡义，但在那个时代，这一切又于事何补？被弃的外婆依然被合族挽留住在了已近废墟的刘家，开始了她长达一生的寡居。外祖被击毙后，灵柩运回武汉，外婆竟然没有一丝怨恨地亲往扶柩而归，将外祖埋进了刘家的祖茔。她似乎始终坚守着刘家媳妇的身份，不仅侍奉着太爷最后所收的一个上房丫头——那个比她要小的名义“公婆”，我们唤做老太；还时常周济着读大学的外祖的四弟，我母亲唯一的叔叔。

四

外婆凭借她的裁缝手艺省吃俭用地供养着我的母亲在武汉读完中学，母亲回到乡下教书以分担外婆的艰辛。这一年湖北易帜，母亲决定投考革大，结业后竟然也被分往鄂西恩施——这是她所仇恨的其父送死的深山，外婆的无限担忧依旧无法阻挡其叛逆的脚步。

外婆在土改时被划为贫民手工业者，并加入了镇上的缝纫社。母亲在利川剿匪土改，与我父亲在危险岁月中结为伉俪。外婆原本是不想离乡背井进山的，鄂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地名，于她心中肯定还有某些无法言说的隐痛。但母亲作为唯一的女儿，她不能将她苦难的寡母弃置远方。那时大姐即将出生，母亲需要外婆的帮助，而这一理由则是外婆永难回拒的。于是她溯江而上至万县，然后步行来到利川汪营区西流水村——我父母正在那个极端偏僻的荒山沟里大炼钢铁。

外婆的到来实在恍若救星，她几乎没有享受到女儿的幸福，却无端地分担了太多的灾难和屈辱。那时我家搭建在一个岩洞里，她接生了我大姐未久，母亲就被打成“右派”，恶意攻击的人们指斥她们是军阀太太和军阀小姐——而这，正是她们一生的剧痛。母亲痛不欲生之中，早产了我的二姐，那已是“三年自然灾害”之时。面对这个不足四斤的婴儿，父母都认为难以养活，只有外婆固执地不肯放弃，她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大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孩子。那时粮食危机已经威胁到成年人的生命，外婆以她一生的灾年生存经验来对抗着人世间的无穷劫难。她拖着浮肿的身体在山野开荒，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求生的种子，这些荒年中的杂粮啊，竟被外婆熬成了一家五口丰盛的晚餐，成为穴居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父亲需要一个儿子来传承他的爱与恨，母亲在监督改造的羞辱中生下了一个儿子——不是我，是我早夭的哥哥——才几个月，就被乡村的庸医一针毙命。父亲的愤怒无处发泄，与刚烈的母亲几不两立，家庭危机顿现。又是外婆以她的慈爱和智慧劝慰我母，她说：以我看啊，这个男人虽然脾气暴烈，但心地很善良。是啊，还有什么比善良更高的品德呢？外婆一生坚持善，看重善，与生俱来的善终于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于是，1962年，我才得以呱呱落地。

那个正夏的早上，太阳据说白得耀眼。外婆亲手用剪刀切断了我的脐带，洗干了我最初的血迹。父亲在我的放肆哭声里开怀大笑，母亲的泪水则显得悲欣交集。我成了外婆的至爱心肝，同时也成了我父母一生操心劳神的剧痛。

五

在我两岁时，父亲奉命承办的炼铁厂终于在烧光了当地森林后，可笑地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父亲被调去主持齐跃山煤矿，母亲调到了汪营区供销社，外婆带我们姐弟三人一起移居古镇小街。在一个临河的吊脚楼上，我开始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一点点长大的，每个夜晚我都要紧紧抱着她那皴裂弯曲的小脚，在她的故事和童谣声中入梦。外婆是念过私塾且看过许多古典戏曲的人，还能用真正古代吟诵的方式读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典型的土家木楼就摇摇欲坠地斜撑在清江上游的小河上，窗外有个彩廊（阳台），我在彩廊上撒尿可以淋到下面的鱼鹰舟上。河对岸是一个叫做转转田的小村，农人的打谷声常常伴随着外婆为我诵诗的旋律，使我较早地朦胧领会了节奏和韵律。

那时小镇没电，木楼上的油灯摇曳着唐诗般的蕴藉。二十四孝的故事是我反复要求似乎百听不厌的主题，外婆讲着讲着就泣不成声，我的童年似乎也有稍多于人的敏感，婆孙二人的泪水往往湿透枕巾。我的一点古典文艺的知识和情怀，完全来自于外婆的早期教育，那些民间的戏曲话本，蕴含着外婆的身世之痛，在她的陈述中备感撕心裂肺。

整个小巷似乎集中了全镇的弱势群体。巷口左边是熊家的四个孤儿，父母皆自杀。右边是陈哑巴和他的老母。中间是地主婆邝奶奶，五保户孤老90岁的胡奶奶，还有一对残疾夫妻和他们的女儿。木楼上的邻居则是黄奶奶一对老人和马贩子开福伯一家。相比而言，我家就算是此中的豪门了。

我们是外乡人，但外婆的善良却很快使我们融入了这个底层社会，并赢得了一街人的尊重。那个年头，家家都有断炊的时候，无计之时都是来找“婆婆”——无论老少都和我们一样这样称呼她。外婆首先让我学会的就是善良，她第一次让我给街上的小乞丐送饭后，我竟然后来见乞丐就往家里拉。幼稚的我并不清楚自家的窘迫，外婆总是尽量满足我童年的乐善好施。后来母亲实在忍不住经济的压力——那时乞丐太多了——开始干预我的善行，我不谙世事地委屈大哭，外婆则依旧呵护着我的自尊。

五岁以前的我已经会许多字，能背诵不少古诗，这完全来自外婆的教育。为了聊补家用，外婆又悄悄开始了裁缝手艺，为街坊裁缀新衣旧衫。人家有钱就给几角，无钱就道声谢，外婆从不要求。忙乱中有一次给我喂错了打虫药，我忽然口吐白沫晕倒，外婆抱起我颠着小脚往下街的医院跑，我被救醒后，外婆的眼睛已经哭肿。

因为外婆的存在，我在四岁以前仿佛就已经享尽了我一生的幸福。之后“文革”爆发，我才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人世间原来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艰难和无奈，需要我用余生去面对。

六

就是在那个夏天，在汪营古镇的青石小街上，忽然庄严地走来一支队伍。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僚戴着纸糊高帽走在队首，后面则是扛着冷兵器和新式火器的武装工人。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的奇异扮相殊觉好笑，奔跑回家去拉外婆来同乐，却看见一家老少的泪眼。外婆紧紧地把我箍在怀里，生怕无妄之灾再夺走她的外孙。我在懵懂中意识到，可能灾难降临了。

随后的抄家拎走了外婆的缝纫机头，机枪架在门口的恐吓和辱骂，两个姐姐的失学，父亲的不断游街和挨打，贴满门窗的攻击母亲的大字报。外婆惶恐不安地看守着我，怕我被歧视和欺侮所伤。某日一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我不懂事地在一边嬉闹，太过压抑的父亲借我发泄他的愤怒，第一次用木棍暴雨般毒打我，没有人敢于阻拦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我，结果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竟被打得骨折。她一直隐忍着也未医治，至死那个手指依旧还弯曲着，我怎么也无法抚平那陈年的创伤。

运动在不断升级，厄运更不知何时结束。为了给失学的大姐找条生路，外婆决定重返平原老家务农，让大姐随她还乡插队——她相信她的故乡亲友，会容纳她这对乱世婆孙。那时我才五岁，没有人敢告诉我外婆要走，她默默地收拾简单行囊，每天夜里抱着我垂泪，叮嘱我千万不要出门惹祸，不要下河，不要玩火，我只隐隐感觉到有大事发生，只知道陪她哭泣。然后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就再也找不到我的婆婆了，我白天嗓子哭哑，夜里又从梦中哭醒，妈妈训我打我都无法制止我要找回外婆的伤心欲绝，我的童年天空仿佛就从那个早晨彻底坍塌了。

一年后，大姐也去了那个叫着二坞台的平原湖村和外婆相依为命。二姐去了矿山做工，父亲继续遭受迫害，然后肺结核穿孔被煤炭厅保护到武汉治疗，我和母亲搬到供销社的一个单间房里苟延残喘。母亲在单位是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完全无暇管理我的生活，我一天天消瘦，每晚的夜咳惊醒着母亲。惊觉的母亲带我进城到县医院检查，同样肺结核穿孔的结论几乎让她骤然垮掉。那时，这是一个致命的传染病，母亲每天偷偷饮泣，但仍旧倾其所有供我打针吃药，要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

这种病没有好的营养和护理，在当年几乎是难以存活的。母亲只好去信给外婆，想要她回来照料我的生活。外婆是在山里受伤而返乡的，她在她的故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安宁而不被欺侮的日子，她实在不愿再回这片伤心之地了。最后大姐给母亲来信说——让弟弟自己给婆婆写封信吧，只有这样老人家才有可能回。于是我给外婆写了信，现在我已经无法记得12岁的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大姐说，外婆边读边哭，每天从枕头下拿出再读再哭，一个月后决定再次进山，她要来挽救她一生至爱的我。

母亲要到万县码头去接外婆，次日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开了，我奔跑着冲进去，看见屋里的火塘正燃烧着久违了的温馨，外婆和邝奶奶正诉说着别况，我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放声大哭，几年来的思念和无助忽然化做滔滔江河。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婆婆抚摸着瘦小的我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连邝奶奶也在一旁哽咽不已。婆婆说为了省钱，妈妈让她坐便车先回，她还要等次日的便车。

我的病在外婆和母亲的救治下，竟然神奇地钙化，而父亲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外婆再次挽救了这个濒危的家，我们开始满怀希望地走向1976年。

七

外婆骨子里面是个读书人，可惜生在一个旧式家庭，不看重对女儿的培养；加上生母早逝，父亲东渡，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否则，她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才女。许多年来，她一直在繁忙的家务之余，坚持阅读的习惯；我上大学后的许多文科专业书籍，她都能读，还特别喜欢和我讨论。空闲时，她还爱练习毛笔书法，簪花小楷写得端端正正，你很难相信那出自一个小脚老太之手。

我的少年时代，家里并无藏书，我总能从镇上一些大户人家的后人那里，找来一些残破的旧书偷偷阅读，而一旦被父母发现，那是要没收焚毁和责骂的，因为如果被抄家的人发现这些“毒草”，就会祸及大人。但外婆则是我的掩护者，她支持我读各种烂书，并帮我隐藏。我的学生时代，是盛行读书无用的，且没有考大学一说。我看见外婆裁剪衣服很有趣，她甚至会做皮货，就也去拿她的剪刀画粉比划，要她教我裁缝手艺。她第一次很严肃地跟我说——你是个男人，不应该来学这些女人活儿。我问那学什么好呢？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法律。很显然她也许并不深知她父亲所学的法律究竟为何物，但她相信这个世界原是需要真正的法律来主持正义的。

外婆的善良和慈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品质，天生具有佛性。她是一个没有仇恨的人，既不恨抛弃她的丈夫，也不恨迫害过我家的那些人，永远对人恭谨热情。她不求人，但任何人求她都会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她所到之处，皆会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包含那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都会在背后夸耀她的美德。迄今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谁真正具备她那种完全发自身体本能的博爱。她常对我说，要做一个明理的人，她永远相信在天地之间，有个叫做“理”的东西在维系着世间的共和。

家父是一个身负剧变奇耻的人（见拙文《地主之殇》），一生暴烈，情不外露，身边人皆很怕他，但他却永远尊敬外婆。我高中时即爱和父亲厂子里的工人摔跤比武，一次把踝骨摔折了，父亲一怒之下去把那工人骂了一顿。外婆是从来不说女婿的，但这次她却轻言细语地告诫——说不该责怪别人，一定是孩子自找的，否则工人怎敢来摔坏你的孩子。父亲诺诺无言，他是服理的。外婆去世后，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涕泗交流，他是真正地感恩这个具有高贵教养的老人。

八

严格而言，我对父母的感情相较于外婆，则远要轻薄。我最初的知识和教养基本完全来自外婆，父母对我的责骂，往往要被她化解和开脱，母亲常说她把我宠坏了。几乎从儿时开始，我和外婆的每一次小别都会彼此流泪，包含1978年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后复学，她都要相送很远，我们都要哭一场。

那时我已成人，她在我们家不仅抚养大了我们三姐弟，还抚大了我的三个表弟妹。她始终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操持着所有的家务，却坚持不上桌吃饭的古老习惯，且永远要吃剩饭残羹，不肯浪费丝毫。家境在“文革”后已经日见优裕，但她仍然不改艰难岁月所形成的近乎残酷的节约生活，有时常常让我父母感到尴尬，怕人误会是对老人的虐待。比如，她会偷偷地上街捡破烂卖，或者到菜市去拾取农民都要扔掉的烂菜叶，拿回来处理干净后做来自己吃。我们姐弟都工作后，基本都要给她点钱，事实上她又从来不花一分，总是攒来寄给老太——她那个名义婆婆。母亲对那个丫头出生的文盲老太素无好感，且老太在四爹家条件很好，因而坚决反对她的资助。但她总念叨三十年代老太曾经借给她几斤米，救过她的命。

母亲是外婆唯一的孩子，但母女间的矛盾却在晚年愈演愈烈。首先在对外祖父的评价态度上就永难共识——母亲仇视那个遗弃且影响她一生政治生命的父亲，外婆却用沉默甚至隐隐的怀念来对抗着母亲的攻讦。比如她偶尔在评点我时，不经意地会用这样的措辞——哎，你这点很像你外祖父。在母亲听来，其中的含义显然褒大于贬。

当我也走进社会后，外婆感到她的使命已经完成，突然开始强烈的乡愁——每次与我母亲不快时，就会说让我回平原乡下去吧。乡下只有贫穷的远亲，母亲自然不愿满足她的愿望。后来大姐要生孩子了，把外婆接到武汉去帮忙照顾，等一切料理好后，外婆就和姑婆一起跑回了汉川乡下，再也不肯出来了。姑婆比她还大，她们是发小的干姊妹，两个老人竟然都抛弃满堂儿孙，在一个村子赁屋而居，外婆又开始她的裁缝手艺来自谋两老的生路。两家的后人皆很着急，但谁也无法劝说更不能强迫她们回城。

我们只知道担心老人的艰苦和无助，并害怕别人指斥我们的不孝，当时却很难理解老人的内心真实需要。所有亲人都知道只有让我出马了，于是我从山里赶赴平原。我让还在汉川工作的五表叔把两老骗到他家，我一进门就忍不住跪地痛哭——我是真诚地不忍让外婆在乡下受苦——我抱着外婆的腿泣不成声，外婆一见我也泪流满面。姑婆一边抹泪一边埋怨：我就知道平儿一来，你就要动摇。外婆要拉我起来，我说您不跟我回去我就永不起来。外婆显然十分矛盾，最后长叹一声无奈地说：好吧，我跟你回。就这样，我又把已经还乡的外婆接回了她实在不愿终老的深山，现在想来竟是万分惶恐——我这样违拗一个老人的夙愿，究竟是孝道还是残忍呢？

九

我参加工作后，由于出差频繁，和外婆的告别渐渐都不流泪了。1983年的秋天，大姐带着小孩回山省亲，一家人其乐融融。我又要到邻县去开会，早上向外婆辞行，外婆坚持要送我下楼，我忽然奇怪地悲从中来，顿时无语哽咽，外婆也抽泣起来。那一刻，我发现她的腰已经佝偻了，白发杂乱地披拂在鬓边，我竟然莫名地涌出无限哀伤，许久未曾流过的泪水一时间滔滔不绝。后来的事实使我相信，人对死亡是有奇异的预感的，只是当时还不能把握而已。

三天后我回来经过恩施去看父亲，父亲说正要找你，外婆可能不行了。我们急忙驾车往利川狂奔，一路我还抱着幻想，希望外婆还能熬过来。由于我从来没想到过死神会如此突然地降临，总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报答养育之恩，当厄运骤然遭遇时，才发现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冲到病床边叫唤婆婆时，她的神智还残存最后一点清醒，但吐辞已经模糊了。我把耳朵贴近她的嘴，勉强听到她说——平儿回来了？我没事，别哭，我打几个嗝就好了。渐渐就再也听不清她的咕哝了，她的眼睛则始终没有睁开。

原来那天早上大姐要赶车回汉，妈妈和二姐去送，外婆非要一起去，她好像预感到这是最后一面了。大姐和她依旧是挥泪而别，车走后，外婆急匆匆地往回走，二姐远远看见她步履开始歪歪斜斜起来，急忙追上去扶她时，她正好要跌倒尘埃。医院一看就是脑溢血，马上下了病危通知。

那时的小城医院设备简陋，医术有限，基本没有什么积极手段。我在医院半步不离地守候了十天，亲眼目睹了我的至亲慢慢死亡的全部过程。从浅度昏迷到深度昏迷到瞳仁扩散，我日夜为她镇冰擦背吸痰，哭泣呼喊，对她说话——我相信她一直还有意识。她有时会流泪，有时会叹气，当我说我一定要让您回老家时，我真切地感觉到她粗糙的手在我手中紧握且摇动了几下。

但一切已经回天乏术，那个早上，生命中最爱我的外婆终于远去。即使在此过程中已经深知这一结局的无法回避，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真正在你手里呼出最后一口气时，你依然难以接受——你在那一刻无法不痛感人的弱小和不堪一击。我们有谁能与死神相争呢？

十

我亲手将她装进了棺木，亲手去挖了墓圹，亲手去覆盖了头三锄头泥土。我为外婆写了一篇碑文，亲笔书写在石头上请石匠镌刻而成，然后用水泥石头为她砌了很坚固的佳城。起初我坚持要送她回故乡安葬，但千里蜀道百重关卡，父母是坚决不能同意，只好让外婆在异乡暂栖了。

那时我在单位的卧室里就能看见外婆的坟，许多个丧魂落魄的黄昏，我就会散步到坟边去枯坐。两个多月后，这座坚固的坟竟然奇怪地开裂了。母亲认为是石匠没封好，又买来水泥等请人重修完整。但几个月后，坟头又裂开了一道更大的缝隙，连碑石都将倾倒。我对母亲说，这肯定是外婆想迁回故乡的表示，母亲深知其母的愿望，但她实在无能为力。我遂用黄表纸给外婆写了封信，我发誓一定要在十年后把她移回平原，希望她理解，祈祷坟头不要再垮。我把信在坟前跪着烧了，再把坟修缮好，之后竟然神奇地再未垮过了。

外婆走后，我再也无心在山里待了。一年多后，我顺着她来时的路走向了平原，以后走得更远更坎坷……等我十年后重返巴山深处时，父亲已逝，母亲失踪，外婆的墓木已拱，而我则是一个空空行囊的牢释犯。我无法还这些至亲的债了，但我一定要来偿外婆的旧愿——我要破坟开棺捡拾她的骨殖，背负她的遗骨回平原。

我钉了个小木箱，带着几个朋友上山。这几乎是破天荒的事，没有人知道入土12年的人现在会变成什么样。我跪在坟前哭泣焚纸，洒酒祭拜，望空祈祷——婆婆啊，你如果想随我回乡的话，就请您变成骨头吧。——当年的棺木实在很好，我实在担心万一尸身完好，我如何能够将她运回呢？间关千里，岂是等闲之事。

我和朋友们惴惴不安地刨开坟墓，在启开棺盖的那一刻，我不敢目睹我亲手放进去的外婆，遂站在一边等朋友报告。棺盖一开，现场所有的人都闻到风中飘过一阵檀香，无不感到意外。直到朋友说：没问题，来捡骨头吧。我才敢亲眼去看我的外婆——在完好如初的棺木中，外婆干干净净地只留下了一副骨架，她的肉身和衣饰皆已消散远去。我把她的骨头一截一截地捡进木箱，然后终于带回了平原，实现了我对外婆的誓愿和感恩。

十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会从一些异乡残梦中哭醒——我又看见了婆婆或者父母。梦破之际，泪干之余，总不免幻想，假设在人间之外真有一个阴间，那该多好啊。在这个世间走失的亲人，还能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死亡就变得毫不恐怖了。那些爱过你的人，只不过是在下一站等你，等你赶去时，还能和他们相聚一家，彼此再次开始生活；你在此间欠下的情，正好在彼处补偿，那一切都能得到救赎，该是一个怎样美好的情景。即使还要重新经历贫穷、苦难、迫害和伤痛，但仍然有那些至亲和你一起，生生世世，不弃不离，那还有什么不能面对呢？

但死亡又确实如同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人真能告诉我彼岸的消息。那些先我而去的亲友都像失信的人，他们饮过忘川之水后，或者都已经记不得我们这些被落下的孩子，使得偶尔的托梦也变得那么难以置信。这个世界有无数种宗教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死亡，如果没有一种给我承诺——我还有机会与我的亲友劫后重逢，那它即使许给我一切功名利禄，于我又有何用？

许多见过我外婆的人，偶尔见到我还会感叹——好人啊。可是好人却无好命，这几乎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潜规则。这些好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承担磨难的；他们像一粒糖抛进大海，永远无法改变那深重的苦涩，也许只有经过的鱼才会知道那一丝稀有的甜蜜。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每个墓碑下都埋葬着一部残酷长篇。真正掘开之时，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如果没有在天之灵，你的写作不过是在给自己的心灵埋单——你在今世欠下的许多，都该在今世把它埋下而已。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改变这个世界什么？

大伯的革命与爱情

一

任何一种语言，大约总有一些词汇会让我们感到沉重。这是只能神通而难以言喻的某种感觉——这样一些语词仿佛与生俱来地具有特别的质量，一如陨石般破空砸下，让多数被击中的心灵感到一阵战栗，甚而荡漾起如许莫名的痛楚。比如此际，当我拟出这样一个标题时，我忽然张口结舌手足无措——我在大伯已然成灰的18年之后，依旧如故地感到失语的疼痛，感到我被这样一些词语压迫得艰于呼吸，甚至流不出眼泪。

我似乎看见大伯躺在四块黑铁般的词语之间——一头是命运和革命这两个古典词汇，一头是组织和爱情这两个现代词汇，它们的冰冷凝重更加显出大伯蜷曲一生的微弱。我又恍惚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冬夜，那是在珞珈山下武大的一个简陋平房中，大伯几乎百听不厌地再次在昏昏灯火下按响贝多芬的磁带。他指着“咚咚咚冻”轰鸣的四个音符对我说——你听，这就是命运之神在敲门。

那时年轻的我，还不谙命运的颜色，以为只要插紧锁钥就可以阻挡无常的脚步。以后在熟知大伯的往事之后，尤其在身经自己的坎壈之后，我方才明白，冥冥中似乎真有某个神秘的力量，在暗中编织着个体生命的运数。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如同等待植入软件的机器，终有一些莫测的编程员，在随心所欲地决定你的命途去向。你甚至会在一些失梦之夜，隐约听见那些黑暗中的狞笑。

二

我唤做大伯的这个人名叫张志超，实际是姑婆家的长子。姑婆是我外婆的干姐姐，她们情同手足，于是两家从民国至今，一直保持着珍贵的情义。大伯的祖父在20世纪初，是湖北汉川县田二河镇著名的剪纸艺人。祖父带着儿子（大伯的父亲）在世纪初年，一路剪纸剪到了圣彼得堡。据说他们父子神奇的手艺，在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城乡，曾经赚到过许多金卢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俄罗斯陷入战乱，父子避祸返国的途中，在乌苏里江翻船，行李和钱币皆付诸东流，他们仅得生还。

大伯的父亲名曰张怀宽，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乡村，可谓最先沐浴过欧风俄雨的前卫青年。他在俄乡的漫游旅程中，竟然无师自通地瞟学了西医知识，回到田二河镇之后，开办了汉川县的第一个西医诊所。也许由于他曾躬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不免也怀抱着一些激进的社会理想，当董必武在湖北发展中共组织时，他成了最早的一批党员。他一直以医生的身份从事着中共的地下情报、交通和武器医药供应工作，鄂省的黄麻苏区和洪湖苏区，乃至抗战时期的新四军，都曾经从他这儿得到过许多的帮助。最后终于因为叛徒出卖，他被民国政府定罪处决于1940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于1951年颁发烈士证给予认定。

大伯出生于1919年9月。身为当时罕有的西医之家的长子，他自然从童年开始，就接受的是当年最新式的教育。几乎在中国乡村多还不知体育和西洋音乐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踢足球和学习小提琴了。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潜移默化地受着各种新思想的影响，还时常参与其父向“匪区”运送物质的冒险行动——虽然其父并未明告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大约是在1935年，16岁的大伯考进了湖北省立高中。头角峥嵘的他买舟东下，沿着汉水的古老航道，一袭青衫飘到了省城武昌——他那时似乎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终于起航，甚至幻想着此后云帆直挂，横济海沧。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民国政府还只是半壁苟安，东三省早已沦陷，军阀割据、席卷着大地，而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先天中就蕴涵着左翼血液的青年，则此后的命运也必将卷入这个灾难频仍的国运之中。

三

从残留下来的旧照来看，大伯当时确实还算一个风流倜傥的新式青年。他不仅成绩优异，相貌清奇，还会钢琴提琴，甚至西洋绘画，传说还有一个不错的歌喉。这些特质使他很容易就在省高的同学中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为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

那时，大革命失败未久，在武汉曾经锋头很健的共产党惨遭蒋介石清洗，无数理想青年血沃中原。然而已经播下的星星火种，又很快在天赋激情的爱国学生之中暗自蔓延。1936年2月，地下党学长陈约珥、王曦和黄成美等人，邀约大伯等进步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开始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今天的湖北省党史，确认这是大革命之后武汉的第一个党支部领导的秘密组织，史称“都府堤18号读书会”。

当年的这种读书会，不仅是在一起传阅禁书交流革命思想，他们还在假期被秘密分配到乡下去宣传鼓动，发动农民，启蒙新知，鼓吹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因而很快就被乡下的保甲组织揭发，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迅速抄查了这个窝点，并逮捕了所有骨干，大伯自然也身在其中。因为所有的人皆未承认共产党背景，警局也没把这些动乱孩子视为真正的敌人，于是关押一月后，全部交保释放，而且都还保留了学籍。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主人公贺国威，真名叫做何功伟，是当时湖北省学生地下党的领袖。他在1936年6月领导成立了湖北省第一届秘密学联，大伯是省高的代表。学联以反对蒋桂战争为名，发动了全省各校的“反内战救国运动”，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示威游行，大伯是联络乡村师范的负责人。但运动很快被弹压，秘密学联也遭到破坏，何功伟潜逃上海。但是同年9月，李锐（20世纪50年代成为毛泽东秘书，80年代成为中组部部长，当时名曰李厚生）、密加凡（50年代恩施宣传部部长，80年代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孙士祥（70年代一机部的领导）又组织了湖北省第二届秘密学联，任务是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伯作为省高的学生会主席，自然又躬逢其盛，成为其中的主力。

1936年年底，这一伙狂飙青年又成立了左翼进步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史称“民先”。他们坚持在国民党设置的学生集中军事训练营中，与右翼的复兴社、蓝衣社作斗争。等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民先”解散，由中共正式领导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史称“青救”。大伯参与了湖北“青救”的组建工作，并担任武昌区团主委、宣传委员。这两个左翼社团，迄今仍被官方视为当时中共的重要外围组织。

1938年2月，大伯经学长陈约珥介绍，在许云家宣誓，正式成为中共党员。许云是何功伟的妻子，担任了监誓人（建国后她成为中国妇联的领导）。从此他作为魏泽同党小组的一员，开始了他的地下秘密工作，并在钱瑛大姐领导的中共长江局青年党员训练班学习。

按影视剧的老话说——19岁的大伯终于找到了组织。他内心充满激动，因为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多数如他一样的所谓有志青年，都怨恨政府独裁，哀叹民生多艰，渴望以天下为己任，企图凭借组织的力量来推翻专制，改造社会，挽救中国。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战，爱国救亡”的口号，顿时迎合了自命有责天下的众多男女青年的心灵。

大伯其实早就明白他的父亲也在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当他正式履新成为党员之后，他曾经回到故乡，满怀欣喜地向其父报告——他也是地下党了。50年之后，他感慨地对我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听罢不仅没有惊喜和鼓励，而是狠狠地将他臭骂一顿。其父对他吼道：这种砍脑袋的事儿，有我一个已经是没法，你还掺和进来找死啊。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大伯沉痛地说——我现在才明白，父亲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是出于父爱，他应该还有许多切肤之痛，只是无法言说而已。

四

“西安事变”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抗日的一个转折点，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巨大转折。也是在那之后，国共合作在武汉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而当时影响最巨的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青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猛发展。

“青救”是由京沪等地的流亡大学生结合武汉的学生为主筹建的。此前活跃在武汉的左翼学生领袖——大伯和他学联的老战友李锐、魏泽同、孙士祥、陈约珥、密加凡等，皆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骨干。武昌区团是直属总团的二级组织，在这个分部负责的还有一个省高的学弟叫胡宝寿——此君后来和李锐等皆去了延安，改名为胡克实，是20世纪50年代团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活跃，以后成了名人的还有朱久思（8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教育家）、严良堃（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等大批人物。

还有一个影响大伯一生命运的重要人物，也在这一时刻登场了——他就是王世槐。王世槐是贵州籍北京学生，参加过“12·9”学运，这时也流亡到了武汉，并成为“青救”机关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大伯和他，当时仅在一些会议偶尔谋面，彼此是否地下党身份，由于各属于不同系统，互相并不清晰。他在那之后一直到21世纪时的登遐，都使用的化名，叫罗某——这个名字建国后几乎一直把持着湖北省的宣传、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直到90年代以副省级离休之后，还“顾问”了多年。

“第三厅”几乎已经成了一个著名的历史名词，在战时武汉，以郭沫若为厅长，集合了一大批左翼文化界名人，负责战时宣传和动员。大伯所在的“青救”，则主要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和合唱团，并成功地组织了全市市民的“抗战献金”运动。若干年之后，这一空前热烈和壮观的爱国运动，仍然为史家所称道；它几乎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所见不多的蜜月纪念。

要想说清大伯的个体命运悲剧，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悲壮的时代背景。个人在乱世的存在和选择，结识的每一个人或者身经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埋下他一生宿命的伏笔。几十年后的回眸似乎恍同隔世，但仔细想来，一切又好像在劫难逃。

五

1938年，陈诚将军指挥的武汉会战即将打响，整个江城都在山雨欲来的前夜，沉浸在一种悲情狂欢和壮怀激烈之中。每一个乱世儿女都似乎肩负着国家兴亡的使命，热血贲张地从事着战前的各种准备。大伯因为个人特长，负责剧社和合唱团的组织，后来成为陈毅夫人的张茜那时还是他们的小演员。冼星海经常来教他们演唱抗战歌曲，田汉、阳翰笙等左翼名流，也不时出场来指导演出。

就在那样一个如火如荼的夏日向晚时分，大伯和他的团员正在合唱练歌之际，坐落在武昌昙华林的省高教室的一扇门被推开了——一个美丽的女生进来，落落大方地婉语：我是女中的代表，我叫王冰松。在几十年后大伯的苍老回忆中，我隐约看见那一刻，大伯前世今生的悲剧之门，被咚咚咚冻地轻轻敲响了。此后的漫长余生，他似乎都还在那最初的惊艳中发呆，而那扇命运之门，也再未被合上，一个世纪的罡风似乎还一直在那里呼啸着……

王冰松是武昌一个资本家的小姐，省立女子中学的高中生，一个惊才绝艳而又教养高贵的孩子，同时也是“青救”的成员。她的美丽绝非我大伯的神话，在以下的叙述中，我们将看见她这种稀世风采，将怎样成为那一代人和她本身的悲剧。

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年代的邂逅相逢，几乎注定要像星球相撞一样，开始他们乱世佳人的孽缘。那一年，他们也都才十八九岁啊。初初萌动的春心，放在国破山河之下，仿佛预示着他们破碎的今生。

最初的接触自然而然，每夜的练习结束，美女需要护送。而大伯那时据她说——长得像她的哥哥——这一最初的主观印象，构成了女孩的安全感。以后则是“青救”组织去工厂农村作宣传，他们成了最佳的搭档。她能歌善舞，他是最好的伴奏。他口才极好，她成了演讲时最鼓舞激情的听众。在那个大时代，多数的革命爱情都基本类似，我毋庸重复那些对他们而言感天动地的细节。他们相爱了，这一点难以置疑；而具体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只能想象，在那个还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于两个有教养的青年来说，肯定是要压抑着许多情愫。更何况战云密布，家国碎裂在即，更大的乱离正在等待他们，谁知道今生的聚散还要经受怎样的磨难。他们只能像多数理想青年一样，暂时埋下火种，徘徊在最后的缘分门前，等待着河山光复之后的大地花开。

六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

书生大伯也是宣誓过的人，监誓的还是著名的女党员许云大姐；而许云的丈夫何功伟也是著名的书生报国的人——他果然忠实于他的誓言，在20世纪40年代被陈诚判处死刑，杀害于我的故乡恩施。至今他的青冢还在五峰山的烈士墓园，陪他一起长眠的还有另一个女人——刘蕙馨。在当年，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读书种子，是人中龙凤，他们为何会选择起誓，要去从事一件确实违背当时政府法律的危险事业呢？那么多的才子才女要去造反革命，他们并非热衷于杀人越货的人啊？

若干年之后，我和大伯漫步于珞珈山的密林草径中时，我向大伯提出了这一疑问。他苦笑着告诉我——人除开生命本能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本能，这种本能就是追求自由。西哲说：不自由，毋宁死；讲的就是精神自由的价值大于生存。我们那一代人，许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口号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

七

武汉会战是惨烈的，所谓水陆空齐上阵，血流漂橹，那都是大伯和王冰松亲眼目睹的。有一天，他们正在帮助抢救国军伤员，敌机来袭，他们刚好抬走那个战士，一个炸弹就在那里炸下一个深坑。他们没有受伤，却也真正吓坏了，他们开始要面对和思考必将到来的失守和流亡。

在当时，国军的顽强抵抗，并非真的相信可以挡住日军的铁蹄，只是血气所至，非要做殊死一搏而已。王冰松那时还不在组织，她的父母决定举家迁往四川，因此她的随行是无人干预的。她在临行之前找到大伯，委婉希望他能和他们同舟共济，溯江而上。她甚至自信地说——他们家包有船只，她会告诉她的父亲他们的关系，父母必会同意的。

然而大伯已经得到组织的指令，要他随省高一起迁往鄂西建始，几所中学将在深山中的三里坝小镇成立湖北联高。他必须在那里去建立组织，发展党员，继续开展工作。

在凛冽的秋江之涯，大伯无奈地凝望着王冰松的泪眸，不得不说出自己的组织身份和使命——这是他不能违拗的使命，当然也是他的宿命了。“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老年的大伯依旧回到这个城市，他无数次要摆渡这条亘古的大江，当年他们如楚囚相拥，作新亭对泣的芦岸，早已变成时光的堤坝，所有的撕心裂肺都被割断在岁月那边，连那个楚楚深情的人儿，也走失在这个世界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他们当年的吻别，在今天的我看来，一定浸透了生离死别的况味。眼中泪心上血，必将在未来的余生淋漓润湿，永远难以洇干。他们身处乱世，命如飘萍，国家的兴亡犹未可知，儿女的聚散则多如云水的离合了。水逝云飞，鸿爪雪泥，浮生的悲欢不由自主，何处敢卜它年的归期和团圆？

此后他们还能相见吗？他们一直隐忍的狂欢，会在来日渺渺的悲情之中决绝地浮现吗？我在大伯的生年，未敢去残酷地逼问。但是，我只知道他为那夜的离别，等过了他的一生；只为当初那一声然诺，他终身未娶地熬干了他71年的生命。就像那个夜晚的最后分手一样，他在垂老的蓦然重逢之后，再次转身走向了永恒的长夜。

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阳，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才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

暌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轻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某，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某”，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某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须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他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某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负责地下党。

十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

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与日俱增了——因为他和沦陷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弟妹来信告诉他，父亲在这一年已经被国民党处死。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突然失去组织的人多如牛毛，谁都认为自己还是党员，仍要继续单兵作战。谁也没想到，建国后这一类同志，会被视为自动脱党甚至叛徒，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

他的左翼倾向决定了他不会完全转向书斋，在“青救”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艺天性。他开始组织学生成立海风歌咏团和峨嵋剧社，团结左翼同学，宣传进步思想，阅读秘密书刊，表演抗战戏剧。他一直在找党，看见乐山一家书店偷卖进步书籍，也要去试探联系。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学一年，在病床上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在武大的文学老师，是当时已经著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此前在重庆，他认识了徐迟等一批青年诗人，也喜欢上这一激情豪迈的文体。

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四川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他也许想过借此向那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达思念，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他真的被那个失散的爱侣注意到了——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已经杳无音信分别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某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她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某，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

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某，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学院，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极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某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某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人，他喜欢上谁，就有种不上手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某恰好也调到乐山。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身的女孩，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

十二

乐山故人苏东坡曾经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辗转病榻的闲时草草，竟然真的会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拿到恋人的鸿书，贫病潦倒的他无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换着流浪的足迹方向，倾诉着一千八百个时日的牵挂和渴慕。他们不断地热情联系，有着劫后重逢的悲欣交集。他们相约，就在这个暑假，他们各自放假的时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内江去见面——她大约准备正式将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除开希望早日与她见面定情之外，还希望通过她找到当年的“青救”同人。他知道那些同人许多都是党员，通过他们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这些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能在通信中表达，他根本无法想象，当年“青救”众所周知的“小姐气”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经成了地下党员。他更不可能知道，她还是旧相识罗某的直属下级——这些情况，根据纪律，王冰松见面也是不能向他说明的，况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兴致勃勃地等来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愈，终于如愿以偿地启程。他满心喜悦忐忑激动地换上最干净但仍然陈旧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囊走向内江。他按照她事先给定的地址寻访到那幢华贵的小洋房时，已然是黄昏，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黄昏终于出现了。我多年后阅读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句——那嗒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过客——时，我依旧无法忍住我遥想大伯命运的凄凉眼泪。

一个24岁的贫寒学生，带着他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薄暮，局促不安地敲响了他的命运之门。仆妇把看似寒酸的他带进了那幢洋楼，他终于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恋人。他原先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会有种种情不自禁的激动。然而站在面前的她，虽然光彩依旧，成熟得更加风韵诱人，但是脸上的微笑却礼貌得十分冰凉，甚至还带着几缕嘲讽和不屑。他敏感的内心岂能不感到那种拒人千里的冰霜况味，但是他无法明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法想象文字和本人之间，怎么会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还不谙世界的诡异，只能略识世故的颜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从她那哭过的眼眉间读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为她华贵的门户在嫌弃他的贫寒。他还是被她礼节性地留饭，整个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礼仪，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爱，终于一点一点地碾磨成碎片。

尽管主人还是礼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经无法小驻倦足了。他独自走向江边，在那里终夜徘徊——他初尝失恋的滋味，这种滋味中还有一种受骗和受辱的感觉——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间关千里，风尘两袖来道一声再见呢？他只能想到死，脚下就是滚滚沱江，他实在不知道这异乡的河流将把他带向哪里。

他艰难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结束了他的噩梦，他决定无言挥别这个原本与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们老少围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泪还是无法自持，他说他徜徉在那个青石小街上，决定不去辞别，但是很奇怪，他的脚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幢楼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见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园中的背影——就是这个美丽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码头，他怕稍一犹豫就会自尊崩溃，要去祈求她的爱怜。

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某。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某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某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某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某，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某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是倾斜的。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人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原本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共产党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产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作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更何况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某。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

钱瑛大姐很热情地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1950年夏天又先后调到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30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再去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失去组织的大伯，在50年代初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残酷斗争。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新中国的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苏区来的共产党是扛着枪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想法自然不一样。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

结果，他把“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摘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过去了，摘了的叫“摘帽右派”。好在他的学养还是被有关部门认同，于是1961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武汉分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哲学组研究逻辑学，同时担任《江汉学报》的哲学编辑。总算是回到了他的专业，他也就老老实实地认命了。熬到1970年，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农场五七干校劳动，以后重新安排到武钢子弟中学，又当起了老师。直到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决定要研究已经陌生多年的美国，安排武大成立美国现当代哲学研究所。经人推荐，又才从茫茫人海之中把这个40年代的武大生打捞出来，负责《美国哲学动态》的编译工作。

这一年，他已经60岁。他的生命进入老年，整个青春岁月就这么耽误下来了。

十九

1939年就已入党的王冰松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不仅大伯失去了她的消息，武汉那些原“青救”团员，也都记得这个美丽的“红色小姐”。进入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于是那些蛰居多年的老革命，开始活跃聚会，要为自己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正名。“青救”的故人，劫后尚存的也都是满头霜鬓了，大家一起忆旧，多要向大伯问起她，因为也有人约略知道他们当初是曾经深交过的。尤其看见大伯还一直单身，难免更要多一些猜疑。大伯无言以告，他人则更觉得惊鸿杳然，一去无迹了。

原来1943年之后，王冰松虽然因为误会而不再等待我大伯，但心头的伤仍旧在暗夜渗血。

王冰松毕竟不是农妇党员，她的出身教养和天赋红颜，都让她一路走来，追求者众多而阅人无数。罗某这个来自于赤水的青年，不入她的法眼。但她越来越感觉到，他那张组织的网日趋紧密，她虽然热衷共产主义，但并非就一定要嫁给一个共产党员，于是她决定采取反叛的方式来挣脱这张所谓的爱的罗网——她接受一个非党员的追求了。当时的地下党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纪律——男党员可以娶非党女性，女党员则必须嫁党员男性——说这是保密的需要。当抗战胜利，王冰松向组织上级罗某提出要到天津去完婚，并承认自己的所爱是一个非党知识分子时，罗某恼羞成怒，坚决制止。但是王冰松的叛逆性格岂能为他所左右，尽管罗某威胁说要中断她的组织关系，她还是毅然成行，在1945年嫁到了天津。

1949之后，王冰松夫妻调到上海工作。“三反五反运动”时，她的先生被迫害自杀。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她青春寡居的艰难岁月。

罗某建国后春风得意。20世纪50年代他到北京休养，认识了王冰松的表妹夫陶然，打探到她的地址，竟然去函，邀请她去北京与他幽会。

她在几十年后给我大伯的信中说——

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我的侮辱，我从来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一次陶然夫妇和我同去中山公园一游，他知讯后坐着小汽车赶来，看见他得意扬扬的骄矜之慨，我才感到他是真正的卑鄙，连话也不想和他说一句。在此之前，我多少对他还有一些尊重，后从苇堤（大伯他们另一共同的朋友、地下党员）处得知他在乐山的作为，更加认识他了。

二十

65岁马上就要退休的大伯，还依旧过着单身生活。因为单身，所以他只能和一个年轻家庭共住一套平房，合用厨房、厕所——这在当年叫“团结户”。他的工资在“右派”平反时恢复到了1949年他的水平——87元，中途曾经提过的一级，也就混淆在其中了。以后直到全国普调，他也才只有127元。他主编的《美国哲学动态》，每期接近一半的文章都是他翻译，不仅没有稿费，他的职称还依旧是副教授。

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许多老战友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家开始为他打抱不平，纷纷前来怂恿他要求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他的党籍从1938年承认，那他就可以享受红军时期的老干部离休待遇，那住房工资等等就立马不成问题了。

就在这时，原乐山时期武大地下党的失散脱党问题，因为牵涉面太大，全国的相关党史办在乐山召开了现场会议，要争取一次性解决这个巨大的历史问题。也递交过申请的大伯，似乎在晚年终于看见了一点曙光。

1986年的深秋，武大党史办的一个中年人来拜访大伯，给他谈起了乐山会议的情况。并再三感叹，他的问题就卡在罗某手上，而罗某还是在职的分管宣传教育的副省级领导，这个案子涉及罗某本人，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恐怕大伯也搭不上整体解决武大地下党问题的便车了。大伯只能苦笑，并表示自己绝不再去找罗某祈求了。这个中年人突然话锋一转说——不过，这次上海来的一个代表，曾经提到了你的名字，说你是那个时期的党员。大伯一惊，急忙问是谁，中年人说你等着，我回去拿会议记录来。

王冰松神奇地出现了。她还活着，在上海一家打字机厂当质量检测员，为了解决她的组织问题，也参与了乐山地下党中心县委所属的这场上诉案子。她不知道大伯的身死，但是她没有忘记这个一生珍藏并为之快乐和痛苦过的名字。

大伯看见那个会议记录，无限往事浮上心头，再也无法强忍的老泪纵横直下。对他而言，这个名字的出现，远比他是否还能平反昭雪更为重要。他默默地为这个名字耗尽了他的一生，而他最想知道的是，她还好吗？她这些年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她当初究竟为了什么，要召唤他前往而又冷若冰霜地拒斥了他最深的爱？

二十一

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其他战友也开始互相寻找了。大伯的第一任支部书记魏泽同也打听到了他的消息，同时也急忙转告了王冰松。两个生死茫茫四十几年的老人，都激动万分地拿笔要赶紧给对方去信——他们错过得太久，他们的余生已经不多了。

大伯的信先到，她的回信长达十页。暌隔近半个世纪的当年恋人，各自小心翼翼地回护着旧日伤口，王顾左右地嘘寒问暖，各自诉说着漫长的别况。显然他终于忍不住要问，而她也隐忍多年的疑惑和痛苦，终于也要一吐为快了。最后揭开的真相，谁都难以想到竟会是这样——

当1943年他们彼此找到，开始频繁通信互诉衷肠时，罗某正疯狂地追求着她。她一直没有告诉罗某，但当他们决定要在内江见面时，作为党员，按照当时的纪律，她还是向罗某汇报了——因为她知道，罗某也认识他，都是“青救”的主力。罗某立即给她来信说——“张已自动脱离大姑母，现接受其岳父（可能是资本家）的资助读书。如张来访，请不必理睬。”按当时他们的约定，大姑母即是地下党的代名词。

这个消息对二十出头情窦初开的王冰松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脱党已经是背离了他们相识的初衷，更何况他还有了岳父。有了家室这犹作罢，还在继续欺骗她一个苦苦等待的少女的感情，那岂不是无耻之尤。但是，她已经没时间去函追问了，因为他已经在来内江的路上。当他在那个悲剧的黄昏姗姗来迟时，等待他的必然是一个单纯少女的横眉冷对。

年轻气盛不知世事险恶的他，何尝能平心面对这样的情景。他负气离去，用一生的孤傲独处来纪念他内心那个爱人。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其中还埋存了如此卑劣的一个阴谋。

二十二

即便有了如此真实的揭发，大伯又能如何呢？青春远逝，生命半残，他能够凭借这个去惩办那个人吗？他不就是造了一个谣言吗？他可以说他就是这样听说的，你又能如何？你们中断的爱情对革命没有任何损失，组织难道还会追究他不成？

大伯只能苦笑，只能在珞珈山下的平房中燃烟独坐，默默垂泪。当他知道她已经寡居三十几年，内心感到疼痛。他以衰朽之躯还想在生命的黄昏，再给她一点温暖，于是去信委婉试探——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一个美好的序曲，然而整个人生的正本就这样空白地翻过去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共创一个幸福的尾声吗？

她何等聪明的女子，岂能不懂他的关关哀鸣。她回信说——

志超兄，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的一生，竟会因我而被毁至此；越想越觉得自己就是你的罪人……原谅我今天已经是几个外孙的老太婆了，我今生没有把我的青春美丽给你，未能陪你熬过那么多苦难孤独，现在我又怎么能将自己的衰朽残年去面对你呢？更何况儿孙绕膝，我要扔下他们再去陪你，也终觉残酷。今生我欠下你的，看来今生已是无法偿还，如果还有来生，我们再约好吗……

一个曾经骄傲唯美了一生的女人，自然不愿如世俗的黄昏恋一样来再续前缘。但是，她要设法搬去压在她心中的那块沉重的巨石，既然不能给他爱情了，那她也要为他鸣冤叫屈，只想要他恢复党籍，有个尽量公道的晚年。于是她动员了当初所有的那些战友来为他证明，许云、孙士祥、魏泽同、密加凡等等都写出了证明，她甚至通过胡克实要找胡耀邦来干预。她自己则给武大党委写下了这样的长函（节选）——

张志超曾担任“青救”武昌区团宣传部长，为人热情，能干有才，但他对罗某有时有所嘲讽。我在内江时仍保持学生时的单纯，热情坦诚，满怀理想，但是受了当时作为我的党内上级领导人罗某来函的影响，因此当张志超来访时，我态度冷淡。张志超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有傲气的人，当然有所察觉，本约次日再见，不想他却不辞而别，就此失掉联系。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愿保证我没有虚构任何事实情节。罗某对我所说情况，纯属子虚乌有的诬陷……张志超也是在他手中失掉了和组织的联系，他反倒打一耙，说张自动脱党。回忆“青救”时期张志超的才华能力，我不禁深深为之叹息……

二十三

武汉和上海，都在大江之边，然而“溯游从之，道阻且长”——他们已经隔绝了半个世纪。鸿雁往返，密密相约，他们在期盼着今生的劫后重逢。终于，王冰松摔折的腿伤痊愈后，她决定艰难成行了。

那天，激动的大伯换上了整洁的对襟服装，让我赶紧擦拭窗户。临近中午，我听见一个宛若女生的恬美声音——请问张志超先生是住这儿吗？我赶紧回头，看见一个风韵犹存的老人略显局促地站着。她已星霜上头，鱼纹在脸，但是仍有一种高贵的美，在朴素的衣襟外流露。我急忙喊大伯，他从厨房冲出来，站在檐下的石阶上，陡然像石雕一样呆望着来人。尽管这是相约已久的聚首，但两个老人彼此瞩望着对方的容颜，依旧一时不敢相认；或者说他们一生的期许、渴望、误会和寻觅，积淀了万千酸苦，真正重逢之时，却顿时遗忘了语言。

他们几乎对峙了一分钟，才轻轻地彼此唤一声名字，然后把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我看见他们依旧是无言哽咽，泪光在历尽沧桑的眼眸中闪烁。没有拥抱，没有热吻，他们非常自持地颤抖对视，最后把漫长一生的悲凉，化做了几声如泣般的苦笑。

这是44年之后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他们一起重游了伤心故地，那江上逝水，湖畔春波，有谁曾知当日惊鸿又照影重来？他们重登鹤楼，遥看孤帆远影，可曾想过这“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的祖国，就是他们曾经要为之奋斗的一个未来？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死水》中的呐喊是否还在他们这一代革命者心中回响？而今，故人已渺，我已经无法去逼问他们那苦涩的心灵了。

此别之后，终成永诀。大伯未久即被诊断出胃癌，他的党籍依旧因为罗某的存在而难以恢复；他依旧只能按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用来辗转病榻。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托付给他的一个方外之交——北京广济寺的明哲上师；然后又嘱托我给他买来一瓶安眠药。之后，他就开始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90年，一个被组织彻底编织了命运的理想主义者，饮恨长眠。

2008年1月26日于大理茶隐村舍

生于末世运偏消

——幺叔的故事

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以致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做汪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二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地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分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贿选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三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军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四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解放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地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才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开始了“五类分子”生涯。

五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成为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派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括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他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地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六

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为了备战备荒，所有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

幺叔一家究竟是何时搬迁，最终又落户于哪里，在那段纷乱的童年，我已经记忆模糊。之后大姐也远去平原农村了，我们两家似乎突然失去了联系。以后零星的记忆是，亚华姐嫁到了远方，艺华哥当了乡村漆匠，走乡串户为那些贫寒的新娘，描绘简朴的嫁妆家具。艺华哥偶尔上街，会来我家小坐，那时只有我和母亲在幺叔故居的一间木屋里生活。母亲问寒问暖之后，往往会给他们一点粮票布票，宽松时候会让他背一点大米回去。

再以后，我生病了，外婆从平原乡下回来照顾，两家的走动又似乎稍多起来。但记忆中似乎都是幺娘上街赶场，蹒跚地出售一点蔬菜，且总要留下一捆给我们送来。而外婆是一个极为感伤的老人，总要拉着幺娘的手唏嘘半晌，最后回赠一点物什。

但是幺叔似乎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屋，即使偶尔上街经过，也只在屋檐下驻足小立，和外婆寒暄一番便托故离去。许多年之后，我才依稀懂得，也许这是他童年时代曾经锦衣玉食的画堂高阁，如今人去楼空，他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眸这些蛛网燕泥了。

七

我是在我开始少年樵夫的短暂岁月里，真正开始认识幺叔的。

幺叔那时下放在一个叫着万家凉桥的小村，他似乎有意保持着和当地原住民一点距离，在凌乱的村舍外，搭建了一个土墙的简陋房屋。虽然白屋空堂，倒也依山傍水，泉清石秀，不失为一个乱世荒年的隐居所在。

文质儒雅的幺叔，始终保持着一点读书人的底色。在食不果腹的饥寒日子里，他竟然还能在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边上，种上一些兰菊芍药，房后还手植了一片竹林；使他的寒舍远远看去，要比那些周边的农家，多出许多秀色和清气。

那时我们这群野孩子的樵径，偶尔要经过他的房舍，我有时便取道小憩，成为幺叔一家的稀客。在正午的阳光下，幺叔把我引到修竹边乘凉，两张木椅，一杯清茶，即使面对的是我这样一个少年，他也仍旧保持着一种应有的礼数。他似乎还没遗忘他曾经教书的身份，在闲谈中也尽量吐露珠玑，暗含着一些处世为人的训诫。他指着竹林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能使人高尚其志。我虽然常常对他的话似懂非懂，但许多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今天的我看来，确实是我一生都在受用的。

幺叔有一把老式的二胡，龙头丝弦，音色古朴。有时我去，会远远地就听见那琴音在山谷里呜咽。他会一曲奏完，才抬眼和我平静地说——这是《听松》，或者说这是《空山鸟语》。偶尔听到一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老眼中溢出几丝苍茫，在我长大之后才熟知，原来是《良宵》、《江河水》等等。我不知道在幺叔的心中，埋存了多少更为苦涩的音符，有谁曾从他这个乡村农夫的弦索上，读出他的高尚教养和显赫身世。

八

我是偶然从父母的一些感叹里，隐约知道一点幺叔的旧事的。

一天，我幼稚地问幺叔——乡下的生活比你过去要苦多了吧？幺叔缓缓咽下一口苦茶，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人一辈子，原无所谓富贵贫贱，怎么样过，都是活法不同而已，但苦乐却是基本一样的。生老病死，人皆同苦。——他沉吟片刻，又指着面前的田畦溪流和远处的青山白云，继续说道——我在这些自然的世界里，快乐并没有减少。尽管我在你这样的年龄时，曾经享受过一些荣华富贵，但是现在这样的日子，却也别有滋味。人生在世，许多变故是不由自主的，但若时时随遇而安，都能做到知足常乐啊。

我当时也许并不足以理解他所感悟的真谛，但那一刻的画面却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心中了。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见远村的炊烟渐起，又袅袅散入暮霭之中，一如人世的一切功名利禄，都这样转瞬云烟。归鸦背日，倦鸟投林，一头耕罢的老牛，旁若无人地在田埂上啃吃野草——多么简单的生存啊，在向晚的风中，竹叶飘潇于地，浑如一幅随心所欲的书法，在记录着那些亘古不变的道理。

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化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地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解放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它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军当做国民党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才生在临刑之际，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气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2007年初秋于大理茶隐村舍

别梦依稀咒逝川

——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摊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级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5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成为同学。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照顾——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间屋，余下年纪大的10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三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有的比他还年轻，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位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嗯。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四

朋友龙涛写过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的文章，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地露着青皮。他身高1米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形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五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对老李，则向来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生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硬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六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七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是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需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书恋》。就这一次，写作老师还是忍不住原谅了他素日的不作文，给了他最高分，还声情并茂地拿到全班朗诵。读完全班陷入沉思，我们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才子”全傻了。没办法，高人出手，一击而毙。就那文笔，那种生世之慨，不到火候，学是学不来的，只能高山仰止。

八

老李只有两种爱好——书与烟。酒亦爱，那时喝不起，亦不吃请。每月学校发给他22元，他只吃8元，留2元买一条“圆球”烟，再买点肥皂牙膏等，攒一点回家上学的路费，余款便用来买书了。

那时初开禁，好书突然成批，新华书店也兴排队。每逢周末，老李大早便开始徒步向舞阳坝，展览馆对面的书店都认识这个净买一些非畅销书的大叔了。钱有限而书常新，实在不忍割爱，老李也只向我一个人借。三元两元，等到月底一退完饭菜票，首先必来还，无论我怎么不收，他亦是会坚持到赢的。有时我也手空，到他借时我必说随后给，然后偷偷找人借了给他，因我深知他是不会再找人开口的。古人认为君子清且贵，老李即有这种气，永远的穷而不贱。

抽烟，于他就算极奢侈的事了，有时也难免断炊。他的手指是黄的，嘴唇也显青紫。往往深夜，仍见他在黑暗中星火明灭，有谁能知他的苦痛。

九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精神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一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这些大哥们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十三

我至今找不到一张老李的照片，也许只有他的档案袋里会有一个登记照——如果尚未销毁的话。老李从来不照相，不参与班上的任何合影——他总是用戏言推脱：我怕你们以后在我脸上打叉叉。

三年转眼即逝，我与老李订交忘年，情在师友之间。临歧在即，我委婉相邀他合个影，以慰落月屋梁之思。老李宽厚地笑道——你看，你我之间，尚不至于这样拘于俗情吧。我唯无语。老李的高，是一种我无法企及的高。他似乎早就打算，不在这个俗世留下任何痕迹。流云潭影，来去无踪，他是一个真正的过客，游龙一现，翩然又水逝云飞了。

毕业前夕，我们七个室友去三孔桥边的一个鸡茅小店喝告别酒，我终于看到老李的醉态了，他趴在上铺不停地吐，默默地流泪。当然我们也都醉了，龙庄伟喝得最多——一斤八两，却没醉，结果还是被其女友骂得泪流满面。我与其他人，则是被班干部抬回来的，那天他们忙坏了。

次日上午，班车到学校接走各县的同学，利川车先到，老李送我上车。车快开了，老李仍默立于窗前，我放好行李又下来与他握手。操场上人已散尽，一天好日，空朗朗地照着我们俩，只是无语，手却攥得像要落水的人。我看见阳光在老李的眼眶中打转，闪烁得让我鼻酸喉哽。喇叭声咽，促我上路，我硬生生地挥别老李，从此踏上一条彼此不知前方和归宿的路……

十四

没有离别，也许就没有老李唯一留下的这几十封信。如果处在今天这个电讯发达的时代，大抵也不会残余下这些文字。假使连文字都消散于岁月的风暴中，有谁又能证明他曾在此浊世小驻。

我们在各自的故乡等待着命运的发落。老李回到了建始三里坝的香树湾，那是一个我至今陌生的所在，他又像一个农民一样为他父兄扛起了锄头。夜里，在昏暗的灯下，他写了给我的第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我家里分得薄田数亩，有点忙不过来，恰值我待业回家，能不以一次等劳动力顶上去乎？这几天汗流如雨，算是大力改造世界观了……在教育局的座谈会上，如同填志愿格式一样，我要求下乡教初中，只是不想回三里。看来局里可能满足我的请求。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临行前夕，王新勇老师说过两句话：“你有点骨气，很好，也要现实一点。”句一也。“终身大事不能置之不顾，到人间来一场不易。”前一句有点朦胧，次日就明朗了，后一句很恳切，我不会不感动……

女同学中不少人多久以来认为我怪诞，因为我对女同学一直太冷。我知道自己不易被人理解，所以不责怪她们。我取的态度是尊重她们的大多数，但尊重毕竟与亲昵有别。存在决定意识。我希望她们能原谅我。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我累极了，写字手抖，高水平加悠悠摇晃，书法甚佳，见赏。

我收到老李的信总是即复的，当时写了些什么，至今却是茫然。现在坐在异乡的灯前，抚看着23年前故人的手书，薄薄的笺纸像一篇枯叶，墨色也日渐黯淡如我们已逝的青春，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十五

80年代初，社会突然开始重视大学生了——尤其教育口，十分缺人。但那时教师待遇低，社会地位也低，因此我们都不愿当臭老九。我们班的官家子弟特多，各挟背景，都想留校。真正有才的也不好留了，大家一视同仁——全部分去当老师。一个月后，基本都各就各位，只有老李在建始还没着落。

穷人最需要工作，老李隔三岔五跑到县教育局去打听，总说让他再等待。这个毫无关系也毫无“追求”的老实人，他不知道命运又将如何作弄他。最后，局长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档案被组织部调过去了，你到县委去工作，好好干。这个对所有人皆可谓喜出望外的消息，对老李却如重雷轰顶。他久久沉默，然后乞求不去，甚至潸然欲泪。所有人皆不解——这个去处意味着踏上仕途啊，多少人借此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但老李却真诚地拒斥这一高就。局长自然不敢得罪县衙，他也不能辞职——那年月要工资养家啊。老李只好怏怏赴任，当夜给我一信，结句谓——“写到这里，烟已抽完三支。这时刻雨已经住了。昨天晚上揩湿的手帕就搁在我身边的洗脸架上，我把剩下的泪水通通咽下，这就去洗那手帕。”

我分到了县教研室，马上参与全区先进教师表彰会的材料班子，然后驱车于山路上，然后像惊险电影一样翻了下去。我醒来时，看见万科长空空荡荡的头颅对着我的血眼，脑浆溅了我一身……

我只能仰卧于床两月。老李说来看我，后又来信说走到恩施，却又搭便车回去了。以后我才知，他到恩施车站排队买去利川的票，排到窗口，才发现钱包被人偷了。无奈，他只好又回去了。古人说——雪夜访戴，兴至而往，兴尽而归，何必见戴。老李正是这样的高致。

十六

先转录老李在我养伤时的一封信，大家也好看看他的文笔和思考——

十二月七日书抵，今八时半取阅。为我弟转危为安幸之，乃不顾左右而速答。贵恙车祸所至，且有伤于头颅者，吾意非忧思宜也。亦当静养，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吾历好诗余，草赋数言以奉，意在助弟遣向日郁闷，敢烦即和之乎？弟少减痛楚，已就笔砚，吾以己之所好累弟矣，愧之愧之。

……

近者吾读俄国短篇小说，读郑板桥集，乃至读西厢新注。板桥集有深意，无粉饰。府祖出此老，人称一怪，吾不以为怪。先生若处今世，吾必师之。读书看戏，吾做贼为累犯矣。近日文牍备增，吾昼夜加班不迭，乃至受小人督察，稍喘微息即遭白眼。吾三更拥衾静卧，仍“报答平生未展眉”，辗转达旦。瞑目既难，辄思劳碌间趣事。譬若劳模材料甲，上令细书典型事迹，吾即细书，上责之曰：又不是写小说……吾复概述，上责之曰：又不是填履历表。譬如材料乙，上令作简介，吾即书其事略，上责之曰：你难道连细节描写也没学过？吾欲改标题之简介二字，上责之曰：自作聪明，哼。思之至此，一笑。楼上某少妇不解笑谁，半途掷尿壶若抛砖，竟有金石声，急伏床捶壁，嗔曰：“你也睡不着吗？好生听话何苦有这般折磨。”吾羞之，即磨牙呓语装睡，复思看书受责，看电影也受责，渐有睡意，却自垂泪，和泪入梦乡也。

十七

在县委办的一年，也许是老李精神最为苦闷的一年。他给我的每一通书信都在讲述他的愤怒和哀伤。他向上峰不断提出调离，但上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个笔杆子，他只能被扣为人质。他又不是个喜欢吵架的人，但他更不是个愿意妥协的人，他只好选择一种鲁迅所谓“跪着造反”的方式——他把调动申请不断复写，每隔一天便呈递一份上去，也不吵闹。他对我说——我早已烦了他们，现在只想他们也早点烦我就好了。最后，上峰果然就烦了，他们从政以来，还没见过如此不识时务的人，终于同意把他退回教育局。谁曾想，教育局也要会写各种官样文章的人，一见他这个县委办下来的，便又把他扣留在局里继续当枪手。他说这叫才出虎口，又入狼窝。

教育局相比县委，对他而言，稍有改善，但根本问题在于老李不是一个坐机关的人。他第一反感写那些文牍，第二极不愿意与周边小人虚情假意地应付。他的不苟世俗也使他难容于人，于是他只好还是重操故伎——继续不断上交调动报告。一年半左右后，他被发到了长梁五中——他实际上想到更远的乡村小学，但局里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了。

十八

在一个后清教徒时代，一个人滥情是罪过，但一个人独身也同样难容于大众。一个人因为穷或残障而不能成婚，已多蒙歧视，如果他健康且尚可谋生而不婚，则难逃物议。老李这辈子与周遭世界的不协，也多与此相关。

一般交往的人，是不能与老李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多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会使人难堪。我在很长时间也不理解他，自然也不敢问或劝他什么。其实毕业那年，他也不过31岁，用今日眼光而论，谈婚论嫁正当其时。但他似乎有意逃避着婚姻——他对前来劝媒的人是向无好感的。自然，他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去主动追求谁；而在他的有限世界里，确也没有哪个女人能于风尘中辨物色而愿来爱他，于是，他就只能孤独地来去。

我后来可以与他函议这个问题了，他的回答则是——

我近来颇闲适，故读书比冬春时坐得住一点。除了城里的“熟人”不多几回来介绍“朋友”外，知我不健谈者均不来座谈经济之道。朋友而要介绍，必是陌生人。先做朋友后“认得”，大抵“认得”以后就不那么“朋友”了。所以此戏法可以不演。至于人们要攻击，要把“古怪”形容得更古怪，我从来不想为之负责。光棍之“古怪”，自古而怪也，我自谓怪之不足……我其实本无绝对的“性忌讳”，只是不肯在爱情观上接受某些势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的“改造”而已……许多善良而不幸的人只能默默地走着善良而不幸的路，这些人并不主张禁欲主义、僧侣主义，只是看到（或经历过）“爱情”如何变成骗人的把戏，他们宁可清净些，也不肯去做该把戏的演角……此事我以为不好办，我自己都不喜欢衙门，找对象也当找个不喜欢衙门的，但又要一个不喜欢衙门的姑娘来爱衙门里的我，岂不谬哉枉也。何况年龄问题也实是一大障碍……我也要欢乐，有自己价值标准的欢乐。最美的生活是善良、平等和文明，最好的工作是为未来做几件切实有益的事情，最甜的笑由于淡淡的幽默。人们不以权势扰乱平静无辜的心灵的时代，才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时代。

看了他的这些回答，我深知他是一个理性至极的人。对于这样的明白人，所有的劝慰皆嫌多余。但他何以至此，我仍有些含糊。我想一个人的天性总是喜欢男欢女爱的。他应该有他的隐痛。那时我每年要去看他一回，有次对酌，我们谈起了这个话题，终于引出老李的故事，这大抵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叙述吧——

老李在岭南某县当兵时还是小李，他管食堂采买，总去一家小店购物，也许他觉得那个女孩显得无助吧。那时物品多无包装，女孩则总是从柜下撕几叶纸为他包好，后来他发现那些纸竟是他向往已久的一些书叶，便搜藏阅读，并去找那女孩讨要。女孩说，这是她父亲的藏书，怕被抄家问罪，便只好拿来做包装纸，你愿读就给你拿去，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了。两人一来二往，渐成好友，女孩一家是下放来此的，以后也不知更向何方。老李乃穷当兵的，几年后则归宿已定。烽火乱世中的儿女，命运未卜，何敢触碰爱情这种高贵的话题。即便心中藏有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到了他复员时，也终是默默相向，将人世间万种无奈都存进回忆。

老李一生心高气傲，即使回家做个农民，自然也不肯接受家长媒婆的安排，更何况心中还装着一个大海。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也只孤独地不问世事。同事中有个公社书记的女儿，被另外一个老师纠缠得无奈，谈了分，分了谈，觉得老李人好，便来找他倾谈。老李这人本来就是不走近觉得他怪人一个，一旦走近就会发现原来山高海深，不久这女同事就移情向他了。老李本来就不愿攀附权门，又加上扯进一个三角，更觉尴尬。但那女士自然是事事主动，关爱久了，老李虽未首肯却也不能说毫无心动。老李想先逃出这个是非圈后再作主张，恰好高考恢复，便考了，成绩可上武大，怕给家里添负担，却只填了师专。两人这时要起誓，女方说，你一走，我就宁可辞职也不在这个学校待了，免得与那个人（前男友）缠夹不清。老李说，那你就等我回来结婚吧。结果老李入学半年，见那女友终是放不下那份工作，继续留在那里，便什么也不多说就吹了。那年头，乡下人自然要说他是陈世美。老李也不分辩，只是从此选择了独身——这个世界再也不能说他什么了。

有一年，老李在乡路上邂逅了背着娃娃的她，老李的独身乡下也都知道，她远远地含泪相望，老李仍只能掉头而去，这时的他，内心已枯寂如沉渊了。

老李不要求别人做什么，但在乎别人的承诺。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因此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食言。他的心灵从此戴上荆冠，永远在暗夜渗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一双温情的手，为他除去那些荆榛。

十九

昨天看了故乡一个朋友的信息，知道老李确实故去了，在他故乡的一方贫瘠土地上，有一所孤坟掩埋了他的全部岁月。他的智慧再也不会烛照我的黑夜，他真的去了，我最后一点幻想终于落幕——我再也无法在尘世或方外找到曾经指引我的灯盏。他一定承受了生命的最后一击，他实在不想再去面对这个浑浊世界了，才会选择这个最古老的方式来洗尽他45年的烦忧和劳尘。而我，那时正幽居于另一个城市。我们无从话别，就像过去的一次寻常聚散……

80年代前几年，我每年总要去看一次老李。每次都带几本书加上两条游泳牌卷烟。最后一面正好是20年前的暮春，我从利川到恩施到建始再到长梁，记得五中在街后的半坡上，要沿着田埂路爬上去。我找到他的寝室，在二楼的一个单间，门从来不锁，我就径自入室落座等他——除了上课，他一般也无处可去。钟声响过，老李推门见我，仿佛昨日才来串门的熟客，脸上并无惊喜，只说了一声“你来了”，然后拿起一个巨大的搪瓷茶缸，转身又出门而去。半晌他回来，拿出另外两个大杯，将手中缸子里的散酒一分两份，又从床头挂着的那个黄书包里倒出一堆生葵花子，说是学生送的，这就直接坐下开喝了。

老李就是这样的魏晋风度，一点俗情没有。仿佛缺乏情义，但一旦坐下聊天，他往往又容易眼圈泛红。我们喝酒也不兴劝敬，说几句又沉默一回，如让外人看见，多半会觉得像两个陌生人在无言相对。不知不觉就有些飘了，酒也尽了，老李移步窗前，外面已是薄暮，看得见一些归飞的鸟影。靠墙摆着一架脚踏风琴，墙上则贴着几张曲谱——那是老李新谱的沁园春雨霖铃之类。老李仿佛自言自语——这琴缺几个音，没人要，我就从仓库搬回来了。然后他就坐下，自弹自唱起来。他苍凉的声音在斗室盘旋，沙哑而不失音准，其调式高古，满腔的幽怨尽抒于这乡村黄昏的暮烟沉霭中去。我一生也无法忘怀这一画面——我在其中读出了一个生不逢时者的全部孤寂和悲凉。

晚上，我们真正的抵足而眠，两人都斜依于床头，黑暗中只见烟头的闪亮。我们就这样尽兴畅谈，只有在这样的夜话里，你才知道老李的内心是怎样的愤世，他根本无法超脱，巨大的黑暗一直深埋于心，他面对这个颓世永远难以释怀。

次晨我醒来，老李已去上课，桌上有个字条——你自己走吧，我不送你了。我们之间，原亦无须俗套，我也就收拾上路。路上村民说，班车刚走，我只好一路走回。十几里地，沿途的好山好水，鸟鸣佳音。走到城头，我看见了那条我至今也不知道名字的河流，浅浅地流淌于卵石和沙滩上。我怎么知道这就是永别，怎知这条无名的河也会涨水，会以其浑浊的怒涛吞噬我一生的兄长……

大水井的守望者

许多年过去之后，每与人论及故乡名胜大水井，首先闪回脑海的，依旧是一位孤独的老人，在如血残阳回光返照下的古堡漫步。其身影矮小灰暗，然而李氏宗祠的巨大庭院和山墙，却仿佛始终只是他生命的一道背景，是他悲剧一生从始至终的区区舞台。而今，大水井名扬海宇了，他却在我无从查考的某个黄昏悄然而逝，枯涩的眼睑从此永远地闭上。我相信，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如此固执地念记；但经我提及，依旧还有一些野老遗叟会想起。

20年前我曾到利川四乡游逛以编一册《闲话利川》完差。因此我于某日云游到了大水井。虽然已熟知此一媲美刘文彩庄园的去处，但宝幢初拜，仍觉懵然如惊。毕竟在这两省交界的大巴山深处，一派荒凉的艽野之乡，蓦然突起这么一片雄浑古雅的高筑巨构，确确乎有些匪夷所思。

彼时，水井乡尚无一间旅舍，庄园周边也仅几户零星人家。基层政权尚挂牌在“青莲美荫”那个院落，连伙夫也不曾寻得一个，我遂往李氏宗祠里去觅歇处。宗祠当时由粮站和学校分而治之，粮站早已挂锁，学校则有几个老师像古庙野僧寄宿其处。因我先前尝在教育局当差，所以叙过来历后，一青年教员古道热肠让出床铺，终于使我在此荒山古宅里可以悠游小驻了。

老师们知我来意，便一起推荐说：你要想了解大水井李家故实，只需找仇老汉便足矣。我问何许人，答曰本地的一个孤老。问居所何在，指曰后山半腰上的草棚即是。我欲走访，众劝谓无须，黄昏时必来担水，候之即可。

果然向晚时分，仇老汉担着水桶健步而至。远看一袭青袍，腰束布带，头缠皂巾，脚着草鞋，完全一副土家故旧打扮。我迎上去施礼自介，老人不卑不亢地答礼，依旧自顾自地去那口著名的深井打水；然后两桶上肩，悠悠然拾级而上，出宗祠沿后山土路，径往自家茅舍。我一路随行，中途强争过水桶分担一程，没走几步便作牛喘，老人略有所感，又接过自担上去。老人的家就在半山坡上的一片烤烟地里，孤零零的一间房，四望无人，所谓四壁只是用劈柴钉成，望处皆是缝隙，屋顶则全用茅草铺就。房里一张床、一孔柴灶、一口水缸、两把椅子，记忆中除此之外别无长物，见此情状我确觉寒心。老人将水倒入缸中，提过咯吱作响的椅子唤我坐下，用陈年大茶缸为我沏上粗茶，自己则卷上土烟，然后徐徐问我所来何干。我说明来意后，老人沉吟苦笑，摇摇头叹道：嗐，总算还有人来问李家旧事！

稍歇片刻，老人即带我出门俯瞰宗祠庄园，并为我一一讲解此中的风水故实。然后又带我爬上草棘纷披的高大寨墙上漫步，细说李家的兴衰往事。老人以古稀之龄在夕阳中攀上跳下，竟像一个埋名江湖的前辈高手，当时确让我一惊一乍。

原来老人年轻时即是李氏庄园的卫队长，少年习武，打得一手好枪，亦曾多次参与抗击神兵、土匪或地方军阀武装的围攻，李家的末代掌门李盖武对之十分倚重。抗日军兴时，李盖武曾派他率一连士兵前往宜昌参战，扛过国民党军上尉的徽章。待他抗战胜利解甲归来时，才知发妻与人私通，他便离异且从此单身，唯一的女儿也由其妻带着远嫁恩施去了。

老人又引我到宗祠内大殿介绍庄园的建筑特色，并指着一根顶梁立柱说：你看这几个柱头全都立在磉墩的正中央，就这一根是偏离的。这是40年代武术家万籁鸣途经奉节，拜访李盖武时，在这殿上即兴表演拳术前，先脱衣然后以倒拔杨柳式提起这根大柱，将衣服塞其下，表演完再提柱取衣，放柱时稍微偏离了中心。老人说他当时就在场，只听柱起时满殿木瓦乱响，却毫发无损，真个是举座皆惊万大侠的神功超凡（此柱今日犹可见其状）。

仇老汉是一个历尽沧桑而归于平实的人，这则故事似乎不像演义，但我又确难想象人的神力竟至于此，也就姑妄记之以备一说罢。

一夜之间，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几代人打拼的基业从此崩溃，甚至在水井的周边民居里，几乎也找不到一个李家的嫡系后裔。仿佛一个旧巢被主家捅碎，覆卵满地，燕去人空，不复再来。然而，仇老汉留下了，这个孤独无依以武谋食的男人，侥幸地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个曾经身怀绝技的武夫，在李家覆灭后的几十年艰难岁月中，像一个古代的义仆守着恩主的坟茔般，守望着李氏宗祠的落日残照。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宗祠大院中去逡巡一番，他的生命赖以支撑的水依旧来自于那口古老的井，他每天临水照影直面着岁月的变迁。挑也挑不干的水井啊，仿佛是一只蓄满伤痛的眼睛，永远有止不住的泪水滔滔。寒泉配餐，箪食瓢饮，他毫无目的地在守候中老成一个幽灵。那些曾经的繁华和荣耀仅剩唇边枯涩的回忆，他在悲风扑面的寨墙边天天驻足，遥想铁马金戈的英雄年代，仿佛他还在身负重托地守卫着生命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以后的几日盘桓中，我与仇老汉成了忘年交。他带我去一些农家，指认着地上的残碑断碣，指认着一些破旧家具。甚至还拉开一些桌子的抽屉，只见屉板竟是雕刻镂金的李氏家训的碎片。那些金字在暗室闪亮，却再也无法拼缝出当年的光辉岁月。这些被瓜分的浮财早已被时光朽蚀，只有这个老人固执地伤悼着这些前朝的灰烬。

“此地有崇山峻岭之胜，其人非礼门义路不游。”这是李氏宗祠寨墙两端的一副对联。而今，崇山峻岭依旧，却不见了诗书礼义。家久不传，其人孰在，只剩此空空院落，在鄂渝两域的交界处独立苍茫，像一个远古的奇迹供人凭吊。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月亮，是怎样照临寂寞空山的。我看着仇老汉孤魂般的影子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让我久久失语。在我离去的早晨，仇老汉竟来村口送别。老人收下了我刚买下的几个熟鸡蛋，却不失尊严地拒绝了我的微薄捐赠。一辆乡村客车带走了我，之后又将我带到了更远的江湖之中。每有客从故乡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仇老汉的讯息，后来谭宗派先生告诉我，早已故去了吧！我想，最后一个真正从内部窥见李氏家族历史的人，终于走到了尽头。他陪伴了80多年的屋舍，最终也不能带走片砖寸瓦。他的使命完成了，在一个万物为刍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而今，李氏宗祠终于成了一道国家保护的景观，在过往的冠盖中，有谁知道一个老人的故事？我想，只有那口亘古涌泉的老井，那落在一泓深碧中的夜月，会像一面磨洗干净的铜镜，在永恒地返照着尘世的盛衰兴亡……

瞎子哥

我奉公差回到1985年的汪营小镇时，那里的青石小街已铺成了柏油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已为青砖瓦房所取代，连那条蜿蜒的小河也改成了笔直的人工河。水依旧流淌，只是没有了沙滩深潭，再也看不见穿梭成群的鱼阵了。

街头原来的马车店成了过往客车的候车室，熙熙攘攘的小贩叫卖着各种自治糕点。一去十年，我来已迟，几乎都成了陌生面孔，我彷徨失措，不知该向谁家落足。这时，我听到了一串云板的呱嗒声。循声望去，只见瞎子哥拄着那根被岁月镀上一层铜光的竹杖，悠闲地立在桥头，手中舒缓地挥动着两片响竹。他不叫不唱，没有某种为谋生而起的职业煎迫感，那深邃的平静显示出对身边这个喧嚣世界的不屑，有着置身世外的超然。他像个古代高人般似乎在这里等候了若干年，就为了要指点某个真正的迷途君子。

我有些激动地喊着瞎子哥跑去，他一把攥紧我的手急忙说道：你别做声，让我想想你是哪个。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孩子长成了男人，连声带都变得粗哑了。他摩挲着我的手，歪着头侧脸陷入了沉思，嘴里轻轻念叨“你莫说你莫说”，仿佛在安慰一个受惊的孩子。

我注意到他依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脚踏一双草鞋，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漆雕的光芒。他已明显老去，发须中夹杂霜雪，一如冬晨月夕下大片的稻茬。他急剧地眨动双眼，里面仍如结冰的老井。他这双摸过几万只手的粗糙指掌，难道还能分辨出一个当年孩子的骨相。突然，他惊叫起来：啊，是你？毛弟。他单纯的笑容漾满全身，我更激动地叫道：瞎子哥，你还记得我？

论年齿，我该叫他叔辈。但那时全镇无分老幼，都叫他瞎子哥，我们这些孩子也从众了。他是一个“抱到儿”，其生父不知是谁，其母带着少年的他嫁到镇上王家，他也随姓了王，却似乎谁也不知他的大名。他有了一群异父弟妹后，便连生母也对之冷遇了。

那时，他还有着一双清澈的大眼，为了养家，便早早去私窑当了挖煤的童工。私窑的煤井只有簸箕大的洞口，矿工下井都是寸纱不沾，一筐筐趴着拖煤，口里还得衔一盏电石灯。一次为排哑炮，他被炸瞎了双眼，就这样又回到了小镇。我认识他时，他已经在黑暗中摸索了许多年。

那时，镇上的穷孩子有一件业余劳动，就是捡粪。每人一个竹子弯的粪勺，吊一只撮箕扛在肩上，闲时便到田野马路上去捡粪。那时公路上跑的多是马车，故而常常可以看见一串省略号似的马粪蛋。捡粪不是为了爱国卫生，而是孩子们聊挣外快。因为家家都有粪池（没公厕），每到春播秋种时节，乡下的农人便挑桶上街来买粪。他们手持长瓢到各家粪池搅一搅，看看成色稀稠，然后按质论价，六角或八角一担。

光靠一家人吃拉大抵一年也凑不了多少担，孩子们便去捡野矢充数。但一般情况下，只捡食草动物的，因为这些素食主义者的排泄物干净无臭。至于肥田作用何如，孩子们是不问的，只管勾兑后滥竽充数。但捡粪的孩子多，牲口的遗矢有限，便不免有人终日碌碌而仅仅捡得几十粒羊矢。也有的持之以恒地跟踪一群牛，焦急地守望牛翘起尾巴，端起撮箕去抢接，甚至为此掀起混战。

而此中最佳的捷径，则是与马车店的师傅拉上关系。他们往乡下出车，让你坐车上打下手，沿路牲口拉矢了，便跳下车急忙扒进撮箕里，车并不停，但不快，跑几步再跳上车。这样一趟回来，往往便有满箕收获了，且人也乐得逍遥。

瞎子哥其时便在马店打杂，主要负责喂马铡草扫厩等杂务。他虽失明，却很精细，马的个性皆了如指掌。

当时我家尚未穷到要我去捡粪的地步，但我想买只口琴，母亲却认为那只是玩具而绝不同意。外婆鼓励我自己去挣这笔钱，别无他途，卖粪最简单。况乎捡粪的野孩子在一起自有另一番乐趣，遂在课余假期也走上此路了。

同在一条街上，孩子们可交的大人似乎也只有瞎子哥了。逢到下雨，大家便商量到马店去偷粪，而我的任务则是去与瞎子哥套磁，和他摆家常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孰知他听觉极好，内心透亮，我们这点小把戏完全蒙不住他。只是他笑骂几句，并不认真罢了。久之，我这个卧底竟然成了他的小友，也许因为孤独，他常常还真愿与我聊聊。他从未见过我的模样，却格外多了些偏爱。每逢周日有师傅出车，他便把我托付给赶车人：这细娃儿遭孽，把他带上吧，他就想买把口琴。

家父解放初曾经在此当过区长，那时则经常押来批斗。瞎子哥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他是后天的盲者，据说这样的人比先天的盲者远要痛苦——因为他见过这个世界，他知道每个词汇所代表的美丑。

小时他在家原是因着压抑，曾经是木讷的。现在眼瞎了，反而话多起来，自食其力，对生活自有一种逢苦不忧的达观。许多个雨天，他便拉我在草料坊闲白，不像其他那些赶车人爱讲色情故事，他似乎对女人缺乏兴趣。

那时他正偷偷地拜上街的朱神仙学算命之类的神课，无事便叽里咕噜背诵那些深奥的口诀。我问他学这干啥，他说混饭吃。我说你现在不是有活路吗，他说命数未尽还要活几十年，而这马车店是不会长期存在的，以后无马可喂了咋个办？他在乱世中预见着未来，默默地为自己这样一个草民准备着存身的退路，他不想仰乞于任何人。

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当年老祖宗发明这些玩意儿，就是要给我们留口饭。我说那你还是帮我算一个吧，他纠缠不过，只好摸了一下我的骨头，略有沉吟，然后玩笑道娃儿你命好，莫为眼前家里事发愁，你以后良田千顷妻妾成群。我那时也不懂什么摸骨相法，心知他是逗乐，便缠着他重新认真算，要求算八字。

他说我还是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是本地落后的原因，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才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把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心喜，这算让老子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老子堂堂一品大员，你竟然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说道，你还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于是我们这行又才活了下来。

瞎子哥的故事让少年的我惊异不已，自然更想要他说说我的命运了。他说你的命我不会算，师傅交代过，有些人的命是不能算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长大了自己会弄懂这些道理的。你现在还小，千万莫信这些东西。人一辈子，相随心转，如水在河，岸宽则波平，岸窄则流激，没一定的。只要心地好，何愁无前程。

瞎子哥的话当时也许我并未全懂，有些怏怏不乐。临走时，他竖耳一听四下无人，便把我的撮箕拿到马厩里满满装上粪蛋，说快回去吧，莫叫人看见了。

那年秋天，我终于买了一把口琴，三元钱。我拿去吹给他听，他脸上浮起一种快乐的表情。我要他也吹一下，他急忙推开了说：不要不要，我嘴脏，莫吹脏了。

而今，往事已远。马车店早已关张，瞎子哥后来如何悄然离开这个让他一世穷苦的世界，我则无从知道。我的口琴也不知尘封在哪个角落，再也难以吹响少年单纯的欢乐。只是在异乡的梦中，偶尔还看见瞎子哥站在那滚滚尘土的桥上，落寞地甩响着他师傅传给他那油黑的云板。

畸人刘镇西

一

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大家笑罢，我忽然内心涌出一丝歉疚和凄凉。难道我真的要到他坟前去焚稿，才能倾尽我们30年的交谊吗？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给他朗读我积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读而不是给他看，他早已看不见我的文字了。他圆睁的双眼在这个世界始终像怒目金刚，可是却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着我的书去祈求那些识字的护理员读给他听，听着听着，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两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二

1977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从我们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三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40多岁，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高度近视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五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蒙眬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

当我知道这一深层原因之后，顿觉脸红；在老刘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觉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们夫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纷争了，但是哀伤的故事却远远不只这一些。

六

我在这个国家，见过无数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刘妻子这样的悲剧人物，我还真没见过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时不免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天地之间竟然把这样两个极端苦难的男女组合在一起。

老刘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见高矮一顺溜多出了另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样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正在打骂那些孩子，看见他出现也一时手足无措，紧张地不知如何说起，只知道泪流满面。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细问，这才捅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桂枝在嫁给他以前，已经有过三次婚史和四个儿女。前面的三个男人，一个病逝，一个坐牢离婚，一个车祸身亡。她一个无助的女人，怎么也无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况乎还在那样一个农村极端贫苦的年代。因此，寻求再嫁一个城里人，找一份供应粮，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于是，她把那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各自托付给他们不同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在媒婆的隐瞒下，找到了老刘这样一个忠厚人。

那个年代到处打零工的老刘，无论怎样善良，实际上都无法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桂枝也深知这一点，不愿太拖累他，只敢带回最小的女儿，而继续隐瞒着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岁的大儿子，听说母亲嫁到了城里，知道弟妹们在各家都挨饿，便相约一起进城寻母，只为要吃一顿饱饭。

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个儿打听，竟然饥肠辘辘地找到了母亲。贫穷的母亲看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们，垂泪不已，但是她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抚养他们，也不敢让老刘知道她还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和卑微的历史，只好赶紧让他们吃一顿饱饭之后，催促他们回去。孩子们也渴望母爱，恋恋不舍磨蹭着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样有人疼爱。母亲万般无奈流泪打骂他们，要他们赶紧趁天黑之前回家。这时，老刘疲惫地回来了。

突然知道这些情况，我想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毕竟一个女人似乎隐瞒了太多的往事，且无端添出了这么多的责任。老刘听罢妻子哭诉，二话不说，带着这群孩子就进了一个餐馆，他将当天收入的钱全部拿出，为孩子们点了一大盆红烧肉，看着他们饱餐。然后对他们说，他实在养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间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们还是得回到各自的爷爷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进城来打一顿牙祭。

七

我在80年代与老刘时相过往之时，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养女已经在小学。他一直是利川的文化人之一，爱写诗歌，新旧体都写，与我也不时唱和。他还爱谱曲，偶尔发表在一些基层刊物上，便也其乐陶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楚辞的古韵和名物。他的足迹主要活动在古代的楚文化地域，因此他有心在各地方言中去求证古音韵的残留现象，以及楚辞中的大量植物名称与现在楚地的存活植物的对应关系。

音韵学一直是中文系称为“绝学”的学问，我在第一个大学时，古汉语老师讲到音韵学时，便明确说自己不懂，大家自学粗通即可。老刘这样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民间爱好者，且又时刻处在乱离岁月中，与学界毫无联系，他怎么会迷恋这样一种孤僻的学问呢？为了成全他的爱好，我还是送了他不少楚辞研究的书籍。

悲剧还是要上演了。某日他兴冲冲地找来，从怀里掏出一卷书稿对我自得地说——我终于完成这本书了，半生的研究总算有个结果。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楚辞韵读的手写稿。也就是说，楚辞按今天的普通话读，很多已经不押韵，但是在古代，它是押韵的。它在古代究竟是怎样的读音，老刘给你一一标注出来——这就叫上古音韵学和方言研究。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稿子，心中犹豫再三，不忍破坏他的快乐；但是最终又不能不告诉他真相。我从书架上抽出我刚买的王力先生《楚辞韵读》和《诗经韵读》给他，对他说——老刘，你晚了一步。老刘急忙打开翻阅，一会儿只见眼泪滴答在书页上，最后竟然伏在我膝盖上号啕起来。

一个民间学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更没有学术信息，完全不知道学界的发展状态；他就像一个暗夜的瞎子一样，完全靠自己摸索前进。钱钟书先生曾说，意大利有一个典故成语叫——发明伞的人。老刘实际上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此后他焚稿断痴，再也不谈楚辞了。只有在极少的朋友圈子谈起某个乡间植物时，他会指出，这就是楚辞中的某某。

八

一个“两劳”释放人员，一个高度近视接近盲眼的人，没有固定工作，更没有社会福利，加上拖家带口，其日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好转很多。更不要说老刘的性格耿直孤介，不善与人相处了。

一日在小街上，我远远看见他岔开双脚，举步维艰地移动向前，急忙过去扶住他问。他痛苦地摇头叹息说，他不幸染上了坐板疮，屁股长满脓疮，不能出门谋生，只好在家养病。我问他去医院看看没有，他说哪里有钱看病，就靠自己每天热水烫洗，也许慢慢就好了。

这次我是第一次对他发火，我大声呵斥他为何不来找我，他说欠我太多，不好意思再添麻烦了。我说你不赶紧治病出门谋生，你一家子怎么活啊？他说已经借了不少人的米了。我愤怒而哀伤地拉着他直奔医院，打针开药，这么点小感染，对西医来说不费吹灰之力。

他很快好了，又来嗫嚅着借钱上路，总是三五块，反正他每次回家是首先必来还钱的，但是他的生意却是越来越难做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各单位再也不把盆盆钵钵当一回事了，因此烧字做记号或发放作纪念的，就越来越少。20世纪的突飞猛进，已经残酷地淘汰了太多古老的手艺人，老刘这样的畸零者，面对着时代张皇失措，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跟进别人的脚步。

但他是一生难得低头的人，多年的江湖游历，使得他生命力极强。养家糊口——这是男人的使命，他必须硬扛着生活寻求变局。他决定放下他那老旧的工具箱，且很快学会了自己配制老鼠药。他每周一天驱赶出妻女，自己闭户锁门调配那些剧毒品，几乎成了东邪西毒一样的世外高人；然后再去各个乡间赶集出售。感于他的身世况味，我尝赠诗云——垂老街头作药师，一生偃蹇为诗痴。古时君子时终悖，当世高人世莫知。天性淳真不苟俗，秉心清苦已忘机。每回相对还相哭，寒士风姿让我思。

我看他生意清淡，决定帮他义卖一次。那时我在县委工作，满街都是熟人朋友。我让他站一边收钱，我拿着半导体喇叭帮他守着摊子叫卖。过往人群见我卖药，都觉滑稽好笑，一时围观看热闹者甚众。我逮住每一个熟人要求他们必须买，有朋友哀求家里无鼠，买去实在没用。我说不管那些，开玩笑说“买去两口子自己吃也行”，反正掏钱才能走人。

那天算是帮老刘挣了一笔，但是，这终究不过相濡以沫而已。

九

武大毕业，我要南下海口了。回乡揖别亲友，老刘在街上拦住我说——我受了你多年的恩，却没请你吃过一餐饭。此次你远行，也不知再见之日。你嫂子桂枝说，无论如何要请你去家里喝一杯。

我深知他家窘境，婉拒说你我之间，无须这些俗礼。他像抓贼一样抓住我哽咽说，我也请不起更多的人作陪，就请了你的至交苏家桥，你们俩要是不肯给我这个薄面，那我们今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晚上我只好带着苏家桥去了，桌子上果然没有多的菜，两荤一素一汤，却只放着两副碗筷和酒杯。我诧异，他喃喃云他们全家都先吃了，就想看着我们喝酒聊天，他们一家便足矣。我怎么也要拉他们上席，但是连初中的女儿都坚拒不肯。

我和苏家桥只好坐下开饮，世间这样的请客法，平生我也就看见这一次。酒到微醺，老刘取出他那一把二胡说——我为送你远行，填了一首词并谱曲，且教会了桂枝和女儿。现在聊助两位酒兴，我们全家一起为你们合唱一下。唱得不好，万勿笑话。

就在那空空如也的陋室，苍凉的二胡声开始回旋。他沙哑的嗓子，和着他五音不全的文盲妻子的如泣如诉，再加上一个少女脆生生的童音，像三重奏一样唱起来，且歌词又是他的妻女尚无法全懂的文言。我和苏家桥再也无法忍住我们的眼泪，他们就那样投入地缠绵回环地长歌，我们就这样涕泗交流地低泣。连初初懂事的孩子，都唱出了眼泪，这是怎样朴素苦情的一家啊。

那一夜的别情，至今想来还是酸涩。之后，我果然差点真就是相见无日了。

十

我坐牢那几年，每年冬天都要收到老刘寄来的一双老棉鞋。那是老嫂子桂枝一针一线手扎的，温暖结实。武汉的冬天凄冷难言，那些来自山中故人的暖意从脚底升起，使我今生都能笑对尘世炎凉。

刚一释放，老刘就来信说要来看我。间关千里，我不忍要他奔波，但他还是摸到了我那脏乱差的出租屋。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眼睛已经基本失去视力了。他拿着我在狱中写的诗集，完全是鼻子顶在纸面上，才能勉强分辨阅读。我劝他不要读了，他坚持要读，他从中读出了我和他两代人共同的那些经历和记忆，他不时狂笑如疯子，不时号啕似孩儿。

他的老鼠药因为太有效，国家不许民间配制剧毒，他又失去了生计。但是这样的人注定是天地难杀的人杰，他又改行做起了肥猪增长剂的生意，依旧是瞎眼去赶周边的乡场勉强活命。这时，他的养女已经辍学，小小年纪就到福建沿海打工去了。

那时正是我也走投无路之日，无从帮他，大家布衣相交一场，还得各奔生路。哪知当年底，我为彻底轻身远行，回乡要去为外婆拾骨迁坟，又只有找他帮我出力了。故乡是土葬，偌大的坟堆和沉重的棺材，入土12年的尸身究竟何般模样，这都是我独自无力料理的难事。老刘带着工具和几个晚辈大早随我上山，在乱坟岗上找到我外婆的碑刻，他说——你跪拜完就到一边去等着，这个时候你是难以面对的，就让我代你为婆婆尽孝吧。

他瞎着老眼在那里一点一点地刨土，生怕那些晚辈挖烂了外婆的棺材。最后启开棺盖，我们一起细细地将外婆的骨殖一寸一寸地捡起来，他和我一起扛着已然不到十斤的骨头下山。我们再一次挥泪而别，皆不知未来还有何等厄运在等着。

十一

老刘70年代入狱之后，骤然再度失去生活来源的桂枝和女儿，岂是朋友真能彻底照管的。杯水车薪不足以解救艰危时日，更不要说政治上的牵连之虑了。

迫于无奈的桂枝，再次被人介绍到了鄂东的乡下，带着孩子跟一个男人勉强度日。她没有和老刘离婚，心中依旧惦记着这个倔强而善良的男人。老刘出狱之后，人去楼空，他四处打探妻女的下落。没有这个女人，他在这个世界那是真的连家的感觉都没了。桂枝那边也一直在关注故乡的消息，她终于等到了寻找而来的老刘。贫贱夫妻的劫后重逢，大悲大喜都只换成了清泪两行。那个同居的男人并未为难他们，他们终于又破镜重圆了。

这个有过五个男人的悲剧女人，在90年代似乎才开始过上一点安稳的生活。这时，她的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工作成家。最小的女儿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跟人远去福建打工，每月给他们寄回一些钱来。老刘真是没有白疼这些个孩子，现在渐渐失去谋生能力的他，终于可以得到孩子们的反哺了。

他们依旧节衣缩食地在底层挣扎。肥猪药的市场被四川刘氏集团垄断之后，老刘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了。那年初有改观的我，春节前从北京还乡去看他。嫂子坐在没有生火的屋里瑟瑟发抖，我知道故乡的严寒，问她为何不生火，她说没钱买煤。我问老刘呢，她说上街写春联卖去了。

我赶到街头，远远看见老刘摆着一个简陋的案子，在那里几乎鼻子贴着红纸，用毛笔书法着给万户千家的吉祥话。他的清涕就在刺骨的风中悬挂着，不时要垂落到纸面。我急忙过去夺过他的毛笔，我说你歇着，我来帮你写。他惊喜地搓手顿足，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

他对我欣慰地说，孩子们都有孝心，他们已经攒下了几千元，终于买了一个破房子，现在正在简单修理，明年就可以搬进自己的屋了。他们一生都是在廉租房里度过的，我能想象他那种终于有家的快乐。

嫂子也渐有老相了，我终于看见了她展眉一笑的容颜。看见这对苦难夫妻，似乎终于熬到了头，我也就略略安心了。谁知道次年突然传来消息——嫂子失足摔死了。我急忙去电详问，原来两口子修好那破屋之后，前去验收，嫂子在二楼一脚踏空，当场就断气了。还没搬进新家享受一日之福，就这样撒手人寰。命运于她，实在是太过薄幸了。

十二

老刘像庄子一样鼓盆而歌，送走患难相依几十年的荆妻，自己也骤临老境了。他一生酷爱的读书写字，因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而不得不舍下。女儿每月给他寄一点生活费，基本能保证他的饱暖；但是做饭洗衣这样的事情，他在他的长夜里却实在难以自理了。

恰好我的一个同学这时当上了民政局局长，我给她电话说，利川是对不起老刘的。这样一个民间文化人，无缘无故两陷冤狱。而今失明的孤老一个，你们福利院不救助这样的人，那实在不近人情。同学亦善士，很快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哪知他却梗犟不愿去吃这嗟来之食。我只好给他电话，我说人要服老，没有一个朋友可以永远伺候你。你的养女已经很孝顺，但是她在外也不能照管你太多，她也还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样老刘才搬进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住客多是文盲残疾孤老，无人可与交流，自然愁煞老刘。他的女儿安家在西双版纳，夫妻做熟食维持生计。刚好我亦在大理栖居，老刘决定暮年滇游，来看望我以及他一生都视同己出的女儿。我担心他形同盲翁，如何完成这数千里往返。他笑答平生遍历江湖，沿途自会找到相助者。某日凌晨，我接到一陌生电话，要我去车站接他。赶去果见一对父女陪护着风中的老刘，要亲手将他转交给我才放心而去。

在大理，老刘与我一如荒江野老，在夜雨寒窗之下检点平生往事，遥远的伤痛再次令他泪满青衿——老刘的童年是在抗战烽烟下的奉节度过的，后来母亲去世，十来岁的他竟然独自徒步来到利川寻父。父亲是民国利川粮站的一个吏员，1949之后作为伪职人员饱受打压。他在50年代初考上农校，却为莫名其妙的一件小事被开除。反“右倾”时又因为言论忤逆而被强行劳教，等他释放回来时，父亲已经在大饥饿中奄奄一息。他为父亲找来了一点食物，结果饿得太久而狠狠饱餐的父亲，却被胀死了。

他的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贫困，底层人民的所有苦难他都亲历遍尝。我从未看见过他有任何自怨自艾的时候，也很少看见比他还耐活的男人，他始终乐观地面对一切厄运。

而今，他每天长歌穿过闹市，在世人的眼里像个疯子一样自得其乐。只有我深知，他悲苦的内心有着怎样的痛与恨；在他终年的黑暗里，是在怎样地渴望着生命中的光明。

幽人苏家桥

一

常常窃想，如我辈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际遇？肯定也读书，却难以进仕，也没胆量造反——那我们还剩下什么活法呢？

援引古例，积极一点的人生有两种：激进者去学游侠，保守者去当幕僚。游侠近乎要改造社会，虽也快意恩仇，然而风险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维护现实，尽管衣食无虞，却要俯仰随人。也就是说，不想轻生死，又想存骨气的人，以上两者皆非生命正途。

于是，古人又为这样的人，在侠与僚之外，设计了第三条道路——隐。

关于隐逸的传统，中国真是源远流长。其中一种影响甚剧的谬论，叫做“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在我看来，隐于朝者谓之奸佞，隐于市者谓之逸民，隐于山林者谓之幽人。

幽人之谓，语出易经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解为“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谓仅仅是幽居岩户还不能唤做隐士，还必须践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当世江湖林泉俱为国有，隐逸的客观条件已然无存。然则内心像幽人一样生存于此俗世的人，其实尚未绝迹。以此衡之友侪，苏家桥兄庶几近之。

二

苏家桥乃80级大学生，晚我两届，算我学弟。我们同长于山城利川，父辈是剿匪时的搭档。因是，我们可谓世交。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风犹存，十几个利川来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诗酒过从，自然容易成为帮派恶少。那时吾辈顽劣野蛮，出入袖刃，几年大学生涯，记忆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数战，伤人亦自伤，于今想来，唯余惭愧。

我先毕业分回故乡教局，两年后这帮兄弟又都发配回来。苏兄的去处，便在团堡乡镇中学。我在教局督学，经常下乡巡视。他初去该校未久，便已成为师生谈资。那时的乡校多为木楼，卧室板壁相间，全不隔音。据老师投诉，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诵诗恸哭，酒尽后撒尿入瓶（因厕所太远），然后半夜投掷尿瓶于屋后窗下，一声爆响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语文课讲得极好，却不是一个尽职守则的老师。多数时候钟声已久尚在酣卧，学生干部只好来敲门，他遂起身也不洗脸就赶去。到了教室，低声问学生：我昨天讲到哪里了？偶尔宿醉未醒，便叫学生自习，自己则伏在讲台上酣睡。一日，学生听见鼾声，抬眼却未发现老师，上台检视，原来苏老师已经滑到讲台下黄粱梦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带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饮，竟至当街醉卧。乡人讶异，打着火把来查看，其中一家长惊呼：苏老师咋个睡这里了？苏兄仰躺挥手笑曰：没事，诸位忙，我们歇歇再走。想起辛弃疾词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过这样的意境尔尔。后来蹒跚路上，我又掉进排污沟里，幸好两位把我捞出，轮番背回其寝室。三人皆已浑身污淖，且人亦如烂泥，便和衣挤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过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满污泥的床单被子，竟然依旧，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内则仍余秽气如缕。

那时单身的他，脏懒乱一时无匹。团堡教育站长来局里投诉，只好将之调往汪营中学，与我们另一兄弟方舟比邻而居。我再去看他哥俩，发现室内满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轮番打开几个瓶子凑近嗅闻，有的盖上放下，有的倾入碗中。询之，原来有些盛满夜尿，有待集中搬运出庐。醉后欲眠，发现这哥俩更绝，竟然共用一个盆子洗脸洗裆洗脚，连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们终于给他在州府恩施，介绍了一贤惠女友。就是这位后来的妻子，当时辗转乘车来到乡下对相，进屋一看床单漆黑，难以下榻，顺手揭开要洗。哪知揭开一层，下面另有一层同样污脏，又揭下，再揭下，总共竟翻出五张床单，皆是双面狼藉。他自个一边傻乐，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没有因此嫌弃；反而就在那稻草垫底、终于染上阳光香味的床上订下终身。

三

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心中一直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假设不是因为苏家桥内心的品质，舌耕乡野且容颜粗陋的他，又何能赢得青眸的眷顾？

周作人曾经形容弟子废名，说他长得像个螳螂。我看过废名旧照，似乎找不到那种感觉。倒是吾友苏家桥，确确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们乡下唤做跳鸡子。也就是说，手长脚长，头颅细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从小就戴的眼镜，活脱一个冯巩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调侃则是——敝体向称瘦削，柔如飞絮；贱齿还算锋利，粲若编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电杆之细。骨轻似燕，可秀纤掌之舞；发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锥。

其人好读书，尤长于旧学；初时痴迷于魏晋，故言行风度颇类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剑四顾的自雄，也多穷途而哭的绝望。然则哭笑歌行之内，却是心底的悲悯和温良恭让。某夜深雪覆盖寂寂小城，除夕将至，我与他醺然还家，路遇一老丐蜷缩某机关门前。他拉着我上前询问，老丐曰当年水灾，其家颗粒无存，只好年关进城行乞；言毕泣下。老翁勾起我们各自童年颠沛的记忆，顿时三人抱头痛哭于当街；我们倾尽囊中散银，再三拱手揖别。那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恍惚还残存这样一点古风。

就在那时，他的授课已然别具一格。当年教材，多是刘白羽魏巍杨朔文章充斥；他每讲到这些，便抛开教科书大谈这些课文的拙劣；然后从怀中掏出我们诗社的地下油印诗刊《剥枣》，给孩子们开讲其中的佳妙。他的课堂，我称之为“茶馆式教学”，经常组织孩子们自由讨论，他只负责启发思路并偶尔参与评判。最初校长颇为忧虑，不免有些讽谏之词；哪知年年期末会考，他的科目却往往拔得头筹。再后来，谁也不敢不刮目相视了。

若干年之后，我们还乡，偶尔还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带口的读书种子或社会闲杂。见着他则依旧尊为老师，执礼甚恭，而他则多已不记姓名了。

四

山中无日，我们这群狂热于诗歌的泼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乡书梦中，愤世嫉俗地挥霍着青春。每到周末，乡下教书的同人都要进城燕聚；我们刻蜡版油印地下诗刊，各自谈每周读书心得，相互辩难，恍有稷下之风。夏日深夜，一轮好月照临烟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浑无人迹。酒酣的苏家桥提议，何不裸体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晋中人服下五石散之类药物后，燥热难当，必须裸身奔走以便发散药力——于是我们也就寸纱不沾地上街漫步。几个白花花的醉躯晃荡在寻常巷陌，偶尔窥见的人必定惊骇地以为，土家赶尸的队伍竟然再现于当世。

这样行散之时，往往残醉犹在。那时的我辈，每多促狭放诞之举；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名称木牌，苏家桥与我便去愤愤摘下，两人抬着一路狂奔，再寻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后他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的是“人民法院”，朗声大笑曰：这个惹不得。于是，我们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那时我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才能抵达省城。我们与山外的唯一联系，是读书。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们与渐次开放的时代保持着同步的成长。于是知道我们这个深山僻野的诗社，事实上也在呼应着山外的新文学社团运动。其时，我们也曾多么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围。1984年的冬天，传来大西北招聘人才无须档案户口的消息，我决定西出阳关。苏家桥闻之，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枪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地祈求抑或咆哮：他们又抓我来了，快带我躲一躲吧！这些中年遭逢阶级斗争折磨的老辈，余生都深陷于受迫害的惊恐之中。

那时的苏家桥已经调到了自治州人行工作，成家育子的他，不得不同时照料老父的生活。痴呆的老人如弱智的孩子，随时在家里和他单位院子就地便溺；寿则多辱的情景，不免令他心痛且难堪。他常常对我感叹，自己老去设若不能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则一定自决。后来，偶尔清醒的父亲独自回到利川，独自在其衰朽残年，最后尊严地跳进了清江……

其父一如吾父，至死也未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家族的来历，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们，多在家破人亡之后，悄然掩埋了自己的寒苦记忆。

待他如母的姐姐，曾经是利川的美女。由于“文革”祸乱，失学下放，早早就嫁给了一个武汉知青。知青最终返城，留下一个儿子在山里；姐姐再嫁工人，工厂倒闭，夫妻下岗。姐姐在一个冬天，毫无知觉地死于煤气中毒。姐姐的长子，那个在我们训诫下长大的老实孩子，却在我们这一代老去之后，成为利川新一代古惑仔，在一场复仇之战后，身负命案而入狱。

六

这一切厄运之后，中文系毕业的苏家桥，竟然成了银行的经济师，终于步入了他日渐安稳的中年。行长曾经是其父一手栽培的旧部，他的同学也多已成为州里的要员。唯独他坚持不党不群，厕身于经济时代的洪潮浪底，凭手艺悄无声息地枯澹生活着。

他现在是银行唯一资格最老的科员，独往独来，绝不逢迎于任何上司。单位福利甚好，时常瓜分蔬菜水果；他总是在一众挑拣离开后才去看看，倘有残余便随兴取一点回家。他完全与世无争，且幽默豁达，与人为善，自然成了众人欢喜的怪物。大家戏称其为行长，就是面对真的行长，他也一样朗声模拟官腔应诺。领导知其向无野心，不以为忤，同事则暗佩其浑无体制之俗。

他若宿酒未醒，午餐兴致好时，会在食堂把领导叫来陪坐。故意问：你们是党员吧？领导茫然点头。他又问：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吗？领导赧然摇头。他会笑着说：那我来给你们上上党课吧。领导只当他是嘻哈疯癫之徒，不以为意，也就顺便听他倾倒满腹掌故。他可以口若悬河地从马恩开讲，从国际共运扯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老布与托派的区别，斯大林与老毛的同异，一直讲到领导瞠目结舌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落拓形貌奇异的人，单位上横来直去，眼珠里青少白多。但每逢国家总行要在旗下搜罗笔杆子进京临时编书之际，往往他又是众口一词的举荐对象。他无意奉召，我辄劝他来京师与我喝酒；这样来去几次，有司赏其别才，询之愿否出山。这对多数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恩赏，他则莼思萦怀，素仰晋代张翰名言——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大笑还山，依旧做他纤尘不染的科员。

庄子说，山林里只有一种散材，既不因其高大挺拔而被伐去廊庙做栋梁，也不会因其蓬杂一无是处，而被砍去当柴薪。这样的树木，方能苟全于乱世，得以颐养天年。古代称为散人的散，便是从这里来。苏家桥的天性，便是这样的散淡。功名利禄于他确如浮云，他是连名心皆已褪尽的人。

七

凡人处世，总难逃名缰利锁。雅人利欲易退，然则名心实难消磨无痕。就连世外之人，都还崇仰修成名僧高道，况乎七情六欲的俗辈儿女。但是名心尽退的人，并非心中爱恨全消；只是他不欲将这些腹海砚田的波澜，再拿去博尘世功名之冠带而已。

苏家桥日夕坐拥书城，是鄂西不多的藏书小家之一。他腹笥深厚，笔锋暗藏，乃吾侪之中最先泡网的虾客。我之重返文字再兴笔战，实因他与世存、倾城几位熏染所致。但他历来述而不作，从不投稿梓世，更不以本尊现身，乃至迄今知其何人者无几。

他亦新旧文体悉能熟练操刀者，散文之淡雅且冷幽默走丰子恺一路，旧诗词功底也非同寻常，其文白夹杂苦笑冷嘲，则酷似聂绀弩杨宪益一辈之披风刀法。当年我在槛中时，他曾遥寄贺新凉一阕，词曰——

别后相思久。点支烟，挑灯枯坐，吃杯烧酒。江上飞寒风且大，未晓冬衣可有。怕只怕，杜郎穷瘦。一别经年何日见，偶回来欲语兄寻走。思往事，空垂首。

外头过活兄安否？待书来，看它几遍，莫教离手。自是危楼休独倚，怕说吹箫屠狗。但记取，死生师友。留得故园三分地，俟功名料理归田后。我与汝，再相守。

八

许多年来，我曾经为他扼腕而惜，总认为以他的才华品性，埋没深山是一种浪费。现在，我开始慢慢领会他那种生活的自适了。自古读书人多要为“出”与“处”的矛盾而纠结，多半是在出而未果的情形下，再选择做一个处士。而他却是，从青春时代开始，就早早放弃了他在尘世的一切有为，选择了这种无道则隐的存在方式。

他在旁人眼里，像一个非正常人一样特立独行着。故乡300万人，可与言者几近于无。只有零星几个山外老友归去时，才是他终夜纵酒击壶高谈的节日。平素里，每天早晚在山城蝺蝺独步，每一个大街小巷老屋民居都在他苍茫视线里，一点点消逝——他残忍地见证着儿时巷陌的远去，无可奈何地在嘈杂俗艳的市声里，像一个丢魂落魄的人一样，试图找回一些曾经的亲爱。

他曾经着迷于鲁迅，但现在，他说他更喜欢胡适。当我还在为自由而力争之时，他劝勉我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对这个世界尽量微笑，耐心地去对他那些出仕的同学讲解民主的意义。即便面对一个中年入党的老友，他也只是微讽道——宣誓是一件神圣严肃的事情，除非你真的相信……

苏轼诗云，“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而他，却是天天要独行到田野的——自前年漫步两次摔折左右两腿之后，他开始迷恋上了自行车郊游。除开上班应卯，其全部生活几乎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樽边。他和我一样，一直保持着独酌的习惯，常常一个人把自己灌醉。醉到半夜醒来，荷戟彷徨，只好再小酌低唱一番又睡去。朋友们调侃问他究竟还有什么理想，他则戏答曰——只要科长不天天吼我即可。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人人皆在私下保持着对他一份应有的尊敬。

想想家山万里，在这个极其无趣的时代，真正有趣的人生实在不多。苏家桥独自在深山，与时俱进地冷眼旁观着这个喧嚷畸形的盛世，独享着自己的不屑——他对这世上的诸多荣华，真是有一种彻底的不屑的。

他也每天上微博，仿佛和这个世界还保持着有一搭无一搭的联系。然而我深知，他的心已经很远很远，似乎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独自嘲笑着我们。他最近的一条微博这样写着——今日微晴，单车赴郊外。遥望远岑，云雾弥漫。诵晋陶弘景诗赠博友：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东坡词谓：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每念及此，我就想起他那时隐时现在故乡人丛中，无人曾识的面容。

烈士王七婆

一

我曾经在一首咏古的诗中感怀——“灯下锈刀抚且叹，拳头老茧剥还生”。在一个英雄气几乎荡然无存的末世，我们早已稀见贯穿过千古春秋的游侠子弟的背影。华族史传中这一尊崇和荣耀的道气，六甲而来，终于细若游丝而近乎失传了。

遥想那些在江湖道上与我摩肩接踵击掌把腕过的朋辈，一代人的沉浮颠沛，是怎样地浓缩了这一巨变家国的青史啊。而今，他们多数消沉于樽边裙下，被浮世的风尘掩埋了险峻的骨相，无人曾识其豪侠面目。

我的兄弟王七婆——这个几年前在黄山论道，被20世纪80年代诗歌回顾展追认的诗歌烈士——我是该要来说唱他的传奇了。“烈士”自古并非对逝者的追谥，在一个奴性弥漫的社会，烈性成为一种稀缺的品质，甚至被诬化为某种罪人流徒的基因。而至今伤痕累身却厚颜老皮健在的七婆，在我看来，正是这一古老基因的传承者。

残酒倾尽，蒙眬醉眼里，我仿佛再次看见王七婆猩红的泪眼——那是我和他在黄哥家的对酌长聊，我们谈到彼此的母亲父辈，谈到相似的江湖物语，扼腕浩叹，泪下青襟。

我常常想象并坚信，即便是如此的风暴之夜，我只要喊他一声，他便会千里之外冲州过府赶来。他瘦削高挑的身手依旧矫健，这个酷爱带刀的男人，依旧还能和我重返我们那嚣张的青春……

二

王七婆本名王琪博，江湖上容不得那么古雅的字号，遂谐音唤做七婆。七婆乃赳赳奇男子，30年来游走在诗与刀之间，过着刀头舔血臂上刻诗的生涯。写诗的时候他是琪博，玩刀的时刻他是七婆。其人身形陡峭，打眼望去便知是屠狗子弟，俨然浑水袍哥的范式。但是却胸罗锦绣，时常也不乏利口婆心之处。

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达州乡下，天然有烈烈巴人的骨质。其外祖父曾经官至国民党军团座，鼎革之际未肯率军南逃，肃反时被枪毙。外婆被划为地主婆，在乡下接受监督改造。其父中农出身，入伍人民解放军，20世纪60年代初转业到达县五金厂成为城里人时，看上的却是那个被毙的国民党军校官的乡下遗孤。

琪博的母亲虽为农民，却是大户人家的曾经闺秀。身高一米七，识文断字，要不是遭遇家国板荡，这样的千金之姿何至沦于田亩。然而蓬蒿之中，能辨物色，她下嫁给那个吃公家饭的采购员时，也许暗想的是，未来的儿女可以改变一下血统歧视的命运。

琪博的童年身处“文革”，其外婆和母亲，一样无法逃脱时代的迫害。就在他发蒙的唐家坪小学，时常要看见台上被捆绑批斗的外婆。那时的同学少年，多也感染社会邪毒，难免要借此嘲笑侮辱他的沉默俯首。他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将其中一人在放学路上掀翻于桥下摔伤。

这是他生平初次出手，从那之后，他开始拜师学艺，十岁就习惯带刀行走了。那时的乡下，多有一些民国武师埋名江湖；四川则更是袍哥等道门的兴会之地。琪博的习武好斗，和我一样，源自于少年的恐惧与仇恨。这些时代的烙印，至今也难以从心底驱逐。

某日，少年的他随母赶场卖菜。一土改根子与其母口角，并将其母推倒尘埃，扬长而去。他从腿上拔出羊角短匕，追出百米抱住该人大腿，白刃挥处，一刀见血。那个堂堂大人，竟然被一个孩子的凶狠吓住，挣扎逃走。而初初开始知道护母的他，回家之后，差点被惊恐担忧的母亲打死。

若干年之后，他已然是当地声名显赫的大哥之时，独自还乡寻仇，找到了那个当年被他扎伤的老男人。这个在无数次阶级斗争中充当打手的硬农，这时已经被巨变的时代抛弃到恶有恶报的寒苦起点；面对这个当年就令他胆寒的小辈时，几乎跪下谢罪，才免去昔日那个愤怒少年的再度惩罚。

我的青年岁月，亦有过类似的喋血寻仇；在一个真相至今尚未呈现、罪恶不被清算的时代，我从来不屑于泛泛高谈什么宽恕。快意恩仇向来是男人的正业，一个淡仇的人，难免也是一个寡恩的人。同样，一个没有罪感的社会，也必然将是一个没有耻感的社会。

三

以武扬名的王琪博，1985年却成为全乡唯一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全家杀猪宰羊，邀集乡邻庆贺。仿佛直到此刻，这个“五类分子”家庭，才真正开始要扬眉吐气的生活。

他带上简陋的卧具，其中依旧藏着他的短刃，挑着木箱第一次走出巴山，来到了重庆大学电机系。他和新同学分住五楼，楼上则住着全校的体育队学长。入学次日，楼上泼水，浇湿了他们的衣服，他伸头大骂。片刻，寝室门被一群高大威猛的男生一脚踢开，所有新生胆怯噤声，为首者直奔躺在上铺的他而来。

就在那人伸手锁喉之际，躺着的王七婆反手寒光一闪，刀尖已经抵到了来人的颈项。那个习惯跋扈的老生，从未见过如此阵仗，顿时被钉在床边不敢动弹。王七婆起身下床，用刀顶着那个比他粗大得多的男生，一步步向门外那群人走去。所有体工队的猛汉，无不被这个精瘦莽汉所惊骇，顿时散开两端。琪博从此扬名立万于重大，再也无人敢欺负这些新生了。

那时的大学，正是诗歌疯狂的年代。而各个诗歌社团，又俨然江湖帮会，崇文而尚武，不时闹出群殴械斗的事件。当年的重庆大学诗歌领袖，是高年级的尚兄。某日，王七婆的一兄弟来向他投诉尚兄的霸道，他立马带着一群拥趸找上门去。尚见来者不善，豪言曰是好汉就单挑。哪知道王七婆身手奇快，一个飞腿便踢翻了学长。尚兄也颇有古风，起身拱手道：看来你确是好汉，是好汉就应该写诗。当下两人竟然握手言欢，杯酒订交，王七婆也就从此入了诗歌的魔道。

这些今天看来近乎传奇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就是司空见惯的寻常轶闻。古语曰：诗有别裁，非关学也。至今可能还说不清涡轮活塞之类知识的电机系大学生王琪博，却突然沉溺于新诗，并很快异军突起，和尚仲敏、燕小东等发起组织了“大学生诗派”，并率先在期刊发表诗作。那年代，正是诗歌江湖最喧腾的季节，各种地下油印刊物遍地茁生。他的初恋给他赞助的酒钱散银，都用来印制了《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诗人》等民刊。

诗歌烈酒与殴斗，这些青春期的男人习作，多与骚动的爱情勾连。山地子弟的王七婆，因为其雄性气质，竟然赢得了一个高知家庭女孩梅的着迷。梅是采矿系的美女，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她的初恋都不免让人不胜鲜花牛粪之叹。但是，没有叛逆的爱情，按父辈们字斟句酌的姻缘，又必将缺少几分纯净与浪漫。梅的父母面对女儿与一个不良少年的爱河，实在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临到毕业前夕，怀揣着他的浓烈爱情的机电系男生王琪博，想要混进采矿系的告别舞会，向自己的恋人献诗，遭到守门男生嫉妒性的阻拦。他习惯了用腿说话，但这次真的过分了，其凌厉的腿脚，直接踢破了对方的下体。于是，拘留15天，还有三天就能毕业分配的他，终于被学校开除。

他的父亲风尘扑面地赶来，要接他回到大巴山深处的工厂顶替其饭碗。他浪费了家里几年的供养，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坚决不肯还乡，将接班工作的机会留给了妹妹。老父无奈，只好将他托付给了还在读书的女生梅——老父恳请这个善良有教养的女孩，为他驯好这个顽劣的儿子。

因为爱情与诗歌引来的祸端，从此真正开始。王七婆走出了校园，却再也无缘走进体制；梅在暑假回到了蓉城，他则走向了建筑工地。在跳板上挑砖，是他独自领略的第一份生活甘苦。他的江湖兄弟张矮子，不忍目睹他烈日下的颤颤巍巍，也来帮他挑砖。每天一元钱的收入，勉强能填饱他的空腹。他从跳板上摔下受伤，竟然凑不全药费，硬生生挺住那份疼痛，缝合没用麻醉。

梅向家里摊牌，如果不给她的爱情资助，她便辍学。父母只好拿出平生积蓄五千元，由她去转给落魄的王七婆创业。1987年，爱情带来的这笔巨资，让王七婆开办了重庆第一家高档咖啡馆。这个农家少年，很快从书上学会了调制各种咖啡；更重要的是，他的江湖声名，吸引了各路码头上的黑白人物。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众多开始操社会的大佬，都被他的天价酒吧吸引。仿佛不来此处厮磨，便够不上江湖颜面。他第一次看见了这么多钱向他飞来，也因之结识了诸多道上的朋友，形成一生挥之不去的因果孽缘。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万元户”是一个荣耀的称谓。月入万金的王七婆天性豪爽，久贫乍富之后，则更是一掷千金。龚自珍词谓——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这般境界，大抵是天下多数诗人侠士的幽梦。但是22岁大学肄业的王七婆，竟然当时便已实现。

很显然，一个酒吧已经无法摆平其迅速膨胀的野心。而诗人根底的他，则更容易追逐时潮引领时尚。经不起撺掇，他很快卖掉最初发迹的王氏酒居，异想天开地成立了重庆旋风时装演出团。几十个模特美女簇拥着王哥的绚烂生活，青春的招摇和气派，堆砌了他不切实际的财富乌托邦。

我常常疑惑，一个长年衣衫落拓的人，何以半生都迷失在华服靓装的噩梦里？很快，他的时装团就找不到T型台了。他不得不送走一个个红颜。

这是他1988年的美丽与哀愁。这一年，恋人梅毕业，很快与这个冒险家结婚并珠胎暗结。这个单纯年轻的妻子，似乎早已习惯了他的大起大落。那些残存的资产——满地妖魔鬼怪的所谓时装，又很快变成了一个火锅店的红黄青紫。他从美色产业转型到美酒美食，依旧在饮食男女的欲望中找到了自己的快活。

欲望的本质，是因为它会盲目发酵膨胀。回头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只要他耐心守住任何一件事，都早应步入富豪之列。但是他这种人，天生就是那种守个收费公厕，都会梦想连锁的人。于是，火锅托拉斯之梦，沿江扩张到了旧都南京。我至今也想象不出南京人上海人，怎么可能陶然于七婆的麻辣；于是，他铩羽而归，回到故乡达州疗伤。

过去父母责骂孩子，习惯说：“人喊不动，鬼喊飞跑。”以此譬之于他，活脱脱神似。本来，多个朋友多条路，可朋友太多的人，又容易被带入歧途。1989年，一时穷途的他，被朋友吆喝购进大批101生发精，前往广州推销。最后几乎一半的产品送给了黑发浓眉的哥们儿姐们儿，还有一半库存着等自己老到脱毛时使用。

那一年，国家夭折了一批孩子，他却在穷愁中成为父亲。过去他帮助过的江湖人，眼见他的潦倒，开始伸出援手。邓公南方讲话，再次为创伤的社会注入了欲望的油汁，整个国家沸腾起来。一家集团看中他的江湖经验，为他注资开办又是第一家时髦的餐饮娱乐业，要将干部与群众团结在酒色边上。哪知道他人气太旺，处处搁不下江湖情面，但凡叫声哥就要免单，结果很快吃垮了该店。

一个好男人置身于20世纪90年代的欲望社会，都不免要变坏，况乎原本野性疏狂的王七婆。他的大进大出，时荣时败，妻子早已见惯不惊。他再次回到达州，和当年出生入死、而今飞黄腾达的兄台一起，成立了山中第一个中外合资公司。

此际的他，摇身一变成为故乡名利场上真正的达人，迷失于灯红酒绿的花径里难以自拔。他不仅染上了豪赌的恶习，且外遇了当地的一位名媛。妻子梅不吵不闹赶去达州，分文不取，决绝地宣布和他走到了道路的尽头。这个令其家人和兄弟都素来敬仰的女人，带着儿子乘车返蓉。满城江湖倾动，夹道相送前嫂夫人。他的父母泪流满面歪歪斜斜地追赶着远去的列车，他独自躲着拭泪，一生愧疚地挥别了这个厚遇过他的女人。

之后，他和这位名媛结婚，生下第二个儿子。豪赌几乎输尽了他的浮财，富贵险中求，他企图再博东山。他和道上的兄弟拎着凑来的几十万现金，潜往缅甸章风镇赌玉。几番勾连，他赊来并发出了一车玉矿到广东，结果货到地头死，买家设套，只给他八辆旧车抵账。他自己搭进的钱财倒无所谓，但是缅甸的边军和江湖岂能善罢甘休。杀手弥城，沿路追到达州，最后几方大佬说合，才了结这笔烂账。

命相术谓，他这样的人，有一双挣钱的手，却没有一个存钱的斗。枪打进来，炮轰出去，说到底是一个败家的末世王孙的做派。但这样的人，任侠仗义，积不下钱财，却偏能积下朋友。也因此，即便偶有山穷水尽，却也能很快拨云见天。90年代中期，阮囊羞涩的他，意外地嫁接朋友关系，给贵州某地招商引资几千万，其中自然不少他的佣金。这样的官商交易，在大陆难免黑幕。省纪委查办自己的属下，也顺带把他从西藏押回取证。

一月囹圄出来，新妻芳心另有所属。他的两个儿子，就这样相继暌别了他的离乱生活，跟着各自的外婆度过童年。三十出头的王七婆，花团锦簇地孤独在故乡，继续挥霍着他的过手黄白，以及浮躁孟浪的青春。

9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房地产的疯狂年代。一路颠沛追赶着商潮的王七婆，这次似乎抢占了先机。他和几个老把子合伙，开办公司，收购土地，预售楼花，几乎兵不血刃就再次白手起家了。

几千万到手，一时财大气粗，竟日挥金如土。这厮仿佛天生跟钱结仇，不糟践一空便觉得人生无趣。虽然弟兄们跟着好吃好喝，难免也有江湖老客开始觊觎他的出手豪迈。赌局越来越大，陷阱自然也越来越深了。王七婆的赌兴和赌品，都是千客的最佳食材。昏天黑地的雀战，闭户关机的厮杀，三天输走200万，等回到人间时，传来的却是母亲服药自杀的噩耗。

他的母亲早在他被大学开除之日，就闻讯摔倒，从此闹下浑身颤抖的余疾。晚年瘫痪，长期卧病于床，最终选择了尊严的死。

母亲的离去，终于催他迷途知返。然而，好运气似乎在前半生已被他挥霍一空。新世纪以来，他几乎是喂猪则牛涨价，养牛则猪升值——反正总是喂不到那个点上。

就在他决心金盆洗手，想重新埋头写诗，并把次子培养成围棋业余五段高手之时，他那在成都长大的长子，不甘忍受高年级的欺负和勒索，与他年轻时一样组织群殴，结果刀下一死两伤。四年少管刑期的判决，剥夺了这个愤怒少年的单纯时光。兰因絮果，仿佛一切都是血统中的宿命。开始探监孩子的他，似乎这时才顿觉英雄老去，机会不再了。其诗《围棋》开篇就写到——我大儿执黑/小儿执白/我左手下黑右手提白/我父子三人奔走于黑白两道/力图走上正道……

四年后，明显沧桑了的王七婆，赶去成都接儿子出狱，我和李亚伟等大群哥们儿，为他们父子劫后余生的重逢接风。还只有高中生年纪的儿子，已然沉默寡言如成人。他略显歉疚地为儿子夹菜，儿子默声无言地不愿正视这种迟来的父爱。对于两代人都躲不过的囚徒命运，举座黯然。

五

王七婆和我一样，几乎同时在遍历甘苦之后，选择了回归青春钟爱的文学。这时的我们心已老去，文字才终于开始成熟。他难得寂寞地整理完他的诗集《大系语》，交给我责编付梓。他在卷首献词中赫然写道——只要我一开始写诗，这个世界就要死人。

他的诗确实是这个平庸世界少见的江湖浩歌，每一个字都生硬磕牙，翻阅之间隐然如听刀枪迸鸣，是一种荒野奔命和绝谷斗杀的惊骇之声。我的朋辈多是这个时代真正顶级的诗人，当他重返诗坛时，许多人为之一震——这确实是一头硬鸟，能让人尿筋都散了。他的诗有浓厚的江湖气，格局和气场都十分霸道——今夜/大河奔流/南海北国相安无事，故乡走向黎明/路边的客栈醉了过客与老板娘。此刻谁的娇躯胆敢靠上我的肩，我将是他一生永远的依靠。今夜/我一人/等于万人同聚，今夜/我沉默/等于万声齐唱。今夜/我一个真小人，像伪君子一样坐着。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每每想起这样苍凉的句子，我就难免要感怀80年代大学生这一代朋友的奇特际遇。现在我们开始步入中年，当日英雄渐白头，转顾曾经的风云往事，常常想不起究竟是怎样在这个诡异的时代，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中年失路的王七婆，一定是在某个酒阑之夜猛然大彻大悟，被诗歌那一盏亘古相传的青灯再次照亮。名句曰——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他混入江湖的起点似乎源于诗，现在他急流勇退的靠岸点，依旧还是诗。他的一位江湖大哥，为了鼓励他金盆洗手回归诗歌，不惜免去了他的百万债务。但是尽管如此，诗歌在这个国度除非被御用，否则依旧难以养命。道上行话说，“换帖子容易拔香头难”，讲的还不只是一个放不下的问题，更多的回头者，难在找不到可依之岸。

在他的诗集出版之夜，他在电梯里邂逅了如今的少妻。这个西南政法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子，竟然神奇般地爱上了这个一身匪气却已两袖空空的男人。良人者，妻子所以托终身也。当下立地转世的王七婆，终于决心要做一个良人了。天知道这厮啥时学过美术，突发奇想开始画油画了。虽然最初的作品，多由各码头的老大买走，但老哥们私下依旧觉得他不过是在闹着玩，认为那些买家也多是在还他当年的袍泽之情。哪知道几年下来，他越陷越深，作品参展，还获金奖。把他的作品找来一看，还真不是那种蒙人的线条结构色块之堆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现在要他去乡码头支一个摊子，专为农家画先祖亡灵，他那准确且神似的手段，准能从乡亲们兜里掏出钱来——这才是真本事。

我最近在给他的一个短简中戏说——这个社会想要把你娃逼死，看来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一拨兄弟也许真没有改天换地的本事，但飘风泼雨地杀将过来，确实都混成了一粒煮不烂捶不扁的铜豌豆。

许多年前，他有名句曰——带刀的男人，不带表情，带着偏执与狂傲，向未来砍开通行的路。如今，他感叹的依旧是——路边有三朵野花，一朵是我，一朵是妻，一朵是女儿；我们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家……

王七婆一边行走江湖，一边在心底构思诗画，他终其一生似乎都想和谐地处置好自己。然而生活的荒谬，往往如其所说——当政权和我发生摩擦时，我选择了远离政权的心脏，最大限度地绕道而行；在一个绝对生存的高度怀揣一颗圣洁的心，把自己绕进了雪域的牢房。

最后，我想说——琪爷，我们也老了；白发江湖，我能为兄弟你写的，也就这么多了。剩下的，该你自己慢慢反刍，和血吐出来咀嚼吧。如果我们这一代都自个悄然刨灰，无声地埋葬自己，我们的儿孙何以知道，我们曾经历了怎样一个三刀六洞的时代啊……

流放的书斋

向例，读书人视书如拱璧，都需要一点空间将之列为清供，这就构成了所谓书斋。日夕徜徉其间，即使换不来传说中的黄金屋或颜如玉之类，也雅兴不减，算是身有所归吧。我之忝为读书人，半生以来，却往往在江湖中走动的日子居多。虽也曾积得上万册并非善本珍籍的图书，然而真正聚首的日子甚少。萍身无定，书也就像家一样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了。不过，只要曾经勾留过一段岁月的地方，营造一个书斋聊以栖心，这是不能阙如的。这样，随着我的浪迹，也就有了这么一串书斋；它像某种特殊的符号，句逗着我的浮生。不计书的多寡，也无论斋的雅俗，这些时筑时弃的空巢，作为一个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坐标，在转顾之中，发现它们依然贮满了值得频频温习的记忆。似乎燕去而楼犹未空，每一丝阳光和蛛网都还牵连着今天。我在一些暗夜中醒来，竟不免为那些容留过我之游魂的屋舍而伤悼不已。

一、寻幽轩

198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教委所属教研室。单位在城北一条僻道上，一围花墙自成院落，隔断了周边的巷陌。小院不大，却植有几棵树，还辟了两份菜畦。另外的草地上则树着石桌石几，点缀着一些寻常见惯的无名花草。墙外则是一溜高大的悬铃木，竟使得这小小院子显得绿荫蓊郁。就这么一幢两层楼的砖屋，既办公又住人，十余个教研员出入其中，已觉得人口稠密。我知道实在没有空房，便对主任说，把那个楼梯间给我吧。主任有些为难，因为那实在是堆放杂物之所，他怕委屈了我。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阴暗角落，便自个清理其中就搬了进去。

该房确在楼梯下进门，屋顶即楼梯转角处。一般的建筑这样的位置都是用来做厕所的。房仅五平方米左右，刚好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有这些陈设，对我而言，也足够了。好在还有一扇窗，可以透些光进来。但窗户是不能推开的，因为外面是厕所且是进女厕所的必经之道。气味不论，为了免瓜田李下之嫌，便装了花玻璃并钉死，显出君子自重的姿态。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地，果然便有了当家做主的得意。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就没有被人数落的不快。每次自外归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唯一的不足就是朋友来访，站在院中呐喊，只听得我在洞中唱喏唤进去，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好歹要出门去迎，门又太矮，进出都得俯仰一番，显得有些麻烦。

但我已知足了。那阵子，刚从激扬文字的学生徒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职员，每天要按部就班去研究语文教材，隐约就生出了许多颓废。每日价到楼上点卯归来，便自个掩门读书，或抽一地烟头，弄得一屋里乌烟瘴气。看久了案头上那面空墙，觉得是荒疏和苍白，便去求对面离休的简笠先生写一幅字。这自然有些附庸风雅，但年轻的心灵是需要自己弄些东西来点缀的。简先生用他那苍老的书法写了一幅《陋室铭》给我，其勉励之意是明白的。我便裱之作了中堂。隐隐记得还自撰了一联自书补壁，说什么“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能苟全数年它何求焉”。这仍旧是故作超然的话，简先生看了便摇头不语。

其时，在骨子里原是雄心未退的，也颇能埋首于小屋中读书写诗；当然，也热衷于去坊肆间使酒买醉。微醺返邸，便喜欢铺开纸笔作苦吟状；偶尔也能搜得一句半联的警语，便独自激赏不已，在斗室中做手舞足蹈状。有了书斋，人似乎也添了一点书卷气，便不能没有斋号。经过一番切磋后，遂用“寻幽轩”三字来题了蜗居。“寻幽”一语出自李义山的诗“寻幽殊无极，得句总堪夸”。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前述的朋友来访的状态。就这样，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书斋，并为此乐也陶陶。

那两年，小城尚很寂寞，时相过从的友人也不多。一大帮哥们儿尚在异地求学，所以书斋尚不嫌小，偶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在那一床一几间坐卧清谈，仿佛海阔天空一般。日子在幽静的平淡中过得从容写意，无忧无虑，唯一的烦恼便是雨季的到来。

由于该楼久已失修瓦顶渗水，楼梯也裂缝，雨从瓦洞中泻到楼道上，水渍又浸过那些裂痕再滴到我的床上。室小无地可以迁床，每次从梦中被那冰凉的手指所叩醒，只得搬一只脸盆到床上接雨。所幸其漏极规律，并不声东击西，都只在腰腹间发生，因而只需要侧身抱盆而眠，也并无大碍。其初原也不能习惯那金水迸鸣声，久之，便能分辨出积水深浅而高低不同的乐音了。渐渐还感到一些趣味，不为所扰，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思。唯一要提醒自己时刻注意的是，不得轻易翻身，否则便会沧海横流了。就这样，在深山小城的许多漫长雨季里，便战战兢兢地怀搂着这么一池涟漪，小心翼翼如一个哺乳的母亲，在或梦或醒的青春之夜中，谛听着这铜板铁琶的自然旋律，谛听着岁月跫音的渐行渐远。

而今，病骨支离的不眠时分，才有些怀疑这最初的书巢有可能给了我风湿的纪念。但每当春雨秋霖重来之时，却仍旧能让我念起那在季节的沙漏中变得细微而遥远的寻幽轩。

二、邻坟庵

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像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

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做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

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

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

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

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像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浙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

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的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

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

三、也是家

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像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

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

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公安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

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召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米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

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

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

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

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备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

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做斋名。

“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

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时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

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至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

未几便是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

四、握火亭

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须预约。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儿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

次年，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

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

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儿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

作为烟厂采购员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

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儿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

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

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密捕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

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阳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

记得那年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倏尔鹤往云飞，曲犹未散，迁客无归路。瞩目青山秋色里，掩映旧时门户。灯火阑珊，笙歌缥缈，槛外空凝伫。凭篱惊问，百年身寄何处？

那时在阁楼上，最爱来席地对卧的是李斯。这厮经常三更半夜和嫂子一言不合，便私奔来此，且奇怪地要和我酒后笛箫对奏。我们少年时都是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待过的，乡下孩子胡乱会一点民乐也是常事。但手艺荒疏已久，这会儿再来深宵吹笛引鹤，确确乎太杀风景。派出所只有在此际，实在听怕了我们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才会来拍门求饶。

关于握火亭的故事，还有个结尾。那个女警后来又通过我的一个警界哥们儿找到了我，请我去吃麦当劳，并带回了当年借走的书籍。我抱歉地玩笑说，当年确实不是想打进敌人内部而接近你的，只是朋友们的一个赌局。她也豁达开朗，笑说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先生就是当初那五封信的主人之一。

尘世间的际遇，于我算是略显一点奇特的。冥冥之中我和一些房屋的缘分，似乎始终难以久长。只有朋友和书，磕磕绊绊地总能伴随终生。虽然也会走丢一些，散佚一些，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要白头偕老互送花圈的了。

故乡，故人，故事

——关于拙著几种的注脚并答谢天下同道

一

故乡利川，看地图在中国的中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十分偏远。它是鄂省伸进渝界的一只脚，且是湖北海拔最高的一个县治。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巴国亡得太早，没有留下什么太值得一说的典章文明，于是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就被视为化外蛮夷。

我在最近所写的利川赋里，这样描述它的区位——荆南重镇，鄂西雄关；土苗边城，尊名利川。河山横断，北枕峡江夔门之险；风物卓异，南控潇湘武陵之源。巴人祖居，西邻涪万峻岭；楚国故地，东下江汉平原。天接湖广以远，南北植物交汇；地托云贵之高，东西经济界连。人文介乎蜀楚，民俗肇自夷蛮——看上去似乎不免有因故土情怀的溢美，但仔细考察，却也能大抵坐实。

我出生于本地汪家营镇属下的鱼泉口村，那曾经是川鄂两省的界碑所在。据说从我家赁居的老宅走出去百步，就进了渝地的石柱县。可是我在利川生活了二十几年，竟然却从未去看过那个传说中两省赶集皆汇于此的老街。我大约两岁多便被父亲用箩筐挑出了那里，因此记忆中毫无屐痕。也因为即便在利川，它也算艽野僻地，所以一直到背井远游，都未曾去回顾过那个民间称为“西流水”的小村。

去年返乡，两个姐姐和我要走一趟重庆，不经意间开车就经过了这里——全家一别45年的地方，大姐还依稀能辨认。她急忙叫停车，大家一起下来站在公路边。路畔是向西流的河道，却已枯瘦如泪痕；河对岸便是一排老式的土家吊脚木屋，大约也就只剩百米长度了。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都是颓壁残垣，全无人间烟火象。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曾经喧哗的古镇，就这样悄然地土崩瓦解了。

隔着时间的暗流，大姐遥望着风物迥异人事全非的对岸，眸中含泪喃喃自语——我们家就是那个老屋，那是甘家的大宅，那时是这里最好的吊脚楼啊！完全看不出来了，那些人呢？他们去了哪里？怎么会整整一条街就搬空了呢？河水怎么也不见了，童年上学，爸爸每次都要目送我过那个桥，那时觉得这是好大的一条街一条河的，怎么现在完全不像了呢？

对于有记忆的两个姐姐来说，目睹这样沧桑的故地，遥想那些艰难却举家齐全的温暖日子，此际必定是残忍的。而我，似乎连梦境中都未浮现过这个陌生的荒村，幻想过多年的小桥流水人家，突然直面的却是这样的一片荒凉，心底竟有几分不敢相认的漠然。

但我深知，曾经的合家居留是命定的存在。我的胎盘肯定按乡俗，也曾悬挂在对山的某棵树上；襁褓中的初啼毫无疑问曾经喧嚣过这个死寂的夜空。而今中年还乡，早已无从辨认哪一棵树是父母的手植，山谷中怎么也无法听见昔年纯净咯咯笑声的余响了。我更无法想象，外婆、父母的亡灵，如果真如传说需要回收他们在人世间的脚印，他们又该怎样再次翻越千山，来重觅这个黑暗的青石深巷啊。

二

不管怎样变迁荒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仍然是幸运的。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知所云。他们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乡弄丢了。城市化和移民，剪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故乡”一词所能唤起的温馨，非仅其风景全殊，乃因那一曾经的所在，有着自己牵肠挂肚的故人。即便岁月淘换，如杜诗所说“故人日以稀”；甚至还乡的道路尽头，最后只剩下你自己凄惶的影子在夕阳下卷曲着往事；那故乡依旧还是足资埋骨的。我的故乡过去传说的赶尸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满乡思而流落异乡的游魂，千里迢迢也要接回家山。可见从屈原开始，我们那一带的人都有怀乡癖。

楚文化向来巫风很盛，与齐鲁的史官文化对应，可以称为巫官文化。溯其源自，这种巫风大抵应该出于山地民族的巴人。巴巫并称，就像今天地名存留的巴东和巫山相对一样。巫是一种神媒，可以通过歌舞而沟通自然与神灵。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寻常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

巫师在我们当地又叫端公，似乎是因为他们做法事时的一个重要仪程而得名——他们要把烧红的犁铧用赤手端起。端公有很多法术，于少年的我常常是无解的。但经常的耳濡目染，往往也深入心灵。记得有一个端公的儿子，因为时代原因不能继承父业，只好当了工人。就是这个会念咒止血的大人曾经对少年的我说——如果你长大后不能让家乡扬名的话，那你就没有资格埋葬在家乡。

也许他原本只是在对我进行一种理想教育，对我而言，却似乎被一个古老的咒语所锁定了。若干年来，我几乎行遍天南海北，用哥们马松的诗句来形容——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但是我依旧未能走出这一咒语的情结。如果我不写出那片土地上的故人故事，有几人曾知那一穷荒僻野，更有何人知道故土上那些真切的荣辱悲欣。如果没人知道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我若干年的寄生和成长岂不是一种虚无和负罪。到真正树老叶落之时，我确恐无根可归了。

三

23岁的我自以为霜刃在握，可以问剑江湖了；收拾琴书，仓促揖别故乡山寨，兀自闯入了别人的城市。那时的人知道敝乡的甚少，不免要多费口舌才能说清洒家的来路。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君问深山深几许，无言我自上层楼。浮云有尽家何在？旷野无垠望不收。落日犹从岭树坠，大江原自故乡流。几回遥指雁归处，迷眼峰峦即首邱。

90年代中旬，劫后孤身再来到别人的首都乞食之时，故乡偶尔也曾遗忘在出逃的路上。那时确确乎只剩两袖清尘了，胸中的万古长刀早已为险恶世事所磨损。我借住在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某大杂院的一个偏房里（梓夫说是肖复兴的旧居），初次深刻地体验了北方冬夜的刺骨。那时，我常想起沈从文初来北平卖文时，郁达夫第一次去拜访这个来自边城的无名作者，看见他吸纳着清鼻涕，用长满冻疮的手在抄写稿子。郁达夫临别不忍，掏出仅有的几个大洋放在了桌上。每每在深夜想起这个故事，总要惹清泪几行——人世间的滴水之恩，于异乡人来说，都是可以湿透青衫的。

十年京华厮混的我，久疏了故人，故乡也在望眼中迷离而稀薄。至于身经的故事，在一个杯弓蛇影的时代，只能悄悄地刨土埋存。楚人闻一多的诗句谓——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我想那时首善之区的酒色灯影，正渐次漂淡着我的恩仇。

一个打小便奢望文章立命的男人，被青春革命的洪流所裹挟，几番载沉载浮之后，却可能要以一个“不法书商”的身份终结余年——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显得荒诞而悲剧。出山又二十余年，上半截心脑埋在故土，下半截身子飘荡在异乡。

一转眼惊青鬓雪，再回头俟黄河清。转顾半生来路，学殖荒疏而马齿徒增，如何敢面对那一方日渐沦陷的故土啊；那些失散的亲友故人，那些漫漶风化的人间故事，都在暗夜里鞭策我几近麻木的神经。于是，终于在2006年，我决绝地挥别了京门。垂老投荒，原只为心中还耿耿然竖着一支狼毫斗笔，那上面浓濡着的陈年血泪已然如漆。世道往还，该轮到我们这一代泼墨大书了。

四

为了还债，终于完成了第一个散文集《江上的母亲》。这是平生初选的第一部拙作，在台湾出版。

香港祖国的出版家，深知内地出版的艰难，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读到我的故乡，又再度编次了我的选集。这个册子，增添之后更名为《拍剑东来还旧仇》——书名来自于我多年前的旧诗——两袖清尘一枕愁，飘零身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

写完了母亲之后，我便开始写父亲。在拙著《父亲的战争》里，我想极力反思土改。我担心父亲的亡灵在天上不肯瞑目，怕他骂我作践了这一堂好人物。于是，我不得不把剧本再次转变为小说，借以还原我的创作初衷和历史真相。

就长篇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同样的故人故事和故乡，构成了我的叙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出于虚构，似乎又源于父亲的身世和故乡的种种传说，源于我们渐渐厘清的乡村史实。故而下笔有情，无论正邪敌我，我都把他们还原为人在写——这个世界原本只有人，敌人只是各种时代的政治定型而已。我们时代的文学，只有在进化到一视同仁的时候，似乎才具备了人性和神性。

现在这部长篇也终于在大陆面世了，可惜由于受了剧本结构的影响，拙著在这里显得近乎通俗——不免沉陷于一些悬念冲突和对白之类的技艺。于纯正的文学而言，我实感汗颜。如果有心的读者仔细品味这些关于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厄运等等，也许还能谅解我的粗糙。

在是非恩仇二十年的特殊年份，能够同时推出这样三本书作为祭奠，于我肯定是欣慰的。我相信我所有亲长的亡灵，都会为此而略感慰藉。虽然还未报人间已伏虎，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信，我才愿如此苟活于斯颓世。迅翁当年写完一部书之后说，“窗外是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我在生活，我还将生活下去”。这样的中年情志，我于现在，算是略能体悟了。

这个世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人，几部微著的出炉，远不值得嚣张。之所以还要添足这样一个注脚，的确是要向读者诸君谢恩。说实话，没有这些年你们的鼓励奖掖，我真难有激情自说自话。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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