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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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引 言

第一章 至高的喜乐

第二章 神圣的学习

第三章 神话语的威严

结 论

目　录

前言

引言

恩典在圣徒有瑕疵的生命中掌权

第一章　至高的喜乐

至高喜乐在生活及思想上带给奥古斯丁的释放

第二章　神圣的学习

马丁·路德及“客观自存的话语”

第三章　神话语的威严

约翰·加尔文其人及他的讲道

结论

从生命中有瑕疵的圣徒身上学到的四个功课

前　言

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于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他去世前的四年，即从他71岁的时候，奥古斯丁把自己在非洲北部海口城市希波（Hippo）教会的行政事务都移交给自己的助手伊拉克利乌斯（Eraclius）。奥古斯丁此时已是基督教界一位令人仰慕的巨人。交接仪式上，由伊拉克利乌斯讲道，年迈的奥古斯丁则坐在他身后主教的宝座上。由于奥古斯丁亲临现场，伊拉克利乌斯深感自身的匮乏，他说：“我好像一只鸣叫的蟋蟀，而天鹅却在那里静寂无声”。[1]

如果伊拉克利乌斯有机会看到奥古斯丁在未来十六个世纪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这套丛书要以《不再静寂的天鹅》（The Swans Are Not Silent）为名。在过去的1600年中，奥古斯丁并没有静寂无声。16世纪时，奥古斯丁向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耳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路德是一名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修士，而加尔文对奥古斯丁的引述远多于他引述其他任何教父。奥古斯丁对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虽然时间已经过了一千年，他对上帝的恩典所发的喜乐颂赞之声仍在回荡。不止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宗教改革运动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胜过伯拉纠主义[2]的见证。”——伯拉纠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靠着自身的力量胜过罪的捆绑。

这首《天鹅之歌》也同样唱响在马丁·路德的生命之中，并产生出更多的回响。在德国境内，随处都可看到教堂的尖塔上的天鹅雕刻。几个世纪以来，在描绘路德的雕像作品中，都会有一只天鹅陪伴在他的身边。为什么是这样呢？起因要追溯到路德之前的一个世纪。1415年约翰·胡斯（John Hus）去世，这个时间距离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1517年）差不多刚好是100年。胡斯曾是布拉格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他出生在农夫之家，讲道时不用拉丁语，而是用当地的语言；他将新约圣经翻译成捷克语，并且大胆地指出天主教教会存在的弊端。

“1412年，教皇签发了对胡斯及其跟随者的追杀令，允许人当街杀死这位捷克的宗教改革者以及向他提供食宿的人。当胡斯的三名跟随者公开反对售卖赎罪券的做法时，他们被人抓住并砍了头。”[3]1414年12月，胡斯也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一直关到1415年3月。因他所持守的观点，胡斯在监狱里被人带上锁链并遭受酷刑。这是发生在宗教改革运动前100年的事情，那时有一只天鹅已经开始鸣唱。

1415年7月6日，胡斯被绑在树桩上烧死，他的书籍也与他一同被焚烧。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说法认为，胡斯临死前在牢房里曾写过这样的话：“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捷克语中‘胡斯’的发音），但是一百年后，你们将会听到一只天鹅的鸣唱，这是你们无法烧毁的，而且到那时你们将不得不聆听它的歌声。”马丁·路德在勇敢地承认自己就是胡斯所预言的对象，他在1531年这样写道：“约翰·胡斯在波希米亚牢房中预言的那只天鹅就是我，当时他说：他们今天会烧死一只鹅，但一百年后他们将听见一只天鹅的鸣唱，而且不得不听。是的，若上帝喜悦，这只天鹅将会持续不断地歌唱下去。”[4]

因此，天鹅的鸣唱仍在继续。这极大的恩典之声如今仍在唱响。得以听见天鹅的鸣唱，并使之在这本小书中带出回响，让我生出极大的喜乐。愿上帝感动人将这首《天鹅之歌》持续不断地传唱下去。

本书收录的关于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的内容原本是提供给伯利恒牧者年会的伟人生平传记资料，但我在这里把它们集结成书，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包括一般信徒，也能看到这些内容。书中所包含的各样信息，仍然深切地关系着我们这个即将跨入新千年的现代世界。R·C·斯布罗（R·C·Sproul）说得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奥古斯丁或路德来重新教导我们，免得上帝的恩典之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遮蔽，甚至被消没。”[5]是的，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让蟋蟀叫起来，然后引出天鹅的鸣唱。

奥古斯丁的恩典之歌与任何现代作家所写的关于恩典的著作都不同。对奥古斯丁来说，恩典中蕴涵的无所不及的能力就是它所带来的“至高喜乐”的力量。正是这个力量将他从捆绑他一生之久的情欲以及哲学上的骄傲中释放出来。他发现，在人类自我夸耀的能力底下，隐藏着各式各样的欲望，它们驱使着人们做出各种不理性的选择。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奥古斯丁开始看到恩典就是“至高喜乐”的得胜。哦，我们多么需要奥古斯丁很久以前就已成形的圣经见解，来帮助我们挣脱那些捆绑我们，使我们无法遵行上帝诫命并完成大使命的锁链。

我不能肯定地说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像奥古斯丁一样看清了“至高喜乐”这一恩典的得胜力量，但是他们更加清楚地看见了上帝的话语在教会中的至高权柄和在真理泉源中研读神话语的绝对必要性。路德借助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路径。加尔文以上帝为中心的讲道则成为新教五百年来的遗产。

[1]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408页。

[2]R·C·斯布罗，《对话》——“奥古斯丁和伯拉纠”，1996年6月，第11页。书中引言部分引用了本杰明·沃菲尔德的类似观点。伯拉纠主义的内容参见书中第一章的内容。

[3]爱尔文·韦伯，《路德和天鹅》，《路德会期刊》，第65卷第二期，1996，第10页。

[4]爱华德·M·伯拉斯，《路德文集》第3卷（圣路易斯：肯考迪亚出版社，1959），第1175页。

[5]R·C·斯布罗，《对话》——“奥古斯丁和伯拉纠”，1996年6月，第52页。

引　言

恩典在圣徒有瑕疵的生命中掌权

历史点滴

本书讲述的是基督教界三位著名的前辈，他们都是生命上有瑕疵的人。因此，这是一本讲述恩典的书，不仅因为是神的信实帮助他们胜过了自身的瑕疵，更是因为这恩典是贯穿他们生命和事奉的主线。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354-430）、马丁·路德（1483-1546）和约翰·加尔文（1509-1564）拥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经历了上帝全能的恩典，并且因此把自己的生命以及事奉都建立在这恩典之上。正因为如此，他们三人对上帝至高权柄的热爱，没有因着人的挑战而遭到玷污。他们三人都曾公开表示，基督教的可验性，其本质就是上帝的恩典对人类无力战胜罪恶的荣耀得胜。

奥古斯丁发现了“至高喜乐”

最初，奥古斯丁把恩典的得胜当作仇敌一样加以拒绝。但是后来，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当他在意大利米兰的一座花园中漫步时，恩典的力量透过上帝话语的真理，断开了捆绑他十五年之久的情欲的锁链（他当时正与一名情妇同居）。 “至高的喜乐”（这是他给上帝的恩典所起的优美名字）最终战胜了他对靠恩典得胜的抵触。“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绝，因为你，是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代替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浃洽，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粲，你比任何奥秘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1]（《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经典译本。）

随后，作为一个完全降服在“至高喜乐”之下的人，奥古斯丁从中年直到去世的日子，都在为上帝的恩典与当时极力反对他的英国修士伯拉纠（Pelagius）作战。再也没有什么比奥古斯丁的祷告更令伯拉纠感到震惊了，奥古斯丁赤裸裸地宣称上帝的恩典是无所不在的：“把你所命的赐与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2]奥古斯丁知道自己之所以能脱离情欲的捆绑，之所以能拥有为基督而活的力量，之所以能明白圣经的真理，乃是完全仰赖于对这句祷告的认识。从他痛苦的经历中，他深知人根本无法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胜过情欲。

作为一个全然献身给神的人，当他的生命中突然暴露出破口，谁能不惊骇呢？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一位一生遵守宗教仪文、生活节制、和敬虔的妻子结婚 25年之久的 84岁老人竟然跑去买了一个舞女兀自寻欢……如果天使可以放任自由意志的话，恐怕他们也会堕入凡俗，使这个世界增加更多“新的魔鬼”。[3]

奥古斯丁知道，如果上帝任凭他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寻求信仰和洁净，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他身上。这场全能恩典之战不是理论或学术之争，而是现实生活中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战争，它直接威胁到圣洁与上帝的国度。因此，为了捍卫上帝恩典的至高性，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主义者所推崇的“人的最终自决性观点竭力争战”。[4]

路德通往天堂的路径

对马丁·路德来说，上帝恩典的得胜不是发生在一所小花园中，而是发生在他的书房里。他借着上帝的恩典所胜过的不是情欲的捆绑，而是对上帝愤怒的恐惧。“如果我能让自己相信上帝并未向我发怒，我会高兴得四脚朝天。”[5]他其实也可以用“至高的喜乐”这个词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但是他对此无法相信，拦阻他相信的不是意大利米兰的情妇，而是他在德国维滕堡读到的一段经文。“《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这个词横在了我面前。我讨厌这个词。”[6]路德以前接受的关于“神的义”的教导是：“上帝是公义的，他要刑罚不义的罪人。”[7]这样的教导并不是福音，也无法宽慰他。当奥古斯丁在情欲的捆绑中绝望地“搔头，敲额，抱膝”时[8]，路德却在“良心的愤怒与冲突中备受煎熬……他用力地在那里拷问保罗，急切地想要知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9]

与奥古斯丁在信仰上的突破有所不同，奥古斯丁因着一首儿童圣歌[10]的牵引忽然醒悟了上帝的真理。路德在信仰上的突破则发生在 1518年，那一刻他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历史及文法的角度研究《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经文。这样的研究事后被证明也是上帝恩典降临的一种特殊方式。“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经过夜以继日的默想，我注意到一句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忽然醒悟到上帝的义指的是：义人凭借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的义，这个义是因信而来的……这一刻，我感到自己仿佛彻底重生了，一脚就跨进了天堂的大门。”[11]这个发现给路德带来极大的喜乐，而这个喜乐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唯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就是马丁·路德生命中恩典的得胜。你也可以说，他的确高兴得四脚朝天了，而且因着他，整个世界都被颠倒过来。随着时间过去，马丁·路德越来越认识到在因信称义的教义以及在这一教义与天主教所推崇的赎罪券和炼狱论的冲突背后，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12]最终，激发马丁·路德站出来热切捍卫上帝至高恩典的原因，并不是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所售卖的赎罪券，也不是约翰·艾克（Johann Eck）所鼓吹的炼狱，而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所倡导的自由意志之说。

伊拉斯谟之于路德就好像伯拉纠之于奥古斯丁一样。路德承认，在他的众敌中，伊拉斯谟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13]并不是关于赎罪券或炼狱的争论，而是人类在上帝面前是否全无能力的问题。路德 1525年出版的《意志的捆绑》（The Bondage of the Will）是对伊拉斯谟所写的《意志的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Will）一书的回应。路德认为《意志的捆绑》这本书是他“最好的神学书籍，而且是这类书籍中唯一一本值得出版的书”。[14]路德认为，伊拉斯谟高举人堕落的意志，认为人靠自己的意志就能胜过罪及其捆绑的理念是对上帝恩典的冒犯，因此它是福音的敌人，是对上帝荣耀的辱没。路德一直到死都持守奥古斯丁及保罗的观点。

加尔文与上帝至高话语的相遇

在加尔文的生命实践和他的神学理论中，上帝恩典的得胜在于他在神的话语中看见了上帝的至高尊荣。我们如何才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呢？是靠着人的见证——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吗？还是更多依靠上帝恩典的大能呢？ 1533年，当加尔文刚二十出头，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被上帝荣耀的恩典及宗教改革运动的理想征服了。“上帝让我幡然悔悟，他征服了我，赐予我一颗可以受教的心……因为尝到了真实信仰的甘甜，也明白了一些属灵信仰的知识，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更深寻求的强烈渴望所点燃。”[15]因这种“甘甜” 和“内心强烈的渴慕”，上帝至高的喜乐在又一代人的心中扎下了根。

使加尔文的头脑“降服下来”的是上帝尊荣的彰显。“天父借着经文显明他的至高无上，使人超越经文的可争议之处，看到上帝话语的神圣可畏。”[16]使加尔文降服下来的关键是：上帝借着圣经向人启示他的至高无上，这个启示是直接的、无懈可击的，且能赋予人生命。加尔文在他的一生中见证了上帝全能的恩典，这个恩典开启了他灵里的眼睛，使他在人的至高权柄。这二者密切相关，对加尔文的余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上帝的话语是其至高权柄的媒介，上帝的至高权柄是其话语的印证。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一个完全奉献的人。他通过讲解上帝的话语去彰显出上帝至高的荣耀。

对上帝恩典的共同热爱

在热爱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这一点上，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三个人表现得如同一人。他们渴望通过高举上帝超越一切的全能恩典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当路德首次发现上帝的恩典之后，彰显上帝的荣耀便成为他一生事奉的动力。“我想起宗教改革运动刚开始时，斯多匹兹博士（Dr. Staupitz）的话。他是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奉行奥古斯丁教义的主教，他说：‘我很高兴，在你所传讲的教义中，你把荣耀及一切都归给了上帝而不是归给人。’”[17]加尔文的事奉开始于1539年他与红衣主教撒多莱（Cardinal Sadolet）的第一次辩论，他告诫红衣主教“要彰显上帝荣耀，要让这样的渴望成为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动力”[18]。

奥古斯丁在基督里对路德和加尔文所产生的影响仅次于使徒保罗。从奥古斯丁所生活的年代算起，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这一千年间，奥古斯丁一直是基督教界令人仰慕的巨人，是向一代又一代人宣告上帝得胜恩典和至高喜乐的先驱。阿道夫·哈拿克（Adolf Harnack）认为：“奥古斯丁是基督教会所拥有的，在使徒保罗和改教者路德之间最伟大的人物。”[19]加尔文和路德从彼得·隆巴多（Peter Lombard）所写的神学标准范本《系统神学》（Sentences）一书受益良多。此书多个世纪以来都被视为神学研究的教科书，而此书十分之九的内容都引自奥古斯丁的著作。[20]路德是奉行奥古斯丁教义的修士，加尔文则是一头扎进了奥古斯丁的著述中，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他所写的《基督教教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中看出来。在每一版修订的《基督教教义》中，加尔文所引述的奥古斯丁著作的内容都会有所增加。“在1536年版的《基督教教义》中，他引述奥古斯丁20次；三年后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13次；1543年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28次；1550年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141次；在1559年最后一版的修订版中，他引述了不下342次。”[21]

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毋庸置疑但又似乎自相矛盾的事实，即“引导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人竟是罗马天主教一位最负盛名的神父。本杰明·沃菲尔德这样说道：“从本质上看，宗教改革运动其实就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胜过奥古斯丁的教会教义的结果。”[22]换句话说，奥古斯丁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存在着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罗马天主教引以为荣的同时，又被宗教改革者们推崇备至的原因。

上帝在有瑕疵的圣徒生命中的恩典

这又把我们拉回到前面所论述的观点。这本书讲述的是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生平，是一本讲述上帝全能恩典和荣耀的书；因为上帝的恩典贯穿了这三个人事奉的主线，上帝的恩典帮助他们胜过了各自生命中的瑕疵。奥古斯丁被公认最著名的著作是《忏悔录》（Confessions）。这是因为他一生的事奉都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赞美之上。他感叹上帝竟然愿意饶恕并使用他这样一个深陷情欲捆绑、无力自拔的人。除了他在这一点上的不完全以外，按照沃菲尔德的说法，奥古斯丁在教义上也存在瑕疵（他的恩典教义胜过了他的教会教义）。当然，关于这一点仍有许多争议，但是我个人认为沃菲尔德指出奥古斯丁在教义上的矛盾并没有错，因为他让我们看见伟大的奥古斯丁也是个有弱点的人。

奥古斯丁对圣礼的矛盾看法

奥古斯丁高举上帝的恩典是在他至高主权下白白赐给人的，但同时他又认为洗礼中人的作为对重生也至关重要，这种观点令人颇感困惑。洗礼代表的重生，并不等于由神话语的力量唤醒的人灵里的重生。奥古斯丁对洗礼的说法似乎与他对上帝恩典的经历自相矛盾——他在米兰经历上帝话语时带来的灵魂上的苏醒和生命上的改变。而在《忏悔录》中，他提到一个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接受洗礼的朋友，说他意识恢复后就变了一个人。[23]“奥古斯丁声称自己总也无法明白，洗礼和按立作为一种外在的仪式，怎么能在当事人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在他身上‘烙上’了永久的印迹。”[24]他懊悔自己年轻时没有受洗，他相信洗礼的仪式会使自己少受许多痛苦。“倘我灵魂早些治愈，则我自己和家人定必更努力使得救后的我在你的庇护中获得安全，这岂不是更好吗？”[25]彼得·布朗写道：“奥古斯丁有段时间很想知道为婴儿施洗是否合宜，不过他说：‘这样的事还是留至以后慢慢思考吧，有一天总会搞清楚的。’从此他不再从理性的角度理解这事，而是诉诸对天主教弥撒仪式的深刻感受。”[26]

奥古斯丁对恩典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同时他的神学理念仍存在矛盾之处，他的生命也仍有瑕疵。而且并非奥古斯丁一人如此，很多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及圣徒都同样如此。他们承认：“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 1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 3:12）但是这些众所周知的生命中存在瑕疵的圣徒，却因着他们生命中暴露出来的瑕疵而遭到人们猛烈的批评。

因人而异的瑕疵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也都是生命中存在着严重瑕疵的圣徒。这些瑕疵生长于他们各自鲜明的个性土壤上。

这两个人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一个是德国矿工的儿子，站在富人窗外靠唱歌维持生计；另一个则是法国地方检察官的儿子，有着良好的教养，自小与其他贵族家庭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这两个人的个性也截然不同。路德是一个精力旺盛、天性乐观、快乐、善于社交，成天穿梭在各种政务酒宴中的人；加尔文则是一个身材瘦削、不苟言笑、生活在隐退状态、常常禁食并患有失眠症的人……路德喜欢热闹、秉性热情、才华横溢、富有想象力、浑身上下充满了火一般的激情；加尔文则秉性冷淡，举止优雅，待人谦恭有礼，是贵族的座上宾，可以向皇族发表演说，而且他几乎很少说错话，甚至从来不必为自己说过的话反悔。[27]

路德是个满嘴脏话的人

路德则不同，他说的许多话都让他后悔莫及！这和他那出言生硬、口无遮拦、爱开玩笑、爱发怒的个性不无关系。黑克·欧伯曼（Heiko A Oberman）说路德有着“神学家的诙谐”[28]。“要是我必须再给自己找个妻子的话，我就从一块石头上雕出一个顺服的妻子来。”[29]“在家庭内政上我听凯蒂的，不然我就听从圣灵了。”[30]“我有婚生合法的孩子，但那些教廷的神学家们可没有。”[31]他的个性总是那样突出。 “对于路德来说，他的情绪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拦都拦不住……他就是这样一个情绪极其外露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信仰教导上，更表现在他的个人信仰生活中。”[32]这种个性使他远比加尔文更有趣，也更吸引人，但他在开人玩笑的时候，也表现得远比加尔文更强悍、更富攻击性。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教授会以路德那种情绪化的方式研究神学。权威人士对路德的评价是：“路德根本不可能在今天的哈佛大学神学院谋到一个职位……今天能赢得国际声誉的都是像伊拉斯谟这样在象牙塔中搞研究的学者。”[33]

尽管路德的个性富有情趣，但是他的语言也常常会变得生硬并令人生厌。在谈到路德说话的语气时，他的老朋友梅兰希顿（Melanchthon）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尖刻”和“带着火药味儿”这样的词。他甚至在给路德的葬礼悼文中也使用了相同的词语。[34]路德的嘴里常常会冒出一些粗话来，甚至还会说出极其不堪的下流话。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有时候很过分。“许多人都指责我反应过于激烈，的确如此，但这正说明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救恩，不仅是我的对手。”[35]

我们很容易挑剔路德过激的表现和粗俗的语言，却很难想象他当时所面对的是怎样剧烈的争战。我们很难想象他竟是这么多人恶意攻击、诽谤的对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掀起轩然大波。”[36]公平起见，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路德自己及其崇拜者怎样看待他激烈的表现以及生硬的语言。先来听听路德自己怎么说：

我承认自己常常表现得过于激烈，但我必须对付各种各样的人，像那些亵渎福音真理的人，那些披着人皮的豺狼，那些不开诚布公，只在暗地里谴责我的人，那些极尽诽谤之能反对我和神的话语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即使拥有这世界上最冷静的情绪，都不可能再和声细气地说话，更不要说像我这样一个本性易怒、脾气暴躁无法控制的人了。

我还真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优美的语言去回应仇敌的辱骂以及他们那些辛辣的讽刺。那你们对基督是怎么看的？当他称犹太人为淫乱邪恶的世代、毒蛇的种类、假冒为善的人、魔鬼的后代的时候，你认为基督是在辱骂他们吗？

那么保罗呢？保罗称那些抵挡福音的仇敌为犬类及诱惑人的，你觉得保罗那是在侮辱他们吗？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极其尖锐、猛烈地抨击了那个假先知：“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我恳求你们读读这句话吧：认识真理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容忍仇敌蓄意歪曲和蒙蔽真理。我发现所有要我在脾气上有所节制的人，尤其是那些反对我的仇敌，反而在脾气上是最无节制的人。如果我表现得太过激烈，至少我的态度是敞开而坦诚的，这比那些常常面带微笑，实际上却笑里藏刀的人要强多了。[37]

粗鄙的言语的确不能带来正面的影响，但是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对路德最具权威的评价”[38]能否为他不当的言辞挽回一些影响：

路德粗俗的措辞实际上是他在面对撒旦向他发起身、心、灵的攻击时所采取的一种反击方式……宗教改革运动宣传手册上所用的那些粗鄙的言辞，目的是为了挑起民众的情绪……路德使用了大量侮辱漫骂性的语句，为的是以这种方式发起反击……路德激烈的情绪倾向，加上他想要置仇敌于死地的强烈愿望，使他不再顾及言语上的措辞，使他在表达中掺杂了许多污秽不堪的语句以增加他的攻击性。正是借着恶心反常的措辞，使得他能够将那些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只是把路德砸向福音仇敌们的刻薄言辞归结于他教养不好的话，我们就是在剥夺他采用这种策略的意义。当我们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时，我们就会发现，路德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摆在他面前的使命是什么，那就是与历世历代最大的毁谤者交战！[39]

许多人承认，宗教改革运动要想带来改变和突破，就必须要有路德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然而路德强烈的情绪倾向常常使他越过界限，卷入到无理谩骂的旋涡之中，从而把自己拖进罪中。黑克·欧伯曼说得对：“路德反对教皇制度、反对宗教狂热主义、反对犹太教，他将一切信奉教皇制度的人、持守重洗派信条的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纳入到自己的攻击范围之内，他这种极端做法使仇敌更得着亵渎与攻击他的机会。”[40]路德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与他所传的福音确实相互矛盾。根据黑克·欧伯曼对路德冷静而深刻的观察，他认为路德这样做无异于使自己加入到魔鬼的阵营之中，而我们从中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这是一个所有基督徒都可能犯的错误。从世俗角度讲，路德的反犹太主义会落入现代无神论者的手中，成为他们有力的武器[41]。换句话说，虽然路德打破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黑暗，使人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但在反犹太主义的问题上，因着魔鬼的攻击，路德的表现可谓毫无恩典。

加尔文如何适应那个黑暗的时代

约翰·加尔文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同样受到了他所处的那个严酷而险峻的时代的影响。他和路德从未谋面，但彼此之间却极为敬重。当路德读到加尔文 1539年写给红衣主教撒多莱的那篇为宗教改革运动辩护的文章时，他说：“这是一封充满力量的信，我真高兴上帝兴起这样的人来。”[42]加尔文给路德回复了一封众所周知的充满敬意的信，但路德却没有收到这封信。“我真想插翅飞到你那里去，哪怕只是一起待上几个小时，我也会很满足。我真想和你面对面地说上几句话，那将是好得无比的事……但是我们在地上见面的机会怕是没有了，希望不久之后我们能在天国相见。”[43]深知自己的处境，也深知自己生命中的罪，加上彼此之间的钦慕之情，甚至可以使他们忽略对方身上的缺点。

但是别人对加尔文的缺点就没那么客气了。人们对加尔文极尽溢美之词的同时，也对他进行了极为严厉且尖锐的批评。与加尔文同时代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对加尔文在圣经经文全备的理解上都深感敬佩。在 1541年的沃尔姆斯（Worms）大会上，加尔文的学识赢得了梅兰希顿的敬佩，他直接称他为“神学家”。生活在现代的帕克（T.H.L.Parker）也有同感，他说：“说到思想的创新性，奥古斯丁和路德是最棒的；说到哲学，阿奎那是最棒的；但说到系统神学，加尔文则是无与伦比的。”[44]本杰明·沃菲尔德也说： “没有人能像加尔文那样对上帝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45]但是世代险恶，即使是加尔文也无法完全避免罪，无法克服因时代局限而有的盲点。

十六世纪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甚至可以用严酷来形容。那时没有下水系统和管道自来水，也没有中央供暖和制冷系统。人们没有消炎药、抗生素和退烧药可用。拔牙不用麻药、晚上看书的时候也没有电灯。人们用不上水暖气、洗衣机、甩干机和煤气灶，更没有圆珠笔、打字机和电脑可用。加尔文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几乎是“不断地生病”。[46]悲惨的物质状况带来的是可怕的社会状况和令人极其忧伤的道德状况。加尔文所在的教会中那些拥有自由思想的人就像一世纪哥林多教会里的那些浪荡子一样，他们把“圣徒相交” 与换妻游戏[47]混为一谈，并乐此不疲。当加尔文反对这些人的做法时，他便成为这些人暴力攻击的目标，多次遭到他们的步枪射击。

加尔文所生活的时代不仅充满了疾病、艰难和道德沦丧，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荒蛮的时代。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加尔文深受他所处时代的影响。他在一封信里描述了日内瓦常见的可怕情形：“人们最近发现有些人用了三年的时间密谋在城中肆意散播瘟疫，但是我不清楚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可怕手段。”这个事件导致十五名妇女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另有些人，”加尔文说，“则受到了更为严酷的刑罚。有一部分人在监狱中自杀，另有二十五人仍在羁押当中。但密谋恶事的人却并未因此减少……有人在别人房屋的门锁上涂上有毒的药膏。”[48]

这类死刑判决并不只是针对那些罪犯，它们还随时发生宗教改革者的身上。因为遭到死亡威胁，加尔文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法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痛心疾首地看着殉道者们死在自己的家乡。他和其中一些人保持着书信上的往来，直到他们充满信心走向火刑柱的那一天。如果上帝的定旨稍稍偏离一点点，加尔文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并不害怕被流放，也不害怕那些很快会临到我们身上的各样极为残酷的死刑，因为我们知道宗教迫害者们绝不会收敛他们极其残酷的暴行。”[49]

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尔文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完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写作。但同时，他也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他加入对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异端审判，后者被定为异端，烧死在日内瓦的火刑柱上。《基督教教义》第一次发表于 1536年 3 月，那一年加尔文二十六岁。这本书经过五次修订和增版，于 1559年确定终稿，成为人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如果加尔文只写了《基督教教义》这本书，而没有写另外四十八卷其他的著作，他可能会当之无愧地成为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神学家。然而，他写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原因，他也是要将这本书献给在法国殉道的新教教徒们，为他们的殉道行动加以辩护。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会在本书第三章中看到。[50]

然而，在处理塞尔维特的事上，加尔文采用了同样残酷的方式，这使他的良心无法解脱。塞尔维特是西班牙人，他既是医生，又是律师，同时还是神学家。他的三位一体理论并不正统，这引起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极大震动。1553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在法国被天主教徒抓住。后来他逃往日内瓦并在那里再次遭到逮捕。加尔文反对他，他被判处死刑。加尔文要求立即处死他，虽然并不建议烧死，但他还是在1553年10月27日被烧死在火刑柱上。[51]

这个事件严重地损害了加尔文的声名，以致许多人拒绝听从他的教导。但是，如果我们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说我们就不会做出同样的举动。[52]马丁·路德的老朋友梅兰希顿是个性情温和、言语温和的人，加尔文见过他，也很爱他。他曾经就塞尔维特事件给加尔文写过这样一封信：“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也完全赞同你要求地方审判官公正判处那个亵渎者死刑的做法。”[53]加尔文从未在日内瓦的行政机构任过职[54]，他都是以牧师的身份施加影响力。但是，在判处塞尔维特死刑这件事上，加尔文的手粘上了塞尔维特的血，正像当年大卫流了乌利亚的血一样。

加尔文临死前为这件事作了忏悔，这个忏悔对他的一生意义重大。1564年4月25日，也就是他临死前的一个月，加尔文把地方审判官们叫进他的房间，对他们说了如下一番话：

我满心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施予我的怜悯。是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亡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在基督里他不再看我所有的罪行与罪愆，也不再记住它们……我承认我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犯下了数不清的过犯，若不是上帝以他无边的大爱扶持我，恐怕我向他所持守的那份热心早已随风而去，归于徒然了……基于此，我在此作证并宣告，我只相信一个得救的源头，那就是天父上帝的慈爱，正因如此，他会向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显明他的慈父之爱。[55]

帕克说：“他实在不应该使用这个世界的武器去打这场信心之战。”[56]关于这一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加尔文临死前是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加尔文认识到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而且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的恩典和耶稣的宝血。

生命有瑕疵的伟人对我们的意义

那个时代生活条件艰苦、人们道德败坏、社会环境极其野蛮，那种状况使每个人都深受时代影响，正如我们也会被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罪恶所影响一样。也许那时候人们的盲点和罪与我们的有所不同，也许那时候的人们所能看清的事正是我们今天被蒙蔽的。因此，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若处在他们的环境下绝对不会犯同样错误，并因此下结论说，他们根本没什么可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真的是太天真了。事实上，我们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对于自己时代的罪恶是盲目的。那些伟人在自己所处时代所彰显出来的美德很可能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约翰·加尔文在生活和事奉上把上帝放在首位，他忠实于圣经且信仰坚定。出于上帝对罪人慈爱的感召，我们真的可以从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和奥古斯丁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这本书让我们看见：虽然上帝忠心的仆人因着各自生命中的瑕疵没能清楚反照出上帝的荣耀，但上帝的荣耀仍透过他们模糊地表露出来。上帝要让我们借着思想这些人的生命，透过他们不完全的信仰去看见他的荣美。我希望你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取得这个果效。在人类历史的每一页中，都有上帝亲自书写的生命教训。一个伟大的德国人和一个伟大的法国人从一个伟大的非洲人那里吸取了极大的动力，上帝则赋予了宗教改革运动真正的生命。

让我们用上帝至清至纯的话语泉源来覆庇那些生命中有瑕疵的伟人带给我们的影响吧。这些伟人无疑是宝贵的，但他们的生命却尚未炼净。正像路德所说的：

我们阅读属灵前辈的著作，是要透过他们的著述明白上帝神圣的话语。然而，我们的目光不应当只停留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不回到神的话语之中。那样，我们就像是一些只是阅读路标，却从未真正行路的人。属灵前辈们希望借助自己的著作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之中，但我们却潜心于此，远离了圣经。然而，唯有神的话才是我们需要辛劳去挖掘的泉源。[57]

我希望通过后面三章的重点陈述及展开，能够把这本书的脉络清晰地展现给大家：从奥古斯丁发现上帝恩典的“至高喜乐”，到路德一生进行的“圣经神学研究”，到加尔文一生传讲“上帝话语的至高权柄”。

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

过去唯恐丧失的，

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绝，

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

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

你进入我心代替了这一切。

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浃洽，

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

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粲，

你比任何奥秘更深邃，

比任何荣秩更尊显，

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

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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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

《忏悔录》，第9卷，第1页

注释：

[1]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翻译R·S·潘·柯芬（纽约：企鹅图书，1961），第181页（IX，1）。

[2]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贝克莱，C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179页。引自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0卷，xxix，第40页。

[3]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405页，引自《康特拉·朱利安》，III，x，22。

[4]奥古斯丁自认为“最能摧毁伯拉纠主义”的著作（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372页）被命名为《论圣灵及字句》，引自《奥古斯丁晚年的著作》，由约翰·伯恩纳比编辑（费城：韦斯敏斯特出版社，1965），第182-251 页。

[5]黑科·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及魔贵之间的人》，爱莲·沃里塞·施沃滋巴特翻译（纽约：Doubleday，1992，第一版，1982），第315页。

[6]约翰·迪莱恩伯格编辑，《马丁·路德选集》（花园城，纽约：Doubleday公司，1961），第11页，加注了重点。

[7]同上。

[8]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70-171页（VIII，8）。

[9]约翰·迪兰伯格编辑，《马丁路德选集》，第12页。

[10]欲知这一精彩故事的具体细节，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的具体内容。

[11]约翰·迪兰伯格编辑，《马丁·路德选集》，第12页。

[12]赎罪券：向罗马天主教会购买此券可获得“罪罚”的赦免——为你自己或他人免除炼狱之苦。

[13]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人》，第220页。

[14]约翰·迪兰伯格编辑，《马丁路德选集》，第167页。

[15]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26页。

[16]约翰·加尔文，《基督教教义》，分两卷，约翰·T·迈克内尔编辑，福德·刘易斯·巴特翻译（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0），I，viii，13（加注了重点）。

[17]爱华德·M·伯拉斯编辑，《路比较靠谱 -揭开/德文选》，第三卷，（圣路易斯：肯考迪亚出版社，1959），第1374。

[18]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89页（加注了重点）。

[19]引自本杰明·沃菲尔德所著《加尔文及奥古斯丁》（费城：长老会及改革宗出版公司，1971）中“奥古斯丁的修院制度及忏悔录”，第306页。尽管“他作为改教者的工作似乎是在暗中进行的，改教的结果却因外族的入侵得以迅速扩展……通过他所 写的一卷又一卷著作，他的广泛影响开始显露出来，他在教会和世界中成为一股革命性的力量。他不单单在教会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决定了至今为止西方历史的走向”（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306页）。“安塞姆、阿奎奈、彼特拉克（口袋里常常装着《忏悔录》）、路德、贝拉明、帕斯卡尔、齐克果全都受到奥古斯丁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是维特根斯坦最喜爱的著作之一。而他却是尼采最不喜欢的人。他在心理学上的分析先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奥古斯丁首先发现了‘人类潜意识’的存在……他是‘第一个’被读者公认为拥有卓越而深刻的心理洞察力，且有连贯系统思想的现代人。他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敬”（亨利·查德威克，《奥古斯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3页）。

[20]特拉培·阿哥斯帝诺，《圣奥古斯丁：人、牧师、神秘主义者》（纽约：天主教 图书出版社，1986），第333-334页。

[21]T·H·L·帕克，《加尔文画像》（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54），第44页。

[22]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322-323。“奥古斯丁对恩典教义的诠释是：罪人的向善和回归完全仰赖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必要的、先决的、无可抵挡的、也是毫无缺欠的；上帝早在创世之前就定下了他恩典临到的方式和对象。然而尽管奥古斯丁清楚地阐明并竭力捍卫了恩典教义的内容，它仍然在教会中遭到极大的反对。首先是伯拉纠主义者，他们认为上帝的恩典不是使人归信上帝的必要条件，接下来是部分接受了伯拉纠主义教义的人，他们认为上帝的恩典不是使人信主的先决条件。奥古斯丁关于恩典教义的教导就此停顿下来。公元529年举行的奥林奇大公会在天主教会确立了上帝的恩典是使人归信的先决条件的教义，却拒绝了恩典是使人归信的必要条件的教导。奥古斯丁关于恩典的教导没有能够得到天主教会的接受……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支持宗教改革的人完全接受奥古斯丁关于恩典的教导，但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会却反对这样的教导。因着对恩典教义所持的不同理解，宗教改革支持者和天主教会之间产生了决裂。反对奥古斯丁恩典教义的人的观点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极大的威胁。”

[23]引自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222页（IV，iv，8）。

[24]同上，第22页。

[25]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32页（I，11）。

[26]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280页。

[27]亨利·F·亨得森，《加尔文书信集》（伦敦：J.M.丹特公司，1909），第109-110页。

[28]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5页。

[29]同28，第276页。

[30]威廉·J·彼得森，《马丁路德的妻子》（惠顿：丁道尔出版社，1983），第14页。

[31]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278页。

[32]同28，第312-313页。

[33]同28，第313页。

[34]同28，第10页。

[35]同28，第322页。

[36]同28，第298页。

[37]W·卡罗斯·马丁，《马丁·路德的生活及其时代》（纽约：美国特拉克特学会，1866），第380-381页。

[38]引自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封底书评中，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奥兹门特（Steven Ozment）的评语。

[39]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109页。

[40]同28，第303页。

[41]同28，第297页。

[42]亨得森，《加尔文书信集》，第68页。

[43]同42，第113-114页。

[44]帕克，《加尔文画像》，第49页。雅各布·亚米纽斯，历史上被公认为是反对加尔文主义的敌人，这样写道：“加尔文在圣经的解释上是无与伦比的，他所写的圣经注释比所有流传下来的神父们所写的圣经注释都更有价值”（阿尔弗雷得·T·戴维斯，《约翰·加尔文和新教对国民生活及品德的影响》[伦敦：亨利·E·沃尔特，1946]，第24页）。“他在历史上圣经研究方面的表现突出，迪埃斯特称他‘开创了真正的圣经注释的先河。’他的注释立刻获得了极大的权威——它们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将经文展现给大家。’被称为智者胡克的理查德·胡克在讲到他那个时代的争议时这样说‘加尔文对经文的解释比上万个奥古斯丁、耶柔米及圣约翰金口更有分量’”（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9 页）。

[45]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24页。

[46]约翰·加尔文，《以弗所书证道集》（爱丁堡：真理旗帜，1973，英文原文1577，法文原文1562），由出版者作序，第8页。关于加尔文所受的苦难，请参看第三章的内容。

[47]亨利·F·亨德森，《加尔文书信集》，第75页。

[48]同47，第63页。

[49]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书信选集》，第71页。

[50]同49，第27页。

[51]帕克，《加尔文画像》，第102页。

[52]同51，T·H·L·帕克描述了一些当时的情景。

[53]亨利·F·亨德森，《加尔文书信集》，第196页。

[54]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16页。

[55]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书信选集》，第35页。

[56]帕克，《加尔文画像》，第103页。

[57]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43），第13页。

第一章　至高的喜乐

至高喜乐在生活及思想上带给奥古斯丁的释放

一个帝国的结束

公元410年8月26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拥有坚固军事防御系统的罗马帝国，在经历了900年的统治之后，遭到阿拉里克（Alaric）率领的哥特军队的洗劫。耶柔米（St.Jerome）是拉丁文圣经武加大版本的译者，当时他正在巴勒斯坦，他写道：“如果罗马帝国也会灭亡，还有什么是安全的？”[1]罗马帝国并没有立即消亡，而是又经过了六十六年，当德国人废黜了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之后才彻底灭亡。然而罗马帝国遭受入侵的消息，仍然使位于罗马帝国西南部450公里处的北非沿海小城希波城受到极大震动。奥古斯丁当时是希波城的主教，年五十五岁，正处于服侍的鼎盛期。这件事之后，他又活了二十年，于430年8月28日去世。那时有八万汪达尔人（Vandal）正准备入侵并席卷希波城。奥古斯丁就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形态发生巨变的动荡年代。

他听说已有两名主教被入侵的汪达尔人折磨致死。他的朋友也引用耶稣“逃往别城”的话来劝诫他，他回答说：“船舶遭遇危难时，不要说船长，连船员也不会轻易弃船而逃。”[2]他从公元396年起就成为希波城的主教，在就任主教之前，他还做过五年专司讲道的长老。因此他在教会里服侍了近四十年，整个基督教界都知道他是一个痴迷上帝、持守圣经、讲解透彻、富有说服力的牧者和护教者；他反对当时对基督教教义构成威胁的摩尼教（Manichaeism）[3]、多纳图教派（Donatism）[4]和伯拉纠派教义（Pelagianism）[5]。

奥古斯丁空前绝后的影响

奥古斯丁站在北非这个平台，以他非凡的忠诚向他那一代人阐明并捍卫了基督教信仰，并借此塑造了基督教会的历史。他对西方世界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阿道夫·哈纳克（Adolf Harnack）称他为教会所拥有的在使徒保罗之后和改教者路德之前最伟大的人物。[6]本杰明·沃菲尔德表示奥古斯丁借着他的著作“给教会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力量……他不仅引领教会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且决定了西方世界教会历史的走向，直至今日”[7]。奥古斯丁拥有的“文学才能……在教会历史上首屈一指”[8]。“他的教导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9]《基督教历史》杂志的发行人表示：“在基督教历史上，希波的奥古斯丁是继耶稣和保罗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10]

奥古斯丁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表现在，天主教和新教都受到他极深的影响，但是这二者却是宗教改革运动中势不两立的对立方。奥古斯丁被罗马天主教尊为最伟大的教父之一，[11]同时他也被奉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这不仅是因为“路德是一名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修士，或是加尔文对奥古斯丁的引述远多于其他的神学家……而是因为宗教改革见证了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胜过了伯拉纠主义的人论”[12]。“论战的双方（宗教改革者和反对宗教改革的罗马天主教）都大量引述了奥古斯丁的著作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3]

亨利·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在尝试阐述奥古斯丁的影响范围时指出：“安塞姆（Anselm）、阿奎奈（Aquinas）、彼特拉克（Petrarch，口袋里常常装着《忏悔录》）、路德、贝拉明（Bellarmine）、帕斯卡（Pascal）、齐克果（Kierkegaard）全都受到奥古斯丁极大的影响。他的著作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最喜爱的著作之一。而他却是尼采最不喜欢的人。他在心理学上的分析先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奥古斯丁首先发现了‘人类潜意识’的存在。”[14]

奥古斯丁能够产生如此非凡的影响力是有原因的。阿哥斯帝诺·特拉培（Agostino Trape）对奥古斯丁在教会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作出了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

奥古斯丁集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及诗人于一身……他在这些领域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相互补充，令他成为一个魅力四射、让人难以抗拒的人。他是一名哲学家，却没有因为耽于思考而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他是一名神学家，同时也是灵性生活的大师；他是一名神秘主义者，同时也是一名牧者；他是一个诗人，同时也是一个雄辩家。因此，每一个读者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一些为之吸引、为之倾倒的东西：形而上学直觉的深度、丰富的神学论证、毫不做作的能力和活力、伴随着灵性上升而表现出来的心理深度、丰富的想象力、感性和神秘的热情。[15]

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无法穷尽

事实上，任何以语言或文字描述奥古斯丁的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无法把奥古斯丁讲清楚或写清楚。最近一部奥古斯丁传记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格罗乔（Benedict Groeschel）拜访了位于维拉诺瓦大学附近的奥古斯丁纪念馆，馆内关于奥古斯丁一人的书籍就占满了一个图书馆。纪念馆向本尼迪克特介绍了计算机内近五百万字关于奥古斯丁的材料。他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人心中的感触：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正着手准备写瑞士阿尔卑斯山旅行指南的人……四十年之后，我仍可默想《忏悔录》这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去退修，但回来后仍感到十分沮丧，那几页纸中蕴涵了太多的宝藏值得更深地去挖掘。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我这一生根本无法穷尽对奥古斯丁的研究，他就像阿尔卑斯山一样伟大和无法逾越。[16]

尽管对奥古斯丁的研究无法穷尽，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人们探索奥古斯丁的热情。甚至对一些没有这方面学术经验的人也是如此。假如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从《忏悔录》中奥古斯丁的生活故事开始，到他的转变和他母亲去世。另外四本“必读的书”有：《论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信望爱手册》（Enchiridion:On Faith,Hope and Love），沃菲尔德称这本书是奥古斯丁“在思想系统化方面最严肃的尝试”[17]；《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这本书对三位一体作了定性的论述；《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则是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消亡的思考，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在阐明其历史意义方面的尝试。

奥古斯丁的生活概况

公元354年11月13日，奥古斯丁生于希波附近的塔加斯特，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境内。他的父亲帕特里西乌斯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中等收入的农民。他竭尽所能让奥古斯丁在修辞学上接受最好的教育。奥古斯丁从十一岁到十五岁时先是在二十多里外的马多拉学习，后来回家待了一年，十七岁时他又去了迦太基继续学习直到二十岁。奥古斯丁的父亲去世前一年，即370年悔改信主，那年奥古斯丁十六岁。虽然奥古斯丁著述颇丰，但是关于父亲的死他只顺便提到过一次。他写了那么多悼念朋友的文章，却对父亲的死惜墨如金，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惊讶。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奥古斯丁写道，“我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家人并不想用婚姻来救我于堕落，他们只求我学到最好的辩才，能高谈阔论说服别人。”[18]奥古斯丁特别说到他的父亲“并不考虑我在你（天父）面前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纯洁；他只求我娴于辞令。”[19]出于对父亲在教养方式上的极度失望，奥古斯丁在他余下的日子里，一直不肯谈论他的父亲。

在离开家到迦太基继续他三年的学习之前，奥古斯丁的母亲极为严肃地告诫他：“不要犯奸淫罪，特别是不要与有夫之妇私通。”[20]“我来到了迦太基，我周围沸响着罪恶恋爱的鼎镬……我的心灵因为缺乏滋养的粮食供应，缺乏你——我的天父而饥渴。”[21]“我却愿意偷窃，而且真的做了，不是迫于需要。”[22]“我在修辞学学校中名列优等，因此沾沾自喜，充满着虚荣的气概……我希望在此中显露头角，在这个地方你越是信口雌黄，越能获得称誉。”[23]他在迦太基找了一个情妇，两人一起同居了十五年，并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

其后的十一年（十九岁到三十岁），奥古斯丁在一所传统学校任校长教授修辞学。三十岁之后的四十四年，他成了一名单身的修士，后来成为主教。也就是说，奥古斯丁在三十一岁之前是一个在性关系上放荡不羁的人，从三十一岁至七十五岁则是一个禁欲主义者。然而他的改变并不像人们所想象那样在瞬间完成。

他十九岁的时候生活在“迦太基的鼎镬中”，极度狂妄并且完全沉浸于情欲的享乐。当时，他读了西赛罗（Cicero）的《霍尔登修》（Hortensius），他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并没有去注意它的修辞形式而是被其中的内容抓住了。《霍尔登修》把对智慧与真理的寻求置于肉体的享乐之上。

这一本书使我的思想转变，使我的祈祷转向你，使我的希望和志愿彻底改变。我们突然看到过去虚空的希望真是卑不足道，便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向往不朽的智慧，我开始起身归向你……我的天父，那时我怀着很大热情，想脱离人世种种而飞到你身边！但我不知道你对我作何安排，因为智慧是属于你的。爱好智慧，在希腊语名为哲学，这本书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24]

然而这时离他真正悔改信主还有九年的时间，但是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阅读和思考的习惯，让他不再只注重于形式，而是更注重于真理。这个改变对任何年龄段的人来说，都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接下来的九年中，他被摩尼教的二元论给迷住了，直到二十八岁因为对摩尼教其中一个领袖的幻灭他才开始有所醒悟。[25]二十九岁时，他从迦太基搬到罗马教书，因无法忍受学生们的恶劣行径，384年他搬至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这次搬迁从几个方面看都可谓是天意。首先他在米兰找到了柏拉图学派的人，其次他在米兰认识了安布罗斯（Ambrose）大主教。那时，他已经三十岁了，仍然和他的儿子和情妇（这个惨遭遗忘的女人从未在他的著作中被提到过）住在一起。

386年初夏，他发现了死于270年的新柏拉图学派[26]普罗提诺（Plotinus）的作品。这是奥古斯丁继十一年前读完西赛罗的作品后所经历的第二次改变。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摄取着普罗提诺对现实的看法。彼得·布朗这样描述奥古斯丁与普罗提诺的相遇：“他完全改变了奥古斯丁精神生活的重心。他不再认同摩尼教中对上帝的认知。这位上帝是完全至高无上的。”[27]

但这时的奥古斯丁仍处在黑暗当中。从他对那段时光的看法里，你可以看见柏拉图主义对他的影响：“我背着光明，却面向着受光明照耀的东西，我的眼睛看见受光照的东西，自身去受不到光明的照耀。”[28]

最后改变的时刻到了，这一次他要从柏拉图主义转向使徒保罗。比他年长十四岁的安布罗斯对他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到米兰后，便去拜谒安布罗斯主教……他坚强有力的言论把你的‘麦子的精华’、你的‘欢愉之油’和你的‘和醇的酒’散发给你的子民。我不自知地受你引导走向他，使我自觉地受他引导归向你。”[29]

由于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奥古斯丁无法接受圣经中 “道成肉身”的教导。但是，他总是反复地去听安布罗斯的讲道。“因此我心门洞开接纳他滔滔不绝的雄辩时，其中所涵的真理也逐渐灌输进去了。”[30]“我既爱且惧，屏营战栗，我发觉我是远离了你漂流异地……你远远答复我说：‘我是自有的’。我听了心领神会，已绝无怀疑的理由。”[31]

但是这个经历还没有使他真正地转变。“我诧异我自己已经爱上了你……但我还不能一心享受天主，我被你的美好所吸引，可是我自身的重累很快又拖我下坠，我便于呻吟中堕落了：这重累即是我肉体的沾染……犹如对于无法染指的佳肴，只能歆享而已。”[32]

四十年之后，因着这个信念，他在垂暮之年开始了他与伯拉纠主义的激烈争战。

他知道自己无法向前的原因不是理智上的问题而是情欲的问题：“但我对女人还是辗转反侧，不能忘情。”[33]因此，这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到底是哪一种享受在他生命中占据上风。“我希望能具有享受你的必要力量，我寻求获致这力量的门路（注意战争的前线是：我如何才能找到享受天主胜过性欲之乐的力量呢？），可是无从觅得，一直到我拥抱了‘天父与人类之间的中保，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34]

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母亲莫尼卡一直都在为他祷告。385 年春天，她来到米兰，开始为他安排与当地一个富裕的基督徒家庭的女儿结婚。这时恰逢他悔改在即。母亲的这个举动令奥古斯丁心烦意乱，并将他更深地推入罪中。他把与自己同居了十五年的情妇送回了非洲，从此再也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被视为我结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她所占有，因此如受刀割。这创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她回到非洲，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但是不幸的我，还比不上一个女子……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一个情妇。”[35]

历史性的改变

接下来教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来到了。“我将叙述你怎样解除了紧紧束缚着我的淫欲与俗务的奴役：主啊，我的救援，我的救主，我将称颂你的圣名。”[36]这是《忏悔录》的核心，也是上帝的恩典在历史上所成就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是一场多么激烈的争战啊。但是让我们来看看这场争战是如何得胜的（《忏悔录》第八卷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奥古斯丁随后的悔改要比我们所知道的故事还要复杂一些。要想了解这场争战的中心，让我们专注在奥古斯丁最后的决定性时刻。那时正值 386 年 8 月末，奥古斯丁已快三十二岁了。他和他最好的朋友阿利比乌斯正在谈论埃及修士安东尼的事，他们被安东尼的圣洁和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看见别人在基督里活得如此自由和圣洁，奥古斯丁为自己仍受禽兽般情欲的辖制深感痛心。

我们的寓所有一个小花园……我内心的风暴把我卷到花园中。那里没有人来阻止我自己思想上的剧烈斗争……我那时并不知道。但这种精神失常有益于我；这种死亡是通向生命……我的内心奔腾澎湃着愤慨的波涛，恨自己为何不追随你的意志，接受你的约法……我搔头，敲额，抱膝。[37]

但是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他从这场争战中所收获的将远远超过他所失去的。在恩典的奇迹下，他开始看到基督同在里的贞洁之美。

拖住我的是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的……它们轻轻地扯我肉体的衣裙，轻轻地对我说：“你把我们抛开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了！”……我害怕去的那一面，呈现着纯洁庄严的节制，明朗而肃穆地微笑着，庄重地邀请我上前，向我伸出充满着圣善的双手，准备接纳我，拥抱我。[38]

所以，此时整个争战已经可以归结为节制的美德及其温柔之爱与拖住他的那些不堪的浪荡虚浮之间的对决。

我不知道怎样躺在一棵无花果树下，尽情让泪水夺眶而出……我呜咽着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 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房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立刻我的面色变了，我集中注意力回想是否听见过孩子们游戏时有这样几句山歌；我完全想不起来。我压制了眼泪的攻势，站起身来。我找不到其他解释，这一定是神的命令，叫我翻开书来，看到哪一章就读那一章。[39]

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40]

他未曾选择的地方和上帝的旨意

在上帝的恩典中悔改归信的经历为奥古斯丁确立了恩典神学的道路，也把他带入了与伯拉纠主义的冲突之中。恩典神学成为千年之后宗教改革运动的根基。上帝至高的恩典这一神学思想是奥古斯丁在上帝里面经历喜乐得胜的神学自省。

第二年，也就是387年的复活节，他在米兰接受了安布罗斯为他施行的洗礼。那年秋天，他的母亲去世。当时她十分的快乐，因为她流泪祷告多年的儿子终于在基督里找到了安息。388年，他三十四岁的时候返回到非洲，计划在那里为自己和朋友们（他把他们称为“上帝的仆人们”）建一所修道院。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决定过独身和清贫的修士生活，和修院中其他人一样的生活。[41]他希望自己能在修道院里与神学为伴，安静地度过余生。

但是上帝对他的一生却另有计划。奥古斯丁的儿子阿德奥达图斯死于389年。他打算在自己的家乡塔加斯特安静度过余生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奥古斯丁认为把自己的修道院迁到希波这个大一些的城市可能更有意义。他选择希波是因为那里已经有了一个主教，因此别人强迫他当主教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想错了，而千年之后的加尔文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希波教会找到奥古斯丁，还是强迫他当了希波教会的神父，最后他成为希波的主教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很久之后，奥古斯丁在一次讲道中对会众说：“一个奴隶总不会违背他主人的意愿。我来到这个城市看望一个朋友，满心想的是为上帝赢得这个灵魂，然后让他与我们一起在修道院里生活。我很安心地想，这个地方既然已经有了一个主教，就不会再强迫我做主教。但我想错了，我被人抓住成了一名神父……到现在我又成了你们的主教。”[42]

因此，与教会历史上其他留下深远影响的人一样，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三十六岁时）。他被迫改变了静思冥想的生活，投入到有所行动的生活中。主教这个职位需要处理教会信徒之间各种法律上的纠纷，同时还要处理许多民政性事务。“他到监狱中进行探访，防止虐囚事件的发生；他为许多囚犯多方干预，使他们免遭酷刑和处决；此外，他还要在教会中裁决信徒间的法律诉讼案件，以维护‘家庭’和睦。”[43]

奥古斯丁以教会为支撑修建了一所修道院，并用四十年的时间培养了一批受圣经教导装备的神父和主教，这些人后来被安置在非洲各地牧会，为教会带来复兴。委身于修道院，严格遵守素食的戒律，过着清贫而禁欲的生活。修道院严禁女性造访，他了解自己的弱点，知道这项措施会省去自己很多的麻烦。他从未结过婚，去世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他所有的财物都归修道院所有。他留给人们的遗产是他的著作，还有经过他培训的教牧人员以及他所建立的修道院。

恩典的得胜——“至高喜乐”

我们一起来看看恩典在奥古斯丁的生活和神学上彰显的得胜。奥古斯丁亲身经历了上帝的恩典，并从自身的领悟建立了“至高喜乐”的神学理论。R·C·斯布罗认为今天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伯拉纠教义的捆绑。[44]也许，对教会，特别是对那些热爱上帝至高权柄的人来说，脱离这种捆绑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了解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的教义。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包括改革宗的思想和讲道信息），并没有将他们的思想以及所传讲的信息根植在至高喜乐的恩典所带出的得胜上，因此他们成了一群既信奥古斯丁，又信圣经，又好幻想的人。

奥古斯丁的生活及思想将我们重新带回到喜乐的根基上。伯拉纠是一位生活在罗马的英国修士，是与奥古斯丁同时代的人。他教导人们“尽管恩典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公义，但恩典并不是达到这一目的所不可或缺的”[45]。他否认关于原罪的教义，宣称人类的本性是良善的，因此人类能够做任何上帝命令他去做的事情。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的这番话——“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而命令我。……我的圣善的天父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赐赉。”[46]——让伯拉纠感到无比震惊。他把这种说法看成是对人类的良善、自由及责任的攻击。他认为，如果人类只能靠着恩典遵行上帝的命令，那就是说人类并不具备遵行上帝命令的能力，因此就不需要担负遵行他命令的责任，道德律也就土崩瓦解了。

但是，奥古斯丁对于恩典和自由意志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曾在388-391年间写了《论自由意志》一书，书中他对自由意志进行了辩护。当他晚年时，伯拉纠就是引用这本书中的内容对他进行反击的。[47]但是当奥古斯丁十年后写成《忏悔录》时，他和伯拉纠之间的争论已有定论。这里有他写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可能是我们了解奥古斯丁的思想及其核心教义的一个重要段落）：

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自由意志在哪里？从哪一个隐秘的处所刹那之间脱身而出？……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才是至高的喜乐。（这句话是我们理解奥古斯丁核心教义的关键。）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你是比任何乐趣更加浃洽，但不为血肉之躯而言；你比任何光彩更明粲，比任何秘奥更深邃，比任何荣秩更尊显，但不为自高自大的人。……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48]

这就是奥古斯丁对恩典的理解。恩典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在他里面的至高喜乐，这喜乐胜过罪中之乐。换句话说，上帝在人心里造作极深的工作，将人心中的喜乐泉源全然改变，使我们能爱他胜于世间的情欲和其他一切的事物。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爱上帝绝没有被简化为一种行为上的顺服或意志上的服从。他从未错误地引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去宣称爱就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因为这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因爱基督而甘愿遵从他的命令：“如果你们爱我，那么你们就会顺服我。”他也从未错误地引用《约翰壹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而忽视这节经文本身的真意：我们因爱上帝，以至我们不再觉得遵守上帝的诫命是难担的重担。爱上帝就是我们在上帝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并因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而欢喜快乐，以至我们不再把他的命令当作是一种负担。奥古斯丁看到了这一点。我们今天需要他帮助，重新将我们的信仰生活根植在上帝的至高喜乐之中，这喜乐会将在里面辖制我们的懒惰、情欲和贪婪连根都统统拔除。

对奥古斯丁来说，爱上帝就是总能以上帝为乐，并且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上帝而做。在《论基督教教义》中（第三卷，第十节，第 16 行），他对这种爱做了清楚的定义：“我认为博爱（就是上帝的爱）是灵魂趋向享受上帝的所是，并为了上帝的缘故享受自己和他人。”[49]爱上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以上帝为乐，并且无论做什么都当为他而做。

奥古斯丁剖析自己的动机直至这一快乐的根源。快乐使万物生机勃勃，他看见追求快乐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任何人，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希望自己能够快乐。没有人希望自己不快乐。每个热切希望自己快乐的人都对快乐抱有极大的热情。事实上，人们即使是在寻求其他事物的时候，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从这些事物中寻找到快乐。”[50]这一对快乐的追求支配并管理着人们的意愿。

但是，令伯拉纠倍感愤怒的是：奥古斯丁认为人们无力决定自己的快乐。

谁能有能力让自己心中出现一个强烈动机，以至于他自己的意志受其影响而相信？谁会愿意欢迎那些不会给他带来快乐的念头？谁能保证令人快乐的事总能发生，或者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会使他快乐呢？如果那些令我们快乐的事使我们更接近上帝，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聪明、勤奋或功劳，而是因为上帝的启示和他赋予我们的恩典。[51]

所以，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拯救之恩和归信之恩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至高喜乐，这喜乐胜于其他一切的快乐，因此能改变人的意志。这意志可以自由地转向最令它愉悦的事物，但是它却无法决定什么是至高的喜乐。对此奥古斯丁总结说：

如果人不明白真理之道，那么他的自由意志，除了使他犯罪之外实在一无用处。即便人开始知道自己的职责和正确的目标，除非他对此感到愉悦，并且热爱它们，否则，他既不会履行职责，也不会实施目标，更不会按照这些职责和目标来端正地生活。为了能使我们愿意倾注热情在我们的职责和目标上，上帝“将他极大的爱倾倒在我们的心里”，不是通过从我们自己生发的自由意志，而是“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罗5:5）。[52]

427年，他回顾了自己一生对自由意志的思考并写信给辛普利森（Simplician）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曾尽可能地维护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权，但最终还是上帝的恩典占了上风。”[53]辩论成了奥古斯丁的职业。晚年时他列出了88种他曾批判的异端。[54]既然他这么深切地渴望享受上帝的喜乐，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地与这些异端抗辩呢？他在《忏悔录》中是这样回答的：“对异端的谴责揭示了你的教会的看法和纯正的教义。异端的出现，会使历经考验的人在软弱的人中间显示出来。”[55]

长期以来奥古斯丁一直致力于与伯拉纠教义的论战，这其中有着一个深层的原因。他的朋友保利乌斯（Paulinus）曾问他：“你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精力与伯拉纠论战？”他回答说：“对于我们这些身患疾病的人而言，还有什么能比谈论医治的恩典这一话题更吸引我们的呢？对于我们这些懒惰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谈论让我们奋起和殷勤的恩典更吸引我们的呢？对于我们这些渴望有所作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谈论慷慨相助的恩典更吸引我们的呢？”[56]当你不断地在心中牢记，奥古斯丁所热爱的能带来医治、能激励人心、能帮助人、能使人有力量的恩典就是上帝所给予的一种令人信服而且胜过一切的喜乐，他的这个答案会产生更大的力量。恩典掌管我们生命的方式，是借着给我们一种至高无上的喜乐去享受至高无上的上帝。

奥古斯丁清楚地承认，虽然人的意志最终是由灵魂所喜悦的事物所支配，虽然这些事物最终又是由上帝所安排的，但是，人的意志有其道德上的责任。当人们强迫他对此作出解释时，他最终以这是圣经上“极大的奥秘”作为了结，把答案交给圣经。在下面引述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见到这一点：

如果有人硬要我们考查这一极大的奥秘，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能被劝说，如此信服以至于愿意屈服上帝，而另一个人则不是如此，我只能用两句话来作为回答：“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罗11:33）“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罗9:14）如果有人对此回答仍不满意，他尽可以去找那些更为学识渊博的人，但是要小心，恐怕他被自以为是的人所欺骗。[57]

…………

在神并没有不义。让这个真理深深地、不可摇动地印在那些信仰虔诚稳重的信徒心里吧。让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上帝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想让谁心硬就让谁心硬。也就是说，他有权决定怜悯谁或不怜悯谁。让我们相信，是一种特定的、隐藏的公平机制，是我们用人的标准无法搜寻与衡量的，但其公义的结果却可以在人类日常的生活以及属地各样的安排中看见。[58]

恩典通过给我们至高无上的喜乐、享受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一方式掌管我们的生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古斯丁的基督教自由主义观点与伯拉纠的截然不同。对奥古斯丁来说，爱上帝及其道路的程度决定了我们所能享有的自由的程度。为了上帝以及他的道路，我们甚至自愿放弃自我意志的选择。真正的自由并不是通过意志在善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自由是我们在灵里是如此的看重上帝的荣美，又如此的热爱上帝，以致我们无法忍受除了上帝以外有其他别的选择。真正的自由是甘愿放弃在上帝的旨意与自我意志间的权衡与选择，行走在上帝至高的喜乐之中。在奥古斯丁的观点中，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并不是让人的意志得着自由，而是让人的意志分裂。在这堕落的世界中，人在上帝的旨意与自我选择之间挣扎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直到有一天我们在欢喜中看见并领悟：永恒无限的喜乐唯独来源于上帝。

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可以胜过“非法的享乐”[59]的恩典观显明：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不懈地追求上帝至高的喜乐。他说：“敬虔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圣洁的渴慕。”[60]也就是说，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就在于对上帝的渴慕。人们之所以无法懂得或体验到让我们的生命拥有至高喜乐是何等大的恩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渴慕太肤浅了。极度渴慕上帝的圣洁，并向他献上敬拜，这种宗教情感是常人很难理解的。奥古斯丁说：

人类本应该渴慕住在你翅膀的荫下，陶醉在你完美的居所中，畅饮在你喜乐的洪流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里，我们才得见光。我想，一个徜徉在爱河中的人，他会了解我的意思。一个充满向往的人，一个饥饿的人，一个身处遥远沙漠之中，渴望永恒之国水泉并为之叹息的人，他会明白我的渴慕。但是，如果我将这番话说给一个心肠冷漠的人听，他一定不会理解我所说的……[61]

奥古斯丁的这番话应当让我们的心重新燃起对上帝的渴望，并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向许多人展现福音的荣耀是如此之难。原因就是：太多的人对上帝的渴慕实在是太少了。他们只是些得过且过的人，从来不对任何事抱有热情。他们不单对基督荣耀的福音表现得很冷淡，而且对任何事情都毫无热情。即使是罪，他们也是挑挑拣拣地，而不是大口吞下。

祷告在寻求喜乐中的地位

从上帝的角度看，改变人冷漠的方法就是将至高喜乐的恩典赐给人。从人的角度看，除掉冷漠的方法是祷告和渴慕上帝超过其他一切。以祷告的形式写成的、长达350页的《忏悔录》并非仅仅是使用了一种特殊文体，而是作者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对上帝说的。这真令人惊叹！奥古斯丁实在是以一种极大的自律才保证了这一文学体裁的始终如一，他完全依赖上帝来唤醒他对上帝的爱。书中到处可见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尼卡的祷告，这绝非偶然。当他还不懂得如何为自己恳求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已经在为他恳求了。[62]

奥古斯丁劝告我们“要与《诗篇》的作者大卫一起歌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4:27）” 接着，他说：“为了让我们获得这种快乐的生活，上帝以其真实有福的生命教导我们如何祷告。”[63]奥古斯丁向我们表明他是如何为自己在上帝里面的喜乐得胜祷告的：“哦，主，让我可以自由地爱你，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可贵的事物。不要向我掩面，好让我寻见我所寻求的。不要在怒中转离你的仆人，免得我在寻求你的时候误入歧途……成为我的帮助者，不要离弃我，也不要藐视我，哦，上帝我的救主。”[64]

母亲的祷告成了奥古斯丁学习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中所说的深奥之事的模范：“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祷告是通往完全的、至高的喜乐的途径。但是，这是一条怎样不同寻常、曲曲折折的路啊！莫尼卡在痛苦的、长期未得回应的祷告里学会了忍耐。比如，她的丈夫帕特里西乌斯对她有不忠的行为，但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道：“她拥有如此巨大的忍耐力，以致她从不为他的不忠与他争吵。因为，她总是仰望你向他施怜悯，希望信仰能带来贞节……最终，就在他快要去世的前几天，她为你赢得了她的丈夫。”[65]

在她儿子的身上，她也用了相同的办法。奥古斯丁说：“我的母亲、你的忠心的婢女为了我向你痛哭，远过于母亲痛哭死去的子女。”[66]当她的儿子还是一个异端摩尼教教徒的时候，莫尼卡试图从一个年长的主教那里获得帮助。但他的建议并不是她想要听到的。他告诉她，自己以前也曾是一个摩尼教信徒，但是后来发现了自己的愚昧。他告诉她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父；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的儿子流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67]

371年，奥古斯丁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不久，他偷偷地从住在迦太基的母亲那里逃走，坐船去了罗马。“可是就在那一夜，我偷偷地溜走了，她还在堂中祈祷痛哭。”[68]这些祷告是如何得到回应的呢？并不是那时莫尼卡所期待的方式。在很久之后，她才看见耶稣话语中的真理成就在她的生命里——祷告带领她进入至深的喜乐之中。“你能轻视她的眼泪，拒绝而不援手吗？主啊，当然不会的，相反，你在她身边，答应她的要求，按照你预定的步骤而实行。”[69]

他转变后不久，就跑去告诉他的母亲上帝如何在他身上成全了她的祷告：

我们便到母亲那里，把这事报告她。她听了喜形于色。我们叙述了详情细节，她更是手舞足蹈，一如凯旋，便向你歌颂，“你所能成全于我们的，超越我们的意想”，因为她看到你所赐予我的远远超过她长时期来哀伤痛哭而祝祷的。你使我转变而归向你，甚至不再追求室家之好，不再找寻尘世的前途，而一心站定在信仰的金科玉律之中，一如多少年前，你启示她我昂然特立的情景。她的哀伤一反而成为无比的喜乐，这喜乐的真纯可爱远过于她所想望的含饴弄孙之乐。[70]

这就是奥古斯丁从母亲艰苦不懈的祷告中学到的功课。即，并不是在短期内她自己的想望，而是从长期来看她最深的切望，并且上帝使她的喜乐远比她最深切望的更丰满。”“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16:24）

因认识上帝而来的至高喜乐

奥古斯丁对于人们灵魂的热情是：他希望人们都能看见上帝的荣美并且爱他。“如果你爱灵魂，你应在天父之中爱灵魂……尽量采取灵魂，拉它们和你一起归向天父。”[71]“有一种快乐只属于那些为爱你而敬事你、以你本身为快乐的人们。幸福生活就是在你左右、因为你、为了你而快乐；这才是幸福，此外没有其他幸福生活。”[72]

因此，奥古斯丁勤勤恳恳地运用他在灵性、文学和知识上的一切力量，来帮助人们看见并感受至高的上帝能在一切事上给人带来完全的满足。

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膏沐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父，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父，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在我内心的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他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间的限制，他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逝，他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他的饮食不因吞啖而减少，他的拥抱不因久长而松弛。我爱我的天父，就是爱这一切。[73]

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人在描绘上帝的伟大、荣美和令人渴慕上超越奥古斯丁。他所读的经文及其自身的经历都让他完全相信：“拥有上帝的人才是快乐的人。”[74]“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75]他竭尽全力将这位拥有至高恩典和喜乐的上帝展示给众人，让世人能认识并爱他。

你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你爱而不偏，嫉而不愤，悔而不怨，蕴怒而仍安；你改变工程，但不更动计划……你采纳所获而未有所失；你从不匮乏，但因所获而欢乐；你从不悭吝，但要求收息。谁能对你格外有所贡献……你免人债负，而仍无所损。我能说什么呢？我的天父，我的生命，我神圣的甘饴，谈到你，人能说什么呢？但谁对于你默而不言，却是祸事，因为即使这人谈得滔滔不绝，还和未说一样。[76]

奥古斯丁以他极大的热情成为了一名伟大的传道者，他从来不会对上帝至高的喜乐闭口不言！“有谁能将你完全地表达出来呢？”在一次讲道中他是这样向会众解释的，“我自己得先吃，然后才能把我所吃的喂养你们。我在这个家中不是主人，而是一个运送食物的仆人。我在你们面前摆上的也是喂养我自己生命的食物。”[77]他在这其中的秘诀是：他自己先寻求灵魂的食粮，好让自己在上帝“圣洁的喜乐”上得着喂养，然后再去喂养他的百姓。

甚至连他认识圣经真理的能力，以及他的听众们认识圣经真理的能力，某种程度上都为那种发现真理的喜乐所掌管。他总是告诉他的读者们必须“要用心灵的眼睛透过经文的表面，看到经文的精意”。这意味着人们虽然只看懂了一点点，也要满心快乐地领受：“如果你完全看不懂的话，要喜爱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能喜爱那只有一点点的领受，这种的能力会使你更充分地明白。”[78]换句话说，喜爱并享受我们从圣经中获得的对上帝的知识，是我们能进一步看懂经文的关键。因此，奥古斯丁绝不会按我们今天做学问的方式那样，把经文研究与讲道截然分开或厚此薄彼。

他曾经对伟大的圣经学者杰罗姆解释说，自己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冷漠”的学者，因为“如果我从经文中有什么领受，我会立即把它传达给上帝的百姓”[79]。那么他向他们所展示并喂养他们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自己在上帝那里发现的喜乐：“我们对于所传讲之信息的喜乐使这信息都活了起来。”[80]那是他所传讲的信息的关键，也是他生命的关键——他无法停止寻求和述说这份在上帝里的至高喜乐；这份喜乐所带给他的至大满足的力量，使他得到了释放。

至高喜乐永远都来自神的恩典

奥古斯丁的个人经历以及他至高喜乐的神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的教导和传道，而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可以同样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喜乐，一种蒙福的快乐。“这不仅我个人或少数人如此，我们每一人都愿享幸福……愿得幸福是一致的……即使这人走这条路，那人走那条路，两人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快乐。”[81]这也是历世历代传福音的一个极佳落脚点。在人所能感知的各种需求的最深处是人的真正需要——上帝。不是情感层面之外所感知的上帝，而是说，上帝就是我们体验到的“圣洁的喜乐”。“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82]这安息是指一种至深的快乐。“拥有上帝的人才是快乐的人。”[83]这并非因为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健康、财富和极大的丰盛，而是因为上帝是我们心灵喜乐的安息之所。传福音和普世宣教的目标就是要让人们通过耶稣基督了解并经历到这一点。

奥古斯丁关于至高喜乐的教义是基督徒生活的根基。他将这个教义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并且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拜偶像的诱惑和认识上帝的喜乐这两者之间只是一线之差。年轻时深陷情欲捆绑的经历有时让奥古斯丁过分强调禁欲，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所要表达的基本观念是正确的。他主张：人们在这个世界所用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的恩赐，因此在使用的时候，人们应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而不应该过度迷恋于这些事物，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捆绑。他在祷告中这样说：“如果一个人爱你，同时也爱你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他爱这一切并非出自你的缘故，那么他对你的爱就太有限了。”[84]他进一步解释道：

弟兄们，你们想想看，有一个人，他为他的未婚妻定做了一枚戒指，但她却全心地爱着那枚戒指，远胜于爱这位为她定做婚戒的人……当然，她可以爱那枚戒指，但是，她若说“我有了这枚戒指就足够了，我不想再见他的面”，我们当怎么说这个女人呢？……那枚戒指是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的定情信物，为的是让她去爱他。同样，上帝将世间万物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岂不当爱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胜过他所造的一切吗？[85]

奥古斯丁并没有贬低这个世界的伟大和美丽，相反，他赞赏这个世界，但这只是为帮助我们更加爱慕那座天上之城，因为它不过是天上之城的一个影子而已。上帝将他伟大的创造赐给我们，无论我们的本性好坏，都能享受上帝的创造，只是我们在地上所享受的一切尚不足以表明我们将来所要经历的上帝之城的欢喜与快乐。”[86]他深思人体构造的奇妙，也为“男人的胡子这一神来之笔”感到奇妙。奥古斯丁热爱大自然，喜欢站在希波海湾向外远眺 ：“海上的美景蔚为壮观，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映照着五颜六色的光彩，一会儿是深绿色，一会儿是暗紫色，一会儿又变成了天蓝色……海面上不断变换的色彩好似给大海披上的一件色彩斑斓的彩衣。但是，这些美景不过是给我们这些闷闷不乐、受着惩罚之人的慰藉而已，它们并非蒙福之人所要获得的报偿。如果此世的一切已是如此之多、如此之美、如此上乘，那么到了那时，一切又将如何呢？”[87]奥古斯丁对上帝之城不懈的专注并没有妨碍他认识并且享受这个世界的美丽——它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今世的美景将目光投向这位赐予者以及与他同在而来的至高喜乐。我们要留意奥古斯丁持续不断发出的警告，即：提醒人们要脱离今世享乐的诱惑和陷阱。这并非因为这些享乐本身有什么邪恶，而是因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享用：

你们所爱的美好都来自他，但唯有归向他，才是美好甘饴，否则即变成苦涩。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美好既来自天父，如放弃天父而爱上这些美好，当然是不合理的。[88]

奥古斯丁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基督徒生活的认识，根植于他对恩典（上帝赐予的、从他而来的得胜喜乐）的理解和经历。

斯布罗说：“今天的教会仍未打破伯拉纠教义的捆绑。”[89]奥古斯丁多年来为了捍卫至高喜乐，坚持不懈地与这个捆绑争战多年。如果斯布罗说的没错，那么，我们应当为此祷告，并且当竭尽己能通过讲道、书籍、教导和殷勤工作来打破这个教义对我们的绑缚。斯布罗说：“我们需要有像奥古斯丁或路德这样的人物来提醒我们改变，免得上帝的恩典之光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遮蔽，甚至被消除。”[90]是的，我们的确需要。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也需要有成千上万的牧师和同工们陶醉在上帝的至高喜乐之中，并且因这喜乐而大有能力。

而且，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恩典的独特性——一个完全符合圣经的观点：恩典是上帝白白赐予我们的至高喜乐，使我们借此脱离罪的捆绑。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新教关于救赎的教义，使恩典之树上的每一条枝干都流淌着奥古斯丁喜乐观的浆汁。我们需要明确以下这些概念：“完全败坏”指的不仅是不好，而且是对美的盲目以及对喜乐的漠然；“无条件的拣选”指的是我们在耶稣里享受到完全的喜乐，而这早在我们存在以先就已为我们计划好了；“有限的代赎”指的是我们借着基督宝血所立之约就能享受到上帝那不朽坏的喜乐保证；“不可抗拒的恩典”是指上帝借着他爱的力量和承诺来确保我们不再紧抓那些带来死亡的快乐不放，借着至高喜乐的力量来释放我们；“圣徒蒙保守”指的是上帝在一切的患难和痛苦中保守我们的大能工作，并且要让我们永远得着在他右手中的福乐基业。

这种对于至高的、得胜的喜乐的注释已经在太多的基督教（特别是新教）神学及崇拜中消失殆尽了。也许我们该问问自己：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命中尚未经历到这种至高喜乐的得胜呢？我们是否曾有过奥古斯丁在这里所描述的感受呢？

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91]

注释：

[1]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289页。

[2]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425页。

[3]从19岁到28岁，奥古斯丁一直醉心于摩尼派教义，他后来有所醒悟，成为极力反对摩尼派的人（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纽约：企鹅图书，1961]，第71 页[IV，1]）。摩尼教为基督教异端，其创立者摩尼声称曾在美索不达米亚得到神 的启示。摩尼于276 年被波斯政府处决。他所创立的“新”基督教主张弃掉旧约圣经的内容，认为旧约圣经不属灵且令人厌恶。摩尼关于基督教的理论是：“基督不需要希伯来先知的见证：他的崇高信息、他的智慧和神迹，都为他自己辩护，而且直接向人说话。除了人的头脑，上帝不再需要其他的祭坛”（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43-44页）。在与摩尼教徒的交往过程中，奥古斯丁一直在关注邪恶的问题。“这些人是一些二元论者：他们坚信邪恶不可能从一位良善的上帝那里来，而是从反对良善的力量那里来。光明国度受到黑暗国度的攻击，这两个国度势均力敌、永远存在且完全分开（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47页）。“希望保守自己内心那块完美的绿洲永不失色的愿望使奥古斯丁在持守摩尼教时内心存着极大的挣扎……‘因为我仍然认为不是我要犯罪，而是我里面的那个本性驱使我去犯罪’”（《忏悔录》，V，x，18，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51页）。奥古斯丁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会信摩尼教异端时候这样说：“我相信上帝就是真理，他就是光明，也是全然自由的那一位，而我正是从他那里掉落的一小片碎屑”（《忏悔录》，第89页[V，16]）。“我认为无论是什么，只要它不占据空间位置，一定是绝对的虚无……我没有意识到促使我形成这些认识的思想却有所不同，虽然不能看见，却足以形成我的这些认”（《忏悔录》，第134页[VII，1]）。“鉴于我内心所存的那一点仅剩的敬虔，我相信上帝是良善的，不可能造出邪恶的本质，于是我想象出两股相互敌对的物质，它们均占据着无限的空间，然而邪恶的那一部分占据的空间较小，而良善那一部分占据的空间较大（《忏悔录》，第104页[V，10]）。由于经历过这样的思想斗争，奥古斯丁最终成为一名伟大的具有超越眼光的基督教护教家。

[4]多纳图主义是第四、五世纪兴起的基督教运动，它声称基督教圣礼仪式能否发生效用取决于神父的品德。这个运动源于公元311 年迦太基一名主教的圣礼仪式。负责主持圣礼的三名主教中有一人被认定是叛教者，也就是说，这三名神职人员中的一位曾经把圣经交给前来镇压基督徒的罗马皇帝迪奥克拉田。反对罗马人镇压的70名主教，由努米底亚的主教率领，在迦太基成立了一个大公会，宣布由那名叛教主教主持的圣礼无效。他们认为教会必须开除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的教籍，叛教者也不能再履行圣礼的职责。当迦太基的主教拒绝出席大公会议时，大公会宣布革除他的教籍。四年后，新主教去世，神学家多纳图成为迦太基的主教，这个运动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次争议中我们看见奥古斯丁对天主教会圣礼的重视，相关事项我们在引言中有所提及。

[5]本章稍后会对伯拉纠的教导进行解释。

[6]引自本杰明·沃菲尔德的《加尔文和奥古斯丁》中“禁欲主义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费城：长老会及改革宗出版公司，1956），第306页。

[7]同6。

[8]同6，第312页。

[9]同6，第310页。

[10]《基督教历史》，第六卷，第3期，第2页。

[11]奥林奇派议会接受了他关于恩典的教导，特伦特派议会接受了他关于原罪及称义的教导，梵蒂冈公会第一次会议接受了他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教导。在当代召开的梵蒂冈公会第二次会议已将他关于教会奥秘和人的奥秘的教导化为己有……阿哥斯帝诺·特拉培，《圣奥古斯丁：人、牧师、神秘主义者》（纽约：天主教图书出版社，1986），第333页。

[12]R·C·斯布罗，《席间闲谈》中的“奥古斯丁和伯拉纠”，1996年6月，第11页。“伯拉纠派对人的观点”是指：人有最终自我决定的能力，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参见本章后伯拉纠的观点。

[13]亨利·查德威克，《奥古斯丁》（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2页。

[14]同13，第3页。

[15]特拉培，《圣奥古斯丁：人、牧师、神秘主义者》，第335页。

[16]约翰·加尔文，《基督教教义》，分两卷，约翰·T·迈克内尔编辑，福德·刘易斯·巴特翻译（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60），I，viii，13（加注了重点）。

[17]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第307页。

[18]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44页（II，2）。

[19]同18，第45页（II，3）。

[20]同18，第46页（II，3）。

[21]同18，第55页（III，1）。

[22]同18，第47页（II，4）。

[23]同18，第58页（III，3）。

[24]同18，第58-59页（III，4）。

[25]同18，第71页（IV，1）。

[26]新柏拉图主义是由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创立的。该体系主要建立在柏拉图的思想理论上。普罗提诺教导说，绝对的存在与由多个源头发出的物质相关。第一个源头就是理性，或称纯粹智能。从它而出的是世界的灵魂，依次又生出人类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最后生出物质。奥古斯丁发现这套哲学有许多内容都与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相抵触，比如它说灵与物质绝对排斥。它厌恶感觉世界，因此，认为有必要通过严格的禁欲训练从感觉生活中解放出来。

[27]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00页。。

[28]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88页（IV，16）。

[29]同28，第107页（V，13）。

[30]同28，第108页（V，14）。

[31]同28，第146页（VII，10）

[32]同28，第146页（VII，10）。

[33]同28，第158页（VIII，1）。

[34]同28，第152页（VII，18）。

[35]同28，第131页（VI，15）。

[36]同28，第166页（VIII，6）。

[37]同28，第170-171页（VIII，8）。

[38]同28，第175-176页（VIII，11）。

[39]同28，第177-178页（VIII，12）。

[40]同28，第178页（VIII，12）。

[41]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16页。

[42]同41，第138页。

[43]同41，第195页。

[44]“路德会怎样看待这些生活在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继承者们？我的猜测是，他会写一篇关于现代教会如何受伯拉纠教义捆绑的文章，”R·C·斯布罗，《愿意相信：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格兰特·拉彼兹，贝克出版社，1997），第21页。

[45]R·C·斯布罗，《奥古斯丁和伯拉纠》，第13页。

[46]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36页（X，31）。

[47]“因此，自相矛盾的一点是，奥古斯丁晚年时的这位劲敌其实是受到了他还是一个年轻哲学家时所写的著作的启发。在这些著作中，奥古斯丁为自由意志进行了辩护，来反对摩尼教的决定论。”（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49页。

[48]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81页（IX，1）。

[49]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论基督教教义》，由D· W·罗宾森翻译（新泽西，上鞍河：普兰迪斯出版社，1958），第88页。他补充说：“贪心是一种灵魂趋向享受自己、享受他人或任何属于肉体的一种活动，其目的是为了除上帝以外的一些东西。”

[50]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纽约：天主教图书出版公司，1986），第13页（第306篇讲道）。参看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228页第21行）：“毫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快乐……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渴望快乐……他们也许会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快乐，但是，所有人都在竭尽所能地达成同一个目标，就是喜乐。”

[51]T·科密特·斯科特，《奥古斯丁的思想语境》（纽约：保利斯特出版社，1995），第203页（《致辛普利森》，II，21）。在另一处，奥古斯丁说：“显然，若非上帝的怜悯，我们的意志就归于徒然。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说，若非我们的意志愿意顺从上帝的怜悯，那么上帝的怜悯也是归于徒然。如果上帝怜悯，那么我们就会愿意，因为意志的力量是随着怜悯本身而来的。如果有人问，良好的意愿是否是出于上帝的恩赐，我会很惊讶有谁会胆敢否认这一点。但是由于不是我们的良好意愿先于上帝的呼召，而是上帝的呼召先于我们良好的意愿，因此我们可以将良好的意愿这一事实归功于呼召我们的上帝，并且也不能把我们被呼召这一事实归功于我们自己。”（T·科密特·斯科特，《奥古斯丁的思想语境》，第201页，（《致辛普利森》， II，12））。

[52]T·科密特·斯科特，《奥古斯丁的思想语境》，第208页（精意与语句，V）。

[53]同52，第211页，（《致辛普利森》，II，１）。

[54]奥古斯丁于428-429年期间写了《论异端》一书，因着他的去世，这本书最终没有能够完成。在这本书中，他列出了从西蒙·马各乌斯教派到伯拉纠教派的88种异端，（彼得·布郎，《希波的奥古斯丁》，第35-36页）。

[55]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3-154页（第七卷，19）。

[56]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355页，( 书信186，XII，139）。

[57]T·科密特·斯科特，《奥古斯丁的思想语境》，第209-110页（精意和语句，LX）。

[58]同57，第212页（《致辛普利森》，II，16）。

[59]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44页（II，2）。“你总与我同在，带着怒气和怜悯，让我在罪中之乐中遍尝痛苦，为的是要带领我去寻找那些不会给我带来痛苦的事物。你定意不让我在你之外的事物里面找到这样的快乐。哦，上帝，你用痛苦管教我们。你打伤，你也医治；你杀死我们，为的是让我们不在你以外死。”

[60]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第20页（关于《约翰一书》4：6的论述）。

[61]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374-375页。

[62]参看第66、68、69条注释。

[63]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第25页，(语句130，15）。

[64]同63，第27页。

[65]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94-195页。

[66]同65，第68页（III，11）。

[67]同65，第69-70页（III，12）。

[68]同65，第101页（V，8）。

[69]同65，第101页（V，9）。

[70]同65，第178-179(VIII，12）。

[71]同65，第82页（IV，12）。

[72]同65，第228页（X，22）

[73]同65，第211-212页（X，6）。

[74]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第17页（《论快乐人生》，11）。

[75]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1页（I，1）。

[76]同75，第23页（I，4）。

[77]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252页（书信73，II，5）。

[78]同77，第279页。

[79]同77，第252页（书信73，II，5）。

[80]同77，第256页。

[81]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28页（X，21）。

[82]同81，第21页（I，1）。

[83]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第17页（《论快乐人生》，11）。

[84]引自《基督教会文件》，亨利·本特森编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第54页。

[85]彼得·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第326页（《论约翰的书信2:11》）。

[86]同85，第328页（《上帝之城》，XXII，21，26）。

[87]同85，第329页（《上帝之城》，XXII，24，175）。

[88]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82页（IV，12）。

[89]R·C·斯布罗，《奥古斯丁和伯拉纠》，第52页。

[90]同89。

[91]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81页（IX，1）。

第二章　神圣的学习

马丁·路德及“客观自存的话语”

神的话唯独来自圣经

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马丁·路德）的一个伟大的新发现是神的话是以一本书的形式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历世历代以来，上帝一直是借着圣经上的话向一代又一代的人启示着他的救赎和成圣之道，这道并不是借着罗马的某一位主教或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enzer）以及茨维考（Zwickau）众先知[1]的狂热领受启示出来的。路德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有力的事实。神的道是借着圣经启示出来的，这一重新发现塑造了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

路德在罗马天主教会中主要的敌人之一就是西威尔斯特·普里埃里阿斯（Sylvester Prierias），他在回应路德1517年发表的《九十五条论纲》时这样写道：“任何不接受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皇的教义为绝对无误的信仰准则的人（圣经的能力和权柄也是从这些教义中来的），就是异教徒。”[2]换句话说，圣经与天主教及教皇相比，是处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天主教及教皇具有解释救赎和上帝话语的权威。“然而路德的新领受是，”黑克·欧伯曼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权威，不管是教皇还是天主教理事会，我们只需要绝对服从圣经。”[3]换句话说，关于得救、成圣和神话语的权威都从圣经这本书中启示出来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发现带来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1539年，路德在注释《诗篇》一一九篇时写道：“大卫在《诗篇》中反复地说，他要昼夜不停地述说、思想、谈论、倾听、阅读神的话和他的诫命。因为上帝单单要借着圣经上客观自存的话语将他的圣灵赐给你。”[4]这句话非常重要。“客观自存的话语”指的是圣经这本书。路德说，那使人得救、使人成圣、给人启示的圣灵就是借着圣经上的话语临到我们的。路德之所以将之称为“客观自存的话语”，是为了强调圣经是客观存在的、固定的、独立于我们存在的，因此也是不可更改的。它是一本书。没有任何的教会圣秩阶级或是宗教狂热分子能够替代它或是影响它。它是“客观自存的”，就像上帝一样，你可以接受或拒绝，却无法改变它。它是一本字词语句固定不变的书。

1545年，路德去世的前一年，他慷慨激昂地说：“凡是愿意听到上帝说话的人，就去读圣经吧。”[5]早些时候，他在就《创世记》这卷书演讲时讲道：“圣灵自己和创造万物的上帝是圣经这本书的作者。”[6]神的话是借着圣经这本书向人启示。那么我们这一章要研究的就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领受、人的直觉和人对宗教事物的各种看见。神的话向一代又一代的人启示了他使人得救和成圣的真理，而这真理就保存在圣经当中，因此，每一个牧者的工作核心其实就是研读这一本书。无论是阅读、默想、省察、思想、学习、解释，我们工作中很大而且很核心的一部分就是要从这本书中挖掘出上帝话语的旨意，然后靠着圣灵的大能把它宣讲出来。

上帝的话语是固定在一本书里面的。路德知道仅仅是这个简单而无可更改的事实就可能令一些人跌倒。和今日很多人的想法一样，那时很多人认为，这一断言废除或贬低了圣灵带给人生命与光的关键作用。对此路德很可能会这样说：“是的，你可以这样说。你还可以说，如果太强调阳光的明亮，那就不用医生去治愈瞎眼的人了。”当然，绝大多数人都承认医生的工作并不会因阳光的明亮而失去意义，路德更是如此。

路德在1520年时说：“没有什么人可以被当成圣经的权威，唯有从天而来的圣灵才是权威。”[7]路德是一个极爱圣灵的人。他将圣经高举为“客观自存的话语”，这并不是要贬低圣灵。相反的，是要更好地显明圣灵带给基督信仰的伟大礼物。1533年，路德这样说：“神的话是基督徒生命中最伟大、最不可缺少且最重要的事物。”[8]没有这一“客观自存的话语”，我们就无法分辨诸灵，圣灵自己的客观位格可能也会因此消失在诸多模糊的主观表述之中。对路德而言，他热爱圣经是因为他知道圣灵是一位美丽真实的存在，是应当去了解和去爱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灵里的感觉而已。

另一些反对路德强调神话语的人表示，这一强调会贬低住在肉身中的道，即耶稣基督。路德认为事实刚好相反。神的道一旦与“客观自存的话语”割裂开来，成为肉身的道——历史上的耶稣，就会成为历世历代的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造作的蜡像人了。而且这种割裂越大，蜡像与真人的变形也就越大。路德可不想让道成肉身的耶稣成为威特城的市场上人们任意买卖的蜡像，真正的耶稣是圣经里描述的那位耶稣，不是人们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耶稣。因此，路德用手中的圣经作为武器，严肃地揭露出售卖赎罪券那些人的愚枉。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开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其中第四十五条的内容是这样：“基督徒接受的教导应当是，看见一个有需要的人而弃之不理，而把可以帮助他的钱花在购买赎罪券上，那么他得到的绝不是教皇的赦免，而是上帝的愤怒。”[9]——这一教导是来自圣经中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以及上帝的第二大诫命。如果没有圣经就不会有这样的重击，道成肉身的耶稣大概也能卖赎罪券了。因此，正是为了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缘故，路德才如此高举这一以文字记载的道——圣经。

教会的确需要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谈话与行事。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上道成肉身的启示之上。但是，路德重申说，这一看见是借着文字的记录才发生的。这成了肉身的道（耶稣）是在圣经这本书里启示给我们的。[10]无论是在路德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圣灵除了通过道成肉身的文字记录来进一步彰显主的荣耀以外，并没有再向我们启示耶稣在地上还做过哪些事情，这难道不值我们留意吗？

换句话说，无论是罗马天主教还是信奉灵恩的先知们，从未有人声称主的灵曾把历史上耶稣做过而圣经未曾记载的事情告诉给他们听。这是令人惊讶的。教皇声称自己的权威高于“圣经上的话语”，当代的先知们声称自己的权威与“圣经上的话语”同等，但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耶稣道成肉身的生平和事工的新信息。罗马天主教敢于增添许多关于马利亚的记载（比如说，无玷污的感孕[11]），但是却不敢对耶稣的生平有所增添。相信灵恩的先知们会宣称主在十六世纪和我们这一世代要兴起的新运动，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报告说，道成肉身的耶稣还有一个新的比喻或是新的神迹是福音书中遗漏的。尽管使徒约翰已经说过：“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21:25）但无论是罗马天主教的权威，还是自称从上帝直接领受启示的先知们，都没有对道成肉身的书面记载进行增删。[12]

为什么在新约时代结束之后，圣灵对成了肉身的道一直保持沉默，即使是那些冒犯圣经权威的人也是如此？答案似乎是，上帝喜悦通过圣经这一本书——特别是四福音书——向后来的世代启示成了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路德这样说道：

使徒们认为有必要将新约写成希腊文并装订成册，无疑是为了使经文能够像是放在神圣的约柜中那样完整无误地保存给我们。因为他们预见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而且知道这些经文如果只保存在人的头脑中，将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混乱和困惑，并且教会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臆想和教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且保护普通信众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新约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13]

居住在人心里的圣灵的工作并不会抵消“客观自存的话语”的功用。圣灵不会重复圣经的工作。圣灵会荣耀四福音书中道成肉身的基督，但他并不是向无知和疏忽的牧者重述耶稣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

这对于牧者事工和普通信徒事工的巨大意义是，牧师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圣经中神的话语解开。我们是圣经的读者、圣经的教师和圣经信息的宣讲者。而这一切都是借着内驻圣灵的大能，为的是荣耀道成肉身的耶稣。但是，无论是内驻的圣灵，还是成了肉身的道都不会使我们偏离马丁·路德所称为“客观自存的话语”。当我们敬拜、相交和顺服的时候，基督就会从这一“客观自存的话语”中凸显出来，让我们由此看见“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6）。圣灵清楚地向我们显明了圣经中的耶稣，而非让我们模糊地去追寻耶稣的轨迹。

那么这一发现给路德传讲神话语的工作带来了什么改变呢？我们从路德的学习中能够学到什么？路德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在维滕堡大学做一名教授。因此，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点就是，追溯他的生活轨迹，并且问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这位注重神话语的大学教授成为牧者们和会众们学习的榜样呢？

如何成为一名教授

1483年11月10日，路德生于德国艾斯勒本的一个铜矿工人之家。他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因此，他在大学攻读法律，希望能够进入这个行业。黑克·欧伯曼说：“关于路德在进入爱尔福特大学之前那十八年的生活情况，几乎无从查考。”[14]

1502年，路德十九岁的时候，他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全班五十七个学生中，他位列第三十名，不是很突出。1505年1月，他获得了爱尔福特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所有十七名候选人中，他名列第二。同年夏天，像保罗在去往大马色路上的神圣经历临到了他身上。7月2日那天，在从法学院回家的路上，他遇上了暴风雨。忽然一道巨大的闪电从他头顶划过，把他推倒在地。他呼喊着：“圣安妮啊，救我！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15]他为自己的灵魂感到害怕，但又苦于在福音书中找不到让自己安心的内容，于是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了进修道院。

十五天之后，令他的父亲沮丧不已的是，他真的履行了他的誓言。1505年7月17日，他敲开了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大门，请求院长接纳他成为其中的一员。后来，他说自己的这个选择十足是在犯罪，而且“毫无价值”，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反抗他的父亲，而且是出于心中极大的恐惧。后来，他补充说：“然而仁慈的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且让我从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16]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一次又一次见到上帝这种充满怜悯的眷顾——我们在奥古斯丁的生命中见到过，并且也将在加尔文的生命中见到。上帝的眷顾让我们免受过去错误的决定带给我们的致命影响。因着他的主权，上帝在带领我们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事物的拦阻。就像他在路德的生命中所做的：虽然路德因为无知犯下大错，但是他却能将这些错误完全扭转过来，使路德的生命变成多结果子和充满喜乐的生命。

路德成为奥古斯丁修道院修士的那一年刚好二十一岁。二十年后，1525年6月13日，他与卡特琳娜·冯·波拉（Katharina von Bora）结婚。因此，这期间有二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本能需求的单身汉，他要不断与各种诱惑作斗争。但是，“在修道院里”，他说，“我没有去想女人、金钱或财物这些问题，而让我整天恐惧焦虑、坐立不宁的是，上帝是否会施恩给我这样的人……我曾经偏离了信仰，惹动了上帝的怒气，我不知是否能借着自己的善行取悦于他。”[17]路德在研究圣经的早期阶段，在许多神学问题上不是很清楚。他曾说：“如果我能让自己相信上帝并未迁怒于我，我就会高兴得四脚朝天。”[18]

1507年4月3日复活节那天，他被按立为神父。同年5月2日，他第一次主领弥撒。一想到上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几乎恐惧得要从仪式中逃走。修道院院长说服了他继续完成这次仪式。黑克·欧伯曼说，在路德的一生中有过好几次类似的经历。

路德一生中常常会因为感受到上帝至高无上的圣洁而浑身战栗。这种感觉，让他和上帝的关系无法褪变为一种敬虔的宗教习惯，他研读圣经、祷告、朗读弥撒文没有衰变为一种机械化的宗教程式。对于路德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遇见永活的上帝。[19]

有两年的时间，路德从事的工作是向年轻的修道士们传授哲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他在讲到这段经历时说，自己在传授哲学知识这个过程中，似乎是在等待更为真实的事情发生[20]。1509年，这个真实的事情发生了。那年，他所热爱的修道院院长，也是他的导师和朋友约翰尼斯·冯·斯多匹兹（Johannes von Staupitz）“引导路德认识了圣经”。也就是说，他允许路德教授圣经，而不再教授道德哲学——他将讲授保罗而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三年后，1512年10月19日，二十八岁的路德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接替了斯多匹兹在维滕堡大学圣经神学的教授职位，并且终身保留这一职位。

路德一生都在大学里担任神学教授的职位。这与我们这些人的职业背景截然不同，让我们多少有些怀疑自己能否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他真的能够理解我们这些牧者在服侍中所面对的问题吗？很快我们就将打消这样的疑虑。因为至少有三点将让我们这些牧者与路德亲近，相信会众也能感受到这点。

牧者（及会众）为什么要认识路德

首先，他是一名传讲神话语的人——他是牧者中的牧者。他非常清楚每周讲道所要承担的重担与压力。维滕堡共有两座教堂，一座是城镇教堂，另一座是城堡教堂。路德是城镇教堂的固定讲员。他曾说：“即使我今天当上国王或者皇帝，我也绝对不会放弃传道的职务。”[21]他的心中充满了高举神话语的热情。他在一次祷告时这样说：“亲爱的耶和华上帝啊，我渴望传讲你的话语，为要使你得荣耀。我要诉说你的奇事，赞美你和你的圣名。我凭自己做的改变不了什么，难道你不能借着我所做的带来改变吗？”[22]

要知道维滕堡的教堂除了敬拜与讲道之外并没有其他教会活动，要想借着有限的教会活动带来改变谈何容易。每个星期天早上 5 点开始敬拜，然后是一场关于使徒书信的讲道。早上10 点的礼拜是关于福音书的讲道。下午的信息是关于旧约或是教义问答。每周一和周二的讲道是关于教义问答，每周三是讲《马太福音》，每周四和周五是使徒书信，每周六是《约翰福音》。[23]

路德并不是维滕堡城镇教堂的牧师，他的朋友约翰尼斯·布根黑根（Johannes Bugenhagen）1521-1558年一直担任那个教会的牧师。只要不离开维滕堡，路德每周都会来教堂讲道。维滕堡的人都喜欢听他讲道。路德及其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上帝之所以让他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是为了要让他向全教会的会众教导神的话。所以路德经常会每周日讲两次道，周间一次。沃尔特·冯·洛伊尼奇（Walter von Loewenich）在他的传记中说道：“路德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讲员之一……从1510至1546年间，路德大约讲了三千次道。他经常一周要讲好几次道，一天至少两次。”[24]比如，1522年这一年中，路德就在维滕堡讲道117次，1523年这一年他讲道137次，1528年几乎有二百次，1529年121次。因此，这四年平均下来，他每两天半就要讲一次道。弗雷德·谬瑟（Fred Meuser）在他写的一本有关路德讲道的书中说：“他周末从来不休息，这点他自己也知道，甚至周间也没有一天休息的。在从事讲道、教导、个人研究、出版、写作、协谈等工作的间歇，他也从不休息。”[25]从路德讲道的安排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路德与我们这些作牧者的人一样，承受着讲道方面的压力。其次，与大多数牧师一样，路德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至少从四十一岁一直到他六十二岁过世之间，他也和我们一样过着普通的家庭生活，他深知生养和失去孩子的压力与痛苦。凯蒂接二连三地为他生了六个孩子。大儿子约翰尼斯，生于1526年；大女儿伊丽莎白，生于1527年；二女儿马格达丽娜，生于1529年；二儿子马丁，生于1531年；三儿子保罗，生于1533年；和小女儿马格丽特，生于1534年。只需稍微计算一下，我们就能看见，在他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一年后及二女儿马格达丽娜出生的前一年之间，即1528年，他光在这一年就讲道二百次（至少每隔一天就讲道一次）。除此以外，他的大女儿伊丽莎白在1528年才八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在失去爱女的痛苦之下，他仍然在坚持讲道。

我们恐怕会认为路德是个不懂得关心孩子的父亲，但实际上在每个周日下午，在讲完两次道之后，他回到家还要带领全家人一起灵修，这相当于在周日下午的教会崇拜结束之后又加了一场崇拜，而且这样的家庭灵修要持续一小时，参加的人除了他自己的孩子外，还包括家里的访客。[26]因此，路德深知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和一家之主所要承担的压力。

第三，路德是一个教会领袖，而不是一个象牙塔里的神学家。他不仅是那个时代最受争议的人物，同时也是引导这些争议的人。比如：1518年的海德堡教义问答、1518年与枢机主教迦耶坦（Cardinal Cajetan）在奥格斯堡的会晤、1519年与约翰·厄克（Johann Eck）及安德鲁·卡尔斯达得（Andrew Karlstadt）在莱比锡的大辩论、1521年沃尔姆斯会议上在国王面前的讲话、1529年与慈运理在马尔堡的大辩论、1530年奥格斯堡会议的大辩论（虽然他本人当时并不在场）。

除了活跃在各种形式的教会会议之外，他还写了极多的引导教会成长的著作。比如，1520年他写了133篇，1522年130篇，1523年183篇（每隔一天就写一篇！），1524年也是这么多。[27]一时间，各种批评指责纷至沓来，路德成为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众矢之的。“人们都拥到他那里，他的家随时有人造访，成群结队的市民、学者和王宫贵族都去拜访他。他帮助人们化解各样人际关系上的困境、澄清各样棘手的神学问题、制定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28]

随着中世纪教会系统的瓦解，建立一套新的教会思想体系和新的信徒生活方式的需要迫在眉睫。在德国这项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马丁·路德的身上。他将自己投入到这项琐碎而繁杂的事务当中。当听说州政府和院校要派考察员到各教区调查教会的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的决定后，路德立即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撰写《萨克森州教区考察员指南》（Instructions for the Visitors of Parish Pastors in Electoral Saxony）的工作并列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谈及儿童教育的问题时，他甚至指出应将低龄儿童分为三组——学前组、学龄组和进深组，并提出了针对这些儿童的教育建议：

这些孩子应该先学习包含有字母表的初级读本、主祷文、信经和其他祷告文。学完这些之后，还要教他们学习多那都斯和加图的作品，阅读多那都斯的文法读本和加图的对句诗。由教师先教他们一两句，稍后再由孩子们进行重复，使他们能借此掌握一些简单的词语。[29]

我们看到这位大学教授一直都在致力于解决教会事工中从小孩到老人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学术休假的闲余时间和那些漫长的夏季，他没有时间坐下来搞他的神学研究，而是时刻被人包围着，不停地工作着。他身边总是围满了那些来找他解决问题的人。因此，虽然路德是一名大学教授，但是牧师和同工们还是很有必要去研读他的作品，聆听他所讲的话，好使我们能够不断进深，被上帝“客观自存的话语”——圣经——所激励。

路德的圣经研究：圣经所带来的改变

对于路德来说，圣经研究的重要性与他对福音真理的发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把圣经研究看做是极为关键、可以赐予生命和塑造历史的重要书籍。学习是路德通往福音、宗教改革和上帝的途径。今天的我们把拥有真理和圣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路德在那个时代为了寻得真理并维护读圣经的权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研读圣经是十分要紧的。他的生命和教会的生命都与此息息相关。如果我们不再有研读圣经的热情，以为真理是显而易见并且唾手可得的话，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如下这一问题：路德和其他宗教改革家们所获得的阵地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

为了看清研读圣经与重新发现福音真理之间的紧密关系，让我们回到路德早期在维滕堡生活的那段时间。路德说自己是在1518年在对《诗篇》做系列讲解的过程中发现福音真理的。[30]他在自己所写的《路德拉丁作品全集的序言》（Preface to the Complete Edition of Luther’s Latin Writtings）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以下关于这一发现的记叙就是取自于这一写于1545年3月5日——他去世前一年——的序言。请留意有关他对经文研究所说的话：

我被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满怀热情地想要明白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直到我看到第一章（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句话阻碍了我，因为我十分憎恶“神的义”这个词。按照所有圣经教师的用法和习惯，我一直被教导，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短语。他们说，“神的义”指的是一种形式上的或是主动的义，即上帝是公义的，他要刑罚不义的罪人。

尽管作为一名修士，我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良心有着极大亏欠的罪人。我无法相信上帝会因为我的补偿而息怒。是的，我不爱公义的上帝，甚至憎恨这个会惩罚罪人的公义的上帝。私下里，即使谈不上亵渎，我心里对上帝也有很大的抱怨，我生他的气，并且认为：“那些因着原罪永远失丧的、可怜的罪人，因着违反十诫所承受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但他好像还嫌不够似的，还要借着福音让我们痛上加痛，而且还要通过福音用他公义的愤怒来威胁我们！我的良心因着这样强烈的困扰备受煎熬。因此，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着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也经过昼思夜想，我注意到了这些话的上下文，也就是：“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开始意识到上帝的义指的是，义人凭借上帝的恩典活出来的义，这个恩典也就是信。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的义借着福音显明出来，这是一种被动的义。也就是说，因着我们的信，满有怜悯的上帝就看我们为义，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到了这里，我感到自己仿佛彻底重生了，而且已经经由敞开的大门跨进了天堂一般。整节经文也向我展现了它的另一面。于是，我联想到以前背诵过的许多经文……

我以前对“神的义”这句话是如此的深恶痛绝，而此刻我却止不住地想要用最甜美的语言来赞美它。保罗书信记载的那处对我而言真是通往天堂的大门。[31]

让我们来看看上帝是如何将路德带领到因信称义的真理面前。下面的六句话可以让我们看见路德在研习圣经方面所倾注的热情及努力：

我被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满腔热情地想要明白他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

按照所有圣经教师的用法和习惯，我一直被教导，要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经文（路德正在打破这一研究方式）。

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终于，因着上帝的怜悯，也经过昼思夜想，我注意到了这些经文的上下文。

我联想到以前背诵过的许多经文。

保罗书信记载的那处对我而言真是通往天堂的大门。

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促使路德刻苦研读圣经的强烈动因。路德研读圣经有什么独特之处，使他在经文中找到这种重塑历史的新发现呢？

一、路德高举圣经远超过解经家或神父的教导。

这可不是疏于学习而得出的结论。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朋友和同事梅兰希顿说，路德早期对于教义是如此了然于胸，以至于他能把加百利·彼艾尔（Gabriel Biel）所著的《标准教义学》（The Standard Dogmatics Text）一书（出版于1488年）中的内容整页地凭记忆引用出来。[32]路德并非不愿研究教父和哲学家们的思想，才局限于圣经，而是他坚定地相信，唯有圣经本身才具有至高的权威。

他在1533年写道：“我每年都要通读圣经两遍，并且我已经坚持这样做好几年了。如果圣经是一棵大树，它里面的话语是树的枝干的话，我已经把所有的枝干都敲了一遍，热切地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什么东西。”[33]黑克·欧伯曼说，路德一年通读圣经两遍的习惯至少坚持了十年。[34]与天主教神父和圣经解经家的著作相比，圣经对他的意义更大。

路德在1538年时说：“非常熟悉圣经经文的人就是一个卓越的神学家。因为，圣经的经节及段落本身远比数位作者的评论更有价值。”[35]他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中这样解释他的想法：

神圣前辈们的著作我们只当读一段时间，为的是，借着它们使我们可以被领到圣经面前。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越来越潜心于阅读这些著作，而从不来到圣经面前。我们就像是一些只是在阅读路标却从未行路的人。这些敬爱的前辈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著作把我们引导到圣经面前，但是我们对它们的使用反而使我们远离圣经，虽然事实是：唯有圣经才是我们应该辛勤耕作的葡萄园。[36]

圣经是每个牧者都应当辛勤耕作的葡萄园。路德却在1539年时抱怨说：“虽然在每一个学科中，那些对圣经经文非常熟悉的人才是佼佼者，但是，圣经正在被大量注释类书籍所淹没，圣经的经文正在受到忽视。”[37]这不仅仅是一个力求纯正的古典主义者对于源头的效忠，而且是一个发现生命的人所作的见证。他是在山上那个原始的源泉处发现生命，而非在山谷中附属于泉源的小溪。一个人选择研读圣经本身，还是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圣经注释和其他关于圣经的二手资料，这是一个关系到他生死的问题。讲到自己早年研读圣经的那段日子，路德这样回忆说：

那时我还年轻，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研读圣经，做到能把它烂熟于胸，甚至可以立即指出任何一节经文的出处。然后我开始阅读关于圣经经文的注释书，但是很快，我就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因为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与圣经经文相悖，那是我的良心所无法认可的。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总比透过别人的双眼去看要好。[38]

当然路德并不是说别人写的书我们完全用不着去读，毕竟，他自己也写书。但是，他劝告我们，要把它们当成是次要的，而且不要读得太多。他这样说：

一个学生要是不想浪费劳力，那么就必须反复阅读一些优秀作家的作品，直到将他们作品中的精髓完全吸收过来。太过广泛的阅读反而会令人困惑而且不能使人受益。它会使学生的思想四处飘荡，因此，也就没有重点。就像我们不会喜欢每天与每个朋友相伴，而总是只和少数几个精挑细选出来的人相伴一样，我们的学习应该也是如此。[39]

…………

我们阅读的神学书籍的数量应当……有所减少，应当选择其中一些最好的来读，因为有许多书并不使人受益，很多阅读也是如此。但是，读一些好东西，并且经常地读，尽管每次读的量可能是相当的少，但这样的操练会让人在经文上获益，并且使人变得敬虔。[40]

二、路德将圣经本身作为根本的关注焦点，认为其他文学作品不过是次要的，也仅处于次要地位。这使得路德在诵读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的话语时思想上发生严重且激烈的“争斗”。

这是路德研究圣经的第二个特点。路德在阅读《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经文时遇到了困难，但他并没有跑去向解经家和神父求救，而是：“我用力地在那里拷问（击打）着保罗，急切地想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路德偶尔为之的表现，而是他的一个习惯。

他曾经对他的学生们说，解经家在遇到难以解释的经节时，应该表现得像旷野中的摩西一样，用手中的杖击打（拷问）磐石，直到水从磐石中涌出，使饥渴的百姓得着饱足。[41]也就是说，要击打经文。“我用力地击打着保罗。”在这里路德对经文的这种击打是有极大原因的：“圣经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源泉，你越是从中汲取饮用，就越是感到干渴。”[42]

1526年的夏秋之交，维滕堡瘟疫流行。有一小群学生因瘟疫的缘故滞留在那里。路德接受了向他们宣讲《传道书》的挑战。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传道者所罗门正在跟我过不去，好像他不喜欢任何人宣讲他的作品。但是他必须屈服。”[43]

圣经研究对于路德就是这样，他处理经文的方式就好像当年死死抓住天使不放的雅各。他说：“它必须屈服。我一定要听见并明白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对我的灵魂和教会所说的话！”他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取得了突破，明白了因信称义中“神的义”这一词的意思。他也是凭着这股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传统和哲学上的突破。

三、在竭力揣摩《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内容时，路德看到了其中的宝贵和力量。这让路德确信，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传道人必须注重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阅读，这既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责任。这当然不是为了提高这些传道人的学术水平，而是出于宣扬并维护纯正福音的属灵责任。

由于没有神话语的供应，教会这一千年来一直处于黑暗的境地，对此路德大胆地指出：“除非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被保留下来，福音将最终消亡，这一点确定无疑。”[44]他说：“你们肯定会问学这两种语言有什么用？……你们会说：‘我们德文圣经不是读得很好吗？’”（这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牧师说的：“一本很好的圣经英文译本不足够吗？”）对此路德的回答是：

如果没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我们就不可能接受福音。这两种语言是保存圣灵宝剑的刀鞘；是盛装无价之宝的器皿；是装满葡萄酒的皮袋。还有，正如圣经所说的，它是容纳喂饱众人的五饼二鱼的篮子。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两种语言，我们迟早会失去福音……当人们停止培育这两种语言的时候，基督教很快就落到了只能俯服在教皇权柄底下的光景之中。但是当这两种语言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借着它们重新看见真理发出的光时，教皇制度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在以往的时代，神父们经常会错解圣经，原因是他们忽视这两种语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人，如瓦勒度派（Waldenses），认为这两种语言毫无用处。尽管他们宣扬的教义不错，但他们却经常性地错解圣经经文的真正含义。面对错误，他们没有武器。我很担心他们的信仰能否被纯正地保持下去。[45]

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护信仰并保护信仰的纯洁性。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两种语言，也不再付出努力去掌握它们，那么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思考以及对真理的关注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必将如此，因为我们没有工具，使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这对路德是一个十分真实的可能性，他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表示说：“若不是这两种语言使我对上帝话语的真实意思有领悟，我可能还是一个身受捆绑的修士，在那间阴暗的修道院里，安安静静地传讲着那些错误的天主教教义；那么教皇、诡辩家还有他们背后那个反基督的帝国也就仍然无法被撼动。”[46]换句话说，路德把宗教改革运动所取得的突破归功于圣经两种原始语言的穿透力。

在路德时代，有一件语言学方面的大事，就是希腊文《新约圣经》的问世。这一《新约圣经》是由伊拉斯谟编辑的。1516年仲夏，这本圣经一问世，路德就得到了一本。他开始对它进行研读并在自己《罗马书》第九章的讲道中予以使用。尽管伊拉斯谟是路德在神学教义上的敌人，但路德仍选择使用他编辑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用路德自己的话来说，只要能掌握自己珍视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甚至愿意和敌人一起学习。

路德相信，有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帮助，他在研究圣经时遇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说：“当奥古斯丁在写《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负责经文解释的圣经教师除了要懂得拉丁文以外，还应当懂得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否则他一定会四处碰壁。”[47]

他相信掌握这两种语言会给讲道带来活力与力量。他说：

尽管不懂得这两种语言的传道人也可以传讲信仰和福音，但这样传讲的内容会显得单调乏味，听的人也会渐觉疲倦厌烦，所讲的道最终也将落空。但是如果传道人能精通这两门语言，他的讲论就会透出活力与力量，整本圣经都可被融会贯通，信仰本身也会因为多样化的词语和作品而得到不断的更新。[48]

对许多从未学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或已经把它们忘得差不多的牧者来说，我们在这里强调要加强这两种语言的学习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气馁。对此我想说的是，掌握这两种语言可以让任何忠心的讲道人成为一个更好的讲道人——更有活力、更忠实、更有信心，也更能穿透人心。当然如果不学习这两种语言，我们照样能在传道上忠心——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内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先前世代那些懂得并且使用这两种语言的解经家们的文献资料来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两种语言，我们又怎能说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忠心呢：

自己对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维护、传扬和使用神话语的教导上是否有足够的关注？我是否会出于自我保护而贬抑学习这两种语言的重要性，只因为要从头学起会让我们颇觉尴尬？

路德说传道人轻忽神的话语，对此漠不关心。他所说的这一番重话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可能正好印证。他说：

不熟悉我们自己的书或不明白上帝的话语实在是一种罪与羞辱。上帝的心愿是要让他的圣经成为一本敞开的书。今天，当他赐给我们学习所需的各样人才、书籍、设备和激励时，如果我们还不去学习各种语言，那就是一种更大的罪和损失了。哦，如果我们的属灵先辈有我们今天这样学习语言的机会，能因此预备好自己去明白圣经的话，他们该有多么高兴啊！他们付上极大的劳苦和努力，只为了收集一些碎屑；而我们只要付上一半的劳力——是的，甚至完全无须劳力，就能得到整块面包了！哦，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这等懒散之人是何等的羞愧难当啊！[49]

四、这里所提到的“懒散”让我们看到路德在研读圣经上所表现出来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即使是面对巨大的障碍，他仍然是极为勤勉。

他以超常的努力从事圣经研究，让我们在他面前相形见绌。

作为维滕堡大学的全职圣经教授，他撰写了许多神学方面的著作，关于圣经、讲道、敬拜、教育、灵修，也有关于政治的，其中一些著作许多世纪以来极深地影响了新教教会。与此同时他还将整本圣经翻译成德文，并通过这样的翻译给德文带来极大的改变。他写的书信可以装订成好几卷，因为总有人希望从他那里得着忠告和建议。除此以外，每天他还会安排旅行、会议、集会和谈话等活动。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他还定期向会众布道，借此展示宗教改革运动。[50]

我们不是路德，无论如何努力，也永远不会成为路德。但是在这里我们说的是，我们在学习圣经上的态度是严格而勤勉的，还是闲散、漫不经心、可有可无的呢？将近六十岁时，路德恳求牧者们应当勤奋而不要懒惰。

有些牧者和传道人极其懒惰，毫无可用之处。他们不祷告、不读经，也不认真探究经文的含意…… 我们所蒙的呼召是要去观察、学习并留意我们所读的内容。事实上，你圣经读得再多也不能嫌多，读的内容读得再仔细也不能嫌太仔细，理解地再好也不能嫌太好，深刻理解的内容教得再好也不能嫌太好，教的内容活出来再好也不能嫌太好。……魔鬼……世界……以及我们的肉体都在疯狂地与我们作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牧者和传道人们，你们要祷告、读经、要仔细研读圣经、要勤奋……在这个淫荡邪恶的时代中生活，懒惰、贪睡实在是不可取的。[51]

在讲解《创世记》三章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经文时，路德这样说：“为家庭而劳苦流汗是件了不起的事，为政治劳苦流汗是更了不起的事，为教会劳苦流汗是最了不起的事。”[52]有一些做重体力劳动的人认为研究圣经是一种很悠闲的生活，路德有一次这样对他们做出回应：

对我来说，坐在马鞍上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我倒想看看每天骑在马鞍上的骑师，能否一整天一动不动、心无旁骛地读一本书。你尽可以去……问问传道人……讲道的工作量有多少……他们手中的笔的确很轻……但是在这项工作中，他们的头脑和口舌承担着最主要的压力，也最为辛苦地工作着。在其他工作中，可能只要单单用手或脚或背部或其他肢体就可作工，人可以同时快乐地唱唱歌或者随意地开开玩笑。但写讲章的人可不行。它看起来只需要动动几根手指……但实际上，传道人的整个身体和灵魂都需要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53]

路德说，那种自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某一种境界，不用再学习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传道人每天都应该勤奋地学习，不要懈怠……他们应当有规律地阅读、教导、学习、思想并默想，直到将魔鬼置于死地，直到自己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比上帝以及所有圣徒都博学时才可停止。”[54]——这当然意味着要永不止息地学习。

路德知道强调学习圣经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人们可能会因此而过度劳累，从而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损害，并因压力影响学习的效果；不过他认为过度劳累总要好过闲散懒惰。他于1532年写道：“人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作，就是要保持健康，不让自己的身体遭受损害。我们不应该在工作上绞尽脑汁而伤害我们的身体……我过去就常常做这样的事。我在研究圣经时，常常让自己的大脑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这个不好的习惯到现在我也没能改掉，我想此生我都改不掉这个习惯了。”[55]

我不知道保罗在自己晚年的时候是否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想法。但他的确这样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林前15:10）在与假使徒比较时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林后11:23）他对歌罗西人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西1:29）保罗是路德所敬爱的人，所以路德在“多受劳苦” 方面竭力效法保罗的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这让我们看见路德在研究圣经方面的第五个特点，就是受苦。对路德来说，神学家是由痛苦练就的。试探与苦难就是让人读懂圣经的试金石。

路德注意到在《诗篇》一一九篇中，诗人不仅尝试用祷告和默想来明白神的话，而且也借着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明白神的话。《诗篇》一一九篇六十七及七十一节中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要明白神的话，不可缺少的关键就是要在公义的道路上受苦。

因此，路德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如何以正确的方法学习神学。我自己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学习的……这里你们会看见三个要领，这三个要领是《诗篇》一一九篇中反复提到的，即祷告、默想和受苦。”[56]他把其中的受苦称为试金石。“这三个要领不仅教导你们认识并明白神的话，而且让你们经历到神话语的准确、真实、甘甜、可爱、大能和安慰，神的话就是最高的智慧。”[57]

他一再地借着自己的经历证实受苦的价值。“当上帝的话语借着你开始为人所知的时候，”他说，“也就是魔鬼开始折磨你、诱惑你的时候，但他的折磨会让你成为真正的医生（神学家）；他的诱惑也让你学会如何寻找并热爱神的话。对我自己而言……就需要好好地感谢天主教的信徒们，正是他们给予我的一切打击、压力和恐吓使我成为一名很不错的神学家，帮助我实现了一个我自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58]

路德的生命中充满了苦难。从1521年起，他就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异端禁令之下。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说：“我要带领我的帝国，动用我一切的主权，号召我所有的朋友，以我所拥有的一切来反对路德。”[59]如果没有萨克森王子弗雷德里克的保护，他很可能会被合法处死。

他承受着人们极其无情及恶毒的诽谤。有一次他这样说：“如果魔鬼发现自己无法对教义造成威胁，他就会转而攻击人，用各样的谎言、诽谤、诅咒和咆哮倾泻在他身上。这就是代表天主教制度的魔王在发现自己无法胜过我所传的福音时向我所做的，他写文章攻击说我已经被魔鬼附体了，而且是一个低能儿，还将我的母亲污蔑成妓女和浴池女招待。”[60]

他在身体上遭受着肾结石、头痛、耳鸣、耳道感染、便秘和痔疮的痛苦。“我几乎想要放弃，情愿死去。如今身处血泊之中，平安也离开了我。那些花了四天才得愈合的伤口突然间又被撕扯开。”[61]

很显然他在身体和灵性上正经历着极其可怕的争战。在1527年8月2日给梅兰希顿的信中他写道：“这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死亡和地狱之间被抛来抛去。我感到整个身体都被毒打，我的四肢还在发颤。在极度的绝望中，我几乎完全感受不到基督的存在，我开始亵渎神。但是因着敬虔信徒的代祷，上帝开始向我施怜悯，将我的灵魂从地狱之中一把揪了出来。”[62]

从外表来看，他在许多人眼里都是坚不可摧的人。但是那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经受的苦难。1521年7月13日，他再度从维滕堡写信给梅兰希顿。据推测，他在那段时间里应该是在狂热地翻译《新约圣经》：

我悠闲自得地坐在这里，心里感觉硬硬的、冷冷的。哎！我很少为教会祷告，也很少为她感到忧伤，心里反而却为尚未驯服的情欲在燃烧。我意识到应该在灵里火热起来，但事实是，我的身体被情欲、懒惰、无所事事和昏昏欲睡焦灼着。我想可能是因为你们都已停止为我祷告了，所以神才掩面不理我……在过去的八天中，我什么也没写，既没祷告也没研读圣经。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自我放纵，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另有一些伤脑筋的麻烦（便秘和痔疮）……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状态了……我恳求你为我代祷，因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正深陷在各样的罪中。[63]

这些痛苦的经历正是路德所说的使他成为一名神学家的经历。它们也是他在释经上劳力的一大部分，就像他的希腊文词典一样。当我们想要抱怨事工中所遇到的痛苦时，我们真的应当三思。我经常被教导，我所遇到的那些压力、冲突和沮丧只不过是要分散我学习并明白神话语的注意力，然而路德（还有《诗篇》一一九篇七十一节）却教导我们完全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即我们所认为的那些会干扰我们的学习压力，很有可能正是帮助我们开启眼睛的窗口，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明白经文含意。苦难，是撒旦扎在我们肉体上的一根刺，但撒旦却万没想到，这根刺会为我们成为优秀的神学家做出贡献。

能够在这些痛苦的经历中得胜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完全仰赖上帝白白的恩典，他加给我们力量并恢复我们的信心。路德承认当他感到被抛弃、受煎熬之时，信心“超越了我的力量”[64]。我们必须单单呼求上帝。

六、这使得我们看见路德在学习中的第六个特点：祷告并且存敬畏的心依靠全能的上帝。这时，神学与方法论对于他就几乎变成了同一回事。

路德1518年写的关于圣经学习的问题，似乎与先前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自相矛盾：

凭借学习和才干去明白圣经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本分就是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蒙神悦纳，他就会为了自己的荣耀（而不是你我的荣耀）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他话语中的真实含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除了作者以外，无人能解释神话语的含意，神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约6:45）。因此你们必须放弃依靠自己的勤奋和能力，而当完全依靠圣灵的启示。[65]

路德这样说并不是要给神的话语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所有的学习都浸透在祷告中，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里，让他亲自进入、保守并引领我们更多地明白他的话。

对圣经我们应当心存敬畏和谦卑，并且在学习中付上虔诚的祷告。这样的学习方式比单纯依靠智力更能透彻地领会经文含意。因此，人们如果单纯依靠自己的智慧，就好像猪带着污秽的双脚匆匆跑去读经一样，仿佛圣经只是人类的一种知识而已。这样的人要想不伤害自己和那些他们所教导的人是不可能的。[66]

他在《诗篇》一一九篇中又看到，那里不仅提到苦难和默想，而且还一次又一次地提到祷告：

《诗篇》一一九篇十八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二十七节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奇事。”三十四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三十七节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

因此，他总结说，真正符合圣经的圣经学习方法就是要不住祷告、常常自省、时刻依靠神：

你们应该完全弃绝自己的感觉和理性，因为人无法靠这些读懂圣经……你们需要跪在自己的密室里，带着谦卑和迫切的心透过耶稣基督向神祷告，祈求神用圣灵来光照并引领你们，给你们悟性。[67]

路德强调在学习圣经的过程中必须祷告，这种认识根植于他的神学观；在这里，他的圣经学习方法与他的神学观统一了起来。《罗马书》八章七节的经文及其他经文章节让他深信祷告的重要性。“体贴肉体的人无法遵行神的话。他因为感觉不到神的愤怒，也就不可能按照正确的方式敬畏他；体贴肉体的人因为看不见神的美善，也就不可能信任或依靠他。因此，我们应当常常祷告，让神亲自带领我们，给我们恩赐，使我们明白他。”[68]如果上帝不作工拿掉我们心中的愚昧及刚硬，我们的学习就毫无果效。

路德与奥古斯丁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一核心问题上有着相同的见解。路德神学观的核心是，人类必须完全依赖上帝全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脱离因意志的捆绑带来的软弱。在谈到自由意志的时候，路德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可以决定自己外在的行为，决定做或不做什么，这些行为受到法律和刑律的规范……然而，人类却不能凭借自己的意志使自己的心得到洁净并作出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如真实的悔改、真正发自内心地敬畏上帝、拥有真实的信心、诚实无伪的爱和圣洁……”[69]也就是说，人类的意志是可以“自由”地带动我们的行为，但是在这一自由意志之下其实有一种捆绑，这种捆绑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打破。路德认为关于人类意志的捆绑问题，正是他与天主教制度以及它的代言人伊拉斯谟争战的焦点。

路德《意志的捆绑》一书出版于1525年。这本书是路德对伊拉斯谟《意志的自由》一书的回应。路德认为《意志的捆绑》是他“最好的神学书籍，而且是那类书籍中唯一值得出版的一本。”[70]

要了解路德的神学观以及他研读圣经的方法论，我们就必须了解路德对基督教信仰问题的认识。路德承认伊拉斯谟比其他的对手都强。他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不是关于赎罪券或关于赎罪券的争议问题，而是人类在上帝面前毫无能力的问题。人类无力使自己称义，也无力使自己成圣，无力学习圣经的话语，也无力信靠上帝来做这些事情。他在保罗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在奥古斯丁与伯拉纠的激烈争战中也看到了这一点。

伊拉斯谟高举人类的自由意志，认为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胜过罪和捆绑。他的这种论调对路德来说，无异于是对上帝的恩典及福音本身的一种攻击。1528年路德在自己的信仰概要中写道：

我声讨并拒绝一切高举人类自由意志的错误教义，因为这些教义直接否认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调解工作和他带给我们的恩典。既然离了基督，罪和死亡就是我们的主人，魔鬼就是我们的神和君主，那么我们是不会有力量或能力、才智或聪明，来使我们自己过公义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这些瞎眼的和被掳的，注定要成为撒旦和罪恶的臣民。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取悦了撒旦，而这正是对上帝和他诫命的抵挡。[71]

路德意识到，罪对人类的捆绑以及人类在道德上表现出的无力感，正是宗教改革运动面对的根本问题。上帝的自由、福音的自由、上帝的荣耀、人类的救赎都是人们争议的问题。因此，路德非常喜爱《意志的捆绑》这本书的信息。在书中，他将一切的自由、能力和恩典都归给上帝，而将一切的无力和依赖归于人类。

在解释《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至十二节的经文时，他这样说：

我想起在宗教改革运动刚开始时，斯多匹兹博士……曾对我说：我很高兴在你所传讲的教义中，你把荣耀及一切都归给了上帝而不是归给人，因为我们将再多的荣耀和美善归给上帝都不为过。他的这席话在当时极大地安慰并激励了我。的确，福音教义将一切的荣耀、智慧与公义从人身上拿走，单单归给那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的造物主。[72]

这就是为什么祷告是路德学习上帝话语的根本。祷告是软弱无力的人心中对上帝的自由和丰富的回响。它是路德孕育他的神学观以及学习圣经的方式。它也是路德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1546年2月18日凌晨三点，路德去世。临终前他说：“我们的确是一群一无所有的乞丐。”[73]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完全免费的。而我们是一群乞丐（是祷告者）。这是我们活着的方式，死去的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好让上帝得着荣耀，我们得着恩典。

牧者们，你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大大张口，

要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

要尊崇并遵循上帝至高的话语。

你们要用神的话吩咐每一个

尊贵和低贱的人。

你们要教导教会信徒。

你们要摧毁撒旦的国度。

你们要牧养羊群，

消灭其中的豺狼，

指教并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若有必要，

你们要捆绑并释放雷击和闪电，

但是你们做这一切事都要遵循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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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

有关《以弗所书》的讲章

注释：

[1]托马斯·闵采尔，小路德七岁，茨维考圣马丽教堂的传道人。“他……加入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联盟。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织布工人，领导人是尼古拉·斯托奇。这一组织接受十二使徒和七十二门徒的领导模式，举行各种秘密集会，并号称在集会中领受了上帝的启示”（菲利普·沙夫编辑，《宗教大百科》，第2卷[纽约：基督教文学出版公司，1888]，第1596页）。有关路德对此的回应，可参看A·G·迪更斯和爱伦·戴维斯共同编辑的《现代历史文献：马丁·路德》（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0），第75-79页。

[2]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人》，爱琳·瓦利撒·史沃兹巴特翻译（纽约：双日出版社，1992，原版，1982），第193页。哈佛大学斯蒂文·奥兹曼教授称黑克·A·欧伯曼对路德的评价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评价”。

[3]同2，第204页。

[4]爱华德·M·普拉斯编辑，《路德语录》，第3卷（圣路易：肯考迪亚出版社，1959），第1359页。

[5]同4，第2卷，第62页。

[6]同5。

[7]同4，第3卷，第1355页。

[8]同4，第2卷，第913页。

[9]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人》，第77页。

[10]确实，“属血肉的”无法看见主的荣耀（太16:17）。只有神的灵能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如何透过耶稣显出他的荣光（林后4:6）。我并不否认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路德认为圣灵不会脱离神话语的基础去彰显神的儿子。

[11]1854年12月8日，主教庇护九世用这些话宣布了这一教义：最为有福的童贞女马利亚在她怀孕的一开始，就凭借全能上帝的特殊恩典和特权，以及基督的功劳，被保护得纯洁无瑕，全然不受原罪的玷污（菲利普·沙夫编辑，《宗教大百科》，第2卷，第1064页）。

[12]批判性的历史评论家们会这么做。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历史标准否认耶稣曾经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或曾经行过这样那样的神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因为圣灵的启示而重述成为肉身之道的故事。我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历史上没有发生对耶稣的攻击，而是圣灵的角色并不可取代圣经的角色，而且如果脱离了“客观自存的话语”，圣灵也无法启示出真正道成肉身的基督。

[13]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43），第17页。

[14]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102页。

[15]同14，第92页。

[16]同14，第125页。

[17]同14，第128页。

[18]同14，第315页。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发现福音了以后，他能颠覆整个世界。

[19]同14，第137页。

[20]同14，第145页。

[21]弗雷德·W· 谬瑟，《传道人路德》（明尼阿波利斯： 奥格斯堡出版社，1983），第39页。

[22]同21，第51页。

[23]同21，第37-38页。

[24]沃尔特·冯·洛伊尼奇，《路德其人及其著作》，由劳伦斯·W·德尼夫翻译（那阿波利斯：奥格斯堡出版社，1986，原版，1982），第353页。

[25]弗雷德·W·谬瑟，《传道人路德》，第27页。

[26]同25，第38页。

[27]W·卡洛斯·马丁，《马丁路德的生活及其时代》（纽约：美国特拉克特协会，1866），第473页。

[28]同27，第272页。

[29]康拉德·伯根多夫编辑，《教会及事奉II》，第40卷，《路德文集》（费城：慕兰伯格出版社，1958），第315-316页。

[30]约翰· 迪兰伯格编辑，《马丁路德文选》（花园城，纽约：双日出版社，1961），第17页。

[31]同30，第11-12页。

[32]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与魔鬼之间的人》，第138页。

[33]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83页。

[34]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173页。

[35]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3卷，第1355页。

[36]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第13页。

[37]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97页。

[38]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第16页。

[39]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112页。

[40]同39，第113页。

[41]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中间的人》，第224页。

[42]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67页。

[43]海因里希·波克曼，由E·西奥多·巴赫曼翻译，《1521-1530年路德职业生涯的中期》，（费城：要塞出版社，1983，原版，1979），第564页。

[44]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第17页。

[45]马丁，《马丁路德的生活及时代》，第474-475页。在这方面路德并没有称赞奥古斯丁，相反他甚至觉得奥古斯丁应当为自己蹩脚的希腊文和对希伯来文的完全无知负责（彼得·布郎，《希波的奥古斯丁》[贝克莱，CA：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9]，第257页）。奥古斯丁习惯于喻意解经的方式总是被那些更注重经文及其原文涵义的人加以纠正。奥古斯丁小时学过一些浅显的希腊文，但他对希腊文极其反感（“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明白为什么我对小时候学过的希腊文如此反感。我倒是很喜欢拉丁文。”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由R·S·潘考菲翻译[纽约：企鹅图书，1961]，第33页，[I，13]）。他从未能流利地使用希腊文。“只有少数几次，在对抗埃克拉农的伯拉纠主义者朱利安时，奥古斯丁用希腊原文与翻译文字进行比对，试图以此驳倒对手的批评。”（彼得·布郎，《希波的奥古斯丁》，第171页）。尽管奥古斯丁不懂得圣经原文，他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使那些没有机会学习圣经原文的人受到莫大鼓励，但是让我们不要以此为借口，而不肯提高我们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上所领受的恩赐。

[46]马丁，《马丁路德的生活及时代》，第474页。

[47]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95页，参看第45条注解。

[48]雨果·T·克尔，《路德神学概要》，第148页。

[49]弗雷德·W·谬瑟，《传道人路德》，第43页。现在人们可以通过电脑程序得着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解释和应用，岂不更与路德这番话吻合！

[50]同49，第27页。

[51]同49，第40-41页。

[52]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2卷，第951页。

[53]弗雷德·W·谬瑟，《传道人路德》，第44-45页。

[54]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2卷，第927页。

[55]同54，第3卷，第1496-1497页。

[56]同55，第1359页。

[57]同55，第1360页。

[58]同55，第1360页。

[59]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29页。

[60]同59，第88页。

[61]同59，第328页。

[62]同59，第323页。

[63]E·G·拉普及本杰明·德里维里编辑，《马丁路德：现代历史文献》（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0），第72-73页。

[64]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323页。

[65]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1卷，第77页。

[66]同65，第1卷，第78页。

[67]同65，第3卷，第1359页。

[68]伯根多夫编辑，《教会及事奉II》，第40卷，《路德文集》，第302页。

[69]同68，第40卷，《路德文集》，第301页。

[70]约翰·迪兰伯格编辑，《马丁路德选集》，第167页。

[71]爱华德·M·普拉斯，《路德语录》，第3卷，第1376-1377页。

[72]同71，第3卷，第1374页。

[73]黑克·A·欧伯曼，《路德：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第324页。

第三章　神话语的威严

约翰·加尔文其人及他的讲道

上帝的绝对性

约翰·加尔文一定愿意以上帝而不是他自己作为本章的开始。加尔文将上帝的至尊看得高过一切。因此，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经文《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上帝的自我介绍上。如果把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和生活比喻成一个太阳系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会看见太阳系中的太阳。

上帝呼召摩西，赋予他一项使命，差派他去埃及救他的百姓脱离捆绑。摩西面对上帝的呼召感到恐惧，他提出了反对，说自己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对此上帝这样回答他，“我必与你同在”（出3:12）。然后摩西问：“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上帝对此的回答是迄今为止他给予人类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出3:14-15）

换句话说，“耶和华”这一圣经中伟大而核心的名字清楚地植根于上帝对自己的称呼上——“自有永有的”——“去告诉以色列人，自有永有的那一位差遣了你。告诉他们，我的本质就是自有永有。”

我一开始就在这里介绍圣经里上帝的名号，为的是要点燃你们心中尊崇至高上帝的热情，这是我们这一章，也是这本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我们听见上帝的名字是“自有永有”时，难道这没有让我们的心燃烧起来吗？上帝是绝对的存在，这一事实是多么吸引人心！上帝自有永有，他从未生成，也永不会改变。他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存在。

让我们充分理解这一点：上帝——让你存在于此时此刻的上帝——他从来没有开始。仔细想想这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或者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思想这个问题的情景吗？这个问题里实在包含着说不出来的奇妙。上帝从来没有一个开始！那“自有永有”者打发我到你们这里。他从未有过一个开始，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他定义一切的事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他总是在那里。我们无法和他谈判来决定我们想要的现实，上帝决定现实。当我们开始存在的时候，我们就站在创造并拥有我们的上帝面前，这是我们绝对无法选择的事。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存在，也无法选择上帝的存在。无论你的态度如何，大嚷大叫也好、怀疑不信也好，都无法改变上帝存在这一事实。他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告诉他们：‘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说法，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接受，自我改变去获得喜乐；或者可以拒绝接受，而最终走向灭亡。但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有一点是我们绝对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上帝的存在，他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早在我们存在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当我们离去了以后，他仍然存在。因此在服侍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上帝置于一切事物之上，上帝必须居服侍的首位，这是一个无人能逃避、显而易见的真理。服侍必须与上帝接上关系，因为生命属于神；生命必须与上帝接上关系，因为整个的宇宙都属于神；宇宙必须和上帝接上关系，因为每一个天使、魔鬼和人类的身、心、灵都属于绝对存在的上帝。他创造了万有并维系着万有的正常运转，他掌管着所有事件的走向，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罗11:36）。

你们这些作牧者的，愿上帝在你们的心中燃起一股热情，让你们在事奉中渴慕以他为核心并高举他的至尊地位，以致那些被你们所爱、所服侍的人们，在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说：“这个人认识上帝，他爱上帝，他的一生都在荣耀上帝。他日复一日地将上帝显现给我们。这个人就像使徒所说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人’（弗3:19）。”

加尔文不遗余力地彰显上帝的荣耀

约翰·加尔文在自己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1538年，意大利的红衣主教撒多莱写信给日内瓦的新教领袖，希望他们能从新教的教义上转回，继续支持罗马天主教教会。他在信的开头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和解性地讲到永恒生命的宝贵，然后开始对新教的改革进行谴责。1539年秋天，加尔文用了六天时间给撒多莱回复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最早期的信件之一。正是这封信使他的新教改革者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德读了这封信之后说：“这是一封充满力量的信，我很高兴上帝兴起这样的人来。”[1]

加尔文对撒多莱的回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揭示出他与罗马教廷争论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而且这一分歧也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首先，这一根本分歧并不是那些众所周知的关于新教改革的问题，像称义、天主教神父制度的弊端、圣餐的变体、向圣徒祈祷以及教皇制度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予以讨论，但是，对于加尔文来说，最根本的问题（也是他一生都在谈论的问题）是，上帝荣耀的威严及其所占的核心和至高的地位。加尔文在撒多莱的信中同样看到了纽比金（Newbigin）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福音派教义中看到的问题。

加尔文在写给红衣主教的信中这样说：“你对属天生命所怀的热情是一种让人完全专心于自己的热情，你并没有激发人去尊崇上帝的名，连一句都没有。”换句话说，即使是永恒生命这一宝贵的真理也可以被歪曲到一个地步，以至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和目标地位。这就是加尔文与罗马教廷之间争论的焦点。这一焦点也反复地出现在他的各部著作中。在给撒多莱的信中，他接着告诉撒多莱应该去做什么——这也是加尔文一生致力要做的，就是要“将彰显上帝荣耀的激情摆在众人面前，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目的”。[2]

我认为彰显上帝荣耀的激情，可以说是加尔文生命和侍奉中最醒目的标志。加尔文生活和讲道的本质意义在于，他恢复并体现出了一种对上帝的绝对存在和至高威严的无比热爱。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能清楚看到的一点。本杰明·沃菲尔德这样评价加尔文说：“没有人能像加尔文那样对上帝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3]这是加尔文的生活和神学的关键。

普林斯顿的新约圣经学者杰哈德·沃斯（Geerhardus Vos）1891年时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与基督教的其他宗派相比，改革宗神学能抓住经文的全备含意？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改革宗神学抓住了经文最根本的实质……这个实质就是要在一切被造物之上高举上帝至高无比的荣耀，它是解开经文中蕴涵的丰富宝藏的钥匙。”[4]正是这一对上帝荣耀的不断强调将加尔文的一生和在他之后的改革宗传统结合了起来。沃斯说：“改革宗信仰有一个包括一切的总纲，那就是上帝在罪人身上所施行的恩典工作是对上帝的荣耀的反映。”[5]反映上帝的荣耀是加尔文在生命及服侍中所寻求的意义。

在加尔文回复撒多莱的信中，他最终提到了称义的问题，他说：“你……稍微谈到了因信称义的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第一个、也是争论得最热烈的问题……如果我们抹杀因信称义这一认识，那么基督的荣耀也就不复存在了。”[6]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是根本问题。因信称义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理由——基督的荣耀正在面临挑战。不管什么时候因信称义这一认识被抹杀掉，就等于抹杀掉了基督的荣耀。这对加尔文来说永远是他最深切关注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真理和行为才能“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呢”？

加尔文认为，进行宗教改革最根本的原因是罗马教廷“在许多方面毁坏了基督的荣耀。他们要求信徒向圣徒祷告，却不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们要求信徒尊崇童女马利亚，却不知只有基督才是配得尊崇的那一位；他们在弥撒中不断地献祭，却不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已经充分并且完全地满足了上帝对献祭的要求。”[7]他们把传统抬高到与圣经同等的地位，甚至以人的话代替了上帝话语的最高权威。[8]加尔文在他的《评歌罗西书》（Commentaryon Colossians）一书里问道：“我们怎么会被这么多‘诸般怪异的教训’（来13:9）勾引去了呢？”他回答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基督的伟大。”[9]换句话说，这么多世纪以来，正统的圣经精髓之所以能够被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人们热爱在基督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上帝的荣耀和伟大。什么时候上帝偏离了中心，什么时候万物就会发生混乱。在我们这个不再以上帝为中心的时代，教义上发生偏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因此，贯穿加尔文一生服侍的根基就是他对彰显上帝荣耀的热情。在三十岁时，他想象自己临终前向上帝交差时会怎么说。他说：“哦，上帝，我这一生最主要的目标，我最热衷于劳力的事，就是让你荣耀的良善和公义……能够如明光照耀，让基督的美德和祝福能够被完全彰显出来。”[10]

二十四年之后，他的这个热情和目标仍未改变。在他临终的前一个月，这时他真的要去天堂向基督交差了（他五十四岁时去世），他的遗言是：“我从未出于憎恨别人而写作，我总是忠实地写下我所认为是让上帝得着荣耀的内容。”[11]

加尔文热爱至高上帝的原因

是什么使加尔文成为一个如此被上帝的威严所折服的人？而这种折服在他的生命中又造就了什么样的事工呢？

1509年7月10日，加尔文生于法国的诺昂（Noyon）。这一年马丁·路德二十五岁，刚开始在维滕堡大学教授圣经。加尔文早年的家庭生活几乎不为人知。十四岁时，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大学学习神学，那时宗教改革运动尚未触及巴黎大学，所以他在大学里主要是学习中世纪的神学。五年后（那时加尔文十九岁），他的父亲与教会发生冲突，他吩咐自己的儿子放弃神学的学习，转而学习法律。他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在奥尔良和波尔日学了三年法律。

这三年中，加尔文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完成了他法律专业的学习，同时在思想上他深受邓·斯各脱（Duns Scotus）、威廉·奥克姆（William Occam）和加百利·彼艾尔（Gabriel Biel）等人的影响。他的父亲于1531年5月去世，那年加尔文二十一岁。父亲死后，他重新将自己的专业从法律转回自己喜爱的经典神学。1532年他二十三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评塞尼卡》。他在这些年中有机会接触到宗教改革的信息及精髓。1533年，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巨变。

1533年11月，加尔文的一个朋友尼古拉·克普（Nicholas Cop）在巴黎大学的冬季开学典礼上讲道，但因他因为传讲路德的教义而被国会定罪，被迫逃离这个城市。此后根据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称的“该死的路德教异教人士”，大迫害在巴黎爆发。加尔文也在逃亡的队伍中。因为与克普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人甚至怀疑加尔文才是克普讲稿的真正作者。因此，到1533年，加尔文越过了这条线。这时的他已经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了基督并完全支持宗教改革运动这一事业。

到底发生了什么？七年后，加尔文讲述了自己如何转变的过程。他说自己曾经如何热切地想要活出天主教的信仰……

……那时，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教义，这个教义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基督教的实质，而是要将我们带领回到基督教义的源头……回到她原始的纯洁面貌。因为这个教义实在太过新奇，我其实是很勉强地去听它。我承认，最初听到这个教义时，我是彻头彻尾地想要抵挡……拒绝承认自己这一生一直是活在无知与错误当中……

最终，好像有一道光突然就照到我身上（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后面的内容至关重要），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是在错误的泥潭中打滚，因此沾染了许多的肮脏与污秽。我一下子警觉到了自己陷入的悲惨境况……责无旁贷地，我选择了你的道路（哦，上帝），并将之视为第一要事。我哀伤流泪地在他面前为我以前的生活悔改。[12]

…………

上帝以突然的改变制服了我的心，让我的头脑降服下来……因为尝到了真实信仰的甘甜，也明白了一些属灵信仰的知识，我的心一下子就被更强烈的、要进步的渴望燃烧了起来。[13]

是什么样的信仰根基使加尔文活出了一个全然彰显上帝荣耀和威严的生命？按照加尔文自己的话来说，似乎是因为他突然在圣经中发现并品尝到了上帝的威严。而且在那一时刻，他的心灵一下就捕捉到上帝及其话语强大、无可辩驳的力量，这个力量使他在余生中成为热爱上帝并服侍其话语的仆人。这次的经历和领受让加尔文一下子就推翻了“只有教会才拥有向信徒解释圣经的权柄”这种说法，他相信威严的上帝自己就足以胜任这个工作。[14]

加尔文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让我们来看看加尔文自己在《基督教教义》一书中，特别是在第一卷的第七章、第八章中是如何描述的。在这几章中，他竭力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借着经文明白上帝救赎的真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后来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印证。”按照他的说法具体地说，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作着说服的工作时，经文本身就足以表明上帝救赎的真理了。”（I，viii，13）因此，对加尔文来说，他之所以能信服“上帝救赎的真理”，有两件事从中起了作用，其中一个就是经文，另一个就是“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说服工作”。这两个当中少了任何一个，都不能使人得救。

但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呢？圣灵是怎样工作的呢？圣灵不会将经文之外的内容启示给我们[15]，但是他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能看见并品尝到经文中上帝属天的真理，证明圣经就是上帝自己的话。加尔文说：“天父借着经文显明他至高无上的威严，提升我们对圣经的敬畏，让我们超越对经文的争议。”（I，viii，13）对加尔文而言，这是一个关键：上帝是通过经文将他的威严启示给我们，这启示是通过经文显示出来的，因此它是直接的、无可辩驳的且赋予人生命的启示。而“上帝的威严”正是我们信靠他话语的基础。

加尔文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他信仰的描述中，不断地引用圣经中那些启示和印证上帝威严的经文。由此可见，在他经历信仰转变的这一过程中，他生命中的这一占有中心地位的激情已经被点燃起来了。

我们几乎已经快要探究到这一经历的根源了。如果我们再进深一点的话，就能明白为什么加尔文信仰的转变会令他一生锲而不舍地追求上帝的威严及其话语的真理。下面的这些话能使我们更深刻地明白：

圣经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这样的信仰绝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注意这一点！）或是别人的判断得来的，而是借着圣灵的光照得来的。我们完全相信（好似我们现在正面对着威严的上帝），圣经是上帝亲口所说的话，通过他的仆人被记录下来。而这样的确信并非出于人的判断。[16]

这些话看起来好像有些令人困惑。加尔文说他对圣经中所描述的威严上帝的信靠不是依靠别人的判断，甚至也不是依靠他自己的判断而得。他是什么意思呢？也许使徒约翰的话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加尔文所表达的意思。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七至十一节这样说：

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等于圣灵）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作的……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换句话说，“神的见证”，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的见证，远比任何人的见证（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见证）更大。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见证呢？上帝的见证不是上帝说一些话，然后由人们自己去思考，然后得出判断。如果是那样，人们就只会专注于自己的思考了。那么，什么是上帝的见证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是一个关键：“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借着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将他自己、他的儿子和他的话语见证给我们看。他的见证就是他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他的见证就是让我们苏醒过来，认识他的威严，并且在他的话语中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在那一刻，我们并不需要做从前提到结论一般的理性思考，甚至不需要人的判断以作依靠，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灵魂已经苏醒。当拉撒路从坟墓中被耶稣的呼唤或“见证”叫醒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理性思考就知道自己已经复活，并且知道是耶稣的呼唤叫醒了他。

J·I·巴刻这样说：

圣灵借着口头见证在约翰·加尔文的灵里作着光照的工作。他属灵的眼睛得到了开启，一下子就认识并接受了那些属天真理的实质。说到这种感受，加尔文说，这是一种直接却无法分析的感受，就像在某一契机之下它就发生了；我们说不出所以然，但我们知道它已发生了，就是这样。[17]

因此，约翰·加尔文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神在他身上所行的这个神迹，上帝用圣灵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他立刻就在人的理性之外，看见了上帝以及他话语的重要性，并深知自己的余生将会被这两个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事物牢牢地抓住。上帝的话语宣扬上帝的威严，而上帝的威严又见证他自己的话语。从此以后，加尔文成了一个完全投身于传讲上帝话语，以此去彰显上帝至高全能的人。

上帝至高的话语所成就的服侍

这样的服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加尔文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很喜欢文学，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推动新教信仰的文学评论家。[18]他认为自己具有这样的天赋。但是上帝对他的一生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计划，就像他对奥古斯丁和路德，以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我们的生命轨迹并非按照我们自己的人生设计展开。

逃离巴黎之后，加尔文彻底离开了法国。从1534年到1536年他一直在瑞士的巴塞尔流亡。为了弥补损失的时间，“他将自己完全地投入到希伯来文的学习之中”[19]。（想想看，今天有哪一位牧师，会在逃离教会和祖国、流亡国外的危险日子里选择学习希伯来文呢？这在今天牧者们的眼睛里该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1536年3月，他在巴塞尔发表了他最出名的一部著作《基督教教义》的第一版。这本书从1559年出版到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版本之间一共经过了五次扩版。我们不应该认为《基督教教义》只是加尔文在学术上的一种尝试。几年之后，在谈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时，他表示说：

那时我隐居在巴塞尔，没有几个人知道。许多信仰虔诚的圣徒在法国被活活地烧死了……在我看来，除非我竭尽全力反对那些迫害者，否则我会因我的沉默背上懦夫或背信弃义的骂名。这是促使我发表《基督教教义》的初衷……我单单地希望借着这本书的发表，能让人们看清那些被人轻贱和恶毒毁谤的人所信的到底是什么。[20]

因此，当你阅读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时，你就可以知道，他的神学教义是通过燃烧殉道者身体的焚烧炉铸造出来的，这些殉道者为了自己的信仰遭受迫害，加尔文对此不能袖手旁观，他要努力为这些忠心的信徒和他们为之受苦的上帝辩护。我想，今天如果我们会因为所说的话而性命不保的话，我们也许会拥有更好的神学。

1536年，法国政府颁布了一条临时特赦令，使那些逃亡国外的人得以重返法国。加尔文也返回了，在处理完手头一切的事务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弟弟安托尼和妹妹玛丽亚一起离开了，打算此后再也不回来。他本打算去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继续过一种平静的文学评论家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的眼光都无法看得很远。当我承诺自己要过一种安闲平静的生活时，我最想不到的事情却就要发生了。”[21]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的战争，促使大量的军队被调集起来，这些队伍阻塞了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道路，使得加尔文只得绕道日内瓦。事后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人们不得不讶异上帝的旨意——他竟然不惜调动军队来把他的牧师们安置到他要他们去的地方。

那一夜，加尔文就住在日内瓦。那里有一个火热的新教改革领袖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他发现加尔文到了日内瓦，于是就把他找了来。两人之间的会晤改变了历史的轨迹，这不仅仅是对日内瓦而言，而是对整个世界而言。加尔文在他的著作《诗篇注释》的前言中讲述了这次会面：

法雷尔的内心燃烧着极大的激情，他希望将福音进一步广传。他很快就发现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投身于个人的学习，而不想从事其他的工作。他发现无法借着恳求说服我，于是便向我说出一句类似咒诅的话来。他说如果我隐退，只安于自己的工作，面对这么紧急的需求，却袖手旁观拒不帮忙的话，那么上帝就会将诅咒加在我身上。他的话让我感到异常恐惧，便终止了原来的行程。[22]

从此，加尔文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仅是生活地点的变化，更是职业的变化。从此加尔文再也没有从事过他声称的“平静安闲的……学习”。从此以后，他所写的四十八卷书籍、小册子、讲章、注释以及信件都将从牧师的责任这一铁砧上锤炼出来。

他在日内瓦从事的第一个工作是教授圣经。四个月之后，他被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牧师（当时日内瓦有一万人口，圣彼得大教堂是日内瓦的三大教堂之一）。但是日内瓦市议会对法雷尔和加尔文并不完全满意，因为这两个人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意愿。于是，他们二人于1538年4月被市议会放逐。

加尔文当时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上帝会就此放过他，不会让他担任那个压力繁重的牧师之职，而会让他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马丁·巴塞尔（Martin Bucer）发现了加尔文正在赋闲，他采用了法雷尔曾经使用过的方法，迫使加尔文前往斯特拉斯堡。加尔文写道：“当时，基督最杰出的仆人马丁·巴塞尔向我所说的话，与当初法雷尔迫使我留在日内瓦时所说的话如出一辙，他的话迫使我不得不前往一个新的工作地点。他把约拿的例子摆在我面前，让我受到警戒，于是我继续教导的工作。”[23]也就是说，加尔文同意前往斯特拉斯堡，继续在教会里从事教导的工作。实际上，加尔文花了三年的时间在斯特拉斯堡牧养大约五百名流亡到那里的法国难民，同时他也讲授新约。他还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注释书《罗马书注释》，并出版了扩版后的《基督教教义》第二版。

也许在斯特拉斯堡的这三年中，上帝对加尔文的最大安排就是让他找到了一位妻子。曾有一些人试图帮他物色一位妻子。在他三十一岁时，有许多妇女向他表示好感。加尔文告诉他的朋友和媒人威廉·法雷尔他想要一位怎样的妻子：“最吸引我的女人只需要具备这样的品格，她必须贞洁、不要太细腻或太过于苛刻、要懂得持家、要有耐心，而且愿意照顾我的健康。”[24]帕克对此评论说：“浪漫的爱情……似乎在加尔文的性格中没有什么地位。但是这种平淡朴实的恋爱观使他获得了一个幸福的婚姻。”[25]我觉得帕克认为加尔文不懂得浪漫爱情的说法怕是说错了（参看后面“阿德莱特[Idelette]的去世”）。一位名叫阿德莱特的重洗派寡妇正好符合加尔文“平淡朴实”的恋爱观。她和她的丈夫让（Jean）是加尔文的会众。1540年春天，让死于瘟疫，同年8月6日，阿德莱特与加尔文结为连理，阿德莱特也带来她与前夫生的一儿一女。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城内发生的骚乱让神父们认为加尔文和法雷尔也许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坏。于是1541年5月1日，市议会废止了对加尔文的禁令，甚至把他作为神人一般拥待。市议会的决定令加尔文深感痛苦，因为他知道日内瓦的生活将令他处于论战与危险之中。早在10月初他就告诉法雷尔，尽管他自己并不想去日内瓦，“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我自己的主人，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主”[26]。这也是加尔文一生的座右铭。在他半身头像的图片上，他的一只手捧着一颗心献给上帝，图片的下面印着一行字——“全心的奉献”。

1541年9月13日，他第二次进入日内瓦，去服侍那里的教会，直到他1564年5月27日去世。1542年7月28日他的大儿子雅各出生，两周后这个孩子不幸夭折。加尔文写信给他的朋友维莱特说：“儿子的去世让我感受到剧烈的痛苦，我知道这是出于主的手。同样上帝也是个父亲，我相信他最清楚什么是对他孩子最好的安排。”[27]加尔文一生遭遇了无数的试炼，但他都选择了降服在上帝全能的主权之下，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阿德莱特在这次事件后，身体一直没能完全恢复。他们后来又生了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孩子也都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1549年3月29日，阿德莱特过世，死因很可能是肺结核。加尔文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么敏感，或者说柔软。若非上帝赐予我强有力的自控能力，我根本无法承受这么久。说实话，我感受到强烈的悲哀。我失去了生活中最好的伴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默契，她不仅愿意分担我的贫苦，甚至愿意为我而死。她活着的时候是我在服侍上最忠心的助手，她从未让我感觉到一点点的妨碍。在整个患病期间，她也从未给我带来任何麻烦，她关切孩子们远过于她自己。为了让她不再为了孩子们的事忧心，在她去世的前三天，我找到机会告诉她，我一定会承担起抚养她孩子的责任。[28]

加尔文没有再婚，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的生活节奏已经让他无暇挂虑妻子孩子的事情。他的一个熟人克兰敦（Colladon）在那些年间也生活在日内瓦，他这样形容加尔文那时的生活：

加尔文完全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的工作量已超出了他的能力和健康所能承受的极限。两周中，他常常会有一周要天天讲道（每周日则要讲两次，每两周大约要讲十次）。每周他都要安排三次神学讲座……在指定的日子，他还要出席教会法庭（Consistoire）并提出各种抗议……每周五要带领查经班……每次在教会领袖宣布聚会结束之后，他随后讲的内容几乎又能成为一篇讲章。他从来不会忘记去探访那些患病的人，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向找他的人提供忠告和帮助的机会，同时他还要处理每天日常服侍中数不清的事务。除了日常的服侍之外，他还十分关心法国的信徒。当这些信徒遭遇逼迫时，他常常写信教导、劝解、忠告、安慰他们，也常常为他们代祷……然而这些事情都没有能阻止他停止自己的灵修学习并写出那些功效卓越的著作。[29]

沃尔夫冈·马斯库拉（Wolfgang Musculus）称他像是一张“随时拉满的弓”。一方面，他尝试留意自己的健康，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给他带来更多的伤害。克兰敦（Colladon）说：“他几乎很少留意自己的健康。许多年来他满足于一天只吃一顿饭并且在两餐之间什么也不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吃可以使他虚弱的胃和偏头痛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是他通过试验和持续不断的禁食得出的结论。[30]然而另一方面，他显然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整天没日没夜地工作，其间几乎不休息。你们可以从他1546年写给法莱的信中看到他紧张的工作状态：“这个月我除了讲道和演讲之外，几乎什么也没做就过去了，我为自己活得这般无用感到非常羞耻。”[31]——你能想象吗？单是那一个月，他就讲了20场道、12场讲座！

加尔文是个性格刚毅顽强的人，我们不仅能从他的工作安排，也可以从他所经受的各样病痛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564年加尔文五十三岁时曾写信给他的内科医生描述他所受的病痛。他患有疝气，经常咳血，还患有疟疾和痛风并经受着痔疮带给他的“百般折磨”。[32]然而，更严重的是他的肾结石，然而他没有用任何止痛剂，能缓解他的剧烈疼痛。

这些石头给我带来剧烈的痛苦……最后，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剧烈疼痛之后，我终于排出了一块结石，这多少缓解了我所受的痛苦。但是由于这块结石的体积过大，排出时，它割伤了我的尿道，引起大出血，后来注射进一些牛奶之后，大出血才被止住。[33]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工作压力和疾病痛苦之外，加尔文的生命也随时面临着威胁。“他经常能够听到暴徒们聚集在他（日内瓦的）房外的喊叫声和他们的步枪射击发出的声音。”[34]临死前，加尔文向聚拢到他身边的牧者们说：“我一直生活在不断的吵闹当中。经常会有人晚上拿着火枪在我门前射出四十或五十发子弹，以此向我致敬。”[35]在1558年写给梅兰希顿的信中，他写到战争已迫在眉睫，敌人的军队只需半个小时就能直抵日内瓦。“就此你可以知道，”他写道，“我们不仅仅要面对流亡的恐惧，而且要面对随时会临到我们的各样残酷的死刑判决。因着宗教上的原因，敌人绝不会在他们的暴行上有所收敛。”[36]也就是说，加尔文经常会在入睡时想到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敌人进驻日内瓦，他会遭受何种酷刑。

还有一件事，最令加尔文感到芒刺在背，那就是那些生活在日内瓦持有自由派思想的人。然而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再次使他胜过了这些困扰。欧洲每一个城市的男人都会包养情妇。1536年，当二十七岁的加尔文开始他在日内瓦的服侍工作时，日内瓦有条法律规定每个男人只能包养一名情妇。[37]然而当加尔文在圣彼得教堂以牧者的身份牧会十五年后，淫乱行为仍然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甚至还蔓延到教会。那些持有自由派思想的人为自己的肆意妄行夸口，将“圣徒相通”解释为信徒之间应彼此共享各自的财物、房屋、身体和妻子。他们打着基督徒享有自由的幌子，沉溺于通奸和乱交等不道德的行为之中。与此同时，他们还声称自己有权分享主的饼和主的杯。[38]

1553年这场圣餐危机达到顶峰。教会法庭判定禁止一位名叫伯帝利埃尔的自由派富裕人士分领圣餐。他将这个判定上诉到日内瓦市议会，后者推翻了这项裁决。这对加尔文来说是个危机时刻。教会有权将某一会友逐出教会，加尔文不想将这项权利出让给政府，也不会同意一个自由派人士分领圣餐。

这件事同样要彰显出基督的荣耀。他在写给维莱特的信中说：“我……曾发誓宁愿死也不能羞辱主的圣餐……我如果容忍教会法庭的权柄被人践踏，如果将主的饼和杯分给那些公开的嘲笑者，那就等于抛弃了我的服侍……我宁愿死一百次也不能叫基督的名遭到如此邪恶的嘲弄。”[39]

分领主餐、接受考验的日子到了。那些自由派人士也到场准备分领主餐。这是新教信仰在日内瓦所面对的一个严峻时刻。

加尔文先讲完道，接着为会众祷告，然后他走下讲台，走到摆放圣餐器具的桌旁。他先将饼和杯分别为圣，然后准备将饼和杯分发给领受圣餐的人。这时，一些闹事者突然径直冲向圣餐桌……加尔文猛然张开双臂，护住圣餐的器具如同是要保护它们免受亵渎，同时整个会场都萦绕着他洪亮的声音：“你们可以碾碎这双手，可以砍断这双臂膀，也可以取了我的性命，流我的血，但是你们休想强迫我将圣餐分发给那些亵渎之人，羞辱主的圣餐。”

“接下来，”第一个撰写加尔文传的作者伯撒（Beza）说，“整个圣餐礼开始在极为安静的气氛下进行，整场的人都感受到极其庄严肃穆的气氛，好像圣洁的主自己就在他们当中一样。”[40]

我们在这里谈及日内瓦当时那些可悲的景况，目的是让我们看清加尔文在上帝呼召他的服侍中那种不屈不挠、恒久坚韧的品格。我们前面问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加尔文成为一个如此被上帝的威严所折服的人？而这种的折服在他的生命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如此回答：加尔文真实地经历到圣灵在他里面超自然地见证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的威严与崇高。这些见证让他此后的思想、写作和服侍都毫无例外地指向这位上帝，为要彰显他至高的威严与荣耀。

对于上帝威严的委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事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的答案：因着加尔文对上帝深深的委身，产生了他对上帝至死忠心的服侍。用加尔文描述忠心于上帝话语的管家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百折不挠、恒久不变”[41]的服侍。但这仅仅是一部分的答案。这种服侍更是要不折不扣地讲明上帝的话语。他恒久忠心的服侍，就是要讲明上帝的话语。

加尔文在圣经中看到了上帝的威严，这让他对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深信不疑。他说：“我们应当像尊重上帝一样尊重圣经，因为它是从上帝那里发出的，其中绝没有人的混杂。”[42]他个人的经历让他知道“圣经的终极证据在于上帝亲自在圣经中说话。”[43]这些真理对加尔文来说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既然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既然这些话语自己就能证明上帝的威严，既然上帝的威严与荣耀是万物存在的根本，那么必然地，加尔文一生都至死忠心于解明上帝的话语。

他写了大量的福音小册子，以及《基督教教义》这样伟大的著作，还写了许多圣经注释类的书籍（除《启示录》之外所有新约书卷的注释，还有《摩西五经》、《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约书亚记》的注释），他发表关于圣经的演说（其中许多被发表出来作为圣经书卷的注释），他每两周讲道十次。但是，他所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就是讲解圣经的奥秘。迪兰伯格（Dillenberger）说：“加尔文认为自己在神学上所有的努力都是为要讲明圣经。”[44]加尔文在自己最后的遗愿中这样说：“在我的讲道、写作和圣经注释中，我已经尽心竭力，按着正意，纯全地、忠心地传讲了神的话。”[45]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讲明圣经，这就是加尔文因在圣经中看见上帝的威严所带出的服侍。圣经是绝对的中心，因为它是上帝的话语，它的主题就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威严和荣耀。但是，在加尔文所有讲明上帝话语的努力中，讲道是他最为重要的服侍。爱米利·多米格（Emile Doumergue，撰写了六册加尔文传记的著名传记作家）在加尔文诞辰40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站在加尔文曾经站立的讲台上，说：“在我看来，站在这里讲解上帝话语的加尔文似乎才是真正的、可信的，能够解释他其他一切的角色：日内瓦的传道人加尔文，借着他的话语，塑造了十六世纪新教信仰的灵魂。”[46]

加尔文的讲道风格从始至终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将整本圣经按卷稳步地讲解下来。他在日内瓦圣彼得大教堂近二十五年的讲道服侍中，都是以这个模式进行讲道的，从未改变（只有遇到大型节庆或特殊活动期间才有少数几次中断）。“每个周日他都会讲解新约圣经，周日下午他会讲上几篇诗篇。在一周的其他时间……他总是讲解旧约圣经。”[47]记录显示只有在基督教年的时候他才会改变自己讲道的经文，而这样的时候总共也没有超过六次。此外，即使遇到圣诞节和复活节他也完全不会改变自己预先定好要讲的经文。[48]

让我们来看看加尔文的讲台服侍情况。1549年8月25日他开始讲《使徒行传》的系列讲章，这个系列讲章直到1554年3月才讲完。使徒行传系列讲章结束之后，他又开始讲《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共讲了46讲），接下来是《哥林多前后书》（共讲了186讲），然后来是《教牧书信》（共讲了86讲），再接下来是《加拉太书》（共讲了43讲），最后是《以弗所书》（共讲了48讲），这些系列讲道他一直讲到1558年5月才讲完。之后因为生病，他中止了一段时间的讲道。1559年春天，他又开始讲四福音书，直到他1564年5月去世时为止，当时四福音书的系列讲章尚未讲完。这期间除了周日所讲的新约圣经之外，他还在一周其他时间讲解旧约圣经的内容，具体如下：《约伯记》（共讲了159讲），《申命记》（共讲了200讲），《以赛亚书》（共讲了353讲），《创世记》（共讲了123讲）等等。[49]

有一个十分清楚的例证可以证明这样的讲道方式完全是出于加尔文个人的选择。1538年复活节，加尔文从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下来之后，便遭到市议会的驱逐。三年多以后，1541年9月他重返圣彼得大教堂的讲台，讲解的经文刚好是他三年前所讲经文的下一节。[50]

加尔文为什么如此恪守经文讲解的顺序呢？有三个原因。这三个原因对解答我们今天以及十六世纪信徒的疑问同样有效。

首先，加尔文相信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但是这盏灯却从教会中被挪开了。他在自己的个人见证中说：“你的话语本当像灯一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但它却被拿开，至少对我们而言，它被压制住了……如今，哦，主啊，你看见我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人……但是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我离弃你的话语就审判我，因为在你的话语中你以极大的良善拯救了我。”[51]加尔文认为连续讲解圣经经文是最好的方法，免得我们“离弃上帝的话语”。

其次，帕克说加尔文为那些按己意站讲台的人深感惊恐。他说：“当我们站在讲台上时，应该明白我们不是站在那里讲解自己的梦想并传达自己的意愿。”[52]他相信将圣经作为一个整体来逐卷逐节查考，会让人明了上帝在经文中所要表达的所有意思，而不只是看他说了什么。

第三，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加尔文在圣经中看见了上帝的威严，他满心相信上帝的话语的确是上帝的话语，里面所有的话都可以开启人心、令人受益并且反照出上帝的荣光。在《申命记》第六十一次的讲章中，加尔文向他同时代的牧者发出了挑战，如今它也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牧者发出挑战：

牧者们，你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上要大大地张口，要轻看这个世界的能力、荣耀和好处，要尊崇并遵循上帝话语的威严。你们要用上帝的话吩咐每一个尊贵的和低贱的人。你们要教导教会信徒。你们要摧毁撒旦的国度。你们要牧养羊群，消灭其中的豺狼，指教并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若有必要，你们要捆绑并释放雷击和闪电，但是你们在做这一切的事都要遵循上帝的话。[53]

这里的关键句就是“上帝话语的威严”，这永远是加尔文关注的根本问题。他如何才能最好地将上帝的威荣显明给日内瓦人、欧洲人，乃至历世历代的人看呢？他一生坚持不懈地讲解上帝的话语本身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用自己的一生传讲上帝的话语，并用上帝全备的话语牧养他的群羊，这正是展现上帝全备荣耀和威严属性的最好方法。

注释：

[1]亨利·F·亨德森，《加尔文书信》（伦敦：J·M·丹特出版社，1909），第68页。

[2]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75），第89页（加注了重点）。

[3]本杰明·沃菲尔德，《加尔文和奥古斯丁》（费城：长老会及改革宗出版社，1971），第24页。

[4]杰哈德·沃斯，《改革宗神学中关于约的教义》，《基督教救赎史及其圣经解释：杰哈德·沃斯短文集》（菲利普斯伯格，NJ：长老会及改革宗出版社，1980），第241-242页。

[5]杰哈德·沃斯沃斯，《改革宗神学中关于约的教义》，第248页。

[6]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95页。

[7]T·H·L·帕克，《加尔文画像》（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54），第109页。

[8]约翰·加尔文，《基督教教义》，I，vii，1。“只有教会认定的解释才是对圣经经文最合适的解释。好像上帝永恒且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还需要由人来决定，这实在是流行在人们当中最严重的错误！”

[9]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55页。

[10]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110页。

[11]同10，第42页（加注了重点）。

[12]同10，第114-115页。

[13]同10，第26页。

[14]加尔文经常用奥古斯丁的观念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这就是教会所处的历史地位，不管罗马天主教怎么教导人们只有教会才拥有向信徒解释圣经的权柄。在论到奥古斯丁关于教会如何行使权柄，以帮助信徒在圣经上建立良好的信仰根基时，加尔文在《基督教教义》一书中写道：“奥古斯丁的观点其实正是我们所认为的真实情况：那些尚未受到圣灵光照的信徒需要通过教会接受必要的教导，使他们能够借着福音在基督里学习建立起他们的信仰。因此，加尔文断言说，教会的权柄其实是一种引进的权柄，借此我们预备好接受福音中的信仰。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加尔文希望人们确切的信仰是立足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根基之上的。”（I，vii，3）

[15]J·I·巴刻，《神学家加尔文》，詹姆斯·阿特金森等编辑，《约翰·加尔文书信集》（格兰德·拉匹兹：Wm·B·伊德曼出版社，1966），第166页。“加尔文反对罗马教廷所说的只有教会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威，他也反对这种说法，即经文的权威可以通过人们理性的争论得到印证。他认为，通过圣灵在人内心的印证，圣经可以自己证明自己。什么是‘内心的印证呢’？它不是什么特殊的经历，也不是什么新的、针对个人的启示，也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的‘决定’，而是一种启发开导的工作。”

[16]《基督教教义》，I，vii，5。

[17]巴刻，《神学家加尔文》，第166页。

[18]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86页。

[19]西奥多·比撒，《约翰·加尔文的一生》（密尔沃基，OR：居家行业，1996，选自1844 年爱丁堡出版的加尔文译本），第21页。

[20]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27页。

[21]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24页。

[22]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28页。

[23]同22，第29页。

[24]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70页。

[25]同24，第69页。

[26]W·de·格里夫，《加尔文著作：入门指南》，由比尔马翻译（格兰德·拉匹兹：贝克图书出版社，1993），第38页。

[27]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71页。

[28]同27，第71页。

[29]T·H·L·帕克，《传道人加尔文》（路易斯维尔：威斯特敏斯特/ 约翰诺克斯出版社，1992），第62-63页。

[30]引自T·H·L·帕克，《约翰加尔文传》（费城：威斯敏斯特出版社，1975），第104页。

[31]同30，第103-104页。

[32]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78页。

[33]同32，第78页。

[34]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29页。

[35]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42页。

[36]同35，第71页。

[37]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29页。

[38]亨利·F·亨德森，《加尔文书信集》，第75页。

[39]同38，第77页。

[40]亨利·F·亨德森，《加尔文书信集》，第78-79页。

[41]在讲解《约伯记》三十三章一至七节时，加尔文呼吁传道人要有恒久衷心的品格：“我们常常不肯降服于创造且塑造我们的上帝脚下。我们需要拥有不屈不挠、恒久不变的品格，我们承认在履行职责的时候，我们会遭遇憎恶与不快。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应该放弃这样的品格。”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约伯记】讲道》（格兰德·拉匹兹：Wm·B·伊曼出版社，1952），第245页。

[42]引自J·I·巴刻，《神学家加尔文》，第162页。

[43]《基督教教义》，I，vii，4。

[44]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14页。

[45]同44，第35页。

[46]引自哈罗德·德克尔，《约翰·加尔文约伯记讲道集》引言，第12页。

[47]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82页。

[48]约翰·加尔文，《基督的神性及其他讲章》，由乐华·尼克松翻译（格兰德·拉匹兹：Wm·B·伊曼出版社，1950），第8页。

[49]具体统计数字请参看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83页以及W·de·格里夫，《加尔文著作：入门指南》，第111-112页。

[50]T·H·L·帕克，《传道人加尔文》，第60页。

[51]约翰·迪兰伯格，《约翰·加尔文选集》，第115页。

[52]T·H·L·帕克，《加尔文画像》，第83页。

[53]约翰·加尔文，《关于以弗所书的讲章》（爱丁堡：真理的旗帜，1973），第12页（加注了重点）。

结　论

从生命中有瑕疵的圣徒身上学到的四个功课

天鹅并没有沉寂，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与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相比，我们可能只是一些自惭形秽、没有什么影响的小人物。也正因此，我们更加感受到从上帝而来的丰厚恩典，上帝通过这些属灵伟人生前产生的影响和生命的见证至今仍然向我们说话。他们都不是完全人，但他们的不完全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有许多瑕疵，但这些瑕疵却无法拦阻上帝使用我们。我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些生命中有瑕疵的伟大圣徒。

尽管这些圣徒的生命并不完全，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吸收到丰富的教训，让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其中有许多的功课值得我们学习和回味，在此我用四个要点来作为本书的结束。

一、不要让缺点和瑕疵将你彻底击垮。

太多的时候，当别人的批评（尤其是当别人批评得对时！）伤害到我们时，我们就会想要舔拭我们骄傲的伤口，停止我们的一些善行。软弱感和缺欠感能击垮我们的意志，剥夺我们行义的热情。与人比较也会让我们自惭形秽、踌躇不前。当我们与英雄人物相比较时，我们很容易会消沉、沮丧，甚至一蹶不振。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成为谦卑、有信心和成熟的人，我们就必须抵御同样存在于圣徒生命中的那些会击垮我们的因素。本书提到的几位圣徒都胜过了自己身上的罪与瑕疵，他们得胜的见证应当教导我们学会不被自己的罪与瑕疵击垮。除了耶稣，上帝所使用的人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是无瑕疵的人。在耶稣再来之前，他也永远不会那样做。

说到软弱，我们必须向使徒保罗以及那些在他之后高唱上帝恩典之歌的圣徒们学习：基督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必须向圣经和历世历代软弱的得胜者学习，宣告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后12:9）圣徒身上的软弱可以使他们挫败、沉沦，也可以使他们变得更为刚强。从保罗、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的身上，我们学到的是：“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12:10）

面对瑕疵和罪时，我们必须学会勇于认罪。这样的勇气在路德身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信称义这一教义并没有使路德对于实际性的敬虔生活无动于衷，反而让他在跌倒时靠上帝的恩典能勇敢地站立起来。的确应当如此，就像《弥迦书》七章八至九节宣称的那样：“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为我申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即使我们犯罪“得罪了他”，即使我们“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我们仍要向那些控告我们并对我们幸灾乐祸的仇敌说：“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上帝虽然惩戒我们，但是他是我的救赎，他要为我赢得胜利，为我申冤。他要成为我的光，且乌云必将消散。我必得以站在他的公义之中，完成他所交付我的使命。

哦，让我们从这些圣徒身上学会勇于认罪吧。他们虽然有过犯，但是他们却能毫不动摇，不被自己的不完全击垮。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伟大的托付，我们当尽力完成这个托付（即使我们身上充满各种的瑕疵与罪恶）。让我们顺服所信的道，去彰显上帝的恩典与荣耀，在一切的善行上都不灰心丧志。

二、在与罪和屈服的对抗中，学习至高喜乐的秘诀。

很少有人能像奥古斯丁那样认识至高的喜乐，为世人树立一个至高喜乐的榜样。追求圣洁就是追求以上帝为满足，而以上帝为满足就是至高喜乐的属天恩赐。它之所以至高，是因为它的完全胜过我们心中的一切。奥古斯丁曾受过罪长期的捆绑，但这更彰显出让他脱离捆绑的能力是多么强大。那些曾捆绑他的“虚浮的乐趣”至终被一种更高的快乐——至高的喜乐所驱逐。

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它断绝！……因为你，真正的、无比的甘饴，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替代了这一切……我向你，我的光明，我的财产，我的救援，我的主、天父。[1]

没有人能比奥古斯丁能更强有力讲明这一点，即人心是上帝为自己所造的，除非我们能认识到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新郎，他才是我们的大喜乐，否则我们永远也无法赶出心中对罪恶的恋慕。“因为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2]

许多人都同意奥古斯丁的观点：“拥有上帝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3]但是很少有人认同说，这个喜乐是一种至高的喜乐，它要洗涤人的灵魂，驱走人心里的偶像，它是忌邪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在这场追求成圣的争战中，我们选择爱什么、珍惜什么、宝贵什么、以什么为乐将最终决定我们是否能在争战中取胜。

三、在圣经中看到基督带来超自然的改变。

至高喜乐带出的成圣力量不会出现在一个盲目的灵魂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3:18）我们在哪里“看见”主的荣光呢？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中……基督本是神的像……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4:4、6）。

请注意这两个词：“得知”和“福音”。我们是在“福音”中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是透过知识（“得知”）看见上帝的荣耀。真正看见主的荣耀就是一种“至高的喜乐”，而我们是借着福音、知识、信息以及上帝的话语中才得看见的。哦，为着这个真理，路德花费了多么大的力量来与那些自行添加新启示的盲信者，还有那些自行添加传统的天主教徒抗争啊。

我们必须从路德身上学习道成肉身的真理，这道是以希腊文的形式呈现出来。通过成为文字的道及其写作语法，我们看见了成为肉身之道的荣耀。圣经研究（尤其是结合了祷告的圣经研究）是帮助我们看见这荣耀的途径。祷告加上默想是我们以超自然的方式在基督面上看到上帝荣耀的途径。

祷告：“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诗119:36）“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119:18）“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弗1:17-18）这些都不是随意的祷告，而是建立在神话语之上的祷告，是为了热爱神话语并且渴慕得着神话语光照的祷告。

默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1:2-3）“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17:17）在对使徒保罗用希腊文写成的经文经过了多年的默想之后，路德终于在福音中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并且进入了天堂乐园。他的生命和劳苦都见证着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从经文中看见基督，心中的至高喜乐就被唤醒。上帝儿子的荣耀不是通过属血肉的启示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又是借着听道和默想神的话语而向人开启的（太16:17;罗10:17）。

真理之所以使我们成圣，是因为真理（包括启示性真理和文字记载的真理）显明了基督的荣耀，并带出至高的喜乐，这至高的喜乐能斩断罪的毒根，使我们得以自由。

四、让我们因着福音真理的讲解而欢欣，并且宣扬基督的荣耀，使万民都得着喜乐。

当约翰·加尔文在圣经中看见上帝的尊荣时，他的心就被上帝俘虏，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对加尔文来说，传道就是心中带着彰显基督荣耀的激情，并忠心地、时时地讲解上帝的话语。不仅是讲解，更是以讲解上帝的话语为极大的喜乐。以至高无上的上帝和圣经里荣耀的基督为极大的喜乐——这就是我所说的传道。加尔文奉献自己的一生忠心地去传道。他是历世历代以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的奉献也是对我们——无论是普通信徒或是传道人——的呼召，使我们能够以讲解上帝的话语为极大的喜乐。

如果至高喜乐能够带给人一颗敬拜的心和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圣经中基督的荣耀能够唤醒这样的喜乐，那么让我们一同祈求上帝兴起一代又一代有着像加尔文一样奉献心志的人，以讲解陈明耶稣基督的荣耀为大喜乐，使万民都得着喜乐。

注释：

[1]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81页（IX，1）。

[2]同1，第21页（I，1）。

[3]托马斯·A·汉德，《奥古斯丁论祷告》（纽约：天主教图书出版社，1986），第17页（《论幸福生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