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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

群山回唱

灿烂千阳

从《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到《群山回唱》，胡赛尼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生活在内外焦灼的恶劣环境下：阿富汗的革命、战争令主人公家庭破碎。作者为世人揭开了阿富汗神秘的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身负重压的苦难深重的底层民众、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还有那渴望自由幸福的顽强精神。2006年胡赛尼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他在受奖词中说到的：“在每个布满灰尘的面孔背后都有一个灵魂，”而他“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有记者曾问到胡赛尼怎么看自己的小说被全球如此众多的读者追捧，他回答说：“因为我的小说是非常接近于人本身的，友谊、背叛、赎罪、爱情，这些东西不只在阿富汗发生，也在世界所有的角落，所有人的生活中日日上演。”

《追风筝的人》，一部以史诗般的历史景观和荡气回肠的人性故事，深深地打动全世界各地亿万读者心的文学经典。

《灿烂千阳》，阿富汗三十年历史的揪心记录，一部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自我救赎的动人故事。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群山回唱》，关于背叛、流亡、自我牺牲和亲情力量的传奇。

《追风筝的人》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

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暌违二十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

小说如此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群山回唱》

一个家庭几代人，因贫穷和战争铸成的六十年悲欢离合。

他们如何去爱，如何被伤害，如何相互背叛与彼此牺牲。

1952年，阿富汗，贫穷的村庄沙德巴格。10岁的男孩阿卜杜拉和3岁的妹妹帕丽经历了一场可能永生难以挽回的骨肉分离。他们的妈妈在生帕丽的时候死于大出血，父亲萨布尔是个卖苦力的老实人，勉强支撑着艰难度日。他无力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给孩子们娶了个继母帕尔瓦娜。帕尔瓦娜的哥哥纳比在喀布尔一户富裕人家里做厨子兼司机，女主人妮拉一直无法生育。纳比舅舅居间牵线，帕丽被卖给了妮拉，开始了新生活。

一连串的变故之后，便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苏联人来了，战争爆发了；苏联人走了，军阀们来了；军阀们走了，塔利班来了；塔利班走了，美国人来了。国破家亡，故事的主人公被迫流散，此后的故事将续写于喀布尔、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和法国的巴黎。

《灿烂千阳》

《灿烂千阳》被称为“女性版《追风筝的人》”，胡塞尼再次以阿富汗战乱为背景，时空跨越三十年，用细腻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阿富汗旧制度于新时代下苦苦挣扎的妇女，她们所怀抱的希望、爱情、梦想与所有的失落。

私生女玛丽雅姆在父亲的宅院门口苦苦守候，回到家却看到因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母亲。那天是她十五岁的生日，而童年嘎然而止。玛丽雅姆随后由父亲安排远嫁喀布尔四十多岁的鞋匠拉希德，几经流产，终因无法生子而长期生活在家暴阴影之下。

十八年后，少女莱拉的父母死于战火，青梅竹马的恋人也在战乱中失踪，举目无亲的莱拉别无选择，被迫嫁给拉希德。两名阿富汗女性各自带着属于不同时代的悲惨回忆，共同经受着战乱、贫困与家庭暴力的重压，心底潜藏着的悲苦与忍耐相互交织，让她们曾经水火不容，又让她们缔结情谊，如母女般相濡以沫。然而，多年的骗局终有被揭穿的一天……

她们将做出如何的选择？她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

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作者简介：

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1965年生于阿富汗喀布尔市，后随父亲迁往美国。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现居加州。著有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2003）、《灿烂千阳》（A Thousand Splendid Suns，2007）、《群山回唱》（And the Mountains Echoed，2013）。作品全球销量超过4000万册。

“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2006年，因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胡赛尼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并受邀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他还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为阿富汗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目录

评论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译后记

评论

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仅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极度近人性的故事。单就书中的角色刻画来看，这部初试啼声之作就已值得一读。从敏感、缺乏安全感的阿米尔到他具有多层次性格的父亲，直到阿米尔回到阿富汗之后才逐步揭露父亲的牺牲与丑闻，也才了解历史在美国和中东的分岔……这些内容缔造了一部整的文学作品，将这个过去不引人注意、在新千年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家的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兼具时代感与高度文学质感，极为难能可贵。

——《出版商周刊》

凡夫俗子在历史狂涛里的独力奋斗，一部非比寻常的小说。

——《人物》

本书偏重个人的情节，从阿米尔与他父亲仆人儿子哈桑的亲密友谊开始，这段感情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这两个男孩所放的风筝，象征了他们之间关系的脆弱，在往日生活消逝之际，备受考验。作者笔下的阿富汗温馨闲适，却因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摩擦而现紧张。书中充满令人回萦难忘的景象：一个为了喂饱孩子的男人在市场上出售他的义腿；足球赛中场休息时间，一对通奸的情侣在体育场上活活被石头砸死；一个涂脂抹粉的男孩被迫出卖身体，跳着以前街头手风琴艺人的猴子表演的舞步。

——《纽约时报》

极为动人的作品……没有虚矫赘文，没有无病呻吟，只有精练的篇章……细腻勾勒家庭与友谊、背叛与救赎，无须图表与诠释就能打动并启发吾人。作者对祖国的爱显然与造成它今日沧桑的恨一样深……故事娓娓道来，轻笔淡描，近似川端康成的《千只鹤》，而非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作者描写缓慢沉静的痛苦尤其出色。

——《华盛顿邮报》

敏锐，真实，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追风筝的人》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对阿富汗人与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作者以温暖、令人欣羡的亲密笔触描写阿富汗和当地人民，一部生动且易读的作品。

——《芝加哥论坛报》

一鸣惊人之作。一对阿富汗朋友的故事，也是关于文化的不可思议的故事。真正荡气回肠的经典小说。

——《旧金山纪事报》

一部美丽的小说，2005 年写作最佳也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一段没有前景的友谊，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这部感人非凡的作品也描写了父与子、人与上帝、个人与国家之间脆弱的关系。忠诚与血缘串连这些故事，使之成为2005 年最抒情、最动人，也最出人意料的一本书。

——《丹佛邮报》

不算是中东政治的故事，而是在一个在分崩离析的美丽国家里生活的故事。透过扣人心弦，甚至有时令人极度不安的角色与情节安排，作者以自身的文化与他挚爱的祖国的历史为我们提供借鉴。

——《圣安东尼快报》

生命的节奏是这个故事的架构。这部小说以1970 年代的阿富汗与之后的美国为背景，文采飞扬，雅俗共赏。小说的高潮如此残忍又如此美丽，令人不忍揭露，作者以恩典与救赎勾勒生命圆满循环的功力展露无遗。一部极具疗愈力量的恢弘文学作品。

——《水牛城新闻》

作者以极其敏锐的笔触让他的祖国栩栩如生。他深入描绘阿富汗移民在哀悼失去祖国、努力融入美国生活之际、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与风俗。此书是一部睿智并发人深思的小说：赎罪并不必然等同幸福。

——《休斯敦纪事报》

既表现出对说故事的热爱，也展现文学写作的功力，具备获奖特质的大气之作。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是简单的记述文体。就像哈金那部描写爱情、政治与阶级问题的小说《等待》一样，本书以真实的故事洗涤读者的心灵。

——《克利夫兰平原经销商》

一部扣人心弦的感人作品，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了解并悲悯阿富汗的人民。这本书的力量来自于作者让文化在书页上栩栩如生的功力，让人爱不释手。

——《爱荷华城市新闻》

生动描绘三十年前的阿富汗。

——《华尔街日报》

作者以相同的沉着笔调处理温情与恐怖、加州美梦与喀布尔梦魇……非常出色的故事与道德寓言。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位现居美国的阿富汗作家的一鸣惊人之作。这部缠绕着背叛与赎罪的小说以阿富汗近代的悲剧为骨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成长或移民的辛酸故事，作者把这两个元素都融入到得之不易的个人救赎宏景之中。所有的这些，加上丰富的阿富汗文化风情：魅力难挡。

——《科克斯书评》

生动描绘阿富汗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活。阿米尔和他父亲的角色，他们的关系，以及哈桑与阿米尔的关系，都描写且发展得极为缜密，具有说服力。现于加州行医的作者可能是惟一一位以英文写作的阿富汗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值得推荐。

——《图书馆杂志》

前言

如同《追风筝的人》中的阿米尔，我在上个世纪70 年代的喀布尔开始写作，当时还是孩子。虽然我用来写作的语言已经变了——从法尔西文、法文，到如今的英文，但有个因素却始终未变：我向来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我自己。某个特定的人物或者场景激起我的兴趣，我坐下来，强迫自己将其完成。《追风筝的人》正是这样写就的。我脑海中有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在感情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从，摇摆不定；另外一个单纯、忠诚，生性纯良正直。我知道这两个男孩的友谊前景暗淡，两人的决裂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内中缘由是促使我在2001 年3 月开始创作这本书的原因。我必须将其找出来，因为到头来，于我而言，写作总是服务于我自己，是一种把故事告诉我自己的行动。

我从不曾想过还有别的人会真的阅读这本书。也不尽然。我知道我的妻子罗雅会看。我的父母、兄弟和姻亲也会。我想或许还能哄骗一两个表亲来看。在我脑海中，我会说出阿米尔的故事，然后书稿将会安放在储藏室的书架上，和我那些装满小故事和短篇小说的牛皮纸信封相伴。

我开始创作这本小说的六个月后，双子塔倒塌了。

不久之后，我的妻子建议——实际上是要求——我把手稿投出去。当时我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我每写出一章，罗雅便读一章。我反对将这本书投给出版商。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够好。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全美国没有人会听一个阿富汗人的诉说，不过这个想法似乎错得更加厉害。你们一定理解的，当时那次袭击发生未久，伤口尚新，民愤高涨。现在阿富汗人备受歧视，我对罗雅说。就算我接受这个滑稽的假设，认为我的书有可能出版，但人们干吗要买它呢？那些在美国的土地上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惨案的人就在某人的祖国进行训练，人们干吗要把钱放进他的口袋呢？况且，我还担心，当时把书稿投出去会有机会主义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个悲剧——尽管我创作这本书早在阿富汗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点之前。

罗雅不赞同。她认为这是我获得更多读者的机会。她信心十足，费了好大劲说服我。她觉得当时实际上是向世界讲一个阿富汗故事的良机。那些日子——很悲哀，直到如今——关于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数围绕着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战争展开。到处是对阿富汗人的误解和偏见。你的书能让他们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罗雅说。我虽然犹豫，但不得不认可她的部分观点。《追风筝的人》很大部分发生在20 世纪70年代，苏联战争之前的时期，对很多西方读者来说，实际上是个盲点。甚至还有相当多的篇幅谈到流亡美国的阿富汗人，而至少是在小说界，这些人很少被提起。罗雅最后的也是产生作用的理由是：他们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

情况并非全然如此，我们两人都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见到多数美国人民不再妖魔化阿富汗人。他们的憎恶直接发泄向塔利班——而人们无法妖魔化那些已经是魔鬼的人。此外，她对这未完稿的前景的估计，我认为很善意，但过于乐观。尽管如此，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2002 年6 月，我把书稿寄到纽约，给一位可爱的女士，名字是伊莲·科斯特，是个文学经纪人。7 月的一个炎热下午，她给我打电话，说的话跟几个月前罗雅说过的差不多。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她给《追风筝的人》找到了家。这本书于2003 年6 月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自出版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欢迎，你们能想象得到我有多么吃惊。别忘了，我写下它的时候，意识中的读者只是我自己；所以，能收到印度、南非、特拉维夫、悉尼、伦敦、阿肯色的读者来信，表达他们对我的感情，我非常地惊讶。很多人想捐钱给阿富汗人。有些人甚至还告诉我，他们想收养阿富汗孤儿。在这些信中，我看到小说作品独有的联结人们的力量，我还看到了人类的体验有多么普遍：羞耻、负疚、后悔、爱情、友谊、宽宥和赎罪。

对我来说，这些读者来信是巨大的满足感的来源，也不断提醒我，我娶了一位贤妻，没有她，这本书可能还摆放在我的储藏室里。身为作家，若读者对这个故事、对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艰苦、对情节的纠缠转折有所触动，我感到激动。身为阿富汗人，当读者告诉我，阅读这本小说让他们对阿富汗人有了具体的认识，他们再也不把我的祖国看作仅仅是一片不幸、麻烦不断、灾难深重的土地，对此我深感光荣。

我希望你们也这样。

谢谢你们阅读这本书，愿你们的风筝飞得又远又高。

卡勒德·胡赛尼

第一章

2001 年12 月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二十六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汗，还有我过去那些未曾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金门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飘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

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坐下，想着拉辛汗在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忆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第二章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桑葚干和胡桃。我们换着玩那破镜子，边吃桑葚干，边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浑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我任何事情。弹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

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将镜子拿走，并告诉我们，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它们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条通向两扇锻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砖路的左边是房子，尽头则是后院。

人人都说我父亲的房子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华丽的屋宇，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全喀布尔最美观的建筑。它坐落于喀布尔北部繁华的新兴城区，入口通道甚为宽广，两旁种着蔷薇；房子开间不少，铺着大理石地板，还有很大的窗户。爸爸亲手在伊斯法罕[1] 选购了精美的马赛克瓷砖，铺满四个浴室的地面，还从加尔各答[2] 买来金丝织成的挂毯，用于装饰墙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挂着水晶吊灯。

楼上是我的卧房，还有爸爸的书房，它也被称为“吸烟室”，总是弥漫着烟草和肉桂的气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后，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书房的黑色皮椅上。他们填满烟管——爸爸总说是“喂饱烟管”，高谈阔论，总不离三个话题：政治，生意，足球。有时我会求爸爸让我坐在他们身边，但爸爸会堵在门口。“走开，现在就走开，”他会说，“这是大人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自己的书本呢？”他会关上门，留下我独自纳闷：何以他总是只有大人的时间？我坐在门口，膝盖抵着胸膛。我坐上一个钟头，有时两个钟头，听着他们的笑声，他们的谈话声。

楼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摆着专门定做的橱柜。里面陈列着镶框的家庭照片：有张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纳迪尔国王[3] 在1931 年的合影，两年后国王遇刺。他们穿着及膝的长靴，肩膀上扛着来复枪，站在一头死鹿前。有张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着黑色的套装，朝气蓬勃，脸带微笑的妈妈穿着白色衣服，宛如公主。还有一张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拉辛汗站在我们的房子外面，两人都没笑，我在照片中还是婴孩，爸爸抱着我，看上去疲倦而严厉。我在爸爸怀里，手里却抓着拉辛汗的小指头。

凹壁可通往餐厅，餐厅正中摆着红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绰绰有余。由于爸爸热情好客，确实几乎每隔一周就有这么多人坐在这里用餐。餐厅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炉，每到冬天总有橙色的火焰在里面跳动。

拉开那扇玻璃大滑门，便可走上半圆形的露台；下面是占地两英亩的后院和成排的樱桃树。爸爸和阿里在东边的围墙下辟了个小菜园，种着西红柿、薄荷和胡椒，还有一排从未结实的玉米。哈桑和我总是叫它“病玉米之墙”。

花园的南边种着枇杷树，树荫之下便是仆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简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亲住在里面。

在我母亲因为生我死于难产之后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诞生在那个小小的窝棚里面。

我在家里住了十八年，但进入阿里和哈桑房间的次数寥寥无几。每当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开了。我穿过那片蔷薇，回到爸爸的广厦去；哈桑则回到他的寒庐，他在那儿出世，在那儿度过一生。我记得它狭小而干净，点着两盏煤油灯，光线昏暗。屋里两端各摆着一床褥子，一张破旧的赫拉特[4] 出产的地毯四边磨损，摆在中间。屋角还有一把三脚凳，一张木头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画画。此外四壁萧然，仅有一幅挂毯，用珠子缀着“Allah-u-akbar”（真主伟大）的字样。那是爸爸某次去麦什德[5] 旅行时给阿里买的。

1964年某个寒冷的冬日，正是在这间小屋，哈桑的母亲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妈妈因为生产时失血过多而谢世，哈桑则在降临人世尚未满七日就失去了母亲。而这种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数阿富汗人看来，简直比死了老娘还要糟糕：她跟着一群江湖艺人跑了。

哈桑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仿佛她从未存在过。我总是寻思他会不会在梦里见到她，会不会梦见她长什么样子，去了哪里。我还寻思他会不会渴望见到她。他会为她心痛吗，好比我为自己素昧平生的妈妈难过一样？有一天，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电影，我们从爸爸家里朝扎拉博电影院走去。我们抄了近路，穿过独立中学旁边的军营区——爸爸向来不许我们走那条捷径，但当时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们跨过围绕着军营的藩篱，跳过一条小溪，闯进那片开阔的泥地，那儿停放着积满尘灰的废旧坦克。数个士兵聚集在一辆坦克的影子下抽烟玩牌。有个士兵发现了我们，用手肘碰碰身边的家伙，冲哈桑嚷嚷。

“喂，你！”他说，“我认识你。”

我们跟他素不相识。他又矮又胖，头发剃得很短，脸上还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脸带淫亵，朝我们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乱。“继续走！”我低声对哈桑说。

“你！那个哈扎拉小子！看着我，我跟你说话呐！”那士兵咆哮着。他把香烟递给身边那个家伙，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圆圈，另外一只手的中指戳进那个圈圈，不断戳进戳出。“我认识你妈妈，你知道吗？我和她交情不浅呢。我在那边的小溪从后面干过她。”

众士兵轰然大笑，有个还发出一声尖叫。我告诉哈桑继续走，继续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紧！”那士兵边说边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后来，电影开始了，我在黑暗中听到坐在身边的哈桑低声啜泣，看到眼泪从他脸颊掉下来。我从座位上探过身去，用手臂环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认错人了，”我低语，“他认错人了。”

据说莎娜芭抛家弃子的时候，没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古兰经》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轻19岁的莎娜芭，这个女人美貌动人，可是不洁身自爱，向来声名狼藉。人们对这桩婚事大皱眉头。跟阿里一样，她也是什叶派穆斯林[6]，也是哈扎拉[7] 族人。她还是他的第一个堂妹，因而他们天生就应该是一对。但除了这些，至少在他们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无共同之处。风传莎娜芭那善睐的绿眼珠和俏皮的脸蛋曾诱得无数男人自甘堕落，阿里则半边脸罹患先天麻痹，因此他无法微笑，总是一副阴鸷的脸色。要判断石头脸的阿里究竟高兴还是难过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只有从他眯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断其中是欢乐的闪烁，还是哀伤的涌动。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用在阿里身上再贴切不过，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听说莎娜芭步履款款，双臀摇摆，那诱人的身姿令众多男人跟他们的爱人同床异梦。但阿里得过小儿麻痹症，右腿萎缩，菜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夹着一层薄如纸的肌肉。我记得八岁那年，有一天阿里带我到市场去买馕饼[8]。我走在他后面，嘴里念念有词，学着他走路的样子。我看见他提起那条嶙峋的右腿，摇晃着划出一道弧形；看见他那条腿每次踏下，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边倾低。他这样蹒跚前进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奇迹。我学着他走路，差点摔进水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阿里转过身，看到我正学着他，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没说，以后也一直没说，他只是继续走。

阿里的脸庞和步伐吓坏了某些邻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烦的是那些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过，他们总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鲁”，也就是专吃小孩的恶魔。“喂，巴巴鲁，今天你吃了谁啊？”

他们一起欢乐地叫喊，“你吃了谁啊，塌鼻子巴巴鲁？”

他们管他叫“塌鼻子”，因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外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哈扎拉人的了解就这么多：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跟中国人稍微有些相似。学校的教材对他们语焉不详，仅仅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书房翻阅他的东西，发现有本妈妈留下的旧历史书，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书上的尘灰，那天晚上偷偷将它带上床，吃惊地发现里面关于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写了满满一章。整整一章都是关于哈扎拉人的！我从中读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图人[9] 曾经迫害和剥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纪时，哈扎拉人曾试图反抗普什图人，但普什图人“以罄竹难书的暴行镇压了他们”。书中说我的族人对哈扎拉人妄加杀戮，迫使他们离乡背井，烧焚他们的家园，贩售他们的女人。书中认为，普什图人压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前者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后者是什叶派。那本书记载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师从未提及，爸爸也缄口不谈。它还诉说着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比如人们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载货蠢驴”等。我曾听到有些邻居的小孩这么辱骂哈桑。

随后那个星期，有天下课，我把那本书给老师看，指着关于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几页，嗤之以鼻地把书还给我。“这件事什叶派最拿手了，”他边收拾自己的教案边说，“把他们自己送上西天，还当是殉道呢。”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那是某种疾病。虽说同属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邻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里去了。据说她憎恶他的相貌，已经到了尽人皆知的地步。“这是个丈夫吗？”她会冷笑着说，“我看嫁头老驴子都比嫁给他好。”

最终，人们都猜测这桩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亲之间的某种协定。他们说阿里娶他的堂妹，是为了给声名受辱的叔叔恢复一点荣誉，尽管阿里五岁痛失怙恃，也并无值得一提的财物或遗产。

阿里对这些侮辱总是默默以待，我认为这跟他畸形的腿有关：他不可能逮到他们。但更主要的是，这些欺辱对他来说毫不见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经找到他的快乐、他的灵丹妙药。那真是足够简单的事情，没有产科医生，也没有麻醉师，更没有那些稀奇古怪的仪器设备。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张脏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么也没垫着，阿里和接生婆在旁边帮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即使在降临人世的时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无法伤害任何人。几声呻吟，数下推动，哈桑就出来了。脸带微笑地出来了。

先是爱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诉邻居的仆人，那人又到处宣扬，说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怀中的婴儿，瞥见那兔唇，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看吧，”她说，“现在你有了这个白痴儿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愿抱着哈桑，仅仅五天之后，她离开了。爸爸雇佣了那个喂过我的奶妈给哈桑哺乳。阿里跟我们说她是个蓝眼睛的哈扎拉女人，来自巴米扬[10]，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这么说。她唱什么歌呢？哈桑跟我总是问，虽然我们已经知道——阿里已经告诉过我们无数次了，我们只是想听阿里唱。他清了清喉咙，放声唱起来：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唤阿里的名字，神灵的狮子

啊~ 阿里，神灵的狮子，凡人的国王

给我悲伤的心灵带来喜悦

然后他会提醒我们，喝过同样的乳汁长大的人就是兄弟，这种亲情连时间也无法拆散。哈桑跟我喝过同样的乳汁。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迈出第一步。还有，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说出第一个字。我说的是“爸爸”。他说的是“阿米尔”。我的名字。如今回头看来，我认为1975年冬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所有的事情——早已在这些字里埋下根源。

[1]Isfahan，伊朗中部城市。——译者注，下同

[2]Calcutta，印度城市。

[3]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国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杀。

[4]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

[5]Mashad，伊朗城市。

[6]伊斯兰教分为逊尼（Sunni）和什叶（Shi’a）两大派系。两派的分别主要在于对于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认上。按什叶派的观点，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的继承人，而逊尼派承认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的合法性。

[7]Hazara，阿富汗民族，主要分布在该国中部省份。

[8]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将面团抹在烤炉上烘焙而成。

[9]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语言普什图语为阿富汗官方语言。

[10]Bamiyan，阿富汗城市，在喀布尔西北150 公里处。

第三章

传说我父亲曾经在俾路支[1] 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如果这是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肯定有人会斥之为笑话奇谈。阿富汗人总喜欢将事物夸大，很不幸，这几乎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嘘说他儿子是医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经在高中的生物学测验中考了个及格的分数。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从来没人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倘使有人质疑，那么，爸爸背上那三道弯弯曲曲的伤痕就是证据。记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着爸爸那次搏击的场面，甚至有时连做梦也梦到了。而在梦中，我分不清哪个是爸爸，哪个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飓风先生”，这随后变成远近闻名的绰号。这个绰号可是名副其实。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图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卷曲的棕色头发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样不羁；他双手强壮，似乎能将柳树连根拔起；并且，就像拉辛汗经常说的那样，黑色的眼珠一瞪，会“让魔鬼跪地求饶”。爸爸身高近两米，每当他出席宴会，总是像太阳吸引向日葵那样，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里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盖住头，但爸爸的鼾声宛如轰轰作响的汽车引擎，依然穿墙越壁而来，而我们的房间中间还隔着客厅呢。妈妈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见到我的妈妈，我还有一长串问题要她解答呢。

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岁的样子，爸爸决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诉我的。他说爸爸亲自设计施工图，尽管他根本没有半点建筑经验。人们对此表示怀疑，劝他别犯傻，雇个建筑师得了。当然，爸爸拒绝了，人们大摇其头，对爸爸的顽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们又开始摇头了，不过这次是带着敬畏，对他成功的法门称赞不已。恤孤院楼高两层，位于喀布尔河南岸，在雅德梅湾大道旁边，所耗资费均由父亲自己支付。拉辛汗说爸爸独力承担了整个工程，工程师、电工、管道工、建筑工，这些人的工钱都是爸爸支付的。城里的官员也抽了油水，他们的“胡子得上点油”。

恤孤院工程耗时三年，盖好的那年我八岁。我记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带我去喀布尔以北几英里远的喀尔卡湖。他让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谎，说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属我一人。再说，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尔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头跳了八下，我用尽力气，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边看着我们，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后背，甚至还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在湖边的野餐桌旁边坐下来，只有爸爸跟我，吃着水煮蛋和肉丸夹饼——就是馕饼夹着肉丸和腌黄瓜。湖水澄蓝，波平如镜，阳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辉。每逢周五，总有很多家庭到湖边，在阳光下度过假期。但那天不是周末，那儿只有我们——爸爸和我，还有几个留着胡子和长发的游客，我听说他们叫“嬉皮士”。他们坐在码头上，手里拿着钓鱼竿，脚板在水里晃荡。我问爸爸，为什么那些人留着长头发，但爸爸没有回答，只哼了一声。他正准备翌日的演讲，翻阅着一叠手稿，不时用铅笔做些记号。我吃一口鸡蛋，告诉爸爸，学校里面有个男孩说，要是吃下鸡蛋壳，就得将它尿出来。我问爸爸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声。

我咬一口夹饼。有个黄头发的游客放声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后背。远处，在湖那边，一辆卡车蹒跚着转过山路的拐角处，它的观后镜反射出闪闪的阳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说。和风吹拂着那些手稿，爸爸抬头，告诉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苏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寻那轿车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没有来客多。很多人只好站着观看落成庆典。那天刮风，新建筑的大门外面搭了个礼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后面。爸爸身穿绿色套装，头戴羔羊皮帽。演讲当中，风把他的帽子吹落，人们开怀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捡回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爸爸。他转过身，对着麦克风说，他希望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来得牢靠，人们又大笑起来。爸爸演讲结束的时候，大家站起来，欢呼致意，掌声经久不息。接着，来宾与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头发，也跟我握手。我为爸爸自豪，为我们骄傲。

虽说爸爸事业兴旺，人们总是说三道四。他们说爸爸没有经商的天分，应该像爷爷那样专研法律。所以爸爸证明他们统统错了：他不仅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还成了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巨贾。爸爸和拉辛汗创办了一家日进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两家药房，还有一家餐厅。

当时人们嘲弄爸爸，说他不可能有桩好婚事——毕竟他没有皇族血统，但他娶了我妈妈，索菲亚·阿卡拉米。妈妈受过良好教育，无论人品还是外貌，都被公认是喀布尔数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学教授古典法尔西语[2] 文学，祖上是皇亲贵胄。这让爸爸十分高兴，总在那些对他有所怀疑的人面前称呼她“我的公主”。

父亲随心所欲地打造他身边的世界，除了我这个明显的例外。当然，问题在于，爸爸眼里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于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全然由他说了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若爱他，也必定会怕他，甚或对他有些恨意。

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上伊斯兰课的毛拉[3] 叫法修拉，个子矮小粗壮，脸上满是青春痘的疤痕，声音嘶哑。他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施天课[4] 的益处，还有朝觐的责任。他还教给我们每天五次礼拜[5] 的复杂仪式，要我们背诵《古兰经》。他从不替我们翻译经文，总是强调——有时还会用上一根柳树条——我们必须准确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听得更清楚。一天，他说在伊斯兰教义里面，喝酒是极大的罪过，那些嗜酒的家伙将会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审判日）得到惩罚。当年喀布尔饮酒的人比比皆是，没有人会公然加以谴责。不过那些爱小酌几杯的阿富汗人也只敢阳奉阴违，从不在公开场合喝酒。人们把烈酒称为“药”，到特定的“药店”购买，用棕色纸袋包着。他们将袋子扎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时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为知道这些商店在兜售什么玩意儿的人可不少。

我们在楼上，爸爸的书房——那个吸烟室——里面，我告诉他法修拉毛拉在课堂上讲的话。爸爸走到那个他造在屋角的吧台，自斟了一杯威士忌。他边听边点头，不时从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着他坐在皮沙发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对树干上。他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气，又呼出来，气息嘶嘶作响，穿过他的胡子，似乎永无止境。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拥抱他呢，还是该害怕得从他膝盖上跳下来。

“我知道，你被学校教的功课和在生活中学到的东西搞糊涂了。”他那浑厚的声音说。

“可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你岂不是罪人了吗，爸爸？”

“嗯。”爸爸咬碎嘴里的冰块，“你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怎么看待罪行吗？”

“想。”

“那我会告诉你，”爸爸说，“不过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情，阿米尔，那些白痴大胡子不会教给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你是说法修拉毛拉吗？”

爸爸拿起酒杯，冰块叮咚作响。“我是说他们全部，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

我咯咯笑起来。想到爸爸在猴子的胡子上撒尿，不管那猴子是否自以为是，那场面太搞笑了。

“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所有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

“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发笑。

“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说，“够了，不说这个了。你问我对罪行的看法，我会告诉你。你在听吗？”

“是的。”我说，试着抿紧嘴唇，但笑声从鼻孔冒出来，发出一阵鼻息的声响，惹得我又咯咯笑起来。

爸爸双眼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仅仅这样，我就止住了笑声。“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说话那样跟你谈谈。你觉得你做得到吗？”

“是的，亲爱的爸爸。”我低声说，不止一次，爸爸只用几个字就能刺痛我，这真是叫人惊奇。我们有过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爸爸平时很少跟我说话，更别提把我抱在膝盖上——而我这个笨蛋，竟然白白将其浪费了。

“很好，”爸爸说，但眼睛仍透露出怀疑的神色，“现在，不管那个毛拉怎么说，罪行只有一种，只有一种。那就是盗窃，其他罪行都是盗窃的变种。你明白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说，我多希望自己能懂，我不想再让他失望。

爸爸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那又刺痛我了，因为他不是没耐心的人。他总是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家，留我独自吃饭，每一次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问阿里“爸爸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虽然我知道他在建筑工地，看看这儿，检查那儿。难道那不需要耐心吗？我一度恨上他建造的那所恤孤院里面的孩子，有时甚至希望他们统统随着父母一起死掉。

“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爸爸说，“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你懂吗？”

我懂。爸爸六岁那年，有个窃贼在深夜溜进爷爷的房子。我的爷爷，一个万众景仰的法官，发现了他，但那个贼割开他的喉咙，立刻要了他的命——夺走了爸爸的父亲。翌日午前，当地居民抓住了那个凶手，人们发现他是来自昆都士[6] 地区的流浪汉。在午后祈祷仪式开始之前两个小时，凶手被吊死在橡树上。告诉我这件往事的，不是爸爸，而是拉辛汗。我总是从他人口里得知爸爸的事情。

“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阿米尔。”爸爸说，“要是有人拿走不属于他的东西，一条性命也好，一块馕饼也好，我都会唾弃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吗？”

我发现爸爸痛击窃贼这个主意让我既兴奋又害怕。“我明白，爸爸。”

“如果说有什么真主的话，我希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来关注我喝烈酒。好了，下去吧。说了这么多关于罪行的看法，我又渴了。”

我看着他在吧台斟满酒杯，心里想着，要再过多久我们才能再次这样交谈呢？因为真相摆在那儿，我总觉得爸爸多少有点恨我。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他美丽的公主，不是吗？我所能做的，至少应该是试图变得更像他一点。但我没有变得像他，一点都没有。

上学时，我们常常玩一种连句的游戏，也就是诗歌比赛。教授法尔西语课的老师从中主持，规则大抵是这样的：你背一句诗，你的对手有六秒钟的时间可以回答，但必须是以你背出来那句诗最后一个字开头的诗句。班里人人都想跟我一组，因为那时十一岁的我已经能背出迦亚谟[7]、哈菲兹[8] 的数十篇诗歌，也能诵得鲁米著名的《玛斯纳维》。[9] 有一次，我代表全班出战，并且旗开得胜。那天夜里我告诉爸爸，他只是点点头，咕哝了一声：“不错。”

为了逃避爸爸的冷漠，我埋首翻阅故去的母亲留下的书本。此外，当然还有哈桑。我什么都读，鲁米，哈菲兹，萨迪[10]，维克多·雨果，儒勒·凡尔纳，马克·吐温，伊恩·弗莱明[11] 。读完妈妈的遗藏——我从来不碰那些枯燥的历史书，只看小说和诗歌——之后，我开始用零花钱买书。我每周到电影院公园边上的书店买一本书，直到书架放不下了，就放在硬纸箱里面。

当然，跟诗人结婚是一回事，但生个喜欢埋首诗书多过打猎的儿子……这么说吧，那可不是爸爸所希望看到的，我想。真正的男人不看诗——真主也禁止他们创作呢。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孩——应该像爸爸小时候那样踢足球去，那才是值得付出热情的玩意儿。1970年，爸爸暂停了恤孤院的工程，飞往德黑兰，在那儿停留一个月：由于阿富汗当时还没有电视，他只好去那边看世界杯足球赛。为了激起我对足球的热情，他替我报名参加球队。但我这个可怜虫变成球队的负担，不是传丢了球，就是愚蠢地挡住队友的进攻路线。我瘦弱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在球场上奔跑，声嘶力竭，球却不会滚到我脚下来。我越是喊得起劲，双手在头顶尽力挥舞，高声大喊“传给我，传给我！”，队友越是对我视若不见。但爸爸从不放弃。等到他没有将任何运动天分遗传给我的事实昭然若揭之后，他又开始试着把我变成一个热情的观众。当然，我能做得到，不是吗？我尽量装得兴致勃勃。我跟他一起，每逢喀布尔队跟坎大哈[12] 队比赛，就大喊大叫；每逢我们的球队遭到判罚，就咒骂裁判。但爸爸察觉到我并非真心实意，只好黯然放弃，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他的儿子非但不喜欢玩足球，连当观众也心不在焉。

我记得有个新年，爸爸带我去看一年一度的比武竞赛。比武竞赛在春季的第一天举行，至今仍是阿富汗举国热爱的赛事。技艺精熟的骑士通常会得到大亨的赞助，他必须在混战中夺得一只屠宰后的羊或牛，驮着它全速绕看台疾跑，然后将其丢进得分圈。在他后面，会有另外一群骑士追逐着他，竭尽所能——脚踢、手抓、鞭打、拳击——试图将牛羊夺过来。那天，骑士在战场上高声叫喊，横冲直撞，激起重重尘雾；观众则沸反盈天，兴奋异常；马蹄得得，震得大地抖动。我们坐在看台的座位上，看着那些骑士在我们面前呼啸而过，他们的坐骑则白沫横飞。

爸爸指着某个人：“阿米尔，你看到坐在那边的家伙吗，身边围着很多人那个？”

我说：“看到了。”

“那是亨利·基辛格。”

“哦。”我不知道基辛格是何许人，兴许随口问了。但在那个关头，我见到一件恐怖的事情：有个骑士从鞍上跌落，数十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的身体像个布娃娃，在马蹄飞舞间被拉来扯去。马队飞奔而过，他终于跌落下来，抽搐了一下，便再也没有动弹；他的双腿弯曲成不自然的角度，大片的血液染红了沙地。

我放声大哭。

我一路上哭着回家。我记得爸爸的手死死抓住方向盘，一会儿抓紧，一会儿放松。更重要的是，爸爸开车时沉默不语，厌恶溢于言表，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天夜里，我路过爸爸的书房，偷听到他在跟拉辛汗说话。我将耳朵贴在门板上。

“……谢天谢地，他身体健康。”拉辛汗说。

“我知道，我知道，可他总是埋在书堆里，要不就在家里晃晃悠悠，好像梦游一般。”

“那又怎样？”

“我可不是这个样子。”爸爸丧气地说，声音中还有些愤怒。

拉辛汗笑起来。“孩子又不是图画练习册，你不能光顾着要涂上自己喜欢的色彩。”

“我是说，”爸爸说，“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的。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也没有像他那样的。”

“你知道，有时你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自以为是的了。”拉辛汗说。在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他敢这么跟爸爸说话。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吗？”

“没有。”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听到爸爸挪动身子，皮椅吱吱作响。我合上双眼，耳朵更加紧贴着门板，又想听，又不想听。“有时我从这扇窗望出去，我看到他跟邻居的孩子在街上玩。我看到他们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这儿推他一下，在那儿打他一下。你知道，他从不反击，从不。他只是……低下头，然后……”

“这说明他并不暴戾。”拉辛汗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拉辛，你知道的。”爸爸朝他嚷着，“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

“自我防卫跟卑劣毫不搭边。你知道事情总是怎么样的吗？每当那些邻居的孩子欺负他，总是哈桑挺身而出，将他们挡回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回家之后，我问他，‘哈桑脸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说，拉辛，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东西。”

“你只消让他找到自己的路。”

拉辛汗说。“可是他要走去哪里呢？”爸爸说，“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

“你总是将问题过度简化了。”

“我认为不是的。”

“你生气，是因为你害怕他不会接管你的生意。”

“现在谁在简化问题？”爸爸说，“看吧，我知道你跟他关系很好，这我很高兴。我是说，我有些妒忌，但很高兴。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可是阿米尔身上有些东西让我很烦恼，我又说不清楚，它像是……”我能猜到他在寻觅，在搜寻一个恰当的字眼。他放低了声音，但终究还是让我听到了。“要不是我亲眼看着大夫把他从我老婆肚子里拉出来，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

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准备早餐，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我朝他大吼，叫他别多管闲事。至于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错了。

[1]Baluchistan，巴基斯坦最大的省。

[2]Farsi，即波斯语。

[3]Mullah，某些国家穆斯林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

[4]伊斯兰教有五大功：念、礼、斋、课、朝。天课（zakat），即伊斯兰教法定的施舍，或称“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赋税，又称“济贫税”。

[5]穆斯林每天要进行五次礼拜，在黎明、中午、下午、日落和晚上各进行一次。

[6]Kunduz，阿富汗北部省份。

[7]OmarKhayym（1048~1122），古代波斯诗人，代表作为《鲁拜集》（RubaiyatofOmarKhayym）。

[8]ShamseddinMohammadHa~fez（约1320~约1388），古代波斯诗人。

[9]MowlanaJalaluddin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诗人，《玛斯纳维》（Masnavi）是他的叙事诗。

[10]Moslehal-DinSaadiShirazi（约1210~约1290），古代波斯诗人。

[11]IanFleming（1908~1964），英国小说家，撰写了007系列小说。

[12]Kandahar，阿富汗南部城市。

第四章

爸爸生于1933年，同年查希尔国王[1] 开始了他对阿富汗长达40载的统治。就在那年，一对来自喀布尔名门望族的年轻兄弟，开着他们父亲的福特跑车一路狂飙。他们抽了大麻，喝了法国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奋，在去往帕格曼[2] 的途中撞死了一对哈扎拉夫妇。警察逮到了这两个略带悔意的青年，连同罹难夫妻那个五岁的遗孤，带到爷爷跟前。爷爷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听完那对兄弟辩说来龙去脉之后，爷爷不顾他们父亲的哀求，判决那两个年轻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军一年。此前他们家里已经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免去他们服役的义务。他们的父亲有所申辩，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终，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判罚，认为也许有些严厉，却不失公正。至于那个孤儿，爷爷将他收养在自己家里，让仆人教导他，不过得对他和蔼一些。那个孤儿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长大，他们小时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儿麻痹症令阿里腿患残疾，就像一个世代之后哈桑和我共同长大那样。爸爸总是跟我们说起他和阿里的恶作剧，阿里会摇摇头，说：“可是，老爷，告诉他们谁是那些恶作剧的设计师，谁又是可怜的苦工。”爸爸会开怀大笑，伸手揽住阿里。

不过爸爸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我与哈桑是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学习如何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放开双手，或是用硬纸箱制成功能齐备的相机。虽然我们整个冬天一起放风筝、追风筝。虽然于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个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着平头，耳朵长得较低，那中国娃娃似的脸，那永远燃着微笑的兔唇。

无关乎这些事情，因为历史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也是。最终，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没有。

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我们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怜的东西身上系根绳子，每当它想展翅飞走，就把它拉回来，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们还追逐过路的游牧部落，他们经由喀布尔，前往北方的层峦叠嶂。我们能听到他们的牧群走近的声音：绵羊咪咪，山羊咩咩，还有那叮当作响的驼铃。我们会跑出去，看着他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男人满身尘灰，脸色沧桑，女人披着长长的、色彩斑斓的肩巾，挂着珠链，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银镯子。我们朝他们的山羊投掷石头，拿水泼他们的骡子。我让哈桑坐在“病玉米之墙”，拿弹弓用小圆石射他们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第一次看西部电影也是两个人，在与那家我最喜欢的书店一街之隔的电影院公园，看的是约翰·韦恩的《赤胆屠龙》。我记得当时我求爸爸带我们到伊朗去，那样我们就可以见到约翰·韦恩了。爸爸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狂笑——与汽车引擎加速的声音颇为相像，等他能说得出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电影配音是怎么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来约翰·韦恩不是真的说法尔西语，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国人，就像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神情友善，留着长发，吊儿郎当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喀布尔城里游荡。我们看了三遍《赤胆屠龙》，但我们最喜欢的西部片是《七侠荡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观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尔斯·勃朗森——结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们在喀布尔新城那个弥漫着难闻气味的市场闲逛。新城叫沙里诺区，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以西。我们谈论刚刚看完的电影，走在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进，穿过那些小店云集的拥挤过道。爸爸每周给我们每人十块阿富汗尼[3] 的零花钱，我们用来买温热的可口可乐，还有撒着开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学那些年，我们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当我从床上爬起来，拖拖沓沓走向卫生间，哈桑早已洗漱完毕，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祷，帮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块方糖的热红茶，一片涂着我最爱吃的樱桃酱的馕饼，所有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我边吃边抱怨功课，哈桑收拾我的床铺，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课本和铅笔。我听见他在门廊边熨衣服边唱歌，用他那带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后，爸爸和我出发，开着他的福特野马轿车——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因为当时有部叫《警网铁金刚》的电影在电影院已经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麦奎因在影片中就开这种车。哈桑留在家里，帮阿里做些杂务：用手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在院子里晾干；拖地板；去市场买刚出炉的馕饼；为晚餐准备腌肉；浇灌草坪。

放学后，我跟哈桑碰头，抓起书本，一溜小跑，爬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爸爸房子北边的那座碗状山丘。山顶有久已废弃的墓园，各条小径灌木丛生，还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风霜雨雪锈蚀了墓园的铁门，也让那低矮的白色石墙摇摇欲坠。墓园的入口边上有株石榴树。某个夏日，我用阿里厨房的小刀在树干刻下我们的名字：“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这些字正式宣告：这棵树属于我们。放学后，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丫，摘下一些血红色的石榴果实。吃过石榴，用杂草把手擦干净之后，我会念书给哈桑听。

哈桑盘腿坐着，阳光和石榴叶的阴影在他脸上翩翩起舞。我念那些他看不懂的故事给他听，他心不在焉地摘着地上杂草的叶片。哈桑长大后，会跟阿里和多数哈扎拉人一样，自出生之日起，甚至自莎娜芭不情不愿地怀上他那天起，就注定要成为文盲——毕竟，仆人要读书识字干吗呢？但尽管他目不识丁，兴许正因为如此，哈桑对那些谜一样的文字十分入迷，那个他无法接触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我给他念诗歌和故事，有时也念谜语——不过后来我不念了，因为我发现他解谜语的本领远比我高强。所以我念些不那么有挑战性的东西，比如装腔作势的纳斯鲁丁毛拉和他那头驴子出洋相的故事。我们在树下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直到太阳在西边黯淡下去，哈桑还会说，日光还足够亮堂，我们可以多念一个故事、多读一章。

给哈桑念故事的时候，碰到某个他无法理解的字眼，我就十分高兴，我会取笑他，嘲弄他的无知。有一次，我给他念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他让我停下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哪个？”

“梼昧。”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一脸坏笑地说着。“不知道，阿米尔少爷。”

“可是这个词很常见啊。”

“不过我还是不懂。”就算他听到我话中带刺，他也是不露声色地微笑着。

“这么说吧，在我们学校，人人都认识这个词。”我说，“让我看看，‘梼昧’，它的意思是聪明、机灵。我可以用它来给你造句。‘在读书识字方面，哈桑够梼昧。’”

“啊哈。”他点头说。后来我总是对此心怀愧疚。所以我试着弥补，把旧衬衣或者破玩具送给他。我会告诉自己，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玩笑来说，这样的补偿就足够了。

哈桑最喜欢的书是《沙纳玛》（也译《列王纪》），一部描写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纪的史诗。他通篇都喜欢，他喜欢那些垂垂老矣的国王：费里敦、扎尔，还有鲁达贝。但他最喜欢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讲的是神武的战士罗斯坦和他那匹千里马拉克什的故事。罗斯坦在战斗中，给予他的强敌索拉博以致命一击，最终却发现索拉博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罗斯坦强忍悲恸，听着他儿子的临终遗言：

若汝果为吾父，血刃亲子，名节有亏矣。此乃汝之专横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报汝以爱，呼汝之名，然汝心难回，吾徒费唇舌，此刻命赴黄泉……

“再念一次吧，阿米尔少爷。”哈桑会这么说。有时我给他念这段话的时候，他泪如泉涌，我总是很好奇，他到底为谁哭泣呢，为那个泪满衣襟、埋首尘灰、悲恸难当的罗斯坦，还是为即将断气、渴望得到父爱的索拉博呢？在我看来，罗斯坦的命运并非悲剧。毕竟，每个父亲的内心深处，不是都有想把儿子杀掉的欲望吗？

1973年7月某天，我开了哈桑另外一个玩笑。我念书给他听，接着突然不管那个写好的故事。我假装念着书，像平常那样翻着书，可是我说的跟书本毫无关系，而是抛开那个故事，自己杜撰一个。当然，哈桑对此一无所知。对他而言，书页上的文字无非是一些线条，神秘而不知所云。文字是扇秘密的门，钥匙在我手里。完了之后，我嘴里咯咯笑着，问他是否喜欢这个故事，哈桑拍手叫好。“你在干吗呢？”我说。

“你很久没念过这么精彩的故事了。”他说，仍拍着双手。

我大笑：“真的吗？”

“真的。”

“太奇妙了。”我喃喃说道。我是说真的，这真是……完全意料不到。“没骗我吧，哈桑？”

他仍在鼓掌：“太棒了，阿米尔少爷。你明天可以多念一些给我听吗？”

“太奇妙了。”我又说了一遍，有些喘不过气，好比有个男人在自家后院发现了一处宝藏。下山的时候，各种念头在我脑海炸开来，如同在察曼大道燃放的烟花。你好久没念过这么精彩的故事了。他这么说。哈桑在问我问题。

“什么？”我说。

“‘奇妙’是什么意思？”

我哈哈大笑，给了他一个拥抱，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干吗这样啊？”他红着脸，吃吃地说。

我友善地推了他一把，微笑着说：“你是王子，哈桑。你是王子，我爱你。”

当天夜里，我写了自己第一篇短篇小说，花了我半个小时。那是个悲伤的小故事，讲的是有个男人发现了一个魔法杯，得知如果他对着杯子哭泣，掉进杯里的眼泪会变成珍珠。可尽管一贫如洗，他却是个快乐的家伙，罕得流泪。于是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悲伤，以便那些眼泪会变成他的财富。珍珠越积越多，他越来越贪婪。小说的结尾是，那男人坐在一座珠宝山上，手里提着刀，怀中抱着他深爱着的妻子死于非命的尸体，无助地将眼泪滴进魔法杯。

入夜之后，我爬上楼，走进爸爸的吸烟室，手里拿着两张稿纸，上面写着我的故事。我进去的时候，爸爸和拉辛汗边抽大烟边喝白兰地。

“那是什么，阿米尔？”爸爸说，他斜靠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脑后。蓝色的烟雾环绕着他的脸庞，他的眼光让我唇干舌燥。我清清喉咙，告诉他我创作了一篇小说。

爸爸点点头，那丝微笑表明他对此并无多大兴趣。“挺好的，你写得很好吧，是吗？”他说，然后就没有话了，只是穿过缭绕的烟雾望着我。

也许我在那儿站了不到一分钟，但时至今日，那依旧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而一秒与一秒之间，似乎隔着永恒。空气变得沉闷，潮湿，甚至凝固，我呼吸艰难。爸爸继续盯着我，丝毫没有要看一看的意思。

一如既往，仍是拉辛汗救了我。他伸出手，给我一个毫不造作的微笑：“可以让我看看吗，亲爱的阿米尔？我会很高兴能读你写的故事。”爸爸称呼我的时候，几乎从来不用这个表示亲昵的“亲爱的”。

爸爸耸耸肩，站起来。他看上去浑身轻松，仿佛拉辛汗也解放了他。“这就对了，把它给拉辛汗。我要上楼去准备了。”他扔下这句话，转身离开。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我对爸爸敬若神明。可是那一刻，我恨不得能扯开自己的血管，让他那些该死的血统统流出我的身体。

过了一个钟头，夜色更加黯淡了。他们两个开着爸爸的轿车去参加派对。拉辛汗快出门的时候，在我身前蹲下来，递给我那篇故事，还有另外一张折好的纸。他亮起微笑，还眨眨眼。“给你，等会再看。”然后他停下来，加了一个词：太棒了！就鼓励我写作而言，这个词比如今任何编辑的恭维给了我更多的勇气。

他们离开了，我坐在自己的床上，心里想要是拉辛汗是我父亲就好了。随后我想起爸爸，还有他宽广的胸膛，他抱着我的时候，靠着它感觉多好啊。我想起每天早晨他身上甜甜的酒味，想起他用胡子扎我的脸蛋。一阵突如其来的罪恶感将我淹没，我跑进卫生间，在水槽里吐了。

那夜稍晚的时候，我蜷缩在床上，一遍遍读着拉辛汗的字条。他写道：

亲爱的阿米尔：

我非常喜欢你的故事。我的天，真主赋予你独特的天分。如今你的责任是磨炼这份天才，因为将真主给予的天分白白浪费的人是蠢驴。你写的故事语法正确，风格引人入胜。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你的故事饱含讽刺的意味。你也许还不懂得讽刺是什么，但你以后会懂的。有些作家奋斗终生，对它梦寐以求，然而徒唤奈何。你的第一篇故事已经达到了。

我的大门永远为你开着，亲爱的阿米尔。我愿意倾听你诉说的任何故事。太棒了！你的朋友，拉辛拉辛汗的字条让我飘飘然，我抓起那篇故事，直奔楼下而去，冲到门廊。阿里和哈桑睡在那儿的地毯上。只有当爸爸外出，阿里不得不照看我的时候，他们才会睡在屋子里。我把哈桑摇醒，问他是否愿意听个故事。

他揉揉惺忪的睡眼，伸伸懒腰：“现在吗？几点了？”

“别问几点了。这个故事很特别，我自己写的。”我不想吵醒阿里，低声说。哈桑脸上神色一振。

“那我一定要听听。”他拉开盖在身上的毛毯，说。

我在客厅里的大理石壁炉前面念给他听。这次可没有开玩笑，不是照本宣科了，这次是我写的故事！就很多方面而言，哈桑堪称完美的听众。他全然沉浸在故事中，脸上的神情随着故事的情节变化。我念完最后一句话，他鼓起掌来，不过没发出声音。

“我的天啦！阿米尔少爷，太棒了！”哈桑笑逐颜开。

“你喜欢它吗？”我说。得到第二次称赞，真是太甜蜜了。

“安拉保佑，你肯定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哈桑说，“全世界的人都读你的故事。”

“你太夸张了，哈桑。”我说，不过很高兴他这么认为。

“我没有。你会很伟大、很出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接着他停了一下，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他想了想，清清喉咙，“可是，你能允许我问个关于这故事的问题吗？”他羞涩地说。

“当然可以。”

“那好……”他欲言又止。“

告诉我，哈桑。”我说。我脸带微笑，虽然刹那间我这个作家心中惴惴，不知道是否想听下去。

“那好吧，”他说，“如果让我来问，那男人干吗杀了自己的老婆呢？实际上，为什么他必须感到悲伤才能掉眼泪呢？他不可以只是闻闻洋葱吗？”

我目瞪口呆。这个特别的问题，虽说它显然太蠢了，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无言地动动嘴唇。就在同一个夜晚，我学到了写作的目标之一：讽刺；我还学到了写作的陷阱之一：情节破绽。芸芸众生中，惟独哈桑教给我。这个目不识丁、不会写字的哈桑。有个冰冷而阴暗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懂得什么，这个哈扎拉文盲？他一辈子只配在厨房里打杂。他胆敢批评我？

“很好……”我开口说，却无法说完那句话。

因为突然之间，阿富汗一切都变了。

[1]MohammedZahirShah（1914~2007），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

[2]Paghman，阿富汗城市。

[3]Afghanis，阿富汗货币名称。

第五章

不知道什么东西发出一阵雷鸣般的声响，接着大地微微抖动，我们听见“砰——砰——砰”的枪声。“爸爸！”哈桑大声叫喊。我们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见阿里跛着脚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么声音？”哈桑大叫，伸开双臂朝阿里奔过去。阿里伸手揽住我们。一道白光闪起，夜空亮起银辉。又是一道白光，随后是暴风骤雨般的枪声。

“他们在猎杀野鸭。”阿里嘶哑地说，“他们在夜里猎鸭子，别害怕。”

远处传来警报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玻璃破裂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叫嚷。我听见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跑到街道上，也许身上还穿着睡衣，披头散发，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将他抱紧，轻轻地抚摸着他。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妒忌哈桑，一点都没有。

我们就那样哆嗦地抱成一团，直到天快破晓。枪声和爆炸声还没一个钟头就结束，可是把我们吓坏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过街道上会有枪响。当时这些声音对我们来说太奇怪了。那些耳朵里面除了枪响再没有其他声音的阿富汗孩子当时还没出世。在餐厅里，我们挤成一堆，等待太阳升起，没有人意识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终。我们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终结，那也是苟延残喘。终结，正式的终结是在1978年4月，其时政变发生，接着是1979年12月，俄国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死亡，开启了如今仍未过去的、血流成河的时代。

太阳快升起的时候，爸爸的轿车驶进车道。他重重地关上车门，匆忙的脚步在台阶上发出沉重的声音。接着他在门口出现，我看见他脸色挂着某种神情，那种脸色我一时辨认不出来，因为此前从未在他身上见过：恐惧。“阿米尔！哈桑！”他大喊，张开双臂朝我们跑过来，“他们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话又坏了，我很担心。”

我们停在他怀里，有那么一会儿，我竟然发疯似的觉得很高兴，而不管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根本不是在猎杀野鸭。真相终于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什么东西开枪。翌日清晨，大梦初醒的喀布尔发现君主制已然成为历史。查希尔国王远在意大利，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 趁他不在，发动了政变，没有多加杀戮，就终结了他四十年来的统治。

我记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着红茶，听着喀布尔广播电台播送的有关政变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书房外面。

“阿米尔少爷？”哈桑低声说。

“怎么啦？”

“什么是‘共和’？”

我耸耸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传出“共和”这个词。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离开这里？”

“我觉得不是。”我低声回答。

哈桑想了想，说：“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我不想他们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这头驴子，没有人会送走你们。”

“阿米尔少爷？”

“什么呀？”

“你想去爬我们的树吗？”

我笑得更开心了。这也是哈桑的本领，他总是懂得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事情——收音机的新闻实在是太闷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碜的屋子去做准备，我跑上楼抓起一本书。接着我到厨房去，往口袋里塞一把松子，然后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们穿过前门，朝那座山头进发。

我们穿过住宅区，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芜空地上跋涉前进。突然间，一块石头击中了哈桑的后背。我们转过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两个狐朋狗友，瓦里和卡莫，正朝我们走过来。

阿塞夫的父亲叫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个飞机驾驶员。他家位于一处豪华的住宅区，深院高墙，棕榈环绕，就在我们家南边，只隔了几条街。住在喀布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锈钢拳套，谁都不愿意尝尝它的滋味。由于父亲是阿富汗人，母亲是德国人，蓝眼睛的阿塞夫头发金黄，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残成性，恶名远播，人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为虎作伥的党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谀逢迎的部属陪伴下，视察自己的领地。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点法律教育，那么他那不锈钢拳套无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见过他用那拳套折磨一个卡德察区的小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阿塞夫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近乎疯狂的光芒，还有他那邪恶的笑脸——那可怜的孩子被他痛击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大笑。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某些儿童给他起了个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当然，没有人胆敢当面这样称呼他，除非他们想亲身体会那个可怜孩子的下场：他跟阿塞夫争夺一只风筝，结果之后在路边的臭水沟打捞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后，我学到了一个英文单词，在法尔西语找不到对应的字眼，可以用来形容阿塞夫那样的人渣：反社会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远比其他人来得恶毒。实际上，人们用“巴巴鲁”来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鲁，你今天吃了谁啊？哦？来吧，巴巴鲁，朝我们笑一笑。在那些他觉得特别来劲的日子，他会加油添醋：喂，你这个塌鼻子巴巴鲁，今天吃了谁啊？告诉我们，你这头细眼睛的驴子！

眼下他正双手放在背后，用那双胶底运动鞋踢起尘灰，朝我们走来。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说，摆摆手。“苦哈哈”是另外一个阿塞夫喜欢用来侮辱人的词语。他们三个都比我们大，看到他们走近，哈桑躲在我后面。他们站在我们面前，三个穿着牛仔裤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双臂抱胸，脸上露出凶残的笑容。我已经不止一次觉得阿塞夫不太像个正常人。幸运的是，我有爸爸这样的父亲，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个，阿塞夫对我不敢太过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扬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说，“巴巴鲁可好吗？”

哈桑一言不发，在我身后又退了一步。

“你们听到消息了吗，小子？”阿塞夫说，脸上还是带着那副邪恶的笑容，“国王跑掉了，跑得好！总统万岁！我爸爸跟达乌德汗相熟。你认识他吗，阿米尔？”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说，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达乌德汗去年还在我家吃过晚饭。”阿塞夫继续说，“怎么样啊，阿米尔？”

我在想，如果我们在这片荒地高声求救，会不会有人听到？爸爸的房子距这儿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们留在家里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达乌德汗到我们家里吃晚饭我会对他说什么吗？”阿塞夫说，“我会跟他稍作交谈，男人和男人的交谈。将我跟妈妈说过的那些告诉他，关于希特勒的。现在我们有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一个志向远大的男人。我会告诉达乌德汗，提醒他记住，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业，这个世界会变得比现在更好。”

“我爸爸说希特勒是个疯子，他下令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人。”我来不及用手捂住嘴巴，这话已经脱口而出。阿塞夫不屑地说：“他说的跟我妈妈一样。她是德国人，她本来应该更清楚。不过他们要你这么认为，是吗？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隐瞒了什么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么也没说，我又希望我抬起头就能看见爸爸朝山上走来。

“但是你得读读那些学校里面看不到的书。”阿塞夫说，“我读了，令我茅塞顿开。现在我有个抱负，我要将它告诉我们的总统。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他终究还是说了，阿塞夫总是自问自答。

他那双蓝眼睛望着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图人的地盘，过去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我们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纯种的阿富汗人，这个塌鼻子不是。他们这种人污染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国家，他们弄脏我们的血脉。”他挥舞双手，做了个夸张的姿势，“普什图人的阿富汗，我说，这就是我的抱负。”

阿塞夫又看着我，他看起来像是刚从美梦中醒来。“希特勒生不逢时，”他说，“但我们还来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裤的后兜摸索某样东西，“我要恳求总统完成从前国王没做的事情，派军队清除所有这些垃圾，这些肮脏的哈扎拉人。”

“放我们走，阿塞夫，”我说，对自己颤抖的声音感到厌恶，“我们没有碍着你。”

“哦，你们碍着我了。”阿塞夫说。看到他从裤兜里掏出那个东西，我的心开始下沉。当然，他掏出来的是那黄铜色的不锈钢拳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你们严重地碍着我。实际上，你比这个哈扎拉小子更加碍着我。你怎么可以跟他说话，跟他玩耍，让他碰你？”他的声音充满了嫌恶。瓦里和卡莫点头以示同意，随声附和。阿塞夫双眉一皱，摇摇头。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显得跟他的表情一样困惑。“你怎么可以当他是‘朋友’？”

可是他并非我的朋友！我几乎冲口说出。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没有，我没有想过。我对哈桑很好，就像对待朋友，甚至还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拜访，我玩游戏的时候从来没喊上哈桑？为什么我只有在身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个问题，阿米尔。如果没有你和你父亲这样的白痴，收容这些哈扎拉人，我们早就可以清除他们了。他们全都应该去哈扎拉贾特[2]，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地方烂掉。你是个阿富汗败类。”

我看着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伤害我。阿塞夫举起拳头，向我走来。

我背后传来一阵急遽的活动声音。我眼角一瞄，看见哈桑弯下腰，迅速地站起来。阿塞夫朝我身后望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见瓦里和卡莫也看着我身后，眼里同样带着震惊的神色。

我转过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弹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带满满拉开，弓上是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哈桑用弹弓对着阿塞夫的脸，他用尽力气拉着弹弓，双手颤抖，汗珠在额头上渗出来。

“请让我们走，少爷。”哈桑语气平静地说。他称呼阿塞夫为少爷，有个念头在我脑里一闪而过：带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生活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齿：“放下来，你这个没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请放过我们，少爷。”哈桑说。

阿塞夫笑起来：“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们有三个人，你们只有两个。”

哈桑耸耸肩。在外人看来，他镇定自若，但哈桑的脸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细微的变化，他脸上任何一丝颤动都躲不过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爷。但也许你没有看到，拉着弹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动一动，他们会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独眼龙阿塞夫’。因为我这块石头对准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说着，就算是我，也要费尽力气才能听得出他平静的声音下面的恐惧。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里和卡莫看到强弱易势，简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月[3] 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

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戴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

“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直到1978年被刺杀。

[2]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区，为哈扎拉人聚居地。

[3]伊斯兰教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月。

第六章

冬天。

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会这样度过：一大清早我穿着睡衣，走到屋子外面，双臂环抱抵御严寒。我发现车道、爸爸的轿车、围墙、树木、屋顶还有山丘，统统覆盖着一英尺厚的积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进嘴里，四周静谧无声，只有几声乌鸦的啼叫传进耳里。我赤足走下前门的台阶，把哈桑叫出来看看。

冬天是喀布尔每个孩子最喜欢的季节，至少那些家里买得起一个温暖铁炉的孩子是这样的。理由很简单：每当天寒地冻，学校就停课了。于我而言，冬天意味着那些复杂的除法题目的结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亚的首都，可以开始一连三个月坐在火炉边跟哈桑玩扑克，星期二早晨去电影院公园看免费的俄罗斯影片，早上堆个雪人之后，午餐吃一顿甜芜菁拌饭。

当然还有风筝。放风筝。追风筝。

对于某些可怜的孩子来说，冬天并不代表学期的结束，还有种叫自愿冬季课程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学生自愿去参加那些课程，当然是父母自愿送他们去。幸运的是，爸爸不是这样的家长。我记得有个叫艾哈迈德的家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亲可能是个什么医生，我想。艾哈迈德患有癫痫，总是穿着羊毛内衣，戴一副黑框眼镜——阿塞夫经常欺负他。每天早晨，我从卧室的窗户看出去，他们家的哈扎拉佣人把车道上的雪铲开，为那辆黑色的欧宝清道。我看着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上车，艾哈迈德穿着羊毛内衣和冬天的外套，背着个塞满课本和铅笔的书包。我穿着法兰绒睡衣，看他们扬长而去，转过街道的拐角，然后钻回我的床上去。我将毛毯拉到脖子上，透过窗户，望着北边白雪皑皑的山头。望着它们，直到再次入睡。

我喜欢喀布尔的冬天。我喜欢夜里满天飞雪轻轻敲打我的窗户，我喜欢新霁的积雪在我的黑色胶靴下吱嘎作响，我喜欢感受铁炉的温暖，听寒风呼啸着吹过街道、吹过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萧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间的寒意会稍微好转。那是因为风筝。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但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风筝是我们之间薄如纸的交集。

每年冬天，喀布尔的各个城区会举办风筝比赛。如果你是生活在喀布尔的孩子，那么比赛那天，无疑是这个寒冷季节最令人振奋的时候。每次比赛前夜我都会失眠，我会辗转反侧，双手借着灯光在墙上投射出动物形状的影子，甚至裹条毛毯，在一片漆黑中到阳台上呆坐。我像是个士兵，大战来临前夜试图在战壕上入睡。其实也差不多，在喀布尔，斗风筝跟上战场有点相像。

跟任何战争一样，你必须为自己做好准备。有那么一阵，哈桑和我经常自己制作风筝。秋天开始，我们每周省下一点零用钱，投进爸爸从赫拉特买来的瓷马里面。到得寒风呼啸、雪花飞舞的时候，我们揭开瓷马腹部的盖子，到市场去买竹子、胶水、线、纸。我们每天花几个小时，打造风筝的骨架，剪裁那些让风筝更加灵动的薄棉纸。再接着，我们当然还得自己准备线。如果风筝是枪，那么缀有玻璃屑的线就是膛里的子弹。我们得走到院子里，把五百英尺线放进一桶混有玻璃屑的胶水里面，接着把线挂在树上，让它风干。第二天，我们会把这为战斗准备的线缠绕在一个木轴上。等到雪花融化、春雨绵绵，喀布尔每个孩子的手指上，都会有一些横切的伤口，那是斗了一个冬天的风筝留下的证据。我记得开学那天，同学们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战伤。伤口很痛，几个星期都好不了，但我毫不在意。我们的冬天总是那样匆匆来了又走，伤疤提醒我们怀念那个最令人喜爱的季节。接着班长会吹口哨，我们排成一列，走进教室，心中已然渴望冬季的到来，但招呼我们的是又一个幽灵般的漫长学年。

但是没隔多久，事实证明我和哈桑造风筝实在不行，斗风筝倒是好手。我们设计的风筝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难逃悲惨的命运。所以爸爸开始带我们去塞弗的店里买风筝。塞弗是个近乎瞎眼的老人，以替人修鞋为生，但他也是全城最著名的造风筝高手。他的小作坊在拥挤的雅德梅湾大道上，也就是喀布尔河泥泞的南岸那边。爸爸会给我们每人买三个同样的风筝和几轴玻璃线。如果我改变主意，求爸爸给我买个更大、更好看的风筝，爸爸会买给我，可是也会给哈桑买一个。有时我希望他别给哈桑买，希望他最疼我。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我记得有一年，比赛到了天黑还没终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屋顶上，为自家的孩子鼓劲加油。街道上满是风筝斗士，手里的线时而猛拉、时而速放，目不转睛地仰望天空，力图占个好位置，以便割断敌手的风筝线。每个斗风筝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有一次，有个多嘴的印度小孩，他家最近才搬到附近，告诉我们，在他的家乡，斗风筝必须严格遵守一些规则和规定。“你必须在指定的区域放风筝，并且你必须站在风向成直角的地方。”他骄傲地说，“还有，你不能用铝来做玻璃线。”

哈桑和我对望了一眼。让你吹吧。这个印度小孩很快会学到的，跟英国人在这个世纪之初以及俄国人在1980年代晚期学到的如出一辙：阿富汗人是独立的民族。阿富汗人尊重风俗，但讨厌规则，斗风筝也是这样。规则很简单：放起你的风筝，割断对手的线，祝你好运。

不仅如此，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追逐十分激烈：追风筝的人蜂拥着漫过大街小巷，相互推搡，像西班牙人那样。我曾看过一本书，说起他们在斗牛节时被公牛追赶的景象。有一年某个邻居的小孩爬上松树，去捡风筝，结果树枝不堪重负，他从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下来，摔得再也无法行走，但他跌下来时手里还抓着那只风筝。如果追风筝的人手里拿着风筝，没有人能将它拿走。这不是规则，而是风俗。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下巴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多年过去，我曾见到无数家伙参与追风筝，但哈桑是我见过的人中最精于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风筝跌落之前，他总是等在那个它将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体内有某种指南针。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我跑到拐角处，发现哈桑低首飞奔，根本就没有抬头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后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块石头，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总是羡慕他与生俱来的运动才能。我站起身来，瞥见哈桑又拐进了另一条巷子。我艰难地追着他，摔破的膝盖传来阵阵剧痛。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就在独立中学旁边。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

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葚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葚：“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真的看着对方。就在那时，哈桑的脸又变了。也许没有变，不是真的变了，但我瞬间觉得自己看到了两张脸，一张是我认得的，我从小熟悉的；另外一张，第二张，就隐藏在表层之下。我曾经看到过他的脸色变化——总是吓我一跳，它每次出现不过惊鸿一瞥，但足以让我疑惑不安，觉得自己也许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随后，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话——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风筝一定会落进他张开的臂弯里。

1975 年冬天，我最后一次看到哈桑追风筝。通常，每个街区都会举办自己的比赛。但那年，巡回赛由我所在的街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举办，几个其他的城区——卡德察区、卡德帕湾区、梅寇拉扬区、科德桑吉区——也应邀参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谈论即将举办的巡回赛，据说这是二十五年来规模最大的风筝比赛。

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距比赛还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书房里铺满毛皮的椅子上，烤着火，边喝茶边交谈。早些时候，阿里服侍我们用过晚餐——土豆、咖喱西兰花拌饭，回去跟哈桑度过漫漫长夜。爸爸塞着他的烟管，我求他讲那个故事给我听，据说某年冬天，有一群狼从山上下来，游荡到赫拉特，迫使人们在屋里躲了一个星期。爸爸划了一根火柴，说：“我觉得今年你也许能赢得巡回赛，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或者该怎么说。我要是取胜了会怎么样呢？他只是交给我一把钥匙吗？我是斗风筝的好手，实际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几次我差点赢得冬季巡回赛——有一次，我还进了前三名。但差点儿和赢得比赛是两回事，不是吗？爸爸从来不差点儿，他只是获胜，获胜者赢得比赛，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总是胜利，赢得一切他想赢得的东西。难道他没有权利要求他的儿子也这样吗？想想吧，要是我赢得比赛……

爸爸吸着烟管，跟我说话。我假装在听，但我听不进去，有点心不在焉，因为爸爸随口一说，在我脑海埋下了一颗种子：赢得冬季巡回赛是个好办法。我要赢得比赛，没有其他选择。我要赢得比赛，我的风筝要坚持到最后。然后我会把它带回家，带给爸爸看。让他看看，他的儿子终究非同凡响，那么也许我在家里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结束。我让自己幻想着：我幻想吃晚饭的时候，充满欢声笑语，而非一言不发，只有银餐具偶尔的碰撞声和几声“嗯哦”打破寂静。我想像星期五爸爸开着车带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尔卡湖稍作休憩，吃着炸鳟鱼和炸土豆。我们会去动物园看看那只叫“玛扬”的狮子，也许爸爸不会一直打哈欠，偷偷看着他的腕表。也许爸爸甚至还会看看我写的故事，我情愿为他写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许他会像拉辛汗那样，叫我“亲爱的阿米尔”。也许，只是也许，他最终会原谅我杀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诉我有一天他割断了十四只风筝的线。我不时微笑，点头，大笑，一切恰到好处，但我几乎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现在我有个使命了，我不会让爸爸失望。这次不会。

巡回赛前夜大雪纷飞。哈桑和我坐在暖炉桌前玩一种叫做“番吉帕”的扑克游戏，寒风吹着树枝，打在窗户上嗒嗒作响。当天早些时候，我要阿里替我们布置暖炉桌——在一张低矮的桌子下面，摆放电暖片，然后盖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铺满地毯和坐垫，足够供二十个人坐下，把腿伸进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经常整天坐在暖炉桌边，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杀了哈桑两张方块10，打给他两条J和一张6。隔壁是爸爸的书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几个人谈生意。其中有个我认得是阿塞夫的父亲。隔着墙，我能听到喀布尔新闻广播电台沙沙的声音。

哈桑杀了6，要了两条J。达乌德汗在收音机中宣布有关外国投资的消息。

“他说有一天喀布尔也会拥有电视。”我说。

“谁？”

“达乌德汗，你这个家伙，我们的总统。”

哈桑咯咯笑起来，“我听说伊朗已经有了。”他说。

我叹了一口气：“那些伊朗人……”对多数哈扎拉人来说，伊朗是个避难所，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多数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样，都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个老师说起伊朗人，说他们都是笑面虎，一边用手拍拍你的后背示好，另一只手却会去掏你的口袋。我将这个告诉爸爸，爸爸说我的老师不过是个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为伊朗在亚洲声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数人看世界地图的时候还找不到阿富汗在哪里。“这样说很伤感情，”他说，耸着肩，“但被真相伤害总比被谎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会给你买的。”我说。

哈桑笑逐颜开：“电视机？真的吗？”

“当然，还不是黑白的那种。到时我们也许都是大人了，不过我会给我们买两台。一台给你，一台给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画画的桌子上。”哈桑说。

他这么说让我觉得很难过。我为哈桑的身份、为他居住的地方难过。他长大之后，将会像他父亲一样，住在院子里那间破房子，而他对此照单全收，让我觉得难过。我抽起最后一张牌，给他一对Q和一张10。

哈桑要了一对Q，“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明天会让老爷觉得很骄傲。”

“你这样想啊？”

“安拉保佑。”他说。

“安拉保佑。”我回应，虽然这句“安拉保佑”从我嘴里说出来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这样，他真是纯洁得该死，跟他在一起，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个骗子。

我杀了他的K，扔给他最后一张牌：黑桃A。他必须吃下。我赢了，不过在洗牌的时候，我怀疑这是哈桑故意让我赢的。

“阿米尔少爷？”

“怎么啦？”

“你知道……我喜欢我住的地方。”他总是这样，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样，”我说，“准备再输一局吧。”

第七章

次日早晨，哈桑在泡早餐红茶，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我们在喀尔卡湖，你，我，爸爸，老爷，拉辛汗，还有几千个人。”他说，“天气暖和，阳光灿烂，湖水像镜子一样清澈。但是没有人游泳，因为他们说湖里有个鬼怪。它在湖底潜伏着，等待着。”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加了糖，吹了几下，把它端给我。“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不敢下水。突然间你踢掉鞋子，阿米尔少爷，脱掉你的衣服。‘里面没有鬼怪，’你说，‘我证明给你们看看。’大家还来不及阻止你，你一头扎进湖里，游开了。我跟着你，我们都游着。”

“可是你不会游泳。”

哈桑哈哈大笑：“那是在梦里啊，阿米尔少爷，你能做任何事情。每个人都尖声叫唤：‘快起来！快起来！’但我们只是在冰冷的湖水里面游泳。我们游到湖中央，停下来。我们转向湖岸，朝人们挥手。他们看起来像小小的蚂蚁，但我们能听到他们的掌声。现在他们知道了，湖里没有鬼怪，只有湖水。随后他们给湖改了名字，管它叫‘喀布尔的苏丹阿米尔和哈桑之湖’。我们向那些到湖里游泳的人收钱。”

“这梦是什么意思呢？”我说。

他替我烤好馕饼，涂上甜果酱，放在盘子里。“我不知道，我还指望你告诉我呢。”

“好吧，那是个愚蠢的梦而已，没有什么含义。”

“爸爸说梦总是意味着某种东西。”

我喝着茶，“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问他呢？他多聪明呀。”我的不耐烦简直出乎自己意料。我彻夜未眠，脖子和后背像绷紧的钢丝，眼睛刺痛。即使这样，我对哈桑也太刻薄了。我差点向他道歉，但是没有。哈桑明白我只是精神紧张。哈桑总是明白我。

楼上，我听见从爸爸的卫生间传来一阵水流的声音。

街上新霁的积雪银光闪闪，天空蓝得无可挑剔。雪花覆盖了每一个屋顶，矮小的桑葚树在我们这条街排开，树枝上也堆满了积雪。一夜之间，雪花塞满了所有的裂缝和水沟。哈桑和我走出锻铁大门时，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睁不开眼。阿里在我们身后关上门。我听见他低声祈祷——每次他儿子外出，他总是要祈祷。

我从来没有见到街上有这么多人。儿童在打雪仗，拌嘴，相互追逐，咯咯笑着。风筝斗士和帮他们拿卷轴的人挤在一起，做最后的准备。周围的街道传来欢声笑语，各处屋顶已经挤满了看客，他们斜躺在折叠椅上，暖水壶里的红茶热气腾腾，录音机传出艾哈迈德·查希尔[1] 喧闹的音乐。风靡全国的艾哈迈德·查希尔改进了阿富汗音乐，给传统的手鼓和手风琴配上电吉他、小号和鼓，激怒了那些保守的教徒。无论在台上表演还是开派对，他都跟以前那些呆板的歌手不同，他拒绝木无表情的演出，而是边唱边微笑——有时甚至对女人微笑。我朝自家的屋顶看去，发现爸爸和拉辛汗坐在一张长凳上，两人都穿着羊毛衫，喝着茶。爸爸挥挥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还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们得开始了。”哈桑说。他穿着一双黑色的橡胶雪靴，厚厚的羊毛衫和褪色的灯芯绒裤外面，罩着绿色的长袍。阳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唇上那道粉红色的伤痕已经弥合得很好了。

突然间我想放弃，把东西收起来，转身回家。我在想什么呢？我既然已经知道结局，何必还要让自己来体验这一切呢？爸爸在屋顶上，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眼光像太阳那样热得令人发烫。今天，即使是我，也必定难逃惨败。

“我有点不想在今天放风筝了。”我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哈桑说。我转动双脚，试图让眼光离开我们家的屋顶。“我不知道，也许我们该回家去。”

接着他上前一步，低声说了一句让我有些吃惊的话。“记住，阿米尔少爷，没有鬼怪，只是个好日子。”我对他脑海盘桓的念头常常一无所知，可是我在他面前怎么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到学校上学的人是我，会读书写字的人是我，聪明伶俐的也是我。哈桑虽然看不懂一年级的课本，却能看穿我。这让人不安，可是有人永远对你的需求了如指掌，毕竟也叫人宽心。

“没有鬼怪。”我低声说，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觉得好些了。

他微笑：“没有鬼怪。”

“你确定？”

他闭上双眼，点点头。

我看着那些在街道蹿上蹿下打雪仗的孩子，“今天是个好日子，对吧？”

“我们来放风筝吧。”他说。

当时我觉得哈桑那个梦可能是他编出来的。那可能吗？我确定不是，哈桑没那么聪明，我也没那么聪明。但不管是否是编造的，那个愚蠢的梦缓解了我的焦虑。兴许我该除去衣服，到湖里去游一游。为什么不呢？

“我们来放。”我说。

哈桑神色一振：“好啊！”他举起我们的风筝：红色的风筝，镶着黄边，在竖轴和横轴交叉的地方，有塞弗的亲笔签名。他舔舔手指，把它举起，测试风向，然后顺风跑去。我们偶尔也在夏天放风筝，他会踢起灰尘，看风吹向什么方位。我手里的卷轴转动着，直到哈桑停下来，大约在五十英尺开外。他将风筝高举过顶，仿佛一个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高举获得的金牌。按照我们往常的信号，我猛拉两次线，哈桑放开了风筝。

虽说爸爸和学校的老师诲我不倦，我终究无法对真主死心塌地。可是当时，从教义答问课程学到的某段《古兰经》涌上嘴边，我低声念诵，然后深深吸气，呼气，跟着拉线跑开。不消一分钟，我的风筝扶摇直上，发出宛如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哈桑拍掌称好，跑在我身后。我把卷轴交给他，双手拉紧风筝线，他敏捷地将那松弛的线卷起来。

空中已经挂着至少二十来只风筝，如同纸制的鲨鱼，巡游搜猎食物。不到一个钟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风筝在苍穹来回飞舞，熠熠生辉。寒冷的微风吹过我的头发。这风正适宜放风筝，风速不大，恰好能让风筝飘浮起来，也便于操控。哈桑在我身旁，帮忙拿着卷轴，手掌已被线割得鲜血淋漓。

顷刻间，割线开始了，第一批被挫败的风筝断了线，回旋着跌落下来。它们像流星那样划过苍天，拖着闪亮的尾巴，散落在临近的街区，给追风筝的人带来奖赏。我能听得见那些追风筝的人，高声叫嚷，奔过大街小巷。有人扯开喉咙，报告说有两条街上爆发冲突了。

我偷眼望向爸爸，看见他和拉辛汗坐在一起，寻思他眼下在想些什么。他在为我加油吗？还是希望我的失败给他带来愉悦？放风筝就是这样的，思绪随着风筝高低起伏。

风筝纷纷坠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仍在放着风筝，双眼不时瞟向爸爸，紧紧盯着他的羊毛衫。我坚持了这么久，他是不是很吃惊？你的眼睛没有看着天上，你坚持不了多久啦。我将视线收回空中。有只红色的风筝正在飞近——我发现它的时间恰到好处。我跟它对峙了一会儿，它失去耐心，试图从下面割断我，我将它送上了不归路。

街头巷尾满是凯旋的追风筝者，他们高举追到的战利品，拿着它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们统统知道最好的还没出现，最大的奖项还在飞翔。我割断了一只带有白色尾巴的黄风筝，代价是食指又多了一道伤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让哈桑拿着线，把血吸干，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空中幸存的风筝，已经从约莫五十只剧减到十来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杀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回赛到了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家伙既然能活下来，技术实在非同小可——他们可不会掉进简单的陷阱里面，比如哈桑最喜欢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屋顶那些看客戴上围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就像堆在墙上的雪花那样，一次一片地累积。

我的眼光转向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面，它大开杀戒。

“它干掉几只？”我问。

“我数过了，十一只。”哈桑说。

“你知道放风筝的人是谁吗？”

哈桑吧嗒一下舌头，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动作，表示他不知道。蓝风筝割断一只紫色的大家伙，转了两个大圈。隔了十分钟，它又干掉两只，追风筝的人蜂拥而上，追逐它们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剩下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的动作无懈可击，仿佛阵阵寒风都照我的意思吹来。我从来没有这般胜券在握，这么幸运，太让人兴奋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顶，眼光不敢从天空移开，我得聚精会神，聪明地操控风筝。又过了十五分钟，早上那个看起来十分好笑的梦突然之间触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了，那只蓝风筝。

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那条玻璃线。人们纷纷顿足、拍掌、尖叫、欢呼。“干掉它！干掉它！”我在想，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音乐震耳欲聋，蒸馒头和油炸菜饼的香味从屋顶和敞开的门户飘出来。

但我所能听到的——我迫使自己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蓝风筝。我所闻到的，只是胜利的味道。获救。赎罪。如果爸爸是错的，如果真像他们在学校说的，有那么一位真主，那么他会让我赢得胜利。我不知道其他家伙斗风筝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在人前吹嘘吧。但于我而言，这是惟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会引导风向，让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线，就能割断我的痛苦，割断我的渴求，我业已忍耐得太久，业已走得太远。刹那之间，就这样，我信心十足。我会赢。只是迟早的问题。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卷开线，让它飞高。我的风筝转了一个圈，飞到那只蓝色家伙的上面，我稳住位置。蓝风筝知道自己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我不会放过它，我稳住位置。人群知道胜负即将揭晓。“干掉它！干掉它！”的齐声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

“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

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着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尖叫。

“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

我睁开眼睛，望见蓝风筝猛然扎下，好像轮胎从高速行驶的轿车脱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间我腾空而起，从空中望着自己。黑色的皮衣，红色的围巾，褪色的牛仔裤。一个瘦弱的男孩，肤色微黄，身材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围着淡褐色的眼珠，微风吹起他淡棕色的头发。他抬头望着我，我们相视微笑。

然后我高声尖叫，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那么悦耳动听，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我们跳上跳下，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你赢了，阿米尔少爷！你赢了！”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只说出这句话。这是真的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眨眨眼，从美梦中醒来，起床，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穿好衣服。等爸爸。放弃。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然后我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他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拍掌称快。就在那儿，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

“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二十六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来照片上。

人群涌上来向我道贺，我开始把风筝收回来。我跟他们握手，向他们道谢。那些比我更小的孩童望着我的眼神充满敬畏，我是个英雄。人们伸手拍拍我的后背，摸摸我的头发。我边拉着线，边朝每个人微笑，但我的心思在那个蓝风筝上。

最后，我收回了自己的风筝。我捡起脚下的卷轴，把松弛的线收好，期间又握了几双手，接着走回家。走到那扇锻铁大门时，阿里在门后等着，他从栅栏伸出手，“恭喜。”

我把风筝和卷轴给他，握握他的手，“谢谢你，亲爱的阿里。”

“我一直为你祈祷。”

“继续祈祷吧，我们还没全赢呢。”

我匆忙走回街上。我没向阿里问起爸爸，我还不想见到他。在我脑里，一切都计划好了：我要班师回朝，像一个英雄，用鲜血淋漓的手捧着战利品。我要万头攒动，万众瞩目，罗斯坦和索拉博彼此打量，此时无声胜有声。然后年老的战士会走向年轻的战士，抱着他，承认他出类拔萃。证明。获救。赎罪。然后呢？这么说吧……之后当然是永远幸福。还会有别的吗？

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街道不多，彼此成直角纵横交错，像个棋盘。当时它是个新城区，仍在蓬勃发展中，已建成的住宅区有八英尺高的围墙，在它们之间，街道上有大量的空地和尚未完工的房子。我跑遍每条街巷，搜寻哈桑的踪迹。到处都是忙着收起折叠椅的人们，在整天的狂欢之后，收起食物和器皿。有些还坐在他们的屋顶上，高声向我道贺。

在我们家南边第四条街，我碰到奥马尔，他父亲是工程师，也是爸爸的朋友。他正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跟他弟弟玩足球。奥马尔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们是四年级的同学，有次他送给我一支水笔，配有抽取式墨水盒那种。

“听说你赢了，阿米尔，”他说，“恭喜恭喜。”

“谢谢，你见到哈桑了吗？”

“你的哈扎拉人？”

我点点头。

奥马尔用头将足球顶给他弟弟，“我听说他追风筝可厉害了。”他弟弟将足球顶回来，奥马尔伸手抓住，拍上拍下。“不过我总是奇怪他是怎么追到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眼睛那么小，怎么能看到任何东西呢？”

他弟弟哈哈大笑，随后又要回足球，奥马尔没理他。

“你见到他了吗？”奥马尔伸出拇指，朝肩膀后指了指西南边的方向：“刚才我看见他朝市场那边跑过去。”

“谢谢。”我赶忙跑开。

我到达市场那边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粉红色和紫色的晚霞点缀着天空。再走几条街就是哈吉·雅霍清真寺，僧侣在那儿高声呼喊，号令那些朝拜者铺开毯子，朝西边磕头，诚心祷告。每日五次的祈祷哈桑从不错过，就算我们在玩，他也会告退，从院子里的深井汲起一桶水，清洗完毕，消失在那间破屋子里面。隔几分钟，他就会面带微笑走出来，发现我坐在墙上，或者坐在树枝上。可是，他今晚就要错过祈祷了，那全因为我。

市场不一会就空荡荡的，做生意的人都打烊了。我在一片泥泞中奔走，两边是成排的、挤得紧紧的小店，人们可以在一个血水横流的摊前买刚宰好的野鸡，而隔壁的小店则出售电子计算器。我在零落的人群中寻路前进，步履维艰的乞丐身上披着一层又一层的破布，小贩肩上扛着毛毯，布料商人和出售生鲜的屠夫则在关上铺门。我找不到哈桑的踪迹。

我停在一个卖干果的小摊前面，有个年老的商人戴着蓝色的头巾，把一袋袋松子和葡萄干放到驴子身上。我向他描述哈桑的相貌。他停下来，久久看着我，然后开口说：“兴许我见过他。”

“他跑哪边去了？”

他上下打量着我：“像你这样的男孩，干吗在这个时候找一个哈扎拉人呢？”他艳羡地看着我的皮衣和牛仔裤——牛仔穿的裤子，我们总是这样说。在阿富汗，拥有任何不是二手的美国货，都是财富的象征。

“我得找到他，老爷。”

“他是你的什么人？”他问。我不知道他干吗要这样问，但我提醒自己，不耐烦只会让他缄口不言。

“他是我家仆人的儿子。”我说。

那老人扬了扬灰白的眉毛：“是吗？幸运的哈扎拉人，有这么关心他的主人。他的父亲应该跪在你跟前，用睫毛扫去你靴子上的灰尘。”

“你到底告不告诉我啊？”

他将一只手放在驴背上，指着南边：“我想我看见你说的那个男孩朝那边跑去。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筝，蓝色的风筝。”

“真的吗？”我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这样承诺过。好样的，哈桑。好样的，可靠的哈桑。他一诺千金，替我追到了最后那只风筝。

“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也许已经逮住他了。”那个老人咕哝着说，把另一个箱子搬到驴背上。

“什么人？”

“其他几个男孩。”他说，“他们追着他，他们的打扮跟你差不多。”他抬眼看看天空，叹了口气，“走开吧，你耽误了我做祷告。”

但我已经朝那条小巷飞奔而去。

有那么几分钟，我徒劳无功地在市场中搜寻着。兴许那个老人看走了眼，可是他看到了蓝色的风筝。想到亲手拿着那只风筝……我探头寻找每条通道，每家店铺。没有哈桑的踪迹。

我正在担心天就快黑了，听到前面传来一阵声响。我来到一条僻静、泥泞的小巷。市场被一条大路分成两半，它就在那条大路的末端，成直角伸展开去。小巷车辙宛然，我走在上面，随着声音而去。靴子在泥泞中吱嘎作响，我呼出的气变成白雾。这狭窄的巷道跟一条冻结小溪平行，要是在春天，会有溪水潺潺流淌。小巷的另外一边是成排的柏树，枝头堆满积雪，散落在一些窄巷交错的平顶黏土房屋之间——那些房子比土屋茅舍好不了多少。

我又听见那声音，这次更响了，从某条小巷传出来。我悄悄走进巷口，屏住呼吸，在拐角处窥探。

那小巷是死胡同，哈桑站在末端，摆出一副防御的姿势：拳头紧握，双腿微微张开。在他身后，有一堆破布瓦砾，摆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打开爸爸心门的钥匙。

挡住哈桑去路的是三个男孩，就是达乌德汗发动政变隔日，我们在山脚遇到、随后又被哈桑用弹弓打发走的那三个。瓦里站在一边，卡莫在另外一边，阿塞夫站在中间。我感到自己身体收缩，一阵寒意从脊背升起。阿塞夫神态放松而自信，他正在戴上他的不锈钢拳套。其他两个家伙紧张地挪动着双脚，看看阿塞夫，又看看哈桑，仿佛他们困住某种野兽，只有阿塞夫才能驯服。

“你的弹弓呢，哈扎拉人？”阿塞夫说，玩弄着手上的拳套，“你说过什么来着？‘他们会管你叫独眼龙阿塞夫。’很好，独眼龙阿塞夫。太聪明了，真的很聪明。再说一次，当人们手里握着上了膛的武器，想不变得聪明也难。”

我觉得自己无法呼吸。我慢慢地、安静地呼着气，全身麻木。我看见他们逼近那个跟我共同长大的男孩，那个我懂事起就记得他的兔唇的男孩。

“但你今天很幸运，哈扎拉人。”阿塞夫说。他背朝我，但我敢打赌他脸上一定挂着邪恶的笑容。“我心情很好，可以原谅你。你们说呢，小子们？”

“太宽宏大量了，”卡莫喊道，“特别是考虑到他上次对我们那样粗鲁无礼。”他想学着阿塞夫的语调，可是声音里面有些颤抖。于是我明白了：他害怕的不是哈桑，绝对不是。他害怕，是因为不知道阿塞夫在打什么主意。

阿塞夫做了个解散的手势。“原谅你，就这样。”他声音放低一些，“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我的原谅需要一点小小的代价。”

“很公平。”卡莫说。

“没有什么是免费的。”瓦里加上一句。

“你真是个幸运的哈扎拉人。”阿塞夫说，朝哈桑迈上一步。“因为今天，你所有付出的代价只是这个蓝风筝。公平的交易，小子们，是不是啊？”

“不止公平呢。”卡莫说。

即使从我站的地方，我也能看到哈桑眼里流露的恐惧，可是他摇摇头。“阿米尔少爷赢得巡回赛，我替他追这只风筝。我公平地追到它，这是他的风筝。”

“忠心的哈扎拉人，像狗一样忠心。”阿塞夫说。

卡莫发出一阵战栗、紧张的笑声。

“但在你为他献身之前，你想过吗？他会为你献身吗？难道你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跟客人玩总不喊上你？为什么他总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才理睬你？我告诉你为什么，哈扎拉人。因为对他来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只丑陋的宠物。一种他无聊的时候可以玩的东西，一种他发怒的时候可以踢开的东西。别欺骗自己了，别以为你意味着更多。”

“阿米尔少爷跟我是朋友。”哈桑红着脸说。

“朋友？”阿塞夫大笑说，“你这个可怜的白痴！总有一天你会从这小小的幻想中醒来，发现他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听着，够了，把风筝给我们。”

哈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

阿塞夫一愣，他开始退后一步，“最后的机会了，哈扎拉人。”

哈桑的回答是高举那只抓着石头的手。

“不管你想干吗，”阿塞夫解开外套的纽扣，将其脱下，慢条斯理地折叠好，将它放在墙边。

我张开嘴，几乎喊出来。如果我喊出来，我生命中剩下的光阴将会全然改观。但我没有，我只是看着，浑身麻木。

阿塞夫挥挥手，其他两个男孩散开，形成半圆，将哈桑包围在小巷里面。

“我改变主意了，”阿塞夫说，“我不会拿走你的风筝，哈扎拉人。你会留着它，以便它可以一直提醒你我将要做的事情。”

然后他动手了，哈桑扔出石块，击中了阿塞夫的额头。阿塞夫大叫着扑向哈桑，将他击倒在地。瓦里和卡莫一拥而上。

我抓紧拳头，合上双眼。

一段记忆：

“你知道哈桑跟你喝着同一个胸脯的奶水长大吗？你知道吗，阿米尔少爷？萨吉娜，乳母的名字。她是个漂亮的哈扎拉女人，有双蓝眼睛，从巴米扬来，她给你们唱古老的婚礼歌谣。人们说同一个胸脯喂大的人就是兄弟。你知道吗？”

一段记忆：

“每人一个卢比，孩子们。每人只要一个卢比，我就会替你们揭开命运的帷幕。”那个老人倚墙而坐，黯淡无光的双眼像滑溜溜的银子，镶嵌在一双深深的火山洞口中。算命先生弯腰拄着拐杖，从消瘦的脸颊下面伸出一只嶙峋的手，在我们面前做成杯状。“每人一个卢比就可知道命运，不贵吧？”哈桑放了个铜钿在他粗糙的手掌上，我也放了一个。“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那位老算命先生低声说。他先是拿起哈桑的手，用一只兽角般的指甲，在他掌心转了又转，转了又转。跟着那根手指飘向哈桑的脸庞，慢慢摸索着哈桑脸颊的曲线、耳朵的轮廓，发出干燥的刮擦声。他的手指生满老茧，轻轻拂着哈桑的眼睑。手停在那儿，迟疑不去。老人脸上掠过一抹阴影，哈桑和我对望了一眼。老人抓起哈桑手，把那个卢比还给他。“让我看看你怎么样，小朋友？”他说。墙那边传来公鸡的叫声。老人伸手来拉我的手，我抽回来。

一个梦境：

我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寒风凛冽，吹着雪花，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在白雪皑皑中跋涉。我高声求救，但风淹没了我的哭喊。我颓然跌倒，躺在雪地上喘息，茫然望着一片白茫茫，寒风在我耳边呼啸，我看见雪花抹去我刚踩下的脚印。我现在是个鬼魂，我想，一个没有脚印的鬼魂。我又高声呼喊，但希望随着脚印消逝。这当头，有人闷声回应。我把手架在眼睛上，挣扎着坐起来。透过风雪飞舞的帘幕，我看见人影摇摆，颜色晃动。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一只手伸在我面前，我望见手掌上有深深的、平行的伤痕，鲜血淋漓，染红了雪地。我抓住那只手，瞬间雪停了。我们站在一片原野上，绿草如茵，天空中和风吹着白云。我抬眼望去，但见万里晴空，满是风筝在飞舞，绿的、黄的、红的、橙的。它们在午后的阳光中闪耀着光芒。

小巷堆满了破铜烂铁，废弃的自行车轮胎、标签剥落的玻璃瓶子、卷边的杂志、发黄的报纸，所有这些，散落在一堆砖头和水泥板间。墙边有个锈蚀的铁火炉，炉洞像血盆大口般张开。但在那些垃圾之间，有两件东西让我无法移开目光：一件是蓝风筝，倚在墙边，紧邻铁炉；另一件是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丢在那堆碎砖块上面。

“我不知道，”瓦里说，“我爸爸说那是犯罪。”他的声音自始至终充满了怀疑、兴奋、害怕。哈桑趴在地上。卡莫和瓦里一人抓住他一只手，将其从手肘扭转，压在哈桑背后。阿塞夫站在他们上方，用雪靴的后跟踩着哈桑的脖子后面。

“你爸爸不会发现。”阿塞夫说，“给这头无礼的蠢驴一点教训，跟犯罪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瓦里咕哝着。

“随便你。”阿塞夫说，他转向卡莫，“你怎么说呢？”

“我……好吧……”

“他只是个哈扎拉人。”阿塞夫说，但卡莫把眼睛望向别处。

“好吧，”阿塞夫不满地说，“你们这些懦夫，帮我把他按住就好了。你们能做到吗？”

瓦里和卡莫点点头，看上去如释重负。

阿塞夫在哈桑身后跪倒，双手放在哈桑的臀部，把他光光的屁股抬起。他一手伸在哈桑背上，另外一只手去解开自己的皮带。他脱下牛仔裤，脱掉内裤。他在哈桑身后摆好位置。哈桑没有反抗，甚至没有呻吟。他稍稍转过头，我瞥见他的脸庞，那逆来顺受的神情。之前我也见过这种神色，这种羔羊的神色。

第二天是教历最后一个月的第十天，为期三天的宰牲节[2] 从这天开始。人们在这一天纪念先知亚伯拉罕为真主牺牲了他的儿子。这一年，爸爸又亲手挑选了一只绵羊，粉白色的绵羊，有着弯弯的黑色耳朵。

我们全部人站在院子里，哈桑，阿里，爸爸，还有我。毛拉背诵经文，转动他的念珠。爸爸咕哝着，“快了结吧。”他低声说。他对这分肉的仪式和无止境的祷告感到厌烦。爸爸对宰牲节起源的故事不以为然，就像他对所有宗教事物不以为然一样。但他尊重宰牲节的风俗，这个风俗要求人们把肉分成三份，一份给家人，一份给朋友，一份给穷人。每年爸爸都会把肉全给穷人。“有钱人已经足够肥了。”他说。

毛拉完成了祷告。谢天谢地。他拿起一柄刀锋长长的菜刀。风俗要求不能让绵羊看见刀。阿里喂给绵羊一块方糖——这也是风俗，让死亡变得甜蜜些。那羊伸脚乱踢，但不是太激烈。毛拉抓住它的下巴，刀锋在它脖子上一割。就在他精熟的刀法施加在绵羊喉咙之上的前一刻，我看见了羊的眼睛。好几个星期，我总是在梦里见到那双眼睛。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每年都要在院子里观看这个仪式，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见痕迹，我的噩梦仍会继续。但我总是去看。我去看，是为了那只动物眼里无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像它能理解。我想像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运，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

我停止了观看，转身离开那条小巷。有种温热的东西从我手腕流淌下来。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就从刚才那个屋角，传来阿塞夫仓促而有节奏的呻吟。

我仍有最后的机会可以作决定，一个决定我将成为何等人物的最后机会。我可以冲进小巷，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过去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那样——接受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后果。或者我可以跑开。

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辙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裤子后面深色的污渍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双腿之间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噼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1]AhmadZahir（1946～1979），阿富汗歌星。

[2]Eid-e-Qorban，伊斯兰教重要节日，也称古尔邦节。

第八章

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之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

“干吗？”我说。

“我刚把风筝比赛的事情跟大家说了！”爸爸坐在驾驶座上说。霍玛勇叔叔和他两个老婆坐在中间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只风筝吧？”爸爸说，“对吗，阿米尔？”

“我想应该有的。”我喃喃说。

“一百只风筝，亲爱的霍玛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后一只还在天上飞的风筝，是阿米尔放的。他还得到最后那只风筝，把它带回家，一只漂亮的蓝风筝。哈桑和阿米尔一起追回来的。”

“恭喜恭喜。”霍玛勇叔叔说。他的第一个老婆，手上生瘤那个，拍起掌来：“哇，哇，亲爱的阿米尔，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年轻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后他们全都鼓掌，欢喜赞叹，告诉我他们有多么以我为荣。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紧邻着爸爸，一言不发。他只是奇怪地看着我。

“请停一停，爸爸。”我说。

“干吗？”

“我晕车。”我喃喃说，倒在座位上，靠着霍玛勇叔叔的女儿。

法茜拉或卡丽玛脸色一变。“快停，叔叔！他脸色都黄了！我可不希望他弄脏我的新衣服！”她尖叫道。

爸爸开始刹车，但我没能撑住。隔了几分钟，我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他们让风吹散车里的气味。爸爸吸着烟，跟霍玛勇叔叔在一起，他正在安慰法茜拉或者卡丽玛，要她别哭泣，说到了贾拉拉巴德再给她另买一套新衣服。我合上双眼，把脸对着太阳。眼睑后面出现一小片阴影，好像用手在墙上玩影子那样，它们扭曲着，混合着，变成一副画面：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子，扔在那条小巷的一堆旧砖头上面。

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德的白色房子楼高两层，带有阳台，从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大花园，有围墙环绕，种着苹果树和柿子树。那儿还植有树篱，到了夏天，园丁会将其剪成动物形状。此外还有个铺着翡翠绿瓷砖的游泳池。游泳池没有水，底部积着一层半融的雪，我坐在池边，双脚在池里晃荡。霍玛勇叔叔的孩子在院子的另外一端玩捉迷藏。妇女在厨房做饭，我闻到炒洋葱的味道，听到高压锅扑哧扑哧的声音，还有音乐和笑声。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叔叔、纳德叔叔坐在阳台上抽烟。霍玛勇叔叔说他带了投影机，可以放他在法国的幻灯片给大家看。他从巴黎回来已经十年了，还在炫耀那些愚蠢的幻灯片。

事情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爸爸和我终于变成朋友了，几天前我们去了动物园，看那头叫“玛扬”的狮子，我趁没人注意，还朝熊扔了一块石头。之后，我们去电影院公园对面那家“达克达”烤肉店吃饭，点了烤羊肉和从那个印度烤炉取下来的馕饼。爸爸跟我说他去印度和俄罗斯的故事，给我讲他碰到的人，比如说他在孟买[2] 看到一对夫妇，没手没脚，结婚已经四十七年，还养了十一个孩子。跟爸爸这样过上一天，听他讲故事，太有趣了。我终于得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得到了，却觉得十分空虚，跟这个我在里面摇晃双腿的游泳池一样。

黄昏的时候，诸位太太和女儿张罗着晚餐——米饭、馕饼肉丸，还有咖喱鸡肉。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铺上桌布，坐在遍布房间的坐垫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个大浅盘，用手抓着东西吃。我不饿，不过还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还有霍玛勇叔叔的两个儿子一起。爸爸在晚饭前喝了一点烈酒，还在跟他们吹嘘风筝比赛，活灵活现地描述我如何将其他人统统打败，如何带着最后那只风筝回家。人们从大浅盘抬起头来，纷纷向我道贺，法拉克叔叔用他那只干净的手拍拍我的后背。我感觉好像有把刀子刺进眼睛。

后来，午夜过后，爸爸和他的亲戚玩了几个小时的扑克，终于在我们吃饭那间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摆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妇女则到楼上去。过了一个钟头，我仍睡不着。各位亲戚在睡梦中或咕哝，或叹气，或打鼾，我翻来覆去。我坐起身，一缕月光穿过窗户，弥漫进来。

“我看着哈桑被人强暴。”我自说自话。爸爸在梦里翻身，霍玛勇叔叔在说呓语。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来听我诉说，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负着这个谎言度日。但没有人醒来，在随后而来的寂静中，我明白这是个下在我身上的咒语，终此一生，我将背负着这个谎言。

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个星期，我才开口跟哈桑说话。当时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楼梯，回房间去，哈桑问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说我累了。哈桑看起来也很累——他消瘦了，双眼泡肿，下面还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问了一次，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我们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泞的雪花上吱嘎吱嘎响。没有人开口说话。我们坐在我们的石榴树下，我知道自己犯了个错误。我不应到山上来。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树干上刻下的字迹犹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现在我无法忍受看到这些字。

他求我念《沙纳玛》给他听，我说我改变主意了。告诉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他望着远方，耸耸肩。我们沿着那条来路走下，没有人说话。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点到来。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记忆里面十分模糊。我记得每当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兴。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拜访霍玛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时拉辛汗来访，爸爸也会让我在书房里喝茶。他甚至还让我念些自己写的故事给他听。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这会永恒不变。爸爸也这么想，我认为。我们彼此更加了解。至少，在风筝大赛之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种我们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相处。我们其实在欺骗自己，居然认为一个用棉纸、胶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弥合两人之间的鸿沟。

可是，每当爸爸不在——他经常不在家——我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面。我几天就看完一本书，写故事，学着画马匹。每天早晨，我会听见哈桑在厨房忙上忙下，听见银器碰撞的叮当声，还有茶壶烧水的嘶嘶声。我会等着，直到他把房门关上，我才会下楼吃饭。我在日历上圈出开学那天，开始倒数上课的日子。

让我难堪的是，哈桑尽一切努力，想恢复我们的关系。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法尔西语节译本的《劫后英雄传》[3]，他来敲我的门。

“谁？”

“我要去烤馕店买馕饼，”他在门外说，“我来……问问要不要一起去。”

“我觉得我只想看书。”我说，用手揉揉太阳穴。后来，每次哈桑在我身边，我就头痛。

“今天阳光很好。”他说。

“我知道。”

“也许出去走走会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他说。停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东西又在撞着门，也许是他的额头。“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阿米尔少爷。希望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再一起玩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桑，你走开。”

“你可以告诉我，我会改的。”

我将头埋在双腿间，用膝盖挤着太阳穴。“我会告诉你我希望你别做什么。”我说，双眼紧紧闭上。

“你说吧。”

“我要你别再骚扰我，我要你走开。”我不耐烦地说。我希望他会报复我，破门而入，将我臭骂一顿——这样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变得好一些。但他没有那样做，隔了几分钟，我打开门，他已经不在了。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将头埋在枕上，眼泪直流。

自那以后，哈桑搅乱了我的生活。我每天尽可能不跟他照面，并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为每当他在旁边，房间里的氧气就会消耗殆尽。我的胸口会收缩，无法呼吸；我会站在那儿，被一些没有空气的泡泡包围，喘息着。可就算他不在我身边，我仍然感觉到他在，他就在那儿，在藤椅上那些他亲手浆洗和熨烫的衣服上，在那双摆在我门外的温暖的便鞋里面，每当我下楼吃早餐，他就在火炉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木头上。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忠心耿耿的信号，他那该死的、毫不动摇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开学还有几天，爸爸和我在花园里种郁金香。大部分积雪已经融化，北边的山头开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绿草。那是个寒冷、阴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边说话，一边掘开泥土，把我递给他的球茎种下。他告诉我，有很多人都以为秋天是种植郁金香的最好季节，然而那是错的。这当头，我问了他一个问题：“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请新的佣人？”

他扔下球茎，把铲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里的工作手套，看来我让他大吃一惊，“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我只是想想而已，没别的。”

“为什么我要那样做？”爸爸粗声说。

“你不会，我想。那只是一个问题而已。”我说，声音降低了。我已经后悔自己那样说了。

“是因为你和哈桑吗？我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不管那是什么问题，应该处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会袖手旁观。”

“对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长大。”他咬牙切齿地说，“我爸爸将他带回家，他对阿里视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认为我会将他赶走？”他转向我，脸红得像郁金香一样，“我不会碰你一下，阿米尔，但你要是胆敢再说一次……”他移开眼睛，摇摇头，“你真让我觉得羞耻。至于哈桑……哈桑哪里也不去。你知不知道？”

我望着地面，手里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从我指缝间滑落。

“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儿都不去，”爸爸愤怒地说，他拿起铲子，在地上又掘了一个坑，用比刚才更大的力气将泥土铲开，“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儿。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以后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不会了，爸爸，对不起。”

他闷声把剩下的郁金香都种完。

第二个星期，开学了，我如释重负。学生分到了新的笔记本，手里拿着削尖的铅笔，在操场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尘土，三五成群地交谈，等待班长的哨声。爸爸的车开上那条通向校门的土路。学校是座两层的古旧建筑，窗户漏风，鹅卵石砌成的门廊光线阴暗，在剥落的泥灰之间，还可以看见它原来的土黄色油漆。多数男孩走路上课，爸爸黑色的野马轿车引来的不仅仅是艳羡的眼光。本来他开车送我上学，我应该觉得很骄傲——过去的我就是这样——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尴尬，尴尬和空虚。爸爸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掉头离开。

我没有像过去那样，跟人比较斗风筝的伤痕，而是站到队伍中去。钟声响起，我们鱼贯进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后面。法尔西语老师分发课本的时候，我祈祷有做不完的作业。

上学给了我长时间待在房间里头的借口。并且，确实有那么一阵，我忘记了冬天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让它们发生的事。接连几个星期，我满脑子重力和动力，原子和细胞，英阿战争，不去想着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绪总是回到那条小巷。总是想到躺在砖头上的哈桑的棕色灯芯绒裤，想到那些将雪地染成暗红色、几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个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让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诉他我要给他念一个刚写的故事。他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他手忙脚乱把衣服晾好的样子让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们爬上山，稍作交谈。他问起学校的事情，问起我在学什么，我谈起那些老师，尤其是那个严厉的数学老师，他惩罚那些多话的学生，将铁棍放在他们的指缝间，然后用力捏他们的手指。哈桑吓了一跳，说希望我永远不用被惩罚。我说我到目前为止都很幸运，不过我知道那和运气没什么关系。我也在课堂上讲话，但我的爸爸很有钱，人人认识他，所以我免受铁棍的刑罚。

我们坐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在石榴树的树影之下。再过一两个月，成片的焦黄野草会铺满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绵绵，比往年持续得久，到了初夏也还不停地下着，杂草依然是绿色的，星星点点的野花散落其间。在我们下面，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平顶白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院子里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在和风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们从树上摘了十来个石榴。我打开带来的那本故事书，翻到第一页，然后又把书放下。我站起身来，捡起一个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这个打你，你会怎么做啊？”我说，石榴在手里抛上抛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来比我记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么会这样呢？皱纹爬上他那张饱经风吹日晒的脸，爬过他的眼角，他的唇边。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

“你会怎么做呢？”我重复。

他脸无血色。我答应要念给他听的那本故事书在他脚下，书页被微风吹得噼啪响。我朝他扔了个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红色的果肉。哈桑又惊又痛，放声大哭。

“还手啊！”我咆哮着。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渍，又看看我。

“起来！打我！”我说。哈桑站起来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儿，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个男人，刚才还在海滩愉快地散步，此刻却被浪花卷到大洋中间。

我又扔出一个石榴，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脸。“还手！”我大喊，“还手，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希望他还击。我希望他满足我的愿望，好好惩罚我，这样我晚上就能睡着了。也许到时事情就会回到我们以前那个样子。但哈桑纹丝不动，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个懦夫！”我说，“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该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击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当我终于停下来，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哈桑浑身血红，仿佛被一队士兵射击过那样。我双足跪倒，疲累不堪，垂头丧气。

然后哈桑捡起一个石榴。他朝我走来，将它掰开，在额头上磨碎。“那么，”他哽咽着，红色的石榴汁如同鲜血一样从他脸上滴下来。“你满意了吧？你觉得好受了吗？”他转过身，朝山下走去。我任由泪水决堤，跪在地上，身体前后摇晃。“我该拿你怎么办，哈桑？我该拿你怎么办？”但等到泪痕风干，我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岁生日在1976年夏天。这是阿富汗最后一段平静的和平岁月。我和爸爸的关系再度冷却了。我想这都是因为在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所说的那句愚蠢的话，关于请新仆人的那句话。我后悔说了那句话——真的很后悔——但我认为即使我没说，我们这段短短的快乐插曲也会告终。也许不会这么快，但终究会结束。到夏天结束的时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盘子的声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谈，爸爸开始在晚饭后回到书房去，并把门关上。我则回去翻看哈菲兹和迦亚谟的书，咬指甲咬到见皮，写故事。我将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将它们保留起来，以备万一爸爸会跟我要去看，虽然我怀疑他不会。

爸爸举办宴会的座右铭是：如果没请来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个宴会。我记得生日之前一个星期，我看着那份邀请名单，发现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些将要送我生日礼物以祝贺我活过十三个年头的叔伯姑姨。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非真的因我而来。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谁才是宴会上的天皇巨星。

一连数天，屋子里挤满了爸爸请来的帮手。有个叫萨拉胡丁的屠夫拖来一头小牛和两只绵羊，拒绝收下哪怕一分钱。他亲自在院子里的白杨树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浇灌对树有好处。”我记得鲜血染红树下的青草时，他这么说。有些我不认识的男人爬上橡树，挂上成串的灯泡和长长的电线。其他人在院子里摆出几十张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开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尔－穆罕默德带来几袋香料，他在沙里诺区开了一间烧烤店。跟屠夫一样，德尔－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罗”——也拒绝收钱。他说爸爸已经帮了他家里太多忙了。德罗在腌肉的时候，拉辛汗低声告诉我，德罗开餐厅的钱是爸爸借给他的，并且没有要他还钱。直到有一天，德罗开着奔驰轿车，来到我家门口，说要是爸爸不收钱他就不走，爸爸这才收下。

我想从各个方面来说，或者至少从评价宴会的标准来说，我的生日盛宴称得上极为成功。我从来没有见到屋子里有那么多人。来宾或是手拿酒杯，在门廊聊天，或是在台阶上吸烟，或是倚着门口。他们找到空位就坐下，厨房的柜台上，门廊里面，甚至楼梯下面都坐满了人。院子里，蓝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灯泡在树上闪闪发光，人们聚集在下面，四处点燃的煤油灯照亮他们的脸庞。爸爸把舞台设在俯览花园的阳台上，但扬声器布满整个院子。艾哈迈德·查希尔拉着手风琴，唱着歌，人们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来宾打招呼——爸爸这么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乱嚼舌头，说他养了个不懂礼貌的儿子。我亲了几百个脸颊，和所有的陌生人拥抱，感谢他们的礼物。我的脸因为僵硬的微笑而发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里的酒吧前面，这当头有人说：“生日快乐，阿米尔。”是阿塞夫，还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亲马赫穆德是矮个子，又矮又瘦，皮肤黝黑，脸部狭小。他的妈妈谭雅是个小妇人，神经兮兮，脸带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们两个之间，咧嘴笑着，居高临下，双手搂着他们的肩膀。他带着他们走过来，好像拎着他们过来一样，似乎他才是父亲，他们是孩子。我感到一阵眩晕。爸爸对他们的莅临表示感谢。

“我亲自给你挑选了礼物。”阿塞夫说。谭雅的脸抽动，眼光从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着，显得有些勉强，眨着眼。我怀疑爸爸有没有看到。

“还玩足球吗，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显得纯真无瑕，真叫人不寒而栗。“当然，亲爱的叔叔。”

“我记得你踢右路？”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场了。”阿塞夫说，“那样我就可以多进一些球了。我们下个星期跟梅寇拉扬队比赛。那会很精彩，他们有几个球员很棒。”

爸爸点点头：“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踢中场。”“我敢打赌，现在你要是愿意，也能踢。”阿塞夫说，他一脸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经把他举世闻名的拍马屁技术传给你了。”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亲，差点把那个小家伙撞倒。马赫穆德的笑声就像谭雅的微笑那样虚伪。突然之间，我在想，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害怕自己的儿子。我试图装出一个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强让嘴角往上翘了翘——看到爸爸和阿塞夫这么投机，我的胃翻动着。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瓦里和卡莫也来了，他们怎么也不会错过你的生日。”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我默默点头。

“我们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说，“也许你可以来一起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上哈桑。”

“听起来很有趣。”爸爸说，双眼放光。“你觉得呢，阿米尔？”

“我真的不喜欢排球。”我喃喃说，看到爸爸眼里的光芒消失了，接着是一阵令人不适的沉默。

“很抱歉，亲爱的阿塞夫。”爸爸说，耸耸肩。他替我道歉！那刺痛了我。

“不，没关系。”阿塞夫说，“不过大门随时为你开放，亲爱的阿米尔。不管怎样，我听说你喜欢看书，所以我给你带了一本，我最喜欢的。”他将一份包扎好的礼物递给我，“生日快乐。”

他穿着棉布衬衣、蓝色裤子，系着红色领带，脚上是一双闪亮的黑色皮鞋。他身上散发着古龙水的香味，金黄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就外表而言，他是每个父母梦想中的儿子：强壮，高大，衣冠楚楚，举止得体，英俊得令人吃惊，还富有才华，更不用说还能机智地跟大人打趣。但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出卖了他。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穿他虚有其表，有一种疯狂隐藏在他身内。

“怎么不收下，阿米尔？”爸爸说。

“嗯？”

“你的礼物啊，”他不耐烦地说，“亲爱的阿塞夫给你送礼物呢。”

“哦。”我说，从阿塞夫手里接过那个盒子，放低视线。要是我能独自在房间里，陪着我的书，远离这些人就好了。

“喂？”爸爸说。

“什么？”

爸爸放低了声音，每次我当众给他难堪，他就会这样，“你不谢谢亲爱的阿塞夫吗？他太周到了。”

我希望爸爸别那样叫他，他叫过我几次“亲爱的阿米尔”呢？“谢谢。”我说。阿塞夫的母亲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意识到阿塞夫的双亲还没说过一句话。为了不再让我自己和爸爸难堪——但主要是因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脸——我走开了。“谢谢你来。”我说。

我从拥挤的宾客中走出来，偷偷溜出那扇锻铁大门。我们家往下两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我听爸爸告诉拉辛汗，有个法官买下了那片地，建筑师正在设计蓝图。现在，那块地皮是荒芜的，只有泥土、石块和野草。

我扯开阿塞夫的礼物外面那层包装纸，借着月光端详书的封面。那是一本希特勒自传。我将它扔在杂草中。

我倚着邻居的墙壁，滑坐在地上，只是在黑暗中坐一会儿，膝盖抵着胸膛，抬眼望着星星，等着夜晚结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拉辛汗沿着墙壁朝我走来。

“他们不用我陪。爸爸在那边呢，你忘了？”我说。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块叮咚响，他坐在我身边。“我不知道原来你也喝酒。”

“我喝酒，”他说，高兴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过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喝。”

我微笑：“谢谢。”

他朝我举举杯，喝了一口。他点起一根香烟，没有过滤嘴的巴基斯坦香烟，他和爸爸总是抽这种。“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差点就结婚了？”

“真的吗？”我说，想到拉辛汗也结婚，不由微微笑着。我一直当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写作导师，我的朋友，当他是那个每次到国外旅行总不忘给我买点小礼物的人。但是丈夫？父亲？

他点点头：“真的。那年我十八岁。她的名字叫荷麦拉。她是哈扎拉人，我家邻居仆人的女儿。她像仙女一样好看，淡棕色的头发，褐色的大眼睛……她总是这样笑……我有时还能听到她的笑声。”他晃晃酒杯，“我们经常在我父亲的苹果园里幽会，总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们在树下聊天，我拉着她的手……我让你不好意思了吗，阿米尔？”

“有一点点。”我说。

“那对你无害的，”他说，又喝了一口。“不管怎样，我们有着这样的幻想。我们会有一个盛大的、梦幻般的婚礼，从坎大哈和喀布尔请亲朋好友来参加。我会给我们盖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铺着瓷砖，窗户很大。我们会在花园里种果树，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儿，有一个草坪，我们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星期五，在清真寺做过祷告之后，每个人会到我们家里吃午饭，我们在花园用膳，在樱桃树下，从井里打水喝。然后我们喝着茶，吃着糖果，看着我们的孩子跟亲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可惜你看不到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爸爸时他脸上的表情。我妈妈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扑打她的脸，她们对着她扇风，仿佛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咙。要不是我爸爸及时阻止，我哥哥雅拉尔真的会去抓来他的猎枪。”拉辛汗说，带着痛苦的笑声，“我跟荷麦拉对抗着整个世界。并且我告诉你，亲爱的阿米尔，到了最后，总是这个世界赢得胜利。就这么回事。”

“后来怎样呢？”

“就在那天，我爸爸将荷麦拉和她的家人赶上一辆货车，送他们去哈扎拉贾特。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真遗憾。”我说。

“不过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了，”拉辛汗说，耸耸肩，“她会受辱的。我的家人将永远不会平等对待她。你不会下令让某人替你擦鞋子，而当天晚些时候管她叫‘姐妹’。”他看着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任何你想说的事情，亲爱的阿米尔，任何时候。”

“我知道，”我惴惴地说。他久久看着我，似乎在等待；他黑色的眼睛深洞无底，隐藏着我们之间一个没有说出的秘密。那一刻，我差点就告诉他了，差点把什么都对他说，可是到时他会怎么看待我？他会恨我，而且合情合理。

“给你，”他递给我某件东西，“我差点忘记了，生日快乐。”那是个棕色的皮面笔记本。我伸出手指，摸索着它镶着金线的边缘，闻到皮革的味道。“给你写故事用的。”他说。我刚要向他道谢，有些东西爆炸了，在天空中燃起火焰。

“烟花！”

我们匆忙赶回家，发现所有的宾客都站在院子里，望着天空。每次爆裂和呼啸升空的声音，都会引来孩子们大声尖叫。每次火焰嘶嘶作响，爆裂开来，变成花束，都会引起人们欢呼，拍掌称好。每隔几秒钟，后院就会被突然爆发的火光点亮，有红的、绿的、黄的。

在一次短暂的闪光中，我看到永世不会忘记的情景：哈桑端着银盘，服侍阿塞夫和瓦里喝酒。那阵光芒消失了，又是一声嘶嘶，一声爆裂，接着是一道橙色的火光：阿塞夫狞笑着，用一根指节敲打着哈桑的胸膛。

然后，天可怜见，什么都看不到了。

[1]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

[2]Mumbai，印度城市。

[3]Ivanhoe，苏格兰作家瓦尔特·司各特（SirWalterScott，1771～1832）著，讲述中世纪英格兰的骑士故事。

第九章

隔日清早，我坐在房间中间，拆开一个又一个礼品盒子。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费劲，因为我总是兴味索然地看上一眼，就将礼物丢到屋角去。它们在那边积成一堆：宝丽来相机，变频收音机，精巧的电动列车组合玩具——还有几个装着现金的信封。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花那些钱，不会听那个收音机，而那辆电动列车也不会在我房间中爬上它的轨道。我不想要这些东西——这些全都是血腥钱；而且，若非我赢得风筝大赛，爸爸根本就不会替我举办那么一场宴会。

爸爸给了我两件礼物。一辆崭新的施温·斯丁格雷[1]，自行车之王，毫无疑问会让临近的小孩垂涎三尺，喀布尔拥有新斯丁格雷的孩子寥寥无几，如今我也跻身其中了。它的手把高高升起，握柄由黑色橡胶制成，还有个蜚声久远的香蕉型车座，轮辐是金色的，钢做的车身是红色的，赭红色，像鲜血那样。换成别的孩子，恐怕会立即跳上去，骑着它招摇过市。几个月前的我也许会这么做。

“你喜欢吗？”爸爸斜倚在我房间门口问。我露出温顺的笑容，匆匆说了声“谢谢”。我多希望我能多说几句话。

“我们可以去骑骑。”爸爸说。他在邀请我，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再说吧，我有点累了。”

“好的。”爸爸说。

“爸爸？”

“怎么？”

“谢谢你的烟花。”我说。我在感谢他，不过并非真心实意。

“好好休息吧。”爸爸说，朝他房间走去。

爸爸给我的另一件礼物——他甚至不愿意等我打开它——是手表。表面是蓝色的，金色的指针呈闪电状。我甚至都没试着戴一下，就将其扔到角落那堆玩具中去。惟一没有被扔到那堆东西里去的礼物是拉辛汗的皮面笔记本，只有它不像是血腥钱。

我坐在自己的床沿，双手打开笔记本，想着拉辛汗提起荷麦拉的故事，被他父亲逐走是她最好的下场。她会受苦的。好比霍玛勇叔叔的投影机被同一面幻灯片卡住，总有个画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哈桑，他低着头，端饮料服侍阿塞夫和瓦里。兴许那是最好的结局，既可减少他的伤痛，也可缓和我的苦楚。不管怎样，事情变得清楚起来：我们有一个必须离开。

那天午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骑上那辆施温自行车。我绕着那个街区骑了好几圈，然后回家。我骑上那条车道，通向后院，哈桑和阿里正在那儿打扫昨夜宴会留下的一片狼藉。院子里到处是纸杯、揉成一团的纸巾，还有空空如也的汽水瓶。阿里正把椅子折叠起来，放到墙边去。他看见我，招招手。

“你好，阿里。”我挥着手说。

他举起一只手指，让我稍等，接着走进他住的那间屋子。片刻之后，他手里拿着某些东西走出来。“昨晚我和哈桑找不到机会把这份礼物给你，”他说着交给我一个盒子，“它太普通，配不上你，阿米尔少爷。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喜欢它。生日快乐。”

我喉咙一哽。“谢谢你，阿里。”我说。我宁愿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买。我打开盒子，看到一本崭新的《沙纳玛》，硬皮的，每页的下方附有精美的彩色插图。这张是菲兰吉凝望她刚出世的儿子凯寇斯劳；那张是阿佛拉西雅手执利剑，胯骑骏马，领军前进。当然还有罗斯坦给他儿子，勇士索拉博以致命一击。“真漂亮。”我说。

“哈桑说你那本又旧又破，还掉了一些书页。”阿里说，“这本书里面全部图画都是用钢笔和墨水手绘的。”他骄傲地补充说，望着这本他和他的儿子都看不懂的书。

“它很可爱。”我说。确实很可爱。甚至也不便宜，我怀疑。我想告诉阿里，书没有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他们的礼物。我重新跳上那辆自行车。“替我谢谢哈桑。”我说。

我终究将这本书扔在屋角那堆礼物上面。可是我的眼睛总是忍不住看向它，所以我将它埋在下面。那夜睡觉之前，我问爸爸有没有看到我的新手表。

翌日清早，我在房间里等着阿里清理完厨房用过早餐的桌子。等着他把盘碗洗好，把灶台抹净。我倚窗等着，直到望见阿里和哈桑推着那辆空的独轮车，到市场去购买杂货。

然后，我从那堆礼物中拣起数个装着钞票的信封和那个手表，蹑手蹑脚走出去。路过爸爸书房时，我停下来听听动静。整个早上他都在那儿打电话，现在他正跟某人说话，有一批地毯预计下星期到达。我走下楼梯，穿过院子，从枇杷树后进入阿里和哈桑的房间。我掀起哈桑的毛毯，将新手表和一把阿富汗尼钞票塞在下面。

我又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敲敲爸爸的房门，说了那个谎——我希望这是一长串可耻的谎话中最后一个。

透过卧房的窗户，我看见阿里和哈桑推着独轮车，载满牛肉、馕饼、水果、蔬菜，推上车道。我看见爸爸从屋子里出现，朝阿里走过去。他们的嘴巴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爸爸指了指屋子，阿里点点头。他们分开。爸爸走回屋子，阿里随着哈桑走进他们的斗室。

隔了几分钟，爸爸敲敲我的房门。“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我们得坐下来，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走到爸爸的书房，坐在一只皮沙发上。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哈桑和阿里也来了。

他们双眼红肿，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哭过。他们手拉手站在爸爸面前，而我则寻思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具有造成这种痛苦的能力。

爸爸开门见山，问道：“钱是你偷的吗？你偷了阿米尔的手表吗，哈桑？”

哈桑的回答简单得只有一个字，以他嘶哑孱弱的声音说：“是。”

我身体紧缩，好似被人扇了个耳光。我的心一沉，真话差点脱口而出。我随即明白：这是哈桑最后一次为我牺牲。如果他说“不是”，爸爸肯定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桑从来不骗人。若爸爸相信他，那么矛头就转向我了，我不得不辩解，我的真面目终究会被看穿，爸爸将永远永远不会原谅我。这让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哈桑知道。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里面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儿，袖手旁观。他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还是再次救了我，也许是最后一次。那一刻我爱上了他，爱他胜过爱任何人，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就是草丛里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牺牲，我是撒谎蛋，我是骗子，我是小偷。我几乎就要说出来，若非心里隐隐有高兴的念头。高兴是因为这一切很快就要终结了，爸爸会赶走他们，也许会有些痛苦，但生活会继续。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继续生活，要遗忘，要将过去一笔勾销，从头来过。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然而爸爸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我原谅你。”

原谅？可是盗窃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行啊，是所有罪行的原型啊。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妇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没有比盗窃更十恶不赦的事情了。难道爸爸没有将我抱在膝盖上，对我说出这番话吗？那么他对哈桑怎么可以只是原谅了事？而且，如果爸爸肯原谅这样的事情，那么他为何不肯原谅我，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成为他所期许的儿子？为什么……

“我们要走了，老爷。”阿里说。

“什么？”爸爸脸色大变。

“我们没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阿里说。

“可是我原谅他了，阿里，你没听到吗？”爸爸说。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过日子了，老爷。我们要走了。”阿里把哈桑拉到身旁，伸臂环住他儿子的肩膀。这是个保护的动作，我知道阿里对哈桑的保护是在抵御什么人的伤害。阿里朝我瞟来，带着冷冷的、不可谅解的眼神，我明白哈桑告诉他了。他把一切都告诉他了，关于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对他所做的事情，关于那只风筝，关于我。奇怪的是，我很高兴终于有人识破我的真面目，我装得太累了。

“我不在乎那些钱或者那个手表。”爸爸说，他手掌朝上，张开双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说‘不可能’是什么意思？”

“很抱歉，老爷。可是我们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决定了。”

爸爸站起身来，悲伤的神情溢于言表：“阿里，我给你的还不够多吗？我对你和哈桑不好吗？我没有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阿里，你知道的。请别这样做。”

“我们已经很为难了，别让事情变得更难，老爷。”阿里说。他嘴巴抽搐，我看见了他痛楚的表情，正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才明白我给大家带来的悲伤有多浓，才明白甚至连阿里那张麻痹的脸也无法掩饰他的哀愁。我强迫自己看看哈桑，但他低着头，肩膀松垮，手指缠绕着衬衫下摆一根松开的线。

现在爸爸哀求着：“告诉我为什么，我得知道！”

阿里没有告诉爸爸，一如哈桑承认偷窃，没有丝毫抗辩。我永远不会知道那究竟是为什么，但我能够想像，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抹泪哭泣，哈桑求他别揭发我。但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样的自制力

才会让阿里缄口不言。

“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

“我不许你这么做！”爸爸大喊，“你听到了吗？我不许你这么做！”

“尊敬的老爷，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阿里说，“我们不再为你工作了。”

“你们要去哪儿？”爸爸问，他的声音颤抖着。

“哈扎拉贾特。”

“去你表亲家？”

“是的，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老爷？”

接着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号啕大哭。见到大人哭泣，我被吓了一跳。我从未想到爸爸也会哭。“求求你。”爸爸说。可是阿里已经走到门口，哈桑跟在他后面。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出那话的神情，那哀求中透露的痛苦，还有恐惧。

喀布尔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阳光像烙铁般灼痛后颈。整个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了夏天它们也干涸了。黄包车嗒嗒走过，扬起阵阵灰尘。午间祈祷时分，人们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礼”，跟着随便找个阴凉的地方躲进去，等待傍晚的凉意。夏天意味着漫长的学校生活，坐在密不透风的拥挤教室里面，浑身大汗地学着背诵《古兰经》的经文，和那些饶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单词作斗争；夏天意味着听毛拉念念有词，用手掌拍死苍蝇；意味着一阵和风吹过，带来操场那边厕所的粪便气味，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篮球架旁边吹起尘雾。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车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雷轰电闪，天空灰沉沉的。顷刻之间，大雨倾盆而至，哗哗的雨声在我耳边回荡。

爸爸本来要亲自送他们到巴米扬，但阿里拒绝了。透过我的卧房那扇被雨水湿透的模糊窗户，我看见阿里拖着个孤零零的箱子，里面装着他们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门外的轿车。哈桑的毯子紧紧卷起来，用绳子系住，背在他身后。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间四壁萧然的斗室了，隔天我发现它们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间里面的生日礼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后一次模糊地瞥见哈桑，他瘫坐在后座，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银。

[1]SchwinnStingray，美国著名高档自行车品牌。

第十章

1981 年3 月

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

“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他大喊，“让他撑住。”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德，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1]，去往白沙瓦[2]。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德，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噼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爷爷跟纳迪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我们没有告诉他。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德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卡林说。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不是梦。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天空，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鞋子踏上沙砾。短促的低声交谈。火机打火的声音。“谢谢。”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噼啪声让我跳起来。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也许他也有姐妹，也有母亲，也许他还有妻子。俄国佬听卡林说完，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

“这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卡林说，他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丈夫说。卡林跟俄国士兵交谈。“他说……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税费。”那当头，爸爸站起身。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将其抹开，拔起腿来，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几句，”爸爸说，他在跟卡林说话，但眼睛直望着那个俄国兵，“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他们交谈。“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但我知道他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问题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

俄国兵对卡林说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笑。“老爷，”卡林说，“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得尊重、荣誉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爸爸说。我的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我算哪门子英雄？只担心风筝。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说，拉着他的衣袖，“他真的会朝你开枪。” 爸爸将我的手打开。“我什么也没教过你吗？”他生气地说，转向那个一脸坏笑的士兵，“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妈的。”

听完翻译，俄国兵狞笑依然。他打开保险栓，将枪口对准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咙，用双手把脸掩住。

枪声响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岁，孤身一人，在这世上举目无亲。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里呢？埋完之后我该去哪里呢？

但我睁开眼睛，看到爸爸仍站着，脑里这些盘旋的念头停止了。我看见又一个俄国兵，还有其他人。他的枪口朝天，冒出一阵烟雾。那个要射杀爸爸的士兵已经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礼。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又想笑又想哭。

第二个俄国军官头发灰白，身材魁梧，用一口破法尔西语对我们说话。他为他手下的所作所为道歉，“俄国送他们来这里战斗，”他说，“但他们只是孩子，一来到这里，他们就迷上了毒品。”他恨恨地望着那个年轻的士兵，如同严父被儿子的行为不端激怒。“这个家伙现在药性发作。我会试试阻止他……”他挥手让我们离开。

顷刻之后，我们的车开走了。我听到一声大笑，跟着传来第一个士兵的声音，含混而走调地唱着那古老的婚礼歌谣。

我们在路上默默行进了十五分钟，那年轻妇女的丈夫突然站起来，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见到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亲了爸爸的手。

图尔的霉运。在玛希帕那边，我不是从短暂的交谈中听到过这句话吗？

大约在太阳上山之前一个钟头，我们驶进了贾拉拉巴德。卡林匆匆将我们从卡车领进一座房子。那是单层的平房，位于两条土路的交叉处，路的两边是平房，还有没开门的商店，种着合欢树。我们拖着行李走进屋子里头，我拉起衣领，以抵御严寒。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有萝卜的味道。

我们刚进入那间昏暗且一无所有的房间，卡林就把前门锁上，拉上那代替窗帘的破布。跟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们坏消息。他的兄弟图尔没法送我们去白沙瓦。上个星期，他那卡车的发动机坏了，图尔还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这事情，为什么还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阵急遽的动作。随后有个模糊的身影穿过房间，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墙上，爸爸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爸爸愤怒地说，“因为他要赚这一程的车费，他只在乎这个。”卡林发出哽咽的声音，唾液从嘴角流出来。

“把他放下来，老爷，你会杀了他的。”有个乘客说。

“我正要这么做。”爸爸说。这个屋子里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并非在开玩笑。卡林脸色涨红，双脚乱踢。爸爸仍掐着他，直到那个年轻的妈妈，被俄国兵看中的那个，求他放手。

爸爸终于放手，卡林瘫倒在地板上，翻滚喘气，房间安静下来。不到两个钟头之前，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愿吃一颗子弹。而如今，若非同一个女人的求情，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汉子掐死。

隔壁传来一阵敲打的声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么？”有人问。

“其他人，”卡林呼吸艰难地喘息着，“在地下室。”

“他们等多久了？”爸爸说，眼睛盯着卡林。

“两个星期。”

“我记得你说过那辆卡车是上星期坏的。”

卡林揉揉脖子，“应该是再上一个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么？”

“要过多久零件才会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缩，但哑口无言。我很高兴身边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杀气腾腾的凶相。

卡林打开门，门后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楼梯，一股像霉菌的潮湿臭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个个下去，楼梯被爸爸压得吱嘎作响。站在寒冷的地下室里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双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我看见房间到处有人蜷缩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地下室的人窃窃私语，除此之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滴水的声音，还有刮擦声。

爸爸在我身后叹了口气，把行李包扔下。卡林告诉我们，应该再过几天，卡车就可以修好了。那时我们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来那个星期，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家；到了第三晚，我发现了刮擦声的来源：老鼠。

待得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数出地下室里面约莫有三十个难民。我们肩挨着肩，倚墙而坐，吃着饼干、面包，配以椰枣和苹果。第一天夜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祷告，当中有个问爸爸为什么不加入，“真主会拯救我们所有人，你怎么不向他祷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声，伸伸他的双腿。“能够救我们的是八个气缸和一个好的化油器。”这句话让其他人说不出话来，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里稍晚的时候，我发现卡莫和他父亲藏身在我们这群人之间。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里面，距我只有数尺之遥，这太让我吃惊了。但当他和他的父亲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卡莫的脸，真的看见了……

他枯萎了——显然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这个。他双眼空洞地看着我，丝毫没有认出我。他耷拉着肩膀，脸颊凹陷，似乎已经厌倦了附在下面的骨头上。他的父亲在喀布尔有座电影院，正在跟爸爸诉苦，三个月前，他的妻子在寺里，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毙命。然后他跟爸爸说起卡莫，我零星听到一点：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你知道，他那么俊美……他们有四个人……他试图反抗……真主……血从那儿流下来……他的裤子……不再说话……目光痴呆……

我们在地下室与老鼠做伴一个星期之后，卡林说没有卡车了，卡车没法修。

“还有另外的选择，”卡林说，在一片哀叹之中，他提高了声音。他的堂兄有辆油罐车，曾经用它偷运过几次旅客。他就在这里，在贾拉拉巴德，也许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

除了一对老年夫妻，其他人都决定上路。

那晚我们离开，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兹，一个方脸秃顶的汉子，帮助我们进入油罐。汽车发动了，停在那里，我们挨个爬上油罐车的后踏板，爬上后面那条梯子，滑进油罐。我记得爸爸爬到一半，从梯子一跃而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他把盒子清空，从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亲吻泥土，把它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胸前的口袋，贴着他的心。

惊惶。

你张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连腭骨都咯咯作响。你下令自己的肺吸进空气，如今，你需要空气，现在就需要。但是你肺里的气道不听使唤，它们坍塌，收紧，压缩，突然之间，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闭上，嘴唇抿紧，你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阵窒息的咳嗽。你双手抽搐，晃动。身体里似乎某个地方有座水坝决堤，冰冷的汗水汹涌而出，浸湿你的身体。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声来。可是你必须吸气才能哭喊。

惊惶。

地下室已经够暗了，油罐更是不见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挥动，可是什么也见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见五指。空气不对劲，它太厚重了，几乎是固态的。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气捏成碎片，把它们塞进我的气管。还有汽油的味道，油气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开我的眼皮，拿个柠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让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会死在这样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来了，来了，来了……

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爸爸卷起我的衣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光芒！爸爸送的手表。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我害怕会失去它们，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我听到呻吟声，还有祷告声。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母亲在低声安抚。有人作呕，有人咒骂俄国佬。卡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

“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边说，“快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葚树。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我拉着线，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我们默默无声，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3] 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1]Kh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长60公里。

[2]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

[3]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

第十一章

弗里蒙特，加利福尼亚，1980年代

爸爸爱美国的理想。

正是在美国生活，让他得了溃疡。

我记得我们两个走过几条街道，在弗里蒙特的伊丽莎白湖公园散步，看着男孩练习挥棒，女孩在游戏场的秋千上咯咯娇笑。爸爸会利用步行的机会，长篇大论对我灌输他的政治观点。“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真正的男人，阿米尔，”他说，他伸出手指数着，“美国这个鲁莽的救世主，英国，还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会挥挥手，发出不屑的声音，“他们都像是饶舌的老太婆。”

他关于以色列的说法惹恼了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他们指责他亲近犹太人，而这实际上就是反对伊斯兰。爸爸跟他们聚会，喝茶，吃点心，用他的政治观念将他们气疯。“他们所不明白的是，”后来他告诉我，“那跟宗教毫无关系。”在爸爸眼里，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处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围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顾着出卖石油赚钱，毫不关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干这个，以色列干那个，”爸爸会模仿阿拉伯人的语气说，“那做些事情啊！行动啊！你们这些阿拉伯人，那么去帮巴勒斯坦啊！”

他讨厌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齿的蠢货”。早在1980年，我们还在喀布尔，美国宣布抵制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哇！哇！”爸爸充满厌恶地说，“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个捏软柿子的家伙居然只说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认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长了勃列日涅夫的气焰。“他不配掌管这个国家。这好像让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的小孩去驾驶一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美国，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强硬的汉子，一个会被看得起、会采取行动而非一筹莫展的人。罗纳德·里根就是这样的硬汉。当里根在电视现身，将俄国称为“邪恶帝国”，爸爸跑出去，买回一张照片：总统微笑着竖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来，挂在入门的墙上，将它钉在一张黑白的老照片右边，在那张照片里面，他系着领带，跟查希尔国王握手。我们在弗里蒙特的邻居多数是巴士司机、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济金生活的未婚妈妈，确切地说，全都是被里根的经济政策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领工人。爸爸是我们那栋楼惟一的共和党员。

但交通的浓雾刺痛他的眼睛，汽车的声响害他头痛，还有，花粉也让他咳嗽。水果永远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cat’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 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

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烤馕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德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我说，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水上浮动的冰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的，你知道吗？”

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学生哥儿的手，干净柔软；他的是劳动者的手，肮脏且长满老茧。我想起在喀布尔时，他给我买的所有那些卡车、火车玩具，还有那些自行车。如今，美国是爸爸送给阿米尔的最后一件礼物。

我们到美国仅一个月之后，爸爸在华盛顿大道找到工作，在一个阿富汗熟人开的加油站当助理——他从我们到美国那天就开始找工作了。每周六天，每天轮班十二小时，爸爸给汽车加油、收银、换油、擦洗挡风玻璃。有好几次，我带午饭给他吃，发现他正在货架上找香烟，油污斑斑的柜台那端，有个顾客在等着，在明亮的荧光映衬下，爸爸的脸扭曲而苍白。每次我走进去，门上的电铃会“叮咚叮咚”响，爸爸会抬起头，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双眼因为疲累而流泪。

被聘请那天，爸爸和我到圣何塞[2] 去找我们的移民资格审核官杜宾斯太太。她是个很胖的黑人妇女，眼睛明亮，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有一回她跟我说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声音让我想起热牛奶和蜂蜜。爸爸将一叠食物券放在她的柜台上。“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说，“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国，我有工作。非常感谢，杜宾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欢接受施舍。”

杜宾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捡起来，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们在开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经常说的“耍她一下”。“我干这行十五年了，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她说。就是这样，爸爸结束了在收银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济金买食物。爸爸走出福利办公室时，好像大病初愈。

1983年那个夏天，我20岁，高中毕业。那天在足球场上掷帽子的人中，要数我最老了。我记得球场上满是蓝色袍子，学生的家人、闪光的镜头，把爸爸淹没了。我在二十码线附近找到他，双手插袋，相机在胸前晃荡。我们之间隔着一群人，一会儿把他挡住，一会儿他又出现。穿蓝色衣服的女生尖叫着，相互拥抱，哭泣；男生和他们的父亲拍掌庆贺。爸爸的胡子变灰了，鬓边的头发也减少了，还有，难道他在喀布尔更高？他穿着那身棕色西装——他只有这么一套，穿着它参加阿富汗人的婚礼和葬礼——系着他五十岁生日时我送的红色领带。接着他看到我，挥挥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学校的钟楼为背景，替我拍了张照片。我朝他微笑着——在某种意义上，那日子与其说是我的，毋宁说是他的。他朝我走来，伸手揽住我的脖子，亲吻了我的额头。“我很骄傲，阿米尔。”他说。他说话的时候眼睛闪亮，那样的眼光望着的是我，让我很高兴。

那晚，他带我到海沃德[3] 的阿富汗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说，他的儿子秋天就要上大学了。毕业之前，我就上大学的事情跟他稍稍争论过，告诉他我想工作，补贴家用，存些钱，也许次年才上大学。但他恨铁不成钢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闭嘴。

晚饭后，爸爸带我去饭店对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线阴暗，墙壁上散发着我素来不喜欢的啤酒酸味。男人们头戴棒球帽，身穿无袖上衣，玩着撞球，绿色的桌子上烟雾升腾，袅袅绕着荧光灯。爸爸穿着棕色西装，我穿着打褶长裤和运动外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我们在吧台找到位子，坐在一个老人身边。老人头上有个麦克罗啤酒的商标，发出蓝光，将他那张沧桑的脸照得病恹恹的。爸爸点了根香烟，给我们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兴了！”他自顾自地向每个人宣布，“今晚我带我的儿子来喝酒。来，请给我的朋友来一杯。”他的手拍在那个老人背上。老头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没有上排的牙齿。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强迫自己，还没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经干掉三杯了。他请那个老头一杯苏格兰烈酒，还请那四个打撞球的家伙一大罐百威。人们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后背。他们向他敬酒，有人给他点烟。爸爸松了松领带，给那个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币，指指电唱机。“告诉他，来几首他最拿手的。”他对我说。老人点点头，向爸爸敬礼。不久就响起乡村音乐，就像这样，爸爸开始宴会了。

酒到酣处，爸爸站起来，举起酒杯，将它摔在遍地锯屑的地板，高声喊叫。“操他妈的俄国佬！”酒吧里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高声附和，爸爸又给每个人买啤酒。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他走。喀布尔，白沙瓦，海沃德。爸爸还是爸爸，我想，微笑着。

我开着爸爸那辆土黄色的旧别克世纪轿车，驶回我们家。爸爸在路上睡着了，鼾声如气钻。我在他身上闻到烟草的味道，还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车的时候，他醒过来，嘶哑的嗓音说：“继续开，到街道那边去。”

“干吗，爸爸？”

“只管开过去，”他让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给我一串钥匙，“那边。”他指着停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旧款的福特，又长又宽，车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认不出是什么颜色。“它得烤漆，我会让加油站的伙计换上新的避震器，但它还能开。”

我看着钥匙，惊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轿车。

“你上大学需要一辆车。”他说。

我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泪水从我眼里涌出来，我庆幸阴影笼罩了我们的面庞。“谢谢你，爸爸。”

我们下车，坐进福特车。那是一辆“大都灵”。“海军蓝。”爸爸说。我绕着街区开，试试刹车、收音机、转向灯。我把它停在我们那栋楼的停车场，熄了引擎。“谢谢你，亲爱的爸爸。”我说。我意犹未尽，想告诉他，他慈祥的行为让我多么感动，我多么感激他过去和现在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会让他不好意思，“谢谢。”我只是重复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内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红茶，“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写故事能赚钱吗？”“如果你写得好，”我说，“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有机会的。”我说。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你怎么赚钱？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会……找份工作。”

“哦！”他说，“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红茶，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4] 然后开回来。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棋盘似的街道，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内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荫公园，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蹚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何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何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何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将军哈哈干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考试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德去猎野鸡，”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的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挺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身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号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会公主。

[1]MikeHamme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MickeySpillane，1918～2006）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

[2]SanJose，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

[3]Hayward，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市，近弗里蒙特。

[4]东湾（EastBay）、南湾（SouthBay）和半岛区（Penisula）均为旧金山城区。

第十二章

在阿富汗，雅尔达是教历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长的夜晚。按照风俗，哈桑和我会熬到深夜，我们把脚藏在火炉桌下面，阿里将苹果皮丢进炉子，给我们讲苏丹和小偷的古老传说，度过漫漫长夜。正是从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尔达的故事，知道了飞蛾扑火是因为着魔，还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寻找太阳。阿里发誓说，要是在雅尔达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会口渴。

稍大一些之后，我从诗书中读到，雅尔达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的脸庞和那双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脑里。坐在爸爸的巴士里面，我暗暗数着路程，直到看见她赤足坐着，摆弄那些装着发黄的百科全书的纸箱，她的脚踝在柏油路的映衬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银环叮当作响。一头秀发从她背后甩过，像天鹅绒幕布那样垂下来，我望着她的头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会公主，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我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爸爸显然知道，但只露出戏谑的微笑——沿着那条过道走下去，经过塔赫里的摊位。我会朝将军招招手，而他，永远穿着那身熨得发亮的灰色套装，会挥手应答。有时他从那张导演椅站起来，我们会稍作交谈，提及我的写作、战争、当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别偷看，别总是瞟向坐在那里读一本平装书的索拉雅。将军和我会彼此告别，而我走开的时候，得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时将军到其他过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摊位，我会走过去，假装不认识她，可是心里想认识她想得要死。有时陪着她的还有个矮胖的中年妇女，染红发，肤色苍白。我暗下决心，在夏天结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讪，但学校开学了，叶子变红、变黄、掉落，冬天的雨水纷纷洒洒，折磨爸爸的手腕，树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没有勇气、没有胆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学期在1985年5月底结束。我所有的课程都得了优，这可是个小小的神迹，因为我人在课堂，心里却总是想着索拉雅柔美而笔挺的鼻子。

然后，某个闷热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场，坐在我们的摊位，用报纸往脸上扇风。尽管阳光像烙铁那样火辣辣，那天市场人满为患，销售相当可观——才到12点半，我们已经赚了160美元。我站起来，伸伸懒腰，问爸爸要不要来杯可口可乐。他说来一杯。

“当心点，阿米尔。”我举步离开时他说。

“当心什么，爸爸？”

“我不是蠢货，少跟我装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你要记住，”爸爸指着我说，“那家伙是个纯正的普什图人，他有名誉和尊严。”这是普什图人的信条，尤其是关系到妻子或者女儿的贞节时。

“我不过是去给我们买饮料。”

“别让我难看，我就这点要求。”

“我不会的，天啦，爸爸。”

爸爸点了根烟，继续扇着风。

起初我朝贩卖处走去，然后在卖衬衫的摊位左转。在那儿，你只消花5块钱，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龙衬衫上印上耶稣、猫王或者吉姆·莫里森的头像，或者三个一起印。马里亚奇[1] 的音乐在头顶回响，我闻到腌黄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见塔赫里灰色的货车，和我们的车隔着两排，紧挨着一个卖芒果串的小摊。她单身一人，在看书，今天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夏装，凉鞋露出脚趾，头发朝后扎，梳成郁金香形状的发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样只是走过，我以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站在塔赫里的白色桌布边上，越过烫发用的铁发夹和旧领带，盯着索拉雅。她抬头。

“你好，”我说，“打扰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

“你好。”

“将军大人今天不在吗？”我说。我的耳朵发烧，无法正视她的明眸。

“他去那边了。”她说，指着右边，绿色镶银的手镯从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说，我路过这里，问候他一下。”我说。

“可以。”

“谢谢你。”我说，“哦，我的名字叫阿米尔。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说。说我路过这里，向他……问好。”

“好的。”

我挪了挪脚，清清喉咙，“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扰到你。”

“没有，你没有。”她说。

“哦，那就好。”我点点头，给她一个勉强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经说过了吧？“再见。”

“再见。”

我举步离开。停下，转身。趁着勇气还没有消失，我赶忙说：“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么书吗？”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刹那间，我觉得跳蚤市场里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们看来。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静下来，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人们转过头，饶有兴致地眯起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那时，我们的邂逅可以解释成礼节性的问候，一个男人问起另外一个男人。但我问了她问题，如果她回答，我们将会……这么说吧，我们将会聊天。我，一个单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个未婚的少女。她有过一段历史，这就够了。我们正徘徊在风言风语的危险边缘，毒舌会说长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将会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双重标准，身为男性，我占尽便宜。不是“你没见到他找她聊天吗？”而是“哇，你没看到她舍不得他离开吗？多么不知道廉耻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我的问题很唐突。问出这句话，意味着我无所遮掩，对她的兴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个男人，我所冒的风险，顶多是尊严受伤罢了，受伤了会痊愈，可是名誉毁了不再有清白。她会接受我的挑战吗？

她翻过书，让封面对着我。《呼啸山庄》。“你看过吗？”她说。

我点点头。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好书总是跟悲伤的故事有关。”她说。

“确实这样。”

“听说你写作？”

她怎么知道？我寻思是不是她父亲说的，也许她曾问过他。我立即打消了这两个荒谬的念头。父亲跟儿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妇女。但不会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养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亲问起青年男子。而且，没有父亲，特别是一个有名誉和尊严的普什图男人，会跟自己的女儿谈论未婚少男，除非这个家伙是求爱者，已经做足体面的礼节，请他父亲前来提亲。

难以置信的是，我听见自己说：“你愿意看看我写的故事吗？”

“我愿意。”她说。现在我从她的神情感觉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开始东瞟西看，也许是看看将军来了没有。我怀疑，要是让他看到我跟她女儿交谈了这么久，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也许改天我会带给你，”我说。我还想说些什么，那个我曾见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进过道。她提着塑料袋，里面装满水果。她看到我们，滴溜溜的眼珠看着我和索拉雅，微笑起来。

“亲爱的阿米尔，见到你真高兴。”她说，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额头泛出丝丝汗珠，一头红发看上去像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她头发稀疏的地方露出点点头皮。她有双绿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圆得像卷心菜的脸蛋上，牙齿镶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肠。她胸前挂着一条金色安拉项链，链子在她皮肤的褶皱和脖子的肥肉间忽隐忽现。“我叫雅米拉，亲爱的索拉雅的妈妈。”

“你好，亲爱的阿姨。”我说，有些尴尬，我经常身处阿富汗人之间，他们认得我是什么人，我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

“你爸爸还好吗？”她说。

“他很好，谢谢。”

“你认识你的爷爷伽兹老爷吗？他是个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爷爷是表亲。”她说，“所以你看，我们还是亲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边的嘴角有点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间转起来。

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塔赫里将军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没有追求者，”爸爸说，“没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他补充说。但他再也不说了——爸爸知道这种致命的闲言碎语会给少女未来的婚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儿几句闲话，那儿数声诋毁，他们就会像惊鸟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可是没人给索拉雅唱“慢慢走”，没有人在她手掌涂指甲花，没有人把《古兰经》摆放在她头巾上，每个婚礼上，陪着她跳舞的，总是塔赫里将军。

而如今，这个妇女，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都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从来没能看穿将军的双眸，但我从他妻子眼里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遇到对手，那绝对不是她。

“请坐，亲爱的阿米尔。”她说，“索拉雅，给他一张椅子，我的孩子。洗几个桃子，它们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退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件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何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

“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古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丫上，爸爸待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 ！” ，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塔赫里将军说，

“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可是，在危难的时刻，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不，谢谢，将军大人。我……”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她站在我身边，穿着灰色的长衫和牛仔裤。她的头发倾泻而下。我想在她怀里寻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尔。”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却拿不出什么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么吗？”

“不。”我挤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触。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你最好还是回到里面去，不然你爸爸会出来找的。”

她笑着点点头，“那我回去。”她转身离开。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他们让爸爸出院。他们请来一位放射线肿瘤学专家，游说爸爸接受放射线治疗。爸爸拒绝了。他们试图让我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去。但我见到爸爸脸上的表情，对他们表达谢意，在他们的表格上签名，用那辆福特都灵将爸爸带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我给他端来热红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后，轻而易举地将他扶上来。他的肩侧在我手中感觉就像鸟儿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儿瘦骨嶙峋，肤色很差。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谢谢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办点事情，如果你身体还撑得过去的话。”

“什么事？”

“我想你帮我提亲，我想你到塔赫里将军家里去，向他提亲。”

爸爸的干嘴唇绽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树叶上的一点绿色。“你想好了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你仔细考虑了吗？”

“当然，爸爸。”

“那把电话给我，还有我那本小笔记本。”

我眨眨眼：“现在？”

“不然还等什么时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电话给他，还有爸爸用来记录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电话号码的本子。他找到塔赫里的号码。拨号。把听筒提到耳边。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跳。

“亲爱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说，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谢谢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谢谢了。”他听了一会儿，点点头，“我会记住的，谢谢。将军大人在家吗？”停下。“谢谢。”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发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头，塞在嘴里，咬着它。爸爸轻轻哼笑。

“将军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将军大人，我打电话来，是想问，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和塔赫里太太，有件很荣誉的事情……是的……十一点刚刚好。到时见。再见。”

他挂上电话。我们看着对方。我突然笑起来，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湿头发，将其朝后梳。我帮他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替他打好领带，发现领口的纽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间多出了两英寸的空间。我在想当爸爸逝去，该留下多大的虚空。我强迫自己想别的。他没逝去，还没有，今天应该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装的上衣，我毕业那天他穿着那件，松松垮垮挂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厉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卷起来。我弯腰替他绑好鞋带。

塔赫里一家住在一座单层的平房里面，那一带是弗里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顶，还有个围起的门廊，我看见上面有几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车，再溜回车里。他倚着副驾驶座的车窗：“回家去吧，过一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

“好的，爸爸。”我说，“好运。”

他微笑。

我驱车离开。透过观后镜，爸爸正走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尽最后一次为人父的责任。

我在我们住所的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爸爸的电话。客厅长15步，宽10步半。如果将军拒绝怎么办？要是他讨厌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进厨房，查看烤炉上的时钟。

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响起。是爸爸。

“怎么样？”

“将军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双手颤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过亲爱的索拉雅在阁楼她的房间里面，她想先跟你谈谈。”

“好的。”

爸爸对某个人说了几句话，接着传来两下按键声，他挂了电话。

“阿米尔？”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说，换手握住听筒。我在微笑。“我太高兴了，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很高兴，阿米尔。我……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听着，”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须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么。”

“你必须知道。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如果那会让你觉得好一些，你就告诉我吧。但是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久。“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所有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

“最后爸爸找到我们。他站在门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

“不管怎样，我回家了，并且……”她在哭，“对不起。”我听见她放低话筒，擦着鼻子。“对不起，”她又开始了，声音有点嘶哑，“我回到家里，发现妈妈中风了，她右半边脸麻痹……我觉得很内疚。她本来不会这样的。

“过后不久，爸爸就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了。”跟着一阵沉默。

“你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说。

“我们一直有分歧，现在还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顿，“那么，我所说的让你为难吗？”

“有一点。”我说。这次我对她说了真话。我不能欺骗她，在听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后，说我的尊严毫发无伤是假的，毕竟我从来没把女人带上床。这让我非常为难，但在让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而每次到最后，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去指责别人的过去？

“你很为难，要改变主意吗？”

“不，索拉雅。没那么严重。”我说，“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来。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

[1]Mariachi，墨西哥传统音乐乐团，主要使用乐器有小号、曼陀铃、吉他、竖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风格通常较为热烈。

第十三章

隔日早晨，我们到塔赫里家里，完成“定聘”的仪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马路对面。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我穿着海军蓝西装，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爸接回家之后，去买了这身衣服。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斯塔德·萨拉汉[1] 的情歌。我按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2] 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

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

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

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

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

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古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古兰经》。扬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 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

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

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

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古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古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

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

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古兰经》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文，将其诵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古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 我说。

“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

“当然。”她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

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

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政府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

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3]，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尼·卡森[4] 的节目。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入情入理，才决定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产的三笠瓷器[5]，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面：

亲爱的阿米尔：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伊克伯·塔赫里将军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何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火。“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

他转向她，“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古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的出版代理。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眬——之后，我站在阳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6] 和纳吉布拉[7] 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划策。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人意外。你们女士就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8] 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

“首先，他们长大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

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

[1]UstadSarahang（1924～1983），阿富汗歌星。

[2]HusseinbinTalal（1935～1999），1953年至1999年在位。

[3]Raga，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

[4]JohnnyCarson（1925～2005），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5]Mikasa，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

[6]Mujahedin，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抗击苏联军队；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

[7]MohamedNajibullah（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1992年辞职。

[8]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美国的预付费医疗组织，最初出现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1973年美国通过《健康维护法案》，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参与HMO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费用，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说中的体外受孕。

第十四章

2001 年6 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阿夫拉图的吠声吓了我一跳，我这才意识到房间变得多么安静。索拉雅消掉了电视的声音。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她说，坐在沙发上，就是她父母当成我们第一套房子的乔迁之礼的沙发。她躺在那儿，阿夫拉图的头靠在她胸前，她的脚伸在几个破旧的枕头下面。她一边看着公共电视台关于明尼苏达濒危狼群的特别节目，一边给暑期学校的学生改作文——六年来，她在同一所学校执教。她坐起来，阿夫拉图从沙发跳下。给我们这只长耳软毛猎犬取名的是将军，名字在法尔西语里面的意思是柏拉图，因为，他说，如果你长时间观察那只猎犬朦胧的黑眼睛，你一定会发现它在思索着哲理。

索拉雅白皙的下巴稍微胖了些。逝去的十年使得她臀部的曲线变宽了一些，在她乌黑的秀发渗进几丝灰白。然而她仍是个公主，脸庞圆润，眉毛如同小鸟张开的翅膀，鼻子的曲线像某些古代阿拉伯书籍中的字母那样优雅。

“你脸色苍白。”索拉雅重复说，将那叠纸放在桌子上。“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

“过去我们很要好。”我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我当成朋友的成年人。”我描述起来，说到他和爸爸在书房里面喝茶，然后靠近窗户吸烟，和风从花园带来阵阵蔷薇的香味，吹得两根烟柱袅袅飘散。

“我记得你提到过。”索拉雅说。她沉默了一会，“你会去多久？”

“我不知道，他想看到我。”

“那儿……”

“是的，那儿很安全。我会没事的，索拉雅。”她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十五年的琴瑟和鸣让我们变得心有灵犀。“我想出去走走。”

“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我驱车前往金门公园，独自沿着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那是个美丽的星期天下午，太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旧金山清新的和风吹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将橄榄球扔给他的儿子，告诉他不可横臂投球，要举过肩膀。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拖着蓝色的长尾巴。它们越过公园西端的树林，越过风车。

我想起挂电话之前拉辛汗所说的一句话。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我闭上眼，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那端，看见他歪着头，嘴唇微微分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测的黑色眼珠中，有些东西暗示着我们之间未经说出的秘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风筝、钱，还有那个指针闪光的手表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一个星期吧，也许两个……是的，你跟爸爸可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他从房间里出来，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她总是喜欢那么说，虽然大夫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有肺炎、败血症，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怜自艾，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是吧？”她骄傲地说。至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唱，直到他入眠，在喀布尔的时候，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频收音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他们会一起散步，周六出去下馆子，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西装，膝盖上横摆着拐杖，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有时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秀发里面。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缠绵拥吻，低声呻吟，直到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谈、第一次散步。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我的新书，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终于做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适才所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虽然她从没提起，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的两边，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索拉雅的恩人是睡眠，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刺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两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很快，我们腾空而上，刺穿云层。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

第十五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旧的后座上。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一路上滔滔不绝的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更拥挤，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圣何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1] 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资料。”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时爸爸脑里的肿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他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2]。“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不，更糟，糟得多。”他说，“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3] 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他用俄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他说。”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坐在那里，血流满面，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他添茶。拉辛汗说了更多。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他告诉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道。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爸爸当时的看法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我们被打断的生活——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所以直到那天，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年到1996年间，北方联盟[4] 占领了喀布尔，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也得冒着被狙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炮炸飞的危险，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的城区去，都需要通行证。所以人们留在家里，祈祷下一枚火箭炮别击中他们的房子。”他告诉我，人们如何穿墙凿壁，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在其他地区，人们还挖起地道。

“你干吗不离开呢？”我说。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他冷笑着说，“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

“记得。”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那些士兵侮辱哈桑的妈妈。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拉辛汗说，“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赞路庆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厌倦了火箭炮、炮火、爆炸，厌倦了古勒卜丁[5] 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我记得恤孤院落成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来，当他讲完话，人们纷纷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钱，那些画蓝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梁子、每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拉辛汗说，“你不忍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

“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英雄。”拉辛汗说。

“至少带来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东西。至少带来了和平。但代价是什么呢？”拉辛汗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摇晃。他掏出手帕，往里面吐痰，立刻将它染红。我想这当头，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那再也贴切不过。

“你怎么样？”我说，“别说客套话，你身体怎样？”

“实际上，来日无多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又是一轮咳嗽。手帕染上更多的血。他擦擦嘴巴，用袖子从一边塌陷的太阳穴抹向另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珠，匆匆瞥了我一眼。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不久了。”他喘息着。

“多久？”

他耸耸肩，再次咳嗽。“我想我活不到夏天结束。”他说。

“跟我回家吧。我给你找个好大夫。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新疗法。那边有新药，实验性疗法，我们可以让你住进……”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但这总比哭喊好，我终究可能还是会哭的。

他发出一阵咔咔的笑声，下排牙齿已经不见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疲累的笑声。“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那非常好。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阿富汗人，对吧？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生活会继续的。但我在这里，没有向命运投降，我看过几个很好的大夫，他们给的答案都一样。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像这样的事情，是真主的旨意。”

“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情罢了。”我说。

拉辛汗大笑。“你刚才的口气可真像你父亲。我很怀念他。但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亲爱的阿米尔。这真的是。”他停下。“另外，我要你来这里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你，但也还有其他缘故。”

“什么原因都行。”

“你们离开之后，那些年我一直住在你家，你知道吧？”

“是的。”

“那些年我并非都是一人度过，哈桑跟我住在一起。”

“哈桑？”我说。我上次说出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那些久远的负疚和罪恶感再次刺痛了我，似乎说出他的名字就解除了一个魔咒，将它们释放出来，重新折磨我。刹那间，拉辛汗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太厚重、太热，带着太多街道上传来的气味。

“之前我有想过写信给你，或者打电话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错了吗？”而真相是，他没有错。说他错了则是谎言。我选择了模糊其词：“我不知道。”

他又在手帕里面咳出一口血。他弯腰吐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皮上有结痂的疮口。“我要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些事情想求你。我想求你替我做些事情。但在我求你之前，我会先告诉你哈桑的事情，你懂吗？”

“我懂。”我低声说。

“我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我想告诉你一切。你会听吗？”

我点点头。

然后拉辛汗又喝了几口茶，把头靠在墙上，开始说起来。

[1]指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

[2]Taliban，阿富汗政治组织，主要由普什图人组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义，禁止电视、录像、音乐、跳舞等，随后于1996年执政，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党人。

[3]Mazar-i-Sharif，阿富汗西部城市。

[4]NorthernAlliance，主要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96年被塔利班推翻。

[5]GulbuddinHekmatyar（1947～），1993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理。

第十六章

1986年，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最大的一个，安拉原谅我，是我很寂寞。当时，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离乡背井，逃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在喀布尔，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再也没几个熟人了。大家都逃走了。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你记得吗，过去那儿经常有叫卖甜瓜的小贩出没，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人可以打招呼，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没有人可以说说话，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所以到了最后，我不再在城里散步。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上楼到书房去，看看你妈妈那些旧书，听听新闻，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然后我会做午祷，煮点东西吃，再看看书，又是祷告，上床睡觉。早上我会醒来，祷告，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因为患了关节炎，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早晨我起床之后，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特别是在冬天。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有很多记忆，亲爱的阿米尔。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除此之外，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亲口应承他，会把房子照料好。如今只有我和这座房子……我尽力了，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修剪草坪，照料花儿，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了。

可是即使这样，我仍能勉力维持。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但当我听到你爸爸的死讯……在这座屋子里面，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还有无法忍受的空虚。

于是有一天，我给别克车加油，驶向哈扎拉贾特。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后，你爸爸告诉我，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就在巴米扬城外。我想起阿里在那儿有个表亲。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知道他在哪里。毕竟，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1986年，哈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是22岁，或者23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是这样的——俄国佬，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在地狱里烂掉，他们杀害了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真主，我在那儿找到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我所做的，不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子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我开车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稻秆般的干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身体开始发烂。然后我拐了个弯，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

在巴米扬，人们说我会很容易就找到他——整个村庄，只有他住的屋子有垒着围墙的花园。那堵泥墙很短，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围住那间小屋——那真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了多少。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用棒子打一个破网球，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们全都看着我。我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一座院子，里头很小，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院子的角落种着合欢树，树荫下面摆着烤炉，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正在把生面团涂到一把木头抹刀上，用它拍打着烤炉壁。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捧起我的手亲个不停。

“让我看看你。”我说。他退后一步。他现在可高了——我踮起脚尖，仍只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比我印象中黑得多，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除此之外，他还是那双狭窄的绿眼睛，上唇的伤痕还在，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你一定会认出他的，亲爱的阿米尔，我敢肯定。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显然怀孕了。“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上。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我问。屋里一无所有，只有磨损的褥子，几个盘子，两张坐垫，一盏灯笼。

“奉安拉之名，这个冬天，”哈桑说，“我求真主保佑，生个儿子，给他取我父亲的名字。”

“说到阿里，他在哪儿？”

哈桑垂下眼光。他告诉我说，阿里和他的表亲——这个屋子是他的——两年前被地雷炸死了，就在巴米扬城外。一枚地雷。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亲爱的阿米尔？而且我荒唐地觉得，一定是阿里的右脚——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背叛了他，踩在地雷上。听到阿里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从我懂事起，阿里就陪伴着他。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阿里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菁、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谅。”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

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他你在美国，但其他情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

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你真的想好了吗？”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里。哈桑站在门槛上，举起《古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

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

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

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

哈桑悉心照料花园里的花儿，松土，摘掉枯萎的叶子，种植蔷薇篱笆。

他粉刷墙壁，把那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好像他在打理房间，等待某人归来。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亲爱的阿米尔？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病玉米之墙”？那年初秋某个深夜，一枚火箭炮把那墙统统炸塌了。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垒起一块块砖头，直到它完整如初。要不是有他在那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深秋，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我们将她葬在后院，就在蔷薇花丛旁边，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我替她祷告。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凄厉地哭喊。母亲的哀嚎。我求安拉，保佑你永远不会听到。

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战争如火如荼。但我们三个，在你爸爸的房子里，我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我的视力就衰退了，所以我让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我们会坐在门廊，坐在火炉边，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候，哈桑会给我念《玛斯纳维》或者《鲁拜集》。每天早晨，哈桑总会在蔷薇花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

1990年年初，法莎娜又怀孕了。也是在这一年，盛夏的时候，某天早晨，有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她双脚发抖，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问她想要什么，她沉默不语。

“你是谁？”我说。但她一语不发，就在那儿瘫下，倒在车道上。我把哈桑喊出来，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走进客厅。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除下她的长袍。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蓬乱的灰白头发，手臂上生着疮。她看上去似乎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有人用刀在她脸上……亲爱的阿米尔，到处都是刀痕，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太丑怪了。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她睁开眼。“哈桑在哪里？”她细声说。

“我在这里。”哈桑说，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

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我走了很久很远，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那样英俊。你是的。甚至更好看。”她拉着他的手，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朝我笑一笑，求求你。”

哈桑笑了，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愿安拉宽恕我，我甚至没有抱过你。”

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我们再也没人见过她。你从来没见过她，阿米尔，但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美人。她微笑起来脸带酒窝，步履款款，令男人发狂。凡是在街上见到她的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会忍不住再看她一眼。而现在……

哈桑放下她的手，冲出房子。我跟着他后面，但他跑得太快了。我看见他跑上那座你们两个以前玩耍的山丘，他的脚步踢起阵阵尘土。我任他走开。我整天坐在莎娜芭身边，看着天空由澄蓝变成紫色。夜幕降临，月亮在云层中穿梭，哈桑仍没回来。莎娜芭哭着说回来是一个错误，也许比当年离家出走错得更加厉害。但我安抚她。哈桑会回来的，我知道。

隔日早上他回来了，看上去疲累而憔悴，似乎彻夜未睡。他双手捧起莎娜芭的手，告诉她，如果她想哭就哭吧，但她不用哭，现在她在家里了，他说，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

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她康复了。他们喂她吃饭，替她洗衣服。

我让她住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摘番茄，或者修剪蔷薇篱笆，彼此交谈。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我猜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古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教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德[1] 、拉巴尼[2] 和人民圣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和安宁。再没有火箭炮，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在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1]AhmadShahMassoud（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2]BurhanuddinRabbani（1940～2011），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

第十七章

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递给我。“给你的。”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来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来照片上，这个戴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

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他名字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爱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干，但他现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我梦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

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宝丽来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拉家庭独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的邻居说那些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形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仆人去冒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着他又咳起来。咳嗽停止后，他看上去比刚才要老一些，似乎每声咳嗽都催他老去。“亲爱的阿米尔，我呼唤你到这里来，因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这并非全部。”

我一语不发。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带到这里。”他说。我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还来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实。

“请听我说。我认识一对在白沙瓦的夫妇，丈夫叫约翰，妻子叫贝蒂·卡尔德威。他们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来的钱，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慈善机构。他们主要收容和抚养失去双亲的阿富汗儿童。那儿又干净又安全，儿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尔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他们已经告诉我，欢迎索拉博到他们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说真的吧？”

“儿童都很脆弱，亲爱的阿米尔。喀布尔已经有太多身心残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变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尔，我不能去！”我说。

“索拉博是个有天分的小男孩。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这里的人们会爱护他。约翰老爷是个善良的人，贝蒂太太为人和善，你应该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儿。”

“为什么是我？你干吗不花钱请人去呢？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出钱。”

“那和钱没有关系，阿米尔！”拉辛汗大怒，“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钱的问题，你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是你？我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去，是吗？”

我不想明白他话中的机锋，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就为了……”我停住不说。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满足一个老人的临终遗愿。”他悲伤地说。

他把宝押在那句话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这仅是我的想法。他话中带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说些什么。而我，这个房间里的作家，仍在寻找合适的字眼。最终，我吐出这样的句子：“也许爸爸说

对了。”“你这么想让我很难过，阿米尔。”

我无法看着他，“你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这么想，我就不会求你到这儿来。”

我拨弄着指上的结婚戒指：“你总是太过抬举我了，拉辛汗。”

“一直以来，你对自己太严苛了。”他犹疑着说，“但还有些事情，还有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拜托，拉辛汗……”

“莎娜芭不是阿里的第一个妻子。”

现在我抬起头。

“他之前结过一次婚，跟一个雅荷里来的哈扎拉女人。那是早在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三年。”

“这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吗？”

“三年后，她仍没生孩子，抛弃了阿里，去科斯特跟一个男人结婚。她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我开始明白他要说什么，但我实在不想听下去了。我在加利福尼亚有美好的生活，有座带尖顶的漂亮房子，婚姻幸福，是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岳父岳母都很爱我。我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阿里是个不育的男人。”拉辛汗说。

“不，他不是的。他跟莎娜芭生了哈桑，不是吗？他们有哈桑……”

“不，哈桑不是他们生的。”

“是的，是他们生的！”

“不，不是他们，阿米尔。”

“那么是谁……”

“我想你知道是谁。”

我觉得自己好像堕入万丈深渊，拼命想抓住树枝和荆棘的藤蔓，却什么也没拉到。突然之间天旋地转，房间左摇右晃。“哈桑知道吗？”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拉辛汗闭上眼睛，摇摇头。

“你这个混蛋，”我喃喃说，站起来，“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我大叫，“你们全部，你们这群该死的说谎的混蛋！”

“请你坐下。”拉辛汗说。

“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瞒着他？”我悲愤地说。

“拜托你想想，亲爱的阿米尔。这是丢人的事情，人们会说三道四。

那时，男人所能仰仗的全部就是他的声誉、他的威名，而如果人们议论纷纷……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一定也知道。”他伸手来摸我，但我推开他的手，埋头奔向门口。

“亲爱的阿米尔，求求你别走。”

我打开门，转向他，“为什么？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今年三十八岁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一辈子活在一个他妈的谎言之下！你还想说些什么，能让事情变好？没有！没有！”

我扔下这些话，嘭嘭冲出公寓。

第十八章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天空布满紫色的、红色的晚霞。我沿着那条繁忙而狭窄的街道步行，将拉辛汗的寓所撇在后面。那条街是嘈杂的小巷，和那些迷宫似的深巷里闾交织在一起，挤满了行人、自行车和黄包车。它的拐角处竖着各式各样的布告牌，粘贴着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广告；还有罗丽坞[1] 的电影海报，展示着一片开满万寿菊的原野，卖弄风情的女演员和古铜色皮肤的英俊男人翩翩起舞。

我走进一间烟雾弥漫的茶室，要了一杯茶。我朝后仰，让折叠椅的前脚离地，双手抹着脸。如坠深渊的感觉渐渐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我好像睡在自己的家中，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家具都被重新摆设过，原先习以为常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裂缝，现在全然陌生了。我茫然失措，只好重新审时度势，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怎会如此熟视无睹呢？自始至终，迹象一直都在我眼前，它们现在飞回来了：爸爸请库玛大夫修补哈桑的兔唇。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我想起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问爸爸他能否考虑请新的仆人。哈桑哪里都不去！他勃然作色，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里。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当阿里宣布他和哈桑要离开我们时，他流泪了，流泪了！

服务生把一个茶杯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桌脚交叉成X状的地方有一圈胡桃大小的铜球，有个铜球松了，我弯下腰，把它拧紧。我希望我也能这般轻而易举地拧紧自己的生活。我喝了一口数年来喝过的最浓的茶，试图想着索拉雅，想着将军和亲爱的雅米拉阿姨，想着我未完成的小说。我试图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看着行人在那些小小的糖铺进进出出。试图听着邻桌客人收音机播放的伊斯兰教音乐。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我总是想起我毕业那天晚上，爸爸坐在那辆他刚买给我的福特车上，身上散发着啤酒的气味，他说，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这么多年来，他怎么可以一直欺骗我？欺骗哈桑？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并说，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剥夺了某人得知真相的权利。难道他没有亲口对我说那些话吗？而现在，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那种，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是他的身份。他还偷走了阿里的荣誉。他的荣誉。他的尊严。

我不禁想起这些问题：爸爸如何能够面对阿里的眼睛？阿里倘若得知他的妻子被他的主人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他如何能够每天在屋子里进进出出？爸爸穿着那身棕色旧西装、踏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向索拉雅提亲的形象在我脑海记忆犹深，我如何才能将它和这个新形象结合起来？

这儿又有一句为我的创作老师所不屑的陈词滥调：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这是真的，不是吗？结果证明，我和爸爸的相似超乎原先的想像。我们两个都背叛了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我这才意识到，拉辛汗传唤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行，还有爸爸的。

拉辛汗说我一直在苛求自己。但我怀疑。是的，我没有让阿里的右脚踩上地雷，没有把塔利班的人带到家里，射杀哈桑。可是我把阿里和哈桑赶出家门。若非我那么做，事情也许会变得全然不同，这样的想法不算太牵强吧？也许爸爸会带着他们到美国。也许在那个没有人在意他是哈扎拉人、人们甚至不知道哈扎拉人是什么意思的国度，哈桑会拥有自己的家、工作、亲人、生活。也许不会。但也许会。

我不能去喀布尔。我刚才对拉辛汗说，我在美国有妻子、房子、事业，还有家庭。但也许正是我的行为断送了哈桑拥有这一切的机会，我能够这样收拾行囊、掉头回家吗？

我希望拉辛汗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希望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但他打了电话，而且他所揭露的事情使一切面目全非。让我明白我的一生，早在1975年冬天之前，回溯到那个会唱歌的哈扎拉女人还在哺乳我的时候，种种谎言、背叛和秘密，就已经开始轮回。

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说。

一条终结轮回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

我雇了黄包车，在回拉辛汗寓所的路上，我想起爸爸说过，我的问题是，总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如今我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日渐稀疏，两鬓开始灰白，最近我发现鱼尾纹开始侵蚀我的眼角。现在我老了，但也许还没有老到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地步。尽管最终发现爸爸说过很多谎言，但这句话倒是实情。

我再次看着宝丽来照片上的圆脸，看着阳光落在它上面。我弟弟的脸。哈桑曾经深爱过我，以前无人那样待我，日后也永远不会有。他已经走了，但他的一部分还在。在喀布尔。

等待。

我发现拉辛汗在屋角做祷告。我只见到在血红色的天空下，一个黑色的身影对着东方朝拜。我等待他结束。然后我告诉他要去喀布尔，告诉他明天早上给卡尔德威打电话。

“我会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米尔。”他说。

[1]Lollywood，指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电影业。

第十九章

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1] 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2] 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德。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德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为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3] 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来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的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4] 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再次看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德，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德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5] 的首府，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德富饶的平原，农民种满甘蔗，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我们踏上那条土路，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露出海蓝色的眼睛。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一个温暖的微笑。他亲了她的额头。少女让出路，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草席盖住地面，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他从美国来。”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

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

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6]，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但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

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疾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来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形背心和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是那个穿着人字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的声音很疲累。“……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

[1]HinduKushMountains，东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汗的脊梁”之称。

[2]Panjsher，阿富汗中部峡谷。

[3]Kaldar，巴基斯坦货币名称。

[4]蓝地科托（LandiKotal）、新瓦里（Shinwari）、蓝地卡纳（LandiKhana）和托尔坎（Torkham）均是开伯尔隘口沿途小镇。

[5]Nangarhar，阿富汗省份。

[6]原文为ASeasonforAshes，这里为意译。

第二十章

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德，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疾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德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杜斯塔姆[1] 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炮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炮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当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作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炮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2]、雅米[3]、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4] 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来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闩。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的办公室。”他说。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他放低声音，“我求过塔利班，跟他们要钱，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数多得记不清了，他们只是转动念珠，告诉我他们没有钱。没有钱。”他冷笑。

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到他没提起午饭。

他站住，转向我：“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几乎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干净的水。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些孩子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负荷过重，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我祈望你没有说谎，老爷。可是……也许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意思？”

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

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疾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转动。

“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

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

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

“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吓坏了。”

他送我们出去。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他站在门口，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

[1]AbdulRashidDostum（1954～），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

[2]AbdulQader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

[3]Ahmad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诗人。

[4]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

第二十一章

我们过河，向北驶去，穿过拥挤的普什图广场，从前爸爸常带我到那儿的开伯尔餐馆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只是大门上了挂锁，窗户破裂，招牌上不见了“K”和“R”两个字母。

在餐馆附近，我见到一具尸体。那儿行过绞刑，有个年轻人被吊起来，绳索末端绑在横梁上，他脸庞青肿，寿终那日，他穿着残破的衣服，染着血迹。人们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默默驶过广场，直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目光所及，见到的总是一座尘雾笼罩的城市，还有生砖垒成的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法里德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在繁忙的街角相谈甚欢。其中有个金鸡独立，他另外那条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怀里抱着一根义肢。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那条腿讨价还价呢。” “他要卖掉他的腿？”法里德点头：“在黑市可以卖个好价钱，足以喂饱你的孩子好几个星期。”

让我意外的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多数依然有屋顶，墙壁依然完整。实际上，它们保存完好。墙头仍有树枝伸出来，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区那样，到处是废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虽说偶有弯曲和弹孔，仍指引着方向。

“这儿不算太糟。”我评论说。

“别奇怪，现在多数重要人物住在这里。”

“塔利班？”

“他们也是。”法里德说。

“还有谁？”

我们驶上一条宽广的街道，两边是相当干净的人行道，还有高墙耸立的住宅。“塔利班背后的人，政府的真正首脑，你也可以这么叫他们：阿拉伯人，车臣人，巴基斯坦人。”法里德说，他指着西北方向：“那边的十五号街叫迎宾大道。他们在这儿的尊号就是这个，宾客。我想有朝一日，这些贵宾会在地毯上到处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说，“在那边！”我指着一处地标，小时候，我常靠着它认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过去说，记得在我们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粉红色的房子。从前，附近只有这座屋顶高耸的房子是粉红色的。现在还是这样。

法里德转上那条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烟花在壮观的桥塔上方绽放，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敬礼，还有巨大的桥索射向天空。小乌龟在车上颠来颠去，我们拖着木车，沿红砖车道穿出锻铁大门，全世界的领导人起立鼓掌，我们报以敬礼。我们是哈桑和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无人可以匹敌的探险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们丰功伟绩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车道，太阳晒得砖块色泽黯淡，砖缝之间杂草丛生。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回忆起儿童年代，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当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摔倒，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从中长出更多的野草。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用镜子将光线照进邻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病玉米之墙仍在那儿，然而我没有看到玉米，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有数处已然整块掉下。草坪变成棕色，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上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很多年前，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滴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车道左边，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我们该走了，老爷。我们会惹人疑心。”他喊道。“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我跟他说。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接着，我正要转身离开，“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里德说，他将烟蒂弹出车窗，“你还要看多少东西？让我替你省下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我说，“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出。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在那儿可以将远处的机场尽收眼底。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上汗水直流。我站着喘了好一会儿，身子一阵刺痛。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没费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它仍在那儿，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

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浓密的杂草已经占领这片土地，几乎将墓碑全然掩埋。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枝丫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

我付钱住进了普什图广场附近一间小旅馆。三个小女孩穿着统一的黑色服装，戴着白色头巾，紧贴着柜台后面那个瘦小的四眼佬。他索价75美元，那地方相当破落，这个价格简直匪夷所思，但我并不在乎。为了给夏威夷海边的房子付款漫天要价是一回事，为了养活孩子这么做又是一回事。

房间没有热水，破旧的厕所无法冲水。只有一张铁床，一张破褥子，一条旧毛毯，角落摆着只木椅。正对广场的窗户破了，还没修补。我放下行李箱，发现床后的墙壁上有块干了的血迹。

我给法里德钱，让他出去买吃的。他带回四串热得嗞嗞响的烤肉，刚出炉的馕饼，还有一碗白米饭。我们坐在床上，埋头大吃。毕竟，喀布尔还有一样没有改变的事情：烤肉依然如我记忆中那般丰腴美味。

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德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他，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互联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眬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多么性感。”他重复说。

“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你想看下去吗？”法里德悲哀地说。

“不。”我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古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我记得很久以前，爸爸对我说过一段话：

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

当祷告结束，毛拉清清喉咙。“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尔西语说，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我们在这里秉持正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出于安拉的意愿，也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愿他安息，在阿富汗，我们深爱的家园，依然存在，得到弘扬。我们倾听真主的意旨，我们服从他，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在伟大的真主面前，我们只是卑微的、无力的造物。而真主说过什么？我问你们！真主说过什么？真主说，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说的。这是真主说的！”他那空出来的手指向天空。我脑里嗡嗡响，觉得阳光太过毒辣了。

“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毛拉对着麦克风，放低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紧张地重复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对于通奸，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对于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间的窗丢石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他关掉麦克风。低沉的议论声在人群中迅速传开。

我身边的法里德摇摇头，“他们也配称穆斯林。”他低声说。

接着，有个肩膀宽大的高个子男人从皮卡车走出来。他的出现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了几声欢呼。这一次，没有人会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声的人。高个子男人穿着光鲜的白色服装，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衬衣露在外面，下摆在和风中飘动。他像耶稣那样张开双臂，慢慢转身一圈，向人群致意。他的脸转向我们这边时，我看见他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很像约翰·列侬戴的那副。

“他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法里德说。

戴墨镜的高个子塔利班走过几堆石头，那是他们适才从第三辆车上卸载的。他举起一块石头，给人群看。喧闹声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嗡嗡声，在体育馆起伏。我看看身边的人，大家都啧啧有声。那个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个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头扔向埋在洞里那个蒙着眼的男子，击中了那人的头部，那个妇女又尖叫起来。人群发出一声“啊！”的怵叫。我闭上眼，用手掩着脸。每块投出的石头都伴随着人群的惊呼，持续了好一会儿。他们住口不喊了，我问法里德是不是结束了，法里德说还没。我猜想人们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身边人们问“死了吗？死了吗？”， 这才重新睁开眼睛。

洞里那个男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他的头垂在前面，下巴抵在胸前。戴着约翰·列侬墨镜的塔利班看着蹲在洞边的另一个男子，手里一上一下抛掷石头。蹲下那个男子耳朵挂着听诊器，将另外一端压在洞里男子的胸前。他把听诊器摘离耳朵，朝戴墨镜的塔利班摇摇头。人群哀叹。

“约翰·列侬”走回投球板。

一切都结束之后，血肉淋漓的尸体各自被草草丢到红色皮卡车的后面，数个男人用铲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个踢起尘土，盖在血迹上，勉强将其掩住。不消几分钟，球队回到场上。下半场开始了。

我们的会见被安排在下午三点钟。这么快就得到接见，实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为会拖一段时间，至少盘问一番，也许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但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里德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一个手执鞭子的塔利班，说我们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谈谈。法里德和他说了几句。带鞭子那人点点头，用普什图语朝球场上某个年轻人大喊，那人跑到南边球门，戴太阳镜的塔利班在那儿跟刚才发言的毛拉聊天。他们三个交谈。我看见戴太阳镜那个家伙抬起头。他点点头，在传讯人耳边说话。那个年轻人把消息带给我们。

就这么敲定。三点钟。

第二十二章

法里德驾驶陆地巡洋舰，缓缓开上瓦兹尔·阿克巴·汗区一座大房子的车道。那座院子在十五号街，迎宾大道，柳树的枝条从围墙上伸出来，法里德把车停在柳荫下。他熄了火，我们坐了那么一分钟，听着发动机嘀嘀的冷却声，没有人说话。法里德在座位上转动身子，拨弄那把还挂在点火锁孔的钥匙。我知道他心里有话要对我说。

“我想我会留在车里等你。”他最后说，语气有点抱歉。他没有看着我，“这是你的事情。我……”

我拍拍他的手臂。“你替我做的事情，比我付钱请你做的还多。我没想过要你陪我进去。”但我希望自己不用独自进去。尽管已经知道爸爸的真面目，我还是希望他现在就站在我身边。爸爸会昂首挺胸走进前门，要求去见他们的头目，在那些胆敢拦住去路的人胡子上撒尿。可是爸爸死去很久了，长埋在海沃德一座小小墓园的阿富汗区。就在上个月，索拉雅和我还在他的坟头摆一束雏菊和小苍兰。我只有靠自己了。

我下车，走向那房子高高的木头大门。我按下门铃，但没有反应——还在停电，我只好嘭嘭敲门。片刻之后，门后传来短促的应声，两个扛着俄制步枪的男人打开门。

我看了看坐在车里的法里德，大声说：“我会回来的。”但心里却是忐忑不安。

持着枪械的家伙搜遍我全身，拍拍我的腿，摸摸我的胯下。其中一个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他们两个哈哈大笑。我们穿过前门。那两个卫兵护送着我，走过一片修剪齐整的草坪，经过一排植在墙边的天竺葵和茂密的灌木丛。远处，在院子尽头，有一泵摇井。我记得霍玛勇叔叔在贾拉拉巴德的房子也有这样的水井——那对双胞胎，法茜拉和卡丽玛，还有我，经常往里面丢石头，听它落水的声音。

我们走上台阶，进入一座装潢精美的大房子。我们穿过门廊——墙上挂着一面巨大的阿富汗国旗，那两个男人带我上楼，走进一间房子，里面摆放着一对翠绿色的沙发，一台大屏幕电视摆在距离颇远的屋角。墙上钉着绣有麦加地图的祷告地毯。年纪较大那人用枪管指指沙发。我坐下。他们离开房间。

我跷起脚，又放下。我坐在那儿，双手冒着汗水，放在膝盖上。这让我看起来很紧张吧？我合起手掌，觉得这样更糟糕，干脆横抱在胸前。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面涌动。我感到深深的孤独。思绪在我脑海翻飞，但我根本不想去思考，因为我体内清醒的那部分知道，我是发疯了，才会让自己陷进这一切。我远离妻子几千英里，坐在感觉像地牢的房间里面，等待一个凶手，我刚刚才亲眼看到他杀死两个人。这一定是疯了。甚至更糟糕，这还很不负责任。非常可能的是，我即将让年方三十六岁的索拉雅成为寡妇。这不是你，阿米尔。我体内有个声音说，你懦弱，这是你的天性。这并非什么坏事，因为你从不强装勇敢，这是你的优点。只要三思而后行，懦弱并没有错。可是，当一个懦夫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愿真主保佑他。

沙发前面摆着一张咖啡桌，底座是X状的，金属桌脚交叉的地方，拴着一环胡桃大小的铜球。我之前见过这样的桌子。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在白沙瓦那间拥挤的茶馆里面，那天傍晚我出去闲逛时走进去的那间。桌上摆着一盘红色的葡萄，我摘下一个，丢进嘴里。我得找件事来想着，任何事情都行，这样才能让脑子里的声音安静下来。葡萄很甜，我又吃了一个，完全没有想到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是我吃下的最后一口固体食物。

门打开，那两个持枪的男人回来，他们中间是那个穿白色衣服的高个子塔利班，依然戴着约翰·列侬式的墨镜，看上去有点像某个神秘的新世纪巫师。

他坐在我对面，双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好长一段时间，他一语不发，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一手拍打着沙发套，一手捻着青绿色的念珠。现在，他在白色的衬衣外面加了件黑色的背心，戴着金表。我看见他左袖有一小块干涸的血迹。他没换掉早些时候行刑的衣服，这对我来说竟然有些病态的魔力。

他那没拿念珠的手不时抬起，厚厚的手指在空气中做拍打状，慢慢地，上下左右拍打着，仿佛他在摸着一只隐形的宠物。他的袖子后缩，我见到他前臂上有吸毒的标记——同样的标记，我也曾在旧金山那些生活在污秽小巷的流浪汉身上见过。

他的皮肤比其他两个白得多，白得近乎病态，他的前额，就在黑色头巾边缘之下，有颗汗珠渗出来。他的胡子跟其他人一样，长到胸前，也是颜色较浅。

“你好。”他说。

“你好。”

“现在可以弄掉那个了，你知道。”他说。

“什么？”

他朝一个持枪的家伙做了个手势。嘶嘶。刹那间我脸颊发痛，那个卫兵咯咯发笑，手里拿着我的假胡子丢上丢下。那个塔利班狞笑：“这是我最近见过的最好的假胡子。但我认为现在这样更好一些，你说呢？”他摩着手指，压得它们咯咯响，不断握着拳头，又张开。“好了，安拉保佑，你喜欢今天的表演吗？”

“那是表演吗？”我抚着脸颊说，惟求声音别暴露我心里极大的恐惧。

“杀鸡儆猴是最好的表演，老兄。如同一出戏剧，充满悬念。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大众。”他打了个响指，较年轻的那个卫兵给他点上香烟。塔利班哈哈大笑，喃喃自语，双手颤抖，香烟差点掉下来。“但如果你想看看真正的表演，你应该随着我到马扎[1] 去，1998年8月，那才叫精彩。”

“没听明白。”

“你知道的，我们将他们留给狗吃。”

我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他站起来，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两圈，又坐下。“我们挨家搜索，把男人和男孩抓出来。我们就在那儿，当着他们家人的面，把他们干掉，给他们颜色看，让他们记得自己是谁，属于哪里。”他现在几乎是在喘气，“有时候，我们破门而入，走进他们的屋子。而我……我拿着冲锋枪，在屋子里一通扫射，直到烟雾弥漫，挡住我的视线。”他倾向我，似乎要跟我分享什么大秘密。“如果你没那么干过，一定不知道‘解放’是什么意思。站在到处是靶子的屋子里面，让子弹纷飞，忘掉负疚和悔恨，知道你自己品德良好，善良，高尚，知道你自己在替天行道。真叫人兴奋。”他亲吻念珠，转过头，“你还记得吗，贾维德？”

“记得，老爷。”年轻那个卫兵回答说，“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在报纸上看过有关马扎里沙里夫的哈扎拉人遭到屠杀的新闻。那在塔利班攻陷马扎之后就发生了。马扎是几个最后沦陷的城市之一。我记得早餐后，索拉雅给我看那篇报道，她面无血色。

“挨家过户。我们只有吃饭和祷告的时候才停手。”塔利班说。他说的时候神情愉悦，好像一个男人在描绘他参加过的盛宴。“我们将尸体扔在街道上，如果他们的家人试图偷偷将他拉回家，我们就连他们一块干掉。我们将他们扔在街道上好多天，把他们留给狗吃，狗肉应该留给狗。”他吸了一口烟，用颤抖的手揉揉眼睛。“你从美国来？

“那个婊子近来如何？”

我突然想尿尿，祈祷尿意会消失。“我在找一个男孩。”

“谁不是呢？”他说。持枪那两个人哈哈大笑，露出被鼻烟熏成绿色的牙齿。

“我知道他在这里，跟你在一起。”我说，“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我要问你，你投奔那个婊子干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留在这里，跟你的穆斯林兄弟在一起，保卫你的国家？”

“我离开很久了。”我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我头脑发涨，紧紧压住膝盖，忍住尿意。

塔利班转向那两个站在门口的男子，“这算是答案吗？”他问。

“不算，老爷。”他们笑着齐声说。

他把眼光转向我，耸耸肩，“这不算答案，他们说。”他吸一口烟，“在我生活的圈子里面，人们认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离开，跟叛国一样可恶。我可以用叛国的罪名逮捕你，甚至将你干掉，你害怕吗？”

“我来这里只是要找那个男孩。”

“你害怕了吗？”

“是的。”

“那是应该的。”他说，回身靠着沙发，吸烟。

我想起索拉雅。这让我镇定。我想起她镰刀状的胎记，脖子优雅的曲线，还有明亮的眼睛。我想起婚礼那夜，我们在绿色头巾之下，看着彼此在镜里的容貌，对她说我爱她。我记得我们两个在一首古老的阿富汗歌谣伴奏下翩翩起舞，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家看着，鼓掌称好，满世界都是花朵、西服、燕尾服，还有笑脸。

塔利班在说话。

“什么？”

“我问你是不是想见见他，见见我的男孩？”说到最后两个字时，他上唇卷起，发出一声冷笑。

“是的。”

卫兵离开房间。我听见一扇摇晃的门打开的声音，听见卫兵声音严厉，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然后是脚步声，每一步都伴有铃铛的响声。它让我想起过去，我和哈桑经常在沙里诺区追逐的那个耍猴人。我们常常从零用钱中给他一个卢比的硬币，猴脖子上的铃铛就发出同样的声音。

然后门打开，卫兵走进来。他肩膀上扛着个立体声放音机，他后面跟着个男孩，身穿宽松的天蓝色棉袍。

相似得令人心碎、令人迷惑。拉辛汗的宝丽来照片拍得并不像。

那男孩有他父亲那张满月似的脸庞，翘起的下巴，扭曲的海贝般的耳朵，还有同样瘦削的身形。它是那张我童年见到的中国娃娃脸，那张冬天时看着呈扇子状展开的扑克牌的脸，那张我们夏天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时躲在蚊帐后面的脸。他剃着平头，眼睛被睫毛膏涂黑，脸颊泛出不自然的红色。他在房子中央停住，套在他脚踝上的铃铛也不再发出声响。

他眼光落在我身上，打量着，然后移开，看着他自己赤裸的双足。

有个卫兵按揿下按钮，房间里响起普什图音乐。手鼓，手风琴，还有如泣如诉的雷布巴琴。我猜想，音乐只要传进塔利班的耳朵，就不算是罪恶。那三个男人开始鼓掌。

“哇！哇！太棒了！”

索拉博抬起手臂，缓缓转身。他踮起脚尖，优雅地旋转，弯身触碰膝盖，挺直，再次旋转。他的小手在手腕处转动，打着响指，而他的头像钟摆那样来回摇动。他的脚踩着地板，铃铛的响声完美地和手鼓声融合在一起。他始终闭着双眼。

“真棒！”他们欢呼，“跳得好！太棒了！”两个卫兵吹着口哨，哈哈大笑。穿白衣的塔利班身子随着音乐前后晃动，嘴角挂着淫亵的笑容。

索拉博绕着圆圈跳舞，闭着眼睛跳啊跳，直到音乐停止。他的脚随最后一个音符顿在地上，铃铛响了最后一次。他维持半转的姿势。

“好啊，好啊，我的男孩。”塔利班说，把索拉博喊过去。索拉博低头走过去，站在他两腿之间。那个塔利班伸臂抱住索拉博，“多么有天分啊，不是吗，我的哈扎拉男孩！”他说。他的手在孩子背后滑落，然后摸起，停在他的腋窝下面。一个卫兵用手肘撞了另外那个，偷偷发笑。塔利班让他们退下。

“是，老爷。”他们说完退出去。

塔利班扳过男孩的身子，让他面对着我。他把手停在索拉博的小腹上，下巴抵着他的肩膀。索拉博低头看着脚，但不停用羞涩的眼神偷偷看着我。那男人的手在男孩的小腹上下移动、上下抚摸，慢慢地，温柔地。

“我一直在想，”塔利班说，他血红的双眼在索拉博肩膀上看着我，“那个老巴巴鲁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问得我眼冒金星。我觉得脸上冒出冷汗，双脚渐渐变冷，变麻木。

他哈哈大笑：“你想干什么呢？以为挂上一副假胡子我就认不出你来？我敢说，我身上有一点你从来不知道：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从来不会。”他用嘴唇去擦索拉博的耳朵，眼睛看着我。“我听说你父亲死了，啧啧，我一直想跟他干上一架，看来，我只好解决他这个没用的儿子了。”说完他将太阳镜摘下，血红的眼睛逼视着我。

我想呼吸，但不能。我想眨眼，但不能。那一刻多么虚幻——不，不是虚幻，是荒唐。它让我无力呼吸，让我身边的世界停止转动。我脸上发烧。那句关于烂钱的谚语[2] 怎么说来着？往事就是如此，总是会回来。他的名字从深处冒出来，我却不愿意提及，仿佛一说出来，他就会现身。但这许多年过去以后，他已经在这里了，活生生的，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我脱口说出他的名字：“阿塞夫。”

“亲爱的阿米尔。”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明知自己这个问题蠢得无以复加，可是想不出有其他可说的。

“我？”阿塞夫眉毛一扬，“这里是我的地盘，问题是，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说，声音颤抖。我希望话不是这么说出口，希望自己没有浑身发抖。

“这个男孩？”

“是的。”

“为什么？”

“我可以为了他付钱给你，”我说，“我可以汇钱给你。”

“钱？”阿塞夫说，忍不住狂笑起来。“你听说过洛金汉吗？在澳大利亚西部，天堂般的地方。你应该去看看，沙滩连绵不绝，绿色的海水，蓝色的天空。我父母在那儿，住在海滨别墅里面。别墅后面有高尔夫球场，有个小小的湖泊。爸爸每天打高尔夫球，我妈妈比较喜欢网球——爸爸说她打得很棒。他们开着一家阿富汗餐厅、两间珠宝店，生意非常兴隆。”他拣起一颗葡萄，慈爱地放进索拉博口里。“所以，如果我需要钱，我会让他们汇给我。”他亲吻索拉博脖子的侧边。男孩身子稍微一缩，又闭上双眼。“再说，我跟俄国佬干仗不是为了钱。加入塔利班也不是为了钱。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加入他们吗？”

我嘴唇已经变干了，舔了舔，这才发现舌头也变干了。

“你口渴吗？”阿塞夫说，满脸坏笑。

“不。”

“我认为你很渴。”

“还好。”我说。事情的真相是，房间突然之间变热了——汗水从我的毛孔冒出来，浸湿我的皮肤。这是真的吗？我真的坐在阿塞夫对面吗？

“随便你，”他说，“不管怎么说，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我为什么加入塔利班。嗯，也许你还记得，我过去不是那么虔诚。但有一天，我看到真主显灵了，在监狱里看到。你想听吗？”

我默默无语。

“很好，我来告诉你。”他说，“我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波勒卡其区，1980 年，就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3] 掌权之后不久。我被逮捕那天晚上，一群士兵冲进我家，用枪口指着父亲和我，勒令我们跟他们走。那些混蛋连个理由都没说，也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那也不算什么秘密，谁都知道新政府仇恨有钱人。他们出身贫贱，就是这些狗，俄国佬打进来之前连舔我的鞋子都不配，现在用枪口指着我，向我下令。他们手臂别着新政府的旗帜，胡言乱语说什么有钱人统统该死，仿佛他们翻身的日子到了一样。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冲进富人家里，将他们投入监狱，给志同道合者树立起榜样。

“不管怎么说，我们六人一组，被塞在冰箱大小的牢房里。每天晚上，有个军官，一个半哈扎拉、半乌兹别克的东西，身上发出烂驴子的臭味，会将一个犯人拖出牢房，恣意殴打，直到那张肥脸滴着汗水方才罢休。然后他会点香烟，舒展筋骨，走出监狱。进去那夜，他选了别人。有一晚，他挑中我。真是糟糕透顶，我那时患了肾结石，尿了三天血。如果你没得过肾结石，请相信我，那是你所能想像到的痛苦中最厉害的一种。我妈妈过去也患过，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宁愿生孩子，也好过得肾结石。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他们将我拖出去，他开始踢我。他穿有铁鞋尖的及膝长靴，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玩踢人游戏。他也用它们踢我。他不断踢，我不断惨叫，突然之间，他踢中我的左肾，结石被挤出来了。就是那样！啊，解脱！”阿塞夫大笑，“我高喊‘真主伟大’，他踢得更加厉害了，我开始哈哈大笑。他气得发疯，使劲踢我；但他踢得越重，我笑得越响。他们将我扔回牢房的时候，我仍在发笑。我笑个不停，因为突然之间，我得到了真主的指示：他就在我身上。他要我为了某个目标活下去。

“你知道吗，隔了几年，我在战场撞见那个军官——真主的行为真是幽默。我在梅曼那[4] 附近的战壕找到他，胸口插着一块弹片，流血不止。他还是穿着那双靴子。我问记不记得我，他说不记得了。我把刚才告诉你的跟他说了，我从来不会忘记人们的脸。我开枪射他的睾丸。自那以后，我就有了使命。”

“什么使命？”我听见自己说，“对偷情的人扔石头？强奸儿童？鞭打穿高跟鞋的妇女？屠杀哈扎拉人？而这一切都以伊斯兰的名义？”突然间，始料不及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勒住缰绳，这些话就统统跑出来。我希望我能将它们抓回来，吞下肚。但它们跑出来了。我越线了，活着走出这间房子的希望随着这些话溜走。

诧异的神情在阿塞夫脸上一闪而过。“我觉得这毕竟算是享受。”他冷笑着说，“但是，有些事情，像你这样的叛国之徒永远不会懂。”

“比如说？”阿塞夫眉头一锁：“比如为你的人民、你的习俗、你的语言骄傲。

阿富汗就像一座到处扔着垃圾的美丽大厦，得有人把垃圾清走。”

“那就是你在马扎挨门挨户所做的？清走垃圾？”

“准确无误。”

“在西方，人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说，“他们管这个叫种族清洗。”

“真的吗？”阿塞夫神色一亮，“种族清洗。我喜欢它。我喜欢它的发音。”

“我只想要这个男孩。”

“种族清洗。”阿塞夫喃喃自语，品味着这个词组。“我要这个男孩。”我又说了一遍。索拉博的眼睛望着我，那是一双任人宰杀的羔羊的眼睛，甚至还有眼影——我记得，宰牲节那天，我家院子里面，毛拉在割断绵羊的喉咙之前，涂黑它的眼睛，给它吃一块糖。我认为我从索拉博眼中看到了哀求。

“告诉我为什么。”阿塞夫说。他的牙齿轻轻咬着索拉博的耳垂，在上面游走。他的额头流出汗珠。

“那是我的事情。”

“你想要他干什么呢？”他说，然后露出猥亵的微笑，“或者，想要对他做什么？”

“真恶心。”我说。

“你怎么知道？你试过了吗？”

“我会带他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告诉我为什么。”

“那是我的事情。”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何以变得如此强硬，也许是临死一搏吧。

“我真奇怪，”阿塞夫说，“我真的很奇怪，为何你那么老远来？阿米尔，为什么你那么老远来，就为了一个哈扎拉人？你为什么来这儿？你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有我的理由。”我说。

“那么很好。”阿塞夫冷笑着说。他按着索拉博的背，将他推向桌子右边。索拉博的屁股碰到桌子，将其撞翻，葡萄掉了一地。他迎面跌倒在葡萄上，上衣被葡萄汁染成紫色。穿着一圈铜球的桌脚现在指向天花板。

“那么，给你。”阿塞夫说。我把索拉博扶起来，压碎的葡萄粘在他裤子上，如同海贝吸附在码头上，我帮他抹掉。

“去吧，带上他。”阿塞夫指着门说。

我拉起索拉博的手。他很小，皮肤干燥，长着茧。他手指挪动，跟我扣在一起。我又看见宝丽来照片上的索拉博了，看到他的手臂抱着哈桑的大腿、头靠在他父亲臀部上的那种神情，看到他们两个微笑着。我们穿过房间，铃铛叮当叮当响。

我们走到门边。

“当然，”阿塞夫在身后说，“我没有说这是免费的。”

我转过身：“你想要什么？”

“你必须自己赢得他。”

“你想要什么？”

“我们还有些没了结的账，你和我。”阿塞夫说，“你记得的，对吧？”

他无须担心。我永世不会忘记达乌德汗推翻国王那天。成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达乌德汗的名字，就能想起哈桑举起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哈桑说人们会叫他独眼龙阿塞夫，而不是吃耳朵的阿塞夫。我记得自己对哈桑的勇气钦羡不已。阿塞夫退开，发誓说他会给我们教训。他已经在哈桑身上实现了誓言。现在轮到我了。

“好吧。”我找不到其他话可说。我不想求饶，那只会让他更加痛快。

阿塞夫把卫兵唤进屋里。“我要你们听着。”他对他们说，“再过一会儿，我会关上门。然后他和我会处理一点陈年烂账。你们无论听到什么，都别进来！听到没有？别进来！”

卫兵点着头，看看阿塞夫，看看我。“是，老爷。”

“完了之后，我们只有一个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阿塞夫说，“如果是他，那么他就赢得自由，你们放他走，明白了吗？”

年纪较大的卫兵不安地说：“可是老爷……”

“如果他走出去，你们放他走！”阿塞夫大叫。那两个卫兵吓得连连点头。他们转身离开，有个去拉索拉博。

“让他留下，”阿塞夫说，狞笑着，“让他看看。学点教训对孩子有好处。”

卫兵离开。阿塞夫放下念珠，把手伸进黑色背心的上袋。他掏出来的东西，我早就料到了：不锈钢拳套。

那人的头发涂着喱水，厚厚的嘴唇上面留着克拉克·盖博那样的小胡子。

喱水浸透了绿色的手术纸帽，弄出非洲地图似的污迹。我记得他黑色的脖子上挂着一条安拉金链。他俯视着我，连珠炮似的说出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乌尔都语[5] ，我想。我的眼睛盯在他的喉结，看着它上上下下，我想问他究竟多大年纪——他看上去太年轻，像外国肥皂剧里面某个演员。但我说出口的只是，我要狠狠揍他一顿，我要狠狠揍他一顿。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狠狠揍阿塞夫一顿。我想没有吧，怎么可能呢？那是我第一次跟人打架。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朝人挥过一拳呢。在我记忆中，跟阿塞夫打架的情景栩栩如生，真叫人吃惊：我记得阿塞夫在戴上拳套之前打开了音乐。在某个时刻，长方形的祷告毛毯，织着麦加地图那张，从墙上松落，掉在我头上，它上面的泥土弄得我打喷嚏。我记得阿塞夫抓起葡萄磨着我的脸，他咬牙切齿，滚动着血红的眼睛。在某个时刻，阿塞夫的头巾脱落，露出几缕长及肩膀的金色头发。

还有结局，当然。结局我看得一清二楚。我想我会永远记得。

我记得的大体是这样的：他的拳套在午后的阳光中闪亮，他第一次击中我时，我浑身发冷，但很快，我的鲜血就温暖了他的拳套。我被甩到墙壁，一颗本来可能挂着画的钉子刺进我的后背。我听到索拉博的尖叫，还有手鼓、手风琴、雷布巴琴演奏的乐声。身子撞到墙壁上，拳套击打我的下巴。被自己的牙齿噎住，将它们吞下去，我想起自己曾花了无数时间刷牙、清牙缝。被摔倒墙上。倒在地板上，血从破裂的上唇流出来，滴污了淡紫色的地毯，腹部阵阵剧痛起伏，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呼吸。我的肋骨断裂，声音跟折断树枝一样，从前哈桑和我经常拿折断的树枝当剑，像旧电影里面的辛巴德那样决斗。听到索拉博的尖叫。我的侧脸撞上电视柜的一角。又是一声断裂，这次正中我左眼下面。我听到音乐声，索拉博的尖叫声。手指抓着我的头发，拖着我向后，不锈钢闪闪发亮，它们挥击过来，断裂声再次响起，这次是我的鼻子。咬牙忍痛，发现我的牙齿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齐整了。被踢中。索拉博不断尖叫。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开始发笑，但我笑了。笑起来很痛，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但我不停笑着。我笑得越痛快，他就越起劲地踢我、打我、抓我。

“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不断咆哮，一拳拳击出。他的口水溅上我的眼睛。索拉博尖叫。

“什么事这样好笑？”阿塞夫怒不可遏。又一根肋骨断裂，这次在左边胸下。好笑的是，自1975年冬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我大笑，因为我知道，在我大脑深处某个隐蔽的角落，我甚至一直在期待这样的事情。我记得那天，在山上，我用石榴扔哈桑，试图激怒他。他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红色的果汁染在他衬衣上，跟鲜血一样。然后他从我手里拿过一个石榴，在自己额头上磨碎。现在你满意了吗？他凄然说，你觉得好受一些了吗？我从不曾觉得高兴，从不曾觉得好受一些，根本就没有过。但我现在感觉到了。我体无完肤——我当时并不清楚有多糟糕，后来才知道——但心病已愈。终于痊愈了，我大笑。

接着是结局，我就算埋在坟里也会记得。

我躺在地上哈哈大笑，阿塞夫坐在我胸膛，一张发疯似的脸被缕缕晃动的头发围绕着，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他一只手掐着我的喉咙，另外一只戴着拳套，作势悬在肩上，他举起拳头，准备再次击落。

接着，“别打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

我们都看着。

“求求你，别再打了。”

我想起在恤孤院的时候，负责人给我和法里德开门，说了一句话。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察曼？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说，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别再打了。”

眼影混着泪珠，在他脸上冲出两道黑色的痕迹，弄糊了胭脂。他下唇颤抖着，流着鼻涕，“别打了。”他哽咽道。

弹弓被拉满，他的手高举过肩，握着橡皮筋末端的弓杯。弓杯里面有个东西，黄色的，闪闪发光。我将血从眼上眨落，看到那是一个铜球，从桌子的底座取下来的。索拉博将弹弓瞄准阿塞夫的脸。

“别再打了，老爷。”他说，嘶哑的声音颤抖着，“别再伤害他。”

阿塞夫的嘴巴无言地扭曲，欲言又止。“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最后他说。

“求求你，停下来。”索拉博说，泪水又从绿色的眼睛涌出，和眼影混在一起。

“把它放下，哈扎拉人。”阿塞夫气急败坏，“把它放下，不然我会处置你，相比之下，我刚才对他做的，不过是温柔地拧拧耳朵罢了。”

泪水流个不停。索拉博摇摇头。“求求你，老爷，”他说，“停下来。”

“放下。”

“别再伤害他了。”

“放下。”

“求求你。”

“把它放下！”

“别打了。”

“把它放下！”阿塞夫放开我的喉咙，朝索拉博扑去。

索拉博松开弓杯，弹弓发出嘶嘶的声音。接着阿塞夫惨叫起来，用手掩着片刻之前还是左眼所在的地方。血渗出他的指缝。血，还有其他东西，像啫喱水一样的白色的东西。那叫玻璃状液，我清楚地想起来。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玻璃状液。

阿塞夫在地毯上打滚，翻来覆去，不断惨叫，双手仍掩着血淋淋的眼眶。

“我们走！”索拉博说，他拉起我的手，把我扶起来。我被痛击过的身体每一寸都在发痛。阿塞夫在我们后面叫着。

“出去！滚出去！”他高声尖叫。

我跌跌撞撞打开门。卫兵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在想自己像什么样子，每次呼吸都带来胃痛。有个卫兵用普什图语说了几句，接着飞也似的跑过我们，奔进房间。阿塞夫仍在里面不停喊着“出去！”。

“快走，”索拉博说，拉着我的手，“我们走。”

我拉着索拉博的小手，挣扎着走下门厅。我回头看了最后一眼，卫兵在阿塞夫身边乱成一团，朝他脸上做着什么。我恍然大悟：铜球还嵌在他空洞的眼眶里。

我觉得天旋地转，倚着索拉博，蹒跚走下楼梯。楼上传来阿塞夫声声惨叫，如同受伤野兽的哀嚎。我们走出来了，走进阳光中，我的手臂压在索拉博肩膀上，然后我看见法里德朝我们跑来。

“奉安拉之名！奉安拉之名！”他说，眼睛大大地瞪着我。他将我的手臂摔在肩膀，背起我，朝卡车飞奔而去。我想我尖叫了。我看见他的拖鞋嘭嘭蹬着地面，甩打着他粗黑的后脚跟。呼吸很痛。然后我看到了陆地巡洋舰的车顶，被放进后座，看到发皱的米色坐垫，听见车门打开的叮叮叮声音。一阵跑步声绕过车身，法里德和索拉博匆匆谈了几句，车门用力关上，引擎发动。车子猛然前冲，我感到额头上有只小手。我听见街道上的声音，几声呼喝，看见窗外的模糊的树朝后退去。索拉博在哭泣，法里德仍不停重复着：“奉安拉之名！奉安拉之名！”大约在那时，我昏了过去。

[1]Mazar，即前文提到的马扎里沙里夫中的“马扎”，Mazar-i-Sharif在波斯语中意为“马扎和沙里夫”，由马扎和沙里夫两个地区组成。

[2]英语中有句俗语，“Abadpennyalwaysturnsup”，意思是坏人总是会回来。

[3]BabrakKarmal（1929～1996），1979年至1986年任阿富汗总统。

[4]Meymanah，阿富汗西北部省份法里亚布（Faryab）首府。

[5]Urdu，巴基斯坦官方语言。

第二十三章

迷迷糊糊间，我看见一些面孔，停留，又退去。他们弯身望着我，问我问题。他们统统在问。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吗？我身上哪里发痛吗？我知道我是谁，我浑身发痛。我想告诉他们这些，可是痛得无法开口。这些我从前就知道了，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两年前，也许是十年前。我想和一个脸抹胭脂、眼涂黑影的男孩说话。那个孩子。是的，我现在看见他了。我们似乎在轿车里面，那个孩子和我，而我知道开车的不是索拉雅，因为她从来不开这么快。我想跟那个孩子说话——似乎跟他说话是顶要紧的事情。但我忘了自己想说什么，或者为什么跟他说话那么重要。也许我想告诉他，让他别哭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也许不是。由于某种我说不上来的原因，我想谢谢那个孩子。

面孔。他们全都戴着绿色帽子。他们进进出出。他们说话很快，说的语言我不懂。我听见别的声音，别的噪声、哔哔声和警笛声。总有更多的面孔，俯视下来。我谁也记不清了，只忆起一张面孔，头发和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上有啫喱水，帽子上有非洲地图似的污迹。肥皂剧之星。那很好笑。我现在就想笑。但发笑也会疼痛。

我昏过去。

她说她叫艾莎，“跟先知的妻子一样”。她头发有些灰白，从中间分开，扎着马尾辫；她的鼻子穿着太阳形状的扣子。她戴着眼镜，双眼看上去突出。她也穿绿色衣服，她的手很柔软。她看着我凝望她的笑容。用英语说话。有东西插进我胸膛一侧。

我昏过去。

有个男人站在我床边。我认识他。他皮肤黝黑，又高又瘦，胡子很长。他戴着帽子——这些帽子叫什么名字来着？毡帽？帽子斜斜戴在一边，像极了某个我现在想不起来的著名人物。我认识这个男人，几年前，他开车送我到某个地方，我认识他。我的嘴巴不对劲。我听到一阵泡泡的声音。

我昏过去。

我右臂灼痛。那个戴着眼镜和鼻子穿着太阳状扣子的女人弯身在我的臂膀上，插进一根透明的塑料管子。她说那是“钾”。“好像被蜜蜂叮了一下，对吧？”她说。确实是。她叫什么名字？似乎和先知有关。我也认识她好几年了。她过去常常扎着马尾辫，现在它朝后梳，挽成发髻。我和索拉雅初次交谈的时候，她也是这个发型。那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吗？

艾莎！想起来了。

我的嘴巴不对劲。那东西插进我的胸膛。

我昏过去。

我们在俾路支的苏莱曼山，爸爸在跟一只黑熊搏斗。他是我小时候的爸爸，飓风先生，高如铁塔，孔武有力，是典型的普什图人；不是盖着毛毯那个萎靡的人，不是那个脸颊深陷、眼神空洞的人。他们，爸爸和黑熊，在一片绿草地来回翻滚，爸爸棕色的鬈发飘扬着。黑熊吼叫，或许那是爸爸的叫声。唾沫和血液飞起，熊掌和人手相击。他们倒在地上，发出巨响，爸爸坐在黑熊的前胸，手指插进它的鼻孔。他抬头望向我。他是我。我在和黑熊搏斗。

我惊醒。那个瘦长的黑汉子又在我床边。他叫法里德，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和他还有一个男孩在车里。他的脸让我想起了铃铛声。我口渴。

我昏过去。

我不断清醒了又昏过去。

原来那个有着克拉克·盖博胡子的男人叫法鲁奇大夫。他根本不是肥皂剧明星，而是一个专治颅颈的外科医师。不过我总是把他当成阿曼德，某出背景设在一个热带岛屿的肥皂剧的主角。

我在哪儿？我想问，但无法张口。我皱眉，呻吟。阿曼德笑起来，他的牙齿真白。

“还没好，阿米尔。”他说，“不过快了，拆了线就好。”他的英语带有浓厚的乌尔都语翘舌音。

线？

阿曼德双臂抱胸，他的小臂毛茸茸的，戴着一条结婚金链。“你肯定在想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那很正常。手术后总是有这种茫然的状态。所以我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

我想问他线的事情。手术后？艾莎在哪里？我想看见她的微笑，想拉着她柔软的手。

阿曼德皱眉，扬起一道眉毛，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你在白沙瓦的医院。你在这儿两天了。你伤得很重，阿米尔，我得对你说。要我说，你能活下来真的很幸运，我的朋友。”他一边说，一边伸出食指，像钟摆那样来回晃动。“你的脾脏破裂，幸运的是，很可能是后来才破裂的，因为你的腹腔有出血的初期症状。我那些普通外科的同事已经给你做了脾切手术。如果它破裂的时间早一些，你也许会流血致死。”他拍拍我的手臂，插着输液管那边，露出笑脸。“你还断了七根肋骨，其中有根引发气胸。”

我皱眉，试图张开嘴巴，却想起有线。

“也就是说，你的肺被刺破了。”阿曼德解释说，他拉着我左侧的一根透明塑料管，胸腔又传来阵痛。“我们用这根胸管弥合裂口。”我顺着那根管子，看见它一头插在我胸前的绷带之下，另一头插在装着半罐水柱的容器里面。泡泡的声音就是从那儿传来的。

“你身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创口。也就是‘伤口’。”我想跟他说我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个作家。我想要张开嘴，又忘记缝着线了。“最严重的创口在上唇。”阿曼德说，“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从人中裂开。不过别担心，整容医师帮你缝好了，他们认为你会恢复得

很好，不过那儿会有道伤痕。这可避免不了。

“你左边眶骨组织破裂，就是你左眼眶的骨头，我们也替你修好了。你下巴的线要过六个星期才能拆，”阿曼德说，“在那之前，只能吃流食和奶昔。你会消瘦一些，而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你说话会像电影《教父》第一部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一样。”他笑起来，“但你今天需要完成一项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摇摇头。“你今天的工作是排便。你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喂你吃流食。不见粪便，不给食物。”他又哈哈大笑。

稍后，艾莎帮我换输液管，又善解人意地摇起床头。随后，我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脾脏破裂。牙齿脱落。肺被刺穿。眼眶裂开。当我看见窗台上有只鸽子啄食碎面包的时候，忍不住想起阿曼德或者法鲁奇大夫适才说过的话。冲击力让你的上唇裂成两半，他说，从人中裂开。从人中裂开，像兔唇那样。

隔日，法里德和索拉博前来探望。“你今天知道我们是谁吗？你记得吗？”法里德半开玩笑地说。我点头。

“赞美安拉！”他说，喜气洋洋，“不用再说废话了。”

“谢谢你，法里德。”我透过缝着线的下巴说。阿曼德说得对——我听起来确实像《教父》里面那个阿尔·帕西诺。而我的舌头让我大吃一惊：它伸过我赖以进食的牙齿原来所在的地方，却是空空荡荡。“说真的，谢谢你替我做的一切。”

他摇摇手，脸色有点尴尬：“别这么说，没什么好谢的。”我转向索拉博。他穿着新衣服，淡蓝色的棉布长袍，看上去尺寸大了一些，还戴着黑色的无边便帽。他低头看着脚，手里拨弄着床边弯曲的输液管。“

我们还没好好地相互介绍呢。”我说，朝他伸出手，“我是阿米尔。”

他看着我的手，然后看着我。“你是爸爸跟我说过的阿米尔老爷吗？”他说。

“是的。”我想起哈桑信里那些话。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我也得谢谢你，亲爱的索拉博。”我说，“你救了我一命。”

他默默不语，没跟我握手。我把手放下，“我喜欢你的新衣服。”我低声说。

“那是我儿子的。”法里德说，“这些衣服他穿不下了。我觉得它们穿在索拉博身上真好看。”他说索拉博可以跟着他，直到我们为他找到去处。“我们房间不够，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不能任他露宿街头。再说，我的孩子们也很喜欢索拉博。对吧，索拉博？”但那个男孩只是低着头，将线缠在手指上。

“我一直想问，”法里德有点犹疑地说，“在那座屋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和那个塔利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说吧，我们都是罪有应得。”我说。

法里德点点头，不再追问。我突然发觉，就在我们离开白沙瓦、前往阿富汗到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

“什么？”

我突然不想问，我害怕听到答案。“拉辛汗。”我说。

“他走了。”

我的心一沉：“他……”

“不，只是……走了。”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还有一把小钥匙。“我前去寻他，房东把这个交给我。他说我们走后隔日，拉辛汗也走了。”

“他去哪里？”

法里德耸耸肩：“房东也不知道。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就走了。”他看看手表，“我得走了。走吧，索拉博。”

“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我说，“迟点再来接他？”我转向索拉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他耸耸肩，一语不发。

“当然，”法里德说，“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

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两个年纪较大，一个脚上浇着石膏，另外那个患有哮喘，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刚割过阑尾。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我室友的家人——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孩子、戴无边便帽的男子——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他们带来炸蔬菜饼、馕饼、土豆饼和印度饭。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他不理不睬，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那护士又跟他说话，他只是转过身离开。

“你好吗？”我问索拉博。他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手。

“你饿吗？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但我吃不下。”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想吃吗？”

他摇摇头。

“你想说话吗？”

他又摇摇头。

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儿，默不作声，我倚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影子变长，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晚，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我展开拉辛汗的信。我尽可能慢慢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阿米尔：

安拉保佑，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自从你离开那天，我一直在为你祈祷。

那些年来，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我确实知道。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哈桑就告诉我了。你做错了，亲爱的阿米尔，但别忘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现在你依然如此——在白沙瓦时，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能结束你的苦楚。

亲爱的阿米尔，那些年来，我们一直瞒着你，我感到羞耻。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你有权利知道，哈桑也是。我知道这于事无补，但那些年月，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在那儿，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

亲爱的阿米尔，我深知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父亲对你有多么严厉。我知道你有多么痛苦，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宠爱，而我为你感到心痛。但你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亲爱的阿米尔：被你和哈桑。他爱你们两个，但他不能公开表露对哈桑的爱，以尽人父之责。所以他将怨气发泄在你身上——你恰好相反，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当他看到你，他看到自己，还有他的疚恨。你现在依然愤愤不平，而我明白，要你接受这些为时尚早。但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你父亲对你严厉，也是对自己严厉。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亲爱的阿米尔。

我无法向你形容，在听到你父亲的死讯之后，我心里的悲恸有多么深。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也因为他是个好人，也许甚至是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父亲的深切自责带来了善行，真正的善行。我想起他所做的一切，施舍街头上的穷人，建了那座恤孤院，把钱给有需要的朋友，这些统统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而我认为，亲爱的阿米尔，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我知道到头来，真主会宽恕。他会宽恕你父亲，宽恕我，还有你。我希望你也一样。如果你可以的话，宽恕你父亲。如果你愿意的话，宽恕我。但，最重要的是，宽恕你自己。

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实际上，我所能留下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了。我想你若回到这儿，兴许会有些开销，而那些钱足够让你用的了。白沙瓦有个银行，法里德知道在哪里。钱存在保险箱里面，我给你留了钥匙。

至于我，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来日无多，而我希望独自度过。请别找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将你交在真主手中。你永远的朋友拉辛我拉起病服的袖子，抹抹眼睛，把信折好，放在我的褥子下面。

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和爸爸在美国才能相处得那么好，我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贩售旧货，我们卑微的工作，我们污秽的公寓——美国式的茅舍；也许在美国，当爸爸看到我，他也看到了哈桑的一部分。

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拉辛汗这样写道。也许是吧，我们都曾犯下罪行，出卖别人。可是爸爸找到一条将负疚变成善行的路。而我所做的，除了将罪行发泄在那个被我背叛的人身上，然后试图全都忘掉之外，我还做过什么？除了让自己夜不能寐之外，我还做过什么？

我又何曾做过什么正确的事呢？

当护士——不是艾莎，而是一个我想不起名字的红发女子——拿着针筒走进来，问我要不要打一针吗啡，我说好。

次日清早，他们拿掉我的胸管，阿曼德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我喝些苹果汁。艾莎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放下一杯果汁，我问她要一面镜子。她把眼镜举在额头上，拉开窗帘，让朝晖射进房间。她转过头说：“过几天会好看一些。去年我女婿骑摩托出了车祸，他那张英俊的脸摔在柏油路上，青肿得像个茄子。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

尽管她一再安慰，望向镜子，看到它里面那个硬要说是我的脸的东西，我还是差点窒息。看上去好像有人在我脸皮下面插了根气管，然后朝里面泵气。我双眼青肿。最糟糕的是我的嘴，那一大块青紫红肿的东西，满是淤血和缝线。我试图微笑，嘴唇掠过一阵痛楚。看来我很长时间不能这么做了。我左边脸颊也缝着线，就在颧骨下面，额头上的缝口在发际线之下。

脚上打石膏那个老家伙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我朝他耸耸肩，摇摇头。他指着自己的脸，轻轻拍打，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没有牙齿的笑容。“很好，”他用英语说，“安拉保佑。”

“谢谢你。”我低声说。

我刚把镜子放下，法里德和索拉博就进来了。索拉博坐在凳子上，头倚着病床的护栏。

“你知道吗，我们越快让你离开这里越好。”

“法鲁奇大夫说……”

“我不是说出院，我是说离开白沙瓦。”

“为什么？”

“我认为你在这里待得太久不安全。”法里德降低声音说，“塔利班在这里有朋友，他们会开始搜寻你。”

“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来过了。”我喃喃说。我突然想起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他走进房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我。

法里德低声说：“一旦你能走动，我会带你去伊斯兰堡[1]。那儿也不尽安全，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但好过在这里。至少这能为你赢得一些时间。”

“亲爱的法里德，这会把你也拖下水的。也许你不应该被他们见到跟我在一起，你有家庭需要照顾。”

法里德摆摆手：“我的儿子是还小，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妈妈和姐妹。”他笑着说，“再说，我又没说替你白干。”

“就算你愿意，我也不会答应啊。”我说。我忘了自己无法微笑，想挤出个笑脸，一丝血从下巴流下来。“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为你，千千万万遍。”法里德说。

就这样，我哭起来。我呼吸急促，泪水从脸上冲下，刺痛嘴唇翻开的肉。

“你怎么啦？”法里德紧张地说。

我一只手掩着脸，一只手挡在前面。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而后，我觉得很累，很空虚。“对不起，”我说。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

我又能说话的时候，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

“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法里德说，慎重地看着我，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

法里德把纸巾叠好，放进口袋。“我会尽快找到他们。”他说。他转向索拉博：“至于你，我今晚再来接你。别累着阿米尔老爷。”

但索拉博走到窗边，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

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我找到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一支用过的铅笔，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一副扑克牌。早些时候我数过，出乎意料的是，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我没指望他会回答，更别说玩牌了。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他一直很安静。但他从窗口转身说：“我只会玩‘番吉帕’。”

“真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发了五张牌。“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特别是在冬季，天下雪、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

他出了一张牌，从牌堆抽起一张。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我偷偷看着他。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眯眼看牌的样子，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

我们默默玩着。第一盘我赢了，让他赢了第二盘，接下来五局没使诈，但都输了。“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也许还要好一些。”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我过去经常赢他，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我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

“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说。

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我说，“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不好？你愿意吗？”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但他身子后缩。他将牌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回窗边。太阳在白沙瓦落下，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驴子的叫声，警察的哨声。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额头靠着玻璃，把手埋在腋下。

那天晚上，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我跨了第一步。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液架，另一只手扶在助理的前臂上，绕了房间一圈。十分钟后，我回到床边，体内肺腑翻涌，也冒出浑身大汗。我躺在床上，喘息着，耳边听到心脏怦怦跳，心里十分想念我的妻子。

隔日，索拉博和我仍是默默无语，几乎整天都在玩“番吉帕”。又那样度过一天。我们只是玩着“番吉帕”，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斜倚在床上，他坐在三脚凳上。除了我在房间里走动，或者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去，我们一直都在打牌。那天深夜我做了个梦。我梦见阿塞夫站在病房的门口，眼眶仍嵌着铜球。“我们是同一种人，你和我。”他说，“你

跟他一个奶妈，但你是我的孪生兄弟。”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阿曼德我想离开。

“现在出院太早了。”阿曼德抗议说。那天他穿着的并非手术袍，而是一套海军蓝西装，系着黄色领带，头发又涂着啫喱水。“你还在静脉注射抗生素期间，还有……”

“我非走不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真的。

但我必须离开。”

“你要去哪里？”阿曼德说。

“我不能说。”

“你几乎寸步难行。”

“我能走到走廊那边，再走回来。”我说，“我会没事的。”计划是这样的：离开医院，从保险箱里面把钱取出来，付清医药费，开车到那家恤孤院，把索拉博交给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然后前往伊斯兰堡，调整旅行计划，给我自己几天时间，等身子好一些就飞回家。

无论如何，计划就是这样，直到那天早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临。“你的朋友，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他们不在白沙瓦。”法里德说。

我花了十分钟才将棉袍穿上。他们在我胸膛开过插胸管的口子，我抬手的时候那儿痛得厉害；而且每次倾斜身体，总是脏腑翻动。我将一些随身物品收进一个棕色的纸袋，累得气喘吁吁。但法里德带着那个消息到来之前，我已经设法准备妥当，坐在床沿。索拉博挨着我，坐在床上。“他们去哪了？”我问。

法里德摇摇头：“你还不明白……”

“因为拉辛汗说……”

“我去过美国领事馆，”法里德提起我的袋子说，“白沙瓦从来没有叫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的人。领事馆的人说，没有这两个人。无论如何，白沙瓦这里没有。”

索拉博在我身旁翻阅着那本旧《国家地理》。

我们到银行取钱。经理是个大腹便便的男人，腋窝下有汗渍；他不断露出笑脸，告诉我银行的人从未碰过那笔钱。“绝对没有。”他郑重地说，摇着他的食指。阿曼德也那样做过。

带着这么一大袋钱开车驶过白沙瓦，真有点胆战心惊。另外，我怀疑每个看着我的大胡子都是阿塞夫派来的塔利班杀手。而令我恐惧的是：白沙瓦有很多大胡子，他们都盯着我。

“我们该怎么安置他？”法里德说，陪着我慢慢从医院的付账办公室走回汽车。索拉博在陆地巡洋舰的后座上，摇下车窗，掌心托着下巴，望着街上过往车辆。

“他不能留在白沙瓦。”我喘着气说。

“是的，阿米尔老爷，他不能。”法里德说，他听出我言下之意，“我很抱歉，我希望我……”

“没关系的，法里德。”我说，设法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你还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条狗站在汽车旁边，用后腿支撑着身子，前爪搭在车门上，摇着尾巴。“我想他现在应该到伊斯兰堡去。”我说。

到伊斯兰堡要四个小时，我几乎一路睡过去。我梦到很多东西，而我所记得的，只有大杂烩似的景象，栩栩如生的记忆碎片如同旋转架上的名片，不断在我脑里闪过。爸爸为我十三岁生日腌制羊肉。索拉雅和我初尝云雨，太阳从东边升起，我们耳里仍有婚礼音乐的袅袅余音，她涂了指甲花的手和我十指相扣。爸爸带我和哈桑到贾拉拉巴德的草莓地——主人告诉我们，只要买四公斤，我们就可随意大吃，最后我们两个撑得肚子发痛。哈桑的血从臀部的裤子滴下来，滴在雪地上，看上去那么暗，几乎是黑色的。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雅米拉阿姨拍拍索拉雅的膝盖说，只有真主最清楚，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睡在爸爸房子的屋顶上。爸爸说惟一的罪行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偷走了人们知道真相的权利。拉辛汗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儿有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1]Islamabad，巴基斯坦首都。

第二十四章

如果说白沙瓦让我回忆起喀布尔过去的光景，那么，伊斯兰堡就是喀布尔将来可能成为的城市。街道比白沙瓦的要宽，也更整洁，种着成排的木槿和凤凰树。市集更有秩序，而且也没有那么多行人和黄包车挡道。屋宇也更美观，更摩登，我还见到一些公园，林荫之下有蔷薇和茉莉盛开。

法里德在一条通往玛加拉山的巷道找了个小旅馆。路上，我们经过著名的费萨尔清真寺，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香火甚旺，耸立着巨大的水泥柱和直插云霄的尖塔。看到清真寺，索拉博神色一振，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它，直到法里德开车拐了个弯。

旅馆的房间比我和法里德在喀布尔住过那间好得太多了。被褥很干净，地毯用吸尘器吸过，卫生间没有污迹，里面有洗发水、香皂、刮胡刀、浴缸，有散发着柠檬香味的毛巾。墙上没有血迹。还有，两张单人床前面的柜子上摆着个电视机。

“看！”我对索拉博说。我用手将它打开——没有遥控器，转动旋钮。我调到一个儿童节目，两只毛茸茸的卡通绵羊唱着乌尔都语歌曲。索拉博坐在床上，膝盖抵着胸膛。他看得入迷，绿眼珠反射出电视机里面的影像，前后晃动身子。我想起有一次，我承诺哈桑，在我们长大之后，要给他家里买台彩电。

“我要走了，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

“留下过夜吧，”我说，“路途遥远。明天再走。”

“谢谢你。”他说，“但我想今晚就回去。我想念我的孩子。”他走出房间，在门口停下来。“再见，亲爱的索拉博。”他说。他等着回应，但索拉博没理他，自顾摇着身子，屏幕上闪动的图像在他脸上投下银光。

在门外，我给他一个信封。打开之后，他张大了口。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我说，“你帮了我这么多。”

“这里面有多少钱？”法里德有点手足无措。

“将近两千美元。”

“两千……”他说，下唇稍微有点颤抖。稍后，他驶离停车道的时候，揿了两下喇叭，摇摇手。我也朝他招手。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索拉博躺在床上，身子弯成弓形。他双眼合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他关掉了电视。我坐在床上，痛得龇牙咧嘴，抹去额头上的冷汗。我在想，要过多久，起身、坐下、在床上翻身才不会发痛呢？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吃固体食物呢？我在想，我该拿这个躺在床上的受伤的小男孩怎么办？不过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柜台上有个饮水机。我倒了一玻璃杯水，吞下两片阿曼德的药丸。水是温的，带有苦味。我拉上窗帘，慢慢躺在床上。我觉得自己的胸膛会裂开。等到痛楚稍减、我又能呼吸的时候，我拉过毛毯盖在身上，等着阿曼德的药丸生效。

醒来之后，房间变黑了。窗帘之间露出一线天光，那是即将转入黑夜的紫色斜晖。汗水浸透被褥，我脑袋昏重。我又做梦了，但忘记梦到什么。

我望向索拉博的床，发现它是空的，心里一沉。我叫他的名字，发出的嗓音吓了自己一跳。那真是茫然失措，坐在阴暗的旅馆房间，离家万里，身体伤痕累累，呼唤着一个几天前才遇到的男孩的名字。我又喊了他的名字，没听到回答。我挣扎着起床，查看卫生间，朝外面那条狭窄的走廊望去。他不见了。

我锁上房门，一只手扶在走廊的栏杆上，跌跌撞撞走到大堂的经理办公室。大堂的角落有株满是尘灰的假棕榈树，粉红的火烈鸟在壁纸上飞舞。我在塑料贴面的登记柜台后面，找到正在看报纸的经理。我向他描绘索拉博的样子，问他有没有见到过。他放下报纸，摘掉老花镜。他的头发油腻，整齐的小胡子有些灰白，身上依稀有种我叫不上名字的热带水果味道。

“男孩嘛，他们总喜欢出去玩。”他叹气说，“我有三个男孩，他们整天都跑得不见踪影，给他们母亲惹麻烦。”他用报纸扇风，看着我的下巴。

“我认为他不是出去玩，”我说，“我们不是本地人，我担心他会迷路。”

他摇摇头：“你应该看好那个男孩，先生。”

“我知道，”我说，“但我睡着了，醒来他已经不见了。”

“男孩应该多加关心的，你知道。”

“是的。”我说，血气上涌。他怎么可以对我的焦急如此无动于衷？

他把报纸交在另外一只手上，继续扇风，“他们现在想要自行车。”

“谁？”

“我的孩子。”他说，“他们总在说：‘爸爸，爸爸，请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求求你，爸爸。’”他哼笑一声，“自行车。他们的母亲会杀了我，我敢向你保证。”

我想像着索拉博横尸街头，或者在某辆轿车的后厢里面，手脚被绑，嘴巴被塞住。我不想他死在我手里，不想他也因我而死。“麻烦你……”我说，皱起眉头，看见他那件短袖蓝色棉衬衫翻领上的商标，“费亚兹先生，你见过他吗？”

“那个男孩？”我强忍怒火：“对，那个男孩！那个跟我一起来的男孩。以真主的名义，你见过他吗？”

扇风停止。他眼睛一缩：“别跟我来这套，老弟，把他弄丢的不是我。”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不能平息我的怒火。“你对，我错了，是我的错。那么，你见过他吗？”

“对不起。”他强硬地说，戴上眼镜，打开报纸，“我没见过这样的男孩。”

我在柜台站了一会儿，抑制自己别发火。我走出大厅的时候，他说：“有没有想过他会去什么地方？”

“没有。”我说。我感到疲惫，又累又怕。“他有什么爱好吗？”他说，我看见他把报纸收起来。“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看美国动作片，特别是那个阿诺什么辛格演的……”

“清真寺！”我说，“大清真寺。”我记得我们路过的时候，清真寺让索拉博从委靡中振奋起来，记得他趴在车窗望着它的样子。

“费萨尔？”

“是的，你能送我去吗？”

“你知不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他问。

“不知道，可是……”

“光是它的院子就可以容下四万人。”

“你能送我到那边去吗？”

“那儿距这里还不到一公里。”他说，不过他已经从柜台站起来。“我会付你车钱。”

他叹气，摇摇头，“在这里等着。”他走进里间，出来的时候换了一副眼镜，手里拿着串钥匙，有个披着橙色纱丽的矮胖女人跟在身后。她坐上他在柜台后面的位子。“我不会收你的钱。”他朝我吹着气，“我会载你去，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个父亲。”

我原以为我们会在城里四处寻找，直到夜幕降临。我以为我会看到自己报警，在费亚兹同情的目光下，给他们描绘索拉博的样子。我以为会听见那个警官疲累冷漠的声音，例行公事的提问。而在那些正式的问题之后，会来个私人的问题：不就是又一个死掉的阿富汗孩子，谁他妈的关心啊？

但我们在离清真寺约莫一百米的地方找到他，坐在车辆停满一半的停车场里面，一片草堆上。费亚兹在那片草堆停下，让我下车。“我得回去。”他说。

“好的。我们会走回去。”我说，“谢谢你，费亚兹先生，真的谢谢。”

我走出去的时候，他身子从前座探出来。“我能对你说几句吗？”

“当然。”

在薄暮的黑暗中，他的脸只剩下一对反照出微光的眼镜。“你们阿富汗的事情……这么说吧，你们有点鲁莽。”

我很累，很痛。我的下巴抖动，胸膛和腹部那些该死的伤口像鱼钩在拉我的皮肤。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开始大笑起来。

“我……我说了……”费亚兹在说话，但我那时哈哈大笑，喉头爆发出来的笑声从我缝着线的嘴巴迸出来。

“疯掉了。”他说。他踩下油门，车轮在地面打转，尾灯在黯淡的夜光中闪闪发亮。

“你把我吓坏了。”我说。我在他身旁坐下，强忍弯腰带来的剧痛。

他望着清真寺。费萨尔清真寺的外观像一顶巨大的帐篷。轿车进进出出，穿着白衣的信徒川流不息。我们默默坐着，我斜倚着树，索拉博挨着我，膝盖抵在胸前。我们听着宣告祈祷开始的钟声，看着那屋宇随日光消退而亮起成千上万的灯光。清真寺在黑暗中像钻石那样闪着光芒。它照亮了夜空，照亮了索拉博的脸庞。

“你去过马扎里沙里夫吗？”索拉博说，下巴放在膝盖上。

“很久以前去过，我不太记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妈妈和莎莎也去了。爸爸在市集给我买了一只猴子。不是真的那种，而是你得把它吹起来的那种。

它是棕色的，还打着蝴蝶结。”

“我小时候似乎也有一只。”

“爸爸带我去蓝色清真寺。”索拉博说，“我记得那儿有很多鸽子，在那个回教堂外面，它们不怕人。它们朝我们走来，莎莎给我一小片馕，我喂那些鸟儿。很快，那些鸽子都围在我身边咯咯叫。真好玩。”

“你一定很想念你的父母。”我说。我在想他有没有看到塔利班将他的父母拖到街上。我希望他没有。

“你想念你的父母吗？”他问，把脸颊放在膝盖上，抬眼看着我。

“我想念我的父母吗？嗯，我从没见过我的妈妈。我爸爸几年前死了，是的，我想念他。有时很想。”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我想起爸爸粗壮的脖子，黑色的眼睛，那头不羁的棕发，坐在他大腿上跟坐在树干上一样。“我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说，“我还记得他身上的味道。”

“我开始忘记他们的面孔，”索拉博说，“这很糟吗？”

“不，”我说，“是时间让你忘记的。”我想起某些东西。我翻开外套的前袋，找出那张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来合影，“给你。”

他将相片放在面前几英寸的地方，转了一下，以便让清真寺的灯光照在上面。他久久看着它。我想他也许会哭，但他只是双手拿着照片，拇指在它上面抚摸着。我想起一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来的话，或者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阿富汗有很多儿童，但没有童年。他伸出手，把它递给我。

“你留着吧，”我说，“它是你的。”

“谢谢你。”他又看了看照片，把它放在背心的口袋里面。一辆马车发着声响驶进停车场。马脖子上挂着很多小铃铛，随着马步叮当作响。

“我最近经常想起清真寺。”索拉博说。

“真的吗？都想些什么呢？”

他耸耸肩，“就是想想而已。”他仰起脸，看着我的眼睛。这时，他哭了起来，轻柔地，默默地。“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阿米尔老爷？”

“当然。”

“真主会不会……”他开始说，语声有点哽咽，“真主会不会因为我对那个人做的事情让我下地狱？”

我伸手去碰他，他身子退缩。我收回手。“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我想把他拉近，抱着他，告诉他世界曾经对他不仁，他别无选择。

他的脸扭曲绷紧，试图保持平静：“爸爸常说，甚至连伤害坏人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因为坏人有时也会变好。”

“不一定的，索拉博。”

他疑惑地看着我。

“那个伤害你的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说，“我想这个你从我和他的对话中听出来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他……他有一次想伤害我，但你父亲救了我。你父亲非常勇敢，他总是替我解决麻烦，为我挺身而出。所以有一天那个坏人伤害了你父亲，他伤得你父亲很重，而我……我不能像你父亲救过我那样救他。”

“为什么人们总是伤害我父亲？”索拉博有点喘着气说，“他从不针对任何人。”

“你说得对。你父亲是个好人。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亲爱的索拉博，这个世界有坏人，有时坏人坏得很彻底，有时你不得不反抗他们。你对那个人所做的，我很多年前就应该对他做的。他是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报应。”

“你觉得爸爸会对我失望吗？”“我知道他不会。”我说，“你在喀布尔救了我的命。我知道他会为你感到非常骄傲。”他用衣袖擦脸，弄破了他嘴唇上挂着的唾液泡泡。他把脸埋在手里，哭了很久才重新说话。“我想念爸爸，也想念妈妈，”他哽咽说，“我想念莎莎和拉辛汗。但有时我很高兴他们不……他们不在了。”

“为什么？”我碰碰他的手臂，他抽开。

“因为……”他抽泣着说，“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这么脏。”他深吸一口气，然后抽泣着慢慢呼出，“我很脏，浑身是罪。”

“你不脏，索拉博。”我说。

“那些男人……”

“你一点都不脏。”

“……他们对我……那个坏人和其他两个……他们对我……对我做了某些事情。”

“你不脏，你身上没有罪。”我又去碰他的手臂，他抽开。我再伸出手，轻轻地将他拉近。“我不会伤害你，”我低声说，“我保证。”他挣扎了一下，全身放松，让我将他拉近，把头靠在我胸膛上。他小小的身体在我怀里随着每声啜泣抽动。

喝着同样的奶水长大的人之间会有亲情。如今，就在这个男孩痛苦的泪水浸湿我的衣裳时，我看到我们身上也有亲情开始生长出来。在那间房间里面和阿塞夫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开。

我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恰当的时间，问出那个萦绕在我脑里、让我彻夜无眠的问题。我决定现在就问，就在此地，就在此刻，就在照射着我们的真主房间的蓝色灯光之下。

“你愿意到美国去、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吗？”

他没有回答，他的泪水流进我的衬衣，我随他去。

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两个都没提起我所问过他的，似乎那个问题从来没被说出来。接着某天，我和索拉博坐出租车，前往“达曼尼科”——它的意思是“那座山的边缘”——观景台。它坐落在玛加拉山半腰，可以看到伊斯兰堡的全景，树木夹道的纵横街路，还有白色房子。司机告诉我们，从上面能看到总统的宫殿。“如果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你们甚至能看到拉瓦尔品第[1] 。”他说。我从他那边的观后镜，看见他扫视着我和索拉博，来回看个不停。我也看到自己的脸，不像过去那样浮肿，但各处消退中的淤伤在它上面留下黄色的痕迹。

我们坐在橡胶树的阴影里面，野餐区的长椅上。那天很暖和，太阳高悬在澄蓝的天空中，旁边的长椅上坐着几个家庭，在吃土豆饼和炸蔬菜饼。不知何处传来收音机播放印度音乐的声音，我想我在某部旧电影里面听过，也许是《纯洁》[2] 吧。一些孩子追逐着足球，他们多数跟索拉博差不多年纪，咯咯发笑，大声叫喊。我想起卡德察区那个恤孤院，想起在察曼的办公室，那只老鼠从我双脚之间穿过。我心口发紧，猛然升起一阵始料不及的怒火，为着我的同胞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

“怎么了？”索拉博问。我挤出笑脸，跟他说没什么。

我们把一条从旅馆卫生间取来的浴巾铺在野餐桌上，在它上面玩起番吉帕。在那儿跟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一起玩牌，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脖子后面，那感觉真好。那首歌结束了，另外一首响起，我没听过。

“看。”索拉博说，他用扑克牌指着天空。我抬头，见到有只苍鹰在一望无垠的天空中翱翔。

“我还不知道伊斯兰堡有老鹰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眼睛看着那只回旋的鸟儿，“你生活的地方有老鹰吗？”

“旧金山？我想有吧，不过我没有见过很多。”

“哦。”他说。我希望他会多问几句，但他又甩出一手牌，问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我打开纸袋，给他肉丸夹饼。我的午餐是一杯混合的香蕉汁和橙汁——那个星期我租了费亚兹太太的榨汁机。我用吸管吮着，满嘴甜甜的混合果汁。有些从嘴角流出来，索拉博递给我一张纸巾，看着我擦嘴唇。我朝他微笑，他也微笑。

“你父亲跟我是兄弟。”我说，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坐在清真寺附近那晚，我本来打算告诉他，但终究没说出口。可是他有权利知道，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事情了。“同父异母，真的。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索拉博不再吃东西了，把夹饼放下，“爸爸没说过他有兄弟。”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人告诉他，”我说，“也没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

索拉博眨眼，好像那是他第一次看着我，第一次真正看着我。“可是人们为什么瞒着爸爸和你呢？”

“你知道吗，那天我也问了这个问题。那儿有个答案，但不是个好答案。让我们这么说吧，人们瞒着我们，因为你父亲和我……我们不应该被当成兄弟。”

“因为他是哈扎拉人吗？”我强迫自己看着他：“是的。”

“你父亲，”他眼睛看着食物，说，“你父亲爱你和爱我爸爸一样多吗？”

我想起很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喀尔卡湖，哈桑的石头比我多跳了几下，爸爸情不自禁拍着哈桑的后背。我想起爸爸在病房里，看着人们揭开哈桑唇上的绷带，喜形于色。“我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但方式不同。”

“他为我爸爸感到羞耻吗？”

“不，”我说，“我想他为自己感到羞耻。”

他捡起夹饼，默默地吃起来。

我们快傍晚的时候才离开，天气很热，让人疲累，不过疲累得开心。回去的路上，我觉得索拉博一直在观察我。我让司机在某间出售电话卡的商店门口停车。我给他钱还有小费，让他帮我去买电话卡。

那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看着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两个毛拉胡子花白，穿着白袍，接听世界各地信徒打来的电话。有人从芬兰打来，那家伙叫艾优博，问他十来岁的儿子会不会下地狱，因为他穿的裤子宽大耷拉，低得露出内裤的橡皮筋勒带。

“我见过一幅旧金山的照片。”索拉博说。

“真的？”

“那儿有座红色的大桥，和一座屋顶尖尖的建筑。”

“你应该看看那些街道。”我说。

“它们是什么样的？”他现在看着我。电视上，两个毛拉正在交换意见。

“它们很陡，当你开车上坡的时候，你只能见到前面的车顶和天空。”

“听起来真吓人。”他说。他翻过身，脸朝着我，背对着电视。

“刚开始有点吓人，”我说，“不过你会习惯的。”

“那儿下雪吗？”

“不，不过有很多雾。你知道那座你看过的红色大桥吧？”

“是的。”

“有时候，早晨的雾很浓，你只能看到两座尖耸的塔顶。”

他惊奇地微笑着：“哦。”

“索拉博？”

“怎么？”

“你有考虑过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

他的笑容不见了，翻身仰面躺着，十指交叉，放在脑后。毛拉确定了，艾优博的儿子那样穿着裤子是会下地狱的。他们说《圣训》里面提到过。“我想过了。”索拉博说。

“怎么样？”

“我很怕。”

“我知道那有点可怕，”我说，抓住那一丝渺茫的希望，“但你很快就可以学会英语，等你习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也让我害怕。可是……”

“可是什么？”

他又翻身朝着我，屈起双膝，“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呢？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从床上挣扎起来，走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坐在他身边。“我永远不会厌倦你，索拉博。”我说，“永远不会。这是承诺。你是我的侄儿，记得吗？而亲爱的索拉雅，她是个很好的女人。相信我，她会爱上你的。这也是承诺。”我试探着伸手拉住他的手掌，他稍微有点紧张，但让我拉着。

“我不想再到恤孤院去。”他说。

“我永远不会让那发生。我向你保证。”我双手压住他的手，“跟我一起回家。”

他泪水浸湿了枕头，很长很久默不作声。然后他把手抽回去，点点头。他点头了。

拨到第四次，电话终于接通了。铃声响了三次，她接起电话。“喂？”当时在伊斯兰堡是晚上7点半，加利福尼亚那边差不多是早晨这个时间。那意味着索拉雅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在为去上课做准备。

“是我，”我说。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看着索拉博睡觉。

“阿米尔！”她几乎是尖叫，“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我在巴基斯坦。”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来？我担心得都生病了！我妈妈每天祷告，还许愿！”

“我很抱歉没打电话。我现在没事了。”我曾经跟她说我会离开一个星期，也许两个星期，但我离开将近一个月了。我微笑。“跟雅米拉阿姨说不要再杀羊了。”

“你说‘没事’是什么意思？你的声音怎么回事？”

“现在别担心这个。我没事，真的。索拉雅，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一个我早就该告诉你的故事，但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放低声音说，语气谨慎一些了。“我不会一个人回家。我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我顿了顿，说，“我想我们要收养他。”

“什么？”

我看看时间：“这张该死的电话卡还剩下四十七分钟，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找个地方坐下。”我听见椅脚匆匆拖过木地板的声音。

“说吧。”她说。

然后我做了结婚十五年来没做过的事：我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事情。一切事情。我很多次设想过这一刻，害怕这一刻，可是，我说了，我感到胸口有些东西涌起来。我觉得就在提亲那夜，索拉雅跟我说起她的过去，也体验过某种非常相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说故事的人是我，她在哭泣。

“你怎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阿米尔。你一下子告诉我太多了。”

“我知道。”

我听见她擦鼻子的声音。“但我很清楚地知道的是：你必须把他带回家。我要你这么做。”

“你确定吗？”我说，闭上双眼，微笑起来。

“我确定吗？”她说，“阿米尔，他是你的侄儿，你的家人，所以他也是我的侄儿。我当然确定，你不能任他流落街头。”她停顿了一会，“他性子怎样？”

我望向睡在床上的索拉博：“他很可爱，很严肃那种。”

“谁能怪他呢？”她说，“我想见到他，阿米尔。我真的想。”

“索拉雅？”

“嗯。”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我听得见她话里的笑意，“小心点。”

“我会的。还有，别告诉你父母他是谁。如果他们想知道，应该让我来说。”

“好的。”

我们挂上电话。

伊斯兰堡美国大使馆外面的草坪修剪齐整，点缀着一圈圈花儿，四周是挺直的篱笆。房子本身跟伊斯兰堡很多建筑很相像：白色的平房。我们穿过几个街区，到达那儿，三个不同的安检人员搜我的身，因为我下巴缝着的线弄响了金属探测器。我们最终从热浪中走进去，空调的冷风扑面而来，好像冰水泼在脸上。接待室的秘书是个五十来岁的金发妇女，脸庞瘦削。我自报家门，她微微一笑。她穿着米色的罩衫和黑色的休闲裤——她是我数个星期来见到的第一个没有穿着蒙脸长袍或者棉袍的女人。她在预约单上查找我的名字，用铅笔带橡皮擦那头敲着办公桌。她找到我的名字，让我坐下。

“你们想来杯柠檬汁吗？”她问。

“我不要，谢谢。”

“你儿子要吗？”

“什么？”

“那个英俊的小绅士，”她说，朝索拉博笑着。

“哦，好的，谢谢你。”

索拉博和我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就在接待柜台对面，挨着一面高高的美国国旗。索拉博从玻璃桌面的咖啡桌挑起一本杂志。他翻阅着，心不在焉地看着图片。

“怎么啦？”索拉博说。

“什么？”

“你在微笑。”

“我在想着你的事情呢。”我说。

他露出紧张的微笑。挑起另外一本杂志，还不到三十秒就翻完了。

“别害怕。”我碰碰他的手臂说，“这些人很友善，放松点。”我自己才应该听从这个建议。我在座位上不停挪动身子，解开鞋带，又系上。秘书将一大杯混有冰块的柠檬汁放在咖啡桌上。“请用。”

索拉博羞涩一笑。“非常谢谢。”他用英语说，听起来像“灰常歇歇。”他跟我说过，他只懂得这句英语，还有“祝你今天愉快”。

她笑起来：“别客气。”她走回办公桌，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响。

“祝你今天愉快。”索拉博说。

雷蒙德·安德鲁个子不高，手掌很小，指甲修剪得很好，无名指上戴着结婚戒指。他草草和我握手，感觉像捏着一只麻雀。这是一双掌握我们命运的手，我想。索拉博和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一张《悲惨世界》的海报钉在安德鲁身后的墙壁上，挨着一张美国地形图。阳光照耀的窗台上有盆番茄藤。

“吸烟吗？”他问，和他瘦弱的身形相比起来，他低沉洪亮的声音显得十分古怪。

“不，谢谢。”我说。安德鲁甚至都没看索拉博一眼，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睛也没看着我，但我不在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半包烟里面抽出一根点上。他还从同一个抽屉拿起一瓶液体，一边涂抹在手上，一边看窗台上的番茄藤，香烟斜斜吊在他嘴角。然后他关上抽屉，把手肘放在办公桌上，呼出一口气。“好了，”他说，在烟雾中眨眨他灰色的眼睛，“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感觉就像冉·阿让坐在沙威[3] 对面。我提醒自己，我如今在美国的领地上，这个家伙跟我是一边的，他领薪水，就为了帮助我这样的人。“我想收养这个孩子，将他带回美国。”我说。“告诉我你的故事。”他重复说，用食指把烟灰在整洁的办公桌上压碎，将其扫进烟灰缸。

我把跟索拉雅通电话之后编好的故事告诉他。我前往阿富汗，带回我同父异母兄弟的儿子。我发现这个孩子处境堪忧，在恤孤院中浪费生命。我给恤孤院的负责人一笔钱，将孩子带出来。接着我把他带到巴基斯坦。

“你算是这个孩子的伯伯？”

“是的。”他看看表，侧身转向窗台上的番茄藤，“有人能证明吗？”

“有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他转向我，点点头。我试图从他脸上看出他的想法，但一无所获。我在想他这双小手有没有玩过扑克。

“我想，把下巴缝成这样，该不是最近时兴的证词吧。”他说。我们麻烦了，索拉博和我，我顿时明白。我告诉他我在白沙瓦被抢了。

“当然，”他说，清清喉咙，“你是穆斯林吗？”

“是的。”

“虔诚吗？”

“是的。”实际上，我都不记得上次把头磕在地上祷告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想起来了：阿曼尼大夫给爸爸看病那天。我跪在祈祷毯上，想起的却只有几段课堂上学到的经文。“对你的事情有点帮助，但起不了太大作用。”他说，作势在他那蓬松的头发上搔痒。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拉起索拉博的手，扣着他的手指。索拉博不安地看着我和安德鲁。

“有个长的答案，到了最后我会告诉你。你想先听个短的吗？”

“说吧。”我说。

安德鲁将香烟掐灭，抿着嘴，“放弃吧。”

“什么？”

“你提出的收养这个孩子的请求。放弃吧。那是我给你的建议。”

“知道了。”我说，“现在，也许你可以告诉我原因了。”

“那就是说你想听长的答案了？”他语气冷淡地说，对我不快的语气无动于衷。他合起手掌，似乎他正跪在圣母面前。“让我们假设你告诉我的故事是真的，不过我非常怀疑它是假的，或者省略掉一大部分。告诉你一声，我不关心。你在这里，他在这里，这才是要紧的事情。即使这样，你的请求面临着明显的障碍，更何况这个孩子并非孤儿。”

“他当然是。”

“从法律上来讲他不是。”

“他的父母在街上被处决了，邻居都看到。”我说，为我们用英语交谈而高兴。“你有死亡证明吗？”“死亡证明？我们在说的是阿富汗，很多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

他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先生，法律不是我制定的。你生气也没用，你还是得证明他的父母确实去世了。这个男孩必须让法律承认他是孤儿。”

“可是……”

“你想要长的答案，我现在正给你呢。你的下一个问题是，你需要这个孩子出生国的合作。现在，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也很难，还有，引用你说过的，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这使事情极端复杂，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在说什么？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我说。“我可没那么说。”

“他受过性虐待。”我说，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他眼睛上的眼影。

“听到这个我很抱歉，”安德鲁张口说，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

“你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帮忙，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

我站起来。“走吧，索拉博。”我用法尔西语说。索拉博倚着我，头靠在我的臀部上。我想起那张宝丽来照片，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安德鲁先生？”

“可以。”

“你有孩子吗？”

这下，他第一次眨眼了。

“嗯，你有吗？随便问问而已。”

他默默无语。

“我这么认为，”我说，拉起索拉博的手，“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我转身离开，索拉博跟着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安德鲁喊道。

“说吧。”

“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

“要是有又怎样？”

他摇摇头，“真是危险的事情，给孩子承诺。”他叹气，又打开抽屉，“你真想要这么做？”他说，翻着文件。

“我真的想这么做。”

他抽出一张名片：“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奥马尔·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

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谢谢。”我低声说。

“祝你好运。”他说。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茫然地望着窗外，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慈爱地拍打着。

“保重。”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

“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我说。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也许点头说“我知道，每个人都那么说”，诸如此类。相反的是，她降低声音：“可怜的雷，自从他女儿死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扬起眉头。

“自杀。”她说。

在回旅馆的出租车上，索拉博头靠车窗，望着栋栋后退的房子和成排的橡胶树。他的呼吸模糊了玻璃，擦干净，又模糊了。我等待他问起会谈的情况，但他没问。

浴室的门关上，门后传来水流声。自从我们住进宾馆那天起，索拉博每晚上床之前总要洗很久的澡。在喀布尔，热自来水像父亲一样，是稀缺的产品。现在索拉博每晚几乎要用一个小时洗澡，浸在肥皂水中，不停擦着身体。我坐在床边给索拉雅打电话，看着浴室门下渗出来的光线。你觉得干净了吗，索拉博？

我将雷蒙德跟我说过的告诉索拉雅。“你现在怎么想？”

“我们得认为他错了。”她说她给几家安排国际收养的机构打过电话，她还没发现有考虑收养阿富汗孩子的机构，但她还在找。“

你父母对这个消息怎么看？”

“妈妈很为我们高兴。你知道她对你的感觉，阿米尔，在她眼里，你做什么都不会错。爸爸……嗯，跟过去一样，他有点让人猜不透。他没说太多。”

“你呢？你高兴吗？”我听见她把听筒换到另一只手上。“我想这对你的侄儿来说是好的，但也许他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也这么想。”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我发现自己在想着他最喜欢吃什么菜，或者最喜欢学校里的哪门课。我设想自己在帮他做作业……”她哈哈大笑。浴室的水声停止了，我能听到索拉博在那儿，从浴缸爬出来，擦干身体。

“你真是太好了。”我说。

“啊，我差点忘了！我给沙利夫舅舅打过电话！”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他朗诵一首写在酒店信纸上的诗歌。我和索拉雅走向舞台，朝闪光的镜头微笑的时候，他的儿子在我们头顶高举《古兰经》。

“他怎么说？”

“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他在移民局的朋友打电话。”她说。

“真是个好消息。”我说，“我忍不住想让你快点见到索拉博。”

“我忍不住想快点见到你。”她说。

我笑着挂上电话。

几分钟后，索拉博从浴室出来。自从与安德鲁会面之后，他说过的话几乎不超过十来个单词，我每次试图跟他交谈，他总是点点头，或者用一个字回答我。他爬上床，把毯子拉到下巴。没过几分钟，他呼呼睡去。

我抹开水汽迷蒙的镜子，用旅馆的旧式刮胡刀刮脸。你得把它打开，然后把刀片装进去。接着我洗澡，躺在浴缸里面，直到冒着汽的热水变冷，让我的皮肤起鸡皮疙瘩。我躺在那儿漂浮着、思索着、想像着……

奥马尔·费萨尔皮肤很暗，矮矮胖胖，脸上有酒窝，黑色的大眼睛，还有和蔼的笑容，露出来的齿缝很大。他稀疏的头发在后面梳成马尾，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手肘的位置上有几块毛皮补丁，还带着个鼓鼓的破旧公文包。公文包的提手不见了，所以他将其抱在胸前。他是一见面就笑着说很多话而且过分客套的人，比如说“对不起，我将会在五点在那儿”之类的。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笑声，他执意要出来会晤我们。“很抱歉，这个城市里面的出租车跟鲨鱼一样，”他的英语说得很棒，没有任何口音，“一旦嗅到外国人的味道，就会多要三倍车费。”

他推开门，脸带微笑，道歉连连，稍微有点喘气和流汗。他用手帕擦额头，打开公文包，乱翻着找记事本，为把文件扔得满床都是不停道歉。索拉博盘膝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消掉声音的电视，一边看着那个手忙脚乱的律师。那天早晨我跟他说过费萨尔要来，他点点头，似乎想问些什么，但只是走开去看一个有动物在说话的电视节目。

“找到了。”费萨尔说，翻开一本黄色的法律记事本。“就安排事务的能力而言，我希望我的孩子像他们的妈妈。很抱歉，也许这不是你所想要从你未来的律师口里听到的，对吧？”他哈哈大笑。

“嗯，雷蒙德·安德鲁对你评价很高。”

“安德鲁先生。是的，是的，那个家伙人很好。实际上，他打过电话给我，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

“真的吗？”

“哦，是的。”

“那么你清楚我的情况了。”

费萨尔擦去唇边的汗水。“我清楚你告诉安德鲁先生的情况。”他说，脸上出现两个酒窝，泛起狡黠的微笑。他转向索拉博。“肯定就是这个少年惹起所有的麻烦吧？”他用法尔西语说。

“这是索拉博。”我说，“索拉博，他是费萨尔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律师。”

索拉博从他的床上滑下来，跟费萨尔握手。“你好。”他低声说。

“你好，索拉博。”费萨尔说，“你知道自己的名字来自一个了不起的战士吗？”

索拉博点点头，爬回床上，继续侧身躺着看电视。

“我不知道你的法尔西语说得这么好，”我用英语说，“你在喀布尔长大吗？”

“不是，我在卡拉奇[4] 出生，但在喀布尔生活了好几年。沙里诺区，靠近哈吉雅霍清真寺。”费萨尔说。“实际上，我在伯克利[5] 长大。1960年代后期，我爸爸在那儿开了间唱片店。自由性爱，束发带，扎染衬衫，你能想到的我全都干过。”他身体前倾，“我在伍德斯托克待过[6]。”

“太帅了！”我说。费萨尔哈哈大笑，又开始冒汗珠了。“反正，”我继续说，“我跟安德鲁先生说得差不多了，省略掉一两件事，也许三件。我会完完整整告诉你。”

他舔了一根手指，翻到空白页，把笔帽打开。“那最好了，阿米尔。我们何不用英语交谈，免得外面的人听到？”

“好的。”我把发生过的一切统统告诉他：我跟拉辛汗的会面、前往喀布尔、恤孤院、伽兹体育馆的掷石头。

“天！”他低声惊呼，“很抱歉，我在喀布尔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很难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竟然是同一个地方。”

“你后来回去过吗？”

“天，没有。”

“我会告诉你，那儿不是伯克利。”我说。

“继续。”

我把剩下的都告诉他了：跟阿塞夫见面、搏斗、索拉博和他的弹弓、逃回巴基斯坦。当我说完，他飞快地写下一些东西，深深呼吸，镇定地看了我一眼：“好了，阿米尔，你前面有场艰苦的战斗。”

“我能打赢吗？”

他把笔帽装上。“就安德鲁的语气判断，希望渺茫。不是不可能，但是机会很小。”和蔼的笑容和戏谑的眼神不见了。

“可是像索拉博这样的孩子最需要有个家，”我说，“这些规章制度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也心有戚戚，阿米尔。”他说，“但事实是，就当前的移民法、收养机构政策和阿富汗的政治局势看来，你的情况很不妙。”

“我真不理解，”我说，想找个东西揍一顿，“我是说，我明白，但是我不理解。”

奥马尔点头，双眉紧锁。“好了，就这样。灾难之后，不管天灾还是人祸——塔利班真是一场大灾难，阿米尔，相信我——一个孩子是否孤儿，总是很难判断。孩子们被遗弃在难民营，或者被双亲抛弃，因为他们无法加以照料。这些情况向来都有。所以除非孩子满足孤儿的法律定义，否则移民局不会放发签证。我很抱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但你需要一纸死亡证书。”

“你在阿富汗住过，”我说，“你知道这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知道，”他说，“但让我们假设现在这个孩子父母双亡的情况弄清楚了。即使那样，移民局会认为，最好由该国的人来收养这个孩子，以便他能保持本国的文化传统。”

“什么传统？”我说，“阿富汗有过的文化传统被塔利班毁掉了。你知道他们怎么对待巴米扬的大佛。”

“很抱歉，我在告诉你的是移民局怎么工作，阿米尔。”奥马尔说，碰碰我的手臂。他望向索拉博，露出微笑，然后看着我。“说到这里，一个孩子必须根据他自己国家的法规被合法地收养。但假如你碰到一个乱糟糟的国家，比如说阿富汗，政府官员会忙于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处理收养事宜不会得到优先考虑。”

我叹气，揉揉眼睛。眼睛后面突突发痛。

“但是让我们假设不管怎样，阿富汗人肯帮忙。”奥马尔说，双手交叉放在隆起的肚子上，“这次收养仍有可能被拒绝。实际上，就算是那些较为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对收养也不无疑虑，因为在多数这些国家中，穆斯林教法不赞同收养。”

“你是在叫我放弃？”我问，用手压着额头。

“我在美国长大，阿米尔。如果说美国让我学到什么东西，那就是，认输简直就像在女童军[7] 的柠檬水罐里面撒尿一样不可原谅。可是，身为你的律师，我必须把事实告诉你。”他说，“最后一点，收养机构会定期派人前去评估那个孩子所处的环境，而没有正常的机构会派人去阿富汗。

”我看见索拉博坐在那儿，看着电视和我们。他的坐姿跟他父亲过去一样，膝盖抵着下巴。“

我是他伯父，难道这没有用吗？”

“如果你能证明，它会起作用。很抱歉，你有什么证明文件或者什么证人吗？”

“没有文件，”我用虚脱的声音说，“没有人知道这回事。索拉博也是我说了他才知道的，而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发现这个秘密。惟一知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也许死了。”

“嗯。”

“我该怎么办，奥马尔？”

“我会坦诚相告，你的选择不多。”

“天哪，我能做什么？”

奥马尔吸气，用钢笔敲打下巴，然后把气呼出来。“你还是填一份收养申请表，期待最好的结果。你可以做独立的收养。也就是说，你得和索拉博一起生活在巴基斯坦，日复一日，挨过两年，你可以替他申请政治庇护。那是个漫长的过程，你得证明他受到政治迫害。你也可以申请人道主义签证。那得由检察总长审核，很难得到。”他顿了顿，“还有个选择，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了。”

“什么？”我靠近身体问。

“你可以把他重新送进这儿的恤孤院，然后填收养申请表。让他们审核你的I-600 表格和你的家庭，把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是什么？”

“很抱歉，I-600表格是移民局的官方文件。家庭评估由你选择的收养机构执行。”奥马尔说，“你知道，那是要确保你和你的妻子没有精神病。”

“我不想那么做。”我说，看了一眼索拉博，“我答应过他，不再让他进恤孤院。”

“正如我所说的，那是你最好的选择。”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我送他上车，一辆旧大众甲壳虫。当时伊斯兰堡已近黄昏，一轮红日挂在西边。奥马尔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居然能挤到车里去，我看见他上车的时候车身一沉。他摇下车窗：“阿米尔？”

“嗯？”

“我刚才跟你说过吗？你正在努力争取的事情很了不起。”他招招手，把车驶离。我站在宾馆房间门外，也朝他挥手。我希望索拉雅在身边陪着我。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索拉博已经关掉电视了。我坐在自己的床沿，让他挨着我坐下。“费萨尔先生说有个办法可以让我把你带去美国。” 我说。

“真的吗？”他好几天来第一次露出微弱的笑容，“我们什么时候能走？”

“嗯，事情是这样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他说可以做到，而且他会帮助我们。”我把手放在他脖子后面。外面，召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彻大街小巷。“多久？”索拉博问。“我不知道，一阵吧。”

索拉博耸耸肩，微笑着，这次笑得更灿烂了：“我不在乎，我能等。

那就像酸苹果。”

“酸苹果？”

“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爬上一棵树，吃那些青青的酸苹果。

我的小腹变得又肿又硬，像鼓那样，痛得厉害。妈妈说只要我等到苹果熟透，就不会生病了。所以现在，无论我真正想要什么，我都会想起她说过的关于苹果的话。”

“酸苹果，”我说，“安拉保佑，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孩子，亲爱的索拉博。”他的耳朵红了起来。

“绝对是。”我说，“绝对是。”

“我们会开车到那些街上去吗？那些你只能看见车顶和天空的街道？”

“我们每一条都去。”我说，眼泪涌上来，我眨眼强行忍住。

“英语难学吗？”

“我敢说，不用一年，你就可以说得跟法尔西语一样流利。”

“真的吗？”

“是的，”我伸了一根手指在他下巴，把他的脸转过来，“还有一件事，索拉博。”

“什么事？”

“嗯，费萨尔先生说那会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让你在一间为孩子准备的房子待上一阵。”

“为孩子准备的房间？”他的笑容消失了，“你是说孤儿院吗？”

“只是待上一阵。”

“不，”他说，“别这样，求求你。”

“索拉博，那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保证。”

“你向我保证过永远不让我去那些地方，阿米尔老爷。”他说。他声音颤抖，泪如泉涌。我一阵心痛。“那不同的。就在这儿，在伊斯兰堡，不是在喀布尔。我会每天去探望你，直到我们能够离开，把你带去美国。”

“求求你！求求你！别这样！”他哽咽着，“我很怕那些地方。他们伤害我！我不想去。”

“没有人会伤害你。再也不会了。”

“他们会的！他们总是说他们不会，但他们说谎！他们说谎！求求你，真主啊！”

我用拇指抹去他脸上的泪痕。“酸苹果，记得吗？这就像一个酸苹果。”我轻声说。

“不，它不是。不要那些地方。天，天啦！求求你，别这样！”他浑身颤抖，涕泗俱下。

“嘘。”我把他拉近，抱着他颤抖的身体。“嘘。会没事的。我们会一起回家。你会看到的，没事的。”

他的声音被我的胸膛闷住，但我能听到话里的痛苦。“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这么做！天啊，阿米尔老爷！求求你答应我你不会！”

我如何能答应呢？我抱着他，紧紧抱着，前后摇晃。他的泪水滴进我的衣裳，直到泪流干了，直到不再颤抖了，直到惊恐的哀求变成听不清的喃喃自语。我等着，摇着他，直到他呼吸缓下来，身体松弛。我想起曾经从某个地方看来的一句话：孩子们就是这样对付恐惧：他们睡觉。

我抱他上床，把他放下。然后我躺在自己床上，望着窗外伊斯兰堡上方紫色的天空。

电话将我惊醒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揉揉眼睛，旋开床头灯。

刚过晚上10点半，我睡了将近三个小时。我拿起话筒。“喂？”

“美国打来的电话。”费亚兹先生的声音。

“谢谢。”我说。浴室的灯光亮着，索拉博又在洗澡了。电话传来两声按键声，然后是索拉雅的声音。“你好！”她声音振奋。

“嗨。”

“你跟那个律师谈得怎样？”

我把费萨尔的建议告诉她。“好了，你可以忘了它，”她说，“我们不用那么做。”

我坐起来。“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

“我接到沙利夫舅舅的回电了。他说关键是把索拉博送进这个国家。只要他进来，就有很多把他留下的办法。所以他给几个在移民局的朋友打了电话。他今晚给我回电，说他很有把握能替索拉博争取到人道主义签证。”

“不是开玩笑吧？”我说，“啊，谢谢真主！亲爱的沙利夫太好了！”

“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当保证人。一切会很快的。他说那种签证有效期一年，足够我们申请收养请求了。”

“这样最好了，索拉雅。对吧？”“看起来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很快乐。我说我爱她，她说她也爱我。我们挂上电话。

“索拉博！”我喊道，从床上起来，“我有个好消息。”我敲着浴室的门，“索拉博！亲爱的索拉雅刚才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来。我们不用把你放到恤孤院了，索拉博。我们就要去美国了，你和我。你听到吗？我们就要去美国了！”

我推开门，走进浴室。刹那间我跪倒在地，放声大叫。我牙齿打颤，不断大叫。叫得我的喉咙快要裂开，叫得我的胸膛快要炸开。后来，他们说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还不停叫着。

[1]Rawalpindi，伊斯兰堡附近古城。

[2]Pakeeza，1971 年公映，巴基斯坦电影。

[3]冉·阿让（JeanValjean）和沙威（Javert）都是雨果作品《悲惨世界》中的人物，前者因为偷东西入狱，后者是警察。

[4]Karachi，巴基斯坦南部城市。

[5]Berkeley，美国加州城市。

[6]Woodstock，位于纽约州东南，每年8 月举办民谣和摇滚音乐节。

[7]GirlScouts，美国女童军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服务于女孩的组织，成员多为成年义工，旨在帮助女孩提高使她们终生受益的素质。

第二十五章

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看见他们推着他，穿过一些双层门，我跟在后面，冲进一扇又一扇的门，闻到碘酒和消毒水的味道，但我所来得及看到的，是两个戴着手术帽的男人和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围在轮床之上。我看见白色床单从轮床侧面垂落，拂着污秽的花格地砖。一双鲜血淋漓的小脚从床单下面伸出来，我看见左脚大脚趾的指甲被削掉了。接着有个穿蓝色衣服的高壮汉子用手掌压住我的胸口，将我从门口往后推，我的皮肤能感觉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我向前挣扎，咒骂他，但他用英语说你不能留在这儿，声音礼貌而坚决。“你必须等。”他说，领着我回到等候区。现在双层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透过门上狭窄的长方形窗口，我只见到那个男人的手术帽。

他把我留在一条宽大的走廊上，没有窗，墙边的金属折叠椅上坐满了人，还有人坐在薄薄的破地毯上。我又想尖叫。我想起上次有这种感觉，是跟爸爸在油罐车的油罐里面，埋在黑暗和其他难民之间。我想把自己撕成碎片，离开这个地方，离开现实世界，像云朵那样升起，飘荡而去，融进湿热的夏夜，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在山丘上方飘散。但我就在这儿，双脚沉重如水泥块，肺里空气一泻而空，喉咙发热。无法随风而去。今晚没有别的世界。我合上双眼，鼻子里塞满走廊的种种味道：汗水和氨水的气味、药用酒精和咖喱的气味。整条走廊的天花板上布满昏暗的灯管，飞蛾围绕，我听见它们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听见谈话声、默默的啜泣声、擤鼻声；有人在呻吟，有人在哀叹，电梯门砰的一声打开，操作员用乌尔都语呼喊某人。

我再次睁开眼，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四周环顾，心脏怦怦地在胸口跳动，耳朵听得见血液流动的声音。我左边有间又暗又小的储藏室，我在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它就好了。我从一堆折叠好的白色尼龙床单中抽出一条，带回走廊。我看见护士在休息室附近和一名警察交谈。我拉拉那名护士的手肘，问她哪个方位是西边。她没听懂，眉头一皱，脸色的皱纹更深了。我喉咙发痛，汗水刺痛了双眼，每次呼吸都像在喷火，我想我在哭泣。我又问一声，苦苦哀求，警察把方向指给我。

我在地面铺开那张滥竽充数的祷告毯，双膝跪倒，头磕在地上，泪水湿透了床单。我朝西弯下腰，那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不止十五年没祷告过了，早已把祷词忘得一干二净。但这没有关系，我会说出依然记得的片言只语：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现在我明白爸爸错了，真主真的存在，一直存在。我看到他在这里，从这条绝望的走廊的人群眼里见到。这里才是真主真正的住所，正是在这里，而非在那些发出钻石般明亮光芒的尖塔耸立的清真寺，只有那些失去真主的人们才能找到真主。真主真的存在，他必须存在，而如今我将祷告，我会祈祷他原谅我这些年来对他的漠然不觉，原谅我曾经背叛、说谎、作恶而未受惩罚，只有在我的危难时刻才想起他。我祈祷他如经书记载的那样慈悲、仁爱、宽宏。我朝西方磕头，亲吻地面，承诺我将会施天课，将会每天祷告，承诺我在斋月期间将会素食，而当斋月结束，我会继续素食，我将会熟背他的圣书中每个字，我将会到沙漠中那座湿热难当的城市去朝圣，也会在天房之前磕头。我将会践行所有这些，从今日后，将会每天想起他，只要他实现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手已经沾上哈桑的血，我祈求真主，别让它们也沾上这个小男孩的血。

我听到呜咽声，意识到正是自己发出来的，泪水从脸上汩汩而下，流过嘴唇，让我尝到咸味。我感到走廊上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而我依然朝西方磕头。我祈祷。我祈祷别以这种我向来害怕的方式惩罚我的罪行。

星光黯淡的黑夜降临在伊斯兰堡。过了数个钟头，我坐在走廊外面一间通往急诊室的小房间的地板上。在我身前是一张暗棕色的咖啡桌，上面摆着报纸和卷边的杂志——有本1996年4月的《时代》，一份巴基斯坦报纸，上面印着某个上星期被火车撞死的男孩的脸孔；一份娱乐杂志，平滑的封面印着微笑的罗丽坞男星。在我对面，有位老太太身穿碧绿的棉袍，戴着针织头巾，坐在轮椅上打瞌睡。每隔一会儿她就会惊醒，用阿拉伯语低声祷告。我疲惫地想，不知道今晚真主会听到谁的祈祷，她的还是我的？我想起索拉博的面容，那肉乎乎的尖下巴，海贝似的小耳朵，像极了他父亲的竹叶般眯斜的眼睛。一阵悲哀如同窗外的黑夜，漫过我全身，我觉得喉咙被掐住。

我需要空气。

我站起来，打开窗门。湿热的风带着发霉的味道从窗纱吹进来——闻起来像腐烂的椰枣和动物粪便。我大口将它吸进肺里，可是它没有消除胸口的窒闷。我颓然坐倒在地面，捡起那本《时代》杂志，随手翻阅。可是我看不进去，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东西上。所以我把它扔回桌子，怔怔望着水泥地面上弯弯曲曲的裂缝，还有窗台上散落的死苍蝇。更多的时候，我盯着墙上的时钟。刚过四点，我被关在双层门之外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仍没得到任何消息。

我开始觉得身下的地板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我想睡觉，阖上双眼，把头放低在这满是尘灰的冰冷地面，昏然欲睡。也许当我醒来，会发现我在旅馆浴室看到的一切无非是一场梦：水从水龙头滴答落进血红的洗澡水里，他的左臂垂在浴缸外面，沾满鲜血的剃刀——就是那把我前一天用来刮胡子的剃刀——落在马桶的冲水槽上，而他的眼虽仍睁开一半，但眼神黯淡。

很快，睡意袭来，我任它将我占据。我梦到一些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

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看到有个男人跪在我身边。他头上戴着帽子，很像双层门后面那个男人，脸上戴着手术口罩——看见口罩上有一滴血，我的心一沉。他的传呼机上贴着一张小姑娘的照片，眼神纯洁无瑕。他解下口罩，我很高兴自己再也不用看着索拉博的血了。他皮肤黝黑，像哈桑和我经常去沙里诺区市场买的那种从瑞士进口的巧克力；他头发稀疏，浅褐色的眼睛上面是弯弯的睫毛。他用带英国口音的英语告诉我，他叫纳瓦兹大夫。刹那间，我想远离这个男人，因为我认为我无法忍受他所要告诉我的事情。他说那男孩将自己割得很深，失血很多，我的嘴巴又开始念出祷词来：

惟安拉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他们不得不输入几个单位的红细胞……

我该怎么告诉索拉雅？

两次，他们不得不让他复苏过来……

我会做祷告，我会做天课。

如果他的心脏不是那么年轻而强壮，他们就救不活他了……

我会茹素……

他活着。

纳瓦兹大夫微笑。我花了好一会儿才弄明白刚才他所说的。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我没听到，因为我抓起他的双手，放在自己脸上。我用这个陌生人汗津津的手去抹自己的眼泪，而他没有说什么。他等着。

重症病区呈L 形，很阴暗，充塞着很多哔哔叫的监视仪和呼呼响的器械。纳瓦兹大夫领着我走过两排用白色塑料帘幕隔开的病床。索拉博的病床是屋角最后那张，最接近护士站。两名身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在夹纸板上记东西，低声交谈。我默默和纳瓦兹大夫从电梯上来，我以为我再次看到索拉博会哭。可是当我坐在他床脚的椅子上，透过悬挂着的泛着微光的塑料试管和输液管，我没流泪水。看着他的胸膛随着呼吸机的嘶嘶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身上漫过一阵奇怪的麻木感觉，好像自己刚突然掉转车头，在千钧一发之际避过一场惨烈的车祸。

我打起瞌睡，醒来后发现阳光正从乳白色的天空照射进紧邻护士站的窗户。光线倾泻进来，将我的影子投射在索拉博身上。他一动不动。

“你最好睡一会儿。”有个护士对我说。我不认识她——我打盹时她们一定换班了。她把我带到另一间房，就在急救中心外面。里面没有人。她给我一个枕头，还有一床印有医院标记的毛毯。我谢过她，在屋角的塑胶皮沙发上躺下，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我梦见自己回到楼下的休息室，纳瓦兹大夫走进来，我起身迎向他。他脱掉纸口罩，双手突然比我记得的要白，指甲修剪整洁，头发一丝不苟，而我发现他原来不是纳瓦兹大夫，而是雷蒙德·安德鲁，大使馆那个抚摸着番茄藤的小个子。安德鲁抬起头，眯着眼睛。

白天，医院是一座纵横交错的走廊组成的迷宫，荧光灯在人们头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弄得人迷迷糊糊。我弄清楚了它的结构，知道东楼电梯那颗四楼的按钮不会亮，明白同一层的男厕的门卡住了，你得用肩膀去顶才能把它打开。我了解到医院的生活有它的节奏：每天早晨换班之前匆匆忙忙，白天手忙脚乱，而深夜则寂静无声，偶然有一群医师和护士跑过，去抢救某个病患。白天我警惕地守在索拉博床前，晚上则在医院曲折的走廊游荡，倾听我的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想着当索拉博苏醒过来我该跟他说什么。最后我会走回重症病房，站在他床边嘶嘶作响的呼吸机，依然一筹莫展。

在重症病房度过三天之后，他们撤去了呼吸管道，把他换到一张低矮的病床。他们搬动他的时候我不在。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想睡一觉，最终却在床上彻夜辗转反侧。那天早晨，我强迫自己不去看浴缸。它现在干干净净，有人抹去血迹，地板上铺了新的脚踏垫，墙上也擦过了。可是我忍不住坐在它那冰凉的陶瓷边缘。我想像索拉博放满一缸水，看见他脱掉衣服，看见他转动刮胡刀的手柄，拔出刀头的双重安全插销，退出刀片，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我想像他滑进浴缸，躺了一会儿，闭上双眼。我在寻思他举起刀片划落的时候最后在想着什么。

我走出大堂的时候，旅馆经理费亚兹先生在身后跟上。“我很为你感到难过，”他说，“可是我要你搬离我的旅馆，拜托了。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影响很大。”

我告诉我能理解，退了房。他没有收取我在医院度过的那三个晚上的房钱。在大堂门口等出租车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晚上费亚兹先生对我说过的：你们阿富汗人的事情……你们有些鲁莽。我曾对他大笑，但现在我怀疑。在把索拉博最担心的消息告诉他之后，我真的睡着了吗？

坐上出租车之后，我问司机知不知道有什么波斯文书店。他说南边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家。我们去医院途中在那儿停了一会儿。

索拉博的新病房有乳白色的墙，墙上有断裂的灰色装饰嵌线，还有本来也许是白色的珐琅地砖。跟他同间病房的还有一个十来岁的旁遮普族[1] 男孩，后来我从某个护士那里听到，他从一辆开动的巴士车顶跌下来，摔断了腿。他上了石膏的腿抬起，由一些绑着砝码的夹子夹住。

索拉博的病床靠近窗口，早晨的阳光从长方形的玻璃窗照射进来，落在病床的后半部上。窗边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嗑着煮过的西瓜子——医院给索拉博安排了24小时的防止自杀看护。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这是医院的制度。保安看到我，举帽致意，随后离开房间。

索拉博穿着短袖的病服，仰面躺着，毛毯盖到他胸口，脸转向窗那边。我以为他睡了，但当我将一张椅子拉到他床边时，他眼睑跳动，跟着睁开。他看看我，移开视线。尽管他们给他输了很多血，他脸色依然苍白，而且在他的臂弯有一大块淤伤。

“你还好吗？”我说。

他没回答，眼望向窗外，看着医院花园里面一个围着护栏的方形沙地和秋千架。运动场旁边有个拱形的凉棚，在一排木槿的树影之下，几株葡萄藤爬上木格子。几个孩子拿着铲斗和小提桶在沙地里面玩耍。那天天空万里无云，一碧如洗，我看见一架小小的喷气式飞机，拖着两道白色的尾巴。我转向索拉博：“我刚跟纳瓦兹大夫聊过，他说你再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是个好消息，对吧？”

我遇到的又是沉默。病房那端，旁遮普男孩睡着翻了个身，发出几声呻吟。“我喜欢你这间房，”我说，忍住不去看索拉博缠着绷带的手腕，“光线明亮，你还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没有回应。又是尴尬的几分钟过去，丝丝汗水从我额头和上唇冒出来。他床头的柜子上摆着一碗没碰过的豌豆糊，一把没用过的塑料调羹，我指着它们说：“你应该试着吃些东西，才能恢复元气。要我喂你吃吗？”

他看向我的眼睛，接着望开，脸上木无表情。我看见他的眼神依然黯淡空洞，就像我把他从浴缸里面拉出来时看到的那样。我把手伸进两腿之间的纸袋，拿出一本我在那间波斯文书店买来的《沙纳玛》旧书。我将封面转向索拉博。“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经常读这些故事给你父亲听。我们爬上我们家后面的山丘，坐在石榴树下面……”我降低声音。索拉博再次望着窗外，我挤出笑脸。“你父亲最喜欢的是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你的名字就是从那儿来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停顿，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白痴，“反正，他在信里说你也最喜欢这个故事。所以我想我会念一些给你听，你会喜欢吗？”

索拉博闭上眼睛，将手臂放在它们上面，有淤伤的那只手臂。

我翻到在出租车里面折好的那页。“我们从这里开始，”我说，第一次想到，当哈桑终于能自己阅读《沙纳玛》，发现我曾无数次欺骗过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什么念头呢？我清清喉咙，读了起来。“请听索拉博和罗斯坦战斗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催人泪下。”我开始了，“话说某日，罗斯坦自躺椅起身，心里闪过不祥之兆。他忆起他……”我给他念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直到年轻的斗士索拉博去找他的妈妈，萨门干王国的公主拓敏妮，要求得知他的父亲姓甚名谁。我合上书。“你想我读下去吗？接下来有战斗场面，你记得吗？索拉博带领他的军队进攻伊朗的白色城堡？要我念下去吗？”

他慢慢摇头。我把书放回纸袋，“那好。”我说，为他终于有所反应而鼓舞。“也许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你感觉怎样？”

索拉博张开口，发出嘶哑的嗓音。纳瓦兹大夫跟我说过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是他们把呼吸管插进他的声带引发的。他舔舔嘴唇，又试一次。“厌倦了。”

“我知道，纳瓦兹大夫说过会出现这种感觉……”

他摇着头。

“怎么了，索拉博？”

他一边缩着身子，一边再次用粗哑的嗓音，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

说：“厌倦了一切事情。”

我叹气，颓然坐倒在椅子上。一道阳光照在床上，在我们两人中间，而就在那一瞬间，那张死灰的脸从光线那边看着我，它像极了哈桑的面孔，不是那个整天跟我玩弹珠直到毛拉唱起晚祷、阿里喊我们回家的哈桑，不是那个太阳没入西边的黏土屋顶时我们从山丘上追逐而下的哈桑，而是我有生最后一次见到的那个哈桑，那个我透过自己房间雨水迷蒙的窗户望着的、在夏日温暖的倾盆大雨中拖着行李走在阿里背后、将它们塞进爸爸的轿车后厢的哈桑。

他慢慢摇着头。“厌倦了一切事情。”他重复说。

“我能做什么，索拉博？请告诉我。”

“我想要……”他开口，身子又是一缩，把手按在喉咙上，似乎要清除掉哽住他嗓音的东西。我的眼光再次落在他手腕上紧紧绑着的医用绷带上。“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他喘息说。

“哦，索拉博。”

“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爷在花园玩，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他用前臂盖住双眼，“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哪里，所以我望着自己双手。你原来的生活，我想，也是我原来的生活。我在同一个院子玩耍。我住在同一座房子。可是那些草已经死了，我们家房子的车道上停着陌生人的吉普车，油污滴满柏油地面。我们原来的生活不见了，索拉博，原来那些人要么死了，要么正在死去。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只剩下你和我。

“我没办法给你。”我说。

“我希望你没有……”

“请别那么说。”

“……希望你没有……我希望你让我留在水里。”

“别再那么说了，索拉博。”我说，身子前倾，“我无法忍受再听见你那么说。”我碰他的肩膀，他缩身抽开。我放下手，凄凉地想起我在对他食言之前的最后几天，他终于能够自在地接受我的触碰。“索拉博，我没办法把你原来的生活给你，我希望真主给我这样的力量。但我可以带你走。当时我走向浴室，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你有前往美国跟我和我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的签证了。真的。我保证。”

他从鼻子叹出气，闭上眼睛。我要是没有说出最后三个字就好了。

“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我说，“也许最后悔的事情是对你出尔反尔。但那再也不会发生了，我感到非常非常对不起你。我乞求你的原谅。你能做到吗？你能原谅我吗？你能相信我吗？”我降低声音，“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等待他回答的时候，我脑里一闪，思绪回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冬日，哈桑和我坐在一株酸樱桃树下的雪地上。那天我跟哈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取笑他，问他愿不愿意吃泥巴证明对我的忠诚。而如今，我是那个被考验的人，那个需要证明自己值得尊重的人。我罪有应得。

索拉博翻过身，背朝我。很久很久，他一语不发。接着，就在我以为他也许昏昏睡去的时候，他嘶哑地说：“我很累很累。”

我坐在他床沿，直到他睡去。我和索拉博之间有些东西不见了。直到和奥马尔·费萨尔律师碰面之前，一道希望的光芒曾像怯生生的客人那样走进索拉博的眼睛。现在那光芒不见了，客人逃跑了，而我怀疑他是否有胆量回来。我寻思要再过多久才能见到索拉博的微笑，再过多久才会信任我，倘若他会的话。于是我离开病房，走出去寻找别的旅馆，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再次听到索拉博说话，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

结局，索拉博从来没有接受我的邀请。他也没有拒绝。当绷带拆开，脱去病服，他只是又一个无家可归的哈扎拉孤儿。他能有什么选择呢？他能去哪儿呢？所以我当他同意了，可是实际上，那更像是无言的屈服；与其说是同意，毋宁说是由于他心灰意懒、怀疑一切而来的任人摆布。他渴望的是他原来的生活，而他得到的是我和美国。从方方面面看来，这并不能说是什么凄惨的命运，可是我不能这么告诉他。倘使恶魔仍在你脑中徘徊萦绕，前程又从何谈起呢？

于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穿过一片温暖的黑色停机坪，我把哈桑的儿子从阿富汗带到美国，让他飞离那业已过去的凄恻往事，降落在即将到来的未知生活之中。

某天，兴许是1983年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查尔斯·勃朗森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你啦，老兄。”他说，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会被谴责，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吗？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七个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个温暖的日子，我们回到家里。

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尔达的朝阳。”我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我亲吻她的耳朵。随后，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领他进去，他坐在床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现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来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

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不断向她保证，我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饭了，也向她保证，是的，我会在伤疤上抹大黄汁和白糖，让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他边听边点头，拐杖放在腿上。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他啧啧有声。我没说到伽兹体育馆的处决，也没提及阿塞夫。他问起拉辛汗，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当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况时，他严肃地摇摇头。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博。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边缘兜圈。

兜圈终于结束了。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

索拉雅放下她的调羹，转向她父亲，“你可以告诉他们……”

“没什么，索拉雅。”我说，拉起她的手，“没什么，将军说得没错，人们会有疑问。”

“阿米尔……”她说。

“没关系，”我转向将军，“你知道吗，将军大人，我爸爸睡了他仆人的老婆。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字叫做哈桑。现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发上那个男孩是哈桑的儿子。他是我的侄儿。要是有人发问，你可以

这样告诉他们。”

他们全都瞪着我。

“还有，将军大人，”我说，“以后我在场的时候，请你永远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顿饭。

如果说索拉博很安静是错误的。安静是祥和，是平静，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钮。

沉默是把那个按钮关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来自洞明世事之后的泰然自若，也并非由于他选择了默默不语来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达抗议，而是对生活曾有过的黑暗忍气吞声地照单全收。

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人跟我们共同生活，而心跟我们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有时候，在市场或者公园里面，我注意到人们仿佛甚至没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并不存在。我曾经从书本抬头，发现索拉博业已走进房间，坐在我对面，而我毫无察觉。他走路的样子似乎害怕留下脚印，移动的时候似乎不想搅起周围的空气。多数时候，他选择了睡觉。

索拉雅对索拉博的沉默也难以忍受。在巴基斯坦的国际长途电话线上，我曾听到索拉雅为索拉博准备的一切，游泳课、足球、保龄球。如今她走过索拉博的房间，投入的一瞥只见到书原封不动地摆在柳条篮里面，测量身高的标尺上没有刻痕，拼图依然散开，每一块都让人想起生活原本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让人想起那个尚未盛放就已经凋谢的梦。但她并不孤单，我对索拉博也曾有过梦想。

索拉博沉默的时候，世界风起云涌。上个九月的某个星期二早晨，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一夜之间，世界改变了。美国国旗突然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车水马龙中前进的黄色出租车天线上，在行色匆匆地走在拥挤人行道的行人衣襟上，甚至在那些寄身小画廊和临街商店雨篷之下的流浪汉的污秽帽子上。有一天我走过艾迪斯面前，她是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每天在萨特街和斯托克顿街的十字路口弹奏手风琴，我见到在她脚下的手风琴盒子上也贴了美国国旗。

遭到袭击之后不久，美国轰炸了阿富汗，北方联盟乘机而进，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样四处亡命。突然间，人们在杂货店排队等待收银，谈着我童年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和哈桑去昆都士。关于那次旅程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和爸爸、哈桑坐在一株金合欢树的阴影下轮流喝陶罐中的西瓜汁，比赛谁能把瓜子吐得更远些。现在丹·拉德[2]、汤姆·布罗考[3] 和那些在星巴克喝拿铁的人都在谈论昆都士的战役，那里是塔利班最后的阵地。那年12月，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齐集波恩，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开始了一个也许有朝一日能够终结他们祖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苦难的进程。哈米德·卡尔扎伊[4] 的羊皮帽和绿色长袍变得众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梦游般地度过这段日子。

索拉雅和我开始参与到阿富汗的计划中去，除了有心为故国略尽绵薄之外，也是因为需要某些东西——任何东西都好——来填补楼上的沉默，那像黑洞般吞噬一切的沉默。我过去从未如此热心，但当有个名叫卡比尔的前阿富汗驻索非亚大使打电话来，问我是否愿意帮助他进行一项医疗计划，我答应了。那个小医院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有个小小的外科手术组，治疗那些被地雷炸伤的阿富汗难民。但由于缺乏资金，它倒闭了。我成为那个计划的主持人，索拉雅是我的副手。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在书房里面，给遍布世界各地的人发电子邮件，申请基金，组织募捐活动，还告诉自己把索拉博带到这儿是正确的事情。

那年除夕，我和索拉雅躺在沙发上，腿上盖毛毯，看着迪克·克拉克[5] 主持的电视节目。当银球抛落，彩纸将荧屏变成白色，人们欢呼亲吻。在我们家，新年的开始跟上一年的结束一样，沉默无声。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个阴冷的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带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参加弗里蒙特伊丽莎白湖公园的阿富汗人聚会。上个月，阿富汗终于征召将军回去履任一个大臣的职位，他两个星期前飞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装和怀表。雅米拉阿姨计划等他安顿好之后，过一两个月再去和他团聚。她很想念他，也担心他在那边的健康状况。我们执意要她搬过来同住一阵子。

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

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

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过了一会儿，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快乐。”卖风筝的人说，接过二十美元，把那个风筝和一个缠着玻璃线的木轴递给我。我向他道谢，也祝他新年快乐。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博站着的地方，他仍倚着垃圾桶，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风筝，又望着我。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流下他的脸庞。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在马来西亚，人们用风筝来捉鱼。”我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他们在风筝上绑钓鱼线，让它飞过浅水，这样它就不会投下阴影，不会吓走鱼儿。在古代中国，那些将领经常在战场放飞风筝，给他们的人传讯。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给他看，“这根线也没问题。”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索拉雅在帐篷那边望着我们，她双手紧张地夹在腋下。跟我不同的是，她已经慢慢放弃了亲近他的念头。那些问而不答的状况、那空洞的眼神、那沉默，所有这些太让人痛苦了。她已经转入“待命状态”，等着索拉博亮起绿灯。等待着。

我舔舔食指，将它竖起来。“我记得你父亲测风向的办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尘土，看风将它吹到哪儿。他懂得很多这样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说，“西风，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点雨珠，双脚磨地，什么也没说。我想起索拉雅几个月前问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我告诉她我也不记得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爸爸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棒的追风筝的人？也许还是全喀布尔最棒的？”我一边说，一边将卷轴的线头系在风筝中轴的圆环上。“邻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风筝的时候从来不用看着天空，大家经常说他追着风筝的影子。但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么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几只风筝飞起来，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里拿着茶杯，望向天空。“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得一个人把它放起来了。”

我左手拿稳卷轴，放开大约三英尺的线。黄色的风筝吊在线后摇晃，就在湿草地上面。“最后的机会了哦。”我说。可是索拉博看着两只高高飞在树顶之上的风筝。

“好吧，那我开始了。”我撒腿跑开，运动鞋从水洼中溅起阵阵雨水，手里抓着线连着风筝的那头，高举在头顶。我已经有很久、很多年没这么做过了，我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出洋相。我边跑边让卷轴在我手里转开，感到线放开的时候又割伤了我的右手。风筝在我肩膀后面飞起来了，飞翔着，旋转着，我跑得更快了。卷轴迅速旋转，风筝线再次在我右掌割开一道伤痕。我站住，转身，举头，微笑。在高高的上方，我的风筝像钟摆那样从一边荡到另一边，发出那久远的“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那种总是让我联想起喀布尔冬天早晨的声音。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有放过风筝了，但刹那之间，我又变成十二岁，过去那些感觉统统涌上心头。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双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后。

“你想试试吗？”我问。他一语不发，但我把线递给他的时候，他的手从口袋伸出来，犹疑不决，接过线。我转动卷轴把线松开，心跳加速。我们静静地并排站着，脖子仰起。

孩子在我们身边相互追逐，不断有人跌在草地上。现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曲印度老电影的音乐。一排老人在地面铺开塑料布，跪在其上做下午祷告。空气散发着湿润的青草味、烟味和烤肉味。我希望时间能静止不动。

接着我看到我们有伴了。一只绿色的风筝正在靠近。我沿着线往下看，见到一个孩子站在离我们三十米外。他留着平头，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体印着“ROCKRULES” 。他见到我在看着他，微微发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线交还我。

“你确定吗？”我说，接过它。

他从我手里拿回卷轴。

“好的。”我说，“让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教训他一下，好吧？”我俯视着他，他眼里那种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经不见了。他的眼光在我们的风筝和那只绿色风筝之间来回转动，脸色有一点点发红，眼睛骤然机警起来。苏醒了。复活了。我在寻思，我什么时候忘了？不管怎么说，他仍只是一个孩子。

绿色风筝采取行动了。“我们等等，”我说，“我们会让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两次，慢慢朝我们挪过来。“来啊，过来啊。”我说。

绿风筝已经更近了，在我们稍高的地方拉升，对我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会让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欢的招数，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着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着。卷轴在他手中滚动，他伤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间，拿着卷轴的是一个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长满老茧的手。我听见某个地方传来牛的哞哞叫，而我抬头，公园闪闪发光，铺满的雪多么新鲜，白得多么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无声地洒落在白色的枝头上，现在我闻到了芜菁拌饭的香味，还有桑葚干、酸橙子、锯屑和胡桃的气味。一阵雪花飞舞的寂静盖住了所有声音。然后，远远地，有个声音穿透这片死寂，呼喊我们回家，是那个拖着右腿的男人的声音。

绿风筝现在就在我们正上方翱翔。“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把它干掉了。”我说，眼睛在索拉博和我们的风筝间飞快地转着。

绿风筝摇摇晃晃，定住位，接着向下冲。“他玩完了！”我说。

这么多年之后，我无懈可击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松开手，猛拉着线，往下避开那只绿风筝。我侧过手臂，一阵急遽的抖动之后，我们的风筝逆时针划出一个半圆。我突然占据了上面的位置。绿色风筝现在惊惶失措，慌乱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经太迟了，我已经使出哈桑的绝技。我猛拉着线，我们的风筝直坠而下。我几乎能听见我们的线割断他的线，几乎能听见那一声断裂。

然后，就那样，绿风筝失去控制，摇摇晃晃地摔下来。

我们身后的人们欢呼叫好，爆发出阵阵口哨声和掌声。我喘着气。上一次感到这么激动，是在1975 年那个冬日，就在我刚刚割断最后一只风筝之后，当时我看见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鼓着掌，容光焕发。

我俯视索拉博，他嘴角的一边微微翘起。

微笑。

斜斜的。

几乎看不见。

但就在那儿。

在我们后面，孩子们在飞奔，追风筝的人不断尖叫，乱成一团，追逐那只在树顶高高之上飘摇的断线风筝。我眨眼，微笑不见了。但它在那儿出现过，我看见了。“你想要我追那只风筝给你吗？”他的喉结吞咽着上下蠕动。风掠起他的头发。我想我看到他点头。

“为你，千千万万遍。”我听见自己说。

然后我转过身，我追。

它只是一个微笑，没有别的了。它没有让所有事情恢复正常。它没有让任何事情恢复正常。只是一个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树林中的一片叶子，在惊鸟的飞起中晃动着。但我会迎接它，张开双臂。因为每逢春天到来，它总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许我刚刚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我追。

[1]Punjabi，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的民族。

[2]DanRather（1931～），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3]TomBrokaw（1940～），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4]HamidKarzai（1957～），2001年底出任阿富汗临时政府总统，2004年当选阿富汗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

[5]DickClark（1929～），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译后记

原书The Kite Runner 是Khaled Hosseini 的处女作，自2003 年出版以来，好评如潮，销量也非常可观，是近年来罕见的好书。2004 年译者在樟宜机场，趁候机时间，在书店匆匆浏览过该书。当时深受感动，未料时隔不久，竟有机会将其译成中文，意外之余，颇感欣喜。

原书有不少用英文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就译者所知，葡萄牙语译本和台湾木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中文繁体字译本均做音译保留。为了阅读流畅起见，除个别必要之外，拙译一概根据原意译出。另原书无注，译者添加了部分注释，希望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惟译者于伊斯兰文化素无研究，倘有错漏，烦请读者原谅。若有通人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原书有个别不合国情的地方，译者酌情在措辞上加以改动，意思仍一概如旧。另外，原书有两处前后矛盾的小漏洞，译者自行更正，特此说明。

繁体字版本《追风筝的孩子》为李静宜女士所译。拙译初稿完成后，曾参考该译本，更正十余处误译，专此致谢。繁体字版本虽有误译漏译，但整体而言仍堪称良好译本。读者如有机会，且对翻译感兴趣，无妨对比阅读。

翻译如演出，殚精竭虑之际，浸淫可比演员入戏。此刻重新翻看译稿，感慨良多。身为人子，我庆幸时至今日，父母仍以正直、善良、诚实、勇敢等品质教育我，虽然我时常有负他们所望；身为人父，我希望李贲思健康成长，从生活中获得勇气，能够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成为正直的人。

在这本感人至深的小说里面，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正直、善良、诚实。对阿米尔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我期许的阿米尔。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

李继宏

lijihong@hotmail.com

2006-2-1

书名：追风筝的人

作者：[美] 卡勒德·胡赛尼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06164-4/I·28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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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TE RUNNER

by Khaled Hosseini

Copyright . 2003 TKR Publications, LL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致谢

评论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

他们是我双眼的努雷[1]；

也献给我父亲，他或会为此骄傲

为了伊莱恩

走出对与错的观念，

有一片田野，

我将与你在那儿相会。

——鲁米，十三世纪

[1]　努雷（Noor），光。见《古兰经》第二十四章。——中译者注，下同

第一章

1952 年秋

那好吧。你们想听故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但是就这一个。你俩谁都别让我多讲。很晚了，咱们明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和我，帕丽。今天夜里你需要好好睡上一觉。你也是，阿卜杜拉。儿子，我和你妹妹出门的时候，就指望你了。你母亲也要指望你。那好，一个故事。听着，你俩好好听，别打断我。

从前那个时候，魔王、精灵和巨人还在大地上来来往往，有个名叫巴巴·阿尤布的农夫，和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小村子里，那村子叫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要养活一大家子，所以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每天从日出开始，一直忙活到日落，犁田，翻土，照料他那几棵瘦弱的开心果树，弓着腰，屈着背，样子就像他整天挥动的那把大镰刀。他两手长满了老茧，还常常流血，每天晚上，头一挨上枕头，他就昏昏睡去。

我得说，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马伊丹·萨卜兹的所有村民都过着苦日子。往北走，在山谷里，有些村庄要幸运一些，它们有果树，有鲜花，有清爽的空气，还有小溪，流着凉凉的、干干净净的水。马伊丹·萨卜兹的意思是碧野绿田，却是个荒凉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它的名字带给人的那种诗情画意。它位于一块地势浅平、浮土覆盖的旷野上，紧邻着连绵的山脉。风是热的，吹起尘土，直入人眼。找水是每天例行的战斗，因为村里的井水总是见底，就连那些深井也不例外。是的，是有条河，可村民们得长途跋涉，走上半天，才能走到河边，即使这样，河水也是一年到头，浑浊不堪。现在，经过了十年的大旱，河水也变浅了。咱们这么说吧，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要付出双份的辛苦，才能讨得半份的生活。

尽管如此，巴巴·阿尤布仍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家，他把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爱他妻子，从来不抬高声音对她说话，更不用说把手抬高了。他重视妻子的意见，有她的陪伴，他真心觉得快乐。说起孩子，他也很有福气，就像一只手有五根指头，他也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每一个他都当成掌上明珠。女儿们恭顺，温良，既有好品性，也有好名声。对儿子，他教给他们诚实、勇敢、友善，以及努力工作，从不抱怨的重要性。他们像好儿子都会做的那样，听父亲的话，也帮他种庄稼。

虽说这五个孩子巴巴·阿尤布都爱，可到底有一个是他心里最喜欢的，那就是三岁的老幺卡伊斯。这小男孩有一双深蓝色的眼睛，不管见到谁，都会用响亮的笑声把人家迷住。他也是那种生龙活虎的娃子，总是弄得别人筋疲力尽。他一学会走路，就高高兴兴地走个没完，只要醒着，就整天不停，可让人着急的是，后来他夜里睡着觉也走。梦游的时候，他会走出家里的土坯屋，远远地走进月夜里去。父母自然觉得担心。万一他掉到井里怎么办？走丢了怎么办？最糟的是被夜里潜伏在旷野上的野兽叼走。他们用了许多方子，可没一个管用。最后，巴巴·阿尤布发现，最好的办法往往也是最简单的：他从家里一只山羊的脖子上，解下一个小铃铛，把它系到卡伊斯的脖子上。这样一来，要是卡伊斯半夜起来，铃铛一响，就会把别人弄醒。过了一段时间，梦游停止了，可是卡伊斯喜欢上了铃铛，再也不肯和它分开。于是，尽管铃铛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用处，却还是系在这娃娃的脖子上。当巴巴·阿尤布干完一天漫长的农活，回到家中，卡伊斯便从屋里跑出来，一头撞进他父亲怀里，那铃铛也随着他的小步子，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巴巴·阿尤布把他举起来，抱他进屋，卡伊斯专注地看着父亲洗手洗脸，吃晚饭的时候，他也要坐在巴巴·阿尤布的身边。等到大伙都吃完了，巴巴·阿尤布便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全家老小，憧憬着有朝一日，孩子们全都成了家，再生一堆娃儿给他，那会儿他就有了更大的一家子，得意洋洋地做起了老太爷。

唉，阿卜杜拉呀，帕丽呀，巴巴·阿尤布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出事的那一天，有个魔王来到了马伊丹·萨卜兹。它从山的方向走近村子，随着它的脚步，大地也在一次次地颤抖。村民们丢下铁锹、锄头和斧子，四散而逃。他们把自己锁在家里，抱成一团。魔王震耳欲聋的脚步声停止了，它的身影让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也变得昏暗。人家说它头上长着弯曲的犄角，粗硬的黑毛覆盖着肩膀和强健的尾巴。人家还说它两眼发着红光。可没人知道它确切的长相——你们肯定都懂的——至少没有活人知道：如果有人胆敢偷看，哪怕只看一眼，魔王也会立刻把他吃掉。村民们知道这一点，便明智地让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村子里人人都知道魔王为什么驾到。他们听说过它光顾别村的故事，却惊讶于马伊丹·萨卜兹竟然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逃脱它的注意。他们琢磨，也许马伊丹·萨卜兹贫穷、严苛的生活反而成了优势，因为他们的孩子吃不饱，骨头上没多少肉。即使这样，他们的好运气也已经用光了。

马伊丹·萨卜兹颤抖着，屏住了呼吸。家家都在祷告，巴望着魔王从自家门前跨过，因为他们知道，魔王叩响哪家的房顶，哪家就得交出一个小孩。魔王会把这孩子丢进口袋，再把口袋甩到肩后，原路返回，再也不会有人看见那可怜的小孩。如果家人拒绝就范，魔王会把这一家所有的孩子抓走。

那么魔王把小孩带到哪里去了？带到它位于峭壁之巅的城堡。魔王的城堡离马伊丹·萨卜兹非常遥远，你要经过几条山谷，几片沙漠，翻过两道山脉，才能到达。可是又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去送死呢？人家说，城堡遍布着地牢，地牢的墙上挂着切肉的刀，肉摇摇晃晃地吊在屋顶上。听说那里有巨大的烤肉叉和火盆子。还听说如果有人偷偷溜进去，被魔王抓住，那么它也会克服自己对大人肉的厌恶。

我猜你们都知道了，魔王那可怕的一叩，叩响了谁家房顶。巴巴·阿尤布一听到这动静，便不能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极度痛苦的叫喊，他妻子也不寒而栗。孩子们哭了起来，既因为恐惧，也因为悲伤，因为他们知道，手足分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天天一亮，家人就得把孩子献出。

我该怎样告诉你们，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那天晚上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哪个父母都不应该被迫做这样的决定。巴巴·阿尤布和他妻子躲在孩子们听不到的地方，讨论该怎么办。两口子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再说，再哭。整整一夜，他们翻来覆去，天将破晓时，还是拿不定主意。他们猜不出魔王想要哪个孩子，也没办法横下心来，让它把五个都带走，而不是只要一个。最后，巴巴·阿尤布从门口捡回五块石头，大小和形状都一样，每块都刻上一个孩子的名字，刻完了，就把它们丢进一个粗麻布口袋。他把口袋递给妻子，可她直往后躲，好像里面装着毒蛇。

“我做不来。”她摇着头对丈夫说，“别让我选。我受不了。”

“我也下不了手。”巴巴·阿尤布起先也这么说，可他透过窗户看到，太阳很快就要从东山后面露头了。时间即将耗尽。他悲悲切切地注视着自己的五个孩子。不得不砍下一根指头，这样才能把手保住。他闭上眼，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石头。

我想你们也知道了，巴巴·阿尤布碰巧拿到的是哪块石头。他一看见上面刻的名字，就仰面向天，发出了一声尖叫。他把最小的儿子搂进怀里，心都碎了，可卡伊斯呢，还是对父亲充满了无条件的信任，高高兴兴地用胳膊搂住巴巴·阿尤布的脖子。直到巴巴·阿尤布把他放到屋外，关上大门，这孩子才意识到有不对劲的地方。巴巴·阿尤布站在屋里，两眼紧闭，泪水汩汩，背倚着大门，任凭他心爱的卡伊斯挥动着两只小拳头，在门上捶啊，砸啊，哭啊，叫啊，求巴巴·阿尤布让他回屋，可巴巴·阿尤布还是站在那儿，嘴里咕哝着：“原谅我，原谅我。”大地震动着，那是魔王的脚步，儿子尖叫起来，地面再度震颤，一波又一波，那是魔王正在离开马伊丹·萨卜兹，直到它完全消失，大地才最终恢复了平静，整个世界鸦雀无声，只有巴巴·阿尤布仍在哭泣，仍在求取卡伊斯的原谅。

阿卜杜拉，你妹妹已经睡着了。拿毯子给她盖上脚。对，很好。也许我也该停下了。不？你想让我接着讲？真的吗，儿子？好吧。

我讲到哪儿了？噢，对了。接下来是四十天的居丧期。每天都有邻居来家里送饭，和他们一起守夜。人们有什么就送来什么——茶叶、蜜饯、馕、杏仁——还有吊唁和同情。巴巴·阿尤布甚至连个谢字也不说。他坐在角落里哭泣，眼泪流成了河，好像要以泪洗村，结束这一阵子的干旱。可你怎么敢让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也降临到这些最卑贱的人身上。

几年过去了，干旱还在持续，马伊丹·萨卜兹跌入了更为严重的贫穷。有几个襁褓中的婴儿死于干渴。井里的水位下降得更低了，而河水已经断流，它不像巴巴·阿尤布的苦水河，还在日复一日地不断上涨。他在家里已形同废人，不干活，也不祷告，几乎不吃东西。妻子和孩子恳求他，但没有用。剩下的两个儿子不得不接手他的农活，而巴巴·阿尤布每天什么也不干，只是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一副孤单而纠结的模样，呆望着群山。他不再和村里人讲话了，因为他认定别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们说他是个懦夫，拱手交出了自己的儿子；还说他是个不合格的父亲。真正的父亲会与魔王搏斗，会为了保卫家人而死去。

有天晚上，他对妻子提及此事。“人家没说这种话。”他妻子答道，“谁也没觉得你是懦夫。”

“我能听到他们说的。”他说。

“你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声音，当家的。”她说。可她没告诉他，村里人确实在他背后说着闲话。但他们说的是他八成已经疯了。

后来有一天，他给了大伙一个证明。他在黎明起床，没有弄醒妻子和孩子们，往粗麻布口袋里装了几块碎馕，穿上鞋，把大镰刀绑到腰上，便出发了。

他走了好多好多天。他走啊走，直到太阳变成远方黯淡的红光。夜里，他睡山洞，风在外面呼啸。要不然就睡在河边，睡在树下，或者用巨石遮风避雨。他吃光了馕，然后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野莓、蘑菇，以及赤手从小河里抓来的鱼——有些天则什么都没有吃过。可他仍然在走。曾有路人问他要去哪儿，他答了，一些人听了哈哈大笑，另一些人则怕他是个疯子，忙不迭地赶快走掉，还有些人为他祷告，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孩子被魔王掳去。巴巴·阿尤布低着头，一路走下去。鞋裂开了，他就拿绳子把鞋绑到脚上，绳子也烂了的时候，他就赤着脚继续赶路。这一路上，他经过了沙漠，跨过了河谷，翻越了群山。

最后，他走到那座山下，山顶就是魔王的城堡。他太急于完成自己的远征了，于是没有歇息，便立刻开始攀爬。他的衣服已经褴褛不堪，双脚鲜血淋漓，头发被泥土粘在了一起，可他的决心没有动摇。岩石如锯齿，割破他的脚底。当他向上爬过鹰巢的时候，老鹰来啄他的脸颊。狂风凶猛，几乎将他掀落悬崖。可他还在攀爬，从一块岩石爬向另一块岩石，终于站到了魔王城堡雄伟的大门前。巴巴·阿尤布朝大门扔了块石头。

何人如此大胆？魔王的声音低沉而洪亮。

巴巴·阿尤布报上自己的姓名。“我来自马伊丹·萨卜兹村。” 他说。你有心寻死吗？肯定是这样。竟敢到我的地盘上撒野！所为何事？“我来这儿是要杀了你。” 门后沉默了片刻。接着，大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魔王就站在那儿，带着它梦魇般的不可一世，赫然耸立在巴巴·阿尤布的面前。你要杀我？它用雷一般的声音问道。“没错。”巴巴·阿尤布说，“不管怎么样，今天咱俩得死一个。”

貌似有那么一会儿，魔王就要一下子把巴巴·阿尤布从地上抓起来，用匕首般锋利的牙齿，一口结束他的性命。可是有什么东西让这怪物犹豫起来。它眯起了眼睛。也许是这小老头那一番疯狂的言语，也许是他的外表：破衣烂衫，满脸是血，从头到脚糊满了泥土，皮肤上还有溃烂的创口。或者呢，也许是因为，在这小老头的眼睛里，魔王竟然没有找到一丝的恐惧。

你说你是打哪儿来的？“马伊丹·萨卜兹。”巴巴·阿尤布说。这个马伊丹·萨卜兹肯定在很远的地方，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和你闲聊的。我来是为了……”魔王抬起一只手爪。是的，是的，你来这儿是为了杀我。我知道。在杀死我之前，让我最后再讲几句话总还是可以的吧。

“行。”巴巴·阿尤布说，“不过只能讲几句。”

谢谢您啊。魔王咧开嘴笑了。我能问一下吗，我对您做了什么坏事，弄得死罪难逃？

“你夺走了我最小的儿子。”巴巴·阿尤布答道，“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珍爱的人。”

魔王哼哼了一声，又摸摸自己的下巴。我从很多父亲的手里夺走过很多小孩。它说。

巴巴·阿尤布怒气冲冲地抽出了自己的大镰刀。“那我就连他们的仇也一块报！”

我必须要说，你勇气可嘉。

“你对勇气一无所知。”巴巴·阿尤布说，“一定要有所得，有所失，才谈得上勇气。可我来这儿不会失去任何东西。”

你会失去生命。魔王说。

“你已经夺走了我的生命。”

魔王又哼哼了一声，上上下下把巴巴·阿尤布打量一番。过了一会儿，它说：那好，我同意和你决斗，不过首先呢，我要你跟我走一趟。

“快点儿。”巴巴·阿尤布说，“我快没耐心了。”可是魔王已经朝一条巨大的走廊走去，巴巴·阿尤布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它。他尾随魔王，经过了迷宫般的条条走廊，每条都有高耸入云的天花板，各有巨柱支撑。他们经过了很多楼梯井，而两旁的房间那么大，足以装得下整个马伊丹·萨卜兹。他们一路走下去，最后，魔王领着巴巴·阿尤布，进了一个巨大的房间，屋子的另一端张挂着帷幔。

走近点儿。魔王说。

巴巴·阿尤布站到了魔王身边。

魔王拉开帷幔，露出一扇玻璃窗。巴巴·阿尤布透过窗子，看到下面有个巨大的花园。成排的柏树围出了花园的边界，树下的地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还有蓝色花砖砌成的水池，大理石的露台，翠绿的草坪。巴巴·阿尤布看见了精心修剪的树篱，在石榴树的树荫下，还有水声潺潺的喷泉。哪怕活上三辈子，他也想像不出这样的仙境。

可是让巴巴·阿尤布双膝跪地的，正是孩子们在花园里奔跑、嬉戏的场面。他们在通道上、在大树周围互相追逐，或是躲在树篱后，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巴巴·阿尤布的目光在孩子们中间搜寻，最后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人。是他！是他的儿子，卡伊斯，他还活着，而且更加健康。他长高了，头发也比巴巴·阿尤布记忆中的更长。他穿着漂亮的白衬衫，下面是帅气的裤子。他一边快乐地大笑，一边在追两个小朋友。

“卡伊斯。”巴巴·阿尤布轻声说，他的呼吸给玻璃蒙了一层雾气。随后，他便尖叫起来，喊着儿子的名字。

他听不到你。魔王说。也看不到你。

巴巴·阿尤布上蹿下跳，挥舞着胳膊，捶打着玻璃，直到魔王把帷幔再次拉合。

“我不明白，”巴巴·阿尤布说，“我本来以为……”

这是给你的补偿。魔王说。

“什么意思？”巴巴·阿尤布大声问道。

当年我逼着你接受了一次考验。

“考验？” 一次爱的考验。一次严酷的挑战，我承认，我没有忘记它给你造成的重创。可是你通过了。这是给你的，也是给他的补偿。

“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选择呢？”巴巴·阿尤布叫了起来，“如果我拒绝了你的考验呢？”

那你所有的孩子都已经死了，魔王说，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已受到了诅咒，因为做他们父亲的是个软弱的男人，一个宁可看着所有儿女死去，也不敢自己背负良心谴责的懦夫。你说你没有勇气，可我看你有。你的所作所为，你同意承担的重负，都需要勇气。就凭这一点，我尊重你。

巴巴·阿尤布无力地举起大镰刀，可它从手中滑脱了，咣当一声跌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他双膝抖颤，不得不坐下。

你儿子不记得你了。魔王接着说。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你亲眼目睹了他的幸福。在这儿，他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还有友情和关爱。他接受艺术、语言和科学方面的教育，学习智慧与德行。他别无所需。有朝一日，等他长大成人，他也许会选择离开，到那个时候，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猜他会用良善去抚触许多生命，给那些陷于悲苦的人们带去幸福。

“我想见他。”巴巴·阿尤布说，“我想带他回家。”

真的吗？

巴巴·阿尤布抬起头，看着魔王。

那怪物走向帷幔旁边的橱柜，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沙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阿卜杜拉？沙漏？你知道。很好。对，魔王拿来沙漏，倒过来，放到巴巴·阿尤布的脚边。

我一定会允许你带他回家。魔王说。如果你选择这样做的话，他将永远不能回到这里。如果你的选择是不，那么你，你将永远不能再到这儿来。沙漏见底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的决定。

说完这些，魔王便走出了房间，留下巴巴·阿尤布来做另一个痛苦的抉择。

我一定要带他回家，这是巴巴·阿尤布的第一个念头，也是他最大的心愿，每条血管都奔流着这个愿望：抱起小卡伊斯，亲着他的小脸蛋，抓着他柔软的小手，他不是成千次地梦到过这一天吗？可是……如果带他回家，回到马伊丹·萨卜兹，那么等待卡伊斯的又是怎样的生活？说得再好，也只是一个农民的苦日子，就像他自己的生活，这还得要卡伊斯别像村里那么多孩子一样死于干旱。巴巴·阿尤布问自己，你明明知道，因为你那些自私的理由，就把他拖离富足而充满机会的生活，那你还能原谅自己吗？可是如果丢下卡伊斯，又该叫他怎样忍受？明明知道儿子还活着，知道他的下落，却不能相见，他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煎熬？巴巴·阿尤布哭起来了。他是如此沮丧，竟抓起沙漏，用力掷到墙上。沙漏碎了，碎成了一千片，细沙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

魔王回到屋里，看到巴巴·阿尤布耷拉着肩膀，站在碎裂的玻璃旁。“你这残忍的畜生。”巴巴·阿尤布说。如果你活得和我一样长，魔王答道，你就会发现，残忍和仁慈只是一体两面罢了。你做出选择了吗？

巴巴·阿尤布揩干眼泪，拾起镰刀，绑到腰上。他低垂着脑袋，慢慢走向门口。你是个好父亲。巴巴·阿尤布走过身边的时候，魔王说道。“为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但愿你受到地狱之火的灼烧。”巴巴·阿尤布疲倦地说。

他走出房间，往走廊里去，魔王在身后叫住他。

拿上这个。魔王说。那怪物递给巴巴·阿尤布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一种黑色的液体。回家的路上喝掉它。一路平安。

巴巴·阿尤布接过玻璃瓶，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开了。

很多天以后，他妻子还坐在自家田地的边上等他，就像巴巴·阿尤布当初坐在那儿盼着卡伊斯出现一样。过去这些日子，她对他回家的希望一天天在减少。村子里的人提起巴巴·阿尤布，已经像谈论死人一样了。这一天，她又一次坐到田边，喃喃祷告，忽然看见一个枯瘦的人影，从山那边走近了马伊丹·萨卜兹。一开始，她把他当成了迷路的苦行僧，只见他皮包骨头，衣不蔽体，两眼空空，双颊凹陷，可是不等他走近，她就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因为欢喜，她的心怦怦直跳，又因为宽慰，她放声大叫。

巴巴·阿尤布洗漱完，喝了水，吃过饭，便躺倒在家中，村民们围在他身边，不停地问这问那。

你去哪儿了，巴巴·阿尤布？

你看见什么了？

你究竟怎么了？

巴巴·阿尤布没办法回答，因为他想不起自己的遭遇。怎么长途跋涉，怎么爬魔王的山，怎么对魔王讲话，还有那宏伟的宫殿，挂有帷幔的巨大房间，他统统都记不得了，就像刚从一场已经忘记的梦中醒来。他想不起那秘密的花园，那些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儿子卡伊斯曾在树丛中与朋友嬉戏。实际上，有人提起卡伊斯的名字时，巴巴·阿尤布还茫然地眨起了眼。谁？他问。他已经忘了自己有过一个名叫卡伊斯的儿子。

你懂吗，阿卜杜拉？要说抹去了这些记忆，那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是巴巴·阿尤布得到的补偿，因为他通过了魔王的第二次考验。

开春了，马伊丹·萨卜兹的天空终于开裂。这一次落下的可不是过去那样的毛毛细雨，而是瓢泼大雨。豪雨从天空倾泻而下，焦渴的村民抖擞相迎。整整一天，水做的万千鼓槌不停敲击着马伊丹·萨卜兹的片片屋顶，淹没了世界上其他的一切声音。沉重、肥大的雨滴从叶梢滚落。井水满了，河水涨了，东山绿了，野花也开了。多年以来，孩子们头一次有了嬉戏的草地，母牛也第一次啃到了青草。人人欢欣。

雨终于停了，村民们还要忙活一阵。有的土坯墙倒了，有的房顶垮了，农田成了片片泽国。可是，经历了十年的苦难，马伊丹·萨卜兹的人们无意抱怨。墙重新砌起来了，房顶修好了，灌渠疏浚了。当年秋天，巴巴·阿尤布种的开心果取得了这辈子最好的一次收成，其实呢，在第二年，第三年，不论产量还是品相，他的收成都越来越好。巴巴·阿尤布去了大城市搞买卖，坐在他的开心果金字塔后面，脸上洋溢着笑容，仿佛全天下最幸福的汉子。马伊丹·萨卜兹再也没发生过旱灾。

没有多少可讲的了，阿卜杜拉。不过呢，也许你会问，有没有一个俊俏的青年，在展开伟大历险的途中，骑着马，经过这个村庄？他会不会停下来，在这如今水源丰沛的村子里喝口水？他会不会坐下来和村民们吃顿饭，说不准就在饭桌上遇见巴巴·阿尤布呢？儿子，我没法告诉你。我能说的就是，巴巴·阿尤布确实活得非常久，成了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子。我可以告诉你，他如愿以偿，看到自己的孩子们都成了家。我还可以告诉你，孩子们又生了好多孩子给他，每一个都给巴巴·阿尤布带来了巨大的快乐。

还有啊，我可以告诉你，在有些夜晚，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巴·阿尤布就是睡不着。虽然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老了，可是只要拄着拐杖，他那两条腿就仍然派得上用场。所以，每逢睡不着觉的夜晚，他便从床上溜下来，悄悄地，免得把妻子吵醒。他拿上拐杖，走出家门。他在黑夜里行走，拐杖在身前点点戳戳，夜风拂面而来。他的地边上有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他弯下腰坐到上面。他常常来这儿坐一坐，有时一个钟头，有时更久，凝望星空，看流云飘过月亮。他回想自己漫长的一生，感谢所受的恩惠和和喜乐。他懂得，再有更多的索要，更多的欲求，便未免过于厚颜。他幸福地叹了口气，再听山风瑟瑟，夜鸟啁啾。

可是每隔一会儿，他便觉得万籁之中，别有异声。那高亢的声音一成不变，是一只铃儿叮叮当当。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都在熟睡，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孤孤单单地在黑暗中回响。有时他告诉自己，他并没有听到这声音，可有时他又确信无疑，便向黑暗中叫道：“有人吗？谁在那儿？出来啊。”可是从无应答。巴巴·阿尤布不明白。正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听到这铃声，便总有一道波浪，宛如苦梦的尾梢，从他周身横扫而过，每一次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吹得他心里一惊。可是随后它便过去了，像所有过去的事情一样。它过去了。

就是这样了，儿子。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我再没什么可讲的了。现在真的很晚了，我也累了，你妹妹和我天一亮就得起床。所以把你的蜡烛吹熄，脑袋放平，闭上眼睛。好好睡，儿子。咱们早晨再说再见。

第二章

1952 年秋

父亲以前从来没打过阿卜杜拉。没想到这一次他打了，狠狠打在他脑袋一侧，就在耳朵上方，下手很重，突然一巴掌。震惊的泪水一下子涌进阿卜杜拉眼里。他皱紧眉头，强忍住泪。

“回家去。”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阿卜杜拉听见帕丽在前面抽泣。

父亲接着又打他，打得更重了，这一次扇在左脸上，阿卜杜拉的脑袋猛然甩向一边，脸上火辣辣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他的左耳嗡嗡作响。父亲上前蹲下，逼得那么近，他那张满是皱纹的黑脸一下子把沙漠、山和天空全遮蔽了。

“我告诉你了，回家去，儿子。”他满脸痛苦地说。阿卜杜拉一声也没吭。他把苦水咽进肚子，抬手挡住阳光，眼睛眨了眨，又眯起来，看着父亲。

帕丽待在前面的红色勒勒车上，叫他的名字，声音又尖又颤，透着恐惧。“阿波拉！”

父亲用刀子般的目光按住阿卜杜拉，这才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勒勒车。帕丽从车斗里伸出双手，来够阿卜杜拉。他让他俩先走，接着用掌端抹了抹眼睛，迈步跟上。

过了一会儿，父亲朝他丢了块石头。沙德巴格的孩子们也这样用石头丢帕丽的狗舒贾，只不过他们是真想砸舒贾，想伤害他。父亲的石头却落到阿卜杜拉身边几步远的地方，谁也伤不着。阿卜杜拉等着，等父亲和帕丽又往前走了，才再一次尾随而行。

终于，日头刚刚偏西的时候，父亲再次驻足。他朝阿卜杜拉的方向转过身，好像合计了一下，然后做了个手势。“你这个倔种。”他说。

车斗里的帕丽赶快伸出一只手，阿卜杜拉把它握在掌中。她抬头看他，泪水涟涟，却在咧嘴笑着，好像只要阿卜杜拉站在身边，她就能远离一切灾殃。阿卜杜拉攥紧她的手。每天晚上，他和妹妹一起在小床上入睡时，也是这样手攥着手，脚缠着脚，头顶着头。

“你该待在家里，”父亲说，“陪你妈，还有伊克巴尔。我告诉过你的。”

阿卜杜拉心想，她是你老婆。我妈已经埋了。可这些话到了嘴边，他又知趣地咽了回去。

“好吧，那就去吧。”父亲说，“可是绝对不许哭鼻子。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警告你。绝对不许。”

帕丽笑嘻嘻地抬起头，看着阿卜杜拉。他低头看着她浅色的眼睛，圆圆的脸蛋，也冲她咧开嘴笑了。

此后，勒勒车在坑坑洼洼的荒漠里颠簸前进，阿卜杜拉握着帕丽的手，随车步行。兄妹俩偷偷摸摸地交换着喜悦的眼神，却一言不发，生怕一开口就招惹了父亲，毁掉他俩的好运。孤零零地走了很久，只有他们三个，视野中全无人烟，仅仅看得到深深的棕红色峡谷，高高的砂岩峭壁。大漠在脚下铺展，宽广而辽阔，仿佛特为他们而生，也只为他们而生。空气是静止的，热得灼人。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岩石发着光，在龟裂的荒漠中明灭。阿卜杜拉能听到的声音，仅有他自己的呼吸，以及车轮有节奏的吱吱嘎嘎。父亲拉着这辆红色的勒勒车，向北行进。

不久，他们停在一块巨石的背阴下歇脚。父亲呻吟了一声，把车把手放到地上，弯腰时疼得龇牙咧嘴。他抬起脸看了看太阳。

“还要多久才到喀布尔？”阿卜杜拉问。

父亲低头看着兄妹俩。他叫萨布尔，皮肤黝黑，长了一张苦大仇深的脸，瘦骨嶙峋，鼻子的曲线仿佛沙鹰的钩子嘴，眼窝沉陷，眉骨突出。父亲瘦若芦苇，但一生的劳作给了他强健的肌肉，紧绷绷的，犹如藤椅扶手上裹缠的藤条。“明天下午，”他把牛皮水囊举到嘴边说，“如果咱们走快点儿的话。”他咕嘟咕嘟喝着水，喉结起起落落。“

纳比舅舅为啥不来接咱们？”阿卜杜拉问，“他有小汽车。”

父亲把眼睛一翻，不看他。

“省得咱们走这么长的路。”

父亲什么也没说。他摘下沾有煤烟的便帽，用衣袖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帕丽突然从勒勒车上伸出指头。“快看，阿波拉！”她激动地叫着，“又一片！”

阿卜杜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路追赶，直到那片羽毛落入巨石的背阴，它长长的，灰灰的，仿佛烧过的木炭。阿卜杜拉走过去，拾起羽毛，捏住羽干，吹去上面的土。隼，他想，翻个面再看，也许是鸽子，要不就是漠百灵。今天他已经看见不少漠百灵了。不对，是隼。他又吹了吹，便把它递给帕丽，妹妹高兴地一把抓了过去。

在家里，在沙德巴格，帕丽有个马口铁的旧茶叶盒，藏在她枕头下面，那是阿卜杜拉送给她的。锁已经生锈了，盒盖上有个大胡子印度人，包着头巾，穿着束腰外衣，用两只手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盒子里装着帕丽收集的所有羽毛。这是她最心爱的财宝。几根公鸡毛，有的深绿，有的暗红；一支白色的鸽子尾羽；一根灰棕色的雀毛，夹杂着黑色的斑点；还有最让帕丽引以为荣的，那是一支绿色的、泛着虹彩的孔雀翎，顶端有只漂亮的大眼睛。

最后这一支是阿卜杜拉两个月前送给她的礼物。他听人说，邻村有个男孩家养了只孔雀。有一天，趁着父亲出门，到沙德巴格南面的镇上挖沟，阿卜杜拉便走路去了邻村，找到那男孩，跟他要一支家里的鸟毛。谈判随即开始，最后，阿卜杜拉同意用鞋子换鸟毛。等他把孔雀翎藏在上衣下，别在裤腰里，一路走回沙德巴格的时候，脚后跟都已经豁开了，地上一步一个血印子。蒺藜和小石子钻进了他的脚底板。每走一步，脚下都传来钻心的痛。

回到家，他发现后娘帕尔瓦娜就在屋外，弓着背，在泥炉里烤当天的馕。他赶快躲到家门口的大橡树后面，等着她收工。他从树后窥视，看她忙忙活活。这女人虎背熊腰，胳膊长，手糙，指头短粗，一张浮肿的大脸盘子，虽然名叫蝴蝶，却没有一丝蝴蝶的优雅[1] 。

阿卜杜拉希望爱上她，就像爱自己的妈妈，亲妈。三年半以前，阿卜杜拉七岁，妈妈生下了帕丽，却死于大出血。妈妈的脸曾经是他的一切，现在却不再属于他。过去每天晚上临睡之前，妈妈都会用双手捧住他的头，搂在自己胸前，摩挲他的脸蛋，唱摇篮曲给他听：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他希望能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新妈妈。他想，也许帕尔瓦娜也抱着同样的希望，爱他。就像她爱自己一岁大的儿子伊克巴尔那样。她总是亲伊克巴尔的脸，为他的每声咳嗽、每个喷嚏着急。或者像当初她爱自己头一个孩子奥马尔那样。他是她的小心肝，却死在了前年冬天，冻死的。他只活了两个礼拜。帕尔瓦娜和父亲刚刚给他取了名。那个严冬冻死了沙德巴格的三个宝宝。阿卜杜拉记得，帕尔瓦娜死死地抱着奥马尔裹起来的小尸首，也记得她一阵阵的悲恸。他记得那一天，他们把他埋到了山上，也记得那个小坟堆，下有冻土，上有灰天。谢基卜毛拉诵读经文，风吹起沙砾、雪花和冰碴，吹进每个人的眼睛。

阿卜杜拉担心，要是帕尔瓦娜待会儿发现，他拿仅有的一双鞋换了孔雀翎，一定会大大地动怒。父亲顶着日头拼命做工，才有钱买下这双鞋。阿卜杜拉想，等她发现了，恐怕会狠狠骂他一顿，甚至揍他。以前就有好几次，她对他动了手。她那两只手又厚又重，力道十足——阿卜杜拉猜想，准是因为长年累月地搬弄她那残疾姐姐。这双手也懂得怎样挥舞扫帚把，怎样又准又狠地抽嘴巴。

幸好帕尔瓦娜并不以揍他为乐。她也不是不疼爱继子继女。有一次，她拿父亲从喀布尔买的一匹布，给帕丽做了身银绿相间的衣裳。另一次，她带着惊人的耐心，教阿卜杜拉怎样打鸡蛋，同时打两个，而且不会把蛋黄弄破。还有一次，她给他俩示范怎样把玉米皮拧成洋娃娃，帕尔瓦娜和她姐姐小时候就是这么玩的。她也教过他俩怎样用碎布条打扮娃娃。

可是阿卜杜拉明白，这些举动都是姿态，尽她的本分而已。井分两口，有深有浅，她给伊克巴尔的那口要深得多。如果哪天晚上家里着了火，阿卜杜拉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帕尔瓦娜会抱起哪个孩子往外跑，一点都不带犹豫。说千道万，事情是明摆着的：他们不是她的孩子。他和帕丽不是她的。大多数人爱的是自己的孩子。没办法，他和妹妹不属于她。他俩是另一个女人留下的累赘。

他等帕尔瓦娜拿着馕进屋，又等她出来。她一只胳膊抱着伊克巴尔，另一只胳膊底下夹着一大堆衣服。他看她慢慢走向河边，直到没了人影，这才溜回家。每一步踩到地上，脚底就一阵抽痛。一进屋他就坐下，换上他那双旧的塑料拖鞋。阿卜杜拉知道自己干了件很不明智的事，可等他跪到帕丽身边，轻轻把她从小睡中摇醒，像魔术师一样从背后变出那根大羽毛的时候，一切都是值得的了——值得让她露出先惊后喜的表情，值得让她在哥哥脸上一通猛亲，值得他用羽毛软软的一端轻轻刮她的下巴，逗得她咯咯乱笑。突然之间，他的脚一点也不疼了。

父亲又一次用袖子擦了擦脸。他们轮流从水囊里喝水，喝完了，父亲就说：“你累了，儿子。”

“不累。”阿卜杜拉说，可他确实累了，累得要死，脚也疼。穿着拖鞋翻越沙漠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父亲说：“爬上去。”

阿卜杜拉爬上勒勒车，坐到帕丽身后，背靠着木头侧板，妹妹背脊上一块块的小骨头顶着他的肚子和胸膛。父亲拉车前行的时候，阿卜杜拉眺望着天空和群山，一座座山包紧紧相挨，一排连着又一排，柔和地在远方铺展。他看到父亲的背，他拉着车，低着头，脚下蹚起一团团红褐色的沙尘。一支库齐牧民的大篷车队从旁边经过，烟尘滚滚，铃儿响，骆驼叫，还有个涂着眼影的女人对阿卜杜拉露出微笑。她的头发是小麦色的。

这让阿卜杜拉想起了妈妈的头发，他又一次思念起妈妈来了，思念她的温柔，她天生的快乐，她面对恶人时的不知所措。他忘不掉她笑得直打嗝儿，畏怯的时候，她会歪歪头。妈妈一向都是柔弱的，身材如此，性格也一样，一个弱不禁风、腰身纤细的女人，总有几缕碎发跑到头巾外面。从前他常常觉得惊奇，这样一副脆弱的小身板，怎么装得下如此多的欢乐，如此多的善良。当然装不下。会漏到外面，从她眼睛里往外流。父亲就不一样。他是铁石心肠。他目光所及的世界和妈妈的一样，可他看到的只有冷漠。无尽的辛劳。父亲的世界毫无仁慈可言。绝没有免费的东西存在。甚至爱。你得为一切付钱。如果你是个穷人，就只能拿痛苦当钱花。阿卜杜拉低头看着妹妹，她头发分线的地方结了皮痂，细细的手腕垂在勒勒车外。他知道妈妈快要死的时候，把有些东西传给了帕丽。她的乐于奉献，她的老实巴交，还有她那压不垮、踩不烂的乐观心态。帕丽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个永远不会，也永远不能伤害他的人。有些时候，阿卜杜拉感到，她才是自己惟一的、真正的亲人。

白日的颜色慢慢地灰下去了，远处的山峰变成了伏地巨兽晦暗的侧影。在此之前，他们路过了几个村庄，多数都像沙德巴格一样偏僻而破败。四四方方的小房子是土坯盖成的，有些向上修到了山腰，有些没有，只有道道炊烟从它们的房顶上升起。晾衣绳。蹲在炉火边烧饭的妇人们。几棵白杨树，几只鸡，牛羊三三两两，清真寺倒是村村都有。他们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子和一块罂粟地前后相连，有个正在地里剥籽的老汉朝他们摆手，还喊了句什么，可是阿卜杜拉听不见。父亲也朝老汉挥挥手。

帕丽说：“阿波拉？”

“嗯？”

“你觉得舒贾伤心吗？”

“我觉得他还好。”

“不会有人欺负他吗？”

“他是条大狗，帕丽。他能保护自己。”

舒贾的确是条大狗。父亲说他肯定做过斗犬，因为有人剪了他的两耳和尾巴。可他能不能，或者说想不想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他流浪到沙德巴格时，小孩们拿石头砸他，用树枝或生锈的自行车辐条戳他。舒贾从不反抗。折磨到后来，村里的小孩们不免兴味索然，这才对他不理不睬。舒贾却仍旧进退小心，举止多疑，好像仍未忘掉曾经受人恶待。

在沙德巴格，他见人就躲，只有帕丽是个例外。她让舒贾丢开了所有的戒心。他对帕丽的爱是浩瀚而不加掩饰的。她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早晨只要一看见帕丽走出家门，舒贾便一跃而起，全身上下哆嗦个不停，狂乱地摇着断尾巴根，跳起踢踏舞，好像踩在火盆上一样。他上蹿下跳，围着帕丽转圈。这狗整天跟着帕丽，一路嗅她的脚后跟，到了晚上，人狗殊途，他便卧在门外，一副孤苦伶仃的样子，等待早晨的到来。

“阿波拉？”

“嗯？”

“等我长大了，我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阿卜杜拉看着橘红色的太阳低落，已轻轻擦到地平线上。“只要你愿意。可你不会愿意的。”

“会的！我愿意！”

“到时候你就想住自己的房子了。”

“可咱俩做邻居也行啊。”

“也许吧。”

“你可别住得太远。”

“你要烦我怎么办？”她用胳膊肘使劲顶了他肋骨一下。“我不会的！”阿卜杜拉没看她，自顾自地笑了一下。“那好吧，很好。”

“你一定要在我旁边。”

“好的。”

“一直到咱俩都老了。”

“老掉牙。”

“永远。”

“好的，永远。”

她从勒勒车前面转过身看着他。“你保证，阿波拉。”

“永远永远。”

后来，父亲把帕丽背到身上，阿卜杜拉跟在后面，拉着空空的勒勒车。走着走着，他便坠入了恍惚状态，无思无念，只知道双脚起起落落。汗珠贴着他的帽檐往下淌。帕丽的两只小脚丫一下下弹着父亲的屁股。他只知道，父亲和妹妹的身影在灰色的荒漠里渐渐拉长，如果他慢下来，就要和他们的影子分开了。

父亲这份新工作是纳比舅舅给他找的——纳比舅舅是帕尔瓦娜的哥哥，所以不能算阿卜杜拉的亲舅。纳比舅舅在喀布尔当厨子，兼做司机。他每月一次，从喀布尔开车到沙德巴格看他们，每次一听到那断断续续的汽车喇叭声，村里小孩扎堆的吵闹，就知道他来了。孩子们跟着车跑。那是辆气派的蓝色小汽车，皮顶篷，轮毂锃亮。他们拍着车窗，敲着挡泥板，直到纳比舅舅熄了火，笑眯眯地下了车。他很帅，留着大鬓角，大背头，黑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穿一身超大的橄榄绿西装，白色的礼服衬衫，棕色的乐福鞋。所有人都出来看他，因为他开小汽车，哪怕车是老板的，还因为他穿西装，在喀布尔做事。喀布尔可是座大城市。

就是上次来的时候，纳比舅舅跟父亲说了这份工作的事。他给有钱人家打工，他们要加盖一套小客房，建在自家后园，连同浴室，跟主楼分开。于是纳比舅舅向他们推荐了父亲，说他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纳比舅舅说，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估摸着一个月就能完工。

父亲确实是建筑工地上的行家。这方面的活儿他可没少干。自从阿卜杜拉记事起，父亲就外出打工，挨家挨户地敲门，找零碎活儿干，卖苦力。有一次，他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村里的长者谢基卜毛拉：假如我生下来是头牲口，那我敢保证，毛拉老爷，我肯定是头骡子。有时父亲去打工，会把阿卜杜拉也带上。他们到一个镇上摘过苹果，从沙德巴格去那儿要走一整天的路。阿卜杜拉记得，一直到太阳落山，父亲都得爬在梯子上，双肩耸起，脖梗子起了皱，暴露在灼人的阳光下，前臂裸露在外，粗粗的指头拧拽着苹果，一次一个。他们还在另一个镇上给清真寺打过土坯。父亲给阿卜杜拉示范怎样取好土：往深挖，颜色淡一些的就是。他们把土混合过筛，加草，父亲耐心地教给他，加水的时候要细滴慢渗，土坯才不会又松又软。过去一年当中，父亲扛过石头，也铲过土，犁过地，还曾到修路队里打工，铺沥青。

阿卜杜拉知道父亲为奥马尔的事自责。如果他多打几份工，或者找到更好的差事，就能给宝宝买更暖和的冬衣，更厚实的毯子，甚至

一个正儿八经的火炉，让家里热乎起来。父亲肯定就是这么想的。别看葬礼之后，父亲就再没跟阿卜杜拉提起过奥马尔，可阿卜杜拉心知肚明。

他记得有一次，就在奥马尔死后几天，他看见父亲站在大橡树下。那棵树高出沙德巴格的一切，也是村里最老的老寿星。父亲说，要是这棵树目睹过巴布尔皇帝挥师攻占喀布尔[2] ，他也不会觉得惊奇。他说他小时候，有一半时间都是在树上树下度过的，不是待在它巨大树冠的阴影下，便是爬它那弯弯曲曲的大树枝。父亲的父亲，也就是阿卜杜拉的爷爷，曾经在大树枝上拴了长绳，吊起秋千。这个奇妙的玩意儿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岁月，活得比那老头子还长。父亲说他和帕尔瓦娜，还有她姐姐马苏玛一起轮流荡过秋千，那会儿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呢。

可是这些天来，当父亲干完活，帕丽扯着他的袖子，求他推自己荡秋千的时候，他总是累得要死。

也许明天吧，帕丽。

就一会儿嘛，巴巴，求你了，快起来嘛。

现在不行。下次吧。

最后她只好罢休，松开父亲的衣袖，乖乖地走开。看着她离去，父亲的瘦脸会突然失色。他在小床上翻来覆去，然后拉起被子，闭上疲惫的双眼。

阿卜杜拉无法想像父亲也曾荡过秋千，也曾是个孩子，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和小朋友们在野地里疯跑。父亲，他两只手上是累累的伤痕，他脸上刻满了疲倦的线条。父亲，他好像一生下来就拿着铁铲，指甲里带着泥垢。

当天晚上他们不得不睡在沙漠里。他们吃了馕，还有帕尔瓦娜给他们带的最后几个煮土豆。父亲生了火，支起壶，烧水煮茶。

阿卜杜拉躺在篝火旁边，和背朝他的帕丽一起缩在羊毛毯下，妹妹冰凉的脚底板紧紧贴在他身上。

父亲弯腰凑近火苗，点燃一支烟卷。

阿卜杜拉翻了个身，平躺着，帕丽也转过来，把小脸儿搁进他锁骨下面熟悉的位置。他闻着荒漠里的土腥味，看着头顶的星空，如同密布着冰晶，闪闪烁烁。一弯纤瘦的新月，捧着自己暗淡却圆满的魅影。

阿卜杜拉想起前年冬天，事事跌入黑暗，风从门缝灌入，呼号婉转，拖着长音，格外嘹亮，房顶每个裂缝都有风声齐吼。外面，村庄的面貌已被大雪抹杀殆尽。夜晚漫长，星光也不复存在。白天是短暂的，阴郁的，难得有一抹阳光出现，即使有，也只是露一小脸儿，很快便隐没了。他记得奥马尔声嘶力竭的哭号，后来便无声无息。再后来，便是父亲阴森森地削着木板，手里那把月牙形的弯刀，恰如此时高悬于头顶的新月。他记得父亲将木板砸进硬土，小坟堆顶上结了霜，明晃晃地烛亮这一方天地。

现在，秋尽的迹象又一次出现了。冬天已经在屋角潜伏，可是父亲和帕尔瓦娜谁也不提这一茬儿，好像一说出那两个字，就会加速它的到来。

“爸？”他说。

父亲在篝火的另一头轻轻嗯了一声。

“你同意我给你打下手吗？我是说盖客房。”

轻烟缭绕在父亲的烟卷上方。他呆望着暗夜。

“爸？”

父亲坐在石头上换了个姿势。“我看你可以帮忙和和泥。”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

“我教你。你一学就会。”

“那我呢？”帕丽问。

“你？”父亲慢吞吞地说。他吸了口烟，拿起棍子拨火。火星四下飞溅，在黑暗中蹦蹦跳跳地狂舞一番。“你来管水。不能让大伙渴着。因为男人要是渴了就没法干活。”

帕丽不吭声。

“爸说得对。”阿卜杜拉说。他估摸帕丽想把手弄得脏脏的，在泥里爬来爬去，所以对父亲分派的任务感到失望。“要是少了你给我们打水，那我们就永远建不成客房。”

父亲把棍子插到茶壶提手下面，从火上提起壶，放到一边，先让它凉一凉。

“我给你出个主意。”他说，“只要你做水工合格，我就再给你找点别的事干。”

帕丽翘起下巴，看看阿卜杜拉，面带喜色。她笑的时候露出了豁牙。

他记得她还是小不点儿那会儿，老枕在他胸脯上睡觉，有时半夜三更，他睁开眼睛，便发现她正龇着牙，冲着他笑，表情和现在一模一样。

帕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这是真事。别看他自己也仍然是个孩子。十岁。帕丽还是婴儿的时候，半夜里吭吭唧唧，弄醒的总是他。摸黑儿走过去，抱着她颠上颠下的也是他。他给她换脏尿布。从来都是他给帕丽洗澡。这不是父亲该干的工作——他是个大男人——再说了，他收工以后总是累得要死。而帕尔瓦娜怀了奥马尔，起个床都吃力，对帕丽一时照应不上。她也从来没有那份耐心，那份精力。所以带孩子的任务就落到了阿卜杜拉头上，而他一点也不介意，做起来高高兴兴的。他喜欢这样，因为是他帮帕丽迈出了第一步，也是他惊喜莫名地听到帕丽说出第一句话。他相信这是自己的使命，是真主创造他的原因所在，好让真主先把母亲带走，再把他放到这个位置上，来照顾帕丽。

“巴巴，”帕丽说，“讲个故事。”

“太晚了。”父亲说。

“讲一个嘛。”

父亲生性自闭。任何时候都他都难得一次吐出两句以上的话。可是偶尔，阿卜杜拉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的话匣子突然打开了，故事呼呼地往外冒，关都关不住。有时候他让阿卜杜拉和帕丽老老实实坐在面前，给他俩讲故事，不管这时候帕尔瓦娜正在厨房把盆盆罐罐弄得乒乒乓乓。这些故事是父亲小的时候他奶奶讲给他听的，现在把阿卜杜拉和帕丽也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苏丹和精灵，还有坏心肠的魔王和聪明的苦行僧。有时父亲也自己编故事，现编现讲。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出他虚构和梦想的能力，总能让阿卜杜拉感到惊奇。父亲从来没有像讲故事的时候那样，让阿卜杜拉觉得他那么实实在在，表现得那么活力充沛，那么真诚。这些故事就像一个个针孔，可以借此一窥他那密不透风的、难以理解的内心世界。

但是，阿卜杜拉能从父亲脸上的表情看出，今晚不会有故事讲了。

“很晚了。”父亲又说了一遍。他抓住披在肩膀上的围巾一角，拿起水壶，给自己倒了杯茶。他吹吹热气，喝了一小口，篝火映红了他的脸庞。“该睡觉了。明天路还很长。”

阿卜杜拉拽起毯子，盖住自己和妹妹的头。在毯子下面，他对着帕丽的后脖梗哼起了歌：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帕丽已经困了，昏沉沉地哼出了自己那两句：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打起了呼噜。

过了一会儿，阿卜杜拉醒过来，发现父亲不见了。他慌里慌张坐起来。火差不多已经全灭了，此时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余烬里星星点点的暗红。阿卜杜拉着急地看一眼左边，又看看右边，可是目光无法穿透巨大而令人窒息的黑暗。他感到自己的脸变白了，心脏在全速跳动。他竖起耳朵，屏住呼吸。

“爸？”他小声叫道。

一片死寂。

惊慌开始如蘑菇般在他心底疯长。他一动不动地坐着，身体笔直，绷得紧紧地，听了老半天。什么都没听见。就剩下他俩了，他和帕丽，四下的黑暗正在逼近。他们被抛弃了。父亲抛弃了他们。阿卜杜拉头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沙漠甚至整个世界的浩瀚。一个人置身其中，多么轻易就会迷失啊。没人伸出援手，没人指点方向。随即，一个更坏的念头出现了，如蛆虫般在他脑袋里蠕动。父亲死了。有人割开了他的喉咙。土匪。他们杀掉了父亲，此时正在逼近他和帕丽，土匪们不慌不忙，享受着这一刻，就像在玩一场游戏。

“爸？”他放开嗓子，又叫了一声，这一次声音都在颤抖。

无人应答。

“爸？”

他一遍又一遍呼喊着父亲，仿佛有一只爪子紧紧抓着他的气管。他记不起自己多少次，又是多么久地叫着父亲，可是黑暗中没有一声回答。他看见了一张张脸，藏在大地上隆起的群山中，带着狞笑，邪恶地俯视着他和帕丽。惊恐俘虏了他，摧折着五脏六腑。他开始哆嗦，低声哭泣。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放声尖叫了。

恰在此时，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影从黑暗中现形。

“我以为你走掉了。”阿卜杜拉惊魂未定地说。

父亲在篝火的余烬边坐下。

“你去哪儿了？”

“快睡觉，儿子。”

“你别丢下我们。你别那样做，爸。”

父亲看着他，可是他的脸隐没在黑暗中，阿卜杜拉无法分辨他的表情。“你要把妹妹吵醒了。”

“别丢下我们。”

“闭嘴。”

阿卜杜拉重新躺下，妹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他的心还在怦怦跳，一下下撞击着喉咙。

阿卜杜拉从没来过喀布尔。他对喀布尔的了解都出自纳比舅舅讲的故事。跟父亲打工的时候，他到过几座小城镇，可从没去过真正的城市，而且明摆着，纳比舅舅说的那一套，丝毫没能帮助他做好准备，来面对全国最大、最热闹城市的忙碌与喧嚣。他看见到处都是交通信号灯、茶馆、饭馆，还有开着大橱窗的商店，挂着鲜亮的、五颜六色的招牌。小汽车轰鸣着，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一路按着喇叭，从公共汽车、行人和自行车的窄缝儿里嗖嗖钻过。马拉的戛力车叮叮当当地在大街上来来往往，两个铁轱辘轧着路面，颠上颠下。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走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卖香烟和口香糖的小贩，卖杂志的小摊，还有钉马掌的铁匠。在路口处，交通警察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吹着哨子，做着耀武扬威的手势，可惜好像没人搭理他们。

阿卜杜拉坐在人行道边的条凳上，腿上坐着帕丽，不远处是个肉铺。他们俩分吃一盘香菜酸辣酱拌的烘豆子，这是父亲刚从路边摊上给他们买的。

“看，阿波拉。”帕丽说，她指着街对面的一家商店。那窗户里站着个年轻的女人，穿一件漂亮的绣花绿衣，衣服上还挂着好多小亮片和小珠子。她包着长长的、颜色相配的头巾，戴着银首饰，穿深红色的裤子，纹丝不动地站着，漠然地看着行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直到阿卜杜拉和帕丽吃完豆子，那女人连指头都没动一动，此后也依旧纹丝不动。举目楼上，阿卜杜拉看见一张巨大的海报，挂在高高的大楼外墙。海报上有个年轻漂亮的印度女郎，身边的地上开满了郁金香，她站在倾盆的大雨中，顽皮地躲在一座小屋后面。她张着小嘴儿，羞答答地笑着，一件湿漉漉的纱丽紧紧裹出她的曲线。阿卜杜拉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纳比舅舅所说的电影院，也就是人们可以去看电影的地方，可他希望下个月，纳比舅舅能带他和帕丽去看一场电影。想到这儿，他咧开嘴笑了。

就在街上一座蓝瓦清真寺高声宣礼之后，阿卜杜拉看到纳比舅舅把车停在路边。他坐在司机位置上，身上还是那套橄榄绿西装，大摇大摆地下了车，车门差点儿撞到一个穿袷袢、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幸好他猛地一拐，躲开了。

纳比舅舅快步绕过车头，拥抱了父亲。他一看到阿卜杜拉和帕丽，脸上马上堆满了笑容。他弯下腰，把自己放低到和他们一样的高度。

“小家伙，你们喜欢喀布尔吗？”

“好吵。”帕丽说。纳比舅舅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来吧，上车。你们坐到车上，还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上车前先把脚蹭蹭。萨布尔，你坐前面。”

后座凉凉的，硬硬的，和外面一样，也是浅蓝色。阿卜杜拉挪到窗边，坐在司机座位后面，又把帕丽抱到腿上。他注意到围观的人们带着羡慕的神色，瞅着这辆小汽车。帕丽扭头看他，两人相视一笑。

纳比舅舅开着车，城市的画卷从他们眼前流过。他说他要绕段路，带他们多看几眼喀布尔。他指着一座山，说它叫特佩马兰詹，山头有座俯瞰城市的圆顶陵墓，查希尔沙国王的父亲纳第尔沙就葬在那儿。他指给他们看希尔达瓦扎山顶的巴拉喜萨尔堡，并说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军曾在此扎营。

“那是啥，纳比舅舅？”阿卜杜拉拍拍车窗，指着一座黄色的长方形大楼。“那是大仓，新的馕厂。”纳比舅舅单手开着车，回头冲他挤了下眼睛。“这是我们的俄国朋友送来的礼物。” 做馕的工厂？这可真让阿卜杜拉吃惊。他回想起了在沙德巴格的家里，帕尔瓦娜在泥炉里把面团拍成饼的样子。

最后，纳比舅舅拐上了一条干净、宽阔的街道，路边整整齐齐，种着成排的柏树。这儿的房子都很漂亮，比阿卜杜拉以前见过的所有房子都大。房子有白色的，黄色的，还有淡蓝色的，大部分都是两三层，带着高高的围墙，金属大门分成两扇，关得严严实实。阿卜杜拉瞧见路边停着几辆小汽车，样子和纳比舅舅开的这辆差不多。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私家车道上，道边是一排修剪整齐的矮树。再过去一点，便是一座两层高的白房子，看上去大得难以置信。

“你家好大。”帕丽吃惊地睁大双眼，轻声说道。

纳比舅舅仰面大笑。“那敢情好了。不，这是我老板的房子。你们这就能见到他们。一定得有礼貌，听见了吗？”

当纳比舅舅领着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进了门，他们才发现，这房子比原来想像的还要气派。阿卜杜拉估摸着，它大得足以装下沙德巴格至少一半的人家。他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魔王的宫殿。房后还有花园，打理得非常漂亮，种着成排的鲜花，什么颜色都有，修剪得整整齐齐，还有齐膝高的矮树丛，果树也到处都是——阿卜杜拉认出了樱桃树、苹果树、杏树和石榴树。走廊建在屋外，盖有顶棚，直入花园——纳比舅舅说它叫游廊——旁边的栏杆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正在里屋等着他们。进屋之前，阿卜杜拉偷偷看了一眼厕所，里面有纳比舅舅说过的陶瓷马桶，亮闪闪的洗脸池，配着古铜色的水龙头。在沙德巴格，每个礼拜，阿卜杜拉都要花上好几个小时，从公共水井里成桶成桶地提水，可人家只需伸手一拧，就能来水，这样的生活不免让他大为惊奇。

此刻，阿卜杜拉、帕丽和父亲坐在一个有金色流苏的大沙发上，背后是软乎乎的靠垫，上面有很多小小的八角形亮片。沙发对面，一幅画占去了大部分墙面，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石雕匠，伏在工作台前，正用木锤敲一块大石头。窗子宽大，配有带褶裥的窗帘，敞开着，窗外是装有齐腰高铁护栏的阳台。这房间里的一切都光亮而一尘不染。

阿卜杜拉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如此肮脏。

纳比舅舅的老板瓦赫达提先生坐在皮椅上，两条胳膊抱在胸前。他看着他们，表情虽然说不上不友好，却总之是冷淡而难以参透的。他比父亲要高，刚才他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的时候，阿卜杜拉就看出来了。他肩膀比较窄，嘴唇薄，脑门锃亮。他穿一套收腰的白西装，绿色的开领衬衫，袖口钉着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从头到尾，他说的话都没超过十句。

帕丽低着头，看着他们身前玻璃桌上的糖果盘。阿卜杜拉从来没想到，糖果还能有这么多的花样。有手指头模样的巧克力，上面带着一圈圈的奶油，有中间裹着橘子瓣的小圆糖，有树叶形状的绿糖，还有好多别的模样。

“想尝尝吗？”瓦赫达提太太问。一直都是她在讲话。“吃吧。你们俩。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阿卜杜拉看看父亲，请求允许，帕丽也学他的样儿。这姿势好像把瓦赫达提太太迷住了，她抬起眉毛，歪歪脑袋，露出了微笑。

父亲轻轻点了点头。“一人一块。”他低声说道。

“噢，那可不行。”瓦赫达提太太说，“这可是我让纳比跑了半个喀布尔才买来的。”

父亲闹了个大红脸，不敢看她。他就坐了沙发一个边，两只手攥着自己的便帽。哪怕刚才他把两个膝盖转向了瓦赫达提太太，可眼睛瞧的始终都是她丈夫。

阿卜杜拉拿起两块糖，给了帕丽一块。

“噢，多拿点儿。纳比一片苦心，咱们可不能白白浪费掉。”瓦赫达提太太娇嗔道。她朝纳比舅舅笑了一下。

“哪里哪里。”纳比舅舅的脸也红了。

纳比舅舅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身边有个很高的木头陈列柜，装着厚厚的玻璃门。阿卜杜拉看见，柜子里的搁板上摆着一些银色的相框，里面是瓦赫达提先生和瓦赫达提太太的照片。有一张是他俩和另一对夫妇的合影。他们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厚厚的外套，背景是一条白浪翻卷的大河。在另一张照片里，瓦赫达提太太手拿着酒杯，正在开怀大笑，光溜溜的胳膊搂着一个男人的腰，让阿卜杜拉想不通的是，那男人竟然不是瓦赫达提先生。还有一张婚纱照，他穿着黑西装，又高又瘦，她穿着飘逸的白裙子，两个人都抿着嘴唇在微笑。

阿卜杜拉偷偷看了她一眼，看她细细的腰，她漂亮的小嘴儿和完美的弯眉，她粉红的指甲和粉红的唇膏。现在他记起她来了。那是两年前，帕丽还不到两岁的时候，纳比舅舅带她到了沙德巴格，因为她说，她想见见他的家属。她穿着一条桃红色的无袖长裙——他记得父亲脸上那惊愕的表情——戴一副黑色的太阳镜，宽宽的白色镜框。她始终面带微笑，问这问那，问村子怎么样啊，生活怎么样啊，还问孩子们都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举手投足之间，就好像她也属于这里，也住这样低矮的泥屋。她背倚着煤烟熏黑的墙，坐在蝇屎斑斑的窗边，一大张黑不溜秋的塑料布隔开了主屋和厨房——厨房也是阿卜杜拉和帕丽睡觉的地方。她把这次串门弄得风风光光，非要在门口脱掉高跟鞋，不要父亲自作聪明拿来的椅子，而是席地而坐，就好像她也是农民的一员。阿卜杜拉那时候只有八岁，可也能看出其中的名堂。

想起那次串门，阿卜杜拉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帕尔瓦娜像裹了尸衣一样的窘态。她当时怀着伊克巴尔，呆坐在角落里，一声也不吭，身体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就那样坐着，双肩收紧，两脚塞在隆起的肚子下，好像要努力缩进墙里，消失不见。一条脏兮兮的面纱像盾牌一样挡住她的脸。她紧紧抓着下巴底下的面纱，把它拧成了乱糟糟的一堆。阿卜杜拉仿佛看到，羞耻如水汽般从她身上蒸腾而起，看到她自觉何其渺小的那份难堪，他心头涌起了一种对后妈的同情，这种感觉让他自己也觉得惊讶。

瓦赫达提太太伸手拿起糖果盘旁边的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们刚才绕了段路，我带他们看了看街景。”纳比舅舅说。

“好的呀，好的呀。”瓦赫达提太太说，“您以前来过喀布尔吗，萨布尔？”

父亲说：“一两次，尊贵的太太。”

“那么，请问您印象怎么样？”

父亲耸耸肩。“人挤人。”

“是的。” 瓦赫达提先生揪了揪上衣袖子上的棉绒，然后低头看着地毯。

“人挤人，是的，而且有时也让人厌倦。”瓦赫达提太太说。

父亲点点头，好像听懂了一样。

“喀布尔其实就像一个岛。有人说它在不断进步，这话也许不错。我看这么说确实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它也和我们国家的其余部分失去了联系。”

父亲低头看着手中的便帽，眼睛眨巴了一下。

“不要误会我。”她说，“我衷心拥护这座城市一切进步的议题。真主知道，我们的国家会从中获益。不过有的时候呢，以我之见，喀布尔有点儿过于自得其乐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座城市沾染了自负。”

她叹了口气。“它确实越来越让人厌倦了。我本人一向欣赏乡村的生活。我对乡村是一往情深的。那遥远的外省，那些卡里亚[3] 啊，那些小村庄啊。可以说，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

父亲不明所以地点点头。

“我也许不赞同全部或大部分的部落传统，可是对我而言，那里的人们总是过着更真实的生活吧。他们坚守传统。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谦逊。也很好客。还有达观的性格。一种自豪感。可以这么说吗，苏莱曼？自豪？”

“别说了，妮拉。”她丈夫轻声说道。

一阵令人压抑的沉默随即出现。阿卜杜拉看到瓦赫达提先生不停地在椅子扶手上敲着指头，他妻子则保持着僵硬的微笑。烟嘴处留下了粉红的污渍。她两脚交叠，一只胳膊肘搭放在椅子的扶手上。

“也许我用词不当。”她打破了沉默。“也许该说尊严。”她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阿卜杜拉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牙。“这就对了。恰当多了。乡村的人们带着一种尊严感。他们身上就是有这种感觉，好像佩戴着勋章，对吗？我诚心诚意地说，我在您身上就看到了，萨布尔。”

“谢谢您，尊贵的太太。”父亲咕哝道，边说边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却仍然低头看着自己的便帽。瓦赫达提太太点点头，将目光转向帕丽。“请恕我直言，你实在太可爱了。”帕丽用胳膊肘轻轻顶了顶阿卜杜拉。

瓦赫达提太太慢条斯理地背诵道：“今天我看到了我在寻觅的容颜，我看到了闭月，羞花，无法度量的优雅。”她笑了笑。“这是鲁米。你听说过他吗？你可以这样想，这是他专门为你写的，我亲爱的。”

“瓦赫达提太太是很有才华的诗人。”纳比舅舅说。

瓦赫达提先生走到房间这一头，拿起一块糖，掰成两半，咬了一小口。

“纳比嘴巴真甜。”瓦赫达提太太说着，热乎乎地瞟了他一眼。阿卜杜拉又一次看到红晕爬上了纳比舅舅的面颊。

瓦赫达提太太把烟屁股按到烟灰缸里，使劲捣了好几下，把烟掐灭。“我带孩子们出去转转吧。”她说。

瓦赫达提先生不高兴地深吸了一口气，两只巴掌往椅子扶手上一拍，好像要站起来，却没动窝。

“我带他们去趟巴扎。”这一次，瓦赫达提太太是在对父亲说话。“如果您同意的话，萨布尔。纳比给我们开车。苏莱曼可以带您看看后院的工地。您一看就明白了。”

父亲点了点头。

瓦赫达提先生慢慢闭上了眼睛。

他们起身往外走。突然之间，阿卜杜拉希望父亲能给人家道个谢，谢谢他们的糖果和茶，然后拉起他和帕丽的手，离开这座房子，离开房子里的画和窗帘，还有满屋的奢华与舒适。他们可以灌满水囊，买齐馕和煮蛋，顺着原路回家。穿过沙漠，经过巨石，一路与群山相伴，父亲还可以给他们讲几个故事。他们可以轮流拉车，车上坐着帕丽。走上两天，也许三个白天，不管肚子里灌进多少风沙，腿上又有多么疲累，但终将再次回到沙德巴格。舒贾看见他们出现，一定会狂奔而至，围着帕丽蹦跳转圈。那时他们就到家了。

父亲说：“快去吧，孩子们。” 阿卜杜拉上前一步，想说什么，可是纳比舅舅伸出一只大手，放到他肩膀上，把他扳了回来。纳比舅舅一边领他穿过走廊，一边说：“不看看这地方的巴扎可不行。我说你俩，这儿的巴扎你们可没见过。”

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一起坐在后排，车里满是她身上浓烈的香水味儿，还有一种味道阿卜杜拉说不上来，甜甜的，有点呛鼻子。纳比舅舅开着车，她连珠炮似的问他们问题。都有哪些朋友？他们上不上学？还问些家长里短的事，邻居如何？玩什么游戏？阳光照亮了她右半边脸，阿卜杜拉可以看到她脸颊上细细的汗毛，以及脖子上粉底的微痕。

“我有条狗。”帕丽说。

“真的？”

“那条狗蛮怪的。”纳比舅舅在前座上说。

“他叫舒贾。我只要一伤心，他就知道。”

“狗通人性。”瓦赫达提太太说，“他们比我遇到过的有些人还要好呢。” 三个女学生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汽车从她们身边驶过。她们穿着黑色校服，系着白头巾。

“我知道刚才我是怎么说的，可喀布尔也没那么糟糕。”瓦赫达提太太心不在焉地用手摆弄着自己的项链。她看着窗外，脸上忽然有些伤感。“我觉得春末的喀布尔才是最好的，下完雨之后，空气干干净净。可是夏天说来说来，就像太阳撞到山上，把这儿变成一个大火炉。”她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家里有个孩子就好了。闹腾闹腾，有点变化。有点活力。”

阿卜杜拉看着她，从这女人身上感觉到了某种让人担心的东西，隐藏在脂粉下，香水的味道和那楚楚可怜的表情中。某种在内心深处碎裂的东西。他发现自己想起了帕尔瓦娜烧饭时的煤烟，厨房架上那些罐子，胡乱堆叠的盘子，污迹斑斑的锅碗瓢盆。他怀念起了和帕丽同睡的床垫，哪怕它脏兮兮的，随时有可能被里面破烂不堪的弹簧扎穿。他怀念那一切。他从来没像这样想家，想得如此厉害。

瓦赫达提太太叹了口气，重重地靠到座位上，紧紧抓着她的手提包，好像孕妇抱着自己鼓凸的肚子。

纳比舅舅把车停在人来人往的街边。马路对面有座清真寺，建有高高的宣礼塔，旁边就是巴扎，里面回廊密布，有带拱顶的，也有露天的，迷宫一般。他们沿着通道边走边逛，有的货摊卖皮衣，有的卖戒指，上面镶着彩色的珠宝和石头，还有卖各种香料的。瓦赫达提太太和他俩走在前面，纳比舅舅殿后。因为到了户外，瓦赫达提太太便戴上了一副黑色的太阳镜，这让她的脸看上去怪怪的，很有几分神秘。

到处都能听见有人讨价还价。几乎每个货摊都在播放吵闹不休的音乐。他们经过了一些带门脸的铺子，有卖书的，卖收音机的，卖灯的，还有卖银色炊具的。阿卜杜拉看见两个当兵的在抽烟，穿着脏靴子和深褐色的大衣，一支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带着无精打采的冷漠打量着每个人。

他们在鞋摊前停下。鞋子成排，摆放在鞋盒上，瓦赫达提太太上前翻找。纳比舅舅溜溜达达去了下一个摊位，背着手，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堆旧钱币。

“这一双怎么样？”瓦赫达提太太问帕丽。她手里拿着一双黄色的新运动鞋。

“好漂亮呀。”帕丽说。她看着那双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咱们试试吧。”

瓦赫达提太太帮帕丽穿上鞋，给她系上鞋带，扣好搭扣。她抬起头，透过眼镜看着阿卜杜拉。“我看你也可以来一双。真不敢相信你从村里一路走着过来，就穿着这双拖鞋。”

阿卜杜拉摇摇头，扭头看着别处。回廊里有个老头子，胡子乱蓬蓬的，长了两只畸形的锄头脚，在向路人乞讨。

“看，阿波拉！”帕丽抬起一只脚，又抬起另一只。她在地上又跺又跳。瓦赫达提太太叫过纳比舅舅，让他带上帕丽到回廊里走走，看看鞋合不合脚。纳比舅舅牵着帕丽的手，领她走进了通道。

瓦赫达提太太低头看了看阿卜杜拉。

“你认为我是个坏人。”她说，“你不喜欢我刚才说话的方式。”

阿卜杜拉看着帕丽和纳比舅舅经过锄头脚老头的身边。老头对帕丽说了些什么，帕丽仰起脸看着纳比舅舅，也在说话，然后纳比舅舅给了老头一枚硬币。

阿卜杜拉不出声地哭起来了。

“噢，乖孩子。”瓦赫达提太太说，她有些吃惊。“可怜的小家伙。” 她从手提包里扯出条手帕，递到他面前。

阿卜杜拉把手帕猛地拨到一边。“请不要那样做。”他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她蹲到他身边，墨镜推到头上，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她用手帕轻轻擦了擦两眼，一些黑渍也随之擦落。“如果你恨我，我也不怪你。这是你的权利。可是……我不指望你能理解，现在就理解，可这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阿卜杜拉。真的是这样。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

阿卜杜拉仰面朝天，恸哭起来。就在此时，帕丽蹦蹦跳跳地朝他走回来了。她眼中充满了感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父亲拿起斧头，砍倒了大橡树。谢基卜毛拉的儿子巴依吐拉和另外几个男人帮他。没人拦他们。阿卜杜拉和别的孩子站在一起，看他们砍树。父亲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卸掉秋千。他爬到树上，用刀子割断绳索，然后和男人们一起，砍那粗壮的树干，一直砍到下午很晚，老树才终于轰然倒地。父亲告诉阿卜杜拉，他们需要过冬的柴火。可他咬紧牙关，脸色阴沉，凶猛地在老树身上抡着斧头，仿佛再也受不了多看它一眼。

此时，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男人们还在劈凿那倒下的大树。他们的鼻子和脸颊冻得发红，刀斧敲击着木头，发出沉闷的回声。父亲对付树身，阿卜杜拉则从大树杈上扯断枝条。两天前，刚刚下过今年冬天的头一场雪。不大，还没到下大雪的时候，只是一个前兆。用不了多久，冬天将席卷沙德巴格，带着它的冰柱，一周又一周的降雪，以及转眼便能吹裂手背的风。现在，白色还没有将大地完全覆盖，只是斑秃一般，从村里铺往陡峭的山坡，淡褐色的地面星星点点，散露其间。

阿卜杜拉收拢一堆细枝，抱起来，走向附近越堆越高的公用柴堆。他戴着新手套，穿着雪地靴和冬衣。衣服是二手货，拉链本来坏了，父亲又把它修好，除此之外，它和新衣服一样棒——絮着棉花，外面是深蓝色的，衬里是橘黄色的毛皮。它有四个大口袋，可以咔嗒一声扣上，咔嗒一声打开，还有絮棉的帽兜，阿卜杜拉扯一扯帽绳，就能紧紧地捂住脸。现在他把帽兜从头顶推到脑后，长长地哈了一口气。

太阳眼看就要落山了。阿卜杜拉还能分辨出老磨坊，它光秃秃的，灰灰的，在村里一堵堵泥墙的映衬下，隐约可见。只要从山上吹来凛冽的狂风，房梁便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呻吟。夏天的时候，多半是青鹭在磨坊安家，现在冬天一来，青鹭便飞走了，换了乌鸦进驻。每天早晨，阿卜杜拉都会在它们的大声抱怨和嘶哑的聒噪中醒来。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躺在右边的地上。他走过去，蹲下。

一片羽毛。小小的。黄色的。

他摘掉一只手套，拾起这片羽毛。

今晚有个聚会，他和父亲，还有他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伊克巴尔要去参加。巴依吐拉刚生了男孩。有卖艺的穆特里卜要来给男人们唱歌，还有人打手鼓。晚会上有茶，有热乎乎的、新出炉的烤馕，有土豆汤。之后，谢基卜毛拉要把手指蘸到糖水碗里，再让婴儿吸他指头。他会拿出亮闪闪的黑石头，双面剃刀，掀起婴儿肚子上的盖布。寻常的仪式。沙德巴格的生活总要继续。

阿卜杜拉把手里这片羽毛翻过来。

不许哭鼻子。父亲说过，不许哭。我受不了。

真没人哭过。村里没有一个人问起过帕丽，甚至没人提起过她的名字。阿卜杜拉觉得吃惊，她竟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得如此干干净净。

只有在舒贾身上，阿卜杜拉能看到自己的悲伤。那条狗每天都出现在家门口。帕尔瓦娜用石头丢他，父亲提着棍子吓他，可他总是去而复返。每天夜里都听到他在悲悲切切地呜咽，每天早晨都看到他卧在门口，两只前爪垫在嘴巴下面，一对忧郁的、无辜的眼睛眨巴着，仰望着要揍他的人。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礼拜，直到有天早晨，阿卜杜拉看见他耷拉着脑袋，一瘸一拐地往山那边去了。沙德巴格再也没人见过他。

阿卜杜拉把这片黄色的羽毛放进衣袋，走向磨坊。

有时候，他会冷不丁地瞅见父亲脸上灰云密布，陷入难以言传的感情阴影。如今，父亲看上去萎靡不振，好像失去了支柱。他不是懒洋洋歪斜在屋中，便是坐在新买的大铁炉前烤火，把小伊克巴尔放在腿上，失神地呆望着火苗。他的声音也变得疲惫不堪，与阿卜杜拉记忆中的判若两人，说出的每个字都好像秤砣一样。他往往神情幽闭，长久地沉默无语。他再也不讲故事了，自打他和阿卜杜拉从喀布尔回来，就一个故事也没讲过。阿卜杜拉觉得，父亲大概把自己的灵感也一并卖给了瓦赫达提夫妇。

没了。

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一切都归于无言。

只听到帕尔瓦娜的这些话：只能靠她了。我很抱歉，阿卜杜拉。非她不可。

砍下一根指头，才能把手保住。

在磨坊后面，在风化中的石塔下，他跪到地上，脱掉手套，刨着地里的土。他想到她浓浓的眉毛，大大的脑门儿，豁牙的笑。他耳边总听到她清脆的笑声，一如从前，在家里滚滚而过。他想起从巴扎回来后爆发的那场厮打。帕丽惊恐着，尖叫着。纳比舅舅赶快把她拉走。阿卜杜拉刨着土，直到指头碰到金属。他探手向下，从坑里挖出那个铁皮茶叶盒，拂去盖子上冰冷的土。

最近他想了好多，想父亲在去喀布尔之前给他们讲的那个故事，老农夫巴巴·阿尤布和魔王。阿卜杜拉发现自己就站在帕丽曾经待过的地方，而她的离去好像一股无形的烟尘，从他脚下的土里升起，让他的腿弯折，让他的心坍缩，他渴望着喝一大口魔王送给巴巴·阿尤布的魔药，好让自己也能忘记。

可是什么都忘不掉。帕丽总是不请自来，徘徊不去，不管阿卜杜拉到哪儿，都能看见她在一旁侧立。她就像他衣服上黏附的尘土。她就待在那一个又一个的沉默里，那是如今家中习以为常的沉默，言语之间忽然喷涌的沉默，有时冰冷而空洞，有时潜伏着什么，却终究归于无言，像一片乌云，带着雨，却永远不会飘落。在有些夜晚，他会梦见自己又一次置身荒漠，一个人，四下都是山，只有一点点细小的微光在远处闪烁，明明灭灭，如同一句暗语。

他打开茶叶盒。它们全在里面。帕丽的羽毛，公鸡毛、鸭毛、鸽子毛；那支孔雀翎也在。他把黄羽毛丢进盒中。总有一天，他想。

他希望。

像舒贾一样，他在沙德巴格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现在他意识到了这一点。这里已无可留恋。这里已不再有他的家。他会等到冬天过去，等到融雪的春天到来。他将在某个早晨，在黎明前起身，迈出家门。他将选准一个方向上路。双脚能带他走多远，他就走多远，远远地离开沙德巴格。如果有一天，他在旷野中跋涉太久，被绝望俘获，那么他将止步于半途，就此瞑目。他将想起帕丽在沙漠中发现的那片隼羽。他将想像着羽毛从飞鸟身上松脱，在云中，在人间千尺之上，在暴烈的气流中劲舞，激旋，被怒号的狂风裹挟，推送，飞越千里荒漠，百座高山，战胜一切险阻，最后万无一失，飘落于巨石脚下，并必将被妹妹发现。他将流连于这样的想像，它带来的不只初时的惊喜，还有继之而生的希望，希望这一切能够成真。不过他也更清醒地知道，他要鼓足勇气，睁大双眼，迈步向前。

[1]　“帕尔瓦娜”是蝴蝶的意思。

[2] 　扎希尔丁·巴布尔是莫卧儿王朝的奠基者、帖木儿的六世孙，1504 年占领喀布尔，并以该城为征服东部与南部的基地。

[3] 　卡里亚（qaria），由多个小村（kalay）组成的较大的村庄。

第三章

1949 年春

帕尔瓦娜还没掀开被子看，就闻到那味儿了。马苏玛屁股上蹭得到处都是，一直到大腿。床单、床垫和被子上也有。马苏玛回过头，抬脸看着她，怯怯地，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还有羞耻——这些年来始终不变的羞耻。

“对不起。”马苏玛小声说。

帕尔瓦娜真想大声咆哮，却强迫自己挤出一丝笑容。每逢这样的时刻，她就需要拼命提醒自己，别忘了这个粪堆是她自作自受的结果。她遭受的一切既算不上不公平，也不过分。她活该如此。她打量一下弄脏的床褥，对眼前的工作心生畏惧，不免叹了口气。“我这就给你弄干净。”她说。

马苏玛开始无声地哭泣，表情上没有丝毫变化，只有眼泪夺眶而出，簌簌落下。

清晨凛冽，帕尔瓦娜来到屋外，在烧饭的泥坑里生火。等火上来了，她便提着桶去沙德巴格的公共井里打水，再回来烧水。她在火前攥紧两手。从这儿，她能看到村里的磨坊，小时候谢基卜毛拉教她和马苏玛识字的清真寺，还有毛拉建在缓坡底下的家。再过一会儿，等太阳升起，毛拉家的房顶就会在周围的土色之中，变成鲜红夺目的方块，因为他妻子在屋顶晾了西红柿。帕尔瓦娜抬头仰望，晨星暗淡，漠然地对她半睁着眼睛。她费劲地站起身。

进了屋，她帮马苏玛翻过身，背朝上。她浸湿毛巾，擦净马苏玛的屁股，从她后背和肌肉麻痹的腿上清理掉粪便。

“为什么用热水？”马苏玛趴在枕头上说，“何必这么麻烦？你不用这样做。我分辨不出来的。”

“也许吧。可我就是要这样。”帕尔瓦娜说着，对着粪便做了个鬼脸。“行了，别说话了，让我收拾完。”

帕尔瓦娜的一天就此开始，一如往常，一如父母过世这四年来的每一天。她喂鸡，劈柴，一趟趟、一桶桶地从井里提水。她和面，揉面，在土坯房外的泥炉里烤馕，然后擦地板。到了下午，她蹲在小河边，和村里的女人们一起，在石头上洗衣服。接下来，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她要去坟地，给父母上坟，挨个做一遍简短的告拜。整整一天下来，在这些家务的间隙，她还得抽空儿帮马苏玛翻身，侧过来，再侧过去，把枕头塞到这边的屁股下，过一会儿再换另一边。

今天她碰到了萨布尔。碰到了两次。

她先瞅见萨布尔蹲在他家小土房外，对着烧饭的泥坑扇风，烟呛得他使劲眯着眼。旁边是他儿子阿卜杜拉。后来她又瞧见他了，正在跟几个男人聊天。那些男人和萨布尔一样，现在都成了家，可他们原先也都是村里的娃子，跟萨布尔打过架、一起放过风筝，追过狗，玩过捉迷藏。现在这段日子萨布尔可遭罪了，摊上了大不幸，老婆死了，丢下两个没妈的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吃奶。现在他说起话来透着疲惫，听都听不清。他在村里拖着身子走路，倦怠，枯槁，和从前判若两人。

帕尔瓦娜远远地看着他，眼中满是渴望，像傻子一样。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她努力挪开目光。如果无意中四目相交，他也只是冲她点个头，可她却热血上涌，满脸发烧。

当晚，帕尔瓦娜要躺下睡觉时，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真是累透了。她躺到小床上，等待入睡。

此时，黑暗中传来呼唤：

“帕尔瓦娜？”

“在。”

“你还记得那次吗？咱俩一块儿骑自行车。”

“嗯。”

“骑得多快啊！大下坡。狗追着咱们。”

“我记得。”

“咱俩都在尖叫。然后就撞到石头上了……”帕尔瓦娜几乎可以听到姐姐在黑暗中微笑。“妈可生气了。纳比也是。咱们撞烂了他的自行车。”

帕尔瓦娜闭上了眼睛。

“帕尔瓦娜？”

“在。”

“今晚和我一起睡行吗？”

帕尔瓦娜蹬开被子，摸到小屋另一头马苏玛的床上，钻进被窝，在她身边躺下。马苏玛的脸枕着帕尔瓦娜的肩膀，一只胳膊环在妹妹胸前。

马苏玛小声说：“你应该过得比我好。” “别再说这些了。”帕尔瓦娜低声答道。她抚弄马苏玛的头发，一下一下，慢慢地，马苏玛喜欢这样。

她俩轻言细语地瞎聊了一会儿，都是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事，暖暖的呼吸温暖着对方的脸。对帕尔瓦娜来说，这是相对快乐的时刻，常常让她想起她俩还是小女孩儿的时候，也曾这样脸贴着脸，蜷缩在被窝里，低声私语，说着闲话，不出声地吃吃傻笑。没过多久，马苏玛便睡着了。她在做梦，出声地嘟囔着什么。帕尔瓦娜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天空，思绪凌乱，东想一点，西想一点，终于滑落到她在一本旧杂志上见过的照片，一对面无表情的连体暹罗兄弟，共用肥厚的躯干。他们一体相连，无法分离，一个人骨髓里造出来的血，在另一个人的血管里奔流，他们的结合是永久的。帕尔瓦娜感到压抑，绝望，好像有只手死死攥住了她的心。她吸了口气，努力将心思转回到萨布尔身上，却发现思绪飘飘荡荡，坠入了她在村里听到的传言：他在找新老婆。她使劲不去想他的脸。她掐断了自己的愚念。

帕尔瓦娜生得意外。马苏玛已经出来了，在接生婆怀中安静地蠕动，此时母亲却在大叫，另一个脑袋瓜从她体内露出了头顶。马苏玛的到来顺顺利利。接生婆后来说：她自己下凡来了，这个小天使。帕尔瓦娜的出生却是母亲久拖不去的痛苦，当然对婴儿也是极其危险的。接生婆费了好大的劲，才给帕尔瓦娜解开缠住脖子的脐带，它仿佛怀着与母体分离的焦虑，而变做了害命的工具。日后每逢情绪低落到谷底，帕尔瓦娜便不由自主，没顶于自厌自弃的洪水，心想，还是那根脐带最解人意。它想必知道，谁才是更好的那一半。

马苏玛按时吃奶，准点睡觉，只在饿了的时候或拉完才哭。醒着时，她既顽皮又活泼，动不动就乐，在襁褓中咯咯傻笑，高兴起来就吱吱呀呀地叫。她喜欢吮吸自己的拨浪鼓。

大伙都说，多懂事的宝宝啊。

帕尔瓦娜却是个暴君。她尽情施展威权，凌驾于母亲之上。父亲被这作威作福的婴儿弄得五心烦躁，干脆带上女娃们的哥哥纳比，逃到自己兄弟家睡觉。对姐妹俩的母亲而言，夜晚充满了史诗般的苦难，只有少许间隙，可以抽空儿喘上一口气。到了晚上，她便整夜抱着帕尔瓦娜，不停地颠上颠下，走来走去。她摇着她，给她唱歌。每当帕尔瓦娜张开嘴，对她肿胀的、已被咬破的乳房发起猛攻，用牙床撕咬她的奶头，仿佛要从她骨髓深处也吸出奶水的时候，她便疼得龇牙咧嘴。但吃饱喝足也于事无补：即便肚儿圆圆，帕尔瓦娜照样连踢带打，哭闹不停，任母亲怎样求告也无动于衷。

马苏玛待在房间角落里，带着忧郁无助的表情看着这一切，仿佛对母亲的处境心怀怜悯。

纳比原先可不像这样。母亲有一天对父亲说。每个宝宝都不一样。可那一个，我要被她弄死了。会过去的。他说。就像坏天气会过去一样。确实过去了。也许这孩子得了疝气，也许是因为其他不太严重的

小毛病。可是太晚了。帕尔瓦娜留给人的印象已经难以消泯。

双胞胎十个月大的时候，正值夏末的一个午后，沙德巴格的村民参加完婚礼，在一起聚餐。女人们热火朝天地忙活着，把白米饭堆进盘子，弄成一个个松软的金字塔，再撒几片番红花。她们切馕，刮掉瓮底的米饭锅巴，递上一个个菜盘，里面装着炸茄子，上面放了酸奶酪和干薄荷。纳比和别的男孩们玩去了。村里那棵大橡树下，母亲带着姐妹俩，和邻居们一起，坐在刚铺的小地毯上。她不时低下头，看一眼并排睡在树荫下的两个女儿。

吃完饭，喝完茶，姐妹俩也睡醒了。眨眼之间，就有人把马苏玛一把抱了起来，高高兴兴地递来递去，娘舅递给大姑，大姑再递给大爷，在这个腿上颠几下，再到另一个膝盖上立一会儿。一只只手挠着她软软的小肚皮，一个个鼻子蹭着她的小鼻头。她顽皮地一把揪住谢基卜毛拉的胡须，逗得大伙哈哈大笑，抱着她又是一通疯摇。她表现得如此大方，合群，真让人啧啧称奇。他们举着她，赞美她粉嘟嘟的脸蛋，宝石蓝的眼睛，线条优雅的双眉，夸她是个美人坯子，过不了几年，她便要出落得靓丽夺目。

帕尔瓦娜留在母亲的膝头。马苏玛表演的时候，帕尔瓦娜安静地看着，带着一丝困惑。在一群如醉如痴的观众当中，只有这一位不明白，眼前的满堂喝彩到底是为了啥。母亲不时低头看看她，伸出手，轻轻捏一捏她的小脚丫，仿佛在以此致歉。听到人家议论马苏玛出了两颗牙，孩子她妈便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帕尔瓦娜都出三颗了。可是谁也没有理她。

姐妹俩九岁的时候，全家人去了萨布尔家，吃黄昏前的开斋饭，庆贺斋月的结束。屋子里沿墙摆放了一圈坐垫，大人们围坐着，高声聊天。你来我往，传来递去的，总也少不了茶、祝福和闲话。老头们捻着念珠。帕尔瓦娜安静地坐着，为能与萨布尔呼吸同样的空气，为他那双猫头鹰般的眼睛就在近旁而暗自欢喜。整个晚上，她时不时就瞥他一眼，看他在嚼方糖，在摸自己光溜溜的大脑门，或是被某位老大爷的话逗得哈哈大笑。如果他注意到她在看他，确有那么一两次他注意到了，她便赶快把目光挪开，因为难为情而不免动作生硬。她的腿开始发抖，嘴发干，几乎讲不出话来。

此时，帕尔瓦娜想起了那个笔记本，它就藏在家里，压在她一堆东西下。萨布尔老有故事讲，讲精灵，讲仙女，讲妖怪和魔王。村里的小孩经常围着他，屏息凝神，听他给大伙编故事。大概半年前，帕尔瓦娜听到萨布尔告诉纳比，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小说。此前不久，帕尔瓦娜和母亲去了一趟邻镇的巴扎，在一个卖旧书的摊子上，她相中了一个漂亮的笔记本，干干净净的纸上印着一道道的横线，本子皮是厚厚的深棕色皮革，四边压花。帕尔瓦娜把笔记本拿在手上，知道妈妈付不起钱，便趁卖货的不注意，飞快地把它塞进了自己的毛衣。

可是，半年过去了，帕尔瓦娜依然无法鼓起勇气，把笔记本送给萨布尔。她害怕他笑话她，也怕他看明白其中的含意，再把它退还。于是，她只能每天夜里躺在小床上，手偷偷伸在毯子下，抓着那笔记本，用指尖摩挲封皮上的压花。明天。她每晚都暗自发誓。明天我一定要拿上它，去见他。

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吃过开斋饭，所有小孩都跑到外面去玩。帕尔瓦娜、马苏玛和萨布尔轮流荡起了秋千，那是萨布尔的父亲做的，吊挂在大橡树一根结实的树枝下。轮到帕尔瓦娜了，萨布尔却老是忘记推她，因为他正忙着讲新故事呢。这一回他讲的是大橡树。他说这是棵魔树，如果你想许愿，就得跪在树下，悄悄把愿望告诉它。如果树答应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它就会在你头顶落下树叶，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秋千慢下来，眼看就要停了，帕尔瓦娜扭过头，想叫萨布尔接着推她，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萨布尔正与马苏玛含笑对视。帕尔瓦娜看见，萨布尔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她的笔记本。

我在咱家发现的。马苏玛后来说。是你的吗？我一定想办法还你。我保证。你不会往心里去吧，会吗？我只是觉得那本子特配他。让他写小说。你看见他的表情了吗？看见了吗，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嘴上说不，她不会往心里去，可她的心都要碎了。她姐姐和萨布尔含笑对视的画面，他俩会心会意的表情，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眼前重现。帕尔瓦娜倒不如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萨布尔故事里的妖怪一样，省得在他俩面前当电灯泡。她为此痛至骨髓。那天夜里，她在小床上无声地哭泣。

等姐妹俩长到十一岁，帕尔瓦娜已经心智早熟，懂得男孩子们为什么在暗恋的女孩面前，会做出种种古怪的举动。尤其是她和马苏玛从学校走路回家的时候，她更是看得明明白白。所谓学校，其实只是本村清真寺的里屋，谢基卜毛拉除了在这儿教人背诵古兰经，还教村里的所有孩子读书写字，背诵诗歌。姐妹俩的父亲说过，沙德巴格有这样一位智者做头人，真是幸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姐妹俩经常碰见一群男孩子坐在墙头。小姑娘一路过，男孩们便要么起哄，要么扔石子。通常情况下，帕尔瓦娜会骂他们，用砖头回敬他们的石子，可马苏玛总是拉住她的胳膊，用一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腔调催她快走，不让他们把她惹毛。可是她不明白，帕尔瓦娜之所以生气，不是因为他们扔石子，而是因为他们只朝马苏玛扔。帕尔瓦娜知道：他们只是在扮坏，扮得越起劲，就表明欲望也越强。她留意到了，他们的目光一碰到她就弹开，统统飞向了马苏玛，由绝望转为惊艳，再也无力旁顾。她知道，在他们粗俗的戏谑和猥亵的坏笑背后，是马苏玛带给他们的惊悸。

后来有一天，有人扔出的便不是石子，而是一块石头。它滚到姐妹俩脚下。马苏玛把它捡起来，男孩子们窃笑不已，互相用胳膊肘顶来顶去。石头上用橡皮筋绑着一张纸。等她俩走到没人的地方，马苏玛才把纸展开，两个人一起读了那张纸条。

我发誓，自从看到你的脸，世界就变得伪善与虚幻。花园也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叶，什么是花。鸟儿心烦意乱，分不清哪是食物，哪是诱饵。

这是鲁米的诗，谢基卜毛拉教过的。他们越来越老练了。马苏玛说，咯咯一笑。

在这首诗的下面，那男孩写道：我想娶你。再下面，还有如下歪七竖八的附言：我有个表弟给她。绝对配得上。他俩可以到我舅的地里放羊。

马苏玛把纸条撕成两半。别放在心上，帕尔瓦娜。她说，这帮蠢货。

大白痴。帕尔瓦娜表示同意。

她费力挤出笑容。纸条实在差劲，然而真正刺痛她的是马苏玛的反应。那男孩并没有明确表明纸条是写给谁的，可马苏玛上来就以为那首诗给她，表弟给帕尔瓦娜。这是第一次，帕尔瓦娜通过姐姐的眼睛看到自己。她看到了姐姐如何看她。和别人看她的方式一样。马苏玛的话让她内心翻江倒海，仿佛遭到了没顶之灾。

再说了，马苏玛耸耸肩，笑着说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纳比回来了。他每个月回来一次。他是家里光宗耀祖的门面，或许也是全村的门面，因为他在喀布尔做事，因为他开着车回沙德巴格。车是老板的，一辆大大的、亮闪闪的蓝色小汽车，车头上立着发光的老鹰脑袋。所有人都围拢过来，看他驾到。村里的小孩们又喊又叫，跟着车跑。

“过得怎么样？”他问。

他们仨坐在小屋里喝茶，吃着杏仁。帕尔瓦娜想，纳比蛮帅的，他有刀削般的颧骨，淡褐色的眼睛，大鬓角，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从脑门往后，梳得像墙一样。他穿着那身常穿的橄榄绿西装，衣服看上去太大了，差不多大了整整一号。帕尔瓦娜知道，纳比以这身西装为荣，他不停地抻袖子，抚平翻领，扯直裤线，可他身上有股子挥之不去的烧洋葱味儿，总也没办法清理干净。

“嗯，昨天霍梅拉王后来喝茶，还吃了点心呢。”马苏玛说，“看到咱家的装修这么优雅，她赞不绝口。”她乐呵呵地看着哥哥，露出一口黄牙，纳比低下头，瞅着茶杯哈哈大笑。在喀布尔找到工作之前，纳比帮帕尔瓦娜照顾过马苏玛，或者说，照顾过一阵子。可他做不来。对他来说那太难了。喀布尔就像纳比的逃亡地。帕尔瓦娜羡慕哥哥，可也说不上打心眼里妒忌他，即使他确实让人妒忌——她知道，他每月拿钱给她，并不只是出于愧疚。

马苏玛梳过头发，又抹了点眼影，纳比每次回来她都这样。帕尔瓦娜知道，她这样做只有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更多的是因为喀布尔，纳比是她与喀布尔之间的纽带。在马苏玛心里，正是纳比，让她与魅力和奢华有了联系，与城市的车水马龙和灯光璀璨，与那里的高档餐馆和王宫有了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帕尔瓦娜还记得很久以前，马苏玛说过，她本来是个城里姑娘，却不幸落难到了农村。

“你怎么样？找到老婆了吗？”马苏玛顽皮地问。纳比摆摆手，笑而不答，就像父母以前问他同样的问题时一样。“哥，你什么时候再带我去喀布尔转转？”马苏玛问。纳比带她俩去过一次喀布尔，前一年去的。他来沙德巴格接上她们，开车去了喀布尔，在城里的马路上到处转，带她们看清真寺、商业区、电影院和餐馆。他指给马苏玛看圆顶的巴格巴拉宫，它坐落在俯瞰城市的山上。到了莫卧儿皇帝巴布尔的花园，他把马苏玛从汽车前座上抬出，抱她去看巴布尔的大墓。他们三个人在沙贾汉清真寺做了礼拜，然后在一个蓝色泳池边上，吃了纳比给他们带的饭。这也许是出事以来，马苏玛过得最快乐的一天，帕尔瓦娜因此对哥哥心存感激。

“很快了，托靠安拉。”纳比说，一根指头轻轻敲着茶杯。

“纳比，你能帮我挪挪腿下面的垫子吗？哦，这样就好多了。谢谢你。”马苏玛叹了口气，“我爱上喀布尔了。如果可能的话，明天一大早我就会跑过去。”

“也许有一天吧。”纳比说。

“有一天什么？真让我跑着过去？”

“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马苏玛大笑起来，纳

比也咧开嘴笑了。到了门外，纳比把钱递给帕尔瓦娜。他侧倚着墙，点了支香烟。马苏玛在屋里午睡。“我刚才看见萨布尔了。”他搓弄着指头说，“真是可怕。他跟我说了宝宝的名字。可这会儿我又忘了。”

“帕丽。”帕尔瓦娜说。

他点点头。“我没问他，可他跟我说，他想再娶一个。”

帕尔瓦娜扭头看着别处，假装不在意，却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直跳，身上冒出了一层冷汗。“我告诉你了，我没问，是萨布尔主动提的。他把我拉到边上。他把我拉到边上告诉我的。”

帕尔瓦娜怀疑纳比知道，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对萨布尔有意思。别看马苏玛是她孪生的姐姐，可最了解她的还是纳比。但是帕尔瓦娜又不明白，为什么他操这份心，告诉她这样一个消息。有什么用？萨布尔需要的是个没被拴住的女人，没有拖累的女人，能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他，给他儿子，给他新生的女儿。帕尔瓦娜的时间已经耗尽了。被占用了。她整个人生都搭在里面了。

“我肯定他能找到。”她说。

纳比点点头。“下个月我再过来。”他把烟头踩碎，和她道别。

帕尔瓦娜走进小屋，惊讶地看到马苏玛醒着。“我以为你还在睡觉。”

马苏玛慢慢地、疲倦地眨了眨眼，将目光移向窗外。

姐妹俩十三岁的时候，有时会替母亲去一趟邻镇拥挤的巴扎。街道是没有铺过的，升腾着新洒过的水的味道。她俩在巷道里闲逛，两边的摊位在卖水烟筒、丝披巾、铜壶或旧表。被杀掉的鸡倒挂着，在大块的牛羊肉上方慢慢地打着转。

在每一条回廊里，帕尔瓦娜都能看到，只要马苏玛一出现，男人们便两眼发直。她看到这帮人努力想表现得无动于衷，可他们的眼神流连不去，根本无力挪开。要是马苏玛朝他们那个方向瞟上一眼，他们便像白痴一样喜不自胜，想像着和她共有了一时之乐。她让谈话的只说半句，吸烟的只吸半口，便戛然而止。她让一个个膝盖抖颤，让一只只茶杯泼溅。

有时候马苏玛无力应对，好像羞怯难当，便告诉帕尔瓦娜，她想整天待在家里，不愿意被人看来看去。在那些日子里，帕尔瓦娜觉得，也许在内心深处，她姐姐隐隐约约地懂得了，她的美是一件武器，一支上了膛的枪，枪口却对着她自己的头。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受人注目还是让她喜在心里。大多数情况下，她乐于小试牛刀，演练一下自己的力量，只用一个转瞬即逝却工于心计的微笑，便足以让男人方寸大乱，瞠目结舌。

看了她这样的美貌，眼睛会长水疱的。

别忘了还有帕尔瓦娜。她胸部扁平，面色灰黄，在马苏玛身边躲躲闪闪。她头发卷曲，脸糙皮厚，神情沮丧，还有那粗壮的腰身和男人般的肩膀。一个可悲的影子，受着双重的折磨，一边是妒忌，另一边是兴奋，因为她在和马苏玛一起被人观看，分享他人的目光，就像低处的一株草，吸吮着灌溉过百合花的水流。

从出生到现在，帕尔瓦娜坚决不肯和姐姐一起站到镜前。在马苏玛的脸旁边看见自己的脸，如此直接地看到自己始终遭到拒斥的原因，必会使她的希望灭绝。可是出了门，每一只陌生的眼睛都是一面镜子。她无处可逃。

她把马苏玛搬到外面。两人坐在帕尔瓦娜挂起的吊床上。她检查了一下，看是否摞好了垫子，好让马苏玛舒舒服服地背靠着墙。夜晚是宁静的，只有蟋蟀吱吱的叫声，夜晚也是黑暗的，只有几扇窗透出微弱的灯光，而月亮缺失了一角，铺洒下纸一样的白光。

帕尔瓦娜把水灌进水烟壶的烟瓶，取两块火柴头大小的鸦片膏，再捏一撮烟丝，混起来揉一揉，放进水烟壶的烟碗。她把炭放到金属的烟盘上点燃，然后把水烟壶递给姐姐。马苏玛叼住烟管，深吸一口，斜躺到靠垫上，还问能不能把脚搁在帕尔瓦娜的大腿上。帕尔瓦娜伸手搬起那两条软绵绵的腿，放到自己的膝头。

马苏玛吸着烟，脸渐渐松弛了，眼皮耷拉着，脑袋摇摇晃晃，歪到了一边，声音也变得慵懒，漠然。一缕笑意在她的嘴角浮现，古怪，倦怠，与其说是满足，倒不如说是沾沾自喜。每当她这个样子的时候，她俩便不再讲话。帕尔瓦娜听着微风在吹，水在烟壶里咕嘟作响。她仰望群星，头顶烟雾缭绕。沉默是愉快的，无论是她，还是马苏玛，都不急着用多余的话，来打破这沉默。

后来是马苏玛开了口。“帮我做件事行吗？”

帕尔瓦娜看看她。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喀布尔。”马苏玛慢慢吐出一口气，烟打着转，绕着圈，眨眼之间就变换了形状。

“你当真吗？”

“我想看看达鲁阿曼宫。上次咱们没有机会去。也许可以再去一趟巴布尔墓。”

帕尔瓦娜凑近了，观察马苏玛的表情。她想找出顽皮的迹象，可是在月色下，她从姐姐眼中看到的，只有平静和坚定的目光。

“至少要走两天。也许三天。”

“想像一下纳比脸上的表情嘛。咱们站到他门口，给他来个惊喜。”

“都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马苏玛无精打采地甩了甩手。“他说过他住哪一片。咱们敲敲街坊的门，问一问就行了。又不难。” “那咱们怎么去？马苏玛，你现在这个样子。”

马苏玛从嘴里扯下水烟壶的烟管。“你今天到外面干活的时候，谢基卜毛拉来了，我跟他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我告诉他，咱们要去喀布尔待几天。就你和我。最后他给了我祝福，还有他的骡子。所以你看，都安排好了。”

“你疯了。”帕尔瓦娜说。“好了，我就想要这个。我的愿望就是这个。” 帕尔瓦娜摇摇头，回身靠墙坐好。她的目光飘飘荡荡，升入了暗云斑驳的夜空。

“我等死等得好无聊，帕尔瓦娜。”

帕尔瓦娜一声长叹，看着姐姐。

马苏玛把烟管拿到嘴边。“求你了。别拒绝我。”

十七岁时的一个清晨，姐妹俩并排坐在大橡树的高枝上，脚在空中摆荡。萨布尔要来提那事了！马苏玛尖声细语地说道。提哪事？帕尔瓦娜问。她没听明白，至少没有一下子听明白。好吧，不是他，当然不是。马苏玛用一只手捂住嘴，笑着说。当然不是。是他父亲要来提亲了。现在帕尔瓦娜明白了。她的心跌进了冰窖。你怎么知道？她张开麻木的双唇问道。

马苏玛打开了话匣子，字字句句从口中狂涌而出，可帕尔瓦娜什么也没听到。她眼前全是姐姐与萨布尔结婚的画面。孩子们穿着新衣裳，提着装满指甲花的花篮，后面跟着吹唢呐的，打多霍勒鼓的。萨布尔掰开马苏玛的拳头，把指甲花膏抹在她掌心，再用白丝带把手包好。祷告的话语，对结合的祝福。贺喜的礼物。透过绣着金线的面纱，这对新人相互凝望，然后再给对方喂一勺甜甜的果子露和马利达甜糕。

可是她呢？帕尔瓦娜呢？她将待在宾客们中间，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人们会希望她露出笑脸，拍手称快，哪怕她的心都裂了，碎了。

一阵风刮过橡树，摇动着她们周围的树枝，叶子也簌簌作响。帕尔瓦娜赶快扶稳。

马苏玛已经不说话了，而是咬着下嘴唇在笑。你刚才问我怎么知道他要来提亲。我这就告诉你。不，我给你看。

她扭过头，背对着帕尔瓦娜，手伸进了衣服口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马苏玛一无所知。就在姐姐扭过脸，在衣袋里取东西的时候，帕尔瓦娜两手撑住树枝，抬起屁股，再往下一坐。树枝晃了一下。马苏玛闷叫一声，失去了平衡。她狂乱地摆动着胳膊，身子朝前摇摇欲坠。帕尔瓦娜看到自己的手在移动。这两只手所做的，倒也算不上真的推了一把，可是在马苏玛的背和帕尔瓦娜指端的肉之间，确实发生了接触，瞬间产生了难以察觉的推力。可它持续的时间比一眨眼的工夫还要短暂。帕尔瓦娜马上伸手去够姐姐，去抓她衬衣的下摆，此时马苏玛在叫她的名字，她也叫着姐姐的名字。帕尔瓦娜抓住了衬衣，好像这一瞬间，她已经可以救起马苏玛了。可是紧接着，那衬衣便撕破了，从她紧握的手中滑脱了。

马苏玛从树上掉了下去。似乎永不停止，这长久的坠落。在下坠的过程中，她的躯干不断重击着枝杈，惊飞了鸟儿，撼落了树叶。她的身体旋转着，弹跳着，一路将小枝条折断，直到下方一根粗大的树枝中止了她的摆荡，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清脆可闻的玉碎之声，扛住了她的后腰。她向后弯卷过去，几乎是对折。

几分钟后，人群围拢到她身边。纳比和姐妹俩的父亲伏在马苏玛身上不停地叫喊，试图把她摇醒。许多脸俯看着她。有人拿起她的手。那只手仍然紧紧地团握着。他们掰开她的指头，发现掌心里是已经破碎的树叶。叶子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马苏玛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说：“你必须现在就做。如果等到天亮，你就狠不下心来了。”

在她们周围，越过帕尔瓦娜用灌木和枯草引燃的暗淡火光，是荒凉的、广阔无垠的沙海和被黑暗吞没的群山。她们已经在这灌木丛生的野地里走了将近两天，往喀布尔的方向走。帕尔瓦娜把马苏玛绑到骡子背上，她自己步行，牵着马苏玛的手。她们沿着陡峭的小路艰难行进，山路起伏弯曲，在嶙峋的山岭中忽进忽退，脚步所及，土黄色和石灰色的野草斑驳其间，长长的、蛛网一般的裂纹侵蚀了地面，向四面八方爬行延展。

帕尔瓦娜此时站在火边，看着马苏玛。她在篝火对面平躺着，像一个蒙着毯子的土堆。

“那喀布尔怎么办？”帕尔瓦娜问。

“哦，你应该比我聪明才对。”

帕尔瓦娜说：“你不能让我做这种事。”

“我累了，帕尔瓦娜。这不是生活，我过的不是生活。我的存在对咱俩都是一种折磨。”

“咱们回去好了。”帕尔瓦娜说，她开始哽咽起来，“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让你走。”

“不是我走。”马苏玛哭了，“是我在让你走。我放你走。”

帕尔瓦娜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马苏玛坐在秋千上，她推她。她看到马苏玛每次荡回到最高处之前，总是伸直双腿，脑袋后仰，长发披散，像晾衣绳上的床单一样振翅欲飞。她记得她们一起用玉米皮做假娃娃，给它们穿上旧布头做成的嫁衣。

“跟我说点什么，姐。”

泪水已经模糊了帕尔瓦娜的视线，可她强忍住了。她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他儿子阿卜杜拉，还有他小女儿帕丽。你觉得自己能像亲妈一样爱他们吗？”

“马苏玛。”

“能吗？”

“我会尽力。”帕尔瓦娜说。

“那就好。那就嫁给萨布尔。照顾他的孩子。你自己也要生。”

“他原来爱的是你。他不爱我。”

“他会的。给他时间。”

“都怪我。”帕尔瓦娜说，“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此时此地，这就是我惟一的愿望。人们会理解的。帕尔瓦娜。谢基卜毛拉一定会告诉他们。他一定会告诉他们。为了这件事，他给过我祝福。”

帕尔瓦娜仰起脸，望着黑下来的天。

“高兴起来，帕尔瓦娜。求你高兴起来。为了我。”

帕尔瓦娜几乎脱口而出，告诉她一切，告诉马苏玛她大错特错，别看曾经同住一个子宫，可她对自己的妹妹了解得多么少，而帕尔瓦娜这些年来的生活，又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没有说出的抱歉。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她自己的解脱岂不是又一次让马苏玛受罪？她咽下了这些话。她已经让姐姐遭受了太多的痛苦。

“我想抽烟。”马苏玛说。

帕尔瓦娜刚开口反对，马苏玛便打断了她的话头。“到时间了。” 她说，语气中更加不容辩驳，说得斩钉截铁。

帕尔瓦娜从挂在鞍头的口袋里取出水烟壶，双手颤抖着，开始往烟碗里加烟丝和鸦片。

“多放点儿。”马苏玛说，“往多了放。”

帕尔瓦娜开始抽噎，脸上湿乎乎的一片。她又加了一撮，又一撮，还在不停地加。她点燃烟炭，把水烟壶放到姐姐身边。

“现在，”马苏玛说，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她的脸颊，她的双眼，“如果你曾经爱过我，帕尔瓦娜，如果你曾经是我的亲妹妹，那就走吧。不要吻我。不要说再见。别让我求你。”

帕尔瓦娜张开嘴要说什么，可是马苏玛痛苦而哽咽地叫了一声，背过了头。

帕尔瓦娜慢吞吞地起身。她走向骡子，收紧鞍具。她抓住那牲口的缰绳。她突然意识到了，如果没有了马苏玛，她可能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她该怎样忍受马苏玛不在的日子？她将要扛起的担子，会远远重于有她在的时候。马苏玛离去后将留下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她又该如何学会在这洞口的边缘独行？

用心。她仿佛听到马苏玛这样说。

帕尔瓦娜拉起缰绳，牵着骡子转身，迈开脚步。

她走入黑暗，如破浪前行，一缕冰冷的夜风吹在脸上，如刀割。她一直低垂着脑袋。后来也只回过一次头。泪眼朦胧，篝火已化作一颗遥远、暗淡、细小的黄斑。她仿佛看见姐姐躺在火边，一个人置身于黑暗。用不了多久，火就会熄灭，马苏玛也将冷去。一种本能叫她往回走，去用毯子盖上姐姐，再钻进去，躺到她身边。

帕尔瓦娜原地转了一圈，继续向远处走去。

就在此时，她听见了什么。一个遥远而沉闷的声音。帕尔瓦娜停住脚步，侧耳细听。她的心开始狂跳。她害怕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马苏玛改了主意，在叫她回去。也许只是胡狼，或是沙漠里的狐狸在黑暗中嗥叫。帕尔瓦娜吃不准。她想，也许是风吧。

别丢下我，妹妹啊。快回来。

要想弄清楚，惟一的办法就是原路返回，帕尔瓦娜也正要这样做。她转过身，朝马苏玛的方向走了几步，却又停下了。马苏玛说得对，如果她现在回去，那么等到太阳升起，她就再也无法鼓起行动的勇气。她一定会心软，会接着熬下去。她会熬一辈子。现在是她惟一的机会。

帕尔瓦娜闭上眼。风吹起她的头巾，抽打着她的脸。

不会有人知道的。谁也不会。这将成为她的秘密，一个只有她和群山知道的秘密。问题是，她能不能守着这份秘密活下去？帕尔瓦娜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她已经守着许多秘密活到了今天。

她又一次听到了那远远的悲号。

人人都爱你，马苏玛。

不是我一个。

那又为什么，姐姐？那我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事？

在黑暗中，帕尔瓦娜一动不动地站着，站了很久。

最后，她做出了选择。她转过身，垂下头，走向看不见的地平线。此后她再也没有回望。她知道，如果她回了头，就会心软。她一定会失去现在的决心，因为她将看到一辆旧自行车从山上飞驰而下，在石子路上颠簸，铁车架撞击着她俩的屁股，每次出脚，急急地减速，都会搓起大团的尘土。她坐在车梁上，马苏玛骑着车座。她在全速时拐了个急弯，弄得自行车歪斜欲翻。可是帕尔瓦娜不怕。她知道姐姐不会让她从车把上飞出去，也知道姐姐永远不会伤害她。天旋地转，幻化成兴奋的光影，耳边都是呼呼的风声。帕尔瓦娜回头看着姐姐，姐姐也看她，两人放声大笑。野狗追逐着两姐妹。

帕尔瓦娜迈步向前，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她不停地走着，黑暗仿佛母亲的子宫，包裹着她。当夜幕拉升，当她抬头望向黎明的晨雾，只见东方展露一缕微光，洒落在巨石一侧。这种感觉就像即将出生。

第四章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的名义。

我知道，马科斯先生，在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肯定已经离世，因为把信交给您的同时，我请求过您，在我死以前不要把它打开。我要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在过去七年里与您相识，相处，是何等的愉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充满感情地回想起这段岁月，我们在花园里年复一年地种西红柿，您每天早晨到小屋来看我，陪我喝茶，聊天，我们还随兴所至，互教互学，做过不少波斯语[1] 和英语的功课。我感谢您的友谊，您的体贴，以及您在我国从事的工作，我也深信，您一定会把我的谢意转达给您善良的同事们，特别是我的朋友阿姆拉· 阿德莫维奇女士，她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也请您代我向她勇敢、可爱的女儿罗诗致意。

我应该告诉您，马科斯先生，这封信不仅仅是写给您的，还另有他人，我希望您把信转交此人，其中的缘由，我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因此，如果我重复了一些您已经知道的事，还要请您海涵。之所以有写下这些事的必要，是因为她。马科斯先生，您将会看到，信中不仅包含忏悔的成分，也有一些具体的事，让我产生了写信的念头。基于上述原因，我的朋友，恐怕我必须向您求助。

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这故事该从何说起。这对一个肯定已有八十五六的老头子来说，实非易事。就像我这一辈的很多阿富汗人一样，我到底多大年纪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可要是说个大概的岁数，那我心里还是蛮有谱的，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和萨布尔打过的那一架。他是我的朋友，后来成了我妹夫。打架的那天，我们听说有人朝纳第尔沙开了枪，把他杀了，纳第尔沙的儿子，年轻的查希尔，已经登基做了国王。那是1933 年的事。我蛮可以从那个时候讲起，不过还是换个别的开头吧。故事就像行进中的火车：不管你在哪儿跳上去，都能到达目的地，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哪儿结束，也就该从哪儿开始。是的，我认为这样才合情合理，那就从妮拉·瓦赫达提开始吧。

我是1949 年遇见她的，那一年她嫁给了瓦赫达提先生。当时我已经为苏莱曼·瓦赫达提先生工作了两年，之前我在同一片住宅区，在另一户人家干过一年。我1946 年来了喀布尔，老家在沙德巴格，我就生在那村子。马科斯先生，我离开沙德巴格的前因后果，可不是什么引以为荣的事。请把这当做我的第一个忏悔吧，因为我要说的是，当时我感觉村子里的生活扼杀了我。我和两个妹妹一起过，有一个还是残疾。我无意为自己脱罪，马科斯先生，可我当时是个大小伙子，渴望着闯荡世界，满脑子的梦想，很简单，也很模糊，我的梦想历来如此，可是，眼看着青春慢慢消逝，未来的路越来越窄，我就离开了，去找事做养活两个妹妹。是的，这是实话，可那也是我的逃亡。

我为瓦赫达提先生全职工作，所以也全天住在他家里。当时这房子，马科斯先生，可一点都不像您2002 年刚到喀布尔时看到的那样破败。它是个漂亮的、宏伟的宅邸。那个时候，这房子洁白耀眼，好像周身镶嵌着钻石。正门外是一条宽宽的柏油车道，一进来就是屋顶高高的门厅，摆放着高大的陶瓷花瓶，一面胡桃木镜框的圆镜子，正好位于有段时间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您童年时代朋友的照片，用自制老相机在海滩上拍的那张。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亮闪闪的，有一部分铺上了深红色的土库曼地毯。地毯现在已经没了，皮沙发、手工茶几、青金石的棋具、高高的红木柜子也都没了。那些豪华的家具几乎什么都没剩下，现在它们恐怕也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我头一次走进那贴着石头墙砖的厨房时，嘴巴都合不拢。我想，厨房盖这么大，让我老家沙德巴格的全体村民来这儿吃饭都成。六灶的炉子，一个冰箱，一个烤箱，好多好多的罐子、锅、刀，还有各种各样的厨具供我使用。卫生间总共有四个，贴着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墙砖，装着陶瓷的洗手池。马科斯先生，楼上您卫生间的台子上，有四个方洞对吗？里面本来镶的是青金石。

接下来要说说后园。马科斯先生，您一定得找一天，坐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往下看看花园，努力想像一下它原先的模样。过去要进花园，得经过一个半月形的游廊，栏杆上爬着绿色的葡萄藤。草坪厚实，翠绿，处处花团锦簇，有茉莉花、野玫瑰、天竺葵和郁金香，草坪的边上是两排果树。马科斯先生，人要是躺在樱桃树下，闭上眼睛，听着微风从树叶之间侧身而过，一定会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住处了。

我自己住的，是后园最里面的一间窝棚。它有一扇窗户，四面白墙，粉刷得干干净净，对一个没有太多需要的未婚男青年来说，屋里的空间已经足够大了。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足够的地方，让我一天五次铺开礼拜毯。小屋当年对我来说刚刚好，现在我也觉得挺合适。

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做饭。之所以学会这门手艺，最早是看我已故的母亲下厨，后来在喀布尔的一户人家，有个上了年纪的乌兹别克厨子，我给他打过一年的下手。我也非常高兴地做了瓦赫达提先生的司机。他有一辆雪佛兰，四十年代中期的款式，车是蓝色的，带皮篷，同样蓝色的树脂座椅，镀铬的轮毂，非常漂亮的小汽车，不管我们去哪儿，都能让人驻足围观。他让我开车，因为他看出我是个好司机，谨慎，熟练，还因为他是那种不多见的男人，不喜欢摆弄汽车。

我是个好仆人。马科斯先生，请不要认为我在自夸。通过细心的观察，我对瓦赫达提先生的好恶，有什么怪癖，有哪些脾气，已经了如指掌。我也弄清楚了他有哪些习惯，有怎样的规范。比如，每天早晨吃过早餐，他都喜欢出门散散步。可他不喜欢一个人散步，所以就希望我陪着他。我只能从命，尽管我不明白自己有啥用。散步的时候，他几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好像永远在想自己的事。他走起来很快，背着手，对路人点头致意，一双乐福鞋，皮子擦得锃亮，鞋跟在人行道上咔咔作响。他两条大长腿，步子也大，我跟不上，老是掉在后面，只好不停地往前赶。一天当中其余的时间，他大部分都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跟自己下象棋。他喜欢画画，画得有多好我说不上来，至少那会儿还不清楚，因为他从来不让我看他的画。我经常能看到他，不是待在书房的窗口，就是在游廊里，皱着眉头，聚精会神，拿炭笔在速写本上又涂又抹。

每隔几天，我就开车拉上他，到城里转一转。他去看他母亲，一个礼拜一次。还有家族聚会，不过大部分聚会瓦赫达提先生都推掉了，只是偶尔出席，所以我载着他去那儿，去葬礼、婚礼、生日派对。每个月，我拉他去一次美术用品商店，他到那儿备足蜡笔、炭笔、橡皮、铅笔刀和写生簿。有时他坐到后座上，只想出去兜个风。我问他：去哪儿啊，瓦赫达提先生？他耸耸肩，那我就说：好咧，老爷。然后我挂上挡，我们就出发了，在城里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目标，也没有打算，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沿着喀布尔河，开到巴拉喜萨尔堡，有时出城，就到了达鲁阿曼宫。有的日子，我俩开车离开喀布尔，去加尔加湖。到了那儿，我会把车停在离湖畔不远的地方，关掉引擎，瓦赫达提先生在后座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字也不和我说，好像让他心满意足的只是摇下车窗，看着小鸟在树间飞来飞去，阳光播洒在湖面上，散映成千千万万细碎的光斑，在水波中起伏荡漾。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他也看我，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瓦赫达提先生非常大方，让我每月一次借用他的汽车，开回村里，我的老家沙德巴格，看我妹妹帕尔瓦娜和她丈夫萨布尔。我开着车一进村，就有成群的小孩，大呼小叫地上前迎接，围着车跑啊，跳啊，拍着车身，敲着车窗。有些小崽子还想往车顶上爬，我不得不把他们轰到边上，就怕他们刮花了漆，把车身顶出坑。

瞧瞧你，纳比。萨布尔对我说，你成大明星了。

萨布尔有俩孩子，一个叫阿卜杜拉，一个叫帕丽，生母死了（帕尔瓦娜是他俩的后妈），所以对他们，我总是非常关照，特别是那个大一些的男孩，他好像最需要这些。我提出带他一个人开车兜兜风，可他总要把小妹妹也带上。我们围着沙德巴格，在公路上绕圈的时候，他把妹妹放到腿上，紧紧地搂着她。我让他开雨刷，按喇叭。我还给他演示，怎么把大灯一档一档地开到全光。

玩完了车，全消停了，我就坐下来，和我妹妹还有萨布尔喝茶，讲讲我在喀布尔的生活。我很留心，瓦赫达提先生的事不便多讲。说实话，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对我好，所以在背后对他说三道四，在我看来就像是背叛。如果我是个嘴巴不那么牢靠的仆人，准会告诉他们，苏莱曼·瓦赫达提在我眼里就是个大怪物，这爷们儿好像拿定主意，就靠遗产打发掉下半辈子了，他没有正经职业，没啥特别的热情，显然也无意在身后给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还会告诉他们，他过的是一种没有目标，缺少方向的生活。就像我开车带他漫无目的地兜风一样。一种生活在后座上的生活，随波逐流，不求甚解。一种冷眼旁观的生活。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2]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上。我站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帽子往这边拉拉，再往另一边拽拽，全神贯注，想像着自己像模像样地出现在妮拉面前。此时就算有只黄蜂落到我鼻子上，非得蜇我一口，才能让我注意到它的存在。

一旦出门上路，只要有可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会想法多绕一段，绕远是为了拖长路程，多一分钟——也许两分钟，但是不会多到让她生疑——由此延长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我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死死盯着路面。我奉行严格的自我控制，绝不透过后视镜看她，只在她和我说话时才这样做。只要她坐在后座上，我便已经很满足了，我能闻到她身上的各种味道——昂贵的香皂、润肤露、香水、口香糖，还有烟味儿。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味道都足以让我情绪高昂。

正是在车上，我和她有了第一次交谈。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也就是说，不算无数次的她让我拿这拿那。我载着她去药房取药的时候，她问我：“纳比，你们村是什么样子的？它叫什么来着？”

“沙德巴格，尊贵的太太。”

“沙德巴格，就是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说说。”

“也没啥好说的，尊贵的太太。跟别的村子一样。”

“噢，肯定有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我表面上保持着平静，心里却一片狂乱，拼命想回忆起点什么，奇花啊，异草啊，得像个样子，能让她感兴趣，能让她听了高兴。可这没用。像我这样的人，一个农民，一个没啥见识的小人物，又能说出什么，让她这样的女人听了为之心动？

“葡萄挺棒的。”我说。可是一咕噜出这两个字，我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嘴巴。葡萄？

“是吗？”她无动于衷地说。

“真的很甜。”

“哦。”

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死了算了。我感到胳肢窝里开始冒汗。

“有一种很特别的葡萄，”我说，突然变得口干舌燥，“据说只有沙德巴格才种得出来。它非常娇贵，怎么说呢，非常难活。你要是在别的地方种它，哪怕是在旁边的村子，那它一定就干巴了，然后死掉。它会枯萎。会死于忧伤。沙德巴格的人都这么说，可是当然了，没有这回事。只是水土不服而已。可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尊贵的太太。忧伤。”

“很动人，纳比。”

我冒险往后视镜里飞快地瞅了一眼，看到她正望向窗外，可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发现她的嘴角向上抬起着，正是微笑过后的余韵。我精神为之一振，随即听到自己又开了口：“我可以再给您讲个故事吗，尊贵的太太？”

“尽管讲。”打火机咔嗒一声，烟从后座朝我飘来。

“嗯，在沙德巴格我们有个毛拉。当然了，每个村子都有毛拉。我们这一位叫谢基卜毛拉，他是个故事大王。他会讲多少个故事，我说不上来。可是有件事，他给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看看任何一个穆斯林的手掌，不管在这世界上哪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让人大大吃惊的东西。他们的掌纹一模一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穆斯林左手的掌纹构成了阿拉伯数字里的81，而右手上就是数字18。81 减18得多少？ 63 啊。正好是先知归真的年龄，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

我听见后座传来一声低笑。

“后来，有个旅行家路过。理所当然，按照惯例，那天晚上他就和谢基卜毛拉一块吃饭。旅行家听了这个故事，想了好一会儿，然后说：‘可是，谢基卜毛拉，请您恕我直言，我从前遇见过一个犹太人，我发誓他的两只手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掌纹。这件事您怎样来解释呢？’毛拉说：‘这个嘛，那犹太人骨子里也是个穆斯林。’”

猛然间，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那天晚上，我都陶醉在这笑声里。就好像——真主宽恕我的不敬——就好像乐园从天堂降临我身，如经书所言，那乐园下临诸河，其中的果实是永恒的，其中的荫影也是永恒的。[3]

请您理解，马科斯先生，让我神魂颠倒的不只是她的美貌，尽管这美貌已足以让人着迷。我一生中还从未遇见过妮拉这样的年轻女人。她做的一切——说话的方式，走路的样子，穿衣打扮，微笑的模样——事事都让我觉得新奇。对女人如何举手投足，妮拉动摇了我以往所持有的每一种概念。我知道，这些特点必定会遭到某些人顽固的反对，比如扎希德，再比如萨布尔，还有我们村里的所有男人，以及所有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对我来说，不过是增加了她本已巨大的诱惑与神秘。

那一天我干活的时候，甚至后来别的工友过来喝茶的时候，她的笑声还回荡在我耳畔。我龇着牙，美滋滋地，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叽叽呱呱，耳边只有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我也很有几分得意，因为我知道自己讲了个聪明的故事，让她从婚姻的不满足中得到了少许的缓解。她真是个非凡的女人。那天夜里上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也有了几分不凡。这就是她对我的影响所在。

不久我们就天天交谈了，妮拉和我，通常是在上午较晚，她坐在游廊上喝咖啡的时候。我会晃悠过去，假装有这样那样的活儿要干，然后倚着铁锹，要么就守着杯绿茶，和她讲话。她能选我，让我感到格外受宠。要知道，我可不是惟一的仆人。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寡廉鲜耻的癞蛤蟆扎希德了，还有个双下巴、大脸盘的哈扎拉妇人，她每个礼拜来两次，洗衣服。可是妮拉就选了我。我是惟一的人。我相信，连她自己的丈夫也没这福分，和他一起，只会增添她的孤独。一般情况下，都是她说我听，我觉得这样挺好的。能做她一口缸，让她往里倒故事，我已经备感幸福。比方说，她跟我谈起过她和父亲去贾拉拉巴德打猎的事，还说那些死鹿无神的眼睛如何好几个礼拜缠着她不放。她说她小时候和母亲一块儿去过法国，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一路上，她又坐火车，又搭船。她跟我讲了火车轮子咣当咣当，简直要震断肋骨的感觉。她还清楚地记得吊钩上垂挂的窗帘，相互分隔的卧车包房，以及蒸汽机车有节奏的喷气和嘶鸣。她告诉我，她得过一场大病，去年和她父亲一起，在印度住过六个礼拜。

时不时地，趁她扭头往茶碟里弹烟灰的当口，我便偷偷瞥一眼她那红艳艳的脚指甲，刮过毛的，散发出淡淡金色光华的小腿，还有她高高的足弓，而且，我总要多看一眼她那对饱满的，形状完美的乳房。我真觉得不可思议，有些男人抚摸完这两只乳房，和她做爱，亲吻过它们之后，竟然还能活在世上。难道你做完之后，这辈子还有什么别的追求不成？一个已经站上世界之巅的男人还能再往何处去？可一旦她回过头，面对着我，我便猛然警醒，下意识地收起目光，看着安全的地方。

随着她越来越放松，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那些上午的闲谈期间，她抱怨起了瓦赫达提先生。有一天她说，她发现他冷漠而傲慢。

“他对我一直非常宽厚。”我说。

她不屑一顾地摆了摆手。“得了，纳比。你用不着帮他说话。”

出于礼貌，我低下了头。她说的未必不是事实。的确，举个例子来说吧，瓦赫达提先生有一种习惯，老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纠正我说话的腔调，也许是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傲慢。有时我走进房间，把一盘甜点放到他面前，给他添上茶，擦掉他桌上的糕饼屑，可他呢，对我不理不睬，好像我都不如爬在纱门上的一只苍蝇。他对我完全无视，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到底，尽管像是小小的诡辩，可我也知道，那些住在同一个住宅区的人——我给他们做过工的人——是打自己仆人的，用棍子打，拿皮带抽。

“他没有幽默感，也没有冒险精神。”她说，百无聊赖地搅拌着咖啡。“苏莱曼是个暮气沉沉的老头子，空有一副年轻的皮囊。”

我被她突如其来的坦率吓了一跳。“确实，瓦赫达提先生非常罕见地安于孤独的状态。”我说，小心谨慎地选择着婉转的措辞。“

也许他应该和他妈住在一起。你觉得呢，纳比？我跟你说，他俩才是天生的一对。”

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是个难缠的，相当傲慢的女人，住在喀布尔另一个城区，有一群俯首帖耳的仆人，两条深受宠爱的狗。她对这两条狗格外溺爱，不让它们和仆人平起平坐，而是高过仆人们，高出好几个等级。这是一对矮小，无毛，丑陋的怪物，容易受惊，充满焦虑，动不动就发出刺耳至极的尖叫。我鄙视它们，因为我一进那房子，它俩就往我腿上扑，傻了吧唧地想爬上来。

我当然看得一清二楚，每次我载着妮拉和瓦赫达提先生去那老太婆的家，后座上的气氛都很紧张，颇为压抑。通过妮拉眉头那道痛苦的犁沟，我就能看出来，他俩刚刚吵过架。我还记得，我父母拌嘴的时候，非得有一方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才会停战。这就是他们结束争执的方式，用一个结论来堵住怨气，不让它继续外泄，免得第二天没法收拾。瓦赫达提夫妇却不是这样。他俩吵到最后，与其说是吵完，倒不如说吵散了，就像一滴墨汁掉进水碗里，总会残留下一些颜色，久久不去。

用不着太聪明，也能猜得出来，那老太婆不赞成这门亲事，妮拉也知道这一点。

当我俩，妮拉和我，继续这些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她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脑海中浮起。为什么她要嫁给瓦赫达提先生？我没有勇气去问。就我的本性而言，实在做不出这样一种逾规失礼的举动。我只能揣想，对某些人，特别是对某些女人来说，婚姻——即便是像这样不幸福的婚姻——是一种对更不幸福状态的逃避。

有一天，1950 年秋的一天，妮拉把我叫去。

“我想让你带我去趟沙德巴格。”她开口道。她说她想见见我的亲属，看看我的老家。她说我给她做饭，拉着她满喀布尔地转，到现在已经一年，可她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这个要求把我弄得惊惶失措，退一步说，像她这种身份的人提出来，要大老远地跑去见一个仆人的亲属，也实在很不寻常。我也感到高兴，因为妮拉对我竟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可同时我又害怕，因为我提前考虑到了我的不便——还有，是的，我的羞耻——到时候她就会看到我老家的贫穷。

我们在一个阴郁的早晨出发。她穿了高跟鞋和桃红色的无袖长裙，可我明白自己的身份，没有建议她另做选择。一路上，她都在问问题，问村子，我认识的人，我妹妹和萨布尔，他们的孩子。

“他们叫什么名字？”

“嗯，”我说，“有一个叫阿卜杜拉，快九岁了。他亲妈去年死了，所以他是我妹妹帕尔瓦娜的继子。阿卜杜拉有个妹妹，帕丽，还不到两岁。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帕尔瓦娜生了个小男孩——奥马尔，

这是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可他死了，只活了两个礼拜。”

“出什么事了？”

“冬天，尊贵的太太。冬天作践这些村子，每年都要随随便便弄死一两个孩子。你只能希望它别进你家的门。”

“真主啊。”她低声道。

“说点高兴的吧，”我说，“我妹妹又怀上了。”

到了村里，光脚板的孩子们照例蜂拥而上，追着车欢迎我们，可等妮拉一从后座上下来，小孩们马上变得鸦雀无声，直往后退，也许是怕她骂人。可是妮拉表现得非常耐心和友好。她跪下来，微笑着，和每个孩子讲话，握他们的手，摸他们的脏脸蛋，抚弄他们的脏头发。让我尴尬的是，村民们聚拢过来，围观妮拉。其中就有我的发小巴依吐拉，他和他兄弟们一起，蹲在房檐上往这边看，活像一排乌鸦，全都在嘴里嚼着纳斯瓦尔烟末子。他父亲谢基卜毛拉也在，和三个白胡子老头一起，坐在一堵墙下的阴凉里，漠然地捻着手里的念珠，眼珠子却不嫌老，紧盯住妮拉和她裸露的胳膊，一脸的不高兴。

我把妮拉介绍给萨布尔，然后一块走向他和帕尔瓦娜的小土房，身后跟着一帮看热闹的。到了门口，尽管萨布尔告诉妮拉不必多礼，可她还是非要把鞋脱掉。大伙一进屋，我就看见帕尔瓦娜默默坐在角落里，紧绷绷地缩成了一个圆球。她向妮拉问了好，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

萨布尔朝阿卜杜拉扬扬眉毛。“上茶，儿子。”

“噢，别麻烦了。”妮拉说着，一屁股坐到了帕尔瓦娜身边的地上。

“不必了。”可是阿卜杜拉已经闪身进了隔壁，我知道那屋子既是厨房，又是他和帕丽睡觉的地方。门洞上钉着一块脏乎乎的塑料布，用来隔开我们待的这个房间。我坐下来，手里摆弄着车钥匙，后悔没机会提前和我妹妹说一声，告诉她有人要来串门，好让她有时间收拾收拾。煤烟熏黑了龟裂的土墙，妮拉坐的破床垫也沾了一层灰，屋里仅有的一个窗户上星星点点，全是苍蝇屎。

“这地毯多漂亮啊。”妮拉快活地说，用手指摩挲着那张小毯子。它是大红色的，图案是大象的脚印。这是萨布尔和帕尔瓦娜拥有的惟一值钱的物什，可那年冬天一来，它就要被卖掉了。

“原来是我父亲的。”萨布尔说。

“是土库曼地毯吗？”

“是。”

“我特别喜欢他们用的羊毛。做工也好得难以置信。”

萨布尔点了点头。哪怕和她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朝她的方向看过一眼。

塑料布一掀，阿卜杜拉进来了，端着一只托盘，上面有几个茶杯。他把托盘放到妮拉身前的地上，给她倒了杯茶，便盘起腿，坐到她对面。妮拉和他拉话，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可阿卜杜拉只是点着他剃光的脑袋，吭哧出一两个字作答，之后便怯生生地看着妮拉。我跟这孩子讲话时留了个心眼，就算骂他失礼也要和颜悦色。我会采用一种友善的方式，因为我喜欢这孩子，他生性认真而且能干。

“什么时候生？”妮拉问帕尔瓦娜。我妹妹低着头，说预产期在冬天。

“你真幸运。”妮拉说，“马上就有宝宝了。而且还有这么一位懂事的继子。”她朝阿卜杜拉笑了笑，那孩子依旧面无表情。

帕尔瓦娜嘟哝了一句什么，可能说的是“谢谢”。

“还有个小姑娘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妮拉问，“帕丽？”

“她在睡觉。”阿卜杜拉马上说。

“噢。听说她好可爱。”

“去把你妹妹抱来。”萨布尔说。

阿卜杜拉磨蹭着，看看父亲，又看了看妮拉，这才满脸不情愿地起身，去抱妹妹。

即使到了现在，如果我有心推卸责任，也会说，阿卜杜拉和他妹妹之间不过是一般的兄妹关系。可这不是真的。除了真主，没人知道他俩为什么选择了彼此。这是个谜。我从未见过两个人之间能有这样的亲和力。实际上，阿卜杜拉更像帕丽的父亲，而不仅仅是兄长。当她还是个婴儿，还在半夜里哭闹的时候，正是阿卜杜拉从睡觉的小床上爬起来，走到她身边。是他承担起了给她换尿布，包好襁褓，哄她睡觉的责任。他对帕丽的耐心是无限的。他抱着她满村转，到处显摆，仿佛她是全天下最让人渴望得到的奖杯。

等他把迷迷糊糊的帕丽抱进房间，妮拉便要求抱她一下。阿卜杜拉板着脸，不放心地递过妹妹，好像心里已经出于本能，拉响了警报。

“噢，她真是个小可爱。”妮拉叫出声来，笨手笨脚地晃荡着，暴露出她对怎么带孩子一窍不通。帕丽困惑地看看她，再看看阿卜杜拉，然后开哭。阿卜杜拉一把将她从妮拉手里抱了回来。

“瞧她的眼睛！”妮拉说，“噢，还有那小脸蛋！多可爱啊，是不是，纳比？”

“就是，尊贵的太太。”我说。

“名字也取得这么好听：帕丽。她可真漂亮，真像小仙女似的。”

阿卜杜拉搂着帕丽，摇晃着她，同时看着妮拉，脸色越来越难看。

回喀布尔的路上，妮拉无力地坐在后座上，头倚着车窗，很久都没说一个字。后来，她突然哭了。

我把车停到路边。

她很长时间都不讲话，只是用两手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呜呜咽咽。最后，她拿手帕擤了鼻子。“谢谢你，纳比。”她说。

“谢我什么，尊贵的太太？”

“谢你带我去那儿。见到你家人真是我的福分。”

“是他们的福分才对。也是我的。我们很荣幸。”

“你妹妹的孩子真漂亮。”她摘下太阳镜，轻轻擦着眼睛。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最好还是先把嘴巴闭上。可是刚才她当着我的面哭了鼻子，这么不见外，我总该有些言语上的表示才对。我轻声说道：“您也会有的，尊贵的太太。托靠安拉。真主一定会看在眼里。您只需等待。”

“我想真主不会的。真主看不到这些。”

“当然会。真主会看到的，尊贵的太太。您这么年轻。如果真主希望如此，您就一定会有的。”

“你不明白。”她疲倦地说。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疲惫不堪，这样无精打采。“已经没了。在印度就被整个拿掉了。我身子里是空的。”

这一番话让我无言以对。我真想爬到后座上，揽她入怀，用不停的亲吻来抚慰她。没等我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已经伸到了后面，抓住了她的一只手。我本以为她会抽回去，可她带着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于是我们便坐在车里，不看对方，只是望着身边的原野，满目的灰黄，无尽的枯萎，只被干涸的灌渠划破，丛生的灌木与散落的岩石之外，偶有星星点点的生命微澜。我手中有妮拉的手，眼中是群山和电线杆，目光跟随着一辆运货的卡车，它在远方缓慢行进，车后尘土漫卷，哪怕就这样坐到天黑，我也是幸福的。

“带我回家。”她最后说，松开了我的手，“今晚我得早点休息。”

“是，尊贵的太太。”我清了清嗓子，伸出微麻的手，挂上了一挡。

她进了卧室，好几天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以往，她偶尔会拉过一把椅子，放到楼上卧室的窗边，坐在那儿，吸着香烟，一只脚摇晃着，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她不讲话。她不换下睡袍。她不洗澡，不刷牙，也不梳头。可这一次，她连饭也不吃了。异常的态势引起了瓦赫达提先生异常的警觉。

第四天，有人敲响了大门。我去开门，是位个子很高的老人，穿着精熨细烫的西装，闪闪发亮的乐福鞋。他看上去仪表堂堂，甚至令人生畏，因为他站在那儿，犹如泰山压顶，目光犀利，好像一眼就能把我看穿。他双手握着锃亮的拐棍，仿佛那是一支权杖。他一个字还没说，我就已经感到，此人必已习惯了发号施令。

“听说我女儿过得不痛快。”他说。

这位一准就是老太爷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是的，老爷。我想您说得很对。”我说。

“那就靠边站，年轻人。”他从我身边扬长而过。

我在花园里忙碌，把一大块木头劈成柴火。从干活的地方，我能清楚地看到妮拉卧室的窗口。只见老爷子就在屋里，朝妮拉弯着腰，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妮拉的脸上，是人们那种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的表情，好像爆竹炸了，又好像是一阵妖风重重地摔了一下门。

那天晚上，她吃了饭。

几天之后，妮拉把我叫进房里，说她要开个派对。瓦赫达提先生结婚之前，家里即使举办过派对，也是少之又少。妮拉搬进来之后，每个月都要办两三次。派对前一天，妮拉会给我具体指示，要我准备开胃品和饭食，我便开车去市场，一一采办。酒必不可少，而且是重中之重，我以前从未买过，瓦赫达提先生自己也不喝，其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他厌恶酒精的作用而已。妮拉却对某些店家非常了解，把它们戏称为“药房”，到那儿偷偷摸摸买一瓶“药”的花销，可以赶得上我两个月的工钱。为这种事跑腿带给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虽然是在参与犯罪活动，但是，取悦妮拉的需要总是压倒了一切。

马科斯先生，您一定知道，在沙德巴格我们也开派对，庆祝结婚或是举行割礼，活动要分成两个房子进行，一处给女人们，另一处给我们男人。可在妮拉的派对上，男人和女人是混在一块的。大多数女人都像妮拉那样穿衣打扮，胳膊整条整条地露在外面，腿也露得很多。她们吸烟。她们还喝酒，杯子半满着，有的无色，有的是红色，或者暗红，装的都是烈酒。她们说笑话，哈哈大笑，还随随便便摸男人的胳膊，可我知道，那些被摸的男人正等着娶这屋子里别的女人呢。我端着小盘的波拉尼烙饼和卢拉烤肉串，在烟雾缭绕的一个个房间，一堆堆客人间穿行。此时电唱机里播放着唱片，不是阿富汗音乐，而是妮拉所说的什么“爵士”。过了几十年我才知道，马科斯先生，您也很欣赏这种音乐。在我听来，钢琴叮叮当当地乱弹，喇叭怪腔怪调地号丧，实在是又乱又不和谐。可是妮拉喜欢这个，我老听到她跟客人们说，这张唱片一定要听，那张唱片不听不行。整个晚上，她都杯不离手，举杯的次数之多，远远超过品尝我上的饭菜。

瓦赫达提先生对客人热情有限，只是做个样子，应酬一下。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角落里，脸上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转动着手里的一杯苏打水，有人和他说话，他也只是客客气气地笑一笑，依旧闭口不言。等到客人们开始要求妮拉朗诵诗作的时候，他便像往常一样提前告退了。

直到那天晚上之前，这都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她开始朗诵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不必走远的工作，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侧耳倾听。妮拉的诗和我从小所知的大为不同。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我们阿富汗人热爱诗歌，就算最没文化的人，也背得出哈菲兹、海亚姆或萨迪的诗篇。您还记得吗，马科斯先生？去年您跟我说过，您有多么热爱阿富汗人。我问您为什么，您大笑着回答：因为就连你们的涂鸦艺术家，也把鲁米往墙上喷。

可是，妮拉的诗违背了传统。它们不遵从格律，表现的也不是常见的事物，比如树啊，春天的花啊，夜莺一类的鸟啊。妮拉写的是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也不是鲁米或哈菲兹笔下那种苏菲式的思慕，而是肉体上的爱。她写情人们在枕边私语，互相抚摸。她写肉体上的享乐。我从来没从女人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语言。我站在那儿，听着妮拉略带沙哑的声音飘过走廊。我的眼睛合上了，耳朵烧得通红，想像着她在读给我听，我俩才是诗中的情侣，直到有人要添茶，要吃煎蛋，才会打破这种迷醉的状态，然后妮拉叫我的名字，我便赶快跑开。

那天晚上，她特意朗读的诗让我猝不及防。它写的是村子里一个男人和他妻子，正在哀悼他们死于寒冬的婴儿。客人们好像非常喜欢这首诗，不停地点头称道，屋里到处都能听见赞赏的低语，当妮拉从纸上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热情地鼓掌欢呼。我的感觉却是惊愕与失望，因为我妹妹的不幸竟然成了来宾的娱乐。有种感觉在我心里挥之不去：我遭到了难以说清，却已伤人的背叛。

派对之后过了两天，妮拉说她要去买一个新的手提包。瓦赫达提先生正在餐桌边读报纸，桌上是我给他做好的午餐，扁豆汤和馕。

“你需要什么吗，苏莱曼？”妮拉问。

“不，阿齐兹，谢谢你。”他说。我很少听到他用“阿齐兹”以外的字眼称呼她，这个词的意思是“心爱的”、“亲爱的”，可是每次他这样叫她的时候，这两口子之间的距离都变得更加遥远，每回它从瓦赫达提先生的嘴里迸出来，原本用来表达爱意的这三个字，听起来都是那样生硬。

去商店的路上，妮拉说她要去接个朋友，然后告诉我去朋友家怎么走。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看着她走进街区，走向一幢亮粉色外墙的两层楼房。一开始，我没熄火，可是五分钟过去了，妮拉还没回来，我便关掉了引擎。我这么做就对了，因为直到两个钟头以后，我才看见她苗条的身影，悄悄地沿着人行道走回汽车。我拉开后门，她钻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另一种味道，潜藏在我熟悉的、她自己的香水下面，有点像雪松，好像还有一丝生姜味儿，我记得这味道，两天前的那个晚上，我在派对上闻到过。

“我没找到中意的。”妮拉坐在后座上，一边重新涂着口红，一边说。透过后视镜，她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解，便放下口红，从睫毛下盯着我。“你拉我去了两家商店，可我没找到自己喜欢的包。”

她的目光在镜子里死盯住我的眼睛，停留了片刻，等待着。我明白了，我已经被拉进了一个秘密。她在考验我的忠诚。她在要我做出选择。

“我认为您应该去了三家商店。”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她撇撇嘴，笑了笑。“Parfois je pense que tu es mon seul ami，纳比。”

我眯起了眼睛。

“意思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惟一的朋友。’”

她朝我灿烂地一笑，可这样也没法提振我下坠的心。

那天余下的时间，我做家务的时候，速度只有正常的一半，平时的热情也只剩下了一点。当晚，男人们又过来喝茶，有一位还给大伙唱了歌，可是歌声也没能让我的心情好转。我感觉戴绿帽子的人是我。我也相信，我终于脱离了她的控制。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它又出现了，再一次填满了我的住处，从地板到顶棚，渗入四壁，浸润着我的呼吸，如同潮气。不管用啊，马科斯先生。

我没办法告诉您，具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想法成了形。

也许是那个秋天的早晨，起了风，我在伺候妮拉喝茶，弯腰为她切下一片粗麦蛋糕，此时，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里说，1952 年的冬天可能比前一年更为寒冷。也许是在此之前的那一天，我拉她去有亮粉色外墙的那幢房子，或者还要往前，那一次在车里，她哭，我拉着她的手。

不管是哪一天，一旦我有了这个想法，就怎么也抹不掉了。

马科斯先生，我想告诉您，我那时绝对问心无愧，并且深信自己的提议是出于好心和真诚的目的。这样做虽然会有一时的痛苦，但是从长远来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我也有些不太光彩的，自私自利的动机。最主要的就是：我想给妮拉一件东西，一件其他男人，不管是她丈夫，还是粉色大宅的主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我先跟萨布尔讲了。要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一定会说，如果我认为萨布尔能接受我的钱，那么我会很乐意把钱给他，而不是提出这个建议。我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跟我说过，他正在拼命找工作。我也可以从瓦赫达提先生那儿预支些工钱，借给萨布尔，帮他一家子挺过这个冬天。可是萨布尔像我的许多同胞一样，总是受到自尊心的折磨。这种折磨既幼稚可笑，又难以动摇。他永远都不会要我的钱。我本来一直给帕尔瓦娜汇款，可她一过门，萨布尔就不肯再接受这笔小钱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养家。后来他死就死在了这上面，还不到四十岁，他有一天出门，到巴格兰附近一个地方，下地收甜菜，一下子就垮了。我听说，他死的时候还拿着割甜菜的镰刀，满手的水泡，流着血。

我没做过父亲，因此没办法假装自己懂得萨布尔做出那个决定时，经历了怎样痛苦的思索。瓦赫达提两口子是怎么商量的，我也不知情。我把这主意告诉妮拉的时候，只是要求她和瓦赫达提先生商量时，别说这是我的主意，而是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瓦赫达提先生会反对。我从来没在他身上瞧见一丝做父亲的本能。说实在的，我曾经怀疑过，也许正是因为妮拉生不了孩子，才让他下决心娶她。不管怎样，我远远躲开了这两口子之间的紧张气氛。每当入夜，我躺下睡觉的时候，那一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我告诉了妮拉，她抓起我两手，泪水夺眶而出。她凝视着我，带着感激，还有——我敢肯定——某种像爱一样的东西。我只想到这是由于我给她的礼物，那些远比我更有前途的男人都给不了她。我只想到，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给得那么彻底，那么快乐。我还想，还希望——这当然很愚蠢——从此以后，她不只把我看成仆人。

瓦赫达提先生终于松了口，我对此并不吃惊，妮拉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女人。我随即通知了萨布尔，并且提出开车去沙德巴格接他和帕丽。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理解，他为什么宁愿步行，送女儿到喀布尔来，又为什么允许阿卜杜拉同行。也许他想和女儿多待哪怕一点点时间，也许他想通过旅途中的艰辛来赎罪，也许这只是出于萨布尔的自尊，不想和买走他女儿的人同车。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到了，他们仨，满身风尘，按照事先的约定，等在清真寺前。我拉上他们，去瓦赫达提家的时候，尽力作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替孩子们着想。对自己的命运，对很快就要拉开的可怕一幕，孩子们还浑然不觉。

这一幕我一直怕它出现，它偏偏还是出现了。马科斯先生，我不想巨细靡遗地回忆这一幕，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记忆重现，我仍然觉得格外揪心。怎么能忘掉呢？那两个无助的孩子是我带去的，爱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单纯，最无瑕，可我硬生生地把他们分开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突如其来的感情重创。我抱着帕丽跑开的时候，她趴在我肩膀上，惊慌失措，小脚乱踢，尖声叫着：阿波拉！阿波拉！阿卜杜拉也大叫妹妹的名字，拼命想挣脱父亲的阻拦。妮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两只手捂住嘴，可能是怕自己也叫出声来。这一幕至今让我无法释怀。这么多年过去了，马科斯先生，我仍然无法释怀。

帕丽当时还不到四岁，虽然年纪不大，却仍然需要重塑外力对她的影响。比如，人们告诉她，不要再叫我纳比卡卡了，就叫纳比。[4]要是她叫错了，便会有人，包括我在内，和颜悦色地加以纠正，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她相信我俩之间再无亲属关系。我成了她的厨子纳比，司机纳比。妮拉成了“妈芒”，瓦赫达提先生成了“爸爸”。[5] 妮拉开始教她法语，她自己的母亲就是说法语的。

瓦赫达提先生对帕丽的冷淡反应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可能也出乎他本人意料，眼泪汪汪、忧心忡忡、思乡切切的小帕丽便融化了他的心。很快，帕丽便加入了我们早晨的散步活动。瓦赫达提先生把她放进童车，我们散步的时候，他便推着她，在附近到处转悠，要不然就坐到汽车方向盘后面，把她放到自己腿上，让她按喇叭，而他笑眯眯的，不急也不躁。他雇了个木匠，让他给帕丽打了一张有三个抽屉，带脚轮的床，一个装玩具的大枫木箱，还有一个小小的，矮矮的衣橱。他把这些家具都放进帕丽的房间，那屋里刷成了黄色，因为他发现这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有一天，我瞅见他盘着腿坐在衣橱前，帕丽待在他旁边，看他用出色的技艺，往橱门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这应该算是他深藏不露的内心得到了释放，马科斯先生，我跟您说，那么多年了，我老是看他画呀画呀，可这还是头一回，我亲眼见到他的作品。

帕丽的出现还有一个作用：她让瓦赫达提全家上下，第一次有了正常家庭的感觉。对帕丽的感情将妮拉和丈夫拴在了一起，现在他们顿顿在一起吃饭了。他们带着帕丽一起散步，去附近的公园，相挨着，心满意足地坐在长椅上，看着她玩。到了晚上，我收拾完餐桌，给他们上茶的时候，经常发现不是他，就是她，正在给帕丽读童话书，让孩子斜倚在他俩腿上。每过去一天，帕丽就多忘记一点，忘记她过去在沙德巴格的生活，还有那里的人们。

我没有料到，帕丽的到来也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我退到了后台。马科斯先生，请别对我过于苛求，别忘了那时我还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承认，我也有过希望，有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的蠢行。我终究只是妮拉做母亲的工具。我发现了她不快乐的病根，给了她一剂解药。那么我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成为情人呢？我想说的是，马科斯先生，我还没蠢到那个地步，但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 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戚们成群结队地登门造访。我几乎一刻不停地沏茶，做饭，伺候这个大爷，那个大姨，上了年纪的姑奶奶。从早到晚，大门的门铃响个不停，人们涌进家里，在客厅的大理石地板上咔咔地踩来踩去，在走廊里嗡嗡地交头接耳。大部分都是我没在家里见过的人，我知道他们只是过来点个卯，更多的是要向瓦赫达提先生的母亲表示问候，而不是来看望那位总也不照面的病人，他们和他之间的亲情实在少得可怜。母亲大人当然也来了，谢天谢地，没带那两条狗。她冲进家里，一手拿一条手帕，用来擦红肿的眼睛和汤汤水水的鼻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头，就开始哭。不仅如此，她还穿了一身黑，真叫我脊背发凉，就好像她儿子已经死了一样。

不过这么说也对，他真像是死了。至少是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现在，他有半张脸成了僵死的面具，两条腿几乎完全不听使唤，左胳膊还能活动，但是右边那条只剩下了骨头和松垮垮的肉。他讲起话来，只是一串嘶哑的咕噜和呻吟，谁也没法听出个所以然。

大夫告诉我们，瓦赫达提先生还是能感受到各种情感的，在这方面，他和中风前一样，他也能很好地理解事物，但是他不能，至少暂时做不到，就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做出反应。

然而这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只过了一个来礼拜，他对来访者的感受，包括对他母亲的态度，就表露得相当清楚了。即使病到这个分上，他也不改孤独者的本性。他不需要他们的怜悯，不需要他们愁眉苦脸的表情，更不要他们绝望地摇着头，把他当成惨绝人寰的奇景。他们一走进他的房间，他就挥起能动的左手，做出愤怒的，往外轰人的动作。他们和他说话，他就把脸扭过去。如果他们坐到他身边，他就挠床单，哼哼着，拿拳头捶自己的屁股，直到人家离开。和帕丽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封闭程度丝毫不减，只是温和了许多。她带着玩具过来，在他床头玩，这时他便仰望着我，满脸恳求的神色，眼中含着泪，下巴颤抖着，直到我把帕丽领出房间。他不打算和孩子讲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开口，就会让她伤心。

访客大撤退让妮拉松了口气。当初人们把家里挤得水泄不通，妮拉便和帕丽一起躲到楼上，躲进孩子的卧室，她婆婆对此极为反感，她肯定希望——说实在的，谁会怪她呢？——妮拉守在儿子身边，就算不为别的，至少做个样子也行。当然了，妮拉才不在乎什么样子不样子的，也不管人家怎么议论她。闲话可多了。“这算什么媳妇啊？” 我听见婆婆不止一次这样大声嚷嚷。她对所有肯听的人数落妮拉的不是，说她狠心，说她良心被狗吃了。丈夫现在需要她，可她又在哪儿呢？丢下这么忠诚有爱的丈夫不管，这算什么媳妇啊？

当然，老太婆有些话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实际上，人家总是看见我守在瓦赫达提先生的床头，我喂他吃药，有人进屋，也是我迎来送往。大夫总是找我谈话，因此大伙也老是找我，而不是妮拉，打听瓦赫达提先生的病情。

瓦赫达提先生轰走了来访者，减轻了妮拉的不快，却给她带来了别的烦恼。过去，她躲进帕丽的房间，关上门，不仅就此避开难缠的婆婆，也让自己远离了身处困境的丈夫。现在家里空了，妻子的义务摆在面前，而这恰恰是她最难承担的。

她承担不了。

她也没有承担。

我不是说她狠心，也不是说她无情。马科斯先生，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有一件事总是明白的：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做出评判时，最好怀有一定程度的谦逊和宽容。我必须告诉您，有一天，我走进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正看见妮拉趴在他肚子上呜呜地哭，她手里还抓着一只汤匙，扁豆汤正顺着瓦赫达提先生的下巴，淌落到脖子上系的围嘴上。

“让我来吧，尊贵的太太。”我轻声说道。我从她手里拿过汤匙，抹净瓦赫达提先生的嘴巴，接着喂他，可他呻吟着，死死闭上眼睛，把脸扭到一边。

此后没过多久，我便把两个行李箱提下了楼，递给一个司机。汽车没熄火，他把行李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帕丽穿着她最喜欢的黄外套，我扶着她爬到后座上。

“纳比，妈芒说了，你会带爸爸到巴黎来看我们的，对吗？”她问，咧开嘴，豁着牙，冲我一笑。

我告诉她，我肯定会的，等她父亲好些了就去。我挨个亲吻了她两只小手的手背。“帕丽小姐，我希望您福星高照，我希望您快乐如意。”我说。

我在楼前遇到了正走下台阶的妮拉，她眼睛肿着，眼线也花了。刚才她待在瓦赫达提先生屋里，和他道别。

我问她，老爷怎么样？

“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说，接着又道，“不过也许这只是我希望如此，我希望我觉得他如释重负。”她拉好手提包的拉链，把背带甩到肩后。

“别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儿。这样最好。”

我向她做了保证，谁也不告诉。

她对我说，会很快写信回来，然后久久地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相信，我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真挚的情感。她抬起一只手，抚摸着我的脸。

“我很高兴，纳比，因为有你陪着他。”

说完，她上前拥抱了我。她的脸贴着我的脸，我鼻子里都是她头发的香气，她香水的味道。

“原来是你啊，纳比。”她在我耳边说，“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不容我开口发问，她已抽身离去。她低着头，靴子跟儿踏响柏油路面，匆匆走下车道。她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坐到帕丽身边，看了看我，便张开手，按住了玻璃。汽车驶离车道，而这只按在车窗上的玉手，便成了她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看着她离去，等着汽车转过街角，才把大门关上。然后我靠在门上，像小孩一样地哭了。

虽然瓦赫达提先生不乐意，还是有几个访客陆续登门，不过也只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到了最后，只剩下他母亲还来看他了。她大约每个礼拜来一趟。她冲我打个响指，我便为她拉过椅子。她一屁股坐到儿子床边，马上就开始唠唠叨叨，数落他已经走掉的妻子，攻击她的人品，骂她是个娼妓，骗子，酒鬼。说她胆小怕事，在丈夫最需要她的时候跑了，只有真主才知道她在哪儿。对这种话，瓦赫达提先生只是听着，不吭声，无动于衷地望着她身后的窗子。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新闻和动态，大部分无聊透顶，让人恨不得要吐血。一对表姐妹吵了架，因为其中一个居然厚着脸皮，买了和自己家一模一样的茶几。谁上个礼拜五从帕格曼回家的路上，瘪了一只车胎。谁又理了个新发型。不停地说啊说。有时候瓦赫达提先生会咕哝两声，他母亲便回头看我。

“你。他说什么？”她一向用这种字眼儿称呼我，说起话来既尖刻又不中听。

我几乎整天守在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慢慢地破译了他的语音。我会凑到很近的地方，别人听起来无法理解的呻吟声和咕哝声，我却能听得出来是要水，要便盆，还是要翻身。我已经成了他事实上的翻译。

“您儿子说，他想睡觉。” 老太婆叹口气，道一声，那就这样吧，她得走了。她弯下腰，亲一亲他的脑门，保证很快再来。她的司机等在大门外面，我一把她送出去，就回到瓦赫达提先生的房间，坐到他床边的凳子上，和他一起享受沉默。有时我们四目相对，他会摇晃着脑袋，歪咧着嘴巴笑起来。

此时我分内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开车出去只是买些食品杂货，每个礼拜一两次就够了，做饭也只有两个人吃，所以我看不出再花钱请别的仆人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我也能干。我把这些话跟瓦赫达提先生说了，他做了个手势。我凑近了去听。

“你会累坏的。”

“不会，老爷。我很高兴这样做。”

他问我是不是真心话，我告诉他是的。

他的眼睛湿了，一只手有气无力地抓住我的腕子。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数他最喜怒不形于色，可是自从中风之后，最细微的小事也足以让他激动，焦虑，涕泪横流。

“纳比，听我说。”

“听着呢，老爷。”

“你给自己开工钱，开多少都行。”

我告诉他，我们之间没必要谈钱。

“你知道我放钱的地方。”

“您休息吧，老爷。”

“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我说我打算午餐做个汤。“怎么样，喝汤行吗？我自己想喝，您也考虑考虑。”

我停止了晚上和其他工友的聚会。我不在乎他们怎么看我了，我将不许他们再进瓦赫达提先生家，花他的钱，来这儿给自己找乐子。解雇扎希德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大的乐事。我把洗衣服的哈扎拉女人也打发走了。从那以后，我来洗衣服，我来把它们挂到绳子上晾干。我照看树，修剪灌木，割草，栽花，种菜。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睡觉的时候，我去了他房间，清扫天花板上边边角角的蛛网。正值夏日，热浪逼人，又干燥得厉害。我已经给瓦赫达提先生撤走了所有的毯子和被单，卷起了睡裤的裤腿，窗户都打开了，头顶的吊扇吱吱嘎嘎地转着，可还是不管用，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

屋里有个挺大的衣橱，我早就盘算着把它打扫一遍，现在拿定了主意，今天就动手。我把橱门拉开，从西装开始，一件件掸去灰尘，不过我也明白，十有八九，这些衣服瓦赫达提先生再也不会穿了。里面有一堆书，积了灰，我把它们也一并抹干净。我拿了块布，擦净他的鞋子，一双双摆放整齐。我发现了一个大纸箱，放在几件冬天穿的长大衣下面，大衣的下摆垂落着，把它挡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我把它拉出来打开。里面装满了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一本摞一本，每一本都是他昔日生活的遗迹。

我从纸箱里取出放在最上面的速写本，随便翻到一页。我的腿一下就软了。我翻完了一整本，把它放下，再拿起另一本，接着又一本，又一本，然后又是一本。一页又一页，从我眼前翻过，每一页都发出低低的叹息，轻轻吹拂着我的脸，每一页都用炭笔画着相同的主题。那是我，是从二楼卧室的阳台上看到的我，是我在擦汽车的前脸。那是从游廊里看到的我，是我倚靠着一把铁锹。纸上还有我在系鞋带，劈柴，给矮树烧水，从水壶里倒茶，做礼拜，打盹。还有汽车停在加尔加湖畔，我坐在方向盘后面，车窗摇落，我的胳膊垂在窗外，后座上画着一个朦胧的身影，群鸟在空中盘旋。

原来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

你不知道吗？

我低头看看瓦赫达提先生。他还在侧身酣睡。我小心翼翼，把那些速写本放回纸箱，合上盖子，推回冬衣下的角落。然后我出了房间，轻轻关上门，免得把他吵醒。我走过昏暗的走廊，走下楼梯。我知道自己没有停步，走到屋外，走入夏日的酷热，走过车道，推开大门，迈步上街，转过街角，一直走，不回头。

我该不该留下来？我不知道。对此前的发现，我既不觉得恶心，也没感到荣幸，马科斯先生，可我确实心烦意乱。我想弄明白，在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在纸箱里发现的那些东西，让事事都蒙上了一层尸布。这种事没有办法逃避，由不得你把它抛在一边。可是他处在这样一种无助的状态，我又怎能撒手不管？我不能，除非先找到合适的人选，接手我的工作。我欠瓦赫达提先生的，最起码他一直待我很好，另一方面，我也曾背着他，讨他妻子的欢心。

我走进餐厅，坐到玻璃桌边，闭上眼睛。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我在那儿坐了多久，一动不动，直到我听见楼上发出了响动。我睁开眼，看到阳光已经转暗，便站起来，灌了一壶水，烧水沏茶。

有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说我有个惊喜给他。那是五十年代末，还要过很长时间，喀布尔才会有电视可看。那些日子里，他和我玩扑克来打发时间，后来下象棋，他教我，下起棋来，慢慢地我也能露一小手。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时间上阅读课。实践证明，他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师。我朗读的时候，他闭着眼睛听，要是读错了，他就轻轻摇一摇头。再来。他说。那个时候，久而久之，他的语言能力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改善。再读一遍，纳比。1947 年，他刚雇我的时候，我多多少少也算是识字的，这得多亏谢基卜毛拉，可是通过苏莱曼的辅导，我的阅读才真正有了提高，写作能力也因此大为进步。他教我，当然是为了帮我，可是他给我上课也有自私的成分，因为现在我能读他喜欢的书给他听了。不用说，他自己也能读，可是只能读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容易疲倦。

如果我忙于家务，陪不了他，他自己就没什么好干的了。他听听唱片，但往往也只能看看窗外，看鸟儿在树上飞落，看天，看看云朵，听孩子们在街上嬉闹，听水果贩子牵着驴，吆喝着：樱桃咧！新鲜的樱桃！

我告诉他有个惊喜的时候，他就问我什么惊喜。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跟他说，咱们得先下楼。那段时间，我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还年轻，有力气。我轻而易举地托起他，把他抱进客厅，轻轻放到沙发上。

“行了吗？”他问。

我把轮椅从门厅推了进来。我已经为这事劝了他一年多，可他总是顽固地拒绝。现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再说。他马上摇起了头。

“是因为邻居吗？”我问，“你是怕听到人家议论你吗？”

他吩咐我，把他弄回楼上去。

“听着，我才不管邻居怎么想，怎么说呢。”我说，“这样，咱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散个步。天气蛮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散散步，你和我，就是这样。如果咱们不走出这房子，我就要憋出毛病来了。如果我疯了，你怎么办？哎呀行了，苏莱曼，别哭了。你就像个老婆子。”

他这会儿又哭又笑，嘴里还在说着：“不要！不要！”可我已经把他抱了起来，放进了轮椅。我拿毯子给他盖好，推着他出了大门。

应该在这儿说一下，一开始，我确实给自己找过继任者。找人的事我没告诉苏莱曼。我觉得最好还是先找到合适的人选，然后再跟他说。来打听工作的人不少，我到房子外面和他们见面，以免让苏莱曼生疑。可是找人找到后来，问题远比我预想的要多。有些应征者明显就是扎希德一路的货色，我跟这种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什么味儿，我马上就能闻得出来，所以当场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还有些人没有必需的厨艺，我以前说过，苏莱曼是个相当挑剔的食客。另外一些人不会开车。许多都不识字，这是个很严重的障碍，因为习惯已经养成，每天黄昏前，我都要给苏莱曼读书。我发现有些人没耐心，如果要照顾苏莱曼的话，这就是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很容易动怒，有时候会耍小孩子脾气。还有些人，我凭直觉感到，他们缺乏必要的性情，来承担手头这份艰巨的工作。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还留在这宅子里，还在不停地跟自己说，只要我觉得能把苏莱曼的命运交到可信赖的人手里，我就考虑离开。三年过去了，还是我在给他擦洗身子，用一块湿布，两天擦一次，还是我在给他刮脸，剪指甲，理发。我喂他吃东西，扶他躺便盆，再给他擦干净，就像人家收拾婴儿一样，我也得给他垫尿布，尿布脏了我来洗。在那段时间里，由于亲密无间和例行公事，我们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无需开口的语言，而且不可避免地，一种以前难以想像的不拘礼节，已经慢慢渗入到了我们的关系里。

一旦我让他接受了轮椅，早晨散步的老习惯便恢复了。我把他推出家门，推到街上，一边走，一边跟路过的邻居们打招呼。其中有位年轻的巴希里先生，刚从喀布尔大学毕业，去了外交部工作。他和他哥哥带着各自的妻子，搬进了一幢两层的房子，就在我们家马路对面，隔着三户人家就是。有时我们在早上碰到他，他正在暖车，准备去上班，我总要停下来，开几句玩笑。我经常推着苏莱曼去沙尔瑙公园，坐在榆树的树荫下，看人来车往——出租车司机举起大巴掌，猛拍车喇叭，自行车叮叮作响，驴儿欢叫，行人找死，跟公共汽车抢道。在公园里，在公园外，苏莱曼和我，我俩成了常见的一景。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常常停步，和卖杂志的摊主、卖肉的屠户说说笑笑，跟指挥交通的那些年轻警察，我们也能逗上几句。我们还和那些倚着挡泥板、等人坐车的司机搭讪。

有时，我把他塞进老雪佛兰的后座，轮椅收进后备厢，开车出城，去帕格曼。到了那儿，我总能找到一片漂亮的绿地，树荫下小溪潺潺。我俩吃完午饭，他便动手写生，但这实在艰难，因为中风影响了他惯用的右手。可他拿左手也画出了树林、群山，还有一簇簇野花，就算我把两只好手都用上，也远远不及他技艺精湛。最后，要是苏莱曼累了，就会打起瞌睡，铅笔从手中滑落。我就用毯子给他盖上腿，挨着他的轮椅，躺到草地上。我会听微风在林中婉转，看着天空，一条条云彩高高地游走不定。

或迟或早，我都会发现，我的思绪飘向了妮拉，她现在和我相隔万里。我会想起她头发柔润的光华，一只脚上下起落的模样，凉鞋吊在她脚后跟儿上，啪的一声，将一支燃烧的香烟生生踏灭。我想着她身后的曲线，胸前的凸起。我渴望回到她身边，被她的气味席卷，感受她摸我手时久别的心脏抖颤。她答应过给我写信，可好几年过去了，十有八九她已经忘掉了我，到现在我也不能撒谎，不能否认，每次在家里收到来信时，我仍然会感到一种突然高涨的期盼。

有一天，在帕格曼，我坐在草地上，端详着棋盘。这已经是多年以后了，是1968 年，是苏莱曼的母亲去世后的那一年，也是巴希里先生和他哥哥双双做了父亲的那一年，他们给两个儿子取了名，一个叫伊德里斯，一个叫铁木尔。我经常看见这对小哥俩儿坐在婴儿车里，两个母亲推着他们，在附近悠闲地散步。那天，苏莱曼在犯困之前，和我下了一盘象棋，他以进攻性的弃兵局开场，而我正在琢磨怎样才能挽回颓势。就在这个时候，他对我说：“告诉我，纳比，你多大了？”

“嗯，我四十多了。”我说，“这一点我还是有谱的。”

“我在想，你该结婚了。”他说，“趁你还好看。你已经有白头发了。”

我俩相视而笑。我告诉他，我妹妹马苏玛过去老跟我说同样的话。

他问我还记不记得他雇我的那天，那是1947 年，二十一年前的事了。

我当然记得。此前，就在离瓦赫达提家几个街区远的另一户人家，我给一个大厨子打下手，干得很憋屈，一听说瓦赫达提先生需要厨师——他当时的厨子结了婚，搬走了——就在一个下午直接去了他家，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你当时可是个糟糕透顶的烂厨子。”苏莱曼说，“现在你干得很棒，纳比，可那第一顿饭？我的真主啊。还有你第一次开我的车，拉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要中风了。”说到这儿，他一下子停住了，然后咯咯地笑起来，没想到自己开了这样一个意外的玩笑。

对我来说，马科斯先生，这可是个天大的意外，震惊啊，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厨艺和驾驶技术，苏莱曼从来没跟我抱怨过一个字。“那你为什么要雇我？”我问。

他把脸转向我。“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人。”

我垂下眼帘，看着棋盘。

“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我想我说的东西，有些你是明白的，纳比。我知道你明白。”

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开口。他说过的那些话，还在我俩之间萦绕回荡，那生命压抑的痛苦，那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

“现在我告诉你了，”他说，“所以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想让你走。走吧，纳比，给自己找个妻子，建立自己的家庭，就像所有人一样。你还有时间。”

“嗯，”我终于开了口，想用无礼的言辞驱散紧张的空气，“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你就爱开玩笑。”

我看着一只甲虫轻轻爬过灰绿色的树叶。

“不要为了我留下来。这就是我想说的，纳比。不要为了我留下来。”

“你太自作多情了。”

“又开玩笑。”他疲倦地说。

我没再说什么，哪怕他理解错了。这一次我可没开玩笑。我之所以留下来，已经不再是为了他。一开始的确如此。我留下，首先是因为苏莱曼需要我，因为他完全依赖我。从前有一次，我抛弃了需要我的人，悔恨至今挥之不去，并终将伴我到死。我不能再这样做了。然而，慢慢地，难以觉察地，我留下的理由起了变化。马科斯先生，我没法告诉您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可后来我是为自己而留下来的。苏莱曼说我应该结婚。然而实际上，看看自己的生活，我就意识到了，我已经拥有了人们在婚姻中追求的东西。我拥有了舒适、伴侣，以及一个随时都能接纳我，爱我，需要我的家。作为一个男人，我生理上的需求——当然了，这种需求仍然存在，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已经不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迫切了——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怎么解决，我先前说过了。至于孩子，虽然我一向喜欢小孩，可是从来没感到自己父爱缠身。

“如果你想当骡子，不想结婚，”苏莱曼说，“那我对你有个要求。不过你得先答应我。”

我对他说，他不能这样强迫我。

“我偏要。”

我抬起脸看着他。

“你可以说不。”他说。

他太了解我了。他歪七竖八地笑着。于是我作了保证，他提了要求。

随后这些年的事，马科斯先生，我该怎么跟您说呢？对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近来的历史，您了解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再向您重述那些黑暗的日子。一想到要写这些事，我就心生厌倦，而且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记载，它们远比我的笔墨更有见识，更有说服力。

要对这些年做个概括，我用两个字就够了：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乱。不是一场两场的战争，而是很多场战争，有大的，也有小的，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在这些战争中，英雄和恶棍不断变换着角色，每有新的英雄登场，都会唤起对昔日恶棍日益加深的怀念。他们的名字变了，面孔也变了，可我照样唾弃他们，一个也不会落下，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争斗，那些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噢，够了！这任务太巨大了，也太让人苦不堪言。那些日子我已经活过来了，我有心在这封信里重温一遍，尽可能简短。那段岁月给我带来的惟一好处，就是想起小帕丽的时候，减缓了几分负罪的感觉，她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平平安安，远离这一切的杀戮，我的良心因此得到了安慰。

如您所知，马科斯先生，八十年代的喀布尔确实还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战斗大部分发生在农村。尽管如此，那却是个逃亡的年代，附近许多家庭收拾了细软，离开了这个国家，要么去巴基斯坦，要么去伊朗，盼望着从那儿前往西方某个国家落脚。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巴希里先生过来道别的那天。我和他握了手，祝他一帆风顺。我还和他儿子伊德里斯道了再见，他那会儿已经十四岁了，又瘦又高，留着长发，嘴唇上边已经冒出了软毛。我告诉伊德里斯，他和他堂弟铁木尔一起放风筝，在马路上踢足球的那些景象，一定会让我非常怀念。您大概还记得，很多年以后，咱们见过那对堂兄弟，马科斯先生，您和我一起见的，那是2003 年的春天，您在这宅子里开了个派对，当时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九十年代，战火终于蔓延到了这座城市。蹂躏喀布尔的那些人，看上去好像从娘胎里一滚出来，手里就抓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马科斯先生，别看这帮人顶着各种冠冕堂皇、自封自授的头衔，他们全都是野蛮人，是拿枪的贼。火箭弹开始横飞的时候，苏莱曼就待在家里，拒绝离开。他固执己见，对院墙外的信息不闻不问。他丢掉了收音机，也不碰报纸。他要求我，不要把任何战争消息带进家门。他不知道谁在和谁作战，也不管谁输谁赢，好像在希望着，通过顽固地对战争视而不见，便能获得报偿。

当然不会。我们住的这条街曾经那么安静，古朴，灯火阑珊，现在变成了战场。子弹击中过每幢房子，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枪榴弹在街上此起彼落，将柏油路面炸出一个个弹坑。到了晚上，红红白白的曳光弹到处乱飞，直到天亮。有些日子，我们能得到片刻的缓解，短短几个小时的安静，然后，炮火骤然而起，打破寂静，一轮又一轮的爆炸响彻四面八方，伴随着人们在街头发出的尖叫。

这幢房子遭到的大部分破坏，都是那几年造成的，马科斯先生，您2002 年第一次来这儿时，已经亲眼见到了这些破坏。虽然说，有些损伤是由于年久失修和疏于打理，因为那时我已经上了年纪，成了个老头子，再也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照看这房子了，树已经好多年不结果，都死了，草坪一片枯黄，花也谢了，但是，对这座漂亮房子最冷酷无情的，还是战争。枪榴弹在附近爆炸，震碎了窗户。一枚火箭炸毁了花园的东墙和半个游廊，就是在那儿，妮拉和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手雷毁坏了房顶。子弹在墙上留下累累伤痕。

接着就是抢劫，马科斯先生。民兵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见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他们抢走了大部分家具、油画、土库曼地毯、雕像、银烛台、水晶花瓶。他们敲掉了卫生间台子上的青金石花砖。有一天早晨，我被门厅里的人声弄醒，发现有一群乌兹别克民兵，拿着弯刀，正在割楼梯上的地毯。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我能怎么办？再来一个脑袋瓜挨枪子儿的老头子，对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和房子一样，苏莱曼和我也是每况愈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济，膝盖疼起来就没完。原谅我的粗俗，马科斯先生，但我就连小便一下，也会变成痛苦的煎熬。可想而知，衰老对苏莱曼的影响比我还要严重。他萎缩了，变得瘦小，脆弱得吓人。有两次，他差点儿就死了，一次是在最糟糕的那段时间，两派武装正在交战，一派是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另一派属于古尔布丁·希克马蒂亚尔，死尸躺在街头，几天无人认领。苏莱曼当时得了肺炎，医生说他之所以染病，是因为吸入了自己的唾液。医生，还有医生开的药，都是稀缺之物，可我仍然尽力照料苏莱曼，真是让他从死亡边缘捡回了性命。

也许是因为天天足不出户，加上彼此已亲密无间，那段时间苏莱曼常常和我拌嘴。我们像夫妻那样，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固执己见，热火朝天。

这礼拜你已经煮过豆子了。我没有。你有。你礼拜一煮的！

争论还涉及到我们前一天玩过多少盘象棋。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太阳会把水晒热，还老是把杯子往窗台上放。

你就不能叫我给你端便盆吗，苏莱曼？

我叫了，我叫了一百次！

那你以为我是什么，聋子还是懒虫？

还用得着选吗？你两个都是！

真不要脸，自己成天躺在床上，还说我是懒虫。

没完没了。

我喂他吃东西，他使劲把脑袋拧来拧去。我干脆不管他了，临走时还把门重重地一摔。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成心气他。我走出家门，让他哭去。你要去哪儿啊？我不搭理他。我假装一去不返。当然了，我只是上街转转，抽根烟，抽烟是我的新嗜好，老了才养成的，不过只是生气的时候才抽。有时我在外面待好几个钟头。要是他真把我惹毛了，我会在外面待到天黑。可我每次都回去。我一言不发地走进他的房间，把他翻过去，抖松枕头，我俩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和谁说话，等着对方求和。

战火终于平息了，因为塔利班来了。那是一帮年轻人，脸瘦瘦的，留着黑色的大胡子，画着黑眼圈，拿着鞭子。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虐无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所以我还是要说，马科斯先生，没有什么必要再给您一一列举他们的暴行了。应该说，足够讽刺的是，他们在喀布尔这几年，倒让我多活了一阵子。他们把大部分侮辱和狂热都留给那些年轻的，尤其是穷苦的女人了。而我呢，我只是个老头子。我对塔利班政权的主要让步，就是蓄起了胡须，老实说，这让我免去了每天都要刮脸的苦差。

“这太正式了，纳比。”苏莱曼躺在床上喘息着，“你不好看了。你看上去就像个先知。”

在大街上，塔利班从我身边经过，好像我是头正在吃草的母牛。

我故意给他们留下这种印象，装出一副温顺的蠢牛模样，免得引起特别的注意。一想到他们会怎样看待妮拉，怎样对待妮拉，我就不寒而栗。有时，我在心中唤她出场，看她手拿香槟，在派对上大笑，看她光裸的双臂，又细又长的双腿，这一切真仿佛出自我的凭空想像。仿佛她从未真正地存在过。仿佛一切都不是真的——不只是她，还有我，以及帕丽，以及年轻而健壮的苏莱曼，甚至我们共同生活过的那段时间，那个家。

后来，2000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端着盘子，里面放着茶和新烤的馕，走进苏莱曼的房间。我一下子就知道出事了。他喘起来上气不接下气，枯死的脸色突然变得远甚以往，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一串沙哑的噪音，比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好不了多少。我放下盘子，冲到他身边。

“我去叫大夫，苏莱曼。”我说，“你等着就行。我们一定能让你好起来，像从前那样。”

我转身要走，可他猛烈地摇晃着脑袋，用左手的手指比画着。

我凑近了，把耳朵贴到他嘴边。

他不断地努力，想要说些什么，可我怎么也听不清。

“对不起，苏莱曼。”我说，“你必须放我走，去找大夫。我很快就回来。”

他又摇起了头，这一次摇得很慢，泪水涌出他被白内障阻遏的双眼。他的嘴张开了又合上。他把头转向床头柜，我问他是不是里面有他需要的东西，他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拉开最上面的抽屉，里面只有药，老花镜，一瓶旧古龙水，一个记事本，他几年前就不再使用的炭笔，除了这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正要问他让我找什么，就一下子看见了。它折叠着放在记事本下面，是个信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苏莱曼歪歪扭扭的笔迹。信封里有一张纸，他在纸上只写了一段话。我读了。

我俯看着他，他下凹的太阳穴，嶙峋的脸颊，深陷的双眼。

他又动了一下，我凑上前，感受到他阴冷、吃力、时松时紧的呼吸吹在我脸上。我听到他在挣扎，舌头在干巴巴的嘴里奋力蠕动。不知何故，或许纯粹出于意志的力量，他最后的力量，他竟在我耳边低低地说出了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骨鲠在喉，拼命才挤出几个字：

“不，别这样，苏莱曼。”

你保证过。

“还没到那分上。我照顾你，你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我们一定能撑过去的，就像过去一样。”

你保证过。

我在他身边坐了多久？劝了他多久？我无法告诉您，马科斯先生。只记得最后我站起身，在床头走来走去，终于躺到他身边。我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对着我。他好轻，轻得像一个梦。我亲吻他干裂的双唇。我把枕头放到胸前，挨着他的脸，然后捧住他的后脑勺。我把他搂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后来，我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

我走到窗前坐下。苏莱曼那杯茶还在，还放在盘中，搁在我脚边。我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晚起的店家很快就要开门。小男孩走在上学的路上。已然尘土飞扬。马路上走着一条懒洋洋的狗，蚊子如黑云，围着狗头盘旋。我看见两个小伙子合骑一辆摩托车，后面那位跨坐在车尾的货架上，一边肩膀上扛着台电脑显示器，另一边是西瓜。

我把脑门顶在了暖洋洋的玻璃上。

苏莱曼抽屉里的字条是一份遗嘱，写明他把一切都留给我。这房子，他的钱，他个人的财物，甚至那辆汽车，尽管它朽烂已久，尸首却栖留于后园，车胎尽瘪，徒然一堆锈蚀不堪、委顿于地的铁皮。

有一段时间，我真真确确地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才好。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都在照顾苏莱曼。我每天的生活都囿于他的需要，始终都有他的陪伴。现在我自由了，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但我发现这自由不过是个错觉，因为我最想做的事已不复存在。人家说，去发现，发现你生活的目标，然后去过那样的生活。可是有的时候，你只有生活过，才能认识到早已有了生活的目标，也许这目标你从来不曾想到。现在我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只剩下了随波逐流。

我发现自己在大房里怎么也睡不好了，我在里面待都待不下去。苏莱曼一死，我就感觉这房子太大了。每个角落，每个暗处，每条裂缝，都隐藏着鲜活的记忆。所以我搬回到了院子尽头的老窝棚。我花钱请了几个工人，在棚子里通上电，好让我能就着灯光读书，到了夏天，可以吹吹电扇。至于空间，我需要的不多。我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就是一张床，几身衣服，还有那个装着苏莱曼画稿的纸箱。我知道，马科斯先生，您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古怪。的确，从法律上来说，这房子，还有这房子里的一切，现在都属于我了，可我对任何一件东西都没有主人的真情实感，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真的产生那种感觉。

我读了很多书，从苏莱曼的旧书房里拿的。每次一读完，我就把它们放回去。我种了些番茄，一点儿薄荷。我到附近散步，可是膝盖老是疼，后来我索性走到两个街区之外，再强迫自己往回走。有时候我搬上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干坐着，无所事事。我跟苏莱曼可不一样：我习惯不了孤独。

后来，2002 年的一天，您摇响了大门的门铃。

当时，北方联盟已经赶跑了塔利班，美国人也进入了阿富汗。几千名救援人员从世界各地涌入喀布尔，建立医院和学校，修复道路和灌渠，带来食物、住所和工作。

陪您来的那位翻译是个年轻的阿富汗当地人，穿了件亮紫色的夹克衫，戴着太阳镜。他问我谁是房子的主人。我告诉翻译我就是。当时您二位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他傻笑起来，对我说：“不，卡卡，我说的是主人。”我请您和他进屋喝茶。

喝的是绿茶，就在残余的游廊上，谈话用的是波斯语。不过您知道，马科斯先生，这七年来，多亏您的指导和厚爱，我也学了些英语。您通过翻译告诉我，您来自蒂诺斯，那是希腊的一个岛。您是外科医生，属于一个医疗队，到喀布尔来，是为了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儿童做手术。您说，您和您的同事需要一个住所，这一阵子你们管它叫“宿舍”了。您问我打算收多少房租。

我说：“不收。”

我还记得，那个穿紫夹克的年轻人翻译完了以后，您那副惊讶的样子。您又问了一遍，也许是以为我没听懂。

翻译欠了欠身，坐到椅子边上，凑近我。他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和我讲话。他问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明不明白您的医疗队愿意付钱，对喀布尔现在的房租涨到什么程度，我有没有概念？他说我就坐在金子上。

我对他说，和长者讲话的时候要摘下太阳镜。然后我告诉他，该干吗就干吗，老老实实地翻译，用不着提建议，接着我转向您，说出了我的理由，我有许多理由，而这一个并不涉及私密。“您告别了您的国家，”我说，“您的朋友，您的家庭，来到这儿，这个被真主抛弃的城市，来帮助我的家乡，我的同胞。我怎么能从您身上获利呢？”

那个年轻的翻译——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和您在一起——举起了双手，失望地冷笑起来。这个国家已经变了。马科斯先生，以前可不是人人都这样的。

有时到了晚上，在小屋里，我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就能看见大房里亮堂堂的灯光。我看着您和您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位勇敢的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小姐，我对她宽广的胸怀抱有无限的尊敬——在游廊上，在院子里，吃着盘子里的食物，吸着香烟，喝着您的酒。我还能听到音乐，偶尔有爵士，让我想起妮拉。

她现在死了，这我知道。阿姆拉小姐告诉我的。我曾经和她谈起过瓦赫达提夫妇，也曾和她说过妮拉是个诗人。她在电脑上发现了一份法语杂志，里面有一部文集，在网上发表的，收入了他们过去四十年最好的作品。有一篇写的是妮拉。文章说她死于1974 年。那么多年来，我的思念都归于徒劳，期盼着一个死去已久的女人写信回来。得知她过上了自己的生活，我一点都不惊讶。我现在懂了，有些人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别人爱的方式：秘密地，热烈地，无助地去爱。

这封信就快结束了，马科斯先生。

现在我也大限将至。我的衰弱日甚一日。那一天想必不会太久。感谢真主。也要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感谢您的友情，您每天花时间来看我，坐下来陪我喝茶，给我讲您在蒂诺斯的母亲，告诉我她的近况，还跟我谈起您童年的朋友萨丽娅，不仅如此，我还要感谢您对我国人民的同情，感谢您为这里的孩子们提供的无价服务。

也要感谢您对这房子上上下下所做的修葺工作。我已经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这就是我的家，我可以肯定，再过不久，我也要在这屋檐底下，咽下最后一口气。我曾怀着失望与悲伤，见证了它的衰败。可如今，看到它被粉刷一新，看到花园的院墙修好了，窗户换了，我曾度过无数幸福时光的游廊也得到了重建，真让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谢谢您，我的朋友，为了您种下的树，为了园中再次盛开的花。如果我曾以某种方式，为您给予本城人民的服务出过力，那么您礼尚往来，对这房子所做的一切，已经超出了要付给我的租金。

但是，哪怕会显得贪得无厌，我还是要冒昧地请求您两件事，其一是为了我，其二是为别人。首先，请您把我埋在喀布尔的阿舒坎–阿勒凡公墓。我相信您知道它的位置。从大门进去，往北走到头，不用花太多时间，您就能找到苏莱曼·瓦赫达提的坟。请在附近给我选个地方，把我埋在那儿。我为自己对您的请求就是这些。

第二件事，请您在我死后，尽力找到我的外甥女帕丽。如果她还活着的话，要证明这一点可能不会太难——互联网这东西是个令人惊奇的工具。您会看到我随信附上的遗嘱，其中写明，我把房子、钱，还有我不多的几件东西都留给了她。我请求您把这封信和遗嘱一并交给她。也请您告诉她，告诉她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引发的无数结果，告诉她我只能从希望中得到安慰。希望不论现在她身在何地，都已经找到了人生可以拥有的最多的安宁、恩宠和爱。

感谢您，马科斯先生。愿真主佑护您。

您永远的朋友，

纳比

[1]　1964 年以后，阿富汗波斯语的官方名称改为达里语，以与伊朗波斯语区分，但当地人习惯上仍以波斯语（法尔西语）称之。

[2]　囊（nang）和纳穆斯（namoos）代表荣誉和自尊。

[3] 　见《古兰经》第十三章《雷霆（赖尔得）》，第三十五节。马坚译文。

[4] 　阿富汗人对长辈可使用尊称，如巴巴（父亲），卡卡（叔叔），马马（舅舅）。帕丽叫纳比为卡卡，而非马马，大概是因为纳比不是她的亲舅舅。

[5]　原文为法语。

第五章

2003 年春

女护士阿姆拉·阿德莫维奇警告过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她把他俩拉到一边，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反应，哪怕一丁点，她要伤心，我踢你们出去。”

他们身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男区，站在一条长长的、灯光昏暗的走廊尽头。阿姆拉说过，那女孩剩下的惟一亲属，或者说惟一来看过她的，是她舅舅，如果把她放到女区，那么她舅舅便得不到探视的许可，所以院方把她放到了男区，但她进不了病房，让女孩与不是家属的男人同处一个房间是不得体的，因此让她住到这儿，走廊尽头，一个非男非女的地方。

“我还以为塔利班早被赶跑了呢。”铁木尔说。

“很疯狂，不是吗？”阿姆拉说，然后不明不白地傻笑了一下。回到喀布尔的这个礼拜，伊德里斯发现，这种明明窝了一肚子火，却故作轻松的腔调，在外国救援人员当中非常普遍，他们不得不小心应对阿富汗文化的种种不便和特异之处。这种嬉皮笑脸、讥讽嘲弄的特权，这种睥睨众生的心态，让伊德里斯模模糊糊地感觉受到了冒犯，但本地人对他们这副德行好像没有察觉，或者没觉得受辱，因此他认为自己也应该不以为意。

“可他们让你过来。你来去自如。”铁木尔说。

阿姆拉抬了抬眉毛。“我不算。我不是阿富汗人。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你都不知道？”

铁木尔咧嘴一笑，油腔滑调地说：“阿姆拉。波兰人喽？”

“波斯尼亚。不许有反应。这是医院，不是动物园。你保证。”

铁木尔说：“保证就保证。”

伊德里斯看了一眼女护士，担心铁木尔这种有点鲁莽，又没什么必要的挑逗会触怒她，但是明摆着，这点儿小便宜又让他占到了。对堂弟的这种能力，伊德里斯既厌恶又嫉妒。他总是注意到铁木尔的粗俗，觉得他缺心眼儿，又不解人意。他知道铁木尔不仅对妻子不忠，还作假逃税。在美国，铁木尔开了一家房屋按揭贷款公司，伊德里斯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大搞贷款欺诈。但是铁木尔交游广泛，即便惹祸上身，也总是能用好人缘、铁关系，以及那副人见人爱、假装无辜的面具加以摆平。长得帅可没坏处——肌肉发达的身体，碧绿的眼睛，带酒窝的笑容。伊德里斯觉得，铁木尔固然是个成年人，却还在享受着儿童的特权。

“很好。”阿姆拉说，“好吧。”她拉开挂在天花板上，权充隔帘的床单，放他俩进去。

女孩本名罗莎娜，可阿姆拉给了她一个简称，叫她罗诗。她看上去大约九岁，也许十岁，此时膝盖顶着胸脯，背朝墙坐在铁床上。伊德里斯马上放低了目光，一口凉气已经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地倒吸回去。可想而知，铁木尔才压不住呢。他咂着舌头，不停地说着“噢！噢！噢！”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充满了痛苦。伊德里斯瞟了一眼铁木尔，毫不吃惊地发现他已经眼泪汪汪，泪水戏剧化地在他眼眶里打着转儿。

女孩抽搐着，闷叫了一声。

“行了，结束了，都出去。”阿姆拉怒冲冲地说道。

到了室外，站在大门前破碎的台阶上，阿姆拉从浅蓝色护士服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盒万宝路。铁木尔的眼泪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拿了支香烟，先给女护士点着，再给自己也点上。伊德里斯脑袋晕乎乎的，觉得恶心。他嘴里发干，担心自己吐出来，那可就丢人了，会让阿姆拉认准对他，对他俩的印象——富有的、总是大惊小怪的归侨，如今回到了家乡，被眼前的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而杀人的妖怪们已经离去。

伊德里斯本以为阿姆拉会申斥他们，至少把铁木尔骂一顿，可她的态度更像调情而不是责骂。这就是铁木尔在女人身上催生的效应。“成。”她卖弄风情地说，“你说该怎么办，铁木尔？”

在美国，铁木尔用的是“蒂姆”。“9·11”事件后，他改了名，并且声称，自此以后他的生意差不多翻了两番。他告诉伊德里斯，改成这两个字，给他事业带来的好处比大学文凭还要多——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没上过。伊德里斯才是巴希里家族的大才子。可是这次回到喀布尔，伊德里斯听到他总是自称铁木尔。这种表里不一当然无伤大雅，甚至非这样做不可，可还是让人耿耿于怀。

“刚才在里面的事我很抱歉。”铁木尔说。

“也许我惩罚你。”

“悠着点，小乖乖。”

阿姆拉把目光转向伊德里斯。“成。他是牛仔。你，你安静，懂事。你是个……怎么说来着……内向的人。”

“他是医生。”铁木尔说。

“噢？那么这一定吓着你了。这医院。”

“她出什么事了？”伊德里斯问，“罗诗出什么事了？谁干的？”

阿姆拉一下子变得严肃了。再讲话的时候，她的脸带上了一种母性的坚定。“我为她战斗。我和政府，和医院的官僚，和王八蛋神经外科医生战斗。每个步骤，我为她战斗。我不停下。她没有任何人。”

伊德里斯说：“我本来以为她有个舅舅。”

“他也是王八蛋。”她弹了弹烟灰，“成。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小家伙们？”

铁木尔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总的来说还算实话，说他俩是堂兄堂弟，苏联人蜂拥而至以后，他们两家人就都逃出去了，先在巴基斯坦待了一年，八十年代初在加利福尼亚安顿下来，这是二十年来他俩头一次回国。可他又说，他们回来是为了“寻根”，为了“教育”自己，为了“见证”这么多年的战争和破坏造成的后果。他说，他们想回美国唤起人们的认识，募集资金，以图“回报”。

“我们想有所回报。”他说。他把这句套话讲得那么真诚，真让伊德里斯害臊。

铁木尔当然不会道出他俩回到喀布尔的真正原因：索回曾经属于父辈的房产，他和伊德里斯十四岁之前住过的那幢房子。由于数以千计的外国救援人员突然涌入喀布尔，需要地方落脚，那座房产的价值如今已大大地飙升了。当天上午，他们去过那儿，去了那房子，现在那儿住了一群破衣烂衫、面色萎靡的北方联盟士兵。他们正要离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中年男人，他住在马路对面，隔了三户人家。他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是个希腊来的整形外科医生。他请他们吃了午餐，还提出来带他们看一看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他为之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在那儿有间办公室。他还邀请他们出席当晚的派对。到了医院，他们才听说那个女孩儿，无意中听到的——正门台阶上有两个护理员在说她的事，然后，铁木尔便用胳膊肘顶了顶伊德里斯，说：老兄，咱们应该去瞧一眼。

对铁木尔的故事，阿姆拉好像听烦了。她丢掉香烟，紧了紧橡皮筋，把金色卷发扎成发髻。“成。我今晚会在派对上看到你们小家伙吗？”

是铁木尔的父亲，也就是伊德里斯的叔叔，把他们打发到喀布尔来的。在过往二十年的战争中，巴希里家的老房子已经多次易手。重新确立房主的身份需要时间和金钱。阿富汗的法庭上已经积压了好几千件房产纠纷的案子。铁木尔的父亲说过，他们得“活动”一下，才能打通阿富汗官僚机构臭名昭著的懈怠和拖延，说白了，就是“找对人，送对钱”。

“这是我的强项。”铁木尔说，好像谁不明白他精于此道似的。伊德里斯的父亲已经在九年前去世了。他跟癌症较量了很长时间，最后死在了家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伊德里斯陪在床边。他死的那天，家里乌泱乌泱来了一大帮人，叔叔舅舅，姑姑阿姨，各路朋友，还有好多熟人，坐在沙发上，饭厅椅子上，等到能坐的都坐满了，他们就往地板上坐，往楼梯上坐。女人们聚拢到饭厅和厨房，一壶又一壶地沏茶。伊德里斯是惟一的儿子，所有的文件都要他来签。有给验尸官的文件——此人大驾光临，来宣布他父亲已经死亡。还有给殡仪馆的文件，来的是几个彬彬有礼的小伙子，带着担架，抬他父亲的遗体。

铁木尔始终不离左右。他帮伊德里斯接电话，招待前来慰问的人潮，从亚伯烤肉馆订米饭和羊肉，这是当地的一家阿富汗饭馆，老板是铁木尔的朋友阿卜杜拉，铁木尔老跟他开玩笑，叫他亚伯大叔[1] 。下雨了，铁木尔就帮那些上了年纪的亲友停车。他还从当地的阿富汗电视台叫来了哥们儿。和伊德里斯不同，铁木尔与阿富汗社群非常熟络，他有一次告诉伊德里斯，他手机通讯簿里的名字和号码不下三百个。他已经安排好了，阿富汗电视台当天晚上就会播出讣告。

那天午后，铁木尔开车，载着伊德里斯去海沃德市的殡仪馆。当时大雨倾盆，沿680 号州际公路北行，车流缓慢。

“老兄，你爸爸对谁都好。他有自己的一套老传统。”他一边嗓音沙哑地说着，一边驶出了传教团匝道。他不停地用那只空着的手抹着眼泪。

伊德里斯点点头，面色凝重。他活这么大，每逢需要当着别人面哭的场合，比如在葬礼上，他却说什么也哭不出来。他把这一点看成轻微的缺陷，就像色盲一样。不过，虽然知道这样想不近人情，他还是对铁木尔产生了一丝厌恨，恨他在家里忙上忙下，夸张地哭个没完，抢去了自己的风头。好像是他的父亲死了一样。

有人把他们领到一个安静而略显阴暗的房间，屋里摆放着厚重的深色家具。迎接他们的是个身穿黑色夹克，头发中分的男人，闻上去有一股高价咖啡的味儿。他操着一口专业腔，请伊德里斯节哀顺变，然后让他签署了《安葬授权书》，又问家属想开多少份死亡证明。等所有文件都签完，他才灵巧地把一本小册子放到伊德里斯面前，上面印着“价目表”。

殡仪馆经理清了清嗓子。“传教团大街那边有个阿富汗清真寺，如果令尊是在册教友，这些价格当然就不适用了。我们与他们有合作。这些东西，这些服务由他们来付费。我们给你免单。”

“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册。”伊德里斯翻看着价目表说。他知道，父亲始终是个虔诚的人，但只是私下里如此。他很少去做主麻日的礼拜。

“那我等你一下？你可以给清真寺打个电话。”

“不，伙计。不用了。”铁木尔说，“他不是在册的。”

“你确定吗？”

“确定。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我懂了。”殡仪馆经理说。出了门，走到SUV 边上，他们抽了支烟，你一口，我一口。雨已经停了。“拦路抢劫。”伊德里斯说。

铁木尔往黑乎乎的雨水坑里啐了一口。“这买卖很牢靠，别看……别看挣的是死人的钱，可你得承认，需求一直不断。呸！这比卖车强多了。”

当时铁木尔正跟人合股，做二手车行。在他和朋友接手之前，车行一直经营不善，相当糟糕。不到两年，铁木尔就让它翻了身，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买卖。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谈起侄子，伊德里斯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当时，伊德里斯还挣着奴工般的薪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着做完第二年的内科医师实习。妻子娜希尔和他结婚一年了，每星期还要花三十个小时，去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同时还要准备自己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算你借给我的。”伊德里斯说，“你知道的，铁木尔。我一定还你。”

“别放在心上，老兄。你说了算。”

这不是铁木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伊德里斯伸出援手。伊德里斯结婚时，铁木尔送了他一辆崭新的福特探险者，作为新婚贺礼。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在戴维斯买下一户小公寓的时候，也是铁木尔和他一起签的贷款协议。在亲戚们中间，铁木尔是所有孩子最喜欢的叔叔。如果事到临头，只准伊德里斯打一个电话，那么他九成九会打给铁木尔。

不是百分之百。

就拿联合贷款的事来说吧，伊德里斯发现所有的亲戚都知道了。铁木尔告诉他们的。在婚礼上，铁木尔让歌手关掉音乐，当场做了宣布，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探险者的车钥匙轰轰烈烈地交给了伊德里斯和娜希尔——居然拿托盘托着。照相机一通乱闪。这种炫耀，这份张扬，这套不害臊的当众表演，这副牛哄哄的架势，真让伊德里斯觉得别扭。他不愿意这样想自己的堂弟，他就像亲弟弟。可伊德里斯又觉得铁木尔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他还怀疑，铁木尔的性格错综复杂，他的慷慨不过是其中精心计算过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天晚上，在铺新床单的时候，伊德里斯和娜希尔为铁木尔小小地吵了一架。

人人都想讨别人喜欢。她说，你不想吗？

也对。可我不会花钱买别人的喜欢。

娜希尔告诉他，他这样说不公平，也显得忘恩负义，对不起铁木尔为他们做的这一切。

你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娜希尔。我说的是，你把你做的好人好事贴到广告牌上才显得差劲。做好事不留名，高风亮节，这样才值得称道。真要行善，也用不着大庭广众之下签支票嘛。

行了。娜希尔说，使劲抖了一下床单，亲爱的，再说就没意思了。

“伙计，我还记得这地方。”铁木尔看着那房子说，“房主人叫什么来着？”

“我想，是姓瓦赫达提吧。”伊德里斯说，“名字叫什么我忘了。” 他想起孩提时代，他们曾经无数次在这儿，在这条马路上，在这些大宅门外嬉戏，然而只是到了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才头一次有机会走进这户人家。

“真主的指引。”铁木尔低声说。

这是一幢普通的两层住宅，若是换了圣何塞，到了伊德里斯所在的居民区，它想必会引起屋主协会成员们的不快。但以喀布尔的标准来看，这处房产颇为奢华，配有高高的院墙，金属的大门，还有宽阔的车道。一个武装警卫带他和铁木尔入内。伊德里斯看到，和他在喀布尔见过的许多事物一样，在这幢房子破败的外表之下，也有一丝过去的辉煌。证据到处都是：煤烟熏黑的墙上遍布着弹孔和弯弯曲曲的裂缝，大片的灰泥已经剥落，砖石裸露在外，车道上的矮树都死了，花园里的树木也掉光了叶子，草坪枯黄，俯瞰后院的游廊有多半个不翼而飞。但是也像喀布尔的许多事物一样，这里也有缓慢、犹疑的重生迹象。有人已经开始重新粉刷房屋，在园内种下了玫瑰花丛，花园缺失的一大块东墙已经修补完成，只是有点粗陋。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立着一架梯子，伊德里斯心想，房顶看来正在修葺。半毁的游廊也已开始修复。

他们在门厅见到了马科斯。他花白的头发已有谢顶的迹象，眼睛淡蓝，穿一身灰色的阿富汗式服装，脖子上优雅地围着黑白方格的阿拉伯头巾。他把两人领进了一间喧闹而又烟雾弥漫的房间。

“我有茶和葡萄酒，还有啤酒。也许你们想喝点更有劲儿的？”

“你点，我喝。”

“噢，我喜欢你这样的。到这边来，音响边上。对了，冰块是安全

的，用瓶装水冻的。”

“真主保佑。”

铁木尔在这种聚会上如鱼得水，他轻松自如的举止，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与生俱来的魅力，让伊德里斯不得不感佩有加。他跟着铁木尔去了酒水台，到了那儿，铁木尔拿起一个深红色的瓶子，给两人倒了酒。

大约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屋里的靠垫上。地板上铺着酒红色的阿富汗地毯。房间装饰得朴素而雅致，让伊德里斯感觉到有一种“外侨风格”。一张妮娜·西蒙的CD 在浅吟低唱。人人都在喝酒，差不多人人都在吸烟，谈论着刚刚在伊拉克打响的战争，以及它对阿富汗将要造成的影响。角落里的电视调到了CNN 国际频道，声音关着。夜晚的巴格达正在经历“震撼与威慑”行动的剧痛，城市一次次被绿色的闪光照亮。

他们拿着加冰的伏特加，和马科斯，还有两个神态严肃的德国青年凑到一起。这两个人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伊德里斯发现，和他在喀布尔遇见的很多救援人员一样，他们也有那么一点儿阴冷，仿佛看透了世界，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他对马科斯说：“是座好房子。”

“这话得跟房东说。”马科斯走到房间另一边，带回一个瘦老头。此人头发斑白，从脑门往后梳，弄得像堵厚墙。大胡子新剪过，牙快掉光了，腮帮子因此往里缩着。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尺寸过大的橄榄绿西装，大概是一九四几年的款式。马科斯对老头微笑着，满脸的友爱之情。

“纳比江[2]？”铁木尔大叫了一声，伊德里斯也马上认出他来了。

老头子咧开嘴，回以腼腆的笑容。“请您原谅，咱们以前见过吗？”

“我是铁木尔·巴希里。”铁木尔用波斯语说道，“我们家过去就住马路那边。”

“至大的真主啊。”老头子深吸了一口气，“铁木尔江？那您一定是伊德里斯江了？”

伊德里斯微笑着点点头。

纳比拥抱了他们俩，亲吻他们的脸。他脸上挂着微笑，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着他们。伊德里斯想起来了，纳比总是用轮椅推着主人瓦赫达提先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有时他把轮椅停放到人行道上，和瓦赫达提先生一起，看他和铁木尔跟街坊里的小孩们踢足球。

“纳比江从1947 年就一直住在这房子里。”马科斯搂着纳比的肩膀说。

“这么说，房子现在是你的了？”铁木尔问。

纳比看着一脸惊讶的铁木尔，笑了笑。“我在这儿服侍瓦赫达提先生，从1947 年一直到2000 年，然后他过世了。他是大好人，在遗嘱中把房子留给了我。是的。”

“他给了你？”铁木尔不相信地问。

纳比点点头。“是的。”

“你肯定是个好得要死的厨子！”

“您啊，要我说，您过去就是个小捣蛋，我还记着呢。”

铁木尔咯咯笑了起来。“从来也没安分过，纳比江，安分都给我哥了。”

马科斯轻轻摇晃着酒杯，对伊德里斯说道：“妮拉·瓦赫达提，以前这房主人的妻子，她是个诗人，事实上有点小名气。你听说过她吗？”

伊德里斯摇了摇头。“只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个国家。”

“她住到巴黎去了，和她女儿。”其中一个叫托马斯的德国人说。“她1974 年死了。我想是自杀的。她酗酒，可能还有别的问题，但至少她酗酒，我读来的。一两年前，有人给我了一本她早期作品的德语译本，说实话，我认为相当优秀，而且特别性感，我记得是。”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又一次觉得有些别扭，这一回是因为外国人在给他上课，讲的竟然是阿富汗艺术家。隔着几尺远，他听到铁木尔正在劲头十足地和纳比讨论房租的事。当然了，他们说的是波斯语。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幢房子你能收多少钱，纳比江？”他问那老汉。

“知道。”纳比说，一边点头，一边大笑，“我知道在城里租房要多少钱。”

“你满可以狠宰这帮家伙一刀的！”

“呃……”

“可你却让他们白住。”

“人家来这儿是帮助咱们国家的，铁木尔江。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国家，跑到这儿来。我要是那么干，像您说的，‘狠宰他们一刀’，那可就不对喽。”

铁木尔发出一声哀叹，干掉杯中剩下的酒。“行啊，老朋友，要么你跟钱有仇，要么你是大好人，远远比我强。”

阿姆拉走进了房间。她穿着一件宝石蓝的阿富汗束腰外衣，底下是褪色的牛仔裤。“纳比江！”她大叫道。她吻纳比的脸，还用一只胳膊环住他，纳比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儿受了惊吓。“我喜欢这男人。”她对大伙说，“我也喜欢让他难堪。”她把这话又用波斯语对纳比说了一遍。他笑得前仰后合，脸上泛起了红晕。

“也让我难堪一下怎么样？”铁木尔说。

阿姆拉拍了拍他的胸脯。“这一位是个大麻烦。”她和马科斯互吻，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吻脸颊的一边，吻三次，和那两个德国人也一样。

马科斯把手搭在她腰上。“阿姆拉·阿德莫维奇。喀布尔工作最卖力的女人。你们可别错过这姑娘。还有，她一定能把你们喝躺下。”

“那咱们试试。”铁木尔说着，伸手到身后的酒水台上拿了个杯子。

老纳比告退了。

随后的一个来小时，伊德里斯到处和人扎堆，或者说，他想办法和人扎堆。酒线在一个个瓶子里下落，谈话的音量却在不断提高。伊德里斯听到了德语、法语，肯定还有希腊语。他又喝了杯伏特加，接着是一听微温的啤酒。他鼓起勇气，吭哧吭哧，讲了一个关于奥马尔毛拉[3]的笑话。他在加州听人用波斯语讲过这笑话，现在翻译成英语却大为减色，讲起来如同受刑，结果笑点全无。他走开了，去听另一拨人聊天，谈的是即将在喀布尔开张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大伙一致同意，它肯定开不长。

他在屋里四下走动，啤酒罐在手中渐暖。在这种聚会上，他一向放不开。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开始细细打量屋内的装饰。招贴画上有巴米扬大佛，有叼羊比赛，还有港口，位于一个名叫蒂诺斯的希腊海岛。他从没听说过蒂诺斯。他在门厅看到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幅黑白照片，有点模糊，好像是用自制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个小姑娘，留着长长的黑发，背对着镜头。她坐在海滩的礁石上，面朝大海。照片的左下角似乎有烧过的痕迹。

晚餐是羊腿，洒了迷迭香，加了少许蒜瓣。还有羊奶酪沙拉，意大利面条浇香蒜沙司。伊德里斯舀了些沙拉，走到屋角，心不在焉地吃着。他看见铁木尔和两个年轻撩人的荷兰女人坐在一起。拈花惹草，伊德里斯想。他们忽然放声大笑，其中一个女人摸弄着铁木尔的膝盖。

伊德里斯拿着一杯葡萄酒，出门走到游廊，在木头条凳上坐下。天已经黑了，只有顶棚下垂挂的一对灯泡照亮了游廊。从这里，他能看到花园尽头一间住屋的轮廓，右侧有一辆汽车的剪影，又大又长，很有些年头了，从轮廓上看，好像是美国车。一九四几年的款式，也许是五十年代初的，伊德里斯看不出来，而且他从来都不是车迷，他猜铁木尔肯定知道。铁木尔随口就能说出款式，年份，引擎大小，所有的配置。看上去，这辆车下面的四个轮胎已经瘪了。邻居家的狗断断续续地叫着。屋里有人换了一张莱昂纳德·科恩的CD。

“安静又敏感。”

阿姆拉坐到他身边，酒杯里的冰块叮当作响。她光着脚。“你堂弟弟牛仔。他是派对人生。”

“我不觉得奇怪。”

“他非常好看。他是已婚的？”

“孩子都三个了。”

“真可惜。那我守规矩。”

“听你这么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我有规矩。”她说，“你不太喜欢他。”

伊德里斯非常真诚地告诉她，铁木尔就像自己的亲弟弟。

“但是他让你难堪。”

这是真的。铁木尔一直都在让他难堪。伊德里斯想，铁木尔的举止做派始终都像一个典型的、丑陋的阿富汗裔美国佬。他在这座饱受战争摧残的城市里穿行，仿佛自己也属于这里。他拍着当地人的肩膀，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口口声声叫着“大哥”、“大姐”、“大叔”。他尽情表演，给乞丐发钱，他管这些钱叫“赈灾专款”。他跟老太太开玩笑，管她们叫“大妈”，和她们搭话，让她们讲自己的故事，还拿手持摄像机拍摄，他自己也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假装是当地人中的一员，仿佛他自始至终都住在这儿，仿佛这些人遭受炮击，被杀害，被强暴的时候，他不是在圣何塞的戈尔德健身房里举杠铃，练他那副胸肌和腹肌。这是伪善，也令人反感。让伊德里斯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看穿他这套把戏。

“他没跟你说实话。”伊德里斯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索回父辈的房产。就这些。没别的了。”

阿姆拉扑哧一笑。“我当然知道。你认为能骗过我吗？我一直在跟这个国家的军阀和塔利班打交道。我看到一切。什么都不能给我震惊。什么都不能，谁也不能，不能骗我。”

“我想你说得对。”

“你很老实。”她说，“至少你是老实人。”

“我只是觉得这些人，他们经历了一切，我们应该尊敬他们。‘我们’，我的意思是铁木尔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是幸运儿，我们是这个地方被炸成地狱时不在场的人。我们和这些人不一样。我们不该假装和他们一样。故事得人家来讲，我们没资格把自己也放进去……我在信马由缰了。”

“信马由缰？”

“我在瞎扯。”

“不，我懂。”她说，“你说他们的故事，那是他们给你的礼物。”

“礼物。是的。”

他俩慢慢地喝着酒，继续聊了一会儿。对伊德里斯而言，这是他抵达喀布尔后第一次真诚的交谈，摆脱了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救援机构的员工们那些难以捉摸的嘲讽，含糊不清的指摘。他问起阿姆拉的工作，她说她一直在科索沃，和联合国的人员一起做事，也在种族屠杀后的卢旺达，在哥伦比亚和布隆迪服务过。她还在柬埔寨帮助过雏妓。她来喀布尔已经一年了，这是她接到的第三份委派，这一次，她和一个规模很小的非政府组织一起，在医院工作，每逢星期一还要操持一个流动诊所。她结过两次婚，离婚也两次，没孩子。伊德里斯发现，很难猜出阿姆拉的年龄，不过她应该比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泛黄的牙齿后面和疲倦的眼袋里，有一种凋落而未尽的美，一种冷血的性感。再过四年，也许五年，伊德里斯想，它们终将一去不返。

后来她说：“你想知道罗诗出什么事？”

“你不用非得告诉我。”他说。

“你认为我喝醉了？”

“你醉了吗？”

“一点点。”她说，“但是你是老实人。”她拍拍他的肩膀，动作温柔，也带了点调皮。“你要求知道是有正当理由的。其他像你一样的阿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姐姐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姐姐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肉，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操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说，一边把牙刷浸到水碗里。

“行吗？”

“为什么不。”她说。

伊德里斯清了清嗓子。“赛俩目[4] ，罗诗。”

女孩看了看阿姆拉，请求允许。她的声音是一种犹疑、紧张的低语。“赛俩目。”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伊德里斯放下盒子，把它打开。他拿出了一台小电视机和录像机，罗诗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给她看自己刚买的四部影片。商店里的大部分录像带都是印度电影，要不然就是李连杰、让-克洛德·范达姆的动作片和功夫片，还有史蒂文·西格尔的全部影片。可他还是找到了《E.T. 外星人》、《小猪宝贝》、《玩具总动员》和《铁巨人》，他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全都看过。

阿姆拉用波斯语问罗诗，她想看哪一部。罗诗拿起了《铁巨人》。

“你一定会喜欢的。”伊德里斯说。他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她。他的目光总会滑向她头顶上的那堆东西，那闪闪发亮的一团脑组织，密布着纵横交错的静脉和毛细血管。

走廊尽头没有电源插座，阿姆拉花了好一阵子，才找来条延长线，可是等到伊德里斯插上插头，画面一出现，罗诗的嘴巴便漾出了微笑。从这笑容里，伊德里斯才发现，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世界上的野蛮，残忍，无穷无尽的暴行，知道得何其稀少。

阿姆拉走开去看别的病人，伊德里斯便坐到罗诗床边，和她一起看电影。那位舅舅是屋里一个悄无声息、难以理解的存在。影片放到中途，停电了。罗诗开始哭泣，舅舅从椅子上靠过来，大大咧咧牵过她的手，急速而简洁地说了几个词儿，用的是伊德里斯不会讲的普什图语。罗诗往后躲，想把手抽出去。伊德里斯看到舅舅用力而紧张地一握，她的小手便消失了。

伊德里斯穿上外套。“我明天再来，罗诗，咱们可以再看一盘带子，如果你想看的话。你想看吗？”

罗诗在被单下缩成了一团。伊德里斯看了看舅舅，琢磨着铁木尔会怎么对付这汉子。铁木尔和他不一样，火一上来就压不住。他会说：给我十分钟，我要和他单独谈谈。

舅舅跟着他出了门。走到台阶上，他一开口就吓了伊德里斯一跳：“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老爷。”他肯定看到了伊德里斯的表情，因为他随即改口说道，“当然她是受害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也是个受害者。您懂的，当然懂，您是阿富汗人。可这些外国佬，他们就不明白。”

“我得走了。”伊德里斯说。

“我是个马兹杜尔[5]，只能卖苦力。我挣一个美元，赶上好日子，也许两个美元。我自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有一个还是瞎子。现在又摊上这种事。”他叹了口气，“有时我心里想——真主宽恕我——我对自己说，也许安拉应该让……唉，您懂的。那样也许更好。为什么？我问问您，老爷，如今哪个小伙子还会娶她？她永远也找不到丈夫。那谁来照顾她？只能是我。我得照顾她一辈子。”

伊德里斯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他伸手去掏钱包。

“您给多少都行，老爷。当然不是为我。是为了罗诗。”

伊德里斯递给他两张钞票。舅舅飞快地看了钱一眼，抬起头，开了口：“两……”可他马上把嘴巴闭上了，好像害怕让伊德里斯明白过来，觉得自己给错了。

“给她买双好鞋吧。”伊德里斯说着，走下了台阶。

“安拉保佑您，老爷。”舅舅在他身后叫着，“您是个好人。您是个善人加好人。”

第二天，伊德里斯又来探视，第三天同样如此。很快这就成了惯例，每天他都出现在罗诗身边。他能叫得出护工的名字了，还认识了在一楼工作的男护士，看门人，以及医院门口那几个营养不良、满脸倦容的警卫。他把探视当成秘密，尽可能不告诉别人。打电话回国时，他从未和娜希尔谈起罗诗。他没告诉铁木尔自己去哪儿，也没说为什么不能和他一起去帕格曼，或是到内政部拜会某个官员。但铁木尔还是知道了。

“好样的。”他说，“你在做正经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不过千万要慎重。”

“你的意思是别再去探视了。”

“再过一个礼拜咱们就该走了，老兄。你不能让她黏上你。”

伊德里斯点点头。他不知道铁木尔是不是对他和罗诗的关系有点嫉妒，说不定还会心生怨恨，因为他，伊德里斯，抢走了他轰轰烈烈扮演英雄的机会：瞧啊，慢动作，铁木尔的身影从熊熊燃烧的大楼里浮现，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人群欢声雷动。伊德里斯打定主意，不让铁木尔用这种方式拿罗诗示众。

但是铁木尔说得对。再过一个礼拜他们就要回家，可罗诗已经开始管他叫伊德里斯卡卡了。如果他去晚了，就会发现她坐卧不安。她用双臂搂住他的腰，脸上一下子便有了宽慰的表情。她告诉他，她最期待的就是他的到来。一起看录像带的时候，有时她会伸出两手，死死抓着他的手。一旦她不在身边，他常常会想起她手臂上淡黄色的汗毛，她小小的褐色眼睛，漂亮的脚丫，圆圆的脸蛋，还有她双手托腮，听他读儿童书的模样。书是他在法国高中附近的书店里找到的。有几次，他耽于狂野的想像，设想着把她带到美国，带她回家的情景，想着怎样让她跟儿子扎比和勒马尔相处融洽。就在去年，他还和娜希尔谈到了生第三个孩子的念头。

“现在怎么办？”他计划动身的前一天，阿姆拉问道。当天早些时候，罗诗送了伊德里斯一张画，用铅笔画在医院的记录纸上，画的是两个人正在看电视。他指着那个头发长长的，问道：“这是你？”

那这一个就是你，伊德里斯卡卡。你留长发吗，那时候？从前？姐姐每天晚上给我梳头。她知道怎么梳才不疼。她肯定是个好姐姐。等头发长出来，你帮我梳。我很乐意效劳。别走，卡卡。不要离开。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他对阿姆拉说。她的确是。有礼貌，也很恭顺。他带着些许负罪的感觉，想起了圣何塞家里的扎比和勒马尔，他们很早就叫嚷着不喜欢自己的阿富汗名字，他们正在迅速地变成小霸王，变成飞扬跋扈的美国儿童，而他和娜希尔曾经发誓，那种孩子绝对不养。

“她是幸存者。”阿姆拉说。“是的。”

阿姆拉靠到墙上。两个护工推着一具轮床，从他们身边匆匆而过。床上躺着个小男孩，鲜血浸透了他头上的绷带，大腿上还有开放性的创口。

“其他阿富汗人从美国来，或者从欧洲来，”阿姆拉说，“他们过来拍她照片。他们录像。他们许诺。然后他们回家给家人看。好像她是动物园动物。我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也许他们将帮忙。但是他们忘记。我永远没有他们消息。所以我再问一遍，现在怎么办？”

“她要做的手术吗？”他说，“我想我能做到。”

她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们集团有个神经外科医院。我会跟我上司讲。我们来安排，让她飞到加州动手术。”

“是，但是钱。”

“我们一定能弄到资金。再不济的话，我来付钱。”

“自掏钱夹。”

他大笑起来。“应该说‘自掏腰包’，可是没错，我掏。”

“我们需要舅舅的允许。”

“如果他再露面的话。”自从那天伊德里斯给了舅舅两百美元，就再也没人看到他的人影，听到他的动静了。

阿姆拉冲他微笑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兴奋、陶醉，甚至愉悦的感觉，猛地推了他一把，让他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觉得浑身是劲儿，几乎喘不上气来。让他自己也吃惊的是，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

“Hvala[6] 。”她说，“谢谢。”她踮起脚尖，吻他的脸。

“干了荷兰妞，”铁木尔说，“派对上那个。”

伊德里斯把头抬离舷窗。下面是紧紧簇拥的兴都库什山脉，棕色的山峰却格外柔和，让他惊奇了好一阵子。他转过头，看着靠走道坐的铁木尔。

“有点黑的那个。嗑了半片威他命威[7]，一直把她整到早晨宣礼。”

“我的天，你还能不能长大啊？”伊德里斯说。他厌倦了铁木尔又一次让他背上包袱，心里不得不装进这家伙的出轨和不忠，还有他那怪诞的、兄弟会式的哗众取宠。

铁木尔得意地笑了。“记住了，老兄，有一天，在喀布尔……”

“拜托不要再往下说了。”

铁木尔大笑起来。

飞机后舱开起了小派对，有人在用普什图语唱歌，有人拍打着一个泡沫塑料的盘子，好像那是个弹拨尔。

“真不敢相信咱们碰到了老纳比。”铁木尔低声说，“天啊。”

伊德里斯把手伸进胸前的口袋，摸出一片预留的安眠药，硬生生咽了下去。

“所以我下个月还得回来。”铁木尔说着，抱起双臂，闭上了眼睛。

“过后可能还得再跑两三趟，不过咱们应该办得成。”

“你信任这个叫法鲁克的家伙吗？”

“操，才不呢。要不然我还回来干吗？”

法鲁克是铁木尔雇的律师。他专门帮助流亡国外的阿富汗人，在喀布尔追讨被占的房产。铁木尔唠叨着法鲁克要呈递的文件，希望主持审理的法官是法鲁克的远房小舅子。伊德里斯歪着头，贴紧舷窗，等着药劲上来。

“伊德里斯？”铁木尔小声叫他。

“嗯。”

“在那儿看见的事真他妈伤心，哈？”

您眼力实在太惊人了，老弟。“就是。”伊德里斯说。

“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伙计。”

很快，伊德里斯的头开始昏昏沉沉，视线也变得模糊了。沉入睡眠之际，他想到了与罗诗的道别，他抓着她的手指，说他们还会再次见面，她伏在他肚子上，呜咽着，几乎无声无息。

从旧金山国际机场驱车回家的路上，伊德里斯带着怀恋，想起了喀布尔疯狂的交通乱象。现在驾驶着雷克萨斯，沿101 号高速公路向南，却有种奇怪的感觉，一路上秩序井然，路面连个坑都没有，总是不缺少辅助的交通标志，人人礼貌有加，亮灯示意，主动让车。在喀布尔，他和铁木尔曾把生命交托给那些视死如归，乳臭未干的出租车司机，一想到这儿，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娜希尔坐在前座，问题一个接一个。喀布尔安全吗？吃得怎么样？他病过吗？照片，录像，什么都拍下了来吗？他尽力回答，向她描述炸毁的学校，住在残垣断壁下的流民，乞丐，淤泥，时断时续的供电，可他仿佛在描述音乐。他没办法让这些事鲜活起来。喀布尔那些生机勃勃、令人心动的细节——比如那座废墟里的健身房，窗户上画着施瓦辛格。如今他正在忘掉这些细节，在自己听来，这些描述不过是泛泛而谈，清汤寡水，如同美联社一篇寻常的报道。

后座上的两个孩子只听了很短的一会儿，至少假装在听，算是迁就他。伊德里斯能感到他们的厌烦。然后八岁的扎比便求娜希尔放电影。勒马尔大两岁，虽然努力多听了一小会儿，但没过多久，伊德里斯便听到，他的任天堂DS 传出了赛车游戏低低的轰鸣。

“你们俩怎么回事？”娜希尔训他们，“爸爸刚从喀布尔回来，你们就不好奇吗？什么问题都不问他吗？”

“没关系。”伊德里斯说，“别管他们了。”可他们的漠不关心的确让他恼火。只是由于遗传上的好运，才让他们获得了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却对此浑然不觉。他觉得自己和家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道裂隙，就连娜希尔也是如此，她问起他的旅行，总是围绕着餐馆和自来水的缺乏。现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待他们，一如他刚到喀布尔时当地人对他的看法。

“我饿死了。”他说。

“想吃什么？”娜希尔问，“寿司，意大利式的？橡树岭那边有家新馆子。”

“去吃阿富汗菜吧。”他说。

他们去了亚伯烤肉馆。它位于圣何塞东城，离老贝里耶萨跳蚤市场不远，老板阿卜杜拉六十出头，头发花白，留着八字胡，两只手看上去特别有劲儿。伊德里斯给他看病，也给他妻子看过。看见伊德里斯一家子走进饭馆，他便从柜台后面招手。亚伯烤肉馆是个很小的家庭买卖，只有八张桌子，盖着塑料台布，上面常常黏乎乎的，菜单是过塑的，墙上贴着阿富汗海报，角落里有台旧的冷饮售货机，当年叫“汽水柜”。阿卜杜拉负责招呼客人，打理柜台，搞卫生。他妻子苏丹娜在后厨干活，她才是这饭馆的顶梁柱。伊德里斯看到，她这会儿就在厨房，弯着腰，忙活着。她头发塞在帽网里，水汽弄得她眯起了眼。两口子告诉过伊德里斯，她和阿卜杜拉是七十年代末在巴基斯坦结的婚，当时共产党已经接管了祖国。1982 年，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庇护，女儿帕丽在同年出生。

现在帮他们点菜的就是帕丽。她很温和，懂礼貌，继承了她母亲白皙的皮肤，目光中流露着同样的果敢。她还有一副奇妙的，不成比例的身材，上身苗条而秀美，腰以下却骤然丰腴，大屁股，大粗腿，大肥脚。现在，她穿着一件常穿的宽松短裙。

伊德里斯和娜希尔点了羊肉、糙米饭和波拉尼烙饼。儿子们勉勉强强，要了拖鞋烤肉，他们在菜单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东西最像汉堡里的肉。等着上菜的时候，扎比告诉伊德里斯，他所在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他踢右边锋。比赛时间是星期日。勒马尔说，星期六他要表演吉他独奏。

“你弹什么？”伊德里斯懒洋洋地问。他觉得时差反应开始上头了。“《把它涂黑》[8]。”

“很酷。”

“不知道你练得够不够。”娜希尔说，语气中带着小心翼翼的责备。

勒马尔把手里卷来卷去的纸巾往下一放。“妈妈！什么呀？你看见我每天忙什么了吗？多少事要做呀！”

饭至中途，阿卜杜拉走过来，一边向他们问好，一边用腰里的围裙擦着手。他问饭菜好不好吃，是否再要点什么。

伊德里斯告诉阿卜杜拉，他和铁木尔刚从喀布尔回来。

“铁木尔江去哪儿了？”阿卜杜拉问。

“跟往常一样，不是什么好地方。”

阿卜杜拉咧开嘴笑了。伊德里斯知道他多么喜欢铁木尔。

“烤肉买卖怎么样？”

阿卜杜拉叹了口气。“巴希里大夫，如果真要让我诅咒谁，我会对他说：‘但愿真主赐你一个饭馆。’”

大伙哈哈一笑，阿卜杜拉也笑了。

饭后，他们离开饭馆，爬上SUV 的时候，勒马尔问：“爸爸，所有人来这儿吃饭他都不收钱吗？”

“当然不是。”伊德里斯说。

“那他为什么不肯收你的钱。”

“因为我们是阿富汗人，还因为我是他的医生。”伊德里斯说。这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更重要的原因，他猜，是因为他是铁木尔的叔伯哥哥，因为几年前，是铁木尔借钱给阿卜杜拉，让他开了这家饭馆。

回到家，让伊德里斯没想到的是，头一眼就看见家庭娱乐室和门厅的地毯撤掉了，露出了楼梯上的钉子和木板。然后他才想起来，他们在装修，把地毯换成硬木地板——宽宽的樱桃木板条，颜色是地板行所说的“紫铜壶色”。橱柜门上的漆已经用砂纸打掉了，原先放微波炉的地方现在留了个大豁口。娜希尔说，星期一她就上半天班，上午去见铺地板的，还有杰森。

“杰森？”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杰森·斯皮尔，搞家庭影院的伙计。

“他要过来量尺寸。他已经给咱们的低音炮和放映机打了折。星期三他就派三个伙计过来施工了。”

伊德里斯点了点头。家庭影院是他的主意，他一直都想装一套。现在他却为此难堪。他感觉自己和这一切脱节了，什么杰森·斯皮尔啊，新橱柜啊，紫铜壶地板啊，还有孩子们一百六十美元一双的高帮鞋，他房间里的绳绒床罩，以及他和娜希尔一直以来对这些东西孜孜以求的热情。满腔的宏愿结出了果实，如今却让他感到浅薄无聊，只是让他回想起，在他的生活与在喀布尔看到的那一切之间，有着残忍的天壤之别。

“怎么了，亲爱的？”

“时差。”伊德里斯说，“我得睡一会儿。”

星期六，他听完了整场吉他演奏会，星期天是扎比的足球比赛，他坚持了多半场。下半场溜了出来，到停车场睡了半个小时。让他安心的是，扎比没注意到。星期天晚上，几个邻居过来吃饭。他们传看了伊德里斯此行的照片，又客客气气地坐着，看了一个小时喀布尔的录像，伊德里斯本来不想放这个，可娜希尔坚持要放给人家看。吃晚餐的时候，他们问起伊德里斯的旅行，他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他喝着莫希托鸡尾酒，长话短说，一一作答。

“我真没法想像那里是什么样子。”辛西娅说。她是个普拉提瑜伽老师，在娜希尔常去的健身房上班。

“喀布尔嘛……”伊德里斯寻找着合适的措辞，“每平方英里都有一千个悲剧。”

“肯定是相当大的文化冲击，到了那儿。”

“没错。”伊德里斯没说，真正的文化冲击是回来以后发生的。

最终，话题转移到了本区近来频繁出现的邮件失窃案上。

夜里躺在床上，伊德里斯问：“你觉得这一切咱们非要不可吗？”

“一切？”娜希尔说。他能从镜子里看到她。她在洗手池前刷牙。

“这一切。这些东西。”

“不，咱们不需要，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她说。她吐在洗手池里，接着漱口。

“你不觉得这太多了吗，这一切？”

“我们拼过命，伊德里斯。还记得吗，你的入学考试，我的入学考试，你的医学院，我的法学院，实习的那些年？这些东西哪一件也不是白来的。我们用不着为这个道歉。”

“用那套家庭影院的钱，咱们能在阿富汗盖一座学校。”

她走进卧室，坐到床头，往外取隐形眼镜。她有着最美的侧影。他喜欢她额头的样子，额头与鼻梁之间几乎没有凹陷。他喜欢她高耸的颧骨，细细的脖子。

“那就两样都做。”她说着，朝他转过身，挤着眼睛，不让眼药水流出来。“我看不出为什么你不能。”

几年以前，伊德里斯才发现，娜希尔在资助一个名叫米格尔的哥伦比亚小孩。这事她从来没跟他说过，因为是她在管钱，负责收信取信，所以多年来伊德里斯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娜希尔在读一封米格尔的来信。信已经由一个修女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个高高的，结结实实的男孩子，站在一间草屋外，手捧足球，背景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些枯瘦的奶牛和连绵的青山。自从在法学院上学的时候，娜希尔就开始资助米格尔，这种悄悄的你来我往，已有十一年的时间，娜希尔寄去支票，收到米格尔的照片和修女翻译的感谢信。

她摘下戒指。“怎么回事？你在那边染上了幸存者的负罪感？”

“我只是现在看事情有点不一样了。”

“好啊，那就用这眼神干点什么吧。别老傻看着不动手。”

时差反应盗走了他的睡眠。他读了一会儿书，下楼看了半集《白宫风云》，最后坐到了客房的电脑前，娜希尔已经把这儿变成了书房。他发现了阿姆拉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希望他平安到家，全家健康。她写道，喀布尔一直在下着“怒雨”。马路上堆满了深达脚踝的泥浆。大雨引发了洪涝，在喀布尔以北的绍马利，出动了直升机，大约两百个家庭不得不疏散。由于喀布尔政府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战争，安全形势越来越紧张，预料基地组织将发动报复行动。她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你与你老板谈了？

在阿姆拉的信文下面，另附了一小段罗诗的话，由阿姆拉用拉丁字母抄录。内容如下：

伊德里斯卡卡：

赛俩目。

托靠安拉，您已平安到达美国。我相信您的家人见到您一定非常开心。每天我都在想您。每天我都在看您买给我的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让我悲伤的是您没在这里和我一起看。我感觉很好，阿姆拉江在细心地照顾我。请代我向您的家人说一声赛俩目。托靠安拉，我们很快就能在加利福尼亚见面。

顺致敬意罗

莎娜

他给阿姆拉复信，向她致谢，说他为洪水的事难过，希望雨情能够缓解。他告诉她，本周之内他就找上司讨论罗诗的事。然后他又写道：

罗诗江：

赛俩目。

谢谢你体贴的话语。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我也经常想起你。我已经向我家人讲了关于你的一切，他们非常渴望见到你，特别是我的儿子扎比江和勒马尔江，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你的问题。我们都期待着你的到来。附上我对你的爱。

伊德里斯卡卡

他关了电脑，上床睡觉。

星期一，他一进办公室，就有一大堆电话留言迎接他。文件筐里，续开处方的申请已经装不下了，等着他一一核准。有一百六十多封电子邮件需要细读，语音邮箱也满了。他在电脑上查看日程表，吃惊地发现本周他所有的空当都挂满了加班号，医生们管这叫“加塞儿”。更糟的是，当天下午他要面见令人生畏的拉斯穆森太太，一个特别讨厌，对抗性极强的女人，多年来带有模糊的病征，治疗却总是难以见效。一想到要面对她的胡搅蛮缠，他便冷汗直冒。最后还有一封语音邮件，是他上司琼·谢弗发来的。她告诉他，在他前往喀布尔之前诊断为肺炎的一个病人，实际上患的是充血性心脏衰竭。下星期的同行评议会上将使用这个病例，这样的视频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各科室都要观看，医生们犯的各种错误将在会上加以演示，用以说明可供检讨的要点。虽然不会对犯错的医生指名道姓，但伊德里斯知道，这种匿名没有太大的用处。谁是元凶，会场里至少一半的人都能知道。

他感到头疼开始发作。

很不幸，当天上午他就没有完成进度。有个哮喘病人没预约就来了，得给他做呼吸治疗，还要密切观察他的峰流速值和血氧饱和度。还有一位他三年前看过的中年经理，现在得了进展性前壁心肌梗死，进了医院。直到午休时间过了一半，伊德里斯才吃上午饭。在医生们用餐的会议室里，他一边匆匆地咬着干火鸡三明治，一边抓紧记笔记。他回答着同事们相同的问题：喀布尔安全吗？阿富汗人对美国驻军怎么看？他的答复比较简略，掐头去尾，心里总在想着拉斯穆森太太，需要回复的语音邮件，尚未核准的续开处方，下午日程表上的三个加塞儿，即将到来的同行评议，还有家里，装修工们锯啊，钻啊，敲着钉子。他极为惊讶地发现，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难以察觉，谈起阿富汗，突然感觉就像在讨论最近看过的一部悲情大片，其效果已经开始消退了。

这是工作以来，他过得最艰难的一个星期。虽然本意上很想，他却找不到时间和琼·谢弗谈罗诗的事。整整一周，他的情绪都很差。在家里，他对孩子们发脾气，被那些吵吵嚷嚷，进进出出的工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噪音烦得要死，但睡觉的时间恢复了正常。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两封电子邮件，得知了喀布尔更多的动态。拉比娅·巴尔希妇女医院重新开门，卡尔扎伊的内阁不顾伊斯兰强硬派的反对，将批准有线电视网播放节目。在第二封邮件临结束的附言里，她说罗诗自他走后已变得沉默寡言，并再次问他是否和上司谈过。他丢下电脑走开了，过了一会儿才回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刚才他被阿姆拉那句话惹恼，竟然一时头脑发热，用大大的黑体字给她回了信：

我一定。再等等。

“希望你没事。”

琼· 谢弗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腿上。她是个活力充沛的女人，圆脸，头发斑白，鼻梁上架着窄窄的老花镜，她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你明白这么做不是为了责备你吧。”

“当然当然。”伊德里斯说，“我明白。”

“别不好受。这种事我们谁都可能摊上。在X 光片上，充血性心衰和肺炎有时候很难分得清。”

“谢谢，琼。”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噢，有件事我一直想和你商量。”

“好啊好啊。坐。”

他重新坐下，向他讲了罗诗的事，描述了伤情，以及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医院的资源匮乏。他口吐真言，说他已经对阿姆拉和罗诗做了承诺。大声讲出此事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不堪这诺言的重负，而身在喀布尔，和阿姆拉一起站在走廊里，她亲他脸的时候，却不曾有过这种体会。他心烦意乱地发现，这像极了买完东西就后悔的感觉。

“我的天啊，伊德里斯。”琼摇着头说，“我很赞赏你。可这太可怕了。可怜的孩子。真没法儿想像。”

“我知道。”他说。他问集团是否能负担罗诗的治疗。“也许是一系列的治疗。我感觉她一次肯定不够。”

琼叹了口气。“我希望能。可老实讲，伊德里斯，我拿不准董事会能不能批准。完全拿不准。你知道这五年咱们一直入不敷出。而且还会有法律问题，非常复杂。”

她等着他，也许已经做好了准备，等他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可他没有。

“我懂了。”他说。

“你应该能找到管这种事的人道组织，对不对？可能要下点工夫，不过……”

“我再打听打听。谢谢，琼。”他又一次起身，惊讶地发现自己感觉轻松多了，琼的回答让他如释重负。

家庭影院又花了一个月才装好，但效果美妙至极。投影机装在天花板上，放出的画面鲜艳锐利，102 英寸的银幕上，运动场面极为流畅。7.1 声道的环绕音效、图形均衡器，加上放在四个角落里的低频陷阱，打造出了奇迹般的音响效果。他们一起看《加勒比海盗》，两个儿子也被高科技弄得心花怒放，一边一个，坐在他身旁，吃着放在他腿上的一大桶爆米花。最后那场漫长的战斗开始之前，他们就睡着了。

“我把他们搁床上去。”伊德里斯对娜希尔说。

他先抱起一个，然后再抱另一个。儿子们正在长个儿，瘦巴巴的身体以让人害怕的速度不断长高。他把他俩放到床上，挨个盖好，忽然意识到，儿子眼瞅着就要给他带来悲伤。再过一年，至多两年，他就要被取代。儿子们将倾心于别的事情，别的人，会因为他和娜希尔而感到难堪。伊德里斯不禁想起那个时候，他们又小又无助，完完全全地依赖着他。他记得扎比还是小不点那会儿，最怕的就是下水井盖，他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笨手笨脚地围着他们绕圈。还有一次，看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勒马尔问伊德里斯，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活在黑白的世界里。回忆让他露出了微笑。他亲了亲儿子们的脸蛋。

他坐在黑暗里，看着睡梦中的勒马尔。此时，他发现自己对儿子的评价未免过于匆忙，有失公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太严厉了。他不是罪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挣来的。在九十年代，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一半整天出去泡吧，泡妞，而他一直埋头苦学，凌晨两点还强撑着穿过医院的走廊，把悠闲、舒适与睡眠统统忘在了脑后。他把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华交给了医学。他已经付出过了，为什么还应该感到难受？这是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活。

此前的一个月里，对他而言，罗诗已经变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仿佛戏里的一个角色。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已经磨蚀了。那种意想不到的亲密关系，纯属他在医院里偶然所得，发作起来是那么急迫，又那么强烈，现在却已蜕变成了慢性的溃疡。这段经历已经失去了活力。他意识到，他曾经深陷其中的那种强烈的决心，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一种妄想。他一度仿佛落入了迷药的操控。如今他和那女孩之间，感觉已相隔极远，几乎是无限的、不可逾越的距离。而他对她做出的保证，显然是被误导了，俨然一个鲁莽的错误，一个对他本人的力量、意志和性格的可怕误判。有些事情最好忘掉。他对此无能为力。就是这么简单。此前的两个星期，他又收到了阿姆拉的三封电子邮件。他读了第一封，没有回复。他删除了余下的两封，根本没读。

书店里排队的人大概有十二三个，从临时舞台拉长到了杂志区。一个高个子，宽脸膛的女人分发着黄色的小即时贴，让排队的人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还有他们想签在书上的其他文字。队列最前面有个女店员，帮人把书翻到书名页。

伊德里斯排在前列，手里拿着一本书。他前面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留着金色短发，此时转过身问他：“你读过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们要在下个月的书友会上读这本书。这次轮到我来选书。”

“哦。”

她皱了皱眉，一只手按到胸前。“我希望大家都来读这本书。真是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太鼓舞人心了。我敢打赌，它一定会拍成电影。”

他告诉她，她说得对。他还没读过这本书，八成以后也不会读。

他可没有心情在书里看见自己。但别人会读的。而别人一读，他也就暴露了。娜希尔，两个儿子，同事们。一想到这儿，他就觉得恶心。

他又一次打开书，翻过致谢部分和实际执笔的合著者小传，再次看着后勒口上的那张照片。没有受过伤的痕迹。如果她留了疤——她肯定留了疤——那长长的、波浪形的黑发也把它盖住了。罗诗穿着宽松的短衫，上面缀有金色的小玻璃珠，戴一条安拉项链[9] ，青金石的耳钉。她倚着一棵树，直视着照相机，面露微笑。他想起了她画过的简笔小人。别走，卡卡。不要离开。在这个年轻姑娘身上，他完全认不出六年前帘子后面那个怯懦的小女孩了。

伊德里斯扫了一眼题献。

献给我生命中的两位天使：我的妈妈阿姆拉，我的卡卡铁木尔。你们是救主。你们给了我一切。

队列向前移动。留金色短发的女人签完了。她挪到了旁边，伊德里斯揪着心，迈步上前。罗诗抬起头。她围着一条阿富汗披巾，下面是南瓜色的长袖衫，戴一对小小的、椭圆形的银耳钉，眼睛比他记忆中的还要黑。她身形丰满，显出女性的曲线。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已经认出了他，虽然她在礼貌地微笑，可她的表情里却带着几分愉悦——调皮，狡黠，不慌不忙。他一下子土崩瓦解，他想好的那些语言，甚至曾经写下来，在来这儿的路上反复默念过的那些话，突然之间被蒸发掉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站在那儿，一副傻呆呆的模样。

女店员清了清嗓子。“先生，请把书递给我，我来翻到书名页，好让罗诗给你签名。”

书？伊德里斯低头一看，发现它就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他来这儿当然不是要签名的。在那一切发生之后，这样做会很难堪，难堪到不可理喻。不过，他还是看到自己把书递了过去，女店员熟练地翻到要签的那一页，罗诗抬手，在书名下方飞快地写了些什么。现在他还有几秒钟的时间，能在离开之前说点什么，这样做，并不是要给无法辩解的事找个台阶，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她有所亏欠。然而店员把书递还给他的时候，那些话仍然无法说出口。他现在希望，哪怕自己有铁木尔的一丁点儿勇气也好。他又瞅了一眼罗诗。她的目光已经越过了他，看着队列里的下一个人。

“我……”他张了嘴。

“请给后面的人让一下，先生。”女店员说。

他垂下头，走出了队列。

他的车放在书店后面的停车场。走到车边的这一段，感觉就像他人生中最漫长的路。他打开车门，没有立刻上车。他用颤抖不停的手，再一次把书翻开。那些字迹不是签名。她用英语给他写了两句话。

他合上书，也合上了眼睛。他以为自己应该放心了，可他还有一部分心思期盼着别的事情。也许她该一脸不屑，带着满腹的厌与恨，说些幼稚的话。也许应该是喷涌而出的怨恨。也许那样会更好。正相反，她利落，老练地把他打发掉了。还有那句留言。别担心。里面没你。好心之举。也许更确切地说，这是施舍。他理当如释重负。可它伤了他。他感到了它的重击，如一把斧子劈头而落。

附近有棵榆树，树下有条长椅。他走过去，把书放到长椅上。他回到车上，坐到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他才对自己放了心，于是他发动汽车，扬长而去。

[1] 　亚伯大叔（Uncle Abe）曾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别号。

[2] 　“江”出自波斯语的“生命”，转义为“亲爱的”，成为敬称或人名的一部分，男女通用。

[3]　奥马尔毛拉是塔利班的精神领袖。

[4] 　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

[5]　马兹杜尔（Mazdoor），乌尔都语，工人，日工，苦力，搬运工。

[6]　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语。

[7] 　威他命威（Vitamin V），美语里对西地那非（威尔刚）的俗称。

[8]　《把它涂黑》（Paint It Black），滚石乐队1966 年的歌。

[9]　项链的吊坠为阿拉伯文的“安拉”。

第六章

1974 年2 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 84 期（1974 年冬季号），第 5 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

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1] 、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 84 期（1974 年冬季号），第 33 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

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 1927 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2]。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 1955 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

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

“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 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3] 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4]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5]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 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爱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 84 期（1974 年冬季号），第 36 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 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 1957 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 我父亲。1929 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 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 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

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 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6] 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7] ，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8] ？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你生气了？”“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有时我看你啊，在你身上看不到我自己。当然看不到嘛。话说回来，我想这也不意外。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帕丽。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我觉得你好陌生。”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帕丽说。可她的母亲已经挂断了电话。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 84 期（1974 年冬季号），第 38 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法语是在这儿学的吗？

妮拉·瓦赫达提：小时候在喀布尔我母亲教的。她只跟我讲法语。

我们天天上课。她离开喀布尔让我非常难受。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回法国了？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1939 年，我父母离了婚，当时我十岁。父亲就我一个孩子。让我跟母亲走，那绝对不可能。所以我留下来了，她去了巴黎，和她妹妹阿涅丝一起生活。父亲为了缓解我的失落，就请了家庭教师，还让我学马术，上美术课，就是不想让我闲下来。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母亲。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唉，她死了。纳粹到巴黎的时候。不是他们杀的。他们杀了阿涅丝。我母亲死于肺炎。父亲没告诉过我，盟军解放巴黎以后他才说，可那会儿我已经知道了。我就是知道。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一定很难过。

妮拉·瓦赫达提：天塌了一样。我爱我母亲。我本来计划战争以后去法国，和她一起生活。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您的意思是说，您和您父亲相处得并不愉快。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我们吵架，总是吵，这对他倒是个新奇的经验。他很不习惯有人跟他顶嘴，特别是女人。他申斥我，关于我穿了什么，去了哪儿，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对谁说的。我胆子大了，不管不顾，他倒越来越像个苦行僧，越来越禁欲。理所当然，我们成了死对头。她咯咯笑着，伸头到脑后，紧了紧印花方巾的结。

妮拉·瓦赫达提：后来我就开始谈恋爱，一次又一次，不顾一切，而且我找的人总是不对头，可把我父亲吓坏了。有一回是个管家的儿子，还有一次是个低级别的公务员，他帮我父亲办过事。都是些草率而任性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我偷偷摸摸地约会，从家里溜掉，然后呢，自然会有什么人给我父亲通风报信，说在大街上看见我了。他们告诉他，我正在外面撒欢儿呢。他们总是这个样子讲话——我在“撒欢儿”。要不然他们就说，我在招摇过市。于是我父亲就会派出搜索队，把我弄回去。他把我锁在屋里。他会在门外说，你真让我丢脸。你为什么让我这样丢脸？我该拿你怎么办啊？有时候他用皮带，或是握紧的拳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追得我满屋子跑。我想，他认为可以使用恐怖手段，来让我屈服。那段时间我写了大量的诗，很长的、让人脸红的诗，充满了青春期的激情，恐怕也相当地夸张和造作。笼中的小鸟啊，带镣铐的恋人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并不以此为荣。

我感觉虚伪的谦虚并不符合她的性格，因此只能假定，这番话是她对自己早期作品的诚实评价。若然如此，这种评价便太过苛刻了。她这一时期的诗作其实极为出色，即便经过了翻译，也是如此，更要考虑到她创作时还如此年轻。这些诗非常动人，意象丰富，感情饱满，不乏洞见，而且极富魅力，优美地表达了寂寞和难以抑止的悲伤。诗中记录了她的沮丧，也记录了初恋的波峰与浪谷，道尽了稚爱的辉光、诺言和罗网。还常常带有一种超验的幽闭恐惧症的感觉，仿佛天空在不断压低，始终挥之不去的还有一种在暴政环境下奋力挣扎的感觉，暴政往往表现为一个从未具名的男性形象，阴森可怖，若隐若现。人们可以想见，那是对她父亲的影射，这一点并不那么隐晦难解。我把这些话讲给她听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在这些诗中，您还挣脱了节奏、韵律和音步的束缚，而就我所知，这些特点对古典波斯语诗歌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您对意象的使用随心所欲。您突出了日常生活中没有规律可循的细节。依我之见，这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公平地说，如果您生在一个更为富庶的国家， 比如说伊朗，那么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您已经被奉为文学先锋了。我这样说对吗？

她撇撇嘴，笑了一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

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

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肉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肉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 1948 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 1949 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 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

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9] 。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里明白了，她和于连的放纵行为等于推了妈芒最后一把。她挂断的时候就知道了，终其一生，她将随时受到此事的剧烈冲撞。内疚，强烈的悔恨，会让她防不胜防，她将因此而痛入骨髓。她会时时为此纠结，现在如此，将来的每一天也是一样。就像有个不停滴水的龙头，架在她心底深处。

吃完晚饭，她洗了个澡，温习了笔记，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她又看了一会儿电视，把碗洗好，擦净，抹干了厨房的地板。可是全没用。她就是没办法让自己分心他顾。杂志放在床上，呼叫着她，仿佛一波又一波的低频信号。

后来，她索性在睡衣外面套上雨衣，出门散步。从公寓往南，过几个路口就上了沙佩勒大街。空气清冷，雨点敲击着人行道和商店的橱窗，可是此时此刻，家里已容不下她的烦躁不安。她需要这冷而湿的空气，这开阔的空间。

帕丽记得年幼时，她有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在喀布尔有表哥表

弟吗，妈芒？我有姑姑舅舅吗？爷爷奶奶呢？我有外公外婆吗？他们怎么从不过来看看咱们？咱们能给他们写封信吗？咱们去看看他们好吗？

她大部分问题都围绕着父亲。他最喜欢什么颜色，妈芒？告诉我，妈芒，他游泳游得好不好？他很会讲笑话吗？她记得，有一次他曾追着她跑过房间，还弄得她在地毯上打滚儿，挠她脚心，胳肢她的肚皮。她记得他熏衣草香皂的味道，亮亮的大脑门，长长的手指，椭圆形的青金石袖扣，还有西裤的裤褶。她仿佛又看见了他们一起从地毯上踢起的微尘。

帕丽一直想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是无形的胶水，能把她松散、杂乱的记忆碎片黏合起来，变成某种有形的故事。妈芒却从不多说。对她在喀布尔的生活，她们共同的生活，她总是捂着。她让帕丽与她们共有的过去保持着距离，到了最后，帕丽也就不问了。

原来妈芒对这位杂志记者，对这位艾蒂安·布斯图勒，讲了她自己和帕丽的生活经历，讲得比她告诉自己女儿的还要多。

她从未这样讲过。

刚才在公寓里，帕丽把那篇文章读了三遍。她不知道该怎么想，又该相信什么。太多的话像谎言。有些部分读起来如同恶意的模仿。一出耸人听闻的戏：被禁锢的美人儿，在劫难逃的罗曼史，压迫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讲起来都如此扣人心弦，如此激情四溢。

帕丽向西，朝皮加勒广场的方向走去。她两手抄在雨衣口袋里，疾步快行。天空在迅速转暗，扑面而至的暴雨下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减缓的迹象，雨水浮荡起一扇扇窗，模糊了一对对车灯的光。帕丽想不起自己是否见过那个男人，她的外公，妈芒的父亲。她只见过一张相片，是他在伏案读书，可她不相信这就是妈芒说的那个翘胡子的恶棍。帕丽认为自己看透了这个故事。她有自己的想法。在帕丽的故事里，他是个对女儿能否幸福感到合理担忧的男人，女儿深深的不快乐，带有自毁的倾向，不可遏止地破坏着自己的人生。这男人蒙受着耻辱，尊严一再受到冒犯，却依然对女儿不离不弃，她得病的时候还带她去印度，一陪就是六个星期。谈到这个问题，妈芒到底得了什么病？在印度又接受了怎样的治疗？帕丽满心疑虑，想起了妈芒下腹那条纵向的疤——帕丽问过这个问题，扎希娅告诉她，剖腹产的切口是要横切的。

再看妈芒谈起丈夫，也就是帕丽的父亲时，对记者说的那番话。这是诋毁吗？他爱纳比，那个司机，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到现在才把这样一件事抖出来？是要扰乱，羞辱，或是刺痛什么人吗？如果是，那又是谁呢？

至于她自己，帕丽并不因妈芒对她的贬低而感到惊讶——在于连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同样不觉得意外的是，在谈到为母之道时，妈芒那种选择性的、自我开脱式的叙述。

谎言？

可是……

妈芒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帕丽读过她用法语写的所有文字，还有她从波斯语翻译过来的所有的诗。她作品中的才智与美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如果妈芒在采访时的人生叙述都是谎言，那么她作品中那一幅幅画面又来自何处？那些坦诚，优美，残忍，悲伤的字句，它们的源泉又在哪里呢？她仅仅是个才华出众的骗子吗？一个魔术师，拿笔来做魔杖，变出种种她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感情，让观众为之动容？这可能吗？

帕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且也许，也许妈芒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撼动帕丽脚下的大地，故意地动摇她，颠覆她，把她变成自己眼中的陌生人，擎起千钧的疑惑，压迫她的心，压迫她对人生的一切信念，让她感到失落，如同在夜晚彷徨于沙漠，被黑暗与未知包围，真相却难以捕捉，仿佛仅存的一点微光，只在远方明灭，永远在移动着，后退着，不断地暗弱下去。

也许，帕丽想，也许这是妈芒给她的惩罚。不只因为于连，也为了帕丽一直以来带给她的失望。也许她以为，帕丽可以让那一切统统结束：酗酒，男人们，不顾一切地冲向幸福却两手空空的岁月。勉力追求，却半途而废，每一次都走进死路。每一次失望带来的打击，都给妈芒留下更大的伤害，让她更远地偏离常轨，幸福也变得更加虚幻。我是什么，妈芒？帕丽想。我在你子宫里孕育——假定我就是在你的子宫里受孕的——那时我应该是什么？一颗希望的种子？一张买来的船票，带你脱离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 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 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10]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有没有减轻？夜里盗汗吗？有没有异常的瘀伤，疲劳，习惯性的发烧？

最后他说，等到天亮，埃里克应该带他去看一下医生。但是，他在医学院上过通用培训课，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听上去很可能是急性龈口炎。

帕丽死死抓着听筒，手腕都握疼了。“拜托了，”她强忍着说，“迪迪耶。” “噢，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听上去这很可能是唇疱疹的初期症状。” “唇疱疹。” 他接着又说了一句，那是帕丽这辈子听过的最让人高兴的话。“我想她会没事的。” 帕丽和迪迪耶只见过两面，他和科莱特结婚前一次，婚后一次。可是此时此刻，她打心眼里爱他。她就这样对他说了，在电话里哭着

说的。她说她爱他，连说了好几次，他大笑起来，和她道了晚安。帕丽给埃里克打电话，他一早就会带伊莎贝尔去见佩兰大夫。然后，帕丽躺到床上，耳中嗡嗡作响，看着街灯的光穿过暗绿色的木制百叶窗，映照在屋中。她想起了那一次，她得了肺炎，不得不住进医院。当时她八岁，妈芒不肯回家，非要睡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她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迟来的亲情。过去这几年，有很多次她曾思念起妈芒。在婚礼上——理所当然。在伊莎贝尔出生的时候。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时刻。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个可怕又奇妙的夜晚，置身于慕尼黑的酒店房间，这样强烈地思念着妈芒。

第二天回到巴黎，她告诉埃里克，等阿兰生下来，他们就不该再要孩子了。再要，只会增加心碎的几率。

1985 年，伊莎贝尔七岁，阿兰四岁，小蒂埃里也两岁的时候，帕丽接受了聘任，到巴黎一所很有名望的大学教书。一段时间之内，可以想见，她不得不屈于学术圈内的明争暗斗和褊狭之见。这并不意外，想想看，才三十六岁，她已经成了系里最年轻的教授，而且加上她，也总共只有两位女性。她忍下来了。她想，妈芒绝对不能，也绝对不会像她这样处事。她不阿谀奉承，也不溜须拍马。她回避与人争斗，从不口出怨言。对她的怀疑不会绝迹。然而，到了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横亘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墙也倒掉了。她用自己明智豁达的处世态度，释人疑虑的社交能力，慢慢赢得了大多数同事的承认。她在本系有了朋友，别的系里也有。她出席学校的活动，参加募款集会，偶尔也在鸡尾酒会和晚餐派对上亮相。埃里克陪她出席此类聚会。由于总是系同一条羊毛领带，穿同一件胳膊肘打了补丁的灯芯绒西装，他成了人们私下经久不衰的笑谈。他在拥挤的房间里闲荡，吃着小点心，看上去乐呵呵的，一副找不着北的模样，帕丽得时不时地冲上去，把他从一堆数学家身边哄开，以及时阻止他对三维流形和丢番图逼近问题发表高论。

在这些派对上，难免有人向帕丽问起她对阿富汗局势的观点。有天晚上，一位名叫沙特拉尔的客座教授带着少许的醉意问帕丽，她对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怎么看。“您的人民能找到和平吗，教授夫人？”

“我不知道。”她说，“实话实说，我只是个名义上的阿富汗人。”

“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吧。”他说，“可是，尽管如此，您肯定会有深刻的见解。”

她笑了笑，力图阻止他的步步逼近，这种问题总是掺杂着想当然的成分。“只不过是我在《世界报》上看到的东西。和您一样。”

“可您是在阿富汗长大的，不是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您看见我丈夫了吗？就是胳膊肘打补丁那位。”

她说得没错。她的确看新闻，读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知道西方在给圣战者游击队提供武器，但是在她心里，阿富汗已渐行渐远。在家里，她有忙不完的活。现在她有了一幢四间卧室的漂亮房子，位于居扬古，离巴黎市中心大约二十公里。他们住在小山上，附近是公园，有步道，有池塘。埃里克教书之余，现在也写剧本，其中有一部欢快的政治笑剧，秋天时将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一座小剧场排演，他也已接到了委托，再写一部。

伊莎贝尔到了青春期，文文静静，却很聪明，也很有想法。她记日记，每个星期都要读一本小说。她喜欢听西尼德·奥康娜。她的手指细长，优美，正在上大提琴课。再过几个星期，她就要在音乐会上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歌》。一开始，她对学大提琴很有抵触，于是帕丽和她一起去上了几节课，表示有难同当。事实证明，这既不必要，也不可行。不必要是因为伊莎贝尔很快就自觉自愿地琴不离手，不可行是因为帕丽的手被大提琴弄得疼痛难当。已经过去一年了，她早晨醒来时，仍然觉得手发僵，手腕子发硬，得花上半个钟头，有时要一个小时，才能缓过劲来。埃里克已经不再逼她去看医生了，可现在他老是说个没完。“你才四十三啊，帕丽。”他说，“这不正常。”帕丽已经预约了门诊。

老二阿兰很淘气，可爱中透着一股蔫坏的劲儿，痴迷于武术。他是早产儿，十一岁的男孩子了，还是显得小，可别看身高不如别人，他却有着比别人更强烈的进取心，更充沛的活力。他那副小身板儿，那两条小细腿儿，总是让对手上当受骗，因此而低估他。夜里躺到床上的时候，帕丽和埃里克经常为他那巨大的干劲和凶猛的能量惊奇不已。不过，帕丽既不担心伊莎贝尔，也不担心阿兰。

让她牵肠挂肚的是蒂埃里。这孩子也许与生俱来就带着阴影，总感觉自己是计划外的，不期而至的，不请自来的。蒂埃里动不动就拉长脸，一言不发，让人窝心。他爱发牢骚，自己有什么事，只要帕丽问起来，他总要耍点小聪明。他常常没来由地和她作对，好像是冲着帕丽，但更像为了作对而作对。有些日子里，他满腹阴云。帕丽能感觉得到。那乌云不断加厚，膨胀，最后一下子爆裂，跺着脚，腮帮子颤抖着，愤怒的洪水喷涌而出，让帕丽心惊肉跳，让埃里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苦笑连连。帕丽凭直觉感到，蒂埃里将成为她终生的烦恼，就像她关节的疼痛一样。

她常常想，妈芒会是个怎样的外婆呢？她会怎样看待蒂埃里？凭着直觉，帕丽认为妈芒应该帮得上他。她会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帕丽确信此事已经有段时间了。孩子们听说过妈芒，伊莎贝尔更是特别好奇。她已经读了妈芒的很多诗。

“真希望能见见她。”她说。

“感觉她好有魅力。”她说。

“我想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她和我。你觉得呢？我们可以读一样的书。我可以给她拉大提琴。”

“好啊，她会喜欢的。”帕丽说，“我肯定。”

帕丽没有跟孩子们讲过自杀的事。他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一定能知道。可他们不会从她这儿知道。她绝不会在他们心里埋下这样的种子，让他们感到做父母的可以放弃自己的孩子，可以对他们说：你们并不足够。对帕丽来说，孩子们和埃里克一向都是足够的。他们永远都是足够的。

1994 年夏天，帕丽和埃里克带着孩子们去了马略卡岛。科莱特通过自己蒸蒸日上的旅行社，替他们安排了这次度假。在马略卡，科莱特和迪迪耶与他们碰头，他们在海滨合租了一套房子，将一起度过两个星期。科莱特和迪迪耶没有孩子，原因不是什么生物学上的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对帕丽来说，这个时间选得不错。她的风湿症此时控制得很好。她每周服一次氨甲蝶呤，而且对此药耐受良好。幸运的是，最近她无须服用任何一种类固醇，也就不必忍受伴生的失眠之苦。

“还没说体重暴增的事儿呢。”她告诉科莱特，“知道我必须在西班牙穿泳装吗？”她大笑起来。“唉，虚荣啊。”

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岛上游览，驾车前往特拉蒙塔拿山脚下的西北海岸，停下车，漫步走过橄榄林，一直走到松林里去。他们吃波尔塞亚，还有一种名叫卢维纳的美妙大菜，由海鲈鱼烧成，以及茄子炖西葫芦，名叫通维特。[11]蒂埃里一样都不肯吃，于是每到一家饭馆，帕丽只好请厨师为他单做一盘意式细面条，只浇番茄沙司，不加肉，也不放奶酪。伊莎贝尔近来喜欢上了歌剧，在她的请求下，有天晚上他们去听了一场普契尼的《托斯卡》。为了经受住这可怕的折磨，科莱特和帕丽偷偷摸摸，把一个银色的小酒壶递来递去，里面装着廉价的伏特加。到第二幕中途，她们已经醉了，看着台上扮演斯卡皮亚的男演员装腔作势，她们就像两个小女生一样，情不自禁地咯咯乱笑。

一天，帕丽、科莱特、伊莎贝尔和蒂埃里把午餐打包，要去海滩；迪迪耶、阿兰和埃里克一大早就走了，到索列尔湾去远足。前往海滩的路上，他们去了一家商店，给伊莎贝尔买她相中的游泳衣，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帕丽在大玻璃上瞥见了自己的影子。通常来说，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每当她走到镜前，一种机械的心理过程便投入运转，让她做好准备，迎接变老的自我。它起了缓冲的作用，减轻了她受到的震动。但是在商店的橱窗里，她毫无防备地看到了自己，脆弱地面对着未经自欺扭曲过的现实。她看见一个中年女人，穿着死气沉沉，松松垮垮的上衣，沙滩裙遮不住膝盖上松垂多皱的皮肤。阳光之下，白发尽露。虽然画了眼钱，用口红抹了嘴唇，她的脸还是会让路人看一眼便马上把目光挪开，好像人家看到的是个街牌，或邮筒上的号码。这一刻转瞬即逝，勉强来得及心头一颤，却又足够漫长，可以让她虚幻的自我，与现实中这个在橱窗里回望的女人迎头相遇。有点崩溃的感觉。这就是衰老，她这样想着，跟在伊莎贝尔身后走进了商店，这些残忍的时刻，就这样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到来。

后来，他们从海滩回到租来的房子时，发现男人们已经回来了。

“爸爸老了。”阿兰说。

埃里克正在酒水台后面勾兑桑格里亚汽酒，他笑眯眯把眼睛一翻，耸了耸肩。

“我都想背着你走了，爸爸。”

“给我一年。咱们明年一定回来，我和你玩环岛大赛，我的朋友。”

他们再也没能重返马略卡。回到巴黎一个星期之后，埃里克便心脏病发作。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工作，和灯光师说着话。这一次他活过来了，可是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他又发作了两次，最后一次是致命的。于是在四十八岁那年，帕丽发现，自己像妈芒那样成了寡妇。

2010 年初春的一天，帕丽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来电并不意外。

实际上，帕丽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早晨。在电话打进来之前，帕丽先得确保家里只有自己。这就意味着得让伊莎贝尔比平时提前离开。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住在圣德尼岛的北区，离帕丽的单人公寓只有几个街区远。每隔一天，早上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伊莎贝尔都会过来看看帕丽。她会给帕丽带一条长棍面包，一些新鲜的水果。帕丽现在还没到坐轮椅的分上，不过她知道自己早晚有这一天。虽然因为疾病，不得不在去年办理了提前退休，她却完全能自己去市场采购，也能坚持每天散步。问题是手，这双丑陋的，扭曲的手，几乎让她什么也干不了。赶上坏天气，感觉就像指头里塞着碎水晶，在关节周围嘎嘎作响。不管什么时间出门，帕丽都要戴上手套，给手保暖，可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觉得这双手丢人现眼，疙疙瘩瘩的关节，不堪入目的手指，医生说这叫鹅颈畸形，永久性的小指曲屈。

唉，虚荣啊。她对科莱特说。

这天早晨，伊莎贝尔给她带了些无花果，几块香皂，一条牙膏，还有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面装着栗子汤。阿尔贝在餐馆里做副厨，正在考虑向老板提建议，把他这道栗子汤加进菜单。伊莎贝尔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拿东西，一边告诉帕丽，她的新合同已经到手。她现在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希望很快能有一天为电影作曲。她说自己就要开始给一部迷你剧集配乐了，眼下这部戏正在马德里拍着呢。

“你去吗？”帕丽问，“去马德里？”

“不。预算太少了。他们出不起我的路费。”

“真可惜。不然你就能和阿兰一起住了。”

“嗨，你想什么呢，妈芒？可怜的阿兰。他自己都没地方伸脚。”

阿兰在做理财顾问，和他妻子安娜，还有四个孩子一起，住在马德里一套很小的公寓里。他定期通过电子邮件，给帕丽发来孩子们的照片和短视频。

帕丽问伊莎贝尔有没有蒂埃里的消息，伊莎贝尔说没有。蒂埃里去了非洲，在乍得东部的一座达尔富尔难民营工作。帕丽知道此事，是因为蒂埃里断断续续地和伊莎贝尔有联系。他只和伊莎贝尔联系。帕丽因此对儿子的生活有了个大致的了解，比如，他在越南待过一段时间。又比如，他曾经跟一个越南女人结过婚，时间很短，当时他才二十岁。

伊莎贝尔灌好水壶，开始烧水，又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杯子。

“今天早晨不行，伊莎贝尔。真的，我得请你走了。”

伊莎贝尔委屈地看了她一眼，帕丽暗骂自己话不中听。伊莎贝尔一向比较敏感。

“我是想说，我在等一个电话，不想让人听到。”

“电话？谁的？”

“过后再告诉你。”帕丽说。

伊莎贝尔抱起胳膊，龇牙一笑。“你找到情人了，妈芒？”

“情人。你没长眼吗？瞧我现在这德性。”

“没什么不好的嘛。”

“你得走了。过后跟你说，我保证。”

“成，成。”伊莎贝尔把包往身后一甩，抓起外套和钥匙。“可我得告诉你，我有权知道。” 上午九点半，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名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此前，他通过帕丽的Facebook 账号，与她取得了联络，留言是用英语写的，内容如下：您是诗人妮拉·瓦赫达提的女儿吗？如果是，我非常想和您谈谈。有些事情您一定感兴趣。帕丽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现在，在电话里，他用波斯语向她问了好，接着继续讲波斯语，帕丽不得不打断他。

“瓦尔瓦里斯先生，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讲英语？”

“噢，当然可以。抱歉抱歉。我以为……可是，没错，这么说就对了，您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对不对？”

“是的，一点也不错。”

“我是在这儿自学的波斯语，马马虎虎还能应付。我一直住在这儿，从2002 年开始，塔利班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

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 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极其不寻常的事。她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一把斧头劈砍着泥土，突然，浓稠的黑色石油从地表喷涌而出。这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记忆被触动，从最深处向上升起。她凭窗远眺，呆望着啤酒屋的方向，可她看见的不是雨篷下那个店伙计，瘦巴巴的，腰扎黑围裙，抖着桌布，而是一辆红色的小勒勒车，轮子吱嘎作响，在长云铺卷的天空下颠簸向前，翻过山岭，爬过干涸的溪谷，在土黄色的山间上上下下，山景渐次浮现，又慢慢地隐没不见。她看见一棵棵果树，在园中扶肩而立，树叶轻阻了微风，又见一行行葡萄藤，与一座座平顶的小屋栉比相连。她看见了晾衣绳；女人们蹲在溪边；两根长绳支支扭扭，在一棵大树下来回摆荡；一条大狗面对着成群村童的逗弄，畏缩不前；一个鹰钩鼻子的男人在挖沟，衬衫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住了脊梁；还有个戴面纱的女人弯下腰，生火做饭。

然而在这一切的边缘，几乎出离于她的幻象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让她目光流连。一个难以捉摸的影子。一个人影。软，硬，两种感觉相伴而来。软的是一只手，牵着她的手。硬的是膝盖，她曾把脸枕在上面。她搜寻着他的脸，可每次朝它那边一望，它就躲开了，滑出了她的视线。帕丽感到心里撕开了一个窟窿。她的人生，她全部的人生，始终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冥冥之中，她总有这样的感觉。

“哥哥。”她说。她没意识到自己叫出了声，也没意识到自己在哭。

一首波斯语的歌，歌中的一段，忽然飘落到她的舌尖：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还有一段歌词，大概在此之前，她拿不准，连它也一起逃掉了。帕丽坐下。她不得不坐下。此时此刻，她知道自己再也站不住了。她等着咖啡煮好，心里想，煮好了就喝上一杯，然后呢，没准再来一支香烟，再然后，她要去客厅，打电话到里昂，找科莱特，看看老朋友能不能给她安排一下行程，去喀布尔。

可是现在，帕丽只是坐着。咖啡机咕噜咕噜响起来了，她却闭上了眼睛。透过眼帘，她看到丘陵温和柔软，天空高远而碧蓝，夕阳落入磨坊的身后，而且永远，永远，在天地的尽头，暗淡着，暗淡着的，是朦胧而连绵的群山。

[1]　红衣主教鱼排（Sole cardinale），因其红色沙司得名。

[2]　法语 Oh là là，可用以表达惊讶，失望，沮丧，同情，烦恼等多种情绪。

[3]　帕丽（Pari）和巴黎（Paris）在法语中同音。

[4]　大概出自俚语“像杰姬（Jackie）那样端坐”，指自我感觉特别好。

[5] 　《几分蓝调》（Kind of Blue），爵士乐手迈尔斯·戴维斯1959 年发行的唱片。

[6]　雅克·克鲁索是好莱坞系列喜剧电影《粉红豹》里的主人公，一个缺心眼的法国警察。

[7]　哈希什（hashish），大麻膏。阿富汗以出产上品哈希什闻名。

[8] 　原文为法语。

[9] 　北非地区传统菜，以粗粒小麦粉加肉和蔬菜焖制而成。

[10]　白血病：leukemia；淋巴瘤：lvmphoma。

[11]　波尔塞亚（porcella），马略卡传统菜，近似烤乳猪，皮焦肉嫩，配番茄及其他蔬菜装盘。另两菜原拼lubina 和tumbet。

第七章

2009 年夏

“你爸爸很了不起。”

阿德尔抬起头。原来是马拉拉伊老师弯下腰，在他耳边小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是个圆滚滚的中年妇人，肩膀上围着一条紫色披巾，上面缀了好多小珠子。她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是个幸运的孩子。”

“我知道。”他小声答道。

好。她张开嘴巴，不出声地说。

他们站在本镇新建女校的正门台阶上。这是一幢四四方方的淡绿色楼房，平平的楼顶，宽大的窗户。阿德尔的父亲，他的巴巴江，做了简短的祷告，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群众聚集在他们面前，有孩子，也有家长和老人，大约一百来号，在正午灼人的热浪包围下，眯缝着眼睛。他们都是当地人，家住小镇沙德巴盖瑙，也就是“新沙德巴格”。

“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阿德尔的父亲说着，朝天竖起了粗大的食指，玛瑙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这番话引发了热烈的掌声，还有几嗓子喝彩。阿德尔扫视了一下听众的面孔。他们心醉神迷地仰望着他父亲。巴巴江站在他们面前，高大，强壮，魁伟，两道黑黑的浓眉，满脸的大胡子，肩膀几乎和身后的楼门一样宽。

父亲继续讲话。阿德尔和卡比尔交换了一下眼神。卡比尔是巴巴江两个保镖中的一个，此时手拿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面无表情地站在巴巴江的另一侧。他戴着一副飞行眼镜，阿德尔可以从黑色镜片上看到人群的影子。卡比尔又矮又瘦，简直弱不禁风，一身西装颜色俗艳，淡紫，青绿，橙黄，可巴巴江说他是老鹰，谁要是小看他，可就犯了大错，等于自寻死路。

“所以我要对你们讲，阿富汗年轻的女儿们。”巴巴江开始总结，他伸出两条又粗又长的胳膊，做出了欢迎的手势。“你们现在肩负着庄严的使命，要好好学习，专心致志，学有所成，不仅要让你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你们骄傲，也要让咱们所有人共同的母亲感到自豪。她的未来在你们手里，而不在我手里。我请求你们，不要把这座学校当成我送给你们的礼物。这只不过是一座楼，楼里装着的才是真正的礼物，那就是你们。你们才是礼物，年轻的姐妹们，你们不仅是给我的礼物，不仅是给沙德巴盖瑙全体人民的礼物，最重要的是，你们是给阿富汗母亲的礼物！真主保佑你们。”

群众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有几个人喊了起来：“真主保佑你，指挥官！”巴巴江举起一只拳头，咧开大嘴笑着。因为骄傲，阿德尔差一点掉下眼泪。

马拉拉伊老师递给巴巴江一把剪刀。通往教室的楼门两边绑起了一块红布。群众想看得更清楚，越挤越近，卡比尔朝几个人示意，让他们后退，还推搡着其中两人的胸口。很多人高举手臂，拿着手机，给剪彩录像。巴巴江接过剪刀，迟疑了一下，然后转向阿德尔：“来，儿子，你来代劳。”他把剪刀递到阿德尔面前。

阿德尔眯起眼睛。“我？”

“去吧。”巴巴江说着，冲他使了个眼色。

阿德尔剪断了红布。掌声经久不息。他听到好几台相机按着快门，人们高呼“真主至大！”

巴巴江此后站到门口，学生们排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教室。她们都是小姑娘，年龄在八到十五岁之间，包着白头巾，穿黑灰相间的条纹校服，这是巴巴江送给她们的。阿德尔看到，每个学生进来的时候，都会腼腆地向巴巴江报上自己的名字。巴巴江亲切地微笑着，轻轻拍拍她们的头，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祝你成功，玛丽亚姆小姐。好好学习，霍梅拉小姐。给我们长脸，伊尔哈姆小姐。”

后来在那辆黑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边上，阿德尔站在父亲身旁，热得直冒汗，看着他和当地人握手。巴巴江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捻着念珠，身体微微前倾，皱着眉，点着头，对每个人都很专注，耐心地听着男男女女向他道谢，祝福，表达尊敬，很多人借这个机会求他帮忙。有位母亲，孩子病了，需要去喀布尔看医生；有个男人想借钱，开个修鞋铺；还有个机修工想要一套新工具。

司令官，请您行行好……

我实在没办法了，司令官……

阿德尔从来没听到过直系亲属以外的任何人，用任何不是“司令官”的字眼称呼过巴巴江，哪怕现在俄国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哪怕巴巴江已经有十年，甚至更长的年头，一枪都没开过。在家里，客厅的墙上挂满了巴巴江参加“圣战”时期的照片，每一张阿德尔都牢记在心：一辆满是灰尘的老吉普，父亲倚靠着挡泥板；一辆烧焦的坦克，他蹲在炮塔上；他们击落的一架直升机，旁边是他和手下人摆着姿势，意气风发，子弹链横捆在他胸前。还有一张是他穿着马甲，背着子弹袋，跪在沙漠里，脑门触地，正在做礼拜。阿德尔的父亲那时比现在要瘦得多，而且在这些照片上，他身后总是荒凉一片，只有沙漠和群山。

打仗的时候，巴巴江两次吃了俄国人的子弹。他给阿德尔看过伤疤，一处位于胸腔的左下方，他说这一枪打烂了脾脏，另一处离肚脐眼只有一个大拇指的距离。他说不管怎么看，自己都很走运。有的战友失去了胳膊，腿，眼睛，还有战友烧伤了脸。他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国家，巴巴江说，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真主。他说，这就是圣战的意义。牺牲。你牺牲掉你的手脚，你的视力，甚至你的生命，可你牺牲也欢喜。他说，圣战也可以给你带来某些权利，让你获得特权，因为真主一定会让那些做出牺牲的人得到最公正的回报。

此生如此，来生也一样。巴巴江说着，伸出粗粗的指头，先朝下，再朝上。

看照片的时候，阿德尔真希望自己也打过圣战，在那些比现在还要危险的日子里，和父亲并肩战斗。他喜欢想像自己和巴巴江一起，朝俄国人的直升机射击，炸掉坦克，躲避炮火，住在山上，睡在洞里。父子英雄，战地佳话。

还有一张装裱过的大照片，巴巴江微笑着，和卡尔扎伊总统肩并着肩，拍摄地点是阿尔格堡，喀布尔的总统府。这张照片是最近在一个小型颁奖仪式上拍的，巴巴江因为在沙德巴盖瑙的人道主义工作获得了表彰，他完全配得上这个奖。新女校只是他最近一个项目。阿德尔知道，过去镇上经常有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死掉。但在现在不会了，因为他父亲开了一家很大的诊所，有两个医生和三个助产士，他们的薪水由父亲自掏腰包。在诊所里，镇上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免费治疗；沙德巴盖瑙的所有孩子都接种了疫苗。巴巴江派了工程队，确定了全镇的取水点，打了井。也是在巴巴江的帮助下，沙德巴盖瑙接通了全天候的电力。至少有十几家生意是靠他的借款做起来的，阿德尔从卡比尔那儿了解到，这些钱如果不是全部有去无回的话，也绝大多数都没有归还。

此前和老师讲话时，阿德尔所言不虚。他知道，身为这样一个人的儿子，他确实是幸运的。

就在一轮又一轮的握手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德尔发现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在向他父亲靠近。他戴着一副圆圆的窄框眼镜，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牙也小小的，像烧过的火柴头。他身后跟着个男孩，岁数和阿德尔差不多，穿着一双破了洞的运动鞋，两个大脚趾头顶在外面。

头发趴在他脑门上，像一丛茂密的、纹丝不动的乱草。他的牛仔裤上沾满了泥土，而且太短了，短袖衫却正好相反，几乎耷拉到了膝盖。

卡比尔挡在老头和巴巴江中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会儿不行。”他说。

“我就跟司令官说几句话。”老汉说。

巴巴江伸出胳膊，搂过阿德尔，温柔地把他扶上陆地巡洋舰的后座。“咱们走，孩子。你妈等你呢。”他也爬进车里，坐到阿德尔身边，关上了门。

阿德尔坐在车里，茶色玻璃窗升上来的时候，他看见卡比尔对老汉说了句什么。阿德尔听不见。随后，卡比尔从SUV 前面绕过来，坐进司机位置，将冲锋枪放到副座上，发动了汽车。

“什么事？”阿德尔问。

“没什么要紧的。”卡比尔说。

他们拐到路上。有些孩子从人群里跑出来，追了一会儿，直到陆地巡洋舰加速开走。卡比尔开着车，穿过沙德巴盖瑙拥挤的主干道，它将小镇一分为二。碰到有人挡路，他得时不时按响喇叭。人人都会避让。有些还挥手致意。阿德尔望向两边拥挤的人行道，一幅幅熟悉的画面让他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停留：死畜挂在肉铺的钩子上；铁匠摇着木轮，用手摇泵的风箱鼓风；水果贩子守着葡萄和樱桃，拿扇子轰苍蝇；还有街头理发师，正用挂在藤椅上的皮带磨着剃刀。他们经过了好几家茶叶行，烤肉馆，一个汽车修理厂，一座清真寺。卡比尔把车拐进了镇上的公共大广场。广场中央有座蓝色的喷泉，一尊高过两米七的黑色石雕像，这是个圣战游击队员，面朝东方，脑袋包着头巾，肩扛火箭筒。巴巴江亲自从喀布尔找了位雕塑家，建起了这尊雕像。

公路北面有几片住宅区，大部分都只有狭窄的街道，路面未曾铺过，平顶小屋刷成了或白，或黄，或蓝的颜色。有几户人家的房顶上立着卫星天线，许多窗口松松垮垮地挂出了阿富汗国旗。巴巴江告诉过阿德尔，沙德巴盖瑙的大部分房屋和商户，都是最近十五年里盖起来的。他对许多建筑伸出过援手。这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把他看成沙德巴盖瑙的建立者。阿德尔还知道，镇里的长者们曾经提议，用巴巴江的名字为本镇命名，但他拒绝了这份荣誉。

由此出发，沿公路北行，三公里开外，便是沙德巴盖库赫纳，旧沙德巴格。阿德尔从未见过老村几十年前的面貌。巴巴江让他和他母亲从喀布尔搬到沙德巴格时，村庄几乎已经完全毁弃。所有人家都没了。往日的遗迹只剩下一座风蚀的磨坊。到了沙德巴盖库赫纳，卡比尔左转，下了公路，拐上一条没有铺过的宽阔岔道，它大约四百米长，从公路通往阿德尔和父母住的大院，院外建有厚厚的围墙，高达三米七。如果不算老磨坊，那么这就是现在沙德巴盖库赫纳惟一没有倒掉的建筑了。此时，SUV 在小路上跋涉着，颠簸着，阿德尔可以看到白色的围墙，墙头拉着一圈圈的铁丝网。

一个穿制服的卫兵敬了礼，开了大门，他总是站在这儿，守卫着院门。卡比尔把SUV 开进院内，沿着碎石路，开向家里的大宅。

房子三层高，刷成了亮粉和松石绿。它有高大的柱子，突出的房檐，还有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外建有胸墙，游廊镶嵌着亮闪闪的马赛克，阳台宽大，配有熟铁制成的弯花护栏。房子里有九间卧室，七个洗手间，阿德尔和巴巴江玩捉迷藏的时候，他有时要转悠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把父亲捉到。洗手间和厨房里的所有台子，都是花岗岩和大理石做的。近来很让阿德尔开心的是，巴巴江一直在说要在地窖里修个游泳池。

卡比尔驶入正门外的环形车道。他关掉了引擎。

“等我们一下。”巴巴江说。

卡比尔点点头，下了车。阿德尔看着他走上门口的大理石台阶，按了门铃。另一个保镖阿兹马赖开了门。他是个矮小、粗壮、脾气暴躁的家伙。两人说了几句话，便站在台阶上，一人点了支烟。

“你非走不可吗？”阿德尔问。父亲第二天一早就要去南方，视察他在赫尔曼德的棉田，还要去他在那儿开的棉花加工厂，见一见工作人员。他要去两个礼拜，时间这么久，对阿德尔来说似乎无比漫长。

巴巴江扭过脸，看着他。他占去了多半个后座，阿德尔在他面前如同侏儒。“我也不想去，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我今天很自豪。是你让我自豪。”

巴巴江把大手放到阿德尔腿上。“谢谢你，阿德尔。非常感谢。不过我带你参加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你学习，让你理解，对幸运者，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只希望你别老出门。”

“我也希望啊，儿子。我也希望。可我明天才走嘛。今天晚上我还是在家的。”

阿德尔点了下头，垂下眼睛，看着自己的手。

“你看，”父亲用温柔的声音说道，“镇上这些老百姓，他们需要我，阿德尔。他们需要我帮助盖房子，找工作，养家糊口。政府有自己的问题，帮不了他们。所以呢，如果我不出手，就没人能帮他们了。那么百姓就会受苦。”

“我知道的。”阿德尔小声说。

巴巴江轻轻摸弄着他的膝盖。“你想念喀布尔，我知道，你也想朋友。适应这儿很难，你和你妈都不容易。我也知道我老是出差，老得去开会，许多人占去了我的时间。可是……看着我，儿子。”

阿德尔抬起头，看着巴巴江。父亲的双眼在两道天篷一样的浓眉下，慈祥地注视着他。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你对我更重要，阿德尔。你是我儿子。我乐意为你放弃这一切。我可以为你放弃生命，儿子。”

阿德尔点点头，眼睛有些湿了。巴巴江说这种话的时候，阿德尔有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脏在不断膨胀，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巴巴江。”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好。那就亲一亲你父亲。”

阿德尔伸出双臂，环住巴巴江的脖子，父亲紧紧地，久久地抱着他。阿德尔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当他在午夜做过了噩梦，哆哆嗦嗦地去拍父亲肩膀的时候，父亲都会掀开毯子，让他钻进被窝，搂住他，亲着他脑瓜顶，直到阿德尔不再发抖，重回梦乡。

“我从赫尔曼德给你带点什么吧。”巴巴江说。

“不必了。”阿德尔说，声音含含糊糊的。他的玩具已经太多了，

根本玩不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玩具，能填补父亲不在时的空白。

当天晚些时候，阿德尔躲到楼梯拐角，偷看楼下发生的一幕。刚才门铃响过之后，卡比尔去开了门。现在他靠着门框，双臂抱在胸前，挡住门口，和门外的人讲话。阿德尔看到，是早前学校里那个老汉，满口黑黑的火柴牙、戴着眼镜。鞋上有洞的男孩也在，就站在他旁边。

老头问：“他去哪儿了？”

卡比尔说：“公事。南边。”

“我听说他明天才走。”

卡比尔耸了耸肩。

“他要去多久？”

“两三个月吧。谁知道呢。”

“我听说不是这样。”

“你在考验我的耐心，老头。”卡比尔说着，放下了双臂。

“那我等他。”

“在这儿不行。”

“我的意思是到路上等。”

卡比尔不耐烦地把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那随你便。”他说，“不过司令官很忙。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回。”

老汉点点头，退下了，男孩跟着他。

卡比尔关上了大门。

阿德尔撩开家庭娱乐室的窗帘，透过窗户，他看见老汉和男孩上了大院通往公路的土道。

“你对他撒了谎。”阿德尔说。

“我挣的就是这份钱：保护你父亲，不让那些秃鹰靠近他。”

“他到底想要什么？找工作？”

“差不多吧。”

卡比尔走到沙发边上，脱掉鞋，抬头看了看阿德尔，冲他挤了下眼。比起阿兹马赖，阿德尔更喜欢卡比尔。阿兹马赖蛮讨厌，难得跟阿德尔说一句话。卡比尔和阿德尔打扑克，拉着他一起看DVD。卡比尔喜欢看电影。他攒了一堆从黑市上买的片子，每个礼拜都要看十一二部，伊朗的，法国的，美国的，当然还有宝莱坞的，甭管哪儿的，他统统不在乎。有时候，要是阿德尔的母亲不在屋里，而且阿德尔保证不告诉父亲，卡比尔就会把卡拉什尼科夫的弹夹倒空，让阿德尔端起枪，扮一扮圣战游击队员。眼下，卡拉什尼科夫就靠着墙，立在门边。

卡比尔在沙发上躺下，两只脚搭到扶手上，开始翻看报纸。

“他们看上去不像坏人。”阿德尔说，放下窗帘，转向卡比尔。他能看到报纸下面保镖的脑门。

“这么说，我应该请他们进来喝杯茶。”卡比尔小声嘀咕着，“再给他们来点蛋糕。”

“别开玩笑。”

“他们全都不像坏人。”

“巴巴江会帮他们吗？”

“也许吧。”卡比尔叹了口气，“你父亲就像人民的河。”他放低报纸，龇牙一笑。“这句话哪儿来的？告诉我，阿德尔。咱们上个月看过的。”

阿德尔耸耸肩，往楼上走。

“《劳伦斯》。”卡比尔在沙发上叫道，“《阿拉伯的劳伦斯》。安东尼·奎因。”[1] 阿德尔走到楼梯顶上的时候，卡比尔又接着说：“他们是秃鹰，阿德尔。别上他们的当，那都是装出来的。一有机会，他们会把你父亲啄得一根毛都不剩。”

一天早晨，就在父亲离家去了赫尔曼德两三天后，阿德尔来到了父母的卧室。隔着门，音乐还是很响，很吵。他进了屋，发现母亲只穿背心短裤，在巨大的平板电视前，跟着三个汗津津的金发女人做着一连串的动作，或跳，或蹲，或扑，或伏。她在大妆镜里看见了他。

“想跟我一起做吗？”她气喘吁吁地叫道，声音盖过了喧闹的音乐。

“我就坐这儿好了。”说着，他一屁股出溜到地毯上，看着母亲像青蛙一样，在房间跳过来，跳过去。

阿德尔的母亲叫阿丽娅，生得小手小脚，小鼻子微微上翘，长了一张漂亮的脸蛋，很像卡比尔有的一部宝莱坞电影里的女演员。她没什么肉，灵活，而且年轻——嫁给巴巴江的时候，她才十四岁。阿德尔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母亲，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但是巴巴江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的贾拉拉巴德，每隔一个来月，等巴巴江带阿德尔去那儿串门的时候，他才能和他们见上一面。亲妈和后妈互相嫌恶，可是跟她们俩不一样，阿德尔和异母哥哥们相处得很好。到贾拉拉巴德看他们时，他们会带上他一起去公园，逛巴扎，看电影，还去看马背叼羊赛。他们和他玩《生化危机》，一起在《使命召唤》里杀僵尸，而且和邻居踢足球时，总是让他和他们自己一队。阿德尔非常希望他们也住在这儿，待在他身边。

阿德尔看着母亲躺在地板上，两腿朝上伸直，再放下，她光着脚，夹着一个蓝色的塑料球。

说实话，沙德巴格的乏味真让阿德尔受不了。住在这儿都两年了，他连一个朋友也没交到。他不能骑自行车去镇里，肯定不能自己去，这一地区的绑架案正在遍地开花，不过，他偶尔也能溜出去一小会儿，但只在大院周围活动。他没有同学，因为巴巴江不准他进当地的学校，他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于是，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家庭教师登门，给他上课。大部分情况下，能让阿德尔打发时间的只是读读书，自己和自己踢踢球，要不就和卡比尔一起看电影，翻过来掉过去，常常还是那些玩意儿。他无精打采地在巨大的房子里瞎转，在又宽又高的走廊里徘徊，每个大空屋都晃上一圈，要不然就坐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看着窗外。他住的是大宅子，却生活在一个小世界。有些日子实在无聊，他连啃木头的心都有。

他知道母亲在这儿也是极为孤独的。她想用按部就班的生活填满自己的日子，早上锻炼，淋浴，然后吃早点，然后读书，种花，到了下午，就看电视上的印度肥皂剧。巴巴江出门时——他经常出门——她总是穿着灰色的运动服、运动鞋，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她不化妆，头发拢到脑后，扎成发髻。她很少打开首饰盒，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戒指、项链、耳环，都是巴巴江从迪拜给她买回来的。有时她和喀布尔的家人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每隔两三个月，她姐姐和父母会过来待上几天，只有这个时候，阿德尔才能看到母亲有了生气。她穿上印花的长裙和高跟鞋，抹上粉，化上妆，两眼放光，整幢房子里都能听到她的笑声。到那时，阿德尔才能瞧上一眼，隐约看出他母亲从前是个怎样的人。

巴巴江不在的时候，阿德尔和母亲便互相解闷。他们玩拼图，用阿德尔的Wii 打高尔夫和网球。但是和母亲在一起时，阿德尔最喜欢的消遣是用牙签盖房子。母亲在纸上画出立体的建筑图，有前门廊，人字形的屋顶，房子里有楼梯，各屋之间还有隔墙。他们先做地基，接着是内墙和楼梯，细心地用胶水把牙签粘好，消磨掉好几个小时，再让各部分晾干。阿德尔的母亲说，她年少的时候，没嫁给阿德尔的父亲之前，曾经梦想着做建筑师。

有一次他俩盖摩天大楼的时候，她跟阿德尔讲了自己怎样和巴巴江结婚的故事。

其实他想娶的是我姐。她说。

娜尔吉丝阿姨？

是啊。那是在喀布尔。有天他在街上看见了她，就是这么回事。他非要娶她。第二天他来了我们家，他，还有他五个手下。他们差不多是硬闯进来的。谁也没脱靴子。她摇了摇头，哈哈笑着，好像巴巴江干了件好笑的事，可她笑起来，又不是她平时觉得什么事好笑时的样子。你真该看看你外婆和外公脸上的表情。

他们在客厅落座。巴巴江，巴巴江的手下，还有她的父母。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在厨房沏茶。有个麻烦事，她说，因为她姐姐娜尔吉丝已经订了婚，许给了一个表哥，他住在阿姆斯特丹，正在读工程学。他们怎么可能解除婚约？她父母问道。

就在这时，我进来了，端着个大盘子，里面放着茶和甜点。我给他们倒了茶，把食物放到桌上，你父亲瞅见我了，然后，我正要走的时候，你父亲他开了口：“也许您说得对，先生。解除婚约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这一位也已经许出去了，那我恐怕就没有选择了，只能认为您看不上我。”说完，他放声大笑。我们就这样结了婚。

她拿起一管胶水。

那会儿你喜欢他吗？

她微微耸了下肩。要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害怕。

可你现在喜欢他，对吗？你爱他。

当然了。阿德尔的母亲说，这还用问。

你不后悔嫁给他。

她放下胶水，停了几秒钟才回答。看看咱们的生活，阿德尔。她慢慢地说道，看看你身边。有什么可后悔的？她笑了一下，轻轻扯了扯他的耳垂。再说了，那我不就没你了吗。

现在，阿德尔的母亲关掉了电视，坐到地板上，喘着粗气，用毛巾擦着脖子上的汗。

“大早上的，你干吗不自己找点事做。”她一边说着，一边活动着

肩膀。“我要去冲个凉，再吃点东西。刚才还想给你外婆外公打电话来着。好几天没和他们说话了。”

阿德尔叹了口气，站起身。

他的房间位于这房子另一头的二楼。回到屋内，他拿了足球，穿上齐达内的球衣，这是上一个生日，他十二岁时，巴巴江送给他的。下楼的时候，他发现卡比尔在打盹，报纸铺开着，像被子一样盖在胸口。他从冰箱里抓了一听苹果汁，溜出了门。

阿德尔上了通往大院门口的石子路。武装警卫站岗的亭子空着。阿德尔知道，现在正是卫兵换岗的时间。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走到外面，又把门在身后关好。一下子，他就感到呼吸比在墙里顺畅多了。有些日子，大院的感觉实在太像监狱了。

他顺着院墙宽宽的阴影，往大院后面走去，离公路越来越远。在那儿，在大院后面，是巴巴江特别引以为荣的果园，占地有一二十亩，树木成行，并排而立，一眼望不到头，种的有梨树、苹果树、杏树、樱桃树、无花果树，还有枇杷树。阿德尔和父亲在果园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巴巴江会把他扛到肩膀上，让阿德尔摘两只熟透的苹果，一人一个。大院和果园之间是一块空地，除了一个园丁们收纳工具的棚子，大部分地面都空着。此外就只有一个平平的树墩子，从外表上看，它以前是棵大橡树。巴巴江曾经和阿德尔一起数过它的年轮，最后认为，这棵树很有可能见过成吉思汗的大军由此经过。他悲哀地摇着头说，不管是谁把它砍倒的，都必定是个傻瓜。

这是个大热天，烈日灼人，天空碧蓝如洗，蓝得就像阿德尔小时候用蜡笔画出来的天。他把苹果汁放到树墩上，开始练习颠球。他最好的成绩是连续触球六十八次，不让球落地。这个纪录是今年春天创造的，现在已是盛夏，他还在努力打破自己的纪录。颠到二十八下，他就发现有人在看他。是那男孩。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有个老汉想找巴巴江说事，这男孩就跟老汉在一起。此时，他正蹲在砖棚的阴凉里。

“你在这儿干什么？”阿德尔问。他想把这句话吼出来，就像卡比尔跟陌生人讲话那样。

“乘凉呗。”男孩说，“别告我状。”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也不该。”

“什么？”

男孩咯咯直乐。“当我没说好了。”他伸开两条胳膊，站起身。阿德尔想看看他衣服口袋鼓不鼓，说不定他是来偷果子的。男孩走到阿德尔身边，伸出一只脚，把球挑起来，飞快地颠了两下，然后用脚后跟把它踢给阿德尔。阿德尔拿起球，抱在自己胳膊底下。

“你们家打手让我们去哪儿等，路边，我和我爸？那地方没阴凉。天上一丝该死的云彩都没有。” 阿德尔感到有必要维护一下卡比尔的名誉。“他不是打手。”

“哼，我跟你说，他非要我们大饱眼福不可，看他那支卡拉什尼科夫。”他瞅了一眼阿德尔，慢条斯理地咧开嘴，乐不可支地一笑。他往脚底下吐了口痰。“我看得出来，你是头槌鬼的球迷。”

阿德尔想了一下，才明白他说的是谁。“你不能因为他犯过一次错就看扁他。”他说，“他过去是最棒的。他是中场魔术师。” “我见过更棒的。”

“是吗？比方说谁？”

“比方说马拉多纳。”

“马拉多纳？”阿德尔义愤填膺地说。他以前就跟贾拉拉巴德的一个异母哥哥争论过这事。“马拉多纳是个骗子！‘上帝之手’，记得不？”

“谁都会骗人，谁都会说谎。”

男孩打了个哈欠，迈开步子，准备要走。他和阿德尔差不多一样高，也许只是高出来一根头发，阿德尔想，他俩大概年龄也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走路的样子很老成，不紧不慢的，很有几分气度，好像什么该见的他都见过了，什么事都不会让他大惊小怪。

“我叫阿德尔。”

“吴拉姆。”他们握了手。吴拉姆手劲很足，手掌干涩，结着老茧。

“你到底多大了？”

吴拉姆肩膀一耸。“十三，我猜的。这工夫也可能十四了。”

“你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

吴拉姆龇牙一笑。“我敢说你肯定知道你生日。我敢说你肯定成天掰着手指头，就盼着过生日。”

“我不是的。”阿德尔辩解道，“我是说，我没掰过手指头。”

“我该走了。我爸一个人等着呢。”

“我以为那是你爷爷。”

“你以为错了。”

“你想玩点球大战吗？”阿德尔问。“你是说踢点球决胜负？”

“每人五个……最好。”

吴拉姆又吐了口痰，朝公路的方向斜了一眼，这才扭过头，看着阿德尔。阿德尔注意到，他的下巴相对脸来说有点小，虎牙外龇，和别的牙叠在一起，有一颗残缺不全，已经龋烂。他左边那条眉分成了两半，中间是条短而细的疤痕。而且他臭臭的。可是将近两年了，不算每月一次去贾拉拉巴德串门，他从没和同龄的男孩说过话，更不用说玩游戏了。阿德尔做好了败兴的准备，没想到吴拉姆耸了耸肩，说：“狗屁，踢就踢。可是得我先射。”

他们用两块石头摆成了球门柱，相隔八步远。吴拉姆射了五次，进了一球，两次偏出，阿德尔轻松地扑住了两个。吴拉姆守门的本事比射术还糟。阿德尔罚进了四球，每次都骗得他扑错方向，只射失了一次，因为他根本就没踢正目标。

“我操。”吴拉姆两手撑着膝盖，弯着腰说。“再赛一次？”阿德尔努力不让自己太得意，可这太难了。他心里乐开了花。吴拉姆同意了，结果更是惨不忍睹。他还是只进了一球，而这一次阿德尔五罚五中。

“就这么着吧。我喘不上气儿来了。”吴拉姆举手投降。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树墩前，身心俱疲地呻吟了一声，坐到上面。阿德尔抱起球，挨着他坐下。

“这玩意儿大概只能帮倒忙。”吴拉姆说着，从牛仔裤的前兜里摸出一包香烟。只剩一支了，他拿出火柴，只划了一下，就把烟点着，很享受地吸了一大口，接着把烟递给阿德尔。阿德尔很想接过来，只是为了给吴拉姆留个好印象，可他没接，担心卡比尔或母亲闻到他身上的烟味。

“聪明。”吴拉姆仰起头说。

他们闲扯了一会儿足球，出乎阿德尔的意料，吴拉姆知道得又多又牢靠。他们聊了自己最喜欢的比赛，谈了最喜欢的进球，各自列出了五大球星的名单。两人意见大体相同，只是吴拉姆的名单里有巴西的罗纳尔多，而阿德尔的罗纳尔多是葡萄牙人。他们免不了要花些时间，谈一谈2006 年的世界杯决赛，在阿德尔看来，头槌事件是个痛苦的回忆。吴拉姆说他看了整场比赛，和一大帮子人，在一家卖电视机的商店橱窗外头看的，那地方离营区不远。

“营区？”

“我就是在那个营里长大的。在巴基斯坦。”

他告诉阿德尔，这是他头一次到阿富汗。他过去一直住在巴基斯坦的贾洛扎伊难民营，他也是在那儿出生的。他说贾洛扎伊就像一座城市，一个巨大的迷宫，有帐篷，有小泥屋，还有用塑料布和铝墙板搭的住所，一条条狭窄的过道让人辨不清东南西北，垃圾和粪便到处都是。它又像城中城，位于一座更大的城市的腹地。他和弟弟们都是在营里长大的。他是老大，比大弟弟年长三岁。他和弟弟们，还有母亲、父亲、奶奶一起，住一间小泥屋。他父亲叫伊克巴尔，奶奶叫帕尔瓦娜。在难民营的小巷子里，他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 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 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

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

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

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

“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可是。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

[1]　演员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饰演一位深得部族信任的首领。

第八章

2010 年秋

这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家，在卧室的固定电话上发现了萨丽娅的一条留言。我一边听着回放，一边脱掉鞋子，坐到桌边。她告诉我她得了感冒，肯定是妈妈传染给她的，接着她问了我的近况，问我在喀布尔的工作如何。最后，眼看要挂断了，她又说：奥蒂不停地问你怎么不来电话。当然了，她不会跟你讲这个的。所以我讲。马科斯，你发发慈悲，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我笑了。

萨丽娅。

我桌上摆了一张她的照片，很多年以前我在蒂诺斯的海滩上拍的——萨丽娅坐在一块礁石上，背对着照相机。我给这张照片配了相框，不过，如果你凑近了看，还是能发现左下角有一片深褐色，这是个疯狂的意大利姑娘干的好事，多年以前，她想把它烧掉。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录入前一天的手术记录。我的房间在楼上，是二楼三个房间当中的一间。自从2002 年来到喀布尔，我就一直住在这幢房子里。我的书桌靠着窗子，从这儿可以俯瞰楼下的花园。我可以看到枇杷树，那是我的老房东纳比几年前种下的。我还能看到纳比从前住的小屋，贴着后墙，现在重新粉刷过了。他去世以后，我把小屋给了一个荷兰小伙子，他在帮本地的高中做计算机方面的事。再往右看，是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雪佛兰，四十年代的款式，几十年没有挪过窝了，全身是锈，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此时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雪是昨天下的，早得出人意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纳比死后，我曾动过念头，把这辆车拖到喀布尔的废车场去，可我没这个勇气。对我来说，它就像房子万万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代表着这幢老宅的过去和历史。

我完成了手术记录，看了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正是希腊的晚上七点。

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这蠢货。

如果今晚要给妈妈打电话，我就不能再耽搁了。我记得萨丽娅在电子邮件里写过，妈妈睡得越来越早。我深吸了一口气，横下一条心，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我是1967 年的夏天见到萨丽娅的，当时我十二岁。她和她母亲玛达丽娜来蒂诺斯看妈妈和我。妈妈名叫奥德丽娅，她说，自从她和她朋友玛达丽娜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很多个年头，确切地说，有十五年了。玛达丽娜十七岁离岛而去，前往雅典，至少在短期之内，成了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

“听说她投身演艺，”妈妈说，“我并不觉得意外。因为她长得好看。人人都会迷上玛达丽娜。等你见到她就明白了。”

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没说起过她。

“我没有吗？你肯定？”

“肯定。”

“我可以发誓。”她接着又说，“她女儿。萨丽娅。你一定得对她周到点儿，因为她出过意外。狗把她咬了。她留了疤。”

妈妈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我明白，还是别缠着她问来问去为妙。可她这么一说，反倒勾起了我的胃口，连玛达丽娜在电影和舞台上的过去也不那么关心了。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我猜，那个疤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肯定既不同寻常又引人注目，所以才值得特别对待。我带着一种病态的渴望，盼着亲眼见识一下那个疤。

“玛达丽娜和我是在做弥撒的时候认识的。”妈妈说，“那时我们还小。”她说她们一下子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上课时，她们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课间休息时，上教堂时，漫步走过大麦地的时候，也总是牵着手。她们曾经立下誓言，一辈子以姐妹相认。她们保证要彼此亲近，哪怕将来嫁了人。她们要比邻而居，如果一个或另一个的丈夫非要搬走，那么她们便提出离婚。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是撇着嘴，笑着说的，一副自嘲的神情，好像要让自己远离这种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和愚蠢的言行，与所有那些轻率的、寻死觅活的山盟海誓拉开距离。可我也从她脸上看到了少许不言而喻的痛楚，一道失望的阴影，只是妈妈的自尊心过于强烈，让她无法承认这样的失望。

玛达丽娜此时嫁给了一个富有而年长她许多的男人，某个安德烈亚斯·贾纳科斯先生，他多年以前监制了她的第二部——实际上也是她的最后一部电影。此时他已投身建筑业，在雅典有一家大公司。最近他们，玛达丽娜和贾纳科斯先生，在闹别扭，吵了架。这件事妈妈一个字也没和我说过，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偷偷摸摸，匆忙又不完整地看了玛达丽娜寄给妈妈的信，信中说她有意登门拜访。

这实在太让人厌倦了，我和你说，待在安德烈亚斯和他那帮右翼朋友身边，听着他们的战歌，从头到尾我都紧闭着嘴巴。我一个字都不说，由着他们吹捧这些把我们的民主当成笑料的恶棍军人。如果我开口，哪怕只有一个字表示出异议，我敢保证，他们就会给我贴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标签，即使是安德烈亚斯的权势也无法把我救出地牢。他没准儿都懒得动用这个，动用他的权势。有时我相信这恰恰是他的意图，好让我自己责备自己。噢，我多么想念你啊，我亲爱的奥蒂。我多么想念你的陪伴……

按照预定的日期，我们的客人将要抵达的那天，妈妈早早就起了床，收拾家里。我们住的是一幢建在山坡上的小房子。和蒂诺斯的许多房子一样，它是用刷成白色的石头盖成的，房顶是平的，铺着菱形的红瓦。小卧室在楼上，妈妈与我合住，没有门，狭窄的楼梯井直接通到屋里，可是它有个扇形气窗，一个很窄的阳台，围着齐腰高的熟

铁护栏，由此外望，你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下面是橄榄树，羊群，蜿蜒的石巷和拱门，当然还有爱琴海，在夏日的早晨蔚蓝而平静，到了下午，美尔忒弥[1]风从北方吹来，海上就会泛起白浪。

做完清洁，妈妈换上了她心目中的花哨行头，每年的八月十五日她都会穿上这身衣服，去帕纳伊亚[2] 福音教堂，那一天是圣母升天节，朝圣者们从地中海各地蜂拥到蒂诺斯，到教堂著名的圣像前祷告。有一张照片是我母亲穿着这身衣服拍的，长长的、死气沉沉的锈金色圆领裙，皱缩的白毛衣，长袜，笨重的黑鞋子。从头到脚，妈妈都像是个令人生畏的寡妇，严肃的脸，浓密的眉毛，扁而上翘的鼻子，僵硬的站姿，一副苦闷而虔诚的模样，好像她自己也是个朝圣者。我也在照片上，直挺挺地站在我母亲屁股旁边。我穿着白衬衫，白短裤，卷起来的白色及膝短袜。你能看出我愁眉紧锁，因为她勒令我站直，不许笑，我的脸搓洗过了，头发也蘸着水梳过，我不乐意，还折腾了好一阵子。你可以感觉到我俩之间的那种不悦。你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僵硬地站着，身体几乎没有接触。

也许你看不出来。可我能，每次看到那张照片时都能，最后一次看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不由自主地看出了拘谨，费力，不耐烦。我不由自主地看出，只是因为遗传上的义务，这两个人才待在一起，他们已经注定了要让对方感到困惑与失望，不管哪一个，都要为了自己的面子，去反抗另一个人。

透过楼上卧室的窗户，我看到妈妈出了门，走向蒂诺斯城的渡口。她下巴底下系着围巾，一头扎进了阳光灿烂的蓝天。她是个纤细的女人，一副小骨头架子，儿童般的身体，可你要是看到她迎面过来，那你最好给她让个道。我记得她每天早晨送我上学时的情形——我母亲现在退休了，她原来是个老师。我们走在路上，妈妈从来不牵我的手。别的母亲都和自己的孩子手拉着手，可妈妈不。她说她怎样对待别的学生，也就必须怎样对待我。她迈着大步走在前头，一只手紧攥着，贴在毛衣领子的位置上，我拼命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午餐盒，追着她的脚步，一路踉跄。在教室里，我总是坐在后排。我记得我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记得她怎样只需刀子般的一瞥，便可牢牢钉死某个淘气的学生，那眼神就像弹弓里射出的石子，带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确，一下子击中目标。她还能把你活活劈成两半，不靠别的，只要一黑脸，或是一阵突如其来的沉默。

妈妈信奉忠诚甚于一切，哪怕要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尤其是在所不辞的自我牺牲。她还相信讲出真相总是胜过一切，老老实实地讲，一句客套话都不说，而且真相越令人不快，就越要早早地讲出来。她受不了软骨头。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个有着钢铁意志的女人，一个从不退缩的女人，也是一个你绝不想和她争执的女人，但我从没有真正地理解，甚至现在也没弄懂，她这种性格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出于必要而后天习得的，因为她结婚才一年，丈夫就死了，撇下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妈妈走后，我在楼上又睡了一小会儿。后来一个女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惊醒了我。我坐起来，是她，口红，粉底，香水，苗条的曲线，航空公司广告上的微笑，透过圆桶女帽薄薄的面纱俯看着我。她站在房间中央，穿一条荧光绿的连身迷你裙，脚边放着小皮箱，赤褐色的头发，四肢修长，对我绽开着笑容，神采飞扬，一开口，声声入耳，透着自信和欢愉。

“你就是小马科斯喽！她可没告诉我你有这么帅！哎哟，你和她真像，瞧这眼睛，就是，你们俩眼睛一模一样，我看肯定老有人对你这么说。我太想见到你了。你妈和我……我们……噢，不用说奥蒂已经告诉过你了，所以你可以想像啊，你可以料得到啊，我是多么激动呀，见到你们俩，认识你，马科斯。马科斯·瓦尔瓦里斯！对了，我是玛达丽娜·贾纳科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真开心死了。”

她脱掉了长及手肘的奶油色缎子手套，我只在杂志上见过这种手套，都是些淑女贵妇戴上它去晚会，在歌剧院宽阔的台阶上抽烟，要不就是被人扶着，爬出亮闪闪的黑色汽车，镁光灯噼里啪啦，照亮她们的脸。她每个指头都得揪扯半天，才把手套弄掉，然后她腰肢轻轻一弯，把手递给了我。

“你真迷人。”她说。她的手好柔软，虽然一直戴着手套，却是凉凉的。“这是我女儿，萨丽娅。亲爱的，跟马科斯·瓦尔瓦里斯问个好。”

她和我母亲一起站在房间的入口，茫然地看着我，一个瘦瘦的女孩，皮肤苍白，留着软塌塌的卷发，除了这些，别的东西我一件都没法告诉你。我没法告诉你她那天穿了什么颜色的裙子——如果她穿的确实是裙子——我也不知道她鞋子的款式，她有没有穿袜子，戴没戴手表、项链、戒指，或是耳环。我没法告诉你，因为如果你去饭馆，突然有人脱了衣服，跳上桌子，开始用甜品勺变戏法，那你就不只是看看而已，这会成为你眼里惟一的东西。盖住那女孩下半张脸的面罩就是这样。它摧毁了其他的、任何可能的注意力。

“萨丽娅，问个好，亲爱的。不要这么没礼貌。”

我猜我看见了，那个脑袋微微地点了一下。

“你好。”我粗声粗气地答道。空气在波动。一股电流。我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电到了，一半是激动，一半是恐惧，在我体内猛然迸发，升腾，盘绕。我瞪大了眼睛，我意识到了，却没办法控制，怎么也不能将目光从那块天蓝色的面罩布上剥离，它有两副系带，拴在脑后，嘴的位置上横着开了条窄窄的口子。我一下子就知道了，不管那面罩底下隐藏着什么，我都不忍去看。可我又忍不住去看。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正常的方向、节奏和秩序了，除非我亲眼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此可怕，如此惊悚，而这又是我和其他人都不允许看到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面罩的用途也许是为了将萨丽娅与我们隔离，让我们回避。最起码，在初次相见的时候，带着令人头晕目眩的刺痛，这个目的达成了。

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待在楼上整理行李，妈妈进了厨房准备晚餐，给鳎目鱼挂糊。她要我给玛达丽娜煮一杯埃利尼科斯咖啡[3]，我煮了，她又要我给她端上去，我也端了，还有一小盘帕斯特利[4] ，放在托盘上。

一想起接下来发生的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羞耻仍然淘洗着我，就像某种热辣辣、黏糊糊的液体。直到今天，那个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像照片一样凝固着。玛达丽娜站在卧室的窗前，吸着烟，看着海。她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黄色的镜片，一只手扶着屁股，双脚交叠。圆桶女帽放在梳妆台上。梳妆台的上方有面镜子，镜子里是萨丽娅，坐在床边，背对着我。她弯着腰，正在做着什么，也许是在解鞋带，我看得出她已经摘下了面罩。面罩就挨着她放在床上。一丝寒意顺着我的脊梁骨一路向下，我想让这一切停下，可我的手在抖，抖得碟子上的瓷杯叮当乱响，抖得玛达丽娜朝我扭过脸，抖得萨丽娅抬起了头。我一下子在镜中看到了她的脸。

托盘滑离了我的手。瓷杯子碎了，热咖啡洒了，托盘咣当当从楼梯上滚落。这是突如其来的重重一击，我匍匐着，在碎裂的瓷片上呕吐，玛达丽娜说着“哎哟哟，哎哟哟”，妈妈跑上楼，叫喊着：“出什么事了？你干了什么，马科斯？”

狗把她咬了。妈妈告诉过我，警告过我。她留了疤。狗不是咬萨丽娅的脸；狗把她的脸吃掉了。也许我可以找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那天我在镜子里看到的，但那个字绝对不是疤。

我记得妈妈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拽我起来，把我转了半圈，问我：“你怎么了？你哪儿不舒服？”我也记得她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我的头顶，然后就僵在那儿了。要说的话死死卡在她嘴里。她脸上一片空白，双手从我肩头滑落。接着，我目睹了最不寻常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就像我当场看见康斯坦丁国王穿着小丑的衣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样：那是一滴泪，涌出了我母亲右眼的眼角。

“她什么样子？”妈妈问。

“谁？”

“谁？那法国女人。你房东的外甥女，巴黎来的教授。”

我把听筒换到另一边的耳朵上。我很吃惊，她还记得。我一辈子都有种感觉，我对妈妈说的话她是听不见的，统统消失在太空里了，好像我们之间有静电干扰，线路很差。有时我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就像现在这次，我感觉她好像悄悄把听筒放下，人走掉了，剩下我对着另一块大陆上的空气说话，就算我能感到我母亲在电话线另一头的存在，就算我听得到她在我耳边喘息，也还是这种感觉。其他时间，我会给她讲一些我在医院的见闻——比如说，有个父亲抱来个血肉模糊的男孩，弹片深深嵌在他脸上，一只耳朵完全撕掉了，这是又一个受害者，他在错误的日子和错误的时段，在错误的街道上玩——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一记巨大的敲击声，然后妈妈的声音突然远了，听不清了，忽高忽低，脚步回响，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拖过来，我默不作声，一直等到她回来，她早晚会回来的，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解释着：我跟她说过了，我站着挺好的。我说得很清楚。我说：“萨丽娅，我愿意站在窗户前，看着下面的海，和马科斯说话。”可是她说：“你会累着自己的，奥蒂，你得坐下。”接下来的事我知道，她要拖扶手椅了—— 那个大大的皮家伙，去年她给我买的—— 她要把它拖到窗户跟前。我的天，她可真壮实。你没见过这椅子，当然没有。就是，当然没有。然后她带着佯怒，叹一口气，要我继续讲我的故事，可是到了这会儿，我已经心乱如麻，哪里还讲得下去。最终的效果是，她让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言而喻的谴责，不仅如此，她还让我感觉自己活该受到这种谴责，让我感到内疚，因为心照不宣的过错，因为那些从未受到正式控告的罪行。即使我真的把故事讲下去，在我自己听来，它也没什么劲了。它根本比不上妈妈和萨丽娅的扶手椅大戏。

“她叫什么来着？”妈妈现在问道，“帕丽什么的，对吗？”

我和妈妈说过纳比的事，他是我亲密的朋友。对他的生平，她只知道大概的情况。她知道他在遗嘱中把喀布尔的房产留给了外甥女，在法国长大的帕丽。可我没和妈妈讲过妮拉·瓦赫达提，没讲过她丈夫中风后，她离家出走，去了巴黎，也没说过纳比对苏莱曼几十年的照料。那段历史。太多去而复返重合。一如在朗读你自己的起诉书。

“帕丽。对。她人很好。”我说，“很热情。特别是对一个学者来说。”

“她干什么的来着，化学家？”

“数学家。”我说着，合上了笔记本电脑。雪又下起来了，下得不大，小小的雪花在黑暗中旋舞，轻轻撞着我的窗。

我对妈妈讲起了帕丽·瓦赫达提最近的来访，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来的。她实在很可爱。文静，苗条，白头发，长脖子，脖子两边各有一条蓝色的静脉，亲切的微笑，露出大大的齿缝。她好像有点儿脆弱，比实际年龄显老。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两只手的骨性突起。功能还在，但那一天终将到来，她自己也知道。这让我想到了妈妈，她将来也会有那一天。

帕丽·瓦赫达提和我在喀布尔的房子里待了一个礼拜。她从巴黎一过来，我就领着她，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她上一次看见这房子，还要回溯到1955 年，可是相当意外的是，她对这地方，对它的整体布局有着鲜活的记忆，比如说，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两个台阶，她说她曾坐在这儿，在一束上午九十点钟的阳光下读书。她很吃惊，因为和记忆中相比，这房子实际上如此之小。我带她上楼时，她知道哪一间曾经是她的卧室，不过现在是我的一位德国同事住在里面，他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我记得，她看到卧室角落那个矮矮的小衣橱时，一下子屏住了呼吸，这是她童年时代所余不多的纪念。我记得它，纳比死前留给我的便条里写过。她蹲到它旁边，手指抚过龟裂的黄色漆皮，抚过橱门上褪色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她朝我仰起脸的时候，我看到她眼里含着少许的泪，然后她问我，非常腼腆和过意不去，问她可不可以把它运回巴黎。她提出来由她出钱，再买个新衣橱。这是她想从房子里带走的惟一一件东西。我对她说，我很高兴为她效劳。

最后，帕丽·瓦赫达提动身没过几天，我便运走了衣橱，除此之外，她回法国时什么也没拿，只有苏莱曼·瓦赫达提的速写本，纳比的信，还有她母亲妮拉的几首诗，这是纳比保留下来的。另外，她此行期间对我的惟一请求，就是安排她乘车，去一趟沙德巴格，好看一看她出生的村子，她也希望能找到她的异母弟弟伊克巴尔。

“我估摸，她一定会把这房子卖掉。”妈妈说，“现在房子是她的了。” “她说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住下去，真的。”我说，“不收房租。” 我几乎能看到妈妈不相信地紧紧抿起了嘴唇。她是岛上人。她怀

疑所有大陆人的动机，对他们明显的善意之举总是斜眼相看。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只要得到机会，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话，我常常会陷入失望。

“鸽房弄得怎么样了？”我换了个话题问道。

“我得歇歇了。这事把我累得够呛。”

六个月以前在雅典，一位神经专家给妈妈做出了诊断。是我坚持要她去看医生的，因为萨丽娅告诉我，妈妈总是颤搐，抓不住东西。萨丽娅带她去的。自从看过了那位神经专家，妈妈一直手脚不停。我从萨丽娅发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得知了这些事。重新粉刷房子，修补漏水的地方，哄着萨丽娅帮她，在楼上打了个全新的壁橱，连房顶上破损的木瓦也想换掉，幸亏萨丽娅让她住了手。现在是鸽舍。我仿佛可以看见，妈妈把袖子高高挽起，手拿锤子，汗流浃背，敲着钉子，用砂纸打磨木板，和她日益退化的神经系统赛跑，趁着还有时间，让每一条神经都物尽其用。

“你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问。

“快了。”我说。去年她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的也是快了。自从上一次回蒂诺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短暂的停顿。“别等太久。我想看看你，趁他们还没给我绑上铁肺。”她大笑起来。这是她的老习惯了，面对霉运开个玩笑，插科打诨，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自伤自怜，也要对自己加以鄙视。它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按照我的测算，它既缩小了不幸，又放大了不幸。

“如果可以的话，回来过圣诞节吧。”她说，“一月四号之前回来，哪一天都行。萨丽娅说那一天希腊有日食。她从互联网上读来的。咱们一起看日食。”

“我尽量，妈妈。”我说。

这就像有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头野兽在家里徘徊。我觉得哪儿都不安全。她在这儿，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拐角，无声地踱着步，悄悄地逼近，永远用一块手帕擦拭着脸颊，抹去嘴里不断流出的口涎。我们的房子空间狭小，逃开她是不可能的。我尤其害怕吃饭的时间，到时候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奇景：萨丽娅撩起面罩的底边，将一匙又一匙的食物送入口中。看到这一幕，听到这声音，我肚子里真是翻江倒海。她吃起东西来声音很响，嚼到一半的食物老是湿答答的，啪的一声，掉到盘子里，桌子上，甚至地板上。任何液体，哪怕是汤，她都必须用吸管来喝。吸管平时就放在她母亲的手提袋里。她用吸管嘬肉汤，嘬得吱吱唧唧，咕咕噜噜，而且总要把面罩弄脏，肉汤顺着下巴往下流，流到她脖子上。第一次，我要求离席，妈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所以我就训练自己挪开目光，听而不闻，可这并不容易。有时我走进厨房，她也在那儿，坐得笔直，玛达丽娜正在往她脸上抹药膏，预防皮肤发炎。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倒数，算着日子，妈妈说过，玛达丽娜和萨丽娅只待四个星期。

我希望玛达丽娜是一个人来的。我喜欢玛达丽娜。我们，我们四个，坐在我家大门外四四方方的小院子里，她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脸上的棱角掩映在我家橄榄树的树阴下，金色的草帽戴在她头上，本该显得滑稽可笑——谁戴都会可笑的，比如妈妈，可是玛达丽娜不一样，对她这样的人来说，优雅来得不费吹灰之力，仿佛这是一门与生俱来的技艺，就像你有本事把舌头卷起来。和玛达丽娜在一起，从来不会无话可说，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她嘴里流淌而出。有天上午她和我们谈起了她的旅行，比如说去安卡拉那一次，她在恩古里苏河边闲逛，喝掺了拉克酒的绿茶，还有一次，她和贾纳科斯先生去肯尼亚，骑在大象背上，在多刺的金合欢树之间穿行，甚至坐下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喝玉米粥，吃椰浆饭。

玛达丽娜的故事唤醒了我心里长久以来的躁动。我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冲出家门，闯荡世界，勇往直前。相形之下，我在蒂诺斯的生活就显得过于平凡。我预见到自己的人生慢慢展开，不过是一片虚无，没完没了地向外延展，所以我干脆把自己在蒂诺斯度过的大部分童年岁月付诸蹉跎，我感到我是自己的一个替身，一个代理，仿佛那个真正的自我在别处栖息，等待着有朝一日，能与这个晦暗、空洞的自我复合。我觉得我是孤岛上的逃奴，自己家里的流亡者。

玛达丽娜说，在安卡拉的时候，她去过一个叫库乌卢公园的地方，看天鹅在水中游来游去。她说那水光让她目眩神迷。

“我开始狂想了。”她大笑着说。

“你没有。”妈妈说。

“老毛病了。我说得太多了。我原来总是这样。你还记得我给咱俩惹了多大的祸吗？我在课堂上说起来没完。你从来都不犯错误，奥蒂，你那么认真，那么好学。”

“很有趣，你的故事。你的生活很有趣。”

玛达丽娜眼皮一翻。“得了，你知道中国人的诅咒[5] 。”

“你喜欢非洲吗？”妈妈问萨丽娅。

萨丽娅拿手帕捂住脸，没有回答。我很高兴。她说起话来会发出最古怪的声响，带着一种湿漉漉的音色，一种奇特的混合，既像大舌头般口齿不清，又好像着嗓子里含着漱口水。

“哦，萨丽娅不喜欢旅行。”玛达丽娜说着，掐掉了香烟。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像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相。她看都没看萨丽娅，完全不需要她的同意或反对。“她还没有这方面的爱好。”

“嗯，我也没有。”妈妈还是对萨丽娅说，“我喜欢待在家里。我猜我只是从来没找到什么理由，让我非离开蒂诺斯不可。”

“不只是你，”玛达丽娜说，“我也想留下，真的。”她摸了摸妈妈的手腕。“你们知道我走的时候最怕什么吗？我最大的担心？没有奥蒂我可怎么活下去？我发誓，一想到这个我就六神无主。”

“你干得挺好的，看上去……挺好的。”妈妈慢吞吞地说着，从萨丽娅身上挪开了目光。

“你不明白。”玛达丽娜说，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不明白的人，因为她正直勾勾地看着我。“要是没有你妈，我根本撑不到今天。她救了我的命。”

“你又开始狂想了。”妈妈说。

萨丽娅仰起脸，眼睛眯着。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天上，在一片碧蓝中，无声地划出航迹，留下一条长长的、雾化的尾巴。

“是我父亲。”玛达丽娜说，“奥蒂从他手里救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在对我讲话。“那是那种天生的恶人。他鼓眼泡子，脖子短粗，脖梗子上长了颗黑痣。还有拳头。砖一样的拳头。他回到家，哪怕一件事都没做，只要听见门厅里他的靴子声，他钥匙的叮当声，他嘴里的小曲，对我就已经足够了。他发火的时候，总是从鼻子里往外喷气，死死地闭着眼睛，好像正在沉思，然后他抹一把脸，对我说：好啊，丫头，好啊，你就知道什么要来了——风暴，风暴就要来了——来了就停不下。没人帮得了你。有时候，他刚开始抹脸，或是朝胡子上喷气，我眼前就黑了。

“我后来也遇见过他那样的男人。真希望我没碰上过这些人。可我碰上了。我算是明白了，你只要稍微看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们全都一样，最多有点儿小差别，只不过有人更圆滑些。他们可能有那么一点儿魅力，或者很有魅力，可以让你上当受骗。可其实呢，他们都是不快乐的小男生，陷在自己的愤怒里不能自拔。他们觉得委屈。他们没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所有人爱他们爱得都不够。他们当然盼着你能爱他。他们想要你搂着他们，摇着他们，抚慰他们。可是把这些东西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接受不了。他们无法接受和自己的需要一模一样的东西。到头来他们会因此恨你。这一切永远没个头，因为他们恨你总是恨得不够。没完没了——那些痛苦，那些道歉，许诺，食言，由此而来的一切不幸。我第一个丈夫就是这样的。”

我目瞪口呆。以前从来没人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么坦率的话，妈妈肯定没有。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用这种方式道出自己的厄运。我既为玛达丽娜感到难堪，又钦佩她的直率。

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我注意到一片阴影落在她脸上，自从见到她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就像一个短暂的暗示，指向某种黑暗的、惩罚性的、创伤性的东西，迥异于她朗朗的欢笑和万般的风情，也配不上她身上那条宽松的、南瓜花的裙子。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她一定是个好演员，所以才能用快活的外表，给失望和痛苦披上伪装。就像一个面罩，我想，然后暗地里为自己这个绝妙的联想得意非常。

后来，我长大了，对当年的印象也变得不是那么肯定了。回想起来，她提到第一个丈夫时，那种停顿的方式是有些做作的，目光垂落，嗓子发紧，嘴唇微微颤抖，这样的做作也出现在她那巨大的活力和轻松的笑语里，在她充满生机、势如破竹的魅力里，甚至她轻视别人的方式也来得那么温柔，翩翩而至，却眨一眨眼，哈哈一笑，让人疑虑全消。也许或悲，或喜，都是虚假的做作，也许哪一个也不是。对我来说，什么是表演，什么是真实，已经变得模糊了，可这一点至少让我认为，她是个有趣至极的女演员。

“那时候我有多少次跑到你家里来，奥蒂？”玛达丽娜问。现在笑容又出现了，笑声渐趋响亮。“你爸妈好可怜。可这房子就是我的安全港，我的避难所。真的是。一个小岛，岛中岛。”

妈妈说：“我们总是欢迎你的。” “是你妈结束了那些毒打，马科斯。她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说她没有。“我一点也不吃惊。这就是奥德丽娅·瓦尔瓦里斯。” 妈妈扯开腿上的围裙边儿，又把它压平，脸上挂着一种梦游般的表情。

“有天夜里我跑到这儿来了，舌头上流着血，鬓角有一片头发给扯掉了，一只耳朵挨了打，还在嗡嗡作响。那一次他真把我给抓住了。我真受不了啊。真受不了啊！”光听玛达丽娜说这句话时的语气，你也许会以为她谈的是一顿盛宴，或是一部好小说。“你妈问都没问，因为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她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看我站在那儿，哆嗦着，然后她说话了，我还记着呢，奥蒂她说：好了，这种事该到头了。她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你爸。玛蒂。我开始求她。我担心他会杀了我们俩。可你知道你妈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我知道，妈妈横了我一眼。

“她不会听的。她就是这样子。我肯定你知道她那副样子。她冲出去了，可是在此之前，她拿了她爸的猎枪。我俩朝我家走，一路上我都想让她停下，我跟她说，他打我打得也没那么厉害。可她不听。我们直接朝大门走过去，我爸就在那儿，在门口，奥蒂举起枪，把枪管子捅到他下巴上，然后她说：再有下一次，我一定回来，用这枪轰烂你的脸。

“我爸呆了，他吭哧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上来。你想不想听最棒的部分，马科斯？我低头一看，就看见地上有一小摊，一小摊……哦，我想你猜得出来，那一小摊在地板上，在他两只光脚丫子中间，无声无息，越扩越大。”

玛达丽娜朝后拢了拢头发，打火机又咔嗒了一声，然后她说：“这故事，我亲爱的，这故事是真的。”

她用不着这么说，我知道那是真的。我从中认出了妈妈那种简单而粗暴的忠诚，山一样的决心。她的冲动，她的需要，她要做不公不义之事的纠正者，做被践踏的草民的守望者。我看得出来这是真的，因为提到最后那个细节时，妈妈嗤之以鼻。她不赞成。也许她认为这个细节让人不快，不仅仅由于那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因为在她看来，人即使生前品行不端，死后也应该享有最起码的尊严。尤其是家人。

妈妈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问道：“如果你不喜欢旅行的话，萨丽娅，那你喜欢做什么？”

我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萨丽娅。玛达丽娜已经讲了好半天，我现在回想，当我们坐在院子里，斑驳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那一幕恰好说明了她引人注目的能力有多强，她把一切都吸进她的旋涡，如此彻底，以至于萨丽娅完全被遗忘了。我也给另一种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那便是她们出于必要，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惯例：能让注意力发生转移的母亲，以自我为中心的母亲，遮蔽了安静的女儿，玛达丽娜的这种自恋也许是一种善意之举，是母亲保护孩子的行为。

萨丽娅含含糊糊地说了两个字。

“声音大一点，亲爱的。”玛达丽娜提醒她。

萨丽娅清了清嗓子，咕噜咕噜，好像含着痰。“科学。”

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她眼睛的颜色，绿得像不曾被践踏过的牧场，她头发漆黑，皮肤毫无瑕疵，像她母亲一样。我很想知道她是否也漂亮过，说不定像玛达丽娜一样美丽。“跟他们讲讲日晷的事，亲爱的。”玛达丽娜说。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做了个日晷。”玛达丽娜说，“就在我们后院。去年夏天。

谁也没帮她。安德烈亚斯没帮过。我肯定是插不上手的。”她咯咯地笑了。

“赤道式的还是地平式的？”妈妈问。

萨丽娅眼中惊讶地一闪。她先一愣神，然后才明白过来。就像一个人置身于外国的城市，走在拥挤的街道上，耳畔忽然传来零星的乡音。“地平式的。”她用那种奇特的、湿漉漉的声音说。

“你用什么做晷针？”

萨丽娅定睛看着妈妈。“我剪了一张明信片。”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们俩之间怎样交流。

“她小时候老把玩具拆掉。”玛达丽娜说，“她喜欢机械玩具，里头有精巧装置的东西。她不是拿来玩的，对吗，亲爱的？不是，她把它们大卸八块，那么多很贵的玩具，我们刚一给她，就让她拆开了。我那会儿挺担心的，可是安德烈亚斯——说到这儿我得夸夸他——安德烈亚斯说，让她拆吧，这是好奇心的表现。”

“如果你想的话，咱们可以再做一个。”妈妈说，“我的意思是再做个日晷。”

“我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注意你的礼貌，亲爱的。”玛达丽娜说，一条腿伸直了，又弯回去，好像在做舞蹈动作里的拉伸练习。“奥蒂阿姨想帮帮你。”

“要不，别的东西也行。”妈妈说，“咱们可以做别的东西。”

“哎哟！哎哟！”玛达丽娜着急忙慌地把烟吐出来，喘着气说道，“真不敢相信我还没有告诉你，奥蒂。我有大新闻。猜猜看。” 妈妈耸了耸肩。

“我要回演艺圈了！演电影！人家给了我一个角色，主角，大片。你能相信吗？”

“恭喜了。”妈妈懒洋洋地说。

“我带着剧本呢。我应该让你读读，奥蒂，可我就怕你不喜欢。那很糟糕吗？我不介意告诉你，我会郁闷死的。我挺不过去的。我们秋天开拍。”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餐，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行了，怎么回事？你哪根筋不对？” 我说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你最好给我打住，别再干蠢事。那样干不合适。”她说。她习惯

性地眯起了眼睛，微微扬着头。“都今天了，我心里还堵得慌。”

“我没办法，妈妈。别逼我。”

“为什么没办法？你给我说清楚。”

没等我反应过来，话已脱口而出：“她是个丑八怪。”

妈妈紧紧抿起了嘴。她盯着我，脸上没有恼怒，而是一种灰心丧气的表情，好像我耗尽了她的精力。她放弃了。就像一个雕刻家终于丢下木槌和凿子，绝望地面对着一块坚硬的石头，因为他永远敲打不出预想的形状。

“她是人，摊上了可怕的事情。再那样叫她，你再叫给我看看。再叫，再叫就有你好瞧的。”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走上了鹅卵石铺的小路，萨丽娅和我，路

两边都是石墙。我提心吊胆，走在她前面，一定要隔着几步，好让路人或某个同校的男生——上帝啊，可千万别——不会把我俩想成是一起的，可是不管怎样，人家肯定都会那么想。谁都看得出来。最起码，我希望我俩之间的这点儿距离，能够表明我的不满意和不情愿。让我宽心的是，她没有要赶上来的意思。我们从一些农民身边经过，他们晒得黑黑的，满面倦容，刚从集市上下来，正要回家。他们的驴驮着柳条筐，里面装着没卖掉的农产品，驴蹄子踩在小路上，嘚儿嘚儿地响。这些农民我大部分都认得，可我一直埋着头，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我领萨丽娅去了海滩。我选了一处礁石很多的地方，有时候我也来这儿，知道这儿人少，不像别的海滩那么拥挤，比如说阿伊诺斯·罗曼诺斯。我卷起裤腿，站上陡峭的礁石，跳到下一块上，我挑了一块紧靠海的，海浪扑到这儿，又退回去。我脱掉鞋子，把两只脚伸进一堆石头围成的小浅塘。有只寄居蟹匆匆逃离了我的脚趾。我看见萨丽娅在我右边，坐在近处的礁石上。

我们坐了很久，没有说话，望着海洋，潮水低哮，扑撞着礁石。烈风骤起，抽击着我的耳朵，迎面泼溅着咸腥的味道。一只鹈鹕两翼张开，在蓝绿色的水上盘旋。两个女人肩并肩，站在齐膝的水中，高高地拉起着裙子。向西望去，我可以看到这岛的景色，看到房屋和磨坊那明晃晃的白，大麦地的绿，群山参差，满目深褐，年复一年，泉水在山中奔流不息。我父亲就死在那山里。他为一家开采绿色大理石的矿场工作，妈妈怀我已经六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他从悬崖上滑落，摔到了三十米之下的地方。妈妈说，他忘了挂安全钩。

“别那样了。”萨丽娅说。

我正在往附近一个旧铁皮桶里扔石子，她吓了我一跳。我丢歪了。“关你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别那么自以为是。我和你一样不想这样。”

风把她头发吹得乱舞，她正用手按住脸上的面罩。我不知道她能否忍受这日复一日的恐惧，怕不怕忽然吹来一阵劲风，卷走她脸上这块布，那样她就必须去追它，暴露着去追。我什么都没说，又丢了一颗石子，还是偏了。

“你是个蠢货。”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我假装不动。可我一扭头，看见她上了海滩，往回朝着小路的方向去了，于是我穿上鞋，跟着她回了家。我们到家时，妈妈正在厨房切羊角豆，玛达丽娜坐在不远的地方，涂着指甲，抽着烟，往茶碟里弹着烟灰。一看见那茶碟，我就吓得手脚发麻，那是一套瓷器当中的一个，是妈妈从她外婆那儿继承下来的。要说妈妈的家产中真有什么东西值钱，那就只有这套瓷器了，她几乎从来不肯把它拿出来，始终搁在靠近天花板的那层架子上。

玛达丽娜抽一口烟，就吹一吹指甲，谈论着帕塔科斯、帕帕多普洛斯和马卡雷佐斯，就是这三个上校，那一年早些时候在雅典发动了军事政变，人称“将军政变”。她说她认得一个剧作家，如她所言，是个“好亲爱、好亲爱的男人”，被加上了共产党颠覆分子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这太荒谬了！毫无疑问。完全是荒谬的。你知道宪兵队是怎么让人开口的吗？”她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门，好像宪兵就藏在这房子的某个角落。“他们把胶皮管捅进你屁股，然后把水开到最大。这是真的，奥蒂。我对你发誓。他们拿抹布蘸上最肮脏的东西，人类的脏东西，你懂的，然后把抹布塞进那些人嘴里。”

“很可怕。”妈妈平静地说。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玛达丽娜。这些滔滔不绝、自以为是的政治评论，玛达丽娜和她丈夫的种种派对见闻，她与之叮叮当当、碰过香槟酒杯的诗人、知识分子和音乐家，她罗列的一次又一次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的外国城市游历。她还轻率地对核灾难、人口过剩和污染问题发表见解。妈妈迁就玛达丽娜，她面带微笑，眉头微皱，稀里糊涂地听着她的故事，可我知道她心里对她并不客气。她也许认为玛达丽娜在炫耀。她也许觉得玛达丽娜让她难堪。

是什么引起了怨恨，败坏了妈妈的善良、她的救助，以及她英勇的行为？是它们身上那一层知恩图报的阴影。这是她的需求，这是她让你背负的债务。她把这些行为当成了现款，拿来换取忠诚和顺从。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年前玛达丽娜要离开。那条把你拉出洪水的绳子，也会变成捆住你脖子的套索。人们到头来总是让妈妈感到失望，我也如此。他们无法偿还自己欠下的债，无法以妈妈希望的方式偿还。妈妈得到的安慰奖就是居高临下的无情的满足，将自己置于具有战略优势的高位，随意地对别人做出判断，因为只有她，才是那个人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

我为此难过，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妈妈自身的穷困，她自己的焦虑，她对孤独的恐惧，对无依无靠，对遭人遗弃的惧怕。那说到我，又是怎样的呢？我了解我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她需要什么，可还是故意而坚定地拒绝了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心让我们之间隔着一块大陆，一座大洋——更确切地说，既有大陆，也有大洋。

“他们对讽刺全无感觉，军政府……”玛达丽娜正在说着，“…… 这个样子镇压人民。在希腊！民主的诞生地……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我们在海滩上玩来着。”萨丽娅说。

“好玩吗？玩得开心吗？”

“开心极了。”萨丽娅说。

妈妈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眼，再看看萨丽娅，目光又挪回到我身上，可是玛达丽娜已经眉开眼笑，不出声地拍起了巴掌。“真好！现在我不用担心了，你们两个好好玩，奥蒂和我就有时间做我们自己的事了。你说是吗。奥蒂？咱们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没做呢！”

妈妈愣愣地笑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卷心菜了。

从那时起，萨丽娅和我便可以自由行动了。我们可以到岛上探险，在海滩上玩游戏，小孩该怎么玩，我们就能怎么玩。妈妈会给我们包好三明治，一人一个，我们可以在早餐之后一起出发。

一旦出了大人的视线，我们便常常分开。在海滩上，我要么游泳，要么脱掉上衣，躺在大石头上，萨丽娅会走掉，不是去捡贝壳，便是在水里的礁石上跳来跳去，这样很不好，因为浪太大了。我们走的是小道，绕来绕去，穿过葡萄园和大麦地，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事。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闲荡。那个年月，蒂诺斯还没什么旅游业，实际上是个农业岛，人们要靠自己的奶牛、山羊、橄榄树和小麦来过日子。最后我们觉得无聊，就找个地方吃午饭，安安静静地，在树阴下，或是磨坊边乘凉，咬一口，就看看峡谷，望着长满多刺灌木的野地，群山，大海。

有一天，我溜溜达达往城里的方向去了。我们住在岛的西南岸，往南走上几公里，就是蒂诺斯城。城里有个卖小玩意儿的小商店，开店的是个愁眉苦脸的鳏夫，名叫鲁索斯先生。随便哪一天，你都能很容易地在他商店的橱窗里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四十年代的打字机，到皮子做的劳动鞋，要不就是一个风向标，老花架子，巨型蜡烛，当然还有帕纳伊亚福音教堂圣母像的复制品。没准儿还能见到一只黄铜大猩猩。鲁索斯先生也是个业余摄影师，他在店后面弄了个暗房。每年八月，当朝圣者来到蒂诺斯参观圣像的时候，鲁索斯先生就卖给他们胶卷，还在暗房里替他们冲洗照片，以此收费。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在他的橱窗里瞧见了一架照相机，放在破旧的铁锈色皮匣子上。每隔几天，我都要去一趟小店，盯着这架相机，想像自己到了印度，皮匣子的系带吊在我肩膀上，我在拍照片，拍我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稻田和茶园。我还要拍印加古道。我要骑在骆驼背上，坐在尘土呛人的旧卡车里，或是徒步，勇敢地面对炎热，直到站在斯芬克斯和金字塔下，举目凝望，我要把它们也拍下来，然后看着自己的照片发表在光面纸印刷的杂志上。正是这个原因，在那天上午把我吸引到了鲁索斯先生的窗前，虽然商店当天关门，可我还是站在外面，脑门顶着玻璃，做起了白日梦。

“什么型号？”

我往后退了退，在窗户上看见了萨丽娅的倒影。她用手帕擦了擦左脸。

“那台相机。”

我耸耸肩。

“好像是阿耳戈斯C3。”她说。

“你怎么知道？”

“这是过去三十年里最畅销的35 毫米相机。”她用略带责备的语气说道，“不过外观上不怎么好看。太丑了。看上去像块砖头。这么说你想当摄影师？我是说等你长大了。你妈说你想。”

我转过身。“妈妈告诉你的？”

“怎么了？”

我耸耸肩。妈妈和萨丽娅连这种事都谈，真让我难堪。我不清楚她是怎么说的。她会打开自己的武器库，挥起唇枪，舞动舌剑，一本正经，却语带嘲笑，就像她谈起那些怪事、糗事时一样。她会你在眼皮底下剁碎你的雄心壮志。马科斯想走天下，用镜头拍遍地球。

萨丽娅坐在人行道上，拉起裙子，盖住膝盖。这是个大热天，阳光好像长了尖牙，啃噬着皮肤。几乎没人出门走动，街上只有一对老两口儿，迈着僵硬的步子蹒跚而过。老头儿大概叫德米斯什么的，戴着灰色前进帽，穿棕色的花呢夹克，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过厚重。我记得他脸上带着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有些老年人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一成不变地受着怪异发现的惊吓，殊不知这就是衰老，直到多年以后进了医学院，我才怀疑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他们经过的时候招手致意，我也摆手还礼。我看见他们注意到了萨丽娅，步子突然停了一下，旋即继续前行。“你有照相机吗？”萨丽娅问。

“没有。”

“你拍过照片吗？”

“没有。”

“那你还想当摄影师？”

“你觉得奇怪？”

“有点儿。”

“那我要是说我想当警察，你也觉得奇怪吗？就因为我从来没给人家戴过手铐？”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我看得出，如果她能，她一定在笑。“所以你是个聪明的蠢货。”她说，“给你个建议：别当着我妈的面提这相机，要不然她一定会给你买下来。她正急着讨你的好呢。”手帕上了脸，又下来了。“可我觉得奥德丽娅不会同意。我猜你也知道。”

我既感到惊奇，同时又有点儿不安，这么短的时间，她怎么能看出这么多东西。我想，也许是因为有那个面罩，因为有掩盖的优势，也就有了警醒、观察和细看的自由。

“她可能会让你把它还回去。” 我叹了口气。她说得没错。妈妈不会接受这样简单的补偿，如果牵涉到钱，那就更不可能了。萨丽娅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我问你，你家里有没有盒子？”

玛达丽娜和妈妈在厨房喝着葡萄酒，我和萨丽娅上了楼，用黑色记号笔涂鞋盒。鞋盒是玛达丽娜的，装着一双酸橙绿色的高跟鞋，鞋是新的，仍然包着棉纸。

“她打算穿这种鞋去哪儿？”我问。

我能听到玛达丽娜在楼下，谈着她上过的表演课，老师要求她做练习，让她假装自己是蜥蜴，一动不动地趴在石头上。接着便是一串笑声——她的笑声。

我们涂完了第二道，萨丽娅说还得再涂第三道，确保任何小地方都不会漏掉。黑色必须均匀，做到天衣无缝。“照相机就是这样的，”她说，“一个黑盒子，上面有个眼儿，让光线进来，再拿东西来吸收光线。把针给我。”

我把妈妈的一根缝衣针递给她。至少可以说，我对这架自制相机的前景，对它到底能拍出什么，是心存怀疑的，就凭一个鞋盒子，加一根针？可是萨丽娅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带着如此之强的信念和自我肯定的信心，那我也不得不留出点儿余地，万一这玩意儿能用呢？她弄得我在心里想，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已经计算过了。”她说，小心翼翼地拿针扎着鞋盒，“没有透镜，咱们就不能在小的这一面上扎眼儿，这盒子太长了。不过宽度刚刚好。关键是扎出来的针孔要尺寸正确。我算的是0.6 毫米，大概吧。行了。现在咱们要做个快门。”

在楼下，玛达丽娜一度压低了声音，变成了急切的低语。现在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可我听得出来，她讲话的速度慢下来了，吐字也清楚了，我能想像她现在身体前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视，眼睛眨都不眨。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熟悉了这种腔调。人们这样讲话时，很可能是在透露、揭发、坦白着某种灾难性的事情，恳求着倾听者。军队伤亡通知小组敲门时，律师向客户兜售辩诉交易的好处时，警察在凌晨三点截停汽车时，还有偷情的丈夫，常常采用这种腔调。而我自己在喀布尔的医院里又用过多少次呢？有多少次我把家属领进安静的房间，请他们落座，给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强打起向家属通报的精神，畏惧着即将开始的谈话？

“她在谈安德烈亚斯。”萨丽娅不动声色地说，“我敢保证她在谈他。他们大吵了一架。把胶带和剪刀递给我。”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说除了很有钱以外？”

“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没有。我没有。因为你不伤心？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美。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身，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

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

你在哪儿？詹娜问，这些照片上都没你。

我喜欢待在镜头后面。我说。这是实话。我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哪一张里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胶卷时，我总是洗印两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给萨丽娅寄回家。

詹娜问我旅行的钱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用了遗产的钱。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遗产是萨丽娅的，不是我的。与玛达丽娜不一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安德烈亚斯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只有萨丽娅。她把一半钱给了我。我本该用这钱把大学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撑起身体，越过我，横到床的另一头，小乳房擦着我的皮肤。她拿了烟盒，点了支香烟。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广场遇见她的。当时我坐在通往广场的石头台阶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6] 。她走上来，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见过太多像她这样的漂亮姑娘，在罗马的教堂和广场附近，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荡。她们抽烟，大声说话，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我摇了摇头，说：什么？她笑了笑，蹦出个噢，接着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打火机？烟。我摇摇头，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她，我不吸烟。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飘忽不定。午前的阳光照着她钻石形的脸，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

我打了个盹儿，后来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La tua ragazza ？她问。她发现了那张萨丽娅在海滩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的那一张。你女朋友？

不是。我说。

你妹妹？

不是。

La tua cugina ？你表妹，si ？[7]

我摇了摇头。

她又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紧嘬了几口，把烟抽完。不是。她说得咬牙切齿，而且让我惊讶的是，甚至怒气横生。Questa è la tua ragazza ！[8]你女朋友。我认为是，你是大骗子！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机，点着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车站，走到大约一半，我才意识到照片丢了。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没有选择，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个瘦削、结实、寡言少语的瓦索[9] ，跟着我们，做我们非正式的智利向导。加里是个美国人，我们仨当中的头狼，一头黄毛，看上去脏兮兮，满脸的粉刺坑。这张脸似乎在诉说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10] 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11]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

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

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去？

对。

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

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

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蹚，往石头缝里瞧，一无所获，越来越慌。后来，就在一筹莫展，准备放弃之际，我瞥见矮坡上的灌木丛中白花花地一闪。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乱蓬蓬的刺藤中间。我摘出它，弹落尘土，眼中满溢着如释重负的泪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桥下。在布鲁塞尔睡青年旅社。有时我挥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个房间，洗个热水澡，刮刮胡子，穿着浴衣吃饭。我看彩色电视。那些城市，道路，乡村，我遇见的人们，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一种越来越来强烈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流浪，在等待着临于我身的大事件，它将改变一切，它在让我用过往的全部人生，为它的到来做着铺垫。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12] ， 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什么背包？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13] 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 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

玛达丽娜说她拍完电影之后，就来接萨丽娅，她说电影应该圣诞节前就能完成。

“说实话，我要把你们全接到雅典。”她说，脸上洋溢着惯常的愉悦。“咱们一起参加首映礼！那该多棒啊，对不对，马科斯？咱们四个，盛装打扮起来，漂漂亮亮，仪态万方地走进戏院。”

我说对，不过我不太敢想像妈妈穿起花哨行头，仪态万方地走进任何东西的模样。

玛达丽娜唠叨了一通这样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说过两个星期，等学校开学，萨丽娅就能够跟着妈妈恢复学习——当然是在家里。她说她会给我们寄明信片，给我们写信，寄电影剧照。她还说了好多别的，可我听不进那么多。此时我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巨石落了地，从头到脚一阵晕眩。我对夏季行将结束的恐惧，如同我肚子里的一个绳结，每过去一天，便缠得紧一些，而我要备好一副铁石心肠，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别。如今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渴望着在早餐桌上见到萨丽娅，聆听她声音里那些怪异的动静。我们勉强吃点儿东西，便出门爬树，在大麦地里互相追逐，分开庄稼，发起冲锋，呼喊着战斗的口号，蜥蜴在我们脚下四散奔逃。我们在山洞里藏起了假想的财宝，还在岛上找到了几处地点，可以传出最棒、最响的回声。我们用自己的针孔相机，拍下磨坊和鸽舍的照片，拿给鲁索斯先生，让他帮我们洗印。他还让我们进他的暗房，教我们摆弄不同的显影剂、定影剂和停显液。

玛达丽娜宣布要走的那个夜晚，她和妈妈在厨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玛达丽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时萨丽娅和我待在楼上，正在玩塔弗利棋[14] 。萨丽娅占据了玛纳位[15] ，而且已经将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盘。

“她有情人了。”萨丽娅摇着骰子说。

我吓了一跳。“谁？”

“‘他问是谁’。你认为是谁？”

这个夏天，我已经学会了从萨丽娅的眼神中读出她的表情，她这会儿看着我，一如我站在海滩上，问水在哪儿。我想赶快补救一下。“我知道是谁。”我红着脸说，“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你知道……”我只是个十二岁的男童。我的词汇表里还没有“情人”这样的词。

“你猜不到吗？导演。”

“我正想说来着。”

“埃利亚斯。他是个人物。他把头发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样。

他还留了点儿小胡子。我猜他认为这样很潇洒。他很可笑。他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毫无疑问。我妈也这样认为。你真该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德行，她很腼腆，很听话，好像因为他是个天才，她就得低眉顺眼，事事都由着他。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就看不出来。”

“玛达丽娜阿姨会嫁给他吗？”

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对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劲的。最最差劲的。” 她摇了摇手里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亚斯除外吧，我认为。他挺好的。相当好了。不过呢，板上钉钉，她要离开他了。她总是上那些王八蛋的当。”

“你是说你父亲也是？”

她眉头稍微一皱。“我父亲是个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着大暴雨，在一个火车站。他们一起过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谁。她也不知道。”

“哦。我记得她说起过她第一个丈夫。她说他喝酒。我还以为……”

“呃，是多利安吧。”萨丽娅说。“他也是个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盘上。“他老揍她。本来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变得暴跳如雷。跟天气一样，怎么能变得这么快？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干，就是在家里躺着。喝起酒来他真没记性。比方说，他就让水龙头那么开着，把家给淹了。我还记得他忘了关炉子，差一点儿烧光了所有东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点时间，把它弄结实。

“多利安真正爱的只有阿波罗一个。所有邻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说阿波罗。几乎没人见过他，只是听到他在叫。这就够让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后头，用大块的羊肉喂他。”

萨丽娅说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费劲也能想得出来。多利安喝高了，狗没人管，没人拴，在院子里溜达。纱门是开着的。

“你那会儿多大？”我低声问她。

“五岁。”

然后我问了那个从暑假开始、一直挂念至今的问题。“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我是说……他们就不能……”

萨丽娅移开了目光。“请别问了。”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在这几个字后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对不起。”我说。

“改天我一定告诉你。”

她后来确实告诉了我。糟糕的手术，灾难性的术后伤口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引起了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医生不仅将皮瓣割除，还从她残留的左脸上切去了更多的组织，同时锯掉了部分下颌骨。由于并发症，她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她差一点就死了，应该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不许医生再碰她。

“萨丽娅，”我说，“我还要再说对不起，为我们刚见面那天发生的事。” 她翻起眼睛看着我。早先那种顽皮的光又回来了。“你早该说对不

起。可是没等你吐得满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个蠢货。”

玛达丽娜走的时候，还有两天就要开学。她穿着紧身的奶油色无袖长裙，绷出苗条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阳镜，头发用白丝巾紧紧扎住。她这身打扮，就好像担心自己身上哪个地方会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让自己这样紧绷着。在蒂诺斯城的渡口，她拥抱了我们大家。她抱萨丽娅抱得最紧，时间也最长，嘴唇抵住萨丽娅的头顶，给了她一个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终没摘下自己的墨镜。

“你也抱抱我。”我听见她小声说道。

萨丽娅回抱了她，动作僵硬。

渡轮呻吟着，晃晃悠悠地驶离，身后留下一条翻卷的水浪，我以为玛达丽娜会站到船尾，挥手作别，抛来飞吻，她却快步走到船头坐下，看也没看我们。

回到家，妈妈吩咐我们坐下。她站在我们面前说：“萨丽娅，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你不必再戴那个东西了。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你就摘了它。这事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就在此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妈妈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为玛达丽娜戴的，为了不让她难堪，不让她丢脸。

好半天，萨丽娅一动也不动，一个字也不说。然后，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开了脑后的系带。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视着她的脸。我感到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想要退缩，就像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可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逼着自己不眨眼。

妈妈说，她要让我在家学习，直到玛达丽娜回来，这样萨丽娅就不必一个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饭，她给我们上课，早晨她去学校之前，给我们留好作业。这样安排听上去不错，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实际上，在家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妈妈走了以后。萨丽娅毁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岛，不停地有人来敲门，带着满心的好奇。你想想，岛上突然耗尽了面粉、大蒜，甚至盐，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人无心掩饰自己的目的。在门口，他们的目光总是飞向我身后。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大部分人连邻居都不是。他们走上好几里地，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当然了，我从来没让他们进过家门。当着他们的面把门一关，让我很有几分满足。可我也感到郁闷和沮丧，心里明白，如果我留下来，我的生活将受到这些人过深的影响，最后我势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小孩们更讨厌，简直无法无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个在外面晃晃悠悠、逮着机会就爬我们家墙的孩子。正学习的时候，萨丽娅会拿铅笔轻轻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头，准能看见一张紧贴在窗户上的脸，有时候还不止一张呢。情况太糟了，我们不得不上楼，把窗帘全拉上。有一天我打开门，发现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男孩，名叫彼得罗斯的，和他三个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币，要求瞧一眼。我说不，他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马戏团吗？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了妈妈。她听了以后，脸都气紫了，死死地咬着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们的课本，还有两份三明治，摆在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萨丽娅已经明白了，于是她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蜷缩起来了。到了出门的时间，她开始说不。

“奥蒂阿姨，不要。”

“把手给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给我。”

“我不想去。”

“我们要迟到了。”

“别逼我，奥蒂阿姨。”

妈妈伸出两只手，把萨丽娅从椅子上拉起来，弯下腰，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此时此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她罢休。“萨丽娅，”她尽量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不因为你而觉得羞耻。”

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妈妈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奋力向前，好像在迎着狂风艰难跋涉，步子很小，两只脚紧着倒腾。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妈妈就是迈着同样的脚步，手拿大枪，一往无前地走向玛达丽娜父亲的房子。

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 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

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你继父来的。”妈妈说。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 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16] 。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

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

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 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 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

多年以来，她一直给我写电子邮件，为我记录下重塑蒂诺斯的这些变化。带有卫星天线、可以拨号上网的海滨酒店，夜总会、酒吧、小酒馆，为游客服务的餐馆和商店，出租车，公共汽车，人潮，躺在海滩上的半裸的外国女人。如今的农民已经不骑驴了，他们开上了小卡车——最起码那些留下来的人是这样。大部分农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不过，现在有些人也在回迁，回到岛上安度晚年。

“奥蒂一点儿也不高兴。”萨丽娅说，她指的是这种变革。她也给我写过这些，写老岛民们的怀疑，他们对新来者，对随之涌入的改变满腹疑惑。

“你好像不介意变化。”我说。

“抱怨不可避免的东西无济于事。”她说。接着又道：“奥蒂会说：‘行了，早知道你会这样讲，萨丽娅，你又不是在这儿生的。’”她哈哈

大笑，响亮而开怀。“本以为在蒂诺斯住了四十年，怎么着也有这资格了。没想到现在我才搞明白。”

萨丽娅也变了。尽管她穿着冬衣，我还是能看出她屁股厚了，长胖了——不是肥胖，是干胖。如今她带着一种开心的自嘲，一种顽皮的揶揄，就像她评价我的时候那样，搞得我每次都怀疑，她发现了我做的事有点儿蠢。她眼中明亮的目光，这种开怀的大笑，两颊上不落的红晕——总体的印象是，一个农民的媳妇。一个顶梁柱般的女人，外表上大大咧咧，嘻嘻哈哈，却透着一股子朝气蓬勃的威信和强悍，由不得你傻乎乎地加以质疑。

“生意怎么样？”我问，“你还在工作吗？”

“偶尔有。”萨丽娅说，“你知道这世道。”我们一起摇了摇头。在喀布尔，我一直在看新闻，知道这一轮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我在CNN上看到，希腊青年朝议会外的警察扔石头，而警察们穿着防暴衣，发射催泪瓦斯，挥舞着警棍。

萨丽娅做的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意。数字时代到来之前，她基本上是个女师傅。她去别人家里，给电视机焊功率晶体管，给旧的真空管收音机换信号电容器。人家把她叫去，修理出毛病的冰箱恒温控制器，封好渗漏的水管。老百姓凭自己的能力给她付钱。如果人家付不起，那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活干了。我不是真需要这钱。她说，我把干活当成玩游戏。拆东西，看看里面怎么运转，仍然让我觉得兴奋。这段日子，她如同一个自开自支的独女计算机服务部。她知道的所有东西都是自学来的。她只收些名义上的费用，帮人家排除电脑故障，修改IP 设置，解决程序瘫痪和运行缓慢的问题，替人升级，处理启动失败。我曾不止一次从喀布尔打电话给她，焦急地求她帮忙，因为我的IBM 死了机。

走到我母亲的房子，我们在外面待了一会儿，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橄榄树下。我看到了妈妈最近那些狂乱工作的成果——重新粉刷过的墙，只搭了一半的鸽子房，一块木板上放着把锤子，还有一个敞开的钉子盒。

“她怎么样？”我问。

“哦，和以前一样难伺候。所以我装了那个玩意儿。”她指了指屋顶上的卫星天线。“我们看外国肥皂剧。阿拉伯的最棒，也可以说最烂，演来演去都是一回事。我俩猜剧情，弄得她都不爱搭理我了。”她一步迈进大门。“欢迎回家。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回到家很奇怪。我看见了几件不熟悉的家什，比如客厅里的皮椅子，电视前白色的柳编茶几。可是其他东西大体上都还在老位置。厨房的桌子现在蒙上了塑料桌面，图案是交错排列的茄子和梨；直背的竹椅子；藤篮里的老油灯，油烟熏黑了扇贝形的灯罩；我和妈妈的照片——我穿白衬衫，妈妈穿着她的好裙子——仍然挂在客厅壁炉架的上方；妈妈的那套瓷器也还是放在高架子上。

可是，等我放下行李箱，却感到每样东西中间都有个空空的洞。我母亲和萨丽娅在这儿相依为命，一过就是几十年，对我而言，这段岁月却是黑暗而辽阔的空白。我一直在缺席。缺席于萨丽娅和妈妈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的每一顿饭，缺席于那些欢笑，争吵，持久的烦闷，疾病，正是这一长串简单的仪式构成了人的一生。进入我童年的家有点迷惑，就像一部小说，很久以前我读了开头，后来又把它丢开，现在却在读它的结尾。

“来点蛋好吗？”萨丽娅问。她已经套上了长长的印花围裙，正在往平底锅里倒油。她在厨房里来回移动，操控自如，一副当家做主的模样。

“好啊。妈妈在哪儿？”

“睡着呢。她折腾了一宿。”

“我去看一眼。”

萨丽娅从抽屉里捞了把打蛋器。“你要把她弄醒，我惟你是问，大夫。”

我踮着脚尖上了通往卧室的楼梯。房间黑暗。窗帘拉着，接缝处透进一片窄窄的阳光，横打在妈妈的床上。空气中充满了疾病。它不仅仅是一种气味，而更像一种有形的存在。每个医生都感觉得出来。疾病像蒸汽一样弥漫于房间。我在入口处站立片刻，让眼睛适应一下。忽然一片方形的彩光变幻，打破了黑暗，这一片光来自床边的梳妆台，我想那是萨丽娅睡的一边，原先我睡的那一边。有几个数字相框，亮起的是其中一个。稻田，木屋，灰瓦铺就的房顶，渐变为拥挤的巴扎，铁钩子吊着剥了皮的羊，再变为一个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浑浊的河边，用手指头刷着牙。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妈妈床边。我的眼睛适应过来了，我看着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我吓了一跳，妈妈缩得竟然如此之小。已经如此之小。印花睡衣松松垮垮地兜着她的小肩膀，盖着她已然扁平的胸。我不喜欢她睡觉的样子，嘴巴张开，耷拉着，好像在做一个苦梦。我也不喜欢看到她睡觉时，假牙在嘴里滑得歪七竖八。她眼皮微微颤动了几下。我坐了一会儿。我问自己，你本来指望什么？我听到钟在墙上滴滴答答，楼下萨丽娅的铲子在煎锅里乒乒乓乓。我打量着妈妈房间里平庸生活的细节。固定在墙上的平板电视；屋角的电脑；床头柜上没做完的数独游戏，那一页上放着一副老花镜；电视遥控器；装人工泪液的小药水瓶；一管类固醇药膏；一管假牙胶；一小瓶药片；地板上还有一双牡蛎色的毛茸茸的拖鞋。她以前绝对不会穿这种东西。拖鞋旁边有个敞开的袋子，里面装着纸尿裤。我无法把这些东西和我母亲联系在一起。我抗拒它们。在我看来，它们属于一个陌生人。某个四体不勤、与世无争的人。某个绝对不会让你动怒的人。

在床对面，数字相框里的照片又一次发生了变化。我连着看了几张，然后想起来了。我认得这些照片，是我拍的。是我当年……干什么来着？对了，走天下。洗照片的时候，我总是一式两份，寄一套给萨丽娅。她都留着呢。这么多年啊。萨丽娅。一股甜甜的情感涌遍我全身，好像吃了蜂蜜。她就是我的亲妹妹，我活生生的“马纳尔”，一直都是。

她在楼下叫我名字。

我悄悄起身。就在走出房间的当口，我一下子看到了某个东西。某个装在镜框里的东西，钉在钟下面的墙上。黑暗里，我看不出那是什么。我开了手机，借着微光一瞧。原来是美联社的一篇报道，写的是我在喀布尔效力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我记得这篇采访。记者是个讨人喜欢的韩裔美国人，有点儿结巴。我们合吃了一盘卡布利——阿富汗的抓饭，里面是糙米、葡萄干和羊肉。文章正中配了张合影。我，几个孩子，纳比在后排，直挺挺地站着，手背在身后，兼具多种表情：愁苦，害羞，以及庄重，一如阿富汗人在照片上经常刻意摆出的姿态。阿姆拉也在，还有她的养女罗诗。所有孩子都面带笑容。“马科斯。”

我关上手机，下了楼。

萨丽娅把一杯奶放到我面前，还有一盘热气腾腾的蛋，底下铺了一层番茄。“放心吧，奶我已经加过糖了。” “你还记得。” 她坐下了，连围裙也懒得摘，胳膊肘放到桌上，看着我吃东西，不时拿手帕擦一下自己的左脸。

我一直试图说服她，同意让我在她脸上做做手术，每一次尝试我都记得。我告诉她，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我相信我能行，就算无法修复，最起码也能显著改善她面部的残损。萨丽娅拒绝了，实在让我大惑不解。我就是这个样子。她对我说。一个平淡无趣、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我当时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理解。我无情地想到了监狱里的囚犯，他们被判了终身监禁，不敢出狱，害怕获得假释，害怕改变，害怕面对没有铁丝网和岗楼的新生活。

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我无法假装知道那种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它山一样的重负，努力，坚忍。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为了取悦她，我奋力吃蛋，哪怕并不真饿。“太好吃了，萨丽娅。”

“对了，你兴奋吗？”

“你什么意思？”

她把手伸到身后，拉开厨台的抽屉，取出一副方形镜片的太阳镜。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接着我想起来了。日食。

“哦，当然。”

“一开始，”她说，“我以为我们从针孔里看看就行了。可是后来奥蒂说你要回来。那我就说：‘成，这么着好了，咱们也时髦一下。’”

我们聊了一会儿日食，它应该在明天出现。萨丽娅说，日食将在早晨开始，大概中午结束。她已经看过了天气预报，放了心，岛上不会是阴天。她问我想不想再来点蛋，我说想，然后她告诉我，鲁索斯先生老当铺的旧址已经建起了网吧。

“我看见那些照片了。”我说，“在楼上。还有那篇文章。”

她把我掉在桌上的面包屑扑落到手里，看也不看就丢进身后的洗碗池。“哦，那很简单。再说扫描和上传也不难。难就难在按照国别给它们分类。我得坐下来好好琢磨，因为你从来都不写个说明，只寄照片。她在这方面非常较真，要按国别理顺了。她就是要弄成这个样子。她非这么干不可。”

“谁？”

她发出一声叹息。“‘谁？’他问。奥蒂呗。还有谁？”

“是她的主意？”

“那文章也是。是她在网上找到的。”

“妈妈搜过我？”我问。“我就不该教她。现在她收不住了。”她咯咯一笑，“她每天搜你。真的。你遇上网络跟踪狂了，马科斯·瓦尔瓦里斯。”

妈妈在午后下了楼。她穿着深蓝色的浴袍，还有那双已经让我暗自憎恶的绒毛拖鞋，看上去梳了头。我见她走下楼时动作正常，总算放了心，她对我张开双臂，睡眼惺忪地笑着。

我们坐在桌边喝咖啡。

“萨丽娅呢？”她吹着杯子问道。

“出去弄吃的了，明天吃的。那是你的吗，妈妈？”我指了指新扶手椅旁边、靠墙放着的一根手杖。刚进家我都没注意到它。

“哦，我很少用它。坏天气才用，还有散步时间长的时候。即使那样，也主要图个心里舒坦。”她说起来也太轻描淡写了，我可知道，她对手杖的依赖程度远远大过她嘴上说的。“我担心的是你。那个可怕的国家，那些新闻。萨丽娅不想让我听到。她说那会让我寝食难安。”

“我们确实有暴力事件，”我说，“但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而且我总是很小心的，妈妈。”我肯定不会告诉她，马路对面的酒店发生过枪击，对外国救援人员的袭击近来也大幅增加，而且我所谓的“小心”，指的是我在城里开车出去时，一直带着一把9毫米的手枪，也许一开始我就不该提这茬。

妈妈喝了口咖啡，暂时鸣金。她没逼我。我弄不清这是不是好事，也不清楚她是不是走神，像老年人那样想自己的心事去了，或者这只是一种战术，不想把我逼入绝境，逼得我撒谎，或是说出只会让她揪心的事情。

“圣诞节我们想你来着。”她说。

“当时我走不开，妈妈。”

她点点头。“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喝了口咖啡。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学校之前，妈妈都和我在这张桌子上吃早点，安安静静，简直可以说一片肃穆。我们谈得太少了。

“你知道的，妈妈，我也担心你。”

“用不着。我自己照顾自己，挺好的。”昔日那种目空一切的自负忽然闪现，如同雾中的一道微光。

“可是能多久？”

“我能多久就多久。”

“那等你不能的时候呢，那又怎么办？”我不是在和她抬杠。我这么问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角色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扮演一个角色。

她抬起眼睛，和我四目相对。然后，她往杯子里加了一勺糖，慢慢地搅着。“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马科斯，但是人们通常回避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活着，全凭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实际上呢，支配他们的是他们害怕的东西，是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我听不懂，妈妈。”

“哦，就拿你来说吧，举个例子。你离开这儿了。你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你害怕被困在这儿。和我一起。你害怕我拖你后腿。再拿萨丽娅来说。她留下了，那是因为她不想再让人盯着看。”

我看着她尝了尝咖啡，又往里面倒了满满一勺子糖。我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想和她争辩，总是感觉力不能及。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给我还嘴的余地，一张口就用大实话把我拍扁，有什么说什么，直截了当。我总是一个字都说不上来，就被她彻底击溃。我老觉得这不公平。

“你呢，妈妈？”我问，“你怕什么？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负担。”

“你不会的。”

“噢，这可让你说对了，马科斯。”

这句谜一般的话让我坐立不安。我一下子想起了纳比在喀布尔给我的信，他那份死后的告白。苏莱曼·瓦赫达提和他立下的那份契约。我禁不住地想，妈妈是否也和萨丽娅有了相似的约定，她是否已经选好了萨丽娅，在大限将至的时候救她脱离苦海。我知道萨丽娅会这么干。她现在是个强人了。她救得了妈妈。

妈妈打量着我的脸。“你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马科斯。” 她说。她的语气现在变得和缓了，重新引导着谈话的进程，仿佛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发现了我的焦虑。假牙，尿裤，绒毛拖鞋，这些东西刚才让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

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17]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了看手表。“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她兴奋地搓搓手，在键盘上敲了句什么。我看着她俩，妈妈戴着黑眼镜，青筋暴凸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萨丽娅急风暴雨般地敲打着键盘，白发从无檐便帽下散乱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琢磨着妈妈说过的话，思绪飘飘荡荡，想起了玛达丽娜。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常为妈妈不做、而别的母亲都会做的那些事耿耿于怀：牵着我的手走路，让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给我读童话书，亲我脸蛋道晚安。这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却一直视而不见，任由它处在不被承认和未受赏识的状态，在我的满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亲绝不会离开我。这是她给我的礼物，这是个铁打的事实，她绝不会对我做出玛达丽娜对萨丽娅做的事。她是我的妈妈，她不会离我而去。对这一点，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接受，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曾为此感谢过她，就像我不曾感谢过洒在我身上的阳光。

“看！”萨丽娅大叫了一声。

突然，我们周围的一切——地上，墙上，我们的衣服上——无数小小的，闪亮的光镰出现了，新月形的太阳发出的光，从我们家橄榄树的树叶之间穿过。我发现一片月牙儿在我的杯子里，在咖啡上闪烁着，还有一片在我的鞋带上起舞。

“把你的手给我，奥蒂。”萨丽娅说，“快点！”

妈妈张开双手，掌心向上。萨丽娅从衣袋里拿出一片方形的雕花玻璃。她拿着它，放到妈妈手掌的上方。忽然，好多月牙儿形的小彩虹出现了，在我母亲手上，在满是皱纹的皮肤上颤抖着。她也喘息起来。

“快看，马科斯！”妈妈说。她龇着牙乐啊，高高兴兴地，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活像个小女生。我以前从没见过她笑得这么纯洁，这么没有心计。

我们坐着，我们仨，看着颤抖在我母亲手上的小彩虹，我既觉得悲伤，又苦于旧创，每种感觉都像一只爪子，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做的是好事。

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些话我已经等了多半辈子。现在太迟了吗？我们，妈妈和我，已经虚掷得太多，蹉跎得又太久吗？我心里有一部分在想，最好让一切照旧，仿佛我们谁也不知道，一直以来我们有多么难以相合。那样就会少些痛苦。也许好过这份迟来的礼物。这脆弱的、战栗的小小微光，映射出我们之间原本可以怎样相处。它招致的只会是悔恨，我问自己，悔恨有什么好处？它什么也不能挽回。

我们失去的东西再也无法弥补。

可是我的母亲开了口。“多美啊，对吗，马科斯？”我对她说：“是的，妈妈。很美。”我心里好像决了口。我伸手过去，把我母亲的手拿在了掌中。

[1]　美尔忒弥（Meltemi）是地中海季风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名字。

[2]　帕纳伊亚（Panagia）是东正教对圣母马利亚的敬称之一。

[3]　埃利尼科斯咖啡（ellinikós kafés），就是“希腊咖啡”。

[4]　帕斯特利（pastelli），蜂蜜芝麻糕。

[5]　所谓“中国人的诅咒”来自一句没有出处的中国谚语：“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6] 　西班牙广场（Piazza di Spagna），经西班牙阶梯，通往山上的圣三一教堂。

[7]　意大利语：是吗？

[8]　意大利语：这就是你女朋友！

[9]　瓦索（huaso），相当于智利牛仔。

[10]　利特雷（Litre），全称Lithraea caustica，智利矮树，有刺，致人过敏。

[11]　皮斯科拉（piscola），智利流行的鸡尾酒，以皮斯科白兰地混入可乐或姜汁汽水调成。

[12]　古尔的意思是花。

[13]　二人翻绳游戏，原文是cat' s cradle，猫的摇篮。

[14] 　塔弗利（tavli），希腊的双陆棋。

[15]　即主位。

[16]　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Dimitrios Mpogris，1890—1964），又名迪米特里奥斯·博尔格里斯（Dimitrios Bogris），希腊剧作家，1936 年首演的《婚约》（Engagements）是现代希腊戏剧史上的悲剧名作。

[17]　分别对应着帕金森氏症、亨廷顿氏舞蹈症、格雷弗斯病（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唐氏综合征，以及瓦尔瓦里斯太太罹患的格里克氏症，即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人症。

第九章

2010 年冬

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和我每晚有个仪式。我说二十一遍比斯敏俩[1]，他把我塞进被窝，然后坐到我旁边，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脑袋里摘去噩梦。他的手指从我脑门跳到太阳穴，耐心地在我耳朵和脑袋后面搜寻，每从我脑袋瓜里抓走一个噩梦，他就发出“砰”的一声，好像拔掉瓶塞的动静。他把这些梦一个一个，收进他腿上无形的袋子，再把袋口扎牢。接着，他会在空气里搜寻，找出一堆好梦，来替换那些被他没收的梦。我看着他微微翘起脑袋，皱着眉，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又像竖起耳朵，听远方的音乐。我屏住呼吸，等着那个时刻到来，等着我父亲脸上绽开笑容，口中念念有词：哟，这儿有一个，等他捧出双手，让梦落在掌心，仿佛那是一片轻旋慢舞的花瓣，从树上飘落。然后，轻柔地，非常非常轻柔——我父亲说过，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脆弱的，都是容易失去的——他把双手贴近我的脸，用掌心摩挲我的额头，把幸福揉进我的脑海。

我今夜会梦到什么，巴巴？我问。

哦，今夜。嗯，今夜这个可不一般。他总是先这么说，说完再告诉我。他会现编个故事。他把梦给我。在其中的一个梦里，我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另一次，我是魔幻岛上的女王，有会飞的王座。他甚至给过我一个吉露果子冻的梦，那是我最喜欢的零食。我有了魔力，只要我想，挥一挥魔杖，就能把任何东西变成果冻——校车，帝国大厦，整个太平洋。不止一次，我对着猛扑而来的陨石挥舞魔杖，从毁灭的边缘拯救了地球。关于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从不多谈，但是他说，他讲故事的本领得自家传。他说他小时候，他父亲有时会让他坐下——得赶上他心情好，不过这种时候不太多——给他讲故事，故事里都是精灵和仙女，还有魔王。

有些夜晚，我和巴巴掉个个儿。他闭上眼睛，我用双手抚过他的脸，从他脑门开始，经过腮帮子上扎扎的胡子茬儿，然后是嘴唇上方粗粗的胡子毛。

那么，我今夜是什么梦？他抓着我的手，小声问道。他眉开眼笑，因为他已经知道我要给他什么梦了。总是同样的梦。梦见他和他妹妹躺在开花的苹果树下，迷迷糊糊地开始午后的小睡。太阳暖暖地照着他们的脸，阳光辉映着青草、绿叶、头顶上锦簇的花团。

我是个独生的孩子，常常也是个孤独的孩子。我的父母相识于巴基斯坦，当时他们都已经四十岁上下，有了我以后，他们决定不再第二次冒险。我记得我看着邻居家、校园里那些有弟弟妹妹的小孩，满心的羡慕。可我也对有些孩子的相处方式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自己的好运气视而不见。他们的举止就像野狗，互相抓挠，打斗，推撞，彼此背叛，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嬉皮笑脸。他们互不理睬。我真不明白。而我呢，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渴望着，家里不要只有我一个孩子。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个孪生姐妹，在小床上挨着我哭，挨着我睡，和我一起吃妈妈的奶。她会无条件地、全身心地爱我，而且我总是可以从她脸上看到自己。

所以，巴巴的妹妹帕丽就成了我的秘密伙伴，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她。她是我的妹妹，是我一直希望父母能给我的妹妹。早晨我俩肩并肩地在一起刷牙，我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她，我们一起穿衣。她跟我去上学，上课时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直愣愣地看着前方的黑板，我总是能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色的侧影。课间休息时，我带她去操场，不管是滑滑梯，还是从攀爬架一个杠子摆荡到下一个杠子，我都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后。放了学，我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画画，她也在一旁耐心地涂涂抹抹，要不就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等我画完，我们便跑出去跳绳，我们的影子成双结对，在水泥地上蹦上蹦下。

谁也不知道我和帕丽的游戏。连我父亲也不知道。她是我的秘密。

有时旁边没人，我们就吃葡萄，聊天，聊起来就没个完。我们谈玩具，谈哪种麦片最好吃，谈我们喜欢的卡通，我们不喜欢的同学，谈哪些老师比较凶。我们喜欢同一种颜色——黄色，我们最爱吃的冰激凌是黑樱桃味儿的，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家有阿福》，而且我们长大了都想当画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俩长得一模一样，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嘛。有时我几乎能看见她，我的意思是真真切切地、用我眼角的余光看见她。我想把她画下来，每一次，我都给她画上和我一样的眼睛，淡绿色的，稍微有点不均匀，同样的黑色卷发，同样的大长眉毛，双眉几乎连在了一起。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我画的是我自己。

对我来说，我父亲怎样失去妹妹的故事，就像我母亲给我讲的先知生平一样耳熟能详——后来，父母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上星期日学校之前，我又把先知的故事温习了一遍。可是熟悉归熟悉，每天晚上，我还是要再听一遍帕丽的故事，仿佛被它巨大的引力俘获了一样。也许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种联系，隐隐约约，包裹在神秘里，可又是那么真实。然而，它却不只如此。我能感觉到她的触碰，好像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也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我感觉我们是连体的，通过某种看不见的规则，以我无法完全理解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名字，超越了家庭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谜题。

我感觉，如果我对她的故事听得足够仔细，就一定能对自己有所发现。

你觉得你父亲难过吗？他把女儿卖掉了。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悲伤，帕丽。他就是那样。光看他的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他是个硬汉。可是我认为，是的，我认为在心里，他是难过的。

你现在还难过吗？

我父亲笑了，然后说：怎么会呢？我有了你。可是，就算年纪那么小，我也能看得出来，悲伤烙在他脸上，就像一块胎记。

我们像这样说着话，一种奇想便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幻想，我会存起所有的钱，一块钱都不花，不买糖果，不买贴画，等我的存钱罐满了——虽然那根本不是头猪，而是坐在石头上的美人鱼——我就把它砸开，装上所有的钱，启程去找我父亲的妹妹，不管她在哪儿，等我找到了，我就把她买回来，带她回家见巴巴。我要让我父亲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成为那个为他抹去悲伤的人。

那我今夜是什么梦？巴巴问我。你已经知道了。又一个微笑。对，我知道。巴巴？嗯？她是个好妹妹吗？她是最好的妹妹。

他亲我脸蛋儿，把毛毯在我脖子周围掖好，走到门口，关上灯，然后他会停一下。

她是最好的。他说，像你一样。

我一直等着，等他关上门，我就溜出被窝，再拿一个枕头，把它放在我自己的枕头边上。每天夜里入睡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两颗心在我胸中跳动。

从老奥克兰路的入口拐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中午十二点半了。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我才能开到旧金山国际机场，而且还得指望101 号高速路上不能有任何事故，也不能碰上道路施工。往好里想，这是国际航班，所以她还得过海关，这大概能让我赢得一点时间。我把车掰上了最内侧车道，将雷克萨斯的时速提到了一百三十公里。

我想起一个来月之前，我和巴巴谈话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吵嘴了，这是久违的正常交流，如同一个小小的气泡，蛰伏在深深的、黑暗的、寒冷的洋底，却飞沫般转瞬即逝。那天我给他弄好午饭时已经迟了，他从躺椅上扭过头，用那种柔中带刺的腔调，说我生下来就带着不守时的基因。像你妈。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

不过呢，他接着说，脸上挂着笑容，好像要安抚我，人总得有点小毛病才好。

所以我这毛病就是天赐的了，嗯？我说着，把一盘米饭和豆子放到他腿上。习惯性的不守时？

要我说，真主也不愿意这么做。巴巴拉住我的两只手。差一点儿，就差一丁丁点儿，真主就让你完美了。

成，如果你愿意，我很高兴再让你多知道一些。

你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对吗？

噢，太对了。就等着全端出来呢。因为你又老又不中用了。

我又老又不中用。现在你想让我可怜你了。

我瞎换着收音机的台，从谈话节目跳到乡村音乐，又从爵士跳到更话痨的节目。我把它关了。我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我够到副座上的手机，拨通了家里，把它开着放到腿上。

“喂？”

“赛俩目，巴巴，是我。”

“帕丽？”

“是的，巴巴。你跟埃克托尔在家没事吧。”

“没事儿。这小伙子真不赖。他给我做了蛋。我们就着吐司吃了蛋。你在哪儿？”

“我在开车。”我说。

“去饭馆吗？今天不该你轮休啊，对不对？”

“是不该。巴巴，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我要接个人。”

“那好，我让你妈给我们弄午饭吧。”他说，“她可以从饭馆带点儿什么回来。”

“好的，巴巴。”

我松了口气，他没再提她。可有些日子，他一提起来就没个完。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她在哪儿啊，帕丽？她在动手术吗？别跟我撒谎！为什么所有人都跟我撒谎？她走了吗？她在阿富汗吗？那我也要去！我要去喀布尔，你拦不住我。我们像这样来回折腾，巴巴踱着步，焦虑不安。我用谎话哄着他，然后拿他收集的家庭装潢手册或电视节目，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有时候管用，可还有些时候，他对我的把戏无动于衷。他忧心忡忡，最后歇斯底里，以泪洗面。他狠狠拍着自己的脑袋，在椅子上前俯后仰，抽泣着，两腿哆嗦个不停，再后来，我不得不喂他一片劳拉西泮[2] 。我等着他眼皮打架，他一合上眼，我便跌坐到沙发上，筋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恨不得自己也大哭一场。我满心渴望地看着大门，门外一片广阔的天地，我真想走出去，不停地走下去。可是巴巴在睡梦中一哼哼，我便一下子回过神来，因为内疚而脸上发烧。

“我跟埃克托尔说两句，巴巴。”

我听到听筒换了手。背景里传来竞猜节目的声音，能听见好多人交头接耳，随即一阵欢呼。

“嘿，姑娘。”

埃克托尔·华雷斯住在马路对面，我们是老街坊了，最近几年成了朋友。他每个礼拜过来两三次，和我一起吃垃圾食品，看垃圾电视，大部分是真人秀，一直待到深夜。我们嚼着凉比萨，带着病态的迷恋，连连摇头，看着屏幕上的嬉笑怒骂。埃克托尔当过海军陆战队员，驻扎在阿富汗南部，两年前被土炸弹炸成了重伤。他复员回家时，整个街区的人都出来了。他父母在家门口挂起了“欢迎回家，埃克托尔”的牌子，还有气球和好多鲜花。等他父母开车到家，大伙都鼓起了掌。有几个邻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呢。接着还有《赛乐赛》。[3] ”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4] 。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 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表哥，”她补了一句——和他妻子安娜已经生了第五个宝宝，一个小千金，他们搬到了巴伦西亚，在那儿买了房子。“终于，他们离开了马德里那套破公寓！”她的大女儿伊莎贝尔给电视节目写配乐，如今已经受聘，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音乐了。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现在成了主厨，在巴黎一家颇受好评的餐馆掌勺。

“你也开了个餐馆，对吗？”她问，“我记得你在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

“嗯，我父母开过。我父亲一直梦想着能开一家自己的饭馆。我给他俩帮忙。可是几年前没办法，我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母亲去世了，巴巴又……又没有能力了。”

“呀，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也不是开饭馆的料。”

“我想你也不是。你是艺术家。” 我告诉过她，顺便提起过。那是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梦想有一天能上美术学院。“其实，你可以说我是个誊写员。”

她竖起耳朵听我解释，我在一家事务所上班，他们为《财富》五百强里的大公司处理数据。“我给他们填表格，录入说明书，开收据，整理客户名单，电子邮件列表，诸如此类。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怎么打字。薪水还不错。”

“我懂了。”她说。她想了想，又开口道：“你觉得有趣吗，做这个工作？” 我们正在向南驶过雷伍德城，我把手伸到她身前，指向副座的窗

外。“看见那幢楼了吗？有蓝色标志的那幢高楼。”

“看见了。”

“我生在那儿。”

“噢，真的吗？”她扭过头，我开车经过的时候，她也一直看着那幢楼。“你很幸运。”

“怎么讲？”

“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我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

“啊，当然没有。可是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你的根，知道你人生开始的地方。如果不知道，你的人生好像就不真实了，就像一个谜题。你明白吗？就像你错过了故事的开头，一下子就到了中间，拼命想弄个明白。”

我猜巴巴这段日子也有同样的感受。他的人生遍布着缺口。每一天都是一个神秘的缺口，一个需要费劲思量的谜题。

我们在沉默中行驶了几公里。

“我觉得我的工作有趣吗？”我说，“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水在洗碗池里哗哗地流，地板上是碎玻璃，煤气灶上还烧着火。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了。可我请不起住家的护工，所以我找了在家里也能干的工作。谈不上什么‘有趣’。”

“美术学院先放一放。”

“只能这样了。”

我猜她接下来一定会说，巴巴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该多么幸运，可是让我觉得宽慰，也心存感谢的是，她只是点了点头，看着高速路上的交通标志从眼前不断滑过。但是其他人，特别是阿富汗人，总是说巴巴多么有福气，说我简直出自天赐。他们谈起我来赞不绝口。他们把我说成是圣女，一个英雄般的女儿，放弃了金光灿烂的生活，不要舒适，也不肯享福，宁愿留在家里照顾自己的父亲。可是一开始还有她妈呀。他们说。这些话不绝于耳，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声音里还透着几分同情。伺候她那么多年。多不容易啊。现在又是她父亲。她当然不是个大美人，可也有人向她求婚嘛。一个美国人啊，那男的，那搞太阳能的伙计。她本来可以嫁给他的，可她没有。因为这老两口。她做出了多少牺牲啊。噢，天下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女儿就好了。他们夸我脾气好。他们对我的勇气和毅力惊叹不已，一如那些战胜了身体上的残疾、克服了严重口吃的人，让世人啧啧称奇。

可我不承认这一个故事中的我自己。比如，有些早晨，我发现巴巴坐在床边，用阴冷的目光看着我，不耐烦地等着我把袜子套到他干燥、多斑的脚上。他吼我的名字，做出一副婴儿相。他抽鼻子，活像一只周身湿透、胆战心惊的老鼠。我厌恶他这种表情，我厌恶他这副做派，我厌恶他让我生活的世界如此狭窄，让我最好的年华白白地逝去。有些日子，我只想逃开他，逃开他的暴躁和贪求。我和圣女毫无相似之处。

我驶出第十三街的出口，再走几公里，便到了海狸溪街。我把车开到我家车库门前，熄了火。

帕丽透过车窗，看着我家的单层住宅，油漆剥落的车库门，橄榄绿颜色的窗棂，还有一对俗气的石头狮子，守卫在大门两侧，我不忍心把它们扔掉，因为巴巴喜欢它们，可我觉得就算扔了，他也注意不到。从1989 年我七岁的时候起，我们就一直住着这房子，一开始是租的，到了1993 年，巴巴从房东手里把它买了下来。妈妈就死在这房子里，死在圣诞节前一天，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死在客房里我给她架起的医用床上，她在客房度过了临终前的三个月。她要我把她挪进客房，因为那儿能看风景，用她的话说，可以让她提神。她躺在床上，双腿浮肿，肤色灰暗，日复一日地看着窗外的死巷和前院，院里有一圈鸡爪枫，那是她几年前种下的，还有星形的花池子，一条卵石铺就的窄径穿过草坪，山麓在远方，正午时分，阳光全力倾泻而下，山也变成了厚重而浓艳的金黄。

“我非常紧张。”帕丽悄声说道。

“可以理解。”我说，“五十八年了。”

她低头看着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我几乎一点儿也记不得他了。我记住的不是他的脸，也不是他的声音，只记得我这辈子始终缺少了一种东西。一种好的东西。一种……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有这些。”

我点点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和她说我多么理解她的感受吧。我差一点脱口而出，问她是否曾经觉得有我的存在。她揪弄着磨破的围巾边儿。“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认出我来？”

“你想听实话吗？” 她打量了一番我的表情。“当然，我想。”

“他最好别认出来。”我想起了巴希里大夫说过的话。他是我父母长期以来的医生。他说巴巴需要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别让他受惊。让他有稳定感。

我推开车门。“你在车里待一小会儿行吗？我得把朋友送回家，然后你就能见巴巴了。”

她抬起一只手，捂住了双眼，我可不想等着看她哭鼻子。

我十一岁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所有班级都要去蒙特雷湾水族馆，进行校外活动，还要在外面过夜。那个周五到来之前的整个星期，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课间休息、玩方块球的时候，我的同学们谈的全是这件事，那该有多好玩啊，水族馆当天一闭馆，他们就可以穿着睡衣，在各个展厅里到处跑，身边是双髻鲨、鲾鲼、海龙和乌贼。我们的老师吉莱斯皮夫人说，水族馆各个地方都设有食品站，学生们可以选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或是芝士通心粉。她说：你们可以吃布朗尼巧克力当甜点，也可以选香草冰激凌。到了晚上，小朋友们钻进睡袋，还会有老师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海马、沙丁鱼、豹鲨，在巨藻长长的叶子中间游弋，陪伴着他们进入梦乡。到了星期四，教室里期待的情绪说像通了电，连平时那几个捣蛋鬼也使劲做出一副乖模样，生怕因为言行不端，毁了自己的水族馆之行。

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在看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可是声音被关掉了。我感觉自己在远观别人的快乐，与这欢庆的气氛格格不入，每年十二月我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时同学们各自回家，他们有花旗松[5] 、挂在壁炉上方的长袜，还有成堆的礼物。我告诉吉莱斯皮夫人，我不和大家一起去了。她问我为什么，我说校外活动刚好赶上穆斯林的节日。我不清楚她是否相信了我的话。

那天晚上，我和父母待在家里，我们一起看《她书写谋杀》。我努力专注于剧情，不去想校外活动，可我的心偏偏要飞掉。我想像这个时候，同学们穿着睡衣，拿着手电筒，脑门紧抵着鳗鱼大水箱的玻璃。我觉得胸口一阵发紧，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巴巴窝在另一张沙发上，往嘴里丢了一颗烤花生，安吉拉·兰斯伯里[6]说了句什么，逗得他咯咯直乐。在他旁边，我发现妈妈若有所思地在看我，脸上笼罩着阴云，可我们的目光刚碰到一起，她就马上云开雾散，朝我露出了笑容——一种偷偷摸摸、心照不宣的笑——我也拼命提气，强颜回笑。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到了海滩，站在齐腰深的大海里，在绿与蓝之间，海水变幻着无尽的颜色，翡翠绿，宝石蓝，祖母绿，松石绿，温柔地摇荡在我屁股周围。我脚边滑过鱼儿的千军万马，整个海洋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水族馆。鱼儿碰触着我的脚趾，在我小腿上蹭来蹭去，一千次的冲撞，在白沙的映衬下，发出炫目的彩光。

那个星期日，巴巴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让饭馆歇业一天——他几乎从不这么干——带上我们俩，开车去了蒙特雷的水族馆。巴巴兴奋地说了一路，说我们将要多么开心；他又多么期待着见到那些鲨鱼；午饭我们准备吃什么？他讲话时，我想起我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凯利公园的宠物乐园，还去隔壁的日本园林看过锦鲤，我们给每条鱼取名字，那时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心里想，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别的要求了。

到了水族馆，我打起精神，在展厅里转悠，竭尽所能回答巴巴的问题，把我认识的不同种类的鱼讲给他听。可这地方太亮堂，也太吵闹了，好的展厅又太拥挤，一点儿也不像我想像中的校外活动之夜。这是挣扎。它让我筋疲力尽，还要拼命做出开心的样子。我开始觉得肚子疼，磨磨蹭蹭地转了一个来小时，我们就离开了。开车回家的路上，巴巴时不时就朝我瞥一眼，带着受伤的神情，好像有话要说。我感觉他的目光压迫着我。我假装睡着了。

第二年上初中，同龄的女孩都画眼影，涂唇膏。她们去听Boyz IIMen 的演唱会，出席校园舞会，结伴去大美洲主题公园，坐上魔鬼号飞车，急速下冲，又打着转儿上蹿，一路发出尖叫。同学们竞相报名，参加篮球队和拉拉队。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坐在我后面，她脸色苍白，面带雀斑，正在努力进游泳队，有一天，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正在收拾桌子，她不经意地建议我也去试试。她不懂。如果我在公共场所穿上了游泳衣，我父母会无地自容。再说我也不想去。我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不自在。我腰以上挺苗条的，腰以下却肥大得不成比例，十分扎眼，就好像地心引力把体重全拉到了我的下半身。我看上去就像是玩拼图游戏的小孩拼出来的，本来不是一套的身体部位混合搭配在了一起，更妙的是，这孩子专找不般配的来拼，好让所有人哈哈大笑。妈说我长得“壮实”。她说她妈也有一副同样的身板。最后她不说话了，我猜她心里正在合计，没有哪个女孩子乐意被人用魁梧来称呼吧。

我倒确实游说过巴巴，让我去排球队试试，可他把我拉进怀里，双手捧起我的脑袋。谁送我去练球？他开始摆道理。谁开车送我去比赛？噢，我希望我们能有多余的时间，帕丽，像你朋友们的父母，可我们，你妈和我，得赚钱养家。我不想再让咱们领救济了。你懂，我亲爱的。我知道你懂。

巴巴置赚钱养家的需要于不顾，竟然抽出时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城，上波斯语课。每个星期二下午，学校放学以后，我都要坐进波斯语教室，如同一条奋力游向上游的鱼，逆向运笔，跟我自己的手较劲，从右向左写字。我求巴巴停掉我的波斯语课，他拒绝了。他说我日后一定感激他给我的这份礼物。他说，如果文化是一座房子，那么语言就是钥匙，不仅开得了大门，里面所有的房间也都能开。没这个，他说，你就到处飘吧，找不着体面的家，连个正经身份都没有。

后来便是每个星期天，我都要戴上白色的棉头巾，他送我到海沃德的清真寺，让我下车去上古兰经课。我和十多个阿富汗女孩一起。

我们上课的房间非常小，而且没有空调，有一股没洗过的床单味儿。窗户又小又高，如同电影里监狱的窗口。给我们上课的那位女士，是弗里蒙特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娘。我更喜欢她给我们讲先知的生平，我觉得那些故事很有趣——他童年时代住在沙漠里；天使吉卜利勒在山洞向他显灵，命令他宣读启示；每个遇见他的人都被他亲切和睿智的面容打动。可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念一份长长的清单，告诫我们，必须像贞洁的穆斯林女孩那样，不惜任何代价远离这一切，以免我们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男孩们理所当然排在首位，还有饶舌音乐，麦当娜，《飞越情海》[7] ，短裤，舞会，当众游泳，拉拉队，酒精，熏肉，意大利腊肠，非清真的汉堡包，还有一大堆别的东西。我坐在地板上，热得汗流浃背，腿酸脚麻，真想从脑袋上摘下头巾，可是毫无疑问，你不可以在清真寺里做这样的事。我抬头望着窗户，却只能看到窄窄的天。我渴望着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让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每当那个时候，我总是感到心情放松，如释重负，如同解开了一个不舒服的绳结。

然而那个时候，松开思绪的缰绳是我惟一的逃避。我时常意识到自己在想数学课上的杰里米·沃里克。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留着黑人男孩的爆炸头。他寡言少语，面带忧郁。他参加了一个车库乐队，弹吉他。在学校一年一度的才艺表演会上，他们乒乒乓乓地唱过《日升之屋》[8] 。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杰里米的左后方，前面隔了四个座位。我有时想像我俩在接吻，他一只手搂着我后脖梗子，脸离我好近，遮去了整个世界。兴奋的感觉贯穿我，就像一片温暖的羽毛轻颤，滑过我的小腹和四肢。当然，这绝不可能发生。我们俩，我和杰里米，绝不可能。就算他对我的存在有过一丝一毫的感知，我也浑然未觉。这也无妨，真的。我可以佯称，我们不能在一起的惟一原因，就是他不喜欢我。

每逢暑假，我都在父母的饭馆上工。小时候，我很喜欢擦桌子，摆盘子，放餐具，叠纸巾，往每张餐桌中央的小圆花瓶里，放一枝红色的非洲菊。我自命对家族生意不可或缺，没有我来检查小盐罐和胡椒瓶是否统统装满，饭馆就必将破产。

等我上了高中，在亚伯烤肉馆的日子就变得燥热而难熬。饭馆里那些在我童年时代的眼中熠熠发光的东西，已经大部分归于黯淡。角落里老旧的汽水柜，塑料台布，变了颜色的塑料杯，过了塑的菜单上那些俗气的菜名——大篷车烤肉串，开伯尔山口抓饭，丝绸之路鸡——相框里装着歪歪扭扭的招贴画，是《国家地理》封面上的阿富汗女孩，眼睛特别大的那个——好像颁布了一条法令，所有的阿富汗餐馆都必须把她的眼睛搁到墙上，负责瞪人。在招贴旁边，巴巴挂了一张我在七年级时画的油画，画的是赫拉特的大宣礼塔。我记得他刚把画挂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顾客们在我的作品下吃着羊肉串，真感到心里充满了骄傲和激动。

到了午餐时间，母亲和我就像乒乓球一样，在厨房辛辣的油烟和餐桌之间来来回回，招待写字楼的职员、市政员工和警察，巴巴则负责打理柜台，他穿着油糊糊的白衬衫，露出粗壮而多毛的小臂，领口敞开着，一大片花白的胸毛泼洒在外。每有顾客登门，巴巴便堆起笑脸，喜滋滋地招手致意。你好，先生！你好，女士！欢迎光临亚伯烤肉馆。在下就是亚伯。请问可以点菜了吗？我听了直起鸡皮疙瘩，因为他意识不到，他活像低劣的情景喜剧里一个愚蠢的中东配角。接着，我每上一道菜，都会穿插着巴巴摇响老铜铃的表演。一开始，巴巴把铃铛挂到柜台后面的墙上时，我还以为这只是图个好玩，可现在每张桌子上菜时，都会听到铜铃叮当一声，发出衷心的祝福。常客已经习惯了，几乎听而不闻，新客人听了，多半会给这个地方的古怪魅力再添一笔，不过偶尔也有人口出怨言。

你再也不想摇铃铛了。巴巴有天夜里说。那是我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饭馆打烊之后，我们坐在店外的车上，等着妈妈，她把抗酸药落在店里了，刚刚跑回去取。巴巴挂着一副沉重的表情。他一整天都心情郁闷。微雨飘落在临街的商铺之上。很晚了，四下里空空荡荡，只有两辆汽车，等在肯德基的得来速车道上，还有一辆小卡车停在干洗店外，车里有两个家伙，烟雾飘出车窗，缭绕而上。

我够不着的时候更好玩。我说。

我猜每件东西都是如此。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多么兴奋，我小时候，巴巴抱着我，把我举起来，让我摇铃铛。他把我放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洋溢着快乐和自豪。

巴巴打开车里的暖风，抱起了胳膊。

巴尔的摩很远。我兴冲冲地说：你随时可以飞过来看我。随时飞过去。他重复了一句，语气中带着少许的嘲笑。我要烤肉

糊口，帕丽。那我回来看你。

巴巴瞅了我一眼，目光憔悴。他的忧郁一如外面挤压着车窗的黑暗。

此前有一个月，我天天查看家里的信箱，每当邮车停到路边，我的心里都涨满了希望。我把邮件拿进屋里，闭上双眼，心想：可能就是它。我睁开眼睛，翻检着一封封账单、赠券和奖券。后来，上个星期二，我撕开一个信封，看到了我一直在等的那句话：我们很高兴通知您……

我蹦高。我尖叫，实际上是扯破嗓子的嘶吼，吼得我流出了眼泪。一瞬间，一幅画面闪现在我眼前：画廊，展览开幕之夜，我打扮简单，黑衣，优雅，被赞助人和皱眉头的评论家们围在中间，微笑并回答他们的提问，与此同时，成群的崇拜者在我的画作前流连，服务生们戴着白手套，在画廊各处飘移，有的斟酒，有的端来鲑鱼小吃，切成了小方块，撒了莳萝，还有起酥皮卷的芦笋条。我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狂喜，置身其中，仿佛连陌生人也要揽入怀抱，和他们共舞，舞得虎虎生风。

我最担心你妈。巴巴说。

我每天晚上打电话，我保证。你知道我一定会打的。

巴巴点点头。忽然一阵风，停车场入口附近的枫树摆荡起了枝叶。

咱们商量过的事，他说，你有没有再想想？

你是说，读专科？

只要一年，也许两年。只是给她点儿时间，来适应这个计划。你以后还可以重新申请。

我一下子觉得有点儿生气，把肩膀一耸，说道：巴巴，这些人评估过我考试的分数和学校的成绩单，人家仔细地看了我的履历，人家也充分考虑了我的作品，所以不仅录取了我，还给了我奖学金。这是全国顶尖的美术学院，不是能让你说不去的学校。这样的机会你得不到第二次的。

的确如此。他说着，在座位上坐直了身体。他把手团起来，往里面哈了口热气。我当然能理解。我当然为你高兴。我看得出他脸上的为难。还有忧惧。忧的是我离家五千公里，万一出点儿什么事；惧的是失去我。我大权在握，通过远走高飞，就能让他不快乐，重创他那颗脆弱而容易受伤的心——如果我真这样做的话——就像杜宾犬捉弄小猫咪。

我忽然想到了他妹妹。那个时候，我和帕丽之间的联系已经淡去很久。她的存在曾经像我体内一声声隐秘而剧烈的心跳。但现在我很少想到她了。随着一年又一年狂风般掠过，我已经长得比她大出了许多，就像我已穿不下自己最喜欢的睡衣，丢开了曾经手不忍释的毛绒动物玩具。然而，此时我又一次想起了她，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纽带。如果她过去经历的事情像一个浪头，在海岸深处撞得粉碎，那么此时，退浪没过了我的脚面，又从我脚下退去了。

每件事都会让我想起你。

他就是用这样温存的、带着少许惊惶的语气，讲出了这句话，让我知道了父亲是个受伤的人，知道了他对我的爱像天空一样真实，浩瀚，永恒，而且总在向我迫近。这样的爱或迟或早，都会逼得你走投无路，而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挣脱，要么留下，承受爱的重压，哪怕它把你塞进了比你更小的容器。

我从黑暗的后座上伸出手，抚摸他的脸。他歪一歪头，把脸颊枕到我手中。

怎么这么久？他小声问。

她在锁门。我说。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看到妈妈快步走回汽车。细雨已经变大，势如瓢泼。

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应该飞往东部、参观校园之前两个星期，妈妈去见了巴希里大夫，告诉他抗酸药对自己的胃痛没有什么作用。他安排她做了超声波检查。在她左侧的卵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肿瘤。

“巴巴？”

他坐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往前弓着腰。他穿上了运动裤，小腿上盖着一条方格子的羊毛披巾。他穿着我去年给他买的棕色开襟羊毛衫，里面是法兰绒衬衫，扣子全部系了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穿衬衫的方式，非把领子也扣上不可，让他看上去既像小男生，又像个小女生，只是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今天他脸上有点肿，头也没梳，几缕白发耷拉在脑门上。他正在看《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表情忧郁而茫然。我叫他时，他好像没听见，目光又在电视屏幕上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挪开眼神，不高兴地抬起头。他左眼的下眼睑上长了个小小的针眼。他得刮脸了。“巴巴，我能把电视的声音关一下吗？”

“我在看。”他说。

“我知道。可是有客人来看你了。”我已经告诉过他，帕丽·瓦赫达提要来，昨天说的，今天早晨又说了一次。可我这会儿没问他还记不记得。我早就明白，不能让他下不来台，因为他会觉得难堪，会自卫，有时还会出口伤人。

我从躺椅的扶手上拿起遥控器，关掉了声音，同时防着他勃然而怒。他头一次大发脾气时，我相信那只是佯怒，是他演的一出戏。现在我松了一口气，巴巴没有抗议，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帕丽在门口和客厅之间的走廊上徘徊，我朝她做了个手势。她慢慢走进来，我给她拉了把椅子，放在巴巴的躺椅旁边。我看得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 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反反复复，唱出了相同的两句词：

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

待在纸树影子下。

“他老说还有另一段。”我告诉帕丽，“可他忘了。”

帕丽·瓦赫达提突然大笑了一声，听起来像是发自喉咙深处的呼喊，她捂住了自己的嘴。“我的上帝呀。”她低声叫着，放下手，用波斯语唱道：

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

晚风把她吹走了。

巴巴脑门上出现了几道褶皱。我觉得短短的一瞬间，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一丝微光。可它随即熄灭了，他的脸也恢复了平静。他摇了摇头。“不，不，根本就不是这么唱的。”

“噢，阿卜杜拉……”帕丽说。

她微笑着，泪水盈眶，一把抓过巴巴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她亲吻他两个手背，把他的手掌紧贴在自己脸上。巴巴咧开嘴笑了，眼睛里湿乎乎的，也积成了泪滴。帕丽抬头看着我，强忍住幸福的泪，我知道，她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用这首神奇的歌，像童话里的精灵一样，唤回了失去的兄长。她以为哥哥已经认出了她。她马上就会明白，这只是他的正常反应，是在对她热情的抚触和外露的情感作出响应。这不过是动物的本能，仅此而已。对这一点，我痛在心里，却看得清清楚楚。

临终关怀医院的电话号码是巴希里大夫给我的，此前几个月，母亲和我出去玩了一趟，我们去了圣克鲁斯山，在酒店里过了周末。母亲不喜欢长途旅行，在病倒以前，她和我偶尔也做一些短途游。巴巴看着饭馆，我开车载上母亲，去博迪加湾、索萨利托或旧金山。去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靠近联合广场的一家酒店。我们窝在房间里，叫送餐服务，看点播电影。后来我们去渔人码头——母亲对各种骗游客的地方都很上瘾——买意式冰激凌，看海狮在码头周围的水面上沉浮。我们把硬币放进街头吉他手敞开的琴盒，放进哑剧艺人和周身喷漆的假机器人的背包。每次我们都要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我挽着她的胳膊，带她看里维拉、卡洛、马蒂斯和波洛克[9] 的作品。要不我们就去看日场电影，母亲喜欢这个，连看两三部，出来时天已经黑了，我们眼酸耳鸣，满手爆米花的味道。

和母亲在一起要轻松得多——历来如此——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心眼儿。我用不着太戒备，也用不着时刻留心，惟恐说出什么伤人的话。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次又一次的周末逃离，就像遁入高空，化作柔云，这两天的时间，困扰我的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统统抛到了九霄之外。

在圣克鲁斯山，我们庆祝另一轮化疗的结束。后来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个疗程。酒店很漂亮，偏居一隅，有温泉浴场，健身中心，带大屏幕电视的游戏房，还有台球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对。我有很多问题。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

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又替他把一缕松垂的头发拢到脑后。她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睡觉。我也喜欢看他入睡，因为你看不出他哪儿有毛病。他闭着眼，呆滞消失了，郁闷结束了，心不在焉的眼神也不见了，巴巴因此看上去更亲近。睡着的时候，他反而显得更机灵，更有存在感，仿佛旧有的自我慢慢回注于体内。我不知道帕丽看着他靠在枕头上的这张脸，能不能想像出他原来的举止，原有的欢笑。

我们从客厅走到厨房。我从柜子上拿起水壶，接着洗碗池，灌满了水。

“有些东西我想给你看看。”帕丽说，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她从手提箱里取出一本相册，坐到桌边，刷刷地翻着。

“我怕咖啡比不上巴黎的好喝。”我一边提着水壶，往咖啡机里倒水，一边扭过头对她说道。

“我向你保证，我不是品咖啡的行家。”她已经摘掉了黄围巾，戴上了老花镜，透过镜片端详着照片。

咖啡机咕嘟咕嘟响起来了，我挨着帕丽坐到了厨房的桌边。“噢对了。就是这个。在这儿呢。”她说。她把相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她点了点一张照片。“就是这儿。你父亲和我出生的地方。我们的弟弟伊克巴尔也生在这儿。”

她第一次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曾经提起过伊克巴尔的名字——作为证据，好让我相信她没有撒谎，她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可我已经知道她讲的都是实话。我一拿起电话听筒，听到她讲出我父亲的名字，问我这是不是他家的电话，我就知道她是谁了。当时我说：是的，您是谁？她说：我是他妹妹。我的心好一通乱撞。我摸到把椅子，一屁股坐下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无声无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震惊，真的，就像一出三幕剧，演到了最后一幕，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难得一遇的情节。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公然蔑视合理性的角度，一个脆弱的平台，仿佛我一出声，它的基础便会折断，碎裂——我对她的电话并不觉得吃惊，好像我已经预料到它的到来，甚至可以说，我用一生在等待，通过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安排，或缘分，或机遇，或命运，或者随便你给它扣上什么帽子，我们俩，她和我，都终将找到对方的存在。

我拿上电话听筒，走到后院，在菜园边的椅子上坐下，母亲在这儿种了灯笼椒和南瓜，现在我接着种。阳光暖暖地照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了一支香烟。

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从小到大，我一直都知道。

电话另一端陷入了沉默，可我感觉她在无声地哭泣，而且哭的时候，她背过了脸，嘴巴离开了电话。

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告诉她，我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过去我在睡觉之前，常常让我父亲多讲一遍讲她的故事。帕丽说，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而且很可能到死都不会知道，多亏她舅舅纳比在喀布尔去世之前，留下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地回忆了她童年时的种种遭遇，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封信留给了某个叫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的人，让他转交，他是个外科医生，在喀布尔工作，他四下打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帕丽。这一年的夏天，帕丽飞到了喀布尔，和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见了面，他安排她去了沙德巴格。

谈话临近结束，我感到她鼓足勇气，才终于开口发问：我现在能和他讲话吗？

到了那个时候，我不得不实言相告。

现在，我把相册拉近，细看帕丽指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一座豪宅，深居于高墙之内，墙体煞白，墙头围着铁丝网。或者不如说，有人可悲地误断了豪宅的定义。它三层高，有粉，有绿，有黄，有白，也有胸墙，有角楼，有突出的房檐，有马赛克，还有反光的玻璃幕墙。一座媚俗的纪念碑，惨不忍睹。

“我的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真丑，不是吗？”帕丽说，“真难看。阿富汗人管它叫‘毒宫’。房主是个有名的战争罪犯。”

“沙德巴格只剩下了这些东西？”

“对老村子来说，是的。看这儿，有好多亩果树的……你们怎么说？…… des vergers。”

“果园。”

“对。”她的手指在豪宅照片的周围比画着。“我真想弄清楚我们的老房子具体在哪儿，我知道它就在毒宫这一片。要是能弄清楚准确的地点，那就太好了。”

她跟我讲起了新沙德巴格。它是座有模有样的小城镇，建在离老村旧址三公里远的地方，有学校、医院、商业区，甚至还有一家小旅馆。她带着翻译，到镇上找过她的异母弟弟。第一次和帕丽在电话里长谈时，她已经告诉过我了，镇上好像没有一个人认得伊克巴尔，帕丽最后碰到一个老头，他是伊克巴尔童年时代的朋友，曾经见过他和全家老小，住在老磨坊附近的一块荒地上。伊克巴尔告诉过这位老友，他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一直都能收到他哥哥寄来的钱，他哥哥住在加州北部。我问，帕丽说，我问，伊克巴尔有没有告诉你他哥哥叫什么？那老头说，告诉过，叫阿卜杜拉。那么，alors[10] ，这以后的事就不是那么困难了。我是说，找到你和你父亲就不难了。

我问伊克巴尔的朋友，伊克巴尔现在在什么地方？帕丽说，我问，他出了什么事？那老头说他不知道。可他好像非常紧张，说话的时候都没有看我。所以我想，帕丽，我担心，伊克巴尔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她往后翻，给我看她孩子们的照片，阿兰、伊莎贝尔和蒂埃里，还有她孙子孙女们的生活小照，有的是在生日晚会上拍的，有的穿着游泳裤，在泳池边上摆着姿势。还有她在巴黎的公寓，浅蓝色的墙，白色的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上，成排的书架。她在大学里乱糟糟的办公室，在风湿病逼得她退休之前，她一直在大学里教数学。

现在我来给相册翻页，她告诉我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她的闺中密友科莱特，伊莎贝尔的丈夫阿尔贝，还有帕丽的丈夫埃里克。埃里克是个剧作家，1977 年死于心脏病。我在他俩的一张照片上停下来，他们年轻得不可思议，肩并肩，坐在餐厅橘黄色的坐垫上，她穿白衬衫，埃里克穿圆领衫，他的头发又长又软，扎成了马尾辫。

“我们就是那天晚上认识的。”帕丽说，“别人介绍的。”

“他看上去人很好。”

帕丽点点头。“是啊。我们结婚时，我想，噢，我们要在一起过很长时间。我心里想，最少也得三十年，也许四十年，如果我们有福气的话。为什么不呢？”她盯着这张照片，有点出神，过了一会儿才微微一笑。“可是时间啊，它就像美貌，你拥有的总是不如想的那么多。” 她推开相册，喝了口咖啡。“你呢？你一直没结婚吗？”

我耸耸肩，翻到了下一页。“有一次，千钧一发。”

“对不起，‘千钧一发’？”

“意思是差一点儿就结了。可我们没到戴戒指的阶段。”

这不是实话。那件事既痛苦又让人心乱如麻。即使到了现在，一想起来，胸口还是会隐隐作痛。她把脑袋一低。“真对不起，我太冒昧了。” “不，没关系的。他找了别人，更漂亮，也……也没那么多的拖累，我猜的。说到漂亮，这是谁？” 我指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人，长长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在照片上，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似乎颇为厌倦，胳膊肘紧贴着身体一侧，头漫不经心地向后仰着，可她的目光非常犀利，充满了挑衅的味道。“这是妈芒。我的母亲，妮拉·瓦赫达提。也可以说我原以为她是我母亲。你知道的。”

“她漂亮极了。”我说。“是很漂亮。她自杀了。1974 年。”

“对不起。”

“不，不。不要紧。”她心不在焉地用大拇指的指肚蹭了蹭照片。

“妈芒很优雅，也很有才华。她读了很多书，有很多非常大胆的观念，而且从来都是对别人直言相告。可她心里也深藏着悲伤。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她给了我一把铁锹，对我说：把我心里这些窟窿填上，帕丽。”

我点点头，感觉自己听懂了什么。

“可我做不到。后来呢，我也不想做。我干了些不负责任的事。不顾后果的事。”她靠到椅子背上，肩膀塌下来，把两只又白又细的手放到腿上。她思考了一分钟，才开口说道：“J ' aurais d être plus gentille——我真该对她好点。人永远都不会后悔这样做。等你老了，你永远都不会对自己说：噢，真希望我过去对某某人不好。你永远不会那样想的。”有一阵儿，她露出了一副深受打击的表情，看上去就像个无助的小女生。“那样做本来也没那么困难。”她疲倦地说，“我真该对她好点。我真该向你学习。”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合上了相册。稍停片刻，她又高高兴兴地说：“噢，好了。现在我想问你点事情。”

“当然可以。”

“能给我看看你的画吗？” 我们俩相视一笑。

帕丽跟巴巴和我待了一个月。早晨我俩一起下厨，弄早餐。黑咖啡和吐司是帕丽的，我喝酸奶，煎蛋和面包给巴巴，从去年开始，他就喜欢上了这一口。吃这么多的鸡蛋，我担心会让他的胆固醇增高，所以有一次巴巴去看病的时候，我问了巴希里大夫。他还是老样子，冲我抿嘴一笑，说：哦，我可不担心。这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至少暂时如此，可是过了一会儿，在帮巴巴扣好安全带的时候，我才想到，也许巴希里大夫的本意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是我的卧室。我工作时，帕丽陪着巴巴。应她的要求，我给她写了巴巴喜欢看的电视节目表：什么时候让他吃上午的药，他喜欢哪种零食，一般什么时间吃。是她让我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你进来问就行了。我说。

我不想打扰你。她说，我也想了解。我想了解他。

我没告诉她，她永远也没办法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了解他了。不过，我还是跟她讲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如果巴巴开始焦虑不安，要想让他平静下来，我通常——不是次次如此——会马上递给他一本免费送来的家庭购物目录，或是一份卖家具的广告折页。这两样东西我总是有充足的备货。

如果你想让他小睡一会儿，就换到天气频道，任何跟高尔夫有关的节目也成。千万别让他看烹饪节目。

为什么不能？

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一看就激动。

吃完午饭，我们便出门散步，时间不长，因为他俩都撑不下来——巴巴很快就累了，而帕丽有关节炎。巴巴的目光中带着警惕，心神不宁地沿着人行道，一步三晃地走在我和帕丽中间。他戴着一顶旧前进帽，身穿开襟羊毛衫，脚上是一双翻毛软皮鞋。街区周围有一座中学，校内有块足球场，草皮修剪得很烂，对面就是我常带巴巴去的小运动场。我们总能看见一两个年轻的母亲，婴儿车停在她们身边，小宝宝在沙坑里东倒西歪，偶尔有一对十几岁大的孩子，旷了课，抽着烟，吊儿郎当地晃来晃去。这些半大孩子啊，他们从来不拿正眼瞧巴巴，就算看一眼，也是无动于衷，甚至带着隐隐的蔑视，好像我父亲的年老力衰纯属活该。

有一天，我放下手头正在听写的录音，去厨房添咖啡。我发现他们俩正在看一部电影。巴巴靠在躺椅上，从披巾底下伸出两只便鞋，脑袋前倾，嘴巴微张，眉毛皱在一起，不知道是专心还是困惑。帕丽坐在他身边，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双脚交叠。

“这是谁呀？”巴巴问。

“这是拉蒂卡。”

“谁？”

“拉蒂卡，贫民窟那个小姑娘。没爬上火车的那个。”

“她不像小姑娘。”

“是不像，可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帕丽说，“你瞧，她现在长大了。” 此前的那个星期，有一天在运动场，我们仨坐在街头长凳上，帕丽问：阿卜杜拉，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有个妹妹。

她话音还未落，巴巴就哭起来了。帕丽把他的脑袋搂进怀里，连声说：对不起，真对不起。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惊慌失措，拿手给他抹着脸上的泪水，可是巴巴哭得没完没了，昏天黑地，都喘不上气来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阿卜杜拉？”

巴巴嘟哝了一声。

“这是贾马尔。竞猜节目里那个小伙子。”

“不是。”巴巴断然否认。

“你觉得不是？”

“他是送茶水的！”

“没错，可这是……你们怎么说？说过去，说从前。这叫……”

闪回。我悄悄对着自己的咖啡杯说。“竞猜节目是现在的事，阿卜杜拉。可他送茶水的时候，那是从前。” 巴巴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电视屏幕上，贾马尔和萨利姆坐在孟买一座高楼的顶上，脚悬在楼外。

帕丽望着他的眼睛，好像等着他茅塞顿开的一刻。“我问你个事情，阿卜杜拉。”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赢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做什么？”

巴巴龇牙咧嘴，换了个姿势，四仰八叉地歪在躺椅上。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帕丽说。

巴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如果我赢了一百万美元。我就在这条街上买幢房子。这样咱们就能做邻居了，你和我，然后我每天都过来，咱们一起看电视。”

巴巴咧开嘴巴笑了。

可是只过了几分钟，我刚回到自己房间，戴上耳机，正打着字呢，就听见很响的一声，有东西碎了，巴巴在用波斯语大叫着什么。我一把扯下耳机，冲进厨房，只见帕丽背靠着微波炉那面墙，两只手抱在一起，挡在下巴底下，巴巴怒目圆睁，正在拿拐棍戳她的肩膀。水杯的碎片在他们脚下闪闪发光。

“让她滚出去！”巴巴一看见我就吼，“让这女人从我家里滚出去！”

“巴巴！”

帕丽脸色煞白，泪如泉涌。

“放下拐棍，巴巴，看在真主分上！别往前走，你会把脚割伤的。”

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从他手里夺下拐棍。

“我要这女人滚！她是小偷！”

“他在说什么？”帕丽可怜巴巴地问。

“她偷了我的药！”

“那是她的药，巴巴。”我说。我用一只手搂住他肩膀，领着他走出厨房。他在我胳膊底下哆嗦着。我们经过帕丽身过的时候，他差一点儿又朝她扑过去，我不得不死死把他拉住。“行了，巴巴，够了。那是她的药，不是你的。她吃这药，是治她手的。”我领着他走向躺椅，顺手从茶几上抓了一本购物目录。

“我信不过那女人。”巴巴说着，一屁股坐到躺椅上。“你不知道，可我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他气喘吁吁说着，从我手里抓过那本目录，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通，然后把目录放腿上一放，抬头看着我，眉毛竖得老高。“她还是个骗子。你知道这女人跟我说什么吗？你知道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是我妹妹！我妹妹！让苏丹娜也来听听。”

“好的，巴巴。到时候咱们一起告诉她。”

“疯婆子。”

“一定讲给我妈听，到时候咱们一起笑，赶那疯婆子出门。现在你得想开点儿，巴巴。瞧，现在都挺好的。”

我换到天气频道，然后挨着他坐下，抚摸着他的肩膀，直到他不再哆嗦，呼吸也慢了下来。不到五分钟，他就睡着了。

我回到厨房，帕丽坐在地板上，耷拉着脑袋，背靠着洗碗机。看上去她在发抖。她用纸巾擦着眼睛。

“真对不起。”她说，“我太不小心了。”

“没关系的。”我说着，从洗碗池下面够出簸箕和扫把。在地板上，我发现了一些小药片，粉色和橙色相间，散落在碎玻璃当中。我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再把玻璃从油地毡上扫掉。

“我是个笨蛋。我以为我可以告诉他真相……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

我把碎玻璃倒进垃圾桶，然后跪下来，拉开帕丽衬衫的领口，看看她肩膀上被巴巴戳过的地方。“会肿起来的。我跟你说肯定会肿起来的。”我挨着她坐到地板上。

她张开手，我把药片放进她手里。“他经常这个样子吗？”她问。

“有些日子他就是这种臭脾气。”

“也许你该考虑一下，找专业人员来帮忙，对吗？”

我叹口气，点点头。最近一段时间，我曾翻来覆去想过那个不可避免的早晨，我将在空荡荡的家里醒来，而与此同时，巴巴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陌生的人用托盘给他端来早餐。巴巴曾经在一个活动室里打起了瞌睡，跌到了桌子下。

“我知道。”我说，“可是还不到时候。我想照顾他，等我实在照顾不了再说。”

帕丽笑了，擤了擤鼻子。“我能理解。”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能理解。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告诉她。这个原因连我自己都难以承认。也就是说，尽管我常常充满渴望，却害怕得到自由，害怕我将要遇到的事，害怕巴巴一走，我自己会手足无措。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像一条水族馆里的金鱼，生活在安全的玻璃水箱里，周围的屏障固然透明，却终究不可逾越。我可以随意观察外面那个模糊的世界，如果我愿意，也可以想像自己置身其中。然而我一直都被关在里面，受到限制，那是巴巴为我修造的生存边界，坚硬而不可弯折。在我小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刻意而为，现在却是无心插柳，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我感觉自己已经习惯了这层玻璃，害怕它一旦碎掉，而我又孤身一人，必将被裹挟而出，冲入未知的汪洋，扑扑打打，无助，迷失，上气不接下气。

我难以承认的真相就是，我始终需要背负着巴巴的重量。

还有别的理由吗？当年巴巴要我别去巴尔的摩的时候，我就那样轻易地放弃了美术学院的梦想，几乎没有做出反抗。还有别的理由吗？我离开了尼尔。几年前我和他订了婚。他拥有一家小公司，经营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他长了一张皱巴巴的方脸盘，我在亚伯烤肉馆一见他就喜欢上了，当时我请他点菜，他从菜单上抬起头，龇牙一笑。他很耐心，也很随和，处事稳重。我跟帕丽谈到他时，说的不是真话。尼尔不是为了某个更漂亮的人离开了我，是我蓄意毁掉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保证皈依伊斯兰教，上波斯语课，我还是挑出了别的毛病，找到了别的借口。到头来是我慌了神，跑回了熟悉的角落，钻进了地洞和墙缝，回到了我在家的生活。

帕丽从我身边站起身。我望着她抚平衣褶，再一次感到这是个多么大的奇迹，她在这儿，就站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想给你看些东西。”我说。

我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从不离家有很多借口，其中之一是，这样就不会有人把你的闺房清理干净，把你的玩具摆在车库门前卖掉，也不会有人把你穿不下的衣服送人。作为一个年近三十的女人，我对此深有体会，我身边有太多童年时代的遗存，大部分装在我床边的一个大箱子里。现在我打开它的盖子，里面放着许多旧娃娃，一匹粉红色的小马，身上有供我梳理的鬃毛，还有图画书，所有的生日快乐和情人节快乐的贺卡，那是我上小学时给我父母做的，上面有红芸豆、亮亮的小饰物和发光的小星星。尼尔和我最后一次讲话，是我提出分手的时候，他说：我不能等你了，帕丽。我不会痴痴地等着你长大。

我合上盖子，走回客厅，帕丽已经坐到了巴巴对面的沙发上。我

挨着她坐下。“给。”我说，递给她一摞明信片。

她拿过放在边桌上的老花镜，扯掉把明信片捆在一起的橡皮筋。她眯起眼睛，看着第一张。上面印着拉斯维加斯的照片，恺撒宫酒店的夜景，灯光璀璨。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念出了写在上面的文字。

亲爱的帕丽：

你想不到这地方有多热。我们租了辆小汽车，巴巴今天把手放到引擎盖上，结果烫出个大水泡！妈妈只好往他手上抹牙膏。恺撒宫有古罗马的士兵，拿着剑，戴头盔，披着红斗篷。巴巴老想让妈妈跟他们拍张照片，她不肯。可我拍了！我到家就给你看。暂时写到这儿吧。我想你。真希望你也在这儿。

帕丽

又及：我一边写字，一边在吃最棒的冰激凌圣代。

1992 年7 月21 日

她翻到下一张明信片。赫斯特城堡[11] 。这一次她小声读了上面的字。他有自己的动物园！多酷啊！袋鼠，斑马，羚羊，双峰驼——它们长了两个驼峰！一张迪士尼乐园的，米老鼠戴着巫师帽，挥舞着魔杖。吊死鬼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时候，妈妈发出了尖叫！你都能听得见！拉霍亚湾，大苏尔，十七英里大道，穆尔森林，太浩湖。想你。

你肯定喜欢。真希望你也在这儿。我真希望你在这儿。我真希望你在这儿。

帕丽摘下眼镜。“你给自己写明信片？”

我摇摇头。“给你的。”我大笑起来，“说起来真是丢脸。”

帕丽把明信片放到茶几上，凑近我。“跟我说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转动着我腕子上的手表。“我经常假装咱俩是孪生姐妹，你跟我。除了我，谁都看不见你。我什么都跟你说。我所有的秘密。对我来说你是活生生的，总是那么亲近。因为有你，我感觉就不那么孤单了。我们好像Doppelg.ngers[12] 。你懂这个词吗？”

她笑眯眯地说：“我懂。” 我常把我俩想像成两片树叶，从同一棵树上飘落，被风吹散，相隔数里，却仍然找得到深深纠缠的树根。

“对我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帕丽说，“你说你能感到我的存在，我体会到的却只是一种缺失。一种没来由的模糊的疼痛。我就像一个病人，跟医生讲不清什么地方疼，只是觉得疼。”她扣住我的手，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巴巴在躺椅上哼哼起来，翻了个身。

“真遗憾。”我说。

“为什么要说遗憾？”

“因为你们团聚得太迟了。”

“可我们已经团聚了呀，不是吗？”她说。她动了感情，声音也沙哑了。“这就是现在的他。挺好的。我觉得很幸福了。我已经找到自己失去的一部分。”她抓紧了我的手。“我也找到了你，帕丽。”

她这句话唤醒了我童年的渴望。我想到自己那时多么孤单，我曾轻轻呼唤她的名字——我们的名字——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声回唤，并且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到来。现在听到她叫出我的名字，就在这客厅里，仿佛分隔我们的这些岁月正在折叠，一道又一道，时间因此聚拢了，几乎化作无形，只剩下一幅照片、一张明信片的宽度，飞一般送来我童年时代最瑰丽的纪念，坐在我身边，抓着我的手，叫我的名字。我们的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震，好像有什么东西咔嗒一声，扣在了一起。好像有什么东西，很久以前分崩离析，现在复归了原位。我感到胸口被软软地顶着，那是另一颗心，重新跳动起来了，它紧挨着我自己的心，发出低沉的、怦怦的声响。

巴巴在躺椅上用胳膊肘撑起身体，揉揉眼睛，看看我俩。“你们这俩丫头在鼓捣啥？”

他咧开嘴笑了。

另一首儿歌。这一首唱的是阿维尼翁的桥。帕丽为我哼着调子，接着念出了歌词：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跳舞，我们跳舞

在阿维尼翁的桥上

我们围成圆圈跳着舞

“我小时候妈芒教我的。”她说着把头巾扎紧，抵挡忽然吹来的一阵寒风。空气冷飕飕的，天却很蓝，阳光强烈，倾泻在铁灰色的罗纳河上，将水面击碎，幻化成无数细小的光斑。“所有法国孩子都会这首歌。”

我们坐在木制的公共长椅上，面对着河水。她替我翻译着歌词，我却对河对岸的城市暗自称奇。不久以前，我才找到自己的历史，现在又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切都有记录，一切都得以保存。真是个奇迹。关于这座城市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我惊讶于它空气的清澈，惊讶于从河上席卷而过的风，吹送着河水，拍击着石岸，也惊讶于阳光多么饱满，多么丰富，仿佛来自四面八方，照耀着整个世界。坐在长椅上，我可以看到老旧的墙垒环绕着古城的中心，狭窄、蜿蜒的街道错乱交缠，阿维尼翁大教堂的西塔之上，镀金的圣母马利亚雕像闪闪发光。

帕丽讲给我听这座桥的历史。话说十二世纪，有个年轻的牧羊人宣称，天使告诉他建一座横跨两岸的桥，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他举起一块巨石，把它丢进了河中。帕丽还给我讲了罗纳河上的船夫，他们爬到桥上，敬奉自己的保护神圣尼古拉。可洪水在几百年里侵蚀着桥拱，最后把它冲垮了。她讲这些话时语速很快，兴奋得有些神经兮兮，一如当天早些时候，她带我游览哥特式的教皇宫，摘下语音导览的耳机，指着壁画，轻敲我的胳膊肘，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去看有趣的浮雕，教堂的彩窗，头顶上交叉的弯梁。

在教皇宫外，她不停地讲啊讲，嘴里迸出一串又一串圣徒、教皇、红衣主教的名字，和我一起漫步穿过教堂前的广场，身边是成群的鸽子，如织的游客，非洲来的小贩穿着颜色鲜艳的袍子，兜售着手镯和假表，有个年轻的乐师戴着眼镜，坐在苹果筐上，怀抱民谣吉他，弹着《波希米亚狂想曲》。我记得她去美国时可没这么健谈，现在我感觉，这就像一种拖延的策略，我们正围着她真心想做的——我们也一定会做的那件事兜圈子，这一番唠叨不过是一座桥而已。

“你很快就能看到真正的桥了。”她说，“等大伙都到了，咱们一起去加尔桥。你听说过这桥吗？没有？哦啦啦。漂亮死了。那是罗马人在一世纪的时候建造的，好把水从厄尔河运到尼姆。五十公里啊！帕丽，简直是巧夺天工的杰作。”

我来法国已经四天了，在阿维尼翁待了两天。巴丽和我坐上TGV[13]，从阴郁、寒冷的巴黎来了这儿，一下火车，就是晴朗的天，和暖的风，每棵树上都听得到知了的合唱。在车站，我手忙脚乱地拉出行李，差一点来不及下车，结果我刚跳下火车，车门就嘶的一声，在我身后关上了。此时我暗暗告诉自己，一定把这事告诉巴巴，要是晚下车三秒钟，现在我人就在马赛了。

他还好吗？帕丽在巴黎问过我。当时我们正坐在出租车上，从戴高乐机场开往她家。

每况愈下。我说。

巴巴现在住进了疗养院。我头一次去那儿考察设施的时候，院长彭妮—— 一个高个子的纤瘦女人，留着草莓色的卷发——领着我转了一圈，我想：还不算太差。

然后我说：还不算太差。

这地方很干净，窗户外面正对着花园，彭妮说，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半，他们都要在花园里开个茶会。大厅里有股淡淡的肉桂和松木味儿。护工们看上去有礼貌，有耐心，也有能力，大多数人我现在已经能叫得出名字了。我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群老太婆，脸上一塌糊涂，下巴长出了胡须，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唠叨个不停，死盯着电视屏幕。可我看到的大多数住客并没那么老，很多人连轮椅都用不着。

我本来以为很差劲的。我说。

是吗？彭妮说着，愉快而职业地哈哈一笑。

真是冒犯。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们完全了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地方是有成见的。肯定会有。她回过头，用一种稳重的腔调提醒我说：这是本院的辅助生活区。从你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担心你父亲在这儿很难保证良好的起居。我看，记忆监护区对他更合适。咱们到了。

她用钥匙卡开了门，我们走进封闭的病区，这里闻不到肉桂或松木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凉，第一个反应就是转身走掉。彭妮伸手扶住我的胳膊，捏了一把。她看着我，目光中饱含温情。我挣扎着走完全程，内疚的巨浪没过了我的头顶。

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早晨，我去看了巴巴。我穿过辅助生活区的大厅，冲卡门招招手，她来自危地马拉，负责接电话。我走过社区音乐厅，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老人，正在听穿礼服的高中生表演弦乐四重奏。我也经过了多功能厅，里面有电脑、书架和多米诺骨牌；我又走过公告栏，上面有成排的小贴士和通知——你知道大豆可以降低你的有害胆固醇吗？不要忘记本周二上午11点的“猜谜与思考时间”！

我走进了封闭病区。进了这道门，他们就没有下午的茶会了，也没有宾果游戏，没有人一大早就打太极拳。我去了巴巴的房间，可他不在。他的床已经收拾过了，电视没开，有半杯水放在床头柜上。我稍微松了口气。我就怕看见巴巴待在病床上，侧躺着，一只手塞在枕头下，深陷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空空如也。

我在康乐室找到了巴巴，他蜷缩在轮椅上，靠着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花园。他穿着法兰绒睡衣，戴前进帽，腿上盖着彭妮所说的烦躁围裙，上面有绳子，可以让他编穗子，还有他喜欢系上再解开的纽扣。彭妮说，这围裙可以让他的手指保持灵活。

我亲了他的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有人给他刮过脸，还帮他打湿、梳理了头发。他的脸闻起来像肥皂。

明天是个大日子。我说，我要飞到法国去看帕丽。我告诉过你的，还记得吗？

巴巴干瞪着眼睛。早在中风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遁离，长久地陷入一言不发的痴呆状态，看起来郁郁寡欢。中风之后，他的脸变成了一副面具，嘴巴持久地凝固着，歪向一边，仿佛一个客客气气的浅笑，可这笑容永远爬不到他的双眼。自从中风，他再没说过一个字。有时他咧开嘴，发出一记响亮而悠长的声音——啊！——快结束时再往上提，让这个“啊”听起来颇有几分惊讶，又好像我说的话在他心里触发了一种小小的顿悟。

我们要在巴黎碰头，然后搭火车去阿维尼翁。那是个小城，在法国南部。十四世纪的时候，教皇就住在那儿。所以我们要游览一下。不过最棒的是，帕丽把我要去的事告诉了她所有的孩子，他们也要过去和我们会合。

巴巴笑了，笑得就像上个星期埃克托尔来看他时一样，就像我给他看我的入学申请时一样，我给旧金山州立大学的艺术与人文学院写了申请。

你侄女伊莎贝尔和她丈夫阿尔贝，在普罗旺斯有个度假屋，靠近一个叫莱博的小镇。我上网查了一下，巴巴。那是个非常壮观的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石灰岩山顶上。到了那儿，你可以去参观中世纪的古堡遗址，远处还有平原和果树林。我一定要拍好多照片，一回来就拿给你看。

不远处，有个穿浴袍的老妇人正在美滋滋地玩着拼图。另一张桌边还有位老妇人，一头蓬松的白发，正在忙活着，往餐具匣里摆着叉子、勺子和黄油刀。角落那边的大屏幕电视上，里奇和露西[14] 正在拌嘴，他俩的腕子被一副手铐铐在了一起。

巴巴说：啊！

阿兰——那是你侄子，和他妻子安娜也要从西班牙过来，带着他俩的五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们都叫什么，可我肯定会记下来的。还有——这件事最让帕丽开心了——你另一个侄子，她最小的孩子蒂埃里，也要过来。她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他俩一直不讲话。他在非洲工作，这次请了假飞过来。所以呢，这将是一次大家庭的团聚。

后来我站起身，准备走的时候，又一次亲了他的脸。我把脸贴到他的脸上，回想起过去，他经常到幼儿园来接我，再载上我去丹尼斯餐馆，接妈妈下班。我们坐在小隔间里，等着妈妈登记下工，经理总会舀一勺冰激凌给我，我就把它吃掉，我还给巴巴看我那一天画的画。他多么有耐心啊，每一张都看得仔细，一边认真地端详，一边频频点头。

巴巴笑了，典型的巴巴笑。

哟。我差一点儿忘了。

我弯下腰，依照旧例，开始我们的告别仪式，指尖顺着他的两颊向上，直抵他皱巴巴的脑门和太阳穴，抚过他稀疏的白发，坑坑洼洼的头皮，头皮上的结痂，直到耳后，一边摸着，一边从他脑袋里摘除所有的噩梦。我替他打开那个无形的口袋，把噩梦丢进去，再将绳子拉紧。

成了。

巴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做好梦，巴巴。过两个星期我来看你。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走开的时候，明明感觉巴巴在望着我，可我回头再看，他的脑袋却低垂着，手里玩着烦躁围裙上的一颗纽扣。

此时，帕丽谈起了伊莎贝尔和阿尔贝的房子。她给我看过那房子的照片。那是一幢漂亮的普罗旺斯农舍，用石头盖的，已经翻新过了，建在吕贝龙山上，大门外有果树和凉亭，赤褐色的瓦，屋里看得见房梁。

“我给你看过照片，可是从照片上你看不到，沃克吕兹山的景色美极了。”

“咱们都去，住得下吗？这么多人，就一幢农房。”

“Plus on est de fous, plus on rit. ”她说，“用英语怎么说？人越多，就越高兴？”

“热闹。”

“噢，对。就是。”

“孩子们怎么办？他们去哪儿……”

“帕丽？”

我望着她。“嗯？”

她长长地出了一大口气。“现在你可以给我了。”

我点点头，把手伸进脚下的提包。

我觉得几个月之前，我送巴巴去疗养院时，就该发现它。可是我给他收拾东西的时候，只拿了最上面的那个手提箱，就这一个，巴巴所有的衣服都能装下了，而箱子有三个，摞在一起，放在走廊的壁橱里。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清理父母的卧室。我撕掉了旧墙纸，重新粉刷了墙壁。我搬走了他们的大号双人床，撤掉了我母亲的梳妆台，上面配有椭圆形的化妆镜。我清空了大衣柜，取出了父亲的西装，母亲的衬衫，还有封装在塑料袋里的裙子。我把它们堆在车库里，准备去一两趟慈善商店。我把我的书桌搬进了他们的卧室，现在这里是我的办公室了，等秋天一开学，就做我的书房。我把我床脚的那个大箱子也清空了。我所有的旧玩具，我小时候的衣服，我所有穿坏的凉鞋和网球鞋，统统丢进了一个大垃圾袋。我再也不忍心看我给父母做的那些生日快乐卡，父亲节和母亲节的贺卡。想到它们在我脚边，我夜里就睡不着。太痛苦了。

就在清理走廊的壁橱时，我拉出剩下的那两个手提箱，准备把它们放到车库去，我感到其中一个箱子里咣当一响。我拉开箱子的拉锁，发现里面有一包东西，用发黄的报纸裹了好几层。包裹上用胶带捆着一个信封，信封上用英语写着如下字句：给我妹妹帕丽。我一眼就认出那是巴巴的笔迹，因为我在亚伯烤肉馆干活的时候，每当我帮客人点完菜，他都会在收银机边草草记上一笔。

现在，我把包裹递给了帕丽。我没有打开过。

她把包裹放到腿上，低头看着，双手抚过写在信封上的字。在河的对岸，教堂的钟声开始鸣响。突出于水边的石头上，一只鸟在撕扯着死鱼的内脏。

帕丽把手伸进她的手提包，在里面的东西中间摸索着。“J' ai oublié mes lunettes。”她说，“我忘了带老花镜。”

“你想让我读给你听吗？”

她左拉右拽，想把信封从包裹上扯掉，可是今天天气不好，她手不灵，经历了一番揪扯，她最后还是把包裹递给了我。我取下信封，把它打开，展平里面叠放着的信纸。

“他用波斯语写的。”

“你认得，对吗？”帕丽皱起了眉头，有些担心地问道，“你能翻译吧。”

“能。”我说，内心窃喜。尽管姗姗来迟，可我还是暗自感激那些星期二的下午，巴巴开车送我去坎贝尔上的波斯语课。现在我想起了他，破衣烂衫，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走过沙漠，在他的身后，一路上散落着、闪亮着许许多多细小的碎片，那是生活从他身上撕落下来的。

我紧紧抓住那页信纸，免得怒号的风把它卷跑。笔迹潦草，一共三句话，我读给帕丽听了。

他们告诉我，我必然要走入水里，很快就将沉没。出发之前，我把它留在岸上，给你。我恳求你找到它，妹妹，所以你一定会知道，在我沉入水中时，心中想着什么。

还有日期。2007 年8 月。“2007 年的8 月。”我说，“那是他刚确诊的时候。”三年前，我还没有得到帕丽的消息。

帕丽一边点头，一边拿掌端抹着眼泪。一对年轻的男女骑着双人自行车驶过。姑娘打头，金色头发，粉嘟嘟的脸，苗条的身材。小伙子居后，梳了满头的小辫，咖啡色的皮肤。几米开外，有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黑皮短裙，坐在草地上，正用手机聊着天。她手里抓着皮带，另一端拴着一头黑不溜秋的小梗犬。

帕丽把包裹递给我，我替她撕开。里面是个旧的铁皮茶叶盒，盒盖上的图案已经褪了色，那是个大胡子印度人，身穿长长的红色束腰外衣，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好像在献祭。茶杯里冒出的热气几乎看不见了，束腰外衣上的红颜色也已大部分褪成了粉色。我打开锁扣，掀起盖子，发现盒子里塞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羽毛。短而密实

的绿羽；几支姜黄色的毛，有着长长的黑色羽干；一支桃色羽毛，也许出自野鸭，泛出少许浅紫；几支棕羽，羽瓣内缘长着黑色的斑点；还有一支绿色的孔雀翎，顶端有只大眼睛。

我扭头看着帕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帕丽的下巴颤抖着，慢慢摇了摇头。她从我手里接过茶叶盒，仔细地看着。“不。”她说，“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轻小，这一点保护了我。Je pouvais oublier 。[15] 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她拿起一片羽毛，轻轻蹭着自己的手腕，盯着它，好像在希望它活起来，飞起来。“我不知道这羽毛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它的故事，可我知道它的意思是，他想着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着我。他记得我。”

她轻声哭了起来，我搂住她的肩膀。我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树，河水流过我们身旁，流过这座桥——圣贝内泽桥，儿歌里的桥。它其实是座断桥，原来的桥拱只剩下了四个，走到河中央便戛然而止。仿佛它在努力渡河，让两岸聚首，却功亏一篑。

当晚在酒店，我躺在床上，醒着，望着月亮大而圆满，高挂在我们的窗棂中间，由着云朵轻推慢撞。窗外月下，高跟鞋咔嗒咔嗒，敲击着鹅卵石。欢笑，絮语。小摩托车咯噔咯噔驶过。马路对面的餐馆里，杯盘叮当，钢琴叮咚，蜿蜒流转，从窗口攀援而入，轻敲着我的耳鼓。我翻过身，看着帕丽，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灯光之下，她的脸显得苍白。我在她脸上看见了巴巴，年轻而满怀希望的巴巴，像过去那样快乐。我知道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到帕丽，我也就看得见巴巴。她是我的血与肉。很快我也将见到她的孩子，还有她孩子的孩子们，我的血也在他们周身奔流。我不孤单。一种突然的幸福，出其不意地淹没了我。我感到它在涓涓流入我的身体，也带着感恩和希望，流入了我的双眼。

我看着熟睡中的帕丽，想起了巴巴和我常玩的睡前游戏。清除掉一个个噩梦，再以好梦相赠。我想起了我常常送给他的那个梦，于是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生怕弄醒帕丽，轻轻盖住了她的额头。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个明媚的午后。他们又一次成了孩童，哥哥和妹妹。小小的年纪，明澈的眼睛，结结实实的身子骨。他们躺在一片高草中，置身于苹果树的树荫下。一树花开，满枝吐焰。他们身下铺着暖草，脸上披着阳光，高高的光影，闪烁在怒放的新花中间。他们躺着，带着睡意，带着满足，紧紧相挨。他枕着粗大而隆起的树根，而她的脑袋下面，垫着他叠起的外衣。透过半开的眼皮，她看见一只乌鸫栖于高枝。凉风习习，吹过树叶中间，又转而下探。

她扭过脸看着他，看着她的哥哥，她不离不弃的伙伴，可他的脸太近了，她看不到全貌。只有他下落的眼眉，微翘的鼻子，弯弯的睫毛。可她不在乎。待在他身边，和他，和她哥哥在一起，她足以感到幸福。当睡意慢慢把她偷走，她感觉到，一片绝对平静的波浪将她浸没。她闭上眼，漂进了睡乡，没有烦忧，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来到了。

[1]　比斯敏俩意为“奉真主之名”，另据穆夫提穆罕默德·沙菲（Mufti Muhammad Shafi Sahib）所著《比斯敏俩的好处》（The Virtues of Bismillah ，2010 年，卡拉奇）一书：“如果你睡前念比斯敏俩二十一遍，你将免遭小偷之害，免受邪恶影响，免于猝死。”

[2]　抗焦虑药物。

[3]　均为美国的竞猜类电视节目。

[4]　原文为西班牙语。

[5]　花旗松也是流行的圣诞树种。

[6]　《她书写谋杀》的女主角。

[7]　《飞越情海》（Melrose Place），美国肥皂剧。

[8] 　《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新奥尔良民歌。

[9]　迭戈·里维拉、弗里达·卡洛、亨利·马蒂斯和杰克逊·波洛克。

[10] 　法语：于是。

[11]　美国报业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建造的城堡，现为加州州立公园。

[12]　德语：分身。

[13] 　法国的高速火车。

[14]　美国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的主人公。

[15]　法语：我可以忘掉。

致谢

表达谢意之前，还有几处背景方面的问题。沙德巴格村是虚构的，不过，在阿富汗某地，也许确有这样一个名字存在。即便如此，我也从未涉足。阿卜杜拉和帕丽的儿歌，特别是“伤心的小仙女”，受到了已故的杰出波斯语诗人福鲁格·法鲁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一首诗的启发。最后，本书书名的部分灵感来自威廉·布莱克的美妙诗作《保姆歌》。

我要感谢鲍勃·巴尼特（Bob Barnett）和德宁·豪厄尔（DeneenHowell）对本书的出色引导和大力举荐。谢谢你们，海伦·海勒（Helen Heller） 、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乔迪·霍奇基斯（Jody Hotchkiss）。感谢钱德勒·克劳福德（Chandler Crawford），感谢她的热忱、耐心和忠告。多谢河源出版公司的一众友人：珍妮·马丁（Jynne Martin）、凯特·斯塔克（Kate Stark）、萨拉·斯坦（SarahStein） 、莱斯利·施瓦茨（Leslie Schwartz）、克雷格·伯克（CraigD. Burke） 、海伦·延特斯（Helen Yentus），以及更多我未曾提及的人士，他们协力将本书送达读者，我对此感激不尽。感谢我出色的文字编辑托尼·戴维斯（Tony Davis）大胆地出离于使命召唤之外。

尤其要感谢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萨拉·麦格拉思（SarahMcGrath） ，感谢她的洞见和视野，以及温和的督导，并且帮助我让本书成形，其建议之多，我已无法一一历数。萨拉，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愉快的编辑过程。

最后，我要感谢苏珊·彼得森·肯尼迪（Susan Petersen Kennedy）和杰弗里·克洛斯克（Geoffrey Kloske），感谢他们对我，对我作品的信任与毫不动摇的信心。

感谢你们，Tashakor［感谢］，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亲人，你们一贯支持着我，耐心、坚定、友善地容忍着我。一如以往，我要感谢我美丽的妻子罗娅（Roya），你不仅阅读、编辑了本书的多份手稿，还操持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从没有一句怨言，让我得以写作。如果没有你，罗娅，这本书早就死在了第一页、第一段。我爱你。

评论

这是胡赛尼迄今最令人信服、最扣人心弦的小说。

《群山回唱》抓住了他早期小说中许多相同的主题：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往事对现实的纠缠，并以同样的兴味描绘出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一个是异彩纷呈的寓言的世界，另一个是更模糊，也更为阴暗的现世。

胡赛尼先生成功地将书中人物的生活融入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合唱曲中，这既是他对人物内心生活有深刻了解的证明，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个老派小说家之实力的确证。

——《纽约时报》角谷美智子

《追风筝的人》作者的新书是一部关于牺牲、背叛和亲情力量的传奇。

这部小说比《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更壮阔，它跨越了三代人，将流亡者和救援人员、父母和子女、医生和毒枭的故事相互交织。胡赛尼展示出，人对自己本该守护的东西，会何其轻易地加以恶待和抛弃。但他最终成功彰显了家庭的力量和亲情的永恒。

——《人物》杂志

胡赛尼的新作《群山回唱》文笔优美，技巧圆熟，跨越将近60 年的阿富汗历史，审视了一次绝望之举给两个幼小生命留下的创痛，它所导致的连串后果。

小说虽然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悲情，却洋溢着爱的辉光：经久的兄妹之情；龃龉不断却紧密相连的表亲之情；暗自亲昵、终至密友的主仆之情；以至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对战争受害者的承诺。为了强调爱的重要与偶然，胡赛尼以一个梦中的场景收尾，回忆往昔，已逝的幸福尤为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它多么脆弱。

——《洛杉矶时报》

《群山回唱》的开篇如雷贯耳。关于爱的局限，胡赛尼提出了许多重要而艰深的问题。他似乎想说，爱是最伟大的杠杆，超越语言、阶级和身份。在这部扣人心弦的小说中，无人能够免于爱的冲击。

——《欧普拉杂志》

胡赛尼通过他的第三本、也是他迄今最具野心的小说，清楚地表明，他无意止步于现有的盛名。胡赛尼所有的热点皆在其中——乡愁，精妙的细节，必然的成功——无论从地域还是情感上而言，《群山回唱》都比他此前的作品覆盖更广。直到胡赛尼将小说进行到令人痛惜的结束，你才会充分欣赏他的成就。

——《娱乐周刊》

我不是那种容易在读小说时动感情的读者，但是胡赛尼的新书《群山回唱》让我才看到四十五页就热泪滚滚……在这样的短评里很难做出足以匹配这部作品的评价。我想讲述的东西有整整一打。不过，我要强调的只有一点：胡赛尼又再次回到到畅销图书排行榜了。

——《华盛顿邮报》

胡赛尼在小说——包括《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特别是纯熟的新作《群山回唱》——中所展现的天才，就是运用灵巧的手法展现和传达一个地区的本质。《群山回唱》是一部精美的小说，不论你身处何处，只要对存在的意义感兴趣，就都必须阅读它。

——《今日美国》

胡赛尼的作品充满了自信与魅力，当他阔步前行，结果令人振奋。

——《旧金山纪事报》

胡赛尼再次将他深情书写的阿富汗放在舞台中央，述说欢乐、悲伤与背叛是如何让数个家庭聚散离合。然而这回他扩展了自己的观察，描绘了身份认同感是如何影响人物的抉择和在异乡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极具可读性，作者用细致入微且诗意的语言探察人物的灵魂。《群山回唱》相较前两部作品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这标志着这位极富天赋的故事讲述者持续不断地成熟。

——《迈阿密先驱报》

胡赛尼带着他美丽又带些苦涩的新作回归了，这本书就是《群山回唱》。

——《芝加哥论坛报》

胡赛尼完美地铺叙这个以阿富汗和巴黎为背景的故事。关于阿卜杜拉，直到故事的最后，胡赛尼才交代了隐情：他一直牵念着失散已久的妹妹，并希望能够重聚。阿卜杜拉说：“她是那么完美。”这句话也能用来评价此书。

——《圣路易斯邮报》

凭借内省和完美的节奏，胡赛尼巨细靡遗地描摹每一丝感受。他巧妙地编织各种元素：人性弱点、善良的天性、坚韧、宽恕、妒忌、友谊和欢乐。他的叙述从来不会粉饰：生活的无情被揭示，人们按照本来的面目出现在作品里，不论善恶。

——《奥斯汀纪事报》

极具价值的新作。胡赛尼作为故事讲述者的那种超凡能力使其勾勒出神话寓言般的普世意义。在发掘人类经验的真谛时，胡赛尼深入开拓，奉献出闪耀的钻石！

——《星期日独立报》

一幅复杂的镶嵌画，由强烈的寓言风格和精细刻画的人物构成，结构充满创造力。我读过的特别吸引人的小说。

——《绅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山回唱/(美)胡赛尼（Hosseini, K.）著；康慨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书名原文：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ISBN 978-7-208-11513-2

I.①群… II.①胡…②康…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3379号

书名：群山回唱

作者：[美] 卡勒德·胡赛尼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1513-2/I·1157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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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Mountains Echoed

by Khaled HosseiniCopyright . 2013 by Khaled Hosseini and Roya Hosseini, as Trustees of The Khaled andRoya Hosseini Family Charitable Remainder Unitrust No.2 dated February 29, 2012.All rights reserved.Epigraph copyright Coleman Bark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ndler CrawfordAgency Inc.,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部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三部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部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后记

致谢

附录

译后记

评 论

第一部

第一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王后[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作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3]。”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她将不会走近参观那些著名的尖塔；她也将不会在赫拉特的果园拾果子或者在它的麦田里散步。但每逢扎里勒说起这些，玛丽雅姆总是听得很入迷。她会羡慕扎里勒的见多识广。她会为有一个知道这些事情的父亲而骄傲得直颤抖。

“说得跟真的一样，”扎里勒走后，娜娜说，“有钱人总喜欢说谎。

他从来没带你去过什么树下面。别中了他的迷魂药。他背叛了我们，你深爱着的父亲。他把我们赶出家门。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玛丽雅姆会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些话。她从来不敢对娜娜说自己有多么厌恶她这样谈论扎里勒。实际上，在扎里勒身边，玛丽雅姆根本不觉得自己像个哈拉米。每个星期四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时，当扎里勒带着微笑、礼物和亲昵来看望她的时候，玛丽雅姆会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因为这个，玛丽雅姆爱扎里勒。

即使她只能得到他的一部分。

扎里勒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子女，九个合法的子女，对玛丽雅姆来说，他们全都是陌生人。他是赫拉特屈指可数的富人。他拥有一家电影院，玛丽雅姆从未见过，但在她的恳求下，扎里勒曾经向她描绘过它的形状，所以她知道电影院的正面是蓝色和棕色相间的陶土砖，还知道它有一些包厢座位和格子状的天花板。推开两扇摇摇摆摆的门，里面是贴着地砖的大厅，大厅里面有些玻璃橱柜，展示着各种印度电影的海报。有一天扎里勒说，每逢星期二，儿童观众可以在零食部得到免费的冰淇淋。

他说到这句话时，娜娜忍住笑容。等到他离开泥屋，她说：“陌生人的孩子得到了冰淇淋。你得到了什么呀，玛丽雅姆？你得到的是冰淇淋的故事。”然后她神经兮兮地笑起来。

除了电影院之外，扎里勒在卡洛克[4]有地产，在法拉[5]有地产，有三家地毯商店，一家服装店，还有一辆1956 年出厂的黑色别克路王轿车。他是赫拉特人脉最广的人之一，是市长和州长的朋友。他有一个厨师，一个司机，家里还有三个佣人。在她的肚子开始鼓起来之前，娜娜曾经是他的佣人。

当那件事发生之后，娜娜说，扎里勒的家人全都张大了口，把赫拉特的空气一吸而光。他的姻亲发誓不会善罢甘休。他的几个妻子命令他将她扔出去。娜娜自己的父亲生活在附近的古尔德曼村，是个地位低微的石匠。他觉得面目无光，和娜娜断绝了关系，打点行李，踏上一辆前往伊朗的客车。自那以后，娜娜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他的消息。

“有时候，”一天清早，娜娜在泥屋外面喂鸡，她说，“我希望我的父亲有胆量把他的刀子磨利，去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更好一些。”她又将一把草籽撒在鸡群中，沉默了一会，看着玛丽雅姆。“也许对你来说也更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而苦恼了。但他是个懦夫，我的父亲。他没有勇气做那件事。”

扎里勒也没有勇气去做他该做的事情，娜娜说。他没有挺身反抗他的家人、妻子和姻亲，没有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责任，而是关起门来，为了挽回面子，匆匆和家人达成了一项交易。第二天，他让她从佣人住的房间，她一直住的地方，收拾起她仅有的几件东西，然后把她送走了。

“你知道他为了开脱自己，对他那些老婆怎么说吗？他说是我勾引他。他说过错全在我。你明白吗？在这个世界，做女人就是这样的。”娜娜放下喂鸡的碗。她用一根指头抬起玛丽雅姆的下巴。

“看着我，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躲躲闪闪地看着她。

娜娜说：“现在我教你一句话，你好好记住，我的女儿：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1] 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译者注，下同

[2]GauharShad（1378～1457），也作GawarShad或Gohar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

[3]Lahman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

[4]Karokh，赫拉特附近小城。

[5]Farah，阿富汗西南部城市。

第二章

“对扎里勒和他的妻子来说，我是一丛狗尾草。一丛艾蒿。你也是。当时你还没有出生呢。”

“艾蒿是什么呀？”玛丽雅姆问。

“杂草，”娜娜说，“就是人们拔起来扔掉的东西。”

玛丽雅姆暗暗皱眉。扎里勒可没有把她当杂草。他从来没有这样。但玛丽雅姆觉得这句反驳的话不说为妙。

“跟杂草不一样，他们得把我重新栽种，你看到了，给我食物和水。这都是因为你。这就是扎里勒和他的家人达成的交易。”

娜娜说她拒绝住在赫拉特。

“住在那儿干什么？看他整天开车载他那些明媒正娶的老婆在城里晃悠吗？”

她说她也不会住进她爸爸的空房子，那座房子在古尔德曼村，坐落在赫拉特城北两公里外一座陡峭的小山丘上。她说她想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有邻居盯着她的大肚子，对她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甚或更糟糕的，用虚伪的善意来攻击她。

“相信我，”娜娜说，“我离开你爸爸的视线，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他巴不得这样呢。”

提议娜娜住到这片空地的，是扎里勒和第一个妻子卡迪雅所生的长子穆哈辛。它位于古尔德曼村外围。人们若要到这个地方来，得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向山上走，这条土路是赫拉特到古尔德曼村的主干道的分岔路，两旁长满了膝盖那么高的杂草，点缀着白色和鲜黄色的花朵。土路向山上盘旋，通向一片平坦的田地，那儿生长着挺拔的白杨树和胡杨树，还有一簇簇的野生灌木。从那儿往上看，山顶有古尔德曼村的风车，那些锈迹斑斑的转叶尖尖的末端依稀可见；至于左下方和右下方，则是开阔的赫拉特城景。山路的末端和一条宽阔的溪流垂直相交；这条山溪从环绕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奔流而下，生长着很多鲑鱼。朝着群峰的方向，再往上游两百来米，有一圈围成圆形的垂柳。树林中间，在柳荫的掩映之下，便是那片林中空地了。

扎里勒到那儿看了一眼。当他回来之后，娜娜说，他说话的口气活像一个不停地吹嘘监狱的墙壁有多么干净、地板有多么光亮的典狱长。

“就这样，你的父亲给我们盖了这个老鼠洞。” 十五岁那年，娜娜差点结婚了。提亲的男孩来自信丹德[1]，那个年轻人以贩卖鹦鹉为生。故事是娜娜自己说给玛丽雅姆听的，虽然娜娜说起这件事时总是若无其事，但从她眼里渴望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看得出她也曾快乐过。也许娜娜这辈子惟一真正快乐的时候，就是婚礼之前那段日子。

娜娜讲这个故事时，玛丽雅姆坐在她的膝盖上，想像着她母亲正在穿结婚的礼服。她想像她骑着马，穿着绿色的长裙，在面纱之后羞涩地微笑，手掌用指甲花涂得红红的，扑了银粉的头发被分开，扎成的几条辫子用树液粘在一起。她看见奏乐的人吹着笛子，敲打着皮鼓，街头的小孩大呼小叫地在后面追逐。

然而，就在举办婚礼那天的前一个星期，妖怪进入了娜娜的身体。

无需描绘，玛丽雅姆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亲眼见到过很多次了：

娜娜突然瘫倒，她的身体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不断翻白眼，手舞足蹈，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左冲右突，嘴角冒出白沫，有时候还混着鲜红色的血。接着是昏昏欲睡，茫然若失和胡言乱语。

消息传到信丹德之后，卖鹦鹉的那家人取消了婚礼。

“他们被吓跑了。”娜娜这样解释说。

结婚的礼服被束之高阁。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前来提亲了。

扎里勒和他的两个儿子，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空地上盖了一座泥屋，玛丽雅姆将在泥屋中度过生命中的十五个春秋。他们用土砖将它垒起来，然后抹上泥土，盖上几把稻草。泥屋里有两张草席，一张木头桌子，两张直背的椅子，一扇窗户，还有几个固定在墙上的架子，娜娜在架子上摆放陶罐和那套她珍爱的中国茶具。扎里勒搬来过冬用的崭新生铁炉，在泥屋后面堆起砍好的木材。他在屋外加了一只可以用来做面包的烤炉，用篱笆围了养鸡场。他带来了几只绵羊，给它们修了饲料槽。他让法尔哈德和穆哈辛在柳树圈外百来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在上面盖了座厕所。

扎里勒本来可以雇人来盖这座泥屋，娜娜说，但他没有。

“他觉得这么做算是赎罪。”

按照娜娜的说法，她生下玛丽雅姆那天没有人来帮忙。那是1959年一个阴暗潮湿的春日，她说，那年是查希尔国王[2]登基第二十六年，也是他在位四十年中最为平淡无奇的一年。娜娜说，扎里勒尽管知道妖怪可能会进入她的身体，使她在分娩的时候发作，但他却没有请来医生，哪怕接生婆也没来一个。她孤孤单单地躺在泥屋的地板上，旁边摆着一把刀，身上汗如雨下。

“后来我痛得厉害，只好咬着枕头，哭喊得连嗓子都哑了。但就算这样，还是没有人来帮我擦擦脸，或者给我喝一口水。而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你一点都不急着要出来。你让我在又冷又硬的地板上躺了足足两天。我没有吃也没有睡，我只能推自己的肚子，祈祷能把你生下来。”

“对不起，娜娜。”

“我切断了连着我们的脐带。这就是我要一把刀子的原因。”

“对不起。”

每逢说到这里，娜娜总会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至于它究竟是余恨未消的责怪，还是心有不甘的宽宥，玛丽雅姆未曾分辨得出。年幼的玛丽雅姆并没有想到，为自己出生的方式道歉，对她来说实在是不公平。

等到十岁左右，她确实有了这种想法；那时玛丽雅姆再也不相信这个关于她出世的故事了。她相信扎里勒的说法。扎里勒说他虽然外出了，但他安排人将娜娜送到赫拉特的一家医院，那儿有个医生照料她。她躺在一张干净而舒适的病床上，房间光线明亮。玛丽雅姆说到刀子时，扎里勒悲哀地摇摇头。

玛丽雅姆还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折磨了母亲两天。

“他们跟我说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结束了，”扎里勒说，“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甚至在出生的时候，你也是一个乖女儿。”

“他都不在的！”娜娜吐口水说，“他当时在塔赫提沙法尔[3]，跟他那些高贵的朋友骑马呢。”

当人们跟他说他又多了一个女儿时，娜娜说，扎里勒耸了耸肩，继续擦洗马儿的鬃毛，在塔赫提沙法尔又待了两个星期。

“实际上，在你一个月大之前，他甚至都没抱过你。然后只是看了你一眼，说你的脸太长了，就把你交还给我。”

玛丽雅姆也不再相信这一段故事了。是的，扎里勒承认当时他确实在塔赫提沙法尔骑马，但是，当人们把消息告诉他之后，他没有耸肩膀。他跳上马鞍，一路骑回赫拉特。他把她拥在怀中，用拇指抚摸她若有若无的眉毛，哼催眠曲给她听。玛丽雅姆觉得扎里勒不会嫌弃她的脸太长，虽然它确实很长。

娜娜说给她取名玛丽雅姆的是她，因为它是她妈妈的名字。扎里勒说是他选了这个名字，因为玛丽雅姆，也就是晚香玉，是一种可爱的花朵。

“是你最喜欢的吗？”玛丽雅姆问。

“嗯，之一吧。”他微笑着说。

[1]Shindand，阿富汗西部城市，位于赫拉特南边。

[2]MohammedZahirShah（1914～2007），阿富汗前国王，1933～1973年在位。

[3]Tahkt-e-Safar，赫拉特城郊的一个花园度假区。

第三章

玛丽雅姆最早的记忆中有一段是独轮车的铁轮在石头上咔嗒、咔嗒响的声音。独轮车每月来一次，载满大米、面粉、茶叶、白糖、食油、肥皂和牙膏。推车的是玛丽雅姆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通常是穆哈辛和拉明，有时是拉明和法尔哈德。沿着这条上山的土路，男孩们轮流推着车，碾过岩石和卵石，避开坑洼和灌木丛，来到那条山溪。到得溪边，他们必须把独轮车上的东西统统卸下，用手搬到溪那边去。然后男孩们会把独轮车推过溪，再次把货物装上。还得再推两百来米，这次要穿越茂密的杂草和避开丛丛灌木。青蛙跳开给他们让路。哥哥们挥手将蚊子从他们汗津津的脸上赶走。

“他有佣人，”玛丽雅姆说，“他可以派佣人来呀。”

“他觉得这样算是赎罪。”

独轮车的声音将娜娜和玛丽雅姆引到屋外。玛丽雅姆将会永远记得他们送东西来时娜娜的样子：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赤着脚斜倚在门口，她那只视力不佳的眼睛眯成一道缝，双手抱胸，满脸戒备和嘲弄的神色。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不包头巾，也不加梳理，就袒露在阳光之下。她会穿着不合身的衬衣，纽扣直扣到喉咙。口袋里装满胡桃大小的石块。

男孩们坐在山溪旁边，等待玛丽雅姆和娜娜把供给品搬进泥屋。

尽管娜娜的准头很差，而且多数石头离目标还很远就落地了，但他们知道最好别接近泥屋三十米之内。娜娜一边把一袋袋的大米往屋里搬，一边大声咒骂那些男孩，用一些玛丽雅姆听不懂的名字称呼他们。她辱骂他们的母亲，对他们黑口黑面。男孩们从来不回应她的侮辱。

玛丽雅姆觉得很对不起这些男孩。推这么重的东西，她怜悯地想，他们的手脚肯定累坏了。她希望娜娜允许她送水给他们喝。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而且如果他们对她挥手道别的话，她也不会向他们挥手。

有一次，为了让娜娜高兴，玛丽雅姆甚至还骂了穆哈辛，说他的嘴巴像蜥蜴的屁股——但是后来她悔恨不已，害怕他们会告诉扎里勒。不过娜娜笑得很开心，笑得她那蛀蚀的门牙全都露出来了，笑得玛丽雅姆害怕她的病痛又会再次发作。玛丽雅姆骂完之后，娜娜看着她说：“你真是一个乖女儿。”独轮车空了之后，男孩们跌跌撞撞地推着它走开。玛丽雅姆会等待，一直等到看见他们消失在那高高的杂草和开花的野草之中。

“你还不走吗？”

“来啦，娜娜。”

“他们在嘲笑你。真的。我听到了。”

“我来啦。”

“你不相信我吗？”

“我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

每天早晨，远处传来绵羊的咩咩叫，还有古尔德曼村那些赶着羊群到绿草如茵的山坡放牧的牧羊人清越的笛声，她们就在这些声音中醒来。玛丽雅姆和娜娜挤出山羊的奶，饲养母鸡，收集起母鸡下的蛋。她们一起做面包。娜娜教她怎样和面粉，怎样给烤炉生火，怎样把擀好的面团涂抹在烤炉的内壁上。娜娜也教她女红，教她煮米饭和做各种米饭的浇头：炖芜菁，菠菜糊，生姜花椰菜，等等。

娜娜从不掩饰她对访客——实际上，几乎是对所有人——的厌恶，但是有少数几个人是例外。其中之一就是古尔德曼村的头人，也就是村长，哈比伯汗。他脑袋很小，留着一把胡子，大腹便便，大约每月来一次。来的时候会跟着一个仆人，仆人会带来一只鸡，有时是一罐菜饭，或者一篮染色的鸡蛋，当作礼物送给玛丽雅姆。

然后还有一位胖乎乎的老太婆，娜娜叫她亲爱的碧碧；她最后一任丈夫当过石匠，是娜娜父亲的朋友。亲爱的碧碧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她六个儿媳中的一个，还有一两个孙子。她气喘吁吁，蹒跚地穿过空地，猛力揉揉她的屁股，沉重地叹一口气，矮身坐在娜娜拉给她的椅子上。亲爱的碧碧也总是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礼物，一盒糖果，一篮子榅桲之类的。至于她带给娜娜的东西，先是一连串抱怨，诉说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再就是来自赫拉特和古尔德曼村的流言蜚语，手舞足蹈地说个不停，而她的儿媳则会坐在她身后，虔敬地静静聆听。

但玛丽雅姆最喜欢的人——当然，除了扎里勒之外——是法苏拉赫毛拉。他是一个老人，村里的阿訇，也就是讲解《古兰经》的法师。

他每个星期从古尔德曼村过来一两次，教玛丽雅姆每日五次的朝拜仪式，教她背诵《古兰经》的段落。娜娜小时候，他也曾这样教过她。

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教会玛丽雅姆识字，他总是耐心而专注地看着她的嘴唇无声地念出那些字词，看着她的食指在每个字下面移动，看着她用力地压得指甲发白，仿佛这样她就能把那些字眼的意义给挤出来。正是法苏拉赫毛拉握着她的手，教她用铅笔写出第一个波斯字母向上的一撇，第二个波斯字母的一弯，第三个波斯字母的三点。

他是一个形容枯槁的驼背老人，总是微笑着，露出没有牙齿的嘴巴，还留着长及肚脐的白胡子。他通常会一个人到泥屋来，不过有时也会带着他那个黄头发的儿子哈姆萨，他比玛丽雅姆大几岁。当法苏拉赫毛拉来到泥屋时，玛丽雅姆会亲吻他的手——感觉就像亲吻两根蒙着一层薄皮的树枝；他则会亲亲她的额头，然后在屋里坐下，开始一天的功课。功课结束后，他们两个坐在泥屋外面，吃松子，喝绿茶，看着夜莺从一棵树扑向另一棵树。有时候他们会沿着山溪，在青铜色的落叶和低矮的桤木丛中漫步，向群山走去。他们漫步的时候，法苏拉赫毛拉会转动念珠，用他那颤抖的声音给玛丽雅姆讲故事，说起他年轻时见过的各种东西。比如他在伊朗见到的一条双头蛇，那是在伊斯法罕[1]的三十三拱桥上看到的；还有那个西瓜，有一次，他在马扎[2]的蓝色清真寺外面把一个西瓜劈成两半，发现其中一半的西瓜籽排出了“真主”的字样，另外一半的西瓜籽则排成“伟大”的字样。法苏拉赫毛拉坦白地对玛丽雅姆说，他也经常理解不了《古兰经》的字句的含义。但他说他喜欢那些阿拉伯单词在舌头上打滚发出的迷人声音。他说它们让他宽慰，舒缓了他的心灵。

“它们也会安抚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传唤它们，它们不会让你失望。真主的言语永远不会背叛你，小姑娘。”

法苏拉赫毛拉既讲故事给玛丽雅姆听，也听玛丽雅姆讲故事。当玛丽雅姆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缓缓点头，面带笑容，感激地看着玛丽雅姆，仿佛他得到了一种令人觊觎的特权。玛丽雅姆总是能够很轻松地把她不敢跟娜娜说的话告诉法苏拉赫毛拉。有一天，他们在散步，玛丽雅姆对他说，她希望能够得到允许，可以去上学。

“我说的是真正的学校，阿訇老爷。要在一间教室里面。像我父亲的其他孩子。”

法苏拉赫毛拉沉默了。

上个星期，亲爱的碧碧带来了消息，说扎里勒的女儿萨伊蝶和娜希德就要到赫拉特的梅赫里女子学校上学了。自那以后，玛丽雅姆的脑袋里就总是回荡着有关教室和老师的念头，她总是想到那些横线纸笔记本，一排排的数字，还有能写出又粗又黑的笔画的钢笔。她幻想自己坐在教室里面，身边都是和她同样年纪的女孩。玛丽雅姆渴望将一根尺子摆在纸张上，画出那些看上去很重要的线。

“那是你想要的吗？”法苏拉赫毛拉说，迷蒙的眼睛和蔼地看着她，他的双手背在身后，头巾的影子落在一丛枝繁叶茂的毛茛上。

“是的。”

“那你是要我征求你母亲的同意了。”

玛丽雅姆笑了起来。她认为除了扎里勒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人能够比她的老师更加了解她的心事。

“那我该怎么办呢？圣明的真主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缺点，而在我的许多缺点中，最为严重的一点是，我没有能力拒绝你，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用一根僵硬的手指轻轻敲打她的脸颊。

但后来，他跟娜娜提起的时候，她放下了正在切洋葱的刀。“上学干什么呢？”

“如果这个姑娘想学习，让她去吧，亲爱的。让这个姑娘受点教育。”

“学习？学习什么，毛拉老爷？”娜娜厉声说，“那儿有什么可学的？”她狠狠盯着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像你这样的女孩去上学有什么意义呢？那就像擦亮一个痰盂。你在那些学校一点有价值的知识都学不到。像你和我这样的女人，这辈子只需要学会一种本领就好了。学校不会教你这种本领。看着我。”

“你不该这样和她讲话，我的孩子。”法苏拉赫毛拉说。

“看着我。” 玛丽雅姆听从了。

“只有一项本领。就是这个：忍耐。”

“忍耐什么呀，娜娜？”

“啊，你就不用为这个烦恼了，”娜娜说，“你要忍耐的东西多了去。”

她接着说到扎里勒的那些妻子如何贬称她为丑陋的、下贱的石匠的女儿。她们如何逼她在冰天雪地中浆洗衣服，直到她的脸都变麻木了，她的指尖都磨破了。

“玛丽雅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像我们这种女人。我们忍耐。我们只能这样。你明白吗？再说了，你要去学校，他们会嘲笑你的。肯定会。他们会叫你哈拉米。他们会用最恶毒的言语来辱骂你。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玛丽雅姆点点头。“别再提什么学校了。你是我的一切。我不会把你交给他们的。看着我，别再提什么学校了。”

“理性点。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姑娘想要……”法苏拉赫毛拉开口说。

“你，阿訇老爷，你这么受人尊敬，应该知道最好别鼓励她这些愚蠢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关心她，那么请你让她知道她是属于这里的，只能在家和她妈妈一起。外面根本不适合她。外面的人只会拒绝她，让她头疼。我知道，阿訇老爷，我知道。”

[1]Isfahan，伊朗城市。

[2]Mazar，阿富汗北部城市。

第四章

玛丽雅姆喜欢有客人到泥屋来。她喜欢村长和他的礼物；她喜欢亲爱的碧碧、她那发疼的屁股和无穷无尽的闲话，当然，也喜欢法苏拉赫毛拉。但是，玛丽雅姆最最最想见到的人是扎里勒。

从星期二晚上，她就开始焦虑了。玛丽雅姆会睡不着，生怕星期四会有什么事情导致扎里勒无法过来；要是那样的话，她就得再等上一整个星期才能见到他。到了星期三，她会到外面走走，绕着泥屋，心不在焉地将一把把鸡饲料撒到鸡圈里面去。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捡起掉落的花瓣，和那些叮咬她手臂的蚊子作斗争。星期四终于来临，她什么都不做，背靠一面墙壁，静静地坐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山溪，等待着。如果扎里勒来迟了，一阵可怕的张皇会点点滴滴涌上她的心头。她的膝盖会变软，她将会需要找个地方躺下来。

然后娜娜会说：“他来啦，你父亲。人模狗样的。”

每当见到他踏着石块穿过溪流，玛丽雅姆会一下子跳起来，露出灿烂的笑容，兴奋地挥舞着手臂。玛丽雅姆知道娜娜一直在看着她，观察她的反应。可是想不向他奔去，而是留在门口等待着、看着他慢慢向她走过来太难了。她约束自己，耐心地看着他走过那片高高的杂草，他的西装衫甩在肩膀上，和风吹拂起他的红领带。

扎里勒走进空地之后，他会将外衣放在烤炉上，伸开双臂。玛丽雅姆会朝他走过去，然后猛跑起来，他会抓住她的腋下，将她高高地抛向空中。玛丽雅姆会高兴得尖叫。

悬在半空的玛丽雅姆能够见到扎里勒在她身下仰起的脸，弯弯的微笑，额头的发尖，下巴上因为笑而出现的酒窝——正好可以容下她的指尖，还有他的牙齿。这个地方的人都蛀牙，他的牙齿算是最白的了。她喜欢他那修剪得很齐整的胡子，她也喜欢他不管天气怎么样，每次来都穿着一套西装——暗棕色的，他最喜欢的颜色，胸前的口袋放着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打着袖钉，系着领带。领带通常是红色的，系得松松垮垮。玛丽雅姆也能看到自己，她的样子反照在扎里勒棕色的眼睛中：她的头发飘扬着，脸上散发着兴奋的光芒，天空在她身后。

娜娜说迟早有一天他会失手，她，玛丽雅姆，会从他的手指间溜下来，掉在地上，摔断一根骨头。但玛丽雅姆相信扎里勒不会让她摔下来。她相信她总是能够安然无恙地降落在父亲干净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双手中。

他们坐在泥屋外面，在阴凉处，娜娜泡茶给他们喝。扎里勒和她都是生硬地一笑，点了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娜娜从来不会对扎里勒掷石头，也不会咒骂他。

尽管扎里勒不在的时候，娜娜总是骂骂咧咧的，但他来了之后，她显得温顺而有礼。她把头发洗干净。她刷牙，为他穿上最好的长袍。她安静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从不直视他，也不在他身边粗言秽语。笑的时候，她会用手遮住嘴巴，掩饰她的坏牙齿。

娜娜问起他的生意，也问起他的几位妻子。她告诉扎里勒，亲爱的碧碧说他最年轻的妻子娜尔吉斯就要生下第三个小孩了；这时他礼貌地微笑着，点头称是。

“嗯。你肯定很高兴，”娜娜说，“你现在有多少个孩子呀？真主啊，十个了，对吧？十个？”

扎里勒说是的，十个。

“十一个，如果你把玛丽雅姆算在内的话，当然。”

后来，扎里勒回家之后，玛丽雅姆和娜娜就这件事小小吵了一架。玛丽雅姆说娜娜耍了他。

跟娜娜一起喝过茶之后，玛丽雅姆和扎里勒总是到山溪去钓鱼。他教她如何把线甩开，如何卷动钓鱼线把鲑鱼收上来。他教她宰杀鲑鱼的正确方式，如何把它洗净，如何一刀就把鱼肉从骨头上起出来。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他会给她画画，教她如何笔不离纸、一气呵成地画出一只大象。他还教她唱歌。他们一起歌唱：

盆儿盆儿像百合

安然伫立泥路旁

鱼儿盆沿来解渴

掉进水里扑通响

扎里勒从赫拉特的报纸《伊斯兰教统一报》上剪下新闻，带来念给她听。他是玛丽雅姆和外界的联系，向她证明在泥屋之外，在古尔德曼和赫拉特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领导人有着她不知道该怎么念的名字，这个世界有火车、博物馆和足球，有绕着地球运转和在月球登陆的火箭。每个星期四，扎里勒带着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到泥屋。

正是他告诉玛丽雅姆，在1973年，她十四岁那年，统治了喀布尔四十年之久的查希尔国王被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推翻了。

“国王去意大利接受治疗，他的堂兄达乌德汗[1]做了这件事。你记得达乌德汗的，对吧？我跟你说起过他。你出生的时候，他是喀布尔的首相。反正阿富汗不再是君主国啦，玛丽雅姆。你知道的，现在它是共和国了，达乌德汗是它的总统。有谣言说喀布尔的社会主义分子帮他夺取了政权。我提醒你，人们不是说他本人是个社会主义分子，而是说他们帮了他的忙。反正这也只是谣传而已。”

玛丽雅姆问他什么是社会主义分子，扎里勒开始解释，可是玛丽雅姆没有听进去。

“你在听吗？”

“在听啊。”

他见到她在看着他外套侧边鼓起的口袋。“啊。对了。嗯。给你。不用再惦记啦……”

他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盒子，把它递给她。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给她带来一些小玩意。这是一个玛瑙手镯，下次是一条缀着天青色珠子的围巾。那天，玛丽雅姆打开盒子，看到一件树叶形状的挂坠，上面有几个被雕刻成月亮和星星的硬币。

“戴上它看看，亲爱的玛丽雅姆。”

她戴上了。“你觉得怎样啊？”

扎里勒笑逐颜开。“我觉得你像个女王。”

他走了之后，娜娜看到玛丽雅姆脖子上的挂坠。

“这是游牧部落的饰品，”她说，“我见过他们制作它。他们把人们丢给他们的硬币熔化了，做成饰品。他要对你好，干吗不给你带点金的啊，你这个宝贝父亲。我们来看他下次带什么来。”

每当扎里勒离开的时候，玛丽雅姆总是站在门口，看着他走出空地；想到她和他下次来访之间横亘着像一件巨大的、无法搬动的东西般的七天时间，她心下不禁难过。玛丽雅姆看着他离开的时候总是屏住呼吸。她屏住呼吸，心下计算过了多少秒。她假装认为她屏气的时间每多一秒，真主就会让她和扎里勒多待一天。

夜里，玛丽雅姆躺在她的草席上，寻思他在赫拉特的房子是什么模样。她寻思和他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她幻想在他刮胡子的时候，她自己递给他一条毛巾；当他刮破自己的时候告诉他。她会给他准备茶水。她会缝上他脱落的纽扣。他们会一起在赫拉特散步，在那座穹顶市场中散步，扎里勒说人们想买的东西那儿全都有。他们会乘坐他的轿车，人们会指着说：“那就是扎里勒汗和他的女儿。”他会带她去看那株下面埋着一位诗人的著名的树。

玛丽雅姆决定了，总有一天她要跟扎里勒提起这些事情。当他听到的时候，当他知道他走了之后她有多么怀念他的时候，他肯定会把她带走。他将会带她去赫拉特，让她在他的房子里生活，就像他别的孩子一样。

[1]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1978年被刺杀。

第五章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玛丽雅姆对扎里勒说。

那是1974年春天，那年玛丽雅姆十五岁。泥屋之外，柳树的树荫下，他们三人坐在排成三角形的三张折叠椅上。

“说到我的生日……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真的啊？”扎里勒说，他微笑着，带着鼓励。

两个星期前，在玛丽雅姆的追问下，扎里勒透露说他的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美国电影。那是一部特殊的电影，他说叫卡通片。整部电影是一系列图画组成的，他说，成千上万张画，所以它们能够拼成一部电影，投射在银幕上，让人们产生一种幻觉，觉得那些画会动。扎里勒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制作玩具的人的故事，他年纪大了，又没有孩子，感到很孤单，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所以他刻了一个木偶，是个男孩，它奇迹般地获得了生命。玛丽雅姆求他告诉她更多的内容，扎里勒说老人和他的木偶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冒险，还说电影里有个地方叫快乐岛，坏男孩到岛上会变成驴子。在电影的结尾，他们，木偶和他的父亲，甚至还被一条鲸鱼吞到肚子里去了。玛丽雅姆把这些统统说给法苏拉赫毛拉听。

“我要你带我去你的电影院，”这时玛丽雅姆说，“我想要看那部卡通片。我想看见那个木偶男孩。”

话声刚落，玛丽雅姆察觉到气氛有点变化。她的父母坐不安席。玛丽雅姆能够感觉到他们彼此对望。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娜娜说。她的声音很冷静，依然是扎里勒在场时她使用的那种克制而礼貌的语调，但玛丽雅姆能感觉到她那严厉的责备眼光。

扎里勒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他咳嗽一声，清了清喉咙。

“你知道吗，”他说，“这部电影的画面不是太好。声音也不好。放映机最近一直失灵。也许你妈妈说的对。也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别的礼物，亲爱的玛丽雅姆。”

“要别的，”娜娜说，“你知道吗？你爸爸会同意的。”

但后来，在山溪旁边，玛丽雅姆说：“带我走。”

“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扎里勒说，“我会派人来接你，带你过去。我保证他们会给你一个好位子，你想吃什么糖果都可以。”

“不要。我要你亲自带我走。”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想要你也邀请我的兄弟姐妹。我想和他们见面。我想要我们所有人都去，一起去。那就是我想要的。” 扎里勒叹了口气。他移开了目光，望着群山。玛丽雅姆记得他跟她说过，银幕上人们的脑袋看上去大得像房子，

当轿车冲过来时，人们会感觉到金属车身正在压碎自己的骨头。她想像自己坐在电影院的包厢里，舔着冰淇淋，身边是扎里勒和她的同胞手足。“那就是我想要的。”她说。

扎里勒悲哀地看着她。“明天。中午。我会到这个地方来接你。好吧？明天？”

“到这里来。”他说。他弯下腰，把她拉过去，久久地抱着她。

一开始，娜娜在泥屋周围走来走去，她的拳头不断握紧又松开。“我可以生各种各样的女儿，真主怎么会给我一个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呢？我为你忍受了一切！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敢这样就把我抛弃，你这个恶毒的小哈拉米！”

然后她晓之以理。

“你真是一个笨女孩！你以为你对他来说很重要啊，你以为你想住进他的房子啊？你以为你是他的女儿啊？以为他将会让你住进去？让我来告诉你。男人的心是一种狠毒的东西，玛丽雅姆。它不像母亲的子宫。它不会流血，它不会为了给你多点空间而扩张。我是惟一爱你的人。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玛丽雅姆；要是我走了，你就什么也没有啦。你将会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

接着她动之以情。

“你要是走我就会死。妖怪会来，我会发作。你将会看到的，我会吞下自己的舌头，然后死掉。别离开我，亲爱的玛丽雅姆。请你留下。你要是走了我就会死。”

玛丽雅姆沉默不语。

“你知道我爱你的，亲爱的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说她想出去走走。

她害怕自己要是留下会说出一些伤人的话：她知道所谓妖怪是骗人的，扎里勒跟她说过，娜娜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有名字的，吃药就能缓解病情。她也许会问娜娜，既然扎里勒坚持要她去看医生，她干吗不去看呢？为什么不吃他为她买的药片呢？如果能够说出来的话，她还想对娜娜说，她已经厌倦了被当成一件工具，被当成撒谎的对象，被当作一项财产，被利用。她还想说，娜娜扭曲她们生活的真相，将她，玛丽雅姆，变成她自己厌憎人世的又一个理由，这让她觉得恶心。

你害怕，娜娜，她也许会说，你害怕我会得到你从未拥有的幸福。你不想我幸福。你不想我过上好日子。心灵狠毒的人是你。

空地的边缘有一个能够眺望远处的地方，玛丽雅姆喜欢到那儿去。这时她就在那儿，坐在温暖的干草上。赫拉特从这儿清晰可见，就像儿童的积木游戏般在她身下展开：城市的北边是女子公园，夏尔苏克市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城堡遗址在南边。她能够辨认出远处的尖塔，像是巨人污秽的手指；还有一些街道，她想像街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她看到燕子在头顶盘旋飞翔。她妒忌这些飞鸟。它们去过赫拉特。它们曾经在它的清真寺、在它的市场上方翱翔。也许它们还曾降落在扎里勒家的墙壁和他的电影院前面的台阶上。

她捡起十块卵石，将它们竖着排成三列。每当娜娜没有看着她，她私下会一次又一次地玩这个游戏。她在第一列放了四块卵石，代表卡迪雅的孩子；三块代表阿芙素音的孩子；第三列的三块代表娜尔吉斯的孩子。然后她加上第四列。孤独的第十一块石头。

翌日早晨，玛丽雅姆穿了一件垂到膝盖的奶白色裙子，一条棉布裤子，头发上披着绿色的头巾。这条绿色的头巾和裙子并不相称，但只好将就——白色那条被虫子咬出好几个洞了。

她看了看时钟。时钟是法苏拉赫毛拉送的礼物，很老的发条钟，黑色的数字，翠绿色的钟面。它显示九点了。她寻思娜娜在哪儿。她想到外面去找她，但她害怕和娜娜起冲突，也害怕那些伤人的眼神。娜娜会指责她背叛了她。她会嘲笑她痴心妄想。

玛丽雅姆坐了下来。为了打发时间，她一次又一次地画大象，以扎里勒教给她的方式，一笔就画成。她坐得浑身都僵硬了，却不敢躺下，因为害怕她的裙子会被弄皱。

指针终于指向十一点半，玛丽雅姆把那十一块卵石装进口袋，走到外面。走向山溪途中，她见到娜娜在一株迎风摆舞的柳树之下，坐在树荫下的椅子上。玛丽雅姆不知道娜娜究竟有没有看到她。

到了溪边，玛丽雅姆就在他们前一天说好的地方等待。天空飘过几朵花椰菜形状的阴云。扎里勒教过她，乌云之所以是黑色的，是因为它们太厚了，它们的上边吸收了阳光，把它们的阴影投射到底部。那就是你所看到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它们的底端是黑色的。

一段时间过去了。

玛丽雅姆走回泥屋。这次她沿着空地朝西的边缘走，以免碰到娜娜。她看了看时钟。将近一点了。

他是个生意人，玛丽雅姆想，肯定碰到什么事了。

她走回溪边，继续等待。山鸟在头顶盘旋，扑进某处的草丛。她看见一株尚未成熟的蓟草下面有一条毛毛虫在慢慢地爬啊爬。

她等到双腿发麻。这一次，她没有走回泥屋。她将裤管卷到膝盖，趟过山溪，这一生中第一次下山朝赫拉特走去。

娜娜说的赫拉特也是错的。没有人对她指指点点。没有人嘲笑她。玛丽雅姆沿着人群拥挤、柏树夹道的喧闹马路走，步行的、骑自行车的、赶骡车的潮水般从她身边涌过，没有人朝她扔石头。没有人叫她哈拉米。甚至几乎没有人看她。始料未及而又值得庆幸的是，她在这儿是个平凡无奇的人。

玛丽雅姆来到一个大公园中央，几条卵石路交叉的地方，那儿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她站了好一会。水池旁边有些美丽的大理石马匹，它们迷蒙的眼睛俯视水面；她艳羡地用手指去抚摸这些石马。她还偷偷地看着一群男孩把纸船放到水里去。玛丽雅姆看见到处都有花儿，有郁金香、百合花、牵牛花，它们的花瓣沐浴在阳光中。人们沿着卵石小径散步，坐在长凳上，啜饮着茶水。

玛丽雅姆简直不相信自己就在这儿。她的心兴奋地怦怦跳。她希望这时法苏拉赫毛拉能够看到她。他会发现她有多么大胆。多么勇敢！她憧憬自己正在这座城市等待着她的新生活，一种和父亲、兄弟姐妹共同度过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她将会毫无保留地、没有附加条件地、不感到耻辱地付出爱与得到爱。

她欢快地走回到公园旁边那条宽敞的主干道。沿途种着悬铃木，树荫下是摆摊的老人，他们满脸沧桑，在一堆堆的樱桃和一串串的葡萄后面漠然地看着她。几个赤脚的男孩追逐着轿车和公共汽车叫卖，装满榅桲的袋子在他们身上晃来晃去。玛丽雅姆站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看着过往的行人，无法理解他们何以对身边的这些奇观无动于衷。

过了一会，她鼓起勇气，去问一个赶马车的老人，问他是否知道扎里勒，那个开电影院的人，住在哪儿。老人的脸胖乎乎的，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袍。“你不是赫拉特人，对吧？”他友好地说，“大家都知道扎里勒汗住的地方。”

“你能跟我说怎么走吗？”

他剥开一颗包着纸的太妃糖，说：“你就一个人吗？”

“是的。”

“爬上来。我带你去。”

“我付不起车费。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他把太妃糖给她。他说他有两个小时没拉到客人，反正打算回家了。扎里勒的家正好顺路。

玛丽雅姆爬上了马车。他们并排坐着，一路无语。玛丽雅姆看到沿途有些药草铺，还有些敞开的货架，买东西的人能够从上面买到橙子、梨、书籍、围巾，甚至猎鹰。玩弹球的孩子们围成一圈圈，踢得尘土飞扬。茶馆外面，在铺了地毯的木板平台上，男人们喝着茶，抽着水烟袋。

老人架着马车拐上一条宽敞的、两旁种着松树的街道。走过一半街道之后，他把马车停下。

“那边。看来你很走运哦，亲爱的小姑娘。那是他的轿车。” 玛丽雅姆跳下车。他笑了笑，继续赶车走了。玛丽雅姆从来没有碰过轿车。她用手指抚摸扎里勒的轿车的前车

盖。黑色的，闪闪发亮。轿车的轮毂光可鉴人，玛丽雅姆从轮毂上看到一个扁平的、拉伸的自己。轿车皮椅是白色的。玛丽雅姆看到方向盘后面有几个圆形的玻璃仪表，里面有一些指针。

刹那间，娜娜的声音在玛丽雅姆脑海中响起，嘲弄着她，试图浇灭她内心深处的希望的光芒。玛丽雅姆双腿发抖，向那座房子的前门走去。她把手放在墙壁上。它们是这么高，这么森严，扎里勒家的墙壁。她得把脖子伸直了，才能见到墙头有从另一边伸出来的柏树树冠。树冠在和风中微微晃动，她想像它们是在点头欢迎她的到来。玛丽雅姆抑制心中阵阵慌乱，稳住了自己。

开门的是一个赤脚的少女。她的下唇有一个刺青。

“我来这里探望扎里勒汗。我是玛丽雅姆。他的女儿。”

女孩脸上掠过一丝不解的神色。接着是恍然大悟的表情。这时她嘴唇挂上浅浅的笑容，似乎对玛丽雅姆有些渴望，有些期待。“在这儿等等。”女孩匆匆说。

她关上了门。

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有个男人来开门。他很高，肩膀宽宽壮壮的，双眼睡意未消，不过脸色很平和。“

我是扎里勒汗的车夫。”他说，态度并不差。

“他的什么？”

“他的司机。他不在家。”

“我看到他的车了。”玛丽雅姆说。

“他有急事出去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说。”

玛丽雅姆说那她等着。

他关上了门。玛丽雅姆坐下来，膝盖屈到胸前。天已经薄暮，她的肚子开始饿了。她吃了赶马车的老人给的太妃糖。过了一会，司机又出来了。

“你现在得回家去啦，”他说，“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天就全黑了。”

“我习惯了黑暗。”

“也会变冷的。我开车送你回家怎么样？我会跟他说你来过。”

玛丽雅姆只是看着他。

“那好吧，我送你去酒店。你可以在酒店舒舒服服睡一觉。明天早上我们再看能怎么办。”

“让我进去。”

“有人吩咐我不能让你进去啦。喂，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可能要好几天呢。” 玛丽雅姆抱起了手臂。司机叹了口气，略带责备地看着她。多年以后，玛丽雅姆将会有很多机会去设想，如果她让司机开车送她回泥屋，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她拒绝了。那天夜里，她是在扎里勒的房子外面度过的。她看着天空变黑，阴影吞噬了邻近房子的正面。那个有刺青的女孩给她带来几片面包和一盘米饭，但玛丽雅姆说她不想吃。女孩把食物留在玛丽雅姆身边。一次又一次，玛丽雅姆听到街道那边传来脚步走动的声音，房门摇晃着打开的声音，人们压低嗓子相互问候的声音。各处的电灯点亮了，微茫的光线从窗户透射出来。狗儿吠叫。等到饿得实在不行的时候，玛丽雅姆吃了那盘米饭和面包。然后她倾听着各家各户的花园中蟋蟀的叫声。上方，几朵云彩飘过苍白的月亮。

早晨，她被人摇醒了。玛丽雅姆发觉夜里有人在她身上盖了一条毛毯。

摇晃她的肩膀的是司机。

“够啦。你这样太招人注意啦。该死。你该走了。”

玛丽雅姆坐起来，揉揉眼睛。她的后背和脖子都很酸痛。“我还要继续等他。”

“看着我，”他说，“扎里勒汗说我必须现在就带你回去。你明白吗？这是扎里勒汗说的。”

他打开轿车后排座位的车门。“乖啦。走吧。”他轻声说。

“我想见他。”玛丽雅姆说。她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司机叹了口气。“让我送你回家。走吧，亲爱的姑娘。”

玛丽雅姆站起来，朝他走过去。但随后，在最后的刹那间，她改变了方向，奔向前门。她感觉到司机的手指猛然伸过来，想抓住她的肩膀。她避开了，冲进了那扇敞开的大门。

没过几秒钟，她便来到扎里勒的花园。玛丽雅姆匆忙间瞥见一个里面种着植物的闪亮玻璃缸，一个爬满葡萄藤的木架子，一个用灰色的石块砌成的鱼池，几株果树，还有到处都是的开着鲜花的灌木丛。看见所有这些东西之后，她的眼光碰到了一张脸庞，在花园对面，在一扇楼上的窗户里面。那张面孔只在那儿停留了一瞬间，一闪而过，但是已经足够长久了。长久得玛丽雅姆能够看清那双眼睛变大，那个嘴巴张开。接着它突然消失在视线之外。一只手出现了，忙乱地拉着一根绳索。窗帘拉上了。

然后有一双手伸进她的腋下，她被抬离地面。玛丽雅姆双脚乱踢。那些卵石从她的口袋掉下来。玛丽雅姆不停地踢，不停地哭，却被带到轿车那边，有人降低她的身体，把她放在后排冰冷的皮椅上。

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压低了嗓子安慰她。玛丽雅姆没有听他说话。坐在后座的她一路上颠簸，哭个不停。她流下的是悲哀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是梦想破灭的眼泪。但更是深深的、深深的屈辱的眼泪；她曾经那样思念扎里勒，为穿什么衣服烦恼，为那条不相称的头巾烦恼，一路走到这里，拒绝离开，像流浪狗般露宿街头，现在才明白这一切有多么愚蠢。她也为自己曾经对母亲严厉的眼神、哭肿的双眼不理不闻而惭愧。娜娜早就警告过她，娜娜一直都是对的。

玛丽雅姆一直想着他那张在楼上窗户后面出现的脸。他让她露宿街头。露宿街头。玛丽雅姆哭喊着躺下。她没有坐起来，不想被人看到。她觉得今天早上，赫拉特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如何自取其辱。她希望法苏拉赫毛拉就在身边，这样的话她就能够把头埋进他的膝盖，让他来安慰她。

过了一会，道路变得更加崎岖了，汽车的前端向上翘起。他们已经来到赫拉特和古尔德曼村之间那条上山的道路。

她该对娜娜说些什么呢，玛丽雅姆心想。她该如何道歉呢？现在她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娜娜呢？

轿车停下了，司机把她扶出来。“我陪你走过。”他说。

她让他走在前方，穿过马路，走上那条泥土路。沿路的金银花生机勃勃，那些萝藦草也是。蜜蜂绕着明艳的野花嗡嗡响。司机牵着她的手，扶她蹚过山溪。然后他放开她的手，跟她说赫拉特著名的季风就要开始吹拂，从上午一直吹到黄昏，持续一百二十天；还说到处觅食的白蛉将会变得非常吓人，接着，突然之间，他在她前面站住了，试图蒙上她的眼睛，将她沿着他们来的路往回推，不停地说：“往回走！别。现在别看！转过身！往回走！”

但他不够快。玛丽雅姆看到了。一阵大风吹过，吹开了那像窗帘般垂着的柳树枝条，玛丽雅姆见到了树下的景象：那张直背的椅子，翻倒在地。一条绳子从高处的树枝垂下来。娜娜在绳子末端晃荡着。

第六章

他们在古尔德曼村墓地的一角安葬了娜娜。当法苏拉赫毛拉在墓边念诵祷文、几个男人把娜娜穿着寿衣的尸体放进墓穴时，玛丽雅姆就站在亲爱的碧碧旁边，和女人们在一起。

事后，扎里勒和玛丽雅姆走回泥屋，在泥屋中，他当着陪伴他们的村民的面，表现得对玛丽雅姆关爱有加。他收拾了几件她的物品，把它们放进一个行李箱。玛丽雅姆躺在草席上，他坐在草席边，给她的脸扇风。他抚摸她的额头，脸上带着极其悲哀的神色，问她需要什么东西吗？需要什么东西吗？——他就是这样说的，说了两次。

“我想要法苏拉赫毛拉。”玛丽雅姆说。“好的。他在外面。我帮你请他进来。”当法苏拉赫毛拉瘦削的驼背身形出现在泥屋的门口时，玛丽雅姆哭了起来，当天第一次。

“啊，亲爱的玛丽雅姆。”

他在她身边坐下，双手抚着她的脸。“你哭吧，亲爱的玛丽雅姆。

哭吧。痛哭没什么丢人的。但是，小姑娘，你要记住《古兰经》上说的：‘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1]《古兰经》说的都是真理，小姑娘。真主不管让我们承受什么考验和悲哀，他总有他的理由。”

但那一天，那个时刻，玛丽雅姆无法从真主的言语中听出安慰。她只听到娜娜不断地说，你要走了我就会死。我就死给你看。她只能哭啊哭，任凭眼泪掉落在法苏拉赫毛拉那双长满老人斑的、皮肤像草纸的手上。

在汽车驶回扎里勒家的途中，他和玛丽雅姆一道，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手臂搂着她的肩膀。

“你可以和我一起生活，亲爱的玛丽雅姆，”他说，“我已经让他们给你打扫了一个房间。房间在楼上。我觉得你会喜欢它的。你在房间里能看到花园的景色。”

玛丽雅姆第一次能够用娜娜的耳朵来听他说话。现在她能够清晰地听出那总是隐藏着的虚伪，能够清晰地听出他的安慰都是些虚情假意。她无法让自己看着他。

轿车停在扎里勒家门前，司机替他们打开车门，提起玛丽雅姆的行李箱。扎里勒扶着她的双肩，引领她走进大门。两天之前，为了等他，玛丽雅姆就在这扇大门的门口睡了一夜。两天之前，人世间玛丽雅姆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扎里勒一起走进这个花园。但现在想来，那一切恍如隔世。她的生活怎会这么快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玛丽雅姆问自己。她沿着灰色的石板小径前进，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盯着自己的双脚。她知道花园里有人在窃窃私语，走向旁边，给扎里勒和她让路。她能感觉到在楼上窗户俯视着她的眼光的重量。

走进房子之后，玛丽雅姆还是低着头。她走上一张不断出现蓝色和黄色八角形图案的栗色地毯，眼角的余光看到一些雕塑的大理石底座，几个花瓶的下半部，还有墙上挂着的五颜六色的壁毯磨损的末端。她和扎里勒走上的楼梯很宽敞，铺着同样的地毯，每一节楼梯都有钉子把地毯钉紧。上了楼梯之后，扎里勒领着她拐向左边，沿着一条也铺着地毯的长长通道走下去。他在一扇门之前停下了，把门打开，让她走进去。

“你的妹妹妮洛法尔和艾迪耶有时候在这里玩，”扎里勒说，“但多数时间我们用它来当客人房。我觉得你在这里会很舒服的。它很好，你说呢？”

房间里有一张床，床上有一条带花朵图案的绿色毛毯，是依照蜂巢花样编织而成的。窗帘也是绿色的，一拉开便露出楼下的花园。床边有一只带三个抽屉的橱柜，上面摆着一个花瓶。墙边有几个架子，摆着一些相框，相片中人都是玛丽雅姆所不认识的。玛丽雅姆见到其中一个架子上摆着一套模样相同的木头公仔，从大到小排成一列。

扎里勒发现她在看着。“俄罗斯的套娃。我在莫斯科买的。你要想玩就拿去玩吧，没有人会说你的。”

玛丽雅姆坐在床上。

“你还想要什么东西吗？”扎里勒说。

玛丽雅姆躺下。闭上她的眼睛。过了一会，她听到他轻轻把门关上的声音。

除了洗澡的时候必须去楼下的浴室之外，玛丽雅姆整天都待在房间里。那个文身的女孩，就是曾经给她开门那个，用托盘给她送来食物：烤羊肉，烩蔬菜，清汤面条。多数食物玛丽雅姆没有吃。扎里勒每天过来好几次，挨着她在床上坐下，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你可以到楼下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啊。”他说，但语气并不是很坚定。当玛丽雅姆说她宁愿一个人吃的时候，他表现得有点太过善解人意了。

隔着窗口，玛丽雅姆木然望着她活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梦想见到的景象：扎里勒每天进进出出的生活。佣人匆匆忙忙地在前门奔出又走进。有个园丁总是在花圃中修剪灌木，浇灌花草。一些有着长长的、圆滑的引擎盖的轿车在街道上停下来。车上走下的是穿着西装或长袍、戴着羊皮帽的男人，蒙着头巾的女人，还有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儿童。每当玛丽雅姆看到扎里勒和这些陌生人握手，每当她看到他双手交叉在胸前、向这些人的妻子点头致意，她就会想到娜娜说的确实没错。她并不属于这里。

但我属于哪里呢？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玛丽雅姆，要是我走了，你就什么也没有啦。你将会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不是！

一阵阵难以言说的黑暗，像吹过泥屋旁边柳树的风那样，不停地吹拂着玛丽雅姆。到扎里勒家的第三天，有个小女孩走进了房间。

“我得来拿一些东西。”她说。玛丽雅姆在床上坐起来，盘起双腿，拉过毛毯盖住膝盖。

女孩匆匆跑过房间，打开壁柜的门。她拿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灰色盒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她说。她打开盒子。“它叫留声机。留。声。机。它可以放唱片。你知道的，就是音乐。一台留声机。”

“你是妮洛法尔。你今年八岁。”

小女孩笑起来。她笑起来很像扎里勒，下巴也有一个酒窝。“你怎么知道的啊？”

玛丽雅姆耸了耸肩。她没有跟这个女孩说她曾经给一块石头取了她的名字。

“你想听歌吗？”

玛丽雅姆又耸了耸肩。

妮洛法尔插上留声机。她从盒盖下面的袋子掏出一张小小的唱片。她把唱片放好，扶下唱针。音乐开始响起。

我将会用花瓣来代替纸张

给你写一封最甜蜜的信

你是我的心灵之王

我的心灵之王

“你知道这首歌吗？”

“不知道。”

“它是一部伊朗电影的插曲。我在我爸爸的电影院看过那部电影。

喂，你想不想看一些东西？”玛丽雅姆还没有回答，妮洛法尔的手掌和额头已经抵在地面上。

她脚跟一蹬，脑袋和双手形成一个三脚架，倒立了起来。

“你会这样吗？”她粗声说。

“不会。”

妮洛法尔双腿着地，把她的上衣拉好。“我可以教你，”她一边说，一边抹去红扑扑的额头上的头发。“你会在这里住多久啊？”

“我不知道。”

“你说你是我的姐姐，但我妈妈说不是真的。”

“我可没说过。”玛丽雅姆撒了谎。“她说你说过。我无所谓咯。我的意思是，我不在乎你有没有说过，也不在乎你是不是我姐姐。我不在乎。”

玛丽雅姆躺下。“现在我累了。”

“我妈妈说有个妖怪让你妈妈吊死了自己。”

“你现在可以把那个停掉了，”玛丽雅姆侧过身说，“我说的是音乐。”

就在那天，亲爱的碧碧也来看她了。她来的时候下着雨。胖乎乎的她在床边的椅子坐下，脸庞痛苦地扭曲着。

“这场雨，亲爱的玛丽雅姆，害得我的屁股痛死了。我告诉你，害得我痛死了。我希望……啊，好了，过来，孩子。过来亲爱的碧碧这里。别哭了。喏。可怜的家伙。啧啧。你这个可怜的家伙。”

当天夜里，玛丽雅姆久久不能入睡。她躺在床上，望着天空，听着楼下的脚步声，还有那些被墙壁和敲打着窗户的雨水模糊了的说话声。当她迷迷糊糊间入睡的时候，突然被一阵叫嚷吵醒。声音是楼下传来的，尖利而愤怒。玛丽雅姆听不清在说的是什么。有人砰地把门甩上。

隔日早晨，法苏拉赫毛拉来看望她。见到她的朋友在门口出现，见到他白色的胡子，还有和蔼的、没有牙齿的微笑，玛丽雅姆再一次泪如泉涌。她的双脚甩向床边，匆匆跑了过去。她亲了他的手，和以前一样，他亲了她的额头。她给他拉了一张椅子。

他把随身带来的《古兰经》给她看，把书打开。“我想我们不应该中断平常的功课，对吧？”

“你知道我不需要再学什么功课啦，毛拉老爷。几年前你就把《古兰经》里面的每一章、每一段教给我啦。”

他微笑起来，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那好吧，我坦白。我撒谎被抓住了。可是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借口来探望你。”

“你不需要什么借口。你想来就来。”

“你能够这么说真好，亲爱的玛丽雅姆。”

他把《古兰经》交给她。依照他过去的教导，她亲了它三次——每次亲完就用它碰碰额头——然后交还给他。

“你怎么样了，我的小姑娘？”

“我……”玛丽雅姆开了口。她觉得如鲠在喉，只好停下来。“我一直想着我离开之前她对我说的话。她……”

“不，不，不，”法苏拉赫毛拉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你的母亲，但愿安拉原谅她，是一个烦恼而悲惨的女人，亲爱的玛丽雅姆。她自己造了孽。她的所作所为，对她自己，对你，还有对安拉来说都是造孽。安拉会原谅她的，因为他宽宏大量，但她的作为让安拉伤心了。他并不赞成人们取走生命，不管这生命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因为他说过，生命是神圣的。你知道的……”他把椅子挪近玛丽雅姆，捧起玛丽雅姆的双手，“你知道的，我认识你母亲的时候，你还没有出世，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我告诉你，当时她就不幸福了。我觉得她的这种结果，恐怕是很多年前种下的种子造成的。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你的错。这件事不是你的错，我的姑娘。”

“我不应该离开她的。我应该……”

“别再这么说了。你这么想是不好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你听到我说的话吗，孩子？是不好的。这么想会毁了你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

玛丽雅姆点点头，但她虽然极其希望相信他所说的话，却做不到。

一个星期后，有天下午，有人敲门，然后有个高个子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的肤色很浅，有着一头红发和长长的手指。

“我是阿芙素音，”她说，“妮洛法尔的母亲。你为什么不梳洗一下，到楼下去呢，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说她情愿待在房间里。

“不，不，天哪，你不知道的啦。你必须下去。我们有话跟你说。很重要的话。”

[1]《古兰经》第67 章。本书所引《古兰经》均由译者自英译本转译，下面不再注明。

第七章

他们——扎里勒和他的三个妻子——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暗棕色的长桌子。桌面中央摆着一个水晶花瓶和一大罐蒸汽腾腾的热水，花瓶中插着新鲜的万寿菊。阿芙素音，也就是那个自称是妮洛法尔母亲的红头发女人，坐在扎里勒的右边。另外两个，卡迪雅和娜尔吉斯坐在他的左边。这三个太太各自围着一条薄薄的黑色围巾，她们的围巾并没有蒙在头上，而是围绕脖子，故意系得松松垮垮的。玛丽雅姆没有想到她们居然会给娜娜披麻戴孝，在她想来，应该是就在把她叫下来之前，他们之中有个人——说不定是扎里勒——提议这么做。

阿芙素音提起罐子，倒了一杯水，将玻璃杯放在一块方格花纹的布质杯垫上，推给玛丽雅姆。“这是泉水，煮开了的。”她说。她的手扇了扇热气。

“你在这儿过得舒服吗？”娜尔吉斯问，她的下巴很小，长着黑色的卷发。“我们希望你在这里过得舒服。这……这件事肯定让你很难过。太折磨人了。”

其他两位太太点点头。玛丽雅姆看到她们紧蹙的眉头，也见到她们对着她露出浅浅的、宽容的微笑。玛丽雅姆脑袋中响起了一阵令人难受的嗡嗡声。她的喉咙发干。她喝了几口水。

透过扎里勒身后宽敞的窗户，玛丽雅姆看到外面有一排繁花满枝的苹果树。一只黑色的木柜靠着窗边的墙壁。木柜中有一个时钟和一个相框，相片中扎里勒和三个男孩扶着一条大鱼。阳光照得鱼儿的鳞片闪闪发亮。扎里勒和那几个男孩满脸笑容。

“嗯，”阿芙素音开口说，“我……实际上，是我们……请你到这儿来，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玛丽雅姆抬起头。

她匆匆和扎里勒左边的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目光；扎里勒则靠着椅背，心不在焉地望着桌子上的大水罐。把眼光移向玛丽雅姆的是卡迪雅，三人中看起来最老的那个，玛丽雅姆心里清楚，这肯定也是他们在把她叫下来之前就商量好的。

“有人来向你求婚。”卡迪雅说。

玛丽雅姆的心一沉。“什么？”这两个字从她麻木的嘴唇中脱口而出。

“有人来向你求婚。就是想娶你。他的名字叫拉希德。”卡迪雅接着说，“他是你爸爸做生意认识的一个熟人的朋友。他是普什图人，原籍坎大哈[1]，不过现在住喀布尔[2]，他在德马赞区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

阿芙素音点点头。“他跟我们一样，跟你一样，也能说法尔西语。

所以你不用学普什图语。”

玛丽雅姆胸口发紧。她觉得天旋地转，双脚发软。

“他是个鞋匠，”卡迪雅还在说个不停，“但不是那种在马路旁边摆摊的小贩，不，不是的。他有自己的店铺，也是喀布尔最忙不过来的鞋匠。找他做鞋的都是外交官，或者总统的亲属——反正就是那一类人啦。所以你知道的，他供养你完全没有问题。”

玛丽雅姆盯着扎里勒，心中忐忑不安。“真的吗？她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

但扎里勒没有看着她。他只顾咬着嘴角，凝视水罐。

“他年纪比你大一点点啦……”阿芙素音插嘴说，“但他的年纪不可能超过……四十岁。最多四十五。你说呢，娜尔吉斯？”

“是啊。不过，玛丽雅姆啊，我还见过九岁的女孩嫁给比来向你求亲那人大二十岁的男人呢。我们都见过。你多大啦？十五岁？像你这么大的女孩，是该结婚啦。”另外两个忙不迭地点头表示赞同。玛丽雅姆心想，你们怎么不提我的同父异母姐妹萨伊蝶和娜希德呢？她们也跟我一样大，但都在赫拉特的梅赫里女子学校上学，都准备去念喀布尔大学。显然，对她们来说，十五岁不是应该结婚的年龄。

“还有啊，”娜尔吉斯说，“他也失去过亲人。我们听说他的老婆十年前难产去世。而且又过了三年之后，他的儿子在湖里淹死了。”

“真是很惨，是的。过去几年来，他一直在找一个新娘，但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不想要。”玛丽雅姆说。她看着扎里勒。“我不想要这个。别逼我。”她痛恨自己的声音中哽咽的、哀求的语气，但却抑制不住。

“喏，想开点，玛丽雅姆。”有位太太说。

玛丽雅姆再也听不清是谁在说什么话了。她继续盯着扎里勒，等待他开口，等待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假的。“你不能在这里过完一辈子。”

“你不想拥有自己的家庭吗？”

“对啊，家庭，还有你自己的孩子呢？”

“你得往前看呀。”

“说实在话，你要是跟一个本地的塔吉克人结婚可能会更好。但拉希德身体健康，对你又有兴趣。他有家，有工作。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对吧？再说了，喀布尔是一个美丽的、令人兴奋的城市。你要错过了，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啦。”

玛丽雅姆把目光转移到几位太太身上。“我要跟法苏拉赫毛拉一起生活，”她说，“他会接纳我的。我知道他会的。”

“那可不好，”卡迪雅说，“他太老啦，而且离得……”她想找个合适的字眼，玛丽雅姆已经知道她真正想说的是“他离得太近了”。她明白他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你要错过了，也许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啦。他们也不会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一直以来，她们视她的出生为奇耻大辱；她们丈夫的丑闻就剩下这最后一丝痕迹了，这是她们一劳永逸地将其抹掉的机会。她们要把她送走，因为她是她们的耻辱的一个会走路、会呼吸的体现。

“他那么老，身体也不好，”终于，卡迪雅打破沉默，“他要是走了，你该怎么办？你会变成他家的负担的。”就像你现在是我们的负担一样。玛丽雅姆几乎看到这句未曾说出口的话像寒冷的日子里雾蒙蒙的呼吸那样，从卡迪雅的嘴巴冒出来。

玛丽雅姆想像自己身处喀布尔，一个陌生而拥挤的大城市，扎里勒曾经跟她说过，喀布尔在赫拉特以东六百五十公里。六百五十公里。她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是从泥屋步行到扎里勒家的两公里。她想像自己生活在那儿，在喀布尔，在这段难以想像的距离的另一端，生活在陌生人家里，而她必须屈从于这个陌生人的心情和他说出的要求。她将会为这个人，拉希德，打扫卫生，为他做饭，为他洗衣。也还会有其他家庭杂务——娜娜跟她说过丈夫都对妻子干些什么。在她的想像中，这些亲密关系是反常的行为，会给她带来痛苦，所以她一想到就不由心里害怕，浑身冒冷汗。

她又望着扎里勒。“告诉她们。跟她们说你不允许她们这么做。”

“实际上，你父亲已经答应拉希德这门亲事了，”阿芙素音说，“拉希德在这儿，在赫拉特；他专程从喀布尔来的。明天早上就会把你许配给他，然后你们中午乘坐去喀布尔的汽车。”

“告诉她们啊！”玛丽雅姆哭喊起来。

那些女人安静了下来。玛丽雅姆察觉到她们也在看着他。等待着。

房间陷入了沉默。扎里勒不停地旋转他的结婚戒指，铁青的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柜子里面，时钟滴答、滴答响。“亲爱的扎里勒？”终于有个女人开口了。扎里勒的眼光慢慢抬起，碰上玛丽雅姆的眼神，和她对望了一会，然后又垂下。他张开嘴巴，但什么也说不出，只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

“你说话啊。”玛丽雅姆说。

扎里勒说话了，语音几不可闻。“该死的，玛丽雅姆，别这样逼我。”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才是那个被安排了某些事的人。

他的话一出口，玛丽雅姆察觉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消失了。

扎里勒的几位太太开始了新一轮的——更为轻快的——说服和劝慰，玛丽雅姆始终低头看着桌面。她的眼睛沿着细长的桌腿，望向刻工精细的桌角，望见光滑的暗棕色桌面反射出的光芒。她注意到每一次她呼气，桌面就会蒙上一层水汽。她从她父亲的桌子旁边走开了。

阿芙素音送她回到楼上的房间。阿芙素音把门关上的时候，玛丽雅姆听到钥匙把门锁上的咔嗒、咔嗒声。

[1]Kandahar，阿富汗东北部城市。

[2]Kabul，阿富汗首都。

第八章

那天早晨，玛丽雅姆穿上了别人给她的深绿色长袖裙子，裙子下面穿着白色的棉布裤子。阿芙素音给她一条绿色的头巾，还有一双相称的凉鞋。

她再次被带到棕色长桌所在的房间，只不过现在桌子中间摆着的是一碗杏仁糖，一本《古兰经》，一条绿色面纱和一面镜子。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玛丽雅姆没有见过的男人——是证婚人吧，她猜想——和一个她没见过的毛拉。

扎里勒给她拉过一张椅子。他穿着淡棕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洗过了。给她拉过椅子时，他试图露出鼓励的微笑。卡迪雅和阿芙素音这次跟玛丽雅姆坐在桌子的同一边。

毛拉指了指面纱，娜尔吉斯将它蒙在玛丽雅姆头上，然后让她坐下。玛丽雅姆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现在你可以把他叫进来了。”扎里勒对某个人说。

玛丽雅姆还没见到他，就先嗅到他的气味。一股香烟的味道，混杂着古龙水香味，很浓郁，不像扎里勒的那么淡雅。玛丽雅姆觉得这古龙水的香气很刺鼻。隔着面纱，她的眼角余光瞥见一个高高的汉子正弯腰走进门口，他的肚子很大，肩膀很宽。他的个子差点吓了她一跳。她垂下眼光，心跳越来越剧烈。她感觉到他在门口逗留了一会。接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进了房间。他的脚步震得桌子上的糖碗叮当响。他闷哼一声，在她身边的椅子坐下。他的呼吸很吵人。

毛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这将不会是一次传统的结婚仪式。

“我知道拉希德先生订好了车票，很快就要去喀布尔。所以，为了节省时间起见，我们将会省略掉一些传统的步骤，尽早完成这个仪式。”

毛拉说了几句祝词，又说了几句关于婚姻的重要性的话。他问扎里勒对这门亲事有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扎里勒摇摇头。然后他问拉希德，是否真心实意地愿意娶玛丽雅姆为妻，拉希德说“是的”。他的嗓子很粗哑，让玛丽雅姆想起秋天的落叶在她脚下被踩碎时发出的声音。

“亲爱的玛丽雅姆，你是否接受这个男人成为你的丈夫？”

玛丽雅姆什么都没说。有几个人假咳起来。

“她接受。”桌子末端有个女人说。

“实际上，”毛拉说，“这必须由她自己来回答。她可以等到我问第三次的时候才开口。毕竟，这是他来向她提亲，而不是她在追求他。”他又问了两次这个问题。玛丽雅姆依然没有回答，他再问了一次，

这一次语气更加迫切了。玛丽雅姆能感觉到身边的扎里勒坐不安席，能感觉到桌子下面有几只脚不停地伸出缩回。再也没有人假咳了。一只白皙的小手伸出来，掸掉桌子上的一点尘灰。

“玛丽雅姆。”扎里勒低声说。

“我接受。”她说，嗓音颤抖。

有人将一面镜子递到面纱之下。从镜子中，玛丽雅姆先是看到自己的脸庞：平直而且并不匀称的双眉；黯淡无光的头发；一双忧郁的眼睛靠得很近，人们或许会误认为她是斗鸡眼。她的皮肤很粗糙，长着斑点的脸看上去有点呆滞。她觉得她的天庭太宽，下巴太尖，嘴唇太薄。这张脸给人整体的感觉就是一张长长的三角脸，有点像猎犬。然而玛丽雅姆也看到，由平平无奇的五官构成的这张脸虽然总体来说并不漂亮，但非常奇怪的是，它看上去也不会让人产生不快的感觉。

在镜子中，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了拉希德：红红的大国字脸；鹰钩鼻子；脸颊也是红扑扑的，给人一种既狡猾又兴奋的感觉；迷蒙的双眼充满了血丝；牙齿长得密密麻麻，突出的两个门牙活像隆起的屋顶；发际线极低，和浓密的眉毛几乎只有两个手指那么宽的距离；粗硬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

他们的眼神在镜子中匆匆一碰，又迅速地分开了。

这就是我的丈夫的脸，玛丽雅姆心想。

他们交换了拉希德从外套口袋中掏出来的两只薄薄的金戒指。他的指甲黄得像烂苹果的果肉，而且有几个弯曲的指甲尖还向上翘。玛丽雅姆试图给他戴上戒指时，双手不停颤抖，拉希德握住她的手，让她稳定下来。她自己的戒指稍微有点紧，但拉希德毫不费力地将它滑过她的指节。

“好了。”他说。

“这个戒指好漂亮呀，”有一位太太说，“它很好看，玛丽雅姆。”

“现在只要在婚约上签字就可以结束了。”毛拉说。

玛丽雅姆签下了她的名字——玛、丽、雅、姆，她知道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她的手。玛丽雅姆下一次在一份文件上签下她的名字，将会在二十七年之后，到时也将会有一位毛拉在场。

“你们现在成为夫妻了，”毛拉说，“恭喜你们。”

拉希德在那辆五颜六色的客车中等待。玛丽雅姆和扎里勒站在客车尾部的防撞杆旁边，看不到他，只见到他的香烟的烟雾自打开的车窗袅袅飘出。在他们身边，有些人在握手道别。有些人亲吻了《古兰经》，从它下面走过。几个赤脚的男孩在旅客之间兜售东西，他们的脸被装着口香糖和香烟的托盘遮住了。

扎里勒喋喋不休地跟她说喀布尔有多么美丽，莫卧儿帝国的国王巴布尔曾经要求自己身后安葬在那儿。玛丽雅姆知道他接下来还会说起喀布尔的花园、商店、树木和空气；也知道不用多久，她将会踏上客车，而他会跟着车走，欢快地、若无其事地、断断续续地挥舞着手臂。

玛丽雅姆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过去很崇拜你。”她说。扎里勒的话还没说完就停了下来。他双臂交叉在胸前，又放了下来。一对年轻的印度夫妻从他们中间走过，女的怀里抱着一个男孩，男的拖着一个行李箱。扎里勒看上去很感激他们打断了对话。他们道歉，他报以礼貌的微笑。

“过去每到星期四，为了等你，我一坐好几个小时。我总是心绪不安，担心你不会出现。”

“路途遥远，你应该吃点东西。”他说他会给她买一些面包和山羊奶酪。

“我总是不停地想着你。我常常祈祷你长命百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觉得我是你的耻辱。”

扎里勒低下头，像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用鞋尖挖着地面。

“你觉得我是你的耻辱。”

“我会去看你的，”他低声说，“我会到喀布尔去看你的。我们将会……”

“不，不，”她说，“别来。我不想看到你。你不要来。我不想听到你的消息。永远不想。永远。”

他伤心地望了她一眼。

“你和我到这里就结束了。跟我道别吧。”

“别这样离开。”他软弱无力地说。

“你甚至连让我跟法苏拉赫毛拉说再见的度量都没有。”

她转过身，走到客车的另一边。她听到他在后面跟着。她走到液压车门时，听见他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亲爱的玛丽雅姆。”她踏上了客车，虽然眼角的余光见到扎里勒在车外和她并排走动，但她没有向窗外望去。她沿着过道走到车的后部，拉希德就坐在那儿，她的皮箱放在他的脚下。扎里勒的手掌按在玻璃窗上，指节不断地敲打着它，但她没有扭头去看一眼。客车猛然开动，她没有扭头去看追着车跑的他。客车越驶越远，她没有回头去看他逐渐向后退去的身影，也没有回头去看他消失在阵阵尾气与灰尘之中。

拉希德一个人占了窗口和中间的两个座位，他把厚实的手掌放在她的手背上。“好了，姑娘。好啦。好啦。”他说。他一边说，一边眯眼看着窗外，仿佛看到了某些令他更加感兴趣的东西。

第九章

他们到达拉希德家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

“我们在德马赞区。”他说。他们在外面，在人行道上。他一只手拉着她的行李箱，另外一只手去开屋前木门的锁头。“在城市的西南边。动物园就在附近，大学也是。”

玛丽雅姆点点头。她已经知道的是，虽然她能够听懂他说的话，但他开口的时候，她还是得专心听才行。他说的是喀布尔的法尔西语，而且还带着普什图语——坎大哈方言——的口音，这让她听起来很不习惯。不过，他好像能听懂她的赫拉特的法尔西语，一点都不费劲。

玛丽雅姆匆匆看了一眼拉希德房子所在的狭窄泥土路。两边的房子挨得很紧，每户人家的墙壁都是共用的，房子前方和马路之间隔着小小的、带围墙的院落。多数房子有着平坦的屋顶，由烧砖砌成；也有由土砖砌成的，灰不溜秋的颜色和环绕城市四周的山脉一样。

街道两旁都有排水沟把车道和人行道隔开，排水沟中流淌着肮脏的污水。玛丽雅姆看见马路上到处散落着一堆堆苍蝇飞舞的垃圾。拉希德的房子有两层。玛丽雅姆看得出它原先是蓝色的。

拉希德打开前门，玛丽雅姆走了进去，发现院子很小，而且蓬乱，几堆枯黄的杂草东歪西倒。玛丽雅姆看到房子右边有个厕所，左边有个手摇井和一排枯萎的树苗。井边是一间摆放工具的小房子，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

“你父亲跟我说过你喜欢钓鱼。”他们穿过院子向房子走去时，拉希德说。玛丽雅姆发现没有后院。“这里的北边有一些山谷。河里有很多鱼。找一天我带你去吧。”

他打开前门，让她走进屋子。

拉希德的房子比扎里勒的小多了，但跟玛丽雅姆和娜娜的泥屋比起来，却已算得上是豪宅。屋里有一条走廊，客厅和厨房都在楼下；他把她带进厨房，里面有几个罐子和平底锅，一只高压锅，还有一台煤气炉。客厅有一张浅绿色的皮沙发。沙发的一边有裂缝，倒是缝起来了，但缝得很粗糙。墙壁上什么也没挂。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桌子，两张藤椅，两张折叠椅，角落里摆着一只黑色的铁炉。

玛丽雅姆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在泥屋，她伸手就能碰到屋顶。她可以躺在草席上，根据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的角度来判断一天到了什么时候。她知道房门推得多开它的铰链就会吱嘎、吱嘎响。她知道三十块木地板上的每一道裂痕和缝隙。现在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都不见了。娜娜死了，而她在这儿，在初来乍到的城市中，她所熟知的生活已然被峡谷、山顶白雪皑皑的群峰和不见人烟的荒漠阻断。她在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家中，所有的房间和原来的都不相同，弥漫着烟味，悬挂着厚重的深绿色窗帘，陌生的橱柜中摆满了陌生的器皿，还有一片她知道自己无法触及的天花板。它的空旷让玛丽雅姆感到窒息。她心中一阵阵地发痛，为娜娜，为法苏拉赫毛拉，也为她以往的生活。

然后，她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呢？”拉希德粗声地问。他把手伸进裤兜，然后掰开玛丽雅姆的手指头，把一条手帕塞进她手里。他自己点了一根烟，依靠在墙壁上。他看着玛丽雅姆用手帕去擦眼泪。

“哭完了？”

玛丽雅姆点点头。

“真的？”

“真的。”

然后他抓住她的手肘，把她拉到客厅的窗户旁边。“这扇窗朝北，”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弯曲的指甲轻轻敲着玻璃，“我们正前方就是阿斯麦山——看到了吧？——左边那座是阿里·阿巴德山。大学就在它的山脚下。雪达瓦扎山在我们的后边，也就是东边，你在这里看不到。每天到了中午，他们会从那座山发射一发大炮。别哭了，快点。我是说真的。”

玛丽雅姆揉了揉眼睛。“我无法忍受的东西有好几种，”他满脸怒容地说，“其中之一就是女人哭泣的声音。我很抱歉。我没有耐心听女人哭。”

“我想回家。”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他呼出的一口浓烟扑在玛丽雅姆脸上。“我不跟你计较。这一次。”

他又抓住她的手肘，拉着她向楼上走去。楼上有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走廊和两间卧室。面积比较大那间卧室的房门虚掩着。透过那扇门，玛丽雅姆能见到里面的情况：和这座房子别的地方一样，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墙角有一张床，床上有一条棕色的毛毯和一个枕头，此外还有一只衣柜，一个梳妆台。墙壁上除了一面镜子，什么都没挂。拉希德把门关上。

“这是我的房间。”

他说她将要住在客人房里面。“我希望你别介意。我习惯了一个人睡。”

玛丽雅姆如释重负，至少这句话让她宽心了一些，但她没有把这种感受说出来。

即将属于玛丽雅姆的房间比她在扎里勒家所住的那间小得多。它有一张床，一个古旧的灰棕色梳妆台，一只小小的衣柜。从窗户中可以看到院子，还能看见外面的街道。拉希德把她的行李箱放在角落里。

玛丽雅姆坐在床上。

“你没看到吗？”他站在门口，微微弯腰，以免头撞到门框，“看看窗台。你知道它们是什么吗？去赫拉特之前，我把它们摆放在那儿。”

这时玛丽雅姆才发现窗台上有个篮子。白色的晚香玉从篮子边缘伸展出来。

“你喜欢它们吗？它们让你觉得高兴吗？”

“是的。”

“那你应该感谢我。”

“谢谢你。对不起。谢谢你……”

“你在发抖。可能我吓到你了。我吓到你了吗？你害怕我吗？”

玛丽雅姆没有看着他，但能听出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狡猾的挑逗意味，所以赶紧摇了摇头。她认为这是她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所说的第一个谎言。

“没有？那很好。对你来说很好。嗯，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你会喜欢上这里的。你会明白的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有电？白天大多数时候和每个晚上都有？”

他转身，好像要走，但在门口停住了。他深深吸了一口香烟，眼睛被烟雾熏得直眨巴。玛丽雅姆以为他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他关上房门，留下她独自一人，和行李箱与晚香玉做伴。

第十章

起初几天，玛丽雅姆几乎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每天黎明，她在远处传来的祷告钟声中醒来，做过早祷之后，她就会爬回床上。当她听到拉希德在浴室洗漱时，她没有起床；当拉希德在去鞋店之前到她的房间来看看她时，她依然躺在床上。从窗户中，她看见他走进院子，把午餐在自行车后面的车架上绑紧，然后推着自行车，穿过院子，走上街道。她看见他踩着自行车离开，看着他肩膀宽厚的身形消失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

这些日子里，玛丽雅姆多数时间都待在床上，总有着空荡荡的、被人遗弃的感觉。有时候，她会走下楼，到厨房去，用手去摸摸那黏糊糊的、满是油脂的橱柜，碰碰那印着花朵图案的塑料窗帘。窗帘散发出一股烧肉的味道。她打开那些做工粗糙的抽屉，看着不成套的勺子和刀具，还有漏锅和有缺口的木头锅铲，这些都将成为她的新生活中的工具。所有这些令她想起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使她觉得自己身处他乡异里，不知身在何方，好像闯进了别人的生活。

在泥屋，她的肚子每到该吃饭的时候就饿了。在这里，她很少想起来要吃饭。有时她会带着一盘隔顿的白米饭和一片面包到客厅去，站在窗口旁边。从那儿她能看到他们那条街上那些平房的屋顶。她还可以望见它们的院子，见到各户人家的女人在晾衣服、一边叫喊一边追赶孩子，看见小鸡在啄食泥土，看到铁铲和铁锹，还有那些系在树上的牛。

她想起过去那些夏夜，她和娜娜睡在泥屋平坦的屋顶上，看着古尔德曼村上空皎洁的月亮；那些夜晚很热，衬衣就像粘在窗户上的湿树叶一样紧贴在她们胸前。她怀念那些冬日的下午，她和法苏拉赫毛拉在泥屋中看书，树上的冰柱叮当、叮当地掉落在她的屋顶，屋外积满雪花的树枝上传来乌鸦的啼叫。

玛丽雅姆独自一人在屋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从厨房走到客厅，爬上楼梯，走到她的卧室，然后又走下来。她最后会回自己的房间做起祷告，或者坐在床上想着她的母亲，心中充满眩晕和想回家的感觉。

太阳慢慢向西边爬去的时候，焦虑才真正开始蚕食玛丽雅姆的心。一想到夜晚，她的牙齿就会打颤，因为到时拉希德或许会决定要跟她做那些丈夫对妻子做的事情。当他独自在楼下吃饭的时候，她会躺在床上，紧张得不敢动弹。

他总是在她门口停下，把头伸进来。

“你不可能已经睡着了。才七点呢。你醒着的吧？回答我。快点。”

他不停地追问，直到玛丽雅姆在黑暗中说：“我在这里。”

他蹲下来，坐在她的门口。在床上，她能看见他高大的身形，长长的双腿，鹰钩鼻的脸庞附近烟雾缭绕，香烟末端的蓝色光芒一会闪亮一会黯淡。

他跟她说起当天的情况。他给外交部副部长度身定做了一双休闲鞋。拉希德说，这个副部长只在他这里买鞋。波兰的一个外交官和他的妻子请他做凉鞋。他跟她说起人们关于鞋的种种迷信：把鞋放在床上，会导致家里有人死亡；如果先穿左脚的鞋，会引起吵架。

“除非这么做是无心的，而且那天是星期五才不会，”他说，“你知道吗，人们认为把两只鞋绑在一起挂在钉子上会带来厄运？”拉希德自己一点都不信这些。在他看来，基本上只有女人才会把迷信当真。他跟她说起一些他在街头听来的消息，比如美国总统尼克松如何因为一桩丑闻而引咎辞职。

玛丽雅姆可没听说过什么尼克松，也不知道是什么丑闻迫使他辞职，于是她没回他的话。她紧张地等待拉希德结束谈话，掐灭香烟，转身走开。只有当她听到他穿过走廊，听到他的房门开启关上的声音，只有这个时候她一颗悬着的心才能落地。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掐灭了香烟，却没有说晚安，而是斜靠在门口。

“你不打算把那件东西打开吗？”他说，扬了扬下巴，指着她的行李箱。他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想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这太荒唐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嗯，我希望从明天早上开始，你能够表现得像一个妻子。你听明白了吧？”

玛丽雅姆的牙齿开始打颤。

“我想知道答案。”

“明白了。”

“很好，”他说，“你在想什么呢？这里是旅馆？我是开旅馆的？嗯，这……好啦，好啦。我的真主哪。你还哭，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的？玛丽雅姆。你还哭，我跟你说过什么来的？”

第二天早晨，拉希德去工作之后，玛丽雅姆打开了行李箱，把衣服放到衣柜里。她从井里汲了一桶水，拿起一块抹布，擦净了她房间的窗户，也擦了楼下客厅的窗户。她拖了地板，清理了悬挂在天花板四角的蜘蛛网。她打开了窗户，让屋子通通风。

她用一个罐子泡了三杯小扁豆，找出一把菜刀，切了几根红萝卜和两个土豆，也把它们泡起来。她寻找面粉，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面粉在一排脏兮兮的香料罐之后。她和了面团，依照娜娜教她的方式搓着它；她用手掌的末端揉着面团，把外围的面叠起来，翻过它，继续接着搓。面团和好之后，她用一块湿布把它包起来，戴上面纱，然后出去找那个公用的烤炉。

拉希德跟她说过烤炉的位置，沿街道走下去，先向左转，紧接着向右转，但玛丽雅姆只能跟随一群沿着同一条路前行的妇女和儿童。玛丽雅姆看到那些小孩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有的在他们的母亲身后追逐，有的跑在她们的前头。他们的裤子看上去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脚下的破拖鞋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他们用棍子滚着废弃的旧自行车轮胎。

他们的母亲三五成群地走在一起，有些穿着布卡[1]，有的则没有。玛丽雅姆能听见她们尖声的交谈和越来越响的笑声。她低着头向前走，听到零碎的片言只语，她们的闲聊似乎总是离不开谁家小孩子生病了、谁的丈夫既懒惰又邋遢之类的话题。

好像饭菜都是自己做好的。真主知道呢，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他对我说，我不骗你们，这是真的，他确实对我说……

这无穷无尽的交谈，这平淡但偶尔兴奋的语调，不断地在玛丽雅姆耳边回响。她就听着这些闲聊，沿着街道走下去，转过街角，排到烤炉前面的队伍中去。有些丈夫喜欢赌钱。有些丈夫对他们的母亲有求必应，却不愿在她们——这些妻子——身上花一分钱。玛丽雅姆心下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多女人都有着相同的悲惨遭遇，她们怎么都跟这么可怕的男人成为夫妻。又或者这只是一个她所不了解的、妻子之间的游戏，一种日常的仪式，就像浸泡大米和揉面团一样？她们会希望她很快也加入吗？

在烤炉前的队伍中，玛丽雅姆见到有人朝她侧目，听到有人对她窃窃私语。她的手心开始冒汗。她想像她们全都知道她是哈拉米，给她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带来耻辱。她们全都知道她背叛了自己的母亲，使自己蒙受羞辱。

她抓住面纱的一角，擦了擦上唇的汗珠，试图使自己镇定一点。

几分钟过去了，一切如常。

然后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玛丽雅姆转过身，看见一个丰腴的女人，这个女人肤色较白，和她一样，也戴着面纱。她有一头既短且粗的黑发，一张欢快的、浑圆的脸庞。她的嘴唇比玛丽雅姆的丰厚，下唇稍微有点下垂，好像是被紧接着下唇的那块大黑痣拉下去似的。她一双明亮的绿色大眼睛带着期盼向玛丽雅姆看来。

“你是亲爱的拉希德的新婚妻子，对吧？”这个女人说，露出大大的笑容，“赫拉特来的那个。你这么年轻啊！亲爱的玛丽雅姆，对吧？我的名字叫法丽芭。我就住在你们那条街，你们家左边第五座房子就是我们的，大门是绿色的那间。这是我的儿子努尔。”

她身边的男孩有一张扁平而快乐的脸，头发像他母亲一样粗硬。他的左耳耳垂上有一小撮黑色的毛发，双眼闪烁着淘气而顽皮的神色。他举起手说：“你好，亲爱的阿姨。”

“努尔今年十岁。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男孩，叫艾哈迈德。”

“他十三岁。”努尔说。

“十三岁快接近十四岁啦，”这个叫法丽芭的女人哈哈大笑。“我老公的名字叫哈基姆，”她说，“他在德马赞区这边教书。你有空来我们家坐坐啊，我们会给你泡一杯……”

突然之间，其他女人好像胆子大了起来，纷纷推开法丽芭，向玛丽雅姆挤过来，极其迅速地在她身边围成一圈。

“原来你是亲爱的拉希德那个年轻的新娘啊……”

“你喜欢喀布尔吗？”

“我去过赫拉特。我有个表亲在那边。”

“你希望头胎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那里有尖塔！啊呀，它们多漂亮呀！那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男孩好一点，亲爱的玛丽雅姆，他们可以传宗接代……”

“呸！娶个媳妇死个儿子。女孩会留在家里，等你老了照顾你。”

“我们听说你来了。”

“生对双胞胎。男孩女孩各一个！这样大家就都高兴了。”

玛丽雅姆往后退了一步。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的耳朵嗡嗡响，脉搏突突跳，目不暇给地看着一张又一张的脸庞。她又退了一步，但没有地方可退了——她被围在一个圈子的中央。她看了看法丽芭；法丽芭看出来她很紧张，正在皱眉头。

“别烦她！”法丽芭说，“走开啦，别烦她！你们吓坏她了！”玛丽雅姆紧紧地把面团抱在胸前，推开身边的人群走了出去。“你要去哪里啊，好姐妹？”

她只顾往前推，不知道怎么样走出了人群，然后沿着街道一番猛跑。她一直跑到交叉路口才发现自己走错方向了。她转过身，低着头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她摔了一跤，膝盖擦破了一大片，然后爬起来，继续跑，从那些女人身旁冲过去。

“你怎么回事啊？”

“你在流血啊，好姐妹！”

玛丽雅姆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她发现这条路是对的，但突然想不起来哪间才是拉希德的房子。她沿着街道跑上跑下，气喘吁吁，泪水差点就要夺眶而出，开始盲目地去推推那些房门。有的上了锁，有的打开了，但露出的只是陌生的院子、吠叫的狗和吓坏了的小鸡。她想像拉希德走回家，发现她膝盖流血，在自己的街道上迷了路，依旧这样茫无头绪地找自己的房子。她哭了起来。她推开一扇又一扇大门，张皇失措地求真主保佑，脸上泪水涟涟，直到有一扇门被推开了，她看到那个厕所，那口井，还有那间摆放工具的棚屋，终于松了一口气。她走了进去，砰地把门甩上，上了门闩。接着她在墙边躺下，不断作呕。喘过气之后，她爬了起来，靠墙壁坐着，双脚伸展在前方。有生以来，她第一次觉得如此孤独。

那天晚上，拉希德回家的时候，身上带着一个棕色的纸袋。他没有发现窗户变干净了，地板擦过了，蜘蛛网不见了，这让玛丽雅姆很失望。但当他看到玛丽雅姆已经在客厅地板上铺了干净的桌布，给他摆好晚餐，他显得很满意。

“我做了豆汤。”玛丽雅姆说。

“很好。我饿了。”

玛丽雅姆从一个圆形的敞口盆给他倒了水，让他洗手。他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她把一碗蒸汽腾腾的豆汤和一盘松软的白米饭端到他面前。这是她为他做的第一顿饭，玛丽雅姆心想，要是做饭的时候她的状态更好一些就好了。煮饭时，她还在为烤炉边发生的事情颤抖。她一整天都在害怕豆汤不够浓，颜色不够好看，担心他会认为她放了太多的生姜或者放的姜母不够。

他把调羹放进金黄色的豆汤中。

玛丽雅姆有点忐忑。要是他失望或者生气该怎么办？要是他不高兴地把盘子推开该怎么办？

“小心点，”她努力说，“很烫。”

拉希德撅起嘴唇，吹了吹气，把调羹放进嘴里。

“味道不错，”他说，“盐放少了，但味道不错。甚至说得上美味。”

玛丽雅姆松了一口气，看着他吃饭。她心中闪过一丝骄傲，放松了警惕。她做的不错——甚至说得上美味——这让她喜出望外，他这句小小的恭维令她很激动。这一天早些时候的不快稍稍减少了。

“明天是星期五，”拉希德说，“我带你到处看看怎么样？”

“在喀布尔吗？”

“不。去加尔各答[2]。”

玛丽雅姆眨眨眼。

“开玩笑啦。当然在喀布尔。还能去哪里呢？”他把手伸进那个棕色的纸袋。“但是，我有些事情要先告诉你。”

他从袋里拿出一件天蓝色的布卡。他提起布卡，这件褶皱的衣服散落在他膝盖上。他把它卷起来，望着玛丽雅姆。

“我有一些顾客，玛丽雅姆，男的，他们带着老婆到我店里来。那些女人来的时候没有蒙着脸，她们直接跟我说话，毫不害羞地看着我。

她们化妆，穿着露出膝盖的裙子。有时候她们甚至还把脚伸到我面前，这些女人，让我量尺寸，而且她们的老公就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认为陌生人摸摸他们老婆的光脚也没关系！他们觉得自己是现代人，是知识分子，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吧。

他们并不明白，这样做是在破坏他们的名誉和尊严。”

他摇摇头。

“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喀布尔的富人区。我会带你去那边。你会看到的。但是这里也有这种人，玛丽雅姆，就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教师住在这条街，他叫哈基姆，我总是看到他的老婆法丽芭一个人走在街道上，头上什么也没有，只戴一条围巾。坦白说，看到一个男人无法控制他的妻子，我觉得很不爽。”

他严厉地盯着玛丽雅姆。

“但我是一个身体流着不同血液的男人，玛丽雅姆。在我来的地方，要是错误地看了人家的女人一眼，或者说了不得体的话，那就会引起流血。在我来的地方，女人的脸只有她的老公能看到。我希望你能记得。你明白吗？”

玛丽雅姆点点头。他把袋子递过来给她，她伸手接住。

他刚才称赞她的厨艺给她带来的快乐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玛丽雅姆觉得这个男人的意志既强大又不可动摇，就像俯视着古尔德曼村的沙菲德山脉。

拉希德把纸袋交给她。“那我们就这么说好了。喏，再给我盛一碗豆汤。”

[1]布卡是穆斯林女性穿的一种从头包到脚的服装。

[2]Calcutta，印度城市。

第十一章

玛丽雅姆此前从未穿过布卡。拉希德只好帮她穿上。加了衬垫的头套很沉重，紧紧裹着她的脑壳；隔着一层网状的屏障看世界也是很奇怪的体验。她穿着布卡，在她的房间里练习走路，老是踩到裙边，步履蹒跚。由于看不到周边的境况，她变得很紧张，而且她也讨厌那褶皱的布料总是不断地以令人窒息的方式盖住她的嘴巴。

“你会习惯的，”拉希德说，“过一阵子，我敢打赌你甚至会喜欢上它的。”

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去一个地方，拉希德说那儿叫沙里诺公园。一些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把排球拍过几张系在树上的破烂球网。他们一起散步，看男孩们放风筝。玛丽雅姆走在拉希德身边，时不时踩到布卡的裙边。中午时分，拉希德带她去一家小小的烤肉店吃饭；烤肉店附近有一座清真寺，他管它叫哈吉雅霍。烤肉店的地板脏兮兮，空气弥漫着烟雾。墙壁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生肉味道，音乐放得很响，拉希德说它是用一种叫洛戈里[1]的乐器伴奏的。厨师是几个瘦弱的男孩，他们一只手给烤肉串煽火，一只手猛拍小虫子。玛丽雅姆从未到过饭店，开始的时候，她觉得和这么多陌生人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坐在一起真古怪，把布卡抬起，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东西也很奇怪。她有点担心会碰到前一天在烤炉前发生的情况，但拉希德的在场多少带来了一些宽慰；没隔多久，她已经不介意这么吵的音乐，这么呛的烟雾，甚至也不害怕有这么多的人。而且，出乎她意料的是，布卡也让她安心。它就像一面只能看出不能看进的窗户。在这面窗户之内，她是一个旁观者，陌生人评头品足的眼光统统被挡住了。她再也不担心人们一眼就能看穿她过去所有那些耻辱的秘密。

在街道上，拉希德准确地说出各座建筑物的名字；这是美国大使馆，他说，那是外交部。他指着一些轿车，说出它们的名字和出产地：苏联的伏尔加，美国的雪佛兰，德国的欧宝。

“你最喜欢哪一款呢？”他问。

玛丽雅姆犹豫了一下，指着一辆伏尔加，拉希德哈哈大笑起来。

比起玛丽雅姆曾在赫拉特街头见过的那点景象来说，喀布尔的街头热闹多了。这儿的树比较少，骡马拉的车也更少，但是轿车、高楼、红绿灯和铺了石板的人行道都比赫拉特多。无论走到哪里，玛丽雅姆都能听到这座城市特有的方言，和赫拉特的方言稍微有点区别。

拉希德在马路边的一个小摊给她买了冰淇淋。这是玛丽雅姆第一次吃冰淇淋，她从未想像到人世间竟有如此美味的东西。她把整个冰淇淋都吃下去了，包括上面撒的碎开心果，还有底部那些细小的米线。她对冰淇淋迷人的口感和香甜惊奇不已。

他们走进一个叫小鸡街道的地方。它是一个狭窄而拥挤的市场，拉希德说它所在的区域是喀布尔的富人区之一。

“在这儿附近住的，都是些外交使节、有钱人和皇亲国戚——诸如此类的人。不是你跟我这样的人。”

“可是我没看到什么小鸡呀。”玛丽雅姆说。

“小鸡街道上恰恰找不到小鸡。”拉希德笑着说。

街道两旁都是店铺和小摊，出售羊皮毛和五颜六色的长袍。拉希德在一间店铺停下来，观看一把雕花的银匕首，又在另外一间看了看一把来复枪，店主信誓旦旦地跟拉希德说那是第一次抗英战争[2]时遗留下来的枪支。

“看我像不像莫夏·达扬[3]。”拉希德咕哝着说。他露出一丝亲密的笑容，在玛丽雅姆看来，这个笑脸是只给她看的。亲密的、夫妻之间的微笑。

他们漫步走过一些地毯店、工艺品店、点心店、花店，也经过几间出售男人穿的西装和女人穿的裙子的商店，隔着带花边的窗帘，玛丽雅姆看到有些少女在里面缝纽扣和熨衣领。拉希德时不时和他认识的店主打招呼，有时候说法尔西语，有时候说普什图语。每当他们握手和亲吻脸颊的时候，玛丽雅姆便会退开几步。拉希德从不招手让她过去，也从不介绍她是谁。

他让她在一家刺绣商店外面等。“我认识这个店主，”他说，“我进去一会就出来，跟他寒暄几句。”

玛丽雅姆在外面拥挤的人行道上等他。她看着那些轿车慢慢驶进小鸡街道，在兜售东西的小贩和行人之间蜿蜒前进，朝那些没有及时让路的小孩和毛驴鸣喇叭。她见到那些小摊里面的商人满脸疲惫，或者吞云吐雾，或者朝黄铜痰盂吐痰，他们的脸时不时从阴凉处露出来，向过往行人推销纺织品和皮领大衣。

但最吸引玛丽雅姆注意的还是女人。

她和拉希德居住的那片城区比较破落，那儿很多女人的头和脸都蒙得严严实实的，但喀布尔这片城区的女人就不同了。这些女人很——拉希德用过那个词是什么来着？——“现代”。是的，现代的阿富汗女人嫁给现代的阿富汗男人，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妻子化了妆，头上什么也没戴，独自行走在一群陌生人之间。玛丽雅姆看着她们无拘无束地沿着街道闲逛，有的身边跟着一个男人，有的单身一人，有的带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那些孩子穿着闪亮的皮鞋，戴着皮质表带的手表，踩着有金色轮辐和高高把手的自行车，他们和德马赞区的孩子不一样——后者的脸颊上都是白蛉叮咬出来的伤疤，用棍子滚破旧的自行车轮胎。

这些女人都提着晃来荡去的手提包，穿着沙沙作响的裙子。玛丽雅姆甚至还看到有个开着轿车的女人在吸烟。她们的指甲很长，涂上红色或者橙色，她们的嘴唇红得像郁金香。她们穿着高跟鞋，永远步履匆匆，好像有什么急事。她们戴着黑色的太阳镜，每当她们一阵风似的从身边走过，玛丽雅姆还能闻到她们的香水味。在她的想像中，这些女人全都念过大学，在写字楼上班，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打字、吸烟，打重要的电话给重要的人物。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女人很神秘。她们让她意识到自己出身寒微、姿色平庸、胸无大志、知识贫乏。

接着拉希德拍了拍她的肩膀，递给她一些东西。

“给你。”

那是一条栗色的丝绸披肩，首尾两端缀着珠子，两边绣着金色的丝线。

“你喜欢它吗？”

玛丽雅姆抬头看着他。这时拉希德做了一件让她感动的事。他眨了眨眼，避开了她的目光。

玛丽雅姆想起了扎里勒，想起了他把珠宝送给她时那副喜形于色的样子。他总是兴高采烈，让她除了温顺地表示感谢之外，再也无法作出别的回应。关于扎里勒的礼物，娜娜说的没错。它们都是并非真心实意的礼物，而是一些赎罪的象征，一些虚伪的、无耻的姿态，与其说是为了让她快乐，毋宁说是为了使他自己心安理得。这条披肩，玛丽雅姆心里明白，是一件真正的礼物。

“真好看。”她说。

那天晚上，拉希德又到她房间去了。但这次他没有在门口抽烟，而是走进房间，坐在躺在床上的她身边。床被压得向他坐的这边倾斜，弹簧吱嘎作响。

他犹豫了一会，然后伸手去摸她的脖子，用厚实的手指慢慢按压它后面突起的骨头。他的拇指向下滑去，这时它正在爱抚着她的锁骨上方的凹陷处，接着是锁骨下方的肌肤。玛丽雅姆浑身激灵。他的手掌还在不断向下摸，向下摸，他的指甲已经碰到她上衣的棉布了。

“我不行。”她低声呻吟，借着月光，看到他的脸庞、厚实的肩膀和宽阔的胸膛，也见到敞开的领口露出几撮灰色的胸毛。这时他的手摸上了她右边的乳房，隔着上衣，不断地捏着它，她能听见他粗重的喘息声。

他钻进毛毯，躺在她身边。她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解开他的皮带，松开她的裤子的拉带。她自己的双手死死抓住床单。他翻身趴在她身上，蠕动着，扭动着，她发出一声低喊。玛丽雅姆闭上双眼，咬紧牙关。

突然传来一阵锥心的剧痛。她的眼睛猛地张开，倒抽了一口冷气，咬紧自己拇指的指节。她另外一只手甩到拉希德的后背，手指抓住他的衬衣。

拉希德把脸埋在她的枕头上，玛丽雅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肩膀上方的天花板，颤抖着，嘴唇紧闭，肩膀上能感觉到他短促的呼吸的热气。他们周围的空气弥漫着烟草和他们早先吃下的洋葱以及烤羊肉的味道。他不时用耳朵磨着她的脸颊，她脸上阵阵刺痛，知道他已经刮了胡子。

完事之后，他从她身上滚下去，喘息着。他把一只手的前臂搭在额头上。黑暗中，她能看见他的手表的蓝色指针。他们就这样躺了好一会，仰面躺着，彼此没有看着对方。

“这没有什么可觉得羞耻，玛丽雅姆，”他说，语音有点模糊，“结婚的人都会这么做的。先知本人和他的几个妻子也干这种事。没什么可觉得羞耻的。”

又过了片刻，他把毛毯放回原来的样子，离开了房间，留下她陪伴着那个被他的脑袋压得塌了下去的枕头，留下她等待痛楚慢慢平息，望着夜空中的寒星和一团婚纱似的、遮住了月亮的脸的云彩。

[1]Logari，一种类似吉他的阿富汗民族乐器。

[2]指1838～1842年的第一次英阿战争。

[3]MosheDayan（1915～1981），著名的以色列军事领导和政客，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第十二章

那年——也就是1974年——秋天，斋月来临。有生以来，玛丽雅姆第一次看到新月初升如何影响到整座城市，改变了它的节奏和气氛。她注意到一片寂静接管了喀布尔。路上的行人变得无精打采，零零落落，甚至还很安静。商铺空无一人。饭店关掉电灯，大门紧闭。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没有人吸烟，窗架上也没有冒着袅袅水汽的茶杯。每当太阳西下，雪达瓦扎山的大炮响起，便到了开斋时分，此时这座城市的斋戒就会中止，玛丽雅姆也开始进食，吃一点面包和枣椰子，十五岁的她第一次尝到和他人分享一种共同文化的甜蜜。

除了少数几天，拉希德并没有遵守斋戒的规定。遵守斋戒的那少数几天里面，他总是带着一副臭脾气回家。饥饿让他变得寡言寡语，暴躁易怒。有一天晚上，玛丽雅姆准备晚饭迟了几分钟，他便就着萝卜吃起面包来。即使玛丽雅姆把米饭、羊肉和秋葵汤摆到他面前，他也不去碰这些食物。他什么也不说，只顾吃着面包，太阳穴高低起伏，额头血管暴露出来，满脸怒气。他不停地咀嚼，盯着前方看，当玛丽雅姆跟他说话时，他对她视若无睹，又往嘴巴里塞了一片面包。

斋月结束时，玛丽雅姆如释重负。

斋月结束之后就是三天的开斋节了，当年在泥屋，节日的第一天，扎里勒会去看望她和娜娜。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带来一些开斋的礼物。有一年，他送给玛丽雅姆一条羊毛围巾。他们三人坐下来喝茶，完了之后扎里勒便会告辞。

当他涉过山溪，挥手作别时，娜娜会说：“跟他真正的家人一起过节去啦。”

法苏拉赫毛拉也会来。他会给玛丽雅姆带来一些用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糖，一篮子曲奇和染了颜色的水煮蛋。等他离开之后，玛丽雅姆会带着他送的这些食物，爬到柳树上去。她会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吃起法苏拉赫毛拉的巧克力，把糖纸往下面扔，直到它们像银色的落英一样散布在树干周围。吃完巧克力，她会开始吃曲奇，还会用一支铅笔在他送的鸡蛋上画几张人脸。但她这么做的时候几乎没有感觉到快乐。玛丽雅姆害怕开斋节，这是个迎来送往的喜庆节日，很多家庭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彼此串门。她会想像赫拉特的空气充满了欢乐的笑声，兴高采烈、眼睛发亮的人们互致问候和祝福。孤单的感觉会像冷战似的在她心中升起，而且要到开斋节结束之后才会消散。

这一年，玛丽雅姆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她童年想像中的开斋节。

拉希德和她喜欢街道上的情景。玛丽雅姆从未在如此热闹活泼的气氛中行走过。人们并没有因为寒冷的天气而畏缩，他们涌上这座城市的街头，无休无止地走亲访友。在他们住的那条街上，玛丽雅姆见到了法丽芭和她的儿子努尔。努尔穿着西装，法丽芭系着白色的围巾，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那人个子很小，戴着墨镜，看上去有点腼腆。她那个年纪比较大的儿子也在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玛丽雅姆居然还记得第一次去烤炉那边的时候，法丽芭跟她说过他的名字叫艾哈迈德。他眼眶凹陷，目光深邃，一张心事重重的脸庞看上去比他弟弟更加严肃，这张早熟的脸更加衬托得他的弟弟依然童稚未脱。艾哈迈德的脖子上系着一条闪闪发亮的安拉项链。

法丽芭肯定认出了穿着布卡、走在拉希德身边的玛丽雅姆。她挥挥手，大声说：“开斋节快乐！”

玛丽雅姆裹在布卡里面，像鬼魂一样，跟她点点头。

“原来你认识那个女人，那个教师的老婆？”拉希德问。

玛丽雅姆说她不认识。

“最好离她远点。她喜欢搬弄是非，那个女人。她丈夫以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他其实是一只老鼠。你看看他。他的样子很像老鼠吧？”

他们走到沙里诺区，那儿的孩子穿着新做的衬衣和缀着珠子的、颜色鲜艳的马甲，彼此追逐打闹，比较着开斋节的礼物。一些女人则慷慨地摇晃着一盘盘糖果请行人吃。玛丽雅姆看见节日的灯笼在商店的橱窗中晃荡，听到音乐从大喇叭中喧闹地播放着。从他们身旁走过的陌生人大声朝她说“开斋节快乐”。

那天晚上，他们去了察曼大道，玛丽雅姆站在拉希德身后，看着烟花点亮了夜空，发出绿色的、粉红的、黄色的闪光。她想起了从前，她曾和法苏拉赫毛拉坐在泥屋外面，看着烟花在远处的赫拉特上空炸开，那些突然爆发的焰火映照在她的老师那双柔和而迷蒙的眼眸之中。但是，她最为怀念的还是娜娜。玛丽雅姆希望她的母亲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切。看到在这一切之中的她自己。看到满足和美丽终究并非无法获取的东西。就算对她们这样的人而言。

他们在家里接待了开斋节的客人。他们全都是男的，拉希德的朋友。每当有人敲门，玛丽雅姆就知道她得走上楼，到她自己的房间去，把门关上。那些男人和拉希德在楼下喝茶、抽烟、聊天，她则留在房间里。拉希德跟她说过，只有客人离开之后，她才能下楼。

玛丽雅姆并不介意。实际上，她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拉希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对他来说，她的尊严是值得保卫的东西。他的保护让她觉得很光荣，觉得自己很宝贵，很重要。

开斋节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拉希德外出拜访几个朋友。玛丽雅姆的肚子一整夜不舒服，她烧了一些开水，给自己冲一杯绿茶，茶里泡了一些碾碎的豆蔻子。在客厅中，她发现前一晚的客人来访留下一片狼藉：茶杯倒扣着，嚼了一半的南瓜子塞在床垫之间，盘子上沾满了昨晚的残羹冷炙。玛丽雅姆一边收拾这脏乱的客厅，一边想：这些懒惰的男人倒是精力充沛得很。

她本来没想到要走进拉希德的房间。但她从客厅打扫到楼梯，接着又清理了楼上的走廊，来到了他门口。神差鬼使地，她第一次走进了他的房间，坐在他的床铺上，感觉自己擅闯了别人的地盘。

她依次看见两面厚重的绿色窗帘，几双光亮的皮鞋在墙边整齐地一字排开，衣柜的柜门，上面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的木头。她还看到他床边的梳妆台上有一包香烟。她抽出一根，放在双唇之间，站在墙上椭圆形的小镜子前面。她朝镜子吐了一口气，假装敲了敲烟灰。她把香烟放回去。她学不来喀布尔的女人吸烟时那种流畅而优美的动作。她自己吸烟的样子看上去很粗俗，很荒唐。

怀着愧疚，她打开了梳妆台最上面的抽屉。

最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把手枪。它是黑色的，木质的枪柄，短短的枪管。在拿起枪之前，玛丽雅姆确保自己记住了它是怎么摆放的。她双手来回拿着这把枪。它比看上去要重一点。手里握着的枪柄很滑，枪管则是冷冰冰的。想到拉希德居然拥有这种惟一的用途就是杀害其他人的东西，她忐忑不安起来。但他持有这把枪，肯定是为了他们的安全。为了她的安全。

手枪下面是几本边角卷起的杂志。玛丽雅姆打开其中一本。她的心一沉。她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

杂志上每一页都是女人，美丽的女人，她们没有穿衬衣，没有穿裤子，没有穿袜子，也没有穿内裤。她们根本什么都没穿。她们躺在床上，周围是凌乱的床单，双眼半开半合地看着玛丽雅姆。在多数图片中，她们的大腿是张开的，玛丽雅姆能清楚地看到大腿之间的黑色地带。在有些图片里面，那些女人趴在地上，好像——但愿真主原谅这个念头——五体投地在做祷告。她们还回过头来，带着令人心烦意乱的挑逗眼神。

玛丽雅姆匆匆把杂志放回刚才她把它拿起来的地方。她觉得大惑不解。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她们能够容许自己拍这样的照片？

她恶心得反胃。那些他没有到她的房间找她的夜晚，他就在看这些东西吗？他既然都这样了，是不是对她有所不满呢？他那些女顾客只不过是为了做鞋而把脚伸出来让他量尺寸而已，他就对她们加以蔑视，说什么尊严和礼节，他说的都是放屁吗？女人的脸，他说，只有她的丈夫才能看。杂志上那些女人当然也有丈夫，有几个肯定有。退一万步说，她们总归有兄弟吧。既然如此，既然拉希德认为看看其他男人的妻子或姐妹的私处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她把脸蒙上呢？

玛丽雅姆坐在他的床铺上，既尴尬又迷惑。她用双手捧着脸，闭上了眼睛。她不停地呼气吸气，直到觉得安宁一些。

慢慢地，有个解释自行冒了出来。毕竟，他是男人，在她搬进来之前，独自一人过了那么多年。他的需求和她的需求不同。对她来说，虽然几个月过去了，他们的交欢依然是一种忍受痛苦的活动而已。但另一方面，他的性欲却很强烈，有时甚至显得很粗暴。他常常紧紧地把她压在身下，使劲捏她的乳房，屁股迅速地抬上压下。他是男人。这么多年来没有女人。她能因为真主赋予他的天性而怪罪他吗？

玛丽雅姆知道自己永远不能跟他提起这件事。它是不能被提起的。但它是不可以原谅的吗？她只得想到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扎里勒当时是三个女人的丈夫，九个孩子的父亲，可他还是跟娜娜发生了婚外的关系。拉希德的幻想和扎里勒的作为，哪一种更糟糕呢？再说了，她不过是一个乡下人，一个哈拉米，她又有什么权利对别人说三道四呢？

玛丽雅姆打开了梳妆台下面的抽屉。

正是在这个抽屉里面，她看到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的照片。那是一张黑白相片。他看上去只有四岁，也许五岁。照片中的他穿着条纹衬衣，系着蝴蝶结。他是英俊的小男孩，鼻子笔挺，棕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凹陷的眼珠黑黝黝的。他看上去有点分心，好像相机闪光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相片下面，玛丽雅姆又看到另外一张，也是黑白的，比起上一张，它稍微有点模糊。照片中是一个坐着的女人，她后面则是拉希德，一头黑发，比现在瘦一点，也更年轻。那个女人很漂亮。可能没有杂志里面的女人漂亮，但是挺好看的。当然比她玛丽雅姆好看多了。她的下巴很精致，黑色的长发从中间分开。高高的颧骨，柔美的额头。玛丽雅姆想起了自己的脸庞，想起了她那薄薄的嘴唇和长长的下巴，她心中闪过一丝妒忌。

她久久地看着这张照片。照片中，拉希德好像压制着那个女人，这让玛丽雅姆隐隐觉得有点不安。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他嘴唇紧闭，露出得意的微笑；她则板着脸孔，一副阴郁的模样。她的身体稍微有点前倾，仿佛想摆脱他的掌控似的。

玛丽雅姆把所有东西都放回原位。

后来，在洗衣服的时候，她后悔自己偷偷跑进他的房间。为了什么呢？她对他多了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呢？了解到他有一把手枪，了解到他是一个有需求的男人吗？她不该对着他和他的妻子的合影盯了那么久。刹那间拍下来的身体姿势本来很随意，可是她的眼睛却看出了别的意义。

这时，晾衣线在玛丽雅姆身前跳动，她正在把衣服往上面挂，心里觉得很对不起拉希德。他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他的生活充满了厄运和苦难。她又想起了那个叫尤纳斯的男孩，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面堆雪人，曾经砰砰地爬上这同一条楼梯。湖水将他从拉希德身边夺走，就像鲸鱼吞噬《古兰经》中那位和这男孩同名的先知那样，将他吞没。一想到拉希德恐慌而无助、在湖岸上来回奔跑、哀求湖泊将他的儿子吐回陆地的样子，玛丽雅姆就觉得心中一阵发痛——痛得很厉害。她第一次觉得和她的丈夫血脉相连。她告诉自己，他们终究会休戚与共。

第十三章

看完医生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玛丽雅姆碰到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情。无论她望向何处，无论她看着的是单调的灰色水泥公寓，还是铁皮屋顶的、前面完全敞开的商店，抑或污水横流的沟渠，她都看到一片鲜艳的五颜六色。仿佛有一道彩虹溶进了她的双眼。

拉希德戴着手套，十指轻轻敲动，哼着小曲。每当公共汽车驶过

路面的坑洼，猛地向前冲去，他就会伸手护住她的腹部。

“叫察尔迈伊怎么样？”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普什图人名字。”

“如果是个女孩呢？”玛丽雅姆说。

“我想是个男孩。是的。是个男孩。”

公共汽车里面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些乘客在指着某些东西，其他乘客从座位上侧身去看。

“快看，”拉希德说，用指节敲着玻璃窗。他在微笑，“那边。看到了吗？”

玛丽雅姆看到马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了下来。在交通灯之下，人们的脸庞从轿车的车窗中露出来，转向上方，迎着那一片飘落的柔软。玛丽雅姆心想，这个季节的第一场雪怎能如此迷人呢？是因为它让人有机会看到一些依然洁白无瑕、未受糟蹋的东西吗？抑或是它让人在积雪被践踏、变黑之前，能够感受到新季节稍纵即逝的优雅，感受到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是女孩的话，”拉希德说，“尽管其实是个男的，但，如果是个女孩的话，那么你想给她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第二天早晨，玛丽雅姆被锯子和铁锤的声音吵醒。她裹上披肩，走进雪花飞舞的院子。昨晚的鹅毛大雪已经停了。这时只有零散的细小雪花飘落在她脸庞上。空气很沉闷，弥漫着木炭燃烧的味道。喀布尔银装素裹，寂静无声，几缕零落的炊烟袅袅升起。

她发现拉希德在工具房里面，将铁钉敲进一块木板。他看到她，把嘴角叼着的一枚铁钉拿下。“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他到时会需要一张婴儿床。我本来想做好再给你看。”

玛丽雅姆希望他别这样，板上钉钉地认为肚子里的胎儿是个男婴。怀上了孩子虽然让她很高兴，但他的期望却令她不堪重负。昨天，拉希德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件男孩穿的羊皮冬大衣，大衣里面缝着柔软的绵羊皮，衣袖上还有用很好的红色、黄色丝线绣成的图案。

拉希德举起一块狭窄的长木板。他一边把它从中间锯开，一边说有点担心楼梯。“等他大到能爬楼梯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对楼梯进行改建的。”炉子也让他担心，他说。餐刀和叉子必须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你必须小心再小心。男孩子都是捣蛋鬼。”

玛丽雅姆拉紧了身上的披肩，以抵御彻骨的寒冷。

隔日早上，拉希德说他打算请几个朋友过来吃顿晚饭，庆祝一下。玛丽雅姆一整个早上都在洗小扁豆和淘米。她切开茄子，准备做凉拌茄子；还做了韭菜牛肉饼。她拖了地板，拍打了窗帘，不顾外面的大雪又开始落下，打开窗让房间透气。她沿着客厅的墙边，摆放了一些床垫和坐垫，在桌子上摆了几碗糖果和烤杏仁。

傍晚时分，第一个客人还没到的时候，她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她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欢呼声、笑声和嬉闹声越来越响。她的双手总是忍不住抚摸着腹部。她想着肚子里生长的胎儿，幸福像开门板的风那样冲进她的心房。泪水涌上她的眼眸。

玛丽雅姆想起了她那段六百五十公里的客车之旅，和拉希德在一起，自西方的赫拉特，临近和伊朗交界的国境线的地方，来到东边的喀布尔。他们沿途经过一些小城镇和大城市，一座又一座的小村落彼此相连，此起彼伏地出现。而如今，她在这里，越过那些岩石和贫瘠的山脉，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家，属于她自己的丈夫，向着一个宝贵的终点站出发：成为母亲。想到这个婴儿，她的婴儿，他们的婴儿，她快乐得无法形容。知道自己对它的爱已经使她有生以来拥有过的任何东西相形失色，知道她再也不需要玩那卵石游戏了，她光荣得容光焕发。楼下，有人在调试风琴。接着又传来调试皮鼓的拍打声。有人清了清喉咙。接着是口哨声、掌声、欢呼声和歌声。

玛丽雅姆轻轻抚摸着柔软的腹部。最多像一个指甲那么大，医生说。

“我要当妈妈了。”她说。接着她自顾自地笑了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说着这句话，快乐地品味着这几个字。

每当玛丽雅姆想到这个孩子，她的心就会膨胀起来。它膨胀，再膨胀，直到她生命中所有的失落，所有的悲哀，所有的孤独，所有的自责统统都消失无踪。这就是真主让她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的原因。现在她知道这个原因了。她记得法苏拉赫毛拉曾经教给她一句《古兰经》的诗句：真主既在东边，也在西边，无论转向何方，你们都能领略到真主的旨意……她铺好祷告用的毛毯，做起晚祷。完了之后，她双手在面前合十，恳求真主别让这好运从她身边溜走。

去洗土耳其浴是拉希德出的主意。玛丽雅姆从未去过公共浴室，但他说没有什么比从浴室中走出来、吸入第一口冷空气、感受着热气从皮肤升起更爽的事情了。

玛丽雅姆在女性浴室里面，几个身形在她身边的蒸汽中走来走去，她不是瞥见一个屁股，就是看到一个肩膀的轮廓。女孩子的尖叫声，老太婆的哼哼声，还有洗澡水流动的声音在墙壁之间回荡着；这些女人就在这片声音之中擦着后背，用香皂洗着头发。玛丽雅姆独自坐在偏僻的角落，用一块浮石擦洗自己的脚跟，一道水帘将她和过往的身形隔开。然后她看到了鲜血，开始尖叫起来。

这时她听到了脚步踩踏在潮湿的卵石上的啪啪声。几张脸庞探过水帘来看她。几个人啧啧有声。

那天夜里，深夜时分，法丽芭躺在床上告诉她的丈夫，说她听到了喊叫声，赶忙跑过去，发现拉希德的老婆缩在一角，抱着自己的膝盖，脚下是一摊鲜血。

“那个可怜的女孩颤抖得很厉害，哈基姆，人们都能听到她的牙齿相互撞击的声音。”

法丽芭说，当玛丽雅姆看到她的时候，她以苦苦哀求的语气，尖着声音不断地问：这是正常的，对吧？对吧？这是正常的吧？

再一次和拉希德坐公共汽车。再一次雪花飞舞。这一次雪下得很大。它在人行道上，在屋顶上累积起来，在枝叶蔓生的树木上叠成一堆堆。玛丽雅姆看到商人把雪从商店门前铲开。一群男孩追逐着一只黑色的狗。他们使劲地朝这辆公共汽车挥舞手臂。玛丽雅姆侧眼去看拉希德。他的双眼紧闭。他没有在哼曲子。玛丽雅姆把头靠在椅背上，也闭上了双眼。她想脱掉那双冰冷的袜子，想脱掉那刺痛她皮肤的湿透了的毛衣。她想离开这辆公共汽车。

回家之后，她躺在沙发上，拉希德给她盖上被子，但是他的动作很生硬，敷衍了事。“这他妈算什么狗屁回答啊？”他又说，“那是毛拉才会说的话。我既然付了诊疗费，就希望医生给一个更好的回答，而不是说什么‘真主的意愿’。”

玛丽雅姆在被子下面屈起双膝，说他应该休息一下。

“真主的意愿。”他慢慢地说。

他一整天都坐在他的房间里面吸烟。

玛丽雅姆躺在沙发上，双手塞在膝盖之下，看着窗外的雪花旋转着、飞舞着。她想起了娜娜曾经对她说过，每一片雪花都是人世间某个悲哀的女人叹出的一口气。她还说所有这些叹息飘到天上，聚成了云层，然后变成细小的雪花，寂静地飘落在地面的人们身上。

雪花让人想起像我们这样的女人要承受多少苦难，她当时说，我们多么安静地忍受一切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灾难。

第十四章

悲哀的延续出乎玛丽雅姆的意料。她一想到工具屋中那张未完工的婴儿床或者拉希德衣柜中那件羊皮外套，就忍不住悲从中来。那个胎儿仿佛活了过来，她能听到它的声音，能听见它饥饿的哼哼声，听到它在咯咯笑，听到它在牙牙学语。她甚至还觉得它在吮吸她的乳房。这悲哀让她身心皆疲，颠三倒四。为了一个未曾见过的生灵，玛丽雅姆竟然会如此昼思夜想，神魂俱碎，这让她自己也大吃一惊。

然后，有那么一段日子，玛丽雅姆心中这种凄凉的感觉似乎有所消退了。在这些日子中，她不再一想到要重新过上先前的生活就觉得浑身无力，而且也无需再作半天思想斗争才能挣扎着下床，才能做祷告，才能洗衣服，才能给拉希德做饭。

玛丽雅姆害怕出门。突然之间，她妒忌邻里那些女人，妒忌她们有那么多小孩。有的生了七八个，却不知道她们有多么幸运；她们的孩子得蒙受多少恩宠，才能在她们的子宫中茁壮成长，才能活着在她们的怀抱中蠕动，吮吸她们的乳房。她们并没有流产，并没有将这些孩子混在香皂水和陌生人身体的污垢之中冲下公共浴室的下水道。每当听到她们说出儿子做错事、女儿太懒惰之类的抱怨，玛丽雅姆便忍不住憎恨她们。

她脑海中有个声音好意地安慰她，结果却适得其反。

你还会再怀上孩子的，如果安拉允许的话。你还年轻。你肯定还会有很多其他机会。

但玛丽雅姆的悲哀并非没有对象，或者无所指向。玛丽雅姆的悲哀是为了这个婴儿，这个特定的孩子，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胎儿。

在一些时日中，她相信这个孩子不会受到真主的保佑，她相信这是报应，惩罚她对娜娜做过的事。难道将绳索套上她母亲脖子的，不正是她本人吗？忤逆的女儿不配当母亲，这是罪有应得的报应。她时不时做梦，梦见娜娜体内的妖怪在夜晚溜进她的房间，它的爪子伸进她的子宫，窃走她的孩子。在这些梦境中，娜娜高兴地咯咯笑，还为自己辩护。

在另外一些日子里，玛丽雅姆怒火攻心。这全都怪拉希德过早的庆祝。这全都因为他那愚蠢的信念，以为她怀着的是一个男孩。干吗急着给孩子起名呢。把真主的赏赐视为理所当然。这全都怪他，让她去公共浴室。导致发生这种事情的，正是那儿的某些东西：蒸汽、脏水、香皂。不。不怪拉希德。应该怪她自己。她为自己睡觉的姿势不对、为自己吃了太辣的食物、为自己没有吃足够多的水果、为自己喝了太多的茶而自责不已。

这是真主的错，因为他如此摆布她的命运。这全都怪真主，没有把他赏赐给许多其他女人的东西也赏赐给她。用他知道会给她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在她面前摇摇晃晃地引诱她，却又将其取走。

但是她脑海中回荡着的所有这些怪罪、所有这些指责全都没有带来什么帮助。这些念头亵渎了真主。安拉并不恶毒。他并不是卑鄙的真主。法苏拉赫毛拉的话在她脑里低响：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

玛丽雅姆心中诚惶诚恐，屈膝跪下，为这些念头祈祷安拉的宽恕。

与此同时，自在公共浴室那天开始，拉希德就发生了变化。多数夜晚，他回家之后，几乎再也不说话了。他吃饭，抽烟，上床，有时候，在三更半夜，他会走进玛丽雅姆的房间，草草地和她过一阵短暂的夫妻生活。这些日子以来，他变得更容易发火了，挑剔她做的饭不够香，指责她收拾的院子不够整洁，或者甚至为屋子里一点点污迹而大发脾气。他偶尔会跟过去一样，在星期五那天带她去城里逛逛，但他在人行道上步履如飞，总是比她走快几步，一言不发，丝毫不顾玛丽雅姆几乎要跑起来才能跟得上他的脚步。在这些外出的场合，他再也不会动不动就哈哈大笑了。他再也不给她买糖果或者礼物，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跟她说某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她的问题似乎总是让他不耐烦。

有一天夜里，他们坐在客厅，听着收音机。冬天的日子就要过完了。将雪花吹到人们脸上、吹得人们眼泪直流的寒风已经平息了。银白色的积雪已经开始从榆树的枝头融化成水滴下来，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被刚冒出头的浅绿色嫩芽取代。收音机在播一首哈马汉[1]的歌曲，拉希德心不在焉地跟着歌曲中的鼓声摇晃着他的脚，香烟熏得他双眼眯了起来。

“你在生我的气吗？”玛丽雅姆问。

拉希德什么也没说。歌曲结束了，接着是新闻。一个女人的声音报道说总统达乌德汗又将一个苏联顾问团打发回莫斯科去了，并且意料之中，激怒了克里姆林宫。

“我担心你在生我的气。”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你在生气吗？”

他向她看去。“我干吗要生气呢？”

“我不知道，但自从孩子……”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就认为我是那样的男人？”

“不。当然不是。”

“那就别再烦我！”

“对不起。原谅我，拉希德。对不起。”

他掐灭了香烟，又点燃了一根。他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不过，我一直在想。”玛丽雅姆说，为了自己的嗓音能盖过音乐声，她提高了嗓门。

拉希德又叹了一口气，这次显得更加不耐烦了，他又调低了音量。他疲倦地揉了揉额头。“想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应该办一个合适的葬礼。为孩子，我是说。就我们两个，做一些祷告，这样就可以了。”

玛丽雅姆思考这件事已经有一阵子了。她不想忘记这个孩子。这么做似乎并不对，起码以某种永久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死婴并不合适。“干吗呢？这么做很傻。”

“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我想。”

“那你去做吧，”他严厉地说，“我已经埋葬了一个儿子。我不会再埋葬一个。好了，请你别烦了，我要听收音机。” 他再次调高了音量，把头靠在椅背上，合上了双眼。就在那个星期，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玛丽雅姆在院子里选了地方，挖了一个洞。

“安拉在上，奉安拉之名，以及奉安拉的使者之名，愿安拉使亡灵蒙恩及安宁。”她一边将铲子插进地面，一边低声念诵。她把拉希德给孩子买的羊皮大衣放进洞里，铲了些泥土将它盖住。

“你让黑夜转为白天，你让白天变成黑夜；你让亡灵成为生者，你让生者成为亡灵，你慷慨地赐予你所喜欢的人支持。”[2]

她用铲子的背面拍实泥土。她在土堆之旁蹲下，闭上眼睛。

赐予我以支持，安拉。

赐予我以支持。

[1]Ustad Hamahang，乌斯塔德·哈马罕，阿富汗歌唱家。

[2]《古兰经》第3 章。

第十五章

1978 年4 月

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她看见法丽芭斜倚着她家房子的墙壁，和一个刚搬到德马赞区的女人聊天。法丽芭面带笑容，双手的手掌抚摸着她那怀了孩子的隆起腹部。玛丽雅姆忘记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了，她的模样比法丽芭年纪大，她的头发染了紫色，看上去很古怪。她手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孩。玛丽雅姆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塔里克，因为她曾听见这个女人在马路上用这个名字呼喊他。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没有加入邻居的行列。大约有一万人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喀布尔政府所在的区域进发，他们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拉希德说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生前是个杰出的共产党人，他的支持者谴责达乌德汗的政府谋害了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这些天来，他从不拿正眼瞧她，所以玛丽雅姆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跟她说话。

“共产党人是什么？”

拉希德哼了一声，双眉一扬。“你不知道共产党人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呸。我不知道我干吗觉得意外。”说完他双脚交叠，脚后跟架到桌子上，不耐烦地说共产党人就是那些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谁啊？”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收音机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塔拉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正在马路上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布煽动性演说。

“我想问的是，他们想干什么？”玛丽雅姆问，“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

拉希德咯咯笑起来，摇了摇头，但玛丽雅姆见到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向别处，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像个孩子。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它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问是因为……”

“闭嘴！”

玛丽雅姆乖乖听从了。

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忍受他把她当作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经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玛丽雅姆清楚地看到一个心存恐惧的女人的忍耐度有多么大。玛丽雅姆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女人。她害怕他反复无常的心情和暴烈的脾气，她也害怕他的专横，甚至平时买点油盐酱醋也会惹他发火，一次又一次地招来他的耳光和拳打脚踢，而过后，他有时候会说着脏话道歉，有时候则不会。

自从公共浴室那天之后，四年来，又曾有六次希望从玛丽雅姆心中升起，但后来都告破灭，每一次都是流产，每一次都是瘫倒在地，每次都是比上一次更加匆忙地去看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她更加疏远和怨恨。现在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法令他高兴。她清扫屋子，确保他总是有一些干干净净的衬衣可穿，烹调他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万般无奈的她甚至还买来了化妆品，为他上了妆。但当他回家时，他看了她一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她赶忙跑进浴室，把脸上的妆全都冲掉，耻辱的泪水和香皂水、口红、睫毛膏混在一起流下来。

如今，玛丽雅姆害怕听到他夜里回家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嗒声，房门打开的吱嘎声——这些声音都让她心跳加速。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清脆的鞋跟落地声，听着他把鞋子脱掉之后沉闷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光凭耳朵，她能听出来他在干什么：椅子的脚被拖着擦过地板；他坐在藤椅上，不堪重负的藤椅发出凄凉的叫声；他拿着调羹敲击盘子的声音；他翻阅报纸时报纸发出的沙沙声；喝水时发出的啧啧声。她的心怦怦跳，脑里思索这个晚上他又会找什么借口来殴打自己。总会有些事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会让他大发雷霆；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无论她有多么死心塌地地听从于他的要求与命令，她总是做得不够好。她无法把他的儿子还给他。就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来说，她已经让他大失所望——七次让他大失所望——如今，对他来说，她只是负担而已。从他看着她的眼神中——假如看着她的话——她能看出这一点。她是他的负担。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她问他。

拉希德朝她瞟了一眼。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叹气与闷哼之间的声音，双腿从桌子上收下来，关掉了收音机。他带着收音机回到了他的房间。他把房门关上。

4月27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她光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玛丽雅姆走到窗边，站在他身旁。她看到战斗机在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它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耳朵发痛。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烟尘升向空中。

“发生什么事了，拉希德？”她问，“这是怎么回事？”

“鬼知道。”他不耐烦地说。他调了调收音机，但什么频道都没收到。

“我们该怎么办？”拉希德焦躁地说：“只好等待了。”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在厨房做米饭和菠菜汤，拉希德仍在调试收音机。玛丽雅姆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甚至期待给拉希德做饭。但现在，做饭成了一件令她提心吊胆的事情。做出来的汤，他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米饭不是太烂就是太生，面包不是太软就是太脆。由于拉希德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她在厨房里总是战战兢兢，对自己毫无信心。

当她把饭菜端给他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国歌。

“我做了菠菜饭。”她说。

“放下，别吵。”

一曲终了，收音机中传来一个男声。他声称自己是空军将领阿卜杜拉·卡迪尔。他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起义的第四武装部队已经夺取了机场，控制了城里几条交通要道。喀布尔广播电台、交通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楼也被占领。他骄傲地宣布，现在喀布尔落在人民手中了。起义部队的米格战斗机袭击了总统府。坦克已经开到总统府前，那儿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达乌德的御林军全都在那儿，但必败无疑，阿卜杜拉相当有把握地说。

几天之后，起义军匆匆处决了那些和达乌德汗政权有所瓜葛的人，喀布尔城里流言纷纷，说波里查尔奇监狱里面的囚犯被挖掉眼珠，生殖器也遭到电击，玛丽雅姆还听说总统府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达乌德汗被处决了，不过在他一命呜呼之前，起义军还干掉了他家族的二十来个成员，包括妇女和他的孙子。但有人说他是自尽的，也有人说他在白热化的战斗中中弹倒下，更有人说起义军留下他一条狗命，让他看着自己的家人相继被处决，然后再一枪将他击毙。

拉希德调高了音量，靠近收音机。

“武装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祖国将更改国号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阿卜杜拉·卡迪尔说，“各位同胞，独裁、任人唯亲和不平等的年代终结了。我们结束了数十年来的专制统治。权力现在掌握在热爱自由的人民群众手里。我们祖国的历史，从此开启了光辉的新时代。新的阿富汗诞生了。新的政权将会对伊斯兰教义和民主的理念保持最崇高的敬意。这是一个值得欢呼和庆祝的时刻。”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玛丽雅姆问。

“听起来，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来说是坏事，”拉希德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糟糕。”

玛丽雅姆不由想起了扎里勒。她心里寻思，这些共产党人到时会不会革他的命。他们会把他关进牢里吗？把他的几个儿子关进牢里？关闭他的生意，没收他的财产？

“这是热的吗？”拉希德看着米饭说。

“我刚从锅里盛上来的。”

他哼了一声，让她给他端一盘米饭过去。

夜空中突然亮起几道红色、黄色的闪光，街道那边，精疲力竭的法丽芭正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她凌乱的头发沾满了汗水，一颗颗的汗珠从她的上唇边缘滴了下来。床边是一个叫瓦吉玛的年老接生婆，她看着法丽芭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婴儿。他们欣喜地看着婴儿那颜色淡淡的头发、粉红色的脸颊、皱皱的玫瑰花蕾似的嘴唇，看着她眯成一道缝的碧绿色眼珠在圆鼓鼓的眼睑后面滴溜溜地转动。当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他们相视而笑。她起初像猫叫那样低声啜泣，然后啜泣变成健康的、洪亮的号哭。努尔说她的眼睛像宝石。艾哈迈德，他们家信教最为虔诚的人，在他的婴儿妹妹耳边唱起了祷文，对着她的脸庞吹了三口气。

“那么，就叫莱拉了？”哈基姆问，怀里抱着他的女儿轻轻地摇晃着。

“就叫莱拉，”法丽芭说，露出疲惫的微笑，“夜美人。这是个完美的名字。”

拉希德用手指将米饭揉成一团。他把饭团塞进嘴里，嚼了一口，两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把它吐在餐垫上。

“怎么了？”玛丽雅姆问，对自己的低声下气感到厌烦。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加速，皮肤收缩。

“怎么了？”他学着她的口气，嘲弄着说，“没怎么，你再煮一次。”

“可是我已经比平常多煮了五分钟。”

“说谎倒是不脸红啊你。”

“我对天发誓……”

他愤怒地用手指搅了搅米饭，推开盘子，把菜汤和米饭都倒在餐垫上。玛丽雅姆看着他在客厅里大肆发泄，然后走出屋子，砰地甩上门，扬长而去。

玛丽雅姆跪在地上，试图拾起饭粒，把它们放回盘里，但她的手抖得很厉害，只好停下来，等手不再发抖。她害怕得胸口发紧。她试着深深吸进几口气。她从客厅阴暗的窗户中见到自己的模样，又把目光移开。

然后她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拉希德回到了客厅。

“站起来，”他说，“过来。站起来。”

他抓过她的手，掰开她的指头，在她的掌心放了一把小石头。

“把这些放到你嘴巴里面去。”

“什么？”

“放进去。这些。在你的嘴巴里面。”

“别这样，拉希德，我……”

他的手使劲捏住她的下巴。他插了两根手指在她嘴里，将她的嘴巴撬开，然后把那几块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块塞进去。玛丽雅姆挣扎着，不断求饶，但他只顾把石头塞进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好了，你嚼啊。”他说。

满嘴粗沙和碎石的玛丽雅姆口舌不清地向他求饶。泪水从她的眼角不断滴下来。

“快嚼！”他咆哮说。他呼出一口充满烟味的空气，扑在她脸上。

玛丽雅姆咀嚼起来。她嘴巴里面有些东西发出被咬碎的声音。

“很好。”拉希德说。他的脸颊抖动着，“现在你知道你做的饭是什么味道了。现在你知道你跟我结婚之后给我带来什么了。只有难吃的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玛丽雅姆在那儿吐出石块、血，还有两个被咬碎的臼齿的碎块。

第二部

第十六章

喀布尔，1987年春天

九岁的莱拉和往常一样，从床上爬起来，渴望见到她的朋友塔里克。然而，她知道，今天早上将看不到塔里克。塔里克跟她说过，他的父母将要带他去南方，到加兹尼[1]去看望

他的叔叔，当时莱拉问：“你要去多久呢？”

“十三天。”

“十三天这么久啊？”

“不算很久啦。你撇什么嘴啊，莱拉？”

“我没有啊。”

“你不会哭起来吧？”

“我才不会哭呢！不会为你哭。再过一千年也不会。”

她踢了他的小腿，不是踢了假的那条，她踢的是真的那条，他淘气地打了一下她的后脑勺。

十三天。将近两个星期。时间才过去五天，莱拉就已经学到有关时间的一条重要原理：时间就像塔里克的父亲有时候用来给古老的普什图歌谣伴奏的手风琴，能够拉伸和收缩，取决于塔里克在不在她身边。

楼下，她的父母正在吵架。又在吵。莱拉知道他们吵架的模式：妈妈盛气凌人，不依不饶，走来走去，不断咆哮；爸爸一直坐着，一副温顺迷茫的样子，乖乖地点点头，等待这阵风暴过去。莱拉关上门，换上衣服。但她还是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她还能听到她的声音。终于，一扇门砰地关上。跟着传来一阵脚步声。妈妈的床吱嘎、吱嘎响。看来爸爸今天又逃过了一劫。

“莱拉！”这时他大声喊，“我上班要迟到啦！”

“一分钟！”

莱拉穿上鞋，对着镜子，匆匆梳了梳她那头齐肩的金色鬈发。妈妈总是说莱拉的头发颜色——包括睫毛弯弯、眼珠碧绿的双眸，带着两个酒窝的脸颊，高高的颧骨，外加妈妈也有的翘翘的下唇——像极了她的曾祖母，也就是妈妈的祖母。她是一个美女，风华绝代，妈妈说。整个峡谷的人都在谈论她有多么倾城倾国。我们家族已经有两代的女人没有她的风姿啦，但是，你绝对遗传了她的美丽，莱拉。妈妈所说的峡谷就是潘杰希尔大峡谷，那个地方在喀布尔东北一百公里，住的都是些说法尔西语的塔吉克人。妈妈和爸爸是表兄妹，他们都在潘杰希尔峡谷出生成长。20世纪60年代，爸爸被喀布尔大学录取，新婚不久的他们满怀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搬到了喀布尔。

莱拉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梯，希望妈妈别从她的房间出来挑起新一轮骂战。她发现爸爸跪在纱门旁边。

“你见过这个吗，莱拉？”

纱门上的裂缝已经存在好几个星期了。莱拉在他身旁蹲下去。“没有啊，肯定是刚裂开的。”

“我跟法丽芭也是这么说的，”他看上去畏首畏尾的，每当妈妈拿他出气之后，他总是这副模样。“她说这道裂缝一直让蜜蜂飞进来。”

莱拉偏袒他。爸爸是个矮小的男人，肩膀很窄，双手又嫩又细长，简直跟女人的手差不多。夜里，每当莱拉走进爸爸的房间，总能看到他的脸庞向下的轮廓，埋在一本书中，眼镜架在他的鼻尖上。有时候他甚至没有发现莱拉走进了房间。他若发现了，便会给看到的那一页书做上记号，嘴唇紧闭，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爸爸能够背诵鲁米[2] 和哈菲兹[3]的多数诗篇。他能详细地说起阿富汗抗击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战争。他能分辨钟乳石和石笋的差别，能告诉人们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喀布尔和加兹尼之间距离的150万倍。但如果莱拉需要打开一个盖得很紧的糖果罐，她便只能去找妈妈了，这让她觉得跟背叛了爸爸一样。爸爸连日常的工具都不会用。他从来不会给吱嘎响的房门铰链上润滑油。他修补的天花板照样漏水。霉菌在橱柜里疯狂地生长。妈妈说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圣战组织之前，艾哈迈德总是把这些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如果你有一本书，想尽快知道它的内容，”她说，“那你去找哈基姆就对了。”

尽管她这么说，但莱拉还是能察觉出来，在艾哈迈德和努尔参加抗击苏联的战斗之前——在爸爸放他们去战场之前——妈妈也曾觉得爸爸的书呆子习气很可爱，也曾为他的健忘和笨拙着迷。

“今天是第几天啦？”这时他说，露出戏谑的微笑，“第五天？还是第六天？”

“我关心这个干吗？我都没有数。”莱拉耸耸肩，撒了谎。她喜欢他还记得这件事。妈妈根本就不知道塔里克已经走了。

“好吧，他的手电筒将会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熄灭。”爸爸说。他说的是莱拉和塔里克每天晚上玩的信号游戏。他们玩这个游戏很久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睡觉前的仪式，就像刷牙一样。

爸爸抚摸着那道裂缝。“一有机会，我就来修补这道裂缝。我们该走啦。”他提高嗓门，回过头说，“我们要走啦，法丽芭！我送莱拉去上学。你别忘了去接她回家！”

外面，莱拉正要爬上爸爸的自行车的车后架，这时她看到街道上停着一辆轿车，就停在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深居简出的妻子所住的房子对面。那是一辆奔驰，他们这个街区很少见到的轿车，蓝色的，一道白色的粗线条从中间将引擎盖、车顶和行李箱分成两边。莱拉能看出车中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一个坐在后座。

“他们是谁？”她说。

“跟我们没关系，”爸爸说，“快爬上去，你上课要迟到了。”

莱拉想起了他们的另一次争吵。当时妈妈泰山压顶地俯视着爸爸，威胁着他说：这就是你的本事了，对吗，表哥？对所有事情都不闻不问。连你自己的儿子上战场你也不管。当时我哀求你。可是你只顾把头埋在那些该死的书里面，让我们的儿子像两个哈拉米一样走掉。

爸爸蹬着自行车，莱拉坐在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他们经过蓝色奔驰旁边的时候，莱拉匆匆看了后座那个男人一眼：很瘦，头发灰白，穿着一套暗棕色的西装，胸前的口袋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她惟一还来得及注意到的是，这辆轿车的号码牌是赫拉特的。

他们一路无言，骑过剩下的路程，只有每当转弯的时候，爸爸会小心翼翼地刹车，并说：“抱稳了，莱拉。慢一点。慢一点。好了。”

那天上课的时候，莱拉发现很难集中精力，既是因为塔里克的离开，也是由于她父母的争吵。所以当老师叫她说出罗马尼亚和古巴的首都的名字时，莱拉一时回不过神来。

老师的名字叫单莎伊，但学生背地里都叫她画家阿姨，形容她喜欢打学生耳光的方式——先是手掌，接着是手背，来回地甩，就像画家用笔的方式一样。画家阿姨尖嘴猴腮，眉毛很浓。上课的第一天，她骄傲地告诉学生，说她是霍斯特[4]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她站立的姿势很笔挺，乌黑的头发紧紧地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所以每当画家阿姨转过身，莱拉能看见她脖子上粗黑的鬃毛。画家阿姨不化妆，也不佩戴珠宝首饰。她从不戴头巾，也禁止女生这么做。她说女人和男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平等的，如果男人不用戴头巾，那么没有理由要求女人戴。

她说除了阿富汗之外，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对它的工人很好，它的人民全都是平等的。苏联的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友好；美国就不同了，那儿有很多罪案，人们都不敢离开家门。她还说，只要那些反对进步的人、那些落后的强盗被打倒，阿富汗人民也会幸福起来的。

“所以我们的苏联同志在1979年来到这儿。来给他们的邻居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打败那些希望我们的祖国退化成原始国家的畜生。孩子们，你们也必须伸出自己的手。如果有人认识这些叛乱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你们都必须举报他。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听清楚了，然后去告发。就算那个人是你的父母、叔伯或者姨妈。因为他们对你们的爱比不上祖国对你们的爱。你们的祖国是第一位的，要记得！我将会以你们为荣，你们的祖国也会的。”

画家阿姨的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幅阿富汗地图，还有一个相框，照片中人是新上任的总统纳吉布拉。爸爸说这个人原来是恐怖的阿富汗秘密警察的头头。还有一些别的照片，在多数照片中，年轻的苏联士兵和农民握手，种植苹果树苗，盖房子，总是友好地微笑着。

“喂，”这时画家阿姨说，“我打断你的白日梦了吗，革命姑娘？”

这是莱拉的绰号，革命姑娘，因为她正是在1978年的4月暴乱那晚出生的——只不过如果有人在她的课堂上使用“暴乱”这个词，画家阿姨会很生气。她坚决认为那件事是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反抗不平等的起义。圣战也是一个遭到禁止的词。在她看来，阿富汗各个省份可没有发生什么战争，她说有些人受外国敌对势力的挑拨，制造了一些麻烦，那些所谓战争只是解决这些麻烦的小冲突而已。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说，经过八年的战争之后，苏联正在走向溃败；但是没有人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些传闻，尤其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现在，美国总统里根开始给圣战组织输送“毒刺”防空导弹，用来击落苏联的直升飞机；而且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投身到这份事业中来：埃及人，巴基斯坦人，甚至还有抛下百万家财的沙特阿拉伯人，纷纷到阿富汗来参加圣战。

“布加勒斯特。哈瓦那。”莱拉费力地想起来了。

“这些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吗？”

“是的，尊敬的老师。它们是友邦。”

画家阿姨微微点了点头。

放学了，妈妈本应来接她，却没有出现。结果莱拉只好跟她两个同班同学吉提和哈西娜一起走回家。

吉提是个敏感的瘦小女孩，用橡皮筋把头发扎成两根马尾辫。她总是愁眉苦脸，走路的时候把课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是抱着一个盾牌。哈西娜十二岁，比莱拉和吉提大三岁，但她留了一次三年级，留了两次四年级。哈西娜虽然并不聪明，却非常淘气，还有一个吉提所说的像缝纫机似的嘴巴。正是哈西娜给老师起了这个画家阿姨的绰号。

今天，哈西娜不停地说她有个好主意，能够挡住那些自己并不心仪却前来求爱的人。“这个方法连傻瓜都懂，肯定能发挥作用。我向你们保证。”

“说什么胡话呀。我还小，哪会有人向我求爱呢！”吉提说。

“你没那么小啦。”

“好吧，可是从来没有人向我示好。”

“那是因为你长了胡子，亲爱的。”

吉提的手赶紧向下巴摸去，忧心忡忡地看着莱拉。莱拉露出怜悯的微笑——吉提是莱拉见过的人中最没有幽默感的一个——摇头宽慰她。

“你们到底想不想知道该怎么做，两位小姐？”

“说吧。”莱拉说。“豆子。至少要四罐。在那个老掉牙的糟老头来向你提亲的夜晚。但是时机，两位小姐，时机最重要。你必须等到给他上茶的时候才能把这些豆子扔向他。”

“到时我会想起来的。”莱拉说。“那他会被你挡住的。”

莱拉本来可以说她不需要这个建议，因为爸爸一点都不打算这么快就把她许配给人。爸爸在塞罗上班，那是喀布尔一家规模庞大的面包厂，他整天在炎热和轰鸣的机器中劳作，不停地给那些巨大的烤炉鼓风，磨面粉，但尽管如此，他究竟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他担任过一家高中的教师，后来被新政府解雇了——那是1978年的暴乱之后不久的事，距离苏联入侵还有一年六个月。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我知道你还小，但我希望你现在就明白并且记住这个道理，他说，婚姻可以等待，教育却不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女孩。真的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莱拉。没有可能。

但是，莱拉没有跟哈西娜提起爸爸讲过的这些话，没有说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多么高兴，没有说她为他的评价而觉得非常骄傲，也没有说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以他为榜样，去接受高等教育。过去两年来，莱拉都拿到了优秀学生奖状。这种奖状每年发一次，各个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得到。不过她没有跟哈西娜提起这些话，后者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很有可能再过两三年就把她嫁出去。有一次，难得正经的哈西娜认真地对莱拉说她的婚事已经定了，对象是她的表哥，比她大二十岁，在拉合尔[5]开一家汽车商店。我见过他两次，哈西娜当时说，每次吃饭他的嘴巴都是张开的。

“豆子，两位姑娘，”哈西娜说，“你们记住啊。当然，除非……”——说到这儿，她脸上闪过一丝顽皮的笑容，手肘轻轻捅了莱拉一下——“来提亲的人是你那个英俊的独腿王子。那么……”

莱拉把她的手肘推开。如果有人说塔里克坏话，那么不管他是何方神圣，莱拉都会顶嘴的。但她知道哈西娜没有恶意。哈西娜喜欢拿别人寻开心——这是她最拿手的好戏了，而且除了她自己，谁都逃不过她的取笑。

“你不能这样说那些人！”吉提说。

“什么那些人？”

“那些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吉提诚恳地说，全然听不出哈西娜开玩笑的口气。

“我想这里有个吉提毛拉对塔里克有意思噢。我知道了！哈哈！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难道你不知道吗？你说呢，莱拉？”

“我可没对什么人有意思！”

她们和莱拉道别，拐入她们自己的街道，一路上仍在争执不休。莱拉独自一人走过三条街。她来到她家所在的那条街，发现那辆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儿，就在拉希德和玛丽雅姆家外面。穿着棕色西装的老人站在引擎盖旁边，拄着拐杖，抬头望着那座房子。

就在这时，莱拉身后有个声音喊了起来：“喂，黄毛丫头，看这边。”

莱拉转过身，迎接她的是一根手枪的枪管。

[1]Ghazni，阿富汗东南部城市。

[2]MowlanaJalaluddin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诗人。

[3]ShamseddinMohammadHafez（约1320～约1388），古代波斯诗人。

[4]Khost，阿富汗东南部城市，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

[5]Lahore，巴基斯坦城市。

第十七章

手枪是红色的，扳机护环是鲜绿色的。手枪后面紧贴着卡迪姆的狰狞笑脸。卡迪姆和塔里克一样，都是十一岁。他很粗壮，个子很高，下巴向前突出得很厉害。他的父亲是德马赞区屠夫，卡迪姆臭名远扬，经常拿小牛的内脏去扔过往的行人。有时候，如果塔里克不在莱拉身边，卡迪姆会把莱拉堵在学校操场的墙壁凹陷处，眼光淫荡地看着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有一次，他拍拍她的肩膀说，你真美呀，黄毛丫头。我想娶你。

这时他摇晃着手中的枪。“别担心，”他说，“我不会打你的啦。不会打在你的头发上。”

“别这样！我警告你。”

“你打算怎么做呀？”他说，“找你那个残废来对付我？‘啊，亲爱的塔里克。啊，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帮我对付这个淘气鬼呀！’”

莱拉开始向后退，但卡迪姆已经扣动了扳机。细小的温热水流一次又一次地射在莱拉的头发上；莱拉抬手护住脸庞，手上也沾满了水。其他几个男孩从藏身之处走出来，纷纷起哄，哈哈大笑。

一句从街上听来的粗口涌到了莱拉嘴边。她并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不是十分清楚它怎么就成骂人的话了——但她急怒攻心，那几个字脱口而出。

“你妈吃鸡巴！”

“至少她的男人不像你的男人那么蠢呀，”卡迪姆不动声色地反击说，“至少我爸不是胆小鬼。顺便说一句，你干吗不闻闻你的手呢？”

其他几个男孩纷纷大叫起来：“闻闻你的手！闻闻你的手！”

莱拉闻了，但她甚至还没闻，就知道他刚才为什么说不会拿它来射在她的头发上了。她发出一声尖叫。听到她的惊叫，那些男孩起哄得更加厉害了。莱拉转过身，哭喊着跑回家。

她在井里汲了一些水，走进浴室，把水倒进一个盆子，脱掉身上的衣服。她用香皂洗头发，手指疯狂地抓着头皮，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恶心不已。她往头上浇了一勺清水，用香皂洗起头发来。有好几次她差点就呕吐出来了。她不停地哭，不停地颤抖，用一块沾满香皂泡沫的毛巾一次又一次地擦自己的脸庞和脖子，直到它们变得通红。

她换上干净的衬衣和裤子，换的时候，她心想，要是塔里克和她在一起，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当然，妈妈本该去接她的，如果她去了，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出现。有时候，莱拉想不明白妈妈干吗要把她生下来。现在她认为，如果人们的爱全都给了他们已经生下来的孩子，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再生其他的了。太不公平了。她心中升起一阵怒火。莱拉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

稍微平息之后，她沿着走廊，来到妈妈的房间门口，敲敲门。早些年，莱拉常常在这个门口一坐几个钟头。她会轻轻敲门，像一个试图解开魔咒的魔法师，一次又一次地低声叫着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但妈妈从来不会打开这扇门。这回她也没有把门打开。莱拉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

妈妈也有心情好的日子。她双眼发亮，轻松愉快地起床。她那低垂的下唇向上弯成一个微笑。她洗澡。她穿上干净的衣服，涂上睫毛膏。她让莱拉替她梳头——莱拉很喜欢这么做，把耳环穿进她的耳洞。她们一起去曼戴伊市场购物。莱拉和她一起玩“毒蛇爬梯子”的游戏，她们吃着从大块的黑色巧克力削下来的刨花，这是少数她们两人都喜欢的东西之一。妈妈心情好的日子里，最让莱拉高兴的是爸爸回家的时刻，她和妈妈会从游戏板上抬起头，朝他咧嘴而笑，露出缀满黑巧克力的牙齿。每当这个时候，房间就会飘过一阵愉快的气氛，莱拉便能体会到一丝令她终生难忘的柔情；从前，当这座房子还很拥挤、充满喧闹和欢乐的时候，围绕着她父母的，该是怎样的温柔和浪漫啊。

在她心情好的日子，妈妈有时候会烘焙一些点心，邀请住在附近的妇女过来喝茶和吃饼干。当妈妈给桌子摆上茶杯、纸巾和盘子的时候，莱拉会帮忙把一些碗擦干净。然后，当这些女人七嘴八舌地说话，恭维妈妈做的点心很好吃时，莱拉会在客厅的桌子旁边坐下，试图也插上几句。不过她的话向来不多，莱拉喜欢坐下听她们聊天，因为在这些场合，人们把她当成稀世珍宝，她还可以听到妈妈充满感情地说起爸爸。

“他原来是个第一流的老师，”妈妈说，“受到学生的爱戴。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像别的教师，从来不用戒尺打他们。他们敬重他，你们知道吗，是因为他也尊重他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妈妈喜欢说起他们之间的情史。

“那时我十六岁，他十九岁。我们两家人在潘杰希尔住隔壁。哎，是我看上他的！我常常爬上我们两家中间那堵墙，我们在他父亲的果园里面玩。哈基姆总是害怕我们会被人撞见，也害怕我父亲会打他耳光。‘你父亲会扇我一个耳光的，’他总是这么说。早在当时，他就是这么谨慎，这么认真。然后，有一天，我对他说：‘表哥，你打算怎么办啊？你来我们家提亲，还是打算让我向你求婚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可惜你们看不到他的表情！”

妈妈会和其他女人，还有莱拉，一起鼓掌，一起哈哈大笑。

听着妈妈说起这些故事，莱拉知道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妈妈总是这样谈起爸爸的。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的父母还没有分房睡。莱拉心想，要是在那些时候她已经这么大就好了。

妈妈的定亲故事总是不可避免地转向相亲的话题。等到阿富汗摆脱苏联的魔掌，那些男孩回到故里，他们将会需要新娘，所以，这些女人把邻居的女孩一个一个列出来，看她们配不配艾哈迈德和努尔。当她们说起莱拉的两个哥哥时，她总是觉得无从插话，好像这些女人在谈论的是一部只有她没看过的精彩电影。那年艾哈迈德和努尔离开喀布尔，前往北方的潘杰希尔，投到艾哈迈德·沙·马苏德将军麾下参加圣战，当时她才两岁。关于他们的一切，莱拉几乎全都忘记了。

艾哈迈德脖子上悬挂着一条安拉链子。努尔的一只耳朵上面有一小撮黑色的毛发。她只记得这些。

“阿兹塔怎么样？”

“她父亲做地毯的那个啊？”妈妈佯装愠怒，轻轻拍打她的脸庞，“她的胡子比哈基姆还浓！”

“有一个叫阿娜西塔。我们听说她在萨格胡纳中学的班级名列前茅。”

“你们见过那个女孩的牙齿吗？跟墓碑一样。她嘴巴里藏着一个坟场呢。”

“瓦西迪家的姐妹怎么样？”

“那两个侏儒啊？不行，不行。哎呀，不行啦。配不上我的儿子。

配不上我的国王。他们应该找更好的姑娘。”

她们聊啊聊，莱拉的心飘飘荡荡，和往常一样，结局又系在塔里克身上。

妈妈已经拉起了黄色的窗帘。黑暗之中，房间里散发出好几种味道：睡眠的气息，未清洗的亚麻布的味道，汗酸味，脏袜子的臭味，香水的芬芳，昨晚吃剩的饭菜的馊味。莱拉站稳了，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这才穿过房间。就算这样，她的双脚还是老被一些丢在地板上的衣物绊到。

莱拉把窗帘拉开。床尾摆着一张旧的金属折叠椅。莱拉坐在椅子上，望着那一堆纹丝不动的、盖着毛毯的东西：她母亲就在毛毯下面。

妈妈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不管莱拉看向哪个方位，总有两个陌生人朝他微笑。有一张是努尔踩着三轮车的照片。在另外一张照片里，艾哈迈德正在祷告，身旁摆着一个他十二岁那年爸爸和他一起做的日晷。还有一张照片，他们两个——她的哥哥们——在院子里一棵古老的梨树下面背靠背坐着。

在妈妈的床底，莱拉看到艾哈迈德的鞋盒伸出来一角。妈妈一次又一次地给她看鞋盒里面那张皱巴巴的剪报，还有几本艾哈迈德设法从那些总部设在巴基斯坦的起义团体和抵抗组织搜集来的宣传小册子。莱拉记得在一张照片中，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正在把一根棒棒糖递给一个没有双腿的小男孩。照片下面的标题是：苏联地雷战故意残害儿童。那篇报道说，苏联人还喜欢将炸药藏在颜色鲜艳的玩具里面。如果孩子捡起这样的玩具，它就会爆炸，炸掉小孩的手指或者一整只手。这样一来，这个孩子的父亲就没办法投身圣战了：他只得留在家里，照顾他的孩子。在艾哈迈德的盒子里面另外一篇文章中，有个参加圣战的年轻人说，苏联人在他家所在的村落投放了毒气弹，灼伤当地人的皮肤，使他们变成瞎子。他说他看到他的母亲和妹妹向溪流跑去，边跑边咳出血来。

“妈妈。”

那堆东西轻轻一动。它发出一声呻吟。

“起床啦，妈妈。三点了。”

又是一声呻吟。一只手像潜水艇的潜望镜露出水面那样伸出来，然后又放下去。此时这堆东西的蠕动更加明显了。毛毯一层一层被揭开，发出沙沙的响声。慢慢地，妈妈一段一段地出现了：先是凌乱的头发，然后是扭曲着的白皙脸庞，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一只手向床头板摸去，她哼哼唧唧地起了身，盖着的几张毛毯从她身上滑落。妈妈费力地抬起头，害怕光线似的畏缩着，脑袋低垂在胸前。

“你上学怎么样？”她咕哝说。

就这样开始了。敷衍塞责的问，漫不经心的答。两人都在假装着。她们两个，这对并不热心的舞伴，在厌倦地跳着这陈旧的舞步。

“上学很好。”莱拉说。

“学到什么了吗？”

“跟平常一样。”

“吃东西了吗？”

“吃了。”

“很好。”

妈妈再次抬起头，望着窗户。她双眉一蹙，眨巴着眼睛。她右边的脸庞是红色的，这一边的头发都被压平了。“我头疼。” “要我给你拿几颗阿司匹林吗？”

妈妈揉了揉太阳穴。“等一会再说。你父亲回家了吗？”

“才三点呢。”

“哦，对。你刚才说过了。”妈妈打了个哈欠。“刚才我做了个梦，”她说，她的声音比她的睡衣摩擦毛毯的沙沙响稍微大一点，“就在刚才，你进来之前。但我现在想不起来梦到些什么了。你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妈妈。”

“真奇怪。”

“我想跟你说，就在你做梦的时候，有个男孩用水枪把尿液射在我的头发上。”

“射了什么？那是什么？我没听清。”

“尿啊。”

“这……这太可怕啦。天哪。对不起，可怜的孩子。明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算账。或许找他母亲。对，那样会好一点，我觉得。”

“我还没跟你说那人是谁呢。”

“啊。好吧，是谁？”

“用不着费心了。”

“你生气了？”

“你说好去接我的。”

“我说了，”妈妈的话哽在喉头。莱拉分不清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句。

妈妈开始揪她自己的头发。这是莱拉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之一，妈妈不停地揪头发，怎么不见她的脑袋变得像鸡蛋一样光秃秃呢？“你那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塔里克？对了。他怎么样？”

“他走了一个星期了。”

“哦，”妈妈假模假样地叹了一口气，“你洗过了吗？”

“洗过了。”

“那你现在身上干净了，”妈妈又向窗口望去，“你干净了，那就没事了。” 莱拉站起来。“我去做作业。”

“好啊，好啊。走之前把窗帘拉上吧，亲爱的孩子。”妈妈说，她的声音渐渐变弱。她已经开始钻到毛毯下面去了。

莱拉走过去拉窗帘时，看到街道上驶过一辆轿车，车尾卷起一阵烟尘。那辆悬挂着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终于开走了。她盯着那辆车，后面的车窗反射出阳光，接着它转了一个弯，消失了。

“明天我不会忘记的，”妈妈在她身后说，“我向你保证。”

“你昨天也是这么说。”

“你不知道的，莱拉。”

“知道什么？”莱拉转过身，脸朝着她母亲，“我不知道什么？”

妈妈把手抬到胸前，拍拍那儿。“这里面。这里面的东西。”接着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你就是不知道。”

第十八章

一个星期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然后，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莱拉修补了那扇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纱门。她搬下爸爸的书籍，掸去上面的灰尘，按字母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她和哈西娜、吉提，还有吉提的母亲妮拉去小鸡街道。妮拉是个裁缝，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一起干活。就在那个星期，莱拉开始相信，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他将不会回来。他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他们说去加兹尼，原来是在耍花样。这是大人精心设计好的，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得死去活来。

他又踩到地雷了。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当时他才五岁，他父母上一次带他去加兹尼也是在那一年。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那次他很走运，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一个介于尖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从她嘴唇里跑出来。她匆忙从床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但它没有亮起来。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咒骂那该死的电池。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他回来了。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她坐在床沿，晕晕乎乎的，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时明时灭。

第二天，在去塔里克家的路上，莱拉看见卡迪姆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在街道对面。卡迪姆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当看到她的时候，他丢掉棍子，晃动他的手指。他说了几句话，引来一阵笑声。莱拉垂下头，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塔里克开门时，她脱口而出。这时她才想起来他的叔叔是理发师。塔里克用手摸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摸看吗？”他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他那扎手的粗硬发茬。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癞痢，但塔里克和他们不一样。塔里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而且头上没有癞痢。

他抬起头，莱拉看到他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来啊，进来啊。”

他领着她，沿着走廊，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沙发上的补丁，还有塔里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他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她那些插在线团上的针，那些旧杂志，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啊？”他母亲在厨房问。“莱拉。”他说。他给她拉过一张椅子。客厅光线明亮，有两个开向院子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塔里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胡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他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他是个木匠，身材颀长，头发花白，年纪六十出头。他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双眼眯斜，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他张开双臂，莱拉扑进他怀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锯屑芬芳。他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她就不来我们家了。”塔里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一把大勺子，还有四个小碗。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别跟这个老头较真啊，”她双手捧起莱拉的脸蛋，“亲爱的，看到你真好。来来，坐下。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1]。”

桌子很大，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没有刷上油漆——塔里克的父亲做了这张桌子，那些椅子也是他做的。它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里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莱拉一边对塔里克的父亲说，一边把调羹放进她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是啊，不过他现在好了，感谢真主。”

“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了。”塔里克的母亲说，责备地盯了她丈夫一眼。塔里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朝莱拉眨眨眼。莱拉又一次发现塔里

克双亲的年纪其实足够当她的爷爷奶奶了。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塔里克的母亲看着她的碗，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亲爱的？”自从莱拉认识她的时候起，塔里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随着年月的流逝，它已经变成暗紫色的了。今天，她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莱拉能够看到她两鬓苍苍的白发。有些时候，假发戴得很高，露出整个额头。但在莱拉看来，塔里克的母亲戴着假发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莱拉所看到的，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一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令人愉快的、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莱拉说，“当然，还在塞罗上班。他挺好的。”

“你母亲呢？”

“她呀，还是老样子，心情时好时坏。”

“倒也是。”塔里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把她的调羹放进碗里，“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塔里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他母亲说，“我做了肉汤。”

“不，不打扰你们啦。”

“不会吧？”塔里克的母亲说，“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那我留下。”莱拉红着脸说，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莱拉喜欢在塔里克家吃饭的程度，就跟她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在塔里克家，没有人会单独吃饭；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兰色塑料杯，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漂着几片柠檬。他们每次吃饭，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奶；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甚至在酸奶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谈谈心。虽然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但莱拉在场的时候，为了照顾她，他们用法尔西语交谈，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爸爸曾经说，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百五十年，莱拉，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九个月，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旧事了。

“你呢？”莱拉问，“你觉得低人一等吗，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角擦了擦眼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诸如我是塔吉克人、你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她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阿富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肯定的。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但在塔里克家里，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莱拉觉得她和塔里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那么毫不费劲，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而且跟她自己的家不同，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恶和争执的影响。

“来打牌怎么样？”塔里克说。

“好啊，你们去楼上。”他母亲说，嗔怪地挥手扇了扇她丈夫吐出来的烟雾。“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里克的房间中央，轮流出牌，玩起潘吉帕[2]。塔里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跟她说起这次的旅途。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

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里克做作业的地方，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相互画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如果外面下起雨来，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喝着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橙味芬达汽水，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啦，我有一条谜语，”莱拉洗着牌说，“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塔里克把自己撑起来，那条假腿甩向一旁。他身子一缩，侧过身躺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给我那个枕头。”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好了。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里克第一次让她看他的断腿的情形。当时她六岁。她伸出一根手指，去戳他左边膝盖下面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她的手指头摸到一些小小的硬块，塔里克说它们都是些骨刺，人们在截肢之后有时候会长骨刺。她问他这条断腿痛不痛，他说它本来和假肢接合得很好，但如果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和假肢接合不好，就会变得酸痛。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有时候它会磨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到时我就会发皮疹和起水疱，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可以治这些。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爱哭的小孩。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啊。谜底是邮票。吃过午饭后，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啊？”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真的吗？那你说，下象棋的时候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谁数学考不好呀？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干吗还老要来找我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啦。”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好啦，闭嘴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去啊。”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塔里克转过脸来，半是怪笑、半是讨厌地做着鬼脸。“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她、哈西娜和吉提相互之间该把这三个字说了多少遍？她们只要两三天没有见到对方就会说出这句话，说的时候毫不犹豫。我想你，哈西娜。啊，我也想你。从塔里克的鬼脸中，莱拉知道男孩在这一点上和女孩不一样。他们不会表达友谊。他们觉得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莱拉的想像中，她两个哥哥也是这样的。莱拉终于明白了，男孩对待友谊，就像他们对待太阳一样：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它的光芒最好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骚扰你一下。”她说。

他瞪了她一眼。“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他的脸色变得和缓了。她认为也许是他脸颊上太阳晒出来的黝黑暂时变深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实际上，她早就知道说给他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有人会受伤的，因为塔里克肯定会追究到底。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街头、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她又见到卡迪姆靠在墙壁上。他身旁围满了狐朋狗友，他们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腰带。他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她告诉塔里克了。她还来不及细想，故事已经一股脑从她嘴里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她又跟他说了一次。

他指着卡迪姆。“他？这个人？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塔里克牙齿一咬，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莱拉没听明白的话。“你在这里等我。”他说，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别，塔里克……”

他已经向街道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他。他的笑容消失了，不再靠着墙壁，站直了身子。他双手从腰带上抽出来，站得更笔挺了，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其他人纷纷顺着他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如果他们群殴他怎么办？他们有几个人呢——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如果他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里克在卡迪姆和他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莱拉想，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当他弯下腰的时候，莱拉想像他会假装鞋带松开了，走回她身边。接着他的手动了起来，她明白了。

等到塔里克挺起腰，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他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一边责骂着他，解下来那条腿扛在他的肩膀上，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他们在塔里克和卡迪姆之间清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拳打脚踢，哭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跟多数夜晚一样，莱拉在桌子上摆了两个人的晚饭。妈妈说她不饿。在她觉得饿的夜晚，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莱拉和爸爸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通常已经睡着了，或者清醒地躺在床上。

爸爸从浴室走出来，他的头发——回家时头发上有很多灰尘——洗得干干净净，向后梳起。“我们有什么吃的，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他说，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叠了起来。“那么，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好的。”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爸爸会指导莱拉解答题目，也给她布置一些他自己安排的作业。这只是为了让莱拉比他们班的同学多学一点东西，而不是由于他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尽管那只是一些洗脑式的教育。实际上，在爸爸看来，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他们办的教育，而讽刺的是，他正是从这个职业中被他们开除掉的。更为确切地说，爸爸认为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这个政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爸爸说，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女生了，她们学习法律、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莱拉，但现在，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她们也许更自由了，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爸爸说，说的时候总是压低嗓音，他知道就算对共产党作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但这是真的，爸爸说，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莱拉。当然了，妇女的自由——说到这儿，他悲伤地摇摇头——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他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由和进步的地方。在喀布尔这里，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当中小学校长，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不，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毗邻巴基斯坦国界的普什图人聚居地。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妇女，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有男人陪同。在他指的那些地区，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这些人反抗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信条——解放妇女，废除强迫婚姻，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六岁。爸爸说，政府——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上学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但那儿的男人认为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会叹气说，莱拉，我的孩子，阿富汗人惟一不能打败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拿面包去蘸他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开始学习分数之前，把塔里克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但她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就在那时，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

[1]指浸泡在水里的果肉。将果肉浸泡在特制的水里可以延长保鲜期，国外常使用这种方法来保存水果。

[2]Panjpar，一种扑克游戏。

第十九章

莱拉把门打开，那人说：“我想见见你的父母，亲爱的小姑娘。”他是个结实的男人，一张瘦削的脸看上去饱经沧桑。他穿着土豆色的外套，头上戴着棕色的毡帽。

“我能跟他们说你是谁吗？”

然后爸爸的手出现在莱拉肩膀上，轻轻地把她从门口往里拉。

“你到楼上去吧，莱拉。快去。”

她爬上楼梯的时候，听到客人对爸爸说他有一条潘杰希尔传来的消息。这时妈妈也在客厅里面了。她一只手掩住嘴巴，眼睛来回看着爸爸和那个戴毡帽的男人。

莱拉从楼梯上方向下偷看。她见到那个陌生人和她父母一起坐下。他的身体倾向他们。说了几句莱拉听不见的话。然后爸爸脸色灰白，越来越白，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而妈妈则哭喊起来，不停地哭喊，拉扯着自己的头发。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一群邻居的女人突然来到家里，承担起准备葬礼之后那顿晚餐的任务。妈妈整个早上一直坐在沙发上，手中抓着手帕，脸庞都哭肿了。两个不停抽鼻子的女人在照料她，她们轮流轻轻地拍拍妈妈的手，仿佛她是全世界最为珍稀、最为脆弱的洋娃娃。妈妈好像没有察觉到她们的存在。

莱拉在她母亲前面跪下，握住她的双手。“妈妈。”

妈妈恍惚地向下看。她眨眨眼。

“我们会照顾她的，亲爱的莱拉。”这两个女人中，有一个以自负的口气说。莱拉曾在她去过的几个葬礼上见识到这样的女人，这些女人喜欢应付一切跟死亡有关的事情，她们的爱好就是劝慰死者的亲属，决不会让人侵犯她们这点自我指派的职责。

“我们应付得来。你忙去吧，姑娘，做点别的事情。别理你的母亲。”

被支开的莱拉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她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她在厨房瞎混了一阵子。哈西娜乖乖地跟着她的母亲来了。吉提和她母亲也来了。看到莱拉的时候，吉提匆匆跑过来，用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抱住她，久久地抱着，莱拉没想到她能够抱得这么紧。当她松开手时，眼里充满了盈盈欲滴的泪水。“我很难过，莱拉。”她说。莱拉感谢她。这三个女孩走出屋外，坐在院子里，直到有个女人安排她们去洗玻璃杯，还有把餐盘叠在桌子上。

爸爸也是茫然地在这座屋子走进走出，好像是在找一些可做的事情。

“别让他靠近我。”一整个早上，妈妈就说了这句话。爸爸最后独自坐在走廊的一张折叠椅上，看上去凄凉而渺小。然后有个女人说他挡到路了。他连忙道歉，回到他的书房去。

那天下午，男人们都到爸爸在卡德察区租来办出殡仪式的礼堂去了。女人们则到莱拉家里来。根据传统，死者的家属应该坐在客厅门口，莱拉和妈妈坐在那个地方。前来致哀的人在门口脱了鞋，一边走进客厅，一边和熟人点头打招呼，在沿墙边摆放的折叠椅上坐下。莱拉看到瓦吉玛，那个在她出世时给妈妈接生的老婆婆。她还看见塔里克的母亲，在假发上披了一条黑色的围巾。她朝莱拉点点头，嘴唇紧闭，慢慢地露出悲伤的微笑。

录音机传出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朗诵《古兰经》经文的声音。每当他念完一段经文，那些女人有的叹气，有的挪动身体，有的啜泣。也有人捂着嘴巴咳嗽，窃窃私语，时不时还有人发出一声戏剧性的、一点也不悲哀的号哭。

拉希德的妻子玛丽雅姆走了进来。她戴着黑色的头巾。额头上有几绺头发从头巾之下垂下来。她在莱拉对面的墙边找了个位子坐下。妈妈在莱拉身边，不停地前后摇晃着身体。莱拉把妈妈的手拉到自己的膝盖上，用双手捧住它，但妈妈好像没有注意到。

“你想喝点水吗，妈妈？”莱拉在她耳边说，“你渴吗？”

但妈妈什么都没说。她只顾来回摇晃着身体，冷漠无神的双眼盯着地毯看。莱拉坐在妈妈身边，不停地看看周围，又把眼光垂下，满屋子都是哀伤的表情，莱拉总算明白她家里遭遇的这场灾难有多么深重。各种可能性消失了。各种希望破灭了。

可是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很久。莱拉很难感受，很难真的感受到妈妈的痛苦。莱拉从来就不认为他们活着，所以也很难因为他们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和哀悼。对她来说，艾哈迈德和努尔一直以来就像是传说。就像是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历史书中的国王。

塔里克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塔里克教她用普什图话骂人；他喜欢吃盐渍的苜蓿叶；他吃东西的时候会皱眉，慢慢地发出呻吟声；他左边的锁骨下方有一块淡红色的胎记，形状像一把倒放的曼陀林[1]。

所以，她坐在妈妈身旁，尽她的责任去哀悼艾哈迈德和努尔，但是，在莱拉心中，她真正的兄弟还活得好好的。

[1]一种类似琵琶的乐器。

第二十章

将会折磨妈妈余生的病痛出现了。胸痛，头痛，关节痛，夜间盗汗，双耳痹痛，还有别的人摸不到的肿块。爸爸带她去看医生，医生做了血检和尿检，给妈妈的身体照了X光，但没有找到什么身体上的疾病。

多数日子里，妈妈躺在床上。她穿黑色的衣服。她揪自己的头发，掐她的嘴唇下面那颗痣。妈妈醒着的时候，莱拉会发现她跌跌撞撞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每次到了最后，她总会走进莱拉的房间，好像只要在那两个男孩睡过、玩过、用枕头打过架的房间里不停地走啊走，她便迟早有一天能够找到他们。但他们已经人去楼空。她所遇到的只有莱拉。莱拉相信，在妈妈眼里，她跟两个哥哥一样，也是不存在的人。

妈妈惟一没有忘记的任务，是每日五次的礼拜。每次礼拜结束的时候，她总是低垂着脑袋，双手抬到面前，掌心向上，低声祈祷真主保佑圣战组织取得胜利。莱拉只得肩负起越来越多的家务活。如果她不清理房间，那么她很快就会发现家里到处都是衣服、鞋子、打开的米袋、大豆罐子和污秽的盘碗。莱拉给妈妈洗裙子，给她换被套。她哄妈妈起床洗澡吃饭。给爸爸熨衬衣、叠裤子的也是她。慢慢的，她还负责做饭。

有时候，做完家务活之后，莱拉会爬上妈妈的床，在她身边躺下。她会伸手抱住妈妈，手指扣着她的手指，把脸埋在她的头发之中。妈妈会惊醒，喃喃自语。她总是不可避免地说起有关那两个男孩的故事。

有一天，她们就这样躺着，妈妈说：“艾哈迈德本来可以成为将领。他有这种魄力。年纪比他大三倍的人也很敬重地听他说话，莱拉。那是能够料到的事情。还有努尔。嗯，我的乖努尔。他总是画下一些房子和桥梁。你知道吗，他本来可以成为建筑师的。他本来可以改变喀布尔的城市布局的。现在他们两个都殉难了，我的儿子们，都殉难了。”

莱拉躺在那儿，静静倾听，希望妈妈会意识到她，莱拉，还没有殉难，意识到她还活着，在这儿，和她一起躺在床上，意识到她还有希望和未来。但莱拉知道她的未来根本无法和两个哥哥的过去相提并论。他们给她的生活投上了阴影。她至死也忘不了他们。他们的生活如今成了一个博物馆，妈妈是馆长，至于莱拉，莱拉只是一个访客。一个用来盛放他们的故事的容器。一张妈妈用来写下他们的传说的羊皮纸。

“那个送信来的人说，当人们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回营地的时候，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亲自主持了他们的葬礼。他在墓地为他们念了经文。你的两个哥哥就是这样勇敢的年轻人，莱拉，连马苏德将军，潘杰希尔的雄狮，愿真主保佑他，都亲自主持他们的葬礼。”

妈妈翻过身，仰面躺着。莱拉挪了挪位子，把头靠在妈妈胸膛上。

“有时候，”妈妈嗓音嘶哑地说，“我听见走廊的时钟滴答、滴答响。然后我就会想到，还有这么多秒钟、这么多分钟、这么多日子、这么多个星期、这么多个月、这么多年在等着我。而且所有这些时间里面都不会有他们。我一想到这个就喘不过气来，莱拉，好像有人在践踏我的心脏。我变得这么虚弱。虚弱得我只想随便找个地方倒下。”

“我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莱拉说，她是真心的。但这句话听起来很空泛，虚情假意的，就像是陌生人说出来的安慰。

“你是乖女儿，”妈妈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妈妈对不起你。”

“别这么说。”

“唉，真的是这样。我知道的，我很抱歉，乖女儿。”

“妈妈？”

“嗯。”

莱拉坐起来，朝下看着妈妈。现在妈妈的头发出现几绺灰白了。莱拉猛然发觉本来一直很丰满的妈妈已经瘦掉了很多。她穿的上衣变得松松垮垮，领口和脖子之间出现了一道很大的空间。莱拉不止一次地看见结婚戒指从妈妈的手指上脱落。

“我想问你一些事情。”

“什么事？”

“你不会……”莱拉开口了。

她跟哈西娜提起过这件事。在哈西娜的建议下，她们两个把一瓶阿司匹林倒进了下水道，把菜刀和用来烤肉的尖铁条藏在沙发下面的地毯之下。哈西娜在院子里找到过一根绳子。当爸爸找不到他的刮胡刀时，莱拉跟他说了自己的担心。他瘫坐在沙发边缘，双手插在膝盖之间。莱拉希望从他那儿得到宽慰。但爸爸只是无奈而空洞地看了她一眼。

“你不会……妈妈，我担心……”

“我们得知消息那天晚上我就想到了，”妈妈说，“我不想骗你，自那之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但我不会自杀的。别担心，莱拉。我想看到我的儿子梦想成真。我想看到苏联人灰溜溜地滚回家、圣战组织胜利地走进喀布尔的那一天。当阿富汗解放的时候，我要亲眼看到，这样那两个孩子也就看到了。他们会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

妈妈很快睡着了，留下莱拉和自己的心情搏斗：她既为妈妈决定活下去而感到宽慰，又为妈妈活下去竟然不是因为她而心疼。她将永远不会在妈妈的心灵留下两个哥哥已经给它烙上的印记，因为妈妈的心像一片惨白灰暗的海滩，悲伤的波浪扑上来，摔得粉碎，扑上来，摔得粉碎，永远地将莱拉的脚印冲得不见痕迹。

第二十一章

司机将出租车停在路边，好让一大队苏联吉普和装甲车通过。坐在前排的塔里克向司机那边靠过去，趴在他身上，用俄语大声喊道：“请啊！请啊！”

有一辆吉普揿响了喇叭，塔里克报以一声口哨，容光焕发的他高兴地挥舞手臂。“多漂亮的枪啊！”他高声说，“多么棒的吉普啊！多么了不起的军队啊！可惜你们连一群拿着弹弓的农民都打不过！”

车队已经过去。汽车猛地向前一冲，重新上路了。

“还有多远？”莱拉问。

“顶多一个小时，”司机说，“如果没有更多的车队和关卡的话。”

他们——莱拉，爸爸和塔里克——在这一天外出旅游。哈西娜本来也想去，求了她父亲，但他不肯答应。是爸爸提议出来玩的。尽管他薪水微薄，出来玩又需要很多钱，但他还是在这一天请了个司机。

至于他们要去哪里，他半点都没跟莱拉透露，只说要去的那个地方很有教育意义。

那天早上，他们五点就出发了。莱拉坐在窗边，看着车外的景色从峰顶覆盖着白雪的山脉变成沙漠、峡谷，再变成被太阳烤得干裂的、盘踞在地面上的大岩石。一路上，他们经过一些用茅草搭成屋顶的泥屋和散落着一捆捆小麦的田地。莱拉时不时还能见到游牧部落的黑色帐篷，安扎在尘土飞扬的泥地上。更为常见的是被烧毁的苏联坦克和坠毁的直升飞机的残骸。她心里想，这就是艾哈迈德和努尔的阿富汗了。原来真的发生过一场战争，就在这儿，在这些乡下地方。喀布尔没有战争。喀布尔大体上平安无事。在喀布尔，如果不是那些时不时爆发的枪声，如果不是人行道上总是有苏联的士兵在吸烟，街道上总是能见到苏联的吉普摇摇晃晃地前进，战争可能也只是一段传闻而已。

他们又通过两个关卡，来到一座峡谷，这时早晨已经过半。爸爸让莱拉从座位上趴过来，指着远处几堵看上去年代久远的红砖墙。

“那个叫红城。原来是一座堡垒。九百年前，人们盖了它，用来保护峡谷免遭外来的侵略。13世纪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孙子向它发起进攻，但他阵亡了。然后成吉思汗亲自出马，把它给毁了。”

“两位小朋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啦，络绎不绝的侵略者，”司机把烟灰弹出窗外，说，“马其顿人。萨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现在是苏联人。不过我们就像那边耸立的城墙。伤痕累累，看上去一点都不漂亮，但依然屹立着。我说的没错吧，老兄？”

“确实没错。”爸爸说。

半个小时后，司机让车停了下来。

“走吧，你们两个，”爸爸说，“到外面来看看。”

他们下了车。爸爸指着远处，“在那边。快看。”

塔里克张大了嘴巴。莱拉也一样。当时她觉得自己就算再活一百岁，也不可能再看到这么壮观的东西了。

她见过这两尊大佛的照片，但它们极其庞大，高高耸起，规模之宏伟远远超出她先前的想像。大佛是在一片被阳光晒得发白的石壁上被开凿出来的，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莱拉想像将近两千年之前，它们也是这样俯视着路过这座峡谷的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两尊大佛的两旁，峭壁上还有无数个洞穴。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塔里克说。

“你们想爬上去吗？”爸爸说。

“爬上那两尊佛像？”莱拉问，“我们可以爬上去吗？”

爸爸笑了起来，伸出他的手。“走吧。”

塔里克爬得很吃力，他只能一边扶着莱拉，一边扶着爸爸，三个人沿着蜿蜒而狭窄的昏暗楼梯一点点向上爬。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阴影憧憧的洞穴，还有向四面八方伸出的隧道，蜂巢似的分布在峭壁上。

“当心你们的脚下，”爸爸说。他的声音产生了很大的回声。“地面很崎岖。”在有些地方，这条楼梯通向大佛藏身的洞穴。“别往下看，孩子们。一直往前看就好了。”

向上爬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们，巴米扬曾经是昌盛繁荣的佛教中心，后来在九世纪的时候，它落进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手里。这儿的砂岩峭壁过去是很多和尚的家园，他们在峭壁上凿开洞穴，当成自己的住所，也供过往的香客暂住。爸爸说，这些和尚在洞穴的墙壁和洞顶上绘了很多美丽的画。

“有一段时间，”他说，“有五千个和尚在这些洞穴中隐居修行。”他们登顶的时候，塔里克几乎喘不过气来。爸爸也在喘息。但他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我们站在他的头顶，”他边说，边用手帕擦额头。“那边有一个神龛，我们可以站在那边瞭望。”

他们沿着那条崎岖的悬道走过去，并排站着，爸爸在中间，俯视着下方的峡谷。

“快看这个！”莱拉说。

爸爸笑了起来。

下方的巴米扬峡谷遍布着长势繁茂的农田。爸爸说它们是绿色的冬小麦和紫花苜蓿，也有一些是土豆。田地四周是高耸的白杨树，中间纵横交错的是溪流和沟渠，几个细小的女性身影蹲在岸边洗衣服。爸爸指着一片水稻田和几乎没有种植什么作物的山坡。已是入秋天气，莱拉能够看见一些人穿着颜色鲜艳的束腰外衣，站在泥砖屋的屋顶上晾晒谷物。通往城里的大路两旁也种着白杨树。路的两边有小店铺、茶馆和在路边给人剪头发的理发师。莱拉的眼光越过小山村，越过河流和沟渠，看到一片低矮的褐色土丘，光秃秃的；而在这片土丘之外，在阿富汗的一切之外，是白雪覆顶的兴都库什山脉。

所有这一切上方，是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的天空。“真安静。”莱拉吸着气说。她看得见细小的绵羊和马匹，但听不到它们的咩咩声和哞哞声。

“在我的记忆中，这里一直是这样的，”爸爸说，“寂静。祥和。我希望你们来感受一下。但我也希望你们来看看祖国的遗产，孩子们，来了解它丰富的过去。你们知道的，有些东西我可以教你们。有些东西你们可以从书本上学到。但有些东西，怎么说呢，得你们亲自去见识和体会。”

“看。”塔里克说。

他们看见一只老鹰在村庄上空翱翔。

“你带妈妈来过这里吗？”莱拉问。

“哎，来过很多次。在你两个哥哥出生之前。后来也来过。你妈妈当时很喜欢外出探险，也很……活泼。她以前简直是我见过最活泼、最快乐的人。我告诉你，莱拉，我跟她结婚，就是因为她笑口常开。我被她的笑声虏获了。毫无抵抗之力。”

莱拉心中泛起一阵温情。从那时候起，她将会永远记得爸爸的这副样子：手肘放在岩石上，双手托着下巴，头发被风吹得零乱，眼睛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一往情深地回忆着妈妈。

“我想去看看那些洞穴。”塔里克说。

“当心点。”爸爸说。

“我会的，亲爱的叔叔。”塔里克的声音回荡着。

莱拉看到下方远处有三个男人，在一头系在篱笆上的耕牛旁边聊天。他们身边的树已经开始换颜色了，树叶是赭色的、鲜黄色的、猩红色的。

“你知道吗，我也想那两个男孩。”爸爸说。他的眼睛泛起了泪花。他的下巴在颤抖。“我也许……说到你妈妈，她的欢乐和悲伤都很极端。她掩饰不了。她向来是个真情流露的人。至于我，我想我不一样。我倾向于……但它也让我心碎，那两个男孩的死。我也怀念他们。我没有一天不……真难过，莱拉。真的很难过。”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等到试图再次开口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他咬紧嘴唇，等待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她。“但我还有你，这让我很高兴。每一天，我为了你而感谢真主。每一天。有时候，在你妈妈心情最糟糕的那些日子里，莱拉，我觉得你就是我的一切。”

莱拉将爸爸拉过来，靠在他的胸膛上。他好像有点吃惊——跟妈妈不同，他很少用肢体语言表达感情。他匆匆在她额头上印了一个吻，然后尴尬地把她推开。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俯视着巴米扬峡谷。

“我虽然深爱这片土地，但我想终究有一天，我会离开它的。”爸爸说。

“去哪呢？”

“哪都行，只要能够摆脱过去。我想最先考虑的是巴基斯坦。再过一年吧，也许两年。等我们的手续办好。”

“然后呢？”

“然后，嗯，外面的世界可大了。也许去美国吧。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

爸爸说美国人是慷慨的民族。他们会用钱和食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直到他们能够自立。

“我会找工作，干上几年，等存够钱了，我们就开一家阿富汗餐厅。不是什么高级餐厅，我跟你说，就是一个小地方，几张桌子，一些地毯。也许可以挂几幅喀布尔的照片。我们将会让美国人尝到阿富汗的美味。就凭你妈妈的手艺，我看他们排队会排到马路上去。

“还有你，你当然要继续上学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让你得到良好的教育，绝对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先上高中，然后上大学。不过在你空闲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忙打打杂，写菜单啦，给客人倒茶水啦，诸如此类的事情。”

爸爸说他们的餐厅将会承办生日宴会、订婚仪式和新年聚会。它将会变成一个供那些和他们一样逃离战争的阿富汗人聚会的地方。每到深夜，当所有客人走了、做完清扫工作之后，他们会坐在空桌子旁边喝茶，他们三个人，他们会很累，但为他们的好运气而心怀感激。

爸爸说完之后，他安静了下来。他们两人都不再说话。他们知道妈妈哪儿都不愿意去。当艾哈迈德和努尔还活着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阿富汗。如今他们殉难了，收拾细软逃难变成了更加糟糕的行为，那是背叛，是对他们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的否定。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呢？莱拉仿佛听到她在说，他们的死对你来说什么也不是吗，表哥？惟一能让我觉得安慰的是，我知道自己走在这片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上。不。你别想了。

而她不走，爸爸也不会离开，这一点莱拉很清楚，即使妈妈现在既不像是她的母亲，也不像是他的妻子。为了妈妈，他会像他下班回家之后弹开外套上的面粉一样，把自己的白日梦抛开。所以他们会留下来。他们会留下来，直到战争结束。而且不管战争结束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留下来。

莱拉记得妈妈有一次对爸爸说，说她嫁了一个没有信念的男人。妈妈不明白。她并不明白，其实她自己就是他生命中最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中午到了，他们吃了水煮蛋、土豆和面包；午饭后，他们来到一条水声潺潺的沟渠旁边，塔里克在岸上的一棵树下面打盹。他把外套整整齐齐地叠成枕头，双手交叉在胸口，呼呼睡去。司机到村里去买杏仁。爸爸坐在一株粗壮的金合欢树下面看着一本平装书。莱拉知道那本书，他曾经读给她听。它讲的是一个叫圣地亚哥的老人抓住一条大鱼的故事。等到他安然返航时，他获得的那条大鱼已经没什么剩下的了，鲨鱼已经把它撕成碎片。

莱拉坐在小河边，双脚浸泡在冰冷的河水中。在她头顶，蚊子嗡嗡叫，三叶杨的花絮飘来飘去。一只蜻蜓在旁边飞舞。莱拉看见它的翅膀上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嗡嗡地从一片草叶飞向另一片草叶。蜻蜓的翅膀反射出紫色、绿色、橙色的光线。小河彼岸，一群本地的哈扎拉男孩从地面上拾起晒干的小块牛粪，将牛粪丢进系在他们背上的粗麻袋。不知道从哪儿传来一声驴叫。发动机突突开动的声音。

莱拉又想起了爸爸的小小梦想。靠近海边的某个地方。

在大佛上面，她有些话没跟爸爸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让她为他们走不成而高兴。她会怀念吉提和她那张紧绷的、真诚的脸庞，是的，她也会想起哈西娜，怀念她那肆无忌惮的笑声和到处寻人开心的作风。但是，最重要的是，莱拉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塔里克离开她去加兹尼的那四个星期中她的日子变得多么难熬。她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时间过得有多么慢，她自己有多么心烦意乱。她如何能够忍受永远和他分离？

在这个自己的哥哥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的国家，也许像她这样如此渴望和某个人相处是毫无意义的。但莱拉总是忍不住想起塔里克扛着他的假腿向卡迪姆走去的画面，然后，世界上再也没有能让她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六个月后，1988年4月，爸爸带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回家。

“他们签署了协定！”他说，“在日内瓦。官方签署的！他们要走了。再过九个月，阿富汗再也看不到苏联人了！”

妈妈在床上坐起来。她耸耸肩。

“可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还在，”她说，“纳吉布拉是苏联的傀儡总统。他又不会倒台。不，战争将会继续。这不是战争的结束。”

“纳吉布拉的日子不会长久的。”爸爸说。

“他们要走了，妈妈！他们真的走了！”

“你们两个如果想庆祝就庆祝吧。但我的心将不会安宁，直到圣战组织在喀布尔这里举办胜利的游行。”

说完之后，她又躺下了，盖上了毛毯。

第二十二章

1989 年1 月

那是1989年1月，再过三个月莱拉就满十一岁了。这一天天气阴冷，她、她的父母和哈西娜去看最后一批苏联军队撤出这座城市。瓦兹尔·阿克巴·汗区附近的军营外面那条通衢大道两旁站满了看热闹的市民。他们站在泥泞的积雪中，观看一排由坦克、装甲车和吉普组成的车队，细小的雪花在移动的车前灯射出的灯光中飞扬。人们纷纷咒骂和嘲笑。阿富汗士兵将人们挡在马路两侧。他们时不时鸣枪以示警告。

妈妈把一张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在头顶高高地举起。照片就是他们背靠背坐在梨树下面那一张。还有像她一样的女人，高高举起她们殉难的丈夫、儿子或兄弟的照片。

有人拍了拍莱拉和哈西娜的肩膀。是塔里克。

“我想我最好还是为这个场合打扮一下。”塔里克说。他戴着巨大的俄罗斯皮帽，带着耳罩那种，他把耳罩拉下来了。“我的样子怎么样？”

“太搞笑了。”莱拉哈哈笑起来。“就是想要这个效果。”

“你爸妈没有穿得像你一样过来啊？”

“实际上，他们在家里呢。”他说。

前一个秋天，塔里克在加兹尼的叔叔死于心脏病发作，隔了几个星期，塔里克的父亲自己也得了心脏病，这让他变得心力交瘁，精神虚弱，他经常变得焦虑和压抑，坏心情每次总是持续好几个星期。莱拉很高兴看到塔里克现在这副样子，又像以前的他了。他父亲生病之后，莱拉看到他一连几个星期整天无所事事，拉着一张闷闷不乐的脸。

他们三个悄悄走开了，爸爸和妈妈还站在那儿看着苏联人。塔里克在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三盘撒着芫荽酱的煮大豆。他们在一家关门大吉的毛毯店的遮阳篷下面吃了起来。吃完之后，哈西娜找她的家人去了。

坐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塔里克和莱拉坐在她父母后面。妈妈的座位靠窗，她望着外面，紧紧地把照片贴在胸前。爸爸坐在她身边，漫不经心地听着一个男人瞎扯，他说苏联人虽然离开了，但他们将会出售武器给喀布尔的纳吉布拉。

“他是他们的傀儡。他们会通过他继续发动战争，不信你就走着瞧。” 旁边有人附和他的说法。妈妈正在喃喃自语，一口气低声念出一长串经文，直到她再也喘不过气来，气若游丝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去了电影院公园，莱拉和塔里克，买票看一部苏联电影。电影用法尔西语配了音，出乎意料的是，配音效果相当搞笑。电影中有艘商船，船上的大副和船长的女儿好上了。她的名字叫做阿里安娜。然后碰到了一场猛烈的风暴，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这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起伏颠簸。船上的水手急得抓狂，其中有一个大喊了一句话。有个冷静得离谱的阿富汗人的声音翻译说：“我亲爱的先生，能劳驾您把那根绳子递给敝人吗？”

听到这句话，塔里克爆发出一阵笑声。跟着，他们两个笑得前俯后仰，停不下来。好比有一个人打了个哈欠，另外一个人也会受到传染，他们就这样不停地笑着。前面两排有个人从座位上回头来，朝他们嘘了一声。

临近剧终时，电影里出现了婚礼的场面。船长回心转意了，让阿里安娜嫁给大副。这对新婚夫妻相视而笑。所有人都在喝着伏特加。

“我永远不会结婚。”塔里克低声说。

“我也不会。”莱拉说，但她说出这句话之前，紧张地犹豫了好一阵。她害怕她的声音会出卖自己，让塔里克听出她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很失望。她的心怦怦地急跳着，她又加上一句，这次语气更加坚定。“不会。”

“办婚礼很傻。”

“傻到家啦。”

“要花那么多钱呢。”

“买什么？”

“买一些你永远不会再穿的衣服。”

“哈哈！”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结婚了，”塔里克说，“那么人们得在婚礼台上留出三个人的空间。我，我的新娘，还有那个拿枪指住我的头的家伙。”

前排那个人又回过头来，嗔怪地看了他们一眼。

银幕上，阿里安娜和她的新婚丈夫在接吻。

看到他们在接吻，莱拉马上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一切都敏感起来。她十分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感觉到血往她的脑袋上涌，看到身边的塔里克那慢慢绷紧、变得越来越僵硬的身形。接吻的双方松开了。突然之间，莱拉手足无措，生怕自己会引起或者发出什么杂音。她察觉到塔里克在观察着她——一只眼睛看着接吻，一只眼睛看着她——就跟她在观察着他一样。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听着空气从她鼻子吸进呼出的声音，是不是在等待她的呼吸发生一点微妙的变化，显示出她的慌乱，以便能够看穿她的想法？

亲吻他会有什么感觉呢？他嘴巴上毛茸茸的胡子扎着她自己的嘴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然后塔里克不安地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他生硬地说：“你知道吗，如果你在西伯利亚擤鼻涕，那么它还没掉到地上就变成冰柱了。”

他们两个都笑了起来，不过这次笑得很仓促，很紧张。电影结束之后，他们走到外面，看到天色已经变暗，莱拉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不想在明亮的天光中看到塔里克的双眼。

第二十三章

1992 年4 月

三年过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塔里克的父亲中过几次风。他的左手落得不听使唤，口齿也变得稍微有点不清。他要是一着急——他经常发急——说出来的话就更加听不清楚了。

塔里克的断腿又长得比假腿大了，红十字会给他制作了新的义肢，不过他得等六个月才能拿到。

哈西娜担心过的事情终究发生了，她的家人把她带到拉合尔，她在那儿和开汽车店的表哥成了婚。他们带走她的那个早晨，莱拉和吉提去哈西娜家里道别。哈西娜告诉她们，说表哥，也就是她的未婚夫，已经着手张罗他们两个搬去德国的事情了，他有兄弟住在那儿。她想在一年之内，他们就会去法兰克福。当时她们三人抱成一团，哭了起来。吉提非常伤心。莱拉最后一次看到哈西娜的时候，她正在她父亲的帮助之下，挤上坐满人的出租车的后排座位。

苏联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分崩离析。在莱拉看来，每隔几个星期，爸爸就会带着又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消息回家。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苏联的旗帜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诞生了。

在喀布尔，纳吉布拉改变了策略，设法将自己描绘成虔诚的穆斯林。“他做的太少了，而且也太迟了，”爸爸说，“你不能今天当国家情报局的头头，明天就跟一些有亲属被你折磨和杀害的人去清真寺做祷告。”纳吉布拉察觉到喀布尔周边的局势越来越紧张，设法想招安圣战组织，但圣战组织对此嗤之以鼻。

妈妈躺在床上说：“但愿真主保佑他们。”为了圣战组织，她经常彻夜未眠，一心等待她的游行。等待她儿子的敌人溃败。

他们终究溃败了。那是1992 年4 月的事情，那年莱拉十四岁。

纳吉布拉最后投降了，逃到喀布尔南部，在达鲁拉曼宫殿附近的联合国办公楼避难。

圣战运动结束了。自莱拉诞生那天晚上以来执掌政权的各个政权统统都被打败了。妈妈的英雄，艾哈迈德和努尔的战友，胜利了。十余年来，圣战组织的成员牺牲一切，抛弃家人，生活在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阿富汗的主权而战斗，如今，久经沙场的他们有血有肉地来到了喀布尔。

妈妈知道他们都叫些什么名字。

乌兹别克人杜斯塔姆，他是个作风浮夸的将军，全国伊斯兰运动党的领导人，以狡猾多变、见风使舵闻名。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激情澎湃的伊斯兰党领导人，念大学时主修工程学，曾经杀害过一个信奉毛泽东主义的学生。塔吉克人拉巴尼，伊斯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当阿富汗还处于君主制年代时，他在喀布尔大学讲授伊斯兰教义。有阿拉伯背景的普什图人沙耶夫，他来自帕格曼，是虔诚的穆斯林，也是伊斯兰联合党的领导人。哈扎拉人阿卜杜拉·阿里·马扎里，统一党的领导人，跟伊朗的什叶派有紧密的联系，他的族人都叫他马扎里老爹。

当然少不了妈妈的英雄，拉巴尼的盟友、传奇的塔吉克将领、总是满脸沉思的潘杰希尔雄狮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妈妈在她的房间悬挂了一幅他的肖像。在喀布尔，马苏德那英俊而深沉的脸庞、倒竖的眉毛和那顶歪歪地戴在头上的标志性毡帽将会随处可见。广告牌上，墙壁上，商店前面的橱窗上，甚至出租车天线悬挂的旗帜上，都能看到他那双深邃的黑色眼睛。

对妈妈来说，这是她渴望已久的日子。她这些年来所有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天开花结果。

她终于不再彻夜难眠，她的两个儿子终于能够安息了。

纳吉布拉投降隔日，妈妈从床上起来，变了一个人。自艾哈迈德和努尔殉难之后，五年来她第一次没有穿上黑衣服。她穿上深蓝色的亚麻布裙子和白色的紧身上衣。她擦了窗户，拖了地板，给房子通风，洗了一次很久的澡。她的声音欢乐得微微发颤。

“我准备举办一个宴会。”她说。

她让莱拉去邀请邻居。“跟他们说明天中午到我们家来吃一顿大餐！”

妈妈站在厨房里，双手放在屁股上，四下环顾，友善地责备说：“你看看你把厨房都弄成什么样了，莱拉？哇。所有东西都摆错地方了。”

她开始到处搬动锅碗盆瓢，动作很夸张，好像现在她是归来的王者，要再次宣布她拥有这些东西，重新接管她的领地。莱拉没有阻拦她。这样才识相。妈妈兴奋起来跟她发怒的时候一样，最好不要去惹她。妈妈带着使不完的力气，做起饭菜。她煮了面汤，加了芸豆、干莳萝和肉丸，蒸了热气腾腾的包子，将它们浸在新鲜的酸奶中，然后再撒上薄荷叶。

妈妈在厨房的一角打开一大麻袋大米，对莱拉说：“你修过眉毛了？”

“拔掉一点点。”

妈妈把大米从麻袋倒进盛着水的大黑锅。她卷起衣袖，开始淘米。

“塔里克怎么样？”

“他父亲生病了。”莱拉说。

“他现在到底多少岁？”

“我不知道。六十多吧，我想。”

“我是说塔里克。”

“哦。十六。”

“他是个好男孩。你说呢？”

莱拉耸了耸肩膀。

“但他不再是个小男孩了，对吧？十六岁。差不多是个男人了。你觉得呢？”

“你说这些干吗，妈妈？”

“不干吗，”妈妈说，坦然地笑了起来，“不干吗。只不过你……哎，算了。我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

“我看你想说得很。”莱拉说。看到妈妈兜着圈子开她的玩笑，莱拉着急了。

“好吧。”妈妈双手交叠起来，放在那个锅口。莱拉发现妈妈说出这两个字时有点不自然，双手交叠也好像是演练过的。她担心妈妈将要说出什么话来。

“你们小时候在一起玩是一回事。那没有关系。我也赞成的。可是现在。现在。我发现你穿了乳罩，莱拉。” 莱拉完全没料到她会说出这句话。

“既然说了，我就再说一句吧，你戴乳罩应该跟我说啊。我都不知道。你提都不提，这让我很失望。”妈妈感觉到她有理了，于是继续说，“反正，我想说的话跟我没关系，跟乳罩也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你和塔里克的事情。你知道的，他是男孩，那么他哪里会在乎什么名声啊？可是你呢？女孩的名声，尤其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的名声，莱拉，是微妙的东西。就像抓在手里的八哥。你一松开手，它就飞走了。”

“那你以前还爬墙跟爸爸在果园里偷偷摸摸呢？”莱拉说，很高兴自己找到这个挡箭牌。

“我们是表兄妹。而且我们结婚了。这个男孩上门向你提亲了吗？”

“他是一个朋友。一个哥们儿。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关系，”莱拉反驳说，但语气并不是非常坚定。“对我来说，他就像一个哥哥。”她补上一句掩饰的话。甚至在妈妈的脸上飘过一丝阴影、脸色变得阴沉之前，莱拉就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他不是你的哥哥，”妈妈面无表情地说，“你以后别拿一个独腿木匠的儿子跟你两个哥哥相比。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你的哥哥相提并论。”

“我没有说他……我不是那个意思。”

妈妈哼了一声，咬紧牙关。“反正，”她继续说，但刚才那种欢快的语气已经不见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检点，人们会说三道四的。”

莱拉张开嘴巴，想说点什么。妈妈说的也不是半点道理都没有。莱拉早知道那些和塔里克在马路上无拘无束地嬉闹的天真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因为现在有时候，当他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人前的时候，她会有一种以前没有的陌生感觉。莱拉会意识到有人在看着他们，打量着他们，低声谈论着他们，这种感觉原来是没有的。如果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最要命的事实，她连现在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她已经爱上了塔里克。无助地，绝望地爱上了他。每当他在身旁时，她脑子里总是忍不住充满一些羞耻的念头，总是想着他瘦长的裸体和她自己的裸体纠缠在一起。到了夜晚，躺在床上的她会想像他正在亲吻她的腹部，想知道他的嘴唇有多么柔软，想知道他的手摸着她的脖子、胸脯、后背和更低的部位是什么感觉。每当这样想起他时，她心里会充满罪恶的感觉，但小腹也会升起一丝特殊的暖流，直到她感觉到好像自己的脸庞在发烧。

是的。妈妈说的没错。实际上她清楚得很。莱拉怀疑邻居就算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几个人已经在说她和塔里克的闲话了。莱拉看到过那些不怀好意的笑脸，也知道邻居私下说他们是一对。例如，有一天，她和塔里克手拉手走在街道上，遇到鞋匠拉希德和他那个穿着布卡的妻子。和他们擦肩而过时，拉希德开玩笑说：“那不是赖里和玛姬浓吗？”他说的是内扎米[1]那首妇孺皆知的12世纪浪漫诗中一对命运悲惨的恋人——爸爸说那首诗是法尔西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他还加上一句，内扎米创作这个凄恻爱情故事的时间，比莎士比亚早了四百年。

妈妈说得有道理。

但让莱拉愤愤不平的是，妈妈根本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这个问题如果是爸爸提出来的，那是一回事。可是妈妈？这么多年来，她不闻不问，只顾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点都不关心莱拉去哪里、碰到什么人、有什么心事……太不公平了。莱拉觉得她跟厨房里这些锅碗差不多，是一种可以被置之不理、等到心血来潮的时候再理睬的东西。但今天是个好日子，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重要的日子。她不想为了这件事闹得不愉快。为了顾全大家的心情，莱拉忍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说。

“很好！”妈妈说，“那就说定了。喏，哈基姆哪儿去了？我这个亲爱的小个子丈夫在哪里呢，在哪里呢？”

这一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正是举办宴会的好日子。院子里，几个男人坐在破旧的折叠椅上。他们喝茶吸烟，大声谈论着圣战组织的计划。从爸爸口中，莱拉知道这个计划的大概：阿富汗现在的国号是阿富汗伊斯兰国。几个圣战组织的派别在白沙瓦组成了伊斯兰圣战委员会，在接下来两个月间，该委员会将在西卜加图拉·穆贾迪迪的领导下全权负责处理一切事务。接着是以拉巴尼为首领的领导委员会，这个组织会掌权四个月。在这六个月间，他们将会召集各派领导人和长老，召开大国民议会，选出过渡政府，两年后再举行民主选举。

这些男人中有一个正在给一个滥竽充数的烤炉架上嗞嗞响的肉串扇风。在那株古老的梨树的树荫之下，爸爸和塔里克的父亲在下棋。他们显得全神贯注。塔里克也坐在棋盘旁边，轮流看看双方的局势，然后听着其他人在附近的桌子上谈论政局。

那些女人则聚集在客厅、走廊和厨房。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哄着在怀里哭喊的孩子，满屋子走来走去，熟练地相互避让，她们的屁股时不时轻轻地相擦而过。录音机播放着一首乌斯塔德·萨拉罕的歌曲。

莱拉在厨房，和吉提一起用蔬果和酸奶做饮料。吉提不像以前那么害羞和古板了。过去几个月来，她额头那永远皱着的双眉松开了。这些天来，她开怀大笑的次数比过去多了，而且让莱拉吃惊的是，她有时还会卖弄风情地笑起来。她不再日复一日地扎着马尾辫，而是让头发散开，还挑染了几绺红色。莱拉最后弄明白了，吉提之所以改头换面，是为了一个被她迷住的十八岁男孩。他的名字叫做萨比尔，是吉提的哥哥所在足球队的守门员。

“哎呀，他笑起来最迷人了，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吉提当时对莱拉说。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相互倾心。吉提已经偷偷地和他出去喝了两回茶，每次十五分钟，那家茶馆在塔伊马尼区，城市的另一边。

“他打算向我提亲，莱拉！快的话，说不定就在这个夏天！你相信吗？我发誓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他。”

“你们不上学了？”莱拉问。吉提歪过脑袋，望了她一眼，好像在说，你还不了解我啊。

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哈西娜曾经说过，吉提和我，我们每人将会生下四五个孩子。可是你，莱拉，你将会成为我们这两个傻瓜的骄傲。你将会成为一个人物。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能够在报纸的头版上发现你的照片。

这时吉提就在莱拉身旁，切着南瓜，脸上露出神游天外的表情。妈妈就在附近，穿着她那条漂亮的夏裙，和接生婆瓦吉玛、塔里克的母亲一起给水煮蛋剥壳。“我打算把一张艾哈迈德和努尔的照片送给马苏德将军。”妈妈对瓦吉玛说，瓦吉玛点着头，装出一副果真感兴趣的样子。

“他亲自主持了葬礼。他在他们的坟墓前面念了经文。它将是一番心意，表示我们感谢他的看重。”妈妈敲碎了另一个煮熟的鸡蛋。“我听人家说他是一个为人周到而且值得尊敬的人。我想他会喜欢它的。”

在她们身边，其他女人在厨房里挤进挤出，端出一碗碗的肉汤，一盘盘的羊肉和鹰嘴豆炒饭，一条条的面包，将所有这些食物都摆在铺了餐垫的客厅地板上。

塔里克时不时偷偷地走进来。他拿起这个，咬咬那个。

“男士免进。”吉提说。

“出去，出去，出去。”瓦吉玛大声说。

面对这些女人开玩笑的驱赶，塔里克笑了起来。他似乎很高兴带着一脸倨傲的男性坏笑来这儿感受女性的氛围，以被人赶走为乐事。

莱拉尽量控制自己别去看他，这些女人的闲言碎语已经够多了，她不想再给她们什么把柄。所以她只顾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跟他说，但她想起了前几天晚上她做过的梦，她梦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盖着柔软的绿色纱巾，他的脸和她的脸都出现在镜子中。一些谷粒从他的头发上往下掉，在玻璃镜上弹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塔里克伸出手，打算尝一口土豆烩牛肉。

“别碰！”吉提拍了他的手背。但塔里克还是偷走了一点牛肉，笑了起来。

如今他比莱拉高出差不多一英尺。他刮了胡子。他的脸变得更瘦削、更加棱角分明。他的肩膀变宽了。他喜欢穿西裤，闪亮的黑色休闲鞋，短袖衬衣——为的是炫耀他手臂上最近刚长出来的肌肉，那是他每天在院子里苦练一把破旧生锈的杠铃的成果。最近，他的脸上挂上了争强好胜的神情。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故意微微地把脑袋歪向一旁，发笑的时候则会扬起一道眉毛。他把头发留得很长，而且还养成了一种习惯，经常毫无必要地甩动那头蓬松的黑发。这一脸坏笑是新近才出现的。

塔里克最后一次被赶出厨房时，他的母亲发现莱拉偷偷看了他一眼。莱拉的心怦怦地猛跳起来，双眼愧疚地四处乱转。她赶紧让自己忙起来，把切好的南瓜丢进那罐加了盐的酸奶里面。但她能感觉到塔里克的母亲在看着她，还有她那会心的、鼓励的微笑。

那些男人填满了他们的盘子和玻璃杯，带着食物去院子里吃。他们各自取走他们吃的那一份之后，女人们和孩子们就在地板上围着餐垫坐下，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她们清理了餐垫，把盘碗堆到厨房里，开始手忙脚乱地准备茶水，回忆着谁要喝绿茶，谁要喝红茶。这时塔里克脑袋一晃，悄悄走出了房门。

莱拉等了五分钟，然后也走出去。

她发现他在街道下方，和她家隔着三座房子的地方。那边两座分开的房子夹着一条小巷，他就靠在巷口的墙上，哼着一首乌斯塔德·阿瓦勒·米尔演唱的普什图老歌：

这儿是我们美丽的祖国。

这儿是我们深爱的祖国。

而且他还在吸烟，又是一个新的习惯。莱拉最近看到他和一群家伙厮混，吸烟是跟他们学来的。莱拉受不了他们，塔里克的那些新朋友。他们的打扮全都一个样，西裤，紧身的衬衣，紧紧地裹着他们的手臂和胸膛。他们全都喷了太多的古龙水，全都吸烟。他们成群结队，在这个街区附近招摇过市，大声说笑，有时候甚至还跟在女孩后面喊她们的名字，脸上全都带着一模一样的、自以为是的笑容。塔里克有个朋友非要人们叫他蓝波，原因是他长得和史泰龙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相似之处。

“你妈要是知道你吸烟，她会杀了你的。”莱拉说。她朝一边看过去，接着看看另一边，然后溜进了小巷。

“可是她不知道。”他说。他侧了侧身子，给她让出一点空间。

“迟早会知道的。”

“谁会告诉她？你啊？”

莱拉跺了一下脚。“把你的秘密告诉风儿，但别怪它说给街道听。”

塔里克笑了，扬起一道眉毛。“这是谁说的？”

“纪伯伦。”

“你真臭屁。”

“给我一根烟。”

他摇头拒绝了，双臂交叉在胸前。这也是他新近才学会的姿势：后背靠墙，双臂交叉在胸前，嘴角叼着香烟，那条完好的腿不经意地弯曲着。

“干吗不给？”

“你吸烟不好。”他说。

“那你吸就好了？”

“我是做给那些女孩看的。”

“哪些女孩？”

他咧开嘴巴说：“她们觉得这样很性感。”

“不性感。”

“真的？”

“不骗你。”

“不性感啊？”

“你看上去很蠢，像一个脑残。”

“这句话很伤人哦。”他说。

“到底是哪些女孩？”

“你吃醋啊？”

“关我什么事，我好奇而已。”

“要不关你的事，你就不会好奇啦。”他又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吐出烟雾。“我敢打赌她们现在肯定正在说我们。”

妈妈的声音在莱拉脑海中响起。就像抓在手里的八哥。你一松手，它就飞走了。一阵愧疚的感觉涌上心头。莱拉关掉了妈妈的声音。她喜欢塔里克说“我们”这个词的口气。它从他口中说出来，听上去像是他们在共同密谋什么事情，多么令人战栗啊。听着他毫不刻意、自然而然地说出这个词，莱拉感到非常欣慰。我们。这个词认可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使其变得透明起来。

“她们会说些什么呢？”

“说我们在罪恶之河划船，”他说，“吃着忤逆的蛋糕。”

“乘坐邪恶的人力车？”莱拉跟着说。

“煮着亵渎神明的肉汤。”

他们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塔里克说她的头发又长了。“你的头发很好。”他说。

莱拉希望她没有脸红。“你把话题扯开了。”

“从什么扯开了？”

“那些认为你性感的白痴女孩啊。”

“你知道的。”

“知道什么？”

“我只看得上你。”

莱拉内心欣喜若狂。她本想看穿他的心事，却碰到一个她无法读懂的表情：他眯着眼睛，露出一丝近乎绝望的目光，嘴角挂着欢乐的傻笑。他这个表情很聪明，准确地计算好了的，正好介于嘲弄与真诚中间。

塔里克用他那只完好的脚的后跟踩灭了香烟。“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

“宴会啊？”

“到底谁才是白痴啊？我说的是圣战组织，莱拉。他们到喀布尔来的事情。”

“哦。”

她开始告诉他一些爸爸说过的话，正说到那些执掌兵权的人可能会谋取私人利益时，她听到家里传来一阵骚乱。有人在大声争吵。有人在尖叫。

莱拉拔腿便跑。塔里克一瘸一拐地跟在她后面。

有人在院子里打了起来。正在扭打的是两个不断咆哮的男人，他们在地面上翻来滚去，他们之间有一把刀。莱拉认出他们来了，一个刚才在桌子上谈论政局，另外一个就是早先在给烤肉串扇风的人。好几个男人在旁边劝架。爸爸不在其中。他站在墙边，离扭打的双方远远的，塔里克的父亲站在他身旁，正在大声叫喊。

身边的人兴奋地吵吵嚷嚷，莱拉把听到的片言只语拼了起来：在桌子上谈论时局的那个家伙是个普什图人，他说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是个卖国贼，因为他之前与苏联“达成了一项交易”。烤肉的男人是塔吉克人，他觉得被冒犯了，要求前者收回这句话。那个普什图人拒绝了。塔吉克人说如果不是马苏德，另外那个人的妹妹可能还在“把它”献给苏联士兵呢。他们拳打脚踢起来。其中有个人挥舞着一把刀，但究竟是谁出了刀，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

莱拉见到塔里克也加入了混战，不由吓坏了。她还看到一些本来在劝架的人现在也挥舞着拳头加入战团。她想她看到了第二把刀。

那天深夜，莱拉想起了那场群架的混乱局面：那些男人一个倒在另一个身上，不断地叫喊哭骂，而在他们中间，塔里克表情痛苦，头发凌乱，假肢和断腿分开，挣扎着想爬出来。

一切都乱了套，速度之快让人目瞪口呆。领导委员会仓促登台。它推举拉巴尼当总统。其他派别大哗，指责这是任人唯亲。马苏德呼唤大家维护和平，多点耐心。被排挤在领导委员会之外的古勒卜丁勃然大怒。长期以来被压迫和忽略的哈扎拉人群情汹涌。

他们开始相互辱骂，相互指摘。各种谴责满天飞。他们愤怒地取消会议，关上和谈的大门。这座城市屏住了呼吸。崇山峻岭之间，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装满了弹药。

武装到牙齿的圣战组织如今已将外侮御于墙外，却相互内阋起来。喀布尔猜测的日子走到了尽头。当火箭弹开始如雨水般降落在喀布尔的时候，人们赶忙寻找掩护。

妈妈也一样。她重新穿上黑色的衣服，走进她的房间，拉起窗帘，拖过毛毯盖住她的脑袋。

[1]NezamiGanjavi（1141～1209），古代波斯诗人。

第二十四章

“我最讨厌的是呼啸声，”莱拉对塔里克说，“那该死的呼啸声。”

塔里克会意地点点头。

其实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呼啸声本身，莱拉后来想，而是从它响起到爆炸之间的那几秒钟。这短促的瞬间让人觉得永无止境。不知道结果。只能等待。就像被告在等待法官的审判。

当她和爸爸坐在餐桌上吃晚饭时，经常能够听到呼啸声。每当它响起，他们的脑袋就会猛地抬起。他们会听着呼啸声，刀叉停在半空，嘴里尽是未咀嚼的食物。莱拉看到黝黑的玻璃窗映照出他们被照亮的脸庞，他们的影子在墙壁上移动。呼啸声。接着是爆炸声，幸好是从别的地方传来的，然后他们会松一口气，明白他们暂时逃过一劫，但在某个地方，在一片哭喊声和呛人的烟雾之中，有人正在挣扎地爬出来，疯狂地用双手去扒一堆废墟，从里面将他们的姐妹、兄弟或者孙子拉出来。

但幸免遭难也带来了担心到底是谁死于非命的烦恼。每一枚火箭弹爆炸之后，莱拉总会冲上街道，磕磕巴巴地做祷告，而且确凿无疑地相信，这一次，肯定是这一次，人们将会发现埋在废墟和烟雾之下的正是塔里克。

每当到了晚上，莱拉就会躺在床上，看着她的窗户反射出的几道突然亮起的白光。屋子摇摇晃晃，几片石灰从她房间的天花板掉下来，而她静静地倾听冲锋枪开火的嗒嗒声，数着有多少枚火箭弹划过上方的天空。有时候，火箭弹喷射出的火焰很亮，人们甚至可以借着它的光线看书；在这样的夜晚，莱拉便会彻夜难眠。而在莱拉能入睡的夜晚，她又总是梦到炮火、和身体分离的手或脚，还有不断呻吟的伤者。

天亮了也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宣布祷告开始的钟声响起，圣战组织的人会放下武器，面朝西方，做起祷告。然后他们会收起跪拜用的地毯，重新装上弹药，炮火从群山射向喀布尔，喀布尔也朝群山发射炮弹；莱拉和城里其他人只能无助地看着这一切，就像老迈的圣地亚哥看着鲨鱼将他那条宝贵的鱼撕成碎片一样。

无论莱拉走到哪里，她总能看见马苏德的人。她看到他们在马路上巡逻，每隔几百米就拦住一些轿车进行盘问。他们坐在坦克上面吸烟，穿着迷彩服，戴着那顶无处不见的毡帽。他们在交叉路口叠起沙包，躲在后面观察过往的行人。

莱拉出去的次数并不多。她若出去，总是有塔里克陪在身边。塔里克看上去很乐意充当护花使者。

有一天，他说：“我买了一把枪。”他们坐在屋外，就在莱拉的院子中那棵梨树之下的地面上。他把枪拿出来给她看。他说这是贝瑞塔手枪，半自动的。在莱拉看来，它只不过是一把黑色的杀人武器罢了。

“我不喜欢它，”她说，“我害怕枪。”

弹夹在塔里克手里翻来翻去。

“上个星期，他们在卡德察区发现了三具尸体，”他说，“你听说了吗？姐妹三人。全都被强奸了。她们的喉咙被割开。有人将戒指从她们的手指上咬下来。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它们上面有牙印……”

“我不想听这件事。”

“我不是想吓唬你，”塔里克说，“但我就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带上这个。”

现在他成了她和外界联系的救生索。他听到人们说的话，然后再告诉她。例如，正是塔里克让她知道，驻扎在山上的士兵以向山下的市民开枪来练枪法，以是否打中为胜负标准下赌注，至于靶子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则由他们随机挑选。他还告诉她，说这些人朝轿车发射火箭弹，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却从不射击出租车——莱拉这才明白最近有很多人把他们的轿车喷成黄色的原因。

塔里克把喀布尔城里各处变化莫测的危险地带说给她听。例如，她从他那儿得知，这条路直到左边第二棵金合欢树的地段属于一个军阀；但从那儿到被炸毁的药房隔壁的面包坊为止的四个街区，是另外一个军阀的地盘；如果她穿过那条街，向西再走半英里，那么她便会发现自己到了又一个军阀的领地，因此可能成为狙击手射杀的目标。人们现在都这样称呼妈妈的那些英雄。军阀。莱拉还听过有人称他们为枪手。也有一些人依然称他们为圣战者，不过他们这么说的时候会做鬼脸——满脸讽刺和呕吐的神色，带着深深的憎恶和轻蔑说出这个词。就像说出一句粗口。

塔里克把弹夹拍进他的手枪。

“你考虑过吗？”

“考虑过什么？”

“使用这件东西啊。用它来杀人。”

塔里克把枪插进蓝色牛仔裤的裤腰。然后他说了一句既甜蜜又吓人的话。“为了你，”他说，“为了你，我会开枪杀人的，莱拉。”

他悄然靠近她，他们的手相互碰了一下，又一下。塔里克犹犹豫豫地用手指去勾莱拉的指头，莱拉一动不动。突然之间，他身体前倾，吻上她的嘴唇，她还是一动不动。

那一刻，妈妈说的所有那些什么名声、八哥的话在莱拉心中已经无足轻重。甚至荒唐透顶。在这一片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之中，坐在一棵树下面和塔里克接吻是一件无伤大体的事情。一件小事情。一次不值得苛责的放纵。所以她任由他亲吻，当他向后退开时，她靠了过去，回吻着他，心头鹿儿撞，脸上发烧，小腹中有一股灼热的感觉。

那一年，也就是1992年的6月，军阀沙耶夫的普什图武装部队和统一派的哈扎拉部队在西喀布尔大战一场。轰炸毁坏了电力系统，将大量的商店和平民百姓的住所夷为平地。莱拉听说普什图士兵到处袭击哈扎拉人的家，他们破门而入，满门抄斩；哈扎拉人也大肆报复，绑架普什图族的市民，强奸普什图族的女孩，轰炸普什图族的居住区，

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普什图人。每一天都有尸体被人发现吊在树上，有时候还没有家属来认领就被草草掩埋。他们通常是头部中枪，眼珠被挖出来，舌头被割掉。

爸爸又开始游说妈妈离开喀布尔了。

“他们会解决分歧的啦，”妈妈说，“这场战争是暂时的。他们将会坐下来，达成某些协议。”

“法丽芭，所有这些人只懂得打仗，”爸爸说，“他们学走路的时候，一手拿着奶瓶，一手拿着枪。”

“你算老几？这么说话？”妈妈反驳说，“你参加圣战了吗？你抛弃所有，去冒生命危险了吗？你要记得，如果不是这些圣战组织，我们还是苏联人的奴隶。现在你倒好了，要我们背叛他们！”

“背叛他们的又不只是我们一家人，法丽芭。”

“那你走吧。带上你的女儿，逃之夭夭吧。给我寄明信片。但和平就要来了，像我这样的人打算等待它。”

街道变得极其不安全，促使爸爸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让莱拉辍学了。

他亲自承担起教育莱拉的责任。每天太阳下山之后，当古勒卜丁在喀布尔南郊发射火箭弹轰炸马苏德的时候，莱拉到爸爸的书房去，他和她会讨论哈菲兹的诗篇，也会分析深受爱戴的阿富汗诗人乌斯塔德·卡里卢拉·卡里里[1]的作品。爸爸教她怎样解二次方程，教她运算多项式和画出参数曲线。给莱拉上课的时候，爸爸变了一个人。在书本中，爸爸如鱼得水，在莱拉看来，他比平常要高一点。他的声音素来比较和缓低沉，现在似乎更响亮了；而且他眨眼的次数也比以往少。莱拉心想，原来的他肯定也曾一边动作流畅地擦着黑板，一边回过头看着他的学生，眼神充满了慈父般的关爱。

但很难集中精力。莱拉总是分心走神。

“正三棱锥的体积怎么算？”爸爸问。可是莱拉只顾想着她感受到的塔里克丰润的嘴唇、炙热的呼吸。自树下那次之后，他们又亲吻了两次，这两次持续的时间更久，更有激情，而且她觉得也更加有技巧。她两次都是偷偷在一条阴暗的小巷和他幽会，妈妈举办午宴那天，他就在那条小巷吸烟。第二次的时候，她让他摸了她的乳房。

“莱拉？”

“啊，爸爸。”

“正三棱锥。体积。你在想什么？”

“对不起，爸爸。我在……嗯……让我想一想。正三棱锥。正三棱锥。底面积的三分之一乘以高。”

爸爸疑惑地点点头，眼睛盯着莱拉看；而莱拉心中想着的却是塔里克的双手。那双手在他们接吻的时候，捏着她的乳房，滑进她的后腰。

那个六月的一天，吉提放学之后和两个同学一起走回家。在离吉提家只有三条街的地方，一枚偏离目标的火箭弹击中了这几个女孩。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后不久，莱拉得知，妮拉，吉提的母亲，在吉提被杀害的那条街跑上跑下，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用一条围裙收集她女儿身体的碎片。两个星期后，人们在一座房子的屋顶发现吉提那条腐烂的右脚，依然穿着尼龙袜和紫色的跑鞋。

吉提死后隔日是出殡的日子，那天莱拉呆呆地坐在一屋子抹眼泪的女人之间。这是第一个和莱拉相识相知、亲密无间的人去世。她无法接受吉提已经不再活着这个残酷的现实。吉提，这个莱拉在课堂上和她悄悄交换字条的人，这个莱拉曾给她涂指甲油的人，这个莱拉用镊子拔掉她下巴的毛发的人。吉提，这个本来将要嫁给守门员萨比尔的人。吉提死了。死了。被炸成碎片。想到这里，莱拉终于为她的朋友哭了起来。她在自己两个兄长的葬礼上没能流出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

[1]UstadKhalilullahKhalili（1908～1987），阿富汗诗人。

第二十五章

莱拉几乎无法动弹，仿佛全身的关节都被水泥凝固了。有人在说话，莱拉知道话是说给她听的，但她觉得这次谈话和她无关，好像她只是无意中听到的一样。塔里克说话的时候，莱拉感觉她的生活就像一条烂绳子，寸寸断裂，散成碎片，几股丝线不再交织在一起，消失无踪。

那是1992年8月一个闷热的下午，他们就在莱拉家的客厅。妈妈的胃痛了一整天，就在几分钟之前，爸爸不顾古勒卜丁从南郊不断往城里发射火箭弹，带她看医生去了。塔里克在这儿，和莱拉一起，坐在沙发上；他低头看着地板，双手放在膝盖之间。

他说他要离开了。

不是离开这个城区。不是离开喀布尔。而是离开阿富汗。

他要走了。莱拉觉得眼前一黑。

“去哪里？你要去哪里？”

“先去巴基斯坦。白沙瓦。然后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印度。伊朗。”

“多久？”

“我不知道。”

“我想问的是，你知道这回事多久了？”

“几天了。我一直想跟你说的，莱拉，我发誓，但我不敢来找你。我知道你会有多么伤心。”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

“莱拉，看着我。”

“明天。”

“这是为了我父亲，他的心脏再也忍受不了这些战斗和杀戮。”

莱拉把脸埋在双手中，一阵恐惧不断填充她的胸膛。

她本该料到有这样的结局，她想。几乎她认识的每个人都收拾东西离开了。这个街区本来到处都是熟悉的脸庞，可现在，圣战组织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才持续四个月，莱拉在马路上已经很难遇到认识的人了。哈西娜一家五月份就逃走了，去德黑兰。瓦吉玛和她的家族也在那个月去了伊斯兰堡。6月，吉提被杀害之后不久，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离开了。莱拉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她听人说他们去了伊朗的麦什德。人们离开之后，他们的房子会空上几天，然后要么被士兵侵占，要么有陌生人搬进去。

每个人都在离开。现在塔里克也要走了。

“我妈妈也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他在说着，“他们一直担惊受怕。莱拉，看着我。”

“你早该告诉我。”

“请你看着我。”

莱拉发出一声哽咽。接着号啕大哭。她哭泣的时候，他用拇指帮她擦眼泪，她把他的手推开了。这个动作很任性，很不理智，但她为他抛弃自己而生气，塔里克，这个和她心心相印的人，这个她时时刻刻挂在心头的人，他怎么可以离开她？她甩了他一巴掌。然后她又打了他一个耳光，拉住他的头发，他只得抓着她的手腕，说了几句话，但她没有听清楚，他柔声地、通情达理地说着话，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变得额头抵着额头，鼻子碰着鼻子，她的嘴唇又一次感觉到他那火热的呼吸。

就在那时，他突然向前靠去，她跟着躺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间，莱拉将会拼命地挣扎，拼命地想回忆起接下来发生的全部事情。她将会像一个艺术爱好者在一座起火的博物馆中奔跑那样，抓住一切——某个眼神，一声低语或呻吟——她能够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的东西，予以保存。但时间是最不能原谅的大火，事到头来，她终究未能完整地挽回记忆。尽管如此，她还记得这些：最先想起的是，下面传来一阵锥心的疼痛。斜斜地照在地毯上的阳光。她的脚后跟不断地摩擦着他匆忙解开、放在他们身边的那条冰冷粗硬的假腿。她的双手抓住他的手肘。他锁骨下方那块像倒放的曼陀林的红色胎记。他的脸在她的面庞上方晃动。他那黑色的头发垂下来，不停地拂着她的嘴唇和下巴。生怕他们会被人发现的恐惧情绪。他们自己的大胆和勇气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和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无法形容的、奇怪的快感。还有塔里克脸上的表情，那无数个表情：恐惧的、温柔的、愧疚的、尴尬的神色，但最最主要的，是饥渴的表情。

完事之后他们手忙脚乱。匆匆扣上衬衣的纽扣，系上皮带，用手梳理头发。然后，他们坐下来，挨在一起坐着，闻着对方的气息，两张脸泛着红晕，他们两人都呆呆的，两人都说不出话来，想着刚刚发生的罪恶。想着他们做过的事情。

莱拉看见地毯上有三滴血，她的血；她想像过一会她的父母也会坐在这张沙发上，对她犯下的罪行一无所知。羞耻的感觉涌了上来，还有犯罪的感觉，楼上的时钟转动的声音在莱拉听来极其响亮。就像法官的木槌在不停地敲打、不停地指责她一样。

然后塔里克说：“跟我一起走。”

刹那间，莱拉几乎认为这件事确实可行。她、塔里克和他的父母一起启程。收拾他们的包裹，爬上一辆客车，把所有这些残暴抛在身后，去寻找幸福或者麻烦，而无论碰到什么麻烦，他们将会共同面对。现在等待着她的是荒凉的孤独，是无尽的寂寞，她没有必要过这样的日子。

她可以走。他们能够在一起。

他们将会有更多像今天这样的下午。

“我想娶你，莱拉。”

自从他们躺在地板上到现在，莱拉第一次抬头看着他的眼睛。她打量着他的脸。这次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味。他脸上是坚定的表情，极其认真，一点都不狡诈。

“塔里克……”

“让我娶你，莱拉。今天。我们今天就可以结婚。”

他开始说出更多的话，说什么去清真寺，找一个毛拉，找一对证婚人，举办一场仓促的成婚仪式……

但莱拉在想着的却是妈妈，一想到她和那些圣战者一样冥顽不化，她就感到一阵怨恨和绝望；她也在想着爸爸，他和妈妈恰好相反，长久以来忍气吞声，过着悲惨凄恻的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我的一切，莱拉。

这些都是她生活中的遭遇，她的生活中无从逃避的事实。“我会请求哈基姆叔叔把你许配给我。他将会祝福我们，莱拉，我

知道的。” 他说的没错。爸爸将会这么做。但这件事会让他心魂俱碎。塔里克还在说个不停，开始他的声音很小，然后越说越响亮，苦苦哀求，接着说起道理来；他的脸起初充满希望，然后黯淡了下去。

“我做不到。”莱拉说。

“别这么说，我爱你。”

“对不起……”

“我爱你。”

为了听他说出这句话，她等了多长的时间？她有多少次梦到他说出这几个字？他终于说出来了，可是她觉得异常讽刺。“我不能抛下我爸爸，”莱拉说，“他只剩下我了。我要跟你走，他的心脏也会受不了。”

塔里克知道。他知道她跟他一样，也无法推卸生活的责任，但事情还在继续，他一再哀求，她一再拒绝，他不断求婚，她不断道歉，他泪如泉涌，她满面泪痕。

最后，莱拉只好让他离开。

在门口，她逼他答应走的时候不要前来道别。她把他关在门外。莱拉背靠被塔里克的拳头撞得直摇晃的房门，一只手捂住嘴巴，一只手抱着腹部，听着他在门外说他将会回来，将会为了她回来。她就站在那儿，直到他累了，直到他放弃了，然后她听着他凌乱的脚步声，直到再也听不到，直到一切都平静了，只剩下山中传来的枪炮声，还有她的小腹、眼睛和骨头所感觉到的心脏跳动的突突声。

第二十六章

那一天是夏天开始以来最热的日子。群山围住炎热至极的空气，整座城市热得像要冒烟。电力已经停了好几天。喀布尔各个地方的电风扇都停止运转，仿佛在嘲弄着世人。

莱拉静静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汗水浸透了她的上衣。每一次呼气都使鼻尖灼痛。她知道她的父母在妈妈的房间里谈话。前天晚上，还有昨天晚上，她都是半夜醒来，隐隐约约地听到他们在楼下交谈的声音。自从大门被子弹打穿一个新的洞孔之后，他们每天都在交谈。

屋外，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然后，比较近的地方传来一长串机枪发射子弹的嗒嗒声，跟着又是一阵这样的声音。

屋里的莱拉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一边是伴随着羞愧的罪恶感，另一边则是认为塔里克和她这么做并没有罪的坚定信念；那只是一件自然的、有益的、美妙的、甚至不可避免的事情罢了，他们这么做，全都因为知道今生再也无缘相会。

莱拉在沙发上翻了个身，试图想起某件事：他们躺在地板上的时候，在某个时刻，塔里克的额头抵在她的额头上。然后他喘息着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我把你弄痛了吗？也可能是这样你觉得痛吗？

莱拉想不起来他说的是哪一句。

我把你弄痛了吗？

这样你觉得痛吗？

他离开才两个星期，她的记忆已经开始模糊了。时间，磨钝了那些锐利的记忆的边缘。莱拉的头脑累得想不动了。他说过什么来着？突然之间，知道答案对她来说变得至关重要。

莱拉闭上眼睛。拼命地想。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将会慢慢厌倦这种行为。她将会明白，召唤死去已久的回忆、掸走它上面的灰尘、使它重新浮现是一件越来越耗费精力的事情。实际上，多年以后，将会有一天莱拉再也不会因为失去他而哀泣，或者说她将再也不会这样无休无止地悲伤。肯定不会。终有一天，她的脑海再也不能清楚地浮现他的脸庞；终有一天，她再也不会因为听到一个母亲在街道上用塔里克的名字呼唤儿子而怅然若失。她将不会像现在这样思念他；但此时此刻，他的远走高飞带来的痛苦如同附骨之蛆，一刻也不间断地啮食她的灵魂。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等到莱拉变成一个成年妇女，当她熨烫衬衣或者推着孩子荡秋千的时候，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某个炎热的日子里脚下的地毯传来的温热感觉，又比如某个陌生人的额头的曲线，会让她想起一个两人共同度过的下午。这段回忆会一下子涌现出来。完全不受莱拉的控制。他们的胆大妄为。他们的笨手笨脚。那个动作带来的痛苦，它带来的欢乐，还有它带来的悲伤。他们纠缠的身体产生的灼热。

这段回忆会漫过她的心田，偷走她的呼吸。但然后它会过去。那一刻会过去。留下瘪了气的她，除了一阵模糊的不安，她将没有其他感觉。她想起来了，他说的是我把你弄痛了吗？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莱拉很高兴她想起来了。然后爸爸来到走廊，在楼梯上面叫着她的名字，要她快点上去。“她同意了！”他压制心中的兴奋，声音颤抖地说。“我们要离开了，莱拉。我们三个人都走。我们要离开喀布尔了。”

在妈妈的房间中，他们三个坐在床上。外面，古勒卜丁和马苏德的部队不断交火，很多火箭弹在天空中飞来飞去。莱拉知道城里某个地方有人刚刚死于非命，一阵黑烟正在某座被炸成一堆飘扬的尘土的建筑上方袅袅升起。第二天早上，人们将会发现一些尸体。有的尸体会有人认领。有的不会。然后，喀布尔那些已经吃惯了人肉的狗将会饱餐一顿。

与此同时，莱拉很想冲上这些街道。她简直无法抑制住心中的快乐。她费了很大劲才能坐下来，让自己不因为快乐而颤抖。爸爸说他们将会先到巴基斯坦去，在那儿申请签证。巴基斯坦，塔里克就在那儿！塔里克才走了十七天，莱拉兴奋地计算着。要是妈妈在十七天前作出这个决定就好了，那他们就可以一起走。那她现在应该和塔里克

在一起！但现在这一切都变得没关系了。他们将会到白沙瓦去——她，妈妈和爸爸——他们能够在那边找到塔里克和他的父母。他们肯定能找到的。他们会一起申请签证。然后，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欧洲？美国？也许像爸爸经常说的那样，去某个靠近大海的地方……

妈妈半躺着，上半身靠着床头板。她的眼睛浮肿。她正在揪自己的头发。

三天之前，莱拉曾经到外面去透气。她站在前门，倚着门板，当时她听到一阵爆裂声，有东西擦着她的右耳穿过，使得一些细小的木屑在她眼前飞舞。在吉提死后，在几千轮炮火之后，在无数火箭弹降落在喀布尔城里之后，她家的大门终于被打穿了一个洞孔。洞孔离莱拉的脑袋只有三个手指那么宽的距离，它让妈妈醒了过来。让她明白已经有一场战争夺走了她两个儿子，而最新的这一场将会夺走她仅剩的一个女儿。

艾哈迈德和努尔在房间的墙壁向下微笑。莱拉发现妈妈的眼睛在瞟来瞟去，带着愧疚，从一张照片看到另一张照片。仿佛在征求他们的同意。他们的祝福。仿佛在请求他们原谅。

“这里没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了，”爸爸说，“我们的两个儿子走了，但我们还有莱拉。我们还有对方，法丽芭。我们可以过上一种新生活。”

爸爸在床上伸出手去。当他抓住妈妈的手时，她随他去。挂在她脸上的，是一副让步的表情。屈从的表情。他们握着对方的手，轻轻地，然后他们拥抱在一起，安静地摇晃着身体。妈妈把脸埋在他脖子中。她的一只手死死抓住他的衬衣。

那天晚上接下来几个小时，莱拉兴奋得睡不着。她躺在床上，看着橙色的、黄色的炮火在远处绚丽地升起。不过，尽管心内兴奋，屋外炮声连连，她还是在某个时刻睡着了。

还做梦了。

梦中是一抹蓝色的海滩，他们坐在一张棉被上。天很冷，阴沉沉的，但她和塔里克坐在一起，肩膀盖着毛毯，她觉得很暖和。她看到一排被风吹得弯下腰的棕榈树下有一道低矮的篱笆，篱笆是白色的，油漆有些剥落，后面停着几辆轿车。海风吹得她眼泪直流，将他们的鞋子埋在沙中，还将一些枯死的草从一座弧形的沙丘刮向另一座弧形的沙丘。他们看着帆船在远处颠簸。他们身边，海鸥叽叽喳喳地叫着，羽毛被风吹得打颤。海风又从那些迎风的平缓沙丘上刮起一阵沙子。然后有一阵像圣歌的声音，许多年前，爸爸跟她说过沙子也会唱歌，她跟他说了起来。

他擦了擦她的眉毛，把上面的沙粒抹掉。她看到他戴的戒指反射出一道光芒。他的戒指和她的一模一样——黄金的，上面刻满了某种迷宫似的纹路。

真的，她告诉他，那是沙粒摩擦着沙粒的声音。你听。他听了。他皱眉。他们等了一会儿。他们又听见那种声音了。当风柔和的时候，是一阵低吟的声音；当风劲吹的时候，则变成一阵如泣如诉的合唱。

爸爸说他们只带走那些必不可少的物品。他们将会把其他的东西卖掉。“到了白沙瓦之后，在我找到工作之前，这笔钱应该能维持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两天，他们把准备出售的物品收集起来。他们将这些东西叠成几大堆。

在她的房间里面，莱拉收拾她的旧衣服、旧鞋、书籍和玩具。她向床底望去，看到一只小小的黄色玻璃牛，那是五年级的一次课间休息时哈西娜交给她的。还有一个系着微型足球的钥匙扣，那是吉提送给她的礼物。一只小小的木头斑马，四只脚下面安着轮子。一个陶瓷宇航员，那是有一天她和法里克在排水沟中捡到的。当时她六岁，他八岁。莱拉记得他们还为谁先发现了它而小小吵了一架。

妈妈也收拾了她的东西。她的动作很迟缓，恍惚出神地看着它们。她放弃了她那些漂亮的盘子、餐巾、所有的珠宝——留下了结婚戒指——和多数旧衣服。

“你不是打算把这个卖掉吧？”莱拉提着妈妈结婚时穿的裙子说。裙子散披在她的膝盖上。她抚摸着领口周围的花边和彩带，还有那手工缝制在衣袖上的珍珠。

妈妈耸了耸肩膀，把它从她手里拿走。她随手将它扔在一堆衣服上面。就像一下子撕掉一张创可贴，莱拉想。

收拾得最为痛苦的是爸爸。

莱拉发现他站在他的书房里，望着他的那些书架，满脸悲伤。他穿着一件二手的恤衫，恤衫上印着一张旧金山那座红色大桥的照片。浓雾从浪花中升起来，吞噬了那座大桥的桥塔。

“你听说过那个古老的故事，”他说，“你在一座荒岛上。你可以拥有五本书。你想选择哪五本呢？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真的非选不可。”

“我们必须回头再买一些新的书，爸爸。”

“嗯，”他悲伤地笑起来，“我无法相信我就要离开喀布尔了。我在这儿上学，在这儿找到第一份工作，在这座城市成为父亲。一想到我很快就要在另一个城市的天空下面睡觉，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一首关于喀布尔的诗歌整天都在我脑里跳来跳去。我想它应该是大不里士的赛依伯在17世纪写的。我以前全部背下来，但现在只能想起其中两句了：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1]

莱拉抬起头，发现他正在抹眼泪。她伸出一只手，抱住他的腰。“啊，爸爸。我们会回来的啦。等这场战争结束。我们就会回到喀布尔，奉安拉之名。你将会看到的。”

第三天早上，莱拉把一堆堆的东西搬到院子里，然后把它们摆在前门。他们将会雇来一辆出租车，将所有这些物品送到一间当铺。

莱拉不停地在房子和院子之间走进走出，来来回回，搬着成堆的衣服和盘碗，还有爸爸的书，一箱接一箱。等到中午时分，摆在前门的那堆物品已经齐腰那么高了，她本该感到精疲力竭。但她知道自己每搬一次东西，和塔里克的重逢就更接近一点，所以她越搬脚步越轻快，越搬双手越有劲。

“我们得去雇一辆出租车。”

莱拉抬起头。原来是妈妈在楼上的卧室朝她大喊。她的身体伸出窗外，手肘支撑在窗台上。明亮而温热的太阳照耀着她日渐灰白的头发，她那张瘦长的脸洒满了阳光。妈妈身上穿着四个月前她举办午宴那天穿的深蓝色裙子。一条年轻的裙子会让女人显得很年轻，但是那一刻，在莱拉眼中，妈妈很像一个老太婆。一个双臂纤细、太阳穴深陷、双眼无神、累得眼圈发黑的老太婆，和那些发黄的结婚照片中那个容光焕发、体态丰腴的圆脸女人完全是两个人。

“两辆很大的出租车才装得下。”莱拉说。

她也看到了爸爸，在客厅里面把装着书籍的箱子叠起来。

“你那边事情做好之后就上来，”妈妈说，“我们坐下来吃顿午饭。水煮蛋和吃剩的大豆。”

“都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莱拉说。

她突然想起了她的梦。她和塔里克坐在一张被子上。海洋。海风。山丘。

这时她心里奇怪，是什么声音那么像沙子的歌声呢？

她停下了手中的活。她看见一只灰色的蜥蜴从地上的一道裂缝爬出来。它的头左右摇晃。它眨了眨眼，冲到一块石头之下。

莱拉又想起了那个海滩。只不过现在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而且越来越响。每一秒都变得越来越响亮，越来越大声。它涌进了她的耳朵。把其他一切声音都淹没了。那些海鸥变成了长羽毛的哑剧演员，它们的嘴巴不停地张开闭上，却没有啼叫；海浪扑打上来，水花和泡沫四溅，却没有涛声。沙子唱起了歌。这时歌声变得很凄厉。听上去像是……清脆的叮当声？

不是叮当声。不是的。是呼啸声。

莱拉手中的书籍掉落在脚边。她抬头看着天空。伸出一只手挡在眼睛前面。

然后传来一声巨响。

一道白光在她身后闪起。

某些灼热而猛烈的东西从后面扑到她身上，把她撞得双脚离地。把她抬到空中。这时她飞了起来，身体在空中不停地扭曲着，旋转着；她看见天空，然后是陆地，然后是天空，然后是陆地。一大根燃烧的木头从她身边飞过。同样从她身旁飞过的还有一千块玻璃的碎片，莱拉觉得自己似乎能看清每一块在她周围飞舞的碎片，慢慢地、一块接一块地不停翻动，每一块碎片上面都有阳光在闪耀。像是细小而美丽的彩虹。

然后莱拉撞上墙壁。摔倒在地上。一大堆泥土、碎石和玻璃倾洒在她的脸和手臂上。她记得最后看到的是一件东西轰然掉落在附近的地面上。一大块鲜血淋漓的东西。在那件东西上面，一座红色大桥的塔尖穿过一阵浓雾。

人影在身边走动。荧光灯在天花板上照射下来。一张女人的面庞出现在她的脸部上方晃动。

莱拉昏迷过去，回到黑暗之中。

另外一张脸。这次是一张男人的脸。他的脸看上去很宽，皮肤有点松弛。他动了动嘴唇，但没有发出声音。莱拉听到的只是一阵铃声。这个男人朝她挥了挥手。皱眉。他的嘴唇又动了起来。很痛。呼吸很痛。浑身都痛。一杯水。一颗粉红色的药片。回到黑暗中。

又是那个女人。脸很长，两只眼睛之间的距离很窄。她说了几句话。莱拉什么也听不见，只听到一阵铃声。但她能看到那些字词，像稠浓的黑色药水一样，从那个女人嘴里流出来。

她的胸膛发痛。她的手臂和双腿都很痛。

身边到处是人影晃动。

塔里克在哪里？

他为什么不在这里？

黑暗。一些星星。

爸爸和她坐在某个很高的地方。他指着一片麦田。有个发动机启动了。

那个长脸的女人站在旁边，俯视着她。

一呼吸就发痛。某个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

谢天谢地，又是一颗粉红色的药片。然后是一阵深深的寂静。一阵深深的寂静掩盖了一切。

[1]全诗见本书附录。

第三部

第二十七章

玛丽雅姆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女孩的眼睛眨了眨。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女孩的嘴唇动了动。她闭上眼睛。咽了一口唾液。她的手摸了摸左边的脸。她说了一句话。

玛丽雅姆弯下腰，靠近一些。

“我的耳朵，”女孩气若游丝地说，“我听不到声音。”

第一个星期，在粉红色药片的帮助下，女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拉希德支付了她的医疗费用。她在睡觉的时候喃喃自语。有时候她会含糊地说着谁也听不清楚的呓语，大喊大叫，呼唤着一些玛丽雅姆并不认识的名字。她在睡觉的时候哭了起来，变得暴躁不安，踢掉毛毯，玛丽雅姆只得把她按在床上。有时候她不断作呕，把玛丽雅姆喂她吃下去的一切都吐出来。

当她不焦躁的时候，盖着毛毯的女孩总是忧郁地瞪着双眼，有气无力地说出几个字，回答玛丽雅姆和拉希德的问题。有些天，当玛丽雅姆和拉希德先后喂她吃饭时，她活像个小孩子，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若见到玛丽雅姆拿着调羹走过来，她就会变得很顽固。但她很容易觉得疲累，最终会屈从于他们连哄带骗的不懈劝告。投降之后，她会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

拉希德让玛丽雅姆给女孩脸庞和脖子上的伤口涂上抗生素药膏，也给她的肩膀、前臂和小腿上缝合的创口涂上了。玛丽雅姆给它们包扎上绷带；绷带脏了她就洗干净，循环利用。当女孩忍不住呕吐的时候，玛丽雅姆就把她脸上的头发抹掉，用手把它拢到她的脑后。

“她会在这里待多久？”她问拉希德。

“待到她好一些。你看看她，都不像个人样了，能去哪里呢。可怜的东西。”

发现这个女孩，把她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正是拉希德。

“幸好我在家。”他对女孩说。女孩躺着的是玛丽雅姆的床铺，他就坐在床边的一张折叠椅上。“我的意思是你很幸运。我亲手把你挖出来。那儿有一块金属碎片这么大……”说到这里，他伸开拇指和食指，比画给她看；按照玛丽雅姆的估计，至少比它的实际尺寸大两倍。“这么大。就插在你右边的肩膀上。它真的就插在那儿。我当时想这下得用上老虎钳才行。但是你现在没事啦。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好的跟没碰到过这回事一样。”

拯救了几本哈基姆的书籍的，也正是拉希德。

“大多数都变成灰烬啦。剩下的恐怕也被人抢走了。”

第一个星期，他帮玛丽雅姆照料女孩。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带来一条新的毛毯和一个新的枕头。另外一天带回来一瓶药片。

“维生素。”他说。

拉希德还告诉莱拉，说她朋友塔里克的家现在被人侵占了。“被当成一份礼物，”他说，“沙耶夫将军赏赐给他手下三个男人。礼物，哈哈！”

那三个男人实际上都是男孩，他们的脸看上去很年轻，被阳光晒得黝黑。路过塔里克家的时候，玛丽雅姆能看到他们，总是穿着迷彩服，蹲在前门抽烟打牌，他们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靠在墙上。领头那个身体强壮，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最年轻那个最安静，他看起来对他朋友顾盼自雄的架势很不以为然。玛丽雅姆经过时，他会笑着朝她点头问好。每当这个时候，他脸上骄横的神色会消退几分，玛丽雅姆看得出来他其实童稚未泯。

然后，某个早晨，火箭弹击中了那座房子。后来有人说火箭弹是统一党的哈扎拉人发射出来的。好一阵子邻居总是不断地发现这三个男孩的尸体碎片。

“他们死有余辜。”拉希德说。

玛丽雅姆觉得女孩极其幸运，因为那枚火箭弹将她家炸成一堆冒着烟雾的废墟，她却逃过死劫，只受了一点轻伤。就这样，女孩慢慢地康复起来。她吃下去的东西更多了，也开始给自己梳头发。她自己洗澡。她开始到楼下和玛丽雅姆、拉希德一起吃饭。

但某些往事会冒出来，毫无征兆地，随之而来的是石头般的沉默或者中邪般的粗暴。消沉和崩溃。迷茫的眼神。噩梦和突然袭来的悲哀。呕吐。

有时候是后悔。

有一天她说：“我甚至都不应该在这里。”

玛丽雅姆正在换床单。女孩坐在地板上，两只受伤的膝盖抵着胸膛，抬头望着她。

“当时我父亲想把那些箱子搬出去。那些书。他说它们对我来说太重了。但我不肯让他搬。我太迫不及待了。火箭弹爆炸的时候，在房子里的那个人本来应该是我。”

玛丽雅姆抖了抖干净的床单，把它铺在床上。她看着女孩，看着她金黄色的鬈发，瘦长的脖子，绿色的眼珠，高高的颧骨和丰润的嘴唇。玛丽雅姆记得在这个女孩年幼的时候，她曾在街道上见过她，摇摇晃晃地跟着她母亲向烤炉走去，有时则骑在她哥哥——年纪比较小、耳朵上有一撮毛发那个——肩膀上。有时和木匠家的男孩一起投掷石头。

女孩也望着玛丽雅姆，仿佛在等待她说几句有见识的话，说一些鼓励她的话。但玛丽雅姆能说出什么有见识的话呢？能给她什么鼓励呢？玛丽雅姆还记得娜娜下葬那天，她觉得法苏拉赫毛拉念给她听的《古兰经》经文一点安慰作用也没有。他掌管人间，他主宰万物，他创造了死与生，得到他的考验是你的光荣。她内疚的时候，他说的话也

没有给她安慰，你这么想是不好的，亲爱的玛丽雅姆。你听到我说的话吗，孩子？是不好的。这么想会毁了你自己。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

她要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个女孩的负担呢？玛丽雅姆终究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女孩的脸扭曲着，仰面躺倒，然后说她想呕吐。

“等一等！忍住。我去拿一个盆子来。别吐在地板上。我刚刚拖过的……啊。啊。天哪。”

女孩的父母被炸死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有个男人来敲门。玛丽雅姆把门打开。他说明他的来意。“有个男人来找你。”玛丽雅姆说。

女孩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来。

“他说他的名字叫阿卜杜拉·沙里夫。”

“我不认识什么叫阿卜杜拉·沙里夫的人。”

“好吧，但他说要找你。你下去跟他谈谈吧。”

第二十八章

莱拉

莱拉坐在阿卜杜拉·沙里夫对面。他身材瘦弱，脑袋很小，鼻子很大，整张脸遍布着凹凸不平的伤疤。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很短，竖在头皮上，活像很多插在针垫上的铁针。

“你一定要原谅我，小姐，”他说，摆了摆松垮的领口，用一条手帕擦了擦额头，“我怕我还没有完全康复。还得再服用五天这些名字叫做……磺胺药的药片。”

莱拉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以便用她那只完好的右耳对着他。“你是我父母的朋友吗？”

“不，不是的，”阿卜杜拉·沙里夫匆忙说，“请你原谅。”他举起一根手指，喝了一口玛丽雅姆放在他前面的水。

“我想我应该从头说起，”他用手帕擦了嘴巴，接着又擦额头，“我是个生意人。我开了一家服装店，主要卖男装。长袍、帽子、棉袍、西装、领带——反正你能想到的全都有。在喀布尔有两家店，分别在塔伊马尼区和沙里诺区，不过我把它们都卖掉了。巴基斯坦有两家店，在白沙瓦。我的仓库也在那边。所以我经常在两地之间奔波。这些日子……”他摇摇头，疲惫地笑起来，“让我们说这只是一场冒险吧。

“我最近在白沙瓦做生意，忙一些接订单、核对库存之类的事情。当然也会看望我的家人。我们有三个女儿，感谢真主。圣战组织开始自相残杀之后，我把她们和我妻子接到白沙瓦。我可不想让她们成为殉道者。老实说，我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成为牺牲品。我很快就要去跟她们相会了，真主保佑。

“反正我本来打算在上个星期三回喀布尔一趟。可是很不走运，我病倒了。我不想跟你多说我的病情，小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当我去处理一些私人事情的时候，这两条该死的腿沉重得让我寸步难行。希望古勒卜丁别患上这种病。我的妻子，亲爱的娜迪雅，安拉保佑她，她要求我去看医生。但我以为喝些水、吃点阿司匹林就可以把病治好。亲爱的娜迪雅坚持要我去医院，我说不去，我们就这样争来争去。你知道的，有句俗话叫犟驴还得犟人赶。不过这次赢的恐怕是那头驴。那头驴就是我。”

他喝掉剩下的水，把杯子递给玛丽雅姆。“不麻烦的话请再给我一杯。”

玛丽雅姆拿走玻璃杯，倒水去了。

“不用说，我应该听她的话。她看问题一直比我更清楚，真主保佑她长命百岁。等到我决定去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发烧了，浑身发抖，像一棵风中的苦楝树。我连站都站不稳了。医生说我的血液中了毒。她说要是再迟两三天，我妻子就得当寡妇了。

“他们让我住进一间特殊病房，那是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我想。啊，谢谢。”他从玛丽雅姆手中接过水杯，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出一颗很大的白色药片。“这些东西有这么大。”

莱拉看着他把药片吞下去。她注意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觉得双腿很沉重，好像被灌了铅一样。她告诉自己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到现在为止还没说出什么话来。但他马上就会继续说下去，她强行压制住心中那个站起来离开、在他说出她不想听的话之前离开的念头。

阿卜杜拉·沙里夫将水杯放在桌子上。“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你的朋友，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莱拉心跳加速。塔里克住院了？住在一个特殊的病房？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特殊病房？

她干咽了一口，在位子上挪动着身体。她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否则的话，她担心自己会情绪失控。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着医院和特殊病房，却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很多年前他们两个参加法尔西语冬季班以来，她还没听见有人用全名称呼塔里克。上课钟响之后，老师会点名，这样叫他的名字——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听到老师叫出他的全名，她觉得真是古板得很好笑。

“我从护士那儿听到他的遭遇，”阿卜杜拉·沙里夫继续说，他用一个拳头拍打着胸膛，好像是为了让药片通过食道。“我在白沙瓦住了很久，已经完全能听懂乌尔都语。反正我听到的情况是，你的朋友当时乘坐一辆载满难民的大货车，总共有二十三个人，他们都要去白沙瓦。接近边境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枪战。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大货车。说不定那是偏离了靶子的火箭弹，但你永远无法了解那些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只有六个人活了下来，他们全都住进了同一家医院。有三个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去世了。有两个还活着——听说是一对姐妹——出院了。你的朋友瓦里扎伊先生是最后一个。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已经住院将近三个星期了。”

这么说他还活着。但他们把他伤得多重呢？莱拉疯狂地想知道答案。伤得多重？显然重得需要让他住进一个特殊病房。莱拉意识到她开始浑身冒冷汗，面孔发烫。她试图想起别的事情，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和塔里克、爸爸一起去巴米扬看大佛的旅程。但塔里克父母的样子自行浮了上来：塔里克的母亲被卡在翻转的大货车之下，隔着烟雾凄厉地呼唤着塔里克，她的手臂和胸膛都着火了，假发在她的头顶熔化……

莱拉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他的病床就在我的病床旁边。我们之间没有墙壁，只有一道帘幕。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阿卜杜拉·沙里夫突然发现自己很想摆弄他的结婚戒指。这时他降低了语速。

“你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伤得非常——非常严重。他身上到处都插满了橡胶管。起初……”他清了清喉咙。“起初我以为他在那次爆炸中失去了双腿，但有个护士说不是的，只是失去了右腿，左腿是在先前一次受伤中失去的。他的内脏也受了伤。他们已经给他动了三次手术。取出一部分内脏，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还被烧伤了。非常严重。他的病情我就说这么多。我相信这些已经足够让你夜里做噩梦了，小姐。我再说也没意义了。”

现在塔里克两条小腿都没有了。他只有一个躯体，加上两条残余的大腿。没有腿。莱拉觉得她要崩溃了。她故意绝望地让她的思绪飘出这个房间，飘到窗外，离开这个男人，飘到外面的街道之上，飘到城市上空，飘过它那些屋顶平坦的房子和市场，飘过它那些迷宫似的、通向一片片沙漠的狭窄街道。

“他多数时间都处于麻醉状态。不然会很痛，这你明白的。但当麻醉药的药效消退时，他也有头脑清楚的时候。很痛，但头脑清楚。我会躺在病床上跟他聊天。我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想他很高兴有个祖国同胞在他身边。

“多数时候是我在说话。他说话挺费劲的。他的嗓音嘶哑，我想他的嘴唇动起来会发痛。就这样，我跟他说起我的女儿，说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房子，我跟我的小舅子正在那座房子后面盖一条走廊。我告诉他我卖掉了喀布尔的商店，打算回来完成移民手续。我说的话不多。但最少能让他分心。至少，我希望能让他分心。

“有时候他也说话。有一半时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一个大概。他跟我描绘他住的地方。他说起他在加兹尼的叔叔。他母亲的厨艺和他父亲的木工手艺，还说他父亲会弹手风琴。

“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你的事情，小姐。他说你是——他怎么说来的——他最早的记忆。我想应该是这样吧，是的。我能看出来他非常关心你。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说他很高兴你不在那儿。他说不希望你看到他那副样子。”

莱拉又觉得双脚沉重，牢牢地钉在地面上，似乎她全身的血突然

间都倾注到那儿去了。但她的思绪却在远方，自由地飘荡着，像一枚飞速前进的导弹，冲离喀布尔，飞过棕色的崇山峻岭，飞过散布着一丛丛鼠尾草的沙漠，穿越红色岩石犬牙交错的峡谷，飞过白雪盖顶的山峰……

“我跟他说我要回喀布尔，当时他请我来找你。跟你说他一直在想着你。说他思念你。我答应他我一定做到。你也能看出来，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有教养的男孩。”

阿卜杜拉·沙里夫用手帕擦了额头。

“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他一边接着说，一边继续摆弄那个结婚戒指，“我想应该是晚上吧，在那些地方可说不清楚。太阳出来，太阳下山，里面的人都看不到。但我醒了过来，我旁边那张病床周围有一阵骚动。你一定要明白，当时我也被麻醉了，总是不停地醒过来昏过去，所以很难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到的。我只记得医生围着那张病床，一会喊这个，一会喊那个，警报器响个不停，地板上到处都是针管。

“第二天，那张病床空了。我问了护士。她说他很勇敢地搏斗，但输给死神了。”

莱拉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正在点头。她已经知道了。她当然已经知道了。自从她在这个男人对面坐下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要带给她什么消息。

“起初，你知道吗，起初我甚至觉得没有你这个人，”这时他在说话，“我以为那是他麻醉之后说的胡话。也许我当时甚至希望没有你这个人；我一直害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但我答应过他。再说了，就像我说的，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几天之前，我来到了这里。我在附近打听你，跟一些邻居聊天。他们让我到这座房子来。他们还跟我说起你父母的遭遇。我听了之后，嗯，我转身离开了。我不想告诉你。我想你肯定会受不了的。谁都受不了。”

阿卜杜拉·沙里夫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放在莱拉的膝盖上。“但我还是回来了。因为，最后我觉得他会希望你知道的。我相信这一点。我很抱歉。我希望……”

莱拉再也听不进去了。她想起了那一天，有个从潘杰希尔来的人到她家报丧，说艾哈迈德和努尔已经阵亡。她记得爸爸脸色苍白，瘫倒在沙发上；妈妈听到噩耗的时候，猛地用手掩住嘴巴。那天，莱拉亲眼见到妈妈情绪失控，她自己吓坏了，但并不真的感到难过。她当时并不理解妈妈的丧子之痛有多深。如今，另外一个陌生人带来了另外一个人的死讯。如今，坐在椅子上的人正是她。那么，这是她的报应吗？惩罚她曾经对亲生母亲的悲痛无动于衷？

莱拉记得妈妈如何瘫倒在地、如何尖叫起来、如何抓住她自己的头发。但莱拉却连这副样子都做不出来。她几乎不能动弹。她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

她没有像妈妈那样，而是坐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上，眼神迷茫，任由自己的思绪翻飞。她任由它翻飞，直到它找到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好地方，那儿的麦田绿油油，那儿的流水很清澈，成千上万的杨絮在空中飞舞；爸爸在那儿的合欢树下面看着书，塔里克双手交叠在胸前睡午觉，而她在那儿把双脚伸进沟渠中，在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古代石头神像的凝视之下做着美梦。

第二十九章

玛丽雅姆

“我很遗憾。”拉希德对女孩说，他看也不看玛丽雅姆，把那碗炒饭和肉丸从她手中接过去。“我知道你们是很好的……朋友……你们两个。总是在一起，自从你们小时候开始。这太悲惨了，这件事。以这种方式死去的阿富汗青年男子太多了。”

他不耐烦地抬了一下手，眼睛依然望向女孩，玛丽雅姆递给他一块餐巾。

这么多年来，他吃饭的时候，玛丽雅姆一直在旁边看着；他使劲地咀嚼着，太阳穴一起一伏，一只手把米饭捏成小饭团，用另外一只手的手背去擦掉嘴角的油脂和粘在上面的饭粒。这么多年来，他吃饭的时候从不抬头，从不说话；吃完之后，他会沉默地板着脸，仿佛正要作出什么审判；接着会责备地哼一声，要么是不满地啪嗒一下舌头，或者用一个字索取更多的面包、更多的水。

现在吃饭的时候，他拿着调羹。使用餐巾。想要水的时候说“劳驾”。谈话。兴高采烈，说个不停。

“照我说啊，美国把枪给古勒卜丁是给错人了。中央情报局在八十年代给了他很多枪，支持他抗击苏联人。苏联人走了，但枪还在他手里啊，现在他把枪口对准一些像你父母这样的无辜百姓。他还说这是圣战呢。太讽刺了！杀害妇女儿童跟圣战有什么关系呢？要是中央情报局当年扶植的是马苏德将军就好了。”

玛丽雅姆情不自禁地扬了扬眉毛。马苏德将军？在她的脑海中，她能听见拉希德对马苏德破口大骂，指责他是卖国贼。但话说回来，马苏德是个塔吉克人，当然了。和莱拉一样。

“喏，他才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家伙。一个值得尊敬的阿富汗人。一个真正对和平解决感兴趣的人。” 拉希德耸了耸肩，叹一口气。

“可是在美国没有人在意这些，我跟你说。他们怎么会在乎普什图人、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正在自相残杀呢？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区分这几个种族呢？照我说，指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是没戏了。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我们只能自生自灭。对他们来说，阿富汗是一个粪坑。请原谅我说粗话，但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呢，亲爱的莱拉？”

女孩含混地说了几句话，搅着碗里的一粒肉丸。拉希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似乎她刚才说的是他听过最为聪明的话。玛丽雅姆只好望向别处。“你知道吗，你的父亲，真主让他安息，你的父亲和我常常讨论这

样的问题。当然，那是你出世之前的事情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谈论政治，也会聊到一些书籍。对吧，玛丽雅姆？你记得的。”玛丽雅姆赶忙喝了一口水。“反正，我希望这一通关于政局的长篇大论没有让你觉得厌烦。”后来，玛丽雅姆在厨房，用肥皂水浸泡餐具的时候，心中出现了一个极其伤人的疑问。

它无关乎拉希德所说的话，无关乎那些无耻谰言和惺惺作态，甚至无关乎这样一个事实：自他把女孩从那些砖块下面挖出来之后，他还没跟她——玛丽雅姆——打过招呼。

让玛丽雅姆产生疑问的是那一通假模假样的演说，像唱戏一样。他既狡猾又可怜地企图感动莱拉。吸引莱拉。突然之间，玛丽雅姆知道她的怀疑是对的。她如遭五雷轰顶，心中充满了恐惧；她知道正在她眼前上演的，恰恰是一场求爱的好戏。

玛丽雅姆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他的房间。拉希德点燃了一根香烟，说：“有何不可？”玛丽雅姆立刻就知道自己一败涂地了。她刚才怀着一半期待，一

半希望，以为他听到她的质问之后，将会矢口否认一切，佯装大吃一惊，甚至说不定还会大发雷霆。那她或许能占到上风。她也许能如愿以偿地让他感到羞愧。但他冷静地承认了，不动声色，令她勇气顿消。

“坐下。”他说。他躺在床上，背靠墙壁，一双粗壮的长腿伸在床垫之上。“在你昏倒之前坐下来，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 玛丽雅姆木然地在他床边的折叠椅上坐下。

“把烟灰缸给我，好吗？”他说。

她听从了。

拉希德今年至少六十岁了吧——玛丽雅姆心想，实际上，拉希德也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纪。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但依然和过去一样粗硬。他的眼睑下垂，脖子长满皱纹，皮肤粗糙，也有点下垂。他的脸颊比过去更松弛了一些。每天早上，他的背会稍微有点驼。但他依然有着宽厚的肩膀，粗壮的身体，强劲有力的双手，和一个比他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先进入房间的隆起腹部。

总的来说，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年来自己衰老了不少，相比之下，他的情况好得太多了。

“我们需要让这种情况变得合法。”这时他说，把烟灰缸摆在他的肚子上。他嘟起嘴唇，做出一个可笑的亲吻状。“人们会说三道四的。一个未婚的少女住在这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将会败坏我的名声。她的名声。我想还可以加上你的。”

“十八年了，”玛丽雅姆说，“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一件事。一件都没有。现在我有事要求你。”

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将它呼出来。“她不可能仅仅是住在这儿，如果你想提出这个建议的话。我不能继续给她饭吃，给她衣服穿，给她地方睡觉。我不是红十字会，玛丽雅姆。”

“但这样？”

“这样怎么了？怎么了？你以为她太年轻了？她十四岁了。算不上是孩子了。你当年十五岁，还记得吗？我母亲在十四岁那年怀上我。她十三岁就结婚了。”

玛丽雅姆带着轻蔑和无助，木然说道：“我……我不希望这样。”

“这件事不需要你同意。只要她情我愿就行了。”

“我太老了。”

“她太年轻了，你太老了。这些都是屁话。”

“我是太老了。老得你都不肯这样对待我。”玛丽雅姆说，她用拳头紧紧地攥住她的裙子，紧得双手直发抖。“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都不肯把我当成妻子。”

“别这么激动。这是常见的事，而且你也知道的。我有的朋友娶了两个、三个、四个妻子。你自己的父亲就娶了三个。再说了，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认识的人大多早就做过了。你知道我说的不假。”

“我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听到这句话，拉希德阴郁地笑起来。

“那有另外一个选择，”他说，用粗糙的脚跟摩擦着另外一只脚的脚底，“她可以离开。我不会挡住她的路。但我怀疑她走不了多远。没有食物，没有水，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处都有子弹和火箭弹在飞来飞去。她可能被拐卖、强奸，或者被人割开喉咙，扔进路边的臭水沟。也可能同时遭遇这三种情况。你认为她能撑多久呢？”

他咳嗽起来，调整了背后靠着的枕头。

“相信我，玛丽雅姆，外面那些道路太险恶了。每一个拐角处都有军犬和强盗。我相信她没那么走运，肯定没有。但就算她奇迹般地到达白沙瓦，那又怎样呢？你知道那些难民营是什么样子吗？”

他从一道烟柱后面盯着她。

“人们生活在纸板搭起来的破棚子下面。肺结核，痢疾，饥荒，犯罪。这些都是冬天之前的情况。然后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肺炎。人们变成冰柱。那些难民营变成寒冷的坟墓。”

“当然，”他甩了一下脑袋，带着戏谑说，“她可以在白沙瓦的妓院里面取暖。我听说那儿的生意越来越兴隆。她长得那么好看，应该能发一笔小财的，你说呢？”

他把烟灰缸放在床头柜上，双腿甩到床边。

“看吧，”他带着胜利者特有的抚慰口气说，“我知道你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怪你。但这是最好的选择。你肯定会明白的。你想想看，玛丽雅姆。我给你带来一个帮忙打理家务的人，也给她一个栖身之所。一个家庭和一个丈夫。这些日子，顺其自然吧，女人需要丈夫。你没注意到所有的寡妇都睡在马路上吗？她们会为了这个机会去杀人的。实际上，这是……嗯，我觉得这完全体现了我的仁慈。”

他笑了起来。

“在我看来，我应该得到一块奖牌。”

稍后，在黑暗中，玛丽雅姆告诉了女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女孩什么都没说。

“他希望明天早上得到答案。”玛丽雅姆说。

“他现在就可以得到，”女孩说，“我的答案是，我愿意。”

第三十章

莱拉

隔日，莱拉一整天都没起床。那天早上，拉希德把头伸进来，说他要去理发，当时她盖着毛毯。那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给她看他的新发型、那套新买的二手西装——蓝色的，带着乳白色的线条——还有他买给她的结婚戒指，她还在床上。

拉希德挨着她在床上坐下，煞有介事地慢慢解开彩带，打开盒子，仔细地将戒指拿出来。他还透露说，为了买这个戒指，他把玛丽雅姆那个旧的卖掉了。

“她不在乎的。相信我。她甚至不会发现。”

莱拉缩到床铺的另一端。她能听见玛丽雅姆在楼下熨衣服发出的嘶嘶声。

“反正她也从来不戴。”拉希德说。

“我不想要它，”莱拉虚弱地说，“不要这种东西。你得把它退回去。”

“退回去？”一抹不耐烦的神色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露出笑脸。

“我还加了一些钱的——实际上，加了不少钱。这是一个更好的戒指，22K的黄金。感觉一下有多重？来吧。感觉一下。不要啊？”他盖上盒子。“鲜花怎么样？那也很好。你喜欢花吗？你有最喜欢的吗？雏菊？郁金香？丁香？不要花啊？太好了！我也觉得要花没意思。我只是觉得……喏，我认识德马赞区一个裁缝。我在想明天我可以带你去那边，让他给你做条合身的裙子。”

莱拉摇摇头。

拉希德扬起了眉毛。

“我只想尽快……”莱拉说了起来。

他伸出一只手，放在她脖子上。莱拉忍不住发抖和畏缩。被他触碰的感觉就跟光着身体穿潮湿而且扎人的旧毛衣一样。

“怎么？”

“我只想尽快把事情办好。”

拉希德张开嘴巴，接着笑了起来，露出满口黄牙。“那最好不过了。”他说。

阿卜杜拉·沙里夫来访之前，莱拉曾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去巴基斯坦。现在莱拉认为，就算在阿卜杜拉·沙里夫来报丧之后，她也可能已经一走了之。去某个远离这儿的地方。让她自己离开这座城市，这儿的每个街角都是陷阱，每条小巷都藏着一个会出其不意地朝她跳出来的鬼魂。她可能冒死也要走出去。

但是，突然之间，离开不再是一个选择。因为她每天呕吐。

因为她的乳房新近变得丰满起来。

还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她不知道怎么回事，月经竟然停了。

莱拉想像自己身处难民营，周边是一片荒凉的土地，临时竖起的支柱上挂着几千张塑料布，在刺人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在草草搭建而成的帐篷之下，她看到她的婴孩，塔里克的婴孩，看到它面容消瘦，下巴松垮，皮肤布满灰蓝色的斑点。她想像在这片北风凛冽的土地上，一群陌生人挖了个地洞，然后擦洗它的小小身体，给它穿上茶色的寿衣，在几只秃鹰失望的注视之下，将它放进洞中。

现在她如何能够跑开？

莱拉凄凉地想起她生命中的人。艾哈迈德和努尔，死了。哈西娜，走了。吉提，死了。妈妈，死了。爸爸，死了。现在塔里克……

但是，奇迹般地，她原来的生活还有一点东西留存下来，在她变得如此彻底地孤独之前，她和曾经出现在她生命中的那个人还有最后一丝关联。塔里克的一部分仍在她体内活着，萌发出细小的手臂，生长出晶莹的双手。这是塔里克和原来的生活给她留下的惟一，她如何能带它去冒险？

她匆忙作了个决定。自从她和塔里克发生关系到现在，已经六个星期过去了。再迟的话，拉希德会产生怀疑的。

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不光彩的。不光彩的，虚伪的，可耻的。对玛丽雅姆尤其不公平。但即使她体内的婴儿仍只不过只有一颗桑葚那么大，莱拉已经知道身为母亲的她必须牺牲什么东西。品德只是第一件罢了。

她把手放在肚子上，闭上了眼睛。

莱拉将会零零碎碎地记得那一场悄然的婚礼。拉希德的西装上的奶白色条纹。他的发胶的刺鼻气味。他的喉结上刮胡子刮破的细小伤口。他给她戴上戒指时那些被香烟熏得发黄的手指。钢笔。它写不出字来。寻找一支新的钢笔。婚约。签字，他的坚定的手，她的颤抖的手。祷告。在镜子中发现拉希德修剪过他的眉毛。

还有，在屋子里某个角落，玛丽雅姆在看着。玛丽雅姆的反对让她觉得呼吸艰难。

莱拉鼓不起勇气去看这个比她老的女人的眼睛。

那天晚上，她躺在他那床冰冷的被子之下，看着他把窗帘拉起来。甚至在他的手指解开她的衬衣纽扣、拉开她裤子的细绳之前，她就已经浑身发抖了。他很兴奋。他的手指摸索着去脱掉他自己的衬衣，解开他的皮带。莱拉清楚地看到他那皮肤松弛的胸膛，突出来的肚脐，肚脐中间蓝色的小血管，胸前几撮白色的粗毛，他的肩膀，他的上臂。他感觉到他的眼光在她身上到处游走。

“天哪，我想我爱上你了。”他说。

她牙齿打战，请求他把灯关掉。

后来，等到确信他已经睡着之后，莱拉悄悄把手伸到床垫之下，拿出一把她早先藏在那儿的小刀。她拿着刀，划破自己的食指。然后她掀起毛毯，让手指的血滴在被单上那个他们刚才一起躺着的地方。

第三十一章

玛丽雅姆

白天的时候，女孩无非是头顶吱嘎的弹簧床响声，急促的脚步声。她是浴室中的泼水声，或者是楼上卧室的茶匙敲击玻璃杯的叮当声。有时候，她是玛丽雅姆眼角余光看到的东西：裙子摆动，匆匆前进的碎步，抱在胸前的双臂，扑打着脚后跟的拖鞋。

但她们终究无法避免碰到对方。玛丽雅姆在楼梯上、狭窄的走廊中、厨房里碰到女孩，有时她从院子走进屋里也会在门口碰到她。每当她们这样相遇的时候，她们之间就会充满尴尬的紧张气氛。女孩提起裙子，低声说出一两个字的道歉；当她匆匆走过时，玛丽雅姆会瞟她一眼，看见她脸上的红晕。有时候她能嗅出女孩身上有拉希德的味道。她能嗅出女孩的皮肤上有他的汗酸味、烟草味和情欲的气息。谢天谢地，在她自己的人生中，性生活这一章已经结束了。玛丽雅姆早就觉得那些躺在拉希德身下的难受的过程很恶心，现在她甚至只要一想起来就反胃。

然而，晚上的时候，她无法和女孩跳起这场两人共同编排的躲避之舞。拉希德说他们是一家人。他坚持认为他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必须一起吃饭，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手指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和女孩成婚之后，隔了一个星期，他就再也不玩那套刀叉游戏了。“难道我娶了两身石像吗？说话，玛丽雅姆，跟她说几句话。你的礼节哪儿去了？”

他吮吸着一块骨头的骨髓，对女孩说：“不过你也别怪她。她不爱说话。这是美德，真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话要说，最好还是少开口。我们是城里人，你和我，但她是乡下人。农村的女孩。甚至连农村的女孩也算不上。她是在农村之外一座用泥土盖的小茅屋里面长大的。她父亲把她放到那里。你没告诉她吗，玛丽雅姆，你没跟她说过你是哈拉米吗？嗯，她真的是。但话又说回来，她也并非一无是处。你将会亲眼看到的，亲爱的莱拉。首先，她身体很强壮，是一个好工人，一点要求都没有。我可以打个比方：如果她是轿车的话，那么她是一辆伏尔加。”

玛丽雅姆这时已经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了，但那个词，哈拉米，依然让她觉得心痛。听到这个词，她觉得自己是一条害虫，一只蟑螂。她记得娜娜抓住她的手腕。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至于你，”拉希德对女孩说，“你就不一样了，你应该是一辆奔驰。全新的、第一流的、闪闪发亮的奔驰。哇。哇。不过。不过。”他竖起一根满是油脂的食指，“人们必须小心……照顾……一辆奔驰。你知道的，因为要尊重它美丽的外观和精湛的工艺嘛。啊，我说了这么多关于汽车的话，你们肯定觉得我疯掉了。我不是说你们是轿车。我只是在打比方而已。”

说完之后，拉希德把他捏好的一个饭团放在盘子里。他表情严肃，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下方，双手在他的饭菜上面晃来晃去。

“人们不该说死者的坏话，更别提死者还是为国牺牲的烈士。我想让你知道，我这么说没有不尊重的意思，但我对你父母——愿真主宽恕他们，让他们得以进入天堂——那么……嗯，那么娇惯你……的方式确实有所保留。对不起。”

女孩脸上闪过的那一抹冰冷而憎恨的神色没能逃过玛丽雅姆的眼睛，但他低着头，所以没有注意到。

“没关系啦。关键在于，现在我是你的丈夫，所以我要守护的不仅是你的名声，还有我们的名声，没错，我们的名誉和尊严。这是丈夫的责任。你让我对此很担心。拜托。至于你，你是皇后，这座房子就是你的宫殿。你想做什么事情，你就请玛丽雅姆帮忙，她会帮你做好的。对吧，玛丽雅姆？如果你想要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我会买给你的。你知道的，我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丈夫。

“我只有一个要求，嗯，这个要求很容易做到。我要求你不得在没有我陪同之下离开这座房子。就这样。很简单，对吧？如果我不在家，你突然需要某些东西，我说的是绝对必需的东西，而且不能等到我回来，那你可以指派玛丽雅姆，她将会出去，替你把它拿回家。你肯定注意到我对待你们两个有区别。嗯，人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驾驶一辆伏尔加和一辆奔驰。那样的话就太蠢了，对吧？我还要求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你必须穿上布卡。当然，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这样最好了。现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下流男人太多了。那么多猥亵的念头，甚至连结了婚的女人也有人朝思暮想地渴望玷污她们。好了。就这么多。”

他咳嗽一声。

“我想说的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雅姆就是我的眼睛和耳朵。”说到这里，他匆匆瞟了玛丽雅姆一眼，毒辣的眼光让玛丽雅姆觉得好像被一只铁鞋踢中太阳穴。“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我不信任你。恰恰相反。坦白说，你比你的年龄聪明多了，聪明得让我吃惊。但你依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亲爱的莱拉，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的女人会作出一些倒霉的选择。她们容易红杏出墙。反正，玛丽雅姆将会负上这个责任。如果你犯了什么错误……”

拉希德不停地说啊说。他那些专横独断的言语像轰炸喀布尔的火箭弹一样落在她们身上，玛丽雅姆只是静静地坐着，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女孩。

有一天，玛丽雅姆从院子里的晾衣线收起拉希德的几件衬衣，然后在客厅里把它们折起来。她不知道女孩在门口站了多久，但当她提起一件衬衣，转过身的时候，发现女孩就站在那儿，双手捧着一杯茶。

“我没想到要吓你，”女孩说，“对不起。”

玛丽雅姆只是盯着她看。

太阳照射着她的脸庞，照耀着她那双绿色的大眼睛和光滑的额头，照耀着她那高高的颧骨和两道迷人的浓眉；她的眉毛一点都不像玛丽雅姆自己的那样稀疏而平凡。她那头黄色的秀发，这个早晨没有梳理，从中间分开。女孩捧着茶杯的姿势很生硬，肩膀绷得紧紧的，玛丽雅姆看得出她很紧张。她想到女孩坐在床上鼓起勇气的画面。

“树叶正在变颜色，”女孩讨好地说，“你注意到了吗？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当人们在他们的花园焚烧落叶时，我喜欢那股秋天的味道。我母亲，她最喜欢的是秋天。你认识我母亲吗？”

“不是很熟。”

女孩把一只手放在耳朵后面。“你说什么？”

玛丽雅姆提高了嗓音。“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母亲。”

“哦。”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想……那天晚上他说的那些话……”

“我一直想跟你说说这件事。”玛丽雅姆打断了她的话头。

“好啊，说吧。”女孩诚恳地说，甚至还带着一丝渴望。她向前踏上一步。她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屋外，一只黄鹂正在啾啾叫。有人正在推着一辆车，玛丽雅姆能听见它的滚轴发出的嘎嘎声，还有它的铁轮滚过地面的辘辘声。从一个不是很遥远的地方传来枪炮声，先是一声枪响，跟着又响了三次，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会当你的仆人，”玛丽雅姆说，“我不会。”

女孩吓得身体一缩。“别这样。我也不想！”

“你可能是这座宫殿的皇后，而我是一个乡下人，但我不会听从你的命令。你可以向他抱怨，他可以割断我的喉咙，但我不会服侍你。

你听到我说的吗？我不会当你的仆人。”

“别这样！我不希望……”

“如果你想利用你的外貌来把我赶走，那你就错了。我先来到这里。我不会被赶出去。我不会让你把我赶出去。”

“我没想过要那样。”女孩虚弱地说。“我看到你的伤口现在已经痊愈了。所以你应该开始分担一些家务……”女孩连忙点头。有一些茶水泼了出来，但她没有注意到。“是的，这是我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来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好了，我不会照顾你的，”玛丽雅姆断然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会两面三刀，偷走我的丈夫，我就不会喂你吃东西，给你洗衣服，也不会照顾你的病情。”

“偷……”

“做饭和洗碗还是我来做。你得洗衣服和拖地板。其他的家务我们每天轮流做。还有一件事。我不用你陪着我。我不想要你陪着我。我希望一个人独处。你不要管我，我也不会管你。这就是我们以后相处的方式。这些都是规则。”

说完之后，她的心怦怦跳，觉得唇干舌燥。玛丽雅姆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从来没有如此坚定地说出她的意愿。这本来是扬眉吐气的事情，但女孩的眼睛泪水涟涟，神情萎靡不振，不知道怎么回事，玛丽雅姆从这场爆发中得到的满足感减弱了，而且觉得有些负疚。

她把那几件衬衣递给女孩。

“不要把他们放在衣柜里，放在梳妆台上。他喜欢白色的放在上面的抽屉，剩下的和袜子一起放在中间的抽屉。”

女孩把茶杯放在地板上，伸出手去捧衬衣。“我为这一切向你道歉。”她说。

“你本来就应该，”玛丽雅姆说，“你本来就应该觉得对不起我。”

第三十二章

莱拉

莱拉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妈妈心情很好，请邻居到家里聚会。那些女人坐在花园中，吃着一盘新鲜的桑葚，那是瓦吉玛从她家院子的桑树上摘下来的。那些丰腴多汁的桑葚是粉红色的，有一些是暗紫色的，和瓦吉玛鼻子上冒出来的细小血管一个颜色。

“你们有没有听说他死过一个儿子？”瓦吉玛说，费劲地将又一把桑葚往她那松垮的嘴巴里面塞。

“淹死的，对吧？”吉提的母亲妮拉说，“在加尔格哈湖，对吧？”

“但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拉希德……”瓦吉玛竖起一根手指，点了点头，让她们等待她把桑葚吞下去，“你们知道他以前经常喝酒吗？那天他醉得发酒疯。是真的。我听说他醉了，还发酒疯。当时还是早上呢。等到中午的时候，他醉倒在一张长沙发上。你可以在他耳边开午炮，包管他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莱拉记得当时瓦吉玛伸手掩住嘴巴，打了个饱嗝，舌头在仅剩的几颗牙齿之间舔来舔去。

“剩下的你们也想像得到啦。那男孩跳进湖里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没隔多久人们看见他，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人们冲过去帮忙，有一半人去弄醒那个孩子，另外一半人去通知他的父亲。有人在男孩身上弯下腰，对他做那种……嘴对嘴的动作。但是没有用。他们全都看到了。那个男孩已经走了。”

莱拉记得瓦吉玛竖起一根手指，声音惋惜地发抖。“所以啊，神圣的《古兰经》禁止人们喝酒。因为醉鬼的罪行，总是由清醒的人来偿还。所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莱拉跟拉希德说她怀上了孩子之后，脑里回荡着的正是这个故事。他立即跳上自行车，向一座清真寺骑去，祈祷生个男孩。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莱拉见到玛丽雅姆一直搅着碗里的一块肉。当拉希德兴高采烈地把消息告诉玛丽雅姆时——莱拉此前从未见过如此欢快的残忍——莱拉也在场。玛丽雅姆听到之后，睫毛不断扑动。她的脸涨得通红。她愠怒地坐在那儿，看上去很凄凉。

后来，拉希德上楼去听他的收音机，莱拉帮玛丽雅姆收拾盘碗。

“我可想像不出来你现在是什么，”玛丽雅姆一边说，一边捡起饭粒和面包屑，“如果你过去是一辆奔驰的话。

”莱拉试着用欢快的语气和她说话。“一列火车？也许是一架很大的喷气机。”

玛丽雅姆挺直了腰板。“我希望你不要拿这个当作不干家务的借口。”

莱拉张开了嘴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提醒自己，在这件事上，玛丽雅姆是惟一无辜的一方。玛丽雅姆和肚子里的孩子。后来，莱拉躺在床上，泪如泉涌。怎么回事？拉希德想知道答案，扬起了下巴。她生病了吗？是胎儿吗，胎儿有问题吗？不是？

是玛丽雅姆欺负她了吗？“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是。”

“天哪，我要下去给她一点教训。她以为她是谁啊，那个哈拉米，对你……”

“别！”他已经站起来了，她只得抓住他的前臂，把他拉回来。“别这样！不关她的事！她对我很好。我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会没事的。”

他在她身旁坐下，抚摸着她的脖子，喃喃自语。他的手慢慢沿着她的后背摸下去，然后又摸上来。他侧过身，猥亵地笑起来，露出满口的牙齿。

“那么，让我们来试试看，”他嗓音颤抖，低声说，“看我能不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起初，金黄色的叶子从那些树——那些还没有被砍下来当柴火的树——上纷纷飘落。然后阵阵猛烈的寒风刮了起来，扫荡过整个喀布尔。它们吹掉最后那些挂在树枝上的叶子，在暗棕色的群山的映衬之下，那些树看上去形如鬼魅。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很小，雪花飘落在地上不久就融化了。然后各条街道结了冰，雪花在众多屋顶积聚成堆，冰霜凝结的窗口也已被积起的雪花堵住一半。随着雪花而来的是风筝；风筝曾经是喀布尔冬季天空的统治者，如今这片领域已经被呼啸而过的火箭弹和战斗机所占领，它反倒成了胆怯的越境者。

拉希德不停地把战争的消息带回家，拉希德试图向莱拉解释各种不同的派别，但她被弄得稀里糊涂。沙耶夫和哈扎拉人战斗，他说。哈扎拉人和马苏德开火。

“当然了，他和得到巴基斯坦人支持的古勒卜丁厮杀。这两个人是死敌，马苏德和古勒卜丁。沙耶夫，他和马苏德站在一边。古勒卜丁暂时支持哈扎拉人。”

至于那个按兵不动的乌兹别克将军杜斯塔姆，拉希德说没有人知道他会站在哪一边。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杜斯塔姆和圣战组织一起抗击苏联人，但他叛变了，在苏联撤兵之后，他加入纳吉布拉的傀儡政府。他甚至还得到一块军功章，纳吉布拉亲自颁发给他的，后来他再次翻脸，重新加入了圣战组织。根据目前的情势，拉希德说，杜斯塔姆支持的是马苏德。

在喀布尔，尤其在喀布尔西部，炮火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一缕缕黑色的烟雾从积雪盖顶的建筑物上方袅袅飘散。大使馆关门大吉。学校停课。拉希德说，在医院的候诊室，受伤的人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而在手术室中，手脚在没有麻醉的状态下被切除。

“别担心，”他说，“跟我在一起你很安全，我的花儿。要是有人试图伤害你，我会把他的肝掏出来，逼他吃下去。”那年冬天，不管莱拉转向哪个方向，总有墙壁挡住她的路。她渴望地想起儿时开阔的天空，那些和爸爸一起去看风筝大赛、陪同妈

妈去曼戴伊市场购物的日子，那些和吉提、哈西娜一起自由自在地走在街头、谈论男孩的日子。那些和塔里克相处的日子，他们在某条溪流的堤岸上，屁股下面坐着一大片苜蓿，交换谜语和糖果，看着太阳下山。

但想起塔里克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在她把思念切断之前，她总是看到他躺在一张病床上，离家万里，烧伤的身体插满了管子。一阵撕心裂肺的哀痛将会从莱拉的胸膛升起，就像这些天不停地在她喉头翻滚的胆汁那样。她的双腿将会软弱无力。她得扶住某样东西才能站稳。

莱拉这样度过1992年的冬天：打扫房间，擦拭她和拉希德共享的卧房那四面南瓜色的墙壁，在屋外用大铜盆浆洗衣服。有时候，她仿佛灵魂出窍，在头顶看着自己，看到她自己蹲在铜盆旁边，衣袖卷到手肘，粉红的双手将肥皂水从拉希德的内衣上拧出来。她会茫然失措，四下环顾，好像一个逃过海难的幸存者，放眼望去看不到海岸，只有无穷无尽的海水。

每当天气太冷、不能到屋外去的时候，莱拉就在房子里面晃荡。她不洗脸，也不梳头，用一个指甲抵着墙壁，沿走廊走过去，又走回来，走下楼，又爬上来。她走啊走，直到撞见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冷漠地看她一眼，继续把一个甜椒的果柄切下来，将一块肉上面的脂肪割掉。房间中会充满一阵伤人的沉默，莱拉几乎能看到无言的敌意像沥青上蒸腾的热浪那样从玛丽雅姆身上发散出来。她会退回她的房间，坐在床上，看着纷飞的大雪。

有一天，拉希德带她去他的鞋店。

他们一起出门，拉希德走在她身边，一只手抓住她的手肘。对莱拉而言，到外面的街道上来变成了一种逃避伤害的活动。她的眼睛仍在适应布卡那栅格状的狭窄视野，她的双脚依然不断踩到裙边。她走路的时候总是担心会绊倒和摔倒，或者踩进地面的坑洼把脚崴了。尽管如此，掩盖了她的真面目的布卡依然给她带来一些安慰。这样的话，就算碰到她的老熟人，她也不会被认出来。她将无须看着他们为她沦落到如此地步、为她那些远大的抱负都已经烟消云散而露出惊奇、怜悯或高兴的眼神。

拉希德的鞋店比莱拉想像中的更加宽敞和明亮。他让她坐在那张凌乱的工作台后面，工作台上散落着废旧的鞋跟和一些用剩的皮料。他给她看他的铁锤，给她看砂轮是如何运转的，激昂的声音中充满了骄傲。

他摸了摸她的肚子，不是隔着衬衣摸，而是把手伸到衬衣下面，他的指尖像树皮般冰冷而粗糙，摸在她隆起的肚皮上。莱拉记得塔里克的手，柔软而有力；也记得他手上清晰可见的弯曲血管，她总是觉得那些血管很迷人，很有男子气概。

“肚子大得这么快，”拉希德说，“肯定是个男孩。我的儿子将会是一个英雄好汉！跟他父亲一样。”

莱拉拉下她的衬衣。他说出这样的话，让她心里充满恐惧。

“你跟玛丽雅姆相处得怎么样？”

她说她们相处得很好。

“很好。很好。”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她们已经真的打起架来了。

那是几天前发生的事情。莱拉走进厨房，发现玛丽雅姆不停地打开抽屉，再用力把它们关上。玛丽雅姆说她在找一把她用来搅米饭的长木勺。

“你把它放哪里了？”她转过身来质问莱拉。

“我？”莱拉说，“我没碰过它。我很少到这里来。”

“我注意到了。”

“你这是在指责我吗？这是你自己想要的，你别忘了。你说一日三餐由你来做。但如果你想改变……”

“那你是说它生出几条腿自己走掉了。得。得。得。得。事情就是这样的，对吧？”

“我说的是……”莱拉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是在平时，她能够迫使自己忍受玛丽雅姆的嘲笑和指责。但那天她的脚踝肿了起来，脑袋发痛，心也疼得难受。“我说的是或许你把它放错地方了。”

“把它放错了？”玛丽雅姆打开一个抽屉。它里面的铲子和菜刀叮当做响。“你在这里住了多久，几个月？我在这座房子住了十九年，亲爱的小姑娘。自从你还把屎拉在尿片上的时候起我就把那把勺子放在这个抽屉里面了。”

“就算是这样，”莱拉说，她咬紧牙关，已经快抑制不住怒火了，

“那也有可能是你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并且忘记了。”

“更有可能是你把它藏在某个地方，来跟我捣蛋。”

“你真是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女人。”莱拉说。

玛丽雅姆不由一愣，随即恢复了常态。“那你是一个婊子。婊子和小偷。偷东西的婊子，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她们大叫大嚷起来。她们举起了锅，但没有摔出去。她们用其他名字称呼对方，现在莱拉一想到那些名字就会脸红。自那以后，她们再也没说过话。莱拉依然为自己的情绪那么容易失控而感到震惊，但事实上，她内心的某个角落也喜欢这样，喜欢冲着玛丽雅姆叫嚷，咒骂她，为她积聚已久的愤怒和悲哀找一个发泄的目标。

莱拉有某种直觉，她觉得对玛丽雅姆来说，情况可能也是一样的。

吵完架之后，她跑上楼梯，躺到拉希德的床铺上。玛丽雅姆还在楼下大喊大叫：“你去死吧！你去死吧！”莱拉当时躺在床上，对着枕头不停地呻吟；突然间，她想起了父母，自从那枚火箭弹爆炸之后这些可怕的日子以来，她第一次如此深深地怀念他们。她躺在那儿，双手死死抓住床单，然后，始料未及的是，她呼吸变得艰难了。她坐起来，双手不断朝下抚着腹部。

肚子里的孩子刚刚第一次动了起来。

第三十三章

玛丽雅姆

1993年初春的一天清早，玛丽雅姆站在客厅的窗户旁边，看着拉希德陪着女孩走出房子。女孩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一只手护着绷得紧紧的鼓起腹部。她的肚子大得隔着布卡也清晰可见。拉希德十分紧张，露出极度关心的神色，抓住她的手肘，像一个交通警察那样扶着她穿过院子。他做了一个在这儿等等的手势，冲到前门，一只脚把门踢开，然后挥手让女孩向前走。她走到他身边，他拉着她的手，扶她穿过大门。玛丽雅姆几乎能听到他的说话声：“当心脚下，喏，我的花儿。”

第二天傍晚，他们回来了。

玛丽雅姆看见拉希德先走进院子。他没把门完全推开就走进来了，门差点摔到女孩的脸。他三步并做两步，跨过院子。玛丽雅姆察觉到他脸上有一抹阴影，在黄昏的棕黄色光芒中黑着脸。进了房间，他脱掉外套，把它扔在沙发上。他匆匆从玛丽雅姆身旁走过，粗暴地说：“我饿了。去准备晚饭。”

屋子的前门打开了。身在走廊的玛丽雅姆看到女孩，左手挽着一个襁褓。她一只脚在门外，一只脚踏进来，顶着门板，以免它自行弹回去。她弯下腰，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伸手去拿刚才她为了开门而放在地上的一个装着随身物品的纸袋。她的脸因为用力而扭曲着。

她抬起头，望着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转过身，走向厨房给拉希德热饭去了。

“就好像有人拿着螺丝刀在我耳朵里面转来转去。”拉希德揉着眼睛说。他站在玛丽雅姆房间的门口，双眼浮肿，只穿着长袍，松松垮垮地系着一条腰带。他满头白发蓬松而凌乱。“这哭声。我忍受不了。”

楼下，女孩抱着婴儿在房间中走来走去，试图唱歌哄她别哭。

“两个月了，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拉希德说，“房间闻起来像是下水道。粘了屎尿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昨天晚上我刚刚踩到一件。”

玛丽雅姆心里幸灾乐祸。

“把她带到外面去！”拉希德转过头，大声说，“你能把她带到外面去吗？”

歌声暂时停止了。“她会得肺炎的！”

“现在是夏天！”

“什么？”

拉希德咬牙切齿，提高嗓音说：“我说，外面很暖和！”

“我不会把她带到外面去！”歌声重新响起。“有时候，我对天发誓，有时候，我真想把那个东西放进一个盒子，让她在喀布尔河里面漂流。就像摩西小时候一样。”

女孩给女婴起了个名字叫阿兹莎，就是宝贝的意思。但玛丽雅姆从未听拉希德这样称呼过他的女儿。他总是叫她那个婴儿，每当他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就会叫她那个东西。

有些夜晚，玛丽雅姆会偷听他们争吵。她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们房门外面，听着他责怪婴儿——总是婴儿——无休无止地哭喊；抱怨气味太难闻、玩具绊了他的脚；还埋怨莱拉不停给婴儿喂食、换尿布，抱着她起来走路，都顾不上搭理他。女孩则反过来责骂他在房间里面吸烟，不让婴儿跟他们一起睡。

还有其他一些争吵他们压低了声音。

“医生说六个星期。”

“还没好，拉希德。不行。放开我。快点。别这样。”

“都两个月了。”

“嘘。别吵。你会吵醒孩子的。”然后声音变得更加严厉。“这下你高兴了？”玛丽雅姆会悄悄走回自己的房间。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这时拉希德说，“你肯定可以帮忙做点什么事情的。”

“我哪里知道怎么照顾孩子啊？”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你能把瓶子拿下来吗？就放在梳妆台上。她不肯吃奶。

我想再试试那个瓶子。”

婴儿哭喊声越来越响，听上去极其刺耳。

拉希德闭上双眼。“那个东西是一个军阀。古勒卜丁。我告诉你，莱拉生了一个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

玛丽雅姆冷眼旁观，看着女孩整天忙于给婴儿喂食，抱着她摇摇晃晃，来回走动，哄她睡觉。就算婴儿睡着了，也还有一大堆脏尿布等着女孩去浆洗。在女孩的坚决要求之下，拉希德买回来一些消毒水，女孩把尿布洗过之后，就会浸泡在滴了消毒水的木桶里面。她还得用砂纸把指甲磨钝，还有很多外套和睡衣等着她去洗净和晾干。那些衣服，和其他关于婴儿的事情一样，也成了他们争吵的理由。

“它们怎么啦？”拉希德说。

“它们是男孩的衣服。给男孩穿的。”

“你以为她懂得区分啊？为了买这些衣服，我可花了不少钱。还有啊，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警告你。”

女孩会在一个黑色的铁盆中点上火，撒进一把芸香的种子，让袅袅升起的烟雾朝婴儿的方向飘过去；她用这种方式来辟邪，每周一次，从不间断。

看着女孩这样忙上忙下，玛丽雅姆真替她觉得累——必须承认的是，暗地里也觉得有一点点羡慕。她惊奇地发现，就算女孩为了哄婴儿而彻夜未眠，隔日早晨醒来的时候肤色苍白，但她那双惺忪的睡眼中依然会闪烁着慈爱的光芒。每当婴儿放屁的时候，女孩会笑个不停。婴儿身上哪怕最细小的一点变化，也会让她着迷；而她若有什么发现，总会大声地说那真是少见的奇迹。“快看！她伸手去拿拨浪鼓耶！她太聪明了。”

“那我来打电话向报社报料。”拉希德说。

每一天晚上都有展演。女孩坚持让拉希德抬头看，拉希德会抬起下巴，不耐烦地沿着布满蓝色血管的鹰钩鼻朝下投去一瞥。

“快看。我一打响指她就笑了。喏。看到吗？你们看到了吗？”

拉希德会哼一声，继续埋头大吃。玛丽雅姆还记得从前女孩只要一现身，他就会点头哈腰。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乐不可支，大感兴趣，从盘子抬起头来点头称是。

奇怪的是，女孩的失宠本应让玛丽雅姆觉得很高兴，给她带来报仇雪恨的快感。但它没有。它没有。玛丽雅姆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女孩生出了怜悯。

晚饭之后，女孩会不断地大惊小怪起来。首先，婴儿每一声小小的咳嗽，都会令女孩怀疑她是不是得了肺炎。每当她发现婴儿拉稀，总担心是不是患了痢疾。皮肤上的每个红点都是水痘或者麻疹。

某天晚上，拉希德说：“你不该投入这么多的感情啦。”

“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我在听收音机。美国之音。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据。他们说在阿富汗，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活不过五岁。他们是这么说的。喏，他们……什么？什么？你要去哪里？回来。马上回来这里！”

他茫然地望了玛丽雅姆一眼。“她怎么回事？”

那天夜里，当玛丽雅姆躺在床上的时候，吵架又开始了。那是一个夏夜，又干又热，是典型的喀布尔萨拉坦之月[1]的气候。早先玛丽雅姆打开窗户，但飘进来的没有凉风，只有蚊子，所以她又关上了。她能感觉到热气从屋外的地面升起来，穿过院子里的厕所那些发黄的木板，沿着墙壁一路升起，进入她的房间。

平时他们吵几分钟就结束了，但半个小时过去，争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变得越来越激烈。玛丽雅姆能听见拉希德的叫嚷声。女孩的声音比他的低一些，颤抖着说了几句。接着传来了婴儿的啼哭。

然后玛丽雅姆听见他们的房门砰地打开的声音。等到第二天早上，她将会发现走廊的墙壁上多了一个门把手的圆印。这时她的房门猛地被推开，拉希德走进房间，她在床上坐了起来。

他穿着白色内裤，还有一件和内裤配套的内衣，腋下的部位有发黄的汗渍。他脚下趿着一双拖鞋。他手中提着那条为了他和女孩的成婚仪式而买回来的棕色皮带，皮带打孔的一头缠在他的拳头上。

“这是你干的好事。我知道的。”他咆哮着，向玛丽雅姆走过来。

玛丽雅姆溜下床，连忙倒退。她的双手本能地交叉在胸前——他经常先打她这个部位。

“你在说什么？”她慌张地说。

“她反抗我。肯定是你教她的。”

这么多年来，玛丽雅姆已经学会了横下一条心，忍受他的轻蔑和责骂，他的嘲弄和斥责。但她依然没能控制这种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他做出这副样子，狞笑着，拉紧系在拳头上的皮带，血红的双眼露出凶光，把皮带扯得啪啪响，玛丽雅姆依然害怕得浑身发抖。她好比一只被关进老虎笼子的山羊，而拉希德就是那只咆哮着准备大开杀戒的老虎。

这时女孩也走进了房间，她瞪大了双眼，脸庞扭曲着。“我早该知道你会教坏她。”拉希德朝玛丽雅姆吐口水。他挥起皮

带，在自己的大腿上试了一下力道。皮带扣一阵叮当响。

“别这样，别！”女孩说，“拉希德，你不能这样。”

“回你的房间去。”

玛丽雅姆又向后退。

“不！你别这样！”

“现在就回去！”

拉希德又举起了皮带，这次甩向玛丽雅姆。

接着，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女孩向他扑过去。她用两只手抓住他的手臂，使劲地往下拉，但拉希德的力量带得她双脚离地。她成功地拖慢了拉希德走向玛丽雅姆的脚步。

“放开我！”拉希德大叫。“你赢了。你赢了。别这样。求求你，拉希德，别打她！求求你别这样！”

他们就这样挣扎着，女孩挂在拉希德手臂上，苦苦哀求，拉希德试图将她甩开，死死地盯着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则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玛丽雅姆知道她不用挨打了，当天晚上不用。因为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又那样站了一会，手臂高举，胸膛一起一伏，额头上渗出一大片汗水。慢慢地，拉希德放下了手臂。女孩双脚落地，但还是不肯松手，好像信不过他似的。他只得猛然把手臂缩回去，摆脱她的纠缠。

“我警告你，”他说，把皮带甩到肩膀上，“我警告你们两个。这里是我的房子，我不会被你们愚弄的。”他恶狠狠地看了玛丽雅姆最后一眼，然后推了一下女孩的后背，走出了房间。听到他们的房门关上，玛丽雅姆重新爬到床上，把头埋在枕头下面，等待颤抖平息下来。

那天晚上，玛丽雅姆醒了三次。第一次是西边的火箭弹爆炸声，从卡德察区方向传过来的。第二次是楼下的婴儿哭喊声，女孩的嘘嘘声，调羹碰撞奶瓶的叮当声。最后，口渴将她从床上拉起来。

楼下，客厅一片黑暗，只有一抹月光从窗户渗透进来。玛丽雅姆能听见一只苍蝇在某个地方嗡嗡叫，能看出屋角那个铁炉的轮廓，一根铁管从炉嘴突出来，斜斜地向上伸去，刚好伸到天花板下面。

玛丽雅姆向厨房走去，路上差点被某件东西绊倒。她脚下有一团东西。等到眼睛适应了黑暗之后，她看到地板上铺了被子，女孩和她的孩子就躺在上面。

女孩侧过身子，睡得呼呼响。婴儿醒着。玛丽雅姆点亮了桌子上的煤油灯，蹲下身去。借着灯光，她第一次如此接近地看着这个婴儿：几撮黑色的头发，睫毛长长的褐色眼睛，粉红色的脸庞，嘴唇红得像熟透的石榴。

玛丽雅姆觉得这个孩子也在打量着她。她仰面躺着，脑袋歪向一边，专注地看着玛丽雅姆，眼光中混杂着高兴、迷惑和怀疑。玛丽雅姆在想是不是自己的脸吓坏了她，但婴儿随即高兴地叫了一声，玛丽雅姆知道她的行为得到了欢迎。

“嘘，”玛丽雅姆低声说，“你会吵醒你母亲的，虽然她是半个聋子。”

婴儿的手捏成拳头。她把手升高，放下，颤抖着往自己的嘴巴塞去。婴儿吮吸着自己的手，对玛丽雅姆露出笑脸，一些细小的唾液泡沫在她嘴唇上闪闪发亮。

“看看你。你的样子多可怜呀，穿得像一个该死的男孩。而且天这么热，你还穿这么多。难怪你还醒着。”

玛丽雅姆揭开婴儿身上的毛毯，吃惊地发现下面还盖着一层，她啧啧有声，揭开第二层毛毯。婴儿轻松地咯咯笑起来。她像小鸟一样挥舞着双臂。

“好多了，对吧？”

玛丽雅姆正打算往后走，婴儿抓住了她的小指头。那些细小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它。她那些粘了口水的手指湿漉漉的，温暖而柔软。

“咕噜。”婴儿说。

“好啦，别这样，放开。”

婴儿抓着不放，又踢了踢腿。玛丽雅姆把她的手指拉出来。婴儿露出笑脸，发出咯咯的声音。她又吮吸着她的指节。“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啊？嗯？你在笑什么？你没有你母亲说的那么聪明。你有一个畜生父亲和一个傻瓜母亲。你要是知道这些，就不会笑得这么开心啦。你肯定不会的。快睡吧。快睡。”

玛丽雅姆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听到婴儿开始发出呃、呃、呃、呃的声音。玛丽雅姆知道她很快就要放声大哭，所以走了回去。

“干什么？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婴儿笑了起来，露出没有牙齿的嘴巴。玛丽雅姆叹了一口气。她坐下来，让婴儿抓着她的手指，看着婴儿吱吱叫，看着她把肉乎乎的小腿弯到屁股上，然后向空中踢去。玛丽雅姆坐在那儿，就这样看着婴儿，直到她不再动弹，开始发出轻微的呼呼声。

屋外，反舌鸟正在高兴地歌唱，这些歌唱家时不时飞起来，玛丽雅姆能够见到月光穿越云层，照射在它们的翅膀上，反射出闪闪的蓝色磷光。虽然她的喉咙渴得发焦，双脚酸痛得跟被千万根针刺着一样，她还是待了很久才把手指从婴儿的手中抽出，站起身来。

[1]萨拉坦即法尔西语中的“癌症”。萨拉坦之月指喀布尔每年最为炎热的 6、7 月。

第三十四章

莱拉

人世间有很多快乐的事情，莱拉最为喜欢的是躺在阿兹莎身旁，脸贴着她女儿的脸，看着她两个大瞳孔扩散和收缩。莱拉喜欢用指头抚摸阿兹莎那令人愉悦的柔软皮肤、那肉乎乎的指节和手肘。有时候，她让阿兹莎躺在她的胸膛上，对着她那柔软的小脑袋低声说起塔里克，这个将会和阿兹莎永成陌路、素昧平生的父亲。莱拉告诉她，他擅长解谜，喜欢恶作剧，非常淘气，动不动就哈哈大笑。

“他的睫毛最漂亮了，跟你的一样。还有好看的下巴、笔挺的鼻子和饱满的天庭。哎，你父亲很帅的，阿兹莎。他很完美。和你一样完美。”

但她极其小心，从来不提他的名字。

有时候，她发现拉希德以怪异至极的眼神看着阿兹莎。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卧室的地板上，磨着他脚上的鸡眼，漫不经心地问：“这个小东西像你们两个中的哪一个啊？”

莱拉茫然望了他一眼，仿佛听不明白似的。“赖里和玛姬浓。你跟那个残废。这小东西是谁的？他和你？”“他是我的朋友。”她说，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声音泄露天机。

她拿起一个奶瓶，给婴儿冲调奶粉。“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拉希德把磨下来的东西放到窗台，在床上坐下。弹簧被压得吱嘎、吱嘎响。他叉开双腿，抓着胯下。“你们既然是……朋友，那你们两个有没有做过什么出轨的事情啊？”

“出轨？”

拉希德若无其事地笑起来，但莱拉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冰冷而警惕。“喏，让我想想。对了，他有没有亲过你？也许把他的手放到他不应该碰的地方？”

莱拉身体一缩，她希望自己装出的确实是愤愤不平的样子。她能

感觉到自己的心都提到喉咙了。“对我来说，他就像哥哥。”

“那他是你哥哥还是朋友？”

“都是。他……”

“是哪个？”

“两个都是。”

“但哥哥和妹妹是好奇的生物。是的。有时候哥哥会让他的妹妹看他的小鸟，妹妹会……”

“你真恶心。”莱拉说。“这么说你们之间没什么了。”

“我再也不想听你说起这个话题了。”

拉希德脑袋一歪，撇了一下嘴唇，点点头。“人们当时都在说三道四，你知道的。我记得。他们说了各种各样关于你们两个的话。但你现在说你们之间没有什么。”

她强迫自己盯着他。

他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她看了好久；莱拉觉得真难熬，她使劲握紧奶瓶，握得指节都变白了，只有这样，她才能鼓起勇气，让自己别发抖。

她一直在偷他的钱，她害怕要是被他发现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自从阿兹莎诞生之后，趁他睡觉或者上厕所，莱拉会偷偷打开他的钱包，拿走一张阿富汗尼钞票，每个星期一次。有时候，如果钱包里面没多少钱，她就只拿一张五元的纸币，或者一分钱也不拿，因为担心他会发觉。如果钱包满满的，她会取走一张十元或者一张二十元的钞票，有一次她甚至还冒险拿了两张二十元。她在她那件格子冬大衣的衬里缝了一个暗袋，把钱都藏在里面。

要是得知自己打算明年开春——最晚到明年夏天——就逃跑，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莱拉心想。莱拉希望到时能存起来一千阿富汗尼左右，其中一半将会用来支付从喀布尔到白沙瓦的车费。前一年她还是拉希德的宫殿中的皇后，他给她买了一些珠宝。等到时间差不多了，她会把这些珠宝和结婚戒指一起拿去当铺换钱。

“反正，”他终于说话了，手指敲着他的腹部，“你可不能怪我。我是一个丈夫。这些都是丈夫想知道的事情。他那样死掉算走运的了。因为如果他还在这里，如果我来对付他……”他恶狠狠地吸进一口气，摇了摇头。“不说死人坏话会怎样吗？”

“我就怕有些人还没有死透。”他说。

两天后的早晨，莱拉醒过来，发现她的卧室门口有一堆婴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那儿有一条连衣裙，胸口处绣着一些粉红色的小鱼；一条蓝色的印花羊毛裙子，还有相称的袜子和手套；几件黄色的睡衣，上面布满了胡萝卜色的圆点；还有几条绿色的棉布裤子，裤管下面缀着带圆点的花边。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拉希德一眼都不看阿兹莎，更没有注意到莱拉给她穿上了睡衣。他一边舔着嘴唇，一边说：“有人说杜斯塔姆准备反水，加入古勒卜丁的阵营。到时马苏德就忙不过来了，要应付两边呢。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哈扎拉人。”他咬了一口玛丽雅姆在那个夏天腌制的茄子。“让我们祈祷这件事只是人们的谣传而已。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场战争，”他挥起一只油腻的手，“将会像帕格曼的星期五野炊。”

后来，他压在她身上，一言不发，匆匆地发泄自己的兽欲，甚至连衣服都没脱，只把短裤拉到脚踝。当那阵疯狂的晃动结束之后，他从她身上滚下来，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莱拉悄悄下了床，在厨房找到玛丽雅姆，她蹲在地上，正在宰杀两条鲑鱼。一锅大米已经泡上了。厨房里弥漫着孜然、炊烟、浸过黄油的洋葱和鲑鱼的味道。

莱拉在一个角落坐下，掀起裙边盖住膝盖。

“谢谢你。”她说。

玛丽雅姆没有看她。第一条鱼已经杀好了，她拿起第二条。她用一把锯齿状的刀把鱼鳍砍掉，然后把鱼翻过来，鱼腹对着她，熟练地从鱼尾到鱼鳃划了一刀。莱拉看着她把大拇指塞进鱼嘴，按住它的下颚，把刀插进去，朝下一划，把鱼鳃和内脏都清了出来。

“那些衣服很好看。”

“我留着它们也没用，”玛丽雅姆咕哝着说。她把鱼扔在一张沾满灰色汁液的、黏糊糊的报纸上，然后切掉它的头。“不给你的女儿，它们也会被蛀虫吃掉。”

“这样杀鱼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啊？”

“小的时候，我住在一条小河旁边。我常常自己去捉鱼。”

“我还没钓过鱼呢。”

“钓鱼不是很好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

莱拉看着她把鱼砍成三段。“那些衣服是你自己缝的吗？”

玛丽雅姆点点头。

“什么时候？”

玛丽雅姆在一个盛满水的碗里面清洗那几段鱼肉。“在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第二次。十八年、十九年以前。反正很久之前啦。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留着它们也没用。”

“你真是一个好裁缝。也许你可以教我。”玛丽雅姆把洗过的鲑鱼段放进一个干净的碗。几点水珠从她的指尖滴下来，她抬起头，看着莱拉，好像第一次看到她似的。“那天晚上，他……之前从来没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她说。莱拉端详着玛丽雅姆脸皮松弛的面部，因为劳累而生出眼袋的眼睑，还有她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皱纹——她看着这些东西，好像她也是第一次看到玛丽雅姆。破天荒以来头一遭，莱拉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敌人的面孔，而是一张自认命苦、忍辱负重、隐藏着无尽悲哀的脸庞。如果她留下来，莱拉心想，再过二十年，她的脸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呢？

“我不能让他那么做，”莱拉说，“我不是在人们会做出那种事情的家庭长大的。”

“现在这个才是你的家啦。你应该学会适应它。”

“我现在适应不了那种事情。将来也不会。”

“他也会对付你的，你知道的，”玛丽雅姆说，用一块抹布擦着手，“就快了。你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你知道的，你的罪行比我的更加不能得到他的饶恕。”莱拉站起来，“我知道外面很凉，但你觉得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到院子里喝一杯茶怎么样？”

玛丽雅姆露出惊讶的神色。“我可不能去。我还得切肉和洗大豆。”

“这些事情明天早上我来帮你做。”

“我还得把这里清扫一下呢。”

“等我们一起来做吧。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还有一些吃剩的甜饼。

用来配茶简直太棒啦。”玛丽雅姆把抹布放在灶台上。她卷起衣袖，调整了头巾，将一绺头发抹到后面；莱拉察觉到她很紧张。“中国人说宁可饿三天肚子也不能一天没茶喝。”玛丽雅姆笑了起来，“这句话说得好。”

“就是。”

“但我不能待太久。”

“就喝一杯。”

她们坐在屋外的折叠椅上，用手指从一个碗里拿甜饼吃。她们每人喝掉两杯茶，当莱拉问她要不要来第三杯的时候，玛丽雅姆说好。山中枪炮声连绵不绝，她们看着云彩飘过月亮，这个季节最后一批萤火虫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明亮的黄色弧线。当阿兹莎哭着醒过来、拉希德大声喊莱拉上去让她闭嘴时，莱拉和玛丽雅姆交换了一个眼神。坦诚的、会意的眼神。在和玛丽雅姆这次匆匆的无声交流中，莱拉知道她们已经不再是敌人了。

第三十五章

玛丽雅姆

自从那晚之后，玛丽雅姆便和莱拉共同做家务活。在厨房，她们坐下来和面粉，切绿洋葱，剁蒜头，弄几口南瓜喂在旁边敲木勺、玩胡萝卜的阿兹莎。在院子里，阿兹莎躺在一个藤篮里面，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脖子盘着一条温暖而舒适的围巾。玛丽雅姆和莱拉一边洗衣服，一边不时关注地向她望去；她们揉搓着衬衣、裤子和尿布，两人的指节不断相互碰撞。

玛丽雅姆慢慢适应了这种不无顾忌然而令人愉快的相处。她渴望和莱拉在院子里分享三杯茶，如今这已成了一个晚间仪式。每天早晨，玛丽雅姆总是等待莱拉下楼吃早餐，渴望听到她的拖鞋在楼梯上的啪嗒声，渴望听到阿兹莎欢快的咯咯笑声、见到她那八颗小小的牙齿、嗅到她皮肤上的奶香味。如果莱拉和阿兹莎赖床不起，玛丽雅姆就会坐立不安地等待。她洗刷那些并不需要洗刷的盘碗。她重新摆布客厅的窗帘。她拿掸子清扫一尘不染的阳台。她让自己忙个不停，直到莱拉走进厨房，背上驮着阿兹莎。

每天早晨，当阿兹莎第一眼看到玛丽雅姆时，她总是眼睛一亮，开始在她母亲的怀里扭动叫喊。她伸开双臂，要求玛丽雅姆抱她，两只小手焦急地张开合上，脸上流露出爱慕而又紧张得发抖的神情。

“你看看你，”莱拉会说，把她从怀里递给玛丽雅姆，“着急什么呀！安静点。玛丽雅姆阿姨哪里都不去。来了，你的阿姨。看到吗？去吧，喏。”

一到玛丽雅姆怀里，阿兹莎的大拇指就会马上伸进嘴里，把脸埋在玛丽雅姆的脖子中。

玛丽雅姆生硬地抱着她摇晃，嘴唇上挂着既迷惑又感激的微笑。玛丽雅姆从未碰到如此需要她的人。从未有人如此天真地、如此毫无保留地对她表达爱意。

阿兹莎令玛丽雅姆想哭。

“你为什么要把心系在一个像我这么丑怪的老女人身上呢？”玛丽雅姆的嘴巴埋在阿兹莎的头发中，喃喃自语，“嗯？我是小人物一个，你不知道吗？一个乡下人。我能给你什么东西呢？”

但阿兹莎只会更加高兴地咕哝着，把她的脸埋得更深。她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会高兴得几乎晕过去。她的眼睛会充满泪水。她的心会飘然飞起来。玛丽雅姆这一生所遇非人，多年来心如死灰，讵料却在这个小小的生灵身上找到了人世间的真情。

第二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1994年1月，杜斯塔姆果真反水了。他加入了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的阵线，在巴拉·希萨堡垒附近安营扎寨。这座古老的城堡就在雪达瓦扎山脉上，俯瞰着下方的城市。他们一起朝驻扎在国防部与总统府的马苏德和拉巴尼的部队开火。隔着喀布尔河，双方发射了一轮又一轮的炮弹。马路上开始散落着尸体、玻璃和变形的大块金属碎片。有人被狙击手射杀，有人被谋杀，越来越多的人被强奸——强奸被用来惩罚市民和奖励士兵。玛丽雅姆听说有些女人因为担心失去贞操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男人则因为妻子或者女儿被士兵奸污而打着名誉的幌子将她们杀害。

听到迫击炮的轰隆声，阿兹莎会惊叫起来。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玛丽雅姆把米粒撒在地板上，摆出房子、公鸡或者星星的形状。她还给阿兹莎画大象，用的是扎里勒教给她的方法，笔不离纸，一气呵成。

拉希德说每天惨遭杀害的平民百姓多达数十人。那些医院和供应药品的商店遭到轰炸。运送救济食品的车辆则被拦在城外，他说，车上的物资被洗劫一空不说，运输人员还会遭到射杀。玛丽雅姆想知道赫拉特的战况是否跟这里一样；如果是的话，法苏拉赫毛拉——假使他还活着——会如何应付；还有亲爱的碧碧和她那些儿子、媳妇和孙子孙女。当然，她也想起扎里勒。玛丽雅姆想知道他是否跟她一样，也躲了起来闭门不出？或者带着他的妻小逃离这个国家？她希望扎里勒在某个安全的地方，希望他设法逃过了这场浩劫。

有一个星期，战火甚至迫使拉希德也留在家里。他锁上了通往院子的房门，在门后设置了陷阱；他把前门也锁上了，并用沙发把它堵住。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吸烟，把头探出窗外打探情况，擦拭他的手枪，一次又一次地装上子弹。他有两次朝外面的街道开枪，宣称他看到有人试图爬过围墙。

“他们强迫那些年轻的男孩加入战斗，”他说，“那些圣战组织。光天化日之下，用枪对着那些男孩。他们从马路上直接把那些男孩拉走。这些男孩要是被敌对阵营的士兵抓住，就会受到折磨。我听说他们给这些男孩上电刑——我听到的情况是——他们用老虎钳夹碎他们的卵蛋。他们威逼这些男孩带他们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就会破门而入，干掉他们的父亲，强奸他们的姐妹和母亲。”

他把枪举到头顶，挥舞起来。“让我们来看看谁敢闯进我的房子。我会捏碎这些人的卵蛋！我会把他们的头砍掉！有我这么一个连魔鬼都不怕的男人，你们实在是太幸运了，你们知道吗？”

他低头看向地面，发现阿兹莎就在他脚边。“走开，别在我身边！”他气急败坏地说，用手枪做了个驱赶的姿势，“别老跟着我！别那样转着你的手腕。我不会抱你的。走开啦！快走开，不然会被我踩到的。”

阿兹莎吓坏了。她向玛丽雅姆爬去，一副受伤而迷惑的表情。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她无精打采地吮吸着大拇指，双眼忧郁而深邃地望着拉希德。有时候她会抬起头，玛丽雅姆总觉得她带着渴望得到安慰的眼神。

但她需要得到的是父亲的安慰，玛丽雅姆实在是无法可施。

战火再次平息下去，玛丽雅姆松了一口气，主要是因为她们再也不用和拉希德共困一室了。他的臭脾气影响了整个家庭，再说了，他那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总是在阿兹莎身边摇摇晃晃，这也让玛丽雅姆担心得要死。

那年冬季的某天，莱拉说她要给玛丽雅姆扎辫子。

玛丽雅姆纹丝不动地坐着，看着莱拉修长的手指在镜子中收紧她的发束，莱拉的脸因为全神贯注而紧绷。阿兹莎身体蜷曲，睡在地板上。夹在她腋下的是一个玛丽雅姆亲手绣给她的布娃娃。玛丽雅姆用大豆填充了布娃娃，用茶色的布料给它做了裙子，又用线把几个小小的空线轴串起来，给它做了一条项链。

然后睡梦中的阿兹莎放了一个屁。先是莱拉忍俊不禁，跟着玛丽雅姆也笑了起来。她们就这样哈哈大笑，镜子中，她们两人笑得眼泪直流；这一刻是多么自然，多么轻松；突然之间，玛丽雅姆开始跟莱拉说起扎里勒、娜娜还有娜娜身上的妖怪。莱拉站着，双手轻轻地放在玛丽雅姆的肩膀上，眼睛盯着镜子中玛丽雅姆的脸庞。那些话倾吐而出，如同鲜血从血管中喷涌出来一样。玛丽雅姆跟她说起亲爱的碧碧、法苏拉赫毛拉、那次去扎里勒家自取其辱的经历、娜娜的自杀。她提到扎里勒的几个妻子、和拉希德匆匆的婚礼、前来喀布尔的路途、她的几次怀孕、那些希望与失望的无尽循环、拉希德对她的虐待。

听完之后，莱拉挨着玛丽雅姆的椅子坐在地板上。她心不在焉地将阿兹莎头发上一块小小的碎麻布拿掉。两人默默无语。“我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莱拉说。

玛丽雅姆那天晚上彻夜未眠。她坐在床上，看着雪花无声地飘落。

一年年秋去冬又来，几个总统在喀布尔上任又被谋杀；一个帝国入侵阿富汗又被打败，旧的战争才结束新的战争又开始。但玛丽雅姆从没留意，从不关心。她躲在自己心灵的一个遥远角落，独自度过了这些岁月。那儿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过去这几个月来，莱拉和阿兹莎——原来她本人也是哈拉米，和她一样——变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但现在，玛丽雅姆突然觉得，若没有她们，她似乎无法忍受自己业已忍受了这么久的生活。

我们开春就走了，阿兹莎和我。跟我们一起走吧，玛丽雅姆。

这些年来，玛丽雅姆的日子并不好过。但也许，她想，仍有一些较为好过的年月在等着她。一种新的生活。娜娜曾说过，像她这样的哈拉米永远得不到幸福，但在这种新生活中，她也许能找得到。玛丽雅姆看着雪花纷纷飘下，两朵新的花朵始料未及地在她的生命中生长出来，她仿佛看到法苏拉赫毛拉转动着念珠，侧过身来，在她耳边用他轻柔的声音颤抖着说：但种下它们的正是真主，亲爱的玛丽雅姆。要你照料它们，正是真主的意愿。这是真主的意愿，我的姑娘。

第三十六章

莱拉

1994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随着光线逐渐漂白天空中的黑暗，莱拉越来越担心拉希德随时都有可能把她从床上拉起来，质问她是不是真的把他当作一头蠢驴，真的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但等到祷告的钟声响起，早晨的阳光洒落在平坦的屋顶上，公鸡开始咯咯啼叫，什么异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她能听见他在浴室，刮胡刀锵锵地敲击着洗脸盆边沿。然后下楼，来回走动，加热茶水。钥匙叮当响。现在他正在穿过院子，推着他的自行车。

透过客厅窗帘的一道缝隙，莱拉偷偷望出去。她看着他踩着自行车离开。一个大男人蹬着一辆小自行车。早晨的阳光从自行车的把手上反射出来。

“莱拉？”

玛丽雅姆在门口。莱拉看得出来她也是彻夜未眠。她不由寻思，玛丽雅姆是否也被一阵阵兴奋和令人唇干舌燥的焦虑折磨了一整夜。“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就走了。”莱拉说。她们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一言不发。阿兹莎坐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抓着她的布娃娃，睁大了眼睛，迷惑地望着不断后退的城市。“那边！”她大叫起来，指着一群正在跳绳的女孩，“玛丽雅姆！那边。”

无论望向哪里，莱拉总是看到拉希德。无论她看到的是窗户像煤尘一般乌黑的理发店，出售鹌鹑的小摊档，还是前门敞开、旧轮胎从地面堆到天花板的破落店铺，她总是望见拉希德从里面走出来。

她坐得更低了，以免被窗外的人看见。

玛丽雅姆在她身旁，喃喃念着一段经文。莱拉希望能够看到玛丽雅姆的脸，但她穿着布卡——她们两人都穿着布卡——莱拉只能看见面罩里面她那闪烁的眼光。

这是莱拉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走出家门，不算前一天她去当铺的短暂旅途——在那儿的玻璃柜台上，她把结婚戒指推过去；等到交易完毕，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地方，胆战心惊地走了出去。

最近这场战争，莱拉在家中只闻其声，但如今触目所及，尽见其影。房子没有屋顶，变成一堆堆碎砖裂石的废墟；楼座被炸开大洞，梁柱从各处洞口伸了出来；焦黑而扭曲的轿车外壳头下脚上，有的还叠在一起；墙壁上布满了各种口径的弹孔，遍地都是玻璃碎片。她看见一列送葬的队伍正在朝一座清真寺进发，后面有个浑身黑色的老太婆正在揪她自己的头发。她们路过一片墓地，坟墓都是岩石垒成的，

破碎的灵幡在和风中飘扬。莱拉把手伸过行李箱，张开五指，握住她女儿那柔软的手臂。

拉合尔门客运站在喀布尔东部，临近马哈穆德汗大桥，那儿的人行道旁边停着一排熄了火的客车。一些身穿长袍的男人正在忙着把包裹和箱子搬上几辆客车的车顶，用绳子绑紧行李箱。车站内的售票窗口之前排了一长队男人。穿着布卡的女人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她们的行李堆放在脚边。有人上下摇晃怀里抱着的婴孩，有人责骂走得太远的儿童。

圣战组织的士兵在车站内和人行道上巡逻，时不时厉声呵斥，发号施令。他们脚踏皮靴，头戴毡帽，身上的迷彩服沾满灰尘。他们全都带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

莱拉觉得有人盯着她。她不敢去看任何人的脸，但感觉好像这里每个人都知道内情，都不满地看着她和玛丽雅姆正在做的事情。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莱拉问。

玛丽雅姆换了一只手抱着阿兹莎。“我在看呢。”

莱拉知道，这是第一个冒险的部分：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来假装她们的家人。妇女在1978年至1992年之间享受到的自由和机会如今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莱拉依然记得爸爸对共产党当权那些年所作的评论：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莱拉。自从1992年4月圣战组织上台以来，阿富汗的国号被改成阿富汗伊斯兰国。拉巴尼统治下的最高法院充满了态度强硬的毛拉，他们取消了共产党统治时代那些赋予妇女权利的法令，代之以严厉的伊斯兰教法，要求妇女蒙面，严禁妇女在没有男性亲戚的陪同下出远门，以石刑严惩通奸。只不过这些法令最多只是偶尔落到实处。但如果他们不是忙于自相残杀和戮害我们，莱拉先前对玛丽雅姆说，他们会更加严格地用这些法令来对付我们。

等她们真的到了巴基斯坦，将会碰到这段旅程第二个冒险的部分。巴基斯坦被将近两百万阿富汗难民压得不堪重负，已经于那年元月封锁了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莱拉听说那些持有签证的人才能入境。但边境线有很多缝隙可钻——向来如此——莱拉知道依然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通过贿赂或者阐述人道理由而得以进入巴基斯坦——再说到了那儿，还可以花钱请蛇头帮忙。等到了那边，我们会找到办法的，她曾这么告诉玛丽雅姆。

“那人怎么样？”玛丽雅姆说，用下巴指了指方向。

“他的样子不可靠。”

“他呢？”

“太老啦，而且还有另外两个男人和他同行。”

最后，莱拉发现了一个人。那人坐在车站外面的长凳上，旁边有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和一个戴着无边便帽的男孩。男孩和阿兹莎差不多年纪，坐在他膝盖上上下晃动。那人高高瘦瘦，留了一把胡子，穿着开领衬衫和缺了几个纽扣的浅灰色外套。

“在这里等我。”她对玛丽雅姆说。走开的时候，她听到玛丽雅姆低声祈祷。莱拉走到那个年轻汉子面前，他抬起头，伸出一只手为眼睛挡住阳光。

“打扰了，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去白沙瓦吗？”

“是的。”他眯着眼睛说。

“我想请问您能否帮帮我们。您能帮我们一个忙吗？”

他把孩子交给他的妻子。他和莱拉走到旁边。

“什么忙，小姐？”看到他眼神柔和，表情友好，莱拉勇气大增。她把她和玛丽雅姆编好的故事告诉他。她是一个寡妇，她说。除了母亲和女儿，她在喀布尔再也没有亲人了。她们打算去白沙瓦投奔她的叔叔。“你想跟我们一家一起走。”这个年轻的男人说。“我知道这样很麻烦您。但您看起来是个好心的大哥，我……”

“别担心，小姐。我能理解。一点都不麻烦。我去给你们买票。”

“谢谢您，大哥。您做了一件好事。真主会记得的。”

她从布卡下面掏出一个信封，把它递给他。信封里面装着1100阿富汗尼，差不多是她过去一年偷偷存起来的钱加上卖掉戒指的钱的一半。他把信封塞进裤兜。

“在这里等我。”

他看着他走进车站。隔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

“你们的车票最好让我来保管，”他说，“客车十一点出发，还有一个小时。到时我们一起上车。我的名字叫瓦基尔。如果他们问起来——他们应该不会问的——我会跟他们说你是我的表妹。”

莱拉跟他说了她们的名字，他说他记住了。

“别走开。”他说。

她们坐在瓦基尔和他的家人旁边那张长凳上。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温暖早晨，天空一碧如洗，只有远处的山峰上方飘荡着几朵淡淡的白云。她们匆忙收拾行李的时候，玛丽雅姆没忘带了一些饼干，她开始拿饼干喂阿兹莎。她递了一块给莱拉。

“我会吐出来的，”莱拉笑着说，“我太兴奋了。”

“我也是。”

“谢谢你，玛丽雅姆。”

“谢什么呀？”

“谢谢肯这样。谢谢跟我们一起走，”莱拉说，“要是一个人，我想我肯定走不了。”

“你不用谢我。”

“我们会好起来，对吧，玛丽雅姆，我们要去哪里呢？”

玛丽雅姆的手从长凳上伸过去，握住她的手。“《古兰经》说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无论你们转向哪方，那里就是真主的方向。”

“车！”阿兹莎叫起来，指着一辆客车，“玛丽雅姆，车！”

“我看到了，亲爱的阿兹莎，”玛丽雅姆说，“没错，那是车。我们很快就要乘坐一辆车啦。哎呀，你将要看到的事情多着呢。”

莱拉微笑起来。她见到马路对面有个木匠正在他的店里锯木头，锯得木屑四溅。她看见轿车闪电般驶过，它们的车窗蒙着煤灰和尘垢。她看见轰鸣的客车停在人行道旁边，车身两侧涂着孔雀、狮子、朝阳和闪闪发亮的刀剑。

在煦暖的早晨阳光中，莱拉觉得眩晕而自信。她心中又闪起一阵兴奋的火花，一只黄眼睛的流浪狗一瘸一拐从旁边走过，莱拉身体前倾，轻轻抚摸它的脊背。

再过几分钟就十一点了，有个男人拿着大喇叭喊话，让所有到白沙瓦的乘客开始上车。客车的液压车门发出咝咝声，猛地打开。一群旅客朝它冲了过去，相互推搡，争先恐后地往车上挤。

瓦基尔一边抱起他的儿子，一边朝莱拉招了招手。

“我们要走了。”莱拉说。

瓦基尔走在前面。他们朝客车走过去，莱拉看见车窗之后有几张脸庞，那些乘客的鼻子和手掌压着玻璃。他们身边都是大声道别的人们。

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车门检票。

“车！”阿兹莎大叫说。

瓦基尔把车票递给士兵，那人把它们撕掉一半，然后还给瓦基尔。瓦基尔让他的妻子先上车。莱拉看见瓦基尔和士兵交换了一个眼色。瓦基尔站在客车的第一节脚踏板上，弯腰在士兵耳边说了几句话。士兵点点头。

莱拉的心一沉。

“你们两个，还有那个孩子，站到旁边去。”士兵说。

莱拉假装没听到。她踩上脚踏板，但那人抓住她的肩膀，粗鲁地把她拉出了队列。“你也走开，”他对玛丽雅姆嚷道，“快走开！你挡住后面的人了。”

“怎么回事呀，大哥？”莱拉透过麻木的嘴唇说，“我们买了票的。我的表哥没有把票给你吗？”他用手指做了一个噤声的姿势，低声朝另外一个士兵说话。第二个士兵身形圆胖，右边脸颊下面有一块伤疤，他点点头。

“跟我来。”这人对莱拉说。

“我们要上车了，”莱拉大声说，她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我们有票。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不能上车。你最好接受这个事实。乖乖跟我走。除非你希望你的小女孩看到你被人拖着。”

这人领着她们向一辆卡车走过去，莱拉回过头，看见瓦基尔的儿子坐在客车的后部。那男孩也看见她了，高兴地朝她挥了挥手。

在托拉巴兹汗路口的警察局，她们被迫分开坐下，分别坐在一条狭窄的长走廊两端；她们之间是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男人，那人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时不时噼里啪啦地敲打着打字机。就这样过了三个小时。阿兹莎跌跌撞撞地从莱拉走向玛丽雅姆，然后又走回去。她玩弄一个办公桌旁边那人给她的回形针。她吃了几块饼干。最后，她在玛丽雅姆的膝盖上睡着了。

大约三点钟的时候，莱拉被带进提审室。玛丽雅姆被安排和阿兹莎一起在走廊等待。

提审室中，坐在办公桌那边的男人三十来岁，穿着公务员的制服——黑色的西装，领带，黑色的休闲鞋。他有一把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胡子，短头发，眉毛长到一起了。他盯着莱拉，拿着一支铅笔，用带橡皮那一头轻轻敲击着桌面。

“我们知道，”他礼貌地用拳头掩住嘴巴，清了清喉咙，开始说话了，“你今天已经说了一次谎言，小姐。车站那个年轻人不是你的表

哥。他亲口这样告诉我们的。现在的问题是你今天是否还会说更多的谎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坦白一点好。”“我们要去投靠我的叔叔，”莱拉说，“这是真的。”

这个警察点点头。“走廊里面那位女士，她是你的母亲？”

“是的。”“她说话带赫拉特口音。你没有。”

“她是在赫拉特长大的。我在喀布尔这里出生。”

“当然了。你是寡妇啊？你自己说你是的。我替你感到遗憾。这个叔叔，他住在哪里？”

“在白沙瓦。”

“没错，你说过。”他舔了一下铅笔尖，把铅笔放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可是在白沙瓦什么地方呢？哪个区？请你告诉我。街道名，门牌号。”

莱拉的胸膛冒起一些恐慌的泡泡，她努力压制着。她只知道一条白沙瓦街道的名字。当年圣战组织第一次来到喀布尔时，妈妈举办了一个宴会，莱拉在宴会上听到那条街道的名字。她把它告诉他：“雅姆鲁德路。”

“哦，是有这条路。珍珠洲际酒店也在那条路上。或许他提起过。”莱拉抓住了这个机会，说他确实说过。“没错，就在那条马路上。”

“可惜那个酒店在开伯尔路。”莱拉听到阿兹莎在走廊哭泣。“我女儿吓坏了。我能去抱抱她吗，大哥？”

“你还是叫我‘警官’比较好。你别去太久。你有这个叔叔的电话号码吗？”

“我有。我以前有。我……”尽管他们之间隔着布卡，莱拉还是无法抵挡他那锐利的目光。“我太难过了。我好像忘记了。”

他哼了一声。他问这个叔叔叫什么名字，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都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工作？他多大年纪？他的问题让莱拉狼狈不堪。

他放下铅笔，十指交叉，身体前倾，那姿势活像父母将要对刚学走路的孩子说话。“你知道的，小姐，妇女逃跑是犯罪的行为。我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了。那些女人独自出远门，宣称她们的丈夫已经死掉。有时候她们说的是实情，但多数时候不是。逃跑的罪名可以把你关进监狱，我想你知道这一点，对吧？”

“让我们走吧，警官……”她看到他胸牌上的名字。“拉赫曼警官。您大人有大量，请您高抬贵手。就放两个女人走，对您来说没什么关系吧？您放我们走也没什么坏处啊。我们又不是罪犯。”

“我不能放你们走。”

“我求求你了，拜托。”

“这跟法律有关系，小姐。”拉赫曼带着一种自大的语气，煞有介事地说。“你明白的，我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

尽管急怒欲狂，莱拉还是差点哈哈大笑起来。圣战组织的各个派别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严刑拷打、处决、轰炸、彼此发射成千上万的火箭弹、难以计数的平民百姓在他们的交火中死于非命，而他面对这一切，竟然还能说出这个词，实在令她目瞪口呆。秩序。但她没有把愤怒发泄出来。

而是慢慢地说：“如果你把我们送回去，他会怎样对待我们，我想你也清楚的。”莱拉看得出来他费了好大劲才能让他自己的目光保持镇定。“一个男人在家里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么法律不管吗，拉赫曼警官？”莱拉泪如泉涌，“您会去那里维持秩序吗？”

“政策规定我们不会干涉家庭的私事，小姐。”

“你们当然不会了。因为那样对男人有益。难道这是你所说的‘家庭私事’吗？是吗？”

他推着桌子站了起来，拉直了他的外衣。“我认为这次提审已经结束了。我不得不说，小姐，你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真的非常严重。现在请你到外边去，我有几句话要问你的……你的……管她是你的什么人呢。”

莱拉开始抗议，然后大叫起来，他只好唤来两个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她拖出办公室。玛丽雅姆的提审只持续了几分钟。当她走出来时，她一副浑身颤抖的样子。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她说，“对不起，亲爱的莱拉。我不像你那么聪明。他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玛丽雅姆，”莱拉无力地说，“这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警车停在那座房子之前时，已经过了六点。莱拉和玛丽雅姆被迫在后排座位上等待，有圣战组织的士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管她们。司机则下了车，敲门，跟拉希德交谈。招手让她们过去的也是他。

前排座位上那人点起一根香烟，说：“欢迎回家。”

“你，”他对玛丽雅姆说，“你在这儿等着。”

玛丽雅姆安静地在沙发上坐了下去。

“你们两个，上楼。”

拉希德抓住莱拉的手肘，将她推上楼梯。他仍穿着那双他穿去上班的鞋，还没换上他的拖鞋，还没脱掉手表，甚至外套也还穿在身上。莱拉想像得到在一个小时之前，或者也许在几分钟之前，他肯定从一个房间冲到另一个房间，猛力把房门推开关上，暴跳如雷却又难以置信，心里不停地咒骂。

上了楼梯之后，莱拉转身面对着他。

“她不想这么做，”她说，“是我逼她的。她没想过要走……”

莱拉没有看见拳头打过来。这一刹那她还在说话，下一刹那她就四肢着地，眼睛放大，满脸通红，喘不过气来。就好像一辆轿车全速撞上了她，被撞中的地方正是她那柔软的小腹。她意识到她把阿兹莎丢下了，阿兹莎正在哇哇大哭。她再次试图呼吸，却透不过气来，只发出一丝嘶哑的声音。鲜血从她嘴角冒出来。

然后她的头发被拖住了。她看见阿兹莎被抬高，看见她的凉鞋掉下来，她那双小脚不停地踢动。莱拉被扯下一些头发，痛得眼泪直流。她看见他一脚把玛丽雅姆的房门踢开，看见阿兹莎飞到床上。他松开了莱拉的头发，她感觉到他的鞋尖踢到了她左边的屁股。她痛得号哭，他砰地把门关上。一把钥匙咔嗒、咔嗒把门锁上。

阿兹莎仍在放声大哭。莱拉身体蜷曲，躺在地板上，费力地喘息着。她双手撑地，爬向躺在床铺上的阿兹莎。她伸出手去抱她的女儿。

楼下，殴打开始了。对莱拉而言，她听到那些声音是一种机械的、习以为常的程序的声音。没有咒骂，没有哭喊，没有哀求，没有突然的大叫，只有对称的殴打与被殴打，只有某种僵硬的东西反复击打肉体的扑扑声，某件东西、某个人砰地撞上墙壁的声响，伴随着衣服被撕裂的声音。莱拉时不时听到奔走的脚步声，一阵无声的追逐，家具被掀翻，玻璃摔裂成碎片，然后扑扑声再次响起。

莱拉抱起阿兹莎。阿兹莎失禁了，一阵温暖从莱拉前面的裙子向下传开。

楼下，奔走与追逐终于结束了。传来一阵木棒不停地拍打着牛肉的声音。

莱拉摇晃着阿兹莎，直到那阵声音结束，当听见纱门嘎嘎打开又砰地关上时，她把阿兹莎放到地上，从窗户窥望出去。她看见拉希德抓住玛丽雅姆的脖子，拖着她穿过院子。玛丽雅姆光着双脚，弯下了腰。他的手上有鲜血，玛丽雅姆的脸庞、头发、脖子和后背之上都有鲜血。她的衬衣前面被撕开了。

“对不起，玛丽雅姆。”莱拉对着玻璃窗哭了起来。

她看见他把玛丽雅姆推进工具棚。他走进去，拿着一根铁锤和几条长木板走出来。他关上了棚屋的双层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锁头锁上。他用手推了推门，然后绕到棚屋后面，搬出一把梯子。

几分钟后，他的脸出现在莱拉的窗户中，嘴角咬着几枚铁钉。他的头发凌乱不堪。他的额头有一道血痕。一看到他，阿兹莎吓得直哆嗦，把脸埋在莱拉的腋下。

拉希德开始用木板将窗户钉死。

房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拉希德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把木板之间的缝隙塞得严严实实，又将一件难以搬动的巨大物品放在门口，所以门缝也透不进光线来。有些东西塞住了钥匙孔。

莱拉发现如果凭着她的眼睛，她不可能判断过了多长的时间，所以她用那只完好的耳朵来完成这个任务。祷告的钟声和公鸡的啼叫意味着早晨。楼下厨房盘碗叮当的声音和收音机的声音意味着夜晚。

第一天，她们在黑暗中彼此摸索。阿兹莎哭的时候，爬动的时候，莱拉看不到她在哪儿。

“牛奶，”阿兹莎嘤嘤地哭着，“牛奶。”

“很快就有啦，”莱拉向她的女儿亲去，她对准的是前额，亲到的却是头顶。“我们很快就会有牛奶啦。你只要耐心等待就好了。你为妈妈当一个耐心的乖女孩，妈妈给你弄一些牛奶。”

莱拉给她唱了几首歌。

祷告的钟声第二次响起，拉希德依然没有给她们任何食物，更糟糕的是，也不给她们水。那天，一阵闷热降临在她们身上。房间变成了一个高压锅。莱拉干涸的舌头舔过发焦的嘴唇，想起了外面那口水井，想起了冰凉而清甜的井水。阿兹莎不停地哭泣，莱拉发觉当自己去擦拭她的脸颊时，抽回来的双手竟然是干的，她不由一惊。她脱掉阿兹莎身上的衣服，却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给她扇风，只好对着她吹气，直到吹得自己头昏脑涨。很快，阿兹莎不再满地爬。她不停地睡去又醒来。

那天，莱拉好几次用拳头猛敲墙壁，拼尽全身力气高喊救命，希望有邻居会听见。但没有人来，她的尖叫只吓坏了阿兹莎，她又哭了起来，发出一阵微弱的哽咽。莱拉无可奈何地瘫倒在地上。她心怀愧疚地想起了玛丽雅姆，玛丽雅姆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被锁在同样炎热的工具棚之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莱拉睡着了，她的身体在炎热中渐渐变干。她梦见她和阿兹莎碰到塔里克。他在一家裁缝店的遮阳篷之下，和她们之间隔着一条拥挤的马路。他蹲在地上，品尝着一盘无花果。那是你的父亲，莱拉说，那边的男人，你看到他了吗？他才是你的爸爸。她喊出他的名字，但马路上的噪声盖住她的嗓音，塔里克没有听到。

她醒过来，听见火箭弹从上空呼啸而过。在某个地方，她无法看见的天空爆发出一道道火光，紧接着传来一阵猛烈的冲锋枪开火的声音。莱拉闭上了双眼。等到再次醒来的时候，她听见走廊传来拉希德沉重的脚步声。她扑向房门，使劲用手掌拍打它。

“只要一杯就好，拉希德。不是我要喝，请你给她一杯水。你也不想双手沾上她的鲜血啊。”

他走了过去。

她开始哀求他。她求他原谅，许了几个诺言。她咒骂他。

他的房门关上，收音机响起。

祷告的钟声第三次响起。炎热再次袭来。阿兹莎变得更加有气无力了。她停止了哭泣，一动不动。

莱拉把耳朵凑到阿兹莎嘴边，每次都害怕再也听不见那气若游丝的呼吸声。即使抬起身体这样简单的动作也会让她头昏目眩。她睡着了，做了很多她想不起来的梦。每当她醒过来，她会检查阿兹莎的情况，抚摸她那焦裂的嘴唇，感受她脖子上微弱的脉搏，然后再次躺下。她们将会死在这里，这一点莱拉现在很清楚，但她真正害怕的是年幼脆弱的阿兹莎会先她而去。阿兹莎还能再忍耐多久呢？阿兹莎会死在这炎热之中，莱拉将会躺在她那逐渐僵硬的小小身体旁边，等待死神降临在自己头上。她又睡着了。醒过来。睡过去。梦境与清醒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

再次将她惊醒的，既不是祷告的钟声，也不是公鸡的啼叫，而是某些沉重的东西被拖开的声音。她听见钥匙开锁的声音。突然之间，房间充满了光线。她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莱拉抬起头，哆嗦着，用手掩住眼睛。透过指缝，她看见一个巨大而模糊的身影站在一片长方形的光线中。那个身影动了起来。这时有个人形蹲在她身边，俯视着她，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你再试一次这样，我还会找到你的。我以先知的名义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要是被我找到，这个见鬼的国家将没有一个法院会为我所做的事情判我的罪。我会先对付玛丽雅姆，然后是她，你留在最后。我将会让你看着。你听明白了吗？我将会让你看着。”

说完之后，他离开了房间。但在走之前，他狠狠地踢了一下莱拉的侧腰，让她尿血尿了好几天。

第三十七章

玛丽雅姆

1996 年9 月

两年半以后，9月27日那天早晨，玛丽雅姆被一阵欢呼声、炮仗声和音乐声吵醒。她跑到客厅，发现莱拉已经站在窗边，阿兹莎坐在她的肩膀上。莱拉转过身来，微微一笑。

“塔利班来了。”她说。

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塔利班，是在两年之前，1994年的10月，当时拉希德带着一条新闻回家，说他们已经推翻了坎大哈的军阀，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是一支游击队，拉希德说，抗击苏联战争期间，有些普什图家庭逃往巴基斯坦，这些家庭中的年轻男子组成了塔利班。他们中多数人是在巴基斯坦边境的难民营长大的，有些甚至还是在那儿出生的，念的也是巴基斯坦的教会学校，由毛拉教授他们伊斯兰教义。他们的头目是个文盲，总是把一只眼睛蒙住，名字叫做奥马尔毛拉，拉希德不无调侃地说，那人自称为“信徒的首领”。

“说这些男孩没有根倒是真的。”拉希德说，他既不看玛丽雅姆，也不看莱拉。自从两年半前那次失败的逃亡，玛丽雅姆知道对他来说，莱拉和她变成了同样的生物，同样无耻，同样活该受他的怀疑、嘲弄和鄙视。当他说话的时候，玛丽雅姆总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或者他的聊天对象是房间里的某个隐形人，这人跟她和莱拉不同，值得他与之倾谈。

“他们也许没有过去，”他说，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天花板，“他们也许对世界和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是的。跟他们比起来，玛丽雅姆可以算是大学教授了。哈哈！这些都没错。但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看到什么？腐败的、贪得无厌的圣战组织将领，武装到牙齿，靠海洛因发财，彼此宣战，滥杀无辜——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至少塔利班正直廉明。至少他们是有教养的穆斯林男孩。哇，等他们来了，他们会清理这个地方的。他们会带来和平和安定。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出去买牛奶而被子弹打死。再也没有火箭弹！想想看吧。”

两年来，塔利班向着喀布尔高歌猛进，沿途攻城掠地，圣战组织节节败退，无论到了哪里，他们都会结束当地的派别战争。他们虏获了哈扎拉人的将领阿卜杜拉·阿里·马扎里，并且处决了他。几个月来，他们在喀布尔南郊安营扎寨，朝城里开火，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相互发射火箭弹。1996年9月上旬，他们夺取了贾拉拉巴德和索罗比两地的各座城市。

塔利班有一种圣战组织所缺乏的东西，拉希德说。他们很团结。

“让他们来吧，”他说，“到时我第一个给他们撒玫瑰花瓣。”

那天他们到外面去了，他们四人。拉希德领着她们，坐了一路公共汽车，又换了一路，去迎接他们的新世界，他们的新领导。在每一片饱受战火摧残的街区，玛丽雅姆看到人们从断垣残壁中冒出来，走上街头。她看见一个老太婆抓着一把大米，撒向过往的行人，皮肤松弛的脸上挂着微笑，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两个男人在一座倒塌大楼的残骸中相互拥抱，在他们的上空，几枚烟花发出尖叫声、咝咝声和爆炸声，发射烟花的是屋顶上的男孩。阿富汗国歌从几个录音机飘扬而出，和一阵阵轿车的喇叭声争鸣。

“看，玛丽雅姆！”阿兹莎指着一群沿雅德梅湾大道跑下去的男孩。他们的拳头在空中挥舞，拖着绑在绳子上的生锈铁罐。他们不停地大叫大喊，说马苏德和拉巴尼已经撤出喀布尔。

到处都有人高声称颂：真主伟大！

玛丽雅姆看见有一条床单自雅德梅湾大道的一个窗户悬挂下来。床单上，有人写上了五个又黑又大的字：塔利班万岁！

他们走过一条条街道，玛丽雅姆沿途看到更多同样欢呼雀跃的符号——有的画在窗户上，有的钉在门板上，有的在轿车的天线上迎风招展。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和拉希德、莱拉、阿兹莎一起，来到了普什图广场，第一次看到了塔利班。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玛丽雅姆看见有的人伸直了脖子，有的人拥挤地围着广场中央的蓝色喷泉，有的人站在它干涸的泉台上。他们来到广场的末端，在原来那家开伯尔餐厅附近占了个地方，试图看个究竟。

拉希德利用他的身材推开旁观者，从他们之间走过去，领着她们来到一个正在拿着扩音器讲话的人前面。

阿兹莎一看，发出一声惊叫，把脸埋在玛丽雅姆的布卡之中。

拿着扩音器讲话那人是个下巴留着胡子的青年男子，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他站在临时搭起来的脚手架上。他的另外那只手提着火箭炮，两个血淋淋的男人被绳子吊在交通灯柱上。他们的衣服被撕碎了。他们肿胀的脸变成青紫色的。

“我认识他，”玛丽雅姆说，“左边那个。”

玛丽雅姆前面有个年轻的女人转过身来，说那人是纳吉布拉。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弟弟。玛丽雅姆还记得在苏联统治那些年，纳吉布拉那张留着小胡子的胖脸在宣传板和商店临街橱窗上微笑着。

后来，她听说纳吉布拉本来在达鲁拉曼宫殿附近的联合国办公楼中避难，但被塔利班拖了出来。他们折磨了他好几个小时，然后把他的双腿绑在一辆卡车后面，拖着他已经呜呼哀哉的身体穿过大街小巷。

“他杀害了很多、很多穆斯林！”那个年轻的塔利班通过扩音器大喊。他说的是带普什图口音的法尔西语，然后又用普什图语说了一遍。他停了下来，用他的武器指着两具尸体。“他的罪行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叛国贼。这就是我们对付那些冒犯了伊斯兰教法的叛徒的方式！”

拉希德咧嘴而笑。

在玛丽雅姆怀里，阿兹莎放声大哭起来。

接下来那一天，大量的卡车涌进了喀布尔。在卡尔卡纳区、沙里诺区、卡德帕湾区、瓦兹尔·阿克巴·汗区和塔伊玛尼区，红色的丰田卡车在各条马路蜿蜒前进。留着大胡子的男人穿着黑色的长袍，拿着武器，坐在它们的车斗里面。每一辆车都有一个大喇叭，轮流用法尔西语和普什图语播放通知。各座清真寺顶端的大喇叭，还有那个如今叫做伊斯兰教法之声的广播电台也在反复播放一段同样的宣言。这段话还被写成传单，丢进各条街道。玛丽雅姆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张。

我们的祖国现在改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下面是我们将要颁布、你们将要服从的法律：所有的市民必须每天祷告五次。如果你们在祷告时间做其他事情，而且被人发现的话，你们将会挨打。所有的男人必须留起大胡子。正确的长度是下巴之下最少一个拳头那么长。如果不遵从这条规定，你们将会挨打。

所有的男孩必须穿长袍。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孩将会穿黑色长袍，六年级以上的穿白色长袍。所有的男孩都必须穿伊斯兰教的服饰。衬衣的领口必须扣上纽扣。

禁止唱歌。禁止跳舞。禁止打牌、下棋、赌博和放风筝。禁止写书、看电影和画画。如果你们养鹦鹉，你们将会挨打。你们的鸟将会被杀死。如果你们盗窃，你们的手掌将会被切掉。如果你们再偷，你们的脚将会被切掉。

如果你们不是穆斯林，别在任何穆斯林能看到的地方做礼拜；否则，你们将会挨打，并被关进监狱。如果你们被人发现正在拉拢一个穆斯林改信你的宗教，你们将会被处决。

女人请注意。

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待在家里。女人在马路上瞎逛是不合礼节的。如果你们要到外面去，必须有男性的亲戚陪同。如果你们被人发现私自上街，你们将会挨打，并且被押送回家。

在任何情况之下，你们都不能露出面孔。你们若到外面，必须用布卡把脸蒙起来。否则的话，你们将会被毒打。禁止使用化妆品。禁止佩戴珠宝。你们不得穿迷人的衣服。如果没人跟你们说话，你们不得说话。你们不得和男人对视。你们不得在公众场合发笑。否则的话，你们将会挨打。你们不得涂指甲。否则的话，你们会失去一根手指。禁止女孩上学。所有的女子学校将会很快被关闭。禁止所有的女人工作。如果你们通奸被发现，将会被石头投掷至死。听着，听好了。要服从。真主伟大。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他们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吃晚饭，这时距离他们看见纳吉布拉的尸体悬挂在绳子上还不到一个星期。

“他们不能强迫一半的人口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莱拉说。

“为什么不可以？”拉希德说。这一次，玛丽雅姆倒是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他不就是这么对待她和莱拉的吗？莱拉肯定也明白这一点的。

“这里又不是农村。这里是喀布尔！这里的女人过去当律师、当医生，在政府部门上班……”

拉希德不屑地笑起来。“瞧你说的，果然是一个上过大学的书呆子所生的傲慢女儿。你真是一个城里人，真是一个塔吉克人。你以为这些观念是塔利班新发明的啊？你有没有离开你在喀布尔的宝贝小窝，到外面去生活过，我的姑娘？你有没有去过南部、东部，去分布着各个部落的巴基斯坦边境，去看看真正的阿富汗人？没有吧？我去过。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国家，有很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或者差不多。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

“我拒绝相信，”莱拉说，“他们不是认真的。”

“我看塔利班对付纳吉布拉的方式挺认真的，”拉希德说，“你觉得呢？”

“他是叛国贼！他当过秘密警察的头头。”

拉希德笑了起来。

玛丽雅姆从他的笑声中听到了答案：在塔利班的党羽眼中，和女人比起来，曾经统率神憎鬼厌的阿富汗情报局的纳吉布拉应该受的惩处只多了那么一点点。

第三十八章

莱拉

当塔利班开始行动的时候，莱拉很高兴爸爸没能看到这一切。否则的话，他的心灵将会饱受摧残。

那些男人挥舞着斧头，冲向破败已久的喀布尔博物馆，将伊斯兰文明之前的雕像砸得粉碎——都是圣战组织还没来得及抢走的文物。塔利班关掉大学，打发学生回家。他们把挂在墙壁上的画作摘下来，用刀剑将它们劈成碎片。他们踢碎电视的屏幕。除了《古兰经》之外，所有的书籍都被成堆地烧掉，书店被迫关门大吉。卡里里、帕吉瓦克、安萨里、哈吉·德赫坎、阿什拉奇、贝塔伯、哈菲兹、雅米、内扎米、鲁米、迦亚谟、贝德尔等诗人的作品被付诸一炬。

莱拉听说有的行人因为漏掉祈祷仪式而开罪塔利班，被他们从街头拖进各处清真寺。她得知小鸡街道附近的马可波罗餐厅已经变成了提审中心。它那些漆成黑色的窗户后面，有时候会传出阵阵惨叫。大胡子巡逻队无所不在，他们乘坐红色的丰田卡车到处游荡，将一些刮掉胡子的人打得鲜血淋漓。

他们还关掉了电影院。电影公园。阿里亚娜电影院。阿里尤伯电影院。他们洗劫了放映室，放火焚烧一卷卷的影片。莱拉记得她曾和塔里克坐在这些电影院之中欣赏印度片；记得她曾看过的那些讲述悲欢离合的爱情片；她记得影片中恋爱的一方被流放到某个遥远的地方，另一方则被迫与他人成婚；她记得那些恋人在万寿菊盛开的田野中且歌且哭、渴望重逢的场景。她记得每当她为这些电影哭泣时，塔里克总会取笑她。

有一天，玛丽雅姆对她说：“我在想，如果我父亲的电影院还在，如果他还是那家电影院的主人，他们会怎样处理它呢？”

喀布尔历史悠久的音乐家聚居区卡拉巴特变得鸦雀无声。塔利班毒打那些音乐家，将他们投入监狱，踏碎他们的雷布巴琴、冬不拉和手风琴。塔利班还走到塔里克最喜爱的歌唱家艾哈迈德·查希尔墓前，对着他的坟墓开枪。

“他死了快二十年，”莱拉对玛丽雅姆说，“他死了一次还不够吗？”

塔利班没给拉希德带来太多的麻烦。他只需留上一把胡子，并且定时去清真寺，这两点他都做到了。对于塔利班，拉希德既感到困惑，却又持关切和宽宏的态度；对他来说，塔利班好比一个行为怪异的亲戚，时常出其不意地搞些恶作剧。

每到星期三晚上，拉希德会收听伊斯兰之声电台，塔利班会在那个时候宣布等候处分的人的名单。然后，到了星期五，他会去伽兹体育馆，买一罐百事可乐，看塔利班行刑。上床之后，他会强迫莱拉听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看到谁的手被砍掉，谁挨了鞭子，谁被吊起来，谁的脑袋被砍掉。

有一天晚上，他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今天我看到有个人切开害死他哥哥那人的喉咙。”

“他们真残忍。”莱拉说。

“你这么认为啊？”他说，“跟什么比较呢？苏联军队杀了一百万人。你知道仅仅过去四年，圣战组织在喀布尔干掉了多少人吗？一万五千。一万五千啊！相比之下，砍掉几个小偷的手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血债血偿，以牙还牙。这是《古兰经》里面说的。再说了，你告诉我：如果有人杀了阿兹莎，难道你不想为她复仇吗？”

莱拉憎恶地瞪了他一眼。

“我只是打个比方。”他说。

“你跟他们一样。”

“她眼睛的颜色很有趣，阿兹莎。你不觉得吗？你和我的眼睛都不是那种颜色。”

拉希德翻过身，脸朝着她，用食指弯曲的指甲温柔地刮着她的大腿。

“让我来解释一下，”他说，“如果那种奇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说它将会落在我身上，但它可能已经发生，我只是说可能——我将有权利把阿兹莎赶出家门。你觉得那样如何？或者我可以在某一天去找塔利班，我只要走进去，说我对你有所怀疑。我只要这么做就够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谁的话呢？你认为他们会怎样处理你呢？”

莱拉把大腿从他身边抽开。

“我不会那么做的啦，”他说，“我不会的。不。也许不会。你知道我这个人的。”

“你真鄙秽。”莱拉说。

“这个词还真文绉绉，”拉希德说，“我向来很讨厌你这一点。早在你小时候，早在你和那个残废玩乐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和诗歌。可是现在，你所有这些才华对你有什么用呢？你不用流落街头，靠的是我还是你的才华？我很鄙秽？这个城市里有一半女人做梦都想嫁给我这样的人。我要肯娶她们，她们为我杀人也愿意。”

他的身体翻了回去，朝天花板吐了一口烟。“你喜欢掉书袋是吧？我也来跟你掉一个：前景。我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它，莱拉。你别把前景丢掉。”拉希德说出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尤其是最后一句，这让莱拉在那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极其不舒服。但是，第二天早上，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早上，她体内这种翻江倒海的晕眩一直在持续，然后恶化，变成一种令莱拉错愕的熟悉感觉。

不久之后，在一个阴冷的下午，莱拉仰面躺在卧室的地板上。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在她的房间午睡。

莱拉手里拿着一根金属辐条，那是她用钳子从一个废弃的自行车车轮上剪下来的。她在小巷中找到那个车轮，多年以前，她曾和塔里克在那儿接吻。莱拉在地板上躺了很久，双腿张开，不停地倒抽着冷气。

自从察觉到阿兹莎的存在那一刻起，她就对她充满了爱意。当时并不存在这种自我怀疑和犹豫不决。母亲如果无法爱上自己的孩子，莱拉想，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那该是多么有悖天理的事情。她躺在地板上，汗津津的双手将辐条摆好了位置，却不由自主地想：她真的能够像爱塔里克的孩子那样爱拉希德的孩子吗？

最后，莱拉下不了手。

她放下辐条，并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流血致死，也不是觉得这么做会遭天谴——她怀疑确实会。莱拉放下辐条，是因为她无法接受圣战组织已经造下的孽：有时候，战争会殃及无辜者的生命。这是她和拉希德之间的战争。胎儿是无罪的。而这个世界的杀戮已经足够多了。莱拉已经见过太多的无辜者在敌对双方的交火中死于非命。

第三十九章

玛丽雅姆

1997 年9 月

“这家医院已经不给女人看病了。”门卫咆哮说。他站在楼梯的顶端，冷冰冰地看着聚集在马拉拉伊医院前面的人群。人群大哗。“但这是一家女子医院！”玛丽雅姆身后有个女人喊道。人们纷纷大声表示赞同。玛丽雅姆换了一只手抱着阿兹莎。她用另外一只手去扶莱拉。莱

拉不断呻吟，她自己的手揽着拉希德的脖子。“已经不是了。”那个塔利班说。“我老婆怀孕了！”有个粗壮的男人说，“老兄，你不会让她在马

路上把孩子生下来吧？”那年元月，玛丽雅姆听到一个公告。公告说男人和女人将会到不同的医院看病，喀布尔的医院将会清退所有的女性员工，把她们送到一个医疗中心上班。当时没有人相信，塔利班也一直没有落实这项措施。直到现在。“那阿里·阿巴德医院呢？”另外一个人喊道。

门卫摇摇头。“瓦兹尔·阿克巴·汗呢？”

“只限男性。”他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去拉比亚·巴尔奇医院。”门卫说。

一个年轻的女人推开人群，向前走去，她说她已经去过那儿了。他们没有干净的水，她说，没有氧气，没有医疗器材，没有电。“那儿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门卫说。人群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开始骂娘。有人扔了一块石头。这个塔利班举起他的冲锋枪，朝空中开了几枪。他身后另外一个

塔利班挥舞着皮鞭。人群很快散开了。

拉比亚·巴尔奇医院的候诊室挤满了穿着布卡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污秽的身体、脚丫子、尿液、香烟的烟雾和抗生素的味道。天花板上挂着一动不动的巨大吊扇，几个孩子在下面相互追逐，不停地跳过正在打盹的大人伸出来的长腿。

玛丽雅姆扶莱拉在墙边坐下，墙上剥落的灰泥形状活像一些外国地图。莱拉前后摇晃着身体，双手按在小腹上。“我会让你看上医生的，亲爱的莱拉，我保证。”

“快点。”拉希德说。

挂号窗前有一大群女人，她们相互推搡拥挤。有的还抱着她们的婴儿。有的离开人群，推开通向诊室的双重门。一个持枪的塔利班挡住她们的去路，把她们赶回来。

玛丽雅姆挤了进去。她双脚踩进去，推开陌生人的手肘、屁股和侧肩。有人用手肘撞了她的肋骨，她还了一手肘。有一只绝望地挥舞着的手甩到她脸上。她将它拍开。为了往前挤，玛丽雅姆伸手去抓别人的脖子、手臂、手肘和头发，有个女人嘘她，她嘘了回去。

玛丽雅姆现在看到母亲所作出的牺牲了。庄重只是其中之一。她悔恨莫及地想起娜娜，想起她也曾作出的牺牲。娜娜本来可以把她送给别人，或者把她丢进阴沟，然后一走了之。但她没有。娜娜忍受了怀着一个哈拉米的耻辱，用尽心血来抚养毫无感念之情的玛丽雅姆，以自己的方式来爱她。而事到头来，在玛丽雅姆心中，她居然还比不上扎里勒。就在玛丽雅姆使尽浑身解数朝前挤去的时候，她为当初没有对娜娜更好一点而懊悔不已。如今她总算明白母爱的伟大了，可惜当初她对此一无所知。

她发现自己对面是一个护士，那人穿着污秽的灰色布卡，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护士正在跟一个年轻的女人说话，这个女人的布卡头套上渗出一块血迹。

“我女儿的羊水破了，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玛丽雅姆大声说。

“我在跟她说话！”带血的年轻女人喊道，“还没排到你呢！”

她们这一整群人左右摇晃，像和风拂过空地时泥屋周围那些高高

的杂草一样。玛丽雅姆身后有个女人大声说她女儿从树上掉下来，把手给摔断了。另外一个女人说她大便出血。

“她发烧吗？”护士问。玛丽雅姆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这句话是在问她。

“没有。”玛丽雅姆说。

“出血？”

“没有。”

“她在哪儿？”

隔着一片裹着头套的脑袋，玛丽雅姆指向莱拉和拉希德坐的地方。

“我们会给她看的。”护士说。

“要等多久？”玛丽雅姆着急地说。有人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往后拉。

“我不知道。”护士说。她说这个时候只有一两个医生在忙活。

“她很痛。”玛丽雅姆说。

“我也痛啊！”头上出血的那个女人说，“排你的队去！”

玛丽雅姆被人拉得直倒退。她看不到护士了，只见到很多人的肩膀和后脑勺。她嗅到一个婴儿带着奶味的饱嗝。

“扶着她走走，”护士高喊，“再等一等。”

等到天全黑了，终于有个护士来叫她们进去。产房有八张病床，几个妇女在病床上呻吟和扭动着身体，照顾她们的是一些浑身包裹起来的护士。有两个女人正在生产。病床之间没有帷幕。莱拉被指派到一张最里端的病床，在一扇被人涂成黑色的窗户下面。病床附近有个已经裂开的水槽，里面一点水也没有，上方一根绳子挂着几对脏兮兮的医用手套。玛丽雅姆见到房间中央有一个铝架。上面的搁板放着一条煤灰色的毛毯，下面的搁板上什么也没有。

有个女人发现玛丽雅姆正在看着铝架。

“她们把活的放在上面。”她有气无力地说。

医生是个矮小的女人，形容枯槁，穿着深蓝色的布卡，动作像鸟儿一般迅捷。她说话总是带着一副不耐烦的、焦急的口气。

“第一个孩子。”她就是这么说的，一点都不像是询问，而像是说出一个陈述句。

“第二个。”玛丽雅姆说。

莱拉发出一声惨叫，侧过身子。她的十指紧紧抓着玛丽雅姆。

“生第一个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是她母亲？”

“是的。”玛丽雅姆说。

医生掀起她的布卡的下摆，掏出一件像圆锥体的金属器具。她揭开莱拉的布卡，将这件器具较大的一端放在她的肚子上，小的那头插进自己的耳朵。她听了足足有一分钟，换了几个部位，又接着听，又换部位。

“现在我必须感受一下胎儿，小姐。”

她戴上一双用晾衣服的夹子吊在水槽上的手套。她用一只手压着莱拉的肚子，另外一只手伸进她的体内。莱拉痛苦地呻吟着。医生检查完了之后，她把手套交给一个护士，护士用水冲洗了一下，又把它夹在绳子上。“你的女儿需要进行剖腹产手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们必须切开她的子宫，把胎儿取出来，因为胎儿的臀部对着子宫口。”

“我不懂。”玛丽雅姆说。

医生说胎儿的体位不对，所以它不会自己出来。“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我们必须现在就去手术室。”

莱拉扭曲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脑袋歪向一边。

“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医生说。她走到玛丽雅姆身边，侧过身，

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说了几句话。这时她的声调带着一丝丝尴尬。

“她说什么？”莱拉呻吟着说，“胎儿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她怎么受得了？”玛丽雅姆说。

从医生变得愤愤不平的语气判断，她肯定听出了这个问题的指责意味。

“你以为我想这样啊？”她说，“你要我怎么做？我需要的东西，他们不肯给我。我还没有X光机，没有抽吸器，没有氧气瓶，甚至连简单的抗生素都没有。每当非政府组织捐了钱，塔利班就把钱拿走。或者把钱挪用到给男人看病的地方去。”

“但是，尊敬的大夫，难道你就不能给她开一些药吗？”玛丽雅姆问。“怎么回事？”莱拉痛苦地说。“你可以自己去买药，但是……”“把药名写下来，”玛丽雅姆说，“你把它写下来，我去买。”

在布卡之下，医生微微摇了摇头。“来不及了，”她说，“首先，附近的药店都没有这种药。所以你必须乘坐交通工具从一个地方找到另一个地方，说不定要找遍全城，而且能找到这种药物的概率很低。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所以你很可能会因为犯了宵禁令而被抓起来。就算你找到了，你也未必能买得起。或者你会发现自己正在跟一个同样绝望的人竞相抬高价钱。来不及了。这个胎儿必须现在就取出来。”

“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莱拉说。她用手肘把自己撑了起来。

医生吸了一口气，然后跟莱拉说医院没有麻醉药。

“但如果我们拖延的话，你会失去这个孩子。”

“那么把我切开吧。”莱拉说。她躺倒在床上，屈起膝盖。“把我切开，把孩子给我。”

破旧而污秽的手术室中，莱拉躺在轮床上，医生正在水盆里面洗手。莱拉浑身颤抖。护士把一块布浸泡在黄褐色液体中，然后用它来抹她的肚子，每擦一次，她都会倒抽一口冷气。另外一个护士站在门口。她推开吱嘎作响的房门，偷偷看着外面。

这时医生把布卡脱掉了，玛丽雅姆看见她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浮肿，嘴角的皮肤松弛，看得出来很是疲累。“他们要求我们穿着布卡做手术，”医生解释说，朝门口的护士扬了扬下巴。“她在那边把风。如果她看到他们过来，我就得穿上。”

她说出这句话的语调平静得近乎漠然，玛丽雅姆明白这种口气代表了一个女人平息已久的愤怒。这是一个早就明白能继续工作已经足够幸运的女人，她想，这个女人肯定也明白，如果她胆敢反抗，塔利班能够夺走她的其他权利，其他东西。

莱拉肩膀两边各有一根垂直的金属棍。清洁莱拉腹部的护士用夹子在两根棍子上挂起了一张床单。床单在莱拉和医生之间形成了一道帷幕。

玛丽雅姆走到莱拉的头顶之后，蹲下身子，脸贴着莱拉的脸。她能感觉到莱拉的牙齿在打战。她们的手指扣在一起。

隔着帘幕，玛丽雅姆看见医生的身影在莱拉左边移动，护士在右边。莱拉的嘴巴一直是张开的。唾沫形成泡泡，在她咬紧的牙齿表面破裂。她发出一阵阵急促的嘶嘶声。

医生说：“勇敢点，小妹妹。”

她在莱拉身上弯下腰。

莱拉的眼睛猛地睁开，然后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她就这副样子，使劲，使劲，再使劲，不停地颤抖，脖子上的血管突出，汗水从脸上滴下来，她的手指死死捏着玛丽雅姆的手指。

玛丽雅姆将会永远钦佩莱拉隔了那么久才开始叫喊起来。

第四十章

莱拉

1999 年秋天

挖洞是玛丽雅姆出的主意。某天早晨，她指着工具棚屋后面的一块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挖一个，”她说，“这是一个好地方。”

她们轮流用铁锹插地，然后把松开的泥土铲到旁边。她们本来就不打算挖一个很大或者很深的洞，所以挖掘的工作本不该如此费劲。那场大旱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年了，到处都是一派民生凋敝的景象。去年冬天几乎没有下雪，而且整个春天一滴雨水都没有。全国各地的农民被迫离开焦裂的土地，卖掉家当，从一个村庄流落到另外一个村庄找水喝。他们去了巴基斯坦或者伊朗。他们来到喀布尔。但这座城市的地下水位也很低，比较浅的井都干涸了。那些深井前面则排起了长队，莱拉和玛丽雅姆得耗上几个小时才轮到她们打水。往年每到春天就河水泛滥的喀布尔河露出了河床。如今它成了公共厕所，里面除了人类的排泄物和垃圾一无所有。

所以她们不停地挥舞铁锹，不停地插进土地，但被太阳烤干的地面硬得像一块岩石，她们几乎铲不动泥土。

玛丽雅姆已经四十岁了。她那一头盘起的头发已经出现几绺灰白。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半月形的、松垮的棕色眼袋。她的门牙有两颗不见了。一颗自行脱落，另外一颗是她失手把察尔迈伊摔在地上时被拉希德打掉的。她的皮肤变得很粗糙，而且由于她们经常冒着烈日坐在院子中而被晒得发黑。她们会坐在院子里，看着察尔迈伊追逐阿兹莎。

完成之后，洞掘好之后，她们站在它旁边，朝下看。

“应该可以了。”玛丽雅姆说。

察尔迈伊两岁了。他是一个鬈发的胖小子。他那双棕色的眼睛很小，不管天气如何，脸颊上总是有两抹红晕，跟拉希德一样。他头发茂密，发际线也像他父亲，半月形的，离眉毛很近。

当莱拉独自陪着察尔迈伊的时候，他会很乖，既快乐又淘气。他喜欢爬上莱拉的肩膀，在院子里和阿兹莎玩捉迷藏。有时候，他会安静下来，坐在莱拉的膝盖上，要求莱拉唱歌给他听。他最喜欢的歌曲是“亲爱的穆罕默德毛拉”。当她对着他的鬈发歌唱时，他会摇晃着那双肉乎乎的小脚；莱拉若唱到合唱的部分，他就会加入，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他懂得怎么唱的歌词：

来吧，我们去马扎吧，亲爱的穆罕默德毛拉去看开满郁金香的田野，啊，我尊敬的同伴莱拉喜欢察尔迈伊湿漉漉的嘴唇亲吻她的脸颊，喜欢他肉乎乎的手肘和结实的脚趾。她喜欢挠他痒痒，喜欢用坐垫和枕头搭一条隧道让他爬过去，喜欢看着他总是一只手抓着她的耳朵在她怀里呼呼入睡。每当想起那个下午，她躺在地板上，大腿之间摆着一条自行车车轮的辐条，她就会浑身难受。当时她差点就做了那件事。如今她为自己当初产生那样的念头而觉得不可思议。她的儿子是真主的恩赐，莱拉如释重负地发现她先前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她对察尔迈伊爱之入骨，就像她爱阿兹莎一样。

但察尔迈伊崇拜他的父亲，因为这一点，当他父亲走过来逗他玩的时候，他就变了一个人。察尔迈伊会赶忙走过去，然后咯咯大笑或者露出放肆的笑容。他父亲在场的时候，他很容易发脾气。他故意捣乱。他不顾莱拉的责骂，不停地胡来；拉希德不在时他从来不会如此。

拉希德对此赞赏有加。“这表明他很聪明。”他说。察尔迈伊莽撞的时候——当他把石块吞下去再吐出来的时候，当他点火柴的时候，当他咀嚼拉希德的烟草的时候——拉希德也都这么说。

察尔迈伊出世之后，拉希德把他抱到他和莱拉同睡的床上。他给他买了一张新的婴儿床，四边的木板上画着狮子和潜伏的猎豹。他花钱买了新的衣服，新的拨浪鼓，新的奶瓶，新的尿片，尽管这些东西都很贵，而且阿兹莎原来的那些东西都还能用。有一天，他带了一个装电池的可移动玩具，他把它挂在察尔迈伊的婴儿床上。玩具是一朵向日葵，用绳子系着一些黄色和黑色的蜜蜂。那些蜜蜂一捏就会发出吱吱声和咯咯声。这个玩具打开之后，会有音乐响起来。

“你不是说过生意不好吗？”莱拉说。

“我找朋友借的钱。”他不屑一顾地说。

“你拿什么来还债呢？”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看，他喜欢这个玩具。看到了吗？”

多数日子里，莱拉被剥夺了和儿子相处的机会。拉希德带他到鞋店去，让他在那乱糟糟的工作台周围爬来爬去，玩着废旧的橡胶鞋跟和多余的皮革碎片。拉希德一边敲着铁钉和转动砂轮，一边关爱地看着他。如果察尔迈伊把一堆鞋子给弄倒了，拉希德就会温柔地责备他，心平气和，而且还带着微笑。如果他又推倒一堆鞋，拉希德会放下铁锤，把他抱起来，让他坐在桌子上，轻声细语地跟他说话。

他对察尔迈伊的耐心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深井。

晚上他们一起回家，察尔迈伊的脑袋趴在拉希德的肩膀上一跳一跳，他们两人身上都散发出胶水和皮革的味道。他们狡猾地笑着，好像两人之间有什么秘密，好像他们一整天坐在那个阴暗的鞋店，什么都没干，只顾着商谈什么阴谋似的。吃晚饭的时候，察尔迈伊喜欢坐在他父亲身边，当玛丽雅姆、莱拉和阿兹莎把饭菜摆到餐垫上时，他们就坐在那儿玩游戏。他们轮流伸手去捅彼此的胸膛，咯咯地笑着，不停地用面包屑投掷对方，低声说一些其他人听不见的话。如果莱拉不识相地和他们说话，拉希德会抬起头来，不高兴地瞪着她。如果她想抱察尔迈伊——或者更糟糕的是，察尔迈伊朝她伸出手——拉希德就会对她怒目而视。

莱拉心里发痛，转身走开。

察尔迈伊满两周岁之后几个星期的某天晚上，拉希德带着一台电视机和一个录像机回家。那天很暖和，几乎有点热，但傍晚就冷下来了，随着夜色渐深，又是一个没有星星的寒冷夜晚。

他把电视机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说这是他从黑市买来的。

“你又找人借钱了？”莱拉问。

“这个可是美国货。”

阿兹莎走进了客厅。看到电视机，她朝它跑了过去。

“当心点，亲爱的阿兹莎，”玛丽雅姆说，“别碰它。”

阿兹莎的头发变得和莱拉一样是金黄色的。莱拉从她脸上看到自己的酒窝。阿兹莎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静忧郁的小女孩，莱拉觉得她的举止不像一个六岁的女孩。莱拉吃惊地发现她女儿说话的方式、抑扬顿挫的声音、若有所思的停顿和语调是那么像成年人，和说出这些话的幼小身体是那么不相称。每天早上，阿兹莎总像个小大人般，高高兴兴地叫察尔迈伊起床，给他穿衣服，喂他吃早餐，给他梳头发。她还会哄他睡午觉，心平气和地为她这个脾气暴躁的兄弟扮演和事佬。在他身边，阿兹莎常常像成年人那样恼怒而坚决地摇摇头。

阿兹莎按了电视机的开关按钮。拉希德大声呵斥，抓起她的手腕，把它按在桌子上，一点都不温柔。“这是察尔迈伊的电视机。”他说。

阿兹莎走到玛丽雅姆身边，爬到她的膝盖上。现在她们两个已经形影不离了。最近，在莱拉的要求下，玛丽雅姆开始教阿兹莎《古兰经》的经文。阿兹莎已经能够背诵《古兰经》的“忠诚篇”和“开端篇”，还知道如何履行早祷的四次仪式。

我必须把这些教给她，当时玛丽雅姆对莱拉说，这种知识，这些祈祷。它们是我惟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这时察尔迈伊走进了房间。拉希德带着那种人们等待街边魔术师变戏法的目光，充满期待地看着他。察尔迈伊拉拉电视机的电线，揿揿各个按钮，把他的手掌按在空白的屏幕上。他抬起双手，玻璃上两个小小的手掌印慢慢消失。拉希德骄傲地微笑着，看着察尔迈伊不停地把手按在屏幕上再抬起来，一遍又一遍。

塔利班禁止人们看电视。录像带被当众毁掉，他们把胶带扯出来，挂在篱笆上。卫星电视接收器则被挂在灯柱上。但拉希德说东西遭到禁止，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买不到。

“明天我会开始找一些卡通片录像带，”他说，“不会很难找的。在黑市，你想买什么都能买到。”

“那你最好给我们买一口新的水井。”莱拉说，这句话招来了他恶狠狠的目光。

由于天气大旱，他们现在只能用茶水送白米饭来充饥。买回电视机之后的某天晚上，拉希德吃过饭，抽了一根烟，跟莱拉说起了他的决定。

“不行。”莱拉说。

他说他不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反正就是不行。”

“要是知道我的难处，你会答应的。”

他说他已经无法再向朋友借债了，而且鞋店的收入再也不够他们五个人过日子。“我怕你担心，所以没有早点告诉你。”

“再说了，”他说，“他们每天带回家的钱多得能让你大吃一惊。”

莱拉再次说不行。他们在客厅。玛丽雅姆和两个孩子在厨房。莱拉听见盘碗的叮当声，察尔迈伊的尖笑声，还听见阿兹莎用她那冷静的声音对玛丽雅姆说了几句话。

“有的孩子跟她一样大，甚至比她还小，”拉希德说，“喀布尔每个孩子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莱拉说她不关心别人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我会看好她的啦，”拉希德说，语气有一点点不耐烦，“那个角落很安全。街道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我不会让你把我的女儿变成街头乞丐！”莱拉大声说。

他结结实实地甩了莱拉一个耳光，发出啪的一声巨响。莱拉被打得头昏脑涨。厨房里的声音消失了。刹那间，屋子里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走廊传来匆忙的脚步声，玛丽雅姆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客厅，他们的眼睛在莱拉和拉希德身上打转。

然后莱拉用拳头打他。

这是她第一次打别人。以前她也曾跟塔里克开玩笑地打来打去。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握紧拳头，与其说是捶打，不如说是轻拍，其中包含的是意犹未尽的爱怜。他们会瞄准一块肌肉，塔里克会用一种专业人员的口气，说那是三角肌。

莱拉看见她的拳头从空中挥了出去，她的指节感受到拉希德毛茸茸的粗糙皮肤上的皱纹。这一拳击中拉希德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像是把一袋大米扔在地板上。她使的劲道很大，实际上冲击力让他跌跌撞撞地倒退了两步。

房间的另一边传来一声惊呼、一声大叫和一声哭喊。莱拉不知道哪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那一刻她自己吓呆了，顾不上去留意或者关心，脑子里还没弄清楚她的手刚刚做了什么动作。等到她回过神来，她觉得自己一定笑起来了。当她吃惊地发现拉希德一言不发走出房间时，她可能狰狞地笑了起来。

突然之间，在莱拉看来，她们——她，玛丽雅姆和阿兹莎——的生活中共同的困苦就这样退却了，像电视机屏幕上察尔迈伊的手印那样消失无踪。尽管这么想很荒唐，但因为这胜利的一刻，因为这奋起反抗将会终结所有的含羞忍辱，莱拉觉得她们所吃的那些苦头似乎都没有白吃。

莱拉并没有注意到拉希德回到了客厅。直到他的手扼住她的喉咙。直到她被举得双脚离地，被摔在墙壁上。

他那张狰狞的脸就在莱拉的脸上面，离得很近，看上去大得不可思议。莱拉发现岁月已经让他的脸皮变得松弛，在他的鼻子上留下一道道皱纹。拉希德什么也没说。实际上，当你把枪管塞进你妻子的嘴巴，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还需要说什么呢？

促使她们在院子里挖洞的原因是抢劫。有时候是每月一次，有时候是每周一次。最近几乎是每天一次了。多数时候，塔利班会在某人的屁股上踢一脚，或者在后脑勺上敲一两下，然后就把财物取走。但有时候也会当众毒打遭到劫掠的人们，拿鞭子抽他们的脚掌和手掌。

“轻一点。”这时玛丽雅姆说，她跪在洞口边缘。她们各自抓住包裹电视机的塑料布的一端，把它放了下去。

“应该可以了。”玛丽雅姆说。

放进去之后，她们拍实泥土，又把洞填上了。她们在它附近撒了一些泥土，以免它会招人怀疑。

“好了。”玛丽雅姆说，在裙子上擦了擦手。

他们说好了，再过一两个月，或者半年，或者更长时间，等到安全的时候，等到塔利班不再到处抢劫的时候，他们再把电视机挖出来。

在莱拉的梦中，她又一次和玛丽雅姆在工具棚屋后面挖洞。但是，这一次，她们放进洞里的是阿兹莎。阿兹莎的呼吸在她们用来包裹她的塑料布上结成雾气。莱拉看到了她恐慌的眼睛，莱拉看见她那双发白的手掌不断地拍打和推着塑料布。阿兹莎苦苦哀求。莱拉听不见她的哭喊声。这是暂时的，她朝下说，这是暂时的。都是因为抢劫，你不知道吗，我的乖女儿？等到抢劫结束之后，妈妈和玛丽雅姆阿姨会把你挖出来的。我答应你，我的乖女儿。到时我们就能一起玩了。你想玩什么都可以。她把泥土铲进洞里。当第一铲土块落在塑料布上的时候，莱拉醒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嘴巴里充满了泥巴的味道。

第四十一章

玛丽雅姆

2000 年夏天，大旱进入了第三年，也是最糟糕的一年。

赫尔曼德、扎布尔和坎大哈的农民变成了成群结队的游牧民族，四处迁徙，寻找水源，也为他们的牲口寻找草地。但他们两样都没找到，山羊、绵羊和耕牛纷纷死亡，于是他们便到喀布尔来。他们占据了阿里亚娜山，住在临时搭建的贫民窟中，每十五或者二十个人挤一间破屋。

这个夏天也是《泰坦尼克号》的季节。这年夏天，玛丽雅姆和阿兹莎抱在一起翻来覆去，咯咯地笑个不停，阿兹莎坚持要当杰克。

“安静点，亲爱的阿兹莎。”

“杰克！你叫我的名字啊，玛丽雅姆阿姨。叫啊。杰克！”

“你要是把你父亲吵醒，他会生气的。”

“杰克！你是露丝吗？”

玛丽雅姆最后会投降，趴在她的后背上，再次同意扮演露丝。“好啦，你是杰克，”她怜爱地说，“你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我就能活到七老八十。”

“对啊，但我是一个英雄，”阿兹莎说，“你呢，露丝，你会一直想着我，度过悲惨的一生。”然后，她会骑在玛丽雅姆的胸膛上，大声宣布：“我们要接吻了！”玛丽雅姆摇晃着脑袋，阿兹莎则因为自己的过火行为而兴高采烈，撅着嘴巴咯咯笑起来。

有时候，察尔迈伊会走进房间，看着这场游戏。他能扮演什么啊，他问。“你可以当冰山。”阿兹莎说。

那年夏天，一阵《泰坦尼克号》狂热席卷了喀布尔。人们从巴基斯坦走私盗版碟——有时候放在他们的贴身衣服里面。宵禁开始之后，每个人都把房门锁上，关掉电灯，降低音量，擦着眼泪，哀悼杰克、露丝和那艘倒霉的轮船上的乘客。如果有电的话，玛丽雅姆、莱拉和两个孩子也会看这部影片。她们在深夜把电视机挖出来，关掉电灯，用被子蒙住窗户，把这部电影看了十几遍。

在喀布尔河，小贩把地摊摆到干裂的河床上。没隔多久，从被太阳烤焦的河道中，人们能够买到泰坦尼克地毯，泰坦尼克衣服，这些东西成捆地堆在独轮车上。那儿有泰坦尼克除臭剂，泰坦尼克牙膏，泰坦尼克香水，泰坦尼克炸蔬菜，甚至还有泰坦尼克布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职业乞丐还开始自称“泰坦尼克乞丐”。

一座“泰坦尼克城”横空出世。

最吸引人的是主题曲，他们说。不，是大海。奢华。那艘船。

是色情啦，他们低声说。

列奥，阿兹莎羞怯地说，全都是因为列奥。

“每个人都想要杰克，”莱拉对玛丽雅姆说，“这是电影这么流行的原因。每个人都希望杰克回来，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没有杰克。杰克不会回来。杰克已经死了。”

夏季将尽的时候，有个布匹商人睡着了，忘记掐灭他的香烟。大火没要去他的生命，但是吞噬了他的店铺。隔壁的布匹商店也未能免难，同样遭殃的还有一间旧衣店，一间很小的家具店和一家面包店。

后来他们告诉拉希德，如果当时风朝东吹，而不是朝西吹，那么他那间街角的鞋店或许能幸存下来。

他们变卖了一切家当。

最先卖掉的是玛丽雅姆的东西，接着是莱拉的衣物。阿兹莎的婴儿服，还有几件莱拉当年吵闹拉希德去买给她的玩具。阿兹莎温顺地看着她的东西被处理掉。拉希德的手表、破旧的调频收音机、领带、皮鞋、结婚戒指也都卖掉了。沙发、桌子、地毯、椅子也出售了。拉希德卖掉电视机的时候，察尔迈伊气得直撒泼。

火灾之后，拉希德几乎每天都在家。他打阿兹莎耳光。他踢玛丽雅姆。他砸东西。他看莱拉不顺眼：她的味道很臭，她的衣服很难看，她的头发梳得很凌乱，她的牙齿发黄。

“你怎么回事？”他说，“我娶回来一个美人，现在却骑着一个老太婆。你变得越来越像玛丽雅姆了。”

他在哈吉雅霍广场附近的烤肉店找到一份工作，但因为和顾客发生争吵而被炒了鱿鱼。那个顾客抱怨拉希德把面包丢在他的桌子上，一点礼貌都没有。他们对骂起来。拉希德说那个顾客是猴子脸的乌兹别克人。有人掏出一把手枪。有人挥舞着烤肉的铁叉。按照拉希德的说法，拿铁叉的人是他。玛丽雅姆对此很是怀疑。

他被塔伊玛尼区一家餐馆解雇了，因为顾客抱怨等待的时间太久；拉希德说厨师动作很慢，为人又懒惰。

“我看你被解雇，很可能是因为打盹吧。”莱拉说。

“别惹他，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

“我警告你，贱人。”他说。

“不是在打盹，就是在吸烟。”

“我以真主的名义发誓，我没有。”

“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然后他就对莱拉动粗，挥起老拳击打她的胸部、脑袋和腹部，拉扯她的头发，推她去撞墙。阿兹莎尖叫起来，拉着他的衬衣；察尔迈伊也哭喊了，试图让拉希德离开他母亲。拉希德推开两个孩子，把莱拉放倒在地，不停地踢她。玛丽雅姆扑在莱拉身上。这时他不停地踢着玛丽雅姆，嘴角唾沫横飞，双眼放出恶狠狠的光芒，一脚又一脚，直到他再也踢不动。

“我敢保证，有一天你会逼得我杀了你，莱拉。”他喘息着说。然后他气鼓鼓地走出房间。

钱花光了，他们的生活开始蒙上了饥饿的阴影。如何填饱肚子竟然很快成为他们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让玛丽雅姆措手不及。

如今，别说肉菜，光是白米饭也成了罕有的盛宴。他们每天用餐的次数越来越少，吃进的食物少得令人担忧。有时候，拉希德会买回一罐沙丁鱼和一些吃起来像木屑的面包。有时候，他冒着被砍掉双手的危险，偷来一袋苹果。他在杂货店小心翼翼地把罐装的馄饨装进口袋，他们把馄饨分成五份，最大的一份给察尔迈伊。他们生吃撒了食盐的芜菁。晚饭则吃发烂的莴苣叶和变黑的香蕉。

突然之间，饿死变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有些人选择了在饿死之前自尽。玛丽雅姆听说邻居有个寡妇捏碎了一些干面包，拌上老鼠药，给七个孩子全都喂了毒面包。她给自己留下了最大的一份。

阿兹莎的肋骨开始从皮肤之下显露出来，脸颊上的肉也消失了。她的小腿变细了，皮肤变成淡茶色。当抱起她的时候，玛丽雅姆觉得她的屁股骨头好像要刺穿皮肤似的。察尔迈伊在房间里到处乱躺，无神的眼睛半开半闭；或者像一块破布那样趴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哭喊着说他要睡觉——当他有这个精力的时候——但是他睡得很浅，经常睡着、睡着就醒过来。玛丽雅姆无论在什么时候起床，总是有一些白点在眼前冒出来。她头昏脑涨，耳朵一直鸣个不停。她想起了当年每逢斋月开始的时候，法苏拉赫毛拉总是跟她提起的一句话：人们就算被毒蛇咬到也能入睡，但是饥饿的时候会睡不着。

“我的孩子就要死了，”莱拉说，“就在我的眼前。”

“他们不会死的，”玛丽雅姆说，“我不会让他们死的。一切会好起来的，亲爱的莱拉。我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极其炎热，玛丽雅姆把布卡穿上，和拉希德一起步行到洲际饭店。如今，公共汽车的车费也成了负担不起的奢侈，等到爬上那座陡峭山丘的峰顶，玛丽雅姆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在爬坡的时候，她感觉到阵阵眩晕，有两次她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眩晕的感觉过去。

在酒店门口，拉希德和一个门卫打招呼、相互拥抱。那人穿着红色的西装，戴着大盖帽。他们聊起天来，看上去彼此很友好。说话的时候，拉希德的手放在门卫的手肘上。他指了玛丽雅姆一下，他们两人朝她匆匆看了一眼。玛丽雅姆隐隐约约记得这个门卫很面善。

门卫走进酒店，玛丽雅姆和拉希德在外面等待。从这个高地，玛丽雅姆能见到理工学院的景色，再远处是古老的卡尔卡纳区和通往马扎的公路。朝南看，她看到久已废弃的塞罗面包厂，连年的战火在它那灰黄色的墙面炸开几个大洞。南边更远处，她能望见达鲁拉曼宫殿的空旷废墟；许多年前，拉希德曾带她去那儿野炊。有关那天的记忆是一段往昔的遗迹，只是看上去，她仿佛不曾度过那段日子。

玛丽雅姆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情和显著的建筑物上。如果不让自己的思绪游荡开去，玛丽雅姆生怕自己会失去勇气。

时不时有吉普车和出租车驶到酒店门口。门卫跑上来迎接那些乘客。他们都是些男人，带着兵器，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他们下车的架势全都一样：顾盼自雄，耀武扬威。他们一边交谈，一边走进酒店大门，玛丽雅姆零零碎碎听到了一些话。她听到了普什图语和法尔西语，但也有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

“这些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拉希德压低嗓音说，“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塔利班是他们的傀儡。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棋手，阿富汗则是他们的棋盘。”

拉希德说他听到一些传闻，据称塔利班允许这些人在全国各地设立秘密的营地，一些年轻人在那儿被训练成人体炸弹，为圣战组织卖命。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玛丽雅姆说。

拉希德呸的一声，踢起泥土盖住那口痰。

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玛丽雅姆和拉希德——跟在那个门卫后面，走进了酒店。他们穿过凉快的大堂，鞋跟一路嗒嗒地踩在铺了瓷砖的地板上。玛丽雅姆看见两个男人坐在皮椅上，中间摆着两把来复枪和一张咖啡桌，他们喝着红茶，吃着一盘涂着糖浆的饼干和撒着糖粉的面包圈。她想起爱吃饼干的阿兹莎，然后移开了目光。

门卫领着他们走到外面的露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黑色无线电话，还有一张上面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他跟拉希德说那是他的领班的卫星电话。

“你最多只能打五分钟，”他说，“不能再长了。”

“谢谢你，”拉希德说，“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门卫点点头，走开了。拉希德拨了号码。他把电话交给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听着咔嚓、咔嚓的铃声，思绪翻飞。她想到了最后一次见到扎里勒的情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1987年的春天。他站在她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拄着拐杖，身边是一辆赫拉特牌照的蓝色奔驰，一道白线从中间将车盖、车顶和车厢分成两半。他在那儿站了好几个小时，等着她，不时呼唤她的名字，就像她曾经在他的屋子外面呼唤他的名字一样。玛丽雅姆曾有一次把窗帘分开，只分开了一点点，朝他看了一眼。只是一眼，但足够看清他的头发变得蓬松而灰白，看清他已经有点驼背。他戴着眼镜，系着红领带，胸前的口袋依旧插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白色手帕。最令玛丽雅姆吃惊的是，比起她记忆中的他，扎里勒消瘦了，瘦了很多，暗棕色的西装上衣松松垮垮地搭在他的肩膀上，裤管在他脚踝堆积起来。

扎里勒也看见她了，只不过是刹那间。隔着窗帘的缝隙，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多年以前，他们的目光也曾隔着另一道窗帘的缝隙相遇。但当时玛丽雅姆匆匆把窗帘合上。她坐在床上，等待他离开。

如今她想起了扎里勒临走时留在她门口的信。那封信她保留了几天，放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把它拿出来，两只手轮流拿着它。最后，她没有把信拆开，而是撕成碎片。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她来到这儿，给他打电话。

现在，玛丽雅姆为她年轻时那愚蠢的骄傲而后悔不已。她希望当时她请他进屋。请他进去，陪他坐下，让他说出他想说的话，这样有什么害处呢？他是她的父亲。他曾经不是一个好父亲，这没错，但是时至今日，和拉希德的恶毒比起来，或者和她已经见识过那些男人之间彼此冲突的残暴比起来，他那些错误显得那么平常、那么值得原谅。

她希望她当初没有毁掉他的信。

有个浑厚的男声在她耳边响起，通知她说已经接通了赫拉特市长办公室的电话。

玛丽雅姆清了清喉咙。“您好，大哥，我在找一个生活在赫拉特的人。他以前住过赫拉特，很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扎里勒汗。他住在沙里诺区，拥有那家电影院。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

那个男声中的愤怒清晰可闻。“这就是你打电话到市长办公室的原因？”

玛丽雅姆说她不知道还能打给谁。“原谅我，大哥。我知道您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但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通电话关系到一些人的生死。”

“我不认识他。电影院很多年前已经关闭了。”

“或许您那边会有人认识他，有人……”

“这里没有其他人。”

玛丽雅姆闭上眼睛。“求求你，大哥。事关几个孩子的生命。很小的孩子。”

一声长长的叹息。“也许那边有人……”

“这边有个大院管理员。我想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

“好啊，求求你问问他。”

“明天打过来。”

玛丽雅姆说不行。“这个电话我只能打五分钟，我不……”

电话那端咔嗒一声，玛丽雅姆以为他挂掉了。但她能听到脚步声，说话声，遥远的汽车喇叭声，还有一些不时被滴答的声音打断的机器嗡嗡声，也许是电风扇。她换了一只耳朵听电话，合上了眼睛。

她想像扎里勒对着她微笑，把手伸进他的口袋。

啊。对了。嗯。给你。不用再惦记啦……一件树叶形状的挂坠，上面有几个被雕刻成月亮和星星的硬币。戴上它看看，亲爱的玛丽雅姆。

你觉得怎样啊？

我觉得你像个女王。

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是脚步声，吱吱声，还有咔嗒声。“他认识他。”

“真的？”

“他是这么说的。”

“他在哪儿？”玛丽雅姆说，“这个人知道扎里勒汗在哪儿吗？”

那人沉默了一会。“他说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1987年。”玛丽雅姆的心沉了下去。当然，她原本也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扎里勒如果还活着，应该是七十几将近八十岁了，但……

1987。

他当时快死了，从赫拉特一路开车过来道别。

她走到露台的边缘。在这儿，她能看见酒店那个曾经远近闻名的游泳池，如今变得干涸而污秽，满是弹孔和剥落的瓷砖，显得伤痕累累。那儿还有荒芜的网球场，破旧的球网无精打采地挂在球场中央，如同毒蛇蜕下的死皮。

“我要挂电话了。”电话那端的声音说。

“很抱歉打扰到您了。”玛丽雅姆说，她对着电话，眼泪无声地流下来。她看见扎里勒向她挥手，跳过一块又一块的石头，穿过山溪，鼓鼓的口袋中装满了礼物。她曾为他屏住呼吸，祈求真主赐予她更多与他相处的时间。“谢谢你。”玛丽雅姆说，但另外一端的男人已经挂掉了电话。

拉希德正在看着她。玛丽雅姆摇了摇头。

“真没用，”他说，一把将电话从她手中抢过去，“有其女必有其父。”

走出大堂的路上，拉希德匆匆走到已经空无一人的咖啡桌旁边，把最后一块饼干装进口袋。他把它带回家，拿给了察尔迈伊。

第四十二章

莱拉

阿兹莎把这些东西收进一个纸袋：她的花衬衣和一对长袜，两只不配套的羊毛手套，一条缀满星星和彗星的南瓜色毛毯，一个已经有裂痕的塑料水杯，一个香蕉，一套骰子。

那是2001年4月一个寒冷的早晨，莱拉23岁生日之前不久。天空灰蒙蒙的，阴湿的寒风一阵阵的，吹得纱门吱嘎、吱嘎响。

几天之前，莱拉听说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已经去过法国跟欧盟议会沟通。马苏德现在回到他出生的北方，领导着北方联盟——惟一仍在抵抗塔利班的部队。在欧洲，马苏德警告西方国家说阿富汗有恐怖主义分子训练营，他还请求美国帮助他抗击塔利班。

“如果布什总统不帮助我们，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将会很快给美国和欧洲带来灾难。”前一个月，莱拉已经知道塔利班在巴米扬大佛的洞穴中安置了烈性炸药，指责大佛是偶像崇拜和罪恶的物体，将它们炸得粉碎。从美国到中国，举世哗然。全球各地的政府、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写信，请求塔利班别毁坏这两件阿富汗最大的历史文物。但塔利班不管不顾，引爆了埋藏在已存在两千年之久的大佛里面的炸药。每一声爆炸都引来他们“真主伟大”的赞颂，每当佛像在烟雾升腾之中失去一根胳膊或者一条腿，他们就会齐声欢呼。莱拉想起了从前，1987年，她曾和爸爸、塔里克站在两尊大佛中比较大那一尊的头顶，任凭和风吹拂着他们洒满阳光的脸庞，凝望着一只老鹰在下面开阔的山谷上方来回盘旋。但当听到佛像被毁的消息，莱拉无动于衷。自己的生活已然成了一堆尘土，她如何还能关心什么佛像？

拉希德跟她说该走了，莱拉依旧坐在客厅角落的地板上，不言不语，脸上木无表情，一头鬈发凌乱地散落在脸庞前方。莱拉不管多么用力地呼吸，似乎总是不能给她的肺充上足够的空气。

前往卡德察区的路上，拉希德抱着察尔迈伊，阿兹莎握紧玛丽雅姆的手，和她并排匆匆地走着。风吹起系在阿兹莎脖子上那条脏兮兮的围巾，也吹皱了她的裙摆。阿兹莎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仿佛她已经察觉到每踏出一步，她成为弃儿的时间就近了一点。莱拉没有勇气告诉阿兹莎真相。她说要送阿兹莎去学校，那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学生在那儿吃饭和睡觉，下课之后不回家。这时阿兹莎连珠炮般向莱拉提问，这几天来她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学生是分开房间睡觉还是统统睡在一个大房间里面？会有人跟她交朋友吗？莱拉确信老师会很友善吗？

问的最多的是这个：我得在那边待多久？

他们在离那座仓库似的矮房子还有两个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察尔迈伊和我在这边等你们，”拉希德说，“啊，我差点忘记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口香糖，一件分别的礼物，装出慷慨的样子，生硬地把它递给阿兹莎。阿兹莎接了过去，低声说了句谢谢。阿兹莎的善良和宽宏让莱拉吃惊不已。她泪水盈眶，心如刀绞。想到今天下午阿兹莎将不会在她身旁睡觉，阿兹莎骨瘦如柴的手臂将不会放在她的胸膛上，阿兹莎的脑袋将不会靠着她的肋骨，阿兹莎的呼吸将不会温暖她的脖子，阿兹莎的脚跟将不会搭在她的肚皮上，莱拉难过得几乎就要昏过去。

阿兹莎领头走开，察尔迈伊哭喊起来。兹莎！兹莎！他扭动身体，在他父亲怀抱中挣扎着，呼唤着他的姐姐，直到马路对面一只流浪艺人的猴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她们三个人，玛丽雅姆、莱拉和阿兹莎，走过剩下的那两个街区的路程。她们离那座房子越来越近，莱拉能看见它的墙面已然开裂，屋顶坍塌，几扇没有玻璃的窗户上钉着木板，倾颓的墙壁后面，是一个秋千架的顶部。

她们站在门前，莱拉把她早先跟阿兹莎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如果他们问起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回答？”

“他被圣战组织的人杀害了。”阿兹莎小心谨慎地说。

“很好。阿兹莎，你能明白吗？”

“因为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阿兹莎说。如今她们就在这里，这座房子已经出现在眼前，她显得很慌张。她的下唇不停地颤抖，泪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莱拉知道她正在挣扎着让自己更勇敢一些。“如果我们说真话，”阿兹莎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他们不会接纳我。这

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我想回家。”

“我会常常来看你的，”莱拉勉强地说，“我保证。”

“我也会，”玛丽雅姆说，“我们会来探望你的，亲爱的阿兹莎，我们还会一起玩，就跟过去一样。你只是在这里待一阵，等你父亲找到工作就回家。”

“他们这里有东西吃，”莱拉声音颤抖着说。她庆幸自己穿了布卡，庆幸阿兹莎看不到布卡之后的她已经肝肠寸断。“在这里，你不会饿肚子。他们有米饭、面包和水，说不定还有水果。”

“但你又不能在这里。玛丽雅姆阿姨也不会在这里陪我。”

“我会来看你的，”莱拉说，“我会常常来。看着我，阿兹莎。我会来探望你。我是你的母亲。就算杀了我，我也会来看你的。”

恤孤院的负责人是个背有点驼的瘦小男人，面容和蔼可亲。他秃顶，留着乱蓬蓬的胡子，眼睛小得像两粒豌豆。他的名字叫察曼。他戴着无边便帽。他的眼镜的左边镜片已经碎了。

领着她们去办公室的路上，他问莱拉和玛丽雅姆叫什么名字，也问起阿兹莎的名字和年龄。他们穿过阴暗的走廊，一些赤足的孩子纷纷给他们让路，站到旁边看着他们。他们不是剪了平头就是剃了光头。他们穿着衣袖磨损的毛衣，膝盖磨破的破旧牛仔裤，用胶带打补丁的外套。莱拉嗅到肥皂、滑石粉、氨水和尿液的味道，也察觉到阿兹莎越来越紧张，她已经开始抽鼻子了。

莱拉朝院子瞥了一眼：杂草丛生的空地，歪斜的秋千架，废旧的汽车轮胎，瘪下去的篮球。他们路过的房间空荡荡的，窗户都蒙着塑料纸。有个男孩从其中一个房间冲出来，抓住莱拉的手肘，试图爬到她的怀里。有个护理员正在清理一摊看上去像尿的液体，他放下拖把，把那个男孩赶走。

察曼看上去对那些孤儿很和善。从那些孤儿身边走过时，他伸手拍拍他们的脑袋，关怀地跟他们说一两句话，摸摸他们的头发，一点都不造作。那些孩子喜欢跟他交流。莱拉觉得他们全都期待得到他的赞扬。

他请她们走进他的办公室，房间里面只有三张折叠椅，还有一张凌乱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纸张。“你是赫拉特人，”察曼对玛丽雅姆说，“我从你的口音听出来的。”

他靠着椅背，十指相扣的双手放在肚子上，他说他有个姐夫以前生活在那儿。尽管这些都是寻常的姿势，但莱拉注意到他的行动有点不便。尽管他脸上挂着微笑，莱拉还是察觉到微笑下面隐藏着的麻烦和伤痕，这副高兴的样子掩饰着的失望和挫折。

“他是个做玻璃的，”察曼说，“他做过一些漂亮的翠绿色的天鹅。你要是对着阳光把它们举起来，它们的内部会闪闪发亮，好像那玻璃里面填满了很多小小的宝石。你有没有回去过？”

玛丽雅姆说她没有。

“我本人是从坎大哈来的。你去过坎大哈吗，夫人？没去过啊？那里很漂亮。那儿的花园很美！葡萄很甜！啊，那些葡萄。我一想起来就流口水。”

几个孩子聚集在门口，朝房间里窥探。察曼用普什图语温和地叫他们走开。

“当然，我也喜欢赫拉特。艺术家、作家、苏非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城市。你知道的，过去有个笑话，说你要是在赫拉特伸出一条腿，肯定能踢中一个诗人的屁股。”

阿兹莎在莱拉身旁忍俊不禁。

察曼假装舒了一口气。“啊，好了。我让你笑起来了，小姑娘。我通常很难让人发笑哦。喏，刚才我还在担心呢。我以为我得学鸡叫或者学驴鸣。不过你已经笑起来啦。你真是太可爱了。”

他唤来一个护理员，让他照顾阿兹莎几分钟。阿兹莎跳上玛丽雅姆的膝盖，伸手抱住她。

“我们有些话要说，乖女儿，”莱拉说，“我就在这儿。好吗？我就在这儿。”

“我们去外面走一会吧，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你母亲有些话要在这里跟察曼叔叔说。一会就好。走吧。”

待得只剩下他们两人，察曼问起阿兹莎的生日、病史，以及对什么药物过敏。他问起阿兹莎的父亲，莱拉怀着奇怪的感觉说了一个其实是实情的谎言。察曼听着，他的脸色既没有流露出相信，也没有表示怀疑。他抱着尊重他人的心态开了这家恤孤院，他说。如果有一位夫人说她的丈夫去世了，她又无法抚养孩子，他将不会追究这句话的真假。

莱拉哭了起来。

察曼放下了钢笔。

“我真丢人。”莱拉哽咽着说，她的手捂着嘴巴。

“看着我，夫人。”

“抛弃自己的孩子，这算什么母亲啊？”

“看着我。”

莱拉抬起了目光。

“这不是你的错。你明白吗？不是你的错。应该受到责备的是那些野蛮人。他们让我觉得身为普什图人很丢脸。他们玷污了我们这个民族。而且又不只你一个人这么做，夫人。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们都有碰到像你这样的母亲，这些母亲无法抚养她们的孩子，只好来到这里，因为塔利班禁止她们出去谋生。所以你不用自责。这里没有人会责怪你。我能理解。”他身体向前倾，“夫人。我能理解。”

莱拉用布卡的一角擦眼泪。

“好了吗？”

他和蔼地微笑着。“别哭，夫人。别让她看到你哭。”

莱拉又擦了擦眼睛。“真主保佑你，”她郑重地说，“真主保佑你，大哥。”

但是等到道别的时间来临时，发生的场面果然不出莱拉所料。阿兹莎张皇失措。莱拉靠着玛丽雅姆走回家，一路上她总是能听见阿兹莎的哭喊。

在脑海中，她看见察曼伸出厚实的、长满老茧的双手去拉阿兹莎的手臂；她看见他起初轻轻地拉着她，然后用力拉，然后使劲将阿兹莎从她身边拉开。她看见察曼抱着阿兹莎匆匆拐进走廊的转角处，阿兹莎双脚不停地踢着；她听见阿兹莎撕心裂肺的哭喊，仿佛她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似的。莱拉看见自己沿着走廊奔下去，低着头，一声号哭从她喉咙升出来。

回家之后，她对玛丽雅姆说：“我闻到她的味道。”她那迷茫的眼光穿过玛丽雅姆的肩膀，穿过院子和围墙，落在那颜色像吸烟的人吐出来的浓痰般的褐色群山。“我闻到她睡觉的味道了，你呢？你闻到了吗？”

“啊，亲爱的莱拉，”玛丽雅姆说，“别这样。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

起初，拉希德讲笑话给莱拉听，陪同他们——她，玛丽雅姆和察尔迈伊——去恤孤院，只不过他一路上不停地装出悲伤的表情，唠唠叨叨地抱怨她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困难，说他的后背和小腿疼得不得了，来回恤孤院的路也让他的脚板发痛。他要莱拉知道，她让他吃了很多苦头。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说，“这一点你都不关心。如果你有门路可走，我看我是追不上你了。可惜你没有门路，莱拉。你不会有你自己的路可走的。”

他们在离恤孤院两个街区的地方分开，他给她们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十五分钟。“你们要是迟了一分钟，”他说，“我就会走开。我是说真的。”

为了和阿兹莎相处的时间能久一点，莱拉只得和他纠缠，苦苦哀求。她这么做，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玛丽雅姆。阿兹莎的离开让玛丽雅姆伤心欲绝，但是和过去一样，玛丽雅姆选择了独自默默忍受自己的苦楚。也是为了察尔迈伊，他每天都为找不到姐姐而大发脾气，有时候还会哭个不停。

有时候，在去恤孤院的路上，拉希德会停下来，抱怨他的腿很酸。然后他会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家里走，一点脚酸腿软的迹象都没有。要不然他会吧嗒一下舌头，然后说：“我的肺，莱拉。我喘不过气来。说不定明天我就会觉得好一点，或者后天。我们等等看。”他连一声喘息都懒得装出来。每当他转身走回家时，他常常会点燃一根香烟。莱拉只得无助地跟着他回家，心中既恨且怒，气得浑身发抖。

然后，有一天，他说再也不会带莱拉过去了。“为了找工作，我一整天都在马路上走，”他说，“我累得不行了。”

“那我自己去，”莱拉说，“别拦我，拉希德。你听到吗？你想打的话，随便你怎么打，但我一定要去。”

“随你的便。但你避不开塔利班的。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我跟你一起去。”玛丽雅姆说。

莱拉不肯答应。“你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察尔迈伊。万一我们被拦住了……我不希望他看到。”

就这样，突然之间，如何见到阿兹莎成了莱拉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有一半时间，她没能走到恤孤院那边去。往往她在横穿马路的时候，就会被塔利班撞见，遭到盘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要去哪里？你为什么一个人？你的丈夫在哪里？——然后被押送回家。如果走运的话，她只会受到一声责骂，或者屁股被踢一脚，后背被推一把。在其他时候，塔利班会用木棒、刚折断的树枝和短皮鞭抽她，扇她耳光，用拳头打她。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塔利班用一根收音机的天线抽打莱拉。打完之后，他又在她脖子上猛击一拳，对她说：“别让我再看到你，否则我会打得你妈的奶汁从你骨头里面喷出来。”

那一次，莱拉回到家里。她趴在地板上，觉得自己活像一只既可怜又愚蠢的动物；玛丽雅姆拿着一块湿布给她擦净后背和大腿的血迹，她不时痛得倒抽冷气。但是，莱拉通常拒绝受困家中。她装出一副回家的样子，然后换了一条路线，沿着马路的边缘走。有时候她会被逮住，受到盘问和斥责——每天两次、三次甚至四次。然后皮鞭和天线会劈头盖脸抽过来，她带着浑身血迹挣扎着走回家，至于阿兹莎，她连一眼都没看到。很快，莱拉就习惯了多穿几件衣服，就算天气很热，她也会在布卡下面穿两三件毛衣，为的是减轻一点挨打的痛苦。

但是对莱拉而言，如果她能避开塔利班，终于见到阿兹莎，那么挨打也是值得的。到那个时候，她可以尽情地和阿兹莎待在一起，有时候甚至一待几个小时。她们坐在院子里的秋千架附近，周围是别的孩子和前来探视的母亲，聊起阿兹莎过去一个星期学到的知识。

阿兹莎说察曼叔叔每天总会教他们一点东西，多数时候是阅读和写作，有时是地理学，一点历史学或者科学知识，还有一些关于动植物的知识。

“但是我们必须把窗帘拉起来，”阿兹莎说，“这样就不会被塔利班发现了。”察曼叔叔准备了毛线针和线团，她说，以便应付塔利班的检查。“我们把书本藏起来，假装织毛衣。”

有一天，莱拉去探望阿兹莎，她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那女人来看望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把布卡的头套掀在背后。莱拉认出那张尖尖的脸庞和浓黑的眉毛，但她的嘴巴已经瘪了下去，头发也已灰白。莱拉还记得这个女人当时系着围巾，穿着黑色的裙子，说话声音尖利；也记得她常常把一头乌黑的头发挽成一个发髻，人们能看见她脖子后面黑色的鬃毛。莱拉记得这个女人曾经禁止女学生把脸蒙起来，她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既然男人不用把面部遮住，那么就没有理由要求女人这么做。

画家阿姨有一次抬起头，和莱拉对视了一眼；但莱拉发现，她原来的老师并没有盯着她看，并没有认出她来。

“这些是地壳上的裂缝，”阿兹莎说，“它们叫断层。”

当时是2001年6月，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天气很温暖。他们四个人——莱拉、察尔迈伊、玛丽雅姆和阿兹莎——坐在恤孤院的后院。拉希德这次变得很宽厚——他有时候会这样——送她们三个过来。他在马路下方的公共汽车站等他们。

光着脚丫的男孩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他们踢着一个瘪气的足球，无精打采地彼此追逐。“在这些断层两边，是构成地壳的岩石层。”阿兹莎说。

有人把阿兹莎脸上的头发拢到脑后扎起来，整整齐齐地盘在她头上。莱拉嗔怪地看了坐在她女儿后面给她扎辫子的玛丽雅姆一眼，要她安安静静地坐着。

阿兹莎正在演示地壳的构造，她伸出双手，掌心朝上，相互摩擦。察尔迈伊很感兴趣，专注地看着她的动作。“它们叫地壳碎片，对吧？”

“地壳板块。”莱拉说。她一说话就觉得痛。她的下巴依旧酸痛，她的后背和脖子也很疼。她的嘴唇发肿。两天前，她牙齿下排的一个门牙被拉希德打掉了，这时她的舌头不断伸进那个缺口。在爸爸和妈妈去世、她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莱拉无法相信一个人的身体竟然能够承受如此恶毒的、经常的殴打，而且还能保持继续运转。

“对。当它们滑动的时候，它们会相互碰撞——看到吗，妈妈——并释放出能量，这些能量会传到地球的表面，令它抖动。”

“你变得这么聪明啦，”玛丽雅姆说，“比你的笨阿姨聪明多了。”

阿兹莎笑逐颜开。“你不笨，玛丽雅姆阿姨。察曼叔叔还说过，有时候，岩层的移动发生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在那儿引起非常猛烈的变化，但我们在地表上只能感受到一点震动。只有一点点震动。”

上一次，她们谈论的是大气层中的氧原子分散了来自太阳的蓝色光芒。如果地球没有大气层，阿兹莎说话的语速有点快，天空根本不会是蓝色的，而是变成一片漆黑的海洋，太阳则会变成黑暗中的一颗大星星。

“阿兹莎这次跟我们一起回家吗？”察尔迈伊问。

“就快啦，乖儿子，”莱拉说，“就快了。”

莱拉看着他走开；他走路的样子像他父亲，身体前倾，脚趾朝内。他走到秋千架那边，推起空荡荡的座位，最后坐在水泥地上，拔着从裂缝生长出来的杂草。

水从树叶上蒸发——妈妈，你知道吗？——把衣服挂在晾衣线上也是这个道理。这促使水向上流到树内。从地面经过树根，然后一直向上流到树干，通过树枝流进树叶。这个过程叫做蒸腾作用。

莱拉不止一次地想，要是塔利班发现察曼叔叔偷偷给孩子上课，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

每次来的时候，阿兹莎总是不愿意给沉默留下太多的空间。她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总是不停地说啊说。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双手飞舞，夸张地做着手势，紧张兮兮的，一点都不像她原来的样子。阿兹莎的笑声也变了。莱拉怀疑这种笑声是不是隐含着什么，但她又宽慰自己，觉得那只不过是因为紧张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变化。莱拉会注意到阿兹莎指甲下面的泥土，阿兹莎会注意到她在看着，然后把双手埋在大腿里面。每当她们周围有孩子哭起来，擤鼻涕，或者有个孩子光着屁股走过去，头上沾满灰尘，阿兹莎便会眨着眼睛，匆忙解释几句。她就像一个因为家里乱糟糟、孩子脏兮兮而在客人面前觉得尴尬的女主人。

若是问起她在那儿的生活，她用欢快的语气搪塞过去。

我在这里很好，阿姨，我很好。

那些孩子欺负你吗？

没有，妈妈。他们都很好。

你吃饭了吗？晚上睡觉了吗？

吃了，也睡了。是的。我们昨晚还吃了羊肉。也可能是上个星期吃的。

当阿兹莎这样说话的时候，莱拉觉得她像是一个小小的玛丽雅姆。

这次阿兹莎说话有点磕巴。这是玛丽雅姆先发现的。不是很明显，但能察觉出来，当她说到发音以T开头的字时尤其如此。莱拉问察曼这是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说：“我想她一直是这样的。”

那个星期五下午，他们带着阿兹莎离开恤孤院，让她去跟在公共汽车站等他们的拉希德见上一面。看到他的父亲，察尔迈伊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在莱拉怀里扭来扭去。阿兹莎和拉希德打招呼的口气很生硬，不过并没有敌意。

拉希德说他们应该快点来，再过两个小时，他就得回去上班了。他在洲际饭店找了一份门卫的工作，这是他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工作时间是每周六天，从中午到晚上八点。拉希德的职责是替客人开车门和提行李，清扫偶尔溅在地上的液体。有时候，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自助式餐厅的厨师会让拉希德带一些剩菜回家——只要他不把这件事说出去。通常是一些浸在油里的冷肉丸，外壳变得又干又硬的炸鸡翅，变得难以嚼动的贝壳意粉，坚硬的、混着沙子的米饭。拉希德曾经答应莱拉，等他存够钱就把阿兹莎接回家。

拉希德穿着他的制服，酒红色的涤纶西装，白色的衬衣，用夹子夹住的领带，遮住他一头白发的大盖帽。穿着这身制服，拉希德仿佛变了一个人。他看上去脆弱而迷茫，几乎不露一点凶相，反而让人觉得他很可怜。就像一个对生活施舍给他的屈辱照单全收的人。一个老实得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佩的人。

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泰坦尼克城”。他们走进河床，两边是临时摆在干涸堤岸上的摊档。他们沿着桥边的阶梯朝下走，看到一个赤足的男人被吊死在起重机上，他的耳朵被切掉了，脖子垂在一根绳子的末端。他们走进了喀布尔河，周围到处是招徕生意的商人，兑换外币的人，满脸疲惫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卖香烟的小贩，还有一些蒙着脸的妇女将伪造的抗生素处方给过往的行人看，跟他们讨钱去开药。挥舞着皮鞭、嚼着烟草块的塔利班在泰坦尼克城里面巡逻，随时准备给那些放肆的笑声和未曾遮住的脸庞一点教训。

有个卖玩具的小摊夹在一个卖外套的地摊和一个卖假花的档口之间，察尔迈伊在玩具摊挑了一个橡胶篮球，上面画着黄色和蓝色的螺旋花纹。

“你挑一件吧。”拉希德对阿兹莎说。阿兹莎没有反应，她尴尬得浑身僵硬。“快点，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得上班了。”阿兹莎选了一个投币糖果机——投一枚硬币便会吐出一颗糖果，打开机器下面的小门便可以把硬币取出来。

当小贩说出价钱的时候，拉希德双眉一扬。他跟小贩讨价还价。最后，拉希德恶声恶气地对阿兹莎——好像跟他讨价还价的人是她——说：“把它放回去，我买不起。”

回去的路上，越接近恤孤院，阿兹莎的兴奋就减弱一分。她双手不再挥舞。她的脸色变得沉重。每次都是这样的。现在轮到莱拉说个不停了，玛丽雅姆也会插嘴说几句。莱拉会紧张地笑着，慌张地用一些漫无边际的话来填满那令人忧伤的安静。

后来，等到拉希德和他们道别、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之后，莱拉看着阿兹莎挥手和他们道别，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恤孤院后院的围墙走过去。她想起阿兹莎的口吃，想起阿兹莎刚才跟她谈到的断层和地壳深处猛烈的碰撞，想起她说有时候地面上的我们只感觉到一阵轻微的震动。

“走开，你！”察尔迈伊大喊。

“嘘，”玛丽雅姆说，“你在朝谁大喊啊？”

他伸出手指着。“那边。那个人。”

莱拉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房子的前门有一个人，斜倚在门口。当看见她们走过去时，他把脑袋扭开了。他松开抱在胸前的双臂，趔趄地向他们迈上几步。

莱拉站住了。

她喉咙发出一声哽咽。她的膝盖发软。莱拉突然想——突然需要——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臂，抓住她的肩膀，抓住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能够让她依靠。但她没有。她不敢。她丝毫不敢动弹。她不敢呼吸，甚至不敢眨眼，生怕他只是一个在远方闪闪发亮的奇迹，生怕他只是一个稍微扰动就会消失的脆弱幻景。莱拉纹丝不动地站着，看着塔里克，直到喘不过气来，直到眼睛一眨眼就发痛。而且，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吸了一口气、把眼睛闭上又睁开之后，他居然还奇迹般地站在那儿。塔里克依然站在那儿。

莱拉容许自己向他迈上一步。然后又是一步。又是一步。然后她跑了起来。

第四十三章

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把察尔迈伊带到楼上的房间。他拍了一会新买的橡胶篮球，先是在地板上拍，接着又对着墙壁拍。玛丽雅姆让他别玩了，但他知道自己可以不听玛丽雅姆的话，所以他继续拍着篮球，叛逆地盯着她的眼睛。他们推着他的玩具车，又玩了一会。那是一辆救护车，两边有红色的字母；他们两个人在房间里分开，来回推着它。

刚才，当他们在门口和塔里克见面时，察尔迈伊把篮球紧紧地抱在胸前，一根拇指伸进嘴里——他只有紧张的时候才会做出这个动作。他疑惑地打量着塔里克。

“那人是谁？”这时他说，“我不喜欢他。”

玛丽雅姆开始解释，说他和莱拉一起长大，但察尔迈伊打断了她的话头，要她把救护车掉个头，以便让车头对着他。等到玛丽雅姆这么做之后，他又说他想要篮球了。

“它在哪里？”他说，“亲爱的爸爸买给我的球在哪里？它在哪里？我想要它！我想要它！”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尖厉。

“它就在这里，”玛丽雅姆说，他哭了起来。“没有，它不见了，我知道的。我知道它不见了！它在哪里？它在哪里？”

“给你。”她说，把球从它刚才滚进去的壁橱中拿了出来。但察尔迈伊不停地叫骂，用拳头擂地，哭着说它不是那个球，它不可能是那个球，因为他的球已经不见了，这个是假的，他那个真的篮球哪里去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他不停地哭喊，莱拉只好上楼把他抱起来，摇晃着他，用手指抚摸他那头黑色的鬈发，擦干他沾满泪水的脸颊，在他耳边吧嗒舌头给他听。

玛丽雅姆在房间外面等着。从楼梯的上方，她只能见到塔里克的两条长腿，真的那条和假的那条，穿着卡其裤，伸展在没有铺地毯的地板上。到了这个时候，她才想起来那天她和拉希德去洲际饭店给扎里勒打电话时，为什么会觉得那个门卫很面熟。他当时戴着帽子和太阳镜，所以她没有早点想起来。但玛丽雅姆现在记得了，她记得九年前，那个人就坐在楼下，不断用手帕擦额头，跟她要水喝。现在她脑海中涌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些磺胺片也是骗局的一部分吗？他们中哪个人想到了这个谎言，编出了这些细节？拉希德花了多少钱请阿卜杜拉·沙里夫——如果他真的叫这个名字的话——来用塔里克已经死亡的故事摧毁莱拉？

第四十四章

莱拉

塔里克说他有个室友，室友的表哥曾经因为画火烈鸟而遭到公开的鞭打。他——那个表哥——对它们的爱好好像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画了整整一本写生簿，”塔里克说，“用油彩画了几十只火烈鸟，有的在湖里散步，有的在沼泽地晒太阳。还画了一些在落日下飞翔的。”

“火烈鸟。”莱拉说。她望着靠墙而坐的他，他那条完好的腿屈了起来。当早些时候朝他跑过去之后，她在前门有一种想摸摸他的冲动，现在这种冲动又出现了。此时此刻，她很想双手抱着他的脖子，把头埋在他胸前哭泣，用低沉而含糊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呼唤他的名字；但这种念头让她觉得很尴尬。她是否表现得太过急切了，她寻思，太过绝望了？也许是这样吧。但她情难自禁。现在她又想摸摸他了，想再次向自己证明他真的在这里，他不是梦，不是幽灵。

“真的，”他说，“火烈鸟。”

塔利班见到那些画的时候，塔里克说，看到那些鸟裸露的长腿，他们很生气。把那个表哥的双脚绑起来，用鞭子抽得他脚底出血之后，他们向他提供了一个选择：要么把画毁掉，要么把火烈鸟画得雅观一些。所以表哥拿起了画笔，给每一只鸟画上了裤子。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东西：伊斯兰教的火烈鸟。”塔里克说。

说完他们两人哈哈大笑，但是莱拉强行抑制住笑声。她为自己缺了一个门牙的发黄牙齿而感到脸上无光。为自己苍老的面容和肿胀的嘴唇感到羞愧。她希望刚才她有机会洗脸，哪怕梳理一下头发也好。

“但最得意的人是他，那个表哥，”塔里克说，“他用水彩画上了那些裤子。塔利班一走，他就把它们洗掉了。”他笑了起来——莱拉发现他自己也缺了一颗牙齿——望着自己的双手。“真的。”

他戴着毡帽，穿着登山鞋，黑色的羊毛衫塞进卡其裤的裤腰。他微笑着，慢慢点头。莱拉不记得他从前说话是不是这样的：“真的”这个词，若有所思的表情，手指在膝盖上搭成帐篷，连这点头的方式也是新的。如此成熟的词语，如此成熟的动作，她为什么会觉得吃惊呢？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塔里克，他是一个动作迟慢、笑容中带着疲惫的二十五岁的男人了。他很高，留了大胡子，比她梦到的他要瘦一些，但双手看上去很强壮，一双劳动者的手，布满了弯弯曲曲的血管。他的脸依旧瘦削而英俊，但肤色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浅了；他的额头有风吹雨打的痕迹，和脖子一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这是一个终于结束了劳累的漫长征途的旅人的额头。他的毡帽被推向脑袋后面，她能看出来他已经开始秃顶了。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比她记忆中的更加阴郁，更加苍白，或者这只是由于受到房间里光线的影响。

莱拉想起了塔里克的母亲，想起了她那从容不迫的举动、机灵的笑容和暗紫色的假发。也想起了他的父亲，想起了他那斜斜的目光和诙谐的个性。刚才在门口，莱拉泪如雨下，声音颤抖着，跟塔里克说起她还以为他和他的父母都已遇难，塔里克当时摇了摇头。所以现在她问他，他们——他的父母——过得怎么样。但塔里克望着地面，稍微有点心烦意乱地说：“过世了。”这时她后悔说了这句话。

“对不起。”

“嗯。是的。我也对不起你。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纸袋，把它递给莱拉。“阿里安娜送给你的礼物。”里面是一块用塑料袋包扎的奶酪。

“阿里安娜。这个名字真好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莱拉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别颤抖，“你的妻子啊？”

“我的山羊。”他带着期待的眼神冲她微笑，仿佛在等待她想起什么事情来。

然后莱拉想起来了。那部苏联电影。阿里安娜是船长的女儿，那个和大副谈恋爱的女孩。那一天，她、塔里克和哈西娜看着苏联的吉普和坦克离开喀布尔，那一天，塔里克戴了一顶搞笑的俄罗斯皮帽。

“我得把它系在插进地面的木桩上，”塔里克说，“还修了一道篱笆。因为有狼。我住在一个山脚的地方，附近有一片树林，估计有四分之一平方英里吧，主要是松树，也有一些冷杉和雪杉。那些狼主要生活在树林里，但一只喜欢到处乱晃的咩咩叫的山羊会把它们引出来。所以我修了篱笆，打了木桩。”

莱拉问他住在哪座山的脚下。

“皮尔潘甲山。在巴基斯坦，”他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叫穆里；那儿是个避暑胜地，距离伊斯兰堡一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有很多山和植物，有很多树，海拔很高。所以夏天很凉快。是一个旅游胜地。”

早在维多利亚时期，他说，因为那儿临近英国军队在拉瓦尔品第的司令部，英国人就把它建成避暑用的山区营地。人们还能看到一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残迹，塔里克说，茶馆啦，铁皮屋顶的平房啦，那些所谓别墅啦，诸如此类的东西。城市本身很小，但是很宜人。主干道叫做摩尔街，街上有一个邮局，一个市场，几家餐厅，还有一些靠出售绘了图案的玻璃和手工编织的地毯来敲诈游客的商店。还有一点很奇怪，摩尔街是单行道，一个星期车朝这个方向开，一个星期车朝另外一个方向开。

“当地人说爱尔兰有很多地方的交通也是这样的，”塔里克说，“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个好地方。生活很平淡，但我喜欢它。我喜欢在那儿生活。”

“和你的山羊。和阿里安娜。”

莱拉说出这句话，本意倒不是为了开玩笑，而是暗暗希望他会把话头接下去，说说还有什么人和他一起担心山羊会被狼群吃掉。但塔里克只是点点头。

“我也为你的父母觉得难过。”他说。

“你听说了。”

“我刚才跟几个邻居交谈过。”他说。他停顿了一会，莱拉心想还有哪个邻居会告诉他这些。“我一个人都没认出来。原来那些熟人，我是说。”

“他们全都走了。你认识的人没有一个留下来的。”

“我认不出喀布尔。”

“我也认不出，”莱拉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妈妈交了一个新朋友。”察尔迈伊在那天晚上说。塔里克已经离开，他们刚吃过晚饭。“一个男人。”拉希德抬起头。“真的吗？”

塔里克问他能否吸烟。

他们在临近白沙瓦的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住了一阵，塔里克一边说，一边把烟灰敲进碟子。他和他的父母到达时，已经有六万名阿富汗人生活在那儿。

“和其他一些难民营比起来，比如说连真主都唾弃的加洛扎难民营，它不算太糟糕，”他说，“我猜它曾经是某种模范难民营，早在冷战年代就建起来的，这是一个西方国家可以指着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向阿富汗输送的不仅仅是武器的地方。”

但那是苏联战争时期的光景，塔里克说，当时圣战组织抗击苏联，全世界对此都很关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来访也带来了大量的捐助。

“后来的情况你都知道的，莱拉。战争结束之后，苏联四分五裂，西方继续发展。阿富汗再也不值得他们下血本了，钱很快用完。现在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到处是帐篷、灰尘和敞开的下水道。我们到那边之后，他们交给我们一根木棍和一张帆布，要我们自己搭帐篷。”

塔里克说他们在纳西尔·巴格赫待了一年，印象最深的是那儿的颜色：褐色。“褐色的帐篷。褐色的人。褐色的狗。褐色的粥。”

他每天爬上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坐在树枝上，看着那些难民躺在阳光之下，伤口和残肢一目了然。他望着一些瘦小的男孩用汽油罐输送清水，收集狗屎用于生火，用钝刀雕刻木头的玩具冲锋枪，搬运一袋袋面粉，那些面粉已经结成硬块，谁都无法用它来做面包。风一吹过，整个难民营的所有帐篷就会噼啪作响。风儿还吹弯了随处可见的丛生杂草，吹起了在各处泥屋屋顶之上飘扬的风筝。

“很多孩子死掉了。痢疾，肺结核，饥饿——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多数死于该死的痢疾。真主在上，莱拉，我真的看到很多小孩被埋葬。一个人不可能看到比这个更糟糕的景象。”

他双腿架在一起。他们两人沉默了好一会。“我父亲没有熬过第一个冬天，”他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我想他走得很安详。”

就在那年冬天，他说，他母亲得了肺炎，差点死掉。难民营有一个由旅行车改装而成的流动诊所，幸好遇上流动诊所中的医生，否则他母亲就死定了。她整晚睡不着，发烧，不停地咳嗽，吐出铁锈色的浓痰。排队看那个医生的人很多，塔里克说。每个排队的人都在不停地发抖、呻吟、咳嗽，有的还大小便失禁，屎尿顺着大腿流下来，其他一些人则因为太累或者太饿而说不出话来。

“但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个医生。他给我母亲看病，给她一些药丸，在那个冬天救了她一命。” 也是在那年冬天，塔里克堵住了一个孩子。

“十二岁，也可能十三岁，”他语气平静地说，“我拿一块碎玻璃抵着他的喉咙，抢走了他的毛毯。我拿去给我母亲盖。”

他对自己发誓，塔里克说，等他母亲病好之后，他们将不会在难民营再过一个冬天。他将会工作，存钱，搬到白沙瓦，住进一套有暖气和自来水的公寓。春天来临，他开始找工作。有一辆卡车在每天清晨来到难民营，征集十几、二十个男孩，送他们到田地里搬石头或者到果园里摘苹果，付给他们一点钱，有时候是一条毛毯或者一双鞋。但他们从来不要他，塔里克说。

“只要看到我的腿，一切就没戏了。”也有别的工作。挖沟渠，盖泥屋，挑水，掏粪坑。但年轻人争着干这些活，塔里克从来没有机会。然后，在1993年秋天的某天，他遇到了一个开商店的。“他给我钱，请我带一件皮衣去拉合尔。钱不是特别多，但足够支付一两个月的房租。”那个店主给了他一张车票，塔里克说，还有一个地址，在拉合尔火车站附近，塔里克得把皮衣送到那儿交给店主的朋友。

“我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塔里克说，“他说如果被警察抓住了，我不能把他供出来，他还说我应该记住他知道我母亲住在哪儿。但报酬很优厚，我无法拒绝。而且冬天又快到了。”

“你走了多远？”莱拉问。

“没多远，”他说，语气中透露出一丝歉意和惭愧，“甚至还没坐上汽车。但我开始以为我没事的，你知道吗，我还觉得很安全。当时有个侦查这些事情的人不知道从哪儿冒过来，他的外貌像一个会计，耳朵上夹着一支铅笔。那人低头看了看，然后说：‘嗯，嗯，他可以带上这件东西。我们可以放它走。他已经付出一些代价了，这个人。’”那个警察用刀割开皮衣，缝在里面的大麻粉溅得满大街都是。说完这句话，塔里克又笑了，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笑得那么不确定；莱拉记得在他们小时候，每当他想遮羞或者为他做过的错事辩护时，他就会这样笑起来。

“他是一个瘸子。”察尔迈伊说。

“那么我猜的没错了？”

“他只是来坐坐。”玛丽雅姆说。

“闭嘴，你，”拉希德指着玛丽雅姆怒喝。他转向莱拉。“嗯，你都听到些什么了？赖里和玛姬浓重逢了。就像过去一样。”他的脸色变得冷冰冰。“这么说你让他进来了。进来这里。进来我的房子。他在这里，见到我的儿子。”

“你骗了我。你对我撒谎，”莱拉咬牙切齿地说，“你请那个人坐在我对面……你知道如果我以为他还活着，我就会离开。”

“难道你就没有对我撒谎？”拉希德咆哮起来，“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生的那个哈拉米？你真把我当白痴啊，你这个婊子？”

塔里克说得越多，莱拉越害怕他会停下来，越害怕随之而来的沉默，那意味着轮到她说话了，轮到她说起这些年来的经历，轮到她亲口说出他肯定已经知道的事情。每当他停顿下来，她总是感到一阵眩晕。她避开他的目光。她低头看着他的双手，看着离别这些年在他的手背上长出来的黑色的粗毛。

关于他坐牢那些年，塔里克没多说，就说他在里面学会了乌尔都语。莱拉问了起来，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这个姿势中，莱拉看见了生锈的铁栅、肮脏的身体、粗暴的男人、拥挤的监房和长满霉菌的天花板。从他脸上的沧桑，莱拉看得出那是一个卑劣、无耻和绝望的地方。

塔里克说在他被捕之后，他母亲试图联系上他。

“她来了三次。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她。”他说。

他给她写了一封信，之后又写了几封，尽管他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到不了她手里。

“我也给你写了信。”

“真的吗？”

“写了很多啊，”他说，“你的朋友鲁米说不定会妒忌我的高产呢。”然后他又笑了，这次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仿佛他既为自己的鲁莽感到吃惊，也为自己直承其事而觉得尴尬。

察尔迈伊在楼上大哭起来。

“那么，你们两个，”拉希德说，“又像过去一样了。我想你应该给他看了你的脸吧。”

“是的。”察尔迈伊说。然后，他对莱拉说：“你给他看了，妈妈。我看到了。”

“你的儿子不欢迎我嘛。”塔里克对回到楼下的莱拉说。“对不起，”莱拉说，“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别理他了。”察尔迈伊是一个孩子，一个爱戴他父亲的小男孩，他对这个陌生人的本能厌恶非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合情合理。想到这一点，莱拉有一种做错事和内疚的感觉，她匆忙转移了话题。

我也给你写了信。

写了很多啊。

写了很多啊。

“你在穆里住了多久？”

“还不到一年。”塔里克说。

他在狱中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交了朋友，他说，那人叫萨利姆，是巴基斯坦人，原来是曲棍球球员，多年来是监狱的常客，当时他因为刺伤一个便衣警察而被判了十年。每个监狱都有像萨利姆这样的人，塔里克说。这种人为人圆滑，而且门路很广，能够买通官员，替狱友办一些事情。这种人身边既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危险。萨利姆找人替塔里克在外面打听他母亲的情况。萨利姆让他坐下来，像父亲般用温和的口气告诉他，由于流落街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塔里克在巴基斯坦的监狱度过了七个年头。“我算判得轻的，”他说，“我比较走运。原来那个审理我的案件的法官娶了一个阿富汗的老婆。或许是他可怜我吧。我也不知道。”

2000年冬天，塔里克服刑期满，萨利姆把他兄长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塔里克。他兄长的名字叫萨伊德。“他说萨伊德在穆里开一家小旅馆，”塔里克说，“二十个房间和一个大堂，是个接待游客的小地方。他说告诉他是我让你去的。”塔里克一下车就喜欢上穆里：积雪压枝头的松树，寒冷而清爽的

空气，窗户紧闭的木屋，自烟囱袅袅升起的炊烟。在敲着萨伊德的房门时，塔里克曾经想：这个地方没有他所了解到的那种悲惨，生活的艰难和悲哀在这个地方全然成了天方夜谭。“我对自己说，这里是一个人们能够继续活下去的地方。”

萨伊德聘请塔里克看管大门和干一些杂活。第一个月是试用期，只拿一半薪水，他说他干得不错。塔里克说起这些的时候，莱拉仿佛看见了萨伊德；在她的想像中，他是一个眼睛很小、脸色红润的男人，站在住宿登记室的窗边看着塔里克劈柴和铲掉车道上的积雪。她仿佛看见萨伊德站在塔里克后面，弯下腰看着塔里克钻进一个水槽下面修水管。她仿佛看见他在柜台清点钱币。

塔里克的棚屋在厨师那间小小的平房旁边，他说。厨师是个好管闲事的年老寡妇，叫做阿狄芭。他们两人的栖身之所和酒店的主楼是分开的，中间隔着几株杏树，一张长椅，还有一个金字塔形状的石头喷泉。每到夏天，喷泉会整天往外冒水。莱拉似乎看见塔里克在他的棚屋之中，坐在床铺上，望着窗外郁郁苍苍的世界。

过了试用期之后，萨伊德付给塔里克全额的薪水，告诉他午餐不要钱，给了他一件羊毛外套，还给他做了一条新的假腿。塔里克说这个人的和善让他感动得流泪。

拿到第一个月的全额薪水之后，塔里克到市区去，买了阿里安娜。

“它的毛皮是纯白色的，”塔里克笑着说，“有时候，如果整天晚上都在下雪，第二天早晨你望出窗外，只能看见它的两只眼睛和一对鼻孔。”莱拉点点头。又是默默无语。楼上，察尔迈伊开始对着墙壁拍打篮球。

“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死了。”莱拉说。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莱拉说不出话来。她只得清了清喉咙，鼓起勇气。“前来谎报噩耗的那个人，他说得跟真的一样……我相信他了，塔里克。我希望我没有，但我确实相信他了。当时我觉得很孤独，很害怕。不然的话，我不会同意嫁给拉希德。我不会……”

“你不用这么做的。”他柔声说，避开了她的眼光。他坦诚地说出这句话，口气中并没有隐藏着责备或者怨怼。没有谴责。“但我答应他了。因为我嫁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事情你还不知道，塔里克。有个人你还不知道。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也坐下来跟他说话了吗？”拉希德问察尔迈伊。

察尔迈伊什么也没说。莱拉发现他眼里闪烁着犹疑的神色，仿佛刚刚才意识到他自己说出来的话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

“我在问你话呢，孩子。”

察尔迈伊吞了吞口水。他的目光游移不定。“我在楼上，和玛丽雅姆一起玩。”

“你母亲呢？”

察尔迈伊满怀歉意地看着莱拉，双眼充满了泪水。

“没关系，察尔迈伊，”莱拉说，“告诉他。”

“她……她在楼下，和那个人说话。”他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明白了，”拉希德说，“合谋好的。”

离开的时候，塔里克说：“我想见见她。我想看到她。”

“我会安排的。”莱拉说。

“阿兹莎。阿兹莎。”他微笑着，品味着这个名字。每当她女儿的名字从拉希德口中说出来，莱拉总觉得它很难听，甚至很下流。“阿兹莎。这个名字真美。”

“她的人也很美。你看到就知道了。”

“我迫不及待。”

将近十年过去，他们终于又见到对方了。他们在小巷幽会、偷偷接吻那些事全都在莱拉脑海中闪起。她想知道如今在他眼里她是什么样。他还觉得她很漂亮吗？或者他觉得她已经人老珠黄，是个忧心忡忡、动作迟缓的可怜老太婆？将近十年过去了。但是，和塔里克站在阳光之下，莱拉刹那之间觉得这些年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父母的死亡，和拉希德的婚姻，杀戮，火箭弹，塔利班，挨打，饥饿，甚至她的两个孩子，所有这些恍如一场大梦；这将近十年的光阴仿佛只是一条奇怪的时间岔道，隔开了最后相处的那个下午和重逢的这一刻。

然后塔里克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沉重。她认得这副表情。很多年前，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解下他的假腿，朝卡迪姆走过去，脸上挂着的也是这副表情。这时他伸出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嘴角。

“他竟然这样对你。”他冷冷地说。

在他的触摸之下，莱拉想起了他们怀上阿兹莎那个疯狂的下午。他的呼吸喷在她的脖子上，他屁股的肌肉绷紧又松开，他的胸膛压着她的乳房，他们的手指紧紧相扣。

“当时我把你带走就好了。”塔里克近乎呢喃地说。

莱拉只得垂下目光，努力让自己别哭起来。

“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结了婚的妇女和一个母亲。而我来到这里，隔了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来到你的门前。也许我这么做并不合适，或者不公平，但为了来探望你，我走了很长的路……唉，莱拉，我希望当时没有离开你。”

“别这样。”她哽咽着。“我应该努力争取。我应该把握机会，和你结婚。那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别这么说，求求你。这让我心痛。”

他点点头，向她迈上一步，然后自己站住了。“我不想采取什么行动。我不想扰乱你的生活，不想这样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如果你希望我离开，如果你希望我回去巴基斯坦，请你开口，莱拉。我说真的。请你开口，我一定走。我不会再次打扰你。我……”

“别！”莱拉的声音比她自己预想的还要尖锐。她看见自己伸出手，看见自己抓住他的手臂。她放下手。“别。别走，塔里克。别走。求求你留下来。”

塔里克点点头。“他每天中午到晚上八点去上班。明天下午你过来。我带你去见阿兹莎。”

“我并不怕他，你知道的。”

“我知道。你明天下午再来。”

“然后呢？”

“然后……我不知道。我得考虑。这……”

“我知道，”他说，“我能理解。我对不起你。我为很多事感到抱歉。”

“别这样。你答应过我你会回来的。你做到了。

”他双眼充满了泪水。“看到你真好，莱拉。

”她望着他走开，站在原地浑身发抖。她想，写了很多啊，然后又一阵冷战漫过她的身体。她心中涌起一阵悲哀而凄凉的感觉，但也升起一丝渴望，一丝不计后果的希冀。

第四十五章

玛丽雅姆

“我在楼上，和玛丽雅姆一起玩。”

“你母亲呢？”

“她……她在楼下，和那个人说话。”

“我明白了，”拉希德说，“合谋好的。”

玛丽雅姆发现他绷紧的脸松开了，他额头的皱纹变平了。他的眼神不再带着怀疑和忧虑。他直挺挺地坐着，坐了好一会，他只是显得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像一个获知手下即将叛变的船长在仔细考虑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他抬起头。玛丽雅姆想说些什么，但他抬起一只手，看都不看她一眼就说：“太迟了，玛丽雅姆。”他冷淡地对察尔迈伊说：“你到楼上去，孩子。”

在察尔迈伊的脸上，玛丽雅姆看到了惊慌的神色。他神经兮兮地看着他们三个。现在他察觉到他的告密已经让房间里充满了严肃——成人的严肃——的气氛。他沮丧而懊悔地看了玛丽雅姆一眼，然后看着他的母亲。

拉希德语气一变，厉声喝道：“快去！”

他抓住察尔迈伊的手肘。察尔迈伊温顺地让拉希德领着他走上楼梯。

她们——玛丽雅姆和莱拉——浑身僵硬地坐着，眼睛望着地面，仿佛彼此对望将会证实拉希德心中的猜测：当他为一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开门和提行李时，在他的家里，当着他心爱的儿子的面，一个猥亵的阴谋正在形成。她们两人也都没有说话。她们听着楼上走廊两种脚步声，其中一种沉重而隐含着不祥之兆，另外一种则像是小动物蹦蹦跳跳的走路声。她们听到几句低声的交谈，颤抖的哀求，严厉的斥责，门关上的响声，钥匙转动的咔嗒声。然后脚步声又响起了，这次显得更加焦躁。

拉希德走下来，玛丽雅姆看见他的脚沉重地踩在楼梯上。他看见他把钥匙放进口袋，看见他的皮带，打孔的一端紧紧地系在他的拳头上。那个仿黄铜的皮带头拖在他身后，随着他的脚步一蹦一跳。

她走过去拦住他，但他把她推开，从她身边走了过去。他一言不发，挥起皮带对着莱拉抽过去。皮带甩过去的速度很快，她来不及后退或者蹲下，甚至来不及抬手挡住。莱拉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太阳穴，看到了血迹，看到了拉希德，吓得呆住了。但她脸上这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只延续了一两秒钟，紧接着就被一种憎恨的神色取代了。

拉希德又挥起了皮带。

这次莱拉用小臂挡在身前，伸手去抓皮带。她没抓到，拉希德再次抽了过来。莱拉抓到了，但拉希德随即大喊一声，把它抽回去，又甩了她一下。然后莱拉在房间里跑了起来，玛丽雅姆边跑边哭喊着说话，苦苦哀求拉希德，拉希德则追逐着莱拉、挡住她的去路，不停地用皮带抽她。莱拉有一次蹲身躲开，挥起拳头打在他的耳朵上；这让拉希德破口大骂，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打她。他抓住她，把她举起来，向墙壁撞去，用皮带一次又一次地抽她，皮带头打中她的胸膛、她的肩膀、她抬起的手臂和她的手指，无论打中哪里，总是打得莱拉鲜血直流。

玛丽雅姆已经数不清莱拉被皮带打中多少次了，也数不清她已经哀求拉希德多少次，更数不清她有多少次扑到咬牙切齿、挥舞着拳头和皮带的拉希德身边，然后看见十根手指抓着拉希德的脸，断裂的指甲挖着他的下颚、拖着他的头发和抓着他的额头。过了很久她才又惊又喜地发现，那些手指竟然是她自己的。

他放过了莱拉，转而对付她。开始，他迷茫地看着她，然后他眼睛眯了起来，专注地打量着玛丽雅姆。他的双眼先是露出迷惑的神色，接着是震惊、愤怒，甚至还有一闪而过的失望。

玛丽雅姆想起她第一次看到这双眼睛，在婚纱之下，在镜子之中，伴随着扎里勒的注视，他们的目光在玻璃镜中相遇，他的很冷漠，她的则温顺而服从，甚至还带着歉意。

歉意。

现在，同样面对这双眼睛，玛丽雅姆发觉她曾经是多么愚蠢。

她是一个狡诈的妻子吗？她问自己。自满的妻子？声名狼藉的女人？不值得信任？下流？这个恶毒的男人一次又一次地殴打她，经年累月地折磨她，她又何曾做过什么蓄意伤害他的事？当他生病的时候，她难道没有端药送饭吗？她没有做饭给他吃，给他的朋友吃，老实本分地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吗？

难道她没有把青春献给这个男人吗？

难道她活该受他这么卑鄙的对待？

拉希德把皮带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然后朝她走过来。那声巨响说，他将要空手来对付她。

但是，正当他试图把她压倒，玛丽雅姆看见莱拉在他身后，从地面上捡起了一件东西。她看见莱拉的手高高举起，停在头顶，然后猛然朝他的脑袋砸下去。玻璃碎裂，玻璃水罐参差不齐的碎片纷纷撒落在地面。莱拉手上有血，鲜血从拉希德脸颊上的伤口流出来，流到他的脖子上，流到他的衬衣上。他转过身，咬紧牙齿，双眼放出凶光。

他们——拉希德和莱拉——摔倒在地上，相互扭打。结果拉希德压在上面，双手扼住莱拉的脖子。

玛丽雅姆抓他。她捶打他的胸膛。她用自己的身体去撞他。她使劲想掰开他扼住莱拉脖子的手指。她咬它们。但它们依然紧紧地掐着莱拉的气管，玛丽雅姆看出他并不打算松手。

他打算扼死她，她们两人对此无计可施。

玛丽雅姆后退几步，离开了客厅。她听见楼上传来一阵啪啪声，她知道那是一双小手在拍打着锁上的房门。她奔过走廊。她从前门冲出去。穿过院子。

在工具棚屋中，玛丽雅姆抓起了一把铁锹。

拉希德并没有发现她已经回到客厅。他仍压在莱拉身上，疯狂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他的双手卡住她的喉咙。这时莱拉的脸色已经变紫，翻着白眼。玛丽雅姆看到她已经不再挣扎了。他就要杀死她了，她想，他真的要杀死她。玛丽雅姆不能也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结婚二十七年来，他已经从她这儿夺走太多。她不会看着他把莱拉也抢走。

玛丽雅姆站稳了脚步，双手抓紧了铁锹的把手。她举起它。她喊了他的名字。她想要他看着。

“拉希德。”

他抬起头。

玛丽雅姆挥了过去。

她打中他的太阳穴。打得他从莱拉身上滚下来。

拉希德用他的手掌去摸自己的脑袋。他看着指尖上的血滴，然后看着玛丽雅姆。她觉得她看到他的脸色变得柔和了。她幻想他们之间有了某种交流，幻想这一下也许真的把他的脑袋给打醒了。也许他也从她脸上看到某些神情，玛丽雅姆想，某些让他望而却步的神情。也许他终于有点明白，玛丽雅姆要付出多少自我否定、牺牲和心血，才能够默默地忍受他的呵责和暴力、他的鸡蛋里挑骨头和他的卑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这么多年。她在他眼中看到的是尊敬吗？是后悔吗？

但是他的上唇向上翘，露出恶毒的狞笑；玛丽雅姆立即明白，如果她不完成这件事，那么将会前功尽弃，甚至将会对不起莱拉。如果她容许他现在走开，他需要多久来把口袋里的钥匙掏出来，走到楼上，打开他关住察尔迈伊的房间，拿出那把手枪呢？要是确定他一枪把她自己打死就会心满意足，确定他有可能会放过莱拉，那么玛丽雅姆说不定会放下铁锹。但从拉希德的眼神，她看得出来他想杀了她们两个。

所以玛丽雅姆高高地举起了铁锹，拼命地把它高高举起，拼命地将它向后面伸出，乃至铁锹碰到了她的后腰。她转动铁锹，让锐利的边缘垂直于自己的腰部；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突然想起，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

打定主意之后，玛丽雅姆把铁锹砸了下去。这一次，她使尽了浑身的力气。

第四十六章

莱拉

莱拉意识到自己上方有一张脸，她清楚地察觉到那些牙齿、烟草味和恶狠狠的眼睛。她也迷迷糊糊地意识到玛丽雅姆的存在，在那张脸之外，她的拳头雨点般落下来。他们之上是天花板，莱拉觉得天花板越来越近，布满天花板的黑色斑点像是裙子上的墨迹，而灰泥上的裂缝则是冷漠的微笑或者紧皱的眉头，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站在房间的哪一头看着它。莱拉想起了曾经有多少次她把一块破布绑在扫把的末端，用它来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她和玛丽雅姆曾三次给它涂上白色的油漆。现在那道裂缝不再是一个笑脸了，而是变成了一道嘲弄而鄙夷的目光。它消失了。天花板抖动着，越来越高，离她越来越远，向着一片模糊不清的阴暗飞升而去。它不断地抬升，直到缩小得只有邮票那么大，它是白色的，发出明亮的光芒，而它周围的一切都被黑暗遮蔽了。在黑暗中，拉希德的脸像是太阳的黑点。

这时，她眼前闪起一些短暂而刺眼的光芒，就像银色的星星正在爆炸一样。光线中出现了各种奇怪的几何图案，蠕虫，鸡蛋状的东西，上下左右移动，彼此融合在一起，裂开，变成其他东西，然后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

她听到的说话声模糊而遥远。

在她眼睑之后，两个孩子的面孔闪了出来。阿兹莎惊慌的脸、压抑的脸、会意的脸、诡秘的脸。察尔迈伊极其渴望地抬头看着他父亲的脸。

就这样结束了，莱拉心想。这是一个多么可惜的结局啊。

但随后黑暗渐渐散去。她感觉有人把她扶起来，把她抱起来。天花板慢慢降下来，慢慢变大，现在莱拉又能看见那道裂痕了；它依然是那个呆滞的笑容。

有人在摇晃着她。你没事吧？回答我，你没事吧？玛丽雅姆的脸，满是伤痕，忧心忡忡，在莱拉脸上盘旋。

莱拉吸了一口气。这让她喉咙发痛。她又吸了一口气。这次痛得更厉害了，不止喉咙，连胸口也发痛。然后她不停地咳嗽和喘息。张开嘴巴吸气。不断地吸气。她那只完好的耳朵嗡嗡响。

她坐起来，最先看到的是拉希德。他仰面躺着，嘴巴张开，眼睛眨也不眨，眼神空荡荡的。一丝淡红色的泡沫从他的嘴巴流下他的脸颊。他裤子的前面是湿的。她看到他的额头。

然后她看见了铁锹。

她发出一声呻吟。“啊，”她嗓音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啊，玛丽雅姆。”

莱拉走来走去，口中喃喃自语，双手不停地相互撞击；玛丽雅姆则镇静地坐在拉希德身旁，一动不动。玛丽雅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

莱拉唇干舌燥，说话结结巴巴，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她强迫自己别去看拉希德，别去看他那张开的嘴巴、睁开的眼睛，别去看他锁骨凹陷处正在凝结的血块。

屋外，光线渐渐消逝，天色暗了下来。在这黄昏的光芒中，玛丽雅姆的脸庞显得又瘦又长，但她并没有流露出激动或惊惶，她只是神情专注，心事重重，浑然忘我，连下巴停了一只苍蝇也丝毫没有反应。她只是咬着上唇，坐在那儿；她沉思的时候总是这副样子。

她终于说话了：“坐下，亲爱的莱拉。”

莱拉听话地坐下了。

“我们得把他搬走。不能让察尔迈伊看见这些。”

玛丽雅姆从拉希德的口袋掏出房间的钥匙，然后她们用床单把他裹起来。莱拉把手伸到他的膝盖后面，抱着他的双脚，玛丽雅姆则抓住他的腋下。她们试图把他抬起来，可是他太重了，结果她们只好把他拖走。她们拖着他穿过前门，走进院子，拉希德的双脚被门框卡住了，他的腿弯向一旁。她们只得走回去，再次试着把他拖起来；然后楼上传来一声巨响，莱拉双腿发软。她倒在拉希德身边。她趴在地上，啜泣着，浑身颤抖。玛丽雅姆只好站在她身边，双手叉腰，说她必须坚强一点。说事情既然做了就做了。

过了一会，莱拉站起来，擦掉脸上的眼泪，和玛丽雅姆一起，顺顺当当地把拉希德拖到院子里。她们把他拖进工具棚屋。她们把他藏在工作台之后，工作台上摆着一把锯子、几枚铁钉、一把凿子、一把铁锤，还有一块圆柱体形状的木头。拉希德本来打算为察尔迈伊把这块木头雕刻成某种东西，但他一直没有完工。

然后她们再次走进屋子。玛丽雅姆洗净双手，用它们抹了抹头发，深深吸一口气，然后将它呼出来。“让我来看看你的伤口。你身上到处都破了，亲爱的莱拉。”

那天晚上，玛丽雅姆说她要考虑一些事情。她要把思绪理清楚，想出一个计划。

“肯定有办法的，”她说，“我只要找到这个办法就行了。”

“我们必须离开！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莱拉心碎地说，她的嗓音很嘶哑。她突然想到铁锹打中拉希德的脑袋肯定发出很响的声音。她的身体向前倾斜，胆汁涌了上来。

玛丽雅姆耐心地等待着，直到莱拉感觉好一些。然后她让莱拉躺下，轻轻抚摸着莱拉的头发。玛丽雅姆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说他们应该离开——她，莱拉，两个孩子，还有塔里克。他们将会离开这座房子，离开这个悲伤的城市。他们将会彻底离开这个让人绝望的国家，玛丽雅姆一边说，一边用手梳理着莱拉的头发。她说他们应该去一个遥远而安全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们的地方，去一个能够摆脱过去、找到栖身之所的地方。

“去一个有树的地方，”她说，“是的。一个有很多树的地方。”

她们将会去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住进一座小小的房子，玛丽雅姆说，或者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那儿的道路很狭窄，而且没有铺路面，但是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草丛。也许那儿还有一条小径，一条通向草地的小径，孩子们可以在草地上玩耍；又或许那儿有一条铺了沙砾的道路，她们可以沿着那条路，来到一个澄蓝的湖泊，鲑鱼在湖里游泳，湖面上生长着芦苇。她们将会喂养绵羊和小鸡，她们将会一起做面包，教两个孩子读书识字。她们将会过上新的生活——安宁的、孤独的生活，卸下长久以来所承受的重负，过上幸福的小康生活。

莱拉满怀希望地喃喃自语。她知道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困难，但这些是令人愉快的困难，她们将会解决这些困难，将会像对待传家宝一样珍重这些困难，将会从中获得她们的尊严。玛丽雅姆慈祥的柔和声音再次响起，宽慰着莱拉。肯定有办法的，她将会说，等到第二天早晨，玛丽雅姆将会跟莱拉说她们需要做些什么事，她们将会完成它；也许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她们已经踏上了一条通往新生活的道路，她们将会知难而上，去拥抱充满各种可能性和欢乐的生活。莱拉感激玛丽雅姆清楚而镇定地，为了她们两个人的将来而安排了这一切。她自己则心绪不宁，头脑一团糟。

玛丽雅姆站起来。“你应该去照顾你的儿子了。”莱拉从未曾在人类的脸孔上见过像她那么严肃的表情。

房间一片漆黑，莱拉发现他蜷曲着躺在床垫上拉希德先前睡的那

一边。她钻进被窝，在他身边躺下，拉过一条毛毯，盖住了他们两人。“你睡着了吗？”他没有把脸转过来对着她。他说：“我睡不着。亲爱的爸爸还没有

念驱赶巴巴鲁[1]的经文给我听。”

“今晚我来念给你听吧。”

“你讲的没他好。”

她捏了捏他那小小的肩膀，在他脖子背面亲了一下。“我可以试试嘛。”

“亲爱的爸爸哪里去了？”

“亲爱的爸爸已经走掉了。”莱拉说，她的喉咙又哽住了。

就这样，她第一次说出了这个该死的谎言。这个谎言，她将会说上多少次？莱拉悲哀地想。她能够蒙骗察尔迈伊多少次？她想起了从前，每当拉希德回家，察尔迈伊会兴奋地朝他跑过去；拉希德会抓住他的上臂，把他提起来，不停地转着圈子，直到察尔迈伊的双脚笔直地飞了起来；然后察尔迈伊会站立不稳，像醉汉那样跌跌撞撞，他们两人会咯咯笑个不停。她想起了他们的胡闹、放纵的笑声和神秘的眼神。

莱拉为儿子感到一阵羞愧和悲哀。

“他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乖孩子。”

他什么时候回来？亲爱的爸爸回来的时候会带着礼物吗？

莱拉和察尔迈伊一起念了经文。二十一声“奉慈悲的安拉之名”——每一声代表七根手指的每一个指节。她看着他捧起双手放在面前，对着它们吹了一口气，然后把两只手的手背放在额头上，做了一个扔东西的动作，嘴里念念有词：巴巴鲁，走开，别来找察尔迈伊，他跟你没有关系。巴巴鲁，走开。然后，为了完成这个仪式，他们会说三次“真主伟大”。后来，夜阑更深的时候，莱拉被一个低微的声音吓了一跳：亲爱的爸爸是因为我才走的吗？是因为我说的话，因为我说了你和楼下那个男人的事情才走的吗？

她朝他侧过身去，正打算安慰他，正打算说跟你没有关系，察尔迈伊。跟你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错。但他已经睡着了，小小的胸膛不停地一起一伏。

睡觉的时候，莱拉的头脑还是一片混乱，无法冷静地进行思考。但当她被早晨的祷告钟声唤醒时，心情已经开朗很多了。

她坐起来，看着入睡中的察尔迈伊，他的拳头抵着下巴。她想像昨天半夜玛丽雅姆悄悄溜进他们的房间，一边看着熟睡的她和察尔迈伊，一边在心中盘算对策。

她滑下床。她费了好大劲才站起来，身上到处发痛。她的脖子、肩膀、后背、手臂和大腿上都有拉希德的皮带头打出来的伤口。她忍着痛楚，安静地离开了房间。

玛丽雅姆的房间有些阴暗，这种蒙蒙亮的光线总是让莱拉想起啼叫的公鸡和玻璃窗上滴下来的露珠。房间的一角，玛丽雅姆坐在祷告用的毛毯上，脸朝窗口。莱拉慢慢地蹲下身体，坐到她对面。“你今天早上应该去探望阿兹莎。”玛丽雅姆说。“我知道你要我去干什么。”

“别走路去。坐公共汽车，你可以混上去的。出租车太引人注目了。你肯定会因为一个人乘坐而被拦下的。”

“你昨晚所做的承诺……”莱拉无法说完这句话。树木，湖泊，无名的村庄。她明白这些是一个幻境。一个意在安慰她的谎言。就像哄一个难过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你将要过上那种生活。”玛丽雅姆说，“那是你将要过的生活，亲爱的莱拉。”

“如果没有你，我不要那种生活。”莱拉哽咽着说。玛丽雅姆惨然一笑。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玛丽雅姆，我们大家一起走，你，我，两个孩子。塔里克在巴基斯坦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边躲避一阵，等到事情平息下去……”

“那不可能。”玛丽雅姆耐心地说，像一个母亲劝说一个好心但糊涂的孩子。“我们将会相互照顾，”莱拉泣不成声地说，双眼充满了泪水，“就像你说过的。不。如果你跟我们一起走，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唉，亲爱的莱拉。”

莱拉继续磕磕巴巴地说着。她乞求。她许诺。她会包下所有清扫房间的活儿，她说，加上做饭。“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再也不用做了。你可以休息，睡觉，种花。无论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只要开口，我肯定会把它找来给你。别这样，玛丽雅姆。别离开我。别让阿兹莎伤心。”

“偷面包会被他们砍掉双手，”玛丽雅姆说，“你想想看，要是发现一个丈夫死了，两个妻子不见了，他们会怎么做？”

“没有人会知道，”莱拉低声说，“没有人会找到我们。”

“他们会的。迟早的事情。他们是猎犬。”玛丽雅姆的声音低沉而警惕，这让莱拉的承诺显得荒唐、虚伪和愚蠢。“玛丽雅姆，拜托……”

“如果他们发现了，你将会和我一样，逃不过他们的处罚。塔里克也一样。我不会让你们两个过着亡命天涯的生活。如果你们被逮住了，你们的孩子该怎么办？”莱拉双眼刺痛，泪如泉涌。“到时谁来照顾他们？塔利班？为你的孩子考虑，亲爱的莱拉。为你的孩子考虑。别管我。”

“我做不到。”

“你必须做到。”

“这不公平。”莱拉哭泣着说。“但这很公平。过来。来，躺在这边。”

莱拉向玛丽雅姆爬过去，再次把头枕在她的大腿上。她记得所有那些共同度过的下午，她们相互给对方扎辫子，玛丽雅姆耐心地听着她随口说出心中的想法或者寻常的故事，一副满怀感激的样子，仿佛很感谢莱拉把她当成一个独特而亲密的人。

“这样很公平，”玛丽雅姆说，“我杀了我们的丈夫。我夺走了你儿子的父亲。我不该逃跑。我不能逃跑。就算他们抓不到我，我也永远……”她的嘴唇颤抖着，“我也永远逃不过你儿子的悲哀。我如何能面对他？亲爱的莱拉，我如何能够鼓起勇气来看他？”

玛丽雅姆捻起莱拉的一绺头发，把粘在一起的鬈发分开。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终点。我已经无欲无求。我小时候所渴望的一切，你们都已经给了我。你和你的两个孩子已经让我感到如此的幸福。没关系的，亲爱的莱拉，没关系的。别难过。”

莱拉不知道该如何理智地回答玛丽雅姆所说的话。但她只顾断断续续地、孩子气地胡言乱语，说什么水果树等着玛丽雅姆去种、小鸡等着玛丽雅姆去养。她继续说着什么无名小镇的小房子、散步到生满鲑鱼的湖泊之类的话。到了最后，她的话都说完了，眼泪却还流个不停，莱拉只好投降放弃，像一个孩子被大人无懈可击的逻辑压倒那样哭了起来。她只能蜷起身体，最后一次把脸埋在玛丽雅姆温暖的大腿之中。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玛丽雅姆收拾了一些面包和晒干的无花果给察尔迈伊当午餐。她也给阿兹莎一些无花果和几块动物形状的饼干。她用纸袋把这些食物装起来，交给莱拉。

“替我亲亲阿兹莎，”她说，“跟她说她是我的眼睛之光，是我的心灵之王。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莱拉双唇紧闭，点了点头。

“听我的话，坐公共汽车去，一路低着头。”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玛丽雅姆？我想在出庭作证之前看到你。我将会告诉他们那是怎么发生的。我将会解释那不是你的错，你只能那样做。他们会理解的，你说呢，玛丽雅姆？他们会理解的。”

玛丽雅姆柔和地看着她。

玛丽雅姆在察尔迈伊身前蹲下。他穿着红色的恤衫，破旧的卡其裤，和一双拉希德从曼戴伊市场买给他的旧牛仔靴。他双手抱着那个新买的篮球。玛丽雅姆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但愿你成为一个强壮的好男孩，喏，”她说，“要好好对待你母亲。”她捧起他的脸。他后退，但她依然捧着。“很抱歉，亲爱的察尔迈伊。我给你带来那么多痛苦和悲伤，我真的很抱歉。”

莱拉握着察尔迈伊的手，两人一道沿着街道走下去。就在他们拐弯之前，莱拉回头看，见到玛丽雅姆站在门口。玛丽雅姆头上蒙着白色的围巾，穿着前面有一排纽扣的深蓝色毛衣，和一条白色的棉布裤子。一些灰白的头发散落在她额前。几缕阳光洒落在她的脸庞和肩膀上。玛丽雅姆依依不舍地挥了挥手。

他们转过拐角，莱拉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玛丽雅姆。

[1]巴巴鲁，吃小孩的恶魔。

第四十七章

玛丽雅姆

所有这些年过去之后，仿佛又回到了泥屋。

瓦拉雅特女子监狱是一座方方正正的褐色建筑，位于沙里诺区，临近小鸡街道。它位于一座更大的男子监狱中央。一扇上了锁的门将女子监狱和外面的男子监狱隔开。玛丽雅姆数出那儿有五间监房。这些监房里面都没有家具，只有灰泥剥落的肮脏墙壁和开向院子的小小窗户。窗口被封起来了，但监房的门并没有上锁，这些女人可以随意进出院子。那些窗户没有玻璃，也没有窗帘，这意味着在院子里巡逻的塔利班能够看到监房里面的情况。有几个女人抱怨这些卫兵在窗外吸烟，带着淫笑和猥亵的目光朝里面看，还相互拿她们开一些下流的玩笑。由于这个原因，多数女人整天都穿着布卡，只有等到太阳下山、大门锁上、士兵出去站岗之后才把它们脱下。

玛丽雅姆和五个女人、四个孩子共居一室。入夜之后，她所在的监房一片漆黑。在那些有电的夜晚，她们会把娜格赫玛举到天花板。娜格赫玛是个身材矮小、胸前扁平的女孩。天花板上有一根绝缘外衣被剥掉的电线。娜格赫玛会用手把电线接上电灯泡的底座，然后打开开关。

监房里面的厕所很小，水泥地面也已经裂开。地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洞底是一堆粪便。苍蝇嗡嗡地在洞口飞进飞出。

女子监狱中央是一个露天的长方形院子，院子中央是一口水井。水井没有排水口，这意味着院子里通常积满了水，井水有一股腐烂的味道。院子里拉满了相互交叉的晾衣线，上面挂着手洗的袜子和尿片。这里也是女囚会见访客的地方，她们就在这儿用亲友买来的大米煮饭——监狱不提供食物。这个院子也是孩子们的游乐场——玛丽雅姆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孩子是在瓦拉雅特里面出生的，从来没有见过高墙之外的世界。玛丽雅姆看着他们相互追逐，看着他们没穿鞋子的脚丫踩进泥土。瓦拉雅特弥漫着屎尿的臭味，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臭烘烘的，但他们对此毫不在乎，也不理会那些塔利班士兵，只顾整天跑来跑去，乐此不疲地玩游戏，直到被塔利班殴打方肯罢休。

没有人来探望玛丽雅姆。这是她向这儿的塔利班办公室提出的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要求：别让人来探望她。

玛丽雅姆监房里的那些女人没有一个是因为犯了暴力罪而服刑的——她们背着诸如“离家出走”之类的常见罪名。因此，玛丽雅姆在她们之中获得了一些威望，成为某种杰出人士。那些女人崇敬地、甚至惧怕地看着她。她们把自己的毛毯给她。她们竞相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最为热切的是娜格赫玛，她总是拉着玛丽雅姆的手；无论玛丽雅姆走到哪儿，她总是跟着她。娜格赫玛是那种以传播倒霉事为乐的人，不管那倒霉事是别人的还是她自己的。她说她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三十来岁的裁缝。

“他有一股屎味，牙齿比手指还少。”娜格赫玛这么形容那个裁缝。

她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人是当地一个毛拉的儿子。他们试图私奔到加德兹，但还没走出喀布尔就被抓住了。被送回家之后，毛拉的儿子受不了鞭刑，后悔莫及的他反咬娜格赫玛一口，说娜格赫玛用她的女性魅力勾引他。她对他下了蛊，他说。他承诺自己将会重新献身于研读《古兰经》。毛拉的儿子被释放了。娜格赫玛被判了五年徒刑。

娜格赫玛说把她关进监狱正合她的心意。她的父亲发了毒誓，说等到她释放那一天，他将会用一把刀子切开她的喉咙。

听着娜格赫玛说起这个故事的时候，玛丽雅姆想起多年以前的一个早晨。当时沙菲德山上寒星点点，天空中飘过几抹粉红色的云朵，娜娜对她说：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玛丽雅姆。

玛丽雅姆的案子上个星期已经审判了。没有法律顾问，没有公众听证，没有核实证据，也不能上诉。玛丽雅姆放弃了请人作证的权利。整个审判过程不到十五分钟就结束了。

中间那个瘦弱的塔利班是主审法官。他瘦得离谱，皮肤枯黄，留着一把卷曲的红色胡子。他戴着的眼镜放大了他的眼睛，人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的眼白是黄色的。他的脖子细小得似乎连精心系起来的头巾也支撑不住。

“你承认这一点吗，夫人？”他有气无力地又问了一句。

“我承认。”玛丽雅姆说。

那人点点头。或许他没点头。这很难分辨；他的手抖得发出声音，他的头让玛丽雅姆想起法苏拉赫毛拉的战栗。喝茶的时候，他没有伸出手去拿杯子。他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男人做了个手势，那人毕恭毕敬地把茶杯端到他嘴边。然后，这个塔利班闭上眼睛，什么话也没说，优雅地做了个表示感谢的手势。

玛丽雅姆发现他很能打消人们的戒备。他说话的口气带着一丝圆滑和亲切。他的微笑很从容。他从不厌恶地看着玛丽雅姆，也从不咒骂或指责她，总是用带着歉意的柔和语调和她说话。

“你完全明白你所说的话吗？”说话的不是端茶那个人，而是法官右边那个面容瘦削的男人。这人是他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语速很快，口气武断而傲慢。玛丽雅姆没说普什图语，这让他很生气。他用棍子打了玛丽雅姆一下。他和那些大权在握的好斗年轻人是同类，他们无论看到什么都觉得不顺眼，仿佛审判别人是他们天生的权利。

“我确实明白。”玛丽雅姆说。

“我有点奇怪，”这个年轻的塔利班说，“真主将我们造得不一样，你们女人和我们男人。我们的大脑不一样。你们无法像我们一样思考。西方的医生和他们的科学都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如果证人是男的，我们只要一个就够了，如果是女的就要两个。”

“我承认我杀了他，兄弟，”玛丽雅姆说，“但是，如果我不杀了他，他会杀死她。当时他掐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说的。但是，女人说的话怎么能做得了准呢。”

“我说的是真话。”

“你有证人吗？除了你的姐妹之外？”

“没有。”玛丽雅姆说。“那好。”那人抬起手，狞笑起来。

这时那个生病的塔利班说话了。

“我在白沙瓦有个医生，”他说，“一个很好的巴基斯坦小伙子。一个月前我去找他看病，上个星期也去了，我说，跟我说真话，朋友，他对我说了，三个月，毛拉老爷，最多六个月——当然，这些都是真主的旨意。”

他会意地朝左边那个宽肩膀的人点点头，又喝了一口那人端在他嘴边的茶。他颤抖着用手背擦了擦嘴巴。“我并不害怕结束这种生活，我惟一的儿子五年前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在心碎之后，我们还得忍受一次又一次的悲伤。我并不害怕，我相信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会很高兴地离开。

“我所害怕的，夫人，是真主将我召唤到他跟前，问我：你为什么不依照我的吩咐行事，毛拉？你为什么不听从我的律法？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夫人？我该如何为自己没有听从他的命令辩解呢？我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在真主赐给我们的时间中，遵从他为我们设置的法令。我对我的结局看得越清楚，夫人，我就越接近我接受审判的日子，我执行他的旨意的决心就越大。不管执行他的旨意有多么困难。”

他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露出痛苦的神色。

“你说你丈夫脾气不好，这一点我相信你，”他接着说，戴着眼镜的眼睛看着玛丽雅姆，目光既严肃又同情，“但我忍不住为你的粗暴行为感到震惊，夫人。你做过的事让我很为难，你做这件事时，他的儿子在楼上为他哭喊，这一点也让我为难。

“我心力交瘁，来日无多，我希望自己仁慈一些。我想宽恕你。但如果真主召唤我，并对我说：难道轮到你来宽恕吗，毛拉，我该怎么回答？”

他的同伴点点头，钦佩地看着他。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邪恶的女人，夫人。但你做了一件邪恶的事。你必须为你做过的这件事付出代价。伊斯兰法对此有很明确的规定。它说我必须把你送去那个我很快会追随你而去的地方。

“你听明白了吗，夫人？”

玛丽雅姆低头望着自己的双手。她说她听明白了。

“但愿安拉宽恕你。”

在把玛丽雅姆带走之前，他们给了她一份文件，要她在自己的供词和毛拉的判决之下签字。在这三个塔利班的注视下，玛丽雅姆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玛，丽，雅，姆。签名的时候，她想到上一次在文件上签名是在二十七年之前，在扎里勒的桌子上，在另一个毛拉关切的注视之下。

玛丽雅姆在监狱待了十天。她坐在监房的窗边，望着院子里的监狱生活。当夏风吹起时，她看着一些碎纸片在风中疯狂地旋转，一会朝这边飘动，一会朝那边飘动，飘过监狱的高墙。她看见风儿卷起尘土，卷着它猛烈地旋转着扫荡过院子。每个人——那些卫兵、囚犯、孩子和玛丽雅姆——都降低脑袋，抬起手臂挡在面前，但却挡不住尘土。风儿把尘土吹进他们的耳道和鼻孔之中，吹落在他们的睫毛之上，吹进他们的嘴巴之内。只有到了黄昏，风儿才会平息。如果夜里刮起和风，它会轻柔地吹拂着，好像为了弥补它的同胞白天的过错一样。

玛丽雅姆在瓦拉雅特的最后一日，娜格赫玛给了她一个橘子。她把橘子放在玛丽雅姆的手中，让她的手指握紧它。然后她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她说。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玛丽雅姆在铁窗旁边看着外面的囚犯。有人在煮牛肉，一股带着孜然香味的炊烟和热气从窗口飘进来。玛丽雅姆能看见几个孩子在玩蒙眼睛游戏。两个小女孩唱着一首歌，玛丽雅姆记得她小时候听过，记得当时她和扎里勒坐在溪边的石头上钓鱼，他唱了这首歌给她听：

盆儿盆儿像百合

安然伫立泥路旁

鱼儿盆沿来解渴

掉进水里扑通响

最后那个晚上，玛丽雅姆做了一些并不连贯的梦。她梦见一些石头，总共十一块，排成一列。扎里勒又变得年轻了，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下巴笑出一道缝，身上有几块汗渍，外套甩在肩膀上；他终于开着那辆闪亮的别克路王轿车来接走他的女儿了。法苏拉赫毛拉转动念珠，和她一起沿着山溪走，他们两人的影子滑过水面，滑过长满青草的溪岸，溪岸上散落着一些蓝紫色的野生鸢尾花，在梦中，它们发出丁香的芬芳。玛丽雅姆还梦到娜娜站在泥屋的门口，用听起来微弱而遥远的声音呼唤她回家吃晚饭；而她则在一片凉爽的杂草丛中玩耍，那儿有慢慢爬行的蚂蚁、匆匆移动的甲虫和到处跳来跳去的蚱蜢。有人费劲地推着一辆独轮车沿着泥路上山，发出辘辘的声音。牛脖子上的铜铃叮当、叮当响。绵羊在山坡上咩咩叫。

前往迦兹体育馆的路上，每当卡车避开坑洞或者车轮压上石块，车斗上的玛丽雅姆就会颠簸起来。她的尾骨被颠得发痛。一个持枪的年轻塔利班坐在对面监视她。

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很友好，他眼眶很深，眼神明亮，下巴稍微有点尖，指甲乌黑的食指不停地敲打着卡车的车斗。玛丽雅姆寻思行刑的人是不是他。

“你饿了吗，阿姨？”他说。玛丽雅姆摇摇头。“我有一块饼干。它很好吃。如果你饿了，你可以吃掉它。我不介意。”

“不用了，谢谢你，小兄弟。”

他点头，和蔼地看着她。“阿姨，你害怕吗？”

她喉咙哽住了。玛丽雅姆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了真话。“是的。我非常害怕。”

“我有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我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他当过自行车修理工，我只知道这一点。但我不记得他走路的样子，你知道吗，也不记得他笑起来的样子或者他的声音。”他望向别处，然后又看着玛丽雅姆。“我母亲过去经常说他是她见过的最勇敢的男人。就像一头狮子，她说。但她跟我说，共产党把他带走的那一天，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我跟你说这些话，是想让你知道害怕是正常的反应。你不用为此觉得羞愧，阿姨。”

玛丽雅姆哭了起来，那天第一次。

上千双眼睛盯着她看。露天看台人头涌动，人们为了看得清楚一点而伸直了脖子。有人啪嗒着舌头。当玛丽雅姆被人从卡车上扶下来时，一阵窃窃私语掠过整个体育馆。扬声器宣布了她的罪名，玛丽雅姆想像人们摇晃着脑袋。但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们摇头时究竟是带着反对还是仁慈、谴责或是怜悯。玛丽雅姆不去看所有这些人。

那天早晨，玛丽雅姆曾害怕自己会出丑，害怕她会不顾一切地哀求哭喊。她担心自己可能会尖叫、呕吐甚至屎尿直流；也担心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动物本能或身体痛楚会背叛她。但当她被迫走下卡车的时候，玛丽雅姆的双腿没有变软。她的手臂没有挥舞。她无需被人拖下车。当察觉到自己站不稳的时候，她想起了察尔迈伊。她夺走了察尔迈伊生命中的爱，父亲的失踪将会给他今后的日子蒙上一层忧伤的阴影。然后玛丽雅姆的步伐变得坚定起来，不用别人扶着也能走路。

一个持枪的人走过来，让她走到南边的足球门柱。玛丽雅姆能察觉到人们在期待中变得紧张。她没有抬起头。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看着她的影子和跟随着它的刽子手的影子。

虽然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刻，玛丽雅姆知道她的日子大部分过得不好。但当她走过人生这最后二十步的路程时，她忍不住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她希望能够再次看见莱拉，希望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在星光点点的夜空下，再次和她坐下来喝一壶茶、吃几块饼干。她将不会看到阿兹莎长大成人，将看不到她会出落成一个何等漂亮的少女，将不会给她的双手涂上指甲花、在她的婚礼上分发喜糖；想起这些，她感到悲哀。她将不会陪阿兹莎的孩子玩耍。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老人，陪伴阿兹莎的孩子，她将会非常乐意。

到了门柱旁边，她身后那人让她停下来。玛丽雅姆站住了。透过布卡的面罩，她看见他手臂的影子举起了冲锋枪的影子。

在这最后一刻，玛丽雅姆燃起了这么多希望。然而，当她闭上双眼，她心中再也没有懊悔，而是充满了一阵安宁的感觉。她想到她进入这个世界的身份，一个低贱的乡下人所生的哈拉米，一件人们不想要的东西，一次可怜的、后悔莫及的事故。一棵杂草。然而，当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是一个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的女人。她以朋友、同伴、监护人的身份离开这个世界。以母亲的身份。她终究成了别人眼中的重要人物。不。这样死去并不算糟糕，玛丽雅姆想。不算太糟糕。对于一段开头不合法的人生来说，这是一个合法的结局。

玛丽雅姆最后想到的是《古兰经》上的几句经文，她默默地在心中念诵：

他用真理创造了天地；他让黑夜覆盖白天，让白天接管黑夜；他让日月循规蹈矩，各自依照划定的轨道运转；所以他确实无所不能，是伟大的宽恕者。[1]

“跪下。”那个塔利班说。

真主啊！宽恕我，怜悯我，因为你是最为慈悲的。

“跪在这里，夫人。头朝下。”

玛丽雅姆最后一次听从了别人的命令。

[1]见《古兰经》第39 章。

第四部

第四十八章

塔里克脑袋发痛。

有时候，莱拉在夜里醒来，发现他坐在他们的床沿，内衣蒙在脑袋上。头痛在纳西尔·巴格赫难民营就开始了，他说，然后在监狱变得更加严重。有时候头痛会让他呕吐，让他一只眼睛失明。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有把屠刀插进他的太阳穴，慢慢地钻过他的脑袋，然后从另外一边穿出来。

“头痛发作的时候，我甚至能尝到那把刀的味道。”

莱拉有时会浸湿一块布，把它放在他的额头上，这样会让他感觉好一些。萨伊德的医生给塔里克开的药片也有助于缓解头痛。但在某些夜晚，塔里克只能抱着脑袋呻吟，眼睛充满血丝，鼻涕直流。当头痛如此折磨他的时候，莱拉会坐在他身边，按摩他的脖子，抓住他的手，手掌感受到他那冰凉的结婚戒指。

他们到达穆里那天就结婚了。塔里克说他们打算结婚的时候，萨伊德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将不用跟塔里克讨论一对未婚男女在他的酒店同居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莱拉曾想像萨伊德是个脸色红润、眼睛细小的男人，但他的长相与此完全两样。他留了两撇灰白的八字胡，胡子的两端朝上翘，被他修剪得尖尖的。他一头灰白的长发向后梳起，露出整个额头。他很有礼貌，声音轻柔，说话很有分寸，举动从容不迫。

结婚那天，萨伊德请来了一个朋友和一位毛拉；他还把塔里克拉到旁边，塞给他一笔钱。塔里克谢绝他的好意，但萨伊德执意要他收下。塔里克走到摩尔街上，买回来两个薄而简单的结婚戒指。那天晚上，等到两个孩子睡觉之后，他们完了婚。

在镜子中，在毛拉披在他们头上的绿色纱巾之下，莱拉和塔里克两人的目光相遇。没有泪花，没有喜庆的微笑，也没有低声说出的山盟海誓。莱拉默默地看着他们在镜子中的模样，看着两张早衰的脸，他们曾经年轻光滑的脸庞如今皮肤松弛，长着皱纹和眼袋。塔里克张开嘴巴，似乎想说点什么，但就在此时，有人抽走了那条纱巾，莱拉错过了他打算说出口的话。

那天晚上，他们以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躺在床上，两个孩子在地上的床铺呼呼睡着。莱拉记得年轻时他们相处的情景，当时塔里克和她总是轻松自如地交谈，漫无边际地闲聊，不时打断对方的话头，为了强调某句话而揪着对方的衣领，乐此不疲地开玩笑，发出欢快的笑声。自童年的那些日子以来，他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有这么多要说的话。但第一夜，巨大的幸福感却让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一夜，能够在他身边已经足够幸福的了。能够知道他在这里，和他并排躺下，感受着身边的他的温暖，能够和他头抵着头，左手和他的右手十指相扣，这一切已经足够幸福的了。

那天深夜，当莱拉因为口渴而醒来，她发现他们的手仍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指节发白，就像儿童紧张地抓紧气球的绳子一样。

莱拉喜欢穆里雾蒙蒙的寒冷早晨、落霞满天的黄昏和星光点点的夜空，苍郁的松树，在粗壮的树干蹦上蹦下的褐色松鼠，让摩尔街上的店主手忙脚乱地撑起雨篷的阵雨。尽管当地人对无穷无尽的建设颇有不满，他们说这些建筑物的扩张会破坏穆里的自然景观，但莱拉喜欢那些出售纪念品的商店和各种各样的接待游客的旅馆。人们居然会为盖房子而哀叹，莱拉觉得这太奇怪了。要是在喀布尔，人们庆祝还来不及呢。

她喜欢他们有一个浴室，不是一个室外的厕所，而是一个真正的浴室，里面有抽水马桶、淋浴器，还有一个洗脸盆。洗脸盆上有两个水龙头，她只要用手腕一撞，就有热水或者冷水流出来。她喜欢早晨醒来听见阿里安娜的咩咩叫，还有阿狄芭——那个脾气急躁但没有恶意的厨师——在厨房忙个不停的声音。

有时候，当莱拉看着熟睡的塔里克，看着两个孩子在睡梦中翻身或者喃喃自语，一阵感激之情会涌上来，让她喉咙哽咽、泪水盈眶。

每天早晨，莱拉跟着塔里克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钥匙在他腰上的扣环上叮当作响，一瓶喷雾玻璃窗清洁剂在他的牛仔裤的裤耳上晃来荡去。莱拉提着一个水桶，桶里放着抹布、消毒液、马桶刷和梳妆台的喷蜡。阿兹莎紧紧跟在后面，一只手拿着拖把，一只手拿着一个填充了大豆的布娃娃，那是玛丽雅姆做给她的。察尔迈伊总是落后几步，神情抑郁、不情不愿地走在他们后面。

莱拉吸尘，铺床，抹去灰尘。塔里克清洗浴室的洗脸盆和浴缸，擦马桶，拖亚麻油地板。他把干净的浴巾、小瓶的洗发水和杏仁味的香皂放在浴室的架子上。阿兹莎主动要求给玻璃窗喷清洁剂，并将其擦净。她干活的时候，布娃娃总是放在身边不远的地方。

结婚之后几天，莱拉跟阿兹莎说了关于塔里克的事情。

莱拉觉得阿兹莎和塔里克之间的关系很奇怪，甚至让人不安。他们两人已经心有灵犀。他还没有开口，她已经把他想要的东西递过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朝对方露出笑脸，仿佛他们根本不是陌生人，而是失散多年之后重逢的老友。

莱拉把真相说出来的时候，阿兹莎心事重重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喜欢他。”

“他爱你。”

“他说的吗？”

“他用不着说出口，阿兹莎。”

“把剩下的都告诉我，妈妈。你说我才知道。”

莱拉说了。

“你父亲是一个好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万一他离开呢？”

“他永远不会离开。看着我，阿兹莎。你父亲永远不会伤害你，他永远不会离开。” 阿兹莎如释重负的神情让莱拉心碎。

塔里克给察尔迈伊买了一只木马，给他做了一辆玩具汽车。他从一个狱友那儿学会了用纸张做动物，所以他折了无数张纸，把它们剪开，给察尔迈伊做了许多狮子、袋鼠、马儿和羽毛丰满的鸟儿。但察尔迈伊对他这些套近乎的行为一概不理，有时候还会大发脾气。

“你是一头驴！”他大声说，“我不要你的玩具！”

“察尔迈伊！”莱拉呵斥他。

“没关系，”塔里克说，“莱拉，没关系啦，随他去。”

“你不是我亲爱的爸爸！我真正的亲爱的爸爸去旅游了，等他回来，他就会揍你！你逃不掉的，因为他有两条腿，你只有一条！”

夜里，莱拉将察尔迈伊抱在胸前，和他一起背诵驱赶巴巴鲁的经文。他若问起来，她会再次对他撒谎，说他亲爱的爸爸走掉了，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她讨厌这件任务，憎恨自己这样欺骗一个孩子。

莱拉知道她将会一次又一次地说出这个可耻的谎言。她别无选择，因为当察尔迈伊从秋千上跳下来，当他从午睡中醒过来，他会问起这个问题，直到他年纪大得能够自己系鞋带，能够自己走路去上学，他还将会问起这个问题，她将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个谎言。

莱拉知道，终有一天，这些问题将会消失。察尔迈伊将会慢慢地不再寻思他的父亲为什么要抛弃他。他将再也不会在红绿灯下面见到他的父亲，再也不会误认为那些在马路上走动或者在前门敞开的茶馆中喝茶的驼背老人是他的父亲。总有一天，当他沿着一条弯曲的河流散步，或者望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时，他将会吃惊地发现，父亲的失踪已经不再是一个鲜血淋漓的伤口，它完全变成别的东西，某种不再那么刺痛的东西。像某种传说。某种被崇敬、被神化的东西。

莱拉在穆里的生活很幸福。但这种幸福来之不易。它并非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幸福。

下班之后，塔里克会带莱拉和两个孩子去摩尔街。街道两旁是一些出售小饰品的商店，还有一个始建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国教教堂。塔里克在街边的小摊给他们买香辣的炸羊肉饼。和他们一起在街道上闲逛的有本地人，拿着手机和数码相机的欧洲人，还有逃避平原的炎热来到这里的旁遮普人。

他们偶尔会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克什米尔角。到了那边，塔里克会带领他们参观杰赫勒姆河的河谷，覆盖着松树的山坡，还有森林茂密的峰峦，他说在这些山里面，人们还能看到在树上跳来跳去的猴子。他们也去长满枫树的纳狄亚杰里；那个小城离穆里大约三十公里。在那儿，塔里克会拉着莱拉的手，在那条通往总督府的林荫路上散步。他们在古老的英国公墓逗留，或者乘坐出租车到一座山脉的峰顶，在那儿观看下方被云雾笼罩的青翠山谷。

在这些外出的旅行中，当他们路过商店的橱窗，莱拉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它里面的身影。男人，妻子，女儿，儿子。她知道在陌生人眼里，他们肯定显得像一个最为寻常的家庭，没有秘密、谎言和悔恨。

阿兹莎经常从噩梦中惊醒。莱拉只得走到她睡觉的床边，在她身旁躺下，用衣袖抹干她脸上的泪水，抚摸她的后背，安慰她再次入睡。

莱拉自己也做梦。在梦中，她总是回到喀布尔那座房子，穿过走廊，爬上楼梯。只有她一个人，但她听见门后传来有节奏的熨斗嘶嘶响，还有床单展开和叠起的声音。有时候，她听见一个女人低声哼着一首古老的赫拉特歌谣。但当她走进去时，房间里面没有人。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这些梦让莱拉浑身发抖。她总是浑身大汗地从梦中醒来，眼里充满了泪水。她伤心欲绝。每一次梦醒，她都伤心欲绝。

第四十九章

那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莱拉正要把感冒的察尔迈伊放到床上睡午觉，这时塔里克冲进了他们住的平房。“你听到了吗？”他说，稍微有点喘息，“他们杀了他。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他死了。”“什么？”塔里克站在门口，把他知道的说给她听。

“他们说他接受了两个自称原籍摩洛哥的比利时记者的采访。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一枚藏在摄像机里面的炸弹爆炸了。杀死了马苏德和一名记者。另外一个记者打算逃命，但被他们用枪打死了。他们现在说那两个记者可能是基地组织的人。”

莱拉想起了妈妈钉在她卧室墙壁上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画像。马苏德身体前倾，扬起一道眉毛，脸上神情专注，仿佛正在恭敬地听着别人说话。莱拉记得妈妈十分感激马苏德在她儿子墓边念经文，把这件事说给每个人听。甚至在马苏德和其他派别交战之后，妈妈依然拒绝责备他。他是一个好人，她过去常常说，他想要和平。他想要重建阿富汗。但他们阻挠他。都怪他们阻挠他。对妈妈来说，即使到了最后，即使一切都变得极其糟糕，喀布尔成为一片废墟，马苏德依然是潘杰希尔雄狮。

莱拉没有这么宽容。马苏德的惨死没有令她高兴，但她无法忘记的是，在马苏德掌权的时候，各处城区被夷为平地，尸体从乱石堆中被扒出来，已经下葬的儿童的手脚在屋顶或树木的高枝之上被人发现。她也清楚地记得那枚火箭弹飞进来之前妈妈脸上的表情，还有那想忘也忘不了的场景：爸爸那失去脑袋的躯体落在她旁边，印在他的恤衫上的桥塔刺穿了浓雾和血迹。

“他们会给他举办葬礼，”塔里克说，“这一点我敢肯定。也许在拉瓦尔品第。葬礼将会很隆重。”

差点睡着的察尔迈伊坐了起来，用拳头揉着眼睛。

两天之后，他们正在打扫一个客房，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塔里克丢下拖把，匆匆跑了出去。莱拉跟在他身后。

喧哗声来自酒店大堂。酒店前台右边有一个休息区，里面有几张椅子，两张缀着小羊皮的沙发。角落摆着一个正对着沙发的电视机，萨伊德、接待员和几个客人聚集在电视机前。

莱拉和塔里克走了过去。

电视机上正在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屏幕上有一座大楼，大楼上部冒着滚滚的黑烟。塔里克跟萨伊德说了几句话，萨伊德的回答还没说完，电视屏幕的一角出现了一架飞机。它撞上了旁边的塔楼，爆发出一团令莱拉之前见过的任何大火都相形失色的火球。大堂里面每个人都发出一声惊呼。

不到两个小时，两座大楼已经倒塌。

很快，所有的电视台都在谈论阿富汗、塔利班和奥萨马·本·拉登。

“你听说塔利班怎么说了吗？”塔里克问，“关于本·拉登的？”

阿兹莎和他面对面坐在床上，思考着棋局。塔里克已经教会她下象棋。她皱着眉，用手指轻轻敲打下唇，这个动作是跟她父亲学来的。塔里克每当考虑下一步怎么走时就会这样。

察尔迈伊的感冒好了一些。他睡着了，莱拉用药水按摩着他的胸膛。“我听说了。”她说。

塔利班宣布他们不会将本·拉登交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在阿富汗避难的客人；拒绝客人有悖普什图人的道德观念。塔里克苦笑起来，从他的笑声中，莱拉听得出他对这种曲解普什图人的传统、让他的族人蒙羞的行为十分反感。

那次袭击之后几天，莱拉和塔里克又来到酒店大堂。电视机的屏幕上，乔治·布什正在发表演讲。他身后有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说到中途，布什的声音颤抖着，莱拉以为他就要哭起来。

会说英语的萨伊德向他们解释说布什刚刚宣战。

“对谁？”塔里克问。

“首先是对你们的国家。”

“也许那不算什么糟糕的事情。”塔里克说。

他们刚结束做爱。他躺在她身边，头枕着她的胸膛，手臂放在她的小腹上。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试了几次都没做成。塔里克不停地道歉，莱拉不停地宽慰他。现在还是有困难，但不是身体有问题，而是客观条件不许可。他们和两个孩子同住的房子太小了。孩子就睡在他们身边的床铺上，所以他们没有隐秘的空间。多数时候，莱拉和塔里克默默地做爱，无声地压抑着心中的激情，穿着全套衣服，盖着毛毯，以防突然被孩子打断。他们总是担心床单的沙沙声和弹簧床的吱嘎声。但对莱拉而言，只要能够和塔里克相处，忍受再多的焦虑她也心甘情愿。当他们做爱的时候，莱拉有一种靠岸的感觉，一种找到庇护的感觉。她一直担心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是一种短暂的幸福；每次做爱之后不久，这种焦虑就会丝丝点点地涌上心头；但做爱的时候，她会放下这个重担。她不再害怕两人会分开。

“你指的是什么？”这时她说。

“家乡那边发生的事情啊。也许结果不会太糟糕。”

家乡那边，炸弹再次落下来，这次是美国的炸弹——每天换床单和洗尘的时候，莱拉一直从电视机上看到战争的画面。为了赶走塔利班，找出本·拉登，美国人再次武装那些军阀，征集物资援助北方联盟。

但塔里克说的话让莱拉牙齿打颤。她粗鲁地把他的脑袋从胸前推开。“不会太糟糕？人们死去？女人、孩子、老人？房子再次被毁掉？这还不算太糟糕？”

“嘘，你会吵醒两个孩子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塔里克，”她愤怒地说，“在所谓卡拉姆村大错[1]之后？一百个无辜的老百姓！你亲眼看到了那些尸体！”

“不。”塔里克说。他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的脑袋，往下看着莱拉。“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

“你不会懂的。”莱拉说。她清楚她的声音变得越来越高，也清楚这是他们成为夫妻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圣战组织开始战斗的时候你走了，还记得吗？留在后方的人是我。我。我知道战争是怎么样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我的父母，塔里克。现在你居然对我说战争不算太糟糕？”

“对不起，莱拉。对不起。”他用双手捧起她的脸。“你是对的。对不起。原谅我。我想说的是，也许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也许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莱拉说。她为自己竟然朝他发火而感到吃惊。这不公平，她知道，她所说的话对他并不公平——他的父母不也是被战争夺走的吗？——她心中的怒火已经渐渐平息。塔里克继续温柔地说着，当他把她拉过去时，她没有反抗。她任凭他亲吻她的手、她的额头。她知道他说的可能没错。她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

也许这场战争是必须的。也许当布什的炸弹不再落下来时，那儿会有一丝希望。但现在，爸爸和妈妈的悲惨遭遇正在某些阿富汗人身上重演；某些毫无心理准备的女孩或男孩回到家中，却和她一样，发现自己被一枚火箭弹炸成孤儿；此时此刻，她怎能说出这句话？莱拉无法让这句话从她口中说出来。她无法感到欣慰。此时此刻，欣慰是一种虚伪的、缺德的感觉。

那天晚上，察尔迈伊咳嗽着醒过来。莱拉还没反应过来，塔里克已经把双腿甩到床边。他系上假腿，朝察尔迈伊走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莱拉躺在床上，看着塔里克的身影在黑暗中来回走动。她依稀看见察尔迈伊的脑袋靠着他的肩膀，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双脚在他的屁股旁边上下晃动。

当塔里克回到床上时，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话。莱拉伸出手，去摸他的脸。塔里克的脸颊是潮湿的。

[1]2001年10月11日，美军飞机轰炸了位于贾拉拉巴德的卡拉姆村，造成大约200名平民死亡。当时美国军方称这一事件为“卡拉姆大错”。

第五十章

对莱拉而言，穆里的生活舒适而安宁。工作并不繁重，下班之后，她和塔里克会带孩子乘坐缆车上帕特里亚达山，或者去品第角。若是天气晴好，人们在品第角能看到远方的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市区。他们在那儿的草地上铺开一条毛毯，吃着肉丸夹饼和南瓜，喝着冰冻的姜汁饮料。

这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莱拉告诉自己，一种值得感恩的生活。实际上，在她和拉希德共同度过的日子中、在那些她的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中，她所梦想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莱拉每天都提醒自己想到这一点。

2002年7月某个温暖的夜晚，她和塔里克躺在床上，低声说起家乡发生的一切变化。那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联军把塔利班赶出了每一座大城市，把他们逼到邻近巴基斯坦的边境和阿富汗东南部的山区。一支国际维和部队开进了喀布尔。现在这个国家有了一位临时的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

莱拉决定现在把事情告诉塔里克。

一年前，只要能离开喀布尔，她愿意付出一只手的代价。但过去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开始怀念那座童年的城市。她怀念熙熙攘攘的索尔市场、巴布尔花园、那些挑水的人提起羊皮袋时的呼喊声。她怀念小鸡街道那些卖衣服的商人和雅德梅湾那些卖甜瓜的小贩。

但是，令莱拉在这些日子里如此怀念喀布尔的，并不是单纯的乡愁。她变得心绪不宁。她听说喀布尔盖起了学校，重新铺设了路面，女人再度获得工作；而她在这儿的生活，虽说非常愉快，虽说她对它满怀感激，却似乎……不能让她满足。她觉得在这里的生活并不重要。更糟糕地说，在这儿生活是一种浪费。后来，她开始听见爸爸的声音在她脑里响起：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莱拉，他说，这一点我很清楚。我还知道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了，阿富汗将会需要你。

莱拉也听见妈妈的声音。她记得当爸爸提议他们离开阿富汗时妈妈的回答。我想看到我的儿子梦想成真。当阿富汗解放的时候，我要亲眼看到，这样那两个孩子也就看到了。他们会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这是莱拉现在想返回喀布尔的部分原因，为了爸爸和妈妈，为了让他们能够通过她的眼睛看到这一切。

然后，对莱拉而言，最迫切的还是为了玛丽雅姆。玛丽雅姆因为她的生活而死去了吗？莱拉问自己。玛丽雅姆为了她——莱拉——能够在外国当一名女服务员而牺牲了吗？也许只要莱拉和她两个孩子平安快乐，无论莱拉做些什么，玛丽雅姆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但莱拉认为有关系。突然之间，她认为非常有关系。

“我想回去。”莱拉说。塔里克在床上坐起来，俯视着她。莱拉再次为他的英俊感到吃惊：额头的完美曲线，手臂上修长的肌肉，深邃而聪慧的眼睛。一年过去了，莱拉有时候依然无法相信他们已经重逢，尤其是在像这样的时刻，她会无法相信他真的就在这里，和她一起，成为她的丈夫。

“回去？回喀布尔？”他问。

“只有你也想我们才回去。”

“你在这里不高兴吗？你看上去很开心。两个孩子也是。”

莱拉坐了起来。塔里克在床上挪了挪身体，给她让出空间。

“我是很开心，”莱拉说，“我当然很开心。但……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去哪里呢，塔里克？我们会在这里住多久？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喀布尔是，而且那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数变化是好的。我想参与它的变化。我想为它做点事情。我想作出贡献。你能理解我吗？”

塔里克慢慢地点头。“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你确定吗？”

“是的，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确定。但还有别的原因。我觉得我必须回去。我不再认为留在这里是正确的选择。”塔里克看着自己的双手，然后看着她。“但是……只有……只有你也想，我们才会离开。”

塔里克笑了起来。他紧锁的眉头松开了，刹那间他又是原来那个塔里克了，那个还没有患上头痛的塔里克，那个说在西伯利亚鼻涕还没甩到地上就变成冰的塔里克。也许这仅仅是她的想像，但莱拉认为她最近更加频繁地见到这个往日的塔里克。

“我啊？”塔里克说，“我会追随你到天涯海角，莱拉。”

她紧紧地抱着他，吻上他的嘴唇。她相信在这一刻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他。“谢谢你。”她说，她的额头抵着他的额头。

“我们回家吧。”

“但我想先去一趟赫拉特。”她说。

“赫拉特？”

莱拉解释起来。

他们需要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安慰两个孩子。阿兹莎依然做着噩梦，前一个星期，有人在附近的一场婚礼上朝天空开了几枪，她还被吓得眼泪直流；莱拉只好和激动的阿兹莎一起坐下来。莱拉只好向阿兹莎解释说，当他们回到喀布尔，塔利班将不会在那儿，那儿将不会有任何战斗，她将不会被送回恤孤院。“我们将会一起生活。你父亲，我，察尔迈伊。还有你，阿兹莎。从今以后，你将永远不会和我分离。我发誓。”她对她的女儿微笑。“直到有一天你想离开我。等到你和某个小伙子谈恋爱并想嫁给他的时候。”

他们离开穆里那天，察尔迈伊十分难过。他紧紧地抱着阿里安娜的脖子不肯放手。“我可没办法劝他离开它，妈妈。”阿兹莎说。“察尔迈伊，我们不能带一只山羊坐客车。”莱拉又解释了一次。

直到塔里克在他身旁蹲下，向他承诺到了喀布尔之后给他买一只和阿里安娜一模一样的山羊，察尔迈伊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松手。

他们还含泪和萨伊德道别。为了给他们带来好运，萨伊德在门口举起一本《古兰经》，让塔里克、莱拉和两个孩子分别亲了它三次，然后把它高高举起，以便他们能从它下面走出去。他和塔里克一起将两个行李箱放进他的轿车的后厢。萨伊德开车送他们到车站，客车突突开走的时候，他站在人行道上和他们挥手作别。

莱拉起身向后望去，透过客车的后窗，看着萨伊德渐渐后退；这时她脑海中响起了一个质问的声音。他们离开安全的穆里，她寻思，是不是很愚蠢？回到那片葬送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兄长的土地，回到那个炸弹的烟雾刚刚散去的地方，是不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然后，在她那混乱的黑色记忆中，两句诗冒了出来，那是爸爸和喀布尔道别的诗句：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莱拉回到她的座位坐好，眨了眨湿漉漉的眼睛。喀布尔在等待他们。需要他们。他们回家是正确的选择。

但最后一声告别还没有说出来。

阿富汗的战争毁坏了连接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的道路。如今通往赫拉特最为便捷的路线是经由伊朗的马什哈德。莱拉和她的家人在那里只过了个夜。他们在酒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们踏上了另外一辆客车。

马什哈德是个蓬勃发展中的拥挤城市。莱拉看着沿途的公园、清真寺和羊肉餐厅。客车驶过什叶派第八位伊玛目里萨的圣殿，莱拉伸直了脖子，以便能更好地看清它那些闪亮的瓷砖、尖塔和气派非凡的金顶。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看上去一切都很完美。她想起了她自己国家的大佛。它们如今成了尘土沙粒，在巴米扬峡谷的风中飘扬。

客车驶了将近十个小时才来到伊朗-阿富汗边境。随着他们渐渐接近阿富汗，车外的土地变得越来越荒凉和贫瘠。就在穿越边境、进入赫拉特地区之前不久，他们经过了一座阿富汗难民营。在莱拉看来，它是一片由黄色的尘土、黑色的帐篷和几座波纹钢板搭建的房子组成的模糊景象。她把手伸过座位，握住了塔里克的手。

赫拉特的多数街道都铺上了水泥或者柏油路面，两旁种满芬芳的松树。市区有正在建设中的公园和图书馆，修剪整齐的花园，以及粉刷一新的房子。红绿灯指挥着交通，而且，最让莱拉吃惊的是，电力十分稳定。莱拉听人说过赫拉特的封建军阀伊斯梅尔汗。他在阿富汗和伊朗边境收取了巨额的关税，用以重建赫拉特；但喀布尔说这笔钱不是他的，而是中央政府的。他们乘坐出租车到穆瓦法克酒店时，司机说起了伊斯梅尔汗，他显得又敬又怕。

穆瓦法克酒店两个晚上的房费花掉他们积蓄的将近五分之一，但从马什哈德来的路途既遥远又累人，两个孩子已经筋疲力尽。转身去拿房间钥匙时，前台那个年老的服务员对塔里克说，穆瓦法克酒店很受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欢迎。

他吹牛说：“本·拉登在这里住过一次。”

房间有两张床，一个只有冷水的浴室。两张床之间的墙壁上挂着诗人科哈萨·阿卜杜拉·安萨里[1]的画像。从窗口望出去，莱拉看见下面繁忙的街道和街道对面的公园，公园的茂密花丛中有几条彩色的砖径。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看电视，看到房间里没有电视机，他们很是失望。不过他们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塔里克和莱拉也撑不住了。莱拉躺在塔里克怀里呼呼入睡，直到半夜她从梦中醒来，却已不记得梦到了些什么。

隔日早晨，他们吃了新鲜的面包、榅桲果酱和水煮蛋，喝了红茶。

用过早餐之后，塔里克给她找来一辆出租车。

“你真的想一个人过去、不用我陪吗？”塔里克说。阿兹莎拉着他的手。察尔迈伊没有，但是他站在塔里克身边，肩膀靠着塔里克的髋部。

“真的。”

“我有点担心。”

“没事的啦，”莱拉说，“我向你保证。带两个孩子去市场。给他们买点东西。”

出租车开走了，察尔迈伊哭了起来；当莱拉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他正朝着塔里克伸开双手。他开始接受塔里克了，这既让莱拉宽慰，也让她心碎。

“你不是赫拉特人吧。”司机说。

他留着一头长及肩膀的黑发——莱拉发现这是一种对已经滚蛋的塔利班表示不屑的常见方式——他左边的一撇小胡子被一块伤疤截成两半。他前方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脸蛋红扑扑、头发从中间分开梳成两条辫子的女孩。

莱拉跟他说她刚在巴基斯坦住了一年，正要回去喀布尔。“德马赞区。”

透过挡风玻璃，她看见铜匠正在将手柄镶嵌进水壶，制作马鞍的工人正在太阳底下晒牛皮。

“大哥，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她问。

“我一辈子都住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出生。我看到了一切。你记得那次暴乱吗？”

莱拉说她不记得，但他继续说下去。

“那是1979年3月的事情了，在苏联的侵略之前九个月。一些愤怒的赫拉特人杀死了几个苏联顾问，所以苏联派来了坦克和直升飞机，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整整三天，夫人，他们朝这座城市开火。他们炸塌大楼，毁掉一座尖塔，杀死了几千人。几千人。我在那三天失去两个妹妹。其中一个才十二岁。”他敲了敲挡风玻璃上的照片。“这个就是她。”

“我觉得很遗憾。”莱拉说。每个阿富汗人的故事都充满了死亡、失去和无法想像的悲哀，这让她吃惊不已。然而，她也看到，人们找到了一种苟且偷生、继续生活的办法。莱拉想起了她自己的人生和她所有的遭遇，她为自己竟然也能逃过劫难、活着坐在这辆出租车上倾听这个人的故事而感到震惊。在古尔德曼村，几座有围墙的房子从泥土和稻草盖成的平坦泥屋中拔地而起。莱拉看到一些皮肤黝黑的妇女在泥屋外面做饭，烧柴的炉灶上摆着黑色的大锅，她们的脸庞被锅里冒出的水汽熏得流汗。几头骡子吃着饲料槽里面的东西。追逐小鸡的孩子们转而追逐这辆出租车。莱拉看见一些男人推着载满石块的独轮车。他们停下来，看着轿车驶过。司机拐了个弯，他们路过一片墓地，墓地中央有一个饱经风雨的坟墓。司机跟她说这里埋葬着一个村里的苏非主义者。

那儿还有一架风车。在它那些锈迹斑斑的静止叶片的阴影之中，三个小男孩蹲在地上玩泥巴。司机停下车，把头伸出窗外，向他们问路。三个孩子中看上去最大的那个回答了司机的话。他指着马路远处那头的一座房子。司机向他道谢，重新开动轿车。

他把车停在那座有围墙的单层房子外面。莱拉看到围墙那边有一株无花果树，一些树枝伸出墙外。“我不会太久的。”她对司机说。

开门的中年男人又矮又瘦，长着一头黄褐色的头发。他的胡子已经有一些灰白。他在棉衣外面穿了一件长袍。

他们相互道了一声“你好”。

“这是法苏拉赫毛拉的家吗？”莱拉问。

“是的。我是他的儿子，哈姆萨。我能帮到你什么吗，夫人？”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玛丽雅姆。”

哈姆萨眨了眨眼。他脸上露出一丝迷惑的神色。“玛丽雅姆……”

“扎里勒汗的女儿。”

他又眨了眨眼。然后他用一只手摸着脸颊，脸色一振，笑了起来，露出有缺口的烂牙。“啊！”他说。他这声惊叹的尾音拖得很长，像呼出一口长气。“啊！玛丽雅姆！你是她的女儿吗？她……”这时他扭动着脖子，热切地向她身后望去，搜索着。“她来了吗？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她来了吗？”

“恐怕她已经过世了。”

哈姆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们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哈姆萨看着地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驴叫。

“进来吧。”哈姆萨说。他把门推开，“请进。”

屋里几乎没有家具，他们坐在地板上。地板上有一张赫拉特毛毯，几个珠子织成的坐垫，墙上挂着一幅镶在相框中的麦加图片。他们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旁边，中间是一片长方形的阳光。莱拉听见另一个房间有女人低声说了几句话。有个赤足的小男孩把一盘绿茶和开心果放在他们前面。哈姆萨朝他点点头。

“我的儿子。”

那个男孩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跟我说吧。”哈姆萨说，神情萎靡不振。

莱拉说了。她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花的时间比她预想的久一些。说到最后，她勉强维持着镇定。一年过去了，她依然无法自如地谈论玛丽雅姆。

说完之后，哈姆萨沉默了很久。他慢慢地在茶碟上转动着他的茶杯，转向这一边，然后另一边。

“我的父亲，愿他安息，过去非常喜欢她，”他终于开口了，“你知道吗，她出生的时候，在她耳边念祷文的就是我父亲。他每个礼拜都去看望她，从来没有中断。有时候他把我带上。没错，他是她的导师，但也是她的朋友。他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我父亲。当扎里勒汗把她嫁掉时，他十分伤心。”

“听到关于你父亲的事，我感到很难过。但愿真主宽恕他。”

哈姆萨点头表示感谢。“他活了很多年，实际上，扎里勒汗还比他先去世。我们把他埋葬在村里的墓地，离玛丽雅姆的母亲下葬的地方不远。我父亲是一个高贵的人，他肯定会上天堂。”

莱拉放下了她的茶杯。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当然。”

“你能告诉我玛丽雅姆从前住在哪儿吗？”她说，“你能带我去吗？”

司机同意再等一会。

哈姆萨和莱拉离开村子，沿着那条连接古尔德曼村和赫拉特的路朝山下走。大约走了十五分钟之后，他指着高高的草丛中一条和马路交叉的小径。

“你得从那边过去，”他说，“那儿有一条小路。”

那条小路崎岖而蜿蜒，在草丛和灌木之下时隐时现。莱拉和哈姆萨沿曲折的小路往上爬，在风中摇摆的小草轻拂她的小腿。他们两旁，各式各样的野花迎风起舞，有的长得很高，开着花瓣弯弯的花朵，有的很矮，叶子像扇子一般。几株凋零的毛茛从灌木丛中探出头来。莱拉听见头顶燕子叽叽喳喳的啼叫，还有脚下蚱蜢的啁啾。

他们沿着这条路往山上爬了两百米左右。然后小路变得平坦，伸进一块更为平坦的空地。他们停下来喘一口气。莱拉用衣袖擦了擦额头，挥开一群在她面前飞舞的蚊子。她从这儿望出去，见到一片平缓的山坡，几株三角叶杨，一些白杨树，还有各种她叫不出名字的野生灌木。

“这儿过去有一条小河，”哈姆萨说，有点喘不过气，“但它很久之前就没水了。”

他说就在这里等她。他告诉她穿过干涸的河床，朝山那边走过去。“我在这里等你，”他说，在一株白杨树下面的一块石头坐下，“你去吧。”

“我很快……”

“没关系。你慢慢来。去吧，夫人。”

莱拉向他道谢。她穿过河床，踏上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她看见石头之间有一些破碎的汽水瓶、生锈的铁罐，还有一个压铸的金属容器，它有一个镀锌的盖子，半截埋在地面。

她朝着山那边走去，前方有一片垂柳，垂下的长长枝条在风中飘扬。在她胸膛里面，她的心在怦怦跳。她看到柳树如同玛丽雅姆说过那样，围成一个圆圈，中间是一片空地。莱拉加快了脚步，简直跟奔跑差不多。她回过头，发现哈姆萨已经变成一个小小的身形，他的长袍在褐色树皮的衬托下很抢眼。她踩上一块石头，差点摔倒，然后又站稳了。她提起裤管，匆匆走过了剩下的路程。等来到柳林的时候，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玛丽雅姆的泥屋依然在那里。

莱拉朝它走过去，见到仅有的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门板也不见了。玛丽雅姆曾跟她说这里有一个鸡圈、一个烤炉和一个室外的厕所，但莱拉没有发现它们的痕迹。她在泥屋门口停了一会。她能听见里面的苍蝇嗡嗡响。

为了走进去，她不得不避开一大片抖动的蜘蛛网。屋里光线黯淡。莱拉只好等上几秒钟，让她的眼睛适应黑暗。等到能看清屋里情况的时候，她发现内部空间比她想像中的还要小。地板上只剩下半块腐烂的长木板。她觉得其他的应该被撬起来当柴火烧了。如今地面上铺满了干枯的树叶、破碎的瓶子、被扔掉的口香糖纸、野生的蘑菇和一些时日已久的发黄烟蒂。但更多的是杂草，有的长得很矮小，有的恣意生长到墙壁的一半高度。

十五年，莱拉想。在这个地方过了十五年。

莱拉坐下来，靠着墙壁。她听着风儿吹拂柳树的沙沙声。天花板上结着更多的蜘蛛网。有人在一面墙上喷画了几个字，但大部分已经剥落，莱拉无法看出写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她意识到那些是俄文字母。低矮的天花板的一角有个废弃的鸟巢，另外一个屋角倒挂着一只蝙蝠。

莱拉闭上眼睛，在那儿坐了一会。

在巴基斯坦，她有时候会很难想起玛丽雅姆的面容。玛丽雅姆的脸庞常常躲避她，像一句到了嘴边却想不起来的话。但如今，在这个地方，她轻而易举地在眼睑之后见到玛丽雅姆：柔和的目光，长长的下巴，皮肤粗糙的脖子，嘴唇紧闭的笑容。在这里，莱拉能够再次躺下，脸庞贴着玛丽雅姆柔软的大腿，能够感觉到玛丽雅姆的身体前后摇晃，背诵着《古兰经》的经文；能够感觉到那些话颤动着从玛丽雅姆身体传下来，传到她的膝盖，传进她自己的耳朵。

突然之间，这些杂草开始下降，仿佛有人在地下拉着它们的根部。它们越降越低，直到泥屋的地面吞噬了最后几片多刺的叶子。蜘蛛网奇迹般地自行消失了。鸟巢自我分解，那些小树枝噼哩啪啦地松开，一根接一根地飞出泥屋之外。隐形的擦除器抹掉了墙壁上的俄文字母。

地板回来了。这时莱拉看见两个床铺，一张木头桌子，两张椅子，角落里摆着一个铁炉，墙壁上钉着架子，上面摆着几个陶罐和平底锅，一把黑色的茶壶，一些杯子和勺子。她听见小鸡在外面咯咯叫，远处传来溪流的潺潺声。

年轻的玛丽雅姆坐在桌子旁边，凭借油灯的光芒缝制一个布娃娃。她在哼着一首曲子。她年轻的脸庞很平滑，洗净的头发朝后梳。她的牙齿一颗都没缺。

莱拉看着玛丽雅姆把纱线贴到布娃娃的头上。再过几年，这个小女孩将会变成一个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的女人，她将不会给别人添加负担，将不会透露她也有悲哀、失望和曾经被人嘲笑的梦想。这个女人将会像一块河床中的岩石，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流水的冲刷，然而她的圣洁将不会因此被玷污，她将会变得更加高贵。莱拉已经从这个女孩眼中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藏在她灵魂深处的品质，那是拉希德或者塔利班都无法将之摧毁的信念。到头来，这种东西将会成全她的解

脱和莱拉的获救。这个小女孩抬起头。放下布娃娃。笑了起来。

亲爱的莱拉？

莱拉的眼睛猛地睁开。她张开嘴巴，身体向前扑去。她吓坏了蝙蝠，它从泥屋的一头飞向另一头，扑动的翅膀活像一本书翻动的册页，朝窗外飞了出去。

莱拉站了起来，拍掉粘在她裤子上的枯叶。她走出了泥屋。外面，太阳的光线已经偏移了一点点。一阵风吹过来，吹得野草波浪般起伏、柳树的枝条沙沙响。

离开空地之前，莱拉看了泥屋最后一眼；玛丽雅姆曾经在这里睡觉、吃饭、做梦，为扎里勒屏住呼吸。柳树在破旧的墙壁上投下了弯弯曲曲的影子，每一阵风吹过，这些影子就会跟着晃动。一只乌鸦降落在平坦的屋顶上。它啄着一些东西，哑哑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再见，玛丽雅姆。”

说完之后，莱拉转身走进一片杂草，浑然不觉自己已泪流满面。

她看见哈姆萨依旧坐在那块石头上。哈姆萨看到她，站起身来。

“我们回去吧。”他说。跟着又说：“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

花园中，莱拉站在前门旁边等待哈姆萨。刚才端茶给他们喝的男孩站在无花果树之下，手里抓着一只鸡，神情冷漠地看着她。莱拉瞥见两张面孔，戴着头巾的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扇窗后面端庄地朝她望过来。

房门大开，哈姆萨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他把盒子交给莱拉。

“大约在扎里勒汗去世之前一个月，他把这个交给我父亲，”哈姆萨说，“他要我父亲为玛丽雅姆保管它，直到她过来把它取走。我父亲保管了这个盒子两年。然后，就在他去世之前，他把它交给我，要我替玛丽雅姆保存它。但她……你知道的，她没有来。”

莱拉低头看着这个椭圆形的锡盒。它看上去像一个旧的巧克力盒。它的颜色是橄榄绿，铰链盖一圈镀金的卷边已经有些褪色。盒子侧面有一点锈迹，盒盖前面的卷边有两处凹痕。莱拉试图打开盒子，但盒子里面的插销锁上了。

“里面是什么？”她问。哈姆萨将一把钥匙放在她手里。“我父亲从来没有打开它。我也没打开过。我想它是属于你的，这是真主的意愿。”

回到酒店之后，塔里克和两个孩子还没有回来。

莱拉坐在床上，盒子摆在她的大腿上。她有点想别打开它，不管扎里勒留下什么，让它成为一个秘密。但最后，她抑制不住好奇。她把钥匙插进去。她晃了几下钥匙，发出咔嗒的声响，最后还是把盒子打开了。

她看到盒子里面有三件东西：一个信封，一个牛皮袋，一盘录像带。

莱拉拿起录像带，走到楼下的服务台。昨天接待他们那个年老的服务员告诉她，酒店只有一台录像机，在它最大的套房里面。当时套房没有人住，他同意带她过去。他把服务台交给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年轻人打理。那人穿着西装，正在打手机。

这个年老的服务员领着莱拉走上二楼，来到长长的走廊末端的一扇房门前面。他打开门，让她走进去。莱拉一眼就看见屋角有一台电视机。她对套房里的其他东西视而不见。

她打开了电视机，打开了录像机。把录像带放进去，按下了“播放”键。起初几秒屏幕一片空白，莱拉开始寻思扎里勒干吗要留一盒空白的录像带给玛丽雅姆。但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了画面，响起了音乐声。

莱拉皱起眉头。她看了一两分钟。然后她按了“停止”键，让录像带速进，再次按下“播放”键。还是那部电影。

那个老人迷惑地看着她。

荧屏上播放的电影是沃尔特·迪士尼出品的《木偶奇遇记》。莱拉无法理解。

刚过六点，塔里克和两个孩子回到酒店。阿兹莎向莱拉跑过来，给莱拉看塔里克买给她的耳环。耳环是银的，两边各挂一只珐琅蝴蝶。察尔迈伊紧紧抱着一只充气海豚，只要一捏这只海豚的鼻子，它就会发出吱吱的叫声。

“你怎么样？”塔里克问。他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我很好，”莱拉说，“等会我再告诉你。”

他们走到附近一家烤肉店吃饭。烤肉店很小，里面的塑料桌布黏糊糊的，烟雾缭绕，而且很吵闹。但羊肉又嫩又多汁，面包也是热的。饭后，他们在街道上散了一会步。塔里克在一个街边小摊给两个孩子买了玫瑰香味的冰淇淋。他们坐在一张长椅上吃着，他们身后是被猩

红色的晚霞勾勒出来的群山的轮廓。空气很温暖，弥漫着雪松的香味。早先看完录像带，回到房间之后，莱拉打开了那个信封。里面是

一封手写的信，黄色的横纹信纸，蓝色的笔迹。它写着：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希望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身体健康。

正如你知道的，上个月我去了喀布尔，本想找你谈谈。但你不愿意见我。我十分失望，却不忍责怪你。换了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我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让你好好对待我的资格，因此，我只能埋怨自己。但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封信，那么你肯定已经看了我留在你门口的信。你看过那封信，依照我在信中的要求，前来找法苏拉赫毛拉。我很感激你这么做，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你说几句话。

我该从何说起呢？

亲爱的玛丽雅姆，自从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以来，你的父亲已经遇到了太多的灾难。你的继母阿芙素音在1979年那场暴乱的第一天被杀死。就在那一天，一颗流弹打中了你的妹妹妮洛法尔。我依然能看到为了给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倒立着的她，我的小妮洛法尔。你的哥哥法尔哈德在1980 年加入了圣战组织。苏联人在1982 年杀害了他，就在赫尔曼德郊外。我没有机会去给他收尸。我不知道你是否有了自己的孩子，亲爱的玛丽雅姆，但如果你有，我祈祷真主保佑他们，别让你体会我已经领略到的悲哀。我依然梦到他们。我依然梦到我这几个死去的孩子。

我也梦到你，亲爱的玛丽雅姆。我思念你。我想念你的说话声，你的笑声。我怀念读书给你听和我们一起钓鱼的所有那些时光。你还记得所有那些我们一起钓鱼的日子吗？你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每当想起你，我总是感到羞愧和后悔。后悔……每当想起你，亲爱的玛丽雅姆，有太多、太多的事让我后悔。我后悔没有在你来赫拉特那天和你见面。我后悔没有打开门让你进来。我后悔我没有把你当女儿看待，让你在那个地方住了那么多年。而这都是为什么呢？害怕失去面子？害怕玷污我所谓的好名声？时至今日，在这场该死的战争让我失去了这么多亲人、见识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之后，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啊。但是现在，一切当然已经太迟了。也许这就是对无情无义的人的惩罚，让他等到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才恍然大悟。现在我只能说你当时是一个乖女儿，亲爱的玛丽雅姆，而我是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我只能乞求你的原谅。原谅我，亲爱的玛丽雅姆。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

我现在不如你从前知道的那么富裕了。共产党分子没收了我大部分土地，我所有的商店也被充公了。但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真主——出于某种我并不明白的原因——赐给我的幸福远远多过他赐给大多数人的。从喀布尔回来之后，我设法卖掉了剩下的一点土地。我给你封上了一份属于你的遗产。你能够看到那并没有多少钱，但那是一番心意。它是一番心意。（你也将会发现，我擅自把这笔钱换成美元了。我想这样做是最好的。我们自己这种货币将来会怎么样只有真主知道。）

我希望你别认为我正在试图收买你的原谅。我知道你的原谅是非卖品，我希望你证实我这个想法。它从来就是非卖品。我只是把一直以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归还给你而已，尽管这种归还已经太迟了。活着的时候，我对你并不够好。但或许死了之后，我能够当你的好父亲。

啊，死亡。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但我现在已经能见到死亡了。心肌衰弱，医生说。对于一个软弱的男人来说，我想这是一种合适的死法。

亲爱的玛丽雅姆。

我斗胆容许自己希望，在你看了这封信之后，你对我的怜悯将会比我从前给你的要多。我希望你能真心来看看你的父亲。希望你将会再一次敲响我的家门，我的女儿，给我一个机会做那些多年前就应该做的事：为你开门、迎接你、把你抱在怀里。这个希望和我的心脏一样微弱。这一点我知道。但我将会一直等待。我将会一直等着听见你的敲门声。我将会一直希望着。

但愿真主保佑你长寿富贵，我的女儿。但愿真主赐予你很多健康美丽的孩子。但愿你能够找到我所没有给你的幸福、安宁和接受。好好保重。我把你交在真主慈爱的手中。

你的不称职的父亲

扎里勒

1987年5月13日

那天晚上，当他们回到酒店、两个孩子玩够了上床睡觉之后，莱拉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了塔里克。她给他看了牛皮袋里面的钱。当她开始哭泣时，他亲吻她的脸，将她拥入怀中。

[1]KhwajaAbdullahAnsary（1006～1088），古代波斯诗人，在赫拉特出生和死亡。

第五十一章

2003 年4 月

干旱终于结束了。在刚过去的冬季，天空下起了大雪，一直积到膝盖，现在又下了好几天的雨。喀布尔河再次有河水奔涌。春天的河水冲走了泰坦尼克城。

如今马路上到处都是泥泞。鞋子踩上去吱吱响。轿车陷进去动不了。驮着苹果的驴子吃力地拔腿前进，它们的蹄子溅起积在地面的污秽雨水。但没有人抱怨泥泞，没有人为泰坦尼克城哀悼。我们想要喀布尔恢复绿色，人们说。

昨天，铅灰色的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莱拉站在厨房的窗边，看着她的两个孩子踩过一堆又一堆的积水，在他们家的后院玩耍。这座两居室的房子位于德马赞区，是他们租来的。院子里有一株石榴树，还有一丛香叶蔷薇。塔里克修补了墙壁，给两个孩子修了一条滑梯和一架秋千，还给察尔迈伊的新山羊围了个羊栏。莱拉看着雨水从察尔迈伊的头皮上滑下来。察尔迈伊要求剃光头，像塔里克一样。现在给他念驱赶巴巴鲁经文的也是塔里克。雨水打湿了阿兹莎的长发，将它变成一些藤蔓；她摇晃脑袋的时候，头发上的水就会甩到察尔迈伊身上。

察尔迈伊差不多六岁了。阿兹莎十岁。他们上个星期给她过生日，带她去了电影公园。在那儿，喀布尔人民期待已久的《泰坦尼克号》终于公映了。

“走吧，孩子们，我们就要迟到了。”莱拉一边把他们的午餐放进一个纸袋，一边大声说。

这时是早上八点。莱拉五点起床。阿兹莎和往常一样，把她摇醒，让她起床做早晨祷告。莱拉知道，做祷告是阿兹莎纪念玛丽雅姆的方式。随着岁月的流逝，迟早有一天，时间会像连根拔除一棵杂草那样，将玛丽雅姆从她的记忆的花园中拔除；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她就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玛丽雅姆。

早祷之后，莱拉上床继续睡；直到塔里克离开家门，她还在睡觉。她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亲吻了她的脸颊。塔里克在一个法国的非政府组织找到工作，为那些被地雷炸伤的人和截肢的人安装假肢。

察尔迈伊追逐着阿兹莎，两人跑进了厨房。

“带好笔记本了吗，你们两个？铅笔呢？课本呢？”

“都在这里。”阿兹莎说着提起她的书包。莱拉又一次发现她变得更加欢快了。

“那我们走吧。”

莱拉让两个孩子走出房子，锁上大门。他们走进了寒冷的早晨。今天没有下雨。天空很蓝，莱拉放眼望去，看不到一片云朵。他们三人手拉手走向公共汽车站。街道上已经非常繁忙，人力车、出租车、联合国的卡车、公共汽车、维和部队的吉普车滚滚驶过。睡眼惺忪的商人打开昨晚关上的拉闸门。小贩坐在成堆的口香糖和香烟后面。一些寡妇已经在街头占好地盘，向过往的行人乞讨。

莱拉发现回到喀布尔的感觉很奇怪。这座城市已经变了。现在她每天都能看到人们在种树苗、粉刷旧房子、搬砖头盖新房子。他们挖掘排水沟和打水井。在一些人家的窗台上，莱拉看见鲜花插在原来圣战组织的火箭弹的空弹壳中——喀布尔人管它们叫火箭花。最近，塔里克带莱拉和两个孩子去了巴布尔花园，那儿正在翻修。这么多年来，莱拉第一次听见音乐在喀布尔的街头响起，雷布巴琴、手鼓、手风琴和冬不拉，还有艾哈迈德·查希尔的老歌。

莱拉希望妈妈和爸爸能活着看到这些变化。但是，如同扎里勒的信，喀布尔的忏悔来得太迟了。

莱拉和两个孩子正要穿过马路，走向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一辆茶色玻璃窗的黑色陆地巡洋舰突然冲了过来。它在最后一刹那打了个转，和莱拉擦身而过。它溅起的茶色雨水喷得两个孩子浑身脏兮兮的。

莱拉赶忙把两个孩子拉回人行道，一颗提到喉咙的心扑扑跳。

陆地巡洋舰加速朝街道那边开过去，响了两次喇叭，猛然拐向左边。

莱拉站在那儿，双手紧紧抓住两个孩子的手腕，试图喘过气来。

这让莱拉心痛。军阀竟然被允许回到喀布尔，这让她心如刀绞。那些杀害她父母的人住着带围墙的花园洋房，他们被任命为这个部的部长那个部的副部长，他们开着闪亮的防弹SUV，在被他们毁坏的城区横冲直撞。这让莱拉痛不欲生。

但莱拉决定不要让怨恨冲昏头脑。玛丽雅姆不会希望看到她那个样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她会带着天真而机智的笑容说，这样有什么用呢，亲爱的莱拉？所以莱拉说服自己抛开一切。为了她自己，为了塔里克，为了两个孩子。也为了玛丽雅姆。莱拉仍会梦到玛丽雅姆，仍会时不时地想起她。莱拉已经抛开一切新仇旧恨。因为她终于知道那是她惟一能够做到的事。她只能活下去。带着希望。

察曼站在罚球线上，双脚弯曲，拍打着一个篮球。他正在教一群男孩打球；那群孩子穿着比赛用的运动服，在操场上围成一个半圆坐着。看见莱拉，察曼把篮球塞在腋下，朝她挥手。他对那些男孩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挥起手臂，大声说：“你好，尊敬的老师。”

莱拉也朝他们挥手。

现在，恤孤院的操场种着一排苹果树苗，就在东边的围墙之下。莱拉打算等到南边的围墙重新盖起来之后，也在下面种几棵。操场上有一个新的秋千架，新的攀爬架和一些其他的游乐设施。

莱拉穿过一扇纱门，走进恤孤院。

他们重新粉刷了恤孤院的外墙和内墙。塔里克和察曼修好了破漏的屋顶，填补了墙壁，换了新的窗户，给孩子们睡觉和玩耍的房间铺上地毯。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莱拉给孩子们的寝室买来了几张床铺，还有枕头和大小适中的羊毛毯。她还安装了一些过冬用的铁炉。

上个月，喀布尔的《阿尼斯报》报道了恤孤院的重建。他们还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察曼、莱拉、塔里克和一个护理员在恤孤院的孩子后面站成一排。看到报纸的时候，莱拉想起了她童年的朋友吉提和哈西娜。等到我们二十岁的时候，吉提和我，我们每人将会生下四五个孩子。可是你，莱拉，你将会成为我们这两个傻瓜的骄傲。你将会成为一个人物。我知道终究有一天，我能够在报纸的头版上发现你的照片。照片并没有如哈西娜所预言的那样登在头版上，但它登在哪个版面并不要紧。

莱拉拐了个弯，走上一条走廊。两年前，她和玛丽雅姆正是经由这条走廊把阿兹莎托付给察曼。莱拉依然记得他们如何把阿兹莎的手指从她的手腕上掰开。她记得自己强忍喉咙里的哭声，沿着这条走廊奔走过去，玛丽雅姆在身后呼唤她，阿兹莎惊恐地不断尖叫。如今走廊的墙壁挂满了招贴画，有恐龙、卡通人物、巴米扬大佛和一些孤儿的画作。他们画的多数是碾过棚屋的坦克、挥舞着冲锋枪的男人、难民营的帐篷和圣战的场面。

她在走廊拐了一个弯，现在她看见那些在教室外面等她的孩子了。迎接她的是他们的围巾、戴着无边便帽的光头、瘦小的身形和褐色的衣服。

当孩子们看到莱拉的时候，他们跑了过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莱拉被包围在中间。他们纷纷问候莱拉，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莱拉轻轻拍着他们的脑袋，他们揪住莱拉的衣角，拖着她不肯放手，有人伸出手摸索着，争先恐后地想爬到莱拉怀里。有人伸出小手，以便引起莱拉的注意。有人叫她“妈妈”。莱拉没有让他们改口。

莱拉今天费了一些工夫才让孩子们安静下来，让他们排好队，依次走进教室。

塔里克和察曼打穿了两个相邻房间之间的一面墙壁，将它们改建成这间教室。地面依然有很多裂缝，而且有些地砖也不见了。它临时铺着一层防水油布，但塔里克承诺很快会把缺失的地砖补上，然后再铺上地毯。

教室的门口上方挂着一块木板；挂上去之前，察曼把它打磨得很光滑，涂上了闪亮的白漆，然后用刷子在木板上写了四句诗。察曼去找有关部门申请资助的时候，那些人总是抱怨外国承诺给阿富汗的援助资金还没有到位，整座城市的重建也很慢，有人把钱贪污了；还说塔利班已经重整旗鼓，即将回来复仇，而且世界将会再次忘记阿富汗。莱拉知道这四句诗是察曼对这些人的回答。那是他最喜爱的哈菲兹写的诗句：

约瑟将会重返迦南，请别悲哀

棚屋将会回到玫瑰花园，请别悲哀

如果洪水即将来临，吞没所有的生命

诺亚方舟是你们在风暴中心的指引，请别悲哀

莱拉从这块匾牌下面穿过，走进了教室。孩子们纷纷入座，翻开笔记本，叽叽喳喳地说话。阿兹莎正在和相邻一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聊天。一只纸飞机划着弧形飞过教室。有人把它扔回去。

“打开你们的法尔西语课本，孩子们。”莱拉说着把她自己的课本放到讲台上。

在一阵齐刷刷的翻动课本声中，莱拉走到了那扇没有窗帘的窗边。透过玻璃窗，她看见操场那群孩子正在排队练习罚球。在他们上方，在群山上方，早晨的太阳正在升起。篮球框的金属边缘、轮胎秋千架的铁链、察曼脖子上挂着的哨子和他那副镜片完好的崭新眼镜反射出耀眼的光芒。莱拉双手按着温暖的玻璃窗。闭上了她的眼睛。她任凭阳光照耀着她的脸庞、她的眼睑、她的额头。

刚回到喀布尔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塔利班将玛丽雅姆埋在哪儿，这让莱拉很难过。她希望她能够去探访玛丽雅姆的坟墓，陪她坐一会儿，留下一两朵花儿。但莱拉现在明白这没有关系。玛丽雅姆离得并不遥远。她就在这儿，在这些他们重新粉刷过的墙壁之中，在他们种下的那些树苗之中，在那些给孩子保暖的毛毯之中，在那些枕头、书本和铅笔之中。她就在孩子们的笑声之中。她就在阿兹莎背诵的诗句和她朝西方鞠躬时念出的经文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玛丽雅姆就在莱拉自己心中，在那儿，她发出一千个太阳般灿烂的光芒。

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莱拉听见了。她转过身，下意识地歪起脑袋，微微翘起她那只完好的耳朵。是阿兹莎。

“妈妈？你没事吧？”

教室里鸦雀无声。孩子们都在望着她。

莱拉正要回答，却突然喘不过气来。她的双手猛然向下伸去。它们按上了她的小腹；一秒钟之前，她感觉到那儿涌起一阵漫过她全身的波浪。她等着。但那儿再也没有动静。

“妈妈？”

“嗯，孩子，”莱拉笑了起来，“我很好。是的。非常好。”

走向讲台的时候，莱拉想起了昨晚吃饭的时候他们又一次玩起的命名游戏。自从莱拉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塔里克和两个孩子之后，他们每天晚上都会争着给孩子起名。他们争执不休，各自提出待选的名字。塔里克喜欢穆罕默德。察尔迈伊最近看了电影《超人》的录像带，他奇怪阿富汗男孩为什么不能叫做克拉克。阿兹莎竭力推销的名字是阿曼。莱拉喜欢奥马尔。

但这个游戏只和男性的名字有关。因为，如果它是个女孩，莱拉已经给她取好名字了。

后记

近三十年来，阿富汗的难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战争、饥饿、专制和压迫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像这个故事中的塔里克和他的家人那样——离乡背井，到和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安置家业。出逃达到高峰时，有八百万名阿富汗人以难民的身份侨寓国外。时至今日，巴基斯坦依然有超过两百万阿富汗难民。

去年，我有幸获选为联合国难民署的美国亲善大使。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上最为杰出的慈善机构，它的任务是保护难民的基本人权、提供紧急救援物资，以及帮助难民在安全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联合国协助安置的难民超过两千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阿富汗之外，还包括哥伦比亚、布隆迪、刚果、乍得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为难民提供援助，是我人生中最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经历。

若想提供帮助，或者仅仅是想了解联合国难民署和它的工作，以及难民的一般困境，请访问：www.unrefugees.org。

谢谢诸位。

卡勒德·胡赛尼

2007年1月23日

致谢

在表达谢忱之前，我想澄清几个问题。古尔德曼村是一个虚构的地方——据我所知。熟悉赫拉特市的人将会注意到我在描写它周边的地理环境时稍微对其加以改动。最后，这本小说的书名来自大不里士的赛依伯所写的一首法尔西文诗歌。读过原诗的人将会清楚地注意到包含书名的那句诗的英文版本并不是从原文逐字翻译过来的。但约瑟芬·戴维博士的这首译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我觉得她译得很好。我感谢她。

我想感谢卡约乌姆·萨尔瓦尔、赫克马特·萨达特、伊莉斯·哈达维、罗斯玛丽·斯塔塞克、劳伦斯·奎尔和哈利玛·杰兹明，感谢他们的帮助与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感谢爸爸阅读这本书的草稿，感谢他的建议和一如既往的父爱与支持。感谢我的母亲，她那无私而温柔的性格渗透在这本书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亲爱的妈妈。还要感谢我的姻亲，谢谢他们的大方和善意。至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我对你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想谢谢我的经纪人伊莲·科斯特，谢谢她总是那么相信我，还有朱迪·霍切基斯、戴维·格罗斯曼、海伦·赫勒和不知疲倦的钱德勒·克劳福德。我感激利维赫德出版社的每一个人。尤其要感谢的是彼得森·肯尼迪和乔弗雷·克罗斯科，谢谢他们看好这个故事。我还要衷心感谢玛丽莲·达克斯沃斯、柴美好、凯瑟琳·林奇、克拉格·伯克、莱斯利·舒瓦兹、霍尼·温纳和温迪·皮尔。特别感谢我的校对编辑托尼·戴维斯，他眼光锐利，一个错误也不放过；还有我的编辑，才华横溢的莎拉·麦格雷斯，谢谢她的耐心、睿见和指导。

最后，谢谢你，罗雅。谢谢你一次又一次地阅读这个故事，谢谢你在我信心动摇（还有一两次心灰意懒）的时候始终陪着我，从来不怀疑我。没有你就没有这本书。我爱你。

附录

喀布尔[1]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赛依伯[2]

美丽的喀布尔啊，群山绕四旁

她那丛生的荆棘，玫瑰也嫉妒若狂[3]

大风吹起她的微尘，刺痛我的双眼但我热爱她，因这微尘诞生过阿舒翰与阿热凡[4]

我称颂她那明艳的郁金香我为她葱郁的林木而歌唱从巴斯坦桥流下来的河水是多么清冽！但愿安拉保佑这美景免受俗眼的污染！

基尔兹[5]选择了经过喀布尔走向天堂让他更接近上苍的，是她的峰峦一条护城的神龙，在她巍峨的城墙上每一块城砖的贵重，胜过价值连城的宝藏

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6]

清晨，她的笑声如同花儿一般欢快

夜晚，她的漆黑好比秀发似的乌亮

她那些动人的夜莺唱着美妙的曲调如焚烧的树叶，它们唱得热烈而悠扬

而我，我在贾哈娜拉和莎尔芭拉[7] 的花园咏叹连天堂的杜巴树[8]也妒忌它们的郁郁苍苍

[1]原诗为波斯文，译者以JosephineDavis和无名氏的两种英文译本为底本译出。两首英文译诗有个别费解字句，译者另参考波斯文原诗酌改。为了加深读者理解，译者参考了NancyHatchDupree的An Historical Guide to Kabul，为诗句添加了注释。

[2]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赛依伯（1601～1677），著名诗人，出生于大不里士，也称大不里士的赛依伯。1626年应莫卧儿帝国国王沙贾汗之召，前往印度当他的宫廷诗人。此诗为诗人1627年归途路过喀布尔时所作。

[3]当时的波斯诗人喜欢把美丽女孩的睫毛比喻成能够刺穿爱人的心的荆棘，赛依伯在这里使用了这个意象。

[4]阿舒翰（Ashukhan）和阿热凡（Arefan）是喀布尔的两个圣人，分别代表爱人和智慧。

[5]基尔兹，传说中的伊斯兰教先知。

[6]诗人用太阳来比喻美丽的喀布尔妇女。

[7]贾哈娜拉和莎尔芭拉都是莫卧儿帝国国王沙贾汗的女儿。

[8]传说中天堂才有的极其美丽的树。

译后记

2006年初，我拿到世纪文景公司送来的The Kite Runner（《追风筝的人》）翻译样书。样书的封三赫然印着一个广告，称作者的新书《泰坦尼克城之梦》（Dream In Titanic City ）将于2006年夏季出版。自那时起，我便充满了好奇与期待，亟盼早日看到卡勒德·胡赛尼的这本新作。然而2006年夏季过去了，该书却毫无动静，到了秋天，这才从美国传来消息，书名已经改为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其时正在修改之中，定于2007年5月在美国出版。等到今年1月中旬，我终于见到了本书的电子文档。

说实话，因为一鸣惊人而后销声匿迹或者后继乏力的作家并不少见，在看到这本书之前，我曾经以为它很难超越这个星期仍高居《纽约时报》平装本小说销售排行榜第4位的《追风筝的人》（上榜周数121周）；但是，1月份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已经知道从内容来看我先前的预设完全是错的；而现在，本书自5月22日出版以来的六个星期里，总共有五个星期位居《纽约时报》精装本小说销售排行榜第一名（上个星期短暂地退居第二名），我明白就畅销程度而言我先前的猜测也将肯定是错的。

相比《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情节安排更加巧妙，语言也更加纯熟优美。此前我曾撰文指出前者文笔略显稚嫩，但这个问题在本书已经消失了，书中某些段落之曲折优雅，较之福克纳和纳博科夫的作品也毫不逊色。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则延续了《追风筝的人》的成功。前后文的相互呼应和几个感染力极强的隐喻让人感动之余，更添钦佩。

《追风筝的人》出版之后，许多读者来信和我分享他们的阅读经验。他们有的年过古稀，有的才念初中；有的是定居美国的华人，有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同胞。我很高兴他们和我一样，也被卡勒德·胡赛尼的文字深深感动，并且从中得到了启发或者动力。我更感谢他们为我指出译文中某些失当之处，令我有学习和改正的机会。

和《追风筝的人》原文一样，本书原文亦有不少用英文字母拼写的法尔西语单词，译者未作音译保留，均据原意译出。由于译者5 月底方始翻译此书，其间杂务繁忙，时有分心，况且限于个人能力，译文或恐有个别不妥之处，在此先行致歉。读者如有发现错漏，恳请不吝拨冗指正。至于被本书感动的读者，如想表达谢意，个人推荐各位访问作者的网站http：//www.khaledhosseini.com/，可在该网站给作者留言。因为翻译无非嫁务，译者不敢掠美。

李继宏

lijihong@hotmail.com

2007年7月7日

评 论

继《追风筝的人》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121周之后，卡勒德·胡赛尼带着这本优美动人、令人难忘的新书，再度走进我们的视线……《灿烂千阳》同样表现出卡勒德极高的叙事天分，它是一部“阿富汗30年历史的揪心记录，一部关于家庭、友谊、信念和因爱得救的极其动人的故事”。……胡赛尼让我们看到，女人对家庭的爱竟能够让她们投入不可思议的英雄般的自我救赎，而依凭对爱的回忆，就能让苦难中的女性活过沧桑。

令人晕眩的伟大成就……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出版商周刊》

很难想像还有比超越《追风筝的人》更艰难的事：作为一位无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且描写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所知甚少的国度，《追风筝的人》在全球的销售量已奇迹般地高达600万册。然而，当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灿烂千阳》出现在亚马逊的时候，读者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热情。一些读者认为，《灿烂千阳》甚至比《追风筝的人》更胜一筹，它更突出地体现了胡赛尼极具感染力的叙事能力，以及他对个人和国家悲剧的敏锐感受力。在这个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中，绝望与微弱的希望同时呈现。

——亚马逊网站（Amazon.com）

作者胡赛尼由此证明，在以畅销书扬名文坛之后，他有能力再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胡赛尼熟练地勾勒出了其故土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微妙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双重肖像。他的写作简单，朴实无华，但是他的故事却动人心弦。强力推荐。

——《图书馆杂志》

在以畅销书开场之后，胡赛尼继续回顾20世纪后期阿富汗的风貌。这一次，是通过两位女性的眼睛。……胡赛尼的第二本鸿篇巨制具有不可思议的悲剧风格，是对阿富汗的苦难与力量悲伤而又优美的告白。喜爱《追风筝的人》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这一令人难忘的续作。

——《书目报》

不管书评怎么写，《灿烂千阳》肯定会大为畅销。但或许你有兴趣听听在下的意见。它是否和《追风筝的人》一样好？答案是不是。它更好。…… 《灿烂千阳》是通俗小说的精品，是一部有关勇敢、荣誉与宽容的书。

——《华盛顿邮报》

胡赛尼凭借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一举成名，虽然他的第二本小说让其忠实读者苦苦等待，但《灿烂千阳》的确没有令他们失望。胡赛尼在小说中展现出了更为精湛的叙事才能，讲述了一个为了留住希望与快乐而作出必要牺牲、用爱的力量战胜恐惧的故事。真是精彩极了！

——《纽约每日新闻》

胡赛尼对于日常生活本质的洞察及对人类情感细致入微的刻画增添了小说的生动性与曲折性。……《灿烂千阳》不愧是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又一佳作。

——《洛杉矶时报》

继超级畅销的《追风筝的人》之后，卡勒德·胡赛尼在新作《灿烂千阳》中通过两位女性的视角，精心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祖国的故事……阿富汗的兴衰对于略知国际新闻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通过小说的渲染，这一切以全新的方式震撼着我们。它迫使我们思考：如果注定要面对惨淡的人生，我们将何去何从？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

出生于阿富汗，在美国受教育，反而敢于拥抱被很多人视为过气的老式说故事艺术；不畏煽情催泪、安排巧合的剧情转折，这些都是被当代美国作家视为禁区的东西。……即使通俗与文学性的界线在此被模糊，至少我们很幸运拥有胡赛尼这样的作家。他拥有说故事的远大抱负，用这部宽宏的小说为我们诠释了阿富汗的文化和历史。……为了探寻已吞噬了阿富汗的暴力的根源，胡赛尼透过这些女性的生命片段为我们揭示了几许微弱的希望之光。

——《迈阿密先驱报》

个人在困境中挣扎的旅程，家庭里那些似乎无穷无尽的秘密。胡赛尼的两本小说以及小说中的各个角色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追问以上的问题，而答案也不尽相同。在阿富汗，在美国，我们每个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这本略显散乱却更为睿智的小说中，胡赛尼延续着他那富有同情的叙述方式，以及简练、引人动情的语言特色。

——《圣路易斯邮讯报》

卡勒德·胡赛尼完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灿烂千阳》的力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其处女作《追风筝的人》……通常，第二部作品相较于前作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这部备受瞩目的作品成功地把读者带进了那个残酷、绝望、苦难和贫困的世界，同时又以希望、救赎和爱来抚平痛苦……

——《夏洛特观察家报》

《灿烂千阳》获得了《出版人周刊》、《柯克斯书评》、《图书馆杂志》和《书目报》的热情赞扬，所有的表扬无疑都是应得的。故事线索清晰，写作言语简练，隐喻精当，读者宛如走入故事主角的生命之中，感同身受……胡赛尼对语言的表现能力有着非凡的鉴别力和控制力，总是能以极准确的描述来反映现实，同时又能引发读者内心深层的感触。

——About.com

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和法拉，他们是我的眼睛之光。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妇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烂千阳/（美）胡赛尼（Hosseini，K.）著；李继

宏译.—2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书名原文：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ISBN 978-7-208-10377-1

I.①灿… II. ①胡…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8545号

书名：灿烂千阳

作者：[美] 卡勒德·胡赛尼

转码：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0377-1/I.712.45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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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ousand Splendid Suns by Khaled HosseiniCopyright . 2007 by Khaled Hosseini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he literary

agency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and Jia-xi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追风筝的人》：

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仅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极度贴近人性的故事。单就书中的角色刻画来看，这部初试啼声之作就已值得一读。从敏感、缺乏安全感的阿米尔到他具有多层次性格的父亲，直到阿米尔回到阿富汗之后才逐步揭露父亲的牺牲与丑闻，也才了解历史在美国和中东的分岔……这些内容缔造了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将这个过去不引人注意、在新千年却成为全球政治焦点的国家的文化呈现世人面前。同时兼具时代感与高度文学质感，极为难能可贵。

——《出版商周刊》

凡夫俗子在历史狂涛里的独力奋斗，一部非比寻常的小说。

——《人物》

本书偏重个人的情节，从阿米尔与他父亲仆人儿子哈桑的亲密友谊开始，这段感情成为贯穿全书的脉络。这两个男孩所放的风筝，象征了他们之间关系的脆弱，在往日生活消逝之际，备受考验。作者笔下的阿富汗温馨闲适，却因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摩擦而现紧张。书中充满令人回萦难忘的景象：一个为了喂饱孩子的男人在市场上出售他的义腿；足球赛中场休息时间，一对通奸的情侣在体育场上活活被石头砸死；一个涂脂抹粉的男孩被迫出卖身体，跳着以前街头手风琴艺人的猴子表演的舞步。

——《纽约时报》

极为动人的作品……没有虚矫赘文，没有无病呻吟，只有精炼的篇章……细腻勾勒家庭与友谊、背叛与救赎，无须图表与诠释就能打动并启发吾人。作者对祖国的爱显然与对造成它今日沧桑的恨一样深……故事娓娓道来，轻笔淡描，近似川端康成的《干羽鹤》，而非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作者描写缓慢沉静的痛苦尤其出色。

——《华直顿邮报》

敏锐，真实，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追风筝的人》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是对阿富汗人与阿富汗文化的悲悯描绘。作者以温暖、令人欣羡的亲密笔触描写阿富汗和人民，一部生动且易读的作品。

——《芝加哥论坛报》

一部美丽的小说，2005年写作最佳、也最震撼人心的作品。一段没有前景的友谊，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这部感人非凡的作品也描写父与子、人与上帝、个人与国家之间脆弱的关系。忠诚与血缘串连这些故事，使之成为2005年最抒情、最动人、也最出人意料的一本书。

——《丹佛邮报》

《灿烂千阳》：

令人晕眩的伟大成就……关于不可宽恕的时代，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

——《出版商周刊》

很难想像还有比超越《追风筝的人》更艰难的事：作为一位无名作家的第一本小说，且描写的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所知甚少的国度，《追风筝的人》在全球的销售量已奇迹般地高达600万册。然而，当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二本小说《灿烂千阳》出现在亚马逊的时候，读者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热情。一些读者认为，《灿烂千阳》甚至比《追风筝的人》更胜一筹，它更突出地体现了胡赛尼极具感染力的叙事能力，以及他对个人和国家悲剧的敏锐感受力。在这个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中，绝望与微弱的希望同时呈现。

——亚马逊网站（Amazon.com）

作者胡赛尼由此证明，在以畅销书扬名文坛之后，他有能力再完成一部成功的作品。……胡赛尼熟练地勾勒出了其故土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与此同时，他还描绘了微妙的、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双重肖像。他的写作简单，朴实无华，但是他的故事却动人心弦。强力推荐。

——《图书馆杂志》

不管书评怎么写，《灿烂千阳》肯定会大为畅销。但或许你有兴趣听听在下的意见。它是否和《追风筝的人》一样好？答案是不是。它更好。……《灿烂千阳》是通俗小说的精品，是一部有关勇敢、荣誉与宽容的书。

——《华盛顿邮报》

《群山回唱》：

《群山回唱》是胡赛尼最具信心、在感情上最扣人心弦的小说。比《追风筝的人》更流畅、更有野心，叙事上比《灿烂千阳》更精巧。

——《纽约时报》

这本书穿越了战争、离别、生死、谎言以及爱情，向我们一再展示了人们的选择——即便是看起来最无私的选择，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部分。这是大师的杰作。

——美国亚马逊“最佳选书”推荐语

我下决心读《群山回唱》时不要流泪，但我刚看了20页就失败了。等看完最后一页，我号啕大哭。是的，他的新作沉浸在悲伤和绝望当中，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一缕偶然而至的希望之光。

——美联社

《追风筝的人》作者的新书是一部关于牺牲、背叛和亲情力量的传奇。

这部小说比《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更壮阔，它跨越了三代人，将流亡者和救援人员、父母和子女、医生和毒枭的故事相互交织。胡赛尼展示出，人对自己本该守护的东西，会何其轻易地加以恶待和抛弃。但他最终成功彰显了家庭的力量和亲情的永恒。

——《人物》杂志

胡赛尼的新作《群山回唱》文笔优美，技巧圆熟，跨越将近60年的阿富汗历史，审视了一次绝望之举给两个幼小生命留下的创痛，它所导致的连串后果。小说虽然充满了令人心痛的悲情，却洋溢着爱的辉光：经久的兄妹之情；龃龉不断却紧密相连的表亲之情；暗自亲昵、终至密友的主仆之情；以至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对战争受害者的承诺。为了强调爱的重要与偶然，胡赛尼以一个梦中的场景收尾，回忆往昔，已逝的幸福尤为珍贵，因为我们知道它多么脆弱。

——《洛杉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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