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Author: 叶笃庄
Date: 2014-12-30
Publisher: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录
序 言
第一部分

叶家往事（作于一九九一年）

我的家世

河北住宅室内陈设
高祖情况
曾祖情况
祖父情况
父亲情况
祖 母
大夫人
二夫人
三夫人
三 叔
四 叔
大 哥
二 哥
三 哥
四 哥
六 弟
七 弟
八 弟
九 弟
十 弟
十一弟
十二弟
二 姐
三 姐
四 姐
五 妹
我的奶母
我家的老师们
我家的仆人们
姚 妞
姑 母
日常生活
过年、过节
小孩过生日
忌 日
卖零食的

第二部分

过眼烟云（作于一九九二年）

上私塾
上中学
退 婚
追求孙竦
大 学
留学日本
参加八路军
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
民族革命大学—渭南师范学校—第三国际
全民通讯社——工业合作协会（工合）
特种情报所
太平公司
GBT小组
1946年初至北平解放
补记两件事

第三部分

解放以后（作于一九九一年）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反右”前奏
被 捕

第四部分

狱中记（作于一九九三年）

草岚子监狱
亲笔写供词，转入甲监
从甲监转到乙监
转入乙监的小号
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保外就医
病号看守所
团河劳改队
良乡劳改队
安徽白湖农场改造
调回北京，进秦城监狱
由秦城又回到白湖农场
由副业队调到试验站
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被释放
转业到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十四年后与亲人团聚

附录一
开蒙老师张树和[205]

回忆天津知识书店[206]
向叔保谈延安的书刊发行工作[208]
从一个日本俘虏到同志[209]
记岳岱[211]
两篇文章引起的回忆[212]
我最难忘的宋尔廉[213]
美国作家约翰·赫西在中国[216]
回忆北平解放前党盟关系二三事[217]
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218]
令人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222]
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特务[223]
书给我的幸与不幸[224]
也谈读书[225]
译书坎坷路[228]
从《物种起源》修订联想到的[229]
收集旧物有喜有忧[230]

附录二
又见父亲[231]

附录三
毕生尽力 无愧无悔[232]

叶笃庄先生大事年表

整理后记

我爱祖国，

我爱人民，

我爱母亲，

我爱辣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叶笃庄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03-08564-5

Ⅰ.①一… Ⅱ.①叶… Ⅲ.①叶笃庄（1914～2000）-回忆录Ⅳ.①K8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1650号

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

著 者：叶笃庄

整理者：孟繁之

责任编辑：贾 娟

助理编辑：柳承旭

装帧设计：陆红强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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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sxskcb.com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者：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655mm×965mm 1/16

印 张：34

字 数：400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4年7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564-5

定 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叶笃庄先生

叶笃庄先生和他的美国朋友

（1946年上半年，摄于北平）

叶夫人孙竦单人照（1942—1943年，摄于上海）

叶夫人孙竦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叶靓（1947年，摄于北平）

序 言

章开沅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中文译稿（《叶家》）与《一片冰心在玉壶：叶笃庄回忆录》即将出版问世，老友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来信索序，开门见山说：“我盼望你能做序的原因很多，从1992年在圣地亚哥谈及叶娃父亲的自传，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其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对此，我有同感，写序应属义不容辞。

那些年我正羁旅北美，先后在普林斯顿与耶鲁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并承担若干教学工作。1992年5月承蒙周锡瑞热情邀请，提前辞别我最熟悉的耶鲁大学，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任教，历时一年有余。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城市，也是我与锡瑞以及其他友好学者共事最久的一段美好时光。其间，他与夫人叶娃送来叶笃庄先生回忆录初稿，并且嘱我过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叶氏家族是晚清至民国期间的天津著名世家，笃庄兄弟一辈更有我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因此我反复阅读几遍，并提出若干初步建议。回忆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但作者是农业科学大家，毕竟与史书撰述有所疏隔，何况又是不够成熟的初稿。我深深感谢周氏夫妇的信任，因为他们不仅如实转告笃庄先生，让他花费很多精力，不断增补并完善回忆录。其后锡瑞又在此基础上扩大范围，撰写了涵盖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的叶氏家族史《叶家》。我一向害怕被称为“第一人”，但是却可以算是叶家圈子以外的第一个中国读者。

时隔20多年，我重新聚精会神温习叶家的漫长历史。首先阅读的是《叶笃庄回忆录》，因为此前我已看过初稿，可以作为参照。如果从1993年算起，作者在他余剩的七年岁月中，已经对原稿做过许多必要的补充与修改。总的感觉是，史事脉络更清晰了，涉及人物更鲜活了，对于钩稽史料与叙述往事更为得心应手了。我特别佩服这位前辈的超强记忆力，在他的笔下叶氏家族几个世代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是栩栩如生，各有自己的个性乃至躯体特点。他的记忆范围已经超过直系亲属，但凡在这个大家庭中工作过的众多中英文老师、奶妈、仆役，乃至厨师、马夫和黄包车夫，大都有名有姓，跃然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训练有素的农业科学家，他对叶氏家族的栖息处所，诸如地理环境、房屋布局、建筑结构、室内陈设，均有极其详尽的记述并有图表说明。当然，还有家人的日常生活，年节习俗，生丧嫁娶等细节的描写，俨然构成一幅晚清民国直至1949年以来的社会生活的绵延画卷。

当然，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是他在这部口述史中体现出的严谨求真。我常说“真实是文史工作的命根子”，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在《叶笃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从1993年到2000年，在他一生最后7年，我们不仅看到他日复一日地认真盘点过去，而且还看到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他把全部人生感悟都融化于忆旧述史之中，并且敞开心扉与后世的人们进行心灵交流。

总之，《叶笃庄回忆录》已经为《叶家》提供最初的框架构思与实证基础。当然，如果老天假之以年，这些片断的局部回忆可能更为前后连贯，更为条分缕析，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重叠与零乱。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于80以上高龄的老人，他能以衰暮之年为我们留下这么丰富的可靠历史回忆，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撰写整个叶家的家族史还得有历史学者的参与，因为这个古老家族包括“安庆叶家”和“天津叶家”两大阶段，前后历时数百年之久，活动范围更覆盖国内外许多地区，其间重大历史事件之多与社会变迁之大，亦属家族史中所罕见，非大手笔不能驾驭自如。应该说，《叶家》没有辜负笃庄老人的遗愿，出色地完成了叶氏家族史的著述。

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但是却非本书的主体，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铺垫。

安庆叶家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这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此乃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早期的文字记载很少，作者主要是借助于后世的追忆与传说，着重介绍了谱牒的纂辑与祠堂的修建，从总体上描述了古老宗法社会的根基。

安庆叶家比较完整的历史，似乎是从1802年县衙以西叶家老宅一个婴儿的诞生开始，他的名字是坤厚。他和他的儿子伯英在道、咸年间的国内战乱中，如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组织地方团练，为扶持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虽然未能擢升为封疆大吏，但毕竟已从道台攀登到省一级政府中的藩臬要职。父子二人都在大清河的水利工程中有所建树，并且顺应同光新政的潮流在政府部门工作中有所革新。他们不仅为安徽叶家奠定了更为辉煌而又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以后北迁天津的后世子孙心目中的创业先驱。

伯英的长子元琦亦曾先后追随李鸿章、袁世凯，在直隶地区参与若干新政推进，因而便揭开了天津叶家的帷幕。但是，真正决心定居天津并且促使天津叶家登场的，却是元琦的儿子，即曾于1911年出任直隶巡警道的崇质。崇质是天津安徽会馆理所当然的头面人物，并且在会馆的正后方购置一座三进庭院的大宅，这才是天津叶家真正的发祥地和世代绵延的棲息之所。民国初年北方政局的混乱多变促使崇质决心弃仕从商，起初是辅佐周学熙实业集团的兴起，随即又谋求自己家族更为长远的稳定发展。传统的科举入仕，特别是就任地方官员或充当封疆大吏，往往需要频繁移居各地，因而习俗称之为“游宦”或“宦游”，其实是地方官风流表面掩饰下的无奈。唯有兴办现代实业，才能保障家族在某个地区长治久安。因此，头脑精明且眼光远大的崇质选择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滨海商埠天津，并且转而全力营建新式实体经济。崇质本人的转型，衍生为家族的转型，不仅是家族中心的地区转移，而且是家族发展道路的根本转变——从科举致仕到实业科技。

崇质在作者的笔下，成为坤厚、伯英之后又一位家族的耀眼明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本人的思想业绩，他的父母与后代，他的巨大豪宅，乃至生活起居等等，俨然是一幅民国初年至抗战爆发的城市生活的浮世绘。

但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感受更为亲切的却是崇质为数众多的子女，因为他们大多出生于1912-1917之间，年龄相当于我自己的小叔与长兄，而其中如笃庄、笃义、笃正等兄弟更是我们心仪已久的学界前辈。他们距离我们最近，他们所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在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我们大多亦曾亲身经历，因而觉得他们与我们之间心灵相通之处更多。他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四文化乳汁哺育下长大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多在燕京、清华等名校接受过完整教育，有的还在美国、日本留过学，并且取得博士学位。他们虽然仍旧属于天津叶家这个范畴，然而大多都具有自食其力的独立意识。他们多数人的志愿既非做官亦非发财，而是执意走科学救国之路，以自己的专业特长谋求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这一代叶家成员大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家族的又一次转型。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笃庄及其兄弟没有一人随国民党迁居台湾，大多热心支持人民政府，连在美国学有大成前途无量的笃正也翩然归来，投身于新中国气象科研机构的筹建。

在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影响较大的世家成员，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自身经历，必然要或多或少受到冲击。在叶氏兄弟中，冤屈最大，苦难最深且最久的，当属老五笃庄。他不仅在1957年由于受别人牵连而无端被划右派，而且1958年又以“美国特务”嫌疑被捕入狱。十年牢狱之灾，其实情笃庄在《狱中记》已有翔实忆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境之恶劣，外界实在难以想象。然而就在这样饥饿与疾病交加的苦难岁月中，他却用多种各样的所谓“笔尖”翻译了达尔文的巨著《人类的由来》（全部）与《赫胥黎讲演集》（半部），其坚毅与勤奋更非常人所能企及。十年刑满以后，他仍然没有自由，在安徽劳改农场、渔场中继续从事体力劳动。他的三个女儿先后多次前来探望，而爱妻则早已病故，父女在破旧且紧靠猪圈的茅屋里团聚并共话世态炎凉，其情其景催人泪下。这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是整个民族苦难的缩影。

《叶家》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己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叶家》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正如作者结尾的几句话，“他们在后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多样化，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和全世界的更多地方。但他们仍然是一个大家庭，现在由电子通信网络连接在一起，这棵大树的树叶和树枝现在共享一个虚拟空间，而他们的未来还有待书写。”

宗族是农业宗法社会的产物，并且构成其牢固的社会根基。严格说起来，民国以后宗法制度已经趋于衰微，随着三纲之首君权的消失，其他的宗法纲常都随之动摇。由于自然经济的瓦解，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人口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而安土重迁的思维定势早已淡薄。尽管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向传统回归，甚至宣扬以家族→宗族→国族这样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模式来整合新兴的中华民族，但也无从阻遏宗族的不断分崩离析。家族与宗族文化的绵延有两大依存：一曰祠堂，一曰宗谱。据我个人的感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祠堂的威权随之日渐低落，而战争与人口的大幅度变迁（包括农业宗法社会自身的解构），到上个世纪40年代，连边远乡村的祠堂也逐渐“空洞化”。1938年我就读的国立九中设立于四川江津德感坝，地方士绅为2000多名流亡学生提供的主体校舍，就是过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祠，如三共祠、五福祠、云庄祠等。不仅祖宗牌位搬迁一空，而且不再看见任何宗族集体活动（如祭祀、节庆等），只有残存的石碑记录着这些宗族昔日的辉煌。尽管其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但祠堂附近的墓地很多已经成为荒坟野冢。我过去只知感恩四川乡亲的慷慨大度，却未曾想到自己家乡的宗祠也遭遇同样的命运。1949年以后，祠堂与家谱更被新政权视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全部列入彻底洗涤扫除范围，而阶级的划分与阶级斗争的连绵不绝，更使家族分崩离析。开放改革以来，祠堂修复有之，宗谱续纂有之，宗亲聚会更扩大到世界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宗族与宗族文化的复活，实际上多半仍出于地方官员追求GDP政绩的需要，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祠堂修复无非增加旅游景点，宗亲聚会实乃招商引资罢了。在全球化与商业化大潮猛烈的冲击下，连家族的凝聚力都得靠鼠标点击的共享虚拟世界，何况更为古老也更为疏远的宗族呢？

然而宗族史与家族史的研究毕竟应该倡导，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观念乃至实体上仍然有大量遗存，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叶家》不是古老家族与世家的挽歌，更不是单纯抒发怀旧的咏叹，它只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履行守望历史与解释历史的职责。我殷切期望有更多更好的同类著作问世。

谨以此文为序，未知当否，尚祈作者与读者赐教。

第一部分

叶家往事（作于一九九一年）

我的家世

我的原籍是安徽省安庆，可是从高祖叶坤厚起，就离开了老家，先后在河南开封、山东济南、河北保定和天津等地居住。高祖在河南任道台时，其子，也就是我的曾祖叶伯英，任陕西巡抚。那时家在开封大纸坊街，房宅跨大街两侧，有花园、假山石，并有“过街桥”高悬街道之上，连接两侧的诸多院落。解放前，那里成了开封第四中学的校址，我有几位留日的同学曾在这所中学读过书，都说房子很大。

我的祖父叶元琦住在保定，家有三个院子。他是叶伯英的长子，只有他这一支移居保定，其余各房仍住在开封。他移居保定是因为他是“直隶候补道”，在保定候补，而保定当时是直隶省会，总督府的驻地。

我祖父死后，我父亲去山东做官，移居济南，家住大明湖附近。先是他和他的大夫人及二夫人（我的母亲）去的，那时还没有娶三夫人。他们去济南后，我的祖母仍住在保定，后来也搬去济南。据说我祖母到济南时，我的父亲骑马走在我祖母坐的“八抬大轿”（八个人抬的绿呢大轿）之前，并有二百名“小队子”（卫队）前呼后拥。旁观的路人都说这老太太真有“福气”。

我父亲于光绪末年由山东济南调到直隶做官，因当时直隶总督住在天津，所以举家又从济南迁到天津。我们兄弟数人就是在天津河北三马路上的一所房子里长大的。[2]这座房子在总督衙门旁边，去白河约五十米，有三个大院落。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曾在此房居住过。房子前方有走廊，院落的斜对面还有一个“马号”。一直到我进了高中，马号里面还养着三匹马，停放着两辆轿式马车、一辆敞篷马车和一辆黄包车。四个马夫和一个黄包车夫都住在马号里。我家大门口墙上悬一块约三尺长、一尺宽的木牌，上刻“皖怀叶公馆”。北伐革命后，就换了另一块木牌，上面仅刻着“叶寓”二字。

叶家住宅布局图

（1）第一道大门；（2）影壁；（3）长条院；（4）轿房；（5）厨房；（6）储存室；（7）厨子住室；（8）第二道大门；（9）北客厅；（10）大客厅；（11）穿堂；（12）小客厅（英文书房）；（13）男佣住室；（14）书房（中文）；（15）男佣室；（16）小孩卧室；（17）女老师书房；（18）储存室；（19）三老爷卧室；（20）女佣人室；（21）大夫人卧室；（22）起居室；（23）穿堂；（24）祖母卧室；（25）祖母佣人卧室；（26）女佣室；（27）第一层楼，二夫人及她孩子们卧室；（28）第二层楼，三夫人和她孩子们卧室。

小时候，由于军阀混战，经常“跑反”。“跑反”就是由中国地跑到租界去避难。譬如直奉战争，直军败了，退出天津时，一些散兵游勇就会抢劫财物。而奉军刚一入天津时，也有抢劫行为。所以当一方要失败退出天津前，我们就会把财物装箱运到租界，全家老幼带着大部分男、女仆人和厨子，逃往租界暂住，只留少数几名男仆（大约三四人）看家。等到战乱平息，市面恢复、买卖开张之后，我们全家又搬回河北住宅。在租界逃反时，或借住亲戚家，或自己租房子。后来由于战乱频繁，爽性在日租界租了一所楼房，把上百只箱子存在那里，由二名老仆人看房子。平时无人居住，等战乱时再搬去。这所房子的租金，每月为一百五十银元。

有一次逃难，住在我的“丈人”家。他家在“特新一区”（旧德租界）[3]有一座花园洋房，空着无人住，我们就暂时借住。这所房子很大，室内地毡都是专门按房间大小订做的。由于房间多，又无电灯（电路坏了），夜里点蜡，所以感到阴森森的。据说这所房子闹鬼。有一个女仆，夜晚碰上了鬼，被鬼卡住脖子，出不来气，结果脸都肿了。所以家里的小孩们一到天黑，就赶紧钻进被里睡觉。记得有一年冬天，室内只生煤球炉子，西北风一起，把窗户外的遮雨窗吹得啪啪地响，更加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我父亲死后，为了紧缩开支，先是把河北住宅的后院腾空租出去，住在后院的家人搬到中院，中院的人搬到前院。过了没有多久，又在租界租了房子，全家就搬到租界住洋房去了。河北的房子后来全部卖出。这所房子解放前改作肥皂工厂，解放后拆盖建了新厂房。[4]

河北住宅室内陈设

河北住宅的大门门道内有两条宽一尺、长一丈的黑漆板凳。夏季上面常坐着几名仆人，那里有穿堂风，甚是凉爽。门道尽头连接院落内两侧回廊处有四扇绿色洒金屏风门，遮住了前院，从大门口是看不见院内的。这四扇屏风门上贴着四个大字斗方：“齐、庄、中、正。”而院落的两扇大门上则贴着一副对联：“受天之祜，与古为新。”每个字有一尺半见方。每年过春节之前，旧联换新联，都是由裱糊匠司其事。此外，各个卧室也有两扇门，过春节时，也换贴新联，例如，我祖母卧室门上的对联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我十岁前，对联都是由中文老师写，我十岁那年，开始由我写。父亲对此很骄傲，有时送客人到大门口时，就会指着对联说：“这是犬子写的。”言下甚为得意。当然，客人也要照例恭维几句。

大门口示意图

（1）栅栏门；（2）影壁；（3）墙；（4）墙；（5）大门（高台阶）；（6）叶公馆牌子；（7）轿房三间（轿夫等住处，后来空着，堆放杂物）；（8）小窗；（9）门；（10）四扇屏风；（11）小屋（佣人“小三”专用）；（12）储藏室（主要存放大米）；（13）三老爷书房；（14）中文书房；（15）供放“天地君亲师”牌位；（16）书房（中文）；（17）大客厅；（18）穿堂客厅；（19）小客厅兼英文书房；（20）厕所（父亲专用，有时我们也用）；（21）一间小屋（好像闲置没用）；（22）穿堂门。

大门内的四扇屏风门平时不开，只有当我父亲、祖母出入时，才推开当中的两扇。遇到有贵宾来访时，也总是开这两扇门——其时会有一名高级仆人把客人名片用右手高举过顶，走在客人前边三五步，领着客人到客厅门口，然后高声唱到：“某某大人到！”仆人为客人打帘子，我父亲站在客厅门口，把客人迎进去。送客时，一般客人就送到客厅门口，重要客人，则要穿过院子，通过屏风门，送到大门口。至于女客，都是在我祖母屋内招待，很少在客厅招待，主人也不送到大门口。

北客厅后来变成了小孩的游艺室，室内有乒乓球台，还有围棋、象棋。

中文书房室内布置

（1）门口；（2）椅子；（3）方桌；（4）椅子；（5）老师的床；（6）书架；（7）老师座位；（8）椅子；（9）书僮座位；（10）方桌（供放“天地君亲师”牌位）；（11）座位；（12）方桌；（13）老师的床；（14）椅子（老师座位）；（15）方桌。

北房共五间：小客厅一间，穿堂二间，大客厅二间；由于穿堂及大客厅内均无隔断，北房内部只有三间。穿堂内方砖墁地，大、小客厅（书房）则为木地板。

正对穿堂进门是一道屏风，将穿堂一分为二。前面是会客厅，后面是通向二进院的门。屏风前面挂着一副对联、一幅中堂（画），穿堂西壁上挂着一个五尺见方的大镜框，内为清道人（李瑞清）画的梅花。[5]对面东墙上挂着八块一尺多见方的镜框，内为傅山画的水墨山水。这几幅画后来都送给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日本大夫会元了。小客厅入门左右两侧墙壁上挂着一幅长方形镜框，内为伊秉绶写的“弹琴古调，说剑雄风”。穿堂屏风前置一条几，上面摆着一个已经坏了、不走的座钟。座钟两旁有花瓶和大瓷瓶。条几前又置一方桌。穿堂小门旁还有一个方桌，上面也放着一座不走的座钟。穿堂里的家具都是黄杨木的，椅子均为太师椅。

第一层院北房布置图

（1）书架；（2）椅子；（3）沙发；（4）椅子；（5）椅子；（6）方桌；（7）学生座位；（8）椅子（英文老师）；（9）长条桌；（10）学生座位；（11）书架（碑帖）；（12）方桌；（13）方桌；（14）通中院门；（15）四扇绿漆洒金屏风；（16）椅子；（17）方桌；（18）椅子；（19）茶几；（20）茶几；（21）通前院门；（22）沙发；（23）椅子；（24）椅子（25）茶几；（26）圆桌；（27）方桌；（28）藤椅；（29）藤沙发桌椅；（30）凳子；（31）长桌；（32）走廊；（33）圆柱；（34）夏季挂帘；（35）圆柱；（36）帘子；（37）帘子；（38）帘子。

大客厅在穿堂东，内有藤沙发三件，此外还有十件藤椅、藤凳等，共十三件，叫做“十三太保”。客厅内的书架为旧式的方形书箱堆成，距屋顶一尺有余。大客厅内无隔断，地上铺着两块地毡。墙上挂着王石谷的中堂，还有李鸿章、曾国藩写的对联。厅内圆桌上摆着一个宣德铜炉和十余件青铜古鼎等物件；方桌上则摆着康熙、乾隆年间的五彩瓷碗和其他瓷器。

穿堂西面是小客厅。里面也有高及顶棚的旧式书架。方桌上摆着御赐给叶伯英的墨和端砚，厅内还有一套金陵书局刻的木版二十四史。

我父亲请客时，就把饭菜摆在穿堂屋西边的圆桌面上。大客厅、小客厅在冬季都生着桶式的洋炉子。大客厅平时不生火，小客厅后来由于兼作英文书房，所以冬季每天生火。中文书房则生煤球炉子。

中院上房布置图

（1）床；（2）马桶；（3）小条桌；（4）矮柜；（5）椅子；（6）方桌；（7）躺椅；（8）床；（9）立柜；（10）椅子；（11）条桌；（12）椅子；（13）茶几；（14）太师椅；（15）条几；（16）方桌；（17）椅子；（18）茶几；（19）小桌；（20）床；（21）大圈椅；（22）茶几；（23）方凳；（24）椅子；（25）方桌；（26）方凳；（27）五尺长、三尺宽的大玻璃镜（德国造）；（28）马桶；（29）床；（30）床；（31）椅子；（32）方桌。

中院上房也有五间，由东向西依次为女仆卧室，祖母卧室，堂屋，大哥卧室和大夫人卧室。堂屋里有两张方桌竖向摆在一起，方桌后为条几。条几上放着一些瓶瓶罐罐的摆设。靠墙还有一张方桌，上面放有一只高一尺余的大香炉，香炉两旁摆放着鹤式蜡扦。鹤嘴叼着蜡扦，上面插着一尺长的大蜡，均系锡制。逢祖母生日，就在这里给她叩头拜寿，逢年过节也在这里给她拜年、拜节。节日或祖母生日的酒席就摆在这里，放一个圆桌面，圆桌面上铺红台布。正月十五灯节这一天，也会在这里摆放许多盏各式各样的花灯。

我祖母、大哥、大夫人，睡的都是铁床，带有栏杆，周角有四根竖起的铁柱，用来挂帐子。祖母和大夫人的床，一年四季都挂着帐子。我大哥的卧室，兼作我父亲的休息室。他经常在躺椅上休息。

祖母的屋子特别清洁，地板和玻璃窗擦得非常之亮。她的屋子也是我们小孩活动的中心。

后院楼房的布置·楼下

（1）二夫人卧室；（2）四哥卧室（半圆形建筑）；（3）我的卧室；（4）十弟及女佣卧室；（5）楼梯；（6）记不清派何用途了；（7）这里也有厕所；（8）储藏室；（9）四姐卧室；（10）小楼梯（防火用，平时不走）；（11）走廊。

第三进院是两位如夫人的住处，楼下为二夫人及子女的卧室，楼上系三夫人及其子女卧室。

室外院内情况

（1）荷花；（2）玉珍花；（3）夹竹桃；（4）甬道；（5）石榴树；（6）长方形院子（前院）。

花均栽在花盆内，前院只在夏季摆花，冬季就存放起来了。

（1）水缸；（2）水缸；（3）大脏水桶；（4）甬道；（5）墙壁上挂着熊掌、鱼翅、火腿等。

（1）栅栏门；（2）大门；（3）葡萄架；（4）草花；（5）大门前空地。

高祖情况

我的高祖叶坤厚小时家境贫寒，他母亲需自己修理草屋顶，但她坚持供自己的儿子上学。高祖十岁生日时，向他母亲说：“今天是我十岁生日，吃顿干饭吧！”可是当他中午从学塾回家，揭开锅盖一看，还是一锅稀粥，不禁热泪盈眶，从此发奋读书，后来考中了举人，官至道台（大概是“汝南道”，还做过“清河道”）。

清朝设有一些专业道台。清河道是管理大清河的专业道台。我的曾祖和父亲，也都做过清河道。清河道是一个肥缺，每年巡边，即外出观察河道情况，都会收到下属照例孝敬的银两；此外河道泛滥时，抢险物资均系自行收购，由此也可以贪污一笔。我祖父一心想做一任清河道，结果未能如愿。

曾祖情况

高祖既然做了道台，曾祖叶伯英当然从小读书，但他考试功名不高，只考中过拔贡（秀才的高一级，低于举人）。可是他赶上了太平天国，由于他是安徽人，参加了淮军，立有军功，最后官至陕西巡抚。但他在巡抚任上并不长，只有一两年的光景。

他病重时，正赶上陕西省考举人，巡抚必须亲临考场叩首封门，那次他是由人扶架着完成这一礼仪的，不久就死在任上了。

他觐见过两次皇上，我看过他见皇上时的情景记载。皇上问的很简单，“陕西的年成好吗？”“你进京走了几天？”看说话情景，连行礼在内，也不过三五分钟就完事。

我小时候看见过家里的一封一封用数层毛边纸包着的金叶子，每一封（包）为五十两。内中就是一叠金叶子。据说这是新疆的产物，都是当时给曾祖送的“官礼”，其实就是行贿。

我小时，家里还有一二百件细毛皮袄，有紫貂、狐绒、狐裘、猞猁……其中有些也是送的“官礼”。我父亲死后，这些皮货都卖了，大约卖了九千多银元，其实上了大当，当时一件紫貂就值一千多元。

在陕西，至今还有曾祖叶伯英留下的的行迹，如榆林城外有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威震九边”四个大字，就是他写的。延安清凉山上有一座小屋，这座小屋曾用作《解放日报》社的社址，当时我去那里看望徐冰[6]时，看到墙壁上镶嵌着一块一尺宽、三尺长的石刻，上面刻着某年某月某日“叶伯英阅武于此”。这座小庙式的建筑，就是为了纪念他此行而造的。此外，西安大雁塔大雄宝殿的正梁上还写有光绪某年某月“陕西巡抚叶伯英率某某捐俸重修”。[7]

祖父情况

祖父叶元琦没有功名，是候补道。他终生候补，从未补过实缺。那时候候补没有薪饷，可是还要摆做官的排场，所以有很多人“候补”到后来，落了个穷途潦倒。候补道都是捐班，[8]就是向政府捐一定的钱，去买到一个“候补”。买到之后，想得到一个肥缺，还得有关系，走门路和行贿，用上很大的一笔钱。但祖父是巡抚的长子，有家产，所以候补得起。

祖父死得很早，大约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据说最后他获得了一个实缺，又被杨士骧[9]（后任山东巡抚）顶去了。没有弄上这个实缺，一怒之下，急火攻心，得了“砍头疮”。当时直隶总督是袁世凯，杨士骧就是走的袁的门路，得到那个实缺的。后来袁由天津派来一个军医（西医），到保定后给祖父开刀，上午开的刀，下午就死了。

祖母认定祖父是袁世凯害死的。开吊那天，袁特地由天津来保定吊唁。这时我祖母站在孝布后面大骂袁世凯，据说袁拍着我父亲的头说：“将来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了。”后来袁把我父亲推荐给山东巡抚杨士骧。[10]杨当然明白袁的用意，所以对我父亲大加重用，除了任我父亲做巡抚衙门的“总文案”，又委任了六个“差使”，在当时有“小巡抚”之称。话又说回来了，我父亲也没有功名，只是一个监生，是皇上赏的，“入国子监读书”。[11]他也是候补道，可是当他二十七八岁时，就在山东“红”极一时了。

父亲情况

前已说及，父亲是一个监生，监生可以考举人，但我父亲考了几场，均未中，于是又走捐班之路，花了几千两银子，捐了一个“候补道”。可是他少年得运，我祖父死后，由于袁世凯的推荐，年纪轻轻就在山东红起来了。

他后来又做了“清河道”。宣统年间，清政府开始办警察[12]，这是一项“新政”。先在北京办起，紧跟着直隶省也开办，委任我父亲为直隶省警察道的道台（直隶巡警道），相当于后来的警察厅长。那时我父亲也不过三十多岁，能当此重任，可见受到当局的重视。

天津的警察系统，就是由父亲创办起来的。我还记得小时候，和他一起坐马车，见到站在街上的“巡官”向他举手敬礼。当时他请了日本“教习”培养警官，我看到过他和日本“教习”一起拍摄的相片。日本人穿西装，他则穿清朝的官服补褂，还有顶子、翎子。

我父亲的名字是叶崇质，号文樵。他在巡警道时，各地正闹革命。革命党都在夜里闹事，每人头上或手臂上围一块白布，以资识别。为了使警察防范革命党闹事，他下命令加强夜间巡逻，并命令在夜间巡逻的警察都要臂缠白布，藉以识别自己人。可他并不知道革命党闹事时头缠白布的情况。这一下，被人向直隶总督告密了，说他有通革命党的嫌疑；告密人就是他的把兄弟直隶提督张怀芝。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13]信以为真，并在他的日记上写有“叶道不稳”的字句。我父亲听到这个风声之后，吓坏了，因为弄不好就会被杀头。于是走门路，平息这一风波，结果是罢官了事。据说，此事发生之后，父亲就再也不敢在清末官场上混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他弄上了个名义不大、但很来钱的小差事，即河南榷运局局长，这是管理食盐专卖的地方官长。

在这里写一个插曲。父亲有一个堂哥叫叶范舆[14]，年轻时去了日本，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据说他也替我父亲写了名字入会，当然我父亲并不知道此事。后来我父亲做直隶巡警道，有人告发他通革命党时，其中一条就是他有一个革命党的哥哥。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当大总统，叶范舆在北京开了一家报馆，时常写社论骂袁世凯。于是袁要把他除掉。有一天，几个特务来到报馆抓他，在大门口相遇，特务问：“你看见叶范舆了吗？”叶看到事情不妙，很镇静地指给特务，“他刚离开报馆，向西去了。”可是这时“眼线”向特务说，“他就是叶范舆！”于是特务把他抓了起来，送到一处有花园的大房子里看管起来。在那里招待得很好，据说还给雪茄烟（当时是进口货，价钱很高）抽。抓起来并不讯问，到了第三天，特务头子请他吃酒席，饭后，请他去花园走走，走到花园里，行刑的特务从头后打了一枪，结果了性命。

据说被捕后，叶范舆终日闭眼念佛，眼睛都急红了。当时我父亲在河南做榷运局局长，听到此讯后，即由开封坐火车到北京营救。到北京后，火车站上已有熟人等候在那里，告诉他，人已处决，劝我父亲不要进城，赶紧坐下一班火车回开封。

叶范舆死后，他家就迁往上海。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妻子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因哥哥早逝，终身未嫁，照看遗孤。二姑太太（即范舆二妹）每年还要由上海来天津住一些时候，并去北京收房租。记得我父亲死后，她还来过。以后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就不再来天津了。他的儿子叫叶弥诚，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英语极好，毕业后一直在学校教英文，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教英文。1947年我去上海时，还去看过二姑，当时她还活着。

父亲由河南省开封榷运局下来后，就回天津闲住。有一天，督军衙门转来一封袁世凯（总统）的电报，叫我父亲进京见他。我父亲立即起身，到北京后即去报到，定于某夜九时去中南海晋谒。父亲按时前往，在会客室稍候，袁就出来了，先说了一些闲话，现在干什么工作，家里情况如何了，等等。然后即说到正题：“南方有一个‘民党’（民党指国民党或同盟会而言）被暗杀，民党说是政府干的。你去调查调查，写一个报告，你说的话，他们（指民党）信。”[15]我父亲听到“你说的话，他们信”这句话后，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溜到地上”（父亲原话）。他接到任务后，就去南方调查，匆匆忙忙写了一份报告，交差了事。我父亲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见他了。”袁说那句话的意思是，我父亲和民党有联系。其实是没什么联系的。

袁后来有意叫他做安徽民政长，即省长，但我父亲没有干。我父亲胆子非常之小，经历了巡警道任上的那场风波，又经过袁世凯当面说的那句话，他已无意再在官场上混了。他在天津加入周学熙财阀集团，办起实业来了。[16]后来段祺瑞做“执政”，有意叫他做天津海关监督，这是一个肥缺，但他也不敢再干了。他教育儿子，也是鼓励他们学工、学医，不要做官。

父亲曾任天津华新纱厂和河南卫辉华新纱厂坐办，中国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他们办工厂时，采用的还是清朝官僚制度那一套去管理工厂。工厂里的“官”有总办、坐办、会办等。下属见上司要递手本。在技术方面则一点不通。于是请外国人，引进技术，如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当年就是用年薪一万多两银子请德国总工程师办起来的。

华新纱厂是第一次大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的时候发展起来的。华新在此期间逐渐发展成四个厂，即唐山厂、青岛厂、天津厂、卫辉厂。河南卫辉厂址地处棉花产区，条件最好，可是由于军阀混战，这个厂始终办不起来，工厂开不了工。

欧战结束，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这几个厂的业务逐渐衰落，但还可以维持。九一八事变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拿华新纱厂来说，青岛厂全部被日本人侵吞，唐山厂日本强行入股百分之五十一，这些都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傀儡政府）成立后发生的。而卫辉厂则从未生产运作过。

在我十岁（1924年）以前，我家是很兴旺的。十岁以后，特别是1927年后，就有下降的趋势。虽然还能支撑门面，但经常听父亲说：“要节省，入不敷出了。”记得有一次八月节（旧历八月十五），开支成问题，他写信给周学熙，周借给了他五千元。

我还记得下面几件事：我家空场那三间房，空着无人住，堆些竹帘等物。军阀混战时，军队在那里偷偷放了一支步枪，然后来检查，发现了那支步枪，说是私藏军火，闹得不可开交，结果赔款了事。

北伐战争开始后，军阀节节败退。本家叶某纠集了二十多人，说是安徽同乡，拥上门来，指责我家占用了安徽会馆的房子做马号，让马号迁走，并索赔。[17]这伙人派出代表四五人，在小客厅同我父亲谈判，结果给了他们几百银元，才算了事。这伙人闹事时，佣人通知了警察局，来了一个巡官，他只是站在院里，没有过问。我想，大概因为北伐军就要打到天津了，他们才出来闹事的；而警察也不愿在这时得罪人。

北伐后，阎锡山的势力进入天津。天津市长崔廷献有一次到我家拜访我父亲，叫我父亲捐钱赞助市政——实际这就是敲竹杠——结果被敲了一笔钱。北伐前还连续收到过匿名信，于是找来警察在大门口轮流站岗，以防不测。

我父亲并没有因为当时中国地界不太平，而迁往租界去住。我们的亲戚朋友几乎全都住在租界里，而他还坚持住在不太平的中国地界。许多朋友劝他搬往租界，他都没有听。我想，我们家庭太大了，在租界要找这么大的房子，恐怕要花一大笔钱的。

我父亲一向谨小慎微，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取心逐渐消失，只求多弄点钱，就心满意足了。有一年新春初一“开笔”[18]时，他写了“大笔洋钱滚进来”。他之所以如此，沉重的家庭包袱，还要维持门面，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在我十岁的时候，他一年总要有一两次带领我们全家，即祖母、三位夫人、八个兄弟和四个姐妹去吃馆子。那时常去的是天津南市的山东饭馆松竹楼。出去时，除了自家的两套马车、一辆人力车以外，还要再雇几辆人力车，一起出动，浩浩荡荡，好不气派。此外，每年至少还要请一次西席老师们，即我们的两位中文老师和两位英文老师去下饭馆，一般也是在松竹楼。式微之后，就去大胡同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去吃。最后，就很少出去吃了。

在兴旺时期，父亲几乎每晚都有宴会，他甚至以此为苦，常说：“什么饭，也没有家里的饭好吃。”我家的厨子叫老郅，手艺好，有几样拿手菜，在天津很有名。有时，别人请客还借用他。当时，父亲也在家里宴客。由于客人的身份不同，所用的器具也不同，有时用古瓷器具，有时用银器，有时用普通瓷器。请客前两天下“知单”，即在一个红纸折子上写上被请客人的名字，通知他们于某月某日设宴，来的在名字下写一个“知”字，不来的写一个“谢”字。名列第一的是主客，照例他在名字下面写“敬陪末座”。知单写法如下：

根据这个名单，即在设宴当日，开宴之前一两个小时，派专人或用电话“催请”。凡是坐自己专用车来的，每个车夫都要给车饭钱，一般二角银元。

我记得只有一次叫了许多“条子”陪酒，这次主客是时任直隶省长的曹锐，叫妓女是先得到我祖母允许的。不过这次曹锐因临时有事未来。叫来的妓女都坐“包月车”。[19]当时妓女有两种：一种是唱大鼓的，在大厅唱，弹弦和拉“四胡”的侧坐在客厅门外的堂屋里；另一种，不会唱，专门陪着客人劝酒、削水果，等等。

我祖母一年也要请几回客：正月十五后的春酒、阴历九月初五祖母生日、正月初八父亲生日，此外还有两三次。每次请客都要打麻将，多至十桌麻将。麻将输赢有多有少，最大的输赢可达一百余元。输赢大的客人安排在客厅和祖母的屋里，其他安排在厢房等处。每次都是在下午三时左右开打，五时左右上一次点心，就在牌桌上吃，晚九时左右吃夜饭——酒席。一般打十二圈，三时至吃夜饭前打八圈，夜饭后再打四圈，然后散伙。来的客人差不多都是有名望的家族，袁世凯的五姨太、六姨太、八姨太，财政总长李士伟的夫人，张锡銮的儿媳妇，天津汇丰银行买办的吴七太太……当然也有些身份不高的客人，这些都是前来替他们的男人拉关系的。女眷彼此之间的来往，也是为了各家之间的关系拉得更紧密一些。

我父亲还参加了“消寒会”。[20]消寒会是轮流请客吃饭，也打麻将，但我父亲不能打。参加消寒会的都是在野的达官贵人，不乏总长（部长）、省长、督军之流。我想这是一个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北伐军进入天津后，消寒会似乎就停止活动了。

北伐军进入天津以前，谣言也很多，那时我父亲、母亲们都有不安情绪。北伐军进入天津前，局面紧张，我家又搬到租界，“跑反”去了。

我父亲的思想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明的一面。保守的一面：我家的生活还保持着封建时代的体系，有电灯设备而点煤油灯，坐马车而不坐汽车，众多仆人（约五十名男女佣人），其中有些是吃闲饭的；仆人每月的米有定量，是按士兵的口粮数量定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礼仪还是封建式的；走起路来迈八字步，手得五指岔开，这是穿马蹄袖的姿势，手指岔开是为了防止马蹄袖落下；男仆人们当我父亲出门或归来时，都得在大门口站班[21]；让孩子读私塾，在家庭里完成小学，可是读四书五经的同时学习英文和数学，等到该上初中的年龄，让孩子考入中学。这是他的最典型的思想，对于男孩子，十三四岁以前在家读私塾，念四书五经，之后又一定要进洋学堂。可是家里女孩子却不准进学堂，唯请了一位仅高于仆人地位的老太太教我姐姐们认字，念念《女儿经》等书，另外还教她们学习刺绣。[22]父亲临死的前一两年，喜欢看电影，以前喜欢听京戏。天津开始有“无线电台”（即广播电台）时，他就用了八百银元买了一部很大的收音机（美国RCA，好像是五个灯管的），但声音很不清楚，杂音很大。

他对孩子们很爱，但不形之于色，所以孩子们都有点怕他。他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在我的印象里一次也没有过。可是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如吃饭、穿衣等，他也从不过问，都由我母亲管。对于孩子们的学业，他却非常关心。我们在私塾读书时，他时常要看我们的作文。上中学后，他更注意我们的成绩，当我们考得好，得分高时，他便高兴。他对孩子们读书，很肯花钱。家里的私塾请了两位国文老师，一教识字、描红，一教四书五经，这两位老师都住在家里。还有两位教英文和数学的老师（以后还要专题写）。

父亲为人厚道，对仆人从来不发脾气。有些仆人是我祖父时代的，当时已不能干活了，他也养起来，不但管饭吃，而且给工资。他很少辞退仆人。譬如，赶马车的“邢头”，已经中过风，病好之后，还让他赶马车，结果马在天津大胡同惊了，“邢头”没有力气，拉不住缰绳，以致碰伤了一个人力车夫。当时坐在马车里的父亲吓坏了，回家后就死了。再如管家孟斌中风后，父亲给他请日本大夫看病，病好之后，仍叫他休养。后来孟的病复发，我父亲还坐着马车去他家探视。

父亲不嫖不赌，据说年轻时，有一次赌博输了很多钱，弄得很狼狈，从那之后，他就不赌了。只是过春节时，他在年三十夜里，换几块钱铜子，和我们兄弟姐妹们在祖母屋里推牌九。每次都由他坐庄，把钱输给孩子们之后，就睡觉去了。这是孩子们一年最快乐的时候。

父亲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准九时去银行上班，下午五时回家。回家后先去前院厕所小便，然后去我祖母屋里坐一会儿，再回到他的屋子休息。这时他会抽上一支烟，看报。当时家里订了十几份报纸：天津的《大公报》、《庸报》、《工商日报》、《益世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此外还订了一份英文报纸North China Star，叫孩子们看，帮助学英文。他的早点从来都是两个鸡蛋“卧果”，一根油条，一个烧饼，天天如此，绝不换样。吃完晚饭后，在他屋里散步（走对角线），然后由三夫人给他念小说。所念的小说，不外是《花月痕》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有时他也自己看书，经常看的是《翁文恭公日记》（《翁同龢日记》）、《宋六十名家词》。到了夜九时，就去睡觉。

父亲比较喜吃，厨子老郅的菜做得很有名，就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我十岁以前，他几乎天天有“饭局”（宴会），很少在家吃饭。偶尔在家吃一顿饭，就能听他说：“家常饭最好吃。”我十岁以后，他的“饭局”少了，经常在家里吃夜饭。所上的菜也不是十分讲究，总有一个主菜，不外“梅干菜炖肉”、“红烧鸡”、“鸡汤”、“锅烧鸡蛋”等。午饭是由专人用“路菜盒”送到银行的，送去的也不过两三样菜，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全是普通的菜。他吃的菜全都是由二夫人准备的，二夫人会做菜。父亲是和我祖母同桌吃饭的。

父亲对祖母很孝顺，下班回家后，总要先在祖母屋里坐一会，有时陪祖母打几把麻将。当时祖母的房间是全家活动的中心，大家都在祖母屋里玩耍。那台大收音机就放在祖母屋里，后来祖母嫌乱，才搬到别的屋子。

父亲和大夫人感情不好，自我记事以来，就没有看见他在大夫人屋里睡过觉。他轮流在二夫人和三夫人房内就寝。可是全家开支则由大夫人掌管。

父亲抽烟卷，总是抽铁筒“三炮台”（Three Castles），是英国烟。临死前一两天，因“三炮台”价钱高，乃改吸听装“前门”烟。他抽烟并不多，但饭后总要吸一支。抽时一定使用烟嘴。他不大喝酒，但偶尔也喝一点绍兴酒。

父亲从不带表，只是去北京时，由随从仆人带一只金壳表。

他身上也很少带钱，甚至不带钱。有一次他带我和十二弟去看电影，中场休息时（当时一场电影的中间总要休息十分钟），他给我两角钱去买吃的，但没说清楚要我买什么，结果我都买了糖果。这时他说他饿了，叫我去换点心。我说：“你拿钱再买一点不好吗？”他说：“就带了这两角钱，没有多带。”我很不高兴地去换了一块鸡蛋糕给他吃。他当时的表情也有使我为难的意思，这个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自俸甚薄，我很少看到过他做新衣服，只是临死的前两年用家里的旧货做了一件貂皮大衣，这还是因为他的许多亲朋们笑他那件旧皮大衣太破了。在吃的方面，他也不特别讲究。

他的死是很突然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兄弟几个打扑克赌钱，到夜里九十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时他从后院走到客厅里来，我们见他来了之后，赶紧把牌收起，因为除了过春节以外，他是不允孩子们赌钱的。但是那天晚上他没有生气，反而和蔼地说：“不要玩得太晚了，该睡觉了。”那天晚上，净出大牌，什么“通花顺”（同花顺）、四个头、Full house层出不穷。加上电灯不亮，客厅空荡，孩子们心里多少有点发慌。

第二天九点整，他准时坐着马车去上班时，感到不适，就去我们的家庭保健医生日本人影山清美的诊所去看病。[23]十点多钟就回到家里，照例在前院小便池小便，然后回到第二院子他起居的那间屋子。刚进屋门时，我祖母在另一间房里问他，怎样这么早就回来了。他说：“我有点儿不舒服，邢头（赶马车的人）太不中用了。”然后进屋门，坐在他天天坐的那个椅子上，便一命呜呼了！

许多亲朋听到消息后，就都带着中西名医前来探视，但已无济于事。当时是暑假，我正好在那间屋子里，亲眼看到他死去的光景。日本医生说他是“心脏麻痹”，其实就是因心脏骤停而死。原因是他回家的路上，必须经过金钢桥前面的大胡同，大胡同是比较窄的。他的马车路过那里时，马突然惊了，而跟车的小马夫等在诊所里取药，没有同马车一起走；赶车的邢头有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无力拉住马的缰绳，只好任马车向前奔跑，结果撞倒了一个洋车夫，把头给撞破了。这时父亲已经吓坏了。后来警察把车拦住，当父亲走出马车时，警察认出他来了，于是赶紧雇了一辆黄包车，把他送回家去。

我父亲死后第一件事就是买棺材板。他死的当天下午已发生尸臭，赶紧放一大盆水在停尸板的下面。当时还有一个跳神的，说是能起死回生，因为抱有一线希望，叫他骗去了一笔钱。第二天上午我的大哥和三哥去中国农业银行保险库查看股票、存折。下午看好一副楠木棺材板，请了木匠在临街的空场内做棺材，一直做到夜里才告完成。这副棺材板共值八百元，做棺材的工钱还不在内。

棺材做好后，即于第二天夜里入殓。入殓时穿的清朝官服，红顶花翎，外罩陀罗锦被，棺材内部铺有红缎子包的石灰包，身体左右也塞满了石灰包。尸首下面铺着红缎褥子，每角缝有一个真金的制钱，嘴里放有一颗珍珠。[24]入殓时，我们兄弟姐妹跪满了一院子，哭声震天。尸首放进棺材内，一切弄妥当之后，就叫我们兄弟姐妹依次围绕棺材做最后的告别。我记得父亲的遗体用锦被裹着，只留下一张脸。遗体告别后，就钉棺材盖，深夜中那铿铿钉棺材板的声音叫人心酸。棺材是白茬的，还得上漆。一共上七道漆，每周上一道，上漆前在棺材外边裹一层夏布，然后上漆。用的是中国大漆（树漆），最后一道漆的是朱红色。

入殓后就在院内搭了席棚，并在棺材前搭一戏台式的台子，来吊祭的人就在这台子上读祭文和行礼——有的叩头，有的鞠躬。挽联挂满整个院子，也有送花圈的。逢七都有客人来吊祭，还有和尚、道士念经、放焰口。也有亲朋送一场经的。大门口有奏乐的数人，客人来时和走时均奏乐，表示迎、送之意。

在家停灵“三七”（三周）之后，出殡。当时一般用人抬棺材，棺材上罩一床红缎绣花的棺罩。出殡行列以两个高二丈的、纸糊的大开路鬼为先锋；开路鬼站在一个板上，板上有四轮，推着前进。行列中有旗、锣、伞、扇、念经队（和尚、道士，阔气的请北京雍和宫喇嘛）、中乐队、洋鼓洋号队、雪柳（纸糊）队、灵位亭、影亭，等等。我们家有所革新。行列打头是四面旗，后面跟着雪柳和洋乐队。灵柩不用人抬，而用两匹白马的灵车拉棺材。灵车前方左右各有两条白布带，由至亲好友执绋。我们兄弟八个披麻、戴麻冠、手执哭丧棒，依次排列，每人有两个穿白色孝服的人扶持。灵车后面则是由七八辆马车组成的送殡车队，坐着我的三个母亲和姐妹们。她们人均一辆，上面还有一至二位女仆陪同。灵车缓缓前进，送到广东会馆停灵。

出殡头一天开吊，来吊唁的亲朋很多，他们有送挽联的，有送蓝缎幛的。这些挽幛都要挂在灵棚周围。家里设宴招待了前来吊唁的亲朋。

我家祖坟原在安庆。有一次我祖父回安庆扫墓，老家的族长“开祠堂”，把我祖父叫到祠堂内逼索银两，没有答应族长索要的数目之前，强行把他留在祠堂内，直到答应族长的要求后，才准回家。这同绑票几乎一样。有了这次经历，我父亲就不敢再回安庆老家。我祖父死后，父亲在江苏仪征买了一处坟山，将祖父埋在那里。坟山有护坟田，是给看坟人种的，不收地租。我父亲死后，长辈们认为仪征离天津太远，来往上坟不便，遂在北平八里庄新买了一块坟地。坟圈周围有虎皮石墙，墙外种了两排松树，坟圈内种有各色花草。其后我的祖母、大夫人和三夫人也埋在那里。我的母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死的，系火葬，1977年埋在苏州的东山上，和五妹夫姚曾廙的坟相邻。北京坟地也有护坟田，约十余亩，由丁姓看坟，也不收地租。北京这块坟地连护坟田，处于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的一块高地上，据说风水好，所以地价甚高，比当时的地价要高出十多倍。当时最好的旱地也不过二三十元一亩，这块地却让我家花了三千元的地价。其实是风水先生以低价买进，然后又大吹那里风水好，一转手就赚了许多钱。

1980年，那里的公社盖房子，挖地基时把四口棺材挖出来了。因为过去我有时去上坟，与丁姓看坟人有联系，所以公社一下子就找到我了。我马上联系了当时在京的兄弟五人去看。我们到时，看见四口棺材和父亲、祖母的墓志铭都放在露天之下。父亲和祖母的棺材是由红色大漆漆的，虽在地下放了五十年（我父亲和祖母都是1929年死的），在日光下依然闪闪发光，可是大夫人和三夫人的那两口棺材已有朽坏的痕迹了。公社答应在附近小河边另找了一个地方深葬，不过据我看，那里很快就会变为市内了。

祖 母

我的祖母是安徽桐城张家的女儿。桐城张家是安徽的望族，父子宰相，十世翰林。父子宰相指的是张英和他的次子张廷玉。张英（1637—1708），康熙六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廷玉（1672—1755）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我的祖母1854年生，大概是张廷玉的孙辈。

这位老太太很会享受，颇有《红楼梦》中的贾母之风。她是一家的中心，她的屋子自然成了全家活动的中心。她很讲究吃，每年节庆时都要做安徽的家乡菜，譬如：过年时的十香菜、炒米，正月十五的猪油黑芝麻元宵，五月节的咸肉粽子。每逢冬季都要腌大缸菜，一缸白菜，一缸盖菜。这些都是她亲自指挥。

祖母信佛、念经、吃素，但吃几天素之后就要喊“肚子里寡得慌”，于是我母亲赶紧通知厨子煨鸡汤，偷偷给她吃，她也睁一眼、闭一眼。吃了鸡汤之后，就不再喊“肚子寡得慌”了。

我父亲每月要给她七八十银元的月钱，供她零用，但她总是不够用。她有很多开销，譬如，她一出门，大门口就会有一二十个乞丐等着她要钱，于是她命仆人给钱，每人十个铜板。当时一块银元换二百四十个铜板。男仆李玉给她擦玻璃窗和擦地板，擦完后，也要给他二十个铜板。我们早晨给她请安，也要给几个铜板。她花钱从不计较，花完了月钱就去当当，或找她的贴身女佣借钱。后来她又打上了麻将，每天两三点钟都要出去打。出去时总要叫仆人把帐子放下，把枕头竖靠在墙上，说这样赌神会保证她的手气好，可以赢钱。但她很少赢钱，几乎每打必输，输了就欠账。欠账多了就要害病，一害病我父亲就得替她还账。记得有一次她欠账太多了，急得脖子上长了一个疮，于是请日本大夫在家里给她开刀。这次手术费就花了一千余元，另外归还欠的赌账有两三千元。

后来她的腿坏了，不能走路，就在家里打小麻将，但她嫌输赢太少，不过瘾。腿坏之后，家里专门请来一个女按摩师，一边给她按摩，一边跟她聊天解闷儿。我们孩子给这位女按摩师起了一个外号——“老捏”。这个老捏每月工资三十元左右，外加每天的一顿点心。

祖母有两个女仆，一崔姓，抽大烟，管梳头，出门时陪她，所以总是随身带一个衣服包。包里面是准备给祖母更换的衣服，冷时换厚一点的，热时换薄一点的。另外一个女仆杨姓，是打杂的，无家。这个人脾气很坏，连我的祖母都有点怕她。她手里积攒了一两千元，祖母常向她借钱。我祖母还有一个陪嫁的女仆，后来就不干活，和主人一样，单另开饭。大家都管她叫熊老太太，我小时她就死去了。每逢她的死日或逢年过节，我祖母都派一个男仆带上几个菜到她的坟上去祭奠。

我祖母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五日，届时许多亲朋都来送礼。有送寿桃、寿面的，还有送酒席票的。[25]也有送菊花的，每份少则十盆，多则二三十盆，所以这时廊下都有菊花盆排成一列，并在客厅外间摆菊花山。生日那天，我们照例放假一天，我父亲也不去上班。十时拜寿，祖母坐在堂屋，面朝南，接受家里的人三叩首。首先是我父亲叩首，然后是我们兄弟依次叩首，再次是我的三个母亲依次叩首，我的四个姐妹（三姐一妹）依次叩首。跟着男仆依次叩首，女仆叩首。我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当男仆叩首时，趁机骑在他们身上，叫他们不易站起来，而高兴得开怀大笑。男女仆人叩首之后，我祖母就赏钱给他们。当天中午是一桌酒席，摆在我祖母的堂屋，她坐在最上首，我父亲坐在最下首。我们兄弟们挤满了一桌，年岁小的，身后都有一个保姆照顾，帮助夹菜。

上午来拜寿的男客，由我父亲在前院客厅招待。下午两三点钟，女客们开始光临。这时，女客们会分级打麻将，打十元一“底”的坐在一起，打五元一“底”的坐在一起。麻将总要打到夜里十二点才散场。打麻将的女客在五点要吃一顿点心，到了夜九时再吃夜饭。打麻将要“抽头”[26]，抽头的钱分给男女仆，这是他们每年捞外快的一个机会。所来的女客大都是部长、省长或督军及经理夫人等。这一天也是她们比较阔的时候，穿好衣服，戴好首饰，打麻将，还要坐自己家里的自用车——马车、汽车或黄包车，至于临时雇车的则绝无仅有。对车夫们都要给酒饭钱，给的多少也要看主人的来头大小，来头大的，就多给，来头小的，则少给。

我祖母七十岁生日唱了一场堂会戏，戏是在我们房前的安徽会馆唱的。那场戏共唱了两天，头一天是天津的名票友唱的，后一天是由北京邀的名角唱的。我还记得有余叔岩、郝寿辰的《阳平关》、《定军山》、《五截山》，陈德霖、肖长华的《审头刺汤》，裘桂仙的《锁五龙》，此外还有尚小云、马连良唱的戏。这次堂会花了三万银元左右，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钱，只好由我父亲坐着马车去“物华楼”金店换金子。

这次在寿联、寿幛挂的次序上也有所革新。一般多在戏台两侧和正中后壁上挂大官送的寿联或寿幛，这次我父亲叫把我家仆人们送的一副寿联挂在戏台两边的柱子上，后壁则挂他们送的一个“麻姑献寿”的绣像，下款写的是：“叶府家人敬献。”把仆人们送的礼物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不能不说是一次革新。

当时大总统曹锟也送了一块匾，我父亲和曹锟是拜把兄弟，曹锟送来的匾没有表示这一层关系，我父亲很不高兴。对于如何迎接这块匾，有几位客人出主意，叫我父亲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因为匾是从北平派专人送来天津的。我父亲认为和他是把兄弟，不应这样去做。最后决定，在匾悬在寿堂之上后行三鞠躬礼。

安徽会馆的剧场很大，是旧式的建筑，可以容纳一千余人，那天开了一百多桌酒席，估计来的客人有一千余人。剧场的头五排用花圈围起来，专门招待身份高的客人，如部长、督军、省长等。那天来拜寿的有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吴某[27]，他非常富有，拜完寿后，径直向花圈内的前五排走去，走到入口处，被我家管家孟斌给挡住了，说一声“请吴老爷外边坐”，既不称呼他“吴大人”，又不叫他坐前排，他很气恼，但也忍下去了，还是坐在外边。事后我父亲称赞地说：“孟斌干得好，他本应坐在外面，他虽有钱，但身份不够。”吴某当时很想拉扯这些仕宦之家的关系，但这些人还是瞧不起他。他给洋人做事，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在我父亲的那个圈子里，光有钱而没有政治上的地位，还是挤不进去的。不过我们小孩特别喜欢吴某的七姨太。她也拍我祖母的马屁，每次来我家，总要带一些礼物，其中就有洋点心和巧克力糖，这是我们小时候很难吃到的。

祖母七十岁生日那天最出风头的是我未婚妻的祖父张锡銮。此人曾在清朝做过东三省都督，是收编张作霖的人。他一来，戏就停了，跟着“跳加官”，这时他命他的跟班赏银元一百。跳完“加官”后，孟斌走上戏台，高举红色大封套过顶，高呼：“谢张大帅赏银一百。”然后接着唱戏。没有看完一出戏，张大帅就转身走了。他那天穿的紫缎大袍、黄绒马褂，脑后一个杂色小辫，红顶小帽前边镶着两块宝石，闪闪发光。

我的祖母于下午二时至剧场，在寿堂接受全家老小，包括男女仆人的叩拜。叩拜完毕即登上剧场楼上看戏。在楼上坐定后，就有人通知后台管事，戏便中止，跳加官，赏钱，然后又接着前边的戏唱下去。

祖母进安徽会馆大门口后，由大夫人和干女儿即袁世凯六子的媳妇左右扶持。她们是坐马车去的，马车一到，乐队（中乐）奏乐，同时鸣放一万头的鞭。一般亲朋拜寿都由我父亲在寿堂招待陪礼，至亲则可去楼上给祖老太太叩首拜寿，但为数不多。楼上坐的全是女客，楼下男客，男女分座。

安徽会馆大门那天扎了彩牌坊，剧场门口也扎有彩牌坊。剧场内部楼上楼下挂满了寿幛、寿联和六条或八条长联寿屏。安徽会馆大门口有警察若干人站岗和维持秩序，那里来往车辆不断。客人到安徽会馆大门后，即有乐队高奏迎客曲，于是有男仆接过名片，高举过顶，引领客人至寿堂拜寿。客人拜寿时，有的鞠躬，有的叩首，然后客人看戏。客人到寿堂，引领客人的男仆要高呼“某某大人到”或“某某老爷到”。身份高的称“大人”，身份低的称“老爷”。

中午十二时开戏，不供午饭。戏演至四时，给客人吃一次点心。晚八至九时吃夜饭。夜饭每桌八人，十人一桌的酒席，按当时的价格来说，应该吃得很不坏。一般堂会的酒席都是包给大饭庄的，可是我家厨子老郅在生日前就向祖母和我父亲多次要求，包做生日的酒席。原来订的一百桌，可是客人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所以只好临时对付，偷工减料，老郅也趁机赚了一大笔钱。他赚到了这笔钱后，并没有拿出一些分给仆人们，于是仆人们群起而攻之，以致他在我家待不下去了。后来另换了一个厨子叫李五，不过我父亲请客时还喊老郅来帮忙。他离开我家后，在官银号一个大菜市场开了一个鸡鸭店，开始日子过得还不坏，后来买卖不行关了张，又在天津北洋大学旁开了一个小饭馆，专卖饭给学生，情况就差多了。逢年过节他还来给祖母和父亲拜节、拜年。

剧场平面图

（1）寿堂；（2）大总统匾；（3）舞台；（4）楼上女座；（5）楼上女座。

祖母是在1924年过的七十岁生日，那年我十周岁。我父亲是在1929年，虚岁五十八时死的。父亲死后，家人把我祖母移到后院楼下我母亲的房屋居住，我父亲的棺材就停在我祖母的外室。父亲是突然死去的，所以祖母吓呆了，终日以泪洗面。[28]可是她还想活下去，父亲出殡后，她向我大哥说：“你父亲给我的月钱要按数给我，我还想和你们再过几年。”其实那时她已病得很厉害，卧床不起了。父亲死时，天气还热，祖母死时，天气凉了，已穿夹衣。他们的死日相距不过两三个月。祖母死后，仆人们纷纷议论，“要是老太太死在儿子前边，该多风光呀！”其实祖母死后的出丧规格，同父亲基本差不多。亲朋来吊唁的，也还不少，并没有因为我父亲先死而把关系冷淡下去。

祖母死后，我家就紧缩开支，大夫人搬到前院客厅，二夫人、三夫人搬到前院，后院楼房腾出来租出去了。两部轿式、一部篷式马车也卖了，只留下一部黄包车，由我大哥用。男女仆人大事遣散，每人按年资给一笔遣散费。遣散费的数目并不大，我记得最多的是150元。给遣散费是我提议的，我持的理由是人家在我家干活已经几十年了，不应一下子就踢出去不管。我提出后，三哥同意，大哥虽吝啬，但也不好不办，只得在遣散费数目方面压低。父亲的大夫人是个老吝啬鬼，发放遣散费，她很不满意，但也只能嘴里嘟囔，“这都成Nen（你们）的天下啦！”

大夫人

大夫人姓仓，山东济南人，有“山东美人”之称。她曾生过一个女儿，以后就不生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家里不甚富有，为了给这个女儿陪嫁，几乎把家产弄光。自我记事以来，仓家仍在济南，由大夫人寄钱供养，也就是说，她家的开支是由我家供给的。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和她吵过一架，我父亲说：“你娘家全由我养，还要怎么样？！”

她和我父亲感情不合，究竟为什么，不得而知。我父亲从来不到她房里睡觉，也很少和她讲话。可是全家的账则由她管。她这个人很精明，会算计，据说我家每月的开支，有一部分被她吞没了。她和祖母一起出去打麻将，经常赢钱。

我大哥生下来后就由她抚养，她对大哥很照顾，对其他孩子则冷酷无情。她每天下午从三点钟起就喝白酒，喝得并不多，也就是二两，但一直要喝到吃晚饭。酒菜是厨子老郅专门给她准备的，因为她掌握伙食，直接控制老郅，所以老郅每次都给她预备一些下酒的菜，如呛虾、醉紫蟹、卤鸡翅等等。酒是放在她自己屋内的，当然都是好酒，送来的礼品如有酒类，她就留下自己用。我家送礼的红缎幛（喜事）、蓝缎幛、酒席票等，也由她掌握。

她识字，我小时经常听她念：“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我从她那里知道的第一首诗。

每次喝完酒后，她的眼睛就眨么眨么地放出凶光，眼角渗出白色的眼屎，面部表情完全变了。这时她就要找茬骂人了，人人避着她。她总爱骂孩子们的一句话是：“王八蛋，这都成Nen（你）的天下啦！”这时就连我祖母也让她三分，不理她。她喝完酒后就呼噜呼噜地抽水烟袋。据说我们小时，二夫人和三夫人还得给她铺床、梳头，后来我们大了，她们就不伺候她了。可是她总以正太太自居，不能和二夫人、三夫人平等。例如，只有她才能穿大红裙子，二夫人和三夫人穿的裙子得有绣花。二夫人和三夫人不能和她同桌吃饭。我家过生日或请春酒时，总有十来桌麻将，二夫人和三夫人也打，但不能打她那样大的麻将。出外应酬，都是她出去，二夫人、三夫人从来不出去。还有一个例子，我三哥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月拿到工资，给大夫人一份，也给二夫人一份。当大夫人知道这两份钱的数目相等时，她拒不接受，她的份额非得多一些才成。

父亲死后，我们兄弟也逐渐大了，她的威风也渐渐小了。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在院子里吃饭，我和她同桌，忘记为了什么，我一气之下，把桌子掀翻了，弄得桌上碟、碗全都摔碎了。可是她忍下去了，没有大闹。还有一次，我请同学吃饭，厨房照例开账交给她，这次她很不高兴，但也只是嘟囔着骂：“这都成Nen的天下了”，没敢问我为什么请客。还有一次，天津闹便衣队，我在天津南开住校，和大队一起撤到租界，我住在工商学院我四哥处，于是向华新银行借了三十元。这时我父亲已经死了，我是凭白条借的。后来我大哥和她知道此事后，很不满意，但也不敢说我，只是小声嘟囔：“这孩子敢借钱了！”我听后大怒，说：“我不借钱，吃什么！”

她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吃剩菜。她把好的剩菜放在一个砂锅里，天天烧一遍，随时加入剩菜，这样一直吃下去。她因为是山东人，不吃米饭，而我家偏偏每顿都是米饭，所以得专门给她准备馒头。

她一直活到1943年或1944年才死去，死时大约七十五六岁。我大哥对她很好，房子叫她住最好的，伙食另开。她自己手里有存款，我们分家时，她也有一份。她死后，这笔财产都归大哥所有。她死后，葬在北京八里庄坟地，和我父亲同穴。

二夫人

二夫人是我母亲，人称“大姨太太”，我们称呼她“姨”，而称呼大夫人为“妈”。[29]她是河南农村的孩子，黄河泛滥时，她家把这个小孩放在一个大木盆里，任其在波浪里漂流求生。那时她多大岁数，就不知道了，反正岁数很小。她漂流到岸边时被人救起，后来卖给一家官宦人家作“丫头”，由于大夫人不生育，这个官宦人家就把我母亲送给我爸爸做二房。[30]她结婚时大约只有十七八岁，她常笑着说，结婚那天晚上，她吓得钻到方桌下面去了。[31]

她会烹饪，所以每天由她向厨子安排小锅饭的菜，她只管点菜，不管账，账还是由大夫人管。至于大锅饭的菜，则由厨子自己安排。

据说我祖母喜欢她，有一阵我祖母天天念佛，她也跟着念佛，在佛堂里大声朗诵《金刚经》。我祖母吃素斋，她也跟着吃素斋。吃素斋的日子多了，我祖母就向她念叨：“最近肚子寡得慌。”我母亲便偷偷安排厨子煨老母鸡火腿汤给祖母解馋。而且只能给汤，不能给肉，因为肉是固体的，看得出来。破斋吃荤对神佛来说是大不敬的，所以我母亲在祖母喝完鸡汤后，总是在背后说：“老太太不知道是荤，由我担当这罪过吧。”

我母亲为人憨厚，脾气耿直，背后人家都说：“大姨太太没有心眼。”她不知道怎样教养孩子，对孩子一贯百依百顺。她一共生过我大哥、四哥、我、十弟、十二弟、四姐、五妹。十弟是一个小胖子，念书很笨，十岁时因猩红热病死去了。他是我祖母非常喜爱的一个孙子。我的大哥，也是家里的长子，一出生就送给大夫人抚养了。后来我的四姐也给了大夫人。

每逢夏季，我家就要买西瓜，由头伏吃到末伏，天天下午三时左右由我母亲在二房院落的堂屋开西瓜。每天总要开三四个瓜，在刀尚未把西瓜切开时，围着桌子的孩子们的小手都去抢那块西瓜，我母亲总是笑着喊，“小心把你们的手切掉！”我记得小时每次吃西瓜，都要把小肚子吃得鼓鼓的。吃不下去时，就吃一截盐笋尖，这样很快就会到院子里尿一大泡尿，肚子瘪下去了，赶紧又到堂屋里去吃。由于抢着吃，总是吃不干净，西瓜皮上留着不少瓜瓤。那些我们吃剩的瓜，就由仆人们“溜西瓜皮”。

吃西瓜时，老师们也各有一份。遇到好的西瓜，会先给祖母切一块，大夫人好像不大吃西瓜。吃到立秋那一天，就不再吃了，留下两三个大的到阴历八月节时，给月亮中的兔儿爷上供。一年之中，吃西瓜这一季节，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特别是在每天抢西瓜时，吵吵闹闹，欢声笑语，非常热闹。仆人们则是在“数伏”那一天给一次西瓜吃。在切西瓜时，我母亲总是忙得供应不上，有时切到最后，才能吃到一块瓜屁股。不过这时，她总是非常高兴，一桌子围绕着七八个男孩，吵吵嚷嚷抢西瓜，她就像一只老鸟叼着虫子，逐个饲喂小鸟。她当时发自内心的满足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姐姐们不跟我们一起抢西瓜，都是拿给她们在各自的住室内吃。

关于少时的母亲，我还清晰地记得几件事。一是在我的奶母离开我家后，我就搬到我母亲住室的里屋去住，和我四哥同睡在一个大木板床上。夏季时，半夜里她总用一把“吸蚊灯”给我们吸蚊子和臭虫。木板床的间缝里和木隔壁墙上都藏有臭虫。我不怕臭虫咬，可能是从小被臭虫咬惯了。还有，我奶母是北方农民，晚上习惯脱得光光的、一丝不挂地睡觉。跟我奶母时，我也这样，可是搬到我母亲那里时，她一定叫我穿睡衣睡觉，我不习惯。所以每当我钻进被窝，她走之后，我就偷偷把衣服脱光。半夜里我母亲总要来看我们睡得怎样，当她看到我把睡衣脱掉时，就掀开被窝打我的屁股。我穿衣服睡觉，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过程的。

母亲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梳洗打扮，她的化妆用品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式的。她用旧式的木刨花刷头，擦“月中桂”的“鸭蛋粉”，用旧式胭脂；另一方面，也用法国的“檀香皂”、英国的POND’S雪花膏，还有中国“双妹牌”的花露水。她的头发很多很黑，直至临死前七十多岁时，头发依然不白。我记事时，她梳的是横S头，当时这是新式的，不同于旧式盘头。

她没有念过书，这是自然的，但后来自行识字，可以写信了。

她的体质还不错，我十岁左右时，她得了肾炎，日本医生影山说：“这种病很厉害，是会死人的。”当时她脸部有些肿，手脚也肿，这一关不知怎么闯过来的。五十岁左右时得了肺病，六十岁以后经常卧床养病，她屋子里经常备有一盆来苏尔水（Lysol），出门时叫人在这药水盆内洗手。她不叫人坐她的床，特别是小孩，这一切都是怕传染，这说明她相信肺病是可以传染的。

我祖母比较喜欢她，因为我祖母的吃喝都是由她安排。照例，夏季要吃一两次刚下来的鲜核桃，大家在我祖母屋里围着一张方桌，坐在那里把鲜核桃的籽皮剥掉，蘸酱油吃其中的仁。秋季总要吃两三次螃蟹，也是在祖母屋里围着方桌吃。吃螃蟹时，用一套器具（小锤子、镊子……）帮助剥皮。这样吃的时候，都是我祖母用自己的私房钱开支，由我母亲跑前跑后张罗。

我父亲还没有死的时候，她就偷偷抽几口大烟，好像没有上瘾。我祖母有一副抽大烟的工具，有时不舒服，如吃多了、打麻将累了、腰腿疼等，都要抽几口。祖母抽大烟时，都是我母亲给烧。父亲死后，她的大烟慢慢抽上瘾了，也就不背着人抽了。后来，由于患肺病，医生不让抽，才戒掉了。不抽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她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她还抽水烟袋，老年的时候，由于肺病也戒掉了。

我母亲对待仆人们很尊重，叫我们称呼男仆为某某“二爷”[32]，称呼女仆为某某“大大”。她用的那个女仆很笨，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她骂过这个女仆。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办天津知识书店时，她表示理解，并嘱咐我要小心，“只要不出事”，她“就安心了”。其实她朦朦胧胧地知道，我办书店和共产党有关系，她并没有表示反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我随即离开天津，临行时，她给我整理衣服装手提箱，我告诉她不要多带衣服，我是打日本去了。她含着眼泪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她一点也没有表示不让我走。

在大夫人未死之前，她一直受着压制，大夫人死后不久，她也因肺病卧床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离别八年之后，我又回到天津，第一次见到她时，她高兴地流下泪来，说：“你到底还是回来了！”意思是没有死在外边。

我大哥对她并不亲热，特别是在大夫人未死之前。不过在她晚年时，我大哥对她还算好。可是她自幼受尽了人家气，当丫头时是如此，当“姨太太”时也是如此，所以她逆来顺受，对人家的恶劣态度已经习以为常了。

日本投降后，1946年我结婚了，开始在北平城里洋溢胡同住的是四合院，房子很富裕，很想把她接过来同住，我的妻子孙竦也表示赞同。可是当时我失业，专门从事民盟地下活动，生活很不安全。有一段时期，我们打算去解放区，由于生下第一个孩子阿靓，未能成行。解放之后，我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平农事试验场白楼宿舍，即现在的农科院，一度又想把她接来，又由于两个孩子小，怕传染上肺病，未能如愿。我坐牢时，每每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心痛。所以当我刑满，第一次拿到十八元生活费时，就给她寄去五元，那时她已经去世了，我还不知道。我在刚刚刑满时，眼望着人家吃“咸肉糯米饭”，真是馋得要命，不断地咽唾沫，由于我对母亲的爱，终于忍下来，克服了旺盛的食欲。

我坐牢以后，没有告诉她，只是说我去学习了，事过多年之后，一提起我她就说：“这孩子念书不笨，大学毕业才四年，怎么这次学习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毕业？！”后来她大概以为我死了，也就不再提我了。她当时心里一定是很痛苦的，自从十二弟抗战时离开天津之后，一直没有音讯，母亲以为他死了，再加上我也没有音讯，她的心情可想而知。[33]

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哥的女儿叶维祺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马列主义，[34]是共产党员，于是她带着学生到天津她爸爸家造反，让她做检查[35]。她一个家庭妇女，而且正在卧床养病，能检查出什么呢？老太太没有过多久就死去了，她本可以多活几年的[36]。大哥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死的，那时我和三哥笃义均已平反，六弟笃廉、七弟笃正、九弟笃成也已恢复工作。我大哥死后，我们兄弟去天津帮助她家料理后事，帮助他们把“文革”期间被占的房子要回，把她的弟弟从兰州调回天津，这在当时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要房子之前，她主动提出，房子要回来之后，叫四哥四嫂搬进去住，[37]后来房子要回了，四哥四嫂正在准备搬之际，她们突然把房子卖掉了，卖房前并没有向我们打招呼[38]。大概她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从那之后，就和我们兄弟没有来往，我们兄弟各家每年聚会时也没有再找她。

我母亲死后，火化了，装在一个简单的骨灰匣内。1976年夏，我劳改多年之后，回到天津，正逢地震。我到天津后的第二天，即去郊区骨灰堂，把母亲的骨灰盒取出，摆了一点点心，恭恭敬敬地叩首三次，这时不觉潸然泪下。1978年，骨灰盒运到上海，由五妹葬在苏州东山。1980年夏，我去庐山休养，由九江乘船至上海，由五妹陪同至苏州东山上坟。坟由石块围起，还立有一块小碑。坟的风水（景致）很好，地势干燥，俯瞰大江，山上树木茏葱，一片翠绿。老太太一生不快，死后有那样一席之地，也足以使生者心安了。

三夫人

三夫人原是一个戏剧演员，唱京剧老生，在山东济南和我父亲结的婚。当时还有一个王爷也在追逐她，但由于我父亲在山东时官运亨通，身兼数职，她终于嫁给了我父亲。在家里称呼她为“二姨太太”。

她表现得忧郁，是内向型的。识字很多，有一定文化程度。有好一阵子，在我父亲下班回家之后，躺在一张躺椅上，她坐在一旁读《花月痕》之类的小说。又有一阵子，在我父亲回来之后，躺在躺椅上，她给他抠脚丫缝。据说，在三个夫人中，她最受我父亲宠爱。

她身体很差，经常害病，其实得的是肺病。我父亲死后一年，她也死去了。她生的三哥当时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她最爱他。在死的那天上午，就已经不行了，但她还是硬撑着等到下午三哥赶回天津，一见面就咽气了。她在久病不愈的情况下，曾去北京找名医施今墨看病，吃了很多汤药，也未见效。她回津后，大夫人很不高兴，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抱怨她用钱多了，当时我母亲对此很不平。她死前，大夫人去看她，她硬撑着爬起来，在床上给大夫人叩首，要求死后装殓时穿凤冠霞帔。由此可见，她至死还驯顺地承认大夫人“正房太太”的正统，自己甘居“妾”位，她的一切都得听“正房太太”的主宰。[39]虽然她生了许多子女，也未能改变她的身份和观念。

她生的子女有：三哥笃义、六弟笃廉、七弟笃正、九弟笃成、三姐笃雅、二姐笃×。

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似乎还不坏，家里请客打麻将时，她们两个总是合一把手，轮流地打，这也因为她们财力不足。她们二人手里都无储蓄，输钱多了，有时去找管家孟斌当当。但她们从来不出去打麻将。我祖母过七十岁生日时，她们二人做的完全一样的衣服。

一般我父亲在二夫人处住十天，然后在三夫人处住十天，轮流地住。好像我祖母不大喜欢她，但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

她有一个母亲在天津，曾来过我家一两次要钱，但只是坐在门房里，没有和三夫人见面。这个母亲是否是亲的，就不得而知了。好像我父亲叫管家孟斌每月给她送钱去。对此大夫人也说过闲话。

她死时不过五十岁刚出头，当时我们家由河北中国地搬到租界，房子不大。她的丧事办得不隆重，并未开吊，因而也未通知亲友前来。丧事的执仗也很简单，在家里停尸三天就出殡了。棺材质量也较差，这次在北京坟地被挖出时，已有腐朽的痕迹，其余棺材三口，尚完好如新。她坟头较小，没有和我父亲合葬，埋在了我父亲坟冢稍后的位置。

从三个夫人的关系中，可见我家的封建性。我父亲和大夫人几乎不说话，关系很僵，可家庭开支的大权还是交她掌管。她自己手里有私房钱，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贴她在山东济南的娘家。三夫人最受我父亲宠爱，可是她还得受大夫人的气，手中毫无私房钱。二夫人和三夫人的开支，只靠我父亲给的月钱（每月廿元左右）。这就是封建的正统，我父亲要维持家庭中这种封建正统秩序，就是为了使家庭关系得以平衡，同时在亲朋中得到好的舆论。

三 叔

三叔叫崇实，生下来不久，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把三叔托给我的祖母，由我祖母抚养。小名“老臭”。据说他有一笔遗产，后来，我父亲死后，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孩子分出去另过，带走的有些股票和苏北的田地。三叔是先于父亲死去的。他只比我大十二三岁，我们叫他“老叔”。[40]

我祖母很溺爱三叔，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他从小不喜欢读书，在十六七岁时读天津甲等商业学校，还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不久，他生了花柳病，打606药针，是专治梅毒的。这是他结婚以前的事。

二十岁左右时，他结婚了，女家姓闵，是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结婚后，他和夫人的感情不好，经常毒打她，有时打得她乱叫，有时把她剥光，叫她跪在地上。这时我祖母就叫人去劝解，他就把劝解的人臭骂一顿。闵家也曾来我家提过抗议，也无济于事。结婚后，连得一女二子，女早夭，两个儿子都有出息，解放后一为唐山工会主席，一为天津财政局局长。他们排行十三、十四。三叔结婚后四五年光景，就去世了，据说是“花柳升天”，就是脑梅毒。他死时哇哇乱喊，胡言乱语，都说他疯了。

他从小娇生惯养，有一辆包月车，穿着讲究，戴一副茶石眼镜，据说那副眼镜就值几十块钱。手指上戴着宝石戒指，怀里揣着金表，金表链挂在胸前。家里有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专门伺候他。他自己一个人开饭，可是经常在外面吃馆子。他在中院东厢房有卧室，在前院西厢房有书房。

在我家，他第一个买了一部矿石收音机，是用耳机子听的。此外他还有一个照相机。

我小时，他和十弟的奶妈勾搭上了，他们在前院大客厅里嘴对嘴吃甘蔗，我的奶母在门外给他们放风。此事很快被发觉了，于是把十弟的奶妈和我的奶妈一起辞退。我奶妈给他们放风，当然受了他的贿赂。

他死时不过二十多岁，一辈子做寄生虫，没有做过任何工作。他结婚后，我父亲一度带他一起出去应酬，想给他打开局面，做点工作。可是他放荡惯了，没有几次，他就不跟我父亲出去了。

有一次他带我坐他的包月车（坐他身上）去法租界北安利吃点心，那天我们喝了原汤鸡汁，还有奶油蛋糕。服务员对他很拍马屁，一口一个“三老爷”，结果他给了一元小账。这次给我的印象极深，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一元钱可买半袋洋面。

四 叔

四叔叶崇裕（号宽甫）不住天津，是远亲。他和我父亲同是叶坤厚的曾孙，他这一支仍住开封“老公馆”。后来“老公馆”卖掉，他们才搬出来。他系河南高等学堂毕业，曾任小学堂长、县丞、财务局长等职，是一个小官吏，循规蹈矩，看样子没有发过财。北伐以后，他由一个天津国民党党部的朋友介绍，在天津税卡谋得一份小差使，住在我家，和我祖母同桌吃饭。

他是他一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家境并不好。他在天津小税卡工作时，曾去逛窑子，遇到了我家仆人。我家仆人也去那里。这件事便嚷嚷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在我家住下去，便回开封了。可能有一段时间家境很不好，我父母逢年过节都给他的母亲寄点钱去，有时还不到年节，她就催着要这笔钱了。

他是一个孝子，日本占领开封后，他家只剩下他和母亲二人，他母亲瘫痪了，他背着她行走。他母亲去世后，他便逃出开封，流亡到陕西宝鸡，靠着摆香烟摊度日，饥贫交加而死，死时66岁，在那时已算高龄也。

他生有一子一女，男的在武汉大学任校医，女儿也是医生。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前面说过，他有一个国民党党部的朋友，我父亲曾请这个人来家吃过一顿饭，后来没有继续来往，看来也不是什么大角色。

大 哥

大哥笃仁，字刚侯，家中长子。是我母亲生的，但生下来后，即交由大夫人抚养。我们弟兄一生下来就吃乳母的奶。他从小身体不好，也曾考入南开中学，但念了一年，初二时因检查身体有肺病，就退学了。当时我父亲很着急，担心他学业受损，于是赶快叫仆人给校医张大夫送礼，希望他网开一面，让大哥继续念下去，但没有办成。可见当时我父母对肺病的严重性还认识不够。

他读书的天资好像不高，但还用功，所以考的分数平平。他辍学以后，就在家中养病，请天津最有名的大夫梁宝鉴给他看病。[41]梁大夫的挂号费每次二元，还兼卖药，药的价钱比市面上高出几倍。梁大夫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那时天津的豪门都找他看病，他给开的药不外是挪威造的“乳白鱼肝油”等补养药。另外家里也给大哥增强营养，如每天早点两个鸡蛋、一罐美国制造的Carnation罐头浓缩牛奶。[42]吃这种牛奶，而不让他吃鲜牛奶，说这种奶浓，吃了营养大。其实这种奶是应该兑水吃的，不兑水就吃，是不易消化的。给他吃的白糖也不是普通的，而是英国制造的太古牌（Taikoo）砂糖（White Granulated Sugar）。每天午后三点钟吃一顿点心，是一碗由一只老母鸡提取的鸡汁。制这种鸡汁有一种特制的鸡汁瓷罐，鸡放在罐里不加水，而是压得非常之紧，然后放在开水里煮，这样提取鸡汁。提取鸡汁后，剩下来的鸡肉给我们吃。当时我的岁数不大，但对此不平等待遇非常愤怒，于是有一次我把一碗这样的鸡肉倒到院子里去了。

在家养病两三年后，他考入南开大学预科，念完两年预科后，即可升入大学。[43]南开大学在天津八里台，我家在河北，相距甚远，路上要走一个多小时。他每天早晨坐自家的马车上学，这辆马车是专为他上学用的。中午由一个打杂的仆人给他送一顿午饭，菜饭都是装在“路菜盒”里的。饭送到后，由一个饭馆给加热。这样上学的，在南开大学，即使在天津，恐怕也算“独一份”！

我父亲死时，他刚念完预科，于是他辍学了，进入中国实业银行当实习生。[44]说是因为我父亲死后，需要一个管家的人，他便担起了这个重任。其实他是不愿念书了，一面管家，一面读书，并不是做不到的。父亲死后，马车卖掉了，他改坐包月车上下班。车夫的开销由家里出，他在中实银行拿的工资则入自己的腰包。

他小时候，家里给他订过一次婚，女家姓严，也是做官的，但不显赫，那个女孩子叫“严三猫”。[45]在我父亲死的头一年，对方提出退婚，理由是我大哥有病，且迟迟不完婚。我父亲接到这个通知后，非常不快，感到丢面子。于是请了桂步骥律师处理此事。[46]办完退婚手续后，我父亲送给桂律师一部装在楠木匣内的《博古图》，据说这是一个珍贵的版本。父亲死后，龚仙舟（心湛）做媒[47]，把原大总统徐世昌的女儿徐绪安说给大哥。龚曾任国务总理，当时是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是大哥的顶头上司。徐绪安不是徐世昌的亲生女儿，是徐的弟弟所生。他的弟弟早死，把女儿交给徐世昌抚养。徐世昌自己没有亲生的孩子。在“相亲”看相片时，大哥并不满意，碍于龚仙舟的面子，不得不把婚事答应下来。女方当然要陪送一些“嫁妆”，其中最主要的是英租界马场道的一座小洋楼。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嫁妆里竟然有一架外国造的钢琴。据说徐绪安在娘家时有一个英国女教师教她英语和钢琴。可是她来我家后，没有说过一句英语，也没有弹过一次钢琴。我真不懂为什么给她陪送一架钢琴。

大哥娶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女方必须说北京话，可是娶过来的大嫂说的是一口地道的河南话，所以在举行婚礼时，大哥的脸色十分难看。可是婚后，他们的感情还可以。他们的婚礼是在家里举行的，那时已由河北搬到特别一区，房子并不大，但总也有十几间房子。

大哥房里用的一个保姆，叫老刘，三十多岁。这个人长得不好，而且是“小脚”。老刘脾气很大，随意躺在大哥、大嫂的床上抽烟卷，大嫂也怕她三分。文化大革命时，给了她一笔钱，打发走了。大哥还捧过京剧演员童芷岺。[48]当时童芷岺在天津唱京戏，还不算十分红。他也不敢大捧，只是请她吃吃饭而已。

大哥为人吝啬，和兄弟们很不亲近。因为从小他就受了特殊的待遇，和兄弟们总没有玩在一起。我家的财产，如古玩、字画、书籍等在分家时都没有分，由他保管，他都给卖了[49]。一度“叶大爷”在天津富人圈里占有一席之地。据说他的外国股票很多。可是，四哥做股票赔本，连吃饭都有问题，那时大哥是天津“久安信托公司”副理，却对四哥没有一点帮助。再如，我和孙竦结婚后，曾筹办民盟机关报，他投了一笔钱，由于国民党不发许可证，报纸没有办成，可是在筹备时花了一笔钱，这笔钱当然收不回了，于是他几次三番写信索要他的投资，最后还是把孙竦一件紫羔皮大衣送给他才算了事。他收到皮货后来一信说：“毛皮光泽甚佳，十分可爱。”这件皮货给他的夫人做大衣了，其实她的皮大衣有好几件，并不缺此。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正在金圆券日益贬值，国民党行将崩溃的时候，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在平津局面日益紧张的时候，他也有去南方的意思，为此他曾亲自到上海、南京去过一次，看看行情。当他看到上海、南京同样是乱糟一团，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必然垮台的认识。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像当时天津的很多富人那样逃到香港，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股票卖出。当时的股票分文不值，但他还是咬着牙卖了。他卖股票是因为：已经决定在解放区留下，不去他处；卖出股票，脱掉“资本家”的帽子。后来他又把马场道的大房子卖了，买了一所较小的楼房。同时辞去了厨子和三轮车夫，只留下一个保姆老刘。我记得他把他的财产处理后，换得现金七万元，可是他死后只剩现金四千元。[50]

解放后，他一直在民盟天津市委任秘书长，专职搞民盟工作，据说干得还可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所以顺利地过了“右派”这一关。肃反也没有牵扯到他，因为解放前他一直在银行和信托公司工作，历史清楚。[51]

到了老年，他对兄弟们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解放之后，文化大革命时，四哥生活很艰难，他主动提出每月津贴他十元。我1976年出来后第一次由蚌埠鱼苗场回天津时，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家已被挤占，只给他留下一间屋子，我和他挤在一起。文化大革命时，六弟曾去天津避风，也住在他家。在“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代，这是很难得的。那次我在天津，正好赶上大地震，当他逃出房子时，看见一瓶好酱油（生抽王）打翻在地，便叨念，“我的好酱油！我的好酱油！”当时连命都要保不住了，他还在叨念“好酱油”。不过当我离开天津时，他送给我一条香烟、两盒块砂糖。我刚到天津时，他的身体已不好，得过心肌梗塞，还陪着我吃了一次饭馆——周家食堂，以表欢迎之意！[52]

他死后，天津市给他开了一次很大的追悼会，天津市的领导人物都参加了，我们兄弟五人也从北京专程去天津参加了追悼会。[53]解放后，天津的资本家能有这样结果的，没有几个人。人家评论：“叶刚侯是个聪明人。”他这个人一生没有大的作为，小打小闹，谨小慎微。解放前的日子很富裕，有厨子、三轮车夫、男仆女仆共三人，在天津的富人圈里，也算数得上的人物。解放以后，平平稳稳，除了文化大革命外，在历次运动中都能平安过关。在私生活方面，从不过分，适当而止，打麻将只是应酬。

二 哥

二哥十岁左右夭亡，很聪敏，九岁就能背诵《左传》、“四书”，据说是累死了，我估计可能是肺病。三夫人所生，深得我父亲的宠爱。

三 哥

三夫人所生，名笃义，字茂荪。幼时在家读私塾，后考入南开中学初二。少时深得父母喜欢。我家最早穿西装的就是他。三哥读书聪敏，在南开时考的分数总在前列。

上中学时他乘坐一辆黄包车，这辆车是专为他用的，车夫名“宋二”。有一次我和他去逛天津中原百货公司。他穿西装，我穿着蓝布大褂、家做布鞋，头戴红顶小帽，呆头呆脑，跟在他后面，在中原公司里逛来逛去。当时我确实有一种自卑感，感到自己寒酸。记得这次他是去中原公司理发的。中原公司开设一家理发店，是天津当时最豪华的一家，洗头用进口的“香扑”，每次理发的费用要八角钱，而普通理发只要一角钱。他理发时，我不好意思在理发店等他，怕人家瞧不起我，只好站在中原公司大门外临街的便道上等他。

他自学拉胡琴，不识谱子，又没有专家指点，但能拉出调来，当然说不上高明。经常是他拉我唱，我唱的更不入调，但敢拉开嗓子唱。

我父亲死的那年，他正准备进大学，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燕京大学的政治系。后来决定，弃清华而进了燕京政治系[54]。本来他是想学物理的，因为他在南开中学时物理、数学都念得很好。他的大学成绩很不错，特别是英语和法语，他能读法语原文古典小说。

他在大学三年级时，我退婚了。他也是从小家里给订婚的，女方的父亲是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经理，伯父是财政总长李士伟[55]。那时他也有退婚的意思，可是后来三嫂由天津来到燕京大学主动和他见面，再加以大哥的劝说，他才算勉强打消了退婚的意思，他们终于结婚了。

他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开滦煤矿，收入很好，而且比较稳定，可作终身职业。可是后来他辞职不干了，追随张东荪搞抗日活动，他曾代表张东荪去解放区和彭德怀订过联合行动的协议，后又代表张去重庆参加民主同盟。张东荪本是民社党的领导，民主同盟初期为“民主政团同盟”，由三党三派组成，其中就有民社党。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召开“伪国大”，民社党一分为二，一部分跟着国民党跑了，参加“伪国大”；一部分民社党革新派，留在民主同盟内。三哥属于后者。民盟当时分左、中、右，他和张东荪、罗隆基等一起，属于“右”。解放以后，他曾任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打倒四人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时又被捕入秦城监狱，在监狱里住了五年始放出。[56]解放前，三哥曾代表民盟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联系过，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他是那里的学生。

解放以前，他离开开滦煤矿后，就没有正式职业，专门从事政治活动。那时他的全家移往北平，一家五口，还有一个老保姆，都住在一间十五平米的小平房内，室内很潮湿，吃喝拉撒睡都在其中，是地道的贫民窟，可是他安之若素，这一点很不容易。而三嫂也能从一个家里有汽车的阔小姐出身过那种生活，也确是不容易的。再者，解放前，他参加民盟后，就脱产一直搞民盟工作，曾一度做民盟主席张澜的对外联络人。他在民盟占有一席之地，和他始终如一的态度不无关系。

四 哥

四哥我母所生，但从小就过继给二叔。二叔早亡，无后。二太太住扬州，所以四哥仍留在我家，只是名义上过继给她罢了。因此，四哥深受祖母宠爱。小时有一件灰鼠皮袄，红顶小帽上镶有一块宝石，这连三哥、大哥都没有，据说这是二太太给的。

四哥从小不好好念书，在私塾念书时就常被老师打手板。考入南开中学后，喜欢运动，没有上两年就留级了，后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预科，父亲死后，又读了一两年。小时淘气，常在屋脊上跑来跑去。

从学校出来后，进入开滦煤矿公司做会计，因患肺病，去职。和四嫂移居北平，住进北平西山芦大夫医院养肺病，兼做股票买卖生意。[57]一度赔本而荡产，在袁克桓（袁世凯的第六子，其妻是四嫂的姑母）家借住，袁借给他一些股票，再从事股票投机，赚了钱。他大约十三四岁时就去跑马场买马票，有一次赢了许多钱，做了一身西装，白哔叽裤子，蓝色法兰绒上衣，很漂亮。[58]他在天津做股票投机，有点声誉，信用还不错，人称“股票大王”。解放前居然自己买了一所七间的房子。

四嫂姓陈，名澄，陈家上一代做过巡抚。[59]四嫂的姑姑也就是我祖母的干女儿，嫁给了袁老六（克桓），他们的孩子家辰，又是我母亲的干儿子。他和四嫂没有小孩。四嫂对他照顾得很好，要没四嫂的照顾，他不会活那么长久（七十一岁）。可是他对四嫂并不客气，经常骂她，四嫂都容忍了。

四哥为人很义气，肯帮别人的忙，如宋尔廉参加革命后[60]，他家的景况日益衰落，四哥对他家有过帮助。我住监狱时，从1958到1966年，他都按月给我寄吃的东西，给了我很大帮助。[61]

解放后，他找到过一个教工人夜校的工作，很认真负责，由于操劳，肺病犯了，吐血。遂即辞职，辞职时人家还挽留他，可是他不愿意再干了，因为他觉得拿钱不上班是不应该的。当然那时他手里还有些股票，可以吃定息，生活上还不成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抄了家，当时他确是吓昏了，夜里偷偷把金刚钻的戒指和金子投入墙子河。抄家时，红卫兵把他的一个存折掉在地上，他看见后，赶紧把存折拾起，高呼：“这里掉了一个存折！”然后双手捧着交给红卫兵。“文革”后被赶入一间五平米的小屋，地震后，又搬入地下室，终年不见阳光，白天也要开电灯。夏季地下室积水，空气污浊，就连这样的地方，房主也一再撵他搬家。后来搬进一间较好的房子，不久就死去了。

死前两年，他得了半身不遂症（脑血栓），病后恢复得还不错，说话走路均无大碍。他有一个嗜好是下象棋，病后不能下了，就看棋。有一天下午五时他看棋后回家时，走到胡同口，昏倒在地，送往医院，到夜里十一时就咽气了。

他这一生过得很平淡，但在生活上也有上有下。上时不过小康，下时却有揭不开锅盖的情景。正式职业，解放前干了不过一年左右，解放后也就半年光景。一生基本上靠卖空买空的股票生意，当然分家时他也照样有一份。不嫖不赌，没有坑过人，算是一个正派的人。

六 弟

六弟笃廉，现名叶方，三夫人所生。[62]从小和我一起在私塾读书。在考南开初一时，我未考取，他却考取了，于是家里叫他在家陪我读书一年，翌年再考。那一年考初二插班，我们俩都考取了。他似乎比我天资高一些，因为在初中时，他不像我们那样用功磕书本，可是考的分数并不比我差。去南开读初中时，我和他一起坐马车来回。我们进高一时，父亲死去，乃改走读为住校，他住了半年，因不习惯，又回家了，我则继续住下去。到了高二、高三，南开中学闹学潮，为的是反对日本占领东北、国民党不抵抗，他也参加了。不过那时他是跟着起哄，不是带头的。我在高二时，思想开始左倾，他的思想转变受到了我的影响。

中学毕业后，我们一起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他没有读完一学期就回天津了。我读了一年也回天津，我们又一起考清华大学，他考取了，我则名落孙山。他在清华读化学，读书期间思想日益左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35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蒋南翔、李昌、姚依林等群集天津，由于笃廉的关系，在我家开过一次党的重要会议。之后，他便带领“平津流亡学生团”南下，先后在汉口、桂林、香港等地活动。1938年夏，我在汉口见过他；1941年我在重庆，他在桂林，我们还通信，他还给我带来一件呢大衣。此后他便进入苏北解放区，一直都没有联系。日本投降后，他进入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后，就一直留在那里工作，先后担任东北党校副校长、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时，受到冲击，下放到辽宁朝阳，打倒“四人帮”后，又调到北京中央党校任理论部主任。

他小时没有经过家里订婚，到了十五岁（初三）时家里才张罗给他“说媳妇”。女方是上海财阀刘鸿生[63]的女儿，寄来一张照片。[64]照片上的那位女士是斜倚椅背照的，而且没有穿袜子。一看相片，我父亲就不愿意，认为这女孩子“轻佻”，何况还是上海人。那时总以为上海人不够规矩，此事乃寝。

笃廉读书是很聪明的，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放弃读书而走入革命之途，但他的性情温和，缺少“冲动”，在党内居于中流。和他的同辈人如姚依林、蒋南翔等相比，就等而下之了。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从事革命到底，却也是难能可贵。他如一直读化学，我想其成就比他干革命可能还会更大。

他是一个多子女主义者，他曾说过“多多益善”，在这一点，他确是完成了心愿，他有六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爱人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有一件事，我对他非常感激。当我被捕以后，家里人骗我母亲，说我学习去了，后由笃廉把她接往沈阳散心，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夜里，他给她铺被，给她倒尿盆，侍奉她有如亲子。这也说明了笃廉的心地善良。他在政治上没有大发展，和他的这种善良性格也许有关。

七 弟

七弟笃正，三夫人所生。

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从小念私塾，初一时考入南开中学。但由于功课好，由初一跳到初三，越过了初二。在当时南开中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不过他在私塾时，并没有表现出他的天资，写墨笔字和读古文都不见得高超。小时经常流“鼻子”，书房门口前有两个门柱，他在门柱上抹满了鼻涕，日久天长便形成一片鼻涕覆盖物。他小时很蔫，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蔫七”。他喜欢打乒乓球，善于削球，很少扣球。

1935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功课成绩很好。七七抗战后，他随学校南下。1937年9月我由上海去开封，路经徐州时，火车在站上停了一定时间，我便下车在站台上闲行。此时听见有一列平津流亡学生的火车停在站台的那一边，我便前去询问笃廉和笃正是否在车上，果然找到了笃正。谈了许多北平、天津沦陷后的情况，不觉我坐的那列火车开走了，我快步追去，当然赶不上了。所幸和我同行的杨君把我的行李带到了开封。

1938年我由山西到西安治疗腿部冻伤，是夏季，我在马路上遇到了笃正。他穿着一身大兵的军装，戴着一副深近视镜。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说他参加了卫立煌部的战地服务团。卫立煌当时很想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改革他的部队，于是找了一些清华、燕大等校的进步同学组织战地服务团。那时负责人是刘玉衡，王若兰也在其中。[65]其实笃正的参加是因为他有一个清华女朋友参加了这个团，他也跟着参加了。后来这位女同学又跟别人好了，笃正也就离开战地服务团了。当时我劝笃正赶快回大后方读书，我向他说：“你不是干这个的，还是读书好。”

他离开战地服务团后，便去西南联大读书，毕业后转贵州湄潭浙江大学气象系读研究生。1941年和冯慧结婚。1944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笃正去美后，冯慧也去美国留学，并获生物化学硕士学位。解放后，他放弃了美国的工作，回到祖国，先在南京大学，后在科学院工作，仍从事地球物理研究工作。他在“大气环流”的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系国际知名人士。打倒“四人帮”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科学院副院长，人大常委，“学而优则仕”了。

八 弟

八弟是一个空位子，由于二哥在患病时改行八，以躲避不祥，所以在他死后，这个位子便空下来，生下来的小孩不再行八了。看来二哥死时，七弟已降生了。

九 弟

九弟笃成，参加革命后改名方实，三夫人所生。从小念私塾，后考入南开中学。他进中学后，正值日军大举侵袭华北。笃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思想左倾。有一次下学坐电车回家时，夹着一本辩证唯物论之类的书，封面朝外，被特务发现，便被提到天津保安司令部。审问他的官吏正好是我父亲过去任警察道的部下，于是网开一面，令其取保释放。大哥叫仆人福庄找保，找到了东茂居酱菜园的保，取保后便释放回家。[66]就是因为这件事，在延安整风时，笃成被关了两三年，坐牢出来时衣服已破成碎块。[67]

他193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68]任“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分队长。“七七”事变后，先是参加山东聊城范筑先[69]的部队，范殉国后，他来到西安，这是1938年的事了。[70]当时我也由晋东南回到西安治疗腿部冻伤，住在读者书店王俊士处，他也借住在那里。我由西安再度返回晋东南时，天津家里给我往西安汇来一笔钱，他带着这笔钱赶到火车站，我已经离开了。后来他去二战区新军政治部工作。1939年12月我由晋东南去陕西宜川秋林新军政治部时，“十二月政变”爆发[71]，我住在黄河书店王俊士处，在那里和他见过一面。他的妻子白天和他同去的，那时他们已经结婚了。我和他见面的第二天，他们（新军政治部）即由秋林撤到晋西北。

晋西北条件艰苦，白天在窑洞里生下第一个孩子，[72]窑洞潮湿寒冷，食物不多，没有奶水，刚刚降生的小孩活活饿死了。据说小孩饿得把手都咂烂了，白天也因此得了严重的腿病，以致有一个时期不能行走。母亲看着自己孩子求食哭叫以至饿死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他们由晋西北一起去延安，没有多久，就遇上了整风，笃成坐了两三年监牢，释放后进入延安招待所工作。[73]新华社成立时，即参加工作。[74]解放后曾在沈阳新华社负责，又调回总社国内部任主任。[75]“文革”时期，受到冲击，白天也因背后骂江青遭到批判。打倒“四人帮”后，笃成任新华社党委副书记兼干部局局长。[76]

1962年我保外就医时，曾把我的冤情向他说过，他回家后向新华社党委汇报，党委派了一名秘书去调查，结果同我说的相符合。不久我又被收回狱中，新华社党委让他就不要再过问此事了。

解放后，他有一个过去的朋友找过他。他的这位朋友，我在西安见过，经常身上带着戏剧化妆的油彩，给人化妆。有一次给王胖子（俊士）化妆，说是能把他化瘦了，结果画了一个鬼脸，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平反，他从旁出过大力。

十 弟

十弟笃全，我母所生。小时读书很笨，身体很胖，所以有一个外号叫“胖贼”。十岁时得了猩红热，由日本医生影山治疗，不愈而死。他死后，埋在“乱葬岗子”。当时我母亲正陪着大哥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十弟死讯瞒着她，等她回来，大哭数次，非常难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难过，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去北平时，曾把笃全托付给三夫人，三夫人因为没有把孩子看好，也感到歉意。其实笃全死时，三夫人整夜陪着他的。

十弟生前曾找我要一个小玩意，是个小瓷碟，我没有给他。他死后，我对此事感到衷心内疚，心情十分难过，于是我把那个小瓷碟摔碎了。

由于他得的是猩红热，所以死后找来一个日本人进行室内消毒。他死的那间屋子以及停尸的屋子都喷了药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喷雾器。这次就敲去了三十个银元。我仍然记得，那个日本人留着小胡子，身穿白帆布的外套，足蹬长筒胶靴，头戴防毒面具。

笃全死后，我和三哥趁机去北平，住在十二条。我们一起吃过一次广和居饭庄，当时中央政府已由北平迁往南京，北平市面顿时萧条，饭庄客人稀少。吃完饭后又去吉祥戏院看梅兰芳的“俊袭人”。这次是否游过故宫和北海就记不清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天津出远门。

十一弟

十一弟名家辰，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克桓之子。克桓家只有这个男孩，所以很宝贝，为了他长命百岁，便认我母亲作“干妈”，因为我家的男孩子成群，取一个吉利。其实这也是相互拉关系的一种办法。我母亲认他作“干儿子”的那一天，缝了一个肥大的红布筒，套在腰内，然后叫“干儿子”从这布筒钻出去，表示是自己亲生的。这样做，当然有许多女仆在左右扶持照料。

家辰小时逢年过节和我父亲生日那天，都要前来祝贺。来时由一个南方保姆陪伴，这个南方保姆梳洗得干净利索，和我家的女仆人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再者，我家只有祖母、父亲、大夫人过生日请客，二夫人和三夫人是不过生日的，就连家宴也不设，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日是哪一天。

家辰曾到美国去过两年，回天津后在中学教英语。

十二弟

十二弟笃慎，我母所生。他从小不好好念书，受母亲娇惯，十几岁时就喜欢说相声，拜老艺人张寿臣为师，常和“小蘑菇”一起登台演出。这时他还和大哥住在一起。旧社会说相声属于下九流，大哥对于他的这种行为颇为震怒。有一天大哥把他叫到楼上，手里拿着一叠股票，说这是你分家的财产，你拿去自谋生路吧。[77]第二天就把他轰出了“公馆”，并登报声明脱离兄弟关系。

此后，笃慎在天津混了一阵，后来又到北平，终日和说相声的混。他分得的那点钱很快就花光了，于是想起投奔大后方（约在1941年）。[78]当时我在重庆为党开设太平公司，由于公司经理孟用潜去桂林，我也跟着去了。笃慎到重庆时，我已经离开了那里。那时五妹和他的丈夫姚曾廙也在那里，姚把他送到青年远征军当兵。不久去缅甸打仗。由于他会说相声，正巧他那个团的团长喜欢听相声，于是把他调到团部给团长说相声。后来师部成立了剧团，他又调到了那里，因而去缅甸后没有打过一次仗。和他同时参军的，差不多死光了，因为和日本人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他由于说相声倒了霉，又由于说相声保存了性命。

后来部队调回国内，驻防贵阳，他脱离部队，正式下海说起相声来了。在贵阳没有站住脚，来到了重庆，投靠厉家班，充当丑角，兼在茶馆里说单口相声。就这样，慢慢在重庆站住脚了。

他自从回到贵阳后，就没有给天津家里去过信。当然他也知道说相声不能登大雅之堂，自己感到惭愧和自卑，不愿再和家里联系。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他是我母亲最喜爱的小儿子，母亲经常念叨他，可是又不敢表现得过于急切，因为有这样“不争气”的儿子，脸上是没有光彩的。

解放之后，他来过北京，自惭形秽，还是不敢和我们兄弟联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更不敢和我们联系了。直到打倒“四人帮”后，他才托他的同行李金斗等找到我们兄弟，讲通消息。大家都感到吃惊和兴奋，奔走相告，并由九弟笃成代表我们兄弟给他写了一封信，欢迎他来京团聚。关于这一段，政协报和几种杂志，都有过记载文章。[79]

由于他辈份高（和侯宝林是同辈），在相声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来京时，北京的相声演员列队到火车站欢迎，并在一个饭店里聚餐，有十几桌客人。

他现在重庆曲艺团，已到退休的年龄。他写过几本相声的书，受到好评。

二 姐

二姐，三夫人所生，自幼在家学习扎花（刺绣）和读《女儿经》，没有念过学校。个子很矮，相貌不佳，在她结婚前，为她特制了极高的高跟鞋，在家里练习，以便结婚后穿着。

她的丈夫陈缵庭，河南商丘人，是当地的土财主，家里房子很大，种有多年的桂花树。陈也没有进过学校，长相和气质粗鲁，抽大烟。他们的婚礼，顺应陈的要求，在上海举行，是由三夫人带着一个男仆李云和一个女仆一起去的。临走的那天早晨，二姐哭啼着叫大夫人陪着去，怕男方由于叫“姨太太”陪去而被看不起。

婚前张罗嫁妆，由大夫人主办，而她的母亲三夫人却不能过问。买了许多“提庄”（过时的）的绸缎，把裁缝叫到家里，做了八个大皮箱的单夹皮棉的衣服，光手工钱就用了一二百银元。嫁妆中当然也包括一些首饰。据说大夫人从这笔嫁妆中赚了一笔钱。她的嫁妆费大约是五千银元。

他们结婚时住在上海一品香大旅社，是当时上海一流的旅社。婚后，还在上海时，陈就虐待她，叫她挽着臂在马路上游逛。当时二姐穿着高跟鞋，不合脚，把脚都磨破了。回到商丘后，更变本加厉，以至骂她打她。最野蛮的是，当着二姐的面，和他们家的一个丫头发生关系。

在商丘过了不到一年，陈和二姐回到天津。回天津的第二天，二姐就瘫痪了，发现是晚期脊椎结核。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过了两三月就死去了，死前是痛苦的。那时有一个“忌”，就是出了嫁的姑娘，不能死在娘家，如果死在娘家，对娘家是很不利的。因此，二姐很想回商丘，死在那里。病得无望，再加上这个“忌”，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家里给她请了当时最有名的骨科大夫孟维懋来看病，病已到了晚期，无济于事了。

临死的那天夜里，她突然从床上爬起来，跪在那里，不知祈求什么。看来这就是死前“回光返照”的一种现象。她的这种动作，是在吃夜饭时，屋子里没人时发生的，当夜就咽气了。她死后，可能埋在天津，尸体没有运回商丘。死时不过二十一二岁。

三 姐

三姐笃雅，三夫人所生。自幼在家学习扎花和读《女儿经》，从小精明。患肺病，曾由三夫人陪同由天津去北平西山养病。幼时许配给鹿家，即清朝宰相鹿传霖之孙。[80]鹿家是河北定兴人，他们家的房子占有定兴半个城。定兴出两种手艺人，一是澡堂里的修脚搓背的，一是摇煤球的，天津、北平这两个行业的手艺人大都是定兴人。她的丈夫小鹿自幼不好读书，甚至没有进过学校[81]，十八岁时就结婚了。婚前胡闹，抽大烟，无所不为。当时家里，特别是三姐，有退掉这门婚事的想法。为了证实他是否有花柳病，特派男仆张福前去定兴侦察。张福到定兴后，表示前来问好，找一个机会请小鹿洗澡，观察他是否有花柳病。男方早知张福的来意，给了他一点钱，张福回天津后说了许多好话，并为自己所用的洗澡验病的计谋，大吹特吹。他说，鹿少爷长得俊俏，经他观察，没有花柳病。于是决定不退这门亲事了。其实我祖母、父亲都不愿退亲，恐怕招致人家的议论。[82]

他们的婚礼是在北平举行的，我父亲和三夫人亲自去北平送亲，以抬高三姐的地位。她的嫁妆比二姐的要好一些，费用大约也是五千元。婚后他们就回定兴去了。后来，到天津回娘家时，三姐表面上还很高兴，因为小鹿外表还很斯文，毕竟是宰相家里的子弟，也懂得一些礼貌。当时他说已经戒掉了大烟，其实是改抽“白面儿”（海洛因）了。

三姐在家时，很受父母宠爱，她人既精明也很果断。家里的小孩小时都裹过脚，而且一直梳辫子。有一天在中院上房，她手持剪刀，对准了镜子，咔嚓一下就把一条大辫子剪下来了。当时我祖母、大夫人都吓呆了，不知说什么好。那时社会上妇女已流行剪发，可是我家反对，三姐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这样做的。

婚后，小鹿没有职业，坐吃山空，再加上吸毒的嗜好，生活日见不济。到抗战时，全家吃窝头，咸菜切成丁，每人按数分一份。可是小鹿依然抽“白面儿”，有一次抽得过多，醉倒在街头[83]。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分家时三姐所得的一份，后来六、七、九弟离开北平时，把他们的一份也交给她，作她度日之用。三姐能精打细算，除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外，还在日本投降后，买了一处小房产（西城地安门碾儿胡同）。她的三个男孩均在大学读书，老大没有读完，就南下从军了；老二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老三清华大学毕业。她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日本投降之后，小鹿走后门在北平税务局弄到了一份工作，收入不错，因为那时的收税员都有“抽头”，有油水可捞。他手里有了钱，就胡闹起来了，三姐对此确实气坏了，以致吞食大烟（鸦片）自杀。我赶到医院后，已经给她洗完了胃，缓过来了。

解放以后，三姐极想参加工作，由我的介绍，参加了“北平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84]。但这个讲习班是为在职人员办的，不包分配，所以她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没有弄上工作。后来她找到了售货员的工作，没有干长就退职了。她是西城区人民代表，街道积极分子。[85]

我被捕后，她继四哥之后，经常给我寄东西[86]，并去监狱探视过我两次。这给了我很大安慰。[87]

四 姐

四姐笃颂，我母所生，从小给了大夫人，由家庭女教师“母老金”抚养。她也没有上过学堂，自幼在家读《女儿经》和学扎花。小时由家里订婚，许配给财政部次长汪士元之子[88]，后汪子进入清华大学，提出退婚。[89]

退婚以后，经亲朋介绍，嫁给方墉。[90]方家虽不显赫，但相当富有，在天津日租界有一所不小的花园洋房。他们的婚礼是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婚礼完毕后，招待亲朋吃西餐，然后回家。四姐的嫁妆最好，据说用了九千银元。她已经不做那样多的单夹皮棉的衣服，而是有一个存折了。

方墉南开中学毕业后，自费去美读大学，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习桥梁工程。毕业回国后即回到天津，婚后找了一个工作，在北洋大学教书。北洋大学距离日租界很远，为了往返方便，他买了一部旧汽车，自己驾驶。之后，他进入京奉铁路山海关桥梁厂工作，任工程师。七七抗战时他随厂南迁，由于生活不习惯和家中老人、小孩需要照顾，又回到沦陷后的天津。这时他失业了，但没有给日伪工作，他和我大哥一起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生意。他是一个公子哥加洋学生，心地比较善良，在那投机的买卖中，岂有不亏本之理。

日军占领天津后，就把他家那所花园洋房霸占去了，他父亲一气之下，得了半身不遂，随即呜呼哀哉。他那一家，便由他掌管。他的后母有八个孩子，都是在上学的时候，开销很大，全靠遗产支撑局面。方墉不但不会经营，蚀了本，又成立了一个外家，他家的遗产便荡然无存。在日本投降后，他奉调昆明云南公路局工作。

解放后，方墉被调至云南省交通厅工作。“文革”时，当然逃脱不了臭老九的命运，那时四姐跟着他一起下放，困苦情景，就不须再说了。打倒“四人帮”后，方墉恢复职务，月收入二百余元，孩子都已长大，独立生活，他们老两口本可以愉快地度过晚年，不料四姐肝病发作，没有享上福，就去世了。[91]

五 妹

五妹笃柔，我母所生。到她上学的年龄时，我父亲已经死了，她开始上小学、中学、大学，不过在大学只读两年就结婚了。她读书的天分一般。

她的丈夫是姚曾廙，我姑母的孩子，[92]此人温文尔雅，谈吐不凡。五妹和他的年龄相差十岁，他给五妹补习功课的时候，产生了感情。当时我们家里都反对这门亲事，但大哥不愿出面找姚谈，只好由四姐去北平和五妹谈，五妹很坚决，这门亲事就这样成了。

现在谈谈五妹夫其人。他早年丧父，我父亲每月津贴他母亲三十余元，他念书的费用则由我家供给，从汇文中学到燕京大学都是如此。每年寒暑假他都要来我家过。他母亲把他视为宝贝。他上燕京大学时他母亲特意给他做了两件狐皮袍子。贫寒的家境，成为了他努力读书的动力。他的学习成绩是优等的，在考试中总是名列前茅。他在燕京大学政治学系读书，毕业时获得了“金钥匙”奖。[93]

燕大毕业后，他考入《大公报》做记者。当时参加考试的上百人，只录取一人，他被录取了。不久他便提升为《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七七事变爆发，他没有离开北平，追随张东荪从事政治活动并在中国大学教书。

1942年[94]，他和五妹结婚后，即由北平来到大后方重庆。不久他考入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视察室，任视察，颇得财政部长俞鸿钧[95]的赏识。日本投降前，原视察主任张某调职，他便升为主任。在国民党政府内，没有什么靠山，专靠自己的表现而博得上司的赏识，扶摇直上，像他这样的，并不多见。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他仍任财政部视察室主任，后进入中央银行任专员。据说蒋经国在上海打“大老虎”时，他曾参与其事。解放前，他和地下党外围人士有过接触，外加五妹害怕离开大陆今后见不到母亲和兄弟姐妹，所以没有去台湾。解放后，他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东吴大学并入上海财大，正好有朋友请他帮忙，去担任中华煤油公司总经理，所以就离开了学校。新中国成立之初，英美联合对中国实行石油禁运，致使贸易无法开展，公司就关门了。由于他的英文、中文均好，便开始给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译书，出版过《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麦克米伦回忆录》[96]等书。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涉及他，只是“文革”那一关没能过去，受到监护审查。解放后他百病缠身，五妹得日夜服侍他。他二十多年基本未迈出家门，于1977年死于癌症，他家为他举行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追悼会，来了很多悼念者。

五妹和他结婚后，即做家庭主妇，也享过几天福。 解放后政府号召家庭妇女“解放出来”，里弄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五妹才决定出去工作，在一所中学教生物。“文革”期间学生停课闹革命，她只能去图书馆工作。后来因要带外孙女，就提前退休了。

五妹为人善良，遇事没有主意。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我的奶母

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由奶母养大的，一生下来，就交给奶母喂养了。那时天津有许多“佣人店”，如要挑选奶母或“老妈子”时，可通过“佣人店”介绍。乡下来的农妇找“佣人”的活，就住在“佣人店”里，也可以在那里吃饭。介绍成之后，“佣人店”的店主就向雇主和佣人双方索要介绍费。要一个奶母，“佣人店”就会送两三个人来，叫主人挑选。我家挑选奶母是老祖母的事。奶母来了，先问明她生的是男孩或女孩、几个月了、奶水好不好，等等。然后叫奶母挤一点奶在碗里，祖母叫她的女仆把碗里的奶向着一个漆得光亮的旧式冰箱泼去，看挂在冰箱的奶流下速度，来断定奶的浓稀。入选的奶母要和我家订一个契约，写明为期三年，在这期间只准主人辞奶母，不准奶母辞主人，奶母还要在这个契约上盖上手印。上工之后，给奶母打一副银手镯，作为赏品。每月工资约五元，供给伙食，三节还有馈赠。这些奶母的孩子则留在乡下，由她们家里设法哺养，奶母由于想念自己的孩子，心情总是不愉快的。

我生于1914年阴历正月卅日寅时。生下来之后，就交给奶母喂养。

三年契约意味着小孩要吃三年的奶，好像我吃奶在三年以上。断奶后，我的奶母仍留在我的家中，这时就把小孩的伙食包给奶母，小孩的每日三餐由奶母做。我的奶母很好，给我吃得不坏；六弟笃廉的保姆就不行了，克扣他的伙食费，所以笃廉小时不如我的身体健壮。奶母给我吃的东西，我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吃奶的小孩早晨一睁眼就哭叫着要吃奶，所以小孩一睡醒，就把奶头入到小孩的嘴里了。这很方便，按照北方习惯，小孩和奶母都是脱光了睡在一个被窝里的。断奶后，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早晨睡醒后的饿肚皮。断奶后，照例在小孩枕头边放一小包江米条和小芝麻饼，这样，小孩醒来后，便可躺在被窝里吃这两样点心。这两样点心也是敬神上供用的，三个铜板一小包，在点心铺里都有现成的小包，给三个大铜子，就可顺手拿给买主一小包。我不知吃了多少包江米条和小麻饼，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它们的味道和吃时的情景。

奶母惯常给我吃的东西还有鸡蛋和炒面。鸡蛋大都是煮着吃的。炒面的做法就是把白面放在锅里炒黄，放在一盛器内，吃多少挖出多少，然后用水搅拌成浆糊状，加上红糖就可吃了。此外，奶母还给我吃过“捻捻转”。“捻捻转”的做法是把灌浆后的麦粒脱下，放在碾子上压扁，然后和野菜拌在一起上锅蒸熟，放点盐花和香油一拌，就可以吃了。每年只有在麦秋[97]前才能吃到这种“捻捻转”，清香扑鼻，确是好吃。

有一次，她身上可能长了疥疮，就叫另一个女仆用手巾在开水里拧成“手巾把儿”，她脱光了在被窝里用这“手巾把儿”贴在身上止痒。这一来，和她同在一个被窝里的我，可就受不了啦，热气和臭气混在一起，闷得我出不来气。

我们住宅西边是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祠堂前有一片树林，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她经常带我到那里玩耍，我在台阶旁边的条石上打溜儿。这时她一边纳鞋底，一边看着我，或与邻人聊天。管家孟二爷每天回家吃饭都要经过此地，遇到他的时候，我就要求他把我抱在石狮子上，和他玩耍一会儿之后，他便把我抱下来，然后回家吃饭去了。六、七、九弟的奶母很少带着他们出来玩耍。

断奶对小孩来说，是一个大关。大约在我四五岁时，有一年阴历腊八，我正在裱糊匠放在院里的人字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98]我母亲把我叫到祖母屋里，看见奶母敞着怀坐在那里，奶头变黑了，叫我吃一下奶，我一吃就觉得苦不堪言，哇哇哭起来了。原来在奶头抹上了黑墨和黄莲水。我母亲骗我说，“妈妈的奶头坏了，以后不能吃了。”我就这样断了奶。断奶之后，每天早晨就有一包江米条、小麻饼放在枕头边了。

奶母有一个儿子叫“小二哥儿”，比我大两三岁，他和奶母的一个亲戚住在“锅伙”里，“锅伙”是泥瓦匠居住搭伙的地方，那位亲戚就是泥瓦匠。有时“小二哥儿”也来我家，和我一起玩耍；由于他比我大，所以常常哄着我玩，这时我玩得最开心。她们家乡（三河县）的人在天津河北办有一个“锅伙”，就是来天津做泥水匠的工人在那里吃住。有一年春节，她带我去“锅伙”玩，她是看老乡去的。我记得供桌上放着一只大生猪头，还有一些枣蒸饼等供品。工人们给我花生和柿饼吃。好像她的大儿子就在这个“锅伙”里。我只记得院子里很脏，屋里气味不好闻，大炕上排着被窝卷。

我和奶母非常亲近，每天和她一起吃、一起睡在一个被窝里，反而和我母亲很少见面。她也很爱我，待我真好。我叫她“妈妈”，我小时就把她当做母亲，从她那里得到母爱。我十弟的奶妈年轻，很风流，和我三叔勾搭上了。他们在大客厅的沙发上胡搞时，我的奶母站在门外，给他们站岗看风。我的奶母这样做，当然得到了三叔的好处。这件事发生之后，两个奶母同时被辞退了。我的奶母临走的那天，我难过极了。那时我已入学，解大便时还由奶母照管坐马桶。于是我借大便的谎言，去和奶母做最后的团聚。我坐在马桶上故意不起来，望着奶母流泪，奶母也掩面啼哭。我还心里祷告上苍，不要叫她走。这是我幼小时第一次感到内心的悲痛，感到无可奈何而祈求上苍帮助。

她终于走了。过了半年多，她来看我，她这次是专门来看我的，把我抱在怀里，流着泪说：“你想妈妈么？妈妈可想死你了。”她指着手上戴的那副银手镯子向周围的仆人们说，“我多么穷也不会把它卖掉！”原来她刚一来我家奶我时，照例我家给她打了一副银镯子作纪念，这就是她不肯把它卖掉的原因。从这次以后，我再没有见过她。据说她回到三河县的乡里，日子还过得去。

1936年我们分家后，我很想把她找回来养活她，可是她的地址已经找不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就离开天津。1940或1941年，华北发大水，据说她曾逃荒来天津，到我家来过一次。那时我已经不在天津，没有看到她。

从小是她把我养大的，我对她的感情就是对母亲的感情，她也非常爱我。我从她那里接受到母爱，至今想起她来，还有依依难舍之情。

我家的老师们

我们从虚岁六岁起，在家入塾。私塾分两间书房：中文书房设在前院东厢房内，英文书房设在前院东首小客厅内，其布置如下：

中文书房

左图：（1）方桌；（2）方桌；（3）老师床铺；（4）窗户；（5）“天地君亲师”牌位；（6）老师床铺。

右图：（1）方桌；（2）书架；（3）书架；（4）长条桌。

老先生、少先生

中文老师有二位，“老先生”张树和和“少先生”张同文。“少先生”是“老先生”的儿子，他们是河北蠡县人。“老先生”的叔父在清代做过御史，是个穷京官。“老先生”的功名是拔贡，曾在保定莲池书院待过。莲池书院的山长（即院长）是桐城派的名家吴汝纶（挚甫），所以“老先生”说他是吴挚甫的学生，其实吴并没有教过他，不过借其名以自重而已。

“老先生”的中文底子很厚，能通背“四书”和《左传》，还有许多篇古文。字写得也可以，现在我还存有他写给我的一副对联：“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每年春节，我家都要裱糊墙壁、屋顶，同时从大门口一直到卧室以及灶王爷、大仙爷堂等处，都要换贴新对联。我十岁以前，这些对联都由“老先生”写；十岁以后，就由我写了。此外，红白喜事的礼品——幛子上的“幛光”也由“老先生”写，我十岁以后，就由我写了。给娶媳妇家送的幛子，在“幛光”上不外写“天作之合”；给丧事家写的“幛光”，如果死的是妇女，则写“驾返瑶池”，如果是男的则写“老成凋谢”；办寿事的“幛光”不外是“寿比南山”等吉利话。

“老先生”得到功名后，即随做京官的叔父在北京闲住。他没有做过官或从事其他职业，一生就是教私塾，在我家就教过十几年。开始只是他一个人教，大哥、三哥、四哥都是由他开蒙的。后来我和六弟上学了，便又把他的儿子找来给我们二人开蒙。“少先生”的中文底子不太高明，而且笨嘴拙舌，他充其量只能写封信而已。“少先生”教我们认字块、描红，读简短的文章。他教给我的简直不多，我只记得他教我写字，要“横平竖直”，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三哥、四哥考入南开中学，我和六弟便由“少先生”的初级班，升入“老先生”的高级班，而七弟、九弟跟着进入初级班开蒙。“老先生”一般都在抽上大烟前的上午开讲、号书，即讲上一段叫我们背诵。他讲书不用看书，因为所讲的那些书，他都背得很熟。到了下午就站在老师桌旁，面背老师大声拿调背诵。背不上来时，老师提上一句，如果还背不出来，就得下去重念，一直到念熟背出为止。“老先生”虽然开讲，但我们还是一知半解，死记硬记，念的遍数多了，好像也懂得一些了。除了背书外，就是写大字和小楷。至于临什么碑帖，则可由自己选择。对于如何写字，“老先生”也非正式地讲一讲。写完字交“老先生”判仿，写得好的画一个圈，特好的画二至三个圈。写得不好的，则在败笔处打一个×。判仿都用红笔，红墨水是用白芨在一块小砚台上研朱砂弄成的。

如果总是背不出来，不好好念书，就要打手板。手板又名戒尺，是用一片竹子制成的，经常放在老师的桌旁。老师打手板，也并非完全因为学生不用功，碰到他心绪不好，再加上学生不用功时，挨手板就非常可能了。按规矩，打几记手板，应有一定的数量，譬如说，打五下、十下，或更多，按所犯错误大小而定。不过老师气极了，也就不管多少下，乱打一阵，有时会把手心打肿。挨打之后，回到后院，有时还要受母亲数落，自己也感到不光彩。不过老师打厉害了，母亲也心痛，也会说：“老师打得太狠了！”

“老先生”打人还好些，“少先生”打人很凶，有一次他让九弟在圣人牌位（孔夫子神位）前罚跪，九弟就是不跪，“少先生”气极了，把九弟扳倒，脸朝地，继而坐在九弟身上，以致把九弟的脸弄破。下学后，被父亲看见了，父亲非常气愤，领着九弟去书房，质问“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少先生瞠目结舌，非常尴尬。从那次以后，他就很少打人了。

“老先生”每月的“束修”（工资）为二十多元，“少先生”十多元，二人合起来，四十多元。“老先生”以前很节省，用这笔工资在家乡蠡县北五夫村买了几十亩地。当时一般的地，只要十元左右一亩，水浇好地可以卖到五十元一亩。供给伙食，早餐自理。午、晚餐四菜一汤，下午还有一顿点心。点心不外汤面、炸馒头片等等，主食有米饭、馒头。[99]我家饭食分大锅和小锅饭，老师吃小锅饭。

后来“老先生”抽上了大烟，人也就跟着懒起来了，上午讲书敷衍了事，对我们的要求也不严格了。[100]他自己不会“烧烟”，由门房的男仆李玉给烧。[101]我父亲每天上午九时离家去上班，他是背着我父亲抽大烟的，所以在九时以后他才能去门口抽大烟。其实起床以后，他的烟瘾就犯了，我们七时上书房时，就看到他不断地流鼻涕、打呵欠，无精打采，等到我父亲前脚走，他后脚就溜去抽大烟。过了瘾之后，回到书房讲上一段书，就算交差了。每天下午赶在我父亲下班回家前还要抽上一次大烟。有时我们看到早晨九时以前他烟瘾难熬时，就吃生大烟膏。每一个月，由李玉给他熬一次大烟，即用大烟土熬成大烟膏。熬大烟膏都在下午我父亲回家前，每月的那天下午我们就放假了。其实我父亲也知道“老先生”抽大烟，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当时每两大烟土值四个银元，他每月的工资，连同他儿子的工资，绝大部分用在抽大烟上了，这样他们父子关系也不很好。

老先生的思想始终停留在封建时代，他不看报，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我大哥考中学时，他给我大哥捉刀，写了好几篇文言文，以便“押题”，其实他出的题目都是《左传》里的。我还记得，其中他认为最得意的一篇是《论城濮之战》。那时小学早已不念《左传》，考中学怎么会出《左传》里的题目呢。有一次，附近卖酸梅汤的小铺请他写一块招牌，他文绉绉地写了一块“齿颊留芳”，过往行人都不解其意是什么，很少来照顾。后来老板请人又直截了当地写了“酸梅汤”三个大字，生意顿时兴隆起来了。

“老先生”是一个胖子，高度近视，可是不戴近视眼镜，看书时要把书本放到鼻尖上方能看清。他说他看不清人的嘴脸，只能模糊地看一个轮廓。抽上大烟前，他还有一些嗜好，譬如，看林琴南的翻译小说，看碑帖，有时也去看一场京戏。好像他对京剧很内行，看过很多名角的演出，什么谭鑫培、汪桂芬、俞振庭等人。为了表示他熟悉京戏，他总把谭鑫培叫做“叫天”，把汪桂芬叫做“大头”，这些都是他们的外号。我只记得他看过一次京戏，是在夏天，包了两辆黄包车，送他去并接他回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这次是去“下天仙”戏园听安舒元[102]的演出。因为他的眼睛看不见，所以只能听。平常下午他吃完点心，放学之后，就出去沿着我家前面的白河岸边散步，但时间不长。比较起来，一个人总有一段“光荣”的过去，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段，就是跟随做京官的叔父做“侄少爷”。他经常描述这一段生活，甚至谈到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在北京前门外吃馆子，曾叫过“相公”（男妓）陪酒。抽上大烟之后，这些嗜好都烟消云散了，终日昏沉沉等着抽那两次大烟。

他很脏，我没有见他洗过澡。到了夏季，他就用手干搓胸前和双臂，把泥搓下来。这样，他身上当然要散发出不好闻的气味。他随地吐痰，睡下之后，他面壁侧卧，就把痰吐到墙上，以致墙上痰迹斑斑。他患病后，我家请来日本大夫影山给他看病。影山捂着鼻子出来之后，连说：“没有教育资格！没有教育资格！”

我父亲、祖母等对他都很尊重，我父亲当面称他“老夫子”，背后则称他“老先生”。我父亲认为他的学问很高。他还懂得中医，大约也是看了几部医书，自学成才的。他经常看的书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叶天士（?）的《医宗真鉴》等。[103]他喜欢用“热药”，经常开干姜、附子、桂枝三味“热药”。我家上下如有小病都请他看，开个药方，拿折子去“天一堂”取药。我父亲一年总要请他和“少先生”、“英文小张”吃一两次馆子，一般都在“松竹楼”，后来可能由于我家的不景气，改在大胡同南头的“祯元馆”。“祯元馆”比起“松竹楼”的规模要小得多了。此外，八月节和五月节也要在家准备一桌菜请老师们吃。

每年过了阴历“腊八”，“老先生”和“少先生”父子就要回家过年去了。“吃了腊八粥，先生往家溜；吃了腊八饭，先生往家窜”，这大概是教私塾的先生们的老规矩。一直到正月十五日以后，往往要到正月底才回来。在老师回家期间，我们就放假了，那是我们一年中最快乐、最自在的时候。他们回家采取的路线是坐火车由天津到北京，再由北京乘京汉铁路的车去保定，然后再雇骡车到蠡县的北五夫村。后来天津到保定有私营的长途汽车，有一次他们乘坐长途汽车去保定，由于道路很坏，坑洼不平，结果把脑袋撞了许多大包，以后就不敢再坐长途汽车了。最后几年，由于“老先生”抽上了大烟，年纪又大了，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只是“少先生”一个人回去。他虽不回去，在这期间，照例也放假。夏季三伏，也要放半天假，上午上学，下午休息，这期间我们天天吃西瓜，照例也给二位先生端去一份。

“老先生”很少生病，每天吃保养药“六味地黄丸”。“清宁丸”也是经常吃的药。因为他大便干燥，吃“清宁丸”不管用时，就吃“芒硝、大黄汤”。有一次他把大烟灰和“六味地黄丸”掺在一起，想用它来戒掉大烟，这无异于变相抽大烟，当然无济于事了。他于泻肚后，吃了一听红烧牛肉的罐头，再度发病，就不治了，死时六十四岁。临死的那天夜里，他高声朗诵，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在背书，那时语言已不清了。尚未咽气时，被抬到马号内，因为外人死在家里是不祥的。在马号咽气后，我家用了一百多元给他买了一口柏木十三圆[104]的棺材，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坏的一口棺材。那时我已考入南开中学二年级。他的棺材是由水路运到保定，再起旱路把棺材运到蠡县。棺材起运的那天早晨，我曾去马号向棺材叩了三个头，心里觉得不是滋味，可是很快就过去了。我跟他念书总有四五年的时间，自然会产生一些感情。我之能够认几个字，中文有一定基础，基本上还是他给我的。

“老先生”死后，“少先生”扶柩返归故里，我们再没有聘他，他也没来过天津。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儿子“小金池”。“少先生”很想让他上洋学堂，走读书做官这条路。他走后，给我大哥来过几封信，不外是让我大哥帮助“小金池”上学，没过几年他就不来信了，预料也去世了。

“少先生”中文底子很差，看样子只念过几年私塾，口齿又笨，说不了一句囫囵话，我家请他纯粹是为了照顾“老先生”，所以“老先生”一死，他就解聘了。他也知道自己不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金池”身上了。他看见我们由私塾而进入中学，难免会产生羡慕之情。

英文小张

我家的英语教师是“英文小张”，这是我们给他起的一个外号，因为他的叔叔曾是我家的英语教师，后来找到了一个洋行的工作，就把他的侄子推荐给我家。我们把他叔叔叫做“英文大张”。

“英文小张”是天津西头如意庵小学的英语教员，管学生有一套，学生都怕他。他每日三时来我家，吃一顿点心，教到晚饭，吃完夜饭回家。他是和“老先生”、“少先生”一起吃。吃饭之前他们总要聊一会儿，饭后有时也要聊一会儿。这时“老先生”的烟瘾已过足了，是全天精神最好的时刻，谈锋甚健。“英文小张”也很健谈，他最起劲的话题，是南开足球校队。他曾是南开足球校队的后卫，这是他的最光荣的历史，因而经常谈论赛球的情况。因为他在南开旧制中学（共四年）毕业后，就去小学教书，没有什么历史足以自我陶醉了。此外，他也时常谈到他对学生管得如何严。

他来时总是乘电车到官银号，再步行过金钢桥到我家，回家时也是这样。后来他又找到一处家馆，就改坐包月车了。这时三点来，上两个小时课，五点钟走。他有一个银壳怀表，准五时下班。“老先生”没有表，都是看院里的日影来定时刻，冬天和夏天的日影不同，所以定时刻时也要随之改变。

后来，我家又请了一位英语老师刘百高，是南开有名的教员，给上中学的我们补习功课。他的待遇比英文小张高，每天下午的点心也要好得多。于是“英文小张”感到不高兴，教课也不那么认真了。刘百高每星期六、星期日来两个半天，月工资三十元，而“英文小张”天天来，却只有月二十元工资。

“英文小张”穿长袍马褂，脚蹬布鞋，完全是中式打扮。近视眼，戴着一副没有边的深度近视眼镜。微胖，浅麻子，吸烟卷。当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家境贫寒，抗战时，曾找我大哥借过几次钱，似乎在那时并没有追随日本鬼子和汉奸。日本投降后，在塘沽找到过一个差使，好像收入还不错。以后下落不明。

刘百高

南开中学的英语和数学教员，大代数和解析几何都教得很清楚，英语也教得非常之好。他有一套逻辑性很强的教学方法，能启发学生思考。他讲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学生们给他起过一个外号，叫“Verb to be”。

他是旧制南开中学（四年）毕业，毕业后能做南开高中的教员，没有一点真本领是不行的。他完全是自学成才。抗战时，天津南开中学关闭，有些教员跟着学校去重庆，在“南渝中学”教书，有一部分教员转入英租界工部局办的“耀华中学”，他属于后一类。日本投降后，他在一所中学任训导主任，这个位置一般都和国民党有关系，他是否如此，就不得而知了。解放后还在中学教书，估计这时他已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教龄了，按理应当受到国家的优厚待遇，可是就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一气之下，跳墙子河自杀了。他是一个自尊心和自信心很强的人，忠于自己的职业，绝不马虎或敷衍，他一生中教育了许多学生，没有不佩服和怀念他的。

1956年我和七弟、九弟去天津，大哥请我们在“国家食堂”吃饭，无意中在那里碰上了他。他正在等候一位女友，小学教员，相见之下，我们就请他们一桌吃饭。那位女士很腼腆，扭头走了。于是刘百高说，他的老伴已经去世，家里无人照顾，准备再结婚。当时刘先生也不过五十岁光景。不知他是否结婚，可是1957年就自杀了。看来，自杀的前一年，他对生活还充满了乐趣和憧憬，没有想到一场人为的风暴，把他卷走了。

他的个子不高，近视眼，但不戴眼镜，从来不穿西装，总是穿长袍。他在我家主要是给我们补习南开中学的功课的。“英文小张”是给我们教小学英语、算术，准备投考中学的，这是两个不同的班次。

女教师

与其说她是教师，莫如说她是高级女仆，她没有男老师那样的地位。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一个轻蔑的外号，叫“母老金”。她的任务是教三姐、四姐识字、扎花，同时也教《女儿经》等。四姐和她同住，由她照顾。

她的丈夫做过小官，已经死了，因而她不得不出来做事。她来我家时，曾有一个约定，“大锅饭不吃”。后来，我们男孩就把这句话作为话柄，指着她说：“母老金大锅饭不吃！”她还有几件绸缎之类的衣服，逢年过节或过生日时，她都要换上那几件体面的衣服，事情一过去，就又把它们收起来。男老师有书僮伺候，她得自己干活，如给自己洗衣服、打洗脸水，但她不需要伺候别人。她的每月工资只有七八元，和管家孟二爷的差不多。

其实，请她来就是为了陪伴三姐、四姐，因为我家女孩绝对不许上学校，甚至不许出大门，而且也要求给我们男孩子们订下的媳妇不许上学校。

我父亲死后就把她辞退了。

关健南

他是南开中学著名的“国文”老师，教高中，请他来我家主要是给大哥补习国文，来了不到半年，就不来了。

袁老师

袁老师是“老先生”死后，大约由四叔叶宽甫介绍来我家的私塾老师。当时他在天津的一个税卡工作，住在我家。袁老师来时，我和六弟已上南开中学，他专门教七弟、九弟、十弟。

袁老师是南方人，有稀疏的黄胡子，经常哼哼哧哧的。七弟他们说他“嘴臭”，所以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袁臭嘴”。他原是北平政府的一个小官，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南迁南京，他就失业了。当时像他那样没落下去的小官吏为数很多。他家住在北平，有九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每月只要工资一到手，他就立刻把它汇寄北平，好像家里等着这笔钱下锅似的。他总是愁眉苦脸的。他非常关心时事，只要父亲上午九时一上班，他即躜到门房里去看报。那时我家里订了许多份报纸，如《大公报》、《庸报》、《益世报》、上海《申报》、北平《晨报》等。他把每一份报纸翻来倒去地看，看得非常仔细，一直要看到吃午饭。他不像“老先生”那样地能“开讲”，旧学根基也不如“老先生”。有一次南开中学演讲比赛，我请他给我写了一个稿，他写的是“三民主义”一类的题目，也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当时北伐刚成功，“三民主义”是时髦的东西。看来袁老师比“老先生”要开明些，不是蹲在屋子里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净出一些《左传》里的题目。

我家的仆人们

男仆：孟斌、李玉、张福、张四、熊大才、崔臣、刘×、福丑、福庄、葛三、马元、三老爷的书僮

厨子：老郅、小喜、××

马夫：邢头、王头、小马夫（跟车的）、喂马的

黄包车夫：宋二

女仆：老崔、老杨、秃老李、老周（大夫人的佣人）、疙瘩刘、老唐（三夫人的佣人）、老×（三老爷的佣人）、奶母若干人

孟斌

孟斌，河北南宫人，在清朝时就跟我父亲，打“顶马”[105]。那时顶马都有功名，由主人代捐，他大约是一个“白顶”。

他是门房的头儿，门房有一本账，譬如给送礼来的仆人赏钱（又名力钱[106]）、零碎开销，都记在这本账上，这本账就由他管，所以他就是我家的“管家”。大宗买东西也经过他的手，如每年买全家吃的米两次，冬季买煤若干吨，等等。他可以从中拿回扣，这是公开的。每年修理房屋一次，用瓦工一二十人；夏季糊纱窗，春节前裱糊屋子，以及其他杂事，都由他张罗。

他原名叫孟文斌，来我家当仆人后，就要去掉一个字，改为“孟斌”。所有仆人连名带姓都是两个字，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各家都如此。

我祖母和我父亲都对他很尊重和信任，叫他“孟二爷”。“二爷”是仆人的总称。他在仆人中也有一定的威信，可以支使小仆人们。逢年过节或生日，他带领仆人们叩头，拜年、拜节或拜寿。我祖母输钱当当时找他，我母亲输钱当当时也找他。每天我父亲回来后，他总要到上房回话：什么客人来了，“挡驾”；买了多少袋米，价钱多少等。回话时他站在那里，我父亲坐着。还有，我父亲任直隶省官银号监理官时，从来不去上班，因为这是一个挂名的差使。但官银号公文上都要由监理官盖印，这些公文都是送到家里，然后由孟斌在上房当着我父亲的面盖上名章。

孟斌每日两餐回家吃饭，所以把他应得的一份米从我家领回去。他家住在“西窑洼”一个大杂院里，只有一间屋子。他住得离我家很近，回家时必须路过李公祠。小时我的奶母时常带我在李公祠前的一片树林里玩耍。遇到他时，他或把我放在他的肩上走一段路，或把我放在石狮子上。他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小孩。每逢拜年、拜节叩头时，我们小孩喜欢趁他跪下去的时候，骑在他的身上，让他起不来，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他有时还和我们一起踢毽子。有一次他带我到一家澡塘去洗澡，我记得那澡池热气闷人，臭气熏人，我没有下池子就跑出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进洗澡堂。他还带我去大胡同的“真素斋”饭馆吃饭，在那里吃过油酥烧饼和“素帽”，这也可能是我第一次进饭馆。

虽然他一辈子都在我家当差，可是他自认为也有光荣的过去，那就是我父亲在清朝做官他打“顶马”的时候。每当谈起这一段，他总是眉飞色舞，什么他是七品顶戴呀，什么小官来见我父亲时要给他“递门包”呀，什么打“顶马”走在大街上是多么威风呀……他高兴时，都要翻来覆去讲他这段光荣历史，讲得口沫四溅。一个人的光荣历史大概不仅是横着和别人的历史相比，而更重要的是竖着和自己的历史相比。他的命运已紧紧地与我家的命运联在一起。段祺瑞组阁时，传说要任命我父亲做“天津海关监督”，我父亲不干。这时最起劲的是孟二爷，他甚至直接向我父亲进言：“我们跟着老爷苦了这么多年，好容易熬得这样一个机会，老爷还不为我们下人打算打算？”

当然他也有三朋四友，有两个人由于他的关系曾在门房里寄住过很多时候。一是大烟鬼刘某，这个人曾在县衙里做过书吏，毛笔字写得不错，失业后来到天津，在我家闲住。终日抽大烟，颜色灰黑，满脸“烟气”。他在我们家门房里寄住很久，大约有一两年。还有一个人，自称为宁夏的族长，回族，背后人家说他是土匪，也在门房寄住过相当长的一个时候。还有一个孟斌的同乡，叫白文彬，这个人很神，教给我们小孩们打拳——“弹腿”，做气功。他还会扎针，甚至我祖母病了，也请他“扎沙子”。他还会借着小孩的眼去看降下来的神灵和死去的人，就是说可以叫死人“显灵”。有一次他把灯熄灭，点上三根香，叫六弟看，对着香看，看了许多时候，他问六弟：“看见了没有？”六弟说：“看见了。”“看见了什么？”“一个大猪头。”“还有什么？”“歪戴着礼帽，嘴里还叼着一根烟卷。”当然这是乱讲的，不符合他的要求，不过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了。白文彬还会画符，五月节（端午）时，我祖母就让他在黄纸上用朱砂画符，贴在各个门框上面。还有一次，我祖母屋里的女佣老杨不慎砍下了一个手指，他说他能接上，于是要了一碗白酒，用一个手的三个指头端着碗底，高高举在头以上，用另一个手向空中和断指上画来画去，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一碗酒用嘴喷在断指上，把砍下来的那一段接上，用布缠好，然后说，“三天以后可以长上。”三天之后，当然接不上，他说：“这是由于心不诚的缘故。”他在我家住的时间很长，有好几年，后来索性在门房里吃饭，只是不拿工钱而已。

有一年夏季，孟斌穿着大褂，[107]站在那里给我父亲回话时，突然口斜眼歪，中风了。他中风后，给他请来日本大夫影山诊治，居然治好了，但说话还不灵利，右手也不太灵，但可以走路。病后复原期间，家里又请来针灸大夫给他扎针，扎了一头针；还托人从北平同仁堂买大活络丹。此外他用右手转铁球、写大字，不久便恢复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可是又过了一年多，他的病复犯了。这次病得很厉害，不能起床了。我曾随同父亲坐着马车去他家探望一次，是李玉跟着去的。马车到后，李玉引着进了孟家的屋子，一掀门帘，说声“老爷来了”。这实在出乎孟斌的意料之外，他想爬起来，可是不能，急得满头大汗，嘴里说话也不清楚，终于落泪了。我父亲安慰了他几句，叫他好好养病，有事情找他。

过了一些时日，他死去了，我父亲又带着我坐马车去吊祭过一次，向放在大门口的一口没有上过漆的白茬棺材鞠了三躬，我也跟着行礼。不久他那没有孩子的老伴就把他运回南宫县乡下老家去了。他在我家积攒了一些钱，他的老伴用这笔钱买了几亩地，借以为生。

李玉

李玉，保定人。

他是打零活的，但比小厮还高一级。他的任务是给祖母跑腿，买零碎东西，打电话，并给祖母屋里擦地板、擦窗户玻璃。干后两项重活，祖母总要另外给点小费。他也擦得非常仔细，非常干净。有时我祖母出去打牌时，也带着他和一个女仆使唤。此外，每次我父亲吃完晚饭时，就会有一个女仆站在前院廊子上喊一声“老爷吃完饭啦”，跟着李玉就从门房走出来，来到上房，向脸盆里倒上热水，拧一个手巾把递给我父亲。我父亲狠狠地从上到下地连头带脸擦上一把，然后把毛巾递给他，他把毛巾洗淘几遍，晾在原处，这一天的任务就算完了。中国人喜欢用热毛巾擦脸，认为这是一件舒服的享受。过去在戏园里演到中间时，就有一次“热毛巾把儿”供给客人，客人擦完之后，照例要给一点小费。吃饭馆时，跑堂的在饭后也供给热毛巾擦脸。据说，用热毛巾擦脸可以提精神。[108]

李玉在西窑洼也有一个家，有一个老伴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但他经常不在家睡觉，而是睡在门房里。一则家里只有一间屋子，住不下；一则因为他抽大烟，在门房里抽大烟方便。他除去抽大烟外，还要抽中国制造的雪茄，我很喜欢闻雪茄的香味，经常站在一旁闻他吐出的烟气。

他的儿子是汽车司机，曾在我的“丈人”张师黄家开车，仆人们都夸他的儿子能挣钱。他的女儿嫁给了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一个巡警头。那时上海英租界曾在津招募过几批警察去那里服务，所以上海英租界的警察有很多是天津人。他女儿去上海后，他曾辞掉我家的工作，去上海他女儿家，不知为什么，过了些时候又回来了，仍在我家做仆人。最后还是去上海，依靠他的女婿，以后就没有再见过他，可能死在上海了。

张福

本来是二老爷（二叔）的仆人，二叔早亡，他就来到我家。他没有什么具体的活儿，唯一的工作是早晨起来用一块软布来回来去地擦家里的一个宣德炉。这个宣德炉放在玻璃罩内，外皮呈朱红色，据说是一件宝物。它放在大客厅的显眼位置。我父亲去北京时，由他随从伺候，有一只金怀表放在他身上，我父亲需要知道时刻时就问他。坐火车，拜客，都要看时间。

他也有一段光荣历史，那就是随从我二叔在江苏宝应县时的事情：我家在宝应县买了七百多亩田地，那时不少安徽出外做大官的人都去宝应县置地。宝应县地处苏北，地亩便宜。李鸿章家就在那里有许多田地。安徽人不愿回安徽置地，是因为发了财的安徽人回乡之后，就要被族长连同族里的一些头面人物敲诈，俗名“开祠堂”。被敲诈的人必须老实地在祠堂里跪在族长面前，听候掠索；如达不到族长的要求，就被软禁在祠堂里，一直到拿出足够的钱，方被放出。我祖父回老家时，开过祠堂，被关押在祠堂里许多天，以后就不敢回安庆了。我二叔年少时没有做官，就去宝应当寓公去了，靠收地租维持生活。有一年天旱闹饥荒，老百姓起来吃大户，敲锣打鼓，挨户抢粮，所以许多大户都关上大门，唯有我二叔家的门不关，张福赤膊，手拿“大马棒”站在那里，准备死拼。就在这时，老百姓迈过了这个大门，走到别处抢粮去了。

我眼前还有张福当年讲故事的情景：他一手拿着一支大烟袋，一手晃来晃去，说到兴奋处，大腿一岔，就像张飞站在当阳桥上喝退曹兵一样，我想他可能就是根据这段故事编造出他的英雄事迹的。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这一段，听得都厌烦了，可是他却眉飞色舞，连说带比划，又进入了他那一段的英雄角色。

他家在保定附近的农村，有四五十亩地，是我家仆人中唯一有恒产的。他很少回他的家，有时候春节回去一次，越往后回去的越少了。他还买过一个妾，即使如此，也很少回去。我父亲死后，把他辞掉了。他回家住了一个时期，又来天津我家闲住，就是说只吃饭，不拿工钱了。他一直在我大哥家待到1936年，后来我大哥让他回保定老家去了。按理他回家后不是没有生活，可是他不愿回去，愿意待在天津。最后临走时，他落泪了，知道自己老了，再也不能回天津了。

张四

张四是我祖父的书僮，我祖父死后，就留在我家。他是“梆子头”，[109]所以外号叫“张梆子”。自我记事以来，他在我家就不干活，只是我父亲出门或回来时，在大门口和其他仆人一起“站班”。或者我家过生日时，客人来的比较多，别的仆人忙不过来，他就带领客人进大客厅。方式是：走在客人前三步，一只手拿着客人的名片，高举过顶，一只手摆来摆去，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当走到大客厅门口时，高声唱道“某某大人到”或“某某老爷到”，这时我父亲便走出客厅迎接。“大人”的等级要高些，一般是厅长或省长；“老爷”的等级比较低，一般是职位低于厅长或省长的人。不过，仆人在家里称呼我父亲为“老爷”，在外边则称“叶大人”。

张四每日起床后，就戴上老花镜写大字，临的帖是柳公权的《玄秘塔》。他的字写得不好，一边写一边把满嘴的假牙咬得咯吱咯吱的响。写完一篇字后，总是把那篇字颠来倒去地看，并发出得意的微笑。他从不穿短衣，总是穿长袍大褂。他有一件黑缎子背心（马甲），要穿春秋冬三季，这件背心已经磨得油光亮了。他还有一只旧式的银壳怀表，一副白铜表链，开动表的发条的钥匙就是表坠。表链就挂在背心的扣子上，背心里面有一个放怀表的口袋。张四时常把表盖打开看时刻，特别是在快要吃饭的时候，看得更勤，大概是肚子饿了。

他有一个男孩，那时已长大成人，念过书，有一个职业，每月可以挣十几块钱。那时用这点钱能够勉强维持一个家。这个孩子已结婚，还有一个孩子，家也在西窑洼，但张四很少回去。后来他得了“花疯”，他儿子把他领回家去了。他回家之后，我家照常支付他的工钱和每月口粮（大米）。他回家之后，病好像转好了，还回来过我家。

熊大才

熊大才是我祖母陪嫁老妈、熊老太太的侄子。他三十多岁，说一口安徽土话。他穿着很干净，经常洗衣服，可能还是南方人的习惯。他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看大门而已。他在我家待了几年就回安徽去了。熊老太太在我家养老，后来死在了我家。

崔臣

崔臣，河北省人。他在我家待了一阵子之后，曾去军队当一名下级军官，大约是副官之类。后来在军队不干了，又来到我家，还带回来了顶金箍帽。挂在床头的墙上，用一张报纸仔细地遮盖着。有一次我祖母印了许多劝人行善的宣传品，叫他散发。他身穿便服，却戴上金箍帽站在金钢桥上散发，其怪象可想而知。他以为有了那顶金箍帽，警察就不敢管他了。没想到警察看到这样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在散发宣传品，以为是“反动”传单，但警察又不识字，便把他带到“局子”里去，后来还是把我父亲的招牌亮出，才把他放出来。

他在我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跑跑腿，属于二等仆人，可也不干重活。我父亲当上华新银行总经理后，就把他介绍到华新银行当“茶房”。所谓“茶房”，就是现在的服务员，端茶倒水，擦桌子。在银行的收入比在我家要好多了，而且他是独身，所以比起其他的佣人，就显得富裕了。他于是在估衣铺买了缎子长袍、礼服呢马褂，穿起来就像一个土财主。他逢年过节都来我家拜年拜节，每次都要穿上长袍马褂，我家的仆人们不无羡慕和嫉妒之感，讥讽地说：“崔老爷来了！”这也许是开玩笑，言外之意，听差的穿那么讲究的衣服，是不符合身份的。

华新银行改为久安信托公司后，就把他辞掉了，他就回老家去了。像他那样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在贫穷的农村里是过不下去的。后来又来到北平，不知怎的找到了我，这已经是1947年我结婚以后的事了。他说：“主爷，赏碗饭吃吧。”于是就在我家住下来了。其实我的生活也很窘，负担一个人吃饭，在那年头是不容易的。我由城里搬到城外后，城里的房子交给王俊士住，他就留在王家看房子，王的家眷来了，他又给他们做饭。解放之后，又回到他的老家，分得一份土地。他回到老家后，曾来信要钱，我和七弟给他寄过钱，过春节，他还照老样子，写来贺年片（一张红纸）：“沐恩崔臣叩请五爷、五奶奶福安。”后来突然不来信了，想已死去，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一辈子独身。

福丑

他是孟斌的亲戚，由于家里日子不好过，二十余岁就来我家做小工，属于三等仆人。他的具体工作是，每天擦几十盏煤油灯罩，抬脏水桶，扫院子。他不能和张福等在门房一桌吃那四菜一汤的饭，他们吃完后剩下来的菜，他才吃。他蛮有力气，也肯干，由于不是听差科班，[110]而是农民出身，所以干起活来不怕累，很勤快，人也很精明。

孟斌死后，就把他提升到孟斌的位子，这时李玉、张福等一等仆人都很不服气。[111]当然福丑也不敢像孟斌那样随意发号施令，他也知道自己的资历浅，对于老一辈的仆人要尊重。福丑不认识字，但他自己创造了一些符号来记账，所以老仆人们说他账目不清，赚了大钱。他接手孟斌的工作后不久，我父亲就死了。我父亲、祖母办丧事，他要暗中拿回扣。我父亲的棺材就是经他手买的。我父亲死后，家里就把三辆马车和三匹马经福丑手卖出去了，只卖了一百多银元，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低的价钱。还有，我家从河北搬到租界时，由于租界的房子少，装不下那许多东西，于是把全堂的硬木家具、锡器，以及其他杂物，整整摆满了一大院子，一次卖给收旧货的，这也是经福丑之手。“过手三分肥”，“水过地皮湿”，这是明摆着的事。

他接孟斌的事后，手里有了点钱，经人介绍，娶了一个“后婚”（即寡妇）。这寡妇没有孩子，也是当佣人的。寡妇过门，必须在夜里，而且在上轿前，要搂一株大树，这样她的前夫的魂灵就不会闹事了。寡妇进门前，还要迈过一个熊熊的火盆，这样，前夫的鬼魂就不敢随着进门了。婚后，二人感情很好，可是不到一年，福丑就得暴病死了。死后，他的老婆把他的棺材运回家乡，她在婆家的地方没有一个熟人，怕受欺负，把棺材运到下葬后，她又出来了。据说，当时福丑有一千多元存款，全归寡妇。这是可能的，因为他在我家经办过几件可以拿回扣的大事。

福庄

他是福丑的弟弟，先从农村出来，投奔福丑，便在我家住闲，后来就参加我家仆人的行列，打杂。

之后，他来到北平，自己有一部“排子车”[112]，专门给人运货或送货，收入还不坏。听说解放后，他又回到南宫老家分土地去了。

葛三

葛三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要饭小孩，被我祖母收养下来了。这样被收留的还有一个小孩，不幸早死了。

葛三又名小三，他的具体工作是夜里打更[113]，白天睡觉，有时和福丑一起抬脏水桶。他每月工钱不多，只有二元。可是这二元钱一到手，他就吃光、喝光。他有酒瘾，整天满嘴酒气，二两白干酒总是一口气喝尽，也不吃菜。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夏季只有一身裤褂，不能换洗，身上散发着臭气。有时头发长得很长，也不剃头。仆人们都瞧不起他，叫他“小鬼三”。不知他怎么学会了识字，他有几册唱本，白天没事，就拿着唱本怪腔怪调地唱。他好像缺个心眼。只有他这一个男仆睡在后院的耳房，其余男仆都睡在前院。

仆人们每年三节要分三次大账，这本大账也由孟斌掌握。仆人们的额外钱，如打麻将抽头、送礼时所得到的小费（力钱）等等，都存在一起，到三节时，按大小人头份分。当然小三也有一份，可是他那一份不直接交给他，而是交给孟斌，给他买衣服和鞋袜，否则他就会把钱全部喝光。每次分账时，多的可以拿到二三十元，少的也可以拿十余元。

他喝多了的时候，什么也不怕，有时会站在当街指着我父亲的名字骂。闹到这样的时候，就要装着把他开除，叫他搬到马号去住，这时他逢人便说“饭锅砸了”。过几天后，他就要找到孟斌或张福替他“美言几句”，仍让他回来。本来是假装让他走的，孟斌向祖母一说，就允许他回来。他回来之后，一定向祖母保证“以后绝不喝了”。也许可以好上一两天，然后又接着喝起来了。

每年鬼节（七月十五日），我祖母就要叫他带上几样菜和酒、香烛、纸钱到熊老太太的坟上去祭祀。对他来说，这是一件美差，在坟上烧完纸之后，他就席地而坐，来一顿野餐，边吃菜，边喝酒。把上供的酒喝光之后，又会从怀里掏出一小瓶酒对着嘴喝，吃光了、喝光了之后，他还是不满足似的，把牙花子嘬得山响。在野地上掐一根小草来剔牙，然后面向天空躺在坟头上，翘起二郎腿，哇啦哇啦地唱起来了。

他没结过婚，也没有条件结婚。听说他得过杨梅大疮，他逛窑子也是逛最下等的窑子，一下准要传上病的。我父亲死后，解散了一批仆人，唯独没有解散他，原因是无家可归。在南开高中时我住校，有一次星期日回家时，听说他得了忽列拉（霍乱），一夜之间就死去了，当然也是死在马号里。

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可怜而可悲的人，我小时常把零用钱偷偷给他，他不拒绝收受，但也不说“谢谢”。我听说他突然死了之后，心里还难过一阵子。其实他这个人很懒，是好吃懒做的一类人，他是我祖母收留下来的，要是好好干，也不至于弄成那个样子，至少可以混到福丑的地步，这大概是他那乞丐生活对他的影响所致。他死时也不过三十岁刚出头。

马元

马元是老郅介绍来的，保定附近农村的人，来我家时不过十四五岁。他在我家伺候书房，又叫书僮。他的任务是每天买早点，每人吃的都不一样，有人吃棒棰油条和大饼，有人吃糖油饼和烧饼……我们上书房之后，他就来问每一个人，只要给他说一声，他就记住了，保证不会错。每天如此。可是我从来没看见他自己买一根油条吃。他很爱学习，除了请老师教给他认字外，他每天都要写大字、小楷。他不念四书五经，他知道自己的出路也只能在仆人行列中向上爬而已。[114]他念的书名，我记不清了，内容都是实用的，例如其中有一句是“白菜，豆芽，小茴香”，这样学会了之后，可以记账。

他的大字写得还不坏，有一次过春节他去娘娘宫卖春联，买主随意当场说要什么字句，卖主便立即书写。他在三九寒天的大街上，一坐就是一天，等候买主。如此者三五天，只赚了两三块钱，还得搭上纸墨。对此，我家并不干涉，还鼓励他去做，说他有出息。

除了买早点外，就是扫三间书房的地。给老先生和少先生开两餐饭，他们吃剩下的菜，由他吃，饭管够。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有一位县长把他要去，因为他会写字，所以很重用他。在那里，他学会了怎样敲打官司人的竹杠、怎样帮助县老爷贪赃枉法，收入很多。有了钱，就会往邪道走，县衙门附近的一个暗娼和他勾搭上了。这暗娼是县长包下来的，可是暗地里和他要好。县长下台后，他又来到我家做仆人。我父亲死后，没有遣散他，一直留在我家。我大哥进入久安信托公司后，把他介绍到那里当“茶房”。“茶房”的收入是不坏的，每月可得十几个银元。因此他可以娶妻，养活一个家。他在“久安”一直干到解放。解放后成立工会时，他被选为一个负责人。他有两儿子，都上了大学，听说晚年境况很好。

老郅

厨子老郅也是保定人，很精明，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手艺高超，在天津是很有名的厨子，有时亲朋家宴客，还借他做酒席。我家仆人以他的收入为最多，甚至超过管家孟斌。这里先谈谈我家伙食的情况。

我家每天一共开以下几桌饭：书房一桌，门房一桌，三老爷一桌，上房一般饭两桌，上房高级饭一桌。

除了高级饭那桌外，每桌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数量和质量都不佳。四个菜都是炒菜，由老郅任意选配。每桌菜定价，几十个铜子，不过一角钱左右，全是包给老郅的。

书房那桌由“老先生”和“少先生”吃，吃剩下给马元吃。门房那桌饭，由张福、张四、熊大才、李玉吃，吃剩下给福丑、葛三吃。午饭和晚饭都是大米饭，大米饭分两种，一是小锅饭，一是大锅饭，不言而喻，小锅饭米好，大锅饭米次。上房、书房、三老爷吃小锅饭，其余男女仆人都吃大锅饭，此外还备有大锅菜汤。吃上房高级饭的有我父亲、大夫人、祖母、大哥、三哥、四哥，我和六弟上中学后，也升入这一级。吃上房一般饭的有二夫人、三夫人、我和六弟、七弟、九弟、三姐、四姐，吃剩下的菜给女仆人们吃。仆人的米也是包给老郅的，每名仆人每月定量若干斤，是根据清朝士兵的口粮定的，东家按人头发米，吃多吃少，都包给老郅。其实女仆们的饭量小，总算起来，每月的米都有盈余，统归老郅了。此外，全家的菜钱，每天四五元。上房高级饭，头一天晚上由二夫人点饭，头一天点什么，第二天吃什么。老郅会写字，要把每笔钱记在账上，交给大夫人，由她付钱。大夫人每天喝酒时的菜，由他免费供给，借此来讨好她，这样算账时就容易。

上房的高级饭由老郅亲自做，其余的几桌菜均由小喜做，另外还有一个跑腿的小孩。每天早晨老郅亲自上菜场买菜，有一个大筐盛菜，一般回来都坐洋车（人力车），可能因为分量太重。把菜运回家后，他就交代小喜和另一个帮厨怎样切法、怎样搭配，等等，交代完了之后，他就休息去了。等到上房快开饭时，他来到厨房炒菜。

他差不多每日都回家住，他娶了一个小老婆。我祖母过七十岁大寿时，由他包的饭，开了约近二百桌席，比预定的超出很多，后开饭的，菜很坏，把绿豆芽当鱼翅，结果他赚了一千多块银元。发了这笔小财之后，他主动离开我家，自己开了一家鸡鸭店，但赔钱了，又出来做厨子，自己开饭馆。但由于市面不景气，每况愈下，到了1936年，在北洋大学门口开了一家小饭店，包学生们的饭。他开这个小饭馆时，我还支援过150元。七七事变以后，北洋大学迁往内地，他已年老，其景况和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邢头

邢头是赶马车的，天津人，在我家多年。我家有两辆轿式马车，一辆敞篷马车，三匹马。其中一部轿车是原国务总理龚心湛（仙舟）送的，因为他已改乘汽车了。邢头负总责，另外还有一个赶车的王头、一个跟车的小马夫。小马夫是和邢头搭配在一起的，此外还有一个喂马的。马号就在公馆的对面，隔一条小街。马号里有住房七八间，邢头的家就住在里面。邢头有一个儿子“二哥”，还有一个女儿。有一个时期他的爱人去被服厂打工，后来他的儿子当警察去了。

每匹马的草料费都交给邢头，由他购买。邢头的工钱较高，大约十二元左右，王头八元，均不管饭。邢头除去工钱以外，还可以赚一些小费，譬如我祖母打牌（牌局），请客那一家要打发“车饭钱”，请客吃饭（饭局）也有“车饭钱”。这些都是额外的收入。

我父亲坐的马车由邢头来赶。我祖母和大夫人出客打牌时，多半也是坐邢头的马车。我和六弟上中学时，坐王头的马车。邢头是个胖子，人很老实，得过一次小中风，我父亲念他在我家多年，如果辞退他，他一家生活就无办法，所以还让他继续赶车。有一天我父亲感到不适，上班后即去影山医院看病，看完病后，小马夫留下等着取现配的药，邢头一个人把车赶回家，行至大胡同，马突然惊了。邢头由于中过风，手无力量，拉不住马缰，结果碰伤了一个洋车夫。我父亲坐在马车里十分惊恐，警察把马拉住后，另雇了一辆人力车把父亲送回家。父亲回家走进屋里，还说了一句话：“以后邢头真不能再用了。”然后坐在凳子上死去了。

我父亲死后，就把马车卖掉了。好像邢头的家也搬出了马号。后来我看到他在金钢桥上卖大碗茶，这种生意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宋二

我三哥上中学之后，不愿坐马车，便买了一部黄包车，雇来宋二拉车。宋二是职业黄包车夫，拉过散座。他每月工钱六元，在我家吃饭。他用一个小盆吃米饭，吃得很多。后来不幸得了“老鼠疮”（瘰疬，脖子淋巴结核），当时是无法治的，我家并没有因此辞退他，还让他继续拉车，可是劲头远不如以前了。我父亲死后，三哥上燕京大学，便把他辞退了。他以后没有来过我家，听说拉散座去了。

女仆们

我祖母屋里有两个女仆：老崔和老杨。老崔专管给祖母梳头，并跟着祖母出去打麻将。老杨做杂活（粗活），如洗衣服、扫地等。老杨抽大烟，脾气很坏，整天耷拉着脸。她没有家，所以她可以把工钱攒下，据说有八九百元之多，她托老孟（孟斌）把这笔钱放高利贷。我祖母打麻将输了时，有时也向她借钱。她不吃仆人们的饭，自己买着吃，而把她那一份米饭给一个算命的。老崔有一个儿子叫张元书，在天津混点小事由，后来在天津“三不管”干棋茶馆。我父亲死后，就把她们俩辞退了。

大夫人屋里也有两个女仆：老周和秃老李。老周梳头并做点针线活，老李干粗活，如扫地、洗衣服等。老周有一个儿子，在华新纱厂做工，有一次一只手被机器轧坏了。老李是农村人。我父亲死后，老李被解雇，老周留下了。

二夫人屋里有一个女仆：疙瘩刘。因为她右耳边长有一个肉瘤，所以得了这个称呼。她也是农村人，人非常老实，但比较拙笨，不大讲话，总是埋头干活。她离开我家比较晚，离开后也是回农村去了。

三夫人屋里的女仆叫老唐，我小时，她已头发灰白了，人极老实。我父亲死后，曾一度回到农村，我三哥结婚后，又给他们做过一阵子女仆，那时她已经很老了。

姚 妞

应该在这里说一下姚妞。姚妞系我叔伯姑母所生，和我是表兄妹。大约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于是把她送到我家，由我祖母抚养。我祖母的里屋住着老崔和老杨两个女仆，她即由老杨照顾，和老杨睡在一个床上。

老杨没有亲人，所以对于刚得到的这个小孩，爱护备至。老杨对她之好，有如亲生，她用自己的钱给她买吃的，等她长大之后，老杨甚至给她买些时髦的衣服。有的仆人说，老杨这样做，是为了将来老了好有个依靠。但是我以为老杨没有丈夫、子女，孤独一人，她大概是把她的天然的母亲之爱寄托给她。

她在我家长大，自然要染上浮华的习气。她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读书，还没有毕业，就忙着穿高跟鞋、旗袍，去跳舞。那时老杨已经离开我家，甚至找她借钱去充阔气。在舞场上她和一个燕京大学毕业生郭某认识结婚了。结婚时也还是那一套，请客、送礼……

她婚后完全过着少奶奶式的生活。她和郭某结婚后没几年，感情变坏了，郭某甚至毒打她，不和她同房，最后他们终于离婚了。解放后，她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的一个部里工作。

姑 母

姑母从小父母死去，由我祖母抚养大的。她嫁给姚家，姚家也是一个大户。她的公公是姚锡光[115]，清朝兵部尚书，《东方兵事纪略》的作者，至今这还是一部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参考书。她丈夫的大哥，是一个军人，官至中将，但没有实际带过兵。

她有四个孩子：姚曾廙，燕京大学毕业，娶我五妹为妻；姚曾荫，北京大学毕业，现为外贸学院教授，为人敦厚，他几乎没有到我家来过；姚曾序，辅仁大学毕业，现在上海科学院任研究员；姚玉森，即姚妞。我姑母最钟爱的是姚曾廙。

姑父早年死去，我父亲每月津贴我姑母三十元，姚玉森由我家抚养，姚曾廙从中学到大学全由我家供给。她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姚曾廙身上。她每年总要来我家住一两次，每次总要住一两个月。过去姑奶奶回娘家，气派是很大的，全家人都得尊重姑奶奶，可是她在我家总是面显愁容，缩手缩脚，有自卑感。

她是我祖母从小带大的，对我祖母有一定感情。有一次我祖母病得很重，她偷偷地割下自己一块肉，给祖母煎药吃。中国古时有孝子或孝女割肉给双亲疗病的故事。在我家里，她和我母亲的关系比较接近，当她回娘家时，经常来我母亲住房聊天，我母亲也觉得和她说得来。

姚曾廙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她就死去了，始终没有享到儿子的福。

日常生活

先说吃饭。早点从大到小均自理。我上学前，一日三餐都是包给奶母的，每个奶母都有一个小火炉子做饭。每天给奶母二十几个铜子（不到一角钱），为小孩置办伙食，奶母做什么，小孩吃什么，没有人查看或过问。我的奶母对我好，经常给我吃炒面和鸡蛋，所以我的身体比较好。六弟的奶母就差些，不给小孩做好的吃，所以六弟小时的身体不如我壮。

等到上学之后，就上桌吃饭了。我家每天要开以下几桌饭：上房一桌，在祖母屋里吃。这一桌由我母亲头一天向厨子点菜，我父亲或我祖母想吃什么，也告诉我母亲，由她一个人向厨子点菜。西厢房（饭厅）两桌，午饭均系四菜一汤，这是包给厨子的，每桌菜不过一角钱左右，由厨子自己搭配。在上房吃饭的有祖母、父亲、大夫人、大哥、三哥、四哥。在西厢房吃饭的有二夫人、三夫人、二姐、三姐、四姐、我、六弟、七弟、九弟。每次吃饭前，都有一个女仆高喊“开饭啦”，这时各屋的女仆分别聚集在上房或厢房伺候，除摆桌子外，就是管盛饭，夏季每个老妈子还要给自己伺候的人扇扇子。我们吃完饭后，剩下来的菜由老妈子吃，另外还有仆人的大锅菜。三老爷（三叔）单独开一桌（四菜一汤的包饭），不过我祖母总要把上房的好菜送一点给他。

另外还有两桌四菜一汤的包饭，一是书房给“老先生”、“少先生”开的，他们吃完后，剩下来的菜由书僮马元吃。还有一桌是给门房开的，这一桌由第一等仆人吃，张福、张四（孟斌、李玉按月领米，在自己家里吃），吃剩下的菜由小三、福丑等人吃。赶马车的、跟车的，不管饭，他们自己吃，当然每月工钱要多些。可是黄包车夫宋二却在厨房吃饭。

一日二餐（中、晚饭）都是米饭。小锅饭的米放在上房，每餐由厨子去拿；大锅饭的米则放在前院米房（西厢房）内，由厨子按人头去拿。每个仆人的米是按定量发给的，其定量按清朝兵丁的份额，不吃公伙的，可把米按定量拿回自己的家里去。

我吃大米饭，都吃腻烦了，就想吃面食。每天早点是自己买着吃，每日给三个大铜子（二十个大铜子换一角钱），可买一根油条、两个芝麻酱烧饼。另外还有一锅粥，是由头一天的剩饭熬成的，小菜是腌萝卜。愿意吃粥的，可把三个大铜子留下来买零食吃。星期天多给五个大铜子，可以买一小包酱肉和酱杂碎，夹在滚热的烧饼里吃，这就是美食了。早点由书僮马元负责购买，谁吃什么，都告诉他，他能准确无误地把全家的点心买得丝毫不差，而且是心记，不是笔记。

每年吃两顿饺子，冬至吃一次羊肉馅的，阴历大年初一夜十二时吃一次素馅的。还有，每个孩子过生日时，给一碗面条，外加两个“卧果”（荷包鸡蛋）；过春节蒸一种炒馅包子（肉丁、冬笋丁、香菇丁），每人可以分两个，不能任意随便吃。据我记忆所及，每年吃面食，不过这几次。此外，如果还想吃，就得自己花钱买。每天每个孩子可以得到四个大铜板的零用钱，如果不愿买糖果，就可以买面食吃。每天下午有一个卖糖馒头的，其中花样很多，有千层饼、枣蒸饼、开花馒头、白糖馅馒头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卖酱肉夹火烧的。

我家大门口有卖各种小吃的，其中有两副挑子是我们照顾的对象：一是老刘，糖果花样不多，但有小人书，可以租赁，他每天上午十一时来；一是老甄，他是我们主要照顾的对象，他的货色花样很多，有面包夹红果酱、“大板咖啡”（硬型巧克力）、奶油蛋糕、美国口香糖（箭牌）、美国美女牌葡萄干……他的挑子已经有点西洋化了。他一到大门口，就把叠在一起的圆形盒子打开，供任意挑选。他的到来，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刻。只要他一到，等在大门口的小孩就会大喊“老甄来了”。他每天四时左右准到，那时我们正好“放学”。我们每天的零用钱大部分花在他这个挑子上，有时还可以记账，最多时可以欠一二百个铜板（大约五六角钱）。

过年、过节

过年（春节）是小孩们最盼望的一天。一过腊月八日，老师回家了，放假了，家里也准备过年了。首先是各屋内重新裱糊，墙壁和屋顶均用一种特制的粉纸裱糊，裱糊匠是固定的，每年都是那个老刘。然后置办年货，买杨柳青年画，每屋都可分到两三张，贴在墙上。大门和各屋的门都要贴上新对联，影壁上贴一个大福字。大夫人去娘娘宫给孩子们买玩具，因为我家男孩子多，买的尽是刀枪、鬼脸之类的东西，年画也是在娘娘宫买的。每年过年都有固定的钱付这笔开支，这也是大夫人从中渔利的一个机会。

过年时，要施舍一次。开始是“腊八”，熬一大锅“腊八粥”施舍，天刚亮，就听到小孩们在街上边跑边喊：“缘啦！缘啦！”传说腊八是释迦牟尼出家的一天，他出家前把家里所有的米、豆、红枣之类的东西混在一起，熬成一大锅粥，广为施舍，以结善缘，所以喊“缘啦，缘啦”。年前还要施舍棒子面条，每年都要施舍千斤以上。即先向粮店交款，买若干斤棒子面（玉米面），粮店出若干纸条，每个纸条上写“凭条付给棒子面十斤”。这些粮条，原则上是在大街上散发给穷人的，可是一部分流入散发粮条的仆人手中。也有找到门上要棒子面条的。

过年时，我家大门口和各三个院落的上房、厢房前都要悬灯结彩，悬挂的红布宫灯有两尺多高。腊月廿四日就把廿多位祖先大像挂起来了，从高祖挂起。可是正式祭祀是在除夕。首先由我父亲在大门口向空中叩首三次，然后放鞭迎接祖先回家。这一天在祖宗堂里烧一大盆木炭，并在炭里烧松枝，整个祖先堂里烟雾缭绕，磬声不断。由我父亲领头依次向高祖父、高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祖父叩头，小孩们则按排号依次叩首，每个大像前要叩首三回，每回叩首三次。男的先叩首，行完礼后，才轮到女的行礼，由我祖母领头依次叩首。每叩首一次，敲磬一次，由孟斌敲磬。每次叩首前均上几道菜，共上三次菜。日常的供品是干货，如栗子、桂圆、红枣、核桃、柿饼等，这些供品要换几次，因为小孩们经常去偷吃，很快就会吃光了。祭完祖后，从祖母起，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均有一个陶制的手炉，祖宗堂烧剩下的炭，就由她们自己夹到手炉内取暖，这叫做“夹元宝”。

祭祖完毕，就开饭，这顿饭比较晚，一般在晚九时。这顿饭是一桌酒席，照例在上房堂屋开，凡是能上桌的，都围着一张圆桌面坐下。吃完夜饭后，由我父亲坐庄推牌九，这是高潮，小孩们围在一张桌子周围押注，兴高采烈。此时街上爆竹声连天，室内温暖如春，真是合家欢聚的最大享受。我父亲赌到夜十二点，就去睡觉了。接着由二夫人或三夫人坐庄，一直赌到天亮。不过到了后半夜，大家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在夜十二点时，吃一顿素馅饺子，在一只饺子里包一个铜老钱，谁吃着这个饺子，谁就一年运气好。

除夕，除了祭祖外，还要祭灶王爷、大仙爷、孔圣人、天地。这些地方，都由大孩子去叩首，我父亲就不去了。除夕十二时，有一次“封门”，即先向大门叩首，然后关门，放鞭炮。

除夕的门房开一桌“八八席”，即八个盘、八个碗，孟斌、张福、张四、李玉等自然上桌，就连小三、福丑也可坐在一起吃喝。男仆人们吃完饭后，就在门房赌博，或押宝，或推牌九，照例先由管家孟斌坐庄。春节前，仆人们都分了“大账”，即赏钱。打牌抽头钱，以及其他一切仆人们的小费收入，均在三节分，不过春节这次分得比较多。虽是按人头分，但有多有少，有一定的比例。春节这次大账，最小的份为小三的，他也可以得到十几元。小三有了钱后，就赌，一直赌到输光完事。女仆们也专有几个菜，但不是“八八席”，女仆们吃完饭后，也聚在一起“斗梭胡”——一种纸牌。

除夕那天晚上，老甄破例来一次，小孩们有钱了，就买贵重的糖，如可可糖、“大板咖啡”等。此外还有糖葫芦，这一天糖葫芦的串特别大，大部是红果做的，因为人们在除夕吃的油腻较多，所以要吃点酸的来“克克食”。

初一天刚亮，就出大门“散百病钱”，即把一把一把的铜板散在街道上，等候别人来拿，谁拿了这钱，谁就要得病，而病本来应该是散钱的人得的，只是因为他出了钱，就可以把病“卖”出去。散完百病钱，就吃早点。早点一般是莲子汤和年糕，取其“连得贵子”、“年年升高”的吉利。吃完早点后，就开始拜年了，也是男的先拜，女的后拜。先是我父亲和三叔给祖母叩首，祖母坐在上房堂屋正中。我父亲叩首完毕，接着是大哥、三哥……轮次给祖母、父亲、大夫人、二夫人、三夫人等叩首拜年。男的叩首完毕，由大夫人领头，依次叩首。女的叩首完毕，由男仆依次叩首拜年，然后由女仆依次叩首拜年。拜完年后，由于昨夜通宵未睡，大都睡觉去了。到吃午饭时才起来，午饭照例有一桌酒菜，门房一桌“八八席”，可是大家胃口已装不下去了。

除夕，照例有穷人送“财神码子”（即木刻财神像）和芝麻秸的，藉此赚些钱。财神爷像这天夜里换新的；芝麻秸散在院子里，人踩上去，发出碎声，取其“岁岁平安”之意。还有，欠账而还不起的人，这天都去澡堂洗澡，在那里躲藏起来，只要躲过这一夜，一到大年初一，就不能再要账，只有等到五月节（端午节）时要账了。大年初一债主和欠债人遇到时，不是严辞逼债，而是彼此拱手道贺：“见面发财！”我家也有来往的店铺，都是三节还账的。凡是这等店铺都有一个折子在我家，买什么东西，多少钱，月日，一笔一笔都记在这个折子上。凭折即可购物，不必付现款。[116]这样，买卖家可以拉一个固定的主顾，而顾客家则可避免仆人们在购物时揩油。当物价稳定时，买卖家争相拉主顾凭折购货，后来物价不稳定时，则在折子上只记实物数量，不记价钱，到付钱时按时价付款。我家凭折来往的商店有：瑞蚨祥绸缎庄、东茂居酱园、瑞芝阁南纸店、天一堂药铺。

除夕照例在每一个小孩的枕头下面放一包压岁钱，用一张红纸包一百个大铜子，外面用红头绳扎起，拴两个带皮的花生和一片松枝，取“长命百岁”之意。压岁钱是偷偷放在枕头下面的，不让小孩知道，其实每个小孩都知道枕头底下有压岁钱。压岁钱不过正月十五，是不准用的，可是谁也不遵守这个规定，很快就用它买老甄的“大板咖啡”了。

初一以后到初五，每桌菜都是四大碗，不过是一些粗菜，如四喜丸子、黄焖鸡块、米粉肉等。初五以后就转入正常的伙食了。赌博也只能玩到初五，初五以后就不准再玩了。大年初一早晨，还有一件事，就是“开笔”。“开笔”时不但用新笔，而且要用新墨、新纸。照例，凡是会写字的（女的除外），都要写上这一年所希望出现的事，或写一些吉祥的话。第一个写的是父亲，其次是大哥，然后依次写下去。“新春开笔大吉大利”，我父亲最后一次的开笔，写的是“大批洋钱滚进来”，可见当时他很需要钱的。

一般过年都是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的，这叫“过小年”。这一天灶王爷要上天谒拜玉皇大帝，禀报这一年这一家所做的好事和坏事。所以人们用麦芽糖制作的糖瓜祭灶，糖瓜是粘的，灶王爷一吃就会把嘴巴粘住，说不出话来了。给灶王爷写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灶王爷除夕回宫，在天上一共待六七天，其余的日子都在每一家度过，冷眼观察所做的每一件好事和坏事，然后禀报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按照灶王爷汇报的恶善情况，对每一家进行奖励和惩罚。

初五以后，一些玩把戏的就来了，有玩猴子戏、木偶戏、变戏法、老鼠戏的。初一各店铺歇业，初五开张，所以初五这一天鞭炮很多。初五又叫“破五”，一过这一天，年就算基本过去了。正式过完年是在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日又名“灯节”，这一天晚上，我家各屋的电灯都开开，还在上房堂屋放一些用蜡烛点的灯，什么金鱼灯、蛤蟆灯、球形灯、走马灯等。每个小孩也可以得到一盏手提灯。正月十五又名“元宵节”，在这一天一定要吃元宵。我家自做元宵，有黑芝麻猪油馅的，有核桃猪油馅的。[117]仆人们吃的元宵则是从“一品香”点心铺买的。十五又称“小年”，过了十五，这一年就算正式过去了。祖宗堂里“大像”，也于十六日卷起。卷起之前，照例要向“大像”叩首，然后我父亲在大门口向空中叩首，送祖宗归天。十六日书房就开学了。开学那天照例要向孔圣人之神位行“三叩首礼”。一切又按常规进行了。

过五月节

五月节（端午）放假一天。这一天开一桌酒席在上房吃，另外还包一些粽子、喝雄黄酒。小孩不会喝雄黄酒的，就用雄黄在额间涂一个圆点，以避五毒（蝎子、蜈蚣、蛇、蜘蛛、蟾蜍）。据说五毒最怕雄黄，白蛇就是喝了许仙的雄黄酒才现出原形的。此外，小孩还在身后背一串用丝绒缠制的“五毒”。这一天平平常常，并不热闹。

过八月节

八月节（中秋节）放学一天。这一天在上房堂屋开酒席一桌。到了天黑之后，就用两张八仙桌，在院子里向着月亮摆成一个供台。上面放着大蜡台、香炉之类，还有一大套月饼，最大的直径有一尺多，逐个缩小，最后在顶端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月饼。还有从夏季就保存下来的两个西瓜，切开，周围呈齿状。有时还供一个泥塑的兔儿爷。这天夜晚，男女孩子们以及祖母和三位夫人都要向月亮叩首、拜月。因为有拜月这一场，这一天似乎比五月节热闹些。老师们和仆人们照例各有一包月饼。

小孩过生日

小孩过生日那一天，其他兄弟都送礼，每份礼五大枚铜板。过生日的小孩收到礼后，把钱凑在一起交给厨子准备甜点心，凡送礼的都有一份。女孩子们不参加这项祝贺活动。另外，厨房给过生日的小孩一碗“一窝丝”汤面，卧两个果（荷包蛋）。过生日这天，书房放半天假。仆人们都要对生日的小孩说，“你长尾巴了！”为什么过生日叫“长尾巴”，我不清楚。我每次过生日时都听母亲说：“生你不容易，和阎王爷隔一层窗户纸。好好念书，将来要孝顺父母。”我是正月三十日（阴历）寅时生的。

忌 日

我家里有一张牌子，上面写着高祖以下的祖宗的生辰死日，到这一天都要上供叩首。只有我祖父的生辰忌日，比较隆重，这一天要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上供，是我祖母亲自点的。他的死日是在盛夏（大约阴历六月），供品中总有一样“清蒸子鸡”，因为他最喜欢吃这个菜。逢这一天上供时，我祖母就很伤心，有时还落泪。

卖零食的

我家门口挑担卖零食的很多，而且是有季节性的。例如冬日就有卖“大糖好馅”（麦芽糖带馅）的，夏日有卖甜瓜、西瓜的，秋日则有卖糖葫芦的，等等，兹将我想到的写在后面。

糖葫芦、油炸豆腐、江米藕、粽子、五香煮花生、熏鸡、酱肉烧饼、喇嘛糕、五香铁蚕豆（崩豆）、五香茶鸡蛋、煎饼果子、切糕（糯米枣糕）、锅贴、烧羊肉、猪肉包子、羊肉蒸饺、糖馒头……

第二部分

过眼烟云（作于一九九二年）

我出身于一个封建色彩非常浓厚的资产阶级家庭。从我高祖起，即代代为官。高祖官至道台，曾祖陕西巡抚，祖父道台，父亲亦官至道台。我父亲在三十岁时即在山东身兼六七个要职，为巡抚的“总文案”（秘书长），后来出任清河道。碰巧我的高祖、曾祖均做过清河道，三代同任一个官职，传为佳话。

我父亲和“北洋系”、“安福系”有密切的关系，可是民国成立以后，他便弃官从商，加入华北最大的财阀集团——周学熙集团，他曾任华新银行总经理，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天津、青岛、卫辉、唐山华新纱厂常务董事。他在这些工厂里均有投资。当时对工厂投资冒有很大的风险，曾有“不嫖、不赌、不入股”之说，“入股”也就是向工厂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强无暇东顾，这些工厂曾经兴旺一时，特别是纺纱厂的生意当时最好。大战一结束，列强卷土重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随着它的侵略进军，占领了中国广大的市场。华新纱厂的青岛厂和唐山厂均为日本所吞并。另一方面，军阀的连年内战，也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如华新纱厂的卫辉厂地处河南棉区，产地条件极好，但由于兵荒马乱，一直不能正常开工经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限制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我家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靠我父亲的工资和股票利息。随着中国工业的不景气，我家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维持那样一个大家庭，便越来越困难了。但直到我父亲去世之前，大家庭的那个局面还能勉强维持，众多男女仆人、三辆马车和一辆人力车等等场面均可保持。我父亲一死，立即紧缩家庭开支，把众多男女仆人辞退了一部分；原来家里住着三个院子，那时把第三进院子腾出，租了出去；三辆马车均卖出，只留人力车一部，归我大哥坐。我父亲死后，即由我大哥管家。但我们兄弟上学的学费一直没有受到影响。我父亲在1931年死去后，我们兄弟照常在南开中学（学费最高）读书，后来又相继入大学，同时上大学的有五六个人，单交纳学费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1936年，我们兄弟分家，每人所得产业约值一万银元。所分的只是股票（大部分）和公债票等动产。不动产未分。如江苏宝应七百多亩田地，古玩、字画、旧书、碑帖等都未分，交由大哥保管。除田地外，三文不值二文，都由大哥卖掉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了十六年。十六岁那年，我父亲死去，我即搬入南开中学住宿，从此以后，基本上脱离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但和这个家庭的联系还未断，中学时每星期六回家，星期日返校；大学时，每年寒暑假回家。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即离开天津去山西参加八路军，从此就和这个家庭的生活彻底分开了。

大夫人生有一女，早夭，以后即和我父亲分居，但仍住在一所房子内。我母生有大哥、四哥、十弟（夭折）、十一弟（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辰，认我母亲作干娘）、十二弟；四姐、五妹。三夫人生有二哥（夭折）、三哥、六弟、七弟、九弟；二姐，三姐。

大哥、三哥、四哥小时候很少和我在一起玩。我和六弟同岁，常在一起，七弟、九弟也和我们一起玩。这四个人以我为首，如排队练操，由我喊口令，他们扛着玉米秆作枪，跟着我走。我们一起斗蟋蟀，一起跳房子，长大一些的时候，就一起打篮球和乒乓球。我们的玩具很少，只是过春节时，每人给买一把刀或一杆枪，还有鬼脸（假面）。平常时根本不给买玩具。我小时候只有一套娶亲执事的小泥人，还是我的“丈母娘”送的。在十岁左右时，我有了一只手电筒，后来又有一个“大正琴”。我的弟弟们都没有这样好的玩具，他们都很羡慕。

小时穿的衣服都是由家里的女仆做的，鞋袜也是如此。直到我十四岁上中学后，才不穿家里做的鞋袜。冬天的棉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小时在冬季很少洗脚，穿棉袜棉鞋脚就出汗，结果袜底上常常结有一层黑泥。春秋季戴缎子小帽，帽子顶部正中有一个红结，是从帽铺买的；冬季则戴绒绒猴头帽，也是从帽铺买的。衣服冬棉夏单，以及鞋帽，每年都换新的，因为家里有一笔预算专门用来购买这些东西的。预算由大夫人掌握，据说她从中揩油。春节时买玩具也是有一笔固定的钱。

每日清晨，由奶母带着小孩给祖母、大夫人（我们称她为“妈”）、自己的母亲请安。请安后，祖母照例给两个大铜子零用钱，此外母亲每天还给五个大铜子零用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在大门口买各种零食。

上私塾

我周岁五岁时入私塾。开学的那一天，我父亲郑重其事地领着我和六弟，先给书房堂屋内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叩头。那时民国已经成立十几年了，可在家庭里的那个“君”还没有取消。然后给老师叩三个头，这就算完成了入学仪式。

书房就设在前院的西厢房内。书房设在西屋是成规，所以称老师为“西席”，又称“西席老夫子”。入学后，先读“字块”和“描红”。所谓“描红”就是用毛笔在印好的红字上照描，这样来开始训练使用毛笔。我开始“描红”是坐在老师怀里，老师把着手用毛笔描。印的红字大概都是那几句：“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以此来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并学会数数。

入学后，每人给一个砚台，一块墨，一支毛笔，一个墨水壶，一个压纸用的镇尺，和几张描红的“仿纸”、方字块等。每天早晨大约七时上学，十一时散学吃午饭，饭后又去上学，到下午四时散学，散学后就可以玩耍了。早点在书房吃，花样很多，有油饼、油条、薄脆、油炸糖糕、芝麻烧饼、“螺蛳转”烧饼、蒸饼、麻花等，书僮逐人问吃什么，告诉他之后，他就挎着篮子去买了。这时我们开始认字块，等到早点买来之后，就停下来吃早点。每餐早点还供应大米粥和咸菜，大米粥是用头一天的剩饭煮的，有时也煮一锅玉米糊。我们孩子为了省下三个大铜子的早点钱做零花用，往往不买烧饼、油条，光吃不要钱的粥。可是这样到十时左右，肚子就会感到饿了。

书房里没有钟，散学是看院子里的日影。日影到北房的某一根柱子时，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了。冬季和夏季的日影不同，阴天时则根据经验估量时间，大致差不了多少。

中文方面有两位老师：“老先生”和“少先生”，他们是父子俩。“少先生”教开蒙的学生，大约念两三年后，就升入“老先生”的室内。开蒙的学生头一年认字块、描红；第二年开始读上海澄衷印书局发行的开蒙读本，并临帖写大字。读本第一课我还记得：“春风至，杏花红，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弟弟妹妹花下戏，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

“开蒙读本”由浅入深，到后面也摘录一些古文。凡读到这类古文时，都由“老先生”开讲，“少先生”不会讲，“少先生”的文化水平只是认识几个字而已。每天早晨起来，上一段新书，然后背诵，背诵时要高声朗读，还得读出腔调来。下午散学时背诵早晨上的新书。下午如果背诵不出来，轻则被叱责，重则打手板。手板是用竹子做的，就放在老师的桌子上。不过打手板的时候不多。有时老师不高兴，也会打孩子出气。背书时要站在老师桌前，背朝老师，实在背诵不下去时，老师也提醒一下。

秋天，我们用小罐子养蟋蟀，每个兄弟都有几罐。下学后就斗蛐蛐玩，每头蟋蟀都有一个名称，如马蜂黄、江米牙等。有一次我们偷偷跑出书房，去院子里斗蛐蛐，这下子把“少先生”气坏了，一怒之下，把我们的所有蛐蛐罐都砸光了。我们伤心透了，也气坏了，但不敢当面和他顶撞，于是偷偷做小泥人，在小泥人背后插上“招子”（用纸糊成一支令箭形状的东西，一般插在去刑场前的死囚的背后），上面写着“张同文”——“少先生”的名字，然后把小泥人的头砍下来，以解心中的怒气。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就看到过“出红差”的情景。“出红差”就用大车拉着将要被杀头或枪毙的犯人在通衢上游街示众。

我们跟“少先生”念书时，三哥、四哥跟“老先生”念，后来他们考入南开中学，我和六弟就入“老先生”那一班。进“老先生”那一班后，先读《孟子》，然后读《论语》，最后读《大学》、《中庸》。每日早晨开讲一段新书后，即开始朗读背诵，下午散学前把书交给“老先生”，站在“老先生”的桌子前背诵。上新书时，先由“老先生”逐字逐句讲解，不过听懂的少，听不懂的多；但是不管懂与不懂，都要死背。开始“老先生”抓得很紧，后来他抽上大烟，管得就松了。我和六弟便在背书时在屋内绕圈子，在另一张桌子上放上一本同样的书。书敞开着，上面正是要背的那一段。木版书的字体很大，老远就能望见，这样看一句背一句，蒙混过关。其实“老先生”也知道这一着，不过大烟瘾使他无力管得更多了。

念完和背完“四书”之后，就念《左传》，念完《左传》，念《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到了念《左传》时，就开始“作文”了。“作文”每周一次，由“老先生”出题目，都是《左传》上的题目，如《论城濮之战》等。“作文”用半天时间，有时连题目都不懂，只好交白卷。

这样，跟老先生读到十三岁时，考入南开中学初二插班，于是七弟、九弟进入“老先生”那一班，十弟一人跟着“少先生”念。

我对“少先生”和“老先生”还是有感情的。有一次他们腊八节后回家过年时，我便趁机给“少先生”的儿子小金池写了一封信，以表友好之意。信的内容很简单：“老先生好，少先生好，小金池好。”这封信是寄到保定蠡县北五夫村的。不久我就接到小金池的一封回信，心里非常高兴，也感到很骄傲。“少先生”和“老先生”都打过我的手板，我对他们一时也感到愤恨，做过“少先生”的模拟像杀头，但师生的情义在头脑里仍占上风。“老先生”死前从书房里发出呻吟号叫声，回荡在空阔的大院子内，我的心里感到非常难过，恨自己不能挽救他的生命。“老先生”在晚年自知余生无几，有一次曾对我说：“五学生，我给你写一副对联留作纪念吧！”这副对联写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上款为“达斋贤契属”（“达斋”是我的号），下款是“季平张树和”。这副对联一直保存到现在，是我保存的最早的一件东西。写到这里，我又把这副对联找出挂上，看到这副对联，又想起六十多年前对老师所发生的情感，这是感激之情，我的中文底子就是这位启蒙老师给打下的。

他死后，停灵在马号内，之后他的儿子由水路运柩回老家——河北蠡县。棺材是我父亲赠送的。那时我正在初二念书，起灵的那一天，在去学校前，我曾去马号向灵柩三叩首，非常恭敬，也非常虔诚，默祝他平安到家。这一幕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私塾不仅给我打下了中文底子，也在伦理观念上给了我一定影响，比如孔夫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有形无形、或多或少地成了我行为的准则。另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对我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学而优则仕”则是老师谆谆教导的向上爬的必由之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也使我初步明白了应该怎样锻炼自己。总之，从我开始入学给“天地君亲师”叩头起，封建主义的思想，对于我幼年以至以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可“老先生”还是给我们的头脑里灌输了许多迷信的东西。比如打雷打闪时，就会想到他说的“红闪照人心，白闪照妖精”，做了坏事的人会遭到雷劈的。另外，对于命运的说法，对我也有相当影响，“时也，命也，从古如斯”。

我家门外的那条街，就有不少看相算命的，因为我家房后就是“地方法院”，这些算命先生专做打官司的人的生意。我下学后，经常蹲在卦摊前听算命先生“瞎白话”。有一个算命先生，我们叫他“小胡子”，生意不好，我很同情他，常常把家里的饭拿出来给他吃。后来他得了“搭背疮”，我向兄弟们募捐，把仅能募到的一点零花钱给他，我宁愿不吃零食，也把钱攒起来给他。他给我批过八字，说我不能做很大的官，只有做“道台”的命，其实那时候早没有这个官职了。还说，我到五十岁以后就没有“运”了，所以只给我批到五十岁。后来我五十岁蹲监狱时，还常常想起“小胡子”给我批过的八字。

我们这条小街上有三个宅门，除我家之外，其余两个宅门姓钱、姓刘。钱是一个洋行的买办，有一个男孩子。刘家老一辈做过直隶省财政厅长，他的儿子是军阀部队的团长，他们家有三个男孩子，刘涛、刘本堃等。其他邻居就没有了。我们只和刘涛玩。刘涛当时在“新学书院”读书，这是英国工部局办的一所学校。他经常逃学，一逃学就来我家躲避，和我们一起玩。他有一辆自行车，我就是用他的车学会骑车的，那时岁数还小，只能把腿伸过大梁空隙蹬轮子。还有，他会下围棋，我最早下围棋就是他教的。他在十五六岁时回河间县老家娶亲，不到二十岁就得肺病死了。

我八岁时跟英语老师张先生学习英语和数学；初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四则都是跟他学的。我们上的英语第一课是认五个元音字母：A、E、I、O、U。为了增加兴趣和易记，还教了三个单字，即Buy、Bee、Boy，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英语。平面几何和三角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曾用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借助玉米秆和日影进行测量。英语方面讲解了基本的文法。无论中文，还是英语和数学，都超过了当时小学学生的水平。可是当我十二岁报考南开中学一年级时，由于在考场上心情紧张，竟然没有考取。我的六弟笃廉则考上了。为了使我不至于一个人留在私塾内感到难堪，我父亲决定叫六弟在家陪我一年，第二年一齐考南开中学初二。第二年我们都考中了。

张先生每天下午四时来。从中文班下课后，就上英语，上课两小时，下课后就吃晚饭了。所以一天没有玩耍的时间，相当紧张。英语课星期日停止，休息，于是星期日的下午便安排了中文作文。中文作文当然是用文言，“之乎者也矣焉哉”。

我们每日生活中的一个高潮，就是卖零食老甄的挑子的来临。他每日四时左右到，只要他在大门口一喊“洋点心，洋面包”，“老先生”处便散学了。我们一跃跑出大门口，这时老甄已把他的提盒拆开，摆在地上，其中有“美女牌葡萄干”、“箭牌口香糖”、奶油小蛋糕（洋点心）、巧克力……花样很多。可是我们的零花钱不多，买了这个，就不能买那个。许多食品，如美国的口香糖、葡萄干、巧克力、奶油蛋糕等，我都是第一次从他的挑子上尝到的。买完零食后，跟着我们就上英语课了。

我五岁刚入私塾那一年，即1919年，碰上了五四运动。我们家就住在省长、督军衙门旁边。学生游行示威，被打得头破血流，爬省长、督军衙门的栅栏门，我都亲眼得见。最有趣的是，我还记得学生喊的口号：“打倒杨梆子。”[118]五四对我和我的家庭生活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我只是第一次在社会上看到这样的大场面。

我在幼年看到社会上的另一个大场面是“出皇会”。实际是一次大游行，那次差不多出了多半天的“皇会”，什么高跷队、救火会、小车队、旱船队、武术队、狮子队、龙灯队等等。所有这些队先在大街上游行，然后汇集到“娘娘宫”解散。我家在“娘娘宫”那条街上先找到一家铺子，租了它门面的二楼当作看台。“皇会”的目的在于当局粉饰太平和宣传迷信。参加游行队伍的都是各个会道门和各个群众团体。

我在私塾共八年，为我的中文、英文、数学都打下了基础。在考入南开中学前，我由于受到私塾老师的影响，产生过两种思想：一是想专门学习中文，将来做“秘书长”；一是想进军校，将来做大官。这两种想法都被我父亲否定了。他说：“科举时代已然过去，光学中文不顶用了；干军队，风险太大，很容易把小命送掉。”他希望他儿子学理工科，有一技之长，既可出人头地，又可以吃口太平饭。我父亲晚年的思想比较保守，只要能发财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当年军阀混战，你上我下，给他的影响。

上中学

我十三周岁那年，即1927年，考入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四班，惯称“二年四”。和我同座的是金大勋，胖子，外号“金大力”，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现为营养学专家，研究员。坐在我前边的是吴宝贵，后从事革命运动牺牲。坐在我后面的是石秀夫，解放后官至七机部副部长，共产党员。还有一个和我同班的同学是宋尔廉，他在冬天戴一顶水獭毛皮的“三块瓦”帽子，身穿绸皮袍，活像一个土老财。他的功课不太好，每当英语老师孙先生问他问题时，他总是涨红了脸，站在那里答不上来，其状颇为尴尬，不免引起全班的哄笑。他家和我家距离不远，有时星期天也在一起玩，慢慢就熟了，成为好朋友。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共青团，我的左倾思想，受他的影响不小。他的家庭是一个皮货商，后来赚了钱之后，就在天津河北电灯房后买了许多房产出租，房客大都是电灯房的工人，他家也住在那里。这处电灯房是比利时人投资开设的。他在上大学时，家里就没落了。上大学后，他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在大学时代，他一直主办“平民夜校”，他本人在北大教育系读书。抗日战争后，他去太行山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一直留在解放区。解放后，先在湖南领导开矿（有色金属），之后调任物资总局副局长。他为人忠厚朴实。

我和他一直保持联系，是我唯一的最老的朋友。在中学时代不用说了，在大学时代，我去日本读书，他在北大，我们还经常通信。我从日本给他寄过一首诗：“我爱祖国，我爱人民，我爱辣子，我爱你。”[119]这首诗他贴在他的宿舍墙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到济南，我在开封；他从济南去太行山时，路过开封，还携带他的第一个夫人中途下火车来看我，我赠给他一笔路费。在太行山时，我在八路军129师，他在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我们又通过军用电话联系上了。当时我在师部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屋里同尔廉在电话里说话，说的时间很长，宋任穷在一旁催促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算了吧，干电池不多了（军用电话用干电池）。”1946年，我代表民盟去邯郸，在那里又打听到他的下落，于是我们在彰德又见面了。这一次我和他睡在一个床上，一直谈到很晚才睡去。北平解放后，当然我们又联系上了。

尔廉有一个弟弟叫尔纯，中学毕业后，在北大读地质系。他也是在高中时参加共青团，在大学时入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入解放区。解放后任地质部副部长，对我国的地质事业做出过贡献。他在中学时也和尔廉同我一起来往。

初中老师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教英语的孙先生、教中国历史的柴伯埙先生。柴先生的课颇似说评书，非常引人入胜。初中每天上六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二节；早八时开课，下午三时半下课。我和六弟每日清晨一起坐四轮马车前去上课，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一餐饭，下午再同六弟一起乘马车回家。回家后就温习功课，差不多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星期六上半天课，星期天不上课，可是我父亲又在南开中学给我们请了一位老师，名叫刘百高。他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来我家授课，二时来，五时走，主要把一周来在学校上的英语和数学课再温习一遍。他的教授法非常之好，讲得清楚，逻辑性强，功课经他讲过一遍之后，立刻就懂得了，因而很快就记住了。他的外号叫“Verb to Be”，意思是他能把英语讲解到很清楚。

我在初中的成绩很好，初二年级英语会考时，我得了第一名。到初三时，门门功课差不多都是“甲”，当我父亲接到这份分数单时，很高兴，拿着它去找刘百高问：“这成绩很不容易吧？”刘百高的答复当然是肯定的。其实我的天资并不高，但能死磕死背，所以能得高分。我在班里很守规矩，从不迟到早退。由于下课就回家温习功课，所以没有在学校玩的时间，既不会打球，也不会田径体育，纯粹是旧式私塾里那样的“书呆子”。

我十五岁时，即由初三升入高中。那一年暑假，我父亲因心脏骤停而猝死。我们兄弟都非常悲痛，记得入殓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跪了一院子，哭声震天。当时我的“老丈人”张师黄也在场，他说：“文樵（我父亲的号）公福气真不浅，有这么多子女为他尽哀。”

我父亲死后，家庭的中心凝聚力没有了。我大哥于是接班管家。当时我主动和六弟商量一起住校，又约尔廉、尔纯一起同住，我们四人住在宿舍的一间屋子里。可是那个学期没有完，由于生活不习惯，他们三人相继搬回家里去了，我一个人还是坚持住下去，虽然我也感到生活上不习惯。高二和我住同屋的有吴欣然、张遵俭、曹凤翔。吴欣然数学很好，中学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忘记为什么没有从大学毕业。由于他总是一本正经，道貌岸然，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老校长”。张遵俭是张之洞的后代，功课成绩平平，但人很聪明。由于是一个斜眼，所以有一个外号“眼”。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到了大学三年级，突然转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校，可能是对政治运动灰心了的缘故。他后来一辈子做图书馆工作，最终职务为湖北图书馆副馆长。我们每年交换一次贺年片，有时我到武汉开会，也顺便看看他。曹凤翔，山西人，家里是开当铺的，在上中学时就结婚了，他的功课成绩平常，勉强及格。他上燕京大学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中国银行，一直干到老。我和他已经没有联系了，虽然我知道他的住址。

高三时和我同屋的有宋尔纯、李滨荪，还有一个姓刘的。宋尔纯在高三时又住校了，只住了半年，又回家了。起因是我反对张伯苓校长的一篇演讲，他则拥护张的讲演，二人越辩论越起火，终于动手打起来了，我打不过他，于是我抓住一条皮带，用皮带的铜扣把他的脑袋打破了，流了一床单的血。这使我感到非常难过，觉得对不起老朋友。我陪着他去校医那里包扎好之后，正式向他道歉。我一生动手和人打架，这是唯一的一次。以后我们又和好如初了。李滨荪喜欢唱歌，跟一个白俄学习男低音，[120]他每日下午都要在宿舍呜啦呜啦地练习。以后他进入北大，毕业后在中学教书，其后不知下落。

高中的老师们有英语老师陈×云，数学老师张健、胡×，国文老师高远公、叶石甫等，都教得很好，特别是唐明亮老师的“社会视察”课，使我开阔了眼界。“社会视察”每周一次，一个下午出校参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纺纱厂，车间内棉絮满天飞，有如下雾一般，呛得出不来气；还有“模范监狱”，其中关押的大多数是政治犯，我从牢房的窥视孔看到聚精会神正在读书的犯人，还看到在室内走圈的犯人，就像动物园中被关在铁笼子内的老虎一般。犯人们面色苍白，精神呆滞，一看就知道他们缺乏营养、缺乏阳光。没有想到在共产党掌权之后，我竟在监狱里蹲了十七年。我们还参观过山海关汽水厂，那里比较自动化的设备令我吃惊不止。“社会视察”这一门课可以使学生接触社会，对学生们的思想启发很大。[121]

高中的课程，除国文外，大都用英语课本，如化学、物理、大代数、解析几何、世界历史，用的都是英语课本，而且有的课程已经超前，如大代数，读的就是美国大学一年级用的课本。所以只要在南开中学毕业，基础课方面已打下了基础，上大学便不费劲了。可是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不容易，考试极为严格。我们初中二年级四班开始有四十余人，逐年淘汰，到了高三毕业，剩下来的不到十个人了！

我住校时是在食堂里吃包饭。当时学校一共有三个食堂，都是由商人承包，学校不直接管食堂。这三个食堂的口味不同，有天津口味的，也有南方口味的，三个食堂竞争很激烈。每月普通伙食六元，加菜八元。所谓加菜，是指除四个普通菜外，另加一大盘肉菜。每桌六个人用餐，有米饭、馒头、稀饭。校门口外还有几家小馆，也是专为学生开设的。小馆有“义和成”、“宝聚成”等。“义和成”卖西餐，我第一次吃炸牛排和面包黄油就是在那里。学校后身还有一个牛肉馆和“贩卖部”，“贩卖部”卖零食，当然也有洋点心、洋面包。牛肉馆的掌柜是一个大胖子，天津人，夏天赤膊，露着一个大肚脐眼。学生们都爱和他开玩笑：“掌柜的，来个小碗稀饭大碗盛（chéng），吃糨（jiàng）宽汤。”这时大胖子总是笑眯眯地回答：“先生您要个大碗不好吗？！”

南开中学的学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学生的精神也很活泼。初中的学生必须参加“童子军”，“童子军”要穿一定的制服，手里拿一长木棍，腰间悬挂一套绳索和一把折叠刀，还有一个水壶。“童子军”有两项活动使我不能忘记：一是庆祝北伐胜利，“童子军”列队由南开步行到河北公园参加大会，路过热闹地点“官银号”时鼓号齐鸣，沿途还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在北伐军未进入天津之前，常听我母亲叨念：“北伐军来了，就要共产共妻了！”“南方沿路死的都是人。”那时我父亲沉默不语，显然心事重重。北伐军进天津前，我家就由河北搬到英租界我的“丈人”家借住。天津市面恢复之后，我家又搬回河北。北伐军进入天津后，在河北公园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南开“童子军”列队参加了。只见公园内到处挤满了人，临时搭的主席台上站着许多穿马褂的人，也有穿军装的。一个戴黑眼镜的人讲话，声嘶力竭，由于那时还没有“扩音器”，所以台下的人什么也听不到。我则由于从南开到河北公园走了十来里路，水壶的水都喝干了，还是口干舌燥。场内尘土飞扬，令人气闷。这次除了看到戴黑眼镜的蹦跳了一阵之外，还有几个人讲演，然后就散会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群众集会。

“童子军”还有一项活动，那就是“露营”。那次露营是在北洋大学附近的野外，由于是在深秋或初冬，地面上的草已经枯萎了。每人都带毡子或被子，夜晚睡在帐篷内。最有意思的事，是夜间“偷营”活动。我和金大勋都是入校的新生，胆子不大，入夜后不久，我们就钻进被窝里呼呼入睡了，尽管别的学生玩得很热闹。奇怪的是我记不起来宋尔廉参加这次露营了。

南开的体育是很出名的。有校队、班队，还有自由组合的一些球队。篮球校队驰名全国，叫做“五虎队”，教练是一位在美国专习体育后回国的留学生。此外，棒球队和排球队也很有功力，棒球队员大都是一些华侨学生。学校每年开一次运动会，优胜者奖给锦旗或奖杯。颁奖由张伯苓校长亲自主持，非常隆重。运动员在学生中是很出风头的。我在高一住校后，还不参加体育活动，到了高二，开始打篮球，我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名Log队。我们这个Log队，只是几个人凑在一起瞎打，没有什么路数，也是等着人家不用篮球场时，我们才打一会儿。我打中锋，因为我个子比较高，那时已有一米七的个头儿。Log队也和别的队比赛过一次，当然准输无疑。我们打过网球，但是我最喜欢的是打垒球。由于我没有勤学苦练，在球艺上始终是门外汉。

南开课外活动也很丰富多彩，有军乐队、话剧团、英语演讲比赛、国语演讲比赛。我参加过国语演讲比赛，可是没有把稿子背熟，又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心里慌了，扑哧扑哧地跳。讲到一半时，我把稿子忘记了，想不起来了，越是想不起来越紧张，越紧张越想不起来，我不得不向台下鞠躬，说“我忘记了”，这引起全场哄笑，我则涨红了脸走下台去。从此我常去墙子河边和冷冰同学一起练习演讲。

我还参加过话剧团，演过一出戏叫《马百计》，我演主角马百计，当时在校非常出风头的姚念媛也在此戏中演女主角。[122]她只是在排戏时才来，排完戏立刻就走，绝不和我讲一句话，非常骄傲。南开话剧团很有历史，是由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仲述）一手创办的，他在美国专门研究戏剧。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曹禺就曾在这个剧团内男扮女装演过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娜拉》等戏。

在我高中一年级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没有多久就占领了东北。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不抵抗政策”，传说“九一八事变”那天夜晚，张学良正和电影明星胡蝶跳舞。这时我的爱国情绪油然而生。那年冬天，天津《大公报》为在北满抗日的马占山将军募捐，我把家里给我做大衣的廿元全部捐赠了，还买了一张马占山骑马戎装的相片挂在宿舍床头的墙壁上。当时我对马占山非常崇拜，因为他抗日。那时我开始对国民党愤恨，因为他们不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学校连续闹学潮，我积极参加了每次学潮，不久被选为学生会的秘书长。由于我积极参加学潮，代理校长张彭春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劝我“不要跟着‘赤色分子’跑”。由于我的功课很棒，门门都在A与B之间，大部分课程是A，所以学校找不到借口开除我。没有开除我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当时没有政治背景。那时闹学潮的人，一般功课成绩都较差，我则是高材生，所以同学们给了我一个外号：“圣人”，意思是文武全行。

我在高中二年级时，学校添了军训，每周一个下午，由海军司令沈鸿烈派来的一名周姓教官教练。此人个头不高，原是海军上尉，富有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天津驻屯军常在南开中学附近的墙子河操练和打靶，我们在上学时经常可以听到他们打靶的机枪声。我们军训课也在墙子河操练，时常可以看到日本兵列队而过，这时周教官总要喊一个“向后转”或“向左转”的口令，使全队面对排队行进的日本兵。军训的影响很大，我们这一级（1933级）有一些学生参加了蒋介石办的“中央军校”或“空军学校”，而在我们上一级，毕业后参加军校的学生则寥寥无几。

抗日的思想引起了我“反蒋”的思想，再加以宋尔廉介绍我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使我的思想日益“左”倾，以致有一段时间我梦想去苏区参加红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更高涨，妄想以武力侵吞华北，进而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于是天津首当其冲，这里不但有日本租界，还有日本的“驻屯军”，日本在天津不断挑起事端，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天津闹“便衣队”。日本利用天津青帮头子袁文会组织一群暴徒，以日本租界为基地，向“中国地”武装骚扰。中国方面，让一部军队穿上“保安队”[123]的服装，进行抵抗。于是天津发生了巷战，中国“保安队”同仇敌忾，打得非常勇敢，终于把日本豢养的“便衣队”消灭了。

当时南开中学男中部的大门口就是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而女中部被甩到防线以外，此时女中的学生都迁到男中避难。男中学生组织起纠察队，手持棍棒，昼夜巡逻，我也参加了纠察队。为了安全，学生们都搬到地下室去住。然后全校停课，空气十分紧张。大约过了一周左右，全校学生徒步进入英、法租界。我也到了法租界，找到我的四哥，他当时正在法国天主教办的工商学校读书。我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当时我家还住在中国地河北三马路。我手中无钱，于是我去华新银行（那时我父亲已经去世）借了三十个银元。后来大夫人对此事很不满，背后说：“这孩子有出息啦，会找他爸爸的银行借钱了！”但她不敢当面向我说，因为她知道我不吃这一套。不久，我的家也从河北搬到了租界，我和六弟、大哥住在中国实业银行宿舍（我家是这个银行的股东），我母亲带着十二弟、五妹、七弟、九弟住在我“丈人”家——张师黄家。大夫人住在开票号（钱庄）的渠家。渠家在英租界的房子很大，有花园，有戏台。张家也住在英租界的小白楼。有一次我去张家换内衣，这下子张家嚷嚷起来了，说“姑爷来了”。我的“老丈人”很郑重地在客厅里接待我，我对答如流，“老丈人”对这个“佳婿”称赞不已。他没有想到一年以后，我就向张家提出了退婚，这事以后还要说。

天津“便衣队事变”大约发生在1932年。其后，学生南下到南京请愿，闹起了学潮。接着何应钦和日本的梅津中将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议”，又名《何梅协定》。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各阶层人民都深表不满和愤慨，之后，便引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我在南开中学一共待了五年，成绩始终保持优秀，高三那年我去拿分数单时，正好碰上女同学梁思懿，她看到我的成绩单后表示吃惊不已。按我的各门分数成绩，满可以不经考试，直接进入燕京大学。但我没有去，而是考入金陵大学读农科。因为当时我认为大学毕业后，如果参加革命就得到农村去。我的这种想法影响了六弟笃廉和姜秉权，我们三人在中学毕业后，一起进入南京大学农学院。

退 婚

我四五岁时，也许还要早一些，由父亲做主，和张锡銮的孙女订婚。张曾任清朝东三省都督。张作霖原是东北的胡子（土匪），他就是由张锡銮收抚的。张锡銮卸任之后，在天津做寓公，张作霖逐渐爬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张锡銮颇爱马，非常喜欢快马，他骑在马上，当马飞跑时，他的小辫子由于前进的拉力而伸平时，他才感到快适和满意，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快马张”。他在天津做寓公时，家里还养着十几匹快马。每逢“快马张”的寿日和三节（春节，五月节，八月节），俗称“三节两寿”，张作霖都要给他家送礼。例如他得长孙时，张作霖以及东北各将领送的金饰物足有一拜匣之多。[124]他从东北卸任时，刮了很多地皮钱，传说他家的财富有两千万银元之多。

我订婚时下的是“小定”，即由男家给女家送一个几两重的金如意，还有一个“庚帖”，此外没有什么大的举动。三哥订婚时下的是“大定”，订物要多些，还要敲锣打鼓，抬着送去，女家也有礼物送给男家，我只记得其中有雁鹅一对。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我订婚时的情景，大概因为一则没有大的举动，二则我太小不记事。我只记得最早有关婚姻的一件事：当时我还和奶母住在一起时，我家请客，女方的母亲要见我，我吓得（也许是害羞）把我的住房门关紧，钻到被窝里躲避，不和我的那位“丈母娘”见面。后来我的“丈母娘”给佣人小费，佣人强行把我抱去才见了面。

我的“丈人”名张师黄，一生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在家当阔公子，对于名人字画颇有鉴赏能力。我的“丈母娘”是他的最后一个姨太太，叫“新姨太”，颇得宠，原配夫人和他们住在一起，据说颇受气，因为又瘦又老，人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干巴猴”。“新姨太”非常阔气，手上和头上戴的都是金钢钻，连衣服上钉的也是金钢钻，真是珠光宝气。她打大麻将（输赢大的），而同时来赴宴的“干巴猴”只能打小的麻将。“新姨太”原来就是“干巴猴”房里的丫头。

“快马张”也很“摆谱”，完全是清朝时旗人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坐吃山空，开销大，吃老本。我祖母七十寿辰，在天津安徽会馆唱了两天戏。戏开场很久，他才到，孟二爷手举大红名帖过头，一路高喊“张大帅到”。张大帅还是清朝时打扮，留着小辫，穿黄色金丝猴的大马褂，戴着一副旧式无边无钩的大墨镜。张大帅一入座——当然是最好的座位——戏台上的戏马上停止，改“跳加官”。“跳加官”是表示对刚到客人的尊敬，由一个戴假面的演员跳舞，他身穿蟒袍，一手执牙笏，一手执几幅绣字，上面绣的是“加官晋爵”、“指日高升”、“天下太平”等，大约四五幅的样子；手舞足蹈，边跳边翻那些绣幅。音乐只有小锣、小鼓，没有管弦，跳得非常好看。跳完之后，张大帅赏钱，孟二爷一手举红包过顶，一手垂下请安，高呼：“谢张大帅赏洋二百元！”然后再接着唱刚才停止的那出戏。这笔钱是给佣人的赏钱。张大帅看完一两出戏后，便起身告辞。不能多看，这是谱儿。凡是大官到时都要“跳加官”，但是别人赏的钱没有张大帅那样多。

张大帅只有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丈人”张师黄。张师黄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干巴猴”生了一个女儿，其余全是新姨太生的。和我订婚的那个小姐，小名叫“五朵”，大名叫张涛，曾在一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圣功女中念过书，念过一两年后由于我的退婚就辍学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曾在南开初中念过书，没升入高中，因功课不好，被刷下去了。他们一家老小全都染上了大烟瘾，后来又改抽“白面儿”（海洛因）。张大帅死后，给他们留下了一份遗产，没有几年的工夫，就抽得家破人亡。之后，张师黄去世。他死后不到三年，全家就落得无藏身之处。他家在天津有两所花园洋房，在苏州有一片园林，名为“张园”，至今还是旅游之地。这些房地产很快都卖光了。张师黄一生没有工作过，完全靠着他爸爸刮来的钱，过着豪华的生活。由于闲，加上有钱，加上附庸风雅，就成了一名收藏家，藏有不少古玩字画。天津管这种人叫“玩古董的”或“玩字画的”。这些人“玩”得久了，就成了行家，也就是专家。类似这样的人，大都是游手好闲的大少爷，张伯驹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张师黄死后，在他家门口专门开了两三家古玩铺，就是为了购买张家古董的方便，买的方便，卖的也方便。先是用钱买，后来爽性用“白面儿”换。他们的瘾上来了，就得拿一两件古董去换“白面儿”抽。没有多长时间，就把张家的古玩字画换光了，随之这几家古玩铺也关张了，可知它们的开设就是为了骗取张家的古玩字画。

天津的房子卖光之后，“新姨太”无脸再在天津住下去，于是带着儿女搬到北平来住，租了三间房安身。由于抽不起“白面儿”，首先是大儿子死去，死后不敢声张，由于没钱买棺材，抬不出去，怕房东干涉，大家只好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和死人睡在一起。后来求亲告友，才算买了一口薄皮棺，把人抬出去。二儿子跑到东北当电影演员，由于抽“白面儿”，被解雇，寒冬腊月又返回北京，结果冻死在一家大门洞里。五朵嫁了一个红白喜事执事铺的少掌柜的，结婚前立下字据，不准与娘家人来往，嫁过去没有几个月，由于抽不上“白面儿”而犯瘾，再加上拉痢疾，也一命呜呼了。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去了“花烟馆”当女招待，[125]后来下落不明。一个进了跳舞厅当舞女——专门伴舞，也兼卖淫，后来嫁给一个商人做姨太太。“新姨太”就跟着这个女儿生活。天津如此败落的大家并不少，但像他们这样悲惨下场的还不多。究其原因就是吸毒的关系。每当烟瘾上来了的时候，什么都会拿去换“白面儿”。这时他们打哈欠，流眼泪，甚至全身颤抖，只要有“白面儿”抽，什么也顾不上了。他们并不认为吸毒是坏事，而认为是一种享受，甚至从小就教育孩子吸毒。他们给小孩子的玩具是每人一套银制大烟枪、大烟灯、大烟签子等等全套吸鸦片的工具，所以他们家的子女全都染上了吸毒的毛病。过去的大地主，特别是山西的大地主，从小就培养儿子们抽大烟，一抽上大烟，人就老实了，整天所想的是过瘾，不会再干别的败家的事了，这样可以保住家产。但是一个人抽上大烟之后，就会变成废物，变成白痴，如此而败家的，不止张师黄一家。

我的未婚妻就是在这样一个腐败的家庭里熏陶和成长起来的。当我在高中二年级读书的那一年，我看了一些“左翼”的书，对于剥削阶级深恶痛绝，而张家恰恰是一个十足的“寄生虫”。对于这样家庭里的小姐，能否做我的妻子和我共同生活一辈子，在我的思想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开始我还没有下定退婚的决心，只是想和她见见面，有所来往，再作决定。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要求见面，当时她正在圣功女中读书。她收到信后，据说哭了一场，把信交给了她的爸爸张师黄。张师黄见此信后大为惊恐和气恼，赶紧携同“新姨太”来到我家。那时张家还有一个空架子，是坐自用汽车来的。

来到我家后，张师黄对我写信一事很不以为然，他们提出了两项见面的条件：（一）见面时必须有双方的长辈在场；（二）见面后就不能再谈退婚事。另外还提出，我中学毕业后，就叫我们结婚，然后把我们送到美国去读书。我本来从心里已对这门婚事感到厌恶，因为我已知道张家的老小都抽大烟，可是我母亲瞒着我，向我保证：“五朵绝对不抽大烟，而且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还有侥幸心理，准备见面之后再说。但是听到张师黄提出的条件，我感到好笑又好气，特别是用供我去美国读书的条件来叫我保证不退婚，我更感到张家以势压人。那时我想，我家能供我去美国，我去；不能供，也不能靠女方的施舍去美国，我是一个男子汉，决不能这样窝囊。

于是我下定决心退婚。我向当家的大哥提出，决心把这门婚事退掉。我大哥不甚同意，但也无可奈何。张家看到我父亲死后，我家行将没落，而且我父亲死后，他们知道留下的遗产并不多，也愿意把这门婚事退掉。于是双方达成退婚协议。我提出退婚后必须在报纸上刊登一退婚启事——当时结婚、退婚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是常有的，这样好像就完成了法律手续。张家不同意把这件事在报纸上公开出来，因为会使女方受到影响。他们提出由张家的律师办一个手续，写一个协议书，双方和律师在协议书上签字，就算完成了法律手续。我对这样的解决办法也同意了。

张师黄提出，在协议书上签字时，我必须亲自出席。他原以为我年纪小，不敢去，其实我正要借此在张师黄面前显现我的气概。届时我大哥陪着我去了那个律师事务所，张涛没有露面，是由她爸爸张师黄盖的图章。双方没在一间屋子，而是在两间屋子里完成签字手续的。协议书签好之后，张家把订婚的小金如意还给了我，我拿到后，把它交给了大夫人。

我退婚，在我家也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大哥和大夫人坚决不同意，他们的理由是，这是爸爸定下来的，爸爸一死就退掉对不起爸爸。还有，我大哥和四姐也退婚了，而且都是对方提出的，但尽管如此，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叶家光闹退婚，对我家的名声有影响。我母亲也不同意，因为她“逃反”在张家住时，张家和五朵对她很巴结，所以对张家有好感。可是她又不愿过于压我，只是说：“五朵很好，人长得不错，也不抽大烟。”无论我家里怎样反对我退婚，我还坚持，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学校不回家。终于我得了胜利。[126]

我一退婚，对三哥的婚事起了连锁反应。当时三哥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也起了退婚的念头。当他和大哥商量时，大哥坚决反对。同时这个讯息传到三哥的未婚妻李家。这位小姐得到这个讯息后，即去燕大主动找三哥见面。后来三哥也没有坚持，就结婚了。两个人的感情终其一生都不融洽，三哥受了一辈子罪。

补充一点：我退婚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已有追逐异性的要求，我还看过《啼笑因缘》一类的恋爱小说，对我有一定影响，也想自己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张家的腐败情况使我讨厌万分，对于这种家庭的小姐，都不敢接近。张师黄提出见面条件时，我就决心退婚了。当初我要求和五朵见面，不过是意在交结一段时间后，再作决定，绝没有和她见面后就必须结婚的想法。我没有答应张家提出的条件，便退婚了。

我退婚后，张师黄就不让五朵继续在圣功女中读书，要她蹲在家里，可是允许她的哥哥带她去跳舞厅鬼混。据说退婚后，她的精神有点变态，经常在夜里一个人坐在凉台上。以后她的命运随着张家的破产，也陷入了不拔之地。

我到日本读书后，张家又托人说合，想恢复这门亲事。这是找我母亲谈的，我母亲一口回绝了，说：“儿子大了，我做不了他的主。”那时张家已开始没落了。当我听到五朵的死讯和她的悲惨情况时，我心里模模糊糊地有一点对不起她的想法，虽然我和她从未见过面，连她的照片也没有看过。

追求孙竦

我正式认识孙竦，是在南开中学高二，即1932年。在此之前，我也见过她，她经常和王若兰、梁思懿在一起，所以人家管她们叫“摩登三女性”——当时有一个电影片名叫这个名字。孙竦还有一个绰号叫“辣子”，因“竦”字像“辣”，而且她的脾气也有点“辣”。在三女性中，她最漂亮，在南开女中她也是数一数二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曾给宋尔廉写过一首诗：“我爱祖国，我爱人民，我爱母亲，我爱辣子。”当时宋正在北大读书，把这首诗贴在了墙上，被他的一个同学看见了。解放后这位同学当了北大校长，文化大革命后，我在政协会上遇到他，我们谈话时，他首先问道：“辣子好吗？”其实我和这个人很不熟，可见他对这首诗的印象是深刻的。

南开女中和男中，只有高中的几门课程是男女合班的，譬如国文、数学、物理，其他还是分班上课。男中和女中并不在一个地方，距离还有几百米远。高二那年我选读高远公先生的“诸子百家”，可巧孙竦也选读这门课。那时学生自由占座，并不由校方排位。我因“诸子百家”在私塾里就念过，有的还可以背诵，所以并没有抢占前排的好位置。当我去上课时，看到后排边行有两个空位置，我就坐入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还空着。课堂的桌子是两个排在一起的，所以同坐在一起的同学叫“同座”。当我坐好时，课堂里就嚷嚷起来了，说“辣子”将坐在另一个位子。我一听“辣子”和我同座，心里就有点慌。过了两三天，当我入座后，竦跟着进来了，夹着书包站在那里问道：“我叫孙竦，你叫什么名字？”语调有点不客气，是居高临下的态势。这时我心慌了，脸涨通红，口吃地回答：“我叫叶笃庄。”一边说一边心里怦怦地跳。这时班上的同学们哄起来了，喊着：“‘圣人’（我的外号）烧盘（脸红）了！”于是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可是当我看竦时，她还是镇静自若，若无其事，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坐下了。然后她把书包打开，拿出课本来并不看我地问我：“讲到哪里了？”我赶紧回答讲到何处了，顿时感到受宠若惊。

“诸子百家”每星期只有三次课。从竦来了之后，我就又想上这堂课，又怕上这堂课。每逢没有这堂课的那一天，心中就若有所失。她的那双晶莹的大眼睛，嘴旁的两道甜纹，不时在我心中浮现，我着迷了，甚至有时想起她，心里就感到不安，在路上看到她从远处来时，心就怦怦地跳。

“诸子百家”课是在午后一时半上的，饭后第一堂课，我照例要睡觉。竦坐在我旁边，我就不敢睡了，每当我欲睡时，我就拧大腿，防止睡着。我睡时还有一个毛病是流口水，我知道我有这个毛病，就更不敢睡了。1946年我和她结婚时，由上海乘船至秦皇岛，然后转乘火车来北平。火车一摇动，我就昏昏睡着了，一边睡，一边歪着头流口水。等我醒来后，竦小声笑着说：“真不知道你这副白痴的样子，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跟你来了！”我跟她说：“早在我在中学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这样了，不过那时当着你的面前，我不敢睡，我也知道流口水是很难看的。”

在高中时，我和竦有过几次正式接触。首先是我决定给竦写一封信，表示我的衷情，可是左思右想，实难落笔。在彼此毫不了解的情况下，要是突然写一封“我爱你”的信，势必要碰一个大钉子。想了好几天，想出一种写法，就是不冷不热。信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希望和你作朋友，你需要与否，请给我来一封回信。”这是试探性的一封信，男女交朋友在当时来说，就是恋爱的第一步。如果有回信，说明她不讨厌你；如果没有回信，这事情就吹了。我的这封信写去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来了一封回信，也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我也希望和你作一个朋友，但我才疏学浅，难免叫你失望。”这是1933年的事，时隔五十余年，可这两封信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和竦结婚后，曾问起第一次和她通信事，她坚决否认说，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这封信，于是我怀疑是王若兰搞的鬼。这封信的笔迹，很像王若兰的。我和王若兰也通过信，她的笔迹和竦的不一样。

我接到竦的回信后，胆子就大了。有一次我约竦放学后在男中会客室会面，她准时来了，她一来我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本来预备好的一篇话，慌乱得不知从何说起了。我愣了一阵之后，她就起身走了。事后我后悔不已，不知道为什么见到她就说不出话来了。

还有一次，我去女中找她。首先出来的是一位女校监老太太，然后孙竦出来了，就在大厅里落座，校监坐在当中，我和竦对面坐着，这种场面实在叫我尴尬，我更说不出话来了。坐了一会儿，我昏头昏脑地说声再见，就离去了。在我由女中回男中的路上，心里空洞洞的，好像一点思想都没有。

当时我推的光头，身穿一件旧式破大衣或蓝布学生装。我这身打扮，就是要故意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而竦竟然和我这样怪里怪气的人来往，虽然来往并不多。这实在充分表现了她的脾气。在中学时还有一个我们同班同学，也看上了竦，他的名字叫杨天一，家里是个暴发户，本人是漂亮小生。他没有采取直接给竦写信的办法，而是直接追求的办法，即由他家直接向孙家提出订婚的要求。这一要求被竦的大姐孙端否决了，她说：“姑娘年纪还小，正是读书的时候，目前还不到谈婚姻的时候，等将来她长大了，由她自己做主。”一下子给顶回去了。岂知竦对杨天一是有好感的，我和竦结婚后，偶尔翻阅她的日记，其中有一处写道：“天一，你可别忘了我。”竦当时也知道杨家求婚的事，当孙端不同意时，她虽然对杨天一有好感，也不好意思直接自己提出同意求婚。如果在今天看来，这样做是很平常的，而那时就连那样开放的竦，也不好意思自己直接提出，而只能暗暗藏在心中，希求对方的主动。可见当时旧礼教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到怎样的地步。我追求竦，不久在同学中就传开了。当杨天一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次故意找茬和我打架，当时被人劝开，没有打起来。

中学毕业后，竦进燕京大学，她是不经考试，直接升入的。我的成绩虽然也可以直接进燕京大学，但我想学农，学好之后去农村参加革命。燕京大学没有农科，全中国设有农学院者，以金陵大学最有名。我和六弟笃廉（叶方）以及姜秉权一起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为共产党员。我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感到死气沉沉，其校风远不如南开活泼，每天上课下课而已。在中学时我已深深爱上了竦，来到南京后，学校生活如此，便更思念远在北平的竦了。我不时收到有关竦的情报——这都是关心我的在北平的一些同学寄来的——知道她一到燕大，就使燕大的学生轰动起来了。她在燕大读的是社会系，梁思懿、王若兰也一起进入了燕大。我在金大读书时曾给她写过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报告在南京的情况，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南京国民政府发些牢骚，但没有得到她的回信。这时宋尔廉给我寄来一个小红辣椒的标本，我把它钉在我书桌旁的墙上，我还不时翻阅同学录上她的照片，以慰相思。我也知道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且明白知道，这是很难实现的事，单恋之苦缠绕着我。

由于南京金大的沉闷，再加上我思念竦，在金大念了半年于寒假时就回到北平了。我在北平住在沙滩，准备投考清华和北大。沙滩距离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几乎天天都要到图书馆去，去那里看各式各样的书，对于温习功课考大学就放松了。在这半年中，我曾去燕大找过竦一次，是梁思懿和王若兰陪着我们一起游了燕大的校园，还在未名湖畔照了相。梁思懿叫孙竦和我一起照一张相，她拒绝了。当时是在初夏，她穿着一身白色丝绸的“布拉支”（Blazy，后来一般译作“布拉吉”，是俄语“连衣裙”的译音），戴着一顶大草帽，光着腿，真是光彩夺目。相反地，我则是推的光头，穿一件布大褂，中式裤子，布鞋，连一件那时学生时兴穿的西服裤、皮鞋都没有穿，真是太“土”了，特别是和竦在洋味十足的燕大校园里一起散步，就更显得“土”气十足了。当我和三女性一起沿着未名湖畔缓步行走时，许多学生都侧目而视，大概是因为美貌已在燕大出名的孙竦和这样一个“土包子”在一起，不能不引起那些洋学生的注意。其实我是故意作这样“土”的打扮的，我知道西服革履不会适合当时竦的进步思想的情况，我则企图以“土”制胜。

暑假一晃就到，我投考清华、北大均名落孙山，只考取了青岛大学的数学系。正当我失意的时刻，传来竦去日本留学的消息。由于我不愿上二三流的大学，再由于竦去日本给了我追求她的一线希望，我也决定去日本。

去日本前，从王若兰那里找到了竦在东京的地址。到东京后，我开始住在小石川区白山寄宿舍，这是专给留学生住的民办宿舍。到后的第二天，我就给竦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的地址，希望她前来一晤。她这次给我写了回信，并定于星期日上午前来看我。我的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她来后我坐在床上，她坐在椅子上。大约上午十点钟来的，到了十二点我约她一起去基督教青年会吃中国份饭。饭后我又玩了“愚而诈”，我说我不请客，我们自己付自己的账。她有点惊讶，掏出一张十元钱的票子付账，食堂换不开，我说我有零钱，把钱换给她，由她付自己的那份饭钱。这真有点不通情理，远在异国他乡，人家老远来看我，我还不请她吃顿饭，这样追求女人，焉有成功之理？！我请她到一家只卖份饭的食堂，而不去像样的饭馆，也有我的道理。她那天来时，穿了一身日本女学生的服装，非常朴素，脚上穿的是一双胶鞋。当时日本学生生活一般是刻苦的，我如请她去大饭馆，就显得我这个人庸俗了。那天她在我的宿舍待了将近两个小时，东拉西扯，并且看了我的照相簿。她这一来，我感到无上欢快，东京的太阳好像更光亮了。但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当时我追求她一点也没有什么目的，绝没有想到娶她为妻，我只知道我爱她，为什么爱她，我一点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她可爱。

到东京后，第一次和她接触是很顺利的，于是在东京“靖国神社”举行庙会期间，我又约她一起去玩，在一家蛇药店门口聚齐。那天我从约定的上午九时直等到十二时，还不见她来，我便垂头丧气地回宿舍去了，连午饭都没有吃，便蒙头上床而卧，想哭也哭不出来。

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穿上新的校服神气十足地又去找她，那时她住在“小石川区水道町二八番地女学院寄宿”，这是一所基督教办的宿舍，不准男生进入宿舍内，只得在玄关（门口）处会晤。我母亲给我寄来一盒干贝松，很好吃，我赶紧分了一半拿去给她，她居然接受了。据说有一个姓萧的也追她，曾经送给她一大盒巧克力，她没接受。我这小礼物虽寒酸，但情义重大，我告诉他这是我母亲亲手做的。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去水道町寄宿舍看竦，出家门时没有下雨，在车上时下起雨来了，越下越大，我没带雨具，下车后只好冒着雨前去，进门口我用日语喊：“对不起，有人来了。”出来一个“下女”，她一见我那副落汤鸡的样子，有点吃惊。我问：“孙竦在家吗？”她回答说：“不在，出去了。”我心里顿生狐疑，下这么大雨，还会出去吗？我又不便在门口等，因为那是女学院宿舍，不许男客入内。我只得走出来，到附近一家“吃茶店”小坐，隔了一小时，我又冒着雨找她，下女回答还没有回来，我怀疑她是不愿意见我。于是我又到附近的那家“吃茶店”要了一杯茶，过一小时后，我又冒着大雨前去，一进女学院寄宿门口，从帽子和全身向下滴答水。下女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样子，噗嗤一下笑了，没等我开口问“孙竦回来了吗”，下女抢着说：“这次她回来了，在家。”竦见我这般模样，也觉得有点好笑。本来有很多话预备好了，一看到她那双晶莹的大眼睛，一切都忘掉了。呆了好久，无头无脑说了一句话：“你看过老虎吗？”竦回答：“我在上野动物园见过，怎么样？！”我涨红了脸说道：“没什么，没什么，再见吧！”这次淋了大雨，衣服全湿透了，只是问了一句“你看过老虎吗？”就和竦告别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每逢我去找竦时，临到门口前，心就怦怦跳起来了，跳得是那样厉害，好像要跳出嘴来似的。这时我总要停下来，做做深呼吸，使心平静一些再前去叫门。几乎每次找她时都要这样。在狱中我时常想起“老虎”这一幕，在我写的一首词中有这么两句：“梦里依稀说虎事，去矣华年。”1962年我由狱中回家时，曾把这首词念给竦听，念到这两句时，她的眼睛湿了，流泪了，感慨地说：“真的去矣华年！”

有一次留学东京的燕京大学的同学在新宿奥林匹克餐厅开同学会，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我约杜宣夫妇、林为梁[127]、张维冷[128]也去这个餐厅吃点心，目的是要看看追竦的那个萧某是什么长相。我们到时，他们已在大厅里，坐在长条桌子两旁。我一个人前去和竦打招呼，这次竦非常赏脸，坐在那里和我握手。其中还有一个燕大学生，我认识，名陈伯流[129]，他给我一一介绍在座的燕大学生，当介绍到萧时，看到那个人鬼头鬼脑，很不大方。

东京有一个“文化座谈会”，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参加的人都是一些左翼学生，我介绍竦参加这个座谈会。事后主办人告诉我说：“你介绍的那位小姐是怎么回事？她说：‘你们讨论艺术，我参加。你们讨论政治，我没有兴趣。’说完拔起屁股就走啦。”

我在东京参加过左翼的“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我在南开中学时就演过话剧。有一次他们要公演一个话剧《决堤》，找不到男主角，就把我找上了。彩排那天晚上，我忽然发现竦坐在那里看戏，我又紧张起来了，戏也没有演好。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睡得很晚，竦也没有回家，在戏院后台过的夜。那次竦曾主动地向我说：“早点睡吧，不要太累，明天还要演戏呢！”我听到这几句话后，好像有一股电流穿过了我的全身，我激动得有点发抖。

在东京，她给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她给我的回信，我写信问她：“一个人为什么小时候爱母亲，需要母亲的爱；长大了又爱异性，需要异性的爱？”大意如此。在这封信里，我曲折地向她表示了爱慕之情。她当然懂得我的意思。但她给我来了一封令人费解的回信，说：“狗爱吃骨头，马爱吃草。狗要向马说骨头好吃，马不懂；马要向狗说草好吃，狗也不懂。”我研究其用意何在，很久得不出答案。第二封信是她主动给我写的，开头便说“我不写名字，你也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所以这封信既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而且叫我看后寄回。大意是，一个人做事要有恒心，对于事物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我当时体会这是她暗示我要有耐心地和她来往，增强彼此的认识。我的回信是写在她的来信的背面，然后把她的信寄回。

大约1935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细雨霏霏，嘀嘀嗒嗒，房檐流水作响，我想起了竦，胸膛都要炸开了，我太苦了，我忍耐不住了，我抓起笔来大胆地写了一封短信。其中一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太爱你了！”跟着我便在蒙蒙细雨中，踏着惨淡的路灯灯光，把这封信丢进了信筒。我怕第二天我就没有勇气再寄这封信了。寄出信后，我不安地等待回信，一天，两天，……一直到十天，没有见回信来，便在一个傍晚去孙竦的住处（那时她已搬至到中野的一个人家）。见到她后，我劈头第一句话就直截了当地问她：“前几天我给你寄的那封信收到了没有？”她说：“收到了，我们正在念书的时候，不要谈这种事。”我生气地说：“那就算了！”扭头便走，听到她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从那以后，有相当长的时间，我没有找她。

我订了一份国内的《大公报》，看看祖国的消息，看后我就寄给她，每月总要寄两三次。当我写封皮时，我故意每次用不同的字体写她的名字，希望引起她的注意。有一次郭沫若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目是“中日文化交流”。左翼和右翼的学生都去了，左翼的学生为了听讲演并保护会场，右翼的学生则进行捣乱，向台上扔生鸡蛋和香蕉皮，并乱喊乱跺脚，即使如此，我记得郭沫若还是坚持讲完了。散会后，我在青年会的大门口突然发现竦也来了，我赶紧上前打招呼，本想请她一道吃晚饭，又怕她拒绝，伤我的自尊心，终于没有说出口来。这次她告诉我，以后只寄《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就可以了。没说几句话，我们就分手了。事后我非常后悔，怎么连请她吃饭这点勇气都没有。

1936年下半年，我回国在天津开知识书店，并把书店置于中共北方局领导之下。书店成立后，我曾给竦写过一封信，她没有给我回信。这时我起了一个新名字，名叶心束，“束”显然是“竦”，“心束”表示念念不忘她的意思，还有此心被竦“束缚”住了；再有心中只有一个竦，在女人方面，此心已经结束了。贾宝玉说过，“但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我起“心束”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两句话想起的。很长时间，我都用这个名字。

书店办好之后，我把它交给共产党员吴砚农[130]，我又回日本读书。这次回日本，大约不过半年，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在这半年时间，我去找竦的次数并不多，记得只有一两次。一次是在傍晚，她让我去她的寝室，过去只在玄关里接待我，于是我受宠若惊。当时有一个日本女人和她同住，这个人是女子美术学校的同学，她们二人正在那里吃晚饭——寿司（饭团里夹生鱼片）。那个日本女人问我吃过饭没有，我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吃完了，本来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由于紧张的缘故，我还是说错了。我坐在竦的床上（她有一只小铁床，没有睡在地上），她们坐在一个桌子旁吃饭，我看着她们吃饭，不便多说话，就掏出烟卷抽，慌里慌张地把烟灰弹在帽子里。竦看到这样紧张的表现，不免一笑，顺手拿一个小碟子给我弹烟灰。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侵吞华北的野心已很明显，在那种情况下，我准备考试完了之后就回国。我这次去竦那里，是问她是否有回国的打算。

回国之前，中日局面已很紧张，双方战争已不可避免。战事一起，大家再见面就难了，于是我在东京白十字屋餐厅开了一个告别会，请大家吃一顿饭。杜宣夫妇、林为梁、张维冷、毛凌云等都来了，我还约了竦，她在那位日本女朋友的陪同下，也来了。席间大家都说了一些激昂慷慨的话，只要战事一起，大家都要参军上前线。饭后，竦拿了一张藤田嗣治[131]的画托我带给她的父亲。她告诉我，这张画是在藤田的展览会上她以十五元日金购得的。对于这样的重托，我当然受宠若惊。事后我的朋友们分析：“孙竦对你有意思了，是让她的爸爸看看你。”这张画交给我时，没有框子，我赶紧配了一个带玻璃的框子装进去，避免把画弄坏。回天津后，我特意做了一套夏季西服——白哔叽裤子、藏青羽毛纱上衣，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绅士派头的夏季西服，准备穿上这套西服，亲自把画送到唐山，并晋谒孙竦的爸爸。不幸的是，她爸爸病了，在北京住了医院，我只好托四姐夫路过唐山时把画送去。画送到后，唐山铁道学院交通大学的一位姓华的先生还给我来了一封回信，因为我曾用毛笔恭楷给竦的爸爸写过一封信。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我离开天津，辗转到山西参加了八路军129师386旅。在那里遇到一姓张的留日同学，他也是刚从日本回来。他告诉我说，他是和孙竦同船回到塘沽的，到塘沽后，没有去唐山的客车（当时中日已开始交战），她就向一列日本军车上的日本兵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阵，日本兵就让她上车了，她就是这样到达唐山的。姓张的说，这个女人真胆大，我们都为她捏一把汗。

之后便无她的消息，过了两年后，我听说她已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我由晋东南去宜川，途经西安时，碰巧遇到一个姓沈的中学同学。他要去新四军，我托他打听孙竦的下落和通讯地址。过了好几个月，我已到达宜川，突然收到姓沈的一封信，说竦确实在新四军，并把她的通讯地址（黄桥邮政信箱）告诉我。我高兴地按照这个地址给竦写去一封信，说如能接到她的回信，我一定前去找她。这封信是否寄到了，我不敢说，反正没有回信。

后来我辗转到了重庆，1943年和中共地下党员孟用潜[132]、陈先舟[133]一起开设太平公司，我任协理（副经理）。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风华正茂，尚未娶妻，给我提亲的有好几起，及至和女方见面之后，我总是用竦的容貌、竦的风度去衡量女方，结果都没有搞成。一位姓张的留日同学告诉我说，他的邻居徐芳有一个侄女刚在大学毕业，尚待字闺中，问我有意否？我说见见面也可以。于是在徐芳家和女方见面，我问徐芳：“府上哪里？”徐答：“江苏无锡。”我一听无锡，又想起竦来了，我赶忙问：“无锡石塘湾孙家你知道吗？”徐芳答：“那是我舅舅家。”接着我问：“孙竦和你是什么关系？”“她是我的表妹。”我赶紧打听竦的情况，她告诉我竦还没有结婚，并把上海古拔路古巴公寓孙立己（孙竦的大哥）的住址告诉我。徐芳连着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赶快给她写信吧！”好像她早已知道我追竦的事。可是婚后竦否认她告诉过徐芳有关我的事。竦说：“我连你长的什么样都记不不清了，只记得是一副对眼。”其实我的眼一点也不对。

我得到竦的消息后，立即用公司的信笺和毛笔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很快就接到她的回信，也很亲切。于是我想去上海找她，无奈上海当时是沦陷区，去那里要过几道封锁线，要冒很大的风险，再加上公司的买卖不好，我手头上也没有足够的钱，就没有去成。那时她还没有对象，闺中寂寞可想而知，于是我在她的日记中出现了。我接到她的回信后，便给她写了第二封信，表示我对她的深切爱慕之情，这些年来，一直在想念着她。竦接到我的信后，也很感动，她确实想我能去上海接她。太平公司垮台之后，我辗转到了昆明，到1944年新年时，我给她寄了一张贺年片，上面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她收到信后感到我不能去上海了，我这一头算凉了，于是她和程及交朋友，并准备结婚。

1945年日本投降，我由昆明转重庆，乘船直抵上海。到上海到当晚，我即去国际饭店找竦的大哥孙立己，他当时是国际饭店的经理。立己接见我，并立即用电话与竦联系，约好翌日上午九时在白赛仲路竦和她的二哥孙浩然[134]合住的家里会面。我大约八时左右就到白赛仲路，只好在附近溜达，等到快九时，我即飞步前去找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心情颇紧张，好像条件反射似的，心又怦怦地跳起来了。和八年前一样，照例在孙家门口深呼吸几次，等到心稍稍平静之后，然后叫门。出来的是一个小大姐（阿姨），她让我在楼下一间会客室坐，很快竦就出来了，穿的是morning gown（晨衣），薄施脂粉，其光彩比少女时代差多了。少女时代她是圆脸，现在变成长脸了，论长相好像比她的实际年龄要老些，如果走在路上，我的确认不出她来了。本来么，自从1937年东京白十字屋餐厅一别后，到现在整整八年了，在八年不算短的时光里，一个人的长相总会变样的。我把八年期间所做的事，向她述说了一番。这是八年以后再一次会面，我的心情是激动的。在东京时我只知道爱上了她，没有更进一步的想法，这时我有了娶她为妻、作一个终身伴侣的想法。我离开重庆前，曾找徐芳探询竦的情况，她告诉我，竦还没有结婚，于是我抱有很大希望去见她的。那天她说话不多，谈到十一点左右时，我约她去吃午饭，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上海住了两周，几乎天天去找她，有时去她和孙浩然的家，有时去她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的苦干剧团[135]，整天和她在一起。她挎着我的膀臂在公园里散步，我搂着她的腰在田间急走。她带着我去吃弄堂牛肉、丹麦鸡蛋饼（加蜂蜜，早点）。她还正式请我在国际饭店吃过一次午餐。一进餐厅，Boy就迎上来，叫了声：“孙小姐来啦，请！”吃完饭后，竦在账单上签字，不付现款，派头很大。其实账单是由她的哥哥、经理孙立己付的。

有一次吃完饭，她来到我的旅馆住处。那天我酒喝多了，想起来我追求她之苦，突然哭起来了。竦表示理解我的意思。我看到她的自行车太旧了，我立即买了一辆女跑车送给她。两周很快过去，之后我就回北平了，因为当时民盟总部叫我参加北平民盟市委的领导工作。在上海两周时间，我向竦大胆表示了我的热情，不像在东京时那样缩头缩脑了。

竦告诉我，由于接到我从昆明给她寄的贺年卡，上面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两句唐诗，她以为我不会再去上海找她了。于是她和程及交朋友，已经看好了房子，准备结婚，如果我晚到上海一个月，这事就实现了。我说，我们认识多年了，还是跟我结婚好。我问她，这许多年没有结婚，是不是等我。听这一问，竦笑了，说她连我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劈头浇了一盆冷水。她又率直地告诉我她从新四军回上海时的情景。当时新四军处境很危急，疏散了一批老弱妇女，她就是疏散的一个。从解放区去上海时，她作农妇打扮，用一块头布盖住了短发，手里还提了一篮子鸡蛋，是坐船走的。到上海后，孙立己等都很紧张，当时上海是在敌伪统治之下的。通过孙浩然的关系，她参加了一个去北戴河度假的私人组织的团体。在那里认识了“小吴”，好像已定嫁娶，孙端看到了“小吴”后说：“长得太难看了，简直配不上竦！”她回到上海后，也觉得这门亲事不合适，就不理“小吴”。“小吴”去了几封信，没有回信，这事自然就吹了。

我从上海去北平后，程及[136]仍在追竦。后来程及弄来两张美国的邀请信，约请程及和他的未婚妻孙竦去美国访问。竦看到这封邀请信后，非常气怒，她向程及说：“你不拿这封邀请信，我或许还可考虑我和你的事情，你拿这封约请信来，显然是把去美国当成了条件，这种做法非常卑鄙。我决定去北平找老叶了！”

我在1945年年底由上海回到北平，到后就给竦打了一封“安抵平”的电报。她收到电报后很高兴。接着我给她写情书，几乎每天一封，都编上了号，如“平字第×号”，可惜这些信件由于历次政治运动都遗失了。

1946年夏，我趁着向南京民盟总部汇报工作之便，去上海和竦会晤，准备把她接到北平结婚。由于半年多的来往通信，彼此已有所了解，这次来上海见面后，好像久别重逢的情人，备感亲热。在上海时，我们天天见面，这时程及还没有去美国。不久，我们就由上海乘船回到北平。当时由于解放战争，火车已不通。

我第一次在上海时，曾托竦做一个鱼杆的外套，我是想让她亲手做的，做成后她托堂弟把这个鱼杆外套带给我。这次来上海时，我夸这个外套做得真好，竦说：“我是叫裁缝做的。”她为人一向率直、天真，从不说假话，并且还爱挖苦人。我们婚后，她也经常踩咕[137]我，特别是当着客人的面，她就更爱如此。有一次真把我弄火了，那是梁思懿和她的丈夫张伟逊来我们家吃饭，她照例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手里夹着烟卷，和客人聊天，我围着围裙在厨房里瞎忙乎。她又犯了老毛病，当着张伟逊踩咕我。张在燕京大学曾追过她，当着这样的人踩咕我，我真气急了。客人走后，我非常气怒地责备她不应当着张伟逊的面来踩咕我，她却若无其事，只是嘻嘻地笑。还有一次，我们请王若兰来家过年（春节），照例我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做菜。竦也同往常一样，翘着二郎腿、夹着烟卷在那里神聊。王若兰说：“孙竦真有福气，嫁了一个会做菜的老头子。”竦听了这样阿谀的话，显出十分得意的样子。

竦来北平后，住在史家胡同她的叔叔家。过了几天，就去天津她姐姐孙端家。孙端知道我们要结婚后，就向我四姐夫（他们相识）打听我的情况，他回复说：“这个人开过小书店，没听说做过什么像样的工作，而且手中的遗产也一干二净了。”于是孙端极力反对我们结婚，特别是因为我去孙端处看竦时，她让我在客厅坐，并给我端来一杯带冰的冰水。那天天气很热，我就用嘴直接嚼冰块，嚼得嘎嘎的响，声音很大。孙端看到这样粗鲁举动后，向竦说：“你不能嫁给他，看到他那副样子，我的心都肿了。”一直到我们去北戴河度蜜月那天临行前的早晨，孙端还坐在竦的床旁边，呜咽地说：“你不能跟他走。”可是竦没有听她的劝告，还是跟着我去北戴河了。

我们结婚没有请客，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我家兄弟合伙请我们在餐厅吃了一顿饭，范权、孙端夫妇也在被请之列。不过我们在《大公报》登了一则很显眼的结婚启事，就算完成了法律手续，那时还没有领取结婚证书那一套官方介入的手续。我们到北戴河后，住在“北宁铁路宾馆”，孙家在北戴河虽有两座别墅，但我不愿去住，我不愿沾丈人家的光，其实那时我口袋里没有多少钱。

在北戴河住了一个多月，这一个月真是甜蜜极了，我们沿着海滩挽臂散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去燕子窝看日出……不知不觉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的打打停停阶段，一到夜晚即可听到枪声。北戴河周围就有解放军在活动，所以那时北戴河的游客极少，只有少数外国人，其中大多数是白俄。一到夜晚，街上就没有行人，白天行人也不多，显得非常冷清。我们从北戴河发出去一些结婚通知给我们所熟悉的朋友，用的是荣宝斋的仿古信纸信封，由我用毛笔以各式各样字体写出。上海《文汇报》发了一条我们结婚的消息，还把这个通知内容报导了。这是沾竦的光，因为当时竦在上海文化界还有小名气，由于她不时发表一些讽刺时事的漫画，笔名用“佐拉”。

由北戴河回到北平后，我们住在景山东大街。这是我和美国作家裴克（Graham Peck）合住的一所小四合院。我们雇用一位厨师，老北京，专门给我们做西餐。我和竦搬入后，裴克移至他的朋友处暂住。我和竦住进这所房子后，厨师给我做烧羊腿、猪排、牛排、罗松汤、布丁，后来吃得我们都吃不下了。

在景山东大街住了两三周后，我们搬到洋溢胡同一所两进院子大住宅内。这所房子有三套卫生设备，灰顶地板，院子里用洋灰砖墁地，还有一台电话，在当时来说，这是相当讲究的住宅。民盟准备在北平办一张报纸，由我董其事，我租这样大的房子，原来是为民盟办报用的。

搬进那所大房子后，却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个现在我大女儿阿靓家的小红木桌，一张没有床架子的床屉，是用砖垫起四条腿的。我们没有置办家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准备婚后去解放区的。可是1947年春天生下阿靓之后，这一去解放区的愿望就逐渐打消了。我们去解放区的事，已和徐冰说好，随时都可以去。留住北平的主意打定之后，就置办一些家具，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

竦来北平后，经过吴作人的介绍，在北平艺专任教，教素描课。有一次她无意中和艾中信[138]谈起她在新四军的情况，不久学校就给她送来一封中途解聘的信和半年的工资。追究原因，只有她向艾泄露过去新四军一事，其他找不到什么原因。可是艾是地下党员，怎能做出这种事，真是费解。当时徐悲鸿是该校校长，徐和沈钧儒是好朋友，我曾找沈给徐写过一封信，徐也没有答应叫竦恢复工作。

竦失业后，不久我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平分所找到了一个工作，任研究员。《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就是这时写的。当时我们依靠工资勉强度日，可是还用了一位整天的保姆傅妈，她给我们做饭，邻居阿龚搭伙。

1947年3月阿靓降生了，临产时我送竦去西四中央医院（现改名人民医院）。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走廊里，等到夜里两点，负责接生的林巧稚大夫出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傻孩子，回去吧，今天生不下来了。”我要去看看竦，她不允许。回家后，我也睡不着觉，于是彻夜给阿靓油漆小床。这个小床是借来的，据说这家有一个女人有肺病，不放心，重新油漆一遍以便消毒。天刚亮，我又跑回医院。医院在西城，我们的家在东城，相距还很远，之前夜里是徒步走回来的，夜里两点已经没有电车了。

我到了医院后，时间尚早，不许探视，等到八点，才允许我进病房。我看见竦后，没等我问，竦就笑着说：“是个女孩子。”我说：“女孩子好，是千金嘛。”过了一会儿，护士抱小孩来吃奶，我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孩子，兴奋得不禁流下幸福的眼泪。这是阿靓第一次吃奶，她闭着眼睛乱找乳头，这真是一种本能。小孩脸很红，有胎毛，皱皱皮，的确不怎么好看，可是我从心里爱她。我第一次做爸爸的心理是复杂的，感到欢欣，感到幸福，感到兴奋，好像我的世界有很大的充实。竦住的是二等病房，两个人一间屋，伙食吃的西餐，每天家里还要用暖瓶送一次鸡汤。说起鸡汤，还有一个笑话。未生前，我向竦许愿，“坐月子，我给你买十只老母鸡”，可是孩子生下来后，要交医院各种费用，我就没有那么多钱买十只老母鸡了。正当我犯愁的时候，李乃仁[139]、田价人[140]、徐盈[141]、子冈[142]等人合伙送来六只又肥又大的老母鸡，这下子解决了我的问题。

竦在医院十天左右，回家后不久，孙端就从天津赶来照顾竦的月子，并传授护理小孩的洋办法，还给竦一本“育儿须知”的英文本，后来我们就按照这本书的办法行事。孙端的办法是按时喂奶，差一分钟，即使小孩饿得大哭，也不准喂。一天洗一个澡，即使室内温度不够，也得洗。母亲喂奶前，每次都要用硼酸水擦洗奶头。要有两打绒布的褯（jiè）子，轮流使用；洗涤后还要蒸煮。要准备成打的奶瓶子，蒸煮后备用。如此这般，孩子始终养不胖，后来生老二时，就改用中国的老办法，饿了就喂，结果养得很胖，胖得两只小眼眯成一条缝。孙端住了二十多天才回天津，在她来说，这太不容易了，因为她在天津有一个家，有丈夫和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她竟放下自己的家来照顾竦，可见她们姐妹情深。同时我们还雇用了一个小保姆专门照管阿靓。

1947年9月，我因余心清[143]、王冶秋[144]一案的牵连，潜往南京、上海躲避。我是以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南京的，到后就在南京该所工作。发下来的工资立即电汇北平，因为当时物价一日三涨，竦在北平靠这点工资度日估计也很困难。她也没有闲着，给人做家庭教师，每月挣一点钱。等我从南京回到北平时，竦告诉我，她还节余了一点钱，换成了美金。竦本是大手大脚的，可是在艰苦的日子里，她也能精打细算。那时生活虽比较艰难，吃玉米面，可是对阿靓的供应一点也没有减，照样吃美国奶粉和橘子汁。

本来我们想把家搬到南京的，南京资委会给了我两间住房，可是我的三哥笃义告诉我一个信息，说陈立夫知道我在南京躲避。于是我又赶紧回到北平，由姜秉权[145]介绍去了“华北农事试验场”，任副研究员。1948年初入场后，我们就由城里的洋溢胡同搬到西郊该场白楼宿舍。当时这个场的四周全是田地，周围没有什么建筑。竦来看房子后，非常满意，她最喜欢田园，虽然房子比城里的差多了，她还是要坚决搬来。她说这样的环境对小孩好。

搬进该场后，我们没有用保姆。差不多每星期日我都要进城和民盟联系，有时还要看一个美国记者——布雅各（James Burke），探听时局消息。那时从试验场到西直门没有公共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三轮车，而试验场的大门口往往没有三轮车，这时就得走路去西直门，有时也骑自行车进城。从城里回来时总要买一些肉食，譬如鸡、牛肉、猪肉等。回来我和竦两个人就吃将起来，炖一锅牛肉，吃好几天。竦对那时的生活是很怀念的，她常说：“那时围着火炉，吐噜吐噜地吃炖牛肉，真够快活。”

我们搬到试验场以后，进城时在布雅各家遇见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程吾女士，身高1.7米，体态丰盈。她请我星期日去她家吃饭，一到星期六，她就经常给我办公室打电话，约我进城。有一次她约我在东安市场吃饭，饭后在市场漫步时，被竦的表妹碰上了。她的表妹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竦的妹妹，竦的妹妹赶紧转告竦。竦并未声张，而是趁我不在时去办公室拉开我的办公桌的抽屉，发现了程吾给我的一封信。竦拿到这封信后，怒气冲天，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只是一般的交际，没有什么深层的意思。其实在此之前，程吾还约我和竦进城去她家吃过螃蟹。不过当时我确有些迷糊，但绝没有抛弃竦的想法，何况那时我已有一个孩子阿靓，我又深深地爱我的孩子。无论我怎样解说，竦的怒气难消，坚决要抱着孩子去天津孙端处。经过我百般地求饶，她总算没有抱着孩子走。此后我和程吾就断绝来往了。这是我们婚后的一次最大危机。程吾后来去香港，和一个英国人结婚，在英国定居。

除此之外，我们还吵过一次架。那是在1948年年底，北平被解放军围城的时候，我们搬回了洋溢胡同老住处。有一天夜里民盟开会，开到夜里十二时我才回家，竦硬说我去程吾家了。我怎样解释，她都不信。正好这时外面咚咚地把大门打得山响，高喊查户口来了。那时国民党常常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人。深更半夜来查户口，是一异常举动，我估计是来捉我了。我和竦说，“你不要再和我吵了，以后也没有机会和我吵了，他们就要把我捉走啦！”大门开了之后，进来四五个人，有便衣，有警察，还有洋溢胡同的一个裁缝——保长，对完户口就走了，并没有捉人。这么一来，竦也吓了一跳，他们走后，她也不闹了。

我们还打过一次大架。那是我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之后，当时我的心情十分压抑。忘记因为一点什么小事，竦骂我和鹿鹤栖一样。鹿是我三姐夫，从小游手好闲，抽大烟，吸白面儿，无所不为，完全是一个浪荡子。竦这样骂我，大伤我的自尊心，再加上在外面受了窝囊气，不禁怒气冲天。当时我气得不想活了，甚至想去死。更使我伤心的是，我们已经两个孩子了，竦还这样不理解我，把我比作鹿鹤栖，使我感到十分伤心。我气极了，甚至动手捏她的脖子，并高呼：“离婚！离婚！”这时老二叶娃已经八岁，懂事了，叶娃和阿靓看到此情景后，都吓哭了，叶娃甚至给我跪下，说：“不能离婚！不能离婚！”孩子们的这种举动，使我的心软了，我不禁落下泪来，忙说，“是爸爸不好！”

我们除了吵过这三次架外，一般说来，是相亲相爱的。不过生下孩子之后，我们的感情好像有很大一部分，被吸引到孩子的身上了。生叶娃时，正值北平刚刚解放，那时田汉要请竦出来继续做舞台设计和服装设计。竦在上海“苦干剧团”做舞美工作时，与池宁、她二哥孙浩然有“上海三大舞美设计”之称，是有一定声望的。可是那时叶娃还小，需要自己喂奶，她不愿把孩子交给别人管，没有应田汉之聘。田汉为此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劝竦出去工作。她为着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工作，在我主持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委会找了一个画插图的工作，职务等级很低。但是她并没有因为工作小，有所疏忽，而是兢兢业业地去干。这是她的特点，事无巨细，她都认真负责去做。

“三反”时，我是华北农科所“官僚主义”的重点。对我进行批判时，也稍带地指她为“老板娘”，这一来使她怒火中烧。其实她在编委会工作时，除了画插图外，什么也不过问。这种侮辱性的指责，使她无法再在编委会待下去了。正好这时电影学校成立，吴天是该校教务主任，亲自前来请竦去该校动画系任教。我支持她去，她事先没有讲什么价钱，就去工作了。及至评级时，由于她在华北农科所的职务级别很低，无法提得很高，经过吴天的争取，把她的级别提高三级，定为讲师级，每月96元。如果她不在农科所过这一水，而是直接参加田汉约请的舞美工作，其级别一定要高得多。

我们应当有五个孩子，在老三叶晓之前，小产一个；在叶晓之后，人工流产一个。当时人工流产必须经过部一级的批准才能做。那时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赵沨和我认识，为了此事，我请他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吃过一次饭，批准的事很容易办妥。可是当竦由医院回家后，和我又哭又闹。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小心地劝慰她。其实当时我并不赞成人工流产，我还想要一个儿子；她则坚决要流产，是为了工作。可是流产之后，她又后悔，她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解放之后，我的工作很忙，她也忙于她的工作。有一段时期，她在电影学校住，一周回家一两次。后来她改作电影服装设计时，也经常出外景。这时我就得照顾孩子，好在孩子白日去幼儿园，叶晓全托，家里请了一位整天的保姆杨奶奶。后来叶娃发现肺门肿大后，又请了一位小保姆专门管她。这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的收入加在一起，日子很富裕。我的工资全作家用，她的工资自己掌握，给家里买水果、糕点、小孩衣服……总之那一时期的生活是稳定的。但她不懂得理财，我们的工资月月光，一点也没有储蓄，其实那时多少还可以积存一点钱的。她从来不注意钱，我们解放前的生活比较困窘，她也没有怨言，更没有向我抱怨过一句话，而且不犯愁，只是嘻嘻哈哈地过日子。解放后，我们的生活富裕了，她也不打算，也不存钱。后来我陆续得到一些稿费，零碎的稿费就花掉了，整宗的存起来，但她从不过手，我把存折交给她之后，她若无其事地向抽屉里一丢，连存折翻都不翻一下。后来她把我译书的稿费的情况告诉了孙端，孙端叫她好好照顾我的生活，因为我每天总要干到夜里一两点，而且那时不时胃疼。她听了孙端的劝告，忽然有一天夜里给我端来一盘小菜——肉松、酱菜、熏鱼，还有一大碗热稀饭（我在单身宿舍有一间房，我在那里写作，有时干活晚了就睡在那里）。我对这异乎寻常的举动大吃一惊，她告诉我这是孙端叫她这样做的，不过没有坚持下去，大约只有三次的光景。

竦对孩子非常爱，我也是一样。不过有一点我们是不相同的，她主张把孩子送去全托，我则反对，我高兴孩子们和我生活在一起，即使有点麻烦。叶靓六岁时，她要把孩子送到“香山慈幼院”全托。那是一所相当高级的幼儿园，一般不容易进去。叶靓通过考试之后被录取了，录取书寄到我的办公室，我把它压了下来，没有告诉竦，过了十多天，等入园期已过，我才把这消息告诉她。她听后又生气、又得意，觉得我舍不得孩子是对的。

叶娃两岁左右时，竦把她送到农科所托儿所。送去时，她大哭大闹，是竦一个人送去的，我不忍看小孩这样哭闹。等到下午下班后，我去托儿所扒着窗户往室内窥看，看到叶娃还在小床上哭闹，并不时用头去碰床栏杆。看到这种情景，我大步走向屋内，二话没说，抱着小孩就回家了。当时我完全是下意识地去保护我的孩子，丝毫没有经过思索。老三叶晓基本是在托儿所长大的，当时政治运动频繁，我的心绪很坏，再加上竦要天天去城里上班，有时还不回来，我一个人照管不过来，因而我没再坚持不送托儿所。可是我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她，叶晓也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有一次我带叶晓一人去展览馆苏联餐厅吃饭，回来后她发现黄敏送给她的一块苹果派被叶娃吃了一截，她大哭，说：“你们都在家，就我一个人在托儿所。”言外之意，她受委屈了。

我最后一次接叶晓，是去紫竹院农业部托儿所。我接她时，看到一个小孩送她，她坐在三轮车上告诉我，那个小孩叫“糊涂虫”，是她的好朋友。此事大约在1958年9月16日或17日，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过了两天，即9月18日，我就被抓起来，从此朝思暮想我的三个孩子，不得见面了。

我系密捕，没有通知家属，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才接到竦送来的被褥，收到后我知道我出不去了。看到被褥就好像看到竦的本人，我抱着被褥跪在地上痛哭失声，奇怪的是，看守并没有前来阻止我、呵斥我。

在监狱待了三年多，我要求接见家属，当局竟然允许了。当时我还是未决犯（没有判决），未决犯照例是不准接见家属的。我给七弟笃正和竦写的信，他们准时前来接见。由于长期关在牢房，吃不饱肚子，骨瘦如柴，我只能蹲在那里，站不起来。竦给我带来一些配给的蛋糕和纸烟，她不敢送好一点的，怕对我有影响。[146]我要求她定时给我邮寄一点吃的东西，她照办了。饥饿难忍，否则我决不会开口的。每逢吃到她送来的东西，百感交集，心里十分不是滋味。

1962年，在我未被判决之前，叫我保外就医。其实我没什么病，只是由于饥饿，身体虚弱而已。那时保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待在家里，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来自外界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一次一个警察来演员剧团竦和孩子的家调查我的情况，走后竦很不高兴，说：“戴白帽子的围着我门口转，我真受不了。”这句话大大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想搬到三姐家的门房暂且安身，三姐说得和她的孩子商量。我真有无路可走的心情，那天晚上我去演员剧团门口的太平湖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跳下去，我舍不得我的三个孩子！其实竦对我是很好的，我第一天回家就吃了一斤多蜜贡。蜜贡是装在一个蓝花坛子里的，在此之前，我在法院等候竦来接我的时候，我还吃了竦早些时候给我寄来的油炒面和炒黄豆，每样吃了约半斤多，蜜贡让我吃光了，也有一斤左右。竦听到我吃了这许多东西后，吓坏了，怕我会胀死，赶紧到街上给我买“焦三仙”（一种化食的中药）熬了喝。

我回到家后，和家人团聚，真是“喜欲狂”。回到家后，竦也向我诉说了她的想念之情，她说前几天夜里还读杜甫的吊李白诗，读到其中两句时想起了我，不觉潸然泪下。我接着问是不是“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她说正是这两句。

我是1962年5月28日“保外就医”回到家中的。六一儿童节时，公园开放，不收门票，31日晚上，叶晓磨我第二天带她去逛公园，我说“爸爸心情不好，不能带你去”，竦也在一旁劝说，晓还是不依地说：“公园不收门票呢！”最后还是说通了。可是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使我心情沉重，难过万分。6月1日下午我到新街口，想给她买一个娃娃，一问得六元一只，吓了一跳，我口袋里没有那么多钱，买不起。

有一次竦让我去银行取点钱，我趁机带叶晓去苏联餐厅吃了一顿饭，在演员剧团门口，正好碰着叶娃下学回来，也把叶娃带去了。晓最喜欢喝苏联红菜汤，要了一份，晓还要吃冰激凌，结果拿上来化了，晓很不高兴。不久我又被收回监狱，长久想到晓没有吃上冰激凌这一幕，感到对不起她。近年来看老舍《茶馆》，当演到老掌柜说“孩子想吃碗热汤面，也吃不上”时，我还清楚地联想到晓没有吃上冰激凌那一幕，心里感到酸楚。

6月26日下午一时左右，法警送来传票叫我到法院汇报病情——因我是保外就医的，我按时前往，到法院后开庭宣判，判我十年徒刑。在那天上午，我去新街口西安餐厅买了酱牛肉夹火烧。我临离开家时，把身上的粮票和钞票都留在了家，作不让我回来的打算。竦劝我不要担心，并且笑着说：“酱牛肉夹火烧给你留着回来吃。”离家走到门口时，竦又把我叫回来，她正躺在床上，用手指指她的脸，叫我吻她的脸，我深深吻了她一下。这时预感到不会回家了，果不其然，宣判后又把我送回监中。当天夜里，我一夜未睡，心里难过万分。这次比上次被捕时更加难过，因为28天的家庭生活使我欢快异常，和监狱对比，更感到家庭的十分温暖。

我上诉，过了半年多，上诉驳回，维持原判。这时我可以接见家属了，未决犯是不能接见家属的。1963年2月22日第一次接见，三姐和竦一起来的，我即向竦提出，应当划清界限，不要影响孩子们的前程和竦的境况。竦当时没有表态，只是说了一句：“我们的确应当为孩子们打算。”1963年3月12日，竦的信来了，声明同意我提出的离婚。看到这封信后，我难过极了，顿生家破人亡之感。这时我不能用理智克服情感，觉得竦太狠心了，又觉得今后我将没有一个亲人，痛苦难言。看到竦的来信后，我激动非常，觉得嗓子一热，吐了一口鲜红的血。我立即给竦写回信，要求把叶晓留给我，交由七弟笃正抚养；要求把阿靓小时候的胎毛——我们一直保存着的——给我。她不答应把叶晓留给我，理由是她不愿让叶晓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从这以后，我们再没有通信。[147]

大约在1969年，我被提调回北京秦城监狱，但行李、棉衣都放在安徽白湖的劳改农场。安徽发大水，农场被淹，我的行李、衣物都被冲走了。已经快到冬天了，我还没有棉被，夜间盖那件皮大衣蜷缩一团，有时冻醒实在难熬。在万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考虑再三，硬着头皮给竦写了一封信。那时我们已无夫妻关系，可我还想表示有一段这样亲密的关系，又不便直言。于是上款我写了“孩子她妈”，内容希望她能帮助我解脱目前困窘。信去之后，如石沉大海，可是过了几个月，我突然收到北京寄来的一个大邮包，其中有两套料子中山装，一床美国军毯，一个没有吊面的皮袍子，这些都是我的东西。[148]我收到这些东西，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劳改队怎能穿这样的衣服，而竦偏偏要寄来，不外是和我彻底一刀两断的意思。经过十余年的监狱生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对于这点打击我已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承受过更大的打击。我暗自苦笑，感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寒冬腊月我躺在稻草堆上，盖着那件皮大衣，逐渐适应，便心安理得地睡大觉了。

在那个年代，竦不得不这样做，背着“反革命家属”的名义，到处都要受到歧视，很可能被下放到农村，大城市原则上是不留这种人的。为了保护年纪还小的三个孩子，她也必须和我一刀两断。其实，她下这样的决心之前，心里犹豫不定，曾两度找王若兰商量，王力主和我断绝关系。她这样做，在理智上我是理解的，但是在感情上却有斩不断的千丝万缕，因而难免有怨愤之情。我始终认为，我这一生最成功的一件事，是和竦结婚生女，我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既不怨她，也不怨我，我们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而是环境逼得不得不如此罢了。[149]

大 学

1933年暑假我在南开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如上所述，我考农学院是为了毕业后去农村参加革命，同时给农民提供一些技术上的服务。当时上农学院，还是比较新奇的事，我母亲就曾问过：“种地还要上大学吗？！”其实在同学当中也是比较新奇的事。我们一共三人，即叶笃廉（叶方）、姜秉权和我，考入金大。离开天津时在天津河北新火车站上火车，有不下二十位同学送行，我记得有沈士杰、金大勋、宋尔纯、宋尔廉、曹凤翔等人，有的还送了一些食品让我们在火车上吃。我们坐的是刚从英国购进的“蓝钢皮”列车，这是首驶，没有列入火车时刻表，许多乘客不知道有这趟车，搭乘的人很少，火车内空荡荡的，我记得我们这节车厢只有我们三名乘客，可以躺在椅子上睡大觉。当时火车走得很慢，由天津至南京要走三天两夜的样子。到浦口后，火车在轮渡上要经过三四个小时渡过长江，到达南京。我当时最远到过北平，笃廉、姜秉权均未离开过天津一步，而且是第一次坐火车。途经山东某一个车站，笃廉下去买梨，没有想到火车突然慢慢地开了，见此情景，笃廉大惊，高喊“慢点开！”连买的梨和应当找的钱都不要了，飞步跑上了火车，差一点被抛下。

到南京下火车后，他们二人木呆呆的不知所以，都是我一个人张罗运行李出站，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叫他们俩坐上去金陵大学——由于车小坐不了三个人，我则雇了一部人力车，带着一个大行李卷慢悠悠地从下关火车站到鼓楼金陵大学。

到金大后，学校给我们安排校外的一幢宿舍楼。这是一所旧式的楼房，隔墙是木板，木床，两张桌子，三把椅子，我和笃廉、姜秉权住在一个屋内。姜秉权家是城市贫民，供不起他上大学，我慨然答应给他交学费，并供给他每月伙食费。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私立学校，学费相当高，大约每学期三十余元。金大素有“东方康奈尔大学”之称，原来金大毕业时，还发一张康奈尔的文凭。

在南开时，学生生活非常活跃，相比之下，金大则有点死气沉沉，学校面积也小。总之，我们在这所学校很不习惯。一到星期天，我们就去游南京名胜古迹，什么北极阁、清凉山、玄武湖，还去秦淮河游过一次船。那时的秦淮河不过是一个臭水沟而已，实在没有好玩之处。

我们是抱着满腔热忱学农去的，可是一年级的课程都是一些基础课，国文、英文、植物学、农业经济学，没有几门课，下午一般没有课。教英文的是一个美国妞，刚从大学毕业，名Miss Holz，一点教授法都没有，还爱脸红。教国文的是一个南方人，据说是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摇头晃脑，呜哩哇啦，听不大懂。教植物学的是美国人A. N. Stewart[150]，是我的tutor（导师）。课程不多，闲空很多，更感到无聊。为了找洋人捣乱，我找我的导师Stewart要求不上植物学这门课，我向他说“I drop Botany”，他开始不答应，后来我坚决drop，他也勉强答应了。

从北方去的，除了我们三人外，还有比我们早一年去的，冯兆林、齐兆生、李景均、小Kas李。我们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北来队”，不定期练习，也和别的队比赛过，我们都是高个子，有时还能赢一场两场的。姜秉权没有参加，因为他太胖了，笨手笨脚，而且跑不动。冯兆林打球很野蛮，每当输球时，他就不怕犯规，硬拉别人的膀臂，这几个人的家庭出身：姜秉权——城市贫民；冯兆林——早年丧父，由当中学教员的叔父供养；齐兆生——冀东大地主；小Kas李——山海关地主；李景均——桐油出口商，他父亲有“桐油大王”之称。冯兆林留美，获博士；齐兆生留英，没有学位；李景均留美，获博士；姜秉权留美，没有学位。解放后，冯兆林为土壤学二级研究员，民盟盟员；齐兆生为植保（害虫）研究员，曾任植保所所长，打倒“四人帮”后，加入中共；李景均专攻“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解放初期，闹“米丘林遗传学”时，他正在北京农业大学任教，在“左倾”路线的导引下，他被迫逃往香港，很快受聘于匹茨堡大学，现任该校遗传学终身教授，驰名国际。姜秉权从美国回来后，就在农学院教书，但智商不高，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被评为教授；解放前加入民盟，解放初期即入党。小Kas李，解放后去太谷山西农学院教书，一度任该院副院长。

除李景均外，我们几个北方人都在一个小河南饭馆包饭，这个小饭馆在鼓楼脚下。李景均一人去一家北方小馆单要着吃。每次每人可点一个菜，供给馒头，我经常要的一个菜是“开洋（虾米干）拌炸菜”。每月包饭钱约为八元，供应午、夜两餐。早餐则在宿舍里吃，有一个卖大饼、油条的老头儿每天早晨挎着篮子来宿舍兜售。

由于学校空气沉闷，笃廉没有念到学期考试就回天津了，我等到期终考试完毕，也回天津，决定不在金陵大学读下去了。于是我们来到北平，我住在“台山梅寓”公寓。这是一个广东人开的公寓，正在北京大学红楼的对面，是一所二层的小楼房，现在还在。我和白汝瑗[151]同住，白也是南开中学的同班，闹学潮时被开除了。他喜欢写新诗，还在一个诗刊上发表过两首：《白俄少女的吉他》、《长安街上的板凳》。这个人个子很矮，近视眼，我们住在一起很和谐。我从天津带来一把日本战刀，挂在墙上，这把刀是我父亲做巡警道时日本人送的。有一次，我喝酒喝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的日本刀不见了，我很惊异。他说，他把那把刀藏起来了，怕我醉后把他杀掉。可见他很胆小，也很细心。七七事变后，他即去延安，一直在解放区工作。解放后我和竦同他见过一面，一天晚上在东安市场一个小咖啡馆聊到深夜，不久他即去哈尔滨中共市委任宣传部长，后在黑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我在日本留学时，他考入燕京大学，我们还时常通信。我从日本回来时，送给他一个贝多芬的小铜像，我题辞：“友心的交响”。他长于拉小提琴，是燕京大学乐队的First Violin。

我在北平住，和家里说，是为了温习功课，准备考北大、清华。我自信很有把握，所以没有怎样认真地温习功课，而是天天去北京图书馆看一些进步的书刊，同时还给一个中学生补习数学，每月给我八元钱。我第一次拿到这八元钱时，感到非常快活和自负。我因此请几个朋友吃了一餐饭。其实我并不缺这八元钱，而是要体验一下自食其力的味道。

从1934年春到该年夏，我都住在北平，为了方便，我还买过一辆日本造的自行车，花了十六元。在此期间，我曾去燕京大学找过一次竦，前面已经说过，不赘。

我的目标是考清华或北大的哲学系，这是为了便于研究辩证法以及马列的著作，而第一志愿是清华，因为清华距离燕大近，便于和竦接近。结果二校均落榜，只考取了青岛大学数学系。清华或北大有一道题是我国东西南北以何为界？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亦名“塘沽协议”）签字不久，中国承认以滦河和“满洲国”为界。于是我答我国的边界东至滦河，这是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极大讽刺。那年笃廉考取清华，我的同班于前一年考取清华者也不在少数。我自恃在中学功课成绩优秀，没有认真温习功课，结果连比较容易考的北京大学都未考上，心里既不服气，也很懊丧。

正在这时，传来了竦去日本留学的消息，我的心里一动——何不也去日本留学。那时去日本留学不需要什么护照，只要有四百日元现金和一张文凭，即可去所在地日本领事馆申请。而那时的一块日金只换八角中国钱，每月吃住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六十日金就足够了，这就是说每月花四十八元中国钱即可。在中国上大学，如燕京大学，每年也得四百元，去日本留学也多花不了多少。我不愿去青岛大学上这二三流的学校，于是和大哥商量（当时我父亲已去世，由大哥管家，尚未分家），他同意后，我就随着一位姓崔的女士前往。崔女士是老日本留学生，暑假时回国。我动身前，王若兰就给竦写去一信，说我追她去了。

我由天津出发，到塘沽乘日本船“长城丸”，至日本神户下船，大约要走五天左右。这条航线夏季风平浪静。我坐的是三等舱，很干净，睡通铺，吃饭就在舱内。吃纯粹的日本饭，很不习惯，每餐都有鱼，很腥，简直不能下咽。我没有制装，只带了一身哔叽学生装，还有一套西装，是四伯（案指叶笃信先生）给我的，我穿着很瘦，很不合体。我却把被褥带齐了，装成一个大铺盖卷，用绳捆起，拎一个帆布箱子。

留学日本

我乘船到神户后，即随同崔女士于晨间乘火车至东京，坐了一天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时左右到的。出火车站后，崔女士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拉着我去小石川区白山寄宿舍。这所寄宿舍专门招待中国留学生，房间很小，放一个床外，连放桌子的地方都没有，真像一间牢房。寄宿舍的主人是一个日本老头，曾到过中国。寄宿舍备有伙食，早点为大包子，午、晚饭为大米饭，有点炒菜。我只在那里吃早饭，午饭在学校附近的中国小饭馆吃，一份客饭一菜一汤，只要两角日金。宁波饭馆的菜有一种我很喜欢吃，就是红烧猪脚，炖得非常之烂，每盘两只，还有一份清汤、一大碗米饭——是有三四两重。日本人不吃猪脚，所以猪脚很便宜。这样两角一份的客饭足可以吃饱肚子。一个星期内我还要到一家西洋餐馆吃一次炖牛肉（Beef Stew）或牛排（Beefsteak），每客一大盘牛肉，配有生菜和米饭，足够吃了，只要五角日金，很是实惠。

到东京后第二天，崔女士就领我去“东亚日语预备学校”报名。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日语补习学校，有一幢钢骨水泥的教学楼，每天六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完全教日语，有文法，有会话。学校的老师也比较有经验，有一位教中国人几十年日语的老师，名松元龟次郎，当时已有六十余岁，编有日语文法读本和会话读本。他讲得非常生动，令人不感到枯燥。此人银须尺余，飘在胸前，为人和蔼可亲，据说他曾教过周总理日文。学校距离我住的白山寄宿舍，有四五站有轨电车之遥，我每日乘电车前往，有时下学后散步归来。

竦在“大黄日语补习学校”，那个学校规模较小，据说只有一位老师大黄先生授课。蒋婉如也在这所学校补习日语，就坐在竦的后面。有一次竦扭过头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答：“我叫蒋婉如。”竦随嘴说出：“好俗气的名字。”把蒋婉如气坏了。

我在白山（Haku San，はくさん）寄宿舍住了将近两个月，就搬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町（Tsuru Maki Chao，わせだつるまきちょう）去了。这是为了好学日语，白山住的全是中国人，难免光说中国话。搬到鹤卷町一所日本人住宅后，说日语的机会就比较多了。这家房主人男的推车卖青菜，女的在家操持家务，兼营副业折叠书页。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穿一身显然过分小的学生装，家庭经济状况看上去不宽裕。有时我在中国饭馆买几个肉包子送给房东，女主人总是谢了又谢，深鞠躬说：“您太费心啦！”

我在鹤卷町一直住到1935年春季我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入学为止。1934年冬季，竦和一位姓李的男生在圣诞节那天找我，约我夜晚去一个日本牧师家过圣诞夜。她和李一起找我，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再加以那天有些中国人向日本牧师献媚的情景，我更感到不是滋味，没等终席，我就溜走了。

我离开鹤卷町后，就把这间屋子让给甘肃临洮人戚文波，他三十五六岁光景，去东京前曾任临洮县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留学日本学钢琴，可是在此之前，他对音乐毫无所知。他曾参加1927年大革命，是国民党“左派”，曾任甘肃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在搞地下工作时，得了慢性痢疾。他说他把政治看穿了，所以专门学习音乐。他在东京买了一架小钢琴，回国时硬把这架钢琴运到上海，转运西安，再运往兰州，起早转到临洮县。据说，解放之前他由临洮逃往新疆，下落不明。至于为什么出走，就不清楚了。

我在鹤卷町“下宿屋”得到东京帝大农实科的录取通知，随即搬到涩谷区前田邸前（Shi Bu Ya Ku mai-da-de-mai），这是一处专供帝大农学部的学生住宿的地方。房东金安读一是一位“相面”的星卜家，汉学根基不错，懂得并可以背诵几首唐诗。我曾给他写过一首唐诗——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怜发更短，浑欲不胜簪”。这也是表达对日寇侵略我国的真实情感，他看后盛赞我有学问，“伟大”。他有一个女儿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比我大一两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她经常下班给我送晚饭，有时也给我收拾屋子，还陪我到附近一片草原散步，教我日语会话。因此班上的日本同学说我不老实，净说日本女人的话（日本男人的话和女人的话不同）。她叫京子，同住的日本学生说：“京子对你有意思。”有一次竦突然来到这里找我，她一来，大家都夸她是“美人”，从此京子就慢慢和我疏远，不给我送饭和陪我散步了。

我在下宿屋包两餐饭——早饭和晚饭，连房租在内一共十八元日金。早饭是西式的：牛奶、面包、煎鸡蛋，我喜欢喝日本早饭的酱汤，还给我一碗这种酱汤。晚饭是日式的，我吃不惯日本菜，经常叫女房东给我一碗白水煮豆腐，蘸酱油吃。不过酱油里放一点木鱼片之类的东西，日本叫ユータウフ。午饭在大学食堂吃，很简单，只有盖浇饭和炒饭，每份约二两米饭，一角五分。我吃一份不够，总要吃两份才行，日本人一般吃一份就可以了。

在我的班上还有两名中国学生，一名陶秉珍，一名许提安（广东人）。陶秉珍比我大十岁左右，原系杭州艺专毕业生，长于水彩画，因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被捕，出狱后对政治心灰意冷，转而来日本学农。归国后曾为开明书店写过几部生物科学小品著作，文笔细腻。解放后任浙江农学院总农场场长，“三反”时被当做“老虎”打，在群众斗争下，被迫承认贪污。先交了一个数目，说他避重就轻，又增加了一个数目，还不行，最后被迫胡乱讲了一个很大数目，把自己全部储蓄退赔还不够，逼之甚紧，终于用一叠安全刀片自刎了事。他死后，经过调查，他退赔的钱全是自己的稿费收入。死时有遗腹子一人，此外还有两三个小孩，不知他们的母亲何以度日。陶为人和蔼可亲，因为他比一般同学大十几岁，日本同学称他为すヂイせン（伯伯）。他在日本时，每星期日还到野外写生。许提安日语很好，不知其下落。

教我们的有几个名教授，如宗正雄，教作物学；末次教植物学；石井教昆虫学；麻生庆次郎教土壤肥料，麻生是国际上驰名的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去世，美国著名《土壤学杂志》（Soil Science）刊登了全版他的照片，并为他出了一个专刊——这在日美交战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还有一个英语教授，发音极差，可是文法刻得很熟，有一次在班上教我读一段英文课本，他大为惊讶，说：“叶样的英语发音好得很呀！”其实我的英语发音很柴，可见他的发音就更柴了。日本教授穿着很讲究，一般穿西装，有时还穿燕尾服，皮鞋擦得很亮，走起路来腰板很直。

农实科上午是课堂，下午每一、三、五为试验室，二、四、六为农场实习，每日学习很紧张。这个学校是很难考入的，我仅补习了半年多的日语，之所以能够考入，是我押中了日文作文的考题。在考试之前，我曾请教该校的中国前辈学生，日文作文的题几年来出的是什么，他们说：“好几年了，出的都是‘故乡’这道题。”于是我自己按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日文，然后让松元龟次郎先生给改一遍，结果松元差不多替我写了一篇，我背熟了。参加考试时，果然出了“故乡”这道题，我一挥而就，很快就出场了。口试也是事先准备好了几条答案，也顺利过关了。至于数学、生物、英语等课，由于我有南开中学的基础，考得也不错。考完后我就知道可以录取了。

农实科原是东京帝大办的一所专门学校，不是大学本科，但教授都是本科的教授。1935年秋，农实科独立出来，改名“东京高等农林学校”，现又改为“东京农工大学”。学校由涩谷迁移到国分寺，我曾在学校的宿舍住了一个学期，三人一屋，另外两人都是日本人，吃日本包饭，纯粹是日本式的，我很不习惯。其中一人不知在哪里吃过“糖莲子”，我回国时叫我带糖莲子给他吃，我照办了，他高兴极了。

国分寺当年是东京的远郊区，它的附近有一座“村山贮水池”，即自来水厂，我曾去参观过。学校周围都是水稻田或森林，一派农村景象。我在学校宿舍住不习惯，就搬到一站路远的一家人家去住。这家主人只有老夫妇二人，男主人年青当兵时曾到天津来过，他还存有一些天津的照片，给我拿出来看过。夫妇二人在农村盖了一所房子养老，多余的房间租给学生住。他家里有一个日式木制澡盆，严格说起来，就是一个大木桶，大木桶腹部有一个小火炉，用一两块蜂窝煤就可把一桶水烧得滚热，既经济，又方便。日本人家里差不多都有这种设备。房东经常让我第一个洗，这是礼貌。

在这个学期，有一门地质学课程，学期快完时，有一次“地质学旅行”，约一周，在东京附近的山里步行钻来钻去，看到当时日本山村也是……[152]

……社，这在后方是一个很大的受共产党领导的戏剧团体。现在，凡是参加该社工作的，都算参加革命工作，计算革命工龄。1943年杜宣到昆明后，即受共产党的指派，参加美军GBT[153]情报小组。约在1943年，杜宣由桂林来到重庆，和知名演员的妻子搞上了。杜宣每次由桂林来重庆，向共产党南方局汇报工作时，均住在我们办的太平公司内，但这次突然住在旅馆内，我发现他和那个女人有来往。他在旅馆内暴发盲肠炎，我把他送到医院开刀，临离开旅馆时，他叫我把一只云南火腿和他的衣物送给那个女人。我当时从种种迹象已经看出他们二人的关系不正常了。于是我警告杜宣，她的丈夫尚在新疆狱中，“霸妻占子”的事不能干。

后来我到桂林，去看杜宣当时的妻子蒋婉如。她正在患严重的肺病，卧床休养，有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小男孩。这时她收到杜宣寄来的一封提出离婚的信，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和那个女人搞上了。当时日寇正向桂林进军，桂林正准备撤退，蒋婉如收到此信后，真是毫无办法，痛不欲生。“新中国剧社”也正准备向昆明撤退，但没有经费，我给该社社长翟白音（已死，曾任上海电影局局长）一笔钱，条件之一就是要带着蒋婉如逃亡。我也跟着剧社参加了“湘桂大撤退”。行至贵州独山时，蒋的小儿子因患痢疾死去了。

从桂林撤退时有一个保姆带着这个小男孩，因为她不忍抛弃这个小男孩而独自回家，小男孩一死，保姆就回乡下了。我和张客（曾任电影学院副院长）及保姆一起去独山附近的山上埋葬这个小男孩，保姆泣不成声，我也气愤极了，写了一个木牌“杜宣弃子之墓”，插在坟前。归来后，我即草拟了一封“致杜宣信”，田汉等几十个戏剧界人士都在上面签了字，我记得信的末尾是：“倘不幡然悔悟，一意孤行，必将口诛笔伐，迫使足下无立锥之地而后已。”于是我坚决地和他断绝交往，在路上相遇时也不打招呼。解放后他主动和我联系，我们才又恢复了交往。

吴天回国后，即去南洋教书，不久又返回上海从事戏剧活动，解放后在北影任导演，曾任电影学校教务长。为人忠厚，自命为艺术家，全是艺术家的打扮，长头发。在“协会”时他就做导演。

田风，东北人，在“协会”是演员，专演老头，有幽默感。他在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油画，这是很难考入的一个学校，王式廓就在这个学校学习过。1938年他回国，去北京西部的斋堂去投八路军，去后被认为是奸细，禁押多日，才得自由，他说：“差点没有把小命送掉。”解放后任大连文工团团长，“三反”时被打下来，后来到北影工作，文化大革命时跳楼自杀。

林为梁即林基路，1937年回国后即去延安，被派往新疆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那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奉行“联苏容共”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后来又反到蒋介石一边，把共产党派到新疆的人全部囚禁起来，赵丹就是其中之一。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是为著名的在新疆牺牲的“三烈士”，现在为他们修了一个很大的陵园。

张水华在“协会”任导演，有一次让他演“娜拉”一剧中的主角，排演时因他的嗓门哑而小，没有能够入选。回国后即去延安，导演过苏联戏《大雷雨》，据说受到了批评，因为该戏太脱离延安实际了。解放后以导演电影《白毛女》闻名于世，现为著名大导演。

张维冷，在“协会”里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只是一个成员而已。此人好空想，说大话，但很善良忠厚。他还注意服饰仪容，抗战时期在重庆时，没有职业，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还穿一套旧西服，蓝哗叽上衣，黄咔叽裤子，结红色领带，说“这是少年维特的装束”。每次出门还要用断了把的半截的梳子，蘸着水把头梳得精光。解放后曾任新华社印度分社社长，三年期间没有写过一篇稿子。归国后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山东。老婆因此和他离了婚，又和别人结婚，新婚夫在文化大革命时自杀。张维冷平反回京后，二人又复婚。

“协会”演过很多剧目，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娜拉》、田汉的《洪水》、吴天的《决堤》等。每演一次戏都要赔钱，赔的钱由大家募捐来弥补。日本的左翼戏剧家也前来帮忙和捧场，如秋田雨雀、千田是也等人。我在《决堤》独幕剧中扮演男主角，日本戏剧杂志还发表过评论，说我演得很认真，完全按照导演的意图去动作，不过表演呆板云云。我在《洪水》中演一个向农民要债的高利贷商人，还在《钦差大臣》中演过一个警察，在戏的收尾中只说了一句话，“钦差大臣到”，台上的人来了一个哑场，大幕徐徐降落。开始我不愿演只说一句话的戏，可是杜宣、吴天都动员我演，说：“这一句话很重要，它是压场的一句话，这句话喊不好，全剧就压不住场。”我还是演了，虽然心里不大愿意，也知道他们是骗我的。

除演戏外，我还参加过左翼的“文化座谈会”、社联的读书会。参加“文化座谈会”的有张香山[154]、卢耀武、雷任民、王兰西等人。张香山、卢耀武，在七七事变后和我同时参加八路军129师敌工部。雷任民去山西“决死”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王兰西去新四军。“座谈会”讨论时事，“读书会”则研读马列主义的书。参加的人后来大都参加了中共，没有参加的是极少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参加上述那些“左翼”活动，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特高课刑事（特务）的注意。我在涩谷居住时，刑事趁我不在时，曾来我的住处检查。这是女房东告诉我的，日本一般老百姓对刑事也很讨厌。还有一次，我由东京乘火车去神户门司搭船回国度假，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便衣刑事，和我攀谈，从东京到神户大约要走12—13个小时，一路上，和我非常近乎，问东问西，还请我喝过一杯啤酒——日本人请客喝一杯酒，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火车快到神户时，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我，上面印着“崎玉县特高课刑事”。他去神户的任务，就是为了监视我一路的活动。

1936年初我在东京时，三伯（案指叶笃义先生）来信提出分家问题，我表示赞同。暑假回国前，大伯（案指叶笃仁叶刚侯先生）得知这个消息，便借口从天津至北京香山休养。我回国后，由我起草了一封给大伯的信，诸兄弟均在上面签字，委婉提出分家问题。这封信是由姚曾廙〔后来和五姑（案指叶笃柔女士）结婚〕送去的。据说大伯看到此信后，面现青白，连说：“这一定是五爷的手笔！”在这种情况下，大伯不得不同意分家。我父亲死后，即由大伯管家，家里有多少财产，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不过问。分家之后，每人得到一些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中国实业银行等的股票，折合现金，每人约得一万银元。已出嫁的三姐、四姐也各得一份，两位老太太各一份，我们兄弟八人各一份（大伯、三、四、五、六、七、九、十二），一共分了十三份。古玩、字画、藏书、苏北宝应县的田地七百余亩均未分，由大伯保管。除田地外，这些东西三文不值二文都被大伯卖了。分家时，大伯才把财产公布出来，这也是他拿出多少是多少，谁也没有提出过疑问和异议，就这样和和气气地分家了。亲朋们都夸奖：“叶文樵积德了，生下一群有出息的好儿子！”天津各大家分家，很少有不打官司的。

我拿到这笔钱后，就和吴砚农办起天津知识书店，这个书店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的。

办书店时，我在天津待了半年，书店一切就绪后，就交给吴砚农管理，我又回日本复学。

在日本，我除参加上述“左翼”组织外，也参加了一些实际活动，譬如争取“留学生同学会”的领导权。国民党的学生同“左翼”学生之间斗争很厉害。有一次在政法大学开会，举行选举，我是“左翼”学生这一方的主要发言人，双方辩论得很凶。散会后，我一个人去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吃晚饭，突然来了三个国民党学生，气势汹汹，向我挑衅。我急眼了，跑到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向那三个家伙示威。他们看到我真的想拼命，全都吓跑了。其实我也是吓唬吓唬他们，并没有真心和他们玩命。这件事在日本留学生之间流传颇广，1983年左右，还有人向我谈起这件事。

当时中国政府在日本设有留学生监督处，有一次“左翼”学生发起“驱逐留学生监督”的运动，我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它的“十大罪状”就是由我和一个姓李的留学生一起拟定的。这一次围住了监督处，举行示威，被日本警察驱散，结果驱逐没有成功。

日本政府把中国给它的“庚子赔款”拿出一部分，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此项奖学金分两种，一种每月60元，一种80元。要领取这份奖学金者，须考试一篇日本作文。我和我班上的陶秉珍都参加了考试，竦也参加了考试。那次试题是：“大东亚共存共荣”，这是当时日本亡我中国的中心口号。我一看这道题目，拔起屁股就走了。陶和竦都按题目写了一篇，二人都被录取，各领奖学金60元日金。我没有写作文，当然没有我的份。其实根据我进的那个学校，领取这份奖学金是毫无问题的。我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不愿意对日本帝国主义歌功颂德，宁愿不领这笔钱，也不愿写那种亡国奴的文章。日本政府对留学生还有一种资助，凡是在学校毕业后，都可以领取一笔观光旅行费，大约150元，用这笔钱随意在日本国内到哪里旅行都可以。这是为了要让中国留学生知道它的强威状况，以便跟着它走，就是说当“汉奸”。

当时日本留学生回国后，有三种不同道路：一是去共产党区域，这是少数；一是投奔国民党，为数较多；一是当“汉奸”，为数也不多。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办了一个“留日归国学生训练团”，毕业后给校级军官待遇，那里聚集了总有好几百留日学生。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下，绝大多数留学生是爱国的，譬如，农实科几个中国学生发起组织一个“中国留学生会”，日本学校当局便阻止伪“满洲国”（我国东北）留学生参加，可是绝大部分的伪“满洲国”留学生都愿参加。经过大家研究讨论，我提出一个方案，把“中国留学生会”改为“外国留学生会”，这样日本学校当局便没有理由阻止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这一招果然很灵，结果中国留学生和伪“满洲国”留学生便大摇大摆在一起开会和聚餐了。

1937年暑假，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已迫在眉睫，我暑假考试完了之后就回国了。这次回国把所有的东西，主要是几大箱书籍全部带回来了。中日战争一起，我就参加部队抗战，这一点当时在思想中非常肯定。

参加八路军

回国以后，我和“知识书店”副理余卫公前往太原商量和“读者书店”合办事，这是中共北方局授意的。余卫公是中共地下天津市委书记，“读者书店”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又名“牺盟会”，是中共的外围组织）开办的。我们到达太原的第二个夜晚，在关帝庙“读者书店”内见到“牺盟会”的负责人薄一波，双方原则上立即商定合并办店，具体事宜和该店经理王俊士商谈。在太原待了不到三天，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我和余卫公绕道津浦路返津（平汉路因战事已不通）。在我们去太原之前，“知识书店”已向“读者书店”发了一批将近千元的书籍，并派“知识书店”的店员曹渤去太原帮忙。“读者书店”后改名为“黄河书店”，一直办到解放，王俊士始终是经理，曹渤也一直留在该店工作。王俊士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外贸部工作，因糖尿病双目失明。文化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在狱中自杀。曹渤，天津附近的农村人，从小在“华洋书庄”做学徒，后来进“知识书店”。此人终身不结婚，下落不明。

我由太原匆匆赶回天津，没有几天，余卫公就通知我有情况，说是日本特务机关连同法国工部局拟定的一个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书店登记时都是用我的名字，首先捉我也合乎情理。我上午得到这个消息，下午就带着一个小手提箱，在西站乘天津南下末班的火车去上海。书店就交给余卫公了，那时书店的另一位负责人吴砚农正在威海卫养病。后来延安“整风”时，从余卫公的老婆那里整出了一些金货，如项链、手镯、戒指，她坦白是老余在“知识书店”时弄到的钱购买的。别人出钱为革命办书店，他却趁火打劫，可见其人品。解放后，更名易吉光，任武汉市副市长。不久即因贪污和生活作风问题而下台，后果不知。

我离开天津前，把我的全部财产、股票、公债券等交给大哥，托他变卖成现款，汇往上海。我已看出，中日战争一爆发，非短期内所能解决，我再回天津也非短期内的事。我到上海后不久，就收到大哥汇来的两千元，我当即捐给《抗战三日刊》五百元，此款系经钱俊瑞[155]之手。

在上海，开始住在旅馆里，后来吴砚农由威海卫来上海，我们便租了一间房子。有一次我途经“基督教青年会”，看到许多群众都围在街心观看中日空战，那时正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时期。我因看不清楚，便跑到八仙桥“青年会”顶层观战。还未到达时，就听得轰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落在我刚刚观看空战的那个街心，在那里所有的人几乎都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如不去“青年会”顶层，也难免于难。

“八一三”战事爆发后，留日同学纷纷归国，有一部分聚集在上海。河南留日同学卢耀武、杨章武等这时都来到上海，临时成立了一个“河南归国留日同学救亡会”，这是一个临时的组织。他们弄来一张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签发的通行证，当时没有通行证无法离开上海。在一个清晨，我们上了预先雇好的一条小民船，同船的有七八个人，都是河南留日同学。小船沿着苏州河前进，快到苏州时，卢耀武在船上给大家照相留一个纪念。不料此事被国民党的宪兵侦察人员侦悉，船到苏州码头时，已有国民党宪兵在那里等候，一上岸，我们就被拘留了，说我们有汉奸嫌疑，因为苏州周围是布防区，不准照相。幸亏我们有杨虎签发的那张通行证，验明通行证并把胶卷交出后，才放行。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备还是有一套的。在苏州车站，我们遇到了开赴上海前线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在那里换车前往上海，从下车到集合站队不到十分钟。他们头戴钢盔，手持捷克式步枪，军容甚为严整。经交涉后，他们允许“救亡团”的同学们向军队士兵讲话。我也站在一个凳子上讲演一番。当时团结一致的抗日气氛十分浓厚，否则国民党军官是不会同意我们给他们的军队讲话的。在苏州，还遇到了空袭。

由苏州改乘火车至南京，在南京下关住了一夜，又乘火车至徐州，换陇海路至开封。杨章武在开封西小阁租了一所小房子，我和吴砚农就挤住在那里。我们到达后不久，洪深领导的“演剧二队”也来到开封。他们在开封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王莹演女主角。金山也在这个剧团里，演过一出独幕独人哑剧——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把挂在墙上的一张中国地图咬掉。这是在室内演的，在室内还演过其他抗日剧。每次演出时，都预先拟定好一些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并在台下布置好了一些人呼喊。每次喊口号时，都基本由我带头，因为我嗓门洪亮。

冼星海也在这个剧团内，他经常教人唱救亡歌曲。有一次，只有我和卢耀武两个人学，他还用力地打拍子，有时指着我们，“差半拍！”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洪深和金山打起架来，洪深打了金山一个耳光，事情便闹大了，于是请当地的进步人士出面调停，我也参加了。那天大家给洪深提了许多意见，洪深也作了自我检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

演出结束后，我们和演剧队的成员们一起游了开封名胜龙亭、铁塔等处。我们和王莹、金山在铁塔下摄影留念。这张相片卢耀武迄今仍保存着。

1937年9月，我在开封经过王澜西之手拿到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拿到信后，我和卢耀武于9月30日一起乘火车去西安。到西安后，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内，翌日即去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林伯渠，他接见了我们。林伯渠鹤发童颜，看上去颇有长者之风。他告诉我们，前方很需要懂日语的人。于是我们拿了办事处给的介绍信，于10月4日由西安启程去山西，渡黄河至风陵渡。过黄河时只有我和卢耀武二人坐在一只大木船上，另有艄公一人，船被浪头打得摇摇晃晃，好像人打哆嗦一般，木船嘎吱嘎吱地响。我们卧在舱内，看着滚滚的黄河怒涛，不禁想起康有为给龙亭写的一副对联的下联后二句：“但见黄河滚滚，白日悠悠。”

在风陵渡住在一个鸡毛小店内，等候火车。大约住了两天，白天无事，曾到附近游逛，在一个小破土窑内看见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躺在那里抽大烟。那时山西抽大烟的人非常普遍，就连阎锡山的军队也有不少人抽大烟。传说阎锡山的军队有两杆枪，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这样的军队怎能打日本呢？！

10月6日下午，由风陵渡乘窄轨火车去太原。风陵渡已属山西境界，山西阎锡山为了闭关自守，把山西仅有的两条铁路——同蒲路和正太路，都修成了窄轨，这样一来，省外的宽轨火车就无法进入山西。

10月7日晨到达侯马，在那里候车一日余，晚六时乘一辆载水车至泗水，在泗水又换车，翌晨九时至临汾。在临汾车站上露宿一夜。临汾车站上见有载运伤兵的火车一列，他们由太原到临汾走了六天，行车之慢，可见一斑。之所以慢，是因为逢站必停，让路给别的车先行。伤兵车本应一路绿灯放行，国民党根本没有把伤兵当成人！这列车在临汾已停了一昼夜，且多日未换药，有几个伤兵跑到火车站办公室去问，“还要我们不？！”

10月9日凌晨抵达太原，扛着自己的简单行李去关帝庙“读者书店”，稍事休息，即去八路军太原招待所接头。接头后又回“读者书店”休息。下午招待所送信叫我们翌日起程去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

10月10日，乘敞篷汽车由太原出发至五台，沿途看到一些退下来的国民党散兵，垂头丧气，精神涣散。到五台县城后，于夜间扛着行李步行三十余里山路后，才到达宿营地，住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准备的一个留人小店内。盛水的碗下面漂着一层浮泥，但因饥渴，饮之甚甘。此时我们已开始尝到战事的滋味了。

10月11日，总政派人来接我和耀武。到总部后，听候分配。三天之后的10月14日，才把我们分配到129师。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156]，后改为邓小平。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共辖三个师，即129师、115师（师长林彪）和120师（师长贺龙）。我和耀武是晨九时离开总部的，到晚九时才到东冶村。这里设有八路军的兵站，负责人为一越南人，名洪水，他的中国话说得还不错。他事先知道我们要到那里，所以给我们预备了一餐莜麦面条羊肉汤。一天没有吃饭，又累又饿，吃起来狼吞虎咽，不觉吃多了一些，吃得过饱了。莜麦这东西，只能吃七八成饱，不能吃得过饱。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半夜里就胀得肚子疼起来了。起来溜达了片刻，才算好转。据说，有人因为吃得过饱而胀死的。

由东冶村出发至辽县（今左权县）的129师师部，我被分配到386旅772团任敌工干事。所谓敌工，当时就是针对日本侵略军的工作。凡是被分配到团里工作的，都是比较被信任的。到团部后，即开始部队生活了，每天行军，多在夜间，白日到达一村庄后，即封锁路口休息。没有一天不行军的，这就是游击了。

10月29日获捷报，消灭日军辎重二百余骑，战事在七亘村。晚去386旅旅部，检查在战争中获得的秘密文件多种，我分类归纳，作一提纲交政治部。

在八路军的生活很艰苦，吃小米饭、红萝卜，油很少。白天行军时，早饭吃饱，宿营后才吃晚饭。有时盛一茶缸小米饭，用手巾包起挎在腰间，中午休息时吃。夜晚行军时，就没有东西吃了，要等到天快亮宿营后才吃饭。

我在团部待了一个多月，就调到旅部。旅长陈赓[157]，当时不过三十多岁，善于指挥作战，非常沉着。到旅部后，由于陈赓对待知识分子很好，所以生活有了改善。给我一人派了一个红小鬼当勤务员，还有一匹驴给我驮行李，在团部时行李得自己背。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两张薄棉毯而已。这个勤务员也姓叶，是四川人，参加过长征，当时也不过十五六岁。他对我的服务就是宿营后给我烧一盆洗脚水，给我打两顿饭，有时我买一些鸡蛋，他在行军时替我拿着。在休息时我教他识字。宿营分配房屋时，我们二人住在一起。陈赓常来聊天，有时他把我叫到旅部烤火神聊，他谈了一些过雪山、草地的情景，也谈过他在上海做“打狗团”团长的情形。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最佩服周恩来，最怕彭德怀。所谓“打狗团”是一个专门对付叛徒的组织，有的人叛变而有破坏组织行为时，“打狗团”就要枪杀他，当然是暗杀，因为“打狗团”是在上海活动的，上海在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租界）统治之下，所以必须秘密活动。

我刚调到旅部时，陈赓叫我吃“小伙”，就是和他吃的一样。当时全旅只有他一个人吃“小伙”，不过是不吃小米，而吃大米，大米是从后方运去的。至于菜，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吃红萝卜，但油多，里边有时还掺着一点蒜或香菜。当我吃了一个多月的小米饭后，第一次吃到大米饭，感到甜香满口，特别是那天炒的红萝卜丝，油放得很多，还加了辣椒。这顿美餐真是终生难忘，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顿饭得美味。吃了几顿之后，我知道大米是从后方运来专供旅长一人吃的，就自觉地提出不再吃“小伙”，而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了。除旅长外，大家伙食一律是小米饭，红萝卜，就连“一参谋”周希汉（解放后任海军中将）也吃的一样。不过可以吃到小米锅巴，小米锅巴很香。

在和顺，我和旅部住在一个大地主李某的房子内，房子建筑得很讲究。有一次这个地主请我们吃饭，大摆筵席，徐向前首座（129师副师长），陈赓次之，周希汉第三座，我排在第四，和顺县县长也在座。在那样一个穷苦的小地方，竟能做出一桌有海味的筵席，不知道厨师在哪里找到的。那里的穷苦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地主竟能如此奢华，可见剥削之重。最有意思的是，给徐向前敬“云岗牌”的高级纸烟，给我们则是次级的“五台山牌”的纸烟了，分别对待。

那时汉奸很多，旅部住在这所大房子不久，便有日本飞机来轰炸。我们只有用步枪和普通机关枪朝天打，威力很小，挡不住敌机。

12月31日，1937年最后的一天，晨吃五大碗，午间会餐，吃十大碗。老百姓也唱戏庆祝，唱的是山西梆子，其中有一出现代戏，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吃女招待》。旧日的饭店里的招待多是男人，由于争抢生意，有的饭馆添了女招待。这些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除点菜、上菜外，还陪客人喝酒。这出戏演的就是一个女招待坐在男客人的大腿上陪着喝酒，形象恶劣不堪。陈赓看了之后，连说：“要不得！要不得！”但演戏的人恐怕以为我们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故意演给我们看的。老百姓是不过阳历年的，这次阳历年演戏，也有劳军的意思。戏演到深夜，台前点着几盏油灯。夜深人静，唱腔回荡在附近的山巅之间。那时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老百姓和部队却都入神地坐在地上听戏。

我在129师386旅参加过两次火线战斗：一次是七亘村战役[158]，一次是黄崖底战役。[159]七亘村战役是下午打响的，我们早已侦悉日军有一辎重大队要路过七亘村，七亘村附近两面高山夹一细条谷底。日军的辎重均驮在大洋马上。我们在两面山上已埋伏好了，等敌人过此谷底时，同时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下，敌人措手不及，前进不能，后退也不能。结果把驮马打死甚多，一个大队几乎全歼，死人死马遍野。我蹲在一个掩体内用话筒向敌人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火线喊话是我的任务，不料这竟招来了七八发炮弹，在我前后左右炸开。战事打得非常激烈，我附近就有阵亡的。这时陈赓叫我退到后面山坡的小洞内，里面还蹲着几个警卫员——红小鬼。打到翌日清晨，战事胜利结束。我们得到了许多辎重，除武器外，还得到了军用口粮——压缩饼干、牛肉罐头、防毒面具、钢盔、黄呢大衣等物。战事结束后，我即下山查找敌人的文件，有“行军日志”，还有一些秘密文件，我拣最重要的先翻译出来给领导。

黄崖底是一个小山村，周围都是高山，山村就在向南的山坡上。我们侦知敌人二三百人在那里休息，即于凌晨赶到那里，把四周的制高点全都占领，同时集中了全旅的迫击炮和机关枪一齐向山村的窑洞发射，敌人被打得昏头转向，我们大获全胜。这次和七亘村战役不同，七亘村战役，敌人还有回手之力，抵抗一番。这次无论在火力或人力上，我们都大大超过敌人，敌人简直没招架之力了。这次俘获了一个受伤的俘虏，经审讯后——当然由我作翻译——就被送回后方医院医治。

有一次我们386旅进驻寿阳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松塔，日本鬼子曾来过这里，杀了50余人。此处东、西、北皆有敌人，唯有南方一条出路。我们本来没有打算在此处多住，来的目的是为了炸寿阳一段的正太铁路，但是阎锡山不及时发给炸药，以致耽搁了几天，被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敌人便于12月23日向我们突袭。我跟随大行李队向安全地带转进。走了一天到达横岭[160]，准备在那里宿营，不料敌人又来袭击，又彻夜奔向石拐镇[161]，晨三时才到达。至此已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只是在途中喝了一些河中的冰水。到石拐后，勤务员小叶给我弄热洗脚水，并买来几只鸡蛋，我们煮着吃了。这是我在129师所遇到的一次最狼狈的大退却。在石拐镇休息了一会儿，就向杨广镇[162]出发，抵达后吃了……[163]

1938年3月18日信

叶笃庄先生回忆录手稿此处下缺三页。这一阶段的经历，他在1938年3月18日致老友宋尔廉的信里说得甚为明白，读来生动如见，特迻录于下，以作补苴。[164]

尔廉：

接到你的信，我真高兴极了！看完了你的信，我心还一直在跳着！

自从去年离开辽县后，在临汾的路上，冻坏了的腿，又犯了，是在左腿呀，疼得简直不能走路，由临汾转西安、汗口，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总算好了，不过现在走起路来，还是有点跛脚，后来跑到河南泗水一带山里作土匪的工作，其实是因怕抽壮丁而逃亡的家伙们。意想不到的，弄了二千多人，枪支半数，其余皆梭刀及大刀，这时北平旷老头的那一套“三老四少”倒用上了，哈哈，你小子说怪不？后来和中央军委会弄好了关系，给我们的名义叫作“察绥边区游击队”，因为那时命令我们去察绥边境去。不过混账的是，只领到二千法币整，以后就不给钱了，天呀，从河南泗水去察绥，一人拿着一元的路费，怎能够走到呢？干呀，还是干，从泗水向黄河对岸冲（当时黄河对岸有敌人）！到了战区就会有办法的！嘿嘿，妈的程潜又出来“挡驾”了！他说得倒漂亮：“地方的武装，不应离开地方！”结果是吹了！当时我是政训处副处长，吹了以后，我不肯离开那里，最后还是得离开，手里没有一个大铜子，记得从泗水车站坐着没有盖的货车，头上沦着大雨，走了两天两夜，一直饿了两年（天）两夜。在西安住了半个月，中央军十三军团里的朋友，在东京的同学，硬把我拉去了，这次可阔气了，中校秘书，于是又从延水关渡河走到晋西，后又在曲沃、绛县一带作战，行军骑着马，整天吃大米、白面，沙丁鱼也常常吃呢！还有一个护兵，就是整天没有事做，待了三个月，我烦了，决对不干了，留也留不住，结果又跑回西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有一个去绥远的机会，是作蒙旗的工作，我倒很高兴去，不过这里的学校又三番五次叫我来教书，因为这里的朋友多，我就来这里了，差不多又是四五个月的时光了！

讨厌的是，年来“病”总是和我打交道，一月间因伤风转肋膜炎，经这里的基教授用X光检查，知左肋间积水约磅余，且左肺尚有结核征候，我一家子都是肺病！医生叫我至少休养半年，就是像四老太（案指叶笃信）那样躺在那里不能动，我受不了这样的刑法，在医院里住了两星期，就又作起工作来了，不过近来连日咯血，精神也或不支，能否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真不敢说了！

我在校中担任的功课是“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日本问题”，学校有一千多学生，程度不齐。校中近拟设一敌军工作训练班，由我主持，我的身体是否允许我担任这繁重的工作，殊属疑问。

我不愿作草菅的工作，我愿意去河北，你们那里有什么工作？我担心的是我的身体呀！

九老太在晋绥军教导二师作团政治主任，六老太在重庆，还是作“民先”的事情，七老太在昆明临时大学读书。尔纯据说在贺龙那里（120师），四老太无消息。砚农处曾去一信，一直没见到他的回信，这小子大概是在秘书长的椅子里坐昏了！

多多地来信吧，亲爱的“小子”！告诉我别后的一切！

令夫人莉娟——这名字太“香艳”了——让代致意，并寄去照相一张！祝你好，什么都好，并致最高礼！

心 束

三月十八日

（此信请转砚农兄一阅。）

……由临汾至西安后，我即住在“黄河书店”在西安的一间小屋内，曹渤在焉。这时“黄河书店”由太原撤退到临汾，我在临汾看到该店经理王俊士，才知道他们在西安租了一间小屋，准备后退之路。不久王俊士也来到西安，另在北大街租了一间房子，我也跟着搬去。腿部经过治疗，逐渐痊愈，医生说：“你的膝部关节炎后，幸亏每日走动，否则有锯掉的可能。”

在西安住了一段时期后，遇到了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张立森，他是来西安购买物品的。我和张立森是在“知识书店”相识的。张系清华大学毕业生，在清华读书时即参加了共产党，曾任中共地下北平市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起义时，他前去参军，任一个军的政治部主任。但他两次脱党，解放后虽然恢复了党籍，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吃香了！”后来我和他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解放后任全国合作总社和商业部的计划局局长，后调贵阳，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曾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只游街挨斗一次，他就吃不住了，跑到通县跳河自杀了。他为什么去通县跳河呢？通县有一教会中学，名“潞河中学”，他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估计他对这一段中学生活甚为留恋，所以才跑到那里自杀的。“知识书店”办了一个大型杂志，名《国际知识》，当时他在杭州国民党财政厅做一个小职员，吴砚农和他在地下活动时共过事，所以约他前来做这个杂志的责任编辑，每月支生活费30元。我就是这样和他相识的。

1938年春夏之交，我和他再度在西安相遇，他约我去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教书，我答应了。

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

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是“决死队”一纵队和三纵队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看到他自己的“晋军”腐化到顶，无法打仗，便与薄一波商量，成立山西“新军”。“新军”的政治背景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而“新军”就是“决死队”。“牺盟会”和“决死队”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譬如，“决死队”的军官多是从山西旧军来的，而政治工作人员，则为“牺盟会”会员。其中不少是共产党。

我是1938年秋由西安出发至山西长治县参加该校的。参加后任政治教官，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学校设在长治师范学校内。长治的城很大，古称潞安州，就是秦琼卖马的地方。城内有一处秦琼卖马时住过的客店，当时还是一家客店。长治有“三大”，即街道大（宽）、女人的裤腿大、厕所大。厕所是一个深井，是积肥的好办法。当时有一家饭馆，做的菜肴真好吃，学校曾在这家饭馆内请彭德怀和他的夫人浦安修吃过饭。城内还有一个澡堂，居然有洋瓷澡盆。澡堂内修脚的、捏脚的、搓背的一应俱全。

1938年冬，我因感冒久治不愈，军事教官张一泉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和他、还有张立森，一起乘快马奔驰到三十里外的一处古刹。来回六十里，人和马都出汗了，可是我的病更重了，不得不去城内的一所教会医院诊治。医院内有一个英国大夫名安德森（Anderson），是一个非常负责的医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外国人，舍弃他的国外舒适生活，来到当时还很闭塞的县城，治病救人，不辞劳苦地为中国人治病，难道说这不是很光荣的贡献吗？！

我住院时，日军九路进攻长治。我不得不在未痊愈的情况下离院，从长治乘牛车至长子县。经过山口石哲镇，便进入山区，还是坐着牛车，在半路遇到一只草黄色黑脊背的狼，尾随牛车前进。牛车停，它也停，牛车走，它也走，始终同牛车保持50米远的距离。两眼蓝色，炯炯有光。在路上，颠簸得很凶，再加上狼的惊吓，本来病未痊愈，傍晚到了东峪，我的脸色灰白，很是难看。同志们都说，脸色太难看了，叫我赶快休息。

到东峪后，休息了个把月。我们住在关帝庙内，院内有两株柏树，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藤躺椅，我就终日在柏树下，躺在藤躺椅上，盖着一床被子。这个村子很富，素有“晋东南粮仓”之称。村子里有一家磨豆腐的，我每天总要打一大盆豆浆喝完。此外，鸡蛋不缺，再加上从医院带来的鱼肝油，满合乎养病的条件的。经过个把月的休养，我就开始给学生上课了。

这时成立了一个“敌工班”，我任班主任，学生都是从部队调来的知识青年，约50人。“敌工班”的课程为日文口语文法、日语会话、日语文语文法。我教日文口语文法，日本俘虏吉田太郎教日语会话，纪忠教文语文法。课本是我在仅有一部日文字典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编成的，好在那时距离我从日本回来不过两年多，日语还很熟悉。此外也讲抗战形势、日本问题、敌军工作等政治课。

这里要谈谈日本俘虏吉田太郎。1938年“决死”三纵队在沁水县西部邬岭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仗，在这次战役中俘虏了吉田太郎。当时他在战场上被打伤，在我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日语喊话下，他用“三八式”步枪对准了自己，再用脚拇指勾动扳机，企图自杀。在慌乱中，由于弹道偏斜而未致死。被俘后，我军医务人员为他医治伤口，在上药时，他趁机咬伤我医务人员。可见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对他毒化之深。我们并没有对他进行报复，而是本着“优待俘虏”的既定政策，对他进行教育，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这样，经过几个月后，他很快懂得了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恶性质，他们不过是日本财阀、军阀的工具而已，他便改变了立场，勇敢而坚定地参加了我们的抗战工作。

吉田太郎被征入伍前，是大阪一家纸盒场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他来到学校后，我每天给他讲一小时的日本历史，说明日本为什么是封建性、军事性的帝国主义。每当讲完一个问题时，他总是睁大眼睛说：“原来如此。哈，我明白了。”

他教课非常认真，非到学员完全弄懂之后，决不罢休。他对学员很有感情，学员对他也很亲近，可以说，近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他本应吃教员的“小灶”，可是他经常跑到同学那里一起吃饭，以增进感情。那时所谓“小灶”，也不外是小米饭、红萝卜，有时还得吃硝盐，这是因为敌人封锁食盐之故。但他从不叫苦，总是蹲在那里高高兴兴地吃。吃完后，总要说一句，“御驰走”（我吃好了）！

下课之后，他还教同学们唱当时日本共产党党歌《赤旗歌》。每当全校集合开会时，会前各队总要“拉歌”，此起彼伏。而“敌工班”的这支日文歌最受欢迎，唱完后一定有“再来一个”的欢呼声。这时吉田总是站在队前亲自指挥，唱完之后，还要向欢呼鼓掌的全体学员和干部深深鞠躬致谢。这时他满面红光，非常得意。

当时由干校“敌工班”代管的还有三个日本俘虏。除了我们对这些俘虏进行教育外，也让吉田现身说法，讲述他被俘后的转变过程。其中有一个“军曹”（班长）表现得非常顽固，特别是当吉田向他们讲话时，这个“军曹”总是面现鄙视之色。针对这种态度，吉田说：“我参加反侵略战争是光荣的，那些杀害中国老百姓的人才是可耻的！”

吉田离开干校后，曾在一所保育院任院长，工作也很出色。日本投降后，被遣送回国。凡是和吉田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淳朴、认真、吃苦耐劳、服从真理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最近，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这些同志碰在一起时，总要谈到吉田，“不知道吉田现在怎样了？！”人们还没有忘记他。

“敌工班”共办了两期，前后学员100名左右。这100多名干部为晋东南的敌军工作打下了基础，其中有些人在解放后都成了高、中级干部。如体委的司长曹建纯、乌鲁木齐市政协秘书长李基。提起曹建纯，还有一段故事。他是“敌工班”上最小的一位同学，当时不过十五六岁，人很聪明，总是比别人先学会，给我留下了印象。解放后在体委任司长，解放前一直没有离开部队，是在部队里长大的，而且在干校时他已加入了共产党。家庭贫农出身，是一个地道的根正苗红的干部。

“敌工班”是在游动状态下学习的。整个学校都在军事作战范围内，有时日寇“扫荡”，就得转移，不过比起部队，相对地要稳定一些。有一次，我们“敌工班”单独住在山口，离敌人很近。一天拂晓，山上突然响起枪来，队长和指导员向我报告并请示如何办，我当即下令转移。学生没有经验，一听枪响，就乱跑起来了。当时我想这样一乱，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经过判断，敌人是扰乱性质的，人数不会很多，但如果发现我们乱跑，也会趁机袭击我们。于是我叉腰站在前头，大喊：“站队！立正！”这时队伍看到我镇静地站在那里，便集合到我的面前了。全“敌工班”当时只有一支山西造的冲锋枪、一梭子子弹，被干事刘某携带着从附近山上溜号了。还有十来个手榴弹，由同学们分别掌握着。我把带手榴弹的人组织起来站在队前，其他同学也在我的“向右看齐，报数”的口令下整好了队。我站在全队的最前面，领着大家走。在这种情形下，敌人竟未继续开枪，可见来的也不过是三两个汉奸捣乱而已。我的最初判断还是正确的。发生这件事后，舆论对我大加赞扬，说我临阵不乱、沉着镇静。

另有一次，我们住在距离长子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里，敌人突然进犯，其马队已到长子县城。这时干校政治部主任张立森去“民族革命中学”梁明[165]处帮助撤退事宜，干校群龙无首，十分紧张，远远已可望见十五里外的长子县起火了，这是日寇进犯的迹象。各个中队长、指导员把我围住，让我下命令全校撤退。我看到当时的危急情况，顾不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办事习惯，命令各中队按顺序撤往附近山中，“敌工班”和我最后撤退，把事先准备好的对日宣传的小条标语贴在沿街各处，然后才撤往山中。那时天公不作美，偏偏下起雨来，而且我们撤完时，天已经黑下来了。道路泥泞不堪，走到半路，遇到撤下来的“民革中学”的队伍，干部带头打着灯笼火把，远远望去，好似一条长长的火龙，目标非常显著。在敌人面前这样暴露自己，太危险了。于是我站在高处，高喊把灯火熄灭。我也顾不得梁明的脸面，大骂起来。这次撤退得还算及时，等到我们钻进山里时，回头已可望见村内起火，说明敌人已经到达，如果晚撤退一小时，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应付紧张局面，学校成立了一个指挥部，由军事教官张一泉（八路军派来的，原在八路军总部任参谋）、政治部主任张立森和我负责。

钻进山沟后，生活就差多了，整天是小米、红萝卜。最紧张时由于敌人的封锁，连盐都吃不上，只好吃硝盐。硝盐放少了不咸，放多了发苦，吃多了还会头疼、呕吐。不但我们没有盐吃，老百姓也没有盐吃。敌人把两条运盐来的路都给封锁住了：一条下太行山至平汉线彰德，这是运海盐的道路；一条通往晋城盐池的路，这是运湖盐的路。这两条路都被封锁住了，所以山里就吃不到盐了，只好以硝盐代替。

我们游击上课时，我曾带着“敌工班”在一个小山村驻扎。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家也只有老夫妇二人，差不多有六十多岁了，老婆婆正在生病。在那里住了一两天我们就转移了，转移到一处距离那里三十多里路的小山村。有一天那个老汉突然颤颤巍巍来找我，原来他的老伴快死了，老伴告诉他，死前要尝点盐，她非常想尝点咸味。他找我要点盐。那时我们刚从山下运来一点盐，每人按定量吃。我看老汉那种哀求的情况，于心不忍，跑到伙房给他抓了一把盐，用纸包好递给他。老汉接过这包盐时，感动得哭了，跪下向我叩了三个头，嘴唇只打颤，说不出话来。他小心翼翼地把盐掖在怀里，迈着沉重的步伐返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来回跑了六十多里路，仅仅为了给要死的老伴弄一点盐吃，不能不引起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的同情。可是我忘记了这是军队，不容许任何人私自拿东西给任何人，哪怕是一把盐，而那一把盐在当时来说是何等珍贵。事后政治部主任张立森厉声厉色地批评我说：“我们就这点盐，几下就会让你给送光的！”我气愤，怪他没有同情心，以至哭了，我只好说：“以后我不吃盐了！”

干校的一些干部如下：

政治部主任 殷实（大钧），前；张立森，后。

大队长 武某（阎锡山方面的），前；张一泉，中；郝廷珖，后。

总务科长 张结（金陔）

刻蜡版的 程庆荣、席凤洲

敌工队长 李永

指导员 裴某[166]

另有阎锡山派去的两名教官。

殷实在东峪时回到后方。此人沉着寡言，当时是中共党员，离开后脱党，返回交通大学。解放前留美，解放后一直在交通大学，任物理学教授，恢复党籍后不久，被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1988年冬，我携叶娃去西安交大看过他一次，已八十多岁了，百病缠身。

张立森在干校结束后，即去《黄河日报》任总编辑，“十二月政变”后被山西旧军抓到，以一只手表行贿，被放了出来，跑到“国际红十字会”医疗队江涛声[167]大夫处避难，后随该队撤至西安。再后由西安转到四川江津，因与“第三国际”韩博格来往，以汉奸名义被国民党逮捕。韩博格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返国，张立森也随之被释放。释放后和我一起住在“全民通讯社”——党的外围机关。不久被介绍到“工业合作协会”（又名“工合”，C.I.C.），这是一个国际性援助中国抗战的组织，发起人有宋庆龄、路易·艾黎（Alley Rewi）等。张立森在这个组织一直待到全国解放，解放后恢复党籍，任全国合作总社、商业部的计划局局长，后调到贵州，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队长武某是阎锡山的青年军官，在部队时任营长，携带家眷。日寇九路围攻前，被调往他处。他走后，由陈某接任，此人年纪不大，倾向进步，但对抗战悲观，对自己的前途也悲观，常说：“回不到河北省老家了！”最后由张一泉任大队长。张一泉是八路军派来的，在八路军总部任参谋，和张立森、张结、我的关系处得非常之好，因为我们都是从北平去的。他在北平时即为地下党员，在西单商场摆一旧书摊作为掩护，1940年“整风”时自杀。干校有五六个女学生，其中一个被他选中，做了他的老婆。

郝廷珖，山西人，中共党员，在“十二月政变”时被山西旧军活埋。

张结，燕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毕业后曾在唐山当过中学教员，山东邹县梁漱溟的“乡建运动”中当过干事。“七七事变”起，抱着一颗打日本的赤诚之心到山西参加干校。“十二月政变”后离开，即在国民党区域内混生活，解放后一直做中学教员。为人开朗，没有心眼，嘻嘻哈哈，在干校时整天唱歌、打篮球，无忧无虑。现已八十三岁，身体尚健。

程庆荣、席凤洲是两个小知识分子，刻蜡版。他们一直在解放区工作，解放后程任东海舰队总参谋长，席任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

阎锡山为了保持山西的地盘，既要抵制共产党，也要防备国民党。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搞了一套既非“三民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什么“按劳分配，物产证券”、“中的哲学”等。派到干校的两名教官就是专讲这一套的，不过在学生中间一点市场也没有，甚至在学生的质问之下，弄得脸红脖子粗，后来他们就不大上课了。1939年，在双方摩擦紧张的时刻，学校组织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游行，这是在七上八下的小山村里游行的，几百人的口号声回荡在山间。走到他们的住处时，高呼：“打倒反动派！反动派滚出学校！”这两个人吓得脸如土色，没过几天，他们就溜走了。

1939年秋，英国人霍戈（George Hogg）是由日本铁蹄下跑出来的。霍戈从北平逃出，经过京西斋堂，进入解放区。走了许多天，才到达“决死”三纵队的防地。霍戈一站转一站地向前进发，途经干校驻地去西安。张立森，清华大学毕业，英语不错，由他接待霍戈。山里跳蚤很多，他最怕跳蚤，夜间裸体睡在一块油布内，结果伤风了。张立森给他做了土咖啡，即把黄豆炒焦，然后压成粉，用开水一冲，加糖，同真咖啡味道极相似。霍戈喝了几大碗，结果把他的伤风治好了。霍戈从干校驻地直去西安，后来他参加了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办的一个学校——培黎学校，这个学校也是属于“工合”的。他曾和一个中国妇女结婚。日军未投降时，死于山丹，解放后给他修了墓，为中国友好人士。

1939年9—10月间，阎锡山命令干校解散。干校转移到一纵队防地。当时我接到新军总政治部的通知，叫我去宜川成立俘虏收容所和敌情研究组，由我负责。干校“敌工班”同学以及学校领导均挽留我，不愿我前去。我则坚持要去，因为那里的工作重要些。干校转移后，我即离开去西安转赴宜川。有一个营养的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在干校时，在腿上生了一个小疮，怎么也不收口。这次到西安后，连着吃了几餐肉食，其中包括一次涮羊肉，那个小疮很快就收口了。看来营养与人体的抵抗力是有直接关系的。

到西安后，住在一个小旅社内。有一次在大街上遇到了霍戈，他住在一所教会内。他说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队欲去前方，叫我去接头，说完就陪我前去看江涛声大夫。江说，他曾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后去德国学医。只因在香港（他回国时取道香港）和廖承志语言不合，想去八路军而不得，如能去“决死队”为前线战士服务，也是他的愿望。于是我通过二战区西安办事处给“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发去电报，问他是否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医疗队前去。回电：欢迎，并希望我陪同前往。我因准备去宜川就任俘虏收容所和敌情研究组的工组，所以未能陪同江大夫前往。我送他们上火车后，即启程去宜川。当江谈到他曾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问他认识张钦益（张立森的本名）否。他说，他们很熟，同在清华大学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多了这一层关系，江就更愿去决死队了。

医疗队有三个外国人，江涛声大夫的夫人Hilder，德国犹太人；一是捷克人Kiech，一是维也纳人Duhan。Kiech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时佛朗哥的国际纵队。Duhan与一中国妇女江兆菊结婚，她也是“红十字会”的，为大汉奸江亢虎之女。有了这三个外国人，在“十二月政变”时，他们就硬了，曾收容过一些掉队的三纵队政工干部，国民党军队不敢干涉他们。他们到决死队后，即开展工作，效率极高，医治了一些伤病员，并开办了一期医务人员训练班，训练三纵队集合来的医务人员。

由于“十二月政变”，他们不得不返回西安。张立森、梁明也混在这个医疗队中来到了西安。

民族革命大学—渭南师范学校—第三国际

1939年11月底，我由西安出发，取道三原、耀县、黄帝陵去宜川。到宜川后，即去秋林镇，这是新军（决死队）总政治部的所在地。我到后住在“黄河书店”王俊士处，第二天夜里由笃成陪同去见总政主任刘岱峰。当时方实和白天均在总政工作，他们二人曾来“黄河书店”看过我。第三天总政就夜渡黄河撤到晋西北，避免山西旧军的迫害。他们一走，我就失去了联系，由陈光斗（原三纵队司令，当时新军总司令）介绍去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官。由于“十二月政变”，这个学校很混乱，学生们纷纷跑到延安，教师们也陆续走了，我在该校虽任教官，但没有上过一堂课。

1940年2—3月间，我接到张立森从西安来的一封信，约我前去和他会晤。当时我本想去延安的，接到张立森的信后，我改变主意了，我想同张立森由西安一道返回晋东南。到西安后，住在“红十字会”医疗队内，这时才知道他们不准备回晋东南，而是要去四川江津看他们的女儿。他们去四川了，我由一位姓梁的介绍去渭南乡村师范学校，教三角几何。这不过是混饭吃，等候时机而已。

一个星期日，我由渭南去西安，在辛志超[168]处得到国民党要逮捕我和在该校教图画的刘铁华的消息。我便于当日赶回渭南，把这个消息告诉刘铁华，行李也没有带，落荒而逃。黎明时我们一起逃至西安，我仍住在广仁医院里面“红十字会”医疗队内。果不其然，我们逃走的那天下午，国民党特务拿着捕人的文件，点名要捉刘铁华和我。那时我们早已跑到西安了。

我住在医疗队的时候，忽然江涛声处来了一位外国客人，名韩博格（Rodog Hamberg），据说是Hilder的表兄，前来探亲的。可是不久，江告诉我说，他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准备招募两三个人去哈尔滨工作，条件是华北人。他听说我是华北人，而且是留日学生，很有兴趣。江曾征求过张立森的意见，张不打算去。他问我意下如何，我说可以谈谈。第一次是在江涛声家里谈的，他主要问了问我的各方面的情况，我也问过他去哈尔滨干什么，他说搞日本人的情报。江涛声做的翻译。

谈完这次话后，又过了几天，江大夫问我愿意去否，我说可以去。于是约定在西安附近华清池密谈。韩博格这次比较详细地把情况告诉我，说哈尔滨有一家医院，是“第三国际”的地下机关，我去就是以这所医院为掩护，展开对日本的情报工作。韩说他也去准备去成都，叫我先去，在成都找华西大学的一个教员维也纳人Ruth Wise女士，[169]我们在Wise处碰头。到成都后，他再交代我去下一站——香港（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香港仍在英国人手里）的任务，到香港后，再接受去下一站的任务，这样一站接着一站地走向哈尔滨。在华清池一直谈到吃完夜饭，他送我的时候向我说：“Here after you belong to us.”他同江大夫住在华清池，我当晚回西安。这两次谈话，都是由江大夫做的翻译。这个人是江大夫在德国时认识的，原是德国人，但这次是用委内瑞拉的国籍，那时候这些小国家的国籍是可以用钱买到的，表面的身份是建筑师。

我如期到达成都，住小天竺金陵大学宿舍冯兆林处，冯恰好认识Ruth Wise。到了预定的时候，我去Wise处打听韩博格是否到达，Wise告诉我，还没有到。过了几天我去问，还没有到。又过了几天，我再去问，还没有到。这离预定我和韩博格会晤的时间已超过一个星期了。此时我收到了梁明从四川江津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你的表哥由于同外国人来往，以汉奸名义被重庆卫戍司令部逮走了。”这封信的意思很清楚，张立森由于同韩博格见过面，被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意在叫我赶快躲避起来。江津是梁明的母亲居住的地方，他们从西安到江津不久，就发生了这件事。我的成都通信处是事先在西安告诉他们的。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搬出冯兆林的宿舍，搬到沈肇熙的国际电台宿舍，后又搬到全民通讯社陈翰伯[170]处。不久江大夫也来到成都，我又和他一起住在陕西籍存仁医院的孙葵书处。

当时我们只能从种种现象判断韩博格被捕了，可是具体真相还不甚了然。有一天，霍戈从重庆回甘肃，路过成都，我在成都见到他，他告诉我韩博格被捕的真实情况。韩在重庆住在一家专门接待外宾的宾馆内，这个宾馆的服务员都是监视外国人行动的国民党特务。韩把他要发出的信交服务人员发出。这样，韩寄的信件很快就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检查，根据信的内容，就把韩逮捕了。其中有一封信是寄给张立森的，叫他前来重庆会晤，并且写道：“你来重庆的一切费用will be paid by the office。”张被捕后，审讯员问他，信中的office是什么office，张瞠目结舌，答不出来。张在卫戍司令部的看守所住了将近三个月，其间只提审过一次，就不问了。这时苏联大使馆通过宋庆龄的斡旋，花了好多条金子，最后总算把韩博格弄出来了。张立森也跟着释放了，释放时张在走廊看见了上面写着“Rud of Hamberg”名字的两只皮箱，因此推论韩也被释放了。

张立森释放后，住在全民通讯社内，吴江给我写了一信叫我去重庆会面。1940年暑假后，经陈翰伯介绍，我去成都乡下大成中学教生物，藉以安身。我在那所中学并没有长期打算，等待时机，再作行动。我每星期日都要徒步来回四十里路去成都，主要是去冯兆林处看我的信件，吴江的信就是寄到那里的。我接到吴江的信后，即辞去大成中学的教员职务，前往重庆。

在成都有一件有趣的往事，后来知道这件事的人谈起来都不免哈哈大笑。我在成都“全民社”居住时，还有一个住闲的叫朱通（现名朱启明）。朱通曾借给我一件绸夹袍，八月节（中秋节）那一天，全民通讯社的两个工人放假了，陈翰伯回家了，社内没有伙食，而我口袋又无分文，腹中饥饿，无法可想，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家小当铺，把夹袍当了，得了几块钱，跑到少城公园小饭馆要了酒菜，对着明月吃喝起来，心中颇感惆怅。我去重庆时把这张当票寄还给朱通，并未附信，只附了一张去那个小当铺的地图。朱通接到信后，未加思索，就明白他的绸夹袍被我当了。

在成都我还遇到了张光汉（现名张光初）。1936年张光汉因闹学潮被南开大学开除。他被开除后，我曾帮助他三百个银元去上海读书。我在成都时，他正在国民党空军搞机械工作，其实那时他已参加共产党了。他曾帮助过我一些钱。解放后先做技术工作，并不得意，打倒“四人帮”后任七机部外事局副局长，现已离休。他的三个孩子现在都在美国。

在成都时，我还见到了张时，他刚从八路军129师回到成都。到成都后，他就进入华西大学读医科，毕业后一直当医生。解放后入党，任西安卫生局局长。

朱通，燕京大学学生，1938年去延安抗大学习，待了一年，被礼送出境，原因大概是他曾在国民党军官学校受过训。到成都后，他也住在“全民社”陈翰伯处。经过陈的介绍，在一所中学教英语，1941年去云南丽江师范学校教英语，在那里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北平，重返燕京大学读书，不久去解放区。

全民通讯社——工业合作协会（工合）

1940年冬，我正在成都大成中学教书，接到吴江（吴寄寒）和张立森的来信，叫我去重庆。这时张立森已从重庆卫戍司令部释放出来。吴江是“全民通讯社”的负责人，该社是中共的地下宣传机构，坐落在重庆南岸海棠溪的一个小山包上，周围没有人家，他们给这座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海棠别墅。我未到重庆前，以为这个别墅一定很大，及至到达后，才知道是一所有四五间破房子的小平房。张立森出狱后，就住在这里，我到后也住在这里，该社聘我们为撰稿人。

该社是由中共拨一点经费，同时也向外募一点款来维持的。该社的特点是不发简短的消息，只发长篇的通讯或短论，供各报馆之用。我为该社专门写日本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一九四〇年日本的内政与外交》，全国有几十家报纸都刊登了。署名“叶笠”。我起这个名字和竦有关系，我把“笃”的“竹”和“竦”的“立”加在一起就成为“笠”了。

这家通讯社甚穷，在成都还设有一个分社，由陈翰伯负责。吴江和陈翰伯都是地下党员。住在那里管两餐饭，糙米饭和藤藤菜。工作人员只有一个总务，一个刻蜡版的，一个社长，每月拿很少的工资。我们撰稿人，住在那里，管饭吃，但没有工资，写一篇东西，给一点稿费。张维冷当时也是该社的撰稿人。

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后，即由李公朴和严命纯介绍参加“工业合作协会”（“工合”，C.I.C.），这是一个国际的援助中国抗战的组织，是由宋庆龄、路易·艾黎等发起的。严命纯是宣传组组长，出了一个月刊，叫《工合月刊》，我负责编辑这个刊物，只有我一个人，兼管校对。

当时日寇轰炸重庆，“工合”便搬到重庆附近的歌乐山办公，是一所用石头建筑的房子，质量不坏，原是人家的一所别墅。“工合”有包饭，质量要比“全民通讯社”的伙食强得多，刚从“全民通讯社”来时，对伙食还满意，慢慢地就感到厌烦了。张立森也参加“工合”，在我之先。他把梁明的母亲和女儿都接来了。有一段时间我在他家里搭伙。我的那间办公室坐着葛琳（女）、张白山、一个山西人和一个河南人。那个山西人是北平朝阳大学（野鸡大学）毕业的，孔祥熙的小同乡，在那里完全是为了混口饭吃，他和他的老婆住在集体宿舍内。我到“工合”时，他已患上了三期肺病，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他的老婆又辗转回到山西老家。葛琳和张白山后来结婚了，解放后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葛做党的工作，张做研究工作。

我在歌乐山工作时，晚上无事，就看小说，这期间看了不少外国翻译小说，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穷人》等人。我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其中有些警句，我至今仍可背出：“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由烙印识得出骏马，看眼睛我知道正在恋爱的青年人”……坐在被窝里，在小煤油灯旁，听着山风的呼啸，读名作家的小说，确实别有一番乐趣。

我在歌乐山“工合”时，每星期天差不多都要进城看“全民通讯社”的老朋友。有一次“工合”推广处（我在的那个单位）要开茶话会，他们知道我星期天进城，叫我顺便买些糖果蛋糕，买好后，我放在全民通讯社，又上街了。不料我回来后发现蛋糕被吃光了。糖果被吃去一大部分，我着急了，回去无法交代，口袋里又没有钱重买。正在为难之际，全民社的一个财东方仲伯来了，他给了我一些钱，又重新买了一回，才算交了差。

当时正是日本对重庆大轰炸，我们坐在山上看到每次来轰炸的日机总有一百多架的编队，国民党没有一架飞机上去应战，也没有高射炮对空射击，敌机如入无人之境，肆意轰炸。有一次还来过“疲劳轰炸”，即连续轰炸，这一批飞机走了，紧跟着另一批又来了，这样来回来去地炸，一直连续了三四天。从歌乐山看去，重庆成了一片火海，令人气愤不已。好在重庆是一个山城，到处都可以打防空洞。山洞非常牢固，是轰不坍的。有一个大防空洞名大隧道，可容两万人。有一次轰炸时间长了，大隧道的空气没有了，而防空洞口的铁门被看门人锁住，人走了，洞内的人们挤不出去，前面被后边的人挤倒，把门口给堵死了，洞内的空气更少了，结果闷死了一两万人，有的是全家死掉的，惨不忍睹。1990年初我去重庆，还看到这个大隧道的洞口，上面挂着纪念的牌子，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惨案。

《工合月刊》是一个大型刊物，每期有十几万字，只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而那时印刷质量又差，难免出些错字。有一期把我的头头的名字印错了一个字，他叫梁士纯，把“士”错为“世”，于是用红铅字改过来了。一天中午下班，他把我叫去，指着刊物封面，“这是怎么回事？”语调很不客气。我当时也火了，不客气地回答他说，“怎么回事！字印错了嘛，不是改过来了吗？！把蒋介石的名字印错，也没有杀头之罪。”言罢拂袖而去。当晚我即离开歌乐山，搬到“全民社”去了。我没有经过什么辞职手续，就不上班了。我在太平公司时，这个梁士纯要去美国，需要一家铺保，他找到孟用潜让太平公司作保，我不干，我就是不盖这个章——太平公司的图章由我掌管。后经孟用潜和张立森劝解，我才盖了了事。

特种情报所

我离开“工合”后，住在“全民通讯社”时，有一次在大街上闲逛，遇见了吴廷璆。吴曾在八路军总部任职，由于一个偶然事件，被迫离开了八路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报纸上公布在青岛捉到了一个汉奸，这个汉奸自称是吴的学生，和他有联系。这件事一时弄不清楚，吴受到了怀疑，不得不离开八路军。他到西安后，在教育厅谋了一个差事，后又去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可是那时他还和一些进步组织有联系。他见到我后，说有一个工作机会，问我是否愿意去。他向我说，苏联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合办了一个对日情报机关，叫“军委会特种情报所”，正所长为中国人，副所长是苏联人。下设三科，第一科管电台，是这个机关的主要部门；第二科管情报分析；第三科管总务。第一科在日寇占领区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地下电台，地下电台发来的情报，送到第二科分析。各科科长为中国人，副科长为苏联人。当时第二科缺少一名懂日文、能作情报分析的人，吴廷璆问我是否愿意去，如愿意去，他可以介绍，吴认识第二科科长包钟敏（上校），还有科员张公辉（留日学生，是吴廷璆的北大同学），我答应可以考虑。

那时我和地下党员陈先舟已有联系，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给陈，问他怎么办。他主张我参加进去，趁机拿一些情报出来给他转给共产党组织。得到陈的批准后，我找到了吴廷璆，告诉他，我愿意参加。经他介绍与包钟敏见面。但我没有足够的履历，于是我找到了杨章武。杨当时任十五军参议，住在十五军驻重庆办事处，由杨偷了一张十五军办事处的证明信，证明我曾任十五军中校秘书。凭着这份履历，我就打入了“特种情报所”。

我在该所期间的工作，是分析研究日军的情报。我的官衔是同中校待遇，这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文官，而不是真正的“中校”。刚一进去，我的工作是把战死的日本将校名单在“日本将校名录”上消除。这个名录是日本陆军省的“极密”文件，中国花了很大价钱买出来的，原本系由摄影照片制成的。日本战死军官的名字均在报纸上发表，中国从日本占领区通过秘密渠道把这些报纸以及其他书刊运到重庆。其后，我又搜集日本右翼团体的资料，汇集成册。苏联方面对这份材料非常感兴趣，曾由苏联人和一名俄文翻译同我一起把这份材料译成了俄文。

这个所实行轮流值班制，轮到我当值时，夜晚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其他人都回家了。这时我趁机把一些有用的情报拿走，送给陈先舟，如“华北伪军详细情况”，其中包括领导人姓名、编制人数、武器装配备、驻防地点等。这对八路军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八路军的活动地区就在华北。除此之外，我还拿过一些零星的情报给陈先舟。我也知道，此事如被国民党发现，就有杀头之祸，可是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这一点，而且毫无恐惧心理。所有情报都是大摇大摆拿走的。

当时我就住在特种情报所院内，和办公楼紧挨着，吃那里的伙食，伙食很差。在夜间无事时，我常去卢耀文家打小麻将。卢耀文系卢耀武的堂弟，我在开封时认识的。他父亲是商业资本家，他本人燕京大学毕业，在重庆时任职中央银行，当时是报酬较好的职业。

话说回来，特种情报所的所长是杨宣诚，国民党军委会二厅厅长，本人不是“军统”。副所长郑介民则是军统的头子。第一科的人员大部分是“军统”，第二科有几个人是“军统”，如绘图员、收发员、副科长都是，而科长包钟敏则不是。我既不是“军统”，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这个单位的纪律不是很严格的，如冯兆林来重庆时，就住在我的宿舍内，睡在我的床上，我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招呼。大门口有站岗的，冯出出入入连问都不问一声。甚至有一次Hilder介绍来一名外国牧师的女儿来找我，我就在会客室接见她。后来此事反映给杨宣诚，杨宣诚也只是间接地通过包钟敏告诉我，以后不要在机关内接待外国人。

在这个所工作时穿军服，也可以穿便服，因为我没有整齐的便服，便向杨章武借了一套军服穿上。每人还发有红皮“派司”。我曾不买票去看电影和戏，只是把“派司”从口袋里抻出一点边来，就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了。

1942年中苏关系出现紧张，苏方人员撤回，特种情报所有取消的说法，并传中方人员将全部并入“军统”。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陈先舟，陈叫我赶快退出。于是我找了一张患病证明，请了长假。

这里把有关的几个人的情况说一说。

杨章武，留日学生，我在东京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社联”的读书会，同在一个小组。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在河南的国民党政军方面有很多熟人，都是他父亲的老关系。留日前，他已做过河南省国民党部的执行委员。凭着他的关系，杨章武本可以在国民党混上很高的地位，可是他没有走这条路，却走了共产党的这条路，在国民党区域为中共搜集情报，而且是毫无报酬的。抗战爆发，他就任十五军参议，为十五军开办了一个训练干部的学校，所聘教员都是进步的。他能在十五军站住脚，是由于他父亲和该军军长刘茂恩有过交谊。后来由于他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不得不脱离十五军，来到重庆，找到他父亲的老朋友于右任，于在铨叙部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以资度日。解放战争时期，他谋到了一个河南省总经理的位置，于是表面上阔起来了。据他自己说，他在总经理任上，没捞到钱。

解放后，他任河南省中共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其后在每次运动中都有他的份。“三反”、“五反”，他是“大老虎”，反穿皮袄挨斗。“肃反运动”，被认为历史有问题。“反右运动”，被划为“右派”。划为“右派”后，下放劳动，直至“三中全会”后才告平反。平反后，任河南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是一个闲差事。

陈先舟，比我大二十岁左右，留日学生，九一八事变前，曾在沈阳任电报局局长，东北军进入西北后，他又做过西安电报局局长。中共地下党员。抗战时在重庆，先开建业公司，后开复东公司，任经理。是一个忠厚长者，但不善经营，两个公司都没有搞好，豁了本。解放后，任辽宁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时，被关押起来，后用吉普车提审他时，跳车自杀了。

吴廷璆，北京大学毕业后，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北大时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并且参加过学生运动。“七七事变”时回国，参加八路军，在总政敌工部工作，我是在那里和他相识的。之后，由于在青岛捉到了一个汉奸，报载这个人供认是吴廷璆的学生，并和他有联系，吴廷璆由此蒙受了不白之冤，被迫离开八路军。离开后到西安，参加国民党陕西教育厅的工作，这时他的老师中共党员范文澜被国民党逮捕，他进行了多方营救。从西安又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但与一些地下进步组织有联系。日本投降后去武汉大学任教授，解放后，调到天津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一直干到今天。先在天津民盟任宣传部长，后升任副主委、中央常委，“三中全会”后入党，为有名的历史学家。

太平公司

1942年我离开特种情报所后，陈先舟给我介绍孟用潜，叫我和他组织太平公司。共三股：一股5万元，由我、孟、陈分担，我的那一股是由天津老家寄来的，其中有六、七、九叔的钱，还有我的钱。组织太平公司前，陈先舟暗示我，这个公司组成后，将和共产党发生关系，作为党的一个地下据点。公司组成后，陈先舟任董事长，孟用潜任经理，我任协理。全名是“太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牌匾是通过孟用潜的关系找孔祥熙写的。孔祥熙未发迹时，孟用潜的父亲孟牧师曾帮助过他去美国读书，这是通过教会的关系办的。孔发迹后，不忘旧恩，他到北平时，总要去孟家看望，对于孟家的子弟也有所照顾。

“太平公司”表面上做了几桩生意。一是囤积“万金油”。“太平”在春季开张后，预料夏季日本会派机轰炸，加以重庆气候炎热，估计“万金油”一定会畅销涨价，结果并不像我们预测的那样，相反地，“万金油”厂有在重庆建立分厂的消息，“万金油”到了夏季并未涨价，我们囤积的只好平价卖了出去。此外，“太平”还做过一批马达的生意，也因为外行，没有赚到钱。还去西安运回一批“小五金”，也没有赚到钱。可是“太平”除付房租外，还养活了几个人，会计一名，总务一名，杂务一名，厨师一名，除我之外，还请了一位协理张松涛。这些人都要付工资，而且供应伙食，生意做不好，只有坐吃山空。

于是寄托于向银行贷款。孟用潜曾通过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关系，找中央信托局借款50万元，孔批了，可是中央信托局由于我们的抵押不相称，没有贷款给我们。另外，通过我的关系找茂华银行借款15万元，也没有弄成。茂华银行的总行设在上海，原是由我父亲任总经理的上海华新银行分行改建而成的。没有借到款的原因，两次都是由于抵押品的关系。原来陈先舟的那一股5万元没有交现款，而是用一座破烂的锯木厂充作股金的。这座锯木厂根本无法开动，动力是1914年的旧汽车头，厂房也破烂不堪。我们的抵押品就是这座锯木厂，银行一来察看，就吹了。

在内坐吃山空，在外也借不到款，势必倒闭完事。在我们行将倒闭的时候，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171]在一个夜晚，送来5万元，并传达周的意思，希望我们把公司维持下去，不要倒闭。这笔钱并没有救活“太平”，结果还是把公司让给郑长家、吕砭愚经营，我和孟用潜退出。实际上是倒闭了，郑、吕把公司弄到手后，我们和“太平”就没有关系了。

“太平”和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关系，由陈先舟联系。当时陈家康常来送文件，如《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等，我和孟用潜、陈先舟等一起学习讨论过这些文件。这个公司还和党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有密切关系，该会的主要负责人高崇民[172]、阎宝航[173]都是“太平”的董事。“东北救亡总会”在重庆猫儿石会址（高崇民住在那里）的房租，都是按月由“太平”支付一部分或全部。

公司的客人很多，有从外地来的，有路过重庆去往解放区的，大都住上几天就走了。杜宣由桂林来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也是住在“太平”内。那时有人称“太平公司”为“太平老店”。

“太平”垮台之前，孟用潜去桂林任“工合盟军办事处”主任，不久我也去桂林找他。我到桂林后，恰值孟用潜又去重庆，我只好住在他的宿舍的床位上等他。我从重庆出发时，带的旅费不够，到贵阳时已身无分文，只好把一套呢中山装卖掉，搭上颠簸的湘桂窄轨铁路。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从湖南到贵州教小学的年轻教员，一路谈得很相投。那时贵州文化落后，当地连小学教员还须从外地输入，可见一斑。湘桂铁路沿站都有卖简单饭食的，我还请他吃过一餐饭。

到桂林后，等了好久，还不见孟用潜回来。我只好又卖衣服度日，甚至连衬衣都卖掉了。有一次一天没有吃饭，身边已无可卖之物，忽然想起头上还有一顶呢帽，于是去旧物收购店内把这顶帽子卖了，吃了一餐饭。幸好在我极度困窘的时候，遇到了孟用潜的侄子孟光裕。他在“盟军服务处”的零陵木工厂任经理。他看出我的困窘情况，把我接到零陵台的木工厂住下寄食，并时常给我点零花钱。这个木工厂不大，专做附近飞机场的美军生意，倒很赚钱。1944年日寇进攻湘桂，时局紧张，我便去桂林，找到“新中国剧社”。“新中国剧社”是中共领导下的文艺团体，杜宣是第一任社长，瞿白音是第二任社长。我在太平公司时，曾资助过这个社。孟用潜到桂林后，对于该社也给过经济帮助。当时“新中国剧社”无钱撤退，十分困难。我把“太平公司”曾接受过中共的5万元一事，告诉了瞿白音，我说只要有当地党组织的同意，我可以把这笔钱交“新中国剧社”。没过几天，瞿白音告诉我，广西的党组织同意这样办。于是我找孟光裕借了5万元交给瞿白音，瞿并且打了收据，“新中国剧社”是用这笔钱撤退到柳州的。我和孟光裕一家随该社一起撤到柳州。

在柳州，我们住在地下党办的一所中学——龙城中学内，这所学校就在柳侯公园附近。这个公园是为纪念柳宗元而建立的，公园内有一座柳宗元的墓，还有一个凉亭，几个花圃，规模不大。

这座城市不大，夹在两条江之间。该地的棺材很出名，又大又厚，故认为“死在柳州”最好。城里还有一个卖米粉的，名“连长米粉”，因为这个小挑子的主人曾经当过连长，只要你恭维地叫他一声连长，他就会在你的碗里多加上几块卤肉片。

在住进龙城中学之前，我们住在一个戏院的舞台上，几十口人横七八卧，某夜，我忽觉得腰部被一个东西咬了一口，我以为是毒蛇，其实是一只大老鼠。我还被老鼠咬过一次，那是1939年在洛川的一个鸡毛小店里发生的，被咬的部分是脚后跟。

从柳州出发去昆明的火车拥挤不堪。火车顶上爬满了人，火车内行李架上睡满了人，座位上以及通道上都坐满了人，挤得无法行动。还有人用木板架在火车底部。火车尚未开行，停在柳州站时，火车那头死了一个人，火车这头就生下一个婴儿。大家把这列火车叫做“死亡列车”。

车到金城江后，即停留在车站上，待了四五天，车站上的人就和蚂蚁似的，钻来钻去。汉奸把附近一列军火车炸掉，伤亡不少，因为车站上的人口密度太大的缘故。停在金城江的各个列车上的人就在车站上拉屎、拉尿，周围环境强烈被污染。到处有人设摊赌博，还有妓女卖淫，有的人盘费输光了，就去上吊自杀。

火车速度非常之慢，我坐的那列车，当我下车吃饭时开走了，当时我很着急，有人劝我步行去赶车，他们说：“赶得上！”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顺着铁路向前走，果然那列车还在下一站停着。

由金城江到六寨走了好几天。我睡在六寨的火车站上，不幸鞋被人偷走了。六寨是一个小地方，没有卖鞋的，只好光着脚走路，由六寨到独山后，我才找到一双鞋。独山的泡菜很有名，既酸且辣，口味颇重，名“盐酸”。在独山住了三四天后，找到“工合”去贵阳的汽车，搭上到了贵阳。在贵阳住了六七天，搭汽车（商车）至昆明，途中遇到南开学校比我低年级的赵某，他认识我，因为我在学生会里很活跃。二人结伴而行，一路上说说笑笑，并不寂寞。

到昆明后，住在鼎新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宿舍。从柳州出发时，孟光裕给了我一点钱买橡胶皮鞋底若干双，我在贵阳卖了，所得之款，又在贵阳买了一些湘绣，带到昆明，在昆明我就靠着这点湘绣过日子，卖一点吃一点。好在昆明美军很多，湘绣走俏，我还赚了一点钱。

到昆明后不久，我就由周新民、辛志超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这是1944年10月间的事。“民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政党，当时与共产党合作，主张团结抗日、民主，因而反蒋，因为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独裁专政。我参加民盟后，即主编民盟的一个外围刊物——《人民周报》，我任总编辑，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周新民任编委会主任。以“人民”命名报刊名称的，这个刊物是第一次。这个刊物的态度就是民盟当时的态度。一直出到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然后与吴晗主编的《大路》合并，定名为《人民大路》。不过日本投降后，我和吴晗等人都离开了昆明，编者和撰稿人少了，读者也少了，办了两三期后，就关闭了。

GBT小组

1945年2—3月间，我在昆明遇到美国人裴克，当时他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是在太平公司时经孟用潜的介绍认识他的，那时他还没有工作，以后才参加美国新闻处的。这个人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腐败无能，同情中国人民。孟用潜是经过路易·艾黎的介绍认识他的。在七七事变之前，他就自费来过中国，写过一部书，名Through the Great Wall，是一部讲中国少数民族的游记。七七事变后，在1940年左右，他再度来到中国，积累了六七年的材料，写了一部揭发蒋介石黑暗统治的书，阐明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这部书名Two Kinds of Time，已译成中文，名《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爱泼斯坦是他的好朋友，为中译本作了一篇序。1945年年底我和他一起来到北平，同住在景山东大街，当时他已辞去“美新处”的职务，专门写Two Kinds of Time。他原来命名这部书为The Emperor Without Clothe，是暗指蒋介石的。由1945年年底到1946年9月，我和他住在一起，一切开销，两人分担。我结婚后，就和他分开了。1946年9月他由北平回到美国，回去后，继续写这部书，住在他爸爸家里，他爸爸是一家发卡小工厂的老板。回美后，他一直没有工作，大约在1962年因脑瘤开刀，死在手术台上。

我到昆明后，就听说有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美国在华的各种机构，如孟用潜、韩幽桐、田价人、金仲华等人都参加了美国新闻处，杜宣参加了GBT小组，丁聪、叶浅予参加了“美军战略情报处”。当时美国史迪威将军准备给共产党十个师的装备，蒋介石反对。史迪威也看到国民党不积极抗日，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却是积极打日本的。共产党也积极争取这项军事装备。因此，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终于迫使史迪威去职。

裴克问我是否愿意参加美国的机构，说他可以介绍。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周新民（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同意我去，并告诉我以后就是“秘密盟员”，直接和他联系。这样，便由裴克介绍我参加GBT小组。GBT是三个人名字的字头，即Gould、Bernard、Ton，这三个人都是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的职员，德士古公司组织这个小组专做占领越南的日本方面的情报，昆明美军战略情报处（OSS）成立后，即归该处领导。GBT小组的头儿是范查理（Charles Fenn），英籍美国人，海军少尉。

我参加GBT后，先去OSS办的训练班学习，主要学习无线电收发、密电码使用，还有夜间指南针使用、手枪等小武器使用等。学完后，派我领导一个小组去茂名做搜集日本情报的工作，我趁机介绍谢孟奇参加——我是在“新中国剧社”认识谢的，因为谢会无线电收发。范查理给我派来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听说这个人是国民党军令部二厅（国民党的情报机关）的，我当然不能用国民党做我的报务员，因为我和云南民盟定有密电码。除以上三人外，孟光裕也在这个小组。离开昆明去广西百色前，昆明民盟给我的任务是去梧州沟通李济琛[174]与民盟的关系。我和孟光裕商量好了，由他和派来的报务员去茂名，应付范查理，我则带着谢孟奇去梧州找李济琛。到百色后，我即与共产党的地下负责人左洪涛取得联系，并把来意向他说明，他说一定协助我完成任务。

到百色不久，南宁日军退出，我即去南宁。在南宁雇好了船，准备去梧州时，突然接到范查理的电报，叫我们回昆明另行分配任务。我只好和这个小组其他三个成员回到昆明。回昆明后，范查理告诉我们说，新成立的AGAS（美军陆空辅助队）[175]要派遣一个小组去绥远陕坝傅作义司令部所在地，任务是搜集日伪军情报，准备轰炸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沿线的日军设施，还有一个任务是营救失事美国空军人员。我向周新民请示后，周批准我去，要我到陕坝后相机开展民盟工作。陕坝小组的负责人是美军上尉Clark，还有一个助手Patch，和一个美国报务员。我和孟光裕，还有由我介绍新参加的王绶昌，担任他们的基本翻译。

我们是1945年6月底飞抵陕坝的。飞机由昆明起飞，至成都加油，然后直接飞抵陕坝。陕坝飞机场很小，遍地生野草，标志不清，在陕坝上空绕了好多圈，找不到飞机场，于是强迫降落在一个大操场上。飞机着陆后，向前滑行，正好在一深沟前沿停住，机轮陷入潮湿的泥土之中。这太危险了，只要向前再滑行50米，飞机就会过深沟而翻覆。坐在飞机里的人并没有感到害怕，下飞机后，看到前方轮子陷入泥土中的情况，才觉得毛骨悚然。

下飞机后，住在“塞上宾馆”里，傅作义亲自招待晚餐。以后便移住在中国银行旧址，在当时来说，是陕坝的好房子，也不过是一座四合院而已。此后的工作，便是每天去傅作义司令部参谋处，搜集日伪军情报，由参谋处长关海山接待。大部分时间是Clark去，有时助手Patch也去，去时由我、孟光裕和王绶昌轮流做翻译。电台由另一美国人负责，密电码由Clark亲自掌握。

8月15日日军投降，昆明AGAS总部命令Clark急去北平营救丰台附近俘虏营中的英美被俘人员。由于飞机任务繁重，派不出专机把Clark等送往北平。Clark和Patch，还有我，至包头沿平绥线乘汽车前进。从陆上前进，必须经过共产党的解放区张家口。我们到张家口，就被招待在军区司令部的一个跨院内。此行携带电台一部、枪支数支，一天夜晚，趁Clark和Patch外出之际，军区交际科长找我要电台、枪支，我毫不犹豫地交给他了。等Clark、Patch回来知道此事后，和我大闹，说我无权把美国财产交出去。我说我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地方，我必须听中国官员的话。Clark也无可奈何，这件事不了自了了。我们是乘两部卡车、一部小轿车去的。后来共产党决定并宣布不准我们通过解放区时，扣留了一部卡车、一部小轿车。所有中国人，除我和一名司机外，均被扣留在张家口，这些人到1946年春全都释放了。Clark和Patch的手枪没有扣，人也放行。我们回转时，只有Clark、Patch、一名司机和我四个人，此外还有卡车一部。

我们去张家口前，经过张北县的苏军司令部，在那里住了一夜。回转时，又经过那里，这次苏军怀疑我们是跳伞来的，盘问过一次，被软禁在苏军司令部内，住了三天之后才放行的。

此行我做了两件事：第一，防止美国人受到伤害，以免引起国际纠纷，给共产党带来麻烦。如在张家口的半途中，遇到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向我们开枪，我劝阻Clark、Patch不要回击，并说服中国人员千万不能开枪，并出主意派总务杨某去游击队说明去张家口的意图，这场冲突才没有起来。又如，一次在中途被游击队拦阻，不能前进，到了夜晚，Clark要守在汽车旁，我怕夜间游击队来袭击，便极力劝说Clark、Patch去附近一个村庄躲避。第二天，在张家口我把这个队的情况以及中国人员的情况如实地向军区交际科长作了汇报，并与军区交际科长配合，交出电台和枪支。

由张家口折回时，先至归绥，Clark、Patch由此处乘飞机回到昆明，我回到陕坝，和孟光裕、王绶昌、谢孟奇还有管电台的那个美国人一起乘飞机到西安，又乘飞机至昆明。到昆明后即被解雇。10月10日我们正好在西安。

被解雇后，在昆明住了十余日。我曾向民盟负责人之一吴晗汇报过陕坝之行的情况，并且写了一篇书面的东西交给他。当时和我联系的周新民已不在昆明，去重庆了。

这里要补充记载一件事。太平公司临垮台前，周恩来派陈家康送来5万元现款。陈来时，孟用潜不在，款由我收下的。“太平”转让后，这笔钱并未还上。桂林撤退时，我曾把这笔钱交给党领导的“新中国剧社”，作为该社撤退的费用。该社社长瞿白音告诉我，广西中共省委同意把这笔钱交给“新中国剧社”。可是当我把新中国剧社的收据寄给重庆孟用潜（这时孟由桂林返回重庆了）时，孟给我复信说，“这笔钱这样还法，不大合适。”我进入AGAS后，把头两三个月工资积存起来，约5万元。于是我把这笔钱交给周新民请转给中共在云南的代表华岗，再一次还清这笔账。1945年11月我在重庆时，把这一经过详情写了一个东西交给中共办事处的张友渔。其实当时我若根本不还这笔钱，也说得过去，因为这是中共支持太平公司的，“太平”不是我个人所有，而且这笔钱没有进我的腰包，我完全可以对这笔钱不负责任。不过当时我想，这笔钱是经过我手收下的，而且是解放区人民的血汗钱，我不归还，心有不安。

我在昆明办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人民周报》和吴晗主办的《大路周刊》合并在一起，名为《人民大路》周报。不过我和吴晗离开昆明后，这个刊物只出了三四期就办不下去而停刊了。办完这件事后，我即搭汽车至重庆。

到重庆后，听说美国新闻处租了一条船，要把该处的职员及文件运到上海。有不少民主人士就是搭乘这条船去上海的，如高崇民、韩幽桐、廖梦醒等。当时闻讯后，我去美新闻处找到裴克，走他的“后门”，搭乘这条船去上海。裴克告诉我说，他准备由上海去北平，写他那本书。我在重庆时，民盟中央叫我去北平参加该处的民盟领导工作。当裴克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同住时，我答应了，因为我在北平从事民盟工作，需要有一个掩护。

在重庆，当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知道我要去上海时，让我带一箱纸型交给上海的郑易里，这就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的纸型。这部书对当时的青年影响很大，有些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部书而倾向共产党的。我和黄约好，当船开的那天，他把纸型送到船上。那天，正当我和裴克站在船板上等候这箱纸型时，突然看到高崇民、韩幽桐、张友渔三人前来上船，被阻在验票入口处，因为他们只有两张票。韩幽桐在美新闻处，可以携他的丈夫张友渔乘船，而高崇民就不能登船了。这时高崇民看到我站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就把我叫过去，说他送张友渔夫妇，不让他上去，叫我说一说。于是我和管这条船的裴克说情，裴克向验票的说了一下，他们三人都上船了。上船后，我即招呼他们，给他们安排铺位。高小声地向我说：“是调包。”这时我明白了。我把他的铺位安排好之后，张友渔下船去了，高崇民便成了韩幽桐的“丈夫”。到上海后，高住在闵刚侯的哥哥在八仙桥开设的一个大布庄内，由上海高又乘船去北平，住在孟用潜家里，等候了一段时间，便去东北解放区任省政府主席。高是秘密离开重庆的，在重庆时戴笠派了特务监视他。

日本投降时，我正在陕坝，当时接到昆明AGAS的去附近丰台营救俘虏的命令，我高兴极了，心想这下子可回家了。八年抗战期间，时时想到故乡，想到老母亲，有时在梦中相见，醒来乃是一场空。这时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的诗，其中“便下襄阳向洛阳”便充分体现了我的心情，真是“喜欲狂”了。这一“喜”在于终归把日本打败，从此中华民族可以强盛起来了。再一“喜”，在于可以回到故乡看望母亲。国共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大家齐心协力把国家建设好，提高人民的生活，乃是普遍关心的事。我也很想把力量贡献给国家，所以民盟中央叫我参加民盟北平的领导工作，我欣然答应，虽然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

我由重庆乘“美新处”包租的船去上海，沿途饱览了壮丽的三峡风光。船到上海后，没有来得及找旅馆，我就去国际饭店孙立己处找孙竦，她是我多年苦恋的一个女人。我在上海住了两周，差不多天天和竦见面，我的情绪非常高昂。当时也想留在上海，和竦在一起，怕我离开上海后，“人一走，茶就凉”。但我接受了民盟给我的任务，还是决定去北平，当时我参加政治活动的欲望是很炽烈的。

1946年初至北平解放

1945年12月，我由上海乘飞机回到北平。先住在灯市口北辰宫一家旅馆内，过了两天，即去天津。看见八年未见的母亲，她虽然患有肺病，但不显老。母亲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所以我在天津时也住在大哥处。裴克也跟着我一起来天津游览，他住在利顺德饭店（Astor House）。这时我们都是以胜利者的心情回到天津的。有一天晚上，裴克来我家喝酒，我们二人都喝得很多，已有醉意。我送他回利顺德时，我和他在一拐角黑暗处小便，不料被警察看见了，前来干涉。这些警察在英租界时代，在日本侵占天津时代，都为他们的主子服务；国民党来了，这一警察系统又被国民党全部接收下来。他们对后方来的人，天生有一种仇恨，而我们对他们也感到非常厌恶，于是双方口角起来，以致动手，我和裴克大骂他是“汉奸”。这个警察气急败坏，一吹哨子，来了好几个警察，把我和裴克痛打了一顿，然后把我们扭送到警察分局。分局长也是敌伪时代的旧人，也是“汉奸”，他一看裴克是美国人，吓坏了，赶紧给天津警察局长李某打电话。李某听说打了美国人，也赶紧来了，李某训斥了分局的局长，向我们道歉，这场风波算是平息下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国民党把汉奸警察接收过来为其所用，从后方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同时天津居民也大为不满。

我由天津回到北平后，即专门从事民盟活动。民盟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主委是曾昭抡，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曾国藩的后代；委员有沈一帆、关世雄、陈鼎文、张光年（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等。当时北平民盟的主要工作是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它的成员和联络人士都是中高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对民盟恨之入骨，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所以后来民盟被国民党强迫解散。

在北平，我先是和裴克同住在景山东大街的一所四合院内，是租来的房子，所有开销二人平分。1946年我结婚后，他即搬至洋溢胡同居住。北平民盟准备出一份公开的报纸，指定我负责筹备，洋溢胡同的房子就是为了办报用的。后来国民党不发给许可证，我就在这所房子住下。那时在民盟工作没有报酬，都得自谋生路。1947年，我由赵范介绍，参加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平分所，任研究员。在这个所里，我写过一本书，名为《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

在此期间，我和共产党地下电台负责人沈某有联系，他曾托我换一包碎金子，做地下电台的经费。有一次他介绍一个人把行李放在我家，这个人是从解放区来的，他托我给他找一个野鸡大学入学，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参加北平地下电台工作。我转弯介绍，把他安排在华北大学。不久沈某去沈阳搞地下电台，姚曾依直接参加了这一工作。我和姚有亲戚关系，很熟悉。

1947年秋，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破获，沈某介绍来我家的那个人被捕叛变。同时此事牵连到国民党高级官员余心清，余被捕。此事还牵连到在余心清手下工作的王冶秋，王是地下党员。当王冶秋早晨去余心清的单位上班时，看到小勤务员向他努嘴挤眼，王甚为机警，推着自行车镇定地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出来，竟未被国民党特务发现。王逃出虎口后，便跑到清华大学吴晗处，经吴的安排，王冶秋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

王冶秋逃跑之后，国民党就把王的妻子抓起来了，八月节（中秋节）前几天才放她回家。徐盈得到这个消息后，便通知让人去慰问王冶秋夫人。我坚决反对去，认为把王冶秋夫人放出是国民党特务以她为诱饵来“钓鱼”。我说：“你们要去就去好了，反正我不去。”这是中秋节前一天的事。中秋节那天下午，李荒芜的夫人舒展来家过节，并提着一只活鸡。她说荒芜去看王冶秋夫人，一会儿就来。可是等到下午五时余，仍不见荒芜来，舒展非常着急，请我和她一起去王家看个究竟。我说：“一定出事了，不要前去自投罗网。”小舒执意要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冒险陪她前去。事先我和小舒对好了口供，说荒芜和王冶秋是同事，这次来是为了看看王冶秋夫人，他们带了一只活鸡，小舒胆小，不敢拿，叫我帮忙拿去。走到王家门口，里面的人听到脚步声就出来了，问我们找谁，小舒说找王冶秋夫人。特务就把我们引进王的住室，然后把小舒带到另一间屋子，和我分开。特务问我和王冶秋的关系，我说没有关系，连认识都不认识，并把编好了的口供叙述了一遍。这时特务出去了，大概是对证小舒的口供。不久特务回到我屋，叫我写下姓名、职业、住址。我不敢写假的，只好写真的。写完后，特务就放我回家，过了一会儿，荒芜和小舒也回来了。后来，荒芜又被扣下，取保之后，也放了。

这时我记起我家还放有一箱共产党的宣传品，赶紧拿到小跨院内焚烧，正在这时，演员丁易和他的爱人端木兰心来我家访问，我们本来很熟。端木有点“十三点”，她问：“你们烧什么呀？给我吧，明天我卖给打小鼓的（收买破烂的）。”这一问，真弄得我啼笑皆非。

正好在这时，姚曾依从东北来，住在我家。他在东北沈阳和沈某一起搞中共地下电台。姚在护国寺后铁匠营本有一处房子，是祖产，他为了保险，没有住在那里，幸好如此，特务曾去那里捉他，没有捉到。姚住了几天之后，又回沈阳去了。他和沈某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回沈阳时，沈某已被捕了，他很大意，没有立即搬出那所房子，又继续住了两三天后，特务把他捉走了。送到南京后，沈被判无期徒刑，姚曾依被判十五年徒刑。1947年蒋介石下台后，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谈判，此时李宗仁下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表示和谈的诚意，姚曾依和沈某都被释放了。

这时我的处境也很危险：（一）我曾去王冶秋家被特务盘问，留下真实姓名和住址；（二）沈某介绍来的人曾把他的行李放在我家，我又介绍他进华北大学，这个人当时被捕叛变了，只要他招出我这个关系，我就难免于难；（三）姚曾依从沈阳来北平，住在我家，回沈阳后被捕，特务在北平姚家没有捉住他，只要他招出在北平住在我家，我也难免于难。所以我决定离开北平避避风。我是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平分所的职员，分所准备运一批资料去南京，正苦于没有人送，我自告奋勇，借运送资料之机跑到南京。到南京后，我准备把竦和阿靓接到南京，也就是把家搬去。不料三哥笃义来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民盟解散事（1947年国民党连打败仗，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强迫解散民盟），遇见了民社党的蒋匀田[176]，民社党当时已投降国民党，蒋匀田做了国民党的大官——行政院的政务委员，他告诉笃义说，“陈立夫曾向他说过，民盟有叶笃义和叶笃庄二人，我们知道叶笃义不是共产党，而叶笃庄肯定是共产党，他去过几次解放区，我们都有记录。陈又说，‘听说叶笃庄已来南京活动了。’”笃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叫我赶快离开南京。我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二天，就买票去上海，对资委会经研所不辞而别。在上海住在张立森家。1947年12月31日乘船北上，恰巧与吴作人同舱。在上海时，张立森和孟用潜一再约我过了年再走，可是我和竦以及不到一周岁的阿靓分别了一两个月，好像分别了几年一样，非常想念她们，真是归心似箭，比箭还急。回到北平寓所，一进门就抱起阿靓，亲了又亲。

回到北平后，经姜秉权介绍，进入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戴松恩，曾做过姜的顶头上司。开始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场长办公室办公，后来成立农业经济研究室，由我任主任，下面有朱凤绥、雷沐新、杨某。这个场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并没有很多活动，此外还有几个青年党员。没有共产党员，除我一人外，没有民盟盟员。我进入该场后，仍住在洋溢胡同，但场里答应给我宿舍，是在白楼，有四间日本式的住房。竦来看了宿舍之后，非常满意，认为房子虽然不大好，可是周围有一个大花园，空气很好，对于小孩的成长很有好处。竦生下阿靓后，就一心一意扑在孩子身上了，一切考虑都从孩子的利益出发。

我回北平后，仍参加民盟北平临工会的领导工作，民盟被迫解散后，北平民盟并未停止活动。

1946年6—7月间，我把竦从上海接到北平，住在景山东大街我和裴克同住的那所房子里，裴克暂时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这时突然从上海来了一男一女来找我，男的给了我一张名片，印着某某洋行经理。此人个头不高，身穿西服。同时给了我一封龚澎[177]的介绍信，叫我给他安排住处。龚的意思就住在我那里。我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共产党的人，路过北平找一个安全的住处。我告诉他，叶剑英住的地方和我的住所只隔三个门，这里附近就有特务监视；我是民盟北平的负责人之一，国民党不见得不晓得我的身份，住在我这里并不安全。我想到前门的中国旅社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旅社，特务不大注意此处，因为此处来往的人多是“高等华人”，我提议住在那里，他们同意了。

他们来后不久，我就搬到洋溢胡同去住了。我曾问他在北平还想见什么人，我可代找。我已把我的民盟身份告诉他了。他说他想见徐冰（共产党在北平的负责人），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叫我交给徐冰，会晤地点就在洋溢胡同我的家。他和徐冰在我家见过几次面，都是我从中联络。当我去北京饭店（当时中共代表在那里）把信送给徐冰时，黄华[178]也在同一房间，黄华看完信后，脱口而出：“冯文彬[179]来了。”冯是当时的共青团书记，秘密来北平去张家口解放区的。我作为冯和徐冰的临时联络人，就知道那个人是冯文彬了。冯在北平大约住了一周就走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孟用潜曾任北平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当时他没有党的关系。他在北平“美新处”领导了一次中国员工的罢工，罢工结束后，他即去沈阳“美新处”，在那里国民党抓他，他连夜跑回北平。阴历八月十五左右，由徐冰安排去了解放区。那时由北平去解放区，在颐和园附近有一个点，以照相馆为掩护，穿着西装或长袍从前门进去，在里面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从后门走出去，上西山，再过去不远就是解放区了。和孟用潜同行的，还有竦在上海“苦干剧团”的同事陈某某，陈解放后任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厂长。此人外号叫“小烟斗”，吊儿郎当，在“苦干剧团”混饭吃，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做点杂务事。他的英文不错，上海还是日本占领时，他就梦想美国人会来解放上海，他说：“我见到美国兵，一定爬过去，给我一支Lucky Strike（香烟）吧！”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来高举过头。他在上海大概混不下去了，便跑到了解放区。后来孟用潜告诉我，他从照相馆后门走出去，十分紧张，刚进入解放区，他就出洋相，躺在了地上，“我可走不动了！”此人后来也入党了。

民盟中央被迫解散后，华北总支部负责人之一张申府召开新闻记者会，宣布华北民盟解散，并声称感谢国民党的照顾。这无异于向国民党投降。以吴晗为首的北平民盟发表声明，不承认张申府的胡言乱语。于是北平民盟继续从事地下活动，与国民党周旋。

北平解放的前夕，北平民盟成立七人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这是为了迎接解放作准备。分配给我的重点任务是稳住北平农事试验场的科研人员，不要南撤，同时保住试验场的设备。我的做法是“擒贼先擒王”，只要稳住该场场长戴松恩不走，人员和设备即可保住。我先是通过姜秉权做戴的工作，晓以大义，随后我直接说服戴，讲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只要留下，依然可以得到重用，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是没有前途的。相反地，国民党分子、人事处长陈明等也包围戴，劝他带着人员、设备南逃。这期间还经过一番斗争。另一方面，我对科研人员比较进步的卜慕华、徐叔华等，分别进行宣传工作，劝他们不要南逃，南逃是没有出路的。北平围城期间，我曾借胡济生西城的住处召集试验场的高级科研人员开过两次会，参加者有十余人，明确交代解放军的入城政策，叫大家安心等待，不要心存疑虑。我的这一工作，间接地得到了承认，后来在戴松恩的讣告中有一句话：“解放前夕在地下党和民盟的影响下，毅然拒绝国民党的诱惑，保住了试验场的全部人员、设备。”当时在试验场的民盟盟员只有我一个人，和他接触的，除了我之外，也没有第二个民盟盟员。解放之后，在历次运动中，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挨过整，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运动”中了。

北平围城后，试验场的大部分人员都迁往城内，有的住在头发胡同宿舍，有的投亲靠友。这时，国民党的一个袁军长同晏孝来（场长办公室的一个职员）是“小同乡”，前来查看试验场的地形。当时试验场的周围全部是空地，只有一座大楼矗立在那里。袁军长认为这里地形很好，是西郊的一处制高点，声称要帮助把设备运到城内，并进驻场内。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赶紧走访戴松恩，劝他千万不要让国民党军队运送设备，并找晏孝来介绍，由戴松恩亲自出面，去找袁军长，拒绝国民党军队进驻场内。此事戴照我说的办了，国民党军队没有进驻，试验场避免了一场灾难。

早在1948年春，民盟就计划策动傅作义起义。我和张云川、张东荪在后门桥张伯驹住宅就曾计划通过傅作义的重要干部秦丰川和傅作义搭线。我是在陕西宜川县官亭“民族革命大学”时认识秦丰川的，他当时是二战区行政干部学校的负责人，彼此来往并不多。这个人系德国留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左倾。一天夜里，我去东城秦丰川的住宅找到他，单刀直入地向他说，民盟负责人张东荪希望和他见面。他沉思了片刻后向我说：“我本应拜会这些老先生们，因为忙，没有如愿，以后有机会我将前去拜访。”就这样婉言谢绝了。不过后来张东荪和傅作义接了头，傅作义派到解放军去的谈判代表，除了周北峰，还有张东荪陪伴。傅当时怕共产党说话不算数，所以找一个第三方的人参加，以便将来作证。

在这里补记一件事。1946年4—5月间，高树勋部机要处长吴炎（后改名吴景略）前来北平找到民盟华北总支部接头，说高部的高级军官准备加入民盟并可捐给民盟一笔钱。高树勋原系国民党部队，进攻解放区时被围，后起义，起义后没有编入解放军，而是另立番号——“民主建国军”，不过共产党派去了政工干部。民盟华北总支部讨论后，决定派我前去接头。高部所在地区就是晋冀鲁豫边区，这个边区的军政首脑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抗日战争初期我曾在他们领导的129师工作过。民盟派我去是以为我在那里有一些熟人，好办事。

由北平出发前，吴炎来景山东大街我的住处商谈去解放区的路线。他看到裴克和我同住，并且知道他是美国人后，提出让裴克同去，一则掩护我们过国民党的封锁线，一则裴克可以写一些“民主建国军”的情况，扩大国际宣传。我向裴克提出后，他同意了，他也愿意借此机会旅游一番。等到事情大致弄妥后，我即找共产党的代表徐冰，向他说明情况，并问裴克是否可以去。徐冰回答说可以去，并嘱咐我去后多和党联系，不要匆忙作出决定，要听党的意见。徐冰答应给解放区打电报说明我们前去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让我写徐冰的材料时，外调人员明确告诉我，徐冰当时确给解放区打电报了。

我和裴克、吴炎一行三人由北平出发，乘火车到石家庄，住一夜，再步行至石门，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因为我们三人都穿美军制服，冒充美军人员，大摇大摆就走过封锁线了。又走了半里多路，遇到放哨的解放军。吴炎一人去解放军连部，我和裴克在大树下面等着。不多时吴炎出来招呼我们上路，又继续步行前进。中途住了一夜，第二天傍晚到达。在中途吴炎和“民主建国军”总部联系，他们知道我们即将到达，所以在第二天距离总部二十多里的地方，遇到了前来迎接的马匹，我们便骑上马继续前进。

到达总部后，高树勋（民主建国军司令）和他的政治部主任王定南均出门相迎。王定南原是北平共产党地下负责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不知怎么放出来了。我离开北平前，华北总支部就向我介绍了这个情况。在没有弄清王怎样出狱之前，我对他不能不怀有戒心。当我下马进屋洗脸的时候，王定南向高树勋说，民盟答应在政协为“民主建国军”说话，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我没有擦干脸上的水就立即声称：“据我所知，民盟没有这个意思。”在我们尚未入席吃饭的时候，“民主建国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张力之应邀来了。张在日本时就和我熟悉，江西人。我一看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心里就有底了。席间谈了些北平民主运动的情况，没有谈正题。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张力之住处，他的夫人石磊也在座。我把吴炎去民盟华北总支部接头的事情——高部的高级军官想加入民盟，给民盟资助——向张讲清楚了。我并告诉他，行前我看过徐冰，徐冰叫我遇事多听党的意见，所以在我没有和他们正式谈之前，先听听张对这件事的意见。张力之听了我的话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答复我的问题，而是和我谈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张既然不表态，我也不能深问，实际上他对在高部发展盟员是不同意的。我和张聊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我的住处。不久王定南派勤务兵来请我，我到之后，王定南叫他的勤务兵离去，单独和我谈。王在北平被捕前，和张东荪、叶笃义、许宝骙等都有联系，开始他问了这些老朋友的情况，然后谈到正题，即高部高级军官准备加入民盟，并可向民盟提供一笔资助。我和张力之谈完话之后，心里已经有底了。我向王定南说，关于发展盟员，民盟只是叫我来这里看看情况，作一初步联系，并未授权我决定此事，所以我只能把这个意见带回去研究。至于提供资助，我在路上携带大批款项不方便，以后再说。就这样这件事算谈完了。高树勋本人从来没有向我谈过此事。

我们在高部住了一个星期，远道而来，叫我们休息一下而已。我们本来准备直接由高部返回北平，可是张力之力主我们去邯郸一次。邯郸是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一些共产党的华北负责人均在那里。我不好拒绝这份好意，在张力之、吴炎的陪同下，去了邯郸。这一路是骑马去的，邯郸距离高部也不过一天的日程。

到邯郸后，由交际处长亲自招待我们住在招待所。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亲来招待所看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是“统一战线”问题，意思是民盟应当同共产党密切合作，争取民主，建设新中国。我也向邓谈了北平民主运动的情况。当天晚上，由邓小平、刘伯承出面，正式宴请我，由他们二人具名下的请帖。席间把在那里的留日同学任白戈、张香山、卢耀武都请去作陪，当然也请了裴克和吴炎。第三天杨秀峰主持召开了一次边区文艺界的座谈会，我和裴克都出席了。我从杨秀峰那里打听到宋尔廉在彰德办学校。

第四天一早，我们搭卡车去彰德，这辆卡车是送范文澜回华北联合大学的。在彰德由宋任穷出面招待，我打听到了宋尔廉的住址，便去看他，当晚我和他住在一张床上，谈了些别后的往事以及我们两家的情况。我送给他一只美国军用指南针，好像还给他留下一点钱。当时他已离婚，正准备和李纪章结婚，他还领我去看过李。李纪章原来和他的丈夫在哈尔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他的丈夫被日本人逮捕叛变了，她带着一个孩子辗转回到解放区。在彰德住了一夜，我和裴克、吴炎继续向着石门方向前进。在石门很顺利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随即到石家庄，由石家庄乘火车直返北平。

1958年我被捕后，硬说我带着美国特务裴克去解放区搜集情报。事实决非如此，哪有穿着美国军装去搜集情报的道理，如果真的搜集情报，我自己去干岂不利落，何必带一个大鼻子招摇过市？！其实一到解放区，就由吴炎做裴克的翻译，而且和他住在一起。吴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说英语。吴是机要处长，岂能帮助裴克搜集情报？！裴克在高部和高树勋谈过一次话，是关于共产党怎样改造这支部队，也是由吴炎做的翻译。此外，我没有见过他有其他任何活动。

在邯郸招待所，卢耀武和我同榻而眠。我们是在1938年一起由开封去山西参加八路军的，后来我走了，他留下了。那一夜我们谈了许多别后的情况。

回到北平后，我即向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东荪汇报了去高部的情况。我的意见是民盟不应插手军队，民盟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同时也向徐冰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们都认为，在高部发展民盟这个问题上，我拒绝进行，是处理得很妥当的。

还有一件事要补记一下。1946年春，“国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共产党和民盟都准备参加，并争取三分之一代表名额，以便有否决权。我去晋冀鲁豫边区时，看到过村头墙上选举“国大代表”的通告。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单方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我曾被选为民盟的北平“国大”代表，另一个是孟用潜。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后，我这个“代表”当然也无效了。

北平围城后，农事试验场的人员大部迁入城内，我为了继续影响戴松恩，也迁入城内，仍住在洋溢胡同。我搬到试验场的宿舍后，洋溢胡同的房子由王俊士接管，后来王的家属从山西来到北平，就住在那里。这时北平农学院有一部分教职员也迁入城内，住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内。姜秉权的儿子宏达、冯兆林的弟弟也住在那里。当时他们年纪都不大，我把这两个孩子接到我家，以便照应。

洋溢胡同住宅对面本为一面院墙，我搬回后，突然在面对着我的大门的院墙上开了一个窗户，摆点香烟、酱油之类的杂货，货品非常之少。而且每晚要在九十点钟之后才收摊，而一到天黑，这条胡同就少有来往行人了。这使我猜疑这个货摊是监视我的行动的。那时东单至崇文门一带原为一片广场，围城后，国民党就在那里修了一个临时飞机场。洋溢胡同紧挨着东单，攻城战如果真的打起来，解放军势必要炮击飞机场，那时洋溢胡同的房子就处在炮火之中了。于是我搬到东城根张宗颖处暂住，他那里有一间空房。我们就像逃难似的，带着阿靓和姜宏达前往。冯兆林的弟弟，已由他的女朋友程三姐接到他家去住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我们才又搬回洋溢胡同。

补记两件事

大约在1947年，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民盟和中共拒绝参加，民社党和青年党则同意参加。张东荪和三哥笃义均为民社党员。三哥当时在上海，张东荪在北平，民社党派三哥和孙宝刚二人来北平，劝说张东荪参加“国大”。徐冰得知这个消息后，在一个早晨我还未起床的时候来到我家（洋溢胡同），向我说：“请你转告笃义，劝说张东荪不要参加‘伪国大’，否则没有好下场。国民党必将灭亡，是毫无疑义的，不要作国民党的殉葬者！”语气非常强硬，态度也很严肃。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徐冰走后，我连早点都没有吃，就匆匆忙忙赶到笃义的住处，把徐冰的话如实地告诉他。我也劝笃义“不要蹚这一水”。结果张东荪拒绝南下参加“国大”。

还有一件事。大约在1946年，徐冰通过我找吴晗谈过两次话，会晤地点均在我家（洋溢胡同）。这两次徐冰的爱人张晓梅也跟着来了，我把茶水给他们弄好之后，就和张晓梅在院子里闲聊，吴晗和徐冰则在北上房密谈。等他们谈完之后，我再进去招呼。有一次他们谈完话后，徐冰还请我们去前门“穆柯寨饭馆”吃炒疙瘩。

第三部分

解放以后（作于一九九一年）

北平解放之后，我欢欣鼓舞，心情激动万分。我首先感到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从此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了。记得1935年在东京参加留学生奖学金考试时，日本当局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大东亚共存共荣”，当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口号，我看到这个题目后，宁愿不要每月六十元的奖学金，也没有写这篇作文。其实以我进的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来说，只要写这篇作文，保险可以拿到奖学金。但我的爱国心不允许我这样做，只有扭头退出考场，而未交卷。我说明这一点在于表示北平解放之后的激动心情，压在心底的复杂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另一方面，我心中暗想，跟随共产党这么多年，而且是民盟北平市委的地下负责人之一，总可以在新政府中获得一官半职。我在旧社会是不得意的，也根本没想得意过。我从未在旧社会向上爬，反而瞧不起那些向上爬的人。北平解放以前，我的妻哥孙立己打电报叫我随他的一个近亲张某去台湾接收一个大糖厂，让我做这个糖厂的附属农场——二千公顷的甘蔗田——的场长。我没有去，思想上连动都没有动一点，尽管那时我们的生活相当窘。解放以后，我并没有去活动，我待在单位内等候安排。就连我最好的朋友孟用潜和很熟识的徐冰，我都没有去找。那时他们已掌权了。当时孟用潜是合作局长（部级），徐冰是北京市副市长，我找他们安排一官半职，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我没有这样做，原因在于：我的自尊心很强，从来没有求过人。还因为我认为共产党的政府，是不允许这样拉扯来搞私人关系的。

解放之后，“北平农事试验场”改名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由陈凤桐任所长，戴松恩任副所长。本来我猜想这个副所长应由我干，因为我对保护该场的人员和设备未被分散尽过力量。没有当上副所长，心里总感到有些失望。

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的第二天，西直门城门刚一开，我就让戴松恩率领全北平农事试验场的职员由城内返回城外场部报到。大家都坐在礼堂内，一会儿所长陈凤桐出来了，穿着解放军的灰布制服，脚上却穿着一双翻毛皮鞋，在礼堂台前来回踱步，双眼看着地面，正眼也不看大家一眼，把地板踩得咔咚咔咚响。他讲的不外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大家愿意走的可以随便走，“青岛这条路还通！”这同我和一些科研人员在解放前讲的话大相径庭。当时我劝说一些科研人员、特别是戴松恩不要再跟国民党走了，国民党完蛋了；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非常尊重，礼贤下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科学才可以繁荣昌盛起来……我不敢说我的劝说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反正科研人员，包括戴松恩在内，都没有走。只走了两个行政人员，这两个人都是国民党的负责人，一是人事科长陈明，一是总务科长屠汶。这两个人确实是从青岛回到国民党管区的。当然没有多久，他们去的地方也被解放了。

听完陈凤桐的讲话之后，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特别是戴松恩，据说还哭了一场。散会时，我和几位较熟识的、听过我讲话的人，面面相对，我只得摇了摇头，苦笑而已。反应最强烈的是徐叔华，他低声说：“真不如去蹬三轮！”

“北平农业试验场”被接管后，把另外两个国民党科研机构林业站和畜牧兽医站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该所内有作物系、土壤肥料系、园艺系、畜牧兽医系、森林系、病虫害系、编译委员会、推广委员会。我任编译委员会主任，其他各系主任也都是党外人士，后来才逐渐换为党员。

编译委员会最初只有四个人，连我在内，编译一些农业科学方面资料性的东西，都是油印。后来出了一份《工作通讯》，虽是铅印，也不过只有五百份。当时的政策是“以俄为师”，一切向苏联学习。苏联在农业科学方面，自成一套体系，在果树和农作物方面，有米丘林（Michurin）学说，以及米丘林的继承人李森科（Lysenko）的学说；在土壤学方面有威廉斯（Williams）学说。于是我们出版了一份《苏联农业科学参考资料》，也只印四五百份。其中材料多是从英文或日文翻译过来的，因为当时懂俄文的很少。由于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在解放前学的都是英美的课程，如Morgan（摩尔根，1866—1945）的遗传学、Russell的土壤学等，对于苏联的那一套一无所知，所以《苏联农业科学参考资料》这个刊物颇受欢迎。后来《工作通讯》扩大为《农业科学通讯》，《苏联农业参考资料》扩大为《苏联农业科学》，发行份数也大增。

1950年1月，即北平解放的第二年，我从徐盈处得到一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出版的《米丘林选集》英译本，我即组织华北农科所的一些科研人员进行集体翻译。参加翻译的共有十四人。对于集体翻译，大家一点经验没有，每人分了若干页独立进行翻译，译完之后，凑在一起，结果驴唇不对马嘴。校订者虽为祖德明、戴松恩和我，但他们二人只是排名而已，最后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稿件压在我一人头上。那时我还年轻，精力旺盛，白天夜里连轴转，连续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总算搞出来了。全书十八开本，524页，55万字，是一部很大的译著。这也是我译大部头的著作的第一次尝试。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印5000册，此后连续再版，共印14800册。出版分工后，转给财经出版社，于1956年再版8000册，以后又转给农业出版社，又再版了若干册。总之，这是当时销量很大的一部农业方面的书。以后我又组织《米丘林全集》的翻译，这时已有俄语专业译员，可以从俄文本直接译出，仍由我和祖德明、沈隽（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任总校订。《米丘林全集》共分四卷，农业出版社出版，销路也很好。译文颇得好评。

1953年，我和周建人（出版总署副署长）合作，组织《达尔文全集》的翻译，由我、周建人、方宗熙（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合译《物种起源》，最后由我进行统一译稿和校订。《达尔文全集》已由三联书店发出预告，参加翻译的有费孝通、潘光旦、张肇骞等著名专家，但由于历次政治运动——肃反、反右，《达尔文全集》直至1991年还没有最后完成。《达尔文全集》中的主要著作都是由我译的。我经手共译出：《物种起源》、《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贝格尔号航海记》、《人和动物的表情》是由周邦立译的。《兰花的传粉》由唐进译的，《攀缘植物的运动和习性》由张肇骞译的。《食虫植物》，译者忘记。《植物界的异花受精与自花受精》，萧辅译的。《蚯蚓对土壤形成的作用》，尚未译出。

《人类的由来》是我在狱中译的，当时没有稿纸，写在一部书的行间，在昏暗的囚室里，写蝇头小字，很费眼力。这部书居然译完，而且在1962年我保外就医时带出来了。我和竦离婚后，这部书的译稿交给天津四哥桐庐（笃信）保存，不幸在“文革”中抄家时被焚！1976年我由劳改农场释放，被安排在安徽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劳动之余，我又拿起笔来重译《人类的由来》，“三中全会”后，我回到农科院，才继续译完。《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也是“三中全会”后译出的。此外还译了一部《达尔文生平》和一部达尔文传记小说《起源》，这是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名作。不过这部书的内容十分堆砌，虽然史料很丰富。其余各书都是在1957年译出的。

《达尔文全集》基本上可以说全译出来了，而且出版了，但是译文需要统一的地方很多，人名、地名须统一，学术用语须统一，版本须统一，等等。为了出版一部完整的《达尔文全集》，我曾多方呼吁，均未能实现。出版社出版这类著作，大都要赔钱，于是向我要钱，以资补助，最少者要十万元。我身无分文，哪里有钱贴补！看来在我生前是无法完成这一工作了。其实，要不是历次政治运动，这部伟大著作在五十年代就可以问世了。

除了翻译工作外，我还主编三个农业杂志，即《农业科学通讯》、《苏联农业科学》、《中国农业研究》（后改名为《农业学报》）。各个刊物均有编辑人员，但最后定稿还要我亲自过目，非常忙碌。当时主持《苏联农业科学》编辑的为《英华大词典》的主编郑易里先生。郑先生是由黄洛峰（曾任出版局局长）介绍给我的。在此之前，郑先生在三联书店工作，他在大学时读过农科，后留学日本又改学工科。郑先生为人忠厚，工作踏实，后来他又创造了五笔字型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法。

解放以后，在农业科学界和生物学界掀起了一阵反对莫尔根（或译作摩尔根）主义、学习米丘林主义的浪潮。这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苏联把莫尔根的基因学说批评为伪科学、臆造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等等，把米丘林学说说成是革命的、唯物辩证的。凡是学过莫尔根主义的人们，都要检查，下面举几个例子：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主管业务的副所长戴松恩的检查：“经过‘三反’学习，批判了资产阶级业务思想后，我开始认识到我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科学的立场上，想逃避剧烈的思想斗争去接受新的科学思想。……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学说，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接受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等等。

华北农科所畜牧系主任郑丕留的检查：“美帝资产阶级教育究竟给了我什么雄厚本钱而使我产生这些想法呢？我的回答是：就思想本质来讲，只是一套‘假科学’，是绝对自私自利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套思想方法，是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就技术本身来讲，只是一些皮毛，是极其肤浅而极其陈旧的，并不是为广大农民所需要的本领。……我认识到只有否定过去，抛弃‘假科学’，清除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老老实实地放下高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破自私自利幻想，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造自己。”

华北农科所麦作研究室主任庄巧生的检查：“我是不学无术而又夜郎自大。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旧遗传学的基础上做育种工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莫尔根主义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要注入以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米丘林生物学的新理论。”

《农业科学通讯》1952年第5期刊登了他们的检查全文。

此外，官方对生物科学的态度，可参照《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见《农业科学通讯》1952年第7期）。

农学家们对“学习苏联先进的农业科学”纷纷表态，甚至连最有声望的丁颖教授也不例外。可参照《农业科学通讯》1952年第9期。

所谓“米丘林学说”，并不是米丘林自己创造出来的，而是他的后人李森科把唯物辩证法引入其中而编造出来的。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开了一次大会，清算莫尔根主义，把信奉莫尔根学说的人臭骂一顿，大多数人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这是由于站在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的原故。在中国，生物学家和农学家们在解放之后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大家纷纷检讨，低头认罪。事实上，在学习米丘林学说时，就有莫尔根主义的科学家们看破了这一学说的破绽，无论苏联的科学家，还是中国的科学家，都不敢明确指出米丘林学说站不住脚的地方，而是俯首承认米丘林学说是正确的、进步的，合乎辩证唯物主义的，而莫尔根主义是错误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并且还要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承认自己的无知，发誓与反动的莫尔根主义一刀两断。不过也有一个人因为反对米丘林学说、拥护莫尔根主义而离开中国，跑到美国，他的名字叫李景均，现为美国匹茨堡大学终身教授，教数理遗传学，在国际上是一位知名的学者。

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上，李森科做了“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这一报告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也就是说是一权威的官方文件，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反苏联共产党。所以这次会结束前就有三个人声明脱离莫尔根路线，加入米丘林路线，并要积极为它作斗争。这样，以政治手段来解决科学问题，其后果是阻碍了科学的进展。不幸的是，我们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也学得了这一手，造成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混乱。

关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记录，莫斯科的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出版了它的逐字记录，名为The Situation in Biological Science。中译本名《生物科学现状》，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华北农科所、东北农学院合译。

在这场斗争中，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委（即校长）乐某某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气势凌人。他说：“我们在显微镜下解决问题，老百姓从栽培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如果不靠自然规律解决问题就要饿死。‘学者们’没有生活问题，可以不靠自然规律来作。老百姓是唯物论，‘学者们’是唯心论。”他又说：“既然物种是一直在变化着的，植物分类学自然一无用处了，病虫害的研究也毫无用处，因为只要培育出不怕病害不受虫害的品种就行了。”乐某某正是以米丘林学说为武器，打击一切反对他的人。正如当时大家所说的：“他不许别人学米丘林，因为那是‘投机’；也不许别人不学米丘林，因为那是‘反动’。”用这种人领导农业科学，怎能不给科学事业带来损失呢！他在农业大学的一次大会上公然叫喊：“莫尔根主义者们滚出学校去！”这话当时就是对着李景均说的。李在这次会后的当天晚上就溜到上海，转赴香港，又去美国。李景均投奔美国，自然有他自己的思想根源，可是乐某某不能容纳持不同意见的人，是李出走的主要原因。李是在1942年由美国返归祖国的，当时中国正在抗战，李留在美国过舒服日子不是不可能，所以大家评论李还是爱国的。李回国之后，在广西农学院教书，后又去成都金陵大学教书。在由广西去重庆的途中，他的一个爱女染上恶性痢疾死去，他很伤心。他的美籍华人的老婆过不惯抗战时的困苦生活，整天和他吵架。日本投降后，他又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物价一日三涨，教授的生活甚为清苦，在那样的境况下，他都没有去美国之意。解放之后，开始他也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我们国家从此会富饶起来，他不止一次向我透露过这种心情。可是由于乐某某的原因，他终于离开祖国了。

我在这场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在一个时期，华北农科所编译委员会是宣传米丘林学说的中心，出版了《米丘林选集》、《米丘林全集》、《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此外还出版了“苏联农业科学丛书”、《苏联农业科学》杂志（月刊）。我在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积极卖力，一般在夜里还要加班看稿。当时我以为米丘林学说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没有接触过这门科学的农学家们不可不读，不可不看。但是用行政的手段强迫人们一定要接受它，与莫尔根主义一刀两断，否则就是反动，就是唯心主义，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我是不同意这样做法的，这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不相符合的。但是，当时我相信米丘林学说是正确的，因为多年来都相信苏联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既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肯定了米丘林学说，那么这一学说无疑是正确的了。

学习米丘林学说的高潮，是中央农业部举办的“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主讲，时间是在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同时聘请苏联专家杜伯罗维娜讲授“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参加这一讲习班的有全国主要农业试验研究机关、农业教育机关、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选派的农业科学技术人员，以及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北京农业大学的干部和师生共计一千多人。在这次讲习班上，伊万诺夫“热情地、无私地传授了苏联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同时在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下，对于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观点在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中间遗留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另外对于为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推进和建设今后的农业科学工作，也给了我们许多很恳切的指导”。这是讲习班主持人王志民、祖德明为讲习班的讲义出版写的“序”。

他们还写道：“目前全国各地农业科学工作者们，为了提高理论认识和业务水平，很好地担负起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的光荣任务，正广泛地展开着米丘林科学和苏联先进技术经验的学习运动，因而迫切要求供给大量有系统的学习资料。为此，我们决定将讲习班的全部讲义陆续整理付印，以供各地参考之需。”由此可以看出，这份讲义是当时学习米丘林学说的重要资料。这份讲义是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定名《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共三集）。此外还有《达尔文主义》以及《专题报告集》，《专题报告集》主要是伊万诺夫的讲演。

这里简单地谈一下苏联制造的“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苏联米丘林学派接受了达尔文学说，但批判了其中所谓的错误。例如，批判了达尔文的不定变异的学说，批判了达尔文的由繁殖过剩而引起的种内斗争学说，批判了达尔文的种间斗争学说，批判了达尔文的物种形成理论。“达尔文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他被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所迷惑，并引用它来解释有机界的发展原因。”（《达尔文主义》）。苏联米丘林学派认为：“米丘林的著作，发展了这门科学并把它提高到新的最高的创造性阶段。”这就是所谓“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的来源。

以上各书均在我的书柜内。

最后，在苏联，李森科还是没有站住脚，被揭露为一个骗子，伪造试验数据，十足的学阀学霸的作风。随着李森科的倒台，米丘林学说也跟着烟消云散了。今天在苏联终于恢复了莫尔根学说的合法地位。在我国，学校已不再讲米丘林学说和“创造性的达尔文主义”了，提倡过米丘林学说的人，否定过自己的人，今天又大讲特讲莫尔根学说了。看来，科学是表达客观规律的，一切不符合客观规律而编制出来的东西，最终都难免灭亡。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忠实老实学习

约在1950年进行这次运动，内容是交代历史，方法是编成各类小组，在小组内自己交代，大家提问题，就是说，大家进行帮助。这次运动比较温和，没有进行尖锐的斗争。

我从进私塾读书起，逐年交代，逐事交代，我交代的重点是和美国人在解放前来往的关系。在小组交代完历史事实之后，还要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当然大家也帮助分析批判。在小组通过之后，写出书面材料入档。

这里专门谈一下我和美国人的关系。

（1）和裴克的关系

1943年，根据中共地下党员陈先舟的指示，我参加太平公司，公司的经理是孟用潜，我是协理。孟用潜有一个美国朋友经常来找他，通过孟的介绍，我就和他认识了。裴克当时无职业，住在旅馆内。七七抗战（1937年）以前，他曾来过中国，住在北京，写过一本书，名为Through the Great Wall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又经过香港来到中国内地，期间经过路易·艾黎的介绍，在洛阳“工合”间住过，当时孟是洛阳“工合”主任。孟遭国民党捕捉，未成，跑到重庆。孟走后，裴克住不下去了，也跟着来到重庆。在重庆时我跟着孟用潜和他有过一段来往。

大约在1943年冬，他参加了美国新闻处工作，任桂林分处主任。他在桂林期间，我们即断绝联系。1944年春，我去桂林找孟用潜，孟当时任“工合西南盟军服务处”主任。我在桂林时，又见过裴克三五次，他和我吃过几次小馆。

日本进攻桂林时，裴克被调到昆明“美国新闻处”，我也由桂林退到昆明，在昆明他介绍我给英籍美人范查理。范是GBT小组的负责人。GBT小组原是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一个情报组织，最初领导这个小组的三个人为：Gould、Bernard、Ton，这三个人曾经都是德士古的职员，GBT就是这三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这个小组最初专做越南日本占领军的情报工作。其后“美国战略情报处”（OSS）在昆明成立，GBT小组便归该处管辖，领导人换了范查理。当时范查理容纳了一些左派的人，如杜宣、巴鸿等，都是先我参加GBT的。

范查理当时还招募中国人，我即把这个机会报告给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周新民，周同时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我在那时已参加民盟，所以我请示周可否参加GBT小组。当时我把GBT的情况向他说明，他同意我参加，并告诉我以后为“秘密盟员”，单独和他联系。我参加GBT后不久，裴克就到缅甸去了。我参加GBT后的情况另有叙述。

日军投降后，我由昆明去了重庆，准备返回故乡北平或天津。我到重庆后，就听说美国新闻处租了一条轮船去上海，有人介绍就可以搭乘。这时裴克也到了重庆，我即去“美新处”找他。他说他也要去北平，约我同行。那时交通工具十分困难，有了美国人这层关系，就容易解决多了。龚澎和乔冠华的女儿就是托裴克找到Barbra Stevens由重庆带到上海去的。我通过裴克的介绍，搭上“美新处”的船去上海，到上海后再设法回北平。在船上，裴克和我商量，到北平后我们可否住在一起，我同意了。船到上海后，我和裴克找到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由裴克找到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飞往北平。我是买票搭乘的。

我们于1945年12月底到北平后，先住在灯市口的“北辰宫”旅馆，后来租得景山东大街（14号?）的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在景山东街和景东大街的交口路东的第一处房子，房主人姓庄，是一所小四合院。房子不太好，砖地，纸顶棚。我们租得后，把内部装修了一下，地面铺上芦席，芦席上面铺上地毡，买了一套旧沙发、几件硬木旧家具。装饰起来之后，还像一个家。所有费用都是我和裴克各分一半。同时请了一位会做西餐的厨子。裴克住进新房之后，他感慨地说：“Life is really not bad.”在这所房子里，先后招待过共产党方面的人员徐冰、龚澎、乔冠华等人；也招待过美国著名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rsey），他于1946年初夏还在这里住过。从1946年1月到1946年9月，我们一直合伙住在这所房子里。1946年9月我结婚后，才搬到东单洋溢胡同。裴克一人住在那里，直到11月他回国。裴克回国后，这所房子即顶给了James Burke住，Burke是美国的自由撰稿人。

在这期间，我和裴克一起去沈阳和天津旅游过。此外，裴克还和我以及吴炎去过起义后的高树勋部队，他作我们的掩护，我是代表民盟去的。

裴克是一个酒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喝白干酒。他没有多少钱，所以只能喝零打的白干酒，抽最次的香烟。没有一套西装，穿得破破烂烂，有一次在街上被人误认为“白俄”。他和我同住的这一阶段就是为了完成他那本著作——The Two Kinds of Time。这部书到后来被评为中国问题的经典著作。在这部书中，他尽情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断定蒋介石的国民党必将完蛋。他还会画画，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一度靠画人像维持生活。

我于1958年被捕后，公安局说他是“美国特务”，但是我和他在北平同住的这一时期，没有发现他和特务机关有什么联系。从他的经济很穷来看，也没有做特务的迹象。从他的交往来看，和他来往的中国人不是共产党，就是进步人士，没有一个国民党人。而且当时没有一个中国人怀疑过他和特务有联系。他于1946年11月回美国，大约到1962年去世，这期间他在美国没有职业，靠着他父亲生活。我曾问过他的好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Epstein）裴克究竟是不是特务，爱泼斯坦回答：“绝对不是。”我也问过孟用潜，孟也说他不是特务。可是解放后，我和他的来往竟成了我的罪名。我的判决书中，说我帮助裴克搜集情报，真是和事实相距太远了！我的确给过裴克一些材料，那些都是揭露蒋介石黑暗统治的材料，他也大部纳入他的书中。他的书已被译成中文，名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爱泼斯坦为中译本作了序，1987年1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也提到了我，名为Lao-ye（老叶）。

（2）和布雅各的关系

另一个来往比较多的美国人叫James Burke，中文名为布雅各。他于1946年秋携家眷来北平，先是住在我和裴克同住的那所房子里，由此我们认识了。后来他搬到了大甜水井胡同1号，这里距我住的东单洋溢胡同不远，所以常有来往。他的父亲在上海附近松江县的一所基督教堂里传教，布雅各的童年时期就是在松江度过的，大约在初中一年级时才回美国念初中。我和他来往时，他还会说一点南方话，但大部分已经忘记了。他的父亲死在松江，并且葬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一个反战主义者，绝不参加美国军队，当时他是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在北平时，他是自由撰稿人，主要是给Life[180]杂志摄影，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摄影记者了。1946—1947年Life杂志发表过他的不少的摄影图片。北平解放时，他想留在北平不走，后来看着留不下去了，他才走的。后来据说在印度一次暴乱中被打死。

我和布雅各的往来，只是一般朋友的往来。1947年秋，国民党破获了中共的北平地下党电台，发现余心清和这个电台有关系，因而被捕。他被捕后，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找我，叫我怂恿布雅各向国外发消息，说余心清是冯玉祥的部下，和共产党没有关系，蒋介石逮捕余心清，完全是排斥异己，所谓余和中共有关系，只是一种借口而已。布雅各照着我说的做了，向美国发了消息，而且刊登在报刊上。这时我也顺便告诉他，这件事波及到我，因为我去看王治秋夫人时，被在王家卧底的特务扣押了四个多小时，我说了我的真实姓名、真实住址，后来虽然把我放了，我怕特务们“欲擒先纵”，“放长线钓大鱼”。同时沈阳中共地下电台姚曾依正好在捕余事件发生时来到北平，他不敢住在护国寺后铁匠营他的家中，而是住在洋溢胡同我的家里，他由北平回沈阳之后，不久就被国民党逮捕了。而且我和沈阳中共地下电台沈某联系过，听说他被捕之后，全部交代了。我怕姚曾依和沈某交代我这个关系，于是我有离开北平避避风头的想法。布雅各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正好要去张家口采访，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做他的翻译。这正好是一个机会离开北平避风头，所以我答应了。当时谣传内蒙古成立了东蒙古人民共和国，布雅各是为了采访这条新闻前去的。在张家口我们见到了傅作义，后来又去张北见到傅作义的大将孙兰峰，他们异口同声地都说：“没有这么回事。”在那里前后住了十天左右，又回到北平。回北平后不久，我就去南京、上海继续躲避风险了。解放之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我都如实地交代了这个问题，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个问题。1958年我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他们就肯定我帮助布雅各去内蒙搜集情报，其实那次去，不是我帮助布雅各，而是布雅各帮助我离开北平避风头。

除了上述裴克和布雅各之外，和我来往过的还有约翰·赫西、Pepper Martin、Chris Rand、Bill Powell、爱泼斯坦等人，这不过都是一般的朋友来往而已。这些人的身份当时都是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兼搞情报是有的，即是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进行情报活动，但我认识的这些人并不见得全是，如赫西后来成了美国的著名作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小有名气，写过一本《亚丹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小说），得到美国普利策文学奖。Powell后来在上海编《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发表了不少有助于共产党的文章。回美后，受到麦卡锡法案的迫害，宋庆龄还捐款帮助他打官司。

总之，我和这些美国人的关系，都是一般朋友往来的关系，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更谈不上特务关系了。但1958年把我逮捕起来，后来又判刑十年，就是以“美国特务”定罪的，岂不冤哉枉也！

“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在1953年开始的，历时半年多，其内容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解放之后，共产党政府留用了一批国民党的人员，因而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带给新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共产党的干部进城之后，有些禁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堕落为贪污腐化分子，也是有的。运动一开始就抓出来两个共产党的大干部——天津地委书记和行政专员公署的专员——刘青山、张子善；还有一个公安部管总务的局长，他们给自己盖私房，买小汽车，喝洋酒，捧唱戏的演员新风霞、小白玉霜，给她们做行头，甚至买汽车。尤有甚者，刘青山、张子善竟吸食鸦片。私营资本家也大赚不义之财，向干部行贿，出卖伪劣商品，牟取暴利。

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也展开了“三反运动”。运动开始时，我是“三反运动办公室”副主任，本来是搞不到我头上的，只因我说了一些正直的话，而遭到了打击。运动开始后，农业部派来一个孙某来掌握“三反运动”的进行。其间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来所里了解运动的进行情况。运动一开始，所长陈凤桐由于工作作风，就成了重点。张林池这次来是着重了解群众对陈凤桐的意见。参加张林池召开的汇报会的有：戴松恩、祖德明、方粹农和我，孙某也参加了汇报会。孙某第一个发言，他说群众对陈凤桐的意见非常之大，他已成了一块绊脚石，意思是这块绊脚石必须搬开。他说完话后，大家默不作声，张林池让方粹农发言，方推我，说：“还是让老叶先讲吧。”于是我说：“陈凤桐固然有家长作风的问题，但他艰苦朴素，自己去城里，从来不坐公家的汽车，而是挤公共汽车。他虽然性子急了点，但一心一意想把工作搞好，有时未免爱发脾气。群众认为陈凤桐还是一个懂得农业科学的内行领导，并不认为他是一块绊脚石，更谈不上搬走的问题。”我的话和孙某的话针锋相对，他是想把陈凤桐扳倒，他来做所长。孙某听了我的话，两眼对我怒视，十分不快。

第二天，孙某指使编译委员会的梁某发难，指责我犯有官僚主义的问题。跟着又开所务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表示这是背后有人挑动的攻击，“挑我官僚主义的毛病尽可以挑，但总不能无中生有给我扣上贪污的帽子吧！”孙某当场摇头晃脑地说：“好！就查你贪污的问题！”于是查编委会的账，结果查出，我为编委会的业务请过一次客，花了三十余元；另外用长途电话给上海联系业务时我曾在末尾顺便叫他们给我带一点奶粉给小孩吃，电话费花了十余元，结果也算我的贪污。二者相加正好五十元，因为五十元以下不以贪污分子论，孙某就是要恶心恶心我，给我难看。他也知道，真是无中生有地把我打成贪污分子，我也不会干的。

最后，全所找出来三个官僚主义典型，即陈凤桐（所长）、戴松恩（副所长）和我。这三个人都要在大会上检讨，发动全所提意见。陈凤桐检讨了一次，未通过，农业部给他解围，派他随团去苏联考察，结果一走了之。戴松恩检讨两次才通过。我在大会上检讨一次即获通过，群众和领导都认为我检讨深刻，很有启发作用。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知道此事后，专门组织了一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叫我再检讨一次，结果大家热烈鼓掌，都表示我的检讨细致深入。在华北所，孙某并没有把我弄臭，相反地，由于我的检讨深入，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反而提高了。孙某在运动还没有结束时，即调走交代问题，最后证实他本人即是一个地道的贪污分子！

编委会出了一个贪污分子，就是管发行的朱某。他贪污的总数不大，也不过一百多元，可是贪污的次数却很多。因为每次寄来的买杂志的书款也不过一元左右，他收到汇来的书款即纳入自己的腰包，然后用“赠书”的名义给购书人寄杂志，有的根本不寄，所以他的贪污行为是比较恶劣的。在这次运动中，他受的罪很大，跪暖气片，两手还得举起铁哑铃之类的重物。总务科科长方某也受罪不小，他经手过修理大楼屋顶的工程，他交代他贪污了很大一笔钱，他把这笔钱存在一个商号里，可是经过调查，商号否认他有存款，对不上茬口。在最后定案时，他又翻供了。最有意思的是，总务科有一个小职员，怀疑他有贪污，日夜疲劳轰炸，即斗他的人日夜换班轮流斗他，使他不能睡觉。经过三天三夜，他招认他贪污了一个天文数字的数目，于是写了交代材料，叫他去睡觉。他在酣睡之后，精神足了，然后彻底推翻了他的招供。

土肥系有一位化学家王某，后来被判罪“机关管制”。当时他是研究生产“六六六”杀虫药粉的主要负责人。当他研究出制造方法后，一方面在华北农科所生产，另一方面他又伙同他的姐夫进行私人经营。他把制造方法拿给他的姐夫，他则在这家企业占有一定的股份，分一些红利。对于他没有用什么激烈方式去斗，他即老老实实交代了。

在农科所，采用种种等于用刑的斗争方法，譬如疲劳轰炸、跪暖气片、深弯腰跪着双手抬起举重等等，这些方法有的是自己创造的，有的是从外单位传来的。正常工作停下来了，整日搞斗争。我任“三反运动办公室”副主任时，曾反对用这种施刑的方法进行逼供，这也是孙某要斗我的一个原因，他说我阻碍运动的开展。

留日时，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陶秉珍，比我大几岁。他原在杭州美专毕业，画水彩画，由于参加“左翼”活动，被国民党逮捕。放出来后，有点看破红尘，来日留学后，改行学农。七七事变后回国，很长时期在安徽茶山搞茶叶研究。日本投降后，在浙江农学院工作，解放后任浙江农学院总农场场长。“三反”时，他被迫交代有贪污，并已退赔。后来又说他还有隐瞒，他又承认，把自己的全部存款都退赔了。问题没有完，说他还有更大的问题没有交代，“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叫他好好反省交代。这时有学生日夜监视他，睡觉时，也有一个学生同屋而眠，便于监视。他想不开了，趁监视他的学生入睡时，他把几个安全刀片合在一起，用它自刎了。他死后，他的老婆申诉，说他的存款全部是稿费，经查对，每一笔款存入的日期，正是发稿费的日期。证明他无罪后，把他交的款子退回了，但是人死了，却是无法退回了。

秉珍擅长写科学小品，曾写过几部这方面的书，在开明书店出版。他为人老实，生活朴素，对于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胆小怕事是他性情中的弱点，结果死在这个弱点上。死时有遗腹子，不知是男是女了。

“三反”以后，我仍任华北农科所编译委员会主任。“三反”以前，我确是一心一意要把编委会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考虑到个人的问题。“三反”以后，我感到自己没有本钱不行，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于是开始翻译达尔文著作，大都在夜间进行。后来我索性在所里的单身宿舍要了一间房子，夜间工作方便。虽说在夜间翻译，对于白天的工作还是有影响的，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两头全顾着，难免顾此失彼。“三反”以后，我对于工作产生了消极情绪，另一方面，我对翻译却是积极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积累了五六千元的稿费，当我判刑、与竦离婚后，这笔钱全部交给竦留作家用，我未取分文。

“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在机关里称做“审干运动”，是在1955年开始的。运动开始时，先学习有关“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材料，然后在会上对照文件交代历史，交代完之后，由大家分析提问题，逐一交代。对所提问题很难说得通，因为问题不是根据事实提出的，而是根据“大胆怀疑”提出的，其实这就是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当时批判胡适这一方法，而自己却又在使用这一方法。必须按照他们分析的道道答复才行，否则就是“不老实”，而不老实就要受到严惩，因为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交代问题的重点是和美国人的关系，主要是和裴克、布雅各的关系，此外还有我在AGAS的情况。我交代得很详细，关于我在AGAS的情况，差不多是按月按日交代的。我的确“竹筒倒豆子”，彻底交代了，但会上认为我还有隐瞒的地方，没有通过。这样的会开了一个多月，我真厌烦极了。最后，我声明：“就是这些了，没有可说的了，不要浪费时间了！”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我拔起屁股扬长而去。我还听到他们说：“这是抗拒。”当时我确是腻了，而且气得肚子发凸，心想这群无知之徒，简直在捉弄人。我这样反抗之后，他们倒是不再开我的会了。

过了一些时候，所里的中共党委五人小组对我的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是“不予处分”。我不接受这个结论。我认为“不予处分”的意思是“应当处分而不予处分”。我让他们指出，我的哪个历史问题应当受到处分？他们理屈，不得不把我的结论改为：“一般性历史问题”。对此结论我还不接受，因为我以为他们所指的我参加AGAS的问题是一般性历史问题，我不能同意。我参加AGAS是民盟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周新民派我去的，他还给我介绍百色的地下关系，我到百色后，即与党的负责人左洪涛联系，左还给我写过一些介绍信介绍去茂名的沿途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这种关系，AGAS也是盟军的一个抗日机构，参加抗日机构，怎么能说是“一般性历史问题”呢？其实我参加AGAS后，经常向周新民汇报当时我得到的情况。例如，我从斐克（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处得知，日军派了一名秘使途经贵阳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议和，实际就是让蒋投降。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周新民汇报，周也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叫我约斐克到他住处便饭，以便证实这一消息。周当时住在昆明“宪政促进会”内，他借了该会的会客室和厨工，请斐克吃过一次晚餐，我做的翻译。事后，周把这一消息立刻告诉中共在云南的代表华岗，华岗又转到重庆中共办事处，不久在中共办的《新华日报》上就有所反映，揭露蒋介石投降的阴谋。

给我做出“一般性历史问题”的结论后，我还不接受，拒绝在“结论”签字。于是他们就把我的问题挂在那里了。挂起来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问题没有收口，运动来时，还可重新再来一番斗争。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当我把这一情况告诉竦时，竦劝我：“何必一定要穿大红裙子呢[181]（只有原配夫人才能穿大红裙子）？斗来斗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孩子们还小，你就签字、歇事宁人吧！”后来把我抓起来，就是根据他们定的“一般性历史问题”，判我十年徒刑！判刑后，我想起竦劝我的话，心里好悔呀！我痛切感到对不起竦和孩子们，我给她们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其实，即使我在“结论”上签了字，也没有用，来了运动照样还会重来一遍，甚至可能推翻以前做出的“结论”。这样，“肃反运动”以后，我的所谓历史问题就那样敞着口。有人说我真傻，自己留了一个小辫子，随时让人抓。我却想，应该实事求是，历史是既成事实，谁也改变不了，黑的不会成为白的，“指鹿为马”终归要被历史所抛弃。但是，现时的问题，正如竦所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

“反右”前奏

“整风运动”开始

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当时我隶属中国民主同盟，解放以前它曾经和共产党一起反对过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民主党派之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因此，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都号召盟员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造成了这样一种声势，好像在“整风运动”中如不向党提意见，就是落后。

那年夏天，我正因患慢性肾炎在家养病。开始时，我没有参加党的“整风座谈会”。有一天上午，中国农科院党组织书记朱某派秘书来我家动员说：“您在农科院是有影响的，应当积极参加座谈会，踊跃发言，起带头作用！”当天下午我参加了座谈会，提出几条意见，详细具体的记不清了，总之，都是针对农科院的事情提出的，大致是：领导要深入基层搞业务，只有懂得业务，才能领导好业务。农科院的党群关系不密切，好像其间有一堵墙似的。农科院的“肃反”要根据中央政策认真检查一下，搞错了的要纠正。……后来，根据我的这些意见，把我划为“极右分子”，并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消息。[182]平心而论，当时我一点恶意也没有，绝没有趁机向党进攻的企图。解放以前，我一直追随共产党，给党做过许多事情。那时我不反党，解放了，我反而反对共产党，无论从客观讲，还是从主观讲，都是说不通的。

从哪里揪起

农科院有一位著名的农业化学家，叫陆钦范。这个人“找死理”，凡是他认为对的，他就坚持，而且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50年代，正是毛泽东提倡“人多好办事”的时候，“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房子不够挤着住”。陆钦范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信徒，他相信“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产量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食物产量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他相信这个观点，而且坚持这个观点。他看到当时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甚为猛烈，因此焦虑万分。本着一片爱国心，写了一本名为《抛砖集》的小册子，自己花了二百多块钱，印刷了一万本，免费赠阅。他还自己带了一千多册，送到人民代表大会，每个代表赠送一册。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驳“人多好办事”的观点，并提出，如不及早节制人口，必将招来大祸，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他还算了一笔账，提出“家庭二孩制”的节制人口的主张。他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妻子死了，为了坚持“家庭二孩制”的主张，他找到了一位不能生育的妇女结婚。

“反右”运动一起，他首当其冲，多次大会中被批斗。这位“找死理”的科学家坚决不认错，和大家辩论，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起来了，一直贴到他家门口。“革命群众”找到他家，不休地和他纠缠，他不胜其烦，用棉花堵上了自己的耳朵，既不听，也不说了，就是没有低头认罪，是一条硬汉子。他的言论，被摘章引句、掐头去尾地在《人民日报》登了半版，以资宣传他确有“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

当时杀虫药效最好的“六六六”药粉，中国不会做，只得从英商卜内门公司进口，英商借机卡中国的脖子。陆钦范这位农业化学家看到这一点，便日夜不停地研制出这种药粉，并设厂制造，大量生产，受到表扬。“整风运动”时，他正在研究另一种有机磷农药“E605”。那本《抛砖集》闯下大祸之后，他的研究权利便被剥夺了。最后，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到新疆改造，挖土不止。他的那位续弦妻子（也是一位化学家）带着不是她生养的两个未成年的男孩，自愿陪伴“极右分子”的丈夫前往新疆。1978年，陆钦范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他们回到苏州，这位贤慧的夫人经过多年坎坷而紧张的生活，一旦松弛下来，不久便一病不起，终于离开了这多事的人间。陆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坚决不回农科院，而是去了南京农药所做一点情报翻译工作，放弃了实验研究工作。一位颇有才华的农业化学家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陆钦范写完《抛砖集》那本小册子后，首先将原稿拿给我看，我同意其中的观点。他把要印小册子的想法告诉我，问我如何自费印出。因为没有单位的介绍，印刷厂不接受私人的印活。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厂都有来往。我说：“这好办，只要你出得起印刷费，我有办法把它印出来。”于是经过我的介绍，这本《抛砖集》便印出来了。

陆钦范因这本《抛砖集》，“反右”一开始，便被揪了出来。叫他交代经过什么关系印出这本小册子来的，他如实以告，“是经过叶笃庄之手”。于是我成了“帮凶”，顺藤摸瓜，又把我在座谈会的发言联系起来，便认定我是华北农科院的又一个“大右派”，《人民日报》刊文称“这是反右战线又一次胜利”。其实没有陆钦范一案的牵连，我也会被划成“右派”的，党委书记派秘书来我家请我参加“整风座谈会”时，可能就已定好我是“右派”了，即使我不发言，估计也不能幸免！此次运动中，民盟基层支部的主委幸免者没有几个，而我当时恰恰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院民盟支部的主委。

小会帮助，大会批判

内定我是“右派”之后，并没有立即宣布，而是“小会帮助”。“小会”美其名由民盟支部召开，参加会的全是盟员。所谓“帮助”，实际上是检举揭发我有哪些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是“帮助”我自己坦白，另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党委书记王某亲自出席坐镇。1957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白天开会，晚上我写书面检讨。

开始“小会”时，“帮助”我“认清”同“章罗联盟”的关系[183]。我说解放以前同罗隆基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西代表民盟和李济琛联系，和罗隆基订过密电码；一次是1946年在南京，他约几个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开过一次会[184]，讨论没有党派的盟员应当组织起来，否则，一旦联合政府成立，没有党派的盟员在安排上就要吃亏。这次会是在南京玄武湖船上开的，开过这次会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解放以前，我和罗隆基只有过这两次联系，至于和章伯钧，则没有过任何接触。解放之后，只是在民盟开会时，和这两个人见过面，但是没有任何私下接触。我如实交代了这一情况后，王某不相信，便发动盟员反复和我纠缠，提出一些令人无法答复的问题。

无法把我和“章罗联盟”拉上关系之后，就分析批判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逼我承认我是趁机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通，解放以前我一直跟着共产党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拿出我得到的遗产交给党在天津开地下书店（知识书店）。解放之后，我安心工作，生活不错，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怎么会反起共产党来了？我发疯了？！一阵狂吠，说我直到今天，还在自己脸上抹粉，不低头认罪，继续向党进攻！

掌握会场的王某的指挥棒是大家围着转的中心，每次会议总是他先提纲挈领地说上几句，然后大家再根据这些话加以发挥、扩大、深入，无限上纲，把我说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我则闷头猛记，夜间再把大家的发言整理一番，顺着竿爬。最苦的事是写自我检查，本已挤空了的“牙膏皮”，还要从其中再挤出一点“牙膏”，真是生挤硬挤，挤不出来便吸烟，每晚总要绞尽脑汁到夜里一两点钟。其实参加会议帮助我认识问题的人也很苦，本来都是熟悉的朋友，一下就要变脸，无中生有地批我一顿。有的人脸不红，嘴很伶俐，把脸一抹，登时划清界限，骂我个狗血喷头。这些人是所谓“积极分子”，占少数。多数人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不说不行，说几句好交差。也有一言不发的，那是极少数。有一个姓刘的，本来是我介绍来华北农科院的。“反右”之前，对我奉承备至，奉承得我都觉得他讨厌；“反右”之后，他一反常态，跳着脚骂，好像“义愤填膺”。把我介绍他来说成是“拉帮结派”，其实他来之前，不但自己前来求我，还托我的朋友前来求我，要我把他介绍到农科院来。这样颠倒是非的人虽然不多，却能搅浑一池水。这个人本来不学无术，业务能力极低，可是整起人来却很有术，也很卖力。相反地，同样由我介绍到华北农科院来的大学问家郑易里先生，在会上则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另一个由我介绍来的朱某，言不由衷地、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一听就知道，他批判别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被逼无奈，只好承认“自己走到了‘右派’的边缘”。王某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再多走一步，不就了事了吗！”我说：“我已经走得够远了，这一步我不能走了！”他说，“那好，大会上见，有人会推着你走！”

当我挖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根”，作自我批评时，我曾主动交出我写的一篇文章《也谈读书》。文中不外说，一个科学工作者既要实践，也要有理论指导，这就要求多读书，读好书。这篇文章曾送给《人民日报》，该报未予发表，原稿退还。我以为既然《人民日报》退稿了，其中必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交出来，为的是表明我很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不料这竟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说我“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交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油印许多份，广为散发，供大家分析批判。然而竟有几个人私下议论，“这篇文章写得不坏嘛！”后来这篇文章作为罪证放入我的“右派”档案中。1978年我平反以后，我把它要来，在《群言》杂志上发表，以公之于众。[185]

这样的“小会”开了一个多月，有时天天开，有时隔一天开一次，每次会一开始，都由王某定调子，然后“积极分子”跟着哄。这样一直到9月31日开大会，才正式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王某说：“我院又挖出来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大右派分子！”那时“反右”已近尾声了。“小会”的目的在于逼着我承认自己是“右派”，诱导我深挖“反动”思想，我则在“坦白从宽”的感召下，尽力给自己脸上抹黑，以图“从宽”处理。后来我的“右派”言论中，有些就是我自己交代的、夸大了的“反动”思想。你不顺竿爬，按照所谓大家的、其实是王某的意见交代，就是抗拒，抗拒就得“从严”；你如顺着那些无限上纲的意见屈心交代，就成了你的“罪行”，所谓“坦白从宽”不过是“诱供”的一个吸引人的手段而已。

国庆节（10月1日）休息三天后，10月4日院里开大会斗我。会前已组织好一些人发言，到时这些人拿着手中的稿子照本宣科，这些人念完稿子之后，只有一些未被组织的人的零碎发言，火力并不足。大会是由党组书记朱某主持的。大会开了一个下午就草草收兵了，此后再没有开过大会。因为他们已在“小会”上把材料收集好了，开大会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

大会上还展开一次学术争论，这是因为不但要从政治上把“右派”搞臭，还要从业务上把“右派”打倒，要彻底打倒，彻底搞臭。这时有一个先生李某摇头晃脑，声调抑扬顿挫地批判我译的《物种起源》，说我死译、硬译，指出绪论的第一句：“当我在‘贝格尔’号皇家军舰上充当自然学者的时候，……”他说，“‘自然学者’怎么能‘充当’呢？！”我说“充当”两个字确实译得比较生硬，但当时我确实经过多次推敲的，并和周建人通过好几封信来讨论这个译法。原文是“as naturalist”，把“as”译作“充当”似乎生硬不通，其实这里有一段科学史，达尔文在参加“贝格尔”舰航行时，该舰的编制就有“自然学者”这样一个名额，但对于这个职务不付工资，只是在“口粮簿”上有一个名字。这样，如果把“as”译作“作为”，好像通顺一些，但从深层意义来看，并没有确切说明“自然学者”是一个职务，所以译作“充当”并不错！当我讲这番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好像我在给大家上大课。李先生被说得哑口无言，面红耳赤。我还没有讲完，朱某就打断了我的话，“你还不低头认罪，又在这里放毒，胆敢继续向党进攻！”这真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一派胡言。

1957年10月4日开完那次斗我的大会之后，就偃旗息鼓，不再找我了。我先是在家里译达尔文著作，后来常去西直门里一家小茶馆下围棋，一直到1958年初夏全市“麻雀大战”时。那时我也拿着一根竹竿单独一人呼喊着，不让麻雀落地。有一天我遇到了王某，他说：“好久不露面了，有时间来谈谈好吗？”我说：“还有什么好谈的，静候处理吧！”他说：“有话说，你明天上午九时来我的宿舍来谈谈吧！”我准时前往，他表面上非常客气，和我说：“对你的处理，我们非常慎重，我们也请示过徐冰（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为你很惋惜，希望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他接着说，“组织上对你的处理已经有了决定，有三条：（一）鉴于你有病（当时我患慢性肾炎），不让你参加劳动；（二）做什么工作，你可以提意见，当然不能像先前那样做领导工作了；（三）经济上让你过得去。”他一反在会上批斗的凶相，表现得非常和蔼亲切，并亲手给我泡茶，又拿出“555”牌香烟给我抽，说这些都是从印度新近带来的。这次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十一点我才回家。

回家后我高兴极了，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自从宣布我为“右派”后，我就省吃俭用过日子，一文钱也不多花，为的是我离开家后——当时我已做好了劳动改造的最坏打算——给孩子们多留下一点抚养费，那时我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我走了，我的三个孩子怎么办？！听了王某的话后，我便打消这个顾虑了。第二天我就带着叶娃、叶晓去东安市场一家西菜馆吃西餐，饭后又买了一些香肠前去孙竦的三妹孙竞处报喜，当时心情真是喜出望外。

1958年夏，保卫科一个干部忽然来找我，要我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结论写得很简单，说我攻击“肃反”，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列一些空洞的罪名之后，划定我为“极右分子”。他说：“你签字吧，不签对你没好处。”我心里想，反正已经定了我为“极右分子”，如果不签，又得加上“抗拒”和“不认罪”的罪名。反正人家已经定好了，签不签都一样，于是我只得含泪在结论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当时《白毛女》一剧中杨白劳被迫按手印的情景重新浮在我的眼前。

当时各个机关要揪出多少“右派”，上面都规定了数字，大约是5%，不足5%就要找倒霉的人硬凑数了。华北农科院有一位甘蔗育种专家盛家廉，在“整风座谈会”上并没有发言，只是因为他是华北农科院民盟支部的“积极分子”，就补上了一个“右派”，以便凑齐5%。我有一个学生，名曹建纯，曾在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敌工班”学习过。那时他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同学，学习成绩很好。他是由部队保送的，毕业后又回到部队。曹建纯在解放军里长大，可以说“根正苗红”。解放之后他任国家体委的一个司长，算是高级干部了。“反右”时，他坚持他领导的那个司没有发现“右派”，不肯加害于人，没有完成5%的指标。于是他的上级说：“你在这个司里没有发现‘右派’，那你就是‘右派’。”结果他被送去劳动教养，在山西一个煤矿里劳动了将近二十年，吃尽了苦头，弄得家破人亡。1978年，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曾来看望我这位老师，他悲痛地说：“这真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他当时不过六十岁，头发已秃，显得老态龙钟。改正后，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坚决不回去，只求去一个农业单位，了此一生。结果他被分到山西农业大学，到职后就退休了。这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反右”一开始，全国突然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右派”，官方数字是几十万，甚至连小学教员和大学生也有许多也被划成了“右派”。1978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未改正的“右派”为数不多了。但对于这次运动的结论是：“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所以对于“右派”，只说“改正”，不说“平反”。“反右”以后，说真话的人少了，说大话、假话、空话的人多了，在“反右”中受害的不仅是那些右派，而是它的后遗症——从此人人自危，不敢再讲真话了。

被 捕

1958年春，我被派到图书馆做些打下手的工作，本来我是编译委员会主任兼管图书馆的工作。我心里很高兴，做那些工作，我是胜任有余的。我最怕的是劳动改造，因为我有肾炎，腿肿得粗，这种病就怕劳累，一劳累就要大发作。

1958年8月间，农科院办公室主任忽然通知我，叫我去谈话。到后，该主任板着脸孔向我指示：叫我去南京搜集中国古代农业高产纪录的材料，并叫我回家赶快收拾一下，下午两点钟就动身。我遵命回家收拾行李，两点钟的时候又来电话，说暂时不去南京了，以后再说。

1958年9月18日，上午中间操时（十点钟）我正在书库门前打太极拳，同事通知我有电话，还是办公室主任打来的，说去南京，下午二时就走，任务和先前说的一样。对此我并不怀疑有什么缘故，因为“反右”以前我曾要求过去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做农业史的研究。

我接到电话指示后，赶紧回家整理行李，并去双榆树商场买了一条裤子。我去商场时，有一个党员干部尾随着我，凭着解放前我在国民党区搞地下工作时积累的警觉，我感到其中有异，但也不怀疑会逮捕我，我只是觉得对我这个“右派”不放心而已。

回家后同叶靓、叶娃一起吃了午饭，叶晓在托儿所全托，孙竦到北影上班去了。午饭后，有一个磨剪子的老头在吆喝，没有生意，叶娃央求我去磨刀子，说那个老头没有生意，怪可怜的，我遂把带在身上的一把水果刀花了两毛钱磨了一下。我准二时去西门，叶娃跟着我去西门合作社买了两毛钱的糖，我还嘱咐她和姐姐分着吃。我出门时，给孙竦留下一张条子，写着：“去南京出差，……这次终于走了。”后面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后来心里总是想，这是一句不祥的话，从这一天起，我美满的家庭就被破坏了。除了1962年我短期回家和她们团聚外（以后还要写），我和心中最爱的人死别了，和我的三个孩子生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我怎么过的，她们又怎么过的，可想而知了！

我到西门汽车库前等候，不久办公室主任带着一个人前来，向我介绍说：“他是刚到院来的转业军人，这次去南京做你的助手，旅费和火车票都在他身上。”这个人手里提着一个皮革硬帮的皮箱，一看就知道没有什么分量，里面好像是空的。

我们是坐出租车去的火车站。车库前停着好几部院里的小车，为什么不坐院里的车呢？当时我产生了这种疑问。车到天安门，那里正修建人民大会堂，我问他：“票是买的浦口的，还是下关的？如果是下关的，还得等火车轮渡，那就费时间了。”他掏出来两张票给我看，果然是去浦口的票，我说：“这就好了，从浦口坐小轮船去下关，方便多了，不用等！”

到火车站后，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叫我在车站门口等着，他去办点事。过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一起上了硬座火车。上车后，他拿出几十元交给我，叫我去车长处登记两张卧铺票，我说：“不必了，坐着去也不累。”他说，“不行，上面有交代，说你身体不好，必须照顾！”我照着他的话去车长处登记卧铺票，在那里遇到了熟人马彦祥，他也是去南京的。卧铺票登记上之后，我又回到原座位，不久车就开了。车到东便门时，车长前来叫我，表情非常严肃，说：“你的卧铺票登记上了，请去车长室拿票。”我跟着车长向另一节车厢走去，他在前，我在后。到车长室时，他把门向里一推，站在门口边，我毫不在意地走进了车长室，车长在外面把门拉上了。我一看里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一个穿警服的人。穿警服的人一脸凶相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叶笃庄！”“你被逮捕了，在逮捕证上签字！”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你是反革命！”“我怎么反革命了？”“少废话！有你说话的地方！”我不得不在逮捕证上签字。

我签字后，穿警服的人问我：“和你一道同来的那人身上有你什么东西，你身上有他的什么东西？”我说：“我的行李在他的身边，他交给我的卧铺票钱在我手里。”这时穿便服的人出去把那个人很快叫来了，叫他把我的行李交给我，叫我把他的钱还给他，并且向他说：“他被逮捕了。他的事由我们通知他的机关！”那个人装着着急地说：“这怎么行，我一个人回去，不好交代呀！”“少说话！你走吧！”

把那个人轰走之后不久，车就到丰台站了。其实跟我一起去南京的人就是公安人员，办公室主任把我交给他，就算办交接了。他到火车站门口去找人，就是找逮捕我的那两个人，而且他们和车长早已串通好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办法逮捕我！车到丰台站后，我们就下车了，穿警服的人先走，跳下站台后，离我们很远，绕着圈子向一个天桥走去。那个穿便衣的人跟在我背后，提着我的旅行包，手臂上搭着我的风雨衣，用话命令我向一个天桥走去。在天桥下停着一部伏尔加牌的小汽车。上车后他们坐在我的两旁，把我夹在中间，用他们的肘部压住我的双手，厉声厉气地呵斥我：“低下头去，不准向外看！”这时我才感到我失去了自由，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给我戴手铐。

种种迹象表明，跟我去南京的那个转业军人实际上就是公安人员，办公室主任到西门把他介绍给我，就是把我交给了公安人员，所以我们坐的出租车，而没有坐农科院的车。在丰台下车后，警察不跟着我走，是为了不让外人知道我被捕了，用他们的术语说，这叫做“密捕”。

按宪法规定，犯人被捕二十四小时内就应通知其家属。可是我被捕之后，直到三个月后才通知我的妻子孙竦。这期间，我一直没有写信回家，竦甚为着急，曾找原党委负责人方粹农，询问究竟。方这个人一向会抹稀泥，安慰竦说：“绝不会出事，他一定是因为工作忙，没有工夫写信。他的历史经过我的手审查的，没有问题。”听完这番话后，竦心安了。其实方当时已不在党委，也不知我被捕的情形。过了些天，我还没有信来，竦就去找我的老朋友高崇民。高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竦把我去南京久无信来的情形告诉了高崇民，竦怕我出了什么事。高听后大笑，他说：“老叶一直是跟着共产党革命的，这我们知道，党也知道，要把他抓起来，那真成了笑话。”文化大革命时，这位跟随共产党多年的忠诚战士，竟然也被抓进监狱，瘐死狱中。他向竦说：“为了去去你的疑心病，我叫秘书给北京公安局长冯基平打个电话问问情形。”他当时就叫秘书拨冯的电话，冯回话说：“叶笃庄我认识，他不至于进公安局吧，不过我查一查，明天给回话。”第二天竦又去高处听回话，果然冯基平说：“公安局没有叶笃庄这个人！”这样，竦只好苦等了。大约三个月后的一个夜里，突然有两个警察来到农科院白楼宿舍，通知竦说我被捕了。[186]竦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急又怕，差点失去了知觉。第二天竦给我送去一条棉被、一条床单、秋衣秋裤、毛巾肥皂等。当时我看到这些东西后，不禁放声大哭，百感交集，心想与妻女从此断绝了，她们如何活下去，在心里结了一个大疙瘩，廿年来始终没有解开。

第四部分

狱中记（作于一九九三年）

草岚子监狱

被捕以后，我心里很平静，只是感到突然，解放前我一直跟着共产党走，心想这是一个误会，共产党办事最实事求是，绝不会把我怎样。到了草岚子监狱之后，把我关在新监。草岚子监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看守所，坐落在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胡同，在西什库教堂的后身。这是一所旧监狱，国民党时代为“特刑庭”，即“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关押共产党的，彭真、薄一波等共产党人都在这里关押过。解放后这里专门关押“反革命未决犯”，所有“反革命犯”在结案之前都在这里预审。房屋建筑系旧式平房，分甲监、乙监、丙监，都是解放前的建筑。新监在全监狱的最后面，是解放后盖起的。

1958年9月18日下午五时左右，我由丰台火车站被押到这所监狱的新监，新监的地面是水泥抹的，其他各监均为土地。我被引进一间单人的监房，哗啦哗啦铁门关闭的声音，说明我来到监狱了。

进监后不久，我肚里就觉得饿了，便冲着铁门的瞭望孔高呼：“看守，看守，我还没吃饭呢，肚子饿了！”看守随即走过来，朝着瞭望孔说：“等着！”过了一会儿，他一手拿着两个窝头，窝头里面有几块酱菜，一手拿着一把铁壶，里面是水，随后又拿来两个碗、一双筷子。哗啦哗啦铁门开了，说：“饭已经开过了，凉了，你将就点吃吧。”语言并不严厉。后来我才知道，要在平时，我这种放肆态度，非遭到严厉的呵斥不可。对“看守”，要尊称“管理员”，还要毕恭毕敬地说，“报告管理员”，然后才能提出要求。可能因为我新入监的关系，“管理员”并没有叱骂我。我一边细嚼慢咽地吃着窝头，一边心里想，“很快就会弄清楚的，不会关押很久的”，这样自己安慰自己。不过那时心里已经明确，即使我放出去，也会按“右派”的严重处理——劳动教养的。于是我想起王某前不久对我讲的关于对我处理的三条原则，怎么一下子就变卦了呢！而且那次是王某主动找我谈话，而不是我找他的。

吃完窝头后不久，天慢慢黑下来了，屋顶上一只罩着铁丝网的昏暗的小电灯亮了，随即送来两床白里白面的被子，我接过来放在木炕上，把衣服脱下来卷成一卷当做枕头[187]，便纳头睡起来了。我有睡午觉的习惯，这天没有睡午觉，精神有点疲劳，睡得很香。后来知道，犯人刚被捕时，由于感情刺激太大，总是吃不好，睡不好，而我却不然，既能吃，又能睡。大约睡到十二点多钟，铁门哗啦拉开了，一声严厉的吼叫：“提审！”我从梦中惊醒，愕了一下，管理员又跟着喊了一句：“快起来，提审！”我揉了揉眼睛，穿好衣服鞋袜，便由卫兵跟在我后面，命令我向左向右地走到预审室。卫兵在我身后有三步的距离，手里按着手枪，如临大敌。

走到预审室的门口，卫兵喊“站住，喊‘报告’。”我意识到进门之前要先喊“报告”，我照样做了，听到里面有人喊“进来”，我便推门进了预审室。预审室有20平米左右，一面墙前放着一个长条桌，后面坐着一个审讯员，一个记录员，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桌子正前放着一个小方凳。靠另一面墙放有一对单人沙发，中间是一个茶几，房内显得空荡荡的。我一看就知道那个小方凳是给我坐的，所以进门后一屁股就坐在它上面了。审讯员板着脸说：“谁叫你坐下，你就坐下了？！”我赶紧站起立在小方凳旁，这时审讯员又发话，说“坐下吧”，我又坐下。审讯员先不开口，双眼怒视我约三五分钟，表示他的威严，然后才开口问姓名、籍贯、年龄。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我说：“不是你们说我是反革命嘛！”这时审讯员二目圆瞪，大吼一声，并用手大力拍了一下桌子：“胡说，你自己还不认识自己是反革命吗？不认罪！”这时我不吭声了。接着他交代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然后向我说：“我们从来没想逮捕你，你这是机关起诉，自作自受！”这时我才明白是农科院把我送到公安局来的，当时每一个机关的党委都有权把人送到公安局判罪，叫做“机关起诉”。

第一次审讯的时间不长，又由卫兵把我押回监房。不知为什么，虽然经过审讯员向我交底，我还是固执地自信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为解放前我没有反革命的历史，而是有革命的历史。当时我想，这是吓唬吓唬我，好让我认“右派”的罪。回到监房后，纳头便睡，不觉就进入梦乡了。

第二天早晨七时或八时吹哨，我知道这是该起床了。因为没有脸盆，我也没有洗脸。大约九时吃早饭，还是两个窝头，一碗只有几根菜叶的很咸的汤，没有一点油，倒很热。我喝了几口就喝不下去了，也不敢喝了。因为那时我的双腿因肾炎肿得很厉害，叶娃常说：“爸爸的腿像是佛爷的腿。”我在家时遵医嘱吃无盐饭。于是我把两个窝头淡着嘴吃下去了。过了一会儿，管理员叫我到新监办公室清点我带去的东西，凡是药品、水果刀、玻璃瓶等物都给留下了。东西是我自己清点的，管理员只是在一旁看着说：“这个不许带，留下。”最后只准我带去换洗的衣服和洗脸毛巾、牙膏、牙刷，以及一支自来水笔，说：“钢笔本来不许带去监里的，考虑到今后你要写材料，给你留下吧！”最后叫我自己把身上里里外外的口袋翻开，看看其中有没有东西。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事都应当是管理员亲自动手干的，这次他让我干，不知为什么。他还向我说：“不给你打收条了，过几天你出去，如数还给你，不会有错的。”管理员的态度和口气都很温和。

我回到监房后不久，管理员又把铁门打开，叫我把东西带上，跟着他走进斜对面的一个监房。这个监房的面积和原来那个监房差不多，里面有一个三十多岁、脸色煞白、须发很长、穿着一身黑色囚服的犯人端坐在木炕上。炕上有一个小炕桌，炕面铺着苇席，房角放着一个铁皮尿桶，上面盖着一把破芭蕉扇。管理员把铁门关上之后，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小声问我说：“尊姓大名？”我说：“叶笃庄。”“哦！知名人士，知名人士，我叫马迅，在社会上我们还有一面之缘呢！”于是我想起这个人是北平“新文化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住在洋溢胡同的房子就是由他介绍的。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在解放前和地下党有些关系。他让我去看贴在墙上的监规，并教给我小便时要一条腿跪在地上，凑近尿桶，把尿洒在桶帮上，这样，一可以不出声，二不至于把臭气激上来。他看到给我两床被子，说：“对你很客气呀，别人只给一床，给你一铺一盖，真够优待了！”很久以后，我听说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教原子物理的，1958年“反右”前不久刚从美国回来，由于在“整风”时自己成立了一个什么“劳动党”，公开在清华大学布告栏上贴出招收党员的广告，后来按“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他不服，打闹，又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听说这个人疯了。我猜想曾经住在这个监房的这位清华大学教授可能就是那个人。

犯人的伙食，一日两餐，早餐大约在九时，晚餐大约在四时。每餐两个窝头，每个窝头顶多有二两，或者还不到二两，另外每餐给一碗菜汤，盐放得很多，其中只有几个菜叶。开始我因为有肾病，不敢多吃盐，所以先把菜叶捞出吃，然后喝几口汤就算了。开始几天，每天这四个窝头还觉得够吃，一个星期后，就觉得不够吃，越来越觉得不够吃了，每天十二时以后就感到饥肠辘辘，头发昏，眼发花，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咸汤也喝个精光。可是马迅每餐却能有五个窝头，每次吃饭时大汗淋漓。每次打饭时，是由管理员把门打开，然后他去信道打饭。我吃完两个窝头后，就看着他大嚼大咽，就跟小孩看嘴吃似的，真是馋涎欲滴。有一次我同他商量，能不能多给我打一个窝头，他说：“那不行，你的定量是两个，我的五个是经特别批准的。”后来他又说，“我不能把我的窝头分给你一点，这样做，如果让管理员知道了，我的五个也保不住了，因为私相授受是违反监规的。”

我转移“号子”（监房）后，提审过三次，叫我交代历史，从私塾交代起。其实我在“肃反”时已经彻底交代过了。

亲笔写供词，转入甲监

被捕以后，只是提审了四五次，最初审时是要我把我的历史重新说一遍，以后又重点地问了我和美国人的关系。此后就不再问了。这样在监房里蹲了将近三个月，每日除去盼望那四个窝头外，还可以看一份过期的《人民日报》。入监后，给了我两床被子，一铺一盖，当时已是深秋（9—11月），所以夜里很冷，睡不好觉。白天坐在那里无聊，又不许打瞌睡，一打瞌睡，在监房外通道来回巡视的卫兵就用脚踢铁门，嘣嘣地响，会一下惊醒。惊醒后如果再睡，就要挨骂了。白天坐在监房内，又不准打瞌睡，是所有监狱的监规。

在入监后将近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又被提审。这次提审是布置写亲笔供词。我曾问审讯员怎样写法，譬如说，我参加美军AGAS是周新民派去的，周系中共地下党员、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等等，审讯员交代，只准单纯写和美国人的关系，不准扯其他关系。他又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态度老实些，否则会加重处理。在提审时，审讯员已经向我指出，裴克和布雅各都是特务，你给他们的材料，都是向美特提供情报。

其实，我没有给裴克、布雅各提供什么材料。只是裴克写Two Kinds of Time时，我给他提供过一些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内部腐败的情况，而且明确向裴克提出“国民党必垮台、共产党必胜”的道理。裴克写的那部书于80年代被译成中文，由三联书店出版，中文书名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书中数次提到“老叶”和萨空了。至于给布雅各的材料，也不外一些共产党的宣传材料。譬如，余心清因共产党电台被破获而遭逮捕后，地下党员田价人给我一份材料，说余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余是冯玉祥的部下，蒋介石逮捕余，完全系派系之争。田价人叫我把这一情况告诉布雅各，叫他发出新闻。布雅各当时是Life杂志的记者，他照办了。此外，我还给过布雅各一份材料，指明国民党军队打共产党军队的内幕，意思是中国内战是国民党挑起的。这篇材料系从《观察》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后来这篇东西成了我的主要罪状：向美国特务布雅各提供军事情报。

在提审时，审讯员已经向我指明，我给裴克、布雅各的材料，不是替共产党做宣传，而是向美国特务提供情报，并且暗示我，如不承认就是“不老实”、“不认罪”，就是“抗拒”，就要“从严处理”。因此叫我写“亲笔供词”时，也要按着他的调子写。当时我仍存有幻想，认为如果按照他的调子写，或许可以放我回家，所以我尽量“坦白”，承认我大量向美国特务裴克、布雅各提供了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情报，帽子确乎很大，但大帽子下面没有足以达到情报标准的具体材料。难怪叶靓若干年后把我的判决书拿给公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看时，那个人说：“没有干货！”

当时审讯的情形是，一方面恫吓，另一方面给予希望：“坦白从宽”。及至“坦白”之后，又判刑了，则说：“从宽不等于不处理。”再一方面，指出裴克、布雅各是美国特务，叫不能不承认向他们提供替共产党宣传的材料，就是向美国特务提供情报。我就是在这种客观的重重压力以及主观的放我回家幻想下写亲笔供词的，其中尽量夸大，以求得“坦白”。“亲笔供词”完全把事实颠倒了，以致审讯员都说：“你不要破罐破摔！”

在审讯员叫我写“亲笔供词”时，曾暗示我顺着他定的调子写，他说：“现在纸张很贵，不要浪费纸张。”意思是说，“不要重写”。我确乎按照他的调子写了，所以一次通过。

交上“亲笔供词”后就不再找我了。交上“亲笔供词”后的第三天，他们才通知竦我被捕了，并叫竦给我送衣服、被子、牙刷、牙膏等。竦当即给我送来一床驼绒被，这是家里最好的一床双人被，是我和竦合盖的。还给我买了两条新的棉毛裤，等等。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后，一方面想起竦的恩情以及我给她们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想起我的问题划上了句号，从此放我回家的幻想破灭了，于是放声痛哭，跪在地上，欲罢不能。奇怪的是，卫兵和管理员竟然没有来干涉。

家里给我送东西的第二天上午，吃两餐中的第一餐后，管理员哗啦啦地把铁门拉开，叫我收拾东西，然后就把铁门关上。过了半个小时后，管理员把我带走。我背着一个大包袱，管理员在我后面三码左右的地方，指挥着我向前走。一出监门，就得低头走路，不准左顾右盼，否则就要挨骂。来到甲监后，进入一个大监房，室内约二十余人，一律是“反革命犯”。“狱头”称做“值星员”，管理号内的一切，新进来的犯人，他先要审问一次，“犯的什么罪？”他边问边做记录，做好记录后，就将它由瞭望孔递出去。这个“值星员”是一个东北人，曾做过敌伪时代的日本特务，日本垮台了，国民党来后，又做国民党特务。做国民党特务时，曾暗杀过两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东北解放前，他潜入北京，解放后在一个建筑公司任“施工”。这个人是一个斜眼，蹩嘴，一脸横肉，号内的犯人都怕他。

调号的当天下午，我被叫到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把我入监时存放的东西一一向我点清，点到工作证时，他向我说：“这个你没用了。”顺手就把它撕成碎块，看到这番情景，我更清楚我是另一种人了，真是心如刀绞。清点完东西后，叫我把双手蘸上油墨，打上手印。然后在胸前挂上一个编有号码的牌子照相，草岚子看守所，不喊编号，只喊名字，我不记得我的编号是多少。至此才算履行完入监的手续。这些手续都是要在被捕后一两天内应该办完的，而我却在被捕后约三个月才办理了这种手续。后来我看到我的起诉书后，才知道他们判我的罪完全是根据我的亲笔供词，毫无证据可言，这和“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押了我三个月，不办入监手续，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证据，拿到我的“亲笔供词”后，就作为根据，然后才把我正式纳入犯人的行列。

我在甲监大门向左拐的一个大号子，这个大号子有中式建筑的两个自然间那样大，室内有两个窗户，用纸糊上，看不见外面。大号子门外是一条通道，上有天窗。室内屋顶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气孔，靠墙脚放着一只铁皮尿桶，尿桶上不像新监那样只盖着一把破芭蕉扇，而是盖着一只用破烂布缝成的相当厚的盖子，撒尿时也是单腿跪在尿桶前，把尿撒在尿桶内的边皮上，以免出声和溅出臭气。

监房内有一条通屋长的大木炕，木炕三面是墙，犯人依次靠在墙边坐在那里，坐在自己的既当枕头用，又当坐垫用的小衣包上。“严管号”需盘腿坐在那里，伸腿时要向“值星员”报告：“报告，我伸伸腿。”“值星员”答应“伸吧”之后，这才能伸腿。尿尿时，每一个犯人都得向“值星员”报告：“报告，小便。”“值星员”允许之后，方能下炕撒尿。后来，“值星员”命令改变报告的内容，要小便时，加了“报告值星员，小便”，因为犯人报告要小便时，把两个短句紧紧连在一起，中间不间断，便成了“报告小便”，把“值星员”骂成“小便”了。

一个号子内，设有“值星员”一人，“记录”一人，都是由管理员指定的。“值星员”就是狱头，他管着号子里的每一个犯人。经常写小纸条从瞭望孔递出去，报告每一个犯人的行动，所以管理员对号内的情况了如指掌。挑选“值星员”，是以“靠拢政府”为条件的。其实，做“值星员”的有许多是罪大恶极的重刑犯，这些人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就“靠拢政府”，以求得“宽大”。有人说，这种办法就是“以犯制犯”。“值星员”还管打饭，就是拿一个大盆在通道里打窝头。为什么“值星员”打窝头呢？因为窝头不够吃，肚子饿，就觉得别人的窝头大，自己的窝头小，经常为此打架。即便是“值星员”打窝头，也得有一个分窝头的方法。有好多种方法，我记不清了。一种方法是，由“值星员”临时指定人，叫他说从第几个座位分起，然后“值星员”依次分窝头。有人说，这样“值星员”可以作弊，把大窝头分给自己。于是改变了另一种方法，就是指定两个人，由他们“搳拳”，两个人各出几个手指头，凑成一个数，然后从这个数的座位分起。如一个出三个手指头，另一个出四个手指头，这就得出“7”的数字，于是就从第七个座位分起。分窝头时，“值星员”的眼睛不许盯着盆内，眼睛要看别处，而且不许挑拣，必须顺着拿。这样，窝头大小碰运气。分菜汤时也是如此，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分法。奇怪的是，从北京到安徽，犯人分饭的方法大致相同。

每天早晨七时起床，简单洗涮之后，就把鞋穿好，坐在炕边等着“放茅”。所谓“放茅”，就是放犯人去茅房。开铁门声，由远而近，等到开隔壁号子的铁门之后（从哗啦啦的铁门响的声音可以知道），大家就排好队站在号子门口等候开铁门。铁门一开，就鱼贯而出。当然走在院子内要低头，不准左顾右盼。照例“值星员”和另外一个人合作提尿桶，到厕所后，倒尿桶，用一根扫帚棒刷尿桶，厕所内有水龙头。

厕所系中国旧式的蹲坑，整个“放茅”时间也就是十分钟左右，蹲下去没多大一会儿，管理员就吹哨子，哨音过后，不管拉完没拉完，都得赶快穿上裤子排队回号子。因此，犯人们想出一个对策，就是在“放茅”前，先在号子内“预拉”，把屎拉到屁眼口就卡住，等到了厕所后，蹲在茅坑上，用劲一拉，就可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如果不在“放茅”时间拉屎，就得先报告“值星员”，由他把一块拴在门上的木牌子由瞭望孔丢出，有的管理员看到牌子后，就把牢门打开，放犯人去通道另一端的西式厕所内大便，大便完之后，不许随便离开厕所，还须在厕所门口喊“报告”，收到“回去”的命令声后，方可回号。有的管理员不开牢门，闹肚子的犯人只得在尿桶里拉，这时弄得满屋臭气，当然要遭到大家的责骂。

放完茅后，等到九时，就开饭了，下午四时开晚饭。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数得清的几片菜叶的咸水汤，没有一点油星。开饭之前，打开水，可以随便喝。大多数犯人为了把肚子用水装满，使有饱的感觉，就尽量在水里放盐，喝咸水。奇怪的是，长期饥饿之后，嘴里时常泛出甜味。由于喝盐水多，不少人脸部水肿。吃窝头不许慢吃，以免别人吃完之后，看到嘴馋。为了品尝这两个窝头的滋味，有些犯人用线把窝头切成片，细嚼慢咽，但这种事是不允许的，只得偷偷地干。为了延长窝头在胃里的消化时间，免得饥饿，犯人们想了许多吃的方法，例如先吃一个窝头，然后把另一个窝头用线切成小方块，放在口袋内，饥饿时一点一点地吃。但这是违反监规的。还有一个中医发明了一种吃法，就是未吃窝头前先喝三大碗水，然后把窝头吃下。他说这样吃法可以饿得慢些，耐时间。他还有一个理论，说这样吃法可以使窝头浮在上面，消化得慢。事实证明，喝水越多的，把胃撑大了，因而饿得越快。普通的心理是：大家都舍不得把那两个窝头尽快吃下去。嚼这两个窝头时，其滋味真胜似吃一餐酒席。

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学习。学习有三个内容：一是读报，一是讨论，一是帮助不交代罪行的犯人交代罪行或批评违反监规的人。实际上这和社会上开斗争会一样。学习时，由“值星员”掌握会场，“记录员”在一个本子上作记录。人人都得发言，有许多犯人在社会上根本没有参加过学习，所以说得驴唇不对马嘴。这样，“值星员”就要高声责骂，说这些人“继续放毒”，“没有转变立场，继续反动”，等等。这些人也真难，不说不行，本来不懂得怎样说，说错了就会惹出事来，所以不少犯人把发言讨论“视为畏途”。有些犯人在审讯时没有交代好，管理员就通知“值星员”对他们施加压力，也不外坐在炕边上，半个屁股坐在炕边内，半个屁股坐在炕边外。有一次斗一个不认罪的中医，管理员把我和另一个犯人——“一贯道”的点传师张某（以后还要谈到）——叫到一个空号子内，叫我替他写交代材料。这样的斗争会是很野蛮的，有时还要集中两个号子的犯人斗争一个犯人。这时谁不积极，谁就会被认为同情那个被斗的人。我在不远的监房内，可以听到狂呼狂叫的声音。再有一种是斗争不守监规的人，往往交代不好，就会拉到不守监规的行列。有一个“现行反革命”，他曾偷偷爬上中央人民政府的新华门上写反动标语，被捉住了。这个人不过二十岁左右，是一个外省的工人，由于有冤无处诉，一怒之下，爬上了新华门。当帮助他认识自己的罪行时，他辩驳，继续喊冤叫屈，于是抓了一个他不守监规的茬，给他带上了背铐。我在监狱里深深得到一个体会，就是：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很快就会适应，想出种种方法求生存。我想这也许是动物进化到人的等级，并且得以生存下去的道理。再有，人到了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情况下，为了争得一点东西，就要进行“种内斗争”，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处在监狱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和环境的斗争以及人的“种内斗争”随处皆在。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切表面上的东西，如礼貌、自尊、自爱等等后天获得的特性，都消失殆尽，而“专门利己”的本能就出现了。有一个数学教授，为了争窝头的大小，竟多次吵闹，并将“概率”应用到分窝头的方法上。

上午学习到十二时，十二时以后至一点，无论冬夏，都午睡一小时。起床之后，又是学习，至四时开晚饭。晚饭后休息至七时，然后晚上又学习两小时，九时就寝。休息时可以下象棋，或下地活动活动。而活动的空间只有三尺宽，两个自然间的长度那么一小块地方，所以每次下地只允许2—3人。有时在早饭之后“放风”。“放风”就是放出监门，在一个小跨院内活动半小时，活动时排队跑步，实在跑不动时先报告管理员，得到允准后，可以免跑，站在一边。按规定应每日“放风”一次，因小院太小，只能容一个监号的犯人跑步，所以要隔3—5日才“放风”一次，以便各个监号轮流“放风”。从这个“放风”的小院可以清楚地看到西什库教堂尖形的屋顶，由此推测，这个监狱距离西安门不远。

值得一提的，这个监狱没有虱子。一发现某一个犯人的身上有虱子，就得报告管理员，然后在一定时间，把全体犯人的衣服统统拿去蒸，彻底消灭虱子。这所监狱也有医生，隔几天来一次。他来时，把铁门拉开，站在门口，问：“谁有病？”病号可以应答：“报告，我有病。”他不听诊或号脉，只是站在门口记一下，等到下午就把药送来了。奇怪的是，我在草岚子监狱，很少看到患病的犯人。

大号子甚为拥挤，监房内并没有限制人数，人多了就得挤着睡。我在甲监，人数最多时约有25—30人，这许多人都挤在两个中国式自然间的空间内。夜里睡觉时，必须侧着身，这个人的胸膛紧贴着那个人的后背，就跟挤罐头沙丁鱼一样。而且不准“颠倒颠”，得一律头朝外，不准蒙头睡。夜间下炕小便时，再上炕得前后挤半天，才能把身子挤进缝隙里去。在这样挤得出不来气的情况下，反而睡得很死。

这个号子里关押的犯人，大都是“历史反革命”。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位犯人，第一位是“值星员”，他的情况已大致介绍过了。有一个“中统”特务，已被判刑，在茶淀农场劳改，因余罪没有交代清楚，又被提回，重新处理。他的余罪是解放后参加密谋放火烧粮栈等处。还有一个“绑票”的，是安徽的土匪，解放后潜来北京，在一家工厂里做饭，他曾绑母子二人，用火烤他们，叫他们拿出钱来。他还在年三十日夜里，俟机暗杀了他的邻居。暗杀后他还去邻居家吊唁。还有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是通县张家湾村的人。解放后在他侄子家挖了一个地窖，在里藏身，昼伏夜出。躲藏期间，他还积极传教，发展教徒。他竟趁他侄子不在家的期间，把他的侄媳妇用“一贯道”的教义迷惑住，把她奸污了。1949年北平解放，1958年他被逮捕，前后约十年期间，一方面由他侄子供养，一方面在地窖里纳鞋底，由他侄媳妇拿出去卖掉，换回钱来为生。这个点传师欺骗人的方法，就是用“油锅洗手”、“捋通条”这两种魔术式的把戏来迷惑人。所谓“油锅洗手”，是把油锅烧滚之后，把双手放进去洗手，而手不会烫伤。其实，这是在锅内放入半锅水，水面上再加上半锅油，放在火上热开，及至下面的水滚开之后，上面油层也随着冒泡，好像油烧开了似的，但手放进去之后，并不烫手。“捋通条”，通条即是通火用的粗火筷子，把通条烧红之后，用手把通条紧紧攥住向前捋去，这样也不会把手烫伤。他们向信徒们玩弄这两个把戏，来说明他们是有神灵附体的。

我在甲监住了一个多月之后，终日饥肠辘辘，实在难忍，于是给管理员打了一个报告，以我患过肺病为由，要求家里送些清鱼肝油和葡萄糖。得到了批准之后，我给竦写了一封信，要求送这些东西，很快就送来了。于是我每餐饭吃三调羹清鱼肝油，一汤勺葡萄糖，吃法是：先把窝头用手捏碎，放在饭碗里，浇上鱼肝油，再撒上葡萄糖，一拌，就成了一餐营养丰富的饭了。奇怪的是，这一吃法，一点也不感到腥气，反而觉得滋味很美。我这样吃了两三天之后，精神倍增，饥饿感好多了。看来主食窝头也许是够吃的，只是缺少油水罢了。不料后来，不知为什么吃坏了肚子，水泻起来了。可是不久就好了。批准家里送这些吃的东西是天大的照顾。

从甲监转到乙监

在甲监住了六个多月，又转到乙监。乙监的规格和甲监一样，生活也一样。“值星员”姓张，很快我就发现他是甲监那个姓张的“点传师”的侄子。他是通县法院的秘书，懂得法律，他估计，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顶多判七至八年；至于他叔叔，就不好说了，重则是“死缓”，轻则“无期”，不至于枪毙。所谓“死缓”，是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长期饥饿之后，有几种感觉：

（1）头晕、头涨，脑子里很少想别的事，就盼那两个窝头。听说劳改队的生活好，可以吃饱，所以许多人都尽量“坦白”，争取早日判刑，参加劳改队。北京的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有两个：一个在草岚子胡同，专押“反革命”犯人；一个在北新桥炮局子，专押刑事犯。这两处都是解放以前的旧监狱，犯人被逮捕后，在这里预审。预审结束后，写“亲笔供词”，叫做“结案”。“结案”后，送往检察院起诉。起诉后，送往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在那里等候法院审讯，一般大约审一次，然后等候判决。判刑后，还要在法院看守所等候分配到劳改队。到了劳改队，又由公安局管理。被捕后，最重要的一关是公安局的预审，预审结案后，公安局即提出参考性的刑期意见给检察院和法院，法院大都根据公安局的意见判处犯人刑期的长短。此外，公安部也有看守所，先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这里也是一处老监狱，是清朝末年修建的，李大钊就绞死在这所监狱内。现这所监狱已拆毁，改建化工部的职工宿舍。解放后盖的一所新监狱在秦城，故名“秦城监狱”，是关押要犯的地方。话扯到别处去了，再拉回来谈饥饿的感觉。

（2）小便时用头顶着墙，闭着眼睛，用力才能小便出来。有人小便后立即晕倒在地，过一会儿才会醒过来。这是由于膀胱把尿排空之后，血液立即下行，造成血压突然下降，引起脑缺血而致昏迷。由于长期饥饿，血压本来就低，在低压的前提下，再行降低，人就不能支持了。

（3）在开饭前一个小时内，嘴里泛甜，等到吃下那两个窝头后，甜味也消失了。

（4）睡觉时经常梦见吃东西，夜间起床小便时，也经常听到入睡的人们吧嗒嘴。平常休息时聊得最多的，就是谈吃谈喝，但这不被允许，是违反监规的。

（5）如果敞开吃，总不觉得吃饱，吃了还想吃，以致胀死。我在安徽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牛棚里的犯人，趁着别人出去开会、留下他看门之际，偷偷把夜班饭的锅巴和喂牛的黄豆混在一起煮，吃了又吃，等到别人开完会回来之后，看见他躺在锅台旁边，手里还拿着半碗黄豆锅巴，人却已胀死半天了。我亲身也有胀肚的经验：在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星期天休息，说可以随便买饼干，因为梅雨季节就要来到，怕饼干发霉，我买了两斤，准备留着一点一点吃的，岂知吃了之后，欲罢不能，一个下午就把两斤饼干都吃完了。开晚饭时喝稀粥，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但舍不得不吃，又把那份稀粥也喝下去了，不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胀得疼，我赶紧到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希望吐出来，但无论怎样抠，都吐不出来，想拉屎，蹲在那里半天也拉不出来。这时一个老犯人过来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躺下，不要喝水，要慢慢散步。我照他说的溜来溜去，足足溜了三个小时，才拉出屎来，拉出来的都是没有经过消化的白色饼干。

星期日不学习，上午洗衣服，下午缝补衣服。洗衣服时，把所有犯人的脸盆都集中起来，再加上两只打饭用的绿色大瓦盆，去号外打水。因为洗衣服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水也够用。脸盆和肥皂都是家里送来的。犯人有钱不能放现款，都得存入银行。用这些钱可以买脸盆、肥皂、缸子、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买东西时，管理员送来一张表，上面有可以买的东西，谁买什么，就在表上填好，然后把存折交出，过一两天后，就可以把东西买回。买东西叫做“开大账”。洗好的衣服，由“值星员”用脸盆端出，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再由“值星员”收回，发还给每个人。

下午缝衣服时，由管理员发针和线，线有限制，每个人两三根，有些犯人不缝补，这些人的线，大家可以分着用。我对于缝补很有兴趣，但缺少碎布，于是我把一件布中山装拆掉，一部分捐给号子作洗碗布，一部分留下了缝各式各样口袋。缝补时，最要紧的是不能丢针，这是为了防备犯人藏起来，把针插进血管里自杀。有一次一个犯人把针丢了，全号动员起来炕上炕下来回地找，足足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总算找到了。如果找不到，就不给开饭，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开饭。丢针的犯人为此还要自我检讨，大家分析其思想根源，进行批评帮助。“值星员”常说，在监狱丢了一根针，等于在社会上毁掉十只电线杆子，罪莫大焉。

洗衣服之前，就是打扫号内的卫生，把房内墙壁和屋顶的尘土打扫干净。此外就是扫被子，每一个人的被子都要打开打扫。每周这样打扫了后，就会在地上撒上一层白色的皮屑。由于缺少油水，人很容易落皮肤。

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阳历元旦、春节，都给吃一顿大米饭，管饱，可以随意尽量吃。因而这一天犯人们在饭前就不喝大量的水了，甚至不喝菜汤以便腾下肚子吃大米饭。即使没有菜，也觉得大米饭非常好吃，又香又甜。我一次吃过四大碗冒尖的大米饭；还记得一个犯人吃了九大碗，后来还是怕他吃坏，“值星员”强迫他不要吃了，这才停下来。这一天可以说笑话、小声地唱，不过大家吃饱以后，谁也不愿再动了。

在乙监住了大约两个月，又调到丁监。在甲监时，看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人大约已判刑，留在草岚子监狱内劳动改造，如修理电灯、修理水管等，干一些轻劳动。他吃窝头不受限制，吃多少，打多少，一个人住在甲监的一个小号子。他可以买点酱油。

丁监关的全是“劳动号”，即从事一些轻劳动的犯人。另外这里有一个病号监房，吃窝头也不受限制。关在这个监房的犯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受优待，我则属于后者。这个监房里关有以下几个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山西人，大陆解放后，他跑到台湾，和特务接上了关系。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校电台台长，三十余岁。在台湾，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他。领了一笔特务经费后，潜回大陆。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已判刑，大约是“死缓”。他有一点存款，准许他买点心和咸菜。有一次他买回来一包“自来红”月饼，给号内每一个人吃一块，真是香极了。他整天躺在那里，咳嗽，吐浓痰，真叫人恶心。有一天，他病重了，把他抬出去送往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又回来啦。当抬他出去时，他大声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回来后仍靠墙睡在紧里边。一天夜里，他不行了，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清晨他死去了，没有哼一声。管理员叫我和另一个人用褥草把他抬到院里，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抬死人。

有一个华侨，讲一口广东味的官话，他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和一个人骂共产党，那个人把他揭发了，因而被抓起来。他总是傻乎乎地微笑，若无其事，一点也不着急。只是刚一吃窝头就皱起眉头，咽不下去，他把窝头掰成小药丸那么大，一点一点地往下咽，他抱怨说:“就是咽不下。”过了一个星期，他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有一个工业中专的教员，二十三岁左右，南方人。划了“右派”之后，他向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朋友透露，他要跑到国外去，后来这个人把他检举了，于是被抓了进来。有这样行为的人，大都以“企图偷越国境”判罪。他会体操，会玩平衡木等。他说，划为“右派”后，把他关了起来，他曾打破玻璃窗，借助一件斗篷，从三层楼跳下，而未受伤。有一天下午，他用扑克牌过关，一下子拿通了（这是很不容易拿通的），他非常高兴，说：“通了！通了！”当天七时左右，天黑以后（冬天），他要去厕所大便，便一去不回，逃跑了。厕所房顶有一个大气孔，刚容下一个人的身子，他从这里钻到房顶，由房顶跳到大墙，又向下跳去。不幸的是，当时地面上有冰，没有站稳，把腿摔断了，结果没有跑成。他逃跑后，监狱长亲自提审号内所有的犯人，问他逃跑前，号内的人是否知道？是否合谋？还有，问当时值班的管理员是否是那个？果然，后来那个值班的管理员不见再上班，听说这个管理员因失职受到了惩罚。又过了两三天，开了一次斗争会，把他架出来挨斗，这时他的腿已经摔坏，但还是给戴了脚镣。据说此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病号监里还有一个犯人，姓宫，四十余岁，山东胶州人，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1938年入党），被捕前是中央某一个部的人事司副司长。他的案情是：土改时，把他家划为富农，他不服。当时他在部队里任职，于是返乡和村干部理论。回乡时，带着一个警卫员，腰间挂着手枪。不料返乡第二天，就和村干部吵闹起来，以致扭打一团。他急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行凶，被他的警卫员夺下，未酿成人命案。这么一打，他家的富农问题未得解决，他只好回到部队。村干部跟着把他告到军区，说他“武装镇压土改”。他也有理由，说划他家为富农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参军后家里没有劳动力，只好雇工。像这种情形，根据当时规定，不得划为富农。他不承认他用枪威吓，只认为那是互殴。这是四十年代的事，后经军区和行署联合调查后决定，给宫某以警告处分。这件事本已了结，可是1958年搞“反右倾运动”时，村里又把他告了，部里不得不受理，叫他重新交代。他认为这个问题本已解决，有当时军区和行署的决定，所以认为村里是在无理取闹，拒不交代。部里开会“帮助”他，他完全采取对立态度，结果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有趣的是，这个人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军工作”，他还记得“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两句日语口号，而这两句口号正是我在八路军129师时，和几个留日同学共同拟出的。他和我一样，抱有幻想，认为政府不会判刑，只是因为在社会上态度不好，教育教育就会释放的。他常向我说：“抓住两只刺猬，判也判不得，放也放不得。”后来听说，他瘐死在狱中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左右，是一个未考入大学的高中生，戴深度近视眼镜，北京人。一进号子，就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我是搞哲学的，信仰斯宾诺莎[188]。”表现极为狂妄。他和他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读书会，从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抓进来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多岁，他父亲是北平的军统头子，北平解放后留下来了，后被枪毙。他父亲枪毙后他去收的尸，他把他爸爸从刑场背出来放进棺材。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他旷了工，没有去上班，最后索性不去上班了，住在他的一个女朋友家，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吃住均在这个女朋友处。这个女人知道他父亲是军统头子后，便以为他有特务关系，曾在床笫间问过这件事。他便顺竿爬地说：“我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正在发展成员。”于是把她发展进来，后来又把她的姐姐也发展了进来。他还向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借过钱，也把他发展了进来。这个大骗局暴露以后，连男带女，一起抓将起来。这本来是假的，可是却把他当真的特务抓起来了。

后来，这个病号监房也要参加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制作小孩玩的玩具木剑，我们做的一道工序，就是把木剑上涂的用石灰、胶等物制成的腻子用砂纸打磨光，然后送出监号，由另一道工序涂银粉、油漆。这一道工序最脏。打磨下来的细粉末飞满屋内各个角落，鼻子眼里、耳朵眼里，都充满了这种粉末。而且监门关着，粉末都落在屋内，无法飞出去，满屋灰尘滚滚，令人不堪。后来，我们向狱医反映，说我们都是肺病号，这样大的灰尘，对于病情有害。狱医果然替我们反映了，于是给我们换了一个工种，就是用纸在一个模型内，脱制宝剑护手。这个活既干净又轻松，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竦仍按时给我送鱼肝油，不过不是清鱼肝油，而是鱼肝油糖浆。有一次，还给我送来一点酱姜芽，这是我最爱吃的，她还记得这点，我真感激极了。我吃送来的东西，心里很难受，万分过意不去。我无法想象她们母子四人在外边怎样生活，这种内疚的心情，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心痛，非语言所可形容。

在丁监里还关着两个女犯，一是北京某教派主教的夫人，她的丈夫就关在隔壁。他们犯的什么罪就不得而知了。这位夫人会织毛衣，给监狱管理人员编织毛衣。丈夫是单独关押的，情况不详。

转入乙监的小号

不知为什么，这个病号监房的全体人突然被全体移到乙监的小号子内。小号子也就是十平米左右，一个中式建筑的自然间，有时挤上十个人，夜里睡觉真是挤得出不来气。这时原来的犯人走了几个，又来了几个新的：

一个姓南（?），有四十多岁，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哈尔滨当医生。他哥哥也是医生，日本投降后，做了国民党的特务，是谋杀当时共产党代表李兆麟的主凶。他也参与了这次谋杀的会议，但未直接行凶。北平解放前潜来北平，直到1958年才被逮捕。这个人患严重的肺病，昼夜剧咳，把浓痰向肚子里咽。准许他白天躺着，并给予特制伙食，每日三餐吃细粮，经常吃饺子、面条。

有一个新进号子的青年，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好像是河南人。1957年划为“右派”，送到茶淀农场劳教，从那里偷跑出来，来到北京，身上还有几块钱，可是没有粮票，于是他到酱园买了半斤咸菜，蹲在路边，一边喝大碗茶，一边吃咸菜。他在北京简直没有着落。于是闯南斯拉夫大使馆，企图寻求政治避难，结果被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的中国卫兵抓住，送到了公安局，而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说，他在茶淀农场时，和著名导演“胡风分子”陈卓猷同队，陈在那里身体很坏，后来转到山西，瘐死在狱中。这个青年在号内很不安静，每次开饭时，总说自己分的窝头小、别人的大，闹个不休。

还有一个“右派”，看样子有四十岁左右，从外地来到北京，把给南斯拉夫铁托写的信缝在肩内，在南斯拉夫大使馆门口逡巡，鬼头鬼脑，被卫兵认为可疑，便把他抓起来。他在狱中一度绝食，管理员叫犯人掰开他的嘴，硬从嘴里灌，他咬紧牙关，不吃不喝。后来转到别的号子去了，结果不知。

我在号子里蹲得实在无聊，于是给管理员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家里送点达尔文的原著，以便翻译。这也是我试探一下是否会长久关押在那里，如果准了，就是有长久关押的可能；如果不准，就说明很快会离开那里。而且在看守所内看外文书，是绝对不允许的。不料我的请求竟被批准了。家里给我送来达尔文的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以及这部书的日译本，还有一部《赫胥黎演讲集》和马君武译的《人类原始及类择》，此外就是一部郑易里的《英华大词典》。得到这些书后，我便在《人类的由来》日译本的行间翻译这部名著。行间空隙不大，真是写蝇头小楷。我把这部书译完之后，又译了半部《赫胥黎演讲集》，写在《人类原始及类择》的行间。前者因系日文著作，文化大革命时被毁；后者因系中文，得以保存下来，现时还在我的书架上。《人类的由来》是我译的达尔文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因一心未二用，得以终日聚精会神地工作。我译这两部书时，白天除去读报纸外，即进行工作；夜间不读报，在一灯如豆的条件下，仍然奋笔不停。监房的电灯镶嵌在屋顶上，外面罩了一层铁丝网，大约有十五烛光，非常昏暗。更加不堪的是，由于饥饿，头晕脑涨，可是我一天也没有停笔。所用钢笔、墨水，系供给写“亲笔供词”用的。蘸水的钢笔尖写多变粗了以后，就在水泥地上磨，把笔尖磨尖接着用，一直磨到笔中间的空隙。用完一个笔尖之后，只好等到有写“亲笔供词”的人，方能换一个新笔尖。在监狱里，什么都是缺少的，包括饭食在内，我曾写过一首五律：

落日西墙上，蝉鸣柳浪中。

楼登堪极目，窗小亦来风。

无中始悟有，病里才知生。

余年多少日，几度夕阳红。

这首诗是在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写的，那里有窗户，可以望到外边。

丙监小号虽然也称病号监房，但生活上一点也不优待，每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漂着几片菜叶的咸水。记得有一次过“十一”国庆节，大家都以为又可饱餐一顿大米饭了，我还事先把竦送来的咸蛤蜊肉放在一个茶缸盖上，准备佐餐。结果大失所望，那天大概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缘故，没有照例叫犯人饱餐一顿大米饭，还是每人两个窝头，而有个姓南的犯人却吃了一顿饺子。这一天，别人下棋或打扑克，我则逢此佳节想起了竦和三个孩子，因此填了一首词：

往事如云烟，无限辛酸，十三年聚有余欢[189]，梦里依稀说虎事[190]，去矣年华。窗前飞乳燕，上下飞翻，朝朝暮暮盼爹还，一片深情隔不断，高墙入天。

在这个小号子大约住了将近一年，于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再被转移到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

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由草岚子看守所丙监小号起解，是在夜里九时，乘坐带篷汽车开往德胜门外功德林看守所。我预先缝好了一个带背带的大口袋，还有一个装书的小口袋，衣服装在大口袋里，书籍装在小口袋里，脸盆放在网线兜内，非常合适。而且步行不了多少路就上汽车；下车后，也走不了许多，就到了监房。

功德林是一座八卦式的建筑，走进去如入迷宫，设计得很成功，人关到这里面，很难越雷池一步。据说这所监狱是清朝末年实行新政时建造的。这所监狱比草岚子监狱大多了，原属公安部，后公安部的小汤山秦城监狱造成后，就划归北京市公安局管理了，专押“反革命”犯人，也就是政治犯。

我们转到功德林后，感到通道宽大，监房也宽敞。在丙监小号内，一共住了十人，拥挤不堪，到了功德林，换成约20平米的大号子，所以感到松快多了。这里的生活也和草岚子一样，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稀菜汤。饭后学习，读读报，敷衍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绝大部分犯人已结案，所以也不开“斗争会”帮助别人交代罪行。我则趁此机会日夜翻译《人类的由来》。有以下几件事，值得一记：

“三年自然灾害”高峰，我们的窝头改发每餐三小碗棒子面粥，一天六小碗。这样，人都饿得发晕了。喝完粥后，一个一个活像菩萨那样坐在那里不动，以免消耗能量。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后，看样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就要有饿死人的危险。后来给换了窝头，但不是玉米面，而是一种深咖啡色的面粉做的。人吃了这种窝头后，拉不出屎，我有一次九天没有大便，到第十天实在肚子里憋得难受，于是请求医官给点泻药。医官拿来两片泻药让我吃下，这一吃更难受了，上面干屎变稀了，下面的干屎仍旧顶住屁股眼，硬是拉不出来。后来终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把屎拉出来。拉出后，由于力量已耗尽，人也瘫了两个多小时，才缓过劲来。可是只有这种黑面窝头，所以还得吃。即使在这样恶劣的饮食条件下，我还坚持译《人类的由来》，因为我相信这部巨著早晚会有出版的机会。

在功德林，我负责打窝头。打窝头时，须把大盆放在盛窝头的大木桶的前方地上，打饭的管理员站在大木桶的后方，一个一个地向大盆里丢，我得蹲在那里及时按住窝头，否则就会蹦出盆外。有一次一个窝头落在地上，我要求换一个，他不允许，于是我把窝头放在原处，一言不发。他扔完窝头后，我就回号了。这是无言的抗议。回到号内，我说有一个窝头落在地上了，我没有拿，于是我少吃一个。一个窝头是一顿饭的二分之一，少吃一个，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等我们刚刚吃完饭，不料管信道的管理员又拿来了一个窝头给我，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看来他们自己也觉察到这种无理行为了。

还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发高烧，要求医官给点退烧的药。我提醒医官，我有肾炎，不能吃磺胺药。医官听了很不高兴，以为我在变相点名要药，非常凶狠地向我说：“要吃只有磺胺药，没有别的药，你还挑药呢！”我也气愤地回答说：“那我就不吃，顶多是个死！”后来他果然没有给我药吃。在高烧之下，我尽量喝水，终于在两三天后退烧了。我从此得了一个经验，就是感冒发烧时，必须大量喝水。

我记得的同号犯人如下：

一个俄文翻译，河南人。原在广州附近一个糖厂工作，因男女关系问题被辞退，后返回家乡，在一个中学教俄文。但他不甘寂寞，跑到西安一个老乡处暂住。他的老乡虽是政府干部，但是做生意出身，于是二人商量在北京收买手表，拿到西安黑市上去卖。这宗买卖由俄文翻译跑。他跑了几次，很是赚了点钱。吃到了甜头，便在西安到北京这条火车线来回跑。当时这种黑市买卖是严禁的，而这个俄文翻译行踪诡秘，多次来往于西安、北京之间，便引起警察的注意，以为他是在搞特务活动。他收买手表的地方多在北京市场内的一个咖啡店，或在华侨补校，因为那里华侨多。终于有一天把他抓起来了，送到功德林，是按照“反革命”逮捕的。其实他犯的是刑事罪，如按刑事犯逮捕，就该送到炮局子看守所去了。这个人被捕后，倒也泰然，他说，他在外面也弄得走投无路，倒不如在监狱里吃现成的饭。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坐在那里，用手指把胡子拔得干干净净。这个人患有肺病，后来严重起来，死在狱中了。

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教师，姓林，上海浦东人。解放前在浦东行医（中医），颇有名望。在家乡，国民党时代，老百姓推他做保长，他坚决推辞而未能如愿，干了几个月后，还是坚决不干了。同时他是琵琶圣手，是琵琶“浦东派”的唯一传人。解放后，他在上海行医，后被中央音乐学院延聘到北京教琵琶。被捕后，管理员说他不好好交代、不认罪，叫号内犯人给他一点压力。开过一两次斗争会，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每次吃窝头时都要流泪，悲伤地说：“我的孩子很多，我老婆又没有工作，家中无积蓄，不知他们怎样活下去？！”他说，他在保长任内，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没事就活动右手，做弹琵琶状，他说，“手长久不用，就会僵硬的。”看来他还有幻想，希望将来还能弹琵琶。70年代末，我听刘德海[191]说，他已经出来了，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教琵琶。1992年，他还去台湾演奏过琵琶。

有一个东北军的军官，四十岁左右，押了很多年了，尚未判刑。这个人已经有神经病了，他说他在陕北驻防时，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在监号里有时高声大骂，管理员也不来制止他，这是很奇怪的事。如果别的犯人胆敢如此，早被戴上背铐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岁左右，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校官，他中学毕业后因此未能进大学，遂在火车站当运输工，收入不错。他看到澳大利亚有些青年去深山老林中过自然的生活，很羡慕，于是给北京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询问去澳大利亚的手续。市政府给他回信，叫他问公安局，他又给公安局写信，结果被捕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所以很快就结案了。后来怎样判的，就不得而知了。据我所知，这类案子判得都不轻，一般以“企图偷越国境”或“企图叛国投敌”论处，总要判十年以上的徒刑。

有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二十二岁左右，1957年划了“右派”，后送去劳动。在劳动时，一些“右派”有时聚在一起，谈东论西，结果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这个青年被捕后，神情很泰然，好像没有那回事似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名胡义，在号内待的时间不长，也不过一个月左右。他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在“整风”时被划为“右派”，送往齐齐哈尔的一家机器厂劳动。他在号内表现得极好，争着做小劳动，如抬尿桶等。对人说话也很有礼貌，从不争吃争喝。他在齐齐哈尔工厂劳动时，能和工人打成一片，人家说他“右派”拉拢工人，于是又挨批斗。他认为这个国家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想逃往国外。他准备先到新疆，然后去西藏，由西藏去尼泊尔，再去印度。他到了新疆之后，就在当地待了下来，做汽车修理工人，准备俟机去西藏。可是在新疆待了几个月后，被查出他是一个逃跑的“右派”，遂由当地遣返。途经北京，不知为什么停留下来，短暂停留以后，便把他送回原工作地齐齐哈尔处理。他来时穿了一双翻毛的长筒皮靴，没有袜子，离开北京时已到深秋，齐齐哈尔恐怕已冰天雪地了，这样上路，是会把脚冻坏的，我偷偷送给他一双袜子，并送给他一些碎布垫鞋底——犯人之间是不许互相赠送物品的，这是为了防止犯人们彼此接近。行前管理员已吩咐他“打行李”，傍晚时刻，监房的暗淡灯光已经亮了，忽然哗啦啦一声响，铁门开了，他跟着跳下炕来，扛起他的大包袱，低声而亲切地向我说了一声“我走了”，我也低声向他说了一句“一路平安”。他走出监号的铁门时，还回头向我注视了一眼。在监门外，一个穿警服的管理员正在等着他。

胡义走后不久，检察院提审我一次，没有触及案情，只是问了一些不相干的话。这次提审后一个多月，我收到了“起诉书”，其中把我和裴克、布雅各的朋友来往，说成是“特务关系”，并肯定他们二人是“美国特务”，至于是美国什么机关的特务，则未说明，只是笼统地说“美国特务”。据此，也把我定为“美国特务”，也未说明我属美国的什么特务机关。我在华北农研所参加“肃反”时，已做了全面交代，而且“五人小组”也给做了结论——“一般性历史问题”，只是我要争取“革命”二字，也就是我要求实事求是，便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被捕以后，我又夸大地做了交代。“起诉书”写的全是我交代的，一点没有新的材料，也没有证据，其中还有字句说我“拒不交代”，“予以严惩”。真是天大的荒唐！

收到“起诉书”后，我气愤之至，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当晚彻夜未眠，思前想后，悔不该上了审讯员的圈套，自己夸大地作了交代。又想到竦和三个孩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啊！收到“起诉书”后，我加紧翻译《人类的由来》，因为我知道，很快就要转到法院的看守所去了。但我没有想到，收到“起诉书”后，又在功德林待了两三个月，才转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在此期间，我除译完《人类的由来》，又译了半部《赫胥黎讲演集》，其中包括《赫胥黎自传》——平反后，我在《科学史译丛》（1982年第4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功德林的条件比草岚子好。第一，房屋宽敞，一个大号也不过住八九个人，这样睡觉时，各人之间都有一定的空隙，不致彼此挨挤。第二，管理比较松，每天读上一个小时的报，就可交差，不再学习了。第三，“放风”的小院子也比草岚子的大，有花草，而且管理员把犯人放进“放风”的院子后，把门一关，就走了，不像草岚子那样，管理员在一旁监视着。这样，人就觉得自由多了。我曾在“放风”时偷过两只红辣椒，一只在吃饭时就着窝头吃下去了，一只我做成一个标本夹在书中，因为竦在中学时有一个外号叫“小辣子”，我制作这个标本，以泄相思之苦耳！此外，我还制作过一些野菜的标本，如灰菜、蓟等。这些东西，在1962年“保外就医”时，我都拿回家中。我不记得在草岚子或功德林洗过澡。

在“放风”时，还可以捡到碎玻璃片或碎瓷片，拿回号内，用作器具制作竹针、耳挖勺、牙签等物。制作竹针的方法是，先将一小块竹子用玻璃片刮成针形的坯子，再在坯子上打眼——针鼻。打针鼻是一道难的工序，先把装钉练习簿的铁丝在水泥地上磨尖，再用尖头打眼，劲不可用大，大了容易把竹坯弄劈，只能用小劲慢慢地钻，钻成眼后，再把针形竹坯用玻璃片刮成竹针。制造一个竹针，总得用一上午的时间。制作竹针等物时，要眼睛盯着铁门上的瞭望孔，一有管理员前来窥视的动静，就得马上停止动作，否则管理员发现之后，将会受到违反监规的处理，不但物品充公，轻则骂一顿，重则会戴上手铐。做这些东西时，一是为了好奇，一是为了实用。因为只星期日才发一次针线，平日衣服破了之后，可以及时用竹针缝补。没有线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就是把一块布的纱抽出来，几支合在一起就可搓成很牢固的线了。

从功德林转移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

从功德林出发前，先搜身，看有无违禁物品，然后检查行李，检查得非常仔细，一件一件，包括被子在内，都摸过。再次检查纸本，凡是笔写的，一律撕毁，片纸只字都不得带出。关于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所以在检察院提审时，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明确告诉他们，我在监中翻译了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写在一本日文书中，希望允许我带走。检查员点头表示同意。这次提审来了两名检查员，一年长，一中年，看上去似是两个负责干部，态度温和。因此，在我离开功德林时，所有练习簿都当场被撕毁[192]，唯独我的《人类的由来》底稿，得以放行。这部稿子一直到1962年我“保外就医”时带回家中，后交给四哥叶笃信，准备用他的名字出版，不幸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抄家，该书被红卫兵烧毁。

离开功德林，坐上普通的带蓬大卡车去自新路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说，这个案子在公安局已“结案”，检察院已“起诉”，于是移交给法院，所以要住法院的看守所，在这里等候法院提审，一般只提审一次，即行“宣判”。同去的有一大车犯人，到法院看守所后，再一次检查行李，通过后，送往监房。

法院看守所是解放后新建的，建于原第一模范监狱旁，两座监狱只有一墙之隔。一进监房的通道，就看到监号内的大炕上坐着几层人。每一个号子的面积大约有20平米，对面两个大木炕，当中有一个三尺多宽的小通道。到了夜晚，用一块一块的木板架在两个大炕上，下面就是通道，上面睡人。到了白天，把这些木板堆在窗户的一头，犯人一个挨一个地坐在上面，多则四层，少则两三层。在白天，两边的炕上也要坐三四层人。一个监号内最多时住过五六十人，一个人只能睡不到一尺宽的一块半板，挤得水泄不通。

夜间监号情况（头不得朝外，不得向墙）

（1）墙；（2）窗；（3）窗；（4）墙；（5）墙；（6）墙；（7）墙；（8）门；（9）墙。

每一个通道大约有八间这样的监房，对面各四间，厕所（有抽水蹲坑，另有小便池）在信道的一头，信道的另一头为一排一排的槛栅状铁柱铁门。

日间监号情况

（1）被趸；（2）窗；（3）窗；（4）通道；（5）被趸；（6）门。

（1）厕所；（2）监号；（3）窗户；（4）通道；（5）铁门。

和公安局看守所一样，每一监号设值班员一人，记录员一人。值班员掌握学习，记录员记录每一个犯人在讨论时的发言情况。管理员的办公室在铁门外，很少到铁门内来。看铁门的是犯人，大都是刑期比较短的，称为“铁门”。队长有一个姓藤的，河北省人，还有一个姓安的，东北人，对犯人的态度还不坏。这里称呼“队长”，不叫“管理员”。另一个年轻的管理员，态度很凶，但后来不见了。

这里的作息时间和公安局看守所差不多。每天夜九时睡觉，早七时起床，中午十二时午睡。早饭在九时，晚饭在五时。早饭是三大碗玉米面粥，浓度适中，有几颗咸菜；晚饭三个无眼的窝头，和公安局看守所窝头的重量差不多，没有菜汤，只给一点咸菜。所不同的是，每周改善一次，给一点咸鱼。因为咸鱼是一段一段的，不好分匀，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咸鱼压成泥状，这样就比较容易分匀了。玉米粥是盛在脸盆内的，所以分完粥后，盆边上还沾有一层玉米粥，这个分完粥的脸盆，每天分给二人，让他们把剩在盆边的粥刮干净。于是大多数人都有一小片橡皮或一小片木头，用它来刮盆边的粥。通道里待分给各监号的粥是装在大木桶里的，给各监号分完粥后，残存在桶边的粥还有些，因而这样的空桶也得轮流分给各监号，各监号再轮流分给犯人去刮，好的时候可以刮下一碗多粥，所以谁分到空桶时，就可以多喝一碗多粥。刮桶时，就非得用小片橡片或小片木头不可了。分饭均由值班员和记录员管理。

集中在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有反革命犯，也有刑事犯，混合关押，在公安局预审时则是分别关押的。集中在这里的犯人，有的已判决，有的正等待判决，但都已完成预审，或已由检察院起诉，所以管理比公安局看守所松。譬如监号不关门，放茅后可自由去厕所，室内无尿桶。晚饭后可吸烟，每逢晚饭后，犯人就拥挤在监门口，等候“火种”。所谓“火种”，也是一支烟。每一个监号，给一个犯人点燃后，就拿走给另一个监号。监号内首先点燃的传给第二个犯人，第二个犯人再传给第三个，如此下去。“火种”是由“铁门”传递的，在传递之前，他先喊一声：“抽烟啦！”大约吸二十分钟左右，“铁门”又喊：“灭火喽！”各号的犯人在值班员的监督下及时灭火，否则就违反监规。在监号里，吸烟和吃饭是同等大事，有的人甚至用窝头去换烟，大致一个窝头可以换1—2支烟，我曾用一块香皂换了5支烟。这种交易必须秘密进行，如被发现，就得按违反监规处理。不过这要看值班员的态度了，值班员如装看不见，也就过去了。可以设想，一个监号内有二三十人吸烟，而且是狂吸，其乌烟瘴气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监号暗淡的灯光在烟雾的笼罩之下，更显得凄凉。

在法院看守所也吃过一阵“混合面”做的棕褐色窝头，后来又吃过高粱面窝头，吃这两种东西都拉不出屎来。针对这种情况，监狱想出一种办法，就在厕所门口挂了一个水桶，里面盛着自来水，上面安着一根管子，然后排队自行灌肠。当一个人把这条管子塞进屁眼灌肠时，排在后面的犯人就解松腰带，等到前一个人灌完后，紧跟着走上前去，把屁股高高撅起，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把管子塞进屁眼自行灌肠，如此轮流下去。

看守所里有一个医院，其中有一个些医生，都是犯人，名曰“犯医”。一个犯医，南方人，每隔一天来我们的通道一次，一脑门的心事，无精打采。他一来，就坐在通道一端的马扎子上，带着一只药箱，里面没有几种药。犯人们见他来了，有病的就靠着通道的墙边，站在那里，排成一队，顺序看病。他看病时，既不号脉，也不听诊，第一句话就问：“吃窝头了吗？”如果告诉他“吃了”，他就以命令的口吻说：“回去！没有病！”如果说“没有吃”，他就会说：“给你点消化药。”犯人本来肚子就饿，怕消化得快，再吃消化药，岂不火上加油，所以很多犯人都要说：“我，我，我不吃药啦！”于是犯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他“窝头医生”。

这里对于虱子、臭虫防范甚严，看守所没有这种东西。一发现虱子，值班员就得马上报告队长，跟着就是用蒸汽蒸制所有的衣被，不管什么料子的，都得一律蒸制。我有一件狐皮背心，就是这样蒸坏的。每隔一些时候洗一次澡。澡堂有一个大池子，外围有水龙头喷子，设备不坏。每次洗澡时间大约二十分钟，包括脱衣服、穿衣服在内，所以在得到洗澡的信息之前，就把袜子脱下，衣服都解开扣子，一到澡堂，就赶快洗。水还够热，只是喷头没有热水。我总是在大池子泡几分钟，上来搓肥皂，然后用龙头的冷水冲一遍。这样，既省时间，又可洗得干净。洗完之后，就排队回号子。到时间后，队长吹哨子，不管洗完没洗完，都得出来。

法院看守所，每隔一星期看一次电影，偶尔也看一回戏。戏台在一个空场子上，每个犯人拿一个作枕头用的小包袱，垫在屁股下，蹲坐在那里。影片基本上是“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守所有一个由犯人们组成的京剧团，演出过《强项令》那样的大戏。看戏时可以随便吸烟，而且院内的空气要比监号内的空气新鲜得多，即使不愿看那些老掉牙的影片，也非常高兴坐在那里享受吸烟和新鲜的空气。看戏或看电影时，只要不是“病号”，都得去看，说这是“受教育”。

每逢“十一”国庆节、阳历元旦、阴历春节，都给吃一顿饺子，按号里的人头发给定量和好的面和肉馅，由犯人们自己包。发给的量很不少，是可以吃饱的。包好之后，由值班员和记录员送往伙房煮。有一个记录员原是北京很有名的音乐教师，因贪污罪判刑。这个人嘴很馋，肚子又饿，在他端着生饺子送往伙房去煮时，就一边走，一边用嘴叼着生饺子吃。这件事被发现之后，引起犯人们的愤怒，开了一次“生活会”，联系他贪污的罪行，加以批判。他好像满不在乎，表现得好像我已把生饺子吃到肚子里了，已经得了实惠，难听的话由你们去说吧。

每一个通道都有一个洗脸室，两面墙各装四五个水龙头。每逢星期日洗衣服、缝补衣服，这一天可以任意坐在通道里缝补，整天不灭火，可以随便吸烟。这一天也是犯人们趁机进行非法交易的时候，如以肥皂、毛巾换香烟等。前已言及，我曾用一块香皂换了五支香烟，我还用一块毛巾换过一把旱烟末子，这种是筛烟叶时漏出来的土一般的末子，无法吸，只能擦在鼻孔里当鼻烟闻，没有闻几次，我的两只眼角就淌出脓一般的白色物体。古人说，七窍都互相连通，或许是这么一回事。

关押在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有两种：一种是“已决犯”，一种是“未决犯”。“已决犯”每月可“接见”一次，“接见”时有一大长条用木板搭起来的矮台子，犯人和家属面对面坐在两边，每次“接见”大约十五分钟。“接见”前一周，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经过检查后发出。信上不准要吃的东西，有的犯人就用暗语要东西，因为犯人接见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一些吃的东西。有一个犯人给他的妻子写信时写道：“你来‘接见’时，可把唐儿、饼儿带来，我非常希望看到他们。”家里果然看懂了这个暗语，就在“接见”时送来许多糖块和饼干。郊区农村家属送的东西最实惠，大都是炒面、炒黄豆，而且一送就是很多。在“接见”前总要理发一次，并且要换上新洗的衣服，队长还要训一次话，不外不要向家里人要吃的东西，不准接听外边的消息，要把监狱里的好生活向家里介绍。有一个农民向其妻子介绍，这里的生活怎样怎样好，又看电影，又洗澡，每星期改善一次……说着说着，他的妻子感动得流泪了，非常诚恳地劝她的丈夫：“你就好好地在这里待着吧！在外边可找不到这样的好事！”弄得那位农民哭笑不得。

我在法院看守所“接见”过三次。一次在未判决前，我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接见”。我“接见”的目的不外是叫竦给我送点吃的东西，当时我已饿得骨瘦如柴。“未决犯”是不准“接见”的，我没有想到，法院竟批准我“接见”，这种情形非常特殊。那次我是给竦和笃正二人写的信，他们如期前来。在“接见”前，那个凶狠的年轻队长，着重告诉我不准向家属要吃的东西。他们在“接见”时，我蹲在那里，我实在无力站着说话了。那次“接见”，我问了问家里的情形，他们看到我那副样子，也很难过。整个“接见”不过十分钟，队长始终在旁边。我不顾不准要吃的东西的禁令，我公开提出要竦按时送一些油炒面和炒黄豆，用邮包寄。因为人送吃的东西不收，邮包寄吃的东西则收。说这些话时，我故意把我的膀子露出，叫他们看看我瘦到什么程度了。这次来，竦给我带来一些次等烟卷和配给的低级点心，她怕送高级吃的东西对我不利。“接见”完毕，回到号子之后，那个年轻的队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足足骂了半个钟头，咆哮如雷，还叫我写了一份检查，才算完事。

第二次“接见”是在“保外就医”回到监狱不到一个月，法院判刑十年后。这次是竦和我的三姐叶笃雅一起来的，没有叫我们像大多数犯人那样地坐在矮台子的两旁，而是站在院子一个角落里单独“接见”。在“保外就医”时，我已向竦要求，如果再把我拘捕回去，就按时给我寄油炒面和炒黄豆。果然竦给我带来许多吃的东西，还有肥酱肉。这次我主要向竦提出了离婚，这是为了三个孩子的缘故。临别时，我还亲了她的脸颊。很快竦就来了一信，说为了孩子的顺利成长，同意和我离婚。我虽然在理智上明白我和竦必须离婚，可是在情感上，我难以割舍同她的恩爱情分。当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又怒，又恨，又悔，又感到我的一切全完了。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要求把叶晓留下，交给笃正代我抚养。但她不同意我的要求。她说她不愿意叶晓和别的孩子不一样。那天我收到竦的来信后，眼睛直冒金花，突然吐了一口鲜血。

第三次“接见”是我的四哥笃信从天津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只空手提箱，这是我向他要的，以便今后装衣服等物之用。见后彼此苦笑，相对无言，不一会儿我就回号了。我在判刑后，除了上次“接见”外，一直到1976年再没有和亲人见面了。[193]

“接见”之后，有些犯人大包、小包拎回来，开饭时就大吃一顿。没有“接见”的人，看到这种情形，馋涎欲滴，食欲大增，难免发生一些偷、抢的事情。有一个航空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斯文。有一次开饭时，他恶虎扑食似的把一个人的一袋炒面抢到手，然后跳下木炕，就往通道里跑，一边跑，一边用手往嘴里塞炒面。这时突然从炕上跳下三条大汉，尾随其后，把他按倒在地上，嘴里喊着捉小偷，其实是趁机从他手里抢夺炒面往嘴里塞。这几个人争夺在一起，就像几条饿狗争夺一块肉骨头似的。有一个小偷在“接见”后，于夜间人们酣睡之际，把睡在身下的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掀开，钻到炕洞里去，因为吃的东西都放在炕洞里。他在那里把一个人的两斤多炒面一下偷吃光了。吃完后，若无其事地，又钻回炕上。第二天那人发现吃食丢失后，和大家一起怀疑是他吃的，但他怎么可能钻过不到一尺宽的空隙呢？炒面吃多了，就要去拉屎。这时值班员跟在他后面，等他拉完屎后一检查，开头一股屎是黑色的，这是因为吃混合面窝头的缘故，后面的一股屎，则是白色的，这是吃白面炒面的屎。于是值班员指着屎问他：“你怎么拉两样颜色的屎呢？”在这样的证据下，他不得不承认，是他偷炒面吃了。其实偷吃炒面，政府也不大过问，只是在号子里斗争一次就过去了，好在这个小偷也嬉皮笑脸地说：“我肚子饿得慌，看见别人吃炒面，我嘴馋。”有一个星期日吃咸鱼，剩下的鱼刺都倒在厕所间的一个篓子内，这个篓子是装垃圾的。有一个犯人假装去厕所小便，趁看守厕所的犯人不备，伸手就把垃圾篓里的鱼刺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看厕所的犯人拉他也拉不住，只好去铁门外报告队长，等到队长来时，这个人已把半篓的鱼刺差不多吃光了。

四五十人拥挤在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号子里，最难过的是夏季。因为不准开窗户，室内空气污浊不堪，令人气闷。遇到天气太热时，队长叫“铁门”犯人在通道地上泼水，以减轻热度。有时队长也准许各监号打四五脸盆自来水，叫人擦身。但四五盆水哪够四五十人之用，所以脸盆还没有放在炕上，大家就争先恐后把十几只手伸向脸盆，用毛巾蘸水，然后用湿手巾擦擦身子。到了这样热天时，就疏散几个犯人到监号外的通道的地上睡觉。一般一人给两块不到一尺宽的木板垫在身下，即使这样窄，也比在监号内睡觉舒服多了。我曾有幸睡在通道的地上，非常舒适，因为通道内随时有从铁栅栏那边吹来的凉风。睡在号内，以睡在靠窗的位置为最好，因为到了夜间，可以偷偷把窗户开一条缝，呼吸新鲜空气。

在法院看守所普通监房待了一阵子之后，就调到劳动监房。劳动监房的犯人比较少些，也有二三十人。房间大小和普通号一样，约20平米左右。在这里我从事过两种劳动：一种是刮塑料梳子，用模子压制塑料梳子时，齿根空隙压不光滑，必须用一把尖头的小刀子把它刮光滑。每人一天刮多少把全有记录，全号刮多少把也有记录，然后汇总在通道墙上一块大黑板上，这样引起各监号的竞赛。黑板上不记个人劳动量的汇总，只把全通道各监号刮得最多的和最少的两个人名字写上。还有一种是刮塑料凉鞋，用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时，鞋底周围有毛边，必须用一把小勾刀把它刮干净。劳动量记录如上。这全是“小劳动”，都在监号内工作。

进了“劳动号”，就可吃三顿饭了。每早喝两大碗玉米面粥，中餐和晚餐吃三个窝头，像我的饭量，基本可以吃饱。所以在“普通号”久饿之后，一进“劳动号”，就好像进了天堂。那些梳子和凉鞋都是看守所隔壁监狱，即原第一模范监狱里的犯人们做的。

法院看守所的犯人流动性比较大，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个人：

维吾尔族人木铁义，被捕以前是民族出版社编辑，参与翻译《毛泽东选集》维文版，1958年被捕。他在解放前担任过新疆学院副院长、新疆“三青团”的副书记等。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释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新疆自治区政协常委。哈萨克族人尼华徳，现名尼合迈德·蒙加尼，1958年被捕前任民族出版社编辑，翻译《毛泽东选集》哈文版。解放前担任过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全国解放后，鲍尔汉领衔发通电起义，尼华德曾在通电上签字，按说应算“起义人员”，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不知为什么，也被捉起来了。1978年打倒“四人帮”后释放，任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据说这两个人在新疆颇有声望。1978年以后，不记得通过什么关系又联系上了，他们来北京时还和我见过面，提起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一个姓孙的青年，南方人，二十岁左右。在苏联学原子物理，成绩优等，深得俄国老师的厚爱，每星期日都到老师家中，由其女儿教他弹钢琴。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不准中国学生再学原子物理，孙不得不改学语言——一个小语种。孙很苦闷，向他的老师求教。老师给他出主意，叫他去美国驻苏大使馆请求去美留学，当时中美还是敌国，他是偷偷去的。美大使馆的一个会讲流利俄语的年轻官员接见了他。他第一次去，把他的请求申明了一下，那位官员叫他过一两天再去。他按时前往，这位官员说，可以答应他去美国留学，但须向美大使馆提供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在苏联有多少留学生？都学的什么科目？他一听头就大了，心想这不是卖国吗？他赶紧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坦白，一五一十交代了问题。中国大使馆当即把他留在馆内，叫他住下，实际上就是软禁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大使馆派了一个职员随同他乘飞机返国，一到北京机场，就有公安局的人等候在那里，一下子就把他送进了看守所，结果判了五年有期徒刑。这个孩子非常有礼貌，我上下炕时，他总要扶我一把。性格沉默寡言。他告诉我，他曾在苏联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气垫汽车”的设想的文章。我很为他的前途惋惜，一朵未开放的花朵就这样过早地凋谢了。我曾问他，将来出狱后，准备干些什么？他说他喜欢汽车，如果有机会当一名司机，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国家统计局的研究人员，系南开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这个人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收集材料，见了材料，就记录在卡片上。他在统计局工作时，趁同屋的人不在，偷偷把别人的材料抄录了下来。这件事被发现之后，再加上他的海外关系很多，就把他抓了起来，判了五年徒刑。他刚结婚不久的妻子，是一个死去丈夫的女人，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的前夫是国民党中央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解放后她丈夫患病死去，经人介绍她和这位爱抄材料的人结婚的。他们结婚时，她在农业出版社工作，家里还有些储蓄，可是当他在监狱时要她送一点糖果，她都没有送。这个人很伤心，说：“夫妻一场，难道连一包糖果还不值！”这个女人后来又和我认识的民盟中央的一位罗某结婚，是她主动提出的。改革开放后，她去了美国，又抛弃了她的丈夫。我想这世界既大又小，在监狱里知道的人，在社会上又遇到了。

索兆凡，蒙古族人[194]，书法家。被捕前曾为农业展览馆写说明书、毛主席语录、标语口号等。“三年自然灾害”时，家计困难，他从熟人那里打听到有一宗买卖可赚点小钱，就是在北京“走后门”弄些小苏打粉，运到山海关附近的昌黎县去卖。那里吃白薯面，使用小苏打掺在白薯面里，可以使它发酵，好吃一些。他跑过几趟这样的买卖，用部分赚了的钱在当地买些杂粮运回北京家用。不料这样做在当时是犯法的，遂被抓起，判了三年徒刑。出来后，到80年代，他做松花蛋的生意。把生鸡蛋买来，自制松花蛋出售。这个买卖也有利可图，一年下来，除开销外，可赚万把人民币。后来他不干了，因为年纪大了。他不知怎样知道了我的下落，给我来了一信，还到我家来过两次，每次来总要带几十只松花蛋送给我。我也到他家去过一次，他家住在东城区骑河楼内的箭杆胡同。

有一位姓马的国画家，解放前，专给琉璃厂几家大书画铺临摹古画，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不够吃，他便画假粮票，除了自用外，还赠送亲朋好友，两三年没有犯案。有一次他的小孙子放学回来时，拿了一张粮票去买面包，孰知这张假粮票被发现了。原来他画假粮票时，最后画粮票上印章外边的圆圈，这是最难画的，要用“蟹爪”笔划。这次，他把未画圆圈的粮票放在那里，孙子拿了这张粮票到食品店去买面包，于是就被发现了。面包店报告了派出所，他被抓了起来。他画粮票，总是画大额的，一般画五十斤的。五十斤的粮票有暗记，他也能照样画出。他在号子里常说：“我也够本了，三年自然灾害，我救活了不少亲戚朋友。”

葛佩琦和我在法院看守所同过一个通道，不同号子，我在通道内经常看见他拄着双拐缓慢地行走。他原是人民大学讲师，1957年“整风”时，他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后来人们诬陷他在这次发言中说过“要杀共产党”，一追查他的历史，又曾当过“国民党的少将”，遂被捕。原判十五年徒刑，他不服上诉，乃加判无期徒刑。在号内每天要写一篇“思想汇报”，交给看守所管理人员，受尽了精神折磨。1975年12月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员”，他因当过“国民党少将”，跟着大流被释放了。“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上告，始查明他是1938年的老党员，“国民党少将”是他的掩护身份。他的情况详见《南方日报》刊登的《离人泪》，已剪下放在参考资料袋内。

有一个外号叫“三十秒”的扒手，这个人看上去顶多二十岁。他专在公共汽车上作案，一般是从车后门挤上车，然后再挤到前门下车，一路上左右开弓，大掏钱包，如入无人之境，真可谓眼捷手快。他在传播他的扒窃经验时说：“首先要树立信心，要胆子大，认为被偷者绝不会发觉，这样就算完成一半任务了。”

有一个郊区农村的老中医，用中药和针灸给人堕胎，被查出来，抓了进来，判了刑。

保外就医

1962年5月底，忽然叫我去看守所医院检查身体。我那时并没有什么病，只是瘦弱不堪而已。医院院长问了我几句话，问我有什么病，我率直回答他：“没有什么病，只是感到肚子饿得慌。”他点了点头，说：“回去吧！”这次没有进行过任何检查。第二天下午，叫我收拾行李，我被送到医院肺病监房，这时号内的犯人告诉我说：“你快出去了，保外就医啦！”当晚收钱折，因为我还有几块钱存在银行里，犯人身上是不准有现钱的，以防止逃跑。把钱换给我后，我笃定了，认为一定可以出去了。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吃完早饭后，九时左右，叫我收拾行李，看守所门口停着一辆小汽车，由两个法警押着我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到法院后，叫我待在休息室内，过了一会提审，由一个审判员（旁边坐着一个记录员）宣布：“释放，保外就医。”随后向我说：“你在外边如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啦。你回到休息室，等待你的妻子来接你吧。”

我回到休息室等着，这时我把剩下来的约半斤炒黄豆、半斤炒面，放心而慢慢地吃了下去，我又找法警要了开水，吃喝得很痛快。在看守所时，我每天吃炒面和炒黄豆，都按一定的数量：三调羹炒面，一调羹黄豆，决不多吃。这次，要回家了，于是放开了肚子吃。吃完这些干粮后，好像还不过瘾。

不一会儿，竦在那个女记录员的陪同下来到休息室，女记录员说了一声：“你们走吧！”我看到竦后，并没有特别激动，木然，只是平静地向竦说了一句：“咱们回家吧！”竦叫来一部出租车，在车上，竦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但没有说很多话，只是说了句“孩子们都好”。

在竦接到法院通知把我“保外就医”后，她去找了高崇民，问怎么办。当时竦心里有些怕。高说：“你尽管把他接出来好了，如果你以为住在你那里不好，就让他住在我这里，或住在用潜家里也可以。如果住在你那里，我就给你们党委打一个电话，打一个招呼。”这样，竦心里有了底，才把我接回家的。在那个岁月里，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如此。

我回到家里，竦给我泡了一杯“可口粥”，还拿出装在那个蓝花瓷罐里的“蜜贡”给我吃，然后她出去办事。我一个人在家，一边吃着“蜜贡”，一边喝着“可口粥”，真是美滋滋的，不觉把罐里的“蜜贡”全吃光了。等到竦回来后，我告诉他我把“蜜贡”吃光了。竦吓坏了，她说：“那是买了两斤‘蜜贡’，孩子们吃了不到一斤，还剩下一斤多，你会把肚子吃坏的！”我告诉她，在此之前，我还吃过差不多一斤多的炒面和炒黄豆。竦真的吓坏了，赶紧上街给我买化食的中药“焦三仙”，给我煎着吃。可是到了中午，我还是吃了一大碗面条，我还想再吃，竦给拦住了。

中午阿靓和晓回来了。自1958年9月18日被捕至1962年5月28日，这一期间我和孩子们没有见过面。见面之后，我心里又悲又喜，也感到对不起她们，她们还需要爸爸的时候，我却离开了她们。心里像开了锅似的，不是个滋味。午饭我和竦，还有两个孩子，一起吃煮挂面，多少年来没吃过面条，甚至没有吃过几顿白面，嘴里的津液非常之多。叶娃中午在学校吃，下午三点才回家，她见了我，叫了一声“爸”，就捂着脸跑到里屋趴在床上哭了。大约我枯槁的面容引起了她的伤心。

当天晚上，我和竦睡在一张床上，竦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就是和美国人裴克和布雅各的关系，把我和他们的一般的朋友关系，说成是特务关系。”我一五一十详细和竦说了我和这两个美国人的来往关系，并告诉她，我已经以“美国特务”的罪名，由检察院起诉了，叫她不要存任何幻想，也非常可能再把我弄回去判刑。竦告诉我，高崇民自愿帮助我弄清问题，并说还考虑给我安排工作，所以竦认为不会再把我弄回去了。

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晨九时，高崇民来到小西天演员剧团宿舍看我。高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我当时是阶下囚，高老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很高。他前来看我，使我激动不已，顿时涌现出各种复杂的心情：委屈、悲愤、感激、悲观……不禁失声痛哭。高老问我，究竟为什么，何以把事情弄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我向他如实地叙述了我的问题，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我本来没有希望他给我什么帮助，而且我也不相信他会帮助我这样的一个落井的倒霉人。在那个年月，对于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总要划清界限，即使亲人也如此，不在井里投下几块石头，那就够意思了。可是高老坚定地向我说：“你不要怕，写一份申诉材料给我，我过问这件事。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把自己人当做敌人打！”我想了很久，向高老说出了我的真实思想和顾虑：“我出来时法官告诉我，没有不法活动就不让我回去了，我不知道写申诉材料是不是不法活动？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已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只要能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不叫我回大狱，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我心里还有一种想法，即使高老过问，这件事恐怕也不易搞清楚，我的问题本来是交代清楚了的，只是他们硬说不清楚而已。另外，我以为高老一过问，公安局和法院不会轻易认错，可能以问题有待搞清楚，把案子压下，无限期关押，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后来高老针对我这种思想，给予了严肃批评，说我这是“不相信党”、“有对立的消极情绪”等等。

在高老的促使下，我答应写一份申诉材料，可是高老一走，我又怕起来了，怕以此作为“不法活动”，把我收回看守所。我刚和老婆、孩子团聚在一起，不愿再去“打官司”了。当天我就去新街口一个纸庄买回五十万字的稿纸，准备整理我在看守所译的《人类的由来》。

回家后的第三天晚间，孟用潜和他的夫人小赵来看我，并给我带来两条好烟，一条“大中华”，一条“前门”。我向用潜说了高老叫我写申诉材料，我不敢写。我问用潜可以不可以写。用潜说，以高老的政治地位，他叫你写，是不会有问题的。我还是不放心，过了一天，我叫竦去问用潜，叫他再慎重为我考虑一下可不可以写。用潜告诉竦，高老、周新民和他准备一起去法院保我，并嘱咐竦：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免得我害怕。可是我还是犹豫不定，终日整理抄写我的《人类的由来》的译稿。

1962年6月24日，高老又来看我，找我要材料。我告诉他，我还是有点害怕，没有动笔。这次高老有点生气了，叫我一定在7月7日以前把材料交给他，并且说：“我过问此事，不是为了我们是朋友，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维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于为什么要在7月7日以前把材料交给他，我没有细问。可是我刚一动笔写了一个开头，6月28日就又把我收回看守所了。

6月28日下午三时左右，竦和我刚睡完午觉，法院送来一张条子，叫我五时以前去法院汇报病情，我赶忙动身。临行时，我把身上的粮票和钞票全交给竦，怕万一不让我回来，竦说我太多虑了。那天中午，我在新街口西安食堂买回几个牛肉夹火烧，准备作为晚饭。竦还给我开玩笑说：“你放心去吧，回来吃牛肉夹火烧。”我到中级法院后，坐在通道的椅子上，等待传讯。约五时开庭，当我站好之后，审讯员问我姓名、籍贯、年龄等，然后二话没说，就宣读判决书，以“美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宣读后，说在一周之内可上诉。我当即表态，我上诉。判决书上所写的，全是我祈求宽大的夸大之词，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

“保外就医”时，我还是“未决犯”，“未决犯”不能保外就医，我竟然“保外就医”了。可是在外边过了将近一个月，又突然把我收回，当即判决。在“保外就医”时，审讯员明确向我说过，“你在外边没有不法活动，就不叫你回来了”，为什么不在一个月以前，我“保外就医”以前，先宣判，使我成了“已决犯”后，再“保外就医”呢？！个中情形，我至今还想不通。唯一可以解释这种情形的，就是高老他们要为我翻案。而如果翻了案，公安局就是“错捕”，他们当然不愿承担这种责任。从宣判时审讯员的面容，也可看出一点名堂。他歪着脖子，斜着眼冷笑，意思是：判了你怎样！而一判，就等于板子上钉钉，堵住了高老的嘴！

宣读完判决书，把我送到有铁栅栏的地下候审室，不一会儿，就用囚车把我送回自新路法院看守所了。当晚我没有吃饭，也吃不下饭，心里的难受比我第一次被捕时还要厉害，竦和孩子们的影子时时呈现在我的眼前。我赶忙写上诉书，一夜没有睡觉，和我当初被捕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我大约是5月28日“保外就医”的。刚一回到家里，孩子们对于我还有点陌生，我被捕时，晓只有5岁，经过四年之后，我在她的印象里恐怕已经很淡了。可是不到半天的时间，我们就亲热起来了。当时我的腿脚肿得很厉害，叶娃非常关心我，她说：“爸的脚肿得像佛爷的脚一样。”在“六一”儿童节时，晓缠着我带她出去玩，她说那天坐车不要钱。我告诉她，爸的身体不好，不能带她出去。她非常懂事，就答应不出去了。可是从她的面容可以看出，她是很失望的。回家的第二天晚饭后，我去德胜门外点心铺给三个孩子买了点心和糖果，都是很次等的，回来给她们分成三份，她们都很高兴。我出狱时，还有十几元钱。后来，竦把存款折交给我，叫我随意买点东西。我曾带着娃、晓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饭，我知道晓喜欢吃红菜汤，同时她们已多时吃不到冰激凌了，除了这两样东西外，还要了两三个菜。可是，红菜汤没有，冰激凌已化成汤汤儿了，她们吃得不很开心。这次阿靓因学校有活动，所以未去。我被收回监狱后，对于“六一节”没有带晓出去玩和孩子们没有吃上红菜汤、冰激凌，感到有说不出的内疚。一想起这件事，难过得有时甚至掉眼泪。前已述及，这次收回监狱，比刚被捕时还要难过，这是因为和家人久别之后又聚集在一起，刚刚把心温暖过来，突然又被收回判刑，心情激动，非笔墨所能形容。我那时写过一些诗述说这种心情，只记得其中两首：

斜日疏林归暮鸦，炊烟袅袅有人家。

小窗隙里窥黄犊[195]，心在雏凤头上花。

远望疏林日影斜，犹忆昨夜梦还家。

殷勤妻女劝加饭，宅前小草吐红花。[196]

我“保外就医”时，笃成（方实）和白天来看我，问到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我的真实历史情况向他们说了。笃成回到新华社后，向党委汇报说，要过问我的事。党委的意思，笃成亲自过问有所不便，还是另派别人调查为好。调查结果，和我说的一样，这就是说，我当时是为了革命受周新民的指派参加美军工作的，因此这是一个冤案。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为了此事，给笃成铺天盖地贴大字报，说他包庇他“反革命”的哥哥。

病号看守所

现在说一说“病号监”。

我“保外就医”前，曾在“病号监”住过两夜，表示我有病，因为从普通监是不能“保外就医”的。“病号监”的伙食和普通监一样，没有什么改善，只是可以开窗，但向着通道的监号门则必关着，据说是为了避免传染。我待的那个“病号监”有二十人左右，还不算太挤，只是室内空气很污浊。在“病号监”，可以随意躺卧，不学习。但最令人恶心的，是饭碗、筷子公用，以一块又破又脏的擦碗布在饭后洗碗时抹来抹去。洗碗的水也不过半脸盆。这次在“病号监”遇到了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一个讲师，先被划为“右派”，后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也不过三十岁左右。

1962年6月28日把我收回法院看守所，初到时住在普通监号，过了三天，就把我转移到肺病监号。这里的病号比一个月前我住的那个“病号监”的病号的病厉害多了。大部分人白日也躺卧着，看来像是一个重病号的监房。按规定，“保外就医”后又被收回的人，都要住“病号监”，观察一定时间后，才放回普通监房。而我“保外就医”时，本来就没有什么病，这一点他们是清楚的，但按照既定手续，还是把我放在肺病监号。我一看监号中的那种情形，简直恐惧极了，我想这下子一定要传染上肺病。因为和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人）住在一块，而且碗筷不分，这传染不上病才怪呢！我在这个重病监号住了将近一个月，居然没有传染上肺病，真是一个奇迹。从此，我相信人对细菌的抵抗力，是不可轻视的。

我被收回法院看守所后，当夜即写上诉，第二天写完交出。转移到“肺病号”后，有些老犯人劝我“撤诉”，那年月，一上诉就得加刑，因为上诉说明当事人不认罪，不认罪就得加重处理。住在“肺病号”后，天天看着有些人吐白的、吐红的，心情非常恶劣。我被判十年，系从逮捕之日算起，如此，已过了四年的刑期，剩下来还有六年，咬咬牙就过去了。另一方面，我已想开了，我本不是美国特务，和美国特务机关毫无关系，更没有拿过他们的分文，哪有做特务不要钱、白尽义务的道理？！只是因为我和两个美国人——布雅各（新闻记者）和裴克（作家）有个人来往。据我所知，他们二人都不是美国特务，而我的判决书上硬把他们定为特务，而且也没有指明他们是哪个特务机关的特务，就这样也把我定为“美国特务”，岂不是完全违背事实？！既已违背事实，再去辩驳，也无济于事。根据这几种思想，我便要求撤回上诉，但一直不理我。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收到了法院的裁定书，说原判并无不合，应予维持，而且说明这是“终诉”，以后不准再上诉。从此，我就戴着这“莫须有”的罪名，苦度春秋了。最可笑的是，在公安局“结案”时，审讯员向我说过：“你过去对革命的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在法院宣判我十年徒刑时，法官也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一笑置之，从未把它放在心上。这次被收回后，竦按期给我寄油炒面和炒黄豆，有一次还寄过六盒“代乳粉”，这对维持我的健康大有作用。她还把孟用潜给我的两条好烟——“大中华”和“前门”——给我寄来。还有一次，给我寄来十支雪茄烟，犯人们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大亨”。

团河劳改队

团河过去是皇帝的围场，打猎的地方，解放后开辟为劳改农场。这里关押的都是一些刑期较短的犯人，还有一批劳教分子。那时法院看守所人满为患，调了一批“已决犯”和“未决犯”去团河劳动，是临时性质的，不是最后的分配。我被选中，在一个阴沉的冬天，坐着巴士，晨九时出发。团河离北京很近，不知怎的，走到下午三时左右才到达。晨起只喝了三碗玉米粥，到了下午已腹内空空了，又冻又饿，我真正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

到后在一个广场上集合、点名，然后扛着行李一步一挨地走到监房。双脚如拌蒜，头昏脑涨，喘不出气来。进监房后没多久，每人发一个大玉米面蒸馍，约有半斤重，还有一碗菜汤，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已来不及细嚼慢咽。

吃完饭后，排床位，每人不到二尺宽的地方，甚为拥挤。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每人发两碗稀玉米粥，然后上工，工作是挖土方，抬大土，我也跟着抬。一则关押多年，身体已经很虚弱；再则我从没有过体力劳动的锻炼，但我还是咬着牙抬土，半天下来，我的肩膀已经压肿了。

团河劳改队的生活，是早餐两碗稀玉米粥，中午一个大玉米面蒸馍，晚上一个，各有一碗菜汤。虽然比看守所的伙食在量上多一些，但远远不够吃，因为劳动是很重的。吃完晚饭后，学习两个小时，就寝。睡的是砖炕，没有生火，既硬且冷，而且拥挤不堪。夜晚小便时，得跑出门外，光着身子在零下的温度里小便，真是痛苦之极。我在团河劳改时，管理员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他还读过我写的书，态度还算温和。

在团河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调回了法院看守所。至于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良乡劳改队

从团河调回法院看守所后，又住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监狱的翻译队的管理干部曾找我谈过一次话，问了问我会什么语种、翻译工作的经历等。紧挨着法院看守所的是一所监狱，里面关押的都是重刑犯。监狱设有袜厂、塑料制品厂（当时主要制造塑料鞋），还有一个翻译队。翻译队接受外面委托的业务，如自己出书时，则用“清河”的笔名。[197]翻译队的干部和我谈话后，并没有把我调往那里，不久，我被调到了良乡劳改队。

这个劳改队，原是一个劳改工厂，制造电梯，但已下马了。监房很洁净，有大窗户、地板、木板炕，厕所在通道的一头。这个劳改队是按犯人的政治情况分组的，有：共产党（被捕前为共产党员）组、国民党组、华侨组、混血儿组、高干子弟组，还有病号组。共产党组的犯人被捕前的经历，军队须校级以上，文职须司局级以上。国民党组皆系将军，即战犯之流。华侨组的犯人，其上辈须是华侨知名人士；混血儿组亦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劳改队，传说是准备特赦的。入监后要填一张表，管理员说：“官越大越好。”

我被编在共产党组，铺位的一边是倪华德，另一边是周洪昌。倪华德解放前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周洪昌系国防部坦克处处长。另外组里还有：朱枫，通县专区副专员；杜沛章，某部的司长；沈克，部队的中校；一个海军中校舰长；郝得胜，陕北老红军；张某，县长；孟洪光，铁路干部；陈某，某部的处长。

这个组的犯人大部分是刑事犯，如朱枫（只有一条真腿，另一条是假腿），陕西人，强奸幼女犯；倪华德系历史问题；周洪昌，强奸幼女犯；杜沛章，贪污犯；沈克，亦系“花案”；那个海军中校舰长，重婚；郝得胜，“现行反革命”——他被通知退役时，总是拖着不退，后来他想通了，同意退役，可是他下午去的，上午部队接到公文，停发转业费，他没有拿到一笔可观的转业费，便心怀不满。转业到一个大学后，由于没有文化，大字不识几个，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安排，因此，非常气愤、不平。一天夜里，他喝醉了酒，跑到教室，在黑板上写了“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然后就晕过去了。当人们发现这件事后，他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对他判得很轻，大约只判了三年，他经常喃喃自语：“我那金闪闪的‘八一大勋章’，也被没收了！”此人烟瘾很大，但家里从来不给他送东西，只好捡烟头，或找人要点烟吸。

孟洪光过去在东北北大荒劳改时，不服罪，曾企图偷跑，被卫兵打了一枪，把嘴唇打裂了，但未伤及要害部位。他的案情大概是：他工作时有一明两暗三间房屋的宿舍，他的妻子系一个工厂的工人，经常值夜班，不得回家。他有一个表弟媳妇单人借住在他那里，一来二去，他妻子怀疑他和这个表弟媳妇有染，便和她大吵大闹，并把她的行李丢在院内。这样，他表弟媳妇只好移居他处，非常愤怒。这时有人教唆她告孟洪光强奸，她果然告了。孟洪光在抗战时得过一把日本战刀，解放后放在箱子里，这把刀被查出后，法院便认定孟“持刀强奸”，结果判了五年。孟上告多次，均被驳回，维持原判。这个案子后来终于平反了，他和妻子离了婚，有一男一女，都长大成人了。我平反后，我们又联系上了。他又结了婚，家住在天津，经常来北京看他的子女，也来看过我几次，我去天津时也看过他一次。

在国民党将军组里，有几个是阎锡山的将领，还有伪军的将领。其中有一个国民党的嫡系，黄埔军校毕业。国共争夺东北四平时的国民党守将陈明仁的参谋长邝某，就在国民党组里。他的围棋下得很好，为人很深沉。我们组（共产党组）的杜沛章恰好攻打四平时腿部负伤，他当时是解放军这方面的，两个人把情况一对，全都对得上。当时，一个是共产党方面攻打四平的，一个是国民党方面守四平的，二人都关在同一个劳改队里。这一仗，国民党把四平守住了，共产党没有打进去。后来陈明仁在长沙随程潜起义，当了解放军的上将，而他的参谋长却沦为阶下囚。这个人在解放后曾被安排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他终日钓鱼，不问政事，但是在1958年“大肃反”时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杂务组有一个人不可不提，此人名王敬之，山东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是“战斗英雄”，曾任解放军团长。解放后，选拔一批陆军优秀人员去苏联学习空军，他被选中，归国后任一个空军师的参谋长。在他这个师里，师长和政委都有专用车，而参谋长没有，他因此心怀不满，1957年“整风”时鸣放了一番，结果被划为“右派”，遂转业到地方，在一个降落伞练习站工作，每星期只能回家一次。他的妻子在一个医院做大夫，他还有一个生死之交的老战友的妻子也在同一个医院做大夫。他的这位老战友性神经衰弱，不能满足他妻子的要求，恰巧王敬之的妻子又不能应付他的性要求，二人谈起这件事，就约定彼此交换妻子睡觉。王敬之被划为“右派”后，他的妻子不甘寂寞，和同一医院的年轻会计私通。他的老战友的妻子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王敬之，王极为愤怒，俟机报复这个年轻会计，并扬言非打死这个会计不可。会计是独生子，没有父亲，会计的母亲听到王要打死他的儿子的消息，极为恐惧，带着她的儿子去王的宿舍跪着求情，这时王兽性大发，拿着手枪，当着会计的面强奸了他的母亲。儿子跳窗前去报案，当场捉获，于是判了三年徒刑。他在良乡劳改队缝破鞋，用旧黑白塑料鞋底做了好几副麻将牌和围棋子，和真的一样。我平反后，他从民盟通讯上看到我的消息，和我联系上了。他来农科院看过我一次，我去他家看过他一次，此后就没有来往。他出狱后，安排在怀柔水上学校工作。

在华侨组也有一个人值得一提：此人名韦愿，系叶露茜的亲舅舅。他原在香港工作，经杜宣介绍，参加了共产党的香港地下工作。1956年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满腔热忱，曾被安排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后调至北京出版社工作。1958年因“历史问题”被捕。他在敌伪时代，曾在敌伪电影公司当过编导，但没有参与过正式影片的拍摄工作，遂被判了十年徒刑。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算恢复自由，整整在监狱和农村苦熬了二十年。我平反后，通过杜宣的关系，我们又联系上了。1979年或1980年，他办好护照去美国定居，临行前，他在一个小馆里请我吃了一次饭，最后分手时向我说：“我改造了二十年，改造好了！我又要离开祖国走了！”他从香港回京后，不到一两年就被捕了，经过将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活，又“离开祖国走了”！

他把他的女儿、女婿等全家人都弄到美国去了。每逢春节，他总要寄一张贺年片来。1994年我去旧金山时，去看过他，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餐饭。

高干子弟组有一个犯人，不过三十岁左右，郁达夫的儿子，名郁飞，原在《新疆日报》社担任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欲赴乌鲁木齐苏联领事馆要求政治避难，未遂，由是被捕，判处徒刑十五年。他不认罪，不出工，终日翻译一本南美洲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时被焚。他极力保护，抱住书不放，还是硬被拿走，付之一炬。1978年平反后，在杭州一家出版社工作，据闻现在美国。

这个劳改队直接隶属北京公安局，犯人是从全国各地集中起来的，据说连铺位的排列都是由公安局订出的。管理宽松，可以出工，也可以不出工。队长在出工时说：“你们老在屋圈着不动，对身体不好，出去活动活动，透透空气。”队长对待犯人也比较客气。不出工的犯人，在家读读报纸；出工的犯人，也只是一些轻劳动，如拔草、用砂纸打磨钢筋头等。出工时，队长也不在旁边看着，自由劳动。监房内很整洁，冬天有暖气。每日三餐，可以吃饱；而且每星期改善两次，一次大荤，一次小荤。大荤全是肉，一般是红炖肉；小荤是蔬菜里加肉丝和肉片。一次吃白面，一次吃玉米面和白面掺和在一起的金银面。平时吃玉米面时，也经常换样，差不多每日不重样。这是我在劳改队时生活最好的一段。医生每天来，开药也多些。医生是伪满时代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医术很高。遇有大病，还可送公安医院医治，如有个人的脖子上长了一个良性瘤，就是送往公安医院开刀的。他开刀前后，家属可以随时探视。每逢星期日，就在院内摆满了围棋桌、象棋桌、麻将牌桌、扑克牌桌，大家可以任意玩，还可以高声唱。海政文工团的乐队指挥也关在里面，他组织了一个乐队，有四把小提琴，还有大提琴等，每逢星期日就演奏一番。也有会拉胡琴的，还可清唱。总之，管理很宽松，犯人比较自由。

这个特殊的劳改队原设在良乡电机厂（劳改厂），后迁移到延庆砖瓦厂。在砖瓦厂住的是砖砌窑洞、砖炕，冬天在室内升火暖炕，所以炕前有一个地下火眼，我在晋东南看到过这种式样的暖炕。冬季生火后，室内并不冷，夜晚睡觉时，炕也温热。尤其有一个小火眼，更为方便，可以做开水，也可以热饭。有一次，四哥给我寄来一个猪油罐头，还有香肠，我曾在那个小火眼上做过一次香肠炒饭。还有一次给我寄来几听罐头淡奶，我在小火眼上试煮“奶子茶”，据那个哈萨克人倪华德说，我做的“奶子茶”和他们哈族的差不多。从良乡起解到延庆时，坐的是大轿车，一个车队，浩浩荡荡。我曾写过一首诗，述说当时的心情：

西上居庸出塞门，青山无处不销魂。

何人一曲延安颂，几见鹑衣垂泪痕。

在延庆开始没有什么劳动，后来把一些棒劳力组织起来用机器制瓦。我还是作轻劳动，推送托瓦坯的木架。但没让国民党将军组参加制瓦劳动。

共产党组和国民党组经常吵架。有一次，汪精卫部队的中将司令许某，故意找共产党组的人寻衅，他预先准备下一根木棒，上面安装了一个酒瓶，外面用一块包袱皮包着。王敬之负责分饭，当他低头给人从木桶里打菜时，许某三步两步走上去，乘王不备，用装着酒瓶的木棒向王的后头部猛击，把王打了一个筋头。这一来，引起了共产党组的公愤。于是找来一根粗麻绳，大家一齐动手，把那个姓许的四马倒拴蹄捆绑了起来，在地上放了约半小时，然后用一根扁担穿起来，把他抬到了队部。队部偏向共产党组，对他们的这种捆绑人的行为稍微批评了一下，就算完事了。那个姓许的则要写书面检查。许某原系土匪出身，安徽寿县人。1966年我们同时转移到安徽白湖农场，他还记得这次被捆绑的旧仇，找我撒气，也是用木棍，乘我不备，猛击我的头部，也同样把我打了一个筋斗。当劳改队队长知道此事后，把他倒背手捆绑了起来。这种捆绑办法非常厉害，即使年轻小伙遭到这种处罚后，也没有不嚎叫的。许某这次被捆得喊爹叫娘，连声求饶说：“下次不敢了！”经过这次捆绑后，他果然老实了。1976年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他也被释放了。

在良乡时，我们楼上的一层，还有特殊的劳改队，专门关押过去从事保密工作的人。他们的劳动比较重，砸石子。这个队的犯人不许与别队的犯人接触。

在延庆还有一个小院，关的是疯子，大概是女疯子，我们路过这个小院时，就听到里面嚎叫。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大约也关过疯子，因为砖墙上刻的有字“我永远忘不了你”之类。还刻有一双心被一支箭穿着。

我们这个特殊的劳改队的值班员，是轮流当的，每人值班一个月。值班时由值班员掌握学习，出工时由值班员带着出工。另外还有记录员一人，在学习时记录大家的发言。有一次轮到我做值班员，队长事先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最近学习得怎样？”我回答：“别人怎样学习，我就怎样学习。”我这话讲得不入耳，队长愣了一会儿，说：“你回去吧！”由此我没有再做过值班员。和队长谈话时，队长坐在办公桌前的高背椅子上，犯人坐在一个低矮的小板凳上。

1966年夏，突然停止制瓦，叫犯人去运砖、码砖，改建围墙，加高加固。另外还修建了几座小型监狱，系平房，有一个小院，20平米左右，住在那里面够憋闷的。传闻，将有一批走资派圈在这里。不久，我们就被遣返原籍改造。

安徽白湖农场改造

1966年9月8日早晨，队长叫号，凡叫出去的，都站在院子里。队长没有讲多余的话，只讲了一句“收拾行李”，我们便被集中到砖瓦厂的礼堂，在那里等候分批遣送。这时一个原系《北京日报》的美术编辑，四川美院毕业，因“花案”被判刑——在礼堂睡地铺，闲待着无聊，给我画了一张速写。这张速写至今还夹在我的照相簿里。北京市所辖的犯人都集中在第一监狱，即自新路法院看守所隔壁，我们从延庆砖瓦厂出发，途经居庸关、八达岭，也集中在那里。遣返到安徽的，被分配到一个监号内，我的原籍写的是安徽安庆，所以被分配在去安徽的监号。在第一监狱待了五六天，又用大轿车拉到火车站上火车。这是一节专车，我们坐的竟是软席车。车到合肥后，有长途汽车在站外等着，下火车后，又登上汽车，直奔白湖农场。

白湖农场，原系白湖所在地，后围湖作田，遂成白湖农场。白湖农场即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每个中队二三百人。我隶属第十大队第七中队，按此计算，这个农场大约有2—3万犯人。

每一中队的监号由一条水沟围起，水沟宽约四五米，深约三四米，不会游泳的难以逾过。在水沟的一处留有一个通道，夜晚即关闭。监号几排房子，有一个大院子，作为犯人集合的地方。伙房在临沟的较远地方，每个犯人自己去伙房打饭。地下水位较高，饮水从一口土井里汲取。烧开水有一“老虎灶”。厕所系中式蹲坑，屎尿满地，极脏，夏日蚊蝇十分猖獗。夏日没有蚊帐无法入睡，蚊帐自备，公家不供给。

每日三餐，早晨大号搪瓷缸多半缸稀饭，稀饭不稠，但也不甚稀。中午吃半斤米的干饭。说是半斤米，其实不到半斤，因为还要扣下一点做值班犯人的夜班饭，以及秋收打场时的夜班饭。晚间仍是稀饭，和早晨的差不多。早饭和晚饭都吃盐腌的臭菜瓜，中午按季节给菜，比如，夏季吃冬瓜和笋瓜（印度南瓜），冬季吃白菜。夏季的菜给的很多，有时给半个小脸盆。也种中国南瓜，但不给普通犯人吃，留给场院的犯人作夜班饭。每两周休息一天，休息时给点黄豆吃。

每一中队设有一个工具房，工具房由1—2个犯人掌管。早晨上工时，由值班员领取全组的农具，如锄头、扁担、筐、镰刀等工具，记下账，晚间收工时，必须如数交还。丢失工具的犯人要受重罚。工具必须洗刷干净后，方准交还。

每一中队还设一牛棚，饲养水牛，从事耕田、耙土等劳作。牛棚多在围沟以外，均由犯人掌管。每一牛棚有十几条牛，精心饲养，养得很壮。牛棚的犯人须值夜班，所以有夜班饭，夜班饭多为锅巴，另外还可偷吃喂牛的黄豆。所以牛棚的犯人身体都很壮。

每一中队还设有一个卫生室。卫生室的犯医多是些外行，有点医学知识而已。卫生室的药品品种很少，除红汞、紫碘外，只有点阿司匹林、奎宁之类的普通药品。一般不发热到38℃、不泻肚是不给药吃的。

我们到达的当晚，队长点名训话，其中有一点就是，“你们当中，无论过去官有多大，都得一律劳动，遵守场规”，这话似乎是说给我听的。第二天出工，去挖土、挑土，我先和一个弱劳力丁善一配对，抬的土不是十分重，勉强可以抬起。不久队长发话，专给我一副挑子挑土，不准与丁善一配对，说我偷懒。值班员也跟着起哄：“看他那大个子，只抬那一点土，显然偷懒！”于是给我找来一副挑子，由值班员亲自上土。他重重地向我的挑子上了几锹土，我挑不起来，队长下令，叫两个犯人把这挑土硬放在我的肩上，我一溜歪斜地把土挑到了目的地。倒掉土之后，轻松极了，这时我体会到“如释重负”这四个字的真正味道。半天下来，我的肩膀就压肿了，并且破了一层皮。以后我一直干这重体力劳动。更要命的是在水田里挑土、运土，上面压得重，下面地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这样干了两三个月，才给我派了一个轻活，就是拾粪。这个活很自在，可以在中队范围内到处溜达，累了可以躲在避风处，晒着太阳吸一袋烟。不过为了防止拾粪犯人偷懒，订出一条规则：每半天必须拾一整挑粪，下工时到牛棚交粪并过秤。原则上不许拾牛粪和狗粪，但哪里有那么多的人粪好拾呢。也有偷巧的办法，即在粪筐内先拾几泡新鲜的牛粪垫底，上面再糊一层人粪。新鲜牛粪既占分量，也有体积，看起来满满的一挑粪，挑起来颤悠悠，煞是好看。验粪的是牛棚的一个老年犯人，这个人心肠好，即使不够分量，他也给填足斤数。他明知里面包的是牛粪，也不挑剔，或向队长报告。这个差使我干了四五个月，甚是自在，也不觉到脏，反而见了粪很亲热，如发现一泡人粪，就会感到是件幸事。

由拾粪又调到菜园。每一个中队有一个菜园，有二十左右犯人劳动。种的菜，供给犯人伙食，也种一点细菜，是给中队干部准备的。中队设队长一人，指导员一人，队副二人（一人管思想，一人管劳动）。有的中队还设有猪棚、鸭棚、鹅棚，猪肉、鸭、鹅，主要供给中队干部，过年过节时，也给犯人吃一点。

菜园的活是轻劳动，白湖农场的气候，不利于洋白菜（甘蓝）结球，我曾设法从栽培期的变换使它结球，但未成功。在菜园劳动当然不如拾粪轻松了，拾粪是一个人单独活动，菜园是集体劳动，很难偷懒，除非大家都偷懒。有一次有一个“飞虎队”[198]的报务员，和我一起抬筐运粪，他会几句英语，但很洋泾浜。当时犯人最关心的是升旗和降旗，旗子是黑色的，升旗是出工，降旗是收工，未收工前早已饿得肚子呱呱叫了，不约而同，犯人都注意着那面黑旗是否降下，一降下，赶紧收工吃饭。这个飞虎队的报务员问我“升旗”英语怎样说，日语怎样说；“降旗”英语怎样说，日语怎样说。还有一些劳改生活上的事，问我英语和日语怎样说。我教他一句，他学一句，有时得一连教几遍。这件事被一个上海的犯人汇报给队长，说我们两人用外国话交谈，不知说的什么，大概是不利改造的话。队长得到这消息后，交给专管思想的徐队副处理。徐这个人专门在犯人身上捞油水，他因破获犯人组织的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升任指导员。其实他所破获的“反革命集团”，都是屈打成招的。他的办法是，先注意最调皮捣蛋的犯人和什么犯人最接近，然后抓个茬儿把他们隔离开来，叫他们交代有哪些“反革命活动”？如果说没有，就捆绑起来，这种倒背捆绑方法，任何强硬的汉子都忍受不了的，只好顺着徐某的意图顺竿爬，进行招供。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有总司令，总司令下设有秘书长——原系新闻记者，参谋长一人——原系国民党军人，军事部长一人——系一个五大三粗、孔武有力的犯人，等等。另外破获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也大都是这等人。破获这个“反革命集团”时，有人检举我和某个“反革命集团”有关系，并且称我是这个集团的“政治顾问”，而这个集团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小偷、流氓，大字不识几个。这时我正好调回北京秦城监狱，不在白湖农场，否则也难免捆绑之苦。我从秦城回到白湖时，场部工作人员还传讯过我一次，问我和这个集团的关系。我当时正好从北京回到白湖，他们大概也知道我过去的政治地位，我告诉传讯我的人：“按我过去的地位是不会干这种蠢事的，即使我要干，也不会和这群地痞、流氓弄在一起的！”问过我这一次，他们就不再找我的麻烦了。

那个上海犯人告了我们一状之后，徐队副立即把我和报务员叫去，分在两个屋内写“交代材料”，交代我们用外国话讲些什么。我如实以告，报务员恐怕写的也是实际情形。当天把我调回大组，睡在值班员旁边——凡是有问题的人都睡在值班员旁边，以便看管，值班员是政府比较信任的人。调到大组后，就是挑土，慢慢地我也可以挑到一百多斤了，但和其他犯人比起来，我还是跟不上。有一次，全队开展劳动竞赛，定出最低指标，这是每个犯人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天我的确拼命干，但还没有达到最低指标。全队没有达到指标的只有我一个人。夜晚点名训话时，队长报告了这个结果，但没有处罚我。

有一次监房内要贴毛主席语录，红纸黄字。队长问谁会写美术字，我报名说“我会”，于是第二天叫我跟着一个上海美专毕业的犯人写毛主席语录。其实我不会写美术字，试着写了一张，不像样子。可是这个人的心肠好，他教我照着一个镂空了的纸板——上面有镂空的五个大字：“毛主席语录”，把它描在红纸上，再用黄色涂实。这个活我混了两个星期，又叫我中午在工地看工具，以防附近的农民偷窃。中午收工以后，大家都回监房吃饭，我一个人待在那里，仰卧在地上，看着白色的浮云，听着“叫天子”（云雀）的鸣叫——这种鸟叫得非常好听，有点像百灵鸟的鸣叫——微风拂面，阳光和煦，真有点诗意。早晨喝的那大半缸子稀粥，在肚内早已消化得无影无踪了，饥肠辘辘，头晕脑涨，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到犯人们回来上工之后，我才能回去吃那点干饭，喝着冷菜汤。这个活看起来很轻，但精神压力很重，在那极其沉静的环境里，百感交集，思前想后，“我招惹谁了，受此不白之冤，弄得妻离女散，好端端的一个家庭，一下子就破碎了。”

到了冬季，地里的活不多了，此时进行“冬训”。这时给我派了一个任务，清理厕所，把全队的粪尿用两只桶挑到贮粪池倒掉。那一年冬季雨雪较多，粪尿必须天天清除，地上积水的地方冻成了冰，我没有雨鞋，从北京带去的一双棉鞋，也在雨雪中磨破不能穿了，我只好光着脚挑粪。有一天，天上落着雨雪，地上泞泥已结成薄冰，我的脚被冰渣弄破了，鲜血直流。地面又滑，光着脚更滑，肩上粪桶的分量很重，一下子滑了一个筋斗，身上泼满了屎尿。正巧队长、队副在旁边，他们看到了哈哈大笑。

虽然一天吃三顿大米，两稀一干，但量不足，劳动又重，更觉饥饿。早晨喝完那大半缸子稀饭后，不到九时，肚子就咕咕叫了。这时周身乏力、头晕，有时还出冷汗。熬到中午，吃下那半斤米的干饭（其实不到半斤），精神恢复一些。下午出工后，到了四点钟，饥饿又来袭击，熬到晚上喝大半缸子粥，临睡以前，又饥饿不堪了。在出工时，趁队长不在的时候，就去找凡是可以吃下去的东西，都吃下去。我曾偷吃过未成熟的黄豆，当然是生吃。我还吃过蛇、蛤蟆、田鼠，把这些东西的皮剥下之后，放在大号缸子内，俟晚饭打粥时，用热粥一烫，就开吃。其中以蛇肉为最鲜美，肉呈白色，没有什么腥味。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弄到之后给我吃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捉它们的。还有人吃乌龟。把乌龟捉到之后，在它身上涂满泥巴，再放在火上烤。工地上到处是柴，捡到之后，放在一堆点燃起来，把泥糊的乌龟放在上面，烧熟之后，剥去外壳，里面是雪白的肉。据说乌龟的肉也很好吃，不过我没有吃过。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最先饿死的，是壮劳力。不过那时犯人在夜间纷纷出去偷稻谷，队长也睁一眼闭一眼，不像平时管得那么严了。犯人偷到稻谷之后，回到监房把稻谷装在袜子或衣服袖口内，加以揉搓，等到稻谷外皮揉下去以后，就生着咬食生米。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时，犯人饿死的比农民饿死的要少，其原因就在于犯人们可以偷稻谷吃。

白湖农场的犯人劳动，是冬季挖土方，夏季种水稻，一年最忙的季节是在“双抢”。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那里种两季稻，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早稻收割多在七月中下旬，晚稻栽植要赶在八月初立秋以前完成。这一个多月的劳动最为紧张，气温多在40℃上下，稻田的水都晒得滚热。最紧张的时刻，夜里三时就得起床出工，一直要干到晚上九时。虽说“双抢”期间伙食有所改善，早饭由稀饭变成干饭，不时还给点肉吃，但终因疲劳过度，也吃不下去。“双抢”动员时，队长总是说：“这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准备掉十斤肉，脱一层皮，争取立功赎罪。”队长对犯人身体的注意，不如对水牛的爱惜。“双抢”时规定，早十时以前牛要收工，下午三时以前不出工，还要加吃一顿“包子”，即用稻草包上黄豆。我亲自听到队长说：“天气太热，不要叫牛累着了！”可是对于犯人，则口口声声：“你们要拼命干，立功赎罪。”对于在炎热气候下，这样超负荷的劳动，犯人们也心怀不满。有一个犯人唱了《白毛女》的一段歌词：

东家在高楼，佃户来收秋，流血流汗做马牛。

为了唱这几句歌词，给这个犯人加了五年徒刑。

水田的水由于上了大粪，在火毒的太阳曝晒之下，泛起一层泡沫，而且水温很高。犯人们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这种水里，还要弯着背插秧、拔秧。很多人由于插秧时，要将秧苗插入泥中，手被磨破；拔秧时，手和秧苗长时间摩擦，也容易破皮。这样手脚都会糜烂红肿，到了卫生室，也不过上点紫药水，第二天还得出工下田。有一种“小咬”，天快亮时，咬人甚凶，它可以钻到头发里吸头皮的血。为了抵抗这种“小咬”，犯人们在膀子和大腿上都涂上水田里的泥巴。“双抢”时，由于屋顶很薄，监房内闷热无比，大家都睡在院子里，但院子里的土地晒得滚烫，也很难入睡。这时我想起“水深火热”这四个字的成语，真是犯人处境的很好描述。有的人实在撑不下去了，也有一两个犯人逃跑。逃跑的犯人不被抓回来的，几乎没有。因为犯人不敢回家，只得在社会流窜，既无户口，又无粮票，很快就会被抓回来。抓回来之后，首先是示众，把逃跑的犯人捆绑在院子里。我记得“双抢”时一个曾经当过小学教员的犯人被抓回来之后，就被捆在院子的灯柱上，剥去上衣和裤子，只留一条裤衩，任凭蚊子和“小咬”叮咬。捆多长时间，没有一定，这要看队长高兴了。高兴的时候，少捆一些时候；不高兴的时候，多捆一些时候，虽然不打，但这比打一顿还要难受。捆完之后，就要戴镣，有时要戴24斤重的大镣。有一种镣，中间只有衔接的两根短铁棍，戴上这种镣，走起路来，就十分困难了。戴镣也得上工，问题严重一点的，下工时还要戴手铐，上工时才把手铐卸下。戴镣和戴铐叫做“戴戒具”，不叫“动刑”，如果多次逃跑，就要送到场部小监狱关押。据一个当过潜水员的犯人说，其中有多种苦刑，最难过的，是把犯人放在棺材般的大木匣内，木匣四角钉有四个铁环，来固定犯人的四肢，犯人日夜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仰面朝天躺在木匣内。木匣在相当于屁股的地位，开一个洞，作为犯人大小便之用。吃饭时，从上面喂食。受到这种处罚的犯人，不是瘐死，就是残废。

按规定，下雨天不出工，所以犯人们有一句成语：“姥山戴帽，劳改睡觉。”白湖农场内有一个小山包，叫姥山。姥山戴上乌云的帽子，天就下雨，这时劳改犯人就不出工了，可以在监房内睡觉。犯人最舒服的事，第一是吃饱肚子，第二是睡觉，这两项都是不足的。后来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塑料布，刚刚可以披到背上，说是发了雨具，这样，即使下雨天，也得出工了。其实这块塑料布根本挡不住多少雨，周身还得淋湿。

在一个初春的上午，小雨纷纷，乌云低沉，寒风凛冽，我们的身上披着一块塑料布出工了。在这样的气候下，肚里消化得更快，早晨那大半缸子稀饭，早就不知去向，腹内空空，饥肠辘辘。这天的劳动是点黄豆，沿着大坝子基部点种黄豆。所谓“点种”，就是一个人用锹在地上用力戳一个裂口，然后由另一个人在裂口内撒三粒黄豆，再把裂口封上。这是两个人合作的活儿，一个人戳裂口，一个人撒黄豆。那天值班员吩咐我撒黄豆，这是很轻的活儿。一个组的活儿，都由值班员分派。那天出工时，我领了一把锹，准备我干戳裂口的活儿。到工地上，值班员分派我撒黄豆。这个值班员原系国民党的官儿，凡是过去愈反动的，一般表现得越积极，所以值班员大都是这批人。我得到撒黄豆的命令后，就把锹插在大坝子一头的地上，顺着大坝子点下去。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已经点得很远了。快收工前，犯人们的眼睛都盯着远方的旗杆，只要一降旗，就听到齐声的喊叫“降旗啦”——降旗就是收工的信号。这时大家已经饿得不行了，纷纷赶回监房奔那口午饭。我也饿得头晕脑涨，把插在大坝那一头的锹早已忘在脑后，跟着大队往回跑。走到半路，值班员问我：“你的锹呢？！”我说：“坏啦，落在工地上了。”我赶紧拖着饥寒交迫的身子返回大坝，沿着大坝来回走了三趟，都找不到那把锹。肚里饿，身上冷，又气又怕。因为犯人丢了工具，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是要受到处罚的。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百感交集。

天空乌云密布，周围死一般的沉寂，只听得细雨落在背上塑料布的嘀嗒声，我感到没有活路了，于是心情非常平静地走上大坝，然后向大坝的另一侧走下去，那里就是数米深的主干渠，而我不会水，跳下去准死无疑。我已走到主干渠这一侧的大坝相当远的地方，只要再向前走上两三步，就可纵身跳入干渠中。正在这时，我非常清晰地听到叶晓的呼叫声:“爸爸！爸爸！”我慌忙地向回爬，头部刚出坝顶，就看见叶晓的头发被风吹在脑后，双臂张开，向我这方向跑来。这一幻景足足延续了好几秒钟。等幻景破灭，我定了定神，感到我不能死，我还要见见我的孩子们，否则死不瞑目。于是我拖着疲惫而饥饿的身子，在寒风细雨中走回监房。这时值班员才向我说：“我已把你的锹拿回来了！”他的这种恶作剧，使我愤怒万分，但我终于把火压下，狼吞虎咽地吃那口冷饭。

和我一起由北京调到安徽的犯人，有一个姓丁的。他原在北京第一监狱塑料鞋厂劳改，管理制鞋机器。他在抗日战争末期，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当翻译，并且当过卫立煌司令的翻译。解放后，担任航空工程师。他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获工程硕士学位。1955年“肃反”时，揪住他在远征军这一段不放，后来在结论定为“历史问题”，他不服，认为抗日怎么会成为“历史问题”呢？于是上告国务院。这一告不要紧，告出乱子来了，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后又升级为“反革命”，判了十年徒刑。由于他体弱，没有从事重体力劳动，在“老虎灶”烧开水。“三中全会”后始平反，这个人才就白白浪费了二十年！后在北京机械工程学院任教授，现已去世（1994年）。

齐兆武，河北省丰润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官，因此判了十年徒刑。这个人后来得了半身不遂，在1976年释放国民党县团级人员时被释放，不久死去。

有一个犯人，他说被捕前算过一卦，算卦者说:“从某年某月起，你要走十三年大运，吃饭不要钱，有阴人相助。”正好是在那年那月，派出所一个女警察喊他带着行李去派出所，这一去就没有回头。送到法院后，因历史上系国民党干部判了十三年徒刑。果然十三年刑期内，“吃饭不要钱”；女警察来喊他，正好是“阴人相助”。所以他在改造期间很安心，认为这是“命”，违抗不了的。他还说，确有其事，决非造谣。虽然因此开过几次斗争会来斗他，他始终不承认这是他瞎编出来的。

1966年开始，外调人员来找我的次数多了。这期间，调查过高崇民、孟用潜、宋尔廉、徐冰等人。其中以调查徐冰材料的人最为凶横。调查徐冰材料的，共来了两个人，一南方口音，一东北口音，南方口音的人最凶。一开始，他们就说，我隐瞒了和徐冰的问题，并且说1946年我代表民盟去解放区，请美国人裴克掩护我们的行动，徐冰是知道的，徐就此事给解放区打过电报。他们说的是事实，1946年我去解放区前曾向徐冰请示过，徐当时同意我带裴克去。这是判我十年徒刑的一条罪状，说我带美国特务裴克去解放区搜集情报。其实裴克是一位进步的美国作家，和特务并无关系，这一点爱泼斯坦可以证明。当时“徐冰项目组”的企图，是通过我把徐冰和美国特务挂起钩来。1946—1947年徐冰在北平时，确实和我来往密切，经常借我家会客，譬如他和吴晗的接头大都在我家。又如冯文彬1946年来北平时，他和徐冰之间的往来，就是由我来接线的，而且冯、徐多在东单洋溢胡同我的家会面。解放后徐冰给我写的证明材料，据“徐冰项目组”的人说，徐还留了底，而给别人写的证明材料，徐并未留底，这说明徐对我是重视的，是信任的。当他们逼供、诱供达不到目的时，就大吼大叫，叫我低头、弯腰，并且恫吓我，如不好好交代，即按照他们的意图交代，将会受到严惩、加刑。无论他们怎样耍花招，我坚决不承认我和徐冰有“反革命”的关系。我向他们解释说，解放之后，我和徐冰没有一次来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地位很高，我从没有因为解放前我和他有密切关系，而在解放后有求于他。另一方面，如果解放前我和他有“反革命”关系，他在解放后也不会不提拔我，让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坐冷板凳。他们硬要我按照他们的企图写材料，我坚决不干。最后他们气哼哼地向我说：“你在这里不好好交代，总有一个地方会让你老实起来！”这次外调一共持续了三天。“徐冰项目组”的两个外调人员走后，我就意识到，他们会把我弄回北京整我，逼迫我诬陷徐冰。

调回北京，进秦城监狱

果不其然，“徐冰项目组”的那两个人走了之后大约两个星期左右，我正在工地上挑土，突然喊我去大队部，那里有两个穿警服的人正在等候我。我一进去，他们明确而简单地向我说：“现在调你去北京，把你应用的东西收拾一下，其余的就存在这里好了。”他们并没有向我说明去北京干什么。我回到监房，拿了一件皮大衣、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铺盖一点也没有带。收拾好东西后，就跟这两个人上了吉普车。上吉普车前，他们给我戴了手铐，这是我被捕以后第一次戴手铐。刚一叫我去北京时，我满心喜悦，猜想经过文化大革命，我的问题可能弄清楚了。戴上手铐之后，我才知道这是幻想。当时我就意识到去北京是为了徐冰的事。到了合肥后，进合肥市看守所，那里竟有单人床、抽水马桶，关押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人每天早晨起来就大声朗诵毛主席诗词。伙食也还不错，估计这个人一定是造反派的某一派的头头。

在合肥看守所住了两天，又戴铐去火车站上了火车。火车上，我旁边的旅客看我戴手铐，就赶快躲开了。坐的是夜车，我一个人独占一席。第二天清晨，到达北京，由于没联系好，没有找到接站的汽车。出站后，我和一个警察要合坐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夫开始不干，及至看到我戴手铐，连忙说：“差事啊！上车，上车！”于是我坐在一个警察的大腿上，同乘一辆三轮车去公安部。到公安部后，叫我在大门口等候，他们去里面接头。过了一会儿，有两个公安部的人和他们一起出来，把我交给他们后，合肥来的两个警察就走了。公安部的两个人押我进入一辆小汽车，一边坐一个，我坐在当中，他们用他们的肘部压住我的手。这时手铐已被合肥警察拿走了，我没有戴手铐。

汽车出城后，朝着去小汤山的路迅速行进。原来目的地就是有名的秦城监狱。在监狱办公室，检查我带去的东西，除眼镜、牙刷、牙膏、毛巾、肥皂外，其他如皮大衣、钢笔等均不得带入监房，暂存在监狱的存物处。衣服也得脱下，换上黑色的布囚服。之后我被带到一所楼内的监房，其中已住有三个犯人。每人睡一张木板床。

我们住的那间监房面积很大，大约有二十多平米，有两扇窗户，高高挂在上方。窗外有一走廊，可开关窗户。每扇窗都有纱窗，玻璃窗在外面，由管理员根据气候关闭。室内有一洗手间，有一个搪瓷脸盆，有一个抽水马桶。每个牢门有两层，一为木门，一为铁栏栅门。木门上有一瞭望孔，上面装有一个望远镜，从这个瞭望孔可以看到室内的各个角落，通道上来回走动的哨兵经常向里面窥视。洗手间也有一个瞭望孔，如果在洗手间时间长了，哨兵就要踢门，咚咚作响，以示警告，叫犯人快点走出洗手间。我们隔壁关着一个女犯，她经常喊叫：“流氓，你看什么！”大约是从洗手间发出这样呼喊的。白天不准睡觉，一打盹，哨兵看到之后，就要踢门。给一床薄褥、一床薄被，但不给枕头。定期发手纸，把手纸省用，积存下来作枕头。牢门下方，有一个方孔，约一尺见方，打饭时就从这个方孔把碗送出去，打好饭后，再从方孔接进来。伙食可以吃饱，平时吃玉米面窝头、菜汤。一个星期改善两次，可以吃到白面或大米，改善时菜里有肉，或给一碗炒冻鸡蛋。我从白湖农场调来，感到这里的伙食如在天堂。每天给一份过时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一套《毛选》四卷。夜间房顶上的灯相当亮，可以看报、写字，临睡前（大约晚九时）听吹哨子，亮灯就换成暗灯，不干扰犯人睡觉。睡觉前须把眼镜、饭碗、筷子等物送出监房，以防犯人利用这些物品自杀。

后来我被转移到单人监房。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一头是高窗，床放在窗前；一头是门，靠门的一角是洗手间，内有一个洋瓷脸盆，一个抽水马桶。从床到门口共七步，宽约三步。其他规格和大号同。在监房内可以运动，我曾自编一套体操，每日上午操练，其中有一节大弯腰，有如行深鞠躬礼，每逢做这一节运动时，我即口中默祷我的母亲、竦和三个孩子平安、健康。原来白天坐在床上时，可以坐在褥子上，后来不准坐在褥子上，只准坐在光板上，说这样“可以触及灵魂”。我不听这一套，照样坐在褥子上，有一次管理员打开铁门进来了，其势汹汹，问我为什么坐在褥子上。我说：“我有痔疮，坐在光板上屁眼疼。”跟着我就脱裤子，撅起屁股，用手扒开屁股蛋，叫他看屁股眼。他大叫：“反动，反动！”气呼呼地走了。从此我照样坐在褥子上。其实我并没有痔疮，脱裤子不外是恶心他罢了。没想这一招还管用。好在脱裤子容易，因为不准有裤腰带，经常得用双手提着裤子。

看病时，要在打早饭时向管理员说一声看病，回答是“等着！”一般上午就来了。来时总是两个人，一个医生，一个管理员，医生穿解放军制服。看完病后，由穿解放军制服的女护士每天送三次药，打开木门，隔着铁栏栅门递药，犯人必须当着护士的面，把药放在嘴里咽下。这是防止犯人积存药品，用来自杀。

我的监房住过外国人，墙上刻有几个外国字，但不是英文。这个单人监房内有两只蜘蛛，一只在门口的上方，张一张网在那里，但不见有什么猎物如蚊子、苍蝇等落在网上。它总是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有时在我看不见它时，头的方向转动一下180°。我奇怪没有食物，它怎么会活下来，它为什么不跑到别处去，偏偏要在这个牢房内。另一只蜘蛛在一墙角织成一个兜，躲在里面。其色黑，非常难看。我不喜欢这只蜘蛛，我喜欢门口上方的那只蜘蛛。但这只黑蜘蛛在墙角，我够得着，我喂过它窝头渣、炒鸡蛋屑，它都不吃。有一次在“放风”时，我捉到一只小虫子，放在它的网兜上，被它用吻吸食了。由此我知道蜘蛛是吸食活物的体液的，死东西它无法吸食。我临出监号时，曾向门口的那只蜘蛛摆手，表示告别，惹得站在一旁的哨兵和管理员注意起来了，他们赶紧跑进门内，查看门口上方有什么东西。

楼下空地上有由高墙围起的许多小院子，每一个犯人在一个小院子里放风，当然小院子是没有顶的。院内是土地，靠着墙边有一些杂草。小院子成一行，是对称的，就是说有两个小院子连在一起；顶部有一通道，有一个哨兵在上面来回走，居高临下，察看在小院“放风”的犯人的动静。“放风”时，是一个一个地把犯人带进院内的，犯人与犯人决不允许见面。每个小院都有一扇门，当犯人进到院内，这扇门就从外面插死。“放风”时间大约半小时，不是天天“放风”，每星期可能轮上一次。

单人号是最苦的，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可是脑子不闲着。为了使用脑子，我就编译书，自编自说，我编过蔡锷与小凤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但说时不能出声，即使如此，哨兵看你嘴动之后，也要问你说什么，但撒个谎很容易应付过去。

秦城监狱是专关高级犯人的，文化大革命时，北京市委的领导就关在那里。我的三哥叶笃义同时和我关在那里，但彼此不知道。后来知道，高崇民和徐冰也都关在那里，他们二人都死在了这所监狱内。

我被解到北京秦城监狱的当天晚上九时左右就被提审，审讯我和徐冰的关系，说我隐瞒了徐冰供给我情报材料的历史。原来解放以前，美国新闻记者布雅各要找我翻译一篇《观察》杂志上军事记者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新四军四师的。我被捕后判我十年徒刑的罪名之一，就是以这篇文章为根据之一，说我向美国特务提供了有关解放区的军事情报。现在又硬要我承认这份材料的内容是徐冰向我提供的，我又转交给布雅各的，这不说明徐冰和美国特务有关系吗？！我坚决不承认这一点。

这次提审的场面很大，屋内站满了穿制服的解放军，足有三十多人，前排一条长桌，坐着四个人，一个穿解放军军装，三个穿便服。由解放军主问，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东北口音的人，好像是副手。另外坐在两旁的，就是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两个人，但这两个人并不发言。当我和这两个人目光相对，其中那个南方人向我发出无声狞笑，意思是把你弄到这里来了，看你听话不听话。主审人交代政策之后，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徐冰已经倒台了，你保他也没有用！”、“老实交代了，不会加刑”，拍桌子，大声喊叫。后来看我不按照他们的意思交代，就叫我“低头，再低头”，双手抬起，作飞机式。那个南方人还走出桌子，把我踢倒，用他的皮鞋在我身上乱踢。这场闹剧，一直延续到夜里一两点，尽量折腾我，但我始终没有承认，坚持事实。最后，不了了之，叫我回去写材料。

交上的材料和我在白湖写的材料基本上是一致的。过了一个星期，再提审，这次站脚助威的解放军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未曾露过面的中年东北人，一个女记录员，还有那个去白湖外调的南方人。这次审问的内容和上次一样，叫我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他们早在去白湖农场前，就已确定了我和徐冰的关系是“反革命的关系”。然后根据主观肯定的“反革命关系”，诱供甚至逼供，搜集“事实”，以最终肯定我们之间的“反革命关系”。而我已被打成“美国特务”，我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当然是和“美国特务”的关系。我曾向他们做了我在白湖农场对外调人员讲的同一解释，并说明我被捕时，徐冰仍在台上，只要他说一句话，肯定会把我保下来的，况且我们如果有“反革命关系”，他是不会不保我的。所以说，肯定我和徐冰有“反革命关系”，是不合乎逻辑的。

我的解说，他们不但不听，反而说我狡辩、不老实、不认罪，要加重处理。这次较量还无结果，还是叫我回去写交代材料。

我回到号内，心想这次如果一点不承认，是过不了关的，因为他们已把我和徐冰的关系定性了，定为“反革命的关系”，这样他们非逼着我承认不可，如果不承认，一定会做出更恶毒的手段来的。另一方面我想，我由于多年来追随共产党，给共产党干事，结果落了个美国特务，判了十年徒刑。这次又把我拉进去，心里确是愤愤不平。于是我想起“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应付办法。我这份材料写得很简单，承认1946—1947年徐冰在北平时领导我，并且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反革命的关系”。至于领导我干什么具体活动，我则没有交代，而且也编不出来。这份材料交上后，他们不再找我了。

我一直蹲在单人的小号内，有一年半的时间，大致到1968年10月间，突又提审。这次来的仅为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两个人。这次提审，叫我当面写交代材料，那个南方人掏出一张纸来，他根据纸上写的，一字一句地读，连标点也读出来，叫我照着他读的写在纸上。他读的是：有关新四军四师的材料，是徐冰给我的，我又转手给美国新闻记者布雅各。开始我不写，那个南方人又是叫我弯腰、踢我，并且威吓要给我戴背铐，即把双手铐在背后。并且劝诱说：“你已经承认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了，不交代具体问题怎么能过关呢！”“你要小心点，如果不老实，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在这逼迫之下，我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图，他读一句，我写一句。短短不够二三百字的材料，足足折腾了我一个上午。我在这份材料上，故意把布雅各写成美国人裴克，因为新四军四师的事情发生在1947年，而裴克早于1946年就回美国了。我的意思是将来复核这份材料时，这是一个大漏洞。而且我可以据此翻供。

被迫写完这份假材料后一两天，又来了一个解放军，叫我写一份声明，声明那份材料是我自己交代的，以前不交代，是因为怕加刑。这样，他们才认为那份假材料天衣无缝，板子上钉钉了。

写完这份材料没有几天，就把我送回白湖农场。来接我的有一个警察就是送我来的那个人。回去时竟然买了一张硬席卧铺，还叫我去卧铺上躺了一会儿，但主要是他们二人轮流睡，一个人看着我。当然，我还是戴着手铐。

【补记】

1966年“徐冰项目组”来了两个人到白湖，张口就让我交代我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好像他们已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给这个关系定性了。我说我和徐冰只有“革命的关系”，没有“反革命的关系”。他们那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他们说了些车轱辘话，不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反戈一击有功”等等。无论他们怎么说，我坚持事实。他们拍桌子，大声吼叫，叫我弯腰，就是不敢打我，因为劳改队是不许打人的。他们越是吼叫，我越是感到到他们心虚。其间他们也抛出过三个事实，以说明我和徐冰之间的关系的密切，迫我乱说：

其一，1946年我代表民盟去邯郸解放区联系时，曾携带裴克掩护我们的行踪。他们说，关于我的这次行动，徐冰曾给解放前打了电报，这说明徐冰掩护了我的“特务活动”。

其二，徐冰给我写证明材料时，留过底子，而他给别人写证明材料，从来不留底子，说明徐冰对我的重视。

其三，徐冰交代：“1946—1947年，我在北平时，和叶笃庄来往密切。叶结婚前，我常去他家；叶结婚后，有所不便，我们常在小饭馆接头。”他宣布这段材料时，是根据笔记本念的，好像是真的一样。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假的，他们叫我承认这段材料是有险恶用心的。因为我结婚前，是和美国作家裴克同住在景山东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那时徐冰只来过一次，我还叫裴克出去了，那是我和叶笃义联名请“军调部”共产党的代表徐冰等人，张东荪、张云川等人作陪。徐冰在我结婚前就来过这一次，而且裴克还不在家。遇事徐冰叫我去他的家——慈慧殿——商量。徐冰和裴克没有见过面。相反，我结婚后，徐冰常来我家。我们只吃过一次小馆；那是吴晗和徐冰在我家接头，谈完话已到中午，徐冰约我和孙竦，还有徐的妻子张晓梅以及吴晗去前门穆柯寨吃炒疙瘩，这是北方很普通的一种饭。去时是乘徐冰的小汽车一起去的。当时我家住在洋溢胡同，徐冰来我家时，叫汽车司机在东单广场等候。“徐冰项目组”之所以要向我抛出这个假材料，在于要把徐冰和裴克拉上关系，这是非常明显的。我当即按照上述事实说明情况，并且说：“徐冰这个老头子大约让你们斗晕头了，才这样胡说八道！”他们一听我这句话，火冒三丈，狂吼乱叫，说我“这是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罪上加罪”。所以后来他们才恶狠狠地说，“你不好好交代，有让你老实的地方”。

由秦城又回到白湖农场

我是1967年3月解到秦城的，1968年9月离开那里。离开秦城监狱时，一个女解放军负责退还我存放的东西，其中有一支英雄100号的金笔。我告诉她这支笔不是我的，她有些恼怒，以为我在捣乱。我说，我的笔是一支用二元钱买的黑管“依金”笔。她不信，她说，“这不是你的，是谁的呢！？”这下子可把我问住了，我怎么能知道这支笔是谁的呢。这时我发现一个信封，顺手一侧，我的笔就在眼前，我说：“这才是我的笔！”她有点脸红，因为她的保管工作出了错误。我告诉她：“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不取！”她把那支金笔拿走之后，悻悻而去。我的这一行动好像感动了站在一旁的穿便衣的男管理员，他主动问我：“要一根绳子捆捆大衣吧！”我说：“好哇。”

从秦城到北京火车站坐的吉普车。火车到合肥后，有等在那里的汽车把我拉到合肥监狱。这次和上次路过合肥时，住的不是一所监狱。监房内连我不过三四人，很宽敞。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犯人取火的方法。先从衣服内揪出一点棉花，再从塑料牙刷把刮下一点塑料屑，撒在棉花上，然后用两只鞋底猛搓，看到冒烟后，赶快拿出来一抖，这块棉火就着火了。于是用它来点烟。这时一个人从瞭望孔监视通道内哨兵的行动，其他人就轮流吸一口烟，吸完后递给另一个人，我也吸了两口，顿觉头晕眼花，——我已经一年半不吸烟了。在那里是禁止吸烟的，幸好那次未被发现。

从合肥到白湖农场坐的也是吉普车。到场部后，住进那里临时的小监狱。因那年安徽发大水，场部的小监狱被洪水淹了，遂把高处的猪棚改为小监狱，人进去之后不能站立，因为太低矮了。我在那里看到一次斗争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戴着一副脚镣，不是用铁链连在一起的，而是用两根铁棍连在一起，走起来一扭一扭的，双手还用手铐铐着。这个人头发、胡须很长，面现惨笑。斗这个犯人的其他犯人都坐在地上，胡喊一阵就完事了。其实这不是斗那个犯人，而是“杀鸡给猴看”。

从场部小监狱押回姥山农场（十大队），坐的是帆船，沿路水光景色，风景宜人。在猪圈待了几天后，真感到在此行程中如入仙境，尽情享受了一番。

我的刑期是十年，从1958年9月18日逮捕之日算起，至1968年9月18日刑满。刑满后，转为“留场就业”，这是强迫的，不管愿意不愿意。其实就业和劳改没有什么两样，只是给点工资，这点工资顾了嘴顾不了腚（衣服）。我刚就业时，工资为18元，最强的劳动力也不过拿22元，除去9元伙食费外[199]，余下的钱买点香烟、肥皂、牙膏，就差不多了。就业后首先要干的事，就是买吃的东西，最好吃的东西是咸肉糯米饭，肉还得要肥的。这点钱吃不了几次，大都是五六个人合在一起做着吃。有的大肚汉，连买香烟的钱都吃掉了。至于衣服，根本买不起，只得穿劳改时发的囚服。我第一次得到18元工资时，就给我的母亲寄去5元，因而无钱买吃的东西，闻到咸肉糯米饭的香味，口涎不禁流出。天津老家接到这笔钱后，我四哥给我来了信，这时他才告诉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肝肠欲裂，痛苦万分。解放前由于搞民盟的地下工作，我生活不安定，不敢接她来我家；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又因为房子太小，她有肺病，我有两个孩子，怕肺病传染小孩，也迟迟没有接她来，只是按月给她寄点钱而已。回想她的一生是痛苦的。她在我家居于妾位，而我的家庭又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她在家里始终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没有过过舒心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革命，她的苦难遭遇确实给了我启发。对于没有把她接来，使她安度晚年，我经常感到内疚。

刑满就业后，我由十大队调到副业大队。就业人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队，那里流传着一句话：“劳改有期，就业无期。”其实“就业”还是“劳改”，官方称为“留场就业，继续改造”。我调到副业队后，即从事轻劳动。先和一个瞎子在一起搓草绳或打麻绳。这个瞎子姓何，他的案情很可笑。他娶了一个睁眼的妇女作媳妇，这个媳妇还带来一个十四岁的姑娘。他家很穷，母女和瞎子合盖一条被子。这个妇女本来就是一个“破鞋”，和瞎子结婚后，仍有外遇。有一次，瞎子给人算命（瞎子以此为生）回家，碰上了奸夫，瞎子抓住这个野男人狠揍了一顿，回头又把媳妇揍了一通。后来他媳妇和奸夫合谋害瞎子，让她的女儿去告瞎子强奸。女儿告了，把瞎子捉了起来。瞎子先不承认，据他说，他在看守所一蹲就是好几个月，也不问他，瞎子在看守所是吃不饱的，饿急了，就承认了，结果判了五年徒刑。我曾问他：“你真的没有那回事吗？”他说：“当着媳妇的面，怎敢胡来，不过偷偷摸摸而已。”瞎子记性非常之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中的林彪前言，还在一次大会上当场表演过。他能摸一摸手就叫出这个人的名字。他夜里睡在我旁边，打饭时，他扶着我的肩去伙房。我一手夹着一个铝锅，走在他的前边，活像沿门乞讨的“叫化子”。打好稀饭后，就蹲在伙房旁，双手捧着锅，呼噜呼噜地喝起来。白天只有我们两人在工棚，有一次我让他给我算命，他歪着头掐算了一番，然后开问，“问什么事？”我说：“什么时候能回北京？”他沉吟了一会说，“开完人大会你就能回去啦！”他还向我说：“你命中注定有两个老婆。”

1968年安徽发大水，我由北京到合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到了白湖农场始知“东大圩”已破圩蓄洪了。白湖农场，由两个“大圩”组成，即“东大圩”和“西大圩”。我们的劳改队正好在“东大圩”，水深数米，所有犯人都被转移到“姥山”这个小山包上，山上没有田地，劳改犯此时正好休息。附近的老百姓纷纷上山做小买卖，卖油饼、卖汤圆、卖烙饼等等，所在皆是。犯人没有钱，可以拿贵重物品，如手表，换东西吃。一个叫王喆的，用一块Rolex（劳力士）手表换了一只烧鸡和一斤烧饼。在那时光，食物的价值最高。

我临去北京时，把全部行李——被褥、换洗的衣服都留在了白湖农场。我回来后，才知道这些东西全被大水吞没了。所幸我离开安徽时，穿的是棉衣棉裤，还带了一件皮大衣，白天还不至受冻，夜晚睡觉没有铺盖，就犯难了。幸而睡在地上，铺的有稻草，上面盖一件皮大衣，勉强度过了阴冷的冬季。白湖农场冬季的天气虽不很冷，但气候有时也在0℃以下。夜晚我和挨着我的铺位的瞎子挤在一起，缩着身子，昏昏入睡。后来我的四哥给我寄来了棉衣、内衣，我的大哥经四哥之手给我寄来一床棉被，我的日子才逐渐好过起来。最使我难过的是，我有一把银勺，是我小时候我母亲给我打的，在勺把上还刻有一个“庄”字，不幸这把勺也被洪水吞没了。

后来值夜班的出了缺，让我补上，这是对我的信任。另外两个值夜班的，一个是弹棉花的，一个是就业医生，两人还买了一斤酒和花生米、豆腐干等食物，为我庆贺。劳改时，只准吸烟，不许喝酒，就业以后可以随便喝酒了，这也是我就业后所获得的一点小小的自由。值夜班的任务是防止犯人和就业人员逃跑，分上下两班，上班值到夜一点，下班由夜一点值到晨六时上工。值夜班可以得到一碗大米饭的夜班饭，但没有菜。我时常吃不了，剩下来就给瞎子吃。到这时我才不感到饥饿了，但嘴里淡而无味，又想吃肉了。肚子挨饿时，看见白薯秧子都觉得是好东西。人的欲望大约永远是不会满足的。

在值夜班前，我还做过一项劳动，就是抄墙报。做了一些框子，在上面钉上白色塑料膜，绷得很紧，在上面用墨笔写。出下一期时，把上一期擦掉。这也是“创造”吧。来稿都是就业人员写的，由于文化水平很低，错字、病句连篇，狗屁不通。开始我还给这些文章顺一顺，后来队长看我抄写墙报时，向我说：“要小心点，不要抄错了。”这一说，我就不敢再“顺”了，深怕墙报出了问题，会赖在我的头上。于是他们怎样写，我就怎样抄，不改一个字，这样，就不会和我再有什么关系了。当时我很有感触，我在被捕前，曾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该会出版三个大型全国性的杂志，此外还出版了一些书籍，稿件的使用与否都由我拍板。现在成了阶下囚，竟抄写那些狗屁不通的稿件，队长还命令我“小心，不要抄错”，前后一比，令人哭笑不得。

副业队有一个就业医生，原是跑江湖卖大力丸的，人称他为“大力士”。此人个头很矮，挺着胸脯，俨然以“大力士”自居。其实他那里也没有什么药，除去红汞、紫碘外，内科药没有几种。有一次我的上颚臼齿坏了，痛得厉害，找他看了之后，他说非拔不可。说着说着就拿出麻药安培，我不好意思拒绝，就给我打上了。然后用一把长了锈的钳子，夹住坏牙，用力一拔，结果牙根断在肉里了。这时他慌了手脚，没有办法，赶紧拿出仅有的青霉素（只有两支）给我打了一针，幸亏我的牙根没有坏，牙居然不痛了，我也未被感染，真是捡了一条命。光他那把锈钳子就可置我于死地。

1968年左右，全国大闹赤霉素“920”，认为它是农作物增产的仙丹妙药，市、县政府都成立了“新农药办公室”，以资推广。白湖农场也不例外，甚至中队都要生产“920”。我在副业队，派我和一个叫魏铎的年轻就业人员一同制造“920”。魏铎原是上海某学院的大学生，因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发牢骚，有跑到国外的言论，后以“反革命小集团”破案被捕，罪名是“企图偷越国境”，判了七年徒刑。我在日本读书时，上过“发酵学”的课，因此对于制造“920”那一套“无菌操作”，我都理解。当时只做了一个接种箱，进行“无菌操作”，我又自行设计了一个土温箱，是用煤油灯掌握温度的。原种是由白湖农场试验站取来的，据此，我们用固体发酵法加以扩大，很快就做出了“920”。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居然做出了“920”，使队长们大吃一惊。做“920”时，我们要求值夜班，其实并不需要，不过借着这个由头吃点夜班饭而已。做“920”需要炉子，以便用蒸汽进行原料消毒。这样我们便可以利用火炉做些东西吃。当时我曾想，人类最大的发明就是“火”，有了火，才有了一切。我们的夜班饭吃不完，就晒成饭干，再用文火炒黄，好似炒米，越嚼越香。有一次被队长发现，厉声问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因为在劳改队不准私藏粮食，以防犯人或就业人员逃跑。我的反应很快，说：“这是做‘920’的培养基用的。”就这样把队长蒙骗过去了。以前还是偷偷摸摸地晒饭干，从此以后，就大胆地干了。

由副业队调到试验站

试验站是白湖农场的一个科研机构，规模不大，设备也很简陋。调到这里后，生活条件比较好些，每间屋子睡四个人，每人有一个单床。伙食吃饭有菜票，吃多少买多少。粮票基本够吃，菜也比较好，每天都有一个肉菜，价钱也不算高。我的工资也由18元涨到22元，省吃俭用，可以余点钱做衣服、买鞋袜。总之，生活比以前改善多了。每逢春节，还可以请假回家。

开始分配我做雷劳的副手，搞棉花、油菜、小麦等旱地作物的试验，我帮助做一些田间记录。雷劳这个人心胸狭窄，我指出过他有些试验方法有错误，我是非常善意的，但他心怀不满，向管教干部打我的小报告，说我不认罪——我向他说过我的案情是一个冤案。

由于他打小报告，又把我调往给瓦工做帮手，挑小泥桶。一挑小泥桶也不轻，足有七八十斤，还要把小泥桶抡到头部以上的脚手架上。后来把我调到“920”车间烧锅炉，这时我主动要求做些油菜、棉花的试验。我的比较成功的一项试验调查报告，是《油菜“花而不实”病因及防治措施的探讨》，这篇报告刊登在中国最高学术刊物《中国农业科学》（1976年第2期）上，当然不能用我的名字，而是用“白湖农场试验站”。此外我还在《农业科技通讯》（1975年第6期）上发表过一篇《合喷“920”矮壮素减少蕾铃脱落》，也是用“白湖农场试验站”的名义发表的。可笑的是，这两个刊物都是我在50年代创办的，现在我在这两个刊物发表文章，连名字都没有了。

这个试验站有四个官方技术员，他们很少下地，都是就业的技术人员干。这些就业的技术人员有方林、印某某、胡庆祺、雷劳、余某、王某。方林是搞虫害的，主管虫情预报。这个人非常吝啬，是一个守财奴。他是“劳动教养”，没有判过刑，但也“留场就业，继续改造”了，和刑满的犯人一样待遇。他真是“计划经济”，每天用几根火柴都有一定的数目，至于香烟就更不用说了，他按月把一定数量的钱存入银行，决不多花一文。这样他竟能在“劳动教养”期间存了两千余元。他在解放前曾做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只此一事，就在劳改队里待了20年。每次“冬训”，都集中给他提意见，把他做“靶子”。此人系河南农学院毕业，据说现在安徽农业科学院，已经脑软化了。

印某某，金陵大学化学系毕业，解放前曾参加“军统”的一个科研所，做过秘密药剂的研究，解放后判了十年以上的徒刑。此人有小聪明，在场内专搞化验，但从不帮助旁人搞，而他的那一套化验器具也不准别人动，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安徽凤阳安徽农学院分院工作。

胡庆祺，浙江农学院毕业，因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后在浙农读书时，又参加“青年军联谊会”，结果判了五年徒刑。他是安徽著名“胡玉美”（酱园）的后代。他在就业期间经人介绍和一位农民姑娘结了婚，生下四个孩子。他每月工资28元，他老婆替人洗衣服和拆洗被子，每月也有点收入（洗一床被子五角，洗一件衣服五分，肥皂在内），六口之家的生活，只靠这点收入，其困顿的情景可想而知。据说，现在在安庆“胡玉美”酱园。这个人比较憨厚，在学习时从不给人提意见，但工作马马虎虎，经常出错，印某某和雷劳就咬住他不放。

至于余某、王某，全系外行，进劳改队后新培养的。

夏鹤龄，上海人，山东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在试验站猪场工作。此人毕业后，不安心在安徽工作，终日闹着回上海。当时在安徽畜牧研究所任兽医，无意中治死了几头牛，结果以“破坏生产罪”判了五年徒刑，现在安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任副研究员。

在试验站，“双抢”时也得参加大田劳动，但试验田有活时，也可干那里的活。有一次“双抢”时我一个人在棉花试验田打老叶，下午三时左右，看着阴天上来了，那天预报有雷阵雨，只听得雷声隆隆，由远而近。不久雨点下来了，可是我看到大田的人还未收工，我一个人也不好收工。后来雷声大作，雨也下大了，我就向四五百米以外的草棚跑去。可是当我跑到二三百米的地方，就看到从天上降下一个大火团，正好落在我刚刚劳动的那块棉花田上，跟着一声霹雳巨响，然后大雨倾盆而下。等到雷阵雨过去后，我又跑到那块棉花试验田察看，只见有两三米见圆的地方，被雷击中，所有棉株都烧成了黑色。假如我跑得慢些，也会被雷击中而死的。

在试验站可以吃饱肚子，劳动也不太重，这样在那里混了四五年，一直到1976年，在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我又作为国民党被释放了，恢复了公民权。

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被释放

我是1958年9月18日被捕的，后以“美国特务”罪判刑十年，1968年刑满，“留场就业，继续改造”。至1976年又在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把我作为国民党释放。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一生反对国民党，最后竟沾了国民党的光而被释放，岂不可笑？！我猜想，把“美国特务”作为国民党释放，可能是对我的“照顾”。当我听到要把我作为国民党释放时，我的抵触情绪很大，我想，给我戴上一顶“美国特务”的帽子还不够，还要给我戴上一顶“国民党”的帽子，内心实在愤愤不平。开始时我本已决定不接受这个待遇，准备声明我不是国民党，不愿参加国民党的行列。后来和一个老就业人员谈到我的心事，他说，“你真是傻瓜，你没有看到‘就业无期’吗？别人想找这个机会，还找不到呢，你怎能不接受？除非你愿意永远在劳改队待下去。再说，你出去后，‘一盘棋就活了’！”听到这个人的劝说，我才没有声明我不参加“特赦”。

特赦开了一次大会，当日吃酒席，每桌两瓶酒，可以任意喝，还由安徽省公安局发了一张证书，上面写着：

转业证明书

公转字第380号

兹有叶笃庄，男，现年六十二岁，原籍安徽省怀宁县人，一九六八年九月刑满就业。现批准转业，享有公民权。

特此证明

安徽省公安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我是从北京来的，理应回到北京去。他们真的去北京和我业已离婚的妻子联系，看能否接纳我。同时他们还做工作，让已离婚的夫妻复婚。当时我抱有很大希望和妻女团聚，等了将近两个月，才通知我：“孙竦已故去，系正常死亡。”这是我离婚后第一次听到她的消息。这使我震惊、颓丧、怀念、内疚……真是百感交集，失声痛哭。跟着我买了一尺黑布，缠在左臂间。我焦急地惦念着失怙的三个孩子怎样过日子，我打一个电报询问，总算接到了她们的回信，心里才安稳一些。

在等候分配期间，生活待遇很好，每日三餐，午晚饭，四大盘肉菜，还有一个汤，米饭馒头任意吃，真是进了天堂。此外还发了一身棉衣，一顶栽绒帽子，100元零用钱。

既然不能回京，就把我安排在怀远县，这里距离蚌埠很近，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处。1976年2—3月间，在细雨蒙蒙中，我乘卡车离开白湖农场。特赦人员的集中地就在试验站，我离开那里时，深深地注视着我烧锅炉的那个小屋，和我的棉花试验地。因晨间甚早，只看见一个人雨中艰难地在泥泞的路上行走，试验站渐渐留在后面，令我惆怅不已。

转业到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分配到怀远县后，由公安局接待，安排在一个旅社内，然后去农业局报到。我们一共四个人，其余二人是国民党，另一人是伪军（汉奸）。农业局有一个姓杨的科员，是农业学校出身，曾经读过我写的书和文章，自动来旅社，告诉我怀远县农业局下属各单位，最好的是荆山湖鱼苗场，那里活轻，福利好（经常分鱼）；最次的是农科所，那里只有大田劳动，没有什么农业科学试验。及至分配时，恰恰把我分配到农科所。我找到农业局的人事负责人，要求去荆山湖鱼苗场，开始他不答应，于是我找到公安局长，要求回劳改队，我的理由是，在劳改队我都没有做过重体力劳动（这是编的理由），现在让我去农科所干大田劳动，我干不了。其实我要求回劳改队是将他们一军，我既然从劳改队释放，又获得公民权，当然就不能让我再回去了。公安局长见我态度坚决，就向我说：“我给农业局说说看。”这样我才到了鱼苗场。

到了鱼苗场，定我为二级鱼工，工资每月32.5元。劳动不重，割点鱼草，或拉拉鱼网。伙食是吃饭菜票，每餐吃馒头，大锅菜，有时吃熬鱼。开始把我分配和一个“右派”同住，后来又在猪圈旁给我一间房子，倒也安静。技术员姜满棠，人很能干，也曾划过“右派”，对我很同情。在过除夕时，他叫他的儿子给我送去四样礼品。他是渔业学校毕业，虽是“右派”，却是场里的大拿。

有一次场里饲料接不上气，我建议用一定数量的草粉加上麦麸，做糖化饲料。我在白湖农场试验站时，做过这种糖化饲料喂猪，我想既然猪吃，恐怕鱼也会吃。开始我试着做了一点，喂鱼效果很好，于是大规模制造起来了。后来竟盖了两排房子（十二间），做糖化饲料。各渔场纷纷前来购买“饲料发酵粉”，争相仿制。

我制作糖化饲料用的菌种为：

（1）白地霉〔Geotrichum candidum Link〕

（2）热带假丝酵母〔Candida tropicalis(Cast.)Berkh.〕

（3）异常汉逊氏酵母〔Hansenula anomala〕

（4）甘薯酒曲霉〔Aspergillus batatae Saito〕

（5）华根霉〔Rhizopus chinensis Saito〕

我在鱼苗场还有另一个小发现，就是利用蛋白酶溶化鱼卵的卵衣。鱼卵受精以后，小鱼苗被一层卵衣包着，这层卵衣溶化后，鱼苗始出现于水中。这层卵衣平常要靠自身产的孵化酶溶化，需要时间很长，往往要经过48小时左右才能溶化。因此常常发生小鱼苗闷死在卵衣内的事情。我想蛋白酶既然可以制革，当然可以溶化薄薄的卵衣。于是我找来一点蛋白酶作试验，施用后卵衣不到10小时即可完全溶化，但小鱼苗也受到影响，发生畸形。这很明显是蛋白酶的浓度关系，于是我用不同浓度的蛋白酶作试验，企图找出既能溶化卵衣、又不伤害小鱼苗的浓度，结果找出了最佳浓度，达到了目的。但是问题又来了，蛋白酶只有一个上海厂家生产，供不应求，专供大皮革厂使用，我们根本买不到。这时我找到一个材料，可以用“栖土曲霉3942”产生中性蛋白酶。于是我从上海工业微生物所买来“栖土曲霉”菌种，用固体发酵法试制蛋白酶，一举成功。我做出来的蛋白酶在溶化卵衣上同样有效，10小时左右即可溶化一池鱼苗的卵衣。这一方法很快就在安徽推广开了。

我完成这两项工作后，大家对我就另眼相看了，并开始称呼我“叶先生”。省水产局或地区水产局、或县水产局的领导来鱼苗场视察工作时，都特地来看我，还有几批参观者来参观我的操作车间。

1979年春节前一天，县农业局来人说，北京来电话，叫我火速回京，去中国农科院报到。这时我知道我的问题解决了。那天正好是除夕的上午，我即收拾行李，只带了简单的一点东西。当晚我吃完晚饭后，用红纸写了几副对联贴在我的车间门上，在我的寝室外我贴了一张红纸斗方，上面写着“一夜春回大地来”，以发泄我的感情。并给合肥的作家江流寄了一本杜甫的诗，上面题写：“便下襄阳向洛阳”——江流曾来鱼苗场访问过我。1976年以国民党名义释放我时，我垂头丧气，现在却意气风发了。

由怀远至蚌埠乘公共汽车。怀远病虫害防治站有一个干部，安徽农学院刚毕业的，家在蚌埠，是蚌埠市某局长的儿子，属于土高干子弟，和我处得很好。因为防治站和鱼苗场在一起，我曾帮他看显微镜和扩大镜以及其他一些业务上的问题。初一晚上，他非留我在他家吃年夜饭，并住在他家，第二天再去北京。我因回家心切，谢了他的好意。小青年小黄、小姜[200]从怀远一直到蚌埠送我上火车。我离开蚌埠时，反而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初一晚上火车很空，整个车间只有一两个人，我买的硬席卧铺，但思绪万千，不能入睡。

天一亮就到了北京站，出站时顿时想起1966年由安徽戴铐押赴北京的情景。出站时雇了一辆三轮车，直去北影，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阿靓的宿舍。我的三个孩还未起床，我大喊：“叶靓、叶娃、叶晓，我回来了！”她们三人一齐从床上爬起来，兴奋之至，我也乐极生悲，顿时感到只缺一人，她们的母亲不在了，竦的骨灰放在我亲手油漆过的白色床头柜里，打开柜子一看，一个骨灰盒呈现眼前，我的泪水簌簌落下。

在给我落实政策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曾电话通知中国农科院，叫他们把我接回来。当时农科院还是“左派”掌权，他们开始拒绝把我接回来，说“叶某已经判刑，不是农科院的人了”，当然这是推托之辞。1979年7月9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以正式公文（红头文件）通知农科院，全文如下：

原你院研究员叶笃庄，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因美特问题被逮捕，一九六二年六月廿六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九六八年刑满留场就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宽大释放，现在安徽省怀远县荆山湖渔场任工人。叶多次来信申诉，要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我们已告北京市公安局抓紧复查，为他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为了便于复查和发挥其专长，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请你们先将其调回，安排一个住处，临时分配适当工作，俟作出复查结论后，再全面为其落实政策。

统战部 公安部

根据这个公文，农科院才把我调回北京。

1979年4月，中国农科院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我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判，给予改正。

1979年8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申诉人（原审被告）：叶笃庄，男，六十五岁，安徽省怀宁县人，原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因反革命罪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被逮捕，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1）反字第788号刑事判决，判处徒刑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笃庄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请求撤销上诉，一九六三年二月八日经本院1962年刑终字第2252号刑事裁定，认为原判并无不当，准予申诉人撤诉。

现叶笃庄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

经本院再审查明：叶笃庄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其原单位已给予改正；历史问题，肃反运动中心已做结论，应予维持，不再追究。故原判以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

据此，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1）反字第788号刑事判决及本院1962年刑终字第2252号刑事裁定；

二、宣告叶笃庄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准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

我对于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再审判决书”仍不服，理由是其中有“不予追究”四字，这是留的一个尾巴。因为1955年“肃反运动”时给我做的结论系“一般性历史问题”，对此我并未签字，原因是我当时从事的工作是“革命工作”，不应作为“历史问题”，即使是“一般性”的。“再审判决书”已确定维持“肃反”中的结论，哪有对“一般性历史问题”进行追究的道理。另一方面，既然宣告“无罪”，更没有“追究”与“不追究”的问题。据此，我再度写了申诉，但未予置理。我也觉得这是“官样文章”，也没有再追究。此事至1985年10月24日始告解决。中共农牧农业部党组发了“红头文件”（见附件），始确定“叶笃庄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6年夏算起”，至此我才从“美国特务”变成“红军老干部”了。

经过长期的监禁，我对于把我叫做什么，已不那么在乎，而是心平如水了。我记得我常以辛弃疾的一首词来安慰自己：“一以我为牛，一以吾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

十四年后与亲人团聚

1962年我“保外就医”回家时，三个孩子都小，阿靓刚上中学，叶娃和叶晓都在小学，在家住了二十八天，刚刚恢复了家庭气氛，我又被收监，从此和家里就再没有通信，“无家问死生”。十四年后，1976年我“转业”到鱼苗场，已享有公民权，就是获得了自由后，才和家里再通信。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阿靓。1976年春，一天早晨，我正在鱼塘边捞废草，远远看见一个背画夹的女孩子朝着我这方向走来。走到二三十米左右时，我一眼就看出是阿靓，我不禁叫了一声：“阿靓！”这时她才认出我，叫了我一声“爸爸”。当时我住在猪圈旁一间屋子里，她就在那里搭了一张铺，初见之下，彼此都好像很生疏，我虽然感情激动，但说不出很多抒发感情的话。我只是向她打听了亲朋故旧的情况，她就她所知道的告诉了我一些。当时正值“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当高音喇叭广播时，阿靓总是竖着耳朵听，从她的慌张神情，我担心她卷了进去，这次来我这里是为了躲避风头的。此外，我还忧虑她的工作和婚姻问题。每谈及此，她总不给我正面答复。

不久，叶娃也来看我。她刚从四川旅游归来，刚见面时，她哭了，我也热泪盈眶。她给我谈了一些沿途无票乘车以及各处的风景。她和阿靓挤在那张小铺上。她曾问我，我是不是真的犯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把真实的情况向她们大致说了一下，我不愿说得太清楚，怕她们对共产党产生抵触情绪。

这些天过得很愉快，尽享天伦之乐。傍晚我们在大堤上散步，晚饭一起煮挂面条，我屋内就有一个柴火灶，烧起来满屋是烟。叶娃也详细地描述了竦患病和死时以及开追悼会拒绝让叶靓致答辞的情景，我听后感到悲哀、气愤、不平、内疚……但我多年受到压抑，感情也有些麻木了。白天在竦死前，特地从唐山请来一位中医，竦开追悼会时，她去了，并为不让叶靓致悼词向北影方面表示抗议。她是一个热心、正直、关心别人的好人，可惜老年患失忆症，十分令人惋惜和同情。[201]叶娃住了十几天后，又回齿轮厂工作去了。我和两个孩子曾去怀远县风景点——“白乳泉”野餐过一次。

1976年夏，我的外甥女方大凤来渔场，她是最关心我的下一辈的亲戚，我在白湖农场试验站时，她就曾主动打听我的通信处，给我写来一封安慰信，并寄来她的合家照。那时天气很热，暑气蒸人，我在鱼苗场的入口处等她，她满脸晒得通红——从怀远汽车站到鱼苗场还有十四五里路光景。她一到鱼苗场就一路哭着来到我的住处，我心情也很激动，我把电冰箱里的西瓜给她吃。她很奇怪，我怎么会有电冰箱，我告诉她这是保存菌种（当时我还在做糖化饲料）的必备条件。自从1958年我被捕后，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她。有许多话要说，好像又没有什么话好说。她给了20元，我用这笔钱买了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陪伴我度过寂寞的日日夜夜，我现在还保存着它，作为纪念。

大凤来的第三天，叶晓也来了。她是上午到的，事前并没有通知我，我感到有些突然，当我听到外面喊“爸爸”的声音，我以为叶娃又来了呢。晓得了慢性肝炎，来我这里休养，同时来看我。怀远的饮食条件很好，有活鱼、活虾、王八等，至于猪肉和羊肉，也很新鲜。那时我已有了一辆自行车，是荒芜寄来的钱我才买的。我经常骑车进城给晓买鱼、虾、王八等。晓同时去县医院继续治疗。大凤大约住了五天，她走后，晓又住了个把月才回北京。

隔了一二十年，我和孩子们重又聚首，心情非常愉快。只是见到她们，又想起她们的母亲，顿时感到凄然。她们在时，觉得又回到往日的天伦之乐，她们一走，我又感到空虚，人生聚散无常。

后来，叶娃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每年寒暑假都来看我，前后来过两次。有一次和我过的春节，除夕之夜，娃做了一桌菜，请姜满棠一家吃饭，以报答他家对我的照顾之情。娃每次来都给我拆洗被子，坐在井边，把手都冻肿了，这份骨肉之情，终生难忘。她还给我织了一件毛衣。

1976年春节，五妹笃柔约我去上海过年，那时她的丈夫姚曾廙刚死，我以为我应该去看五妹，给她一点安慰。我挑了六七十斤的年货，鱼虾等物。当时上海河鱼很缺，是稀罕物。我穿着宽大释放时发的蓝布棉制服和栽绒帽子，那是我最好的服装了。我是除夕到上海的[202]，五妹正在做年夜饭，一见我就哭了。姚曾序也见到了，表现冷淡[203]。我第一次在那里看到电视，当然是黑白的。第二天一清早，大年初一，外甥女把我带到外滩，说是观光，直到很晚才回到她的家中。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她们怕我见到来她家拜年的客人，有意把我调走。我心里难过极了，后悔这次来上海！所以我住到初三，就赶紧回安徽了[204]。大舅孙立己（孙竦女士兄长）知道我到上海后，特意前来看我，并请我吃了一次小馆。我送给他两条草鱼、一瓶酒，他高兴地说：“河鱼，在上海很少见了！”

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我都尝尽了，就写到这里吧！

1993年7月23日于北京

附录一

开蒙老师张树和[205]

我已进入耄年，但想起我的开蒙老师张树和，仍感激不已，而且愈老这种感情愈深重。

我们兄弟八人，我父亲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肯在这方面花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力投资”。我们兄弟都不上小学，而是请老师们在家里开课，有中文老师，也有英语兼数学老师，在家里完成小学教育。

张树和老师，字季平，保定蠡县北五夫村人，前清的“副贡”。在乡试中列入正榜的为举人，列入副榜的则为“副贡”。中了举人后，即可进入仕途的大门，至少也可以在家乡做一名有头有脸的士绅，而“副贡”最好也只能当一名县学教官——“教谕”，要不就得教私塾，以资糊口。张老师后来一度进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该院的“山长”为李鸿章的总文案、桐城派的舵把子吴汝纶（字挚甫），张老师说，他是吴挚甫的得意门生。莲池书院每月考试一次，每次发榜，他总是名列前茅，可以得几两纹银的奖金。这时他就要去书院对过的一家饭馆，点一盘清炒肉丝、二两白干、一大碗米饭和一个甩果汤（鸡蛋汤），打打牙祭。由此可见他当时清贫的日常生活了。

我父亲也曾在莲池书院学习，当时他们虽不相识，但知道张老师的大名，于是把他从保定延聘到天津我家“设馆”，教我们兄弟。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又把他的儿子张同文一并请来。我们称张老师为“老先生”，称他的儿子为“少先生”。我六岁入学（五周岁），父亲领着我拜师，给“老先生”和“少先生”各磕了三个头，然后由我父亲和二位老师领着我们给设在书房堂屋的“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磕头，他们跪在前一排，我们跪在后边。

先由“少先生”教我们认字块、“描红”，这或许可以叫做“初级班”，其实班里只有我和弟弟笃廉这两个学生。“老先生”教的当然是“高级班”，也只有两个学生，我的哥哥笃义和已去世的笃信。他们考入南开中学后，我和笃廉便升入“高级班”，然后笃正、笃成就补我们的缺，进入“初级班”。“描红”是在白纸印的红字上，按着笔划用毛笔蘸着墨汁描黑。每张字模为20个字，即“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样连带着就学会数数了。字块和描红学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读书本和写仿。我们不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而是读上海澄衷蒙学堂的课本，这也许是迎合“新思潮”吧。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课的课文是，“春风至，杏花红，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弟弟妹妹花下戏，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奇怪的是，在那以父亲为中心的时代里，为什么只强调母亲，而只字不提父亲！

在“高级班”里，读的全是古书，顺序为：《孟子》、《大学》、《中庸》、《论语》、《礼记》、《诗经》、《左传》、《史记》，最后读《古文观止》。每天早晨“老先生”开讲，讲毕，学生高声朗读，快到中午时，背向老师站在那里背书。以上书籍，那时我几乎全能背诵，至今还有一些片段尚未忘记。“老先生”开讲时，从不看书本，而是闭着眼睛讲解。就这一手便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对我硬背那些半懂不懂、枯燥无味的古书多少起了一些榜样的作用。下午“温书”（重读以前背过的书）和写字。写大字用“九宫格”纸，写小楷则用“白折子”。所临碑贴，随自己的爱好。我先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后又改临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最后临魏碑《龙门二十品》和《张黑女传》，这是“老先生”建议的，他说魏碑是练习书法的基础。“老先生”很强调要把字写好，他说：“字是门面或是敲门砖，人家首先看到的是你写的字，然后才是你的文章，字如果写得好，首先就会给人一个好印象。”当然这是考科举时所必须遵循的，不过这一传统恐怕一直延续到鲁迅、茅盾那个时代，他们都写一笔好字，而且原稿写得工工整整。

“高级班”的最后两年，开始写作文，“老先生”出的题目大都取自《左传》，如《曹刿论战》、《齐桓公论》、《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等等。十一二岁的孩子写这样的大题目，真是肚里无货，其苦可知。不过有这一逼，未尝不是好事，这对如何写文言文和运用“之乎者也矣焉哉”，多少给开了一点窍，也对今后改写白话文有些帮助。课余之暇，“老先生”也给我们讲点对对子、诗词、旧小说、书法以及文物鉴赏和轶闻轶事。我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些许知识，可以说都得自“老先生”。他在我家教了十多年书，最后死在“西席”，享年64岁。他起灵前，我在棺前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然后送他到金钢桥畔的小船上，由他的儿子“少先生”护送由水路运回保定。当我目送小船缓缓向上游驶去时，这时我第一次萌发了生离死别的感情。

回忆天津知识书店[206]

天津知识书店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于1936年9月开张，1937年7月28日停止营业。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吞华北，华北人民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抗日主张则受到热烈的拥护。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书店从始至终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书店成立不到一年，发行了大量抗日救亡的书刊，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影响之大，不仅近及天津，而且远达济南、太原、北平等地。

一、缘起

讲到知识书店的缘起，首先要简短地谈一谈我和吴砚农同志的关系。那是在1934年秋季，我去日本东京留学，住在小石川区白山寄宿舍，这是当时初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落脚的地方。住进这个寄宿舍后，我就去神田区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补习日语。不久，吴砚农同志来到东京，也住在白山寄宿舍。因为我们都是从天津去的，都讲天津话，很容易接近起来。我和砚农的弟弟吴宝贵在天津南开中学同班，他由于闹学潮被开除学籍，我也是学潮的积极参加者，当砚农知道这一层关系后，我们的来往更密切了。之后，我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他进了一所新闻学校。我住在郊区，他住在市内，但我们仍时常来往，我星期六进城时，常常在他的住处过夜，彻夜长谈。不久我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党的追捕之下，由天津来到东京“避风”的，我对他就更加尊敬了。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人社会里，“左翼”的进步组织很活跃。我参加了“社联”的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还参加了“留日剧人协会”，演出进步的话剧。砚农也参加了“社联”。由于彼此的政治观点一致，二人过从甚密，无话不谈。

1935年，我家酝酿分家，我把此事告诉了砚农，和他商量如何把祖上剥削来的钱，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记得我向他说过，关于这笔遗产，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砚农当然表示赞同。谈来谈去，决定用这笔钱在天津办一个书店，为人民尽一点绵薄的力量。当谈到必须把这个书店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时，砚农答应他回国后去接关系。当知识书店最初酝酿成立时，在我和砚农的共同认识中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有党的领导；成立书店是一项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单纯做生意。关于在天津成立书店的构想，就这样在东京确定下来了。

二、组织

1935年底或1936年初，砚农由东京回到上海，仍在《大公报》馆任编辑。行前我们长谈过一次，再次约定我分家后在天津组织一个书店，并由他负责去找共产党的关系。1936年暑假我回天津，我们兄弟进行分产。这时我向笃义、笃廉（现名叶方）、笃正、笃成（现名方实）建议，各自拿出一笔钱办书店，而且这个书店将交共产党领导，当然是非盈利性质的，也向他们做了说明。当时笃廉已参加共产党，笃成为“民先”的积极分子，笃义、笃正也同情革命，在反蒋抗日上态度非常明确。一谈之下，大家都表赞同。初步决定，每人各出一千元，共五千元，作为成立书店的资本。

于是，我给在上海的砚农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为书店筹资的情况，请他早日回津共商大计。不久他由上海回津，仍在《大公报》馆工作。他回津后，我们就加紧进行书店的筹备工作。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在本身经济情况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也拿出三百元入股。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在租界内觅一处铺面房子。通过关系，找到了属于国民饭店的一个临街的铺面，地处最繁华地区的法租界劝业场附近（现为生成西药房）。而后又在法租界天主教堂后的一个弄堂内租得了一所平房，作为宿舍和存货之用。找到了地址之后，就商量书店的名称，开始想到的有“大众”、“解放”、“渤海”、“知识”等。有的觉得过“左”，不相宜；有的觉得太一般，不能代表书店的性质。经过反复的讨论，最后采用了既能代表书店的性质而又不过分刺眼的“知识书店”这个名称。

知识书店成立后，由我担任经理，吴砚农为副理，另一住店的副理为顾柏龄。此外有会计一人，营业员二人，“跑街”一人。我和砚农均不支薪，其余人员则按当时一般店员的情况领取工资。在筹备期间，由我携款二千元去上海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天马书店“办货”。由于它们出版的书刊销售情况很好，1937年初这四家书店乃委托知识书店为“华北总经售”，并在《大公报》登过版面相当大的一则广告。不久顾柏龄去职，由砚农介绍余卫公（即易吉光）、向叔保二人来店，余为副理，向主管营业，这时又招收了三名营业员。余、向来店之前，砚农和我说过他们的共产党员身份。1936年9月，书店正式成立之后，我休学一个学期来主持店务，寒假时又重返东京复学。这时书店已大致就绪，砚农告诉我已找到了党的关系，具体领导书店的人为北方局的林枫同志。不过向叔保同志在1987年2月号《出版史料》的一篇文章（《向叔保谈延安的书刊发行工作》）中是这样写的：“吴砚农、易吉光（在知识书店）组成一个党小组，受中共地下河北省委领导。因易吉光同时又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故书店也受天津市委领导。”当时我认为既然找到了党的领导，便放心回到东京复学，把书店完全交给砚农等经营。

三、业务

书店在开张时，主要销售上海出版的，由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李公朴等主办的一些新书刊。因为当时在天津销售这种书刊的书店很少，所以一开张便门庭若市。我记得开张的头几天，书店内挤满了人，有许多读者要在门外等候里面的人出来之后，才能进去。

书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颖的。我们采取了开架售书的方式，读者可以在书架上自由挑选。书店内设置了沙发和靠背椅，供读者坐在那里阅览他们愿看的书刊，当时我们是参照东京的一些书店的模式去布置的。为了方便读者，可以电话购书，只要打一个电话来，把书名或刊物名说清楚，即可派专人及时送去，即使要一本售价一两角钱的期刊，也可照办。书店橱窗的玻璃上有店名“知识书店”，从左往右写的——当时一般都是从右往左写。在店名上面，又用所谓的新文字（拉丁化）标出，成一弧形。这些措施在天津都是独一无二的。

逐渐地，我们也出版发行一些书刊，如中共北方局的机关刊物《长城》，就是由我们发行的。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刊物《国际知识》，发行人为吴作民（即砚农），主编沈志远，编委有张友渔、许德珩、马哲民等人。这些人当时都是北平几所大学的“左派教授”。这个刊物的第一期销售了一千余册，到第三期就涨到三千册。出版这样性质的一个大型刊物，纯粹是赔本的生意，加以存货日益增多，因而引起资金周转不灵。于是我又拿出三千元交给书店，以资维持。还有一个留日学生夏某，投资五百元。

此外，我们也代客发行一些书刊，如孟用潜自译自印的《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巴比塞著），就是由我们发行的。还有，斯诺和燕京大学的一些教授编辑出版的一本英语期刊Democracy，也是由我们发行的，当时来书店洽谈这件事的是爱泼斯坦同志。还有一些这样的书刊，就不一一细谈了。

为了发展业务，我们先找到天津河北大经路女子师范学校旁的一家小书店，代我们经销各种书刊，这样就方便了河北那一块地方的读者。我们还打算把交通旅馆旁的一家小书店——天津书店盘过来设一支店，由于他们索价过高，未能成交。天津以外，我们在济南找到了一个代销店，不过这个代销店不守信用，总是拖欠书款，不能按约清账。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维持了这种关系，准备以该店为据点，在济南打开局面。在北平，我们也准备设立一个分店，已经在西单看好了一所铺面房，由于七七事变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叫我们同太原“读者书店”合作。这个书店的领导人是薄一波，经理是王俊士。1937年春季就开始酝酿此事，我们先给读者书店发去了一千多元的书刊，并应他们的要求，把知识书店的营业员曹渤派往该店工作。1937年暑假，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旋即于6月底同余卫公前往太原，7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太原关帝庙读者书店内见到薄一波同志，商谈读者书店与知识书店合作事，双方顺利达成了协议。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和老余匆忙离开太原，由正太路绕道陇海路、津浦路回津。因卢沟桥战事，京汉路的火车已不通了。读者书店后来改名为“黄河书店”，经理一直是王俊士，实际管事的是曹渤同志。1937年9、10月间，砚农去井陉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工作，途经太原时，带走了一批知识书店发给读者书店的书刊，供该处干部阅读。

除了出售进步书刊外，书店还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例如为纪念鲁迅，我们通过关系从上海找到一批鲁迅生前的相片，还从上海运来各种鲁迅的著作，在一些学校——南开大学、法商学院、觉民中学、南开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中西女中等，举行露天展览，并减价出售鲁迅的著作。这一展览颇受师生们的欢迎。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天津的“学联”甚为活跃。当时“学联”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王绶昌同志，他和我是南开中学同班，所以很熟识。于是“学联”的文件统经王绶昌同志之手，交给书店免费秘密代印。[207]不过余卫公来店之后，他就不让书店参与社会话动了。

四、尾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和余卫公由太原起程，大约在7月中旬回到天津。我们回到天津不久，老余就通知我有情况，说在法租界工部局的地下工作者通知，日本特务机关已照会法租界工部局，要查抄知识书店并抓人，而且看到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叫我赶快离津。书店开张前，向法租界工部局申请营业执照时，用的是我的名字，特务们首先要抓我是合乎情理的。我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就在天津西站乘火车去南京转上海——那时老龙头车站（即天津东站）和新车站（北站）都不通车了。我到上海时，砚农正在威海卫休养，我随即打电报给他，请他来上海相会。

我离开天津时，委托余卫公全权处理书店的事。后来我听说，老余曾把特务要查抄书店并决定关张的事告诉过笃义，找他商量。我们既然已经把书店交给共产党了，而且知道老余是地下党员，所以老余怎么说就怎么办了。据向叔保同志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书店更为敌人所注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请示地下党的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决定暂将书店撤销。后经批准，知识书店在一九三七年九月歇业。”

向文中“九月歇业”有误，歇业日期应为7月28日，即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天津的时间。下面是笃义回忆的情况：

书店关张是戏剧性的，事先准备好了卡车，把店员组织起来，一夜之间就把书架以外的所有东西运走，天亮时书店内已空空如也，只留下贴在橱窗上的一张告别读者的大字报。这样做，可以避免敌人的注意，等他们察觉时，我们已不知去向了。而贴在橱窗上的大字报却引起了来往行人的围观，以致交通阻塞，警察不得不前来维持秩序。当时日军的飞机正一面轰炸南开大学，一面飞到租界上空散传单，而群众不去注意头顶上飞舞的五颜六色的传单，却聚集在书店门前围观大字报。时间是1937年7月28日。大字报的大致内容是：由于时局的原因，货源断绝，不得不停业，等等；最后一句是：“别了诸君，祝珍重！”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和愤慨。

知识书店从开张到歇业，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理所当然地也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早在七七事变以前，就有消息说，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法租界工部局的特务，均已注意到知识书店的活动。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一开始就搞得比较红，并没有长期扎根的想法。余卫公来店后，想扭转这种局面，逐渐减弱书店的一些色彩，但已名声在外，一时很难转过弯来。即使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光里，书店已在天津等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扩大了进步力量的影响，为抗日救亡贡献了绵薄的力量。

书店结束之后，我们在革命道路上各奔前程。余卫公、向叔保二同志回到延安重新分配工作，砚农参加“冀西民训处”工作，我去八路军129师386旅搞敌军工作。解放后，老余任武汉市副市长，叔保任上海市人事局长，砚农任河北省委书记，我回到本行从事农业科研工作，这些都是后话了。

向叔保谈延安的书刊发行工作[208]

抗日战争前夕，我（即向叔保同志）由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到天津知识书店工作。那是一个进步的书店，经销全国各地的进步书刊。总经理是叶笃庄，由他出资经营知识书店。经理吴砚农，副经理易吉光。易吉光后改名为易朴，30年代初曾在上海搞过党的发行工作，和共产党员美国人伊罗生一同编辑发行过《中国论坛》（英汉对照，十六开本）。通过发行《中国论坛》的关系，易吉光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知识书店工作人员总共只有七八人，其中吴砚农、易吉光和我三人是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受中共地下河北省委领导。因易吉光同时又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故书店也受天津市委领导。知识书店曾出版过一个刊物，名叫《国际知识》，由沈志远主编，吴砚农任责任编辑，第二期开始由我负责校对（共出版三期）。书店业务由易吉光负责。当时，北方青年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热烈追求真理，渴望知识。由于该店经售进步书刊，言论公正，所以吸引和团结了北方广大知识青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书店更为敌人所注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请示地下党的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决定暂将书店撤销。后经批准，知识书店在1937年9月歇业。

知识书店停业后，组织上决定送我去延安学习，并批准我回上海偕妻子——朱振华同行，由河北省委开给秘密介绍信，先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再经林伯渠同志介绍去延安。办事处用汽车送到云阳，因当时去延安的公路被大雨冲坏，故打起背包徒步秦川八百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宋玉麟 笔录）

从一个日本俘虏到同志[209]

七七抗战开始，我在太行山做过一段敌军工作，接触过一些俘虏，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吉田太郎同志。当时我们称呼他“同志”，是因为他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8年，在薄一波、戎子和同志领导下的“决死”三纵队在沁水县西邬岭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仗，在这次战役中俘获了吉田太郎。当时他在战场上被打伤，在我们“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口号中，他用“三八式”步枪对准了自己，再用右拇指勾动扳机，企图自杀。在慌乱中，由于弹道偏斜而未致死。被俘后，我军医务人员为其医治伤口，在上药时，他趁机咬伤我医务人员。可见那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对他毒化之深。但我们并未对他进行报复，还是本着“优待俘虏”的既定政策，对他进行教育，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这样，经过几个月后，他很快懂得了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罪恶性质，他们不过是日本财阀、军阀的工具而已。他便改变了立场，勇敢而坚定地参加了我们的抗战工作。

1939年春，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开办了两期敌工训练班，主要由部队抽调学员，每期大约五六十人。课程以日语为主，也开日本问题、抗战形势、敌军工作等政治课。[210]学员毕业后，按需要分配到各处开展敌军工作。于是把已转变立场的吉田调来，和我一起讲授日语。

吉田太郎被征入伍前是大阪一家纸盒工场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他来到学校后，我每天给他讲授一小时的日本历史，说明日本为什么是军事性、封建性的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和对外军事侵略，特别是侵略中国分不开的；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日本必败，等等。每当讲完一个问题时，他总是睁大了眼睛说道：“原来如此。”“哈，我明白了！”

他来学校前，我们编了一本简易日本口语文法。他来校后，我们又合作编了一本《日语军用会话》，都油印了出来，发给每个学员一册。我讲文法，他教会话。他的汉语很差，但很用心学习。在讲课时，当不得不用汉语说明时，又是打手势，又是“大大的……”，急得满头大汗，有时还得把我找去解说。他非常认真，一丝不苟，非到学员完全弄懂之后，决不罢休。他对学员很有感情，学员对他也很亲近，可以说，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他本应吃教员的小灶，可是他经常跑到同学那里一起吃饭。那时所谓小灶，也不外是小米饭、红萝卜，有时还得吃硝盐（因敌人封锁）。但他从不叫苦，总是蹲在那里高高兴兴地吃，无论吃什么，吃完后总要说一句，“御驰走（我吃好了）！”

在下课之后，他还教同学们唱“赤旗歌”（当时日本共产党党歌）。同学们学得非常之快，而且唱得也很准确。每当全校集合开会时，会前各队总要“拉歌”，此起彼伏。而敌工班的这支日文歌最受欢迎，唱完后一定有“再来一个”的欢呼声。这时吉田总是站在队前亲自指挥，唱完之后，还要向欢呼鼓掌的全体学员和干部深深鞠躬致谢。这时他满面红光，非常得意。

当时由于校敌工班代管的还有三个日本俘虏。除了我们对这些俘虏进行教育外，也让吉田现身说法，讲说他被俘后自身转变的过程。其中有一个“军曹”（班长）表现得非常顽固，特别是当吉田向他们讲话时，这个“军曹”总是面现鄙视之色，意思是说：“你把大日本皇军的脸丢尽了！”这时吉田态度从容，针对这个“军曹”的恶劣态度，他说：“我参加反侵略战争，是光荣的，那些帮助日本军阀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才是可耻的！”

吉田离开干校后，曾在一所保育院任院长，工作得也很出色。“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他被遣送回国。凡是和吉田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纯朴、认真、吃苦耐劳、服从真理的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最近，事情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当我们这些同志碰在一起时，总要谈到吉田，“不知吉田现在怎样了！？”人们还没有忘记他！

记岳岱[211]

山西新军史料征集组向我征集史料，第一个闯入我脑际的是天津少年岳岱。我说少年，是说他还没有进入青年，或者说刚刚进入青年，年仅二十二岁（或二十一岁），就死于日本侵略军的机枪之下，时在1939年初夏。他没有惊人的事迹，也不是牺牲在著名的战役中，所以他死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死后更是湮没无闻。但是这个“小人物”，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岳岱是天津南开中学的高材生，比我低三届的同学，平时不大关心政治。可在1935年12月18日，天津各校爱国学生大游行时，他丢下书本，拍案而起了。这一天，南开中学学生自治会发动高中同学去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武装保卫华北。天津当局获悉这一消息后，一面指示铁路局不准火车进入西站，一面派官员阻挠。学生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卧轨，向当局示威。岳岱在斗争中始终站在前列，他满腔愤怒，坚定勇敢。

1936年，岳岱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次年，七七事变爆发。1939年春，当我在晋东南长治县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他时，他已是山西新军决死三纵队政治部的干事了。我很诧异：像他这样用功读书的学生，怎么没有去大后方继续读大学？我直率地提出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得先打日本鬼子，顾不上念书啦！”我注意到他是赤着脚打着一副绑腿。“怎么没穿鞋？”“部队里鞋子供应困难，得让给别人穿。我是学生，从小娇生惯养惯了，要锻炼锻炼。”他的语调是那样自然，我相信这是肺腑之言。

这次见面后不久，大约在初夏，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

当时日军九路围攻长治，决死三纵队转移后，留下一些游击小组狙击敌人。岳岱主动要求留下来“锻炼锻炼”。他毫无战斗经验，赤着脚，戴一顶大草帽，腰里别着一支打不了几颗子弹的山西造“十子连”，随着游击小组出发了。

出发的第一天，就碰上了日军。他头上那顶草帽的边沿迎风摇动，成了一个明显的目标。日军立即对着这个目标射了一梭子弹，一下子打断了他正在射击的右臂。他被送进了医务所。经诊断，须立刻截肢，可是临时找不到手术用的锯子，只得从老百姓那里借来一把普通锯，蒸煮一下，就用来做了截肢手术。岳岱终因流血过多，结束了短暂的一生。临终前，他喃喃地说：“那……支……枪……”显然，他最关心的是那支枪，决不能丢掉那支枪。在当时，部队最缺的是枪支武器啊！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战斗。他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默默地牺牲了。在抗战八年中，像这样默默牺牲的热血青年何止千万，他们正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灵魂和脊梁。

两篇文章引起的回忆[212]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我即由天津辗转到山西，于9月底参加了八路军。初至五台山县南茹村总部，随即分配到129师，先在772团（团长叶成焕），不久调到386旅（旅长陈赓），做敌工工作。当时正值忻口会战，处于日军侧后的八路军所辖的115师、120师和129师，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协同正面国民党友军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129师的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在内的正太路侧后，而所辖769团则在崞县、代县一带活动@崞县是今山西原平市的旧称，汉时所置，历代相沿。《山西通志》说此地“千万桑田总战场，百二河山尽赤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故又有“三晋之锁钥”之称。——整理者注@@，10月19日该团三营夜袭滹沱河北岸的日军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营长赵崇德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这一胜利削弱了日军的空中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忻口正面友军的防御作战。

后面附文中所记载的三次战斗，除阳明堡战斗外，其余二次我都是参加火线的。当时我的任务是用日语“火线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清理战场时搜集日军文件并加以翻译，此外就是审讯日军俘虏。不过那时日本兵很顽固，特别是“军曹”（班长），都是老兵，受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很深，不愿投降。“火线喊话”用的工具只有一个铁皮卷的喇叭筒，扩音能力不强，所以必须在火线上找一个最接近敌人的地方叫喊，这往往会引来一阵密集射来的子弹。因此，每次战斗，我都伏在最前方，看得清清楚楚，黄崖底那次战斗中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七亘村战斗是在10月底，黄崖底战斗是在11月初；我参加部队后，每日行军，要走100余里，虽然疲惫不堪，但胜利的喜悦却难以形容。

1937年11月山西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告结束，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于是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积极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牵制住了绝大部分的日本侵略军。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这样强大的力量在，国民党政府才不敢投降；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政府才得苟安于西南一隅。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段历史，也不应忘记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是惨痛的，是用3500万中国人民的鲜血写成的。只有记住昨天，才能珍惜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但我们还不够强大，还要强大再强大，否则就要受“遏制”，甚至要挨打。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真刀真枪的侵略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明目张胆了，但变相的“弱肉强食”依然在进行。唯一出路还是得把我们国家自己的事情办好，真正富强起来，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再来欺侮我们了。

后面附文，先由129师政治部审查后，油印成册，在部队散发，再由政治部送往延安，于1938年1月在《新中华报》冠以“战地通讯”连载三次。我在129师为了不连累天津的家人，改名“叶笠”，所以这篇东西就是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此外《新中华报》还发表过我的另一篇“战地速写”——《汉奸的末路》，从这两篇小文中可以看出日军的凶残和汉奸的无耻，同时还可看出，当时抗击日军的是什么人，当汉奸的又是什么人！

今天我重新发表它们，其用意就在于此。

1995年7月23日于积水潭医院

【附旧文二篇】

129师的光荣战绩

（一）129师的历史

首先我来把这师的历史简单地介绍一下吧：129师的主要基干，是过去的红四方面军，他们曾经走过两次草地，跨过许多雪山，造成历史上的奇迹。师长是刘伯承，过去红军的总参谋长，他的军事学识，不用在这里多赘了。副师长即是儿童辈都晓得的徐向前。此外旅团长都是红军的硕望，如386旅旅长陈赓等人，在这次抗战中，数次光荣的战斗，已经显示了这师的战斗力。

（二）阳明堡夜袭敌飞机场

漆黑的夜天里，一群灿烂的明星，衔枚疾走的战士们，蛇行般地向着目的地——敌人的飞机场——前进，无有声息，每人都在心头上计算：六年的愿望，今夜可要实现了，看看日本鬼子的脑袋是不是铁的——瞧着老八的手榴弹。

日本人向来是藐视“支那人”的，所以他们在飞机场的周围也没有放哨，只在场子的入口处布置了几个正在打瞌睡的卫兵，我们不从正面冲，而从羊肠般的小路绕到敌人的后方，不用说，这是出乎敌人意料以外的，会从天上降下这一营中华男儿来。机场的敌方给我们一个极好的目标，那里安置了几盏红灯，明显地告诉我们：敌人的飞机场就是明里了，上好了“顶们子”，揭开了手榴弹的盖，准备呀，准备为着今夜不留一个狗杂种，连人带飞机。轻缓地向着红灯那里跑步，摸进去，场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飞机共二十四架，分作三行排着，于是战士们分别地占据了每一架飞机，用手榴弹打它妈的头——喊声和着炸弹声，才惊醒了敌人的守卫，机关枪炒豆般地射过来了，扑扑的枪弹落在每个战士周围，我们也以一排隐蔽在飞机的身后，掩护其他弟兄们的行动，另以一部战士们，用着数架轻机关枪封锁了睡着敌人的地窖出入口，格士林被炸弹燃着了，大地照耀着如白昼，这平原的野火呀，指示出中华民族的出路，世界人类的光明，叫它继续地燃烧吧，烧断那一切被束缚的弱小民族的锁链，一切张着血口的帝国主义的顽凶！

附近来援的敌人愈来愈多，战斗也愈来愈白热化了，完全进入了白刃战，而当时我军没有白刃的利器，缺少刺刀，也缺少大刀，只凭枪托和手榴弹的铁头向着敌人肉搏。后方的民众们，迅速地募集数万大刀，送到前方来吧。

东方现出了鱼肚色，从南面爬进几个铁怪物——坦克车，蠢笨地向前行进。正在这时，我军已准备退出战斗，转向附近处所集合去了，营长不见了，百余名的战士也不见了，没有人痛哭，也没有人出声，山间小鸟的婉啭，交响着泪水的呜咽。“这是光荣地战死呀！”悲壮的声音，响彻了天空。

河的对岸的广场里，飞起来三只铁鸟，一只歪歪斜斜地冒着烟落在西面的山中。

（三）七亘村的战绩

是一个雨夜里，772团从前方送来了捷报：毙敌二百余人，马匹五六百骑，其他辎重品甚的甚多。

当时记者在离前方约三十里的一个村庄——孔氏村——住着，得到了这令人感奋的信息后，遂到距约五六里的处所旅部所在地。陈赓旅长，满脸的胡须，表现了军事调动的忙碌，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显现着愉快，紧张和严肃。从旅部记者随从了几个政治工作人员，冒雨向前线进发，引路的老百姓只在讲：“亡国奴是当不得，有你们，老百姓什么也不怕，非把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都给打死不可！”山路是那样的崎岖啊，时常听到前后的在招呼：“小心些，不要跌下去，左手是深沟！”

在中途遇到从前方回来的战士，每人都牵着一匹骡马，上面满载着胜利品。我们这一行不能不爬在山坡上，让他们通过去，因为这羊肠的山路，不能并行两个人哩！战士们带着胜利的微笑：“日本鬼子更没有用，打仗的时候，卧在马的身旁不敢动。”得来的骡马，都骨瘦如柴，一走一跛地行着。

又继续地向前进，到达了厚狼沟，这是772团团部的驻扎地，团长叶成焕一张沉着的脸，毫没有疲劳的表现，正在这里指挥各部工乎。休息片刻后，便随着团长向火线前进，路是更难走了，漆黑的夜天，也随着远远送来的鸡鸣与犬吠渐渐被大地光明吞去了。

山沟里死马，沿途的“压榨口粮”（日本的军用食粮）与枪炮弹，告诉了我们：“斗争吧，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当我们走到战场时，使我惊讶得很：是不是走到敌人的阵地来了？因为披着日本士兵的钢帽和黄呢大衣的战士们屹立在山头，巍然地像一群矗立的铜像。

在检查敌人的文件里，知道这批敌军是20师团的辎重队，共有四百余人，被毙二百余人，这群敌国的死鬼呀，究竟是谁送你们到这屠场来的呢！不过使我们感到痛心的，就是当我们检查胜利品时发现了许多国货的手榴弹，上面刻有“巩县兵工厂”字样。

（四）黄崖底之役

从昔阳城近郊之洪水庄出发，行了一宵的夜路，身上还遗留着露水的遗迹。踏进东寨的寨门，心中便渴望着小米饭和开水。休息未到一刻钟，又有出发的命令来到了，肚里还是空空的，而脚步都更加紧了，走呀，就七弯八转地走进了山沟。远方的步枪声，只有一两响，得来的谍报，知道附近已发现敌人了。不过山顶的主要据点，已为我军所占领，所以大家还是沉着地向前进。到了陈家庄后，刚才路过的三里路前的村庄——黄崖底——已为敌人占据了，人和马密集在一起。山顶上我军齐集了四五十架轻重机关枪，一齐向着敌人发射。一部分敌人蠢笨地坐在池塘边上等死，一部分则忙乱地跑到老百姓住的土窑内躲藏着。人翻了，马滚了，最后敌人派出来三支的的队伍，分作三路向着山头上的我军进攻。在最左面的山头上，埋伏着我军一班人，他们不声不响，候到敌人来近时，七八个手榴弹，打死了当先的几个敌人，其余的便溃下去了。

清脆的迫击炮声，送来了山谷的回音，更觉得响亮。土窑的周围，飞着一朵朵的白烟，池塘的绿水，也染上了殷红的血迹，遍地的人尸马体，一幅残酷的屠场图！

日暮才回到相距二十余里处的赵家庄，偿还了一昼夜的肚皮债。

午夜传来的捷报：毙敌三百余人，马四百余匹，战斗已结束。

（五）几点感想

七亘村战后的数日，该师771团在该处被敌人夜袭了，被冲得七零八落，然而在三个钟头以后，这一团的士兵官长，又重新集合于附近的处所，并给敌人以反攻，得到了一个胜利。在娘子关方面，其他的军队也建立了不少的伟绩，尤以26军（军长孙连仲）牺牲得为最壮烈，全军只余二千余人，最后仍能齐整地集合于指定地点。川军某师的一部在七亘村附近，与敌军抢夺一个山头，往来得失者数次，待战斗结束后，山头上不见一个中国兵，也不见一个日本兵，只留下一片血肉模糊的尸身，没有脑袋、失去臂膀的都是日本兵，身上有着刺刀窟窿的都是中国的战士。这些令人感奋的战迹，在历史上是有它光荣之一页的。不过纪律较差的军队，往往一溃便不能成军，在沿路上常常可以碰到官找不到兵、兵也找不到官的故事，我想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在这几次战斗中，敌人表现得非常坚决，誓死不缴枪。在七亘村的战场里，我772团的一个士兵，向着一个受了伤的日本兵缴枪，反被敌人一刺刀给刺死了。后来捉到了几个辎重兵，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缴枪。最初捉到他们时，瞅瞅地两只眼睛，怀疑着他们死的来临，面孔上浮现着生的颜容和死的恐怖。“我们不杀你们，我们所反对的是日本军阀和财阀……况且你们又是被解除武装的士兵呢！”终于开口了：“谢谢诸位先生！我是神户的铁路工人，姓新井，我们所憎恨的，也是我国的军阀和财阀，欺骗我们，送我们到贵国来送死，……整天喊着华北、满蒙是我们的生命线，究竟是谁的生命线呢！满洲事变（按即“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工人还不是那样，只有白米和酱油更加涨了价钱。出征以后，家庭的生活，便成问题了。……官长们说：支那兵狂暴极了，捉住日本兵就用青龙刀（即大刀）割鼻子、砍脑袋。今天你们这样地优待我，我知道他们又把我们欺骗了！”从这个简单的谈话里，我们要知道争取敌人的士兵是不难的。所以八路军从总政治部到团政治处，都已开辟了对敌的政治工作，其他军队，也要注意到这一点！

使我感到最伤心的，就是靠近前线的地方老百姓受到炮火的威胁，大部皆逃避了，留下来尽是一些老弱分子，我们问他东，他说西，给他讲打日本，他就说：“打仗反正是老百姓吃亏”，所以给军队行动上一个极大的困难。帮助政府，帮助军队是一件很艰若的工作！

战地已经结冰了，寒冷的天气里，战士们大都赤脚草鞋，来往奔驰；希望后方迅速地募集：（一）鞋袜手套，（三）皮袄，（三）香烟，（四）干粮（如饼干等物），（五）军用无线电，（六）手电灯。大量的募集，大量地送到前方来吧！

（《新中华报》1938年1月分三次连载，均在第3版）

汉奸的末路

当离太原只有六十里的榆次被陷落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进城就委了一批“白面儿”客充任县长、公安局长，更有反颜事仇的汉奸卖国贼企图在主子卵翼下，组织治安维持会。这会里出色的头号汉奸是晋华纱厂的董事长赵鹤年，其次是过去掌握县政大权的县长和公安局长，再其次是当地的公道团长、铁路银行经理、当铺掌柜、财政科长等七个主要基干。他们这一群有本事出卖榆次几十万人民利益的鹰犬，在日本鬼子未来之前是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土豪、买办资本家，及至日本鬼子到来之后，又摇身一变，而为以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刽子手。他们过去的罪恶和现在的暴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莫大耻辱，而且是被压迫民族在解放中一个最不光荣而又使人痛心的污点。他们的组织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做了许多使人发指的勾当，他们藉清乡为烧杀的口实，烧了城外的南关和北关，杀了六七十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农民，他们同日、朝浪人狼狈为奸，开了无数的“白面儿”馆和赌博场。他们派人下乡抢牲畜、食物，杀人越货。他们趋奉主人，不惜以最无耻的手段，把乡下的年青妇女选送进城里来供鬼子们的淫乐和狂戏。他们要想讨得鬼子们的信任：四处散布谣言，宣称游击队自卫队几支枪，不敢拿来和日本皇军对抗，日本皇军到榆次来，是榆次人民的救星，榆次人民要感谢皇军的恩德，家家悬挂日本旗，并且还要帮助皇军消灭游击队、自卫军及一切抗日分子。他们玩着种种花样，威吓利诱，挑拨离间，想利用人民的善良弱点，来进行欺骗工作。然而无论说得怎样的巧妙，事实胜于雄辩，人民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早已揭穿了他们卖国的真面目。不再上其狗当了！在他们举行维持会成立的当儿，榆次的爱国同胞抓住这一个千载不易得的机会，马上就给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游击部队通风报信。英勇的游击队长，率领了三十几名游击战士和八十几名人民自卫军，在进行会议的晚上，突然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夜袭，汉奸都变成了釜底游鱼，连虾兵蟹将一个也不曾漏网。最使人痛恨的这一批混蛋家伙，在被捕捉的时候，想拿钱买命，那一位姓赵的头号汉奸，愿意出六万块钱，再三向游击队磕头告饶！但是打错了主意，游击队是不爱钱的，要想今日活着，只有悔不当初啊！

（《新中华报》1938年1月25日）

我最难忘的宋尔廉[213]

有难忘的人，总有难忘的事，难忘的事总是和难忘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想起相交60余载的宋尔廉，不禁勾起一些难忘的往事。

宋尔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任县长、中学校长、专员等重要职务。建国后，他历任有色金属工业系统的局长、厅长以及国家物资总局副局长等领导职务，为我国有色金属冶金工业和物资流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任劳任怨、呕心呖血的人，在“文革”中也受迫害、被审查，停止工作竟达12年之久！

1934年，我去日本留学，一个雪夜，静寂无声，我坐在“榻榻米”上一个燃烧着木炭的“火钵”旁，情绪万千，思乡心切。我想起了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尔廉，于是给他写了如下的几句话：

我爱祖国，

我爱人民，

我爱母亲，

我爱辣子，

我爱你。

“辣子”就是12年后和我结婚的艺术家孙竦，那时她是我正在热恋的女神。我把尔廉和祖国、人民、母亲、“辣子”并列，可见他在我心中的分量了。这种情谊历时60余载，未曾稍衰。

我们是1928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相识的。我在班上最要好的两个同学，一个尔廉，一个金大勋（后来成为著名的营养学家）。尔廉那强壮的身体，憨厚的面貌，木讷的言语，以及带有鼻音的天津口音，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我们的家相距不远，每逢星期日，总在一起玩，参加的还有我的几个弟兄和他的弟弟尔纯，可以说是通家之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们正在读高一。那时痛感国家贫弱，受日寇欺凌，尤其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更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愤恨。此后，我们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参加党领导的“读书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1933年他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献身于革命。他站在南开中学校门口为“铁的十万红军”募捐；他在位于法租界繁华地区的劝业场楼上向大街上撒反蒋抗日的传单；在诸多革命工作中表现得非常坚决而勇敢。这时我不仅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些共产党的文件，而且他那忘我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1936年3月，日本学校放春假，我趁机返回天津。到后第三天，即去北平找尔廉。当时我在东京参加了“社联”组织的读书会、“中华留日剧人协会”等左翼团体，它们的负责人希望我去北平了解一下“一二·九运动”的情况以及国内的政治形势。尔廉向我介绍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和群众要求抗日的高涨情绪，等等。由此，我的思想认识开朗多了。他又带我参加了“三·三一”抬棺游行，因为有一个叫郭清的学生瘐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游行队伍在南池子被警察打散了，我随着几个学生跑进了附近的一所民宅内，主妇热情地把我们藏在一间小屋内。不久，警察来到院中高喊：“有没有藏着学生？”主妇以肯定的语调回答，“一个也没有！”警察并没有认真地搜查，扭头便走了。那时同情学生的国民党警察不在少数，他们也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他们的搜查只是摆摆样子，以便交差。不久我又回到东京，我把在北平听到的和看到的情形在几次中国留学生的座谈会上做了报告。

1937年七七事变前不久，我由东京回到天津。抗战爆发之后，我辗转来到开封，准备从那里找关系去山西参加八路军。大约9月间，尔廉由济南去山西参加抗战，途经开封时，他特为看我，在开封住了一天。当我们在火车站握手告别后，火车缓缓离开月台，我望着吐白气的火车已经走远，还木然立在那里。何时再相会，还能不能再相会，在那国破家亡、兵荒马乱的岁月，实难预卜，一缕惆怅的感情不禁油然而生。

不久，我由河南地下党介绍，去山西参加八路军，被分到129师敌军工作部，当时，师部在辽县[214]。有一天勤务员忽然叫我去接电话，电话就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同志的住室内，原来是尔廉打来的，当时他在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工作，住地是河北省井陉拐儿镇。这大约是1937年10月底的事情，太行山上已经很冷了，他在电话中非常风趣地问我说：“我们这里冷得很呀，恨不得把披在菩萨身上的衣服剥下来披在自己的身上！”他在电话里讲个没完，宋任穷同志在一旁着急了，他催促我说：“没有要紧的事，别再瞎聊啦，干电池紧张呀！”那时军用电话是以干电池为能源的，本来军用电话绝对不准私人使用，允许我和尔廉通电话，可见当时八路军对知识分子的优待了。以后，我就下到386旅772团，从事火线日语喊话、审问俘虏、翻译缴获的日文资料等工作。天天行军，和尔廉再没有机会联系了。

一直到1946年4月，我代表民盟华北总支部去华北解放区联系工作，在邯郸我从杨秀峰那里打听到尔廉在邢台主管一所学校，我从邯郸返回北平途经邢台时，天色已晚，连脸都顾不上洗，就去找他。八九年不见面了，见面伊始，相视良久，反而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晚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一直聊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我还要赶路，他抽空带我去看尚未和他结婚的李纪章，叫我给他“参谋参谋”。他还托我回去后动员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尔潜去解放区工作，我到北平后很快就去天津把这个口信捎给了尔潜，并告诉他去解放区的路线和应注意的事情。

我们这次见面后，不久，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1947年，尔廉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六安地区任工委书记兼县长，年底到皖西二分区任专员。他在六安地区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只用三五天时间就为主力部队解决了棉衣问题，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为牵制敌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他受命开辟巢无新区（巢湖、无为新区），九死一生，坚持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北平解放后，尔廉第一次来时，我们就见面了。我们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在眼前，欢欣鼓舞的心情不言可知。我们曾先后三次一起访问天津，这时我们已各自建立了家庭，婚姻幸福，都有了孩子，国事家事一派兴旺景象，真是生活充满了希望和快乐。不料在1957年的那场“反右”风暴中，我被划为“极右分子”，195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1962年被“认定”为“美国特务”，判刑劳改，此后当然就同尔廉断绝来往了。可是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小海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每次填表，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内，一直填写着我和我的四哥笃信，此外再没有填写别人，就连我劳改时，他也是这样填写的。而笃信的成分在解放后被划为“资产阶级接班人”（有无这样的成分不得而知，而当时他在街道上确是这样被划的），尔廉是知道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尔廉的为人，在那株连盛行的岁月里，就连妻子儿女都要划清界限，谁还敢公开承认已判刑的“美国特务”和“资产阶级接班人”是主要的社会关系呢！但尔廉这样做了，这说明他不向组织隐瞒任何事实，绝对忠诚；同时也说明他实事求是，无私无虑。

文化大革命折腾起来了，我正在狱中。“文革”前几乎没有向我“外调”材料的，“文革”开始后慢慢多起来了，而且“外调”的对象都是共产党的负责干部，尔廉就是其中的一个。对尔廉的调查一共有三次，两次是书面的，一次是1967年在秦城监狱的审讯室进行的。这次与其说是调查，莫如说是审问，一共来了5个人，其势汹汹，一开始就要我交代和宋尔廉的“反革命关系”。他们说：“你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几十年以前你给他的信，他都保存着。你们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搞阴谋。”无论他们怎样吼叫，我是交代不出“反革命”的关系的。这时一个人拿出一张信纸并且对我说：“你不老实交代，我给你‘点’一件事吧。你在给他的一封信中用过《珠帘寨》的戏词，这是你们的暗语，你交代吧！”我想起来了，我给他写过：“你不要‘三杯酒入了肚，把大事忘了’。”这下子他们好像抓住了要害：“这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大事？”我告诉他们，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在北京见面时，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喝了许多酒。他回长沙以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醒他，不要喝多了酒而耽误“大事”，所谓“大事”指的就是他指挥恢复钨矿生产的大事。接着他们就抓主题了，“你知道宋尔廉是叛徒吗？”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既然知道，何必再来问我！”不过我告诉他们：“我确实知道1932年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过，很快就放出来了，是他爸爸花了500银元赎出来的。他没有出卖过人，如果他干过这种事，当时大家很快就会知道的。”他们没有从我的身上榨出什么油水，于是把桌子拍得山响，高声吼叫，但我知道他们仅仅是外调人员，无权把我怎么样，只是吓唬吓唬而已。

1978年我获“平反”后回到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但由于彼此业务不同，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有时通通电话，也通过几封信。他最后给我的一封长信是1994年9月20日写的，内容是对已去世多年的笃信的怀念和评价，这恐怕是他最后写的东西了。9月底我们还商量过一起去天津参加南开中学90周年校庆，10月初他告诉我，因为身体不好，不想去了，流露出很失望的感情。10月间我因病住院，不久家人告诉我，尔廉得了晚期肺癌，已报病危。这太突然了，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顿时血压升到200毫米汞柱以上。1994年11月12日他便与世长辞了，我本应参加他的遗体告别，最后再见一次这位挚友，但我没有去，我不愿看到他直挺挺地躺在灵床上，我愿他那憨厚质朴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宋尔廉致叶笃庄的最后一封信[215]

笃庄：

你发起给陈澄四嫂筹集生活基金一事，我双手赞成，并要尽我一份心意。

四老太（四哥）对我的关系非同一般。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知己朋友已经不容易，而四老太同我可说超过知己之交，用古人的话说可以算得“刎颈之交”。

他有正义感，他热爱祖国，他维护民族尊严，他向往革命，他支待一切进步活动，他为人正派，刚正不阿，他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他的高尚品质、作风，博得了朋友们的敬佩。这也是我们友情的基础。

仅就我所知，有以下事实。

他为了结交正派、进步的青年朋友，毅然离开天津老家搬到北京来住，用他当时的话说是不愿同那些酒肉朋友来往。他在京时同我，同尔纯经常来往，并结识了一班进步青年，像陆平、李鸿年、辛毓庄等人。六十年代他来京去看望陆平时，陆平还记得他叫四老太。在京时还帮我解决了一个特殊的困难，使我终生难忘。“七七”事变后，他帮助郭力买船票，筹路费送她到抗日前线去。据王老虎讲，日寇占领天津后，天津地区的领导人黄华同志等，在四老太家开过重要的会，这是他掩护革命的行动。因我同尔纯出外抗日，四老太不避危险，经常到我家去照顾，并托人向根据地给我带钱，钱被那人花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四老太个人只字没有向我谈过，后来是听我五嫂说的，托人带钱的事也是一次偶然机会得知的。

日伪统治天津时代，四老太坚决不为敌伪做事，靠着过去的一点积蓄生活。敌人统治达八年之久，许多儿时朋友为敌作伥，认贼作父，或发国难财的，四老太宁肯过着清贫生活不屑于向敌折腰失节，足见其高风亮节，更是后辈儿孙的楷模。

四嫂陈澄同志，与四老太志同道合，同生死共患难，困难时期相濡以沫，十分难能可贵。对她晚年，自当力所能及地给以照顾。

四老太的优良品质、作风也是你叶家的优良家风，你向子侄辈筹集资金时也要把他们四伯父的光辉形象树起来，使他们得到精神鼓舞与营养。

接你电话后，想起四老太，总觉得过去对他从友情上认识得多，从政治上分析得少。他同情革命，支持抗日，冒着极大的危险做到一些他力所能及的事，实际是非常勇敢的，也是一般常人所办不到的。他因患肺病不能直接参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在他内心是极不平静的，时有内疚之感。我在根据地接过他的信，以及后来接触中都流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虽然可谓默默无闻的一生，却是完美无瑕的一生，不亏是你们叶家优秀儿女，也是祖国的好儿子！

我老觉得对四老太夫妇照顾不够，这次有机会可以要我略表我对他们友爱之情。筹款时，一定告诉我。

不多说了。

祝好！

尔廉

1994年9月20日

美国作家约翰·赫西在中国[216]

约翰·赫西（John Hersey）是美国著名作家，曾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现为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1946年夏我在北平初次和他结识，1981年他应对外文委的邀请来我国访问，我又在秋高气爽的北京会见了这位老友。虽然阔别多年，但由于事先知道这次会见，所以从他那瘦瘦的高个儿、深邃的眼光中，还能依稀回忆出他当年的容貌，而斑斑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却无法隐藏他的和我的已经一去不复返的韶华。我们不约而同地慨叹：“三十五年一瞬间！”

一

1914年，赫西出生在天津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里。他父亲在美国一个大学毕业后，于1905年来到天津，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直干了二十年。有一次，这位传教士坐着骡拉的轿车去灾区赈灾，传染了脑炎，后来得了震颤性麻痹后遗症，于1925年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离开天津回到美国。他的母亲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文，现任天津图书馆馆长黄钰生（子坚）老先生就是她的学生，这时周恩来总理也在这个学校读书，从年级来推算，总理也可能跟她学过英文。当赫西这次在天津听到这个掌故后，非常激动，因为周总理是他最崇拜的伟大人物之一。赫西写过他父亲“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他父亲的中文名字叫“韩慕儒”，那时西洋人总把儒家——孔孟之道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所以或可把这个名字解释为“姓韩的敬慕中国的文化”。赫西本人也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叫“韩约翰”。

1925年，十一岁的小赫西回到美国后，经过小学、中学，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耶鲁大学是私立的，收费很高，除了奖学金外，他还得操多种副业，如当堂倌、洗刷餐具的工人、电工助手、救生员和家庭教师等，赚钱补充学费。大学毕业后，他做过私人秘书、汽车司机、家务总管等。1937年开始笔墨生涯，当过编辑、新闻记者和作家，在第二次大战中参加过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由于在瓜达卡纳尔（Guadalcanal）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英勇地运送伤员而获得了美国海军部的嘉奖。1943年参加西西里战役，以此为背景，1944年写了《亚丹诺之钟》，一举而成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在《亚丹诺之钟》这部小说里，他描写了意大利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法西斯斗争，说明人民的伟大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这部书曾被译成中文。1946年夏，他在北平访问后，即去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采访，当时他曾约我同去，因为我在日本读过书，懂一点日文，但当时我有别的事，没有和他同去。我记得我曾收到过他从广岛来的一封信。在后来写的一部名为《广岛》（Hiroshima）的小说里，他首先揭露了原子弹残害的惨景。透过真人真事，作者以其特有的细腻笔调描述了这场人间悲剧从序幕到结尾的全过程，这是一部非常动人心弦的报告文学作品。1946年8月31日出版的《纽约人》（The NewYorker）以全期的篇幅刊登了这部作品，当天就卖出三十万份，之后有一百多家美国报刊转载，广播电台也曾连续广播四天。作为单行本出版后，销路很广，至今不衰。在国外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当年也有中文译本，可惜中文译本印数很少，现在已成为很难找到的“海内孤本”了。

赫西只写过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名为《一块孤独的卵石》（A Single Pebble），是在1956年出版的。在这部小说中，他写了善良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他写了一位在长江考察水利资源的青年美国工程师，他还生动地描写了长江的壮丽景色。当年的“老卵石”（小说中纤夫头的绰号，在一次排险救船中落水身亡）沉在江底已无影无踪，而雄伟的葛洲大坝却腾空而起，当赫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激动地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人民终于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建成了葛洲大坝！”此外，他还写过二十部小说，如《好战者》、《无边无际》、《我请求更大的空间》、《小孩的买主》、《总统面貌》等。这些小说还没有中文译本。目前赫西正在写第二十一部小说。这是部关于一位美国牧师在中国（1905—1950）的传记小说，主人公主要是以他父亲作为模特的。

回国后，赫西念念不忘在幼年哺育过他的“故乡”。这次《天津日报》发表了一篇访问他的文章，最初拟的标题是《可爱的天津——我的第二故乡》，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要求把“第二故乡”改为“第一故乡”，他说，“这是因为我生在天津，我像天津人那样热爱天津”。

1939年，他第一次以新闻记者身份返回天津，看到他的故乡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禁不住热泪难掩。1946年日寇投降后，赫西作为《生活》杂志的记者第二次返回天津。可是日本人跑了，国民党来了，他看到天津人民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苦闷忧虑，郁郁不欢。

解放以后，由于美国封锁新中国，中美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逐渐好转以后，他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写道：“从七十年代初，思乡之情就强烈地袭击着我，我怀念童年时代的故居，房前的院子，马路对面的体育场，小小的美国学校——我的母校，还有夏天我常去的那闪闪发光的北戴河海岸。”在一次又一次地申请签证之后，终于在1981年又重来中国，访问他的故乡。

二

1946年赫西回到天津匆匆一看之后，就回到军调部所在地北平。那时美帝正用它的飞机、军舰把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北、东北，也运到他的故乡天津，他们一面假调停，一面帮助国民党备战打共产党。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过：“如果没有美国飞机、军舰的帮助，国民党是没有本钱打内战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应该过和平日子了！”在这期间他在通县张家湾村采访了两周，然后又去张家口解放区进行了正式访问。当一些外国新闻记者戴着有色眼镜大骂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对解放区的情况作了公正的报导。

1981年他来北京后，先后两次去张家湾村访问，他曾这样写道：

一九四六年我来张家湾村访问时，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条土路上，路的两旁没有一棵树；现在这里是一条混凝土的公路，成行的树木整齐地排列在公路的两侧。原来的路线很难找到了。我们几次停下车来打听方向。最后在一处又停下来，向来往的行人问路，于是一位骑自行车的过路人把我认出来了，这使我大吃一惊。

我这次来到张家湾村后，村里每一位上年纪的人几乎都认识我。刘木匠是老相识，把我带到他的家中，我送给他的那把锁依然锁着一只柜子。一位年长的村民向我说：“呵！三十五年一晃儿就过去了！”我们边吃刚从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摘下来的鲜枣，边叙家常。以前那位村长的儿子一见面就把我认出来了，“这不是老韩吗？！”当时他只十来岁，现在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三十五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我的名字。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父亲在病重的时候还常常念叨我的名字。

一九四六年这个村庄只有二十八户，一百四十九人。房屋都是用泥和草盖成的。村子周围是一些小块玉米地，其间散布着一些坟丘。在春季用毛驴拉犁耕地，有的还是人拉犁。各家都是自顾自。院子内空无所有，室内仅有的是一个炕、破被子，一个柜子，一两个木凳，如此而已。迷信盛行，搅起了各种恐惧。粪便是唯一的肥料。只有一所初级小学，还是和附近的小高楼村合办的，来上学的也不过二十个孩子而已。

解放后，那里的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什么顾虑了。解放前国民党晚上来抓兵，还闹土匪。村里的年轻人在夜晚得站岗放哨，现在可以安稳地睡大觉了。张村长的儿子说：“现在吃穿都不愁了，解放前，一年最多吃上三个月的小麦，现在可以吃上六个多月了。”那时他们家只有两间半房，现在有九间了。过去全村没有一辆自行车，现在只他一家就有五辆。他的一个小儿子刚结婚，我看了一下他的新房，其中摆满了新家具：有衣柜，一个方桌，四把椅子，墙上挂满了画。在衣柜上放着两只新手表，还有插着绢花的花瓶。在一九四六年，这些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张家湾村现有五十户，人口已超出二百人以上。在旧村子的旁边兴起了一个新村落，全部是砖瓦房。现在使用化学肥料，管道灌溉，我还看见正在耕地的拖拉机。每亩产量已达到九百斤，而过去的最高产量也不过二百斤。

我还记得那时有一位老妇女得了重病，躺在炕上，费了很多事才找到一个医生给她针灸。现时大队设立了一个卫生所，有四个医生，只要花三分钱的挂号费就可得到治疗，服用中药或西药都可以。妇女免费保健，流产减少了，婴儿死亡率降低了。

最后，赫西意味深长地写道：“张家湾村的生活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哪里有十全十美的生活呢？这不过是一个小康的村庄，劳动还是沉重而艰苦的。人类生活的本质就在于如何理解它，正如老张对事物的理解那样，‘我们好像通过地上的大门进入了天堂。’”

赫西不仅从通县，而且也从天津的今昔对比，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变。

关于张家湾村解放前后的对比，他写了一篇文章，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本已接受发表，并预付了稿费。可是后来这个杂志又要改动这篇文章，说要把它改得“感情”淡一些，赫西认为：“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友好气氛弄得少一些。”他一怒之下，退还了预支的稿费，撤回了原稿。他说：“现在我还不能肯定是否可以在别处发表，但我还要试试看。我恐怕我们所谓的‘老帽子’（反动的一套）现在又来了。”美国真的有“出版自由”吗？！

三

1981年秋，赫西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天津。半个世纪以来，旧中国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彻底解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知道，他是在帝国主义的租界地上长大的。在《故乡行》那篇文章里，他把镜头向后拉到英法联军攻占天津以及此后在天津瓜分八国租界的经过。在这笔血泪账里，他没有忘记给他自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记上一笔。在攻占大沽口的战役中，一艘名叫“泡哈坦”（Powhatun）的美国铁甲舰在J. 塔特纳尔（Tattnall）准将的指挥下参加了对中国的战斗，当时美国是中立国，但塔特纳尔发出号令说：“血浓于水，叫中立见鬼去吧！”他接着写道：“1900年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真正瓜分天津的把戏开始了。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纷纷来此建立国中之国，法国、日本、德国、英国都扩大了自己的租界地。美国也占了一小块租界地，后来赠给了英国。每一块租界地都强烈地显示着占领国的特点——包括建筑、语言、法律体制、上下水道设置、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以及服装。”他说，他就是“在这样一座怪诞的城市里长大的”！

今天在赫西的故居里，住着七户人家。当他在一个星期日逐户访问了这七家并同他们毫无拘束地进行了谈话之后，在外表上曾使他感到心碎的这所房屋，其“内容”却使他的心情为之一变，马上感到无比亲切而轻松愉快了。“进院后，首先发现那间贴着封条的临建棚已经被拆掉了，砖头整整齐齐地堆在墙边。”跟着遇到一位从屋里走到院中的老大娘，赫西走上前去，用中文结结巴巴地说明他五十多年前住在这里，并且是在这房子里出生的。当她理解了赫西说的是什么之后，老大娘又惊又喜，用那双现在看起来仍然保持着稚气而美丽的老眼，盯着赫西看了一会儿，连忙把客让进二楼她家的住室。当她的因公伤在家休养的儿子端来茶之后，老大娘便操着亲切的天津口音说：“嗳呀！你就搬来住吧，这儿过去是你的家，现在还是你的家，可别住旅馆啦！”在谈话过程中老大娘一再诚挚地邀赫西去住，他写道：“这样友好的态度，感动得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曾设想过回到我童年时代的家后可能发生种种奇怪的情况，但决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他访问的这七户人家中，有工程师、体育工作者、保卫干部、工商和税务管理人员、工人、教师、保育员和大学生。当他们知道赫西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十一个寒暑的美好童年时，每一个人都非常热情地招待他，毫无拘束地和他谈话，留他吃饭，邀他改日再来。这种热情，正如他自己写的：“使我一下子感到就像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了！”每家桌、椅、床、柜各种家具不但齐全，而且新颖美观；大部分家庭都有电视机、洗衣机、收音机、缝纫机。大部分人都可享受公费医疗，房租水电非常便宜而且还有国家补贴，其中一家就有四辆自行车……这一切把老赫西从五十六年前的旧天津拉回到今天的新天津。他写道：“这座住着七户人家的小楼，就是中国新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里我看到了天津的巨变，中国的巨变。”这个缩影又使这位看过几代天津的老人不尽感慨系之，他写道：“过去这里住的都是外国人和少数豪富的华人，而现在这里住的都是普通中国人。我深深感到中国真正属于中国人民了！作为在中国出生的人，我也为此感到自豪！”

四

赫西在天津访问了天津副市长王光英，会见了天津的文艺界人士，看望了当年在基督教青年会和他父亲共过事的几位老人——都已是八十岁左右了。他还访问了天津宗教界人士以及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后代，张伯苓和他父亲有过深厚的友谊。他还几次到基督教青年会东马路旧址，现在的少年宫怀旧。青年会楼下原设一家理发店，现已扩大了一倍，小赫西当年常在那里理发，然后去楼上看无声电影，这是他星期日最快活的享受，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此外他还在“维斯礼拜堂”“参观”了礼拜。他不信教，也从来不去教堂，他在那里看到一些青年人做礼拜，对此感到不解。他在历史博物馆中看到八国联军的鬼子兵斫杀跪在地上的中国人脑袋的照片，使他感到愤怒。他在“狗不理”吃包子，在小公园里晒太阳，自由自在地游览天津市容。最后参观了设在南开中学的周总理纪念室，他母亲曾在这个教室里教过中国学生学英文。

天津饭店原名利顺德饭店，过去是专门给洋人服务的。它的对面有一个小公园，于1887年在一片烟火和贺辞中落成。它的建立是为了纪念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五十周年，所以它又叫“维多利亚公园”。那时自然只有洋人可以进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赫西写道：

今天这个公园比以前美多了，那时这里是光秃秃的，如今多了不少槐树和法国梧桐，沿着花园小径设立了五彩缤纷的花坛，月季花、金菊、一品红、鸡冠花争奇斗艳。在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前，两个小伙子拉开架式对阵，他们在争当世界级选手。滑梯前有一队幼儿园的孩子排列在那里，顺序玩滑梯，他们的衣着都很漂亮。以前那个凉亭还在，修缮得很好……在这个拥挤的小花园里，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回到家中的感觉。

在童年时代，赫西每天沿着墙子河去“美国学校”上课，他写道：“在那些宁静的清晨，我常常是这片景色的唯一人物。”这条墙子河原是蒙古将军僧格林沁下令挖的，为的是抵御英法联军入侵天津。1939年和1946年赫西两次来天津时，这条小水沟依然像几十年前那样散发着臭气；而1981年他再度来这里访旧时，他却看到“那里变成了平坦大道，成千上万辆自行车和来往不断的公共汽车在上面疾驰”。

在变化中他也看到没有变的一面。他曾对天津一位新闻记者说：“但是，中国还有许多东西毫无变化，那就是中国的传统。”他举例说：“比如中国人很讲礼貌，很尊敬老人。我看到老人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关怀。他们在家中占有权威性的重要地位。我也是个老头儿，对此十分敏感。……我去看望我父亲的一位老友，他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但当我告别的时候，他坚持要从四层楼上走下来送我到门口，看着我坐上车后，他才回去再艰难地爬上那四层楼。这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高贵质量。”于是他写道：“我似乎漫步在一种永恒不变的气氛中。这里变了，又好像没有变。我开始觉察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地地道道中国式的。在每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里都渗透着你所熟悉的东西。”

在秋日阳光下，赫西独自一人在大沽路上信步徘徊。他不禁陷入深思，在他耳边隐隐约约地响起了小提琴的谱调，记忆中于是出现了一个七岁的小赫西，手里提着装在黑色盒中的小提琴，迈着赶钟点的脚步，去一位俄国音乐家那里学拉琴。后来他成了一个小提琴迷。这段音乐经历使在大沽路上漫步的老赫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音乐把他童年的景象清晰地再现在眼前。天津是他可爱的故乡，但不久他就得离开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再来看望这可爱的故乡呢？老赫感到惆怅。

赫西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孙辈二人，一男一女。他的两个儿子将于今年秋季结婚。他说，他已“沉浸在做祖父的快乐之中”，我热切期望他在1984年6月17日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到天津新华路故居寻“根”，并在那里欢度七十大寿。

回忆北平解放前党盟关系二三事[217]

我是1944年在昆明由周新民、辛志超介绍参加民盟的。参加后不久，就主编民盟的外围刊物《人民周报》，周新民是编委会主任。

1945年日本投降，同年12月我回到北平。1946年初民盟北平临工会成立，曾昭抡是主委，我是委员，目前在世的临工会委员还有沈一帆和张光年（即光未然，《黄河大合唱》作者）。从日本投降到北平解放。在北平，党盟关系非常密切，真正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现举出几件具体的事情来说明这种关系。

一、1946年初，军调部中共方面负责人叶剑英、徐冰到北平后，即由民盟的人在盟员牟揆中家（灯市口东口的一条胡同内）邀请北平各界的有影响的人士聚餐，介绍叶、徐和大家见面。叶剑英讲话，指出得到美国政府数十亿美元战略物资援助的蒋介石并未放弃其独裁与消灭共产党的野心，国民党军队正在挑起内战，侵占解放区城市。共产党是坚决主张和平民主的，但国民党要打，共产党也奉陪到底。和平民主，还有待大家团结起来，进一步争取。当时在北平，许多人在旧政协公开之后，普遍有“太平”思想，甚至认为蒋介石会放下屠刀，叶剑英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擦亮了这些人的眼睛。

二、1946年初，军调部三方负责人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来北平。北平民盟给马歇尔递交了一份呼吁书，呼吁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给国民党运兵，以制止中国的内战。这份呼吁书是由曾昭抡和我起草的，由我协助当时在北平的美国进步作家裴克（G.Peck）译成英文后交出。同时周恩来于百忙中在一个夜晚邀请少数民主人士谈话（在景山东大街叶剑英住宅），讲当前的形势，出席的主要是民盟方面的人。

三、1946年10月，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下令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拉拢民主党派参加，孤立共产党。民盟坚决与中共站在一起，进行抵制，并把参加的民社党、青年党从民盟清洗出去。北平民盟坚决拥护民盟中央的这一正确决定，并认真执行。

四、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前所未有、举世罕见的程度，产业凋蔽，民不聊生。于是在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反迫害”的群众运动。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国统区开辟了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北平民盟在这次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1917年初，军调部中共方面的人员撤回解放区。撤退前，叶剑英在民盟盟员吴昱恒的住宅内与北平各界民主人士会面，谈当前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的情况，等等，并且最后十分有信心地向大家说：“不久我们就会再见面的。”我记得那天一共摆了三桌饭，出席的人大部分是民盟的，此外，徐悲鸿、王之相、许德珩等民主人士也到会了。这次集会是由民盟北平市支部委员沈一帆一手操办的。

六、除了上述一些大事外，再说几桩小事，从中也可看出当时党盟关系是何等密切。例如：1946年9月间，冯文彬以上海某洋行经理的身份偕同一位戴眼镜、穿旗袍的女士来北平，到了之后即持龚澎的介绍信，找到我给他们安排住处。我把他们安排在最保险的前门“中国旅行社”住下之后，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北京饭店把冯的信送给徐冰。此后，冯、徐见面都是通过我事先约会，然后在我的东单洋溢胡同住宅内见面。一直到冯离开北平，去张家口解放区前，都是如此。

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沈秉权在北平搞地下电台工作，这期间我帮助他换黄金（都是一些多年不见、成色不一的各种旧式首饰，一看就知道来路有问题，所以非找十分可靠的人兑换不可，否则被国民党发现，是十分危险的），筹划经费。此外，他还托我给一位从解放区来北平工作的人安排掩护身份，我介绍这个人去华北大学当一名只交学费、不上课的学生。

1947年徐冰回解放区前，把一部大功率的收音机交给沈一帆保存，意在让老沈可以清晰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解放后，这部收音机交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

民盟盟员对护校护场、迎接北平解放，也做过一些工作。例如：解放前“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是全国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有一流的仪器设备，有数千亩良好的试验田，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更有专业齐全的庞大科研队伍。保住这个农业科研机构不受破坏或不受损失，对解放后我国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必将有一定的作用。从1948年初开始，民盟就对该场场长戴松恩不断地进行工作，参与这件事的有盟员姜秉权、冯兆林、陈鼎文和我。可以说，这个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没有流失一个科研人员，没有损失一件仪器，没有毁掉一个作物良种的原始材料。解放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乃至中国农业科学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87年戴松恩去世后，中国农业科学院给他写的“生平”中高度评价了他对农业科研事业的贡献，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解放前夕，他担任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的帮助下，他拒绝了飞离北平，保住了实验场并很快地恢复了正常工作。”

以上所述，只是北平民盟所做的二三事，当然不止于此，但没有必要说得更多。

旧政协闭幕之后不久，蒋介石便背弃了他的诺言，大举进攻解放区，全面发动内战。在国统区，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统治，镇压民主力量。在昆明暗杀了民盟的李公朴、闻一多，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杜斌丞，1947年10月更宣布民盟为“非法”。事实是严酷的，不打倒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就不可能有—个独立的、民主的、富强的新中国。多年的切身经验使我们得出了一个唯一的结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出路。

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218]

——记19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
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

一、前记

由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生物学、农业”一栏内，共选录了从1868年到1912年间降生的15位这一界别的代表人物，研究遗传学的只列入二人：一为谈家桢，一为李景均。李景均在遗传学方面造诣极深、贡献颇大，享有世界声誉，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当之无愧的带头人之一。像这样一位学术界的权威人物，为何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于1950年3月初伤心地离开他所钟爱的祖国，离开他立志为之献身的事业，挈妇携雏别离北京，出走国外呢？这要从1950年代初在国内轰动整个学术界的生物学大倒退——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打压摩尔根遗传学谈起。

米丘林（1855—1935），是前苏联果树栽培育种家，一生育成了300多个果树新品种。在米丘林生前，并没有所谓“米丘林学说”。“米丘林学说”是在他死后，由李森科所“创造”的，其内容大多是根据一些哲学概念演绎出来的，很少有实验事实的根据。及至1948年7月31日，苏联召开了将近千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会议持续到8月7日。在这次会议上，院长李森科作了长篇报告《论生物科学现状》，事前给会议定了调子。他在报告中称门德尔、魏斯曼、摩尔根为“现代反动实验遗传学鼻祖”，给他们的学说扣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三顶帽子。同时宣称“米丘林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科学的生物学的基础”，“米丘林方向是唯一的科学方向”。

李森科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声称，“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和批准了我们的报告”，这就定下了他的报告的权威性。

由于斯大林的直接过问和对李森科的全面支持，会议通过了李森科的报告，并作出了决议，决议写道：“在生物学中已划出两条正面对立的路线，一条是进步的、唯物主义的米丘林路线，另一条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魏斯曼（门德尔、摩尔根）路线”，这就否定了众所公认的科学统一性。李森科还兴高采烈地说，“这次会议”是“苏维埃生物学”对“门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全面胜利的会议”，是“最后粉碎资产阶级形式遗传学的会议”，是“生物科学的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这样，强行把农业科学和遗传学划为政治上和哲学上的两条对立的路线，就为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科学事务、从而否定科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律性，建立了合法根据。

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实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既然1948年在苏联的“苏维埃生物学”对“门德尔、摩尔根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就必须念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那本经，进行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改造。

1952年10月至1953年2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举办了由全国各地选派的农业科技人员一千多人参加的大规模“米丘林农业植物选种及良种繁育讲习班”，聘请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和杜伯罗维娜讲课，传授“米丘林学说”的真经，同时“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伪科学观点在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中间遗留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检查和批判”。可笑而可悲的是，1953年，年仅25岁的沃森（J. D. Watson）和37岁的克里克（F. Crick）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双螺旋分子结构（DNA），而我们还在学习李森科的否定基因存在的观点。“米丘林学说”这场风波在我国一直持续到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虽说从那时起，实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但由于不正确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一方针在农业科学界和遗传学界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而是经历了多次反复和曲折，给我国农业科学和遗传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难怪1986年谈家桢教授颇有感慨地指出：“由于受李森科的影响，三十年来我国在遗传学研究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很多时间被白白耽误了，没有做工作，最近一些年做了些工作，但主要也是跟在别人后面跑，更多的还是在补课。”

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数学人抵挡不住横逆之来的时候，唯有二人能够顶住政治批判的压力，敢于公开地、明确地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说，拒不接受“米丘林学说”，那就是“南谈北李”（指谈家桢、李景均）。李景均因此被迫去国，他的出走，引起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严重关切，而使我国的一些遗传学家和农学家免遭苏联同行们那样的厄运——丢掉饭碗，放逐西伯利亚、投入监狱，甚至像瓦维洛夫那样举世闻名的大学者也病死狱中。因此，评述这段历史，就不能不谈李景均，即从一个人看一段历史，从微观到宏观，这就是我要写的上篇。在下篇，我将写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以及应该从其中汲取哪些教训，即从这段历史看我国一些遗传学家和农学家的遭遇，从宏观到微观，其目的即在于“温故知新，以史为鉴”。正当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判的时候，李景均于1951年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之后，三十年来一直活跃在遗传学领域内，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卓越贡献。一此一彼，两相对照，能不让我们反省和深思吗？

回首往事，我曾在这场风波中充当了一名不光彩的摇旗呐喊的小卒。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编译委员会主任，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米丘林学说”，在这方面，我可以说尽心尽力，日夜加班。除去主持翻译了《米丘林选集》、《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逐字纪录》、《米丘林全集》等大部头的著作外，我还主编了《苏联农业科学丛书》数十种，此外还创办了一个翻译期刊——《苏联农业科学》，并担任主编达六年之久。令我啼笑皆非的是，1970年代我曾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附设的“试验站”劳改，竟然在那里的一个小书柜中也看到了一套《苏联农业科学》，就连劳改单位都订有这份期刊，其流毒之广可想而知。

1994年，一个刊物的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自问平生，可以说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人民、朋友和亲人的事。”果真如此吗？及至最近我再读巴金老人的《真话集》和《随想录》之后，我的心灵震颤了。在那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我如此卖命地提供宣传“米丘林学说”的炮弹，难道不应自愧、自悔、自责吗？解放之后，从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到交代“反革命罪行”，我写过无数次材料，可盈数尺。坦白地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如此；为了老婆孩子，更不得不如此。挖空心思，在自己头上泼狗屎，以便“蒙混过关”，求得“宽大”。唯独这次，虽然只有上述短短的六个字的自我批评，却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本应颐养天年，何必如此絮絮叨叨，自苦乃耳，岂非“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乎？！

二、李景均简介

李景均在建国之初，因为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成为被批判的“反面教员”。那么李景均到底是何许人呢？

李景均1912年10月27日生于天津大沽口。他的父亲李锐经营出口贸易，以桐油为主。李锐采用了一些现代经营管理方法，颇获成功，有“桐油大王”之称。

李景均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了良好教育，勤奋、忠诚、勇敢。由于天津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桥头堡，驻有大量日本侵略军，欺压人民，多次制造动乱。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亡国危机迫在眼前，学生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形势下培养了李景均的爱国思想。

李景均13岁时考入天津“新学书院”，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该校创立人和校长哈特博士（Dr. Hart）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所以他想把“新学书院”办成一座剑桥那样的学校。李景均的父亲也是在这所学校毕业的，所以他父子二人都在那里接受了剑桥式严格的基础教育。在高中时，李景均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932年，李景均20岁时，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金陵大学农学院在当时办得最好、最驰名，早期的中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多出自这所教会学校。那时中学毕业生所追逐的是理工科，那么李景均为什么要读农科呢？正如他自己说的，“是深受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的影响”，那正是当时有志之士所探索的一条救国道路，不论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他主修农艺，辅修森林，并开始读了遗传学、作物育种学和田间试验设计及其统计分析等课程。1936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燕京大学试验农场工作一年，农场设施是简陋的，还得自己起火做饭，李景均在那里不仅接触了农业生产实际，而且也接触了农村生活实际。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于日寇之手。李景均于8月间离开农场，逃往天津，由塘沽乘海轮去上海。然后由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进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在作物育种系导师洛夫（H. H. Love）教授的指导下，攻读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他在康奈尔第一年选读一门“高等遗传学”课程，在参考书中有一本新出版的《遗传学和物种起源》，作者为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书中所论述的“群体遗传学”、特别是赖特（Sewall Wright）在这方面的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以致此后一生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194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利用暑假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读解析几何和概率论，1940—194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专修统计学，所以取得了深厚的数学基础。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久，在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于1941年10月携新婚妻子美籍华人Clara A. Lem返回战火纷飞的祖国。

1942—1946年，先后在广西农学院和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年应聘至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并任该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当时他34岁，是北京大学中最年轻的一位系主任。这时，他已显露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出众才华。

1950年3月，在北京农业大学掀起的前苏联李森科“创造”的所谓“米丘林学说”的风波中，李景均愤然离去，先到香港，然后去美国，受聘于匹兹堡大学。在此后30年中，他一直在生物统计系任教。随着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李景均声誉鹊起。他担任过匹兹堡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1969—1975），美国人类遗传学会（ASHG）主席，华人在美国学术团体先后担任主席职务的，除李景均外，据我所知，只有赵元任担任过语言学会主席，吴健雄担任过物理学会主席。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委员会委员、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员。1962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威不屈所志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但实行的国策却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时，经济、政治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首要任务是“思想改造”，而且对于他们科学技术的本领也不完全信任，于是请来了大批苏联专家指导一切，我国的知识分子则噤若寒蝉，只有唯命是从。那年头谁敢不听从苏联专家的话！不听苏联专家的话，就是“反苏”，“反苏”就是“反革命”，那还了得。解放后，按照苏联模式实行教育改革，建立了许多专业性的大专院校。于是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北京农业大学。北农大的第一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华北联合大学农学院院长乐天宇担任。乐氏是我国最早传播与崇尚“米丘林学说”的人，早在1941年就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期上发表了《遗传正确应用之商讨》一文，这是在我国宣传“米丘林学说”和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946年他在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时，首先建立以研究“米丘林学说”为重点的“农业生物科学研究室”。1948年，创办通俗刊物《农讯》，作为宣传“米丘林学说”的阵地。1949年春他发起组织“米丘林学会”，把宣传“米丘林学说”向全国扩展，并组织和扩大队伍。

乐天宇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虽说还有两位副主委（俞大绂、汤佩松），但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属于被改造之列，说不上话，也不敢多嘴。再者，乐天宇是1924年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全国解放，进入北平大城市后，对那里“留用的”旧人员，难免“骄傲和以胜利者自居”（钱俊瑞语），他对不顺服他的“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完全抱着敌视的态度。当时生物学界老前辈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先生曾书面要求参加“米丘林学会”，他不批准，甚至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李景均在学术问题上，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三校合并之前，1949年上半年，乐天宇曾到北大农学院讲演，介绍“米丘林学说”，并把旧的遗传学和育种骂了一通。会后，李景均在农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公开批评乐的讲演“不科学”与“错误”，自然就触怒了乐天宇。不久华大农学院月刊《农讯》载文批判李景均的《群体遗传学》为荒谬。后来，李景均所著《数理遗传学》在送审过程中，有关单位将书稿送华大农学院生物科学研究室审核；农研室对此书发表了批评意见，有关单位又将批评意见函转李景均本人。这样，在三校合并之前，乐、李就短兵相接了。

并校后第一个学期，学校增开了“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为各系学生的必修课，“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贬称）列为选修课。在门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被扣上“唯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压力之下，旧遗传学被迫停开；接着于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设计两门课，这三门课都是由李景均主讲的，于是他没有课可教，被晾在那里了。李景均最初对“米丘林学说”并没有持批评态度，早在1949年6月7日，他就做过一次“李森科遗传学说的介绍”演讲，完全以科学家的态度，客观地介绍了“米丘林遗传学说”的基本观点。之后，他又翻译了李森科的《遗传及其变异》，这是根据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的英译本再译的。他翻译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有人造谣说，“李景均根本不懂得米丘林学说。”这本书曾交北大出版社出版，乐天宇认为这是根据“反动分子”的英译本再译的，有意歪曲，予以阻挠。最后经胡乔木审阅后，才公开出售。

李景均的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过了，有人散布谣言说，“李景均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这是置人于死地的指责。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领事馆（那时还未撤走），“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显然要给李景均扣亲美反苏的政治帽子了。

在皈依“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热潮中，好心的畜牧兽医系副教授张鹤宇一天晚上来到李景均家中，善意地劝说他公开认错和批判摩尔根学说，倘不如此，后果严重。张说，门德尔的遗传学说显然有许多漏洞，“你怎么会如此相信门德尔定律”？李反问道：“你是否承认牛马和骆驼的血型呢？”李提到骆驼，是因为张是研究骆驼的。他这样反问是因为张是一位兽医学者，当然懂得这一点。接着李说，“人类也有血型，这是常识。血型可以证明某人是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也就是说可以证明他的妻子是否有外遇”，“这个结论就是根据门德尔定律可以作出的。李森科的观点对此能作出决定吗？”谈到这里，张无言以对，便结束了当晚已入深夜的谈话。这足以说明李景均不计个人的安危，对真理的执着。

李景均是一位正人君子，是坚持真理、宁折不弯的汉子，不可能口是心非，更不可能“随其流而扬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又何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在政治上受到高压，在学术上不允许独立自由思考，在无可奈何中李景均被迫去国。李到香港后，给北农大同事陈延熙写过如下一首打油诗：

团结兮，他无意团结，

工作兮，我无法工作。

卷行李，挥泪拜别，

到家里，省身悔过。

“如斯而已，岂有他哉。”

从这首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当时故土难离的悲愤心情！

四、一代宗师愤然去国

1950年3月初，李景均愤然离开北京农业大学，由上海转赴香港。

临行的那个晚上，他和妻子一直未睡，午夜之后，他悄悄敲开一位邻居好友林传光教授的门，惊醒了睡在床上的主人，他站在那里，神情沮丧地作最后的告别。当这二位夫妇听到这一消息后，吓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李景均只待了两三分钟，就匆匆回到自己的宿舍。他走之后，这二位老友夫妇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赶忙穿好衣服，来到他的宿舍，表示万一他因逃往国外不成而被捕，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劝他要三思而行。但他已下决定决心，为了坚持真理，不得不出此下策，冒险而行。

离开家门后，他一家三口由北农大宿舍乘坐两辆三轮车直奔前门火车站。北平三月，春寒料峭，阵阵凉风，迎面扑来，更加增添了故国难离的愁绪。他在走出学校大门时，给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绂留下一封事先写好的信，交给看门人转交，信中写道：“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不料到达火车站月台后，发现俞大绂、陈延熙、王焕如、陈道诸教授已在那里等候。但他们并不知道李景均此一去将不复返。互相道别之后，从此便人各一方，再没有晤面。

李景均由北平乘火车到达上海后，便匆匆忙忙去广州，转赴香港。到达那里不久，台湾大学就给他发来一封聘书，欢迎他去该校任教，并附有一封校长的信，言明他到台湾后，如不合意，可以随时提供方便去美国。李景均明明知道，虽然这样可以很容易获得去美国的入境签证，但他还是婉言拒绝了台湾大学的招聘。他在香港滞留了14个月后，通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勒（Hermann J. Muller）教授的推荐，受聘于美国匹兹堡大学新成立的公共卫生研究院。马勒教授对他评价很高，在一封推荐信中写道：“李博士所著的有关群体遗传学一书，美国遗传学家们普遍认为，在这一重要而难懂的领域内是一部最好的著作。”又说：“他虽年轻，但我认为，他是中国的遗传学界的权威。”

有人说，李景均出走是因为他对共产党有仇恨，原因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他在北平围城以前，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他可以走而不走。北平解放后，共产党有“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政策，他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而不走，为什么偏偏在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和强制而无理地乱批“摩尔根学说”的时候，冒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而“挥泪拜别”？如果当时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争论遗传学的问题，而不是乱抡大棒，乱扣帽子，以势压人，何至于把一位爱国的、正直的、优秀的遗传学家逼往国外？直到1996年9月3日他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还提到，“北平解放以前，我们在良乡住了一段时间（大约40天左右），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钱俊瑞先生（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1996年10月21日来信，又写道：“钱先生待人诚恳，一贯谦虚，平易近人，没有架子等。如果共产党人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这里的“我们”当然指的是知识分子。再如1946年冬，李景均在遇到徐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政治顾问，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当时内战已经开始，国民党在大城市加紧镇压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而他竟敢当面请徐冰到北大农学院给教授们讲讲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的政策。后来在良乡他又和徐冰见过面。李景均在1996年3月那封信中还提到，“徐冰未能过‘文革’这一关，殊为可惜”。可见李景均对共产党人并没有任何成见。

从学生时代起，李景均就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1935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的学生们起来响应。正在礼堂开会时，国民党的便衣特务潜入学校，学生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便冲出礼堂追赶那家伙，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就是穿着中式长袍的李景均！他在北大农学院讲生物统计学时，经常以当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各大城市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撞死中国老百姓作例子，来说明统计学中的概率，借以表达自己对这种暴行的愤怒，并增强学生们的爱国心。

李景均出走后，北农大全校师生连续几天开大会批判他的“反动”言行，有一天的题目是“李景均出走，是不是叛国”，结论当然是“叛国”。他1996年8月12日来信中仍顾虑“这个结论是否收入我的档案，迄今一无所知”。他接着写道：“我个人觉得我应该得到平反，今年不平反，明年不平反，但终有一日要平反的，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位身居国外已46年而且功成名就的耄耋老人仍如此强烈地发出要祖国给他“平反”的呼声，岂不正是表达了他眷恋和信赖祖国的热情吗？

再说李景均的家族，他们虽然是资产阶级，也看不出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迹象：他的父亲李锐在解放前本可携其巨资移住国外，但他留在上海，继续在家潜心研究各国文字的《圣经》，希图安度晚年。李景均有两个妹妹，小妹李芳兰1937年参加了共产党。上海善终路的李家为四层楼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李芳兰多次把处于危险状况下的地下党员藏匿在她的家中。他的大哥李景文在刚解放时，有人劝他把财产弄到香港，李景文毅然拒绝了。

五、冒死犯难，奔回抗战的祖国

1950年，南国三月，春光明媚。李景均挈妇携雏，跨过了罗湖桥，到达英帝国管辖的香港，回首眺望祖国大地，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八年以前，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不顾生死，跋山涉水，奔回战火纷飞、正遭日寇蹂躏的祖国，也是经由香港。今天，日寇战败，河山光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学无所用，逼上梁山”（李景均到香港后致函北农大同事陈延熙语），被迫出国，还是经由香港。一腔热血，满腹经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报国无门，能不痛心疾首乎！这一来一去，经历了八个春秋，其间一幕一幕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

1941年10月，李景均携新婚妻子由美国圣地亚哥乘一条荷兰商船回国。当时，德国军队正向苏联大举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展开。在海上几经周折，于12月5日到达香港，住在九龙一家旅馆内。这次航程本来预定为两周，却走了51天之久！12月8日晨，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英军宣告投降，香港遂被日军占领。

李景均困在九龙之后，终日盘算的是，如何逃出那里，奔回祖国。1942年5月李景均夫妇换上农民的服装，在向导带路之下，从九龙随着一群奔回祖国的人，步行绕过日寇驻地，终于到达广东惠阳，这里已是自由中国的地方了。从那里，乘船、坐汽车，到达桂林，这一路整整走了38天！从离开美国圣地亚哥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整整走了半年之久！其行程之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冒死犯难？是伟大的祖国在召唤！是抗击敌寇的祖国在召唤！到达桂林后，李景均先后在广西农学院、成都金陵大学、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讲授遗传学、细胞学、生物统计学、田间设计，乃至大学一年级的微积分。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自己严格要求一样。北大农学院农学系1948级共有学生20人，其中有四人因高级遗传学不及格而留级。这一班学生现在多已成为农业科研或教学的骨干，如小麦专家、原北京农业科学院院长宋秉彝，玉米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曹镇北，北京农业大学的著名教授杨作民、米景九、王敏华、李丕明，还有梅楠、王洪春等。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一提到“李老师”，莫不怀有感激不已的心情。宋秉彝说：“李老师为人正直诚笃，学识渊博，才华焕发，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条理清楚。如果说我对农业科研事业有些贡献的话，应归功于李老师教给我们的基本功。”1948级的16名毕业生只是“李老师”在八年间所培养的诸多农业科学专家学者们的一个缩影，他们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无不包含着李景均的劳绩和心血。

六、献身科学，硕果累累

李景均之所以能在遗传学领域内成就其名山大业，靠的决不仅仅是天赋，更主要的在于他的勤奋。他在上课时，对学生讲，“我是难而知之”。“天才就是勤奋”这句至理名言在李景均身上再一次得到了验证。他靠毕生之精力在遗传学这门深邃理论中上下求索，终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坚持真理的那种生死不渝的精神。在1950年代初以政治力量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批判“摩尔根学说”的狂潮中，举国上下不敢置一辞的情况下，他甚至不屑于做策略性的闪避，而是以他的坚毅精神，鲜明地坚持由实验事实证明了的所谓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说”。这种力量的根源，就在于在学术问题上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他一生科学事业赖以胜利完成的关键所在。正如历史学大师陈寅恪所云：“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陆定一也曾指出：“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的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李景均回国后，从1942年至1950年，一直在大学教书，由于教的课程多，备课忙，而且科研条件缺乏，所以这一段时间，除了教书育人以外，著作不多。1948年，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群体遗传学》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首次在我国介绍这门学问的论著。他以全面、简洁而深入浅出的文笔，系统地介绍了群体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1955年，李景均到达美国匹兹堡大学之后的第四个年头，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修订版，成为这一领域的名著。正如斯皮斯（E.B. Spiess）教授所评论的：“这本书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可以说至少统治了20年。”他又说：“事实上，要是没有这本书，由费希尔（R. A. Fisher）、霍尔丹（J. B. S. Haldane）和赖特（S. Wright）等科学巨匠创立的基本原理，直到1970年还只能为少数人所理解，所以世界上整整一代遗传学家都从其中获得了教益。”就是这部举世瞩目的大作，却被宣传“米丘林学说”的《农讯》斥为“荒谬”！该书的增订版《群体遗传学第一教程》（1975年，Boxwood出版社）又前进了一大步，著名评论家舒尔（W. J. Schull）说：“该书作者有令人惊叹的教学编排技巧，该书应为所有希望熟悉群体遗传学概念的人们所拥有和学习。”苏联科学院曾动员四位专家把此书尽快译成俄文，并于1978年在莫斯科出版。此外，他的专著还有《人类遗传学原理及其研究方法》（1961年，Mc Graw-Hill出版社），该书曾被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

李景均不仅是一位遗传学家，而且是一位统计学家。他对试验统计理论及其教学有着极深的造诣，所以在统计学方面，也有影响很大的专著，例如，《试验统计学导论》（1964年，Mc Graw-Hill出版社），内容丰富、系统、结构谨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此书已译成中文，于1995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它也被译成西班牙文，畅销南美各国。李景均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短的“序言”，其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多年来蕴藏在心底的感情：“1949年秋，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新遗传学’盛行全国，我所教的群体遗传学当即被取消了。那门生物统计学呢？因被认为是给资本主义服务的，也被取消了。无可奈何，我于1950年初，离开了北京大学农学院，迄今已四十四年矣。所以国内学子和我竟成了陌生人！这对我来说，诚是一件憾事。我在国内教学时和同学们的感情一直是很好的。”使他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帮助我恢复了与国内同学在学术上的一部分关系”。

但是，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的，乃是他的170多篇专题论文。限于篇幅和读者对象，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介绍。

他在人类遗传学领域内所作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例如他和出生在中国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格拉斯（B. Glass）合写的论文——《人种混杂的动态——根据美国白人、黑人所作的分析》（1953年），首次科学地估计了历史上白人和黑人的混合率。这篇论文不仅学术价值高，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的社会影响，当时有两千多人向他们索要论文的复印本。1954年他提出的ITO方法，用以概括交配群体的所有近缘系类型间的关系，已在人类遗传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的另一突出的贡献是对人类性状的门德尔式分离研究，他创造的“不计独子或独女的方法”，或简称“单法”的分离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分离分析领域内的一次革命性突破，是简单分离分析中应予使用的“唯一方法”。他在群体遗传学领域内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他的许多重要概念和结果，已成为实验群体遗传学的基础，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科。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富有哲理的有关人类遗传学的著名论文，如《文明人的下巴在缩小吗？》、《从两个热水瓶说起：人类智力遗传模型的若干特性》等。

如上所述，李景均之所以能够在遗传学上取得如此赫赫业绩，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以外，更为重要的应该是他对科学的献身精神。从李景均一生治学的轨迹来看，或可用十二个字加以概括，即：立志、坚持、积累、发展、创新、献身。而献身精神正是他的事业的支柱。

但是，毋庸讳言，李景均有稳定的治学环境，可以自由驰骋；有完善的治学设施，可以任意使用；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的支持，可以无虑地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客观条件，李景均虽然有更高的天赋，更大的勤奋，更强的献身精神，恐怕也难能完成他今天这样辉煌的学术成就。我想，李景均的出走，以及他走后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功，应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想起了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的一句有名的话：“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为什么邓小平说“当后勤部长”，而不是说当“政治委员”或“司令员”？我体会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党和政府要给科学家们提供上述可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强迫命令他们必须遵循什么学说，给他们划框框，决不干扰科学的自律性。

七、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1983年元月1日，李景均在匹兹堡大学正式退休。1982年10月，为了庆祝他的70岁寿辰，在匹兹堡大学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会后，匹兹堡大学授予他一枚勋章，以表彰他31年来在人类遗传学领域内作出的卓越贡献。他表示，作为名誉教授，他将对一些科学上的问题继续进行研究。从1983年至1988年，又增添了17篇专题论文。他最近来信说：“我已八十又五，每天还能去学校工作几小时，每年还有一篇论文发表。”1996年，李景均在《人类生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群体遗传学中DNA的巧相配》，该刊宣布这篇论文为1996年的最佳论文，并获得全国性的“加布里埃尔—拉斯克奖”。一位患有严重白内障、高血压的耄耋老人尚如此辛勤地工作，其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精神，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吗？

李景均除了专心读书和做学问外，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好。不过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计算，他认为目前通用的日历已经过时，他的计算方法是，把一年的365天，拿出一天作为全世界的共同节日，下余的364天分为四季，每一季则为相等的13个星期。这样，就不必分为大月（31天）或小月（30天），更没有必要把二月定为28天或29天了。1956年联合国讨论过这种历法，许多世界领导人认为可以接受，不过美国和英国行使否决权，把这一议案否定了。但李景均对将来实行这种历法非常有信心。他说，实行这种历法一年以后，人们就会憎恶再回过头去用老历法；实行二年以后，人们就会对往日为什么要用老历法感到奇怪；实行三年以后，人们就会忘记世界上还有其他历法。

李景均去国已47年矣，但想起当年的情景，犹意气难平。他在1996年8月12日给我的一封长信中写道：“往事已矣，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死别’。”又说：我在农业大学和以后出走的情形，可缩为以下几句无韵无节的话：

科学政治井河水，何必血口扣帽子。

新说旧说慢慢谈，真理论证自然来。

党委书记大皇帝[219]，金口玉言搞教育。[220]

骆驼庄上风云急[221]，布衣小民去无归。

“去无归”！痛哉景均！

1997年3月19日他在一封回忆往事的长达17页的信中写道：“这封信我写了两天，落了两次热泪！”品尝那去国遗恨的滋味，热泪盈眶，老翁心境，可想而知。伤哉景均！

（本文蒙方粹农、庄巧生、黄季芳、宋秉彝、齐兆生、胡济生等有关专家审阅，并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特此致谢。）

令人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222]

1957年是知识分子遭难的一年。先是《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得非常明白：“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特别强调，要党外人士多发表“批评意见”。不久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阳谋”。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利瓦伊汉也落马沦为阶下囚。他经过认真而冷静的反思，于耄耋之年，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其中这样谈到1957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这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陆钦范同志。

陆钦范何许人也

陆钦范，苏州人，其父是民族资产阶级，苏州振亚丝织厂老板。陆钦范193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优等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美当过产业工人，参与过制酒、合成橡胶以及加速发酵、贮藏和制酒副产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届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5年12月回国。

回国后，任中农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研究员，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从回国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说，“搞了一些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农产品化学利用的研制”。解放以后，他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制成DDT之后，他又大力支持该系助理研究员陈昌柏，研制生产“六六六”农药的设备，获得成功。据说，在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国卜内门公司进口，他们得到我国研制“六六六”消息后，马上降价；按当时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水平，其产品价格要远远超出美国货。但我国农业部不理会这种阴谋，拨出巨款，花了约一百万斤小米的经费，试制“六六六”，所出产品一下子占领了市场。

“六六六”制造成功后，陆钦范又着手研制当时最新、最有效的农药“一六○五”。制造“一六○五”要比制造“六六六”的工序复杂，而且毒性也比较大。即使在反右斗争大肆批判陆钦范时，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制工作，群众到实验室批判他时，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经常夜以继日地从事“一六○五”的试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头部被火焰燃烧，头发被烧光，脸部皮肤全部脱落，但他休息几天之后，又上班了。这种敬业精神，就连他项目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一六○五”的研制工作完成之后，把小批量产品送往农村试用，颇受欢迎。其后又把工作中采用的生产雏形介绍给两个农药厂，投入大量生产。这对农业增产和化学工业的农药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然而，有谁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制工作，理应受到褒奖的时候，却被无情地踢出农药研制领域，先下放到甘肃，后又发往新疆劳动改造。

三十余年后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陆钦范，才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专家荣誉证书”。

化学家偏爱了人口论

学化学的陆钦范，却一生关注人口论的研究。早在19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观点是：人口无限制增长，一定会引起就业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资源相对减少。

1957年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陈达、吴景超等，为我国人口猛增（1953年达到6亿）表示忧虑，并为此发表意见。这时陆钦范也来劲了，花了两百余元，印刷了一万册名为《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准备送给有关部门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节育指标的人。他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六亿人口（1953年统计）已是太多，绝对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

因为当时学生突增，学校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于是他提出—个口号：“学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无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还把这几句话刻了一个图章，打在发出的信封上。如何实现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岁结婚，节育两年，怀孕一年，节育三年，怀孕一年，再节育三年，这时已35岁，或则继续节育，或则由男方施行绝育。”

他曾把《抛砖集》送给马寅初一册，马建议他送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份，请代表们讨论。第一次陆钦范是坐三轮车去的，卫兵挡驾，连大门都未能进去；第二次，他换上了笔挺西服，雇了一辆出租车，进是进去了，但秘书处拒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结合他日常的表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陆大傻子”，说他花了三百余元买来一个“大右派”。

陆钦范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个“极右分子”揪出来以后，这位“陆大傻子”在全院开他批判大会的头一天，还向五人小组提出，开会时要配备一台录音机，以免说了不算数。那时录音机并不普遍，还是从外面借来的。他真的以为是开辩论会，手提一个玻璃瓶，装满白开水，满脸笑嘻嘻地缓步走入大会场。一进门，就来了一阵“碰头好”，“打倒右派分子陆钦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就是轮流念写好的大批判稿，说陆钦范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说他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诬蔑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

他在《抛砖集》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其精神迥异，他的原话是：“解放以后，估计人口长了一亿，对国家、人民都是一个极重的、极困难的负担。以一个家庭来说，那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个人的饭，但是成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原话的前提显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会导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陆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生产也会大踏步增长，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19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说他的这个论点是为了攻击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也确实是断章取义，瞎扣帽子。

在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气氛中，当然是不容陆钦范辩解的。整个运动中陆不能开口，耳朵里听到的则是革命群众对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揭发。说他阴谋复辟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制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夺取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真不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陆钦范除了农业化学外，还会玩这一套政治把戏！但这个捏造出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终于套在了这位外号“陆大傻子”的头上，他成了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极右分子”。

不能不谈到他妻子

说到陆钦范，不能不谈到他妻子雷念慈。解放后不久，陆钦范的第一个妻子钱丽英就去世了。1953年，陆钦范和雷念慈结婚，她比陆小七岁，读书的学校都是名牌，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后于1944年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1948年12月被国民党剿共十六突击队逮捕，三天后释放。

和陆结婚时，她正在钢铁研究院工作，是炼焦研究室的骨干，发展入党的对象。她所以愿意作陆钦范的“续弦”，是爱慕他的学识、人品。按她的话说：“他是一个好人。”她知道他的前妻为他留下了两个孩子，又知道陆钦范是一个热心节制生育的学者，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为了不违背他主张的“两孩制”，她答应婚后不再要孩子。可以想象，有了雷念慈这样的女人作妻子，对陆钦范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怎能不十分关爱这样一位知心人呢？

但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刚过了四年，陆钦范就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1961年陆被“流放”新疆前，中国农科院曾向钢铁研究院通报此事。钢院党委找雷念慈谈话，表示很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她在各方面表现都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和陆钦范“划清界限”。否则，她就只能同陆钦范一起去新疆了。

几天之后，雷念慈找到党委，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陆钦范走，他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在他患难的时候，把他们丢下！”她没有掉眼泪，更没有哀求，毅然决然陪着陆钦范和不是她生的两个孩子走上去新疆之路——一条当时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不归路！这时雷念慈刚40岁，还算年轻，又有专业，而且和陆钦范没有子女的瓜葛。就这样，她做出了影响她一生的决定，这不仅因为有四年间的夫妻之情，更主要的还是有存在她心中的“陆钦范是一个好人”的信念。

1966年，“文革”闹起来了，由于陆钦范是“极右分子”，首先把她揪出来批斗，在“牛棚”中劳动了三年，后又同丈夫被“流放”到南疆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农场放羊。在新疆，从石河子到喀什草潮和巴楚毛拉，她一直伴随着陆钦范渡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日子。其间，雷念慈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两个孩子。1971年，老二陆汝工因事去北京，雷念慈让他去看她一位好友，雷请求她设法把两个孩子办出新疆。考虑再三，两个年轻人要想离开新疆，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想法去当兵。但那时当兵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子红”。一个大右派的儿子怎么能走这条路呢？

雷念慈并未心死。1972年，她请假回北京探亲，再次去找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念及往日情谊，诚恳地说，孩子们的事情不好办，设法把雷一个人调回内地还是可以的。平心而论，朋友对她已是尽心尽力了，但雷没有领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不忍丢弃陆钦范这个“好人”的一家而去。如果她真的这样做，又何必当初呢？

雷念慈回到南疆，陪伴那个在戈壁滩上牧羊的丈夫，直到1976年，全家返回丈夫的老家苏州。这位伟大的妻子、伟大的母亲，有才华的女化学工程师，1978年患脑癌辞世，终年仅57岁。

再谈“陆大傻子”戴罪之后

前已述及，陆钦范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继续研制“一六○五”杀虫剂。到1960年，研制工作基本完成，陆和妻子雷念慈被分别下放到甘肃武威和山西寿阳劳动一年。1961年6月调往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先在化学教研组，后调到生理生化教研组。这个农学院刚筹建两年，又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只好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一间未完工的盥洗室内。后来盥洗室要安装管道，行政科催他们搬到连门窗都没有装好的土坯房去住。幸亏这时陆的妻子调到农研所工作，以她的名义，在所谓“高知楼”分配到一套25平米的房屋。陆钦范在农学院虽然教过两三年书，到了1965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陆钦范被迫退出讲台，到大田去干农活了，什么大田灌溉、装卸车辆、和泥打坯等等，轮到零下20℃的夜班，也照常劳动。

陆钦范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迟至1975年5月26日才摘掉的。

为人正直的陆钦范虽然希望早早摘掉那顶沉重的“帽子”，但他笃信真理，决不折腰，不肯说假话，不肯作违心的假检讨。时光到了1975年，又要开会讨论陆钦范的“摘帽”问题了，雷念慈鉴于丈夫以往坚决不承认提出“人口增加将会导致生产落后”，是向党进攻，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直难能过关，她急了，赶紧找到一位善写“检讨文章”的“老运动员”，代写了一篇既能让陆钦范同意，又能让上面接受的材料。这位“捉刀手”果然出手不凡，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一射中的，陆钦范终于得到了这样一纸“摘帽”决定：“原兵团农学院教员陆钦范，在1957年乘我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情节严重，态度恶劣……陆钦范在十多年的思想改造中，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表示永不翻案，在劳动中表现也较好……同意摘掉陆钦范的右派分子帽子……”

雷念慈感谢“捉刀手”鼎力之功，特杀了一只老母鸡酬谢。

摘帽后的陆钦范感到自己已“回到了人民队伍”，次年便提出退休，目的很单纯，就是想退休后，把他带到新疆的两个孩子再带回较发达的内地，使他们多受一点教育。在他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已无所谓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8月31日他从新疆巴楚毛拉给“唐山市革委会抗震救灾组”写信，要求参加救灾工作。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地位。他在信中说：“我年61岁，……考虑到唐山复建工作极需完成，特此申请参加志愿工作，生活和一切其它费用，完全自理。干上一两年，为唐山的生产事业，添上一砖半瓦，再回家。”接着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做了介绍：“我对工作种类，有比较充分的适应性，从挖掘土方，装卸搬运，矿井劳动，以至钢铁厂、水泥厂、化学产品厂等都可以干（有一些书本知识或少量实践）……”

请看，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化学家竟然把他能干的重体力劳动放在前面，而提到他的专长生物化学时，则吞吞吐吐。要是把高级知识分子都“改造”成这样，就算“改造”好了吗？当时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难怪我们的科技事业水平比一些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呢！

陆钦范在内地求职未果，只好于当年10月返回老家苏州。按理这是符合当时有关政策的，但苏州市公安局硬是不给办理户口手续，说“五类分子不许迁入苏州”。陆拿出“摘帽”证明书，也无济于事。因为“右派”摘了帽子，还是被列入另一顶的“摘帽右派”。

这年10月回到苏州的陆钦范一家困难接踵而来，没有户口，就没有票证，没法买粮、油、煤等等。

1978年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陆钦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发挥余热，又去江苏农药所工作，翻译资料，教授英语，他都积极去做。同时他还继续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又加上“禁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总之，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不悲不愤，无怨无悔。

他的儿子陆汝文于1988年留学德国，德国有关机构要陆汝文作出或去或留的选择。8月底，陆汝文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陆钦范态度很坚定，断然叫他学成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他对祖国的热爱，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是始终不渝的。

他的学友夏承壁在苏州和他重逢时，题诗一首相赠：

行年已七十，犹未失童真。

坎坷怅世事，离乱庆余生。

知交多零落，老伴喜同心。

天涯霰旅梦，故乡草木情。

讴歌聊寄意，诗书析理明。

淡泊持素志，繁华若烟云。

乐天复安命，荣辱何是凭。

园林度余岁，人世两无争。

陆钦范于1994年1月6日，走完了他坎坷一生的道路，瘁死于南京。像他这样不说假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在中国再多些就好了，他的“傻气”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陆大傻子”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我被逼诬陷徐冰是特务[223]

徐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人耿直坦率，待人诚恳，文化大革命中被捕，1972年3月，受迫害致死。其妻张晓梅也是一位女中英豪，曾任北京市妇联主任，“文革”时受到株连，也死于非命。

（一）

1939年山西“晋西事变”，我被迫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开始和徐冰相识，但来往不多。1946年，徐冰随“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来北平，任该团政治顾问，代表团负责人是叶剑英。这时我和徐冰的来往才逐渐密切起来。听从他的嘱咐，我为党做了一些事。例如1946年夏，解放后曾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冯文彬，拿着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龚澎的介绍信由上海秘密来北平，首先找到我，叫我给他安排住处，并和徐冰联系。此后他和徐冰见面，都是通过我来约会；徐冰要见他，也是通过我，见面的地点都在我家（东单洋溢胡同）。又如1946年春，当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秘书的吴炎（现名吴景略）从解放区来，找民盟派一代表去刚成立的“民主建国军”——高树勋的起义部队联系，并说可以捐给民盟一笔钱。当时民盟派我去，于是我找到徐冰，问他可以不可以去。他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告诉我应该注意时时和那里的党组织联系。还说，你走之前，我会用电报通知那里的。他还叫我在高部谈完后，去邯郸找中共负责人汇报。由高树勋部陪我去邯郸的是党派到高部的政治部副主任张力之。到邯郸后邓小平同志亲自去招待所看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晚间邓和刘伯承二人亲自设宴招待。诸如此类我和徐冰的来往，不胜枚举。

当然我和徐冰也有吃吃喝喝的来往，但为数不多。他喜欢喝酒，而且能喝，我当时也喜欢喝酒，但喝不过他。我记得有一次在东四“大酒缸”，他足足喝了半斤多老白干酒。

我们的公私交情，还比较密切。他比我年长，地位也高，但我和他交往，并没有感到有半点不自然。可是解放以后，他做高官，我依然是一介书生。解放前，我有不少这样在解放后身居高位的朋友，但是我没有主动找过其中任何一个人，对徐冰亦复如此。所以当让我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时，我一下子就懵了！

（二）

1957年9月30日，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被打成“右派”，1958年9月我又被诬陷为“美国特务”被捕入狱，判刑10年。前后在狱中和劳改农场18年！1978年彻底平反，还我历史本来面目，定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红军待遇。

1966年冬天，我正在安徽第一劳改总队服刑（对外称“白湖”农场），这时从北京来了二个人找我“外调”徐冰的情况。听口音，其中一个是东北人，一个是南方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向我“外调”的次数日渐增多，一般说来，外调人员还算客气，最厉害的不过拍拍桌子，说声“不老实”而已。可是这次“外调”徐冰材料的二位，就不客气了。一开始就叫我站在那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猛拍一下桌子，怒吼“把头低下！”，然后厉声叫我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没有反革命的关系！”

这时老一套来了，向我交代政策，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呀，“老实交代不会给你加刑呀”等等，这些话，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耳朵都起茧了。他们看我不为所动，坚持不承认和徐冰有什么“反革命”的关系。于是那个东北人从身上掏出一个硬皮的小笔记本说：“徐冰都交代啦，他已经完啦，你还给他打什么掩护！我给你念一点他交代的材料吧！”然后打开小本念，徐冰说：“在北平时，我和叶笃庄来往密切！”跟着问：“是吗？”我回答：“也可以这样说吧。”他又把那个小本翻开说，徐冰交代：“在叶笃庄结婚前，我常去他家谈事；他结婚后有所不便，我们经常在小饭馆碰头。”我一听，立刻就意识到他们是在诱供，引我上钩。其目的就在于把徐冰拉上美国人的关系，因为我结婚前和我在景山东大街一所四合院内同住的是一位美国作家裴克，那时徐冰只来过景山东大街我的住处一次，还是应酬。徐冰刚到北平时，我和我的三哥叶笃义联名请他在我家吃夜饭，他们来了三个人，除徐冰外，还有几位民盟的人士作陪，如张东荪、许宝骙等。而且事前我就通知裴克，那一天晚上我要用这个房子请客，叫他回避一下，所以裴克不在。除这次之外，徐冰从来没有到景山东大街我的住处来过，更没有在那里和裴克见过面。我结婚前他如果找我有事，就叫人送个信来，让我去后门慈慧殿他哥哥的住处见面。慈慧殿和我住的景山东大街很近，不过那时他常住北京饭店，有时我也到那里找过他，但次数极少，因为那里满布特务。结婚后，我由景山东大街搬到东单洋溢胡同，那时徐冰倒常常来我家，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你这里成了我办公处啦。”这时，我已看穿了那两个“外调”来人的把戏，便说：“徐冰正好把事情弄颠倒了，大概老头子被斗昏了！”这句话引起了他们大怒，一齐站起来要向我动手，并高喊：“谁叫你胡编啦！”幸好有一位农场管理员坐在那里陪着他们，给拦住了，因为劳改队里不许打人。

接着那个东北人又问我：“徐冰给别人写证明材料都不留底，为什么给你写证明材料他留底呢？”我说：“这个问题，我可无法答复，这是徐冰的事呀！”“1946年你去解放区，徐冰事先打去了电报，你知道吗？”我说：“那次去解放区前，我问过徐冰是否可以去，他作了肯定的答复，还告诉我，他会打电报通知解放区的。但我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就这样诱、骗、吓都没有成功，我仍然坚持我们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在白湖劳改农场纠缠了三天之后，他们叫我具结，我说：“这好办”，便干净利索地在一张纸上写下：“我所说的和徐冰的关系，完全属实，倘有不实之处，甘受极刑，此具。”签上名，打上手印后，那个东北人冷笑着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在这里不说，有地方有办法叫你说！”说完猛地把老羊皮军大衣往身上一披，吼道：“你等着瞧吧！”

（三）

1967年春，我在白湖农场挑土筑坝。有一天在工地吃完午饭后，干了一上午活疲劳已极躺在地上休息，沐浴着春风，晒着太阳，真比睡在沙发床上还要美。

我正在半睡半醒的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在那样宁静的美妙环境中，其声真如“一声传，如狼嚎”。那个人走到我跟前说：“你叫叶笃庄吗？起来！赶快去大队部，有要紧的事！”我想大概又有人来外调了。来到大队部后，那个人走在前面，站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叶笃庄带到了！”只听到屋内的人回答：“进来！”我跟着那个人进屋之后，大队干部问我：“你叫叶笃庄吗？”然后指着两个穿警察服装的干部说：“他们带你去北京，路上老实点！”

这时我心里高兴极啦，心想搞了一段文化大革命，我的问题终于搞清楚了，“便下襄阳向洛阳”喽！说老实话，我在关于我的这个问题上，一直存有幻想，总以为抓我不会判我，吓唬吓唬，关几天就算了；判了之后，又以为关不了多久就会放的。因为我的思想上决没有想到共产党会真的把我当做敌人治；即使我有错误，对我总会有“姑念”之情吧。

这两个警察很客气，上了停在大队部门口的吉普车后，一直开往中队部取我的行李。他们说：“不要带被子啦，越简单越好。把你的自来水笔带着，到那里是要写材料的。”但我还是把我的那件“滩羊”皮大衣带上了。这时我更觉得要放我啦，满心欢喜。不料从中队部出来上吉普车时，一个警察突然从身上掏出一副手铐，客气地对我说：“这是规矩。”这是我1958年被捕以后第一次戴手铐，于是我恍然大悟，这是把我押到北京去再次受审。

天亮时，到达北京。走出车站后，寻觅公安部派来接我们的汽车，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决定坐三轮走。那时北京的三轮都是单座的，他们和三轮车夫商量，能不能坐两个人？那位车夫坚决地回答说：“不行！”他突然看到我手上的铐子，大声说：“差事啊！上车！”于是我坐在一个警察的身上，由三轮车拉我们到公安部。北京人过去把押解犯人的事，叫做“差事”或“差使”，杀犯人叫做“出红差”。

（四）

到了公安部大门，那两个押送我的人叫我蹲在大门口的东墙下，手上还戴着铐子。奇怪的是，门口站岗的卫兵不拿枪，而是右手把“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端端正正地捧在胸前。当时我心里想：“有了‘红宝书’，能刀枪不入吗？”我戴着铐子蹲在那里，倒没有引起过往行人围观，他们都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我琢磨，是不是当时在北京戴铐的人多了，因而大家就不奇怪了。那两个押解我的警察从公安部大门走出来，后面跟着两位军人，我被交给他们。于是我跟着那两位军人坐上汽车，出北京，当我在公路上看到“秦城”的路标后，才知道是去秦城监狱。

北京附近的监狱和看守所差不多我都住过了，诸如：“草岚子”、“功德林”、“自新路”、“良乡”、“延庆”等等，唯独没有去过“秦城监狱”。我在良乡监狱，有一位新疆的哈萨克人倪华德和我挨着睡。他告诉我，他住过“秦城”，“那里的伙食可好啦！管饱，每星期还吃两三次包子或饺子呢。还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借书。”于是我想起他的话，这下子可好啦，管饱！在监狱或看守所，最难熬的是，饿！

进了“秦城监狱”大门后，被领到一间小屋登记，然后交代监规，换上黑色囚服，不准用裤带，防止犯人自杀，等等。最后，给我一个号码，好像是67××，已记不清了，从此，我就没有姓名了，我的名字就是那个号码。

把我领进监房之后，看到狱室内还有三个人：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约六十岁，他的铺位紧靠里边挨着墙；其次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头儿，看样子也就是五十岁上下；还有一个挨着我的铺位的，约四十岁左右。等我安定下来之后，我轻声问他们：“听说这里伙食管饱，吃白面馍，还给牛奶喝，是真的吗？”挨着我的铺位的那个人说：“哪里有那样美事，要是那样，大家都来坐牢了！”紧跟着又补上一句，“每顿饭黄金塔，两个！”北京人俗称窝头为“黄金塔”。紧靠里面那位老者说：“以前确是那样，过春节时还给过四菜一汤，有一盘海参呢！”文化大革命前的伙食，大概是那样好的。

我进这个监号不久（几天），管理员叫那个紧靠墙的老者“收拾行李”，这就是转移监号的意思。前一两天就听到楼上有来回来去的脚步声，老者说：“战犯们转移了。”他走后，另外两个人向我说：“那个老头儿不简单，抗战时担任过傅作义的游击司令，解放后是青海省政府委员。”他自己说过，自从进秦城后，没有审问过，没有判过刑，硬是在那里面待了一二十年。

那四个人的监号据说原本不是关押犯人的，而是犯人医院的一间房子，因为“客满”，暂时把我们押在那里。那个老头儿走后不久，我们被移到正式监号。那间房子有20多平米，放三个单人床，富富裕裕的；室内有卫生设备。后来我又搬进了十平米左右的单人监号，靠门口左角围出一小块地方，其中有一个抽水马桶和一个固定的陶瓷洗脸盆。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距地面两米多高，从窗户里绝对看不到外边。牢门为双层，外面为铁门，里面是一层木门。门的上方有一个供监视用的窥孔，一天24小时不断有卫兵对监号里的犯人监视。门的下方为一个四方形活动小门，用以把水和饭从这个小门递进去。监号里有一张距地面一尺高的木板矮床。被褥极薄，不给枕头，我只好把发给擦屁股用的草纸节省着用，积存起来当枕头。我搬到单人监号以前，在白天还可以坐在褥子上，后来就不准坐了，只许坐在光板上，管理员明确告诉我：“这是为了触及灵魂！”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就寝。睡觉时脸部必须对着窥孔，双手不准放在被子里，否则就会听到卫兵用脚踢门，把犯人叫醒，有时还要遭到训斥。

秦城监狱和我住过的其他监狱或看守所不同，实行单独放风制度。放风地点为一块用砖墙围起来的无顶放风圈，每个放风圈很小，估计不会超过10平方米。朝向门的一边有一道高墙，卫兵在这道高墙上来回巡视，可以一览无遗地观察每个犯人在放风圈内的活动。犯人一个一个地被单独放出来，放入放风圈内。两个圈内的犯人由于高墙阻隔，谁也看不到谁。我住集体监号时没有放过一次风，住单人监号时放过几次风，次数也不多，大约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放一次风，放风时间不到一个小时。

秦城监狱的伙食，在l967—1968年我囚在那里的阶段，和普通监狱差不多，不管饱。不过不够吃时，可以向管理员要，回答总是“等着！”无论你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回答总是“等着”。过一回儿，有时也许给一个窝头，有时也许给点窝头碎渣，有时则空等一场。

（五）

我被押解到秦城当天，午饭已过，只吃了一顿不饱的晚饭。从合肥到北京折腾了一天一夜，已疲惫不堪，睡眠的哨声一响，我纳头便睡。正在睡得香甜的半夜，管理员打开牢门，喊道，“××××号，提审！”我便由管理员带着去审讯室，我在前，他在后。到审讯室后，没有给我座位，我站着回答问题。在我的对面，有拼起来的二三张长桌，桌上铺着白布。坐在桌前的四个人，一个穿军装的，一个穿便服的五十岁左右，有点寿星头那样的秃前额，东北口音，最外两边坐着一个女记录员和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个东北人，均穿便服。他们的后面站满了解放军，记得有三层，总有30—40人，这些人倒没有喊口号或打人等。问话的只有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那位军人偶尔插几句交代政策的话，态度还和缓，没有拍桌子。

中间的那个东北人，先问姓名，然后接着问：“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押到北京来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这次叫你来，是要你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交代，不会给你加刑。说吧，你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

我说：“我在白湖农场已经说过，我和徐冰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而且具了生死结，如果有任何反革命关系，我甘愿受极刑！”

他说：“你不要再顽固下去了，这样顽固下去，对你没好处。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说：“在军调部时期，我和徐冰在北平确实来往密切，但绝没有任何反革命关系。”当时我心里想，我和徐冰只有“革命”关系，但不敢说出口；如果这样说，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接着我说：“如果我和徐冰有反革命关系，他在台上时，能不提拔我吗？解放后，我一次也没有找过他，他也没有找过我。他当他的高官，我坐我的冷板凳。我被捕时，他正在台上，他并没有保我，如果当时他说一句话，我的事情也不至如此。另外，从常理看，他的政治地位、年龄、阅历都比我高得多，我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即使他搞反革命，恐怕也不会找到我；我要是搞反革命，更不敢找他。”说到此处，主审人就把我拦住了：

“住嘴！不要狡辩！回去好好想想！”

头场官司问得好，没有给我体罚。站在后面的解放军，好像是观众，没有一个吭声的。主审人的态度比较起来，还算客气。他说的话主要是交代政策，关于我和徐冰究竟有什么“反革命”关系，并没有给我“点出来”。其实在白湖农场的那次外调中，我已经猜出来，他们要给徐冰拉上“美国特务”关系，因为我已被打成“美特”，再由我这个“美特”咬他一口，岂不顺水推舟！

又过了一两天，笫二次提审。这次审讯室的墙上贴满了“毛主席语录”，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呀，等等。审讯台的后面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像，一进门，首先要向毛主席像鞠躬，同时低着头高声说“向毛主席请罪”，然后读墙上的《毛主席语录》，直到听见一声“坐下”，我才坐在距审讯台不远处那个专供犯人坐的凳子上。

这次审讯台上只坐着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四十多岁，东北口音，是主审人，从来没有露过面。一边坐着那个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个南方人，穿便服。另一边坐着一个穿便服的妇女，是记录员。第一次审讯好像仅是一次交代政策并显示威严的过场，从那次以后，那个主审人就一直没有露面。逼供的就是现在这个三人班子。这次审讯一开始，就听到主审人的吼叫：“低头！”我没有听到“坐下”的命令，只得站在那里低头。室内异常寂静，又过好几分钟，才听到主审人蛮横地开门见山说：“你要好好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你不交代，我‘点’给你吧，就是你们和美国人的关系！”所谓“点”，是个术语，意思就是给你起个头，叫你顺竿爬，这是逼供和诱供的开始。

“我绝对不知道徐冰和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好！那么先交代你和美国特务的关系吧！”

“我熟识的美国人有两个，一个叫裴克，二次大战时是美国新闻处的职员，1943年在重庆经过孟用潜（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社长）的介绍才认识的。当时裴克还没有参加‘美新处’，正在赋闲，是一位作家和画家。他写过两本关于中国的书：1930年代出版的那本，叫做Through the Great Wall（《穿越长城》）；第二本为Two Kinds of Time（《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1987年，三联书店出版；爱泼斯坦作序说，这本书是揭穿‘二战’时国民党黑幕的‘经典著作’）。1946年1月至9月，我和裴克在北平景山东大街合租一个四合院同住，我曾给他提供一些材料作为他写的书的内容。另一个美国人叫布雅各，是一位‘自由撰稿人’，后来是美国《生活》（Life）画报的记者。裴克有一些中共方面的朋友，如龚澎、乔冠华都到过我和裴克的住所作客。布雅各也有中共方面的朋友，如田价人（解放后改名赵范，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唯独我没有看到、一次也没有看到徐冰和他们有什么来往。”

“你知道这两个美国人是美特吗？”

“我不知道！和他们认识的中共方面的朋友那时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招呼，说他们是美特。”

“徐冰给过你什么材料，叫你转给他们吗？”

“没有！绝对没有！”

“那么，徐冰通过你给过布雅各什么材料？这份材料就在我们手里。你要老实交代，不但不给你加刑，只要你表现得好，还可能把你押回北平服刑，这样你就可以和你的孩子见面了。难道你不想她们吗？”

“我是想和我的孩子们见面，非常想，但我不能因此胡编！”

这场审问，是坐在中间的那个人独自问话，非常凶，拍桌子、打板凳、骂人、侮辱人格贯穿了整个审问进程。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没有走下审讯台打我。可是那个南方人却是“全武行”，什么按我的头坐喷气式呀，什么用脚踢我的腿呀，当我说“我不能胡编”时，他立即走下台来，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声吼叫：“谁叫你‘胡编’！”有一次90度弯腰站在那里，时间长了，我挺不住啦，倒在地上，那个南方人，先揪我的耳朵，然后用脚踢我，吼道：“你不老实，还有厉害的在后头呢！”

等我起来站好之后，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严厉而凶狠地吼道：“再不老实，就给你戴上‘背铐’。”所谓“背铐”，就是把双手弄到背后铐上，吃饭时由犯人组长把窝头和菜汤放在坑沿上，戴背铐的犯人跪在地上去吃。

最后，坐在中间的那个东北人又发言了：“下去你好好想想吧！老实交代，我保证不会给你加刑；不老实交代，那就走着瞧吧。反正证据在我们手里，不怕你不交代。滚！”

我回到监房内，好不懊丧。我想，如果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像我这个“美特”，恐怕早就做了枪下的屈死鬼了，这倒也干脆痛快。现在是慢功，一点一点地折磨，一直至死。对敌人这样处理，确是合乎辩证法的高招，但对自己的人也使用这一套，就未免敌我不分，干了敌人无法办的事，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又一次提审，又一次诱供、逼供，……每次都和第二次审讯时大同小异。每次审问完之后，我回到监号内，就十分懊丧、十分痛苦。我想，当初如果我走去美国读书深造那条路，何至于沦落至此，“屈身稽颡，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乎？当时我已经很清楚，这是共产党自己整自己，现在又把我这个非党员拉上陪绑，天理何在？这一念之差，使我犯下了终身难忘的“落井下石”之罪。

再一次提审时，审讯员又厉声吼道：“你和徐冰一起干的反革命勾当，想好了没有？”

无论肉体上和精神上，我受尽了折磨，更怕他们真的给我戴上背铐。破罐破摔吧，便脱口而出：“我和徐冰是一伙！”

“那么，你们的领导是谁呢？”

“是美国特务裴克！”

“这就对了，老实交代，不会给你加刑的！”紧接着又用和缓的口气对我说：“你回去写一个材料吧！”

我回到监号之后，管理员给我送来几页纸，一支蘸墨水的钢笔，还有大半瓶墨水。我只承认，“我和徐冰是一伙，我们的领导是裴克”，其中并没有写具体事实。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之后不久，就把我转移到单身监号去了。从此一连好几个月没有提审，我想大概可以“过关”了吧！

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哗啦啦铁门响了，喊一声：“提审！”我按照管理员的指示，走进一间好像是会议室的地方，室内中央放着几个拼在一起的长桌，盖着白布。审讯人员就是去白湖农场外调的那两个人，一个东北人，一个南方人。我和他们隔桌对坐。这次主要是那个南方人主审，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写的那份材料不行，里面没有‘干货’，叫你再写，也不会写出什么来了。这样吧，给你一张纸，照着我念的写！”于是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写好的单页纸，照着纸上写好的词句，一字一句地慢慢地念，等我写好，叫我重念一遍，他再接着念下面的。如此他念一句，我写一句，念到徐冰曾叫我把新四军五师在中原军区突围的材料交给美国特务裴克时，我拒绝写下去。

这件事确实有，来源是当时《观察》杂志上刊登的“军事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其内容足以证明是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而并非像国民党宣传的是共产党破坏和平，打国民党。这篇东西是我主动给布雅各的，并非给裴克的。那时地下党员田价人有时也叫我通过布雅各发出一些有利于共产党的消息，例如1947年秋北平地下电台被国民党破获后，余心清（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长）被捕，田价人找我告诉布雅各，余心清被捕是由于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矛盾，余心清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和共产党没有关系，等等。

当我拒绝把这件事拉到徐冰身上时，那个南方人又来“全武打”了。我想，既然把这样的供词已经写在一张纸上，而且是由他念一句，我写一句，所以这决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集体创作”。给徐冰戴上什么帽子，他们早已捏构好了，以后的工作就是玩弄胡适的那套把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胡适求的还是真证，这批审讯人员搞的却是制造伪证！

事已至此，我只好照着他念的写了！如上所述，我是把这个材料给布雅各的，他们却说给裴克的。这时真的我“狡猾”了，顺着他们的竿爬，把布雅各写成裴克，以便将来有机会作为翻案的证据。我对此作了相应的说明。但是，审讯的人绝不容许你解释，只要你一解释，他们就制止说：“狡辩！谁听你这一套！”我写完之后，泪如雨下，然后交给那个南方人，突然我听到那个南方人发出一声尖锐的吼叫：“滚回去！”

（六）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又来提审，这次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很爽快地说：“你还得写一份材料。我念，你写！”于是拿出一张纸来，叫我按着他念的写，其内容是：过去因为怕加刑，所以没有老实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的关系。现在我交代的全是事实，决不翻案，等等。这就在我的伪证上再牢牢地钉上一根大铁钉子！此后不久，1968年9—10月间，又把我押回安徽白湖农场劳改去了。

我写完这两份口述笔录的伪证之后，默默地问自己：“这两个人是共产党吗？”

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凶的时候，我正在安徽白湖农场（安徽省第一劳改总队）劳改。在劳改农场里，虽然劳动强度大，吃不饱，但那里好似一个避风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整人的残酷方法，还很少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时我才知道刘少奇、彭德怀等开国大功臣是怎样被折磨死的。徐冰恐怕也不例外，究竟给他戴的什么帽子，定的什么罪，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根据逼我给徐冰作伪证这件事看来，“美特”这顶帽子，恐怕他是无法逃脱的。而我被逼写的伪证，对诬陷徐冰一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几十年来，每思及此，我就感到自悔、自咎、自责，而无地自容。即使在被逼之下，实际上我还是做了帮凶。为了保护自己而诬陷朋友，这是人类最不齿的卑鄙行为，如此，有何面目复见故人于九泉之下。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

书给我的幸与不幸[224]

我的书房里挂有一副对联，写着：“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我的开蒙塾师张树和先生在我五岁入学后一年给我写的，也是我幼年以来所留下的唯一可以纪念的东西了。至今我还把它挂在墙上，其原因有二：一是我之所以能认识几个字，多亏老师的谆谆教导，恩德难忘；虽然有时因为背不出书来，老师打我手板，以致手掌发肿，可是我并不怨恨他。一是我觉得这副对联虽很通俗，但意义深刻，这是老师教导我，要多读书，多阅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要与实践并重。

我从小喜欢浏览群书，当然不敢说“博览群书”，虽然那时有许多书我还看不懂。这是由于我的老家藏书很多，五间大厅沿墙堆满了旧式的方形书箱，一直到房顶，那时我拿上一层的书时，要登着两只叠在一起的凳子，方能够得着。我看了不少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历史、小说、农书等等。有一套金陵书局版的《二十四史》，其中我看过不少。我曾对照《三国演义》和陈寿的《三国志》读过一遍。小说，我看过《西厢记》、《红楼梦》、《今古奇观》等。前两种书在我家是禁止小孩看的，越是禁止，越是要偷偷地看。记得我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一二岁左右，简直入了迷，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那一回时，我痛哭流涕，连饭都不吃了，大人们还以为我病了呢。这一情景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于农书，我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书都没有断句，读起来困难，似懂非懂。长大以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于是有了“救国救民”的思想。我之所以在大学里读农科，其原因就基于此。我想徐光启的农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日本留学时，老师开的参考书目，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但正课并不讲这部书。我那时读的是大杉荣的日文译本，一读就着了迷，其后又读了《人类的由来》的日文译本。我接触达尔文的原著，是在日本投降以后。那时我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一部《达尔文全集》原著，欣喜若狂。逛旧书摊是一种享受，可以买到许多好书，比如说我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了一部美国大园艺学家布尔班克（L. Burbank）的《全集》，这部书就是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的。每得到一部好书，心情非常兴奋。话说回来，我读了《物种起源》的原著，便被其中大量的生物界现象、严密的推理以及雄辩的文风吸引住了。我又找来早年的马君武的中文译本，对照原文一看，发现译文诘屈聱牙，艰涩难懂，且误译和漏译之处甚多。于是我开始有了重译《物种起源》的念头。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动笔。

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副署长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建老又通过吴晗先生找我协助进行。很快我和周建老、方宗熙就把《物种起源》翻译出来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同时《达尔文全集》其他著作的组稿工作也顺利完成，三联书店并且发出了“新书预告”。不料1957年“反右”风暴把我卷入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于是停职反省。我却借此空闲时间译完了达尔文的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下卷，约30余万字，蒙科学出版社好心的编辑黄宗甄先生以我心爱的小女儿的名字出版，因为“右派”是不得“乱说乱动’的。从此，《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便被搁置下来了。

我这个“右派”是怎样被揪出来的呢？起因是：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位很有成就的农业化学家陆钦范先生，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曰《抛砖集》，是讨论我国人口问题的。他说，如果我国不节制人口，任其膨胀下去，必将招致大祸，同时批判了“人多好办事”的说法，于是提出“一个家庭二孩制”的主张。这本小册子，由他自费印刷，广为散布。后来人们都说：“陆大傻子花了两百多块钱，买来一个大右派。”“反右”一起，他便成了首席“右派”，斗争会上，让他交代那本小册子是通过什么关系印出来的，他老实招出是经过叶笃庄之手，——因为当时我是该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所都有关系。这一来，我成了“帮凶”，于是“顺藤摸瓜”，又“摸”出我的一篇未发表的短文《也谈读书》，其内容不外劝人多读书，读好书，对此硬把我“分析”成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罪魁祸首。几十年后，从我的档案里又找到了这篇短文，便一字未动地在《群言》上发表了。

在改造期间，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出版。我曾在如豆的灯光下，译完了50余万字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由于没有稿纸，乃以蝇头小字写在一本书的行间。我坚决相信，这部代表人类文化的杰作总有出版的一天。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译品，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后来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是我平反后重新翻译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吹断了我身上的枷锁。更使我欣慰的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将于明后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今老夫耄矣，已78岁了！但欣逢盛世，夕阳虽短，尚大有可为也。

也谈读书[225]

【作者按】1984年末，清理书物，于乱纸堆中发现1957年写的这篇小文。当时曾送给《人民日报》发表，未得如愿，退稿。

“反右”开始后，有人揭发此事说：既然《人民日报》退稿，必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被迫将原稿交出，于是打字油印，广为散发。并附有启发性的批判要点，大意是：这篇文章一不提党的领导，二不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用心昭然可见。尽管我不承认有这种意图，尽管这是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经过大会小会异口同声的“批判”之后，还是做了划“右派”的主要反动言论之一。

今日重读此文，感慨系之！28年过去了，我以为该文的论点还有其现实的意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今天才能实现。所以我敢再次投稿，一字不移地发表该文，请批评指正。

荒芜在本版《谈读书》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

一个读书不多的人，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一个不虚心向自己的优秀文学传统学习的人，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我怀疑。[226]

这是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家不大读书或不大读中国书的现象之后所发出的警告。其实这种现象在自然科学界里，也不罕见。以生物科学或农业科学为例：今天大概还有些这方面的人不知道或者根本否认中国有它自己的宝贵遗产，而这些人恰恰是没有读过中国古书或者不懂中国古文的人。所以，有些农业科学工作者迄今还不知道有“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的伟大而重要的中国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并不足为奇。

那么，不知道或者根本否认中国在农业科学方面有它自己宝贵的遗产的人们，对于外国的经典著作总应当看过吧，那也未必。解放以前，搞生物科学或农业科学的人们，认真地读过或者仅仅浏览过达尔文的著作的，一千人中不见得有一个。至于米丘林，那就连他的名字，大概都不知道了。而解放以后，直到今天，认真研读过这些经典著作的人们，恐怕也不占多数。例如，还有人向图书馆管理人员说：“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给我找出来！”[227]不幸的是，达尔文自己写的书没有一种叫做《进化论》，而且在他的有关生物学的11种著作中，也很少出现过“进化”（evolution）这个字吧，虽然他的全部著作都可以叫做“进化论”。因此使我联想到，连自己行业里有哪些书都不知道的人们，大概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的，至少是不懂得如何读书的。

使我们不能不惭愧的是，这两位中外学者——贾思勰和达尔文都是非常勤于读书的人。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引用前人的著作为180种左右；而达尔文在他59岁时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的注脚也有1958条，其中不但引用了欧美的文献，而且也间接地引用了中国的、印度的、埃及的以及其他国家的古代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除去占有了与自己意见相同的材料以外，还非常客观而仔细地研读了反面的意见。他说：“只有对于一个问题的两面的事实和论点加以充分地叙述和比较，才能得到良好的结果。”

问题很清楚：任何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其他部门的科学，都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长期认识自然界、向自然界作斗争的结果；也就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知识到较完全知识的发展过程。如果不读前人之书，无视科学遗产，不了解它的历史发展，那就不能说在某一学科中充分地占有了材料。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博古，更重要的还是在于通今。我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应抓住这样三个主要方面：大量占有前人的和今人的材料，实际观察，以及在试验室内或试验地上做精密的试验。三者缺一不可，忽视哪一方面都必然会使科学研究工作受到损失。

译书坎坷路[228]

我在国内外大学，都是读农科。七七事变回国后，抗战八年，东奔西走，未务“正业”。日本投降后，我才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北平分所谋得一个研究员的职位，从事他们接收的“满铁”研究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其实也是混饭吃，那时我真正干的却是北平民盟的地下工作。

北平解放以后，当我看到威武的解放军入城时，兴奋到了极点，多年所梦想的打倒腐败的蒋介石政权，终于实现了。我相信，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很快就会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之林。当我在天安门前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激动得泪如雨下。

1948年，我已由同学姜秉权介绍来“北平农事试验场”工作。北平解放后，“北平农事试验场”改组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这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前身。华北农研所组成后，成立一个新的下属机构，即“编译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宣传农业科研成果和科技情报工怍。在旧中国的农业科研机构，从来没有过这项工作，所以一切均须从零做起。领导派我担任翻译委员会主任，这与当时我个人的打算颇有扞格。我本想自己搞点科研课题，不愿做这个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另一方面，看到解放前一起干的同志们都登于庙堂之上，“冠盖满京华”，也使我心里痒痒，想弄个一官半职。仔细一想，自己在武的方面无尺寸之功，在文的方面，也是“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篇以盗窃”，“投闲置散，乃分之宜”；何况“月费俸钱，岁糜廪粟”，非其幸欤！所以也就安心坐冷板凳了。

编译委员会首要任务是翻译、宣传、推广米丘林学说，而那时懂俄文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一位在中东铁路当过俄文翻译的先生，可是他对农业科学一窍不通，译出来的东西，真是不知所云。碰巧老友徐盈在一次农业会议上到处找我，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我给你一个宝贝！”顺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绿皮的书，我一看是《米丘林选集》的英文版，而且是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肯定译文中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回来后，立即组织人进行翻译，为了求快，约请了连我在内的17个人参加翻译，由我总校，开了一个会，立即分成17份，每人取走一份，日夜加工，不到一个月，全部译稿就交齐了。可是我把译稿翻阅了一部分，就傻眼了。不但一个人名有17个译法，就连译文也各式各样，有直译的，有意译的，甚至有编译的。我的头大了！怎么办呢？只好由我这个总校吃这个苦果吧。这是我第一次主持这样大的翻译工程，55万字的译稿，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只有用“废寝忘食”这四个字可以形容当时的紧张情景。屈指一算，当时参加翻译的17人中，已有13人去世了，余下的4人也到了耄耋之年，朝不虑夕了。之后，我又参加组织和校阅《米丘林全集》（四卷）、《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纪录》等。通过这些翻译工作，我逐渐懂得了科技翻译、特别是经典著作的翻译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于是我开始想在这个领域内尽力作出贡献，并占有一席之地。

没想到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后，我的名字便从译著上取消了，译者的名字改为“某某等”。看到这样的做法，我倒一点也没有怨气，一笑置之，笑这种小家子气！更奇怪的是，再版时连稿费也不给我了。这点钱我可在乎了，因为当时已不发给我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家里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这是题外之话，不多谈了。

解放战争期间，周建人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继续进行民主活动，在那里他翻译了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分上下两册，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因多种原因，周先生想找人进行一次校订后再版。周先生审阅《米丘林选集》后，知道了我的名字，乃请吴晗约我晤面。他很爽直，也很谦虚，他说，他在香港出版的《物种起源》译得很粗糙，是为了弄点稿费吃饭。那时搞民主活动的人士，无论大小，都得自己找饭吃，谁也没有工资好拿。周先生是老前辈，我不敢贸然答应下来。我说：“我很愿意干这桩事，但我的校改不知能否合周先生意。既然干，就得认真地干，我想先校改几段，请周先生过目，如果认为可以，我就改下去，否则还是另请高明为妥。”周先生答应了，我就校改了几段，请周先生审阅，他很满意。

第一版问世时，我们曾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就是说对于译文还不十分满意，准备以后再作修订。但由于政治运动连绵不断，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周先生去世之后，到1986—1987年，我也70多岁了，于是抢时间进行了一次修订，这就是现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中的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中《物种起源》修订本。从第一版问世到修订，其间经历了38年！这期间，知识分子忙于写思想检查，忙于开会和写文章、唱赞歌，哪有时间去干“正业”，弄不好还会戴上一顶“白专道路”的帽子呢！

经过《物种起源》的翻译和校订，我的胆子大起来了。我觉得我的主观条件和客观需要，都使我在这方面有用武之地。因为，从事科技翻译需要三个条件：专业、中文、外文，在这三个方面，自信还有一定基础；而且国外的生物学名著，没有译成中文的，有如汗牛充栋，不愁无书可译。正好在这时，大约1956年，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和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先生又邀我协助，处理组稿和统校。于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担任译者，如潘光旦、费孝通、张肇骞、石声汉、萧辅等诸位先生均在被邀之列。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亲自登门邀请潘先生译《人类的由来》的情况，此事虽已过去40多年，犹历历在目。一天的上午，我去中央民族学院平房宿舍去找费孝通先生译《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他爽快地答应下来了。我又请费孝通先生引我到毗邻而居的潘先生家，说明来意后，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了。潘先生早就研读过这部世界名著，他叼着烟斗，微笑着向我说：“我能胜任！我能胜任！”他那两只不大的眼睛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闪闪发出智慧的光芒，我庆幸有这样的大学问家参加翻译，一定可以有一套传于后世的《达尔文全集》中译本问世。

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刮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靶子，他们的“早春天气”一变而成严寒的冬天，我们邀请的译者，如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等，连我在内，都被划为“右派”，无一幸免。“右派”不准乱说乱动，当然被剥夺了发表任何作品的权利。从此我再不敢和译者们联系，深怕再给安上“策划于密室”的罪名，进一步害人害己。这样，《达尔文全集》的翻译便搁浅了。

1958年，我又被升级为“反革命”，捉入狱中，经过几次审讯，写了“亲笔供词”之后，便命令我“深挖犯罪思想根源”。每日苦思冥想，左挂右靠，实在挖不出什么玩艺儿，即使自己给自己戴上大帽子，也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大约到了1960年，我日益感到这样虚度光阴，真不如死。这时我想起《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倘没有这场“反右”风暴，恐怕已经完成了，面对铁窗，感到“来生未卜此生休”，这又从何说起！但心有未甘，于是我想起翻译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我以为潘先生大概不会翻译此书了。踌躇再三，我大胆向狱方申请翻译这部书。这是胡思乱想的事，这样做，不但不可能得到批准，还会招来“不认罪”的批斗。但我还要冒险一试，即使遭批斗，也在所不惜，可见当时这种欲望在我的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支配地位。决没有想到，狱方竟批准了我的要求，我兴奋极了，以至通夜未眠。

不久，我收到了家里送来的《人类的由来》原著、赫胥黎的《短论集》等，抚摸良久，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当我把原著通读一遍，弄清楚它的思路和结构之后，便着手翻译。跟着一些具体问题来了，没有稿纸怎么办？我不得不把译文写在日文译本的行间，写的是蝇头小楷，字体的大小真如蝇头。钢笔头用秃了，就在水泥地上磨尖，一直磨到笔头上的那个小孔而不能再磨时为止。我译这部书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社会上人民的生活由于缺乏营养而致水肿，监狱里犯人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可是，我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劲，从白天到夜晚，饥肠辘辘，一灯如豆，手不停笔，每得佳译，如饮甘露，顿时忘却身在囹圄之中矣！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我就译完了这部57万字的巨著，还有半部《短论集》，后者是写在马君武译的《人类的由来》的行间，迄今仍在我的书架上。那部《人类的由来》译稿在“文革”中被红卫兵一烧了事。达尔文逝世100周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是在我第一部译稿被焚之后，再度翻译的了。

被划“右派”前我已经把达尔文的与《物种起源》同样重要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上卷译出来了。写到此处，我想起了黄宗甄先生，他正好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上卷第一版抢在1957年9月出版，再晚一点，出版就要有问题了，因为1957年9月30日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我为“右派”，“右派”帽子一戴，就被剥夺了出书的权利。而下卷的出版，则是1958年我被关进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之后的事了。上卷是我和方宗熙先生合译的，下卷是我自己单独翻译的，又不好用“×××等译”这个骗人的办法。这时黄先生竟敢用我的六岁女儿叶晓的名字出版了下卷，耍了一个偷梁换柱计。如果追究起来，他这个责任编辑恐怕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何况那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离被划为“右派”大概也不远了。出版后样书送到了草岚子看守所，稿费交给了我的妻子。对这种侠肝义胆的暗中帮助，我真是铭感五内，没齿难忘！

“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完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古人所说：“我看你起楼台，我看你宴宾客，我看你楼坍了。”这正是对“四人帮”的写照。1978年，经过20年的禁锢之后，我得到了平反，终于重见天日，何其难哉！何其幸哉！我44岁时入狱，64岁时出狱。出狱之后，又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我首先盘算的是，我还能干些什么，给社会做点什么贡献。想来想去，我最佳的选择是完成《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当时我估计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10年。由于年龄的逼迫，必须争分夺秒，真是“焚膏油以继晷”，日以继夜，不知老之已至矣。但对译文决不敢稍有疏忽，务求忠实而通顺，终于在1998年全部印齐。

紧跟着的问题是如何出版。《达尔文全集》共13卷，约500万字，出这套书，要有一笔很大的投资。我到处游说，到处碰壁。有的出版社想出，又怕赔本，找我要资助，多则20万元，少则10万元。我乃一介书生，全靠工资吃饭，何况劳改20年，无分文积蓄，怎能拿出这样一笔巨款？要不就让我包销几千本保本。我非商人，没有偌大本领。几经周折，终于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支持，从“院长基金”项下拨出10万元作为资助出版的费用，这样，终于和科学出版社订下出版合同，但直至1998年才全部问世。

当看到13卷（内有两卷为上下集）、500万字《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时，我已84岁矣。我本来能够为我们共和国多尽些力、多做些事情，而且我忠心耿耿地愿为共和国多尽些力、多做些事情，无奈，历尽沧桑人已老，却惭名贱入书林！

1999年2月10日于病中

从《物种起源》修订联想到的[229]

解放初期我和周建人、方宗熙二位同志合作翻译了达尔文的伟大著作《物种起源》，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第一版问世时，曾在“译者前言”里明确指出这是“试译本”，就是说当时我们对于自己的译文并不十分满意，准备再版时进行修订。可是由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我时时为此感到内疚。

周建人和方宗熙二位同志，也同样没有忘记这项修订工作。周老于去世前（1982年3月）在《北京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我们数人合译的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最近又由商务印书馆重新印刷发行了。但在我译的部分有不妥处，我因年迈，已无力重新校订，……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在临去世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凡是有责任感的人都会理解这一心情的。方宗熙教授1984年去美国讲学前，我在北京见到他，见面后没有说几句话，他就提到“在我们有生之年一定要把《物种起源》的修订工作完成”，不料他在1985年回国后就溘然逝世了。

现在，译者三人中尚在人间的只剩下我一人，而我也年逾七旬，日落西山了。我精力充沛的二十年都是在动乱和“改造”中度过的，回想起来，真感到心痛。这是非常可憾之事，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所以我今天时刻在想，加紧工作，以补偿毫无意义地丢去的时间。于是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物种起源》修订了一遍。当我完成第一遍修订工作后，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倘不如此，这部书的修订何至于迟延了三十二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如此者何止千万，而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几十年，不也正是因为连绵不断的折腾吗？幸有“三中全会”后的安定团结局面，我们的这一宿愿才得以实现，这是来之不易的。没有这样的局面，个人将无所作为，国家前途也不堪设想。每个中国人都要珍视和爱护今天我们国家蒸燕日上的安定团结局面！

收集旧物有喜有忧[230]

收集兴趣或曰收集欲望，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古往今来，有此兴趣或欲望者颇不乏人。小至邮票、火柴盒，大至旧飞机、大炮、坦克，都有人收集，当然在当今中国还没有收集那些庞然大物的条件。由于思想境界不同，收集兴趣也不一致。葛朗台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因为他贪婪；沈衡山（钧儒）喜欢收集各类石头，因为他高尚；达尔文年轻时喜欢收集甲虫，因为他要观察自然、理解自然。

解放前后，北京有许多卖旧书的地方，如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隆福寺等处。那时我有逛旧书摊的爱好，每逢星期日或节假日，差不多都要去那些地方消磨终日。我收集到许多和我的专业有关、使我感兴趣的书，如1904年伦敦穆瑞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美国著名园艺学家《布尔班克全集》（初版），这两套书即使在美国也很难找到。我还收集到1881年在伦敦出版的赫胥黎著的《蝲蛄》，有趣的是，在这部书的扉页上有著名昆虫学教授刘崇乐的英文签名，并注有“1931年于伦敦”，其上还有一位英国藏书人的签名（1883年）。我是在东安市场内中原书店购得此书的第三个人，那是1957年9月31日我被正式宣布为右派后的苦中作乐，所以在我的签名下有“1957年秋”的字样。我难忘的是，就是那次在那家书店内，遇见了“大右派”储安平，他穿着中式灰袍，布鞋，貌似潇洒安祥。但彼此相视仅微微苦笑，就赶快扭过头去，既不敢点头示意，更不敢打招呼问候。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除洋书外，我还收集到一些木版线装书，如诗集《两当轩》、《二如亭群芳谱》等。我最得意的是为我们图书馆收集到一部日本高山寺收藏的《齐民要术》手抄本，是杨守敬（1839—1915）抄写的。杨氏为近代历史地理学家，光绪年间曾为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他在日本收集到许多中国佚书，带回国内，做了好事。此外，我还为图书馆收集到一部《兰谱》，记得是光绪年间在福建出版的，书中对兰花的分类已初具规模。再有，1950年代老友杜宣想写一部《杜甫传》，需要编年杜诗，我为他收集到一部《王状元集》（杜甫编年诗），尚有初版的红迹，我也很得意。

我收集到的那些书，经过十年浩劫的反复抄家，多已荡然无存了。想起它们，我还时常感到怅痛！

有一个时期，我也很喜欢收集字画，多为赝品，但我不在乎其真或假，只要觉得好看，我就买。我最喜欢傅山（青主）的字，主要是我喜欢他的人品。那时郑孝胥和罗振玉的对联或条幅，只售一两块钱，但我不买，也可以说，白送给我也不要，因为他们是大汉奸。记得解放初期我看到过一幅王铎写的大中堂，肯定是真迹，只售15元，我没有买，因为他是“贰臣传”里的人物。现在王铎的条幅要值几十万元呢。我想起一个令我啼笑皆非的故事。那时我常去新街口和护国寺之间的一家小古物商店，它的对面就是“新街口澡塘”，我在那里买过一些假字画。1958年我被投入监狱之后，我的亡妻把那家古物商店的老板请到家中，向他兜售我在他那里买的东西，他用很低的价钱把几件较好的买走了，其余的都不要，而且说：“让叶先生留着自己玩吧！”最巧的是，1962年我保外就医后，某日去“新街口澡塘”洗澡，正好在大池塘里遇到那位老板，他以老北京人惯有的礼貌向我打招呼：“叶先生总没见啦！您去哪儿发财啦？等回儿烫完澡，到小店去挑几件，有傅青主的真品。”我想他从我那瘦骨嶙峋、两腿浮肿的惨状，不会猜不出我到底是去哪儿“发财”了！

饱暖之余，最近我又对瓷器发生兴趣了，不时去逛逛潘家园古物市场，收集几件我喜欢的东西。还是老毛病，我不在乎其真或假，只要觉得好看，我就买。不过赝品也有好处，不必忧虑被偷走，即使被偷走了，也不至于心疼。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我则是，“好收集，不求甚解”。陶老夫子的“不求甚解”，是不肯、不愿，甚至不屑于求甚解，是对当时政局和社会风气的不满和反抗。我的“不求甚解”，却是限于财力、知识、时间等主观和客观的条件。前者是出于存心，后者是出于幼稚，因而弄回来满屋子的赝品！

附录二

又见父亲[231]

叶 娃

我深知自己没有资格写父亲。我怎么写得出父亲坎坷多难的一生呢？父亲是一棵大树，高树悲风；父亲是一棵秀草，秀而易摧。去年此时，我正和姐妹在协和医院照看病危弥留的父亲，每天走过煤渣胡同往医院给父亲送饭，就能看见胡同口儿的一棵大槐树，已经树叶全无，只剩了枝干，却仍在呼啸的寒风中摇摆，无一丝一毫的懦弱，无一分一厘的退却。那就是我的爸爸呀！

我怎么写得来父亲呢！作为女儿，即便我有天大的能量，也无法写出父亲直面人生的勇敢与不屈，写出他在学术事业上的一丝不苟与孜孜追求，写出他爱国、爱民的真诚和执着，写出他的正直与良知，写出他耄耋之年仍童心未泯，写出他嫉恶如仇，直至咽气前几个小时还能写出“人生有何罪”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

想来想去，我想还是写写在父亲坐牢18年后我们重又团聚的那些天吧。

儿时记忆中的父亲，全是些不能连贯的片断。就是这些片断，也是成人之后经人诠释才有了意义。因为1958年父亲被捕入狱时，我们姐妹三人尚在幼年。真正知道自己的父亲，乃是17年后的1975年，其时父亲背着“国民党县团级”的牌子出了劳改农场。我们都已年过二十，而父亲从高中开始就苦苦追求的母亲已经在一年前作古。虽然终又有了父亲，但我们这个小家已经破碎，即便有回天之力，也无法重圆了。

1976年初夏，我终于在工厂请了假，以回京探亲为由，偷偷去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看望十几年未见的父亲，并约好和北京的姐姐在父亲那里见面。为了省钱，从西安出发，我坐了几乎一路的“蹭车”，几次被赶下车来，及到蚌埠已是深夜，且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天。那一晚在蚌埠汽车站几乎是坐等天明，终于坐上了头一班去怀远县的汽车，心里七上八下，到现在还记得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就是“近乡情更怯”这么一句毫无关联的古诗。

到了怀远，天已渐明。由车站到渔场还有七八里路，父亲曾写信嘱咐一定要我叫辆三轮儿。当时一是天太早没有三轮，即便有，七八里的路程也没有必要花钱坐车。这么多年没有通信见面，父亲不知道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出车站上了淮河大堤，按照父亲画给我的详细地图，没有费劲儿便找到了渔场。远远过来一个中年妇女，还没开口就笑起来：“你是老叶的二闺女吧！唉呀！你怎么才到呀！你的老爸爸天天早上在这儿等你！唉呀！你跟你大姐可像着啦。你大姐来了几天了。”

听她这么说，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自从父亲被捕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陌生人谈他时，没有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历史反革命”、“右派”、“极右分子”、“劳改犯”等等那样令人心悸的定语。从上路开始层层加在心头的期待、准备和无法言传的恐惧，再也没有地方放得下了！一个“老叶”再加上一个“老爸爸”，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与直截了当，如此近乎人情与合乎事理。从小到大满天飞的标签，什么“反革命家属”、“黑五类”、“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像太阳出来后瞬间即逝的晨雾，消失得无影无踪。等了这么多年，我知道父亲就在眼前。

那个妇人见我流泪，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弯下身来要帮我拿旅行包，说是要带我去父亲的住处。原来父亲并没有住在渔场的职工宿舍，而是住在渔场边儿上的猪圈旁。还没有待我们起步，她就发现了什么，拉长声音冲着旷野大声喊起来：

“老叶——老叶——你的二闺女来了……”

顺着她的声音，我看到远处一个小小的身影正低头沿着稻田埂朝我们走来。听到喊声，那个身影先是停了一下，又忽然加快速度，伸出双手在空中摇晃着。大约田埂太窄太滑，他跌跌撞撞地几次倒了下去。泪眼中，那个影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就是我十几年未见的父亲啊！

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父亲和我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也无法回忆出相见刹那间父亲的面容与表情。相反，我记得最清的是父亲身上那件旧得已说不出颜色的外衣和那双沾满泥水的解放鞋。裤管空荡，没有袜子，露在外面的小腿就是两节骨头。儿时印象中父亲的红脸膛和宽肩膀已经消失殆尽。他原本高大的身躯如今缩在那团灰布里，显得十分瘦小。

然而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父亲的形象。因为远在怀远探亲之前，我的脑中就已预演过无数次想象中的团聚了。团聚中的父亲早是瘦骨嶙峋，满面沧桑，后来发现，这些预演的团聚全都是无声电影。及至真正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我才切身肌肤地感受到了时空垒砌在记忆中的髙墙。

父亲的声音极其陌生。

不过父亲的大手还是那么熟悉。听到那个陌生的声音后，我曾经下意识地低头去找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指又长又细，美国作家赫西曾经描述过父亲的那双大手，说他要教训人的时候，总要用中指指点对方。我们小的时候，常要占用父亲晚饭后的时间，让他用那双大手在灯下的白墙上变出各种动物的影子。他做得最好的就是“大灰狼”，长长的中指和无名指一张一合，把狼的长嘴做得活灵活现。

父亲的大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和阿靓算了一卦，你准是路上拉肚子了，所以晚了。”这是我记得清的父亲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当时我已哭成一团，完全没有听清在这之前父亲和我说了什么。父亲大概想说句笑话，结果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开始往父亲的住处走。父亲一定要帮我拿包。太阳出来后，天一下就热起来，他身上的那件灰夹衣已经穿不住了。我们停下来，等他解开衣扣，看见父亲在夹衣内只穿了件已是千疮百孔的针织汗衫，干瘦的身子暴露无遗，我又止不住流出眼泪。呜咽中听见父亲和我说：“娃子，你看看这件衣服，这还是老裴克的衣服呢。我找人在外面给吊了个面子，没人看得见……”

我看见了那件已经成了里子，颜色依稀可辨的墨绿人字呢西装，也看见了父亲脸上一丝狡黠的微笑。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想找出能够确切形容当时心情的字眼，然而却总是徒劳。是震惊父亲的坦荡？是钦佩父亲的无畏？是稍微的惧怕，还是淋漓的痛快？应该都有。多年以后，当我真正开始了解父亲，了解了近二十年监狱和劳改带给他的无法言传的非人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以及父亲眼见世态炎凉、亲友向背、骨肉离弃的种种人间悲剧后，才明白父亲急于用这种方式向亲生女儿表示自己清白无辜的良苦用心。

裴克是父亲1940年代认识的美国作家。1946年1月至9月，他和父亲在北平景山东街合租一处四合院同住。他曾经写过两本书揭露国民党在二战时期的统治黑幕，其中的一本《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就是与父亲同住期间写的。这一段交往，父亲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已交代过，并以“一般性历史问题”下过结论。然而1958年，“反右”之后，父亲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借运动之机发泄私愤，不但推翻了早先的结论，并且罗织罪名，搞起冤狱，诬陷父亲为“美国特务”，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58年9月，其单位领导以机关名义对父亲起诉后，又假以南京方面需要人手整理农业古籍，将父亲骗至丰台火车站秘密逮捕。其用心之卑鄙下流，其手段之肮脏无耻，再写就要污了这支笔！而父亲一走，就是18年！

这18年正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其间除了1962年父亲“保外就医”，回来和我们住了一个月，十几年我们没有见过他一次。一提到此，父亲就有无限的悔恨。他何尝不想我们呢！但父亲一次也没有向母亲提出要我们探监。他后来和我说，有一次看到一个探监的孩子，小手里攥着号牌，眼巴巴地站在铁栏外等着叫号，心都碎了，觉得自己就是想死女儿，也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受这种耻辱。有一次他从监房的小窗看到外面地里母牛带着小牛吃草，触景生情，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我只记得后两句：

“铁窗隙里窥牛犊，心在雏凤头上花。”

那次我在父亲那儿住了十天。

父亲与人合住的地方是猪场旁边的一个小土坯房，一并三间，土墙土地。我和姐姐来之前，父亲借了一个大铺板搭在他那间屋里，把原本就小的屋子挤得满满满当当，转身的地方都难找。而且那间屋子紧挨着一排猪圈，风向不对时，猪圈的臭气就往屋里灌。尽管如此，我们也是非常知足了！用父亲的话说，能再见我们，重享天伦之乐，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到的那天正是“端午”，渔场聚餐。父亲早就替我们交了餐费，准备一起吃第一顿团圆饭。渔场并没有正式的饭厅，所谓聚餐，就是在厨房外面的空场上摆几堆搪瓷脸盆，里面盛着各种各样的菜，大家分别围成几圈，蹲在地上吃。我自上路以来，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所以那天蹲在地上狼吞虎咽，毫无顾忌。以后每一提及此事，父亲就摇头，说看到我大口嚼着猪头肉的样子，心都痛了。那顿饭父亲一点没有吃好，他说怎么也无法把我这个小时他同母亲常常戏之曰的“唐代美人”同眼前的这个女儿连起来。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私下和她说：“娃子怎么长得和小时候差这么远呀！就是她一笑起来，还同原来一样。”

那次去见父亲，对我们有件很难的事，就是怎么叫“爸爸”。虽然在去之前，我们曾与父亲通过很多信，但信中的抬头我常用英文称呼，或叫“father”或叫“Dad”，而姐姐干脆跟我们称父亲为“老K”。为什么这么叫，现在很难说清楚。我只记得当时有点庆幸的是姐姐比我先到，我可以跟着她叫。不过到了以后，我才发现开口叫“爸爸”，并非易事。因为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小时对父亲有自己特殊的叫法，不是去声，而是上声和阴平；后面的“爸”不但音拖得长，而且上挑。可是再这么叫，不但找不到感觉，也叫不出口。父亲一定感觉到了。端午那天吃过饭后，趁姐姐不在时，父亲对我说：“你知道阿靓是坐三轮儿来的吗？我正在这儿喂猪，就看见来了辆三轮，上面的人背着大画夹子，远远地就冲我嚷嚷：嘿！嘿！我一看那头黄毛，就知道是阿靓啦！”父亲把我逗笑了。他同时也在暗示我，姐姐和我一样，刚开始也叫不出来。“知子莫若父”，这句古话一点儿不假。那天下午，趁父亲弯腰蹲在地上收拾东西时，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叫了一声：爸爸！

父亲那时虽然有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可还戴着“管制分子”的帽子（与他同住的人不但管着猪场，还管着父亲），即使我们在时，一天假也不准请。有一天下大雨，我们正合计着等雨停后和父亲一起出去把当天的猪草打够，住对面的人来了，让父亲这就去打草。尽管多年来不平之事已是司空见惯，但非要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冒雨打草，无论如何也太过分了。我一下就火儿了，但想到父亲还要在此人手下受治，只好忍下去。父亲对此却大不以为然，还笑着和我们说：“这叫在其位，谋其政。能把看我当成一件事，也算是忠于职守吧。”

父亲到渔场后不久，附近一个生产队的人就找上门来。因为他们听说渔场来了个搞农业的，想让这人给看看棉花地的花苗怎么种过不久就开始死了。父亲看过后，挺快就把那块棉花地给救活了。队里的人为了感谢父亲，常常在他小屋外的窗台上悄悄留点儿东西。这事是有一天早上我发现窗台上有人留了块豆腐，问起父亲才知道的。后来，我们又不断收到萝卜、青菜。这些不值什么钱的东西，就是千金也买不来呀！因为像父亲这样身份的人，那时躲还躲不及呢！

那十天，父亲对我们有问不完的问题，可总是尽量地避免问及母亲。记得那是周末，父亲带我们一起去当地的名胜“百乳泉”。坐在山上的小树林中远望四周风景时，父亲忽然问我们：“你妈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很疼？我问过懂医的人，都说肝癌晚期的病人非常痛苦。”父亲的声音极其低，很像是自言自语。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到北京后又重复地问过我们多次。我知道父亲很想了解母亲在世和去世的所有细节，但每一看到我们难言的苦楚，他就绝不再追问一句了。

没能再见母亲，给父亲后半辈子带来了十分的痛苦和不断的追忆。记得有一天父亲干活回来兴冲冲地对我们说：“赶快吃饭，赶快吃饭！今晚电视放《祝福》，是你妈的服装设计！”吃完饭后，我们去渔场的会议室看电视。离开演还早，那台11吋的黑白电视前没有几个观众。父亲自知自己的身份，远远地坐在边上。等到电视终于开演，才发现效果极差，所能看到的只是影影绰绰的人影。但片头的字还是看得清楚，就在母亲的名字缓缓摇上字幕时，我回头看了父亲。他伸直了脖子，集聚着精神，两眼紧紧盯着那个巴掌大的荧屏，好像要把母亲从中变出来。《祝福》看了一半，因为实在看不清楚，管电视的人把机子关了。父亲仍然十分满足。回去的路上和我们回忆起20年前《祝福》的首映，说是他陪着母亲一同看的。

当然，我也有不理解不明白父亲的时候。“林彪事件”大概是当时我和很多同龄的年轻人感到受骗的开始。母亲去世前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忘了因为什么事说起来，父亲背了句诗，说是对这个国家，他仍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一点我非常不理解。记得我和父亲说，你知道我这次来看你路上都见了什么了吗？我告诉父亲我坐的火车在咸阳车站被四川来陕西要饭的难民围困了两个多小时。那些要返回四川的难民，背着塞满了要来食物的大小麻袋，涌塞在站台。火车一到，即蜂拥在车门，或沿车窗乞求车内乘客开窗让他们由窗口进去。车站上人头攒动，喧声震耳。这不就是史书上写的流民吗？国家成了这个样，怎么爱法？父亲给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你们没做过亡国奴。

在怀远荆山湖渔场度过的十天此生难忘。从那儿开始，我们重又有了父亲，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依赖和信任的人。以后的二十几年，我与父亲是离多聚少，但父亲从来都在我的身边，我与父亲也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附录三

毕生尽力 无愧无悔[232]

——访农学家、翻译家叶笃庄教授

王 册

积水潭医院综合病房的活动室里，初伏的暑气被关在窗外，阵阵清风在室内流动。叶老穿一身病员服，脸上却毫无病态，行动自如，提起这次因脑血栓住院，叶老朗声大笑。

叶：是脑血栓，但没栓住，医生做了全面体检，除血色素偏低外其他一切正常，估计活到90多岁没有问题。

王：我很奇怪，您曾因冤案坐牢和劳改连续长达20年之久，身心都受到严重创伤，但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与您的年龄和经历都极不相称。

叶：是的。很多人都向我请教养生之道，其实我什么秘诀也没有，只有一条就是心胸开阔，从不患得患失，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养生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回想自己的一生，虽磨难不少，但可说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人民、朋友、亲人的事，如此则心安，心安则神宁，神宁则体健。

投身革命 九死而不悔

王：您的父亲是天津很有名望的实业家，但您兄弟几人都很早就投身于革命事业，且个个学业有成，许多人对您的家庭背景很感兴趣，您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

叶：一个人老了，就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回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今年87岁了，真正到了“其言也善”的年龄。近来我也在想，我这样一个家庭，怎么会出现我们这几个和家庭好像很不协调的兄弟？确有其偶然性，但也有必然因素。

我父亲在清朝时是做官的，做到道台，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但后来他看到世道不稳和官场的腐败，到民国以后，就坚决不做官，一心一意在天津办实业，参加了周学熙财团并成为主要成员，开办了华新纱厂、启新洋灰公司（即唐山水泥厂），最后死在华新银行总经理的任上。父亲生前特别注意子女的教育，注重智力投资。家里经常请有四位家庭教师，两个教国文，两个教英文、数学，开支很大，我们兄弟几个都没有上过小学，在家里念到初一或初二直接上南开中学，因此我们几人的中、英文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点基本功，父亲的本意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学点真本领，学理工、学医，不要做官、搞政治。

王：但最终你们兄弟5人却都走出了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

叶：父亲虽然办实业，但我们的家庭生活仍然封建气味很浓，我们兄弟5人都是庶出，虽然生活条件优越，但待遇上的不平等和思想上的压抑使我们对封建家庭深恶痛绝。所以父亲一去世，我马上就搬出来住到学校里。

更主要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出于义愤和爱国热情，我参加了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看共产党的文件，思想左倾进步，积极支持抗日。我记得非常清楚，1931年冬天，家里给了我18块银元让我做件呢大衣，我拿到钱后马上到大公报社捐给了马占山。从那时起，我就基本上划清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帝国主义与中国这两条界限。

1936年我家酝酿分家，我们兄弟几人商定将这笔钱“用之于民”。在中共北方局的支持和领导下，组织开办了“天津知识书店”，这是我为革命事业做的第一件事。

1937年抗战开始，我参加了八路军，在129师386旅搞敌工工作，后来转到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任敌工班负责人，主要教日语，自编了口语和文法教材，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党培养了近百名敌工骨干力量。我是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时被迫离开的，这不是“交代历史”，用不着详说了。

王：难怪您的几位兄弟一致认为您是第一个背叛家庭，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人。

叶：哪里！其实和他们相比，无论哪一方面我都很有差距，不久前我还写了两句诗给自己一生作了小结：“严寒阅尽人已老，却惭无实入书林。”我真感到自己是书剑两无成。就拿参加革命来说，现在给我定的是1936年参加革命，我也确实是觉悟得较早，但后来为什么反而走在了他们的后头？我想是因为无论搞学术还是干革命，我都不是一心一意，也不是三心二意，而是二心二意。一心要参加革命，一心又舍不得学术研究，一心二用，所以一辈子两方面都没有做出大文章，没成大气候。和自己的兄弟比，我是半瓶子醋。读书做学问，我不如笃正；论革命，我比不上哥哥笃义、弟弟笃廉（现名叶方）和笃成。

我这一生对革命、对学术研究，虽说是做到了尽力而为，但毕竟没有达到当时自己想象的目标，究竟有多少成就，实在不敢说。

毕生奉献于农业研究、翻译事业

王：当年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大部分学工，很少有学农的，而您却考入了金陵大学农学院，且一生未改初衷，请问您怎么会做出这种选择？

叶：很简单，当时觉得中国农民太苦，想直接为农民做点事，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把农业搞上去，才能富国强民。先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但因实在适应不了当时南京的沉闷空气，于1934年秋季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研读。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即农科院前身），组建编译委员会，分配我当编译委员会主任。本以为革命成功了，想一心一意搞专业研究，但接到组织任命后，二话没说，全身心地投入了科技翻译工作。我们白手起家，从油印搞起，创办了《农业科学通讯》、《中国农业科学》、《苏联农业科学》三个杂志，还编译了不少农业科技丛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不重视农业科研工作，当时在这个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的工作，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成为当时农业科学出版的一个中心。

王：您曾写过《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华北农作物栽培制度》、《西北黄土高原种草种树与控制人口问题》等多篇影响深广的学术著作，从您的谈话中我也感觉到，如果让您自己选择，您还是倾心干农业科技研究工作。

叶：是的。献身农业科技工作是我早年立下的志愿，但对祖国的需要和组织分配的工作，我也是心甘情愿无条件接受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这是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王：翻译和主持组织翻译《米丘林全集》和《达尔文进化论全集》，花费了您大量的心血，您认为这项工作的意义和它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叶：最早是在1951年，著名记者徐盈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米丘林选集》，我立即着手组织翻译，两三个月后就出版了。接着当时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周建人先生就托吴晗同志找我，请我帮助重译《物种起源》。我立即带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和对本职工作的极大热情和浓厚兴趣夜以继日地投入了这项工作，经常工作到夜里两三点。所以1957年把我划为“右派”，195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我一下子被打懵了，非常伤心。我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党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没说过二话，何曾会有过二心？当时我的名字被从出版物上删去，代之为“等”，后来我一直想起个笔名叫“叶等”。

不说这些，还是谈《物种起源》。我最早是在日本读书时看到的日本译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只有用达尔文的学说，才能将自然界的现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阐释得这么清楚。达尔文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进化学说为人类发现、认识、思考、分析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不仅改变了生物科学，而且对于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乃至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达尔文学说标志着生物科学领域内的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学说虽然经历了100多年，但至今仍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王：您对现阶段翻译和重译科技经典著作有什么看法？

叶：我一向主张重视翻译经典著作。无论哪一门科学研究，都不能割断历史，翻译工作者要甘当“二传手”。在这方面，我国做得还不够好，以生物科学为例，如赫胥黎的五卷文集，法希尔的《昆虫记》，杜布赞斯基文集等，我们都还没有翻译过来。而日本人则很重视这项工作，仅《物种起源》，日本从明治维新起直到现在，就有7种不同的译本，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也没有放松这项工作。这种大工程，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能够办到的，应该由国家统筹办理。我曾多次提议国家应成立“翻译馆”，把退休的自然科学专家组织起来，从事专门科学的翻译，同时要设立经典著作出版基金，光靠出版社是负担不起的。

政府应重视翻译事业，要知道一个开放的时代，必将伴随着一个大的翻译高潮。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唐朝的“译场”，“五四”时代的翻译高潮，改革开放后翻译事业的兴起，仅科技翻译大军，就有几十万人，大亚湾核电站、宝山钢铁厂等等单位的技术翻译数据，以“斤”计，甚至以“吨”计。翻译工作者为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都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是无名英雄。但他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和地位。如“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本应与作协、文联地位相同，现在却只挂靠在文化部的外文局这个司局级单位，经费困难，与作协和文联无法相比。

治学先立志

王：在读您的译著时，我完全没有一个外行容易产生的枯燥乏味的感觉，尤其是新近出版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第一卷《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立刻为其文字的顺畅优美感动。您的翻译作品一直受到专家学者和同行的赞誉，请您谈谈文学翻译和科技翻译的异同点，您认为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应具备哪些修养和基本条件。

叶：严复的“信、达、雅”同时也是科技翻译的标准。科技翻译工作者应具备有三个条件：一是精通本专业的知识，否则往往会闹出笑话，如有人把“银河”译成“牛奶路”就是一例。我在翻译《达尔文进化论全集》时，对达尔文学说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有人认为只要懂得了外语，就什么都能翻译，这是笑话，只有熟悉了本专业知识，才能发挥文字的作用。译书是“再创作”，并非易事，凡是深入其中的人们都会体验到它的难度和劳苦。二是要有扎实的中文基础。三是最好要懂一门以上的外语，凡译一部书，不应拿过来就译，要把它们彻底读懂才可动笔，这样就需要读一些相关的书，如我在翻译《物种起源》时，就参照了几种日文译本。

王：请您进一步谈谈您在治学上是如何处理专业知识与相关学科，理论与实践，博古与通今的关系的。

叶：在谈这几种关系之前，我想先谈一点最重要的：一个人治学最重要的是要先立志，要有献身这门科学的无私的奉献精神。我的观点是无论搞哪一种学科，都要立志为这门学科留下一个“小记号”，为这门学科添一块砖、垒一块瓦，要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我的这种观点在“反右”时被定为“右派”言论之一，说这是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的翻版，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仍坚持这种认识。

再谈你说的几种关系，我认为无论研究什么学科都要懂得一点你所研究领域的历史。科学发展是不能割断历史的，不能光看到最新的东西。如搞生物科学的，不能只盯着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还要了解最基础的有划时代意义的学说，如达尔文及其以后的著作。这也是我一向主张要比较全面地翻译自然科学经典著作的原因之一。

另外搞自然科学还一定要懂得一点哲学。我以为最有效最科学的哲学还是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掌握了这个武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洞察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

在治学方法上我的主张是要大量收集和占有材料，钻进去，找出规律，让材料活起来，这就要用哲学，把哲学作为一个推进机，钻进去再脱出来，如此才能有创造性。达尔文写的进化论就是用的这个方法，我国的书法艺术也是如此，基本功训练时要临帖，而且不止一种，颜、柳、欧、赵、苏、黄、米、蔡都要看看，更基础的要写八分，写魏碑，这就是大量占有材料，然后脱出来，写出自己的风格。凡大书法家莫不如此。

积累材料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和增长知识的过程，也就是辩证法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做学问常会出现一种境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浅尝辄止的人，在治学上不会获得成功。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以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句为座右铭：“正如一座星辰啊，永不匆忙，也永不休止。”其意义就是锲而不舍。

你刚才说的博古，是纵向地看问题，研究一门学科，要懂历史，但这不够，还要通今，通今是横向看问题，从其他学科领域汲取营养，找借鉴。如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学说，就是看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理论之后才受到的启发。“生存竞争”是达尔文的理论支柱之一，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影响。

还有一点简单说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这也是治学最基本的方法。对此我曾有过多次深刻的体会。如1975年在白湖农场劳改期间，对甘兰型油菜“花而不实”的病因与防治措施所做的调查研究报告，就是采用广泛搜集事实资料、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从而推翻了过去人们认为的甘兰型油菜“花而不实”是由于土壤中缺硼的理论，而得出另外一种结论：这是一种生理病，是由于植物本身碳氮比失调。硼只是“药剂”，可以转变或防止其生理机能失调，而不是造成这种生理病的原因。当时在农场，我不但在思想和心理上负着重压，实验条件也简陋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我仍坚持了一贯的治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篇论文曾在《中国农业科学》上发表，用的是“白湖农场试验站”的名字，那时我的名字在社会上已被勾销了。

应重视普及进化论教育

王：您多年前就提出过“要普及进化论教育”，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您认为普及进化论教育是否还有意义？

叶：目前，许多国家围绕进化论的研究非常活跃，虽然有许多新发现、新看法，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仍是不可推翻的基础。无论哪一部门的科研工作者，读一读达尔文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必能从中获得启发，汲取教益。

近年我看到有许多年轻人在思想上空虚，精神上没有寄托，浮躁、盲目，进教堂作弥撒，进庙宇烧香拜佛，相信宿命论。我想如果能在社会教育中做好进化论的普及工作，可以使青年一代破除迷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起码可以唯物地、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不会再到“神”那里去找安慰。

1950年代，高校生物系及中学普遍设立了达尔文主义的课程，当时考大学规定要考“达尔文主义基础”，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当然那时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和禁锢。但现在是否还应在学校教授进化论，是单独设立课程还是将内容分散在各有关学科中，我认为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王：由此想到您还提出过要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扭转重理轻文的状况。

叶：一定要扭转重理轻文、文理分家的传统观念。在教学上应扩大专业知识面，彻底改变1950年代遗留下来的前苏联那一套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清华大学过去是综合大学，解放后学苏联的教育制度，我看是吃了亏，专业分工太细，学生知识不博，基础太窄，适应性差。现在有很多边缘科学，不仅边缘到自然科学的外沿，甚至边缘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在一些国家，大学中念自然科学的，一定要学够一定学分的社会科学，学社会科学的也要选修自然科学，我以为这个办法对。特别是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更接近，不能完全分开。

作为农学家和翻译家的叶老，还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他喜欢诗词书法，酷爱音乐和戏剧，尤其钟情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命运》，他带着诗人的激情背诵贝多芬的一句话：音乐应从男人心中烧出火来，从女人心中带出泪来。

叶老说他晚年的全部生活并不光是音乐，继13卷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之后，他还决心将美国1994年出版的《达尔文传》译出，目前正在寻找翻译伙伴，他把这项工作叫做：“蜡烛将尽时最亮的一跳，春蚕吐出的最后一根丝。”

叶笃庄先生大事年表

孟繁之 整理

1914年

2月9日，农历正月十五，叶笃庄先生出生于天津河北区叶氏大宅。

1922—1927年

在私塾读书。

1927—1933年

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在中学时，曾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

1933—1934年

在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读书。

1934—1937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读书。

在东京时，曾参加左翼团体“中华留日剧人协会”。

1936年夏—1937年春

任天津知识书店经理。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36年我兄弟分家后，曾将遗产一部分，约一万银元，交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开办天津知识书店。书店开张后，我又回日本读书。”知识书店宣传革命思想，出售进步书籍和刊物，并接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书店的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叶笃庄先生也上了黑名单。1937年七七事变后，知识书店被查抄。

1937—1938年

“七七事变”后，叶笃庄先生转赴山西，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129师386旅任敌工干事。随军参加了七亘村、黄崖底等战役，署名叶笠撰写了《129师的光荣战绩》、《汉奸的末路》等战时报导。文章由129师政治部审查后，油印成册，在部队散发，再由政治部送往延安，于1938年1月在《新中华报》冠以“战地通讯”连载三次。后因左腿冻伤，赴西安治疗。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由中共地下党员王阑西介绍参加。因腿部冻伤，并与当时敌工部长项本立闹不和，去西安治病。”

1938—1939年年底

任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敌工班主任。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由中共地下党员张立森介绍参加，该校属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和三纵队。曾参加牺盟会。”

1939年年底—1940年春

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职。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决死队调我去总政治部工作，到宜川后，适值‘十二月政变’，总政撤走，接不上关系，我便去民族革命大学教书。”

1940年春—1940年秋

在西安，于陕西渭南乡村师范学校任教职。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因阎锡山顽固派的迫害，民大的教员和学生纷纷离去，于是我去西安准备回晋东南。在西安，因江涛声大夫（已故）的介绍，得识第三国际代表韩伯格（Rodof Hamberg），韩发展我参加第三国际在哈尔滨的机构，我答应了，约定在成都碰头，交代去哈尔滨的途中关系。”

1940年秋—1941年春

在成都大成中学教书。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我按约定时间去成都，到后不久，接张立森的妻子梁明来信告我，韩伯格和张立森被国民党逮捕，于是我通过陈翰伯的介绍去大成中学任生物教员。”

1941年春—1942年秋

任重庆工业合作协会宣传组组员。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40年冬，张立森在重庆出狱，1941年春我去重庆找他。后由李公模和严希纯介绍，我和张立森去‘工合’工作。”

1942年秋—1943年秋

任国民党军委会特种情报所第二科科员。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该所系中国和苏联合作组成，第二科科长包锺敏（下落不明），副科长是苏联人；专门从事对日寇的情报工作。第二科的业务是敌情研究。我由吴廷璆的介绍，并经陈先舟（中共地下党员）的同意后加入。我曾将日伪军情报多次拿给陈先舟。我在那里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

1943年秋—1944年秋

任重庆太平企业公司协理。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43年秋，陈先舟叫我离开‘特种情报所’和他与孟用潜一起开设太平企业公司。该公司的资本由陈、孟和我各占一股，我的股金是由我家中兄弟拿出的。”

1944年秋—1944年冬

失业。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太平公司蚀本顶出，孟用潜先去桂林组织‘工业合作协会西南盟军服务处’，随后我由重庆去桂林找他，他不在，我便在他的侄子孟光裕处闲住。日寇进攻桂林时，我便经由贵阳去昆明。”

1944年冬—1945年春

任昆明《人民周报》总编辑。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44年冬到昆明后不久，经周新民、辛志超介绍，参加‘民盟’，后任《人民周报》总编辑，周新民任编委会主任。”

1945年3月—1945年11月

受周新民派遣，任美国陆军陆空辅助队（AGAS）雇员。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45年3月，由美国人裴克介绍参加昆明美国战略情报局GBT小组，6月间转入AGAS。参加后，曾接受情报训练，主要学习无线电收发和密码使用。我曾先后介绍孟光裕、谢孟奇、王绶昌三人参加该组织。同年6月，由我率领孟光裕、谢孟奇等三人前往广西茂名，任务是搜集沿海一带，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日伪军和中国军队的情报，配合美军登陆。行至南宁中途，被召回昆明转入AGAS。同年7月初，随美军中尉克拉克去陕坝傅作义司令部所在地活动。在陕坝曾随克拉克去傅作义部参谋处搜集日伪军，以及傅作义部队和大青山八路军的部署情报，绥远交通路线以及各地医疗设备的情况。当时我担任翻译。同年8月，我随另一美军少尉由陕坝出发，去大青山设一情报站；行至五原，日寇投降，AGAS昆明总部命令我们去北平，经过张家口解放区，不准通过，又折回绥远。同年10月，由陕坝回昆明，11月被解雇。我参加GBT前，曾得到民盟云南省支部组织部长周新民的批准，参加后不断向他汇报情况。我去广西时，民盟给我任务，叫我去梧州一带找李济琛讲通民盟和李的联系。”

1945年年底—1946年年底

在北平从事民盟活动。组建民盟北平市支部，担任支部执行委员，负责秘书、宣传等工作。至1957年，历任民盟北京市委会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1945年年底我到北平后，即同美国‘特务作家’裴克住在一起。一直到1946年5月。1946年2月，我代表民盟去解放区高树勋部联系，曾带裴克同去，他趁机搜集了有关共产党如何对高部官兵进行教育的情报（参见三联版裴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从1946年初开始，至1957年划为‘右派’前，一直担任民盟北平（京）市委会委员。”

1946年年底—1947年年底

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由田价人介绍进入该所，曾写过一本书：《华北棉花及其增产问题》。”

1947—1948年年底

任北平农事试验场副研究员，兼农业经济研究室主任。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由姜秉权介绍参加，在该场曾完成《日寇开发华北农业计划的研究》。”“我1947年至1948年在北平结识美国新闻记者布雅各，在此期间，曾为他从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名人鉴》抄译过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简历，并从日本出版的《蒙古大观》和《东蒙古游牧记》抄译过内蒙的情况。曾先后随他去张北采访所谓‘东蒙古共和国’的新闻情报，兵去伊克昭盟伊金霍洛采访成吉思汗大祭的情形。”

北平解放前夕，叶笃庄先生配合地下党城工人员，做戴松恩等人的思想工作，为保护北平农事试验场及研究人员留下来迎接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1955年

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主编《农业学报》、《农业科学通讯》、《苏联农业科学》等杂志以及一些书刊。行政是二级。叶笃庄先生在西方农业著作翻译、农业期刊办理诸领域的贡献，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1年一年，叶笃庄先生组织翻译、审校了《生物科学现状：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1948年会议逐字记录》（财政经济出版社，1949）、《米丘林遗传选种与良种繁育学》（中国科学出版社，1953）、《米丘林全集》、《赫胥黎自传》等。后受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周建人先生委托，重译《物种起源》（三联书店，1954），从此走上了翻译达尔文著作的艰辛之路。

1951—1953年，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1957年，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1955—1956年

肃反运动，停职反省。

叶笃庄先生交代材料：“肃反后，五人小组给我作的书面结论是‘以上问题系一般性历史问题’，我没有在结论上签字，对抗胡闹。”

1957年，叶笃庄先生与孟光裕合译本《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6—1958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专门从事农业科学史的研究。

1957年9月底，被划为“右派”，被责令停职反省，在家半年，1958年夏，被院党委安排至图书馆工作，听候处理。

1958年9月18日，上午10点接到紧急命令，要求去赴南京农业遗产研究室搜集“中国历代高产纪录”的资料，下午二时动身，一上火车即被秘密逮捕，先后关押于草岚子看守所、功德林看守所、自新路法院看守所等处。

1962年

5月28日—6月28日，保外就医，家居一月。

1962—1966年

1962年6月28日正式宣判后，至1966年9月初，先被押送回自新路法院看守所，旋被押至团河劳改队、良乡劳改队。

1966—1968年

1966年9月初，至1968年9月18日十年刑满，被押至安徽白湖农场劳动改造。中间1967年3月至1968年9月，被拘押至秦城监狱，交代和徐冰的“反革命关系”。叶笃义先生此时亦因徐冰问题，被关押在秦城。

1975—1978年

1975年底，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时被释放，回京无望，被就近安排至安徽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1979年

1979年春节前一天，北京来电话，叫叶笃庄先生火速回京，去中国农科院报到。4月，中国农科院对叶笃庄先生的“右派问题”进行复查，指出系错判，给予改正。7月9日，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发文，以红头文件责令农科院，调叶笃庄先生回农科院工作。8月14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再次判决书：“经本院再审查明：叶笃庄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其原单位已给予改正；历史问题，肃反运动中心已做结论，应予维持，不再追究。故原判以反革命罪论处不妥，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61）反字第788号刑事判决及本院1962年刑终字第2252号刑事裁定；二、宣告叶笃庄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准上诉。”

1982年

3月，叶笃庄先生与杨习之先生合译的达尔文著作《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同种植物的不同花型》中译本亦于是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5年

2月，叶笃庄、孙强二位先生合译本欧文·斯通著作《起源：达尔文生平传记小说》，由三联书店出版。

1987年

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

1988年

1月，政协北京第六届委员会上，叶笃庄先生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后又被补选为市政协常委。

1992年

12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届中央参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举叶笃庄先生为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1994年

叶笃庄先生译著《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十三卷十五册，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耗时四年，至1998年方全部竣事，时年叶笃庄先生八十四岁。

1995年

6月，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合译本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由叶笃庄先生独自重新修订后，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于是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8年

3月，叶笃庄先生与叶晓女士合译本《达尔文生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之一种出版。

1999年

2月，叶笃庄、孙强、冷杉三位先生合译本欧文·斯通著作《达尔文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0年

1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7岁。

整理后记

叶先生这部回忆录，共四个部分，《叶家往事》、《过眼云烟》、《解放之后》、《狱中记》，分别写于1991年、1992年、1991年、1993年，是叶先生暮年之作，也是他一生最忠实的回忆。今年是叶先生百年诞辰，承叶娃老师重托，我将它们整理了出来，与大家见面。

叶先生出身于天津叶氏家族，讳笃庄，行五，是著名农业史家，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也是著名民主人士，生前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他们叶氏家族，自晚清以来，即是北方声名卓著的名门望族，“五世其昌”，代有闻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为笃庄先生的父亲叶文樵撰写墓志铭，称赞这个家族：“石林旧望，淮甸名宗。家承列戟之华，代有彯缨之彦”，极尽推誉。到笃庄先生这一代，兄弟十一人，名重一时者七，出了叶刚侯、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正、叶笃成（方实）、叶笃慎（叶利中）等人，更是声光腾焯，负一代时望。

《叶家往事》谈及叶家旧人旧事，于祖上情况，着墨不多，仅叙其崖略而已。为了方便读者对这一家族有进一步的了解，我简单介绍一下笃庄先生高祖、曾祖、祖父的情况。笃庄先生的高祖讳坤厚（1802—1889），原名法，字湘筠。道光丁酉（1837年）拔贡，朝考以知县用，历官临颍县知县、许州知州、彰德府知府、南阳知府、南汝光兵备道兼河南布政使，光禄大夫。拔贡这一名词，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可能许多人已不大熟悉，但在清代，金贵无比，其荣耀甚至要超过进士出身。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1742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能选入拔贡生员甚为难得，有一定名额限制，不仅要文章做得好，还要品貌端楷，举止得体。叶坤厚在河南任地方官前后三十年，“长于政治，娴于军旅，优于文艺”，雅负一地资望，为当时名公卿所称道。八十八岁去世，身后遗有著作百卷，其中诗集《江上小蓬莱吟舫诗存》，叙写太平天国占领安徽时兵祸惨状及协助办团练抗敌情况，堪为一代诗史，《晚晴簃诗汇》对其评许甚高。

笃庄先生的曾祖即叶伯英（1825—1888），字孟侯，号冠卿，叶坤厚长子，曾为陕西巡抚。《叶氏族谱》卷之九，汪守忠《前陕西巡抚叶公冠卿大人赞》记云：“幼读诗书，天资颖异；壮游泮水，气象轩昂。适值洪杨之乱起，公即投笔随从李合肥南征北剿，削平大难。由州县而次第晋升陕西巡抚。所到之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万方向化，四海景从。”叶伯英同周一良先生的曾祖周馥（1837年生，小叶伯英十二岁），在晚清俱以军功起家，并以干练、善于治河著称，皆有声于时。叶伯英先后在河南、直隶、陕西三省为官，官声极好。在直隶任职最久，前后凡十七年，两任清河道、四署按察使，备受倚重。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卸任直隶总督，给继任的李鸿章信中说：“某在此两年，仅得一叶某，脚踏实地，办事精密”，极是称许。叶伯英在陕西巡抚任上仅仅两年即殒，令人嗟惜，然其治绩卓著，迄今陕西境内犹有不少他的遗迹，为一代名宦。叶伯英身后遗有《畿辅治河记》、《畿辅陈臬记》、《关中奏稿》，及《耕经堂诗文集》等，凡约八十余卷。其中《畿辅治河记》，曾被编入《皇清经世文编》，被目为一代经世文章之翘楚。

笃庄先生的祖父叶元琦（1849—1902），字绍韩，叶伯英长子，曾官刑部河南司郎中，河北候补道。生平以忠孝自励。《叶笃庄回忆录》记他这位祖父说：“祖父（叶元琦）没有功名，是候补道，终生候补，没有补过实缺。祖父死得很早，大约五十多岁就去世了。据说最后他获得了一个实缺，又被杨士骧（后任山东巡抚）顶去了。没有弄上这个实缺，一怒之下，急火攻心，得了‘砍头疮’。当时直隶总督是袁世凯，杨士骧就是走的袁的门路，得到那个实缺的。后来袁由天津（当时直隶总督住在天津）派来一个军医（西医），到保定后（保定是省会，祖父住在那里候补）就给他开刀，上午开的刀，下午就死了。祖母认定祖父是袁世凯害死的。开吊那天，袁特地由天津来保定吊唁。这时我祖母站在孝布后面大骂袁世凯，据说袁拍着我父亲的头说，‘将来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了。’后来袁把我父亲推荐给山东巡抚杨士骧〔顶我祖父‘实缺’的人。杨士琦、杨士骧兄弟七人，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死党。光绪卅一年（1905）四月十一日张謇（季直）日记有记载：‘杨兄弟七人……一署东抚，一总办招商轮船，……皆因公路（指袁世凯）显。……可怜光采生门户，杨氏（杨贵妃一家）故事也，今其炙手可热似之。’余祖父自非杨士骧对手〕，杨当然明白袁的用意，所以对我父亲大加重用，除了任我父亲作巡抚衙门的‘总文案’，又委任了六个‘差使’，在当时有‘小巡抚’之称。当他二十七八岁时，就在山东‘红’极一时了。”

但叶元琦并非碌碌之辈，王廉《元琦公墓志》记其在直隶为官时政绩云：“光绪十九年，改官直隶，自李文忠公以往，历任大府，皆仗任之。初办天津海防营务处，继调保定营务处，兼办练饷局。练饷局者，曾文正公为直督时创设练军，疏请各省协饷，名曰‘江南协饷事宜’，后改为练饷局。度支岁百数十万，司事殊难。……公馀之暇，采辑各国风俗、政治为一书，名曰《共球集要》。又请于李文忠公，开东文学堂，详订西书，嘉惠士林。……岁庚子，民教不相能。有八卦匪乘机煽乱，以神道惑愚民，应者若响，而朝士多笃信者。护督某公受执政意，指为倚匪攻夷计。君力言：‘边衅不可开，邪说不可信，乱民不足恃，急宜剿除，勿种祸媒’，陈进兵之策曰：‘以兵二千，由陆路自北逼涿州；以兵二千，由北戴河水路，自南逼新城。中以击游师千人压新、涿之郊。胁从者闻大兵至，必望风解散。急进兵攻首要草矱禽獮，一鼓荡平。’书上不报。各国藉口靖难，合兵犯天津，杀人如麻，河水为赤。君曰事急矣，急移库储内地，毋资盗。粮肘于上官，不果。及天津陷，京师破，万乘西狩。各国将耀兵保定，当轴仓皇失措，君亟请于护督，竭一日夜之力，运出帑金四十万，而敌兵已入城矣。是时大难初起，盗贼充斥，君挟辎重，涉长途，人心岌匕，僚佐无敢从者。会计、文牍，兼于一身。漏三四下犹不寐，两阅月始抵大名。朝旨命君遣散振远军。君较量远近，筹给行粮。士卒各厌，其意以去。护饷振远先锋某，骄蹇饕餐，请截留五万金以飨士。君烛其奸，峻拒之。遽以兵变劫君。君曰：‘吾畏死耶？’毅然不为动。某计沮，而其君亦卒不乱。君既裁振远军，各军之就食者日益众，搘拄十阅月，饷尽而敌军亦离，保定易危为安。时论以此多君，谓当时若无此饷，饥君哗溃，鼓噪而南，震惊乘舆，其忧不细。”可想见叶元琦也是一位思想宏通、领先潮流、极富见识的人物，可惜生不我待，未遂其志即亡，享年不过五十四岁。

笃庄先生的父亲叶文樵（1873—1930），本名叶崇质，文樵其字也，號蜷庵。其一生行藏，徐世昌《荣禄大夫文樵公墓志铭》及《叶笃庄回忆录》均有详细记述，兹不赘述。叶文樵有子十一人，即是叶氏兄弟。叶氏兄弟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有三位，叶笃义、叶笃庄、叶利中。

叶笃义先生（1912—2004）字茂荪，著名民主人士，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与费孝通齐名。方实先生有一篇《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文中说：“笃义三哥是一天资聪颖、非常好学的人。193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他的自然科学功底很好，本来想到清华大学读物理系，如果去清华学自然科学，他将来肯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因我的一个表哥（姚曾廙，也是叶氏兄弟的五妹夫，曾翻译过马克斯·韦伯的《经济通史》）在燕京大学读书，在他的撺掇下，笃义兄到了燕京大学政治系读书。从此，改变了他终生的事业方向。……这个专业的选择，使他对英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能参与民盟的创建和工作，跟这样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方实先生的文中还提及一件事：“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1935年，不经意间得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一个名额。但是，当录取通知书和船票送给他后，他却毅然放弃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淡淡地说，当时国家在那样危难的时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门口了，连学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抗争（他指我置身其间的一二·九运动），我出去干吗？还不如留在国内为国家民族做点事。”这些话，即使今天读来，犹令人感佩不已。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声及普遍情怀，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1950年代后，笃义先生历任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文革”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笃义先生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时又被捕入秦城监狱，在监狱里住了四年三个月二十天。在受审查之余，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美国外交史》和《英使渴见乾隆纪实》。笃义先生的一生，可参见他自著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他一生的经历是20世纪以报国、兴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一个杰出代表。

老五叶笃庄先生（1914—2000）的传奇经历，读者自可读这部回忆录的《过眼云烟》、《解放以后》、《狱中记》三个部分。笃庄先生在他们兄弟行中，绝对是一个异数，也是一个代表，老三叶笃义、老六叶笃廉（叶方）、老七叶笃正、老九叶笃（方实）走上革命道路，及生活方方面面，都受过他的影响。早年肄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在日本时，即投身“左翼”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抗战爆发，毅然放弃学业，归国投身革命。先与几个弟弟一起在天津创办了一个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书店”，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掩护机关；后风声渐紧，北平、天津沦陷，转移敌后，在山西一带打游击，隶属陈赓部下。其后，1939年“双十二事变”前，受我党委派，曾在王屋山一带做土匪的收编工作，一下子即收编二千多人（参见《参加八路军》节所附1938年3月18日致宋尔廉函）；在山西晋东南地区长子、沁源一带，筹办“对敌军工训练班”，亲任班主任，并教授日语。再后，受周恩来指派，在重庆加入国民党“特种情报所”，与于光远的岳父孟用潜一起创办“太平公司”，皆富传奇。1940年代末又受党指派，加入民盟，参与民盟北平市委的筹建工作，参与国共和谈，皆功莫大焉。1950年代后，长期在农科院工作，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敌特”嫌疑，被捕入狱，坐牢十八年，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始被释放。1978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一生爱国、爱党，李零先生称赞其“一片冰心在玉壶”。

老十二叶笃慎，艺名叶利中，是叶家兄弟中最富传奇的一个。从小不爱读书，十几岁时喜说相声，拜老艺人张寿臣为师，常和“小蘑菇”（常宝堃）一起登台演出。后被驱逐出门，登报断绝关系后流落西南一带，与家人四十余年无音讯往来，1980年代初，经相声演员李金斗帮忙，始于北京的叶氏兄弟联系上。这也是198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新闻，《人民政协报》曾有详细报导，复旦大学中文系还以此为主题，举办过一次研究生论坛。对于十二弟的经历，笃庄先生这部回忆录中，也有极为详尽的记述，不须多言。叶利中在相声界的辈分极高（和侯宝林是同辈），是西南一带相声界的前辈大师。叶氏子弟回忆，“他来京时，北京的相声演员列队到火车站欢迎，并在一个饭店里聚餐，有十几桌客人。”叶家的下一代人，也第一次见识打千等传统仪节。相声艺术在西南一带的传播、发展，叶利中居功厥伟。他自1950年代起，即注重旧相声的整理编辑成书，许多旧相声，即赖其整理，得以流传了下来。

叶氏兄弟其他人的情况，笃庄先生这部回忆录均有极为详尽的记述，兹不赘言。这部回忆录整理完毕，我个人的第一感受是，语语真挚，肝肺槎牙，跃然纸上，即如章开沅先生所谓的，“在《叶笃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脑海里一度蹦出“叶氏兄弟与20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大题目来，希望将来有人能在周锡瑞先生的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之后，继续以叶氏兄弟作为个案，考察、研究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大变革、大动荡下，角色、身份的转换，及他们于家国天下的努力。

另一重感受，叶氏一族，子弟能有如是成绩，这与他们历来对子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翁同龢有一副对联，“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钱穆也说过：“欲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必当注意研究中国之家庭。……今所谓门第中人者，亦只是上有父兄，下有子弟，为此门第之所依赖以维系而久在者，则必在上有贤父兄，在下有贤子弟。若此二者俱无，政治上之权势，经济上之丰盈，岂可支持此门第几百年而不敝不败？”“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容，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叶氏自其始迁祖以下，即重兴学。叶坤厚在彰卫怀时，曾兴复河朔书院，“率属捐白银八千余两，延名师课诸生，尤勖以敦励行谊，所造就多知名士”。叶伯英以降，亦大率如此，代代以为家法。迨至叶笃义、叶笃庄、叶笃正兄弟幼时，家里又为延聘名师，辅导中英文及数学，因此他们弟兄，无论传统的修养，还是新学的知识，都极为丰厚。

书名“一片冰心在玉壶”，是李零先生帮着拟的，语出叶娃老师的《又见父亲》，也征得了叶娃老师的同意，用以概况叶笃庄先生为20世纪中国所付出的一切。书名题签，也是请李先生题写的。今年年初，《上海书评》对李先生进行访谈时，李先生也谈到了叶先生这部回忆录给他的感受，李先生说：“最近，我不但读了叶笃义先生的回忆录，还读了他弟弟叶笃庄先生的回忆录（待刊）。这两位叶先生都不是共产党员。解放前，他们都参加过抗日，都参加过反蒋。解放后，他们都被打成右派，都蹲过大狱。叶笃义先生在秦城关了四年多，出狱后反而加入共产党。他的回忆录叫《虽九死其犹未悔》。叶笃庄先生是研究达尔文和农学的大专家。1958年被秘捕，一关就是十八年。叶娃是我的好朋友。她写过一篇《又见父亲》，发表在《群言》杂志上，非常感人。1976年，她终于在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见到她离别了十八年的爸爸。叶笃庄先生说，尽管受了这么多罪，但‘对这个国家，他仍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娃十分不解。她说，国家都成了这个样，还怎么爱法？‘父亲给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你们没做过亡国奴。’他们都没有因为他们的‘关怀’而后悔，没有因为他们参加过的‘革命’而后悔。”（《上海书评》2014年3月30日，第1—3版）我也记得2013年夏天，叶先生这部回忆录甫整理出来，呈李先生看时，他几次和我谈及的他的感触。他给叶娃老师写信，也曾表述过他读后的那种感动。

叶先生这部回忆录，2013年夏天既已整理出来，除呈叶娃老师审校外，曾分别呈周景良先生、李零先生审阅。周先生出身建德周氏，是周叔弢先生的哲嗣，家学渊源，与叶家更是五代的世交。李先生则是周锡瑞先生和叶娃老师相交多年的好友，声气同求。二位先生阅后，分别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有些是属常识性而录入错误的，如景良先生所指出“快马张”来参加张太夫人七十寿宴时所着的“黄色金丝猴的大马褂”，原先误将“金丝猴”录作“金丝绒”。景良先生赐告清代武将讲究穿“金丝猴马褂”，他1940年代某次在周叔迦先生府上，曾听“打鼓的”和叔迦先生夫人聊天时说起过；并自网络检索照片，示以“金丝猴马褂”具体样式。再如警察厅长杨以德，原误录作“杨从德”，亦承蒙景良先生指出。对于回忆录中提及的吴炎先生，景良先生告知系吴清源先生的二哥，与他表兄李相崇、二哥周珏良皆友善，时常来他家里下棋，他幼时时常看见，亦复示以李相崇先生回忆录《动荡的八年》中关于吴炎先生的部分。李先生则指出一些编辑失当、欠妥之处，小到一处标点、注释标号，不厌其详，一一示知。对于二位先生，我这里再次致以谢意！

叶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原系手稿，藏美国Berkeley周锡瑞先生、叶娃老师府上。他们通过加州大学北京中心的唐占希先生（中美建交后，第一代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即蒙其面试）带到北京，面交给我。手稿上不光有叶笃庄先生的批注、方实先生的批语，亦有周锡瑞先生的英文笔记，极是详尽。四部手稿摞起来近一尺，字迹辨认、录入、整理，耗费了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我父亲、友人冀哲，及师妹冯坤，均曾参与录入、整理。插图，则系冀艺、冀哲姐妹所绘。对他们的辛苦付出，我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这部回忆录涉及叶家的相关部分，也曾呈叶氏族人审视，他们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在这里，我也向他们致以谢意。

2014年6月12日

记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寓所

[1]（1）清例，父子不可同时为官，尤子官大于父官时，不知为何？（2）父子不可同地（非同时）为官，称为“回避”。为父任某地主考官，儿子也不能在住地应考，这也是“回避”。——作者原注

[2]天津之“河北”地，因位于海河之北而得名。相对于海河东、西两岸的九国租界，这一带当时又称“中国地”。——作者原注

[3]原属德国租界，一战后德国战败，北洋政府趁机收回，改称“天津特别行政区一区”，简称“特一区”。——整理者注

[4]1988年夏天，父亲携我与外子锡瑞回津，探访河北老宅。其时的老宅已经面目全非。前面的两进院落1958年大跃进时改作工厂；后院父亲长大的两层楼房虽然还在，却已破败不堪。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就废弃不用了。父亲边看边说：“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叶娃注

[5]清道人为前清江宁提学使李瑞清，善画梅。民国后以遗老自居，画梅以明志。暗中从事帝制复辟活动。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拥溥仪复位，曾被授尚书、侍郎之类官职。——作者原注

[6]徐冰（1903—1972），又名邢西萍，河北南宫人。曾先后参与编辑《世界论坛》、《中外论坛》、《解放》周刊、《新中华报》，与成仿吾等合译过《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被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等。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3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1979年8月27日，党和国家为其平反昭雪。——整理者注

[7]大雁塔慈恩寺大雄宝殿2006年开始翻修，2009年完工，这根大梁现已不见。不过慈恩寺院内仍然保留着叶伯英当年重修大雄宝殿的石壁和碑文。——整理者注

1978-1982年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参加由系里组织的参观大雁塔大雄宝殿（该殿当时没有对外开放），看见了大梁上面的题款。假期回家提及此事，并和父亲玩笑说，看了那条题款，才知我当初“发配”陕西，是祖上的荫福所致。——叶娃注

[8]和捐班相对的是“科班”，就是有功名的人，如举人、进士等。——作者原注

[9]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州人，出生于江苏淮安。清末重臣。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五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后保升道员，补直隶通永道，擢按察使，迁江西布政使，调直隶布政使。三十一年（1905年）署山东巡抚。三十三年（1907年）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猝卒于任，赠太子少保，谥文敬。归葬淮安马甸乡。——整理者注

[10]杨士琦、杨士骧兄弟七人，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死党。光绪卅一年（1905）四月十一日张謇（季直）日记有记载：“杨兄弟七人……一署东抚，一总办招商轮船，……皆因公路（指袁世凯）显。……可怜光采生门户，杨氏（杨贵妃一家）故事也，今其炙手可热似之。”余祖父自非杨士骧对手。——作者原注

[11]监生有两种，一是由于前一代有功，由皇上赏赐的；一是用钱捐来的。——作者原注

[12]警政应始于庚子后的新政。光绪末年，肃亲王善耆出任崇文门监督时即奉命筹划警政，时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以前。直隶警政，可能赵秉钧起更多作用。——作者原注

[13]陈夔龙曾任湖广总督，著有《梦蕉亭杂记》，或记有此事。——作者原注

[14]《民国新闻史料》：《民国报》，1911年9月创刊，京津同盟会机关报，创刊后不久即迁往北京。叶范舆主办，甄元熙任社长，总编辑孙炳文，编辑任维坤、梁漱溟。——整理者注

[15]似为1913年刺杀宋教仁案件。袁何以派令祖父去南方调查？如何理解，亦缺乏其他文字数据。是否与赵秉钧授意有关？（因赵避嫌，不便出面。）——作者原注

[16]1926年，周学熙建立的华新银行开始营业，设总行在天津，上海设立分行，聘叶文樵为总经理。周成立华新银行的目的是专为华新纺纱公司之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厂调剂金融盈缺。1931年，周学熙及其家族、挚友以华新银行归还之股本，在天津成立久安信托公司，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实专为青岛华新纱厂周转资金之用。——整理者注

[17]我家就在安徽会馆的后面。——作者原注

[18]开笔，即使用新笔、新纸写几句下一年要想完成的事，写几句吉利话。——作者原注

[19]“条子”即妓女；曹锐为曹锟的四弟；“包月车”即妓女自己的人力车。——作者原注

[20]旧俗入冬后，亲朋相聚，宴饮作乐，谓之“消寒会”。此俗唐代即有，也叫暖冬会。——整理者注

[21]仆人门口站班，就是为了“迎、送”。听我父亲笃庄和五姑笃柔讲，他们小时候一听到大门口传来“老爷到”的声音，就知父亲回来了。——叶娃注

[22]女孩子中，唯一的例外是笃柔。她是最小的孩子，小时候也让她在家读私塾。等她的哥哥们都上了初中，家里撤塾之后，就让她念小学堂了。笃柔也是家里女孩子中唯一受到过高等教育并在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退休前是上海某中学的生物教师。见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叶娃注

[23]影山清美当时在天津爱仁医院就职。这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医院，1920年8月开设，地址在日租界荣街（今新华北路），该院为产科医院，院长是影山清美。——整理者注

[24]古丧礼以珠、玉、贝、米等物纳于死者之口，俗称“饭唅”。——整理者注

[25]这些酒席票都由大饭庄发行，每券是一桌菜，最好的是鱼翅席，约十元至二十元不等。——作者原注

[26]抽头即赢家要拿出一定比例的钱——大约所赢的钱的50%。——作者原注

[27]即吴懋鼎（1850—1928），字调卿，又名荫柏，婺源人，晚清实业家。吴懋鼎幼年随父经商至苏州，1864年进入上海汇丰银行，1871年升为副买办。1880年被派往天津筹设汇丰天津支行，次年银行开业任买办。其后，又任英商仁记洋行买办。1894年清政府任命他为关内铁路总办，任职三年，以“办事干练”著称。1898年曾上书光绪帝，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筹建商会。戊戌变法期间，被任命为京师农工商总局三督理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吴懋鼎便开始兴办实业，是天津著名的买办资产者、“天津四大买办”之一。曾先后开办天津自来火（火柴业）公司、织呢厂、北洋机器硝皮厂、打包公司、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等。1905年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并委任他为商部三等顾问官。晚年，清廷曾拟派他任山西巡抚、财政总长，他均推辞未就。——整理者注

[28]听我的五姑讲，他们的父亲去世出殡时，祖母用手拍着棺材喊：“文樵，文樵，你没良心呀，你怎么把我丢下，自己先走了！”——叶娃注

[29]这是当时大户的规矩。虽然大夫人从未有自己的孩子，但仍然是所有孩子的“妈”。孩子们的亲生母亲只能是“姨”。——叶娃注

[30]我没有舅舅家，只知道舅舅家姓刘，我父亲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婉淑”。——作者原注

[31]五姑笃柔自传里谈到，因为她是“婉淑”最小的女儿，长大后和母亲最亲。她说母亲结婚时只有十五六岁。结婚那天，坐的是一顶蓝布轿子，从后门抬到家里的。她一个人在洞房里，非常害怕，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后来她从桌帷的缝隙里看到一双马靴，在房中踱来踱去地找她。那个穿马靴的人就是我祖父。——叶娃注

[32]称“二爷”为天津习语。旧天津称陌生男性，不称“大哥”、“大爷”，称“二哥”、“二爷”，风俗与他处不同。——整理者注

[33]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大姨（我的亲生母亲）》页19：“平日大哥毕竟和老太太说不了几句话，母亲因此很寂寞，总是一人在大门口站站。她说：‘老五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连封信都没有（其实当时五哥出事没敢告诉她）。十二有几十年没有消息，怕是死了。你四姐远在昆明，你又在上海，给我留一个在身边就好了。老四在天津，却不常来。倒是老六、老七、老九他们接我去东北、北京各处住过，心里倒是非常快乐。’”——整理者注

[34]1974年母亲去世之后， 和我们三姐妹经常来往的就有大伯父的女儿叶维祺一家。她和她的丈夫秋海平住在师范大学，和我们住得很近。秋海平，工人出身，是研究导弹的。因为和祺祺姐姐结婚，不能接触研究机密，为爱情牺牲了专业。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他是上海人，很会做饭。每次我从陕西回来，总要去他们家吃饭。祺祺姐姐知道我喜欢做衣服，就把她结婚时买的缝纫机送给我了。那天搬来这么贵重东西的时候，她那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仍然让我记忆犹新。那时还想方设法在师大给我妹妹找数学老师，补习功课。——叶娃注

[35]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作为与父母、祖母多年生活在一起的我，觉得有必要澄清部分事实。‘文革’初期，姐姐给爸爸来信说，现在北京形势很紧张，为防不测，务必将家中的老照片，特别是徐世昌和爷爷（案指叶文樵先生）的旧照（有许多是与北洋军阀官员的合影）烧掉。‘老照片’的确被烧掉了，否则我们身处‘天津五大道’地区的家，将会遭受到更加悲惨的、不知多少轮的打、砸、抄的厄运。至于‘艺术品’，我们家根本就不曾有过，也就不存在‘毁掉’一说。只是到了运动后期，在楼后锅炉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旧箱子，存有许多徐世昌的字画，据说多是其五姨太的仿作，后来当做引火物，陆续烧掉了。不久，1966年盛夏的一天，姐姐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来到天津家中。我正好从学校回家，父母、祖母三人站在胡同中的家门口，姐姐面对他们宣读了爸爸的历史履历并表明了与家庭划清界限的态度。随后进家时，姐姐悄悄与我耳语，让我赶快把爸爸的笔记（爸爸习惯把他的随笔日记放在其书桌上）收起来。他们来到楼上，到各屋转了一圈就匆匆返京了。后来姐姐说，跟她一起来的都是本系的教师、红卫兵。因为政治系革委会决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必须批判家庭、与家庭划清界限。北京来人的整个过程很短暂，他们没拿任何东西，也未对家人进行过人身‘攻击’。”——整理者注

[36]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大姨（我的亲生母亲）》：“文化大革命后，我回到天津，四嫂告诉我，‘文革’中小祺带领她学校的红卫兵到天津抄大哥的家，叫母亲跪搓板，她吓坏了。没几天，四嫂一早去大哥家，大嫂出去买菜了，家中无人，进屋一看，母亲已死在床上，抬出去火葬时只穿了一只鞋。生有八个儿女的她，到头来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竟然没有一个子女在她身边！”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奶奶于1966年深秋的一个上午去世了。当时爸爸正在单位接受审查，妈妈按街道规定上午去清扫大字报，我去东北串联未归。后听母亲说，她中午回家做饭时发现奶奶出事了，随即找来了爸爸，接着又通知了四叔、四婶。奶奶的去世，我们很悲痛，我临行前，奶奶还为我准备了鞋垫……记得后来，母亲与亲戚聊天谈及‘文革’往事时，曾叙述过这段经历。”——整理者注

[37]那时我四哥的居住条件极差，住在一个终日不见阳光、潮湿的地窨里。——叶娃注

[38]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记得后来落实房子时，房管局突然开出了要我们支付‘地震大修费’的高额清单（因房顶被推掉翻盖，加上横竖圈梁），我们实在拿不出，加上母亲又没有生活来源，不得已在市政协的协助下卖掉了房子。”——整理者注

[39]只有正房太太在死后才能穿凤冠霞帔，可见在死之前，她还想在阴间不居妾位。——作者原注

[40]三叔个子很(?)，头很大，是瘸子。——作者原注（原文如此，缺一字）

[41]梁宝鉴父亲做过天津海关监督，这是一个肥缺。1949年后梁在香港行医，杜月笙病重，他是医治医师之一。——整理者注

[42]我们弟兄的早点钱只给三大枚铜板，可以买一根油条和一个芝麻酱烧饼。——作者原注

[43]在进南开大学前，曾由我母亲陪同，去北平朝阳大学读书。当时在十二条胡同租了一个院子，并且带着一个保姆、一个做饭的——小喜。五妹那时还小，也跟着去了。——作者原注

[44]我父亲是中实银行常务董事，这是一种安置。——作者原注

[45]“严三猫”学唱京戏，后来下海，艺名“绿牡丹”，好像在天津没有唱红。大哥还去看过她的戏。——作者原注

[46]桂步骥，号健庵，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与胡先骕先生同学，20世纪30年代曾任天津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1913年北洋政府任命何燏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引发学潮，桂步骥曾带领学生270人跑到国会请愿，是当时学生领袖之一。——整理者注

[47]龚心湛（1871—1943），原名心瀛，字仙舟，安徽合肥人。民国初期皖系政治人物，曾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下野后，他退居天津，兴办实业，先后担任大陆银行、中孚银行董事，耀华玻璃公司总董，开滦矿务局董事，启新洋灰公司总理、董事长等。1940年曾与靳云鹏等人发起资助修建天津大悲院新庙。1942年3月，出任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会议委员。1943年1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73岁。——整理者注

[48]童芷苓（1922—1995），京剧女演员，工旦角。原籍江西省南昌市，生于天津。童芷苓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的四姐，童祥苓与二哥童寿苓、四姐童芷苓、五姐童葆苓一起使“童家班”扬名京剧界。童芷苓戏路极宽，不拘成规，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整理者注

[49]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我们晚辈对于长辈分家之事，无意了解，看了原文也无从了解。不清楚那宅院、农田的下落；也不清楚被卖的这些书和艺术品在当时价值几何，其与各位兄弟们分得的‘一万大洋’究竟有多大的差距；‘让他大赚了一笔’，究竟‘大’到什么程度。我的姐姐、哥哥长我十几岁，很早就离开家了，只有我与父母、祖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也只能从另一侧面，或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他们的苦衷。听母亲说过，‘弟弟们哪个要钱也不能不给，接不上了就用我的钱堵’、‘我的陪嫁几乎都给搭进去了’……之类的话。据家人讲，生我时，由于母亲属高龄产妇，又患有高血压，住院时间较长，最后产后出院时竟到了无力支付的尴尬境地，还是徐世章家人替我父亲解了燃眉之急。‘文革’抄家时单位也感叹地说，没想到你们家就是个大空架子，抄不出什么东西来，甚至现金存款也几乎没有。”——整理者注

[50]承叶筠女士赐告，叶刚侯先生晚年，家里极是困窘，饶是这四千元钱，亦是刚侯先生平反后，政府补发的工资。——整理者注

[51]久安信托公司是由华新银行改组成的，我父亲是华新银行总经理。——作者原注

[52]周家食堂是天津市第一家专门经营福建菜的饭馆，为津门著名“八大饭馆”之一。创办于1940年代，创办人周衡，律师出身。周家食堂最有名者，为“周家鱼”、“周家排骨”，享誉津门。——整理者注

[53]死时七十二岁。——作者原注

叶筠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2日）：“最后还想补充一点：父亲有一个盼望未能如愿。1979年9月父亲两次心梗后，同时伴有严重心衰。而当时适逢民盟中央将于10月召开全国会议，爸爸作为天津代表将赴北京。尽管市政协特准可由家属陪护，但我们仍劝他不去为好。但父亲执意要去，他高兴地说，过几天我们兄弟们就可以团聚了——父亲太想念他们了。不幸的是，父亲于1979年10月1日午后溘然长眠了。”——整理者注

[54]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三哥》页46：“爸死后没有多日，三哥接到了南开中学保送燕京大学以及他又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两个录取通知，这是两个全国名牌大学，要是爸活着的话该多么的高兴。这时三哥站在了十字路口，是学理还是学文呢？虽然他的中文很好，四书五经背诵如流，英文也好，但自己喜欢学理。那时，姑爸的大儿子曾廙恰好住在家中，也接到北平汇文中学保送燕京大学的录取通知，因此二姨母（案即叶笃义先生的生母陈夫人）叫三哥同去燕京大学读书，两个人在一起可互相照顾。三哥遵母命学文了，这也就注定了三哥一生带有传奇色彩的命运。”——整理者注

[55]李士伟（1883—1927），民初政要，河北永年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清末曾任北洋师范学堂监督、河北井陉矿务局总办。民国成立后，历任财政部顾问、农商部矿政顾问、中国银行总裁、中日实业公司总裁、靳云鹏内阁财政总长等。1927年1月在上海病逝。——整理者注

[56]好像是四年。——作者原注

叶笃义先生《虽九死其犹未悔》第十四章〈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谈及入狱经过，言：“几个星期之后，我被关在秦城监狱。我在监狱度过四年多的光阴。”（120页）另169页附中央统战部1984年9月8日给民盟中央关于叶笃义的审查结论：“1968年4月至1972年8月对叶笃义同志的拘留审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冤假错案，是他们迫害徐冰同志而株连于叶笃义同志的。”可见笃义先生坐牢凡四年零四个月。另据周一良《钻石婚杂忆》41页所述，笃义先生关在牢里四年三个月二十天。一良先生是笃义先生相交数十年的老友，相知颇深，所述自是可信。——整理者注

[57]其实股票生意也是一种赌博。——作者原注

[58]过年（阴历）时，准许孩子赌博。每年赌后，他都是赢家，钞票进了他的口袋。——作者原注

[59]陈澄的祖父是江苏巡抚陈启泰。他们也是从小家里给订的婚。四嫂为人善良，四哥脾气很坏，经常骂她，她逆来顺受。他俩结婚后，四哥一直患肺病，全靠她扶持。文化大革命时，她去街道办的塑料厂做工，所得工资维持他们二人的生活。这时四哥的脾气好了。看来经济地位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夫妻之间的关系地位。——作者原注

[60]宋尔廉（1915—1994），叶笃庄先生在南开中学时的同学，也是笃庄先生一生最好的朋友之一。——整理者注

[61]承叶家人赐告，当时叶笃信先生没有工作，天津的叶氏家人给在狱中的叶笃庄先生寄食品、衣物，都托叶笃信先生寄出，而非东西都是笃信先生自己者也。——整理者注

[62]我的六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六弟，只比我父亲小半岁，因为是两个母亲生的。有一次我的朋友来家里，正碰上六叔和我父亲同在，问起他们相差的年龄，父亲说：“我们俩挨肩、挨肩。”——叶娃注

[63]刘鸿生（1888—1956），浙江定海（今舟山）人，生于上海，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曾被誉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整理者注

[64]这张照片，家里不止一人看过。我曾听六叔说起这张照片。他说女的没有坐着照相，就已经让家人觉着不规矩了，站时更是把一条腿屈曲搭在座椅上，因而婚事没有说成。——叶娃注

[65]王若兰是我父母在南开的同学。1933年和我的母亲孙竦，还有梁思懿一起上了燕京大学。——叶娃注

[66]“大哥”，叶笃庄先生手稿原文如此，叶笃成先生《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炎黄春秋》2004年第5期，49—52页）谈及此次被捕经历时说：“1935年九、十月间，我因在电车上读一本革命书籍（华岗著《1925—1927 大革命史》）被宪兵逮捕。为了保释我，他（案指叶笃义先生）四处寻找保人，使我获得释放。” 言是三哥叶笃义先生四处觅保营救。此次被捕经过，笃成先生在写于六十余年后的《我在延安被“抢救”：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14—19页）中，亦有详细记述，云：“1935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我的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返校时，我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阅读十分专注，加之那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旁坐着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觉，他偷视了我所看的书，下车后，便紧跟上来强行把我带到宪兵队，继而转送到宪兵司令部，由一个四十多岁的宪兵军官来审讯。他问我什么是CP、CY，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等问题时，我与之应付周旋，面对他的‘训导’，则以‘无知’回应。后盘问我的家庭，得知我父亲是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叶崇质时，他竟同意对我取保释放。原来，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此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早已去世的父亲的荫庇下，一个便衣宪兵随我取保后于当晚释放了我。”——整理者注

[67]叶笃成先生在延安审干时的遭际，并不是因为这次被捕事件，笃成先生曾有《我在延安被“抢救”：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文（《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14—19页），详辩此事。其文云：“全国解放后，我仍在新华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我的老上级金城同班，虽然经常见面，但未深谈过什么。此后，几乎没见过面。1992年间的一天，金城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病得很厉害，很想见我。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声音微弱、低沉。他说：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风时是我把你送进了保安处，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金城临终的话，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他终于说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话，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谅解他。当年，交际处送保安处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要来延安，住到交际处，我的‘特务’问题恰在此时被‘揭露’出来，我想，可能是金城难以判断真伪，又怕我真是特务，会出问题，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处。”——整理者注

[68]我父亲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这在当时北平是一所有名气的学校，政治上亦左倾。—— 叶维丽注

[69]范筑先（1881—1938），原名金标，又名夺魁，字竹仙。山东馆陶（今属河北省）人，著名民族英雄、抗日烈士、爱国将领。范筑先早年从军，系北洋陆军。辛亥革命后，任陆军第八旅旅长。1931年回山东，先后任第三路军参议，沂水、临沂县县长。1938年11月14日，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率部抗击。次日城陷，七百多名将士大部分战死。范筑先宁死不当俘虏，举枪自尽，壮烈殉国。——整理者注

[70]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父亲离开平津，先去山东，后到山西（二战区）。去西安是在去山西之后的一段比较短暂的时间，后又返回山西。——叶维丽注

[71]“十二月政变”就是阎锡山勾结国民党中央部队向“决死队”（新军）进攻。——作者原注

[72]我母亲生我大姐，不是在晋西北，是在山西兴县对面（隔黄河）的陕北神木。——叶维丽注

[73]我父亲1941年左右到延安后（此时我母亲已被用担架一路抬到延安），在延安交际处（相当后来统战部）工作，不是“招待所”。 ——叶维丽注

[74]我父亲审干被放出之后（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与组建新华社无关。——叶维丽注

[75]我父亲1950年代初曾在沈阳工作，任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副社长，1955—1956年左右调回北京总社，任国内部副主任（主任由副社长穆青兼）。——叶维丽注

[76]“文革”后，我父亲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社机关党委书记，应是在此任上离休。1990年代初参与创办《炎黄春秋》杂志，任副社长。——叶维丽注

[77]分家时十二弟尚在幼年，他的一份交由大哥托管。——作者原注

[78]笃慎到大后方时，途中无钱。过商丘（河南）找二姐夫陈缵庭（地主），陈给笃慎一笔钱，途中被伪军（或当时的国民党军）抢走，到重庆时非常狼狈。——作者原注

[79]参见《人民政协报》1984年9月19日孙引南文《一个相声演员的今与昔》。——整理者注

[80]鹿传霖（1836—1910），字滋轩，直隶定兴人，清末重臣。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广西兴安知县。历任桂林知府、福建按察使，四川布政使、河南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左都御史等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任两广总督。二十七年（1901年）入军机，三十年（1904年）兼吏部尚书。宣统嗣立，与摄政醇亲王载沣同受遗诏，加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宣统二年（1910年）春病逝，谥文端。鹿传霖与张之洞是亲戚，是张之洞之姐夫。——整理者注

[81]鹿遥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我父亲并非没上过学校，他毕业于一个会计学校，还上过日语学校，他的日语很好，我听到过他直接和我们住在后铁匠营后院的日本邻居石川一雄的对话。”——整理者注

[82]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三姐》页41云：“三姐也是二姨母所生，名笃雅，我记忆中她不太爱说话，手很巧。曾廙曾对我说过三姐要是男的就好了，肯定书读的好，事业一定也会成功。她订的是宰相鹿传霖的孙子鹿鹤西。大哥、四姐退婚后，也得知鹿鹤西不太规矩（我忘记什么事了），二姨母就问三姐是否要退亲，三姐低头不语，因此鹿家还是送来了结婚喜帖，家中就给她办嫁妆了。”页43亦说：“我也曾问过三姐，大哥、四姐都退亲了，你为什么不说退呢？是因为鹿家是宰相之家吗？她说不是，是那时害羞，不好意思说退亲。这也是礼教害了她一生。后来三哥儿子都成了才，可她却没有享着后福。”——整理者注

[83]鹿遥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他在日本时期确实吸过毒，抗战胜利后，由五姨夫姚曾廙介绍到北京市税务局工作，不再有吸毒历史。”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三姐》页41亦谓：“成婚后知道三姐夫吸大烟，二姨母（案指叶笃雅女士生母陈夫人）责令他戒，并叫曾廙给他辅导中、英文。……我到北京考高中和曾廙同行。到站时，天已黑，曾廙送我到三姐家住，那晚没有看到三姐夫，孩子们也已睡。第二天早上看到三姐夫坐在堂屋，正吸白粉，腿上贴了无数打过吗啡的小纸块，吓得我坚决要曾廙送我回天津，不上高中了。无奈他只得送我到姑爸家，下午就找到辅仁中学报考，考上辅仁高中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三姐家。”——整理者注

[84]鹿遥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实际是我九舅方实推荐我母亲加入‘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结业后有证书为证。后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代表，在街道工作，大家都称她为叶代表，很受居民的爱戴。”——整理者注

[85]解放后，小鹿仍留在税务局工作，后被发现有小贪污行为。局里找到她说：（一）开除回家自谋生路，或（二）送劳动教养。她和二儿子商量，二儿子主张送劳动教养。于是送到清河农场劳动改造，三年自然灾害时，全身浮肿，死在狱中。三姐有一次对我说：“我真后悔把他送走，我感到心痛。”看来夫妻之情总还是存在的。——作者原注

叶笃柔《叶家往事回忆•三姐》页43：“解放后我回京时会在各位哥哥家轮流住，当然三姐家也不例外。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碾儿胡同，大门门槛很高，三姐住前院，后院租出去了。她屋里是个上下铺，我总是睡下铺，那时我们姐妹俩天天畅谈。她很后悔‘三年自然灾害’时，三姐夫给家里写信请求接他回家，三姐没有答应，后来饿死在里面。”鹿遥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对此稍有辨正，说：“抗战胜利后，由五姨夫姚曾廙介绍到北京市税务局工作。……解放后留用，由于他的经历、家庭等等的影响，思想很‘落后’，加上喜欢饮酒，酒后醉话连篇，甚至带有‘反动’的成分；再加上在税务局工作对收税对象有拿、卡、要的问题，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组织上认为‘像他这样的人还是叫他劳动劳动的好’，在经过征求母亲意见后，被送到‘茶淀农场’劳动，并非是清河农场！重要的一点是，并非是‘劳动改造’！我曾经去过茶淀农场，他在那里是自由的，并无人看管，而且很随便地和他去茶淀车站饭馆儿吃的饭。由于母亲同意了叫他去劳动而耿耿于怀，所以怎么也不肯回家，‘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严重的心脏病死在茶淀农场。”——整理者注

[86]承叶家人赐告，当时北京叶氏家人给在狱中的叶笃庄先生寄食品、衣物，都托叶笃雅女士寄出，而非东西皆是笃雅女士自己者也。鹿遥致孟繁之信（2014年6月10日）亦谓：“三、六、七、九几位舅舅都出过钱，通过我母亲，无数次地给他寄钱、寄物以及食品。”——整理者注

[87]后三姐来我家居住，不料一天吃晚饭前，突然听到她的住室一声钝响，进屋一看，她已栽倒在地，赶紧送到附近海淀医院，医治无效，于当日晚十一时因脑溢血死去。三姐苦了一辈子，一点也没有享上子孙福。——作者原注

[88]汪士元（1877—1935？），江苏省盱眙县人，原名汪祜孙，字向叔，斋号“麓云楼”，因其藏有宋徽宗画《晴麓横云图》立轴而得名；又号“玉带砚斋”、“清净瑜迦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殿试第二甲第六十六名进士，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取得进士功名的人之一，为近代著名收藏家、书画家、政治家，著有《麓云楼书画记略》等。——整理者注

[89]她们长大后，一般是不允许出门的。有一次大夫人带她去逛天祥商场，紧跟着就有人写信来了，向她求爱。这一下可把我父亲气昏了，把大夫人数落了一顿，再次申明，不准三姐、四姐抛头露面、去商场等地逛游。——作者原注

[90]双方相亲，是在春和大戏院进行的。在戏院里包了两个厢，两厢相邻，便于观察。双方均由家里的人陪同。——作者原注

[91]去世前，四姐曾去上海，买了点家具，回昆明后，又请了一个木匠来家里打家具，每日三餐亲自给木匠做，累得不可开交。本来她准备把新添置的窗帘、褥单、新家具一起摆出来，好像要把几十年的秽气来一个大扫除似的。她的计划未得实现就去世了。——作者原注

[92]这个姑母是由我祖母抚养大的，但不是她生的，她从小失去父母。——作者原注

[93]燕京大学仿效美国办法，有婓陶婓荣誉学会组织（Philosophy-Technology-Phisiology Golden Key student），名称取自三个希腊字母，分别代表德、智、体之意，毕业生中品学兼优者可被选上，购买一枚所谓“金钥匙”为标志。——整理者注

[94]笃庄先生原稿作“41年（?）”，据叶笃柔女士《叶家往事回忆》71—74页自叙，她和姚曾廙先生结婚是1942年10月，时年她22岁，曾廙先生30岁。此处据以改。——整理者注

[95]俞鸿钧（1898—1960），广东省新会县荷塘镇塘坦村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中华民国高级官员，财经专家。北伐时出任上海市财政局代理局长而迈入政坛，以具备杰出英语能力和财政专长而知名。俞鸿钧在上海亦曾担任市府秘书长，抗战初期已担任上海市长，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后调任外交部政务次长，旋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长。抗战胜利后接任中央银行总裁，于动员戡乱时受命主持将上海央行黄金储备运往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兼任央行总裁与“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54年至1958年任行政院长，因拒绝监察院约询案遭到弹劾。辞职后复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病逝台北。对于俞鸿钧之贡献，台湾政府曾颁发褒扬令明令褒扬。——整理者注

[96]据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胡企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故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Baroness Thatcher）访华时，中方曾将此书中文版作为礼品赠送给她。——整理者注

[97]麦熟的季节，通常指农历四五月。《礼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麦秋至。”陈澔集说：“秋者，百谷成熟之期。此于时虽夏，于麦则秋，故云麦秋。”——整理者注

[98]每年腊八都要由裱糊匠把屋子裱糊一新。——作者原注

[99]我家吃米饭，由于老师是北方人，特给他们买馒头。——作者原注

[100]他也抽香烟，还有喝红茶的习惯，他说红茶是暖肚的。——作者原注

[101]李玉给他烧大烟，不是白尽义务，而是把“大烟灰”留给李玉。李也有大烟瘾，抽烟灰也可过瘾。——作者原注

[102]安舒元（1900—1961），京剧老生，北京人。1961年病逝于长春。安舒元早年嗓音有些左，调门高，经不断研磨，唱腔颇有韵味，他以唱念讲究、表演细腻著称，且文武全能，时与贯大元、王文源并称“老生三元”。曾灌制有《乌龙院》（与筱翠花合作）、《四郎探母》、《定军山》等唱片。——整理者注

[103]不知是否系《医宗金鉴》？此书是清乾隆四年太医吴谦负责编修的一部医学教科书，非叶天士撰作。——整理者注

[104]柏木，极上好的行材。棺材由十三根柏木拼成，盖四根，帮、底各三根，谓之柏木十三圆。——整理者注

[105]即所谓“马前导”。旧时官员出行，仪仗中前面开路的骑马差役。此外过去仕宦人家举行婚丧典礼，亦常用“顶马”之礼仪，有如炫耀。——整理者注

[106]“力钱”，方言，犹脚钱，搬运费。——整理者注

[107]到上房时，即使在夏季也要穿大褂，其他男仆也是如此，这是规矩。——作者原注

[108]现在开会中间也要供给一两次热毛巾。——作者原注

[109]梆子头，往往用来形容长头型的人。——叶娃注

[110]清时有从小就当仆人的，这是一门职业。——作者原注

[111]提拔福丑，也是因为家里老仆人的暮气太重，不中用了，这是提拔新人的意思。——作者原注

[112]“排子车”也叫“板车”，是两个轮子的“人力货车”。其构造、样式与畜力大车相同，只是车辕适合人的双臂，以便着力。其拉法是一人驾辕，另有一至二人拉套。在没有汽车的时代，北京城内的运输和搬家，全靠排子车。老北京“窝脖儿”（即专帮人搬家的）行业的，一般都归在排子车行业里。后来有了汽车，排子车仍然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现在北京市面此车依然有，如收废品的，不同的是动力不再是人力，改装了马达。——整理者注

[113]每晚十二时、三时、五时共打三次更，打更时敲一个木制梆子。我家夜间被偷过一次，于是夜里加强打更，每班二人，孟斌带头。——作者原注

[114]他常说：“五爷做大官之后，可别忘记提拔我。”他自己从来不想做大官，他看出这是不可能的，而把希望寄托在他伺候的少爷身上，少爷做了大官，他跟着少爷也可以发笔小财。——作者原注

[115]姚锡光（1857—1921），字石泉，江苏丹徒人。早年先后任李鸿章、张之洞、李秉衡的幕僚。1903年与人合办华北一所女子学校。后历任安徽怀宁知县、和州知州等。1907年7月代授陆军部左丞。1909年春转任殖边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历任蒙藏局副总裁、总裁，北口(张家口)宣抚使等职。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联合其他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孙中山在湖广会馆主持国民党成立大会，他出席并与阎锡山、张继、李烈钧等一起被推举为参议。著有《东方兵事纪略》等。——整理者注

[116]当然我家不会躲债的，廿几日就把账还清了。我买东西也记账，不是拿不出现钱，而是每次付现钱太麻烦。——作者原注

[117]正月十五吃自家做的猪油黑芝麻元宵的习惯在我家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三姑笃雅做得非常好吃。正月十五之前，她会把在家做好的元宵送到北京的兄弟家中。我能够记得的是有一年寒假回家，元宵节那天，三姑来我家过节，吃的就是她做的这种元宵。记得我父亲边吃边夸，说和小时候在家吃的一样。——叶娃注

[118]杨以德（1873—1944），字敬林，绰号“杨梆子”，天津人，祖籍山东，盐商后裔。杨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因为当时守夜打更须敲梆子，所以后来人们才在背后用“杨梆子”来称呼他。1902年任天津火车站检票员。1906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民国初年，出任直隶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整理者注

[119]“辣子”是孙竦在南开中学时候的外号。——作者原注

[120]“白俄”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逃亡出来的人。——作者原注

[121]这门课说明当时南开中学教育的开明。我看南开教育思想比现在的好（当然当时其他学校不行）。南开中学样样都好：学习质量、运动、接触社会，等等。——作者原注

[122]姚念媛，又名郑念，《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叶娃注

[123]“保安队”即武装警察。因为根据协议，天津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作者原注

[124]拜匣是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箱子。——作者原注

[125]“花烟馆”即鸦片馆。那里的女招待专门给客人烧大烟泡，也兼卖淫。——作者原注

[126]1994年我的三伯笃义曾向我提供了父亲退婚后回到家里的细节。他说，你父亲从律师那里回家之后，在院子里跑对角线，因为距离长一点。一边跑，一边用英文喊着：I am free，I am free!(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三伯和我说，当时他正在家里，目睹了这一场景，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退婚的念头在他心中也已酝酿多时，但是遭到大哥的反对。——叶娃注

[127]林基路，原名林为梁，共产党员。1938年2月受党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专区教育局长、库车县县长、乌什县县长等职。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路与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员一同被处决，年仅27岁。——整理者注

[128]后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整理者注

[129]曾任上海金城银行、香港金城银行经理，华侨大学校董等职。——整理者注

[130]吴砚农（1911—1987），天津人。1911年11月出生于天津市。1931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任组织部长；193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9月转为共产党员。历任天津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长、留日学生革命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务，“八大”代表和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987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6岁。——整理者注

[131]藤田嗣治（Tsuguharu Foujita，1886—1968）是日本画家中最早在巴黎画坛成名的一位。他与莫迪利亚尼、巴斯金·史丁等二十世纪初叶活跃于巴黎的画家同样以创造独特画风而受人瞩目。代表作有《裸女和猫》等。——整理者注

[132]孟用潜（1905—1985），叶笃庄先生最好的朋友，河北南宫人。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兼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整理者注

[133]陈先舟（1895—1969），生于辽宁桓仁县英盈沟村一个农民家庭，1915年从桓仁县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任桓仁县警务长。同年，率十人参加辽东护国军，进行讨袁斗争。1917年考取官费留日生，进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无线电科，毕业回国后，先后任东北电信管理处总工程师、东北无线电台台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与东北籍抗日救亡人士入关，组织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整理者注

[134]孙浩然，中国现代舞台美术家，戏剧教育家。江苏无锡人，1910年生。早年毕业于南开中学，与曹禺先生系同窗学友，1929年自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1936年赴美学习，1938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学管理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先后参加上海职业剧团、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上海观众演出公司担任舞台监督、舞台设计、舞台技术主任等工作。1950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团演员培养学馆馆长、研究部部长等职。1952年，调任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教授，1979年任副院长。1982年当选为全国舞台美术学会首任会长。——整理者注

[135]苦干剧团是抗战时期活跃于上海的重要戏剧团体组织。1942年，黄佐临以“齐心合力，埋头苦干”为信约，与黄宗江、石挥等人创办了“苦干剧团”。主要成员有姚克、吴仞之、柯灵、孙浩然、石挥、黄宗江、丹尼和中共地下党员李德伦、白文等。演过《双喜临门》、《牛郎织女》、《美人计》等。——整理者注

[136]程及（1912—2005），原名程杰，江苏无锡人，旅美著名画家。1962年被选为美国国家画院终身院士，1965年当选 为美国国家艺术院终身院 士。出版有《程及水彩画集》、《二三行》、《天水行》等。——整理者注

[137]北京话，诋毁意，又写作“踩乎”。——整理者注

[138]艾中信（1915—2003），师从和追随徐悲鸿、吴作人等第一代油画大师，是我国的杰出画家、艺术家。他提倡现实主义，主张创作立足于生活，是参与推进中国现代油画的优秀先驱。——整理者注

[139]李乃仁（1916—1995），安徽蚌埠人，一作凤台人。笔名荒芜等。作家、文学翻译家。生前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作有《新生》、《一个英雄的童年时代》，诗集《惠特曼诗选》，小说《马尔兹短篇小说集》等。——整理者注

[140]赵范（1904—1997），原名田价人，又名田绪范，起凤镇夏二村人。民国时长期任职于新闻媒体行业。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整理者注

[141]徐盈（1912—1996），著名新闻记者。原名绪桓。山东德州人。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大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新闻报导。建国后，历任天津《进步日报》编委、主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抗战中的西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小说《前后方》等。1996年12月11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整理者注

[142]子冈（1914—1988），女，又名彭子冈，原名彭雪珍，江苏吴县人。早年曾入北京大学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公报》、《进步日报》记者，积极讴歌抗日救亡。所写文章笔锋犀利、爱憎分明、敢于触及现实。1949年后，历任《人民日报》记者和文艺部编辑、《旅行家》主编，撰写了不少有见地、富文采的通讯和评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后，任《旅行家》杂志顾问、中国新闻社名誉理事。1988年1月9日病逝。主要作品编为《子冈作品选》。——整理者注

[143]余心清，安徽合肥人。1920年毕业于南京神学院。192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曾任冯玉祥部开封训政学院院长、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务处处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经济委员会代主席。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训政处处长、第十一战区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7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9年获释。著有《在蒋牢中》。——整理者注

[144]王冶秋，又名王野秋，安徽霍邱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县委书记。1932年参加“左联”。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冯玉祥处任教员兼秘书。1947年后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琉璃厂史话》等。——整理者注

[145]姜秉权（1910—1987），是叶笃庄先生金陵大学农艺系时的同学，后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他是中国耕作学创始人之一。——整理者注

[146]父亲被捕后不久，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所有副食，包括油、糖、肉、豆腐、点心、烟等都需副食本、票购买。粮食供应也有定量。我们家三个小孩，所有供应，定量减半。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在黑市上买些高价食品，来贴补不足。加上要给父亲寄吃的，母亲的压力可想而知。她那时只抽劣质香烟。母亲开始给父亲寄东西后，我知道母亲的烟不够抽。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冬天，我曾在新街口一带捡过烟头。回家后，偷偷把烟头的烟丝剥出来，放在一个小瓶里，让母亲给父亲寄去。我骗母亲说，烟丝是从她抽的烟头里剥出来的。——叶娃注

[147]我的妹妹叶晓1963年就送到七叔笃正家里念小学。当时告诉我们小孩的原因是七叔家附近的中关村二小是个好学校。妹妹每个周末回家。1965年考初中时，她考上了我家附近的和平街中学，从那里以后，就回家住了。她说，及至1966年“文革”开始，那半年多和母亲在家（我和姐姐都住校），是她幼时及少年最快乐的时光。——叶娃注

[148]我看到这封信应该是1970年的1、2月间，第一次从插队的陕西宜川县回京时。这是自父母离婚后，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笔迹，第一次听到他的确切消息。那时我们住在北影的一座筒子楼里。革命的情结和担心邻里得知内情让我不敢大哭，念父真情又让我无法咽下那一肚子眼泪。那时我们三姐妹在三处插队，母亲下放在北京南边的黄村五七干校。家庭经济相当窘迫。母亲和我们商量，最后决定把父亲留在家里的现成衣服寄去。——叶娃注

[149]母亲弥留之际，有一天忽然直看着我说：“要不是你们三个小兔崽子，你爸爸去哪儿，我跟哪。”——叶娃注

[150]金陵大学校史资料，A. N. Stewart时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学系系主任，中文译名“史德蔚”。——整理者注

[151]白汝瑗（1915—1987），生于天津。笔名玲君，早年曾在《新诗》、《现代》上发表新诗。1938年到延安，建国后曾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整理者注

[152]原稿下缺两页。——整理者注

[153]G-B-T，是由加拿大籍的石油商人Laurence Gordon在二战期间建立的。组织人员还有同时供职在Texaco石油公司的Paul Bernard，和中国人Tau。G-B-T向法国和美国战略情报处(OSS，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提供日军在印度支那的活动情报（见R. Harris Smith：OSS，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ew York：Delta Publishing co. 1972，325页）。——整理者注

[154]张香山出生于1914年，浙江宁波人。1930年代留学日本三年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中共对日工作，并直接参与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历任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务，1993年至1999年间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他还曾担任由日中有识之士组成的“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整理者注

[155]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中国农村经济和世界经济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整理者注

[156]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整理者注

[157]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129师386旅旅长，1940年太岳军区成立后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授大将军衔，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下文说他是“黄埔四期”，误。——整理者注

[158]七亘村位于山西省平定县，今属阳泉市辖。“七亘村战斗”又称“七亘村之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一次著名的伏击战。1937年10月26日，八路军129师772团3营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日军辎重部队，经两小时战斗，日军一部撤退，其余被全歼。3营伤亡10余人，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28日，3营再次于同一地域设伏。11时许，日军100余名骑兵和300余名步兵掩护辎重进入伏击圈，3营发起攻击，战至黄昏，伤亡20余人，歼灭日军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整理者注

[159]黄崖底位于山西昔阳县。1937年11月，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太原会战”中，中国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在山西省昔阳县以东黄崖底伏击日军的战斗。1937年11月初，日军第109师团第136联队一个大队，由九龙关向昔阳进犯。八路军第129师判定，日军必然经过昔阳以东之黄崖底地区，该地为河谷地带，有利于设伏，遂决定以第386旅第771团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地区设伏，第772团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一带高地设伏。11月2日，日军第136联队一个大队进至伏击区，伏击部队立即开火，日军阵形大乱。当日军抢占高地被击退后集结于黄崖底河谷时，伏击部队集中火力猛烈射击，其间日军3次向伏击阵地发起冲击，均未得逞。此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八路军伤亡30余人。——整理者注

[160]山西境内和顺、榆次分界岭。——整理者注

[161]石拐镇位于和顺县城西北，距县城约120华里。背依八赋岭坡下，面临清漳河上游，坐落于榆邢公路旁侧，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子。——整理者注

[162]山西境内左权、和顺交界处一小镇。——整理者注

[163]原稿下缺三页。——整理者注

[164]叶笃庄先生后来交代材料谈及此段经历时亦说：“因腿部冻伤，并与当时敌工部长项本立闹不合，去西安治病。”——整理者注

[165]梁明，张立森先生夫人。——整理者注

[166]据张星全、曹建纯《决三纵队敌工科和吉田太郎》文（《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210—213页），系裴辅之。——整理者注

[167]江涛声（1910—1949），原名江晴恩，湖北荆门人。著名医学家、生物化学家江清博士的长子。——整理者注

[168]辛志超，1908年生，山东省海阳县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职工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西北区主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整理者注

[169]即魏路诗，现在北京，是全国政协委员。——作者原注

[170]陈翰伯（1914—1988），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天津。现代著名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笔名梅碧华、王孝风等。——整理者注

[171]陈家康（1913—1970），湖北广济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武汉任周恩来的秘书和英文翻译工作。到重庆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1944年在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1945年以董必武的秘书身份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1946年负责中共中央外交工作委员会联络处的工作，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解放后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国驻埃及大使、也门大使等职。——整理者注

[172]高崇民（1891—1971），奉天开原人。原名恩浚，字健民，号崇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整理者注

[173]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生于奉天省海城县。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等处任职。文化大革命时死于秦城监狱。199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追授他“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整理者注

[174]李济琛（1885—1959），字任潮，后名李济深。1885年出生，广西梧州苍梧人，汉族广府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整理者注

[175]AGAS是Air Ground Aid Section的缩写，即陆空辅助队（空地救援组），是美国陆军救援机构(MIS-X)于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区（前身为中国-缅甸-印度战区）设立的机构，以营救困在敌后的盟军人员。其机构编制在1945年建立之初仅有35人。在其服务期间，曾经协助800多名盟军人员从敌战区回归到盟军控制地带，其中以飞行员和飞行机组为主（见美国国家档案馆：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05/21/identification-in-world-war-ii-china-friend-or-foe/）——整理者注

[176]蒋匀田（1903—1994），名锡，字匀田，安徽蚌埠人，民国政要。1946年，就参加制宪国民大会问题，中国民主社会党内部形成两派意见。党内以张君劢、徐傅霖、蒋匀田等为首，坚决主张参加，而张东荪、梁实秋、孙宝刚、沙彦楷等人则反对参加，主张待政府实施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后再行参加。——整理者注

[177]龚澎（1914—1970），女，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建国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整理者注

[178]黄华（1913—2010），曾用名王汝梅。河北磁县人，中国外交家，燕京大学毕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整理者注

[179]冯文彬（1911—1997），曾名冯锡林、冯汉臣、冯天渊，浙江诸暨湄池镇湖西村人。是中共中央第十二、第十三届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整理者注

[180]即《生活》周刊。——整理者注

[181]母亲的这句话，父亲在被关18年放出后，和我重复过多次。父亲的悔恨可想而知。父亲还说过，母亲的这句话很伤他。因为只有原配夫人才能穿大红裙子，母亲的话里显而易见地说明，父亲在机关领导的眼中不是原配。又因为父亲在家里是庶出，所以更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叶娃注

[182]《人民日报》此消息刊发于1957年12月4日，文章标题为“集中攻击党对科学的领导老右派分子叶笃庄被揪出”。——整理者注

[183]民盟中央两位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和罗隆基，这两个人在民盟内矛盾很深，水火不相容，怎么会“反右”一起，又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呢？——作者原注

[184]当时参加民盟的有三党、三派，还有一部分没有党派关系的人，罗隆基就属于没有党派关系的。参加这次会的只四五个人，我记得其中有辛志超、叶笃义。——作者原注

[185]此文刊于《群言》1985年第1期，第30—31页。——整理者注

[186]那时我刚过九岁，已经记事。警察来我家应是下午。那时已是冬天，天黑的很早。记得我下午放学回家，踫到了正在从我家门口出来的两个警察。客厅里很黑，有一盏台灯开着，看见我的三姑和母亲坐在一起。屋里虽然很暗，可我还是看得清正在哭泣的母亲和她那已经哭得红肿的双眼。父亲很长时间没有消息，所以当时就明白了母亲的哭泣和三姑的在场一定和父亲有关。——叶娃注

[187]监狱不给枕头。——作者原注

[188]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1677），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欧陆理性主义者，与法国的笛卡尔和德国的莱布尼茨齐名。——整理者注

[189]我和竦结婚十三年时被捕。——作者原注

[190]我在东京去水道町二八番地女学院寄宿舍访竦，适逢大雨，淋了个落汤鸡。见面后，我把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忘记了，尴尬之下，我突然问竦：“你看过老虎吗？”——作者原注

[191]刘德海，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人们称他为琵琶大师，国宝，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整理者注

[192]练习簿上面有我抄的报。——作者原注

[193]1976年这一次见面，可参见叶娃女士《又见父亲》，《群言》2001年第4期，26—29页。此时孙竦女士已于1974年病逝。——整理者注

[194]也有材料说索兆凡先生是满族索绰罗氏。——整理者注

[195]我曾从法院看守所的窗隙里窥视到一只小黄牛犊。——作者原注

[196]回家时曾买过几株“死不了”小草种在宅前。——作者原注

[197]这些犯人翻译的东西，在时代出版社出版时署名“清河”，后到商务印书馆出书时改为“北京编译社”。——整理者注

[198]陈纳德在抗战时组织的航空队。——作者原注

[199]和劳改时一样的伙食。——作者原注

[200]姜晓天，姜满棠的儿子。因他报考大学，我给他补习过英语和数学。——作者原注

[201]母亲去世当天，九婶就从宣武门坐车赶到北太平庄我们家，我不知道她怎么瘸着腿，从太平庄车站走到我家的。那天晚上，她屈在一张小床上，陪着我们度过了第一天没有母亲的夜晚。——叶娃注

[202]承姚翔女士赐示，她记忆中五舅到上海的时间是初二，而非除夕。——整理者注

[203]承姚翔女士赐示，姚曾序先生天生寡于言笑，不善言辞，非特意对笃庄先生凉薄如此也，笃庄先生误会了。——整理者注

[204]十八年的牢狱之灾，使叶笃庄先生性情非常敏感。叶笃庄先生此次赴上海，五妹家里竭尽全家之力热情招待，没想到造成如此大的误会。叶笃柔女士《叶家往事回忆·五哥》页54云：“五哥刑满后，安排在安徽渔场做渔工。在这期间五哥来上海看我，那时曾廙已过世了。我看到他又瘦又老，真可怜啊！临走前，我把他的内衣裤都缝补好，买了两条香烟和糕点，到车站送他。当时送客的人不准进站，他从渔场带来一个小扁担，自己挑着，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汹涌的人群中慢慢的消失。眼泪陪着我站立了许久才回家。五哥到渔场后，我还叫女婿英璜到安徽渔场去看过他一次，给他带些日用品和香烟。英璜给他打扫了住房，脏乱的不得了。奇怪的是，他到老年时却成为一个特别爱清洁的人了。”姚翔致叶晓信（2014年6月5日）亦谓：“在我妈的眼里，叶家的事都是‘头等大事’。记得五舅1977年春节来上海，我妈早早就在期盼和准备了。没准备的是五舅需要一条香烟，回去好送农场领导。一个农场管理员对当时五舅的重要性，我们是懂的。我妈赶快把家中后几个月的鸡蛋票交给我，因为当时每户每月只能买两包飞马牌香烟。我急急忙忙到同学家把鸡蛋票换成了当月的香烟票，终于能买上一条香烟。我还为自己能很快完成任务暗喜了一下。”姚翔致叶娃信（2014年除夕）亦说：“五舅为什么农场第一次允许探亲就选择来上海我们家？除了因假期短，还有就因为我父亲在重病中曾用颤抖的手写信给五舅‘希望在有生之年见上一面。’（解放后我父亲没能见到过一位叶家的表兄妹，这是在他生命留下不多的时间内有可能见到唯一的叶家兄妹。）我父亲在问‘五爷何时能来的？’的遗憾中撒手而去。1977年的初二，我和我弟弟在上海火车站茫茫人海中举牌寻找着从未谋面的五舅。我们一家三口举全家之力迎接他，此情此景我至今历历在目。第二年五舅还是选择来上海过年，但因农场不批他假期，决定由姚康去安徽农场陪他过年。因临时姚康腰伤，我妈就让从济南回家过年的英璜赶赴安徽。”——整理者注

父亲提到他在安徽怀远渔场看望他的晚辈，也常常提起朱英璜寒冬腊月去看他，给他打扫房间，洗大被单的事。——叶娃注

[205]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6年第11期，第23—24页。

[206]原文刊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45—52页。

[207]王绶昌《参加天津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回忆》文亦提及此事，王文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44页。

[208]原文最初发表于《出版史料》第8期，第98页。

[209]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87年第10期，第36—37页。

[210]张星全、曹建纯《决三纵队敌工科和吉田太郎》（《山西新军决死第三纵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210—213页）称：“为了培养敌工干部，敌工科和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共同合办了一个敌工干部训练班（简称‘敌工班’）。学员是由各总队（团）和军政干校抽调来的，共五十多人。这些人均具有高小或初中文化程度，训练班队长是李冰，政治指导员是裴辅之，刘存和李基同志是训练班的工作员。敌工班的教学工作由敌工科主管，教员有纪忠、叶笠（案指叶笃庄先生化名）和吉田太郎。叶笠是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官。他也是留日学生，日文很好，又懂教学方法，由他讲授日语语法；纪忠讲授日文读本；吉田太郎讲授日语会话。敌工班的大部分教材都是叶笠同志编写的。由程庆荣同志刻印出来，发给学员人手一册。由于教师素质和学校条件都比较好，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当时，敌工班和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同住在长子县尧南呈村。1939年7月上旬，日军第二次进攻晋东南地区，就一起转移到沁水县宋家湾一带继续教学，直至1939年11月初结业。”——整理者注

[211]原文发表年月、刊载报章不详，系据叶笃庄先生身后家藏文件资料补苴。据文章上下文，当作于1983年至1992年之间。1983年，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将山西新军的发展史列为“山西革命斗争史”的一部分，为此成立了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指导组办公室和各省联络组。原新军各纵队、师、旅也相继成立了指导组和指导组办公室，向散步在全国各地的近5000名原山西新军老同志征集史料。征集工作于1992年7月结束，编纂整理成“山西新军历史资料丛书”十种十六册，由中央党史出版社于1995年11月出版。——整理者注

[212]原文发表于《北京盟讯》1995年7月，第3版。

[213]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5年第5期，第18—20页。

[214]指今左权县。——整理者注

[215]原文发表于《宋尔廉文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217—218页。

[216]原文最初发表于《读书》1982年第6期，第117—123页。

[217]原文发表于《北京盟讯》1996年6月，第6版。

[218]原文最初发表于《炎黄春秋》1997年第7期，第35—41页。

[219]此处专指乐天宇，并非泛指。

[220]“一言堂”搞教育，鲜有不失败者。

[221]罗道庄为北农大所在地，旧名骆驼庄，地处门头沟与北京之间，由门头沟载运煤块骆驼皆在此处打尖休息，故名。

[222]原文最初发表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第26—30页。

[223]原文最初发表于《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第34—41页。

[224]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2年第8期，第22—23页。

[225]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85年第1期，第30—31页。

[226]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227]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作者原注

[228]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9年第4期，第25—27页。

[229]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87年第8期，第38页。

[230]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7年第6期，第22页。

[231]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2001年第4期，26-29页。

[232]原文最初发表于《群言》1995年第10期，第1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