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华鼎史镜馆：以史为镜，鉴古喻今

突破道德评价引领一切的史观

超越传统看待大变局下的人物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标志着封闭的天朝与西方世界的相交与碰撞。生于这种大变革、大融合、大冲突下的中国人，从龚自珍到林则徐，从严复到叶名琛，从张荫桓到王韬，从容闳到刘光第，从郭嵩焘到义和团，尽管身份地位各异，却都成为东西方文明角力之际催生的“杂种”。在千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他们或拯救，或绝望，或逍遥，或愤怒，最终都无法阻止社会集体腐败的大清帝国滑向深渊的车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聂作平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2.1

ISBN 978-7-5057-2983-4

Ⅰ．①天…　Ⅱ．①聂…　Ⅲ．①中国历史–研究–1793～1901②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1793～1901　Ⅳ．①K249.07②K82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8229号

书名　天朝1793～1901：中西文明交锋下的乌合之众

作者　聂作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毫米　16开

16.5印张　213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983-4

定价　33.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自序

2009年春天，为了给《中国国家地理》采写一篇关于福建港口的长文，我在福建沿海走马观花地跑了一圈。我发现，在中国，负山面海的福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漫长的年代里，起伏的群山将它和中原隔绝，而浩瀚的海洋又让它的子民止步于汹涌澎湃的蔚蓝。但是，当历史翻到近代，它忽然又因那片海洋而成为西风东渐的桥头堡。在福州，我寻找林则徐墓、严复墓，探访沈葆桢故居、马尾海战遗址。其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在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在这突如其来的巨变面前的种种反应与作为，无论是盲目排外还是惧洋媚外，无论是关上大门还是敞开门户，直到今天，仍然能让我们从中读出无限感慨和启示。

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来说，它的臣民们在巨变中的体验无疑是痛苦的、疑虑丛生的：他们对西方列国所知甚少，因为“天朝”从来都自命为世界的中心，理应四方来朝，万国入贺，他们却鲜有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习惯。这种所知甚少导致了巨变前的傲慢自负和巨变中的彷徨无助。身处这巨变年代的有识者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形容他们所遭逢的时代如此天翻地覆，而考察那些身份与地位殊异，仅因生存时空交汇而有着共同命运的大清子民——封疆大吏也好，平头百姓也罢，都被那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时代，赋予一个寓意深长的符号：“杂种”——混合了东西方文明的“杂种”。

在这种思考中，我开始细心体味和把握我注意到的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人。他们何其不幸，生在那样一个变革动荡的时代，两种文明在他们的世界角力交锋。他们可能措手不及，可能被全新的观念和全新的技术打得昏头转向：诸如叶名琛，诸如张荫桓，诸如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他们又何其幸运，在两种文明最初的交锋中，有了比先人更多的道路可供选择，有了更为广阔的生存方式舒展性灵：诸如王韬，诸如严复。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是教科书上确认的1840年，标志事件也不是鸦片战争，而是1793年，标志事件则是英国人马戛尔尼来华，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和西方的真正接触，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从此开始。原本封闭并享受这种封闭的天朝，终于不得不在一次次打击之下放低身段。以往，天朝以为世界上的国家虽然众多，但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天朝，另一个是其他国家；而现在，它不得不承认，天朝只是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天朝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谁天然地比谁更优越更高贵。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不甘的，但必须经历这种痛苦和不甘，中国才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机会。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其实就是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这个进程如此漫长而艰辛，几代人在丧权辱国的噩梦中苦苦挣扎。

这部书中的人物和事件所涉及的时间，上为1793年，下为1901年。前者是马戛尔尼来华，西方世界主动向东方中国递出橄榄枝；后者为义和团运动，一次精英与草根合谋的大规模的排外与仇杀。后者同时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尽管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代人为了融入国际社会或者说为了追赶西方，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维新变法等史无前例的阵痛，但一百多年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多大的进展和改观。这说明，历史的发展常常不是笔直向前的，而是有着若干的迂回与后退。

我关心的其实不是那些历史事件，毕竟它们早已广为人知。我关心的是处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他们的悲欢，他们的得失，他们的顺从与抗争、阴暗或明媚。在阅读我所关注的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文字，并试图走近他们的心路历程时，我能感觉得到，当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在面前展开之时，他们的命运必将比其他时代的人更加丰富，也更加艰难。这种既丰富又艰难的命运，将使他们的人生充满意想不到的起承转合。换言之，生存于1793-1901这个漫长而艰辛时期的中国人，不论对浩荡的世界潮流采取何种态度与姿势，都将因时代的波诡云谲而有了足够精彩抑或足够黯淡的人生。

这一系列历史随笔的写作长达两年多。跨度长的写作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思考，而思考越多，或许，越能让我准确地切中那个远去时代的脉搏。在写作此书之时，我也萌生了另一个念头：要写一部比砖头更厚的中国近代史。因为，我想用我的方式阐释历史，阐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您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只是个开始。路还在远方，像历史一样漫长。

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和读者所了解的常识迥异。对此，我真诚地希望，如果它们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我愿意接受每一位读者理性的批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对我的观点文责自负。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增加，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章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几乎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育。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

第三章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他生活在封建大厦行将倒塌的前夜，这位敏感而疏狂的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骚乱已经拉开帷幕。龚自珍的痛哭和癫狂，隐含着他对那个不可救药的时代的绝望，但内心深处，他依然热爱着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

第四章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林则徐是个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严复不仅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未来人物，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当然是思想，既影响过他的时代，还影响过他身后的世界。

第五章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叶名琛的误国，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也。其实，叶名琛战也好，和也罢，守也好，走也罢，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宿命。是这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积重难返的观念导致了叶名琛成为宿命的奴隶。

第六章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先驱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做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已经无人延续。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凡夫俗子的原罪。

第七章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是大清自己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第八章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

第九章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当所有古老的大门都朝他关闭，他只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正是开放的口岸给了他这种可能。他的一生得感谢跨海而来的洋人，是他们为他提供了新生活与新思想，尽管这种新生活与新思想在飞翔了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坠回陈旧而腐朽的中国大地。

第十章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在这部翔实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种种遭遇：既有对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也有对西方社会习俗的惊讶和逐渐习惯，更多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则在于，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

第十一章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之泪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话，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

第十二章
“义民”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义和团乃是一场被清政府高层利用的运动，是器，是工具。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眼里的天朝

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多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增加，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我努力克制这种神奇而又令我沮丧——可能也令所有中国人沮丧——的联想，但思维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千多年前那则著名的寓言：黔之驴。在这场现实版的驴与虎的博弈中，中国充当了那头愚蠢的庞然大物，而人口与历史均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的英国，则充当了狡黠而又隐忍的老虎。在从“慭慭然，莫相知”到“大骇甚恐”，到“稍近益狎”，再到因断定“技止此耳”而“断其喉，尽其肉”的不断深入中，最初把驴子视为神的老虎，终于获得了饱餐的机会。

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接触，始于明清之际。西方对中国最早的了解，来自传教士、冒险家和商人们的转述。在这些夸张的东方传说中，西方最早的中国形象近似于哈哈镜中的反射：通过这面神奇的镜子，东方的没落与专制缩小了，光辉与仁厚放大了。这个盛产瓷器、茶叶和丝绸的广大国度，得天独厚地沐浴着圣人的教化。伏尔泰为此断言：从道德层面上，西方应该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学习。莱布尼茨则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伏尔泰和莱布尼茨都没见过的这个开明君主，就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四任皇帝：乾隆。但是，当东西方真正近距离接触后，雾里看花般的美好想象顿时被残酷的现实之手撕得粉碎。而东方中国的真相之幕，则由一个毕生与中国打交道的英国绅士揭开。

1793年9月14日，当这个英国绅士还是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位于北京一百多英里外的热河行宫，见到了已经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那是一个秋意深浓的早晨，这个英国孩子在一群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在黑暗中行走了四公里后，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行宫。这是一顶黄色的大帐篷，周围如众星拱月般拥挤着无数小帐篷。英国孩子进入帐篷时，看到一个精神矍烁，看上去只有六十多岁的老人端坐在龙椅上。按照此前双方经过多次艰难磋商才达成的协议，一个英国绅士向乾隆单腿下跪行礼。礼毕，英国绅士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呈给了乾隆。之后，这个孩子随同他的父亲也跟着上前行礼。当乾隆听说这个满头卷发的小洋人居然会说汉语，兴致勃勃地要小洋人说几句。于是，小洋人就用一年来在前往中国途中学会的汉语向乾隆表达了祝福和感谢。这个小洋人，就是后来成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那位率先向乾隆行礼的英国绅士，就是著名的马戛尔尼。

接见之后的日子，作为英王特使的马戛尔尼以为他的外交使命才刚刚开始。当他正准备就若干重要事务和天朝官员商讨时，天朝却一再暗示：你的朝贡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该返回你们的国家了。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尽管聪慧过人，但想必不一定会对东西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有很深刻的理解。多年以后，当他长大成人，才会明白这场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聋子之间的对话”的失败外交会对地球东西端的两个大国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

在天朝，擅自学习汉语是死罪

我们今天常说清朝闭关锁国，并把晚近中国的落后归之于这种漫长的固步自封。但事实上，清朝将近三百年间，真正闭关锁国的时间只有区区二十一年，还不到这个王朝历史的十分之一。并且，这种闭关锁国从现实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正确选择：明朝灭亡后，唯有台湾郑氏凭借风急浪高的海峡继续奉朱明正朔，不断派兵骚扰沿海。为此，1662年，康熙下令禁绝所有口岸的对外贸易，并将沿海居民内撤30-50里。1683年，随着台湾问题的解决，清政府取消了海禁。两年后，又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地开设海关，这就是所谓的四口通商。

清朝二十一年的闭关锁国，却给后人留下了长期与世隔绝的坏印象。究其因，不在于海禁政策施行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清朝君臣固有的观念里挥之不去的天朝情结。简单地讲，清朝——无论君王还是臣民，都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自认为物产丰富的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和夷人做生意通有无。仁慈的皇帝之所以允许通商，不过是对夷人的恭顺赐予的“恩惠”。也就是说，当天朝觉得夷人不够恭顺，可以随时取消这种“恩惠”。就像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一个成员在他的游记里写过的那样：“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在四口通商维持了七十多年后，正是恼怒于夷人的不够恭顺，清朝才从实质上断绝了宁波、厦门和上海的贸易，仅仅开放广州，实行一口通商。

这件事得从一个叫洪任辉的英国人说起。洪任辉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人。此人精通汉语，是英国第一个汉语翻译，多年来一直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当时，西方与清朝的主要贸易地是广州，而广州地方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利用职权之便，向洋商大肆敲诈勒索。东印度公司不胜其扰，同时也为了扩大与清朝的贸易，指派洪任辉和喀喇生带两支商船北上定海。随后，英国方面把更多的商船发往宁波等地。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英国商船便急剧减少，广州官员的灰色银两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两广总督向乾隆提请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迫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对帝国税收来说，无论洋商的目的地是广州还是宁波，其收益原本都一样。但乾隆不这样想，他不愿看到洋人的船只像蝗虫一样从南方扩散到北方；他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在广州这个地方，保有一个帝国与夷人之间的窗口，既以此彰显天朝对恭顺熟番的关照和恩赐，也方便宫中进购自鸣钟、八音鼓之类的西洋新玩意儿。

果然，宁波的关税很快就比广州高出了一倍。在这种情况下，东印度公司再次指派洪任辉北上。这个说得一口标准汉语的英国人，因缘际会地成了第一个向中国皇帝告御状的外国人。

洪任辉到达天津后，通过向官员行贿，将一纸诉状送达乾隆御前。状纸中，洪任辉指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官员敲诈勒索，作为洋商代理机构的洋行故意拖欠货款，希望天朝改革现行贸易制度，保护洋商正常贸易。乾隆看完状纸，龙颜大怒——皇上最大的愤怒，不是他选定的官员们假公济私，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不但说得一口汉语，而且还找到了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隐情必定就是中外勾结。况且，这个夷人对天朝恩赐的贸易机会，不但不心怀感激，反而横挑鼻子竖挑眼。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有辱天朝体面。

独裁者愤怒的后果很严重：洪任辉被押往澳门，在大牢里蹲了3年，那个胆敢给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刘怀，被斩首示众。在乾隆亲自给洪任辉拟定的几条罪名中，最令今人意外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

学习汉语竟然是一种罪行，在今天各个国家都努力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以期增进了解的背景下，这简直匪夷所思。后来，当斯当东一行前往中国，他们物色到两个在意大利学习的中国神父，并聘两人为翻译。但当使团抵达中国后，其中一个神父即胆怯退出——他一定知道刘怀的前车之覆。另一个神父之所以敢留下来，仅仅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这种思维方式我们今天完全无法理解，但当时的朝廷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或国人一旦会说夷语，他们就有可能互相勾结，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类似于只要有鸡巴就必定是强奸犯。多年以来，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诞与不经——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不是也有许多会说外语的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洪任辉豪气干云地前往北京告御状，不仅没能解决事实上的一口通商和朝贡贸易体制下清朝官员对洋商的巧取豪夺，反而因激怒了乾隆而被监禁。更重要的是，朝廷很快下了一道旨意，正式规定广州是向洋商开放的唯一口岸。从此，广州就成为帝国这间铁屋上硕果仅存的一个巴掌大的窗口，一直要等到鸦片战争时期，才有更多的窗口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次第洞开。

作为对洪任辉擅自告状和居然懂得汉语的惩罚，朝廷在确定一口通商国策的同时，还对洋商作了诸多被西方人认为令人发指的规定。比如在广州的洋商，春节必须撤到澳门，直至次年秋天才准再来；洋商的女性眷属，一律不准进入广州；在广州的洋商，其起居行动，仅限于划定的十三行区域；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也成为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

教科书曾经一再教育我们：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方就处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就饱受列强欺凌。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B面，那就是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方同样处于不平等状态。那种不平等，乃是在中国自命天朝上国的前提下对西方的种种苛求与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不平等。

聋子与聋子的对话

2009年11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一枚玉质的印章拍出了三百一十五万英磅的天价。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印章制作于他八十岁生日前夕。两百多年前，马戛尔尼率领那支达七百多人的使团前往中国，公开的理由就是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向乾隆补祝八十大寿。

晚年的乾隆是一个喜欢热闹的虚荣老人，不仅自命十全武功，也是世界上创作诗歌最多的人——他一生的诗作近四万首，堪比《全唐诗》数目。对追慕虚荣的君王来讲，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夷，竟然也历尽艰辛前来为他祝寿，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自己的德政泽被天下的吗？万国来朝向来就是中国帝王们最好的一口，乾隆在这方面尤其有瘾。当英国方面通过商人向清朝传递出将派使团前往北京的信息，乾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并吩咐使团经停沿线的官员一定好生接待。

乾隆和他手下的官员们自然无法也无暇知道，祝寿只是一个幌子，洋人的真实面目掩藏在天朝自我制造的所谓英夷入贡的烟雾之后。

马戛尔尼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建立中英双边的高层直接对话。直接对话则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英国方面一相情愿地希望，能通过马戛尔尼的这次出使，说服天朝同意在沿海划定一两块土地，供他们作商业基地；同时，清除广州一口通商的种种弊端；双方互派全权大使，处理两国之间的诸种事宜。

英国朝野对马戛尔尼这位老牌政治家的出使充满期待，虽然关于中国官员敲诈勒索的各种传说时有耳闻，但更多的英国人依然相信，古老的东方将会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地球上唯一的日不落帝国。为了向中国皇帝示好，也为了显示大英帝国是足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伟大国家，马戛尔尼使团为乾隆备下了一份丰厚的、最能展示当时科技水平的礼品，这些礼品包括：天像仪、地球仪、天文钟、望远镜、机械工具、玻璃制品、测量仪、最新式的火炮和英国最凶猛的战舰的模型，以及精美的四轮马车。

这次从西方到东方的旅行漫长而充满风险。托马斯·斯当东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之所以能成为使团正式成员，在于他的父亲乔治博士是马戛尔尼的副手。这样，斯当东就以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身份赶上了东方与西方的第一次对话。

1792年9月26日，使团的三艘舰船驶出了英国朴茨茅斯港，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此后，他们沿着中国东部海岸北上。当他们抵达北京时，乾隆正在他的夏宫热河避暑，使团被安排住在了著名的圆明园。五天后，使团动身前往热河。到正式见到乾隆时，距马戛尔尼一行离开家乡差不多一年了。这一年的旅途中，斯当东最大的乐趣就是向神父学习汉语。一年的学习，他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不仅是对话，还包括用毛笔书写。正是这次长途跋涉中的意外收获，确定了斯当东以后的人生方向：他的一生，都将和中国打交道。他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汉学家，同时也将成为第一位把大清法律翻译成外文的翻译家。

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快就嗅到了马戛尔尼与以往那些来自安南、朝鲜、缅甸、琉球等国使者们迥然不同的气息。这气息令他极度不爽——马戛尔尼居然荒唐地拒绝向天朝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知道他将面对一个有着古怪思维的国度，打算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适当让步。比如，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在他坐的船上张挂写有“英吉利贡使”字样的旗帜，他假装没看懂。但是，一旦清朝官员从暗示到直接说出必须向乾隆行大礼的要求，他意识到这是事关国家尊严的事情，便坚决地予以拒绝。得知马戛尔尼的拒绝，乾隆当然不快，随即发布诏书称：“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之礼，即国王亲至，亦同此礼；今尔国王遣尔前来祝嘏，自应遵天朝法度，免失尔国王祝厘纳贡之诚。”乾隆的诏书没有撒谎，在东亚地缘政治圈内，中国作为唯一的大国，它的皇帝向来被视为天下共主，理应受到其他国家使臣乃至国王的膜拜。然而，乾隆不可能明白的是，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些必须依附于天朝才能生存的蕞尔小国，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生机勃勃的伟大国家。

不过，马戛尔尼不是来和乾隆抬杠的，得给双方台阶下，而不是大家还没见面就闹僵。为此，他提出：可以像清朝官员要求的那样，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作为对等，清朝也应派一个和他品级相同的官员，向英王的画像行大礼。这一建议令乾隆更加不爽，这岂不等于承认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人居然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朝皇帝平起平坐吗？但乾隆很快将他的不爽压制在心，可能也怕在礼仪问题上过于胶着，双方会闹得不可收拾，于天朝脸面和他本人追求的远夷输诚的盛世景象有损。为此，乾隆显得很开明地同意了马戛尔尼像对他的国王那样单腿下跪，但那种吻君主之手的英国礼仪还是免谈。

礼仪问题表面上化解了，但内在的阴影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浓重。双方还没见面，乾隆已对这个不守东方礼仪的夷狄之国另眼相看了。他原本着意营造的万国来朝的欢乐，已然大打折扣。余下的事情，就是简单地见个面，打发这些不识好歹的英国人滚蛋。

大礼之争令乾隆满肚子不快，但更令他不快的则是乔治三世通过马戛尔尼送来的那封信。尽管翻译已经尽量把它译得平和一些，低调一些，可在乾隆和他的臣子们眼中，这封信仍然离经叛道。在这封今人看来也许充满英国绅士礼仪——哪怕这礼仪有几分虚伪——的信中，乔治三世称乾隆为兄弟，“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乾隆愤怒的是，乔治三世竟称他为兄弟——按中国人的观念，君主如同天上的太阳，天无二日，君主是唯一的。乔治三世虽是英国国王，但也只是抚有四海的天朝皇帝的化外之民，竟把自己和天朝皇帝相提并论，这不是僭越与狂悖吗？要不是看在英国远在万里之外，也还知道向天朝“输诚纳贡”，乾隆早就大发雷霆了。

一个粗鄙而又自以为是的穷人，在他有钱的邻居面前，为了显示自尊与富足，最可能的做派就是对邻居家里昂贵的稀罕物故意视而不见，要不就是阿Q先生那句口头禅：从前，我可是比你们阔多了。当马戛尔尼使团把精心挑选的礼品万里迢迢运到中国，以为中国会对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表现出好奇和喜爱，进而对他们的国家产生好感。但英国人确实搞不懂这个古怪的民族——清朝君臣的反应，出人意料地澹定。

马戛尔尼邀请接待的清朝官员观看他带来的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每分钟能发射七枚炮弹，这对还大量使用弓箭和鸟枪的清军来说，无疑就是把原子弹穿越时空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但是，清朝官员轻描淡写地说，这些炮在中国根本算不了什么新东西。已经对中国有一定了解的马戛尔尼当然不相信这位高级官员的谎言，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虽然这种落后就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那么不容置疑。当英国工匠们把地球仪从箱子里搬出来摆放好，围观的清朝官员在一番观看后大为不满——他们一致认为，这些可恶的夷人故意把天朝的面积缩小了。在他们心目中，天朝就是世界的中心，天朝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领土，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有像英吉利、西班牙之类的弹丸小国，才在天朝的阳光雨露之外艰难度日。

马戛尔尼对自己的礼品抱有信心，并用西方人的固执，企图向清朝官员详细讲解礼品的原理与性能，但这一举动遭到了以乾隆为首的清朝君臣的严厉批评。乾隆说：“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在使团人员为乾隆展示透镜时，乾隆轻蔑而粗暴地断言：这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马戛尔尼在乘坐了由清朝提供的没有减震的两轮马车后，深信英国出产的有减震功能的四轮马车一定会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此，他特意把自己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送给乾隆。但是，围观的官员们一致认为，车夫的座位在前面，位置比车厢还高，注定这个座位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乘坐。至于后面的车厢，则是皇后或皇妃才有一席之地。——马戛尔尼的马车出口梦就此泡汤。

后人把东西方的第一次国家之间的交往称为“聋子与聋子的对话”，可谓神来之笔。进一步讲，随着马戛尔尼一行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渐长，这两个国家都有理由把对方看作精神病患者——在此之前，中国人眼里的英国虽是边远蛮夷，但由于久沐天朝教化，起码也算懂规矩的熟番；而在英国人眼里，中国则是一个出产丝绸、茶叶和文质彬彬的儒教的礼仪之邦。因而可以说，聋子与聋子的对话，比不对话还糟糕。不对话，双方还可能对对方抱有幻想和好感；一旦对话，却都发现了对方的不是。套用现代话来说，中英的这次见面，就好比两个在网上聊得还算投机的网友，兴致勃勃见面的结果，就是铁律一般的见光死。

儿童斯当东的首次中国之行，获得的最直接的礼物就是乾隆赐给他的那只荷包。而对他毕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却是他沿途所见所闻的大清帝国。那是一个在他心中迅速坍塌的天朝上国，了解越深，坍塌的速度就越快。

乾隆固执地深信：他所统治的这个东方大国，乃是举世无双的天朝，而且经由他本人缔造了前无古人的盛世。他多次给负责接待英使的大臣下旨，要求他们在英使面前，尽量展现天朝的强盛。然而，正是这种刻意的展现反而自曝其丑：斯当东一行进入北京时，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座古老的城池虽然城墙高大，但城墙上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射孔。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些射孔根本不存在——那只是用笔画在箭楼上的图形。斯当东的父亲讽刺说：“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一个自命天朝的大国的首都，其防务居然采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不但说明了它骨子里武备的松弛，也说明表面文章与形式上的光鲜好看已成为这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变态追求。

当西方国家大量采用热兵器时，清军的主要装备依然是冷兵器。马戛尔尼回忆说，“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早就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在镇江，当地军队受命向这些一无所获的英使展示其威武，但马戛尔尼一行看到：这些兵士手里拿的几乎全是矛、剑和弓之类的冷兵器；兵士们的头盔远看闪闪发光，近看才发现是涂了漆的皮革，甚至硬纸板。英使同时也了解到，这个老大帝国的军队虽说有百万之众，但他们更多的任务不是搞好国防，而是充当警察和狱卒，以及负责征收税款和看守粮仓乃至管理船闸。

更令英国人看不懂的是，这个国家的军人不仅在驻地结婚，还分有一块土地。他们自我负责制服和出征的马匹，饷银太低，不足糊口，不得不另外务农或是做生意。因而，这些军人除了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其他时间都穿得和老百姓一样。在英使一行即将经过时，这些军人手拿扇子，或蹲或坐；当英使走到面前，他们才在长官的喝斥声里匆匆穿上制服。这些乾隆用来震慑夷人的天朝卫士，给英国人的感觉不像是进行军事演练，更像登台唱戏。

在帝国门户虎门，马戛尔尼看到的情况是：“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六英寸。”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都能毫无困难地从相距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装备如此差劲，军纪如此涣散，素质如此低劣，这样的军队如何能令船坚炮利的英国人慑服呢？相反，天朝的富庶与无能，反而使它像一个怀揣珠宝过闹市的幼儿，只会令他人心生不轨之念。然而，官员们呈报给乾隆的奏章，永远只会为博得圣上的欢颜而粉饰——在许多时代，令人尴尬和不爽的真相，就是必须向上级隐瞒的过滤词。“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这一切，就像一个英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马戛尔尼这次原本饱含希望的东方之行，以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告终。为了这次以祝寿为名的外交活动，使团耗资达78522英镑——据估算，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亿元人民币。不过，英国人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们终于揭开了这个东方大国脸上的神秘面纱，在各种缥缈不实的传言之外，触摸到了天朝虚幻而脆弱的神经。使团成员之一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历史把这个征服的机会给了斯当东。

打开天朝门户，让鸦片飞一会儿

少年时代的中国之行，把斯当东的命运和这个东方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如果说第一次中国之行前后，他对传说中富庶文明的中国充满好奇和好感的话，那么，当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越深入，也就越充满敌意，并在后来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的决策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800年，虚岁二十的斯当东重返中国，在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充任书记员。在中国的十多年里，一方面，斯当东从书记员一直做到了货头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另一方面，他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古怪又古老的帝国，他的研究从翻译帝国的法律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斯当东成为全世界对中国最了解的人之一。甚至可以说，他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这些中国人既包括乾隆的继承者嘉庆，也包括普通官员和百姓。人到中年的斯当东回忆起早年的中国之行时，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父亲和马戛尔尼，认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估计过于乐观。用佩雷菲特的话来说，那就是：“他熟知天朝的一切，从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设法为小时候自己从事的流了产的事业报仇。”

然而斯当东意想不到地在这个国家遭受了第二次屈辱，这第二次屈辱比第一次更甚。

那是1816年，英国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实力远比马戛尔尼时代更强大——对外，击败了称雄一时的拿破仑；对内，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这个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海外市场。为此，英国方面准备再派一支使团前往中国，目的仍然和马戛尔尼一样。使团由阿美士德率领，斯当东则是副使的最佳人选。

清朝方面对斯当东这个曾被乾隆接见过的夷人深怀畏惧，在他们看来，一个夷人处心积虑地学习天朝的语言与律例，完全就是图谋不轨的直接证据。有关方面获知斯当东将担任副使时，强硬地向英方提出：只准斯当东留在广州。但这种强硬立场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斯当东又一次来到了久违的北京。斯当东对这次出使没抱多大希望，正如此前的一份报告中说的那样：“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此时的天朝，比20年前的乾隆时代更显颓唐。这个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像若干享国较长的王朝那样，已然进入由治而乱的天道轮回。作为帝国这艘巨舰的掌舵人，嘉庆无论个人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都与其父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对英使的来访，他明确表示“总之朕不悦此事”。

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咸丰等几个清朝君主，往往以祖制为由拒绝与西方正常交往。其实，所谓祖制大多时候是一个借口，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落的天朝一面盲目自大，一面又对陌生事物深怀恐惧；既自满于万世一系的太平盛世的弥天大梦，又自畏于洋人的奇技淫巧和无君无父的骇人思想。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为地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如其不能，也要尽量减少中国和世界的接触。对统治者来说，维持稳定最便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闭关锁国：既不能让墙外的风吹进墙内，也不能让墙内的人看到墙外的花花世界。因而斯当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比第一次注定了更加失败的结局，并且失败得更加屈辱和难堪。

果然，如同马戛尔尼首先遭到的问题一样，阿美士德亦然。此前，由于马戛尔尼的坚持，乾隆虽然心里有疙瘩，毕竟还是准许他按面见英王的礼仪而免了下跪叩头。但乾隆的继承者连这点胸襟也没有。这位当年马戛尔尼觐见时在场的皇帝撒谎说，马戛尔尼向他的父亲下跪行了大礼。当阿美士德像马戛尔尼那样提出向清朝皇帝叩头，清朝也派一位品级相当的官员向英王画像叩头时，负责接待的国公和世泰反驳说，乾隆年间的事情已经不再适用。并宣称，三跪九叩的大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帝国，因为“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

在大礼的争执中，斯当东一行于当年8月28日深夜来到北京郊外。此时嘉庆已放松了让英使叩头的要求，但和世泰想邀功固宠，向嘉庆汇报说：“虽其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阿美士德一直就拒绝叩头，何曾练习过如何行礼呢？和世泰的愚蠢就像明知道纸包不住火，可为了让皇上高兴，不惜信口雌黄。嘉庆听说阿美士德在练习行礼，自然高兴。于是，宣布次日凌晨召见。

当天深夜，阿美士德一行被催促上路，并被告知皇帝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最令阿美士德一行愤怒的是，和世泰明确告知他们：必须按天朝的规矩行礼。阿美士德对行大礼与否并不看重，使团第三号人物也赞成委曲求全，但对天朝早就洞若观火的二号人物斯当东坚决反对。于是，阿美士德与和世泰发生了激烈争吵。结果和世泰要拉着阿美士德去晋见，阿美士德坚决不肯去并提出抗议，双方不欢而散。

和世泰没法向嘉庆交代，再次祭起这个国家的官员们惯用的法宝——撒谎：“英使急病，无法陛见。”嘉庆说，既然正使病了，那就见副使吧。副使就是斯当东。斯当东当然也不可能去晋见。和世泰只得再次撒谎：副使也病了。嘉庆早早地到颐和园等着接见夷人，可夷人一个个称病不来，这不明摆着没把圣上当回事吗？于是，盛怒之下的嘉庆宣谕：“我中华之国乃堂堂天下共主，何堪容忍如此之倨傲侮慢？”阿美士德一行被逐出京城。回程中，地方官们更是以粗糙的食物作为对使团不肯下跪的报复。一封嗣后由嘉庆发给英王的信中明确表示，这些不守规矩的夷人在天朝不受欢迎。天朝告诫他们：“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

在回国路上，使团途经圣赫勒拿岛，阿美士德一行拜见了被囚禁在这座大西洋孤岛上的一位伟人，此人说了一句当代中国人常挂在嘴边并引以为豪的话：“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这个伟人就是拿破仑。也许拿破仑没看走眼。不过，当时的中国，觉醒还遥遥无期，还将继续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滑向深渊。

从马戛尔尼的失败到阿美士德的再次失败，时代的发展不仅没使天朝的门户像英国希望的那样稍微开放一些，反而更加紧闭。天朝与世界的距离不是在缩短，而是在加宽。基于阿美士德的“无礼”，嘉庆一度打算断绝与英国的商业，并把最后一个口岸——广州也关闭。幸好，由于两广总督的劝说，嘉庆才意识到这种决然的做法，有可能挑起中英之间的战争。此时的中国，早就处于风雨飘摇之夕，身为大清王朝拐点期的皇帝，嘉庆也知道他的帝国承受不起一场战争。为此，他听从了两广总督的劝说。这样做的结果，使他幸运地没成为第一个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皇帝，而把这种亘古未有的耻辱，留给了他的继承人。

中英之间的贸易依然在继续，中国官员和行商依然在通过对外商的垄断获取高额回报，洋人所希望的自由贸易依然是镜花水月。更令英国无法承受的是巨大的贸易逆差。许多年里，英国人一直挖空心思寻找某种能够在中国畅销的东西，以便扭转这种逆差。最终，他们找到了鸦片。这个古老的国家，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一下子爱上了这种能带来幻觉的毒品。

鸦片的输入使中英之间的贸易差立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白银如同流水一样淌出国门。对鸦片的流毒，林则徐有过著名的论断：“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虎门销烟了，虎门销烟的结果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则是《南京条约》。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下令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广州，并断绝与英人的一切贸易。消息传到英国，英国举国哗然，议院召开会议，讨论是否用武力解决。在会上，作为下院议员的斯当东的意见举足轻重——显然，身为英国第一位汉学家，他对那个神秘的东方国家最有发言权。

从少年时满怀憧憬地远行中国，到青年和中年时期客居广州，此时已年近花甲的斯当东是否想起了乾隆赐他荷包的温情和嘉庆下旨把他驱逐出境的厌恶呢？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一出手就能扣住患者的脉息一样，斯当东一开口，就把握住了天朝的七寸：“我很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个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对英国人贩卖鸦片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斯当东声辩道：既然连两广总督都在用自己的船运送毒品，那么英商的做法就没有违反国际法。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教育我们：鸦片是英国殖民者用来毒害中国人民的肮脏东西。但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用毒品毒害国人的，还有不少是宣称爱民如子的高级官员。

斯当东认为，尽管令人遗憾，但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由于斯当东压倒性的发言，英国议院以微弱优势的票数通过了对中国动武的决议。随后的故事人所皆知：中国死命捂住掖住的国门用正常的外交努力无法打开，但在大炮的轰击之下，却倒塌得比滑坡还快。东西方几代人的命运与未来，也就此全部改写。

斯当东去世次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斯当东少年时代曾入住过五天的圆明园被一把火焚为废墟。放火之前，英军在园子里发现了几十年前马戛尔尼的礼物——他代表英国政府送给乾隆的先进的野战炮。当时，清朝把这些野战炮全都拉到了圆明园，并拒绝英国工匠教他们操作。当英法联军进驻圆明园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些野战炮还完整地摆放在角落里，上面布满蛛网和灰尘。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那辆漂亮的四轮马车。它们全都作为英军的战利品，重新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个曾经有过强汉盛唐的国家，就此沦落为一头任人宰割的羔羊。为此，甚至产生了一句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其实，从全球背景来看，落后未必就一定会挨打。只有既落后，又拒绝浩荡的世界潮流，才真的有可能挨打。至于中国的衰落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认为不是鸦片战争，而是那个十二岁少年跟随马戛尔尼来华的1793年。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还要等上半个世纪，天朝还要继续沉浸在盛世的虚假繁荣中，但马戛尔尼来华已然昭示，日益崛起的夷人在通过外交手段得不到市场和更为开放的政策时，随着势力与欲望的激增，战争只是时间问题。马戛尔尼来华与斯当东在议会的慷慨陈词之间，历史原本给了中国长达五十年的机会。只是，这机会如同一张沾满秽物的布片，被天朝不屑一顾地扔向风中。

第二章
来自高级官员张集馨的报告

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几乎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

法国大革命前夕，尽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但以国王为首的特权阶级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幸福生活。在一次由国王举行的晚宴上，一个贵族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口吻说：“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显然，在距离法国万里之遥的大清国，张集馨不可能知道这个法国贵族近乎预言的感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道光、咸丰年间的高级官员，张集馨通过他的自订年谱展示的他所见证的晚清危局，同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和大革命前夜的法国一样，道咸年间的中国，也是一个火山口上的国家。这个貌似强大，时时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帝国，它赖以安身的，是一座暂时还没有喷发的活火山。虽然谁也说不清这座火山到底什么时候喷发，但是谁都可以肯定的是，这座火山一定会喷发，而端坐于火山口的社会精英们，必将成为火山吞噬的首选目标。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人，三十岁中进士。从翰林院编修外放后，先后任过山西朔平府知府、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署理陕西巡抚等职。从张集馨的履历可知，他在十多个省做过高级官员，其中主要是管理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略相当于今天分管政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以及管理民政和财政的布政使（略相当于今天的常务副省长）。作为地方大员，张集馨比大多数同代人更深层地接触和了解官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而且，他是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京官，通过自身的努力一步步升迁为地方大员的，这使得他见证了当时整个官场的原生态面貌。

从个人品行上讲，张集馨既不算以清廉和操守自命的清官廉吏，但也绝不是只顾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而是介于清与贪、廉与污之间的中间派。随大流，识时务，不刻意索贿求贿，但也不放过可以捞钱的陋规，这就是他的行事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集馨正是大清运行体制内一个高级官员的标本。惟其如此，当我们今天研究他晚年自订的年谱和他留下的与同僚、朋友之间的书信时，才更能客观地还原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病态社会、病态时代和病态国家。

任何一个成型的社会，其人员构成不外乎官、兵、民三种。在张集馨笔下，道咸时代中国的官场、军队和民众，都显现出了几乎是不可救药的病变。诸种病变的摧枯拉朽，已使这个国家病入膏肓。即便是最不敏感、最缺乏判断力的人，也能从张集馨的所见、所闻、所历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行将就木。表面上看，这个国家和这个政权似乎坚不可摧，但其实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如同白蚁般的诸种社会问题早就掏空了大厦的基石与梁柱，只要有一场足够大的风雨，这座大厦一定会轰然倒塌。

无官不贪，当贪污成为显规则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意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开始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但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比如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地方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张集馨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目不像今天这样庞大。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送礼。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大家对陋规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有两千多两银子。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用于支付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如前所述，京官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都很低，地方官实际收入高而名义收入低，京官因时时接近权力中枢而有合法伤害地方官的能力，因此，地方官得约定俗成地向京官馈赠别敬，此外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等各种名目，这其实是对官员们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进行的二次分配。不论是坐在京城里守株待兔收取别敬的京官，还是深入民间捞钱的地方官，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一群贪腐之辈，贪腐的能力和机会来自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值得格外一提的是，张集馨记载说，他的这次大规模送礼，只有一个人坚决不收，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赛尚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曾经把他描绘成与林则徐针锋相对的投降派。

一个地方官每次进京——尤其像张集馨这种高级官员，进京的次数相当频繁——都得向大大小小的官员送礼，因此，他们肩负的捞钱任务相当重。那么，地方官如何巧取豪夺地为整个官员集团捞钱呢？张集馨年谱中，此类记载颇多，兹举两例一说：其一，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此人的生财之道之一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提银一万两，通过中间人借给典当行，从中收取的利息，则成为其小金库的源头活水。其二，官员要去任之前，宣布所收税赋打折，以此提前收取次年税赋，这种做法称为放炮。一般情况下，经济好点的县份，放炮一次，官员可能收入五七千两到一万两不等；有时候，官员并没有去任之实，谎称将要去任，也减价催税，老百姓不知就里，也纷纷交税，这种做法称为太平炮。此外，还有些官员甫一上任，就宣布减价催税，称为倒炮。如此炮来炮去，国家的税赋成了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而流入官员口袋里的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张集馨曾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当时官员视为肥缺的差事：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实际向民众征收的粮食则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盈余的一万石军粮，就落入陕西粮道的腰包。张集馨的前任方某仍感不足，怂恿他的侄子们，在军粮中掺入麦壳四千石，几乎引起军队哗变。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但以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由于西安乃进入西藏、新疆、甘肃和四川、云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就得由当地负责接待，而张集馨因为手里的钱最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由他埋单。凡是有官员到来，官署里就张灯结彩，每次备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的菜品里一定得有燕窝，中席的菜品里也得有海参和鱼翅。西安本不产大鱼，但上席必须得有大鱼一尾，每一尾就需制钱四五千文。其他菜品则包括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客人就会怪主人吝啬，如此一来，岂不名声大坏？况且，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保不准哪一天这客人就成为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岂可因一时招待疏忽，给自己的前途埋下隐患？至于饮宴之时，必然得有戏班助兴，每次需请两个戏班子对台演出。等到次日客人动身上路时，还得赶到城外相送，并馈赠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的开支，需要二百余两，这还不算赠送的盘缠。酒局之多，以至于张集馨感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除了迎来送往外，本地的官员们也有许多相袭已久的腐败惯例：每逢年节，粮道必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本省内其他府县到省城办事的官员吃酒看戏。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需要接待的过往官员，则又由粮道出面，邀约按察司、布政司和盐道的大小官员“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总而言之，政以贿成的另一种衍生物就是，帝国的运作几乎都在酒桌上。对于张集馨和他的同僚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钱送钱。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发现连同进京的炭敬在内，一年需要五万两。张集馨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按清制，他在这一职位，年薪为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约十倍于此的养廉银，其所有收入也不过两千两。两相比较，相差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如果说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么陋规才是海水下面庞大的基座。张集馨本人，似乎也觉得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生活过于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时，曾自我批评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然而，“耻之”不过是一种口头的说辞，骨子里，他和这种腐败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离。

与富庶的陕西相比，甘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地方。但即便是在积贫积弱的穷地方，官员们依旧贪腐成风：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他的顶头上司是陕甘总督乐斌，此人粗通文墨，“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最大的兴趣是“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上行下效，虽然时势艰难，连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常常领不到军饷，但以总督和按察使为首的官员们却“俱尚浮靡”，“两暑笙歌，竟无虚月”。官员们聚众泥饮看戏，往往通宵达旦，秋冬春三季，兰州天气寒冷，侍候他们的仆从不得不忍饥受冻，瑟瑟立于风雪之中。张集馨感叹：“而欲不被恶名，其可得乎？”——是啊，如此腐败无人性的官员，想要不被民众痛骂，有可能吗？

张集馨任福建汀漳龙道时，其上司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这位为官一任却没造福一方的封疆大吏返回故乡广东时，必经之地是张集馨治下的漳城。数天前，张即接到通知，要求他做好颜伯焘过境的接待工作。初一到初十，每天都有为颜伯焘运送家财的夫役过境，每天多达六七百名。初十，颜伯焘及其卫兵、苦力、家属和仆人到境，人数多达三千余名。张集馨为此每天得安排酒席四百桌之多。颜伯焘一行在漳城驻扎了四天，漳城县令蒋某向张集馨诉苦，说是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张集馨不得不贿赂颜伯焘最信任的黄守备，巧妙地让颜伯焘及时上路。张集馨对颜伯焘行李之多感到奇怪，蒋某告诉他，除了颜伯焘自家的行李外，颜伯焘随行的警卫和仆人，争相包揽了一些商人和客栈的货物，代为运输。这当然不是警卫和仆人在学雷锋做好事，而是他们可以通过颜伯焘的身份，合法地利用驿站免费运输，而商人们的运费，则成了警卫和仆人的外快。

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粮道时，因家境尚不殷实——当然更大的原因在于，需要别敬的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借了一万七千余两银子去送礼。在粮道任上仅一年，他不仅还清了借款，还寄回老家仪征一万多两银子。两项合计，就达三万余两。张集馨在清朝高级官员中，还算是相对有良知并守规矩的，渠亦如此，况乎他人？

官员颟顸无能，愚昧无知。如此贪墨腐朽的官员，如果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本职工作上还算称职的话，也许民众的气愤会稍微减轻一些，就好比养了一只贪吃的猫，如果它还能捉老鼠，主人家大抵会容忍它。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张集馨的同僚们，几乎都是一些尸位素餐的颟顸之辈，不仅无能，而且无知。

张集馨在汀漳龙道任上时，恰好遇上了鸦片战争，而他的上司颜伯焘之所以从闽浙总督位子上被革职，乃因其对英军的抵抗荒唐可笑：英军入侵福建前，守土有责的颜伯焘认为英军根本就不堪一击——他好像对英军此前在广东和浙江的战绩一无所知。为了守卫厦门，他下令把各地的巨炮全部集中于厦门海口。这些早年所铸的巨炮极其沉重，要几十个人才能拉得动。颜伯焘为了节约经费，拒不造炮车。手下人劝告说，炮台在城墙外边，如果在打完一炮后，不用炮车把炮拉回来，兵丁是不敢出墙去装药的。颜伯焘非常自信地说，英军不堪一击，只需打一炮即可灭贼，何须再装药？等到英军进攻厦门时，守城的士兵远远地看到英军的帆影就开始放炮，炮放完后，全都躲到城墙上。结果，皮毛无损的英军军舰对着炮台一阵狂轰滥炸，清军除了挨打，毫无还手之力。至于颜伯焘本人，“衣物并失，仅以身免”。

与颜伯焘对英军的轻敌相映成趣的，是另一个位列总督的高级官员，即两江总督牛鉴。“先是夷船在上海，总督牛鉴见敌辄奔。”牛鉴逃到镇江，英军也接踵而至，他不作任何抵抗，又逃往南京，“夷亦尾追”。这位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几乎成了英军进入内地的称职的导游。

张集馨显然是一个不屑与颜伯焘和牛鉴之流为伍的人，他自视甚高，虽然当时官场中大多是腐败无能之辈，但他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视作罕见的能吏和干才。不过从他的行状看，他其实并不比当时的大多数官员更高明。或者说，他的识见说明，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下圈养的无知无能之辈。有什么样的国策，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闹剧。

张集馨守卫漳城时，手下的城守游击琳润悄悄向他献计，说他认识一个会法术的咒蛊人。此人能够对芥子大小的牛皮诅咒，凡是经他诅咒后的牛皮，一旦人吃入肚中，必死无疑，“试之而验，思以中敌”。张集馨对这种不经之谈，竟深以为然。他吩咐咒蛊人依法咒之，然后把牛皮掺进面粉里，吩咐一个机灵的士兵担了面粉到泉州的英军军舰停泊处贩卖。由于面粉白净，价格又低，英军果然买了数石。卖了面粉之后，咒蛊人“昼夜咒之”。这些诅咒是否真有作用，张集馨承认“不得知也”，但他又曲笔说：“后买得广东新闻纸，云：夷酋白某，在厦门宴客中毒死；夷兵被毒死者几及百人，以粪汁救灌，得生者仅一二人。计其时日，恰在售面之后。”也就是说，张集馨不但相信他的诅咒可以令英军死伤，而且死伤惨重。但考诸史料，任何稍有智商的人，也不会相信所谓“夷人中毒死亡几百人，得生者仅一二人”的鬼话是真实的历史。张集馨此举表明，当西方已经把中国的国情摸得一清二楚时，中国的高级官员们却依然认为世界是以他们的帝国为中心，周边不过是一些不足为怪，通过民间伎俩就能略施小惩的蛮夷之国。

无兵不掠，当抢劫成为通行证

军队是捍卫一个国家主权和使其政令得以畅通无阻的暴力机器。历史上，八旗兵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想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继任者们能够以满州区区数万之众席卷中原，可见其勇猛。不过，时过境迁，两百多年后的满州铁骑已成为一盘散沙，铁骑已蜕变为病马。道咸时代的清军，不但不能作为国家抵御外患和维持国内和平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一大诱因，成为病骨支离的老大帝国的另一种无法治愈的痛。

将领昏庸，军纪败坏。张集馨在任汀漳龙道时即发现，福建这个原本比内地更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却是一个强凌弱、众欺寡的弱肉强食之地。剽悍好斗的民风，决定了邻里之间也经常突发血腥之争。一家人要想不被人欺负，最好的办法是到军队上挂个名，门口悬挂某营的旗灯，也就是戴顶红帽子，“凶便不敢滋拢”。即便受到诈害，只要到军队上报告一声，也会有人帮助出头。这样，福建境内大多数地方，只要家境尚可的人，“必谋入营，以保全门户”。当然，军队的红帽子不是谁都有资格戴的，必须得用银子打通关节。久而久之，平民向军队各级将佐行贿，买顶红帽子当护身符竟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产业。军方在同意某人挂名营伍时，所收取的费用，也随行就市，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本人的经济能力来决定，从十余两到数十两不等。这是一笔庞大的经常性收入，千总、把总、都司、守备之类的中下级军官负责具体办理，而参与分肥的则包括总兵、提督这样的高级将领。

胜保带兵攻打太平军时，手下有一个叫恭钰的将领，此人原本是甘肃的地方官，因贪污被免职，通过走后门的方式投到胜保营中，“借带勇为名，无非为侵渔之计”，此人“随营至人村庄，掳掠甚于盗贼”。更耸人听闻的是，他在把守临清河时，凡是从他的防区经过的往来客商，一律被诬为太平军奸细。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倒霉客商携带的货物“概行留下，干没入己”。后来，此人因与手下人为了一个妓女争风吃醋，被手下人暗中击毙。胜保作为统军大帅，对恭钰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却向朝廷汇报说恭钰乃是阵亡殉国。胜保手下另一个将领尹绍烈，曾经做过刑部郎中，因违禁放债和强娶寡妇，被降职调到胜保军中效力。用张集馨的话说，此人“卑鄙无耻，所到之处，无不搜刮”。当时河南、山东一带，因清军与太平军连续作战，难民不绝于途。尹绍烈作为政府军将领，竟然拦路抢劫，连女性难民的衣服也要悉数剥去。当他返乡路过济南时，被当地官员盘获，连同其子一起锁铐在济南府中，后来经过胜保说情，方才被释放。另一个叫张小虎的部下，为了得到升迁，多次捏造自己作战受伤的“事迹”：一次宣称颈项受了枪伤，用绢帛缠裹，不到三天却完好如初；一次宣称子弹从其嘴里射入，竟已由大便泻出。此等荒诞不经的光荣负伤情节，“人皆窃笑”，但大帅胜保却深信不疑，反而给以六品翎顶——其实，与其说这是胜保的糊涂，不如说是胜保得到好处后装糊涂。

胜保所率军队乃从各地抽调而来，其中带领山东单县乡勇的叫黄良楷，此人“极不安顿，奸淫抢掠，无所不为”。黄良楷出阵作战时，随营亲兵把他的酒菜盛在食盒里跟随，士兵们在前线作战，他在帐外饮酒作乐。太平军见状，突然冲往黄的营帐，黄大窘狂奔。太平军把黄的营帐焚毁，并把他来不及带走的顶戴拿去，钉在城墙上以示羞辱。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无能之辈，却被清军将领们认为是奋勇之士，乃至于张集馨长叹，“真不值一笑”。来自吉林的几个骑兵，在驻地附近的庄稼地里，纵马食麦，并闯进村庄敲诈勒索。村民们气不过，把这几个骑兵绑起来痛打了一顿。骑兵们回到军营，向胜保哭诉挨打，胜保不问事情因由，即令一位副都统率兵三百，打算血洗村庄。幸好村民们事先逃到了附近山上，才免遭一劫，然而他们的房屋悉数被烧毁，财物悉数被抄掳。

兵无斗志，反成公害。张集馨曾以粮道的身份，参与了清军对太平军李开芳所部北伐军的围剿，对清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的各种荒唐情状，屡见不鲜。是故，在年谱里，这类记载比比皆是。有胜保这样的大帅，也就必然有恭钰、尹绍烈和黄良楷这样的将领，有恭、尹、黄这样的将领，也就必然有了无斗志反成公害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

清朝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个体系。其中，八旗略似于中央军，绿营略似于地方部队，两者都属于正规军。两者之外，还有民兵性质的乡勇。清末战乱频仍，朝廷四处用兵，渐渐捉襟见肘，因此各地纷纷招募乡勇送往前线。然而，这些近似于乌合之众的乡勇，非但不能成为国家机器的有效组成部分，反而成为民间之祸害。以天津为例，此地民风浮动，闲人极多。年轻男人大多以娼赌为业，“俗名混混子”，他们被招为乡勇，目的不是为了报效国家，而是“贪图口粮”，此外，还可“借勇名以肆其攘夺耳”——希望以军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巧取豪夺。因此，这些乡勇私斗则勇，真正冲锋陷阵，却怯弱无能，以这种人组成的军队为国之干城，岂有不败之理？

乡勇如此，八旗兵和绿营兵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清初到道咸时期两百年的承平，当年英勇善战的满州铁骑早已腐化堕落为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此外，由于清政府所施行的优待旗人政策，满兵的跋扈横行更在乡勇之上。张集馨在代理太原知府时，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以至于市民都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有天晚上，几名八旗兵违禁闯入大街栅栏，负责看守栅栏的更役依照规定不肯打开，八旗兵就用石头将更役打伤。次日，县令李廷扬和理事通判麟耀对此进行会审。麟耀是旗人，他不但偏袒满兵，反而把忠于职守的更役杖责痛打。虽然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但“未敢争也”，而满兵“益无顾忌”。不久，李县令带了一个仆从上街查夜，在一家旅店门口，几名八旗兵跳将出来，拉住李县令就是一顿痛打。李县令急忙亮明身份，八旗兵却假装没听见，反而诬李县令“欲入店强奸”。虽然不明不白地挨了顿黑打，但李县令“深知满营骄悍，不敢追究”。

无民不恨，当暴力成为潜规则

在清朝这座即将倒塌的大厦里，亿万民众无疑是最底层的基石。他们地位最为低下，人数最为众多。当大乱来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成为吞噬整个社会和时代的火山岩浆，另一部分则将成为炙热岩浆的受害者。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和作为暴力机器的军队走向不可救药的病变时，作为国家这个肌体最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众，也已不复旧时的健康。通过张集馨平淡而忠实的记载，我们看到了道咸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疼痛与恐惧，麻木和无奈。

司法不公，民命如草。司法不公的实质，仍然是官场的腐败。不过，与官场腐败相比，司法不公给民众带来的不满和恐惧更甚，对帝国统治基础的危害也更大。

张集馨曾做过四川等几个省的按察使，这个职位的主要责任就是司法和监察。张集馨的前任是山东人刘喜海，此人乃著名金石学家、古钱学家和藏书家，其书斋名为十七树梅花山馆，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优雅博学之士。然而，就是这个优雅博学之士，在四川按察使任上，干的都是些血腥而野蛮的勾当。张集馨说，每当有罪犯——其实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只能说是犯罪嫌疑人——解到省上，刘喜海的处置办法有两种：其一，不论有罪无罪，也不论男女老幼，先行重打四百板。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再行审问——如此酷刑之下，当然是想要什么样的供词，就能得到什么样的供词。所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也。其二，同样不论有罪无罪，也不论男女老幼，径直押到城隍庙里，令犯人跪在神像前，自行抽取一筊——所谓筊，是一种用木块或龟骨制成的块状物，分为阳筊和阴筊两种——抽到阳筊的，哪怕是犯了杀人越货的大罪，也一律免死；抽到阴筊的，哪怕只是偷了邻居仨瓜俩枣，也当即在神像前杖毙。这些可怜的人，有的被打得脑浆迸出，有的被打得肢体断折，“惨酷不可言状”。这种类似于鬼判或神判的断案方式，乃是上古时代在部分地区流传的野蛮之举。但在19世纪中期，当人权精神已经在欧美深植人心时，古老中国的封疆大吏居然以此为日常功课，这不仅是底层民众之大不幸，也是高级官员对《大清律》的公然挑衅。

在四川，令张集馨感到震惊和不忍的，还有一种称为卡房的黑牢。当时四川几乎所有州县，都设有卡房。大县的卡房里，长期非法关押了几百人之多，小县的卡房里，则从十数人到几十人不等。这些被关押于黑牢中的倒霉蛋，其中固然有犯下弥天大罪的江洋大盗，但更多的却是民间因婚姻、田土、借贷等民事而引发诉讼的证人和当事人，他们也被无辜地关押在黑牢里，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同处一室。卡房里，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瓮，终年不见天日，其苦楚比之正式监狱，更甚百倍。

比卡房更令川人闻风丧胆的，当数木笼。木笼是一种用实木制成的笼子，被处罚之人被驱入笼中后，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更不能躺，只能半弯着身子，因此又称为站笼或坐笼。这些被认为有罪的民众被关进木笼后，“断其水食，一日而毙”。这些惨死的民众里，哪怕真有犯下该当偿命罪行的罪犯，对其施以这样的刑罚也涉嫌不讯而诛的程序非正义，何况其中更多的不过是因为与乡绅和保甲长有隙，即被诬扭送至州县的。然而，对这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州县习以为常，各上司恬不为怪”。

张集馨认为，在当时的各省中，四川刑名之繁重，甲于海内。但在酷吏们如此严刑竣法之下，执法者们照例在利益驱使下贪赃枉法：有的把强奸逼认为和奸，有的把仇杀说成是奸杀，有的把小偷小摸上升为江洋巨盗。成绵道徐有壬，在他的辖区内，不到半年，就处死了八十多人。有的人在行刑前，还预先重打二三千板子。至于双流候补知县毛某，吊打犯罪嫌疑人犹嫌不够狠，有时竟然用大锅蒸煮。张集馨评论说：“国家无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惨虐，罗钳结网，不是过矣。”

如此残酷惨烈的司法，只能激起底层民众对官员和政府的仇恨，只能促使这座巨型活火山更早喷发。以简州为例，此地一年之间发生的抢劫案多达三百余起。当时的四川总督恶闻此类事件，“专务粉饰”，因此手下人也就报喜不报忧。虽然盗贼充斥，生民涂炭，但自总督到朝廷，都以为四川仍然是丰衣足食、人民恭谨、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国。

民多戾气，基层不稳。苟全性命于如此乱世之下的民众，与承平的盛世相比，没有了自信、博大和宽容，多的是仇恨、凶狠和好斗。可以说，道咸时代的中国基层，弥漫着一股无法肃清的暴戾之气。福建的漳州一带，“其俗专以械斗为强”，其中尤以下属的龙溪、漳浦和云霄三县为最。当地人大多聚族而居，不同的宗族之间，相互绑票索赎，纠众残杀，是司空见惯之事。宗族之间冤冤相报，根本就没有停歇之时。每逢两个宗族之间发生械斗，便像两军交战一样，先下战书，定下日期，届时，“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合帮相助”。如果本族的壮丁不够，就出钱到外面招募雇佣兵。丈夫和儿子出斗之时，妻子和母亲不以为忧，反而喜笑相送，“不望生还”。有时候，父亲受雇于甲方，儿子受雇于乙方，甲乙双方一旦交锋，父子均红眼相拼，“若不相识”。至于在械斗中的死亡者，则由主事者付给洋银三十元——这就是当时一条人命的价钱，以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上的进项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买断两千条人命。如果说这种合族械斗尚是民间行为的话，那么政府的举措可谓离谱之极：械斗时，政府坐山观虎斗，等到械斗结束，政府必然出面向双方征收一笔费用，名为械斗费。如果不肯交纳，政府就会调集武装人员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张集馨的前任告诉他，单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间发生的凶案，就多达九千余起。

至于张集馨任过按察使的四川，自清初开始，其基层就是一个帮会林立的温床。其中，最大的帮会乃是亦正亦邪或者说邪大于正的哥老会——张集馨时代称之为啯匪。哥老会的起源，据说和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有关，但经过两百年的变异，到道咸时代，这个组织基本已沦为社会动乱的诱因。张集馨在四川按察使任上时，关于啯匪的所见所闻，大多是“杀人于市，掳抢勒赎”，“无日无之，逼近省城，肆无忌惮”。啯匪如此横行不法，和地方官睁只眼闭只眼，乃至于从中收受好处不无关系。甚至张集馨的按察使官署中的属员，竟然也有通匪之人——所谓蛇鼠同眠，警匪一家，盖如是也。所以，有时当局打算派兵清剿，但还没开始行动或是行动刚开始，啯匪就已经得到情报，早就逃之夭夭了。这种多年来的养痈成患，让张集馨这个四川司法的最高领导人出门到庙里烧香，也深感啯匪威肋——“非以重兵围护，不敢出署”。张集馨这种封疆大吏也对动荡的社会颇感不安，何况普通民众呢？因此，动荡的社会里，当人心思乱，而当局却完全无力控制时，我敢打赌，这样的政府的存在时间绝对不会长久。

官、兵、民，三者俱已完全烂掉，大清王朝粉饰太平的所谓长治久安，不过是痴人说梦。张集馨在见证大清帝国面临的种种危局时，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断言他所效忠的王朝即将走上不归之路，但事实上，他所描述的诸种山雨欲来、火山将喷的细枝末节，却让我们看到了比改朝换代更可怕的社会现实：道咸时代改朝换代的前夜，普通民众所承受的完全是痛苦和不幸，根本看不到希望的火种在何处。张集馨死于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在他身后，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又走过了四十余年。也就是说，火山口上的动荡，还要折磨这个古老国度的子民们将近半个世纪。

第三章
从龚自珍的诗文看天朝没落

他生活在封建大厦行将倒塌的前夜，这位敏感而疏狂的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骚乱已经拉开帷幕。龚自珍的痛哭和癫狂，隐含着他对那个不可救药的时代的绝望，但内心深处，他依然热爱着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

生得出类拔萃，活得不伦不类

大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农历八月十二，距花好月圆的中秋节还有三天。著名诗人龚自珍在江苏云阳书院暴死，享年五十岁。龚自珍的死讯传到京师，那些被他斥责过、嘲弄过的政府要员们暗地里松了口气：这个刺儿头终于闭上鸟嘴了。那些喜欢他诗文的人，则不免生出些人生无常的忧伤。一些人甚至附会了一个香艳的爱情故事，认为他们热爱的诗人不是暴病而亡，而是和某位贝勒夫人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以至于贝勒的儿子对他下了毒手。

这种说法并没多少根据。一个诗人的死也并不比一个农夫的死更高贵，虽然他在世时写过一些平平仄仄的诗，但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正的，平等的。只不过，龚自珍的死意味着，那个原本就被他指斥为万马齐喑的社会，这时连一点愤怒的杂音也听不见了。一个总是发杂音的人死了，社会终于“和谐”了。然而，在表面的“和谐”之下，这个古老的帝国却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就在龚自珍去世之时，为了逼迫清政府就范，英军从广东北上，攻陷了距龚自珍的老家只有几百里的军事重镇定海、镇海和宁波，葛云飞等高级将领战死，总督裕谦绝望自杀。

虽然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平均寿命很短，但五十岁去世仍然太过年轻。不过，正如古人断言过的寿多必辱那样，早死其实也有早死的好处——至少，龚自珍侥幸没有看到一年后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更没有看到他预言过的豆剖瓜分的衰世变成现实。从这个角度讲，早死的人有福了。在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拉开帷幕之际，这位大变革的预言者赶紧扬长而去。个中情形，就像我在一首诗中写过的那样：

日薄西山，当他从镜中看到病后的面容

他也看到了一个时代，正在无可挽回地死去

在时代死去之前，他得赶紧闭上眼睛

他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死

珍藏一个读书人的气节和名声

……

在短暂的生命里完成浩荡的事业，就注定了这将是加速度的一生，而加速度的初始，往往和两个字有关：早慧。龚自珍即如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七月初五，龚自珍出生于杭州城东马坡巷。龚家是一个数代为官的士大夫家庭，儒雅传家，诗书继世，经营的无非是笔墨的营生。龚自珍的亲人中，以文出名者不乏其人：他的父亲龚丽正是著名学者，著有《国语注补》和《楚辞名物考》；他的母亲段驯是有名的诗人，著有《绿华吟榭诗草》；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朴学大师。良好的家庭注定了他将受到良好的教育，龚自珍的早慧与此不无关系。二十来岁时，龚自珍写就一组汪洋恣肆的《明良论》，他博学的外祖父读后大为兴奋，感慨说：“我老了，还能见到这样有才华的年轻人才死，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外孙，段玉裁寄托了无限期望。龚自珍弱冠时，其父写信给段玉裁，请他给龚自珍取字。段玉裁给龚自珍取字为爱吾，并在那封老长的信中勉励龚自珍：“爱亲、爱君、爱民、爱物，皆吾事也。未有不爱君、亲、民、物，而可谓自爱者；未有不自爱而能爱亲、爱君、爱民、爱物。”两年后，七十九岁的段玉裁又一次写信给龚自珍，告诫他“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说起来，我和这位慈祥可敬的老人还能扯上一点转弯抹角的关系。乾隆四十年（1775年），段玉裁署富顺知县，富顺即我老家。段玉裁在这个川南的偏僻之县做官两年，十分重视教育。他修建了文昌宫和薛翁祠，还经常在公余到书院为生员讲授经学。他的重要训诂著作《诗经小学》、《六书音韵表》即完成于富顺任上。此外，他还主持修撰了《富顺县志》，在富顺的若干部县志中，段志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当他离任时，邑人在他的住处大书“循吏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

段玉裁希望外孙龚自珍也像他那样，一方面，做一个循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另一方面，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在承平时代，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真实可行的追求。诚如是，则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均有收获。这样的人生，有谁不景仰呢？然而，段玉裁比龚自珍幸运之处在于他生活在清朝最强盛的乾隆时期。身处货真价实的盛世，人民除了丰衣足食，免于饥寒交迫外，还保有一种自信与烂漫，能够从容不迫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人生。然而，时光之河流淌到龚自珍这里，水势已经悄然变化。后来，龚自珍既没为名儒，也没为名臣，而是地地道道地为名士。这倒不是龚自珍喜欢名士诗酒癫狂的意气风发，而是时代拒绝给予他为名儒与名臣的机会。

以诗人的眼光，看天朝自掘坟墓

我们那呆板教条的历史教科书，武断地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肇始于这一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年以来，我对这种武断腹诽不已。在我看来，与其选择1840年，不如选择1793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793年的重大事件是，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带着当时西方世界最尖端的科技产品，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英国人名义上是为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则是为了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与通商关系。当然，众所周知的结局是，英国人的梦想如同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被大清朝锐利的现实一下子就戳破了。以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理由就是，这一事件标志着古老的东方中国与两方世界之间不再是平行关系，两个世界终于在这一年相交。尽管中国以傲慢自负拒绝了英国人，但无论如何，马戛尔尼来华，都意味着东西方世界或者说东西方文明开始直接碰撞。中国不再是躲在长城和海禁政策背后的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它将万分不情愿地被拉入国际社会——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路程如此艰难而漫长，竟然要耗掉整整一个多世纪来折腾。

1793年，时为乾隆五十八年，这一年，龚自珍一岁。龚自珍在大清的天空下呼吸歌哭的五十年，也就是目睹和亲历这个原本高高在上的大一统王朝，一日甚于一日地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五十年。

从满人入关到马戛尔尼来华，清朝已经统治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一个半世纪。两个半甲子的轮回，当初所向披靡如林中猛虎的八旗精英早就堕落为寄生虫般的纨绔子弟，帝国在度过了康熙到乾隆的几十年承平后，虽然表面上还维系着上国风范，但就像一座被白蚁蛀空了梁柱的华丽宫殿，随时可能倒塌。

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温莎大教堂住院教士伊萨克·沃西，对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表露过不加掩饰的艳羡，他说：“如果真有人能收集到这个地球上现存的，甚至存在过的国家的一切发明和创造，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其总和都不可能跟中国所拥有的相提并论。”不过，这位大学者死于1689年，就像月球有阴面和阳面一样，沃西只看到了古代中国的阳面，没看到进入19世纪后，中国正不可救药地沦为一个萧条的、没落的、僵而未死的面具国家——这个国家戴着天朝大国的美丽面具，其实已然是一堆骷髅。面具国家的可怕，就在于僵化体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用面具来遮丑，以维持其表面的光鲜亮丽，至于骨子里的腐烂和丑恶，他们无暇顾及，也不愿顾及。

龚自珍时代，大清朝至少面临着如下危机，这些危机几乎每一条都足以致命，足以令这个国祚延续了一百多年的老大帝国划上句号。

首先，人口激增引发社会动荡。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导经济形式也是唯一经济形式。发展缓慢的生产力决定了人口的增加，必须有相应的耕地的增加。由于中国式的周期性王朝更替长则二三百年，短则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就要发作一次，而每一次发作都是以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这就决定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人口基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质的飞跃。但是，伴随清朝前期一百多年的承平，人口的激增终于远远地超过了耕地的增长。1660年清朝初期，中国人口数不到1.5亿，到1812年时，这一数字翻了一番多，达到了惊人的3.4亿；与此同时，耕地只从5.49亿亩增加到7.91亿亩。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了耕地的增长。同一时期，欧洲解决人口增长的根本途径是不断拓展的海外殖民地和日益发达的工商业，而在闭关锁国，视农业为根本，其他都是末业的国策下，中国人只能通过从土里刨食的方式来解决温饱。但是，人均土地的急剧减少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注定了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根本没法填饱肚皮。龚自珍亲眼目睹过的情况是：“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天子脚下的皇城根，底层民众谋生尚且如此艰辛，何况京城外的穷乡僻壤？温饱是民众最起码的要求，当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得不到保障时，哪怕再听话的顺民，也只有揭竿而起了。因此，从龚自珍童年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到青年时期的天理教禁门之变，再到他死后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几乎没有停息过。是故，龚自珍在他的文章里感叹：“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

其次，官员普遍腐化，集体平庸。1799年，当龚自珍还是一个七岁的儿童，刚刚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发蒙读书时，距他的家乡杭州千里之外的京师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事件：乾隆朝位极人臣的首席大学士和珅被乾隆的续任者嘉庆处死。从和珅家抄出的财产，折合成银两，多达八亿两之巨，据称相当于帝国二十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乃至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和珅并非个案。当这个庞大的帝国渐渐接近它的暮年时，官员的普遍贪污腐化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如比龚自珍小八岁的张集馨，于道光二十七年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时，他按照官场惯例向有关官员送礼，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贪污腐化是帝国官员如影随行的公开秘密，民间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这十万雪花银，绝非夸大之辞，而是一个相当写实的数字。官员一旦醉心于贪污腐化，其治理国家的原则便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就连康熙这样的所谓圣主，居然也很让人意外地明确指示下属，行政的最好办法就是“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职此事也。”大学士曹振镛是龚自珍的父辈，一生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运亨通，八面玲珑，其门生向他请教做官的诀窍，他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第三，皇帝素质一代不如一代。极端集权的体制下，作为最高裁决者的皇帝，其个人素质的高低，对国家的影响举足轻重。公平地说，清朝的所有皇帝，没有一个是昏君或暴君。但不是昏君或暴君，并不等于就是明君和圣君。事实上，自乾隆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其个人素质均呈降阶排列。即以乾隆来说，虽然他自称有十全武功，但其晚年的奢侈无度，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根基，所谓康乾盛世，乃是一个打了折扣的掺水盛世。乾隆的继任者嘉庆，才不及中人，他在位期间，继续沉醉于天朝盛世的迷梦，粗暴地将英使阿美士德驱逐出境。从那以后，英国人考虑的是，既然用正常手段不能叩开中国大门，那就只得动用非正常手段。众所周知的后果是鸦片越洋而来，将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迷醉于袅袅青烟中。至于嘉庆的继任者道光，这个毕生崇尚节俭，以官服的新旧来判断属下廉洁与否，从而造成京城里旧官服竟然比新官服更贵的咄咄怪事的皇帝，他虽然极力想挽救垂危的国运，但是，他的才能，他的识见，注定了他的努力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政治的高压导致知识分子集体躲进故纸堆，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发出独立的声音。作为一种精神与气节的象征，在明朝，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哪怕在阉党的无情打击之下，仍然能够保持自身的良知与操守，以批评朝政、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为己任。但是，逮至清朝，伴随多次株连甚广的文字狱而渐行渐远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经世致用曾经是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但到了清朝，尤其到了龚自珍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畏于森严的文网，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躲进故纸堆，做起了寻章摘句的无关江山社稷也无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一个社会固然需要有人从事这样的学问研究，但当全体知识分子都对触目惊心的现实视而不见，却将关注的目光对准尘封的典籍时，这个社会一定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最令人揪心的是，本应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一旦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他们警醒社会的职责，你便没法指望有另外的人来替代他们。当中国的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眼里，那些远涉重洋跨海而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此前侵扰大宋的契丹、西夏、女真并无本质区别，完全可以用大宋对付契丹、西夏、女真的那一套老祖宗的老办法去忽悠他们。

第五，尤为重要的是，正当大清朝渐渐走进浓墨重彩的暮色之中时，西方世界却迎来了近代化的朝阳。或者说，当世界格局已然为之一新，古老中国却一仍其旧，毫无变化，大清如同大明，如同大元，如同大宋。中西方的这种阴阳相违般的隔阂，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当西方对中国了若指掌，知道自己将从这个庞大的国家获得什么时，中国对西方却茫然无知。清朝的这种固步自封，直到龚自珍死后将近半个世纪，情况仍然没有根本好转。1895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写道：“在大清国，没有任何具影响力的人物访问过欧洲，因此，也就无法给大清国的政治带来现代气息……到国外去的清国人大多出身低微，他们在国内无足轻重；他们对西方世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全部认识也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表面知识。”

龚自珍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京师和老家江南，他没出过洋，也不会外语，可以说，他对西方的了解，不见得比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更多。然而，身为一个忧世成癖的人，龚自珍凭着历史的经验和直觉，深深地知道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王朝已经暮气沉沉，大厦将倾的窘境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通读龚自珍诗文，不时能从中发现他对衰世的警告与悲叹。这些诗文里，有一些共同的词汇，诸如暮霭、夕阳、日之将夕——他正是以这些形象的词汇，表达出对衰世的哀痛和愤怒：

《己卯杂诗》其一二

楼阁参差未上灯，

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

忽忽中原暮霭生。

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

名场阅历莽无涯，

心史纵横自一家。

秋气不惊堂内燕，

夕阳还恋路旁鸦。

东邻嫠老难为妾，

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鸿踪迹遂，

美人经卷葬年华。

尊隐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如果说这些篇什中，龚自珍对现实的批判还比较隐晦，还通过一系列的比喻与拟人来讽喻现实的话，那么在他著名的《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则直白无误地指出，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不折不扣的衰世。

龚自珍认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历史可分三等，分别为治世、乱世和衰世。乱世容易区分，甚至乱世还可以寄托希望；毕竟，一个乱世的终结，往往意味着一个承平治世的来临。而衰世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它竟然和承平的治世非常相似：“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尤其吊诡的是，衰世的昏暗无光，却易与治世的朴实无华相混；衰世的沉寂无声，却易与治世的和平静谧相混；衰世的道路荒废，河岸毁坏，一片平坦，却易与治世的坦荡平展相混；衰世的人心昏浊不明，无所思虑，从而根本不可能有独立思考后发出不同声音导致的言论上的过失，却易与治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人民无所议论相混。判断乱世很容易，判断衰世还是治世，却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明察秋毫的睿智，尤其是当统治者利用衰世与治世的表面相似，竭力把衰世粉饰鼓吹成治世之时。一言以蔽之，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大变革与大动荡即将到来的前夜，原本是山雨欲来、百患丛生的衰世，但因为刚刚过去的所谓康乾盛世，这个衰世不仅被统治者认为是治世，就连广大庶民也因被洗脑而认为是治世。在这个与世隔绝百年孤独的国家，在从小就被灌输了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的民众眼中，他们那个日之将夕的国家，依然是世界的中心，依然是万国来贺四夷宾服的天朝。

但龚自珍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疾病，无可救药的疾病。在这个貌似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龚自珍看到的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龚自珍认为是“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也就是说，龚自珍认为，在他那个名为治世实为衰世的时代，最大的社会问题，或者说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才的缺乏：君主身边没有才相才史，军队没有才将，学校没有才士，农村没有才农，城市没有才工，街市没有才商，甚至里巷没有才偷，市场上没有才驵，山林里没有才盗。不但君子很少，就连有才的小人也鲜见。一旦有才士与才民脱颖而出，那么就会有百倍于他的不才者监视他束缚他，乃至杀戮他。杀戮的办法不是腰斩砍头，而是专门杀戮其心——杀戮其为天下之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和无渣滓心。

理解龚自珍这一论断的核心是才，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工才商、才偷才盗，这个“才”是指什么呢？我以为，所谓才，就是有个性，能够跳出窠臼独立思考，在强权的高压与荣华的诱惑前保持健全人格。然而，在一个万马齐喑的衰世，不但肉食者不可能跳出窠臼，只能因循守旧，至多做一个李鸿章自嘲的那种政治裱糊匠，维持帝国这座即将倒塌的老房子表面的光鲜，就连小偷小盗也只能亦步亦趋。

这种帝国的前途，马克思早就作了预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如同大地震到来之前，一些动物能够预感到大难将至，并提前作好逃生的准备一样，当整个国家从元首到黎庶都混沌无知，甚至将衰世视做歌舞升平的治世时，龚自珍预感到了大变革即将到来。尽管他还没法像比他晚些时候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如郑观应等人那样看得更为真切，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日之将夕，暮霭丛生”的危机。他希望能以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一句话，他想拯救这个国家，这既出于儒家的道义，也出于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

但是，要获得拯救国家和时代的机会，就必须进入帝国决策层，而要进入帝国决策层，唯有经过科考一途。然而对龚自珍来说，科场却是他的伤心之地。龚自珍十九岁时应顺天乡试，中副榜第二十八名，看起来似乎科场顺利。谁知他二十八岁中举后，一连参加了五次会试，次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年已三十八岁时，第六次会试，才得中进士。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能金榜题名，不是文章写得有多好——至少主考官们看来就是如此——而是作为一个愤怒的异见者，他拥有了全国性的名气。那一年，阅读龚自珍考卷的官员叫王植，那时的考试和现在一样，都是隐去了考生姓名的。可能龚自珍文章的观点太偏激，王植就像看小品一样，不由地笑了起来。按王植的意思，当然不会录取。不想，另一个阅卷的官员温平叔把考卷拿过去看了看，断言说：“这张考卷是浙江省的，考生一定是龚自珍。这个人最爱骂人，也最会骂人。如果我们不推荐上去，恐怕他会骂得更难听。”这样，龚自珍就以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中了进士。按理，龚自珍应该对录取他的王植心怀感激。可有人问龚自珍的房师是谁时，龚自珍轻蔑地说：“稀奇得很！竟然是无名小辈王植。”王植很不愉快，找到温平叔发牢骚：“依你说的把他录取了，可他还是不买账。”

接下来的殿试，爱骂人而名气甚大的龚自珍可没了好运气。那一年，主持殿试的是大学士曹振镛，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不倒翁。曹振镛曾多次主持殿试，并固执地以士子的书法是否属于端庄的馆阁体为评判优劣的唯一标准，这纯属买椟还珠，以至于《清史稿》称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关于馆阁体，清人洪亮吉说：“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字如其人，这种雍容华贵却又千人一面的字体，官场老油子曹振镛自然得心应手，而毕生主张个性解放，天真烂漫的龚自珍，他如何写得来馆阁体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龚自珍书法，虽不能与书法大师比肩（毕竟他不是以书法名世），但也潇洒自如。然而，在曹振镛之辈眼里，写这种字的人哪怕文章再好，见解再独出机杼，都无足观了。考试成绩揭晓，龚自珍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被列为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龚自珍设计过的中进士入翰林的理想人生就此落空。

二十八岁中举后，龚自珍即在京城做一名无足轻重的小京官，先任内阁中书，后升宗人府主事，又改任礼部主客司主事，祀祭司行走等职。直到1839年春天，龚自珍辞职离京，他的仕途依然乏善可陈。他一直充任的，都不过是无权无实的闲曹冷职，最高职务也只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对一个以天下兴废为己任的人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无异于霄壤之别。

科场的不顺，帝国病态的人才选拔机制，如同一条条无形的小蛇，恶毒而长久地咬噬着龚自珍自尊敏感的心。多年以后，当他辞官南归，决心以著述和讲学，而不是以权力来影响这个沉睡的老大帝国时，他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病梅馆记》，作为对早年遭遇的反击。在“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审美标准（实则暗喻帝国的人才选拔标准）之下，种梅花的人只能“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因而“江浙之梅皆病”。苦痛于如此这般的现实，龚自珍表示愿意“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但这只能是他退守书斋后的一相情愿：对江河日下的大清朝，对自以为生活在幸福中享受太平盛世的肉食者，龚自珍没法唤醒他们。因为，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只有彻底而尽快地死，才是挽救它的唯一途径。

是故，尽管龚自珍毕生都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而，天公已经选择性失聪，听不进任何逆耳的忠言。这个积重难返的老大帝国，根本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直到它崩溃、消亡，不拘一格降人才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没有机会拯救这个国家，却又深刻洞悉这个国家如何危若累卵，龚自珍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偏激，乃至更加癫狂。三十多岁的壮年时期，龚自珍就以爱骂人、会骂人、敢骂人而著名——骂人给他带来的唯一好处，恐怕就是第六次会试时终于得以金榜题名。

显而易见，龚自珍是那个时代的异见者，而且是一个无所顾忌的高调的异见者。虽然他曾感叹“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但他对时政的批评却无所畏惧。这种无所畏惧，引来了关心他的朋友们的焦虑，怕他因过于激烈的言论被当局处分。如常州庄绶甲就担心他的《乙丙之际箸议》太尖锐，会给他带来不测之祸，写信劝他删改。但龚自珍不以为然，以一诗作答：“诗格渐卑庸福近，不知庸福究如何？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与龚自珍齐名的魏源也对龚自珍稠人广座之中好议论时局提出警醒，希望他明哲保身，学会低调，“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并告诫他，朋友之间的促膝交心与社交场合的应酬是完全不同的，切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中乱议朝政。至于比龚自珍更年长也更传统的老文人诸如王芑孙，则直言不讳地多次写信批评他，说他诗文中的指斥“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然而，委婉的劝说也好，激烈的批评也罢，都难以更改龚自珍的直率心性。因而，在19世纪上半叶的京城，龚自珍的存在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也就难怪他的仕途总是极其不顺利。可以说，龚自珍因不得志而激烈批评时局，而他对时局的激烈批评又反过来使他更加不得志。他被正人君子视为异端，他的理论被正人君子当做歪理邪说。其情其景，就如同在瞭望台上的人看见了自己所乘坐的船只，正在撞向前方的礁石，但是，当他大声呼喊，大声提醒时，却无人理睬，甚至把他当成疯子和受虐狂加以嘲笑。这个看见礁石的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绝望的，愤怒的。

龚自珍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的批评与指斥，使他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而他的行事风格与做派，又让普通人对他感到难以理解。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中记载说，龚自珍宽额头尖下巴，双目似炬，虬须如戟。当他喝高了，喜欢用一只手拍打另一只手的手腕。每当与朋友纵谈天下大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当时京城里的普通老百姓和士大夫，都把他称做龚呆子。张祖廉还讲到，龚自珍在京城做官时，曾经乘一辆驴车独游丰台，在一片芍药花深处席地而坐。大约是独饮无聊，龚自珍拉住一个过路的体力劳动者共饮。酒至半酣，他纵声高歌，把芍药花的花瓣都震得掉了下来。

如同中国史上不少天姿聪慧而又具备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样，龚自珍在天下人昏昏欲睡之时，率先察觉到了社会总崩溃的危机不可避免。但是，尽管他自视甚高，他其实也没法给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开出有效的药方。

林则徐是与龚自珍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另一伟大人物，多年来，在字正腔圆的教科书里，这位严肃的伟人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加以膜拜。和龚自珍来往较多的朋友中，就有后来谥号文忠的林则徐。林则徐长龚自珍八岁，却早于龚自珍十八年中进士。与龚自珍身处闲曹郁郁不得志相比，林则徐中进士后即进入龚自珍梦寐以求却无法梦想成真的翰林院。作为高级干部的储备，林则徐从翰林院外放后，很快就升任为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而龚自珍仍然在京城做一个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小京官。

当林则徐被道光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龚自珍以为自己为国效力，施展自身才华的机会到了。因为林则徐是他的朋友，而且是对他的才华表示欣赏的朋友，为此，他在林则徐赴广东前，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这篇文章里，龚自珍为林则徐出谋划策，并希望他以两年为期，能够“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除了纸上的议论风生，龚自珍更大的心愿是跟随林则徐一起去南方。但是，林则徐回信拒绝了龚自珍：“至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那么，林则徐不愿带龚自珍同去广东的“有难言者”到底为何呢？

林则徐与龚自珍地位悬殊却能成为朋友，在于他们互相欣赏，但互相欣赏之外，他们有着本质区别：林则徐是名臣，是段玉裁曾勉励龚自珍为之奋斗的名臣；龚自珍是名士，是被段玉裁告诫过勿愿为之的名士。作为名臣，林则徐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臣：干练，严谨，廉洁；作为名士，龚自珍尖锐，疏狂，偏执。一个身负皇上重托以公忠体国自诩的名臣，必须考虑一旦有这么个口不择言，早已被视为官场刺儿头的名士在身边，将会对自己要做的大事产生什么样不可估量的影响。换言之，林则徐对龚自珍的异见抱有充分的戒意，虽然这种戒意不带任何敌意。因而，即便龚自珍写下的对策真的是有的放矢，谨小慎微的林则徐也不一定会带上龚自珍。更何况，龚自珍的这篇序文里写下的对策，其实并不见得就有多么高明。比如，他提出要断绝和西方国家的一切经济往来，以免国内白银外流；又比如，他认识到火器的重要，却建议林则徐按照两百年前明朝胡宗宪的《图编》进行仿制。诸如此类，都证明了龚自珍虽然最先意识到衰世的不可避免，虽然有拯救衰世的理想与愿望，却不具备拯救的才干与能力。对落入时光中的每一个人来说，无论他是怎样不世出的伟人，其实都生活在局限中。唯有局限，方才成其伟大。

在举世皆醉的混浊时代，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的愤激之语，同样适用于龚自珍。当龚自珍在1839年暮春，雇了两辆驴车，一辆拉着他的诗文，一辆自坐，黯然离开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京师时，这个年方四十七岁，却已走进生命暮年的诗人已然明白，他这一生，已经远离了外祖父愿望中的名臣与名儒，而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诗酒自娱的名士。此后的他更加绝望和轻狂，诗与酒，美人与剑，这些物什伴随了他孤寂的晚年。他时常把酒狂饮，语出惊人，有时则登高极目，涕泗纵横，观者莫不动容。正是目睹了治世不可再而衰世不可免的宿命，这位狂者开始极端地呼吁：那就让天下大乱吧。面对这个既没有才相才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的病态时代，龚自珍因为清醒和先觉，远比那些箫鼓笙歌里的醉者更为苦痛迷茫。

痛苦可以遗传，悲剧可以延续

回到故乡的龚自珍醉心著述和讲学。当他去世时，他的长子龚橙二十四岁，正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龚橙字孝拱，幼年时与母亲居住于上海外祖父家，后来随龚自珍居京师。与父亲一样，龚孝拱也是一个夙慧早熟，天分甚高的才俊。

晚清另一奇人王韬曾撰文称龚孝拱：“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书。孝拱少时，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钞录，别为一书，以故于学无所不窥，胸中渊博无际。”龚自珍对这个儿子，一向也寄托了很大期望，他曾写诗勉励儿子，“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出于家学渊源，又得龚自珍亲炙，龚孝拱于经学上颇有造诣，对元史也有研究，书法则自成一格，名闻当世。但是，异常诡异的是，如同龚自珍科场失意一样，龚孝拱也屡举不中——如果说龚自珍虽然多次落榜，最后还算中了进士的话，那么龚孝拱则连父亲的项背也不能望。不过，比父亲厉害的是，龚孝拱精通满、蒙、藏及英语，学贯中西。或许是科场失意，或许是龚家的血液中总有狂放不羁的基因，龚孝拱的狂放远超其父，已然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据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爱龚孝拱之才，想要用他。宴会上，曾国藩出言试探，不想龚孝拱直截了当地说：“以我的地位，您最多给我个监司。您想我能久居您之下吗？不要多说，今晚只谈风月，请勿及他事。”一席话，曾国藩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龚孝拱自号半伦，意指他无君无父无昆仲无朋友，因还爱一小妾，故称半伦。在讲究三纲五常，以孝治天下的年代，这种惊世骇俗之语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更何况，龚孝拱的半伦可不是随便说说或发发牢骚而已，而是说到做到。他阅读父亲龚自珍的遗著时，一定要把父亲的神主牌放在面前，一手执书，一手执木棍，每当读到他认为不对的地方时，便一棍子打在父亲的神主牌上：“看，你又错了！”

龚孝拱算是最早的“外企金领”，他流利的英语曾使英国公使威妥玛大为惊叹，并重金聘为书记。服务于英人期间，包括公使在内，上下都恭敬地称他龚先生。中英战后议和，龚孝拱以英国公使随员身份列席会议。会上，他对代表清政府的恭亲王百般刁难。恭亲王很不舒服，责备他说：“你们龚家世受国恩，为什么要为虎作伥？”龚孝拱针锋相对地回敬道：“我父亲才华横溢却不能入翰林；我本人更是穷困潦倒，不得不到外国人手下讨生活，我家什么时候受过国恩？”恭亲王听罢，久久不能言语。

后人记得龚孝拱，一半因为他是龚自珍的儿子，一半因为他和清史上的一桩疑案有牵连。这桩疑案就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在近人的一些著述里，言之凿凿地指出，就是服务于英国公使的龚孝拱，引导英法联军一把火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烧为白地。如易宗夔的《新世说》称：“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但也有学者认为，把引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责任算到龚孝拱头上，不过是厚诬古人的小说家言。不过，无论如何，英法联军入侵京师时，龚孝拱的确以一个中国士大夫和官宦子弟的身份，服务于祖国的敌人。从父亲慷慨献策抗击洋人，到儿子无所顾忌服务洋人，其间斗转星移的，不仅是这种令人错谔的世事变迁，更是一种人生理念的毁弃与重建。

如同恩格斯称道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世纪的第一位诗人一样，龚自珍庶几也与之相同：他生活在封建大厦行将倒塌的前夜，这位敏感而疏狂的诗人，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多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骚乱已经拉开帷幕。龚自珍的痛哭和癫狂，隐含着他对那个不可救药的时代的绝望，但内心深处，他依然热爱着腐朽的王朝和王朝治下的神州。所谓爱之愈深，痛之愈切是也，又所谓哀莫大于心不死是也。

与乃父相比，龚孝拱对世界与时局看得更为透彻，也因这种透彻而更加绝望，或者说真正绝望。如果说龚自珍还心存“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幻想的话，那么龚孝拱则已心如死灰；如果说龚自珍生活于大变革与总崩溃前夜的话，那么龚孝拱就生活于大变革与总崩溃之中。那柄高悬在帝国和个人头上的利剑，已经真正落了下来。对他来说，哀莫大于心已死。他纵情酒色，玩物嗜赌，虽从小饱读儒家之书，却为了谋生而服务于被儒家鄙视的蛮夷之人。他适性得意，愤世嫉俗，甚至以摧毁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为乐事，却又在偶尔的狂与佯狂中流露出内心的挣扎。从龚自珍到龚孝拱，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在历史的洪流面前，永远都显得那么渺小，拯救也好，逍遥也罢，最终都无济于事。其情其景，让人想起茨威格那句充满宿命也充满无奈的话：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第四章
林则徐与严复：英雄的真相

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林则徐是个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严复不仅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未来人物，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当然是思想，既影响过他的时代，还影响过他身后的世界。

为了真相，有必要唤醒两个死去的人

为了寻访两座墓，我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到福州。入城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暮色中，远远近近的灯把大大小小的榕树映得一派葱绿。对我而言，这是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然而，这座陌生的城市却给我一种莫名的亲切。我知道，这亲切是因为这座城市的人——不是此刻我迎面看到的那些陌生的面孔，而是一群已逝的人。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之前，他们就生活在这座负山面海的城市，他们毕生的行状，早为中国人所熟知。这些人随手就可举出一大串，他们是：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纾、林觉民、萨镇冰……

可以这么说，一百多年前的19世纪，乃是福州人的世纪。那是一个古老帝国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被船坚炮利的“夷人”敲响丧钟的时代。1842年，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偏处一隅的福州，突然成了不得不向西方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之一。这座原本无足轻重的城市，率先迎来了众多高鼻深目的洋人，以及他们身后滚滚而至的西方文明：从火器、战舰的制作到对上帝的膜拜，再到令东方中国茫然失措的另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我要寻访的两座墓的墓主，一个与福州成为通商口岸直接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他那百折不挠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才使得他悲愤地看到，他所憎恨和蔑视的夷人，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出现在他的桑梓之地；另一个，则是在洋人已全面进驻福州十多年后才出世的，那时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然成为事实。这两座墓的主人，一个是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之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另一个是以翻译大量西方政治、经济著作闻名，晚年却因卷入袁世凯称帝之事而被痛批的严复。

一个阴差阳错的民族英雄

查地图得知，林则徐墓在福州城北五凤山。原以为，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他的墓想必家喻户晓，但接连问了好几个人，俱摇头。五凤山当然知道，从好些年前起，那里就是福州人风和日丽时郊游的好去处。然而，林则徐墓在哪里，却没人说得清。好不容易有个的士司机愿意拉我去寻找，但在人迹稀少的盘山路上绕了半天，仍然不得要领。问一家路边店的老板，老板想了想，指着对面一片围墙包围的森林说，就在那里面。你进不去的。的确，我进不去，那片森林里，起伏着一些小楼，大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原来，林则徐墓被圈进了某个军事部门的大院，所有企图到林公墓前凭吊一番的来访者，均被挡驾门外——好在，像我这样的好事者甚少。

的士司机安慰说，三坊七巷那边，还有林则徐纪念馆。三坊七巷是一些有历史的老建筑——我在巷里乱窜时，猛然看到了沈葆桢故居。不过，三坊七巷如今已按旅游思路，打造成了一个现代游客消费古代舞台的景区。林则徐纪念馆即清末修建的林公祠，很遗憾，大门紧闭。布告说，正在维修，暂停开放。

福州是林则徐的诞生地和埋骨地，但林则徐并没有死在这里。道光三十年，即公元1850年，当林则徐从云贵总督任上辞职回到福州时，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的人生画了一个圈，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连接处，就是福州。不过，与少年时代在福州老家读书的年轻气盛，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不同，这时的林则徐已是烈士暮年：疝气、支气管炎、鼻衄，它们像一条条小蛇，狠命撕咬着这个老人的健康。比身体的痛苦更甚的是精神的苦闷。这时候，距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在虎门销烟已过去了整整十一年，距对他和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国如同噩梦般的《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已过去了八年。十一年前，林则徐意气风发，那时候，他相信凭借天朝上国的国力和紧握手中的崇高的道德与正义，再加上他本人对帝国的无限忠诚，为患多年的鸦片完全可以一举肃清；八年前，尽管他已沦为保全皇帝颜面的替罪羊而行走在通往流放地的路上，但他还是相信，天下大事并非不可为。为此，逆旅之中，他还念念不忘地写信给在位的朋友，敦请他们造船制炮，组建水师，以便与英夷抗衡。然而，时过境迁，当他在垂暮之年回到老家时，福州不仅已成为中国第一批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而且英国派出的领事及众多公司，也早已入驻福州。更令他忧愤百集的是，虽然禁烟运动搞了十一年，但烟患却越禁越烈。据传教士施美夫当时的记录，在鸦片战争前，福建的鸦片集散地在离福州几百公里的晋州，鸦片战争后，一个巨大的供走私船使用的鸦片仓库，赫然出现在闽江口的领事馆辖区内。单是福州城内，每天零售的鸦片就多达四至八箱，这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几乎有一半的人染上了鸦片瘾，“甚至贫穷的苦力和乞丐都宁愿节衣缩食，享受这一昂贵的奢侈品”。福州城里，烟馆多达上百家，它们就坐落在政府官员的住处和衙门附近，军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据施美夫估计，每年有两百万大洋因鸦片而从福州流往境外。联想起十一年前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奏章中断言，如听任鸦片泛滥，则“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现在，他回到老家看到的活生生的现实，远比他早年的预言更加触目惊心。

早年，在林则徐的构想里，禁烟虽有难度，但绝不至于成为压倒大清帝国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来到广州后，以强硬手段推行禁烟。但是，在销烟之前，林则徐最大的希望或者说最主要的禁烟办法，就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让西方商人具结，也就是签订不准把鸦片带入中国境内的保证书。他以为，只凭一纸具结，就可永杜鸦片。当时，他的手下梁廷楠提出，如果不对每一艘到达广州港的洋人船只进行细致检查，单凭一纸具结，是起不了实际作用的，只能使洋人虚应故事。对此建议，林则徐轻易否定了，否定的理由是逐船检查实施起来太困难。林则徐宁愿相信虚应故事的具结，也不肯坚持眼见为实的检查，说明在一个深陷官僚体制并以文牍作为主要治理方式的国家，哪怕是干才如林则徐，也只求表面的光鲜与整齐划一，并不看重实际功效。然而，就是这么个具结，英国人也不肯配合——林则徐所递交的外交文书中那种天朝上国给藩属下命令的措词，令英国人大为恼火。后来，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大多数西方商人具了结，但这个结，注定无用。它至多只能在林则徐给道光汇报禁烟成就时拿出来说道一番。这样，林则徐的禁烟工作最后只能铤而走险，那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虎门销烟。虎门销烟固然因迎合了民众情绪而大快人心，但是，民众情绪往往是不靠谱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虎门销烟以后，用政治和外交解决鸦片问题的大门就此闭上。对古老中国而言，一场将要把它拖入泥潭的战争即将爆发。而林则徐，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林则徐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他那些同事们更多。在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州全权禁烟之前，他曾做过多年地方官。在任上，他兴修水利，整顿盐务，疏浚江河，救灾济贫，显示出了一个高级官员的卓越才能和公忠体国。显然，林则徐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清官和忠臣。如果他只是做一个与世界潮流无涉的地方官，他是能吏干才。但他并不熟悉西方社会和当时的国际局势，他不知道在鸦片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工业革命使得西方要寻求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外贸易其实是不平等、不符合现代商业规则的。大清帝国以天朝大国自居，不屑于和蛮夷之国通商或建立外交关系，而是把它交给了指定的十三行。十三行的垄断，使外商为了贸易而被买办以及清朝官员大肆勒索。对企图建立全球市场的西方世界来说，这种桎梏必须打破。可以断言，英国人即便不用鸦片，也会用其他东西打开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并扭转越来越大的中英贸易差。因此，从小处说，鸦片战争是不平等贸易引发的战争，从大处说，鸦片战争是两种文化和文明引发的冲突。然而，就像所有同时代的中国精英一样，林则徐对此完全不知情。精于文牍，昧于世界，这就是林则徐。

虎门销烟后，英国对大清的战争只是时间问题。林则徐也知道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不过，在他的潜意识里，英夷并不可怕。当英军在义律率领下，不远万里扑向中国时，林则徐给道光上了一道奏章。这道奏章，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位当时最孚人望的民族英雄，对世界的茫然无知和盲目自信：“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林则徐依然坚定地相信：夷人的腿是无法弯屈的，一旦倒地，根本没法爬起来。这一不经之说起源于乾隆年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拒绝向乾隆行跪拜礼。从此，中国人就津津乐道地认为，夷人的腿都是僵硬的。

接下来，林则徐又犯了一个错误：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海战中，清军二十九只兵船几乎全部损坏，只有三只还能勉强开动，将士阵亡十五人，英军无一伤亡。但是，林则徐给道光的奏章却虚构了一场大捷。不仅这次败绩被吹为胜仗，连此前的五次战斗，也都汇报为悉数获胜，所谓“旬日之内，大小战六次，俱系全胜”。正在战和不定的道光接到奏章，如同打了强心针，立即以强硬的态度下达了同英国永远断绝贸易的上谕：“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正是林则徐的谎报，才导致远在紫禁城的道光作出这一错误决定。真实情况则是，英军无心在离北京甚远的广东与林则徐周旋，他们挥师北上，侵占定海后，直逼北京门户大沽口。道光的愤怒和震惊可想而知。于是乎，林则徐被加以办理不善、误国误民的罪名革职查办。此后，他先被派到浙江负责防务，后又流放伊犁。当林则徐离开广州时，他受到了民间的最高礼遇：当地商民纷纷赠送牌匾，一些老人甚至痛哭流涕，乞求林则徐留下来。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林则徐的民族英雄的地位就已不可动摇。

然而，公允地说，林则徐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民族英雄。或者说，道光对他的处分，意外地成全了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倘若林则徐不被撤职，而是继续留任，在接下来的战与和中，他要么像关天培、陈化成那样战死沙场，要么像琦善、奕经那样，在战败后收拾残局——也就是在圣上的首肯下，和入侵的英夷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诚如是，林则徐还会是民族英雄吗？尽管他此前的虎门销烟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严复：上帝的玩笑成了历史的骄傲

林则徐去世四年后，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苍霞洲一个中医世家。从资料上得知，严复死于福州郎官巷，这里距林则徐祠堂很近。严复的墓地则在福州郊外的仓山区——在一张整开的福州市区地图上，我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才找到了地图最下方一个黑蚁般的小点，小字注明：严复墓。从市区前往严复墓，比寻找林则徐墓更费周折。抵达仓山区后，的士司机问了十几个当地人，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谁是严复。我只得拿出地图，和司机慢慢研究那片空白地——那里没有街区，地图上一片空白。出租车穿过越来越稀落的街道，进入了几个拆迁后一片狼籍的村落，终于，在一个鸡零狗碎的砖瓦厂旁停了下来。原来，严复墓就隐藏在破旧的农舍、半废弃的砖瓦厂和几大堆花花绿绿的垃圾之间。墓园有一人多高的围墙，灰白的墙上有红黑两种颜料涂抹的租吊车、办证件的广告。铁门紧闭，锁已生绣，看来，已有好长时间没人进去过了。透过铁门，我能看到一块碑上刻着“严复墓”三个大字。1910年，也就是在去世之前十一年，五十四岁的严复为父母重修坟墓时，亲手为自己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的碑文。退到距墓园二三十米的马路对面，我看到坟墓正前方的一块长方形石头上，镌刻着“惟适之安”四个字。所谓“惟适之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怎么舒服怎么着”——这也许就是晚年的严复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苍黄后不无凄凉和义愤的心境吧？

可以肯定地说，年轻时的严复不会预想到自己晚年的落寞。从年岁上讲，严复是林则徐的孙辈，两代人的时间里，世界格局早已为之一变。不过，不变的现实是，大清帝国仍然积贫积弱，或者说更加积贫积弱。

父亲去世后，家道衰落的严复无法再继续攻读八股时文，以便走科考入仕的历代读书人视为正途的道路。为了生计和渺茫的前途，他进入了刚刚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在严复所处的时代，虽然朝廷和地方政府兴办了一系列与洋务相关的新玩意，但稍微自觉有身份的家庭，都不会把子弟送去学洋务。彼时的语境里，学洋务就等于舍弃和背叛了自己的祖宗与传统，是用夷变夏，是无异于汉奸的不齿于人类的下三滥。因此，严复选择到船政学堂学习驾驶，究其初衷，不过是为了在养活自己的同时，挣几两银子给整日以泪洗面的母亲补贴家用。然而，就像蜜蜂采蜜没想到会采来一个声势浩大的春天一样，年轻时的严复也没想到他会因这不得已的选择而成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翻译家。

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五年后，作为最优秀的毕业生，严复先在清军水师服役，随清军水师军舰先后访问过东南亚及日本等地。此后，他又与刘步蟾等人被派往英国，在著名的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英国留学的两年多时间，对严复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这七百多个日子的耳濡目染加潜心苦学，严复不仅熟练掌握了英文和近代航海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视野为之开阔，他的精神为之嬗变——一句话，他已然接受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西方思想。他后来提出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及改良专制统治的思想，其肇始，就在这两年。可以说，当守旧派还在念叨夷夏之大防，对咄咄逼人的洋人又怕又恨时，当洋务派还在纠缠于到底该如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学习西方的器物与制度之间走钢丝时，严复已经认识到，只有从制度和体制的层面向西方学习，大清这个老大帝国才有出路。

回国后，严复先在福州船政短期任职，旋即因人推荐而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斯时的严复，面对列强环伺、豆剖瓜分的世情，面对官员苟且偷安的现状，口无遮拦的他时常在稠人广座中宣称：“要不了三十年，藩属一个个都消亡了，中国就要像一头老牛一样任人宰割了。”严复的激烈言辞，再加上他固执而偏激的性格，很快就使李鸿章疏远了他。

在晚清，虽然西风东渐，但这西风毕竟没法唤醒整个沉睡的国家。因而，弥漫于大清国的，仍然是腐朽的传统。在当时的价值观下，人们对自己不了解的西方文化不仅满腹狐疑，更有甚者，乃是加以轻浮的否定和嘲笑。严复为此在写给朋友的一首诗中，不无悲愤地说：“当年误习旁行文，举世相视如髦蛮。”一个系统学习并掌握当时最先进科学技术的新型知识分子，一个对当时世界洞若观火的远游归来者，在这个封闭沉闷的国家，其社会地位和人望反不如一个满口之乎者也，所谓替圣人立言，视野却从没离开过四书五经的腐儒。这不是严复的悲哀，甚至也不是清季沉睡的国人的悲哀，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悲哀。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近代中国如此积贫积弱，如此多灾多难。

以后的岁月里，严复先后在北洋水师和京师大学堂、复旦公学、安徽高等学堂等执教，并出任过总教习之类的职务。虽然后来严复曾不无得意地宣称，“（海）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但执教并非严复所愿。他的理想乃是做一个有名有实的政府官员，以此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显然，终其一生，严复也没能实现他的理想。乃至于在不惑之年，他写诗发牢骚说：“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之所以没法出将入相，在于他的出身。如前所述，严复少年时原本也攻举子业，像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那样，企图通过四书五经，通过八股时文，通过从县到府到省再到皇帝御前的一次次考试，金榜题名后走上仕途的康庄大道。但是，由于家道衰败，严复只能别无选择地到新式船政学堂学习驾驶。这样，非正途出身便成为严复仕途上最大的障碍——与此相仿的是中兴名将左宗棠，左只中过举人，而非进士，这一“污点”使左耿耿于怀。当朝廷派他用兵新疆时，他公然向朝廷请假，表示要去温习功课考进士，朝廷才不得不给他赐了一个进士出身。但严复的情况远比左宗棠糟糕，第一，他没机会要挟朝廷；第二，他甚至连举人也没中过。当他挣扎着想有个名正言顺的正途时，为了参加由省举行的乡试，他只能出钱捐了个监生。为了参加顺天府的恩科乡试，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在福州去世，他也顾不得回家。

在四次参加科考，四次皆名落孙山的窘迫下，郁郁不得志的严复沾染上了鸦片。此后，这种曾被他的老乡林则徐深恶痛绝的东西，就陪伴了他的下半生。李鸿章劝他：“你这样的人才，吃烟岂不可惜？”然而，李鸿章虽然承认严复是人才，但并未予以重用。这倒不一定是李鸿章口是心非，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严复的出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没法得到重用。

八股文和鸦片烟本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毒素，严复非不知也。但最终，他竟然二者皆不能免，与其说这是酱缸文化的强势，不如说是现实让他痛感绝望。绝望之中，八股文和鸦片烟，遂成为严复新的“希望”——他希望以八股文改变被士大夫们轻视的出身，而鸦片烟带来的幻觉，使他暂时忘却了人世间的蝇营狗苟。然而，最终两种“希望”均告破灭：尽管四次参加科考，但四场皆未能金榜题名；至于吸食鸦片，更是成为他的政敌和反对者们攻讦他的最有力、最能招得民众支持的道德武器。

终其一生，严复在仕途上乏善可陈。虽说他当过总教习和校长之类的职务，在今天看来也算是有权有势的大官，但在欲以国家中兴为己任的严复眼里，不过鸡肋罢了。国之将亡，肉食者却不给自己谋划拯救的机会。可以想象，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这位拖着长辫子，却又满口舶来名词的新型知识分子，都会沉浸在幽深的郁闷中。

严复只能退往书斋。必须感谢他这不甘心的后退——于是，中国这个铁桶般的国度，才有幸透进了西方文明的光亮。退往书斋的严复，在写作政论短文的同时，先后翻译了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巨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其生物进化论本是自然规律，严复却赋予了它世界观的意义；至于《原富》、《群己权界论》、《法意》等众多西方名著，经他兼具信达雅的译笔引入中国，注定了这个仕途不得意的新型知识分子将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和西学东渐第一人。当严复因为这些影响甚夥的译著而名满天下，被公认为“西学圣人”时，他在诗中认为，自己的原意并不是为了博得这种文名：“共道文章世所惊，谁信闽人耻于名。入门见嫉古来有，黄钟瓦釜皆雷鸣。”也就是说，在严复看来，翻译这些名著，实乃不得已之举。他的理想是出将入相，是在开启民智的条件下，进行旨在实行君主立宪的改革。因而，就像前面我说过林则徐是个阴差阳错的民族英雄一样，严复则是个阴差阳错的思想家。

负山面海的福建，在中国诸省份中是个意外的特例。在文化心理上，这种由于群山连绵而与中原阻碍，却又因面朝大海而独向海外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总是容易诞生一些与主流格格不入的思想和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福州走出的诸多名人，从林则徐到严复，其身上无不带着这种烙印。范文澜把林则徐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可能出于林则徐在广州时，曾安排人手翻译西方地理著作和编译来自澳门的报纸，同时还购进美国商船，改为兵舰。但是，这些举措都无关宏旨。林则徐只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表象，其向西方学习也只涉及器物的层面，把他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明显勉强。或许，我们可以断言：林则徐是个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行动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严复不仅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未来人物。也就是说，严复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当然是思想，既影响过他的时代，还影响过他身后的世界。

盖棺定论，这福州城北城南的两座墓，都已渐渐被人遗忘。但在坟墓同处遗忘之外，所不同者乃是，林则徐还有修整一新的纪念馆，还有祠堂和故居，供后人纪念，尤其每年禁毒日，人们总会津津乐道地提到这位英雄在虎门的壮举。与此同时，严复却被彻底地遗忘。面对真实而苦涩的历史，我们的选择性遗忘更加暴露出后人的功利。但是，有一些深藏于历史深处的思想的火焰，决不会因后人的功利而自行熄灭，尤其是当又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迎面扑来的时候。

第五章
叶名琛，从总督到罪人的宿命

叶名琛的误国，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也。其实，叶名琛战也好，和也罢，守也好，走也罢，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宿命。是这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积重难返的观念导致了叶名琛成为宿命的奴隶。

时势造英雄，有时候也造狗熊

1849年，叶名琛在观音山麓修建了一座精舍，取名长春仙馆，作为他已致仕的父亲叶志诜的别墅。叶志诜曾做过内阁中书，既是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也是占卜扶鸾的高手。在叶志诜的两个儿子中，长子叶名琛身高一米八，体态健硕，大脑袋，厚耳垂，一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官相。叶志诜深信，亲爱的儿子已是举足轻重的国之干城。他要运用他高妙的占扶术，为儿子祈福禳灾，出谋划策。这一年，叶名琛虚岁四十二，已身居广东巡抚要职两年多了。

长春仙馆终日香烟缭绕，这个“离休老干部”的迎神请仙在这一年冬天为儿子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道光下旨，赏给叶名琛男爵爵位。道光的封赏，源于叶名琛对英人入城事件的处置有方，而英人入城事件的起因，则要追溯到几年前的鸦片战争。

众所周知，中英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就是《南京条约》。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条约中真正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具有杀伤力的是割地和赔款，而另外的诸如五口通商和允许英人进入通商口岸，反而无足轻重，或者说相对平等。但是，令后人看不懂的是，清朝痛快地割了地赔了款，却对英人进入通商口岸阳奉阴违。

当福州、上海、宁波和厦门已依约设立领事馆，洋人也在城内改建或是租赁了房屋时，最早与洋人接触的广州，包括英人在内的所有洋人，却统统被限制在城外的商馆及其房前屋后狭窄的花园里。当他们按条约规定提出入城要求时，广州民众坚决反对。为此，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向英方推诿：广东民风剽悍，民间反应过激，还是过两年再说吧。英方只好答应了。两年后，当英方来找耆英兑现承诺时，两广总督已换成了徐广缙。两广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就是他和叶名琛。这两个负责人一致认定，同意英人入城有百害无一利。并且，倘若阻止英人入城的话，还将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此外，更在于他们吃准了远在北京的道光的心思：这位以天下共主自居的皇帝，骨子里并不打算兑现条约，或者说，他希望尽最大可能地爽约。于是乎，一场由官府发动，却号称民间行为的抵制英人入城运动拉开帷幕。卫三畏在广州做编辑，恰逢其盛，他对斯时的情况写道：“身着号衣，手执长矛、火炮和滑膛枪的百姓开始在晚上沿街列队行进。可能有一万人应召入伍。”英方没想到两年的等待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结果。生气归生气，却也只得暂时中止入城，背地里，再积极寻找突破口。而清朝上下，则把英人的隐忍看做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广州城里，绅民搭起了六座宏伟的牌楼，敲锣打鼓地为徐、叶二人庆功。道光也下旨说，这是与洋人打交道十余年来，最令他痛快的事。是故，龙颜大悦之余，叶名琛赏男爵，徐广缙赏伯爵。

在我们今天看来，英人到底进不进入广州城，其实无关宏旨。但在清朝上下，却无不以为暂时地阻挡了英人入城，乃是一场了不起的大捷。这其中隐含的前提就是：哪怕几年前才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顿打，但固执的清朝仍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而天朝上国，自然不愿夷狄之人进入自己的国度，与自己的国民摩肩接踵。这样既有伤风化，也有辱国格。英人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如此古怪的观念，很自然地，就把它视做清朝的背信弃义。他们并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叫做祖制与国体的东西在这个老大帝国体内起作用。在这个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大帝国，无论多么琐屑的事情，只要一旦和祖制、国体相勾联，就成了“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头等大事。当英人因兵力不济，暂且停止进入广州城时，清朝从官方到民间，都沉浸在胜利的迷醉中。这场虚无缥缈的胜利，让道光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也让叶名琛捡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男爵。与此同时，叶名琛还被朝野上下看成是最懂洋务，最善于忽悠洋人的能吏和可以向洋人说不的民族英雄。这一切，就像他的一个朋友在写给他的信中吹捧的那样：“经文纬武，帝资为海国干城；宣德布威，众仰为人间山斗。”

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叶名琛和洋人打交道时，他总是胸有成竹。他以为他拥有胸有成竹的资本和经验。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叶名琛肯定会被定性为和林则徐一样伟大的民族英雄。然而，叶名琛的运气似乎要比他的前辈稍微差一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候也出意外

几年过去了，叶名琛已升任两广总督，同时兼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这一年，英国全权公使包令走马上任。包令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与负责外交的叶名琛会谈。叶名琛对与包令会谈倒并没意见。问题是，他认为，两人的会谈地点只能选择洋行的贷栈或是虎门码头，总之，只要不进广州城，其他地方都好说；而包令则坚持必须进城。显然，二人会谈地点之争，仍然是英人入城之争的翻版。这事放在今天看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人家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节，你是负责大清外交的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让人家进你的城呢？但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这不可思议，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承认了各个国家之间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但在叶名琛时代，儒家酱缸里浸染出来的清朝君臣，他们固执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再多，其实也无非两个，一个是他们的天朝，另一个则是其他国家。大清与其他国家之间，要么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要么是天朝上国与夷狄之邦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一旦默认其他国家的使节入城，甚至其他国家的民众也入城，那无疑就是在天朝和其他国家之间划上了等号，孰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哪怕洋人已经进入了其他四个通商口岸，但只要争得广州一地的“纯洁”，也算是为帝国保住了最后的贞操和颜面。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的交涉，就注定了是鸡同鸭讲。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英国绅士慢慢开始相信，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达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就在包令打算带一支舰队北上时，天赐良机，上天给了英国人一个绝好的出兵机会，那就是亚罗号事件。

亚罗号原本是一只普通商船，在香港注册，船主和船员都是中国人，相当于今天那种戴外资帽子实则为国人经营的假外资企业。其意图，不外乎挂了英国国旗，走私时胆子更大一些。这只涉嫌走私的商船被清军水师扣押，船员被逮捕，英国国旗据说也被清军拔起后扔到甲板上。巴夏礼闻讯赶来，被清军的一个水手在激愤中打了一巴掌。事情就此闹大了。此时包令已改任港督，由巴夏礼代理公使一职。巴夏礼要求叶名琛释放船员，并向英国道歉。释放船员事小，道歉却事关国体，叶名琛坚决不同意。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就通过第三方传话的方式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还没结果，英国方面可能觉得包令太过婆婆妈妈——事实上，包令既是英国政府雇员，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懂几十门语言的大学者，骨子里有着文人和殖民官员的双重性格。为此，英国宣布另外委任额尔金为特命全权公使，负责处理和清朝的争端。情况急转直下，可惜的是，清朝上下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在叶名琛看来，对付英人的最有效办法，仍然是此前阻止他们入城的老套路。

在额尔金率领舰队抵达广州之前的1856年10月，英军攻占腊得中流炮台。当时，叶名琛正在校场举行武举射箭考试，炮弹就落在他身旁不远的地方。左右相顾失色，叶名琛却笑着说，没事，到了日落时分他们就退了。当天，英军以数百人之众，很快攻陷了广州城，并焚毁了总督衙门。旋即，因人数太少，果然在日落时分撤到城外。

英军的进而复退，原本是兵力不够，或者说暂时还没有全面升级战争的想法，只不过想给叶名琛一点颜色，希望他回到谈判桌上，让双方以平等的而非天朝与夷狄的姿态谈判。但是，不仅叶名琛误解了英国人，民众和官员也都集体误解了英国人——他们把英军的撤退，说成是英国不敢跟大清玩真的，不过是吓唬人罢了。坊间流言纷传，要么说英国国主根本不准备对天朝用兵，这都是包令和巴夏礼的个人行为；要么说英国正与俄罗斯激战，连殖民地印度都起来造反了。总之一句话，敌人一天天坏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再联系到几年前民众成功阻止英人入城，广州城里群情激动。民众一旦激动起来，就会像一把突如其来的大火：在官府的默许下，民众烧毁了所有和外国人相关的建筑——从十三行的贷栈到英国的领事馆，乃至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居所。

当是时，大清境内正是民变风起云涌之时，太平天国、天地会和捻军如火如荼，官府对民众的高压和民众对官府的不信任，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对抗英国人这一点上，官府和民众却惊人的一致。自叶名琛以下，几乎所有官员都认为民心可用——于是乎，民族情绪被无限地放大了，而被放大的民族情绪冲昏头脑的民众，往往会干下难以收拾的蠢事。从这种意义上讲，广州民众焚毁外国使馆和居所的行为，正是多年以后义和团运动的热身。

但“叶名琛们”是看不清楚这一点的。历史的残酷就在于，许多后人一目了然的道理，身处其中的当局者却永远不会搞明白。英国人主动退兵，叶名琛向咸丰汇报的却是一次虚构的大捷。被太平天国弄得焦头烂额的咸丰闻讯，高兴得合不拢嘴，更加相信他的父亲在几年前的圣旨中的判断：有了叶名琛这样的能吏，就能做到“中外绥靖，可以久安”。

无疑，1856年的广州是全中国最“和谐”的地方：当受太平天国影响，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朝廷四处派兵征剿之时；当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陷于内讧，自相残杀之际；广州民众与官府却罕见地步调一致。这种神奇的“和谐”来自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并通过这个共同的敌人，寻找回了一种可疑的自信。这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被民众和官府一致认为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英国人。

爱国爱得不明所以，斗争斗得莫名其妙

然而，额尔金率领舰队赶来了。尽管此人乃一不折不扣的鹰派，但他一开始仍没打算动武。他派人向叶名琛提议谈判，谈判的内容不仅包括英人入城，还包括十二年期满的《南京条约》的修约。然而叶名琛绝不会和英国人谈判——他的自负既来自于自以为前两次和英人的交手都占了上风，因而根本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同时更在于，当时的广东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要仰仗广东。道光和咸丰两任皇帝都曾多次告诫叶名琛，和洋人打交道要谨慎，千万不能出乱子，以免影响财政。叶名琛为了显示自己能干，此前送往北京的报告，无一不是报喜不报忧，以致咸丰曾经指示说，平时给夷人一点小教训就是了，等他们主动承认了错误，我们天朝上国，还是要给人家台阶下的。如此一来，叶名琛岂敢再和英国人谈判？更何况谈判的内容是天朝极为敏感的《南京条约》。因此，在和洋人的交往中，叶名琛接到洋人的文书后，要么不置一词，要么三言两语如同领导训话。与其把这完全归之于叶名琛的自负，不如说主要是驼鸟心态在起作用。在叶名琛这种对世界缺乏最基本了解的官员意识里，只要闭上眼睛，天底下就永远不会有悬崖。

额尔金一度打算绕过叶名琛。但当他和其他省的清朝官员交涉时，其他官员避之唯恐不及，根本不趟这浑水。他想和清朝中央政府交涉，可天朝大国除了理藩院这个办理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外，并没有其他的外交机构。额尔金家族一直在英国海外殖民地做官，他本人就曾做过牙买加总督和加拿大总督，可他以往那套国际通行做法一旦拿到清朝，通通水土不服，压根儿行不通。

不可否认，在中英的博弈中，英国的确是侵略者。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强凌弱那么简单，其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侵略者在签定了和约之后，打算按照国际惯例去遵守。和约自然有失公允，但真正有失公允的割地赔款，清朝已经照办了。反倒是公允之处，如五口通商、英人进入口岸，清朝却无端纠结。其中最核心的症结在于，当时光已经迈入近代，全球逐步走向一体化时，从长白山老林子里骑马射箭得天下的清朝君臣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现代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理解为儒家视角下的正朔与夷狄的关系。即便是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样的“国际条约”，也仅仅被他们看做不得已时用来羁靡夷狄的缓兵之计，相当于历史上的岁贡之类的玩意儿。打一开始，清朝就不准备遵守和约，一旦有机会，还会千方百计破坏它。对已进入近代化的英国来讲，他们最不能理解，或者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一点。

额尔金终于暴跳如雷，他失去了继续和叶名琛打口水仗的耐心。1857年11月12日，额尔金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48小时内投降。此时，战争已成必然。然而，当部属们请求叶名琛积极备战时，叶名琛却坚决不许。他说，先等着，过了十五，必然就没事了。他如此胸有成竹，原因有二：其一，他一相情愿地以为，这只是额尔金背着英国国王的擅自行动，乃是虚张声势，根本不可能真打起来。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像之前阻止英人入城那样，用一个拖字诀，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二，他那个精通占扶的父亲在长春仙馆里为他扶箕得出了结论。长春仙馆里，出人意料地供奉着两个仙人，一个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一个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叶志诜老先生的扶箕看来的确很准：过了十五的确没事了——因为，英军十四日就攻陷了广州，并把企图翻墙逃跑的叶名琛俘获。被俘获时，这个所谓的“民族英雄”吓得浑身发抖，拒不承认他就是两广最高首长。不过，一旦巴夏礼使他相信自己生命无虞后，他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傲慢。当咸丰在紫禁城里接到叶名琛被俘的消息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叶名琛不是说英国人头脑简单，很好忽悠，早就被我们搞定了吗？

关于英军进攻广州的情景，《泰晤士报》中国特派记者柯克做了生动的描述，通过他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叶名琛之辈的颟顸和普通民众的麻木：

仍然没有投降的迹象。这些奇怪的中国人看来已习惯于此。舢板，甚至货船像伦敦驳船一样在河上行驶，照旧停靠；百姓到岸边，注视飞过他们头顶的炮弹……距“费勒吉敦号”二百码内，一户人家在临河的房间内吃晚饭，而此时“费勒吉敦号”还在不断发射，炮弹在他们头上几英尺处飞过。炮火明亮，屋内纤微悉见；屋内的人照样吃饭，好像外面没有发生什么事……我听说，尽管没有亲见，舢板整天一直从一艘船划到另一艘船，向正在炮击省城的水手售卖水果蔬菜。谁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此后事态的发展已经写进了中学历史课本：英法联军直逼京城，咸丰逃往热河。然后，联军进城，一把火烧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额尔金的父亲老额尔金在希腊曾洗劫过帕特农神庙，额尔金则毁了圆明园，父子俩的作为，倒是十分相配。再然后，咸丰命恭亲王奕与联军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不仅英法得到了巨额赔偿和其他好处，就连美国和俄国也跟着沾光，单是俄国，就从中国搞到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唯一正面的结局是，此前坚决不愿和夷人平起平坐的清朝，终于放下身段，成立了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后，“额尔金们”再也不会为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机构而怒发冲冠了。

生得祸国殃民，死得身败名裂

叶名琛以总督和体仁阁大学士的身份做了俘虏。咸丰担心他被英军用作要挟的人质，事发之后，不仅没出面营救，反而宣布免去他的一切职务。英军押送叶名琛由舢板登上军舰时，他的手下以手指河，向他递眼色，示意叶名琛投河自尽，以全名节。但是，叶名琛不知是没看见还是没领会，他一言不发地登上了英国军舰。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虐待他。他在军舰上生活了四十八天，其间，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的所有军官都很尊敬他。偶尔有人上舰，都向他脱帽致意，叶名琛也欠身脱帽还礼。

次年春天，英军把叶名琛押送到了殖民地加尔各答。一年之后，叶在异乡病死。囚禁期间，叶名琛每天做的事就是写诗、绘画、背诵《吕祖经》。有不少洋人曾向叶名琛求字画，叶名琛一律不署真名，只署海上苏武。关于叶名琛的死，除了病逝之说外，还有所谓耻食英粟，绝食而死的记载。这一记载的真伪暂且不论，但即便死得如此慷慨激昂，也并不能挽回他此前铸成的大错。正是他的昏聩与固执，愚昧和迷信，才导致了英法联军的武力北上，并叩开紫禁城大门。叶名琛的绝食而死，至多只能说他在人品上还不算太糟糕。或者，更极端地说，当他明白此前的行状已足以使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他唯一可以稍微洗刷耻辱的机会就是高调地死，大义凛然地死。这样，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死后的名声与气节。虽然这名声与气节，对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于事无补。

叶名琛生于1807年。叶家几代人都以读书入仕为业，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这样的家族是最令人艳羡的，这样的人生是最被视为正途的。当叶名琛中进士后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只有二十六岁。即便用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来要求他，他也算年轻有为。此后，叶名琛任过多种职务的地方官，他的升迁速度令时人侧目。当他出任副省级的云南按察使时，虚岁三十三；升至正省级的广东巡抚时，区区三十八。清朝尽管腐败，但在官员的升降考核上，却还是靠实实在在的政绩说话。这种火箭式的升迁，对一个并没有多少政治背景的地方官员来说，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是个能吏。正如他的家乡汉阳所修的县志上称赞的那样，他“所至兴利剔弊，察吏安氓，口碑溢数省焉”。

当叶名琛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正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风起于青蘋之末时。广东地近起事的广西，一方面守土有责，另一方面，因广东富庶，还得为国家负担大量军饷。自太平天国起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的军饷以白银千万两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太平天国起事后，没有顺着珠江进入广东，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叶名琛的严防死守，但至少也有一定关系。受太平天国影响，广东境内曾爆发天地会起义，叶名琛作为最高官员，负责了整个剿杀行动。咸丰四年的红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却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不仅守住了广州城，还将红兵驱逐出境。

如同历代政府对农民起义的围剿一样，其手段总是极为残忍血腥。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有时一天竟然屠杀俘虏上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的6、7、8三个月，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当是时，刚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容闳目睹了这种血腥的屠杀。多年以后，容闳对斯时斯景依然历历在目，他回忆说：“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极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一日予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觇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地。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叶名琛如此嗜杀成性，视民命如草芥，自然罪不容诛。但站在彼时的立场上，造反本身就是灭族的大罪，至于叶名琛滥杀无辜，也不过所谓“宁可枉杀三千，绝不可放过一个”的注脚罢了。

然而，为何一个如此能干，如此深得两朝天子信任和器重的封疆大吏，一旦与外国人打交道，就变得不可思议的愚昧和不堪呢？

显然，是这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积重难返的观念导致了叶名琛成为宿命的奴隶。尽管鸦片战争中，清朝已尝到了洋人的厉害，但当其时也，这个古老国度的君臣们，其骨子里，仍然把它当做了一次偶然。还要等上好多年的光阴，他们的后代才会明白，古老东方僵化的祖制和国体，早已跟不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以英人入城为例，它既是此前《南京条约》中的一款，同时也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但高高在上——其实是自欺欺人地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大清君臣，却坚持所谓夷夏之大防，宁肯割地赔款，也不愿英人入城。一旦英人迫于民众压力暂时退却，大清君臣的信心便无限膨胀，以为民心可用，有了和英人叫板的底气。一言以蔽之，如果清朝君臣能认识到当时的国际气候，理智地遵守此前签订的和约，哪怕这和约有不平等之处，但也绝不会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因争一时意气而使事情愈发不可收拾。换句话说，哪怕是充当受害者，也得遵守游戏规则。一旦不遵守游戏规则，吃大亏的还是自己。

叶名琛的误国，被时人讥为“六不总督”，所谓“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是也。其实，叶名琛战也好，和也罢，守也好，走也罢，都不足以改变他的宿命。若选择战，那么为了皇帝的脸面而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就是先例；若选择和，那么撤职查办，锁拿进京的琦善就是前车。所以，在这样一种祖制之下的高级官员，其实就是宿命圈定的奴隶。无论是慷慨激昂的主战派，还是忍气吞声的主和派，乃至不战也不和的驼鸟派，都注定只有一个结局：身败名裂。因为，在一个天崩地坼的巨变时代，身败名裂是大多数帝王将相的共同下场。

第六章
第一留学生容闳和他夭折的强国梦

先驱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做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已经无人延续。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凡夫俗子的原罪。

被时代选中，却被时间遗忘

许多年过去了，一切都烟消云散，暮年的容闳在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哈特福德城的寓所里，伤感而又温暖地回忆他的一生。毕三年之功，容闳完成了一部仅十万字的小书，书名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来，徐凤石、恽铁樵将其译为《西学东渐记》）。书稿完成时，容闳已是八十二岁的耄耋老人，对昔年的理想与挫折，困厄或荣光，他看得很淡。在对往事的反复咀嚼中，容闳既有中国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第一人的骄傲，也有事业未竟的遗憾。透过这些文字，我从中读出了身为先驱的孤独。晚年的容闳深居简出，身边只有不多的几个早年的朋友和两个具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在他和他所牵挂的祖国之间，是迢遥的北美大陆，是惊涛拍岸的太平洋。其情其景，就像一句电影台词说的那样：你爱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过你吗？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却往往只有一件——甚至一件也没法完成。对容闳来讲，他毕生存在的意义和追求，就是他的回忆录的书名：西学东渐。为了这个理想，容闳奋斗了大半辈子，直到从锦瑟年华的青春，折腾到头顶飞霜的暮年。然而，令他和后人都有几分叹惋的是，尽管付出几十载心血，但容闳的事业却中道夭折，或者说仅仅完成了一半。

地缘上的优势往往会带来文化上的优势。以广东为例，这个濒临大海的省份，之所以在近代举足轻重，就在于它的地缘优势使它成为西风东渐第一站。在这里，古老的儒家文明与近现代西方精神不断碰撞，人民便有可能得风气之先。1828年冬天，当容闳诞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时，正值清朝道光年间。虽然逼开中国国门，使中国从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不可自拔的鸦片战争还没到来，但得地缘优势的广东，已成为东西方交汇的桥头堡。“桥头堡”的地位既给这个省份带来了包括鸦片战争在内的多次中外交火的不幸，也使它成为人才辈出之地，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几乎一直处于这个国家的领跑者的地位。以容闳的老家香山南屏为中心，三十五公里外的香山翠亨诞生了孙中山，一百公里外的南海西樵山诞生了康有为，一百三十公里外的新会诞生了梁启超，一百七十公里外的花县诞生了洪秀全。与这几位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乡相比，容闳的名字哪怕在他的家乡，也被人日渐遗忘。

南屏村与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过几公里。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容闳的父母远比内地的普通农人和士大夫更具开明眼光。一个偶然的机会，容闳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澳门的一所西式学校，这所学校是由教会出资创办的，旨在纪念译成第一部中文《新旧约全书》的著名传教士马礼逊。之所以说容闳的父母更具开明眼光，在于彼时的中国人，对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深怀蔑视和畏惧，一方面认为他们乃是未受王化的蛮夷，一方面又纷纷谣传传教士都是些杀害小孩取其心肝制造枪炮的恶魔。在这样的主流语境下，容闳的父母不惜走后门也要把容闳送到教会学校，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容闳在这所为纪念马礼逊而建的学校——包括其前身——一共就读了近十年，并随学校的迁移到了香港。教会学校创办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弘扬教义，以便让更多未受洗礼的人加入到基督的怀抱。但客观上，这些现代学校也给受教育者带来了现代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容闳就是这第一缕现代文明曙光的受益者。对容闳来说，184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不是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而是马礼逊学校迁址香港。

容闳父母对儿子前程的设计，按容闳的回忆，大概是为了让他在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后，通晓英文，以便谋个买办之类的职务。但令容闳父母没有想到的是，在教会学校读书九年后，当容闳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出落成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时，却面临一个重大选择。

这个选择是由容闳的老师勃朗先生引发的。勃朗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个以“获得自由教育，为落后之民族献身传教工作”为终身职守的牧师。他曾在中国和日本传教并办校多年。1846年，由于身患疾病，勃朗夫妇决定回国。临行前，他作出了一个既影响了容闳的人生，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决定：带几个中国孩子去美国深造。儿子远走异国，容闳的母亲不同意。这一点不难理解，在一个半世纪前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妇心里，美国无疑就是恐怖和畏途的代名词。但当容闳一再向母亲说明去美国的重要和机不可失时，母亲终于不太情愿地答应了。就在容闳为要离开母亲，无法像父母希望的那样，从马礼逊学校毕业后就到洋行上班挣钱而不安时，善解人意的勃朗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又做了一件宅心仁厚的事情：他不仅解决了三名自愿和他去美国的孩子的留学经费，还为他们各自的父母争取到了一笔赡养费。

优秀的异类分子，郁闷的时代先驱

一个家境贫寒的中国农家少年，要去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留学，而留学所需的经费，却一个铜板也没有。放在今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神话。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容闳却通过多个好心人的帮助，实现了我们眼里的神话。除了为他的留学奔走的勃朗外，容闳还得到了四个人物质上的帮助。四个人中，有两个苏格兰人和一个美国商人为他提供两年的留学费用，一个美国船主免收了由港赴美的全部费用。还没出国，这几个欧美人士的慷慨之举，就在容闳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多年以后，当他也满怀善意地帮助别人时，这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在流转吗？在我们那因固有观念而变形的常识里，西方人来到中国总是不怀好意，总是别有用心，但像如此资助容闳的人，你能指出他的别有用心用在何处吗？从本质上讲，这些西方人士的举动，不过是希望通过自己有限的资助，为古老而蒙昧的中国打开一扇朝向西方的窗口，进而能够认可同一种普世价值。

容闳与同行的黄胜、黄宽到美国后，进入孟松学校读书。不久，黄胜因病返国，留下容闳与黄宽继续攻读。两年后，两人毕业。黄宽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医学，容闳的想法是报考刚抵达美国时曾参观过的著名学府耶鲁大学。但容闳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他的学费还没解决。他找到一向关心他的勃朗和海门——海门即孟松学校校长，两位校长给他的建议是，孟松学校有个规定，凡愿意在毕业后做传教士的学生，其大学期间的费用，可以由孟松学校解决。两位校长甚至代容闳向校董会提出申请。几天后，当校董会找容闳在志愿书上签字时，容闳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不是他已落实了学费，而是他从骨子里就对做传教士不感兴趣。多年以后，容闳在谈到当时的选择时说，他设计的职业，“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而一旦和校董会签订志愿书，毕业后就只能做传教士，这一职业虽然可以保证个人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却与他最有益于中国的理想相距甚远。

拒绝了校董会之后，又是勃朗先生解决了这一难题。1850年秋天，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容闳随着一群美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门。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它意味着古老中国沉重且固执的国门，经由这位边远省份的青年，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缓缓打开。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道光帝去世，皇四子继位，改元咸丰。这一年，为患十余年，波及十余省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拉开帷幕。这一年，被流放新疆后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像个救火队员一样赶往广西，于途中病逝。这一年，中国仍然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百病缠身却又勉力粉饰出太平盛世的假象。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迈进世界一流大学的门槛，他的国家无人知晓——包括他的母亲，也要在几个月后才接到他的家书。不过，就像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他的母亲也不可能理解儿子正在从事的事业将对历史有何等影响。

四年后的1854年夏天，容闳以优良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是为中国亘古以来第一个毕业于西方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几个月后，容闳踏上了回国旅途，归心似箭的他一相情愿地以为，自己现在可以通过这些年的学习，为祖国做一些事情了。

容闳赴美时虚岁二十，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如果说后来那些比他年岁大得多的学者的留学欧美，更多是从学术和技术的角度学习西方先进之处的话，那么容闳的年龄，更容易地接受了美式思想和西方价值观，而不仅局限于学术或技术层面。也就是说，容闳是第一个全盘西化了的中国人。如果要问他在美国六年间学到了什么，我以为，大学里开设的各门课程的优秀与否并不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在耳濡目染的两千多个日子里，他学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和作为公民的为众生谋福祉的社会责任感。即便在今天，这些崇高的词语所涵盖的要义仍然是我们所必须称许的，何况在一百五十年前那个万马齐喑，龚自珍绝望地哀叹不仅没有才相才将，甚至连才偷才盗也没有的衰世呢？以容闳毕生的追寻来说，他显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人如果比时代快一步，可能是世所称羡的智者，而快两步甚至快三步，却可能处处碰壁，遭人嘲笑和轻视。

容闳在美留学的后两年，随着年龄与学识的俱增，他对故国腐败与没落的感喟也就更深。以至于他虽然身处美利坚这个年轻而上升的国度，却每每念及故国则怏怏不乐，甚至产生了不该到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的念头——因为“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如果没有此番美利坚游学，那么在大清国里做一个碌碌无为，毫无民主自由意识可言的愚昧小民，因为没有对比，没有接受醍醐灌顶的新思想，反而可以为鸡虫之得而沾沾自喜。但是，作为一个已经接受过现代精神引领的耶鲁学子，容闳在这种偶尔闪过心间的怏怏不乐之后，更多的依然是以西方思想灌输于中国，以图改变中国现状，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宏愿。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过顽固不化

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航行后，容闳于1855年初夏回到了阔别五年的中国。然而，刚抵澳门，在异国时曾魂牵梦绕的祖国却给了他兜头一瓢冷水：容闳非常震惊地看到，一大群华工，被贩卖他们的船主将其辫子一根接一根地绑在一起，结成一串，如同驱猪赶羊一样送往囚室。多年以后，容闳在回忆起同胞的牛马惨状时，“犹为鼻酸”。紧接着，两个月后，当他在广州见到另一幕时，更是对这个暴戾横行的国度深感绝望，而这绝望，也催生了他培养“新人”以改变这个国家的计划。

容闳回国的1855年，广东暴发了红兵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在红兵主力撤走后，搜捕到部分起义人员和大量普通百姓。这些被俘者数量庞大，叶名琛将其中大部分人不分轻重地统统处死，其中在1855年夏天于广州城内处死者就达七万余人。这年夏天，容闳恰好在广州，他所居之处距刑场仅半英里，这个已经习惯用美式思维思考问题的青年悲愤地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刑场，地上的泥土因鲜血浸染，已变成赭色。道旁堆满了无头的尸体，时值炎夏，尸体腐烂，远近臭不可闻。心驰神往的祖国给这位海外游子上的这堂课，就是嗜血暴政下的民命如草。为此，容闳“神志懊丧，胸中郁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在容闳心里，产生了对包括天地会和太平军在内的农民起义的同情，甚至一时间有前去投奔太平军的冲动。

几年以后，他真的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从上海出发，深入到太平军统治地区并抵达南京。在南京，他拜会了早年在香港有一面之缘的干王洪仁玕。应当说，在见到干王之前，容闳都对这个当时已据有东南半壁江山的政教合一政权抱有幻想——他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即容闳在回忆录中指称的“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为此，他向干王献上了七条新政措施。但是，干王虽然和容闳逐条商讨，却没有采纳，并在容闳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派人给容闳送来一枚印章——封赠容闳为“义”爵。容闳深感诧异，同时还隐约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干王把他的南京之行，看做是凭籍曾有的一面之缘，想捞个一官半职。

南京之行，粉碎了容闳对太平军的幻想，他将太平天国比喻为埃及石人——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也含有两种性质：一面是草根革命的正义与合理，一面是游民与迷信的落后和破坏。他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也就是说，太平军完全无法担当起改变这个僵化国家的重责。容闳通过“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得出结论，自战国以来两千年间的中国的所谓革命，其实质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兴废，对于国体及政体，几乎从无重大改革。

值此衰弱季世，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深知国家及民众祸在旦夕的知识分子，他心灵的煎熬和痛苦要远胜他人。在回国后的十多年间，容闳先后在海关做翻译，在洋行做书记，开办过经营茶叶的公司。他必须像个俗人一样地劳作，以便养家糊口。但另一方面，他从未停止过寻找实施西学东渐计划的机会——正如他多年后夫子自道的那样，以他在美国驻广州外交使节伯驾处任书记时的想法，“欲借伯驾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

无疑，在欧风美雨中长大成人的容闳面对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这个国家的腐败、没落和愚昧，其程度远远超乎他的想象。绝望的现实足以令清醒者发疯，也足以令先驱者发愤。多年社会历练后，容闳更加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现状，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培育“新人”。所谓“新人”，就是全盘西化的人。具体做法是以点带面，从少数的留学精英开始，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流和意见领袖，使他们所秉承的西方普世价值取代中国传统价值观。但是，容闳明白，这样的计划太过疯狂，注定不会被当局认可。因此，当旧友把他力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时，容闳并没有把留学计划抛出来。他为曾国藩到美国购买新式机器，为此耗时近两年。当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引进的新式机器时，容闳趁机向他提出附设兵工学校的建议——这只是容闳留学计划的第一步。直到容闳四十一岁那年，他的以塑造新人为目的的留学计划才终于得以正式向朝廷提出：在这份条陈中，容闳明确建议，选派出国留学幼童，首次以一百二十人试行，此一百二十人，又分四批，即每年派送三十名。留学期限为十五年，学生年龄，以十二到十四岁为最佳。容闳的条陈是通过丁日昌转给军机大臣文祥的，但条陈送上去后，迟迟没有回音。原因之一是文祥不久就丁忧回乡；原因之二则是这个留学计划太过超前——就在前一年，大学士倭仁才上奏皇帝，坚决反对同文馆招收科举正途人员，更反对中国人拜洋人为师。这位大学士提出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似是而非的空洞说教，却在朝野中具有相当话语权。容闳的留学计划无疑被认为走得太远。

容闳为条陈石沉大海而沮丧不已两年后，天津教案发生，他成为负责处理此案的丁日昌和曾国藩的助手。在此期间，他的留学计划得到了开明的曾国藩的力挺。当年年底，清政府正式批准留学计划。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容闳的兴奋可想而知。在此之前，当获知曾国藩将连同丁日昌等四人联衔入奏时，容闳的反应是，“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而此事一旦获得清政府批准，容闳深知其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容闳的说法并没有夸张，在一个以“天下共主、世界中心”自居的国家，散布远近的他国，统统不过是不服王化的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虽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不得不在和各国打交道时，以平等地位对待，并半推半就地成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但在斯时国人心中，夷人依然是不可信更不足学的，他们不过是比咱们多了些咱们不屑的奇技淫巧罢了。而现在，中国人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而且这种学习竟然是选派幼童远赴西方，把学习从娃娃抓起，这在国人中激起的反响，如同油锅里撒进了一把盐。可以说，从留学计划被批准的那一天起，反对的声音就从没停止过，想抓留学计划辫子并将其扼杀的官绅大有人在。

很多时候，对先驱的围攻会给那些蒙昧者带来欲仙欲死的道德快感，为了这种道德快感，他们不惜把先驱污蔑为异端邪说。容闳早年即受洗入教和多年美国生活的经历，使他更容易被认为是异端。异端之外，还容易被扣上另一顶帽子：汉奸，变华夏以迎夷狄的汉奸。

拖后腿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

招收幼童的工作并不顺利。1871年春天，容闳由南京抵上海，设立了幼童留美预备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但是，在当时，不要说王公贵族不可能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就是一般读书人家，也视科举为正途，绝不会萌生中止科举正途而就夷人学夷务的念头。至于普通老百姓，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行万里。在上海没招到足够的幼童，容闳只得回了一趟老家。广东毕竟是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儒家思想的影响既未如内地之深，底层民众向来也有出海谋生的传统。这样，在首批三十名幼童中，广东一省就占了二十四人，而容闳的老家香山一县，有十三名之多。

招收的幼童先集中于幼童出洋肄业局沪局，相当于出国前的预备学校。在短期的甄别和培训后，1872年8月11日，三十名幼童从上海启程赴美。这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可惜后来者却早已将其遗忘。从那时起到20世纪上半叶的大半个世纪里，国人出洋留学蔚然成风，无数意欲为家国而谋的有志之士，无不把向西方学习当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终南捷径。饮水思源，这个日子无疑值得镌刻人心。

1872年的中国，仍然是兵荒马乱的多事之秋。是年，左宗棠用兵西北，岑毓英攻破杜文秀占据的大理，贵州有苗族起义，海南有何亚万作乱，日本侵吞原系中国藩属的琉球，对幼童留学起过重要作用的曾国藩也于是年去世。在众多官绅的指责和非议下成行的这三十名来自农家的幼童，他们远涉重洋的异国留学，便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有些不合时宜。而放眼全球，这一年全世界还发生了如下事件：日本建立国家银行，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俄文版，一条海底电线把印度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美国成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容闳没有与这些幼童同船赴美，他早在此前两月就先期上路，以便为即将抵美的幼童们落实食宿和入学。带领这些幼童的，是一个叫陈兰彬的官员。进士出身的陈兰彬原本在刑部任侯补主事，出洋时的身份是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原来，清政府始终担心西化的容闳会把幼童们变得像他一样西化，考虑再三，决定以陈兰彬这位出身翰林的宿儒为正职，以求对幼童言传身教，广施影响，使这些幼童习欧美之技艺而怀儒家之志趣。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相情愿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不近情理。

显然，儒家传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的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积极引导士大夫塑造正直刚毅敢负责任的人格，是以造就了历代多如牛毛的贤臣良士；另一方面，当清季之时，时局陡然一变，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革时，再抱所谓夷夏之大防，轻则胶柱鼓瑟，迂阔无能，重则误己害国，沦为保守派顽固派。陈兰彬正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饱读四书五经，却对世界大局一片盲然，且“夙昧洋文洋语”的中国士大夫，陈兰彬的识见与容闳格格不入，也才有了后来幼童留美之业中途废止的憾事。

幼童们抵达美国后，为了尽快掌握英语，熟悉社会，他们三五不等地寄宿在美国普通民众家里。这些十多岁的少年，如同一张张无瑕的白纸，最能描绘全新的图画。很短的时间里，他们就掌握了英语，同时也接受并喜欢上了美式生活。容闳与陈兰彬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随之来临：幼童们悉数脱下长袍，换上西服。在容闳看来，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陈兰彬眼里，脱下象征儒家传统和中国士大夫身份的长袍，改穿夷服，简直就是数典忘宗的咄咄怪事。更令陈兰彬愤怒的是，不少幼童竟然加入了在他眼里几乎和邪魔外道可以划等号的基督教。容闳则认为，信教与否乃个人自由，根本就没有权利横加干涉。

幼童们除了在美国学校的学习外，每逢朔望之日，均要在由清政府出资修建的留美幼童肄业局里，由陈兰彬率领，向着北京的方向行三拜九叩大礼，以示对那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皇帝的效忠。此外，每过一段时间，还要集合幼童们宣讲圣谕。所谓圣谕，就是历代清朝皇帝的训令。这种类似于时政报告的政治学习，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幼童们必须对清政府效忠，对清朝皇帝效忠。否则，即便学业有成，也毫无用处。

如果说陈兰彬与容闳之间的矛盾，大抵还只是观念之差而引发的限于识见上的争端的话，那么，当陈兰彬升为首任驻美公使后，接替其委员位置的吴子登，其与容闳之间的交锋，就不仅是观念的殊异，而是从一开始，这位“留洋委员”就铁了心要终结留洋。事实上，后来容闳计划中年复一年长期实施的留洋计划，仅派出三批幼童且在绝大多数幼童还没大学毕业，甚至还有相当部分没考进大学时，就不得不半途而废，这其中，吴子登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他是清政府派到美国负责幼童留学的最高官员，他的意见更能左右朝野。此外，吴子登的做派乃典型小人之举，他看不惯容闳的西化，包括他娶的老婆是美国人，更看不惯容闳对幼童的平等对待，但他从不向容闳明确提出，而是不断向北京打小报告。这些小报告，无不上纲上线，耸人听闻。总之一句话，必欲结束幼童留学而后快。

容闳后来总结吴子登对朝廷打的小报告，说是吴认为“此等学生，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因此，“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吴子登的小报告引发了国内官绅们对留学的新一轮攻讦，江南道御史李士彬认为留学生“抛荒本业，纷纷入教”，而驻洋委员——显然特指容闳一人——“毫无管束，放任所为”。原本支持留美计划的恭亲王也改变了看法，指责留学生“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曾国藩死后，留美计划的幕后支持者乃曾的弟子李鸿章。在李的政敌们看来，打留美这张牌，就能顺带打击李鸿章，而李鸿章为图自保，也不便再对留美说句公道话，甚至要求容闳不要再去管留美事务所的事情——其时，容闳已兼任驻美副使。正是在举国均对幼童留美持批评意见，仿佛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的情况下，清政府一纸命令，结束了容闳和幼童们的留学梦。

在官员们围绕留美计划而互相攻讦的表象之下，幼童们之所以学业未成即被匆匆召回，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容闳要培养的是从思想到技艺，从习俗到性格都焕然一新的“新人”，而清政府中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开明洋务派，要的也不过是掌握西方先进技艺的技术人员甚至工匠，当这些技术人员有可能像他们担心的那样数典忘祖时，他们的态度是宁肯不要。尽管有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和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等人出面劝告，但尚在美国读书的九十六名幼童——其中仅两人大学毕业，六十二人在上大学，三十二人还在上中学——统统于1881年被召回国。容闳萌芽于青年时期的以留学塑造新人而改变中国的计划，至此永远搁浅。但是，容闳的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成效，在这九十多名幼童中，后来有十六人成为外交官，十四人在铁路系统任总工程师或高管，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詹天佑；十七人成为海军将领，其中两人升至海军元帅；十五人在当时被认为是高科技部门的电报局任职；十二人进入政界，最低的担任知县，最高的担任国务总理；此外还有四名医生，六名矿山工程师，两名海关官员……

在幼童留美计划划上一个令人沮丧的句号后，容闳还将多次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他还将为那个对他一直抱有戒心的祖国殚精竭虑：他将因中日甲午战争而向张之洞建议借款募兵，并为借款奔走英伦；他将因支持百日维新而遭到朝廷通缉，不得不躲入使馆；他将在由唐才常以救国保种为宗旨组建的国会中被推为会长；他还将因偶然结识孙中山而成为孙的支持者……

多年以后，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我行走在容闳的故乡——已经从当年一个破败的乡村升格为镇的南屏。在满耳难以听懂的粤语里，我一相情愿地以为，像容闳这种曾经深刻影响过他的时代的划时代人物，在他的故乡，一定能找到许多和他有关的东西，比如纪念馆，比如故居。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问了不下十个人之后，才找到了据说是容闳故居的西大街三巷一号。但是，所谓故居，其实只余下了两堵残破的短墙，夹在众多的建筑之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就像它曾经的主人，在一大群满口天地君亲师却从来不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中间那么不合时宜。

当全社会都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时，是没有人会记得住像容闳这种思想先驱的。先驱如同未婚先孕，总是因不合时宜而被当做笑柄——不是先驱曾经的理想已经实现，而是这理想已经无人延续。换言之，我们可能有着一个半世纪前的种种困境与危机，却没有一个半世纪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容闳这样的先驱。在没有先驱的时代，漠视甚至蔑视先驱就成为凡夫俗子的原罪。

第七章
留美幼童：祖国亲生的“杂种”

是大清自己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悲剧时代，无法造就喜剧的结局

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做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的沟回。少年时代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己：“Boy”。

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的证明。按照留美幼童的发起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方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成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

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的《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起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他一部分尚在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的主流。

比赛的获胜让幼童们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的盛大欢迎。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

幻想荣归故里，现实当头棒喝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多隔阂与猜忌的国家。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以及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既美丽又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

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留美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当这些孩子的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据容闳的侄儿、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晚年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功课，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包括了音乐、油画、拳击和军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校外的一个舞蹈学习班，在这个班里，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拎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你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一百三十多年前的清朝。同样是这位梁敦彦，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的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中，以对俄国侵略野心的透彻分析而轰动一时，当地报纸专门为此作过报道。梁敦彦演讲的时间是1876年，斯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对梁敦彦演讲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说完全茫然无知。

就在梁敦彦慷慨发表演说的同一年，李圭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会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对此，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详细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对留美幼童的赞赏之情：“幼童一百十三人……自哈佛来费城观会。……数日前，各处新报早已播传其事，至是复论及中国办法甚善。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

1881年8月21日，美国各界为即将离别的幼童们在避难山教堂举办了一台晚会。幼童吴仰曾寄住家庭的主人玛丽·巴特利特在晚会上给吴的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这个美国妇女认为：“不论在学业，还是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

也许正是十年美国生活深植于心的原因，所以当幼童们奉命回国之际，容闳的另一个侄子容揆选择了以逃跑的方式永远留在美国。在他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除了回国旅行过半年外，其他时间都居住在美国。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种毅然决然的方式与他的祖国划清界限：他有七个孩子，他没有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汉语。

容揆不合情理的举动，窃以为或许和他的同学们回到祖国后所遭受的冷遇与屈辱有关。幼童们在美的十年生活，变化何其深刻广大。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全体急召回国，就出于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

因此，当幼童们一旦被强行中止学业，立即动身回国，就注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体，甚至，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祖国的杂种。或者，祖国和他们的关系，套用奈保尔的话来说，“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对此，有着先见之明的《纽约时报》早就断言过幼童们回国后将面临的尴尬：“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唯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果然，当幼童们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正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

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扑面而来的祖国，却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当幼童们在上海登上祖国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尤其令他们意外和伤心的是：“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甚至也没有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亲友压根儿就没被告知，幼童们业已远行归来。唯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这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漫长道路上时，幼童们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头，都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独轮车通过法租界时，有些车辆没有通行证，幼童们不得不下车自扛行李，徒步经过。幼童之一的黄开甲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更令幼童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的祖国竟然把他们当做了囚犯。他们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皮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黄开甲认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监狱，也要比这所书院整洁舒适。次日，正值中秋佳节，一些已获知幼童们回国的家长，为久别的孩子备下了酒宴，但他们却被继续关押在书院，不准越雷池一步。在关押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又三人一组，由清军押着，前往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请安。去衙门的路上，两旁仍然是看热闹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们发誓要拯救的亲爱的同胞。

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翻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的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但这只是一相情愿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兄弟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情，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因此，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

祖国的“杂种”和悲催的宿命

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侨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犹如祖国的英文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向他们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辞殷殷的家书。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造总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身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为此，他在这封家书中，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大憾。为此，他在这封信中，附上了一帧自画像。黄季良留下的这帧自画像，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

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许多年后，我曾寻访过当年的海战遗址——即闽江即将汇入大海的马尾罗星塔下水面。虽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闽江已经远比上游更为开阔，但当年敌我双方近二十只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海面拉开决战，几乎就等同于面对面的白刃肉搏。受制于人的福建水师在仓促之际迎战，再加上实力悬殊，败绩可谓必然。

这场海战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部在激战中阵亡。在今天的马尾镇上，还有当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内的石碑，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

留美幼童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的关注。美国驻华公使专门为此给美国国务卿写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的……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是的，他们的洋化被同胞们视为叛逆并加以嘲弄，但关键时刻，他们仍然为这个时刻痛心着的国家冲锋陷阵。虽然祖国把他们视为“杂种”，他们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宿命，更是东西方人伦皆通的赤子情怀。

留美幼童肇始于同治时代，在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轻皇帝统治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短暂的和谐，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被扑灭和洋务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呈现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荣，史家称为“同治中兴”。几乎与同治中兴同步的另一桩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大事，则是中国的东邻——多年以来的学生和粉丝——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

如同中国一样，原本闭关锁国的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入侵，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明治天皇统治期间，进行了旨在脱亚入欧，追赶近代世界的改革。

当明治维新使得这个从政治到文化，从饮食到服装，无不以中国为楷模的国家神奇地变得异常强大，并在短短二十年后，竟然以区区岛国的力量击败一个疆域以千万计的大国时，大清的国运却早已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和随后的庚子拳变而坠入风雨飘摇之中。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无限期望的所谓“同治中兴”，事实上只不过是这个即将谢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从这两个东方古国的政府在对待各自的留学生的立场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历史的竞赛中获胜。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随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们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留了下来。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起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新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他前途可言吗？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分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

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做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做国宝，当做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施展才华的空间，于是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

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忡忡。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

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

真正重用留美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留美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干净。

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己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第八章
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的孤独之旅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

驻外大使的名，替罪羔羊的命

郭嵩焘是怀着一颗受伤的心上路的。这是一条穿越重洋的水路，一条通往前途未卜的化外之国的先行之路。

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十七日晚，上海秋雨缠绵，一条小船将郭嵩焘一行十余人送到了停泊于虹口的一艘英国邮轮上。次日，当邮轮缓缓驶向外海，大陆的轮廓越来越模糊，终于变成了海天一色处的一条微茫的天际线。郭嵩焘的家人呕吐不止，他本人虽多次乘坐海轮，也因风浪巨大，颠簸剧烈，不能安坐。

这一年，郭嵩焘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常年害着头昏和心悸的老毛病，是个不折不扣的药罐子。但比起肉体的不适，心灵的创伤更令这个老人难以承受。两个月前，在他的老家长沙，一群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士子，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了洋人身上。洋人远在租界，且有洋枪洋炮保护，士子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湖南老乡郭嵩焘，多年来却不断替洋人说话，最近还被朝廷召到北京，据说要被派到英国去。在举世皆视洋人为鬼魅，与洋人打交道庶几就等同于汉奸的背景里，给郭嵩焘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一点教训，便是既无风险，又能彰显爱国情操的终南捷径。于是乎，这群士子聚集在玉泉山，扬言要捣毁郭嵩焘的家和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其时，郭嵩焘远在北京，士子们找不到他，郭的家人却为此担惊受怕。事发一个多月后，郭嵩焘在陛见两宫太后时，很有些委屈地向太后说起此事，但太后也只能抚慰一番而已。即便身处深宫，太后也知道，斯时斯境，在这个严守所谓夷夏之大防的国度，哪怕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与洋人打交道，都完全可能被视为汉奸和叛徒。太后可以左右官员的升降沉浮，却无法左右朝野之间无休无止的舆论。

更何况，郭嵩焘此次远离父母之邦，适彼英伦三岛，乃是代表朝廷，向大英帝国谢罪。正是此次旨在谢罪的西行，使郭嵩焘不仅成为中国正式派往国外的首位公使，也使他成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毁誉参半的孤独先知。他西行所遭受的种种非难与责备，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的悲剧。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派遣，使馆翻译马嘉理从云南前往缅甸，准备与英国军官柏郎所率的探路队汇合。十六日，马嘉理一行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民众将马嘉理及几名随行人员打死，此即“马嘉理事件”。事件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朝廷汇报，避重就轻地宣称，此乃土著劫财生事。但威妥玛不同意岑的说法。威妥玛既是外交官，也是著名汉学家，曾经发明用罗马字母给汉语注音的威氏拼音，还是第一首英诗的汉译者。威妥玛对中国官场的运作烂熟于心，他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提出六条要求，其中一条，就是要求清政府派遣大员赴英，谢罪通好。此时，早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领教过英国人厉害的清政府，正面临着沙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巨大压力，对英国的要求，只能尽量满足。

不过，到底派谁去英国，完成这在今天看来也相当不爽的任务，令主持外交工作的几位相国级元老很头痛。明摆着，一般官员，哪怕对洋人没有偏见（这样的官员少之又少），也绝不愿去充当谢罪通好的公使，且即便有人愿意前往，也不一定有充当公使的经验和才智。推来算去，最后，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想起了一个坐了多年冷板凳，才刚刚起用为福建按察使的地方官。

这个地方官就是郭嵩焘。

郭嵩焘刚结束了在长沙长达八年的闲居，赴任福建按察使不到两个月。两个月前在京时，主持朝政并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当着郭嵩焘的面，对其他几位军机大臣说：“此人洋务实是精透。”恭亲王的夸奖绝非客气，而是基于对郭嵩焘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郭嵩焘自己则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很坦然地宣称：“自南宋以来，控御狄夷之道，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当世之不足与议而已。”的确，自南宋偏安，不得不与北方的辽、金和蒙古鼎足以来，直到七百年后的郭嵩焘时代，中原王朝无不面临边疆问题。郭嵩焘的杰出在于，当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把欧美列国看做辽、金和蒙古这样的犯边夷狄时，他已经意识到了情势其实早已截然不同。

一个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一步，他是优秀人才；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两步，他是不世出的哲人；如果走在时代前面三步，却可能被同时代的人视为呆子和笑柄。非常不幸的是，对时局、外交和西方列国本质的深刻洞悉，郭嵩焘和他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何止三步。概而言之，在郭嵩焘时代，除了极少数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国踏浪而来与辽金犯边性质完全不同，他们所处的时代正在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外，绝大多数人——上至居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下至处江湖之远的芸芸众生，他们对洋人的态度，不外乎是闭关前的一味轻蔑与不屑，和战败后的畏惧与仇视。当郭嵩焘面对这种弥漫于从庙堂到江湖的意气用事时，曾经指出：“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在发出这种感慨的次年，他又以沉痛之中饱含骄傲的语气说：“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谓国有人乎？京师知者独鄙人耳。”

不论是伤痛中的感慨还是沉痛中的骄傲，郭嵩焘如此直言不讳，可以断定，除了二三知交，放之天下，谁都不爱听。在那个时代，人们轻则指斥他长洋人志气，灭自家威风；重则给他扣上一顶汉奸洋奴的大帽子。

这注定，郭嵩焘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想，在这片土地上水土不服。

任何一个时代，做实事总是艰难的

纵观郭嵩焘一生，他以精通洋务自许。他曾放言：“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长以施近御之宜，独有区区一人。”不仅他自认如此，他人亦以为然。当是时，识之者赞许其精通洋务，谤之者也承认其精通洋务。然而识之者和谤之者的认可却有本质的不同——识之者因其精通洋务而认为在国运弥艰之时，他可以凭借对洋务的精通，折冲樽俎，力挽颓势；谤之者则以为他因精通洋务，时时与洋人打交道，受洋人影响日深，颇有用夷变夏的不轨企图。

殊为可悲可叹的是，不论是识之者还是谤之者，他们对郭嵩焘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锋利思想，都缺乏理解与接受的能力，再加上他的个性貌似谦谦君子，实则异常固执自负，不仅他的敌人们对他常加以厚诬之辞，就连他的友人——包括毕生知交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刘蓉，也不时误会他的良苦用心。

对这种不见容于当世的处境，郭嵩焘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非常坚定地相信，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不能被理解和接受，只是时间问题。为此，他晚年时在一首叫《戏书小像》的诗里写道：“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事实上，根本没等到百代千龄那么久，时光就证明了郭嵩焘的正确与伟大。对那些异代成名的圣哲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过于超前的思想鲜有被同时代人承认，当后人给予他们崇高的追认时，他们已经长眠地下，化作了枯骨和磷火。表面上看，这是圣哲们的不幸，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不幸。圣哲不过思想延迟被认可，时代却因不能用圣哲的思想而病入膏肓。同理，郭嵩焘不能受重用于当时，自然使其个人襟抱难开，平生郁郁不得志，但更大的却是国家与民族的悲剧——当此泰山倾覆，神州陆沉的非常时期，肉食者们弃明白而就糊涂，去聪慧而用颟顸，对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

郭嵩焘初识洋人，是任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僚期间。斯时正值鸦片战争之际，浙江地接东海，乃战争主要发生地。郭嵩焘虽是幕僚，但也参与了抗击英军的战事。他在诗中写道：“浮生出入风尘里，数载惊惶矢石前。”身为一介书生，估计郭嵩焘不可能真正亲冒矢石，冲锋在前。但地方官员的措置失当与朝廷决策者的战和不定，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嵩焘真正与洋人打交道，已是在浙江亲历鸦片战争之后十九年，时为咸丰九年（1859年）。此时，清政府正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在内，太平天国方兴未艾，战火几及半个中国；在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上一年，清政府同英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英法两国均派出军舰驶往大沽口，要求进京换约。令后人异常不解的是，既然条约已签订，按照流程，换约是必然之举，而且换约本身，对中国并没有其他任何伤害，但是，清政府宁愿认可条约，也不愿洋人进京换约。骨子里，仍然是天朝大国心理在作祟：赔款、开放口岸甚至直接割地，这些在我们看来十足的丧权辱国行为，在天朝大国的肉食者眼里，当然也不爽，但尚可以用“抚慰远人，怀柔四海”来作阿Q式的意淫，而外国使节公然进京换约，很容易让他们生出城下之盟的联想。后来英法联军入京，咸丰逃往热河，只得由其弟恭亲王出面收拾残局。事后，咸丰不为割地赔款心痛，独独心痛于堂堂皇弟竟然不得不和外夷打交道，认为此事乱了上国体统。个中原因，就和拒绝公使进京换约相仿佛。

另一方面，和西方列国签订的各种条约，自清朝皇帝以下的决策者们看来，其实并不需要认真遵守，因为这不过是厄于形势的暂时之计或者说缓兵之计。持这种意见者举国皆是，郭嵩焘第一次与洋人打交道时，他的顶头上司僧格林沁即如此。

僧格林沁贵为世袭罔替的亲王，又是道光皇帝的姐姐的继子，在晚清中国，是一个响当当的铁腕人物。这位铁腕人物立下的最显赫的战功是消灭了太平天国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内战内行，外战往往外行。更何况，这位清廷的鹰派人物，以为他还不曾交过手的西方军队，只不过是太平军或游击队性质的捻军而已。1859年，受咸丰派遣，郭嵩焘出京到达天津双港，那里是僧格林沁的驻扎地。郭嵩焘的任务是辅助僧格林沁。

其时，英法已就进京换约多次向清政府施压，清方无奈，只得同意。按常理度之，既已同意，那就按照顺序走流程即可。但清朝决策者们多年以来的战和不定，在这时又像打摆子一样发作了，以至于节外生枝，惹出后来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的大祸。最能体现清朝当局者战和不定和轻启衅端的，莫过于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记下的一件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

1859年阳春三月，怡亲王载垣到双港视察，郭嵩焘与僧格林沁作陪。当时，中外在上海的谈判已经结束，西人进京换约已经确定。但是位高权重的怡亲王居然向僧格林沁建议，如果夷人不守规矩的话，你仍可派军队攻打他们，到时候我们就说是乡勇干的，和朝廷无关。郭嵩焘当即提出不同意见，只是，碍于在座二位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他说得很委婉：“凡事须要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听了郭的话，怡亲王的反应是愦愦而笑。

僧格林沁常在郭嵩焘面前声称：“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郭心知其非，但僧格林沁是朝廷视为柱石的大人物，自己虽由皇上派出，但毕竟人微言轻，只得婉言提醒。

在僧格林沁这个高调的主战派面前，郭嵩焘明白无误地指出：战无了局。一旦轻启战端，则战事将不会有结束之时，必将把整个国家拖进亡国灭种的泥沼。然而，委婉地提醒也好，尖锐地批评也罢，这些都无法动摇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主战派的决心——尤其是当僧格林沁在与英军的一场小战中获胜之后。不仅僧格林沁，甚至连远在紫禁城的皇帝，也不禁浮想联翩：以前是不是把洋人看得太过厉害了些？现在是不是可以咸鱼翻身了？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了无痕的春梦。正是僧格林沁的贸然出击，给英法提供了中国不守信用的口实。此后，双方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直捣北京，僧格林沁原以为天下无敌的蒙古铁骑在来复枪和滑膛炮的毁灭性打击下溃不成军。这一幕，郭嵩焘没有看到。在这之前，他先是被派往山东查办厘税事宜，后来又因僧格林沁弹劾，被交部议处。郭嵩焘一气之下，干脆称病辞职，挂冠南下。英法联军入京的消息传到他耳中时，他正在遥远的长沙做寓公。对僧格林沁不听己劝，遂成大祸，他愤怒地批评说：“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能从对僧王的义愤之中，梳理出更为深刻的内因，那就是国势之所以日坏，国家之所以在和洋人打交道时总是吃大亏，乃是朝廷上下不识洋务，不通古今大局造成的。士大夫们沿习南宋以来空谈虚骄的风气，不考求实际，不顾时易势变。

我们今天看来，晚清士大夫的可笑与荒唐在于，他们一方面看不起西方，认为洋人乃蛮夷之人，另一方面也知道中国无力与列强角逐，但稠人广座之中或是诗书文章里，总是一味主战，好像只有这种不知进退不知死活的主战，才能在船坚炮利的洋人面前维系泱泱大国的尊严与体面。至于一味主战有可能带来的亡国灭种的可怕后果，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即便考虑过，他们也认为这其实远不如自己的气节与名声更重要。清初，多尔衮在致书南明督师史可法时，批评中原士大夫好空发议论而拙于经世致用，有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的论断。这种怪现状在晚清的版本则是：士大夫气节之说未已，曾经和中国同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已经在开放变法之后打上门来。

郭嵩焘与卡尔·马克思同龄，都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属虎。郭嵩焘长马克思二十四天，属白羊座。按西方占星术理论，白羊座出生的人精力旺盛，主观意识强，固执自信，富于好奇心。马克思属金牛座，这个星座的人沉稳内向，多思善虑。很有趣的是，郭嵩焘显然不会知道这位西方世界的哲人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当郭嵩焘在罗文俊幕上感受鸦片战争的硝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冲击时，远在万里之外的马克思撰文指出，这场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多年以后，郭嵩焘就充当了天朝帝国走向地上世界的第一位代表。

从地缘看，在19世纪的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湖南人。这个在唐朝还被柳宗元视为少人多石的边僻之地，自19世纪中叶以来，呈现出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这其中，与湖南地近广东，而广东又最先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自然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太平军出广西后即进入湖南，也为湖南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机会。最本质的一点，则是湖南人骨子里的执著与被钟叔河先生称为“霸蛮”的精神禀赋，故而敢为天下先。历数19世纪杰出的湖南人，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都堪称国之巨擘。郭嵩焘与曾国藩既是相交一生的知己，又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也既是老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但最终，郭嵩焘在当世所获得的认可，远逊于曾左彭胡，虽然就才华与能力而言，郭嵩焘未必就比他们差。

之所以落得这样的下场，很大程度上，在于郭嵩焘选择了费力不讨好的洋务；或者说，是洋务选择了他，施予了他宿命般的诅咒。另一方面，郭嵩焘的性格也注定了他即便不涉足洋务，结局也未必就能与曾左彭胡相提并论。

郭嵩寿的性格，要言之，就是率真直性。这种性格混官场，不但难以八面玲珑，且易招惹无妄之灾。他的弟弟曾批评他“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难堪”。同样，也是他的这种狂狷直率，使他既不可能像曾国藩那样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已，淡定对待毁誉沉浮，也不可能像左宗棠那样工于机谋，抓住机会往上爬。

郭嵩焘在辅助僧格林沁之前，职务是翰林院编修，差使是南书房行走，相当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受僧格林沁弹劾后，他愤而引疾辞归。在长沙闲居一年多后，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这位洋务运动的主要推手，对郭嵩焘相当赏识，力保郭嵩焘为苏松粮道。对李鸿章此举，他的老师曾国藩却有不同意见，他在给李的信中很委婉地提出：“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显然，曾国藩比李鸿章更了解郭嵩焘，即他认为郭嵩焘的才能体现在著书立说而非从事具体的行政工作上。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所见不差：郭嵩焘在仕途上果然乏善可陈，但他留下的以日记为代表的著述，其影响却深入这个国家的骨髓。随后，郭嵩焘以苏松粮道再度出山，不久出任两淮盐运使，旋即署广东巡抚，成为与李鸿章平级的封疆大吏。但在署广东巡抚任上，他被两广总督毛鸿宾所欺压，毛去职后，接任者为旗人瑞麟。此人在背后常大骂洋人，但一见到洋人，竟不顾身份，纳头就拜。很难想象，要心高气傲的郭嵩焘侍奉这样的上司，是多么屈辱的事情。及至他的老朋友和老亲戚左宗棠为追剿太平军余部而节制广东等三省时，意想不到的是，左宗棠除了不时给他难堪的嘲讽和批评外，还上下活动，一定要把他赶下台，以便让其亲信接任。终其一生，郭嵩焘也不能原谅这位发小和亲家。

就这样，郭嵩焘从署广东巡抚任上开缺，又一次离开官场，回到长沙，过着时而讲学，时而出游的乡居生活。

这样的乡居生活长达八年。八年后，中国面临更加艰危的时局，内忧外患，一刻不宁，此时，当局才又想起了郭嵩焘。一纸诏令，他从长沙来到了京师。

郭嵩焘和他的朋友们都以为此次进京，当局会把他安排到总理衙门，但任命下来，略有些叫人错愕：他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按察使相当于分管司法的副省长，此前郭就曾署广东巡抚，即广东省代省长，这一任命，岂非降职使用？但其实不然：福建乃海上藩屏，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前线，任命郭这个懂洋务的人去当副省长，也算是专业对口。

赴闽之前，郭嵩焘给恭亲王写了一个条陈，阐述了他对洋务与内务的见解，从中可以看出，八年的闲居生活，他一直在思索。作为当时最明白世界情势的先进中国人和新锐思想家，郭嵩焘认为，西洋各国东来，旨在图谋商利，不一定喜欢打仗，更不欲因战争而碍商利。因而他建议鼓励中国商人造船、制器、贸易，以便与洋人争利，并巩固中国的利权与海防。此外，他更进一步指出，海防与边防都是末，而兴政教、明吏治才是本；自强是末，自立才是本。

屁股还没在福建按察使的椅子上坐热，郭嵩焘又一次被召回京城。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代表清政府远赴英国，谢罪通好。郭嵩焘并不愿接受朝廷这一安排，他年事已高，马上就是花甲之年了，而且长年牙痛、心悸，可能血压也高，经常头昏，难以对付长达万里的海上之旅。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识洋文，与洋人打交道都要被侧目而视的年头，以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的身份，前往夷狄老巢谢罪，无异于该当千刀万剐才能平息民愤的汉奸与罪人。

两宫太后显然也知道，一旦郭嵩焘出任赴英钦差大臣将会引起舆论多么强烈的批评，为此她们多次召见郭嵩焘，要求他无论如何为国分忧。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优良或者说恶劣的传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太后的多次召见与抚慰，使得郭嵩焘无论如何也辞不掉这桩苦差事——或者，我们还能够想象得到，他多年来以通洋务自许，现在终于有了深入“洋窝”跟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他的内心，未尝就没有一丝跃跃欲试的激动吧。就是在太后的一次召见中，郭嵩焘继续就他此前的思考侃侃而谈：“洋患已成，无从屏绝。”就是说，中国的国门已经打开，要想再像从前那样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好在西方列国“其意在通商为利而已，亦望中国富强，而后利源可以不匮，无致害中国之心”——西方列国并没有灭亡中国，瓜分中国之意，而是希望通商谋利，而且中国的富强对西方列国的通商有好处，中国正该趁此机会求生存，求自强，断然不可轻启战端自取其辱。

然而，正如郭嵩焘此前预计过的那样，当他将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后，坊间一片哗然，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也如同密集的雨点纷纷而至。这些攻击者中，不乏一些以开明和博学著称的学者及官员。比如后来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南同乡刘坤一，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郭嵩焘既出使英国，将“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李慈铭则在他著名的《越缦堂日记》里说，“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并断言郭的出使将“无所施为”，“徒重国辱而已”。最大的攻击与诋毁来自于他的老家长沙，士子们拆毁了他修建的上林寺，并扬言要烧他的家，还撰了一副刻薄的对联，以示羞侮：“行伪而圣，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这种举国若狂的讽刺挖苦，郭嵩焘的痛苦自非我们所能想象。这个一生以名节和操守自持的老人，拖着多病的躯体，离开京师，由天津登船，踏上了他的西行之路，也踏上了他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中国首任驻外大使之路。在天津至上海的船上，他给好友沈葆桢写信，信中，不无沉痛地写道：“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英使且以谢过为辞，陵逼百端，衰年颠沛，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已也。”

那些沉醉于自以为是的道德批判，实则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的朝野君子们，他们自然听不见这位老人在东海舟中近乎喃喃自语的诉说。任何一个时代，做实事总是艰难的，而袖手旁观并作道德评判，却再容易不过。

帝国就像阿Q，总是喜欢意淫

对古老而封闭的大清帝国派出的首位驻外使节，全世界都以好奇的目光加以注视。英国《每日电讯》的一篇报道调侃说：“英国公使将常驻北京，而某一位满清大官将驻在伦敦，也许他还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办的舞会呢。”

英国邮轮一路走走停停，五十天后终于抵达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的工业化国家：大英帝国。在郭嵩焘的这个由十五人组成的小队伍里，有一个人叫刘锡鸿。刘锡鸿的身份是副使。郭嵩焘与刘锡鸿其实是老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郭嵩焘对刘锡鸿还曾有过知遇之恩。

那是郭嵩焘署广东巡抚期间，在京城任内阁中书的刘锡鸿因母丧回乡守制，经朋友介绍，与郭嵩焘相识。当郭嵩焘筹办广东省团练总局时，想起曾有过一面之缘的刘锡鸿，遂请其负责。不久，郭嵩焘遭左宗棠排挤打压，去职回乡，临行前还向朝廷保举刘锡鸿。分手后，两人也一直保持书信来往。郭嵩焘对刘的评价是“亢直无私”，只是“于世故人情全不一加体察”。当郭嵩焘再度被朝廷起用召往北京时，刘锡鸿亦已回到京城，任刑部员外郎。在京期间，两人还一起喝酒，谈心。应当说，在两人成为同事之前，郭嵩焘对刘锡鸿的印象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大体还过得去。不过，当时的其他人物，对刘锡鸿的看法就比较负面，比如李慈铭说他“其人已老，雅以经济自许”；王闿运说他孤僻自大，“欲为一代名人”，但“不近人情以为率真，故所至受诟病”。一句话，刘锡鸿也是一个处处碰壁，不招人待见的官场失意者。

郭嵩焘意想不到的是，此番出使大业，竟然会因副手刘锡鸿的作祟而中途夭折。此是后话。

有些令人惊异的是，当同时代的士大夫们对西方的器物，除了鸦片烟和钟表还能欣然接受外，对其他东西几乎都一概水土不服时，郭嵩焘却表现出了对西方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管理的无障碍充分接受，甚至引发了强烈共鸣。在驻英公使任上，虽然郭嵩焘原非职业外交家，公使的所作所为，也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总体说来，郭的工作有声有色。用汪荣祖的话来说：“郭在西欧，虽无前人的踪迹可循，但他积极参与伦敦、巴黎的社交，略无沮滞。他经常出席茶会、宴会、舞会、化装舞会，与上层社会各界酬酢，从英国女皇、法国总统到英法两国首相、外相、议员、学者，以及各国公使，来往无忤。”郭嵩焘对一次意外事件的大度处理，也让外国人对这些初来乍到的中国人的印象立竿见影地非常良好。事情是这样的，刚到英国不久，中国使团的两位随员上街购物，被一个喝醉了的爱尔兰籍铁匠用杖击头，两个随员不敢计较，但在场的几位英国人见义勇为，将那个铁匠扭送报官。随后，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铁匠两个月劳役。郭嵩焘闻讯，特意致书英方，请求免去其罪。郭的这一举动见诸报端后，引起了英国人的尊敬。此虽一小事，却可看出一个大国公使的风度和气量。

外交官的日常工作还不足以说明郭嵩焘如何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作为一个精通东方专制政体，却又因置身于欧风美雨的淋浴中，从而对西方民主政体也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和洞察的古国先知，郭嵩焘的最大意义和价值其实体现在了他的日记里。他留下的记录海外生活的约七十万字的日记，乃是他在西方数年间观察、询问和思考的总汇。

按出国前总署及太后的要求，郭嵩焘将其西行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逐日写成日记，次第寄回国内，由总署安排印刷，分发各级官员。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使西纪程》。在这部需要不时公诸于众的日记里，郭嵩焘一点也不掩饰他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赞赏和艳羡。诸如“彬彬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远矣”，“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力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为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

同样就是在这部日记里，郭嵩焘多次指出，西方不仅器物优于中国，政教也优于中国，中国不仅没有资格自视高乎其上，而且应该谦虚地向西方学习。

中国人从士大夫到庶民百姓，大抵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经济兴旺，国运昌盛之时自大，经济凋蔽，国运委顿之时亦自大，甚至更自大。在资本雄厚、器物先进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士大夫聊以遮羞的就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政教优于西方，自己是受孔孟光辉照耀的天朝上国，西方则是无君无父的蛮夷之邦。然而，对东方和西方同样熟稔的郭嵩焘却撕破了士大夫们最后的遮羞布——当李鸿章这种称得上开风气之先的洋务运动者们，都还在着力于器物层面的引进与模仿时，郭嵩焘已经发出了在政教亦即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两方面都要向西方学习，中国才有出路的呼声。

比如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他说：“推原其（指英国）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Parliament之音译，即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mayor之音译，即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请。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光绪四年二月初二的日记中则说：“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叶，郭嵩焘通过设身处地的考察与思索，得出了民主令国家强盛的结论。这一结论太过超前，他不可能提议自己的国家也如法炮制，但这不能阻止他洋溢其外的赞美。至于直截了当地宣布，中国教化在汉朝以后就已式微，与被士大夫们轻视的英国相比，天朝上国其实就是三代时的夷狄之邦，我们可以想见，当这样的日记被送回国内并刊印成书，有资格阅读它的官员们该如何气恼。

郭嵩焘是一个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这在举国皆是花岗岩脑袋的晚清，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圈可点的异数——自然，也正是郭的这种勇于且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性，为他招来了无数谤讪之词。郭嵩焘对西方事物越是持理解、包容和赞赏态度，远隔万里之外的他的身后的当局者和面目模糊的众多士大夫，则更觉得他已经被异化。

对西方流行的多党政治，郭嵩焘此前并无了解，就像几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以为党派就是党争，而在中国，党与党争是两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与西方现代政治语境完全错位。但郭嵩焘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对于洋人的事，不理解便不重视，不重视便不研究，而不研究便自以为天朝天下第一，事事皆是古已有之。郭嵩焘初时亦不知多党执政为何物，但他爱学习，爱发问，且不仅停留于他人之介绍，而是亲赴议院旁听，终于搞懂了洋人的政体，并在日记里对这种政体不乏赞美之词：“英廷议论，亦云嚣矣，而每起一议，又准人数多寡以定行止，亦恰无甚颠倒者。”

有一天，郭嵩焘和他的属下，后来曾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坐而论道，两人一起探讨多党制。李凤苞问郭嵩焘：两党的人平时都相处得很好，但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以人多为胜，胜固欣然，但败了“亦遂敛然退听，无挟气以相难者”，是什么原因使之如此呢？对此，郭嵩焘回答得很精辟，也足以看出他对西方政体的深入洞悉，并非蜻蜓点水的浅尝辄止。他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

在郭嵩焘看来，与其像中国那样期待圣明的君主教化四海，施行仁政，其实远不如像西方那样将国政公之于民众；而两党执政之所以不会沦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党争，与其说是政治人物的个人品质，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有力保障。

郭嵩焘远远地把他的时代抛在了身后，这注定是一场个人的悲剧：他不可能有真正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因为他的时代不会给予他这样的机会。当李鸿章这样的洋务巨子，都还仅仅停留在引进西方技术和器物，企图以技术的革新来改变颓唐的国势时，郭嵩焘的意见是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的全面改革。当然，郭嵩焘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但这并不影响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思，用那流畅的蝇头小楷写进日记。至于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甚至大逆不道的说法，将会给他惹来多少骂名，他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

悲剧的爱国者和得瑟的爱国贼

比较郭嵩焘干过的几个职位，论权力，驻英公使无法与署广东巡抚相比；论灰色收入丰厚，驻英公使无法望苏松粮道和两淮盐运使之项背；论参与国家机密，驻英公使也不及南书房行走十之一二。但是，恰恰是在驻英公使这个别人视为畏途的任上，郭嵩焘却干得最出色，也最得心应手。非常令人意外的是，郭嵩焘在驻英公使任上干得好好的，但三年期满，他却不顾朋友的劝阻和朝廷慰留，坚决要求辞职。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日记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二是他的副使刘锡鸿对他的无妄指责，使他实在不愿意与此小人为伍。

先说日记。我们今天认为郭嵩焘是晚清最杰出最有眼光的先进人物，就在于他的日记中透露出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入剖析，对引进西方政教以挽中国之狂澜于既倒的远见卓识。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尽管他也怕日记中的有些话语过于刺激，从而作了删节，把洁本寄回国内，而即便是洁本，当它投入到这个死水般的国度时，依然激起了轩然大波。

如前所述，郭嵩焘走在时代前面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四步。因此不但一般官僚无法理解他，就连一些饱学的名士也无法理解他。如学者王闿运认为郭嵩焘“中洋毒，无可采者”；另个学者李慈铭则说他在日记里大谈西方的先进“诚不知是何肺肝”，并强调说，郭的日记出版后，“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至于朝廷里那些寻找一切机会哗众取宠，以便往上爬的职场动物，更以猎犬一样敏锐的鼻子嗅出了郭嵩焘日记的“反动”，比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就弹劾郭嵩焘，他从郭嵩焘的日记里寻章摘句，断定郭“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宣称“大清无此臣子”，并要求朝廷将《使西纪程》毁版。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时任翰林院侍讲，这位当时很有话语权的所谓清流派领袖，也上奏指责郭嵩焘，认为《使西纪程》“谬轾滋多……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英恐有无从维持者，非特损国体而已”。比之何金寿的毁版，张佩纶认为还不够，还要把郭撤职查办，才算是维护国体。

郭嵩焘获知后，向朝廷写奏章辩解。但是，郭的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朝廷的回答是批评他“固执任性”，“所见殊属褊狭”，并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一个在职的副部长级高官的公文性质的日记，被政府当做禁书毁版，这显然是对他工作和品行的直接否定。郭嵩焘唯有辞职。但当郭提出辞职时，朝廷又刻意挽留。这种吊诡的现象说明了一个潜在的可能：那就是朝廷决策者们其实也不相信何金寿、张佩纶之流的胡言乱语，不认为郭嵩焘真的有二心于英国。但是，迫于铺天盖地的舆论，朝廷只好委屈郭嵩焘了。也就是说，郭嵩焘效忠的这个政府在处理政务时，不是以是非曲直为准绳，而是以和稀泥维持表面的苟安为第一要义。

再说刘锡鸿。刘锡鸿性格固执，认死理。一开始，当他成为郭嵩焘的副使时，他就打定主意，此次西行，要以影响郭嵩焘为己任。在他看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而他此次西行，便负有用夏变夷的伟大使命——自然，这种自认伟大的使命根本无从实施。面对西方的先进，刘锡鸿有时也在日记里言不由衷地赞美几句，末了，却总是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由，认为西方的东西再好，于中国也不适用。比如他看到泰晤士一家报馆的机器，一小时可印七万张报纸，这种速度，远非当时中国的手工石印可比。刘锡鸿认为，机器印刷虽好，但如果手工印刷七万分报纸的话，至少可以养活两千多个工人，每个工人又养活一个家庭。于是责怪机器印刷“夺此数万人之口食”。他看到火车快捷，也惊叹“技之奇巧，逾乎缩地矣”，却又认为如果把火车引进中国，那么拉纤的、划船的、赶马车的都将失业；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都重土安迁，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火车虽好，但中国完全用不着。他看到英国国富民强，却坚持认为“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这种迹近文字游戏的说法，貌似很有哲理，实则苍白无力。

开初两年，郭嵩焘并没有觉察到刘锡鸿在思想上与他的巨大落差，不然以郭的性情，两人之间肯定会有摩擦。刘锡鸿终于表露出他对郭嵩焘的极大不满，并付诸行动，是在他被朝廷任命为驻德公使，即将离开英国前往德国赴任之前。此时，郭嵩焘惊讶地发现，从来不写日记的刘锡鸿关在屋子里伪造出使两年多的日记，每十天便给国内总理衙门的沈桂芬和毛昶熙寄一次。

和刘锡鸿一样，身居高位的沈桂芬也是一个昧于时局而又狂妄自大的井底之蛙。后来刘锡鸿出任驻德公使，到德国后向德皇递交国书，“礼节疏阔，有夷然不屑之意”，德国方面对刘的无礼非常不满，差点引起外交纠纷。事情传到国内，沈桂芬居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刘赞不绝口，称他“天分高”，“能讥嘲洋人”。

刘锡鸿编造日记，让郭嵩焘敏锐地意识到刘在打自己的小报告。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当国内以何金寿和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派大肆攻讦郭嵩焘时，刘锡鸿的小报告如同斜刺里杀出的一彪伏兵，让郭嵩焘陷入内外受敌之困局。郭嵩焘被迫向朝廷上奏，历数刘的无能与无知，认为此人不宜担任驻德公使。然而，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第一，朝廷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第二，正式任命刘锡鸿为驻德公使。郭嵩焘的上奏没起作用，刘锡鸿当然愈加得意，他在使馆参赞黎庶昌面前宣称：“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惟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这个所谓“汉奸”，自然就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

刘锡鸿给总理衙门写信，揭露郭嵩焘有三大罪状，过了几天，又写信将三大罪状改为十大罪状。然而不论三大罪状还是十大罪状，于今看来，都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莫须有罪名。比如，其一，郭嵩焘一行到甲敦炮台参观，天气甚冷，英军某陪同人员便把自己的大衣给郭嵩焘披在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便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其二，在白金汉宫听音乐，郭嵩焘看不懂英文，却学着英国人的样子，拿起节目单观看。其三，在某外交场合见到巴西国王，郭嵩焘居然起立示迎。刘锡鸿认为，堂堂天朝上国公使，岂能向小国皇帝致敬！

郭嵩焘在获悉刘锡鸿给自己列举的罪状后，气得目瞪口呆，感叹“不谓天地间乃有此种妄人”。生了一通闷气之后，郭嵩焘还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刘锡鸿一行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时，郭嵩焘只给黎庶昌等人饯行，坚决不愿再与刘锡鸿虚与委蛇；第二件是向总理衙门写信，坚决请辞。在信中，他几乎直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绝不愿与刘锡鸿这种小人为伍，同为驻外使节。

按我们今天的猜测，郭嵩焘请辞实际上有赌气的成分，而且，自负的他也以为，一旦以辞职相要挟，朝廷很可能会改弦更张，免掉刘锡鸿而另派他人。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段时间风传刘锡鸿的驻德公使将由李凤苞代替时，郭嵩焘甚感欣慰了。然而，不久就证明这只是谣传。在刘锡鸿赴德之后，朝廷严旨批评郭嵩焘和刘锡鸿，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郭嵩焘、刘锡鸿自奉使出洋后，意见龃龉，始则郭嵩焘斥刘锡鸿为任性，继则刘锡鸿指郭嵩焘为悖谬，怀私互讦，不顾大体。”可想而知，郭嵩焘接到朝廷的这道诏令时，会是多么委屈和悲愤。他唯一可做的，是再次给总署写信，要求立即走人。

尽管国内有李鸿章的力挺，建议总署去刘保郭，但由于沈桂芬等人作梗，总署并未采纳李鸿章的建议。朝廷同意郭嵩焘辞职，同时也宣布免去刘锡鸿的职务。郭嵩焘的驻英、法公使一职由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任，刘锡鸿的驻德公使一职由李凤苞接任。也就是说，不论贤愚曲直，朝廷统统不再任用。看上去似乎很公允，但实际上无异于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

窃以为，晚近中国曾面临过多次选择。大者言，如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器物抑或学习西方制度的选择，戊戌变法之守旧与维新的选择，立宪运动之议会制与君主制的选择。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没给中国机会，可惜的是，每一次选择，中国都选错了。以至于道路越走越窄，终于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从小处说，清政府到底是留用郭嵩焘还是刘锡鸿，也是一次选择。郭嵩焘精通洋务，善于与洋人打交道，洋人对他亦颇为敬重，但他个性刚烈，直率敢言，常常出语惊人，在举国敷衍所谓中兴和盛世之时，他就像那个喊出了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小孩一样，一语道破了这个国家火烧眉毛的窘迫。刘锡鸿对世界茫然无知，像所有守旧的士大夫一样，昧于新生事物却又顽固地拒绝学习，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总之，在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守旧派眼里，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船更坚炮更利，器物更精巧，但至多不过是奇技淫巧，而中国自有中国的特点，西方的那一套，断然不能引进中国。所以，地球上其实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其他国家。主事者并非不知郭嵩焘之是而刘锡鸿之非，却仍然把两人活生生地绑在一起，互相掣肘，互生摩擦，甚至在两人争议时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便在于看不惯郭嵩焘咄咄逼人的个性和敢于说出这个国家真相的无所顾忌。至于普通民众，则简单地以为与洋人来往，替洋人说话就是汉奸，而对洋人和洋物一概否定便是英雄。可以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产生义和团的肥沃土壤。义和团越强势，则郭嵩焘们越无力，国家也就越偏离普世价值。在指斥西方为夷狄之时，其实我们自己才是不折不扣的昧于现代文明的夷狄。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刘锡鸿——这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代表。显然，刘锡鸿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忍辱负重于洋人和郭嵩焘双重压制之下，而力图维持民族气节的正直之士，除了他本人心术不正，希望借打击郭嵩焘来迎合国内政坛大佬和所谓清流派外，还在于他的识见局限：盖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平起平坐，因而从来就没有所谓外交的说法，因为外交是建立在国与国的平等基础上的。这也难怪，刘锡鸿把出使当成是到国外当人质，就好比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为人质一样。苏武牧羊北海而大节不亏，历来是中国士人的榜样，刘锡鸿便骄傲地把自己和苏武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和刘锡鸿都是爱国的，至少他们都以爱国忠君为行事准则。但两个爱国者却势同水火，仅仅源于二人之识见与思想的严重对立。一个主张开放，一个主张闭关；一个视洋人为人为师为友，一个骂洋人为夷为虏为寇；一个主张不仅引进西方器物与技术，还应该引进西方政教和文明，一个则坚持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只会越走越远，最后冰炭不容。这说明，仅仅以爱国与否去评价人物，很可能会得出刻舟求剑般的错误定论。刘锡鸿认为郭嵩焘是卖国贼，但我们知道，郭嵩焘肯定不是卖国贼；反倒是刘锡鸿，却有爱国贼之嫌。所谓爱国贼，乃是以爱国为外衣，为号召，为堂皇之冠冕，实质上却干着挖国家之墙脚，摇国家之根基，为国罹患，为邦招难的蠢事。爱国贼有自觉和非自觉之分，自觉者目的明显，不过是以爱国为表演，或邀清誉，或媚时俗；不自觉者则纯属天性混沌，无知者无畏。刘锡鸿属于后者，是一个稀里糊涂的爱国贼。如今我们把他视做历史的B面，就在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无法把握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洪流过于浩大，而时机则稍纵即逝。

回到国内后，恭亲王和李鸿章试图让郭嵩焘在总署任职，继续办理洋务，但已经被洋务——与其说是洋务，勿宁说是来自同胞的攻讦与构陷——伤透了心的郭嵩焘力辞不就，从此致仕。刘锡鸿继续在京城做官，先后任光禄寺少卿和通政使司参议之类的闲曹冷职。刘锡鸿希望剑走偏锋，能得到高层的赏识。恰好当时左宗棠和李鸿章交恶，刘锡鸿便极力攻击李鸿章，但李鸿章岂是刘锡鸿之类的蜉蚍所能撼动。他自不量力的攻击令慈禧大为恼怒，下令将其革职并交部议处。刘锡鸿晚年曾有一方印章，曰“儒侠”。这是他的自许。但事实上，他既非真正意义上的儒，更非光明磊落的侠。他只是滚滚而过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块小小的卵石，既不能阻挡河流的行进，也不能改变自身被无情冲刷的命运。

无可奈何的落幕，似曾相识的悲哀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初五，郭嵩焘结束他的西行生涯，回到上海，一个多月后，抵达阔别经年的长沙，住进新落成的玉池别墅。晚年的郭嵩焘著书讲学，企图以另一种形式影响时代和后人。但他的退休生活并不平静，斯时的一个内陆省份，对这个在夷人堆里生活了三年，又处处把夷人当人，甚至还主张向夷人学习的失意官员，“官府既不示以礼，士绅更谣言攻讦，诸生则揭帖訾毁”。当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时，士大夫们怒斥他“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对此，郭嵩焘哀叹“世风败坏至此，可为痛哭”。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三日（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长沙病逝，享年七十三岁。郭嵩焘毕生知己，是时已位极人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称郭嵩焘学行政绩，请求宣付国史馆立传，并请赐谥。按照当时一般情况，李鸿章的这个请求合情合理，朝廷肯定照准。但意想不到的是，朝廷的批复是：“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也就是说，当郭嵩焘在他那个时代盖棺定论之时，是一个有罪之人，这罪，就来自于他的《使西纪程》，来自于这部《使西纪程》里，他对西方文明的推崇和引进之渴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郭嵩焘去世四年。他在西行归来途中曾提醒国人必须加以警惕的日本，终于通过“求矿学于德国，求主塘坝工程于荷兰……修造铁路求之英法二国，安设电报求之丹国”的广泛学习之后，短时间内便跻身于强国之列，终于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郭嵩焘去世七年。亲政后的光绪耻于甲午之败，决意改革求变。其间，有人向他推荐了一部朝廷禁书，那就是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推荐者希望这位貌似有为的君主能从中借鉴到富国强兵之道。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郭嵩焘去世九年。据说能撒豆成兵、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粉墨登场。一时间，凡是与洋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是身负原罪的二毛子。其时，郎中左绍佐上奏，要求鞭郭嵩焘和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2011年，郭嵩焘去世一百二十年。位于湘阴县的郭嵩焘故居已被一片杂乱的民宅所替代，即便是在他的老家，知道他的名字和事迹的也鲜有其人。他如今和这个世界的唯一联系，仍是那部令他生前不得开颜舒怀的《使西纪程》。在他平实而性情的文字中徜徉，令人不时感觉到宿命的残酷：以郭嵩焘这样的才智，在中国，居然是举国汹汹、恨不能食肉寝皮的异端和败类，一生郁郁，事业乏善可陈；倘若他出生于同时代的日本，可以肯定，他一定会是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样的伟人。同样是东方古国，同样是儒家文化的化育，一水之隔，却如同橘之生于淮南淮北，细寻个中原因，也许，对于一百多年后的我们，仍然不无裨益。只是，在这个步伐过于迅速，据说连灵魂也追不上的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历史再次观察和叩问的兴趣，一如郭嵩焘时代的谋国者们，在把自己意淫为盛世、天朝之后，自然也就失去了以平视的目光打量世界的兴趣。

第九章
报界第一人王韬的生存方式

当所有古老的大门都朝他关闭，他只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正是开放的口岸给了他这种可能。他的一生得感谢跨海而来的洋人，是他们为他提供了新生活与新思想，尽管这种新生活与新思想在飞翔了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坠回陈旧而腐朽的中国大地。

聪明的穷二代，郁闷的落榜生

弹指一挥间，四十年过去了，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已垂垂老矣。当晚年的王韬寓居沪北，眺望这座不断发展的繁华都市时，他的思绪总是被拉回四十年前。那是记忆中至为清晰的一幕：早春的一天，王韬从家乡常州甫里镇，坐船前往上海。王韬记得，当客船驶入黄浦港，从舟中望过去，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此前从不曾看到过的新鲜世界——烟水苍茫的港口，帆樯云集，熙来攘往，而就在滨江的岸边，是一排排整齐的西式楼房，“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这些漂亮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给王韬一种错觉：它们就是传说中的海外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它们和他，是两条平行的、无法相交的直线，属于阴阳相隔的两个世界。

王韬完全没有意料到，他后来的人生，竟然会和眼前这座陌生而又光怪陆离的城市纠结在一起。他将在这座比当时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更干净、更繁荣也更复杂的城市，寻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和自身存在的价值。许多年以后，他甚至将在这里咽下最后一口气。但初见这座城市，它给予他的，只是浮光掠影式的惊艳。或者，他以为，上海也像南京一样，只不过是他人生中擦肩而过的，最终“事如春梦了无痕”的一个小小驿站。

那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正月的事。那一年，王韬还不叫王韬，他叫王畹，号兰卿。那一年，王韬虚岁二十，是一个攻读四书五经，企图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读书人。三年前，他刚刚取得了秀才的功名。王韬的父亲名叫王昌桂，王昌桂多次应试，却不曾取得功名，困于生计，只得以开馆授徒为业，但对这个聪慧的儿子却寄托了无限期望。就在前一年，教书先生王昌桂离家前往上海，仍然干他的老本行。王韬第一次到上海，就是探望父亲。

上海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与不少动辄上千年的城市相比，上海的历史非常短暂。直到南宋末年，它还只是江南的一个普通小镇；13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才有了做一个县城的资格。后来的几百年里，它也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级行政区。

应该说，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最先注意到了上海的巨大价值。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上海和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一起，划为五个向西方开放，实行自由贸易的口岸。这五个城市中，上海资历最浅，历史最短，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无法望其他四个城市之项背。但经过后来几十年的发展，上海却后来居上；一跃而为中国大陆最富庶最重要的大都会。比王韬早三年到上海的英国人施可夫在他的游记里对上海的重要性这样写道：“上海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再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上海是北方山东和鞑靼人的货物集散地，是内地省份的输出港，是南方福建和台湾贸易的大商场，是通往时尚与本土文学大都会的苏州府的口岸与门户，是内陆贸易主要动脉扬子江与大运河的汇合地，再通过网络般的各种运河连接邻近地区无数的商业城市，还是欧美贸易在华北的大商场。”

1843年，上海开埠，当江南农村一派末世衰败时，被农村包围的上海，却是华洋杂处的欣欣向荣。同一年，英国向上海派驻了第一任领事，这位炮兵出身的领事在洋泾滨和苏州湾之间，修建了他的领事馆。随后，更多的西方商船来到上海。当王韬第一次踏进上海时，这座城市已有二十五家外国公司和一百多位常驻外国人。

河汊纵横的江南不仅物产丰富，而且深具人文底蕴。王韬家族世居的甫里镇，先后就有陆龟蒙、皮日休、罗隐、苏东坡、赵孟頫、高启、刘基、归有光和吴梅村等大师在此生活过。这种文风浓郁之地，只要还有口饭吃，家长总是希望儿孙能够读书进学。学而优则仕，读书入仕乃是改换门庭的最佳途径。顺便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下层知识分子愿意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社会，便在于他们有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机会成为肉食者中的一员。王韬的家族在明代也曾是官宦之家，但如今衰落已久，他也算是地地道道的草根。王昌桂屡试不第，而王韬十七岁即中秀才，王昌桂便把振衰起颓、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王韬身上。王韬自幼体弱多病，在这个贫困的家庭里，父亲的束脩仅够一家人勉强度日。王韬的药费，只得靠母亲朱氏典当不多的几件首饰，或是为人纺织挣来的几文铜板支撑。

作为底层的草根读书人，千百年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道路不外乎两条：上者，顺利地通过从县试到乡试到部试和殿试的严苛考核，万马千军过独木桥般地最后胜出，从此踏上美丽而污秽的仕途；下者，屡试不第，穷困潦倒，迫于生计，只得像王昌桂那样，不得不当起混口饭的孩子王，但仍然念念不忘中举进第，每逢大比之年，有鱼无鱼撒一网地继续考试，一直考到儿子和孙子都可以和自己同进考棚。

夙慧早熟的王韬当然求乎其上，想的是如何金榜题名。他似乎也有这个天赋，不然，为什么他还是一个虚岁十七的少年时，就能在县试中拔得头筹呢？但是，接下来的考试却极其不顺，王韬终至对科举愤怒和绝望，从而也就走上了另一条与最初的人生设计迥然不同的道路。那是一条叛逆者的道路，只不过，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坚定的、立场分明的叛逆者；甚至，他的叛逆有时显得似是而非，首鼠两端，以至百年之后，我把他视做一个暖昧的叛逆。

古代中国，读书人和官员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虽然这一步，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无法逾越，但读书人的清高和不可限量的前程，都让社会对读书人相当宽容。比如说常人溺于酒色，自是不折不扣的品行有亏；但读书人耽于醇酒妇人，却被认为是风雅和洒脱。终其一生，王韬都对酒色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这种超乎寻常的兴趣，对王韬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征逐酒色过早地淘空了他的身子，使他三十来岁就患上了咯血、烂脚和肝气不畅等多种疾病，他自称“精不泽肤，气不充内，销铄之验，殆已见端”。三十五岁就目眊齿腐，面皱发稀，身体虚胖，被朋友们戏称为“吴门王胖”。另一方面，酒色成性使王韬成为一个奇怪的人物，中年以后，当他大力号召中国学习西方，并不遗余力地鼓吹西方文明时，他本人所过的却是最为现代文明所诟病的传统士大夫的陈腐生活。他的日本朋友冈千仞曾委婉地批评他：“先生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总之，他的思想与生活终至完全断裂脱节，他的一生，集矛盾与对立于一体，内心的冲撞如同拉锯战，一刻也不得停息。

王韬对酒色的热爱，其来已久。当他还是个刚刚发育成人的青年时，就食髓知味了。他在科场上铩羽而归，也和酒色密切相关。那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天，王韬和他的老师顾惺等人一同赴南京乡试。一路上，师生情致甚高，以为功名手到擒来。到了南京，他们住在秦淮河畔的钓鱼巷。自六朝以来，秦淮河就是全中国最香艳的河，河上画舫流连，河畔青楼相接。王韬所住之处“左右多青楼，弦管之声，嗷嘈不绝，正所谓流莺比邻也”。顾惺是王韬的老师，也是一身名士气，而王韬还是十九岁的小青年，初入此等温柔富贵之地，哪里还有心思复习应考？非常天然地，他们投入到了秦淮河畔火热的酒色生活中。王韬暂寓的龚家隔壁，住着任素琴和缪爱香两位“校书”——所谓校书，乃是对妓女的雅称。这两位校书，一个花容月貌，一个酒量甚豪，且善划拳。王韬与她们结识后，要么荡舟漫游，要么闭门饮酒。短短一个月，在缪爱香的微波小榭即饮酒五次。其结果，师徒双双名落孙山。考试结束后，同行者大多返乡，王韬一行还流连忘返，原定回家和家人过中秋，但直到中秋节后两天，王韬才回甫里。

秦淮河畔短暂的销魂生活划上了一个回味无穷的句号，当王韬从美人的笑靥之间抬起头，他要面对的，是愈来愈严峻的现实。就像一个美妙的春梦醒来时，过日子必须面临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虽则恶俗琐碎，却又无法闪身躲避。南京落第次年，王韬的父亲王昌桂在故乡无法招到足够的生徒，“饥驱作客”，只得到邻近的上海开馆。次年正月，王韬到上海探父，这是他和上海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上海探父归来，尽管王韬对科举深恶痛绝，却又不得不一边攻读经书，一边教几名童生，挣几文钱补贴家用。其时，王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王昌桂在上海设帐所入。王韬还没真正感受到生活的压力，或者说，其时他的压力就是乡试不第，给了心高气傲的他一记闷棍。甫里虽然没有秦淮河的香艳，但他仍努力营造一种在他看来足够风雅的生活。这风雅，就像千百年来的读书人一样，与世事无涉，和诗酒有关。

王韬酒量甚豪，同时也像他的江南前辈张岱等人一样，在某些方面，称得上生活的艺术家。他和同乡的几位读书人结成一个诗社，这个诗社最重要的活动，不是吟哦讽诵，而是快活吃酒。夏天，诗社聚饮，王韬来得最早，便选一枝粗大的莲梗，以针密刺，使莲梗内部贯通，饮酒时将酒注入莲梗内，“自觉酒味香洌异常”，一次可以喝好几斗。对王韬的剧饮，他的亲朋中不乏反对者，但他不以为意。有一次，他给妻子写信，要求她在自己酒醉归来后，为他“剪冰芹烹雪水”，认为这才是人生佳话。不过，更大程度上，这也许并不是一封真正要求老婆照办不误的家信，而是落第的失意者在以此表达名士的狂与佯狂。

很快，王韬就面临更大的危机：1849年6月，王昌桂因病去世。王家的顶梁柱倒了，年仅二十一岁的王韬必须担负的，是挣钱养活一家老少三代的重任。这年，恰好江南暴雨连绵，“三旬稀见日，五月要披裘”，米珠薪桂，居大不易，靠教两三名生童挣的银子，恐怕连酒钱都不够，遑论养家糊口？王韬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谋生之路呢？

到洋人手里讨生活

仓惶失措之际，王韬想到了上海，那座近在咫尺，却又似乎远在天边的城市。那次上海探父的最大收获，就是心血来潮时做了一回不速之客。可以说，如果不是做过那回不速之客，王韬的命运很可能被改写；至少，将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而王韬的命运一旦被改写，虽然中国还是中国，大清还是大清，皇帝还是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要么满足于天朝上国的意淫，要么忧虑于豆剖瓜分的现状，但其间肯定会少一种声音，缺一个愿景，断一条可望给后人以方向和指引的道路。

王韬首次上海之行时，还不满二十岁。这是一个对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充满好奇的年龄。在这之前，王韬肯定听说过洋人在上海开办的墨海书馆，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何在上海只待了三天，却抽出时间径直去探访。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后，伴随着诸种洋货拥入国门的，除了从五个通商口岸逐利而来的洋商洋贩，以及代表他们各自国家的外交官，还有另一种人的身影出没其中，这就是传教士。中国朝野对这些为了将上帝的福音传遍世界而不辞辛苦跨越重洋的布道者，颇多诋毁与愤激，甚至认为他们是比鸦片更坏的危险品：鸦片摧毁的不过是部分国人的身体，而传教士宣扬的上帝，对儒家化育的中国，乃是货真价实的以夷变夏。其实，倘若用公正的眼光看，传教士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都起到过无以估量的作用。他们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他们也是最早在中国传播现代科技的人。或者说，他们原本要传播的是上帝的声音，但最终，信奉上帝的中国人并不多，更多的中国人，却对他们引进的西方文明兴致盎然。

墨海书馆是英国伦敦会的下属机构，是由新教教士麦都思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现代出版社。它的目的是把包括《圣经》在内的西方典籍译成中文，后来又进而把中国典籍译成英文。王韬拜访墨海书馆时，书馆刚成立五年。即便是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士人们也耻于与洋人打交道，因而王韬的到来，受到了馆主麦都思的热情接待。甫一坐定，麦都思即用水晶杯捧上葡萄酒殷勤相劝。麦都思为他详细介绍了书局情况，还把他的两个女儿引荐给王韬，其中一个女儿当场为他弹琴。墨海书馆优雅的环境和现代印刷设施的快捷便利，都给王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墨海书馆显然需要像王韬这样的中国文人加盟，麦都思不揣初次见面的冒昧，即向王韬发出邀请。但其时王韬的志向在于科考，在于要像他曾经想象过的那样，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光明的大道，根本没想过要到洋人手下讨生活。对麦都思的邀请，王韬婉谢。

但现在，父亲去世了，家中几乎一下子断了所有经济来源，再加上流年不利，一家人何以为生？百般无奈下，王韬想到了墨海书馆，想到了热情的麦都思。机缘巧合，就在这时，麦都思又一次来信邀请王韬加盟。

就这样，王韬第二次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的长达十三年的边缘人生活。自从五口通商以来，中国文人便有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在口岸城市为洋人打工——举凡教会、领事馆、洋行，都是他们的寄身之处。在那个封闭而自认高贵的末世，当洋人被认为是不服王化、不可理喻的夷蛮时，与洋人接触即是罪责，何况为洋人打工，为洋人服务？因此，一旦屈身事洋，不仅他的工作和生活是边缘的，文化与精神的认同上，更处于绝对的边缘。与边缘相对的中心，无疑就是王韬曾经梦想过、尝试过，却又失败了的科举入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个应举子试的读书人，至不济也可开馆授徒，或是到大员帐下做幕僚，或是给富人当清客，为什么要仰洋人之鼻息呢？这样的读书人，当然也就是世人侧目的不容于天朝阳光下的边缘人了。

王韬陷入了深重的痛苦和矛盾中。这种痛苦和矛盾，他之前的文人不曾有过，他之后的文人也不会再有。

放浪的生活，纠结的思想

王韬的主要工作是充当麦都思的助手，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文顾问，也就是校订和润色麦都思的译著。以王韬的才华，从事这样的工作，自然是杀鸡而用牛刀。这可以从麦都思后来对王韬的评价中略见一斑：“他是有超群能力的人，如果他继续当前这种精神探索，从文字的角度看他将对我们大有裨益。”另一个例证则是，由麦都思主持翻译而王韬润色的《新约全书》，初版于1853年，被认为是最准确传神的版本，六年间即出了十一版，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在沿用。关于这份工作，虽然王韬在书信中或日记里多次把它描述得很无聊很厌烦，但其中未免有文过饰非的夸大其辞。至于与雇主麦都思的相处，即便多年以后，王韬仍然感到愉悦，所谓“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麦都思1856年回国，不久即病逝，与王韬共事凡八年。

麦都思给王韬的薪水是二百两白银，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大佬相比，这当然不算丰厚，但比起开馆授徒，却不啻云泥之别。依靠这笔稳定的收入，王韬于次年将妻儿接到沪上。但即便是这样的收入，王韬仍然入不敷出，他留下的书信、日记和诗词里，忧贫哭穷几乎是经年不息的主题：“岁暮囊空，百费猬集，徒张空拳，辄唤奈何。”造成这种后果的，一方面是他要供养的家人较多，有段时间竟有八口之累；另一方面，则和他纵情酒色的生活方式有更大关系。这一点，留在后面详述。

比起经济拮据更令王韬痛苦的，是作为一个边缘人的苦闷——这苦闷，既有来自友朋的批评，更有来自内心深处的自责。

王韬游走上海的时代，封闭多年的国门刚刚被坚船利炮洞开，大多数中国人还沉睡在天朝盛世的弥天大梦里。在彼时的舆论和观念里，像王韬这种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居然为犬羊其性的夷人服务，无疑就是数典忘宗的大逆不道的奸人。上海不像广州那样开化，广州是多年来帝国面向海外的窗口，有十三行与世界保持不绝如缕的联系，所以还能容忍国人当买办。更何况，买办不是读书人，而王韬是读书人，是要铁肩担道义，要替圣人立言的读书人。因此，当王韬在上海为洋人服务的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时，邑中父老无不众口一词，纷纷指责王韬卖身事夷，一时间“物议沸腾”，“姗笑者蜂起”。他的妻兄和朋友杨醒逋为此很痛心地给他写信，告诫他不要附腥慕膻，托足夷狄，要他迷途知返，只有读书入仕才是人生的康庄大道。王韬在回信中，只得用家贫无奈来作无力的辩解。

其实，王韬内心深处，何尝不对自己的行为充满腹诽呢？就在王韬受聘于墨海书馆前一年，他的一个好友因家庭陷入困境而不得不到上海为洋人做事，王韬获悉后，给他写了封义正词严的信，劝他不要因一时身处涸辙而卖身事夷，要保持儒者的气节——其情其景，其理其语，一如一年后杨醒逋的来信。前言犹在耳，自己却像曾经批评过的友人那样重蹈覆辙，个中滋味，王韬痛莫大焉。

好在，上海这个开埠不久即已洋气弥天的新城市，很快予王韬以补偿，让他渐渐习惯了这种边缘人的生活，并在其中自得其乐。这补偿就是友谊和酒色。

郭嵩焘曾在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初九造访过墨海书馆，他在日记里留下了详细记载。日记里，郭嵩焘对两个人表示赞赏，此两人一为数学家李善兰，一为王韬。王韬一家当时就住在书馆里面，其居室有一副对联，联曰：“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郭评价说，“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亦方雅士也”。在上海的朋友圈中，与王韬来往最多的，李善兰就是一个。其他则有龚自珍的儿子，时任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的龚孝拱，以及在英国人慕维廉家教中文的蒋剑人和英国领事馆通事应雨耕。其中，蒋剑人长王韬二十一岁，与之可谓忘年之交。对比王韬迁居上海前后的核心朋友圈，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当王韬在甫里攻读经书，做着金榜题名的美梦时，与他来往的都是顾惺和杨醒逋这样的传统读书人，他们常常以天下名教为己任，却又热衷酒色欢场；当王韬在墨海书馆打洋工挣洋钱时，与他来往的都是与洋人有关的新兴边缘人，他们几乎都熄灭了登科及第的念想，却又常常对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感到怀疑。而这，正是随着通商口岸的兴起，从而寄生于其间的口岸边缘人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因为精神上的自我怀疑而影响其日常生活。换言之，哪怕一个大哲学家天天思考人类命运，其实也并不影响他正常的吃喝拉撒。更何况，当精神窘迫时，世俗生活的快乐或许是一种有效的释放和缓冲。王韬和他的朋友们深谙此道。

前面说过，王韬毕生热爱醇酒妇人。五色纷呈、光怪陆离的上海，虽然不比烟柳繁盛的秦淮河风雅而诗意，却更能为王韬和他的朋友们提供醉生梦死的欢场。检索王韬日记，不时可以看到他的冶游与酣醉——甚至，还有他偶尔吸食鸦片，从吞云吐雾间获得的舒适和快活：

龚孝拱……性嗜酒，与余交最善。晚间赋闲，必诣其寓斋，与之作康骈之剧谈，为刘伶之痛饮。

轰饮后，枕书、壬叔与余共游教坊，绝无粲者，重貌则牛鬼蛇神，重心则魑魅魍魉，余见之废然而返。

午后同剑人、壬叔往访某伯，清谈良久，至酒楼小饮，继复拉至勾栏访艳。是夕往老闸，导至福云校书室。福云颇有媚态，惜芙蓉面上多生桃花点矣。

是日礼拜。至五老峰听英人讲解圣书。午刻至城西……继又遇蒋剑人，因与往虹桥左侧访艳，勾栏二室校书扬州人客，不甚媚。

梁阗斋来，同遄勾栏访艳。见有小憨校书，稍可人意。顾年才十四，尚未梳栊，而一种娇憨之态，真觉我见犹怜也。

午后，会祝斋招饮，同席邵子馨名圭，吴门人，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爵。

饭后，吸片岕（片岕，即鸦片——引者注）一管，则肺腑通灵。予谓片岕一物，偶食则益人，嗜此则受其害。

酒后，同阆斋诣吴氏小室调吸片岕，两管之后，骨即通灵。

王韬在上海的生活，虽然不能说乐不思蜀，至少也算适性得意。他以中国文人最传统的酒色，抵挡为洋人做事惹来的社会非议和内心自谴。这些都表明，王韬有一颗相对强大且善于自我调整的心——与此相反的是另一类品行端庄的读书人，他们不仅视王韬的新生活若洪水猛兽，甚至对上海这种漂浮着靡靡之音的西化城市，都抱有一种本能的警惕。我的老乡，因戊戌变法被慈禧处以死刑的刘光第，在进士及第被授为刑部广西司候补主事后，由京回川，于光绪九年八月路经上海。他在日记里虽然也承认这座城市坊间多有用之书，但其他方面则不过是“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但闻歌馆酒楼，肉竹相倚；蜂痴蝶怨，玉夜香春；俯仰此身，在琼楼玉宇间也”。刘光第对上海的结论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歌吹沸天的上海，可以得享普通人的幸福，但对有品行的学人而言，这种无处不在的诱惑却乱人心志。刘光第是学人，自然对上海表示排斥；王韬既是学人，又是生人——或者说，就精神而言，他是学人；就生活而言，他是生人。上海于他，也就既是大幸事，又是大恨事了。

前面说过，麦都思给王韬开出的薪水是一年二百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王韬家里固然人多，然而若精打细算，必不致于有揭不开锅之虞。对照王韬日记，我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位风流才子把不少收入都花在了和校书们的交往上。反过来说，如果二百两在当时不算高收入的话，以王韬的心高气傲，必不至于为了普普通通的一份薪水就委身洋人，甘愿在父老们的攻讦下唾面自干。

热衷于酒色欢场，到底是王韬作为边缘人的一种遁世与麻醉，还是本来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假如我们认定是前者，那么无疑更能树立王韬的高大形象，但我的意见却倾向于后者。王韬固然有作为边缘人的痛苦和矛盾，甚至在给他的弟弟写信时，也不忘自我批评一把。但这种付之笔墨的责备，未免不是一种解脱和推诿。更重要的是，酒色乃王韬毕生至爱，在酒色之前，什么华夷之辩都只是浮云。至于王韬因身处沪上这座新兴口岸城市，又在洋人手下讨生活，他在到上海五年之后，自愿受洗加入基督教，这显然不是信仰的力量，而是为了讨得洋雇主欢心——尽管麦都思等人从来就没有要求为他们服务的中国人必须入教，但对自愿受洗的中国人，他们肯定欢迎之至。王韬的自愿入教，折射出他的世故。至于上午做礼拜听圣书，下午就相约嫖娼喝花酒，这种鲜明的分裂人格，更能说明王韬入教纯粹是一种形式和过场。骨子里，他一辈子都是儒者，从来就不是基督徒。

既对政府投怀送抱，又对太平军暗送秋波

王韬在墨海书馆一干就是十三年——如果不是后来出了意外，他肯定还将继续干下去。但这并不等同于王韬真的安心于墨海书馆的二百两年薪，他其实一直都在寻找飞黄腾达的途径。即便人在上海，即便处于新生活与旧传统的边缘，即便此前就对科举恨之入骨，但王韬还是忍不住又两度走进考场。第一次是在1856年，这时他已多年不做八股试帖，应试结果可想而知。第二次是在1859年，前一年，他三十岁。生日前几天，他梦见自己前生姓贾，也是个读书人，不仅妻子美慧，且省试获第。这场春梦令王韬怦然心动，于是又一次参加科考。但这次考试的结果更糟糕。考完后，他与妻兄杨醒逋等人登山，在一座破庙中题壁写道：“头颅三十不成名，竿木逢场悔此行。”从那以后，王韬才对科考真正绝望，不复重操旧业。

寓居上海期间，王韬对功名的热望经由两种方式力透纸背，一是两次灰溜溜的应试，一是孜孜不倦地向当道建言献策。

读书人以文字干谒当道的高官大吏，是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的常事。在唐朝，这甚至是一种被人称道的风雅，比如李白干谒韩朝宗，孟浩然干谒张九龄，都是主动递上自己的得意诗作。不过，时过境迁，王韬时代，再用给达官贵人呈上诗作的形式自我推销，显然不合时宜。这时候比较合于时宜的干谒，是就当前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军国大事提出建议。

从1858年到1862年四年间，王韬多次向清朝的几位方面大员上书言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他们的重视，进而把他作为人才引荐给朝廷。这几位方面大员，一是湘军统帅曾国藩，一是治理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的苏松太道吴煦，一是江苏巡抚徐有壬。徐有壬字君青，是晚清著名数学家，后来在与太平军的苏州之战中阵亡。徐就任江苏巡抚时，王韬的同事兼好友李善兰正好被徐聘为幕僚。极有可能，王韬就是通过李善兰这个渠道，前后向徐上书达十数道之多。撮其要，王韬给这些方面大员的建言，所涉及者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是批评清政府举政乖谬，其二是如何镇压太平天国，其三是怎样与洋人打交道。但是，王韬这些寄托了相当期望的上书，并没起到什么作用。写给曾国藩的信，因种种原因，最后并没送达曾手中。写给徐有壬的信，徐都收到并阅读了，但徐只是赞赏王韬为国出力的精神，并付给他一些润笔费，此外别无下文——既没有采纳其谋略，更没有因言贵人，起王韬于草莽之中。至于吴煦，倒是采纳了王韬好几条建议，比如王韬曾建议吴煦聘用西方职业军人带兵：“兹以外国武官一员，领兵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其上则领数千人数万人，而配以中国官一员，通事一名。每战则外国官首先冲锋，而我军随后奋进。”这一提议被吴煦采纳，是为后来重创太平军的洋枪队的滥觞。吴煦虽用王韬策略，却并不打算向朝廷举荐，是所谓用其言而弃其人。除了越来越重的失望，王韬别无所获。

发轫于广西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极盛时，这个以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相号召的集神权与王权于一体的古怪组织，进有北伐中原，一统天下之希望，退有据险而守，划江而半之可能。上海既是江南最富庶最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同时也是吞吐东西方货物的重要港口。随着太平军在苏州击败清军，他们是否会乘胜攻打上海？此时，上海的洋人可能比清政府更关心这个问题。

王韬服务于英国人，准确地说是由英国人麦都思主持的这个叫墨海书馆的教会机构。不管他本人是否出于信仰而受洗，但在洋人眼里，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此外，王韬乃江南本地人，对本地局势最为了解。他的这些条件，都注定了当教会决定与太平军接触，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时，王韬就是最好的随行人员。

就这样，当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前往太平军首都天京时，王韬“不得辞”。据说，在天京，艾约瑟一行——当然包括王韬——见到了其时主政的干王洪仁玕。洪接见的真实性到底如何，因王韬所有著作均讳莫如深，各种资料又自相矛盾，所以只能说是“据说”。我以为，王韬的南京之行，很可能并没见到已经身居高位的洪仁玕。洪仁玕在见到容闳之后，虽然容和他此前并无交情，仍派人给他送来印信，封官赐爵，以示挽留。如王韬与洪也见了面，洪不可能不挽留他。不过，不管洪仁玕接见过王韬与否，王韬都应该知道洪在太平军中的身份和地位。而这，对王韬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因为，洪仁玕是他的旧交。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时，洪仁玕并未参与其事，并于次年逃到香港。1854年5月，洪仁玕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后由港抵沪，打算间道往南京。在沪几个月期间，洪与麦思都来往甚密，而王韬作为麦思都的主要助手，由是与洪相识。在王韬的日记里，对和洪的交往有明确记载，两人甚至还一同研讨《圣经》。

旧交洪仁玕的飞黄腾达，肯定令王韬五味杂陈。太平军的确是犯上作乱的叛逆，但这个叛逆集团如今已据有半壁江山，将来鹿死谁手亦未可知。更何况，历朝历代，不乏读书人为了改变命运而投身到农民军行列中去，不少人因之而为开国元勋。当屡次忍气吞声而又煞费苦心地向封疆大吏们写信干谒，却根本没得到他们的援手时，王韬心中的天平倒向了太平军。

于是乎，王韬又一次写信建言。这一次，他的干谒对象是太平军的重要人物——忠王李秀成。这是1862年初的事。当时，王韬回老家省亲，而他的老家已为太平军占领。在老家，他结识了太平军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干谒李秀成的信，其实是写给刘的，希望刘读后转呈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主张太平军先攻打上海上游地区，然后再图上海，并就攻取上海提出了一整套方案。王韬执著地上书，之前是清政府，之后是太平军。向这势同水火的两方建言，他的转换如此自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在上海闯世界的叛逆，既不以做清朝的忠臣顺民为荣，也不以做太平军的谋人策士为耻。就是说，在王韬眼里，由爱新觉罗家还是由洪家来统治天下，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给我出路。

上书李秀成两个月后，清军在上海西南的王家寺击败太平军，参与其战的，就有刘肇钧部。在清军缴获的各种器物中，有一封署名黄畹，字兰卿的长信，这就是王韬化名写给刘肇钧，并期望由其转交李秀成的。清政府官员阅罢此信，大为震惊，太平军若是按信上策略行事，清政府方面将会吃大亏。就连李鸿章在阅信后也认为写信人“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其畏慑威棱形诸意，言之表”。为此，清廷下令务必查明黄畹真实身份，并将其缉拿归案。

很快，苏松道吴煦确认黄畹就是王韬。已经先后收到过王韬十多道合理化建言的吴煦，对王韬的策略与行文方式及笔迹均相当熟悉。获知消息的王韬自知大祸临头，但他仍然只有返回上海——回到上海，洋雇主还可能施以援手；待在家乡，必至束手就擒。

其时，麦思都已回国并去世，接替他的是另一个英国人慕维廉。王韬在太平军占据其老家时回乡省亲，这原本就有无法说清楚的瓜田李下之嫌。当慕维廉得知王韬将返沪时，生怕王韬在太平军占领区逗留时间过长，从而引起清政府的怀疑，便出面向吴煦要了一纸文书，要求吴煦不得追究王韬。吴煦虽贵为道台，却不敢开罪洋大人，加上他以为可以从中耍两面派手段，便写下了“兰卿如肯仍来我处，定当妥为安置，毋恤人言”的字据。王韬回到上海后，吴煦却派人到墨海书馆捕人。吴煦翻云覆雨的做法，引起了英国绅士们的极大愤怒，加上此时的英国领事为麦思都的儿子麦华佗，他认为吴煦不仅欺骗了王韬，而且欺骗了英国传教士，乃一失信无耻小人，便把王韬藏进领事馆。王韬在领事馆待了漫长的一百三十五天后，于当年秋天坐上英国邮轮前往香港。这场与太平军的纠葛，王韬一生始终坚持不承认。但他的朋友们心知肚明，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长毛状元”。当然，“长毛”即太平军根本没有给予他状元的回报，甚至，太平军的高层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叫王韬的读书人，曾经向己方投怀送抱。

王韬没有意料到的是，这次基于躲避杀身大祸的逃亡，居然要在二十多年后才算结束，进而才能重返上海。王韬更没意料到的是，那些机缘巧合的海外之旅，将使他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热切渴望功名却又动辄见尤的叛逆，升华为一个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睁眼看世界的先知先觉者。

香港给王韬的第一印象远不如上海。当然，这是景由心生。毕竟，第一次看到上海时，他还是个充满幻想的年轻人，而第一次看到香港，他已人到中年，并且还是一个顶着通逆之名的朝廷正在缉拿的要犯。其实，早在王韬抵达香港十多年前，开埠才几年的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就已被经营成一座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座的繁华如斯的城市。传教士施美夫在1846年5月写道：“香港湾崎岖的南麓已呈现出欧洲城镇的风貌，街道齐整，楼宇耸立，层层叠叠。要塞、军营、医院、商店，林林总总，宛如一座丰碑，体现出西方文明的能量与力量。”

南逃香港，是王韬人生中遭遇的一次巨大挫折，同时也是一次重要转折。在香港，王韬将名字由原来的王畹改名王韬，改字仲弢，又字子潜，号天南遁叟。按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韬、弢、潜、遁，都是深藏不露的意思。”王韬所要深藏的，表面看，是他作为朝廷通缉要犯之身份，但更深层的意思，是要深藏其闻达于乱世的企图。科考正途走不通，上书大吏无人睬，示好长毛遭通缉，他所企望过的政治前途，可以说已经明确地标示了四个字：此路不通。此时此景，只能非常低调地潜伏在语言难懂、饮食难堪、暑热难耐的南中国做一个遁叟了。

王韬在香港的工作是做英国传教士、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助手，将中国典籍译成英文——一句话，与他在上海时的工作并没有本质差别，于他，是轻车熟路。非常令人错愕的是，理雅各的计划是将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取名叫《中国经典》。这是一桩浩繁复杂的大工程，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而对此宏伟工程提供赞助的，竟然是我们所熟知的大鸦片贩子颠地。一方面输入鸦片毒害中国众生，一方面又将中国典籍推向西方，那个时代就是这么矛盾重重而又生机勃勃。

王韬的才华令理雅各刮目相看，两人的相处非常愉快。王韬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理君于课经余闲，时招余往（其别墅），作竟日留连。一榻临风，凉飙飒至……理君不敢独享，必欲分饷，真爱我哉。”理雅各在给友人的信中对王韬评价道：“对我来说，只有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才有价值，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与他匹敌的本地学者。”

随着时日的迁延，王韬的香港生活逐渐变得正常——他已经慢慢从逃亡的狼狈与人在他乡的惶恐中解脱出来。理雅各给王韬开出的月薪是二十元，占英华书局全部支出的五分之一。这笔收入还算丰厚，以至于王韬不久即将妻儿都暗中接来香港。不过，王韬不习惯的是，他的老朋友们都远在上海，虽然在香港也结交了一二新朋友，但这些新朋友不能像他的老朋友如蒋剑人、龚孝拱那样，大家不时聚会泥饮，或是招摇于秦楼楚馆。香港的略显寂寞的生活于王韬也并非毫无好处，他埋首书窗，不仅帮助理雅各在一年多后出版了《尚书》，本人还辑成了《毛诗集释》五十卷。虽然这些东西都还停留于传统文人考据校订的雕虫之功，但无论如何，香港于王韬的人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上接沪上生活之余绪，下启海外漫游、思想大裂变之门径。

王韬南下后来往的朋友中，有一位叫黄胜，此人即当年与容闳同赴美国留学者——王韬与容闳乃同龄人。黄胜其时也在香港一家教会下属机构服务，他和王韬合作编译了一部关于西方火器的著作，其目的是向清政府鼓吹引进先进火器以制服太平军。以王韬前后举动来说，他的政治伦理非常模糊，这也符合当时口岸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不再固执地忠于某一姓某一人之朝廷，而是力图在那个纷乱时代彰显自身价值，这价值就是如何使这个病态的国家崛起，而不仅仅是维护或推翻某个王朝。

1865年，王韬再做冯妇，又干了一次上书干谒的事。这回的上书对象是以开明和开放著称的李鸿章。不过，王韬只是为朋友代笔，这个朋友，便是黄胜。在这封后来收入《弢园尺牍》的信中，王韬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与和他有过一面之雅的郭嵩焘不谋而合，那就是：西方人来到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灭亡中国，而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中国不应以西方各国为敌，而是趁此机会发展壮大自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王韬写道：“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郭嵩焘驻节英法之前，只与洋人打过几次交道，因之他的论断是基于理性的分析，而王韬在上海和香港都与洋人朝夕相处，他的论断便更多地基于感性的领悟。也就是说，不论理性还是感性，只要抛开所谓夷夏之防的陈腐观念，以平视的目光打量世界与中国，就会得出接近于事实的判断。这一看起来并不困难的要求，不仅一百多年前大批自诩为国之精英的士大夫做不到，即便置诸今天，仍然是大量知识分子跨不过的标竿。历史的吊诡，有时候就是这种进三退五的恒久徘徊。

游历欧洲，不做井底之蛙

王韬曾自谓“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圣朝盛世，徒具讽刺意味，而弃物废民，则庶几属实——科考无路，报国无门，迫于生计，只得到洋人手下讨生活，做一个被时人鄙夷的边民；现在，则连边民也做不成了，离乡背井，还顶着通缉犯的帽子，不是弃物与废民又是什么？然而，命运的神奇就在于，当它把王韬推向逃亡的困境，推向更加边缘的人生时，其实也就是将他推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同治六年（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年底来信邀请王韬到欧洲一游。王韬自称：“余年未仕，即喜读域外诸书，而兴宗悫乘风破浪之想，每遇言山水清嘉、风俗奇异，辄为神往。”骨子里，他是一个具有强烈好奇心且愿意不辞辛苦在路上的行者，于是，他欣然接受理雅各的邀请，独自踏上了远赴万里之外的欧洲的旅途。王韬从香港出发，历四十余日，抵达法国马赛，开始了他在欧洲——主要是英国——的两年多的全新生活。这两年多的全新生活，对王韬影响之深刻，套用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那时“曾经沧海的王韬，已经由一位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魏默深即以《海国图志》擅名的魏源。把王韬比做魏源，始自他日本之行时与日本学者重野安绎的笔谈。当时，重野告诉王韬，他曾多次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忧国之心深矣”，“然于海外情形，未能洞若蓍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是故，重野认为，魏源其实比不上王韬。

重野的说法并非面谀之词，当王韬西行欧洲之前，中国人曾亲临欧洲者，大部分是为生计而奔波的商人，小部分是如斌椿和志刚这样的小官员。一言以蔽之，这些人都不是读书人，不是知识分子，因而哪怕写有旅行日记，大多也只是浮光掠影的肤浅记载，不可能像王韬后来写下的《海外漫游》那样由表及里，深入欧洲精神的内核。至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和其好友林则徐，他们则毕生都没出过国，与洋人打交道也不多，他们对世界局势的把握，几乎都来自于转手二三次的资料。

王韬的西行为时两年多，他在英国的工作是继续做理雅各的助手和顾问，帮助理雅各把中国典籍译为英文。王韬说他刚抵达马赛，“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在工作之余，这个好奇心极强的东方人，利用可能的机会，对这“别一世宙”进行了深入而又细微的考察。正是这些考察，使他原本还相对模糊的中西方关系之辨变得清晰而坚定：他相信，中国要摆脱目前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即所谓“借法以自强”。

王韬思想的形成，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过程。首先，像几乎所有初到欧洲的中国人一样，他被与中国迥然相异的以城市为表征的极大繁荣的社会气象所征服，尽管王韬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当时全中国最现代的城市生活多年，但当他来到欧洲，仍然有当年从甫里到上海，刚进黄浦港时遥见繁华的惊艳：

越两日，抵马塞里，法国海口大市集也。至此始知海外阛阓之盛，屋宇之华。格局堂皇，楼台金碧，皆七八层。画槛雕阑，疑在霄汉；齐云落星，无尽炫耀。街衢宽广，车流水，马游龙，往来如织。灯火密于星辰，无异焰摩天上。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

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居民百余万，防守陆兵三十万，按街巡视，鹄仪严肃，寂静无哗……道路坦洁，凡遇石块煤漆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车声辚辚，彻夜不绝……大商巨铺，格局堂皇。酒楼食肆，亦复栉比……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樾荫扶疏。

余至伦敦，时已酉刻，阳乌藏山，昏鸦集树，易乘马车，径造寓所。从车中望之，万家灯火，密若繁星，洵五大洲中一盛集也……偶尔出外散步，则衢路整洁，房屋崇闳，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入暮，灯光辉煌如昼，真如不夜之城，长明之国……伦敦都会称泰西巨擘，街衢宽广有至六七丈者，两旁砌以平石。街中或铺木柱，以便车毂往来，无辚辚隆隆之喧……每夕灯火，不专假膏烛，以铁筒贯于各家壁内，收取煤气，由筒而管，吐达于室。以火引之即燃，朗耀光明，彻霄达曙，较灯烛之光十倍。

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车，虽都中往来，无不赖轮车之迅便。其制略如巨柜，左右启门以通出入，中可安坐数十人，下置四轮或六轮不等。行时数车联络，连以铁钩，前车置火箱。火发机动，轮转如飞，数车互相牵率以行。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相比，王韬都算得上见过世面，但即便他这个在租界生活多年的边民，也对欧洲大都会的物质文明油然而生一种望洋兴叹的尊崇，由此从另一侧面说明，彼时的中国与世界之间，有着多么宽广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感叹物质文明的同时，王韬更注意到了中国士庶百口一辞的所谓不知礼仪的夷狄之人，其实远比自己的同胞更文明——其实，对西方人的彬彬有礼，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交了不少洋人朋友的王韬早就感同身受，只是，他在他的游记里不厌其烦地写下来，就在于要告诉他的同胞们：坐井观天不仅视野狭窄，而且心胸也狭窄。

名媛幼妇，即于初见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并席，出则同车……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

英国风俗醇厚，物产蕃庶……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地少慵怠游惰之民。尤可羡者，人知逊让，心多悫诚，国中士庶往来，常少斗争欺侮之事。异域客民旅居其地者，从无受欺被诈；恒见亲爱，绝少猜嫌。无论中土，外邦之风俗尚有如此者，吾见亦罕矣……盖其国以礼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

在领略了欧洲繁荣的物质和醇厚的风俗之后，王韬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这个被中国人认为是化外之地的边远地方，能够建成如同理想国一般的王道乐土？这进一步的思考，就让他发现了西方迥异于中国的典章制度。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一个时代的盛衰也好，一个国家的兴亡也罢，其最核心的影响肯定就是制度，也就是我们现在常挂在嘴边的体制。王韬虽然不可能明确地认识到体制乃改变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利器，但他注意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和它的一系列优于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无关系。这些制度包括他观察到的惠商制、专利权，以及独立的司法和众庶参政的议会。

没有比较就无从取舍，而不愿或不敢比较则导致了声嘶力竭地标榜自己是尧舜重生的天朝上国，可就在这个意淫不休的天朝，却是人民困顿、民怨沸天和列强环伺而来的可悲现实。王韬虽然没有做过一天政府官员，却比在朝的衮衮诸公更清楚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病灶和疼痛在哪里，而他的两年多的欧洲生活和二十多年的租界生活，则使他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更清楚西方现代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因此，他是最有资格进行比较的人。事实上，他的确也比较了，并在比较之后给积贫积弱的祖国开出了一剂良药，那就是君主立宪。

王韬认为，当时的世界已经全球一体化，再固步自封地闭关锁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今日者，我即欲驱（西方）而远之，划疆自守，亦势有所不能；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中国要想摆脱窘困的现状，唯有学习西方，即他所谓：“至今日而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那到底该学习西方什么东西呢？是像洋务派那样造船制炮吗？王韬对此表示否定，认为器物层面的学习不过是袭其皮毛，于现状无补。他提出要学习的最核心的东西是君主立宪，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体制乃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多年以后的戊戌变法，康梁及其追随者力捧君主立宪，殊不知，早在此前二十多年，一个叫王韬的白丁就发出过同样的呼吁。

来自日本的尊崇

同治九年（1870年）春天，王韬结束了他的欧洲之旅，起程返回香港。两年多的欧洲生活，无疑是王韬人生中堪比逃亡香港的第二次大转折。如果说，此前他对西方文明的认知还处于一种感性的模糊状态的话，那么现在，全中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像他一样熟谙西方文明的中国人了。我们可以想象，假定王韬有出将入相的机会，假定高高在上的皇室赋予他为这个百病缠身的国家施行手术的权力，中国近现代历史一定会改写。只是，历史的遗憾和魅力都在于：它不能假定。事实上，当强劲的西风吹送着王韬搭乘的商船越洋而回时，他仍然是一个一文不名、郁郁不得志的为洋人打工的边缘人。在这个自古以来政治就是肉食者谋之的国度，才华敌不过官位，思想挡不住权力。有机会治理天下的，未必有治理天下的本领，而有治理天下的本领的，则未必有治理天下的机会。

就在王韬回国这一年，著名的普法战争爆发，诞生过拿破仑这种盖世英雄的法国，居然被新兴的小国普鲁士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吸引了全球的关注。当然，这些关注的眼睛中，属于中国的比较少，对北京城里的大佬们来说，普鲁士在何方也未可知。王韬在精通外语的朋友张芝轩和陈霭廷的帮助下，每天就普法战争写一文，并在香港的《华字日报》上连载。战争结束后，这些短文汇为一书，即《普法战纪》。墙内开花墙外香，此书在国内无人问津，在日本却极受追捧，并成为日本学界邀请王韬东游的契机。此为后话。

终其一生，王韬都是一个失意者——科场的失意，打洋工的失意，上书清廷与上书太平军的失意。等到他从欧洲漫游归来，已是人过中年，病体支离。这时候的王韬一定已然明白，早年时渴望的“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几如幽明异路，而浪荡上海时的“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虽然不可能完全断绝，却也因年事日高、体质益坏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也就是他失意的大半生，让他悟出了一个读书人遭逢如此世道的安身立命之道，那就是“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而是应该讲求经世致用之道。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由欧返港的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

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是由洋人引进中国的。在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时，全国约有数十种报纸，但无一例外地由洋人创办或控制。美国学者柯文曾经指出：“在近代中国新闻业初期，出版报纸仅是为了获利，很少对某问题表态或影响群众舆论。王韬的报纸却是少见的例外。”王韬的例外，是《循环日报》在刊登一般报纸都会有的京城政治新闻和本地新闻及广告外，几乎每期都会刊登社论，而这些社论，绝大多数出自王韬本人手笔。据统计，在1874年到1885年的十一年间，《循环日报》共计刊发社论八百九十篇。

王韬如此看重社论，是他在欧洲期间，耳濡目染地看到了报纸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在影响社会、改造社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评论英国的名报《泰晤士报》说：“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但香港和上海的那些以获利为目的，几乎没有社论，更不会对政府发出批评声音的报纸，它们根本扮演不了《泰晤士报》这样的重要角色。王韬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毕生失意，但哪怕在最失意的困境中，依然是个余勇可贾的乐观主义者。他深信，他的《循环日报》将成为古老中国唤醒民众的“《泰晤士报》”。

在从政救国成为泡影后，他希望办报救国，因而，王韬甚至把报纸的地位放在国家之上，希望实现一种报纸主导政策制定的局面。他认为，报纸在三方面有着其他手段不能达到的功效。其一是通上下。王韬认为，英国之所以发达，就在于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而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堂帘高深，舆论隔阂，庶民和君王、朝廷之间天地阻隔，上意不能下达，下情无法上诉，而报纸正可以改善这种局面。其二是通内外，也就是作沟通东西方的桥梁。王韬发现，在华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外关系时，往往一边倒地倾向西方，而这些在华西方报纸又是两方本土报纸的新闻来源，势必使西方民众看中国时犹如戴上有色眼镜。因此，中国甚至应当到西方去办外文报纸，以此改变中国形象。其三是辅教化之不足，即成为教育民众，开启民智的工具。也就是王韬自称的“借彼事端发挥胸臆，开悔悟于愚民”。

《循环日报》立足香港，有利亦有弊。利者，由于地处租界，王韬哪怕以最猛烈、最偏激的语言批评清政府，清政府也没法判他个阴谋煽动颠覆国家之罪；弊者，《循环日报》的主要发行地在香港，而香港居民，要么是洋人，要么是商人，这就决定了王韬想要影响的人群，其实很有可能对他的影响不感兴趣。后来，王韬设法将报纸发行到了广州及其邻近城市，影响面才有所扩大。前文说过，王韬多年以来就醉心于进入仕途，他的理想就是治国平天下，但大道不行，王韬只得办报——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曲线从政：既然没有机会亲自治国平天下，那就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那些在其位谋其政者提出警醒和批评。一个开明的社会，永远需要王韬这样的批评者和异见者，然而可悲的是，王韬所处的并不是一个开明社会；作为一个批评者和异见者，虽然清政府没有使他因言获罪，却可以对他的声音充耳不闻——不管他是尖锐的批评，还是善意的提醒，抑或开创性的建议。晚清时局之可悲，就在于朝野的批评家自顾批评，而政府官员自顾沉醉于蝇营狗苟的争权夺利，朝廷自顾满足于拆东墙补西墙的政局稳定。

光绪五年（1879年）春天，已经年过半百的王韬陷入了无边的伤感之中：几个月前，他的长女苕仙去世，而他本人，则患上了肺结核和眼病。他梦想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但是，清政府当年发出的通缉令还没有取消，他不敢贸然迁居，虽然其间他曾几次悄悄从香港潜到内地。这年春天，为了处理女儿的丧事，他冒着风险潜回老家苏州，并在那里住了三天。在上海居停期间，他乘船东渡，前往日本。

日本之行的起源，乃因王韬此前的著作，尤其是那部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的《普法战纪》，虽然在国内籍籍无名，却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引起了极大关注。当是时，日本主要报纸《报知新闻》编辑栗本锄云认为这是自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来一部罕见的杰作，并促成日本军部在1878年重印此书，颁行全国。日本文学大师、学者重野安绎则称：“余尝观先生所著书，羡其文藻，爱慕其襟度通傥，不规规乎绳墨，欲一相见请教。”另一个叫中村正直的学者则在后来为王韬的《扶桑游记》写序时说：“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由此可见，王韬的日本之行，乃是日本学界诸多大家慕其文而欲见其人。王韬素喜游历，且此前一直对同文同种的日本深感兴趣——晚近中日两国，同样闭关自守，同样被西方用武力打开国门，同样面临捉襟见肘之窘境；然后，一个国家兴起洋务运动，一个国家施行明治维新。其结果却大相径庭，老大的中华帝国沦为死而未僵的百足之虫，在百年来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维新后的日本帝国却置之死地而后生，不但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而且成功地脱亚入欧。尽管王韬东游时，甲午战争还是未来的事，但他对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文化近亲颇感兴趣，遂欣然接受了日方邀请，踏上了东去的海船。

彼时的日本，举国弥漫的维新思潮和深及骨髓的以诗酒艺伎为代表的旧式生活神奇地交织在一起，这倒与王韬的做派异常吻合——王韬不也是一边宣传维新变法，一边沉湎于酒色吗？因此，王韬的日本之行，如同早年上海生活的一次重现。不过，此时王韬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它更像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回光返照。

在日本几个月期间，王韬一面与日本学者如岗千仞、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寺田士弧等饮酒剧谈——其时的日本文人，几乎无一不能写汉字，是故双方交流时，虽然语言无法沟通，却能通过笔写的方式交谈。另一面，他则流连名胜与女色。日本的艺伎举世闻名，王韬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就像知道自己此生在肉体上的放浪与快乐就要拉上帐幕一样，王韬对酒色的过分热爱，甚至引发了一些日本友人的微词。对此，王韬辩解说：“信陵君醇酒妇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他的日本朋友岗千仞虽然惋惜他“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但同时也替他解释，称王韬纵情酒色，乃是因为“盖先生慨欧人耽耽虎视，亲航欧洲，熟彼情形，将出其所得以施之当世，而未有所遇”。就是说，王韬嗜酒好色，乃是不得志之后的浇愁去恨之举。其实，王韬的自辩和岗千仞的解释都过于牵强，都在为王韬做装点语。在我看来，号召维新救国，此乃王韬精神之诉求；寄身酒色欢场，此乃王韬身体之需要。换言之，爱国者未必不好色，好色者未必不爱国，爱国和好色与否并没有因果关系。只是，在一个新思潮席卷而来的变革年代，旧式文人的放浪生活与救国图存的时代主题，总是有些格格不入。

“白壁青蝇宁足浼，美人醇酒亦堪哀。”但更堪哀的是，当樱花之国的漫游一旦结束，王韬一生的快乐也将要划上句号——从那以后，尽管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但人生的境遇却更加悲哀，他甚至渐渐失去了从酒色获得短暂幸福与解脱的功能——他已经老之将至。难道还有比面对人生渐老，肢体渐渐不听使唤，而功名却无一落处更堪哀的吗？

报国无门，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

落叶归根。随着年事渐高，王韬愈发渴望回到久违的故国——虽然故国其实就是一片凋零的残山剩水，就是一方风悲日曛的畸零之国。但就像再破旧也会感到亲切的旧居一样，所以，即便祖国如此凋零如此畸零，回归故国仍是晚年王韬的一桩心事。终于，通过多位朋友转圜，清政府总算默许了王韬回国。光绪十年（1884年），王韬全家自香港抵达上海，寓居淞北。这时，距王韬当初在洋人的帮助下仓皇出逃，已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三年。当年给太平军的那封投书，除了使王韬不得不流亡二十三年外，另一个收获就是朋友们戏赠的绰号：“长毛状元”。

久别的上海更加浮华。以一个青楼常客的眼光，王韬很职业地注意到了上海的色情业比他出走前更加发达了。他为此用略带欢快的语气写道：“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榭歌台，连甍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耀，笙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逞媚。门外细车骄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宴。”

刚回上海时，王韬在给朋友的信件中，不时哀叹身体每况愈下，于今之事，“日惟扫地焚香，杜门谢迹”，“仰屋觅句，闭户著书，不欲问世上事”。看上去，他真的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了，需要的不再是绚烂而是平和。但是，不到一年时间，他重又变得生机勃勃：先是创办了弢园书局，大量刊印自身作品的同时，还刊印了二十年前携手出入欢场的老哥们儿蒋剑人和许壬匏等人的作品。王韬和蒋、许等人的关系，可谓既是载酒拥色的损友，也是吟诗诵对的文友，同时还是忧时伤国的诤友。也许，只有在那样一个国家困顿，却又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才会出现这种极为奇妙的人际关系。创办书局外，王韬接着又应邀出任格致书院山长，直到魂归道山。书院是很中国的东西，但格致这个书院名字，则表明它与传统书院讲授儒学不同，它讲授的是舶来的西方文化。事实上，格致书院也是由王韬曾经的老板，英国人麦都思的儿子，也就是帮助王韬逃脱清政府抓捕的上海领事麦华佗发起创立的，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研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型学校。王韬执掌书院后，将格致书院的这种取向推到了极致：他在考试学生时，“所命之题自当课以西学为主，而旁及时事洋务”。为学生们出题的，几乎都是力主维新自强的官员和学者，如李鸿章、刘坤一、傅兰雅、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将每年的优秀课卷汇编成册出版，取名《格致书院课艺》，每年一卷。是故，我们今天还能得知，当王韬做这所新型学校的校长时，到底都出了些什么样的题目。如李鸿章的“《周髀经》与西法平弧三角相近说”；如盛宣怀的“问中国工商生计多为洋人所夺，欲收回利权，应如何进口货少，出口货多，以期利不外散，权自我操？诸生留心时事，其各条举以对”；如吴引孙的“问近来东南各省多用洋银钱，民尚称便，中国如自造金银各钱，应用何策？能否通行？有无利弊？试详言之，用备采择”。也就是说，当正统的读书人还在用起承转合均有教条般严苛规定的八股文替圣人立言时，这所由外国人倡议的新式学校，在王韬的主持下，却是以经世致用为办学准绳的。

主持格致书院同时，王韬还先后为《申报》、《万国公报》主持笔政——毕竟，这个被林语堂誉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的先行者，他清醒地知道，学校教育只能由点及点，其影响人数是少量的，而以报纸为阵地的社会启蒙却是由点及面的，其影响人数也是海量的。在《申报》期间，他“以报馆为护符，倡言无忌，人多震惊其名”，而在《万国公报》期间，他则将早年所写的大量鼓吹维新变法的论文重刊。

晚年的王韬从刚回上海时的萎靡，到其后的大有所为，让人惊叹之余甚至产生了一种不恭的联想：这个好酒好色之徒，他的这种老而弥坚的原动力，是否就是来自于五色迷离的花花上海给予他的刺激？窃以为，弗洛伊德的所有著作都可以归结为一点：从器官里流不出来的，必定要从笔杆子里流出来。那么渐渐失去酒色功能的王韬，是不是也把最后的精力付之于出版和书院？

龚自珍感叹他所处的时代万马齐喑，那是不争的事实。但当时光的步伐迈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并非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是一派末世的混乱与绝望。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充满了启蒙与希望的时代：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地方政府随之坐大，这就意味着，朝廷对全国的把控空前松弛。同时，由于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检查，那时候言论基本自由，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新兴口岸城市。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得一大批意识到中国症结何在的知识分子，纷纷发表他们对时局的意见。这些意见，只要没有号召推翻政府，封疆大吏们便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表示赞赏。当然，至于朝廷是否采纳这些意见，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

王韬身体向来欠佳，再加上多年来酒色无度，三十以后就显出老相，五十多岁时，即身患多种疾病。既有眼疾、肝疾、风痹、肠红，少年时咯血的老毛病也卷土重来，而失眠和健忘这两种典型的老年病，也如影随形，以至于他很苦恼地写道：“虽齿发未衰而躯壳已坏，祁寒盛暑不可复耐，偶尔劳顿，体中便觉不快。略致思索，辄通夕不能成寐。见客问姓名，转顾即忘，把卷静坐即尔昏然。握管三四行后，意即不相缀属。”

自身多病而外，王韬还有一桩意兴索然的事，那就是他没有儿子。不仅他没儿子，他的兄弟也没传下子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桩让王韬深觉悲哀的事。早在1880年，当他还在香港办报时，就在其自传中，用异常哀婉的口吻写道：

老民（王韬别名——引者注）有弟曰利贞……读书未成名而卒，年仅二十有七。有姊曰英……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杨氏梦蘅……娶仅四年殁于沪……老民无子，有女二：长曰婉……归吴兴茂才钱徵，早殒；次曰娴……生不能言。呜呼！老民既无子矣，而复夺其女，不解造物者何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宪至今二百七十余年……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从侄三人，相继夭殁。于是自明以来，巍然硕果，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寿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不大可痛欤？

从香港回到上海后，虽然已经年近花甲，多病之躯早已是蒲柳之质，但上海那令人意乱情迷的红灯区对王韬依然是极大的诱惑，以至于每当他出门时，他的妻子林氏不得不安排一个老仆跟随在后，怕他一不小心就把一家人的生活费拿到销金窟里豪掷一空。但林氏的安排还是不能阻挡王韬，不久，王韬就与上海名妓王莲舫打得火热。据说，王韬以垂暮之年犹作少年浪游，倒不全是他的好色之心未随齿没而去，而是他幻想这位美艳的名妓，能够给他生个儿子。但是，很显然，王韬的想法过于天真，也过于一头热。不久，王莲舫就被别人赎身迎娶。为此，王韬恼恨不已，后悔没有早点花钱将美人纳入金屋。其实，就算王莲舫愿意嫁给王韬这个糟老头子，估计也很难再生个一男半女了。毕竟，王韬已是衰病残年。对这段旁逸斜出的情感——同时也是风流成性的王韬一生中最后的情感，王韬作诗感叹：“从此蓬山远凡尘，掉头休更问前因。平生心事都孤负，岂独伤怀到美人？”

渴望金榜题名的青年，王韬屡试不第；渴望施展报国长策的中年，王韬逃命天涯；渴望含饴弄孙的晚年，王韬膝下无儿孙可绕。这就是王韬的一生，那凄凉而郁闷的一生。柯文认为，王韬的酗酒、嫖妓及吸食鸦片，“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这种个人心理重压所致”。与此相仿佛的还有严复，郁郁不得志的严复也只能像王韬那样退守南窗，以著述自娱复自傲，而鸦片的袅袅青烟之间燃烧的，是他们怀才不遇的命运和被遮蔽埋没的才华。

王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压力，使他只能在背离传统士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必须探索一种新的人生。当所有古老的大门都朝他关闭，他只能打开一扇新的大门。正是开放的口岸给了他这种可能。他的一生得感谢跨海而来的洋人，是他们为他提供了新生活与新思想，尽管这种新生活与新思想在飞翔了几十年之后，还得重新坠回陈旧而腐朽的中国大地。但无论如何，它们毕竟飞翔过，如同王韬曾经的梦想那样：高蹈，急速，辽远。

第十章
光绪重臣张荫桓之乱世功名

在这部翔实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种种遭遇：既有对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也有对西方社会习俗的惊讶和逐渐习惯，更多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则在于，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

了解外国，就等于自甘堕落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即大清光绪二十四年。这年八月，京师谣言四起。大意是上半年施行新政的光绪与退居二线的慈禧矛盾激化，新党康有为、谭嗣同意欲对太后不轨。这些真真假假的谣言令户部左侍郎张荫桓隐约有几分担忧。因为，他既是康有为的同乡，更是康有为与光绪之间的桥梁——正是通过他的力荐，光绪才知道有康南海这么个一心变法图强的下级官员。

八月初六晚，六十一岁的张荫桓在家闲坐，突然听说数十名步军统领衙门的缇骑包围了他家所在的胡同的进出口。张荫桓以为忐忑多日的查抄终于成为现实，哆嗦着不敢开门。他的一个亲戚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惊，吓得奔避逃窜，缇骑们一拥而上，把这个亲戚绑住后押往步军统领衙门。到了衙门，众人都把张荫桓的这个亲戚呼为康有为，他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亲戚被释后，把真相告诉了张荫桓。张荫桓始知是虚惊一场，但他的忧惧反而加重了。他知道，这虚惊，终将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次日，张荫桓参加一场宴会，席间，庆亲王拍着他的胸口安慰他，你放心，与你无关，你不必害怕。张荫桓出人意料地发飙说，不关你的事，你自然不怕，参我者众，我岂能不怕？

果然，两天后，张荫桓在家被捕。尽管前一天他才在上朝时见过以往曾称赞他会办事的慈禧，以及曾常向他请教西洋各国风物和变法情状的光绪，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在慈禧下达的懿旨中，排在钦犯第一位的就是张荫桓，其后才是众所周知的六君子中的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至于康广仁，他因是首犯康有为的堂弟，早在几天前就已下狱。四天后的农历八月十三，六君子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讯问的情况下，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曾经以为再也看不到这一年中秋月的张荫桓，虽然名列榜首，却意外地得到了慈禧的法外之仁——六君子身首异处的次日，上谕称张荫桓“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束”。

两天后，当六君子尸骨未寒，新党或伪新党纷纷表明自己与新党，尤其是康梁无涉时，张荫桓离开了冠盖云集的京华，踏上了数千里的流放之路。令京师旧党们弹冠相庆的是，康梁已逃，六君子已死，朝廷大权仍旧归于宣布训政的太后。但令他们感觉美中不足而愤愤不平的是，多年来与洋人眉来眼去，甚至还多次出过洋的张荫桓，竟然逃过了这一劫。当京师旧党们为重获权力治酒泥饮之际，行走在流放路上的张荫桓也深深地明白，是洋务给他带来了这场大祸，但同样也是洋务，保住了他的性命。

成也洋务，败也洋务。回首张荫桓的乱世功名，总是令我想起一个比喻：危楼上的盛宴。盛宴上，不乏美酒佳肴，红颜丝竹，然而，盛宴摆在危楼上，危楼随时可能坍塌。当危楼坍塌之时，不仅盛宴乃镜花水月，方才还在享受盛宴的与会者，顷刻间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鸦片战争前三年的1837年，张荫桓出生于广东佛山镇。张家累世经商，家庭富有。但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张荫桓的父亲希望儿子能走学而优则仕的路途改换门庭，是故在这个商业世家里，张荫桓自小就与商业无涉，而是攻读八股文。一些史料说张荫桓幼时即有异禀，从他留下的诗文和书法作品看，确实算得上一个有灵气的才子。但是，清季之时，已经在中国运行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一条封锁才华与创意的死胡同：张荫桓一直考到二十七岁，居然连个秀才也没中。

张荫桓的家乡广东，自明末以来就是中国与西洋正式通商的省份，张荫桓在对科举失望之余，开始研究洋务。当是时，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广东十三行的买办，他们通过垄断与洋人的商贸，从而获利甚丰。当时一个叫伍秉鉴的中国人，他的财产比今天的比尔·盖茨还要多。另一种是朝廷于1860年设立的总理衙门的官员。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观念里，十三行的买办虽然有钱，但社会地位低下，而总理衙门的官员虽然品级甚高，但因与被国人称为夷人的外国人打交道，官员们视为畏途。不过，张荫桓尽管既不怕社会地位低下，也不怕进入畏途，但他不会英语，肯定无法当买办，至于进入总理衙门，更是门儿都没有——他压根儿就不是政府官员。这样，为了谋条出路，张荫桓出钱捐了个监生出身和知县头衔，分发在山东候补。

就像平原君说过的那样，“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候补山东时，张荫桓的舅父李宗岱在山东巡抚阎敬铭手下任职。一次，阎敬铭为了某事要向朝廷上奏，幕僚起草数稿，阎均不满意，他亲拟一稿，仍不满意，于是交由李宗岱起草。李宗岱回到家，告知张荫桓此事。张荫桓表示愿意代为起草。次日，李宗岱将张荫桓起草的奏章给阎敬铭看后，阎敬铭大为满意，李宗岱便如实相告。于是，阎敬铭欣然召见张荫桓，相谈之下，甚为融洽，当即请张荫桓为其佐理文牍。后来，丁宝桢接任，阎又把张荫桓推荐给了丁宝桢。在丁手下，张荫桓因河工与勤王两事而被保举为候补道。此后，张荫桓于1876年署青莱道，兼摄东关道，负责对外交涉。这算是他作为晚清外交官的粉墨登场。

在天朝大国君临万方的指导思想下，清朝上至君主，下到普通官员，在他们的头脑中，是没有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观念的，除了大清以外的其他国家，要么是恭顺的藩属国，要么是不服王化的蛮夷国。即便是在鸦片战争让这个古老国度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剧变后，这种观念仍然不可动摇。1860年，在西方列国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终于撤消以前负责管理藩属国事务的理藩院，代之以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个负责外交与通商的新机构，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被认为是一个事鬼与阿夷的不齿于人之地。在做过盐运使、道台和按察使等职后，因“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翁同龢语），张荫桓经最早赏识他的阎敬铭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密荐，到总理衙门学习行走。

张荫桓与洋务的关系总让我想起严复。张荫桓和严复一样，两人都是清末众多风云人物中没有取得科举功名的所谓非正途出身。但与严复最初接触洋务是出于生计所迫不同，张荫桓从年轻时起，即有志于洋务。张荫桓突然被提拔进举足轻重的总理衙门，并未遭到其他官员忌恨，乃在于这些抱所谓夷夏之大防的正途官员们认为，在总理衙门当差，和洋人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以人事鬼，是真真切切的汉奸行径。以后，当张荫桓被任命为太常寺这个极其冷寂的清水衙门的少卿时，反而遭到了一群正义凛然的官员的攻击。这些攻击者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张荫桓“出身卑微，幼习洋业，故夷情略悉，已为自爱者所鄙”。在这些官员眼里，从事过洋务，对外国有所了解，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不折不扣的污点——尽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尽管林则徐和魏源号召士人们睁眼看世界已超过一代人之久，但在士大夫们心目中，真正的自爱，竟是与夷人完全绝缘，对外国一无所知。

既要办好洋务，更要拍好老佛爷的马屁

1886年10月28日，一尊后来被视为美国标志乃至自由象征的雕像在纽约曼哈顿对岸的自由岛上落成，这就是著名的自由女神像。在落成这一天，包括总统在内的政要纷纷到场，张荫桓是受到邀请的唯一一个中国人。斯时的他，其身份是大清国驻美国公使。尽管在保守派眼里，所有外国都只是藩邦，但藩邦的背后却有船坚炮利的军队，大清国也就不得不承认，世界上除了大清，还有其他若干平等国家。既然有了这一前提，就得遵守游戏规则。为此，早在此前一年，张荫桓就被任命为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

像清季的许多政界要人一样，张荫桓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公使生涯持续了三年。回国后，他把这三年的日记题名为《奉使日记》，并抄录呈送光绪。在这部翔实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弱国外交官的种种遭遇：既有对华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愤怒，也有对西方社会习俗的惊讶和逐渐习惯，更多的，或者说更有意义的则在于，他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比如就在参观自由女神像后不久，他即通过翻译的介绍，在日记中对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作了详细记述，并对这种远远走在他的国家前面的制度表达了某种程度的艳羡。也就是说，当张荫桓的同僚们还在纠缠于受孔孟之道教诲的读书人，到底该不该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人打交道时，张荫桓已经比他们超前好多步地提出了要向西方学习。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才造就了船也坚炮也利的西方强国。

在清季高级官员大抵尸位素餐的背景下，张荫桓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前面说过，年轻时的张荫桓曾想到广州做买办，因不会英语而作罢。等到他被任命为驻三国公使后，他深感不会英语如同哑巴。为此，尚在赴美船上，他就开始自学英语。不久，即能熟练地用英语对话，以及看英文报刊。以外交官身份而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的，在晚清，除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便只有张荫桓。当曾纪泽去世后，张荫桓遂成为总理衙门乃至全中国高级官员中，唯一一个通晓英语的奇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曾纪泽曾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国歌《普天乐》，张荫桓则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不同的是，曾纪泽创作的国歌最后没得到朝廷批准，虽然它曾在国外作为大清国国歌演奏过；而张荫桓设计的长方形龙旗，一直飘扬到数十年后清朝灭亡时。

三年外交官历练结束，张荫桓回国，继续在总理衙门行走。次年，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同时担任户部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在甲午战争之后与日本谈判期间，朝廷更是临时授予他部长级的尚书衔。张荫桓的乱世功名，至此达到顶点。

虽然在吏部和户部同时任职，但张荫桓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在总理衙门与外国人打交道。对各怀心思的西方列强来说，通晓英语和西方礼仪、政治制度的张荫桓，显然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对手——与明事理、知世事的张侍郎打交道，要胜过与那些浑不晓事，却又盲目自大的旧党官僚相纠缠。正因为如此，总理衙门虽然官员众多，但每与外国人打交道，几乎都是张荫桓出面。为此，与张荫桓有私交的俄国公使开玩笑说，我以前还以为贵署中只有你一个人呢。史料则称：“侍郎以吏员出身而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邻邦人士咸乐为欢。兼权译署，居高而愈见才，岁久而益习事，都人共仰。”

翁同龢和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时代标志，他们一个是光绪的老师，一个是淮军统帅和洋务领袖。在彼时，两人都是政坛上须仰视才得见的大人物。然而，这两个大人物相互间并不买账，甚至，只要逮住机会，就会咬对方一口。当时的中下级官员，要么依附于翁，要么投靠于李。张荫桓却是唯一例外：他居然游刃有余地脚踏翁和李两只船，且翁和李都把他视做心腹。其间，既有张荫桓的政治手段——往好里讲叫政治智慧，也有张荫桓杰出的治事能力在起作用。

李鸿章之于张荫桓，更多的是一种长者式的欣赏。李鸿章多年来在洋务上苦心孤诣，而满朝睁眼瞎般不知世事者早就令他苦不堪言，一旦发现张荫桓这种视野开阔，思想开放，又能力卓著的后辈，其欣喜，不亚于伯乐在牛群里发现了一匹千里马。李鸿章对自己的青睐和爱护，张荫桓报之以弟子之礼。是故，李鸿章对张荫桓进入总理衙门和出任三国公使，都起过重要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后来李鸿章与张荫桓及翁同龢三人曾同时入直总理衙门，其时，张荫桓在总理衙门“揽权有年，不能复让”。有时，他和李鸿章之间对某些事情的处理意见不同，张荫桓总爱说：“吾师过矣。”事后，便令有关部门按他的意见执行，李鸿章对此竟无可奈何。

翁同龢是晚清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同时也是后来维新变法的主要支持者。论年龄，翁是张的长辈；论级别，翁远比张更尊。但翁对张荫桓的欣赏，已然到了崇拜乃至盲目崇拜的地步。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也就是庚子年间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的怀柔县令，他和张荫桓私交甚多。在《庚子西狩丛谈》里，吴永详细而生动地记载了翁和张之间的交往：“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最可异者乃是，翁的名辈远在张之上，而在给张的信中，竟称张为“吾兄”、“我兄”，甚至“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在和翁同龢的交往中，可以看出张荫桓的确是个禀赋极高的能人：每天晚上，翁同龢总要派人把他当天经办的奏疏文牍，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给张荫桓送来，请张荫桓审定。张认可后，次日再正式发布。张荫桓喜欢和幕僚们在晚间以押宝的方式赌博。每天晚饭后，他就招集众人，围坐合局，放一只匣子在案上，任人下注。翁同龢的信，一般就在此时送达。张荫桓暂停押宝，当场开启信封读文件。张的一个家人持烛立于左边，一个家人在右边把蘸了墨的毛笔递上去，张随阅随改，涂抹勾勒，如秋风扫落叶。不一会儿，处理完文件，把笔扔给家人，大声喊众幕僚继续赌博。“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不爽。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张荫桓在赌博间隙里修改出来的文件，翁同龢无不深感满意，以至第二天必然亲书一信给张，“感佩之词，淋漓满纸”。

王庆保和曹景成是光绪年间两个地位低微的候补知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秋，两人接到上峰下达的一项有些棘手的任务：负责流放新疆的前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直隶境内的护解。此任务之所以棘手，在于张是刚革职的高官，级别远比候补知县高。万一张侍郎一时想不开，在途中自杀，王、曹两位候补知县自然吃罪不起。但事情要比两位候补知县想象的顺利，张侍郎虽然官架子甚大，但几天相处后，三人竟成了朋友。后来，两位候补知县以《驿舍探幽录》为题，给朝廷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护解张荫桓二十多天的所见所闻。

张荫桓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对护解他的两个候补知县，张荫桓断断续续地主动讲述或在回答二人的提问时，几无隐瞒地谈及了他所亲历或知晓的最高当局的种种纠葛。清理这些纠葛，也能让我们洞悉晚清大变局下，风云一时的政治人物的命运如何波谲云诡。

戊戌变法前，光绪名义上已经亲政，但国柄仍执掌于慈禧手中。可以肯定地说，在晚清的历次中外对抗中，对中国士民心理最具震动的，不是鸦片战争或中法战争，而是甲午中日战争。这个垂而不死，腐而未朽的老大帝国，竟然被同文同种，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二传手的蕞尔小国打败。这一惨败在从光绪到普通民众心里激起的反响，可谓群情汹汹。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光绪开始探求变法维新之道，但他每次向重臣们提出变法，重臣们都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为由反对，气愤之极的光绪只能痛哭作罢。戊戌年春，光绪通过庆亲王向慈禧表示，如果仍然不给他变法的事权，他宁肯退位，也决不做亡国之君。在庆亲王的力劝下，慈禧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也就是说，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两宫离心，奸小可以从中挑拨的隐患。

光绪决心变法，变法必然要了解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张荫桓这个既任过驻外公使，又懂英语的深谙西洋的官员，自然为光绪所重视。正如《戊戌朝变纪闻》所说的那样：“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仅仅戊戌年三月，光绪召见张荫桓就达七次之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张荫桓是光绪了解西方的导师和维新变法的顾问，再加上他向光绪推荐了小京官康有为，时人把张荫桓称为“戊戌变法的幕后大人物”，诚不我欺也。

张荫桓能够官运亨通，一方面在于他得到了变法心切的光绪的信任，另一方面在于他给慈禧留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印象：既是一个能干的洋务官员，也是一个懂礼貌的奴才。前者，甲午战后议和，正是慈禧的认可，张荫桓才得以以全权特使的身份出使日本。出发前，慈禧数次召见，并勉励他说，“尔办事勤能，未免遭忌，国家赖尔等辅佐，决不为浮言所动。”而张亦自陈，自从他当上道员以来，慈禧待他恩遇甚隆，每次召对，皆卷帘相见，且必赏饭。后者，张荫桓深知慈禧贪财好货，因而投其所好，多次进贡奇珍异宝。其中一次，他从海外归国时，即购买祖母绿珍珠两颗，一颗献慈禧，一颗献光绪，献慈禧那颗，远比献光绪那颗更名贵。

考察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并不困难的结论：张荫桓是一个聪明人。他既是一个完全能够胜任职务的能吏，同时也是一个会来事，懂得讨主子欢心的奴才。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一辈子左右逢源，可他为什么在六十多岁的晚年，还要先遭流放，后被处决呢？

国际友人的救援，成了他的催命符

戊戌变法的一百零三个日子里，大清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以光绪为首的显权力中心，一个是以荣禄为首，而幕后支持者则为慈禧的隐权力中心。显权力中心任用康有为等新人，眼花缭乱地颁发除旧布新的各种命令，有时一天里诏书即达十数道之多。然而，由于保守派或者说旧党的阳奉阴违，再加上大多数封疆大吏的骑墙观望，这些诏书所要求实施的新政，基本没落到实处。隐权力中心除了对新政暗中阻挠和破坏外，更主要的精力则放在了如何说服已退居二线的慈禧再度训政。为了让慈禧训政，离间和挑拨两宫关系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因此，戊戌年中秋节之前，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颐和园回宫。

慈禧提前回宫，是为了次日亦即八月初五光绪接见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之事。伊藤博文是明治维新最主要的推手，光绪希望能听他的建议，甚至据传有聘伊藤为客卿的想法。慈禧认为光绪走得太远了，她必须出面制止。会见时，慈禧出乎意料地坐在了帘子背后，光绪只能和伊藤客气地寒暄了几句就草草收场。必须一提的是，会见时，中方陪同人员为张荫桓。

会见结束后，慈禧若无其事地令张荫桓为伊藤精选宝星（勋章）。然而，第二天，慈禧在对光绪一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后，便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乱党康有为。这才有了前文所说的缇骑包围张荫桓府邸，误捉其亲戚一事。

就个人见识和政治愿景来说，张荫桓肯定站在光绪一方，这样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积极向光绪传达当时先进的西方体制，以及引荐惹来大祸的康有为；而就政治敏感和官场生存智慧来说，他绝对不愿获咎于慈禧。他明白，在这个四万万人的国家里，这个喜怒无常的老女人才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也就是说，他企图在光绪和慈禧之间脚踏两只船，就像在翁同龢与李鸿章之间脚踏两只船一样。他曾经做得非常成功，在两个权力中心都如鱼得水。但脚踏两只船的结果是，当两只船突然朝相反的方向运动，脚踏两只船者必定要落水。当慈禧宣布训政后，她要惩办的乱党中，第一个就是张荫桓。从慈禧相当赏识的能吏到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乱党，这种势同冰炭的变化，仅仅在于慈禧其实并不完全反对变法，前提是变法不能伤害她一丝一毫的利益。但事实上，这种前提之下的变法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这个老女人早晚要出手，而张荫桓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光绪的替罪羊——既然慈禧没法废黜已成木偶的光绪，那么就必须严办蛊惑光绪变法的乱党。乱党首领康有为闻风而逃，把康有为引荐给光绪的张荫桓更难逃其责。

张荫桓的结局原本应该是像谭嗣同诸人那样喋血菜市口，如是，则历史上就不是戊戌六君子，而是七君子了。

但张荫桓从事洋务的经历救了他一命。戊戌变法时，西方列强所抱态度大多是乐观其成。对列强来说，通过变法如果能诞生一个遵守国际法规的现代国家，显然要比一个自命天朝上国的封建王朝好打交道。而变法被扼杀，维新人士的命运也深受列国关注——众所周知，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是通过日本人的帮助才得以脱身的。对西方各国来说，张荫桓比康梁更重要：他既出任过三个国家的公使，还曾获得过俄国的圣安娜勋章和英国的大十字骑士勋章。此外，他还曾是中日谈判的全权特使，虽然后来为李鸿章取代，却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有一定交情。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各国认为，张荫桓是北京乃至全中国唯一懂洋务的政治家，是一个通晓现代体制的人。他们不愿看到这样的人被独裁者送上断头台。于是，英国公使出面了，日本公使以及伊藤博文也发出警告了。

慈禧可以宣布训政，可以面斥九五之尊的皇帝，可以对亿万兆民生杀予夺，但她不敢不听洋人的话。

这样，张荫桓得以从菜市口的鬼门关走向了通往新疆的漫漫长路。

西人对张荫桓的看重，张荫桓自然清楚。流放路上，他对两个候补知县说：“先前总署遇交涉交议时，或外国使臣有照会须复者，各堂均无主见，群推我主稿，我因众人不谙外交音綮，又不与诸使臣相洽，我不得已出头代办，及至事后，又群忌我擅专。我既被遣，总理衙门更无人了事矣。”随着流放的路渐行渐远，张荫桓也就慢慢从惊恐中恢复了常态。西人的看重和他本人的自负使他认为，鉴于他是全中国唯一懂洋务的人，而他之所以获罪，不过是同事们的陷害，那么要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东山再起。在陕西时，他“仍是侍郎势焰，沿途州县，照钦差接送”。不少地方官员也相信，张荫桓才华卓绝，起复是早晚的事，也就不把他当流放的钦犯，而是当朝廷要员。张荫桓在西安停留时，曾在酒后说及慈禧：“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把皇太后称为老太太，衮衮诸公面面相觑，无人敢接嘴。

次年早春二月，新疆还是一片冰天雪地，张荫桓终于抵达流放地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巡抚饶应祺是张荫桓的门生，对流放的老师，门生自然加倍照顾。在新疆，张荫桓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吟诗作画，二是等待北京的老太太下旨重新起用。

一年后，张荫桓终于盼来了老太太的圣旨。不过，老太太不是要重新起用他，而是要他的小命。当是时，远离新疆数千里的中国北方，义和拳忽然起于草莽之间，那些念神咒喝神水相信自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村夫蠢汉，纷纷打出了扶清灭洋的大旗。从隐权力中心招摇到显权力中心的“慈禧们”大喜过望，他们以为从此再也不必怕船坚炮利的夷人了。为此，在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拳民烧教堂、毁铁路、杀洋人以及一切与洋人洋物有关的人——包括那些戴眼镜的人、会说外语的人、曾经打过领带的人——之后，慈禧不惜向西方十一国宣战。既然老太太以为凭义和拳就足以消灭虎视眈眈，经常让自己难堪的洋人，那么，因为怕惹恼了洋人而不曾处死的张荫桓，他还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庚子年六月初七，六十三岁的大清前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在为他的侄子画完绝笔之作后，引颈就戮于乌鲁木齐。

张荫桓死了，他的乱世功名到此画上了一个草率的句号。但关于他的故事还没完：当义和拳的神兵完全没法抵挡八国联军的枪炮时，北京沦陷，慈禧不得不带着光绪逃往西安。次年，中外议和，美英两国公使均要求中国政府替张荫桓昭雪。美国照会说：“（张荫桓）出使鄙国时尽力尽心，使两国邦交加厚，华盛顿人民闻其被戮，均为悼惜。”英国照会说：“张氏为往贺女王在位六十年之特使，又为前任公使欧格纳与窦纳乐所敬服，凡属英国旧识，对张之死，无不惨悼。”当年年底，身死塞外的张荫桓被清政府恢复了他曾担任过的户部左侍郎一职。然而，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这种事后的昭雪，不过徒令生者在两分安慰之后，更感八分寒心与悲愤罢了。

第十一章
公祭政治犯刘光第的幕后玄机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之泪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话，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

在清朝，北京菜市口是一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街。这条街原本以蔬菜和一家名为鹤年堂的药铺而闻名，但在清朝，这里也是处决人犯的刑场。1898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城刚进入霜风凄紧的秋天，这一天下午，六名人犯被押送到菜市口。在众多翘首观望的看客的注视下，六颗拖着长辫子的头被一一砍将下来。人犯的鲜血，喷洒在黄沙铺地的街面，不消两个时辰，这血迹便与黄沙一道，凝成了一些深黑的血块，慢慢被来往的车马卷起的沙石和垃圾淹没。只有一些看客，还坐在鹤年堂附近的茶馆里，意犹未尽地谈论着行刑时的种种细节。

这六个被砍了脑袋的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按照朝廷所宣布的名单，六君子的排名先后是：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君子中，四川有两人，即绵竹的杨锐和富顺的刘光第。刘光第死难后七十年，我出生在他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赵化镇，这是沱江边一座随自流井盐业而兴衰的古镇。一百一十一年前，刘光第遇难之后，他的遗体被从北京运回了家乡，乡人为他举行了一场在今天看来也颇令人惊讶的公祭。透过家乡父老给予刘光第的哀荣，我们或许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山雨欲来时，吊诡的历史所蕴藏的耐人寻味的玄机。

小镇的悲伤与愤怒

刘光第和同案的其他五人一样，都是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处死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上，这是一桩极为可怕的、可能会导致灭族和凌迟的不赦之罪。因忠君爱国而获罪乃至获极刑，虽然古今中外并不鲜见，但像刘光第那样充满变数的命运，却鲜有同例。

刘光第遇难时，他位于北京绳匠胡同的家离他受刑的菜市口近在咫尺。他的家中，只有老妻张云仙、妻舅张鹤林，以及几个未成年的儿女。刘光第虽然在京做官多年，但平素不喜交游，不像同案的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既有众多追随者，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是以当慈禧发动政变，康有为等人纷纷出逃时，刘光第只能待在家中，其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问心无愧，不用逃；二是根本没有人帮助他逃亡，是以不能逃。这样，当刘光第蒙冤诏狱，作为政治犯被处决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的遗孀和孤儿所面临的惨状：这个贫困的家庭，倒下了这根唯一的顶梁柱。到底是谁为刘光第承办了后事，把他一家老小及其遗体从紫禁城护送回老家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说法，那就是所谓侠客大刀王五为刘光第料理了后事，并派徒弟护送刘的灵柩回川。大刀王五在清末民间有侠名，热心政治，与谭嗣同交往甚深。据说谭在获知光绪被软禁于瀛台后，曾打算请大刀王五率徒冲进大内，谋杀慈禧。谭在狱中留下的“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所谓两昆仑，按一些学者解读，即指大刀王五和康有为。不过，不管谭嗣同与大刀王五之间有着怎样的密约，刘光第与王五却没有往来，而为刘光光主持后事的，也不是大刀王五，而是刘光第的四川同乡乔树柟。乔系四川华阳县人，在京任学部左丞，是刘光第不多的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之一。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唐烜，算是刘光第的同事，亲眼见证了六君子被难，以白描手法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云：“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这个乔公，即乔树柟。所以大刀王五料理刘光第后事种种，不过小说家言耳。

按照彼时惯例，凡是被处以斩首之刑的人，家人总是要用金线把已然身首异处的躯体缝合起来。刘光第的遗体是否也作如是处理，史料阙如，不敢妄断。不过，我曾在富顺文管所见过一张拍于二十多年前的旧照片，乃是当年把刘光第的坟从赵化迁往富顺县城时所拍。照片显示，刘光第身首异处，头颅形状还十分完整，甚至隐约能看出其表情的坚忍。后来，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为刘光第创作了一尊铜像，可能也是受此照片影响，铜像也抓住了刘光第临刑前的那种刚毅与不屈。

在乔树柟等人的张罗下，刘光第的家小及灵柩从北京动身，踏上了迢遥的返乡之路。这条路，乃是当年刘光第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出任刑部侯补主事时次第经过的。只不过，去时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时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返乡之路由陆路抵天津，在天津登海船，航行至上海，再上溯长江；到泸州后，由长江转入沱江，从而抵达沱江边的赵化镇。运载刘光第灵柩的船只进入四川后，沿途百姓纷纷到江边致祭。在怀德镇到赵化镇的最后二十来公里河道上，自动加入到拉纤者队伍的乡人多达数百名。至于刘光第的桑梓之地赵化镇，早在刘光第的灵柩抵达之前，就举行过盛大的悼念活动。腊月初八，刘光第灵柩抵达镇上后，这座边远小镇人民公祭刘光第的活动推向了高潮：船抵赵化中渡口码头时，大炮九响，鞭炮齐鸣，家家披麻，人人戴孝，哭声响成一片。在两匹超长白布的围绕下，家乡父老牵引灵柩，绕行全镇一周。游毕，停放于隆兴寺——这里距刘光第早年读书的学堂仅有数步之遥。初十晚，公祭仪式正式举行，由秀才蓝瑞图主持。蓝先用悲怆的声调朗诵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接着宣读祭文。这篇祭文，既有对刘光第忠君爱国却惨遭杀害的同情与崇敬，更有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愤怒和指斥：

彼苍者天，忠义何罪？

歼我哲人，邦国其瘁。

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汉唐遗秽，邦国其坏。

沟壑能填，白刃已蹈。

强固曰命，正气浩浩。

生而为英，死明众志。

光被四表，功流百世。

按一般的理解，刘光第乃朝廷钦犯，被杀头之后运回故乡，偷偷下葬即可，至多做几天道场罢了，但赵化民众却为这个政治犯举行了盛大的公祭。公祭也罢，在由包括秀才、举人和乡绅及普通民众组成的公祭仪式上，竟然宣读了这么一篇痛斥朝廷——也就是当时的合法政府——的祭文，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桩令人费解的事情：难道这个小镇的人民就没想到过此举可能会触犯朝廷，可能会为当事人惹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吗？对这种以公祭为名、实为批判政府的行为，当局又将如何处置？

不讯而诛的政治迫害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轻气盛的汪精卫因刺杀摄政王而下在刑部狱中，他认识了在这座监狱里当了大半辈子看守的刘一鸣。刘一鸣和汪精卫闲聊时，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六君子被捕入狱后的种种情形，这也与包括《清史稿》在内的诸多典籍的记载相吻合。从狱中之表现，我们不难分析出刘光第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在这场飞来横祸中的无辜与无奈。

从逮捕到处死，刘光第等人在狱中关押了四天。六君子分别关在两间囚室。其中，杨锐、杨深秀和谭嗣同被关押一室，刘光第、林旭和康广仁被关押一室。在狱中，刘光第犹自诵读《朱子全书》和《周易》，康广仁因受堂兄康有为牵连入狱，非常委屈，失声痛哭：“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年轻的林旭闻听，笑不可抑，刘光第便转而安慰康广仁。刘光第能如此从容，原因有两点：其一，他相信不管是在刑部侯补主事上的十来年，还是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十多天；不论是做一个无权无位的小京官，还是因缘际会与闻维新国是，自己一向公忠体国，并没有一丝一毫之私念，更不要说叛逆与谋乱了；其二，按照祖宗法度，入狱后总得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审讯，只要一审讯，那什么事情都能说得清楚的，大不了，就不当这个京官，“即罢归，固所愿也”。

以刘光第比照谭嗣同，我们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谭在被捕之前，曾经有机会出走，但他向劝他逃走的人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至于他在狱中题壁的那首诗，现在流传的版本是：“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但据可靠资料表明，这首诗其实是经过梁启超后来改动的，谭的原诗根本不像这样慷慨激昂：“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谭在拒绝出逃时所说的流血自他始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他清楚自己已犯下了杀头大罪；而所谓“留将公罪后人论”，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谭诗用‘公罪’二字与传统用法不同。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之讹……谭此诗末句，已自承有罪。”

这个细节表明，谭在被捕之前就已经明白，他将要遭到杀头的处罚，而这一处罚，和他打算出兵包围圆明园，用武力解决慈禧及守旧派有关。至于刘光第，他根本没有参与谭的围园救主行动，而谭也没有把这位忠厚的四川人发展成自己的同党。因此，从客观上说，六君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整体，他们的共同遇难，乃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职位把他们拴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他们都是企图励精图治的光绪临时提拔到身边予闻国是的小京官。不同者乃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谭、康、梁等人的表现远比刘光第更为激进，为了维新的顺利，他们不惜动用武力，发动政变，不管是流他人之血，还是流自身之血，都在所不惜；而刘光第所设想的，却是在游戏框架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

刘光第以为会有的把事情说清楚的审讯永远没有到来。久在刑部熟知审判程序的刘光第过于天真，忘记了他遭遇的是一场诏狱。操纵诏狱的不是祖制和法律，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权谋，一旦审讯，显然会牵涉到已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光绪。其中的玄妙，慈禧在处死六君子后的次日所发布的上谕中就不打自招地承认，一旦走正常司法程序，就会导致“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然而，作为书生的刘光第，又如何能洞悉这其中的政治权谋？刘光第没有把他效忠的政府想象得那么坏，但他效忠的政府其实远比他的想象还要坏。这个合法的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其职责并不是要保证法律的公正，而是要保证最高当权者的个人利益。

公元1898年，岁在戊戌。这一年，积贫积弱的中国仿佛充满了改革的生机，至少，从光绪任用康、梁变法上，可以看出这个古老的国度，似乎从上到下都打算效仿东邻日本，通过改革，绝地图存。在对六君子下手之前，真正的掌权者慈禧并没有对光绪的改革进行过阻挠——至少我们目前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这种阻挠曾经出现过。相反，这个驾驭大清几十年的铁腕人物，给予光绪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样，光绪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布上百道维新诏令，并破格将包括刘光第在内的几个小京官提拔到权力中心。事情的不可收拾，其实源自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的冒险性质的急于求成。康有为一辈子最大的理想是做帝王师，在获得光绪青睐后，日以上奏为己事，而这些奏章所言的改革事体，大多在当时根本没有施行前提。为此，他和改革派们肯定会深受朝野——尤其是守旧派官员——之诟病。诟病之下的康谭，所采取的是一系列过激反应：他们谋划通过政变的方式，囚禁乃至暗杀慈禧，以便让光绪真正成为大清国主宰。然而，当谭嗣同异想天开地劝说袁世凯出兵反而被出卖后，可以想象，以前对维新持默许——至少是不反对——态度的慈禧，将会有多么愤怒。于是乎，政变高手慈禧发动政变了，康、梁出走了，谭嗣同决心杀身成仁了，而可怜的刘光第，只因被抽调到这个改革机构中任职，只因他是谭的同事，也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乱党——慈禧上谕的定性是：“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

斯时的朝野也看清了刘光第和康谭等人的截然不同。他们不但不是志同道合的同党，甚至，刘光第和康有为根本就没有打过交道。据同为富顺人的宋育仁说，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鼓吹变法时，刘光第曾经和友人前去旁听过一次，但“闻其议，绝恶之，初未与通”。六君子下狱后，庆亲王奕劻也向当时预备参预会审的官员打招呼：“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好友兼老乡曾远夫闻知刘光第死讯后，写了一首悼亡诗，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刘光第遭此大难，就是受了康谭的牵连：“不谋旦夕间，遽被池鱼殃……死后望昭雪，言之断人肠！”

刘光第及杨锐与谭嗣同等人的不同，慈禧未必不知道，但知道也于事无补，她必须处死这帮同绕在光绪身边躁动改革的人。因为她痛恨的不是改革，而是这些人以改革之名，竟然企图挑战她的核心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有应得”的谭嗣同必须死，无辜的刘光第也必须死。

今天的人可能会错误地以为，当时的维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实，每一个时代能看清时局的人总是极少数，而芸芸众生往往属于盲视的大多数。一个令人喟叹的情节是，当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场时，周围那些踮起脚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们扔白菜帮子——这些白菜帮子主要扔向了谭嗣同，其次是康广仁，至于刘光第，谢天谢地，没有人把白菜帮子扔到他身上。显然，在这些扔白菜帮子的草民眼里，谭和康不是变法维新的改革派，而是理当千刀万剐的乱党；至于刘光第和杨锐，就像民间所谓痛脚连着好脚一样，是受了牵连而冤死的。京师吏民尚如此认识，何况刘光第故乡的父老乡亲呢？

自古以来，忠臣蒙难都是最能引发人们同情的。在传统戏文里，人们早就对忠臣蒙难的故事耳熟能详；而现在，这样一位蒙难的忠臣竟然就是自己的乡党，是自己看着长大的邻居，故乡父老能不闻风泣下，转而为这样的忠臣搞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悼吗？在对忠臣的缅怀中，这些偏远之地的升斗小民，他们最终收获的，将是道德上无与伦比的优越感。

帝国的冷漠，成了人民冷漠的榜样

刘光第和他的老家赵化，以及更大范围的富顺、四川，一直有着割不断的亲情与乡情，他的人品与才华，一直为乡人津津乐道。

刘光第祖籍福建平武，其太高祖时迁居四川富顺。由小民因科举而跻身士大夫之列，因此刘光第对君恩国恩深为感激。明清两代，官员——尤其京官——薪水微薄，所谓陋规、土规之类的灰色收入遂成为潜规则：“岁入得自粮饷者百分之一，得自土规者百分之九十九。”在中进士后已授刑部主事，因母亲去世而丁忧时，刘光第就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若做京官，以他不愿贪墨的操守，肯定捉襟见肘，他一度打算不去做官，而是留在家乡执掌文昌书院。对刘光第有知遇之恩的富顺县令陈锡鬯闻知此事后，热心地为他介绍了自流井一个叫刘举臣的盐商，二人联宗，举臣为叔，光第为侄。刘举臣承诺，每年赠送刘光第二百两白银，作他在京为官的开销。陈锡鬯本人，也答应每年资助刘光第一百两白银。正是有了这两笔比较稳定的收入，刘光第才敢拖家带口，到北京当一个人微言轻却又时常为国家五内俱焚的小官。

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清末，刘光第是一个异数，这也是他的死为故乡民众痛心疾首的原因之一。乡人每说及他的死，总有一句义愤之语，叫做：“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刘光第的同乡王抡三升为员外郎，有别项进款三四千两，主动提出与刘平分，刘光第却“不敢受”；刘光第升为军机处章京，外地进京的某省藩司按惯例送来一笔钱，刘光第也断然拒绝，来人很惊讶，说：“人受而君独拒，得毋过自高乎？”此外，“每年军机处同僚按例可分五百金以上，而光第亦分文不取”。刘光第一家人在北京，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谋生，他本人“一布袍服，十年不易”，他的儿女“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家务全靠妻子操持，以至于不到四十岁，就衰老得如同老妇人。抓捕刘光第时，“缇绮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可以断言，深受儒家道德化育的刘光第，所坚守的乃是儒家的传统。他关心国家，为时局担忧，极主改革；由于在京师鲜有知音，他常常把对国事时政的批评写成长信，寄给远在故乡的刘举臣父子。甲午战争之后，他写下了数千言的条陈，希望国家改革，以图生存，但由于级别不够，而别人又不肯代他上奏，这一条陈只能寄给刘举臣和家乡父老闲览。可以说，刘光第虽然在京师做官，但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品行、他的近乎固执的安贫乐道，却在故乡到处流传。一定意义上，他是故乡人，尤其是故乡读书人的偶像和骄傲。当这个大厦将倾的国家竟然把自己的偶像和骄傲斩首示众，家乡民众在悲痛之余，必然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深深的怀疑，所以才会发出“忠义何罪”的质问。

如果说，忠君爱国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不是每一个故乡的平民百姓都能理解并被感动的，那么刘光第对家乡的热忱则给予过他们见得着的温暖。刘光第在京师时，偶然得知他的发蒙老师李少崖年老失明、衣食无着，当即写信给刘举臣之子刘庆堂，希望他从每年给予自己的二百金中，先拿出三十金，送给这位孤苦的老人。故乡四川两次遭受震灾和洪灾，刘光第立即和同乡京官一道，筹措善款寄回故乡赈灾。

在故乡民众眼里，刘光第是一位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的清官，是一位热心公益、时常照顾桑梓的同乡，是一位曾经教化乡间、启迪后学的儒者，同时还是一位如同戏文里演出的忠君爱国却惨遭奸臣残害的忠良，原本与他们相距遥远的戏文里的忠良，竟然就是自己看着他长大、看着他考取进士、看着他坐上木船远走京华的街坊邻居，这样优秀的人、亲切的人竟然被处斩，这到底是什么鸟世道？因此，赵化民众对刘光第的追悼其实既是在哀挽他们的偶像，也是在借以表达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同时还是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残酷现实的绝望。

刘光第被捕之前，曾经义愤地对友人说过：“吾属死，正气尽矣。”事实也正如他的断言，当这群希望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出瓶颈的知识分子被处死之后，后来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愿相信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再也不会对改革维新抱希望了。而在民间，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已经明白，为了保他人的江山而冒风险改革，乃至于把自己的脑袋也改掉，是一桩得不偿失的傻事。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闲坐一旁，冷眼旁观江山易主，王朝变姓。

至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对政治犯的公祭，是否会像我们曾担心的那样，招来当局的弹压呢？出人意料的是，政府竟然对此听之任之，既没有阻挠，更没有派兵抓捕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究其原因，在刘光第早些时候对时局的批评里就已经有了答案：“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不镇静。”如此盛大的公祭，地方官员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在这种“苟安目前，敷弄了局”的官风之下，既然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没有对此事有过任何批示，那么，地方官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装没看见也没听见，而没看见也没听见的事情，也就相当于从来没有发生过。

第十二章
“义民”义和团VS“汉奸”李鸿章

义和团乃是一场被清政府高层利用的运动，是器，是工具。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英雄来得很偶然，时局变得很动荡

这是一张珍藏于美国国家博物馆的黑白老照片：一条肮脏的小河几乎完全干涸，垃圾堆成了一道道从河心通往河岸的斜坡。一群人正从一个黑漆漆的门洞进入城内，沿着垃圾铺成的道路走上河岸。河岸边，一大群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在好奇地围观。资料介绍说，这是庚子年（即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从广渠门外的下水道攻进北京城时发生的神奇一幕。数量远远超过联军的围观者，全都是大清子民。他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为了看得更清楚，乃至站到了岸边的垃圾堆上，那种兴奋与怡然，很难想象他们正面临敌军攻陷首都，政府即将崩溃的巨变。其情其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桩著名的围观事件：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国军舰炮击广州城时，岸边的高地上，同样站满了指指点点的中国人。甚至，还有不少勇敢者驾着小船，围追英国军舰，以便向他们兜售蔬菜和水果。

中国人历来喜爱围观。鲁迅曾对这些麻木不仁的看客极为不满，他在其名作《药》里写道：“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的愤怒，大抵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分在内。但对那些站在广渠门下观看联军攻陷首都的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洋人是来和朝廷打仗的，而朝廷是达官贵人的，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换言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这个国家彻底丧失信心和信任之后，才会出现这种笑看敌军直捣首都的怪事。然而，在庚子年那些自以为是的民族英雄心里，却深信民心是他们可以倚仗、可以用来对抗列强的王牌。

就像一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特大地震，其肇始仅仅是一系列毫无知觉的小地震一样，庚子年的国变与人祸，其源头，也是一起很普通的偶然性群体事件。

那是距庚子之变两年前的1898年。这一年，中国发生的最重大、最震撼的事件，无疑是由光绪支持，却遭到慈禧太后无情剿杀的短命的百日维新。就在一个月前，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血溅法场，刚刚颁行的诸多变法新政，统统予以废除。不过，对山东冠县一带的农民来说，遥远的京师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变法与否更引发不了他们的关注。这年秋天，在他们眼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接到传帖之后，携带各种武器——少量是用于打猎的火枪，大量是用于练习武术的大刀、长矛，乃至从土里扒食的锄头——赶往冠县蒋家庄。发出传帖的是一个叫赵三多的老拳师。冠县以至整个山东，自古民风剽悍尚武。冠县一带盛行梅花拳，而赵三多，就是一个著名的梅花拳高手，据说他的徒弟多达两千余人。可以想象得出，接到传帖后赶往蒋家庄的人流中，有不少就是赵三多的徒子徒孙。这位年近花甲的老拳师在10月26日，聚众达三千人左右，这些人以头帕和长靴作标记，祭旗起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乃是与朝廷为敌不同，赵三多不反朝廷，他要反的是洋人，他的旗帜上非常清楚地写道：“扶清灭洋”。不过，即使他不打算与朝廷为敌，朝廷也无法对如此声势浩大的群体事件坐视不理。毕竟，大清朝只有《大清律》而无《大清宪法》，无法赋予赵三多结社集会的自由。鉴于赵三多是以梅花拳相号召，其他不愿惹火烧身的梅花拳大佬都警告他，不得以梅花拳名义起事。赵三多一气之下，打出一个新旗号，这个旗号我们耳熟能详：“义和拳”。

赵三多在蒋家庄摆拳三天，炫耀了一番势力后，便率众攻打冠县和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赵三多的蒋家庄聚众祭旗，被后来的史家们界定为义和团运动之滥觞。

一场乌合之众的嗜血狂欢

中国的大多数时期，统治者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基本采取放任自流政策，即只要不以宗教为外衣，行谋逆造反之实，则政府对你是信道教还是佛教，或者两教都信或都不信，一向不大关心。或者更深层次地说，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远不如西方人虔诚，大多数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就像马戛尔尼说的那样：“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窃以为很可能就是各自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一边对宗教采取实用主义，我给你烧香，你就保佑我升官发财；一边则虔诚地认为自己乃上帝的选民，有上帝的爱与自己同在。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随着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播，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保证了传教士在中国租赁和购买土地修建教堂的权利，操着不同语言的传教士们为了他们心中的上帝，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企图让这片异教徒的土地，回荡起上帝的福音。

但是，中国国情的土壤，却注定了上帝的种子很难在这里大面积地生根发芽。虽然传教士们费尽周折，但皈依的民众依然屈指可数。为了争取更多信徒，传教士们便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比如向每个皈依者提供一百三十两的生意津贴，又比如当信徒遭到政府迫害或是与其他不信教民众发生纠纷时，传教士常以自身势力施加影响。这样，不少社会底层人员，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教堂——显然，他们成为上帝的追随者，与信仰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种信徒，被其他民众蔑视地称为“吃教饭”。用徐中约先生的话说，那就是传教士此举“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强者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却厌恶这些传教士”。

甲午战争之后，一方面，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呈现出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中国乡村经济更加凋蔽，民众生计举步维艰。在底层民众眼里，他们只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之路越来越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却不知道中外之间达成的利益补偿原则，不知道外国人建厂房开矿山修铁路征用他们的土地，已经在双边或多边政府协议中达成补偿机制，所有损失都由外国政府外国企业通过贸易或税收的方式补偿给了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由中国政府负责这些失地农民的具体补偿”（马勇：《1900年中国尴尬》）。也就是说，由于清政府的不作为，外国人的补偿没能下发给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则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洋人补偿一说。信息的不对称，使民众对洋人的仇视愈积愈深。与此同时，大量廉价洋货的登陆，则使中国的手工业者走上了绝路，昔日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终于宣告解体。

此外，即便时光已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即便洋务运动已兴起了二十多载，但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是愚昧的、无知的，正如后来诗人毛润之曾经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这些愚昧无知的民众眼里，正是外国人的纷至沓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让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洋人的铁轨毁坏了龙脉，洋人的矿山放走了宝气，基督教的异端邪说冒犯了神圣的孔子。这一切，致使民间三人成虎地虚构了洋人磬竹难书的罪行，而这些所谓罪行在今天看来，如此荒诞，如此不经，那时却被普通民众认定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

总之，就像运行于地下的岩浆，当其压力越来越大，压制于其上的岩石和土壤无法阻止时，它必然要冲出地表，而其喷涌之地，则必为地表最薄弱之处。举国汹涌的仇洋情结，也在找寻一个适当的突破口或者说导火索。充当了突破口和导火索的，是1900年前后的华北大旱，它使得发轫于赵三多老拳师的义和拳，终于在两年时间的阴燃之后，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

仇洋排外是贯穿了晚清数十年的经久不息的主题。仇洋排外者以普通民众为大多数，但还包括了煽风点火的乡绅士子、地方势力人物如赵三多，以及一部分居心叵测的政府官员。其时，在中外交涉中，一些政府官员以为，义和拳的存在，可以加重与洋人打交道的砝码，故而，尽管朝廷一开始迫于列强压力而下令各地官员扑杀，但官员们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公开反对。至于朝廷最高决策者如慈禧太后，其实也在对待义和拳问题上首鼠两端，剿抚不定：他们既觉得义和拳对洋人的攻击颇有解气之处，又怕一旦过于放纵，将使局面难以收拾。对朝廷决策者这种心理的揣摩，以山东巡抚毓贤最为精准。

毓贤是正黄旗汉军，以同知纳赀为山东知府。光绪十四年，署理山东曹州。《清史稿》称他“善治盗，不惮斩戮。以巡抚张曜奏荐，得实授”。比他稍晚一些的许指严则在《十叶野闻》中把他称为毓屠户，并认为“清季之酷吏当以贤为举首”——来自正史和野史两个方面的资料都表明，毓贤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的鹰派，一个动辄以杀人为终极解决办法的酷吏。事实上，每个朝代行将结束之际，都会涌现出一批像毓贤一样“不惮斩戮”的酷吏，他们为了求得表面的稳定，不惜用最极端的手段来实现快刀斩乱麻的要义。但其结果，一则使民众对政府彻底丧失信任，一则使他们自身也陷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毓贤在曹州任上，因斩杀民众两千余人而声名鹊起，史料没有说明这两千余人到底是些什么身份，但可以肯定不是义和拳。一个代理道台因杀人众多，上峰竟然青眼相加，得以转为实授。这说明，末世粗暴简单的行政方式已经取代了治世的沟通和谅解。此后，毓贤快速升任为按察使，不久又代理布政使，也就是管理一省民政的副省长。当李秉衡调离山东后，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成为这个垂死帝国的封疆大吏之一员。这时候，山东的义和拳已经愈演愈烈了。

尽管西方列强严词要求清政府对义和拳加以打击，但毓贤除了在朱红灯的红灯照起事时曾派兵镇压外，一向都对义和拳采取亲善态度。甚至，就是他认为义和拳名字不佳，亲自改“拳”为“团”，称为义和团。义和团亦由是得名。当时，山东的一些义和团队伍，纷纷“团建旗帜，皆署‘毓’字”。一个封疆大吏，居然默许闹事的民众把自己奉为首领，这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但义和团运动，却就在这种异常吊诡的气氛中渐入佳境。不久，因法国人的严重抗议，清政府不得不将毓贤免职，令袁世凯接任。但被免职的毓贤进京时没受到任何处分：他向朝廷的决策者——包括慈禧、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言拳民忠勇得神助”——慈禧第一次亲耳听到的有关义和团的直接信息，应该就是由这位刚从山东免职归来的巡抚讲述的。慈禧不仅亲自赐他一张号称御笔书写，其实为另一妇人捉刀的“福”字，不久又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这样，毓贤便如同一只培养皿，把这种称为义和团的病菌带到了山西，让山西教民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这是后话。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次农民起义相比，义和团都更像是一场乌合之众的嗜血狂欢。以往的农民起义，不论大小，至少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领导人，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相对严密的组织，会有统一的行动。但义和团运动却是一盘民族情结的散沙，将这盘散沙瓦合在一起的，是华北民众日益不堪的生存状况和对洋人洋教的刻骨仇恨，而充当瓦合黏合剂的则是荒诞不经的巫术。

在广大的中国北方农村，几乎每一个聚众而居的村庄，都有一两个意见领袖。在山东，这样的意见领袖往往由赵三多这种会武术的拳师充当。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是以团为单位，相互之间基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几乎每个自然村都各自设立坛或拳场，由赵三多式的人物出任首领，他们被称为大师兄、二师兄，每团人数少则几十几百，多则成千上万。在这种大量单个的团的基础上，有时也会有几个或几十个团的联合组织，称为总坛，首领称为老祖师。

一百年前的欧美早就进入了由大炮、军舰、机枪担纲的热兵器时代，义和团团民既背离世界潮流，对这些先进武器的了解付诸阙如，但又要鼓舞士气，迷醉别人加自我麻醉，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巫术相号召，相鼓舞。

义和团的每一团或坛，都设有坛宇，并有奉为保护神的神祗，这些神祗五花八门而又自相矛盾，有的团供奉玉皇大帝，有的供奉关公，有的供奉《水浒》中的人物，甚至还有供奉前任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在一个团之内，大师兄是口含天宪说一不二的灵魂人物，每当他有重要命令发布，必然宣称某位神祗依附其身，尔后跳舞升坐，发号施令。其情其景，一如当时民众还记忆犹新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或杨秀清。

义和团赖以吸引大批无知民众，以及后来让朝廷决定依靠它们与列国为敌的法宝，便是巫术。义和团首领们宣称，只要按他们的办法训练，修习一百天后就可以不受子弹伤害，修习四百天后可以平地飞升。至于居于人类与神祗中介地位的大师兄或是老祖师，他们更是具有撒豆成兵、剪纸为马，并招来天兵天将助战的神奇本领。在符篆、咒语和如同中了魔障的跳舞为主的仪式中，原本就热衷于从众的中国底层民众，仿佛一夜之间找到了主心骨。他们的一生之中，第一次如此扬眉吐气，第一次如此天降大任，以为整个世界真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古老的国家也必须依靠他们，才能从洋鬼子的凌辱中得到解放。可以说，在庚子年的决战到来之前，中国最有理想最有抱负的人就是那些渴望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成员。他们通过巫术的方式，把自己打扮成这个国家的拯救者。

事实上，不仅山东在庚子年前后涌现出一股反洋热潮，在中国的其他省份亦然。在四川，由余栋臣领导的袍哥反洋便是其中之一。当时，余栋臣在其檄文中坦陈其反洋因由：“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奸淫我妇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瓜果，国债重于丘山。焚我皇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立埠，国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其实，余栋臣檄文中所列举的洋人罪行，有许多条都是无知国民昧于世界潮流的臆想之词，但与余栋臣相比，义和团的认识还要等而下之。在他们如天女散花般抛出的各种揭贴中，大抵都是专以杀害教民反对洋人为词，不外乎“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避刀剑，可避枪炮……兴大清，灭洋教”。

在义和团看来，不仅洋人个个该杀，便是和洋人稍有联系之人，以及使用洋物之人，也当斩尽杀绝。义和团把洋人称为大毛子，把教徒和从事洋务者称为二毛子，使用洋货者称为三毛子，而所有毛子都只有一条路：去死。在义和团极尽夸张与扩大的滥杀中，不少人就因身上揣有一盒火柴而横尸街头。

义和团在进入京师前后，曾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抓住“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指两年前发起维新变法的光绪；所谓二虎，指从事洋务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所谓三百羊，指与洋人有关联的在京官员。依义和团的说词，朝廷只有十八个官员才有资格继续活下去——显然，他们就是支持拳民的毓贤之流。庚子年，他们是民众眼里的民族英雄。

1900年，岁在庚子。虽然朝廷注意到了齐鲁大地上起于青蘋之末的义和团，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其时，这个国家的主要决策者们在谋划另一桩在他们看来远比招安或剿杀义和团更重要一百倍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换皇帝——废掉傀儡光绪，另立新君。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十几位皇帝中，人生最悲苦失意者莫过于光绪。他原本是一个聪慧而力图中兴的君王，却因大权旁落慈禧，毕生皆为傀儡。这个傀儡皇帝不仅于军国大事没有一丁半点发言权，甚至连宫中的太监们也要在生活上欺负他，常给他冷脸和难堪。他作为皇帝的唯一存在意义，就是在帝国与洋人的争战中惨败后下罪己诏自我批评，或是以他的名义宣布批准与洋人的和约。

光绪名载湉，虽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但按常理，他原本没有登上帝位的机会。然而机缘巧合，这个不该登上帝位的人不幸登上了帝位。就像在得知儿子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载湉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曾痛哭失声并昏绝于地一样，众所周知，光绪被扶上宝座纯出于慈禧私利的结果，既非他个人之福，亦非这个江河日下的沧桑帝国之福。

自从与恭亲王奕䜣联手发动政变，置咸丰遗诏中确认的肃顺等顾命大臣于死地后，大清帝国的最高权杖便操纵在慈禧手中，时间长达近半个世纪。可以说，中国近代史如此狼狈屈辱，如此不忍细看，威福自专的慈禧要负很大责任。

同治十三年（1875年）冬，慈禧的儿子、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去世。尽管清宫留下的医案证明同治系患天花而死，但更多的野史和民间记忆，却认为同治其实是梅毒不治。同治没有子嗣，由谁继承大统便迫在眉睫。按继承法则，同治的子侄辈都有资格依据其血源亲疏做候选人。当慈禧主持召开核心领导层会议，探讨同治的继承人时，军机大臣文祥就提议说：“从情理上讲，都应为皇上立太子，溥字辈的近支中有几个人选，请择其贤能者立之。”慈禧闻言脸色大变，过了半天才说：“醇亲王之子载湉，甚聪睿，必能承继大统，吾欲立之，为文宗显皇帝嗣。”载湉是同治的堂弟，他本无资格继承同治，但慈禧决定把他作为文宗也就是咸丰的继承人，也就有了继承资格。慈禧之所以如此做，原因有几个：其一，载湉之母乃是其亲妹；其二，载湉年仅四岁，便于控制；其三，如果立溥字辈也就是同治的子侄为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自然失去垂帘听政的理由，而一旦立与同治同辈且只有四岁的载湉，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执掌朝政。基于此，她宁愿自己的儿子绝嗣，也要立与儿子同辈的载湉。

在童年光绪成长为少年和青年的十多年里，如同同治朝的十来年一样，这个老大帝国的最高主宰就是深居宫禁的慈禧。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光绪已经年满十六，按照祖制可以亲政，也就是慈禧应当中止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时，慈禧也装模作样地发布了一道旨意，表示要归政光绪。然而，满朝文武都清楚地知道，对这个嗜权如命的老妇人来说，这旨意只不过是聊以应付舆论的幌子。很快，重臣们纷纷上奏，请求慈禧继续听政。这些重臣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因儿子被推上皇位而放声大哭的奕譞。他在奏章中提出，光绪现在还不能亲政，至少得等到二十岁以后。且即便亲政，也必须按照现在的规矩，天天向慈禧早请示晚汇报，重大事情一律听候慈禧圣裁。醇亲王如此提议，不能仅仅视为虚伪，而是他的一种自保：他深知当年慈禧选中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为了满足她的权力欲望，如今提出归政，也是做做样子，掩人耳目。为了自保，也为了避嫌，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慈禧继续听政。

果然，慈禧从善如流，欣然接受醇亲王等重臣的建议，“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依照由礼亲王世铎拟定的《训政细则》，慈禧操控皇权的实质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更加名正言顺。一句话，光绪仍然没能摆脱傀儡的身份。唯一不同的是，以前住在宫中的慈禧，现在搬到了郊外的颐和园。每天的重要文件，在光绪圈阅之后，都得悉数送往颐和园，由慈禧作最后的圣裁。

这个当时世界上人口最众多、历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国，就在这种训政模式下继续苟延残喘。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这个拥有比日本多达几十倍人口和地盘的大国，竟然被日本打得全无还手之力，被迫签订了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可以说，真正让中国人觉醒，并感受到豆剖瓜分危机的，不是两次鸦片战争，也不是中法战争，而是中日甲午战争。其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光绪已经二十五岁。对日战争时，他是强硬的主战派，但谁知战事却一败再败，这对年轻气盛的光绪来说，是一口无法咽下的闷气。两年后，德国强占胶州，亡国灭种的可能似乎正在一步步地化为现实。光绪力图有所作为，大权却在慈禧手中。这年，他悲愤地对庆亲王说：“太后如果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庆亲王将光绪的意见转达于慈禧，慈禧“始闻甚怒”，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庆亲王力劝，慈禧勉强同意光绪变法，却又恨恨说道：“由他去办，等到他办不出结果再说。”

好不容易有了部分事权的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策划下，实施了著名的戊戌变法。然而，康梁的变法无疑过于生猛，且颇多条款并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而过于激进的改革，显然会触及守旧派的既得利益，守旧派便在帝后两宫之间日以挑拨为能事，终至慈禧龙颜大怒。其实，慈禧本人并无政治见解，她一面暂给光绪权力，一面又撤掉其主要助手帝师翁同龢；一面对新政的某些措施也表示赞许，甚至一度为康有为上书中所言国是日非而动容，一面又听任乃至纵容保守派与光绪对立。她这些自相矛盾的举动，透露了她内心的秘密：她既要完全地控制光绪，不能让他因自己的部分放权而成为断线的风筝，更不想让光绪一旦变法成功而受到天下吏民的衷心拥戴。她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权，而倘若变法成功，这功劳也必须归于她的头上。

然而，光绪和他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智囊却没能看清慈禧的真实想法——如果维新派把慈禧供奉到维新变法总设计师的牌位上，以此赢得慈禧的真心支持，则戊戌变法完全可能成功，中国此后若干年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庶几也能够避免。然而历史既是不可逆的，又是不容假设的，真实的情况是，天真的康、梁以为凭光绪这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颁布一些变法措施，天下便能焕然一新。书生之误国，近代当以康有为为最。当光绪已经感受到因守旧派的挑拨而导致慈禧对自己颇为不满时，他给参赞军机杨锐手书密诏，云：“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光绪已然意识到，一旦因变法得罪慈禧，不仅变法无以为续，就是他的帝位，也岌岌可危。他希望智囊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确保慈禧不发难。然而，智囊们的办法却把光绪逼到了死角——谭嗣同夜说袁世凯，希望这位手握重兵并曾对变法表示过支持的军人发动兵变，但袁世凯却径直把这惊天阴谋告诉了守旧派领袖荣禄。此后，慈禧从颐和园突然回到宫中，光绪被剥夺了一切权力，成为货真价实的木偶。仅仅百日的维新变法，也就此划上一个草率的句号。变法期间的新政，除了开办京师大学堂一条外，余者几乎悉数废止。

垂帘听政是晚清的最大政治特色。在这种古怪的体制下，当臣工们上朝探讨国家大事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主子，而是三个或两个主子：同治及光绪早期，慈安太后还健在，两个妇人便坐在皇帝后面，她们和皇帝之间，有一层纱幕作屏障。等到慈安去世后——一种说法是被慈禧鸩杀——慈禧便独自坐在光绪背后。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继续训政，从颐和园搬回紫禁城。每当上朝时，便与光绪并排坐在大臣们面前，那道用于掩耳盗铃的纱幕再也没有出场的必要了。臣工们奏对时，已然失去权柄的光绪默然无语，只有慈禧在滔滔不绝地发布最高指示。有时候慈禧似乎觉得皇帝也该说几句，就用手肘推推光绪，光绪只得勉为其难地讲几句。至于光绪的居所，则被慈禧搬迁到了位于南海的瀛台上，这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地方。这个天朝上国的天子，已经被软禁起来。一次，光绪闲逛到某太监房中，看到几案上有一本《三国演义》，光绪翻了几页，掷书长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

然而，即便比汉献帝还傀儡，慈禧也不愿再看到光绪以人君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她打算行废立之事。要废掉光绪，慈禧及手下智囊们的思路是向外界宣称光绪身患重病，尔后天天伪造医案，以便在光绪被干掉时，就对外宣称他因病死亡。在短暂执政期间热衷向西方学习的光绪，一向被洋人视为这个古老的、半开化的国家的开明人士。为此，当京城里风传脸色苍白的光绪极有可能被母后处死的消息时，西方使节纷纷出面警告，宣称任何有关皇帝的不幸事件都将招致干预。在西方强大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同意由一位法国医生到宫中为光绪看病。这位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光绪还活着；其二，光绪龙体有恙，但并没什么要命的大病。法国医生的宫中之行无疑也意味着，通过制造假医案，伪造皇帝身患重病再将其秘密处死的方案行不通。

但独裁者一旦决心要干的事，世界上很难有什么东西能使其回心转意。慈禧旋即要求各省督抚对废黜光绪的可行性发表意见。在这些封疆大吏中，广有声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坚决反对，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

康、梁变法失败后逃往海外，两人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在海外办报结社，倡导保皇，甚至密谋组织义勇之士将光绪救出紫禁城。这都使得慈禧既恨洋人对康、梁乱党的庇护，更恨康、梁所要保护的光绪。刚毅是慈禧的红人，此人到东南诸省巡查时，一边大肆贪污受贿，“括千万发于京师”，一边搜集了大量康、梁乱党证据。这其中，就有梁启超力诋慈禧的《清议报》，慈禧览报大怒，更坚定了废掉光绪的决心。

清朝在皇位的继承法则上，与历朝都有很大不同，那就是创始于雍正时期的秘密立储。秘密立储的方法是，皇帝当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的面，将事先秘密写好的储君名字放入锦匣之中，封存于乾清宫内最高处的正大光明匾。同时又另有一个备份，由皇帝随身携带。除了皇帝本人，再无他人知道储君为谁。也就是说，自雍正朝以后，清朝不存在太子一说。但是，慈禧为了把光绪拉下皇位，不惜破坏祖制，她于己亥年末，密召多位朝廷重臣，商讨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即太子。这次密议的痕迹之明显，以至于宫中打杂的苏拉们也纷纷传言：“今日换皇上矣。”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己亥建储”。

慈禧尽管在国内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层，但她对即将实施的废立之事，洋人到底会持什么态度，也心存疑虑。为此，她令荣禄私下找到李鸿章，要求与洋人打交道多年的李鸿章出面，试探洋人态度。李鸿章因甲午战败而代表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既不幸沦为民众指斥的汉奸，又是朝廷决策失误的替罪羊。此时，他被排挤在权力之外，闲居京郊贤良寺。李鸿章向荣禄提出：我现在处于赋闲状态，和西方使馆没有来往，如果任命我为总督，各国使节必然会来祝贺，到时，“当乘间询之”。按《拳变余闻》的解释，李鸿章提出外任总督，其实质是这位晚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深知慈禧一伙草率行废立之事，必然会“京师生变”，出为总督，是其“思避之也”。

不久，李鸿章果然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各国使节前来祝贺时，李鸿章问道：“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各国使节的反应是：“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李鸿章将各国不同意废光绪立溥俊之意回报慈禧，慈禧“乃大恨”，认定这是洋人干涉天朝内政，心里憋了一口恶气。比慈禧还要愤怒的则是载漪，原以为很快就会成为天子的老爹，孰料这些可恶的洋人竟然如此不给脸面，“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

1900年1月7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李鸿章急匆匆地离开京城，前往广州署理两广总督，如愿以偿地离开了他断定即将大乱的是非之地。半个月后的1月24日，清廷正式宣布立十五岁的溥俊为大阿哥。消息传出，举国哗然。上海电报局总办、候补知府经元善联络了一千二百三十一名绅商联名发表通电，反对朝廷立储决定。这些绅商中，有日后著名的蔡元培、黄炎培等人。经元善的举动引得朝廷大为恼怒，不仅抄了经元善的家，还全国通缉经元善，经元善被迫流亡澳门。当清政府向葡萄牙提出引渡要求时，遭到葡方拒绝。

从甲午战争到义和团风潮，五年之间，这个帝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而这些大事之间，其实都一环扣一环，正如亲历者恽毓鼎所说的那样：“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

从局部骚乱到全面动荡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不仅地方官员如此，中央政府亦如是。而就在他们时剿时抚，其实都没有尽全力而是忙于废立之事时，义和团已悄然做大做强。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层实力派人物的庇护、纵容甚至鼓动，我们很难想象，起自于草莽的义和团，竟然会升格为这个东方大帝国的国家行动。在民众眼里，庚子年的民族英雄群像中，裕禄和刚毅是义和团能够进入京津两座大城市并渐成气候的关键性人物。

裕禄乃满州正白旗人，监生出身而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封疆大吏中排名第一。直隶总督驻保定，天津则为其治下最重要城市，这里既是京师门户，亦是华洋杂处的开埠口岸。义和团天津方面的领袖为张德成和曹福田。张德成乃船工，曹福田系游勇，由此亦可略窥义和团的构成，确乎由最底层民众组成。曹福田刚到天津时，为了显示神通广大，就登上城楼问旁人租界在哪个方向。众人回答说在东南方。曹福田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身，告诉众人说，洋楼毁矣。一会儿，东南方果然烟火烛天，众人都惊悚不已，以为曹福田真的身藏神技。其实，这种非常低劣的伎俩，甚至还不如陈胜吴广的狐鸣鱼书，但在一个狂热的非常时期，人们发自内心地期望某些旗帜性人物能够拥有超人的本领，便不再去考究种种神迹的真实与否，而是乐于跟风乐于夸饰，集体成为曹大师们的狂热粉丝。

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其他义和团首领逢洋必毁不同，曹福田对洋人生产的洋物，采取的是拿来主义。曹福田喜欢骑一匹高头大马，戴一架水镜眼镜，嘴里叨着洋烟卷，长袍上系着红带子，脚登缎靴，身背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拿一根秫秸作指挥棒。而曹福田的室内，则高悬关公、赵云、二郎神和周仓的神像。这种令人莞尔的中西合璧，与其说他像一位群众运动领袖，不如说更像以听评书、看地方戏为主要知识积累的北方农民臆想出来的舞台形象。

张德成的总部设在天津郊外的独流镇。某天，他率众绕镇三周，以杖画地，宣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这种哄三岁小孩的鬼话，民众居然深信不疑。其中，固有彼时民众的蒙昧与无知，更多的却是由那种宗教狂热所激荡的盲目崇拜。不久，义和团抓住几位清朝官员，张德成认为奇货可居，便向这几位官员自炫其术，并让他们转告总督裕禄，云只要给他二十万两饷银，他就能够灭洋。这几位官员回去一报告，裕禄亦深信不疑，并命张德成到天津面见。张德成对裕禄的命令很愤怒：“我又不是你手下官员，你凭什么用总督的威严来指使我？”放在承平时代，一介草民无论如何不敢这样和封疆大吏对话，但时势不同了，何况在裕禄等人看来，义和团或许就是一根从天而降的扶清灭洋的救命稻草。这样，裕禄命人以八抬大轿将张德成抬进督府，并打开中门迎接，以平等的礼仪相见。第二天，裕禄摆宴为张德成接风。席间，张德成忽然做沉睡状，众人呼之不应。半晌，他打了个哈欠起身，从衣袖里拿出大炮上的机管数根告诉众人，刚才他的元神外出，从洋人的大炮里把这些东西偷来，现在洋人的大炮都是些破铜烂铁了。对此，裕禄“深敬之”。

刚毅则是把义和团引入京师的始作俑者。当朝廷对义和团忽剿忽抚，却无论剿还是抚都举棋不定甚至朝令夕改时，刚毅是诱导朝廷从剿到抚直至依靠义和团对抗列强的重要人物。庚子年夏，刑部尚书赵舒翘被朝廷派去考察义和团，朝廷出于洋人的巨大压力，意图让赵告谕义和团的“大师兄们”，要求他们自行解散队伍。刚毅怕赵舒翘会伤害义和团的积极性，主动请求他也前去调研。调研后，刚毅在向慈禧复命时，“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赵舒翘本是依靠刚毅才得以身居高位的，对刚毅的意图心领神会，他“虽见拳民皆市井无赖、乞丐穷民，殊不足用”，但回京面见慈禧时，也打心眼儿里明白，表面上想听取实际情况的太后，其实也希望传说中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的义和团乃是活生生的现实。于是，赵“不以实对”。就是在裕禄和刚毅这样的高级官员对义和团的神化之下，一方面，义和团自我膨胀，另一方面，义和团大批进京。

李鸿章疑惧过的京师将要大乱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

通过刚毅的穿针引线，进入京师的义和团一部携带武器来到宫中，为慈禧等决策者表演了刀枪不入的“真功夫”。眼见为实，慈禧或许真的相信这些和她一样痛恨洋人的子民，真的有护佑这个国家的能力，诚如是，则他们不但不是扰乱地方的乱民，反而是朝廷必须依靠的热血民众。当慈禧下令包括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人员都向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练拳时，上行下效，王公大臣们也纷纷在家设坛，聘请拳民。在这些达官贵人家的神龛上，原本供奉的是天地君亲师，现在则加上了义和团崇拜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神祗——这些神祗，从玉皇大帝到太上老君，从关云长到诸葛亮，从黄天霸到二郎神，全都一夜之间复活了，而当半数以上的政府正规军也加入拳民组织，两者间也就没有了天然的界限。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第一次如此普及地崇尚武术，人们渴望通过修炼，能够刀枪不入，能够白日飞升，能够把洋人和所有与洋人有关系的汉奸，统统斩尽杀绝。那时，太平盛世就会从天而降。

现在，义和团已经口含天宪，他们不仅人多势众，不仅被大量愚民认为身怀神技、百毒不侵，而且是领了圣旨，要造洋人的反，纷纷天下，谁攘其锋？于是乎，庚子年夏天的京城，便成了义和团的大本营。在这座大本营里，义和团所干的事不外乎两件：烧、杀。

在义和团之前进入北京的，还有一支从甘肃调来的政府正规军，这就是董福祥率领的甘军。与义和团民众相比，身为高级将领的董福祥并不比他们稍微开化，而对洋人的仇恨，可谓伯仲之间。1900年6月9日，慈禧命董福祥部移扎城内，董便扬言：“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次日，慈禧命与洋人不共戴天的载漪负责总理各国事条衙门，“自此都中人人谓拳团可以包打洋人”。

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开始大显身手：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山杉彬被董福祥部杀死。

6月12日起，开始焚烧教堂和教民住宅，以及出售洋物的商行。皇亲贵胄载澜亲临一线指挥纵火，大火数日不灭，被焚店铺四千余家，数百年之商业精华化为瓦砾。对此暴行，义和团在揭贴中，正义凛然地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前后数天，京城被杀害的教徒和为洋人服务的仆役达三百余人，但真正的西方人此时已大多避进了使馆。也就是说，这场轰轰烈烈地以杀洋人相号召的群众运动，是以杀自己的同胞拉开序幕的。在义和团眼里，活着的教徒本身就有原罪，而死去的教徒，也应掘墓鞭尸。于是乎，包括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在内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他们的墓木早拱的坟墓，均一一被掘开。更可怕的是，当奉旨造反的义和团成为庚子年的时尚与主流，“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据估计，极盛时，京津一带的义和团民众多达数十万人，他们除了烧教堂杀教徒外，“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一旦我是领了圣旨的义和团，而你是我历来所厌恶的仇人，那么即便你从来就不信教，从来就没有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家里连洋火洋钉也找不到一根，我若要给你扣个灭族的罪名，那就是诬你信教。也就是说，庚子年的这场群众运动，已经沦为滥杀无辜的利器，在这柄所向披靡的利器面前，任何个人都是弱势群体，任何被指控与运动相抵触的个体，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

义和团的“中国特色”在于，盲目的群众性造神中，“大师兄们”以为自己真是刀枪不入的半神，而群众则纷纷附和追随。他们原本都是些任人欺负的庄稼汉，一旦在群体的裹挟之下，便一步步丧失理智，从自认弱势到自认强势，并把对生活的愤怒和失望，归之于洋人及与洋人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可以说，从本质上讲，这是一支用自欺欺人的神话武装起来的乌合之众。后辈史学家断言他们爱国，其实与爱国完全无涉，即便真的爱国，也是以爱国之名而行祸国之实。

京城里的义和团大肆烧杀之时，城郊的义和团也没有闲着，他们没法找到更多的洋人和教徒，便把一腔革命激情投入到拆铁轨、毁车站、砍电桩、断电线的事业之中。对于无数的无辜者在这场运动中被杀害，义和团大首领曹福田淡定地说：“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后来，义和团失败，曹福田潜回故乡，被当地人绑送告官，在静海被处以凌迟之刑；而张德成也在逃亡途中，被另一群农民砍为肉末。当他们在极度痛苦与恐惧中告别这个世界时，他们是否也自认是劫数中人？

保护驻在本国的外国使节，这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义和团本是村夫愚氓，仇恨一切洋人，还算情有可原，但天朝官员们的识见，其实也并不比义和团民众更高明。当京城里到处都飘扬着“助清灭洋，替天行道”和“奉旨义和团练”的旗帜时，一批善于骑墙观望的投机分子，以为此时可以下注了。知府曾廉——此人在戊戌变法尚未被中止时，曾上书指认康、梁为乱党，理应处死——联合编修王龙文，向朝廷进献三条妙计，并通过载漪上达天听：“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早在二十年前就极力倡导天朝应放下身段，与各国平等交往的郭嵩焘在九泉之下也将难以瞑目了：不仅他当年的远见卓识没有被后来者所听取，而且，后来者中，甚至有人认为他当年与洋人交往过密，还当过驻外使节，连他也该鞭尸。御史徐道昆的奏章则是地道的梦话：洪钧老祖（这也是义和团喜欢供奉的一个传说中的大仙）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另一个御史陈嘉言，自称得到了关云长留下的帛书，上面明写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则声称夷人无君无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现在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好时候。也许，就一个国家而言，底层民众的偏激与愚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处于决策层的肉食者们，也被这些偏激与愚昧牵着鼻子走，甚至比民众走得还远。

老佛爷的牛逼之举：向十一国宣战

1900年6月，即庚子年农历五月。对义和团和洋人到底该采取何种措施，慈禧主持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四次会议的决议，是以举国之力，向西方十一国宣战——自古至今，中国还从来没有像庚子年那样牛逼过。甚至，数遍列国，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一口气挑战十一国。只是，没有底气的牛逼，终将付出惨痛代价。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的玩火行动，最终烧掉的是他们自己，而可怜的中国民众，则不幸身为池鱼。如果这就是曹福田之流所谓的劫数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说，庚子年是中国人在劫难逃的一年，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对西方的片面仇视如同体内的毒素，终于由量变引发质变，这个大帝国疾病来袭，在劫难逃。

四次御前会议，颇有一些令人深省的细节穿插其间，从而也让我们透过这些细节，更能清晰地洞见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政治运作手法。

1900年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早就大权旁落的光绪深知一旦像载漪等人鼓吹的那样围攻使馆杀尽洋人，将会带来怎样难以收拾的恶果，因此，他一改自变法失败后每次临朝时都沉默不语的老习惯，率先指斥诸臣不能弹压乱民——乱民者，义和团也。侍读学士刘永亨上奏称，他愿意带着旨意去见甘军首领董福祥，让他率军驱散义和团。然而刘永亨还没说完，光绪也还没来得及答话，一旁的载漪即冷笑着厉声喝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刘永亨不敢接着说下去，光绪也无言以对。继而，太常卿袁昶请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拳民乃乱民，实不可恃，即便他们真有所谓的法术，自古以来，也没听说有谁依仗这种东西成就大事。然而就像载漪打断刘永亨一样，这一次，最高统帅慈禧亲自打断了袁昶：“你说法术不足恃，难道人心也不足恃吗？现在中国积弱之极，我们所能依仗的就是人心，如果连人心也失去了，何以立国？”其实，庚子年的大清早已失去人心，但即便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也会顽固地相信，民心在他那边，这既是欺人之所需，也是自欺之所需。

1900年6月17日上午，第二次御前会议召开。会议依旧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慈禧主持。慈禧说：“皇帝意在和，不愿用兵，有言和的，今天廷论，可尽言。”光绪辩解说：“不是不可战，而是我国积弱，用乱民以求一逞，出口恶气，难道这是幸运的事吗？”载漪打断光绪：“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以赴国难，今欲诛之，人心一解，谁与图存？”光绪说：“乱民皆乌合之众，洋人武器先进，他们能以血肉之躯相搏斗吗？这简直是以民命为儿戏。”

慈禧眼看载漪理屈词穷，急忙叫另一位宠臣、户部尚书立山发表意见。立山素喜吸洋烟，爱屋及乌，对洋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反感。他说：“拳民虽无他，然多不效。”意即那些爱国青年虽然没有其他歪心眼儿，但他们宣称的神技基本不灵验。话音刚落，一向对义和团迷信的载漪为之色变：“用其心也，何论术乎？”载漪的意思是，我们要用的是义和团的民心，不一定要用他们的神技，并进而指责立山是汉奸。其实，立山是满人，即便真的与洋人一心，也只能称为满奸。两位重臣在庄重的御前大会上争吵不已，慈禧很生气，发言说：“刚才得到洋人四条照会。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自彼开，国家就亡在旦夕之间。如果拱手让给洋人，我死后有何面目见列祖列宗？同样是灭亡，一战而亡，不犹愈乎？”最高领袖话已至此，谁还敢再谈议和，于是都一齐表忠心：“臣等愿效死力。”还有几位大臣，当场洒下了真真假假的感动之泪。

蹊跷的是，慈禧明明说洋人的照会有四条，她却只说了三条，还有一条是什么呢？会后，大臣们从荣禄处得知，那条太后没有宣读的照会是：“皇太后归政。”让自己退位的照会，慈禧怎么会当众宣读呢？然而，正是洋人的四条照会，尤其是她不曾宣读的那一条，让她终于下定了和洋人死磕到底的决心。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载漪及其追随者侍郎溥良力主对洋人开战，“语尤激昂”。慈禧受此鼓舞，非常慷慨地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都知道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此事前途未卜，如果战争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不要归罪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我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慈禧的这番自剖心迹式的陈词，恰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任何孤家寡人行独裁之事，都要把它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宏大语言上靠。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说过的“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一样，“国家啊，多少私欲假你之名而行”。

会后，大臣们拥到总理衙门，询问洋人照会一事。然而，异常诡异的是，负责全国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洋人的照会从何而来。此后，众人才很八卦地获悉，前一天晚上，江苏粮道罗某派其子紧急拜访荣禄，说有机密事告急。见面后，就把所谓的洋人照会交给荣禄。荣禄看了照会，“绕屋行，旁皇终夜”，第二天赶进宫将照会上奏慈禧，慈禧的反应是“悲且愤”。然而，一个负责地方粮食事务的官员，洋人怎么会把递交给这个国家的照会托他转发？就好比说美国要干涉中国事务，不把外交文书通过大使馆交给中国外交部，而是把它交给江苏省粮食厅厅长，这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理解。这本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昧于常识的满朝文武却没人去追究。究其因，要么真的昧于常识；要么非常精通常识——据说这封洋人照会是载漪伪造的，目的就是激怒慈禧，促使她向洋人宣战。

1900年6月18日，第三次御前会议召开，但只开了一会儿就不明原因地中断了。这天，被派出考查义和团情况的赵舒翘和刚毅回城，两人向慈禧报告时，均极力夸赞义和团的神奇。事后，慈禧回忆说，刚毅“装出拳匪模样，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余外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处儿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慈禧的话自然不无为她开脱之处，但在决定这个国家将向何处去时，锦衣玉食的高官们的确扮演了一个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知道领袖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于是为了讨一时之宠或泄一时之愤，均选择性失明。他们只看到了义和团这群庄稼汉的所谓民心，却没看到民心之后的世界潮流。

1900年6月19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太后决定宣战，并命许景澄等人到各国使馆，勒令各国使臣务必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光绪还想作最后努力，这位可怜的皇帝此时唯有拉住许景澄的手，对慈禧等人哀求说：“再商量商量吧。”然而回应他的是太后的斥责：“皇帝放手，不要误了大事。”侍郎联元也劝告说：“法兰西是传教国，衅也是法兰西所挑，即便宣战，也只能向法国宣战，断没有向十一个国家宣战的道理啊。如果真的这样做，这个国家就危险了。”然而忠言总是逆耳的，在“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的独裁者面前，忠言不仅多余，而且像挡车的螳臂一般可笑。庚子年，“民族英雄们”毅然决然地把这个国家投进了火坑。其情其景，让人想起伊索的一则著名寓言：一个农夫赶着一匹驴子走山路，驴子总往悬崖边上挤，农夫不断地提醒它。但这是一匹有个性的驴子，农夫越提醒，它反而越靠边。终于，驴子一不小心，跌进深谷里摔死了。农夫探出头，对着驴子的尸体无可奈何地说：“你赢了。”

庚子年，玛丽·E.安德鲁斯小姐年届六旬，作为一名神职人员，这位生于俄亥俄州的美国人，于1868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此时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之久。可以说，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义和团，她将在通州的一所教堂里度过其整个工作生涯。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星星点点密布于华北的义和团，把烧教堂、杀洋人的事业进行得兴致勃勃时，1900年6月8日，她接到公理会通知，撤离到北京的美国卫理宗美以美会传教团大院。

6月20日，如同安德鲁斯小姐一样担惊受怕的传教士们获知了一个消息：清政府要求他们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同时承诺给予保护，否则后果自负。就在这一天，清政府向十一个西方国家下达了宣战书。在这封充满悲愤与自认占尽天理的宣战书中，清政府宣称：“（列强）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在华生活多年的安德鲁斯小姐会一些简单的汉语，但这种用文言写成的檄文，她未必看得懂。然而，不容争辩的是，华彩的文词掩盖了一个潜在的事实：义和团乃是一个被清政府高层利用的工具。正如恽毓鼎所说的那样，载漪这样的始作俑者以为，既然是洋人的力量阻止了他的儿子登上帝位，那么一旦向洋人宣战，“使馆朝夷，皇位夕移”，而原本对义和团与洋人都剿抚不定的慈禧，则愤怒于洋人照会中要她归政的条款。她必须给洋人一点颜色看看，要让洋人知道，她才是这个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宰。

安德鲁斯小姐在6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个多为祷告的夜晚。因为我们又面临着那种可怕的可能性，即被迫把所有这些亲爱的中国教民们留下等待被杀或是更坏的事情。”在京的洋人一旦按清政府的要求撤离，那些追随上帝的中国教徒，必将是义和团疯狂报复的对象。对此，作为一个坚信上帝的爱与人类同在的神职人员，安德鲁斯小姐认为，“比起丢下他们听天由命，同他们一起死会容易些”。

各国使馆的大使们考虑的则比安德鲁斯小姐更宽泛，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即便真的按清政府要求撤离，二十四小时也根本无法完成，而且还无从担保撤离途中不受义和团攻击。各国大使在一番论争之后，德国公使克林德决定到总理衙门找中国方面理论。然而，就在去总理衙门的路上，这位代表德国皇帝驻节中国的大使被人射杀。枪杀克林德者为神机营章京安海，有种说法是，安海的神机营在此前得到上峰令，凡遇到外国人，一律格杀勿论。另一种说法是，他只是接受了载漪的密派，伺伏于途，恰好克林德经过，做了他的枪下鬼。不管哪一种说法属实，堂堂公使在驻在国被该国正规军军官枪杀，都是令人发指的公然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当然，不论载漪还是安海，都没把国际法放在眼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国际法这种古怪的东西。况且，依载漪的设想，只要能把光绪拉下龙椅，让他的宝贝儿子坐上去，那时再和洋人谈判也不迟。所谓“大事既成，虽割地赔款亦所不恤”是也。

克林德被无故枪杀使西方公使们意识到，纵然按清政府要求的二十四小时撤离北京，也完全不能保证自身安全。此时，联军部队尚在天津，远水救不了近火。目前之计，唯有自救。于是，在京的各国人员及中国教徒分别入驻到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据统计，两处共计有卫兵四百五十名、平民四百七十五名（含十二名外国公使）、中国教徒及家属两千三百名、仆人约五十名。负责围攻使馆和教堂的则有义和团民众约五万，以及由董福祥率领的正规部队甘军约一万。政府一方面宣布义和团是义民，向他们发放大米和银子，另一方面又悬赏：每活捉—个外国男人，奖五十两，女人四十两，小孩三十两。刚毅宣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当太平。”

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尽管这个国家敢于一口气向十一个西方强国叫板宣战，却在出动了数万人的情况下，拿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其实早在正式下诏宣战前数日，义和团即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在接连焚烧了顺承门内的天主教堂及周围民房数百间，并烧死一些教民后，义和团又烧毁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数十间。6月15日晚，近八万义和团团民在载漪亲自指挥下围攻西什库教堂。是时，西什库教堂仅有卫队四十五人，另有由年轻传教士及教徒组成的数十人的民兵队伍。义和团民众大红粗布包头，里面放置着所谓的关帝神马，大红粗布肚兜罩在汗衫之外，黄色裹腿，红布腿带，在清军的掩护下，向教堂发起冲锋。义和团队伍前面，是一名作法的僧人，这僧人手执高香一炷，在教堂外点燃向北下跪，后面的义和团民众也跟着下跪。如是者三。尔后，上万人一声不吭，均左手执香，右手执刀，慢慢向教堂大门走去。义和团民众坚信，他们现在都是替天行道的义民，在他们身上流淌着关公、二郎神、黄天霸等英雄的血液，那些传说中的英雄和神仙将护佑他们，他们全都刀枪不入。

然而，一阵点射之后，西什库教堂门前留下了一地尸体。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由天上的神祗还原成血肉之躯。

安德鲁斯小姐也从不安全的美以美会传教团大院转移到了使馆。她的日记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使馆区内紧张、艰难，却还算有序的生活：

今天从早饭到晚饭，只是吃晚饭时停了几分钟，我一直不停地缝制用于防御工事的沙袋。白天有几次激动人心的时刻。整个早上的射击既猛烈又连续，子弹落在我们附近，因此走出小教堂是不安全的。

我们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没有人知道如何结束这种生活。我们总是盼望着外国军队的到来，但还是没有来。我们对城中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政府是否还存在。我们完全与世隔绝。食物定量似乎是奇怪的，就只能吃那么多不能再多，用水也要尽量节约。除了特别为男人们保存的肉罐头以外我们没有肉，直到昨天打死一匹马，我们才吃了两天肉。直到今天我们才有了面包，但我发现没有肉和面包我也可以过得很好。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挨饿或是没水喝，我认为我们将不会受罪。

今天下午小睡了一会儿。整天都在猛烈射击，我们得知肃王府的一名女孩被炮弹片击中，膝盖伤得很重。就在此时，我们的公使康格少校将挂在他书房中的独立宣言副本拿给我们看。他今天取下来读时才发现一颗子弹从中穿过并留在后面的壁炉台上了。

围攻使馆和教堂的，不仅仅是义和团，还包括董福祥所率领的正规部队甘军。慈禧曾问董福祥几时可以攻克使馆，董福祥答曰：“五日必歼之。”但事实上在长达两月的围攻之后，使馆和教堂虽然弹痕累累，却依然如同汪洋中挺立的两座孤岛。“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为了能拿下洋人的这两座据点，进攻方想尽了一切办法。眼看强行进攻无效，便企图用火攻的方式将洋人尽数烧死于内：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比邻，甘军将许多煤油洒在翰林院内的一棵棵参天大树上，然后将树木点燃，烈焰滚滚，浓烟四起。翰林院是帝国的文化精华所在，藏有历代留传下来的各种珍贵图书，包括明代由两千多名学者编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永乐大典》和乾隆年间编成的卷数达七万九千卷的《四库全书》均收藏于此。其中，《永乐大典》在明末遭到火灾之后，仅存藏于翰林院的这套副本。然而，为了攻击洋人，甘军一把火便点燃了这座堪称中国文化宝库的大院。令人嗟叹的是，当大火熊熊燃烧之时，使馆的数百名警卫人员一面阻止大火向使馆蔓延，一面奋力从火堆中抢运藏书——事后，除了被使馆卫队从火中抢出的那一部分外，其余均化为灰烬，这两套集大成的伟大著作，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残篇剩卷。

正规军加义和团，人数达数万之多，居然攻不下弹丸之地的使馆和西什库教堂，这无论如何也让人意外不解。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当时及后来均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慈禧的宠臣荣禄深知一旦真的攻破使馆，尽屠洋人，必将引来西方各国疯狂报复，是故，他在无法抗拒慈禧命令的情况下，对使馆和教堂暗中施以保护——英国人朴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说：“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词，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如果说作为外人的朴笛南姆威尔的这种说法还是推测居多的话，那么经历此变且更熟悉内情的景善在他日记中的明确记载，则可作为比较过硬的证据。景善在日记中说，董福祥向荣禄请借大炮，荣禄不听，“隐几而卧”。董不悦，荣禄哂笑之，“君必用我炮，请向老佛爷恳求鄙人之头。”又向其部下令，不得给甘军大炮和地雷。另一些资料则言之凿凿地指出，由于荣禄的暗中下令，不少围攻使馆和教堂的大炮都是在放空炮。

奉命造反的英雄，被迫逃亡的领袖

在洪钧老祖的庇护下，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依然攻不下洋人盘踞的两个小据点。但这并不影响“民族英雄们”借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剪除异己——就在义和团围攻使馆和教堂的隆隆炮声中，几个曾经反对向列国开战的明白人被当做汉奸处死。五位“汉奸”中，既有光绪曾拉其手的许景澄，也有喜吸洋烟的立山，甚至还有一位年已七十九岁的老臣徐用仪。第一批被斩首者为许景澄和袁昶。袁昶素来对朝廷重用义和团持反对意见，他曾写信给庆亲王奕劻，请他告诫载漪，勿为祸首，不幸的是这封信被载漪所获，于是给袁罗织了离间的罪名送上刑场。许景澄则是当年支持光绪变法的所谓帝党。徐用仪从事洋务多年，与洋人多有交道，这时便是降了外国做了汉奸的铁证。联元则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反对向多国宣战。比较离奇的是立山，此人素为慈禧倚重，除了喜吸洋烟，似乎对外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或交道。他的死于非命，纯属得罪了庚子年最炙手可热的载漪一党。史料载，立山久掌内务府，家里很有钱，庄亲王载勋曾找他借一笔巨款，未果。再加上两人都喜欢一个妓女，而立山先下了手，这都使得载勋对其恨之入骨。当甘军和义和团几万人也攻不下西什库胡同时，载勋忽然间获得了灵感。他向慈禧透露，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立山家里有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立山“潜为接应，故教堂久不下”。尽管此后在立山家里并没找到什么地道，但立山仍然下狱，旋即被处死。宣布将立山下狱的圣旨，荒诞鄙俚，史家认为，这并非出自朝廷的圣旨，而是载勋勾结义和团的矫诏。这道圣旨承认在立山家没发现洋人踪迹，但“当将该尚书（指立山，引者注）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秘。该尚书神色仓皇”。义和团的所谓神，不过是“大师兄们”扮演的，要指斥谁是谁非，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就是这种奇怪的罪名，一向受宠的立山竟被处死。负责监斩的官员为刑部侍郎徐承煜。有人提议，应当用处死大臣的方式行刑，让他们死得体面些，就好比如今判了死刑的贪官，一旦到了一定级别，便可选择注射死亡，而非一枪爆头。但徐用煜怒斥说：“这都是汉奸，杀了都是便宜他们，哪值得给他们体面？”临刑前，袁昶长叹：“死亦好，省得看见洋人打进京城，国破家亡。”徐承煜喝斥道：“你还想着洋人打进京城吗？”袁大怒，骂道：“你们父子俩把中国害苦了，狗一样东西，你还敢骂我。”徐恼羞成怒：“快些拉出去宰了他。”袁答道：“哼，我死得很痛快，只是你们将来死得连一只老鼠都不如。”

当义和团奉旨造反之时，偌大的北京城里不仅洋人和教徒人人自危，即便是普通百姓甚至朝廷命官，也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恐。官员们纷纷南逃，以至于许多部门无人办公。更有甚者，连深居禁宫、身为国家元首的光绪，竟然也差点被义和团抓走。据景善在他的日记里讲，端王载漪、庄王载勋等王公，带着六十几名义和团，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宫中。至宁寿宫时，慈禧还没起床，载漪一行大呼大叫，要皇帝出来，并宣称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意思就是说，皇帝就是二毛子，理应抓起来。景善称：“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或酒醉而发狂乎？”慈禧起床吃早茶时，听到外面大喊杀洋鬼子徒弟，急忙走出来站在台阶上，怒斥阶下的载漪：“你自己觉得是皇帝吗？敢于这样胡闹？你要知道，只有我一人有废立的权柄。现在虽立汝子为大阿哥，顷刻就可以废之。你以为当国事纷乱的时候，可以随便胡闹，就错打主意了。赶快带人出去，没有奉旨召见，不许随便进来，并须叩头谢罪。”载漪“乃大惧，叩头不已”。

庚子之乱后，慈禧曾经有过一番反思，这种反思虽然旨在为自己开脱，但也透露出了局势的混乱。开初不过想利用义和团这种所谓的民意来给洋人一点教训，但当民意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即便是帝国最有权威的慈禧，也无法把控局势的发展：“拳匪攻打使馆，攻打教堂，……杀的抢的，我眼看不像个事，心下早已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都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其势汹汹，呼呼跳跳，如像狂醉的一般，全改了平日的样子。……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了他们，使他们对我还有几分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我本来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太甚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指义和团，引者注），始终总没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过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攻克不下来的道理？”

大言炎炎的董福祥和义和团，攻不下区区几百人守卫的使馆及教堂，这不仅让曾经对义和团心存侥幸，以为可倚之为对抗洋人利器的慈禧疑虑丛生，更让她对义和团心生不满。而载漪带义和团擅自闯进宫中，要把光绪当二毛子抓起来，虽然慈禧对光绪并无好感，时刻打算废之，但载漪的这种霸王硬上弓的举动，更令慈禧异常恼火，“太后浸厌之”。她开始考虑这场闹剧到底如何收场，于是乎一度下达了停止围攻使馆，并给使馆赠送西瓜等食物以示和好。西方人当然搞不懂太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收下了西瓜，却无人食用，他们担心这会是中国人的计谋，西瓜里或许藏有毒药。

当天津失守的消息传来，慈禧已打定主意与西方列国议和，她下诏保护教堂教士，并准备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但就在诏书即将下达之际，李秉衡进京了。事情又一次峰回路转。

李秉衡此前主张与洋人媾和，并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李刚到京，朱祖谋等人便在路上拦住他，向他讲述义和团进京后的危亡乱象，希望他见到慈禧后，向慈禧说明义和团不可恃，当今之计，唯有息兵议和。李秉衡深以为然。但是，当李秉衡入朝时，一向主战的大学士徐桐即向他大呼：“鉴翁（李字鉴堂），万世瞻仰，在此一举。”意谓要李主战。在见到另一个主战派刚毅时，“知太后旨所在”，也就是了解到慈禧想要议和，不过迫于形势，内心其实希望与洋人决战时，“意遂变”。于是，在慈禧召见时，李秉衡从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他极言当务之急是和洋人决战，即便要议和，也应先把洋人打败，以后议和才有底气。即所谓“必能战而后能和”。他力言义民可用，而他本人愿意亲自督师出征。慈禧的议和本非真心，乃是情势所迫，一听李秉衡之言，便如同打了强心针。不过，她仍然责问李秉衡：“你既然主战，为什么之前和李鸿章等人联奏主和？”李秉衡撒谎说：“这都是张之洞擅自将我的名字列上去的，我根本不知道此事。”李秉衡向来被史家和舆论认做忠贞之臣，其实只不过是一邀宠固位的投机分子，在他的观念里，并无明确的媚洋和仇洋，或者说媚洋仇洋皆无所定，唯太后马首是瞻，因为太后是这个国家里最能影响他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的人；太后的是就是他的是，太后的非也就是他的非。不仅李秉衡，也不仅庚子年，煌煌数千载中国史，李秉衡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几天后，李秉衡率部出征，除清政府正规部队外，还有义和团三千人跟随。义和团曾经把李秉衡和洪钧老祖、梨山圣母供奉在一起，现在他们的追随，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出师之日，义和团诸位大师兄二师兄，各持称为“八宝”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物什，拥秉衡以行。这不像一支奔赴前线抵御外敌的军队，更像北方民间的神汉或戏台上的演员。不论洪钧老祖还是梨山圣母，义和团渴望的那些保护神，除了在上阵前给他们壮壮胆子外，在现代化的热兵器面前，义和团民众只能一败涂地。同时一败涂地的，还有清政府的正规军。至于李秉衡本人，也在兵败后绝望自杀——他的自杀也符合一个高级官员的身份：没有仰药，也没有自刎，而是吞下了一大坨亮闪闪的金子。就在李秉衡自杀前数日，另一位高级官员也选择了自杀，那就是直隶总督裕禄。

曾夸口五日内拿下教堂和使馆的董福祥，既然连数百人的卫队也搞不定，更无法阻挡数以万计的联军。1900年8月13日夜间，联军中的俄军率先发动了对北京城的总攻。次日，美军首破东便门；接着，乘虚而入的英军在广渠门击败董福祥部，沿着城墙下面的御河水闸进入内城，于是出现了本章开头所说的那幅老照片记录下的真实一幕：当洋人攻进自家京城时，一大群事不关己的民众掂起脚尖，拉长脖子，兴致勃勃地观看这出精彩的闹剧。在这些围观者心里，洋人正在攻打的这个政权、这个国家，与自己并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原本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天下，或者至多是爱新觉罗与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的天下，洋人要推翻它，至多不过换个人坐庄而已，老百姓依旧是老百姓，除了命是你的，这个国家还与你有什么关系？

听到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帝国掌舵者们再也坐不住了。15日黎明，慈禧换上民间老妇的蓝布长衫，坐上一辆马车，仓皇逃出皇城，在颐和园略事休息后，经居庸关往太原方向西遁。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庚子西狩——“狩”就是打猎，在为尊者讳的中国，凡是皇帝逃出京师，都称做“狩”。就连宋朝的徽宗和钦宗二帝，被金人俘虏北去，也称做“北狩”——皇帝到北方打猎去了。现在，轮到慈禧太后去西边打猎了。跟随慈禧一道去西边打猎的，包括光绪皇帝、端王载漪及其子溥俊、庆亲王奕劻、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以及军机大臣刚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王公大臣。临行前，光绪曾请求留下来和洋人交涉，但慈禧深知，一旦把光绪留在北京，他就会脱离自己的掌握，并被洋人认定为帝国的真正主宰。她不会做这种傻事，坚持要光绪随行。光绪宠爱的珍妃也跪请慈禧同意光绪留在北京，她的举动惹来了杀身大祸：尽管有光绪的一再哀求，这位可怜的女子仍然被慈禧喝令太监推入井内溺死。一旁的光绪战栗不已，慈禧高声叫道：“上你的车子，把帘子放下，免得有人认识。”

两宫抛下京城，仓皇西逃，这个“伟大帝国”的首都，第二次落入洋人之手。

毫无疑问，肇自民间、进而被政府利用的义和团，给中国带来的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可以说，它加速了大清王朝覆灭的进程，也让遭逢此劫的芸芸众生苦痛悲怆。

首先是运动初起之时，大批沾上了“洋”字的中国民众被英雄们认定是罪无可赦的汉奸而身首异处；其次是联军攻入北京后，既有大量义和团民众被报复杀死，更有无数无辜民众做了替罪羊。《庚子国变记》中指称：“宫人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满州妇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要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把一座当时亚洲最繁华的大都市变成狐狸昼行的废墟，其间的折腾当是如何巨大而可怕，我们只有用想象力去还原了。

慈禧最初打算西狩的目的地是山西省会太原，但她很快就明白，太原并非久留之地。想当初，山东巡抚毓贤对义和团庇护有加，因遭洋人坚决反对，被慈禧调任山西巡抚，而山西境内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不如京津两地那样声势浩大，但对洋人及教徒的迫害，却更加令人发指。其幕后的指使者，便是山西的最高长官毓贤。现在，洋人占据了北京，对山西的迫害暴行，必然不会放过，因而出兵山西是迟早的事。慈禧只得又踏上了“西狩”的路途，这一回的目的地是西安。

天津陷落后，毓贤为了表示忠心，曾主动请求勤王，但当朝廷真的要求他带兵进卫北京时，却“实不欲行”，鼓动山西民众出面挽留他。由于朝廷严旨再催，他只得勉强上路，但还没等他出山西，联军已攻陷北京。毓贤在山西的最大“政绩”，是对洋人及教徒的残酷迫害。当他离开太原时，曾对义和团首领说：“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

山西是西方传教士较早深入的传教区之一，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教士活动。传教士们通过修建孤儿院、学校和医院等慈善方式，获得了山西民众的好评。当山东、河北等地义和团风起云涌时，山西处于相对平静之中。但是，当朝廷不顾洋人的强烈反对，任命毓贤为山西巡抚后，这个极端的排外主义者将义和团的种子从山东带到了山西——随侍他左右的几十名卫队成员，几乎全都是义和团成员。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个省的最高长官，他不管朝廷对洋人是战是和，始终如一地执行血腥的灭洋政策。因而，山西境内的杀人事业，也得以迅速发展，其血腥与残暴，甚至超越京津。

1900年6月26日，义和团大批进入太原，在巡抚衙门前设坛练拳。27日，毓贤接见义和团首领，鼓励这些所谓可用的义民，以消灭洋人和教徒为神圣职责。此后，毓贤将法国天主堂的二百余名修女押送到桑棉局，强迫修女们背教。修女们不从，毓贤下令斩杀为首的两名修女，并将其鲜血盛于盆内，宣称如果其余修女把它喝下去，就放了她们。于是，十六名修女勇敢地站出来，争相喝完了盆内的血。但这种举动却激起了毓贤更大的愤怒，他下令吊死这十六位修女，并再次威胁幸存的修女背教。修女们仍然不从，统统为毓贤所杀。

毓贤还将一大批传教士集中于巡抚衙门前训话，训话中，毓贤以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诸如洋人挖中国儿童眼睛以制枪炮——为证据，指斥洋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他的训话遭到主教艾士杰的反驳，毓贤辩论不过，恼羞成怒，亲手将艾士杰杀死。当天，在巡抚衙门前被杀死的上百人中，既有天主教主教，也有妇女和儿童。这些殉教者的尸体被拖到野外，听任野狗撕食。据统计，山西一省被杀死的传教士共计一百九十一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则多达一万余人，被焚毁的教堂和医院二百二十五所，民房两万余间。其中，有两个细节令人心酸：

省城某教堂被焚时，一个英国传教士从火海中逃出来，他在众人面前号哭说：“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万两银子，救活了数千人，难道这还不够换我的性命吗？”

另一位英国妇女带着她的婴儿逃出来，跪在地上求饶说：“我在这里行医治病有好几年时间了，被我救活的有数百人，今天就请饶了我们母子吧。”然而，在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嗜血者看来，洋人的求饶，不但不可能得到宽恕，反而激起了他们无边的斗志——传教士被杀死，英国妇女及其幼子被推入火中。

有时候我们似乎很难想象，这些原本善良纯朴的中国农民，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暴戾可怕。当他们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时，他们的确是受人欺压的，甚至是逆来顺受的弱者，但是当他们被某种虚妄的精神捆绑成团，遂以为自己是无限强大的、没有对手的，人性中的恶便被释放出笼。而集体的无意识驱动和迹近表演的狂欢中，他们会以一种疯狂的嗜血方式把罪恶施加到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之上。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庚子年的这场运动，被屠杀者绝大多数都是义民们的同胞。

李鸿章办了件好事，然后成就了骂名

两宫西狩，联军占据北京并进一步进军山西和河北，事情已到了必须想法收场的地步，不仅清廷如是想，列强也在寻求善后之道。

其实，早在联军攻陷北京之前，慈禧就下达了一道旨意，要求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与洋人议和。在后来人眼里，李鸿章总是以汉奸的面目出现，也许就在于与洋人的多次议和，都由这位熟稔洋务的大员担纲。

庚子事变的奇特之处，除了一国悍然挑战十一国外，还在于当中央向列国宣战时，地方却与列国媾和，这便是有名的东南互保。这一点，仍然和李鸿章密切相关。

朝廷对列国宣战后，随即向国内各省督抚下旨，要求他们“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合一气，共挽危局”。当庚子年初，风起于青蘋之末时，李鸿章即以其过人的敏锐，觉察到了朝廷倚仗义和团与西方决裂可能带来的无妄之灾，因而巧妙地以外任两广总督的机会，逃离了火药桶般的京城。现在，朝廷同时向西方十一国宣战，并要求各地勤王，无异于把整个中国都投掷到火堆中。作为当时最深明局势的资深政治家，在盛宣怀的策动下，李鸿章决定拒不受命。不仅拒不受命，他还联合中国南方的几位封疆大吏，与列强达成谅解，保持中立。因此，当中央政府和西方十一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南方的十三个省却和这十一国相安无事。自古至今，无论朝廷的决断多么混账，圣上的旨意多么荒唐，做臣子的，唯有遵命奉行一途，然而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却称得上空前绝后。身为儒家道统的承继者，李鸿章也知道，即便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保境安民，不让南方也像北方那样陷入动荡与兵火，但不服从朝廷旨意，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事。因此，在拒绝受命之先，他宣称从北京送来的圣旨是伪诏。既然是奸人伪造的圣旨，那当然理直气壮地不听令。为此，他很有底气地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庚子年的民族英雄和以后那些以爱国自诩的人看来，李鸿章此举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径。然而，如果不是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汉奸”，富庶的南方必将也如同不幸的北方一样，卷入一场从天而降的浩劫中。正是有了这个由东南各省督抚和西方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定，当北中国兵荒马乱，人人自危之际，南中国依然保持繁荣和稳定。

对以李鸿章为首的南方各位方面大员的拒不奉诏，事后，慈禧为代表的朝廷并没有秋后算账。一者，这个国家需要李鸿章这种在西方人眼里开明务实的官员为庚子年的闹剧善后；二者，从骨子里说，慈禧也知道李鸿章的举动纯属为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三者，庚子年的折腾给了慈禧一个至为深刻的教训，从那以后，她收拾起对洋人的仇视，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的底线是：只要洋人不追究她在庚子拳乱中的责任，不逼她把帝国大权交给傀儡光绪，她就愿意把洋人奉为太上皇。慈禧曾经非常牛气地扬言：“谁让我一时不开心，我就让他一世不开心。”洋人让她在庚子年非常不开心，但她没法让洋人一世不开心。原来，独裁者彰示他们的权力时，只能是面向国内的臣民，当他们转身面向强大的外邦，往往得换上另一副嘴脸。

很有可能，倡导了东南互保的李鸿章，没想到朝廷会如此急急忙忙地连发电报，要他北上收拾残局，更准确地说，是给慈禧、载漪之辈惹下的乱子擦屁股。朝廷的第一封电报发来时，联军还没攻入北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尽管慈禧等人认为民心可用，但也意识到虚假的民心不过是纸老虎。在利用义和团发泄一番后，还是得和谈。这也就意味着巨额赔款和丧失更多主权。

在京师失守前一个月的1900年7月14日，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离开广州，取道上海赴京。这一任命，也就是恢复了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职务。履新之际，李鸿章和南海知县裴景福有一番对话。

裴景福向李鸿章请教时局安危，李鸿章回答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有袁世凯主政山东，张之洞、刘坤一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决不致使中国从此一蹶不振。”李的回答让人意识到，李鸿章敢于抗旨不遵，与洋人搞东南互保，就是为了给帝国留下半壁还算安稳的江山，以图东山再起。

此时，正值京师义和团如火如荼，王公大臣趋之若骛之际，但当裴景福问李鸿章京师局势将如何发展时，这位远在南海一隅的政治家已经预见到了最终的结局：京师必然失陷。他说：“论各国兵力，京师的真正危机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中国在军事方面对列国的牵制必不得力。而日本距离中国太近，调兵最快，再加上有英国支持，恐怕京师沦陷必不可免。”说到此处，这位须发皆白的疆臣不由得涕泪交织，不停地用手里的拐杖敲击地面。

良久，裴景福又问，万一京城不守，您入京后怎么办？李鸿章止住眼泪，胸有成竹地回答：“必有三大问题，即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泄愤，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后来事情的发展，和李的预言完全一样。李鸿章身为晚清重臣，其悲剧不在于代表这个腐朽的国家与洋人签订了几多不平等条约，而在于他有识见有魄力，但每当帝国有重大决策时，他却被排斥在外，而一旦当局者把事情搞砸，却又总是要他出面忍气吞声地收拾残局。想当年，中日甲午战后，他顶着汉奸的帽子赴日本议和，不仅在言辞间被强势的伊藤博文所羞辱，甚至还遭到日本愤青的枪击，差点命丧异邦。把这样一个忧时伤遇企图力挽狂澜的老人简单地脸谱化为“汉奸”，不仅是后人的无知，也是后人的残忍。

裴景福又问：“兵费赔款大约数目会有多少？”

李鸿章回答说：“我不能预料具体的数目，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罢，他不由得再次泪流满面，一旁的裴景福也跟着哽咽起来。

李鸿章抵达上海后，虽然朝廷一再催他尽快进京，但他仍然在上海逗留了些时日。一则，年迈的他不堪长途旅行，到沪后即沉疴不起。一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他知道若非洋人攻陷京师，慈禧的所谓与洋人议和便是一纸空言。因此，他必须坐等洋人拿下自己的首都，到那时，意识到大势已去的慈禧才会真心实意地回到谈判桌上。对一个毕生以家国为己任的儒者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煎熬更痛苦的事吗？就在痛苦的煎熬中，李鸿章终于等来了联军攻陷京师，两宫仓皇西狩的噩耗。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噩耗的传来，也使李鸿章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该他登场了。

帝国原来是只纸老虎

被联军占领后的京师，面临着被疯狂报复的危险。鉴于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无端被杀，德皇主张用武力摧毁北京，他宣布说：“让中国这样认识德国——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相视。”骄傲的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秉承德皇旨意，多次提议要把这座古老的城市化为白地，幸而有美国人的坚决反对，瓦德西的意见才未能执行。进京的诸国联军中，美军和日军军纪最好，基本秋毫无犯，其他国家的军队则军纪较差，抢劫是时有发生的事。不过，据亲历此事的齐如山回忆：“外国人抢的不过十分之三，本国人抢的总有十分之七。”最初只抢商家，商家抢完，接着就抢住户。在这种一夕数惊的大背景下，京师士庶无不翘首期待李鸿章的到来。不过，这些盼望李鸿章的人的心态，亦颇为古怪——之前，李鸿章是众口一词的“汉奸”，现在，却必须指望这个“汉奸”和外国人交涉，以便换来和平。同样是齐如山，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在外国兵进京之后，不久即听外国人说，李鸿章快来了。彼时中国的衙门机关完全消灭，一切消息，都靠外国人的电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先君即告余说，吾国人自光绪甲午后，无不痛恨翁常熟、李合肥，彼时有一副对联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彼时正是翁相国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故该联云然。此联虽二人并重，但不满意翁者，只是政界学界中人，而全国国民，则皆都不满意于李。尤其是旗人更恨之入骨，故北京又有一联云：“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其实是大家不知道，他虽然可以来，但他充全权议和大臣，他也得有政府的凭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是关门了，但至少也得有一道授以全权的上谕，方能凭以交涉不是？……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联的这么个人。”我听罢大乐，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里勾外联”四个字，不但在史书上没有，就是说此话的人，也没什么确定的解释。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抵北京，下榻此前曾住过的贤良寺。谈判是艰难而曲折的，其间的过程不表也罢。总之，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讨价还价后，清政府和西方诸国达成了《辛丑条约》。1901年9月7日，条约由李鸿章、庆亲王与十一国代表正式签署。同日，联军撤出北京。

条约签署后，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里，这位办了大半辈子洋务的老人异常痛心地总结说：“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李鸿章的比喻十分到位：这个苟延残喘的帝国，的确是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症患者，如果好生将息，尚可拖延时日，奈何主其事者一再以此残弱之躯，去和健康人争强斗狠？经庚子一变，慈禧也确实吸取了教训，对洋人，只要不干涉清朝内政，亦即保证她的权力，她就以一种近乎讨好的姿态来营造开明友善的形象。不过，对国内民众，这个政府却永远不会改变争强斗狠的本质。

如前所述，当李鸿章临危受命，前往北京收拾残局时，京师民众如同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他早日稳定局面，即便是他的政敌，也真真假假地称道他“黄花晚节，重见芬香”；然而等到和约一签订，警报一解除，意识到安全已有保障的爱国者们便又开始众口一词地指斥李鸿章是汉奸，是如同秦桧一样的卖国者和误国者。在中国，自我占据道德制高点，对别人进行居高临下的道德扫射，永远是一件自感大义凛然而又没有风险的爽事快事。

风烛残年的李鸿章已经没有精力去应对种种厚诬与叫嚣。他已经到了油枯灯灭之际：签完和约两个月后，李鸿章即病逝于京师贤良寺，时为1901年11月7日。弥留之际，家人问他对家事有何吩咐，李无言；又问对国事有何交待，李登时老泪纵横。临终之前，他曾吟诗一首，是为绝笔：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死后，被清政府通缉的乱党梁启超即为他作传。可以说，真正理解李鸿章的，并不是他忠于的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不是满朝文武同僚，而是帝国的敌人梁启超。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为19世纪世界史上一流人物，“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劳，不畏谤言，是其长也”。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盖棺之论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远在大洋彼岸，曾两任美国总统的克利夫兰，对李鸿章有着更高的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然而，李鸿章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却有另一番非常悲哀的解读，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意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的沉痛，在于他比梁启超和克利夫兰都更清楚他效忠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底细，他知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只不过是为了敷衍一时，体制决定了他虽然位极人臣，却仍只是无足轻重的裱糊匠，他只能为帝国做这么多。至于必欲爽手扯破者为谁？显然就是庚子年的“民族英雄们”——从幕后的慈禧到台前的载漪、载勋，再到曹福田、张德成诸位大师兄二师兄，以及他们身后面目模糊，却汹涌而来，上演了一场集体狂欢的万千民众。

李鸿章死后，安葬于其家乡合肥郊外。作为臭名昭著的“汉奸”、“卖国贼”，他死后亦未能得享安宁：他的坟墓在1958年被挖开，其时，身着黄马褂的李鸿章遗体尚保存完好，随即被狂热的群众用绳子拴着，系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粉身碎骨。那是又一个狂热的群众运动到来的前夜，中国，似乎永远都不缺催生义和团的丰厚土壤。

帝国死了，也许人民会活得更好

西狩一年多之后，《辛丑条约》的签订，确认了慈禧不会受到列强追究，她仍然是这个垂而不死的老大帝国的最高领袖。现在，她可以怡然自得地起驾回京了。出京时，慈禧身着布衫，了无长物，回京时，装载箱笼的车辆竟多至三千余辆，这就是太后“西行打猎”的收获。她经行的从西安到京师的两千多里路途上，地方官员们忙于为她修筑御道，缮治行宫，“一驿之费，几五万金”。

慈禧以拳乱祸首的身份得到列国谅解，一在于李鸿章以及赫德极力说服各国，二在于同意了列国协商后提出的条约。条约中，有两条重要内容，其一是惩办罪犯。列强最初开列的罪犯名单上，慈禧赫然排在首位。经过斡旋，慈禧的名字去掉了，但必须得有其他一些官员遭到最严厉的处罚，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

联军原本要求处死十二人，包括端亲王、庄亲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董福祥、英年、赵舒翘、徐承煜、启秀和载澜。最后的处理情况，与原初略有不同：端亲王载漪因其子为大阿哥，他得以捡回一条性命，与载澜一同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其子溥俊虽是大阿哥，但顽劣无状，“其父戍边，亦无戚容”，返京途中，慈禧将其废黜。董福祥是职业军人而非政治家，对他的处分最轻：革职。至于刚毅、徐桐和李秉衡，已于此前身死，对他们的处分是夺回原官，撤消朝廷给予的谥评。此三人中，刚毅系在随两宫赴西安途中病死，他的死，可谓及时地逃避了紧逼而至的审判，保证了最后的尊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李秉衡，其兵败自杀，也算相对体面。徐桐的死，却比较乌龙。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帝国这艘风雨飘摇的破船的掌舵者之一。这是一个道貌岸然的高级官员，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他家住东交民巷，与洋人的使馆相接，因厌恶见到洋楼，每当他出城时，宁肯绕上一大圈，也不从洋楼前经过。眼镜是洋人的发明，虽然连雍正晚年都戴眼镜，但徐桐极其看不惯这舶来之物，他的同事中有人戴眼镜，徐桐见之即不悦。当此庚子年时，徐已年逾八旬，即便是慈禧召见他，也因他是年高德劭的老臣，“恒改容礼之”。为此，徐晚年尤其骄横。这样一颗恶新学恨洋人的花岗岩脑袋，听说世间还有一种叫义和团并以扶清灭洋为己任的义民时，不由得大喜过望，“谓中国自此强矣”。尽管义和团的“大师兄们”都是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位理学大师仍亲赠对联一副：“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联军入京后，徐桐的儿子、侍郎徐承煜告诉他：“您庇护拳匪，夷人来了，肯定不会放过您，您就有失大臣之体，还是赶紧自杀吧，我也随后追随您于地下。”徐桐虽过八旬，却一点也不想死。在儿子的一再劝告下，只得把颈项放进儿子为他准备的绳索中。喜剧的是，父亲自杀后，徐承煜却不准备像他说的那样追随父亲于地下。他离家潜伏，后来被日军抓获。及至议和事成，徐承煜是为必须处死的罪犯之一。当时，他和启秀被关在日军监狱。正法之旨下达时，徐脸色大变，极呼冤枉，不知他是否想起了一年多前许景澄临刑前的那番话。

毓贤此前已发配新疆，赴疆途中，处死他的圣旨下达。刑前，他尚为自己作了一副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对联里流露出的意气，不像是一个有罪而被国家正法的罪人，反倒像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劝勉同仁的烈士。也就是说，虽然付出了包括自己的性命在内的惨痛代价，毓贤的思想依然停留在仇洋灭洋的泥沼中未能自拔。

英年与赵舒翘原定为斩监候，相当于死缓。此后，朝廷下令让两人自尽，算是给他们保留了一点大臣的体面。英年自尽无甚可说，赵舒翘却自尽得艰难而屈辱。赐赵舒翘自尽时，他被关在西安狱中，由在庚子事变中迎驾有功而大获慈禧赏识的陕西巡抚岑春煊监督执行。赵舒翘不相信慈禧真的会赐其自尽，以为随后一定会有另外的旨意到达，他老婆比他明白：“你不要再心存幻想了，我们夫妇今天同死吧。”老婆给他递上用于自尽的金子，他勉强吞了少许，过了三个时辰也没死亡的征兆，还在喋喋不休地处理家事，并不断咒骂刚毅，认为是刚毅害了他。岑春煊急于复命，等得很不耐烦，又给了他一些烟土。但吞食烟土两个时辰后，还是不死。接着又上砒霜，这一回终于偃卧呻吟，但到了半夜依然气息不绝。岑春煊无奈，也顾不得为赵舒翘保留大臣的体面了，令手下用厚纸蘸上热酒，盖住赵舒翘七窍，这样，命大的赵舒翘终于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人世。赵舒翘和徐承煜之流的达官贵人，视人命为草芥，却把他们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任何东西都更重。

《辛丑条约》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条，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偿清（也就是到1940年为止），年息4％，合计9.8亿两。这笔赔款以海关税、厘金、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再加上各省教案赔款，总数在白银十亿两以上。中国的所有重要收入，除了田赋外，其余全部用于偿还赔款。这是一笔像山一样庞大的债务，当时清政府全年的总收入尚不到白银一亿两。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继续苟延残喘的清政府，已沦落成为列强征收赋税的管家。

行文至此，有关庚子年“民族英雄们”的壮举与结局，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但还想多说几句的是由庚子赔款引出的另一件可能令当事人完全没想到的事情：这笔庞大的赔款中，俄国占的份额最多，达29％；德国次之，20％；再次是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5.75％和11.25％；日本和美国差不多，一个7.7％，一个7.3％。1904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此人乃发韧于容闳的第四批留美幼童——在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协商赔款到底用黄金还是白银支付时，海约翰无意中表示：庚子赔款实属过多。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梁诚立即中止和海约翰争论支付方式，而是进一步探讨赔款过多的问题，以便“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在梁诚的努力下，美国方面终于决定向中国返还部分赔款，并与中国方面约定：退还的庚款，用于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并在国内建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后者就是如今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的前身。十多年间，通过清华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多达一千余人，其中妇孺皆知的便有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

美国的此种举动，自然有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就像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说的那样：“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但客观上讲，美国的确希望用这笔溢余的赔款，通过培养一代代认同普世价值的人，进而让他们的对手从蒙昧、排外变得开明、务实。美国的这种意愿，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无疑是巨大推动。在美国的示范之下，后来另一些国家也纷纷数量不一地向中国退还赔款。如果说庚子拳乱给中国民众带来了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这些原本来自中国的银子，终于用到了刀刃上，它让为数众多的青年有了亲近现代文明，接受现代教育，确立普世价值的机会。1956年，台湾重组清华，是为新竹清华大学。直至今天，新竹清华大学每年都还能收到来自美国的庚款支票。

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纷纷退还庚款时，唯有一个国家不为所动，一分未予退还，而是用这笔横财发展国内经济，振军经武，并于庚子拳乱三十余年后，对中国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发动了旨在一举吞并的侵略战争。这个国家就是东邻日本。

庚子年之初，当各种谎话连篇的揭帖翻飞如鸽群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可以将洋人一举杀尽时，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镇，顷刻之间便成为义和团的大本营。那时候，哪怕是一个最逆来顺受的草根小民，只要加入了义和团，也敢于向官人和洋人自豪地宣称：俺是洪钧老祖派来的天兵天将，俺是来拯救这个国家的。然而，几个月后，当联军进驻，大地就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天津民众纷纷在门首插上了表示归顺投降的白旗，行人上街，也手举白旗，上面写着某某国顺民，某某国良民，至于这某某国，可以写日本，可以写美国，可以写俄国，独独不能写中国或大清。至于在联军分区驻防的北京，居民们纷纷向洋兵赠送以前只送给父母官的万民伞；而略通外语之人，则一时间身价百倍，一下子从二毛子成为抢手货。其情其景，史家所谓：“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

不仅人民如此，最高统治者亦如是。经历庚子之变后，在慈禧的默许和鼓励之下，原本被她废除的戊戌新政，重又颁行全国。这位铁腕人物此举，一方面当然是想通过她一知半解的新政，来挽救大清江山；另一方面，更是想用施行新政的方式向洋人表明，我并非一个蒙昧的不开化之人，恰恰相反，我是改革开放的总策划与总后台，因此，你们没有必要推翻我。

西狩期间，慈禧对光绪态度稍有好转，有时甚至在决定重大事件时还问一问他的意见。等到重返紫禁城，“乃渐恶如前”。临朝听政，光绪如同庚子事变前一样，一言不发，形同木偶。他打算以这种庸暗的方式示弱，以求自保。他还年轻，他明白，只要不被推下皇位，江山迟早得由慈禧手里交还给他，到那时，他便可以像他艳羡不已的明治天皇那样，实施一场旨在中兴与崛起的改革。然而，事与愿违，他却莫名其妙地早于慈禧一天死去。其实，即使光绪不死，即使他能顺利地接过慈禧的权杖，要让这个满目疮痍的帝国重获生机，也将是一件没有多少胜算的小概率事件。对这个国祚延续已近三百年的老大帝国来说，只有死亡，才能给它的子民带来重获自由与富强的机会。

主要参考书目

《清史稿》　赵尔巽　等撰　中华书局

《清稗类钞》　徐珂　编撰　中华书局

《清代通史》　萧一山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劝学篇》　张之洞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花随人圣庵摭忆》　黄濬　著　中华书局

《蕉轩随录　续录清代》　方濬师　撰　中华书局

《道咸宦海见闻录清代》　张集馨　撰　中华书局

《清代野史》　辜鸿铭　孟森　等　著　巴蜀书社

《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戊戌日记》、《戊戌己亥见闻录》）苏继祖　梁启超　袁世凯　陈庆年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代地方政府》　瞿同祖　著　法律出版社

《清朝典章制度》　郭松义　李新达　李尚英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　那思陆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鸿章传》　梁启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梁方仲　编著　中华书局

《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嵩焘　著　岳麓书社

《扶桑游记》　王韬　著　岳麓书社

《漫游随录》　王韬　著　岳麓书社

《英轺私记》　刘锡鸿　著　岳麓书社

《西学东渐记》　容闳　著　岳麓书社

《张荫桓日记》　张荫桓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齐如山回忆录》　齐如山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清史讲义》　孟森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光绪皇帝外传》（外八种：《景善日记》等）　恽毓鼎　景善　等　著　重庆出版社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　口述　刘治襄　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则徐评传》　林庆元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之洞评传》　冯天瑜　何晓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严复评传》　皮后锋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龚自珍评传》　陈铭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秉衡评传》　张天贵　著　大连出版社

《王韬评传》　张海林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　岸本美绪（日）　著　刘迪瑞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朝对外体制研究》　曹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曾国藩传》　朱东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剑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　王尔敏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清史》　戴鞍钢　著　百家出版社

《晚清佚闻丛考》　孔祥吉　著　巴蜀书社

《西方传教士与西史东渐》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　曾纪鑫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　段怀清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国留美学生史》　史黛西·比勒　著　张艳　译　三联书店

《晚清史事》　杨天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变局下的晚清政治》　李志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洋务先知郭嵩焘》　孟泽　著　凤凰出版社

《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　汪荣祖　著　中华书局

《帝国的迷津：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赵柏田　著　中华书局

《洋人旧事：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　张功臣　著　新华出版社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姜鸣　著　三联书店

《广东十三行考》　梁嘉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00年中国尴尬》　马勇　著　中华书局

《戊戌变法史事考》　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

《天朝的崩溃》　茅海建　著　三联书店

《容闳评传》　陈汉才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　王开玺　著　人民出版社

《晚清宫廷与人物》　吴相湘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仲伟民　著　三联书店

《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　著　格致出版社

《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傅国涌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思想与时代的落差》　张宇权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杨国强　著　三联书店

《大清留美幼童记》　钱钢　胡劲草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晚清变局与民国乱象》　《南方周末》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1900：西方人的叙述》　弗雷德里克·A·沙夫　彼德·哈林顿　编著　顾明　译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停滞的帝国》　佩雷菲特　著　王国卿　毛凤支等译　三联书店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韩书瑞　罗友枝　著　陈仲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897年的中国》　约翰·斯塔德著　李涛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　M·G·马森　著　杨德山　译　中华书局

《中国通商图》　詹姆士·奥朗奇　编著　何高济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帝国的回忆》　郑曦原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马戛尔尼　著　刘半农　译　重庆出版社

《中华帝制的衰落》　魏斐德　著　邓军　译　黄山书社

《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　亨特　著　冯树铁　沈正邦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马士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60：圆明园大劫难》　伯纳·布立赛　著　高发明　丽泉　李鸿飞　译　浙江古籍出版社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周锡瑞　著　张俊义　王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施美夫　著　温时幸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与北京人》　芮尼　著　李绍明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穿过鸦片的硝烟》　唐可·阿尔梅洛　著　郑柯军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的奋斗》　徐中约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幼童留美书信集》　高宗鲁　搜集译注　珠海出版社

《我的中国童年》　李恩富　著　唐绍明　译　珠海出版社

《中国幼童留美史》　勒法吉　著　高宗鲁　译　珠海出版社

《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历史》　容尚谦　著　王敏若　译　珠海出版社

时代华鼎史镜馆：以史为镜，鉴古喻今

作者简介：

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发表和出版作品300余万字。代表作有随笔集《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和吴思的《血酬定律》同获新浪网和当当网评定的“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专著《1644：帝国的疼痛》等。

聂作平微博：http://weibo.com/zpn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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