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120周年（2014年27期）
Author: 三联生活周刊
Date: 2014-07-07
Publisher: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目录
环球要刊速览
读者来信
观察
天下
专栏／邢海洋：补贴下的电动车
理财与消费
好消息·坏消息
声音
生活圆桌
好东西
封面故事
甲午战争120周年　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
李鸿章的政治对手，以及零和博弈
战争的导火索，为什么是朝鲜？
甲午战争进程
“以夷制夷”与全球殖民，不对称的外交
决定19世纪末殖民命运的人们
北洋水师内部观察
北洋水师的关键角色
中日之战的第三方记录
经济／市场分析：以房养老能走多远？
社会／人物：星云大师：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经济／商业：科勒，厨房里的下午茶
文化
艺术：镜头里的摇滚时代
旅游与地理：巴塞罗那，美食之旅开始的地方
专栏
袁越：宿醉之罪
张斌：不能“清凉一夏”，那就清凉一下
宋晓军：伊拉克的“战外之战”
文化／书话：寻访幕后英雄
漫画
个人问题

环球要刊速览

《明镜》2014.6.30

运动拯救关节

肘部、膝盖、髋关节……德国每年植入的人工关节数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方面这是因为德国在这方面的医学进展令人欣慰，连科比·布莱恩特都去德国治疗关节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近年来德国国内的关节炎患者人数增加速度很快。得了关节炎后人们的日常活动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然而运动却是预防关节炎最好的办法。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导致关节炎的最大的原因，人们同时也应该尽量减少在沙发和软床上的时间。

《时代》2014.7.4

智能家居

最近几年，云计算的兴起使得物联网的构建变得更加容易。不仅我们的居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一个年盈利120亿美元的市场也将在未来5年内崛起。SmartThings公司2012年推出智能家居设备，如今已建成独一无二的家居自动化平台。但在智能家居成为主流之前，SmartThing和竞争对手还需要说服人们相信其安全性。将物联网做到极致的想法也带来了关于安全和隐私的顾虑。

《连线》2014.7

别成为数字时代的蠢人

身为科技开拓者，我们正在被新的产品、服务、应用软件、通讯、游戏和媒体所淹没。晚餐时可以回复电子邮件吗？戴着Google眼镜就一定酷吗？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记录进步，但如何做才能避免沦为自恋者或者过度刺激不如你的朋友？我们现在的任性而为，无异于嗑药、抽烟、酗酒。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新的数字时代的行为规范。

《大西洋月刊》2014.7～8

天才从何而来

人们对创造力的研究由来已久，试图用智商测验或者开放式问卷等方法寻找和锁定那些天才的大脑。但这些检测都有其局限性。根据研究，具有创造性的天才有一些共同点：他们拥有极强的自学能力，不局限于标准学校教育；他们博闻强识，不只专注一个领域；在面对怀疑和反对时，他们通常坚持己见。他们能产生很多点子，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哪些点子值得深思下去，并付之行动。

《纽约客》2014.6.30

首脑的选择

奥巴马判断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灾难，这是正确的，但他错误地将重建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了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的身上。马利基的过去和现在都令人怀疑他是否能够跨越民族和宗教的鸿沟。在美军撤离的第二天，他就宣布逮捕逊尼派副总统。现在，伊拉克的逊尼派们也必须做出选择：是什叶派政府还是逊尼派极端势力？现在，奥巴马决定向伊拉克派出300名军事顾问，以稳定局势。但伊拉克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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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No.792　别人的教育

近些年，身边朋友多有为孩子教育而移居海外者，没条件移居的也放下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带孩子到海外住上两个月，插班感受下西式教育，花费不菲，却众口一词：很值！有人出去一次就想二次，有了二次，第三次便成自然。结果是，孩子两边上课，两边都要不断去适应。实际上，中西教育各有短长，美国老师还跟我说中国基础教育好呢，中国来的孩子除了语言，其他基础课总比当地学生强。在我看来，或许自主学习能力是我们一个短板。

北京　乖乖妈

做一回“真公益”有多难？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下午，医院领导突然发话：要我跟着他去河北廊坊的一家孤儿院，拉一车水果送给孤儿们。很快，我们三个人从北京出发，也就一小时到了廊坊牧羊地儿童村，这是美国人出资兴建的孤儿院，许多志愿者都是外国人。我们去时，孤儿们集体过生日会，一帮外国的志愿者给孩子们喂蛋糕，很是投入。孩子们听闻我们送来了水果，个个很高兴。

我也是很高兴。可我不只是看到孤儿们高兴才高兴，而是亲眼所见医院终于做了一回“真公益”。我们是民营的植发类医院，不止我们一家，就是整个行业，家家都在喊“公益”。有的自称为某个人做了免费手术，但只是文字表述，没图没视频，让人对真实性怀疑；有的晒出了给具体的某个人免费手术的图片和视频，相对来说真实些。一直以来，差不多整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只要是沾上“免费”的手术，就一定是公益。

但我越琢磨越不对劲。植发业中的民营医院所称的“免费手术”，均是这样的两个来源：一是医院举行患者见面会，从众多人或现场预订手术的人中抽出一人，给予免费手术；一是给某人做了免费手术，但事先与他签署协议，要求出让肖像权。这就暴露出“伪公益”的本能，只要是抽奖产生的免费手术一定是商业行为，并且存在商业交换的也不是真公益。我到这个行业有5年了，其间换过三家民营医院，也曾一度将“免费手术”当公益宣传，偶尔也认识到这是“伪公益”，但整个医院整个行业又找不到真公益，就装个糊涂，把“伪公益”当“真公益”用。

我一直期待同行中有一家民营医院来个零的突破，堂堂正正做一回真公益。前年，一家民营医院的同行前往大兴区的打工子弟学校捐款，无关商业交换，算是真公益。让人纠结的是，全国100多家做植发的民营医院，竟没有一个及时跟上，从“伪公益”的迷途中走出来。现在我所在的医院给廊坊孤儿院送水果，也是一次真正的公益，恰恰是因为公益的“真”才让我高兴。就此来说，我们这行业有了第二家做真公益的民营医院。接着这个月开头，另一家民营医院的同行前往北京的一敬老院捐助，这才让整个行业的真公益接二连三。

“接二连三”是实指，仅仅代表三家民营医院，对于十余年的国内植发史来说，对于全国上百家做植发的民营医院来说，可谓微乎其微。其实，每个民营医院都可以做一回真公益，但就是迟迟做不起来，难就难在概念的厘不清，还有功利心太重，总想着从“公益”中获得商业价值。

北京　李成义

一个大学老师的“清与浊”

我在大学工作迄今为止，前后教书3年有余。从最初仰慕清华园中朱自清、闻一多辈师长授课不用讲义，到后来羡慕陈寅恪的侃侃而谈、纵横捭阖，我在教学第一线上对此可谓拜其前模后范、兢兢业业，所谓“德高为师学高为范”，这些前辈学长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80后”大学教师“高山仰止”的对象。但是，经历1200多天的大学教学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先入为主”、“自我圈囿”的“清与浊”的“怪圈”之中。

我的“先入为主”主要有两点：第一，大学老师不应该给大学生考试“划定范围”、“指定重点”；第二，大学老师不应该给大学生考试成绩“增砖添瓦”、“故意放水”。这是我“先入为主”的大学老师的基本职责和教学行为规范。而现在的实际情况，经过我的调查：第一，大学老师很少给大学生考试不划定考试范围的；第二，大学老师很少给大学生考试成绩“不放水”的。

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与我“切身利益”相关的三个后果：第一，我教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差”、“特别差”；第二，现在广泛实施的“学生评教”中，我的教学工作因为学生总体成绩会被个别学生“恶评”；第三，同行教师认为我“特立独行”，所谓“人至清则无徒”，我被同行教师“另编造册”。

自己的行为很“清”吗？不敢这样说，如果说了，就意味着其他教师行为比较“浊”。但自己的行为不“清”吗？仿佛又和其他教师不一样。有时候想：孰清孰浊？无所谓，只要学生满意即可。经过了半个学期的调查，大部分学生回答说：“反正其他大部分老师都划定范围，50分左右都给我们及格分数了；补考也没意思，反正我们都是要过的（及格）。”如此结果，好像学生也不满意，虽然也有部分学生理解我的苦衷。

但是我——作为一名大学青年教师，应该继续坚守这个“先入为主”的“清与浊”吗？学生不满意，同行也不满意，而且又关乎我的三个“切身利益”，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子陷入了“自我圈囿”的“清与浊”的“怪圈”之中。所以，有时候想，如果我当了教育部长，首先要改革的是大学教学，而不是什么行政化。

天津　小河湾湾

让骑车人有路可走

10年前，北京骑自行车出行的人还很多，自行车的通行空间还比较充裕。现在，骑车的人越来越少，有空气污染、道路秩序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路边机动车的停放已经把非机动车合理的通行空间大大挤占了。

大概四五年前，为了北京交通拥堵的改善，提起了交通“微循环”这么一个概念，针对北京城区内拥堵比较集中的环路、城市主干道、次干道的庞大车流，通过多种方式的疏导分流到城区内的小路、甚至胡同里，以缓解主路、主干道的拥堵状况。这项措施还没有完全推广起来，新的状况就出现了。胡同里至少一侧停满了周边住户的机动车，已经不具备车辆通行的条件，“微循环”还没有推广就已经胎死腹中了。北京城区内没有进行过老旧城区改造的老路不多了，这些道路宽度一般12～16米，即便宽16米的道路，路沿两侧顺向停放机动车，非机动实际通行空间1米都不到。一个实例是，北京朝阳区春秀路胡家园社区段设计道路为上下行各两车道的道路，非机动车的单向通行空间约为1.5米宽，但是自该道路通车以来，道路两侧一直被垂直于道路通行方向停放的几百辆附近住户的机动车占据，近18米宽的道路实际通行空间只有上下各一个车道，而且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道路一侧却悬置两侧禁止停车的标识。沿此路上行，转向西北1公里，是左家庄西街，15米的规划道路，上下行机动车道各一个，沿路两侧停放机动车后，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还不到1米。这种情况在北京老城区、新建城区比比皆是。四环、五环之间的大量还没有完全验收的道路，机动车甚至都停到马路中间来了，而如此违规停放车辆的车主长此以往倒也心安理得，成为一种习惯。

老城区如此停车的一种解释就是，硬件条件如此，城市的管理者、执法单位也没有办法。机动车就是没有地方停，只能任其停放在本该属于其他公共利益的地方。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路面机动车停放或将长期面对这样一种失序的状态，而这种失序完全是管理失能造成的。虽然管理不易，但是行政部门存在的意义不正是应该让社会的公共空间和资源的使用公平且安全吗？

无论是从方便、经济、环保等任何一个角度，笔者始终认为自行车出行是一个社会交通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关照，只要在路权上给予其基本的尊重，先从机动车腾退本属于自行车的通行空间做起吧。

北京　高晓峰

调研，只问了牛茎草

6月13日，县人大李国志副主任率调研组一行，在县主管部门和木城镇党委负责人陪同下，专程到木城镇白庙村一社赵学文的奶牛养殖场调研全县奶牛产业发展现状。赵学文是我老家堂弟，他的养殖场是目前全县唯一一家奶牛养殖“三最”养殖场，即规模最大（最多时饲养奶牛60余头）、挤奶机械化程度最高（与人合伙投资40多万元建了挤奶房、购装了挤奶机）、防疫和卫生设施最完善（有县畜牧局颁发的防疫和卫生等合格证）的养殖场。

之前，即6月12日上午，为做好迎接县人大领导调研准备，县畜牧局派人和镇党委杨德友书记已提前专程做了指导，向赵学文明确提了卫生和汇报要求。赵家因从未接待过领导调研，于是向领导请教：准备烟、茶、桌凳和饭菜不？怎样汇报？等等。领导笑着告诉他，你只需做好情况介绍和回答好领导们的提问，其他事项镇上晓得统一安排。领导走后，赵与妻徐永芳便自个儿在家开始准备并进行汇报排练。

13日，赵学文在家等到10点多仍不见调研的领导们到来，怕耽误了割草，便开车载着两个割草临时工到田坝里割草去了。11时许，调研组及陪同领导一行14人乘坐4辆小轿车到来，留在家等候并正在牛圈扫牛粪的徐永芳赶忙从牛圈里跑出来，还差点撞着正在牛圈旁看牛吃草的一位领导。领导问她：牛吃的啥草？她答“牛茎草”。领导“哦”了一声没再提问。

领导们自行在挤奶房和养殖场视察起来，一位还拍着照。见此情形，徐永芳走上去招呼了杨德友书记，随即自觉走到陌生领导们旁边。但令她不解的是，至此，无人向她介绍调研的领导，也无人向调研领导介绍她是谁。她既难又急，不知该不该主动向领导们介绍情况，因为这一行人中，除她从牛圈跑出来时一位领导问过牛吃的是啥草外，无人再向她咨询或了解过一点涉及奶牛养殖的情况，走来走去都无人搭理她，仿佛她是这群人中多余的人。就在徐永芳倍感尴尬时，不知哪位领导大声喊道，各位上车啦！听到喊声，领导们便纷纷走向小车，依次钻进车里。随即，留给徐永芳的，只有车尾排出的一缕缕长长的青烟。

小车走了，领导们的调研活动难道结束了？最多才十几分钟啊！徐永芳不相信，她想，我还没给领导们介绍情况，反映希望帮助解决的问题呢。她不禁在心里笑问：这就叫调研活动啊？这到底与我们何干呢？

四川夹江　赵学富

本期截稿时间：6月30日1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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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金援叙叛军：奥巴马终于出手了

记者邹珊

6月24日，叙利亚驻伊朗大使马哈茂德（左）和伊拉克驻伊朗大使阿尔谢赫在德黑兰出席有关“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记者招待会

叙利亚局势近日频频爆出新动态。6月23日，最后一批需要在叙境外销毁的化武原料已于当日运送出境。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当天表示，这是“全面销毁叙利亚化武使命中的一个里程碑”。但他同时称，目前只能确认由叙政府申报的所有化武原材料已经完全转移，但并不能保证其境内已完全没有化学武器。因为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反对派拥有化武的可能性也很大。

“最近的选举大大降低了内战在近期结束的可能性。政治过渡是解决该国危机的唯一方式，就算效果不能一步登天，但至少为平复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提供了机会。而巴沙尔的胜选却等于冻结了权力，使国家丢掉了通过政治改革而走向和解的空间。”美国阿卡迪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布德（Samer Abboud）告诉本刊。“目前，所有的迹象都在暗示，这场纷争也许只能在战场上解决。”新西兰奥塔哥大学的中东政治学教授哈里斯（William Harris）也对本刊说。

更新战事的机会随后就来了。6月26日，为给最终和谈创造条件，美国白宫向国会申请拨款5亿美元，用于向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提供军事“训练和装备”。几周前，奥巴马在西点军校作外交政策演讲时宣布建立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反恐基金，这笔军事援助就出自其中。并且，它将是美政府在叙内战爆发的3年多时间里，向其温和反对派提供的最大一笔官方援助。

一向对叙战事持远观态度的奥巴马为何忽然插手？美国《时代》周刊指出，伊拉克局势之变是直接原因。两周以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占了该国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向世界展现了叙内战持续溃烂的伤口是如何感染着周边地区。ISIS的人力和财力等资源均是从叙境内筹得的，所以，若想防止伊拉克被夷为平地，“灭火”工作需从叙利亚这个源头上下手。但巴沙尔政权显然无法单独控制局面。他与反政府军俨然已进入了僵局，有时看起来甚至好像已经停火。而奥巴马对于直接发动地面战争又一直很不情愿。当前情势下，加入叙利亚战场更不可能是首选。所以，只好寻找一个折中方案——向那些并不仇视西方，且同样不愿ISIS在叙得势的温和反对派提供支援。

然而，叙内战的复杂程度却因此而升了级。ISIS的崛起凸显了该国作为中东地区什叶派与逊尼派穆斯林代理战场的特性。一方面，ISIS属于逊尼派，而巴沙尔身属的阿拉维派为什叶派分支，是“敌人的敌人”；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巴沙尔政权固然令人憎恶，但它毕竟不像ISIS一般，以发动地区教派之战、攻击西方存在力量为主要目标。所以，ISIS威胁当前，巴沙尔不失为一位潜在同盟，部分分析师甚至建议奥巴马在短期内与其联手。但这显然又不是美国所能忍受的。就这样，既不愿看到巴沙尔在位，也不愿他被ISIS推翻，奥巴马的对叙新政策充斥着矛盾。

白宫在公报中并未明述援助规模；美官员也强调说，在扩大训练叛军计划实施前还有多个障碍需要克服，包括获得国会通过、确定如何有效审查人数众多的叛军战士，从而确保不会最终训练了极端分子等。“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许要花费数月的时间。”阿布德说。而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奥巴马终于认识到了其对叙政策为本国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可能将通过此“折中方案”对其中东政策进行重新评估。

埃美关系陷入尴尬境地

记者邹珊

6月21日，埃及明亚省刑事法院宣布，判处包括穆兄会前领导人、总导师巴迪亚在内的183人死刑。

由于在去年7月穆尔西被罢黜之后不断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埃警方对穆兄会成员及支持者进行了大规模抓捕。今年3月起，审判陆续在明亚、盖勒尤卜等省份展开，逾千人被判处死刑。罪行基本为：煽动或实施暴力活动、蓄意纵火、破坏公共设施、谋杀警察和平民等。

仅两日之后，吉萨省刑事法院又判决了3名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记者7至1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包括一名澳大利亚籍记者，理由是该台记者去年8月对武力清场的直播报道损害了过渡政府和埃及军队的形象。消息一出，不仅澳方“震惊和失望”，英、美等国政府也表达了强烈谴责。白宫发言人呼吁埃及当局考虑立即释放3名记者。而埃及总统塞西的回应却是：不会干涉司法，也反对西方国家对埃及司法独立和裁决公正性指手画脚，因为这将损害它们与埃及的外交关系。

与埃及撕破脸皮，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绝非可行之路，特别是现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这种判断有其事实依据——今年3月，塞西远赴莫斯科，就一份2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与公开支持其竞选总统的普京展开了讨论。俄防长表示，双方将增进协作，“以便稳定北非和中东局势”。不仅如此，在叙利亚和伊朗，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已超过了美国。所以，伊朗核问题、叙利亚内战和巴以和谈的成功解决前景都不甚明朗。与此同时，沙特正在经历继任危机，黎巴嫩、伊拉克、也门、利比亚、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也都面临着严重的内政困境，前景堪忧。此般情势下，美国必须将战略目标优先锁定埃及，使其在一份经得起磨砺的双边关系中继续以温和、稳健的盟友形象，与以色列和平相处，发挥地区维稳作用。

可惜的是，因并不符合民主理想，这个军人持最终话语权的埃及新政府让美国在战略利益与现实政治主张之间进退维谷，对埃政策也随之左右摇摆。美国先是拒绝承认政变，以防触动全面停止对埃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法律程序；随后又迫于国会压力和自身利益而缩减了部分军援，其中包括F-16战斗机等高度引人注目的项目。之后，它继续释放混合信号，一面对新政权的高压统治予以谴责，一面又宣称希望结束双边关系危机，更新援助力度。结果就是，埃及公众对美国愈发疏远，对俄国则更加青睐。

“2011年至今，美国对其民主原则和战略利益的努力调和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塞西最近‘不干预审判’的宣言，则将至少在中短期内，使美国已经陷入困顿的对埃政策更加举步维艰。除非塞西戏剧性地进行政策转向，或开始追求包容性政治，关系才有可能正常化。”美国马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奈洛尔（Phillip C.Naylor）告诉本刊。但是，“埃及给镇压、清场等手段冠以‘反恐’之名，意味着维护国家安稳仍将是高于社会自由民主化的首要议题。奥巴马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去维持这份总额约为780亿美元的历史性援助，但来自国会的质疑之声已越来越强烈，不过仍未达到动用财政权去切断援助的临界点。所以，我们将看到，美国在摇摆之中继续支持一个受海湾国家慷慨相助的塞西政权”。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Osman Hassan）也对本刊说。

守候在埃及明亚省刑事法院外的穆兄会成员亲属得知死刑判决后痛苦不已

天下

美国｜烟花跳伞

美国俄亥俄州跳伞队在夜空进行烟花跳伞，跳伞队员在脚踝上绑上烟花，在4090米的高空跳出机舱，下降过程中队员按下胸前的按钮，燃放烟花约45秒。

美国｜骑警

6月25日，在芝加哥骑警的马厩里，芝加哥巡警保罗·卡萨桑托拥抱他的坐骑“里奥丹”。目前它们有32匹马，骑警经常被用于控制人群，因为能避免跟市民面对面接触，且能使警力翻倍，一个骑警相当于10个徒步警察。

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

6月29日，在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最后一天，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在金字塔舞台上表演“尘埃”。自1970年以来，这个在英格兰西南部方圆900英亩农庄上举行的周末音乐节（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已经成为世界摇滚乐迷最翘首以盼的乐坛活动。首届音乐节门票只要1英镑，还送一盒农场生产的牛奶。而今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售出了12万张门票，票价是210英镑。

英国｜班诺克本战役700周年

6月27日，在苏格兰斯特灵堡纪念班诺克本战役700周年活动上，穿着传统苏格拉格纹服装的人在等待风笛表演开始。1314年，苏格拉军队在斯特灵南边的班诺克本以少胜多，大败入侵的英格兰军队。

俄罗斯｜汽车战争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近4年的浴血奋战，共有2000多万苏联军民丧生。今年6月22日，是战争爆发73周年纪念日，民众举行“汽车战争”节。图中的军史爱好者扮成纳粹德国的部队，在莫斯科附近参加再现1941年夏季战争的表演。

英国｜铁王座

6月25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探班《权力的游戏》片场，观看铁王座。

以色列｜巴塔洞穴

6月24日，游客们在参观位于以色列中部巴塔·古夫林－马沙国家公园里的洞穴。这个人工洞穴网络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开挖时期，使用了多种地下建筑方法。

投资物语

补贴下的电动车

文邢海洋

全国多家城市电动车鼓励政策紧锣密鼓，主打混合动力的比亚迪秦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但在全国限车最“狠”的北京，无需摇号的电动车却不受欢迎，电动车普及的症结越来越明显，当然也指明了改进的方向。

5月份，北京普通汽车申请人多达220万，而新能源车只有不到1800人。普通车中签比例137∶1，新能源车则因为牌照资源多于申请，无需抽签。而按照新能源车目录，市民可选购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车型已经增加到了7款，其中最平价的江淮和悦iEV，扣除国家和北京市总补贴金额9.5万元，实际购买价仅为7.48万元，价位已经和燃油汽车类似。iEV4续航里程160公里左右，普通插头慢充电需8小时，快冲只需2.5小时，这样的工况指标，只要不跑长途，完全胜任通勤和一般出行了。另外，按厂家的说法，电池几乎与整车寿命相同，使用中无需考虑到换电池成本。若再考虑到牌照优势，几乎没理由再去和220万人一道挤传统车的独木桥。可还是无人响应，结论恐怕只有一个：充电。蓬勃发展十余年的城镇化，早把市民全部请上了楼，汽车的普及更使得车位难求。充电成为制约纯电动车使用的最大障碍。难怪北京鼓励电动车的下一个目标是3年内建3万个充电桩。

比亚迪股价

电动车在全球的普及遇到的瓶颈各不相同。即使在电动汽车销售旺季的3月，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的销量也不及美国市场总份额的4％。那些试图在价格上亲民的车型，巡航里程普遍短，不能适应地广人稀的环境。例如目前正在出售的本田Fit Electric，售价3.7万美元，但一次充电巡航里程为123英里。日产Leaf（聆风）的售价为2.88万美元，但一次充电巡航里程大约在75英里到84英里之间。Leaf全球销量超过了5万辆，算是电动汽车里的佼佼者。而上了北京市补贴目录的另外6款汽车，价位在20万到40万元不等，巡航里程100公里到200公里之间，也都受制于电池容量这一当今电动车普及最大的技术难关。

现有的电池容量下，如何补贴才能最大化地扶持电动车产业，使之进入到量产降价进而普及的良性循环中？去年9月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将纯电动车的补贴标准由此前的“根据动力电池组能量确定”转变为由“续航里程”决定，由此带动车企在动力电池以及车身轻量化等技术手段上进一步调整，也直接促成了国内多厂家电动汽车车型的推出。这个《通知》中，纯电动汽车的补贴力度在3.5万～6万元，而插电式混合动力为3.5万元。坊间，甚至有人认为混合动力车根本不用补贴，因为可能会有驾驶者只使用燃油动力，电动机成为国家买单的摆设。但以国外的经验，纯电动车的销量一直赶不上混合动力。在特斯拉之前，国外主流市场上，日产Leaf、丰田普锐斯和通用Volt（沃蓝达）是最受关注的3款新能源汽车，除聆风外，后两者均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综合近两年的销量数据看，在国外多个市场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接受度都超过了纯电动车。现有的电池容量和基础设施，为驾驶者提供一份燃油的保障无疑是重要的，除非是特斯拉那样花大价钱购买大容量电池的跑车爱好者。

比亚迪秦的热销可看作海外平民型电动车普及模式的中国翻版。纯电动模式下这辆车可以跑70公里，高于国家补贴要求的50公里。在一些城市，扣除国家和地方补贴的7万元后，定价不到20万元的秦的价格接近了同等燃油车，因而热销起来。尽管其宣传的百公里1.6升油耗是在油电两个发动机同时工作，且充满电的状态下创造的，但毕竟短途的通勤靠电力可胜任，而长途旅行又有燃油动力的便利。

除了特斯拉电动车的“高富帅”，真正大众化的电动车形象还多是电动自行车、电三轮这样的草根形象。也只有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电动车满足了普通人的降低驾驶成本的需求，这个产业才会爆发开来。

理财·消费

栏目插图｜豆角上台艺术工作室

押对白押

世界杯小组赛期间，足彩竞彩销量狂飙，全国日均购彩额五六亿元。不过若单场过关押法国和阿根廷胜这样的热门球队，押多少中多少，一分钱也赚不到，而押错就全赔。世界杯足彩，综合返奖率只有69％，大大低于国际上85％的平均返奖率。具体说，中国足彩的竞彩彩种除了少数冷门的赔率比国外场次略高，普遍的赔率都要较国外偏低0.2到0.7。发行资源被垄断使得发行费过高，还有公益基金高额的抽成，都拉低了赔率。加之没有充分的竞争，博彩机构之间的制衡失效，也加剧了赔率走低。

美国GDP下滑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一季度美国GDP终值环比下降2.9％，远低于预期，初值为下降1％。本次GDP下修幅度为1976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医疗保健消费放缓成为下修的主要原因。不过投行仍普遍认为一季度的收缩是极端天气所致，随着天气转暖，消费者开支增加、公司增加设备采购和生产加速，美国经济暂时的倒退将过去。华尔街对二季度经济增长仍乐观，高盛将美国二季度GDP预期由3.8％上调至4％，巴克莱将二季度GDP预期由3％上调至4％。

厄尔尼诺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到了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的可能性，大宗商品中的橡胶和铜迎来了久违的涨势。倘若厄尔尼诺真的来临，首先将会对粮食供应链产生巨大破坏，并导致一些农作物的价格高涨。最易遭到厄尔尼诺波及的商品包括可可、咖啡、棉花、大豆、豆粕、豆油、糖和小麦等农作物。而印度尼西亚的干旱可能会影响铜的供给：当地一条将铜精矿等原材料运出印度尼西亚的弗莱河，会因干旱而出现水位下降。

货基分道

年中临近，一季度末管理规模前五大货币基金收益率不断下降，全线跌破4.5％。五大货币基金之首的天弘增利宝，由于对接余额宝，规模达5412.75亿元，6月23日其7日年化收益率降至4.49％，微信华夏财富宝为4.45％。同日，微信理财通中一款广发天天红收益率高达5.69％。巨型货币基金将绝大部分资产投资在银行协议存款上，有的甚至超90％，而协议存款不会产生浮盈，只有债券才可能产生浮盈。新股申购和年中银行大考抬高了债券价格，中小货币基金从中受益。

“悬赏式”刺激

黑龙江政府出台了《黑龙江省促进经济稳增长的若干措施》，即“黑龙江65条”以应对增速陡降。65条中有大约一半的条目涉及政府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可谓“悬赏式”的刺激措施。如省内企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景区新评为3A、4A、5A级，文化企业被评为文化品牌等，都可以得到财政奖励和补助。除了黑龙江，二季度以来，四川、广东、福建、山西、云南、贵州等多省均出台了相应的稳增长措施。“四川16条”力度相对温和，主要采取“赶进度不加力度”的做法。

好消息·坏消息

尼安德特人爱吃菜

由于在其遗址附近散布大量狩猎工具和动物骨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欧洲史前人类尼安德特人通常被描绘成一群身强力壮的肉食者。但最新发现于西班牙的粪便化石证据显示，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食谱中也含有大量的植物性食物，作为肉食的重要补充。在此之前，在伊拉克和比利时等地出土的尼安德特人牙齿化石的牙缝中，研究者也发现过块茎类植物和大麦粒的痕迹。这些新的证据对以往“尼安德特人过分依赖肉食从而败于擅长采集农耕的现代人之手，因此灭绝”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好消息

素食救地球

如果停止吃肉，一个人的食物碳足迹可以因此而减半，这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小组对5万余名英国人的日常饮食结构进行调查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比此前预期的要多得多。假如一个每天摄入100克肉类的人从此不再吃肉，每年便可因此减少1.5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即便将摄入量减为每天50克，与食物相关的碳排放量也可降低1/3。

多彩的奥秘

在对近1万种现生鸟类的羽毛成分进行化学分析后，美国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小组发现，超过40％的鸟类羽毛中含有类胡萝卜素，而这是令它们拥有绚丽多彩羽衣的关键。数据还显示，大约在距今5600万年前，以往被棕色和黑色鸟类占据的天空中开始出现彩色鸟儿的身影。

坏消息

早起的鸟儿

城里的人爱失眠，城里的鸟儿也难得一宿酣睡。发表在《行为生态学》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街灯、车灯等人造光源污染的影响，欧洲知更鸟和乌鸫会在日出前一个半小时便提前开始鸣叫，而大山雀的歌唱时间也会比正常早一小时。

变形的翅膀

每年冬天，英国的蜜蜂种群可能因为感染残翅病毒折损1/5以上，但在一种名为瓦螨的外来物种侵入后，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小组日前发现，被瓦螨寄生过的蜜蜂血液内的残翅病毒数量可因此升高1万倍，而且几乎全部属于高致病性植株。

声音

（插图　山羊胡）

我猜想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食用。

——苏亚雷斯咬人后，霍利菲尔德在推特上说。霍利菲尔德在1997年的一场比赛中被泰森咬掉一小块耳朵

咬完意大利人后别忘了漱口。

——李施德林漱口水的广告

我们永远不能允许自己在知识上堕落到与敌人相当的程度。

——在1933年之后，茨威格依然坚信德国对“自我修养”的尊重，一个“啤酒馆里的煽动者”无法吸引德国的精英阶层

大部分生活都乏味得不值一提，根本就没有不乏味的时候。换另一种牌子的香烟也好，搬到一个新地方去住也好，订阅别的报纸也好，坠入爱河又脱身出来也好，我们一直在以或轻浮或深沉的方式，来对抗日常生活那无法消逝的乏味成分。

——引自《蒂凡尼的早餐》

知识界的光彩在我们的社会被掩盖了。58年前，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不是演员、运动员或音乐家，而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他的面孔出现在杂志封面、报纸头版和电视上。但今天的科学家取得了攸关人类未来的发现，公众却对他们一无所知。

——俄罗斯企业家尤里·米尔纳参与设立的“数学突破奖”最近颁发奖金

我给我的孩子们介绍上世纪70年代最伟大的电影——《教父》、《穷街陋巷》、《猎鹿人》、《热天午后》，林赛·安德森、弗朗西斯·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阿尔·帕西诺等人的作品。我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在如今影院被那些泛滥的超级大片占据之前，电影曾经是什么样。

——英国演员加里·奥德曼在《花花公子》杂志访谈中说，如今，文化的方方面面都糟糕透顶，无药可救

＋／－　数字

64件

《过度着装：平价时尚的高昂代价》中说，美国人每年购买200亿件服装，平均每人64件。生产一件T恤要使用700加仑的水，产生数加仑化学废物。有时候衣服的价格实在便宜，清洗它们还不如扔掉另买新的。这种状况肯定不对。

32万人

澳大利亚一份移民人口的报告说，当前的澳大利亚人出生于252个海外地区：英格兰居于榜首，有超过900万人在那里出生；排名第二的是新西兰，有48.3万人在那里出生；有32万移民来自中国大陆。2011与2006年相比，出生在印度的澳大利亚人增加了14.8万，出生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增加了11.2万，出生在菲律宾的澳大利亚人增加了5.1万。

101周年

已经停机2年的世界最大的温度计预定将于7月重新亮灯，纪念世界最高温出现101周年。1913年7月10日，美国死谷国家公园所在的地点出现华氏134度（摄氏57度）高温。1992年，赫朗家族建造了一款巨大的温度计，高度为134英尺（约41米）。这个温度计在位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15号公路上，2012年因为电费高涨而决定停机。

生活圆桌

表演出的幽默感

文肖遥

图谢驭飞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里，三个女孩听叶甫盖尼讲笑话，她们三个“满脸奉承样”地一边笑一边听，叶甫盖尼开始怀疑她们说不定根本已经没在听他说什么了，他明白了女孩们都在假笑，于是，他忍不住笑了出来。心理学家研究认为，笑有很多原因，有的是因为惊讶，有的是因为恐惧，比如即将临刑的死刑犯看到行刑者笨手笨脚的，不由得笑道：“你是不是很紧张？”叶甫盖尼的笑和后者一样吊诡，他笑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尽管在为自己“服务”，但是太笨拙。

假笑也得有技术含量，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流年》里才智平庸的维尔迪兰夫人，为了撑起一个才俊云集的沙龙，谁说话她都得笑，曾经笑得下巴都脱臼了，后来夫人再也不敢那么卖力地笑，如果她要装出竭力憋住不笑，就会发出一声尖叫，忽然用手将脸捂上，严密得什么也看不见，仿佛面前出现了什么猥亵的场面或闪避一个致命的打击似的，像是如果笑将起来，就会笑得昏死过去似的。维尔迪兰先生非常佩服自己的老婆，因为他自己只会一种最笨的办法：笑得喘不过气，或者笑得脸神经抽抽，和他妻子那种经久不息的假笑的高招相比，他真是望尘莫及，自愧弗如。

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登一本正经地说：“只有老板才有权利开玩笑。”我们单位的上司时常逼自己“表演”幽默，比如早上，小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为了掩饰自己迟到的尴尬，嘴里还嘟囔着“累死了、累死了”，上司半开玩笑地说：“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累成这样？”有人就心领神会地笑，见大家笑了，小咪也用双关语回击上司：“你不知道？我干啥去你应该最清楚了。”对于上司这种力不从心的幽默感，笑得最多的人，正是最缺乏幽默感的人。于是，按照叶甫盖尼的思路，在这个场景里，最好笑的不是上司开的玩笑，而是他开玩笑时每个人的假笑，因为他这个玩笑几乎和单位所有女同事都开过，但他自己却忘了。老Q笑起来最容易，他的脸，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假笑里，已经长成了卡西莫多那样的笑模样，他只需咧咧嘴，所有的线条都像菊花一样各就各位了。L姐早就整理出一套自己的对付方法，她的笑声分贝高气息足时间长，她用响彻云霄的笑声来证明自己是上司最铁杆的“粉丝”。而小咪自己的笑，类似于维尔迪兰夫人，她把脸躲在我身后，笑得花枝乱颤，为了表示自己的确很投入，还用指甲狠狠地抠我手心……导致我刚刚整理好的笑脸急剧变形。

有时候想，上班和看电影的共同点是，有人物有情节有故事，但上班为啥不如看电影有趣，因为，去看电影只需戴上眼镜，而去上班除了戴上眼镜，还需要带上假笑。

毕业季

文驳静

图谢驭飞

校歌里唱，校园里大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较真者说，大路两旁，怎么会只有一排白杨呢，所以后来歌词变成了“一排排”。而今的事实是，曾经漂亮挺拔而年长的白杨树，在校园里遍寻不得，以至于想要再拍几张歌词的注解照片，已然不得。这便是毕业季吧，不只是注解照片，更是在注解“物是人非”这四个字。

当年文小姐宿舍一屋六人。婷婷是个大眼美女，皮肤白得水灵，讲话比屋里来自杭州的姑娘都要绵软些，头发不染自黄，又细软得分明，兼之1.67米的身高，一下就拉高了这间宿舍的美色平均分。婷婷或可居首，但这并不防碍她在几乎没人、特别是没有美女认真学习的校园文化里，不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后又考上本校本系的研究生。文小姐记得，大约是在“大四”上学期期末时，终于传来了她谈恋爱的消息，那时候许多女生的男朋友都换了几任，荤素早已尝过。

那天文小姐记得尤为清楚，因为当时她正与困意做斗争企图多看几页英语单词书，听闻此信“砰”地惊醒，用她自己的话，差点喜极而泣。与此同时，原来“砰”的一声并非来自她的想象，而是宿舍门真的被小六姑娘“砰”地撞开，她形貌壮丽地冲进屋里，抱住文小姐，两秒钟后放声大哭，吓坏文小姐——被男朋友劈腿的消息正好在这天从天而降。在毕业季的爱情故事中，不是黄昏恋一般与时间错过，就是忠诚从中作梗，巧合的是，两位男主角竟然是同一人。

宿舍气氛自此就变得诡异，连带着其余与此事件无关之人。好在已经是毕业季，姐妹情深这类的话则再不敢提起。在文小姐心里，姐妹却依然情深，尤其是目睹校园里一派毕业风、浮夸的毕业红毯秀与魑魅魍魉般行进在校园里的姑娘们，她相信这当中也不乏毕业之伤感，却使她十分惦念着已经在美国生了孩子的晶仔，去英国留学却回家乡当了一名公务员谈了一名律师男朋友的小贝，惦念总是特意游离在外的小一，以及总打听不到任何消息的婷婷。

如果不依不饶地去查找，一定也会有婷婷的痕迹，听说她研究生毕业后就踏上了新西兰半工半旅的漂流生活，听说她与那个二代男友结婚后就自此闭门不出……在这个社交应用遍布的世界里，如果做出三分努力仍然没有对方下落，那只能证明她不希望被人找到，就像把晶仔加入朋友圈后，偶尔可看得她晒一两张与儿子的合照；小一的QQ号仍然在使用当中，签名时常更改，有这些状态，文小姐心里就踏实了。

只是文小姐仍然希望，有一天，婷婷会在她的微博上说一句：“我回来了。”

扶得醉人归

文泡泡唐

图谢驭飞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达不到的状态都是好的。比如我滴酒不沾的女同事M姐，最喜欢的古诗是：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她说，一想到人们喝醉后歪倒离斜的样子都觉得美，觉得那才是自由的、富足的、无拘无束的。我说，你到闹市口大街看看，看看那些呕吐物，一摊一摊的，夏天清理不及时就是一堆苍蝇，冬天的时候被冻在地上，环卫工人扫都扫不走。M姐大怒，捂起耳朵痛斥我：跟你谈诗呢，你说的都是什么玩意儿。你才会那样呢，那都是你吐的！

我真的很多年没有喝大过了。我原来的单位，一位200斤左右的W老师，有一天中午他喝多了，回到单位，坐在办公室的地上哭。和他同一办公室的，是一位骨感美女，好不容易劝得他不哭了，也劝得他同意躺沙发上睡一会儿，可是他却怎么也爬不上沙发了。美女来喊我，要我过去把W弄沙发上。我满头大汗把W老师弄到沙发上躺好后，刚想走，他就那么躺着一把拉住我的手，又哭了：“小唐，我想妈妈。呜呜呜……”他40多了，我还不到30呢，这把我给难为的呀。所以，跟M姐斗嘴的时候，我对她说：家家扶得醉人归好是好呀，可是你得有扶得动醉人的人呀。

但人总是保不齐什么时候醉倒。与M姐谈诗不久，我就又醉了这么一回。当时是和几个朋友在北京西城平安里吃饭，饭局是我凑的，为了凑那么几个人，我约了差不多两个月才约齐，不是这几个不在，就是那几个不在。最后，终于都到齐了，似乎也没有聊什么，不过是一些近况，一些先前不能到的抱歉。散了的时候，我觉得还行，还送大家到楼下呢。后来，我觉得有点晕，正好一个朋友也往西，我让他把我捎到阜成门华联，下了车，我已经站不住了，但我是一个讲面子的人呀，对他说：“没事兄弟，我坐这里歇会儿就行了。”他不放心，一直等我用电话把老婆招来才走。

朋友走了以后，我连马路牙子都坐不住了，就躺在地上，我老婆只好用电话招来“120”，我只记得有人抬我，然后就是耳边有不熟悉的人的声音，然后就死了一样，醒来以后就发现自己在人民医院。感觉从来没有睡得那么香过。我老婆问我回去还是继续躺。我说回去，跳下床，感觉很轻松的样子。路上，我老婆夸我：得亏你电话打得晚，儿子已经睡了，不然那可就热闹了。现在，我酒虽然没有戒，但不敢喝多了，我想啊，怎么着也得儿子十五六岁能扶得动我的时候再多喝点吧。有天晚上，我们一家出去散步，看见一个小伙儿扶着另一个小伙儿向前走，两个人和地面正好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那条斜边还不停地扭着扭。我儿子觉得好笑，也把身体倾倒着走，一边走还一边说“我要脉动回来”，然后就把身体站直了。我儿子是在学电视广告，他不知道，那广告说的是帮身体劳累的人站直，但很多人醉酒，都并不仅仅是因为身体劳累。

沙漠里的小爱河

文沙漠之鼠

图谢驭飞

军校毕业时，我跟Z分到了沙漠里的空军基地。报到当晚他给我打电话，声音嗡嗡的。我问他是不是在哭，他不承认，说他正在流鼻血。第二天早上我洗脸时鼻尖发痒，低头一看，鲜血正叭嗒嗒滴入盆中，果真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等我们稍稍适应了这片连成年公骆驼都得努力打拼的沙漠时，刘丽却去了德国一个什么豪森留学，很快把Z给甩了。在一个漠风轻拂的早晨，Z无言独上西楼，爬上了连队的水塔，搞得全连官兵扯着很多棉被准备迎接他的高速到来。Z无法理解为什么站在水塔顶上远眺一下绵延的沙丘都不可以，只好默默地顺着铁梯爬回到现实的荒漠中。

在禁闭室待了三天出来之后，Z似乎又恢复了平静，周末常会搭便车来找我喝酒。在沙漠一带，没水活不了，没酒不如死了算了，所以我们痛饮时都觉得孤烟更直落日更圆。

Z在爱情的沙漠中跋涉了差不多两年，又喜欢上了技术室的徐燕。徐燕长得比刘丽差远了，可Z却为她激情四射。他说徐燕的目光无比清澈，给她写很肉麻的情书，在冬天来临时把自己的床垫送给了徐燕，甚至还就着徐燕的口味专门嗑了一大袋瓜子仁送去，可惜人家嫌恶心不吃。那段时间我感觉Z整天都挥舞着铁锹在沙漠里挖沟，打算把弱水引来，然后他就可以跟徐燕在他想象中的人工爱河里共浴。可能他这种原始而虔诚的求偶方式打动了徐燕，我们喝酒的次数迅速减少。在他们勾搭上的那个秋天，胡杨泛黄，弱水开闸，他叫我去帮忙照相。他和徐燕兴高采烈地摆出各种表达甜蜜的造型，我则像条狗似的在地上滚来滚去，给他们照了很多美好的照片，弄得我内裤里都沾满了沙子。

在沙漠的第四个冬天，徐燕把我给她拍的美照塞进箱子调走了。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Z甚至不知道她打算调走。他替她开脱，说那是她父母背着她搞调动，不能怪在徐燕头上。他表现出对爱情的强烈信念，一有机会到北京出差就去找徐燕。徐燕一见他就哭了。徐燕又哭了。徐燕还在哭。终于有一天Z告诉我，徐燕终于不哭了，她警告Z不许再来找她，因为她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感觉。这意味着徐燕不肯再给Z日渐干涸的小爱河供应泪水，同时也标志着Z这种上访式的爱情彻底结束。

又过了差不多两年，我很欣慰地看到Z回老家找了个姑娘结婚了。婚礼上他喝得大醉，醒来后开始了相貌平平的生活。十年以后，已经转业的Z和徐燕又在QQ上重逢。他常在电话里给我讲他一有空就会跟徐燕聊天，而且从来没告诉过他老婆。每次我都会问他究竟有什么可聊的，对这个问题他总是要思考很久，然后说：就是，有什么可聊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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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

Vesaro的游戏视界

以三块55英寸Triple Curved OLED超薄屏幕拼接组合，形成一块165英寸幅面的全视角视界。Vesaro针对顶级游戏需求而设计，借助两块6GB显存的HD7990显示卡驱动，搭配Logitech的Z906影院级THX 5.1环绕声效系统。

另类SUV雪铁龙DS 6WR

4.553米车身长度却拥有2.732米的轴距，雪铁龙将DS 6WR设计定位在长轴距紧凑级SUV上。1.6升涡轮增压引擎具备两种调教版本，分别可以输出120千瓦功率和147千瓦功率，均搭配六速双离合变速箱。

智能恒温器Lyric

针对被Google收购的温控节能智能家居Nest，霍尼韦尔挑战性地开发了智能恒温器Lyric，7.6厘米直径的圆盘感应器，配合智能手机应用随时依据位置信息来精确控制室内舒适度，并且能根据室外气候变化提前联网自动预判温度变化。

跨界姿态的T-ROC跑车

12.3英寸的超大液晶屏幕，19英寸的超大轮毂，可拆卸设计的车顶，大众赋予T-ROC跑车更多跨界元素。采用2.0升涡轮增压柴油引擎，虽然最大功率只有135千瓦，但扭矩却高达380牛·米，搭配4Motion四驱系统，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时速只需要6.9秒。

柴油混动版标致508

梯形镀铬的新车头设计，标致新款508试图在车内配置上提升奢侈感，7英寸触控屏幕搭配车载互联系统，并且采用了可以单独开闭的四区自动空调，借助2.0升BlueHDi柴油和电动机的轻度混合动力设置，百公里综合燃油消耗可以压低到3.3升。

Edyn的业余种植园

弥补家庭种植者在农业经验和照料时间上的不足，Edyn开发了智能种植辅助系统，传感器被插入土壤中，随时监测光线、湿度和养分数据，根据预设的不同植物特性喜好，进而控制滴灌频率和有机化肥投放。

福特Edge的扩张

轴距微微增长25毫米，后备箱空间却扩张出了198升。2015新款福特Edge试图提升设计的科技感，空气幕、自适应巡航、盲点监测等众多新功能充分挖掘电子感应器技术的整合空间。2.7升双涡轮引擎最大功率可达239千瓦，搭配六速SelectShift自动变速箱。

倒三角图案

以倒三角形图案为主题，帕玛强尼与意大利奢侈品零售商Luisa Via Roma合作推出Tonda Metro特别腕表，人字形编织的皮表带突出浮雕效果。与表带相呼应，表盘上同样布满由电镀处理和磨砂工艺形成的三角图案。

绿柱石耳坠

Bahia系列取名自巴西旅游胜地巴伊亚，是宝曼兰朵家族中富有南美风情的珠宝，以卵形宝石切割和奇异色彩组合见长。系列中的三款耳坠分别采用水蓝色海蓝宝、橘粉色铯绿柱石和黄色金绿柱石，加上不规则的线条切割，使光线获得很好的折射效果。

1865脚踏车

DING300与德国巴斯夫（BASF）公司重新制造19世纪的脚踏车，推出“1865概念”的E-Velocipede自行车，1865年也是巴斯夫公司的创立年份。在19世纪车轮大小不一的外表下，它实际上是一辆运用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的当代电动车，其他创新元素还包括全塑料踏板、车灯以及防爆轮胎等。

水晶象棋

日本设计事务所Nendo为法国巴卡拉品牌设计的Harcourt国际象棋，原型是巴卡拉的Harcourt水晶杯，设计师从中提取六种不同的图案元素，分别代表国王的王冠、女王的长袍、主教的冠冕等。双方棋子分别用白色透明水晶和午夜蓝水晶，手工切割折射出晶莹剔透的光感。

透明珠吊灯

Foscarini的Caboche吊灯以丙烯酸酯透明珠为材质，规则排列的珠子围绕着中心光源的扩散器，有种轻盈的漂浮感。圆润的珠子可以让光线穿过，并形成特殊的镜面和光影效果。

钢质高脚凳

由洛伦兹设计的Tonic Metal钢质高脚凳，黑色金属框架搭配淡蓝色椅面，清新又不失优雅。它的设计重点在于侧面的垂直线条，给人新鲜、动态的印象。

框架椅

就像立体画框一样，奥拉·吉茨（Ola Giertz）设计“Frame框架椅”框住了坐在上面的人，给予一个宁静空间。因为椅子没有惯常的正面、背面之分，从不同方向构成多种灵活的就座方式。

封面故事

甲午战争120周年

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

中日战争一幕——李鸿章麾下由欧洲教习训练出来的一支炮兵部队正在向敌人开火（《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文李鸿谷

以一人敌一国。

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领导人，在中枢为恭亲王奕訢，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尚以“远忧”的面目出现。

与此挑战相伴随的，对清廷来说更具生死性质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一延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未被推翻，但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完全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高潮。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相权”，甚至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给真正创造出来了。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自必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抗击，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后竟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之时，咸丰皇帝即欲授他军务全权，结果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因此评论，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后延。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很难说祁氏的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源头在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渐次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是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为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李鸿章作为地方领导人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其内耗，超过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很遗憾，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李鸿章

李鸿章的政治对手，以及零和博弈

只有竞争，没有竞合的政治斗争，虽然快意恩仇，却没有胜利者。

文李鸿谷

历史有很多巧合之处。隔着时空，以后来人的角度观察尤其如此。

甲午年中（1894年6月1日，以下均以公元计年），朝鲜东学党自年初以来的起义，达至高潮：攻陷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的此次胜利，作为一个爆破点，引发了中日两国出兵朝鲜，继而形成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这个时刻，值得留意。

就在东学党夺城的前一天，李鸿章刚刚完成出海校阅北洋海陆军及沿海防务的“汇报材料”（会奏）。这份报告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章句是：“中国自十四年（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在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窍虑后难为继……”甲午一战，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但仅此“后难为继”——6年未购任何军舰的事实，亦足以让后来人回归李鸿章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并体会其艰辛。

有趣的是，这份报告所蕴内涵，远比摘此章句为李氏辩护丰富。报告论及沿海防务：“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

就此呈述，晚清的北方中国安全状况，李鸿章的意思明确：海军不及陆军，进攻无力但防务无忧。只是，现实很残酷，现世报就在眼前，北洋水师既已覆没，鸭绿江及辽沈防线亦形若虚设，日军全面突破。马关谈判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说：我命令一下，则北京安危，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以战争的结果，检验过往的历史，比如晚清30年自强运动，经此一役而全盘失败，固然让人扼腕叹息，但何以至此，却仍然有深入认识的必要。

与李鸿章“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的乐观对应，我们更少知晓的事实是朝廷的反应，光绪回复：“李鸿章督导有方，着交部议叙；各将领训练士卒，修建台坞，不无微劳足碌，着准其择优保奏。”

“形势完固”之北方中国，在光绪看来，李鸿章及其将士仅仅“不无微劳足碌”；而“后难为继”，如何处理，则不着一言。就一国安全的军事建设，而且是涉及京师安全的北方中国之防务，朝廷与疆臣之间，如此敷衍，甲午之年，非细阅不知其详。

东学之乱之于中日

东学党攻陷全州的第二天，朝鲜方面即请中国代为平乱。从中国方面来看，至少最初，这算不得什么大事。10年前，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并占领皇宫，袁世凯率兵镇压，三天结束，史称“甲申政变”。此际朝鲜动荡，实为常态。而东学党所据之城，仅仅全罗道首府而已，相比当年攻占皇宫，并不显著。

是否出兵代为朝鲜平乱，当时李鸿章与袁世凯要考虑的因素并不太多，朝鲜力弱，出兵平乱并无挑战，关键是此举会不会引发日本方面的反应——当时日本驻朝鲜及天津领事分别向袁世凯与李鸿章表示：希望中国及早派兵平乱。事后来看，日本之希望与诱导中国出兵，并非毫无目的。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纲》里不免叹息：“一向精明机警的袁世凯，以为日本似无他意，李鸿章亦深信不疑。”而从日本本土传来的判断，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回复说：日本政争剧烈，断无生事余力。对日本的判断似乎一边倒，他们无意亦无力介入干涉朝鲜事务。很遗憾，这个判断与事实迥异。

历史中人面临的困局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这是事后诸葛亮的优势所在。回望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得知朝鲜已请中国平乱之时，即决定不问中国以何种名义出兵，日本亦将派遣相当军队，以示不惜诉诸武力的决心。

陆奥宗光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蹇蹇录》里解释说：

以此次事件论之，毕竟朝鲜内政之改革云者，不过为调停中日两国间之难局，所筹出之一政策。……余假此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矣。

日本的主动，非唯偶然，实为缜密计算的结果。

一般史论，晚清的自强运动，有两重动机，一是对内，一为对外，对外主要指西方国家，志在自保。这其中，1874年，日本谋划侵占台湾失败之后，自强运动更现实的目标即为针对日本，北洋舰队的建设，是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而与中国差不多同时改革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动机则是：尊王攘夷。尊王是巩固皇权，攘夷是防卫欧、美，所采取也是守势。等到维新稍有成就，就转对中国，所采战略全为攻势。中日两国新政的比赛，最终——“两国将不免一战”，是当时两国重量级人物的“共识”。

1896年8月29日，在美国前国务卿惠特尼的宅邸，李鸿章向克利夫兰总统递交中国皇帝的国书（美国《哈珀斯周刊》报道）

中日两国不免一战，战场在何处？朝鲜。

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即派三个使团入朝，试图修订双方关系。朝鲜的宗主国是中国。明朝晚期，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不顾国库亏空与军备废弛，1592年派出21万明军进朝抗击日本，为此耗费白银1000万两；1597年，再次派军入朝，所耗资金与前次相近……两次抗日援朝耗费巨大，明的覆亡加速。因此事实，朝鲜人当然对中国怀有尊敬与感激，他们把跟中国的关系说成是“事大”，以区别于同日本之间较为平等的“交邻”关系。面对日本方面模仿西方，当时朝鲜的摄政者大院君不以为然，拒绝修订两国关系，并以日本国书不合体统而将其使节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1873年，日本方面就决定派出一支讨伐部队前往朝鲜。但伊藤博文、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审慎地取消了这个计划。10年之后，1885年，日本又兴起为朝鲜与中国一战的思潮，伊藤博文再次拒绝，认为日本应先努力内部建设，不可冒昧。而也正当此际，李鸿章开始不断地警告清廷官吏：十年左右，日本富强必有可观，这是中国的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日本何以朝鲜以及中国为主动目标，而且取攻势战略？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里概述：其一，为国内心怀不满的武士提供泄愤的机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其二，对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地位进行挑战，以谋取日本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其三，阻止英国和俄国在日本附近寻找立足点；其四，为1592和1597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失败雪耻。

李鸿章当然洞悉日本人的所思所虑，在他向同僚及朝廷发出警告10年后，到了甲午年。

东学党甲午年二月举事，随后即有日本军人介入，之后又有日本玄洋社组织“天佐侠团”对东学党接济支持……日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需要等待一个机会：中国出兵。

中国方面决定由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进入朝鲜，并将知会日本。很意外的是，叶志超的2000多陆军，刚刚抵达汉城东南的牙山屯驻，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即已达成妥协，东学党全面退出全州。这一变故，意味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无出兵朝鲜的理由了。

此时，日本已经启动军事行动。按宗泽亚的《清日战争》记录：6月5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在参谋本部内设立，下达向朝鲜派混成旅团的动员令，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赶赴朝鲜，在仁川港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488名临时战斗序列。6月12～18日，日本混成旅第一批先发部队完成仁川登陆；23日其主力包围京城，28日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完毕。至此，在朝鲜的日本兵源增至8000名，远超叶志超所率清军。

东学之乱已经平息，按常理，剩下的问题就是中日两国商议各自撤兵事宜。大鸟圭介找到袁世凯，提议撤兵，袁正求之不得，但陆奥宗光断然拒绝。他开始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亦即共管朝鲜，被拒；之后，又强硬提出：无论中国允不允许，没有结果断不撤兵。如此交涉，所耗时间，占有人数之优势日军已进驻朝鲜。日本已握先机。

对于日本，东学党之乱提供了一个机会，那么，李鸿章与清廷当如何应对？

北洋海军

朝鲜东学党之乱，在事发之初，相对于精细计算的日本，以及正在源源不断增派的军队，李鸿章仍以常理处置。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函里，他从容写道：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

这个时候，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日军正在增兵——驻日使臣汪凤藻与驻韩总理袁世凯已从最初的视为平常事转变，在日本混成旅第一批先发部队在仁川登陆之际，即向李鸿章建议：速派遣大军入朝鲜，使日本慑于中国军力以知难而退。

虽有此等建议，但李鸿章仍认为这一计划“殊非伐谋上计”，拒绝增兵。

以李鸿章之老谋深算以及知日本之深刻，他何以如此选择——事后看来，这一选择无论针对日本，还是在朝廷内部，都是最为艰难一途。难道李鸿章真的年衰胆怯？

对李鸿章的选择做最为善意的理解的，是石泉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那本《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尚弱，研究结论可以信服为作者深究所得。石泉认为：

1899年，慈禧太后举办外国公使夫人招待会（英国《图片报》报道）

李鸿章之处境，在当时甚为孤独，彼以数十年应付西方列强与夫建设新式国防事业之甘苦经验，对于人我实力之悬殊，自身军备之弱点，实较同时当政诸人更为明了，北洋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对于汪凤藻与袁世凯派兵震慑的建议）彼固深知：时至甲午之际，已非复壬午、甲申时之情势。中国兵威实不足以震慑日本，使之就范也，此种认识在当时执政大臣中，几无第二人。而日本此次出兵自始即拟乘此恢复甲申事变以来消退之在朝势力，抱有不达目的，不惜一战之决心，此则中国方面自李鸿章以次昏懵无所知。

政治选择特别是战争选择，是基于实力比较的。甲午年间，针对日本的“战”与“和”的清廷内部选择，差不多是李鸿章除日本之外的另场战争，也是本文探讨的关键所在——只是，“战”与“和”，从甲午年甚至到现今，被道德化与标签化的时间太长。或许今日，我们可以认可：对彼此实力的真实而清醒认识，才是选择的基石与条件。那么，比同时当政诸人有更深刻认识的李鸿章，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力条件呢？

自强运动10年后，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当时日本的“征韩论”，其基本目标是南取琉球，西侵朝鲜。日本当权派里则分缓进与急进两派，缓进派认为朝鲜复杂，得缓；急进派如西乡隆盛愤而辞官，政局动荡。为安定内部，决定先进兵台湾。日本的东亚野心，这是第一轮发作；20年后的甲午战争，仍是这一逻辑的自然而直接延续……蕞尔小国日本对我台湾的进犯，结果，清廷只能委屈言和，这对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恭亲王打击极大。“目前所最不宜缓者，惟防日本为亟。”何以防日本？购船买舰，建立海军。

建立海军，钱从何来？晚清的“中央财政”是紧平衡状态，收入本来就有限，又久经大难，国用益艰，“故每办一新政，常为饷力所困，辗转挪移，支绌万状”。

面对筹款困境，李鸿章创造性地提出“收束新疆军事”，缓塞防以重海防。这是关乎中国疆域与领土的战略选择，是国家结构性问题，值得细说。按《中国近代史》所列述李鸿章的“海防派”论据，有五条：一、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则离京师远，因而塞防不如海防紧要；二、朝廷财政拮据，而新疆之役毫无胜算，这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役是否可行；三、新疆土地贫瘠，于中国罕有实际价值，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四、新疆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五、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前代皇帝征战所得的领土，只不过是保存实力，以待来日的明智之举。

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论”也向朝廷提出了五条论据：一、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若新疆有失，蒙古将不可守，京师也受威胁；二、西方列强此刻尚未造成直接入侵的危险，而俄国人在新疆的推进已经成为直接的威胁；三、不应将塞防军费转用于海防，因为对海防已经拨了固定的军费；四、列祖列宗百战经营的土地不应放弃；五、像乌鲁木齐和阿克苏这样的战略要地应首先收复。

海防与塞防，虽然争议，但共识仍然清晰：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是此时此刻，谁更应优先。在财政有限的状况下，这事关资源投入。争论初起，中国沿海还未有直接纠纷，而新疆却发生了一场叛乱，有待镇压；同时伊犁也为人所占，需要收复。清廷于1875年4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场争论有了结论。西出新疆的左宗棠部，需要朝廷给予足够的军费，这是要务，海军建设自然延宕。

建设海军，如此让清廷纠结，究竟需要多少经费？或者说，它会给财政带来多大的压力呢？姜鸣在其《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里计算：以海军建设主体部分北洋舰队为例，建设这支舰队的全部开支，包括20年的海防协饷、购买西方军舰费用，以及军舰官兵薪粮、燃料、油修费等等，共用去白银3500万两，仅占同期国库开支的2％左右。远远低于全国陆军部队的军费开支。

2％的比例，就财政而言，这其实算不上有多大压力，虽此却甚至要收束新疆军事以保海防费用的地步。这一方面说明，晚清时刻，财力拮据，年度预算即使2％的增加，亦不胜负担；另外，更表明“海防”之于清朝之重要性，在当时，仅仅只是极小一部分先进人士的卓越之识，远远不是我们这些隔着100多年距离的后来人所有的“常识”。

多数叙述这段历史的书籍，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或多或少都会记录海军建设的窘境：初定南、北洋每年共400万两，实得仅半数。1877年，山西、河南饥荒，诏命借拨海防经费，以应赈恤之急。1878年，又有人主张以全部海防经费充作京饷，后来最少被提用70余万两。翌年，李鸿章请拨足用款，仅收到40余万……这些年间，海军建设，获款虽不易，但仍有进项；到了1887年，户部上奏：“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中央财政停止拨款，北洋海军，无法购船买舰。这就是李鸿章抱怨的由来。

日本战舰“吉野号”（《伦敦新闻画报》报道，摄于1894年）

甲午战争前6年，事实上已经停滞的海军建设，与正在加速建设自己海军并大量购添军舰的日本海军比较，彼长此消，李鸿章当然气短。

《清日战争》对中日两国军事实力有超乎寻常的细致比较：

海军　清日两国海军都是倾两国财力武装的高科技兵种，清国进口的外国战舰在吨位上名列亚洲海军第一。1887年（正是此年，北洋海军无钱购船而停止），日本加速引进新锐战舰，至清日战争开战，性能优异的战舰吨位已超越清国。综合比较清日两国舰队各项指标，日本联合舰队优于清国北洋水师。

舰船吨位　清国水师的战舰数量、吨位、舰种超过日本海军。清国居优势。

船体材质　钢铁材质的装甲舰，清国18艘，日本12艘。清国居优势。

舰船动力　开战前日本进口的战舰数量超过清国，蒸汽动力5000马力以上的战舰，日本9艘，清6艘。日本居优势。

巡航速度　航速16节以上的战舰，日本10艘，清国2艘。日本居优势。其中，令各国瞩目的日本新购舰“吉野号”，堪称世界上最快的战舰，巡航速度达到22.5节。此舰系清国订购舰，因资金不足而放弃。

…………

1894年黄海海战中，中国战舰“致远号”沉没（《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对比之下，北洋舰队几无胜算。李鸿章决意妥协退让，这是底因：实力不济。

宫廷政治

以针对日本而开始建设的中国海军，何以20年后，竟落后于日本，以致李鸿章需要躲避任何可能的战争？

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就是甲午战争即将开战之际，李鸿章写下了一段：“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开战时刻，胜败固无可测，但实力与困境却可预先说明。聪慧如李鸿章者，为自己给后人留下了一得窥晚清政治的门径。

简单地讲，要寻求中国海军何以落后日本，得需解答何以户部停止供给购买外洋枪炮船只费用，以致北洋海军6年未获一船。李鸿章聪明地提出了问题，比他更机敏的军机大臣翁同龢，在自己那份明显是写给世人看的日记里已经提供答案：“盖以昆明换渤海。”——颐和园的昆明湖占用了渤海海军的钱！

宫廷政治的一般特征是，属臣不可妄议君上。因而，宫廷事件以及重大决策，知道者本来就极少，即使明白也会一意隐讳。多说，既违臣节，也易招祸。但与此对应，则是各种野史笔记，万千种猜测与附全。这种情形，至今仍然。但海军为何停购军舰是个意外，身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又是军机大臣的翁同龢早早地就提供了答案：钱用去修颐和园了。为何这个答案如此明确，这其实更是疑问。

慈禧挪用了多少海军费用呢？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其实分为两个部分，先是“三海工程”，即紫禁城的南海、中海与北海的大修，然后是颐和园的维修与改造。早期在梁启超、张荫麟、萧一山写这段历史时，给出的挪用费用是3000万两以上；上世纪80年代，大陆学者重新计算，结果最高者为1400万两，最低者才430万两。之所以如此悬殊，是因为相关的工程材料多数销毁，只能拼接计算。

相对深入的研究来自姜鸣，他计算：1885～1895的10年时间中，整个三海工程（包括大修、岁修及庆典）共计挪借海军衙门经费437万两。海军衙门经费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总额，当不超过750万两。

重新计算所得数据，比想象要少得多，这让人惊讶。惊讶之余，我们当反省，“昆明换渤海”才是海军失败之关键因素，是不是稍稍有些失之简单？姜鸣在他的研究里发现：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三海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关键在于同光年间，中央财政空虚，户部和内务府往往难以随时满足工程需款。设立海军衙门，就能多建立一个账户，以使朝廷多了条调用资金的渠道。

海军衙门作为“资金池”的价值，或者远比挪借与挪用海军经费数量的多少更能让人洞悉清廷运行的实际状况。

最早提出修园以供慈禧养老的，是他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他大婚亲政之际，他提出重修圆明园，这项工程细说起来可倒真是浩大，但圆明园离紫禁城远啊！慈禧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干政，不容易。这是同治的心思。可惜同治早逝，重修圆明园计划也因此停止。但修园以颐养天年，却因此成为慈禧晚年目标。

翁同龢

1886年，慈禧提出“归政”，即将权力归还光绪。在众多属臣尤其是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再三恳求之下，又拖延了三年，光绪大婚那年，1889年，权力终以归还。释权的补偿，渐次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先修“三海”，再修颐和园。

慈禧当然知道清廷财政之窘况，她何以如此重一己之私欲而轻国家——其实这个国，也是她的爱新觉罗家族之家啊！其间机缘巧合，颇有意外。1882年，阎敬铭出任户部尚书，他对清朝200多年来的户部各种库存与收支重新核算，清室财政家底终于弄清。户部账头多出700万两余款——这多出的款项，让慈禧动心，可以挪用至少挪借来修建颐和园了。对于慈禧的念头，阎敬铭基本不认同——“慈禧固知部中储有巨款，一意提用，而文介（阎敬铭）一日在位，必不能遂其意。”后来彼此弄得很僵，1886年，面对非正当的挪借“中国财政”的要求，阎敬铭以罕见的自罢其官作为抗议，要求在他的户部尚书与军机大臣两个职位上去掉一个，结果军机大臣之位“自罢”成功；两年后，因再次反对修建颐和园而与慈禧交恶，终于去职。

那么，谁来接替阎敬铭，以保证“颐和园换权力”可以顺利进行呢？慈禧选择的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晚清的财政窘境，非深入接触不知其难。塞防与海防之选择，于治国者是战略路径，于理财者则是资金筹措与分配。左宗棠1878年平定新疆叛乱之后，其驻扎在甘肃、新疆的西路军有5万余人，每年饷银1180万两。而且逐年增加，闰月还需要再增90余万两，整个费用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6——按此计算，塞防成本远超海防。费用已经如此沉重，但西征军仍然经常喊穷，不时向户部借款，翁同龢到任时，西征军的借款竟已达2000两。塞防之外，还有海防费用……嗯，还修颐和园。这是阎敬铭面对的格局，同样也是翁同龢面临的现实。只不过，阎的选择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不合慈禧之意，翁同龢则柔软得多。

翁同龢很迅速找到一个“整治河工，急需款项”的理由，将购买外洋枪炮船只的海军建设经费给停了。

“以昆明换渤海”是当时的户部尚书面对的现实，与前任不同，翁同龢“创造性地”使这一工程可以顺利实施。如此结果，先可感叹的是慈禧识人之智。

“颐和园换权力”，在此际，是慈禧指定光绪获权的路径，看起来也是唯一路径。那么，如果顺利完成权力交接，则作为皇帝师傅的翁同龢，将会真正站上人生的权力之巅。这是极大的诱惑，而前提是他需要保证颐和园修建成功。翁同龢当然勇敢地面对了自己人生的挑战，但轻轻一句“以昆明换渤海”，却巧妙地将自己摘出，而让人忽视他在其中的利益与作为，特别是他的主动性。入朝为官，心思缜密，权衡算计，才是生存之道——翁师傅不简单。

另一位反对慈禧修园的军机首辅恭亲王，在辅佑慈禧及同治光绪20年后，于1884年被慈禧免官，而代之以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出任总理。三海工程与颐和园工程，无论挪借还有挪用，海军衙门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仍是国家利益的个人交换，光绪——醇亲王的儿子是否能够真正执政，有赖于慈禧放权与否，而是否放权又在于颐和园能否让她老人家安心养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逻辑，慈禧已有精巧的人事安排，看起来，实现“颐和园换权力”的目标，并不困难。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北洋海军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了。当然！如果认同晚清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这个国家的存亡才是关键议题与核心挑战，此论成立。但是在爱新觉罗氏的家国逻辑之下，则呈现另一逻辑：“家和”才能“国家兴”。这才是当年的常识。

是否“家和”——恭亲王与阎敬铭被罢，醇亲王与翁同龢取代之后，疆臣之首李鸿章如何选择，遂成关键。

就现有史料看，李鸿章介入稍晚。1888年10月底，醇亲王才致信李鸿章，透露“万寿山工程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二百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这个意见显然来自慈禧，李鸿章积极联络，立即通报两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曾国荃、湖广总督裕禄、湖北巡抚奎斌、四川总督刘秉璋与江西巡抚德馨。“家和万事兴”——各地督抚，岂又不知？很迅速集款达260万两。并将这笔款项称为“海军经费”。那么，将慈禧此举理解为向督抚“索贿”，是否准确呢？

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的迅速回应，这才真正是出人意料之处。各地督抚，对于此款实际用途，当然心知肚明；即使独裁之皇权国家，如此运行，也实在法度之外。督抚之人格分裂，在此事件亦有明白表现。张之洞在给皇帝的奏折里直接写道：粤省认筹100万两，第一期的5万两已经划出，但现在难以指定专款名目，故只能先向百川通商号借垫。四川总督刘秉璋也汇报说：他汇出的银子是藩司商用盐茶道、官运局各向商号借得，俟以后岁收盐厘除拨解京协各饷外，即以盈余分年归还……不合规则的皇太后的人情得做，可是必然按制度向皇帝讲清楚款项多少与运作方式。——家与国，在根上也是纠结着的。纠结之下的私相授受，所谓“国家”特别是国家利益，不复存在。这个时候，再来看李鸿章曾经的抱怨——6年未添一船一舰，也有矫情成分。

“战”“和”之道

简单地回顾，甲午年，以李鸿章的角度看，他面临几重矛盾：首先日本寻衅求战，而且意志坚决。这是不得不应对的突发事件；其次，虽不太为外人所知，但北洋海军相比日本海军，实力不济，也是现实；第三，慈禧与光绪交权到了关键时期。无论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还是他的父亲醇亲王以及师傅翁同龢，甚至各地督抚，都在竭力保证这一权力的平稳过渡。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谁也不敢毛虎。

左宗棠

在这种背景之下，李鸿章拒绝增兵，回避可能的战争，自然不难理解。主张既定，化解之道，当然是“以夷制夷”以谈判求妥协的常规道路。

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先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请他出面调停，英政府担心俄国猜忌，没有积极回应。接下来，李鸿章转向俄国公使喀西尼，喀西尼表现积极，他说对于朝鲜，不允许日本独自妄行，中俄两国需要共同应对。稍后，他又告诉李鸿章，说俄国政府已电告日本与中国共同撤兵，如果不从，将施加压力。但是，俄国驻东京公使为撤兵之事质询陆奥宗光，陆奥反责中国不讲信义，表示撤兵需要朝鲜政治改革之后。公使第二次警告，又被陆奥婉拒，说日本绝无侵略朝鲜之意。于是，俄国外长电告喀西尼，说对日全属友谊忠告，不便直接干涉。俄国方面放弃干涉。众多记录描述：李鸿章虽沮丧，然仍不死心，又问喀西尼如果中日交战，俄当如何？喀西尼说：“未便袖手。”在中、日海战爆发前后，喀西尼又再三告诉李鸿章：俄对日势将动兵，别接受英国调停……李鸿章期待俄国干涉，可谓痴迷，喀氏也演得当真，然而结果不符希冀。俄国旁观到底，李鸿章被骗。

“未便袖手”的俄国何以“袖手旁观”，现今观察，极易理解。郭廷以先生分析：喀西尼开始口出大言，确实有对日干涉的意思，以提高其在东亚声势，防止中国求助于英国。后来发现日本已经出动大军，这个时候，如果强令日本撤军，英国可能转而支持日本。日本知道俄国的软肋，自然不能就范。另外，更关键的是：“俄国对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增长，一样不快，不妨让日本予以挫折，坐收渔利。”

那个时刻，李鸿章还有一丝希望。英国本来不愿意介入，但看到俄国跟中国频繁接触，恐怕俄国从中获利，于是跟俄国洽商，主持各国联合调解。一个国际介入的可能眼看即将实现，但日本方面强硬宣称：拒绝任何调解！外交调停，道路艰难。

李鸿章面临更大的麻烦，是朝廷对他的和谈为主、外交优先的选择是否认可。

日本增兵接近登陆完毕，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以其所谓“第一次绝交书”照会中国，声明决不撤兵之际，1894年6月25日，军机处密寄上谕与李鸿章：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这个时候，按学者林文仁在其《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里的分析：李鸿章开始判断日本并无他意，在准备上已先输一招；稍后，不足一月时间，日军已在朝鲜云集8000余人，远超进驻朝鲜的清兵，这个时候，相比于陆奥宗光的主动与积极，李鸿章已落下风。因而，李鸿章更不愿意铤而走险，愈发依赖和谈与妥协。

但是，与往常不同，李鸿章的意见并未成为朝廷的选择。在要求李鸿章“着即妥筹办法”之后20天，7月16日，朝廷做出决定：现在日朝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着怀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

翁同龢日记记录决定开战这一时刻：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不准借洋倒债。

中日之间，或将难免一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更细致探究李鸿章为何避战。作为拥有军队的将领，两国对抗之际，和谈是解决问题之一途，战争同样也是，这均需通盘考虑。为何李鸿章一意妥协？实力不如日本，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在传统中国，并非完全唯实唯理，而是有着非深入不可知其详的种种国情。甲午战争结束后，外国媒体分析这场战争，说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北洋海军对战日本，南洋海军竟然觉得这场战争跟自己无关。如此匪夷所思，原因何在？简单讲这是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重组之后，新的“国情”，不理解这种变化，无法解释李鸿章的选择，也无法理解他的政治对手的选择。

太平天国之乱，而且其间还夹杂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的“国家军队”没有能力对抗并扑灭起义，因应这种局面，曾国藩的湘军崛起，并最终平乱。地方乡勇，聚集成军，如此一来，传统的“军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平乱期间，有兵之将又往往被授予钦差与督抚之职，以兵权之实，再获行政之权，尤其是地方财权。结果呢？晚清国情：内轻外重（中央与地方，朝廷权力削弱而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疆吏数量更多）。

淮军出身的李鸿章，作为疆臣之首，是这种结构最具标本性的人物。淮军与北洋海军，既然“兵为将有”，非国家军队，那么，但起兵祸，与北洋有关，则南洋未必介入。这自然形成以一人敌一国的悲剧结局。那么，实力不济，力不如人，又无援兵可用，一旦失败，手里没兵，自然失权。这种结构之下，避战以求保存淮军与海军，进而保权，才是理性之道啊。

李鸿章一意妥协求和，自无意外。

好运气的李鸿章，到了晚年，命运逆转。他的妥协求和，遭遇翁同龢最顽强的狙击，主战派军机大臣翁同龢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源，既扑灭李鸿章的求和之道，甚至后来计划迁都，也决意将朝廷纳入与日本对决的战争轨道。

北京颐和园（版画作品）

翁师傅何以如此决然？这也是甲午年间清吏共同的疑问，人事因素是中国理解因果的不二法则，阴谋论才是解释之道。有一个猜测流传甚广：翁氏一家，父亲翁心存，兄弟翁同书与翁同龢均在朝为官，势力强大。当年曾国藩要参劾翁同书，面对其父其弟，不知如何措词方可一举拿下，结果李鸿章出手书写奏折，导致翁同书被判下狱候斩，后减刑流放。于是，翁李结下深怨。个人恩怨是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故事，这种私敌因素，姑存一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李鸿章之求和与翁同龢之主战，反复被道德化与标签化。对比于投降派李鸿章，翁氏主战主张，长期被签注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道路。后世以自身观念加诸古人，这段历史也堪称标本。

阴谋论不足以解释翁氏选择，被压迫民族——满人政权里的汉人权臣，翁同龢能代表哪个民族呢？这个说法太过牵强。我们回到晚清历史本身，或许才可能看清翁氏政见及其主战选择的利益、动机以及结果。

那个时刻，“颐和园换权力”是有清一代罕见的权力交换方式，主持“中央财政”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左右逢源，曲意逢迎，也是为着光绪可以顺利获权。那么，即使光绪正常上位，他同样面对晚清自咸丰以来的政治结构之变——内轻外重，中央之权威不足以真正统摄地方。作为老师，翁同龢如何为自己的天子学生找到破解之道？也就是说，面对慈禧，光绪与师傅翁同龢的问题是如何获权；而对李鸿章以及清之疆吏，新皇帝的挑战是如何立威，如何重塑中央之权威。

细读各种对翁之立场的解释，传统中国士人为官，以道德代替技术是其常态，对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仍持天下老大观，这同样是翁氏及其晚清“清流”一派的基本特征，也是他们主张与蕞尔小国日本一战的基本思想背景。但是，我们得注意，所有的思想与观念，对于政治中人，远远没有政治利益更具决定力。于臣翁同龢于君光绪皇帝，此际真正的利益需求是：立威！

恰逢此际，日本寻衅，上述种种传统中国由士子而仕人如翁同龢，他们的思想基础与认识水平虽远落后于时代，却“幸运”地遭遇立威机会。面对自己学生王伯恭，翁同龢自信满满地说：吾正欲试其（李鸿章）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每个皇帝都需要一场战争！

对于光绪皇帝，获权与立威之际，甲午年来临。或者，与日本一战，只不过是一个载体，用以证明一代明君之崛起。这一年，李鸿章得应付内外两场皆无胜机的战争；对翁师傅而言，似乎很简单，他只要搞定李鸿章，就赢了。传统中国政治的人事沉浮与进退，甲午战争是一经典样本，只是经此一役，大清国崩溃在即。

线路斗争

甲午年中，6月1日，东学党夺城占领全州，朝鲜方面求助于清廷派兵平乱；一个半月后，7月16日，上谕称：“清廷但有主战”——中日之战，无可避免。如此迅速即决定战争，显然效率不低。多数史记，以李鸿章台前妥协求和活动为主，而形势逆转，结果却是光绪皇帝痛下战争的决心。其间理路，尤其是翁师傅一党如何运作，往往隐而不彰，其实这才是认识传统中国政治运行的关键所在。

对李鸿章的第一攻击波，来自言官。如果细观，其攻击策略逐步推进：

诉诸常理　盖必能战，而后能守，乃不易之理，唯三军勇怯，全视主帅为转移。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厉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御史褚成博奏疏）

表大决心　或谓不可战，而朝鲜固不保；战而不胜，将奈何？臣谓无论胜与不胜，朝鲜断不可弃，日本断不可和。唯有力与之争，斯于必克。（御史张仲炘）

占据道德高地　顾臣所深虑者：李鸿章立功之始，借资洋人，故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军谋旧法，皆不甚留意。故一有变端，彷徨而不知所措，必然之理也。……至朝鲜之事，有争无让，事在不疑。（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

细读100多年前的奏折政见，竟毫无陌生感，这实在让人惊悚。或者，自古而今，好大议论，乐于纸上推演，是中国文人政治的基因密码。除了选择战争的立场，这种种政见，并无任何敌我军事、制度、实力之分析。“知己知彼”之中国传统，至此中断？后世读史者当然悲感。

可是，如果秉持去认识“何以如此”，悲感过甚，则往往会遮蔽自我，失去对传统中国政治运作之理解。很简单，回到历史现场，言官第一波攻击潮，其目的是要完成“主战”舆论的确认。显然，内有翁同龢的引导，外有各路言官大言相激的推波助澜，23岁的光绪皇帝，建功立业，自然心切，选择战争，已经确定第一步。

晚清政治结构里，因兵为将有而渐次形成的内轻外重、满轻汉重，是一显性政治特征；而此际汉臣内部的政争加剧，并始终以两派起伏于晚清政坛，却未必经常被注意。大悲剧常常是所有不幸的因素叠加所致，甲午年间，正是此等情形。除了为皇帝立威的政治利益之外，翁李之间还重蹈派系党争的旧窠。

晚清政坛，翁同龢以“清流党”领袖而为清吏所重。一般而言，士大夫上折言政议政，所谓“清议”是其传统；到了晚清，这一传统演变出竞争激烈的权臣党争，则始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自强运动。办洋务，自然为晚清社会另辟了另一条晋升道路，这与传统靠科举而入仕者，形成了两大资源争夺的权力体系。所以，早期粗疏的“世议”分类为：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

由“世议”定型为“清流党”，则是军机汉大臣的南北两派竞争的结果。咸丰辞世于承德，他的弟弟恭亲王弈訢协助慈禧伏击顾命八大臣，由此，慈禧、慈安垂帘听政，而恭亲王亦获议政王而领导军机处。在军机处汉大臣的安排上，恭亲王顺应既已形成的南北二派，以北派李鸿藻与南派沈桂芬各就其位，以示平衡。异常出现于1877年，李鸿藻丁忧去职，沈桂芬则打破平衡，引荐其门人王文韶由湖南巡抚进入军机。军机处南北汉大臣失调，这引发北派的强烈不满。此时又恰逢崇厚在军机处“南派”支持下，与俄国谈判失当，签下辱国条约，于是一批以言论议政者云集李鸿藻周边，以奏折为武器，形成强大的“清流党”，既推动政策改变，又夹带派系竞争，并由此正式登上晚清政治舞台。

恭亲王奕訢（摄于1860年）

好发议论不正是中国文人之传统，何以此时竟然成“党”——其时，惯常的情形是，相关奏折的形成、递与不递，以及何时递，都会相商于李鸿藻，形成有组织、有层次、有节奏的政治思潮以影响政策制定。其间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当时，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回乱种种渐次平息，晚清出现的少有的以军功而获权的机会也因此减少，又回到科举正途。文人利益集团由隐伏而彰显，尤其张之洞在中俄伊犁交涉期间，以一折而名动天下，随即获授山西巡抚，更成为榜样。加之有李鸿藻作为靠山，于是结派成党。

清流党的一般特征是，重礼法、崇俭德、嫉贪佞、恶鄙俗；在道德上多有洁癖，是自我修养的好榜样。在行为上则好为高论以品评时政，隔着时空观察，客观上这种行为容易与中国现代化转型形成冲突；从张之洞一意强硬为这一派成功标志始，在中外冲突上，往往不加分析地选择极端对抗姿态。

但是，公允而论，清流能够存在并形成一时之政治集团，实与慈禧的纵容相关。晚清既已形成内轻外重，而朝廷内部又是慈禧与恭亲王“联合执政”，如此格局，擅权者慈禧当然要保证一支攻击队伍以言论议朝政，既平衡朝廷恭亲王之权势，也防范权力已经过大的疆臣势力。与恭亲王合作20年后，1884年，慈禧将恭亲王罢免；对手既去，清流党价值亦失，李鸿藻也被逐出军机处。

又过10年，昨日黄花的“清流党”再次跃起，云集于翁同龢周边。

清流党第一波攻击目的已经达到，光绪皇帝决意主战；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这次的核心目标是李鸿章，以将其罢免为目标。李鸿章既然主和，那么取而代之，自是关键，翁氏一派并无强人可以主导战争，寻找合适的替代才是重点。言官在前方攻击李鸿章性情乖异、年老昏聩。配合的是翁同龢在中枢开始新一轮的人事布局。

淮军发迹于湘军，而后来居上。湘军自曾国藩辞世后，一分为三，第一部分为左宗棠，其后继为杨昌浚与刘锦棠，主力在西北；第二部分为曾国荃；第三部分为刘长佑，后继者为刘坤一，主力在两江。曾国荃部后继无有力领袖，于是依附刘坤一，也主要在东南。——湘军里才可能出现李鸿章的替代者，翁同龢将替代人选定于刘坤一。与此同时，具体的湘军北调，已逐渐展开——湘军旧部、江苏按察使陈湜募旧部勇丁成军北上；翁同龢好友、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亦迅速北上……

传统中国政治，言官之前台表现，对于后人而言，若无深究，则容易视其大言邀功，实则不然。前台种种舆情制造，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几乎都是与后台配合的政治运作——言官制造舆论，影响决策，然后形成政策，随即更替人事——胜出派系获权上位机会由此而来。这一套运作，才是传统中国政治之基本规则。

这一轮为着人事更替的言论攻击，比较之前的影响政策，谋划与操作更显精细。除了攻击李鸿章，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及军机大臣孙毓汶，也是火力集中的攻击点。丁是李鸿章控制海军的枢纽，而孙毓汶则是李氏与朝廷接洽的关口人物，如果这两个人物被罢免，李鸿章自然孤立。

100多年后再看当年的参折，仍不免惊讶。文人相争，其言词之恶毒，远非人身攻击可以概述，大大超过想象。比如安维峻参劾仍在当权的孙毓汶：

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毓汶悍然不顾，力排众议，迎合北洋。……皇上试思：自用兵以来，该大臣曾赞一策，画上一谋议乎？皇上欲开言路，该大臣则阴抑遏之；欲倚重老成，则坚摈远之；皇上之所是，则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授意同俦，大则奋然当笔，阳开阴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秉政十年，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之说者。……方今皇上欲大有为于天下，而今此城狐社鼠久托其中，可必其无一事能遂皇上之愿也。倘蒙宸断，立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

“战”“和”政见不同，虽然有新帝立威之背景，但不同的线路选择，彼此攻击，残酷若此，已是零和游戏，唯有生死可以定胜负。

胜负之间

翁同龢及其清流党，在人事选择与安排上，确实有超级想象力。因为慈禧的保护，李鸿章、孙毓汶与丁汝昌久攻不下，于是清流另辟新径，上奏请起用恭亲王。

晚清70年，若论把权，唯有慈禧，40多年由她指点江山。在此期间，仅东太后慈安与恭亲王可以对她形成制约。虽然是弱应力，但也属罕见。10年之前，1884年，慈禧罢免恭亲王，当时是慈禧50岁大寿，她竟然拒绝邀请恭王参加寿宴，由此可见彼此隔膜之深。

清流一派看中恭亲王，也是这层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把六弟奕訢留在北京与洋人谈判，未料此举成就了他。因此历练，恭亲王是晚清公认的满人里才识最优者，而且他还以敢于承担责任著称。国难之际，他除了能力远超当时军机诸大臣，同时他过去能够屡次对慈禧形成制衡——这才是清流一派看重他的关键，未来帝后之间，若得恭亲王助力，对光绪对清流，大大裨益。

没有意外，慈禧面对“吁请派恭亲王差使”，“上执意不回，虽不甚怒，而词气决绝！凡数十言，皆如水沃石……”（《翁同龢日记》）

但是，第二天（9月29日），慈禧同意恭亲王出山。从结果来看，若论识人之才，慈禧还是远超翁师傅及其清流党之上。

在选择替代李鸿章的人事安排上，翁同龢一一遂意。奏请恭亲王出山，制造舆论，清流党有望得到超级在野派的支持，统一战线大大成功，而现在恭亲王已经由在野而入阁了。稍后，甲午年底，刘坤一领兵出关，授以钦差，成为当时与日军在辽沈决战的总指挥。李鸿章之兵权，不战而释。而曾经的军机大臣，时任云贵总督的王文韶也奉旨到京，准备接任李鸿章的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职。

翁同龢在人事上的经营步步顺意，“配合”并“支持”他完成这种种安排的李鸿章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1894年7月16日，清廷决定开战；10天后，清军租借英轮“高升号”运兵入朝，被日舰击沉，海军进入战斗状态；又过3天，清陆军在朝鲜成欢败于日军，败退于平壤。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中日两国陆军，真正的决战于9月15日，在平壤开战。此时，清军有1.5万人，而日军则有1.6万人，人数相当。但一战下来，总兵左宝贵力战殉职，叶志超、卫汝贵败走，清军死亡2000余人，被俘500人。余下兵卒，弃城北撤，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平壤之战两天后，中日海军黄海决战，是役日本出动12艘军舰，而由大连至大东沟护送清陆军登陆北洋舰队主力——军舰10艘、附属舰8艘在返航途中仓促应战。结果北洋海军损失致近、经远、超勇、扬威与广甲五艘军舰。海陆两战，中日实力已得充分展示，未来战果，不会意外。

败讯传来，翁同龢在其日记里记录：

辰初上到书房，发看昨日三电，戌刻一电，则平壤告不能守……高阳抗论，谓合肥有心贻误，南皮与争，他人皆不谓然。余左右其问，曰高阳正论，合肥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乃定议两层，一严议，一撤三眼花翎驳黄马褂，恭候择定，写奏片。……午初一刻递，未初二刻发下，李鸿章处分用拔去花翎驳黄马褂一道，遂散。

深研翁同龢日记的学者林文仁于此感叹：败讯既至，朝廷第一时间未在方略上多所研议指涉，整个激辩只围绕对于李鸿章一人的惩罚。所谓国家利益，于朝廷重臣们来说，没有派系斗争来得重要，也没有重责李鸿章来得爽快。李鸿章很惨。他被拔去的三眼花翎，这是甲午当年，因太后60寿辰，大施恩沛所赏。清朝常例，贝子以上始得用三眼花翎，而中兴名臣自曾国藩以下，没人得过。未曾料，刚刚获赏，随即拔去。这番羞辱，情何以堪。而黄马褂，是以战功授赏之物。李鸿章之所以获此殊荣，是他平定太平天国功勋所致，这也是他一生功业的起点。起点与终点荣誉，经此一战，悉数拔去，“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翁李之间，经平壤与黄海两战，情势逆转。自此，李鸿章称为翁同龢的对手，亦无资格。派系之争，结果已经分明。

但是，新皇帝需要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立威！这一目的，只有胜利，才能达到。冷静观之，对于属臣，无论李鸿章，还是翁同龢，进入战争状态，按博弈论计算，合作才是关键。如果战争都输了，立威不成，获权亦成疑问，翁李之间，即分胜负，价值又何在呢？可惜，历史中人，当然不如事后诸葛有后见之明。翁同龢执意将李鸿章扫地出门；他的信心或许来由他的人事安排，恭亲王、刘坤一与王文韶——难道他们三人还敌不过一个李鸿章？

公允而论，平壤大败，黄海再败，清廷重臣确实到了需要重新讨论国家战略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候，仍仅以羞辱李鸿章为得意，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免令人齿冷。如此作为，引发的连锁反应则是翁氏及光绪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已“退休”的慈禧开始过问朝政。

她所使用的第一招即派翁同龢去天津质询李鸿章。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既不拨款建设北洋海军，一有战事却执意要求主战，因而一败再败。如此种种，李鸿章有多少委屈在心头——这一想象，使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录的这次翁李相见流传至今：

同龢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同龢语塞，归乃不敢言战。

对于翁李相见，翁同龢在其日记里也有记载，当然不同于这份记录。在翁日记里：“鸿章怕恐，引咎曰，缓不济急，寡不敌众，此八字无可辞。”林文仁考证认为翁同龢的日记可信，此时彼此相见，对李鸿章另有价值，他无须在言语上逞一时之快。

就在翁同龢去见李鸿章的当天，慈禧决定起用恭亲王。同时，国家战略，也在慈禧主导之下开始转向，由战而和。曾经彼此若陌路人的恭亲王，是慈禧“议和”之道最关键的执行人。最早办洋务的恭亲王，对于中外之情势，敌我之实力，其认识显然远超翁同龢及其清流党。他出山主持政局，既遂清流党之意，在执行慈禧政策之时，也更具说服力。慈禧将计就计，其识人之才与用人之胆，不同一般。而对于希望凭此一战，完成从获权到立威的光绪及其翁师傅，慈禧的选择，不啻釜底抽薪。

这个时候，主战派翁同龢与他的同僚还有一计可以对抗慈禧的议和，这就是：迁都。如果首都不在北京，日军失去目标，清军则可以将日军拖进持久战的泥泞。日军何敢言胜。但这个计谋，最终未能贡献于慈禧案前，因为没人有胆提出这个建议。

战争时刻，所有的计算，其前提是胜负如何。平壤黄海两战之后，10月，清军再败鸭绿江江防之战，日军进犯中国境内；与此同时，日军在旅顺登陆……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荣成成须岛登陆，随后占领威海卫，再攻击刘公岛，北洋舰全军覆没。刘坤一所率6万清军在辽东与日军最后决战，相持两月，清军溃退。

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撤退时）试图挽回自己的火炮（《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之后，李鸿章东渡日本，在马关签下屈辱条约。甲午战争，终于结束。

甲午之后，李鸿章的淮军与北洋海军，不复存在。在政治上，李氏几近废人。若以政敌论，李鸿章对外输掉甲午之战，对内也输给了翁师傅及其清流党。只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自有为官之道——经营直隶与北洋25年（1870～1895），李氏所赖唯有三端：淮军、财源与外交。甲午一战，去其淮军与财源，但外交一道，此后却日益重要，在未来的政坛上，李鸿章进取无望，但自保足矣。

李鸿章的甲午战争失败了，主战且希望经此一战立威的目标，光绪与翁氏也都落空了。此后，慈禧授权以否，也渐成疑问。再过4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之后，光绪更遭夺权——其惨局，其实已于今日埋伏。翁氏李氏，谁的损失更大？难有定论。甲午之后，派系之争，告一段落，代际之争则迅速蹿起；这一年开始崛起的袁世凯、康有为与孙中山，是改造未来中国的主导者。赢了李鸿章的翁师傅，被后辈迅速超越，仅仅4年，曾经领袖群伦的翁同龢，被罢官回乡，沦为看客。

1894年9月16日，中日平壤之战（《伦敦新闻画报增刊》报道）

战争的导火索，为什么是朝鲜？

1894年，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督办大臣赵秉式在外事活动中（法国《插图报》报道）

1894年的这场战争，通常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其实这种说法不经意地忽略掉了当年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朝鲜。同属东亚的朝鲜，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也是列强踏入东亚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朝鲜问题逐渐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焦点。朝鲜，成为新兴近代国家日本与传统宗主国大清王朝的角力场，并最终引燃了中日大战的导火索。

文李菁

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从甲午战争至今的一个多世纪，朝鲜半岛仍是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特殊焦点。历史与现实相纠缠，也使得它今天的现实更为复杂。也正因为此，更值得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疏理当年中日这场甲午之战的起源。

东学之乱

1894年，弥漫于整个东亚的不安定，首先是从中日之间的小国朝鲜引起的。而新年之初即爆发的这场政治动荡，又似乎预示了它的影响将超越整个甲午之年，甚至更加久远，最终直接引发整个东亚格局的大动荡。

甲午年正月初十，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一场农民骚乱。骚乱起因很简单：粮食连年歉收而地方官员依旧以高压姿态征以重税。其实1894年的这场农民起义，并不是朝鲜历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次，而只是近几年绵延不断的农民骚乱的又一起，也是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民众孤注一掷式的反抗。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甲午之年的这场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令当权者心惊肉跳的巨大能量。

起义者领袖是东学党人全琫准——东学党人自称“东学道”，其创始人叫崔济愚。1860年某一天，崔济愚自称得到天主启示，授予咒文，布教济民。东学道虽然从创立之初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创始人崔济愚也很早就被处死，但是它提出的诸如“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口号，很好地迎合了中下层民众，因而在地下得以迅速传播。这次起义更像是东学党人积蓄了若干年能量的一次总爆发，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最初取得节节胜利。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起义队伍一路高歌猛进。到了5月底，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其他地区的东学道徒也群起响应，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几万武装力量了。

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首都汉城，42岁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一直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到了1894年，统治朝鲜的李朝已持续了5个世纪。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因其早逝无子，出身皇族的李熙继了位。因其继位时年仅11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但李熙生性懦弱，继位后，朝政渐渐为其宠妃闵氏所控，闵妃在宫中组成闵家势力专权朝政。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由此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势力集团，彼此形同水火。两大势力内斗不断，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也针锋相对。5月31日当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尽管朝廷内部纷斗不断，但这一次，两派的意见基本一致：向清借兵镇压“乱党”。

其实早在农民起义爆发后不久的3月初，袁世凯即电告清廷，要求派兵船赴朝镇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作为清朝驻朝鲜最具实权的官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感到帮助属国朝鲜平定叛乱、维护王室统治，是作为宗主国的清朝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曾经尽显“天朝大国”之威武的宗藩体制，眼下只剩下朝鲜这个仅存的硕果。

到了1894年，袁世凯已经在朝鲜驻了12年之久。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遭遇的这个甲午之年，不仅是他驻朝生涯的终结，也是大清王朝对朝鲜宗主身份的终结。而随着朝鲜这最后一个“属国”的离去，天朝之国持续了几百年的宗藩体制也荡然无存。

最后的属国

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原以后，继续享用先前王朝积累下来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体制”。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学者黄枝连先生对两国关系是这样形容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天朝与藩属国所维持的只是一种间接的、松散的、形式主义的、低姿态的礼仪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解释说，宗藩体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国为宗主国，而将其他国家都视为中国的属国；作为宗主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各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外交；作为属国，各国要向中国请封、朝贡，接受中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这种干涉是非常罕见的，各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属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册封不但使其政权拥有更为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且借此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在成为中国的属国之后，既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入侵，还可以依赖中国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属国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在宗藩体系之内，属国比中国获益更大。

袁世凯

“虽然中国几乎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都要对朝鲜半岛进行重新征服，以便将之纳入宗藩体系之内，但一般来说，中国很少运用武力来确认和维护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数属国都是和平地、自愿地开始向中国朝贡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里说。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是明代，而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15个国家留下‘不征’的祖训之后到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军事性。

在宗藩体制之下，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单纯从物质利益上来说，实际收获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天朝大国”的威严感和满足感。1592年，丰臣秀吉率20万兵征讨朝鲜，明朝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战役持续7年之久，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明朝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当时明代吏部一官员对此总结说：“劳七年之士马，费百万之金币，方全一属国。”当宗主国国力强盛时，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超出他们向宗主国付出的部分，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方面却坚持一年三四次朝贡。

满清征服明朝以后，朝鲜曾一度自诩为正统，认为满清为夷狄，因而不向满清称臣，且决心为明朝报仇。后清朝派兵横扫朝鲜半岛，迫使朝鲜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832年，英国人胡夏米前往朝鲜，要求与其通商，朝鲜方面的回复是“朝鲜服事大清国，只尊大清国的旨”。这种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识的英国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给朝鲜国王的回复中，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定位“凌辱贵国之体面”，仍无济于事。双方的认识显然有巨大差异。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

闵妃（明成皇后），高宗李熙的王妃

可是进入到19世纪中期，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击列强，原本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清朝的各朝贡国多在列强的逼迫和离间下，中止对中国的朝贡关系。1883年，清朝与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交战，两年后，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根据条约，清朝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这意味着清朝自此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逐步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属国的宗主权，对于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来说，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对当时的清王朝来说，令他们多少有些安慰的是，当其他属国纷纷弃之而去的时候，朝鲜这个北方属国，至少看起来还保持着与清朝相当稳定的关系。虽然清朝在英国的炮舰之下被迫打开大门，并被迫与列强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也不得不进入条约体制，但同时与朝鲜的这种宗藩体制却仍然保留着。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和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威胁，除了国内的骚乱以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将会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将入侵中国东北之敌，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

动摇的“藩属”

在北方，大清王朝日益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倒幕废藩”，开始走向强盛。日本崛起后，首先破除了朝鲜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并在一天之内将琉球王国吞并。

介于中日两国之间的琉球群岛，在历史上与两国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7世纪后，琉球同时向中日两国朝贡。“至清末，日本将琉球置于萨摩藩属下，清廷未予过问，默认为‘两属’。”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1875年，日本强行把琉球并入自己的领土，引来大清国抗议。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李鸿章《复何如璋书》里说：“以威力相角，争区区小国之贡，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进行了国政改革，统一对外事务于政府。他们当时就曾试探地接触朝鲜，但是第一次的接触并不愉快。当时日本派特使带了一封文书到达朝鲜，这封读起来语气比较诚恳的信，表示希望与朝鲜“大修邻好”“是我皇上之诚意也”。但是信里的“皇上”字眼触怒了朝鲜政府。“守旧的朝鲜政府，以日本文书中‘皇上’字样，违背旧例。朝鲜统治者以为除大清国皇帝外，不复知有‘皇上’，拒绝接受此项文书，也不接待来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说。日本不甘心，两年后，又派特使到朝鲜，“再请通使”，又被拒绝。朝鲜的冷淡使正在凝聚力量的日本甚为不满。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乘“云扬号”军舰，到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和朝鲜方面形成纠纷。日本方面深知，要解决与朝鲜的纠纷，首先要面对的是大清王朝。于是1876年1月，森有礼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前来清朝交涉，也是想借机了解清朝对朝鲜的态度。森有礼到总理衙门拜见恭亲王奕訢，而总理衙门在给其书面答复中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单有总理衙门的这番话并不能让森有礼安心，他后来在拜访李鸿章时，又再次询问清朝与朝鲜的关系。李鸿章答：“高丽奉正朔，如保不算属国？……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李鸿章一方面强调朝鲜仍是“属国”，另一方面又再次重申“钱粮政事”等由朝鲜自己处理。此番问答，显示清朝方面仍以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为根据，认为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只要得到名义上的承认即可，不需要用条约加以固定。不得不说，这个观念在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彼时国际社会也开始学会用条约来规定并约束彼此关系。此体制下的朝鲜是否是真正的独立国或从属国的问题，在对外交涉上一直成为争论的问题。

“清廷既不肯为朝日关系居间，又不能阻止日本向朝鲜提出交涉，在逻辑上只有让朝日实行直接交涉。”王芸生后来评价说。经过一番交涉谈判，1876年2月26日，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除此之外，朝鲜还同意向日本开放三个通商口岸，日本在这些口岸享有领事裁判权。

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清朝而言，它对未来局势最大的隐患并不在于日本通过建交而可以名正言顺地使自己的势力渗入，而在于朝日双方对彼此政治主体资格的认定。《江华条约》第一款开篇就写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实际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在形式上的“藩属关系”至此废除。日本借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条约，强化朝鲜“独立政治主体”的地位，而借此排挤清朝的影响。

但是，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仍然坚信自己作为“宗主国”地位不可撼动。所以《江华条约》的签订也并没有遭遇来自清朝的阻力。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当中，重提此事，并痛心地说：“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得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康有为弟子罗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一书也提到，后来日舰在仁川一带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

19世纪末期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

暗流涌动

朝鲜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朝鲜也模仿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朝鲜由于遭到后金和日本的攻击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自清朝建立以来，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它除了偶尔与日本有过往来外，与西方国家并无交往。欧洲人曾称其为“隐士之国”。

当大院君李昰应执掌政权时，思想保守的他，对外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1866年，法国因其神父卡特利库被朝鲜宫廷迫害、追杀而派出七艘战舰，占领江华岛，向朝鲜施加军事压力，但大院君推行强硬的“攘夷”政策，不屈服于法国强敌，迫使舰队撤离；1868年，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在平壤靠岸，试图与朝鲜开展商贸外交，但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部分船员被杀害。1871年，美国派兵到江华岛，要求朝鲜就“舍门将军号事件”道歉，但遭到朝鲜拒绝。外交斡旋发展成为武装冲突。美国六艘军舰侵入朝鲜，实施了登陆作战。美国的进攻导致朝鲜的伤亡，但两国交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美国只好退出朝鲜。朝鲜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和天然的地理屏障，成功阻挡了欧美诸国用炮舰外交敲开国门的企图，成为远东最后一个顽强锁国的王朝。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势力得以进入朝鲜。清朝政府当然不甘心放弃朝鲜，特别是日本吞并琉球后，中国对来自东邻日本的威胁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北方的俄国也在跃跃欲试。清政府既不愿意因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势力渗透朝鲜，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

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李鸿章当时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西方国家）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又说，“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与杜俄人之窥伺”。

朝鲜政府起初并不愿意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1882年，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派员促成朝鲜与美国谈判，美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对方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朝鲜同意美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此后数年，清朝还促成朝鲜与英国、法国、德国签订类似协议，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的对外开放及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朝鲜内部的政治格局也更加错综复杂。朝鲜国门打开以后，外国势力开始全面进入朝鲜。朝廷内部，闵妃集团推倒大院君时代的一切制度，表示要“开化自强”，效仿清朝的“洋务运动”进行改革，按照清朝总理衙门的模式设立了统理机务衙门，派使团赴中国和日本访问学习。1881年创立新式军队——别技军，由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开始招募日本军事顾问改造军队，编制训练新军。军制的改革触动了朝鲜旧军人的利益，招致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开始怀念大院君的“斥倭锁国”政策，并密谋起事，准备拥戴大院君长子李载先，废黜高宗，让大院君复出执政。但是尚处在准备阶段便被闵妃探知。30多名首要分子被诛杀，李载先因是国王李熙胞兄而赐自尽。大院君的势力遭受清洗。

1882年，朝鲜大旱，人心浮动。这年7月，朝鲜发生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的起事，史称“壬午兵变”。在士兵行进的同时，大量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城市贫民等汉城普通市民加入了这次起义，使“兵变”迅速转化为社会矛盾总爆发的“民变”。大院君利用局势，引起义军人把矛头指向闵妃。民众冲进王宫搜寻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下午17时许，成千上万的朝鲜军民开始围攻日本公使馆，起义士兵和市民与日本人激战至深夜，他们焚毁了公使馆周围的民房，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被迫烧毁公使馆，仓皇逃走。

一时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高宗李熙无奈之下，不得不把生父大院君召入宫内，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李昰应趁机入宫掌权。大院君上台后，打击外戚势力和腐败官吏，废除闵妃集团执政时的一切措施，恢复锁国政策。

因为清朝在朝鲜向不设官，直到8月1日清廷才从驻日公使黎庶昌的电报中得知兵变。黎庶昌急电清廷，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闵妃集团的官僚金允植、鱼允中向清朝求救，请求出兵朝鲜。原本告假回乡奔母丧的李鸿章被紧急召回处理此事。经过紧急商量，8月9日，淮军将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其中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

“壬午兵变”被清朝平定，上台仅33天的大院君李昰应再次倒台。因为被认为是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大院君被清军诱捕，用船押送天津。大院君刚被禁时既悲且恨，颇有抵触，“在船颇切危惧，食物概不入口”。大院君后来被监禁于直隶省城保定。李昰应的国王生父身份令同是皇帝生父的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非常同情，他反对囚禁李昰应，并为其求情。到了1885年，大院君才被释放回朝鲜。

另一方面，当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报告了事变经过之后，日方决定以保护侨民的名义派兵朝鲜。8月12日，花房义质回到汉城，并带来了1500名日军和4艘军舰，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兵变平息之后，日本与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除了要求朝鲜赔偿之外，还要求朝鲜允许日本派1000名警卫驻扎朝鲜，保护日本侨民和公使馆。而清国对此十分警觉，又急速从本土增调3000人的兵力开进朝鲜，向日本施压。因此清、日两国皆驻军汉城，形成对峙局面——现在看来，在“壬午兵变”中，清朝在军事上是成功的，但在外交上却颇为失分。

在派往朝鲜的清军阵营中，有一位年仅23岁的青年军官，他便是后来权倾一时的袁世凯。一年前，参加乡试不中的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淮军将领吴长庆。1882年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是朝鲜突发的这场事变，不但打乱了他的计划，而且自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的袁世凯，在平定战乱过程中表现突出。当时也是他协助吴长庆诱捕了大院君。事件平息之后，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特别表扬了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器重。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扎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

朝鲜刑法的执行——一名釜山窃贼被警察施以棍刑（英国《图片报》报道）

三日政权

“壬午兵变”平定后，闵妃在清军护卫下回到汉城，朝鲜政府再次改组，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朝鲜政权。在清军的帮助下，朝鲜政局动荡一时平定下来，但表面的平静背后，又暗暗酝酿着下一轮的不安。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清军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此外，由清朝推荐的马建常、穆麟德代理朝鲜海关，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掌握在清廷手中。最重要的是，李鸿章为确定中朝关系，于1882年10月订立中朝贸易章程，在其序言内声明：“此次所订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这显然是再次强调清朝与朝鲜的特殊关系。缔约后，清朝派商务委员陈对棠驻朝鲜，李鸿章希望通过这种缔结条约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中朝宗藩关系的地位。

当时清廷内部还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梁启超后来在《李鸿章传》里提到，1880年，清朝驻日本使节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写信，要求主持朝鲜外交，称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专门的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在暗地里对朝鲜进行秘密保护，还是在能力范围内的。“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唯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担心朝鲜问题处理不好成了麻烦。“壬午兵变”之后，张謇甚至主张改朝鲜为郡县，或置监国，或置重兵，改革朝鲜内政；翰林院张佩伦请征朝鲜，派员管理朝鲜的外交……但这些相对激进的主张都未被李鸿章采纳。平心而论，当时的清朝其实也早不具备这种实力了。

因为“壬午兵变”中造成日本平民的死亡，事变后，朝鲜国王派遣几位代表前往日本表示谢罪，担任全权特使的叫金玉均。金玉均出身朝鲜没落贵族家庭，金玉均认为，要挽救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局面，要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的夙愿，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这方面，日本的“明治维新”对金玉均影响最大。金玉均在日本拜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回到朝鲜后，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结成开化党，开化党以青年贵族为主。

1882年的“壬午兵变”令金玉均产生强烈的反清情绪，他曾对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表示：“清国对大院君实施绑架和以后对他的处理对朝鲜来说是国耻。”因此，他的开化党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他们寄希望于借助日本的支持以扩张政治势力，实现一场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

在山东威海卫进行陆上训练的北洋水师士兵（摄于1885年前后）

“开化党”们经过几次密谋，决定采用非常规手段，推翻守旧派政权。1884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其在朝鲜的威信急剧下降。同时，清廷为了应付与法国的战局，将原先驻扎朝鲜的3000名军队调动一半到华南前线。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时机已到。

1884年12月4日，“开化派”借京城邮政总局新厦落成时，发动政变，金玉均趁乱将国王李熙迁入景佑宫。与此同时，开化党人在宫外放火制造骚乱，金玉均趁机“建议”李熙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日使来卫”四字。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便以此为由，率领200多名日军赶到王宫，与开化党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把高宗所在的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一些守旧派大臣被开化党刺客杀死。

这就是著名的“甲申政变”。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并在12月6日，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要求清政府早日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

袁世凯是在第二天才得知政变确切消息的。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袁世凯来负责留驻朝鲜庆字营。袁世凯借助这个平台，很快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器重。

因为顾忌到宫中还有日本军队，袁世凯开始还较为谨慎，不敢擅自行动。不久，未遭开化党清洗的中间派大臣金允植、南廷哲等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袁世凯也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

12月6日，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率领1500多名清军，同拥护国王的朝鲜军队一道进入王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将李熙解救。随后，高宗李熙在清军保护下入宫。由于开化党人严重脱离群众，所以金玉均发动政变时，汉城市民都认为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当时反日情绪空前强烈，汉城市民纷纷聚集起来，围攻日本公使馆，300多名日本侨民也遭到市民的追杀，涌入公使馆内。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自焚公使馆，率部逃亡仁川的日本领事馆。金玉均的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危机潜伏

在平息政变过程中，汉城发生了朝鲜人和日本人互相残杀的事件。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名日本人在这次政变中被杀死。所以事件平息之后，日本开始同清朝交涉。当时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清廷，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以集中力量对付法国，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1884年12月15日，清政府指示李鸿章：“目前办法，总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启程来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主要内容如下：

1．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李鸿章当时之所以同意撤兵，一是因清朝彼时正在越南用兵，二是他认为派兵驻朝鲜是为了防日，日本既已撤兵，中国已经没有留兵的必要。对于局势，李鸿章还比较乐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永息争端。”

但是，《天津条约》在事实上第一次确立了日本在朝鲜同清朝对等的地位，也使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先前由中国独享的宗主国权利，改由中日两国分享，日本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尤其是第三条，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想要派兵前往，必须互相通知照会，梁启超后来是这样评价的：“《天津条约》说明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可目朝鲜为我属国，则日本亦可目朝鲜为彼属国也。”“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共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为10年后清日两国出兵朝鲜提供了合理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伏笔。后来两国各执一词，纠缠不清，终于酿成了战争。这在后来被公认为是清朝外交政策的一次巨大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1885年的天津谈判，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时年62岁的李鸿章在见了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之后，禁不住大赞对方是治国之才，并意识到未来日本将是中国最强劲的对手。“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果然一语成谶。10年后，李鸿章东渡日本收拾甲午战争残局——签订《马关条约》，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老朋友＋老对手的伊藤博文。

甲申政变失败后，开化党人遭到了朝鲜政府最残酷的处罚。金玉均虽侥幸逃脱，但作为“逆贼”之首，其家属无论男女老幼都被连坐处死，其他开化党人及其家眷也多被处决。与此相反，这场政变最大的“赢家”是袁世凯。当时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时，十分震惊。不过还没有想好对策之时，又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时，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好印象再加一重。

另一方面，清廷在朝鲜的身份也日渐尴尬甚至遭遇挑战。在朝鲜，清廷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名义驻汉城，监管朝鲜之商务和外交。但是这种与国际公法有落差的做法，也不为驻汉城的其他列强诸国使节所接受，否则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高其上等的“上国”。所以他们经常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

朝鲜国王高宗李熙的父亲大院君

《天津条约》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清朝开始从朝鲜撤军，吴兆有、张光前、袁世凯三个带兵官员也都离开朝鲜。只有商务委员陈树棠留下。当时朝鲜情况甚为复杂，清廷既不肯放弃对朝鲜的宗属关系，对朝鲜的内政外交都要干涉过问，这种局面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应对的。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议由袁世凯接替陈树棠。因为在朝鲜的一些行为遭到同僚攻击，袁世凯在1885年初归国后便赋闲在家，以避攻击。没想到，更大的责任很快落到他身上来。1885年10月，李鸿章命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年仅26岁的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

当袁世凯再返朝鲜后，发现朝鲜政局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开始逐渐同北方强邻俄国靠拢。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近清廷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大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管理朝鲜海关的德国人穆麟德本是由清朝派去，后来却在暗中鼓励朝鲜投向俄国，被李鸿章撤换回来。

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从这段时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9年时间里，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对朝鲜的控制力。对此，连日本方面也有所察觉。1894年6月，内田定槌致陆奥的信中谈道：“近年来朝鲜国对清国所表示的藩属关系，不止于朝鲜国王对清国皇帝虚礼，即驻朝官吏干涉朝鲜政府的内政、外交，而且朝鲜政府亦郑重地听从命令，不敢违抗。”朝鲜生活也给袁世凯一生留下深刻印迹，一生有一妻九妾的袁世凯，其中三位姨太太都是朝鲜人。

袁世凯在朝期间，把中国的宗主权提高到了极点，对朝鲜的控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有效地遏制了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与此同时，为了强化中国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

另一方面，朝鲜独立自主的愿望日益强烈，一些人士对积弱不振的大清王朝也有了逆反情绪。哈佛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墨贤理受清政府委托，接替被换回来的穆麟德，出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他看到了朝鲜国内对清廷的一些态度，不免忧心忡忡：“现在只是使用武力才能控制他们（朝鲜），而他们一遇机会便想法摆脱这种控制。”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也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1889和1890年，朝鲜国王李熙三次上书，请求清廷撤袁世凯。但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1858年6月26日，清朝与英国在天津签订《天津条约》（《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剑拔弩张

也许正是顾忌到《天津条约》里对于“一方出兵需告知对方”的约定，当1894年全罗道的东学道人起义发生时，虽然接到袁世凯要求清廷出兵干预的电报，但清廷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他们也注意到，与上次“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不同，这一次东学党人起义并不反华。不过袁世凯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尽宗主国责任的机会，他在给李鸿章的电报告知朝鲜国王请求出兵的消息时说：“如不允，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中国于何地，自为必不可推却之举。”李鸿章也认为“韩国归中国保护，其内乱不能自我了结，求中国代其戡乱，自为上国体面”，也建议朝廷派海军赴朝平乱。

1894年6月2日，就在清政府正式接到来自朝鲜的求援的第二天，日本驻朝鲜临时代理公使杉村浚派人探访袁世凯，打探朝鲜是否已经请求清国出兵一事。袁世凯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内定意向，一旦获得正式公文，待命部队即可出兵。

此时蛰伏了10年的日本，已不甘坐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对朝鲜的渗透变得顺理成章，并且不断扩充国家的军事力量。根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1886年，清国和日本国对朝鲜的贸易额之比还是83∶17，到了1892年，这一数字已变成55∶45，水平已趋于接近。日本在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也显示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发生动摇。从日本方面来讲，他们也绝不会再“忍受”清朝在朝鲜独享控制权的局面。

另外，日方对袁世凯本人也心存戒意，在他们看来，满腹野心的袁世凯必定试图通过援兵入境进一步明确清国和朝鲜的宗属国关系，为自己建功立业。另外，袁世凯虽然口口声声丝毫不会伤及日本官民，可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正是他派出清兵杀伤日本官民。

所以杉村得知袁世凯的态度后，立即给日本外务省发去急电，告知“朝鲜政府有请求清国派遣军队之意向”的急电。日本政府当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保护驻朝公使馆和在朝国人安全”出兵朝鲜的议案。第二天一早，杉村亲自拜访袁世凯，明确表示：如果清朝出兵，日本也必将出兵，保护侨民。

也就在6月3日这一天，袁世凯接到朝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他立即电告李鸿章，并把与杉村浚的会谈情况作了报告。对于日方的反应，袁世凯的判断是：“当前日本国内多事，即便日本出兵不过也是以保护公使馆名义派遣区区百余兵力罢了，对清国出兵不会构成威胁。”李鸿章赞同袁世凯的建议，决定派兵入朝——甲午战争结束后，当时国内即有舆论谴责袁世凯，一种意见认为是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做出派兵赴朝的决定，以致局势升级，最终导致战争——第二天，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之济远、扬威、平远三舰，驶赴朝鲜，停泊仁川担任护卫。同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扎于牙山。

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6月6日，清廷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政府。在清廷看来，这是执行“上国”保护“属邦”的使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是清朝的反应又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日本外相立即语气强硬地回复，一是表示“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同时再一次明确表示：日方也会出兵。

6月9日，原本请假回国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搭“八重山号”军舰到达仁川。日方借此机会，紧急凑集70名海军陆战队员随他赶赴朝鲜。他们在仁川与停泊在那里的5艘日舰汇合，又临时从各舰抽调海军队员加入先遣陆战队，组成总员488名的临时战斗序列，以保护使馆为名，第二天一早由陆路赴汉城。几天后，日本又陆续增兵。

就在中日两国陆续向朝鲜出兵时，在国内外政治军事压力下，6月10日，东学党人与朝鲜政府议和，起义军退出全州城。清军并未与东学党军接触，朝鲜内战实际已经停止。于是朝鲜政府在6月13日致函袁世凯，请求清朝撤兵，以解除日方借口。李鸿章得报后，当日即电在朝鲜的叶志超，令速调部队回牙山，准备撤兵回国。

这时，日本方面也觉得朝鲜情势与之前的判断有差异。“他（大鸟圭介）一进入汉城就已感到和从本国出发时所预料的情况有所不同，朝鲜国内出乎意料地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驻内地”，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也意识到日本眼下“已成骑虎之势”。他转而又说：“考虑到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的关键完全取决于兵力的优势，所以决定仍按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先将预定的混成旅团派往朝鲜为万全之策。”于是，日本混成旅团第一批先发部队开始在仁川登陆。

日本大举增兵，又惊动了清朝。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这样实际上也给自己找到了继续留在朝鲜的理由——日本的方案当然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声称：“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此后，便着手开始单独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并向朝鲜增兵。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而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引燃战争

6月26日，大鸟圭介拜见朝鲜国王，替日本的行动辩解。大鸟声言，日本不撤兵一是依条约而行，二是想帮助朝鲜改革内政。谙知朝鲜方面心理的大鸟当天还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日本的愿望是“全朝鲜之自主独立”。大鸟的一番说辞果然奏效。两天后，高宗李熙在和群臣议事说：“外侮如此，国势可知，言之亦耻矣。惟当奋发惕励，可以自修自强矣。”

6月28日，大鸟圭介照会朝鲜政府，称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的照会里有“保护属邦”的字样，大鸟质问朝鲜政府是否仍然承认是清国的属国，并且限期回答。朝鲜政府接到照会，甚是为难，几经踌躇，于6月30日回复说：“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涉交际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用之权利也。与朝日条约毫无违碍。……且我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素知。”这一天，日本混成旅第二批部队登陆，在朝日军已达8000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

6月30日，当袁世凯得知朝鲜在日本胁迫之下已经正式照会大鸟、申明朝鲜是自主国家的消息后，袁世凯致电李鸿章，要求撤回国内。袁世凯的理由是，朝鲜既然不承认是清的属国，那么他这个宗主国派驻朝鲜的“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身份就不被承认，日本可按国际法，找借口将他递解出境。如此则不但使他也使清廷蒙羞，所以不如主动撤回，另作他图。李鸿章没有同意，只是嘱咐他“要坚贞，勿怯退”。

此时的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在英俄的调停下，实现双方共同撤兵。所以他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这种举棋不定，最终也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6月30日，俄国和英国方面都表示，希望两国同时撤兵，当天，朝鲜国王李熙发布《罪己诏》：“当前朝鲜国内混乱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自身的不德和官吏渎职所造成的……”尽管如此，大鸟公使还是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提出了朝鲜行政、司法、财政、兵制、教育改革纲领，要求朝鲜方面在规定期限内拿出改革具体意见。在此期间，日本保持了政治强硬立场。在他们的高压之下，朝鲜政府被迫任命三位重臣加入改革委员会，与日本共同商谈改革事宜。

7月2日，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到杉村从朝鲜发来的消息，进一步确认清朝出兵的事实。陆奥宗光后来在回忆录《蹇蹇录》里写道：“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权力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中国为所欲为了。”陆奥于是将杉村的信息告诉了阁员们，同时提出：“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会议后，伊藤博文进了皇宫，向日本天皇报告了会议内容。

7月5日，袁世凯再度致电北洋，详细报告朝鲜局势，“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军由陆地前来（汉城）之路均置炮埋雷，每日由水路运弹丸、雷械甚多……似将有大兵续至”。再次向李鸿章请求撤使回国。但是清廷仍不放弃通过列强调停的幻想。7月7日，仍以圣旨形式拒绝了袁世凯的要求。

期待东亚国际关系安定的英国，一直对清日采取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期待维护东亚现状的稳定。英国方面给日本带回来的消息是：“清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提出新的改革提案，如果到7月20日为止仍不做出决定的话，清国将派遣12万清兵部队登陆仁川。”而日本仍然坚持先改革朝鲜内政，再谈撤兵。英国的调停宣告失败。

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大鸟下命令：“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间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同一天，日本对外发出强硬通告：“清国拒绝日本的共同改革提案，无视英国政府周旋两国合意的好意，仍然坚持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如此盛气凌人不听相劝，将来由此引起的任何事态，清国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由此，日本正式下定向朝鲜派兵的决心。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拒不撤兵，并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朝方面，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转达了光绪帝的上谕，措辞也十分强硬：“若再顾虑不前……延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至此，已无谈判挽回可能。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促使清朝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此时，袁世凯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朝鲜12年，对其恨之入骨者也甚多，坐困危城的袁世凯开始焦虑不安，接连几天致电北洋，陈述困境，要求回国，但李鸿章对此都不置可否。几天后，唐绍仪也发电李鸿章，称袁世凯生了重病。李鸿章也许动了恻隐之心，终于调袁回国。袁世凯接到电报，如逢大赦，打点行装于7月18日乘船逃离汉城。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等到袁世凯离开汉城，使馆人员也人心惶惶。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战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同日，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圭介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限3日内答复。在日本的强压之下，朝鲜国王和政府别无选择，只得回复日方：朝鲜同意放弃清国属国论；与此同时，朝鲜被迫向清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唐绍仪提出了清朝撤军要求。对这种情势，英国某报纸当日发表评论：“现日本代表者抓住朝鲜国王，强求内政改革，国王的性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事态状况，处在不得不遵照日本命令的悲剧中。”

此后几天，日本不断得到消息：清国派数艘运兵船向朝鲜运送作战兵力。日本认定清国政府无视日本的最后通牒，战争已不可避免。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发表演说时称，清廷出兵朝鲜，“其实是要毁灭朝鲜的独立，使其完全成为属国，其间证据历历在目”。“帮助朝鲜独立自主”，这个冠冕堂皇一番说辞，当时很具迷惑性。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清朝也不利。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沿途发炮，直抵王宫，予以包围。朝鲜王宫卫队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但很快便被从各城门进攻的日军打垮。凌晨6点左右，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

在此之前，大鸟派人说动大院君李昰应，用他作为政变的傀儡，并利用开化党人为之呼应。所以日本军队进占朝鲜王宫后，将王室成员带到日本使馆，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应则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于是，在日军护卫下，大院君进入景福宫。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被日本控制的大院君宣布废除同清朝的条约，称“朝鲜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并“委托”日本驱逐驻扎在牙山的清朝驻军，“自此朝鲜政令，事无巨细，皆入日人掌握”。

袁世凯回国后，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紧迫情形。李鸿章意识到形势紧迫，而且军事布置很不利，于是紧急调度——可是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受日本间谍收买，将发兵日期泄露。7月23日，爱仁、飞鲸先后运兵抵牙山登陆。25日早上，日本多艘军舰集于牙山口外，拦劫中国兵船。7点50分，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

7月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甲午之战的最大赢家是清朝与日本原本共同所惧怕的俄国。本来日本想通过联中护朝来抗俄，后又想通过战争独占朝鲜，结果却让俄国乘虚而入。甲午战争更刺激了俄国对东亚的侵入。俄国取代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正面交锋，它凭借其一等强国的地位迫使朝鲜接受了一项秘密协定，即除了俄国对朝鲜国王实行保护，为朝鲜提供军事、财政援助以外，还约定在朝鲜发生重大国内骚乱和外国侵犯朝鲜独立时，俄国向朝鲜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清朝退出朝鲜之后，俄国的势力在朝鲜朝野迅速渗透，由此又造成俄、日之间新的矛盾。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正式宣告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清朝势力退出朝鲜以后，闵妃失去靠山。当她看到俄国联合德国、法国压迫日本退还辽东给中国以后，认定俄国是阻止日本进一步侵略朝鲜的强大力量，便谋求接近俄国。1895年10月8日，日本浪人冲进王宫，刀刃闵妃，然后焚尸灭迹。闵妃死后，高宗成为日本人手中玩偶，朝鲜独立和主权一步步被日本侵夺。

1897年1月，高宗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大韩帝国宫廷内部分裂出“亲日”和“亲俄”两个派别。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认为“大院君75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其他，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转达其心意于清廷”。大院君也不是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他虽被日本人推上台，但对日本也是阳奉阴违。后来日本新任驻朝公使井上馨得到大院君写给清军将领的一封信，以此作为他内通中国的证据把他赶下台。此后大院君永远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闵妃死后3年，1898年2月，她的政治对手大院君也在抑郁中死去，终年79岁。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朝鲜亡国。

甲午战争进程

1392

1392年，李成桂废黜恭让王，自立为王，由明太祖定国号为“朝鲜”。朝鲜为明朝的不征国之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朝鲜由于遭到后金和日本的攻击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19世纪开始，朝鲜的内部纷争使国家日益衰落。甲午战争后，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因其早逝无子，由出身王族的李熙继位。因其继位时年仅11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873

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李熙生性懦弱，朝政渐渐为其宠妃闵氏所控，朝廷内部形成大院君和闵妃两派势力。

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馨乘“云扬号”军舰，到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和朝鲜方面形成纠纷。日本借此机会在1876年2月26日，与朝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双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日本势力得以进入朝鲜。而《江华条约》第一款开篇就写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拥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实际意味着宣告朝鲜对中国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的废除。日本借此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条约，强化朝鲜“独立政治主体”的地位，而借此排挤清朝的影响。

1882

1882年，在清朝劝导下，朝鲜与美国签订条约，建立外交关系。

1882年7月，朝鲜爆发“壬午兵变”。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闵妃集团被打击，政府陷于瘫痪。高宗李熙无奈之下召大院君入宫，大院君重新掌握权力。

1882年8月，清军入朝平定“壬午兵变”，大院君被清军诱捕，押往保定关押。

1884

1884年12月4日，“开化党”金玉均等发动“甲申政变”，挟持了国王。政变一时取得成功，开化党组成的新内阁，对外宣布十四条政纲，明确提出要脱离与清国的宗属国关系，建立独立国家。金玉均的政权仅存在3天，便告流产。

1885

1885年4月18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一、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二、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三、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天津条约》成为日后日方出兵朝鲜的一个理由。

1894

1894年农历正月初十，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东学党人”起义，起义队伍一路高歌猛进。到了5月底，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高宗向清朝求援。

1894年6月3日，清朝接到朝鲜请求清国派兵的正式公文。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令北洋舰队之济远、扬威、平远三舰，驶赴朝鲜，停泊仁川担任护卫。同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2000余人，由海道赴朝，驻扎于牙山。

1894年6月6日，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的约定，清廷将出兵朝鲜的决定告知日本政府。日方表示：一、“日本历来不承认朝鲜是清国属国”；二、日方也会出兵。

旅顺东军港内的北洋舰队

1894

1894年6月10日，起义军与朝鲜政府谈和，撤出全州。

6月15日，袁世凯与大鸟会谈，双方初步达成双方不再增兵的口头协议。同一天，日本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日方认为：朝鲜的农民骚乱尚未彻底平定，此时不应立即撤兵，而应该帮助朝鲜彻底整顿政治，以断绝再次骚乱的祸根。于是他们又提出一个新方案：要求大清国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鲜的内政”，遭到清朝拒绝。清国强调，“朝鲜内乱已经平息，朝鲜内政改革应由朝鲜内身解决，清日两国应该立即撤兵”。

6月22日，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第一次绝交书”。第二天，第一批上陆的混成旅团主力在京城完成集结部署。

6月25日，第三批清军在牙山登陆，驻朝清军总数达到2465人。

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清朝方面，总理衙门向李鸿章转达了光绪帝的上谕，措辞也十分强硬：“若再顾虑不前……延误事机，定唯该大臣是问。”至此，已无谈判挽回可能。

7月17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清国开战，并要求朝鲜废除与清朝的一切条约，促使清朝从朝鲜撤军，并限22日答复，逾期不复，日本即采取断然措施。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战争的技术准备已经完成。

7月23日凌晨，大鸟命令部署在王宫附近的混成旅团向王宫发起攻击，凌晨6点左右，日军占领了朝鲜王宫，高宗李熙被囚禁，大院君李昰应则出任朝鲜国王摄政，组织政府。一贯奉行锁国逐倭政策的大院君，摇身变成了日本的代言人。

7月25日7点50分，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域和清国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日本驻留朝鲜的混成旅团也开始向牙山进攻。

7月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

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

1895

1895年10月8日，闵妃被日本浪人刺杀。

1897

1897年1月，高宗结束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同时追谥闵妃为“明成皇后”。

1898

1898年2月，大院君在抑郁中死去，终年79岁。

1907

1907年，日本逼高宗退位。

1910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大韩帝国灭亡，李氏王朝告终。

“以夷制夷”与全球殖民，不对称的外交

19世纪80年代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了解19世纪末由西方少数国家主宰的全球殖民背景后，他们在甲午之战前后所采取的立场，变得明晰。

主笔吴琪

1894年11月，日军在牙山战役取胜后，列队通过建在汉城附近的凯旋门（《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俄国的渴望

“我乘火车经过天津时，访问了李鸿章。他告我一项重要消息。朝鲜形势现极严重……李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请我将中国的请求转知帝国政府，中国希望俄国出面调停此事，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退军队。李声称：中国政府认为俄国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俄国有出面调停的特殊权利。他恳切地促我将中国的要求电知阁下，以期我国能促使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兵，并且中国方面也郑重地允诺同时撤兵……”

1894年6月20日，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回国休假的途中，访晤了李鸿章。喀西尼对于李鸿章请求俄国干涉中日的朝鲜之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两天后便向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发出了以上电报。

当朝鲜东学党起义时，欧美各国并未怎样注意，及见中日相继出兵，才感到惊异。在西方看来，一般认为这场战争是因为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一块争执已久的地盘而大打出手——朝鲜被迫卷入进来，成了两国之间争持的焦点。

外交大臣吉尔斯也赞同俄国进行干预：“我国出面调停，将增加我国在远东之势力，而且必须防止英国干预此事的可能。”沙皇表示同意，第二天就电令俄国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

希特罗渥于6月25日会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日本表达了沙皇的强硬态度，但是陆奥采取了拖延的手法，表示“日本政府决不作进攻性之挑战”。希特罗渥便在5天后发来一个措辞严厉的照会。这时候的日本，在欧美强国眼里还是个“东方的弹丸小国”，并不引人注目。美国人于1854年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俄国、荷兰等强国也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亲善条约，进行通商。但是作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资源贫瘠，市场有限，并没有引发西方国家太多的关注。

在西方看来，此时日本与清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都被西方势力被迫打开通商大门，随后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但是后者的诱惑力要大得多：迅速工业化的少数欧美强国，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产生了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找寻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售货员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3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

当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变得严峻起来时，李鸿章希望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利用俄国和英国在远东竞争中的矛盾来获得帮助。在请求俄国干涉之前的1894年6月上旬，当英国公使欧格讷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便请英国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欧格讷口头上答应转告英国政府，嘱驻日公使将此意转至日本政府，但态度并不积极。

中日争夺的焦点是朝鲜，英国或俄国采取什么态度和行动，源自朝鲜对他们各自意味着什么。根据时任英国皇家陆军上尉亚瑟·李的观察，朝鲜在远东的地理意义有如欧洲的比利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在远东地区屡遭战火蹂躏。如果拿比利时的命运和朝鲜的命运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世人对于远东地区的这一国家是多么冷漠。但这两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两个国家背后所影响的利益已经越来越大；英国与俄国分别在世界的东西两极粉墨登场，这两个国家对朝鲜倾注的焦虑甚至要比朝鲜的近邻——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还要强烈。”

英国在远东具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但它与闭关锁国的朝鲜并无什么经济来往，看来中日两国的争斗对它来说并无不妥。而野心勃勃的俄国千方百计地想从温暖的南方获得一个能常年运作、四季无冰的港口。朝鲜是一个看上去唾手可得的选择。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俄国对朝鲜更为在意。

日本官员身穿新制服（摄于1866年）

俄国与朝鲜接壤，并早对朝鲜有垂涎之意，只是力不从心罢了。早在1888年4月，俄国有关方面即对朝鲜问题进行过商讨。首先讨论的是俄国占领朝鲜的可能性，结论是否定的。因为：一、朝鲜非常贫穷，不能成为俄国有利可图的商业市场；二、离俄国的“足够武力的中心太远”，鞭长莫及；三、会破坏同中、英两国的关系，在外交上造成困难。

虽然存在困难，俄国对于在远东寻求利益的想法十分坚定。俄罗斯虽然横跨欧亚两大陆，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港口或燃料煤补给站可以帮助它在喀琅施塔得（Cronstadt，俄罗斯在芬兰湾的重要军港，东距圣彼得堡29公里）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畅行无阻，因为这两大基地之间的空间跨度达1.2万多英里。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哪个友好的邻国愿意在中途为它的舰队提供煤炭作燃料，俄国则无法把战舰从其领土的最西端派往其太平洋沿岸的驻地。

1889年的一次经历，让俄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一年，海军上将纳基莫夫奉命前往太平洋实施支援任务，途中不得不在非洲好望角迁延数周，因为俄军的合同商拒绝以低于8英镑／吨的价格把燃料煤出售给俄国海军。俄方虽然提出了抗议，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因为如果它不想继续无助地困在南非这家英国殖民地的港口内的话，它就别无选择。一旦战争来临，毋庸置疑，这类燃料煤的供应价格更是可想而知。只要俄国向远东地区派遣支援舰队，屁股后面总会跟着一支庞大的燃料煤运输船队。俄国仍然一直在寻求（在南方）获得一处燃料煤中途补给站，但这种努力一直处于徒劳状态。到目前为止，符拉迪沃斯托克依然是它距离喀琅施塔得最近的一家港口。

很显然俄国并不能满足于此，因为这所位于远东地区的港口每年至少有4个月的结冰期。一旦俄国在冬季身陷战事，它的战舰则无法自由出入这家唯一的作战基地，武器、弹药和其他一切军需物资的供应均被海面上的浮冰所切断和封锁。对于一支先进的海军部队而言，这无异于一种毁灭性打击。因此，朝鲜的局势对俄国相当重要。

日本登上国际舞台——帝国们的意外

由于深知朝鲜对于俄国在战略意义上的重要性，李鸿章对于俄国的介入满怀信心。英国由于率先打开清帝国的大门，在长江流域等地建立了稳固的商业利益，它也自认为是将闭关锁国的清朝带入西方文明世界的先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清政府更有影响力。1895年卸任的英国首相罗斯伯里伯爵在非政治场合下发表多次离任演讲，以自豪的口气提到英国在东亚的“成就”：“50年前，她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固封自守的壁垒。她享受了作为一个亚洲帝国的不朽之名，占据了极具战略意义的香港和新加坡；她的海军在中国海域里稳步前进，海面上飘扬着英国国旗的商船压倒众数，每年大约520万英镑的进出口商业利益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她在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中有着无可匹敌的繁荣，她的语言已经成为东方地区广为流传的通用语……所有的这一切都造就了她在这些地方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这在中国和日本似乎也是被公认的事情，即便那些欧洲的大国也不得不承认。”

在战争打响之前，李鸿章认为俄国会强势介入，对英国提出的希望清政府让步的想法不以为意。欧格讷只是逼清廷让步，而总理衙门因指望着俄国的干涉能够有效，对日本不肯让步。陆奥认为既然中国态度强硬，那么干脆趁机促成破裂之局，这样英国调停失败，日本外交行动反而更为自由。

不过如果日本真的长期占有朝鲜，日本触动的是之前欧美帝国盘子里的“奶酪”。对于俄国来说，清政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并不可怕，此时俄国已经从这个衰败的庞大帝国瓜分了面积辽阔的领地。在清朝“庇护”之下的朝鲜，俄国认为对它而言只是囊中探物。突然冒出来的日本，看似打乱了其他帝国在远东瓜分利益的节奏。对在远东已经或者希望占有利益的欧美国家来说，它们都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接受日本作为它们当中的一员？

他们认为，在一个军事上和经济上都由以欧洲为基地的帝国支配着的世界里，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和进步的领导者，欧洲文明具有“唯一性”。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似乎分为两类——捕猎者和猎物。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要么有能力跻身于国际上的“打猎俱乐部”，要么就等待命运的被安排。而日本即将借着接下来与清朝的一场战争，跳上“打猎俱乐部”染指中国土地的谈判桌。

英国对于清政府与俄国走得太近感到不满，但是在对于是否真要介入中日争端的问题上，英国自有其精明的算盘。对于英国来说，它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商业利益，英国在意的是作为既得利益者，中日间的争端不会对自己的已有利益进行触犯。

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1894～1895）

日本非常清楚英国的心思，为了获得英国的好感，日本1894年7月在与英国订立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时，表现得十分退让。早在李鸿章请英国介入的一个月前，英国就同日本开始了修改条约的谈判。当时，英国政府愿意早日达成协议，利用日本来对付俄国。

19世纪末，俄罗斯哥萨克骑兵进入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日英新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条约生效后废除治外法权，日本全面开放内地，允许英国人有在内地居住、旅行、营业的权利，但无土地所有权；只对特别物品提高海关税率，日本并未收回关税自主权；与法权有关的过去租借地的外人租地权照旧保持，除最初规定的租金外，无论是土地及其地上物，都不得再收任何租金。随后日本与英国以外的各国改订的条约，都以这个日英条约为蓝本。通过签订新约，日本让英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巩固了利益。

日本又通过试探，确认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并不存在所传的“英清密约”，日本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无论如何，日本决不攻击上海及赴上海经行水路。”于是对英国来说，既然自己在即将爆发战争的双方国家都能维持利益，又能利用日本来阻止俄国的扩张，是件一石二鸟的划算买卖。

这正如英国当时的观察家所言：尽管当前英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因为中国的闭关锁国而受到一定掣肘，可一旦俄国人得胜后接手，英国人在那里的利益损失将更加严重。而一旦中国得胜，那么它将继续退入关防、自我封闭；反之，一旦中国败北，它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帝国之门向外界敞开，故而令资本主义的英国首先获利。一旦日本占有朝鲜，日本很可能会把它牢牢地握在手中，而这会为整个欧洲的和平提供最充分的保证；同时，日本还会给朝鲜带来文明与开化，使其敞开门户，与西方各国通商互市。日本人的雄心壮志足以给东亚地区带去文明与开化。

而俄国对于“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新兴力量的强国”——日本的出现感到愤怒。“如果这一明显的局势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话，英国的外交官应该能一直幸灾乐祸地偷着乐下去，因为英国在朝鲜根本没有多少商业利益可言。因此，英国更加希望能看到一个新兴的、开化的日本驱走俄国，把自己的领域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上去，从此断绝俄国人在这片土地上谋利的念头。”但是俄国的愤怒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武力干涉，战争爆发前，喀西尼十分热心地催促俄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给日本施压，但是俄政府却由刚开始的积极态度转为消极，对于干涉不肯深入下去。

即此，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卧薪尝胆，使它以入侵者而非被瓜分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西方诸国，或者说甚至连日本自己，对于即将跻身于殖民者之列会释放出多大的能量，都还没有太多认识。

1894年8月13日法国《小日报》评论说：“中国和日本已经为朝鲜——这个双方都声称属于自己的保护国大打出手……而真相却是日本再也按捺不住的、欲与中国试比高的迫切心情。如果只是这两个国家兵戎相见，我们不难预料战争的结果：中国首先会被社会组织更先进、武器装备更精良的日本打得遍体鳞伤，可在这之后，它会倚仗自己数以百万计的兵源拖垮日本。然而事情远没那么简单：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会在哪个阶段被卷入这场战争。俄国的战舰每年都会被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冰雪封在港口里长达数月，它一直觊觎朝鲜的不冻港；英国则扬言只要俄国先下手，巨文岛就是它的；而美国也一直宣称它在朝鲜有商业利益需要保护……天晓得这场战争将带给我们什么，总之，那边有乌云，一大片乌云。”

眼看着英国和俄国都没有阻止自己的意图，日本对发动战争不再有所忌惮。1894年7月14日，日本和英国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签字。7月25日，日本海军就在丰岛突袭开战，甲午战争开始。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著名的“中国通”、在中国海关任总税务司达30余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就说过：“总理衙门对外国调停过度信任，并且总认为日本愿意谈判，因此造成僵局，总理衙门坚持先撤兵后谈判，日本坚持先谈判后撤兵……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他们所以同情中国，只是因为战争会使它们自己受到损失而已。”中日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之后，赫德不无感慨：“外交把中国骗苦了，因为信赖调停，未派军队入朝鲜，使日本一起手就占了便宜。”

英国的担忧——“老大”的不安

俄国对于朝鲜局势的介入，态度为何突然由热转冷？一种主流的说法是，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有意表里不一，在李鸿章面前态度十分热心，背后却不主张俄国进行干涉。喀西尼的过分热心，给了李鸿章一种希望，认为沙俄只要出面干涉，就能使日本撤兵。李鸿章几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以俄制日”的外交上，迟迟不做应战准备，从而贻误了战机。事实上，如果深入了解一下俄国在远东的实力，就会发现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

正如俄国大臣维特所说：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它每年的收入，也就是它的主要财富，主要依靠气候，而气候是变幻莫测的。如果遇上荒年，需要动用准备金。“自从尼古拉继位以后，我常预感到说不定哪一天在国内某个地方会发生一场流血的惨剧，这种预感也促使我在国库中储积大量可以自由支用的现金以备战时所需。”

从一个更宏观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图景来看，俄国在经济上还算不上头等强国。19世纪80年代，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的欧洲强国比如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比利时，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至45％之间。在发达的欧洲国家里，饥荒已经离人民非常遥远。可是在俄罗斯，1891年的农业歉收就引来了严重的饥荒。在经济上，俄国也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积累的财富相媲美。

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而仍处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也并不具备一个“先进”国家的要求。

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他北京的办公室里（《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但是俄国领土扩张的势头却因为它的野心显得引人注目。尽管面临着饥荒，沙俄仍于1891年春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计划，英国对这一计划感到惊慌。当时地中海和印度洋是欧洲到远东的重要交通线，如果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路，英国所垄断的交通线将大受影响。因此，英国想利用日本作为抗俄的前哨，打算与日本接近。在对他国殖民扩张的幻想中，即使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英国也没有太多安全感。“中国现在是‘东亚病夫’，可能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俄国沙皇登上北京的皇位并且调动一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军队。”

英国对于自己地位的担忧，也不无道理。英国钢产量在1886和1893年分别被美国和德国超过。电力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也落到了美、德等国之后。英国人发明的新技术往往在本国受到冷遇。棉纺业长期以来执英国出口之牛耳，但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丧失了活力，出口值下降。不过，最严重的是它不愿通过技术革新的方式来摆脱困难，仍使用陈旧的骡机来与美国先进的纺纱机抗争。从1873到1896年，英国工商业的增长率、利润率和外资额都下降了，因此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大衰退”时期。英国在丧失着工业霸主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赶上。“英美德法俄”五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品中所占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对于美国、德国在经济上超越自己，而俄国有可能在海外“事业”上超越自己感到不安。

1900年，有士兵护卫的日本军官在朝鲜街头

而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的地区。借着贸易、交通、货物、金钱、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为一体。若非如此，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殖民扩张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火。

“新帝国主义”是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经开发的经济体，对新市场同样的需求。如果它们足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则是要求低于它们的世界实行“门户开放”，比如英国和美国。如果它们不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便是能分割到一点点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所有权，它们的国家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俄国和意大利。由于国内实力的不同，也决定了英、美等国更看重殖民地的商业机会，而俄国、日本等还处在更为原始的占领领土的殖民方式上。所以英国从1839年打开清朝大门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选择了通过既存的中国政权来进行操控、调节和运用的方式。英国就是采取通过控制清政府来操控这个东方大国的方式，而俄国和日本的野心是完全吞并中国。

英国工业革命最领先，它也最早出现生产过剩。为了扩张市场，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泛地扩展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而一个长期占有显著利益的强国，对于自己逐渐丧失的优势，也表现出相当的警惕和敏感。

英俄“大博弈”——殖民竞争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使得西方国家相信：“现在，通过弄沉（中国）军舰，他们已经被世人所瞩目，这些日本国的小人们。”既然日本有能力做一个打手，而日本在亚洲领土扩张的野心与俄国最为冲突，英国就乐于借日本的力量防止俄国的势力南下，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把日本作为英国在远东的“看门犬”。具有绝对优势的奉行“光荣孤立”政策的英国外交，审时度势地开始走向结盟。

英国和俄国的竞争，是19世纪“新帝国主义”下的两个主要对手。这一帝国之间的“大博弈”，包括英、俄在整个亚洲的战略性战争，它真正开始于英国1848年击败旁遮普的锡克族军队。在1854～1856年进行的一场短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着手进行一场阵地战，目的是要遏制俄国向中亚的扩张，并且保护英国在地中海、欧亚大陆南部（即印度和缅甸）以及中国东部省份的利益。在远东战场，对英国战略家们来说，最坏的情景就是清帝国的崩溃和被瓜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只有俄国能从中获益。因此，英国的战略家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困难，需要在两方面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他们试图让清政府更加合作和顺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清王朝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领土主权。

1866年，英国工人在约克郡谢菲尔德制铁车间生产的情形（《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1894年10月，亚瑟·李撰文《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中提到英、俄赤裸裸的竞争：“在过去这些年中，俄国每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一艘战舰，英国的传统做法是立刻派出两艘同等当量的舰船跟至同一水域。同时有报道称，法国方面也采取了海军行动，而且对俄国的处境表示极大同情。”

从宏观角度来看，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在1882年，全球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其中72％来自欧洲，20％来自北美。到1880年时，“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

快速的交通工具把黄种人也卷入了国际交往的漩涡。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上的生产过剩和殖民的冲动，使欧洲和美国的注意力移向远东的各个国家。大国在这里很容易就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不仅是在欧美诸国之间，并且也在欧美诸国和那些几千年来从未与世界其他各国往来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文化的那些国家之间。在南美、非洲的势力范围基本被分割后，远东成为帝国们争夺的重点。在帝国的构建中，他们各自做着关于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

如果看到下面数据，我们就会明白，清朝晚期遭遇到的命运，只是全球殖民历史中的一环。

在1860～1914年，这些强国瓜分和重新分配了大约占地球表面积1/4的领土。英国已经非常庞大的帝国又增加了大约4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各自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左右。俄国和荷兰分别巩固了它们在中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位，而美国和日本则从帝国（西班牙和中国）那儿夺取了将近1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的战略，构成了描述整个格局的两条主线。即使是派驻在中国的英国人员，也为如何遏制俄国而煞费苦心。

1898年1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通信中分析说：“（英国）必须千方百计地遏制俄国。必须阻止它完成东清铁路。必须阻止它在一个不冻港设防——而能够遏制它的力量就是日本。俄国可以把许多人力投入这个战场，而日本可以把三倍于它的人力投进去。俄国在远东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可以服役，而日本的舰队比它的优越。俄国没有加煤站。日本有运输能力，而俄国没有。当我看到远东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结果时，将不会惊讶。”“只要遏制了俄国，法国也就削弱了。我们在亚洲的真正世袭遗产是整个东南亚，其中包括长江流域。要掌握这份遗产，当然还有待时日。但是在这同时，必须把俄国赶回去。就它的现状而言，它还不是英国的严重威胁。但是，等到它有了铁路和不冻港，有了设防的加煤站，又有了大大扩充的海军，它就将不仅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于英国在亚洲的领地，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地区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我有绝对的信心，必须把俄国赶回去，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日本。”

1898年5月给朋友的信中，莫理循分析说：“我不相信法国、德国和俄国会一致同意用突然发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日本。日本是有战争准备的，俄国则没有，德国在远东没有武力，而法国若没有加煤站、运输船或海军基地，也几乎是个微不足道的因素。我个人的信念是，日本强大得足以同这三国的联盟作战。即使日本战败，它也会严重地削弱俄国和法国，可能使我们（英国）正中下怀地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干预。”

美国利益——后进者的欲望

就远东局势，美国也是个后来者，直到1899年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远东还没有一个立足的基地。“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希望有新晋力量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它看到“日本正迅速跻身于东亚的领导地位”，“持有开启东方的钥匙”，很需要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替它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打开一条道路，所以一直视日本“不亚于一个同盟”。美国政府本来就无意进一步干涉，接到日本政府所谓的“保证”，也就顺水推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表示默许了。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劝告”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1895年1月5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长文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文章提到，经过近一个世纪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美国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仍是比较小的，甚至加上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比例还是很小，从商业上而言，中国是非常落后的国家之一。189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仅为美国粮食出口总额的一倍半。

英国和日本在对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利益远远超过美国，在出口贸易中只有英国超过美国的利益。“曾几何时，中国是丝绸的来源，其他国家都是从中国引进养蚕术。但时过境迁，日本和意大利已经成为丝绸业的新中心。以前美国的大量丝绸来自中国，而现在，意大利和日本成为美国的丝绸主要供应来源。这个现实说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难以和有序管理、科学运作的文明社会工人竞争。虽然丝绸在中国出口中占首位，但其重要性正在下降。”

即使像茶叶这样中国特有的植物，中国都不能守住自己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在过去的几年中，英国人投资在锡兰（斯里兰卡）和英属印度发展茶叶种植，成效显著。英格兰人，他们可被称为世界茶叶的主要消费者，每个人（每年）平均消费将近5磅半茶叶，但是其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来自中国，其余的进口都依赖于他们自己在东印度属地的种植。“自1884年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今天的英国，茶叶供应完全可以自给，不再依赖中国。这其中，资本和智慧成功地整合，又利用了英属印度的丰富劳动力，这样的合并优势完胜中国的廉价劳力。因为被战败，中国才被迫成为世界贸易中的有序和规范的一分子。也许只有被战败，中国才不得不打破排外的陈规，也许只有在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们才会采纳当前所憎恨的变革。”

1900年，英国海军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中使用的大炮

当甲午战事还在进行中，迭有和议的酝酿，英、美两国频频活动。1894年1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谭恩向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转达美国政府给他的训令，表示愿做中日议和的调停人。陆奥自然了解美国对日本的好意，但当时日方的军事正在进展，对中国还多有要挟，尚不急于言和。日本政府考虑后，于11月17日以备忘录答复美使谭恩，对美国的“厚意深表感谢，惟自交战以来，帝国军队到处获胜，虽认为无需特别乞助友邦调停以终止战争，然帝国政府非欲乘胜取得超越此次战争限度以外的应得的正当结果。但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以前，帝国政府尚不能认为已达上述限度之时机”。

陆奥唯恐美方误会，又以私人谈话的形式向谭恩进行解释：“将来中国如果愿意开始媾和谈判，而美国也愿意为彼我周旋交换双方意见的便利时，我国政府深愿倚赖美国政府的厚谊。”谭恩理解了日本的真意，将此意电告华盛顿及美国驻北京公使田贝。田贝已从清廷方面取得调停和议的委托，谭恩乃将此意转达陆奥。这时清廷已决意议和，并拟派德璀琳东渡。美国希望通过自己居间调停，能够从清朝进一步放开的门户中获取更多利益。

“进步论”武装下的殖民暴力

在西方人看来，最为矛盾的是，中国人勤劳，能令人难以置信地长时间工作而不知疲倦，但中国却是一个停滞的、沉睡的、明显衰退中的国家。西方的政府和媒体，在当时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描述并建构出一个“停滞”的亚洲和一个“原始”的非洲。尽管一些西方人认识到了殖民过程中暴力的过度使用，但他们仍然把中国制造成一个需要某种关照、管理和监护的对象。

到19世纪末，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的情形自1860年以来似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王朝仍然生活在威妥玛所谓的“虚幻世界”里。影子仍然显得比实体更为重要，自我尊大和自我孤立的态度很普遍。无论是军队的失败，还是主权的丧失，或是俄国的蚕食，似乎都没有激发清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有兴趣的观察家在北京、伦敦、巴黎和其他一些国家首都看到了将要发生某些事情的大量迹象，都在等待着使整座大厦倾覆的最后一击。正如斯基德摩尔所说，清朝是一个“堕落的帝国”，那里的一切不是已经死亡就是还在昏睡之中。这条龙就像许多人常说的那样，睡着了，睡得是那样死，对西方列强每天都在发出的唤醒呼喊丝毫无动于衷。

19世纪帝国扩张中的社会达尔文观，将中日之战看作一种进步文明对落后势力的宣战，认为忍受武力只是它必然付出的代价。正如一位西方评论家所言：“战争流露出的一般性意义非常明了——从军事角度而言，战场上的厮杀多是为最新的训练制度和最先进的武器提供一个现场试验的机会。”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能量或者被封冻了，或者被导向歧途。

19世纪末西方媒体上还出现了关于“黄祸论”的报道。法国《小日报》用大幅的图片发表“发生在中国的（对西方人的）屠杀”。社会学家们谈及奴隶制逐渐消亡后，中国苦力和华工大量涌入海外，侵占了西方人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家们往往从爆发在西方世界的、一轮接一轮的金融危机着手分析；而宗教界人士则倾向渲染传教团体在中国忘我的奉献以及他们所遭遇的蔑视和残暴的袭击。

而对于接纳了西方价值观的日本，媒体给予高度赞扬：“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的地位。”

随着19世纪下半叶清朝大门被一步步打开，英国驻北京使馆、帝国海关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东方学会和皇家亚洲文会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建立的分会等开始建立，欧洲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清帝国的土地、人口和机构的机会。他们进行地图测绘、编撰地理词典，建立拼音法、编撰中国各方面的工具书，整理收集中国法律、航海和气象观测、桑蚕和鸟类博物学、地质和矿藏情况、医疗和药品等等情况。于是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新知识与视觉一致性已经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越来越多的讲英语和读英语的读者可以接近的中国，一个由地图、统计数字和各种图表组织起来的中国。而这些知识又构成了帝国进一步入侵的信息来源。

比如美国陆军部副官长办公室的作者们，他们在1900年编写出《中国手册》一类的书。《中国手册》是义和团运动时为美国远征军准备的资料，其中引用了英国驻北京使馆一些官员的研究性书目，英国议会关于中国的文件、外国工程师关于中国铁路的发展报告和一些学术性杂志等。这本90页的小册子的内容包括：中国城市人口和铁路的统计数字、码头和港口设施的描述、中国北方重要城市之间的距离和它们的经纬度、清朝新式军队的条目。无力的清帝国，仿佛玻璃缸里的鱼儿，对于外部世界以及自己的命运，那时仍懵懂不知。

【资料来源：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何伟亚（美）《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维特（俄）《维特伯爵回忆录》；骆惠敏（澳）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英）《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感谢“万国报馆”兴趣小组为本文提供的资料支持（他们提供的甲午战争前后西方媒体的文章包括：《可怜的老中国》、《朝鲜——哀悼者之国》、《中国和日本在朝鲜》、《日本的军队》、《日本的现代陆军》、《在朝鲜的外交使团》、《俄国在远东》、《远东问题——英国于战争前后之立场》、《中国对外贸易》）

（记者贾子建对本文亦有贡献）

决定19世纪末殖民命运的人们

记者贾子建

约瑟夫·张伯伦

英国
约瑟夫·张伯伦

“假若能力足够，我愿吞并所有的星辰。”约瑟夫·张伯伦曾说，“我们是一个伟大的统治民族，由于我们的优点，我们注定要扩张至全球。”在世界近现代史中，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以“绥靖政策”闻名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更为出名，但是温斯顿·丘吉尔评价约瑟夫·张伯伦是维多利亚晚期英国最富于活力、最耀眼、最具叛逆精神、难以抑制的、无与伦比的政治人物。

约瑟夫·张伯伦是当时英国政坛中的异类，他1836年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没有读过大学，靠经营螺丝钉制造企业积累起巨额财富，随即投身政治。1873～1875年，张伯伦在担任伯明翰市市长期间主导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工程，由此赢得极高的政治声誉，迅速崛起为英国自由党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他曾先后出任格拉斯顿内阁贸易大臣和内政大臣，但是1886年，张伯伦因为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而与格拉斯顿决裂，1895年，他加入保守党索尔兹伯里内阁担任殖民大臣。

张伯伦为获取殖民地利益咄咄逼人。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丧失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欧美各国对英国制成品设置关税壁垒，信奉自由贸易政策的英国处于不利地位。“开拓殖民地是我们解决诸如就业、剩余资本转移、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张伯伦上任殖民大臣的目标就是“不断开拓新的殖民地，尤其是要增加我们同殖民地的贸易”。1895年，他推动英军与法国争夺苏丹和西非，最终使英国控制自发源地至河口的整个尼罗河流域。他主导了第二次英布战争，英军历时3年、死亡2.1万人，以惨重代价获胜，占领南非成为英国殖民势力范围达到的极限。索尔兹伯里曾评价张伯伦：“他的头脑中只有帝国主义，为此他敢于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作战。”

在远东地区，俄国势力在中国东北的扩张让英国最为不安。张伯伦信奉务实外交，第二次英布战争中英国的孤立地位让他主张改变英国长期奉行的“光辉孤立”政策，他多次与德国谈判，致力于在远东建立反俄的地区性同盟，但是德国希望把英国拖入反俄反法的斗争中来，要求建立全面同盟，双方无法谈拢。伴随英、日在战略利益上的一致性，张伯伦改为主张英国与日本结盟，双方一拍即合，1902年正式结盟。

英国
索尔兹伯里侯爵

罗伯特·盖斯科因·塞西尔，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曾于1878～1880年任迪斯累利政府外交大臣，1885～1886年、1888～1892年、1895～1902年三次担任首相。除两次较短的时间外（1886～1887年，1900～1902年），索尔兹伯里还兼任外交大臣。因此，维多利亚时代最后15年索尔兹伯里掌控着英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索尔兹伯里1830年出生，对植物学和电磁学感兴趣的他建有自己的实验室，年轻时靠为杂志著文评述外交政策来增加收入。1868年他承袭父爵，进入上议院。

索尔兹伯里的外交重点是掠夺殖民地。19世纪70年代起，首相迪斯累利和格拉斯顿都是扩张主义者，海外殖民扩张的浪潮席卷英国政界。索尔兹伯里任期内，英国在亚洲夺取缅甸；在西非征服尼日利亚，占领肯尼亚，进入乌干达；在南非，占领罗得西亚，其首府被命名为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长期被与“光辉孤立”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他多次拒绝俾斯麦邀请英国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建议，甲午战争后也不支持张伯伦与德国在远东结盟的主张。“在尚无实际的必要之前很久即已缔结的同盟条约，后来往往不是真正有效的。”面对19世纪80年代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的出现，索尔兹伯里一方面提出英国海军的“两强标准”，巩固英国的海上霸权地位；一方面与意、奥签订《地中海协定》，通过“有限合作”的准同盟关系来缓解与法、俄矛盾造成的压力。

索尔兹伯里是务实的外交家，他默许俄国抢占旅顺，理由是“我现在不能与俄国发生争吵”。当时英、法正为争夺苏丹面临战争风险，占领尼罗河全流域、控制通往印度大陆的航道更有意义。1900年卸任外交大臣职务，他也没有反对继任者兰斯多恩签署《英日同盟》。英国经济和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面临挑战，索尔兹伯里对传统外交政策的调整使英国已经逐渐适应变化的世界地位。

索尔兹伯里侯爵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

俄国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重要的国务活动家，1892至1903年担任财政大臣，却是俄国远东外交策略的主要推行者。

维特出身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家庭，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青年时期父亲投资失败、家道中落。维特最初的理想是成为数学教授，但做学术在当时不符合贵族的身份。在舅舅的建议下，维特进入敖德萨政府的铁路机关工作，他的才华也在铁路管理方面得以展现。因为“生性耿直”，维特得到亚历山大三世的赏识，由西南铁路公司经理提拔为铁路事务局局长。1892年，他被任命为交通大臣，6个月后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土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俄国向西方和南方扩张受阻，不得不将战略重心投向东方。但是19世纪末俄国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相对缓慢，在远东贸易竞争中缺乏优势。1892年维特向沙皇建言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他的主张建立在多年铁路管理经验和对俄国经济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维特希望以便捷的交通大动脉确立俄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与欧洲国家争夺东亚市场的贸易份额，并可享有东亚和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好处。在他的构想中，西伯利亚铁路将取代苏伊士运河成为沟通欧亚贸易最便捷的通道。

维特也是《中俄密约》的具体实施者，他主张俄国应该维护中国的现状和“领土完整”，因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建成、俄国远东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瓜分中国危机的提前到来对俄国不合时宜，而特殊的同盟关系可以帮助俄国确立在中国的经济优势地位。甲午战争中，维特主导了三国干涉还辽，他不惜使用武力要把日本逐出亚洲大陆，维特清楚地知道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对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反应。“日本应该满足于俄国不能越过的边界，这就是海。”但是维特的远东策略并没有得以坚定执行，沙皇难耐军事扩张的欲望，强租大连和旅顺。“这个致命的决定将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维特看来，这正是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俄国
尼古拉二世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远东的关注超过了以往历代沙皇，他还是唯一到过亚洲的俄国皇帝。1902年尼古拉二世在与威廉二世会晤时表示对东亚特别感兴趣，并把在这一地区扩张和巩固俄国势力作为自己统治的任务。

19世纪后半期，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土战争中失利后，尼古拉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将扩张重点转向远东。同时，俄国鼓吹“东进”的“东方派”思潮甚嚣尘上，他们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亚洲。除了计划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亚历山大三世的另一重要举措就是在1890年派还是皇储的尼古拉二世去远东旅行，陪同者中还有“东方派”人士马赫脱姆斯基亲王。

尼古拉二世经希腊、埃及、印度，最终抵达中国和日本，这次远东之行深刻影响了他对远东地位的认识。离开日本后，尼古拉二世参加了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工典礼，并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主席，继位后仍保留这个职务。只要是俄国的远东事务，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参与意见。1900年俄国派兵强占中国东北，尼古拉二世亲任俄军总司令。1903年，他下令成立远东事务特别委员会，亲自任主席。

尼古拉二世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增强，面对俄国在远东的咄咄逼人，日本国民也出现了仇俄情绪。1891年访问日本期间，尼古拉二世被警察津田三藏刺杀未遂，头部受伤，终身留有伤疤。日俄战争爆发后，西方媒体将遇刺事件解读为尼古拉二世宣战的心理动因。甲午战争中，日俄在远东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尼古拉二世对日本的恶感是确实存在的。他多次在大臣面前嘲笑天皇是“很奇怪及不愉快的人物”，讥讽日本人是“黄色的猕猴”，微不足道和令人反感。但是最终，他称霸远东的计划以日俄战争中俄国太平洋舰队在对马海峡的灰飞烟灭而彻底破产。

日本
陆奥宗光

“大和民族者，应抛弃日本之日本主义，取世界之日本主义。即以达到同列强对等地位为目标，建立日本的外交方针。”陆奥宗光毫不讳言他的外交使命就是帮助日本跻身列强行列，他被尊为日本外交之父。

陆奥宗光出生于和歌山藩士家庭，幼年因父母受到没籍处分，一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后来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受到坂本龙马、伊藤博文的赏识。明治政府成立后，陆奥宗光仕途多舛，因同情西乡隆盛而入狱5年。1884年，特赦出狱的他赴欧美游历，把边沁的功利主义翻译成日文。回国后陆奥宗光依靠伊藤博文进入外务省。1892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陆奥宗光受邀担任外务大臣，进入事业的巅峰。

甲午战争期间，陆奥宗光善于利用远东英俄对峙的现实来拉拢英国，这种“傍强”外交路线被认为是“陆奥外交”的精髓。19世纪末日本国内矛盾尖锐，为转移朝野视线，明治政府确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方针。“既不能发动无故之战争，唯一之指望只有修改条约。”陆奥宗光利用英国想让日本成为防俄前哨的心理，首先与英国谈判，1894年实现成功改约。改约成功也使陆奥排除了发动侵华战争会引起英国干涉的担心。

陆奥宗光在甲午战争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朝鲜东学党起义后，他多次电训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挑起战端：“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而在应对“高升号”事件和旅顺大屠杀的外交危机中，陆奥宗光相当“狡狯”。他炮制假的沉船调查报告、否认日军在旅顺的暴行，并深谙舆论宣传之道，通过贿买一些权威人士和英国媒体为日本说话、发布对日本有利的新闻，使得舆论风向转而有利于日本。陆奥宗光通过甲午战争中的外交努力实现了改变日本世界地位的目标。“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危机，保持国安民利之途。”这是陆奥宗光对甲午战争中自己作为的评价。

陆奥宗光

威廉二世

德国
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是德意志帝国的末代君主，他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因为出生缺陷导致他左臂萎缩。为了弥补生理缺陷，威廉二世自幼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也使得他内心自卑且神经质。父亲腓特烈三世曾说：“鉴于我儿子的不成熟，又具有傲慢自负、自高自大的倾向，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阶段让他接管外交政策问题，实在是危险之事。”

威廉二世继位后就积极推行“世界政策”，要借助殖民扩张为德国寻找“一个太阳下的位置”。德国在19世纪末才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版图已被老牌殖民帝国瓜分殆尽。俾斯麦在1890年被威廉二世罢黜后，德俄条约破裂，俄法结盟；世界范围内，由于德国的全球扩张，英德矛盾日趋紧张。日军攻陷旅顺口后，威廉二世秘密召见日本公使，声称：“朕为日本国的利益而坚决反对武力干涉。”威廉二世最早抛出“黄祸论”，他还亲自画了“黄祸图”送给沙皇，并警告尼古拉二世要警惕日本崛起给欧洲带来的威胁。德国挑动俄国着眼于远东，既可以缓和欧洲局势，又可以挑拨俄国与日本背后英国的关系。

德国由观望到干涉都是为了适时分得最大利益，即“我们也需要在亚洲有个据点”。甲午战争爆发后，威廉二世指示就夺取台湾问题与日本秘密交涉。1895年4月，日本披露了议和条件。德国担心此举会引发列强瓜分中国，而将自己排除在外，也为了把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亚并离间俄法关系，便于1895年4月23日跟俄、法两国一起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侵占辽东半岛。

德国的干涉并没有从清政府那里得到满意的报偿，在西方列强竞相对中国提出要求时，殖民传统相对较弱的德国担心捞不到自己的一份。1897年11月，德国神父在山东被杀，威廉二世相当兴奋：“华人终究给了我们一个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立即动手。”11月13日，德国远东舰队闯进胶州湾，次日夺占了青岛。义和团运动爆发、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威廉二世派出2万人的远征军，构成“一战”前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这既是威廉二世借机显示德国威权，同时也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在华势力范围。

北洋水师的水兵在战舰“威远号”上合影（摄于1885年左右）

北洋水师内部观察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

主笔魏一平

1874，北洋前夜

1874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虚岁四十大寿，同治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太监总管李莲英为讨慈禧欢心，专门找到重庆长寿县令，让其用官印制作了一幅“百寿图”献上。庆典的时候还特意选了长寿籍的翰林院编修汪叙畴来做司仪，因为汪的名字中“畴”字又恰巧含有一个“寿”字，慈禧为李莲英的这份贴心大为欢喜。

这一年，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坏消息不断。先是年初，2月2日，英国派出的使节与已经占领南疆的阿古柏在喀什签订了《英阿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由此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及互派大使等特权。5月，沙俄拒绝归还伊犁，西北边患进一步加重。陕甘总督左宗棠镇压回乱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他不得不开始为发兵新疆再次备战。

西北不安，西南也不稳。这年6月，英国派出上校柏郎带领近200人的“探险队”，以考察云南商贸为名，途经缅甸，由陆路进入云南。为了解决“探险队”的语言交流问题，英国驻华大使在请示总理衙门之后，派出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边境迎候，次年酿成了马嘉理案，清朝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同时，因为越南问题，中法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西北与西南边患之外，更让朝廷震惊的侵扰来自东南海疆。这年春天，日本政府成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还组织了一支侵台舰队，由陆军大元帅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率领，积极筹备侵台事宜。5月7日，西乡从道不顾日本政府延迟进攻的命令，率舰队绕道厦门，在台南登陆，战争爆发。日本谋划侵台已经两年有余，借口便是1871年底，2艘琉球贡船飘至台湾，水手上岸遭台湾土著杀害54人，次年，日本借此册封琉球王，强迫建立宗藩关系，积极谋划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只是，忙于镇压西北边患和为慈禧祝寿的清廷，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日军打到台湾，才急匆匆派出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赴台交涉退兵事宜。双方谈了三次，未果，沈葆桢调来洋枪队，还上书朝廷建议速购铁甲舰，台湾局势剑拔弩张。

1894年，清朝官员在总理衙门前合影。左一为张荫桓，左四为庆亲王（法国《插图报》报道）

不过，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却在为修园子的事而剑拔弩张。一年前，18岁的同治帝载淳亲政，慈禧太后撤帘归政，“骤感寂寞”。同治帝“颇有小慧，性好嬉戏”，而生母慈禧则“严苛寡情，对其甚少假以辞色，动辄呵斥，使其唯命是从”。即便大婚之后，同治也处处受到慈禧的干涉。为了早日摆脱慈禧控制，也为其四十寿辰助兴，1874年8月，同治帝发布上谕，不顾群臣反对，宣布修复圆明园。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朝野骚动。当时，边患不断，台湾军务箭在弦上，所需浩繁，同治大婚已经花费白银2000万两，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恭亲王奕訢和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等十位重臣联名上书反对，尤其是叔叔奕訢，给同治皇帝列出了六件应办之事，言语间充满了严厉的训诫。

9月9日，同治一怒之下，宣布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事，交宗人府严议。可是，就在当天，福建方面奏报台湾军务，其他大臣一筹莫展，只有恭亲王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皇帝只好又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务。第二天，日本全权特使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准备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同治帝知道只有恭亲王可以担当此任，便把对他的处分改为革去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得知消息的“西宫”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赶紧出面，以“皇帝少未更事”为由，撤销了同治的上谕，停了圆明园工程，恢复了恭亲王的一切职务，并且特意强调：“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此话不假，13年前，1861年，正是在恭亲王的谋划和支持下，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开始了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圆明园复修风波，展现了皇上、太后与亲王大臣之间的博弈。此时，慈禧羽翼未丰，还需仰仗恭亲王。恭亲王在办外交上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与日本谈判50天，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赶在太后四十大寿来临之际，处理了台湾危机。

与传统列强俄、英、法不同，日本在清廷眼中一直是不起眼的“蕞尔小国”，突然发起的侵台战争，着实让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奏皇帝，痛陈：“现在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没法弥救了。”奏疏中列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等六条紧要事宜，请求分发给各地督抚大臣奏议，由此掀起了晚清第一次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议论。北洋水师就在这样一派慌乱中开始酝酿了。

除了太后庆寿、日本侵台之外，1874年，还有两件对北洋水师至为关键的人事变动。

年底，腊月初五，不足20岁的同治帝驾崩，宫里透出的消息是得了天花。慈禧重新出山，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立醇亲王奕譞4岁的儿子载湉做皇帝，年号光绪。同治帝驾崩三天前，朝廷公布了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宣布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荣膺文华殿大学士。

另外一个人事变动并不引人注目。1874年，因为朝廷裁军，38岁的总兵提督丁汝昌离开了陕西的军营，回到家乡安徽庐江县，赋闲在家。日后，他成了北洋水师的最高统领。

闽党成势

轰轰烈烈的海防之议持续了将近半年，各地督抚都针对如何办海防上了折子，有的主张以外海水师为主，尽快购买大兵船；有的主张陆防为主，沿岸地区多建炮台；有人还主张江防，以长江水师为主“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在这中间，争论最激烈、对朝廷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塞防与海防谁优先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左宗棠，后者是刚刚升入中枢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当时的国防形势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防御重点多在西北，而此时东南万余里海疆门户洞开，“实为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又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此，他建议朝廷应该停止西征，“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他甚至激进地建议朝廷停撤每年的西征军饷，挪作海防之用。很快，正在西北积极备战的左宗棠就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若此时即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辩论，清廷最后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海防塞防并举。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此时的清廷，表面看，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决意要自强。同治帝崩后，慈禧、慈安两后重新垂帘听政，招李鸿章进京商议海防时，他就细心地发现其他军机大臣都是一副“奋兴之象”。然而，经验老到的李鸿章并没有被这种情形所迷惑，在海防议最热烈的时候，他给友人写信冷静地感慨道：“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恬喜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

沈葆桢，曾任南洋大臣

很快，李鸿章的料想就应验了。虽然封了北洋大臣的名头，李鸿章要建水师却没船、没人、没钱，可说是白手起家。按照最初的设计，海防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每年从海关税中划拨200万两，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的厘金中抽取200万两，分给南洋和北洋筹办海防。但是，李鸿章上书朝廷，力陈北洋水师对保护京畿重地的重要性，同时又写信给南洋大臣沈葆桢诉苦。结果，沈葆桢爽快答应，所有400万两海防经费悉数划归李鸿章，优先发展北洋。可是，此后三年之间，李鸿章不断写信给沈葆桢，抱怨朝廷当年许诺的海防经费，实际拿到手的还不足三分之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次女婿，福建人，生于1820年，比李鸿章大三岁。若讲中国近代海军，他是唯一一个可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两人颇有渊源，他们是同窗，又是1847年同一年中的进士，李鸿章还比沈葆桢靠前三名。之所以朝廷选定沈葆桢主理南洋，是因为他已经负责办理福州船政局多年，算得上是当时中国对现代海军最了解的官员。由办船政局进而办南洋，以沈葆桢为首的闽籍人士，从此壮大，“闽党”成势，对后来的北洋水师影响深远。

中日战争爆发后，清军新募兵勇在渤海湾港口登舰赴敌

很多人或许想不到，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出第一批专业人才的福州船政局，其创始者竟然是日后高举塞防大旗的左宗棠。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书朝廷，提出设立福州船政局。但就在他积极为此准备的时候，接到上谕，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他三顾茅庐，请丁忧在家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事业，并由法国人日意格辅佐。

1867年，沈葆桢上任，福州船政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也开学了。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法文、学造船；后学堂学英文、学驾驶。当时，科举考试才是正途，学习西方技术被称为雕虫小技，招生并不顺利，加之通讯手段有限，只能在福州城内张贴告示或者请老师就近介绍。所以，招收的学生大多为贫苦家庭的本地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2～17岁，身体健康，只要能简单识字即可。第一届驾驶班18名学生中，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人，日后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将领。有数据统计表明，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都司衔以上的39名将领中，闽人就有31位，而水师12艘主力战舰的管带中，只有邓世昌和李和为粤籍，其余都来自福建。

闽系将领与非闽系将领之间的矛盾，贯穿北洋水师的始终，而且越往后越严重。闽党不仅占据了北洋水师的主力，此后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大多也是起用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学生或老师，他们不仅带来知识，往往还会介绍乡邻前来求学。比如，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水师学堂时，就请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严复来做总教习。久而久之，闽人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军。

后来，李鸿章有一次与友人通信时评价他手下这一批闽籍将领：“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李鸿章深知，没有钱可以筹钱，没有船可以购买，但唯有海军人才，着急不得，只能悉心培养。1875年，北洋开始筹办时，第一届驾驶班的学生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课堂学习和四年的海上训练，是当时中国最接近现代海军的一批人士。

不过，福州船政学堂终究还是旧式学堂，左宗棠最初创设的目的是整理旧式水师，第一届学员招生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1874年，英国军官寿尔在参观福州船政学堂之后记录下了他对这批学生的观察：

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者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待着，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稍后，在练习舰上，寿尔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的观察：“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

1877年，由船政学堂选派一批学生，在沈葆桢和李鸿章的联合力荐下，到欧洲留学。三年后，第一批留洋生回国，12名驾驶学员，其中有9人被李鸿章笼络到北洋，其中的8位都担任了主力战舰的管带。其中刘步蟾和林泰曾，日后还分别担任了北洋水师的左翼总兵和右翼总兵，位列提督丁汝昌一人之下。

他们固然掌握了现代舰船知识和驾驶技术，但并未成长为具备现代军事素养的军人。留洋的学员之一严复曾跟别人讲起一幕欧洲学习期间的场景，恰与寿尔的观察相吻合。他说，有一天，洋教员让几十个学生学习筑垒，人手一锄，并排前进，限一个小时之内筑成可以自避的堡垒。一个小时后，老师的垒最先筑成，剩下的学生大部分只筑了一半，只有中国学生，工程最缓慢，精力也已经衰竭殆尽。

海军是当时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强的军种，主力将领出自学堂是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共识。但是，北洋水师毕竟是一支为打仗而准备的军队，为了平衡这种文强武若的局面，李鸿章决定选拔一位有丰富军旅经验的人来做统领。

为什么是丁汝昌

1877年底，在家赋闲三年多的丁汝昌接到朝廷公文，拟重新起用他去陕甘地区剿灭起义，丁汝昌赴京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奉旨发往甘肃。但是，他心有不甘，在回程途中路过天津，便想起去拜访昔日上司、淮军创始人李鸿章。

说起丁汝昌与李鸿章的渊源，可追溯至淮军的创始。丁汝昌出生几个月后，母亲离世，由奶奶抚养，在他不满3岁时，奶奶也去世了，自此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15岁时，父亲病故，丁汝昌成为孤儿。18岁那年，太平军攻陷庐江，丁汝昌加入太平军，成为程学启的部下，驻守安庆。1861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程学启带领丁汝昌投靠清军，被编入湘军。

1862年，太平军围攻杭州，逼近上海，上海的官绅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求援助。曾国藩无兵可分，踌躇再三，决定派弟弟曾国荃为主帅，李鸿章辅之。不料，曾国荃志在攻打天京，拒绝赴沪，只好改派李鸿章回乡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为了支持李鸿章尽快组建淮军，曾国藩特意调拨了程学启两营、新募湘军四营和亲兵两营给李鸿章，归其节制。这样，在程学启部下当兵的丁汝昌就此离开湘军，加入了淮军。在上海，丁汝昌骁勇善战，被淮军另一将领刘铭传看中，特意请李鸿章调丁汝昌加入铭字营。后来，丁汝昌一直追随刘铭传北上剿捻，驻防陕甘，迭立战功。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攻陷旅顺（英国《图片报》报道）

正在苦苦寻找北洋水师统帅的李鸿章，见到昔日旧部丁汝昌，既欣喜又感怀。他马上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借口，呈请兵部准其暂缓赴甘肃，留在北洋都操。他对丁汝昌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率，你如果能够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但是，丁汝昌只念过几年私塾，当时也已经42岁，要去英国留学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丁汝昌20年军旅生涯都是在陆军中度过的，对海军一无所知。

1880年，丁汝昌迎来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当时，北洋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即将完工交付。由于之前两次购舰都是请外籍船员驾驶送到中国，费用昂贵，加之这时候第一批出国留洋的船政学生也学成回国了，李鸿章考虑干脆自己派人去英国接舰。最后确定由北洋海防都操丁汝昌带队，管带林泰曾和副管带邓世昌、英籍总教习葛雷森等264人组成的队伍赴英接舰。

丁汝昌深知此行责任重大，挑战艰巨。他加紧学习海军知识，事必躬亲，精心准备。当年12月，丁汝昌乘坐法国公司轮船先行赴英，这是丁汝昌一生中唯一一次欧洲之行。第二年4月，负责接舰的中国官兵悉数抵达英国，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梳着一条大辫子和所穿的服装鞋帽，英国人感到非常新奇，“集岸边观看者约千人，男女上船观看者络绎不绝”。1881年11月17日，在经历了两个多月海上航行后，丁汝昌带领“超勇号”和“扬威号”回到天津大沽港。李鸿章非常满意，12月2日，他为接舰有功的丁汝昌等人奏请嘉奖，并上书《丁汝昌统领海船片》，为了保荐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统领，李鸿章甚至不惜编造其过往经历，夸其曾经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

丁汝昌出身陆军骑兵，性格偏内向，能力中庸，但脾性敦厚，为人忠诚。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曼特评价其“英勇忠贞之华将”——“少年时仅充马队营官，中年以后始登战船，故于水战之专门名家学问，既未尝读其术，又不能明其理，是为美中不足。”后人对北洋水师甲午惨败与丁汝昌的关系多有争议，虽然很难将战争的失败全部归于一人，但其对水师的外行却是战时指挥的一大诟病。既然如此，李鸿章为何独独选中丁汝昌呢？

当时，围绕着北洋水师的统帅人选，竞争的各方都在暗中较量。最有竞争力的莫过于福州船政学堂那一批留洋“闽党”。1879年，主政南洋的沈葆桢病逝，朝廷有意让他的昔日助手丁日昌来接任，但丁日昌身体不好，婉拒。醉心海军建设的丁日昌向朝廷提出，应该大胆起用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旧式水师的将领。似乎是要与此作对，半个月后，李鸿章上书《奏留丁汝昌片》。

在丁汝昌之前，李鸿章考虑过两个人选。一个是他最初任命的督操许钤身，另一个是他的贴身幕僚马建忠。许钤身有办洋务的经历，会说外语，熟悉中外法律，但“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马建忠曾经赴法国留学，是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位的东方人，但也没有从军经历。据说，李鸿章一度曾考虑过刘铭传，但未能实现。

甚至连外国人都想插上一脚。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积极帮北洋购舰，为的是谋求在中国海军中能有一席职位。1879年，他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大概将要设置的新衙门称作海防总署，我的官衔成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岸防务的总督。这项计划现已上奏皇上和交军机处审议，非常可能获得批准。”他自己甚至还亲自拟了一份总海防司章程，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皆由他一人主持，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

当时，总理衙门被各种边患搞得焦头烂额，准备同意赫德的建议。李鸿章和沈葆桢都看清了赫德的用意，实为控制中国水师的指挥权，“赫德所反复叮咛、再三致意者，在一‘权’字”。幕僚薛福成给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总理衙门与赫德已经达成一致，不能中止，则可告诉赫德，总海防司必须赴海滨专司练兵，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则应由别人担任。果然，赫德贪权，他不舍得，总海防司之梦随之落空。

李鸿章等人对洋人染指中国水师的敏感，源自十几年前的李泰国购舰风波。1862年，太平军攻克上海，清廷大为惊恐，决定赶紧购买外国炮船。最后，委托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拉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一起，买了7艘轮船，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取名“中英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开往中国。但是，李泰国在购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却令清廷骑虎难下。他不仅数次提高经费，还曾直接跑到上海，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索要12万两白银，遭到李的严词拒绝。更过分的是，李泰国擅自以清政府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订立了“合同十三条”，将舰队上下权力托与阿思本。总理衙门出面协调，规定由中国人出任舰队总统，阿思本帮办。双方还就攻下南京之后的财务分配问题做了协商——以三分归朝廷充公，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牟，三分半归中国兵牟；若阿思本率舰队独占南京，则七分财物归阿思本充赏。实质上，这支舰队成了清廷企图利用来剿灭太平军的雇佣军。

第二年，阿思本带领舰队抵华，他要履行此前与李泰国订立的“合同十三条”，与清廷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此时，剿灭太平军的行动也在顺利推进，对舰队的需求开始降低。当年底，谈判未果，阿思本解散舰队，离开了上海。此次购舰风波，是中国第一次建立现代海军的尝试，以夭折收尾，损失了60多万两银子。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实际上，赫德是从阿思本舰队一事中得利的。李泰国被解职总税务司之后，便是由他接任。但是，多年之后，他也想成为第二个李泰国。深谙洋务之道的李鸿章对此不能不察，他怎么能容许自己一手创立的北洋水师旁落他人之手？最后，李鸿章还是选择了昔日旧将丁汝昌，他不仅看中对方的带兵经验，更看重的是丁的忠勇，以确保北洋水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购舰玄机，北洋做大

人事甄选的同时，李鸿章开始谋划快速壮大水师舰队。在买船还是自己造船这件事上，洋务出身的李鸿章没什么犹豫，他力主向西方买船，并且一直对福州船政局自造的轮船看不上眼，问题只是，买什么样的船为宜——购舰之中的玄机，既体现了李鸿章的老谋深算，也展露了晚清政局中的派系较量。

北洋筹办之初，李鸿章在赫德的强烈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4艘小型炮船，因配置巨炮而俗称“蚊炮船”。交付使用之后，李鸿章明明发现这种船的缺点明显，只可做近岸防御的移动炮台，而不能赴远海作战，但他为了壮大“海防”集团的声势，仍极力鼓吹沿海各省督抚争相购船。各地掀起一股购买“蚊炮船”的热潮，虽然不算先进，但先把数量做多，李鸿章极力运作，很多船后来都划归北洋，这是他当时所采取的策略。

1875年，朝廷决定发展近代海军，南北洋并举，从那时开始，购买先进铁甲舰的建议就被提出，但李鸿章一直不甚积极。当时的情况是，南洋因福州船政局经营多年，已经有一批小型战船，亟待更先进的大型战舰加入，以便组成一支完整的舰队。而北洋则刚刚起步，一穷二白，对李鸿章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购买大型战舰，否则买来也很可能划拨给南洋，而是先从中低端的小型战舰买起，从船只数量上打下基础。

1879年，北洋筹集了上百万两银子，准备购买一艘先进的铁甲舰，恭亲王得知后，有意要平衡一下南北洋形势，压一压李鸿章的气势而扶植一下南洋，他上奏请求为南洋拨款购置铁甲舰。结果，李鸿章立即转变策略，取消了购置铁甲舰的计划，改为购买2艘中型的巡洋舰——即丁汝昌带队去接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南洋呼吁多年的购置铁甲舰一事再次搁置。当年底，沈葆桢病逝，临终前还为此事耿耿于怀，口授遗疏。可是，沈葆桢一死，南洋从此就更没有能与李鸿章一争高下的人物了。

当年，由于日本侵占琉球，购买铁甲舰一事再次成为朝政中的热议话题。沈葆桢去世后，南洋日衰，李鸿章开始发力了。他辗转腾挪，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购舰调包计。

因为李鸿章办洋务多年，外省购舰事宜大多委托给他。福建筹措了130万两银子，决定买4艘近海炮船，李鸿章获知后，主动提出全盘代办。总理衙门照顾南洋，又划拨40万两，南洋再拿出25万两，凑成65万两，准备再买2艘巡洋舰。李鸿章多方考察，认定现代海军，需以远海作战为主，他看中了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但是，这两舰每艘都要140万两白银，再加上回国路费等，共需340万两，挪用福建和南洋的购船费用只够买一艘。李鸿章建议从淮南北盐商中筹捐报效银100万两，又从各省划借轮船招商局的官款中拨出100万两，凑齐船款。购买“定远号”和“镇远号”之后，他还用余款再凑一点钱，买了“致远号”巡洋舰。至此，几乎是不费自己海防经费一分钱，李鸿章就完成了购置铁甲舰的梦想，外海舰队成型，北洋水师自此崛起，将南洋远远甩在身后。当时，刚刚接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给友人写信抱怨：“东南巨款，悉数收罗以掷外洋，筹防弥觉束手，为之奈何？此次道出天津，与李鸿章议论铁甲舰不合，似此情状，南北洋岂能和衷？”

晚清时期，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起用地方势力，造成了内轻外重和兵为将有的局面。在筹措海防上，虽然名义上为南北洋共同发展，但海军建设一直没有独立出来，仍仰仗有实力的地方疆吏，南北洋大臣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另外，还有福建水师、广东水师，以及旧式的长江水师等其他舰队，各地规制不一，船型混乱，武器也是五花八门。1884年，慈禧迎来五十大寿，清廷又遭遇了一场战争，中法之战打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海防建设再次提上日程，设置海军衙门、统一海军编制成了朝廷的共识。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日本绘画）

当时，李鸿章建议在朝廷专设海防衙门，并设专办此事之人。而从西北调回担任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的左宗棠则建议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左宗棠与李鸿章素来意见相左，中法战争中，他对主持中法谈判的李鸿章就颇有意见，曾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只是，1885年9月5日，73岁的左宗棠在福建突然病逝，能制衡李鸿章的重臣又失一个。当月，李鸿章奉召入京陛见，在北京逗留20余天，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五次，清朝海防全系于李鸿章一人了。

当年10月，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正式成立。官员设置仿照总理衙门，由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主办，派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会办，由兵部右侍郎、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帮办。同中央政府的官制一样，满汉双规，以王大臣为统领，平衡各方势力。海军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海军由此可独立成军发展，只是，这三类大臣全部由部臣疆臣兼职，造成海军衙门徒有虚职，并无实权，成为一个日常的办事机构，并没有起到当初设想的作用。

醇亲王出山，与恭亲王遭革职有关。醇亲王性格懦弱，论能力远比不过恭亲王。但是，他毕竟是光绪帝的生父，对讲求血缘关系的朝廷来说具有天然的影响力。相传慈禧宣布立其子载湉为新皇帝的时候，其他大臣沉默以对，唯有醇亲王立刻晕倒。1884年，距离同治帝圆明园复修风波又过10年，羽翼丰满的慈禧太后借着中法战争谈判不利的借口，将恭亲王和全体军机大臣悉数革职罢免。

海军衙门成立的时候，规定每隔三年，需要举行一次南北洋会操的大阅兵。次年5月，朝廷便派出醇亲王代为阅兵，是为清廷海军创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阅兵，也是皇室成员对近代海军的唯一一次检阅。之前，李鸿章办洋务，恭亲王主理外交，两人私交密切，恭亲王既是李鸿章在朝廷的靠山，也是他与皇上皇太后之间沟通的桥梁。现在，醇亲王取代了恭亲王，李鸿章能否与之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成为这次阅兵中对李鸿章的最大考验。为此，他不敢有丝毫轻慢，天津城内一派忙碌景象，为迎接醇亲王到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1886年5月14日，醇亲王率领200多人的各色随从启程，先乘马行40公里，到通州换成长龙坐船，沿北运河南下，16日抵达天津。李鸿章带领文武官员乘小轮船出迎恭候，各军统领全身披挂，领队在20公里外沿途跪接。一起随行的，还有慈禧心腹太监李莲英，为防口舌，醇亲王和李莲英都极尽低调。

从17日开始，醇亲王率众开始检阅北洋，先视察天津武备学堂，又乘船赴旅顺、烟台等地，检阅海上舰队，观看打靶演习。为展示北洋实力，给醇亲王留下一个深刻印象，李鸿章指示展示各项最新装备，前后检阅耗资白银万两。10天之后，醇亲王结束北洋之行登舟回京，临别前与李鸿章相互献诗助兴，醇亲王还表示愿将他和李鸿章、善庆在天津海光寺的合影找画家临摹，送给寺僧，以传佳话。显然，李鸿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与醇亲王拉近了距离。更重要的是，这种私人关系为北洋水师带来了更实际的支持。

1885年，因福建水师覆灭，朝廷拨款预购4艘铁甲快船，供台澎使用，让李鸿章代办。李鸿章绕过赫德，请旅欧的清廷大使分别向英国和德国订购了2艘战舰，即“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醇亲王阅兵回京后，上书朝廷，指出北洋舰队还不够多，建议将下一年即将交付的这4艘战舰划拨北洋，算是给了李鸿章一份大礼。自此，北洋水师真正做大，拥有了炮艇、铁甲舰、巡洋舰以及鱼雷快艇等各型船只，从形式上具备了一支完整的现代海军的模样。李鸿章对醇亲王感激有加，5年后醇亲王去世时，他命丁汝昌传令各军舰下半旗10日致哀。

琅威理风波，盛极而衰

中法战争结束，海军衙门设立，北洋水师又额外获得了4艘新舰，规模一时无两，甚至号称亚洲最强舰队。李鸿章马上联系英国驻华大使，邀请琅威理重新出山，来华担任北洋水师总查。

琅威理第一次来华还是1863年跟随当年的阿思本舰队，1877年，他又参与了护送4艘“蚊炮船”来华，所以，1879年李鸿章委托曾纪泽向英国海军部寻觅外国顾问时，对方推荐了琅威理。1882年，琅威理被聘为北洋水师总查，副提督衔，月薪600两，负责北洋水师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1886年5月醇亲王阅兵中，以琅威理训练有功授予提督衔，后来，北洋水师常以“丁琅两提督”相称。

由于丁汝昌不熟悉海军事务，平日舰队训练多由琅威理主持，他是一个有着高度职业精神的现代海军军官，治军严厉，“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语传令”。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英国宣布中立，琅威理以回避为由辞职。两年后，接到李鸿章的第二次邀请，又回归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之中，除了人数占优的闽系将领和以丁汝昌为代表的淮军旧部之外，以琅威理为代表的外籍职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且随着北洋的壮大，昔日年轻气盛的闽系将领日渐成熟，相互之间多有不服，矛盾愈加激烈。

北洋做大后，正式成军就被提上日程，因为，按照清朝官制规定，如果不正式成军，军官不能获得实缺，也就意味着他们并未进入正规的官场序列。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官方文件中，“北洋水师”开始被称作“北洋海军”。

伊藤博文

对那些已经为北洋服务十几年的将领来说，更大的意义是以此获得了正式的官衔。按照章程规定，朝廷颁布谕旨，封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直隶天津总兵，封“镇远号”管带林曾泰为左翼总兵，封“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为右翼总兵，但是对英国人琅威理并没有正式授衔。“北洋两提督”的说法开始面临挑战。

1890年初，丁汝昌带领北洋舰队南巡，抵达香港。3月6日，丁汝昌带领部分舰船离开，留下4艘战舰在港大修，由琅威理和刘步蟾、林泰曾负责。但是，丁汝昌一走，刘步蟾指示部属降下都督旗，挂起总兵旗。琅威理不满，质问刘，刘答海军无此惯例。琅威理又电讯李鸿章让其评理，可是，李鸿章也没有支持他，回复说：“章程内未裁，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性情耿直的琅威理深感受到羞辱，愤而辞职。

北洋做大，成军建制，本是其最辉煌的时刻。只是，通过琅威理风波，后世得以一窥其内部的各种纷争掣肘。虽然北洋水师装备先进，但其人事仍沿袭清朝旧制，受过现代教育的海军军官，并没有完成现代军人的思想转换，为的也是在科举制外取得官场职位，进入暮气横秋的“体制内”。

回想这一批闽系将领当年的意气风发，让人唏嘘。1871年，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学员即将结束课堂学习，准备赴海上训练。临行前，他们给外教嘉乐尔联名写了一封告别信：

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狼，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察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帝国政府将以制度为例范，推广至于无穷……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与赞许……

言犹在耳，仅仅20年后，壮志却已不复存在。甲午海战中，他们多以自杀而谢幕。

琅威理辞职之后，北洋海军的日常训练逐渐松弛，军纪败坏。刘公岛上烟馆、妓院林立，每逢船队南巡，就在上海、香港大肆淫乐。按照章程规定，海军将领不得离船，可“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领争相携眷陆居，“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丁汝昌无力节制闽系将领，威令不行，本人也逐渐堕落，修建新屋在岛上出租牟利，后来还与方伯谦因出租房产的事闹了矛盾。更夸张的是，传言丁、方两人同溺一妓，“妓以丁年老貌劣，不及方之壮伟，誓愿嫁方，丁百计经营无能如愿”。北洋军纪败坏，内部的溃烂与腐败，可见一斑。

后世评价李鸿章治淮军，多以充足的军饷而赢得人心，却在思想管教上一直不上心。1886年，丁汝昌带领舰队赴日本长崎大修，因妓馆滋事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酿成“长崎事件”，双方谈判僵持不下。事后，日本方面对涉案人员严加惩戒，李鸿章却对手下很是宽容，以一句“武人好色，乃其天性”就轻轻带过了。

与内部腐烂相对照的是，之前清廷立志振奋海军的宏图也渐渐消失了。北洋的崛起依托于列强的侵略刺激。1874年，日军侵台，展开海防议，北洋筹办；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北洋加紧购置铁甲舰；1884年，中法战争，翌年海军衙门成立。此后到1894年10年之间没有大战事，自强开始松弛。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时，也成为其走向下坡路的起点。

这一年5月，三海工程完工，慈禧前往巡幸；7月，朝廷宣布明年正月光绪帝大婚，之后将亲政。三海工程开始于1885年，醇亲王被起用之后负责海军衙门，为了报答慈禧恩宠，主动提出大修三海为慈禧归政后所用。现在，三海完工，耗费白银600万两，但慈禧的胃口并没有满足。同治当年复修圆明园的提议始终在她心里，她也知道，国事艰难，修复圆明园不现实。醇亲王等趁机提出以恢复昆明湖水操的名义，复修清漪园，改名颐和园，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以昆明易渤海”，料定工程必将大量挪用北洋经费。

1891年6月，李鸿章第四次检阅北洋海军，正当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给朝廷回奏“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时候，慈禧首次巡幸颐和园，索性搬到园子里常住。也是在这个月份，户部上书，以“部库空虚，海疆无事”为由，奏明停购船械两年。当时，李鸿章刚刚奏请在胶州、烟台添筑炮台，得到皇上允准，却又旋即接到太后上谕，转发户部奏疏。他大感失望，写信向人抱怨：“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军国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谋！”虽然气愤，但李鸿章深知修园子是慈禧太后的旨意，也只能保持沉默。

假想敌，日本

1891年6月26日，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之后，丁汝昌即带领“定远号”、“镇远号”等6艘最先进战舰，从威海卫启程出访日本。

此次访问日本，是1886年长崎大修之后，北洋舰队第二次正式到访日本。本意是展示实力，震慑日本，事后看，也的确达到了这一目的。日本人对整齐威严的大清舰队深表震惊，《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清国水兵现象”为题的报道：

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至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经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唯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

日本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参观完“定远”舰后也记述道：“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北洋舰队抵达横滨的第四天，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就向内阁提出一个大举扩张海军的计划，要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要求拨款5860万日元，获得顺利通过。第二年，日本军费预算占财政预算总额的比例从上一年的30％猛增到45％。

其实，北洋从起步开始，假想敌就是日本。早在1875年，日本侵台战争之后，清廷就有人提出，日本将为中国之永患。只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给中国的刺激反而没有对日本那么大——在中国，虽然开始了海防建设，筹建北洋，但因筹饷困难，迟迟没有实质动作，对日本仍以“蕞尔小国”相看；而侵台之后，日本认识到自己的海军仍有不足，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计划。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却是默默耕耘，步步为营。10年之后，1885年2月，日本派出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为朝鲜“甲申政变”一事展开外交谈判。这是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年，李鸿章62岁，是晚清第一重臣；而伊藤只有44岁，刚刚去欧洲研习宪法制度回来不久，即将出任日本首相，对李鸿章早就敬仰有加。谈判还算顺利，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朝鲜撤出中日一切军队。事后，两人都对彼此进行了一番评述。

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从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而伊藤则向国内报告：“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他甚至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发愤图强，是因为中法战争的刺激，一两年之后，又会因循苟安，就像西方列强形容中国所说“未睡醒的雄狮”。

未等10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所言，都不幸言中。

（参考书目：《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戚海莹著；《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著；《清日战争》，宗泽亚著；《龙的航程》，吉辰译著）

1．丁汝昌

2．刘步蟾

3．林泰曾

4．邓世昌

5．方伯谦

北洋水师的关键角色

丁汝昌

1836年生，安徽人。出身贫苦人家，幼年丧母，少年丧父。18岁追随程学启参加太平军，后向前来镇压的清军投降，归入曾国藩的湘军。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曾国藩调兵援助，丁汝昌由湘入淮，成为李鸿章的部下。

1878年，丁汝昌拜会李鸿章，被李挽留，有意栽培。当时李鸿章正为北洋水师选择统领之人而踌躇，昔日旧将的出现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他先派丁汝昌督操，又派往欧洲接舰，着意锻炼，终于1881年请旨立其为北洋水师提督。自此到1895年，丁汝昌统领北洋水师一共14年。

陆军骑兵出身的丁汝昌，对海军事务不熟。大部分北洋将领皆来自福建，科班出身的学堂生对他多有不服。前期，丁汝昌对北洋之事尚能事必躬亲，殚精竭虑，但到了后期，他本人也堕入腐败漩涡，治军不严，致使北洋军纪涣散。

在北洋的历史上，如何评价丁汝昌的作用，一直存有争议。他才疏学浅，是一介武夫，对专业性极强的现代海军来说，难以胜任指挥官的重要角色。但是，他性情敦厚，对李鸿章唯命是从，又保证了北洋水师始终在李鸿章控制之下。1895年2月12日，久等援兵不到，苦守刘公岛的丁汝昌已经失去对军队的控制，他写好乞降书，吞烟自杀，实现了与岛舰共存亡的誓言，算是保存了军人的最后一点颜面。

刘步蟾

1852年生，福建人。刘步蟾15岁的时候，考入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精于算法，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76年，他率先被派往英国考察，第二年进入英国海军实习，是第一批留洋的船政学堂生。回国后，任炮舰管带。1882年，他又被派往德国监工“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的制造，1885年带舰回国，升为“定远号”舰管带。

以闽系船政学堂生为主的管带群体，是北洋水师的核心指挥层，这里面又以刘步蟾为佼佼者。1888年，刘步蟾负责起草《北洋海军章程》，仿照英制，北洋成军后，他被册封为右翼总兵，与左翼总兵林曾泰一起，成为丁汝昌的左膀右臂。

刘步蟾性情孤傲，性格刚烈，锋芒毕露，通过挂旗风波，逼走了英国人琅威理。甲午海战中，丁汝昌负伤后，他成为北洋舰队的实际指挥官，但也有人评价其急躁误事，黄海海战中率先开炮，破坏了接敌阵型，间接造成了海战的失败。1895年2月5日，“定远号”搁浅，刘步蟾大哭，欲自杀，为众人所劝。5天后，他命人将“定远号”舰炸散，然后服鸦片自杀。

林泰曾

1851年，福建人。林泰曾是林则徐胞弟的孙子，称呼南洋大臣沈葆桢为姑父。林泰曾与刘步蟾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都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中的佼佼者，又同被派往英国留洋，被留洋监督成为那一届学生中最为出色者。1880年，他随丁汝昌一起去英国接舰“超勇号”巡洋舰，回来后任“超勇号”管带。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镇远号”管带林泰曾被封为左翼总兵。

在北洋水师的官制序列里，林泰曾的地位排名第二，仅次于丁汝昌，高于刘步蟾。但是，林、刘两人性格差异巨大。不同于刘步蟾的锋芒毕露，林泰曾性格内向，为人柔弱，素来胆小。所以，在后来的海战中，实际上刘步蟾的权力超越了林泰曾。1894年10月17日，林泰曾带领“镇远号”撤往威海卫，进港时不慎擦伤，战舰受损，不能出海作战。林泰曾极为忧愤，情急服毒自杀。林死后，丁汝昌“心情恶劣，致死已极”，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

邓世昌

1849年生，广东人。邓世昌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驾驶班上最为年长的学生之一。在以闽籍船政学堂生为主的海军将领圈子里，邓世昌是个少数派。1877年，他没能成为出国留洋的学生，而是留在国内锤炼。但李鸿章对其欣赏有加，给了他好几次机会去国外接舰或考察。

邓世昌军纪严明，平日不下船，成为涣散的北洋海军中的异类，“素忠勇，闽人素忌之”。他与其他闽籍将领的关系并不好。因为鞭打犯错误的水兵致死，他被闽籍将领参奏，后来是丁汝昌以没有找到尸体为由将此案压了下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率“致远号”舰英勇杀敌，但“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最后与舰同亡。

方伯谦

1854年生，福建人。不足15岁的时候，方伯谦就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在第一届驾驶班里，他年少聪慧，后又被派往英国学习，意气风发。驻英公使郭嵩焘称，初次见到这些留学生，除了严复之外，谈论最多、话语最多的就是方伯谦。回国后，方伯谦仕途顺利，很快升为主力战舰“济远号”舰管带。

后期，方伯谦成为北洋海军军纪涣散的代表者。他不顾海军章程中不得陆居的规定，先后在威海、烟台、福建等地置办房屋，娶妻纳妾，贪图享乐。甲午黄海海战中，管带“济远号”的方伯谦畏战先逃，致使舰队阵型被打乱，事后，方伯谦辩称是因为火炮受损，但靠岸后，丁汝昌派人上舰检查，发现“‘济远号’的火炮不像是被火炮击伤，而是用炮锤自行砸坏的”。他由此激怒了丁汝昌和李鸿章，上奏朝廷将方伯谦革职查办，在旅顺口斩首。近年，方家后人极力游说，为方伯谦翻案，但因史料未全，争议一直存在。

中日之战的第三方记录

“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从2012年开始，一位中国媒体人偶然接触到英国的老报纸，10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在这里有着不一样的叙述。对历史的不同复原让他入了迷，于是便有了他和朋友们去“欧洲列强”搜集老报纸的故事……

主笔吴琪

甲午战争期间正在做战地报道的随军记者（《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万国报馆”

田彤2012年夏天去伦敦做奥运会报道时，因为对历史和新闻两样都很有兴趣，他闲暇时开始逛伦敦卖老报纸和老照片的旧货市场。一张1843年的《伦敦新闻画报》上，有画师根据访问清朝的英国使团的描述而做的画，中国被描绘得非常美。而这份报纸1842年5月才在英国诞生，开创了欧美媒体进入画报的新时代。

连续逛了几天旧货市场后，田彤发现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国报纸对中国事物的报道明显增多。随着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的全球性扩张加速，远东逐渐成为欧美报刊的新闻供货市场。特别是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正如美国媒体当时所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远东这片大地上。各媒体纷纷以铺天盖地的篇幅报道那里的海战与陆战，这刺激着并极大满足了民众的好奇心。民众们像关注历史小说一样热切地关注着当前形势。”

遥远国度里发生的冲突，使得文字不再能满足西方读者的需求。1843年在巴黎创刊的周末画报《插图报》的创刊词说道：（媒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让人们仿佛亲眼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全过程。难道今天的新闻媒体面对这样的目标真的束手无策吗？不，办法只有一个！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了的古老办法，正是这个办法，将成为我们办报的主要特色，没错，您说对了——木刻版画！

在印刷术在媒体上大量普及之前，19世纪末的编辑们为了获得更大更清晰的图片效果，还是倾向于选用版画做插图，特别是在制版上，他们已经掌握了将照片和画家们发回来的速写直接运用于版画制作的技术，大大提高了版画插图的逼真程度和刊发速度。于是我们今天能看到欧美报纸上关于清朝场景的生动描述：1883年7月《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中国的战争准备：江南制造局里，工人们焊接机枪盘管”。1873年的7月《哈珀斯周刊》上刊登了“中国官员在金陵制造局视察火炮制造”的木版画。1891年12月《插图报》关于中国事态的报道，“一个犯人在北京附近的唐山被判极刑”。

甲午战争打响后，欧美报刊更是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报道。1894年8月4日的《伦敦新闻画报》封面用整幅的版画描绘了日本战舰“吉野号”——“东亚战争一触即发”。另一幅整版的版画是“一艘中国运兵船上的情景”，画师的刻画非常细腻，他描绘了正在驶往仁川的“高升号”运兵船，在飞桥上向远方瞭望的有清军的两位将领、英籍船长，以及一位神秘的德国籍“私人游客”汉纳根。汉纳根是帮助清朝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德国退役军官，后来又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这天的报纸还有描绘黄海海战的跨页大图，旁边注明了“根据现场目击证人描述制版”。

看着一幅幅版画上被风吹动的旗帜、航行的战舰、陆地上疾驰中的马蹄、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田彤觉得他与100多年前的历史撞了个正着。对于个人来说，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很多时候，我们是历史陌生人，“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这也正是田彤的感受，100多年前的清末历史，在教科书中让他觉得就像另外一个国度那样遥远，可是眼前收集到的老报纸上生动的场景，让他拿起来不想放下。就这样，田彤在伦敦期间买了几十份老报纸，他一开始只是买下报道中国事件的一页，后来发展为买下当天的一整份报纸，每份价格从30～50英镑不等。

田彤这时候有了一个想法：19世纪末期的法国、美国、俄国媒体，会不会像英国媒体一样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呢？他于是开始托朋友王昱去法国时，帮他寻找法国的老报纸。王昱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本刊，他本来是帮着代购，没想到一下子被“带进沟里了”。1972年出生的王昱本来对中国近代史了解较少，田彤一开始托他寻找具体年份的老报纸。找了既定命题的报纸之后，王昱觉得自己被调动起来的兴趣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他发现那时法国的《插图报》、《小日报》、《小巴黎人》等对中国事务的报道非常充分，于是老报纸越买越多。王昱又去了美国，他除了逛旧货市场，也钻进哈佛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这些欧美媒体不仅注重用版画描述远东的情形，还有大量的分析评论文章，我是越看越入迷。”王昱发现，西方人喜欢收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报纸，因此这段时期关于中国的报道不太好找，售价也高，其他时期的报纸相对好找。

随着兴趣的加深，田彤和王昱又感染了身边几个朋友，他们加入进来收集整理报道中国的西洋报刊，组成了名为“万国报馆”的兴趣小组。“万国报馆”的第一本书《甲午——120年前的西方媒体观察》即将出版。于是一群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把西洋报刊当作镜像反观当时的中国，当他们以“他者”身份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回望那段历史时，发现“屈辱”并不是那段时光的唯一标签。

国际舆论的倾向

让“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惊讶的是，19世纪的西方对远东国家的了解相当深入。比如1894年11月24日美国《哈珀斯周刊》有一篇《亚洲战争的故事》，作者为美国海军总出纳官。他从排水量、防护装甲、火炮、时速等方面，对中日双方舰艇的性能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对比。1894年12月英国的《图片报》用一整版9张图片对中日军舰进行了比较。其他综合性的评论分析文章，既以数据和事实为基础，又有着扎实的分析和推论。东方发生的事情对于西方读者不只是猎奇，而是与西方强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昱说，不同的报道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大图景：“从前帝国主义列强在我们教科书上是铁板一块，可是看到当时各国的报刊后，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竞争激烈，各自都有盘算，世界是多元的。”

1883年，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们在焊接机枪盘管（《伦敦新闻画报》报道）

19世纪末的报纸是西方贵族的消费品，为报纸供稿的既有如同社会活动家的报社记者，也有外交官员、军队高官等。媒体在当时承担着比今天更为显著的传播消息的功能，它们选取素材的方式、它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它们对时局的分析构成了单向传播的一张巨大的信息网，重构着遥远东方那个所谓“真实”的中国。抛开立场和观点不谈，早在100多年前，西方媒体就带领着它的人民进入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甲午战争前的清帝国，仍披着一层古老东方的神秘面纱。对于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西方媒体表现出一种中国能否进入现代国家的观望和期待。在西方眼里，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清朝展现出文明的新气象，仍是东亚的最大帝国。但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面前的不堪一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得西方对于摇摇欲坠的老帝国不再留有情面。1894年8月12日的英国《每日新闻报》分析说：“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封闭与开化两股势力，西方国家自然会更亲近日本。如果日本有最终战胜的机会，西方都应该放弃干涉的行动。”

对于日本主动挑起的战争，1894年8月美国《费城纪录报》报道说：“英国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胡兰德（T.E.Holland）教授认为：虽然敌对交火开始时双方并未宣战，但‘高升号’被击沉本身就已经代表实际意义上的开战。无论‘高升号’悬挂哪国国旗，日本有权利攻击一个将要对它在战争中产生巨大威胁的军事目标。日本释放了被救的中立国船员已经履行了国际法义务，它不需要道歉和赔款。胡兰德认为那些说日本此举野蛮的主张无根据。”

在甲午战争的初期，一些西方媒体分析道：清军很可能输在社会管理方式更先进、部队训练有素的日军手里。但是一旦战争进入持久阶段，清朝依靠众多人口，将耗尽日本小国的人力和资源。当清政府开始媾和时，各国媒体开始分析自己国家在远东的利益是什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才最有利可图。

日本塑造的国际形象

在翻阅了越来越多的老报纸后，田彤和王昱都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几乎所有的西方舆论对于清朝和日本的态度都截然不同？为什么日本在当时能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而清朝在西方媒体前好似一个可以任意攻击的靶子？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这些西方报道后，他们却很难看到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同情。

两人研究后发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邀请了114名随军记者参加，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西方媒体可以自由报名，派出了多名记者跟随前线日军。日本允许外国武官观战，允许国内的报刊记者、行军画师、照相师、僧侣、神官等人随军采访和工作。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甚至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和文明，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统治。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和进步。当时在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这些认知与媒体的包装关系很大。

这也是西方国家对日本完全拥抱西方文明的国家价值观表示出的热烈回应。西方媒体也对中国洋务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评价相当正面，因为他们认为李鸿章看到了变革的历史潮流。1894年9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书评版面上介绍了《东亚政治》、《天朝》两本书，并选用了李鸿章的照片。这个阶段是西方人对东亚高度关注的时刻，有关东亚的文学类和时政类作品大量出现。李鸿章传记类图书也在西方越来越多地出版，到1901年李鸿章去世的时候达到高潮。1901年11月16日的《插图报》在他去世的报道中写道：“可以说，他取代了总理衙门，负责处理与‘蛮夷’间的政治、商贸关系，在最棘手的对外交涉中敏锐洞察、灵活斡旋，有些人直接说他狡黠，另一些人则赋予他一个优雅的绰号——‘中国忠仆’。在远东，他的名字、作用、斡旋频繁地与重大国际事件紧密相连，在许多重要的协议书下方都可以找到他的签名。”李鸿章个人难挽狂澜，西方媒体表示出敬重和惋惜。他们对北洋舰队的将士们表现出敬重，但是对清朝陆军极尽嘲笑之能事。对于他们认为没有顺应历史大势的清政府和它的人民，几无同情。

1894年9月1日的美国《哈珀斯周刊》刊登文章分析说：“总之，日本的士兵身体健康，保持体育锻炼，绝不吸食鸦片。他们斗志高昂，有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批评家可以批评日本对自己的黩武主义已经纵容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笔者必须坦白这样一个信念就是，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有益于民主的传播，有益于埋葬封建制度，消灭专制主义，有益于改善日本人的物质幸福，提升日本民族地位。不管未来如何，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疑问，迟早要来的）将为我们回答一个命题，给出答案的时间就是近十年到下个世纪末。命题是：究竟是亚洲的（传统理念）还是西方的现代化理念能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亚洲获得成功？只有肤浅的观察者才会认为这个小岛民族和它巨大的邻居之间的对抗不过是不起眼的小事儿而已。”

一名犯人在唐山被处极刑（法国《插图报》报道）

王昱说，他发现西方媒体当时反复在问一个问题：清军的将领为谁而战？清军的士兵又为谁而战？当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价值观时，面对扩张之心十分明确的日军，一溃千里。1894年12月的《哈珀斯周刊》上，朱利安·拉尔夫撰写了《可怜的老中国》一文：“我对设宴款待我的中国官员们说，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缺乏爱国精神、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意愿和能力……在思考中国的这场战争和其他任何战争的时候，读者必须明白，中国并不是由一个民族构成的，而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位美国的前外交官曾经糊涂地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整体，‘犹如冰川一般向敌人袭去’，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沙袋，一拳击去，沙子四处飞溅。”

旅顺大屠杀的沉默

日军通过西方媒体，向西方世界塑造了一副文明进步之师的形象。日本对随军记者开放战俘营、战地医院，表明他们有着国际化的医疗救助体系，并且善待俘虏。“万国报馆”兴趣小组注意到，西方媒体在刊登这些图片和文字信息时，为了表明自己的客观身份，会标注上“由日本军方提供”、“据日本方面提供的消息，未经证实”。

而清朝媒体的表现，正如李鸿章1896年访美时接受纽约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日军精心在西方世界面前塑造着开化与文明的形象，却与他们在1894年11月发生的旅顺大屠杀中的作为完全矛盾，这原本可以成为清政府向国际社会揭示日军残忍面目的一个机会。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提到这一段：“日本既入旅顺，大举屠杀中国人民，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屠杀了四日三夜，被杀者二万余人。据说，全市免于杀戮者仅有三十六人。事情的真相，因旅顺陷于日手，华人几乎全灭，中国文献甚少记载。”这也是田彤和王昱感到奇怪的：日军一场如此公然的大屠杀，为何在当时没有造成国际舆论呢？那些随军记者的声音哪里去了？

“万国报馆”小组在收集报纸后发现，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在甲午战争期间随日军第二军战地采访。旅顺屠杀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1894年11月24日，克里曼在西方媒体中率先发回通讯：“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未抗击犯军”；“我见一人跪在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一手以剑斩断其首”。

为躲避大屠杀原稿遭到日本没收的危险，克里曼将报道原稿分两路寄出，于12月19日到达纽约编辑部。第二天，由《纽约世界》的社长约瑟夫·普利策（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人）亲自编排，在“旅顺大屠杀”标题下，克里曼写道：“日本为了朝鲜的解放，采取突如其来的介入进而变成野蛮的战争。事情的性质已经不是文明与野蛮间的纠葛，日本终于揭开自身的假面具，在最后四日里，征服军的足下彻底蹂躏了文明。”除了克里曼，还有《泰晤士报》记者克曼、英国《旗帜》记者威力、《黑与白》记者阿斯顿三人向他们的国家发出了令世界震惊的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件事情既不在国内进行报道，也没有在国际上抗争呼吁。清政府驻欧美大使也对此事保持沉默。如今能查到的清政府文献中对此事极少记载，在李鸿章的电稿中，有电报两则可供参考。一是1895年1月9日电总理衙门云：

刘含芳（山东登莱青道）文（十二日）电：顷旅顺逃来田家屯民人田光均等一百零六口，据称，日兵现存千余人，近来无物不掠，挨户骚扰，现无分老少民人，皆纷纷南徙等语。

这篇极为含蓄的电报，发在事情过去一个多月后，并且还没有看出日军的残忍。

第二篇电报是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云：

伦敦电，英国泰晤士报刊有报章云：日本攻取旅顺时，枪戮百姓四日，非理杀戮，甚为惨伤。又有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云，日兵亦有数人被中兵所杀。唯日本士卒行径残暴如此，督兵之员不能临时禁止，恐为终身之玷云。

克里曼等四人的报道，一经刊发便引起了英美国家的震惊。可是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辩护，同时在几个西方报刊上发表所谓真相报道，并对克里曼等人进行攻击和污蔑。由于清政府自己对此事不发声，英、美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也没有追究此事。于是日军的旅顺大屠杀一事不了了之，在当时没有形成有影响的国际舆论。

至1945年“815”旅大解放，日人离去，旅顺各界成立万忠墓重修委员会，重修墓道和享殿。《重修万忠墓碑文》云：“……清军守将各怀异心，皆无斗志，其间英勇战士抗日人民便以身殉。日寇大肆屠杀，历时三昼夜，我同胞之死难者凡二万余人。白骨积山，碧血成河。后经孑遗者棺集掩埋，即今日之万忠墓……

假如没有克里曼、普利策等正义媒体人的报道，旅顺虐杀事件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此沉默于历史中。

（本文报道对象田彤、王昱更乐意默默工作而不为外界打扰，故使用化名。“封面故事”凡注明刊载出处的图片，均来自“万国报馆”收集老报刊所辑《甲午——120年前西方媒体的观察》一书。特此致谢。此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市场分析

以房养老能走多远？

6月23日，中国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人们俗称的“以房养老”模式和中国老人渐行渐近。

主笔谢九

按照保监会的要求，此次参与以房养老的试点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这四个城市，试点期限为两年，也就是从2014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考虑到“以房养老”业务的复杂性，在有限范围和有限时间内试点，是一种比较谨慎务实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四个城市的试点效果不如人意的话，“以房养老”在两年之后可能会被取消，当然，如果试点效果显著，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试点城市，在更大范围内予以推广。

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作为试点，保监会的解释是：“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一线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保险市场相对较为成熟，老龄人口数量较多，房地产市场容量较大；武汉和北京均已有保险公司投资兴建养老社区，可在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和养老社区的结合上开展一些尝试和探索。”

以房养老在我国的讨论已有多年，此时推出以房养老业务试点，主要是在我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为。按照有关方面的测算，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养老金缺口压力越来越大，拓宽养老金渠道已成为当务之急。去年9月份，国务院提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当时就提及要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此次保监会试点以房养老业务，也是对去年国务院要求的一次具体回应。

所谓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保险相结合，60周岁以上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这种模式可以将老人的存量房产激活，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养老资金来源。

在此之前，国内有少数银行曾经探索过银行版的以房养老，也就是老年人将房产抵押给银行，银行给老年人发放一定期限的贷款，比如10年或者20年，贷款到期之后，如果老人的继承人愿意并且归还了银行贷款本息，可以重新收回房产，这种模式和贷款买房的操作刚好相反，是一种倒按揭模式。从本质上来说，银行版的以房养老其实相当于贷款养老，以房养老者虽然通过贷款获得了养老收入，但同时还需要向银行支付利息，目前5年以上贷款利率在7％左右，对于老年人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合同到期之后，如果老年人或者其子女继承人不愿意归还本息，银行将拥有房产的最终处置权。另外，银行版的以房养老大多期限有限，多数产品只有10年左右，无法覆盖老年人余生，所以银行版的以房养老推出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最终实施者寥寥。

由于此前银行版的以房养老并不成功，此次保险版的方案明显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改进。比如延长以房养老的期限，保险公司可以依照合同约定定期向老年人支付养老年金直至身故，即使是特别长寿的老人，保险公司也不会设置期限或者提前终止合同，保险公司自身承受长寿风险。其次，老人过世之后，继承人无需承担偿还风险，其房产处置所得在偿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保险相关费用后，剩余部分依然归法定继承人所有，如果房产处置所得不足以偿付保险公司已支付的养老保险相关费用，保险公司将承担房价不足的风险，不再向老年人的家属追偿。

另外，如果房产价格上涨，投保人也可以不同方式参与房产增值，此次试点的产品分为参与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和非参与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参与型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可参与分享房产增值收益，通过评估，对投保人所抵押房产价值增长部分，依照合同约定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配，非参与型产品指保险公司不参与分享房产增值收益，抵押房产价值增长全部归属于投保人。考虑到以房养老业务的复杂性，此次试点还设定了30天的犹豫期，投保人如果不愿意继续持有该合同，可选择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参与以房养老的老人还可以在合同期内选择退保赎回，但是预计会遭遇一定的房产价值损失。

综合比较银行版和保险版的以房养老，银行版在合同期内给予客户的养老金数量比较保守，不过最终在合同期结束后依然为客户保留了回收房产的选择权，客户如果愿意偿还贷款本金，还是可以重新收回房产；保险版的养老方案虽然对客户相对慷慨，在合同期内客户也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但在合同期结束之后，房产的处置权归保险公司所有。

以房养老在国外已经有不短的历史，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都有以房养老，虽然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的养老模式，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小众人群的养老需求。以房养老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预计在将来很长时间内也很难大规模发展，更不可能替代目前的养老体系，不过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至少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

与西方国家相比，以房养老在中国要遭遇更多传统观念和现实操作的障碍。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是依靠子女养老，房产通常都是作为留给子女后代的遗产，而如果选择以房养老，则意味着将房产交给了银行或者保险公司，而不再遗留给后代，这样可能很难获得子女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只有一套住房的老人选择了以房养老，也基本上就放弃了依靠子女养老，对于中国人的传统养老观念是一次巨大颠覆。

另外，房屋的估值也是以房养老的一大难题。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由于要面临市场的利率变动风险，房价波动风险，客户的长寿风险，以及我国特有的70年产权到期风险等等，同时考虑到保险公司合理的回报要求，因此在确立房屋价值时，可能会在市场估值上给予较大的折扣。按照以前银行版的以房养老方案来看，很多都是以房产估值的六折作为测算基础，在扣除利息之后，最终老人能够拿到手的养老金其实颇为有限，保险公司的以房养老方案由于承担了更多的风险，预计对于房产估值会更加保守谨慎。

虽然以房养老面临种种现实障碍和较大的争议，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积极意义。因为以房养老的设计初衷就不是一个面向全体养老群体的主流方式，作为一种市场化的方式，这种选择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一种自愿选择，如果以主流养老的模式来看待市场化的以房养老，势必会失之偏颇。以房养老的意义在于为部分人群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比如没有子女和失独老人等等群体，以房养老就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

另外，随着中国从住房短缺时代逐渐过渡到住房相对过剩时代，以房养老的市场基础将越来越坚实，当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不止一套住房时，对老人而言，以房养老将不再成为一个太困难的选择。从2013年起，中国城镇户均拥有住房套数已经超过一套，个别城市的户均套数更是远远超过平均水平。随着将来中国家庭拥有房产的套数越来越多，而房产作为投资的价值越来越低，转而作为养老的工具也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人物

星云大师／张雷　摄

星云大师：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金刚经》中，佛陀问：“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法。”在弟子们眼中，星云大师口述史《百年佛缘》与他之前其他著作最大的不同，是他将一己化作灯蕊，以一生点燃自身，去照亮百年中的佛教人事物。

主笔贾冬婷

佛光山的出世与入世

“这套书或许有文字上的不妥，或者尚有一些人间事物的讹误，但是在我心里，都是赤裸裸真实的告白，没有一点虚情假意，一切都是本来面目。”星云大师自述。2011年8月23日，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办一场宗教界联合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的祈福活动，定名为“爱与和平”，引发他想写一写百年来的佛教，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80万字的繁体版在台湾出版的消息传出，三联书店上海公司副总经理麻俊生意识到这是星云大师的一部重要口述历史，极具出版价值。幸运的是，星云大师也在众多出版社中选择了三联书店出版简体版本，因为他60年前离开大陆的时候对三联书店存有印象：“一个老牌出版社，很正派。”麻俊生承担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工作，让他意想不到的是，88岁高龄的星云大师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又补充了新的内容，使原书几乎扩充了一倍。麻俊生告诉我，星云大师因为长期患糖尿病眼底钙化，视力几乎为零，只能靠自己口述，由弟子们记录。而且他事务繁忙，这些口述都是利用零散的时间，包括在火车上、飞机上挤时间完成的，最终形成了计有160万字的口述史。

《百年佛缘》出版之际，我们专程去佛光山拜访。接待处的妙康法师在电话里交代得细致：“你是搭高铁到高雄的吗？从高铁站搭‘义大客运’，40分钟就可以到了。不要搭‘高雄客运’哦，车次少，比较慢。”佛光山如今已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相对偏远的地理位置并未影响各地佛教徒朝山的热情，甚至已经成为旅行社的常设景点，接待处每天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游客，总有大巴车在山门口来来往往。妙康法师告诉我，师父把他们轮流派到接待处工作，特别是性格内向的弟子，更会专门来这里锻炼和人打交道。他也一直鼓励弟子们至少具备三种执照来弘法利生，“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

星云大师著《百年佛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

从“不二门”攀登高高的石阶进山，可以想见开山之初并不平坦的山形地势。现任佛光山常务副住持、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告诉我，星云大师1967年就来到佛光山了，最初是为了修建佛学院。他带领早年自宜兰开始追随的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弟子找地，一开始已经选定了高雄圆山饭店附近，要签约的时候，一个学生从楼上走下来，在楼梯口告诉别人，我们的院长今天要买澄清湖的土地，以后蒋中正先生到圆山饭店来，也会顺道到寺院参观了。星云大师一听，寺院应该是专门来拜拜，怎么能顺道来呢？遂改变了主意。后来大树村麻竹园这块地的主人找到星云大师，说：“如果你不买我这块地，我就要跳西子湾自杀了。”他们在这里买下了11公顷土地，原本想要办一所海事专科学校，后来财务周转不灵，已经走投无路了。为了一块地，要闹出一条人命，那还得了？无论如何先买下来。带信徒们来看，大家一看是片荒郊野地，都不愿意下车。有人说：“这个地方，连鬼都不会来，买来做什么？”星云大师说：“鬼不来没有关系，佛来就好了！”慧传法师说，星云大师1949年随“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最初的十几年受到政治的迫害、社会的排挤，尤其因为蒋夫人宋美龄信仰基督教，歧视佛教，大家都不敢讲“佛”，哪个人要是说他信佛，政府就不录用他，当然也不能升官了。当信徒问星云大师寺院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心里想着要向蒋夫人挑战，说不。“这里就叫‘佛光山’！名正言顺，就是要佛光普照，何必躲躲藏藏？”

星云大师为这个小女孩取名“蔡静宜”（摄于1963年）

慧传法师一家三代都与佛光山有着很深的缘分，可算是见证了佛光山的发展。外祖父李决和是宜兰念佛会的创办者，晚年跟随星云大师出家；二哥也跟随星云大师，法号慧龙；阿姨则是佛光山女众的大师兄慈庄法师。慧传法师如今担当的都监院院长一职可说是这个庞大僧团的总当家，统领佛光山在全世界近300个道场。从他的日程表也可看出，佛光山全然不是传统佛教的“老人专属、青灯伴佛、青菜配饭”，而是在点点滴滴中把佛法化入人间，甚至包括办水果节“敦亲睦邻”，这也是“人间佛教”几十年来深入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

他讲述，星云大师自从来到大树村建寺之后，就开始在周边架设电话线、铺设自来水管，开办学校，整修道路，过年时还给每户赠棉被、家电，发放压岁钱给儿童等，但奇怪的是，多年来都徒劳无功，大部分村民似乎并不领情，大概觉得这是佛光山应该做的吧。直到最近十几年，因为当地种植水果出名，每到荔枝上市的时候，佛光山都向当地农民采购数万斤的荔枝，分送各地信徒，同时也帮忙果农销售。这么一来，引起当地村民热烈回应。慧传法师了解发现，大树乡民多以种水果为生，但会种水果，却不会卖水果，利润都被中间商赚取了。年景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因此血本无归。星云大师知道后告诉慧传法师，我们或许可以帮一点小忙，既然是中间人剥削，那换我们来做中间人。在每年五六月份的水果生产期，试办“国际水果节”，农民认为一斤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直接向农民购买100万斤的荔枝，邀约信徒以原价帮忙分销，佛光山只作为桥梁。水果节期间，慧传法师发现，晚间法师们收拾摊位时，有小朋友跑来说：“我也要帮忙，爸爸妈妈要我来的。”等到售卖快到尾声了，他检查清单，怎么还有几家没有采购到呢？去问村民，他们说，很抱歉，我今年的水果卖相很差，我不能卖给你，不能把佛光山的招牌砸了。也曾经有荔枝短时间就发霉变质了，村民听到风声，也会内部开会警告：“人家佛光山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能把这么差的荔枝拿出来呢？”

寺庙开门卖荔枝会不会太商业化？慧传法师说，从古至今佛教里确实没有卖荔枝的，这是不是佛法呢？星云大师说，什么是人间佛教？其实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佛说的”，佛陀没有说卖荔枝，但佛陀说要慈悲。村民血本无归了，佛光山帮助他们，是很单纯的心愿。“人要的”，为了荔枝有卖相，星云大师甚至教法师们怎么来搭帐篷。“摊位前退后一米再搭。五月天是南部太阳正热的时候，而且是梅雨季节，买荔枝的人如果淋到雨、晒到太阳，他们的购买欲望就不高了。所以哪怕牺牲一点店面，也要留一条步道。店面后再留一米，置放货物。帐篷与帐篷之间会漏水，要用帆布包起来，将水引导到后面去。帐篷的前端，放置干冰喷雾器，人会觉得凉快，但身体不会被喷湿。”“净化的”，“善美的”，更是自然而然的。通过协力卖荔枝，村民们自然会生出感恩心和品牌意识。

星云大师和母亲在一起（摄于1989年）

吃饭睡觉也是禅

“人间佛教”的性格渗透到佛光山的每一个角落。不二门旁的山涧，专门建了一个净土洞窟，呈现《阿弥陀经》中描绘的极乐世界。有人问星云大师，为什么不像大多数寺庙那样，呈现十八层地狱，让人看了心生恐惧，从此就不敢再做坏事了呢？他说，极乐净土的殊胜美好，让人看了自然生起向往清净彼国的心，不是更积极吗？面向公众的佛陀纪念馆更是处处落实了“人间”理念，馆前广场两侧建筑均有回廊相连，雨天也可直接通行，里面有4D动画电影给小朋友讲述佛陀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个佛寺风格的星巴克咖啡馆。

周日一早是信众集体朝山的日子，5点多天还没亮，山下就聚集了很多人，各自领了朝山袋，列队整齐，由不二门开始，三步一拜，由山下走到山上，由黑暗走到光明，大约一个小时后拜到大雄宝殿佛前，静坐聆听“佛法开示”，之后可以继续融入丛林生活，念佛，抄经，参禅。佛光山副住持慧昭法师兼任修持中心主任，他告诉我，佛光山从来不是一个封闭丛林，比如1993年修建的禅堂，经常会有针对社会上各种企业、学校、团体的禅修营，一日禅，二日禅，七日禅，参禅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个教师二日禅正在进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了依照丛林作息的打坐参禅外，还有“音乐禅”、“茶禅一味”等体验。晚上19点是开示时间，我随慧昭法师来到禅堂。起香，跟随大家盘腿打坐。没几分钟的工夫，我就觉得双腿酸麻，腰背也难以坚持了。有人发问，法师，禅定要求既从头到脚地放松，又腰背挺直，我怎么做不到呢？慧昭法师鼓励，你们有没有看过达摩祖师，他是一直弯下去，其实他是禅进去的。所以你如果真的用上工夫，就不用去管腰了。更多的疑惑是有关心灵修行的，比如问：“佛教讲放下，无常，如何还能在世间积极行事？”慧昭法师的解说非常通俗，他说，《金刚经》的根本心法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也是“人间生活禅”的核心，“无所住”就是体会到无常，心里有一种沉淀，“生其心”就是无常逼着你去把握当下，生出一种创造力。“人类有史以来，有三颗改变人类的苹果。第一颗是亚当、夏娃偷尝禁果。第二颗是英国科学家牛顿，他在苹果树下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头，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颗就是苹果电脑的创办者乔布斯。他年轻时曾经到印度去禅修了一段时间，回到美国之后，又在某一个苹果园的道场上继续禅修了一段时间，所以后来他创办了苹果电脑公司。乔布斯是个佛教徒，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有一块禅坐垫，每次设计师把产品给他挑选的时候，他一定要先打坐，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才开始决定。为什么他的电脑产品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一个因素就是把禅融入在他的产品里面，他的生活之中。禅的风格是什么？就是简约，乔布斯把非常复杂的东西变成很简单，简单到连三岁小孩子都会用。”

“人间生活禅，就好像‘禅’字的写法，是简单的。就像星云大师所说，搬柴运水是禅，喝茶吃饭是禅，行住坐卧是禅，语默动静、扬眉瞬目都是禅。大千世界都在禅心之中，哪里是刻板地坐禅呢？”慧昭法师告诉我，有天晚上星云大师召集全山大众，他在门口担任总纠察。突然有个人跟他说：“师父叫你不要动！”转头一看，原来是师父的侍者。当天会议从19点一直进行到22点多，结束时，师父当众说：“慧昭啊！你辛苦了，你已经整整站了三个小时了。”师父的细腻体谅让他内心十分感动，更深深体会到“静中养成，动中磨炼”的禅意。

关于禅修，星云大师讲过一个故事：小沙弥请教师父：“怎样才是参禅的方法？”师父道：“吃饭睡觉。”小沙弥不屑：“谁不吃饭？谁不睡觉？这怎么算是参禅！”师父道：“是啊，人人吃饭，大多挑肥拣瘦，吃不痛快；人人睡觉，大多失眠做梦，睡不安稳。你如果饭吃得好觉睡得好，已经在参禅了。”

人间佛教：未知生，焉知死

“一个出家人的生活多枯燥，青灯古佛的，这样的人物传记怎么卖得出去啊。”星云大师的传记作者符芝瑛1993年第一次去见他，纯粹是硬着头皮去完成老板交给的任务，她很直接地说：“我是来写书的。我不是佛教徒，也不打算信佛，您不用来度我。”星云大师也没生气：“好，我这一生没有什么事不可以摊在阳光下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这样密集接触了一年多。符芝瑛告诉我，她越采访越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他勾起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一般人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是你自己的心有问题。他也很少直接告诉你标准答案，这也是跟他交往中最有挑战、最有趣的地方。”一开始站在出书的角度，她总是有意识地去找一些卖点。比如星云大师在台湾跟国民党走得很近，就有人批评他是政治和尚；也有人说，佛光山很有钱，太商业化，世俗化。符芝瑛就去问：“别人说你是政治和尚。”他一点都不生气，说：“和尚也是人，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如果社会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置身事外。我请问你，和尚可以免除兵役吗？不可以啊。到了投票的时候，政府可以限制和尚不去投票吗？不可以啊。”就像有人跟他说：“大师，这尊佛是水泥做的，没有灵性。”他说：“为什么我看到的是大佛，你看到的是水泥呢？”久而久之，符芝瑛觉得，星云大师一点点地把她认知里一些固化的东西敲碎了。她承认：“我被星云大师打败了。”他说话深入浅出，让那些以前对佛教不了解，甚至是有很多误解的人，以非常自然而愉快的方式进入他的世界。他的人格魅力，他毕生投入无怨无悔的精神，更是完全打动了符芝瑛。一年多后，在美国西来寺，她自己皈依了星云大师。“我选择佛教，就是因为星云大师把佛教人间化了。如果是那种传统的山林佛教，我可能不会进来。”符芝瑛说。

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当政台湾时期，推动了台湾十大建设，台湾经济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人能够活下来了，活得好了，开始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之后希望可以帮助别人，服务社会，对佛教的信仰也从求佛，到信佛，到学佛，最后到行佛。虽然佛教教义2000多年没有改变，但从50年代开始，随着整个社会的慢慢改变，随着一代代年轻人加入进来，台湾的弘法方式也在随之改变，是外向的，活泼的，跟环境很贴近的。星云大师和他的人间佛教正是其中的重要推动者。

星云大师在自传里说，他自幼接受传统的丛林教育，但当他和人间社会接触时，却感觉佛法应该适合时代来给予新的诠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回想我童年出家，老师们都叫我们睡在地下，都说沙弥戒不可以睡卧高广大床，但令人不解的是，佛教为什么又要教人念佛，以求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富乐呢？现在一般社会人士都说‘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佛教为什么又要批评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呢？我们平时出门坐个公共汽车，也要花个几块钱，可是为什么佛教又要把金钱视为毒蛇呢？”过去太虚大师曾提出“人生佛教”，星云大师在弘法实践中思考，人生需要佛教，但什么样的佛教才是人生需要的呢？他发展出“人间佛教”的思想，把佛教落实到生活中，使之现代化，通俗化。

本组图片：宜兴大觉寺。1938年星云大师在此出家。这座新寺院是星云大师在2000年后复兴的，也是佛光山祖庭／张雷　摄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觉培法师告诉我，人间佛教绝对不是把佛教俗化，而是“把佛法化入到人间”。“过去进了寺庙拜拜是好人，出了寺庙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把佛法化入人间，是怎么把佛的精神化入到日常生活中，从我们这些实践者的角度看，非常不容易。第一，要让信众听得懂佛法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博士讲话，要让幼稚园的孩子听得懂。第二，要让民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能接受。第三，接受了，还要去实践，变成一种生活。比如我们倡导的佛光人信条‘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简简单单16个字。这个‘佛法化入生活’的功夫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的。冠之以‘俗化’，那就理解太浅了。”符芝瑛告诉我，佛教里有“观机逗教”四个字，就是观察和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背景、个性、职业，然后用适合对方的方式去沟通。这方面星云大师是非常细腻的。她举了个例子，佛陀纪念馆在建的时候，星云大师每天都要人推着去工地，早晚好多趟，就是为了让自己化身为一个普通人，设身处地看看在佛教里面，人需要什么。比如地面倾斜度多少，他说：“如果像我这样坐轮椅的人觉得不方便，那你们的设计就不对，就必须要改。”佛馆广场上有一个巴士车形状的厕所，也是他设计的。“坐了那么远的车，不要让人家再走很远才可以上厕所。但建在外面又不好看，怎么办？外面有个很大的停车场，干脆把厕所也做成巴士车的样子，藏于无形。”

4月28日，在江苏宜兴体育馆举行的星云大师素博文化讲坛吸引了众多市民参加／张雷　摄

觉培法师推荐我去佛陀纪念馆走一圈，“能看到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就是佛教化入生活最典型的例子”。她告诉我，星云大师认为，佛教受到社会最大的扭曲与误解，就是把佛教当成是度死的宗教，一般人不知道佛教平时有何用，总是等到人“死”的时候才想到需要佛教诵经超度，致使佛教难以融入“生”活里。为了引导人们重新估定佛教对人生的价值，他在佛陀纪念馆里设计了一套“人生礼仪”，希望家庭在婴儿一出生时，就到寺院取名，求学时行入学礼，成年有弱冠礼，结婚时有佛化婚礼，生日有祝寿礼，甚至往生佛事也能依佛教礼仪举行。佛陀纪念馆的“五合塔”就是举行佛化婚礼的所在，内部陈设典雅而喜庆，一张几十年前的黑白老照片尤其吸引人，朴素佛堂背景下，一对穿西式礼服的新人正在互相行礼，中间站立着年轻的星云大师。五合塔义工告诉我，那是师父证婚的最早一次佛化婚礼。1951年，星云大师正在宜兰弘法，“政工干校”的军官李奇茂准备和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的女儿张光正结婚，张文炳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找来星云做证婚人。如今60多年过去，李奇茂马上要90岁，佛光山打算邀请他来佛光山祝寿。

符芝瑛最近几年回台北担任《人间福报》社长，家人都在上海，她平均两个月才回家一次。星云大师见了面常常催促她，“快把手上事情处理一下，回去看看家人”。皈依佛教也改变了她对生老病死的观念，爸妈还在的时候，她就带他们去了趟基隆极乐寺，去看百年之后的地方。爸爸说，这地方不错，面海背山，很光亮，而且这里离台北很近，以后你们来看我也很方便。就买了两个位子，他们过世后依言安葬在了那里。现在只要有空，她就坐半个小时的火车去看他们。她告诉我，爸爸走的时候，佛光山的法师过去念佛8个小时，他是笑着走的。这些点滴让她觉得，人间佛教不给人很多压力和束缚，很人性，很温暖。

“人间佛教有点像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有家庭，有子女。传统佛教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丢掉，现世的东西都是丑恶的，你去求神拜佛的目的是为了到一个美好的未来。星云大师不是这样，他说，如果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人结婚，没有人繁衍后代，人不就绝了吗？既然已经选择了有婚姻，有孩子，那就把你的角色做好。夫妻家庭关系很好，孩子教养得很好，你自己就是一个佛国。如果你的生活都处理不好，去求佛不是太远了吗？”

“要看我的心”

我们在佛光山几日，星云大师正在日本为分院选址，之后直接飞去了宜兴大觉寺主持国际素食博览会。又到宜兴，才见到了行程匆忙的星云大师。他已经88岁，被弟子们用轮椅推着，但在众人面前，一直保持脊背挺直，面容微笑，像是一尊弥勒佛。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忙碌？他答，做和尚没有假期，没有薪水，但是，忙就是营养，就是欢喜，只想把零碎的时间都给人利用。每天一个人做五个人的工作，工作以来60年，一生等于活了300多岁。

符芝瑛形容，星云大师目前的状态已经是行云流水，不会拘泥于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就像禅师所说，以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之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现在则“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他的日常生活也比较随顺了。每天很早起来，先把纸笔铺起来赶快写几张字，访客来了就搁下。访客间隙的零碎时间，就口述一篇文章，或者交代一些事情。至今，佛光山仍然找不到他专门的书房、办公室，只有一个法堂，吃饭、写字、办公都在这里。里面一张椭圆形长条桌，绕上一圈可以坐20多人，桌边时常围得满满的，弟子们像是看诊一样，各自说出病因，师父一一诊治。

在宜兴的一场见面会结束，年迈的星云大师需要短暂休息。隔着玻璃门，看到他被弟子们推着在房间一圈圈转，闭目养神。我问符芝瑛，有没有跟星云大师谈到过死亡？符芝瑛告诉我，师父年纪这么大了，未来有多少时日，大家心里都有数。作为佛教徒，每天清早起来，就已经准备太阳要落山。睡一觉起来，就知道，太阳又要出来。有人说：“师父你年纪大了，应该多休息。”星云大师说：“休息，以后我躺下来休息的时间多着呢。”可见他对这些事情是很豁达的。如果说星云大师还有什么心愿的话，就是心心念念把一生的思想和实践不断铺展下去，尤其是回到大陆来。

占地2000多亩的宜兴大觉寺，就是星云大师在2000年后复兴的，也是佛光山祖庭。进入山门，就是群山环绕中的宽阔山门大道，既让人感到丛林的幽静，又有佛光山的人间性格，而且看上去又比佛光山本山壮阔很多。星云大师自述，他是扬州人，幼年在南京栖霞山拜志开上人为师，师父告诉他宜兴大觉寺才是祖庭，但直到21岁才回到大觉寺，那时候仅存前后两殿、几尊佛像了，周围都是农田和水洼，一派破败景象。到了21世纪初回乡探亲，才有机会复兴祖庭。他只对当地政府提出一个要求，不卖门票。“因为佛教和信徒之间的往来，不是商业关系，当然不能银货两讫；在佛教里有‘添油香’制度，自由乐捐跟收门票是不一样的。”

这届素食博览会，就设在大觉寺内。佛光山的素食名声在外，这几年渐渐发展为国际性的素食博览会。我曾在佛光山台北道场尝到一碗豆浆面，念念不忘。其实食材仅用豆浆、白菜、香菇、炸豆包，没想到汤的味道那么好。据说这是星云大师亲自传授、指导的创意料理，号称佛光山招牌的“佛光面”。在三联书店刚刚出版的《和星云大师一起吃饭》中，佛光山典座觉具法师讲述，第一次为星云大师煮面时，十分用心地加了很多料进去，没想到大师吃都没吃就说：“这一定是不会煮东西的人煮的。一个会煮东西的人，是不会用这么多的材料来掩饰自己的不足的。”星云大师因为早年弘法时曾饱受饥饿之苦，后来便十分重视“给人吃饱”，并视为一种度众法门。佛光山早期，星云大师一度亲自煮面给信徒吃，有“一碗面煮出一个佛光山”的佳话，所以他对于煮面一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汤头只要用心，就可以使一碗简单的面，变得美味可口。在佛光山，我还体验了一次千人“过堂”，也即佛门午斋，这是每日的五堂修行功课之一，须“食存五观”，处处小心，念念分明。吃饭要端坐，静默，碗盘要放在桌子的什么位置，什么时候开始吃，吃完碗底要光亮可鉴，一道道程序都十分严格，这样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因此格外美味。就像星云大师所说，体会到清净心地最重要，吃不吃素都只是一个形式了。

宜兴素博会之后，星云大师又将开始在大陆几地的“一笔字”巡展，这是他在大陆与公众结缘的主要方式。在大觉寺，随处可见微缩版的星云大师手书马年寄语“骏程万里”，喜欢的话可以随时取走留念。“一笔字”展览中，还有“正命”、“无尽藏”、“行走山河”、“有您真好”等字句，书法谈不上多么精妙，但里面蕴含的智慧和心意让人感动。星云大师曾说，他晚年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做什么事好呢？想到一些朋友经常要他签名、写字，干脆每天规定自己写上50张字，与人结缘。之前在台湾，几百张字被信徒买走，甚至“成就了一个西来大学”。因为看不清，只能凭感觉，对准了中线，便一笔到底地一次写完。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不管要写的话有多少字，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一笔完成，所以叫“一笔字”。他对人说：“不要看我的字，要看我的心。”

商业

科勒，厨房里的下午茶

——专访科勒厨卫集团亚太区橱柜事业部总经理王振颜

文一凡

王振颜

17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开始流行喝下午茶。因为上流人士的社交晚宴一般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开始，从午餐到晚宴的时间过长，便有人吩咐仆人在下午4点钟时，准备些点心和茶，慢慢形成了一种社交习惯。每到下午4点，绅士淑女们聚在一起品尝各种精美的点心和英国红茶，已经成为英式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下午茶的推广来讲，美国人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候美国尚未形成稳定的上流阶层，反而是很多工人和上班族，为了充饥而在下午5点多钟时吃一顿简餐，肉类、土豆、面包、馅饼、奶酪、蔬菜，当然，要配茶。由于这样的简餐基本是在饭厅的高桌子上进行的，所以叫“High Tea”，而英国上流社会的下午茶则多在起居室或客厅的矮桌上进行，取名“Low Tea”。由此，形成了两者不同文化背景的下午茶生活，前者面向普罗大众，后者则面向上流社会。

现在，科勒橱柜通过自己的艺术化设计，力求把这两种生活方式进行结合，并带到中国家庭中来。科勒新推出的英斯特系列橱柜，主打下午茶文化，但对其进行了中式改良，使之更契合中国人的厨房文化，让代表“慢生活”的下午茶走入寻常百姓家。

三联生活周刊：陈奕迅演唱会的主题是“Life生活”，科勒对生活的理解与诠释是什么样的？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压力巨大，尤其科勒所瞄准的一线城市消费群体，更是属于易焦虑人群。针对他们，科勒如何在产品设计中融入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王振颜：其实不只是一线城市，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是大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压力、焦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使得我们逐渐忽略了生活的本质，丢失了很多体验快乐的时间。这也是科勒厨房为什么在非常注重功能性的整体橱柜中，总是加入不同艺术与设计元素。一套充满艺术与设计感的整体橱柜不仅能提升家的空间感和格调感，同样赏心悦目的操作空间能让人释放情绪，带着愉悦心情烹饪美味菜肴。科勒厨房希望通过这样的产品，鼓舞大家积极主动地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重拾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回归亲情、友情的塑造，还原生活轻松快乐的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用独家冠名演唱会的方式来做品牌营销，科勒期望能够达到怎样的效果？希望向市场消费者传达怎样的品牌形象？这一形象与陈奕迅有何精神上的契合点？

王振颜：陈奕迅专注于好音乐，积极、进取，曾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影响香港乐坛风格的人物，在香港乐坛遇到瓶颈时，他宛如齐天大圣一般横空出世，成为香港乐坛又一生力军。科勒精工于创新、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在大家纷纷抱怨厨房里尽是柴米油盐时，它带着独具优雅艺术气息的橱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厨房从此开始革命。陈奕迅与科勒同是行业的翘楚，创新果敢和注重品质的契合点天衣无缝。今年的“Life·生活”这个共同的话题，更是催化了我们的合作，展现了我们对美好精致生活的一致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在家庭生活中，厨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勒是做卫浴起家，如何看待厨房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科勒的橱柜产品设计有什么恒定的法则？科勒眼中的理想厨房是什么样子的？

王振颜：在美式厨房的概念中，厨房就像家中第二个起居室，是家人团聚和分享的地方。厨房的快乐可以有很多种，创造美食的快乐，品尝美食的满足，烹饪和品尝的同时和家人、朋友一同感受和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都是一种生活的快乐。科勒厨房一直秉承140多年来的“创新设计”与“艺术共生”理念，通过卓越品质、人性化设计、齐全实用的功能、优质服务为顾客打造理想厨房环境。基于时代特点，高品质、个性化、智能化、人性化这些都将是理想厨房的新标签。

三联生活周刊：中西生活观念和习惯都有极大差别，比如，对厨房的设计和使用习惯也很不同。在科勒看来，厨房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科勒作为一家来自美国的全球品牌，如何去适应中国消费者对厨房产品的特殊偏好？又如何在这种适应中保留原汁原味的美式风格？

王振颜：在进入中国之前，科勒就开始调研中国家庭的厨房，中式烹饪习惯有很多特点，比如油烟较重、锅具碗碟多，各种瓶瓶罐罐、大小锅具占据了整个厨房。如何合理利用空间，达到空间的零浪费是我们发现的中国家庭厨房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无论我们每一年的风格怎么变换，巧用空间都是设计的核心之一。另一方面，现在消费者信息量很大，眼光越来越国际化，在橱柜的设计风格和品质上追求大气、质地优良、环保、耐用等等，同时也讲究家装整体风格的协调。配合中国消费者厨房使用习惯，科勒厨房有很多解决方案，在设计风格上，我们从极简的现代风到古典的美式风，以及创新的当代艺术风，为消费者提供很多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即将推出的英斯特橱柜，主打“美英伦风”，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这种风格的由来和特点？它与传统的橱柜最大的区别或亮点在哪里？

王振颜：下午茶文化变得越来越时髦，大家了解它源于英国王室，却不知道美国文化对下午茶的普及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基于这个灵感，科勒厨房利用自身美式多元化的优势设计了这样一个文化沿袭、创新改变的故事。在橱柜设计中传承维多利亚时代韵味，融入美式简约风格，经典中透露着现代时尚，内敛中焕发着优雅气度。置身其中，沐浴在阳光下，感受英伦庄园的温馨和浪漫。整体橱柜以白色系为主，引发出人们对下午茶生活的期待与憧憬，就像生活在浪漫的英伦庄园一样，自然、清新、享受，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摩登风尚，这就是英斯特整体系列橱柜。

三联生活周刊：下午茶文化如何融入到英斯特产品的设计细节中？能否举一两个例子，来呈现这一产品设计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品位？

王振颜：下午茶文化在维多利亚时期形成并成为一种尊贵生活方式的标志，而后随着大批移民至美洲落地美国，经过历史演化成了现代美国文化的重要分支，从英式消遣“Low Tea”到美式生活“High Tea”优雅转变。英斯特产品整体灵感来自英式古典的线条和设计，进行了美式的改良变得简洁、实用而不失优雅，例如我们可以从岛台的多格窗户看出英式建筑的影子，主橱柜宛如西姆宫庄严耸立，尊贵典雅的生活品位不言而喻。

三联生活周刊：用微电影的方式来进行产品和品牌诠释已经越来越多，但针对橱柜这一强调生活品质和细腻感情诉求的产品来说，为什么科勒会选择用动画片的形式，而不是用明星演员？这其中折射出什么样的品牌性格？

王振颜：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方式的跨界合作，比如去年的“料理也疯狂”，就是邀请了优秀的厨师与知名的艺术家们共同完成。今年我们希望有些突破，用不同的表现形式表达科勒厨房的创新、艺术、设计理念。这次的“下午茶的前世今生”，使用了立体折叠的拍摄手法，实景穿插动画，还特别制作了3000多个“纸片人”道具，来演绎曾是英国豪门的专属消遣方式“Low Tea”，到捕获大众的美式生活理念“High Tea”的转变。这种不墨守成规和细腻效果的制造，是对科勒果敢创新、艺术追求的最好呈现。

三联生活周刊：科勒如何描述自己在中国的主流消费群体和未来的潜在消费群体？他们在生活态度和生活品质上有什么特点？比如，大多数一线城市的中高产家庭，厨房基本交由保姆打理，主人工作忙碌，少有时间享受下午茶。基于此，主打英伦风慢生活的英斯特产品如何融入他们快节奏的生活？它想传达什么样的生活理念？

王振颜：我们的消费群体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积极创造价值的同时所承担的压力与焦虑比常人要多，因此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更高。理想的居住环境、完美的厨房、偶尔的下午时光，他们擅长创造，注重享受，“饮食社交”在他们的生活圈子中是非常流行的。科勒厨房希望设计出能作为第二客厅的家用厨房，营造一个好的格调和远离压力的空间，让人沉静下来，感受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更好地维系与家人的关系，拉近与朋友间的默契，牢固与合作伙伴的相互信赖。

文化

艺术

汉内斯·施密德摄影作品：摇滚歌手艾利斯·库柏（1980）

镜头里的摇滚时代

“照片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永远是世界本身，以及你的观看方式。”以汉内斯的经历，所有乐队的巡演生活——即使是明星乐队——其实都单调无趣：到机场、搭飞机、去酒店、进现场、回酒店。汉内斯试图在“程式化”的轨迹中寻找，到底哪个瞬间真正属于我的镜头？最后他发现，乐手走上舞台前的两分钟，是他的镜头跟人物发生关系的最重要一刻。

实习记者尤帆　主笔曾焱

Krokus乐队（1982）

发电厂乐队（1981）

1977年，瑞士摄影师汉内斯·施密德（Hannes Schmid）结束他在非洲部落的8年探险，回到家乡苏黎世。重返常态世界第一天，他就被在唱片公司工作的朋友路易·斯比尔曼带进一个摇滚演唱会现场。那晚出场的是“现状乐队”（Status Quo），对流行文化毫无了解的汉内斯目瞪口呆，觉得那种演唱简直是“可怕的音乐”，但现场的氛围在他眼里却相当迷人。“观众绑着绷带，欢呼，头发飞扬，真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汉内斯回忆当时情形。演唱会后，路易邀他留下来加入乐队聚餐。长桌一字排开，狂欢开始，但乐手们不喜欢汉内斯的摄影师身份，想要把他赶走，因为“餐桌上不需要摄影师”。好在探险故事帮了汉内斯的忙，乐手们不但对他发生了兴趣，还邀请他入伙拍照。

从那晚以后，汉内斯开始了8年跟拍摇滚乐队的生涯。从1977到1984年，他拍摄了257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队，留下10万多张影像，用镜头记录了一代西方摇滚文化。“摇滚明星”系列，也让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著名摄影师。

瑞士摄影师汉内斯·施密德

汉内斯1946年出生在苏黎世山区。1968年，他大学毕业成为工程师，却决定申请去南非开普敦的鲁思普劳斯艺术学校（Ruth Prowse School of Art）学摄影。“去南非就是瞬间迸发的想法，我觉得自己要去发现这个世界。”汉内斯·施密德告诉本刊。他在那所学校只待了两个学期，发现自己对老师教的那些技术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于是中途退学，带着一部廉价相机开始在非洲漫游探险。

那个年代，有相机的人还非常稀少。汉内斯发现，只要手里拿了相机，他就能够被当地人接纳。“相机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的世界。所以从一开始，我对拍照本身并不着迷，吸引我的是这个小小的黑盒子带来的人的变化。”

当时在非洲几乎找不到洗印的地方，汉内斯每次都把拍完的胶卷寄回瑞士，请他姐姐送去冲洗。在非洲那几年，他从未间断拍摄，却从没有看到过自己拍出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直到回返瑞士。汉内斯说，当他终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时，其实有点失望，因为和之前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但汉内斯也因此意识到：“可能我拥有的是属于我自己的视觉世界，而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差距非常大。不过没有关系，摄影只是我用来感知世界的方式。”

汉内斯·施密德摄影作品：

1．Kiss乐队“粉丝”（1980）

2．蝎子乐队成员马提亚斯·贾伯斯（1982）

3．Boomtown Rats乐队成员鲍勃·吉尔道夫（1980）

摩托头乐队灵魂人物莱米·凯尔密斯特（1980）

德国歌手妮娜·哈根（1978）

摇滚歌手保罗·霍费尔（1979）

他把这种摄影观念也带到了摇滚时代。在汉内斯的回忆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期，他把摇滚的兴起看成是一场“年轻人的起义”，“以一种和平挣脱的方式去反抗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反对保守的体制和父母”。这样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让汉内斯·施密德着迷，而对摇滚音乐本身，汉内斯始终不太感兴趣。事实上，他只喜欢过两个乐队，但理由在摇滚迷看来也是非常可笑的：一个是摇滚殿堂级歌手密特·劳弗（Meat Loaf）。“他在演唱会上随时处于一种将死的状态，超过300磅的体重让他在唱歌时有很重的喘气声，每次在他的演唱会上，我都几乎忘记了拍摄，这对不喜欢摇滚乐的我来说不太寻常。”汉内斯说，另一个是美国早期女子硬摇滚乐队Heart，他尤其喜爱主唱安·威尔森（Ann Wilson），“难得曲调优美”。

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狂热的歌迷，台上台下，汉内斯的镜头的表现力与众不同。从“恐怖海峡”（Dire Straits）、“皇后”（Queen），到“发电厂”（Kraftwerk）、“金发女郎”（Blondie）……汉内斯跟着他们到各国巡演，汉内斯的名字也随之传播，在摇滚圈越来越有名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汉内斯往往抛开摄影师的身份，把自己当成乐队成员。当年跟拍澳大利亚的AC/DC，他和乐队一起到英国、德国巡演了两周，主吉他手安格斯·扬（Angus Young）问他：“你的相机在哪里？为什么我从没见过你拍照？”汉内斯说：“因为我还没有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安格斯·扬觉得这个摄影师肯定是疯了，跟着全世界如此有名的乐队巡演两周，居然一张照片都没有拍。从那以后，安格斯·扬随时随地都在找他，以为自己可以帮这个可怜的家伙一把。有一回，AC/DC全体成员正在舞台上演唱，安格斯·扬突然停下来，大喊：“汉内斯在哪里？快上来！”他只好爬上舞台去拍了几张。汉内斯指着一张拍摄于1979年的安格斯·扬的照片说：“你看，他大汗淋漓，正抱着吉他愤怒弹唱。那时我就站在舞台上，在他身边，所以能够自由地勾勒线条、调整光线。”这张照片后来被德国著名的弗科旺博物馆（Musuem Folkwang）收藏，评论家认为它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摇滚文化精神。汉内斯说：“摇滚音乐本身并不是摇滚文化，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构成了摇滚文化。”

以汉内斯的经历，所有乐队的巡演生活——即使是明星乐队——其实都单调无趣：到机场、搭飞机、去酒店、进现场、回酒店。汉内斯试图在“程式化”的轨迹中寻找，到底哪个瞬间真正属于我的镜头？最后他发现，乐手走上舞台前的两分钟，是他的镜头跟人物发生关系的最重要一刻。“一切都准备好了，人群在台下欢呼，乐手在后台等待出场，那个时候他们会有点紧张，无暇旁顾，但他们不介意我的存在，我可以让他们无需抽离情境就接受我的镜头，所以一切都在最真实的状态。”后来，这些照片都成了汉内斯最出色的作品。

因为这样一种家庭成员式的“信任”，他的镜头也得以进入摇滚明星们的日常生活。“我的作品很多是家庭合影式的，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一起吃饭，一起开心。”汉内斯说，当年那些媒体并不看好这种照片，他们认为“太私人了”，缺少明星光彩。但乐手们自己看到这些照片都很喜欢，觉得这是为他们自己拍摄的，不必被拿去给杂志换钱。当时“发电厂”乐队正大红大紫，汉内斯是唯一一个被他们准许拍摄表演现场和私人生活的摄影师。

他的“摇滚明星”系列后来获得无数展览邀请，也包括此次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个展。作品包括：《后台》（Backstage）、《黑色舞台》（Blackstage）和《天后＋天王》（Divas＋Heroes）。前两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最后一部分直到2008年才结束。在这之间的整个90年代，已经成名的汉内斯得到很多时尚商业摄影的邀请。汉内斯说，他并不排斥商业摄影，但尽量避免陷入“被控制的状况”。在当时的时尚摄影圈，汉内斯因为题材、视角独特而成为异类，他把模特儿带入丛林和大象一起工作的“疯狂行径”，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尚圈中被视为是一种新的视觉语言。“他们觉得我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就是那个能给他们讲故事的人。”汉内斯告诉本刊。他传播度最高的一组作品——万宝路“牛仔”的巨大成功，使他的创作自由获得极大扩展。于是，他在2000年以后再次回到摇滚世界。

说起重启摇滚主题的缘由，汉内斯说，最初的灵感来源于90年代一本名叫《Bravo》的德国杂志。“他们会向读者随刊赠送一些摇滚乐队的海报，每次只有画面的局部，当读者持续购买五六期之后，就可以把它们组合为一张完整的海报。”汉内斯说，最终是他14岁女儿的一个要求让他开始行动：他们家里有一面非常大的空白墙壁，女儿想要挂一张摇滚女明星金·怀德（Kim Wilde）的照片，他没有办法扩放这么大幅的照片，于是想到《Bravo》的海报。他把当年拍摄的金·怀德的照片先做扫描，然后分成42份A3纸大小的海报，再组合成一面照片墙。“在近处，这些照片只是一些小点，但从远处看，这些点就成为一张完整的图片。”

汉内斯把这种方式称为“转化”（Transformation）——他希望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形式和内容能够转变成当代的话语。“借助苹果电脑、打印机等现代技术，把过去带入现在。”但汉内斯·施密德强调，这种创作方法并非打印照片这么简单，而是两个时代之间的图像语言的转换。

现在，抛开西方摄影家通常难以避免的对于东方主义的偏好，汉内斯·施密德用“参与观察者”（A Participant Observer）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自己在拍摄中的一贯角色。摄影对于汉内斯来说，是某一种人生的出发点，而相机则是“工具”。就像他一直说的：“照片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永远是世界本身，以及你的观看方式。”

（本文图片由汉内斯·施密德提供）

旅游与地理

在Tapas Bar，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几种不同的小吃，很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巴塞罗那
美食之旅开始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来看，巴塞罗那是西班牙旅行理想的第一站。这里有欧洲最大的菜市场，排名世界第一的餐馆。如果你热爱美食但对西班牙菜毫无概念，那么根植于加泰罗尼亚烹饪传统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巴塞罗那便可以成为一个探索的起点。

记者丘濂

进入西班牙时间

乘坐国航今年5月刚刚开通的直航航班，我们到达巴塞罗那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酒店放下行李后休整一番，本以为下一项活动理所当然是吃午饭，旅游局的导游却告诉我们先去参观高迪的作品——神圣家族大教堂。后来了解了西班牙人的作息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是最好不过的安排。这天是星期日，像欧洲许多国家一样，出于宗教传统以及福利保障制度，商店是不开门的，因此景点就成为游客的理想去处。而无论周末或者平时，西班牙人的午餐时间是在下午15点左右。已经是将近中午的光景，城区里布满店铺的小巷都保持静谧，餐馆没有任何要开张的迹象，唯有从阳台爬出来的大簇大簇深粉色三叶梅在艳阳照耀下悄悄绽放，显得生机盎然。街上行人三五成群，他们东张西望的样子，也马上暴露了他们同是游客的身份。

吃在西班牙的前提，是要将胃口调整到符合西班牙的作息时间。西班牙人平时也是七八点钟吃早餐，9点钟上班；中午饭在15点左右；19点之前下班，晚饭则是21点之后。他们每天也是8小时工作制，一周工作时间40个小时。为什么午餐和晚餐都比我们晚两个多小时？其中一个是历史原因：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都与英国和葡萄牙一样，使用的是零时区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942年，独裁统治者弗朗哥为了追随纳粹德国，把国家时区改成了中欧所在的东一区。因为睡眠少会导致上班工作时精力不济，而且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时常抱怨两边工作时间对接不上。就在2013年，西班牙国会还在商讨国家是否应该修改历史错误回归正常时区，让整个生活提前一小时要更加健康。但这种作息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提议最后不了了之。不过，这样看来，西班牙人的一天是否过于漫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其实，西班牙上班族遵循的是少食多餐的原则，一天要吃五顿饭。在中午和下午各有一次茶歇时间，他们会叫上同事去喝咖啡吃点心，或者干脆到酒吧要杯啤酒，再搭配Tapas小吃。

“慢食运动”是上世纪80年代起源于意大利、进而风靡全球的一股饮食观念思潮，它号召人们反对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汉堡等单调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故乡美食。在西班牙，“慢食”一直是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饮食观念。一周的西班牙旅行，我只发现在巴塞罗那游客最为密集的圣家堂附近有一家肯德基，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国际化快餐连锁店的身影。问巴塞罗那人去哪里买菜，回答仍旧会有像博盖利亚和圣卡特利纳那样古老的菜市场，而不全是大型食品超市。如果晚餐外出食用，西班牙人通常会将它持续到深夜。而最慢最长的一顿晚餐往往是在周六晚上，因为周日店铺不开门，周六就要通宵达旦地尽情狂欢。与“慢食”一脉相承的是西班牙人“慢生活”的态度：大厦电梯里面没有关门按键，大家都是等待电梯门缓缓关上；和午餐相伴的还有午睡，尤其是在西班牙南部最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小店业主会在下午14点到17点之间关门，那是他们雷打不动的午休时段；当地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夏季的时候他们很多同事会选择紧凑的工作时间，也就是从早晨8点一直工作到下午15点，然后就直奔海滩享受阳光。

“在西班牙，你要学会放轻松。”后来在马德里的出租车上，司机这样教育我说。那时天空中刚刚飘过一阵急雨，马路上的车变得拥堵起来。因为怕错过下一场皇马伯纳乌球场的参观，我焦虑地向司机询问抵达目的地的时间。他开完笑地讲起他和朋友们在国外度假的故事：“假如酒店7点到10点半提供早餐，餐厅还没开门，在门口等待的肯定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我们西班牙人都是差10分钟餐厅关门才走进去。”那天晚上21点要进行世界杯西班牙对战荷兰的比赛。在伯纳乌球场附近，球迷们会在大屏幕前组织看实况转播，下午的时候早早就有现场乐队在那里活跃气氛。这位司机打算提早下班，加入到球迷队伍当中。“4年前的南非世界杯决赛，我们的对手就是荷兰。那次我们赢了！”他看上去非常乐观。

第一顿西班牙大餐就在下午15点钟姗姗来迟。用餐地点也很有意思，在一家不再使用了的百年医院内部。医院的设计者蒙塔内在当年名声要大过高迪。菜式是经典的本地风格：前菜有山羊奶酪芝麻菜沙拉、洋蓟鸡蛋饼和腌鳕鱼鸡蛋饼、炸墨鱼丸子浸西红柿和甜椒粉汤汁，还有几小碟腌橄榄点缀其间，主菜有鳕鱼烧海虹和酱烧猪脸肉可选，甜点则是加泰罗尼亚焦糖布丁。以后的几天，这些菜式有的又以不同版本继续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但万变不离其宗，构成它们的都是那几种本地特色的食材。

最美不过菜市场

“你一定不会错过博盖利亚菜市场。在兰布拉大街上，你顺着气味儿就能找到它。”我向一位巴塞罗那人询问这家欧洲最大菜市场的位置时，对方这样向我形容。然而，从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出发，沿着这条著名的步行街前行，我的注意力变得难以集中：街上密布了售卖花草虫鱼的商贩，那些珍奇花卉时不时地让我驻足观看；突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是街边小楼的阳台上有位玛莉莲·梦露形象的少女正在朝楼下挥手，那是一座情色博物馆的活招牌；导游又在耳边不断嘱咐，这里人多眼杂，一定要看好财物。当博盖利亚菜市场突然出现在我右侧时，我有些吃惊：它的入口处是一个高高的尖顶，边缘由带花边的熟铁和圆点彩色玻璃装饰而成。难怪西班牙当代小说家同时也是美食家的瓦斯科斯·蒙塔尔万将这个本应该充满烟火气的地方形容为“一个充满感官体验的大教堂”。

在西班牙，菜市场是一道文化风景。博盖利亚菜市场附近，可以看到罗马古城墙的遗迹，最早由城郊农民自发形成的露天菜市场就在其中一个城门口。博盖利亚市场内部的左右两边是具有新古典风格的廊柱，那是因为19世纪30年代，当露天菜市场迁到此地时，这里正在拆除一间修道院，准备建造一个具有花园、喷水池和廊柱的广场。后来广场没有建成，那些漂亮的廊柱倒成了菜市场的一部分。这家菜市场只是巴塞罗那40家室内菜市场中的一家。有些菜市场的大门上还标有“1908”、“1911”等建造年代，如果门口挂着很大的红色“B”字，那就表示该建筑是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固定资产，已列入文物保护名单。随着菜市场“年事增高”，巴塞罗那政府每年都要拨款对其进行维修。但不管怎样大修，外观必须修旧如旧。

由高迪设计的桂尔公园可以俯瞰巴塞罗那的城市景观

刚刚进入博盖利亚的我马上产生了一种眩晕，那种感觉不亚于乡下人突然置身于大都市的夜场，见识了金色的旋转门、跳动的霓虹灯以及闪闪发亮的珠宝。在目不暇接中我的兴奋也掺杂着自卑——对于菜市场的认识怎么还可以停留在那种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地面脏水四处横流的场面？就好像目睹一枚装满各种颜料的炸弹突然在眼前爆裂开来：水果摊上，那些樱桃、树莓、蓝莓、草莓、小红莓还有小番茄被精心盛放在小筐中，形成一片五彩斑斓的色块；蔬菜店的陈列有些漫不经心，歪歪扭扭的甜椒挤在一个并不宽敞的纸盒子里，圆滚滚的土豆垒成一个摇摇欲坠的三角形，在成堆的洋蓟、生菜、黄瓜和西葫芦之间，插着几筒绿芦笋和白芦笋，还有几捆沾着水滴的大葱，成串的干辣椒和大蒜从头顶的铁管子上垂下来。想不到无心的摆放竟有这样错综复杂的立体效果。鱼档那边，一位戴着蓝色手套的店员正在碎冰面上码放大只大只完整的凸眼睛墨鱼，它们和那些匕首一样的沙丁鱼、凤尾鱼组合在一起，在各种暖色中发出冷峻的光芒。那些店主，都穿着熨帖的衬衫，笑眯眯地站在摊档后，并不急于售卖。熟食店的主人看到有人停下来半天不走，才会从悬挂得密不透风的火腿中探出头来。这也难怪，一条上好的伊比利亚黑猪火腿售价能近万元人民币。他们仿佛是在显示本地物产的丰富与生活的富足，而不是真的要去做成一笔生意。

在西班牙作家笔下，博盖利亚菜市场是“一个充满感官体验的大教堂”

西班牙的历史也是一部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这从对博盖利亚的观察中就能有所发现。公元前1000年之后，从东方迁移而来的腓尼基和古希腊商人开始在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地中海沿岸定居，而后他们被迦太基人取代，迦太基人又臣服于强大的罗马帝国——葡萄树、橄榄树以及葡萄酒酿造技术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贡献。古罗马帝国瓦解之后，西哥特人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直至711年随着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入侵而易主。这支阿拉伯化不久的北非民族被称作摩尔人，他们为半岛引进的有甘蔗、茄子和稻米。经过8个多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格拉纳达在1492年败给了“双王”，即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尔和阿拉贡王国的费尔南多。这两位天主教君主的联姻，让西班牙的国力达到了巅峰。热那亚的航海家哥伦布在两位君主的资助下发现了美洲，土豆和西红柿就是他从新大陆带回的礼物。和多元化的食材相对应，西班牙菜也吸收了不同文化的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特点让我不禁想起了高迪作品中经常使用的镶嵌技术——来自玻璃、陶瓷、珐琅和天然石材的碎片经过重新组合后拼贴出了五光十色的装饰图案。

虽然西班牙的不同地区都有各自烹调食物的方法，但总有一些食材被全国各地的人们共同使用和热爱。比如橄榄油和腌橄榄。西班牙是世界上最大的橄榄油出口国，60％的橄榄树种植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尽管不是最大的橄榄油产区，它的橄榄油却以质量高出名。导游教我们学会辨认橄榄油瓶子上的Denominación de Origen标识，它的意思是“受到原产地名称制度保护”，这行字的上方是产地名称。“这种制度是为了保证只有真正出产于某个区域的食物才可以用此区域之名销售。在菜市场，你会发现葡萄酒、奶酪、蜂蜜等很多农产品上都有这个标识。”导游说。1975年，第一个受保护的橄榄油原产地就认定在加泰罗尼亚省的加里格斯地区。橄榄油是百搭的：可以用来拌沙拉、抹面包、煎炸食物以及调制蛋黄酱之类的酱料，还能封存食物来保持鲜味。腌橄榄的种类很多，最常见的是青色和黑色，也有暗玫瑰色、枣红色、渐变色或者赭黄色。黑色橄榄因为成熟而变得柔软和香气馥郁，通常被切成小片放在沙拉里。我更喜欢年轻生涩的青黄色橄榄，它的口感有嚼劲儿，有苦柑与核桃的清香，是一种很好的佐酒小食。橄榄里还可以加入馅料，如凤尾鱼、红绿辣椒或者水果，味道又多了层次感。

来到博盖利亚菜市场，怎么能不大快朵颐一番？这也是西班牙菜市场与很多菜市场的区别，不仅可以观看、挑选，还能立即品尝最新鲜的食材烹调出的美味。市场里那些Tapas Bar就是不错的选择。Tapas可以理解为小吃，它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北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阿方索五世身形肥胖，他的医生建议他要减肥，所以御厨给他准备了一系列量少可口的食物；还有一个是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阳光灿烂，人们喜欢在外面边晒太阳边喝雪利甜酒，但这种美酒总是招惹飞虫，于是侍者就把一碟下酒小菜盖在上面，这成为今天Tapas的雏形。“无论起源于哪里，Tapas都成为了海鲜饭之外能让人马上想到的西班牙美食。它更是西班牙和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因为它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你不需要正经八百地坐下来等待侍者一道一道上菜，大家可以点几种不同的一起来分享，还可以一口气品尝几家。”导游这样说。Tapas的形式不拘一格，可以是几片火腿，几个炸丸子，或者几只蜗牛。我也看到海鲜饭被分成一块块后放在一个盘子里，同样称之为一道Tapas。不过在博盖利亚，最推荐尝试的是海鲜Tapas。比如挤了几滴柠檬汁的炸墨鱼块，还有仅仅洒了白葡萄酒和海盐的烤蛏子。毕竟巴塞罗那是地中海边的港口城市，那些活蹦乱跳的海鲜就近在咫尺。

博盖利亚菜市场就像一座古朴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村庄。一些店铺是两代或是三代人持续经营，摊主之间互相熟悉，相互帮助，市场里洋溢着一种家庭般的和睦。这里出了好几位有故事的菜市场名人，像匹诺曹酒吧的老板胡安尼托，水果小贩爱德华多·索利，还有鲜鱼店的玛塔。在索利的摊位前，我看到了上岁数的摊主们都会去怀念的拉蒙·卡博的大幅照片：他留着一撮浓密而卷翘的胡须，手捧着一大把鲜花，微笑地逆光站在太阳下。他曾经在巴塞罗那做过律师、药剂师和餐馆老板。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放弃了餐馆，当了一名菜农。他为博盖利亚菜市场带来了莴笋心、西葫芦开的花、罗勒、大葱、莳萝还有紫罗兰，那个年代这些食材还很不好找。1982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菜市场，送给每位摊主一支来自他果园的鲜花，然后回到家里服氰化物自杀。他成为了博盖利亚菜市场一个充满浪漫和绝望的传奇。

一堂加泰罗尼亚美食烹饪课

在博盖利亚菜市场逛了一圈后难免会产生一种“野心”——如果能把这些诱人的食材变成一桌盛宴该有多好？我的愿望很快在第二天实现了。我们要在巴塞罗那一家“烹饪＋品尝”的餐馆里上一节厨艺课，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西班牙的美食文化。

这家餐馆名叫Espai Boisà，直译成中文是“美味又健康”，导游则幽默地意译为“养生堂”。老板是一对夫妇，派普和克里斯蒂娜。派普告诉我，他和妻子原来都是药剂师，工作了12年后在4年前决定创业。他不认为这是个大跨度的转行，因为两人热爱美食，并且“药剂师和餐馆老板都想让人们身体更好”。我以为厨艺课基本是给对西班牙美食感兴趣的外国人开设的，其实本地人占到70％以上。“朋友聚会，还有公司的团队建设，都会选择这种方式。我们的概念是将有机和时令的食材用简单的做法转化成美味。这种餐馆在巴塞罗那正流行。”派普说。

“养生堂”一共有15位担任老师的厨师，来自巴塞罗那的不同餐馆。“当在一家餐馆工作到一定年限，有些厨师便觉得没有创新空间了。他们会选择自由职业，来实践新想法。”在厨艺课开始前，厨师也会带着学员去菜市场选购食材，不过基本以海鲜和调味料为主。因为肉类与蔬果他们用的是有机产品，所以直接和农户签订购买协议。如果没有特殊定制，餐馆会提供一种四季课程。现在正是夏天，我们要学的菜包括五道：西红柿与樱桃冷汤、炸蘑菇丸子、土豆洋葱鸡蛋饼配番茄面包、鸡肉海鲜饭和加泰罗尼亚焦糖布丁。在春天，前两道菜则会换成嫩蚕豆与豌豆炖血肠汤以及煎鳕鱼配西红柿、葡萄干和松子。

“我们教的是有加泰罗尼亚风味的西班牙菜。”派普特别强调。我不免疑惑——像冷汤和海鲜饭，并不是加泰罗尼亚人创造的。冷汤来自安达卢西亚，那里天气炎热，人们发明这种汤来消暑。“没错。”派普回答，“但是从60年代起加泰罗尼亚就开始接受来自安达卢西亚的大量移民，现在巴塞罗那就有100万人。每年4月，在安达卢西亚的首府塞维利亚，人们会举办盛大的集市。同样，在巴塞罗那的移民也会举行狂欢。他们身着华丽的服装跳着民族舞蹈，还会大量饮雪利酒。你看到这幅情景，就仿佛觉得身在塞维利亚。所以冷汤也在这里流行起来，出现在本地菜单上。”至于著名的海鲜饭，我记得那是瓦伦西亚的特色，最早市郊的农民在田野里用平底铁锅做午饭，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食材都放进饭里。“埃布罗河在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之间的河口冲击出三角洲，那里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对于西班牙靠近地中海沿岸的人来说，米饭都是主食。”派普继续说，“这些地区有各自版本的‘肉菜饭’。加泰罗尼亚背靠比利牛斯山脉，面临地中海，海陆物产丰富，所以我们的饭里同时放了肉类和海鲜。”

Espai Boisà餐馆的厨师正在教中国学员做加泰罗尼亚焦糖布丁（刘建峰　供图）

与一些西餐汤相似，冷汤也是把几种配料放在一起用搅拌机打成糊状，这就包括西红柿、甜椒、黄瓜、柠檬汁、橄榄油、盐和水。餐馆的创新之处是加入了来自巴塞罗那附近巴霍略夫雷加特县刚刚采摘的樱桃，每年4月底到6月中旬是它们成熟的季节。“当然也可以是草莓，只要应季。水果产地不能远，要在方圆150公里之内。”派普说。汤做好后得放在冰箱里冷冻一段时间，这在中国人看来会有点奇怪，不过想想我们也有冰粥那样的消夏食品。到喝的时候可以再浇几滴橄榄油，拌入红绿椒碎、洋葱碎和面包渣。

一盘满足我们10个人的海鲜饭就要复杂多了，它的烹饪时间也最长：首先要把带壳的虾两面煎好，放回盘子里；然后要将洋葱粒、红绿椒碎、大蒜末和西红柿块放在一起高温煎炒10分钟；接着再把温度调到中档，将蔬菜、鱿鱼圈和鸡肉放入，继续烧15分钟；之后倒入大米并不停地搅拌，此时还可以加进甜椒粉——那是一种将甜椒烟熏干燥后磨成的粉末，能让饭具有诱人的红色；加入适当的水后等待15分钟。在这个阶段里，短小的米粒会像手风琴一样裂开，最大限度地吸收平底锅里的汤汁；直到米粒慢慢膨胀，到达平底锅中间的水位线时，继续码入蛤蜊、虾和海虹；关火后还要在锅顶蒙上锡纸，焖5分钟后再上桌。“我的父亲会在大家扎帐篷野营的地方来做鸡肉海鲜饭。”派普对我说，“那锅直径有2米，可以供100个人食用。用平底锅很重要，因为可以让每一粒米都浸泡在汤汁里，同时水分又很容易蒸发走，在锅底形成一层锅巴。”我原来以为海鲜饭里面放藏红花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海鲜饭都会加这种西班牙出产的稀有香料。我们加泰罗尼亚的习惯就是不放。那些标榜放了的小餐馆其实也是放黄色素来染色的。它非常昂贵，大概1克就要6欧元，还是很普通的那种”。大功告成之后，我明白了海鲜饭能够成为西班牙“国菜”的必然：属于家常菜的范畴，是家庭聚会的重头戏；用大锅来做又很具有观赏性，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富庶；最重要的是它确实好吃。

番茄面包这道再朴素不过的食物则是典型的加泰罗尼亚特色，比其他更能唤起对家的情感。“以前放学回家，妈妈就会端来番茄面包呢。”派普告诉我。哥伦布把西红柿带回西班牙的时候，就一定料到了这里的阳光和土壤将特别适宜这种茄属植物的生长。派普向我展示了大、中、小三类西红柿：最大的“牛排西红柿”我是头一次见到。将它切成牛排似的一片片码放在盘子里，上面撒些海盐和橄榄油来食用——当我告诉派普中国人吃西红柿拌白糖时，他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最小的就是经常用来做沙拉或者盘边装饰的樱桃西红柿。用来抹面包的则会是那种中等个头、饱含汁水的品种。据说在加泰罗尼亚的蔬菜店，这种西红柿也是单独来陈列的。“老派的餐馆会让顾客自己动手来把西红柿揉搓到面包上，再滴橄榄油。还有一些餐馆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西红柿面包，并搭配烤蔬菜、奶酪、火腿、土豆鸡蛋饼多种选择。”派普说。

鸡蛋饼、炸丸子和焦糖布丁就属于中等难度的加泰罗尼亚家常菜式。国内的鸡蛋饼都是薄薄一片，上面最多撒些葱花和芝麻来增加香味。这里的鸡蛋饼却是厚厚一块，里面可以放土豆与洋葱，或者芦笋和豌豆，西红柿和蘑菇等等。略有挑战环节的是如何让鸡蛋饼翻身：要先扣一个盘子在不粘锅上，再把锅倒过来将一面煎熟的鸡蛋饼翻到盘子里，接着将鸡蛋饼小心地挪到锅里，然后用锅铲修饰出一个完美的圆形。炸丸子通常是要将面粉和伊比利亚火腿碎拌在一起再揉搓成球，“养生堂”则创新出了“素丸子”，用全麦粉和蘑菇碎来替代。其实称之为“丸子”也不准，因为厨师特地嘱咐我们只需要大致捏成椭圆就行，要保留那种质朴的感觉。焦糖布丁的最后环节是要用能够喷出火焰的枪炙烤撒了白糖的蛋奶表面，使之形成棕色的焦糖脆壳。这些不断考验动手能力的菜式也让教室气氛特别活跃。它印证了派普在课前对我们说的：大家一起把最新鲜的食材加工成家常味道，一定会体会到简单而纯粹的乐趣。

Espai Boisà餐馆内布置精美的小院（花而　供图）

饭后，我们和派普一起坐在他布置精美的院子里聊天，他继续向我介绍加泰罗尼亚的烹饪传统。“无论对于迦太基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加泰罗尼亚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他们的发明创造丰富着当地的食谱。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学家、美食家普拉庭那（西方第一本大量发行的食谱的作者）就说过加泰罗尼亚的厨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派普自豪地说。“Catalan”（加泰罗尼亚的）是他总挂在嘴边的英文单词。的确，加泰罗尼亚的食物一直都是西班牙美食中的佼佼者，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地区的文化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所以人们有意识地去维护和传承来自传统的点滴，增加身份认同感：自西班牙“双王”时期以后，政治权力日益向卡斯蒂利亚地区倾斜，这个阿拉贡王国的故地就因丧失自主权产生独立情绪；1975年后，随着西班牙民主转型后权力下放，加泰罗尼亚恢复了自治，加泰罗尼亚语获得了西班牙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矛盾有所缓和；近几年来，加泰罗尼亚政府财政赤字严重，这里人民普遍认为如果能够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经济就能走出困境。毕竟这里人口占西班牙的十分之一，经济收入就占全国的20％。我造访西班牙的这几天，就看到了许多人家的阳台上都悬挂着黄底红条的独立运动象征旗帜，这表明他们都支持在今年11月9日进行独立公投。

海鲜饭是西班牙的“国菜”，大锅来做颇具观赏性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力求保存地方食物的纯正已经不可能。何况在西班牙各地，美食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就留下了多元文化的痕迹。派普对此也有一种开放态度：“今天给你们上课的厨师就是擅长融合菜的制作，有时本地人会有需求来上这种创新课程。”他端来了午饭后的茶点。和洋甘菊茶的茶包搭配在一起的是一只盛着开水的日本铁壶，铁壶很小，明显装饰性大于功能性。派普陶醉于它营造出的东方情调中。

前卫料理的故乡

按照派普所说，巴塞罗那作为加泰罗尼亚大区的首府，它的美食水平还得益于两方面特别的原因：首先巴塞罗那是一个西班牙旅游起点城市，挑剔的国际游客在无形中提升了本地餐馆的水准；第二，本地诞生了几位国宝级名厨，他们对烹饪的理解和创新，使得西班牙菜在世界上具有了一种前卫的形象。

名厨当中的领军人物是费兰·阿德里亚。他曾经担任主厨的“斗牛犬”餐厅以分子料理闻名。这是一种将化学和物理原理运用到食品烹饪的方式。食材和作料被一些仪器打散成分子状态，再以非常规的形式进行重组，使得用餐者对每一道菜品都暗暗称奇——有时吃到的只是一种概念和感觉，更多时候所看并非所吃。同样是番茄面包这个加泰罗尼亚传统佐餐小食，在派普的餐厅里他的改良方式是使用新鲜有机的番茄。当加泰罗尼亚本地一家饮食刊物让阿德里亚来创造，他的版本是番茄口味冰激淋搭配一只面点吹成的气泡。2011年，“斗牛犬”餐厅在鼎盛时期宣布关张，阿德里亚带领员工以美食烹饪学院和美食智囊基金会的方式继续工作。

在“斗牛犬”时代，这家餐馆连续四年被英国的《餐厅》杂志评为全球第一餐厅，阿德里亚本人更是凭借语出惊人的“厨房怪杰”形象走到哪里都如明星一般受到追捧。因此长时间以来，很多同辈厨师与优秀餐馆都被这种光芒遮蔽了，这就包括罗卡兄弟三人所经营的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在2013年，“全球第一餐厅”的桂冠终于由他们摘得。

我去拜访罗卡餐厅也出于心中的好奇。之前看过一部叫作《梦》的纪录片，讲的就是罗卡兄弟如何联手40位艺术家，一起在巴塞罗那某艺术中心打造一场感官盛宴。宴席一共12道菜，每道都是味觉、视觉和听觉相互配合来完成。比如，其中有一道由各种小海鲜组成的主菜，它们被做成一口能够吃完的分量，放置在一个珊瑚形的银色支架上，然后端到宾客面前。与此同时，桌面上和墙壁四周是深海鱼群游动的场景，音乐则是一首空灵悠远的吟唱，来自一位地中海海边长大的少女。12位食客来自科学、艺术、文学和演艺界各个领域，每人均着华服出场，门口有20多家媒体来拍摄。看完后我不禁对这家顶级餐厅里的就餐环境充满各种如梦似幻的想象。

从巴塞罗那开车到罗卡餐厅，车程大概一个半小时。它位于加泰罗尼亚北部的赫罗纳，一个宁静而慢节奏的小城。罗卡餐厅并不在城中，而在城市边缘。在西班牙，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开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是正常的现象。经营者相信把餐馆经营好它自然就成为旅行目的地，根本不用把它放在别人恰好能经过的地方。

但当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已经到达餐厅时，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外面看上去，它实在相当低调：在一块由木条组成的墙壁上，写着一个有三条腿的字母“R”的标志，那是姓氏Roca的首字母，也代表三兄弟的通力合作。从墙壁侧面的一条窄窄的甬道进去，里面才豁然开朗：先是一个宽敞的院子，午餐基本结束，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在树荫下喝着咖啡；一栋二层别墅连接着一个玻璃与木头的附属建筑，那是餐厅的主体部分。所有桌椅围绕着一个三角形的透明空间来放置，空间里种了一棵纤细而高的树。我还是有点不解——从就餐环境来讲，很多餐厅不在罗卡之下，那么究竟在这里用餐提供了怎样一种体验，能让那些苛刻的美食家们不约而同地给了高分？

首先当然是食物特别。公关经理马奈尔为我展示了两种菜单：一种称作经典菜单，包括7道菜。上世纪80年代，老大霍安的一次法国米其林餐馆之行让他决定要将自己的餐厅经营成一家高水准的美食餐馆。这7道菜就精选了从那时起至今各个时期的精华，吃完它们就好像回顾了一遍餐馆成长的历史。而让罗卡餐厅荣登榜首的主要是另一份“盛宴菜单”中的菜品。它包括14道正菜和6道开胃碟，一共要4个小时才能吃完。这些菜随着餐厅的研发团队不断创新而更换。“可以说每一道菜都蕴含了厨师们的巧思和功夫。你可以找到加泰罗尼亚菜的元素，又充满创意。”马奈尔说，“就像正菜里的第一道蔬菜汤，它有冷汤概念，却是一种清爽的凝露般的口感。里面的蔬菜每样都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原型，一种是改造过的。比如榛子片和榛子豆腐，胡萝卜丝和胡萝卜泥。这些食材会以轻盈的状态悬浮着，使得汤盘看上去仿佛一个落英缤纷的池塘。”

米其林三星罗卡餐厅三兄弟（从左至右）：老三霍尔迪是甜点师，老二何塞普是侍酒师，老大霍安是主厨

兄弟三人各有分工，老大霍安是主厨，老二何塞普是侍酒师，老三霍尔迪是甜点师。我在参观厨房时看到了老大和老三。“我们在不断探索美食怎样和科学、艺术来对话。”谈起那次“梦”的盛宴以及餐厅的日常实践时霍安说，“但仅仅用‘分子料理’来描述，未免太片面。因为客人不是在吃技术，他吃的是美食。我们希望食物能够唤醒愉悦的情感，让客人觉得享受。如果非要给我们的烹饪冠以风格，那就称它为‘有情感的料理’吧！”在霍安的身后，一只蒸馏器正在缓慢地提取泥土的味道。当年，霍安为了得到纯正的、来自天然物质的香气，花心思改良了工业生产中的蒸馏装置，使之成为一种常用的厨房工具。“听上去好像疯了。我们把它用在菜品里，也许能勾起你对家乡土地的记忆。”顺着同样的思路还可以在菜单上找到那棵著名的橄榄树。它是一道在食评中点评率很高的开胃菜：一棵橄榄盆景上挂着四颗塞了凤尾鱼的橄榄，橄榄一端别出心裁地封了焦糖。橄榄挂钩则是专门定做的，有“R”的镂空字样。

本组图片：罗卡餐厅以加泰罗尼亚创新菜闻名，食物的装盘与造型都别出心裁

“除了菜式的用心良苦外，就是餐馆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了。”霍安说。三兄弟出生在餐馆世家，他们的祖母一代就经营餐馆，他们从小在父母开的餐馆里长大。“那时赫罗那市郊和城中心还差别很大，我们住的地方属于移民区，人们生活辛苦，每个人都努力奋斗。每天早上6点半，当汽车司机的父亲就会来餐馆把门打开，晚一点母亲再来，然后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我们目睹了父母是怎样热情待客，也看到了街坊邻里怎样在我们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现在，罗卡兄弟父母的餐馆仍在营业，每天都会有客人来到罗卡餐厅想要订位，然后得知最近的订位也要到一年以后。他们会推荐失望的客人到父母的餐馆去吃饭。“那里是标准的加泰罗尼亚传统风味，10欧元3道菜，非常合算。事实上，那里还是我们的员工食堂，每天我们在那里和父母一起吃午饭。”

罗卡餐厅离父母一直经营的餐厅只有100米。三兄弟也从未远离过故事开始的地方——老大住在和餐厅相连的二层别墅里；老二住在马路对面，那也是餐厅最早开业的地点；老三就住在他出生的房子中。三个人都不在家，那餐馆一定闭门休息。而餐馆要是开门，一定有其中一个兄弟在里面主持工作。“餐厅出名以后，每天都有各种机会找到我们。来巴黎开家店吧？来纽约开家店吧？来上海开家店吧？全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不会在任何一个地方开罗卡餐厅的分店，赫罗那就是我们的家。”霍安说。

我原以为派普的“养生堂”和罗卡兄弟餐厅应该属于两个阵营：前者是简单清新的田园派，趋向回归，后者是奢侈繁复的技术控，偏好反叛，却没有想到土地和家园都是他们共同强调的观念，加泰罗尼亚烹饪传统也一直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感谢西班牙国家旅游局朱芳芳、加泰罗尼亚旅游局李鸣以及马德里旅游局对本文采写提供的支持；亦感谢北京migas餐厅厨师周梦欣、在美国攻读博士的大方郑楠夫妇对文章写作给予的帮助）

国航北京—巴塞罗那新航线上的旅客能享受到精美的空中餐食，未来餐食中还会有航线元素加入

飞往地中海边的璀璨明珠

——国航北京—维也纳—巴塞罗那开航记

5月5日上午，中国国航CA841航班平稳地降落在巴塞罗那机场，等待乘客李德伦的是窗外灿烂的阳光与机场里妻子的拥抱。“很幸运能成为北京首航巴塞罗那的乘客。”李德伦说。他的妻子在巴塞罗那攻读设计学位。李德伦这次利用休假时间来看望妻子，同时这对热爱艺术的夫妇还会一起探索这座荟萃了现代主义杰作的城市。“两个月前，爱人来留学时要在俄罗斯机场中转停留5个小时之久，现在就方便多了。”未来的两年，李德伦将成为这条航线的常旅客。

根据数据显示，中欧之间旅客往来流量排名靠前的市场中，国航未通航的市场依次为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巴塞罗那、苏黎世、曼城、布鲁塞尔和维也纳。2013年1月至7月中国—巴塞罗那市场流量为6.8万人，已经占到中国—马德里市场的六成。“国航一直也很关注欧洲航线的布局。在开通巴塞罗那航线之前，国航由中国通往欧洲的航线有23条，可便捷到达欧洲19个主要城市。重要的商务航线我们全部覆盖到了，接下来航线的选择就要来做综合判断，是否目的地能够兼具经贸往来和旅游观光的潜力。”

巴塞罗那是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海滨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商业中心。它也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果要观看建筑，这里有全欧洲最雄伟的哥特式建筑群与高迪的不朽杰作圣家堂交相辉映；如果要欣赏艺术，包括毕加索博物馆在内的二十几座博物馆必定让人流连忘返；如果要品味美食，在欧洲最大的菜市场逛一圈就可满足口腹之欲。针对北京—巴塞罗那线路上观光客居多的客源特点，国航正在设计与当地知名景点相关的打包产品，使旅客能以优惠的价格参观巴塞罗那当地的众多景点。此外，国航还在华北地区推出巴塞罗那自由行产品，它比一般自由行更加便捷。旅客能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出行天数及舱位随心进行个性化的产品组合，儿童和老人则享受一定的优惠。

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是去西班牙两座不能错过的城市。巴塞罗那的前卫与马德里的传统形成对比。在马德里，人们能够获得仅仅属于首都的独特体验：你可以漫步在马约尔广场与大皇宫，遥想当年西班牙帝国在这里达到势力顶峰的景象；可以徜徉在索菲娅王后艺术中心与普拉多博物馆，与那些世界级的艺术珍品近距离接触；这里会聚了来自全国的一流美食，也浓缩了典型的西班牙符号——在小酒馆观看一场弗拉明戈，或者去拉斯文塔斯斗牛场欣赏斗牛表演，一定能够满足你对西班牙的想象。早在2006年，国航就开辟了北京至马德里的直飞航班，并保持着良好的经营状况。北京—维也纳—巴塞罗那航线每周飞4班，班期为1/4/5/7。这条航线与每周5班、班期为2/3/4/6/7的北京—马德里—圣保罗航线形成了良好的配合。旅客可选择从一地进入西班牙再从另一地返回，这样一进一出的布局更方便了人们来安排行程。

与国航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中青旅就重新设计了以往的自由行套餐。中青旅自由行事业部产品经理汤靓介绍说：“西班牙一地的自由行经典路线，是巴塞罗那—西班牙南部—马德里，或者相反，马德里—西班牙南部—巴塞罗那。在国航没开辟巴塞罗那直航前，我们安排旅客乘坐欧洲或者中东航空公司的飞机转机来完成旅行。这种国外航空公司机票的价格在暑期旺季与国航的差异不明显，但在淡季就非常悬殊。”中青旅对西班牙自由行的宣传语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国度”。“我们推荐人们也考虑在10月之后的淡季去西班牙，因为那里受地中海气候的影响，夏季炎热，冬季和春季倒有一个舒适宜人的气温。”

中国国航也在整合资源，促成更多和这条线路有关的产品出炉。“我们到巴塞罗那的巴萨俱乐部主场诺坎普球场参观，那里的工作人员会问，未来中国球迷有没有可能专门坐飞机来观看比赛？在皇家马德里的伯纳乌球场，他们也问过同样问题。”何志刚说，“作为航空公司，我们一直在思考在大数据时代应当怎样经营。国航有庞大客户群，今年凤凰知音俱乐部的会员已经超过了3200万。航空公司日常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包括旅客个人信息、偏好、出行频率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市场分析和判断，为旅行社和目的地牵线来做‘主题旅行’。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球迷乘坐我们的飞机去看欧洲杯和西甲联赛这样的重要赛事。”

“虽然北京到巴塞罗那的飞行时间长达10个小时，但整个旅途我感到非常舒适。”乘客李德伦回忆说，“安全与舒适，这是我乘坐国际航班首选国航的两个重要理由。”这条航线由国航宽体客机空客330-300机型执飞，公务舱配备180度全平躺座椅，超级经济舱拥有相当于普通经济舱120％的腿部空间，经济舱座椅设计充分贴合人体工程学原理有效缓解旅行疲劳，全舱也配备个人娱乐系统。“国航在不断探索如何能让旅客有更加舒适的空中体验。”何志刚说，“改造客舱座椅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就在考虑怎样把航线元素的东西能够融入进客舱服务。比如，西班牙航线上，我们就会邀请一位熟悉西班牙料理的大厨，旅客就可以享受到带有西班牙特色的餐食选择。随着航线上外国乘客的增多，我们也在计划引入外籍乘务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

北京T3航站楼贵宾休息室让旅客轻松度过候机时间

从5月份航线开通以来，这趟CA841/2航班的上座率稳定维持在80％以上。这条航线中转旅客流量最大的市场是东京，每日单向流量达到158人次。国航北京—东京每周有14个往返航班，每天两班。其次是首尔、新德里和曼谷等亚太地区城市，这些第六航权航点都没有直达巴塞罗那的航班，所以均可乘坐国航航班从北京中转直达巴塞罗那。

“这条航线的开航，是国航构建以北京为枢纽的国际航线网络的又一有力举措。”何志刚说。除了5月开通的北京—维也纳—巴塞罗那航线，近期国航还开通了包括北京—夏威夷、上海—慕尼黑、北京—华盛顿、北京—济州岛、北京—仰光、成都—昆明—仰光、天津—大连—大阪在内的多条国际航线，为中国及周边国家乘客经北京中转至世界各地提供更多便利。通过国航以北京为枢纽的强大、均衡的全球航线网络，特别是加入星空联盟后，旅客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195个国家的1328座机场。

（感谢实习记者尤帆的录音整理）

专栏

生命八卦

宿醉之罪

文袁越

世界杯就要开始了，球迷们又有了一个聚众狂欢的理由。夏夜看球离不开啤酒助兴，稍不小心就容易喝多。有人说，自己平时不怎么喝酒，世界杯四年一次，放纵一下又有何妨？可是，新的研究显示，过量饮酒只需一次就能给身体带来永久性的伤害。

酗酒的害处已经被写得很多了，但除了酒后驾车容易出车祸，以及超量饮酒导致的酒精中毒之外，大多数关于酒精的危害似乎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比如长期酗酒容易伤肝。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古永伊·查宝（Gyongyi Szabo）教授另辟蹊径，对那些不常喝酒的普通人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只要喝多一次，血液中的内毒素（Endotoxin）水平立刻就会上升，原因在于过量的酒精破坏了肠道壁，使得消化道中的细菌直接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这些细菌释放的内毒素诱发了炎症反应，这是人体免疫系统对付病菌感染的最佳武器，但这种武器也会攻击自身的健康组织，其结果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就是为什么即使酗酒一次也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的原因。

查宝博士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今年5月14日出版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期刊上，他认为这项研究表明酗酒的伤害比过去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怎么强调酗酒对于健康的害处都是没用的，他们宁愿牺牲健康换来一夜欢愉。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放纵过几次呢？但有一点却让很多酗酒者望而却步，那就是宿醉（Hangover）。几乎每一个曾经喝醉过的人肯定都有过这种经历，酒醒后的第二天依然头昏脑胀，疲倦恶心，严重的甚至双手发抖，这就是宿醉，一种只有难受没有欢愉的感觉。

有意思的是，像宿醉这么常见的现象，居然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过，科学家们至今仍然无法准确地说清人为什么会宿醉，以及应当如何减少甚至避免宿醉的发生。直到大约10年前，几家相关领域的实验室联合起来成立了“酒精宿醉研究小组”（Alcohol Hangover Research Group，简称AHRG），试图整合各方资源，集体攻关，尽快找出宿醉的原因和治疗方案。

初步研究显示，民间关于宿醉的说法几乎都不正确。比如，不少人认为宿醉是酒精导致的脱水引起的，但研究人员测量了宿醉者血液中的电解质含量，发现和健康人没有区别，所以光靠多喝水是无法解酒的。

再比如，有人认为酒精代谢的产物之一乙醛是导致宿醉的罪魁祸首，这个说法曾经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因为乙醛本身确实有毒。但是，根据AHRG的研究，一个人宿醉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其血液内的乙醛含量反而是最低的，所以乙醛不大可能是宿醉的真正原因。

那么，宿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篇来自韩国的论文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韩国科学家发现宿醉者血液中的细胞因子（Cytokines）含量有所上升，推测酒精很可能诱发了人体的免疫反应。细胞因子是一种信号分子，负责在人体免疫系统之间传递信息。当有敌人入侵时，细胞因子的水平就会上升，相当于拉响了防空警报，免疫系统的各个部分被动员起来加入战斗。但是，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会产生很多副作用，比如头疼、头晕、恶心和拉肚子等等，和宿醉的表现非常像。研究人员曾经在志愿者身上人为地注射细胞因子，结果志愿者们均报告说自己有了宿醉的感觉。

目前该理论尚处于假说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大家不妨试试用消炎药来缓解宿醉的感觉，比如常用的消炎药布洛芬（Ibuprofen）据说效果就不错。

体育故事

不能“清凉一夏”，那就清凉一下

文张斌

6月29日，在对墨西哥的1/8决赛中，荷兰队主教练范加尔在第二次“清凉暂停”时布置B计划

我想范加尔并非一定好为人师，但是淘汰墨西哥之后，他要有足够的耐心给同胞记者们发布会现场上一堂自战解说，说说阵型的玄妙之处。说到畅快处，范加尔透露，大约70分钟处的第二次“清凉暂停”（Cooling Break）时，他抓住时机布置了“B计划”。结果证明范加尔有水平，“清凉暂停”很必要。

众所周知，巴西当下是冬季，理应是全年最为凉爽的月份，平均温度28摄氏度。可是，巴西地域广阔，在库里提巴享受10摄氏度冬季时，在马瑙斯和其他几个北部城市，就得时刻准备忍受高温湿热。不几日前，巴西劳动法庭很正式地向国际足联发出书面文件，鉴于巴西球员协会关于高温高湿环境下球员权益应得到保障的申诉，敦促国际足联尽快将七场下午13点举行的比赛调整到凉爽时分开球。国际足联哭笑不得，为安排赛场足足准备了两年有余，休想如今临时改赛程。巴西法庭追上一令，请切实执行“清凉暂停”相关规定，不要僵化等待32摄氏度高温才人性关怀，给主裁判更大的自主权，最终受益者自然是挥汗奋战的球员。

对于巴西湿热，国际足联算是心中有数，可是单凭裁判的主观感受标准尺度必将失控。因此，定出现场实时官方天气预报达至32摄氏度，则会上下半场慷慨各给出90秒“清凉暂停”。为此，在很多湿热球场旁边还安装了敏感的温度测量感应装置。在荷兰对战墨西哥之前，至少两场比赛的主裁判还是很有变通，利用球员受伤治疗之机，顺势而为给球员们变相的“喝水暂停”，但这并非是此前定义的“清凉暂停”，直到荷墨之战炙烤难耐，国际足联才算开启了世界杯的历史先河。眼见着球员们牛饮补充，赛场大屏幕上也温馨提示躲避骄阳的忠心球迷们“天热多补水”。

天热补水，天经地义，但在英国运动生理专家们的报告中显示，巴西湿热气候才是制造本届世界杯赛进球狂潮的本因。英国媒体特别应和这一结论，首战与意大利之战可就是在湿热难耐的马瑙斯，来自凉爽英伦的球员实在不容易适应。专家告诉我们，在湿热环境下长时间运动将直接导致糖原水平下降，而这一成分日常存储在肌肉之中，是战斗力的有效保障。而一旦糖原水平下降，将会直接导致球员注意力下降，判断出现问题。各队对于中前场队员调配较多，但是后卫大多要坚持全场，因此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替补上场的前锋对阵透支严重的后卫，结果可想而知。小组赛48场比赛，关键时刻绝杀频现，替补登场进球多达24个，而上届总数不过23个。

马瑙斯、纳塔尔，这都是著名的“四季火炉”，在此比赛消耗巨大，赛后连续几日都会有“湿热后遗症”，本次世界杯赛以来，球员拉伤和抽筋次数明显多于4年前，球员们实在辛苦，一名在马瑙斯比赛过的意大利后卫自述，比赛中曾经出现过短时间的幻觉，听起来挺可怕，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游比赛”吗？

以此理论，拉美球队小组赛表现出色也找到了足够的理论支撑，在自己的大陆上比赛，对于湿热气候自然会比欧洲人适应的。而高举旗帜捍卫欧洲荣耀的德国、法国和荷兰人，他们的联赛都有充足的冬歇期嘛，而英国球员就是劳碌命，被英超压榨去了太多精力。好嘛，英国人研究湿热气候还是在给自己宽心的。

军事夜话

伊拉克的“战外之战”

文宋晓军

6月28日，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圣战潮水不可阻挡？》的文章。文章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两周来的攻城掠地的速度和缘由进行了罗列及简单分析后，表现出了一种失望情绪。这种情绪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对伊拉克目前的教派和种族分化的状况感到担忧；二是对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的军事行动感到无奈。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很多美国官员和媒体的表述如出一辙：除非马利基政府向他的政敌做出实质性的妥协。也许就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让我想到了现在这篇专栏的题目。

要说清楚伊拉克的“战外之战”，还要从美国的全球安全信息网6月25日的一篇报道说起，这篇报道的大致内容是，美国国务院扩大了对互联网各种社交媒体上ISIS发布的信息的监控力度。具体执行部门是国务院战略反恐通讯中心的数字团队。这个团队可以使用英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索马里语和旁遮普语，对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包括ISIS在内的各极端组织发布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这表明，美国经过十多年来与“基地”等极端组织交手的经验积累，终于找到了“窍门”。事实上，从第一代以本·拉登为代表的“基地”组织进行恐怖袭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现代媒体的“广告效应”扩大影响力。那么如何才能对冲这种“影响力”呢？

首先，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消除这种“影响力”的成本较高，而且必须要有配套手段。比如2011年5月美国动用特种部队击毙拉登的行动。虽然最终杀死了拉登，但所支付的成本并不低。情报成本和与巴基斯坦关系造成的外交成本就不说了，单就效果而言，不仅损失了一架“隐身直升机”，而且并没有活捉拉登，让他像萨达姆那样，让本族群的人羞辱和绞死以对冲其影响力。再比如，6月26日马利基政府在关闭了国内所有网络社交媒体后，突然使用特种部队乘坐三架直升机降到了已被ISIS占领的提克里特大学，随后分四路进攻提克里特并与ISIS武装交火。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官方电视台广泛宣传击毙了包括指挥官在内的60名ISIS武装分子。但从事后的效果看，伊拉克政府特种C部队这种很“炫”的作战和宣传，似乎并没有制止住ISIS武装在逊尼派地区的蔓延势头。由此可以看出，ISIS在伊拉克的西北地区掀起的“狂飙”，并不在于其对所占地区的实际军事控制，而在于行动“闪电般的速度”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和影响力。

再进一步看，如果把ISIS武装“渗透式”作战的“成功要素”排列一下，第一就是伊拉克的教派和种族矛盾，第二是利用现代传媒的“广告效应”和影响力，第三才是武器装备和人员训练水平。现在看来，伊拉克政府军针对ISIS的第二个“成功要素”在提克里特进行了反击。对于ISIS的第三个“成功要素”，因美军援助的战机迟迟没有交付，伊拉克政府之前只能请求美军进行空袭。而对于ISIS的第一个“成功要素”，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断催促马利基改组政府成立“团结范围更广泛”的新政府，但马利基政府还未做出最终的表态。有意思的是，在我接受很多国内媒体对伊拉克局势的采访时，他们的关注点更多地还停留在以往美国介入阿拉伯世界时那种压倒性军事手段的使用上，忽视了发生伊拉克“战外之战”中的一个常识：政治是目的，而军事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其实，要梳理清楚这两者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剖析100年前6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6月24日，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巴格达西部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发生激战

书话

寻访幕后英雄

美国作家、音乐人大卫·茨威格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从事着外人毫不知情的幕后工作，他们就像“看不见的人”，他独家披露了他们工作时的情形和心态。

文小贝

《看不见的人》

大卫·茨威格

联合国译员、调音师、麻醉医师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卫·茨威格说，有，他们的工作都很辛苦，外人并不了解，但他们仍感到很满足。大卫·茨威格本人就做过幕后工作，他曾经在康纳仕出版集团杂志担任事实核查员，每篇文章他都要花几个小时去纠正其中的错误。他的工作干得越好，他消失得越彻底，但他仍然感到很满足。

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甘于做幕后英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大卫·茨威格探访了许多这样的人，他说他获得了若干不同寻常的、首度和独家的采访机会：跟着“电台司令”乐队的吉他技师皮特·普朗克一起走进音乐会的后台，通过特别严格的安检之后跟结构工程师丹尼斯·潘一起登上在建的上海大厦的塔吊，跟联合国译员茱莉亚·阿雷一起出席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他还采访了摄影指导罗伯特·埃尔维特、指路标识设计师吉姆·哈丁。“有些看不见的世界并非戒备森严，但也一样迷人，因为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工作决定了我们的世界，决定了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摸到、体验到什么。”

大卫·茨威格说，“看不见的人”有三个特征，首先是他们工作时不求名利，不求别人的赞同和关注，他们从自己的工作本身就能获得纯粹的满足。其次，他们的职业需要长期的训练，获得了很高的技能，其职位对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常重要。他们本可以去干别的，但他们选择了从事一种看不见的职业。他们是看不见的人，但都是业内的精英，并非泛泛之辈。他们干活时要非常细致，比如香水师大卫·阿佩尔，他开发过多种畅销香水，他真的是一位艺术家，他要无中生有，想办法表现非常抽象的概念。如果一个客户说，他想要一款香水闻起来像云，他要弄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懂得科学和化学，香水有上千种成分，每种成分的量有时要精确到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克，所以要细致地记录每一种组合。最后，他们高度负责。

大卫·茨威格引用了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论述，来支撑他的观点。比如，经济学家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说：“拥有工匠本能或手艺的人、有好奇心的人是经济和科学进步的原动力。”

吉姆·哈丁被称为“引路人”，他是一位图示设计师，他的工作是想出一些线索，帮助人们在机场等布局复杂的地方通行，像亚特兰大机场，每天有25万名旅客通过它的200多个进出口。他的任务是使通行过程尽可能地合理化。所以他要许多时间考虑灯光、颜色和标识，包括使用什么字体（赫维提卡字体从远处看最醒目）。他向大卫·茨威格解释说，颜色的变化，比如安检区的黄色跟它前面的金属灰形成对比，能让旅客在潜意识中知道他们走到了不同的区域，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去哪儿。

“电台司令”的首席技师皮特·克莱门特的工作是确保乐队的鼓、吉他、扩音器等能够正常工作。如果他干得好，没人会注意到他做了什么。他还为乐队主唱汤姆·约克服务，约克每场演出会使用12把吉他，克莱门特要在演出开始前把吉他调好，演出进行中也需要再次调试。约克在演唱中间换吉他时，克莱门特要做好准备，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关掉他接过来的吉他的无线电，以免它发出反馈噪音。你可能忍不住希望这些幕后英雄马失前蹄一次，比如一位联合国译员犯的错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危机，但因为大卫·茨威格写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

漫画

个人问题

同居记

文莫尤　图陈曦

3月初从台湾回来，因为想找工作的原因，在市区较繁华的地段租了一个床位。将近一个月里，我与11名打工妹住在一个三室一厅隔出来的客厅里，6张上下铺接连着，围成一个圆圈，12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每到早晚，卫生间抢夺战就会异常激烈，即便如此，更多的还是彼此之间的谦让与协调。她们中最远的是从广西来的，最近的也是安徽的，好像没有北方人。年龄差距倒是不大，十六七到三十出头，都是对生活充满热情、饱含精力的年纪。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狭小的房间里就充满了腾腾的热气。

一个刚来没两天的小姑娘，在环球港这个全世界奢侈品牌云集的“烧饼沫”仅仅穿过一下，就把手机丢了，嚎啕大哭整个晚上，手机的牌子没听说过，总之那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看着她大把大把地把被角塞在嘴里，使劲儿咬，我嘴里就莫名泛起酸味。还有个小姑娘每天早上都给浦东机场打个电话，问去桂林的机票什么时候有300元以下的，她告诉我：“我辞职不干了，身上只有400元，我想早点儿回家。”一个年纪比我大一些的姐姐，总是很晚回来，有时候一身酒气，说是被经理拉去陪酒，一边抱怨一边弓着身子扎在马桶里哇哇地吐。更多时候，她会半夜从床上爬起，躲在卫生间里接电话：“老板，我今天不舒服，不过去了好不好？”“已经很晚了，您早点休息吧。”“没有车了，我真的过不去呀。”一声声哀求终致无效，于是穿好衣服她就轻声出门了。

我左手边那个胖姑娘一下班回来就躺在床上看那个把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交换一下的节目“变形记”，一边看一边抽泣。胖姑娘是真胖，有一次房东半夜来查房，一开灯就大跨步走到她的床前，还没撩起被子就嚷：跟你们说了一个床位只能住一个，只能住一个懂伐！胖姑娘委屈地拱起身子：一个嘛。

那胖女孩一抽泣，我右手边的床就咣咣咣地捶墙，她抹着眼泪对我讲对不起。我说：哭得那么凶，很悲惨的故事吗？她说，你们城里孩子懂什么。这是我俩唯一一次对话，也几乎是我跟整个宿舍里所有人为数不多的主动对话之一。这貌似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常到我会感到羞愧。12个人里就我一个人有笔记本电脑，在没有带锁柜子、没有私人空间的这个房子里，我不带电脑的时候要绞尽脑汁四处藏它。下铺的一位姐姐估计是这群打工妹中最有身份地位的，她的工作是传销，每天要穿着靓丽的服装化上一小时妆才能上班，她说：不搞搞漂亮是要扣钱的咧！这位姐姐看我做贼一样地藏电脑，实在忍不住了，当着大家都在的一个夜晚，她敲了敲我的床板：上面的，别把电脑藏脸盆里了，我今天床底下找鞋，一扫把把盆打翻，这坏了我赔不起啊。我一边儿摩挲着电脑上的划痕，一边儿道歉。斜对面床下的小姑娘干脆爽声道：藏个啥子咧，偷走都不会用咧。

这地方我越住越怂，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说自己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学生，还是个对面重点学校的研究生。我一直在心里掂量着当她们问起时该怎么介绍自己。

有一次，碰巧七八个打工妹凑在一天休息，于是她们几个相约出去逛街，之前一直听她们念叨环球港，说这么漂亮的商场里面到底什么样子啊，想必这次该满足好奇心了吧。晚上下了课，我回到宿舍，像往日一样，几个出去逛街的小姑娘嘁嘁喳喳兴奋异常：“上海也就那样呗，乱七八糟的。”“那商场还真大呢，×走丢了找她找了好久。”“东西还成吧，也没啥新鲜的。”“人不少，鞋踩了。”“你们把我一人丢那儿，可急死我了。”然后一个小姑娘秀出了她们今天逛街的唯一战果：一条内裤。一个没有参与逛街的女孩问：多少钱？内裤主人说：9元！环球港里也能买到如此低价的内裤了？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接连去了好几次环球港，也想碰碰运气，哪料未果。忍不住问她，内裤哪里买的？她说：人民路小商品批发市场。

其实环球港一直在我们这个小屋子里，每天傍晚，夜幕降临，环球港的大灯就直愣愣地扫荡着我们屋里，像监狱里狱警手中的手电筒，每个人都对躲之不及的光亮恼羞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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