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从汶川说起

目的地——索马里

遇见摩加迪沙

黑鹰坠落之地

突如其来的威胁

“ONE THREE CHINA!”

金蝉脱壳

一些小插曲

世外桃源哈尔格萨

我感染了霍乱

世界上最“长”的婚礼

后 记

从汶川说起

我，张昕宇，男，1977年出生，北京人，自幼顽劣，逃过学、打过架、闯过祸、蹲过班、当过兵、立过功、练过摊儿、开过公司……人生阅历应该算是丰富，然而我却在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后，才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从2012年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开始了一系列探险之旅——“恐怖之都”索马里、“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核爆死城”切尔诺贝利、“火山炼狱”瓦努阿图……这一年，我们到过了许多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方。没错，我用了“正常人”这样一个词，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我们可能的确是不太正常的。

刚认识的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多半是：“你们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干吗非要去那些……奇怪的地方？”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想这一切得从2008年说起。

2008年5月12日，永难忘记的一天，第一时间从新闻里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我和我的女朋友梁红就觉得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受灾的人们做些什么。我们先是在互联网上找到一些相关的志愿者信息，然后加入了一个由北京网友自发组织的抗震救灾志愿者QQ群，这个QQ群的群主就是后来和我成为了好哥们儿、好战友的曾乔（当时曾乔开的是一辆半新不旧的捷达车，于是“捷达”就成了他的绰号，沿用至今）。

群里当时只有三十来个人，虽然人少力薄，但是我们很快就制订出了初步方案。因为我当兵时有过抢险救灾的经验，被安排负责率队伍前往灾情比较严重的绵阳市汉旺镇协助一线救援；曾乔和梁红留在北京后方负责统筹组织、采购物资、支援补给。

方案定下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始筹集物资。13日一早我跑了半个北京城，用最短的时间购置了发电机、凿岩机、挖掘机等抢险设备，梁红他们采购了食物、饮用水和一批医用物资。当天下午我们的“北京希望救援队”就飞往了成都。

我们的北京希望救援队

可没想到，救援队抵达成都后却遇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因为全国各地的官方、民间救援组织络绎不绝地奔赴四川灾区，其中一些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队往往徒具热情，却没有太多救援经验和必要技术，以至于在灾区发生了好几起救援队遇险反被救援的事件。为了避免好心办坏事、给灾区添乱，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各救援队的抢险救灾能力和资质的审查。于是，我们就被拦下来了，不允许进入灾区。

好在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对队员进行了筛选，他们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自保意识和急救常识，还能操作救援设备，其中有几位还有过洪灾、泥石流、山难等救灾经验。我觉得我们具备前往灾区的条件和能力，所以我向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我们的救援方案、说明了人员情况并展示了带来的专业设备，经过一番交涉，当地负责人确认我们这一队人不会帮倒忙，这才放行了。

尽管出发前我们已经通过各个媒体了解到灾区的一些情况，可当我们真的抵达汉旺镇灾区时，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满目疮痍”，这简单的四个字，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你不可能亲身感受到它的悲怆。一个偌大的镇子，如今只剩遍地瓦砾，就像一个荒废的大工地，断壁残垣都没剩几处。在这片废墟之上，救援人员和幸存者们还在努力地搜寻着生命迹象，已经被挖出来的遇难者遗体摆放在清理出来的一小片空地上。

由于此前经历了一番周折，我们已经错过了48小时黄金救援时间，更何况眼前是这样一番景象。同行的队友们都显得有些泄气，觉得自己的到来没有任何帮助。见此情况，我鼓励他们说：“我们既然来了，就不要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只要我们不放弃，我相信奇迹会发生的！”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伴随着时断时续的冷雨和一次次余震，我们和其他救援队一起从瓦砾废墟中挖出了一具具遗体，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生还者。

救援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灾区物资紧缺，也不具备起火做饭的条件，队员们每天体能消耗又极大，我们只好把方便面捏碎了泡在暖瓶里，泡上半天就成了“方便面粥”，这是当时对我们来说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缓解饥饿、补充体能的办法。

灾区这边条件艰苦，北京那边的日子也不好过。与此同时，北京的曾乔、梁红也忙得不可开交。每天，他们都要四处联络企、事业单位，希望能募集来物资，还要和在前方救援的我们保持联系，随时了解救援队的需求和动向，并以最快的速度将我们急需的物资发过来。真难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在北京的努力，没有相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的救援究竟能支撑几天，可能到最后，我们连一口“方便面粥”都喝不上了。请允许我在此插一句“植入性广告”：我们衷心感谢瑞星公司在此期间给予我们的大力帮助！

其实，救援过程中体力上的辛苦是咬咬牙就能挺过来的，但是心灵上所遭受的苦难是挥之不去的。每天我们都会碰到来废墟寻找亲人的人们，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亲人活下去的希望就越来越渺茫。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机械厂废墟上那位泣不成声的父亲，我们是偶然遇到他的，他希望我们能帮忙一起寻找他的女儿。在中间休息时，他向我们说起他的女儿：“我的娃儿从小就很乖，读书又好……好不容易盼到她毕业了、上班了，厂子里刚刚给她分了宿舍，我还等着看她出嫁……啥子都没得了！我晓得她回不来了，我只想再看她一眼。”

就为了这句话，我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只是希望能满足这个父亲唯一的心愿。紧张的7个小时之后，女儿的遗体终于被发现了。由于死亡时间已经超过72个小时，天又在下着雨，遗体已经开始腐烂，让人不忍卒睹。但是毕竟是见到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儿，那位心力交瘁的父亲伏在尸体上嚎啕大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搜救生还者的概率越来越小，加上余震不断、降雨不绝，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达指示，要求所有救援队停止搜救行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带来的装备捐了出去，跟当地防疫部门换了3台机械燃油喷雾器和含氯药品。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日都穿梭在灾民安置点，给灾民发放药品和定时喷洒消毒液。

这段时间，我们与受灾群众有了更多的接触，我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原本平静的生活，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改变，有多少人承受得了家破人亡的打击？充耳不绝的哭泣声，是在悼念逝去的亲人和朋友，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孤独？如果没有这场灾难，他们可能会和我们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垂垂老去，等着自己生命终结的那一天。而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的亲人痛不欲生。

在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之后，我们打道回府了。从灾区回到北京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常常想起废墟上那位寻找自己女儿的父亲，想起他女儿那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在三十岁以前，我想的只是挣钱，挣更多的钱，可是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我要让我往后的人生过得有意义，去我想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生命如此无常，一场天灾人祸随时可能夺去人的生命，到那时就算再多的钱又有何用？

从那时起，我跟梁红放下一切，开始周游世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感受到了很多异域的风土人情，可到过的地方越多，越是觉得索然无味，我越来越觉得，这样走马观花、千篇一律的旅游绝不是我想要的。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既然生命本身就是一场冒险，那我们干吗不玩票大的？

目的地——索马里

起初，我只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梁红，和她相处这么多年，我知道她一定能理解我。接着我们又把曾乔“骗”进了我们的“团伙”，因为上次的合作让我们觉得这家伙挺靠谱儿。

我们制订了一个计划，从2012年开始的一系列探险之旅。为什么从2012年才开始呢？因为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件事，那就是探险不是冒险。就我的个人理解，冒险，是冒着很大风险的无准备之战，走一步算一步，那是愣头青干的事儿；而探险不同，探险要有成熟的时机、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和谐的团队，也就是说通过前期工作把风险降到最低。当然，风险总还是有的，但喝凉水被噎死和超速驾驶被撞死的概率总归不同。

于是，我们把从2008年下半年到2011年的这段时间作为前期准备阶段，每个人各自充实自己，学习旅程中可能会用到的各种技能。我们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我动手能力比较强，相关的知识也比较丰富，负责计划制订和装备筹备；梁红是我们几个人中英语最好的，负责外联；曾乔则担任摄影师和摄像师。

在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潜水、玩滑翔伞，还学会了驾驶小型飞机、直升机和帆船，不断积累户外运动和极限运动的相关知识，学习各种设备的使用方法，并且发展了我们团队的第四名队员——魏凯。

真人CS走起！

出发前的筹备会，我们在观看关于索马里的纪录片

我们即将展开的是一段充满未知且无法想象的旅程

魏凯是我们公司的员工，特别稳重，工作认真负责。一开始去学习各种技能的时候我嫌一个人去太闷，总喜欢拉个“垫背的”，前后找了好几个人，就魏凯给面儿，学得比我还起劲儿。于是我学什么也带他一起，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全才”。

魏凯本人的兴头儿虽大，可是做他家里的工作却费了不少劲。毕竟我们要去做的事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和梁红就不用说了，曾乔光棍一条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可人家魏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人担心也是人之常情。为了取得魏凯家人对我们的信任，我们隔三岔五就到他家里蹭饭，言谈举止无处不彰显着我们的无限靠谱儿。在我们的长期努力之下，魏凯的家人终于被我们打动了，他们家老爷子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有你们这么好的朋友照应着，我们对魏凯也就放心了。”这话说得我眼泪都下来了。

凑齐了一行四人，各自该学的本事也学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踅摸第一站的目的地。经过一番商议，我们确定了探险目的地的三大条件：

第一，听说的人多，去过的人少；

第二，想去的人多，敢去的人少；

第三，一定要有比较大的挑战性。

电影《黑鹰坠落》海报

至于最后为什么选定了索马里作为第一站，这里面有一些我的个人情结。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名字叫《黑鹰坠落》，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那战火纷飞、枪声震耳的场面让当时还很年轻的我血脉贲张。对索马里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在“越战”以后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1993年年底，美国政府对索马里彻底失去信心，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最终下令撤军。这次行动也使美军看到在城市作战战术方面的一些不足，促使其改进城市战术的方法，为日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城市作战提供了经验。“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不仅仅是2002年拍摄的反映这一事件的影片的名字，同时，在美国这个词也指代失败的索马里军事行动。由于我当兵的时候也是在空军服役，所以，亲眼去看看当年这一著名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一直是我的心愿。

就这样，我说服了另外三个人。目的地定下来了，可是怎么去呢？要知道自从1991年索马里进入无政府状态以来，各种派系、组织纷争不断，尤其是首都摩加迪沙，被称为地球上最恐怖的城市，20年间没有来自中国的民间人士踏上过这片纷乱的国土，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和参考。

“索马里”这三个字我们并不陌生，但提到它，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海盗。确实，海盗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给索马里贴的标签，然而我们怀疑，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对索马里的一种妖魔化解读呢？难道索马里就只有海盗吗？索马里的人民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有了这些疑问，我们就更加想要去摩加迪沙，去看看真实的索马里。

第一步当然是要取得签证。当我们四个人到索马里驻华使馆面签的时候，使馆的工作人员看我们的表情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也不为过。说真的，办理签证手续倒并不复杂，只不过由于使馆工作人员几乎没有过为普通中国人办理签证的经验，在程序上很是费了些事儿。他们的签证章八百年也用不上一次，年月日全部留白，都是盖好章以后再手写上去的。果然不出意外，我们四个人的签证编号分别是1、2、3、4。去索马里的人大都有着万不得已的理由，除了我们。

要到摩加迪沙去，提前做好安保措施是必须的。梁红通过大使馆的人与当地的一支保镖队伍取得了联系，我们在互联网上向对方说明了大致情况，谈好了价钱，对方也一再表示他们是“professional”的，但要求我们先付全款，并说规矩就是如此。因为怕上当受骗，我们又去找大使馆的人求证。可这会儿使馆的人也模棱两可起来了，他们的意思是你就付款吧，但是被骗了我们可不负责。没办法，谁让咱打算把命交到人家手里呢，就让我们迈出建立互信关系的第一步吧！于是，最后我决定，交钱！

搞定了安保，我们又购置了卫星电话、防弹衣、防毒面具等我们所能想到的可能用得上的装备。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012年5月13日晚，首都机场，四个人和一大堆行李。

真巧，和4年前出发去四川灾区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们又要踏上征程了。

这也许注定是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只是我没想到，不平凡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因为中国到索马里没有直飞航班（废话），我们买的是联程机票，先飞到迪拜，再到多哈，从多哈转机到吉布提，再从吉布提转机前往摩加迪沙。机场的工作人员没见过索马里签证，所以不给我们放行。没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卡塔尔航空公司的办事处，他们很快为我们打印出后半段的行程单，这才说服了值机员，幸好没误了飞机！

从北京飞往迪拜的旅程舒适惬意，一路无话。我们的向导在迪拜等着我们。

遇见摩加迪沙

飞机抵达迪拜，向导却没有出现，连电话都打不通。什么情况？我们可是把钱都付了呀，难道遇到骗子了吗！坐了这么久的飞机，我们几个都够累的了，在机场等总归不是办法，还是先去约定的酒店歇歇吧。

到酒店刚安顿下来，向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原来他把飞机的到达时间给弄错了，虚惊一场。没过多一会儿向导就来跟我们见面了，他也住在这间酒店。向导是个约莫三四十岁的黑人男子，中等身材，看上去斯文稳重。他向我们简单介绍了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包括有摩加迪沙海滩、东非草原、黑鹰坠落的村庄、拉斯·吉尔洞窟的岩画等，然后他又征求我们的意见，问我们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我们提出来想希望参观一些部门和机构，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索马里的真实状况，像是临时政府、联合国和非盟驻地、电视台、学校甚至难民营我们都很感兴趣，还有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爆炸事件的大剧场。向导沉吟了片刻，说这些他可以尽量安排，然后他眨眨眼睛，试探性地问我们为谁工作，大约他觉得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不会是普通游客，而我们看起来像是为政府或媒体工作的。我解释说我们只是想深入了解一下索马里的现状，然后会尽量用照片、视频、文字的形式真实还原，让外界认识索马里，知道索马里面临哪些困难，需要哪些帮助。向导点点头，表示他一定会全力配合。

我们入住的酒店，这是向内的一侧，临街的窗户都用砖头封死了

从迪拜到摩加迪沙还要再次转机，中转站是位于亚丁湾的非洲小国吉布提。吉布提虽然国土面积不大（约等于两个北京市），但由于地处要冲，是由亚洲前往非洲的咽喉锁钥，也是重要的港口和航运枢纽。

从迪拜飞往吉布提的航班隶属于也门航空公司，飞机的机型、配置满足迪拜机场的准入标准，所以还算舒适，但是从吉布提前往摩加迪沙的飞机就完全是挑战极限了。

这个飞机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据向导说是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伊尔型飞机。飞机又小又旧就不用说了，机舱内连空调都没有，简直就是坐在一个大烤炉里，座位差不多都是坏的，我们坐的座位上安全带都只剩了半截，我们煞有介事地把半截安全带搭在大腿上。更令人意外的是，飞机上的乘客竟然还不少，让我一下子联想到了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大绿皮闷罐车，人挨人、人挤人。我们在内心祈祷，希望这一次飞行顺利，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行程，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却倍感煎熬。

在摩加迪沙每天出门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穿好防弹衣

起飞前，飞机师和我们打了个照面，那是个白种男人，典型的东欧面孔，应该是从前苏联地区来的，看上去挺酷，没穿制服。也是，这地方这么热，飞机上又没空调，穿制服肯定会热死。耳边听到的声音不知道是发动机的噪声还是有捕食者直升机从我们旁边飞过。因为之前向导给我们介绍说，这里是一个法属军事基地的军用机场，基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武装直升机和战斗机。

跟向导聊天的同时，我的汗就像水一样从毛孔里哗哗往外冒，我甚至能感觉到体内的盐分正在大量流失。飞机里的噪声越来越大，最让人崩溃的是坐在梁红旁边的那个外国乘客，他身上特有的那种体味，隔着老远都往你鼻子里窜……这绝对是我们有生以来坐过的最夸张的飞机。

随着飞机缓缓爬升，机舱里也慢慢凉快起来。我们正在飞越一片沙漠，从舷窗望出去，下面是一望无际的黄沙。这就是一直存在于想象和梦境里的非洲吗？

两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的地方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摩加迪沙。老实说我有点儿激动，我想看看和纪录片里不一样的非洲、不一样的索马里、不一样的摩加迪沙。

正当我从崩溃边缘转而再度心怀憧憬时，飞机突然开始向下急速俯冲，我们几个都吓坏了，再看机舱里的其他人却表现得很淡定。问了向导才知道，这里的飞机都没有自动飞行和导航设备，全靠飞行员手动操作，爬升到一定高度后飞行员就会让飞机滑翔一段距离，一来节省体力，二来也节约燃料。于是我们就在空中以波浪形的路线前进，你能想象在天上玩过山车是什么感觉吗？那种颠簸别提多难受了，不过也挺有意思的。在非洲，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航吧。

我们马上就要抵达摩加迪沙，那座传说中让人绝望的城市。

飞机飞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开始下降，我们感到有些意外，因为预计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小时，而以这架飞机飞行的速度来看，提前到达显然是不可能的。问了问周围的人，得知这里是索马里兰的首府哈尔格萨，飞机要在这里经停5分钟。

1991年索马里中央政权崩溃之后，索马里民族运动随即控制了索马里西北部地区，并在同年5月18日宣布独立，自称“索马里兰共和国”，但并未获得国际承认。即便如此，索马里兰是整个索马里最为稳定的地区。

弄清楚状况之后，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看来我们之前确实是太过乐观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去摩加迪沙？果然，飞机降落在哈尔格萨机场之后，乘客基本全下去了，除了我们几个之外，只剩下了三五个人，看起来应该是本地人。我注意到，机场运送行李的方式很有意思，用的是拖拉机而不是卡车，就是那种真正的农用拖拉机。但是整个机场戒备森严，一些工作人员从非常非常矮的门里出入，大家都是用“钻”的。

经停等待的时候相对舒服点儿，没有那么酷热难耐了。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色，我心说：原来这就是非洲，真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哈尔格萨短暂的停留之后，飞机继续飞行。实在无聊，我们就和两个留在飞机上的摩加迪沙人聊了起来，通过聊天我们知道了他们都常年居住在外，这次是回来看望他们的家人的。话语间，他们告诉我们说，摩加迪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城市，然后友好地祝我们好运。好吧，愿我们都好运！

后来，我们又找机会跟飞行员聊了两句，他也提到说摩加迪沙很危险，不知道他所说的危险和我们想的是不是一个意思，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虽然前途未卜，但是当时在飞机上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情况的确是艰苦了点儿，但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没想到飞机上还提供了一顿餐食：一个长条面包、一小包果酱、一小盒奶酪，居然还有一罐果汁！这是我在非洲吃的第一顿饭，甜得能齁死人。不过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能提供这种质量的飞机餐，也算很不错了。

飞机再度起飞，穿行在白云之间，从窗户看出去，云彩都像大朵的棉花糖，很漂亮，天也非常非常蓝，我对非洲最初的好印象来自于蓝天、白云和风，因为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不会觉得那么热。

北京时间2012年5月14日17时38分，我们的飞机终于降落在跑道上，跑道居然是水泥的，真是个惊喜，不过指挥塔、夜灯什么的就一概欠奉了。飞机着陆的一瞬间，机舱里的那几个当地人爆发出欢呼声，甚至唱起歌来。我们起初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在索马里，一次安全的飞行是值得庆祝的，我们的飞机在飞行途中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被不知凡几的各种武装力量打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日日夜夜生活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你已经麻木到忘记战栗了吗？

相比那几个当地人的欢呼雀跃，我们几个外来人的心情完全不同，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飞机还在滑行，我们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真正的摩加迪沙，藏在心中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

下飞机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飞机上的几个当地人中有一对夫妇，他们生活在欧洲，会说英语，和我们聊了一路，梁红和那位妻子交上了朋友，她的名字叫阿迪久。临下飞机的时候，向导叮嘱我们，因为周围的环境嘈杂，机场的人比较多，我们带的装备又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必须跟紧他，尽快离开这个地方。飞机一落地，我和曾乔、魏凯三个人都忙起身整理装备，这时候梁红发现有一位旅客把包落在飞机上，我们凭猜测认为这个包是阿迪久的，希望能够送还给她，也可以借机再多从她那里了解一些索马里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想法让向导很是恼火，认为我们把他之前的忠告当成了耳旁风，在这种具有不确定的危险因素的环境下，任何多管闲事的行为都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果然，在我们上大巴车的时候，麻烦来了。梁红一直跟着我们的向导走在前面，眼看就要上大巴车了，我和“捷达”都在喊她，意思是让她去问问阿迪久，看包究竟是不是她落下的。梁红就转头上了其他旅客上的那辆大巴车，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保护我们的安保人员以及那辆车上的安保人员就都乱了，有的是挡着不让梁红上，有的是挡着不让走，反正场面很混乱。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来都有点紧张，包括我们的向导，因为他也没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在后来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确认那个包不是阿迪久落下的，阿迪久也因这小意外跟着我们上了我们的大巴车（VIP专车）。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总结出来，在这种比较混乱的情况下，不能做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事情。以此为鉴，以后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说说摩加迪沙的机场吧，这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混乱的机场了，停机坪上有十几架飞机，大小都和我们坐的这架差不多，绝大多数是飞索马里国内航线的。一样的破破烂烂，有些机身上还能明显看到弹痕和过火印迹。机场不大，我们坐的大巴开到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向导下车从铁门上的一个“小洞”钻了过去，应该是去办理一些通行的手续。那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洞，高度大概只有一米四，所以，大伙儿都在那里钻来钻去（这场面我们刚才在哈尔格萨也见到过）。隔了一会儿，门开了，我们的大巴车被放行。向导指着旁边一座陈旧的建筑告诉我们，那就是机场的候机区，负责保护我们的安保人员正在那里待命。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往候机区走，道路两边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起初我以为那是机场的警卫，但是当他们走上前来开始向我们招揽生意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些都是雇佣兵，专门负责保护来到索马里的外国人，我们请的安保应该就是他们的同行。

不远处，一个高个子男人在向我们的向导打招呼，向导大声回应着，伸手指了指我们，用当地语言说了几句话，应该是简单介绍了我们一下。高个子男人迎上前来，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他就是我们的安保队长。他们一共有八个人，看上去年纪都不大，武器装备是一辆轮式装甲车、一辆小型运兵车、两支AK47、一架重型机枪、六把沙鹰和几支手枪以及若干弹药，这样强大的军火配置非但没有让我们安心，反倒更加紧张了起来——天啊，摩加迪沙是有多不安全！

寒暄了几句之后，我们上了装甲车，行李也被抬上了运兵车，安保队长一声唿哨，我们开始往酒店进发。

机场离酒店并不远，沿途是各种破破烂烂的平房和建筑残骸，还有尘土飞扬的街道。向导说我们住的这家酒店是整个摩加迪沙安保级别最高的，很多联合国、非盟以及索马里当地的官员都下榻于此。

说话间目的地已经到了，这是一座四层高的建筑，和周围的残损破败相比，看上去确实很气派了，临街的所有窗户都用砖头砌死，像个堡垒。车停在一个大铁闸前面，酒店内部有自己的安保，因此，其他的武装是不允许入内的。我们下车步行通过铁闸，这里竟然有着我们在机场都不曾见到的X光安检装置。索马里政府的官员经过三次的围追堵截，终于把我和梁红堵在了酒店的前台，跟我们说要向我们收取每个人大概120至200美元不等的费用，据说这是政府要为我们做一些什么文件的费用，然后还要了我们俩的照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我们一共给了560美元。刚才大概算了一下，在机场取行李的时候，乱七八糟的钱也没少花。好吧！反正索马里这儿给人的感觉就是哪儿哪儿都要钱。

机场的安保人员看上去很专业，让我们忐忑的心稍稍宁定了一些。

一路风尘总算暂告段落，在酒店简单休整了一下后，我们看了看时间，下午五点。向导再三告诫过我们，下午四点之后千万不要离开酒店，因为入夜后的摩加迪沙是极不安全的。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们就在房间里计划一下明天的行程吧。

黑鹰坠落之地

视频：寻访黑鹰 恐怖之都·索马里(二)

在摩加迪沙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竟然出奇地平静。但是在正式出发展开索马里之旅前，我必须吐槽一下这里的“美食”。

虽然早已对非洲的艰苦条件有所觉悟，可是昨天的晚餐还是有些突破了我们的底线。原本第一次到非洲，还是有一些憧憬的。据说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餐厅在当地也算比较好的了，我们都期待能吃到一顿地道的、像样的非洲大餐。走进餐厅，第一感觉确实人还是挺多的，然后坐下来也就基本是点了套餐之类的东西，价格也还不贵。点完了之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等，上菜那叫一个慢啊，我们边等菜边聊，聊着聊着就忘了点了些什么菜。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看见一个服务生，拿着一摞大概七八个盘子，摞得非常非常高，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我们以为是别的桌吃完的，他在收拾餐具，没想到他一转身走到我们桌子前面，开始码盘，敢情这就是给我们上的菜，就这么一盘摞一盘地端了出来，连张垫盘纸都没有！刚才聊天的时候，感觉还是比较清静的，菜一上来，就不知从哪儿“嗡——”的飞来数不清的苍蝇。多到什么程度呢，咱们国家任何一处穷乡僻壤的公共厕所里面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苍蝇，绝不夸张！往后几天我们吃饭就会形成一种习惯，那就是一只手拿着叉子往嘴里送吃的，另一只手要不停地挥舞着赶苍蝇，否则苍蝇真的会撞到你嘴里去。再说说菜吧，首先菜里面也有苍蝇（活的死的都有……），边吃边要往出择，牛肉看上去煎得还好，可是一刀下去，肉的肌理之间竟然布满了大量黑色的小颗粒，我一开始以为是黑胡椒，可是越看越可疑，经过大家共同鉴定，终于确认那是寄生虫的虫卵！更令人发指的是“捷达”点的那条鱼，没有去鳞也就忍了，剥开鱼皮里面竟然有一簇一簇的虫子，都煮熟了！想想还要在这里待上半个月的，总不能水米不进吧，把虫子、虫卵拨拉到一边硬着头皮吃吧。

废弃的BABY装甲车

垃圾堆里的装甲车是当年那场惨烈战争的亲历者

别看咱现在是这体格，当年可也是行伍出身，怎么样，摆弄起枪来还挺像回事儿吧？

在摩加迪沙你很难找到一座完好无损的房子

出于我的个人情结，我们的第一站就选择了电影里黑鹰坠落的地方。这是一个看似平静的村庄，1993年的索马里战争，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坠落在这里。如今，飞机的残骸已经无从寻觅，只有几辆锈迹斑斑的废弃装甲车和周围房屋废墟上的弹痕火迹诉说着曾经的惨烈。

我们的保安队长指着不远处一座只剩两堵墙壁的房屋废墟说，那里曾经是他的家，他的两个兄弟都死于当年的战火。他说得很平静，我们却不能平静，又不知说什么才好。

索马里儿童懵懂的眼神，不知他们与生俱来的厄运何时才会走到尽头

保安队长进一步向我们解释，村口那几辆如今已沦为垃圾桶的装甲车残骸是当年的联合国军和前来救援的巴基斯坦维和部队留下来的。这种装甲车在军中的昵称是“baby”，听起来很萌，威力却不可小觑。其中一辆上面有一个触目惊心的大窟窿，可能是RPG火箭弹造成的。看电影时，我们只知道美军行动的目的是人道主义援助和消灭当地军阀以及反政府武装，可是不管这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最后受害的却是索马里无辜的平民，这不能不让人欷歔。

保安队长现在的家也还在这附近，他回家把自己刚刚两岁多的儿子抱出来见我们这些外国朋友。小家伙很可爱，乌溜溜的两只圆眼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梁红特别喜欢孩子，抱过来逗了好一阵儿。

我们在黑鹰坠落之地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对于我们这几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外来者十分好奇，弄得我们的安保人员显得格外紧张，不时地端起手中的枪械戒备地四下张望着。向导告诉我们这里不安全，所以不停地催促我们离开。

之后我们到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市场，主要是卖食品的，商店大多没有招牌，而是在门口的墙壁上用涂鸦的方式简单说明自己的经营品种，比如食品店会画上一些面包、饮料的图案，而服装店就会画上五颜六色的衣服鞋帽。向导告诉我们，因为索马里连年战乱，受过教育的人不多，大部分当地人都不识字，所以采用这种一目了然的直观方式代替文字。当地人拒绝我们进入市场，无奈，我们只好进了市场旁边的一栋小楼里，从楼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市场和远处的风景。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一座有着很明显中国风格的体育场，体育场门口聚集着不少武装人员，后来才知道这里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爆炸（一个多月之前导致索马里奥委会主席遇难的爆炸案也发生在这里）。梁红纠正我说，那其实不是体育场，而是一个剧院，只是剧院的顶棚在多次武装冲突和爆炸中已经完全损毁，所以看上去像是一座露天的体育场。我们问向导为什么带我们来这个剧院，他说这是中国人援建的，之前摩加迪沙所有的歌剧啊、电影啊都在这个地方演出和播放，所以对我们来说这里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们在剧院发生了一段小插曲，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我们在入内之前，以为已经有人清过场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就拿出摄像设备开拍。当时曾乔和魏凯已经端着机器下车了，梁红偶然间看到在剧院台阶上趴了几只山羊，她觉得这个场面相当的“原生态”，就想把这几只山羊拍下来，跟荒废的剧院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更能体现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所以她直接把镜头的焦点对准了那几只山羊，根本没来得及观察周围的环境，或者说没有这个意识看看周围。就在这个时候，从剧院里面走出来一个拿着枪的人，也不知道是不是留在那里的保安或者警卫之类的人，他一下子就出现在镜头里，梁红当时感觉也挺突兀的。他端着枪开始大声地喊，意思应该是说这里不允许拍摄，态度非常恶劣。这时，旁边开来了一辆车，在附近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可能是当地临时政府的警察。保安队长也走过来找梁红，说可能需要她过去协助警察了解一些情况，然后梁红就跟着他走了过去。跟像警察的官员说话的同时，梁红发现，我们的停车处周边开始有小范围的骚乱。她这时才了解到，之前出现在她镜头里拿枪的人是保安，他对梁红的行为非常不满，说禁止我们拍摄。我猜他可能是虔诚的老派穆斯林，认为镜头可以带走灵魂，所以当时他的态度才这么恶劣，还不停地做一些不雅的动作。紧接着我们的保安人员也都一起围了过去，担心会有问题。这时事态混乱了起来，眼看就要控制不住了。包括找梁红谈话的那个警官，还有我们的向导，也都走过去劝那个人，让他不要太激动，并解释梁红是从中国来的，来这里只是为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局面稍稍被控制住之后，向导就带着我们和安保人员回到车上，一踩油门飞快地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这虽然是一段小插曲，但也确实又一次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周边的情况，这毕竟还是一座战火纷飞的城市，来到这里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疏忽或者大意，因为你不知道下一刻会面临什么危险，更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有了这次经验，再往后我们就尽量选择去一些带有官方性质的地方，觉得这样对我们自己的安全会有一定的保障。我们打算去以前中国驻索马里的大使馆看一看，但是却被告知现在那边仍处于封锁状态，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向导同意带我们去那儿碰碰运气。在去大使馆的途中，我们基本上不被允许下车，所以我和“捷达”少抽了很多烟。我们这群人在车上等大使馆方面消息的时候，保安就坐在车的四周警戒着。我们也想下车活动活动，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只能听向导的。可惜的是，大使馆最后还是没去成。

与西蒙大学校长愉快交谈

TEDx公益组织在索马里助学项目的公开课

大使馆的行程告吹之后，我们到了当地最大的一所大学——西蒙大学。这又纠正了一个我们对索马里的错误认识，因为在出发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索马里根本没有大学。很幸运地，我们采访到了校长，校长告诉我们，西蒙大学在索马里有四个校区，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校区，有3 200名学生在这里念书，学习商务、社会学、人力资源、艺术等专业，他们甚至还有MBA课程。这简直颠覆了我们对于索马里的认知！校长邀请我们去正在授课的两个班级参观，我们欣然前往，受到了当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我们非常希望多了解一些这所大学的情况，但是午餐时间就要到了，老师和学生们都已经准备下课。梁红在课堂上跟学生作了简短的交流，她用了特别俗的两个词——“未来”和“希望”，可这在当时的情境下一点儿都不显得矫情，在一片百废待兴的国土上邂逅这样一群莘莘学子，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感觉。在座学生之中的一些人从学校毕业之后，将会进入索马里未来的政府或者一些组织、团体，还有一些人会去海外做生意，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他们代表着索马里的未来和希望。所以当时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一个城市有学校、有教育、还有这些正在学习文化的学生，那它的未来就不会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悲惨和可怕，相反，它们将会一步步地走向光明和希望。

我们真切地感觉到这里的年轻人特别喜欢交流，虽然语言沟通上有一点儿障碍，但他们还是积极踊跃地发言。有一个班的学生不太了解中国，而另外一个班的学生中有人知道一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人去过中国。我对他们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到中国旅游或学习。

就在我们与大家轻松愉快地进行交流的时候，向导跟我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保安队长认为学校工作人员拿给我们喝的水不太干净，可是当时我们哪顾得了那么多啊，马不停蹄地跑了一上午，口干舌燥的，而且人家递给我们的是密封水，感觉应该没问题，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渴再说，当时除了曾乔没喝，剩下的人都喝了，也没觉得不干净或者有什么异样，相反，我们觉得这水格外珍贵，没想到，后来保安队长跟我们说，那个水不太干净，并且告诫我们以后尽量不要喝别人给的水；另外一件事，向导再三强调，不管我们接下来去什么地方，用相机记录什么，一定要动作快，拍完赶快走，千万不要在陌生的地方逗留，因为摩加迪沙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即便是我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也可能会隐藏着很多不可预知的危险，或者说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离开西蒙大学后，我们去了当地最大的清真寺。

清真寺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当时在去的路上，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显得很兴奋，一直在用当地的语言跟我们说“dingdingding”。听了半天，我想起来了，因为走之前我有印象，跟向导聊天的时候也提起过，这个寺的名字是以“ding”结尾的，音译成中文好像叫“雅克×丁清真寺”。到达清真寺之前，向导就一直强调在这个地方千万不能久待，要我们尽快完成参观和拍摄，拍完就马上离开，以免生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清真寺对当地人来说，是最为神圣的地方。

其实我们住的酒店旁边就有一座清真寺，今天早上梁红就是被清真寺里做礼拜的声音唤醒的。这里的清真寺与中国的截然不同，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像我们这样的“异教徒”，非但被禁止入内，就连在门口拍几张照片都会遭到驱逐，这就让摩加迪沙的清真寺更加充满了神秘色彩。

大清真寺就在摩加迪沙一条普通街道边上。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和梁红分别通过摄像机镜头阐述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一致认为那是一个特别和平、安全、看不到任何危险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对于向导说的参观、拍摄要速战速决的话有点儿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想好好地拍一拍这个特殊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想进入到他们的礼拜堂，哪怕只是看一看也好啊，我央求保安队长带着我去沟通，然而很遗憾，我们的请求还是遭到了拒绝，但是作为安慰奖，我们获准透过铁窗进行拍摄。

就这样，在铁窗外面，我看到了教习古兰经的阿訇，他给我的感觉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不管是出于礼貌还是对女性的尊重，通常都会非常友好地向梁红点个头、微笑一下，性格活泼一点儿的还会说句“hello”或是“yes”，可是这位阿訇见到梁红的第一句话就是：“No take photo!”一开口表达出的意思就是禁止和不友善。当他说了那句冰冷而生硬的“No”之后，向导马上走过来对梁红说，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于是一行人赶忙上车，就这么仓促地走了。上了车之后，梁红就问向导哪里有危险，她不明白为什么走得这么仓促。魏凯告诉我们，刚才周边所有的路口和街道已经迅速地聚集了大量围观的人。我们可能觉得无所谓，但是这局势对向导来说是很难控制的，唯有使出我们中国的三十六计——走为上。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一共就这么几个人，就算加上保安，那又能怎么样？外面那么多人一旦出点儿什么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虽然保安手上有武器，可他们总不能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啊，所以，到时候吃亏的只能是我们。

清真寺之于穆斯林，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做的事情只有礼拜和祈祷，“bless”，他们所有人都跟我说“bless”，我想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不愿意我们拍摄这个地方。

说得再具体一点，那是一群不愿意被打扰的人民，特别是在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我们就像一群闯入者，带着摄像机和武器，肯定在他们看来具有侵略性，所以他们本能地认为这事本身就是对真神安拉的大不敬。

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中午我们回到酒店吃午餐，吃完之后大家普遍反映今天的午餐有点儿素，因为荤菜只有鱼，没有肉。午餐后向导跟梁红说，下午不可以再出去了，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必须在下午四点前回到酒店）。梁红说：“好吧，但是我们想要去这个酒店比较高的地方，拍拍街景或者城市的全景。”几经沟通，酒店的人终于同意让我们拍了，向导还是不放心，又跟我们交代了好多注意事项之后才离开。我们知道他要去联系我们接下来要采访的对象，还可能再帮我们制订一些明天或者后天的拍摄计划。

突如其来的威胁

向导离开之后，我们在房间里简单地准备了一下，就跟着一个工作人员上了酒店的屋顶。在魏凯和曾乔忙着拍街景的时候，有人过来跟梁红搭讪，一上来就问是从哪里来的，梁红就做了一些简单的问答。但是很明显，他不太满意梁红的回答，还特意问我们是否在为政府工作。梁红一再跟他强调我们不是为政府工作，我们也不会向政府提供我们拍下来的影像资料。他这才放下戒心，欣然地拿出他的数码相机给我们看照片，照片拍的都是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他跟我说，他们一家目前居住在英国伦敦，他来到索马里是为了做生意，我们就这样和他聊了起来。后来，我们还很友好地合影留念。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是曾乔给我们拍的照片，可是后来一看照片，发现拍到的他的姿势不是捂着嘴就是侧着脸。我们当时只是认为是抓拍的时机不好，没把这当一回事，也就没放在心上。

然后，我们跟着酒店的安保人员上了他们的岗楼，在那里第一次见识了卡特草，就是传说中那种能致人迷幻的草，这是当地特色之一。伊斯兰教的教义是禁止饮酒的，据说因为这个原因，当地人找到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自我麻醉的需要。我们问安保人员这东西卖多少钱，他们说，卡特草在柏培拉那边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在摩加迪沙这里却非常昂贵，像我们看到的韭菜似的这样一小捆就要卖10到20美元。梁红竟然提出说要尝试一下，此言一出，我们都很诧异地看着她，她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这东西还真挺贵的。

我们在岗楼里的时候，正赶上楼下有联合国和非盟的车辆经过，车身上有UN字样。梁红跟酒店的工作人员聊天，他们说这是一个非常繁忙的路口，因此，几乎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都会发生交通堵塞，具体堵到什么时间可就没准儿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4点之前返回的原因。梁红又问他们平时坐什么交通工具，他说他们这儿的交通工具就是小巴——迷你小巴，能跑大概10到20公里远，票价可一点儿也不便宜。这种车上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如果车里站不下，甚至有两三个人要站在小巴车顶上。

俯瞰摩加迪沙的街头，给人的整个感觉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好像并不是很清晰，这并不完全因为街边随处可见的建筑废墟和荒凉破败的街道，还因为哪里都能看到动物，最多的是羊和驴子，猫和狗也不少。这边的猫和狗好像都挺聪明，总能找到阴凉舒适的地方，然后老老实实待着。摩加迪沙的动物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瘦，也是，连人都顾不上了，动物哪还能丰衣足食呢？

我们在酒店的天台上又逗留了一会儿。当我们准备要下楼回房间的时候，那个刚才跟梁红聊天的酒店工作人员跑过来对我们说，他的老板希望能留下一些我们的联系方式和个人信息，比如手机号码或者电子邮件地址。我们有点儿纳闷，入住的时候不是都登记过了吗，怎么又跑来专门问？那个人解释道，他说的这个老板并不是指这家酒店的老板，而是他帮这个人做一些工作，相当于兼职。我们更不理解了，我们和他的这个“老板”素未谋面，干吗这么留意我们呢？

我们最年轻的安保人员，只有17岁

这个工作人员招手示意，带我们一块儿去了酒店二楼的平台，“老板”坐在那里等着我们，原来他就是刚刚和我们一起拍照的那个人！梁红很有礼貌地问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他刚才提到过他经常往返于英国和索马里，对索马里也十分熟悉，这次大概要在摩加迪沙待两个月，之后回英国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有可能要去中国。因为他自称是一个商人，梁红理所当然地认为采访一个商人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再说这个人声称自己到过中国、了解中国，沟通起来不就更有共同语言了吗？没想到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顺理成章的请求却引起了这位“老板”的犹疑，他非常紧张地看着魏凯和曾乔手中的相机，然后不停地问梁红照相机有没有打开。梁红赶紧告诉他说没开，但其实那时候魏凯的相机是开着的，并且已经开始录制视频了。“老板”的犹疑和紧张让我们大惑不解，对此他解释说他不能被录下任何影像资料，他讨厌那个东西（指照相机、摄像机），因为他不希望和政府打交道，不管是哪里的政府。我们都没有理解他的这个说法，追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这个地区的霸王。我和曾乔对视了一下，看来这家伙是个黑社会老大啊！然后我们只好跟他客套：“认识你是我们的荣幸。”他说可以抽时间带我们去看一些别的东西，或者到处走走。我们当然没敢答应，但还是很客气地表达了谢意，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没问题。现在明白了，那个把他引荐给我们的酒店工作人员应该是他的马仔。

然后，“老板”拿出香烟示意要跟我们交换，结果他用他的一根换走了我的一整包。接着他又拿着可乐让我喝，我婉拒了，因为可乐瓶的盖子是打开的（就算没打开的我也不能要啊！），谁知道他会在可乐里面加点儿什么料啊。

偏偏这个时候我们的向导并不在场，安保人员又不被允许进入酒店内部，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我们一致认为对于这种地头蛇应该敬而远之，寒暄了几句就起身告辞。我们以为他会明白我们的意思，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今天这件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在这一章结束之前讲一段小插曲：我们在摩加迪沙这几天，正好是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期间，酒店院子里有一个电视，可以接收得到卫星电视信号，有不少住在这里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差不多在球赛结束的时候，就听见城里有很多的枪声。在摩加迪沙这个地方，枪基本上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比如几个朋友要结伴外出，在出发之前要商量一下是你带枪还是我带枪，真不夸张！然后那天晚上基本上就是枪声大作，我们几个还寻思是不是他们也看球了，支持的球队赢球了所以鸣枪庆祝呢。第二天问了酒店里的人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那是人家实打实的派别冲突，正好在那个时间段。后来我们也养成习惯了，甚至没有枪声都睡不着觉，至少睡不香。太平静了你反而不平静、不自然，你总会担心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

“ONE THREE CHINA!”

视频：枪口下的笑脸 恐怖之都·索马里(四)

2012年5月15日，我们早饭过后直接被带到了摩加迪沙媒体中心。媒体中心里有电视台和电台。因为在之前了解到的资料中说这个媒体中心也经常会成为一些武装势力攻击的目标，所以早晨我们去的时候经过了层层安检，才终于得以进入大门。刚好遇见了索马里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当然是向导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大堂碰上，他正要出外景，就顺理成章地跟他们一行人合影留念。然后我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索马里电台和电视台。摩加迪沙媒体中心的内部环境和国内电台、电视台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非常简陋。

今天因为有内部人员的陪同，所以我们得以进入正在录制电台直播节目的演播室。我们旁观了节目的录制过程，还挺好玩的，和在国内的感觉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又去了电视台，电视台工作人员特别热心地帮我们找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信号，当然这个频道我在中国没有见过，好像是叫F-CCTV，里面正在播放中国连续剧，而且竟然没有配音，直接就是讲中文的，大概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吧。不管怎么说，在异国他乡看到这样的电视节目还是感觉格外亲切的。

工作人员带我们去了一个资料库，里面保存着索马里电视台从1951年成立至今的大量重要的媒体资料，这种超乎寻常的待遇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员工为我们放了一支来自中国的歌曲，那是索马里访华团在1986年从中国回到索马里之后录制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的一刹那，我们几个人都激动莫名。梁红在与他们交流时用了“超出我们想象”这句话，这真是发自肺腑的，试想一下我们当时的那种感觉，在一个饱受战乱困扰，贫穷、饥饿、满目疮痍的国家里，你一直紧绷的神经因为突然听到了一支来自祖国的歌曲而突然松弛下来。那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伴着我们长大的旋律，虽然唱歌的人中文有点儿不太标准，但是仍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感触和震撼。那种心情用语言实在难以描述。

说真的，只有来到异国他乡，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你的重要性。我这绝不是唱高调，即使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只要想到我们身后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内心就会产生极大的安全感。虽然这很虚幻，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这确实是一种武器和防弹衣所不能给予你的安全感。

接下来，我们又参观了电视台里的各个演播室以及各个录制环节，采访了编辑、制片人、儿童节目主持人和正在现场参加节目录制的一些官员。虽然电视台的规模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有的功能职能非常齐全。

陪同参观的人跟我们介绍说，刚才参观时录制的儿童节目会在周五上午9点在电视上播出，我们也希望到时候能够见证一下索马里的电视节目制作是一个怎样的水平。我们以前也走过很多地方，并且在国内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和传播公司，但是从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媒体人。可是今天进入到电视台和电台采访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们和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原来我们也是媒体中的一员，这一重大发现让我们有了归属感。

从电视台出来之后，已经是当地时间12点了，时间很紧，我们被催促赶紧上车，离开电视台去机场。因为机场今明两天有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索马里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会议。有很多领导人会在会上做一些发言，我们也希望可以以外媒的身份去采访一下。但是我们在电视台逗留的时间可能有点儿长，所以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照例须通过层层的安检，每个人被要求出示护照，然后搜身、搜包，甚至对我们乘坐的车辆也进行了爆炸装置的检测。总之是很复杂的一套流程之后，我们仍然没有被许可进入会议现场。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时间有些晚了。我们的向导跟机场负责会议接待的工作人员提议，让我们在会议室旁边的餐厅吃中午饭，但是这个请求同样没有被许可。整个会议区现在都已经被重兵把守，我们连下车透透气都不行。就这么僵持了大概有20分钟之后，我们无奈地离开了机场。

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像之前在酒店楼顶俯瞰时所见的那些重型武器装备，包括一些很夸张的非盟战车，上面都装备着重型武器，同时有士兵在把守。这样拍战争片一样的景象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和平世界的人而言确实难得一见，感觉还是极为震撼的，但是我们却没办法真实记录下这一切，因为这里禁止拍摄。只要你举起了手里的“长枪短炮”，就会有人冲过来制止。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我们的车载神器——用吸盘绑在我们车上的摄像机。后来我们大概翻看一下，还是拍到了一些内容，真是幸运。在索马里这个地方偷拍有时候是必要的。刚才在过安检的时候，因为是女士，所以梁红被单独带到一个安检区。做安全检查的也都是当地的妇女，她们隔着外衣摸到了梁红贴身穿着的防弹衣，问这是什么，然后梁红就打开衣服拉链给她们看，她们看了之后表情没有丝毫的异样，看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可能对她们来说，要是你没有穿这个东西才是很奇怪的事情。

机场这一趟行程可以算得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饥肠辘辘的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家私人餐馆，餐馆的老板是向导的朋友，我们边吃饭边和他聊了起来。餐馆老板说，他的家人都在伦敦，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在摩加迪沙开了这样一家餐馆。这让我们联想到了酒店里的那个“黑老大”，那个家伙也声称是从英国回到索马里的。不知怎么回事，自从昨天见面之后我们心里对于那个人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后话少叙，还是回到正题。这个餐馆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整个装修的感觉，包括整体环境和安保级别在索马里来说，应该是“first club”，这是他们喜欢用的形容词，也就是“头等”或者“一流”的意思。当然食物的水准比起我们在酒店吃的那些，也绝对堪称是珍馐美味！虽然我觉得他们的安保未必有我们自己聘请的安保好，但是就吃个饭来说，还是够用了。

向导为我们准备了当地的货币，厚厚的一沓，是准备结账用的。我们都以为要给很多美元才行，因为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和经验，摩加迪沙的店铺通常更欢迎美元结算。这一方面是因为兵荒马乱，国际货币相对本国货币自然是要稳定得多；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索马里常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央行负责发钞，市面上流通的索马里先令钞票都是使用时间超过20年的旧钞，而且在陷入战乱之前索马里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极其严重，随便上街买点儿东西就得准备一大捆先令（有点儿类似中国民国末期的金圆券）。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先令来埋单，向导拿的这一沓钞票都是千元面值的，二十多张才相当于1美元，只够买一小瓶矿泉水。花这种币值极低的货币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体验一把挥金如土的感觉，吃完饭给服务生的小费随手就是二三十张“千元大钞”，太酷了！

当我们酒足饭饱要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惊喜。餐馆里来了一群白种人，其中有几个还操着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也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聊了起来。他们实际上是两拨人，其中一拨平时在摩加迪沙工作，另外一拨会讲中文的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工作，他们来到摩加迪沙这个地方是为了拍摄摩加迪沙二十年来第一家银行的开业典礼。

这时梁红想起来，今天我们在街上抓拍到的一张照片上就有“BANK”字样，真没想到竟然是第一家，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听这几个老外说，银行是5月12号刚刚开业的，主要的业务是储蓄和汇款，可以把钱从索马里汇到国外，也可以接收从国外汇往索马里的资金。不过这么多年了，索马里的老百姓普遍都已习惯了把钱随身携带或者藏在家里，对于银行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所以银行开业之初主要还是面向索马里的上流社会。

我们跟这两个白种人聊得很开心，因为他们会说一点儿中文，沟通起来自然是方便得多，加上我们用的相机又是同样的型号，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我们还交流了各自的拍摄利器，我给他们展示了车顶吸盘，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叫sun light的滤光镜。临别时我们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和他们在另一个地方见面。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全世界各地跑，所以真没准儿哪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就又碰面了。他们的下一站是乌干达，我们的下一站是乌克兰，真巧，都带个“乌”字。

回到酒店后，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还是想去第一天没能进入的那座剧院看一看。因为我们在出发前搜集关于索马里的新闻资料时，对于在那里发生的那起爆炸事件印象特别深刻（那里发生过许多次爆炸，我们所指的是最近一次导致索马里奥委会官员罹难的事件）。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向导，向导起初不同意，反复强调那里的危险性，但是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终于联络到临时政府的官员，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便利（当然，花点儿小钱是免不了的）。

5月17日一早，我们终于亲临了爆炸案现场,还拍到了爆炸案的一些遗迹——遇难者的鞋子。我们问向导那次爆炸案的具体遇难人数是多少，我们在北京听说的是有两名官员。他说那只是官员的人数，总共约有20人在那次的爆炸案里遇难。

参观剧院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在此工作了40年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到现在还住在这里看守剧院。他曾去过中国两次，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之后，老人特别兴奋，放开歌喉为我们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居然还是用中文唱的。中非友谊在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由始至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中索人民友谊万岁！”这样一句听起来如同口号的话，在当时、当地那个特定环境下说起来似乎很正常，就连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说了好几遍。

一个多月前那起爆炸案中遇难者留下的鞋子

看守剧院的老夫妻，这位老大爷用中文为我们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

离开剧院，我们去了港口。港口重地，迎接我们的当然还是层层安检。在等候安检的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非盟的官员，他说这里也在举行重要会议。他也曾经到过中国，到过长城，因此和我们聊得很愉快。

（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禁止拍照、禁止拍照、禁止拍照！但是我们也挺不厚道的，车上架了两台机器，我身上还背了一个偷拍机，一直在拍。当然，我们并没有拍照，我们是在摄像。）

在港口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梁红给了他糖吃。让人挺郁闷的是，小朋友拿了糖还追着她说：“One dollar，one dollar（1美元、1美元）！”梁红很无奈，跟他说自己没钱。

我们现在坐在港务局的外面，重要会议散场了，高官、政要从里面出来，每个人都带着保镖。很明显这些都应该是索马里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基本上都穿着民族服装，还拿着会议礼品。我们还注意到，他们也用平板电脑。梁红跟他们说：“中索人民友谊长存！”他们报以微笑和感谢。有一个人见我们拿着照相和摄像的器材，以为我们是外国媒体，就主动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索马里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室的特别助理，你们想采访总统吗？”有机会采访一个国家的元首，这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于是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希望能在明天或后天预约一个时间。

我们这几个人里英语最好的是梁红，而且梁红是女人，我们就瞅准了一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女人，让梁红去采访她。还别说，女人和女人之间就是容易交流，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她为临时政府工作，而今天来开会的这些人，各式各样，有些人她也不知道来路，包括刚才这个所谓的总统办公室的人，她说索马里没有总统。她对我们解释说，虽然这里的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会有纷争，派系斗争时常发生，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她告诫我们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可刚才那个男人的胸牌上确实是那么写的——索马里政府总统办公室，敢情这儿也有办假证的？这是这位女士的意见，她说那个人是不值得相信的。

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吃完饭之后我们本来是和向导约好直接去银行的。但因为之前我跟我们的安保队长提过想去趟难民营和难民做一次深入的交流，所以中途他就带着我们去了那里。恰巧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附近的社区，于是我们见到了他的孩子和他的妈妈。他妈妈做着相当于我们社区工作者、居委会主任性质的这么一个工作，看上去是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难民营的事情，使我们受益匪浅。

从他们的话里能听出他们对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带有愤怒的情绪。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人，没有这些轰炸，没有这些战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难民营，很多所谓的派系斗争实际上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操纵。

我们要造访的难民营和社区只有一墙之隔，确切地说应该叫一“门”之隔，从社区的铁门走出来就是难民营了。难民营非常大，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简易帐篷，少说也有几百个。有些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帐篷，只能叫窝棚，最夸张的一个就是几根树枝上绑了几根布条，我们完全无法想象“里面”怎么住人。难民营里的人们对我们的到来大感好奇，特别是孩子们，都用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张望着。这让我们的拍摄进展得很顺利，拍到了一些很棒的孩子的表情。难民营给我们最深的感触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那种乐观的精神，生活如此艰辛，他们的脸上却总能看到笑容。他们说，要用笑容相互安慰，给彼此信心和勇气。

难民营的孩子

对于外面的世界既有憧憬又略带恐慌，这个眼神可能代表了大部分索马里人的心态吧

这就是真实的难民营，这就是真实的索马里生活

难民营里鳞次栉比的窝棚，几乎望不到尽头，在摩加迪沙，这样的难民营有大大小小数十个

无论他们是否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索马里的未来就寄托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

我们路过了他们那儿一个类似于管理处的地方，墙上画着一棵树，树上有很多叶子，每一片绿叶就是一个难民营的名字。我觉得其实那树画得挺生机盎然的，但是那些名字看起来确实让人心情沉重——在摩加迪沙这座城市还有这么多的难民营，还有这么多衣食无着、缺医少药、没有学校、生活困苦的人们。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进来时走的那道门被锁上了。我们让梁红问安保队长，因为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说是为了安全才锁的那道门。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才上的锁，因为站在他身边的那些安保公司的士兵已经开始拉枪栓了。据我推测，应该是由于刚才在难民营里，我们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又送给了难民一些食品、药品和消毒液、清凉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从而引发了社区那边的人的不满，认为我们厚此薄彼，所以就要给我们点儿颜色看看。于是又经过一番交涉（他们交流的时候讲的都是当地话，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支付了一些小费外加两包香烟之后，我们才被放行。

然后，我们去了银行。正如我们不久前刚认识的白人朋友所说，这家银行是索马里20年来开业的第一家银行。经营这家银行的老板是我们向导的朋友，他本身也是索马里人，现在加入了美国国籍，从美国回来开了这家银行。我们正好赶上了银行的开业典礼，有很多索马里当地的高端人士在开业典礼上发言，也和在场的人作了一些互动。梁红在那里填了一张开户的信息表，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她是他们的第一个顾客。但其实，梁红只是那家银行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如果从5月12号试营业开始计算，梁红是总第152位顾客。银行的开业，让我们感觉现在的摩加迪沙才真正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一所医院，门口的救护车上写着汉字“铃鹿市消防署”，很显然是从日本走私来的。我跟向导提出来想去医院看一看，向导说这事问题不大，但是今天天色已晚，只能改天再安排。

5月18日是摩加迪沙的假期，他们每周五是休息日，这一天市场会关门，政府机关会休息，一些医院学校统统地放假。

我们没什么地方可去，也不愿意在酒店里就那么待着，于是就跟着向导和安保人员去了摩加迪沙一个离市区比较远的海滩，感受了一下印度洋的海风。在沙滩上我们碰到了来自内罗毕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聊天才知道那个小伙子是在为央视9频道工作。他刚刚参加工作三个月，平常住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工作却在索马里地区。今天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摩加迪沙的海滩。摩加迪沙有两个海滩，一个离市区比较近，但是景色不是很好，另一个离得虽远一点儿，却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蓝的海，还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国内度假村、农家乐的地方。在这里遇见为中国媒体工作的半个同行，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缘分，于是我们反客为主，对他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然后我也给他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他说如果有时间会来我们住的旅馆拜访，我说，更欢迎你有机会来中国。

在沙滩上，我们还遇到了很多来这里度假的年轻人，他们围着我们问一些很普通、很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来自哪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的电话可以告诉我们吗，甚至还有要E-mail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们觉得有点儿意思，他们一大群人围着我们问：“你更喜欢索马里还是中国，你喜欢摩加迪沙还是北京？”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说我喜欢索马里、我喜欢摩加迪沙，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跟他们继续下面的话题，或者说便于进一步沟通，但是往往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出于本能，所以我脱口而出的就是“China”，中国！结果还好，他们给予的是微笑，是笑声，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从气候聊到饮食，又聊到文化娱乐，他们都知道中国功夫、知道成龙。所以我们想，可能中索友谊并不只是在以前源远流长，而且在现在和以后所有的日子里，中国人和索马里人都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今天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的理解也让我觉得他们很绅士，并且握完手之后他们会亲吻自己的手背，让我们觉得确实是一种很大的礼遇和尊重。之后我们一起踢沙滩足球、一起合影，玩得非常开心。我觉得索马里的年轻人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封闭、守旧，不可以拍照，不可以这样那样。我觉得他们是很开放的一群人，也许是因为网络的关系，或者是受到现代媒体传播的影响，让他们能够了解和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可能从他们身上能更多地体现一些西化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跟那种固步自封的非洲人很不相同。今天还有几个就是明显看起来阶层不太一样的当地人，过来很有礼貌地请求是否可以一起合影，我们当然没问题，都欣然同意了。在印度洋吹吹海风的感觉特别好，我们在那里吃了点儿简单的午饭，然后在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把从中国带来作为礼品的茶叶和香烟发给安保人员，他们都很高兴，然后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后来我干脆作为安保人员的一分子坐到了安保人员的车上，录制了一个我们自己感觉还比较满意的纪录片开场，我背着枪，坐在安保车辆上，行驶了一段路。

在海滩上遇到的索马里青少年，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他们有着许多的热情和活力

在沙滩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市区，然后直接被我们的安保队队长带到了昨天想去的那家医院，这个医院是中国人援建的，所以在这个医院里，很多地方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特色，包括绿色和蓝色油漆粉刷的墙裙、白色的墙壁，整齐的砖结构，整个的感觉都很中国，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上世纪的北京朝阳医院。

医院门口竖立着一块醒目的提示牌，上面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写着“禁止携带枪支入内”。这家医院现在是摩加迪沙最大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就是所有摩加迪沙的妇女儿童生病都会来这家医院。今天因为是休息日，所以院长和医生都没有在工作，但是院长很友好地打了个电话给我，约好明天我们可以去采访他。院长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梁红接的，因为最近我们总是一会儿说英语一会说汉语，而且非洲人讲英语是有口音的，所以她也经常会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自己都混乱了，一接电话的时候院长跟她说“你好”，梁红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说“hello”，院长又说“你好”，然后梁红突然意识到院长是在跟她讲中文。这时，梁红才进入状态，用中文跟对方说话，结果她发现他只会说那一句“你好”，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觉得亲切和感动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来自中国，所以才会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约好了明天去访问院长。在医院我们也拍了一些患病的妇女和儿童，恰好赶上了他们的疫苗接种。在中国看新闻的时候就听说摩加迪沙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孩子们做一些免费的疫苗接种，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些疫苗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但是数量最多的是产自中国山东的某制药厂。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新闻里说的那样，每个孩子都可以接种到疫苗，都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表明这里正在慢慢地变得更加文明、更加现代化。

从医院出来，本来我们想着拍一些空镜就走，但是在曾乔和魏凯去拍空镜的时候，一个当地人走过来，跟我们说当地的语言，完全听不懂，然后安保队长过来充当了临时的翻译，带我们去看了在一个月前爆炸案中受伤的人。当时我们不能理解，病人并不是住在病房里，而是住在医院外面的甬道上。由于交流有障碍，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要带我们去看看医院的绿化环境，到了才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们甚至还在称赞这里的环境确实漂亮，满眼绿色的树，感觉像是一个花园。但是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心被揪了一下。他表情很淡定，然后看着我，我问他：“你介意我拍照吗？”他说不介意，然后把盖在腿上的黑纱摘下来……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苍蝇飞出来，那个腿已经……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一定是在爆炸中受到了重度烧伤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吧。他腿上将近80%的皮肤都烧焦了，只是简单地涂抹了一些紫药水，所有的伤口都在发炎、化脓，很多苍蝇、蛆虫在伤口上爬来爬去。

离开摩加迪沙之前，我们向几天来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安保队员赠送礼物——从中国带来的茶叶和香烟

安保队长跟我说，这个人的家人在那场爆炸案中全死了，包括他的三个兄弟。现在他已经没有家人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现在没有吃的，没有钱，没有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药品。他说他现在之所以能活下来，都是靠身边的人，谁路过给他点儿吃的，或者说给他点儿钱。我特别无语，这就是许许多多在战火中家破人亡的索马里家庭的缩影，前面在医院里面看到的那些患儿有些因为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还不足以让人震撼，因为我们既有印象中的黑非洲就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在难民营里看到的孩子一样，我们有心理准备。然而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战争，因为爆炸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无依无靠，我相信如果他不及时接受截肢手术的话，这样的伤势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可是即便如此，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脸上甚至有着淡淡的笑意，那真是一种看破生死的乐观态度。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1美元，看起来可能有点儿小气，但是我知道就算给他10美元、100美元，那也帮不了他很久，我解决不了他今后的生活，我只能说让他买点儿吃的，不至于饿肚子，仅此而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二天早晨，因为我们的安保队员来得比较晚，我们比原定计划采访医院院长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到达医院。院长在忙，所以来接待我们的是来自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做外联工作的，因为他英语说得特别好。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又找来了一个曾经在武汉大学学习了五年内科的索马里医生，我们和他可以用中文交流，这样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我们就跟他聊得有点儿多，他的家在迪拜，回到摩加迪沙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报酬。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各个科室。安保队长一直在旁边催我们尽快离开，因为昨天我们来医院的时候是假期，而今天已经正常营业，所以人特别多。

摩加迪沙妇幼医院

但是我们从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在索马里所有医疗都是免费的。当然这家医院只针对妇女和儿童。我们问他这个医院的药品是否都由政府提供，医生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说不是，政府不管任何东西，所有提供这些药品的都是从一些慈善组织、一些援助机构得来的。包括他们这些医生，也是在这边做其他一些工作，但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从各个地方过来帮忙。他特别希望我们把这个视频带回中国，因为这个医院是当年中国援建的，他希望能通过这个视频来表达他们对我们国家的谢意。这边也有来自中国的药品和设备，这边的X光机是这家医院修建的时候中国捐赠的。后来他带我们去看那台机器，那已经是一个非常破旧、老化的设备了。他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拍摄，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援助。之后，他还带我们去参观了手术室，他说手术室相对来说，条件会好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手术室的条件真的称不上好，还远不如咱们国家普通的ICU病房，里面只有一张特别破旧的手术床，上面的无影灯呢，有的灯罩都碎了。没有空气净化系统，窗户就是那么敞着，跟外面的空气连通。我同时也注意到手术准备间，根本看不到呼吸麻醉机、心电监护这些东西。说白了，手术间里就是没有任何设备，只有一张破手术床。紧接着我们又参观了第二间手术室，还是一样。氧气也是他们那儿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他们那儿ICU里唯一的一个医疗设备就是制氧机，他们没有氧气瓶，而是直接用制氧机来制氧，给病人吸氧。怎么说呢，这个ICU是我去过的最……简陋的，就是一间屋子，里面有几张床而已，这就是他们的ICU病房。

后来我们又顺道去血库看了一下。那儿好像根本没有血，可能因为条件所限吧，没有好的保存条件，也没有更多的血液来源。整个医院给人的感觉，虽然说外表还是我们几十年前的中式建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中国建的东西很结实，在无数次爆炸后都能幸存下来，施工质量很好，这话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讽刺？）。除了这些之外，医院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现代化的地方，完全挨不上。

从医院出来，安保队长一直在催我们，因为安保工作不好做。我们的到来已经引起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和病患的围观，然后大部分人会拿着一些关于他们身体状况的资料，比如说，他们照的X光片、病历什么的，向我们展示。我们也感到局面有点儿hold不住，赶忙上车离开。回去的路上，我们接到总统办公室助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总统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回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下周可以安排时间采访。

这几天的行程充满了中国元素，也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电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剧场的《北京的金山上》，从会说中文的外国记者到在武汉留过学的医生，以及各色各样索马里人提到中国时的赞许和好奇。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总能听到当地人对我们说：“One，Three，China！”刚开始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们在用不标准的中文说：“万岁，中国！”

金蝉脱壳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自从那天见过了“黑老大”，我们就开始不断接到骚扰电话。手机SIM卡是到当地以后请我们的安保人员代买的，可不知怎么号码泄露了。那天晚上我们就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梁红接的，这个电话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很善良的人,我们是摩加迪沙的穷苦百姓，我们的生活很贫困，我的老婆和女儿都得了很重的病，我们需要帮助。”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往坏处想，因为这个地方外国人毕竟来的少嘛，可能确实是想向我们求助，所以梁红就非常友善地回复他们说：“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提供帮助，请问你的妻子和女儿得的是什么病？我们这里有一些药品，或许帮得上忙，我们去哪里找你？”没想到她这么一说，对方直接把电话挂了。我们这才觉得不对劲，这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求助电话。没过多一会儿手机上又收到了一条短信，这时候话就说得比较露骨了：“我知道你们的行程，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恐吓行为，于是赶忙和我们的安保人员商议了一下，但是他们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对策，因为对方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所以他们只能暂时观望。后来我们推测安保人员里面很可能就有对方的线人，这才解释得通为什么我们的电话号码这么快就外泄出去了。

有了一开始的电话和短信之后，我们又接到了七八条短信，当然这都是几天之中陆陆续续发过来的，号码也无从追查，每一次的措辞都会比上一次更加明白和直接。最后他终于向我们摊牌了：“我是这里的霸王，我见过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有麻烦的话，就每个人拿10万美元给我，否则我就会采取行动，到那时候可能就不是10万啦！”行动？是指绑架吗？等等，这样熟悉的语气……是那个黑老大！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国度里冷不丁遇到这样的事，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有多么惊慌和无助。我们唯一能求助的人就是我们的安保队长，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增加了安保的人数，从原本的8个人增加到了12个人，并且更改了我们往后几天的行程。可是正如我们之前所担心的，安保队伍里很可能已经混进了黑老大的眼线，那么单单增加人数就是徒劳的，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

我们四个人私底下合计了一下，决定把老祖宗的智慧发扬光大，三十六计——走为上！反正摩加迪沙的行程计划也完成得差不多了，这就动身前往下一站，博萨索或是哈尔格萨，顺理成章地摆脱这如影随形的威胁。为免打草惊蛇，我们只把想法告诉了向导和安保队长，他们也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去机场，肯定会引起注意，如果真如我们所料，安保人员中有黑老大的眼线，那不是打草惊蛇了吗？于是我们统一了口径，对外一概宣称是要去博萨索（闻名于世的索马里海盗根据地）几天，然后还会回到摩加迪沙，再从摩加迪沙机场乘机返程。为了增加可信度，我们还专门收拾了一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单独装了一个大行李箱，对安保人员说因为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只能留下一点儿行李在这里，交给他们保管。这个金蝉脱壳的计策果然奏效了，安保队员们都显得很高兴，他们觉得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信任，这下反倒让我感觉有些歉疚，因为如果我估计错误，安保队员里面并没有“卧底”的话，那真就变成我们在利用他们的信任了。但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当时只能这么做。

本来我们想乘坐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一早的飞机去柏培拉，这是最快的安排，可是我们想起了总统助理打来的那个电话，不管这个总统是真是假，有没有得到索马里老百姓的承认，我们都希望能把握住这样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我们请向导去跟总统助理确认了这件事，向导认为对方的身份是可信的，于是，我们只好把前往柏培拉的行程改到了周三。

然后我们去买摩加迪沙到柏培拉的机票，因为航空公司需要我们四个人护照的复印件，所以我们必须一起过去（也是向导为了让我们安心吧，没有拿走我们的护照，而是让我们亲自去）。采访总统的代价有点儿大，因为每在摩加迪沙多停留一天，我们就要付出上千美元的安保费用，加上疏通临时政府官员的钱以及食宿等日常开销，我们为了采访总统在这里多待的两天，支出了将近一万美元！这个地方让我们特别深切地理解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的含义。基本上在这个地方遇到什么阻力的话你就行贿当地的官员，这个方法确实屡试不爽。我其实也很纠结，在国内的时候作为老百姓和纳税人，我当然痛恨贪官，可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环境，我竟然有些感激这些贪官了，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就会举步维艰，更不要说去那些我们想去的地方了。

我们对这次采访充满了期待，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希望可以顺利完成对总统的采访，并且在采访过程中捕捉到一些亮点，这样才能对得起我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金钱。

摩加迪沙的集市，看似平静实则极度危险，几天前这里刚刚发生过爆炸

摩加迪沙街头竟然有这样一家数码店。

从航空公司出来，我们又去了银行。因为梁红跟我们的向导说，她想去银行取她上次开账户的存折，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们到了银行，挺顺利地拿到了开户证明。但是让梁红失望的是没有存折，也没有卡，只有两张纸，质地很普通的纸，一张粉色的、一张绿色的。但是梁红还是决定把这两张存单好好保存，她存了10美元在索马里的银行里,很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在索马里银行里拥有账户的中国人。

全副武装的我和安保人员一起行进在摩加迪沙街头。必须提醒大家，这是非常危险的玩命行为，千万不要模仿！

安保人员本来计划在我们结束摩加迪沙行程的时候，举行一个小型仪式来庆祝他们完成了安保任务。今天所有的工作差不多已经如期结束了，他们也觉得接下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于是大家决定一起来庆祝一下。在一块空地上，安保队长给了梁红一支枪和几发子弹，让她去放枪。大家都很高兴，梁红当然也很高兴。这就是他们的庆祝方式，跟中国一样，我们放鞭炮，他们放枪。区别其实不大，都是听个响儿嘛！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在摩加迪沙的大街上走一走了，这本来在我的预想中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来到摩加迪沙这么多天了，这是第一次我们被允许可以沿着街道进行所谓的“扫街”。我们都很兴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台照相机或摄像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只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非常扰民，因为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街上很多人。我们几个走在大街上，前前后后都是安保人员。他们都很紧张，希望站好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们说过几天还会回来），我们其实也有点儿紧张。梁红还特地把眼镜摘下来，也顾不上什么美观和防晒了，我们想的就是尽量表现出善意，让老百姓看到我们的表情，看到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笑容。在街上走的时候我进了几个小商店，有建材商店、杂货铺和药店。

但是不管我们进到哪个店铺，安保人员都会立刻进去把里面除了老板、店员以外的人轰出来。在店铺外面的安保人员则负责驱散在店门口围观的闲杂人员。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幕是，一个青年坐在一个红色的水桶上，然后安保立刻拿着枪把他轰到了一边，还把他坐的那个桶检查了一下，检查完一脚就给踢开了，他们担心里面有爆炸物。这样一来就大大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逛商店的感觉就像是鬼子进村，当然，我们是“鬼子”，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夸张。回想一下，那天在海滩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要去上厕所，有一个小安保跑过来问明我的意思后，就径直冲到厕所，把里面上厕所的人都给轰了出来。等我上完厕所出来，发现厕所门口站着另一个安保，挡着门口的两个人，不让他们进来。想来他们也是为我的安全考虑，对他们来说，如果进去的是一个恐怖分子，把我在厕所里杀死或者绑架了，那就是他们的失职。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但是这种感觉我不喜欢。

梁红也有同样的感觉，其实我们是想贴近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但是没想到这么做却给他们造成了更多的困扰。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的安保人员也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保持着脸上的微笑，传达我们的友善和歉意。这一刻，我脸上的微笑只是一种表情，而并非真实心情的流露，因为我们心里越来越紧张。好在大部分人对我们还是表现得很友善，我们互相以微笑致意。

一辆面包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上的人打开车窗，向我们大喊：“China!China!China!”我没法分辨他们的语气是友善还是好奇，只是惊讶于我们这几个中国人来摩加迪沙的事儿这么快就都传开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好人、坏人全都知道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最后终于引发了一场小骚乱，我们那几名安保人员险些控制不了局面。

现在回头去想，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非常紧张，特别是梁红，她一直在不断回头留意我们几个，魏凯和她走在一起，他们都在对方的视线范围以内，而我则有一个名叫哈森的安保人员一直陪着，梁红看到曾乔身边也有安保队员，就稍稍放下心来。但是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今天这次“逛街”的行动是多么冒险，因为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枪声！

我赶紧招呼梁红、魏凯和曾乔上车。这个时候，我们的向导已经着急了，在车上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给安保队长。我只能大致猜出他的意思是让所有人赶紧上车，因为他们用本地话交流，我完全听不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里，也不知道这个枪声是针对我们还是其他人的。

在安保队长的指导下，曾乔第一次接触了以往只在CS游戏中见过的AK47式步枪

一些小插曲

虽然这次旅行并不是那么轻松，但是曾乔却是我们的开心果。前面说了，“捷达”是他的外号，但其实他还有另一个外号，叫做“端详哥”。他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丰富的人，他的内心特别纯真，他心里想着什么，在脸上都能看得到，就像孩子一样。孩子的笑容往往代表心情，成人的笑容只是一种表情。

但是皱眉头呢，也是代表他的心情。我们在航空公司的办公室买机票，很热、很累，他穿的防弹衣也很重。他就在那儿唉声叹气，表情很痛苦。我们的向导以为他哪里不舒服，生病还是怎么了。向导问梁红，我大概听明白那个意思了，就跟“端详哥”说：“笑，你要smile，难受也不能表现在脸上。”从那儿以后，他就一直保持着一脸假笑，一直到我们回酒店。表情丰富的“端详哥”表示很无奈，但是丰富的表情只能在私底下展示，在这儿呢，表情丰富是一件很有危险性的事。每个人都对他说“hello”，他不皱眉头，别人也不皱眉头，双方都表示出了各自的友好。

我在这里还得提一提前面说过的那个医生，就是在妇幼医院里碰到的那个曾经在武汉大学留学的迪拜人，因为遇到他算是一件真正值得开心的事，我现在得说说他。他在摩加迪沙“支医”，类似我们国内的“支教”，没有工资，就是在这儿提供医疗支援。我问他来了多长时间了，他说两个月。他问我什么时候离开摩加迪沙，我说：“周一，周一我们可能会去博萨索（其实当时我们后面的行程还没有定下来）。”然后我问他博萨索危险吗，他说：“当然不危险，博萨索至少没有炸弹，没有恐怖袭击，没有狙击火力，没有这么多的武装人员。博萨索只有海盗，只有绑架，相对于摩加迪沙安全得多。”我说：“你在医院工作，你来摩加迪沙这段时间，经历过多少次恐怖袭击？不只是针对医院，而是发生在整个摩加迪沙地区的。”他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根本数不过来。”我听了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然后我问他：“你难道不害怕吗？”他反问道：“我为什么要害怕？既然我来了，为什么要害怕？”

今天梁红去银行拿她的存单的时候，我们在银行门口随手拍一些照片，然后有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小伙子从门口经过，车上装了一些油炸食品。银行的保安把他拦住了，不让他接近我们。看那个架势，保安当时差点儿就要把那车掀翻了。然后那个小伙子就站在那儿很无助地看着我们，我看见他是卖食物的，车上应该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就想过去拍照。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刻阻止我，说那个东西不能吃，不能吃。但是周围的人都在买，都在吃。我说我不吃，我只是对那东西有兴趣，想过去拍张照片。摩加迪沙就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有些东西有些人能吃，有些人就不能吃。

我们去了非盟驻索马里总部的办公区。向导进去商洽参观访问的事情，我们在路边等消息的时候，来了一辆比我们的武装还要夸张得多的车，上面有很多人，全部装备着重型武器，拿AK47的都很少，大多是重型机枪什么的。我就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是为谁工作的，是为政府还是为某个老板。他们说是为老板。看样子一定是个大老板。在摩加迪沙，老板可比政府管用得多了。由于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很薄弱，通常都是雇佣大的安保公司来保障安全。据我观察，政府的安保集中了几部分力量：第一个是联合国和非盟的维和部队，第二个是安保公司，第三个是数量可怜的政府军。今天还看到了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武装人员，看起来应该是接受美国军事训练的索马里人，他们都拿着美式装备。

在摩加迪沙的这几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固然有冲突，当地有逊尼派、什叶派等教派的纷争，还有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青年党等武装势力，但是索马里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接触到的不光是负面的东西，这么多年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里面，无力改变现状，唯有乐观面对。比如说在医院的那个小伙子，他的腿已经那样了，我觉得肯定是保不住了，当地的医疗条件和他自身的经济状况各方面，他没办法去做截肢手术，在大太阳底下，腿已经溃烂成那个样子，但是他的表情非常的淡定，就好像一切都是很平常，无关紧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国际社会所不曾了解的真相，索马里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你不到摩加迪沙是体会不到的，包括我们在摩加迪沙市集看到的，他们确实会有很强的戒备心，而在海滩上的那些年轻人又让我们看到了开放、进步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过着他们的生活，不管世界乱成什么样子，人总要活下去吧。所以我觉得，摩加迪沙的人更能代表索马里人一个更加真实的状态，或者也是国际社会最需要了解的索马里的状态。

我们跟向导的对话——关于索马里的Q&A

问：在索马里，有几个政治或者军事势力寻求独立？

答：有很多这种组织和区域，但最主要的就是4个——索马里兰、邦特兰、拉汉文兰、艾迪德。

问：摩加迪沙是受哪个组织控制的？

答：摩加迪沙是索马里的首都，但它并不受上面所提到的4个组织中任何一个控制，但是又都和他们有着联络。

问：摩加迪沙有多大？

答：有许多小势力都归摩加迪沙管辖，他们有的也试图独立，但得不到支持，从这儿一直到肯尼亚边境，都属于摩加迪沙。

问：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答：可以，柏培拉和哈尔格萨，这两个地方离得不远，如果想去周末可以去。

问：安全吗？

答：那里有保安，不需要带枪。

问：如果再向南的城市可以去吗？

答：只能坐汽车去，没有飞机。因为摩加迪沙城市很大，所以在这个城市的角落会有人体炸弹等出现。就是今天咱们去的市场，有人在清理路边摊位的地方，刚才就有人站在房顶上扔了个手榴弹下来，发动袭击的人已经在爆炸中死了。没有人觉得这事有什么不妥，他们想干就干。

问：扔手榴弹的人如果没有死，会受到惩罚或制裁吗？

答：市场上的人就会把他抓住，然后枪毙。这里的人就信两样东西，枪和古兰经，我们按照教义来做事。

问：摩加迪沙人的平均寿命有多长？

答：有一百岁以上的老人，但大多数都活到七八十岁吧，当然非正常死亡的除外。

问：我看见好多人用一根树枝在嘴里咀嚼，那是在干什么？他们在刷牙吗？

答：他们吃那个东西就像是在刷牙。那些像树枝一样的东西论捆卖，一捆大概20美元。肯尼亚、赞比亚、也门都有这个习惯。它并不是口香糖，人们经常伴着茶和咖啡来吃那个东西，就像是摇头丸，会让你变得兴奋并不停地说话。有些人不停地说，有些人非常安静什么也不说，像喝了酒一样。

问：在索马里喝酒违法吗？

答：政府不允许卖酒，但有人会从其他国家偷偷把酒带进索马里。

问：在索马里，男人可以娶几个老婆？

答：4个，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是这样。

问：如果你有了固定地址，能否用快递给你寄一些东西？

答：可以。（威武，不怕死的邮递员！）

问：去索马里兰的时候是否就不需要安保人员了？

答：也不是很安全，需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上街逛。

问：博萨索和摩加迪沙哪里更安全？

答：只要听从我们的安排，在摩加迪沙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博萨索由于当地的地方运动和邦特兰有纷争，所以现在那里会经常发生冲突，还会死人（射冷枪），所以博萨索不是一个好地方。要去那里需要更多的安保人员。

问：两年前有这家酒店吗？住在这里是安全的吗？

答：这家店也就开了两年，安保级别很高，所以住在这里是安全的……当然，世事无绝对。

世外桃源哈尔格萨

我们在商量第二天采访总统的方案时，梁红提出了她的担忧：“会不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咱们采访的时候把总统弄死，然后嫁祸给咱们？当地人跟我说，最好不要去，因为索马里很多人不喜欢他。所以如果要是去了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咱们肯定脱不了干系。”

这里还是先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位“谢赫谢里夫·谢赫·艾哈迈德总统”的背景吧：之前提到过，索马里事实上是处于派系割据的无政府状态，而各派系背后又有境内外的各种势力操控和支持着，现在的所谓政府实际上应该称为“临时政府”或“过渡政府”，其合法性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承认，现任艾哈迈德总统是一个名为“重新解放索马里联盟”的组织的领导人，于2009年在联合国的居间斡旋之下当选总统，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因此，外界普遍的观点是，艾哈迈德是一位亲美的索马里政客，这让很多曾经受到美军战火荼毒的索马里人（例如我们的安保队长）无法接受。考虑到索马里是一个枪支泛滥、冲突频发的国度，此前多名政要均死于刺杀和爆炸，因此虽然梁红的这个想法实在是有点儿奇葩，像是电影里的情节，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那得是别有用心成什么样子才会来嫁祸我们这几个手无寸铁的无名小卒啊！）。

索马里兰的货车大都装饰得极富民族特色，是街头独有的景观

然而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这天晚上又发生了两起炸弹爆炸事件，死了七八个人，于是星期三上午我们就出不了屋子了。外面很危险，街上很混乱，酒店的安全级别也升到了最高。中午接到了总统助理的电话，说总统一会儿要到机场，准备了一个讲话，讲话结束后我们有15分钟的采访时间。向导极力劝阻我们，说这个节骨眼上有无数人要炸死总统，机场又是一个公开区域，我们执意要去的话，很有可能被殃及，那可是性命攸关的事儿。街上不断地传来枪声，我们只好听从了向导的忠告。

烦心的事还不止于此，由于这两天摩加迪沙的局势一团糟，我们办理的前往柏培拉的通行证迟迟没有批下来，最后只能把机票退掉，退票手续费是每人200美元，这简直是抢劫啊！

那么往后几天的行程如何安排呢？肯定不可能一直在摩加迪沙待下去，危险是一方面，关键花费太高，我们剩余的资金肯定不够再撑一个星期了，让国内的亲戚朋友汇款过来也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

反正我是觉得博萨索必须要去，因为这是国际社会对索马里的注解，也是许多人印象里索马里的象征。可是他们几个提出了反对意见，梁红说：“向导告诉我的消息是，今天中国军舰在博萨索附近海域击退了七十多艘海盗船舰，在这种局势下，你觉得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到了博萨索会怎样？”

我去，这还用问吗？肯定是羊入虎口啊！我们没有时间犹豫，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从摩加迪沙能去哪儿？

只有索马里兰了！由于索马里兰已经宣布独立，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实质上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国中国”，因此从摩加迪沙去索马里兰需要办理一些手续，这倒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情，关键是时间紧迫，我们怎么过去。

星期二的时候，向导告诉我们他可以联系到特别小的那种私人飞机，载我们几个去索马里兰。这是好消息，然而还有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总统的采访泡汤了，因为他要紧急出访肯尼亚和土耳其。

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总统呢？向导说也许我们们再回到摩加迪沙的时候总统也已经回来了，没准儿。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抱怨、懊恼都无济于事。向导的意思是让我们先去索马里兰的哈尔格萨，然后在那里等着办理前往柏培拉的通行许可，如果能够成行，周五再从柏培拉返回索马里兰。我还是不死心，问他飞机能不能直接飞博萨索，他说不行。

按照现在的安排，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在索马里兰。趁着向导出去联系私人飞机的当儿，我们决定先整理一下行李。之前不是说我们要收拾出一箱无关紧要的行李留在这里掩人耳目吗，可收拾来收拾去发现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没用的设备，大部分东西还都得带着。我们往充当“人质”的箱子里塞了一些脏衣服和吃剩的食品，为了增加“分量”又填了一些砖块和石头，好在这些东西在摩加迪沙随处可得，然后我们把箱子上了锁。

我问梁红我们手里还剩多少钱：“8 000美元有吗？“7 500。”所有的现金都在梁红的手里，接下来我们必须省吃俭用过日子了。总之先到索马里兰再说吧。

一大早我们就来到了机场，然后见到了我们要乘坐的飞机，真是太小了，又破又小，以至于我上飞机的时候差点儿卡在门口！

又是一路颠簸的飞行，这种颠簸跟民航那种颠簸可不一样，说是哆嗦可能更准确，让人提心吊胆，关键是飞机尾巴还冒着黑烟，感觉说掉下去就掉下去。好在时间不长，一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哈尔格萨。去摩加迪沙的时候，我们乘坐的飞机曾经在哈尔格萨短暂停留过，但是现在我们才有时间去仔细观察和发现这座城市。

哈尔格萨的市集上可以买到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

一家商店的招牌上赫然出现了中文字样的“白象电池”和“塑料微孔拖鞋”

我们雇了一辆车，然后入住了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手机在这里完全没有信号，好在酒店有Wi-Fi，我们才不至于与世隔绝。这个酒店非常好，因为它地势比较高，我们能在露台上看到太阳落山、月亮升起，还能看见城市的灯光慢慢点亮。

这里是索马里兰的哈尔格萨，与摩加迪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办理过一些入境手续，但是针对参观、拍摄等我们还需要单独提交申请，所以今天一早我们就去了市政厅，在它的对面就是联合国发展总署驻索马里兰的办公区域。我们把想要去的几个地点跟政府工作人员做了沟通和备案，但是他们说今天没有办法拿到批复，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就在市区逛一逛。

我和两个来集市上采购生活用品的当地人交谈了一会儿，他们都很喜欢中国商品

索马里兰局势稳定、治安较好，因此我们可以走在大街上并且轻松愉快地与人交流

索马里自从1991年之后陷入无政府的状态，摩加迪沙是一个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因为它是首都，是各种力量争夺的焦点。其他一些相对安定的地区纷纷宣布独立或自治，索马里兰就是其中之一，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承认所谓的索马里兰共和国。索马里兰是整个索马里最安全稳定的一个地区，因为这里有法律、有警察，同时禁止平民持枪。索马里兰现在着重发展它的旅游业，哈尔格萨是索马里兰的首府，我们在哈尔格萨住的时候完全是和摩加迪沙不同的感觉。因为一系列的举措，使得这个地方较少发生暴力冲突，所以我们也可以出门逛一逛了。

在这边的市场我们可以随意地走，然后商贩会指着自己的一些商品，告诉我们这些来自中国，路上还有很多人用带着当地口音的英语跟我们打招呼！在这个城市，我们感觉到的是自由与和平。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出于穆斯林的传统，不希望我们用照相机对着他们。

逛完市场，我们去了城里的“独立”纪念碑。在1988年，索马里兰想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发动了一场以自由独立为名义的战争，这座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当年的那一场战争而建。纪念碑顶上是一架在战争中被击落的飞机，战争从1988年6月28日开始，在1991年5月18日，索马里兰正式宣布成立了自治共和国。纪念碑上绘制的宣传画十分简约，但非常惨烈，画面上的男性士兵断胳膊断腿、浴血奋战，女人背着孩子、摇着旗子、扛着枪，当地人告诉我，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和平，为了自由，他们不管男人、女人都会去战斗，作为同样饱经患难的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对此表示理解。

在这里，大部分人对中国人的印象都很好，因为之前中国有过不少援建索马里兰地区的项目，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公路，这可能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城市最好的一条公路，他们告诉我说这是中国人帮忙修建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自豪，大部分人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之后都会指着我们说：“China,Chinese,very good!”这些话总会让我们特别骄傲，特别感慨，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是件美好的事情。但是也有不是让人感到很愉快的发现，虽然在这里中国人帮的忙很多，但是市集上中国商品的质量并不是很好，这不免让人担心，当地人会不会因此把中国货跟质量不好画上等号。

索马里兰“独立”纪念碑

中午我们在市区用餐。在这里必须夸奖一下哈尔格萨的美食，当然和我们中国的八大菜系没法比，但是比起摩加迪沙的那些“魔鬼料理”，已经强得太多了！由于这里历史上曾经长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欧式西餐做得十分正宗，同时又融合了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烹饪手法，就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味。

饱餐一顿之后，我们第一次见识到了东非的大雷阵雨，也就是15到20分钟的工夫，整个城市感觉就变成了一片汪洋，然后我们突然明白，这个城市应该没有排水系统，所有的雨水都会涌向地势低洼的地方，于是很多车就陷在了雨水里和泥泞不堪的路上。当时我们也有一点儿恐慌，敬畏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瞬间能够改变整个城市的风貌。幸好我们及时把车开到了地势高的地方。回到酒店，我们在露台上俯瞰雨后的城市，特别美，空气非常清新，我们在露台上尽情享受着这片安宁的时光。

我们一致认为在摩加迪沙不可能拍到这样美的夜景，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高点。现在我们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连防弹衣都可以不穿了。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在索马里这边还真不见得

岩石缝里的一只小蜥蜴

臭烘烘的非洲秃鹳

明天我们就能拿到拍摄许可证了，明天和后天还会有两个安保人员跟着我们，是当地政府指派的，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不带枪，这样就不会又把我们塑造成“进村鬼子”的形象，可是不带枪又不安全，于是我们请他们把枪贴身藏起来就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

2012年5月23日中午，我们一行3辆越野车行驶在所有越野爱好者向往的东非大草原上。说是草原，但我没看到什么草，全是石头和低矮的绿色植物。出发前，向导告诉我们路很难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他说的“难走”是什么意思，也许在永定河玩沙子的孩子们会绝对羡慕我们的这次越野之旅。

很快，双子山的全景映入了我的眼帘，双子山（Naasa Hablood）位于著名的戈兰高地上，被索马里兰人视为伟大的自然地标。路上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物，松鼠、羚羊、蜥蜴……还有一只巨大的旱龟。到了距离双子山不远的地方，我们被带去看一群大鸟，这种鸟长着长长的腿、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嘴，中文名应该叫“非洲秃鹳”，是一种大型的食腐鸟类。秃鹳生活的地方非常臭，全是腐败的味道。

然后，我们到了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索马里兰最著名的拉斯·吉尔洞窟，欣赏那里的非洲岩画。据说这里的岩画有3000年～6000年的历史，是非洲大陆最早的文明象征，有的甚至绘制在距地面5米高的岩洞顶部，真是不可思议，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画上去的呢？

广袤的东非大草原

双子山，当地人根据其形状戏称为“ladies'bra”

拉斯·吉尔洞窟的岩画

回程时，我们路过了可口可乐公司在索马里兰设立的饮料工厂，这一意外发现把我们从蛮荒世纪拉回到了现代文明。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我们这一天过得格外充实，每个人的相机卡都拍满了，来到索马里这么久，这是过得最愉快的一天。大家意犹未尽地回到酒店，我还想着明天早上能拍个日出，所以决定今天晚上不睡觉了。此刻我跟梁红并肩坐在酒店的露台上，看着西边一大片乌云和云层里翻滚的闪电，感受大自然的力与美，真好看。

我一直想去博萨索的海盗村看一看，见识见识真正的海盗，毕竟这是索马里一个符号化的东西。我请向导再去想想办法，可是向导告诉我说海盗村太危险，离这里又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去。

我感染了霍乱

第二天一早，我们驱车前往柏培拉。柏培拉是索马里北部的商业中心，也是最大的港市，毗邻亚丁湾，是红海南口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柏培拉还是全世界最热的城市，年平均气温高达31℃，最热的时候甚至会超过60℃。

柏培拉港口有很多货船，比摩加迪沙港要繁忙得多，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安稳，生意比较好做。多年战乱使得索马里地区的制造业完全瘫痪，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大部分依赖于进口贸易，这样巨大的商机自然也不是商人们所能够抗拒的。很多中东地区及印度的货船运送二手汽车和二手电器来到这里，码头上停靠着各式各样的货轮。一艘从印度来的商船正在进港，我问船上一位巴基斯坦籍船员：“你们来这边做生意，不怕海盗吗？”那哥们儿憨憨一笑，摇头说道：“怕什么？他们是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呀！”

在大部分索马里人看来，海盗是他们的保护神、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索马里没有海军，领海里的渔业和矿藏资源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觊觎，但是因为有索马里海盗的存在，导致周边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对当地人特别是渔民和商人来说，海盗其实就是他们的武装力量。

我在2013年有一个驾驶帆船环球旅行的计划，沿途会设置一些停靠点和补给站，所以在和码头的管理员和工人聊天时我留了一点儿私心，希望能够和他们交朋友，明年如果帆船到非洲的时候，船坞的管理费能给我算便宜点儿啊，没想到当地人很爽快地说：“没关系，咱们是朋友了，不要你的钱！”我们也表示如果有机会欢迎他们到中国来玩，当然现阶段成行的可能性非常小。在码头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非洲人的淳朴和天真。

在柏培拉市区吃午餐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身体很不舒服，浑身没劲儿，一开始我以为是中暑，毕竟这是全世界最热的城市，上午的气温几乎一直在40℃以上。我喝了两支藿香正气水，可是身体状况一点儿也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腹部剧烈地绞痛起来，接着就是上吐下泻，一趟又一趟地跑厕所。这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大事不妙了，种种迹象表明，我可能感染了霍乱。其实打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在索马里吃东西肯定得出事，可是万万没想到中招的竟然是我！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是有点儿自信的，总不能白长这么胖吧，而且我一向办事谨慎，吃东西的时候更是百般留心，反倒是最不讲究的魏凯一点儿事儿都没有——在摩加迪沙那几天，吃饭的时候他是最懒得动手轰苍蝇的，不知道已经吃下去多少只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菜在烹调的时候肯定就已经进去虫子了，我挑得再仔细、轰得再干净也没用），难道真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们出发之前打了六七种疫苗，但是霍乱的疫苗要按周期注射三针才会起效，由于时间仓促，我们去索马里之前只打了第一针，没有在体内完全形成抗体。唉，还是抱了侥幸心理！

柏培拉港口的卸货区堆放着很多从中国进口而来的汽车轮胎

等我拉清吐净，稍稍稳定下来之后，我们立刻返回了哈尔格萨。到医院时，我已经出现脱水症状了。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我所患的正是典型性霍乱，属于霍乱中比较常见和严重的一种，接下来就是打针、输液、占领厕所……

那几天，我每天要跑十几次厕所，甚至出现了低血压并发症，一周内体重骤降了十多斤，多亏了梁红他们衣不解带的照料，总算保住了这条老命。回到北京后跟当医生的朋友聊起这件事，他说：“也就是你这二百来斤的体格能扛住，他们几个的话得了这病说不准就交待在那儿了。”这话虽说是开玩笑的，可也让我释然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嘛！

这场大病足足养了一个多星期才痊愈，简直是死去活来，病好的时候我们一行已经回到了多哈。在此谨以本人惨痛经历现身说法，提醒有兴趣前往非洲的读者朋友务必要完整接种各类疫苗，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不会受到侵害。

鉴于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实在禁不起折腾，别说站起来走路，连吃饭喝水都得有人伺候，我这分量就算瘦了十多斤他们几个也抬不动我啊！同时从向导那里得到的消息是摩加迪沙那边又发生了新一轮的武装冲突，局势相当混乱。考虑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决定不返回摩加迪沙了（至于那个留在摩加迪沙的“人质”箱子，只好等索马里恢复和平之后我们再来接它了）。再一次坐上从哈尔格萨飞往吉布提的航班，与索马里挥手作别，我们的行程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2012年5月31日晚，经过了18天的辗转跋涉，带着一万多公里旅程的风尘，我、梁红、曾乔、魏凯四个人终于从索马里返回祖国，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回到家的我们异常激动，过去的18天就像做了一场梦，这段经历让我们第一次深深感觉到生活在和平年代里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第一次对自己拥有的幸福生活感到如此满足。怎么个满足法？一下飞机就直接打车奔簋街，一人来上一碗打卤面，好好调理调理咱这中国胃！

位于柏培拉市区的一所大学

世界上最“长”的婚礼

视频：最冷的露营最暖的求婚 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

其实在去索马里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短期旅行，目的地是俄罗斯的奥伊米亚康。奥伊米亚康位于西伯利亚东北部因迪吉尔卡河上游，隶属于俄罗斯雅库特萨哈共和国，这里测量到的绝对最低气温曾达-71.2℃，气温绝对年较差达109℃，是世界上气温年较差最大的地区之一。有欧洲考察团曾这样形容该地的极寒程度：从冰面下把鱼打上来后，仅需30秒钟鱼就会冻上，僵硬得如同一块板子；这里根本不会感冒，因为没有活着的病菌。奥伊米亚康也因此被称作“世界寒极”（真巧，我们这次到过的柏培拉号称“世界热极”）。

为什么要去那儿呢？一方面算是磨合团队吧，另一方面呢，我先卖个关子，咱得从年初的一顿饭说起。当时梁红的一位英国朋友来北京，我们请他吃饭，席间聊到了我们的探险计划。那位英国朋友说，他认识的一个德国人不久前刚刚去过一个叫奥伊米亚康的地方露营，据说那里最低气温有-71℃，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这位德国人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在奥伊米亚康成功露营的人。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对我的胃口，就开玩笑对梁红说：“要不咱们也去那儿露营吧？”没想到这句话触动了那位英国友人的古板神经，他连连摆手说：“你们中国人可不行。”这话一下子把我惹火了，虽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可能是说东西方人的身体构造有差别，所以德国人比中国人耐冻一些，并不是有什么种族歧视的意味在里面，但这种表达方式实在让人不快。于是我即席跟他打了一个赌，如果我们能够在奥伊米亚康成功露营，他就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大喊三声：“中国人真棒！”

说走就走，我们从北京出发，经过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赤塔—涅留恩格里—雅库茨克，最后到达奥伊米亚康，全程共用时192小时，中间只有三晚是借住在当地人家中的沙发上，更多的时候是和衣睡在火车、汽车上，甚至野外。

最重要的那个夜晚，也是我们此行的首要目的之一——我和梁红要在不借助任何取暖设施的情况下，进行-50℃室外露营的挑战！

在露营前，我们在当地人阿里里家吃了一顿全肉大餐，每人吃了一公斤马肉！露营当晚的室外气温大约是-53℃，这-53℃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滴水成冰、吐口唾沫摔两瓣之类夸张的形容放在这里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们做了实验，一个新鲜苹果拿到户外立刻上冻，用榔头一敲就碎成了冰碴；一根鞋带沾湿了在空气里抡两下，冻得跟铁丝一样；用肥皂水吹个泡泡，会冻成灯泡一样的小冰球掉在地上……最夸张的是，我把一杯开水洒向空中，瞬间就变成了盐粒一样的冰花洒洒洋洋地飞舞起来！

在这样的极寒条件下确实有点儿玩命，我跟梁红说好了，如果到夜里觉得实在支撑不下去，咱就放弃，这不是硬努着干的事儿。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搭好了帐篷，然后把带来的衣物一股脑儿地铺到帐篷里充当隔离层，因为地下的积雪有半米厚，不垫厚一点儿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就钻进了帐篷里的睡袋。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不断提醒梁红要注意活动自己的四肢以及手指脚趾，而且绝对不能睡过去，为了保持清醒，我们每隔一会儿就会互相提问一些简单的算术题。魏凯负责用摄像机记录我们挑战极限的全过程，他每隔一个小时会从屋子里出来换电池，然后跟我们说上几句话，确认我们还活着。

这真是难挨的一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帐篷里时，我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梁红也特别开心，我们成功了！我们是第一批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中国人，梁红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在奥伊米亚康露营成功的女性！我们也因此被冠以“中国逐寒第一人”的称号。

也许经过索马里的战火洗礼之后，再回过头看当时的这次挑战极限显得不那么壮丽，然而正是这一次成功给了我们信心，让我们有继续挑战的勇气。而且对于我来说，这次旅行还有个特殊意义——我向梁红求婚成功了！

说起来我和梁红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青梅竹马了。我从小就爱动手，喜欢做手工、玩航模，除了学习成绩不理想外，别的什么都好，结果留了一级，就这么遇上了梁红。初中时我俩“早恋”，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梁红的身份仍是我的“女朋友”。

“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

高中毕业那年，我报名参了军。1998年退伍后，我没有选择复员安置的工作，而是拿着2万元的复员费，和梁红一起开始创业。我们干过好多买卖，卖过羊肉串、开过饭馆、干过导游……有一回我们俩去菜市场，见买豆腐的队排得特别长，原来这里新添了全北京第一台即食豆腐机，那时现场制作豆腐还是个新鲜事儿，这台进口的豆腐机造价要十七八万元人民币。借着买豆腐的机会，我仔细观察机器构造，回去以后就画成图纸，反复修改。一个多月后，我以4万元的造价自制了第一台豆腐机，开始摆摊卖豆腐。后来有人问我卖不卖豆腐机，我就干脆又卖起了豆腐机。一年下来，我们挣了近百万元，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这么多年，梁红跟我始终形影不离，当我提出要做职业探险家的时候，也是她第一个支持我。所以我早就计划着要给她一个最浪漫的求婚仪式和一场最棒的婚礼。

求婚是在露营成功后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去奥伊米亚康的标志性建筑拍照留念。出发前我把订婚戒指藏好，然后装得若无其事地拍照。梁红在一旁傻乎乎地问我：“今儿咱们要拍什么呀？”我说：“拍求婚！”她没反应过来，还问：“求婚怎么拍啊？”我大声说：“我要向你求婚！”梁红当时就懵了，还以为我开玩笑呢，说：“这事儿我不信。”直到我把早就攥在手里的订婚戒指拿出来戴在她手上，她才激动得流下泪来。我赶紧劝她：“别哭，别哭，一会儿把脸冻上了！”她这才破涕为笑。

求婚时有个小插曲，因为气温极低，虽然我一直攥着戒指盒子，然而走了一路，当我把戒指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估计戒指的温度已经在零下几十度了，而戴戒指的时候因为我们俩都太开心，忽略了这个问题，结果直接把梁红的手指粘掉了一层皮儿，当时她还没觉得疼，回到屋里暖和过来才开始龇牙咧嘴。这也算是幸福的代价吧？

奥伊米亚康和索马里之后，2012年，我们还去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废墟见识真实版的《生化危机》，然后飞到南太平洋上的火山之国瓦努阿图和地心熔岩来了一次近距离接触，2013年，我们的帆船环球旅行就将正式启动，我会带着我的未婚妻梁红到南极举行结婚典礼……北极求婚，南极结婚，这应该算是世界上最“长”的婚礼了吧？

我在魏凯的帮助下“排练”求婚

后 记

从索马里回到中国已经一年的时间了，那十几天的经历却还历历在目。这是一次和我们以往任何一次旅行都截然不同的壮游，也是我们探险生涯的开始。回想这段旅程的点点滴滴，一时豪情万丈，一时心有余悸，一时拊膺长叹，一时魂牵梦系。无论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回忆，都是我们人生中一笔最可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在今后的探险生涯和人生旅途中无所畏惧。

我们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2012年11月15日，索马里新政府宣誓就职，内乱21年来，索马里终于有了一个正式政府，一切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终有一天，索马里会真正恢复和平，到那时我一定会再回到那儿，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去重新认识一个开放、文明、富饶、安定的美丽国度，一个不再恐怖的索马里。

很多我的同龄人都有着环游世界的梦想，那是从小时候看《正大综艺》开始的。其实完成这个梦想与金钱无关，我的经历大可复制。初中时，我就骑着小摩托带着梁红从河北廊坊的家开到北戴河，玩了好几天两个人才花了300块钱。还有一次专程去天津看天塔，一路上就花了5块钱汽油钱。有多少钱就办多大事，只要你不放弃梦想。

2012年我们去过了“世界寒极”奥伊米亚康、“恐怖之都”索马里摩加迪沙、“核爆死城”切尔诺贝利、“火山之国”瓦努阿图——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大概我们已经在帆船环球的航程之中了。抵达南极后，我和梁红将举行婚礼，至于再往后的，暂时保密，可以透露的是目前我们的行程计划已经安排到了2017年。

我们不只是喜欢玩、喜欢挑战极限，我不否认平时的极限挑战是出于兴趣，但以个人之力完成一系列探险、环球航行和南极婚礼，则是在圆梦，圆自己的梦，圆父母的梦，圆国人的梦。或许对于梁红来说，逐寒之旅是南极之行的一次前哨战，但对于我来讲，只有在奥伊米亚康求婚成功，再去完成我们的南极婚礼，才是真正圆了一个完满的梦。

Seeker Chinese全家福

《穿越恐怖之都》这本书只是对我们旅程的一段记录，同时表达了我个人的一些真情实感，它或许无法告诉你关于索马里的一切，但是对于索马里的现状和索马里人的真实生活，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意义的信息，这也就是我们把这一段特殊经历记录下来的初衷，或许也是这本书出版的一点儿意义。

感谢我的未婚妻梁红，感谢我的队友和兄弟曾乔、魏凯，感谢每一位关心、支持、帮助过我们的师长和亲友，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李刚先生，本书的全部文稿由他整理完成，是他的不懈努力才让这本书最终呈现在了大家面前。未来，我们还将一起经历更多，当然不只是我和梁红、曾乔、魏凯，还有陆续加入我们Seeker Chinese团队的新成员，还有通过《北京客》、《非常了得》、《行者》等电视节目认识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在优酷网关注我们的网民朋友，以及正在阅读本书的广大读者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现在起，敬请期待我们胜利返航的那一天吧，到时我会有更多的故事与你们分享，谢谢大家！

张昕宇

2013年初夏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