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苟且III
Author: 李承鹏; 柴静; 冯唐; 熊培云等
Date: 2012-12-01
Keywords: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Description: ]]>
Publisher: 新星出版社

目　录
编者的话
榜样的力量　李承鹏
触不到的记忆　李承鹏
后裔　李承鹏
铃铛下的狗　李承鹏
兄弟　李承鹏
有个文工团　李承鹏
赤白干净的骨头　柴静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
日暮乡关何处是　柴静
大闲　冯唐
大鬼　冯唐
大作　冯唐
只有来不及的爱　冉云飞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冉云飞
表态修辞学　老愚
大地的果实　老愚
关中碎影　老愚
陀螺与奇葩　老愚
散去的好日子　老愚
昔日舞曲　阿乙
死亡的侵蚀　阿乙
消失的故乡：三百年去来　李海鹏
写给布尔加科夫的一封信　阿丁
敬惜字纸　张晓舟
朋友　宋石男
我们和我们的信仰　宋石男
毕业日　宋石男
西红柿与龙葵　许知远
大陆妹与美国牛　许知远
毛泽东奶茶　许知远
像一滴水一样——纪念高华老师　刘瑜
贵族范儿　刘瑜
其实不一样　刘瑜
观念的水位　刘瑜
不代表祖国思考，不代表人民游历　熊培云
你曾经淹没了我　苏小和
从高玉宝到李自成　刀尔登
读鲁迅，长大个儿　刀尔登
新史记·冤屈录之永州九记　饕餮
新史记·灾异录之水漫帝都　饕餮
金锋的迷惘　胡赳赳
此身是城　胡赳赳
被快乐的王昭君　胡展奋
假如雷锋回来　胡展奋
好心和良心　胡展奋
我们的金瓶梅时代　连清川
一枚处女膜　押沙龙

中国文字英雄榜

不曾苟且Ⅲ

啄木鸟 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曾苟且．3／啄木鸟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33-0982-0

Ⅰ．①不…　Ⅱ．①啄…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397号

不曾苟且Ⅲ——中国文字英雄榜

啄木鸟　编

特约编辑：徐蕙蕙

责任编辑：程　鹃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李　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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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7.5

字　　数：170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82-0

定　　价：32.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2012年的文字，二十位作者，以文发声，各擅胜场，绘制出一幅中国社会当下的人性图谱。

这是一部多声部合唱。明暗交织，虚实相生，缜密的思维，丰富的情致，每一声曲调都能激起人发自内心的共鸣。一群什么样的歌者能发出如此令人心颤的天籁之音？

他们来自大地。他们倾听大地深处的秘密，他们把密码翻译成美妙的文字，化作温润的气息，轻轻吐入听者的耳朵。他们知道自己播撒的是理性与真挚的种子，迟早会发芽，至于开出何种花朵，他们并不太在意。他们表达他们满足，并因将要盛开的花朵而喜悦。

这样的文字，似乎只是经由他们的笔而出生，其生命仿佛来自一个神秘的所在。

好像上帝找到了使者，他们也乐于担当这苦行僧般的使命。

不表达，毋宁死。有感受而不能吐放，于他们而言便是酷刑，是永远爬不出的地狱。

他们并非聒噪者，他们知道自己感知到什么，知道哪些是值得传递给他人的：让我喜悦的，也会让你喜悦。这些好的叙述者，最好的命运便是遇到那些高贵的耳朵。

一定有那样的耳朵在谛听。

洞穿一切而不自我炫耀，机智风趣而不轻佻造媚，血脉贲张却又理智平和。

他们自成一格，用文字筑起抵御忘川之水的长城，他们证明：在一个不堪的时代，温暖人心的究竟是什么。

时间老去，文字不死。

啄木鸟

榜样的力量

李承鹏

又到了学雷锋的时候，我们走上街头寻找好人好事，在路口发现一白发苍苍的老头正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车水马龙，大家涌上前七手八脚地把他搀扶过街，大爷激动地想说什么，均被我们打断——“做好人好事是我们应该的”。到了街那边，大爷喘着气用拐指着我们骂：小兔崽子们，我好容易过了街就被你们弄到这边来，好容易过了街又被弄过来，今儿都第四回了，还让不让我回家。

我不觉得这是个笑话。小时候谁没拎过一桶脏水，把环卫工人其实已擦干净了的栏杆再擦一遍。我还把我妈给的零花钱假装路上捡的交到班主任那里，从而成功登上了当期好人好事榜。

内心里我觉得一个国家是需要道德的，特别是小女孩被反复辗压而十八路人漠然视之的时候。其实雷锋精神就是古今中外都认可的利他精神。我也觉得一个时代可以有道德模范，雷锋是个好人，一个苦孩子，急人之所急，恻隐之心再加光荣之心，从个人的社会角色扮演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可是，一个国家主张什么榜样，就暗示它的方向；一个政权去主张榜样，表明它的气场。我们明白榜样的力量，却不明白什么样的榜样才最有力量。

我仔细研究了雷锋的事迹，他很爱把自己的馒头或面包送给从早上就没吃饭的群众吃，我就奇怪怎会有这么多没养成吃早饭好习惯的群众，后来才知道那正处在1960至1962年间是大饥荒时代，中国饿死了千万人。我发现雷锋很爱把部队的线衣、棉裤脱给在雪天里冷得发抖的群众，这证明，虽然那时的《人民日报》天天宣传人民已丰衣足食，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我也发现雷锋常带着战友们去瓢儿屯车站帮忙打扫卫生、送茶送水，特别每逢年节这里就人山人海，这表明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没解决春运的问题。我还发现，雷锋最爱在大雨天走十几里路把又饿又累的母子送回家，除了把雨衣给母亲而自己抱着孩子一起淋雨也不怕孩子病了这个不专业的细节外，这让我们明白从那时候到现在国家一直没为老百姓真正完善了公交体系。以及，把苹果送给没苹果吃的职工医院病人，把正在淋雨的两堆军用苞米搬进屋里，帮正被众人围观的丢了车票的山东大姐买票……分别证明了当时工人劳保真差，对战备物资管理不细腻，车站治安不好且国人一直很麻木。

雷锋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可树立道德模范是要与时俱进的，否则远看好像树起了一个道德模范，近看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的救火员。这难免让人们去想，这是在树立什么，还是在掩盖什么，这到底是宣传，还是在揭发……

我并不反对提倡道德，但中国式道德模范门槛太高了。我觉得道德教育应该是一个普及教育，像卡拉OK一样易于模仿便于操作，可我们这儿却搞成特种兵教育、神话教育，恨不得男模范不拉屎女模范不来例假，都没缺点，也没特点，别说见钱眼都不开一开，男模范见着美女如同见石头，女模范见帅哥时就变成了石女，这就显得没人性。直到唱红歌不仅可以道德高尚甚至治愈了不孕不育，不仅不人性，就是巫术教育了。

然后就是反复救溺水者不幸牺牲的，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救人时把自己儿子留在最后的，自己穷得叮当响举债十七万捐款的最后得胃癌去世的，违背消防常识拿着松枝去灭火的，见地主偷公社海椒不去报警却亲自搏斗献出幼小生命的。总之就是牺牲的、牺牲的……我佩服这些勇于牺牲的人，可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总让他们去牺牲，或者不牺牲的就不叫模范，所以道德教育门槛一定要低，弄成吊环就是忽悠群众，本来想让群众提升一下道德水准，却上来一些神话教育、虐童教育、巫术教育、恐怖教育，多好的事儿，都被大尾巴狼给吓跑了。

美国也树立道德模范。ABC台曾推出过一档叫《真实之美》的道德模范节目，让十个俊男美女参加选秀，最重要的是比赛内心的美德，内容设置跟我们一样是比拼爱心、助人为乐、诚实、公德心。可并不像我们这儿一水儿地站在台上回答那些预设了答案的伟光正问题，而是拍下她们在化妆间里被茶水泼到时、被弄脏鞋时、落选时的表情，以示能否平等待人。其中有一个美女在体检结束后趁人不注意悄悄偷看了别人的成绩，被认为缺乏公平心。还有一个暗中安排的环节是，让一个侍者端着咖啡进屋，可两手不空没法开门，此时就看两个参赛美女哪个出于下意识先去帮忙开门。

就是这些平常小事，这个节目很火，通过电视手段传播了适用于普通人的道德观。其实美国人也很讲究宣传，可搞得精明。我觉得帮侍者开门是一个经典镜头，那个侍者是来给选手送外卖的，在他遇到困难时，你该怎么帮助帮你的人。这就是横亘西方很多年的one for all，all for one精神，是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里说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对比下来，别人宣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平观，我们宣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观；别人通过平常小事闪现内心一点善念，我们轰轰烈烈打造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烈士团；别人于无声处透露现代社会的文明价值观，我们却在播放大无畏、全无敌、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进医院，死了都要拉家人垫背的战争献身观。

哪是道德了，那简直是得道……然后该升天了。我们树立的模范总有一股塑料感和硝烟味，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假肢在表演激扬。咱不能平和一点去提倡道德吗，不平和地讲道德，真不道德。

我其实是喜欢好人雷锋的，一个质朴的普通青年，喜欢上摄影后开始有些像文艺青年，只是被很差的写手注水再无限拔高后，不幸在某些同胞心中成了其他青年……雷锋本身没错，利他精神很好，每个国家都有榜样，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普及教育，一定要想明白你到底要什么，或者说我们这些庸俗的人最缺什么。

就讲一个关于特蕾莎修女的故事。一个出生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人的女儿，立志成为一个修女，她不远万里来到印度，上街头救助麻风、霍乱病人，帮助快要倒毙的老妇清洗被老鼠咬坏的身体。她在加尔各答卡里寺庙后面的空地上设置了救助站，虽遭受官方打压、宗派攻击，可坚持帮助不同种族宗教的人，治疗、清洗。其实她不可能帮助得到很多人，但她一直坚持给他们尊严，有天晚上，刚刚搬来的一个老人快断气了，临死前，他拉着德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特蕾莎说，人类最大的不幸并非存在于饥饿和病困，而在于当人们处于这境地时，你得伸出手让他（她）得到应有的尊严和归宿。她超越了宗教和政党，她并不代表一个权力机构在施舍，而是心灵平等的沟通。特蕾莎修女老了，走了，而她建立于寺庙空地的收容院入口处挂着的一块牌子上面，永远写着“尼尔玛·刮德”， 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静心之家”。

好人和榜样并非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被救助得仍像一条狗，就算吃饱了，仍是一条吃饱了的狗……不是吗？不仅像雷锋那样给予人们面包和棉裤，更要像特蕾莎那样让人们知道他有权利得到面包和棉裤；不仅像雷锋那样在大雨天送母子回家，更重要的是像特蕾莎修女那样在苦难的日子给予人们尊严和归宿。

让每一个人知道，即使一生活得像条狗，死的时候也该像个人。这才是榜样的力量。

触不到的记忆

李承鹏

清晨时分，城始建成。却见一只白色的鹿口衔鲜花疾奔而来，将花放在新新的城墙上，四蹄奋展，化作一朵祥云升空而去……人们说，呀，是个吉兆，就叫这城为“鹿城”吧。多年过去，城而为郡、郡而为府、府而为州。又因四季温暖，就是温州。

电台一直热烈地说着温州的来历，这城自建以来光荣的大事，和叶适、谢灵运这些显赫的名字。历久弥新的样子。忽然又放起这城的市歌，《会飞的家乡》。可并不见任何关于周年祭奠的消息，爱派也搜索不到。如此之近，那件事仿佛从未发生过。问及司机，他才突然想起：哦，真是7月23号了，一年前我还开车去到桥下面，好大的雷电……可他记忆的版本可能出了些问题，一会儿说死了两百人，一会儿说只有一百多人，也想不起救了小伊伊的那个邵姓特警。我告诉他，官方数据是四十。他笑了笑，忽然就开始讲述这座城最近流行的两件事是：跑路、跳楼。前段时间有个城建局长从楼上跳下来，死了……

就下起了大雨，跟遥远的北京一样。大雨是秘密的好兄弟。

我们穿过一片老旧小巷时，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个叫“双屿”的名字对中国的重大意义。这个狭窄而拥挤的典型南方小镇，前店后厂，货如堆山，一张张勤奋的脸，并不关心有任何来客的到来。后来才知这是名鞋之都的基地，几乎所有温州制造的皮鞋皮具从双屿镇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巷区尽头，杂草丛生，抬头就见一条高架桥剑一般从巨大的隧洞里延伸而出：一年前，后面那列动车刚冲出下岙山隧洞，就惊讶地发现前面桥面还停着另一列车，司机做出一生中最后一次刹车动作……

然后，雷雨之夜，无数人在恐惧中等待，有的获救，有的在剧痛中慢慢去到另一个时空的端口。

我从未想过那件事发生在皮鞋基地的咫尺之遥，我无法把工坊的热烈和坟场的死寂古怪地联系在一起。我也没想到当站在那座伟岸的桥下，竟缺少了一部分想象中的哀恸。下岙依旧，大桥如新，一切就像用腻子抹过，跟祖国所有城乡结合部的景象别无二致。只是第168和第169桥墩中间两块补上的白水泥，像最诚实的史者刻下的疤，在提醒。

我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记忆，我们未知来历，不知去处，活着唯一的理由，只是记忆。可记忆居然那么难以触及。一眼望去，首辅发表承诺站过的那块空地，已被铺上坚实的水泥。那个掩埋过车头的曾长过一些莲花的泥塘，如今也被碎石填平。生命和莲花，一切都被压在地下，无声无息。

一切未发生过。没有纪念碑，一根桩子也没有立起。德国为了纪念艾雪德列车出轨事故，立下一块断墙般的纪念碑，记着每个遇难者的名字，又种下一片樱花林。日本在高铁遇难之地的草坡，植下很大很大的一个汉字，“命”……可中国不喜欢立记住伤痛的碑，有过的碑只是为记住丰功伟绩的碑。那个被掩埋的火车头，后来被拖到温州货运站，在一堵围墙后面，由保安守着，不让轻易接近。因为生怕触碰到记忆。

那些事无需再说。一年后的这天，云低雨细，未知魂安，很少的人聚集在桥下，很少的人中大部分不明身份，剩下的是记者。和小山一起在第168、169号桥墩下的那个小土堆前献上一束白花，点了一支烟插在土里。因为固执地断定，即将进站那一刻，肯定有旅途里百无聊赖的人，正盼着抵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饱饱地抽支烟。

然后我们就必须被离开了，因为……一路大雨，也不断接到关于北京大雨的电话。其实，北京也不会在广渠门桥立下纪念碑。多好的一个方法，人们天天开车经过这里，开始还遥遥指一下，这里曾经有一个男子困在里面……再往后，新闻迭出不穷，人们渐渐地就淡忘了，人们只能去关心堵车，听着股市信息……在这个坐校车可能倾覆，搭渡船可能找不到尸体，购物会找不到商场出路的地方，太多类似的伤痛，人们只有用新的疤去弥补旧的疤，是最好的应激保护。

可是很想说，一个国家强大在于敢不敢于去记忆。对于国家，记忆是一种实力；对于个人，记忆是一种权利。

记忆是：1980年，温州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4年，温州由26个农民自愿入股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瓯海登山鞋厂；1992年，建设全国第一条股份制铁路金温铁路。温州是中国改革缩影，动车也是。一座会飞的城市，一列会飞的动车。所以，“7·23动车事故”选择温州作为终点，永远的终点，偶然中竟有一丝命运的诡异。那辆动车像一个饱含深意的动感符号，太快了，以至于没到达终点。这座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会飞的城，现在正在跑路和跳楼的轨迹中，艰难运行。

我们被迫离开，可一直打听桥下的消息，晚上得知悲伤的消息：20：30分的祭奠活动，场面冷清，与之前想象的很不一样，遇难司机的家属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到，之前说好的一个伤者亲戚，也不见踪迹。只有少量记者和志愿者坚持点燃了心形的蜡烛，旁边却站着不少的黑衣人。灯火忽明忽暗，一个志愿者拉开一个横幅，上写“7·23，奠，一周年纪念”。可人们一走，横幅就不见了。

也许明年，场面会更冷清。这个强大的国家，没有纪念碑，没有名字，只有黑超特警删除记忆的那支闪光笔。

雨还在下，最新的“韦森特”台风边缘刮了来，又离去。这个叫双屿的小镇，不为所动。它头顶那些呼啸而过的车，源源不断把各种名鞋皮具打火机发往世界各地。这个城、这个国正竭力证明，一切皆有可能，又试图让人相信，一切尽未发生。心死为忘，言己为记，中国且进且退，且忘且记，就是触不到的记忆。

这个国家如此强大，可一场大雨就让最大的城被淹，一场雷电就可以让最快的车脱轨。且不可有纪念碑、人名和数字，你死去，像从未降生。忽然觉得，中国人能否活着，得靠运气。

触不到的记忆——是为“7·23”一周年祭。

后裔

李承鹏

早上起床，用二甘醇牙膏刷了牙，用氟砷自来水洗了脸。我坐到了餐桌边。喝一杯黄曲霉素牛奶，吃一笼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包子，嚼了两口苯钾酰馒头，吞服两枚二恶英鸡蛋，忽然意识到自食品问题曝光后，老子一直很滥的化学课，无形中补好了。

空气中有一坨一坨的感觉，让我对气体、固体的概念也产生一丝怀疑。当然比起娇气的外国人，我们是坚强的。相信用不了多久，大街上的三个人种就一目了然：戴防毒面具的是外国人，不戴面具的是中国人，坐在配置“远大牌”空气净化器的奥迪A8里横冲直闯的，是官员。什么事情习惯就好，其实中国人已起到局部的光合作用，别国是树叶吸收二氧化碳，我们用肺叶去吸二氧化碳。我们还成为虫豸的天敌，为地球物种演变做着无私贡献。路上见一人被蝎子咬了一口，他没倒蝎子却死了。我问：你是谁？他低低地说：欧阳锋，你呢？我顺手把被我毒死还叮在腿上的五步蛇扒拉下来，低低地说：欧阳雷锋。

惺惺抱拳，各自飞奔而去……最近有家使馆在屋顶上安装了一个小盒子天天公布我国空气指数。我也觉得其用心险恶，表面是在议论一下气体，其实是在议论政体，低估我们强大的身体。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当然可以拥有独立主权的空气标准，我们还拥自己的土壤标准、自来水标准、药品标准，按照历史学家雷颐建议：下一步我国将把发烧的标准也上调到38度，低于这个的不叫发烧，不准吃药……这就叫中国特色，至于与之成反比的价格标准，那叫国际接轨。

到了办公室，沏了一杯高档茶，熟练地把头道水倒掉，才喝。这是因为，这些茶的俗称是××青××音，学术名称其实是腈菌唑、氰戊菊酯、噻嗪酮……茶，还上了孔雀绿色素和工业石蜡的。看，连老子都佩服自己的化学知识。打开电脑，看到一个叫王小山的家伙因为揭露蒙牛里面含毒，被迫跑路了。居然跑到香港去，那里的空气你闻得惯吗？那里的水喝了不拉肚子吗？那里生滚个猪肝粥都不含买一送一的重金属，这不亏大发了。归来吧，游子，你在真相的路上走得太远，王小山移不了蒙牛这座山。

可我还是陷入了沉思，突然想百度一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头奶牛：截至2010年是1230万头。考虑到奶牛不执行计划生育，就算现在有1300万头吧。又百度到：一头奶牛淡奶季和旺奶季平均下来每天最多可挤10公斤奶，但除去绝奶期只有250天可挤……也就是说，一头奶牛一年可挤2500公斤奶，全国1300万头一年可挤3250万吨也就是325亿公斤奶。假设中国只有1/4的人群也就是3.25亿人喝奶，每人每年可分到100公斤奶，如果每人每天喝半公斤，只够每人喝6个月多点……6个月多点！那其余时间我们喝的奶，是哪儿来的呢？

也许上面奶牛数量的版本有误，只好反过来推算，满足1/4中国人喝足一年的奶就需要2600万头，满足1/2中国人喝奶需求就得有5200万头奶牛（这还不包括冰激凌奶茶雪糕和糖果在内的大量奶制品需求），有这么多奶牛也没这么多草吧，有这么多草也没这么多草他妈土吧……我沉思着，瞬间觉得老子不仅化学好了，数学也无敌。

脑子昏昏沉沉，恍然到了中午，没叫洋快餐（奇怪为什么洋快餐到了中国就有问题），为避免地沟油的爆炒煎炸，我改叫了份蒜泥白肉，出于环保又来了根生黄瓜……在我吃的过程中，同事嘉许地看着我：有勇气。然后我就知道了，硫磷大蒜、蓝矾黄瓜——这么牛逼的学名。

下午无事可做就翻看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人们都说题目出得坑爹，可我觉得出题的一定是高人，全都是高级暗喻题。你看，四川的《手握一滴水》，要是我写——“手握一滴水，心里全是泪”，最近的全国自来水大检查，50％以上都不合格；湖北的《科技的利与弊》，要是我写——科技的弊，让我喝了牛奶后才八岁就长出胡须，科技的利，让我早早学会打飞机；广东《你想生活的时代》——我只想生活在两个代，要么富二代，要么官二代，免得以后成为变种人一代；江西的《拥有什么》，要求围绕“你不要想着你没有拥有什么，而要想着你拥有什么”，我写——喝了蒙牛后，我不要总想着没有拥有一对健康的肾，而要想着我既然拥有了结石的肾，那可就是得道高僧，火化后烧出的全是舍利子。

天津的材料作文《两条鱼在河里游泳》最有情节感，出题者给出很有哲意的材料：两条鱼在河里游泳，老鱼问小鱼：河里的水质如何？小鱼说：我不知道水质是清澈还是浑浊。要是我写，会是这样的——老鱼挥手一耳光打过去：“这还用说，上游一家炼油厂两家化工厂，我作为鱼类都长出手，而你作为鱼类都长出三只脚来了，你说这河水清澈还是浑浊？”

下班时，看以时速0.08公里堵在路上的车流，我觉得以中国人不断力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奇迹能力，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长翅膀了。所以日本任命的食品安全担当大臣官阶居然高于国土防卫长官，让人可笑，打仗用得着无毒牛奶吗？打仗说不定用得着变种人部队……这时，那个在香港呆不下去的王小山终于潜回大陆了。我心头一热，说就到那家新开张的名叫HOW DO YOU DO的火锅店吧，时尚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名字大家不会陌生，“好毒油毒”。

我点了一盘甲醛白菜、汞蘑菇，他要了一份福尔马林牛百叶、二氧化硫金针菇，我不甘示弱又加烤了一串溴酸钾小馒头。他瞪我一眼，加要了一份次硫酸氢钠甲醛粉条，和十二串刷了上等鲜肉精的牛板筋……

在祖国，老子点的是蔬菜，吃的是染料；吃的是粉条，咀嚼的是塑料；烫的是金针茹，涮出来化学分子式；消化的是猪肉，吸收的是矿产；刺身的是鱼类，附带送了避孕药……总之老子不仅增长了知识，还俨然有股子当年神农尝百草的慨然气质。

这一天，这一生，我们都是神农的后裔。

铃铛下的狗

李承鹏

巴甫洛夫养了条狗，摇铃铛就喂它吃肉，摇铃铛就喂肉……久而久之，只摇铃铛狗也流口水。这就是“经典性条件反射”。我一直好奇给人做这实验会怎样。看了《肖申克的救赎》才明白这就是黑人瑞德。老瑞在大牢里关了四十年，每次上厕所都必须“报告长官”，出狱后去了超市打工，每次上厕所也要“报告长官”，否则尿不出来。

那句台词屌爆了，“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可见美帝也有体制化和实验室，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只不过我们这里偏大，整个地方都是实验室，每分每秒都在训练。在摆个摊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谨防城管大哥神兵天降；官车压双黄线横冲直闯，高架桥侧滑你却要自责太胖；女儿被强奸你跪在公堂喊冤，却以扰乱公共秩序被劳教……的地方，我们每天都在“报告长官”，每个人心里都虚拟出一个铃铛，为了生存，我们已训练有素。

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我时常看到一些好友批评中国人自私、懦弱，不是痛恨特权而是痛恨自己得不到特权，不是讨厌特供而是讨厌自己得不到特供，遇事不是按法律程序而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走门子……我认为这是事实，而我正是其中猥琐的一员。可这只是事实的一半，另一半是凡人类就自私贪婪以及梦想得到特权。如果没有制度约束，你送瓶天价茅台再搭个文工团员给美国人，他要是义正词严拒绝“俺不是那种淫儿”，肯定是一神经病。还有些朋友爱说中国人人种差，“活该被奴役”。可从巴甫洛夫理论看这不合逻辑，不论哈士奇、苏牧还是中华田园犬，你要天天给它摇铃铛，都得流哈拉子。所以不是民众率先改掉了自私懦弱这个国家才能进步，而是先行改变了那个实验室，民众素质才能得到提升。

这是最大的实验室，我们天天听着铃铛。你开车行在马路上看行驶最通畅的是官车军车，大脑沟壑渐渐就会长成一个特权交通地图。你看信访办的门进去是窦娥，出来是精神病，如果不是真相信多啦A梦，必得知世上最大的如意门是领导的家门；你家小孩天天喝着毒牛奶吃着地沟油，出于物种保护你肯定也想混成公家的人……这些都是训练出来的，和思想境界无关。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你怎样，他就怎样，你让他知道怎么才能保护自己，他便怎么保护自己。

中国的特权越来越糟了。过去天天吃饱饭是特权，现在天天能吃上安全饭才是特权。过去生二胎是特权，现在能把二胎生成外国孩子才是特权。所以大家就去拼爹。可拼爹也OUT了，你还在琢磨怎么拼爹，人家都在拼干爹了……

在这样的训练里，特权会给民众带来憧憬，更会给民众带来恐惧。比如越秀武装部政委方大国到底有没有殴打南航空姐，载了一两百旅客的飞机却像可可西里无人区，没有国人站出来作证，最后还是非洲留学生多班证明政委确实“捏”了……联想到跳进西湖救人是乌拉圭女孩，大街上扶起摔伤老人是美国女孩，有朋友又在感叹中国人自私懦弱。可是我觉得不怪国人，怪那个实验室。当正义总受到惩罚，你刚伸手想扶就想到这一扶就得扶一辈子，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围观。人性本有弱点，是体制决定人的行为，就像不是狗决定了实验室，而是实验室决定狗。

我想我已说得够清楚了，还是有些人非常激愤跑来说我污辱中国人是狗……这个情景意趣盎然，我愣了很久才释然，这，正是铃铛训练的一部分。

有些人已自行成为自己的实验室，自行成为自己的那只铃铛。这样说下去将回到那个老话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决定什么样的人民，还是相反。由于受铃铛训练多年，我也是那条资深的狗，所以还是换个思路说明观点。回到美国佬的《肖申克的救赎》，那个监狱里有美国人、意大利人、黑人、白人、黄种人……入狱原因、个性大有不同，可监狱严格执行同一个标准，最后不同的人变成同一个人，“报告长官”，不然就没有尿兴。你说是监狱决定了犯人，还是相反？当然安迪是其中异类，他挖呀挖，终于用圣经里面藏着的铁锤挖出一个大洞，跑了出去，终于看见太平洋的海水和梦中的一样蓝。

经过努力，总会有安迪先挖个洞跑出来。所以现在看新闻联播找幸福感的人越来越少，上微博找真相的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和几十年前相比这个国家开明了一些，否则我现在可能正在“报告长官”。但那个铃铛还在，它的后果是，有人敢上街把同胞的日产车砸了，却不敢在飞机上作证；而香港满大街都是日产车，每回保钓冲在最前头，别说作证，连特首都敢查。

说到香港，联想到最近的事，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经冉云飞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九零后，成都男生，刚去香港中文大学念书。他告诉我：前段时间，校方单方面决定把原来食堂的班底换掉，承包给另一家。于是学生们愤怒了，学生会天天贴海报，在校网里严厉批评校方越俎代疱侵犯学生权利，认为学生的事情只有学生自己才有权决定，号召抵制校方武断决定……校方一看，乖乖收回成命。这个成都男生小激动地告诉我，“参加这个抵制行动的好多是大陆去的学生，过去我想都不敢想会发生这样的经历，但这次不仅做了，而且做到了。”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不过离开了实验室。这差不多可以揭开我们争论已久的谁决定谁的谜底。

在我看来，那些学生未必认为原来食堂烧的菜最好吃，他们只是不想做铃铛下的那条狗，摇铃铛就吃肉，摇铃铛就流口水……在我看来，这才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就是独立思想的教育，就是不听任别人摇铃铛就流哈拉子的教育。

兄弟

李承鹏

我小时候住过的打金街，是川西大粮仓向东向南的必经之路。薄雾弥漫的清晨，轰隆隆常会跑过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军车，上面运的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因为，南边那个兄弟国家实在太饿了。我还记得几年后，轰隆隆的军车运的不再是一袋袋大米，而是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唱着嘹亮的歌，因为南边的兄弟吃饱了后，就开始抢地盘了。长大一点后我知道，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在前线冲啊冲，被我国制造的56式冲锋枪射中，倒在敌军防御工事的沙包上，临死之前他们会发现，那些沙包其实是当年送过去还没吃完的大米。

那场战争过去后差不多五十年，有天晚上我跟同事欧荣承在羊市街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只有七根手指。他说，当年他跟最好的一个战友冲啊冲，一颗榴弹炸开，忽然战友就不见了。他找不到战友的骨头，只有把不知是敌是我的骨头火化，装在一个坛子里。那时部队提倡学文化，战士们大多练习同样一手仿宋体，他冒充战友给河南老家写了整整一年的信。直到退伍时，他才抱着那个坛子去了河南，进院就跪下，说：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这个中年人其实就是酒吧的老板，他一直低头说着这些事，和两国修好重开边关的那些事，灯光忽明忽暗，辨认不出是哭还是笑。他最后说：我对世界的看法变了，我再也不相信那些骗子了。

我这一代中国孩子有着最残忍的青春，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世上最复杂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挥舞过小拳头声援南边的兄弟，也给正跟它开战的我军将士写过感人至深的慰问信；上半年还从碗里分出米饭给老朋友，下半年就目睹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冲啊冲，倒在异国的泥土里。经历了这些事，爱国主义不再是恒定的价值观，而是变幻莫测的悬念片，我们观察四周，不知孰敌孰友，孰友孰敌，一切跟着元首的表情走……等慢慢长大才明白，其实没有背叛我们的兄弟，我们才是自己最大的骗子，一切只是为了那个叫大国形象的幻觉。

可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和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从此远去。并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国形象总要建立在对邻国的无偿援助，而不是对本国国民的无畏保护。

前几天，又是一位兄弟，来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的一名大提琴手在动车上把脚丫子伸到中国女子头顶上，还爆粗口“你傻逼，你非常有病”……从而激发新一轮的爱国主义激情。联系到英国人宣武门猥亵中国女子，韩国人肯德基暴打中国女子，以及著名的《金陵十三钗》，我不明白为什么每当反华分子对我不利，总要对我们的女子这么集中地耍流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当我们需要宣传爱国主义，就要把自家的女性推到宣传第一线。可是我还被激发了爱国主义激情，我最被激发的原因是：对方那么嚣张，列车员却在讨论受欺负的女子用杂志敲打对方的脚丫子是否正确，乘警不着四六问了些话后，结论竟是：“人家是艺术家，脚跷高点就跷高点吧”。这趟动车上发生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国爱国史的缩写，就是：个体在抗争，群众在围观，兄弟在撒野，政府和稀泥。

往往我们需要国家保护的时候，国家只是字典上的一个检索词条。最近我们的渔船又被扣了，记忆中已从菲律宾扣、韩国扣、越南扣到现在朝鲜也扣了，仿佛周边这些国家，谁不扣我们几艘渔船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我们的兄弟。我常听左派的朋友说要警惕好莱坞的文化入侵，可好莱坞制造了多少F16、特战队、阿帕奇营救人质的大片，我们拿得出手什么？是那部很滥的《代号美洲豹》，还是更滥的《冲出亚马逊》。我们造了很大一艘航母，却连几条渔船都不能保护；借出那么多的外债，却不及时交纳被扣渔民的赎金。

在我看来，爱国主义并不是让国家混得有面子的主义，而是让国民活得有尊严的主义，如果牺牲国民的尊严照顾这个国的面子，这主义，真不是个好主意。

促使我写这一篇的动机是，有家日报刊登了《必须高扬爱国主义这面大旗》：“爱国主义正在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和嘲弄，适外必赞，逢中必反，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干着一些数典忘祖的勾当。”我觉得这家报纸的社论写得真好！我们确实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铲除一些汉奸了。你看，中国校车出事时，有个部去送给马其顿校车，中国渔民被绑时，有个部却去帮绑匪插秧子……所以我建议，国家这次一定得强硬要回船和渔民，在我看来，大国形象就是大哥形象，你收了那么多保护费，总得罩一回跟你多年的人民了吧。

最后一个关于兄弟的小故事，是我自己经历的：我读初一那年，东边那个国家的元首要来成都视察。那天学校史无前例地放假半天，从中午两点钟老师就组织我们在人民南路毛主席像下面列队欢迎。来到广场发现，不仅成都二中还有好多学校也集合在这里。我们等呀等，饿呀饿，饿到晚上十一点，忽听老师紧张地命令，“快，举起花儿，喊！”我们一阵激动地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喊缺氧了，什么也没看见，那车队开得极快，甩都不甩我们就驶向金牛宾馆了。却听前边的小队长蒋文胜激动地说：呀，我看见了，有一只胖胖的手在向我们招手……那天晚上，为了大国形象，老师要求我们穿着白网鞋，一些同学家境不是很好没有白网鞋，老师就用湿白粉抹上去，穿在脚上很难受。那天晚上我们都很饿，被看不见的元首接见后，我和蒋文胜沿着长长的干道走回家，差点晕倒。

第二天，报纸统一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友谊长存，成都援助该国粮食多少吨。那一天，我由衷地为我国和这个国长存的友谊感到高兴。

像我这样的爱国者，却时时被骂为汉奸。每当被骂时，我很想说：兄弟，可曾记得我们送过去一袋袋大米，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那天晚上，一群中国小屁孩们饿着的肚皮……

有个文工团

李承鹏

有个文工团，平时你是看不到它来服务的，它得好几年才上台一次，它每次演出要从纳税人包里收取几百亿演出费。每回表演成功，那些平时你永远见不到的首长都会跑去慰问，再用你的钱去嘉奖这些演员。而后，特别成功的演员会成为官员，把上面的情景再来一遍。

如果你知道存在这样一个神秘的文工团，肯定很不开心。可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文工团叫“奥运代表团”……奥运代表团就是一个文工团。平时看不到身影，每个演出周期要四年，耗费几百亿资金，只负责表演，不负责普及训练；只负责天价拿回几十个金牌，不负责让十三亿民众体质得到锻炼。它集中收费，集中排练，集中演出，集中宣传，是个精英演出团队，与普通人的体育生活无关。

这时，肯定有一些热爱举国体制的朋友对我恶从胆边生。所以我要说明，我喜欢奥运，也并不反对某些项目的举国体制，我只反对为了养活这个文工团占据太多民众的资源——很多地方一到夏天游泳池活像下饺子，一个癞疤足球场会挤进十几支球队，好容易发现一羽毛球场，网子还被管理员摘掉了，理由是防小偷……公众体育设施不对公众开放，因为这个文工团正代表公众在里面训练。

到底占有多少资源？国家体育总局部门决算表显示：2011年度为39亿6250.48万元。记住，这只是账本上显示的财政拨款、上级补助、事业经营收入等，未知云量级的体彩抽成是否包含在内。好吧，就算一年4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160亿。总局之下还有奥运金牌重要制造基地的地方体育局，比如浙江省体育局2011年部门安排支出决算是6亿5324.80万元。这样的地方大局大概有十个，一年就是60亿，一个奥运周期就是240亿。还有小一些的省级地方局如陕西省体育局，2011年支出预算1亿6835.27万元。这样的省级局大概有15个。像渭南这种一年花三百多万的市县级体育局，全国难计其数……所以一个奥运周期要花费500亿并非过分的数据，因为还未把全运会、城运会、青运会、专项锦标赛这些“奥运战略”环节的费用算进去。

虽然在这个国家，涨三毛钱水费大家都怨声载道，但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要说：我就愿意看奥运文工团，就愿意为奥运捐500亿，因为我爽！我承认这个说法很有力也有道理，因为捐给奥运总比捐给贪官喝茅台好吧……后来，外籍教练马克就曝出：水上中心的领导经常喝茅台却不更换设备。我也不去争论你可以为了自己爽就给奥运捐但不能强迫那些不喜欢奥运的也捐，这属于强迫集资，以及500亿这个巨大的数经过了谁听证谁授权……我只想跟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

在几百名奥运文工团员每四年向世界展示强健肌肉的时候，民众体质持续下降。2011年9月2日国家体育总局官方公布：与2005年相比，19-22岁年龄段爆发力、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水平进一步下降，其中19-22岁城市、乡村男生立定跳远平均成绩下降1.29、0.23厘米，引体向上下降1.44、1.45次，1000米跑平均下降3.37、3.09秒。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女生50米跑成绩分别平均下降0.06、0.10、0.05秒。各学段学生视力不良，13-15岁初中生为67.33％，16-18岁高中生为79.20％，19-22岁大学生高达84.72％。7-22岁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超重检出率分别为14.81％、9.92％、10.79％、8.03％……比起日韩，全面下降！

全世界唯我国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现象：在外肌肉强劲，在内气喘吁吁；在外红旗飘飘，在内红灯大亮。很多学校体育课已瘦身甚至取消了。可是我们还要因为“东亚病夫”而跟人拼命。过去看《霍元甲》时我极端痛恨日本鬼子叫我们东亚病夫，可后来才明白，是不是东亚病夫并不取决于拿了多少金牌，而在于是否为民众健康的体魄修建一条清晨的跑道。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平均每万人仅拥有6.58个体育场地，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6个、瑞士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2个、德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4.8个、意大利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2个。而很多网友知道，北京奥运的场地在曲终人散后荒废了多少，自行车赛场看台上，鸟都生下第三代了。

我曾去过四十多个国家，英国、柬埔寨、美国、埃及、荷兰、叙利亚、南非、阿联酋……中国人去国外爱琢磨“中外区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很难一时间总结这些不同体制、不同观念、不同肤色国家与中国的区别，但你一眼能看出来的最大中外区别就是孩子：我们的孩子背书包的多，外国孩子带滑板的多；我们的孩子戴眼镜的多，外国孩子戴球帽的多；我们的孩子坐着的多，外国孩子跑着的多；我们的孩子见着球下意识要躲，外国孩子见着球会来一脚。总之，我们的孩子眼镜多、胖子多、坐着的多。就是许三多。

有人说这是中国家长和学校的问题。可我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的国度，举国体制有些夺金优势但占用太多资源，就像一个县规定电影院只能播映《建国大业》宣传《建国大业》学习《建国大业》，哪里知道世上还有《泰坦尼克号》。文艺和体育是同样路数，虽然这些年在国际杂技大赛里拿了很多名次，可你见过几次它为民众服务。官办的中国文工团和官办的奥运代表团，其实是一个团。你看组织结构：总政歌舞团——八一体工队，铁路文工团——火车头体协，四川省歌剧舞剧院——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一个主战场是春晚，一个主战场是奥运，一个表达温馨祥和，一个阐述孔武有力，总之都是“咱们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可是你看着每年“贴心小棉袄”的央视春晚真很高兴吗？你看到为每四年一次的奥运花费五百个亿不少项目你连规则都拎不清，爽到不行吗？你想想当春晚和奥运盛景之时，民间的艺术生活越来越少，民众的身体素质越来越低，从没见政府派出一个教练带你锻炼身体，连伙伴们自行举办个城区业余联赛还要向当地足协交钱，否则视为非法，还很高兴吗？

肯定还是有朋友说：“我高兴，只要看见战胜外国人我就高兴。”OK，战胜外国人当然很高兴，可当我们在乒乓、羽毛球、跳水、女子举重水银泄地战胜外国人表示中国很高兴后，三大球不灵，能多高兴？你看伦敦奥运三大球全军尽墨，几乎创造史上最差，这证明举国体制不仅侵占群众体育资源，连职业体育也处境艰难。破坏了群众基础，精英团队难以选材。比如曾让几代中国人骄傲的中国女排，北京奥运勉强还拿了个铜牌，这次连四强都没进，输给的还是日本队……体制内高官都知道的秘密，人才不济，选苗困难。因为我们一直在竭泽而渔，说不定哪会儿就爆发危机。

我尊重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可是大家心里知道什么叫国际项目。国际项目是三大球、田径、网球、游泳、职业拳击和职业赛车。这些才是真正高难度的项目，是几十上百年来被国际公认的巅峰竞技项目，这些需要更多的基础人才和科学规律，需要金字塔基的参与人数。不是靠教练从山区里拎一能吃苦的小孩，从小关在一个小屋子里拼命练，像栽盆景一样栽出了冠军。也不是像马俊仁当年那样跟王军霞说：霞啊，我梦见你前世是梅花鹿大仙儿，得跑，不跑就会咯血而死，你跑，我给你解决城市户口……这样连蒙带骗创造了纪录。参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就知道后来它为什么忽然就消失了。

有朋友说，我才不屌外国人篮球、足球这些项目，我就喜欢中国传统项目。那我无话可说。这仿佛中国文工团说，不惜得跟外国人比芭蕾，我跟他们比秧歌……如果不需要与国际接轨只需要自嗨，我诚心地想把麻将申请成为奥运项目。再次声明，中国传统项目的运动员值得尊敬，可中国体育投入巨大，并非绝对搞不好三大球这些国际项目，而是体育官员压根儿没想搞好。

这个逻辑必然揭开另一个话题：为什么考核中国体育官员的政绩以金牌块数论，而不是以影响力论？这是世界体育史一个独特现象。巴塞罗那长官会以巴萨为荣，因为这家俱乐部改变了世界的踢球方式，传递了一种价值观。可我们的长官从不关心体育价值观，只论金牌块数，以方便年终任末写在政绩汇报上。这直接导致他们扑向一些小众、冷门、性价比低的项目。中国体育官员金牌观跟政府官员政绩观是一样的，不是以百姓实际幸福值论，而论开了多少厂、修了多少高楼、制造了多少GDP。他们太重视数量而不是质地、美感、影响力，他们不太像搞政治的，倒像是挖土石方出身的，恨不得金牌以吨论，幸福感用秤称。这跟老百姓实际生活利益有多大关系？

前几天有个别致说法：举国体制就是好，足球职业化了可是更糟。可是中国足球是伪职业化好不好？正是因为政府一直不放手，才煮了一锅夹生饭。哪家大牌俱乐部背后不是站着政府，当年大连那个著名的书记恨不得要亲自冲进更衣室指挥战术。何况中国足球透明度太高，中国体育那点脏事儿，不过是被合谋掩盖而已。

袁伟民说，我们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强国。不知是这个为中国奥运团谋略了一辈子金牌的老人退前的感叹，还是忽生一丝悟意。乔丹跟你比金牌？马拉多纳跟你比金牌？他们只比谁能改变世界。我们的金牌拿得够多了，可所谓体育强国，是不仅要拿回金牌，更要输出体育价值观，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不是金牌数，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运动理念。就像改变世界对中国印象的也不是GDP，而是中国帮世界改变了什么价值观。前段时间羽毛球女双故意输球，一部分人说缺乏职业素养且演技拙劣，另一部分人说这是田忌赛马合理利用规则。姚明说：田忌赛马，马也要尽快跑啊。这就是运动理念。可惜这样的理念太少。

回到开头的论题，中国的文工团外出演出频频，也没怎么输出过文艺价值观。到头来外国人以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只会顶坛子，就连电影界，数亿元拍了个《金陵十三钗》，却敌不过只花了十五万的《一次别离》。因为你只有价格观，没价值观。

逻辑是，当你选择了文工团模式，就放弃了普及，当你没了普及，就玩不动真正高质量的文体游戏。切进到两届奥运争吵不休的话题：一方说刘翔是可耻戏子，一方说刘翔是悲情国家英雄。一些朋友希望我站队表态，可我没法在这两种观点中排他性表态，因为问题的根本：在极少人穿过专业跑鞋，大多数人没踩过专业塑胶跑道（学校里那一下雨就积水一出太阳就有味的不是塑胶跑道，是塑料跑道），全国不足五千人练跨栏，很多县城连符合专业标准的田径场都没有的国家，让一个文工团员刘翔代表十三亿人夺冠，或者让养活着半个文工团的头牌团员真实宣布因伤退演，再或者让他通知几十年习惯守看文工团为国争光的人们，对不起，我实力不济……根本不是文工团提倡的革命观。如果刘翔是戏子，这是文工团让他必须完成的角色，如果刘翔是悲情英雄，那是举国的需求。上一届他直接回更衣室被骂得半死，这一届他配合收看，单脚跳到110米终点。

长得两分像周星驰的他终于一语成谶：我，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在这个文工团里，刘翔尽力了，所以我不会疯狂咒骂演员刘翔，因为我知道谁使他成为演员。我希望他尽快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本该有权选择退赛，没必要成为世界上最大文工团的头牌演员。但又传出他要打2016，这实在让人觉得荒诞离奇。事情一开始就注定结尾，这个叫刘翔的团员背后有一股力量，不仅是教练团队、商业团队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决定一切力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该退而不准其退之，违背人性和科学规律来为国争光，其实中国式体育明星现象，就是我们大家的合谋。

一片荒地上不小心长了一朵鲜花，它注定是要死的，为了面子就插了塑料花。你骂塑料花有何用。文章写到此时，牙买加入博尔特夺得200米金牌并成为史上首个蝉联两届包揽100、200米金牌的一哥。这个加勒比岛国只有260万人，却常年有260个专业级的田径队，超过8万人在进行专业短跑训练。写到此时，中国奥运文工团刚夺得史上第200金，来自没什么人在练但中国一枝独秀的跳水。

此时有没有人想起这个伟大的文工团的一些模糊的名字？卖艺的张尚武、搓澡工的邹春兰、残废的艾冬梅，那些付出过很多却一无所获的无名小卒。

此前沈阳很多商铺关门，传言是为了明年的全运会打假和集资。

此时赵薇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配照微博：嗨。遭到数千人谩骂，说刘翔都受伤了，你还高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些，都是这个文工团的台外之戏，却是题中之义。

准确表达通篇意思：一、中国的奥运战略在历史上作用巨大，伴随几代人的青春；二、文工团模式后患无穷；三、体育是一种权利，让民众享受这权利。

这个大国取得了很多非凡的成绩，我希望她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赤白干净的骨头

柴静

一

认识美棠那一年，饶平如二十六岁，从黄埔军校毕业，在100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打湘西雪峰山外围战，差点丢了性命。身边战友被打中肚腹，肠子流了出来，惨叫之声让他“多年无法忘记”，他被枪弹压得趴在山坡上，手紧紧抓着草茎，抬眼看青山之巅，深蓝天上，白云滚滚而过。

“这就是葬身之地了，也好。”他说，“那时候一个人，不怕，不知道怕，男孩子的心是粗的。”

战争结束，1946夏天，饶平如的父亲来了一封信，希望他借着假期回家订亲。“父亲即带我前往临川周家岭3号毛思翔伯父家……我们两家是世交，走至第三进厅堂时，我忽见左面正房窗门正开着，有个年约二十面容娇好的女子正在揽镜自照，涂抹口红——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美棠的印象。”

“觉得美吗？”我问。

“那时觉得是女的都好看的。”老先生老实说。

两个人也没讲什么话，父亲走过去把戒指戴在姑娘指上，人生大事就这么定了，两个青年都觉得好笑，笑之余，去她房间坐，妹妹们绕床玩，美棠拿只报纸卷筒，唱歌，还拿相册给他看。

他觉得她大概是喜欢自己的，从相册中抽了几张带走。

回军营路上，他穿军装站在船头，看滚滚长江上波光，觉得自己的命从此轻慢不得，因为命里多了一个人。

他最喜欢美棠的一张照片，石榴花底下少女鲜明的脸，卷发尖脸细弯眉，放大贴在军营墙上，还把照片分赠战友——我简直不能明白男生这种心理，问他，他承认“还是有几分得意的”。之前邻居有十四五岁的少女常来，有日，看到照片，问，你女朋友？脸色一黯，后来再没来过。

内战之后开始，他不想打，请假回家成婚。

八十岁时，美棠去世，他今年九十岁，画十几本画册，叫做《我俩的故事》，把石榴下的黑白照片重新冲洗，涂一点唇红，底下写“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笔一笔，从她童年画起，幼年时如何在课室里羡慕小丫鬟在外打秋千，如何与好朋友卷发旗袍去舞场跳舞……都按她当年所讲画来。两人婚礼的照片在“文革”中烧了，他靠记忆，把当时的建筑、场景、人都画进去，画的时候并没什么用意，只是觉得全景的角度可以把大家都画进去，一个不少。

看的人不免觉得，这个角度像是对两个人的背影隔了岁月的凝视。

二

婚后时世动荡，饶平如带着美棠，在贵州当雇员，为了躲劫匪，首饰藏在车轮子里头。又在南昌经商，他画下那个年代里的细节，写“‘开面店’生意不佳、上夜校学会计、面试粮食局、投简历给测量队、卖干辣椒搞不清楚秤——美棠嘲笑我‘根本不像个生意人’，我自思也的确如此，至今还未弄明白称盘秤要扣除盘重是怎么一回事”。

居然这一段回忆最快乐，他画年轻人无事打“梭哈”——我根本不知这是什么纸牌法，他兴味地向我解释半天，我也不解。只看他画五人，座次都标得清楚，还像小孩子一样标上每个人的身份“老吴”、“定姐”……还有“平如”和“美棠”在板凳上紧靠着，相视而笑。

两夫妇住的房子只是一个亭子，加了四面板改成的房间。

“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苦，好玩，为什么？一到那个下雨，狂风大作，那窗噼里啪啦地响，又打雷，风呼呼吹，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诗意，水泥房子领略不到这种山间的野趣。”

“中国人爱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为什么觉得有诗意？”

“我想一个人跟那个心境有关系。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人生，有些诗意的人，他看什么都是有诗意的。”

三

到了1949年，饶平如本来要随众去台湾，又想，“岳父把他女儿嫁给我，是希望总要有个依靠，我要走就不负责任。”就留下来，觉得总有地方容下个寒素的家庭。

1958年，他被劳动教养。没人告诉他原委，也没有手续，直接从单位带走，单位找他妻子“这个人你要划清界限”。

关口上，美棠有上海姑娘的脆利劲儿，“他要是搞什么婚外情，我就马上跟他离婚，但是我现在看他第一不是汉奸卖国贼，第二不是贪污腐败，第三不是偷拿卡要，我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一个人，我怎么能跟他离婚？”

饶平如去了安徽一个厂子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他每年只能回来一次，二十二年，一直如此。

他干的活是独轮车运土修坝，两三百斤的土，拉车还可以两个人一起，轻松些，但他选推车，为的是一个人自由，可以把英语单词放在衣服里，一边默背，知道没什么用，只是不愿意生命都消磨过去了。

这二十多年里，夫妻二人，他写回来的信件都没有保留，妻子写的信他大多留着，全贴在画册里，这些信里几乎没有情感的字样，都是艰辛的生活，怎么搞点吃的，怎么让他弄点鸡蛋回来，怎么让孩子参加工作，怎么能够给他们找一个对象……他依日期贴好，信件有日久残缺的地方，他用笔填补好。

十几本画册沉又大，放在桌上，都不好铺开，我就趴在床上看，一边摘些字句，看到有的地方失笑——美棠是个小暴脾气，信里有时写“我很气你，我很生气，我越写越气”，笔一扔，后边不写了，要过一两个月才又有新的信。

“你看了是什么感觉？”我问饶先生。

“我同情她。”

我没想到，“同情？”

“她平时对我很好，她说这样的话了，一定是心里受了很大的刺激。”

他常念及一个女人带几个孩子，工资不够，需要背二十斤一包水泥挣点钱，从孩子口中省下糖块寄半包给丈夫，他拿手绢包着放枕头下，吃半个月吃完。她过世后，他现在每经上海博物馆，都停一停，“这个台阶里面，我也不知道哪一块是她抬的水泥，但是我知道，她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她背啊，她的腰肾脏受损了，恐怕也就是这样引起的。”

每到过年前，他在安徽买了鸡蛋、花生、黄豆、油，一层层，用锯末隔好，租个扁担，拿棉袄垫着肩膀，坐火车挑回上海，就等妻与子开门的这一下热腾腾的欢喜，“一晚上这些小孩子可以吃掉差不多一麻袋”。

我问：“中间二十年，一直在两地，没有怕过感情上出问题吗？”

“想都没想过。那首歌里唱的，白石为凭，日月为证，我心照相许，今后天涯愿长相依，爱心永不移。这个诗说得很好，天涯，这个爱心是永远不能够移的。”

这是美棠最喜欢的《魂断蓝桥》里的歌词，青年时代没有那么重的忧烦时，家中如有客，她让他吹口琴，自己唱和，现在她不在了，他九十岁才学弹钢琴，为的是常常弹这支曲子，是一个缅怀。

四

“你什么也不会做！”这是美棠一生对他讲得最多的话，“不管做什么，都被说‘你什么都不会做’，比如炒菜炒得不好，抽屉没有关上，给孙女买的书是错误的……等等。”他嘻嘻笑。

有时子女也觉得母亲苛刻些，老先生赶紧摆摆手，意思是“人家教育自己老公，跟你们什么相干？”

他说，“她其实一直在埋怨我，一直在笑我。但这个笑当中，不是讥笑，也不是讽刺，就是好像好玩儿，你看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有的男人可能会觉得，会不会对自己有点太挑剔，觉得面子上下不来。”

“根本没这个事儿，什么面子，没有。 ”

几个年轻姑娘在现场听采访，听到这里都笑了。饶先生也笑，说他小时候，母亲觉得他傻乎乎的，他辩解“我看着傻，心里不傻”，母亲笑，又讲给父亲听，边讲边乐，小孩子也跟着高兴。

这么些年，妻子买菜他都跟着，怕她拎着重。“我拿着篮子，跟在后边培训培训，她教教，带徒弟，‘这个菜怎么样，那个菜怎么样’。我说你不买你问他干什么，她说你傻，多问几个地方，心里有数，再去买不是有比较了嘛。她就嫌我脑子太简单。东挑西挑。”

“一般男人都会说我不去了，你去买吧？”

“我从来不欺骗她。我对她不讲什么谎话。”

“你也不发火吗？”

“不不，我从来没发过火，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的也五六十岁了，跟老伴儿吵架了，这个男的说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好。她没你文化高，她智力不如你，你的逻辑好，你会分析，她不会分析，她讲不出理由，她对你好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你有理，可是你无情。”

他说人生总有起伏，有钱了，但可能会没钱，今年他升官了，明年他可能倒霉了，这都不是人生的价值，“人应该不改初衷”。

“有人觉得这个初衷只是你们父母之间的一个约定？”

“那是一个引子，后来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是最宝贵的，人生当中一个最真切的东西。”

五

1992年，美棠肾病加重，饶平如当时还在政协工作，推掉了所有工作，全身心照顾妻子。从那以后，他都是五点起床，给她梳头、洗脸、烧饭、做腹部透析，每天四次，消毒、口罩、接管、接倒腹水，还要打胰岛素、做纪录，他不放心别人帮。

“您心里有烦燥的时候？”

“没有，没有，这个一点没有，这个是我的希望。”

她病痛中渐渐不再配合，不时动手拔身上的管子。耳朵不好，看字也不清楚了，他就画这画劝她不要拉管子，但画也不管用，只能晚上不睡一整夜看着她，毕竟岁数大了，不能每天如此，还是只能绑住她的手。“她叫‘别绑我’，我听到很难过，怎么办……很痛苦。”

美棠犯糊涂越来越严重，有一天称丈夫将自己的孙女藏了起来，不让她见，饶老怎么说她都不信，他已经八十多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她看着他哭，像看不见一样。

他说：“唉，不得了，恐怕是不行了。像杨绛写的这句话，‘我们一生坎坷，到了暮年才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但是老病相催，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

饶先生的孙女说奶奶那以后很少清醒，“所有人都只当她是说胡话的时候，只有老爷爷还一直拿她的话当真。她从来就是挑剔品质的人，她要什么，老爷爷还是会骑车很远去买哪个字号的糕点哪个店铺的熟食。等他买了回来她早就忘记自己说的什么，也不会再要吃了。劝不听，奶奶说她那件并不存在的黑底子红花的衣裳到哪里去了，老爷爷会荒谬地说要去找裁缝做一件。”

她写“想不到老爷子亏他是当过兵放过炮的，神经那么脆弱。恩爱夫妻是很多的，但是那些事情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小辈都在制止，觉得做来也是徒增自己的伤心，不知道他是特别天真还是特别勇敢。”

我问饶先生：“小辈的人劝你，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这样做，我心就不安，理就不得，就这么一句话，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做了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不做了倒是一个永远的谴责，那一辈子，就不会好过的，拷问自己，人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

我听到这儿，有所触动，心里一塌，几乎失去再继续问下去的勇气。

六

“2008年3月19号下午，她去世，4：23分，我进去，我远远的，她睡床上，她已经……她的生命已经没有力量了，已经耗尽了，她理智还有一点。她看见我了，流了一滴泪，只有这一点力气，看见我了，但是她讲不出，她不能动，她的生命就是这么一点点。”

“您当时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什么，她已经不能讲话，我摸摸她的手，还有一点点温，后来我意识到真的是冰凉了，我就拿剪刀把她一缕头发剪下来，放在家里，我用红丝线扎一扎，这是她唯一剩下的东西，那就作个纪念。一个戒指，很小的戒指，她平常戴的。我平常不戴，我今天戴着来了。”

他小指上细细一圈金戒指，当年父亲赠给新人的那个，家境后来贫寒，她已经变卖了，晚年他买了另一只送妻子。

“这是她的戒指。我说我到北京来，我都带着她来，让她也来，让她也来经历一番，我不离开手的这个戒指，我今天带来了……”

采访的灯，罩了层柔光纸，打在老先生脸上，老人穿白衬衣，外面是深色格子外衣。白发细密如缕，戒指一点微微的金光，四周都是黑暗。

“……反正是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今天戴来了，让她也看看。我的故事，就是这一段，人人都要经过这一番风雨。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白居易写，相思始觉海非深……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七

美棠去世后有半年时间，他无以排遣，每日睡前醒后，都是难过，只好去他俩曾经去过的地方，结婚的地方，到处坐坐看看，聊以安慰。她的骨灰就放在他卧室里，要等到他离世后两人再一起安葬。“我不愿意把她单独摆下去，把她放在房间里，没有离开过，我每天早上晚上，我一炷香，祝愿她，天上也好，地上也好，反正是……那种安息。”

他决定画下他俩的故事，觉得死是没有办法的事，画下来的时候，人还能存在。他没学过画，这本画册里不少画是他喜爱丰子恺，临摹来的，他喜爱苏轼、林语堂、杨绛、章诒和的句子，就抄下来。谁的印刻得好，自己也学着刻一方印上。诗、口琴、画，老人说，都是少年时代受惠于母亲和学校的那一点记忆，描摹仿写，也许谈不上技艺，是情动于中，无可奈何而已。

他说“古人有一种说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情重的人头发容易白，所以我头发白了这么多”。

“您已经九十岁了。难道这么长时间，没有把这个东西磨平了，磨淡了？”

“磨平？怎么能磨得平呢？爱这个世界是很久的，这个是永远的事情。”

他现在与一只普通家猫生活，猫陪伴他与美棠十年，因为肝中毒被宠物医院诊断没救了，他花了四千多块钱，在家吊针救活了。猫爱出去玩，他在阳台门上贴“don’t be out”；写字台下面压着他自己写给自己的提醒，一个字，“慢”。每年春节他自制春联，孙女说看到每个门洞都不会漏贴的一个小小的“春”，都觉得有点可爱，“给人感觉在他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从来不曾被日常生活磨蚀掉过，好像现实再不济也未敢玩世不恭”。

我问他：“家人觉得你怎么能够一直这么特别天真？”

他说“外国有这么一句话，《圣经》里有，说只有儿童的心才会上天堂”。

“你原来是一个当过兵，经历过炮火的人，人们可能说你怎么会这么脆弱。”

“善与恶之间，我有一个判断力，我要坚持做善的，我不作恶的。我有我这个坚强的信心，我是这样想，一个人要有力控制自己，你可以不危害于人，你可以有这个力量，这不是他的心脆弱，这是他道义的坚强。”

采访中有段话，没有编辑进片子，我一直记得，饶先生说上个月有天在院中看到二十公分长一个黑的东西，是有人丢只骨头，几百只蚂蚁围住啃，他说：‘像我从前，扫掉倒了算了，这次觉得，我的力量比它大，我要扫就扫，不扫就不扫，它对我也没妨碍，何必，我不去动它，我进屋，不动它。”

我当时听，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第二天，我再到院子一看，这个骨头变成白色的了，原来蚂蚁把它外面的这些肉隙都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骨头，蚂蚁也没有了，这个我想不到的。”

我问他：“这给你一个什么印象？”

“它是生命，我也是生命。为什么我有能力，我有权，我要它死？我一踩它就死了，但又何必呢？它对我没有影响。它也是生命，它也要生活。”

这个采访已经过去了几个月，我记得这些话，但没细想过，有天看书看到黄永玉说，“美比好看好，但好，比美好。”

我看到这儿，想起那根赤白干净的骨头，这就是好。

八

前阵子，编导王瑾（外号“蚂蚁”）拿来一封信，老先生给摄像、编导每人画了一张肖像，还注明，“给小王的裤子上画了八个洞，为了时尚起见。”

送我的是这张画：一对男女靠窗对书而坐，上面写“推窗时有蝶飞来”。

这期节目，每个参与的人，蚂蚁、小余、天舒、老范、李伦、邹根涛、沈超、陈曦……人人珍视宝爱。蚂蚁把画册从上海运到北京，再运回去，我平时马虎，这次也怕掉了哪怕一个纸片，看完一本本摞好，放在小茶几上，夜半三点一声巨响，小几塌了一半，还好没损失画册，装在大纸箱里封好，挪到楼下，蚂蚁和天舒嘻嘻哈哈把它抬走了。

这一期不过是寻常巷陌的情理，也没什么传奇可言，就是一个世纪来一对普通男女的生活，我们也明知收视不会太好，但还是要做这一期。老先生的孙女舒舒在信中写过“时代是不一样的了，像他的画册里有一页‘相思始觉海非深’那么严重的句子，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幸和有勇气可以引到自己身上”，策划小余回信说：“换了我，我也会问自己，会不会不遗余力长久做一些‘无望’的事？但我想，因为喜欢，所以情愿。时光可以让一个人面目全非，也让另外一些人愈加清晰。”

我问过饶先生，“这画册中写了很多的内容，你最希望后代能够记住什么？

“一个人做人要忠厚。忠厚的人总归是可以持久的。”

这二字他践行一生，像一点润如酥的雨，落下无形无迹，远看才草色青青，无际无涯。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

一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六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二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的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七十七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三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两千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慌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星期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吗？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四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五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六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十五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八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它闻闻味道，那个不是它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十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日暮乡关何处是

柴静

一

两年前，在大理，他开辆老富康来接我们，说：“走，野哥带你看江湖。”他平头，夹克，脚有些八字。背着手走在前头，手里捞一把钥匙，我对龙炜说：“你看他一半像警察，一半像土匪。”

他听见了，回身哈哈一笑。

院子在苍山上，一进大门，满院子的三角梅无人管，长得疯野。树下拴的是不知谁家寄养的狗，也不起身，两相一望，四下无言。

他常年漫游，偶尔回来住。偌大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排旧椅子，沿墙放着，灶清锅冷，有废墟之感。平时一个人，偶尔有朋友来此落脚，席地卷个铺盖，谁也不用照顾谁。

他无家可归。

七十年前，他的家族在鄂西清江百丈绝壁上，土家族祖父靠背盐酿酒攒下薄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疑他藏枪，鞭打后悬梁自尽，暴尸野外，被扔在天坑。随后大伯暴死，二伯流放，两位伯母一夜间用同一根绳索吊死在同一横梁。

父亲没有保护家庭，他的职责是抓捕诛杀其他地主的儿子，一生不提家事一直到死。母亲在暮年出走，留字条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他沿江驾船搜寻，寻找江上肿胀发臭的浮尸，挨个翻找无果。

1995年，他出狱后，身边已再无亲人，妻女也离他而去。

二

十几年前他离乡寻找出路，身无长物，朋友到车站送他一只钢锅，让他好埋灶作饭。他说如果你非要送，我就把这锅在铁轨上砸了，天下之大，总有我吃饭之处。

1981年湖北民院毕业后，他当过教师、宣传干事、警察，后来做小生意卖衣服，油炸早点，开挖沙的厂，都赔得血本无归。这次北上，作了牟其中的秘书——现在牟还关在他当年服刑的地方。很快又转行当编辑，再做书商，做得很得意。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下去，他说受不了向人催账的生活，“人到四十，还为一万块钱天天打电话，像黑社会一样——败坏人的心情。”

他把人家欠的一百多万一笔勾掉，离京南下。

偶尔落脚在这两千多米的苍山上，四下没有村落，到暮晚时山黑云暗，一两盏灯更有凄清之感。他说过有时夜里骤雨突来：“林涛如怒，滚滚若万马下山。村居阒寂似旷古墓园，唯听那山海之间狂泻而至的激愤，一如群猿啸哀，嫠妇夜哭。这样的怒夜，非喝酒磨刀，不足以销此九曲孤耿。”

这样的夜里他开始写作。写失踪了十年，“不知暴尸在哪片月光下”的母亲，写二伯服刑二十九年后，“老得忘了自己的罪名，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房子，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风烛残年直到死去”。写一生闭口不谈家事的父亲内心的功罪，写狱中被绑赴刑场的弑兄者……

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仿佛从未存在过，他对此耿耿于怀，才为逝者作史。他的故乡是武陵，史书说的南蛮旧地，巫风很盛，在遥远年代，土家族死在他乡的人，是千里赶尸也要接回家山的，不想成为无归宿的游魂。他说“我祖父的横死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

这本来就是中国民间修史者的传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他用的笔名，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的《偶书》：“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三

四年前，我还不认识他，有天工作完，街边店里吃点东西，带了他的书随翻随看。

他写外婆故乡在江汉平原，他出生后才到深山来，开荒种地，养活一家。幼年造反派来家训斥父亲，他不懂事，在旁嬉闹，太压抑的父亲发泄愤怒，用木棍毒打他，没人敢拦阻狂怒的父亲，外婆哭着用身体包围着他，左手无名指被误伤一棍，打得骨折，一直隐忍着没有医治，至死手指一直弯曲。

外婆眷恋家乡，他稍长大些，老人就返回了平原，他十二岁时患重病，写信给外婆，恳求她回来，一进门扑在怀里，“我不断地叫着婆婆婆婆，仿佛垂死的孩子看见唯一的亲人”。

等到他成年，外婆觉得责任终于了结，与家族另一老人回到平原荒村住下，纺布缝衣为生，无人可以劝解。只有他去进门跪地抱着她腿，要她回来——明知这对她不公平，但他就是“不能忍心”。

外婆在山中去世，他不相信死亡不可逆转，每晚去坟头点上坟灯，怕外婆不能认得回家的路，次次在坟头痛哭时，他都要把耳朵贴近新土去听，孩子般地幻想听见外婆在棺木里呻吟，立刻就去十指刨开泥石，救出她来。

十年后，他掘开坟墓，开棺捡拾遗骨，偿还她的旧愿背着她回到千里之外的平原。

我坐在人声鼎沸的地方，看到这里，把筷子搁在碗上，起身走出去了，怕当众放声哭了出来。

近代中国，身世畸零者并不少见，但野夫的笔端是让人害怕的感情，连看的人都被深情和痛苦吓怕，不敢深入到这样的感受中去。他半生所受的苦，多半都来自这样的激情驱使，情感越深，创痛越烈。写时也呕心沥血，他说有时写完在沙发上要躺整整一天，像一生气力已经用尽。

这样的写作，如同土家祖先的巫术，是要让死者复活，像是一次招魂。

四

到了中午，大理的牛鬼蛇神都来了，野哥一一介绍“这帮老混混”，大家拱个手，报个名号，也不寒暄，邻居侯哥搜些活鸡腊肉，在后院摘点黄瓜茄子，加上通红四川辣子和野花椒，炒了十几个铝盆，桂花树下男男女女端着碗站着吃江湖饭，满头汗。

吃饭完，袅袅一根烟，聊旧体诗。

八十年代的江湖，流氓们都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地下这位爬起来说“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得一手好诗吧”。

就这一点，今天的小混混就没法比。

侯哥给大家泡茶，院子里很多高山榕，底下长了野茶。紫荆已经长到了二楼高，开着红色的骨朵。桌上有盆箭兰，玉绿色的十几卷，混着茶香。野哥讲花草的名目，我们觉得好听，他说“看《本草纲目》，是可以看出性感的”。

鄂西是楚辞的故乡，民歌和韵文一直是平民之趣。烧搪瓷盆的手艺人刘镇西，工具箱里也放着《楚辞》，初见面拉野夫去家，喊了几声老婆，没人答应，就去敲隔壁的门借斧头，嘴里念念有词“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斧落，门锁砍成两截。

真妩媚。

野夫写苏家桥，写刘镇西，写投河自沉的李如波，都是几千字写完一个人生平，像《史记》中的列传。他的文字锻造，也来自古文。写文章时，看得出遍遍锤打，壳落白出。有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锤炼了，但写得好处，真是“天地为之久低昂”。

野哥说起时脸上有几分傲色，“旧体诗我还是得意的”。诗人里他最喜欢聂绀驽，“诗酒猖狂，半生冤祸”。

猖狂是真猖狂，夏日深夜，一轮好月，他与苏家桥一行人喝到酣处，学魏晋中人裸体上街散心头热，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木牌，就去摘下，抬着一路狂奔，找一角落扔下。有次扔完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人民法院”。觉得这个还是不惹为好，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当年他要出山去海南，苏家桥从深山送到恩施，过家门不入，货车送到武汉，怕他孤乘无趣，再火车送到湛江，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海南，第二天再独回。

简直是《世说新语》里的中国。

我原以为写得太传奇，认识他们才觉得只是写实。晚上野夫带我们出去吃饭，叮嘱一句，“不一定能吃上，看运气”，小馆子老板是个香港人，六十多岁，须发皆白，向外贲张。打量人，看得顺眼就做饭，不顺眼轰出去。当天运气好，做完了一桌子十几个人的菜，过来和野夫喝了一杯，扬长而去。说挣够了今天的酒钱，自去喝酒，不必再开张。

这个年头处处都是精致的俗人——不是因为不雅，而是因为无力，没有骨头。还好“礼失，求诸野”，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江湖还深埋了畸人隐者，诗酒一代。

五

下午无事，野哥带我们几个女生逛小铺子，我们挑来捡去耳环项链围巾，他两米外斜站，不上前，也不远离，衔一支烟悠然看过往行人，等我们挑完，他已经把账结过。

长日无事，坐条挨街的板凳，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少年时暗恋一个女孩，被拒绝，情书也被公开，他承受不住羞辱，吞水银自杀。获救后立下誓愿“要让她爱上自己，再抛弃她”。

他读大学回乡后，与之接近，少女恋慕了他，他终是不忍心，向对方袒露实情，说“我不想报复你”。对方惨淡一笑，“你以为没上床就不算报复吗？”

他离家远走，再回来她成了一个在当地声誉放浪的女人，表姐让他去劝解，他讷讷而言，她笑：“变成好女人……？”抬眼盯住他，“变了又怎样，你娶我么？”

他无话。

他兜里是第二天的火车票，她伸手取来撕了，买了机票，说“换你明天一天的时间给我”。日后她中年重病，肾坏死，不再求治，他从北京请国内最好的医生入山给她手术。

他人生里的事多半这样，情多累人。自嘲说自己是一流的朋友，二流的情人，三流的丈夫，我问过他，为什么他身上会发生这么多戏剧的事情？他说当编剧时，才领会到人生如戏，“一切皆在情理中，一切皆在意料外。”

生活是内心情理交织冲突的结果，他天性爱憎好恶比常人剧烈，人和文字都使到十二分气力，不留余地，蛮力拽动情与仇，乐与怒。

二十岁那年，他黄昏酒醉回家，看到路灯下一个佝偻男人，认出是那个打过他爸，把机枪架在他家门口的造反派。现在他长大了，那人已快暮年，他发疯般扑上去，把对方摁倒在地拳脚相加。“他已经完全认不出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突遭暴打。我一拳一拳地打着，直到耗尽全身力气，直到他头破血流。”

十几年里，他一直为童年的恐惧羞愧，而羞愧渐渐熬成仇恨。这性如烈火的男子，认为轻仇的人，必然寡恩。

酒醒之后，他却不能不面对内疚之感，暗中观察那人，才发现这个仇人可怜之极。他是煤矿工人，出身贫苦，家庭负担沉重，每天下井采煤如同下到幽深地狱。这样的人积怨已久，被号召去夺权造反，必然敢摧毁一切。日后这人被煤矿开除，成了苦力。一次下坡刹不住脚，被装满石头的板车轧断腿，从此残废，整个家庭垮掉，女儿不得不去卖淫。

他写：“命运惩罚他，比惩罚我的父辈更加惨烈。”

他写作并非为复仇，也非控诉，他想找到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他写到自己六岁时，老师集合他们排队，把用竹子做成的大扫帚拆开，每个孩子发一个竹条子，围着一根水泥管子，上面站着一个偷了三尺布的农民，穿着破烂，裤脚卷在膝盖上面，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老师一声令下：打！所有的孩子一起挥动竹条抽打那个农民膝盖以下的部分，这个农民在水泥管上疼得来回跑，所到之处围满了孩子，所到之处都会有竹条，这个人蹦跳惨叫，汗如雨下，腿胀得紫肿，惨叫中突然晕厥，摔了下来。

四十多岁时，他写到这里，流下泪来，说“这就是文学。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是不把这样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我会一生都为我曾经挥过竹条子而愧疚”。

写作是一种反抗，对抗外界的恶，也对抗自己内心的黑暗。多年来，他为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他说“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六

野夫常以村夫自许，我却觉得他雅致。平常里他从不与人争锋，席间不抢话，不讥笑人，不争口舌，有他的地方笑声最多，有人说话不得体，他也呵呵相乐，一派烂漫仁厚。有次在北京某个场合我俩撞上，举座都是富贵人，三个小时里，他一句话没说，不参与，也没有不耐烦，自斟自饮，怡然自得。

我不喝酒，但有他在座，就陪他一杯。朋友间说起如果遇到事有谁可以相托，推举的数人里，多有野夫。

只一次见过他另一面，大理夜长人多，左中右都有，谈话容易不洽，干脆集体玩“杀人”游戏，我当法官，发完纸牌后说“杀手睁眼”，野夫睁开眼，不动身，也不伸指，只以眼光向我示意某人，就闭上。再睁眼时，众人惊呼被杀死者，相互猜忌。他点一支烟靠椅微笑，有猜到他的，他就一副老警察面目，为之分析案情，一一拆挡，全身而退，瞒过众人，最后一轮他胜出时翻开红心杀手牌，姑娘们还惊呼不信。

这场游戏，我这旁观者看来尤为触动，众人闭目他睁眼的瞬间，那双细长眼睛晶光四射，是泡过凶险，世事老辣的眼。他在狱中，曾与几个刑事重犯同住，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有六个。他有次扫地时曾有一个犯人骂骂咧咧，他放下扫帚，盯着走到近前，那人立刻闭嘴。下铺有人悠悠说了一句，“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人，他连国家都敢惹，你能踩平么？”

七

没听野夫说过苦，他只说重复地做一个梦，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残阳越过高墙，把影子放大贴在对面墙上，有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他的脖子。

这梦听了真让人难受，是冷透的人世。

但他爱这世界，有次聊天，他劝我多参加社会活动，说有地方约他演讲，他一定会去，“能影响一个是一个”，他是那种寒风里有人往车窗里递广告，一定会摇窗接下的人。

在微博上他很活跃，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他，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希望他帮忙转发、评论一下，他说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转发无济于事，也不足以帮他，但是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

微博也是江湖，他说能看见一部分人的恐怖内心，感到透心的冰凉，说“有时也想把微博戒球了”，但又放不下，嬉笑怒骂，一派朴诚烂漫，把剑而立，战个三百回合。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他说在故乡鄂西，秋天野猪成灾，每年允许适当的狩猎，分外痛快淋漓。“我来到世间，是来访求朋友的，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增加敌人的，我们在大地上，怀善还是怀恶，并不难区别。”

但遇到年轻人时，他会劝解，有次他说，有个骂他的人是一个大学生，子侄辈的年岁，他顺着去对方微博里看看，觉得是个贫寒激愤的青年，就发私信与他讲了一夜道理，直到年青男孩心服。

他对这个时代总有一份“不忍心”，说“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

在大理，他带我们进山，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早已荒废。二十几年前有个僧人一点点旧址重修。他带我们去见这大和尚，大脑袋粗眉毛，胳膊上缠着铜佛珠，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

三千多米处都是深林，小寺里没电，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有个小和尚在场子上一边扎着马步，一边眼见着一个小朋友飞奔打闹着耍，眼神儿急死了。

大雨过后，急晴中的这座山，树叶上金光闪闪的流水滔滔流下来，有远古的本来面目。我们跟大和尚说这说那，把人家武僧当禅师了，有人问，人怎么能放下眷恋？大和尚只好说，喝茶，喝茶。

野夫看我们这么笨拙地打机锋，笑着开口解困，问寺里还有什么米，什么油，要不要送些过来。

他喜爱山林，好与僧道谈，但他是士，从来不“隐”，不求解脱，不好大言，不求世外的智慧，各种人生对他都是文学，只是要了解“方丈何以是此人”。

旧朱红的寺门，粗糙皴裂的木门槛，楹联是野夫写的，一联是“心法即佛法，度一切有情”。

八

临走前一晚，大家去一个老哥家，喀啦啦扶起卷闸门，有几人正窝脚在塌上闲谈，当中一位长得奇突矮肥，野哥说，别人找他演电影，演一个被啤酒瓶子砸的泼皮，他不满意那个道具，要求用真瓶子砸，头破血流，满意地被送去医院。我打量一会儿，觉得他是腼腆不说话的人，野哥指我身边的一张桌子，说昨天那张被他喝大后踩碎了。

坐定后七八个人闲扯，拿着吉它唱歌，一路嬉皮笑脸，笑得人仰马翻。野哥对矮胖子说，你吹个箫吧。

胖子也不说话，拿只皮口袋，从里头拔出只黑箫。

有人“扑”地把烛火吹熄，黑着灯，只有远远一点微光，荒村野街，远处有女子鞋跟在青石板上走的声音。他起声非常低，曲调简单，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也像是远处大风的喘息。

我一开始无感无触，只是拿围巾按着脸听着。

就这一点曲调，循环往复，有时候要爆发出来，又狠狠地压住了，有时候急起来，在快要破的时候又沉下去，沉很久，都听不见了，又从远远的一声闷住的呜咽再起。这箫声里不是谁的命运，是千百年来的孤愤，千百年来的无奈。

座下小儿女都掉了泪，只有野哥躲去一边角落，半坐在地上，完全隐在黑暗里。

他吹到后半段，愤怒没有了，一腔的话已经说完，但又不能就此不说，忽然停住，他唱：“……月夜穿过回忆，想起我的爱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

当夜我喝过几杯，围巾都湿透了。

九

四五天后，我们三人离开大理，纷纷的雨，野哥来把行李放在破富康上，一直送上了大巴，他下了车没走，不站在路边，也不招呼说话，就坐那辆锈迹斑斑的富康车前座上，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地上，抽烟。

我们车经过，他扬眼微笑，摆了下手。大巴开出去好远了，人和车还坐在那里。走前他说过一句“你们一走，我今晚就是五保户了”。

事后几年，见面只是偶尔，但我看他的微博，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敌人也都消失的深夜，无法以酒引睡时，他有时喃喃自语“中宵酒醒，常觉无路可走。坎难人生，此时应该言说，否则，将在这巨大的黑暗里窒息”。

他的一生，多为激情支配的选择，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不过，如顾随说，真正的诗人，往往就来自与世界的矛盾，苦中用力最大，出来的也才是真正的力，“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

是矛盾，是力，也是趣。

人到壮年，再想改变自己性情已不可能，也无必要。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只要有笔墨在，还能言说，《诗经》以来“吊民伐罪”的传统，总能在此中存续。

我在微博上只看不说，野夫并不知我存在，在那样的夜里，我每默默注视屏幕，算是对他的一会儿陪伴。

大闲

冯唐

李渔：

又快过春节了，给你写封信。

我有了互联网之后，上网找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你的《肉蒲团》。在读《肉蒲团》之前，我已经看过多部纯器官重口味黄书，或工或草，抄在或大或小但是印着“工作日记”四个红字的本子里。初读《肉蒲团》觉着非常新鲜，不是因为色情描写，而是因为喜欢你写这本书的态度：压着压着，笔压不住了，满纸霪出斗大的芍药花。还有，就是发现你喜欢的体位和我当时喜欢的体位类似。再有，就是喜欢你写这本书的长度，不到八万个汉字，二十回，意尽而止，洗手喝酒。中文本来就缺少长篇小说的传统，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包括《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在内，除了你这本《肉蒲团》以外，其他中文长篇无一不冗长拖沓。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作者都狠呆呆地认定，能否不朽就全靠这一本书了，一身学问、脑汁儿、胆汁儿、泪珠儿、汗珠儿、鼻涕，对着这一本书，往死里吐，往死里填，往死里整，完全不顾姿势。

十年之后，再读你的《肉蒲团》，我的见识提高了，你的光环不在了。你也是唠唠叨叨，而且认识水平低下，离佛千万里。全书总共二十章，论证自己是佛教启蒙读物而不是黄书就用了前三章，宣扬使用女人伤身体又用了三章，赞叹因果报应又用了三章。为了中文不朽，去年春节之前，我写完了《不二》。《肉蒲团》负责满足人民淫邪生理，《不二》负责安慰因为少数人民因为淫邪生理的各种不顺而产生的心理抑郁和中年危机。四百年后，人民会说起，“金、肉、不二”。尽管做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你招招下三路，四百年后，看《不二》的人会比看《肉蒲团》的人多。四百年后，满足淫邪生理的手段多得不得了，能抚慰心理抑郁和中年危机的手段依然很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即使得道，“法尚应舍”，文字打败时间终究也是妄念。快过节了，给你写信，不向你讨教文章，向你讨教清闲。

做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你自编自导自演了很多迎合尔时世俗的戏剧，如今，在人民心中，这些戏剧基本都消失了，现在的人民记不得任何一句。做为一个对于品质有真正理解和毫不妥协的人，你写了一部《闲情偶记》，编了一部《芥子园画谱》，如今，还有人看。你在《闲情偶记》中谈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你的文字不如张岱、余怀，但是实战经验和实操能力远胜，后世做会馆的，创造享受清闲氛围的，都该向你学学。

我常年在路上奔波，偶尔也去过一些有名的会馆，没一处完全满意。有时候也能吃口爽口的，有时候也能看眼悦目的，根据这些碎片儿，提出几点要求，如果都能做到，或许能是个好会馆。

第一，要能舒服坐着。不要全部明式椅子。明式椅子是干活用的，是给眼睛享受的，不是给屁股消沉的，正襟读圣贤书可以，危坐求禅定可以，歪着舒服不行。“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生动地描述了明式硬木椅子坐着难受、度日如年的感觉。最好是文革苏式老皮沙发，宽大、平稳，皮子已经被很多人的屁股在漫长的岁月中磨得发毛，坐上去痔疮被充分安抚。

第二，要有书翻。一些会馆买成套的垃圾书摆在书架上，这些书的书名通常包括：世界、中华、全集、总集、名著、名人、哲学、历史、文学、一生中等等字样。还有一些会馆摆在书架的干脆就是假书，纸板做的，纸板上一个书名。其实，在很短的时间内，花费不多，也能显得有读书历史。去伯克利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去琉璃厂和东四的中国书店，别管书名，买几千本旧书，五颜六色，大小不一，胡乱摆在书架上就好了。

第三，要有古董。不用追求国宝，但是要追求真，有古代工匠的精气神儿。不用摆满仿造的半米高红山C龙和良渚玉琮，摆个简单的西汉素面玉璧就好，哪怕残器都好。

第四，要有现代艺术品。不要满墙假启功、假范曾、假陈逸飞、假艾轩，也不要满墙光头、笑脸、面具、绿狗。装置也好，绘画也好，摄影也好，作者最好还没怎么出名，但是确实眼毒手刁，尚无匠气，做出的东西摄人心魂。

第五，要有壁炉，哪怕是烧燃气的电控假壁炉，哪怕壁炉前面没有趴着一条老狗。

第六，要有酒喝。要有物超所值的红酒喝，一百块喝到“水果炸弹”，三百块喝到“动物荷尔蒙”，八百块喝到“内裤味道”，而不总是上万块的拉菲、拉图、木桐、玛歌。如果空间够，专才可得，最好也有茶、有咖啡。

第七，要能抽烟。会馆不是机舱，喜欢抽烟的人花了钱，有权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享受自己的感官。抽烟的地方最好露天或者接地，露台或者天井，不是封闭的、仿佛厕所的地方。

第八，要有花草。不必名贵，长得茂盛、红红绿绿就好。

第九，要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冷僻的声音。偶尔，看机缘，可以在会馆遇见没有大师称号的异人讲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冲击我的小宇宙。

第十，要能吟唱。小范围现场的吟唱有原始的杀伤力。我听过一个状若南海鳄神的男人吟唱一首状若寻常巷陌的诗，我听得血汗停止流动，坐地飞升。我想，李白当初酒高了，不上天子船，酒馆里小范围现场吟唱《将进酒》，听众啥感觉？

第十一，要有无线高速宽带。最好Google能自由使用，WSJ的网站能自由访问。

第十二，要能祈祷。

第十三，要能捏脚。

即使有了这样的会馆，一年能去几天？一生能去几年？人已经渐渐习惯了常年在路上，生命中基本铁人三项：坐飞机、开会、喝应酬酒，身如陀螺。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会馆，心不容易烦，静如处子，安逸温暖。

冯唐再拜

大鬼

冯唐

我身体里的大毛怪：

你好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一直在我身体里。你否认也没有用，我知道你一直在。

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你在那里。两岁前，我没啥个体意识，没啥感情，没啥审美，没啥记忆，没名，没利，没关系，没涉足江湖，没啥和其他屁孩儿不一样的习惯，困了睡，饿了吃，渴了喝，睡美了吃爽了喝舒服了就乐，得不到就哭，哭也得不到就忘记了，在一个无意识的层次，和佛无限接近。现在想起来，小孩儿也可怜，虽然和佛接近，但是全无力量，任凭大人摆布。我在机场见过小孩儿死命哭，要妈妈买巧克力，妈妈终于买了巧克力，小孩儿哭得更厉害了，因为妈妈打开包装自己把巧克力当着小孩儿面吃光了。我和我很小的外甥同挤一个电梯，他比我膝盖高不了多少，小脑袋从下面顶着我屁股眼，我忍不住放了一个缓慢的不响的臭屁，我感觉他的小手一直死命推我屁股，但是死活推不开。两岁之后，我开始会说话，眼睛到处乱看，耳朵随时倾听，我估计是从那时候开始，你睡醒了，开始生长，一刻不停。

我偶尔想，其实，在我会说话之前，甚至在我出生之前，你就在了，你是老天派来卧底的。这个议题太深了，以后再说。

如果和其他人比，你成熟得比其他人身体里的大毛怪晚。高中之前，我看书、上学、睡觉，食蔬食饮水，三年不窥园，很少差别之心，事物只有品类之分，没有贵贱之分，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运动鞋和凉鞋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不知道运动鞋还有耐克和双星的区别。那时候，在北京分明的四季里，我用同样的心情听见白杨树在四季里不同的声音，我很幸福。

在我的记忆里，有三个阶段，你疯狂生长，如雨后春笋、如万科盖楼，三个阶段过后，你啥都明白了，你成了大毛怪。

疯长的第一个阶段是高中，我开始意识到美丑，不再让我爸给我剃平头，留了个长长的分头，把眼睛遮起来，偶尔偷穿我哥的夹克衫，穿着的时候，耳朵里基本听不进任何老师的讲课，耳朵一直听到你这个大毛怪高喊：“我今天穿了一件帅气的夹克衫。”我开始意识到男女，忽然有一天觉得女生和男生不同，女生比男生好看，个别的女生比其他女生好看，好多男生总是一致地认为这些个别的女生比其他女生好看。我知道是你这个大毛怪在做怪，而且是班上男生身体里的大毛怪一起在做怪。如果我身体里的大毛怪喜欢西施，其他男生身体里的大毛怪喜欢东施，我抱西施睡觉，他们抱东施睡觉，皆大欢喜，这个世界就容易太平，可是你们这些大毛怪都喜欢西施。在我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开始为世界和平担心。

疯长的第二个阶段是大学后半期。快要毕业了，国家不包分配工作了，每个人的在校成绩不同、GRE/GMAT/托福成绩不同、爹妈不同、前程不同。女生身体里也有大毛怪，她们的大毛怪也似乎有趋同的要求，她们的大毛怪都喜欢成绩好的、父母有钱有势的、前程远大的男生。在这些大毛怪眼里，男生的成绩、父母和前程似乎远比男生见识的高低、肌肉的强弱和鸡巴的长短粗细重要。这一点，任何学校都秘而不宣，没有任何老师做任何简单的传授。

疯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我三十岁左右。我医科毕业，MBA毕业，开始平生第一份全职工作，在麦肯锡做咨询顾问。三十岁时，我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完全没把它当作一件大事儿，那次写作仿佛漫长的冬夜里一次漫长的自摸，过程中意象丰富、天花乱坠，但是，爽了，完了，完了就完了，黎明之后，还得奔向机场，赶早班机，继续工作。这个全职工作是管理咨询，说白了就是帮客户想明白、说清楚、把变革推动起来。我猜想，小一百年之前，那些创始合伙人设计这家咨询公司内部运营系统的时候，应该也参考了他们自己身体里大毛怪的特性，设计出的这个运营系统呈现生物界的温暖和残酷。资深的顾问对于刚入门的顾问手把手倾囊而授，毫无保留，但是每半年一次考评，每两年至少淘汰百分之五十的人员，毫不留情。和我一拨进公司的三十人，或主动离开，或被动淘汰，两年之后只剩了三个。

我偶尔好奇，你在我身体的什么地方，脑子里？心里？血液里？你的作息和我不同，我醒的时候，你或许睡着，我睡着了，你冒出来的机会多些。你疯长的表现就是我会长期地反复地做少数几个类似的梦。过了你第一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考试，语文考试，我梦见我梦到了作文题目，如果梦对了，梦里就笑出声来，如果梦错了，就从梦里惊醒。过了你第二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考试，数学考试，偶尔做得出来，基本都做不出来，基本从梦里惊醒。过了你第三个疯长阶段，我常常梦见开会，全部迟到，全部手机没电或者找不到联系人，全部从梦里惊醒。

这三个梦交替出现，尽管我已经出版了五个长篇小说，我还是梦见作文考试，尽管我开过无数的会，我还是梦见开会。从这些梦，我知道，你长歪了，像一个盆景，貌似完整，其实残缺，貌似美丽，其实拧巴。你干扰了我的幸福，你是个大毛怪。

你这个一直在我身体里的大毛怪啊，记住，我一直会调戏你的。不知道在将来无尽的岁月里，是你死还是我活、是同归于尽还是相安无事。我隐约感到，我如果能彻底灭了你，我就在另一个层次，离佛不远了。

这次就先到这里，下次再说。

冯唐白

大作

冯唐

李银河：

你好。

感谢你的信任，把你最近写的短篇小说集发来。因为内容涉及虐恋，你反复叮嘱，读完删除。你像绝大多数有真才学的人一样，没有自信，充满自尊，希望小环境和谐，忘记自己已经得到的一切，一辈子记得自己介意的点滴。你问我，这些小说值得写吗，值得发表吗？我看过之后，在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先想到的是另外一个每个真正的作家都躲不开的问题：我为什么写作？

这个问题，孔丘答过，拜伦答过，乔治奥威尔答过，劳伦斯答过，亨利米勒答过，海明威答过，库尔特冯尼古特答过，王小波答过。人有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作家有审美观、道德观、正义观、写作观，无可奈何花落去，躲也躲不开。

我记性不好，比背诵唐诗宋词一定输，但是我直觉好，没背过的唐诗宋词，掩上几个字，我常常能猜到，即使猜错，也常常比原来用的字格调高。老天赏饭，和自卑以及自尊无关，三月桃花开，躲也躲不开。

所以我也记不得我读过的先贤们的写作观，所以我按照我体会的时间顺序，和你唠叨唠叨我为什么写作。

最早的时候，我小学五年级，我写作为了学习汉语。

我那时初步掌握了一两千个汉语词汇，毛笔字练习柳公权和颜真卿。区里通知比赛作文，题目是“江山如此多娇”，我语文老师是个热爱妇女的老右派，他说我对大自然似乎有感情，汉语词汇又多，逼我写一篇。我老妈是蒙古人，喝白酒，喝多了说蒙古话，唱悲伤的歌曲，趴在地上流眼泪和鼻涕。我没去过草原，写了一篇《我在草原》，后来才发现，另外一个学校有个胖男生，比我更无耻，他从来没在地面上仰望过星空，写了一篇《我在火星上望月亮》。我在作文里用了五种主要代词：“我、你、他、她、它”，用了接近三百个形容词。结果是那个胖男生得了一等奖，暑假去全国写作夏令营做交流，我得了二等奖，奖品是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再寄小读者》。

后来，我高中一年级，我写作为了消除内心肿胀。

我那时开始喜欢女生，觉得女生比榆叶梅好看，特别是在她们笑的时候，开始喜欢穿漂亮衣服在女生面前不经意走来走去，开始喜欢抽烟、做古怪的数学和物理题、读《庄子》和《存在与时间》等等脱离日常吃喝拉撒的风雨中独自牛屄的活动。没抱过女生，但是已经开始有日本和欧美的毛片看，但是看毛片自摸只能消除裆下的肿胀，消除不了心里的肿胀。于是开始写，一本一本稿纸地写，一支一支圆珠笔地写，右手中指写得弯曲，十七八岁写完了第一个长篇小说，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十几万字，肿胀随着倾诉渐渐消失，我心里舒服了，也决定彻底忘记写作这件事，自己折磨自己可以，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折磨别人就不一定了，不写了，别人也不用看了，我开始用世俗的方式追逐世俗的幸福。

再后来，我在美国学MBA，我写作是为了消磨时光。

美国大好河山，但是与我无关。或许是唐诗、宋词看多了，外国姑娘不知道杜牧和柳永，我对于外国姑娘没有邪念，而周围的中国女生都是女战士，穿西装套装、盘头发、肉色丝袜、公文包，到处投简历、拓展社交圈子、拼命要进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我不喜运动，不迷恋歌星，习惯性不看电视，不爱在网上论坛吵架，窗外每天都有黑夜，黑夜一天比一天漫长，我打开电脑，开始码字，写自己第二个长篇小说，追忆我在医学院八年没能想明白的身体生长和没能泡透彻的拧巴女生。

再后来，我在国内干繁重的全职脑力劳动，我写作是为了打败时间。

2000年底，在被二十家出版社因为“颠覆传统道德”为理由拒绝之后，我出版了在美国消磨时间写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之前，周围很多人说好，我拿到纸书之后，直接打车去我常去的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书店，看我写的小说有没有上销售排行榜。没上。我不理解为什么，确定眼睛没看漏之后，打车回办公室，发现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过了两周，我再去，还是没上排行榜，再打车回办公室，这次手机没丢在出租车上。

那时候，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几乎没在晚上两点之前合过眼，几乎没过过完整的周末，繁重的脑力劳动偶尔让大脑产生肌肉繁重体力劳动之后的酸痛感。在不需要工作的细碎的时间里，我在电脑上码字，欲念纠缠，对于现世，我幻想有一天，“文能知姓名”，千万双手在我面前挥舞，上街如果不戴墨镜，就有人问，你是不是谁谁？对于来世，我幻想五百年后的某一个春天，杨花满天，布谷鸟叫“布谷、布谷，光棍真苦，光棍真苦”，有个和我眉眼类似的少年，遇上和我少年时代一样的问题，翻开我的书，一行一行读完，叹了一口气，灵肉分离。

现在，我还在干繁重的全职脑力劳动，我写作是为了探索人性。

还是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和人打交道的时间比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多，在飞机上吃的饭比在地面上的多，坐着睡觉的时间比躺着睡觉的时间多。我不打高尔夫，我父母康泰，我无儿无女，我不纠缠欲念，我不在乎糟蹋自己的肉体，让颈椎、胸椎、腰椎、骶椎、尾椎长出细碎的增生和结节，在想短暂放下工作的细碎的时间里，我零敲碎打，总共写了五个长篇、三个杂文集、一个诗集、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想想我少年时代的汉语文字英雄，司马迁、李白、杜牧、兰陵笑笑生、李渔、张岱，周作人、周树人、沈从文，王小波、王朔、阿城，我尽量客观地看，我看到，我血战古人而杀出重围，我长出了昆仑山巅半米高的我那棵野草，我遥待五百年后心地纯净的来者，之后，除了死亡、自宫、一言不发，我还能干点什么？

我不自主地跳出来，反观自我，我看它如同我看一切人类，它有它的短长，它有它和其他人类一样的局限，“我不是爱我自己，我是爱人类。我不是厌恶我自己，我是厌恶人类”。我不需要外求，我探索汉语的可能，我心中没有不能被说服的肿胀，我没有多少剩余的时间可以消磨，我不再痴迷五百年后文学史的写法，我想象我是个矿工，拿“小我”当矿山，人性无禁区，挖掘人性的各种侧面和底线，看到山崩地裂和天花乱坠，每天得道，每天可以没有明天。

所以说，银河，我看完你的小说，我看到清通简要的汉语，我看到你在写作这些小说时候的快感和惆怅，你消磨了你除了文字不能消磨的时光，你写了之前的汉语没有描述的人性。你经历了所有伟大而谦卑的作者所经历的一切光明与黑暗，你还纠结什么？你还期望更多什么？

除了自渡与渡人，其他毫无所有，毫无所谓。

顺颂笔健。

冯唐

只有来不及的爱

冉云飞

读高一的女儿一次从学校刚回来，喘着气，来不及坐下休息就“命令”我给她在网上订两本书，名叫《致D情史》，是法国哲学家高兹所写。“一本我自读，一本作为送同学的生日礼物”，她继续说道。我心里犯嘀咕，家里几万本书她都没这样热爱过，什么书有这么大的魅力？

如同译者所言，此前我亦不曾听闻过高兹其人，但这本谈爱的小册子却意外地在中国有着不错的销量。他以下面这段话作为开篇和结束：“你很快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在一起度过来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写下这段后，八十四岁的高兹和遭受病痛折磨的八十二岁妻子D（多莉娜）双双开煤气自杀，离开人世，爱意永恒而绝决。

虽然只是本小册子，但里面却蕴含不少高兹和多莉娜相恋一生的诸多细节，其间的艰辛为难、欢悦幸福，颇为动人。女儿在书里密密麻麻地划了不少段落，有短短的评注，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比如在译者袁筱一评高兹“有再多的哲学野心——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认识野心——也改变不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胆怯、平庸和懦弱”，她批“说得好”。在正文里“‘你的生活就是写作，所以写吧，’你重复道。仿佛你的使命就在于巩固我的存在”，她批：“moving”；“对于我来说，困苦有一张令人惶恐的脸”，她批“feel the same way”；“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和我在一起，你比一个人的时候还要孤独？”她批“yeah I think so”。

看到女儿如此认真仔细地思考爱，书中还有她对喜欢的男生的批语（扉页上有仿致D致三个人的想法），我内心充溢着幸福。我与她妈妈并不觉得互相有好感进而“谈恋爱”，是什么错误，我们曾亲自给女儿寄她喜欢的男生礼物。我告知她虽然学校有禁令，但美好的感受不要污名化，更不要妖魔化，不要因此有恐惧感。依我之见，变态地不准男女学生有爱情之萌芽，正如抑制花开当时，是件反人性的事，故我非常赞赏学者陈一筠女士所说：“孩子写情书时，老师家长的反应不应是发怒、撕掉，如果可能，帮助他改一下标点符号，修辞，讨论一下如何才能更感人。”

每星期日我都在家中教小女及几个朋友的孩子古文，我教的第一课是两封一句话的千古情书，一为钱镠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为居延汉简佚名之“谨奉以琅玕一，致问春君，幸毋相忘”，这样的情深婉转和“幸毋相忘”，让人感觉相爱（当然含对亲朋之爱）要及时，因为有的错过不仅是过错，甚至可能赔进幸福的一生。我课小子们时说，每个人都向死而生，任何人都是活一天少一天，所以要活得精彩，要尽量沐浴在爱中，不要被仇恨所束缚。因为世上没有放不下的仇恨，只有来不及的爱。

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冉云飞

转眼间，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了。他所写的文章与林达的著述构成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人文风景。王小波明白、有趣、幽默，于不知不觉中使人受到教益，甚至使不少人有“原来话还可以这样说”的先着我鞭的快感与心契。

我不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算不上他的忠实读者。我只读过他的随笔杂文，而没有读过他的小说。我对中国当代小说整体评价比较低，因为在这个现实永远比小说来得更有想象力的土地和时代，国人至今还没有创造出配得上这苦难大地的佳作。我想王小波的小说也许像有些读过它的人所认为的一样不错，但离成为配得上我们苦难的伟大作品可能还有一定距离。

但王小波的随笔杂文却算得上非常好的文字贡献，这些不多的贡献，不仅使大家知晓王小波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更接续了由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开创的平和理性、明白有趣的说理传统。这个传统经过六十多年来的涤荡，如批判胡适运动及出版《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已经使得许多人不知怎么说理、如何争论了，于是大肆谩骂、胡搅蛮缠、逻辑混乱的文章和言论流行，并俘获了许多人的心。不特如此，在丧失平和说理的同时，还丧失了有趣幽默的情感与智慧，这真是一个极其伤痛的事实，可是有不少人将此视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学问的抄袭，没有原创，没有思想；写文章的人，老套八股，被意识形态大词所捆缚，不知逃离，还志得意满地在粪坑中歌颂这粪坑是多么举世无双。独独王小波从粪坑里跳出来，发现那些真实有趣的生活与事物，并用明白有趣的文字将其表达出来。

王小波不仅让大家学会思考，而且让人觉得真正的思考是件美好的事。真实地思考在不自由的环境里，虽然不乏痛苦，但仍然值得为此努力，因为真实地思考的确是一种乐趣。王小波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事实上，有不少人的痛苦不是因为他有真实澄澈的思考能力，而是因为他脑子成了一锅浆糊，丧失了鉴别和思考能力，被别人卖了还帮着他数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当做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还自以为得计。虽然这是一种不幸的痛苦，但这痛苦的质量却比较低，因为它不会化为不痛苦而对人生有所增益。它只会增加痛苦，最终以至麻木消沉，人生因此而丧失生趣，只等了此残生。有些人清醒后更多的是无理智的愤怒，在思维上去做自己反对之人的俘虏，成为你所反对之人的思维复制器，在语言上成为你反对之人的应声虫。如此一来，你就容易被仇恨所束缚，为你应该抛弃的陈旧思维所围困。即便你再反对，也永远走不出那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成为无趣人生巨大绞肉机上的牺牲品。思维是有乐趣的，但要获得真正思考的乐趣，要能从六十多年来沉重的意识形态大词里突出重围，却并不容易，王小波是其中少数成功者。

有很多人生时没有尊严，死了更默无声息，惟独那些为人类尊严而发声的人，将会永远被人纪念，王小波将会进入永远被人纪念的行列。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王小波无疑是个人物，而一些人既不是人物更不是东西。如果说王小波对我有影响的话，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知道思维的乐趣，平和理性、有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而且一个人还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一个人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那苦难就是白受了，那苦难还会像魔鬼怨魂一样纠缠着你，使你不得安心，无法得到做人的尊严。王小波那代人几乎都受过被捏成泥团的“上山下乡”之苦，但真正配得上这苦难的人却不多，因为有不少人还“青春无悔”呢。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并不容易，但值得用一生去努力。如果我们在必将开往墓地的列车上能够坦然无愧地面对自己的一生，能够对自己的子女说我并不想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传递给你们，我为自由与有趣的生活努力过，现在该你们了。那么我们的墓志铭也许可以共有：一个人要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表态修辞学

老愚

张德江主政重庆后，薄熙来的老搭档黄奇帆接连表态，要支持新人的工作，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人们还是很不适应：“要时刻绷紧稳定这根弦，确保不出任何乱子，让中央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要在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势头，倍加珍惜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好局面，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时刻绷紧”，“确保”，“让……放心”，“让……满意”，这是修辞第一序列，都是极端词汇，堆在一起令人产生很不真实的感觉：你能做到吗？你们跟薄熙来滚打摸爬数年，在巨大的转折面前，仿佛没有任何不适，还是如此团结一致，精神饱满，好像只是听命于机头的高铁车厢，可以跟在任何一辆机头后面，一直走下去。黄奇帆市长其实想说：我们只是一个技术团队，谁带队跟谁走。——这是在柔韧地将军：我们是执行者，一枚小小的螺丝钉，一切听决策者的，若有差池，怨不得俺们做小的，找老大去！

看似向中央和钦差大臣表忠心，实则暗含机锋：你让我们往哪儿走都行，但走不动抑或走错了，请自裁吧。话满得好像能溢出来的高八度表态，不过是个政治免责声明而已。

第二段更直接，称张德江为“班长”。在中国的语境里，组长，这个最小的军事组织单位，却是最大权力拥有者最喜欢的职衔。做一件事必设某某领导小组，亲任组长者往往权倾一方，他们似乎有超越政府法定职权的权力，可以迅疾调动社会资源，达成某一本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完成的任务。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的摧毁中华文明根基的文化大革命，凭借的就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们一声令下，便能让千万人遭受厄运。班长，似乎比组长略大一些，“领导班子”总要有掌门人，“班长”便是最大的那个。这个词听起来相当亲切，有自家人的意思在里面。黄奇帆市长拈出此词，一定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把钦差大臣捧得高高的，又不至于让大伙儿产生够不着的感觉。有智慧型市长之称的黄奇帆，确实有过人之处，他把一个谁也不会用的俗词激活了。

我猜度，他的潜台词是：你是老大，你说了算；重庆能否符合中央预期，就看你派来的领头羊有无本事。——如果有问题，请找责任人。看上去，拱手将权力让渡给一个人，但同时也免除了其他人的责任。以棉花对刀剑，太极高手是也。

第三段绵里藏针，用一连串积极的和谐词汇，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重庆并无问题，“心齐气顺”“风正劲足”“好局面”，我们只是面临“倍加”的问题，他是在拷问新来者：我们错了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个不字词组铿锵有力，是坚定地自我肯定，是对温家宝总理要求反省的决绝回应：你如果想要稳定，就得承认重庆的既成事实，绝对不能泼冷水，否定我们这些年的功绩。

这个讲话，极易被误以为是低眉顺眼的拍马，实则是有力的反击——你不信任我们可以，但你得罪不起这个庞大的官吏系统，你更得罪不起得到好处的老百姓。谁若敢将我们置于不义的境地，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我以为这是战书，是宣言，也是沉没前的呐喊。

黄奇帆的表态，遵循的是心知肚明的官场逻辑。以无辜示人，便可以东山再起。假装无辜，便解除了道德桎梏，获得了随意浮沉的自由。被正派人鄙夷的无人格生活，看似苟且偷生，里面却有无穷的快乐。在回避死亡话题的人群里，官场是一切，怎么不被意外甩出晋级轨道，才是最重要的修行。他们自有快乐在其中，以谴责贪腐做幌子的官场小说，告诉的便是被折磨的乐趣：泥潭，是的，那是一个泥潭，但在里面待得久了，也就具备了获取快乐的能力，局外人是无法获知其中的妙处的。别让我下去，千万别把我丢下！我似乎听到了面临选择题的官员们所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呻吟。

官员无规则地升迁沉浮，造成下属忐忑不安的状况：跟谁走才能算正确？又怎能保证看似风光的人不走背运而能庇护自己更长一段时间？权力来源的不正当性，使官吏的选择变得非常艰难，这是做官的最大难处。来去之间，多少人侥幸升天，多少人无辜受累。不透明，不受制衡的权力变局，不断制造恐慌和卑贱者。

黄奇帆一百一十一字的表态，把官场修辞推向极致，他为官人提供了一个不可仿制的摹本。若无意外发生，他还会有一段平稳的官场生活。好做强人的薄熙来黯然谢幕，他现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跟你站在一起的，未必就是你的人。

大地的果实

老愚

春天里，麦子刚刚好，地里蹿出各色野菜，孩子们提着篮子，手执铲子，飞快地将它们起出来。篮子满了，心头喜悦，母亲会把它们择洗干净，切碎，拌上面粉蒸熟，又有一顿香喷喷的下饭菜了。

天上有大雁飞过，也有一群在我们头顶盘旋。听说它们的粪便掉到谁头上，谁就有福。于是，大家追着大雁跑，伸出手，冀望能碰到一坨金贵的屎。天灰灰的，大雁们翩翩飞翔，好像在逗弄我们似的，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攀升，还不时绕圈子，翅膀扑闪，发出好听的声音。

初夏，槐花开满村庄，白生生的嫩芽，仿佛好女子身上发出的那种沁人的芳香，用钩子折了，一把把捋进瓷盆，母亲和面蒸了，蘸点醋和辣面，一家人可以享用好几天。槐树多的人家，有的愿意别人家来摘，有的不情愿。槐花的好日子也就那么几天，很快就衰成老妪，每天掉下干瘪难看的花瓣，还得劳主人费心打扫。

雨后，崖畔，地头，沟渠，有草的地方，便会生出一团团地软来。捡拾的时候，它乖顺，软和，握在手里有美妙的触感，拾回来洗了，打鸡蛋炒了，巴不得一口气全咽下去。

河渠从双庙坡西边的香里蜿蜒而来，淌着从宝鸡峡引来的浑浊的水一路朝东，奔向五泉、大寨，隔开了高万家村、汤家村和绛南村。分属两个“大队”的孩子，以河划界打起仗来。武器无非是石子、土疙瘩和弹弓。埋伏在河岸斜坡上，等对方伸头，即掷出去，大都打不中，个头高的能掷到彼岸后边，我们最多把东西扔到河中心。害怕的紧紧抱头，把身体贴在泥土里。

盛夏，河渠长满青草。有一种植物的茎和根白白的，能嚼出甜味来。少年们挖出含在嘴里，仔细品味。过年时才能吃到一颗粗糙的糖果，有了这汁水，几乎有一大半过年的滋味了。

那时候，地里长满柿子树，玉米熟透的季节，软了的柿子“噗噗”掉落，他们躺在湿地上，等拔草的孩子捡拾。

有时，我们去早了，地上光溜溜的，什么眼馋的也没有。弯腰拔了半天猪草，返回去，便有几只红红的家伙卧在那里，闭眼等我们收拾。自动掉下来的最好吃，吹几口气，或者用袖口擦擦皮，就急忙吞下去。甜丝丝的滋味，一点点滴到心上，刹那间人会快乐起来。透过玉米叶，我看见太阳也像一枚柿子，正在滑落。

拔草累了，我们爬上柿子树，惊起不知名的大鸟，扑闪着飞走了。坐在树杈上歇息，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的喘息声，耀眼的柿子结满枝头，伸手可及，但我们懒得搭理它们。

当玉米杆被大人扳倒，赖在枝头的柿子就不得不走了。大人们抡起杆子，使劲抽打，树下有两人撑开帆布，一枚枚柿子便“嗵嗵嗵嗵”地落在上面。叶子和果实一同飘落，大树在深秋骤然憔悴，它们一年的辛苦，换来一身伤痕。高处的果子够不着，大人们就攀上去，站在分叉处，挥动杆子。打得兴起，往往会断了枝干，柿子一骨碌一骨碌掉下去。地上有欢呼声响起。

能傲然留在树上的，也就那么几枚，它们实在太高了。它们耀眼的色泽，在斜阳里宛如少女害羞的脸庞。大人们走后，供我们仰望。它们迟早会落到我们嘴里。

最有意思的是偷苜蓿。秋天，嫩苜蓿是最好的下锅菜。大人们不便去偷，便指使孩子们去。地头照样有巡视员，大都是面冷的老汉，他们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但总有累的时候，一般卧在苜蓿地里，草帽遮脸，想着心事就呼噜上了。这个时候，我们轻得像风一般，窜入青青的苜蓿地，用手攫取好看的苜蓿。为了在看护发觉前摘取足够的苜蓿，往往两手并用，汁水染绿了两只手，内心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天冷了，光秃秃的田野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我们捡拾柴火，树下的枯枝，地里露出来的玉米根，还有蜷缩起来的树叶。一背篓一背篓背回去，倒进柴火仓里，冬天里正好烧火，暖炕。

闲得发慌的大人，照例在壕里找寻野兔。他们胡乱掀动枯黄的玉米秆，偶尔会有一只野兔跳起，几十号人大呼小叫，追逐慌张的兔子。属兔的我，生怕乖顺的兔子落到他们手里。好在机敏的兔子，总有办法逃脱。

现在想想，一年四季，大地给予少年的就是这些。

关中碎影

老愚

暑天，到处是走动的人群。

在西安，满街涌动的除了人，便是争奇斗艳的车子。四条腿的不规矩，两条腿的更不规矩。夜晚，标榜文化复兴的曲江核心区流光蔽月，锣鼓喧天，猛男狂女聒噪嬉戏。住宅区黑灯瞎火，攫取财富的一定在别处酣睡。深夜里，城中心若干街巷烟火蜂起，菜香肉臭，露腿弄胸者浪声浪语。

故都最逍遥的，莫非是那些在阴凉里光着上身的老头？他们闲云野鹤般寄居于城市角落，手执蒲扇，淡定地望着暧昧的天空。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但不是主人。

再好的宾馆也不安静。出入无常的住客，会在任何一个钟点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发出豪放的声响。几乎所有的房间都不怎么隔音，睡意朦胧间，总有窃窃私语窜入耳膜。

穿行于关中平原的西宝高速，宽阔马路两侧高楼耸立，能攥出油的土地正在成片消失。道路尽头躺着寂寞的村子。亲人们在歇息，知了，这个一根筋的美声歌手，发出持续高亢的噪音。父亲刚领人搭建蔬菜棚回来，一脸浮肿的母亲枯坐在土炕中央，仿佛画中的仙人。大侄子文飞考上大学，一脸喜悦，小侄子文昌阴郁地歪在炕上，离高中录取线差六分的少年，正在为不可捉摸的前途发愁。

村头和沟壕边的闲地，长满身怀六甲的玉米。一枝向日葵把硕大的脸盘朝向日头。

我想藏身于青砖红瓦的院落，吟诗遐想，揣摩身后的日子。

渭河南边的秦岭郁郁葱葱，遇仙宫边泉水汩汩，溪里沉着烟头、塑料袋、酒瓶，甚至还有一坨屎。开农家乐的山民掀动麻将，嘴里骂骂咧咧：“狗日的，叫你胡！”

物资集散地哑柏镇堆满了各种玩意儿，各色车辆挤成一团，发出不安的喘息声，守摊的有些发呆，眼睛瞟着远处某个地方。垃圾堆边上摆了西瓜摊，主人握紧明晃晃的刀子，看着苍蝇在上面舔舐。

一帮人忙碌着，在渭河北岸铺设柏油，说要把西安宝鸡间的河滩弄成观光大道。

往北去，乾陵博物馆人头攒动，地宫里只剩下空空的棺椁，以及破损的壁画，也没有人打量被玻璃遮盖的唐人唐物，他们叽叽喳喳，说着永远说不完的闲话，嗓门高过千篇一律的导游。

造型奇特的胡俑展馆，安静得有点忧郁。

街道一律仿古建筑，里面盛满大小不一的疑似兵马俑和瓦当，当地收藏人家里塞满各种坛坛罐罐，墙上挂满名人字画。隐于乡间的文士奋力挥毫，润格从一个字一万到数万不等。呆滞的笔墨做成牌匾，有的高悬于从百货大楼到饭馆的大门上，有的隐匿于附庸风雅的政商精英家里，那些被“刷”出来的汉字，在暗暗发笑。

古城饭局锵锵做声。包间里推杯换盏，伶牙俐齿。有公安小吏声称：中国现在最好，美国都快倒下去了。事实证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有思想侠客委婉讥讽：好不好要听听街道上和田里的人的意见，最好出国看看。主人见状，举杯劝和：先把酒下了，有时间再继续探讨。呵呵，呵呵。

捏脚屋里，显示屏里奥运声声。当客人为赢了中国的日本女排叫好时，二十郎当的女按摩师一脸不悦：看你就像汉奸！你为何会喜欢日本呢？我讨厌日本人，他们为何至今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呢？

清晨，我走在古城大街上，大都是不高兴的脸，他们步履匆匆，自如地与红绿灯调情。没有人会注视别人，或者看一眼路边的树，至于天上的云彩，更不在他们的视域里，他们戒备的眼睛好像在看着远方，却又似乎什么也没看。我不能停下，后面有紧随的脚步，略一迟疑，便会被“别”一下。在乱糟糟高楼的包围里，古城墙仿佛一道不和谐的涂鸦。

角落里，蹲着几十个乡下汉子，他们在脚下摆放的一个个小木牌后边心神不宁，上面写着“木工”、“瓦工”、“油漆工”等字样。

打秋风的南郊二硬汉，闯进老同学张虎明的生物工厂，说是村民担心发酵罐爆炸云云。这位生物学博士费时十年，发明了一套处理厨余垃圾的新型工艺，每十五吨可炼出一顿柴油一顿酒精，剩余的全是喂猪的好酒糟。他养的五千头猪，拉的屎都比吃饲料的猪臭很多，“吃的精华，拉的也精华。”

去机场的高速路上，一辆汽车撞歪了一部胡乱窜的三轮车，谁也走不了了。干瘦老汉抱头痛哭，好像自己失去了贞操一般。

飞机升空，关中平原变成了一个影子。身边的强悍女人抖动双腿，做起香港自由行的美梦。

陀螺与奇葩

老愚

幼年，天冷下来，孩子们心里却热了。家里无活计可干，就有时间打木猴了。木猴者，陀螺也，用鞭子抽打使之旋转。大人用红枣木做成立锥体，尖部植入一枚钢珠，作为礼物送给孩子。怎样让木猴在平地上保持尽可能长的平衡状态，里面有无穷奥秘。先用鞭子上的布条缠绕木猴，然后寻找一块平地，最好是混凝土浇灌的地面，将其摁在地上，借助鞭子的抽动，带动旋转，再一鞭子一鞭子抽起来，木猴就飞速旋转起来，逐渐进入狂飙状态；在它露出疲态时补一鞭，就可以一直保持那种状态。我好奇的是，那么一颗硕大的脑袋，何以被一个尖支撑得旋转自如？等我后来上物理课的时候才明白：高速旋转的物体，其重力被水平方向的力分解了，处于飘浮状态，运行如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少年暗地里希望自己也能像陀螺那样，自足地旋转起来。不用人抽打，靠自己强健的心驱动，把光和热持续散发出来，烘干这潮湿的世界。

有那么一段，你感觉自己转起来了。

旋转的感觉非常美妙，身体轻盈，掌控自如，在动态平衡中产生飞翔的高峰体验。恍惚间，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射到自己身上，被这种光芒包裹，人会不由自主地飘浮起来。如果生命有什么价值，这便是。一旦内心充满旋转的愿望，身体就习惯于接受指令，且做成旋转的姿态，从头到脚紧绷，随时准备起飞：比天空更高远的，是你狂傲的心。你好像有资格斜睨整个世界。

人到中年，节奏会不知不觉放缓，身心一致，只为内心转动，淡定，从容，呈现一副秋天静美的画面：安详，内敛，深沉，温润。

一味旋转，便成了躁动者。有人在衰朽面前加紧旋转，变本加厉地占有，在下山之前践踏更多的青草。在他们面前，人生一场，就是看谁享用得多，于丰盛的簇拥中恋恋不舍地谢幕。因急促而急迫，他们便有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巴不得同时张开十二副翅膀，追逐满天空的欲望之鸟。

他们可能是披文化皮的学者教授，也可能是亦官亦商的弄潮儿。“山高人为峰”，对时间的恐惧使其不由自主地旋转，把自己弄成一个永不停歇的木猴。一个体制内山水画家，在主持学校行政事务之余，奔波赶场，挥毫换钱，有一次竟然匆忙得忘了带手机。一个靠卖嘴皮起家的名流，号称只睡三小时，每天隐身于微博世界，窥视政情变化，设计自己的入阁之路，平时打电话，故意压低嗓门做神秘状：我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一位身家过亿的台湾老板，每天只睡四小时，为了保证长时间通话，他购置了一个可以保持四小时以上通话的手机，他跟每个部下沟通，平均每天要收到上百封邮件，其高级助手最怕在凌晨接到他的电话，那意味着又要熬过一个不眠之夜。据说，此人不嫖不赌不吃不喝，唯一的乐趣就是工作，而且不准备退休，一直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刻。

跟陀螺们在一起，我会滋生怜悯之心。他们辜负了自己的生命，把生命当成欲望的工具。

好在世界上不只有这一种人。另一类，则可称之为奇葩。他们脑子的运转，有的比陀螺快，有的慢一些，但身体尚处于张弛有度的状态。

慢一拍的，谓之蜗牛型奇葩。他们并非一味迟钝，而在于于不该想、不能想的地方，反复、使劲地去努力，在让你感动的同时，啼笑皆非。比如，我说，凡重要的地方都用黑体字标出，她会在默想五分钟后会心一笑，我明白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那些不重要的地方怎么处理得让别人觉得不重要呢？

快一拍的，谓之发飙型奇葩。他们有一种智力上的优越感，总要寻找炫耀的机会。你要求一，他会做到一点一，甚至一点十一。比如，按照抵制宗教侵蚀的规定，必须将“礼拜”改成“星期”，他就可以在很短时间里将一部翻译小说里所有使用“礼拜”的地方，运用自己熟练的批量替换改过来，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的句子：周末，虔诚的他去教堂做星期。

即使这样，我更愿意与奇葩们打交道，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发现了新的乐趣，他们校正了我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给予我发展想象力的无穷空间。天使带着这些不可知的乐趣，环绕在我身边，赋予我生活别样的意义。

散去的好日子

老愚

铁青的天色让人窒息，我心里很想问：好日子都到哪里去了？

七旬高龄母亲心情黯淡，她一只眼睛模糊，连身边老伴都看不清了。这是近几个月的事情，她有些难以接受。她另一只眼睛去年做了白内障手术，能穿针引线。看看电视，缝几针穿了多年的旧衣裳，跟父亲说几句话，日子就不见了。

母亲一直在乡下生活，心里装的却是外面的事情。她最喜欢看电视新闻，世上发生的事，她都愿意念叨几句，还能很快联系到儿女们身上。我能想象她端坐炕头的样子，眼微眯，一副沉思的神态，她一定在问：好日子为什么走得那么快？

很多年前，我在大姨家看到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相，满月的我躺在她怀里。照片上写有“绛帐镇东风照相馆”的字样。一个静谧的瞬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母亲抱着自己的儿子，走长长的土路，把我和她留在时间的夹缝里。那是我吗？一个混沌的婴儿，他能设想有一条怎样的路在等自己走？我多想回到那一天，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街上走的都是些什么人。爷爷，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表情？我降生的汤家村，又是怎样的景象，天上有没有骆驼样的云彩？

母亲和她两个妹妹在新屋院子里有说有笑，手里正缝制一条绸缎被子，那是三十年前的午后，秋阳高照，柔软的风吹得院子里的梧桐树叶窸窣作响。我就要去上海读书了。“娃有出息了，订下的媳妇咋办哩？”大姨一边用手抚平被面一边问。“走一步看一步吧。说不准引回来个上海女子！”小姨接过话茬。母亲乐得合不上嘴巴，好像没说什么，又好像说了句——“由娃吧。”

那个下午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走的时候，父亲扛着架子车，母亲和我在后面推。车里装了一个麻袋和一只崭新的皮箱。玉米快熟了，乡人在地里忙活。通向绛帐镇的路坑洼不平，一路上不断有人打招呼，送儿上大学啊！呵呵。父亲喜悦，母亲伤感，我是悲喜交加：迈出黄土地，眼前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等着我，我好似摆脱了命运的纠缠，从此可以自由飞翔了；又有莫名的哀伤，自此离开母亲，奔赴不可知的未来，隐隐有隔断脐带的痛楚。

生我养我的土地，在我眼里亲切起来。你们，玉米和高粱在列队在为我送行吗？

下双庙坡前，我回头看了一眼东北方青纱帐掩映的村子——高家村，几乎缩成小点。它东边是我的生地汤家村，溺爱我的爷爷，孤零零住在偏厦房里，他将在几年后离开人世。汤家村东南的王上村有我的干爹一家，我幼年的快乐时光储存在他们温暖的窑洞里，干妈，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们是我的庇护。双庙坡正北的绛中村，是我的生命之根——母亲的家。外祖父外祖母长眠地下，大舅二舅分家而过。绛中村西北方向的毕公村和朱家村是两个姨的家。十多年后，小姨子宫大出血离世，大姨头痛而亡，二十多年后，大姨夫被烟头燃着的大火烧死在冷冰冰的床上。

我的生父此刻正在绛帐镇以西一百公里外的宝鸡，惦念着我的行程，一个月前，他闯进高家村，要求供养我读大学，被母亲拒绝了，“他想摘桃子哩！我能供我娃考上大学，就是吃糠咽菜也能供出来。”

宝鸡往西，在遥远的西疆某地，我爱慕的姑娘在教室里上课，她已经先我一年考上了医学院。这就是我登上去上海的列车前的人生地图。

北京，香港，只是一个名词在远处闪光。宝岛台湾遥不可及，只知道蒋公死后埋在海底，等着反攻大陆运回来安埋。美国，更是埋在浓雾里。村里人说，从咱们这地里一直挖下去，就能到美国。我知道那是个笑话，意思是谁也去不了的一个地方。

跟父亲通话，好像坐在自家热炕上，关中平原的风在窗棂外啸聚，母亲眯眼，其实我们说的每个字都听进去了。“我和你妈现在是互相帮助哩。”父亲说，“我挂完吊针，她又病了，也挂上了。”挂吊针似乎是农村人的宗教，医生总是说，那样好得快。

母亲现在正躺在西安一家医院里等待手术，两个弟弟跑前跑后伺候着。我在等那个电话，我盼望她用复明的眼睛看看这个越来越不可理喻的世界。

好日子仿佛指间漏出去的水，怎么也掬不住。

昔日舞曲

阿乙

现在我在上空俯视往昔的县城，觉得它是一个凶险的机关。农民往往因为购买必要的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而进城，因此带着积蓄很久并不算少的现金。他们随着中巴车来到城郊停车场，有几个小偷等着他们。而在他们走进通往城中心的巷道时，会被成伙坐着的算命先生及各路跳楼甩卖十元三样的呼喊蛊惑，最要命的是一种叫猜红点的骗局。总会有一个人蹲在路边，面前放着三张黑白两面的圆纸片，其中一张白面的中心点着红点。他将圆纸片翻过去后，开始吆喝，谁押中红点那张，押一返二。总会有一个托儿在农民将信将疑的眼神中，口出粗言，孤零零地在某张纸片上押上三四百元。设局人面露难色，托儿便用手死死压住那张牌，“休要换了”。设局人无奈翻开三张纸片，托儿果然中奖，三四百变成七八百。

此后，托儿便像领路的上帝，将那几位农民带进去。在设局人来回调换纸片后，他死死压住某张，不停加码，而设局人不停告饶，那些农民便一窝蜂跟着押进去。这样托儿和设局人便能在某个私下的角落分掉农民的投资。我有次看报，还知道有一位农民摸奖将极大积蓄摸了个精光。

我总是记得一位小偷。在那即使是艳阳天地上也充满泥泞的停车场，他西装革履，穿着皮鞋，像散漫的骑士倚靠在某处。而且他长得极好。他不喜欢说话，眼神茫然。只有当中巴车像只老母猪哼叫着滚进这烂泥塘时，他才像专注的工程师，迎过去。他的眼神既无善意也无恶意，动物一样平静。在农民因为旅程终于结束而着急下来时，他向上挤去。后来，每个人的经验都得到成长，有人将钱塞进鞋底，有的则缝进内裤，碰到这样一个长着古希腊雕塑式面庞的王子时，都将身躯缩得紧紧的，像少女面对不怀好意的男人。

我在派出所见过他一次。很难想象，这样一张静默的脸庞会挤出极为谄媚的笑。他的眼神、牙齿、一切举动，都像远方的姑妈，忙上忙下。几乎所有进派出所的人都这样。他们要么叫你叫哥，要么叫你叫叔。偶尔，仅仅为着参观这么一个人，我会专门去一趟停车场。他长着永生的面庞，穿着永生的西服，永远专注于来往的车辆，蓄势待发。县城凝滞的生活使时光永恒。

如今我在异地多年，想他有四十多岁。不多久他就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他还在不在那涂满污泥的停车场？会不会白发苍苍臭名远扬但仍然西装革履，还在那里苟延残喘？我知道的多数事实是金盆洗手。少数的去了刑场。

这应该是一位懂得计算的人物。他所从事的恶行在法律上有一个固定的惩罚，他不会逾越天条，将自己弄进农场关个十年八年，更不会让自己被人民处决。他可能一天法也没学，但逐渐知道分寸。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无君无父的孤儿，像只飘萍在这世间飘荡。也许有一天他独处黄昏，会极其无聊。会对这营生感到前所未有的厌恶。但是这营生就像一份在公安局打字或者一份在税务局看门的工作，深深地吞吸着他。每个人都需要一项工作将自己稳定住。工作可以称之为家乡。

我看过一些小偷的电影，很奇怪他们都长着优雅瘦削的面容，总是西装革履。可能西服适合于遮挡，也可能是因为要向作案对象作出解释，你看，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面子。很少会听说，一个小偷出了号子后，会有人迎接。而且根据一些传闻，小偷和强奸犯在号子里会让人不齿。一个孤零零、无所依靠的小偷可能需要这样一套衣装来走进社会，尽管社会永远与他们隔离。这是他执拗的尊严。这尊严甚至用力过猛。因为在县城，极少有人穿得这么齐整。

他们很少成为谈资，人们除开要保护钱包，很少对他们的出没在意。有一天，当他们失踪，在喜欢议论事物的县城，也一定是无意义的失踪，不值得大惊小怪。就像一片废纸被雨水冲入下水道。他们比不得抢劫杀人者来得让世人惊愕。

前些日，一位来自远方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杀人越货，罪大恶极，因为某个细节处理不当，被警方捕到行踪。他仓促跑到一个隐秘的朋友那里。我们可以设想警方的追捕力度，就像在各条路线悬起巨爪，也可以设想那仓皇之人，如鼠四窜，最终所投奔的人一定是最不可能出卖他的人。他在那里深居简出，直到稍觉平安，才敢辞行。哥们儿给他买好车票，让他趁夜出行，可是等他赶到停车场，便被布控的警方抓获。

这位朋友说，案犯极快地交代了所有罪行，唯一关心是谁举告了他，直到被押进刑场，他还在转头问这个问题。这让警察们很纠结。如果告诉他，会违反规矩；如果不告诉，又显得不人道。他毕竟是将死之人。最终没有人告诉他，他一直走向行刑处，走过某处——就像有一道生与死的分界线——他才像被狠敲了一棍的驴，沉浸进死亡的悲哀中，双腿发软、全身筛糠，像一滩泥一样软了，需要别人拖过去。

我在想，有可能是为了抵挡死亡的恐惧，他才一直纠缠于这个问题，他可能早就知道答案。也有可能是知道答案，而不敢相信。

我们一生会看到很多贴着标签与概念的报道。我们宣判了一个又一个的人，会作出诸如“有手有脚就不能劳动吗”之类的评论。当然，我们也很少知道他们会在某个下午听了一首歌，这首歌让他如此悲哀，为没有边界的生死，为那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的孤独出了眼泪。更多时候，他们像只动物准时出现在他们惯于出现的地方。

死亡的侵蚀

阿乙

去年7月，一位IT精英游泳后猝死。这件事留给我的是两个认识：一、第一次知道CEO是首席执行官的意思；二、IT界人士健康易出问题。有一家媒体借此人之死告诫诸活人：《心源性猝死缘何盯上白领》。去年12月一位通信设备公司员工去世，也引发媒体关注，文章标题是“23岁女孩胃溃疡致死，引发白领阶层过劳死焦虑”。

我在想死的价值问题。可能张国荣死才不会跑偏，媒体可能不做“跳楼揭示中年艺人群体抑郁困境”之类的文章，但也难说。大多数人的死对于别人而言，要么作为舆论敲警钟的标本，要么石沉大海。在马尔克斯的小说《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中，参议员奥内希莫·桑切斯对自己说：“请记住，可能是你，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很快就将死去；你们死去之后，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了，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我有时坐在街边，想地皮之下会挤压多少孤独的枯骨。它们争先恐后、张牙舞爪、后边的拉前边的、上边的踩下边的，都想接触可能漏下来的一丝光线。而我们这些活人从来听不见他们喑哑的呼喊。可能有几百亿上千亿的死者在呼喊、在拍打、在敲门，但我们像个聋子像个哑子像个盲人安然走过上方。直到我们自己也死去。我们活着时以为活着是永恒，但只要稍微擦亮眼睛，便知道它更像幻觉。在今天，史蒂夫·乔布斯作为成功人士的意义不敌一个六岁的白痴小孩，后者还可以吃糖。

我在IT公司上过班，因此能猜想那位猝死者生前的待遇。可能相对我这样的薄入者而言，他不但有车，还有司机。他可能用锃亮的皮鞋照出自己的发型，也一定会端坐高位，向人数不菲的员工灌输企业文化，台下诚惶诚恐。我不是在这里取笑一个死人，不是要做出“没想到你也会死”的讥讽，我是在想所有人都会遭遇的这层荒谬，这自古就有未来还会进行下去的荒谬。我们一死，便失去对自己和一切的控制（不单单是失去一个公司）。死特别是猝死这个让人悲哀的怪物，就像粗暴的保安，将正在演出的我们架出舞台。死所带来的是莫大的羞辱，它剥夺我们的尊严，使我们变得无比可笑。而那些注定会死但暂时不死的活人会一起参与这死神导演的嘲笑，他们遗忘、健忘，同时冷漠无情。因此，当我听到年纪很大的人谈理想时会触目惊心。我那生于1945年的父亲在他六十岁时退出生意，开始好好练习书法、写诗词，以重续他在三十岁之前便已死去的文学青年梦。四年后，2009年，他中风，右手残废，右腿知觉尚存，但只能保证他一瘸一拐极为缓慢地行走。我永远不可能再看见他健步如飞、走路呼呼有风的样子，他在极缓慢地死亡。

如今他还在依靠反手练习书法，颤颤巍巍。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他：他的右侧放着一碗脏水，他用左手捉住蜷缩的右手，让右手蘸上水，在面前的青石板上写字。每当写完一个字，它们就会干掉。我醒来后很难过。他比我想象的要强悍很多，世上的大多数人也不像我软弱。我比别人多了一双不该有的眼睛。我在看《超越爱情的永恒之死》时，看到参议员桑切斯面对年轻女郎劳拉·法利拉时的自惭形秽，“她皮肤光洁、平滑，颜色像新开采出来的石油，在灯光下熠熠闪亮。她的头发披在肩上，仿佛一匹小母马的鬃毛。她的两只眼睛比光还亮，还明”。她是活着的象征。我也喜欢看头发浓密的少女，一看到她们，活着的幻觉便能增强。而对那些长居医院、苟延残喘的将死者而言，这些活着的象征（浓密长发、黄昏孩童奔跑时发出的银铃般笑声、探视者脸上脆嫩欲滴的青春痘）都可能带给他强烈暗示，使他自怨自艾、自惭形秽，使他们自以为活于深井。他可能屡次伸出枯肢，试图摆脱捆绑的皮带，哪怕是滚也要滚到外边去。但最终他像是被杀了上百刀，悲哀地倒下去。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不属于你。

我也曾想“身外之物”并不是坏事。它延长你的生命，使你可以暂时忘却不幸。如果你只关注身体，那么这个生长不久便开始颓坏的东西便会在很短时间内击溃你。死亡的意识就像推倒房屋的力量，身外之物可能使它稍微得到平衡。有了上百种功能的新触摸屏手机，有了精致的新款时装，可能会使我们多一点存在感。每一间病房都会有电视机。我们不能总是看着自己。有时候，我猜测格瓦拉深入丛林埋头干革命，只是为了避免去想哮喘。

消失的故乡：三百年去来

李海鹏

前年夏天，姥姥病重，我回了一趟张村。初中时我随家人从这里搬到了城市边缘，立刻就对张村失去了兴趣，每次回来都只到村头舅舅家的楼房为止。二十多年前，这房子还在建造时，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我曾带着游客的目光注视着它巍峨的身影，被舅舅捉到楼顶去浇水。那是水泥预制板的保养工序。那时我站在楼顶，比世上的他人更接近暮色，第一次感觉到何为财富。那黑胶皮水管的汩汩歌声似乎至今仍萦绕耳际。如今舅舅家道殷实，在市区拥有多处房产，这里更像是个岁月的纪念馆。似乎忽然之间，身段灵活、忙个不停的姥姥已经行动不便，接近了生命尽头，我自己也到了人生的中途。就是在这一天，我终于迈开步子向村子里头走去，奇异感丝丝缕缕，那感觉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名斥候驰往尚未探明的黑暗区域。

一切景物都很陌生。夏日午后。池塘。柳树。每户人家的围墙并没有像故地重游的人们常说的那样变矮，相反更形高大。昔日的土墙化身为将近两米高的砖墙，遮掩了神秘的院落。墙角下翠生生地摇曳着玉米、豆子和我不认识的作物，霸占了一半路面。如今的东北村落中有那么多块人工池塘，随处水光粼粼，也真让人吃惊。每块池塘边都有一条木头栈桥，桥头的机器兀自驱动着金属拨片，把饲料推进鱼塘，节拍器似地响动着。鱼群吮吸水面的声音有着几何般的秩序。除此之外，风在树梢，四无声息。仿佛故园风物犹存，张村的人却已经永远地离去了。

这般光景，不由得我不想起过去。我溜溜达达，再自然不过地，意识到自己也是历史中的人物。

当我在这里度过童年时，景致远不如今日密集。没有可看之处。没有这么多物。记忆中的张村是疏朗的，四处空空荡荡。合该用契诃夫的那种口吻描述当年景致，万事寻常而且必然，永远不必惊讶。

然而夏天仍是一个幸运的故事。对小孩子来说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你被冻结在空气里，无声哭泣。可是如果你是小孩子而且在夏天，那么你就是惟一幸运的人。在故事的开端，我还没上小学，初夏时在村子里闲逛，逮一种叫“苞米虫”的昆虫，用秸秆插进它肩胛骨的位置，就得到了一只生物电扇。那孩子不厌其烦地用它吹去额头上的汗珠。如果他去菜园，那么一定是去看浇水。抽水机嗡嗡响着，清洌的地下水喷涌而出，不疾不徐地跳过垄沟，水流鼓起筋肉，状似绳索，总是令人心旷神怡。正式的夏天是从吃豆角的那一天开始的。豆角炖猪肉，因为用铁锅，汤会发黑。然后是爷爷种的草莓，牙齿咬开果肉时有奶酪般的滑腻之感，可惜产量不丰，因土地本不该如此奢侈利用。盛夏，烈日当空，黄瓜不那么好吃了，可是西红柿正好。它的藤枝用布条绑在架子上。西红柿裂开了，像花朵，像伤口。秋天，它们把菜籽撒在地上，以为自然界无为而治，大有来年生根发芽的机会，全不知张村的人们已经接管了一切。白菜长成比较大棵的时候，热力减弱，宇宙间满是浓白的秋光，云朵澹澹，霜雪已在孕育。

河蚌在软泥中留下的痕迹。这形象，在脑中盘桓不去。我妈不逼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独自在张村里闲逛，常到一处天然池塘边看河蚌。池水浮漾着，草茎随之摇摇摆摆。我看到一片亮光，有点儿弯曲，也听到微风吹过，但是声音与动作并不同步。这是回忆。那时我把手伸到水里，水已晒暖。河蚌们聚集在一起，像一队耐心的老年人要走去代销点。我记得白色的蚌足像共产主义梦想一般伸展着，忽而泥沙一闪，已经缩回硬壳。往事，没有边缘，没有分界，不知所踪。

那是一个痛苦的村庄吗？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我明确了解何为痛苦的时候，我已经离开那里。毕竟那时我难以置信地年轻。我们到了新家，住在楼房里，享受城市的便利。很快我又陷入青春期的泥沼，对抗，纠结，无暇他顾。我对张村所知甚少。匮乏和封闭，显而易见，并不意外。但是内里如何，一片模糊。亲族是否和睦，农稼是否顺意，婚丧仪式是否令老人满足，民兵们是否讲究人情，甚或某个妇女在我七岁那年自杀究竟是何情状等等，大概没人可以清晰讲述。

“文革”结束时我几无记忆，只知道有条街道上的一棵树与之有关，某个叫什么“小二”的人被诬陷批斗，在这里吊死了。我的堂兄告诉我，当时是冬天，那人的舌头伸出老长，垂下了一条冰溜子。每当我不得不路过这棵树时都吓得魂飞魄散。我认识“小二”的兄弟，在城里上班，穿毛料服装，看上去非常体面。他并没有随时表露悲伤，令我大惑不解。我差点儿告诉堂兄，如果他上吊了我绝不会这般无情。村里有两个疯子，其中一个非常高大，常歪歪斜斜地走在路上。哑巴也有，骂人时用猥亵的手势。他们都让张村富有神秘色彩。有的人家死了婴儿，在村外挖个浅坑埋下，孩子们就挖出来，拖着玩。每隔一段日子，生产队的一个人就拎着一只铁桶，在墙上刷上标语，“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云云。最无知的孩子也熟知一套术语，从“结扎”到“劳动力”。上小学之后，村子变得更加不可思议，因为有一天老师带我们去了敬老院。我从来不知道村子边缘还有这样一个院子，就像一个流放地，里面藏着很多目光呆滞的老年人，散发着臭味。老师让我们给他们当中的朝鲜战争老兵敬礼。我们帮忙把敬老院的玻璃擦得雪亮，心中充溢着崇高感，又尝了尝爷爷奶奶们的食物，一个孩子吃吐了。

就像我在一本小说里写到的一个人物一样，我妈对这一切嗤之以鼻。她对少女时期的城市生活记忆犹新，不愿与张村同流合污，即便收入菲薄，也订阅报纸，还特意去城里的书店买书。我对唐诗、宋词的知识从未超过她。她是家族中科学、文艺、教育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会请教她。但是一旦发生现实的冲突，没有人把她的意见当回事。她被看做是过分天真的。当她老了，已在市场经济的空隙中发财致富的二姨她们就带着宽容的微笑听她说话，像对待小孩子。我逐渐想起这种态度在中国是经典的：她什么都好，就是没什么用处。她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记起蚌足如何缩回。我记得几个亲戚在我家的客厅——由于我妈的布尔乔亚坚持而耗资兴建——议论“包产到户”，一位表舅嘲弄地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然后他说，他欢迎这一变化，因为他有力气，愿意自己干，接下来他继续嘲弄。大概也是在那一时期，村里安装了电表，立刻就产生了偷电的人。他们用两根木杆，中间穿着铁丝，搭在室外的火线和零线上。很快就发生了火灾。我第一次见到了救火车，它在火焰熄灭一个小时后急匆匆赶到。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坐在灰烬边大声哭泣。她就像我们张村每个人内心里愿意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哭泣。

如今，我尽量把往事看做平凡无奇而安之若素。那时父母常吵架，势同水火。这几乎天经地义。夫妻本是一对死敌，也许这才是永恒的真相。当然我又提醒自己不必如此悲观。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和和气气的夫妇如同传奇。人总是不幸的。何必自欺欺人？父母也许恨小孩。小孩诅咒父母死去。人是自私的，盛怒之下，无妨将痛苦施予他人。这就如同杨树的叶子会被夏天的太阳晒卷一样并不稀罕。幸福也有，倏忽而逝。一切恰如叔本华的话：生命就是在痛苦与倦怠间摇摆。在张村，在当年，各种认知、概念、感慨，在人的意识中不过萤虫之光。

在此之前，我曾去过一次黑龙江北部，那是七月，因为空气的凉爽，我在那儿想起了张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它何其荒蛮。我想起了稻田、青蛙。我想起了我为何畏惧蜥蜴。如果你打死蜥蜴的话，要在它周围画一个圈儿，表示锁住它，否则它的尾巴会抖动不停，那就是给蛇写信。蛇是蜥蜴的大哥，就像毛主席是华主席的大哥一样。我总是打死蜥蜴又担惊受怕，简直中了邪。有一年村里莫名其妙地来了很多猫头鹰。它们高踞在树上，审视着我们的平庸的生活，懒汉般在村里里游荡了一些时日，又消失了。我怕乌鸦，因为它们不祥。喜鹊当然相反。我考上大学那一天，姥姥说她早上起来看见了喜鹊登枝。我考上高中那年，奶奶则说她看见了喜蛛。我不知道张村对蜘蛛如何分类，哪一种蜘蛛是悲哀的蜘蛛呢？总之万物有灵。这是萨满教的传统。黄鼠狼就更神乎其神了，如果你相信老太太们所言，那么它们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们把这一切当做真事讲述。自然，你也会在街上遇到一些老头，他们坚持麻雀是四害之首。

其实张村人不把它叫做村子，而叫“堡子”。只要审视一下地名，你就知道这一带开化不久。附近的一个村子名叫“洼子”，意指当初是沼泽。另一个村子名为“南荒”。还有两个村子干脆以“狼洞”为名。“堡子”是东北对村庄的叫法，当初也的确类似城堡。张村起源于清初建立“牛录”，即八旗的最基本的军事单位，那正是汉军旗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候。

很多年间，这里如西伯利亚一般并无人烟。不久之前尚是一片荒野，河湾处大概摇曳着柳树毛子。我的外叔祖喜欢讲一个故事，他打草的时候，突然有人两手搭住他的肩膀，荒郊野外，怎么会有人呢？他立刻就识别出这是狼的诡计，继续打草，直到它离去，因为只有在他回头的时候它才能咬他的喉咙。

这般家族传说与口头记忆，随着老人仙逝，已渐湮没无存。我的曾祖父、曾外祖父乃至更早的祖先，也曾真实地生活过，可是除了名字，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当他们离开故土，到这里拓置，忍受苦寒，筚路蓝缕，是何景况？谁真正记得他们？没有人。留下何种痕迹？一丝也无。他们大概也不会像我们这般恐惧又着迷地注视政治与历史。只有基因流传下来。惟一的使命，惟一的目标。

我奶奶的爸爸本是教书先生，开馆授徒，竟然攒下不菲资财，最后拥有足足一百亩覆盖着腐殖土的好地。可见教师收入不错，土地也不昂贵。土改的时候，党打开了他的粮仓。花生哗哗作响地流淌出来。我姥姥和她的妯娌当时还很年轻，用大布衫兜着，带回家，立刻炒着吃。花生满街，踩了一地。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两家将成为亲家，我妈还没出生，我爸才三岁。

我姥爷对妻子的行为大为不满。“人家娘们哭天抢地，你们炒花生吃？”他说。他是蒙古族人，读过一点儿《四书》，一生都为自己懂得礼义廉耻而颇感自豪。他是一个快活的人。姥姥十六岁刚嫁过去的时候，夫妻闹小别扭，他就威胁她：“我把你旗头打歪。”“旗头”就是如今清宫剧里的那种发式，一个高耸而复杂的抓髻，如果打歪的话，姥姥要再花一个钟头梳起来。他与众不同，从不殴打妻子。后来我意识到，姥姥很爱他，即便那个年代并无爱的概念。她没什么文化，身材娇小，而他满面红光，身材健硕，说起什么来头头是道，又能引用孔孟的古训，自然令人崇拜。只有一件事，令姥姥对他颇为鄙夷。朝鲜战争爆发后，姥爷拒绝参加志愿军，让她大失所望。她本来以为他是个男子汉呢。那时姥姥像她那一代的妇女一样，被“妇女解放”四个字的光芒照暖了心怀。最终，大约十四个张村的青壮男子去了朝鲜，有几个战死，还有几个伤残。即便如此，姥姥仍不肯原谅她的丈夫。别忘了她是满族女人。这跟三百年前也许没什么两样。当初，兵甲们从这个牛录出发时，旗人妇女恐怕也期待他们视死如归。

我与母系亲属亲密，与父系则疏远。这一半是我妈的影响所致，另一半则来自我对自己的本性的逆反。父系更能代表我的血脉。爷爷，拥有无上的权威感，坐在火炕上，捏着白瓷酒杯，说着凡事不必在乎。他像个伊璧鸠鲁主义者一般，认为人间至善莫过于快乐。在死于癌症之前，他活得不错。如今我也有此倾向。摆脱了青少年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我越来越喜欢恬然的平庸，甚或回避真实的人生。恋爱？不不。对人直言不讳？只在必要的时候。问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安稳？不必问了，当然。这并不稀奇：每个中国人都有这种倾向。我们总以自我保护为先。

可是欢乐总如缘木求鱼。我又想起每年暑假离开张村时的快乐。那时我可以在城里姑姑家呆上两周，坐乡村大巴进城去，我耐心等待着，终于有那么一刻，斑马线出现了。对斑马线的爱简直难以言喻。多么时髦，何其漂亮。越往城里走，斑马线越多。斑马线接着斑马线，斑马线的狂欢。我穿着喇叭裤，尽量显得跟城里小孩一样时髦，让表姐带我看电影和游泳。她溜冰的时候我拿着汽水。我贬谪了张村，并不思念蟋蟀的唧唧声、小鸟的鸣叫和傍晚时分蝙蝠一掠而过的声响。

自然，这也是媚俗的初步环节。我离开张村，进入了青春期，结识新朋友，开始加入人生的媚俗派对。对于张村我既感触多多，又毫无感觉。我已是早期文学青年，心中装满了程式化的怀乡之情、离别之意，同时我又仅仅是为了变化本身而欣喜。再以后，时光就像魔术师手中的牌，陡然有了一大沓儿。爷爷、奶奶、姥爷，如更早的先祖一样，已如青烟一缕不复存在了。

姥姥也垂垂老矣。她常躺在床上，久久昏睡。醒来时，她与中年女保姆感情甚笃。过去只有我能享受的待遇，如今落到了保姆的头上。每周有一天，保姆放假回家，当她离开时，姥姥总是趴在窗口久久目送，挥着手，抹着眼泪。这种情真意切看似难以理解，可是我们谁能理解一个垂死之人的孤独呢？事实上，最终她只能与保姆为伴。都忙啊，邻居们都这么对她说。可不是嘛，她回答。那还都抽空来看你呢！邻居们又说。我可好了，我享福啊。她这么回答。

我表弟的媳妇是那种典型的东北女人，操持一切，毫不畏惧。我曾亲眼目睹她丈夫遭遇困难时她如何泼辣地出头。那真是了不起。后来日本地震传言盐荒时，她足足买了两百包盐，送到每个亲戚家里——无论如何，那是很多人想尽办法却连一包都买不到的时候。她常去看望姥姥，给她买了一切所需，羊毛衫、鞋子、松软的糕点、果汁、药和“老年人内裤”。最后一样东西让姥姥哭了起来。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种东西有多么重要。张村人总是说到“得济”，指老人得到了谁的奉养。也常有人说姥姥得到了我的回报。可我的确没做过什么。一切又要回到那个古老的主题：爱与被爱是不对等的。我们都承认，回报者常常不是当初那个受惠者。

岁月的负累与伤痕，无人记取，却未曾消失。不只姥姥衰老，父辈们也不再年轻，似乎变成了孩子。我妈有一次需要超过其积蓄的款项，想向舅舅借钱，我说不要借钱，我给你就好。她说，他借给我也是应该的，我年轻时有个对象，成分不好，因为你舅舅要入党就吹了，前几天我去看你姥姥，你姥姥说起这事，都说对不起我。我哑然失笑，仍旧阻止了她。二姨始终记得小时候小姨如何抽了她一记耳光。舅舅则会说起，当他是个少年人，放学不喜欢回家，一回家就说不上来的难受，心里憋屈，压抑，就跑到河边去喊叫。另一个舅舅，如今宛如儿童。过年的时候，由于家长里短的矛盾，他决定跟家族断绝关系。当我去看望他时，他僵直地站在客厅中央，气鼓鼓的，泪光闪闪。他不得不控诉了一番，我的理解是，他已决心远离尘嚣。

父系亲戚那边情况不同，但也庶几如此。每个人，活了大半生，不是都有一番隐秘之情不曾倾述吗？体面与否等等，不过是虚无的微光，最终人们所有的都只是不可比拟、不可名状的人生。

这次张村漫步之后不久，姥姥就去世了。临终时她尚得一番抚慰，表弟告诉她，你什么都不要想，啥事都有佛爷照顾着呢，你就念佛吧。她捏着念珠，安然而去。家族操办丧事，井井有条。守灵一夜之后，次日早上，有个妇女说她看到天上出现了一朵观音形状的云，于是二姨把消息告诉给每个人。人们开始彼此询问，看到了没？看到了，看到了，老太太真的成佛了，每个人都这么回答。整整一天人们都在相互佐证。看到了没？看到了。这老太太多有福。

我不免又想起自己得到的和未曾得到的爱，想起少年心气，乃至与姥姥有关的一切。即便是她，大概也不清楚我少年时的心中所想。是否我的祖先从未有过超凡脱俗之类的愿望？或者当他们展露这一点时被视作失常或者畸零？他们的悲欢漫漶不清。他们总是说，这个，那个，不值得在乎。我也不清楚他们的一生是否得偿所愿。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们只是捏着酒杯，面色酡然，一再说着凡事不必在乎。在这个国家，至少在张村，三百年来，我们追求的不是什么超凡脱俗，也不是美，我们追求的甚至不是幸福，而是对诸般不可避免的不幸的安然以对。

总是如此：自我，往日，如影随形。生与死，衔枚而至。白色的蚌足在软泥中伸展又消失。

多年来，我几次梦见自己还在张村。我跳进一个后院，又跳进一个后院，再跳进一个后院，就像《红色角落》里理查·基尔从一个四合院跳到另一个四合院。也许我想躲开什么人。也许是大人。不知因何，不知所往。在梦中我总是孤独地穿过张村的后院菜园，四周是弯曲的暗调。有一次我醒了，梦境仍栩栩如生，一瞬间我清晰地意识到今生虚幻，而梦中情形才是真正的人生。

写给布尔加科夫的一封信

阿丁

致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请允许我叫你老布，这个短促的称呼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恕冒昧，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你们俄罗斯人的名字太长了，想到在我幼年时，曾以背诵列宁的全名为荣。这是真的，尽管你未必喜欢那个名字，可我直到今天还能背得一字不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智慧的布尔加科夫，应该不会为一个中国人熟知列宁的名字而惊诧的，你一定知道你曾经生活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你而言是个灾难，对遥远的我们，也没什么分别。

我确信你还活着，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

厚颜无耻地说，我和你有很多的共同点，在这里我把这句话忐忑地说出来，不是要攀附一位大师，而是身处这个时代，的确有很多话要说，而你是最理想的倾诉对象，至少你不会隔着浩渺的时空送上嘲笑，还有就是你将为我保守秘密，你在人世的四十九年，已深知自由言说带来的恐惧。

就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不过对你而言或许算个好消息。一个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捷克人死了，自今日始，你又多了一个伙伴，他不光当过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还是位作家，相信在那个世界你们会找到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四十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

这是哈维尔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录于此，是为了能让你更清晰地了解这个“初来乍到”的伙计，你看，你和他是有共同点的，譬如你们终其一生都在跟谎言作战。

可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一个生命的消逝。因此请允许我暂停这封信，我将敲下一行省略号，谨以此致哀。

……

我相信你会迎接他的，骑着沃兰德的天马，或者干脆骑一根玛格丽特的扫帚，掠过星空去迎接他，这是个配得上你庄重迎接的灵魂。祝你们聊得愉快，老布。

现在可以说说我和你的共同点了。跟年轻时的你一样，我也曾经是个医生，麻醉医生。曾有数不清的患者在我的人生中康复和死去，显然后者更能触动我。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我和我的同事抬着一具正在失去温度的尸体去停尸房，我无声息地哭了。因为我见证了这个人生前蓬勃的活力，因此他的死击中了我，那一刻有句话在我心里冲撞，那是约翰·堂恩说的，曾被海明威所引用，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异样的悲哀涌上来，那个人的死，就是我的某一部分的死。

如今回忆起来，或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离开的。不久后我就离开了供职的医院，但我并没有弃医从文，而是像当年你被邓尼金裹挟一样，我被生活的压力裹挟，开诊所、做生意，直至有一天赔了个精光。我敢打赌，那天的我，比你笔下的大师还绝望。但我的绝望是小市民式的绝望，我那时的理想只不过是能赚到一笔钱，一笔能买一套不大的房子的钱，把妻女安置其中。那是我第一次屈服于命运，我证明了我没有长着一颗做生意的脑袋。这个结果令我悲哀，一种直坠谷底的悲哀。

我和你的第二个共同点是写作，如今我做着和你一样的事，写写字，并憧憬着有一天我的文字能传诸后世，就像你的作品一样，被一代一代的人阅读。但我知道，这有点不切实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抵达的目标。这是因为我和你之间存在一个最大的不同，你可以忍受在生前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却依然能毫无怨怼地写下去，哪怕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构建的文学大厦在人世矗立。

“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就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

这是你说的话，在作品被禁止发表、剧作被禁止上演，甚至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时说的话。

看吧，这就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那些是我想要的，让自己更富有，更衣食无忧，更无拘无束地活着，以及写作。尽管我羞于承认，但必须承认，假如活在你的时代，前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想我会屈服的，屈服于能够让我的书稿出版的人，为达到目的，阉割自己的文字也不在乎。可你在乎，你从来没有答应过阉割自己的作品，代价是在你死后多年才问世。

这也是我写给你这封信的原因之一。在读过你的作品之后，一个疑窦在我身体里扎了下来，像一根刺。我不知道在那个无比黑暗的年月和无比黑暗的国度，你是如何挺下来的，并且保持了内心的自由，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据我所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未必比你所处的时代更残酷，但我所知道的作家，是含泪的、羡鬼的，他们奉旨写作丰衣足食，过着你难以想象的优渥生活。这个时代，更适合谄谀者生存，而非出产揣一腔良知的写作者之沃土。

或许这段话能提供一个答案，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你说——“在苏联我成了文学旷野上唯一的一匹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染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染了色还是剪了毛，都绝对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

说真的你的话令我惊诧，但还惊诧不过斯大林收到这封信后的结果，“伟大领袖”居然没有勃然大怒，并随即将你肉体消灭，在那年月这绝对是一个奇迹。要知道你的同行，写《骑兵军》的巴别尔，只因为在作协会议上说了一些话就消失了，他说“知识分子适应逮捕就像适应气候一样，顺从得令人发指”，然后就被逮捕被枪决，至今尸骨无存，他的家人后代甚至不知道他被枪毙的确切日期。

老布，我是不是该因此感谢那个格鲁吉亚人了。否则我今天又怎么有机会阅读你的著作。

知道吗老布，除了你的作品，你的不合时宜的倔强是另一个让我喜欢你的原因。

当你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出版的权利、失去了养家糊口的工作时，你对斯大林说，“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同时也是最有硬度的“求职信”，“请以任何方式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除死无大事，当一个人连死都不畏惧的时候，当然就能承受所有的孤独与困苦，你就是在一个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的时代写成《大师和玛格丽特》的。

中国人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时代。老布你恰恰就生活在那种时代。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不独作家，每一个普通人都是不需要写这种求职信的，人类不该屈服于任何其他的个体，只应该屈服于自己的内心。

好吧，其实我不必美化你，你也有屈服的时候。那时你写了个叫《巴统》的东西，那里面的斯大林高大、伟岸，简直是正义的化身。然而依然被禁了，你是前苏的禁书之王。在这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报纸上发表了送给斯大林的颂诗，两位伟大作家不约而同地向权力垂下了高贵的头。不过多年以后你们被谅解了，甚至不需要去谅解，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留下的文字说明了一切，你们仍然保持了灵魂的高贵。

当曾经迫害你们的作协领导被批判时，你拒绝了邀请，“我不会去迫害迫害者。”你说。

还有你的幽默。

幽默是你的武器之一。一条狗在你的想象力之下变成了人，然后这条人形狗开始像人类一样邪恶，能说满口脏话，并参加了“革命”，担任了领导职务之后，又勾搭上了一位女打字员。最后告发了它的主人，把狗变成人的科学家。在匈牙利作家久尔吉的《一头会说话的猪》里，那头叫尤日的猪当了农场场长，追求起了农场女党委书记，求爱未果后告发并诬陷了后者——这篇小说我高度怀疑是对你的模仿与致敬。

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你的想象力达到了极致。我一直好奇你安排撒旦降临莫斯科而非上帝，后来我隐约明白了，撒旦比上帝更适合这活儿。撒旦的魔术诱惑了莫斯科公民们，当他们和她们抢穿华美的衣物时，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只有魔鬼干得出，当公民们走出剧场发现自己身上的华服消失，变得赤身裸体时，我对你的“狠”佩服得五体投地，你对人性的解剖，犀利得令人嫉妒。

还有你为大师安排的结局，那正是你梦想的结局。大师摆脱了肉身，和深爱他的玛格丽特飞升天国，得到了心灵的永恒自由。这大抵是世间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结局。

因此我确信你还活着，活在我从未履足却终有一天将与你会合的世界。

你一定在那个世界写着什么。

再说说我从你这儿学到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自由，写作的自由。这个世界飞舞着太多太锋利的刀，等着阉割所有它认为应该阉割的文字，而你告诉了我，不要怕那些狰狞的刀，只管想你的，写你的，他们可以囚禁你的肉体，却永远也发明不出一种可以囚禁你思维的监狱。

就此止笔。假如还要说点什么，那就是感激，你的一个中国读者对从你的文字中摄取养料后的感激。

敬惜字纸

张晓舟

母亲是造纸工程师，小时候家里总能试用母亲带回来的刚刚出炉的新产品，尤其是卫生纸，那可是紧俏商品。我们从小就被搞分裂了，大人们总是教育我们要相信报纸上的话，可是转眼他们就拿着报纸去擦屁股；大人们会带着我们去游行，边喊口号边挥舞写着标语的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可是游行一结束他们就纷纷把小纸旗扔掉。那是一个纸张短缺而又铺张浪费的年代。

与其说那是我的政治启蒙，还不如说人生忧患识字始——我是一边从古诗古文一边从这些小纸旗上学识字的，比如：长风破浪会有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比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四人帮死有余辜……对我来说革命游行的快乐仅次于春节，春节街上落满五颜六色的爆竹纸屑，而游行之后街上则铺满五颜六色的小纸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扫战场，挑选最漂亮的小纸旗抱一大捆回家继续革命。

小时候公厕里几乎见不到正儿八经的卫生纸，大多是报纸，甚至公文纸传单大字报，更不用说野外出恭的用纸了。这种斯文掩盖野屎的野史，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1978年，曾经被美国来访的余英时先生不幸撞见，令他痛感“敬惜字纸”的传统已被践踏至此。古时候有惜字会（文昌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明清很多城镇街上都有惜字炉惜字塔，写着“敬惜字纸”。官府甚至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盒子卷烟，严禁用字纸来包腌肉，纳鞋底，严禁把废旧字纸当成原料去造纸。

但在“破四旧”的革命名号下，“敬惜字纸”的传统彻底完蛋。这远不只始于文革，早在内战时期土改时就轰轰烈烈开始了，孙犁写过作为书痴兼革命者的分裂生活，一边忙里偷闲读书，一边带领农民土改，看着战友和农民毁书焚书。解放后自然愈演愈烈，假如余英时先生看过郑振铎写于1956年的《漫步书林》一文，大概不会对1978年的斯文野屎那么惊诧。郑振铎说当初藏书家们只能去各地造纸厂甚至炮仗铺抢救古书——“又曾看见炮仗铺里，用明朝白棉纸印的书，撕得一页半页的作为鞭炮的心子，据说，用这种好纸做鞭炮，会放得特别响。”如此说来，我小时候放的鞭炮，我捡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旗子，没准有可能是拿明版书做的，好酷哦。而我母亲的造纸厂那个化浆炉边，或许也常堆满古书，可惜对一个当年会把家里的书偷去换糖的小屁孩来说，古书显然没有鞭炮和革命旗子酷。

不知今日的电脑儿童识字读写能力是否真的会受电脑影响而下降，但作为革命儿童，七十年代我识字写字的历程真是饱经磨难，当时经常有一种恐惧，怕自己突然就不会识字写字了，因为文革结束后颁布的所谓新简体字（或者可以称作极简字）一度把简体字又打了个稀巴烂，简体字刚学会，又被迫要学更新更简的简体字，这种简体和新简体之间混乱的纠纷在语文课上经常发生———当然也祸害全社会。布告栏，阅报栏，还有街上的大字报，以及游行的传单纸旗，有一阵齐刷刷全是些怪异的新简体字，我家对面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布告栏是重灾区，于是至今一想起新简体字，我好像就闻到一股枪毙犯人的血腥味。

出于一种小小的反叛心理，我会故意在作业中夹杂几个繁体字，甚至坚持用繁体写自己的大名，以此示威炫耀。当庞中华的钢笔书法俨然成为新时期启蒙进步标志，我却不好好学他，而开始龙飞凤舞自创一体，风格主要取法霹雳舞太空舞，向迈克尔·杰克逊学习，倾斜三十度乃至四十五度。

虽然饥饿感也造就了我，但我毕竟仍然属于先天文化营养不足的一代。最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教育》教材（共18本读本，覆盖1—9年级的基础教育）首次把繁体字的识读列入其内，并且全国有30所实验学校开始实施。然而广东省政府近日又颁布政令，规定企业、商品名称及招牌亦不得使用繁体字，否则将受到行政处罚。汉字的字形字体设计远远落后于日本，有关方面也开始借鉴日本，颁布试行一些新的汉字字形。语言文字政策患了神经紊乱症，毕竟汉字“革命”的历史伤口触目惊心。一个皮包骨头的饿汉，去寻些民国残羹和东洋剩菜，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过期粮票没用，荷枪实弹把守一个空空的粮仓也没用。

在普及汉字消灭文盲的同时，从字体到书法，到语言词汇，汉字之美乃至汉字之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沦丧。

沈从文及其学生汪曾祺对此都极为敏感。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谈写字》，捍卫汉字书法的艺术价值，他指出郑振铎的矛盾：郑曾认定写字不能称为艺术，“可是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朋友，以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沈从文称“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实际上恰恰相反，要革命要利用学生，写字和书法不单不需要多少艺术，而且干脆跟艺术无关，甚至不妨糟践艺术：革命字体更讲究简单粗暴直接，有如红砖一样往你头上拍过去。沈从文以市招来观察社会，说大都会的旧牌号将日渐消失，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他说这是中国人五十年之内少不了的。现在早已过了五十年，中医和财神庙的匾额依旧少不了，但是在文革时，沈从文解放前的预言破产了，当时不单财神庙的匾额，连财神庙都被打砸抢烧个精光。

汪曾祺则感叹市招语言的衰落，十多年前他在《小说笔谈》中写：“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沈从文在解放前夕讽刺市面上全是伟人字和美术字，至今伟人字和美术字依旧统治中国，且不说伟人字，美术字是彻底沦为丑术字了。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乐队出过一张叫做《上海市流行金曲十三首》的唱片，只在网络自由下载不做实体发行，却号召乐迷自由设计唱片封面，最有趣的是两类设计，一种是用民国老上海照片上的市招或布告字体，古雅漂亮；一种则是如今横行神州的各种丑术字，或者说是电脑字，顶马选后者为最佳封面，因为这更合乎他们故作三俗的恶搞气质。

民国市招在台湾香港延续至今，“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当然恐怕也杳无踪迹了，但在台北小吃店看到“古早味”的大招牌，以及用隶或篆亲写的菜单，还是涌起些许“古早”的感动，用台湾政客的古早词汇来说，深感“与有荣焉”。

在藏区，有一次看到一个庙宇前悬挂横额：宗教不忘政治，共建和谐寺庙。我驻足欣赏，心生暖意，无他，因标语用繁体书写，且带点隶书味道，实在太另类了，就不知这样的繁体标语是否符合和谐的法规了。似乎工商文化城管，都有权力要你换横额换店招。

街上充斥商家的电脑丑术字和官家的伟光正体两大类，社会本质一目了然：商业开放，粗骚俗艳，政治统一，正襟危坐。思想当然应该永远坚持伟光正的，但是否字体就非得千篇一律伟光正体？我们城市的公共空间当然也不仅仅被房地产商霸占，也有很多被各种莫名其妙的衙门割据——或者这就是所谓“占领舆论阵地”或者“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吧——从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到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到街道办，到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都有各自的地盘。库哈斯的大裤衩当然是当代中国地标——不管是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撅起——然而不要光看地标，还要看周边地貌，要看大裤衩周围林立的那些“树立奥运标准，举全区之力”之类巨型标语牌，这是一个更立体、悖谬、魔幻的中国景观：信仰在空中飘荡，在纽约和平壤之间飘荡。

商家招牌固然普遍丑乱，但公权力往往喜欢以影响市容之名强令改换整治，但其标准却无关美学，只规定尺寸，甚至不由分说统一要求更换，从奥运到亚运到大运，市招焕然一新，然而丑陋依旧，只不过又白费了无数银子而已。

有条新标语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标语文化当然是我国公共文化最突出最显眼的特色之一，它无所不在地占领公共空间，俨然是一个庞大的标语文化产业。这就是中国城市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硬：“至尊豪庭，绝版风华”与“文明城区，包容开放”眉来眼去，广告与标语惺惺相惜，炒完地皮之后，就得洒洒狗血再洗洗手，让灵魂跟着楼价一起升华一把啦，这是必要的遮羞布，也是事后烟。

这是无声的噪音，和交通梗塞的喇叭声相得益彰，越是堵车，这些标语就越是占据你的视线。越是CBD，标语越是大得吓人，大国崛起的范儿不只体现在摩天大楼，也体现在巨型标语。几个月前在台南，深夜走进孔庙上厕所，见厕所门后贴着一张小纸条，长几寸，宽一厘米，打印的字，写着：马英九连任总统，台湾未来更美好。这是我见过的最细小的政治标语，小得令我怀念祖国大陆。

最近官府钦定的“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八字估计马上会带动新一轮标语文化产业的发展。标语急需升级换代鸟枪换炮，一块红布嫌寒碜，有的便开始砌墙建橱窗了，甚至，吾国的标语口号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大屏幕时代。给我站住！等一等你的灵魂吧。在崇文门新世界大商场，只有我一个人煞有介事地默默抬头接受大屏幕的精神洗礼，政治布道和消费广告在大屏幕上搂在一块从滚滚人头上翻滚而过，那些神圣的标语仿佛在对物欲横流的人们施行电击疗法，但其实只是失效的狗皮膏药。

泱泱文明古国敬惜字纸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曾经裂开一个深渊，但从文昌会惜字塔到新世界大屏幕，我们对文字的迷信一以贯之，我们相信文字似乎有驱魔的神力，一经写出昭告天下便立竿见影天下太平。敬惜字纸和焚书毁书是分裂的两级，把写有字的废纸收集后集中送进炉火是斯文崇拜，可是将所谓淫书坏书也一并收集焚毁却又是道德清洁工所为。迷信和恐惧是硬币的两面，越是迷信文字的力量，越是恐惧文字的滋长、蔓延和失控，大屏幕标语和微博实名制，是这一硬币在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的新版。

波德里亚所说的“仿真”世界，当然也紧随全球化而扩张到中国，在中国城市街头，现实同样如同巨大的大屏幕，上演“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剧目，但在一个“普世价值”属于敏感词的国度，仿真世界和真实世界如胶似漆求合体，在全球化的仿真世界背后，依旧有一个本质不变的真实世界，一方面商业繁荣的街景如同大屏幕电影，另一方面商场的大屏幕滚动打出的标语口号则把你重新带回真实世界：

这样的真实世界既是吞噬所有热血和大便的——恐惧的黑洞，也是吞噬自身的——虚无的空洞。

标语口号的功能：让信仰、道德、自由，通通在空洞中飘扬。语言被权力劫持而失范，最终权力只好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比如大街上“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加强语言文字规范使用”这样的标语，除了让像我这样无聊的人，借此知道政府原来还有个“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到底还有何用？又比如十字路口的标语——“红绿灯下见文明，黄白线间显精神”，除了像我这样无聊的人，有谁会冒着走神被车撞死的风险停下来研究它美妙的对仗平仄？

有一天北京大雾，气象部门坚持说只是轻度污染，但是我的鼻子和嗓子都在酝酿暴动，过马路都看不清，幸好一阵风沙刮过，纸屑飞扬，我捏着鼻子眯着眼睛，依稀看到道路交通隔离栏高挂的崭新的横额，看到了希望和方向，横额上写着——“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口号就像文化荒漠的又一阵狂风，就像一场沙漠行动总攻的号角，只是让人再次看清尸横遍野的战场。官方之“文化大繁荣”，抢夺和吞食的是尸体，知识精英之“文艺复兴”，则是饿汉梦里的燕翅鲍。在梦和现实之间穿行的活人，要么做一个游击队员，要么做一个游荡者。

朋友

宋石男

1991年5月，我参加“纪念五四”演讲比赛，准备一亮相就大声武气喊：“七十二年前的今天，五四运动怒潮排空”，狗血溅得一礼堂都是。其实我自己写的开头是“今天风和日丽，我来缅怀五四先驱”，老爸说压不住堂子，就给改了。

谁知道演讲词竟会撞衫？我的同学徐勇，第一句话也是“七十二年前的今天”，而且先喊，这就让跟着上场的我活像一台电池不足的复读机。他拿了二等奖，我则颗粒无收，回家气鼓鼓找出日本人长泽龟之助编著的《几何学词典》研读。这书砖头样厚，辅助线多如蜈蚣脚，读它近乎自虐。

几月后，我去市里参加省数学竞赛，一行四人，徐勇也在其中。比赛前夜，我们不复习，不休息，跑出去找家麻辣烫大吃大喝。那时，我们以不用功而成绩优秀自豪，或者以不用功而成绩劣等骄傲，对努力学习获得优秀成绩的瓜娃子报以广泛的舆论批评。后来我得了省二等奖，徐勇则颗粒无收，只能在拱猪牌局上大败我数次以泄愤。

1992年，我和徐勇都考上重点高中，在一个班，还是同桌，不过很快就被调开，因为我俩一上课就合伙到处找女生鬼扯，如吸尘器般将那些齐耳短发、马尾巴、披肩发、大辫子统统吸过来。如果女生受到警告不跟我们聊天，我们就抵掌对谈，可以说得墓碑大笑、旱地痛哭。将我俩放一桌，是个错误，等于让希特勒和列宁搭档登台演讲。

说起来我和徐勇颇相似——都是教师子弟，家教严而有逆反心理；都是骄傲而孤独的少年，自命不凡，虽然没什么本领，天生看不起人，却少有证据支撑。我们成为朋友，就像香烟和火柴一样自然。

徐勇常来我家玩，帮剪字。那时我爸妈在搞副业，做锦旗、牌匾。徐勇的手指细长灵活，干起活来麻利得像个神偷。我爸妈都喜欢他。留他吃饭，他吃得少，我爸妈就更喜欢他了。

高三时，他出了点事，跟一个白胖乖巧的女生早恋，后来分手。女孩独自喝了一斤多白酒，被送去医院洗胃。他受处分，留了一级。我去看他。他散靠在椅背，闷头闷脑，厚嘴唇撅起，像在跟命运赌气。见我来，他干笑两声，眼睛眯成三棱刮刀，从厚眼镜片后射出奇怪的光。我约他出去喝酒，他拒绝了。

又过几月，他因偷钱被开除，去一家工厂当工人。我考上大学，约他喝酒。他来了，穿件暗红真丝T恤，皮鞋很亮，头发用了不少摩丝。喝多了，他盯着我，说：“石男儿，你去读大学了，但你要记得，打拱猪，你总是输给我。”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时间是1995年夏天。

四年后的一个雨夜，他将在中学做出纳的朋友灌醉，扶到后者宿舍躺下，捡起门后一支八公斤哑铃，试图将人砸昏，好掏走其裤腰挂的保险柜钥匙，但心急火燎之下，用力极猛，将人脑壳砸得稀烂。白天，他帮朋友清点学校八万块补课费时，默记了保险柜密码，可是记错了。钱没偷成，他懒得逃，就在当地游戏厅里赌翻牌机。三天后，他翻墙回家要钱，被警察捉到，数月后被枪毙。我父亲在执刑前的公决大会上见到他，面目浮肿，眼神空洞，也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许多人谈过徐勇杀人案，沾些唏嘘，带点感慨，探讨缘由，想象细节，但我很少说起与徐勇度过的少年时光，说我和他曾有一段不错的友谊。我和其他人一样，把他描绘为脑袋上长犄角的怪物，流着罪恶血液的凶徒，或者天生堕落的失败者。我没有向人坦白，他在与我是朋友的那些年份，还没有注定要成为一个怪物、凶徒或者失败者。

多年以来，我不曾称他为“我的朋友”，想起与他的交谊，也总是迅速快进，或者干脆扭断往事的脖子，转成一声叹息，而这叹息中，又藏着不可告人的庆幸。直到今天，我才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想这个少年时代的朋友：我们一起参加数学竞赛，一起打拱猪，一起逗女同学玩。我们在夜晚偷保卫处长家的香肠到后操场烤来吃，我们在青龙咀的小馆子里喝得眉飞目动。

应该完整地回想一个人，将他作为朋友，即使他是已经送命的凶手；应该承认他的血腥，是给还活在世上的自己的殷鉴，记得自己和他多么相似；应该朴素地抓住命运的本质，去掉戏剧化也去掉冷漠，在往事之前，弯身为他上一炷香。

我们和我们的信仰

宋石男

这是我眼中的现世：所有的利益都集中在大城市，在那里，铁石心肠的野心家可以大显身手，其余的人则路断车轮生四角。城市在侵略乡村，乡村则在模仿城市。我们迷失在慢性自杀般的孤立之中，对我们的出生地茫然不知，切断了与过去的所有联系，被迫生活在匆匆忙忙的现实，像尘埃一样被吹向广阔无垠的平原。故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的心灵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寄托了。

就像鲁迅曾宣告的那样，我们不过是影子，要离开而沉没在黑暗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们，然而光明又会使我们消失。我们只有彷徨于无地。

我们之所以彷徨，因为我们既缺乏古代人的自由，又缺乏现代人的自由。依照贡斯当的说法，古代人的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的公共参与，每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而行使自己的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不受侵扰的私人快乐，对私人快乐的保障和私人快乐的本身即是自由。个人自由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决不能要求个体做出牺牲，以实现集体自由。可是，对我们来说，古代自由既遥不可及，现代自由又让人不堪重负。我们很难让自己的意志影响到这个国家，而尊崇快乐的个人自由又往往压垮我们，把我们从灵性之人贬低为一捆钞票、一座豪宅、一片掌声或者一次酗酒。

然而生活仍有希望，我们仍有希望。希望来自力量——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有生活；力量来自信仰——如果没有坚如金石的信仰，生活就不值得过。

别害怕生活，要相信生活是值得一过的，而信念将帮助我们创造这一事实。生活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信仰的勇者才能得救。勇敢的本质是生命之无穷可能性的冒险，信仰的本质则是坚信可能性的存在。

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世俗意义的信仰，而非宗教意义的信仰。这信仰翻译成一个字，就是爱。

一旦我们有爱，生活就开始有意义。一旦我们将责任赋予爱，生活就持久而丰盈。一旦我们在充满责任的爱中发现诗意，生活就再也不可能被毁掉。

所有爱情都是短暂的，爱情到最后要维系下去，只能变成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复合体，变成责任的主体和客体。责任就是为所爱者许下无需说出的大小承诺，然后一一实现。责任听起来不浪漫，但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东西之一。没有责任的爱情，跟狎妓也差不多，或者说好听一点，不是狎妓，是狎感情。

不过，仅仅拥有责任感还不够。如果说责任是爱的骨骼，那么诗意则是爱的血肉。海德格尔引荷兰德林的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触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生活若没有诗意，可能沦为一张纸币；这诗意若没有爱，则可能走向纳粹美学。

当然，我们也承认，生活常是令人震惊的单调和雷同。但你若有勇气，就要战胜这种单调，要在单调中保护生活。诗意即是生活最大的保护伞。那么，如何让生活充满诗意？有三个好法子：重返天真、浪漫付出、共同梦想。

重返天真意味着，你要让自己的目光变得清澈，心脏变得干净，皮肤变得敏感而双脚穿上童鞋。你在人面前，再不用堆上世故的微笑，也不用戴上消毒的口罩。你们是爱人，不是需要厮杀的黑帮，或者相互猜忌的敌人。你们应该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交谈，毫无保留地做事。

浪漫的本质是付出——出人意料的、富有想象力的以及有一定难度的付出。浪漫不一定需要大场面，尽情运用你的创造力，让生活洋溢细小的温暖，即是浪漫。浪漫没什么禁忌——也许惟一禁忌只是自私。

共同梦想可以让诗意持久，实现梦想则会让生活达到巅峰。我们不妨设计两个梦想，一个大梦想，一个小梦想。大梦想终身未必实现，但要持有；小梦想两三年内或可碰及，乃至实现。大小理想的具体内容，因人而异，但一定要有，这样我们才能携手驾驭灵魂的马车往高处行去。

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如此之深广。生活永远是一场探索，一种实验。这种实验需要被检验。苏格拉底说得再好不过了，“未经检验的生活是毫无价值的生活”。用什么来检验？用理性，也用情感，更用信仰。

让我们低声吟诵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感人至深的话，带着信仰重新走上生活之路：“第一要真诚，其次要善良，最后还要我们永不相忘。”

让我们返乡。再次爱上某个人，某件事，某个地方，就是返乡。灵魂的噪音只有在爱的故土才能得到过滤、平息。当我们爱着，我们就已经回到故乡。

毕业日

宋石男

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谈任何事。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念起每一个人来。

此刻我想念王亚非，九四国贸的北京颓废少。我们已经十四年没见面。听说他毕业后干过很多勾当：卖汽配，搞国贸，做旗袍……一想起他打着上吊般的领带去谈业务的样子，我就忍不住笑。在我的记忆中，非非不是这个样。他一般穿件烂得靠谱的T恤，牛仔裤布满油渍，笑起来骄傲而苦涩，走路像个二流子。

1997年，非非的表哥来成都开糖酒会，送了两箱白酒给他。瓶子造型多样，有手榴弹，有美人鱼，最锤子的一个我怎么看都像尿壶。我俩一个冬天就把这两箱白酒全部喝完，基本上都是去东门外吃串串，靠兰州拉面那边的一家。每次非非都穿高帮皮鞋、脏袜子去吃。吃一会，他就塞几十根签子在鞋帮里，拉上裤腿遮住，出去撒尿，顺便扔签签。一晚要出去扔三四回。最离谱的一次，我们吃了五六个小时，带的两瓶白酒，一瓶手榴弹，一瓶尿壶，全喝光了，最后结帐才八块钱（那时油碟不算钱），老板肯定很不热爱我们。

有次我忍不住问非非，狗直的，你不觉得签签扎脚啊？

他笑了笑，傻逼，你不知道穿两双袜子吗？

总之，非非是个贱人，常常跟我耍小聪明，但我喜欢他。有次，我没烟了，找他要。他掏出软天下秀，随意看看，说，只有一根了，然后掏出那最后一根烟，用舌头把过滤嘴舔一道，叼在嘴里，再把香烟盒轻揉成团，往角落里扔掉。我走过去，捡起香烟盒，里面还躺着两大根，冲我微笑。贱人，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看错了看错了，他不好意思地笑。我打算跟他绝交，他却走上来，搭住我肩膀，说：走，上东门，买啤酒，我请。

我们经常到东门一个干瘦干瘦，看上去像个奸尸犯的小伙子那里买啤酒。蓝剑啤酒，三块钱一瓶，每个瓶子还能退三毛钱。我们通常都拎个布口袋去买啤酒。等攒了一两百个瓶子，非非就找出他所有的旅行箱包，自己背一个包，拉一个箱子，我也提一个包，再挎一个，里面横七竖八躺着啤酒瓶。然后，我们就像快乐的旅行家一样去东门退瓶子。

那个奸尸犯其实蛮耿直。非非快毕业前，我们在东门吃冷淡杯。奸尸犯坐旁边一桌，带俩姑娘。我们打了招呼。小伙子过来敬酒，夸我们是优质客户。为了看那俩姑娘，我们又去回敬了几杯。临到最后，小伙子帮我们把酒钱全结了。当天我和非非喝得不算太多，二十多瓶吧，就着两盘田螺、一盘牛肉、一盘猪脑壳肉，还有土豆丝、毛豆啥的，小伙子为此付了九十多块。

小伙子走后，非非认真地看着我，说，以后你别叫他奸尸犯了，他刚才把这些年我们买啤酒的利润全吐出来了，有良心。

锤子，我说，他是在那俩姑娘面前装大爷，你以为是要跟我们交朋友啊？

话虽这么说，以后我没再叫这小伙子奸尸犯，我们也再没去他那买啤酒。非非说不好意思去。我知道，他怕人家跟我们交朋友。

交朋友是很讲究的事情。譬如说，啤酒最好跟夏天交朋友，白酒就只好跟冬天。我们买酒的人，只能跟酗酒的交朋友，怎么能跟卖酒的交朋友呢？

1997年冬天，我们差点跟甲醇也交上朋友。当时，我们买了瓶三块钱的全兴白酒，最便宜的那种，去吃火锅。喝第一口我就觉得不对，割舌头，吞进胃里，像被人扔进了一块烙铁。再喝几口，太阳穴突突地跳，跟着就是一炸，似乎被人抵着崩了一枪。我愁眉苦脸地喝着，又不好意思说，怕非非笑我喝不动，要我投降。

每人喝了二两，我终于受不了，说，非非，这酒不对，你有没有感觉？

对，这酒不对，肯定是他妈逼的甲醇超标，他立刻回答。

我们换了瓶酒喝。剩下的酒没要，走前倒火锅里了。如果老板回收我们锅底的潲水油，就得出他妈的大事啦。

我们还常结伴去小吃一条街最右边的东北老太那吃饭，因为她卖的泡酒特别不错。有时我们没钱上馆子，就去老太那打点酒，回宿舍，就着烟喝。这种喝法，乐山话叫喝寡酒。非非说这太难听了，跟喝寡妇酒似的，他说，应该叫喝干净酒。

说起干净，非非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宿舍，是我见过最可怕的地方，长期在全系宿舍卫生排名倒数第一，好几次还被全校点名批评，因为卫生检查团的大妈进去一看，就吓哭了。

但偶尔，我们也干净一下。

那个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在宿舍喝酒。怕雨浇进来，我们关上窗子。喝酒，一杯接一杯；抽烟，一根接一根；说话，一句接一句。说些什么已经忘了，反正人这辈子绝大多数话都会忘的，留下的几句也未必能让你好受。

那时距离非非毕业只有一个多月。我说，你走了之后，陪我喝酒的贱人又少了一个。他望着我，似笑非笑，脸有桃色，像个该死的基佬。

那个晚上，我们喝得有点昏，窗子关着，透不出气。他说，开窗吧，太闷了。是啊，怎么会不闷呢？我们已经抽了一盒半烟，天下秀，盖的，三块一包，在东门的胖姐那里买是两块八。

非非说，胖姐真好。

我说，好什么好，她那么丑，这便宜的两毛是她给咱们的精神损失费。

你妈逼你损失了什么？非非说。

损失了视力啊，我说，看完胖姐，再看赵飞燕，都会觉得肉头特别厚。

那个晚上，我们喝得很凶，抽烟也很凶，烟味与酒味闷在紧闭窗子的房间里，让它变成炼狱的小囚间，泛着硫磺味，还有呕吐将至的气息。

非非摇晃着去打开窗子，风吹进来，给坟墓带来新鲜生命力。他探出身子，大口呼吸，甚至吃起了雨丝。我走过去，推他，推不动，有点想揍他。他突然说，你拉着我，我再出去一点，外面太舒服了。

外面，是六楼的外面。

他趴在窗台，慢慢探出身子。我紧握他的脚踝，往内使力，利用窗台将他拗住。他张开双手，像头大鸟，使劲往外伸展，直到膝盖以上的部分都在窗外。他的拖鞋在脚板上转圈，近得就像要长在我脸上。那拖鞋的味道好极了。我说你妈的批快把鞋子甩了。他就吧嗒两下甩掉鞋子。我快拉不住他了，我的手有点发抖。嘿，差不多了吧？我说。他却不耳食我，只管把头仰起，接吻一样地呼吸。又过了一会，他收腹，笨拙地挪回房间，说，贱人，你也去外面走走吧。

当我三分之二的身体都伸到夜空中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就像要重新做人。我仰起头，细细的雨丝扑到眼里，就像我哭了似的。凉爽的空气拳头一样打进我的肺里，让它一窒，随即就豁然开朗。我感觉自己有十二个肺，通泰、透亮。我整个人都跟外面融在一起。我看到了一切，或许什么也没看见。地面遥遥向我升过来，我向天空升过去。我有一点害怕，脑壳非常沉，又非常轻盈。非非抓住我脚的双手相当用力，但我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只顾在清凉中散步，虚空中散步，静止中散步。

这就是那晚发生的一切。短短几分钟，我们碰到了整个青春，并且身处其中。

非非在1998年7月上旬离校。他与九四国贸的同学和老师都格格不入，同学嫌他傲，而且长得像个基佬，老师嫌他不拍马屁，还总旷课。他找了一些人在毕业留言册上留言，当然包括我。他没有订购专用的西南交大毕业留言册，只随便找了本封面是日本樱花女郎的破笔记簿。

我写了一轱辘废话，无非是说，贱人，你走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顺便回忆了我们一起喝蓝剑，喝甲醇，喝东北老太的泡酒，一起背包去东门外卖酒瓶子等等不值一提的破事儿。他看了，沉默几分钟，说，贱人，还是贱人写得最好，那些人写的都是啥逼玩意儿。

非非毕业回北京，我一个人去火车站送他。在站台，我们买了两瓶蓝剑啤酒。我一口气吹光，他却喝得有点踉跄，中途几次洒出来。我拍他的背，表示喝不完也没关系。他没有停，艰难吹完。

火车开动，他靠在窗边看我，又露出那种孤独的骄傲的苦笑。突然他打了个嗝，似乎要吐，他赶紧用手捂住嘴，跟着就捂住了眼睛。我突然猜到他要哭了，我是从他肩膀的一个轻微动作猜到的，那动作像一阵风勾起的梧桐的战栗。

西红柿与龙葵

许知远

一

脏话此起彼伏。比起七个字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过度陈旧的“抵制日货”，“小日本，×你妈”、“野田佳彦，傻×”与“血洗东京”、“对日宣战”的口号，显得干脆有力，更带有一种暴虐式的快感。

游行是封闭循环式的。你先在德国学校门口，加入一个正在集合的队伍，等到人数到了一百多人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在路上，它们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松散的方阵。有的队伍人数众多，红旗招展，有更多的标语，声音更嘹亮，有的则松散、气势不足。但每个队伍第一排总有人举着毛泽东像，也总有人手中拿着扩音器，带头喊口号，还有一些人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与“义勇军进行曲”。

队伍时走时停，让人想起运动会的入场室。两旁则是栏杆与蓝色警服的警察，宣传车则一刻不停播放着这样的呼吁：政府与人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必将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但请人们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你熟悉那种音调，似乎粉碎四人帮、天安门事件，都是这样腔调的宣传，充盈着“党”的味道，它总和你站在一起、总理解你的内心、总有义务指导你、总用空洞的抒情的来表达。

在经过日本使馆时，口号声更嘹亮，人们甩出了手中的矿泉水瓶与鸡蛋，它们穿过一排排的手拿透明盾牌的防暴警察与漆黑铁门，进入了只有警察与两位摄影师的院落里，或是砸在四层灰色楼房墙壁上，上面挂满蛋清与蛋黄。楼里似乎空无一人，比起马路上的吵闹，它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镇定，像是一种高度压抑后的沉默。不知馆内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切会做何想。他们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被围困感，其中混杂着屈辱和莫名的神秘，旧大使的车上的国旗被人路上抢走了，新大使在上任前却突然逝世。我突然想起了1999年夏天那一幕，当成群示威者向美国使馆扔石块后，尚慕杰颓然在只残存几片碎玻璃的窗前的向外张望。中国人仍很少意识到，在我们高呼“日本帝国主义”或“美国帝国主义”时，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帝国。在我们仍觉得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时，很多地区的人们则认定中国正在给他们带来新的恐惧与伤害。

二

游行队伍沿着亮马桥路北侧向东，直到一个高澜大厦的路口再折回，最终回到德国学校门口，倘若你愿意，可以一直循环地走下去。

这是北京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你看得到凯宾斯基、四季酒店的高楼，也经过加拿大国际学校与好运街上的成串餐厅。它们都是一个迅速丰裕、开放的社会的象征。但是在过去的几天里，这新的繁荣显得如此脆弱。

我打量着周围的人，这些热衷于拿着手机拍照的人们，真的在乎钓鱼岛，真的愤怒于日本的所为，真的有勇气冲进旁边的酒店砸烂玻璃吗？

在过去的几天里，遍布中国的反日游行，演变成一场社会骚乱。除去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还有令人瞠目的极端情绪的复苏。当你看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像，或是“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愿中国遍地坟，也要杀光小日本”的标语时，你真感到黑暗亡灵再度复活，扼住了这个民族的咽喉。这场反日游行，跳过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游行传统，直接与义和团衔接了起来，它以空洞的仇外为名义，行所有的罪恶之事。

仅仅用“乌合之众”或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来概括吗？在骚乱发生后，香港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大陆人民以实际行动证明，洗脑教育的危害性。同样是群体示威，比起香港人，大陆人的表现混乱且残酷。这也令人想起埃里克·霍弗的著名比喻，他用西红柿与龙葵来比喻不同类型的群众运动——它们都属于茄科的植物，它们在形态与内在都有诸多相似之处，西红柿营养丰富，龙葵则有毒。

这一次示威的暴力与粗鄙程度都超越了人们的想象，“杀光日本人”与“活捉苍井空”这样的口号并存。它与几年来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相关，人们的不满需要宣泄，失意者很容易演变成狂热分子，钓鱼岛或是日本只是这种情绪的借口。但不要以为这是一群狂热分子的冲动。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一定知道倘若有大批的警察在旁，你是很难去砸毁路边的商场的，尽管人们哀叹道德沦丧，但是公共理性也在迅速提升，人们对于“非暴力”早已达成默契。

在这样超级的维稳状况下，只有官方的介入才可能把反日示威演化成一场普遍性的城市骚乱。而这一切，也必然与上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倘若没有慈禧的默许，义和团不可能进京，没有毛泽东的上层权力斗争，文革式的混乱很难发生。而如今这场社会骚乱，也伴随着新的权力交替。

三

用了四十分钟，我走完了示威路线。看得出，大部分人着迷于这行动本身。抗议仍是个新鲜事，或许在他们的一生中，也很少有机会走在马路中央，呼喊口号。他们拼命地拍路旁的景象，还有自己，享受着观看别人也被别人观看的过程。对于钓鱼岛、日本，他们必定都一无所知。倘若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你会知道他既很难热爱什么，也很难仇恨什么。他们是高度功利的，也是高度表演性的。即使走在了一起，喊了共同的口号，你也感觉不到陌生人之间萌发出的亲近感，激发出共同情绪，人们只是松散地凑到了一起。

不过，每个队伍的一头一尾，都看得到这样的活跃者，他们大多皮肤黝黑，留着平头或光头，他们举着毛泽东的画像，或者拿着话筒，他们带头喊口号，催促人们步子快一些，声音大一些。

“这画像从哪来？”在游行快结束时，我走到前面，问这个举画像的小伙子。

“是自己做的”，他说。

“那为什么每个队伍的都一样？”我继续问。

“哦……”他的表情有点尴尬。

“是发的，发的”，他身旁的一位光头大汉不耐烦地说，“问那么多干吗？”

大陆妹与美国牛

许知远

一

在辽宁街边的排档，六十块台币可以叫上一盘“大陆妹”。桌边的台北朋友、端菜的老板娘，都说不清这青翠的菜怎会有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十多年前它从大陆引进时，也正是大量大陆女子来台卖春时，它们（她们）都“好吃又便宜”？我记得自己肾上腺素的轻微上升，不知缘于我这大陆客的地域情绪，还是因为这名称中含有的普遍性歧视，一个自认先进的地区对另一个落后地区的蔑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黄春明的小说《再见，莎扬娜拉》。这些叫上一盘“大陆妹”的台湾人忘记了，四十年前的他们是怎样义愤于美国大兵、日本游客享用了台湾姑娘的青春。

不过，很有可能，它不过是一种无心的称呼。这莴苣类的青菜在台语本就叫做“妹仔菜”，从大陆引进的莴苣品种也就自然叫做“大陆妹”？本地人习惯通过农作物来理解世界，他们曾自称是“蕃薯人”，把外省人叫做“芋头”。这些名称虽有乡土式朴素，却也一直怀有情绪，当你听到一个福佬人称一位外省老兵是“老芋头”，它绝不仅是客观的称谓，它含有悲情与愤怒——我们与你们不同。如今，蕃薯也好，芋头也罢，都变成了现代台湾人，是台湾身份的一部分，那“大陆妹”呢？

在台北，你感得到中国影响的再度增强，与由之引发的焦虑。六十年前，蒋介石不由分说地把整个中国塞进了小小的台湾，那曾管辖着四亿人口、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的统治机构，被放进了这小小的盆地，这里蔡元培就职过的“监察院”、陈年的“蒙藏委员会”仍在运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提醒你五族共和的理念。而现在，大陆代表的财富与权力，正激起新的希望与忧虑。依靠大陆的劳动力，郭台铭才成为台湾的首富，从大陆来的慈善家慷慨给台湾人散出钱财，还有这规模恢弘的奥运会与世博会，让那些标榜独立的台湾明星知识分子心潮澎湃——只要他们能被作为特权者对待，享受他们在一个民主社会无法得到的中心感，他们就愿意为专制唱赞歌（讽刺的是，他们都曾因反对国民党专制而闻名）。而半年前的大选，从新竹的高科技巨子到台南的果农，他们都站出来，确认大陆对岛内政治的影响力，这也是勉强的确认，混杂着诱惑与无奈。“大陆是骗养套杀，我们是装吃闪活”，在台北郊外一间宽阔的办公室里，一位老派作风的报人再度提起了这著名的两岸哲学。这是四年前，他的一篇著名社论的论题。

那时，马英九上台未久，陈云林刚刚来台参访，颠簸异常的两岸关系似乎终于驶入平缓地带。不过，这却是一种“暧昧的平缓”，一种拖延的哲学。四年过去了，当初的判断显得更为清晰，在海峡两岸，一种新的依赖关系正在形成，这心照不宣、从不摆上台面的策略也更为显著。但具体的策略越清晰，它的意义与方向就越模糊。在模糊与拖延中，台湾期望大陆日渐民主化，建立现代政治体制，能宽容不同的声音，它甚至能在其中起到催化作用，而大陆则期望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最终能降服这个岛屿，让它放弃自主性。但很有可能，它们都是一厢情愿。

二

在“立法院”门，我看到了抗议者和他们的展台，印有斗大的“毒牛”的标语随处可见。而在“立法院”内，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大喊大叫，占领主席台上，深夜拒绝离开，让整个立法机构陷入瘫痪。他们宣称是要“为人民守护健康”，因为国民党政府要开放含美国牛肉的进口，它的瘦肉精含量可能超标。

谁都知道，这与美国牛肉、人民健康无关，它是党派斗争的产物。进口的法案总会通过，不论哪位政治人物、哪个党派，都不会真的挑战美国，牛肉必然还是会进入台湾市场。民主已然实行了二十多年，但议会政治仍保留着强烈的闹剧色彩，政治人物们向自己的选民、向对方党派，乃至向美国，表演撒娇。他们也都知道，这不需要付出真正的代价，一切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这餐桌上的“大陆妹”与“美国牛”，像是此刻台湾命运的缩影，它夹在太平洋两岸的巨人之间，在它们时而合作、时而对抗的阴影下，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命运，却总有一种失控之感。在失控中，人们需要用模糊性来自我安慰，或者变成愤怒的受害者，喋喋不休于自身的痛苦。

三

来台北的次数越多，我越失去描述它的能力，最初的新鲜感已然散去，深入的理解却迟滞不来。总是闷热潮湿，雨下了又下，台风走了又来，从一张酒桌到下一张酒桌，白蚁在灯下飞，掉进了汤锅里。抬眼偶尔可以看到雾气中闪亮的101大厦，像是一根磨损的荧光棒。

最初，我被台湾的混合性吸引。从台南孔庙到温州街上的殷海光故居，再到那些文雅、温和的男人与女人，你像是同时发现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你会想，倘若未经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也大概会是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有一天大陆实现了民主，希望它正像如此。这些想法，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中心的色彩，台湾正是缩小的中国。

但现在，我日益被它所处的暧昧状态吸引。这暧昧既来自于它的国际体系的地位，两千多万的人口，生活在一种说不清的身份中。两蒋时代的台湾人生活在分裂的人格中，他们明明只在这个岛屿上，却假装仍统治与继承了辽阔的大陆。而此刻的台湾人则生活在一种暧昧与无力中，作为个体他们享受到自由与丰裕，但作为群体，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面貌又是如此模糊，他们的存在不是通过自我的肯定、而是靠他人的默许而确认的。而在台湾社会内部，舒适似乎也正麻痹这个社会，在一个民主巩固期，社会内部不再有显而易见的挑战，愤怒与抗议都带有十足的表演性。

荷兰人、清帝国、日本人、国民党，一些台湾人浪漫化自己的传统，把台湾的历史视作一连串的反抗历史。但同时，每一段反抗的背后，又是漫长的合作与妥协的历史，依附性的特征，至少与反抗性一样显著。

全世界都在学习与中国大陆的相处，而台湾所受的冲击更为直接。期望这富有迷惑性的挑战，能够再度激活起台湾社会。

毛泽东奶茶

许知远

未料到，清晨起来在这村中漫步，竟看到大幅的毛泽东画像，所用的色彩与笔调，不像毛本人，倒像是明信片上的切·格瓦拉。他们都是革命的偶像。

画像是用来推销一款奶茶的——毛泽东奶茶。这纯粹哄骗游客的把戏，还是把我引进了院落。以领袖命名的奶茶，不过是普通奶茶里加入了金门高粱酒，味道实在不值一百元新台币。

幸好这里是金门，游人很愿意消费它。这里仍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战争博物馆之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战争遗迹仍随处可见。如果把它放在全球背景中来看，它还是冷战的前线，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角逐的前线。

“独立作战，自力更生，坚持到底，死里求生”的标语随处可见，每个村落都有着漫长的战斗坑道，所有人都卷入了战争，从老年到儿童被编入战斗队列，有不同的名字，我还记得幼狮队的名称，从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少年们。

而在海滩上，轨条岩、钢刺网、反空降桩仍在，带着历史的萧瑟。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铁喇叭，静默地卧在沙滩上。我用自己的脚步与身高估测，它喇叭口的直径足有三米，而身形有六米长。很有可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叭。透过它，国军的声音能毫不费力地穿过海面，到达厦门的共产党阵营。很可惜，它生锈了。

与台湾岛上的空间与景象相比，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它停滞在某个历史时刻。它曾是世界上最为军事化的岛屿，是一座军营，那些军事设施与阿兵哥，而不是市镇与乡村，才是岛屿上的主角。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关于战争的记忆，每个上了年纪的人，都会有关于亲属、朋友、邻居的悲惨记忆。1958年8月23日这一天，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门，落下了四十八万颗炮弹。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每隔一天，就有炮弹从天而降，往往是他们开始吃晚饭时。

“我们都是吃炮弹长大的”，老人们这么说。语气中带着无奈，也带着自豪，那是一种死里逃生的受难者的自豪。它似乎给予金门一种特殊的认同。

金门挣扎于这种认同。从台北的松山机场出发，要将近一个小时才能抵达金门。而从金门乘船，只要四十分钟就能抵达厦门。在地理上，它与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更亲近。在这里，我吃惊地发现“旅台同学会”，年轻人前往台北读书，像是到了异乡。他们必定也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他们为台湾承受了这么多炮弹，却没有被接纳其中。

时间也会冲淡一切，人们先是恐惧，然后习惯，最终淡然。对于中年一代，炮弹是他们的童年记忆，似乎无伤大雅。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炮弹存在于老人的唠叨里，也是著名的金门产的菜刀——它的原料来自当年共产党军队射过来的宣传弹。坑道则变成了旅游景点。在金门岛中部的琼林里村，我独自在坑道散步，只听得到脚步的回响。昏暗的灯光中，我看到了黑白照片，老人、青年、儿童，正面露笑容地备战，照片上展现的气氛与大陆这边一模一样——人们都被表现成一种没来由的单纯、乐观与信心。

这些记忆会怎样塑造人们？他们会仇恨蒋介石的国民党吗？是他们把这里变成战场，强征本地壮丁，拆掉了家庭的门板，让他们饱尝死亡与恐惧的滋味。他们会厌恶对岸的共产党吗？是他们派遣了军队，发射了炮弹，发动没完没了的心理战。

他们都不。这里的人是国民党的稳固支持者，似乎战争与恐惧让他们在心理上更依赖于国民党政权，阿兵哥们的衣食娱乐也曾是当地主要收入来源，它们变成了双重的依赖。当和平到来后，他们又更期待一个能与北京建立更稳定关系的台湾政权。中国大陆的游客是金门繁荣的新保证。金门也一直期待能直通厦门的水源，解决长期的饮水困扰。

二

“都是奴性”，谈起他的金门同胞们，他语带不屑。我在水头码头看到他，满头银发，声若洪钟，在人群中很是引人注意。他是蔡英文金门之行的安排者，一位县议员，十一年前，他在这里建立民进党的支部。这是个了不起的决定，多少像是在一个伊斯兰世界推行基督教，而当时只有七位党员。

他对我说，他太讨厌国民党了，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当地报纸刊登个人广告，嘲弄国民党。他在台北经商，搞过建筑，如今回到家乡，专门从事政治。一路上，他盛赞蔡英文的魅力。

夜晚，我随他在一家酒家吃饭。酒家临海而建，抬眼望去，海面黑漆漆一片，让人无端恐惧。在两岸对峙时代，在岛屿朝向大陆的一面，常常有半夜来摸哨的共军。他们乘小艇在夜色中来，取下岸边哨兵的首级。同样的故事，也在对岸发生。这是残酷、荒诞、少年人式的游戏。荒诞也不止于此，这里也曾管制篮球、乒乓球，怕那些叛逃者靠它们渡海而去。有人的确成功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林毅夫。

晚宴是为一群孩子们而设的，他们刚刚从台北回来，在一场体育赛事中取得荣誉。除去孩子、老师、家长，县里的教育局长、报社的编辑也到场。迟来的县长坐在人群中，发表了短暂的讲话。人们轮番地敬酒，都是金门高粱酒。谁会想到，胡琏将军一世的战功，竟抵不上他的酿酒的遗产，枪炮会生锈，酒香飘两岸。

不由自主地，我被这餐桌上的气氛感染。倘若一定要谈论民主的细节与氛围，这夜晚是最好的写照。孩子们与老师是宴会的主角，没人对官员表现出超出朋友的热情。

在餐桌上，我注意到一位与我同姓的女士。她总有五十多岁，脸上有一股李铁梅式的端庄，而她开口说话时，你会吃惊于她那纯正的普通话，抑扬顿挫的节奏恰似从广播系毕业。果然，她年轻时为国军做过短暂的播音，向海峡对岸播放三民主义。

“我们金门人总有一种宿命感，一种不知明天会如何的宿命”，她的话穿过乱哄哄的饭桌。让我意外的是接下来的一句，“这一千七百年来，不一直这样吗？”

是啊，郑成功的庙宇还在，那些漫长的族谱可以追溯到唐代、甚至更早，比起这不断循环的繁华与兴盛，国共的争端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不过是一杯毛泽东奶茶的功夫……

像一滴水一样

——纪念高华老师

刘瑜

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的后记中提到，他九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十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十二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十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这种好奇心，让五十七岁的他身上依然有九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传世之作，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这本书里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风暴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观念的强制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暴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亿万颗头脑中只有一颗可以自由运转”的悲剧。

很多人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看作一本“射日”之作，意即它解构了毛主席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权谋之术。在高华笔下，毛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狡猾与狮子的凶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它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它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书中，毛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不仅仅是一本剖析“王道”之书，更是一本关于人性幽暗之寓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神话。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也对“延安模式”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故事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毛主席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却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延安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不过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成为经典的原因。因为解构“红太阳”的神话，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写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的原因。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延安整风的成功恰恰依赖于毛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最卓越代表自然是“红太阳”本人。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这种封锁。据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高华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无比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的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

贵族范儿

刘瑜

时不时和朋友讨论，为什么很多颇有学识的人，甚至有欧美留学经历的人，那么敌视自由民主制呢？不少朋友断言：利益呗，哪有什么真诚的观念，不过是逐利而动而已。

我倒不这么看。我向来不愿假定与我观念不同的人道德水准在我之下，总觉得这个解释过于轻松——所以可疑。对上述现象，我有N种解释，其中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要旨太浅显，门槛低，不能满足很多知识分子的精神贵族需求。

难道不是吗？自由主义不就是说“只要别害人，自己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别人想干点啥也别拦着”嘛，这道理我外婆都知道，还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穷尽一辈子“研究”？何况斯密洛克密尔几百年前都说过了，二十一世纪了还拾人牙慧，是不是有点寒碜？前两天石康君还在微博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洛克是根本不需智力的……”还读洛克，你就自卑去吧。

民主就更不用说了。无论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儒家复兴主义者，大多谈到民主，简直是要捂起鼻子绕道走的：民主？这个瘟神与以下病毒联系在一起：暴民、庸众、羊群效应、乌合之众、多数暴政……人家是每天站在窗前细细品味着自己智力优越感的人，怎么能跟“民主”这么下里巴人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总之，这些智力上的“贵族范儿”，不屑跟自由民主派玩。要搞就搞点德国十八世纪神学——英美就别提了，也就德国思想家还值得一搞，或者新新新儒学，总之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全球能搞懂的人一般不超过二十个，如果都有两百人懂了，那就掉价了。懒得搞研究也没关系，整点不屑于谈论时政的文艺精英范儿，读点卡佛听点古典音乐——时政？那是臭不可闻的“公知”才谈的事。

在各种肯定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这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在陡峭的知识高峰面前坚持“外婆都懂”的常识感，确实有些难度。

昨天谈论公民权利，今天谈论公民权利，明天还是谈论公民权利，说来说去就这么一件事，能不能弄点新鲜的？问题是，如果昨天强拆，强调公民权利是头等大事；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刑讯逼供，强调公民权利还是头等大事；明天发生的事情是城管打人，强调公民权利依然是头等大事。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挑战，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真问题。知识分子不是好莱坞恐怖片导演，在设计出3600种谋杀现场后，接下来的任务是设计第3601种。早就厌倦了强拆、逼供、城管这些话题？可惜，这些现象并没有因为你高雅的疲惫而销声匿迹。

最近广电总局刚发布电视剧制作方面的“六点要求”——不能夸大家庭矛盾、不应改编网游云云。面对这样的禁令，我想自由这个话题远未过时；目睹今年以来乌坎、什邡民众艰难的维权之争，我想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也还是当务之急。如果现实进步太慢，一个思考真问题的人只能不断敲击同一堵墙，做个唠唠叨叨的“祥林嫂”。如果祥林嫂无法追上你螺旋式上升的审美品味，对不起，你还是去冰淇淋店吧，那里有38种口味任你挑选，一种比另一种更精致。

前一段读到过一个儒家学者们的“儒家宣言”，要我说那篇文章可是拉菲味十足，说是中国应有一个由儒家学者领导的“通儒院”代表天，一个各界精英的子女组成的“国体院”代表地，最后才需要一个选举产生的“庶民院”代表人——这个治国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我吃大苹果，你吃小苹果。”我并不那么反对贵族范儿，最近读罗马史读到贵族体制的部分甚至有些感动，说是罗马的贵族虽享受更多的权力，但打仗时也身先士卒，流更多的血汗。这种将责任感和精英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贵族范儿，似乎更靠谱一些，不似我今天在中国看到的贵族范儿：把冷漠当品味，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

其实不一样

刘瑜

据说战国时期有一个学派叫“合同异”，认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万物看起来不同，其实都一样。这个伟大的“辩证法”可了不得，谁要是熟练掌握了它，辩论就能无往而不胜。请看：

“你不也吃肉吗？有什么资格批评归真堂活取熊胆？其实都一样。”

“我们这公款消费几千亿，但有报道称奥巴马全家度假也花费公款几百万。官员乱花钱，其实都一样。”

“我们是限制言论，但是维基揭秘一出来，西方政府不也气急败坏吗？政府都想控制言论，其实都一样。”

“看守所神秘死亡和刑讯逼供是存在，但是美军的伊拉克监狱虐俘案呢？监狱虐待犯人，其实都一样。”

……

一句话，我站在粪坑里，所以我脏；你手里有泥巴，所以你脏。我们都脏，本无不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哦耶。

一味“合同异”，要点就是否认量变之间的差异，否认差异就是否认了进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为一切落后进行辩护。岂止否认，还要嘲讽。我仅仅是“坏”，你又“坏”又“虚伪”，我是真小人，你是伪君子。我呸！

最近网上热议新刑诉法草案第73条时，我们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句式：美国不也那么那么吗，我们就不能这么这么吗……其实都一样。

73条中最有争议的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内容。该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人，可对其进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有人担心，这可能导致作为党纪的“双规”被司法化，甚至可能使收容审查死灰复燃。毕竟，“危害国家安全”是个含糊的字眼，在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权力机构打击异己甚至官员公报私仇时，完全可能用这个罪名。

这种疑虑本是现代公民对公权可能被滥用表达出的健康警觉，但有法学家说了：美国不还有《爱国者法案》吗？我们怎么就不能有73条？于是翻出《爱国者法案》里“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无限期拘留”的条文。你看你看，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应该学习他国长处的时候诉诸“国情”，在为本国不足辩护的时候却诉诸“普世”，还真是辩论中的制胜法宝。好比一个孩子，在小明学习的时候，说“我肚子疼，不能跟小明一样学习”；在吃垃圾食品时却肚子不疼了，说“你看小明都吃了”。问题是，这是一回事吗？

首先，《爱国者法案》出台于“9·11”后，是明确地针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资助者的法案，政府几乎不可能用它来打击美国内政的批评者。在那里，“国家安全”与“政府安全”是不可混淆的两码事，而在这里，两者常混为一谈。其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嫌犯。“9·11”袭击中的嫌犯“第二十个劫机者”——因偶然原因没能实施袭击的卡塔米——至今仍未审判定罪，甚至可能被释放，就是因为美国复杂的司法程序保护他。而我们这里的律师都常常自身难保。再次，《爱国者法案》从制定到实践，有不同权力机构的横向制衡。如对嫌疑人进行窃听，需要独立的法院批准方可实施。又如其中原有“秘密搜查”条款，但有法官以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为由拒绝适用，导致后来修正了这一法案。最后，《爱国者法案》备受社会各界的批评，诉讼不断，甚至“美国图书馆协会”都决议谴责，认为要求查阅嫌犯借阅记录的做法侵犯民众隐私……总之，在权力制衡和民众关注下，其每一个条款实施都举步维艰。同一个法案，在缺乏制衡和批评的环境里，可能是给公权发了一张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这当然不是说《爱国者法案》没有问题，而是两者出台背景、适用范围和程序、舆论环境都很不同，混淆两者，不过是又一次运用“合同异”大法。

西谚云：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意思是八十分不完美，六十分也不完美，但不要因为八十分不是一百分而否认从六十分进步到八十分的意义。不过中谚却说：五十步怎么可以笑百步？要我说，五十步怎么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类文明的进步靠的就是点点滴滴的努力，大的进步值得大肯定，小进步值得小肯定。别说什么“关了灯都一样”，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总要关着灯呢？

观念的水位

刘瑜

据说坊间盛行绝望。

有网友在微博上转播一次关于转型的会议的氛围：A教授表示自己的文字很绝望，但内心更绝望；B教授表示国民性决定了各阶层得一起“玩儿完”；C教授表示既得利益集团已将其利益制度化……总而言之，“改革已死”。大家所能做的，似乎就是坐在冲下悬崖的车里，眼一闭心一横，等待最后落地时的一声“咣当”。

类似的氛围我也经历过。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二十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三十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二十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简直可以拿来吹嘘。十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地主的土地。三十年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但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三十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

不代表祖国思考，不代表人民游历

熊培云

这几年来南开找我聊天的外国人，有日本的加藤嘉一，有韩国的金宰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学中文，喜欢交流，用流利的中文写作，谈的也多半是中国问题。

金宰贤先生嘱我为他的新书写序，坦率说，这个要求让我多少有些为难，因为我对韩国的文化与历史并不真正了解。我从来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踏上朝鲜半岛，虽然我所在的小区有不少韩国人居住，却也是互不相识，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细想下来，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还是渐渐有了一些韩国元素。比如，偶尔我会去小区附近的韩式餐馆吃饭。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将某家韩式餐馆当作了我的食堂。或许是因为在那里灌了不少大麦茶的缘故吧，谢天谢地，让我痛苦多年的肠胃病从此有所好转。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过一些韩国电影，包括讲述兄弟相残的《太极旗飘扬》以及父子分离的《北逃》。对于我来说，电影无疑是条捷径，除了增进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与心灵。

我曾经在课堂上为学生们播放《北逃》，就“混蛋，吃饱饭难道比祖国还重要吗？”等台词展开，探讨现代国家的意义与内涵。今天的中国人不难从类似台词中看到一个时代的荒谬。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脱北者，从封闭的朝鲜进入中国，然后又被送到开放的韩国。而此一时代的中国，正由封闭走向开放，正好位于连接两个国家或者两个时代的中途。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记录他们的观察。这个时代的确有太多的东西可以书写。就在昨天，我还和一位法国朋友在一个韩式餐馆里聊圣西门、果雨和傅勒。我说今天的中国很像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即十九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刚刚结束，革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甚至还带来一些坏的东西，但是革命以后的人们已不再渴望流血，而告别革命的最好方式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使社会在层出不穷的横向联系中脱胎换骨。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又像是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从路易十五到路易十六，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自由看似越来越多，但生活又似乎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脱去手上镣铐的人们更急于摆脱脚上的镣铐。像革命之前，又像革命之后，这是一个并不清澈且暗藏激情的时代。而所有矛盾，无一凭空杜撰，它们都是真实的存在。

这位法国朋友则说今天的中国很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如果多些朋友在场，恐怕他们还会说今天的中国像晚清，像北非，像中东……类似话语网上随处可见，会不会还有人说像阿富汗？这些取样比对无所谓科学，人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甚至预言中国。若真是通盘考虑今天的中国，它与历史上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今日中国有太多维度与变量，看不清的链条与因果。不管你如何比拟，如何穿越，今天的中国就只是今天的中国，昨天和今天不一样，明天和今天也不一样。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都在革故鼎新。或画地为牢，或攻城夺池，每一天都在酝酿变化。中国不会独立于世界之外，中国必定会汇入世界主流的文明，但具体路径，也不会简单重复，甚至暗合某个具体的时间刻度。否则，你将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

相较其他宏大叙事与评论，金宰贤笔下的中国形象是琐碎而暧昧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话语的丰富、社会生活的日益多元化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感受到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些成长更加映衬出中国社会与现代文明的某种脱节，比如不会过马路，不会说“对不起”。

金宰贤说他在中国说“对不起”和听到“对不起”的比例是十比一。相信这也是不少中国人的切身感受。在这个流行《三国演义》、《水浒传》与“成王败寇学”的国家，话语暴力随处可见，新话与脏话合谋，时刻践踏汉语的尊严。政府从来没有“对不起”人民，人民也互不相欠，“对不起”本是文明社会的空气，在这里却是奢侈品。有意无意间，大家互相污辱与损害，却很少有人愿意为此担责，也因此少有力量为此问责。更别说许多自甘堕落的人，站在道德洼地上审判崇高。在那里，消灭一切美好的事物，丑恶不仅具有了合法性，而且还可以勾肩搭背引领时代风尚。

近四十年前，安东尼奥尼的摄制组围观中国后，中国人曾经一边倒地责怪那些“闯入者”为什么不拍高楼大厦，而只是别有用心拍那些低矮的房子，甚至连南京长江大桥都有意拍得摇摇欲坠。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各种批评，因为他们把批评当作建设，不再只是国家形象的笼统捍卫者，而是具体批评者。金宰贤关于中国的生活经验以及批评，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并不陌生。关于这一点，与其责备作者观察深度不够，不如相信今天中国人对本国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代人来说，最无奈的是“问题尽人皆知，改变举步维艰”。即使开始奔跑了，又像是在一个打了政治封闭的麦比乌斯环上转圈。所谓“众口烁金，积毁销骨”，美好事物总是容易被雨打风吹去。然而面对旧制度，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在摧折贤良时大显身手的众口却失去了执行力。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但生活在这个国家，只要你还没有变得十足麻木，不适感同样无所不在。比如，为什么网速又慢又墙？为什么看病又贵又难？为什么空气又脏又暗？为什么有毒食品屡禁不止？为什么没有电影分级审查制度？为什么景区的门票那么贵？为什么人大代表是副业而不是主业？为什么不能放开生第二胎？为什么房价那么贵？为什么油价那么贵？为什么国企从不给人民分红而高管却有天价收益？为什么土地不属于人民？为什么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的研究却不在中国？为什么大家没有安全感，到处是“郁闷的中国人”？当然，如果你能够离地八千米，那儿会大大降低你的不适感。空姐总是那样满面笑容、无微不至、不卑不亢、彬彬有礼。在天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购买者都有尊严。尤其当你在机场苦苦等了几个小时后才见到了空姐的笑、迷人的笑，你真会觉得这世界终会苦尽甘来，还不那么糟糕。

说到自己与韩国，金宰贤自称最害怕两件事情发生：一是父母的离逝，二是朝鲜和韩国再次开战。类似忧虑同样适合中国人，只不过第二件事情可能要换成大陆和台湾。这样的恐惧拉近人心的距离。推而远之，在这个饱受战乱之苦的世界，凡心智健全者，有谁还希望人类骨肉相残呢？

与此同时，你又不得不承认导致人类走向战争的种种恶因并没有消除：没有底线的政治，没有节制的发展，没有宽恕与宽容的文化，我者对他者的敌视，被大众传播放大的冲突与敌意，寻找替罪羊的生存法则，制造敌人的艺术，多数人的暴政，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为上代人牺牲下代人的复仇情绪……凡此种种，无一不在动摇和平世界的根基。具体到亚洲，旧世纪的和解未做，新世纪又已经危机重重。在此意义上，笔者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种跨文化的写作、阅读与访问中来。亚洲的未来，无论是为了化解冲突还是为增进感情，都需要从相互了解开始。

借着给金宰贤的新书写序的机会，我也表达了“一个中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不适与不安。虽然我也主张“国货当自强”，但我并不认同给一个独立思想者与观察者贴上祖国的标签，因为事实上他既不代表祖国思考，也不代表人民游历。我们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并生长在各色的土地上，有着各自的经验与情感，所要担负的是自己的命运，所要造福与祝福的也都是一些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人。我们思考与写作，我们交流与周游，我们为自由而担责，也因为深爱着脚下的道路与未来的旅程而求天下安好。

你曾经淹没了我

苏小和

关于长沙，其实我不能说出一些什么。

大概十年之前，我在长沙谋生。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白天，我在一种官本位的思维定势下奔波，几乎每分每秒都在揣摩领导们的意志，都在努力搭建某种能够有具体效用的官家关系，说一些场面上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把自己的趣味放在一边，幻想着有朝一日官第及身，车马轻裘，光宗耀祖。晚上，我要在酒席、麻将桌、洗脚房和卡拉OK之间游荡，要呼朋引伴，要大声说话，要醉意深深，直到身体极度疲倦，夜色深沉。

可叹我体质单薄，且不喜烟酒，这样的生活，时间长了，几乎成了负担。我想说的是，多年以前我在长沙的日子，事实上处在一种无阶层、无附依的状态。一方面是无所不在的官僚利益链，一方面是依靠官僚利益建立起来的单向度消费社会，一个城市的生态由此简化成非常清晰的二元结构：有背景的关系社会，无背景的底层社会。我既无官家背景，又似乎不属于底层市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是的，长沙一直以来似乎都是一个熟人社会，有背景，有靠山，有关系，有圈子，似乎就可以横行这座城市。我很少听到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在这座城市里靠着市场的力量和个人的努力实现了人生转折的动人故事，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寻找关系，寻找靠山，所有的人都以有官场资源为荣，即使没有这种资源，有些人也振振有辞地向他人吹嘘，自己有如何了不得的背景，又是如何能够做到上下通吃，左右逢源。我当然也是这样的人之一，有一年的春节，我甚至提着两瓶在我看来非常名贵的酒去拜见一位高贵的领导，当我把门敲开，说明我的来意，女主人却说我敲错了门。无奈之下，只好找隔壁的人打听，出来一个和善的长者，他说孩子你没有敲错，你要找的领导，就是刚才你敲过的地方。那一时刻，我觉得我残留的自尊心空前高涨，我认定我永远学不会拉关系走后门的秘诀，惟一的可能，是逃离这座城市，我只能这么想，也许别的地方能够带给我安慰，虽然我对别处也是一无所知。

当我如此陈述我热爱的长沙，我承认自己有些偏执。中国之大，城市密布，其实哪里都是一样的生活逻辑。可是我爱着岳麓山上水汽弥漫的树林，爱着沿江风光带依依呀呀的桨声。我还在天心阁古旧的汉字之间模拟过我一个人的诗意，也在二马路教堂的尖顶听见过神的声音。我想我是属于长沙的，长沙也是属于我的。我对这座城市怀有一种地理意义的集体无意识，我愿意赞美她，正如我愿意批评她。

那么十多年之后，在我走过许多地方之后，我又能够说一些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长沙可能一直缺乏一个具体的民间社会，这座古旧的城市一直只有官员意志，以及基于官员意志的民众附会心态。也就是说，长沙一直是一座官气很重的城市，是一种整体意识非常严密的城市，一座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城市，而市场的建设，个人主义的建设退居边缘地带。这种城市的美学风格，看上去令人眼热，似乎湖南人总是那么精明，有野心，善于在人群里振臂一呼，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处，握住一个国家的关键词。恰好，近代史以降，各路湖南籍大人物次第登场，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走向，如此，几乎所有的外省人都认为湖湘文化是大文化，长沙是一座领导之城。记得朱镕基就任总理之后，我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聚会上，竟然听到有人高呼，历史再一次落在了长沙人的肩上。

但问题在于，当一种地域文化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展开，那些看上去小的个体叙事就会被遮蔽。市场被遮蔽，权利被遮蔽，选择被遮蔽，交换也被遮蔽。单向度的社会结构导致市场分工的过于简单，而市场分工的不充分，又导致思想不能被激活。这正是长沙作为一个中部城市最大的软肋。一直以来，人们都不能理解，为什么长沙的经济体在国内并不出色，人口流动过慢，产业分工不明，对整个湖南的经济拉动力疲软，整个城市卡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转型的某个关口，前后不适应，左右不舒服。答案当然是众说纷纭，最简明的答案，是长沙的地理位置不具有枢纽意义，这导致经济的流动性苍白，后来人们又意识到，也许地理位置并不是那么重要，枷锁一直放在长沙的内心中，是我们的思想没有释放，是我们与世界没有构成一个真正开放的关系。不能说这样的分析无道理。但我却宁愿把问题的症结放在市场的分工和社会阶层的构成上。政府太大，官气太重，资源都在官场，导致市场资本一直是死的资本，而不是活的资本。各类市场没有展开发育，竞争不够，自由选择的空间狭小，最后构成今天的官场社会与消费社会这两个简单的二元结构。

可是长沙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城市啊，这里养育了李泽厚这样的美学和思想史大家，养育了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大家，还养育了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大家。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想风景已经说尽了长沙的发展方法论，可惜，一直到今天为止，我美丽的长沙，并没有认识并吸收这些人的价值。相对于长沙的地理精神，这些才华横溢的名字，甚至只是几个被长沙流放的孩子。长沙又是一个多么有创新能力的城市啊！即使身居内地，即使市场发育不足，但长沙还是出现了远大、三一重工这种产权清晰，核心技术指向明确，品牌突出，市场边界辽阔的大好私人企业。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按照一般的市场分工理论，广东珠三角得益于香港经济的分工拉动力，浙江和苏南得益于上海经济分工的拉动力，大量的沿海城市得益于全球市场分工的拉动力，惟有远大和三一重工，在地理意义上，几乎无法享受到分工带来的产业迂回分布效应。某种意义上，湖南民营企业在全国版图上能有一席之地，远大和三一重工，几乎是一种平地起高楼。

这正是长沙的隐形魅力。我是如此希望这个城市的思想力，能够形成一种开放的惯性，希望这座城市的经济，靠企业来推动，而不是靠政府官员来推动，希望这座城市的文化人，能独立行走在寻常巷陌之中。长沙是真正能出大思想家的城市，长沙是真正能出大企业家的城市，同样，长沙也是能真正出大文人的城市。多年之前我在这座城市谋生的时候，偶尔会到博物馆的后楼，去看望彭燕郊先生。那时先生年事高迈，眼神锐利，他和我说起他的词语，他的诗歌，他的《混沌初开》，那时我就坚信，彭先生的诗歌，一定比马王堆里陈列的汉帛要坚持得更加长久。

从高玉宝到李自成

刀尔登

同几位年龄相近的朋友谈天，聊起小时候读过的革命小说，敢情有那么多“共同文本”，把记忆互相印证，好比对上暗号，情谊又增几分。

我记性不好，早年读过的故事，往往只记得一两件情节，一部写云南知青的小说，只记得吃芭蕉，别的全忘记了；另一部写抗战的小说，只记得吃骨灰，其余又忘了——这就得靠朋友提醒了。

我说：“有个和水獭打架的……”朋友欢然道：“那是《海花》。”

我说：“有个把什么很烫的东西放大腿上的……”朋友立刻道：“那是《红旗谱》呀，不会连这个也忘掉……”

我说：“哪一部里面有吃带壳的核桃？李克买牛出自哪里？”朋友答不出来，我得意地说：“前一个是刘真《长长的流水》里的故事，后一个出自克非的《春潮急》。”

这些记忆涉及到一个理不清的问题。小时候花许多时间，读了许多革命小说，从观念到语言上，何利何弊？旧学方面，直到二十多岁才努力地打底子，一边“打”一边发牢骚：“这些破玩意儿，要是小时候背诵下来，该有多好，现在哪里能够记住？”新学方面，又是二十多岁，还在记单词，不免又想：“如果小时候把时间用来学外语，省多少麻烦！”

但不能不说，这些小说给童年增添了快乐。看《敌后武工队》与背英语孰乐，还用我说吗？四书里的大义，孩子不懂，《艳阳天》的大义，孩子就懂吗？我们要看故事，有战斗有英雄的故事，没有好故事，就看不那么好的故事，我们不想背经书，坏的经书不想背，好的也不想背。

读的第一部革命小说，大概是《高玉宝》，里边有“半夜鸡叫”的故事，“我要读书”的故事，赶猪的故事，语言则和口语相近。我把这书找来了。

书一开篇就写道：“……太平村的村公所里出来两个人，一个拖着文明棍，一个光着个秃脑袋。”这自然不是高明的小说，但通俗小说，难道不都是这一套？想到这儿，我有点释然：就当小时候多看了些通俗小说吧。

仅仅如此吗？当然不是。这些小说携带的观念，曾经激发的情绪，对个人来说，哪些可磨可灭，哪些深铭入骨，谁又知道呢？每一个人，在他此刻站立之处，不无骄傲：“瞧，我到这里了。”但没有一个人是跳过来的。我们有各种路径，谁能说那些路径可以忽略，只因为我们到了此处呢？

我翻到了《高玉宝》“我要读书”的篇章。虽只是大略一翻，仍有情感发生——不是此刻被激发出来的，而是对当年情绪的记忆。

《高玉宝》中有些故事，虽为观念驱动，毕竟写得肯切，人性与经验，便把它们留在了滤纸的上面。当然，人性与经验，不是可以放心地依靠的，若无多种多样的——而且不能相似——影响，怕是要如病梅，奇形怪状而不自知。我知道的一些头脑，每向其中稍一窥探，我就庆幸地想：“幸亏人是会死的。”这也包括我，每一代人，不论多么自以为是，多么以自是为荣，总是要离开，顺便把观念带走很大的分量，那些观念还要存在一段时间，影响则渐小了。这难道不让人乐观吗？也未必，因为每一代人，又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如以现在论，小孩子读的东西，难道就好吗？坏处不同耳。

如果没记错，所谓革命文学，读的最后一种，是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时间当在1977年。读第一卷时，一边爱看那些打仗的情节，一边对那些绕着弯儿讲大义的段落，颇不耐烦——虚夸的力量已不足以打动少年人了；第二卷更是如此。

“告别革命”就这么容易吗？当然不是，如果“革命文学”能写得再高明些，我大概会多读几年。可惜的是，那是无法高明的。

我记得几年以后，在大学里读到了海明威——我不喜欢，尤其不喜欢他的长篇小说，在他的小说里，我嗅到可疑的、通俗小说的气味。训练了那么多年，那是我一闻就闻得出来的味道。

文字的影响，其难以摆脱，比观念尤甚。幸运的是，那批革命小说的语言，去掉易于辨识的口号、大话之外，正经说故事所用的，虽高明的少，毕竟质朴者多，说句实话吧，比现在流行作品的平均水平，竟然要高出一些。

读鲁迅，长大个儿

刀尔登

写下标题才意识到，有十多年，不曾阅读《鲁迅全集》了。

十年前写道：“十年文革，天下图书，半成劫灰。我开始胡乱看书，是在七十年代前期，父亲的藏书原本不多，秦火过后，所遗寥寥；窜逐在穷山僻岭间，能借到的书很有限，只好有什么看什么，但凡有字在上面，连《趣味物理学》一类，都当成宝贝。鲁迅的著作，托庇于毛泽东的评价，得以幸存。但部头既大，内容又深，开始只能看小说，最喜欢的是《故事新编》……”

记忆只余些碎片，前后又窜乱，得用力回想，才能勉强映出一批沉重、黄色的书卷，与对炕席和油灯的记忆混在一起，与舒服的睡意混在一起。

我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一次次捧起那艰深、不知所云的书，跃过许多不认识的字，挖掘有趣的内容。

最先掘出的，并不是在《故事新编》中，而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那时候，我能读一点旧小说了，而《中国小说史略》中有许多我没有读过的旧小说的大段引文。有个成语叫“尝鼎一脔”——既已知味，自然对那广大的想象世界，悠然向往。

实在没书读时，一而再再而三地翻看《鲁迅全集》，从里边找故事。

《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便是在这时读完的，留下最早印象的，则是《奔月》《铸剑》《起死》三篇，原因不过是里边有好玩的片段——骷髅、人头和弓箭。《野草》也翻过了，令人兴奋、不安，亦如《白光》给人的印象，实际我那时对这些作品完全不懂。

读鲁迅的白话小说，已是在初中时，不知什么原因，喜欢《彷徨》多于《呐喊》，而《呐喊》中，更喜欢的是浅显亲切的几篇，如《社戏》《兔和猫》。

到了高中才把全集读完。真正喜爱鲁迅，也是从这时开始，征服我的是他那些机智的批判，不论是对事还是对人。他的杂文，我最先喜爱的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论战文字，尤其是《华盖集》《而已集》与《南腔北调集》中的。至于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文章，则要再等几年来慢慢领会了。

大约也是在高中时，形成了对鲁迅其人的印象。他性格中最让我着迷的，是他的独立和强硬，我从他那里接受了对愚蠢和软弱的厌恶（至于对强权的情绪，不是厌恶所能形容的了）。

现在看来，在一个权力流行的世界中，鲁迅不追求权力，更不接受任何一种权力的欺凌。权力是人类的问题，而他只能在人类生活很小的一隅中来做意义模糊的实践，这种实践对他个人的意义，远高于对社会的。他有时完全明白这一点，更多的时候，按捺不住关怀之心，又去与旨趣大异于他的人结盟，被深微而细碎地伤害着，来反抗那显然而庞大的。

鲁迅的药方是个人而非社会的，他认为每个人都能够——如果愿意——有如他那样的头脑（鲁迅从不认为他的头脑是最好的，但他所代表的常识和健全的判断力，对摆脱流行的愚昧，已经足够了），各种欺诈和压迫，就不会有机会继续下去——这是此刻的形容，高中时自然只有情感上的亲切和态度上的共鸣。一直到了大学前后，才领会了《且介亭杂文》的意味。那时每个寒假都要读一遍鲁迅，加上前前后后的，十卷本的《鲁迅全集》，读了总不下十遍吧。

写这篇文章之前，犹豫要不要再读一遍《鲁迅全集》。还是罢了。我可以完全忘掉鲁迅的文章，那一个人，却是忘不了的。我曾经想象他的内心冲突。以他的才力，何尝不想为人类的精神世界填一内容，而眼前的是非，又迫使他写这些他自称为速朽的东西——他这么说时，不是在谦逊；他的命运便是如此，有托天的力气，却被派去扫除牛圈。有句俗话叫“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在受世务的牵涉上，鲁迅是任性的，不自制的，但难道不是这样的人，才讨人喜爱吗？

我知道鲁迅的一些观点在近年广受批评，我知道有人不喜欢他对一些人事的严厉——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他的观点是否适用于今时，不在乎他的憎恨是否伤害了别人及他自己。在我眼中，鲁迅是一个驱魔人，当他看到恶魔附在人身上时，他是不怕用鞭子抽向那人的——他以自己强壮的理智看去，人之被附体，是因为人与恶魔结了盟，自愿地充当它的使者。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多半是吧。

新史记·冤屈录之永州九记

饕餮

昔者，柳宗元谪贬永州，以《永州八记》而酬司马之位，又作《捕蛇者说》以画酷吏之毒，永州以是名焉。

今者，柳司马之八记未足彰永州之著也，余也浅陋，乃敢续貂柳司马之八记者，乃唐慧母女之奇冤，有胜于柳司马骇然于捕蛇者之说也。

先是，唐家有女未长成，髫龄也，仅十一。枭盗豺痞掳之去，迫其青楼为雏妓，百余虎狼蹂躏其身，肮脏毒病流染其质，非人之境遇，三月之久焉。

其母唐慧，遍历城乡陋巷，披发泥路，跣足沟渠，终乃救得幼女出。而骨肉之女，已不复稚龄之容也，其惨无可描慕，其悲不忍文述。唐慧乃诉告于永州有司，期以律法惩恶洗冤。未料永州有司默默，闻堂鼓而掩门，听悲嚎以掩耳。唐慧乃于高楼鸣冤，以死相胁，有司乃惧，立案查勘。然地方有司查察审理者一波三折，竟有首犯以功抵罪之传闻者。迄本年六月，湖南臬司乃决，首犯秦星等伏法，五贼分获无期或有期不等。

未料，斩囚者禽兽，囹圄者母亲也。永州警衙竟于案结之期，捕唐慧于监，决其劳教一年半，其判词曰哭闹也、跪地也、撞墙也、扰乱也。国中闻此，无不大愤，网络声讨，舆情汹汹，斥永州警衙之无良，呼八记之地释母亲。未知江湖大哗可达天听，亦未知幼女之母何时出狱。

论者曰：永州此案，乃恶法在在焉。然也。昔者粤省孙志刚之死，收容恶法除；而劳教恶法尚在也，警卒一言以决苦役，草民无罪竟尔收监，数十载迩来，未知毁伤于此法者几多！是故，永州可囹圄幼女之母且自壮其色，有何怪哉？恶法不除，则唐慧者尔我也，夫复何言？

是为记。

新史记·灾异录之水漫帝都

饕餮

辰龙溽暑，头伏三日，西历7月21日，京师雨暴，天倾云裂，壬寅至乙巳，时辰三五，雨阵二三，而煌煌帝都竟尔沦陷，凛凛京师几欲没顶。是时也，雨弹飞击，中南海外自成海；水军围城，天安门下无生门。通衢六环，惊涛拍岸，高桥百座，流水曲觞。车如沉舟横尸，市以泽国苍茫。九城之内滔滔，京畿左近汤汤。计三十七命殁，伤无算，财无算。

京师草民有近沐天恩之便，而斯时偏无官府之佑也。阻滞者，得陌生之援手，落汤者，得群力之互助。府尹提督未之见，兵勇禁卒安于营。次晨雨止，未闻安抚善后之策，先有索罚刮金之单。民愤起于微博，有司恐惧乃止。然则天灾不敌人祸之问，汹汹于国焉。

中兴迩来，帝都足具盛世之象，紫禁城囿于石屎，元明清唯余皇陵。筑高坛以自诩，营鸟巢而聚鸦。大剧院夜半笙歌，巨裤衩晨昏臾颂。红楼并广厦栉比，殿宇共高轩鳞次。官商巨富蝇集，草民黔首寄生。大矣哉！壮矣哉！列国首都无非残旧，欧美老城谁堪比肩。然则光鲜者矗立于外，三尺之下，谁何问津？是以飞舟巡天易，下水入地难。头伏雨来，水漫帝都，宜乎哉？宜也。

论者曰：六百年未闻故宫水患，今者六十年一遇而灾，何故？余则谓：非也。故宫乃帝王之居，上下巧构，水火不侵者，无非移祸于外而已矣；今者约略如是也，则泥路荼毒者，无非皇城根下；鱼鳖之餐者，未闻锦衣玉食。有何怪哉？

是为记。

金锋的迷惘

胡赳赳

题记：在极权主义里，没有左右之分的。

——米兰·昆德拉

金锋是我很看好的艺术家，我喜欢与他玄而论道。有一次在上湖，我与他热切地讨论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诸问题，颇有茅塞顿开之感。行为、装置、观念，危岌岌乎成为艺术者的口头禅，但作品呢？口是心非，使我眼惑。

艺术的核心问题，与宗教并无两样，说穿了无非“安心”二字。一颗心往哪里安放？乱世中，曾有感叹：偌大的中国，哪安放得下一张书桌？此书桌，实“心桌”也。如今盛世，我要冷笑：偌大的中国，哪个艺术家安放得下一个工作台？

哪里能安心呢？诸般且苟且——精神的苟且且不必说，肉身的苟且已令人不作回想。人必得混成“成功人”三字，仿佛才能“安心苟且”一般。倘不成功，则堕入下流社会，连苟且亦无资格。

金锋的“苟且”也是有目共睹的：阿拉上海人不做，飘零北京，蜗居上湖（那里景色虽好，也是一苟且之地，不定哪天就强拆了），远妻别子，过着隐士般的艺术生活，虽动荡漂泊，却有如朝圣之徒。

艺术害人不浅，与吸毒无异。一俟有灵感冒出，便双目放光、长夜不眠，非“念念成形”不可。此出，盖因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多巴胺分泌，一旦分泌，便如饮琼酿，紧紧握住。

他最新的作品《一百二十三岁的希特勒（1889—2012）》，是个雕塑。他刻画出了假如希特勒还活着，现在的样貌。他的潜台词人人能懂：希特勒先生的幽灵不散。放在2012年末世心态的大背景下，委实清凉而有刺激意义。

这幅作品，我似乎能透视出金锋的迷惘。他的迷惘大抵是有三重的：其一、关于艺术，中国当代艺术乃至他个人的艺术，都走向了一条自我重复之路，无数个作品的“形”都追认着一个作品的“神”，今天做的馒头、明天做的大饼，骨子里都还是面粉，这是当代艺术的窘境，提出请诸君追思（《一百二十三岁的希特勒》与此前的《七十岁的雷锋》等一系列人物，本质仍是一个作品。这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一个即所有作品，如何勘破？）；其二、关于社会，既然我们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则必然以个体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发生共振、通联、协奏或对抗，但每次你都得到“无效、无效、无效”的负反馈时，你不是被戴在纸手铐中，而是被关进了隐监狱。金锋的“社会雕塑”类作品，大都可喜，引人深思，获得赞誉——然后呢，石沉大海，社会并未因之进步——不仅未进步，这也是我与金锋的共同迷惘：如果说艺术作品是在自我重复，那中国社会简直是在“自我倒退”，在此就不举例说明了，二十一世纪这十年，温水煮青蛙也；其三、关于人心与人性的最终问题，许多人纠缠不清，人心坏了，才制度坏了，还是制度坏了，才人心坏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反过来又影响什么样的人。这是个“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时代，三峡大坝出平湖，江河日下且断流。文脉断绝、矿脉断绝、连阳光空气和水，亦将断绝，最后，必会是自食恶果、断子绝孙的下场。

人人都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人人都是利己主义的信徒：“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都是希特勒：“弱者亡！”

那末，人心和人性会通过何处呢？是潘多拉魔盒，还是乌托邦天堂？这第三重问题，对艺术家而言，更是一个终极的问题——二十年前，我们嘲笑“终极”这个词汇，认为它是个伪问题，如今，我们连搬运这个词汇的气力和语境都被卸掉了。如今我们拥有的丰富遗产，正如作家老愚所言：“八九民主化失败的后果之一，是滋长了年轻的民族主义力量。登峰造极的政教合一式的洗脑教育，培养了一茬一茬激进民族复兴分子。”

又，很多时候，我们夸大了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作用，误以为他们的能说会道、能画善写能改变些什么，能启什么蒙，但事实是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国度：书生反复启蒙，当权者反复蒙，甚至于专门划定一个圈子，让你自说自话，误以为听者觉悟，实是安排好的一干听众。

所以，《一百二十三岁的希特勒》这幅作品，将迎来它必然的结局：鼓掌、致敬、拍屁股、走开。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此身是城

胡赳赳

刚到北京时，孤身一人。如今有了家室、幼子、某个职位，貌似混得不错。惟一的不同，攸忽十年过去，朋友两三年换一拨，电脑和手机，也两三年换一拨。住处离东六环两公里，离办公室十八公里，离中南海二十三公里。最初喜吃水煮鱼，后爱湘粤馆子茶餐厅，现在一碗拉面或蛋炒饭，足能饱腹。当年无甚纸媒可看，当下也无甚纸媒可看，微博席卷一切。国贸三期像个大阳具，表征着城市的欲望。1980年代流行打鸡血，使人天天向上，现时代不用，广告比鸡血还鸡血。

城市是迷宫，是绞肉机，有时派发快乐药丸，有时塞你悲伤维他命。某时停顿下来想想，离席而走，抽身而去，竟无可能。生计、生活、生命，原是三位一体的，老天在冷笑。

青年时脚力壮，出地铁再远，也暴走；现今地铁多是多了，却无想去的地方，或随车堵在长安街上，也并不见得比用脚快。偶尔与老友聚聚，喝点小酒，至微酣，心下舒坦，旋即又讶然这舒坦，原与他人并无二致。

遥想童年赤身裸体，穿越镇上前街后塘，赤条条无挂牵，正应了“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在身上，身在命里。命是“口令”的集合，可看作“程序”，自动运行。“种子如瀑流”，流完了也就生命逝去。若此身是城，眼耳鼻舌身意，却是六个城门，日日间繁华闹腾，川流不息，一如这膨大的北京城。

莫以为人在城中，可大隐，可慎独，仔细检点，脸皮厚之，情面薄之，此一自保之法。学会说“不”，方有权利加身，一旦说“好”，即成附和蚁类。爱好人，亦爱坏人，也是近来想到的，否则坏人谁爱呢，只怕团结起来更坏。

胡适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真是彻头彻脚的真理。此身是城，既能藏污纳垢，又能秩序井然，必得宽容，方可身上无一处微生物寄生虫无活路。当作花鸟鱼虫欣赏罢。至于自由的见地，人只能成为自我而不是他人，这是最大的自由，也是最大的不自由。每个人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城堡，其风景面貌，气象蕴藉，全然不同。

学会说“不”，还有一层意思，“不受惑”。其一不受迷惑，其二不受诱惑，此城，才断然不至于下降旗。谁又能日日上演空城计而不被发觉呢？若城陷落，或城头变幻大王旗，个人终被擒拿，被俘获，在各种BOSS的操控下，或各种情人的摆布下，城残日落，心灵溃败。

“惑众”者多，像射向城头的箭雨。言行、身教，媒体、广告，皆如此。打开互联网页面，情形惨不忍睹，若无强大内心，如何抵御这狂风骤雨的低级世情？

有时，我是清醒的，有时，又落昏沉。我不相信，市长是个坏人，我对此身的专制，也粗暴野蛮，我希图与自我和解，与我身上的每一个弱点、缺陷和解，与我身上的跳蚤和解。

除了宽容，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法子。

被快乐的王昭君

胡展奋

在昭君的故乡徘徊。心情阴晴不定。

昭君故里位于湖北宜昌市兴山县城东北三公里处，名昭君村，又名宝坪村，南襟香溪，北枕群峰，崖壑含翠，秀色如画。但无论在哪，所有与昭君有关的文字似乎总脱离不了这样的语境：“国事为重、含笑牺牲”、“愉快地继续作出贡献”、“睦邦亲善的佳话”——一语蔽之，她非常快乐。

但她真很快乐吗？自2006年去了一趟蒙古，我就知道我们的一些叙述，每行文至此就十分虚伪。

因为说她很快乐，首先她的胃就不答应。

首次会心千古的反胃来自国际列车的餐车，当蒙古厨子手里的“清炒虾仁”和“香菇菜心”都腥膻得如同羊油爆炒时，我就吊着恶心想，当年的昭君一定和我一样恶心！

其次是沙暴的滋味。天快亮时，我们是被沙尘呛醒的，那气窗只是隙开了一条缝，滚滚的沙柱就逼抢而入，列车内刹那间就雾失楼台，沙迷津渡，无数悬浮的尘埃吸入肺部，如同被石灰包击中一样令人窒息，想当年，昭君常年被这样的沙暴窒息着，会很“快乐”吗？

我们一直被告知：昭君“主动”出塞和亲，是她“深明大义的表现”，因此，她出境时据说是这样的场景：“满脸含笑，风姿绰约的王昭君着胡装，骑骏马，愉快地奔向通往匈奴的和亲之路。”（《昭君自有千秋在》，见《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一期）

如此“愉快”地强断当年昭君“很愉快”，我以为是很没心肝、很没人性的，她本楚人，楚人好调味，擅长煨、蒸、烧、炒，入宫后虽然被冷落，想那饮食环境应当还是五味俱全的，但因为不满于被边缘（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汉书》、《后汉书》都写得很明白，昭君是赌着气，要求和亲的，这种情况颇类两千年后的“上山下乡”，很多女知青都是高压之下，怀着侥幸和对未来莫名的憧憬而“出走”的，但匈奴吃什么？穿什么？习俗如何？“丰容靓饰，久居深宫”的少女王嫱根本就不曾想过。离京后，吃惯稻米的她开始吃面食，大概一路吃到河东（山西），沿途官员迎送，勉强还能对付，然而一出雁北，随行的匈奴哪里还能拿得出中土饮食来？于是最后的浪漫也没有了，她必须直面一团腥膻，而且天天如此。说她为了自己的使命和朝廷的威仪而隐忍不发，应该可信，但说她“膻并快乐着”而且“满面含笑”，心花怒放，未免太伪了。

路途的艰辛本可想象。她要跨越的大漠，横亘在我国内蒙古和蒙古国之间，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山西、河北的商人去蒙古做生意，先一路跋涉到内蒙包头市附近的“赛汗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等到天气晴好，再鼓勇北上。顺利时需一个月，才能穿越这片大漠。如遇到连续肆虐的沙漠风暴，就可能被大漠吞噬。

千娇百媚的王昭君即令没有被沙暴吞没，满头满脸的细沙也将使她非常沮丧，洗澡是不可能的，洗脸也勉强，珍贵的水首先用于饮用。

更令她痛苦的是，双方在文化上冲撞太大，老单于死后，小单于要娶母为妻，这在昭君是万难接受的，于是“上书求归，成帝饬令从胡俗，遂复位后单于阏氏”。可见王昭君在老单于死后，曾经要求回国，但因为“大义”的需要而被令“从胡俗”，嫁给“儿子”，只活了三十三岁。她的诗歌最能说明她的心情：“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路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千年以下，我们即令不去谴责汉庭的冷血，要说心情，我辈只有到实地体察，才能感受一个孤悬塞外的少女的凄凉、无助和绝望，近人曹禺有剧作《王昭君》，描写她出塞和亲，内心不但没有任何痛苦，而且兴高采烈，壮志遏云，好像肩负“誓让塞北变江南”的重任似的，那么悠闲地欣赏“草原之夜”，那么轻而易举地“弓马娴熟”，那么津津有味地品尝加了盐粒的漠南奶茶，那样的昭君，不但现在看来实在是太“政委”，而且也把曹禺给彻底毁了。

和亲无奈但又必要；但即令促进了“民族和睦”也请不要造假，你不能卖掉了一个人还死死摁住她“快乐”，历史没有这样的玩法。

假如雷锋回来

胡展奋

美国人相信“或然律”，因此流行假设——假如林肯被刺那晚，想起三天前那个被刺的噩梦，取消“福特剧院”之行；假如肯尼迪听从劝告，让他的福特车改变行车路线……那么美国的历史将改写；中国人则相信“必然律”，袁世凯喉咙里那口痰是一定要逆行并且堵住气门的，否则孙中山怎么办？西安事变也是必然要发生的，否则共军和张将军怎么办？

如此这般，实在无趣得很，没有一点历史的幽默和想象，好在今年3月5日纪念雷锋日，总算有人假设：假如雷锋活着……

这个源于道德忧虑的话题其实就像“假如鲁迅活着”一样让人透不过气来。

我们可以设想，假如真有时光隧道，让雷锋突然回来，我想，年轻的雷锋即令经党校紧急恶补也无法与时俱进。

因为是司机，他回来的第一天就应该遇到“钓鱼执法”——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他身着便服，开着“普桑”，行经杨高南路时突然看到一个扬招，当即紧急刹车。一个弱女子捂着肚子拍他车门。几乎毫无犹豫地，雷锋就让她上了车，问她是否要去医院，她说不用，前面大约一千米处有人接应。

她没有说谎。但蹊跷的是，车刚停稳，那女子就以黑虎掏心之势不可挡者必亡的果断，拔下了钥匙，没等雷锋回过神来，“接应的”就一拥而上摁住了他。

虽然被控“黑车”，但是雷锋相信，世间哪有解释不了的误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因此回来的第二天，他还是如约去一所中学演讲。

演讲的主题正是他的强项《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出乎他的意料，事后台下没有雷鸣般的掌声，反而是家长们的一片白眼，“螺丝钉？切，叫我们家宝宝做螺丝钉？螺丝钉早晚都要吃低保，大专以下学历好伐！没有本科阿拉肯定要复读！什么螺丝钉，谈也勿要谈！”

经大队辅导员反复解释，雷锋总算弄明白了，当今社会谁都要抢第一，人人必须高碳，“螺丝钉”在私下里其实是骂人的话，“忽略不计”的意思，蹿红网络的“犀利哥”听了也会失控的。

时光荏苒，雷锋归来第五天了，忽然发现自己事实上居然官司缠身。三天来，他三次救助路上跌倒或撞伤的老人，却三次被他们告上了法庭，他们是这样对他说的：虽然据您说您是雷锋，但根据老人（法理上，他们和雷锋年龄相仿）指控，雷锋撞倒人并致人以残，虽然没有逃逸，也照样得赔偿，不存在“及时送医，就可免责”的可能，比较善意的提示是，请雷锋同志以后常备“免责书”，救人前应向对方出示并获签字认可。

至此，雷锋虽然备受冤屈和攻讦，仍然素心不改，捏着一叠汇款单，他的确犹豫过——他已习惯匿名汇款，以救助身边的“犀利哥”和“雪碧哥”，但现在有志愿者提醒他，如此频繁地匿名汇款，小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之嫌。

经过一晚的思想斗争，身心疲惫的雷锋还是在周六的下午寄出了汇款，但是当晚的新闻终于使他忍无可忍——

3月4日，学雷锋日的前一天，广东三十余位老板聚在一起，头戴红帽，身着白色文化衫，对着巨幅雷锋画像，高声呐喊着“yes”，齐刷刷宣誓，要做“心灵富豪”。最后的一幕是，富翁们集体双膝下跪，礼仪很虔诚，也很膜拜。（见《广州日报》3月5日）

“这算什么？”他一脸困惑地说，下跪是中国人最高礼仪，就是在“雷锋精神”当年最火热的时候，也不曾有人对我拜施这样的大礼。

而且还是我最痛恨的资本家、吸血鬼对我下跪？这不明明消费我、嘲弄我嘛！

我是青帮洪帮？！我是土地城隍？！我是贪官污吏？！

我只是普通一兵嘛。

如果说这样做，是因为“雷锋精神”比前些年更深入人心，以至于要集体跪拜才能显示出从善的虔诚，未免太装了吧。

统一着装，握拳宣誓、高声呐喊，“yes—yes——”响彻云霄，然后是三跪九叩，大家不觉得这样的场景好熟悉、好山寨？这不明明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和纳粹的“哈哎希特勒”嘛？！再往后，“文革”里的“忠字舞”和当下的传销洗脑，又与他们有什么两样？！

看看老板的表情吧，每个人宣誓下跪完毕之后，都好像蒸了桑拿玩了小姐一样，每个毛孔里都透着酥麻劲儿吧。

“请告诉我，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被娱乐、被拉风的？请告诉我？”

料峭的春寒里，大家只当没听见。心里却都想着，雷锋啊，谁都能回来，就您不该回来！

好心和良心

胡展奋

春节去五台山，少不了关注阎锡山故居。故居其实没有特点，小一号的“乔家大院”，而且还破了点，倒是导游的解说“解”得我一愣一愣的：“……阎锡山先生爱民亲民，在他统治山西的三十八年间，山西莺歌燕舞，富比盛世，人民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忍不住插嘴：您是说，那时的社会比现在和谐多了去？——您知不知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个什么分量的词儿？如果说，那时的山西比现在还“莺歌燕舞”，那山西人还走什么西口？徐向前们还闹什么“红”？刘胡兰们还铡什么头？

她沉默了一下，说是上面给的“词儿”。

我听了只好慨叹，又是“上面”给的词！这反复变脸的“上面”，具体是谁呢？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总是”有人为了政治需要而编造谎言。说是“好心”——比如为了“统战”啊、为了“海峡两岸”啊——但是一旦成了“驴肺肝”则往往把“好心”全赔进去还不够。

人称“乱世狐狸”的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创建了山西的近代工业，整顿了山西省金融秩序，相对其他地区而言，当时的山西的确战乱较少，物价也较稳定，但也不至于“莺歌燕舞，富比盛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吧！这样肉麻的谀辞，即令阎百川先生复甦大概也要嘀咕：这不是损我嘛！

同样的“好心”，还有更令人“不知说什么好”的。

一段温情的“软文”近些年来屡见报端，那就是“西沙战事紧啊！”

文章通常都是这样开始的：1974年1月，西沙之战爆发。蒋介石对西沙战事亦很关注。很快，台湾“国防部”一份电报送到了蒋介石面前：“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四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当属下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眯着眼睛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西沙战事紧啊。”属下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当天晚上，解放军东海舰队四艘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其时国军还打开航标灯，让解放军舰队顺利通过。

当然，又是“好心”，又是“民族大义”，可惜实在不是事实。最近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正式撰文予以澄清：西沙之战，东海舰队通过台湾海峡南下，途中确未遭国民党军拦截，但并非故意“放行”；至于什么“蒋公”指示、“护航”、“供应”之说纯属天方夜谭，所谓的“打开航标灯”导航，更是荒唐，夫台湾海峡者，最窄处也有一百三十多公里，如此宽阔的航道打开岸边的“航标灯”，船上的人，谁能看得见？！

爱者欲其神，恨者欲其死。一会儿骂他“蒋该死”，一会儿又是“民族英雄”，左手右手扇自己嘴巴，你脸不疼，我们可心疼，什么时候，我们能像人一样尊严地说话呢？

细想起来，厚颜撒谎也实在是“师门嫡传”——

比如十月革命，当然是“人类的新纪元”，公开场合，嘿嘿，大家对此不敢存疑，但私下里都在嘲讽，当初到底开枪（炮）了没有？

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脑海里，攻克冬宫的场面永远是“排山倒海的工人和士兵”、是“马克沁重机枪的突突突”和“枪林弹雨中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怒吼”……

但2004年我去彼得堡一逛，发现“西洋景”完全穿帮，一位俄罗斯的历史学教授“很腼腆”地告诉我们：那都是当年“人民宣传委员”们的“好心”谎言，冬宫并非被攻克，而是守军（几十名俄罗斯健妇和哥萨克）主动撤离后才被占领的，全过程没放一枪——呃，当然，开了一炮，那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一发空炮弹……

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17年，革命中的俄罗斯》再次证实了那位教授的话句句属实。再雄辩的谎言，毕竟是恶心的谎言。

而且一声“空炮”还能改变许多国家的命运，多少国家从此陷入内战和极权的泥沼，愚民啊，廿世纪人类浩劫啊，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你叫后人说什么好呢？

萧克上将当年最常说的是东汉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这个人是极少数良心未泯者。无独有偶，张学良将军生前的勇气也令人感佩——1992年在接受采访时，他居然公开说：“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和蒋介石无关！”

一句真话，惊雷滚滚。众所周知，“不抵抗”的屎盆子曾长期扣在蒋介石的头上，也许那也是出于为张学良开脱“卖国罪”的“好心”罢，但他不稀罕这样的好心。

他要的只是一个人的良心。我们有吗？

我们的金瓶梅时代

连清川

中国的媒体有一种奇异的功能，举世罕有：即“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中央电视台年年都有的“感动中国人物”，似乎是一场举国盛宴，而选中的人物，自然正面完美。

这种官营媒体的特殊动作，似乎也广为社会所接受。在网络上的体现，即“最美”。例如近日出现一系列的最美人物，最美女教师张丽莉勇救学生，最美司机吴斌忍痛停车，最美路人托举哥周冲救下幼童等等。他们不仅仅在官营媒体之中被高调列为英雄，在微博、论坛等公共网络平台中，也多受到普通公众的颂扬。

我自然无意于贬低这些“义举”，然而在我看来，官方与民间如此异口同声高调推举这些“义人”，恰恰凸显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整个社会伦理崩坏的处境之下，对于偶然出现的这些义举，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给于正面的托举。尽管双方的出发点各自不同：官方希冀以此证实社会正统能量的存在，而民间试图挽救已然濒危的道德。

事实上以一个正常健康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尽管都可能成为媒体的报道对象，但决计无法成为整个社会共同称颂的楷模。抢救学生乃是一个教师的职业职责，忍痛停车也是职务行为，托举幼童尽管尚属义行，但就如同后来出现的肇庆托举哥邓雄飞所言：这只是出于本能。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见死而救乃是一种必须，而不是一种选择或英勇。

因而，越是对“最美”系列的高彰，越是对社会伦理现状的反讽。

的确，不客气地说，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了中国长久以来社会伦理最底线的时代。官员的贪腐自不必说，商业无良，有毒食品泛滥；道德无序，扶老携幼都已成危险；社会无理想，拜物便是公共追求。无论是在传统的专制时代，还是在北洋民国的时代，社会公共治理基本的伦理秩序，与凡俗之众所必须共同遵循的伦理道德标准，都还在社会中一应齐全。

可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会走入了今天如此低下的一个环境之中？就在不到二十年前，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有依托，人心有向往的时代啊。

明朝后期的小说《金瓶梅》长久以来都被中国人认为是“天下第一淫书”，至今仍然是禁书。然而近些年来，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却逐渐活络起来，而对于其评价已然有悄然转变之势。《没有神的所在：私房阅读金瓶梅》的作者侯文咏，拥有一个奇特的身份，他是一个医学博士，职业医师。可以说，这本书乃是一个“票友”作品。然而，仔细将全书读来，可见作者深阅读，乃是殚精竭虑，丝毫不亚于许多专业研究者；而发微见著，挖掘作者原意的功力，也是极致深厚的。

侯文咏在前言中即提出了一个极端刁钻的问题：当价值不再，一切只剩下欲望时，生命会变成什么？

这其实便是侯文咏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侯文咏通过章节解析《金瓶梅》要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恰恰都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在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一部没有正面人物，似乎只有反面人物的小说，即便连英雄武松，看起来都面目可疑。

主角西门庆乃是一个从破落户起家的地方土财主。他通过娶妾、抢夺、贿赂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财产。而在这个构筑的过程中，他的淫欲也在不断增长，娶了六房妾，经常性嫖妓，与下人偷情。然而，几乎就在他的个人资产与事业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却因为服用壮阳药纵情过度而死。

潘金莲是第一女主角。与《水浒传》中所描绘的那个淫贱妇人的形象不大相同的，是她拥有了一个凄凉的身世。但这并没有改变她其后在西门庆的“宫闱”之中阴毒险辣、机关算尽的手段。她或许是整部金瓶梅之中计谋最为高超的妾。她依靠身体迷惑西门庆，依靠心狠手辣，残杀他人保护自我。她设计了一个天罗地网来构造自己的地位，到最后却因为西门庆之死，落入了她的真爱武松之手，开膛挖心。

另外的几个妻妾，包括正室吴月娘、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李瓶儿、庞春梅，几无一个善类，无一不是为了争夺些许财产、半分恩宠而智计百出，陷害无辜致人于死地。而几乎其中无一不是朝秦暮楚、欲望翕张之辈。偷腥出墙，几乎概莫能免。惟一看上去似乎是有些因为良心亏欠而早夭的李瓶儿，其实在下嫁西门庆之时，已然犯下了弥天大罪。

而普通人呢？宋蕙莲，一个仆人的妻子，因为贪得西门庆的钱财而委身，虽然刚烈而死，但亦是淫荡张狂；王六儿与韩道国更加不堪，夫妻同垢向西门庆卖淫；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不仅乱伦，与有“母”身份的潘金莲偷情，更是一个下三滥的败家子；淫媒王婆则是参与谋杀了武大郎的罪魁之一；在水浒中颇有豪侠之气的通风报信者郓哥，其实不过因为未曾得利而趟污搅浑；而妓女李贵姐、郑爱月，不但出卖身体，并且颠倒伦序，纷认西门家的妻妾为义母……

在整个金瓶梅的社会之中，上至高官厚爵的蔡京父子，中至西门庆及其妻妾，下至所有的奴仆娼妓、贩夫走卒，无一光明可言，人人沉陷在欲望与金钱之中，伤天害理，为所欲为，没有伦理纲常，没有道德理想。

英雄呢？武松杀嫂如今在熟悉水浒传的读者之中似乎乃是一大义举，铁血复仇。但在《金瓶梅》中纯非如此。一来武松对其兄长寡恩薄义，二来对潘金莲情义恼羞成怒；三来复仇之举寡廉鲜耻，欺诈暴戾。

侯文咏一章一节细细品读下来，昭然可见剧中所有人内心都被两样东西所驱使：欲望与金钱。西门庆在清河县中呼风唤雨，挥洒欲望，收拢金钱；妻妾们机关重重，贡献欲望，保护金钱；下层个个出卖欲望，换取金钱。整个清河县的社会，就在欲望的泛滥与金钱的腐蚀之中颓败，终于在战争中化成一堆废墟。

西门庆隆盛之时，整个清河社会繁花似锦。唯缺两样东西：宗教与理想。每个人似乎都在念佛，但对他们而言，念佛不过是实现欲望与金钱的一种借力，无人拿他当真；而理想便是欲望与金钱的最大化，无人关心与在意将来如何，无非是这欲望与金钱的当下风光。

我对于侯文咏这本书，最大的疑问是他一再强调书的写作乃是明朝晚期，作者兰陵笑笑生无非借此故事，意在唤醒商业滋生的腐朽社会。但我却以为兰陵笑笑生的眼界却不仅仅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之中，他纵情书写淫欲的方式，恰恰在于超脱了一个时代的界限，而直接指向人性最阴暗与放纵的内在。欲望的无度扩张，与金钱的狂暴力量，乃是将人类拖入阿鼻地狱的终极武器。潘知常教授的讲义《裸体的中国》中指称《金瓶梅》乃是一本“悲悯之书”，诚然切中肯綮。如同《维摩诘经》那般，对于欲望枯骨的描摹，不过是意图指出救赎之道。

我之所以欣赏《没有神的所在》，因为从字里行间所痛感的，乃是当下社会的“金瓶梅形态”。为什么今天中国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沉沦至此，以至于要依靠竖立那么些履行了基本伦理底线的人为楷模？乃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全然为欲望与金钱所攫取，整个社会都出卖价值观、伦理与道德，以换取欲望与金钱所铺陈的糜烂与富足。宗教如同金瓶梅中所描述妻妾们的念念有词一般，不是心灵深处救赎的呼唤，而是现实中实现欲望与金钱的一个筹码。而理想更不必再提，传统社会之中，人们尚且仰望士大夫的家国天下，圣人君子，天下大同；如今统统替换成了房地产的平方数，轿车的空间与动力，股票市场的指数波动，高富帅与白富美的全民狂想。

今天的中国没有可供朝拜的圣地，没有提供心灵栖所的灵山；亦没有建设社会所去往的方向，没有共同感知的高尚与崇高。我们只有几个履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职责的可疑的偶像。

我们今天生活在哪里？西门庆的后院里，清河的繁花似锦里。

我们乃是上帝或佛陀或真主的弃儿；我们乃是被高尚放逐了的灵魂；我们乃是五千年历史劫余的怪胎；我们乃是世界正道的废都。

一枚处女膜

押沙龙

罗素曾经帮助过两个爱沙尼亚的小女孩，安排她们住到自己家里。这两个孩子刚经历过一场饥荒，差点给饿死。罗素平时稍微有一点财迷，但绝不是一个小气的人，给孩子的伙食应该是很好的。但这两个孩子吃饱了以后不游览、不学习、不玩闹，而把全部时间都花在附近的农场上，在那里拼命偷土豆，然后还要储藏起来。她们满脑子都是食物，在罗素家里天天就做三件事：吃食物、偷食物、藏食物。罗素把这当成一件稀罕事，写进《政治与人性》里。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过很多修道士。这些修道士宣誓贞洁，不近女色。好多传记高度赞美他们，但你要看这些传记，会觉得这些修道士简直对女人着了迷。他们睡着了会梦见女人钻进被窝诱惑他们，他们睁着眼会幻想女人脱光了诱惑他们。不过他们认为那都是魔鬼的阴谋，最后都被他们念着“阿门”打败了。圣格里高利甚至脱光了在荆棘里打滚，以战胜魔鬼的肉欲诱惑。他们几乎时刻处在战斗状态，连走路看见个动物交配，都要和魔鬼交战一番呢。我没他们贞洁，但我觉得自己对性也没他们那么痴迷，至少我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比他们少得多。

这两个故事貌似无关，但我觉得它们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饮食男女是人类的基本欲望，也是人类天性所在，但正常人脑子里还有好多别的事，会追求一种比较丰富多彩的生活。如果这些欲望长期受挫，别的事就会被挤到一边，人满脑子就是这个东西。

当然我得承认，同样是欲望受挫，饮食和男女表现出来就不太一样。一个人长期受渴，就会说自己想喝水；一个人长期挨饿，就会说自己想吃包子馒头；但一个人要是长期性压抑，往往会说这个社会道德沦丧，要是大家都像他这样就好啦。

我拉拉杂杂说到这些，是因为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一位姓涂的女士创建了“贞操网”，呼吁大家守贞。这个事情本身倒也不奇，奇在她还专门为此做了处女鉴定。据她自己说，检查前她心理承受了巨大压力。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她深知剧烈运动也会导致处女膜破裂。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令人欣慰的是，医生最终给这位三十八岁的女硕士开出了“处女膜完整”的检查报告。而她把鉴定放到了网上。除了膜以外，涂女士还放了这么一段介绍自己的话：无恋史、外表端正，三十几度春秋悠悠守贞路，气节震天撼地，风骨超拨绝俗……

我当然不是说这位涂女士和那些修士一样，满脑子都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那么想是不对的，你看我就没这么想。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我对涂女士的私生活也无权置评。我只是想说，一个三十八岁没有婚恋史的人，教导大家如何婚姻幸福，多少有点古怪。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涂女士之前的一位上海人大代表柏万青。她说过一句话：“贞操是女孩最好的嫁妆”。晚上一个人睡觉不是因为没有找到爱情，而是在攒嫁妆。我觉得这多少也有点古怪。

当然，我认为她们的说法古怪，她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堕落。我是一个私生活严谨的人，性道德甚至有点呆板。但我这么说，她们也未必相信，相信了也未必不换个别的难听词说我。我很难向她们解释：一个私生活严谨的人依然会反对守贞。我也很难向她们解释：尊重自己的身体，不仅不需要守贞，甚至和贞操这个观念是不兼容的。

支持守贞的一个理由是可能导致怀孕、流产，对女性造成伤害。这个完全是偷换概念。婚前婚后的不安全性行为都会有伤害。婚后如果已经有了孩子，再意外怀孕依旧可能要人流，对女性还是有伤害。根本问题不在于婚前婚后，而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就是不安全，

贞操论的真实原因，还是认为失贞会让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贬值。你如果浏览过贞操网，就不难发现它背后的话语逻辑：女人是商品，膜是包装，结婚是购物，初夜是拆封。其中的道德教训是：非买勿拆。古代小说里说女孩子上床是“坏了身子”，现代小说里说男孩子上床是“占有”了对方，话里话外也无不透露出这股asshole的味道。

你到好利来蛋糕店，看见蛋糕就上去把奶油咬一角，店员就会拦住你：你咬了，这剩下的谁还要？不要说店员，就是一个稍有自尊心的蛋糕，碰到这样的顾客，多半也会愤怒：又是发，又是烤，我好不容易长成这样，他尝一口就TMD想走！

保护自己脑袋上的奶油，是蛋糕的道德。无论保护得怎么“春秋悠悠震天撼地”，它也不适用于人类。我们确实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但不是像物品那样，而是像一个人那样。不为取悦对方而性，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性，不采用可能伤害自己的方式而性，这就是对自己身体的尊重。你不把自己当成蛋糕，就没有人能咬你的奶油；你不把自己当成商品，就没有能拆开你的包装。

人类的身体里有自尊也有自制，有欲望也有爱情，但惟独没有一种叫做贞操的东西。

我和我太太属于初恋，但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并不是常态。很多人会在找到感情归宿之前，有过多次不成功的经验。如果你的另一半在遇到你之前，享受过正常的性生活，这也是一个健康男女应有的权利。爱里面有尊重。这种尊重是一个人对所爱者的尊重，而不是一个人对商品包装完好的尊重。

周作人在1924年说过：“我的长女是二十二岁了，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倘若真是受过教育的绅士，也决不会来问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贞操女神涂女士在2012年说：“目前，很多富人占有了大部分的贞操资源，穷人都只能娶富人的第N手女人了。那些嘴上不在乎自己老婆是否贞洁的都是因为找不到或条件不具备。”

两段话对比着读起来，真让人有唏嘘之叹。有人在荆棘里面打滚找到了道德的乐趣，有人在几十年攒嫁妆里找到了道德的乐趣，有人在一张医学鉴定里找到了道德的乐趣，有人在把自己当成物品资源里找到了道德的乐趣。人真是一种怪奇特的生物。

有些人可能觉得有这么震天撼地的气节，是社会的大喜事。我应该向那枚高龄的处女膜上寿，祝这位老寿星身体永远健康。但我的心眼没那么坏。我还是希望涂女士找到爱情，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元朝有个张养浩写过一首曲子说：行，也由我；藏，也由我。我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种胸襟在。那个东西自己要是不喜欢就算了，要是实在喜欢那就攒着，但不要以为它能生利息，或者指望靠着它就能挟膜自重，有资格教育青年。这个确实不是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