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己对话:曼德拉自传（传奇人物曼德拉未曾面世过的私人档案）
Author: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Date: 2011-11-08 00:00:00+08:00

与自己对话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 著

王旭 译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自己对话/(南非) 曼德拉 (Mandela,N.)著；王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

书名原文: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ISBN 978-7-5086-2601-7

Ⅰ.与…Ⅱ.①曼… ②王…Ⅲ.曼德拉，N.－自传Ⅳ.K834.7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0522号

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 by Nelson Mandela

Copyright © 2010 by The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Text copyright © 2010 by Nelson R.Mandela and The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Foreword copyright © 2010 by Barack Obama

Concept and design copyright © 2010 by PQ Blackwel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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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Symonds Street, Auckland 1010,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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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己对话
YUZIJIDUIHUA
著者：[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译者：王旭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版式设计：赵世明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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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泽娜妮·扎内特姆巴·诺玛松托·曼德拉（Zenani Zanethemba Nomasonto Mandela），

她于2010年6月11日在车祸中不幸丧生，年仅13岁

……监狱是认识自我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定期探寻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理想场所。在评判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以外部因素作为标准，例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知名度、拥有的财富和教育水平。当然，在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方面，这些物质标准很重要。因此，许多人都在努力奋斗，积极获取这方面的成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评判作为人的发展时，内部因素则显得更为重要。诚实、真诚、纯朴、谦逊、真正的慷慨、不慕虚荣、愿意为他人服务，这些内在特质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做到的，同时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认真地进行自我反思，没有认识到自我、自己的缺点以及错误，上述特质就不可能形成。监狱不能带给一个人什么，但是在这里，一个人至少每天都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全天的行为，去克服一些不好的方面，然后发挥出内在美好的方面。定期沉思，在每天睡觉前和自己对话15分钟，是很有好处的。刚开始的时候，去剖析自己生活中的负面因素或许很困难，但是一旦坚持尝试10次，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不要忘记，所谓的圣人其实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进自我的罪人。

选自曼德拉在1975年2月1日写给温妮的信，当时温妮被囚禁在克龙斯塔德监狱（Kroonstad Prison）中。见本书第181页。

目录

序言

引言

第一部分 田园生活
第一章 时间的深渊

第二章 亲密同伴

第二部分 戏剧人生
第三章 精神的翅膀

第四章 没有理由杀戮
第五章 破灭的世界
第六章 肉体的枷锁

第三部分 史诗人生
第七章 草昧之人

第八章 挂毯
第九章 谦卑之人
第十章 战术
第十一章 日历时间

第四部分 悲喜剧幕
第十二章 昨日之臭鼬，今日之奇人

第十三章 出行

第十四章 家园

附录信息
附录A 曼德拉年表

附录B 地图
附录C 组织名称缩写
附录D 人物、地点和事件

部分参考文献

致谢

序言

在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期间，我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是远距离地对他逐渐有了了解。在多数人的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也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他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激励着各国人民，促使他们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许多人追随着他，而我，也在努力按照最适当的方式追寻着他的脚步。第一次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当时，我参加了撤资运动，并参与到帮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中。但是，作为青年人，我个人所面临的障碍永远无法与每天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人相提并论。而且，我也无法想象，究竟是怎样的勇气支撑着曼德拉度过了这么漫长的监狱岁月。是他唤醒了我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也是他使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捍卫正义事业的义务。他所作出的人生选择，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接受现状，而是应该尽我们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这些年来，我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关注着他，崇拜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正公平梦想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今的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故事正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

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工作。他对改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在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后，我来到了罗本岛当年囚禁曼德拉的囚室内，此时距离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首次涉足政治生活，参加撤资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如今，罗本岛监狱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为实现南非的和平过渡而作出牺牲的众多志士。站在这间囚室内，我试图回溯466/64号囚犯曼德拉在这里度过的那段岁月，那时他的斗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我也试图把这位改变了历史的传奇人物想象为一名普通人，一名为改变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普通人曼德拉。

《与自己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Myself）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曼德拉的一幅生活画卷，这对于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好的事情。通过跨越几十年的日记、信件、演讲稿、访谈录和其他类似文件，本书向读者展示了曼德拉从平淡的常规监狱生活到作出竞选总统决定的整个生活历程。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一位政治家、一位热爱家庭的男人、一位写出传记《漫漫自由路》的人和一位把梦想和实际结合在一起的领袖。他就是曼德拉！如今，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他追求自由的漫漫路途的各个阶段和他所经历的坎坷曲折。

通过书中的完整描述，纳尔逊·曼德拉提醒我们，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缺点，但是正是这些缺点启发和鼓舞了我们，因为如果我们坦诚面对自己，就会发现，在战胜恐惧和疑虑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奋斗的结果还是未知数时，在宽恕他人的努力中以及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或大或小的、个人或政治层面的挣扎和斗争。本书所讲述的曼德拉的生活经历并不是一位永远不犯错误或永远获胜的人的经历，而是一位愿意为自己的信仰涉足险境，一位努力工作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的经历。

总的来说，这就是曼德拉希望传递给世人的信息。我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看很难改变的时代，人们会很容易屈服于异议和自己的弱点，然后选择一条更加简单的道路，从而也就逃避了应该向他人承担的责任。曼德拉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但是对于他来说，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阳光照射进罗本岛的监狱，他就会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他牺牲的未来。而在面临复仇的诱惑时，他又意识到了和解的可贵，于是他最终让原则战胜了权力。更可贵的是，在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休息时，他依然没有放弃鼓励自己的人民去奉献，过去没有放弃，我想他未来也不会放弃。

在当选美国总统前夕，我很荣幸地与曼德拉进行了一次会面。就任美国总统后，我偶尔也会与他通通电话。但是，他已是壮士暮年，而我常常忙于公务，因此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简短。但是，在谈话中，很多时候我都能够感觉到他的善良、豁达和智慧。我意识到，在已经造就的历史表面下隐匿着的是一位普通人，一位选择希望、摒弃恐惧——选择前进而不沉溺于过去被囚岁月的普通人。同时，我也意识到，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去了解他、去认识他才是对他更好的尊重。

美国总统　巴拉克·奥巴马

引言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个闻名于世、万人敬仰的名字。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英雄，一位20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伟大人物。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将近30年的牢狱生活已经成为“新南非”的一个传奇，一个神话。他是神圣的偶像。从传记到期刊文章，从故事片到电视纪录片，从茶几上的大部头著作到报纸副刊，从自由之歌到赞美诗，从机构网站到个人博客……他的生活经历无处不在。但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纳尔逊·豪利沙沙·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对曼德拉文学、出版产业和公共演讲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自1994年出版以来一直是畅销书。自1990年获释后，经授权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办公室奔涌而出。他接受过无数次访谈，作过多次演讲，录制过无数次录音，出席过数不清的会议。

从根本上讲，《漫漫自由路》是一本经过精心撰写刻意而成的合集。书的初稿是在罗本岛上经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与曼德拉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朋友和狱友）所称的“编辑委员会”的努力下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曼德拉与作家理查德·施腾格尔（Richard Stengel）合作更新并扩充了书稿，并由卡特拉达和其他顾问组成另外一个小组对编辑过程进行审查。他的演讲的完成过程也是如此。除了少数的即兴演讲外，他所有的演讲都是极其正式的，并且配有精心准备好的演讲稿。因此，说他的演讲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不足为奇。同时，这些年来，记者们也发现，透过他正式的公众形象进入他的内心也是很困难的。他是“领袖”、“总统”、“公众代表”、“偶像”，仅仅向他那公众性外表瞥上一眼，就已经让人觉得他光芒四射了。但是，问题仍然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

出版《与自己对话》一书的目的是通过私人档案资料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的曼德拉。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曼德拉写给自己或亲密友人的私人书信和言语。这里展示的不是为了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期望而包装好的曼德拉，而是真实的曼德拉。在这本书里，读者看到的是他的书信、演讲和回忆录的手稿、在会议中作的注释（或涂鸦），他的日记、他的梦想、他的体重和血压、他的工作安排、他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思考、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和朋友的对话。在这里，他不是偶像，也不是远离普通人生活的圣人，他就像你和我，是一个普通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在与神打交道，而是和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打交道：这些普通人是充满矛盾的男人和女人，或稳重或浮躁，或坚强或软弱，或出名或无名，在他们的血液里，蛆虫和剧毒杀虫剂每天都在较量着。”

曼德拉步入成年后，养成了勤于记录的习惯，同时对保存这些记录也很着迷。1929～1934年间，他是卫理公会成员，会员卡上记录了他的会员身份，这些会员卡他都保存了下来。1962年，在访问非洲诸国期间他每天都在记日记；被囚期间，他还保持着在笔记本上写书信草稿的习惯。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地下活动和监狱生活，这些档案资料都遭到了破坏。为保证安全，一些记录被秘密地保存起来，一些交由别人保存，一些在路上已经丢失，还有一些遭政府没收的档案也被毁坏或充当了证据。如今，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都已经散落，很不完整。而最完整的记录保存在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Nelson Mandela Centre of Memory and Dialogue）。同时，在南非的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局、曼德拉家庭博物馆和立里斯里夫信托基金会（Liliesleaf Trust）里也保存了大量重要的记录。另外，一些与他人通信的零星信件保管在个人手中。

***

2004年，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落成。在落成典礼上，图书项目《与自己对话》同时启动，此项目也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的中心任务。最初，记忆和对话中心主要是将零零散散的“曼德拉档案资料”整理归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已收集但尚未归档的资料也变得同样重要。2004～2009年，曼德拉不断向该中心捐赠私人资料。作为记忆和对话中心的记忆项目的负责人，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把中心的材料好好地整理一下，出版一本很重要的书是大有可能的。2005年，中心的档案保管员和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开始了这项艰辛的工作——收集资料、使资料内容语境化，以及整理和描述资料。同时，对一些条目和文章进行初步的鉴别和筛选，挑选出能够成书的材料。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塞罗·哈唐（Sello Hatang）、安西娅·乔塞亚斯（Anthea Josias）、鲁斯·马勒（Ruth Muller）、博尼斯瓦·尼亚蒂（Boniswa Nyati）、露西亚·拉施尔德斯（Lucia Raadschelders）、扎内勒·里巴（Zanele Riba）、拉齐亚·萨里赫（Razia Saleh）、萨姆·文特尔（Sahm Venter）和我。

2008年，我开始与出版商杰夫·布莱克韦尔（Geoff Blackwell）和鲁斯·霍布迪（Ruth Hobday）讨论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出版计划也随之具体化，项目的最终阶段也确定了下来。我们向曼德拉作了简单的说明，他祝愿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顺利出版，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卡特拉达同意担任项目的特别顾问，高级研究员文特尔和档案管理员哈唐、拉施尔德斯、里巴和萨里赫担任项目负责人，由我指导，负责最终的选题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和作家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也加入了我们，负责提供专业知识和不受中心的日常工作干扰的学者意见。之后，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也加入到项目的最终编辑阶段，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漫漫自由路》一书的高级编辑。

***

事实上，《与自己对话》是一本由纳尔逊·曼德拉自己撰写的书，书里记录的是他的声音，很直接，很清晰，同时也有一定的私密性。而我们小组所做的编辑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小组根据主题、材料的重要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从大量现有的和过去获取的资料中精心挑选，完成了本书的内容。我们自认为已经仔细查阅过曼德拉私人档案馆中的大部分资料，但是，到最后还是发现有很多私人珍藏的资料没有查阅到，也没有利用到。例如，工作进行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偶然发现前监狱看守杰克·斯沃特（Jack Swart）还保存了一些资料——在曼德拉最后14个月的监禁期间，他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担任看守。还有一次，那是在项目将要结束的时候，南非国家情报局向我们公布了一小部分关于曼德拉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对小组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曼德拉的材料在南非国家情报局属于高级机密，这就意味着以后还可能有新的材料向世人公布。

为完成这一图书项目，我们查阅过曼德拉的所有私人资料，但最终选择的重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狱中信件。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写了很多信，都交给监狱看守寄出。他在两本硬皮练习本上认真地抄写了这些信件，它们记录了自1969年到1971年曼德拉在狱中最为艰苦的那段时间，字里行间满是辛酸和痛苦。1971年，监狱当局偷走了这些信，2004年才经一位曾经担任过安全警察的人返还给他。曼德拉所在的监狱设有信件检查员，因为他们，曼德拉从来都不确定自己的信件是否能够邮寄到目的地，所以，他把这些信件称为“残酷无情的命运”。如今，南非国家档案馆还保存着几封他在被囚禁期间的信件，这些信件监狱当局当时并没有邮寄出去。档案馆同时也保存着那些没有被邮寄出去的信件的副本。

第二部分是两组对话录音磁带，记录下来的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些谈话极其亲密，也不怎么正式。谈话过程中，曼德拉还时常陷入沉思，开始与自己对话。第一组磁带是在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合作撰写《漫漫自由路》期间录制的，对话长达55个小时。第二组磁带记录的是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之间的对话，大约有20个小时。1964年6月12日，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曼德拉和其他6人被判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经曼德拉邀请，卡特拉达开始负责《漫漫自由路》和曼德拉的权威传记的审阅工作，传记的执笔人是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脱离了公众视野，曼德拉与这两位老战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轻松的。在录音中可以听到，他们经常轻声笑着，偶尔也会哈哈大笑，而曼德拉所讲的内容和讲话的方式也是无比风趣。

第三部分是笔记。1962年，曼德拉还没有被囚禁，那时他就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这一年，他访问了非洲各国（以及英国），去学习军事战略，参加游击战训练并向新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寻求支持。在整个访问和受训过程中，他一直携带着笔记本。之后他回到南非，在遭当局逮捕时还携带着一本笔记本。在获释后的岁月里，在与南非当局谈判寻求南非的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在总统任期内，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习惯。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是注释、备忘录、会议记录和信件的草稿等。也有几篇很长的文章，每一篇都有好几页（极少有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感兴趣，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引用）。这些文章主要记录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上每位发言人的发言要点，内容很细致。他为什么要记录下这些，我们不是很清楚。或许是出于他曾经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毕竟，律师需要仔细地记录客户的信息。也或许是在过了70岁高龄之后，他对自己的记忆力不再自信了。

第四部分是自传《漫漫自由路》未完成的续篇草稿。1998年10月16日，曼德拉拿出一张蓝色的信纸，提起他最心爱的钢笔，果断地写下了几个罗马数字，然后写下标题：“总统岁月”。其时，他的手刚劲有力，充满力量。在标题下方，是“第一章”几个字。然后，他又在信纸的顶部写下了“草稿”两个字。但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里，因为忙于包括布隆迪谈判在内的各种事务，被各种政治活动、慈善事业和络绎不绝的访客包围，他的写作最终耽搁下来。顾问建议帮他安排一位专业作家，他拒绝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他有很强的保护欲，总是希望能够自己完成。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曼德拉安排了研究助理，但是对这样的安排他很快就感觉到不习惯。最终，他感到精疲力竭，再也没有力气写下去了。

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没有任何内在的组织原则或系统的安排，这毫不奇怪。《与自己对话》中所选用的资料是按照潜在的原则分类的，主要的依据是曼德拉的生平、他的沉思和反思的主题。本书包含四个部分，每部分都设有引言和题目，题目均是从经典的文学内容、形式和题材中选择的，包括田园生活、戏剧人生、史诗人生和悲喜剧幕。曼德拉钟情于经典文学，进入大学之前和在大学里，他学习的都是拉丁语。另外，他在希腊文学方面涉猎广泛，在大学和监狱里都扮演过其中的角色。

本书的形式直接借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这本《沉思录》涵盖了公元2世纪的思想、沉思录和格言警句。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不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作家，但他是国家领袖、罗马皇帝、政治家、勇于行动之人、战士，他很清楚沉思录、笔记和日常自省对自己的益处。他的写作是在斗争中进行的，他的书也充满了智慧。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献给他自己”。因此，无论是从内容性质还是从作者身份的角度看，这本《沉思录》与生活在18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男人和另外一本书都有着极大的关联。

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

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项目负责人

2010年8月

第一部分
田园生活

警察突然搜查了曼德拉在家乡索韦托奥兰多的房子，后来在1985年，房子又因着火被烧毁，曼德拉在乡村泰姆布兰德（Thembuland）保存的童年时光记录也就丢失了，或许也是永久地消失了。这些记录包括母亲传下来的一本家庭回忆录，里面没有父亲的照片，但是有母亲的照片。

曼德拉许多优秀的品质是从童年时期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倾听。他生活在泰姆布兰德，习惯于认真倾听长者的言语或是部落集会上的发言，他亲眼目睹国王、酋长或是首领带领着大家，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传统的部落要求人们遵守纪律和秩序，拥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并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而为曼德拉提供深造的教育机构也极力提倡这些良好的行为方式。

7岁时，曼德拉进入库奴村（Qunu）的小学读书，学校离他的出生地姆维佐（Mvezo）不远，但是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之后，他进入位于库科尔韦尼（Qokolweni）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学习，后来进入希尔德顿卫理公会教会学院（Wesleyan College of Healdtown）深造。之后，他在位于小镇艾丽斯附近的福特哈尔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获得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学位。这所大学吸引了南非众多显赫黑人家族的年轻人，多年来，众多和曼德拉生活在同样世界里的同辈人来到这里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泽（K·D）·马坦齐马（Kaiser Matanzima，曼德拉的侄子，比曼德拉年长）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后者后来成为曼德拉的政治伙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终生密友。

1941年，曼德拉离开位于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泰姆布兰德，去追求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离开家乡之后，他从来没有与家乡的传统文化脱离。但是，他所选择的是与家乡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他参与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政策也阻碍了他与家乡的联系。他与马坦齐马的私人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曼德拉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但是在与推行种族政策的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被囚禁期间，曼德拉渴望接受马坦齐马的探访，但是狱友们认为，接受他的探访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曼德拉最终放弃了与他见面。之后，在他囚禁岁月的最后几个月，他们终于在监狱会面了。

曼德拉获释后，在库奴村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每当曼德拉回到故乡，部落里的首领就会过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他的孙子就任姆维佐领导人职位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就职仪式。2007年，曼德拉在福特哈尔大学投资设立了纳尔逊·曼德拉教育和乡村发展学院（Nelson Mandel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第一章
时间的深渊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

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见第9页。

1．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1]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他们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种不断地夸大别人的缺点，以衬托和强调作者值得夸耀的成就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安静地坐下来，去思考一下我的经历。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成就，也没有让我能够自我夸赞的技能。即使每天痛快地喝上几大杯甘蔗酒，我相信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尝试写本自传。有时候，我甚至相信，上帝创造我的本意就是向这个世界展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代表了普通人的本来模样。没有什么东西能诱惑我，让我去给自己做广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不得已必须去写一本自传，那这本自传也应该是在我入土之后才能出版。或者，我会在离开之前提前暗示一下，可能我无法继续遵守我的誓言了。反正死人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如果哪天背后的事实浮出水面了，而且是完全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事实，那么我多年安安静静保持的形象也就被毁了，不过，这就是子孙后代的事了，与我们也没有关系了……我就是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专业的人。我确实是懂得很多领域的知识，但那都是表面的碎片式的知识。应该往深层次里研究一下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历史，但是至今我还是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2．选自曼德拉在1986年2月17日写给乔伊·莫西洛（Joy Mosieloa）的信

当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了45年后，即使在每一次危险来临前他都能够清晰地预知，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他整个生命的事件的真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他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永远无法清晰地预知。不过，如果我可以提前预知到这些年来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在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2]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3]，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性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曼德拉的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卡，1930年。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伦敦］ 与西伦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4]、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我不太清楚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首创精神……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的其他地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特兰斯凯（Transkei）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8．选自1971年1月1日曼德拉写给诺玛比托·布哈拉（Nomabutho Bhala）的信

这是你写给我的最短的信，整封信里只有一个长句，但却是很久以来我收到过的最棒的一封信。我原以为，50年代过后，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煽情者了，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说服力极强的雄辩家的演讲，也阅读过世界著名人士撰写的一流传记，所以，我认为，单单是一篇散文的华丽辞藻或哪位雄辩家的流利口才已经很难打动我了。但是，你在这张最柔软的纸上草草写下的句子却打动了我，这种感动甚至超过了以往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感动。很多在你梦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人物的生活都很简单，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记录，他们毕竟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你我都无法清楚他们是怎么策划让他们名留千古的一切行动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如何实施这些计划。他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否则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都市人，享受着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早已不会受到古老部落生活的影响。但是，新石器时代那些衣着褴褛、举止豪迈的英雄们仍然会在你的脑海、你的人生计划以及你的梦想中徘徊。这些古代英雄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如果有例外，也是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人；根据经济形态和工具判断，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却挥舞着铁制的武器建立起或大或小的国家。后来，冲突频现，国家摇摇欲坠，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形式和科技发达程度超过他们千年，并且能够随意利用科学资源的敌人面前，他们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硬是坚持统治了一个港湾［一］百多年。

我认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跟别人相比，你对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而且在你看来，在那个争斗似乎永不止歇的世纪里，我们的祖先都是英雄，我们这一代应该效仿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确实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经济体制几乎还处在原始的状态，武器也极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当做借口，逃避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今，在我们国家，似乎注定应该推行隔离制度，但是当代青年不能惧怕这种制度。当初，众多部族英雄联合起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之后，这次斗争也变得世人皆知。而我们的英雄最终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忘记他们，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永远也不会完整。大部分黑人的祖先是科伊科伊族人[5],他们的领袖奥特舒梅奥（南非第一位被流放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奥达索（Odasoa）和戈戈索（Gogosoa）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在1799年爆发的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克拉斯·斯图尔曼（Klaas Stuurman）史无前例地与Kama朝代（Amagqunukhwebe，科萨语）酋长库瓦（Cungwa）联合了起来。很多人，包括参加过无数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的自由战士们都极其鄙视阿巴特瓦人（Abatwa）。但是，还是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客观而友善地记述了阿巴特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阿巴特瓦人和波尔人（Boers）曾经在斯尼乌山（Sneeuberg）有过一场大战，阿巴特瓦人由酋长卡雷尔（Karel）带领，波尔人出动了由100多名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在Poshulis Hoek展开了一场大战。如果你阅读过这次战役的报道，就会明白阿巴特瓦人对南非的贡献，他们曾经是这个美丽国度的唯一居民[6]。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们拼死抵抗，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甚至在最后一支箭射出后也没有停止战斗。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这些先人已经在为一个自由的南非而战了。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联合斗争是南非悠久历史的源头。我们继承的三类遗产，激励着我们去斗争，去为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业赴汤蹈火。“非洲英雄”包括所有的古代斗士。许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雄辩和成熟的斗士们前赴后继，南非的历史越来越悠久，与之前的历史比起来内容丰富了千倍。像塞洛佩·泰马家族、贾巴武家族、杜布家族、阿卜杜拉赫曼家族、古尔家族、阿斯瓦特家族、卡查利亚家族等[7]，如今你们这一代也加入了这个光荣的队伍……

我也喜欢伟大的梦想，尤其对你的梦想很感兴趣。说不准在你下一个梦想里，会有些什么让齐卡·恩蒂（Zika Ntu）的子孙后代感到兴奋，甚至也能引起所有的著名英雄的后代的兴趣。人们热衷于鼓励一部分势力的发展，各个部落的社会组织急速进入社会化的最终和最高形态，民族之间混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化梦想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需要”这个层面，而是要成为一种人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把所有自由力量联合起来是梦想，而经过斗争、牺牲和传统文化，联合这些力量的纽带已经形成。

曼德拉抄写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一书的部分内容，见本章注释6。

[1]法蒂玛·米尔教授（Professor Fatima Meer），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曼德拉是泰姆布人（Thembu），也是皇室成员。当时，摄政王为他选了一位新娘，希望曼德拉能和她结婚。

[3]科萨（isiXhosa）和梭托语（Sesotho）是南非11种官方语言之一。

[4]奥特舒默(Autshumao,曼德拉称其为奥特舒梅奥),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5]南非有四支原住民，科伊科伊族（Khoikhoi）属于其中一支。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6]对Poshulis Hoek战争的描写见曼德拉读过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A History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Hottentots and Bantu into the Hunting Grounds of the Bushman,the Aborigines of the Country）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乔治·W·斯托（George W Stow）。（见曼德拉在本书第18和第19页中的誊抄内容。）

[7]对这些人物的介绍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第二章
亲密同伴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23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听他们讲述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说和传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些“历史学家”们包括维尔·斯科塔（Mweli Skota）、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Luthuli）、Z·K·马修斯教授（Z.K.Matthews）、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和J·B·马克（J.B.Marks）[8]。他们对非洲历史的通晓程度让人吃惊。他们已深深扎根于非洲的土壤中，他们用科学知识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可以描述出北方人民的每一次运动，能够头头是道地讲出这方面的各种理论，还可以总结出历史上我们人民内部之间冲突的原因，与白人对话，甚至还可以预知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这些“历史学家”的优点所在。能够继承我们祖先的这种口头传承文化的老一辈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正在消失。借助于科学的发展，获取各领域知识的方式虽然已经被现代化，但是年青一代依然重视老一辈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天都会有新的实际问题出现，他们喜欢用教室和课本里的知识来验证老一辈人的实践经验。

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是的。宿舍导师在大学里主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很厉害……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他的房子常常有鬼怪出没。为了把鬼怪驱逐出去，他想尽了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村庄［由小茅屋或房舍组成的村庄］。于是，他把家当打包装在一辆马车上，动身去其他村庄。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问他：“你现在是去哪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车上就有声音传来：“我们在搬家，要离开我们的村庄。”原来是其中一个鬼怪在说话。这人以为搬家就可以把鬼怪甩掉，但事实上鬼怪一直跟着他。导师就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面对它，不要逃避。如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一直跟随你。出现问题了，就要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这就是故事中的道理……我从未忘记过，我也很相信这个道理——有问题就必须面对，而不要试图掩盖。例如，在政治上，会出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采用不受大家欢迎的方案。如果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人会响应，然后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们有没有资源？我们有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有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有一些人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种激进的印象，遇到问题就不去面对，尤其是不去面对那些会使他们不受欢迎的问题。要获取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要让人民对你的见解有信心，要清楚、礼貌、平静地说出并解释你的观点，但是不要直白地说出来。

3．选自1987年12月22日曼德拉给南非大学的一封信[9]

我特此申请免修拉丁语1这门课程，理由如下：在1938年大学录取考试中我通过了这门课，1944年也通过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本学科的特殊课程考试。但是，现在我已经基本上忘光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如果要重修这门课，我就得从头学起。对于一位69岁高龄的老人，这可是一件难事。我曾经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律师，在被捕和判刑以前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了9年。如果我要重新做律师，就不必学习拉丁语学位课程。但是，我也不打算再继续从事代理律师或辩护律师职业。就算以后哪天会继续做律师，我也不会去学习拉丁文，因为我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您同意我的申请，我打算把拉丁语1这门课改为非洲政治。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次大范围的国民运动中，必然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或数量众多，或极其相悖，或是最基础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如果一个组织由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而且在这些阶层和团体之间，各自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冲突，并且这些冲突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刻爆发，那么在这个组织内部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冲突。还有一种矛盾，它会把同一个阶层或团体分裂得七零八散。在割礼仪式上，因为实行不同方法而产生了各种偏见，这就是一个例子。在福特哈尔大学时，我的一个朋友没有遵守习俗实行割礼，当我发现这个事情时，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甚至带点儿讨厌。那时我21岁。后来，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接触后的经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帮我消除了青少年时期的偏见思想，使我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慢慢地，我明白自己完全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风俗标准去评判其他人，不管对自身所属群体的风俗有多么的引以为傲[10]；我也认识到，仅仅因为别人没有按特定的风俗行事就鄙视他们，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危险表现。我想，如果一种风俗一方面能够团结民众，另一方面又不会在目标上与反种族压迫斗争冲突的话，我就应该适当地尊重这种风俗习惯。但是，我绝不会把自己的习俗强加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不会遵从一些有可能冒犯我们同志的风俗，毕竟在如今的形势下，想获得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5．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哦，是的！是的！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老师就曾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了，你们将来会成为人民的领袖[11]。”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当然了，对于黑人来说，如今取得一个学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国王一定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家族的一员），在福特哈尔大学读书而感到自豪。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实际经历与期望之间的反差就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读大学时我以为，毕业后我会自动成为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努力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是遵循这样的生活模式。很多学生离开教室后，就直接找到一份很舒适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威望。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很尊敬这所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教育界尤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的经历却与他们大不一样。我进入的是一个重视工作经验和常识，但高学历却并没有决定意义的圈子。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跟我的新环境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普通教师都不太愿意谈论种族压迫、黑人机会欠缺和受到侮辱这样的话题，而这些也是他们目前所经历的。没有哪位老师哪怕能简单地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我应该阅读相关方面的哪些书籍；也没有老师告诉我，在我希望成为纪律严明的自由运动的一分子时，应该加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我只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尝试并从一次次的错误中来学习这些事情。

[8]关于以上人物，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曼德拉在狱中继续学习法律学位所要求的课程，于1989年获得学位。

[10]割礼是科萨族一种传统仪式。接受过割礼，就标志着一个男孩进入成人阶段。曼德拉在16岁时接受了割礼。

[11]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推行高等教育的黑人大学。

第二部分
戏剧人生

在福特哈尔大学时，纳尔逊·曼德拉曾扮演过刺杀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约翰·威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在罗本岛上，狱友把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撰写的《安提戈涅》（Antigone）改编成了一出戏剧，曼德拉出演了剧中残暴的国王克瑞翁（Creon）。为了曼德拉的学习，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买了一大堆希腊戏剧文学著作——守门人对这些书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所以毫不费周折，书就运了进来。但是扮演坏人无疑激发了曼德拉恶作剧的幽默感。在罗本岛上，自第一次开始拿起书本，他就时不时地引用莎士比亚，并对希腊悲剧情有独钟。有一次，他还拿自己的表演开起了玩笑。在最初的政治生涯中，他就了解到了戏剧形体动作的威力。

事实上，自1941年起到1962年入狱，他的生活就是一部很不错的戏剧。20世纪40年代末，非洲人国民大会确定了曼德拉的领导地位；50年代到60年代，他积极参加了所有反种族隔离的运动。1962年8月他入狱时，他已是“民族之矛”（MK，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而且成为反种族压迫运动中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也是南非的头号通缉犯，被称为“黑色海绿花”（The Black Pimpernel）。1963年到1964年间，南非历史上最重要也最富戏剧性的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开庭审理。在这次审判中，曼德拉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焦点。

1944年，在经历了几次恋爱后，曼德拉娶了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伊芙琳·梅思（Evelyn Mase），他的戏剧人生也到了新的阶段。他们生了4个孩子：女儿马卡齐韦（梅基），以及两个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和马克贾托（贾托)，还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他们的大女儿，也叫马卡齐韦，但出生后9个月就夭折了。结婚十几年后，他们终究承受不了生活中的痛苦和彼此在一起时言语的尖刻，最终离婚。在以后几年里，这次失败的婚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1958年，曼德拉娶了光彩照人的姑娘温妮·马迪基泽拉（Winnie Madikizela）。曼德拉一直都很欣赏坚强的女人，像鲁思·莫帕蒂（Ruth Mompati）、莉莲·恩戈伊（Lilian Ngoyi）、海伦·约瑟夫（Helen Joseph）和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等，但他似乎不太在意温妮能变得多坚强。他们育有两个女儿：泽娜妮（泽妮）和津齐斯瓦（津齐）。曼德拉常常管温妮叫“扎米”（Zami），这是温妮的班图语名字“诺姆扎莫”（Nomzamo）的简称。与第一次婚姻相同的是，曼德拉的第二次婚姻同样遭受了来自他的公众生活的剧烈影响。他的戏剧人生就是家人的痛苦人生。

第三章
精神的翅膀

“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本书第35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只有空头政治家才不会犯错。只要参与政治活动，就难免会出错。处于政治斗争中心的人需要处理很多实际和紧迫的问题，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也没有范例可供参考，这时难免就会出现很多错误。但是，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他们能够灵活变通，并提前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对工作作好检查，就会获得必需的经验和前瞻能力，从而避免一些常见的错误，在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2．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摧毁了亚历山德拉的社会结构，如今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一座“鬼城”，但是，这里的生活依然很精彩，每次想起它，总能唤起我美好的回忆[12]。在这里，我学着适应城市生活，对白人至上主义思想也开始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个地方有很多漂亮的建筑，但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拥挤异常、污秽不堪，还有营养不良的孩子或光着身子或衣衫褴褛地四处乱跑。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宗教派别，充斥着匪徒和低级酒吧。在这里，生命廉价无比。到了晚上，这里几乎就是刀枪的世界。通常，警察会搞突然袭击，或检查通行证，或检查人们是否已缴纳人头税，或检查酒馆营业是否合法，然后大批大批地逮捕民众。尽管如此，依然有5万多人住在这里。这是南非少数几个居民能够自由获取财产的地区之一，没有政府的强制条例，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亚历山德拉是一个代表自由的符号，同时对住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是也一个挑战。它的存在说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民众已经脱离了农村，成了永久性的城市居民。在所有讲非洲语言的群体中，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政治意识比较强，且善于表达，白人已经逐渐注意到了这里的人们的团结意识。而我则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城市中才能产生人民的领袖，因为这里生活着大批武装工人和大量富裕且极有抱负的新兴商人阶层，种族隔离的观念让他们受到了很多挫折。以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居住在亚历山德拉的人们所必须经历的。14年前我被捕入狱，在那之前的日子里，我没有把奥兰多市当做自己的家，虽然那里有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子，而是把亚历山德拉当成了自己的家，一个没有房子的家。

3．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和拉扎尔·希德尔斯基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在我面临各种困难时他给予的热情帮助能够足足写满一个章节[13]。我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叫约翰·姆恩霍马（John Mngoma），他是一位演说家，并且精通祖鲁文化。我很喜欢听他讲一些过去的有趣事情，一听就是几个小时……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在刚到约翰内斯堡时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我的内心慢慢变得坚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面临的困难，贫困，所遭受的痛苦、孤独和挫折。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自立，也可以接受陌生人的善意支持，而且这些陌生人是值得尊敬的。在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向他们寻求支持。现在，我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了家庭，虽然离我的家乡很远；我也取得了一些进步，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但至少我是在利用自己的资源，是自己在努力。对于那些在我困难时帮助过我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依恋。这类友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不是单单源自个体，而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关系，因此，如果维系这种友谊的某个成员离世，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群体的友谊。

4．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在希尔德敦（Healdtown）的时候，我交了个朋友。后来，我去了约翰内斯堡，我们的友谊日益深厚。这位朋友叫撒迦利亚·莫莱特（Zachariah Molete），在希尔德敦卖酸奶。如果你对他好，他就会送你优质的酸奶……40年代初，我去了约翰内斯堡，住在……亚历山德拉。当时他父亲开了家……杂货店，而他自己又是卫理公会教堂的总管，在教堂活动中很照顾我。我当时忙于参加各种斗争，他就为我提供日常生活用品，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来找我，说：“你晚上可得小心点儿！ 现在有伙盗窃犯可是很猖狂，大家都叫他们‘蒂塔·拉恩赫’（Thutha Ranch）。”“蒂塔”的意思是“收集带走”。这伙盗窃犯真的是猖狂至极，能把整座房子洗劫一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们“蒂塔·拉恩赫”的原因。撒迦利亚·莫莱特又跟我说：“他们就在你的住处附近活动！”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有天晚上，我在睡梦中被门外好多人走动的声音吵醒了。我突然想到，这会不会是撒迦利亚对我说过的那帮盗窃犯。外面是争吵声，而且声音很大，有个家伙说：“我不管，我们进去，我们必须进去！”另一个家伙反对道：“伙计，别进去了。里面这人是个学生，他肯定没钱，里面估计啥都没有。”然后他俩就吵了起来，第二个家伙很是坚持，一直在说：“别管这个学生了，伙计！别进去了！”后来，那个坚持进屋的家伙恼羞成怒，狠狠地踢了一下门，那扇门很旧，门闩一下子就断了。最后他们没有进屋，离开了。

施腾格尔：他踢的是你的门？

曼德拉：是啊，当然是我的门。当时我很吃惊，也很害怕。不过他们最后走了，没进来。我把我的床搬到门后，只有这样才能把门重新关上。后来，我就那样睡下了。我非常感激……不管他是谁……那位把我从被抢劫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的人，他说：“别去，别去抢劫他！”这人还真不错。

5．选自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写给女儿津齐·曼德拉的信，因为曼德拉“未经允许”把这封信藏在了圣诞卡片里，信件被检查员扣留

有的时候，我会想起在奥兰多东部的圣约瑟夫拳击馆所经历的事情。拳击馆和DOCC（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的墙上刻着我甜蜜的回忆，好多年了，一想起它，我就会感觉特别开心。50年代在DOCC训练的时候，拳击馆内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拳击手和摔跤手。这家俱乐部的老板是约翰内斯·莫洛西（Johannes Molosi）[14]。他曾经是拳击冠军，对拳击历史、拳击理论和实践都非常熟悉和在行。他是个很不错的教练。

但是，50年代中期，他对拳击馆不再那么用心了，动不动就离开，而且很久都不回来。拳击手们对他开始不满意了。有两次我都把这事压下去了，但是在拳击手多次反抗后，他依然我行我素，事情就变得不可收拾了。这一次，我是没有办法让双方和解了。最后，拳击手们离开了DOCC，在圣约瑟夫开了一所拳击馆。我和桑比跟着他们一起走了。西蒙·查巴拉拉（Simon Tshabalala）现在在国外，当时担任这所新建立的拳击馆的经理。明星拳击手当然还是杰里·乌恩亚·莫洛伊（Jerry Uyinja Moloi），他后来成为Tvl ［德兰士瓦］ 省的轻量级拳击冠军，同时也是角逐全国冠军的主要选手。

除了杰里，我们还培养出了3位冠军。他们分别是击败了莱斯利·汤埃（Leslie Tangee）的埃里克·恩特塞莱（Eric Ntsele，南非最轻量级拳击比赛冠军）、弗雷迪·恩希迪（Freddie Ngidi，德兰士瓦省次轻量级冠军）和约翰内斯·莫科特迪（Johannes Mokotedi，德兰士瓦省次轻量级冠军）。拳击馆还培养了另一批有潜力的运动员，比如来自布隆方丹（Bloemfontein）的彼得，他是次轻量级选手，还在他家给我们提供了车库。当时他还是杜布（Dube）假期培训班的学生。桑比也是一位很棒的拳击手。有的时候，他去兰德方丹（Randfontein）、弗里尼欣（Vereeniging）或其他地方比赛，我等他常常等到深夜。我和这些运动员朋友们亲昵得就像一家人，你妈妈［温妮］后来也过来了，这个大家庭就变得更加亲密。如果我不能陪伴她，杰里和埃里克就会开车带她四处逛逛。后来，爸爸和妈妈订婚的时候，拳击馆所有人都参加了我们的订婚派对。

顺便提一下，弗雷迪也在我们的公司上班，他人很安静，大伙也很信任他，非常喜欢他。有一次圣诞节前夜，我回到办公室，知道我看到谁了吗？是弗雷迪，他竟然就那么躺在总办公室外面的过道里，身体瘫软，显得很无助。他那个样子确实吓着我了，我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那庸医瞥了他一眼，竟然说我们的这位冠军一点儿事都没有，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看来，他是在圣诞节狂欢上没有控制住，过于放纵自己了，才搞成这个样子。之后，我把他送回他在OE［奥兰多东部］的家里，才放心了。顺便再提一下，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一件事情。在DOCC的一场争吵中，斯基雷指责杰里在背后使坏，背叛他，就像古罗马的马克·安东尼背叛恺撒大帝一样。桑比就问，安东尼和恺撒是谁，那个时候桑比才9岁，什么都不懂。斯基雷很气愤地大喊：“不要跟我们提起死人。”他那个气啊，差点儿都把孩子的内脏给挖出来，幸亏当时我在场。他跟我抱怨，感觉这个孩子太不懂礼貌。我提醒他，我们是在我家里，而我是一家之主，所有事情应该由我来定夺。当然，在拳击馆我就没有这个权力了。桑比交了会费，就应该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没有权力让他按照我们的指示做事情。

选自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给津齐·曼德拉的一封信，见37页。2010年，人们在南非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这封信，信上还附着一张由监狱检查员写的纸条，内容是用南非荷兰语写成的：“曼德拉把这封信夹在了圣诞卡片中，因此，信件将被扣留，但是我们会把卡片寄出去。我们没有通知囚犯曼德拉，他还不知道这封信没有邮寄出去。他未经允许就把信夹在了卡片中。1979年12月20日，我跟长官迪普莱西（Brigadier du Plesssis）讨论了这件事情，他同意了我的决定，然后指示我把这封信保存在曼德拉的档案中。”

我们在拳击馆待了一个半小时，晚上回到家都已经9点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还口渴得厉害，感觉身体里一滴水都没有。这时，妈妈就会给爸爸冲上一杯新鲜凉爽的橘子汁，然后再端上晚饭，还搭配着酸奶。她那些天很开心很快乐，身体也不错，看起来容光焕发。而我们的房子就像蜂巢一样闹哄哄的，今天是以前学校的老朋友来拜访，明天是巴拉［巴拉瓜纳医院］[15]的同事或拳击馆的会员来，有时甚至连我们公司的职员都来拜访我们，找你妈妈聊天。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和她就像在度蜜月。下班后如果还不能回家，我就会很反感，但是她和我一直在提醒彼此，这种幸福的日子有多难得，不一定什么时候艰难的日子就会来敲我们的门了。在那段时间，我们确实和朋友们相处得很好很开心，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自怜自叹。20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日子，就感觉那段时光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清晰无比。

6．选自曼德拉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这段时间参加了不少社交活动吧？你之前说过，第一次来约翰内斯堡就被带到很多聚会上，主要是共产党的聚会，你还见到了迈克尔·哈梅尔[16]。关于那时你们和白人一起参加的社交活动，还保存有很多书面形式的记录，当时乔·斯洛夫和鲁思·弗斯特也参加了……[17]

曼德拉：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像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白人之间和黑人之间的社交活动一样，是很平常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那时是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或活动。

施腾格尔：但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很特别，不是吗？

曼德拉：……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确实很特别。但是，在我们国家，聚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不像我们那样定时举行罢了。关键是这些团体组织已经很习惯接纳新成员，［共产］党也是这样。

施腾格尔：我知道了……至少对于白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聚会或活动有多大胆，多刺激，是吧？

曼德拉：不，不是的。这儿的白人是在民主传统的熏陶下长大的。另外，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已经投身到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有时需要邀请非洲黑人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施腾格尔：你去没去过这些聚会？

曼德拉：去，但不是个［聚会迷］。有一次，乔还向沃尔特［·西苏鲁］抱怨：“纳尔逊一点儿都不喜欢聚会。”

7．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我在约翰内斯堡接触到了很多思想。

施腾格尔：参加会议的时候呢，难道你就只是坐着那儿听？

曼德拉：……我从来都不发言，除了辩论——但也只是学术性的辩论，而不是政治会议中的辩论。比如说布隆方丹队与约翰内斯堡队辩论时，约翰内斯堡队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辩手，我就参加了。但在参加会议时，我通常不会发言，后来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后，情况才有点改变。但是，我发言的时候还是会很紧张，非常紧张。

施腾格尔：为什么紧张呢？是因为你在人生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还是因为如果发言的话就会有危险？

曼德拉：……其实我不懂政治。那时候，在政治方面我还很落后。但是，我一直在和懂政治的人打交道，他们告诉我发生在南非国内外的很多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学业上只得过D，但是懂的事情却比我多得多……在福特哈尔［大学］，我选修了两门历史［文学学位］课程，对南非历史了解得很多，也懂得很多欧洲历史。但是盖伊· 拉德贝[18]却远比我懂的多，他懂得的不仅仅是历史事件，他还能从历史事件背后挖掘出深层次原因，然后解释给我听。于是，我开始以另一种角度重新学习历史。那时，我遇到了很多像他那样的人。比如，大家都很喜欢的迈克尔·哈梅尔，他是文学硕士。还有在维思［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就读的鲁斯蒂·伯恩斯坦，他获得过文学学士学位……这些家伙……都精通历史，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会很认真地听他们讲，那是很有趣的[19]。

施腾格尔：你第一次参加共产党的会议的时候……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

曼德拉：是的。的确如此。

施腾格尔：那你最后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是不是就代表你开始赞同共产主义？

曼德拉：不，不。因为有人邀请我，我才去的，而且我确实对这样的聚会很感兴趣。共产党是一个新组织，组织里有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种和非洲人。对我来说很新鲜，是我以前不太了解的，所以对它很感兴趣。

施腾格尔：相对于政治，你是不是对社会观察家这个身份更感兴趣呢？

曼德拉：哦，不，我并不是真的对政治感兴趣。我只是对，是的，是对社会问题……感兴趣。那些共产党员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毕竟，看到一些真正没有种族隔离意识的白人……对我来说还是很新鲜的。

施腾格尔：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是不是感到解放了？是不是感到特别高兴？

曼德拉：不是，我只是感觉到很新鲜很有意思，不能说那就是一种解放。这就是为什么一涉及政治，我就攻击共产党员的原因。我不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种解放，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实际上只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8．选自1970年6月20日曼德拉给夫人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20]

确实，“肉体的枷锁常常会成为心灵的翅膀”，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这部戏剧中用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逆运也有它的好处，

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

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21]。

也有人说：“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产生伟大的动力。”

虽然在事业上已经经历了26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对这几个简单词语背后的意义的理解依然肤浅而不完整，偶尔还带点学究气。在每一个社会改革家的生活中，都会存在这样一个阶段：他在台上演讲，听众掌声如雷。而对于他，这种演讲只是释放了堆积在他脑海中的碎片式信息所带给他的压力，这些信息他自己都未必理解。他只是想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以平静的心态，通过简单的方式去阐释一些原则和思想，而这些原则和思想中所蕴含的真理则是需要通过个人经历和深入学习才能表达清楚的。在这一方面，我也不例外。我们这一代是有弱点的，我也无法摆脱这种弱点，而且是不止一次地设法摆脱却没有结果。坦白说，回头看看我早期写过的文章和演讲稿，连我自己都震惊了——内容极其迂腐做作，还没有原创性，很明显是为了宣传和加深听众印象的目的。

9．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

在那次之前我就进过监狱，但只是因为一件小事，而且只被拘留了一天，其实还不到一天，早上进去，下午就被放了。起因并不是因为我公开反抗什么，而是因为去了趟你们所说的白人厕所，按规定那个厕所只能白人使用。其实，我就是去白人的卫生间洗手，然后就有人来逮捕我了（轻笑声）。我的错啊，当时就没注意到那个标志牌。他们抓了我，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可是最后又把我释放了。但是，现在这些人进监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他们要反抗不公平的法律。学生们（他们都是我的同志）离开教室，带着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满腔热血，来到大街上进行抗议。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

10．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我一般不干涉别人的事，除非别人请我。即便是别人请我，我也总是想办法让他们和好如初。作为一个律师，在一对夫妻找我进行离婚诉讼时，我总是问他们：“你们真的没办法解决问题了吗？真的尽力了吗？”有些人其实还是很欢迎我这么问的。事实上，我用这种方式挽救过一些人的婚姻。但是，也有一些人痛恨我这么问，因为她和丈夫刚吵过架……她当时很愤怒。我问她：“我可以叫你丈夫来吗？”她就会很激动。从那时起，就算到了法庭，她也不愿意你见到她丈夫……很明显，她是想让你完全以她的立场去办事。这时，事情就有点儿难办了。但是我一直都在尝试让夫妻复合……当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

11．选自1984年12月27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引自给K·D·马坦齐马的一封信[22]

看起来……你和政府都想把我和我的同志们释放至乌姆塔塔[23]。也许我得提醒你一下，1977年你第一次请求来监狱探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接受你的请求，因为当时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都认为，由于你参与了《班图斯坦计划》（Bantustan Scheme）的实施，我们不能接受你的请求[24]。今年2月份，你再次表示要来探访，希望能讨论关于释放我们的问题。我们再次重申了我们的立场，你又未能如愿。必须向你说明，我们绝不接受把释放我们与班图自治联系起来。很感激你对受监禁的政治犯所表示的关心，但是在我们已经明确反对你把释放我们的问题和班图自治联系起来的情况下，你依然坚持这样做。这如果不是挑衅，对我们也是一种干扰。奉劝你不要再这样继续固执下去，因为这样下去必然会使你我的意见冲突。我们坚决拒绝被释放到特兰斯凯或其他班图自治区去。你应该清楚，正是因为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才会被囚禁在此，然后在监狱里度过后半生。种族分离发展，会使在同一个国家的民众完全陌生化，同时也正是政府直到今天都在迫害我们的原因。在这里，我们请求你能够放弃这个激起众怒的计划，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与你讨论这个问题。

选自1984年12月27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见第44页和第46页。

1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我们谈起过你在1955年9月的旅行，那时候政府已经解除了对你的禁令[25]，但是谈话后来中断了。在你回忆录的手稿里有很多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情，而且内容很详尽。你是不是觉得那个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享受自由，所以那次旅行对你很重要？

曼德拉：不对，你说错了，政府是从1952年12月开始限制我的自由的，而不是在9月恢复了我的自由。那次是政府第一次限制我的自由，依据是《暴乱集会法》（Riotous Assemblies Act），期限为一年。另一次的期限是两年。后来，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政府只允许我在约翰内斯堡活动，期限是5年。在这漫长的5年间，我不能出去旅行。禁令期满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像揭开了新的篇章，所以决定抓紧时间到全国各处走走看看，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政府肯定还会给我下禁令，然后规定我只能在某个地方活动。那次旅行之所以对我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1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国际俱乐部是怎样的一个组织？

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国际俱乐部为各民族团体提供见面的场地……它坐落在小镇上，人们可以在这里与朋友会面、交流思想并且接待来访者……在这里还有可口的饭菜，还可以玩游戏……参加辩论等等，是一个社会活动场所。有一次，俱乐部里来了一个美国人，不，应该是两个美国演员：卡纳达·李（Canada Lee）……和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后者如今已经是很出名的演员了。我们在俱乐部里招待他们，那个时候俱乐部里真是乐趣多多啊。那些日子里，各民族的人们可以聚在一起，以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光。

施腾格尔：俱乐部是在镇上吗？具体在哪里呢？

曼德拉：是啊，从这一直往西走……

施腾格尔：你是那里的秘书长？

曼德拉：对。我是俱乐部的秘书长。

施腾格尔：还有一个人——我想应该是在你卸任后，他开始担任俱乐部的秘书长，你们曾经还是朋友——他叫戈登·古斯（Gordon Goose）。

曼德拉：戈登·古斯，哦，对。

施腾格尔：那么，你开始跟人们有所交往了？

曼德拉：是啊。他是英国人，来自英格兰，还是位虔诚的教徒。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叫厄休拉。厄休拉双目失明，但是很能干，非常非常能干，现在是老师。我刚刚被释放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她还在教书……有一天下午5点钟，戈登不能去接他妻子，就请我帮忙去［接他妻子］。她……当时工作的地方……在专员街（Commissioner Street），离这里就只隔几个街区。我到了那儿，扶住她。因为她是盲人，她就把她的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就在这儿［做手势］。然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学校。看到我们的那些白人差点儿杀了我。她……可是很漂亮的……白人看到一个黑人拉着一个漂亮的白皮肤女人，天哪，他们几乎要把我杀了啊。但是，我假装……我很勇敢，就像能够打败整个世界一样，就那么忽视了他们。然后我们上了车。［后来］我的工作转入地下后，总和他们混在一起，他们住的地方离我的藏身之处没有多远，所以晚上常常去他们家。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凯西”·卡特拉达谈论詹姆斯·莫罗卡博士[26]，莫罗卡在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审判中，想与包括曼德拉和卡特拉达在内的19位被告人划清界限，自己独自拥有了辩护律师[27]

卡特拉达：［《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61至62页中你说：“我去看望莫罗卡博士，他住在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的塔巴恩丘（Thaba Nchu），刚跟他见面，［我］就提出了行动进程计划，但是他不太感兴趣。他当时非常伤心，想出去透透气，他这个人有时非常傲慢。”

曼德拉：会“很傲慢”吗？

卡特拉达：对，傲慢。

曼德拉：不，老兄，我可不喜欢你这么说他。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首先，他肯定不是傲慢的人。另外，我不想在这样的传记中作出不好的评价。

卡特拉达：好吧。

曼德拉：……我想，我们应该这么说“看到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在努力撇清自己和在他的领导下制定的政策和行动的关系，让我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不太想讨论他是否自大和背叛人民这两方面的问题。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我觉得要避免谈论这类问题……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们写过信，孩子们回信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别人说他的好。

卡特拉达：说他们的父亲的好？

曼德拉：他们的爷爷的。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们评论一位领导人的时候，即使是批评他们，也应该拿他们与［尤素福·］达多博士[28]……［沃尔特·］西苏鲁[29]这样的领导人……进行比较……这样的话会对被批评的领导人好一些，他们毕竟都是经过革命运动锻炼出来的……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集体领导艺术中。对于莫罗卡博士来说，他只是属于另外一个派别，在领导能力这方面确实有局限，但是他的领导还是很受人们尊敬的。

曼德拉：……就是批评也要让人心服口服，要以事实为根据，抱着诚实的态度，从现实出发。但同时不要超过某个范围，就像建筑物一样，它们都是有骨架的，而我们也算是建筑师了。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你说过，参加革命运动的作家不仅仅是在记录，他们也是建筑师，对革命组织的建立和组织内部的相互信任都是有贡献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15．选自曼德拉与施腾格尔关于非暴力的谈话

［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是圣雄甘地的狂热信徒。作为基督徒和甘地的信徒，他很相信非暴力……[30]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就不相信……因为如果你把非暴力当做一种信条，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得坚持使用非暴力手段……但是，我们坚持只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才采用非暴力。一旦具体情况不适合使用非暴力手段，我们必须放弃，然后采用更加适合具体情况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斗争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壮大组织，让领导权发挥更强大的作用。如果采用非暴力方式可以实现这些，我们就选择非暴力方式。但是如果在实际情况下，采用非暴力方式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们就会转向其他方式。

16．选自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你看过甘地的事迹吧？

曼德拉：哦，是的。你说对了！

卡特拉达：那，我说对了？

曼德拉：但是尼赫鲁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卡特拉达：……书上是这么写的，［《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62页，“他放弃了童年时期对他影响很深的基督教，就像圣彼得三次否定耶稣一样，他感觉很痛苦。”那么现在，你觉得这么写你“放弃基督徒的信仰”合适不合适？

曼德拉：不合适，这样说绝对不合适。

卡特拉达：那么，这种说法是错的？

曼德拉：……完全错了，我从没有放弃过基督教信仰。

卡特拉达：好的。

曼德拉：信仰基督教是正当的，当然，它也有不好的地方。

卡特拉达：嗯，确实如此。

曼德拉：是呀，它确实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17．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对话

施腾格尔：鲁思·弗斯特是怎样的一个人？

曼德拉：你说鲁思？她的死是南非的一个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南非最耀眼的明星之一[31]。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她，我们在同一所大学读书，她当时属于进步人士。但是不像其他进步白人，只有在屋子里和人谈论时或是仅仅在公众面前才表现得很激进，她会在大学的某个走廊或者在大街上停下来和你谈话，而且谈话的气氛很轻松很舒服，她很引人注目。在大家开会的时候，不管她坐在哪儿，你都会感觉到她的优秀。而且……她不跟愚蠢的人打交道，她对那样的人极其没有耐心。她精力充沛，工作认真，办事有条理。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她都会向你施加压力，她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她无所畏惧，敢于批评任何人，但是，有时候错误的批评方式……也会惹恼别人。她极其坦率，说话直言不讳。同时，她像她的丈夫乔·斯洛夫一样非常宽宏大量。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那时他们的朋友很多，有自由党人也有很有名气的商人。那时候，持不同政见的人经常在她家的房子里聚会。她真的是非常优秀，我很喜欢她，也很尊敬她。当我在监狱中听到了她去世的消息后，我很伤心。

施腾格尔：她的房子曾经是聚会中心？

曼德拉：是的。

施腾格尔：那你会去她那里吃饭吗……？

曼德拉：去那儿吃饭是常有的事。我和她还吵过一架，大概是在……1958年。在一次审判中，我输了官司，之后就有好几名妇女被捕入狱。她就开始批评我，说我处理那件案子的方式不正确。其实我知道她对法律不太熟悉。但是，当时我们是在电话里讨论的。那段时间，我在处理2 000多名妇女的案件，努力为她们安排辩护律师。整天不是忙着为她们辩护，就是帮她们安排辩护律师，压力真的很大。随后……我在一个案子中输了，三名妇女被送进了监狱，不过，我们最后又把她们保释出来了。但就在那时，她打电话过来，说我处理这个案子的方式不对。我就对她大吼，让她去死。不过，我立刻［大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她毕竟是位女士，是我的好同志。不管她错在哪里，她都会坚持自己的话。所以，那天晚上，我和温妮没有回家，去了她家里。她当时和一位……在大学里……做演讲的人在一起。我直接走了进去，什么也没说，抱住她然后吻了她一下，就走了出去。［轻笑］哈，他们还想说“请坐”之类的——但是我直接就走了。我们就那样和好了。我听见乔当时说：“我跟你说过纳尔逊是不会生你气的。”我就这样走了，我们也就和好了。我不希望和她之间产生什么芥蒂。虽然我发了脾气，但也很快就意识到那样说她，对她是不公平的。她是个非常真诚的同志，如果我哪里做错了，她有权指责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最终还是和好了。我极其尊敬她，后来我转入地下活动后，还跟她保持着联系。

18．选自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老天！我觉得我们应该谈一下禁令的含义……不能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被限制在特定的管辖区域内。政府第一次对我下达禁令是在1952年12月，他们当时的根据是《暴乱集会条例》……禁令下达后，我不能参加社会集会，只能在约翰内斯堡市内活动。现在，想起那次行动自由被限制，还感觉跟发生在昨天一样，对我影响极大。不过，那时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躲我，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政府对我下达了禁令。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叫本杰明·约瑟夫（Benjamin Joseph）的律师，他在哈利·莫库纳（Harry Mokoena）那儿工作。有一天……我在福克斯街碰到他，他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走近我时，他跟我说［压低嗓子］：“纳尔逊，别跟我说话，赶紧走，千万别跟我说话。”他是我碰到过的唯一躲避我的人。

19．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约翰内斯堡被禁的两年里，我的律师工作和参与的政治活动也给我造成了很大压力，我像是得了幽闭恐惧症，都快要窒息了，当时我多么渴望能呼吸到一点新鲜的空气啊。在南非这座最大的城市里生活了整整14年，但是我对乡村生活依然向往。我再次渴望看到那诱人的辽阔草原、青翠的山峦、嫩绿的小草和树木、起伏的山脉和深深的峡谷，还有那勇往直前、冲过悬崖流入大海的溪流。

20．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有一天晚上，杜马·诺奎和其他一些朋友聚在我家，为我送行[32]。这位年轻有为的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开心，夜深了，他的头脑却越来越活跃，说话也越来越流利，大家被他逗得笑声不断。偶尔他会突然间唱起歌来——而且还是用俄语和汉语——唱歌的同时还手舞足蹈，就像在指挥一个合唱团。午夜来临，我们准备离开。要走的时候，我两岁的女儿马卡齐韦醒了，问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走。那段时间，根据政府禁令，我不能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工作压力也很大，根本没时间陪家人。但是我很清楚，在我要去特兰斯凯而离他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渴望和我在一起的心情一直在啃噬着他们的心。有那么一刻，一丝内疚感袭上心头，即将要出去旅行的兴奋感顿时也烟消云散。最后，我吻了吻马卡齐韦，把她抱上床，在她睡着后我就离开了。

[12]曼德拉在亚历山德拉居住过。那里很拥挤，是一个贫民窟，因为不通电，被称为“黑暗之城”。

[13]拉扎尔·希德尔斯基（Lazar Sidelsky），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4]他的真实名字是约翰内斯（斯基雷·阿多尼斯）·莫洛齐［Johannes（Skipper Adonis）Molotsi］。

[15]温妮当时是巴拉瓜纳医院的社工。

[16]迈克尔·哈梅尔（Michael Harmel），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7]乔·斯洛夫（Joe Slovo）和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8]盖伊·拉德贝（Gaur Radebe），见附录人名、地名和事件。

[19]莱昂内尔（鲁斯蒂）·伯恩斯坦［Lionel(Rusty)Bernstein］，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0]威尼弗雷德·诺姆扎莫·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ifred Nomzamo MadikizelaMandel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1]“逆运也有它的好处/就像丑陋而有毒的蟾蜍/它的头上却顶着一颗珍贵的宝石”选自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

[22]凯泽·达利旺加（K·D）·马坦齐马［Kaiser Daliwonga(KD)Matanzim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3]曼德拉同时使用“乌姆塔塔”(Umtata,殖民地时期的拼写）和“马塔撒”（Mthatha，后种族隔离时期的拼写)。

[24]1951年的《班图人管理机构法》（Bantu Authorities Act）颁布后，政府为南非黑人建立了“家园”，或称“班图自治区”。

[25]政府可能会对个人和组织下达禁令，规定多种限制。

[26]詹姆斯·塞贝·莫罗卡博士（Dr James Sebe Morok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7]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凯西）·卡特拉达［Ahmed Mohamed(Kathy)Kathrad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8]尤素福·达多博士（Dr Yusuf Dadoo），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9]沃尔特·西苏鲁，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30]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Luthuli）,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31]1982年8月17号，鲁思·弗斯特住在莫桑比克，那天她收到个包裹，打开后，包裹里的炸药爆炸，她当场被炸死。

[32]1955年，曼德拉将要去德班、特兰斯凯和开普敦度过工作假期。关于菲利蒙（杜马）·诺奎［Philemon(Duma)Nokw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第四章
没有理由杀戮

“……对于那些为人民的更广大利益服务的人，那些长大后离开家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家乡永远都是家乡。车子驶上约克路后，我感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是开心的，而主街好像永远也无法到达似的。”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57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出发后的第三天晚上，我终于回到了家乡马塔撒[33]。对于那些为人民的更广大利益服务的人，那些长大后离开家乡、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庭的人，家乡永远都是家乡。车子驶上约克路后，我感到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是开心的，而主街好像永远也无法到达似的。离开家乡已经13年了，这次到家的时候虽然没有丰盛的牛肉和挂满彩灯的树木迎接我，但我还是有一种《圣经》里流浪者回家的喜悦。我急切地想见到母亲，见到那简陋的小屋，见到伴着我长大的伙伴们，见到那迷人的草原和那些构成我童年美好回忆的所有事物……我以为到家后就能把警察甩在兰德（Rand），没想到他们那敏感的触角竟然伸到了这里。到家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和两位酋长在屋里悠闲地喝着咖啡，一名白人男子跟着女主人进了我家。他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很傲慢地问：“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你是谁？”我反问道。虽然我对他的傲慢很不满意，但是很明显，他对我的无礼更加反感。犹豫了片刻后，他告诉了我他工作的部门。然后就要求我跟他去一趟警察局。我问他是不是要逮捕我，他说不是，我就拒绝了他的要求。接着他就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离开约翰内斯堡以后都去过什么地方？准备在特兰斯凯待多久？离开这里后具体要到哪里？回特兰斯凯有没有得到许可？一边问还一边作着记录。我告诉了他我住的地方，然后明确地告诉他特兰斯凯是我的家，回家用不着找谁批准。然后就拒绝回答其他的问题。他离开后，酋长们批评了我，说我太鲁莽，其实一些问题是可以回答的，那样就不至于太冒险。我跟他们解释说，他太无礼太傲慢，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对他的傲慢的回敬。但是我感觉最后还是没有说服他们……后来和妈妈一起待在她的房间里，我很开心，像是又回到了孩提时代。但是，让她这么一个人住着，家里距离最近的医院都有22英里，我感觉很内疚，而且这种内疚感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我和我的姐妹们都在外面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让母亲在物质上能过得更舒服一些。但是她还是很习惯简朴的生活。如果一个孩子给她钱，她会把这笔钱存起来，在其他孩子有困难的时候，她就把这笔钱拿出来让他们用。我已经努力了好多次，想说服她跟我一起去约翰内斯堡生活，但是她始终离不开这片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一个人抛下自己的家人，然后辛辛苦苦地努力，却是为了让别人的家庭过得更好一些，我一直在想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确。自己的母亲已经年近六旬，为她盖一座梦想中的房子、给她买可口的食物和漂亮舒适的衣服，然后全心全意地去爱她，去照顾她，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政治难道不是一种逃避赡养责任的借口吗？我时时刻刻都在和这些时不时冒出来的良心问题作斗争，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常常安慰自己，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适更悠闲一些，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被这些良心方面的问题困扰。不过，我确信自己是在为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心全意地努力，这样的生活使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而我自己则更有民族自豪感，也真正地感觉到了愉悦之情。在她去世前不久，她给我写了封信，在信里她鼓励我，要坚信自己的信仰，要为之努力奋斗，这封信让我的这种自豪感和愉悦之情膨胀了不止千倍万倍。

2．选自曼德拉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顺便提一下，我开车……离开伊丽莎白港（Port Elizabeth）的时候，大约是上午10点。那天天气很热，我正在开车——驶出伊丽莎白港不久就到了荒郊野外，那儿灌木丛生——突然间就看到了前面有条蛇在横穿马路……因为天气太热了，它几乎都蜷曲起来了——它也受不了啊。它蜷曲着向前爬，但是离我的车太近了，我什么都来不及做，就那么直冲了过去。知道吗？当时我的心就开始疼起来，它死的时候，身子都跳起来了。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早点儿看见它啊。可怜的家伙。我没有任何理由杀死它，它对我没有任何威胁。这件事让我感觉非常难过。

施腾格尔：你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过这件事情，那你在碾死一条蛇这样的事情上会迷信吗？

曼德拉：不，不会，我不迷信。

施腾格尔：那么是厄运，还是凶兆？

曼德拉：哦，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可迷信的。我只是说自己杀死一只动物，一条爬行动物，这是让我烦恼的地方。从车子的后视镜里，你都能看到它在为了活命而拼命挣扎。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凄惨的事情。不过，当时……从伊丽莎白港到许曼斯多普（Humansdorp）的那一路上确实很漂亮，在浓密的森林中穿行，四周一片寂静，除了……鸟叫声和大自然里的其他声音，真的是非常安静。风景如画啊！然后……这里还是野外。你知道吗？在抵达克尼斯纳（Knysna）之前，我还看见一只狒狒。它穿过公路后，就站在一棵树后面，不停地偷看我。我喜欢……这样的事情……哎呀！美丽的克尼斯纳……我真的相信，如果上帝回到地球上居住，他一定会住在这儿。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在西开普省跨教派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我发言了……现在想不起来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过还记得当时是我强调了教堂在斗争中的作用。南非白人用讲坛宣传他们的观点，我们的牧师也应该这么做。我讲完之后，牧师亚普赫塔（Japhta）开始祈祷。他的祈祷文很不错，他说：“上帝啊，我们一直向您祈祷，请求您给我们自由。那么就在现在，请您赐给我们自由吧！”在这些句子里，有一些东西我感觉是非常重要的。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已经完全投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而且也看到了有些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是有生命危险的。虽然如此，到现在为止，黑人自己还是没有组织过主要的政治活动，甚至连如何组织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而且，到目前为止，我所建议的所谓的牺牲也仅仅是周末不能回家，或者晚上回家晚一点儿，或者是外出演讲抨击政府的政策。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刚刚5岁。有一天，他问他妈妈我住在哪里，因为我常常很晚才回家，到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早上走的时候他又没醒。在这段忙乱的日子里，我非常想念他。我很喜欢跟小孩子聊天，陪他们玩耍，给他们洗澡，喂他们东西吃。我也喜欢在他们睡觉之前给他们讲故事。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团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很喜欢在家里休息，安安静静地读书，呼吸点儿从厨房里飘来的饭香味儿，然后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偶尔带妻儿去外面游玩。如果连这些简单的快乐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会感觉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贵的东西。

6 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那让我们回到1944年，你遇见伊芙琳的时候[34]。

曼德拉：好的。可以。

施腾格尔：……你是通过沃尔特·西苏鲁认识她的吧，她是沃尔特的表妹。

曼德拉：对，确实是。

施腾格尔：聊聊你第一次遇见她时的情况吧？

曼德拉：噢，我不太想谈论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们的同志都不太喜欢讨论我的离婚问题……其实我自己倒无所谓，我是不愿意大家把我看成那种总想把自己生活中的瑕疵抹去的人。但是，我说服不了大家，包括沃尔特·西苏鲁……他们都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我的个人生活，他们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楷模，然后大家以我为中心建立我们的组织。但是，现在如果要说伊芙琳，我得跟你说清楚，我们离婚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在政治观上的分歧。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你知道吗，她其实很可怜，连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观点都写不出来，她也会接受采访，但是她却在歪曲事实……说起她，我就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所以，我想还是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了。

7．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现在说的是关于伊芙琳的事情。

曼德拉：噢？

卡特拉达：下面我说的这句话你曾经纠正过。“伊芙琳说，曼德拉抱怨过她给儿子的钱太多，都把他给宠坏了，然后就卡住了她的喉咙。孩子当时在邻居家，回来后，发现妈妈的脖子上有掐痕。”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这不是真的吧？

曼德拉：没有这事。奇怪，我怎么记不起有这样的事情啊。

卡特拉达：你还记得吗，你也纠正过这样的话：“伊芙琳成了耶和华的忠实信徒，她总是在读《圣经》。曼德拉反对《圣经》，因为他认为《圣经》会控制人的思想，白人夺走了黑人的土地，给他们留下的只有《圣经》。”你说过这“不是真的”。

曼德拉：是的，确实不是真的。

卡特拉达：我们继续谈谈“卡住了她的喉咙”这件事情。

曼德拉：不是真的，对于整件事情，我确定“不是真的”。

卡特拉达：哦，那我知道了。

曼德拉：毫无疑问整件事情不是真的，这是肯定的。如果我那样卡她的脖子，她早就把我揪到警察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其实我们是在吵架。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我都不知道她还准备了这些东西。你记不记得那些炉子，那些旧炉子？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煤炉？还有一块烙铁。

卡特拉达：呀，是火钳吧？

曼德拉：对，是火钳。

卡特拉达：没错。

曼德拉：吵架之前她把火钳放到了炉子里。我们争吵的时候，她就把那根火钳从炉子里拿出来，你知道吗，她居然想用那根火钳烧我的脸。我一把抓住她，把她的胳膊扭住，然后把那根火钳从她的手里抢走。

卡特拉达：她手里就没有火钳了。

曼德拉：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

8．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抵制马铃薯运动[35]

卡特拉达：好的。出版方还有个问题，在［《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30页，你写道：“1959年，另外一次最为成功的运动之一是抵制马铃薯运动。”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大家都知道，在德兰士瓦省的白人农场里干活儿的黑人劳工的生活条件都很糟糕，但究竟有多糟糕，谁也不知道。后来杂志社记者亨利·恩杜马洛自己去农场亲身经历之后，把他的经历写了出来[36]。”下面你又继续写了一两段关于这次抵制活动的内容。出版方问你：“您是否以个人形式参与了这次抵制活动？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把这些内容删掉。”

曼德拉：哦。

卡特拉达：他就是这么问的。我不太赞同，那次抵制马铃薯运动毕竟还是很重要的……

曼德拉：是啊，确实是。

卡特拉达：……对于我们都很重要。

曼德拉：是啊，我那时候……是在1959年发生的，对吧？

卡特拉达：大概是的。

曼德拉：确实是。不是在［19］57年？

卡特拉达：不是，不是……

曼德拉：我记得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莉莲［·恩戈伊］手里拿着一个马铃薯说：“看，我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再吃马铃薯了[37]。看看这个马铃薯，它长得真像人……”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因为它们是上了肥料的，而这些肥料就是人类的血肉。”她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是［19］57年。不过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就是1959年。我还记得在抵制运动开始时OR［奥利弗·坦博］［轻笑］，有一天买了些炸鱼和炸土豆片，然后就开始吃[38]。我记得是姆坦布［·帕特里克］说：“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打破了抵制运动。”

卡特拉达：［笑声］

曼德拉：……OR当时都没意识到还有这项抵制活动，他就说：“拿走这些东西！快点儿拿走！”但是他都已经吃了！［笑声］

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安德森·库马尼·哈尼莱（Anderson Khumani Ganyile）服用传统药物的事情

曼德拉：老天，那老兄竟然相信巫医。那次，我们要带他去莱索托（Lesotho），走之前得去莫福洛（Mofolo）的白城（White City）去接他。因为当时我还在接受叛国罪审判，所以我提前提醒他，跟他说：“我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来接你。”一大早我就去了——大概是7点钟，他从一间侧房里钻出来对我说：“哦，我马上。”然后就又回房间去了。天啊，我想我等了大概有30分钟，然后我就发怒了，对自己说：“这样不行，我得把他拉出来。”他当时正忙着吃药和洗身子。天啊，他出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怪味儿，你知道吗，就像一只鼬，一只臭鼬。那种味道是各种东西混合出来的，包括草药的味道，这个男孩真让人生气。

卡特拉达：噢！

曼德拉：他竟然让我等了30分钟！

卡特拉达：而他自己把自己当成治病的术士[39]为自己治病[40]。

曼德拉：就是啊。

10．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0年的国家紧急状态[41]

卡特拉达： ［《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81页中，你写道：“入狱后，一个人就会开始珍惜很多小的事情——比如能够自由自在地散步、过马路、进商店买报纸、讲话，甚至能够自由地保持沉默——对于这些能够自己支配的简单事情，处于自由中的人们往往不会珍惜，只有戴上镣铐后，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小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乐趣。”他们［出版方］问你：“能不能把这样抽象的内容具体描述一下，结合一下那天你所做的具体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很不错，比如多写一些和你家人团聚的事情……”

曼德拉：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除了那天我开车去城里，收到了两张罚款单……

卡特拉达：因为超速？

曼德拉：呃？

卡特拉达：被罚款是因为超速吗？

曼德拉：不，不是。是因为违章停车。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诸如此类的，后来温妮就跟我说，这是让我最后一次开车，以后就不让我再开了。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就这些了。

11．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有可能控诉他的那些证据是否已经从瑞佛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庄转移走[42]

卡特拉达：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乔［·斯洛夫］一起到比勒陀利亚（Pretoria）去见你，向你咨询一些事情。

曼德拉：哦，对，我记得。

卡特拉达：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拒绝让我们见你。后来，乔说：“他是我的证人，我们得去问他一些事情。”见到你之后，我们讨论了立里斯里夫农庄的事情，然后你就提起你在瑞佛尼亚还有一些东西。乔就说：“不要担心。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转移走了。”

曼德拉：［笑］嗯，我知道！我知道！

卡特拉达：［笑声］他居然跟你说，所有的东西都转移走了。

曼德拉：是的。我知道。［两人都在笑］

卡特拉达：但是其实所有东西都没有转移走，而且都被警察发现了。

曼德拉：是啊。

12．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地下工作

曼德拉：可以这么说，一些不出名但却很重要的大人物……认同我们的运动，而且一直对我们很支持，总是慷慨解囊。我们不会说出他们具体是谁。但是，只要他们相信我们能够做好保密工作，他们就会一直保持这种慷慨。一旦筹划探访，就意味着我得去见那些处于基层的人们，然后跟他们说：“我得去福兹堡参加会议了。”不过事实上确实又发生了些事情。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顺便举两个例子，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我参加福兹堡会议时，看见了［本·］图罗克和其他人，毛尔维 ［·卡查利亚］去了福德斯堡的一户人家[43]。

卡特拉达：在佛雷德道普（Vrededorp）。

曼德拉：佛雷德道普。是的。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他说：“有人今晚要来住这里。你能给他提供住宿吗？”他们很尊敬毛尔维，就很热情地答应了。那天，我穿着一件工作服，而且平时也不怎么梳头发[44]。我去了这户人家，地址我是知道的（毛尔维给了我房子的地址）。我要告诉他们晚上我会过来住宿。我敲敲门，一位妇女走了过来，她开了门，然后说：“哦，您有什么事吗？”我说：“毛尔维安排过，他要我住在这里。”她说：“我们没有房间了。”然后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笑声］，知道吧？因为她看到的是一个野蛮粗鲁的家伙。

13．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1962年8月5日被逮捕时的情景

是在豪维克（Howick），对，就是在豪维克——一辆福特V8轿车超了我们的车，里面的人命令我们停下来。停车的时候，他们选的位置特别好。左边是很陡的河岸，像这样的［做手势］。而我就坐在向左的位置，在左边。那时候我身体特别好，什么样的墙都能爬上去。我看了看后视镜，有两辆车停在那里。然后我就想，如果逃跑就太荒谬了，他们会开枪打死我的。我们停下了车。一名男子走过来——他个子很高，身材修长，没有穿制服［穿便衣］——他直接走到我旁边，然后说：“我是福斯特警官。”然后让我们看了他的搜查令……他的一切行为都很合理——非常非常合理，而且他还很有礼貌。他问我：“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说：“大卫·莫察马伊（David Motsamayi）。”他就说：“不对，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吗？”我继续坚持：“不，我是大卫·莫察马伊。”他说：“你肯定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45]。”我要逮捕你，而且你得掉头回彼得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我说：“好吧。”他接着说：“……少校要坐你的车，他坐后面。你直接开回去吧。”就这样，我们掉转了车头。

我那时有一把手枪，但是没有许可证。我把枪拿出来，放在司机座位和我的座位之间。两个座位虽然是隔开的，但是下方是连在一起的。两座位中间有一个几乎看不到的小空间。我把枪塞了进去，还塞进去一本笔记本。在和后座的少校说话的时候，我把枪拿出来又放进去，放进去又拿出来。我也想过，拉开车门滚下去。但是，我不清楚河岸到底还有多长，河岸上有些什么。我对那边的地形不熟悉。后来我想，不行，这可是赌运气，我还是跟警察走吧，以后再找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到了警察局，他们把我铐了起来。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0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遭扣留但却可以回办公室的情况

卡特拉达：“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那儿，偶尔会到楼下咖啡馆去转转，买点东西。有时温妮会来看我，跟着我的警察有几次就把头转了过头。我们之间有君子协议：我不会逃跑，以免给他带来麻烦，而他给我适度的自由，如果我逃跑，这种自由就没有了。”出版方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后来你说你很想尝试逃出去。是不是你的思想有所改变，又或者仅仅是因为义气与原则在作斗争？”

曼德拉：你知道吗，这可是个技术问题。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我的意思是，按照犯人的身份来讲，我会抓住一切机会逃跑。但是在和某位值得尊敬的人打交道时，我不愿意连累他，使他陷入困境。这就是我的立场。

卡特拉达：啊哈。

15．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诉诸武装斗争的问题

曼德拉：作为权威人士，总会有走向……公众，领导组织进行战斗的阶段。公众是很有说服力的。你有了一个想法，而且直觉告诉你这个想法很正确，但是因为你面对的是人民，他们很强大，能够收集到各种事实，而且能够把这些事实系统化，他们会动摇每一个人，你的想法就很难实现了。如果你想采取行动，而且也确定此次行动是正确的，那么就要直面这种形势，要去实施。这不是违反纪律。但是需要选好机遇，确保历史会支持你。

施腾格尔：我想让你谈谈组建MK ［民族之矛］的想法是怎么形成的[46]。在瑞佛尼亚审判过程中，你已经作过简要的描述。你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几年里，你和一些同志已经达成一致，认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整个过程是怎么发展的呢？是不是先私下里和大家讨论，然后由工作委员会作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逐渐形成的？

曼德拉：不是。事实上，我是先和沃尔特·西苏鲁同志商量了一下。1953年他要出国，我对他说：“到中国以后，你告诉他们我们要进行武装斗争，要组建军队。”接着我就在索菲娅城（Sophiatown）作了演说。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说，武装斗争是正确的策略[47]。转入地下斗争之后，我就和沃尔特同志讨论了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来。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们最后在委员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摩西·考塔尼——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当然也是工委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他说：“由于政府采取了各项严酷的措施，因此现在不能继续用老方式进行斗争[48]。但是，困难让你们变得全身瘫软，你想谈论革命，想谈论武装斗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更有创造性一些，更坚定一些，我们一直使用的老方式还是有空间的。你的想法的结果只能是帮助敌人屠杀人民，你从来就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就这样，他很快否定了我，然后接着以极快的语速说起来，而且所有人都支持他。后来，我和沃尔特讨论了这件事……当时反对意见太多，他连一句话都不敢说。［笑声］他的确熟谙外交手腕，不过他这个人很值得信任，和他一起作决定的时候，他确实值得信任，非常可靠。所以，我们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一直都很足智多谋，他跟我说：“我们得单独见他，和他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我安排他来和你见面。”当时我已经转入地下活动。考塔尼后来来见我，我们在一起谈论了一整天。这一次，我非常坦白，我说：“你一直在做古巴共产党做的事情——他们也说过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你知道的，他们判断的依据是斯大林提出的旧方法——革命形势怎么能由斯大林和列宁决定呢。我们要从自己国家的形势出发来作决定。按照南非现在的形势，我们是应该考虑发动一次革命，发动一次武装斗争了，人民都已经组建了军队，就要开始进行暴力行动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要开始行动了。人民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也没有执行武装斗争决定的政治机构。而唯一可以执行这项决定的机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它可以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斗争。你的看法依然是一位以陈旧的方式领导运动的领导人的看法，要知道使用旧方式时，我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作为领导人，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行动都是非法的。所以，你必须得有些创新性，必须要改变你的看法。”为了挑战他，我说得很直率，你知道，我完全可以挑战他。他说：“我不会跟你保证什么，不过，你把这件事情在委员会上重新再提一次吧。”然后，在委员会上我就再次把这件事情提了出来。这一次，他说：“他还是没说服我，不过我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就让他去做，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我们都支持他。”我们走下讲台，会场里每个人都同意了。我们后来去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延格瓦[49]和其他一些人强烈地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清楚，还得争取酋长的同意，因为他把非暴力当成必须遵守的原则，而我则把其当做一种策略，当然在法庭上是不能这么说的……在叛国罪审判的法庭上，［我们说我们把非暴力当做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说这只是一种策略，在合适的时候则会诉诸武力，那么就会在民众和国家面前留下漏洞。但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避免提及这个问题。我们一直相信非暴力运动是一种策略，当形势要求我们使用非暴力的方式时，我们就会采用非暴力方式；如果形势要求我们不能再使用非暴力方式，我们也就不再继续使用。我们知道，酋长肯定会……反对，他确实很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成功地说服了他。

摘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记述了曼德拉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力量“民族之矛”（MK）的成立和转入地下斗争的情况。

16．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民族之矛”的形成

他们后来就说：“很好。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就委任你，批准你建立这个组织。也就是说，你，曼德拉，可以去组建这个组织了……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完成这件事情：与其他人协调，与其他人合作。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就是为了执行非暴力政策；所以，只有通过召开全国会议，这个策略才能改变。我们要坚持执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老政策。”之后，事实证明，他们所说的决定还真不错。我们到了法庭上……当整个国家的人民在注视着这几分钟时……他们居然一点儿都没有支持自己的决定，因为在这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作决定。像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摩西·考塔尼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蒙提·奈克尔博士[50]这些领导人，他们都在喊：“让我们继续非暴力，摈弃暴力行动。”对于我提出来的论点，他们如果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他们就会说：“你去吧，去开创和组建那个组织吧。我们清楚你采取这个措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会惩罚你。但是别把我们牵扯进去，我们要继续非暴力运动。”国家和人民见证了这一时刻，他们［批准了］我们的决议，但是却没有接受我们递交的文件。而我们，作为辩护方，递交了文件后说：“这些能支持我们的观点。”这就是组建民族之矛时发生的事情。

17．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曼德拉：我们必须说明人数的多少决定于某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人数是不确定的，大多数人要出国接受训练。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在发动革命的地方进行培训会很有价值。但是，大家必须明白，这样做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是政府，一个很强大的政府，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依靠相关设施可以监控各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都能侦测得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只能让一少部分人接受训练。

卡特拉达：好的。［《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135页，你写道：“在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下达了命令之后，12月16日清晨，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市和德班市，电站和政府办公室内都有炸弹爆炸事件发生。由于失误，我们的一个同志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是第一位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牺牲的民族之矛成员。”

曼德拉：是［佩特鲁思·］莫莱费吧[51]？

卡特拉达：是啊，出版方问你：“这是第一例与民族之矛有关的死亡事件吗？你觉不觉得对于这件事，你也有一点点责任？”

曼德拉：我们认为是的，他就是第一个。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我们当然有责任，他是我们的战士，也是我们的干部。他的死亡说明……我们还没训练好我们的人民，这件事让人很不安。但是我们在大步朝前进发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个事实，而对于人员伤亡这个问题——在开展政治活动过程中，如果使用了新的策略，伤亡就是不可避免的。

18．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曾经问起过你，说在建立民族之矛这件事上，你为什么没有和他商量一下。他是在你旅行中还是在你回到南非后问起你的？

曼德拉：不是，都不是。是在我们旅行之前问起的。酋长他自己忘记了。我跟你提起过，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政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和他讨论过进行武装革命的事情。他当时是反对的，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达成了一致。我们后来去参加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总工会和南非妇女联盟联合召开的会议时，他跟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决定了。”其实，他的完整的话是：“我们已经决定了，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军队。但是，在这里我还是想呼吁：让我们回到最初的立场上吧。”他这样说，好像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没有作出决定一样。我们当时都同意了，然后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我们都没有睡觉——讨论怎样发起武装斗争——开始武装行动。他说我们没有和他商量过，是因为他生病了，很容易忘记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很深入地探讨过这个问题。

1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野生动物

卡特拉达：在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有没有去过动物园？

曼德拉：去过，去过了。动物园里大部分的动物都看到了。

卡特拉达：不过，那个时候，是不是没有去克鲁格国家公园？

曼德拉：没有，确实没有。只去过一次，那时候是……？

卡特拉达：你回来之后？

曼德拉：……从监狱出来之后。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你呢？有没有去过？

卡特拉达：嗯，去过，也是去年12月去的，不是今年12月，是去年12月。

曼德拉：看到动物了吗？

卡特拉达：……第一次，天啊，什么都没看见。

曼德拉：哦……

卡特拉达：当时下雨了。

曼德拉：明白了。

卡特拉达：广播里报道说下雨天去的话不会看见什么动物，因为在雨天，动物们都不会到它们平时饮水的地方去饮水。

曼德拉：对，说得很对，事实确实如此。

卡特拉达：所以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曼德拉：嗯，在那里，如果你射杀一只黑斑羚就等于是自杀；那是在谋杀动物。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那些动物看起来多值得人信赖啊。它们已经习惯了游客，会接近你，然后看着你，不会跑开。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不能射杀它们，反正我是绝对没有勇气去射杀它们的。

20．曼德拉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在此之前或之后，有没有把耶稣和金融家作过比较？

曼德拉：比较过，我想一定是比较过，或是可能比较过。因为我很清楚……

施腾格尔：解释一下吧，你是怎么把他们放在一起作比较的呢？

曼德拉：……使用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耶稣使用了武力方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而且……因此没有什么原则可以限制人们不能使用武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情况。这就是我看待这个问题的态度。

施腾格尔：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基督徒都会选择使用武力，因为就连耶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武力？

曼德拉：每个人都会如此——在和平方式不适用的时候，而推动运动前进的唯一一条路或者解决问题的唯一一种方法就只剩下武力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力。这是世界各地……根据上百年的历史总结出的教训。

[33]本小节和下面两小节的内容，指的都是1955年曼德拉行动自由后的一次旅行。

[34]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35]1959年爆发的抵制马铃薯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马铃薯农场里的南非黑人劳工们奴隶般的工作条件。

[36]亨利·恩杜马洛(Henry Nxumalo，1917～1957），记者、《鼓》杂志社助理编辑，撰写了马铃薯农场的报道。

[37]莉莲·马塞迪巴·恩戈伊（Lilian Masediba Ngoyi），见附录人物、地名和事件。

[38]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Oliver Reginald Tambo），见附录人物、地名和事件。

[39]原文为“inyanga”，祖鲁语，字面意思是“树人”，指的是南非传统的治病术士。——译者注

[40]哈尼莱正在服用的草药可能是传统医生或术士开的。

[41]1960年南非陷入紧急状态后，大批民众被逮捕，多数是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非洲人领袖。另外，政府还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

[42]1962年8月5日，曼德拉被捕。1963年7月11日，警察突袭立里斯里夫农庄，逮捕了“民族之矛”成员，查封了相关的文件。

[43]本·图罗克（Ben Turok），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伊斯梅尔·艾哈迈德（毛尔维）·卡查利亚［Ismail Ahmad(Maulvi)Cachalia］，详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44]曼德拉在转入地下工作后，乔装打扮成过好多角色。

[45]塞西尔·威廉斯（Cecil Williams，1979年离世），白人，戏剧导演，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46]民族之矛（MK），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47]在他的演说中，曼德拉提出被动抵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48]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49]马萨巴拉拉·邦尼(M·B）·延格瓦［Masabalala Bonnie（M B）Yengwa，1923～198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牧师、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之一。

[50]甘加图尔·穆罕布里（蒙提）·奈克尔［Gangathura Mohambry（Monty）Naicker］博士，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51]1961年12月16日，佩特鲁思·莫莱费（Petrus Molefe）在安放炸弹时炸弹过早爆炸，他被当场炸死。

第五章
破灭的世界

1962年曼德拉游历非洲和英国伦敦途中的日记。

1．选自1962年曼德拉保存的游历非洲和英国伦敦途中的日记

1962年1月17日

和移民官再次见面的时候，他要求我再也不要四处乱跑了，要不然就有可能被SAP［南非警察］逮捕。

我感觉，或许他是真的担心我的安危，不过同时应该也希望我和BP［贝专纳保护国］的人们见面。

1962年1月29日

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领签证，路过会议中心时，有人告诉我赶紧躲一下，不要往那边看，科林·利格姆没准儿能认出我[52]。

1962年4月15日

今天在宾馆里安静地看了一天书。

1962年4月19日

今天乘坐弗里敦（Freetown）到蒙罗维亚（Monrovia）的航班，去蒙罗维亚。罗伯茨菲尔德机场离蒙罗维亚48公里。到市区后，住在蒙罗维亚市宾馆。

1962年4月20日

今天看了一天书。

1962年4月23日

今天在宾馆安静地看了一天书。

1962年4月25日

下午2点。

今天与总统见面[53]，他告诉我利比里亚人民会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独立，并让我代他向酋长［阿尔伯特·卢图利］问好。

1962年4月26日

错过了去阿克拉（Accra）的航班，重新预定了明天早上9点的航班。

1962年5月5日

OR［奥立弗·坦博］现在在斯德哥尔摩，他打电话说5月7日到。

1962年5月7日

午饭时，OR到了。晚上7点半，我们在非洲代表团总部会面，我们聊得很亲切。

1962年5月27日

我们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拉各斯，前往科纳克里，途中在蒙罗维亚停留。飞机在阿克拉停留了45分钟，中午12点抵达蒙罗维亚后，我们开车回到蒙罗维亚市宾馆。

1962年6月1日

我们乘飞机前往达喀尔，住在当地的德拉派克斯（de La Paix）酒店。

1962年6月7日

我们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L［伦敦］。

1962年6月15日

与《观察家》的编辑大卫·阿斯特见面[54]，迈克尔·斯科特和科林·利格姆也在场[55]。我把南非目前的形势告诉了他们，这次的讨论空前热烈，每个人都进行了评论，而且都是赞美的言语，让人备受鼓舞。

1962年6月16日

看了扎米、泽尼、津齐、霍姆波在南非的录像带，也看了点儿别的[56]。

1962年6月18日

我和OR一同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喀土穆，下午6点飞过阿尔卑斯山，7点抵达罗马。

1962年6月26日

上午7点20分飞往亚的斯亚贝巴，抵达后前往拉斯宾馆（Ras Hotel）。

1962年6月29日

第一次学习关于爆破的课程，老师是贝费卡杜上尉（Lt.Befekadu）。

1962年6月30日

今天练习了如何爆破。

1962年7月1日

今天记了一天笔记。

1962年7月7日

贝费卡杜上尉带我到一家餐厅，享用了一顿民族风味大餐。

1962年7月8日

我和科尔·塔德萨（Col Tadesse）、贝费卡杜上尉一起到小镇上的一家餐馆吃饭，吃完饭后又去看了一场电影。

2．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他1962年游历非洲的经历

卡特拉达：“他们安排了一架飞机，首先要飞往博茨瓦纳（贝专纳）[57]北部的一个小镇，叫‘卡萨内’。”

曼德拉：对。

卡特拉达：“……小镇坐落在几乎所有非洲南部国家的交界处，像当时的安哥拉、罗德西亚北部和南部以及西南非洲。”他问，这是你第一次坐飞机，是吗？

曼德拉：是。

卡特拉达：第一次？以前没有坐过？

曼德拉：不是，不是。我之前坐过飞机，在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时，坐过几次。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当时是要去伊丽莎白港。

卡特拉达：“如果是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感到焦虑，或者充满期待？你坐的是什么样的飞机？这些事情看起来虽然微不足道，但算是人的瞬间感受，是读者希望了解的。毕竟，在第一次出国游历的时候，你还身负重任，这也算是一个矛盾混合体了。”

曼德拉：……那次不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是，还是很惊险……我们遇到了风暴，机舱内一阵混乱，人们都很不安。后来好不容易飞到了卡萨内的旅馆附近，飞机跑道又被水淹了。飞机抵达时，成群的大象和其他动物——斑马——都在那儿吃草，压根儿没法降落……飞机降落时的声音会惊到这些动物……最后，飞机转向，飞向其他地方，飞过旅馆上空……他们是想告诉店主我们已经到了，还有就是告诉他飞机降落的地点。降落地点离旅馆很远……他［店主］来晚了……解释说在来的路上碰到了一群大象……它们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离开……所以他们只能等一会儿，等着这些大象离开。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下飞机后已经是黄昏了，回旅馆时，我们看到一只狮子横躺在路上睡觉……不管怎么说那条道……也算得上是一条小道了。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那次是我第一次经历丛林生活。晚上，都能听到狮子的吼声，天啊，那些狮子就像在茅屋外面吼叫一样。你想啊，在它们吼起来的时候……窗户——玻璃——都在震动，我吓得都不敢出去。

3．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与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会面

施腾格尔：现在跟我聊聊国王海尔·塞拉西吧，你见过他。

曼德拉：他是一位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真的，让人非常难忘。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国家元首的礼节……应该是礼节性的动作。这家伙穿着很正式的西装，见到我们就弯腰鞠躬。但是那还不能说是真正的鞠躬——他直愣愣地站着，只点了一下头……然后……他坐下来和我们打招呼，他讲的是［阿姆哈拉语］……会谈结束后，他召见了所有代表团的代表……奥立弗·坦博希望我代表大家跟他谈一谈。之后，我很简单地跟他说明了一下南非当时的情况……他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就像块木头……连点头的动作都没有，就是不动，像座雕塑……后来，在参加一次阅兵仪式的时候我们又见到了他。那次更是让我印象深刻［吹了声口哨］，可不是一般的深刻啊。他当时在为士兵……颁奖；每位毕业生都能拿到毕业证书……仪式很棒，这家伙也很棒——他居然还给毕业生授予奖章。毕业生里还有美国的军事顾问……一大批来自各国的军事顾问……国王也给他们授予奖章。看着一名白人朝一位黑人国王走过去，还向他鞠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他的军事训练

卡特拉达：关于［《漫漫自由路》一书的草稿］第166页的内容，他们想知道，“你是否能够很熟练地射击？在乌季达，你参加的军事训练是不是比这次的训练更多一些？”

曼德拉：对，是这样的。在乌季达时，训练确实是多了一些。但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训练是最棒的。在那里训练了两个月，学到了怎么用不同类型的枪支射击不同的目标……还有在不同距离下的射击，怎么瞄准固定靶射击，怎样瞄准移动靶射击。他们把靶子立起来，然后靶子突然消失，再出来……又消失。有的时候，靶子还会跑起来，你必须在它移动的过程中射中它。所以说，所有很不错的训练都是在……埃塞俄比亚完成的。另外还有远距离行军，那真是累得厉害……得背很重的背包，子弹在身边呼啸而过。背着背包、水壶，扛着枪，翻过一座座山，然后还要遵守很多规定等等，真的是有点儿……艰苦。

5．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他的第一次射击

卡特拉达：……下面的内容是关于你的第一次军事训练：“以前我从来没有持枪射击过，但是枪握在手里的感觉很舒服。瞄准，扣扳机，之后子弹呼啸而出，然后好像在石头上蹭了一下。我的教官用阿拉伯语大声说了些什么，他是在表扬我射击得很准。但是，那次只是运气，后来就再也没有射中过那块石头。”

曼德拉：确实没有，第一次射击时，其实也没射中那块石头。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不过，离石头很近了。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和石头之间隔着一条河呢，河水从一条狭长的山谷中流过，射击目标就在河的对面，我只是击中了目标石头边上的一块石头。

卡特拉达：啊，知道了。

曼德拉：不过已经差不多了……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握过枪的人来说，那次射击已经很准了。我得好好跟你讲讲这位小伙子是怎么教我的——他可不会说英语。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他只说阿拉伯语。

卡特拉达：继续讲。

曼德拉：好的。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跟你演示过的——不过，到底有没有我不记得了，他不会说英语，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扛枪，那可是一把毛瑟枪啊，很沉的。他拿着枪，然后说［急速的敲击声］，明白吗？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应该紧紧握住。然后他又说我得站稳了，他说［跺脚声］。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再次跺脚］明白吗？

卡特拉达：啊，知道了。

曼德拉：不会说［英语］，还能这么耐心地教我，他真的不错。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他人是很不错，但是我没有命中那块石头。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我命中的是目标石头边上的那块石头。

卡特拉达：边上的那块？

曼德拉：嗯，是的。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虽然遭受过殖民者的掠夺，埃及这个国家依然保留了璀璨无比的古代艺术和文化。我很早就渴望能够到埃及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再看看拉姆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在埃及所有法老中，拉姆西斯二世的权力最大。整个上午，我都在博物馆里记笔记，而且记得很详细。之后，奥立弗［·坦博］带我去了吉萨（Gizeh），金字塔就坐落在这儿，整座金字塔是巨型石头结构，下部是方形基座，与地面连接得很结实，三个斜面的顶部连接在一起构成金字塔的顶点。整座金字塔由灰泥和巨大的石块制成，另外还有一座同样用灰泥和石块制成的纪念碑式的建筑物。金字塔和这座建筑物背负着各自的重量伫立了上千年。

参观完金字塔后，我们去乘船，准备环绕这个岛屿在尼罗河上游览一圈。一个9岁的男孩熟练地划着我们的船，我的那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战友奥利弗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个男孩，很怀疑地说：“这个小男孩能划船？不会吧？”说话的同时，他还极不放心地往后退了一步，站在了船上比较安全的地方。后来，另外一名年龄较大的男子开始划船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这次在非洲最长的河流上的游览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真的很喜欢。

早在公元前5000年尼罗河文明就开始兴盛，而我感兴趣的是缔造这样璀璨文明古国的古代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白人经常鼓吹，世界文明始于欧洲，非洲的古代文明根本比不上他们的，非洲的思想者们总是习惯寻找科学证据来驳斥这样的谬论，而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他们的重任之一。我对于尼罗河文明缔造者的兴趣正源于此。当时，我与博物馆的一个馆长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很谨慎。他提出的一些理论我也很感兴趣，同时也很感激他能提出这样的理论，但是，在离开博物馆时，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觉得自己比进博物馆时懂得更多了。

7．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战士们

曼德拉：你说穆斯塔费（Mostefai）？对啊，他确实是阿尔及利亚驻摩洛哥的代表团团长。

施腾格尔：嗯，那他和你谈论的内容应该很广泛吧？

曼德拉：是啊，我们在一起聊了好几天。

施腾格尔：不错。

曼德拉：他回忆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天，那可是杰作，可以跟你这么说，除了穆斯塔费博士给我作的简述，还真没有别的什么话能启发我了。

施腾格尔：真的？他是怎么启发到你的？为什么能启发到你呢？

曼德拉：……他回顾了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历史、他们的问题所在和革命是如何爆发的。他们受到……越南奠边府的启发，觉得可以打败法国。他们居然借鉴越南，居然认为可以打败法国！他们甚至为打败法国专门设计了军装和装备。但是，最后却感觉做不到。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游击战。为了能够随时行军、进攻或撤退，他们改造了军装，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裤子的裤腿很短，鞋子很轻便。而让人感觉最好的是，他们可以牵着法国军队的鼻子走，他们走到哪里，法国军队就不得不跟到哪里。

他们从突尼斯和摩洛哥边境进攻，法国军队也就不得不从西线和摩洛哥边境调集军队。他们在内地也有军事进攻，但是主力主要是从这两个区域和国家发起攻击的。他们从突尼斯发起进攻，然后深入到阿尔及利亚，法国军队不得不从西线和摩洛哥调集军队抵抗，撤军后，他们又从摩洛哥发起攻势，这样，法国就必须调集军队到摩洛哥边境。他们就这样牵着法国军队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真是很有意思。

施腾格尔：那你是不是觉得南非的MK［民族之矛］可以借鉴这种模式？

曼德拉：可以把这些当做参考来制定我们的作战战略。

8．选自1962年曼德拉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ALN）的同志们一同参加军事训练期间的笔记

摩洛哥

3月18日

我和R［罗伯特·雷莎］[58]离开［拉巴特］前往乌季达边境的一个小村——ALN在摩洛哥的总部所在地。我们乘火车离开，在3月19日早上8点抵达。

3月19日

一位军官到车站接我们，之后开车把我们送到［总部］。ALN政治部部长阿卜杜勒哈米［·卜拉希米］接待了我们[59]。

西·贾马尔（Si Jamal）,阿贝拉曼（Aberrahman），拉比（Larbi）和努尔丁·朱迪（Noureddine Djoudi）当时都在场。我们简单地讨论了SA ［南非］接下来的形势，之后他们问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和一些具有探索性的问题。之后，讨论场地转移，以便于我们观察训练营地和前线的情况。

下午4点，朱迪和另外一位军官带我们去了泽甘甘（Zegangan）训练基地，泽甘甘位于当时称为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国境内。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6点，和基地司令官西·贾马尔见了面。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基地的军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ALN的各种军备，包括从1954年11月1日起义时使用的武器到最新型的武器，看起来很有意思。

吃过饭后，我们参观了士兵剧院，观看了音乐表演和两个短剧。短剧讲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如何反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规宣传，看起来很棒。参观完之后，我们回到营房睡觉。

3月21日

参观完ALN印刷工厂和装备传送总部后，两名军官带着我们去了布洛克（Bouleker）。在布洛克，我们首先参观了北部分区的部队总部，这里的战略位置是最重要的，还有重兵把守。之后，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有兔子肉，还有新鲜的面包。

之后，我们前往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一个部队总部参观。见到了防空战壕，进去体验了一下。营地周围聚集着很多难民，他们很让人同情。之后，我们返回乌季达，展开了讨论。

下午6 ∶30讨论开始，我们原打算9 ∶45回到拉巴特。而9 ∶30时，我们才刚刚处理完大约1/4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第二天开车回拉巴特。

9．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拉比上尉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必须意识到大众阶层也是需要国家关注的群体，不管他们有多穷，文化水平有多么低。在所有的活动和行动中，必须同时有精英阶层和大众的参与，这里的大众指的是农民、劳工、城市中的工人等阶层。

第三，大众阶层也必须意识到，对于那些带有罢工、抵制和类似游行性质的政治活动，仅仅依靠他们的参与也是注定会失败的。必须意识到政治活动的最基础最本质的形式是军事行动。

10．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在组建军队和发动大众支持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固然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忽视掉一些实际问题。例如，一位跟政治活动没有什么关系的妇女，就因为她的男友、丈夫或儿子已经参军了，她或许就会对革命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如果哪个村子的村民表现出来高度的积极性，也同样应该受到鼓励。

有一次，在未获得ALN［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批准下，村民们袭击了一个法国邮政局。在另外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擅自挖出了一条地下通道。

有一段时间，ALN不允许士兵结婚。但是，ALN后来修改了这项制度，士兵们可以结婚。嫁给ALN的士兵的妇女和她的家人立即就成了ALN和革命的支持者。

11．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在组建革命队伍的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项必须牢记在心：

请求友邦帮助训练人民固然很重要……但这只能是计划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学校，这些学校又可以在国内或边境上建立训练中心。

有战争就会有伤亡，所以在行动前必须计划好，要有后备力量作为补充。如果不作必要的准备，革命不仅不会成功，还会增强敌人的信心。最应该做的，是在最开始就要向敌人展示你的实力。

必须灵活应变，而且要具有独创性，否则，最终敌人会把你击垮。

同时也必须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被杀戮的人就越多，人民也容易产生疲惫感。

12．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革命者们组织领导了壮观且成功的进攻，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赢得了尊严。在阿尔及利亚，按照带状区域组建有突击队，突击队员们的作用很特殊。虽然他们参加的活动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但是对提升国民的士气很有帮助。但是，他们参与的任何此类行动都不能失败。突击队员参与的行动，包括对城市内的法国士兵的佯装攻击，或在电影院内制造爆炸。

在批准新兵入伍时，不应仅仅考察他们的誓言，还要考察他们本身。有一个村子，曾经有200名村民宣布说他们已经作好了加入ALN［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准备。后来，ALN通知他们，第二天就会和敌人交战。最后来的这批志愿者只有3个人。还有一次，新兵们接到通知，必须在午夜时分到达某个特定的地方，到达后会有专人向他们分发武器。午夜时分，他们到达了指定地点后，却有人通知他们，向他们分发武器的人还没有到，所以建议他们返回，第二天夜里再来。有一些人就开始抱怨，在遇到复杂的状况时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应付的。

13．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在城镇和农村中开展的游击战必须协调起来。

14．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发动革命时必须牢记的事项。

必须提前拟定好周密的计划，以保证革命的成功——尤其重要的是要提前组织好。首先必须在农村建立起相应的网络体系……必须系统地学习所有革命运动，也包括那些失败的革命运动。良好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在维拉亚（wilaya）［省］，需要花费一年时间才能建立起合适的组织。

必须避免以地方名义发动的单独起义。许多起义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众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意识。因此，在起义之前，必须要组织好，以保证起义的持久性。

15．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如果部分民众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革命组织者也不必过度担心。很多ALN［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优秀指挥官和军事家在入伍前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军人和好战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在阿尔及利亚，妇女们不仅会射击，还可以拆装狙击步枪。

16．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如果能够确定革命会成功，就必须决定好发起革命的确切日期。法国国防部长访问突尼斯和摩洛哥之后，宣布阿尔及利亚处于和平状态。但是第二天，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起义就爆发了。

然后他又宣布，只是少数地区爆发了起义，还没有蔓延至全国。可是，很快，起义就蔓延到了全国。起义日期的拟定也有可能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

17．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承认，殃及大众的报复性行动势必会存在。但是，我们会谨慎选择报复行动的目标，尽力避免殃及大众。因此，目标最好远离大众，尽可能靠近敌人。要让人民和全世界看到，我们的起义是群体性的革命运动；但是要他们觉得，参加起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必须争取全体人民的支持，协调好各个社会阶层。虽然基本的支持力量来自普通民众、劳苦大众和文盲阶层，但是也不能排除精英阶层。

最后，必须协调好革命运动的国外代表团和最高司令部之间的关系。两个部门的人员数量必须相等，人员素质必须统一。

18．选自曼德拉1962年所记笔记

1962年3月14日穆斯塔费博士

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借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军事行动来击败法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和谈。

斗争伊始对斗争的定义将决定革命的成败。

必须制定总体规划，部署好每天的行动。除了这样的能够控制革命总体形势的总体规划外，还要对下一步的行动拟定计划，比如，对接下来三个月的主要行动进行规划。不能仅为斗争而斗争。每一个个体的行动必须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为前提。

我们必须制定：

a）军事目标
b）政治目标
c）心理目标

制定上述战略目标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一旦制定，就很有可能开创出新的革命形势，而新的形势又需要改变总体规划。要按照战略目标制定战术方案，除了军事行动的方案外，还应提高大众的政治觉悟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动员盟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目前法律意义上的政府，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执法部门、行政部门和物资供应部门应具备同等的权力。

必须通过政治组织对民众和民众的各种活动进行绝对的控制。战士们应该生活在群众当中，与他们打成一片。

我们的目标是壮大和发展我们的军事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同样，发起一场革命很容易，但是在发起革命以后能否将其继续和保持下去就很难了。在发起革命之前，指挥官应该对革命形势作出整体分析。

1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1962年的伦敦之行

曼德拉：说实在的，在机场，英国人确实把我弄得有点难受。我不是说他们粗鲁，你应该也知道，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我要出示我的护照，奥立弗［·坦博］说：“你去这个柜台，我去那边那个。”我们俩就各自去一个柜台。到了柜台前，看到一个小伙子坐在柜台后面，我就把护照递给了他，他看了看，然后很有礼貌地向我问了声好，问道：“你为什么要来英国？”我说：“我要写本书，来这里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查一些资料。”他又问：“什么书？”我就答：“主题是南非政治思想革命。”他就说：“哦，那不错，先生——题目不错，那么你打算申请在英国逗留多久呢？”我接着答：“只需要两周吧。”他又说：“不要申请两周，申请一个月吧！”我想了想……在英国应该会过得很愉快，于是同意了：“好吧，那就一个月。”他居然又接着问我：“你有没有预订返程机票……”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我真是被他给镇住了，我说：“还没有，但是我带钱了。”我印象中当时口袋里有20兰特。［笑声］然后我说“我带钱了”，就去摸口袋，他又说：“不是，不是，不用担心。”因为……他很清楚……我带着钱，他并不是要收费。他们真是太细致了。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奥利弗去的那个柜台负责接待的家伙暗示他：“别，别，别那样做。”他［做手势］指了指奥利弗，意思是：“这个家伙在黑名单里。”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他在和那个家伙暗暗通气的同时，还在问我一些非常细致的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糟糕。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最后［他］说：“一会儿我会给你一张表格，填完以后，你就可以申请到1个月的逗留期限了。”然后，他祝我好运。但是同时，他和奥利弗所在柜台负责接待的那人还在暗自商量着什么……他们肯定知道我们是自由战士。但是，在英国的日子还是相当愉快的，我们和一些英国政治家会面，他们很欢迎我。又与……工党党员丹尼斯·希利[60]，休·盖茨克尔见了面[61]。后来，他们要求我与［首相］麦克米伦谈谈，但是……我们真的很蠢；日程安排太紧凑，去和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安东尼这样的人物见面[62]……

卡特拉达：桑普森[63]。

曼德拉：桑普森，还有其他人……

卡特拉达：你那时没有跟阿斯特住在一起，对吧？

曼德拉：不，不。跟奥利弗住在一起。

卡特拉达：啊，知道了。

曼德拉：……在英格兰、在伦敦游历，是很有意思的，伦敦可是曾一度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的首都。我真的很喜欢。后来又去了书店，买回来一些关于游击战的书籍。

20．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游击战

曼德拉：中国革命真是一部杰作，是真正的杰作。如果你了解到他们开展革命的方式，就会相信所有事情皆有可能。中国革命真是个奇迹。《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部书的作者是位美国作家，是哪位作家来着？

施腾格尔：是的。

曼德拉：他叫什么？老天，多著名的名字。

施腾格尔：斯诺。

曼德拉：埃德加·斯诺。

施腾格尔：是的。

曼德拉：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施腾格尔：哦？真的吗？

曼德拉：是的，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可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内容简单，有感染力。但是作者不是共产党员，他就有……优势了，因为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就可以用批判的态度看待中国。同时，这本书也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斯诺记述了中国革命在中国东南部发起的过程，当时蒋介石和其他党派企图包围这个地区，打压革命并最终摧毁革命。书里也记述了发起革命的先烈们的斗争过程。最后，革命者们发现如果继续停留在这个区域，就很有可能被全部歼灭，最后他们决定冲破铜墙铁壁，向南部转移，后来北上转至快到边境线上，并从那里发起了进攻。

施腾格尔：是啊，长征。

曼德拉：对，就是长征。那可真是个奇迹。从他们经历的很多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他们逃脱封锁的过程就是一个奇迹。

施腾格尔：你已经阅读过很多关于革命失败的资料，肯定从这些资料中学到过不少经验教训，那么哪些可以用于MK［民族之矛］？你认为怎么努力才可以避免MK遭遇失败的结局。

曼德拉：首先应该搞清楚，发起革命的基本原则都是什么，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坚守武装革命和武装斗争。我读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作品是因为它虽然没有涉及游击战，但是讲述了战争的规则和原则……另外，顺便提一下，我也读过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撰写的《反抗》（The Revolt）。

施腾格尔：哦。

曼德拉：梅纳赫姆·贝京撰写的《反抗》。对我们而言，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鼓舞人心，因为里面所描述的革命运动是在没有山地的国家里发起的，革命总部位于以色列内陆……当时以色列的边境线上驻扎着英国军队，甚至自南向北的国土都已经被他们占领。但是，他们的斗争很激烈，也很有意思。我也读过密特朗曾领导的法国游击战的资料，还有东欧各国游击战的资料。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读过的文献资料。

21．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曼德拉：在转入地下活动的那段岁月里……我读过克劳塞维茨的书……还读过德尼斯·赖茨（Deneys Reitz）的《突击队》，在马来西亚读过两本，在菲律宾虎克党起义（Hukbalahap）期间读过这本书，和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k）的《人民的诞生》（Born of the People），也读过毛泽东的书。但是在这里［埃塞俄比亚］……就是学习射击。

施腾格尔：就是，射击还是实际些。

曼德拉：是啊，确实很实际。

施腾格尔：对了，是不是有两个射击场，你都可以去？

曼德拉：是的。一个是供所有士兵训练使用的，离我们的营地很远。还有一个是……皇家禁卫军——仪仗队——训练用的射击场地，这个离我们的营地相对近一些。这两个场地我都会去。

施腾格尔：你是一位什么样的射手呢？

曼德拉：对于一个……我的意思是，理智。我很理智。在［摩洛哥］ 的时候，我第一次握枪。有人教我怎么用枪，告诉我枪的结构。他们把枪拆开，让我看其中的各个部分。然后又组装起来，之后就让我自己练习拆装，直到我完全熟练为止。

22．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武装斗争

……创建MK的时候，比较有争议的事情是……MK的控制权问题。我们希望避免军国主义倾向；希望把军队交给一个中央政治组织带领，并接受其指示，这同时也是MK的原则……我们强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要同时进行，士兵们的心里必须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拿起武器，他们在为什么而战。我们也必须教育他们，革命并不只是扣一下扳机，然后射击那么简单——革命是一个组织，以夺取政权为目标。这才是我们强调的。

[52]科林·利格姆（Colin Legum,1919~2003),作家、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53]威廉·瓦坎纳拉特·沙德拉奇·杜伯曼（William Vacanarat Shadrach Tubman）总统（1895～1971），1944～1971年担任利比里亚总统。

[54]大卫·阿斯特（David Astor,1912~2001），英语报纸出版商和编辑。

[55]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1907～1983），文员、电影制片人、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56]录像里是温妮和曼德拉的两个女儿。霍姆波（Gompo）是曼德拉家的小狗。

[57]博茨瓦纳1966年独立前称贝专纳。——编者注

[58]罗伯特·雷莎（Robert Resh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59]阿卜杜勒哈米·卜拉希米博士（Dr Abdelhamid Brahimi,1936~），1984~1988年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理。

[60]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1917~），英国工党政治家。

[61]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1906~1963），英国工党政治家，1955~1963年担任工党主席。

[62]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1957～1963年担任英国首相。

[63]安东尼·桑普森（Anthong Sampson），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第六章
肉体的枷锁

“……以我现在的状况看，回忆过去要远比思考现实和预测未来吃力得多。在入狱前，我从来就没有充分地重视过回忆的力量，这些过去的事情在脑海中串成了线，永无休止。”

选自1985年7月8日曼德拉给希尔达·伯恩斯坦的信，见第102页到103页。

1．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类似《安提戈涅》这样的戏剧……就像托尔斯泰等大作家笔下的经典文学作品一样，这些希腊戏剧都值得一读。因为读完……那些作品以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的境界都提升了，你对……人类的敏感度也提高了。总之，阅读希腊悲剧和文学作品是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2．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他是否被出卖

卡特拉达：你肯定知道那件事情，他们给沃尔特 ［·西苏鲁］ 打电话，说我出卖你了[64]？

曼德拉：是……媒体给他打的电话吗？

卡特拉达：不是，是匿名电话……有人跟沃尔特说……“我是来向你告密的，出卖曼德拉的那个人是卡特拉达。”

曼德拉：哎呀！

卡特拉达：［笑声］

曼德拉：哎呀！……老天，这些谎言都已经被事实击碎了。

卡特拉达：是啊，我还记得他们也诬陷过阿尔贝蒂娜［·西苏鲁］[65]。

曼德拉：对啊，真的是这样。我记得的，他们确实这么诬陷过阿尔贝蒂娜和沃尔特。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那些我都晓得，但是我还真不知道这些谣言还涉及了你呢。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但是，沃尔特来监狱探望我的时候，看上去都不像原来的他了；这样的诬陷弄得他好像都动摇了。

卡特拉达：媒体还报道过什么，沃尔特和阿尔贝蒂娜出卖你，阿尔贝蒂娜居然和温妮 ［·曼德拉］……还打架了……

曼德拉：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到报纸了，上面有关于沃尔特这件事情的报道。

卡特拉达：啊，也是。

曼德拉：我和他谈过，我说：“我对你有足够的信心……一点儿都别担心。”但是他还是很担心，担心有人趁机利用这件事情。

3．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他被捕的事情

卡特拉达：出版方想问问你：“在你意识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着重是你的感受。或许你会被枪毙，你那个时候害怕吗[66]？”

曼德拉：不，我不害怕。举个例子，在一辆车经过我，向我们发信号让我们停下的时候，我就很快地作了决定，因为我从后视镜中看到，后面有很多车，而且在我左边的高台上飞驰，这样的位置对他们很有优势，我已经没有地方可跑了，所以我想所有一切都结束了。我能看到大山，看到莱索托的山……我还想，逃跑是很冒险的，还不如就照原来的样子开吧。所以说，我不怕被枪毙，一旦我决定了，我就不会逃跑。

4．1985年7月8日曼德拉写给希尔达·伯恩斯坦的关于瑞佛尼亚审判的信[67]。

你的记性好吗？如今，各种现代化设施围绕着人们，大家或许都不需要记忆什么东西了，这些媒体和设施有报纸、广播、电视、视频、电脑、优秀的著作，也有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其他。以我现在的状况看，回忆过去要远比思考现实和预测未来吃力得多。在入狱前，我从来就没有充分地重视过回忆的力量，这些过去的事情在脑海中串成了线，永无休止。

但是，我仍然记得那天，在比勒陀利亚，你坐在我的后面，当时鲁斯蒂［·伯恩斯坦，被告人］ 正忙着和 ［检察官珀西·］ 尤塔唇枪舌剑。在他们交锋的过程中，我很早就有一种感觉，那个检察官不是尤塔，而是站在瞭望台上发号施令的家伙。但是我们的证人语气温和自信，很轻巧地就把尤塔的插言挡到了一边，就连［法官卡特斯·］德·威特似乎都缴械投降了。

休庭以后，我忍不住跟你说，证人表现得还不错。你还记得伯恩斯坦夫人是怎么回应我的吗？她说：“还不错是什么意思？他哪里是还不错，是很优秀！”事实上，他确实如此。如果伯恩斯坦和我们一样笨手笨脚的，那在那些比他更冷静的人面前他也会失去底气的，托尼的婚礼也就参加不了了。而且，说不定，伯恩斯坦家里的劳力问题会变得更复杂。你和基思、弗朗西斯、帕特里克，还有托尼［伯恩斯坦的孩子］，肯定不会忘记鲁斯蒂获释的那天[68]。

我还记得，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一天，我和另一位同志穿着卡其色服装，你还很担心。现在，表扬完你的丈夫后，你也不忘记表扬一下我们的着装。我记不清楚在鲁斯蒂释放那天我能不能跟你们说话，但是我记得，后来我在罗本岛的一个垃圾堆里捡到一份报纸，根据上面的报道，他当时在赞比亚[69]。

5．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PAC（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罗伯特·索布克韦[70]

卡特拉达：索布克韦和其他犯人被关押在和你邻近的囚室里。

曼德拉：对，是的。

卡特拉达：我们当时想方设法和他说话。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当然，监狱当局对他很不好。

曼德拉：是的。

卡特拉达：他只穿着短裤，还没有鞋子穿。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我们想尽办法和他说话，问他……能为他做点什么吗。他就问我们要香烟和勺子，然后，你也知道，那里有个小洞。

曼德拉：啊，是。

卡特拉达：然后，我们就从外面偷运进来了香烟和勺子，好像还有一些食物，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需要的主要还是香烟。

曼德拉：是啊，我知道。我想香烟也是害死他的凶手之一。

卡特拉达：哦，对，肺癌。

曼德拉：是啊，他当时已经有肺结核了。

卡特拉达：是啊。

6．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卡特拉达：在［《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15页中，你谈到了温妮［·曼德拉］第一次来探望你时的情形，那时你所在的地方如今叫福特（Fort）。你写道“谢谢她带过来那些东西”，她带过来一些衣服和一个包裹，你写的是“谢谢她带过来那些东西，时间不多，我们很快地聊完家里的事情，我向她保证我们的事业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的朋友都是非常忠诚的，我还说正因为有了她的爱和奉献，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能看透我、看穿我。”

曼德拉：顺便提一下，你知道她给我带的是什么吗？几件丝质睡裤和睡衣。

卡特拉达：哈哈。

曼德拉：然后我就说，“不是吧……”

卡特拉达：［笑声］

曼德拉：“……这套装备在这儿可用不着啊。”［轻笑］

7．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聊聊你第一次失去意识晕倒的情况吧。

曼德拉：啊，知道了。我和［罗伯特·］ 索布克韦一起去医院，说起来是医院，其实就是监狱里的医院。我就那么倒下去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哪里不对劲儿了，最后还……把一边脸给划伤了，就是感觉是什么地方有个开口。就这些。就是倒下去，然后又站起来了——哦，人们在外面交头接耳——看，那个人真是病了，还病得不轻呢。但是我确实是没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倒下去了。但肯定是晕倒的，奇怪的是，过后什么事都没有。我当时还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8．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罗伯特·索布克韦

曼德拉：没有，我跟索布克韦之间并没有冲突。你肯定记得，他是我的客户，我是他的律师，我们都很尊重对方。跟索布克韦相处是很愉快的。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他很绅士，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在监狱里相处得也不错。

9．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反种族主义

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接受过多种族制度，而是要求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因为所谓的多种族制度其实就是种族扩张。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国家里会有很多种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种族”这个概念永久性地存在。而我们更喜欢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社会……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也明确说明了我们讨论过的结果，我们不是多种族主义者，而是反种族主义者。我们一直在为建立一个社会而奋斗，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不用再担心自己皮肤的颜色……因此，这不是种族的问题，而是思想方面的问题。

10．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曾经帮助4名被监禁的同志越狱的警察约翰内斯·格雷夫[71]

卡特拉达：你是知道的，我们的同志答应付给他2 000英镑，这笔钱后来交给了拉卢［·奇鲍］[72]。

曼德拉：我知道。

卡特拉达：他现在……很久以前他就开始安排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停。我记得最主要的行贿者，或者是最早说服那个家伙的人是莫西［·穆拉］[73]。

曼德拉：是的。

卡特拉达：在一定程度上说，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是集体行动。

曼德拉：是的，确实是。

卡特拉达：之后……具体的安排是通过拉卢把钱交给他。首先，这笔钱要拿到拉卢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家伙自己过来取，但是在他们给他钱的时候，他却被警察抓住了，所以，最后还是没有付给他钱。

曼德拉：啊？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老天！

卡特拉达：然后，这家伙就被逮捕了，判了6年……

曼德拉：啊？

卡特拉达：……不过，3年之后格雷夫就获释了，但是他确实服过刑了。

曼德拉：真是这样吗？

卡特拉达：另外，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哈罗德［·沃尔普］ 说，在你被引用的一句话里，你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偿还这笔债务[74]。

曼德拉：如果那个年轻人被抓进监狱的话，我们就必须偿还。

卡特拉达：啊，好的！6年徒刑他至少服了3年。几天前，我还跟乔尔提过这件事，你也知道，那个年代的2 000英镑，在现在到底值多少？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能值不少钱呢。

曼德拉：嗯，对啊。

卡特拉达：我刚刚还在想，要不要赠送他一辆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专用车，对我们来说也不损失什么，这么多车，再不用的话很多就要报废了。

曼德拉：先记下这个人，记下他。

卡特拉达：嗯。我已经记下了，但是，自从从哈罗德那儿得知这方面的消息后，我还是想深入地了解一下，媒体报道你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偿还……

曼德拉：是的，确实是。

卡特拉达：……这笔债，但是那是……

曼德拉：……伙计，我强烈地建议，我们必须还。

卡特拉达：好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

曼德拉：是啊，是啊。

卡特拉达：这家伙现在住在开普……

曼德拉：格雷夫？

卡特拉达：格雷夫和……

曼德拉：他现在在做什么？

卡特拉达：种地吧，应该。

曼德拉：真是让人羞愧啊，他现在或许过得很艰难，我跟你说，种地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卡特拉达：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曼德拉：不，不，我们得讨论一下，还得再讨论一下。

11．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瑞佛尼亚审判过程中对其指控的否认

曼德拉：在瑞佛尼亚审判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对我们的指控，一直在否认。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我们说那是政府……

卡特拉达：确实是。

曼德拉：……是罪犯，应该……

卡特拉达：确实是，他搞错的一点是……

曼德拉：是的。

卡特拉达：……在你的陈述中……

曼德拉：对啊。

卡特拉达：……在被告席上，你必须承认……

曼德拉：是的。

卡特拉达：……很多事情。

曼德拉：确实是。

卡特拉达：但那并不代表要承认我们有罪。

曼德拉：是的，是的，确实是。

卡特拉达：不代表承认我们有罪。

曼德拉：嗯。

12．曼德拉在1964年4月20日瑞佛尼亚审判上演讲的最后一部分

我的一生已经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在反对白人专政的同时，也反对黑人专政。我怀抱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均等的机会。我将为这个梦想奋斗终生，并努力让它实现。然而，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13．选自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关于死刑的讨论

就像我现在所说的，我们讨论了死刑，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虽然我们自己面临着死刑，但还是不能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要从整个斗争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们应该光荣地死去，应该反抗。这是我们能够为组织和人民所做的事情。当然，在一个人被关押在囚室里的时候，他往往只会考虑到自己，考虑到自己面临着死刑，这……就是人。但是，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很开心。这毕竟是我们能够为组织和人民所贡献的最后一份力量。

1964年6月12日为瑞佛尼亚审判结果准备辩护，曼德拉草草地记下以下5点。在此次审判中，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5点内容包括：
1 .在被告席上发表的声明
2 .我所说的所有一切都是我真实的想法
3 .在南非，许多爱国志士已经抛洒了热血，他们只是要求能够得到文明的待遇
4 .军事力量逐渐强大
5 .如果我必须得死去，我会当众宣布，我将以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形象面对死亡

14．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讨论瑞佛尼亚审判的判决日

卡特拉达：“审判的第一天，温妮［·曼德拉］不能参加，我感到很愤怒。她的行动自由已经受到限制，不能来约翰内斯堡，所以如果她想旁听审判的话，就必须得到警察局的批准。她申请过了，但还是被拒绝了。另外，我还知道，最近警察突袭了我们的房子，拘留了当时住在房子里的温妮的一位年轻的亲戚。不止我的妻子温妮遭到警察的骚扰，阿尔贝蒂娜·西苏鲁和卡罗琳［·莫特索亚雷迪］也同样遭到了骚扰[75]。”现在出版方想知道，在［《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93页中：“你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吗？”

曼德拉：当然，这是自然的。他们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

15．曼德拉1969年7月28日写给塞夫顿·武特拉的信[76]

我们的同志纪律严明，而且极具献身精神，他们正在为我们崇高的事业努力奋斗，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随时作好准备，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不管审判进行到哪个阶段，这都是我们政治事业的指导方针。坦白说，面对死亡的威胁，我还真不想做烈士。当然了，如果必须的话，我还是会作好牺牲的准备。但是，对生的渴望依然存在，而对死亡的熟悉感却让我对丑陋的死亡之手极其蔑视。事情的关键阶段总是只持续几个小时，因此在得知利沃尼亚袭击（Livonia swoop）消息的那天，我在睡觉的时候很担心，感到精疲力竭，不过第二天早上醒来，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的时候，我的精力和勇气就又恢复了。我甚至想，即使我对我们那极其珍惜的事业没有作出任何贡献，我们面临的这种可怕的后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信念，支撑着我那隐隐不绝的勇气，一直到了诉讼的最后一天。审判判定我们有罪，但是那些有影响力的白人和黑人机构，以及一些著名的白人和黑人对我们表示了极大支持，这就证明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失去了勇气，那么在审判过程中我们的同志和支持者们的喇叭声和赞美声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16．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瑞佛尼亚审判判决前的想法

曼德拉：当然是很轻松，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我们认为肯定是死刑。其实，那天早上，法官已经判定我们有罪，在宣判前，你记得吗，他……好像……很紧张，我们还说：“瞧着，他肯定要判我们死刑。”

卡特拉达：是吗？

曼德拉：我们以为是死刑，甚至已经放弃努力了。可是，那种感觉还是很严肃的，你想啊，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跑过来告诉你，“你的生命已经终结了”，那还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想，我们都努力让自己在这么不幸的结果面前显得坚强一些。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我和勇敢的战友们站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可比我勇敢得多。我想，这一点应该记下来。

卡特拉达：好的，至少把这个作为这一章的结尾。

曼德拉：太好了。

[64]卡特拉达指的是1962年8月5日曼德拉被捕的事情。

[65]诺齐克莱洛（恩齐基）·阿尔贝蒂娜·西苏鲁［Nontsikelelo（Ntsiki）Albertina Sisulu］，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66]见本章注释64。

[67]希尔达·伯恩斯坦（Hilda Bernstein），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68]鲁斯蒂·伯恩斯坦在瑞佛尼亚审判中被无罪释放。

[69]审判结束之后，伯恩斯坦一家逃离南非。

[70]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克韦（Robert Mangaliso Sobukw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71]这4位同志是阿卜杜哈伊·贾萨特（Abdulhay Jassat）、穆萨（莫西）·穆拉［Moosa（Mosie）Moolla］、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和亚瑟·戈德赖希（Arthur Goldreich）。1963年8月11日，他们通过贿赂约翰内斯·格雷夫（Johannes Greeff），自马歇尔广场警察局逃脱。

[72]伊苏（拉卢）·奇鲍［Isu（Laloo）Chib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73]穆萨·穆罕默德（莫西）·穆拉［Moosa Mohamed（Mosie）Mooll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74]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1926~1996），经济学家、作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SACP）成员。

[75]卡罗琳·莫特索亚雷迪（Ｃaroline Motsoaledi）是伊莱斯·（莫科尼）莫特索亚雷迪［Elias（Mokoni）Motsoaledi］的妻子，关于伊莱斯·（莫科尼）莫特索亚雷迪，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76]塞夫顿·西菲沃·武特拉（Sefton Siphiwo Vutela），温妮的妹妹南茜·马迪基泽拉（Nancy Madikizela）的丈夫。

第三部分
史诗人生

在当今的有利形势下，纳尔逊·曼德拉的整个人生已经成了传奇，成了一部叙事史诗。他的人生经历已经融入南非的整个历史中，从殖民时期到种族隔离时期，最后再到民主时代，他无处不在。如果没有曼德拉个人的长期努力，就很难想象这个民族通往自由的漫漫路途能够走到何时。但是，真正赋予曼德拉的人生以“史诗”称号的是他27年的监狱生涯。他已经成为全世界追求公正的象征，同时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囚犯，一位在1990年获释后即刻走向世界舞台的人。

曼德拉第一年在罗本岛监狱的时候，生活条件和伙食都很差，工作也很辛苦，夏天酷热无比，而冬天又异常寒冷，监狱看守也很野蛮。亲人的探访每6个月才有一次，而且每个囚犯每半年只能邮寄一封信。身体上的折磨固然很残忍，但是心理上的痛苦更严重。监狱当局气量极小，又极冷酷无情。他们在探监室内安装了玻璃，对犯人的监视无处不在，令人发指。甚至连所有写给爱人的，内容极其私密的信件都要经过第三方——监狱检查员的核查。

在曼德拉适应周围环境的岁月里，监狱当局（监狱政治犯们不懈地努力，反抗监狱体制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当局迫于压力）也在适应他们。1982年转入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尤其是在1985年与种族隔离政府开始会谈之后，曼德拉所获得的特权越来越多，影响当局的能力也越来越强。1988年12月转入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之后，他自己占据了一间宽敞的平房，而且可以随意跟人聊天谈话。不时的，政府也会带他出去，或参加高层会议，或只是旅游。他已经准备接任南非总统了。

第七章
草昧之人

“我和扎米在一次聚会上看到过你，但是你很快就离开了。几天后，我离开了扎米和孩子们，现在成了一名老百姓，命运起起落落。”

选自1969年4月8日曼德拉写给阿明娜·卡查利亚的信，见本书第119页。

1．选自1985年7月8日曼德拉写给阿奇·古梅德的信[77]

最后，我推荐你读一下发表在《JHB［约翰内斯堡］日报》上的一封信，信中记述的是被维多利亚女王定为叛国罪的9名罪犯。在全世界的抗议下，女王最后流放了这几个人。很多年之后，这9个人中，有一位成为澳大利亚总理，一位成为美国陆军准将，一位成为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另外一位继任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一位成为加拿大农业部长，一位成为美国陆军准将，一位被任命为美国蒙大拿州总督，一位成了纽约市杰出的政治家，还有一位成为纽芬兰省总督。

2．选自1969年4月8日曼德拉写给阿明娜·卡查利亚的信，信中讲述了叛国案审判结束后一天内他的经历[78]

我和扎米在一次聚会上看到过你，但是你很快就离开了。几天后，我离开了扎米和孩子们，现在成了一名老百姓，命运起起落落。离开她们的决定是很难作出的。我明白我离开后，她们要经历很多磨难、痛苦，遭受很多羞辱。有一段时间，一想起她们，我就感到很焦虑，但是我没有怀疑过扎米的勇气和果断。很多时候，我甚至怕收到她的来信，每次看到她落魄憔悴的样子，我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过去8年的动荡生活对她的健康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3．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描述了他第一次被押解到罗本岛的经历[79]

1963年5月底的一个晚上，他们命令我收拾行李出发。在接待处，还有另外三名政治犯在等着……当时比勒陀利亚地方指挥官奥康上校（Col.Aucamp）告诉我，我们要被转移到罗本岛。我讨厌从一个监狱转到另外一个监狱，太麻烦，而且很多时候会遭到侮辱性的待遇，会有很多限制，有的时候甚至会被他们用手铐铐上。而且在转移的路上，每停车一次，都要穿着让人感觉羞耻的囚衣面对狱警和民众。不过，想想要去的是罗本岛，我还是感到很兴奋。因为从童年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岛了。人们总叫它埃斯奇蒂尼（esiqithini，意思是“在岛上”）。马卡纳（Makana）也叫恩克塞莱（Nxele），他在第四次科萨战争中担任科萨军队的指挥官，后来被政府流放到罗本岛，他试图游回南非内陆，中途溺水而亡[80]。从那之后，罗本岛在科萨人中就变得尽人皆知。他的死对科萨人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人们把他溺水的经历编成了一个成语，即“乌库扎·库卡·恩克塞莱”（Ukuza kuka Nxele），意思是“希望渺茫”。第一个被流放到罗本岛的黑人英雄不是马卡纳，而是奥特舒梅奥，白人历史学家称他为“斯特兰特卢珀人哈里”（Harry the Strandloper）。1658年底，在科伊科伊人和荷兰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奥特舒梅奥就是在这次战争中被（荷兰殖民地管理人、开普敦发现者，于1652年登上好望角的）［杨·］范·里贝克（［Jan］ Van Riebeeck）流放到罗本岛上。其实应该说，奥特舒梅奥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从罗本岛成功逃脱的囚犯。尝试多次越狱之后，他最终划着一条破旧的小船成功逃离，虽然这条船称得上千疮百孔，根本不适合航海。在他之后的不同时期，有很多爱国人士和自由战士被囚禁在罗本岛上。众多英雄，如在1834年的第五次科萨战争中担任总指挥的［酋长］马乔马[81]、1873年经特殊法庭审判判定犯有叛国罪的赫鲁比族（Hlubi）酋长朗加利巴勒（Langalibalele）和自爪哇岛流放到罗本岛上的政治犯阿卜杜勒·拉赫曼·曼图拉酋长等，都成为了这个岛的历史的一部分[82]。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把无数非洲爱国者关押在费尔南多波岛（Island of Fernando Po），这个岛从此在葡萄牙历史上也变得极其特殊；英国政府把印度爱国者关押在安达曼群岛上；法国人则把本·贝拉流放到［艾克斯］岛（［Aix］ Island）上[83]。而南非的统治者们则选择了罗本岛作为政治犯流放地，罗本岛从此也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它曾经是麻风病人隔离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海军作战要塞，保卫着开普敦港口。这座岛从远处看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小块石灰岩，成年累月经受冰冷的本吉拉海流的冲刷。岛上荒凉阴冷，寒风凛冽。它的历史就是南非人民的被奴役史，但它现在是我的新家。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描述了他被押送回比勒陀利亚的经历

我一直都没搞清楚为什么刚从比勒陀利亚转到罗本岛，两周后就又被押送回来，但是我知道狱方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声明，他们称我在罗本岛上时，入狱前加入PAC［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囚犯企图谋害我，为了我的安全，才把我转回来了。他们可真是公然在说谎，因为在罗本岛上与我接触的PAC成员只有我的侄子和他的朋友，而且他的这些朋友跟我的关系也不错。后来我与PAC的很多成员见面谈过之后，就更加坚信这是政府当局在捏造事实——或许只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某些事由，也或许是为了离间监狱内外的PAC和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但是，这次转移与之后的瑞佛尼亚审判肯定没有关系，因为政府是在1963年7月11日出动逮捕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那个时候离我从罗本岛转移回来已经近一个月了。

5．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监狱看守

卡特拉达：你说“全部看守无一例外，都是白人，他们讲的话是南非荷兰语”，其实不太确切。

曼德拉：对，是不太确切。

卡特拉达：还有南方人呢。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有曼氏人，也有看守会说英语。

曼德拉：是啊，大多数都会。

卡特拉达：大多数是南非白人，还有一位总说“bass”的[84]。

曼德拉：［笑声］你还记得那个南方人？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挺着大肚子的那位？

卡特拉达：是啊，南方人。

曼德拉：他说什么了？

卡特拉达：［安德鲁·］ 姆兰格尼锤锤他的肚子，说[85]……

曼德拉：天哪！

卡特拉达：你不记得吗？就是姆兰格尼。

曼德拉：记得啊。

卡特拉达：［笑声］是啊。

曼德拉：但是他跟我说了一些事情，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其实不错，能言善辩。我现在记不得他跟我说什么了，但是他认为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这个说法很有智慧，而且一针见血。

卡特拉达：是啊。不，不，有些事情正在记录之中。

曼德拉：我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

卡特拉达：我也记不起来了，啊，“他们也要求我们叫他们‘bass’,但是我们没有叫过。”

曼德拉：是的。

6．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在罗本岛上戴太阳镜的事情

卡特拉达：说起在采石场戴太阳镜的事情，你说过就算他们允许，我们也得自己去买[86]。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他们不给我们提供。

曼德拉：是啊，就是，不过他们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只不过是很廉价的，还记得吗，那种太阳镜……

卡特拉达：那种太阳镜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7．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在采石场里的工作情况

卡特拉达：在说起采石场的午饭时，你说我们是坐在地上吃的。其实不是，还记得那儿有些砖块吗？我们放了几块木头在那儿。

曼德拉：啊，我记起来了。

卡特拉达：然后我们坐在上面。

曼德拉：是的，没错。

卡特拉达：所以说，我们并没有坐在地上。

曼德拉：对，对。

卡特拉达：然后是［《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49页，你说你的眼睛有点儿问题，是跟……石灰石有关，是真的吗？

曼德拉：啊，没有，那是一位专家说的……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阿莫利斯（Amoils）是……一位顶级的眼科专家，他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治过眼睛。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哈佛大学还颁过奖给他。他很仔细地检查了我的眼睛，然后说，我的眼睛里有穿孔，主要是因为那个采石场，是石灰采石场。他也为史蒂夫［·奇韦特］治过眼病[87]。他认为史蒂夫的眼睛跟我一样。

卡特拉达：真是这样的吗？

曼德拉：是的，他说，就是当时所处的那个环境所造成的，每天都要看着沙子之类的那些刺眼的东西。

卡特拉达：哦……得把这一点加到书里。

曼德拉：是的，应该。

卡特拉达：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曼德拉：他也这么说。

卡特拉达：我们可要借题发挥一下。

曼德拉：好的。

卡特拉达：那些医生把这件事给故意忽视了。

曼德拉：是啊，就是……

8．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罗本岛上的普通法罪犯

卡特拉达：你说起被带到岛上的罪犯，他们也来教育我们怎么干活儿？

曼德拉：不应该说他们是罪犯。

卡特拉达：是的，我知道。我们说“非”，意思就是“普通法”。

曼德拉：普通法罪犯……

卡特拉达：来到采石场的普通法罪犯是来教我们干活儿的，你还记得吗，那个很胖的人？

曼德拉：我想想，啊，想起来了。

卡特拉达：还有一位，不时地过来给我们理发的那个泰哈（Tigha）。

曼德拉：哦，我记得。

卡特拉达：其实他们中有一些是来监视我们的。

曼德拉：［大笑］ 很显然，是的。

卡特拉达：也是过来教我们怎么干活儿的。

曼德拉：是的，不错。

卡特拉达：他们用凿子铲子演示给我们看，好让我们干活儿再卖力点儿。

9．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银行抢劫犯

卡特拉达：［《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 第51页中写道：“比方说，我们中间还有一名银行抢劫犯，他的名字叫‘我的宝贝乔’（Joe My Baby）。”

曼德拉：是啊，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外号，他的姓是西拉巴尼（Sihlabane），他确实是银行抢劫犯，不过我们不应该那么说他。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因为他很负责任。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他是我们中间最棒的小伙子之一。

卡特拉达：他很不错。

曼德拉：确实很不错。

卡特拉达：波皮斯（Poppies）和他，记得吗？

曼德拉：啊？对，是的。

卡特拉达：波皮斯和他。

曼德拉：是的，是的。

卡特拉达：他们自己决定，一位负责政治犯，为政治犯们服务，私运东西入狱供政治犯们使用。波皮斯负责给受到“三餐”刑罚的普通犯人送食物或其他东西[88]。

曼德拉：啊，是啊。

卡特拉达：他们曾经私运过食物。

曼德拉：是的，不错。

卡特拉达：主要是给那些受了惩罚的犯人吃。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不错。

曼德拉：确实都是非常不错的人。

卡特拉达：波皮斯是个专业技术很高的偷车贼。

曼德拉：我也认为如此。

卡特拉达：他曾经通过走后门搞到食物然后卖给印度人。［两人大笑］他还给他们起了名字，那个印度人叫什么，我都知道。

曼德拉：是吗？

卡特拉达：波皮斯曾经为他们提供过杂物。

曼德拉：哎，这家伙真不错。他死了，真可惜。

卡特拉达：死了？

曼德拉：是的，被枪毙的。

卡特拉达：你是说波皮斯？

曼德拉：是的。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是啊，他出狱不久，他们就把他枪毙了。

卡特拉达：哦，原来如此。

曼德拉：在梅朵兰兹。

卡特拉达：哎，他可是一个很聪明的家伙。

曼德拉：是啊，非常聪明。

卡特拉达：而且口才还很好。

曼德拉：嗯。

10．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里唱歌的事情

施腾格尔：监狱里禁止唱歌吗？

曼德拉：是禁止的。刚开始，是禁止唱歌的。在监狱的所有地方，尤其是干活儿的地方，都不允许囚犯们唱歌……他们把我们带到采石场，让我们挖石灰。我们用的是凿子，所以干起活儿来很费力。石灰藏在石头内层，你得先把这层石灰找到……然后，敲开这层石头，才能挖出来石灰……他们让我们做这样的苦力活儿，就是想告诉我们，看看，监狱里多艰苦，坐牢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郊外野餐，以后一定不要再来了。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压垮我们。所以，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唱自由歌，唱歌的同时还会伴着歌声跳跳舞，这样每个人都很受鼓舞，干活儿的时候也斗志昂扬。监狱当局意识到了……这些家伙，看看，太有斗志了，精神状态也太好了。因此，他们就规定“干活儿的时候禁止唱歌”，这样在干活儿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艰苦了……当然了，在他们的纪律法则里，有禁止唱歌这条规定， ［然后］他们强制实施……我们就服从了，不过回到囚室后，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和新年前夜，我们会组织演唱会，大唱特唱。他们最后也就习惯了。

11．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66年9月6日南非总理H·F·维沃尔德遇刺事件[89]

任何人的死亡——被暗杀——都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我们更希望一个团体能够用别的方法，而不是暗杀这种方式来反对总理所实施的政策，因为暗杀始终会留下伤疤，甚至对于下一代来说都难以愈合。如今在南非，当南非白人和英国人讲话的时候，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仍然能够激起他们的怒火，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伤疤……如今的内阁成员全部是从南非白人中选出的，当然也有一两个英国人，但是整个内阁被南非白人所占据，因为他们不会……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维沃尔德应该算是一位不太敏感的南非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非洲人是畜生，甚至有些时候连畜生都不如。但是，在他被暗杀后，我们也没什么好开心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监狱当局针对他的被暗杀对我们采取了报复行动，就好像我们必须为这起暗杀负责似的。他们把看守范·伦斯堡（Van Rensburg）调到了这里……他应该算得上是最粗俗的看守了。在生活上，很不讲卫生。比如说，我们在采石场干活儿的时候……他就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想小便的时候，就直接就地解决，他不会想着走远点儿，躲开我们，去一个稍微隐蔽些的地方。他就直接在他站着的地方解决了。我们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因为有一次，他就在我们吃饭的桌子旁边站着，然后他想小便了，就直接在他站着的地方解决了。虽然他没有尿在桌子上……但是就尿在了桌腿旁边……我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不讲卫生，而且还很迟钝。在我们早上上工之前，他们就决定好了，今天该谁受处罚了，而他们一旦定下来是谁，那么不管白天这个人多么卖力地在工地干活儿，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肯定会被罚。

12．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罗本岛上被捏造的罪名[90]

施腾格尔：你们没有请律师吗？

曼德拉：请了……对于所有的指控，我们都请了律师……但是，最后还是被定罪了……被隔离，不能吃饭……只能喝点儿米汤。有时候，惩罚的时间很长，我们都没有饭吃，我现在不确定时间是不是两天。然后，可以休息一下，吃点儿东西，第二天接着被禁食，等到第五天，才能有东西吃。

施腾格尔：你怎么应付饥饿感？

曼德拉：相对来说，这个容易一些。第一天的时候，还能感觉到饥饿，第二天……就习惯了。第三天的时候，除了感觉精力不如以前外，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就是……去习惯一些事情。人的身体有很强大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你……能够调整自己的思维，调整你整体的精神状况去适应身体状况的情况下。如果确定自己是对的，就要向当局证明你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反击，这个时候就不会感觉到饥饿了。

13．选自曼德拉1969年4月22日写给司法部长的信

我的同事要求我给您写信，请求您释放我们，而且在您考虑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请给予我们政治犯的待遇。首先我们需要说明，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在获取您的同情，而是在为实现政治信仰而坐牢的所有的囚犯争取应得的权利……在被定罪入狱之前，我们都是著名的政治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反抗政治压迫和种族迫害，为南非所有非洲人民、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争取他们应得的全部权利。我们一直在反抗所有形式的白人专政，更具体地说是种族隔离发展的政策，并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压迫的民主南非，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所有的非洲人，不分种族或信仰，都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因为参加了政治活动，我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被定了罪，被判了刑。我们是为了赢得民族自决权才进行斗争的，这些政治活动正是斗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整个文明世界都已经承认，这样的政治活动是人类不能被剥夺的权利之一。也正是因为人们都希望抵制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政治活动才得以组织起来。那些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正的法律完全违背了人权原则和人的根本自由，而它们正是建立民主政府的基础。

过去，南非政府曾将犯过同样性质罪行的人定为政治犯，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在刑期结束前就获释了。在这方面，我想请您回顾一下1914年叛国罪审判中的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将军、JCG·肯普（JCG Kemp）和其他人，他们都被指控犯有严重的叛国罪。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比我们严重得多。12 000名反叛者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伤亡人数至少有322人。他们占领了城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政府的设施，私人财产受损总额达到了50万兰特。这些暴行却是那些完全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政党的成员犯下的，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可以为实现自己信奉的事业自由地在这个国家游历，为自己的思想争取支持。所以，他们犯下的这些暴行，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反叛军的领导者德·韦特，最后竟然只被判了6年监禁，外加4 000兰特的罚款。肯普则被判7年监禁，罚款2 000兰特。其余的犯人量刑也都很轻。

尽管他们的罪行深重，但是在给他们定罪并处以刑罚之后还不到6个月，政府居然就释放了德·韦特，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释放了所有罪犯。这件事情就发生在50多年前，与如今的政府相比，当时的政府在处理政治犯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的强硬和不妥协。54年过去后，如今的政府似乎已经准备好了对付黑人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与酿成1914年暴乱的那些人相比，似乎有更充足的理由实现自己的事业。如今的政府固执地藐视我们的理想，压制我们的政治组织，并且苛刻地限制著名活动家和行业从业人员的人身自由。

无数无辜民众被捕入狱，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就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国家的市场也受到了干扰。最后，还出现了南非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而且所有通过宪法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诉诸暴力是自由战士们不得不选择的方法，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被定罪的结果。任何有原则且诚实的民众都会这么做。收起我们斗争的羽翼就意味着向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妥协，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自己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诉诸武力或许还是合法的。

释放了这些反叛者不久，博塔－史末资政府（Botha Smuts Government）承认了这起事件的重要性。我们坚信，我们的案子和这起叛国案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希望您能给予我们同等的特权。上文已经提到过了，这起叛国案造成至少322人伤亡。而我希望您注意以下我说的这个事实，在进行破坏活动之前，我们向民众发出了特别警告，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人员伤亡。在瑞佛尼亚审判中，这个事实已获得了法官和控方的同意。

信的后面有一张附表，请您看一下这张表，然后与德·韦特的案子比较一下。如果以那个案子为标准，您就必须释放我们所有人。在这张表上列出的23位囚犯中，有8位被判终身监禁，10位需要服刑10年到20年，其他5位则需要服刑2年到10年……避免灾难的唯一途径是放弃你们那些具有刺激性的行动，推行健全开明的政策，而不是把这些无辜的民众关押起来。在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不幸的冲突和流血杀戮完全取决于政府。对我们理想的持续性压制和高压政治统治只能刺激民众采取更加暴力的手段解决问题。冲突过后，这个国家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您和我都预测不到。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释放我们，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商讨出友善的解决方案。

我们主要是请求您释放我们，而且在您考虑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要给予我们政治犯应有的权利。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请您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伙食、更合适的衣服、床和床垫、报纸、收音机、放映机，并允许我们更直接和更好地与国内外的家人和朋友联系。给予我们政治犯应有的待遇，意思是指我们可以阅读所有未经禁止的材料，可以写书出版。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或决定自己想要学习的职业知识……在如今这种形势下，政府没有把监狱当成一个帮助犯人改过自新的机构，没有为我们在获释之后能够勤勤恳恳努力、过上受人尊敬的生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作出任何准备。而是把监狱当做一个惩罚报复的机构，极力地惩罚和迫害我们，使我们获释后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梦想。这就是我们抗议种族隔离暴政所受到的惩罚，也是在监狱里受到非人虐待的原因——在过去的5年里，我们手握凿子和铲子不停地干活儿，得到的待遇是极差的伙食和与外界的隔绝，而且不能阅读最基本的文化书籍和报刊。同时这也是政治犯得不到特权的原因之一，但是其他罪犯，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和诈骗犯却能得到这样的特权……总之，这些年在罗本岛上所经历的苦难，我们都一一记录在案。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经历了非白人囚犯所经历的艰辛。造成这些艰难困苦的原因有时是因为监狱当局对现存问题的漠视，有时仅仅只是因为他们要迫害我们。但是慢慢的，这种形势得到了缓解，我们期待着更美好的日子的来临。在这里附加说明一下，我们希望，当您在考虑我们的申请时，请您一定牢记，那些激励我们的思想，那些使我们的行动具体化、指引我们行动的所谓罪名，最终将是解决我们国家问题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概念相符合的。

14．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单独拘禁[91]

被单独拘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千万不能尝试。他们把我与其他犯人隔离起来，但是并没有不让我吃东西。不过，我确实是见不到其他任何犯人，只能见到一个看守；就连饭菜都是让看守端进来的。［轻笑］ 上午和下午可以出去30分钟，我出去的时候，其他犯人都在自己的囚室里。

15．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监狱里的马桶系统

曼德拉：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马桶，每间囚室都配有一个……在比较大的囚室里有下水道排污设备，单间囚室里就没有了。所以，单间囚室里都配有马桶，以供晚上使用。

施腾格尔：曾经有人说，他刚到罗本岛上的时候非常挑剔，不想去倒自己的马桶，最后是你帮他倒的？我忘记是谁了。

曼德拉：不是的，我……那个人是一个小伙子，也是我们的同志，他加入了民族之矛，也接受过训练；他要去……开普敦……他们总是走得很早，有的时候早上5点左右就走了……5点后牢门才打开，让我们出去倒我们的厕所［马桶］。他就请他对面的家伙帮忙，然后他就去了开普敦。而他对面的这个家伙是我的邻居，所以，我就提醒他：“某某某请你帮他倒马桶呢。”他就说：“我可不想去倒。我不会去倒的，谁会为另外一个人倒厕所。”所以，我就帮那个人倒了，这件事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每天我都去倒自己的厕所［轻笑］，给另外一个人倒也没什么问题啊。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也就是帮一位被自己的朋友辜负了的朋友。

16．选自曼德拉1987年2月25日写给弗丽达·马修斯的一封信[92]

探访囚犯的重要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全世界每个国家的监狱里，每天的例行程序就是最高的法律，每天的生活目标和前一天是一样的：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对话、同样的味道，永远高耸的墙壁，永远都觉得监狱外面的世界无法企及，却是那样的精彩。如果有挚爱的人，朋友甚至陌生人来访，都会觉得是难以忘记的事情，这时候令人苦闷的单调就会被打破，外面的整个世界也就被他们带进了监狱。

17．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探监

施腾格尔：探监时间一般有多长？

曼德拉：刚开始的时候是30分钟，也就是说，等待6个月后，我才能跟朋友或家人说上30分钟的话。后来延长到1个小时，但是前30分钟是你的权利，后30分钟就是优待了。如果他们不愿意给你这30分钟，就可以直接拒绝给你。有一次，他们给了我1个小时——他们总是会提前告诉你“某某某来看你了”——但是，那次，他们只告诉我说“有人来看你了”，然后我问：“这次是谁？”他们答道：“我们也不知道。”我就说：“那就问问指挥官。”我希望能问问指挥官，然后指挥官过来了，我问：“有人来看我，我问看守是谁，他们说不知道。”他就说：“那我去问问，看看你的探访者是谁。”他就走了，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他们把我带到了探监室，我还是不知道谁要来。然后，突然就看到了法蒂玛·米尔教授。我这次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因为法蒂玛·米尔教授也被他们列入了黑名单，所以他们不愿意提前告诉我。但是，他们必须让她来探访我，和我会面。我以为这次会面时间［将会］是1个小时。但是，30分钟过后，他们说：“探访时间到！”我问他们：“你们说的是1个小时啊。”他们当中有人就说：“不，你只有权获得30分钟的探访时间。剩下的30分钟可以酌情处理，需要由我们来决定。探访结束。”他们真的是很不讲理，很突然。这就是刚开始时候的情况，但是……这1个小时，他们再也没有延长过，就那么持续了下去。后来他们把我转到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这种情况才停止。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的身份游离在囚犯和自由人之间[93]。他们把我关押在一间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小屋也不上锁，午夜之前我都可以待在外面。外面是看守，他负责我的饮食。关于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

18．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任何国家，凡是能担任国家总理的人必定是很有能力的，他们在性格上都很强势，在公众面前也表现得很正直。（d）甚至在考虑制定幕后策略、策划幕后活动、筹集竞选资金和获取有影响力的人物或机构的支持方面，也做得极为周到。按照白人的保守政治政策，我坚信B·J·福斯特总理当之无愧可获得最高荣誉[94]。（e）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所谓的背叛活动，最终被逮捕。从他的这些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可以为了自己的坚定信仰而与当局斗争的斗士，在他们中间他属于少数派，但是他的经历似乎是为了替那些多数派受惩罚。（f）如果在民主南非，人们都享有公民权，品格比他好的，见解比他独到的人比比皆是，他不会那么显眼。但是，在完全由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里，他就显得相当重要和相当突出了。

19．曼德拉在1969年4月2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

终于看到全家福了！——“真是杰作啊！”贾托和他的姐妹们看起来还不错，还能看到妈妈，我真的很开心[95]。你小小的照片更是掀起了我心里的波澜。“Ayingo Nobandla lo!”“这不是她的妹妹吗?”“马迪巴已经在监狱中待了很久了[96]，还没见过妻子的妹妹呢。”这些感叹从四面八方传来，包围了我。

曼德拉在1969年4月2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见本书第133页和第135页。

看着这些相片，我的心情很复杂。你看起来很忧郁，有些心不在焉，就像生病了似的，但是依然跟往常一样可爱。仔细地看着你那张大些的照片，照片里的你跟我所知道的你一模一样，在经过风风雨雨的10年婚姻生活之后，你那倾国倾城的美丽和惊人的魅力一如当年。你寄过来这些照片，是不是想向我传达什么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特殊含义。放心，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我只想说，所有这些照片在我心中激起了无限的柔情，击碎了周围的阴霾，让我更加思念你，更加想念我们甜蜜温馨的家。

这些日子，我的思绪天马行空，想了很多；我想到了在汉斯大街上，我的一位朋友不管不顾一个未婚妻对未婚夫的严肃誓言，跳进了一辆蓝色货车里，之后飞快地撞向街区尽头的奥兹莫比尔轿车，誓言却依然甜蜜而令人安心。想起她晚上在总理府的“学习”技巧，想起新朋友们开办拳击馆后，她依然能够接待老朋友，还让他们玩得很开心。在看你的照片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在我脑海中过了一遍又一遍。

[77]阿奇·古梅德（Archibald Gumede，1914～1988），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民主统一战线（UDF）创始人和主席。

[78]阿明娜·卡查利亚（Amina Cachali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79]曼德拉在罗本岛上被囚禁过两次。第一次是在1963年，时间是两周，当时政府以煽动罢工和非法离境罪判处他5年监禁。

[80]曼德拉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1818～1819年的第五次科萨战争。

[81]曼德拉这里所指的实际上是1834～1836年的第六次科萨战争。

[82]阿卜杜勒·拉赫曼·曼图拉酋长（Sheikh Abdul Rahman Mantura），穆斯林传教士，18世纪被囚于罗本岛。

[83]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1918～），1963～1965年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统。

[84]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黑人常常叫白人“bass”，在南非白人中这个单词是“boss”（“老板”之意）。

[85]安德鲁·莫克特·姆兰格尼（Andrew Mokete Mlangeni），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86]在罗本岛上，囚犯们被监狱当局逼迫在石灰采石场上工作，因为白色石头上反射的刺眼的阳光，包括曼德拉在内的很多囚犯的眼睛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

[87]史蒂夫·武克莱·奇韦特（Steve Vukhile Tshwet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88]“三餐”是监狱的一种刑罚。囚犯与其他犯人隔离，一天没有饭吃。

[89]享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博士（Ｄr Hendrik Frensch Verwoerd），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0]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捏造一些罪名惩罚囚犯。

[91]曼德拉所说的是在1962年等待审判期间，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一段单独拘禁。

[92]弗丽达·马修斯（婚前姓：博克韦）［Frieda Matthews(née Bokwe)］，撒加利亚·克奥迪雷兰（Z·K）·马修斯［Zachariah Keodirelang(Z K)Matthews］教授的妻子。关于撒加利亚·克奥迪雷兰（Z·K）·马修斯教授，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3]1988年曼德拉被转至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4]巴萨泽·约翰内斯（B·J）·福斯特［Balthazar Johannes（B J）Vorster］，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5]马克贾托（贾托）·曼德拉［Makgatho（Kgatho）Mandel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6]马迪巴（Madiba）是曼德拉的族名。

第八章
挂毯

“去年9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探访结束后，她要坐船回内陆，看着她往船上走去，我突然间有种感觉，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选自曼德拉1968年10月14日写给K· D·马坦齐马的信，见本书第139页。

1．选自曼德拉1968年10月14日写给K· D·马坦齐马的信，记述的是曼德拉的母亲的逝世[97]

去年9月9日是我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探访结束后，她要坐船回内陆，看着她往船上走去，我突然间有种感觉，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来监狱看我的时候，我总是很开心很兴奋；听到她逝世的消息，我简直懵了，立刻就有一种孤独和空虚充斥在心间。最后还是监狱里的朋友们的问候和关心才让我重新恢复力量。我慢慢摆脱了悲痛，提起了精神。关于母亲葬礼的报道又让我鼓足了勇气。我听说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敬仰，所有亲戚和朋友都参加了葬礼，葬礼上人很多，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很满足。而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参加了，你最后一次向我的母亲表达了敬意。

2．选自曼德拉1969年5月4日写给P· K·马迪基泽拉的信[98]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能参加母亲的葬礼。相反，我一直陶醉在一个美好的希望里，梦想着在她年迈时我能够在她身边照顾她，在她逝去的最后那一刻守着她。扎米和我一直想接她来到约翰内斯堡跟我们一同生活，那样就能离巴拉瓜纳医院近一些，她也能够定期得到适当的医疗监护，而且搬到里夫（Reef）后，扎米还可以在各方面好好照顾她。1966年3月6日母亲过来看我的时候，我跟她讨论了这件事情，她没有同意；1967年9月9日那天，我又跟她商量了这件事情。但是她在乡村里生活了一辈子，已经离不开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大山，那里的人们，还有那里的简单惬意的生活。她在约翰内斯堡住了几年，感觉还是离不开家乡和埋葬着家族先人的土地。尽管我很理解她的想法，也能顾及她的感受，但还是希望能够说服她来［约翰内斯堡］。

曼德拉在狱中所写的一本信件式日志的第一页。

3．选自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写给女儿泽尼和津齐的信，当时泽尼10岁，津齐9岁

你们亲爱的妈妈又一次被捕了，现在爸爸和妈妈都在监狱里。一想起妈妈不知道在哪个囚室里待着，离家又那么远，没准儿还只是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也没有东西可以读，爸爸就感到万分痛苦[99]。一天24个小时，她都在思念着她的小宝贝们。但是，或许得等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你们才能见面。在以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你们就得像孤儿一样生活了，没有自己的家，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再也得不到妈妈的关爱、关怀和保护了。以后在你们过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派对，也没有礼物或新衣服、新鞋子和玩具了。以后妈妈也不能帮你们洗热水澡，不能在你们洗澡后帮你们做好吃的东西，更不能陪你们一起吃了；她也不能帮你们铺软软的床铺，盖暖和的毯子，铺干干净净的被单和枕套了。她也不能找朋友带你们去看电影，听音乐会，看戏剧了。睡觉前也不能为你们讲故事了，你们有看不懂的书，有不懂的问题，她都不能帮你们了。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妈妈都不能帮你们了。或许以后爸爸和妈妈再也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住在西奥兰多8115号的房子里，这座房子在我们一家人的心里，是全世界最亲切的地方。

这不是妈妈第一次被捕，1958年10月的时候，爸爸妈妈刚结婚才4个月，妈妈就被抓到监狱去了，被抓的还有其他2 000名阿姨，她们是在约翰内斯堡抗议通行证法时被捕的，那次妈妈在监狱待了两个星期。去年，她只在监狱里待了4天，但是现在她又回去了，这次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她要离开你们多久。我只希望你们能记住，你们的妈妈很勇敢，很果断，她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国家的人民。她舍弃了快乐安逸的生活，选择了充满艰辛和痛苦的生活道路，因为她是那么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你们长大后，要好好想想妈妈经历过的这些困难，想想她所固执地坚持着的信仰，你们那时就会明白她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就会意识到她牺牲了多少个人利益和幸福……妈妈一直过着充满痛苦的生活。她没有固定的薪水，却还得养家。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她还想着给你们买吃的，买衣服，帮你们交学费，交房租，还得定时给爸爸送钱。1961年4月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了家，那个时候泽妮才2岁，津齐才3个月。1962年1月初，爸爸先是游历了非洲，后来又在英国伦敦访问了10天，7月底才回到南非。到家的时候，看到妈妈，爸爸真的震惊了。爸爸离开时，妈妈的身体还很好，皮肤还很有光泽。但是等到回来才发现，她突然间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看起来都像她自己的影子了。爸爸立刻就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她造成了多大的压力。爸爸希望抽出时间跟她聊聊我的旅行，我访问过的国家和遇到的人们。但是，8月5日，爸爸就被捕了，这个梦也就破灭了。1958年妈妈入狱的时候，我每天都去看她，给她带饭和水果……她告诉爸爸［在1962年曼德拉被逮捕期间，温妮来看他］，尽管她很有可能被捕入狱，这是每一位为自由而战的政治家所要面临的情况。但是她不会离开南非，她要坚持和自己的人民待在一起。你们看到了吗，我们有一位多么勇敢的妈妈啊。

选自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写给女儿泽尼和津齐的信，见第141页和第143页。

4．选自曼德拉在1969年7月16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特殊信件”，记述的是儿子桑比的死[100]

今天下午，监狱的指挥官从律师门德尔·莱文（Mendel Levin）那儿收到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请告诉纳尔逊·曼德拉，他的儿子桑贝基勒13日在开普敦的一起车祸中不幸丧生。”

我真的是很难相信，以后再也见不到桑比了。今年2月23日他就24岁了。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见过他。他那时才17岁，是个很健壮的小伙子，我从来都没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一起。那天他穿着我的裤子，有点肥也有点长。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有很多衣服啊，尤其是礼服，完全没有理由穿我的衣服。他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感情太明显，我深深地被触动了。在那之后的好几天里，我一直很焦虑，感觉到了心理压力，我意识到我的离开给孩子们造成的影响。我想起1956年12月的一件事情，当时我还是约翰内斯堡监狱的候审罪犯。贾托当时6岁，还住在东奥兰多。他清楚我在监狱里，但是他还是去了西奥兰多，然后告诉妈妈说他想我。那天晚上，他就睡在我的床上。

选自曼德拉1969年7月16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记述的是儿子桑比的死。

还是回到和桑比的那次见面。后来，在去寄宿学校的途中，他跑来和我道别。回来的时候，他很热情地问候我，还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握了很久。之后，我们就坐下开始聊天。有时，会谈到他的学习，他就会告诉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东西，在他这个年纪，他已经开始对莎士比亚的《尤里乌斯·恺撒》感兴趣了，我感到很欣慰。

他之前在马塔泰勒（Matatiele）的学校学习，之后转校到沃德豪斯（Wodehouse），在这期间我们一直都给对方写信，从没间断过。

1960年12月，我开车跑了很远去见他。那次见面，我还是把他当做小孩子，而且主要从他的角度去了解他的行为和想法。但是，在1962年7月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已经不能把他当做小孩子了，他对生活已经有了自己固定的看法，似乎突然间由我的儿子变成了我的朋友。告别的时候，因为没法送他到公交车站，更没法送他到火车站，我感到很难受。作为一名囚犯，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我必须放弃作为父母的责任。我的儿子，应该是我的朋友，离开家之后只能独自照顾自己，而我只能偶尔偷偷地见他一面。我知道，你已经给他买了衣服，也给了他生活费，但是我还是把我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把所有的铜币和银币找出来塞给他，这些也就是一个可怜的逃亡者能给得起的了。

有一天，那是瑞佛尼亚审判庭审时，他坐在我的后面。我不断地回头看他，朝他点头，还给了他最灿烂的笑容。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我们会被判处死刑，他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了这种忧虑。每次我点头的时候，他也朝我点头，但是他从来没有笑过，一次也没有。我从来都没有想过，那次会是最后一次见他。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很想你，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想念过你。在这样一个充满痛苦、不幸和失败的日子里，回忆这些会让我感觉好受一些。作家P·J·舒曼（P.J.Schoeman）讲过一位非洲首领的故事，这位首领带着自己的黑人勇士们浩浩荡荡地去打猎。在追赶猎物的过程中，首领的儿子惨被一头母狮咬死，而首领自己也身负重伤。然后，随行人员用烧红的矛贴在他的伤口上，防止细菌感染。在整个过程中，这位受伤的首领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后来，舒曼问他当时的感受，他说能够看得到的伤口固然让人痛苦，但是那个看不见的伤口才让人更加难以忍受。我现在总算明白他所说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了。

5．选自曼德拉在1969年7月16日写给伊芙琳·曼德拉的信，记述的是桑比的离世。

今天下午，监狱指挥官递给我一份电报，电报上说桑比在7月13日遭遇车祸身亡。这份电报是约翰内斯堡的律师门德尔·莱文发过来的。

在此，替我向贾托和梅基[101]表达我最诚挚的问候。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情对你的打击，而且这种打击不是一般的沉痛。桑比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之前你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我完全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那么用心地教育他，希望他在这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好好地生活。我也知道，贾托和梅基都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他们在开普敦的日子，还有他们一起度过的假期如今都历历在目。

1967年10月，梅基写信告诉我，桑比帮你买了很多你们需要的东西。后来，母亲也很详细地跟我说了她来岛上看我的时候，桑比是如何热情招待她的。自5年前到今年3月，诺班德拉（Nobandla）来信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事情，表达了他对这个家庭的依赖和热爱，以及他对亲戚们的喜欢。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5年前的瑞佛尼亚审判中。这几年，我一直期待着他的来信，这些信件是我了解他最新消息的主要渠道。

他的离去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至少有60个月我都没有见过他，而更让我心痛的是，我不仅没有参加他的婚礼，在他遭遇车祸后也没能参加他的葬礼。1967年，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醒他应该抓紧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以我看来都是他非常感兴趣的。我盼望着能够再次跟他通信，能够在我回去之后与他和他的家人见面。现在，所有的这些期望都彻彻底底地破灭了。在24岁这样的青春年华，他走了，我们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但是，毕竟他还有那么多朋友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他对父母尽到了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留下了美丽的妻子莫洛卡扎娜（Molokazana）和两个可爱的小宝贝[102]，她们三个会让天下所有父母都感到欣慰的。

再次真诚地向你、贾托和梅基表示我的哀悼，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渡过这次难关。

6．选自曼德拉1969年7月22日写给罗本岛监狱指挥官的一封信

1969年7月13日，我24岁的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因车祸受重伤在开普敦逝世。

我希望能够参加他的葬礼，最后一次去缅怀他，所有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目前我还不清楚葬礼会在哪里举行，但是我想应该会在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或乌姆塔塔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如果您能同意我即刻启程前往，不管您是否会派人押送我，我都会非常高兴。如果在您收到我的申请时，我的儿子已经下葬了，那么就请您允许我到他的墓前为他“垒石头”，这是一项传统的仪式，是专门为那些没有赶上葬礼的人设置的。

我热切地盼望着，与上次相比，您这一次能够人道一些，答应我的请求。10个月前，也就是在1968年的9月份，我写了一封类似的申请书，那次是我的母亲去世，我请求参加她的葬礼。上次如果您批准了我的请求，对于您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慷慨的举动，而您也会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道主义行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一位失去母亲的囚犯所受到的打击和痛苦，同时也给了我到亲人墓边哀悼的机会。另外，我想再说一句，我已经有5年多没有见到我的儿子了，你应该明白我希望参加他的葬礼的心情是多么的迫切。

最后，我想提醒您一下，在我之前，政府已经批准过类似这样的申请。

7．选自曼德拉1969年9月29日写给诺勒萨霍·艾琳·姆夸伊的信[103]。

10个月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写过同样的申请书。虽然不管怎么说，我的申请都是合情合理的，监狱当局还是无情地拒绝了我。尽管希望渺茫，这次我还是期待当局能够体谅一下这么短时间内连续失去两位亲人的一名囚犯的心情，给我一个机会去参加桑比的葬礼，这可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但是，我的申请书竟然就那么简单地被忽视掉，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性的回复都没有。之后，我要求看一看报纸上关于这次车祸事件的报道，竟然也被拒绝。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桑比去世时候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不仅仅被剥夺了和长子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骄傲，同时关于他的这次事件的所有信息我也是一无所知。

8．选自曼德拉1969年8月3日写给艾琳·布特莱齐的信[104]

7月18日（我的生日）那天收到曼戈苏图［·布特莱齐］代表您全家的唁电，我很感动。请您转告他我对他的感激之情[105]。对于我来说，1968年和1969年是充满艰辛和痛苦的两年。10个月前，我母亲去世。5月12日，我的妻子因为触犯《恐怖主义者条例》（Terrorist Act）［原文如此］被无限期拘留，留下几个可怜的孩子。他们虽然有父母，可是事实上都已经成了孤儿。如今，我的长子也走了，再也回不来了。不管死者的死因是什么，年龄有多大，死亡都是很可怕的灾难。普通的疾病往往是逐渐发展的，因此，病情要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心里至少提前能够预知。在病情发展到最终阶段时，我们所受到的打击至少不会那么沉重。但是当一个人知道一个生龙活虎的、正值青春年少的人被死神宣判了死刑，他肯定会感到全身瘫软无力。这正是7月16日听到儿子的死讯时我的感受。当时，我从头到脚都在发抖，过了好久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按理说，对桑比的死，我应该有更充足的准备，因为在他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40年代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宝贝女儿[106]，她当时才刚出生9个月。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把她送到医院里了，刚开始的时候她的状况一直很稳定，但是后来病情突然恶化，当天夜里就离开了我们。在她最后拼命挣扎，奢望留住她软弱身躯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生命的关键时刻，我在她的身边。在这之前，我一直都不确定是否能够看到她的这一痛苦场面。之后的好多天，她临死前的情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反复出现，直到现在，想起那一幕我都会感觉到很痛苦；我以为这次经历过后，再经历相同场面的时候，我就不会再感受到这么大的悲痛。9月26日（我妻子的生日），我收到了母亲的死讯。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去年的9月份。那时，她已经76岁高龄了，她自己一个人从乌姆塔塔来到罗本岛来看望我。见到她当时的样子，我就感觉很痛苦，她瘦了很多，尽管表现得很开心，也像往常一样优雅迷人，但是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劳累，而且面带病容。探访结束后，我去送她，看着她走向那只能送她回内陆的船，我突然间感觉或许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但是几个月过去之后，她来探访我的情景也慢慢淡去，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身体很健康，我感到很开心，于是也就慢慢地忘记了那次探访时她的病容。因此，9月26日听到她逝去的消息时，我又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之后的几天我是怎么在自己的牢房里度过的，我都不愿意去回忆。但是，与40年代末我的小女儿的离世和去年9月份母亲的逝世相比，7月16日我受到的打击要严重得多。下午2点半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的死讯，突然间就感觉心跳停止，过去51年内在我血管里流淌的温暖的血液也突然间凝成了冰块。我无法思考，无力说话，全身似乎没有一点力气。后来，我慢慢踱回了牢房，双肩感到异常沉重，而牢房似乎是一个受到打击的人最后的藏身之处了。和往常一样，监狱里的这些善良的朋友们帮助了我，他们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我恢复了精神。

9．选自曼德拉1969年11月19日写给诺勒萨霍·艾琳·姆夸伊的信

我一直盼望着参加桑比的葬礼，好去见他最后一面，就像我母亲去世时我的急切心情。虽然我从来没有奢望监狱当局能够批准，但是当我最后意识到去他的墓边看他一眼都不可能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疼痛之极。作为父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这样的时刻的啊。提起普通囚犯所遭受的痛苦，大多数人会想到那长长的似乎永远也服不完的刑期、那些必须做的苦力活儿、粗糙无味的饭菜、必须面临的冷酷乏味的无聊生活和生活中那些可怕的挫折——人不断地在转着圈，今天的终点和昨天的起点一模一样。经历早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灵魂，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经历了比上述这些更折磨人的痛苦。

10．选自曼德拉1969年7月28日写给儿子马克贾托的信

贾托，爸爸不喜欢给谁讲大道理，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爸爸更习惯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大家讨论事情，而且这个时候爸爸的意见仅供参考，别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只要他自己愿意，他是完全自由的。现在桑比已经离开了我们，你就要担负起比原来更重要的责任，这一点爸爸必须跟你说清楚，要不然就是作为父亲的失职。现在，你是家里的长子，你就有责任努力维系这个家庭的团结和睦，要为自己的妹妹们做一个好榜样，要成为爸爸妈妈和亲戚们的骄傲。你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被困难和挫折吓倒，就是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要放弃战斗。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目前人类已经取得了最伟大的科学成就，登上了月球。这是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将极大地丰富人类在宇宙方面的知识，甚至可能改变或修正许多科学领域的最基本的设想。作为年轻的一代，你们必须培养自己的能力，作好一切准备，从而能够轻松把握太空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个时代竞争激烈残酷，谁能够拥有最好的教育，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最高的任职资格，谁就能够获得最丰厚的回报。如今，只有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才能解决引起人类社会动荡的问题，而那些对这个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一窍不通的人则寸步难行，因为他们不具备成功完成服务祖国和人民的任务所必需的工具和装备。生活要有秩序有规律；要抵制住那些对普通男孩子们的诱惑；每年都要努力地学习，而且学习还要有系统性。如果你能做到这些，最终你就能够获得让世人艳羡的奖励，你自己也能感觉到很幸福很开心。同时还可以激励妹妹们，让她们以亲爱的哥哥为榜样，从你那里获取丰富的科学知识、大量的经验，学习你的勤奋和成就。另外，这个社会也比较偏爱勤奋工作的、遵守纪律的成功人士，如果你能够认真培养这方面的品质，就能够在周围朋友中脱颖而出。

11．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性

施腾格尔：我读过你写给夫人的信……内容可真是激情满满，但是有的时候也能看出来你在试图控制自己，这可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组合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曼德拉：确实如此，但是这件事情很难解释得清楚，我是给自己的妻子写信……我进监狱时，我们才刚结婚4年，她很年轻，不谙世事；还得抚养两个孩子，又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甚至迫害，实在是没有办法好好养育孩子们。

施腾格尔：所以在给她的信里，你才充满激情？

曼德拉：当然，你也明白，每天我都在想着她，想鼓励她，想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帮助她。

施腾格尔：嗯。你的这些感受我在信中看得很清楚。那么，你的妻子……你被判了终身监禁，会离开她很多很多年。她在外面有自己的生活，或许会和别的男人交往……想起这个，你肯定会不太好受；或许，她会喜欢上别的男人，会和他们约会，用那些男人暂时替代你。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呢？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曼德拉：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不能去想这个问题。你肯定还记得，我入狱前有两年时间在从事地下工作。要转入地下是我自己作的决定……也就是说……你说的那些问题对我来说，算不上本质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必须要接受一些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事实和现实，人都会有希望放松自己的时候，但是人的好奇心也不能太强。她对我很忠诚；她支持我的事业；还会来监狱探望我，会跟我通信。这些就已经足够了，真的，足够了。

施腾格尔：也就是说其他事情你……已经足够了，你不会考虑其他事情了？

曼德拉：嗯，是的。

施腾格尔：因为它们不重要。

曼德拉：对。

施腾格尔：其他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改变她与你的关系，或者你与她的关系？

曼德拉：对，不能改变。

施腾格尔：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你必须得考虑的事实，在夫妻性生活方面你或许再也没有能力了；你的性能力萎缩了。在监狱里，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曼德拉：……啊，这个问题嘛，一个人总会习惯一件事情的，其实控制自己也不是太［难］；我是说，我读过高中，也在寄宿学校待过，在那儿可能半年都见不到一个女孩，所以自己必须得克制自己。后来我进了监狱，也就接受了再也不可能有机会做那个事情的事实，我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

12．选自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

首先，对于那些没有灵魂、没有民族自豪感、没有理想的人们，是永远也感受不到他人对他的羞辱的，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也不存在挫折和失败；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感兴趣，肩负不了什么神圣的使命；在他们中间不可能出现烈士或者民族英雄。一个新的世界是要靠那些一直活跃于斗争的舞台上的人们，那些注定要经历风风雨雨的人们，那些在斗争中身体会受到严重伤害的人们才能创造出来的，而不可能依靠那些远远站在一边观望的人们来创造。只有那些在最黑暗最残酷的日子里也能坚持真理的人们，那些努力了上千次上万次的人们，那些从来不会被侮辱、羞辱甚至失败所打倒的人们才能配得上至高无上的荣誉。自草昧时代开始，人类就崇拜和尊敬勇敢诚实的男人和女人，就像亲爱的你一样——一位来自小乡村的普通女孩，一个出生在土著人村落的男人的妻子。在地图上基本上找不到你出生的村庄，而我出生的地方与农民的村落相比都显得寒酸无比。我对你的爱只能在这张纸上表达了，这张纸上的内容肯定会被很多人读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表达太多。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我们的私人空间，那时就可以共同分享你我之间的温柔情愫，在过去的8年里，这些情愫都已经深深地埋藏进了我们的心里。

13．选自曼德拉1970年1月31日写给阿德莱德·坦博的信[107]

扎米不能来看我（虽然是不定期的），而且我也很久没有收到她的信了，不知道孩子们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发觉这段时间太难熬了。但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适应能力是不可估量的，你都不确定在精神上人到底能变得多么坚强，肉体上到底能撑多久；我也意识到，以前那些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的事情现在突然间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很有特殊意义。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时间和希望能像现在一样对我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在我接连经历了母亲和桑比的离世以及扎米被逮捕之后，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对我这样说道：你的生活从来都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那时，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们收到的那些唁电，那些表示要与我们休戚与共的信息的确鼓舞了我们，正因为这些唁电和信息，我们的精神才能恢复到和往常一样好。

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希望是很强大的武器。在最残酷的岁月里，能支撑着我走下去的是我那久经考验的家庭，我的家人竭尽全力地生活着，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在每件事情上几乎都存在分歧，但是我们最后总是能够一起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起像往常一样向前冲。这些为我的精神插上了翅膀，让我飞得更高。

14．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自己的母亲

施腾格尔：她［你的母亲］理解你所作的斗争、你的信仰和你作出的牺牲吗？

曼德拉：她理解。不过，开始的时候，可是一点儿都不理解。因为，有一天，我工作之后回到家里，她在等我，然后她说：“孩子，你还是回特兰斯凯吧，今天有两个白人来我们家了，他们的科萨语说得不错，他们说：‘你的儿子本来是位律师，现在就是在浪费时间。和［沃尔特·］西苏鲁先生这种想制造麻烦的人在一起，这些人连正经的工作都没有。你的儿子应该回特兰斯凯。’”然后她就跟我说：“别这样了，再别这样做了，咱们回来，回特兰斯凯，啊。”当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位。后来我没有跟我母亲讲道理，而是先跟大伙讲，我必须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后来我跟她解释我为什么要从政，她明白过来后就说：“你要是不跟其他的孩子一起从政，我就剥夺你的继承权。”但是，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还是花费了我很长时间。

15．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离开家乡的感受

曼德拉：当然，萨巴塔国王……现在的国王的父亲。他是我的侄子，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而且也是他最后帮我埋葬了母亲，是的……他逝世的时候，我还在狱中，我感到很遗憾。

施腾格尔：本来是你应该支撑起你的家的，但是你在监狱里，不能……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痛苦？

曼德拉：是啊，对，确实是。我确实很不好受。有的时候，我想——审视着自己的灵魂——我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吗？因为不仅仅是我母亲，我的姐妹们的生活也很艰难，虽然两个姐妹已经出嫁，但是她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而且……我在想，我去努力帮助大众，但是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却在痛苦中挣扎，这件事情我到底做得对不对。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最后我都会告诉自己：“对我来说，这的确是正确的决定。”

施腾格尔：但是，按照社会观念，你对家庭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义务就发生了冲突，对吧？

曼德拉：是啊，的确如此。

施腾格尔：这也是你感到纠结的地方……？

曼德拉：是的，的确是。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吗？如果是正确的，你的家人就应该跟着你受苦吗？我的母亲辛辛苦苦把我送到学校读书，最后我却被一位族人带走……荣欣塔巴·达林迪耶博首领，他当时是萨巴塔国王的摄政王[108]，是他把我养大，对我也很好，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在他和他妻子的照顾下，我从来没有跟他抱怨过什么……但是……我的责任是，一旦我可以成为家里的支柱，我就得照顾我的母亲和姐妹们。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我没有做到。

曼德拉1971年3月1日在女儿泽妮·曼德拉12岁生日那天写给她的信。

施腾格尔：因为，从伦理道德上来说，有人会说你最重要的义务是照顾身边的人？

曼德拉：是家庭，嗯。

施腾格尔：所以你感觉很不好受——有点儿难过？

曼德拉：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但是，我必须得忍着，因为当我独自安静地坐下来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不论如何，我已经作出了决定，而且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不仅仅是我的家人在受苦受难，全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痛苦的生活中挣扎，我认为自己的决定还是正确的。

16．选自曼德拉1970年6月1日写给泽尼和津齐的信

爸爸最后一次见到你们是在8年前，妈妈突然离开你们也一年了。去年，爸爸给你们写了两封信，一封是6月23日写的，一封是8月3日写的。但是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们连一封都没收到。

你们未满16岁，不能来探访爸爸，我只能通过写信同你们保持联系，以此获知你们的健康状况、学习情况和学业进度。虽然你们没有收到这些宝贵的信件，但是只要有机会，爸爸仍然会给你们写信。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道你们假期去了哪里？在假期里谁照顾你们？谁负责你们的衣食住行？谁为你们交的学杂费、住宿费？还有，你们在学校里有进步了吗？我真的很担心。

爸爸不停地写信，就是希望哪天幸运之神降临，能够让你们收到这些信。这些信件记录了我的想法和感情，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同时，通过它们，你们能够感受到我温暖的爱意和美好的祝福，而那些思念所带给爸爸的剧烈痛楚也就消解了。

17．选自曼德拉1970年8月1日写给斯威士兰的道格拉斯·卢凯尔议员的信[109]

我的信几乎从来都没有被邮寄到目的地，别人写给我的信我也是经常收不到。我希望，那些动不动就查看我的信件、阻断我和家人的联系的“无情的命运主宰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良心发现，懂得尊重别人，对别人真诚一些，然后把这封信邮寄出去。我知道，一旦您收到我的信，我的麻烦就会解决。

您也知道，跟很多同龄人一样，从本质上说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我出生在小乡村，也在那儿长大，那里视野开阔，景色美丽，空气清新。8年前我被逮捕并被法庭定罪，在那之前我也在城市里生活过20年，但是始终摆脱不了农民的身份，偶尔还会回到家乡住上几个星期，重新体验童年时期的快乐时光。被囚禁期间，我一直思念着家乡广阔的草原和树木，心里翻涌着过去半个世纪经历的所有事情和累积下来的回忆——那块我们放牧、打猎、玩耍的热土，还有那所我有特权进入的传统小学。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40年代初期，回到了里夫，再次被那些具有斗争意识的非洲青年的激进思想深深感染。我还记得那些整天忙着写文章、贴邮票、忙各种各样的杂事（包括为白人女士买洗发水和化妆品）的日子。总理府（Chancellor House）啊[110]!就是在这里，我和OR［奥利弗·坦博］的关系才变得更加亲密，甚至比在大学和［青年］联盟时候的关系都要亲密得多。慢慢的，我们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大家的友谊也结出了累累果实，这些朋友包括曼德艾（Maindy），祖蓓达·帕特尔（Zubeida Patel）和我们的第一位打字员温妮·曼德勒妮（Winnie Mandleni）；玛丽安妮，她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那时候太突然了，我们都感觉很不好受；鲁思、梅维斯、戈弗雷；拳击手弗雷迪和看门人兼任清洁工的查理等。查理很正直，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每天都会去迈迈（MaiMai）市场买东西，一天都没有拉下过[111]。有一段时间，我和OR一直被叛国案缠身，就剩下你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在应付各种各样的难以解决的困难，维持着我们公司的正常运转[112]。我还想起了那件很奇怪的事情，1960年12月，你来我家看望扎米和我，那时我们住在西奥兰多。你走近我家门口的时候，突然有道闪电划破天际，泽尼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好一会儿都一动不动，当时她才10个月大，后来好几秒钟过后，她才恢复知觉，哇哇大哭起来，我们这才放心下来；那次可真是侥幸，算是死里逃生……精神武器的能量有时很巨大，它对人产生的影响很难说得清楚，除非在具体的情况下或经历了真实的情景后，才能真正解释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说，精神武器可以让囚犯成为自由人，可以把普通人变成国王，甚至把尘土变成金子。坦率地说，达奇（Duggie），这座防范严密的监狱关押的只是我的肉体和肉体里流淌的血液。

在我展望和憧憬未来之时，我依然是自由身，我的思想跟雄鹰一样自由。

而我所有的梦想之锚是人类的集体智慧。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社会公平是民众幸福的唯一基础……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的中心是人类所追求的思想、人类刚刚建立的新世界和新一代的年轻人，这一代年轻人反对所有形式的残酷行为，反对所有一切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在不公平的社会秩序下，少数人拥有着经济特权，而多数民众则生活在贫穷、疾病和无知中，甚至会变成阶级社会中的邪恶力量。

18．选自1970年8月1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当时曼德拉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

过去15个月里，那些令人心力交瘁的挫折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不可能轻易淡去。我想我身体的每一部分，我的肉体、我的血液、我的骨骼和灵魂都已经浸泡在怨恨中，我真的很痛苦，眼睁睁看着你陷在艰难痛苦的困境中，却无能为力。亲爱的，如果我们能够见面，能够站在你身边狠狠地拥抱你，或者哪怕只是透过这无情的、似乎将永远隔离你我的铁丝网看你一眼，那么你日渐恶化的健康和精神将能够得到多大的改善啊！而我心里的这些无法摆脱的焦虑和痛苦也能得到多大的缓解啊！

我们婚姻和家庭的基础，维系你我的纽带遭到了无耻践踏，与之相比，肉体的苦痛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可怕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信仰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意志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但是，只要我拥有和你通信的权利，哪怕只是我单方的一种形式，哪怕在最后一刻，我都会坚持不懈地每个月写信给你，监狱记录会证明我的决心。这是我对你应该承担的责任，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阻挡我履行这项责任。也许有一天我们的付出将得到回报，要知道总会有好人出现的，其他国家有，我们的国家也会有。总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一位身居高位者的真挚而坚定的支持，他正直坦荡，将不遗余力地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和特权，甚至包括现如今在我国与他政见不同的敌人的权利和特权，他对公平和公正有着自己完整的理解，不仅能够保护法律所赋予我们的权利和特权，同时也将补偿我们被非法掠走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过去的15个月里，我的命运起起落落，虽然痛苦，但仍然可以看到希望，仍然值得期待。有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这种期待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脏时时刻刻在向我的身体输送着希望，温暖着我的血液，让我感到精神振奋。我坚信，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永远不会被个人所遭受的厄运打垮，也不会被痛苦击倒。希望是自由战士的游泳圈，能够保护他们永不溺水，远离危险。亲爱的，请永远记住，假如你心中的希望和坚定的勇气就是财富的话（这可是你告诉我的），你现在就是百万富翁。

19．选自曼德拉1970年8月31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

这是你所有来信中最让我开心的一封，如果让我在你所有来信中挑出一封我最希望珍藏的，然后在囚室里独自细细品味，那就是它了。在你被捕后，我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啊，那些圣诞节卡片，结婚周年卡片和生日卡片，虽然你一直没有忘记寄给我，但是我依然没有收到。可是，这封信代替了它们，让我得到了一丝补偿。他们竟然命令我一句一句地读出来，我刚读完最后一句，信就被抢走了。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但是监狱负责人奥康解释说，在这封信的地址栏里应该写你的监狱名称，但是你写了他的名字，而且我给你写的信，也是要一句句读出来的，你也不可能保留我的信。这是什么烂理由啊。我就让他解释为什么要这样，他却推托着没告诉我。我才意识到，肯定是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件威胁到当局了，他们才这样严重地侵犯你这位面临指控的囚犯通信的权利，然后剥夺了我通信的特权。我们的信看来是必须经过特殊审查机构审查的。其实，监狱当局就是不想让你和你的狱友同志们看到我的信，对于我也是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我的狱友看到你的信。为了阻止我们和朋友分享信件的内容，他们用尽了一切寻常的和卑鄙的手段。看来，以后很长时间内，至少在审判期间，我和你很可能就联系不上了。你也知道，我有权每个月给朋友和亲戚们写一次信，也有权收到他们的信件，但是自从你被逮捕之后，这种特权就没有了。自从去年11月份，我就试着跟诺勒萨霍联系，到了今年1月，我又试着跟马特拉拉（Matlala）联系。

6月19日，奥康跟我说，另外一个部门已经指示他不能再转寄我的信件，原因并不是因为信的内容，但是具体的原因他无权向我解释。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我在这15个月里写的大部分信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件事情肯定还有更严重的隐情。我倒愿意政府说什么我信什么，但是我发现，希望和现实越来越难保持一致了。7月份和这个月月初，有两次他们都跟我说你的信还没到。我到现在才知道，你的信肯定已经到了，但是他们却说没到。

20．选自曼德拉1970年11月1日写给农亚尼索·马迪基泽拉的信[113]

现在，扎米尤其应该保持冷静、谨慎，做事情时一定要深思熟虑，要思考、思考再思考。你让她小心些。很多人是不愿意看到她自由的，他们会寻找一切借口突然间就逮捕她。

就算扎米有那么多缺点，她仍然是一位能力极强、雄心勃勃的女人。她具有比我强千万倍的优秀品质，所以我极其尊重她。她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我最大的遗憾之一是自己无法保护她——而她却总帮助我掌握相关的知识、经验，还给我提出一些建议。她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是无人企及的。她被一种理想激励着，而这种理想同样也激励着这个世界上其他伟大女性。但是，不管她怎么追求这种理想，她始终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名普通女人，她得吃饭，得抚养孩子，得照顾我，还得维持这个家，让这个家像个家的样子。我曾经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宁愿自己做这些事情，让她能够闲下来，独自实现她的梦想。但是，一直以来我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把她和孩子们照顾好。她受到那么多的限制，没人愿意雇她做事情，她现在的生活多么的艰难，对于一名刚刚36岁的年轻女人来说是多大的灾难！对于在1961年作出的决定，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后悔，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再也不会感觉良心不安[114]，然后去照顾她。尼安亚，我已经大致给你描述了这个我喜欢的女人，她的衣着漂亮高雅，长相迷人，这是大家公认的。

21．选自曼德拉1970年11月16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

你的精神状态看起来要比我想象中好得多，但是跟1968年12月那次我们见面的时候相比，还是差了很多。从你身上完全能看出来，你的压力确实很大，而这压力又积蓄了那么久。咱们见面结束后，我在回牢房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不在你身边，你得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夜里的12个小时，那种孤独感和焦虑或许恶化了你的精神状态。现在我还在担心这件事情。

11月7日那天去探监室跟你见面，还没走到探监室的时候，偶然间我看到了你来时坐的船，那时它正在靠岸，看起来很优雅，很明亮，也很漂亮。即使离那么远，也感觉它是我这个囚犯的好朋友，它慢慢地靠岸，我见你的心情也越来越急切。但是，你知道吗？在你坐上这趟船走后，我又看到了它。这次我看到的画面可完全不同了，虽然看起来依然很明亮，但是完全没有几个小时前那么漂亮，看起来很奇怪，也很不友好。它慢慢地载着你驶远，我就感觉到非常孤独，就像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一样，那些塞满了我牢房的书，那些陪伴了我这么多年的书也沉默着，毫无反应。每次跟你见面我都会想，这次是不是跟亲爱的妻子最后一次见面了呢？

22．选自曼德拉1970年12月1日写给津齐·曼德拉的信

有的时候，就像现在，爸爸深深地感到，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你的妈妈。自从爸爸知道她和她的朋友们被释放之后，就一直希望能见到她。想一想你看到卖冰激凌的先生或妈妈给你买迷你裙的心情，就知道爸爸的心情了。

但是，贾托突然间告诉我你妈妈不能来的时候，爸爸很努力地保持着平静。或许爸爸做演员会比做律师或政治家做得更好。可是爸爸必须要表现得很平静，好让身边的朋友们相信，你的妈妈不能来这件事情不能影响到爸爸的心情。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事实上，爸爸表面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跟真实的想法没有关系的，爸爸的心其实在战栗，爸爸真的很伤心。

你和泽妮，或许还有你妈妈都以为法官很不公平，这么小气，一点感情都没有。他自己或许也有妻子和孩子，就像爸爸一样，肯定能体会到妈妈和爸爸被迫分开这么久的痛苦，也应该清楚是他们让我们不开心的。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不是那么残忍，相反，他的人很好，也很有礼貌，毕竟作为人，他也是会被社会公认的传统所限制的。爸爸认为他是位不折不扣的绅士。在做辩护律师的9年里，爸爸不止一次地站在他面前，能够站在这样公平公正的法官面前为人辩护，爸爸感觉到非常愉快。

就算是南非最大最富有的城市约翰内斯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的权利也是有限的，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的职务的关系，他必须去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或许是违反他的本意的。甚至在其他部门工作的、职务比他低的官员的权力都比他大，都可以帮他决定很多重要的公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怪罪一个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是很不明智的。这个人所负责的事情或许不是他想做自己决定做的事情，他们只是被其他更强大的力量利用的工具。同样的，把你所有的信任都放在一个所谓的好人的身上，你就有可能被他误导，不管他有多么好。只要在存在体制的地方，个人的好与不好通常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如果你和泽尼、梅基、贾托、穆夫多、莫措比塞、巴扎拉、庞拉、塔米耶和安迪拉、农贝科、姆福和塔博你们这些年轻人拥有共同的想法，团结起来，遵循共同的计划，旧的体制就会被摧毁，新的体制就会建立[115]。社会体制的整体必须改变，只有这样，好人才有机会全心全意地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服务效果也会很好。这样，妈妈就不用跑到开普敦来看望爸爸了。那个时候，爸爸会待在家里，我们一起围坐在壁炉边，亲切而开心地聊天。我们也可以邀请法官过来吃饭。爸爸现在还不知道上哪儿去弄点儿钱请他吃饭。但是，爸爸回去后，再也不会去管法律上的事了，而是去找点儿别的事情做，挣钱养家。或许去挖路基，清理下水道或者拿着凿子和铲子到矿井下面挖煤去。

选自曼德拉1970年12月1日写给津齐·曼德拉的信。

23．选自曼德拉1971年1月1日写给乔伊斯·西克哈克哈内的信[116]

祝贺（Re roba matsoho）你和约翰[117]！这是真的吗？你们俩对我一点暗示都没有，就作出了这么重大的决定？你们的订婚宴我是错过了，那么多美味的肉和布丁呢。参加你的婚礼的时候，我可就这样子去了，不用再穿长礼服和硬邦邦的衬衫，也不用戴高高的帽子了。更重要的是，在婚礼上或许是让我最后一次引人注目的时机了。现在每天我都在练习哨笛，大家都叫它“便士哨笛”，但是它其实能值2兰特。我现在还在d.t.l.舞台上排练，不过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在你们的婚礼上，我可能要吹奏一曲英国作曲家韩德尔的《弥赛亚》。

24．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在罗本岛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做噩梦？

曼德拉：不，没有，从来没有。

施腾格尔：哦，没有做过，好的。

曼德拉：真的，我从来没有做过噩梦。

施腾格尔：好的。那在罗本岛上，什么时候你的情绪最低落，感觉最糟糕？

曼德拉：这个，很难……很难说清楚具体是哪一次，但是我知道，在我的妻子被警察骚扰迫害甚至突袭的时候，我不能在她身边帮她，这是我感觉最难过的事情。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警察逼着一次又一次地换工作，那些警察会到她应聘的地方威胁雇主：“如果雇用她，你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施腾格尔：但是，你的具体感受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感觉很无助，很生气？

曼德拉：我当然会生气，但是很多时候我都控制自己，让自己镇静，然后告诉自己，这就是为我们的斗争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有些情绪确实困扰着我，就是那种受挫和无助的感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排解。

施腾格尔：关于……我之前在书里读过，说在每天晚上你回牢房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一些剪报……

曼德拉：是的，确实是，他们就是那么做的。

施腾格尔：定期的吗？

曼德拉：不是定期的，他们就是时不时这么做一次。只要有什么关于我的不好的消息见报，他们就会把这些报道剪下来，放到我的桌子上，真是很卑鄙。

施腾格尔：我想，他们这么做，你很生气吧？

曼德拉：当然，不过习惯了之后，就会让自己镇静下来。当然会生气，但是人在面临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得学会保持镇静。

施腾格尔：确实如此。关于你刚刚提到的，麦克·马哈拉吉曾经这么说：“在囚禁期间，他对这个社会体制的怒火和憎恨与日俱增，但是他越来越有能力抑制怒气，从他的表情上越来越难看出来他会生气[118]。”他说的对吗？

曼德拉：对，他说对了，我现在还在与这些人一起工作，他们曾经关押过我，迫害过我的妻子，逼着我的孩子们不止一次地转校……有些人常说：“让我们忘记过去，着眼现在吧！”我就是这样的人。

25．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狱中时与关押在其他区域的狱友的交流情况

施腾格尔：跟关押在监狱里其他区域的狱友是怎么联系的？

曼德拉：我们偷偷用信件联系……卡特拉达负责这件事，他的全名是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不过也有尴尬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监狱看守的旁边站着，有人来送饭，饭装在一个圆桶里。送饭的人是不能进到我们这个区的，只能从门那里把饭递进来。这是那天最后一次送饭了，而且已经是晚上，太阳都已经下山了。所以，这个年轻人……有点着急，他得把这封信转给我啊，我站在那儿去接那个圆桶，他居然直接把信递给我了。现在……那个时候，那儿的看守还是很尊敬我的，但是他递给我信的时候我感觉这事做得有点儿不太光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并不是怕受罚，而是怕给旁边这位看守带来麻烦，他的年龄还比我小，我不想滥用，你知道，不想滥用他的这种尊敬……对我的这种尊敬……我当时真的很难受，就径自走开了，让卡特拉达去处理，然后我都有点儿不敢看旁边的看守。

施腾格尔：是因为他看见了吗？

曼德拉：他肯定看见了……我们就在一起站着，那位送饭的年轻人，在递给我那个圆桶以后就把信直接递给了我。他确实是着急了，那个时候必须得把这封信送到，有紧急情况啊。

施腾格尔：那个看守看到这一幕是不是会感觉很难堪？

曼德拉：不仅是难堪，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渎职，毕竟他的职责是看管那个孩子和我。他应该没收那封信，但是出于对我的尊敬，他装作没看到，什么也没做。他那么做倒是让我感觉很难堪，毕竟我利用了他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又不能对这个年轻人说：“别给我，拿回去。”这样，看守肯定就会惩罚他，或许会指控他。但是我们确实能偷偷地传递信件，方式通常非常隐蔽。

26．选自1971年2月1日曼德拉写给蒂姆·马哈拉吉的信[119]

人们常常说，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跟你讲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看起来有点儿傻。不过，碰到不好的事情，我还是会忘记这样简单的道理，心情不由自主就变得特别糟糕。

27．选自1977年1月曼德拉写给德班的律师们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监狱中偷送出来的。

德班的西达特（Seedat）、皮拉伊（Pillay）和其他先生/女士们：

我计划在CPD［开普省分部］提起诉讼，控告监狱部门，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还给我们应有的权利，禁止监狱继续滥用他们的权力，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并阻止他们的其他违法行为。

在这一点上，如果您能够作为我的代理人向［约翰内斯堡］律师事务所的G·比佐斯律师或他指派的其他律师提供本案情概要，我将感觉非常荣幸[120]。在提请诉讼的所有事实性文件提交给您后，希望您能尽早安排法律咨询事宜，您可以委派您公司的律师，也可以委派其他律师顾问。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贵公司不能提供咨询，我还是希望能够获得您的法律服务。当然，如果能和您委派的任何人会面，我将非常高兴。同时，在会面时，我们会向您或您的代表支付费用和其他费用。

1976年10月7日，我给指挥官罗洛夫塞（Roelofse）［上校］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允许我通知律师提起诉讼。但最终请求被驳回，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只好偷偷地把这封信送出了监狱。

1976年7月12日，我给监狱总长写了一封长达22页的信，控诉了C.O.［指挥官］和他的下属的各种行径，包括滥用职权、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和其他不当行为，最终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我把信抄了下来，也就是说现在我还有一封内容一模一样的底稿，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交给您过目。同时，我建议您让他不要没收与诉讼相关的文档和文件。

以下是这封信的摘要：权利的滥用。罗洛夫塞上校和监狱长普林斯 ［中尉］在监狱里向单间牢房区内的囚犯宣传种族主义思想，而且很有组织性，这些囚犯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煽风点火，试图在我们之间制造仇恨。

不适当地插手社会关系。在列举了一系列证明这项罪名的事实后，我写道：“当地官方不断阻止我们与亲人朋友通信，而且总是对我们的信件内容和收信人持有所谓的异议，对于这样的行为，他们向我们说明过原因，但是所有的这些原因都是谎言。我现在认为，他们利用这些谎言剥夺了我们和亲人朋友们维持良好关系的权利。”

发出信件的审查制度。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75年12月第75号邮件是我寄给女儿的生日贺卡，但是她没有收到；再比如说，去年2月份的时候我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封信；还有，女儿不断给我邮寄过来的照片，全都无声无息地没了踪影。在另外一封信里，我告诉女儿要注意饮食，因为她当时在玩橄榄球。C.O.居然对这样的内容有异议，强迫我删掉这段内容。我的侄孙女想做法学学士，我就给约翰内斯堡律师事务所的F·肯特基（F.Kentridge）夫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她能够劝说我的侄孙女把法律当做自己的职业，为妇女谋福利。普林斯中尉要求我把这部分内容删掉，几个星期后，我把这封遭警告的信件交给他时，他却告诉我，因为监狱部门不放心F·肯特基夫人，所以这封信不能邮寄。最后我总结道：“我想告诉妻子，我给女儿邮寄了一张生日贺卡，但是她没有收到。我很想念她，她寄给我的照片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但是监狱反对我这么写。我认为这是极其没有道理的，而且根本不是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也不是为了维持监狱的秩序和纪律，更不是为了提高我的福利。阻止我和F·肯特基夫人的通信也是如此……”

外来信件的审查制度。监狱对信件检查制度的滥用主要体现在对外来信件的检查上。在这方面，C.O.和他的下属简直是无所顾忌。他们这样热衷于检查我们的信件，纯粹是因为对我们怀恨在心，是对我们的一种报复，肯定不是出于监狱安全和纪律的考虑，更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福利。

这种行为纯粹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迫害，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与外界隔绝，让我们眼前一片黑，不让我们知道监狱外面的形势，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事都不让我们知道。C.O.阻断外界对我们的探访，阻止我们接收信件、贺卡和电报，要知道这些探访、信件、贺卡和电报凝聚的是在我被囚禁的这些日子里朋友们给予我的善意的祝福和强大的支持，他不仅不让我们接收这些祝福和支持，还让我们给亲人和朋友留下了不负责任的印象，会让他们以为我们从来就不给他们写信，而且从来就不关心他们信中所提及的重要事情。

另外，监狱在信件检查中有双重标准，但是在这样的双重标准面前，他们却显得畏畏缩缩，试图欺骗公众，让大家以为他们没有审查囚犯发出去的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狱当局在命令我们删除他们认为不妥的内容后，还会让我们重新写一遍，这样也就毁掉了能够证明他们检查信件的证据。对于从监狱外面寄进来的信件，检查员会很随意地撕去某一页或划掉某一段。我在这里怎么说都无法描述清楚信件被毁坏的程度，如果您能亲自来一趟，自己看看就会清楚了。我妻子的很多信的内容都是不连贯的，甚至在同一封信里都很难把这些内容连在一起[121]。

我妻子也多次入狱，她不仅懂得相关的监狱法规，也清楚你们的地方政府对所有他们认为是有害的事情或人都会很敏感。所以，她尽量控制自己，写来的信里几乎都是家务事，但是，还是有一封信没有逃脱掉被毁的命运。

1975年11月24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总共有五页，到我手上的时候，只剩下了两页。不过，其他监狱的官员就没有采用这样残忍的检查制度。你应该清楚，我的妻子最近在克龙斯塔德的监狱里服了6个月刑期[122]。那个监狱的C.O.帮她邮寄出来很多信件，到了我们这里却遭到了严格的审查。

而我最痛恨的是，我们必须在这样赤裸裸的谎言中去做事情。C.O.不仅毁掉或者截留我们家人和朋友写来的信件，还禁止我们告诉他们这个事实，这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不辞辛苦给我们写信、邮寄卡片，C.O.却截留这些东西，一直不给我们。他就这样浪费着我们的朋友和家人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践踏了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支持和关爱，这又是多么无情多么冷酷的行为！

您应该发布一条公开声明，以使监狱部门的政策更加明朗化一些，同时也应该详细地列出哪些内容是你们反对的，我们不应该给哪些人写信或发送祝福。

信件在邮寄途中丢失。在邮寄途中丢失的信件数量也太大了，说这是邮政部门的失误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而且C.O.也一直拒绝让我们在信件上签字，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信件的丢失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失误。

探访。在这里，C.O.对犯人与探访人员之间的谈话要监视，但是他们的监视方式完全超出了维护监狱安全的要求。一位探访人员身边竟然要安排4到6名看守，他们就那么站在她身边，威胁似地瞪着她，呼吸粗重，这可是公然的恐吓。

我有责任告诉你，我的狱友们都认为，在朋友或亲人来探访时，探访室内会安装窃听器，我们所有的谈话都要被记录下来，甚至包括丈夫和妻子之间私密的悄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在探访期间再安排看守就没有必要了。

信件检查员的语言水平。直接负责检查邮件和杂志的是W/O［准尉］ 斯廷坎普（Steenkamp），之前他是管理我们这个区的。他确实通过了大学入学英语考试，但是他的英语水平还没有我的南非荷兰语好，我估计［中士］ 福莱尔（Fourie）的英语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连C.O.自己都很难用英语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其实，在我被监禁的14年里，我还没有碰到过英语水平比罗洛夫塞上校还差劲儿的C.O.，他可是在管理一整座监狱……在这里，大多数囚犯都是讲英语的，几乎没人会说荷兰语。他还禁止我们与支持我们政治观点的人通信，普林斯中尉说，如果监狱认为某些人是我们的政治同谋，我们就不能和他们通信。而且，不管其他犯人的亲人给我们写了什么样的信，我们都不能和他们联系。

电报和复活节卡片。C.O.后来制定了新的规定，不允许我们看到电报原文。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电报成了一张纸，上面潦草地写着电报的内容，没有发出日期，也没有收到日期，其他重要的信息都没有。

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些电报在交给我们之前，都必须交给狱警详细地审查。为了能够掩盖住延时交给我们这一事实，C.O.才制定了这项规定。

别人给我们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快点儿把信息传递到，他们是花了不少钱的。但是，现在人人关心的是，市民们多支付一些费用就能够顺利且有效地获得的公共服务却被政府部门故意阻挠了。

囚犯收到的钱。我的狱友们都认为，C.O.和狱警们把我们的钱都拿去花天酒地了。1976年5月31日，普林斯中尉给我捎信说马特拉库（Matlhaku）夫妇曾在1975年11月5日给我汇来了30兰特。但是，直到今年他还总是跟我说，这笔钱还没有收到，后来监狱会计部又说这笔钱已经存入了我的账户，我的账户里从来没出现过这笔钱。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向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跟你说明，我的投诉一直被忽视，而且他们一直拖延着不告诉我们托管费到底是什么东西，哪怕是最简单的信息都没有。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您必须重视它们，并尽快作出调查，至少在这个方面恢复监狱部门的声誉。

监狱委员会会议上的政治性讨论。多年来，在这样的会议上，他们都会让囚犯参与政治性讨论。而这些讨论就会被委员会利用，用以陷害那些反对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人。

COP［监狱总长］从来不访问R.I.［罗本岛］。因为您一直不来罗本岛视察，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监狱里的暴行也越来越没有节制，我们也没有机会与您面对面谈一谈这些问题。而且，作为监狱部门的最高官员，您对罗本岛的视察是其他任何H.O.［监狱总部］ 官员都代替不了的。

监狱部门和警察的勾结是监狱里犯人和狱方之间产生摩擦的主要原因，因此，如果您要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彻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许多囚犯都认为，在处理涉及犯人的问题的时候，监狱总长都被架空了，他是有名无权的，而真正的老板是S.P.［安全警察］总长，他不仅仅命令监狱总长做事情，而且还要规定监狱总长做事情的方式。

我一直在考虑，还要不要继续参与这样的不道德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我还在享受着我的权益和特权，事实上这些权益和特权已经被剥夺得差不多，基本上已经毫无价值了。

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监狱部门的最高官员监狱总长是不会容忍［或］宽恕这样的不道德行为的。因此，除非您最终作出的决定确定我上述想法是错误的，否则我会一直相信，您始终还是不知道罗本岛上的监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对我们作出什么形式的迫害，我们的观点都不会改变。政府和监狱部门对黑人，尤其是对非洲人的仇恨、蔑视和迫害已经臭名昭著了，这种仇恨和蔑视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而监狱里最残酷最下流的做法叫塔沃扎（thawuza），囚犯们必须脱光衣服，然后监狱官员就在众人面前检查囚犯的肛门，更可憎的是，有时看守还会把手指伸进囚犯的直肠内。除了这些之外，看守每天还会很粗暴地辱骂囚犯。这样的事情曝光后，成了全国性的丑闻，但是政府部门至今也没有出面阻止这种挑衅行为。

但是，如今在S.A.［南非］，大多数看守依然会做出类似这样不人道的行为；只不过方式改变了，他们开始在心理上对囚犯进行迫害。在这方面，有一些地方官员已然成了专家。我希望，您的职位和经历能让您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并能够实施相应的措施来制止这种行为。

160年前，发生了集体被判死刑的“屠夫的脖子”（Slachters Neck）事件[123]；74年前，布尔战争集中营建立；61年前，约皮·福里（Jopie Fourie）作了最后一次演讲。虽然这样的历史事件都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是现在谁要是指望人民能忘却我们的处境，那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与南非的历史相悖。

我相信您肯定不会忘记那位南非白人爱国者。他牺牲了自己，帮助您从英帝国逃出来，使您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最后担任了这个国家的监狱总长。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如今正在遭受着迫害，而我们遭迫害的原因是为这个国家能够重新成为人民的国家所作出的努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我们为自由南非激战正酣的时候，谁说我们的人民会忘记我们，纯粹就是无稽之谈。不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你们白人就开始屠戮黑人，直到现在你们还在继续。如今的南非，是一个充斥着种族压迫、折磨和残酷刑罚的国家，人们被逮捕前都没有经过审判，而集中营并没有威胁到遥远的过去，而是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为帮助人民战胜邪恶赢得自由而战的时候，人民怎么能忘记我们呢？

在南非，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囚犯和官员之间被很多事情隔离了。我并不赞同监狱部门的政策，您是这个部门的最高官员。我非常痛恨白人至上主义，我将利用手中的所有武器与之抗争。但是，即使你我之间的斗争演变到最激烈的程度，我也希望我们彼此是在没有仇恨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原则和思想而战。如果是这样的话，战争结束后，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够很自豪地和您握手，因为我是与一位正直的敌人在作战，他恪守荣誉，行为正派，值得我这么做。但是，如果您的下属继续这样做的话，那不可避免的，我就会怨恨您鄙视您。

就写到这儿。这里列出的只是概述，有些重要的事实还没有写出来。

关于信件的问题，很有可能有这样的规定，即监狱部门只有反对信件的具体内容的权利，而没有反对写信人写信的权利。但是，我没有见到完整的监狱法令和规章制度，也没有看到过任何服务条令，因此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或许，您会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

差点儿忘记告诉您，9月9日那天，C.O.跟我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COP的信件，上面标注的日期是8月26日。他说，在信里，COP对他们的岛上的行政机构设置非常满意，认为这样的机构设置很合理，而且认为不能单单受理被关押在这个国家监狱里的一名囚犯的申诉。他还说，对于我在7月12日的信件里提到的监狱当局的滥用权力、对囚犯有组织的迫害和其他不法行为，COP表示了官方层面上的支持。

最后，我希望您知道，上述内容只能在我……签名之后才能删除，或是与您公司的代表的直接会面时删除。

您真诚的

N·R·曼德拉466/64

1977年1月

选自1977年1月曼德拉写给德班的律师们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从监狱中被偷偷送出来的。见第174页。

[97]曼德拉的母亲，诺塞凯尼·范妮·曼德拉（Nosekeni Fanny Mandela），在1968年9月26日死于心脏病。

[98]诺菲克拉·马迪基泽拉（Nophikela Madikizela），温妮的继母。

[99]1969年，温妮被逮捕，被单独拘禁了17个月。

[100]在监狱里，每名罪犯所邮寄的信件都是定量的，如果超过这个量，继续邮寄信件就属于特殊信件。特殊信件一般在发生死亡或与学习有关的事情时，才能被批准。

[101]马卡齐韦（梅基）·曼德拉［Makaziwe(Maki)Mandela］，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第二个孩子，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02]桑比的妻子托科（Thoko）和两个女儿恩迪莱卡（Ndileka）和南迪（Nandi）。

[103]诺勒萨霍·艾琳·姆夸伊（Nolusapho Irene Mkwayi），威尔顿·齐姆赛勒·姆夸伊（Wilton Zimasile Mkwayi）的妻子，关于威尔顿·齐姆赛勒·姆夸伊，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04]艾琳·布特莱齐（Irene Buthelezi），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的妻子，见注释105。

[105]曼戈苏图·布特莱齐，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06]马卡齐韦·曼德拉（Ｍakaziwe Mandel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07]阿德莱德·弗朗西斯·坦博（Adelaide Frances Tambo），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监狱的信件检查员在这封信上写了注解，暗示这是一封给“阿德莱德·坦博”的信——曼德拉用过笔名。这封信不太可能邮寄出去。

[108]首领荣欣塔巴·达林迪耶博（Chief Jongintaba Dalindyebo），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09]道格拉斯·卢凯尔（Douglas Lukhele），律师、参议员和斯威士兰检察长。他在曼德拉和坦博的律师事务所拟定法律条款。见本章注释。

[110]1952年，曼德拉和坦博在总理府开始了他们的律师事业。

[111]迈迈市场是约翰内斯堡最古老和最重要的传统药材市场。

[112]1956年，南非政府逮捕了156名非洲人国民大会联盟成员，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名列其中。最后被判犯有严重的叛国罪，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13]农亚尼索·马迪基泽拉（Nonyaniso Madikizela），温妮的妹妹。

[114]指的是1961年曼德拉转入地下开展工作并组建民族之矛（MK）。

[115]弄穆夫多(穆夫多）·曼德拉［Nomfundo(Mfundo)Mandela］、马特索(·莫措比塞，Ｍatso Motsobise）、巴扎拉·比亚纳（Bazala Biyana）、塔米耶和安迪拉·克萨巴（Thamie and Andile Xaba）:曼德拉的儿女们的堂兄妹。农贝科·姆赫瓦（Nombeko Mgulwa）：远亲。姆福和塔博·恩加卡内（Mpho and Thabo Ngakane）：曼德拉好朋友的孩子。

[116]乔伊斯·西克哈克哈内（Joyce Sikhakhan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17]Re roba matsoho，在茨瓦纳语中表示祝贺的意思。

[118]萨特扬德拉纳特（麦克）·马哈拉吉［Satyandranath（Mac）Maharaj］，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19]蒂姆·马哈拉吉（Tim Maharaj），麦克·马哈拉吉的妻子，关于麦克·马哈拉吉，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20]乔治·比佐斯（George Bizos），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21]监狱的信件检查员常常会删掉一些他们认为信件中不合适的词语、句子或段落。

[122]温妮违反禁令去陪伴另外一位行动自由被限制的人，再次被判刑。

[123]1815年，在当时的开普殖民地东部边境，布尔人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发动了暴乱。——译者注

第九章
谦卑之人

“又有一批年老的著名斗士倒下了，他们就像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样，其中一些很快会被世人遗忘，另外一些会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也只有学术专家对他们感兴趣。”

选自曼德拉1975年1月1日写给阿奇·古梅德的信，见第179页。

1．选自曼德拉1975年1月1日写给阿奇·古梅德的信

又有一批年老的著名斗士倒下了，他们就像历史上前赴后继的勇士一样，其中一些很快会被世人遗忘，另外一些会成为历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也只有学术专家对他们感兴趣。

2．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1）一个人在记述生平的时候，应该如实记录自己的政治伙伴的性格和见解。读者们希望了解作者的性格、与其他人的关系等，而这些信息应该通过事实传达出去，而不是通过作者的溢美之辞去传达。(2)但是对于一名自由战士来说，写自传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所披露的事实，不管真实与否，能不能对他的斗争事业有所帮助。如果这些事实向大众公布之后，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所在，更能认清我们的目标，那么他就有责任去公布。但是，这些事实也有可能反过来对相关的个人产生影响。如果如实的描写会带来不必要的紧张和分裂，而被敌人所利用，然后影响到整个斗争进程，那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必须避免。(3)在监狱中秘密撰写自传的时候，尤其需要小心谨慎，要知道身边的政治伙伴们的处境都很艰难，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天天与那些监狱官员们打交道，这些人对迫害囚犯可是极其热衷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最应该写下的内容是那些能够让狱友们感觉自己没有白白牺牲，能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周围的残酷环境中转移开的，能够让他们开心并充满希望的事情。小心谨慎和公平对待狱友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向尽可能多的同志咨询，你应该怎样去描写他们，然后在同志们中间传阅你的手稿，让他们有机会针对那些有争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能准确地反映出所有相关人员的观点；不论什么观点都可能成为作者自己对这些事实的评论。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在提笔写下自己生平的时候，考虑到我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安全因素，我不可能向所有狱友们咨询，因此只询问了一部分朋友的意见[124]。

3．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15）我们中间的一些著名人物总是众人眼里的焦点，比如说威尔顿·姆夸伊、比利·奈尔、雷蒙德·姆拉巴（Raymond Mhlaba）、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戈万·姆贝基（Govan Mbeki）和沃尔特·西苏鲁[125]。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勇敢、不计得失而且勇于奉献，受到了国内外成千上万民众的敬仰。他们开朗乐观，是所有狱友们向前进的动力，而且还能够帮助狱友们持久地保持大会运动的优良传统[126]。但他们仅仅是我们自由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是建造这座大厦的砖石，还有在公共牢房区的同志们，在我们的牢房区内可能只涉及20人，而公共牢房区关押有数百名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囚犯，他们的问题更多更复杂，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人探访，收不到亲人和朋友们的信件，没有钱去学习，不能读书或写东西，他们几乎每分钟都在忍受着最残酷的监狱生活。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只要我出错，沃尔特［·西苏鲁］和凯西［·卡特拉达］ 肯定会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一顿，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特点，而他们的这种性格特点正是维系我们友谊的重要纽带。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们就像一面镜子，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关于那些勇敢的同志们，我可以写出来更多，在那一段每天都要遭受羞辱的日子里，我就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尊严，也从来没有失去果断。我希望能够记录下来他们的对话和玩笑，他们时时刻刻准备着帮助所有处于困境中的狱友们，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他们的才干显而易见，而他们的生命将献祭在反种族仇恨的祭台上。

5．选自曼德拉1975年2月1日写给在克龙斯塔德监狱中的温妮·曼德拉的信

偶然间，你就会明白监狱是认识自我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定期探寻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理想场所。在评判个体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习惯以外部因素作为标准，例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影响力、知名度、拥有的财富和教育水平。当然，在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方面，这些物质标准很重要。因此，许多人都在努力奋斗，积极获取这方面的成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评判作为人的发展时，内部因素则显得更为重要。诚实、真诚、纯朴、谦逊、真正的慷慨、不慕虚荣、愿意为他人服务，这些内在特质是每个人都很容易做到的，同时也是个体精神生活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认真地进行自我反思，没有认识到自我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上述特质就不可能形成。监狱不能带给一个人什么，但是在这里，一个人至少每天都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全天的行为，去克服一些不好的方面，然后发挥出内在美好的方面。定期沉思，在每天睡觉前和自己对话15分钟，是很有好处的。刚开始的时候，去剖析自己生活中的负面因素或许很困难，但是一旦坚持尝试10次，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不要忘记，所谓的圣人其实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进自我的罪人。

6 .选自曼德拉1976年3月1日写给D· B·亚历山德拉（D B Alexander）夫人的信

我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翻看去年收到的卡片。有一天，翻到了你去年12月邮寄给我的卡片，里面只有4个字，还是印刷体，其中3个字体加粗了，看起来很清晰。你会定期给我传达信息，而这种简练的语言一向是你的风格。但是，虽然字数极少，我也感到了字里行间传过来的温暖和鼓励。每次收到你的这些信息，我就感觉年轻了不少，甚至比［孙子］利奥还年轻。

7．选自曼德拉1987年6月30日写给扎米尔·阿约布（Zamila Ayob）的信

70年代中期，我给扎米写了一封信，我自己认为这封信还是很浪漫的，我深爱着尊敬我的这位亲爱的妻子，这样的丈夫写出去的信能不浪漫吗？在信里，我说，泽妮和津齐是越来越漂亮了，跟她们聊天真是很开心。但是，在我读到她给我的回信的时候，我发现我亲爱的妻子发怒了。我庆幸那个时候我离她那么远，要不然，她都有可能割破我的颈静脉，就好像我犯了叛国罪一样。她愤怒地在最后一行提醒我：“记住，是我，而不是你把她们养大的，但是你现在对她们的喜欢竟然超过了对我的喜欢！”

8．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作为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一名执业律师，我受过的专业教育和经历使我在参加政治活动的最初阶段就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权力圈的内幕。在罗本岛上的那段被囚岁月更加加深了我的这种早期体验。那个时候，在岛上，监狱的看守们绝对不是受过最好教育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我们的理想抱着仇视的态度，而且完全不把黑人囚犯当人看。他们的种族主义意识浓厚，对待我们既粗鲁又残忍。

不过，也有明显的例外，这些看守提醒他们的同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参与自由运动的人最终总是要战胜他们的压迫者，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些进步的看守呼吁监狱不仅应该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待囚犯，也应该好好地对待囚犯，一旦哪天这些黑人的斗争取得胜利，组成了政府，反过来也可以好好地对待白人。

ANC［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是强调，我们不是跟白人作斗争，而是跟白人至上主义政策作斗争。在国家、省和地方的组织人员以及政府的主要机构人员的种族成分中，这种政策完全可以体现出来。

那时，并不是所有的狱友们都有机会熟悉政府的事务。我们中间的几位极有影响力的狱友很担心这一与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谈判策略能不能行得通。

9．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中被提升为高级别囚犯的经历[127]

施腾格尔：那么，为什么你是第一位被提升的呢？

曼德拉：哦，我只是跟监狱当局的关系稍微好一点……我是在反抗他们，这没错，但是跟他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希望能够［和他们］……商讨问题。大家都很担心我，包括在公共囚室内的狱友们——我和他们根本没办法取得联系——和我们这边的狱友；他们担心很多问题，有一些确实是很严重，大家分歧很大，因此必须得到妥善解决，你也知道，主要是关于政策……和实施……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和狱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甚至和奥康的关系都不错，当然了也少不了总警监斯泰恩（Steyn）……但是在原则方面，或是在他们做了错事的时候，我还是要跟他们作斗争。

10．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监狱看守

我不愿意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所有看守都不是人，都是无赖。他们不全是这样。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看守认为应该正确对待我们这些囚犯……我一点儿都没有夸张，他们时不时地，尤其是在周末和晚上，会到我这儿跟我聊天。而且……有一些看守的确很不错，在如何对待我们的问题上，他们很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们提起这个问题了，在我们慢慢了解了这些看守和监狱官员以后……我们知道在看守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些看守会说：“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们，这样以后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得好好对待他们，给他们报纸，让他们听收音机。”另外一些看守就会反对：“不行，如果那么做，就提高了他们的士气。千万别那么做。”然后，对方也会反对：“就算这样，他们毕竟是在岛上啊。”之后，争吵就会持续下去。看到……看守中间的分歧之后，我们决定，过段时间，发动……消极怠工……然后，整个上午，我们就装一车货，剩下的时间就在聊天。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我们都没有服从。不过，那儿有一位叫做奥珀曼（Opperman）的中士，他把我们召集起来，然后说：“先生们，昨天晚上下雨，路被雨水冲垮了，所以得装些石灰修路。今天我想要5车石灰，你们能帮帮忙吗？”他就这么把我们召集起来，而且称呼我们“先生”，让我们感觉到应该帮助他，之后我们就把那5车货很快地装好了，几乎只用了一个小时。但是他一走，我们就又继续开始怠工。

……这家伙不仅对我们很有礼貌，而且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还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口粮……他给我们偷偷拿出来很多东西，肉啊，白糖啊之类的。他总是帮我们弄到足够的口粮。所以，大家都很尊敬他。像他这样的看守，在监狱里还有很多。尽管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非常困难，但是在这些看守把我们当做人来看待的时候，大家还是看到了黑暗中的那一丝光明。

11．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也有看守参与到你们的政治谈话中吗？

曼德拉：哦，是啊，是啊。很多都会参与的。一般都是些言辞很犀利的家伙。在讨论结束后，他们就会对我们很友好——非常非常的友好。直到现在，我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

施腾格尔：他们是怎么参与进来的？在旁边听着，然后开始讲出自己的观点吗？

曼德拉：他们会问我们问题。印象中，我还从来没有主动跟他们讨论过政治性的问题。通常我只是听他们讨论。有人会问你问题，然后你再回答，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而当你无缘无故地主动提供信息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很厌烦，这样一来，效果自然就不太好。所以，保持点儿距离还是比较好的。有人会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通常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跟我说，你要什么？”你回答他们。他们会接着问：“我们为你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你］还担心这些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制造麻烦，给这个国家增添痛苦，还攻击无辜的平民，甚至杀死他们？”这样，你就有机会解释了：“不是，你都不懂自己国家的历史。你们的祖先被英国人压迫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可是一样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12．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麦克·马哈拉吉说过你……在监狱的时候……会为其他犯人打抱不平，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监狱的规章制度？

曼德拉：是的，确实是。

施腾格尔：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允许你这么做？

曼德拉：对啊。

施腾格尔：怎么会这样呢？

曼德拉：不是，我只是坚持了自己的权利，并向他们表明自己有这个权利。他们必须接受。因为，一个人一旦开始与某些人或事情作斗争的时候，就连敌人都会尊敬你，尤其是机智的斗争……我会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我都看见了。你们准备怎么解决？好得很，如果你们不想解决，就得允许我给你们的总部写信；如果总部也不管这件事情，我会给司法部长写信；如果司法部长不管，我会在监狱部门内部通过各种渠道上诉你们，会把这件事捅到监狱外面去。”这样，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会很害怕……因为我很坚定，有几次，我确实把事情告诉了司法部长，但是事情没有什么进展，我就偷偷找人把信送了出去，交到媒体那儿。所以，最后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再不注意这样的事情，我可是知道该怎么做的。”……因为之前的经历，他们就会很胆怯。这样下来，他们也就允许我为其他犯人打抱不平了。

13．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现在的年轻的黑人已经感觉自己和白人没有什么不同了，但是你们这一代人是不是仍然对白人有某种敬畏感？比如你自己，有没有那种残留的……

曼德拉：在白人面前感觉自卑？

施腾格尔：对。

曼德拉：不是，我可不会这么认为……我们都已经参加自由运动这么长时间了，而且进出监狱也不止一次了……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的目的就是……向民众灌输反抗压迫的精神；不要害怕白人、警察、监狱和法庭……那个时候，有8 500人故意违反法律被关进了监狱，这些法律维护了白人的权利，却侮辱了我们，让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们违反法律被捕入狱，通过这类性质的运动，我们的人民就不再会害怕压迫，而且会作好反抗的准备。如果一个人向法律挑战，然后被捕入狱，之后再被放出来，通常情况下，经过这样的过程，这个人就不可能再会受到恐吓。因此，跟年轻人相比，比较年长的我们的这一代在白人面前是不会有自卑感的，应该说我们在处理问题上比他们更加成熟。我们知道，相互沟通是让每个人都信服的最好的方法。这些家伙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启蒙，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到达一定的深度去理解某个问题。所以，当你和他们当面争论的时候，即使语气很平静，没有提高音量，在他们看来［你］……也好像就在质疑［他们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性。这个时候就得先让他放松，让他理解你的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监狱里资格最老的看守，如果你能坐下来好好地跟他谈话，他都会被软化，被你说服……那时候，有一名看守，布恩扎伊尔（Boonzaier）中士，这家伙就很有意思……有一天，我们争吵起来，在其他狱友面前，我对他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但是，事后我感觉自己对他太刻薄了，他那时候还年轻，才20多岁，也很强壮，但是对人很冷淡。那次他确实也有错，不过，我的话还是有点重。第二天，我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说：“你看，昨天我说的那些话不太好，很对不起你。就算是你错了，我也不应该说那些，很抱歉。”他说：“你又来了，跟我说话就像在你朋友面前说话一样，你这样说话，还这么悄悄地见不得人似的过来［笑声］……来找我原谅你。你把那些家伙都叫过来，在他们面前向我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说话了。”我只好把他们叫过来，然后说：“他说得不错，我是在你们面前指责他的。但是我就这么悄悄地跑过来向他道歉，一点儿都不光明正大，他当然不能接受。”然后他就说：“哦，那我就接受你的道歉了。”不过就算他那么说了，你也知道……他不会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感激我向他道歉……他仍然很傲慢［笑声］……看守们在……职位较高的军官来我们这个区视察的时候，都会很害怕。他们总想去……迎接这些军官……有一次，我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名军官，就想提醒一下布恩扎伊尔，我跟他说：“布恩扎伊尔先生，布恩扎伊尔，上校过来了！”他居然说：“那又怎么了？怎么了？他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又不是不能走过来，他自己会过来的。我才不会去迎接他。”［笑声］……他确实非常独立。他是个孤儿，跟我说过他的故事，所以说过那些话之后我才会感觉到歉意……他在孤儿院长大……他跟我说，在孤儿院大家一起吃早饭或在其他时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说话，因为他们痛恨自己孤儿的身份，他们没有父母，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我想他的痛苦就源于此吧。我很尊敬他，因为他很独立，确实是的，很独立而且很好学。他一点都不害怕……我想他已经离开监狱了，应该离开了。所以我才能把这些说出来，要不然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那样会影响到他。

14．选自曼德拉在1976年10月1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温妮当时被关押在女子监狱。曼德拉的原文是科萨语，后来一位监狱官员把内容翻译成了蹩脚的英文。

想起那些我能够独自发笑的时刻，我就会感觉到幸福和开心。但是，和忙于一些重要的事情所用的时间相比，用于冥想的时间总是要多一些的。有很多能够吸引注意力的地方——和朋友们聊天、阅读各种书籍、忙于能恢复精神的事情、给家人和朋友们写信、修改收到的信等。只有放松休息的时候，我才会去冥想，会想起某个人，想那些我特别了解的朋友们。这时，我的内心就会被撕裂，尊敬和爱意也会膨胀。这就是我唯一拥有的财富。

15．选自曼德拉1976年5月9日写给辩护律师弗利西蒂·肯特基（Felicity Kentridge）的一封信

脱离了社会16年，我不知道自己的观点是不是过时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女性的能力比男性的差。

16．选自1979年9月2日曼德拉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一封信

你说1979年是妇女年是很正确的。女性朋友们似乎在要求这个社会要遵守男女平等。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这位法国女士历经磨难终于成为欧洲议会的主席；玛丽亚·平塔西尔戈（Maria Pintasilgo）现在掌握着葡萄牙的大权；从新闻报道上看不出来卡特家是谁在掌握着大权，但是确实有一段时间卡特家的罗莎琳在当家作主[128]；都不用提玛格丽特·撒切尔了。尽管如今英国已经丧失了全球帝国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成了全球第三强国。但是在很多方面，英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对全球的影响依然深远。

选自曼德拉在1976年10月1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见第187页。曼德拉的原文是用科萨语手写的，后来一位监狱官员把内容翻译成了英文并打了出来。

英迪拉［·甘地］很适当地提醒了我们，在这个方面，欧洲正在效仿亚洲。在过去20年里的亚洲大陆上，至少有两位女性担任着总理的职务。其实……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里，全球已经出现过很多女性统治者。例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俄罗斯帝国的凯瑟琳女王（她究竟有多伟大，我还真不清楚），巴特洛夸的曼沙提斯女王等等，还有很多[129]。但是她们都是经过继承，而不是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女王。现如今，大家开始关注那些经过自己的努力而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女性。

17．选自曼德拉1980年4月27日写给阿明娜·卡查利亚的信

你竟敢跟我提那顿鸽子餐！它对我来说可是种折磨，提起它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28年过去了，我仍然会想起那一天，真是让人难忘让人怀念啊。对了，你说对了！现在是该和你好好聚一下，然后享用另外一顿大餐了。在哪儿吃或是在什么时候吃，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还问了我跟这段美餐有关的问题，这已经足够足够了。我很想说：把那些该死的鸽子煮了，然后让它们飞走吧。在约翰内斯堡，很多人都时不时在法国的餐厅订餐，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从千里之外给我送餐呢？当然了，这纯属痴心妄想。你我都知道即使送了，这顿饭也是无论如何到不了大西洋的。去年12月，我们的朋友爱莎从CT［开普敦］给我送来一顿堪称王室级别的圣诞大餐，可是她不知道，监狱是不允许这样做的[130]。如果能在家里品尝到新鲜的、真正的咖喱饭，那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啊！最后，监狱就把包裹返还给她，很多包装盒都碎了。一番好意和爱心就这样化成了挫败感，或许也会有点痛苦的感觉。我给她写了封信，想安慰安慰她，只是希望她收到这封信之后心情会好一些。但是，在我匆匆忙忙地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的情感和理智、我的血液和大脑之间在不断地作斗争，有一方在不切实际地苦苦思念着生命中错过的那些美好的东西，而大脑却被生活中的现实指引着抵抗着那些思念。

18．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我那儿有几本 ［C·J·］ 朗恩霍芬（Langenhoven）的书……《拿撒勒的救世主》（Christus Van Nasareth，Christ of Nazareth） ［《拿撒勒的影子》（Shadows of Nazareth）］。另外一本是《洛埃洛埃拉艾》（Loeloeraai）……这本书内容充满智慧……是作者在20年代的著作……书的内容讲的是地球人飞向月球的故事……他把月球上的生活和地球上的生活作了比较。不对，应该是月球上的人飞到了地球上，然后对地球上的生活和月球上的生活的不同进行了描述。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等等，最后他又飞回了自己的国家。

施腾格尔：啊哈，那你喜欢朗恩霍芬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曼德拉：呃，首先呢，他的语言很简练。其次，他很幽默，他的一部分作品的主旨是把南非白人从模仿英语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他向［南非白人］灌输了一种民族自豪感，所以我很喜欢他。是的……对于诗歌，［D·J·］奥珀曼……他的诗歌里其实不牵扯任何政治观点；就是文学作品，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是写得非常非常好。

19．选自曼德拉1970年1月1日在比勒陀利亚监狱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由奥康准将转交。

［C·J·］朗恩霍芬的《拿撒勒的影子》描述的是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对耶稣的审判，那时候以色列还是罗马的附属国，彼拉多是当时罗马的军事首领。在1964年的时候我读过这本小说，现在所说的都是靠回忆记起来的。虽然这本书里描写的事情发生在2 000年前，但是故事里蕴含的寓意却是世代通用的，现在读起来跟古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一样清新隽永，富含哲理。审判过后，彼拉多给罗马的一位朋友写了封信，真诚地作了忏悔。这封信很短，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转成第一人称：

选自曼德拉1970年1月1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见第190页、第192页到第193页。

作为罗马行省的统治者，我审判过各种各样的反叛者，但是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我将终生难忘！有一天，一大群犹太牧师和他们的追随者聚集在我的宫殿外面，每个人都因为愤怒和激动而颤抖不止，他们要求我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声称是犹太人的国王。同时，他们指着一个男人让我看，那个男人的胳膊和脚上戴着沉重的镣铐。看着这名囚犯，我和他的眼神交汇。在人群的激动和聒噪声中，他显得异常镇定、平静和自信，就好似成千上万的民众在支持着他。我跟牧师们说，这位囚犯触犯的是犹太人的法律，而不是罗马的法律，他们才是应该审判他的人。虽然我这样说，他们还是坚持要在十字架上钉死他［原文如此］，但是他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这块土地上，耶稣基督已经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人民大众在全力支持着他。在这样的形势下，牧师们感觉力不从心，不想审判他也不想判决他，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所以，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诱使罗马帝国完成这项他们完不成的事情。

在过节的时候，我们会释放一部分囚犯。而此时，节日也临近了，于是我建议释放这名囚犯。但是，这些牧师却要求我释放那个臭名昭著的囚犯巴拉巴什（Barabas），审判耶稣基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走上法庭，命令下人把耶稣基督带进来。我的妻子和其他罗马官员坐在专门为贵宾设置的隔间内。囚犯走进法庭，我的妻子和她身边的人居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好像是表示对他的尊敬。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一名囚犯，于是又坐下了。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眼神能够看透我，而我却看不穿他。在他的脸上，满满的都是爱和希望；但是同时，也显露出他的痛苦，他是为受难中的整个人类的愚蠢而痛苦。他盯着天花板，好像能够看穿它，遥望那浩瀚的星空。很显然，现在在法庭上，法官是正在下面接受审判的他，而不是我。

我妻子传给我一张便条，说她昨天晚上梦到了一名无辜的罪犯，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希望解救他的子民：“彼拉多，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囚犯就是我昨天晚上梦到的人；一定要公正地进行裁决！”我知道她说得很对，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不能判他无罪。我把便条放到口袋里，开始了审判。我跟耶稣说明了他受到的指控，然后问他，他是否有罪。好几次，他都没有理会我的问题。显然，他认为这次审判完全是我们无事自扰，因为我提前都已经决定好结果了。我继续重复这个问题，然后向他保证我有权力［原文如此］拯救他的生命。听到这话，他笑了，而且笑容很灿烂。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但是却承认了自己是国王。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彻底击垮了我。我一直期待着他能像其他人一样否认别人对他的指控。他承认指控之后，整个审判就到了紧要关头。

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清楚，在罗马本土，法官只能根据对囚犯的指控、法律和法庭证据这些因素对囚犯进行判决。但是，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行省，我们正处于战争中。处于战争中的人是不会去关心判决公正与否的，他们关心的只是结果，是最后是否会取得胜利，而且法官自己其实也在接受审判。我很清楚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的职责要求我判他死刑。所以，最终，我就这么做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十字架上的一堆索具中挣扎，周围的人们在谩骂他，朝他扔东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他将要死去。我相信向一位朋友忏悔之后，我良心上的不安可以得到一丝缓解，因此我决定给你写这封信。

这就是关于耶稣的一则简短的［故事］，我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评论，只想说明朗恩霍芬写下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唤醒南非人民的政治意识。当时，在他所居住的地方，政府机构，包括司法部门都被英国人控制着，人民希望能够正式独立。对于南非白人，这则故事或许让他们记起了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撕开了那块旧的伤疤，但是那个阶段毕竟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我，这则故事可以让我们想想当今所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它对你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作用的，如果你能相信它，就会感觉到快乐。

20．选自曼德拉1976年10月26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温妮当时正在女子监狱服刑。信的原文是科萨语，后由监狱官员翻译成英语。

我刚刚读完一位著名作家的书，书里谈到了卡鲁高原和其他地方。这本书让我想起了以前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路过这些地方的日子。在从非洲回南非路过博茨瓦纳的时候，我再一次见到了这样的景色。但是，这里所有的沙漠都没有撒哈拉沙漠可怕，在那里，有成堆连绵起伏的沙丘，那些沙丘在飞机上都能看到，在那里，人们看不到哪怕一棵树或者一片草地。

沙漠里干旱得厉害，根本没有水可以解渴。而你和家里人的信件就如同沙漠里的甘露、夏天里的雨水，收到它们，这个国家的美丽风景就会让我感觉到一种沁入心脾的清新，我立刻就变得自信无比。自从你被逮捕以后，我只收到过你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8月22日。直到现在，我还对家里的事情一无所知。我想知道，现在谁还在家，房租和电话费到底交了没有，谁在照料我们的孩子，谁给她们生活费，还有，你获释后会不会继续到原来的单位工作。除非再收到你的一封信，让我知道这些事情，不然我会一直担心……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那本著名作家写的书就放在不远的地方。写完这封信以后，我精神上的［干旱］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那清凉的雨水。你9月19日的信也到了。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的生命之泉一直在汩汩地流淌；生命里所有的支流也盈满了清澈的水；而所有的生命之湖也溢满了湖水，大自然所有壮观的景色又恢复到了它们本来的面貌。

21．选自曼德拉1980年2月10日写给津齐·曼德拉的信

几天前，爸爸又仔细地阅读了曾记下过的《我是黑人，平凡如我》的阅读笔记[131]。这一次，爸爸更加认真地阅读了这本诗集，不过书现在不在我这儿，爸爸就没有办法一边欣赏里面的图片，一边阅读你的每一首诗歌了。但是，在第一次看到这本诗集的时候，爸爸就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好在以后读每一首诗歌的时候，都可以记起与每首诗歌相关的图片。

一棵被砍倒的树

津齐·曼德拉

一棵树，被砍倒在地

甜美的果实散落

我号啕大哭

因为，我的家已经失去

树干，是我的爸爸

枝叶，是他强大的支撑

果实，是他多么重要的妻子和孩子

他们本应

甜甜蜜蜜

相亲相爱

如今

却散落在地

与树根，与幸福

分离

在读《一棵被砍倒的树》的时候，爸爸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了一幅图片，上面有一棵干枯的大树，背景是一座小木屋和连绵的山脊。然后，爸爸很快就被字里行间的那些具有鲜明的对比性的象征迷住了。或许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存在这样的矛盾。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种现象的中心都会存在种种矛盾，它们可以激励人们严肃地思考，在生活中取得切实的进展。

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些诗句，这棵树就会很普通，谁也不会注意到它。现在看起来，它就像在石器时代被闪电击中，而它的树液好像被成千上万的吸血鬼吸干了。如果无生命的物体也可以变成鬼魂的话，这棵树早就变成鬼魂了。

岁月和疾病摧毁了它。它再也不能吸收阳光的能量，再也不能从土壤里汲取重要的水分给养。它的树枝、它的叶片、它的美丽和尊贵曾经吸引了多少热爱大自然的人的眼球，曾经是多少生物玩耍的地方，所有的这些现在都消失了，仅仅剩下可以做木柴的根，像铁矿石一样毫无生气，有谁会那么容易相信在它的成长历史中，它竟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可以盛产果实的呢？

但是，这个比喻将一棵死气沉沉的大树转化成了象征多重含义的有生命的物体，比起那些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或水源充足的山谷里的那些枝繁叶茂的树木，它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个比喻将会变得像《圣经》中的著名的大卫弹弓一样家喻户晓。在大自然中再没有比这棵可怜的树更死气沉沉、更死寂的东西了。但是，在诗歌中，它不再是某个地方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物体，而成为各家各户传阅的对象，成为世界艺术的一部分，迎合了很多国家读者的精神需求。对比喻的技巧性的应用使得这棵树成了冲突的中心，这种冲突就像人类社会一样历史悠长；两个世界在这里碰撞：一个是过去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中的世界；它象征着一座梦想中的房子拔地而起，象征着那些被现实所击碎的希望。

好的艺术作品永远是跨越国界的，是不会受到时间的影响的。那些读到你的诗集的人们或许能从这些诗歌里看到自己的梦想和自己的经历。我在想，这首诗肯定会激发出你妈妈的思想和感情中的很多冲突。她肯定会感觉到非常幸福、非常自豪。但是，一定会有那么一刻，你的笔尖划过了她身体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让她感觉到痛苦和焦虑，让她战栗不已。这样一来，她的愤怒就转化成了仇恨。

那棵被砍倒的树和散落在地上的果子肯定会让她想起我们卧室窗户旁边的那棵桃树和那些甜蜜的累累果实。在她的梦中肯定会有一幅画面反复出现：有一位残忍的伐木人，他的工作就是专门破坏大自然所孕育出来的生命，他冷酷无情，永远不会被一棵倒下的树木、一地折断的树枝和散落的果实所触动。

散落在地上的孩子，再也触摸不到的孩子们啊！爸爸突然间想起了已经逝去的桑比和跟随他而去的我的第一个马卡齐韦，他们在克里萨斯［公墓］已经躺了30多年。爸爸也想到了你是在多么糟糕的环境中长大的，而且现在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是，我不知道妈妈跟你提过你的弟弟没有，他还没有出生就已经离开我们了。我离开你的时候，他就像你的拳头那么小，差点儿害死了你的妈妈。

爸爸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天，太阳已经落山了，爸爸把妈妈从床上扶起来，去卫生间。那时候，她才25岁，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衣，看起来可爱甜美。但是我们回到卧室的时候，她的身体突然就开始晃动起来，差点儿倒在地上。妈妈当时汗流浃背，而且看起来比原来病得更厉害了。爸爸赶紧把她送到了咱们的家庭医生那儿，医生没法医治，又赶紧把妈妈送到了加冕医院（Coronation Hospital），后来在那住了几天。这是她自从嫁给爸爸以后的第一次恐怖的经历，是叛国案带给爸爸妈妈4年多的巨大压力所引起的。《一棵被砍倒的树》让爸爸想起了所有的这些艰难的经历。

但是你的这支笔也可以让爸爸妈妈记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幸福时刻，给我们的小房间、我们的血液和灵魂深处带来高尚的思想，也可以将悲剧转化成希望和胜利。

22．选自曼德拉1981年4月26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

我现在还是会做梦，梦境有的时候会很甜蜜，有的时候不是。耶稣受难日前夜，我梦到我们在山顶上的一个小木屋里，山下是一条很深的峡谷和一片森林，森林边上有一条大河流过。我看着你沿着山上的斜坡走下去，身子不像以往那么挺直。你一直低着头，肯定是在找什么东西，那东西就在你脚下不远的地方。你横穿过那条河，把我的爱全带走了，留给我的只有空虚和不安。我紧紧注视着你，你在那片森林里沿着河岸毫无目的地乱走，而就在你上方的山上有一对夫妇，我们和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显得很专注，眼睛里只有他们自己。很显然，他们正在热恋中。那个时候，整个宇宙似乎就只剩下他们俩了。我担心着你的安全，只希望你在重新横跨过那条河、回到我们的小木屋的时候，能招呼我到山下，欢迎你的归来。在这样的空旷山谷里，在这样美丽的景色里，我多么希望能和你在一起，这种期待唤起了很多回忆，我渴望握住你的手，然后热情地吻你。可是我失望了，你走到那条峡谷深处的山涧里面之后，我就看不到你了。后来你回到小木屋，我才再次看到你。但是，现在木屋里来了很多我们的同志，我们没有私人时间了。我真的很希望把很多事情都解决好。梦境中的最后一幕，你躺在角落里的地板上，睡了过去，看起来沮丧、厌烦并且疲惫。我拿了一条毯子，跪下来，帮你盖好露在外面的身体。每次做这样的梦，醒来以后我都会坐立不安，很挂念你。意识到这仅仅是个梦后，我很快就放松了。但是，这次，我的感觉有点复杂。

23．选自曼德拉1981年5月3日写给阿明娜·卡查利亚的信

总有谣传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快要完蛋了。最新的谣言肯定让家人和朋友们也动摇了。不过，事实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许确实有很危险的病情，会毁掉我体内的主要器官。不过，直到现在，我只是感觉棒极了……

24．选自曼德拉1981年3月1日写给津齐的信

在这间小小的牢房里来回走动的时候，或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爸爸的思绪总是飘得很远，总会记起这样或那样的已经做错的事情。尤其会想，在没有被监禁的那段最美好的时光里，对那些在穷困和艰难的日子里待我如友或帮助过我的人，爸爸对他们的爱和善良有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感激。

25.选自曼德拉1977年1月1日写给索贝萨·奇库杜的信[132]

14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有挫折也会有好运。我们所爱的人在迅速变老，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理想主义者们背诵着这句格言：久别重逢情更切，但是我们的情感上的联系却越来越少；孩子们都长大了，有了与父母不同的观点。朋友们终于在聚会上开始缺席的时候，他们会感到一种很奇怪而冷清的氛围。梦想越来越难实现，进度计划越来越难以完成，而在不幸降临的时候，命运之神从来不会为我们提供退路。

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规划好，由我们自己掌握命运，就会取得很明显的进展。

26．选自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写给温妮·曼德拉的信

对事实的扭曲会让很多无知的人忽视具体的事实和事件，从而被误导，而那些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些事实和事件。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而且总是让人们认为凡事都是对的。那些看不见的伤疤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骨头里，留在我们的血液里，蹂躏着生活中的主角，让他们再也难以恢复平静，而他们的后代不管走到哪里又必须面对这些伤疤，他们原本应当拥有的尊严、干净的心灵和幸福都会被剥夺。这样的伤疤展现出了人们的原本面貌，把个人生活中尴尬矛盾的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的审查。而这样的矛盾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忠实地映出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然后向大家宣告：“管他什么理想呢，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

我们的生活有它自己的保护和补救措施。有人会告诉我们，圣人其实就是不断努力避免自己再犯错的罪人。对于某个人，如果在他3/4的生命中他或许会被称为坏人，但是他只要在剩下的1/4时间里高贵地活着，就可以被封为圣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和普通如你我的普通人打交道，而不是在和神打交道。这些普通人是充满矛盾的男人和女人，或稳重或浮躁，或强壮或软弱，或出名或无名，在他们的血液里，蛆虫和剧毒杀虫剂日日在较量着。在判断其他人的时候，一个人所关注的地方取决于他的性格。我们在判断对方，对方也会判断我们。怀疑总是会被怀疑所折磨，而对于轻信他人的人们，那些善于利用容易上当的人（Oothobela sikutyele）做坏事的人所说的任何事情又是那么值得他们信任[133]。有报复心的人们不会拿着鸡毛掸子去报仇，而会选择锋利的斧头。但是，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如果他们所爱的人意志薄弱，不管他们怎么震惊或对这个事实多么失望，他们都会从各个方面客观地看待人的行为，会注意到别人身上那些有益的、能够振奋精神并点燃生活热情的品质。

27．选自曼德拉1977年3月27日写给梅基·曼德拉的信

你也知道，我是在卫理公会教堂接受洗礼的，后来又在卫理公会大学读书——拉基伯雷、希尔德顿和福特哈尔。我住在卫理公会的房子里。在福特哈尔大学里，我甚至成了主日学校的老师。就算在这儿，我也一直在参加教会活动，听牧师的布道……对于神的存在与否，我有自己的想法。要解释为什么人类自远古时期就相信神灵的存在是很容易的。

我相信你也知道，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对所谓的欧洲文明影响很大。虽然在很多领域，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都很先进，但是在希腊至少有14位神。你听说过他们吧——阿波罗、阿特拉斯、丘比特、朱庇特、战神、海神、宙斯等等。最近，人们在英国作了一项调查，目的是为了找出到底有多少人在相信上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至少有30%的人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是想作什么评论，而是想说，按照以往的经验，亲爱的，有宗教信仰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在向别人宣扬你的宗教信仰时，你或许在无意间会冒犯他们，因为他们把宗教当做不科学的、完全虚假的东西。

28．选自曼德拉1979年3月25日写给津齐·曼德拉的信

在同一时间，神父跟我们讲过一个尼泊尔人的事情，他拥有跟撒旦的儿子们类似的力量。神父说，这个人只需要盯着那些猫啊，狗啊，猪啊的眼睛就能杀死它们，而且也能够这般轻易地就把人杀死。神父还说，那个国家里有位基督牧师，他对这个尼泊尔人说，在人类的心中，上帝总是要比邪恶的力量强大。然后他让这个人跟他比一比看谁的力量大。在他们比赛的那一天，牧师和他的长辈们遇到了这个亚洲人，然后他们恳求上帝赐予他们力量，以证明Xian［基督］[134]的信念更加强大。结果，Xianity［基督教］果真战胜了尼泊尔人。

爸爸不太喜欢发生在遥远地方的奇迹，尤其是那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奇迹。这也是这篇布道让我感觉不舒服的地方之一。虽然这个故事是神父讲出来的，但是总是感觉不可信。不过，如果它的目的在于描述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或者是公正战胜残酷的话，我们倒是可以接受这种充满寓意的故事。

29．选自曼德拉1979年3月25日写给泽娜尼·L·A·曼德拉·德拉米尼（Zenani LA Mandela Dlamini）王妃的信[135]

关注小事情并感激别人给予你的点滴恩惠是优秀人物的重要品质之一。

30．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关押在罗本岛上的那些参与黑人觉醒运动的囚犯是否认为来自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囚犯过于温和[136]

没有，我不这么认为，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站在我们这一边。人们对ANC的印象是错误的，政治家要完成的第一件事是应该对敌人展现出好斗的一面。这样就够了，或许是够了。我们希望教育人民，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在监狱中就开始教育看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过于好斗，要不然就会把他们吓跑，或许他们还会反击。如果使用温和一些的方法，尤其是对这种方法很有信心的时候，往往结果会更好。

31．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周末的时候你讲过一则寓言，叫做“太阳和风”？

曼德拉：啊，是的，我记得。

施腾格尔：感觉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让人愉快，或许可以用在这本书里。

曼德拉：是啊。

施腾格尔：现在能再讲一遍吗？

曼德拉：好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确保和平的信念能够深深植根于人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中……我……是为了对比和平和暴力的效果，说明和平的效果要好于暴力，才讲了这个……太阳与风之间争吵的故事。太阳说：“我比你强大。”风不服气，说：“不对，我比你强大。”然后他们决定，要比试比试，刚好一位旅行者走了过来……他身上裹着一张毯子。于是，太阳和风决定，如果谁能够让这个人脱掉毛毯，谁就更强大。风先开始。它开始使劲儿吹这个人，但是他吹得越厉害，旅行者越是把身上的毯子裹得更紧。风使劲儿地吹，这个人始终没有脱掉毯子。就像我说的，他越吹得厉害，旅行者就把毯子裹得越紧。风最后就放弃了。然后太阳开始，它用自己的光芒温和地照耀着这位旅行者，然后慢慢使阳光变热……旅行者感觉到毯子没用了，因为毯子就是用来御寒的啊。于是他把毯子松开，再松开，但是阳光越来越强烈，最后旅行者干脆把毯子彻底扔掉了。就这样，太阳用很温和的办法让旅行者丢掉了他的毯子。从这则寓言中可以看出，使用和平的手段可以让最坚定、最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转变过来。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

[124]曼德拉秘密撰写自传，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和沃尔特·西苏鲁负责校对，找出手稿中不准确的地方。麦克·马哈拉吉和伊苏·奇鲍负责将手稿用很小的字体抄写在很薄的纸上。

[125]比利·奈尔（Billy Nair），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26]由ANC（非洲人国民大会）、SAIC（南非印度人大会）、COD（民主主义者大会）和CPC（有色人种大会）组成的反种族隔离组织联盟。

[127]监狱把犯人们分成从A到D的四个等级；A等级的犯人得到的特权最多。刚到岛上的时候，政治犯的等级是D，也就是说，每6个月才允许他们接收一封信件，和一位探访者见面。

[128]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1927~）,吉米·卡特总统的妻子。

[129]曼沙提斯（Ｍantatisi,1780～1826），巴特洛夸（梭托）王朝（1813～1826）的统治者。

[130]爱莎·阿诺德博士（Dr Ayesha Arnold,1987年逝世），曼德拉的朋友，住在开普敦，常带泽妮和津齐去监狱里探望曼德拉。她给曼德拉写信，也会给他送吃的。

[131]《我是黑人，平凡如我》（Black As I Am）是津齐在16岁的时候出版的一本诗集，所有的诗歌都是为自己的父母而写的。

[132]索贝萨·奇库杜（Thorobetsane Tshukudu）是曼德拉编造的名字，其实就是阿德莱德·坦博（Adelaide Tambo，奇库杜是她的婚前姓），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曼德拉不想让监狱当局知道自己是在给坦博家写信，那时他们还在英国流亡，信由温妮转交。

[133]Oothobela sikutyele是科萨短语，指的利用容易受到伤害或容易受骗的那些人。

[134]Xian与Xmas一起作为“基督”的英文单词的缩写形式，后者应用更广泛。——译者注

[135]泽娜尼(泽尼）·曼德拉，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1977年与斯威士兰国王索布赫扎（Sobhuza）的儿子德拉米尼［Thumbumuzi（Muzi）Dlamini］王子结婚。

[136]黑人觉醒运动，主力为黑人青年和工人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第十章
战术

“或许我们毕生都难以实现我们所怀抱的理想和最美丽的梦想，也达不到我们最热切的期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已经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而且不负朋友们对他的期望，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经历，一种辉煌的成就。”

选自曼德拉1985年4月1日写给席娜·邓肯的一封信，见本书第207页。

1．选自曼德拉1989年8月21日写给弗兰克·奇凯尼牧师的信[137]

达到最终的目标并不是衡量伟大事业成功的唯一标准，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能够努力达到自己的期望，也是一种成功。

2．选自曼德拉1985年4月1日写给席娜·邓肯的一封信[138]

或许我们毕生都难以实现我们所怀抱的理想和最美丽的梦想，也达不到我们最热切的期望。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已经尽到了他应尽的职责，而且不负朋友们对他的期望，那么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经历，一种辉煌的成就。

3．选自曼德拉1986年5月12日写给塞缪尔·达什教授的信[139]

你不可能打开监狱的大门，让我走出去成为一个自由人，也不可能改善我目前所生活的环境。但是，你的探访确实能让我在这个已经生活了22年的压抑的环境中感觉到好受一些。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也注意到了，现在国内外的很多朋友都在为释放我和其他政治犯而奔走呼吁，这样的努力鼓舞着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现在还是有很多朋友的。除了妻子和整个家庭的爱能激励我、鼓励我之外，我现在还知道，虽然敌人一直在努力隔绝我和大家，而且在大家面前诋毁我，国内国外还是有这么多的人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件事情也在鼓励着我。但是我们已经很了解我们的敌人了——他们只有在自己处于优势的时候，才可能释放我们；而如果他们处于弱势，那就不可能释放我们。而现在，如果他们错失这次释放我们的机会，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的朋友在努力坚持让政府释放我们，虽然我们一直被他们的这种努力所鼓舞，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这种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就算被关押在监狱的高墙内，我也同时能看到天际那厚厚的云层和蓝蓝的天空。不管我们估计得是否正确，也不管我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在我的生命中终究会有那么一天，我会走出这所监狱，沐浴在阳光中，然后坚定地朝前走去，因为毕竟还有我们强大的组织和人民坚定的决心在支持着我。

5 选自曼德拉1985年7月8日写给希尔达·伯恩斯坦的信

谈起成长和进步，我的思绪又回到了1962年，那时我会去听本·贝拉的同事们讲述他们的经历，虽然他们的讲述很不正式[140]。在讨论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讲起话来显得很老练，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还显得非常专业。在这些事情上，我也只能算得上是业余水平。我当时感觉很羞愧，为什么在这方面会跟别人差距这么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SA[南非]有很多意志坚定的年轻人，他们的觉悟确实很高，这让我很受鼓舞。如果你的膝盖现在开始变得僵硬，眼睛开始模糊不清，头上也满是白发，那么你就已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你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6．选自曼德拉1986年6月4日写给尼古拉斯·贝瑟尔勋爵的信[141]

但是，我必须得说，在这样的悲剧性的混乱中，能够坚持坐在一边做一名旁观者是一件很严肃也很值得关注的事情，毕竟这种混乱已经引起了这个国家的分裂，而且或许还会产生很危险的激动情绪。要让所有国家的强大军队都参与到强有力的和平运动中，让无害的犁头完全取代那些致命的武器，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全球组织、政府部门、国家元首、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都在真诚地、勇敢地追求着世界和平，这就是希望。

7 选自曼德拉1985年7月8日写给希尔达·伯恩斯坦的信

心里总会想起这些或者那些已经遗忘许久的事情，有的时候还会想起已经逝去的朋友们。在他们去世的时候，我们没能前去最后一次告别，甚至也没有向他们最亲的人表示一下关切，这样的事实总是让我们感到不安。摩西和布莱姆、迈克尔和JB、杜马和杰克、莫利和莉莲、MP和朱利安、乔治和尤素福。名单太长了，在这里我不想全部列出来。但是，他们炸死鲁思[·弗斯特]的残忍手段让我们感到无比震惊，感到异常愤怒，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那件惨案已经过去了3年，但是我们心上的伤口依然没有完全愈合。

你也会承认，几乎她的每一位朋友都曾被她那刻薄的语言伤害过。但是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位意志坚定的人，而且很有能力。她的死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8 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85年做完前列腺手术后回监狱时的情况

施腾格尔：后来当他们把你带到只关押你一个人的牢房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吃惊？

曼德拉：没有……那时候监狱指挥官是芒罗准将，是他带我走的。在从医院到监狱的路上，他对我说：“现在你不能再回以前那间跟朋友和同志一起住的牢房了[142]，我们得单独关押你。”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不清楚，监狱总部刚刚下达的命令。”

施腾格尔： 但是你没有要求[被转移]吧？

曼德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没有要求过，但是一旦他们这么做，我就要利用这次机会开始与政府谈判，这件事情毕竟很敏感……政府的选举宣言一直都是“我们不可能和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对话”……这是一个恐怖组织，热衷于谋杀和破坏公共财物。因此，如果我们之间能够进行对话，就得有一定的保密性，而如果我被单独关押，就可以保证这一点。所以，虽然我很想念我的朋友们，而且也不愿意跟他们分开，我还是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我要求同志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做什么文章，当然了，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会利用这次机会，如果告诉他们，可能到现在谈判都没法进行，他们肯定会反对。所以，我决定不告诉他们就开始谈判，然后等已经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再告诉他们。

9．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被囚禁在监狱里的同志们都很真诚，也很有原则。想想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多少革命者就在革命胜利前夕或是在胜利不久后背叛了革命，他们不太相信仅靠个人的积极性就能够成功。而我现在又与同志们隔离，独处一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事先知道我与政府谈判的计划，他们对我的担忧也就可以理解了。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部设在赞比亚，在这里有一些参加斗争的领导者，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要进行这样的战略性谈判了。ANC一直都坚持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最终实现国家的自由，他们从来没有脱离这个原则。

在没有告诉狱友的情况下，我开始与政府接触，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推行种族隔离的政府的情报部门的尼尔·巴纳德博士提议由他的小组先与塔博·姆贝基进行秘密协商。另外，我从他们那边得到消息，尼尔·巴纳德很希望我们能够谈判[143]。

我反对他的这个提议，因为这样的谈话是不可能秘密进行的。看到谈判也可以在国外进行，我就提议他们先与或ANC主席奥利弗·坦博或ANC秘书长阿尔弗雷德·恩佐联系[144]。并且我指出进行这种未经允许的谈话可能会毁了一个卓有才华的年轻人的政治前程，我以为巴纳德会接受我的建议。

曼德拉大约在1985年提议ANC和政府进行谈判所写的信的手写草稿。

但是，他最后竟然忽视了我的建议，直接与塔博·姆贝基联系，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我真的很震惊。

但是塔博·姆贝基很明智，他拒绝在没有取得组织的同意下进行秘密谈判，就把这件事情向ANC主席作了报告，主席批准了他和他的朋友雅各布·祖玛与巴纳德进行会面[145]。

10．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20世纪80年代ANC与南非政府的对话[146]

施腾格尔：你一直跟我说，进行武装斗争是对政府行为的反击，因为他们那么做之后，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也不可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反抗了。

曼德拉：是的。

施腾格尔：他们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曼德拉：他们当然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最初，他们还是坚持一贯的态度，说他们根本无法容忍犯罪行为。但是我的意思是，被压迫者的斗争方式取决于压迫者自己，如果压迫者用的是和平手段，被压迫者同样会选择和平的方法；但是如果压迫者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被压迫者同样会使用武力。这就是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也提出来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政府一直向公众宣称，我们不可能和ANC[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但是你现在又要求谈判。如果谈判，政府就会失信于民。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以跟你对话，或许这样公众还可以接受。但是政府如果和ANC谈判，就完全彻底地背离了政府之前制定的政策，将会失信于民。”这就是他们问我的问题。

我觉得还真有点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跟他们说：“以前你们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还宣称应该把黑人全部驱逐到农村去生活。但是，你们现在已经改变了这样的政策。你们也曾经实施过通行证制度，通行证制度一度还是政府的主要政策，现在不是也废除了吗。你们没有失信于民……关于谈判，必须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你们得告诉公众，没有ANC，现在南非的社会问题就没法解决。”我就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因为这毕竟是事实。

施腾格尔：他们希望与你讨论的其他问题也是关于群体权利的，比如：如何保护少数白人群体的利益？

曼德拉：是的，没错。

施腾格尔：在与他们的讨论中，你给他们作了什么解释？

曼德拉：我让他们看了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一本叫做《解放》的杂志里，里面写着……对于南非而言，《自由宪章》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蓝图[147]，而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蓝图，因为非洲人民……在不远的将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占有财产，这在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资本主义也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在南非兴盛起来。这就是我想说的主要意思。

11．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Constantiaberg MediClinic），他在那里治疗肺结核。

施腾格尔：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怎么样？

曼德拉：呃，很不错。刚到那儿的第一天早上，科比·库切就来看我。那时还很早，后来他们把早餐端了过来。因为是第一天来，他们都不知道医生给我开的食疗处方……按照处方，我不能吃含有胆固醇的食物，也就是说，不能吃鸡蛋和肉。但是，这天早上，他们给我端过来两个鸡蛋、很多肉，还有一些谷类食品[轻笑]。那位[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看管我的少校看到这些，就对我说：“曼德拉，你不能吃这些东西——医生不让吃这些的。”我就说：“我今天随时准备去死；我要吃。” [大笑]好久我都没有吃到鸡蛋和肉了。

12．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88年12月他在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接受治疗之后转到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情况

曼德拉：我早就清楚看守们的习惯了……就在那会儿，我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出来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儿……看管我的少校很紧张也很急躁，看守们在窃窃私语，还有警卫在阻止所有人进入我的病房，只允许……一位值班的护士进来……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准备做事情，但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到晚上的时候，少校走进病房跟我说：“曼德拉，准备一下，我们要带你去帕尔[148]。”我就问：“干什么？”他说：“我们马上就要去那儿了。”晚上9点，我们离开了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由大群护卫队护送……到那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进到了一间很大的卧室里……但是那里面有很多虫子。当然了……我也习惯了虫子，因为我们被关押的地方根本就是荒郊野外，不过，如果是像自然界的那种荒凉，住的话应该会很开心。但是，里面确实有很多虫子，还有些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很多种类，很多很多，比如……到处乱爬的蜈蚣啊……有很多类似的虫子。

施腾格尔：在你的卧室里？

曼德拉：是啊，就在卧室里……大多数都是在卧室里。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把它们都扫出去，还有蚊子。不过，晚上我还是睡得很香。之后，第二天的下午，司法部长科比·库切来了……他想知道这座建筑物到底怎么样——房子——他一间一间地查看。后来我们一起出去查看安全墙，他说：“不行，这堵墙还得加高。”……他很谨慎，希望能够……确保……我在这里能住得舒适一些，他还给我带过来几瓶很好很昂贵的酒……他总是很和蔼，很温和，他跟我说……“这里是在被监禁和被释放中间搭建起来的舞台。我们把你转移到这里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保证你和我们之间的对话的机密性，希望你能领会我们的意思。”我很感谢他这样说，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施腾格尔：那在那儿你有没有处于既被释放又被监禁的感觉？

曼德拉：我能感觉出来，他们所做的就是想把这个地方与安全墙外的世界隔绝，[他们这么做]我有很大的活动[空间]；我可以……在这个区域活动，在外面的地上活动。当时，给我送饭的看守是斯沃特准尉[149]，他总是早上7点来，下午4点走。这儿不上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一直在外面待着。他回到他的屋子之后，晚上会有其他看守。那儿还有一个泳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非常放松。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儿被带倒刺的东西围着……铁丝网、安全墙等；要不然，我就自由了……[斯沃特]负责做饭和洗餐具。但是……他或许会因为必须给一名囚犯做饭刷碗而憎恨我，所以，为了消除他的憎恨，也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我主动承担了他的这些活儿。我要帮他洗碗，他拒绝了……他说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对他说：“不，我们一起来吧。”他很坚持，而且心里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我最后就强迫他，当然只是在语言上强迫他，让我洗餐具。之后我们的关系就一直很好……斯沃特看守是个很不错的家伙，也是我很好的朋友……给我……快给我一张白纸，我必须得给监狱指挥官打个电话，必须得再打一次。

13．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中学到的东西

对于那些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不可能每一件都能确定。但是，首先政府确实制定了很残忍很野蛮的政策，你必须得进到监狱里才能体会到……在这里……政府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同时你很快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是畜生。虽然主要的政策和大部分看守都很野蛮，但是这儿也有好人，也有人性，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总是努力在规章制度的范围内做事，偶尔也会……逾越这些制度，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生活得轻松自在一些。

再就是囚犯们的战斗精神。敌人常常希望这样艰苦的条件……会吓倒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在60年代。但是，他们一点儿都没有被吓倒，从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战斗就是正义的。有些领导人……我们就不太清楚了，甚至到现在都不太清楚他们……就在监狱里，你看到了，你了解到了那种抵抗力，那种抵抗不公正待遇的人类精神的力量有多强大……然后就会明白，你根本不需要通过获取学位去培养领袖的那种品质，那种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反抗不公正待遇的品质……有很多人喜欢……使用武力……总喜欢惩罚别人甚至攻击别人，而不是为对方让步……在我们住的这个区内，有些人很有文化很有修养，他们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国家，和他们说话你会感到很开心……当你坐下来，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你就能学到不少东西。

14．和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警察对温妮·曼德拉的骚扰

自从我被关押之后，他们对温妮同志已经骚扰了27年。而我所谴责的是在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舆论宣传……当温妮同志……探访我之后，抵达杨·史末资[国际机场]，媒体就蜂拥过来询问她探访的详情，数量多得异乎寻常，[温妮]同志钻进小车……朝奥兰多驶去。旁边跟着一辆大巴，里面坐的是[她的]支持者们。在去索韦托的路上，警察拦住了……那辆大巴，然后就上车检查，他们最后扣下了这辆车。这是根本不必要的。只是一种向这个国家和世界进行舆论宣传的手段……他们本该……安静而庄重地检查，如果真的认为应该扣下这辆车，就扣下……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做……还有一次……他们……突袭……了我们的房子，同时还带来了SABC[南非广播公司]，整个搜捕过程都[在电视上]播出来。那时候还是凌晨3点……我的妻子在镜头前还穿着睡衣，我的女儿……有几个家伙在里屋里还被剥光了衣服……所以说，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媒体宣传效应。这就是我想谴责的地方。

15．选自曼德拉1989年2月3日写给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的信

维护民族团结是当今领导人所面临的最有挑战的工作。与自由运动历史上的其他时期相比，人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自由战士们的齐心合力对现在这个时期最为重要。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中，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任何有可能造成分裂或加剧分裂的言行，这些言行无论出自哪里，都是极其错误的……斗争是我们的生命，目前我们依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我们还不能恶化这种斗争，或把斗争转化成绝对的灾难。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让我感觉痛心的事情就是像现在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互相残杀[150]。

16．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是否支持温妮·曼德拉关于“项链”——一种酷刑，在人的脖子上套上浸过汽油的轮胎，然后点燃，此人就被活活烧死——的演讲

卡特拉达：有一个问题……说你应该支持温妮的“项链演讲”。

曼德拉：老天！

卡特拉达：……安东尼·桑普森……给我寄来了一份对话文字记录……是谁做的这些笔录[151]，现在我们还不清楚……“NM赞成WM的项链演讲[152]。他说，现在还没有黑人指责WM，这次演讲应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对WM攻击《星》报的雷克斯·吉布森（Rex Gibson）一事持保留意见，吉布森在几天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很有力地反击了WM的演讲”……

曼德拉： 我本人明确谴责这件事情。

卡特拉达：[桑普森] 说：“关于众说纷纭的马迪巴对温妮 ‘项链演讲’所作的所谓的评论，我认为您应该看看这些文件，我所说的就源于此，因为它显然是真实的，而且保管在公共档案馆内，我不能忽视这样的档案。但是，我敢说总统本人肯定会坚定地反驳。不过还是最好解释一下这件事情，或者推断一下这样的误解是怎样出现的。”

曼德拉：但是，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一些值得信任的言论呢？是谁在保管这些档案?……根本就没有什么档案。我本人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件事情。

卡特拉达：……我已经谴责过了……

曼德拉：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17．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监狱中的学习

施腾格尔：在监狱中学习法律有意思吗？是不是跟你那时候的生活或是斗争有点偏离呢？

曼德拉：是啊，确实是。法律——我对法律真的很感兴趣。但是在罗本岛上的时候，每天都太忙了。无论怎么说，在学习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第一年我通过了，第二年也通过了，但是最后一年的时候，因为需要处理很多政治上的问题，我都没有合适的时间去学习。我记得最后一年，三次考试都没有通过。只是……到了波尔斯摩尔[监狱]后才有机会——专心学习，尤其是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能通过。但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确实是放弃了。

18．选自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在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讨论某个问题时，大家通常会从相反的角度出发，然后再从整体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再达成一致，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的决定总是很有根据的。在岛上，通常是[哈里·] 瓜拉带领着一个小组用一种特定的方法讨论，然后……因为他学识渊博，能力很强，而且经历也很丰富，能够影响很多同志[153]。几乎对于每件事情的讨论我们最后都能达成一致。而且，能够从所有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们感觉很愉快。……比如说，在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问题上，他倾向于模糊两者之间的区别，然后我们很多次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个方面。跟他的观点不同，很多同志希望能够拉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使之更加清晰，但是他倾向于模糊化。在监狱中，我们总希望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所以才希望模糊两党之间的区别。但是，尽管共产党和ANC是合作的，但一直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党，所以这样的讨论方法并不是十分精确的。

19．选自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你也知道，在以前不忙的那段日子里，我很喜欢读书……读书也是我在监狱中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现在还会想念这些事情……早上醒来，先去洗个澡，然后等着医院的医生过来……之后吃早餐，然后我就……坐下来，自由自在地看书学习……在[《战争与和平》]那段关于库图佐夫的场景里，描写的是俄军是否应该保卫莫斯科，读起来真是棒极了。每个人都认为不能放弃首都，但是他却认为……俄国军队在冬天应该保存实力，因为……在冬天拿破仑的军队是无法与俄军交战的……“我关心的不是那些建筑物；那只是抽象的情感；我关心的是我的军队，他们不能被敌人摧毁。”沙卡[祖鲁国王]也是这样认为的[154]。沙卡，在另外一个部落攻击他们时……撤退了，他们撤到皇室所在的栅栏村庄“克拉尔”后……国王的顾问说：“不行，我们现在抵抗吧；让我们站起来反击！”国王说：“为什么要包围这座房子？……房子被毁了我们还能重新建造，可是如果军队没了，就得需要好多年才能建立起来。” ……[他]继续撤退，但是赶走了牲畜，把他们的玉米、小米和豆子等粮食都运走，一点儿吃的都没有留下，这样敌人在路上就吃不到一口食物。然后……敌人的军队又疲惫又饥饿……他们撤退的时候，国王就率领军队跟在他们后面——跟得很紧——然后……敌人就会停下来……等着痛快打一仗，结束国王对他们的威胁。但是国王就是不打，他根本就不进攻他们。敌人停下来他就停下来，敌人攻击他就撤退。

最后敌人就撤退了。敌人很饥饿，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沙卡]派人混到敌人中间，因为双方的服装都是一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沙卡的人就会刺死旁边的敌人，然后号啕大哭，装得像个巫师似的……说：“乌姆塔卡蒂（Umthakathi）袭击我了。”然后，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起来了，他们没法儿睡觉；沙卡的人就这样总不让他们睡觉，而当他们感觉疲惫的时候就袭击他们。然后还有饥饿。这样一直持续下去，你看……直到敌人最后到了……一条大河边……有人开始过河……过河的时候队形就得打乱。当他们中的半数已经过去时，沙卡王就带领军队向他们冲去，袭击他们，然后就全部把敌人歼灭掉了……最后再渡过河去把另外那部分敌人歼灭。所以说，他是有战术的，就像库图佐夫对付拿破仑一样。

20．与阿哈迈德·卡特拉达的谈话

曼德拉：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的时候，我本来能拿到一大笔钱的。两家报社，完全不一样的……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他们给我拍照，一家许诺给我50万。

卡特拉达：报纸上报道过了。

曼德拉：真的吗？

卡特拉达：不，不是，等会儿，或许是[看守克里斯托·]布兰德告诉我的？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曼德拉：50万呢。

卡特拉达：呀，对呀，不是报纸报道的，是布兰德告诉我们的。

曼德拉：然后我就说：“不行，我不能答应。”

卡特拉达：是呀。

曼德拉：我说，不行。

卡特拉达：不过，不是你在那所诊所[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

曼德拉：啊？

卡特拉达：不是你在那所诊所里发生的事情吗？

曼德拉：有一次是在诊所。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另外一次是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跟他们说：“听着，我现在正在跟政府谈判，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在这儿我就是滥用职权了……”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那我的信誉就会被毁了。我不干。”他们又说：“50万兰特啊。”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了，但是却穷得叮当响。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我不敢再想，因为如果我停下来[想一下]，没准儿就抵挡不住诱惑了。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然后我就说：“不要，不要，我不要。”我真不想要，一点儿都不想要。我的声音就变得有点儿生硬，而且音量很高，我以为会有监听设备。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我们那时候是在……房子里，一间休息室内。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所以我就强调：“不要，不要，我不要，就是不要。我也不想考虑。我现在正在谈判。或许在其他时间在我不再参与谈判时，我会考虑一下。但是，现在不行！”我的声音生硬得厉害。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然后他们又说：“那么，75万怎么样？”我就说：“你也可以给我7.5亿。”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那我也不会要。我就那么拒绝他们了。然后当我在那所诊所治疗的时候，另外一家报社也要给我钱，这次是100万。

卡特拉达：呀。是《时代》（Time）杂志吧？

曼德拉：呃，是啊。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是啊，我又拒绝了。你知道，贫穷，贫穷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卡特拉达：在你被囚禁在监狱的时候，我写过这件事情。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你被诱惑……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被很多事情诱惑。

曼德拉：确实是。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确实是啊。就算在监狱外面，如果有人赠送你什么东西，总是要跟朋友们说一说，大家不自觉的都会有这个习惯。

21．选自曼德拉1989年8月21日写给护士肖恩娜·布兰德利的信[155]

有天早上，我在听收音机里的牧师布道，他跟听众们讲应该如何面对困难。他说，烦恼总是一时的，如果用合适的方式解决，烦恼过后就是快乐。

22．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施腾格尔：人们总说：“纳尔逊·曼德拉最大的问题就是总希望看到其他人好的一面！”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曼德拉：很多人都这么说，在我少年时期就有人这么说，但是我不清楚……或许有一定的可信性。不过作为公众人物，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必须要先相信他正直诚实，除非你发现什么能证明他不是这样的。在没有证据的时候，如果大家做的事情在表面上看起来都不错，那么你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难道非得说他们做得这么好是别有用心？如果发现了证明他们不好的证据，那么你有两种选择，一是处理这件事情，处理这件能证明他背信弃义的事例；二是忘掉它。这就是在生活中与其他人相处的方式。必须承认，人们都是你现在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的泥巴捏成的，大家都是人。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而你的职责是要跟人一起工作，而不是因为你把他们想象成天使才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因此，一旦你知道一个人有这样的优点或者是那样的缺点时，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就要包容缺点，而且也要尝试帮助他们改掉缺点。如果发现一个人犯了某些错误，而且有很多人性上的弱点，我不想被他吓倒。也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和弱点能够影响到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们批评[我]的原因。

在我这个位置上，我的主要职责是团结各方势力。因此，当某人来你面前跟你说他的一些麻烦事或者和其他人很难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就必须得认真地倾听。但是，在倾听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同时还要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团结组织里的人，而不能分裂这个组织。人们肯定会来找你……你就可以趁此机会锻炼一下团结组织的能力。

23．选自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人们感觉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看到最多的总是他们好的一面。我必须得接受这种批评，但是也尝试过调整，因为我认为调整一下确实是有益处的，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如此。把别人想象成正直善良的，值得人们尊敬的人，然后在这个想象的基础上做事情，是一个很不错的习惯，因为如果你把一起共事的人想象成这样，你自己也很容易成为正直善良的人，成为受人们尊敬的人。

[137]弗兰克·奇凯尼（Frank Chikane，1951～），牧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作家、政府人员、ANC成员。

[138]席娜·邓肯（Sheena Duncan,1932～2010），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腰带组织领袖。曼德拉是在黑腰带组织成立30周年纪念日时给她写的信。

[139]塞缪尔·达什（Samuel Dash,1925～2004），国际人权联盟会员。美国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首席律师。1985年采访曼德拉，是第一位在狱中采访曼德拉的美国人。

[140]这里曼德拉说的是1962年他在摩洛哥接受军事训练时候的事情。

[141]尼古拉斯·贝瑟尔勋爵（Nicholas Bethel，1938～2007）,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欧洲议会和大会成员。1985年，他在波尔斯摩尔监狱采访了曼德拉。

[142]曼德拉曾经和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安德鲁·姆兰格尼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被关押在公共囚室内。

[143]卢卡什（尼尔）·巴纳德博士[Dr Lucas(Nil)Barnard]，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44]阿尔弗雷德·巴普赫蒂克森罗·恩佐(Alfred Baphetuxolo Nzo)，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45]雅各布·盖德莱伊莱基萨·祖玛（Jacob Gedleyihlekisa Zuma，1942～），南非总统（2009～）。

[146]曼德拉在1985年给南非司法部长科比·库切（Kobie Coetsee）写了一封信，要求双方进行会谈，商讨政府和ANC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

[147]《自由宪章》（The Freedom Charter），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48]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位于西开普省的帕尔和法兰茨渥克之间，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49]杰克·斯沃特（Jack Swart）是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中的看守，负责为曼德拉做饭。

[150]ANC和因卡塔自由党成员被卷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夺国家部分地区的主权。

[151]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Ismail Ayob）作的注释，注释目前保存在福特哈尔大学的ANC档案室内。

[152]NM指纳尔逊·曼德拉，WM指温妮·曼德拉。——译者注

[153]哈里（姆费费塞）·桑巴·瓜拉[Harry (Mphephethe)Themba Gwala，1920～1995]，教师、政治家、政治犯，南非共产党、民族之矛成员。

[154]沙卡·卡·桑赞嘎纳（Shaka ka Senzangakhona，1787～1828)，1816～1828年为祖鲁国王。

[155]肖恩娜·布兰德利（Shauna Bradley）是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的护士。

第十一章
日历时间

台历上的一条内容，曼德拉在1976年7月21日后面标注了一个词：Raid（突袭）。

在罗本岛监狱、波尔斯摩尔监狱和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曼德拉保存了不少台历，时间从1976年跨越到1989年。如果要了解曼德拉的个人思想和他的日常经历，这些台历和笔记本是最直接的记录，完全没有经过第三方之手。曼德拉并不是天天都会记录，而且有的时候连续几周都没有记下什么事情，因此在本书的第11章的节选中，日期与日期并没有紧密相连。在他记下来的这些条目中，最重要的和最有趣的已经在本章中列出，尽管这些只是他所有台历条目中的小部分，但是这些台历内容的大意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选入本书的有些条目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应该记住，在监狱外面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到了监狱里面就会变得特别宝贵。比如说，茶里放牛奶就是一件大事，探访和信件也都显得很重要。“突袭”这个词看起来让人有一种面对威胁的感觉。

1976年8月18日

收到扎米被逮捕的消息。C.O. [指挥官]说生日卡还没有寄到

1976年8月23日

W / O [准尉]巴纳德告诉我生日卡被监狱截留

1976年12月8日

开始阅读迪伊·布朗的《魂归伤膝谷》：把信送到伦敦[大学][156]

1976年12月23日

津齐的生日

1977年1月17日

对别人说长道短是一种罪过，但对自己就是一种美德。

1977年1月20日

梦见贾托掉进了深沟，腿部受伤

1977年2月21日

W / O巴纳德带领大约15名看守进行突然搜捕

1977年3月2日

早上6∶55，发生强烈地震[157]

1977年3月25日

梦到我和贾托、乔治还有其他人在长满绿色农作物的旷野中沿着斜坡向上飞奔，然后又从山上狂奔下来。贾托摔倒了，有人扶他起来。我跑向他，之后就醒了。

1977年4月25日

记者、摄影师和电视台的代言人来到罗本岛上，拍摄囚室和岛上的建筑[158]

1977年6月4日

我和扎米、津齐的见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她跟我说她已经在5月16日被流放到了布兰德福特[159]。

1977年7月11日

刮胡须的刀片

1977年8月22日

关于上交的剃须膏和两瓶冷霜的信

1977年11月7日

赞德伯格（Zandburg）少校说K·D[·马坦齐马]希望在12月2日探访马迪巴[曼德拉自己]。马迪巴说必须推迟[160]

1977年12月29日

2支100毫升美达净（Mentadent）牙膏

6大块维诺利（Vinolia）香皂

1大瓶凡士林发油

1公斤奥妙[洗衣粉]

1979年3月11日

DDD综合征：虚弱（debility）、依赖感（dependancy）和恐惧感（dread）

1979年4月27日

吉米·克鲁格部长访问罗本岛，由杜·普里兹准将（G.du Preez）陪同。我们聊了大约15分钟[161]。

1979年5月9日

找眼科专家A·C·尼斯林（A.C.Neethling）博士看眼睛。

视力很好，但感染了病毒，不过很快就会好起来，不用换镜片。

1979年5月20日

双眼再次感染病毒

1979年5月21日

右眼疼痛无比，而且发红

1979年5月22日

下午开始滴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1979年5月23日

梦到在晚上的时候回家了，家里的门开着，扎米在一张床上睡着了，这张床好像是哪个孩子的床，泽尼或津齐的。很多已经上学的孩子都在外面。我拥抱扎米，她却命令我睡觉。

1979年5月24日

中午，开始滴30％的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1979年6月1日

“产生希望很容易，但对希望的渴求会摧毁它。”

1979年6月2日

在一个已经生病的国家，对于那种靠这种病态生存的人，恢复健康秩序的每一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实现自由的目的是为其他人建立一个健康的国家。

1979年6月3日

和扎米和扎齐见面，时间是一个小时[162]。扎米穿着红色的运动衫，戴着头盔

扎齐穿着和我的一样的外套

1979年6月12日

鲁（Roux）将军来了，与杜·普里兹准将[用南非荷兰语]谈话

1979年6月14日

21周年结婚纪念日

1979年7月14日

与泽尼、津齐和扎马斯瓦兹见面，时间是45分钟[163]

扎马斯瓦兹感冒了，并时不时地叫喊

1979年8月6日

L·莱·格兰奇部长视察监狱，由C.O.P. [监狱指挥官] 杜·普里兹陪同[164]

1979年9月15日

代理国王班比兰加酋长来看我，时间是1小时30分钟[165]

1979年10月9日

和A·M·奥玛（A.M.Omar）见面，跟他谈论萨巴塔·达林迪耶博与国家对抗的问题。

1979年10月17日

净重75公斤

1979年10月20日

和津齐见面，时间约1个小时

她看起来很漂亮很开心。和安妮[原文如此] ·汤姆林森在一起（Tomlinson）待了一会儿

1979年10月21日

津齐再次来看我，时间大约45分钟。

看起来跟上次一样愉快开心。我们聊了一些书和出版商麦克·柯克伍德（Mike Kirkwood）。

1979年11月5日

住院：小手术。布雷滕巴赫（Breytenbach）博士给我做了右脚跟腱撕裂修复手术。

梦到我和津齐在晚上去了巴拉[巴拉瓜纳医院]。有人问我为什么指定了这名律师而没有指定其他律师。

1979年11月17日

扎米来看我，时间大约有两小时。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体重正合适，看起来非常高雅。

1979年11月19日

由中士卡明戈（Kaminga）帮我做POP和拆线。布雷滕巴赫博士把我右脚后跟很大的一块听小骨摘除，C·莫斯（C Moss）医生给我打麻醉药。

1979年12月3日

给哈丁少校寄信，告诉他我想买拖鞋。

1979年12月25日

扎米来看我，时间是1个小时：从Pmburg [彼得马里茨堡]给我带来了一些生活用品。

1979年12月26日

扎米和斯瓦蒂来看我，时间是45分钟，承诺下次会给我送来20张照片。

1980年1月3日

读《我是黑人，平凡如我》：津齐的55首诗的合集。很快，她的《黑人和十四岁》也将出版。

献给被囚禁的NM（纳尔逊·曼德拉）和言论自由被限制的诺姆扎莫·曼德拉（Nomzamo Mandela），感谢他们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166]。

1980年1月10日

新刀片

1980年1月13日

茶里加奶了

1980年1月26日

扎米来看我，时间大约45分钟。她跟我抱怨说，马迪巴看上去很疲惫。

见第233页。

1980年3月13日

斯瓦蒂一周岁生日

1980年3月19日

收到扎米的电报，电报上说莉莉 [莉莲·恩戈伊]去世。

1980年3月20日

向伊迪斯·恩戈伊（Edith Ngoyi）[167]发送唁电（加急）。

1980年5月14日

议员海伦·苏兹曼夫人与鲁将军一起来到监狱，和我谈了1个小时左右[168]。

见上文。

1980年5月23日

向A·L·马雷斯凯（A.L.Maresky）博士咨询病情，他说我目前状况良好，比上次检查的时候要好多了。天快亮的时候又梦到回家了。扎米病了，她正要穿过奥兰多家里的后门，我抱住了她。泽尼大概两岁，吞下了剃须刀片，后来又吐了出来，因为这件事我打了她。

1980年5月25日

梦到扎米、泽尼和津齐。泽尼大概两岁。津齐要我吻她，说我不够热情。泽尼也要我吻她。

1980年6月8日

扎米再次来看我，她穿着蓝色的衣服，很开心。

1980年6月9日

余额为41.44兰特

见上文。

1980年6月24日

卡明戈中士给我测血压，血压是180/90

1980年6月30日

卡普兰（Kaplan）医生给我作体检。血压120/80，体重78公斤。

他还给我读了马雷斯凯医生做的心电图报告。

1980年7月12日

天气不好，扎米、津齐和佐布赫莱没有来看我

1980年7月13日

根据可延长探访的规定，扎米、津齐和佐布赫莱今天来了[169]

他们告诉我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爵士去世

1980年8月24日

布辛和贾托来看我[170]，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贾托系领带。

1980年9月7日

250克雀巢咖啡，4.10兰特

芥末酱54分

装饰45

椰子饼干54

三明治酱71

砂锅55

弗赖本托斯牌食品55

游戏柠檬26

蛋糕混合料250克38

1980年9月14日

扎米和奥帕来了。扎米穿着栗色外套，戴着一个镀金吊坠，看起来很可爱。奥帕穿着西装（黑色），上面有白色条纹[171]

1980年10月10日

73 000人在请愿书上签字，请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

1980年10月11日

囚犯日[172]

1980年10月27日

W / O皮纳尔未经我的同意就搬走了我的资料。

1980年11月3日

津巴布韦的“M运动”：津巴布韦大学发起释放M[曼德拉]运动，一共收集到600份签名，请求政府释放曼德拉，克利福德·马希里（Clifford Mashiri）是活动的发起者。

1980年11月28日

只要南非白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优越的种族，有权利把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强加到他人头上，那么南非的未来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班图的教育理念是班图人的耻辱[173]。对于任何体制来说，只要推行种族隔离政策，那么无论怎么变革，人民永远都不会接受。

1980年12月25日

扎米、津齐和佐布赫莱来罗本岛了，时间大约1个小时。

都戴着头盔，答应摆姿势让爱莎[·阿诺德]为她们照相：在Dbn[德班]纪念日那天。尼赫鲁奖[174]。

英迪拉·甘地的演讲磁带没到。

1981年1月22日

服用月见草油，可使血压和胆固醇降低、体重减轻。

1981年2月18日

支持N.M的包括高级教师：芭芭拉·哈迪（Barbara Hardy）教授和时事评论员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175]

1981年4月1日

曼德拉纪录片：在编辑唐纳德·伍兹（Donald Woods）逃离南非后，BBC制作人弗兰克·考克斯（Frank Cox）开始制作电视纪录片，现在计划筹拍关于N.M. [纳尔逊·曼德拉] 的电视纪录片，6月份开拍。南非白人和黑人演员的角色分配工作也将在6月份开始。

节目总长50分钟，是3部关于人权的系列片中的一部。将在英国的“罗本岛”（模仿罗本岛建成的）上开拍。

1981年4月3日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在释放M运动进行到高潮时[176]，在下议院的会议室进行演讲。迈克尔·富特[177]和大卫·斯蒂尔[178]也出席了演讲。这次请愿活动得到了94名议员、25名同事，包括19名主教在内的30名教会领袖、98名教授和代表大约1 200万名成员的500个组织的支持。

1981年5月5日

IRA[爱尔兰共和军] 的波比·桑兹（Bobby Sands）殉难

1981年5月10日

扎米和斯瓦蒂，大约上午10点钟：斯瓦蒂使劲儿敲着我们之间的玻璃隔板喊：“开开，开开！”后来她大哭，迈德的姐姐把她抱走了。

1981年5月17日

在学习的狱友的数量： |
标准V | 29人
民法学士（JC） | 102人
大学入学考试 | 127人
学位 | 59人
毕业证书 | 17人
共 | 334人
30%的人不是为考试而学习 |

1981年8月5日

尼日利亚副总统（亚历克斯·）埃克武姆博士代表N.M.从市长迈克尔·凯利（Michael Kelly）先生那里接受格拉斯哥自由奖。这幅代表着荣誉的“市民票”的卷轴将安全地保存在拉各斯的市政府大楼内。“在M重获自由后，他可以来拉各斯把它取走。我希望这一天很快就到来。”

1981年8月15日

扎米和佐布赫莱来了：我隔着玻璃隔板亲了亲佐布赫莱，还在电话上跟她说话。这孩子瞎忙一气，还跟扎米说话，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我和扎米决定第二天不能再带她过来了。

1981年8月19日

安东尼·波比·措茨奥比，25岁

约翰纳斯·沙班古，28岁

大卫·摩西

见第240页。

被法官（查尔·）塞隆判处死刑[179]

“南非劳苦大众的精神万岁！人类精神万岁！曼德拉万岁！所罗门·马哈兰古万岁[180]！”

1981年9月26日

扎米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她的45岁生日。因为津齐通行证的问题和马彼特塞拉在我家住，报道称扎米和我们一家受到了SAP [南非警察]的严重骚扰[181]。

81年10月9日泽尼和津齐离开家，前往里约热内卢、美国和马德里。

1981年11月19日

[格里菲思·] 姆恩格被暗杀[182]

1981年12月14日

监狱指挥官告诉我扎米在艾利弗山（Mt.Ayliff）出车祸了，她的脖子、肩膀和肋骨受伤很严重，跟扎米在一起的还有马迪基泽拉家的一个14岁的女孩。她们被送到科克斯塔德（Kokstad）医院里接受治疗，也有可能转到德班的医院。我立即发电报，祝愿她们早日康复。

1982年1月6日

1982年1月6日晚上9点，索韦托发生爆炸事件，奥兰多社区会堂被震得摇晃不停，临近房屋的玻璃被震碎，墙体倒塌：这是该地区的第二次爆炸事件。

1982年1月28日

扎米流亡到布兰德堡，在那里又被软禁一年。

1982年1月30日

扎米左胳膊上的石膏还没有拆掉。她看起来非常不舒服。布隆方丹的整形外科医生希普利（Shipley）会帮她打上新石膏。我计划在2月10日再去见他一面，看看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就做手术。

1982年1月31日

扎米又开始戴墨镜。她准备周一上午给我邮寄一些桑比的婚礼照片。

1982年3月26日

汤姆·洛奇（Tom Lodge）：“1948年至1981年南非的黑人抗争政治。” [1982年3月30日，曼德拉突然被转移到南非内陆的波尔斯摩尔监狱。]

1982年4月24日

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先生陪伴扎米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探望我，但是监狱禁止阿利斯特·斯帕克斯进入[183]。

见第242页。

1982年4月25日

扎米再次和阿利斯特·斯帕克斯先生一起来探望我。她看起来很不错。

准备下个月再过来。

1982年5月5日

Adj[副官] 特兰布赫（Terblanche）拿给厨房一包比斯托[肉汁粉]，命令周三的时候给每个人来一勺子。已经用了一勺。

1982年5月12日

第二次分配比斯托肉汁粉，一人一勺。

1982年5月17日

技工联合工会（伦敦）[Amalgamated Union of Engineering Workers (London)]将送给扎米1 800兰特，好让她去看望马迪巴。上个月多亏了玛约里·吕克（Majorie Ruck）夫人的慷慨解囊，扎米才能去看马迪巴。玛约里·吕克夫人是多塞特人。

1982年6月26日

扎米穿着浅黄褐色外套，给我汇报了有关死亡恐吓和将要炸毁面包车[小型巴士]的事情：马彼特塞拉也来了，但是监狱不允许他进入我的单间囚室。

1982年8月1日

给爱莎 [·阿诺德]邮寄了生日贺卡。

1982年8月7日

梅基（4月30日申请探访），今天终于过来看我来了，我们在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她住在考利宾馆。

1982年8月8日

梅基来看我，我们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她的两颗门牙和一颗边上的牙掉了。

1982年8月17日

[南非荷兰语，大概是报纸剪报]一封信件炸弹夺走了鲁思·弗斯特的生命：鲁思·弗斯特是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员，在马普托收到了一封信件炸弹，炸弹就在她的手里爆炸，她当场身亡。据官方新闻媒体安哥拉国家通讯社报道，这次突发事件发生在鲁思·弗斯特供职的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除了鲁思·弗斯特，还有其他附近的人也受到了爆炸影响，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基诺·德·布拉干萨（Aquino de Braganca）先生的家人称，他也在爆炸中受伤。但是萨莫拉·马谢尔总统的一位顾问宣称他的伤势并不严重。

鲁思·弗斯特写过的书：《177天》，《枪杆子》，内容是非洲军事制度研究；《奥利夫·施赖纳传》和《近代利比亚研究》[有可能是《利比亚：难以捉摸的革命》]。

1982年8月21日

索布赫扎国王去世，享年83岁[184]。

1982年9月25日

今天扎米穿了一件新衣服，这是肯尼亚的恩古吉送给她的礼物[185]。

1982年10月2日

梦到我和扎米正在吃饭……还没吃几口，就突然有一些紧急事务要处理，于是就离开了。心里还在希望能尽快处理完，好回来和扎米继续把这顿家常饭吃完。哎，最后还是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于是就很担心扎米会有什么反应，担心她还在渴望着和我一起吃完这顿饭。梦境很乱，还梦到了霍布多泽拉（Hobdozela）和他的家人，他们从一个陡峭的河岸上掉进了河里，他的家人居然全部都趴在他的背上。

1982年12月2日

布雷滕·布雷滕巴赫出狱，他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服刑[186]。

1983年1月4日

英国自由党前领袖杰里米·索普先生在去斯威士兰办理公事的途中与泽娜尼会面[187]。索普先生当时在计划建造低成本的配备有高度压缩草地的房屋，他和扎米讨论了她被软禁和我被囚禁的问题。

1983年1月7日

扎米遭到了警察的搜捕，警察们坐着6辆警车呼啸而至，整个搜捕持续了3个小时。议员海伦·苏兹曼和彼得·索尔当时也在场[188]。他们宣称她未遵守禁令，还向她下达了传票，并没收了海报、书籍、文件和床罩，然后给6名在移动健康中心就诊的病人拍了照片。

1983年1月31日

《索韦坦报》，1983年1月31日：安全警察们拿走了她的床单——参议员们计划帮她换上新床单。最近，南非安全警察们拿走了W.M. [温妮·曼德拉] 的床单，美国一些很有势力的国会议员就决定帮她换上新的床单。新的床单将交给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 领导人的妻子，以表示他们对南非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关注。

1983年2月2日

经批准进入伍德斯托克医院治疗

1983年2月3日

后脑勺和右侧脚趾手术

1983年2月5日

津齐看起来很愉快很开心

1983年2月14日

W / O范·兹把我头上伤口的缝线拆除了

1983年2月15日

伍德斯托克医院的费雷拉护士把我大脚趾上的缝线拆除了：斯坦医师告诉我，医学实验室的报告显示，脚趾上没有恶性肿瘤。

1983年3月21日

古奥林匹亚：被囚禁的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被授予希腊村荣誉市民的称号。

1983年3月22日

反种族隔离运动委员会和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昨天发表声明称，已有超过4 000人签名，要求释放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

1983年3月24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获得奖励：N.Y. [纽约]城市大学授予纳尔逊·曼德拉法学博士学位，因为他“无私地致力于实现自由和公正的斗争”。校长伯纳德·哈尔斯顿（Bernard Harleston）博士称“颁奖仪式将在6月进行”。

1983年3月29日

扎米应Die Grunenim [原文]的邀请出席3月29日在波恩召开的议会开幕仪式。《索韦坦报》报道。为向被囚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曼德拉表示敬意，英国北伦敦卡姆登的一条大街改名为曼德拉大街，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新总部将设在这条街道上。目前，这条街叫做塞鲁思大街[189]，是为纪念一位英国探险家而命名的。这名探险家协助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为处于殖民统治下的这个国家取名为罗德西亚（Rhodesia）[190]。

1983年4月25日

曼德拉决议：一位美国自由民主党人士要求国会授予被囚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和妻子W以名誉美国公民称号。克罗克特先生介绍了他的克罗克特联合决议后，得到了12名众议院同仁的支持[191]。为纪念去年在马普托因信件炸弹事件牺牲的鲁思·弗斯特所做的工作，目前正在计划建立南非信息资源中心，这也是南非唯一一个为纪念鲁思·弗斯特而建立的资料中心。该中心最初设立在英国大学内，主要的目的是将世界各地的大学和机构中保存的有关南非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材料刻在微缩胶片上。

1983年5月21日

为了反抗政府的宪法提案，UDF[联合民主阵线]成立，由包括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TIC）、南非工会理事会（CUSA）、南非工人联合工会（SAAWU）、索韦托公民协会和其他组织组成[192]。32个组织——超过150名代表和观察员宣誓加入UDF，并承诺反抗南非政府宪法和改革提案。I·穆罕默德博士担任主席。

1983年6月4日

《先驱报》：都柏林市议员决定建造纳尔逊·曼德拉的半身像，以表彰他“对自由事业的卓越贡献”。最初，议员们要求授予他都柏林荣誉市民的称号，后来一些议员认为这不太合适，因为他根本无法出席授予仪式。

1983年6月9日

西蒙·莫胡拉内（Simon Mogoerane）、杰里·马索罗里（Jerry Masololi）和马库斯·莫通（Marcus Motaung）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被处以绞刑[193]

1983年6月14日

辩护律师伊斯梅尔·穆罕默德和代理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就波尔斯摩尔高度设防监狱囚犯的生活状况方面进行了法律咨询。

1983年7月1日

由准将芒罗和博特马（Bothma）陪同，国会议员海伦·苏斯曼夫人探访了我们这个区。我们跟她讲了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带她参观了院子和正在建造的监狱单间。我跟她说，我对布鲁塞尔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这件事感到很荣幸。

1983年12月3日

体重降到76.8公斤

身高1.78米

约5英尺10英寸

1983年12月13日

AAM [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大主教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在约克郡利兹市揭开了一块新石碑，对位于该市市民大会堂前的公园正式命名，以表彰被监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该石碑由板岩制成，称纳尔逊·曼德拉为“反抗南非种族隔离的象征”，上面还刻了他的一段话。揭幕仪式过后，在市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好几位人士都谈到了纳尔逊·曼德拉。也有人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先生的留言。

1984年1月16日

种了胡萝卜、甜菜和花生[194]

1984年1月18日

在两个独立的木箱里种了西红柿

1984年2月19日

根据规定，可以进行补充探视，扎米从上午8点45分开始已经来探视我两次了：她穿着白色的拖到脚踝的长裙，脖子里戴着美丽的串珠。她和奥帕明天要开车到乌姆塔塔。

1984年2月28日

准将芒罗告诉我，K·D [·马坦齐马] 希望可以跟我和沃特尔[·西苏鲁]见上一面。我们提醒K·D，R.I.[罗本岛] 的同志们认为目前不是见面的合适时机。

1984年3月1日

再次与准将芒罗见面，请求他允许我给OR [奥利弗·坦博]和戈万[·姆贝基]写信，戈万[·姆贝基]再次提出K·D的探访问题[195]。

1984年3月7日

据CT [《开普敦时报》]报道，扎米将向马迪巴报告K·D释放曼德拉的提议。

1984年3月8日

今天扎米穿着深褐色的长裙，戴着帽子。她给我讲了达利旺加[·马坦齐马]的提议。两次探访，每次都是240分钟。

CT作了进一步报道。[科比·]库切跟我说，政府目前还没有考虑释放我。

1984年3月10日

CT：马迪巴再次和妻子见面，跟她讲了对K·D邀请的反应。

1984年3月12日

CT：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拒绝邀请：对于任何将他释放至特兰斯凯或将他软禁在特兰斯凯的行为或企图，他都不会答应：他决心回到索韦托自己的家中，不会留在特兰斯凯。

1984年3月15日

马迪巴的唱片很畅销。仅仅一周，这张以呼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为主题的唱片就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之队（The Specials）乐队——一个由多种族乐手组成的乐队——演唱的《自由的纳尔逊·曼德拉》在首都无线电台音乐排行榜上排名第4位，在国家排行榜上排名第68位[196]。

1984年3月22日

总额为49兰特，其中40兰特寄往《时代》以获得续订。

莱·鲁（Le Roux）博士给我做了心电图——情况良好——但有尿血。血压140/90

1984年5月1日

5月1日《开普敦时报》：曼德拉夫人口才很好；但是，根据南非法律，行动被限制的人士的言论不能被引用。但她还是一点话都没有少，滔滔不绝地讲下去。5月份，大众就能听到她的话，也能见到她本人。

1984年5月12日

扎米和泽尼：第一次进行接触性访问。两次探访。

1984年6月18日

《索韦坦报》：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已授予纳尔逊·曼德拉以古巴最负盛名的奖章，纳尔逊·曼德拉是被禁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已经在南非监狱被关押了22年。另外，正在访问古巴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阿尔弗雷德·恩佐先生获得普拉亚·吉隆滩奖章[Order of Playa Giron（猪湾）]。古巴政治局常务委员约瑟·蒙塔内（Jesus Montane）先生说：“曼德拉是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榜样，他很能鼓舞人民。”

1984年6月23日

梅基和杜马尼来看我，时间是40分钟[197]

1984年7月16日

《开普敦时报》。在简短地介绍了目前在监狱中服无期徒刑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后， [艾伦·] 亨德里克塞先生说，现在应该释放他了[198]，“如果他真的做错了，那么现在他的刑期也应该满了。”

1984年7月18日

从3月3日开始订阅更新后的《星》，订了6个月。

费用为95.28兰特

1984年8月5日

扎米今天来了两次，每次的探访时间都是40分钟；是马里特伊带她来的[199]。扎米告诉我，谢娜兹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但是我都没有收到[200]。

1984年8月12日

《星期日快报评论》，作者：茹贝尔·马勒布（Joubert Malherbe）：上周，在南伦敦的水晶宫，一年一度的纳尔逊·曼德拉节开幕。在这个节日上，吉米·克利夫发誓除非南非交由多数人统治，否则他永远不回南非[201]。大约5 000人涌入水晶宫，支持克利夫的言论，包括南非王牌小号手休·马塞科拉（Hugh Masekela）、几支非洲乐队和很有影响力的英国雷鬼乐手阿斯瓦德（Aswad）。阿斯瓦德参加了最后一个节目，结束了整场表演。

1984年8月28日

尿血。少校伯格（Burger）采集了另一个标本。

1984年8月30日

少校伯格测量出的我的血压为140/80

1984年9月5日

余额为560.77兰特。咨询了泌尿科医生罗伯斯切尔（Loubscher）博士，他给我作了尿检，尿液里确实带血： 巴松（Basson）、皮纳尔（Pienaar）先生等人给我作了X光检查，确诊肾脏有问题，但是不确定是什么问题：明天去沃尔克斯医院（Volkshospital [原文]）作更进一步的检查。

1984年9月6日

在沃尔克斯医院[原文]作了全身扫描。发现右肾和肝脏上都有囊肿，肾脏上的囊肿纯粹是水样，肝脏上的囊肿有钙化迹象。还要在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1984年9月12日

转入伍德斯托克医院，检查肾脏方面的问题。

1984年11月1日

杜·托伊特（du Toit）护士为我测量血压，血压为170/100。

《开普敦时报》：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如何转向武装斗争的。安德鲁·普赖尔（Andrew Prior），政治研究部。

1984年11月14日

索尔·普拉杰，1876～1932年为南非民族独立主义者（作者：布莱恩·威伦）[202]

1984年12月12日

结果：6门课程全部没有通过[203]。

1986年1月1日

马克思上校把我撵到了监狱的花园里。一个半小时都在观察有趣的鸟类生活。后来，4位住在监狱牢房最顶层的同志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在一起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吃了些零食。

1986年1月4日

被中尉巴尔胡曾（Barkhuizen）撵到了监狱的花园里。

带回来一整袋西红柿，花了1个小时。

1986年1月6日

1985年11月1日，测量的体重为72公斤，身高180厘米[204]

1986年1月12日

被中尉巴尔胡曾撵到了监狱的花园里，查看了一些田地，花了一个小时。为安全起见，准将芒罗建议我们远离公路。

1986年1月14日

监狱要粉刷我的牢房，就把我转到邻近的牢房里。

1986年1月23日

申请插头、轻便电炉和电热水壶，被拒绝；另外，请求向参与我手术的医生赠送书本作为礼物，也被拒绝。看了电影《苏菲的抉择》[205]

1986年1月24日

被准将芒罗撵到了监狱的花园里，花园是上着锁的。穿过了蔓延到山脚下的西部托凯葡萄园，然后又走过了一座座房子，房子的砖墙里透出耀眼的光。

1986年1月28日

在图书馆了看了几部电影：1）《恐怖分子和人质》（Terrorists and Hostages）；2）《在莫斯科的学生》 （Students in Moscow）；3）《毛利妇女的地位》（Position of Maori women）；4）动画片

1986年1月31日

中午12点15分，监狱指挥官给了我一份博塔总统发言稿的副本。到下午3点15分的时候，我已经咨询了楼顶4位同志的意见，一共花费40分钟。

1986年2月1日

向乔治[·比佐斯] 咨询，共花费3个小时。2月14日，我们将请求他为全体囚犯提供咨询。我请他和其他狱友握手，他拒绝了。

1986年2月5日

我们打开了一罐羊肉罐头庆祝泽尼的生日。

与泰霍波[沃尔特·西苏鲁] 面谈了40分钟。

1986年2月7日

读了四卷《莫扎特传》[206]，里面的故事很精彩，但结局太平淡了，我很吃惊。

1986年2月12日

[雷蒙德·姆拉巴·] 恩多贝66岁生日那天，我和他在一起待了两个多小时。一起吃午餐，还分享了一块圣诞蛋糕。我请他和其他同志一起讨论一下给乔治·比佐斯提的建议。

1986年2月21日

和扎米、津齐在一起度过了80分钟，她们这次属于特殊探视。她们走了之后，准将芒罗来了。后来又和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士奥巴桑乔将军见了面，在一起谈了45分钟[207]。在他来之前，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前往边境的兄弟》（Boetie gaan grens toe[208][Brother Goes to the Border] ）。

1986年4月5日

我和扎米拉（Xhamela） [沃尔特·西苏鲁]见证了迪德卡和恩多贝的婚礼，婚礼由大主教西格齐博·德韦恩（Sigqibo Dwane）主持，姆普瓦纳（Mpumlwana）牧师协助。萨利（Sallie）夫人、准将芒罗和W/O乔治[209]也参加了婚礼。穆齐和泽尼来探视，时间为80分钟。

1986年4月8日

扎米和诺莫斯科来探视，时间是40分钟，他们告诉我萨巴塔昨天已经去世[210]。扎米要通知家属，还要设法把他的遗体从卢萨卡运回来。

1986年4月15日

看了一部令人悲痛的纪录片《保罗·雅各布和受核辐射的人们》，又欣赏了舞蹈《电动布吉》，这舞跳得让人感觉莫名其妙[211]。

1986年4月18日

看了电影《失踪》和1974年的狮子队和跳羚队的一场比赛，狮子队以12∶3获胜。

1986年5月5日

议员海伦·苏兹曼夫人和蒂安·范·德·莫维先生[212]来探视，我们从9∶30聊到了11∶55，讨论了广泛的多方面的政治问题。

1986年5月6日

准将芒罗告诉我，文特将军希望获得关于班比兰加和达利旺加的更为准确的信息[213]。

1986年5月16日

与E.P.G [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所有成员进行了会谈。

1986年5月28日

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图书馆馆藏电影《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

见上文。

1986年6月16日

梦见扎米成了一名律师。她参与了一项控告曼德拉和坦博的诉讼案，但是把案子判错了。纳尔逊·曼德拉来到法庭申请撤销判决，还把她也叫到了法庭上。

1986年6月17日

W / O格雷戈里傲慢地通知我，他把一封信给寄错了，而且这封信现在已经丢了，这种情况他现在也无能为力，而且还说无论任何人，不论地位如何，都不能吓倒他。

1986年6月18日

我曾经与少校范·西特特（Van Sittert）谈到了W/O格雷戈里。少校承诺，只要他有空，就会尽快处理。

1986年8月18日

听了牧师彼得·斯托瑞所作的饱含感情的《星期一》序曲[214]

看了一部关于拳王阿里的德语电影，一部《书呆子复仇记》和一部短剧[215]

1986年8月19日

牧师彼得·斯托瑞谈“宽恕”。

1986年8月20日

彼得·斯托瑞牧师的主祷文。

1986年8月25日

少校伯格为我测血压，血压为140/80。

牧师布莱恩·约翰森（Brian Johanson）谈“站立”

1986年8月26日

牧师布莱恩·约翰森谈“行走”

1986年8月27日

牧师布莱恩·约翰森谈“端坐”

1986年9月4日

约翰内斯堡神父迈克尔·奥斯丁（Michael Austin）讲述如何像耶稣基督一样活着。少校伯格（Burger）为我测血压，血压为120/70。

1986年9月5日

神父迈克尔·奥斯丁：罗耀拉（Loyola）说就算有人跟他说他要死了，他还是会去玩扑克牌。

1986年9月10日

今天，宗多·西布西索（Zondo （Sibusiso）、斯福·布里奇特·克瑟勒（Sipho Bridget Xulu）和克莱伦斯·勒凯·帕伊（Clarence Lucky Payi）被处决[216]

1986年10月1日

监狱给我们配了电视机。然后，下午4点到6点45分的这段看电视的时间就把我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

1986年10月8日

监狱给我们换上了效果更好的新电线。

1986年10月10日

由H·T·姆庞兹（H.T. Mpunzi）、特兰斯凯领事和纳尔逊·马伯内陪同，达利旺加来跟我见面[217]。

1986年10月19日

萨莫拉·马谢尔总统乘坐的飞机在南非与莫桑比克的边境失事，总统不幸罹难。

1986年10月20日

广播里播出了莫桑比克共和国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国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和外交部副部长的死讯。

1986年12月11日

给津齐邮寄了生日贺卡。梦见了吉米和康妮[218]。

吉米来看望我和扎米，我们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节。

也梦见了希德尔斯基先生，他帮我找了一份工作。

1986年12月26日

和同志们一起在他们的牢房里度过了一天，共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1987年1月27日

[用南非荷兰语写的] 对于证明扎米的信件为什么会失踪的证据，我不很满意。不是一台直接影印机。邮局保证在这段时间内会送过来一台直接影印机。

1987年2月18日

50米的压线一卷。

监狱开始每天给我们供应一公升新鲜牛奶。

见上文。

1987年2月20日

血压120/80

1987年2月23日

桑比的生日，我们吃了一块带有很多水果的蛋糕和花生庆祝。

1987年4月4日

马歇尔医生给我作检查：右眼有问题，什么都看不到。

1987年4月8日

咨询泰格伯格医院的J·范·鲁耶（J Van Rooyen）教授，他发现我的视网膜上有洞，然后就给我的右眼做了手术，他还给我推荐了新的镜片。两星期内，我就能看见了。

1987年4月20日

住在女子监狱区域的4位同志来访，时间为2个小时[219]。

1987年4月22日

BBC的吉姆·菲什（Jim Fish）宣布乔·斯洛夫已辞去MK [民族之矛]司令职务。

约翰·巴里特（John Barratt）作出评论[220]。

咨询了泰格伯格医院的J·范·鲁耶教授，他额外给我作了激光检查，一个月的时间里给我看了两次眼病。

1987年4月23日

与C.O.P [监狱总长]威廉斯将军谈论警察对家庭的骚扰。

1987年7月9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团体联合召开的达喀尔大会开幕。

1987年7月14日

找耳鼻喉科专家德·哈恩（De Haan）医生咨询就诊，右下巴关节处很疼。检查之后，没有发现明显的不正常，只是有一条右耳血管稍微有些膨胀，跟疼痛或许并没有太大关系。

1987年8月6日

爱莎[·阿诺德]的生日：早上9点20分，小队长布兰德告诉了我爱莎的死讯。马上就给艾米和他们的孩子发出了一封电报。

1987年8月19日

体重67公斤：不穿衣服时的体重

新的刮胡刀片

1987年8月20日

经过测量，牢房大小为6..4米×5..4米

1987年8月22日

今天是凯西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生日，我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小时。

1987年9月7日

试着不再往所有食物和饮料里面加糖。

1987年9月12日

妹妹梅布尔来看我，我们在一起待了40分钟，送给她12 000兰特[221]。

1987年9月26日

今天是扎米的生日，吃了羊肉炒饭、青豆和一块硬硬的水果蛋糕。

1987年12月27日

哈维（Harvey）告诉我，我们在索韦托的新家被炸，破坏严重。与泰霍波[沃尔特·西苏鲁]见面，和他在一起待了40分钟。

1988年6月5日

右侧锁骨和左脚很疼，去找夏皮罗（Shapiro）医生咨询。经X光检查，一切正常，但是有尿血。他建议我去作一下泌尿科检查。体重72.25公斤。

1988年8月12日

晚上10点之后去了泰格伯格医院，罗森斯特查（Rossenstrauch）医生给我作了检查。

1988年8月13日

内科主任德·科克（De Kock）教授给我作了检查。

诊断出肺结核和胸膜积液。

见上文。

1988年8月17日

安东尼·西蒙斯（Anthony Simons）牧师来看望我。

1988年8月24日

体重71公斤：8月25日马特罗恩·伊莱恩·卡恩斯（Matron Elaine Kearns）要离开。

新睡衣和新拖鞋。

1988年8月25日

体重70.3公斤

1988年8月27日

体重71.5公斤；德·瓦尔（De Waal）护士去度假了。

1988年9月10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给我带了些榛子，家里送来一袋花生。

1988年9月11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检查：护士E·卡恩斯（不是保姆）负责看护我，就是泰格伯格医院的护士E·卡恩斯。护士利蒂希娅·约翰逊（Letitia Johnson）负责在夜间照看我。护士马琳·弗斯特（Marlene Vorster）还带来了一块巧克力蛋糕。

1988年9月12日

体重69..5公斤

1988年9月14日

护士基拉赛·帕姆（Killassy Pam），E离开医院去过周末了。

1988年9月20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马特罗恩·蒂（Matron Tee）称她要坐飞机去伦敦看望她生病的姐姐。

1988年9月22日

体重70公斤。少校克兰汉斯（Kleinhans）采集了4个血液标本。

斯托克医生到下午5点左右才来。

有人跟他说我又开始咳嗽，但是我向他保证我没有咳嗽。

1988年9月26日

体重71公斤，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例行检查。

在“花园”里转悠了大约45分钟，天气很冷，雾蒙蒙的。

1988年9月27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例行检查。

9月25日，护士凯庆祝了她的生日。

布兰得利（Bradley）修女来看望我。

1988年9月28日

带来了一些监狱里的用具

1988年10月15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例行检查。德·科克教授也给我作了检查。

扎米、莱比、津齐、佐佐和宗达瓦来看望我[222]。

1988年10月17日

参加了军事法律考试

斯托克医生下午5∶30左右来给我作检查。

1988年10月22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例行检查。给了我两双长长的弹性袜和思必乐咽喉片（Cepacol）。

1988年10月24日

体重为71公斤，斯托克医生给我作检查：500克花生；100克巴西咖啡；100克杏仁。泰格伯格医院的主治医师施特劳斯（Strauss）医生来看望我。

1988年11月3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马雷（Marais）上校告诉我，我买衣服的要求已经得到批准。体重71公斤。

1988年11月19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露丝·斯科萨娜（Ruth Skosana）护士要离开两周。

1988年11月21日

体重73公斤。雷护士离开医院，去约翰内斯堡度假，假期为3天。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

1988年11月30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他过来了两次，告诉我检验的结果和朱莉·摩根（Julie Morgan）护士的情况。

检验结果是病毒性脑膜炎。

1988年12月7日

斯托克医生给我作了检查。

上午9∶30从康斯坦迪堡医疗诊所转到帕尔[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1988年12月8日

帕尔南部X 6005号单人牢房，1335/88监狱。

斯古宁（Schoening）医生给我作了检查7624-41011 (02211)

1988年12月23日

与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同志们相处了7个小时。

1988年12月25日

扎米、津齐、佐佐和两位宗达瓦[223]

1989年1月2日

T·T·马坦齐马准将来探视，时间从上午1915 [原文]持续到下午1∶30

获得批准与泰姆布继承纠纷案的双方见面。

1989年1月17日

扎米和津齐来访，时间从上午11点持续到下午1∶15，我们一起吃了午饭。

1989年1月25日

参观了奥蒙德（Ormond）X射线公司，在城市公园里见了我们的同伴。

在回来的路上，车经过了兰加（Langa）、古古勒苏（Gugulethu）、十字路口、卡雅利沙（Khayelitsha）、斯特兰（Strand）、西博福特（Beaufort West）、杜·托伊特·帕斯（Du Toit Pass [原文]）、格拉博（Grabouw）、埃尔金（Elgin）和Frenchoek [原文]

付给中士格雷戈里9.70兰特。

1989年1月27日

肺结核治疗结束。

1989年2月24日

希德尔斯基先生来访，时间大约40分钟。监狱禁止他的妻子和女儿鲁思进入我的牢房。巴里是以色列的一名牧师，科林在南非经商（房地产经纪人）[224]

付给中士格雷戈里9..70兰特。

1989年3月12日

已经收到了开普省民主主义者邮寄的生日贺卡674张。

1989年3月15日

泰霍波来访，时间从上午11∶15持续到下午2∶00。

1989年3月16日

范·鲁耶教授给我作检查。右眼状况恶化，但是医生没有说要做手术。穿过了惠灵顿（Wellington）、伍斯特（Worcester）、罗森福尔（Rawsonville）、塔尔巴赫镇（Tulbagh），通过杜·托伊特[原文]隧道。

范·西格林（Van Seggelin）医生再次给我作了检查；参观了波尔斯摩尔[监狱]。

1989年3月17日

布里布里[威尔顿·姆夸伊]来访，时间从上午11∶15持续到下午1∶30。利奎（liquifilm）滴眼液。

1989年3月24日

曼拉来看我，时间从上午11∶30持续到下午1∶30[225]。带来了萨哈罗夫奖（Sakharov Award）的奖品，卷轴、支票和奖章。

1989年3月25日

翁哈[K· D·马坦齐马]夫妇和马富夫妇一起来探望我[226]。

翁哈给了我400兰特，马富给了我200兰特。后来在浴室又捡到了5兰特。

1989年3月26日

曼拉来看我，时间从上午11∶10持续到12∶50。前天给了他90兰特，今天又给他400兰特。

1989年3月30日

帕尔第一国民银行的恩格尔布雷克特（Engelbrecht）夫人和内尔（Nel）先生来访。给森格[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信今天交给了监狱，他们会把信邮寄出去。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已修改过信的内容。

1989年4月21日

将英国工党从伦敦寄来的57张生日卡片上交。

1989年5月31日

扎米出人意料地到了大门口，然后坚持说津齐应该跟她一起来。

1989年6月8日

阿明娜与尤素福·卡查利亚夫妇来访，时间是3个小时。

1989年6月9日

W [威廉斯]将军来访，与我就一些重大事件交换了意见和看法。

1989年6月14日

迈克·罗索夫（Mike Rossouw）来访

监狱通知我说这个月24日之前最好不要有人来访。

1989年6月15日

扎米拉 [沃尔特·西苏鲁]来访，时间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1989年6月20日

接到通知，计划失败。

1989年6月26日

威廉斯将军来访，他走之后还有一位同志来看望我，时间从上午9点持续到11∶45。

1989年7月4日

与K·C [科比·库切]会面，这次会面很重要。

1989年7月5日

与很重要的人会面——没有谈论政治。

上午7∶00测血压，为170/100；下午3∶45再次测量，为160/90。

1989年7月11日

上午7∶00测血压，为180/90；下午3∶45再次测量，为210/90。

威廉斯将军和另外两人来访。

酋长M·B·乔伊（MB Joyi）和他的弟弟来访，时间持续了大概3个小时。

1989年7月13日

上午7点测血压，为160/80；下午2∶30再次测量，为170/90。

海伦·苏兹曼夫人来访。

1989年7月14日

凯西 [卡特拉达]、姆潘达 [姆兰格尼]、莫科尼[莫特索亚雷迪]、恩多贝 [姆拉巴] 和扎米拉[西苏鲁]一同来访。

1989年7月18日

71岁生日上午7∶00测血压，为170/80；除了泽尼一家和艾萨克没有来，扎米和其他孩子们、孙辈的孩子们都来了。

1989年7月19日

上午10∶15被赶到牢房外面，持续到下午3∶45。

1989年8月2日

波尔斯摩尔和罗本岛监狱的同志们来访，时间持续了5个小时。

1989年8月3日

法蒂玛[米尔]来访，时间从上午9∶15持续到下午3∶45

1989年8月4日

斯特拉·西格考夫人来访，时间从上午10∶00持续到下午3∶30[227]

1989年8月8日

扎内克莱·达拉西莱（Zanengqele Dalasile）酋长和帕特基莱·霍罗米萨（Phathekile Holomisa）来访。

1989年8月10日

曼姆菲勒·兰姆菲力来访，探访持续3个小时[228]。

1989年8月11日

与奥斯卡·姆佩塔在波尔斯摩尔监狱见面，探访持续了3个小时[229]。

1989年8月12日

报道说OR中风，被送往伦敦治疗。

泽尼和孩子们没有来。

1989年9月13日

贾托、宗迪、曼拉和恩达巴来访[230]。

1989年9月20日

上午7∶00测血压，为165/90；下午3∶45再次测量，为160/80。

F·W·德克勒克宣誓就任国家总统[231]

1989年10月10日

血压180/90。监狱宣布将要释放泰霍福和其他几位同志[232]。

贾托来访，探访时间从上午7∶15持续到8∶30。

库切部长和G·维尔容（G Viljoen）博士来访[233]。

1989年10月11日

卡普兰医生用X光检查了我的胸部和双腿。去爬了帕尔山。

1989年10月13日

杰夫·梅思默拉来访，探访时间从上午10∶45持续到下午4∶00[234]

1989年10月16日

罗谢尔探访[235]。

1989年10月18日

从泰姆布来了7位亲戚和朋友。

1989年10月19日

4位亲戚和朋友来访：扎米送来了小纸条。

1989年10月26日

与西里尔和墨菲谈话[236]。

1989年10月29日

全民集会欢迎7位获释的狱友和戈万[·姆贝基]。

1989年10月31日

扎米、津齐和小宝贝来探望我，探访时间从上午9∶00持续到下午5∶00。

1989年11月10日

5位罗本岛岛民来探望我，探访时间从上午11∶00持续到下午4∶00。

1989年11月28日

今天是玛丽·班森的70岁生日[237]

1989年12月13日

与国家总统F·W·德克勒克会面，我们在一起谈了2小时55分钟。

1989年12月29日

上午7∶00测血压，为160/90；8∶30为140/80；下午4∶00再次测量，为160/80。

拉卢·奇鲍、雷吉·范迪亚和希里什·纳纳布海来访[238]

1989年12月30日

与扎米拉和恩齐基谈话[239]

1989年12月31日

上午7∶00测血压，为155/80；下午3∶45再次测量，为140/80。

裤子尺寸为87R/34R

裤型为8127

曼德拉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岁月是监禁期和获释的过渡期。1990年1月13日，他写下了下面这段话，这是他在监狱里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

一群鸭子笨拙地走进休息室，在里面闲晃着消磨时间，它们根本没有发现我的存在。男人们穿得花里胡哨，但是都在努力保持着尊严，不让自己显得像花花公子。很快，他们发现了我，显得很吃惊，但还是很有风度地忍受着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发现有那么一丝丝难以察觉的不安在他们中间蔓延，就像他们的良知在替他们担心一样，察觉到这个事实之后，我很满足，虽然还在担心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污秽之物装饰地上昂贵的地毯。突然，他们反复地呱呱叫了一通，就陆续地退出了房间。我松了一口气。他们可比我的孙子孙女们好多了，这些孩子们通常会把房子闹个底朝天才善罢甘休。

见第277页。

[156]《魂归伤膝谷》(Bury My Heart at Wounded Knee)，迪伊·布朗著（1970年出版）。

[157]南非内陆发生大地震，塔尔巴赫镇被严重破坏。

[158]政府邀请25名记者进入罗本岛，以澄清有关政治犯被虐待的传言。

[159]1976年温妮被捕入狱，1977年政府又把她从约翰内斯堡流放到南非自由邦的布兰德福特。

[160]因为马坦齐马支持班图斯坦计划,曼德拉就和其他被监禁的瑞佛尼亚审判中的被告一起决定，不跟他见面。

[161]吉米·克鲁格（Jimmy Kruger，1917～1987），政治家，1974～1979年担任司法和警务部部长，1979～1980年担任参议院议长。

[162]扎齐韦（扎齐）[Zaziwe(Zazi)]是泽娜尼的女儿，曼德拉的外孙女。

[163]扎马斯瓦兹（斯瓦蒂）[Zamaswazi(Swati)]是泽娜尼的女儿，曼德拉的外孙女。

[164]法律与秩序部部长路易斯·莱·格兰奇（Louis Le Grange）部长。杜·普里兹是监狱委员会委员。

[165]阿尔伯特·班比兰加·姆蒂拉拉（Albert Bambilanga Mtirara）是阿巴泰姆布（AbaThembu）的统治者。

[166]《我是黑人，平凡如我》一书中有这段献词。

[167]莉莲·恩戈伊的女儿。

[168]海伦·苏兹曼（Helen Suzman），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69]佐布赫莱即佐莱卡·谢卡梅拉（Zoleka Seakamela,1980～），津齐的女儿，曼德拉的外孙女。

[170]布辛（Buthi,意思是“兄弟”，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这里是指曼德拉家乡的一位男性亲戚。

[171]奥帕·谢卡梅拉（Oupa Seakamela），当时是津齐的配偶。

[172]1976年，联合国指定了官方的“声援南非政治犯日”。

[173]根据1953年颁布的班图教育法，在班图教育系统内，种族隔离是合法的。

[174]1979年，印度政府授予曼德拉以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奖，表彰他为国际间的相互理解所作出的贡献。

[175]1981年，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

[176]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77]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1913～2010)，英国工党领袖、作家。

[178]大卫·斯蒂尔(David Steel,1938～)，英国政治家、1976～1988年为自由党领袖。

[179]安东尼·波比·措茨奥比（Anthony Bobby Tsotsobe）, 约翰纳斯·沙班古（Johannes Shabangu）和大卫·摩西（David Moise）都是民族之矛成员。

[180]所罗门·马哈兰古（Solomon Mahlangu,1956～1979)，民族之矛成员，被政府处以绞刑。

[181]马彼特塞拉（Mabitsela）即M·K·马莱法尼（M.K.Malefane），民族之矛成员，当时他住在温妮的房子里。

[182]姆隆吉西·格里菲思·姆恩格（Mlungisi Griffiths Mxenge，1981年逝世)，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人权律师、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被南非安全警察暗杀。

[183]阿利斯特·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1933～），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家。

[184]恩圭尼亚马·索布赫扎二世（Ngwenyama Sobhuza II，1899～1982），斯威士兰索布赫扎国王，泽娜尼的公公。

[185]恩古吉·瓦·蒂翁（Ngugi wa Thiongo，1938～)，肯尼亚作家。

[186]布雷滕·布雷滕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1939～），作家、画家。南非政府根据恐怖主义法令，在波尔斯摩尔监狱关押了他7年。

[187]约翰·杰里米·索普（John Jeremy Thorpe，1929～），英国自由党领袖。

[188]彼得·索尔（Peter Soal，1936～），约翰内斯堡市议员、国会议员。

[189]塞鲁思街是以弗雷德里克·考特尼·塞鲁思（Frederick Courtney Selous，1851～1917）的名字命名的。

[190]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译者注

[191]小乔治·W·克罗克特（George W Crockett,1909～1977），1980～1991年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

[192]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南非工会理事会、南非工人联合工会。

[193]以上所列为被判叛国罪处死的民族之矛（MK）成员。

[194]曼德拉在波尔斯摩尔监狱屋顶上种植蔬菜。

[195]阿奇博尔德·姆武耶卢瓦·戈万·姆贝基（Archibald Mvuyelwa Govan Mbeki），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196]《自由的纳尔逊·曼德拉》是一首抗议性质的歌曲，词作者是特别之队乐队的杰瑞·达摩斯（Jerry Dammers）。（“自由的纳尔逊·曼德拉”/“破门而入”以单曲发行，1984年。）

[197]杜马尼·曼德拉（Dumani Mandela），马卡齐韦·曼德拉的儿子，曼德拉的外孙。

[198]艾伦·亨德里克塞（Allan Hendrickse,1927～2005），部长、教师、工党政治家。

[199]马里特伊·范·德·莫维（Marietjie van der Merwe）,曼德拉的朋友哈维·范·德·莫维（Harvey van der Merwe）的妻子。

[200]谢娜兹·米尔（Shenaz Meer），法蒂玛·米尔的女儿。关于法蒂玛·米尔，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01]吉米·克利夫（Jimmy Cilff,1948～），牙买加斯卡和雷鬼乐歌手。

[202]《索尔·普拉杰：南非的民族主义》（Sol Plaatje:South African Nationalist），布莱恩·威伦(Brian Willan)著（1984年出版）。关于所罗门·特舍凯绍·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03]曼德拉在这里指的是他的法学学位课程。

[204]曼德拉此时身高超过1983年12月测量的身高两厘米，可以看出监狱警卫的测量很马虎。

[205]《苏菲的抉择》（Sophies Choice,1982年上映）。

[206]《莫扎特传》（Amadeus,1984年出版）。

[207]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1937～），尼日利亚军队的将军。1999～2007年间担任尼日利亚总统。英联邦曾派出七名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去调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208]有可能是Boetie Gaan Border Toe（1984年上映）。

[209]詹姆斯·格雷戈里（James Gregory，1941～1993），监狱看守、信件检察员、《再见，巴法纳》（1995年出版）的作者。

[210]诺莫斯科，萨巴塔国王的第一任妻子，布耶莱克哈亚（Buyelekhaya）国王的母亲。萨巴塔·荣尤尔安加（Sabata Jonguhlanga）国王在流亡赞比亚时去世。

[211]《保罗·雅各布和受核辐射的人们》（Paul Jacobs and the Nuclear Gang，1978年上映）。《电动布吉》（Electric Boogie，1983年上映）。

[212]蒂安·范·德·莫维（Tiaan van der Merwe），激进的联邦党议员。

[213]达利旺加即K·D·马坦齐马。

[214]彼得·斯托瑞（Peter Storey），卫理公会牧师。

[215]《书呆子复仇记》（Revenge of the Nerds，1984年上映）

[216]民族之矛成员，1986年9月9日被处决。

[217]纳尔逊·蒂特莱·马伯内（Nelson Title Mabuna，1996年去世) ，《歌功颂德》（一首传统赞美诗）。

[218]詹姆斯（吉米）·洛厄尔·兹韦林齐马·恩容韦博士[James (Jimmy) Lowell Zwelinzima Njongwe，1919～1976]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开普省主席。康斯坦斯（康妮）·恩容韦[Constance (Connie) Njongwe，1920～2009]，护士、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詹姆斯·恩容韦博士的妻子。

[219]当时，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安德鲁·姆兰格尼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被囚禁在波尔斯摩尔监狱的女子区内。

[220]约翰·巴拉特（John Barratt，1930～2007），1967～1994年担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全国理事。

[221]诺坦库·梅布尔·蒂马克韦（Nontancu Mabel Timakwe，婚前姓：曼德拉，1924～2002)。

[222]诺马班德拉·皮利索（Nomabandla Piliso，娘家姓莱比，1930～1997)；佐佐是津齐的女儿，曼德拉的外孙女；佐莱卡（Zoleka）和宗达瓦（Zondwa）是津齐的儿子，曼德拉的外孙。宗达瓦也叫格达费（Gadaffi，1985～）。

[223]一位是宗达瓦，津齐的儿子，另外一位的全名叫宗达瓦·梅尔芬尼（Zondwa Malefane），是民族之矛成员梅尔芬尼的儿子。

[224]拉扎尔·西德斯凯（Lazar Sidelsky）的孩子。

[225]曼拉·曼德拉（Mandla Mandela,1974～），马克贾托的儿子，曼德拉的孙子。

[226]马富即马富·马坦齐马（Mafu Matanzima）。

[227]斯特拉·西格考公主（Princess Stella Sigcau，1937～2006），1987年担任特兰斯凯首相，在南非后种族分离时期担任内阁大臣。

[228]曼姆菲勒·兰姆菲力（Mamphela Ramphele，1947～)，学者、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229]奥斯卡·玛法卡·姆佩塔（Oscar Mafakafaka Mpetha，1909～1994)，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工会会员、政治犯。

[230]恩达巴·曼德拉（Ndaba Mandela)，贾托的儿子，曼德拉的孙子。

[231]弗雷德里克·威廉（F·W）·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F W)de Klerk]，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32]5天后，政府将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姆兰格尼、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杰夫·梅思默拉、威尔顿·姆夸伊和奥斯卡·姆佩塔等人从约翰内斯堡的监狱释放出来。

[233]葛瑞特·维尔容（Gerrit Viljoen，1926～2009)，宪政发展部部长。为政府和ANC之间的对话制定了框架。

[234]亚弗塔（杰夫）·克哈拉比·梅思默拉[Jafta (Jeff) Kgalabi Masemola，1928～1990)]，政治活动家、政治犯。PAC成员。

[235]罗谢尔·姆蒂拉拉（Rochelle Mtirara），曼德拉传统意义上的孙女。

[236]西里尔·拉马弗萨（Cyril Ramaphosa）和墨菲·莫罗比（Murphy Morobe）。

[237]玛丽·班森（Mary Benson，1919～2000)，作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238]雷吉·范迪亚（Reggie Vandeyar）和希里什·纳纳布海（Shirish Nanabhai）是民族之矛（MK）成员、政治犯。

[239]恩齐基即阿尔贝蒂娜·西苏鲁。

第四部分
悲喜剧幕

在获释后的几年里，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活极其忙乱。他忙着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忙着谈判、忙着准备竞选，竞选上总统之后又忙着处理公务，同时还得忍受和温妮离婚后的痛楚。作为在他这个年龄段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他也会出去旅行。虽然他很希望拥有私人空间，但是就算在私人生活中，他也感觉到很难谈起私人关系。他的时间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了。他保存的这个时期的笔记本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除了在开会期间能够记上“几分钟”长的东西之外，他的笔记本里记述的日常事件都是断断续续的。

1990年到1994年，南非一直处于血雨腥风中。成千上万人因政治暴力死亡。塞博肯（Sebokeng）、博伊帕通（Boipatong）和比绍（Bisho）这样的大屠杀已经司空见惯。整整四年，国家笼罩在右翼武装政变的恐怖氛围中。实用主义者们则在努力促成谈判，制定妥协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为出版这本经已获授权的书，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他或在努力维持这个国家的团结（1994年4月之前），或事实上开始管理这个国家（1994年5月以后）。昨天，他还亲眼目睹着暴力所带来的残酷的影响；今天，他平静下来，学习反思过去。在谈话过程中，他常常轻声笑着或是哈哈大笑，享受着整个过程（有一次，他低下头说：“[我的]袜子穿反了。”），他常常也会打着哈欠，有次甚至抱怨说眼睛都睁不开了。

纳尔逊·曼德拉在追忆监狱中的岁月时，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怀念那段时光。那种有规律的生活、生活在一起的同志们、在监狱中学到的知识、阅读、学习和写信的日子，还有那段能够沉思的时光，他都很怀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他获释后，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依然是一个囚犯。在这些年里，他常常跟来访的客人开玩笑说，他仍然没有自由，然后指着他的私人助手们说：“他们，就是我的看守。”

第十二章
昨日之臭鼬，今日之奇人

“我们从来不会轻视敌人，在过去和那些极其难对付的人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很勇敢，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是，他们也有自己要捍卫的东西——他们的独立。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们只是小部分压迫者，在自己的国家里，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力量，而在国际上又已经被孤立。斗争的结果注定会不同。”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287页。

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我们从来不会轻视敌人，在过去和那些极其难对付的人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很勇敢，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但是，他们也有自己要捍卫的东西——他们的独立。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们只是小部分压迫者，在自己的国家里，数量上远远少于其他力量，而在国际上又已经被孤立。斗争的结果注定会不同。生命的转轮就停在那儿，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英雄们，从奥特舒梅奥[原文]到[酋长阿尔伯特·]卢图利，事实上，整个国家的人民已经为之奋斗了三个多世纪。虽然轮子已经生锈，而且布满了干涩的蜡，无法再转动下去，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试图让它运转起来，我们来回地推着它，希望有一天，也坚信会有那么一天，这个轮子能够转起来。那些尊贵的人会垮掉，而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人则反过来会变成尊贵的人，不对——是所有人类——包括这个星球上所有尊贵的和被人看不起的人都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起。

2．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自己的演讲风格

施腾格尔：有时候，人们会批评你的演讲不太煽情。

曼德拉：在目前的氛围中，在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某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不太愿意听到煽情的演讲，而是希望和比较严肃的人讨论问题，人们希望了解你是如何行动或是如何表达自己的，这样他们才能清楚在谈判过程中你处理重大问题的方式。人们喜欢负责任的人，也喜欢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演讲的人。他们确实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总是避免煽情的演讲，也不想煽动民众，而是想让他们了解我们现在具体在做什么，也希望能够向他们灌输和解精神。

施腾格尔：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现在的演讲风格与入狱之前的风格已经迥然不同了？

曼德拉：呃，现在肯定已经成熟多了。年轻的时候，我是很激进的，这你也清楚，总喜欢使用很夸张的语言，和每个人作斗争。但是现在，我得去领导人民……煽动性质的演讲就不太合适了……

3．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对于在组织内部提出来的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不管它们有多尖锐，领导者们都要完全接受。这是解决内部问题的有效方法，可以保证每位同志的见解和意见充分得到尊重。任何同志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不用害怕自己被边缘化甚至牺牲。

任何一位领导者，如果对别人的批评过于敏感，或者以一种教师教导没有经验的懵懂学生的态度主持讨论，那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领导者应该鼓励和欢迎同志们自由地、无拘无束地交换意见，但是不管是领导者还是普通同志，都不能质疑其他同志提出问题时的忠诚度。

4．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在组织内外、政治集会、议会和其他政府组织中和对方辩论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不管辩论双方有多大的差异，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跳出辩论，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紧密团结也更加自信。我们一直坚守的指导原则是，消除组织内部、组织成员和对手之间的差异和猜忌，致力于组织基本方针的实施。

5．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与温妮·曼德拉的分居

我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才和她分居的，除了这个我不想再谈其他细节。

6．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在克鲁格斯多普的桑尼维尔的死亡人数

光天化日之下，18人在[山姆·] 恩图利的葬礼上被杀[240]。

在过去两年内收集到的证据证明，NP [国民党]和政府很清楚谁是凶手，也明白凶手要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无辜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原因以及其幕后的指使者。但是，当时政府为什么没有派出第32营（Battalion 32）？

7．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关于谈判的一些想法

1）开始谈判

2）必须在圣诞节前释放所有政治犯

使用具有说服力的艺术性语言抓住听众的思想和感情——尤其是在震撼的音乐和生动的舞蹈中，这些语言就像从蔚蓝天空坠落的雨滴。

8．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思考的时候要靠大脑，而不能凭一腔热血。

9．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艾滋病是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集合全球各大洲的资源。

艾滋病的蔓延将会破坏或阻碍全球的经济发展。因此，解决这个问题要经过全球范围内的努力，制定多方面的策略。

10．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非洲大陆已经充分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在这里，大多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物资匮乏和教育水平低下。在解决荒漠化 [原文]、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方面，非洲没有资源也没有技术。

正如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整体一样，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单独解决。发达国家在剥削非洲的穷苦人民的同时，也在向这个大陆不断倾倒有毒废弃物，这就加重了这里的环境恶化程度。他们表面上是为非洲人创造财富；但实质上却是在贿赂他们，让这里的人民暴露在被污染的危险环境中。

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见第289页。

11．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在经历百般曲折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要遵循的指导原则：谈判所取得的任何进展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是集体的胜利，而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12．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后续部分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发现，在非洲人、有色人种、印度人、白人的团体中，在所有的政治团体和其他团体中，都有渴望正常生活的善良的男士和女士们，他们渴望着和平与安定，希望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和一栋不错的房子，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而且也尊重并希望维持当前的社会结构。

13．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992年9月21日

三方执政、调查研究、大规模行动——感觉

控告、关注经济状况、黑人社会结构

下午1点我们要见面，见面之前应该打扫一下会议室

14．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以后，你一定要早来

应加强团结运动

让某些组织蒙羞的案件

攻击一个不能为自己辩护的年轻男子

回顾

承认

上千上万中的100个

汉弗莱（Humphrey） - 视频

将要咨询酋长

酋长绝不能加入政治组织

[1991年12月]

15．选自曼德拉大约在1992年写给格拉萨·马谢尔的书信草稿[241]

丢失行李肯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你现在还在国外。我都不愿意想起你在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中，丢失行李后会遭遇怎样的尴尬，生活上会有什么样的不便。不过，还好你告诉我你马上就要回国了。一想到你马上就能回来，和孩子们见面，我的痛苦就减轻了不少。

他们肯定会非常想念你，虽然你和吉娜向我保证过，但是我始终还是不安心……对于你的同志们来说，你现在是很特殊的人了，人们的很多想法和感受都会聚集在你的身上。参观两个国家的首都肯定会有点儿疲惫，但是你那么优秀，能力这么强，肯定会很轻松地完成这样的工作的。

16．选自曼德拉在CODESA（民主南非大会）[242]

1）建议停止暴力活动

2）我们能够对发生过的大屠杀淡漠处之并继续和政府对话吗？

3）难道退出民主南非大会不是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最佳捷径吗？

4）将退出

17．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992年8月20日

会见纳塔尔的三个区代表[243]

暴力：没有人死亡

3月：140人死去

4月：91人

5月：79人

6月：82人

7月：133人

8月：52人

超过700人死亡

中部地区有7 000多名难民

恩圭莱萨纳（Ngwelezana）和斯坦格（Stanger）

小伙武装分子袭击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塞所在地的房屋

主要目标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盟。

安全部队的密切（[原文] Intimate）关系。

压动式枪械——使用小弹丸。

只袭击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的人。

恐怖主义团伙的存在——

6月——119人死于恐怖主义团伙之手

其中45起发生在纳塔尔

18．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992年8月26日

不管谁管理这个国家，都会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形势。

两个月来，经济一直在下滑

恢复经济很困难

19．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她[鲁思·弗斯特]被暗杀的时候，我在监狱里感到很孤独。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姐妹。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她现在已经安葬，但是心里还是一丝安慰都没有。纪念。

一名出生在富裕家庭的犹太女子与特权阶层划清了界限。

20．选自曼德拉在1992年左右写给总统F ·W ·德克勒克的信件草稿

比绍大屠杀前夕[244]

早上7∶30，准备去见F ·W ·德克勒克先生

我所说的是今晚稍早的时候我们的谈话，我确信您今晚跟我说的和您在1992年9月4日写给我的信里的内容是不一致的。

在那封信里，您很明显指的是计划9月7日在西斯凯实施的行动。您还说政府完全不反对和平游行示威，只要示威游行能够在南非的和平协议范围内，并遵守戈德斯通委员会制定的指导方针[245]。

为此，您跟我强调，您不会询问我们已经决定好的游行示威的主要目标。

您还说，您会尽一切努力去安排，使得游行涉及的所有组织或个人之间达成协议，以确保此次计划好的行动能够和平开展。然后您要求我要确保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这一点上能够配合，我同意了您这方面的要求。

所有的这些声明和保证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在西斯凯内部实施的计划，而不是在西斯凯以外实施的。

我们今天各自所处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您在请求与我们合作的同时，却在西斯凯边境部署军队，架设路障，还宣布了动乱地区的名单，关于以上这些您在信中都没有提到，所有这些……你们所做的这些都是在制造紧张气氛。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今天晚上您说将来不会插手西斯凯的内政，这跟您在9月4日给我的信里的内容可是不符合的。这种前后矛盾让人感觉很遗憾，也让我觉得您和我之间的谈判不真诚。我建议您还是遵守9月4日的协议，不要做出任何损害我们之间和平谈判的行为，要知道为了这次谈判，我们双方都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再次重申，我们不承认班图斯坦这个国家，因此也不会去遵守班图斯坦法院所作出的任何判决。我们希望，所有相关党派应该多多宣传如今的多变局势，能够允许游行按照计划进行。

这次游行将由我们的秘书长西里尔·拉马弗萨、克里斯·哈尼，格特鲁德·肖普、龙尼·卡斯里尔斯、雷蒙德·苏特纳、托尼·延格尼等领导[246]。

您真诚的

纳尔逊·曼德拉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21．选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

我们的力量源自纪律。

和平游行的权利。

那是在犯罪。

为实现民主组建军队。

不报复；时刻准备着。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我们不能给别人落下违反和平进程的口实。

22．选自曼德拉的笔记

在这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形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点相似，按照他们的宪法，在必要时政府可以实施国有化措施。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都还未实施过这项措施。

目前，南非的经济形势很危险。

23．选自曼德拉大约在1993年所记的笔记

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出来——必须改变我们的方法。

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人都开始关注未来，关注自己和妻子及孩子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每个国家都需要建立警察队伍来保护国家的价值观。

我们……参与过以前斗争的人们，都必须学会改变。

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对警察是很敌视的。政府利用警察来维护执政党的利益，当然了，所有人加入警察队伍的目的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但是执政党把他们自己跟国家这个概念等同起来了。

现在，在南非，每个人都在努力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警察也可以真正地保护民众了。

最好的情况就是，曾经的警方力量和非警方力量团结起来了。

毋庸置疑，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成为政府中的主要党派。我们希望能够避免重犯过去的政府所犯下的错误，警察也不会成为ANC利益的维护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对个人要保持中立态度。

而是要对政党的政策保持中立，要维护民主。

要解决他们具体关心的问题。

很明显，必须要进行改革。在当今的发展阶段，要抛弃管理警察队伍的陈旧经验。

在理想的情况下，警察和群众都要参加所有的改革。要进行改革，就必须有他们的参与。

我们将建立全国性的过渡政府——团结一致——取得胜利。

呼吁他们参加变革——尤其是警察队伍的变革。这样，他们就能确定ANC会帮他们解决自己所关心的问题。

24．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1959年，[克里斯·] 哈尼进入福特哈尔大学，他很快就引起了戈万·姆贝基的注意。在哈尼的成长过程中，戈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福特哈尔大学，哈尼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他加入了地下组织南非共产党，那时候南非共产党还不是合法的组织。他总是强调，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对非种族歧视的认识也深刻了不少。他勇敢直率，如果他感觉到组织内部的领导不力时，就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批评，对自己的组织也是如此。他曾经回忆说：“我们这些60年代住在营地里的年轻人对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那时大家都还很年轻，才20多岁，对采取行动没有耐性。我们总是说：‘不要告诉我们没有路，我们必须展开部署去寻找道路。那才是我们接受训练的目的。’”

25 .选自1993年4月10日克里斯·哈尼被贾纳兹·瓦卢斯（Janusz Walus＇）暗杀后曼德拉面向全国民众的电视讲话克[247]

今天晚上，我要发自内心地跟每一位南非人民、每一位黑人和白人说：

一名充满偏见和仇恨的白人男子来到了我们国家，他所做的事情是如此邪恶，甚至将我们整个国家都推到了灾难的边缘。

一名南非白人女子，甘愿冒着生命危险让暗杀者曝光，让民众把他绳之以法[248]。

杀害克里斯·哈尼的这名冷血凶手震惊了南非和全世界。悲痛和愤怒都把我们撕裂了。

这桩凶杀案是全民族的悲剧，它触动了成千上万人民的心，触动了所有党派人士和不同肤色的人的心。我们将举行全国性的纪念聚会和丧礼仪式，表达人们共同的悲痛和合理的愤怒……

全体南非同胞们，现在是时候站起来反抗那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企图破坏克里斯·哈尼用生命换取的……我们全体民众的自由的那些破坏分子们了！

那些发过来成千上万封唁电的白人同胞们，现在你们伸出援手的时候到了！你们应该理解，克里斯·哈尼的死是整个国家的沉痛损失，也应该参加克里斯·哈尼的追悼会和丧礼。

全体警察同志们，你们克制自己、小心行事的时候到了！你们要成为真正的社区男警员或女警员，为整个人类谋福利。在如今这个不幸的时刻，不能再有流血事件发生了。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次事件将是一个转折点。

我们将用决心和行动证明是否要化我们的疼痛、悲愤和勇气为动力，向前迈进，建立一个经过选举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长久之计。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崇拜战争、嗜血如命且常常草率行事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又一个安哥拉。

克里斯·哈尼是一位战士，他信仰的是铁的纪律。他不折不扣地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而且总是能够说到做到。

任何丧失原则的行为对他来说，都是对他的价值观的践踏。而那些丧失原则的人考虑的只是凶手的利益，也亵渎了我们对哈尼的追悼。

如果我们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遵守原则，果断地行动起来，谁都阻挡不了我们。

让我们以合适的方式对这位追求和平的战士表达我们的敬意；让我们为他一生追求的民主事业奉献我们的一切：只有实现了民主，工人、穷人、失业的人民、没有土地的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实质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是真真切切、触手可及的。

26．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在哈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不知疲倦地参加全国各地的聚会：村民聚会、工人代表会议和街道委员会。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在军队中的声望保护着谈判，常常很耐心地跟那些疑心重重的青年们解释，跟那些遭受第三方势力暴力蹂躏的委员会解释……克莱夫·德比-刘易斯（Clive DerbyLewis）后来承认，他们本来是打算要发动一场种族仇恨的内战来破坏谈判的。在这里，我向所有政治上已经成熟的党派致敬，向哈尼致敬，他的离去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是确实让人们开始关注谈判，并让谈判尽快到来。

27．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993年5月14日

1.

首先应对受压迫民众恪守承诺。

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望。

尤其是，必须要为他们提供房屋，结束他们居无定所的日子，解决失业问题、教育危机，并增加医疗设施。

2.

少数派开始担心他们的未来。

3.

主要的威胁力量是右翼而不是黑人。

28．选自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克里斯·哈尼是人民的英雄，年轻人尤其崇拜他。他的被害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我们必须做点事情排解这种愤怒，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游行示威，这样民众就可以找到发泄愤怒的地方了。如果没有组织这些游行示威，右翼分子和其他阴谋分子就会把这种愤怒加以煽动最终演变成为种族内战，那样就会有无数人民丧失生命，国家就会血流成河……而我们采取了行动，也就避免了这样的恶果，但是……也有个别游行示威活动演化成了暴力事件，虽然如此，在整体上我们组织的游行示威开展得还是很好的……挫败了杀害哈尼的凶手的阴谋。

29．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我和格拉萨·马谢尔在约翰内斯堡至少见过三次面，三次都在不同的地方。她总是很有礼貌，很谨慎也很善解人意。但是在马普托的时候，我看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格拉萨·马谢尔，她跟以前一样有礼貌，也很迷人，不过看起来果断而有威信。她在马普托担任了14年教育和文化部部长，而且也是一名负责国际事务的议员。我非常尊重希萨诺总统[249]。

曼德拉在他的便笺上记录的格拉萨·马谢尔（后来成为曼德拉第三任妻子）的地址。

30．选自曼德拉大约在1993年记下的笔记

早上7点去彼得马里茨堡，周日晚上回来。有些第三方势力，应该是国家安全局，最近在这个地区杀害了大批无辜民众，包括去学校读书的孩子。这次大屠杀发生在约翰内斯堡和平谈判的前一天。我们怀疑，这些第三方分子是期望我们的人民继续互相残杀，好达到他们的最终目的——让谈判停止。我们的调查显示，警察对这次事件的描述与事实以及我们的描述大相径庭。

31．选自曼德拉大约在1993年记下的笔记

给朋友们写信曾经是我最大的爱好之一，每写一封信我都感觉很开心。但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很大，不可能再保持这样的爱好。从1990年2月开始，除了主席办公室打印出来的正式信件外，我都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写过这样的信。

32．选自曼德拉写给格拉萨·马谢尔的信件草稿

安哥拉目前的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在我说的是一件私事：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Samaranch）先生邀请我到瑞士的一个健康中心进行健康检查和治疗，时间大概是7天；我不太了解这样的健康中心，不过还是答应了。在这方面或许你比我知道的多一些，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建议，我会很高兴。

第一次和这些女孩子们见面时，我就犹豫着要不要跟她们谈谈我的相关想法，至少应该跟奥利维亚谈谈。我想了解一下她的学校的教育情况。她既然是你的女儿，莫桑比克国内外的民众对她的期望都很高。如果她的学历能够提高，以后就能更好地为莫桑比克和我们的人民服务。如果她对进入高中或大学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讨论一下。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前，跟她先不要提及这件事情，我想这应该是明智的做法。

3月8日，我回到了办公室后，就一头扎到工作中。早上7点就开始了第一次会谈，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昨天早上6∶45就到了办公室，不过下午2点就离开了。我们现在正努力能够在上午就完成所有的工作。今天又是6∶45就到了办公室，然后跟自由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和其他重要的企业家一起吃了午餐，下午3∶45就回家了。

虽然我从来没有真正地和朋友们住在一起过，但是在他们出国后，我还是感觉到有些孤独。现实和感情、理智和热情之间总会有矛盾。

33．选自与理查理·施腾格尔的谈话

肯定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导致人员死亡的暴力事件的爆发率明显在上升，而被逮捕和定罪的人数却是极少。很明显，警察对这些事件有纵容。从某些事件上看，警察和军队也参与了这些暴力事件。如果你去哪个镇上——和当地人聊一聊，他们就会告诉你警察肯定是这些暴力事件的帮凶……昨天，我去瓦尔（Vaal）和塞博肯作演讲，在演讲过程中，我告诉民众警察肯定参与这类事件了[250]……我先去了医院，去看望那些遭到枪击但幸免于难的伤者。他们之中有位女士，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说自己是被一辆厢式轻便货车[轻型货车]上的一个白人射中的，是的……然后我说：“我第一次听说这次事件还牵扯有白人。”她说：“他拿枪朝我射击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确实是个白皮肤男人。”报纸、电视和广播等媒体一直都在强调“四个黑人”，可这位女士却说：“其中有一名是白人。”

34．选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

关于18岁以下的公民是否应该被赋予选举权的问题……西里尔[·拉马弗萨] [同志]昨天早上跟我解释N.C. [谈判委员会] 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支持我的提议，而且整个组织都不接受这样的提议[251]。在涉及重大政策性事宜的决议上，不论你的地位如何，在此项决议没有经过审理，条理也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论你的地位如何，都不能随便作出决定，因为这样的决定会严重困扰组织的政策制定机构和全体成员……

35．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在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上，我常常强调我不需要意志软弱的同志，或者像木偶一样的同志，他们会因为我是ANC的主席而全盘接受我所说的话。我呼吁建立一种健康的同志关系，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在这样健康的关系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和大胆地发言，不用害怕遭到报复或被人疏远。

拿我的提议为例——此项提议曾经引起了很强烈的喧哗和愤怒，我提议把公民的选举年龄降低至十四岁。事实上，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这么做了，原因是在这些国家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轻人在革命战争中往往冲到了最前线。政府为了回报这些年轻人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就赋予了他们选举权。但是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强烈反对我的提议，我只好放弃了。《索韦坦报》把这件事演绎得戏剧化了，他们在漫画专栏刊发了一幅图片，上面画着一名裹着尿布的婴儿在投票。这算是嘲笑我这个提议的最形象的方式了。于是，我也就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36．摘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

领导人可分为两种:

a）前后不一致的领导者。这类领导者的行为不可预测，在一个问题上，也许今天他持有一种观点，但是明天就把自己的观点给否认了。

b）前后一致的领导者。这类领导者有荣誉感，而且有前瞻力。

37．摘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

他们的第一任务是要规划出一个远景。第二个任务是要规划出能够帮助自己实现这个远景的后续办法，并且建立有效的团队负责管理远景的实现过程。领导者在向民众传达了他的远景规划之后，他们领导的民众就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而他的跟随者也能够相信他所规划的远景，同时也接受了实现的过程。

38．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对于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即使在流亡岁月里也可以成功地把包含各种不同思想派别的多民族组织联合起来，可以团结那些被分配到遥远大陆的成员，也可以激起青年对镇压人民的行为的愤慨；有些年轻人相信在没有资源和妥善计划的情况下，仅凭愤怒就可以推翻种族主义政权。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也能够把他们团结起来。奥利弗·坦博就有能力做到这些。坦博就是睿智公正的领导者的典型代表，他确信自己能够帮助受压迫的人民重树尊严，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不仅国内的普通囚犯和政治犯认同，而且国外的自由战士、外交官和国家元首们都认同。

39．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坦博的去世就像一棵巨大的橡树突然间倒下，这棵橡树在那里已经站立了很久很久，占据着整片风景，美化着这片风景，吸引着周围所有的生命，包括人类和动物。他的逝去是一个领袖时代的结束……他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和音乐家，他对人民的贡献无人可比[252]。

40．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奥利弗·坦博的逝世

我真的感觉非常孤独，看到他躺在那里，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已经去世了。他的离去是一个悲剧。

41．选自曼德拉给格拉萨·马谢尔的一封信

有些人按照不起眼的方式成为了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很有影响力的人。前几天，我花了些时间思考你的建议。希望你能够理解，那些直接牵涉到某件事情中的人很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他们不够理智，因此很难客观地反省自己。不过，由于你的担心，我还是制订了一个计划，但是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再告诉你。如果你还是喋喋不休地说，别人会误解你，把你的建议当做多管闲事，那就真是个遗憾的错误。你的观点很有道理，不过我很自信你在看到下面的话之后，你还是会像往常一样，不会变得傲慢。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很亲近，她是我的姐妹之一。她就是按照不起眼的方式成为了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人，她来过我们国家好几次，还去过其他很多国家。

42．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接受剧作家阿瑟·米勒采访的事情

嗯，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信息宣传部通知我，说英国广播公司要派阿瑟·米勒来采访我。我当然热切地盼望能见到他，因为他那时在国际上已经是一位名人了，很有勇气，能力也很强。能接受他的采访是我的荣幸。我们在一起谈了4小时……我对他的印象就明朗了：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很清楚自己要问什么。正如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他很谦恭，没有夸耀自己的伟大；他尽可能地让我在他这位伟大的人物面前放松[笑声]……能见到阿瑟，我真的很高兴，他真是令人钦佩。

43．选自于曼德拉大约在1993年记下的笔记

在我离开南非去US[美国]和UN[联合国]的前夜，有二十多个人在约翰内斯堡城外的公路上遭枪击身亡。警察又一次没能保护好人民群众，没能保证他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最后也没有捉拿到凶手。

在过去的三年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恐怖袭击案件。在这三年中，总共有一万多人被杀害，而被抓住的凶手数量却很少。安全保卫部门没有追查到凶手，这真是一种失败，从这里大家就能看出来非洲警察和国防军能力的不稳定性，也能看出来政府对这样的犯罪事件的纵容。躺在地上的伤者甚至会认为在整个杀戮事件中，国家安全保卫部门肯定也参与了。根据我和有些同志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经历，德克勒克政府根本就没有认真处理这个残酷问题的愿望。

44 选自1994年1月曼德拉的私人档案

在米歇尔平原居然有这么多孩子被杀害，整个国家都震惊了[253]。

上周日，我致电死者家属表示慰问，也把这封慰问信分发给了媒体。

虽然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但是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要去看望死者家属，以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他们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死去，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45．选自曼德拉的私人文件

1

在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共享发展。

2

我们面临的是700万人参加的民主选举，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选举，而这些民众也是第一次参加投票。

选自曼德拉1994年1月的私人档案，见第305页。

3

67%的选民是文盲，63%的选民是农村居民。

4

我们的问题是怎么走到群众中去，跟选民说清楚如何进行选举。

5

在这次大选中，我们要与NP[国民党]竞争，他们已经有了150个选举办公室。而我们，除了地区办公室外，一个选举办公室都没有。

6

国民党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率、组织最严密的政党之一。

7

能够得到大众的支持——民意调查，说明我们应该以多数党的姿态出现，但是最关键的事情是要把选民带到投票站去。

46．选自曼德拉1994年左右的笔记本

1

政治经历个人化

2

把第一次访问和之后的两次访问作比较

囚徒的未知世界

劝说25个狱友离开监狱

3

母亲和长子去世

自然原因，事故

请求参加葬礼被当局拒绝

4

未能感谢40年代早期帮助过我的人

5

希望我回去的时候，他们还活着。但是，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觉得整个世界正在死去。

6

家人被骚扰

扎米和孩子们

心理迫害——

关于妻子的不好的消息

7

囚犯与看守的关系很糟糕

看守们中间激烈的争执——欧伯曼军士

8

囚犯们的团结——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人民民主联盟——马奎图、波凯拉、埃迪、内维尔、萨斯·库柏、沃尔特、戈万、凯西、皮克、丹尼斯·布鲁特斯——懦夫——英雄[254]

9

退后反思的机会

10

克拉马特扮演安提戈涅。

阅读传记和报纸的能力，和别人交流思想。

11

谈判——和P·W·博特[255]

12

1989年2月9日与德克勒克见面

13

波尔斯摩尔监狱和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4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我当时接到很多封情报，称一支白人右翼力量打算掀起暴力活动，为的是阻止即将到来的大选。为了安全起见，各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必须要确认这封情报的准确性，最后在我确信这些情报是真的后，就决定行动。我坐飞机去了怀尔德尼斯（Wildeness）养老院，前总统P·W·博特退休后就住在这里。我提醒他，1989年7月我还在狱中时和他联合发布了公报。公报中，我们承诺为了国家的和平，要联合起来。我告诉他，如今右翼力量正在威胁国家的和平，请求他出面干涉。他很合作，同时确认了南非白人确实是要阻止大选。不过，他说不愿意和我单独讨论这事情，建议我把总统F·W·德克勒克、弗迪·哈岑伯格和[康斯坦德·维尔容]将军约来之后再谈论这件事情[256]。

我提议，还应该邀请南非白人右翼激进派领袖尤金·特雷·布兰奇，他是一位不怎么考虑后果的煽动者，与德克勒克总统相比，他更能吸引民众[257]。但是前总统强烈反对，于是我立刻中止了这个话题。

回到约翰内斯堡之后，我立即就给德克勒克总统打电话，告诉他前总统博特邀请他参加会谈。但是，他对要见前总统博特的想法非常反感，就像博特反对邀请尤金·特雷·布兰奇一样。因此，我请来了思想上很进步的南非白人神学家约翰·海恩斯教授，想通过他使将军、哈岑伯格和特雷·布兰奇与我会合[258]。但是特雷·布兰奇很固执，他拒绝与我见面，还说我是个共产主义者。

见到将军和哈岑伯格之后，我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准备用武力手段阻止大选。将军很坦白地承认了，而且还说非洲白人已经武装起来了，南非将要面临一场血腥的战争。我很震惊，但表面上还是装作对赢得解放运动的胜利很有信心的样子。我告诉他们，我们要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了，因为他们在军事训练上比我们强，拥有的毁灭性武器比我们多。而且因为他们持有的资源也比我们的丰富，他们比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国家。但我还是警告他们，在他们这场不计后果的赌局中，他们最终会输得粉身碎骨。我们已经严重打击了白人至上主义，站在了胜利的历史边缘。我告诉他们，不管他们同意或反对，就是这个结果。我后来补充说，我们参与的是正义的事业，无数的国际社会力量都在支持我们，而这些，他们一项都不具备。我呼吁他们放弃他们的计划，到世界贸易中心来谈判。

48．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他们不顾我的反对，命令我就任南非共和国第一任民主选举总统。

随着大选的临近，三位ANC[非洲人国民大会]高层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组织内部同志的意见，一致决定如果我们赢得大选，就由我担任总统。他们还说，要在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议。我反对他们的提议，因为那年我已经76岁了，让一位已经获释的比我年轻的男士或女士担任总统是更明智的选择，因为总统要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会谈，要参加各种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会议，要跟上国家和国际发展的脚步，而且能够预示此类发展的未来趋势。

我说，我一直羡慕那些能够利用自己的才能为社会服务的人，那些因自己的努力和无私奉献精神备受人民尊敬和爱慕的人，即使在政府里和社会上他们没有职位，我也依然很欣赏他们。世界上就有那么一种人，他们能力很强但是又谦逊无比；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柔弱还是坚强、普通抑或高贵、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男士或女士，他们都能忽略掉对方的种族和背景，和对方相处得像一家人，他们很平易近人，能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我极力劝说三位高层领导人，告诉他们我更加喜欢在没有担任任何组织或政府的职位的情况下为国家服务。但是，他们其中的一位直接就开始训斥我，他提醒我说我可是一直强调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只要我们严格恪守这一原则，就不会错。他很直接地质问我，是不是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尽管这个原则从来都没有排斥过个体对自己坚定信念的保护，但最终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不过，我明确提出我不会连任总统。我的声明似乎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组织来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有确定的答案。所以在当选为总统不久，我就公开声明我只能在位一个任期，不会连任。

49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投票选举那天，有一位来自当时被称为北德兰士瓦的年老的非洲妇女也来参加投票，她告诉选举办公室的管理人员，希望把选票投给一位被监禁过的男孩。她说出了一个名字，但是她不知道这个男孩属于哪个组织。经过一番询问后，投票站的人员解决了她的问题，她很满意。

50．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民族之矛的战士们展现出了无比的勇气，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全国，他们攻击政府的设施，与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作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他们。

还有一些在国内为自由而战的同志们，他们或是公开或是在地下参加斗争，鼓动媒体抵制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不顾自己的处境，与残暴的政权作斗争。他们时刻准备以最大的代价换取自由。

还有那些在种族隔离政府的监狱里备受折磨的战士们，他们无所畏惧地要求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赋予他们应有的人权。他们已经深入了虎穴，这样的行为再次证明了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邪恶势力是永远不能把自由之火扑灭的。

1994年4月，一位深谙反抗艺术的脾气暴躁的人突然被委任为非洲大陆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的统治者。他为完全摧毁白人至上主义坚持不懈地努力。而即将担任这一角色的他此前没有接受过相关方面的培训，也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现在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通过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把人人平等的原则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全体人民重新赢回作为人的尊严。这也是我们这些供职于民主政府中的拓荒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也是以前那些宣扬不可治理性，推崇联合抵制和制裁的自由战士们需要跨过的卢比肯河[259]。如今，这些前恐怖分子们肩负着统一南非、贯彻《自由宪章》的核心原则的任务。此原则规定，南非是属于全体南非白人和南非黑人的国家。

曼德拉作为南非总统在1994年5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议会会议上所作的记录。

51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优秀的领导人完全赞同消除社会中所有性质的紧张感，他们为有远见的男士和女士们创造理想的环境，以方便他们对这个社会施加影响。这样一来，那些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就可以站在社会这个大舞台的中央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极端分子们却热衷于制造紧张感，而且喜欢相互猜忌。清晰的思想和周密的计划从来都不会成为他们的武器。

52．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在种族隔离政府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推行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可谓臭名昭著。大多数人的人权被无情践踏；人们未经审判就被拘留；政治活动家遭到无情的折磨和谋杀；上诉法庭法官独断专行，无视政府反对就进行判决，遭到社会的公开谴责；司法部门的律师又极端保守。警察们，尤其是安全部门的警察，把自己当成了法律。正因为以上这些残酷的做法，再加上我自己被定罪的过程，都促使我利用一切机会提升陪审团和法律的威严度……在新南非，没有人，即使是总统，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普通的法律规章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必须得到尊重。

53．选自曼德拉的私人档案

在合适的时候，国家情报局须尽可能早地向总统和两位副总统、国防部与安全部部长格奥尔格·迈林（Georg Meiring）上将和范·德·莫维（Van der Merwe）简要汇报下面几个问题：

1）所有的含有情报资料的文件是不是毁掉了？1990年2月1日到1994年5月31日期间，电脑上的情报信息是不是都已经删除了？

a）如果已经删除，这些情报资料或信息的详细内容……是什么？

b）毁掉和删除这些资料时的日期。

c）授权删除或者毁掉情报资料的一人或多人的姓名。

2）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它的一些机构，诸如联合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如今是不是依然存在？

a）如果是的话，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联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哪些？

b）如果不是的话，他们解散的详细时间是什么时候。

c）解散前的人员名单。

d）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标。

e）它的资金和设备情况如何。

3）特工组织的名单，上面也须标明特工人员的名单……这些人员曾经成功渗透到被监控的组织和机构中。

4）民间合作局还存在吗？必须对它的机构和人事情况作出详细的说明。

a）如果不存在，它是什么时候解散的？

它的资金和其他设备是怎么处理的？

5）地下募集董事会还存在吗？

a）如果存在的话，它的成员都有谁？

b）如果已经不存在了，它是什么时候解散的？

c）它的资金和设备是怎么处理的？

6）必须提供皮埃尔·斯泰恩（Pierre Steyn）将军的报告原文。

a）报告结果显示，有几位高级军官被解职或被迫辞职，那么他们具体犯了什么错误？

在这起带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中，有近2万人被谋杀，那么谁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

对这次带有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负责的人，也要为下述自由战士们的死亡负责吗？他们是：尼尔·阿盖特（Neil Aggett）、里克·特纳（Rick Turner）、伊玛姆·哈龙（Imam Haroon）、艾哈迈德·蒂莫尔（Ahmed Timol）、大卫·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马修·希尼韦（Matthew Goniwe）等, 以及格里菲斯和维多利亚·姆克森赫（Griffiths and Victoria Mxenge）、佩布科3（Pebco 3）和贝基·姆兰格尼（Bheki Mlangeni）。

7）弗拉克普拉斯部门现在还存在吗[260]？

它的成员有哪些？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建立这个部门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还存在[或者]解散了，那么它的资金和设备是怎么处理的？

8）恐怖组织在我国的活动详情。是不是正确的？根据V[弗拉克普拉斯]部门人员《戈德斯通报告》，恐怖分子的报酬是多少？

54．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自信且怀抱希望（米德尔堡）

对于政府的表现，各界人士的评价都令人鼓舞

回顾1995年，积极展望1996年——媒体

对未来的期望仍然是主导的情绪

计划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政权交接近在眼前，变化正在加速

管理人民的地方政府正在转型

商业信心的增加——1985年，在南非开始出现资本净流出，这样的局面持续了九年半的时间，直到1994年才停止。

国家流失资金达517亿兰特。

1994年5月10日后，南非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出现资金净流入

1994年年中到1995年年末，资金净流入达300亿兰特

到1995年年末，国家储备银行已经还清了在国外的所有贷款

公众信心大增

63% = 66%

进入以前不可能达到的领域

55．选自大约1996年的曼德拉的私人档案

自1990年7月或1991年起，在德兰士瓦发生的血案：

塞博肯±32

克鲁格斯多普-36

塞博肯-200

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45 + 9

在塞博肯上空与德克勒克见面1990～

他从来都没有哀悼过逝去的人民。

无逮捕现象。

800 000

56．选自曼德拉的一本笔记本

1）打电话给泰德

2）科菲·安南（Kofi Annan）

3）杰克斯·赫威[261]

4）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5）弹力袜

57．选自曼德拉的私人档案

我对格拉萨[·马谢尔]夫人环游世界这件事情已经关注了很久。她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约年底就要到期，这让我心情放松了不少，合约期满后她就可以利用她那出众的才能为人民，尤其是莫桑比克的孩子们服务了。

她在……1996年8月来过南非，她和她的同事正在向UNO [联合国组织]作最后的报告[262]。她像以往一样，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1996年8月才离开，然后去了莫桑比克。能够拥有这样一位谦逊、优雅和杰出的女士的爱情，我的高兴和幸福真是无法描述。

即使她人在国外，我们也可以通过现代的科技发明保持联系。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还有一位我可以依赖的人，尤其是在那些政界朋友们无法帮助我的事情上，我还可以依赖她，我感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安慰和满足。

58．选自曼德拉的私人档案

晚上9点过后，孙女罗谢尔像往常一样给我的眼睛作治疗，作完治疗后，她坐在了我的床边。我期望她在跟我道晚安吻别之前能再说点什么。结果她却说了句话，就像扔给了我一颗炸弹。她说：“爷爷，我一定要跟您说一件事情，可能对您的打击会很大。您肯定不想听我说这件事情……我很快就要离开咱们家，到外地去定居了。您平常一直对我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我和泰姆布皇室的教育，这方面我们一直都做得不好，甚至都不如普通人。在这方面，您一直都很支持我。爷爷，我会一直记得您的，但是我现在就要去外地定居了。”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她一直都很有礼貌，但她说的话很清晰，说这话的时候她也很勇敢。

我一时目瞪口呆，不相信我自己的亲孙女能让我这么伤心。她一直那么精心地照顾我，在睡觉前帮我脱掉鞋袜，给我讲好听的故事，还问我第二天要吃什么早餐。

59．选自曼德拉的私人档案——情人节当天的草稿记录，回答一名女学生问到的问题，即情人节对他的意义

因为我的年龄和周围保守的文化背景，我很难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么细腻的个人感受，或者说个人感情，尤其提问的还是这么年轻的、都可以做我孙女的小姑娘。如果想要为一个词确定出与字典的标准意思完全不同的定义，那么请记住，对于世界文明的主要形式——人类，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定义。

我希望处于恋爱中时，每个普通人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我对普通人都习以为常的简单事情这么无知，如果被人们发现，他们肯定会很震惊。我出生在农村，在乡村环境中长大，再加上我的父母几乎都不会读书或写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情人节。

在城市里定居之后，我逐渐把精力都投入到主流政治上了，也就很少有机会了解到此类事情的信息。五年前，我才开始收到情人节卡片和礼物。有些人总是用匿名的方式给别人传递着快乐，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关注，人们很自然要特别尊敬这些人。

但是很遗憾，我每天的日程都太紧张了，就连庆祝情人节的时间都没有，今天不能，以后也不能。

如今好多年轻人都很有主见，思维也很清晰，他们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作为78岁的老人，我可以为年轻人处理人际关系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实质上不应该是[建议]的问题，而是社会条件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给予年轻一代接受教育和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才华闪闪发光。

在我看来，相同的世界观、共同的愿望以及对彼此作为完整个体的完全接受是两个人能够好好相处的基础，不过当然还是有很多的例外情况。

60．选自曼德拉大约在1996年记下的笔记，记叙的是把罗本岛改造成博物馆的计划。

罗本岛

文化艺术部[部门]等

独立结构

超越一般范围

人类的开拓欲望

游客的破坏

博物馆必须成为

激励人们的源头而不是制造财富的源头

特别董事会

61．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

在其他地方参与：希望一切都好

2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爱尔兰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中心。

3

想要找出麻烦的制造者从来都不是难事。

但是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双方都不是完全正确，也不会完全错误。

4

对爱尔兰领导者的指控：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

62．选自总统日记

1997年12月29日 星期一：离开库奴前往C.T.[开普敦]，由于右腿坐骨神经痛得厉害，取消了参加富兰克林·松的女儿的婚礼的计划[263]。

1997年12月30日：这对新婚夫妇计划早上7点到达吃早餐，但结果8∶45才到。从《融洽》报（Rapport）请来的摄影师也必须离开了。早上10点，这对西班牙夫妇离开斯特普拉特（Ysterplaat） [一个空军基地]，12∶15抵达马普托，住在了离格拉萨[格拉萨·马谢尔]住宅最近的政府宾馆。

1997年12月31日：严重的坐骨神经痛迫使我只能待在楼上，动都不能动。莫桑比克总统若阿金·希萨诺来看望我，然后告诉我K·K [肯尼思·卡翁达]已经被软禁，也跟我讲了他软禁的期限。与格拉萨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然后在波拉纳宾馆（Polana Hotel）里度过了新年前夜，还观看了烟花表演[264]。

1998年1月1日： 不能做家庭午餐，只得和娜一起在我的私人住所吃午餐。祝愿津齐和罗谢尔新年快乐。塞隆和理疗师。

1998年1月2日，下午.M

1998年1月1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拒绝回S.Q.

1998年1月4日：H.C. [高级专员]来了。

雨果医生（Dr Hugo）、塞隆和格拉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给我打了两针就回去了。

1998年1月5日：因为温妮·曼德拉，和朱迪及格拉萨争吵起来。我告诉她们，我不愿意继续一段彼此没有共同语言的关系。她只是我的一段历史。

1998年1月6日：[莫桑比克]的H.C.希望能继续签署4年合同

1998年1月7日：和朋友杰里米·安德森在一起待了15分钟，他曾经是普马兰加野生动物保护区（Mpumalanga Game Reserves）的负责人。恭贺阿拉普·莫伊（Arap Moi）就任肯尼亚总统。

从马普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兹（Antonio Fernandez）酋长，祝他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他告诉我，他好几次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都没打通。在我们独自反抗种族隔离的时候，那些值得依赖的朋友希望和我们共享资源，但是却被工作人员当成了会打扰总统的陌生人。一想起这个，我的心就隐隐作痛。

1998年1月19日：在贝壳馆9楼接到电话，电话里的人说为了安全起见，建议我搬离这层楼，回10楼办公[265]。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个建议，非洲人国民大会总书记卡莱马[莫特兰蒂]也支持我[266]。和已卸任的代理S.G [秘书长]谢丽尔·卡罗勒斯谈论了以上的事情，告诉她我会出席[267]。

1998年1月22日：莱齐耶一世和三世在博茨瓦纳总统马西雷的陪同下，莱索托高原水工程开工。因为天气不好，还没来得及吃午饭就离开了。

1998年1月23日：拜访了西蓬多兰代理王后和王太后，并向她们致敬。和柯琳·罗斯一起安排肯斯利（Kearnsley）大学对未来的国王恩达马塞·迈哈利索的录取工作[268]。

1998年1月24日：去看了泽卡先生（Mr Zeka）的房子。他的房子正在出售，售价为950 000兰特，问了他一些关于交易的细节问题。

1998年1月24日：会见了班希利兹韦酋长（Chief Bangilizwe）、达拉赫巴（Dalaguba）、兹韦洛迪莫（Zwelodumo）、桑迪克·姆赫夫德尔瓦（Sandile Mgudlwa）酋长、克哈维德莱（Khawudle）酋长、西利梅拉（Silimela）酋长和姆恩南埃尼（Mnqanqeni）酋长。

1998年1月24日：命令格奥尔格·迈林安排直升机飞往坦桑尼亚。

1998年1月24日：与国王比埃伊克哈艾·达林迪耶博和王后共进午餐[269]。

1998年1月24日：接听克林顿总统的电话。

1998年1月25日：接听穆塞韦尼总统的电话。

63．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在库奴过新年时候的宴席让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圣诞节那天，1 000多个孩子和100多位成年人从附近的村庄来到我们家。为了招待他们，我们宰了11只羊和1头公牛，其中有只羊是泰姆布国王兹韦利班齐·达林迪耶博（Zwelibanzi Dalindyebo）赠给我的，那头牛是祖鲁国国王兹韦利蒂尼·卡·祖鲁（Zwelithini ka Zulu）赠给我的。大家都很开心，把所有的肉都吃光了，只剩下了牛羊皮和牛羊角。

以前过新年时，客人总会比过圣诞节时少一些。这次我宰了12只羊，觉得总该够了吧。如果新年时来的人比圣诞节还多，孩子们走了几公里路来到库奴最后却没有吃饱，可以想象，我心里该有多不舒服。以后一定要提前作好准备。

蓬多斯（Pondos）国王坦迪祖鲁·西赫考（Thandizulu Sigcau）来拜访我。按照风俗，我特意为他宰了只羊，准备了饭菜。他的兄弟西蓬多兰德（Western Pondoland）国王武尔因莱拉·恩达马塞（Vulindlela Ndamase）提出国王应该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参加“传统领袖议会”，但是坦迪祖鲁·西赫考不太同意他的提议。我告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服从他们的决定，但是他们自己得先把立场统一一下。

克莱奥帕特拉·达林迪耶博（Cleopatra Dalindyebo）王后由我们这个区的统治者诺克瓦莱·巴利祖鲁（Nokwale Balizulu）酋长的陪同，也来看望我。坐在泰姆布族的酋长之中，我有点醉了。

64．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在开发公用数据库方面，我们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严查腐败问题

分析师的认证

众多非法出逃事件

定期去国外旅行

65．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1.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重来。

2.

确立生活的目标，一般情况下，尽可能不要偏离它。

3.

ANC [非洲人国民大会]很清楚这项原则。

4.

50年代初，我们就请所有非洲人民为人民宪章的制定提出自己的要求。

5.

在那天，我们还邀请了所有政党的领导人，为人民代表大会作准备。NP[国民党]，自由党。

6.

制定基本国策《自由宪章》，根据《自由宪章》，南非是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的国家。

7.

1961年呼吁制定《人民公约》 。

8.

1984年，ANC（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博特总统进行了交涉——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和NP（国民党）进行谈话。

推翻白人至上主义的解放运动——ANC（非洲人国民大会）、PAC（泛非主义者大会）、AZAPO（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270]。

通过集体的力量扭转形势

9.

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主动性改变了整个形势——一只臭鼬变成了一个奇迹。

10.

发展计划——黑人和白人通往世界的合作之门打开了。

[240]山姆·恩图利（Sam Ntuil,1991年逝世），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后被暗杀。他的葬礼在东兰德的卡特龙举行，来参加葬礼的一些送葬者就在葬礼上被持枪歹徒杀害。

[241]格拉萨·马谢尔（Graa Machel），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42]CODESA是多党派谈判论坛，于1991年12月21日在约翰内斯堡的世贸中心开幕。上的政治性谈话中所记下的笔记

[243]1985～1995年间，因卡塔自由党（IFP）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之间的暴力对抗导致夸祖鲁-纳塔尔省众多民众死亡。

[244]在1992年9月7日的示威游行中，有28名ANC支持者被南非士兵枪杀。在游行中，7万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试图进入位于西斯凯地区比绍的一座体育馆内。

[245]1991年，南非的一些政治组织通过协商达成了南非和平协议，制定此协议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组建戈德斯通委员会（The Goldstome Commission）的目的则是为了调查政治恐怖和恐吓事件。

[246]西里尔·拉马弗萨 (1952～)，桑比西莱（克里斯）·哈尼[Tembisile(Chris)Hani] ，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格特鲁德·肖普(Gertrude Shope，1925～)、龙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1938～)、雷蒙德·苏特纳博士 (Dr Raymond Suttner，1945～)、托尼·延格尼(Tony Yengeni，1954～)均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者。

[247]里斯·哈尼，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48]曼德拉在这里指的是哈尼的邻居，她记下了瓦卢斯的车牌号并报警。

[249]若阿金·阿尔贝托·希萨诺（Joaquim Alberto Chissano，1939～），1986～2005年担任莫桑比克总统。

[250]1990年3月26日，在距离约翰内斯堡30英里的小镇塞博肯，警察向一群非洲人国民大会抗议者公然开火，造成12人死亡，300人受伤。

[251]1993年，曼德拉提议把选举年龄由18岁降低至14岁。提议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否决。

[252]奥利弗·坦博,流放三年后于1991年回到南非，1993年4月24日死于中风。

[253]一名连环杀手在开普敦米歇尔平原连续杀死19个男孩。

[254]马奎图（Makwetu）、波凯拉（Pokela）、埃迪（Eddie）、内维尔（Neville）、萨斯·库柏（Saths Cooper）、沃尔特、戈万、凯西、皮克（Peake）、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55]彼得·威廉（P· W）·博特[Pieter William(PW)Botha]，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56]弗迪南德·哈岑伯格（Ferdinand Hartzenberg，1936～)，原为南非国民党政客，1982年协助建立右翼保守党。康斯坦德·维尔容（Constand Viljoen，1933～)，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国防军和自由阵线的最高领导人。

[257]尤金·特雷·布兰奇（Eugène Ney Terre Blanche，1941～2010)，南非白人的极端保守主义组织“南非白人抵抗运动”（或称为AWB）创始人，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布尔人或南非白人的共和国。

[258]约翰·亚当·海恩斯（Johan Adam Heyns，1928～1994)，荷兰归正教会神学专家。

[259]公元前49年，恺撒大帝在意大利中部一条名为卢比肯的河边沉思，并最终决定渡河踏上征服欧洲之旅。——译者注

[260]弗拉克普拉斯部门（The Vlakplaas Unit）是南非警察反叛乱部队的一个分支，曾折磨和杀害过很多反种族隔离政治活动家。

[261]尔杰克斯·赫威尔（Jakes Gerwel）, 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62]1994年，联合国委派马谢尔负责一项研究，主要是研究武装冲突出对孩子们的影响。

[263]富兰克林·松（Franklin Sonn），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1955～1998年担任南非驻美国大使。

[264]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1924～1991），赞比亚总统，被软禁了5个月。

[265]贝壳馆（Shell House）是位于约翰内斯堡中心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

[266]卡莱马·彼得勒斯·莫特兰蒂(Kgalema Petrus Motlanthe,1949～)，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之一。2008年9月～2009年5月曾担任过南非代总统，2009年至今担任南非副总统。

[267]谢丽尔·卡罗勒斯(Cheryl Carolus,1958～)，政治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之一。南非驻伦敦高级专员。

[268]邦哈利索·恩达马塞王后（Queen Bongolethu Ndamase），恩达马塞·迈哈利索（Ndamase Mangaliso）之母，南非阿巴泰姆布部落的部分领土的统治者。

[269]比埃伊克哈艾·达林迪耶博（Buyelekhaya Dalindyebo）是阿巴泰姆布（AbaThembu）皇室继承人。诺鲁图·达林迪耶博（Noluntu Dalindyebo）王后是比埃伊克哈艾·达林迪耶博国王的一个妻子。

[270]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受到黑人觉醒运动的鼓舞于1978年成立，由以下三个被取缔的组织合并而成：黑人大会 (BPC)、南非学生组织(SASO) 和黑人社区计划(BCP)。

第十三章
出行

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见第338页到第339页。

1．与理查理·施腾格尔谈论在埃及的旅行

当时，[亚西尔·]阿拉法特……也在访问埃及。与[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见面之后，才与阿拉法特见面。穆巴拉克——我是直接在机场跟他见面的。我跟着他到了他的宫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向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南非当时的情况，并且感谢他和埃及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一起用餐，之后我回到了宾馆。然后第二天就见到了阿拉法特。

在埃及，我们还经历过非常惊险的一幕。当时，我要去参加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还要在会上发言。政府派过来一些警察护送我们进场。但是到了那里，我发现在那儿围观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立刻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跟警察说，应该多派些人来在前面开路，那样我们可以跟着警察走进去。他们就又努力地召集了一些警察——比派给我们的第一批警察还多——来护送我们进场。之后，负责人说我必须得进场了。我就跟他说，应该让我的陪同人员先进去，因为当时人实在太多了，我一进去，人群往前一冲，整个场面就会混乱，而警察们的注意力肯定集中在我身上，他们会一直围着我，这样我的代表团成员们就进不去了，甚至还有可能被挤散。那位负责人就按照我说的做了。代表团成员们先走进去了。不过他们在前面还没走上几步，那位负责人就返回来跟我说：“您现在可以进去了。”我就从车上下来，尽管警察已经设置了警戒线，人们还是冲了过来。在这样混乱的场合下，我连一只鞋子都挤丢了。进入大礼堂之后，他们带着我进了礼堂里面……和温妮走散了，她被挤了出去……

他们都想“摸”一下我，想跟我握手。但是，有一些人就有点儿自私了……有些民众，他们抓着你，不想……放开你。其他人拼着命地想和我握手……“天啊，我很早很早以前就梦想着能和您握一下手，今天终于能和您握手了，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天！”他就那样握着我的手……我的头发乱糟糟的，他们还踩了我的脚后跟，鞋子就被踩掉了。大概十分钟后，他们才找到温妮，然后把她带了进来。温妮对我非常生气，气哼哼地问我：“你为什么要丢下我？”我就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啊！”他们左挤右挤的，警察还一直推着我，想让我逃离人群。最后我甚至都没能发言，因为人群从来没有安静下来过。他们敬仰我，一直在大喊：“曼德拉……”我们试着跟他们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讲几句话的。”但是他们不听，也不给你说话的机会。我就说：“我要走了。”他们这才有了点儿秩序。但是我一开始讲话，他们就又大喊起来。最后我们决定上楼，到阳台上去，看能不能在那里发言，但也是一点儿用都没有。我从来没有参加如此“喧闹”的会议。这样的“喧闹”是因为热情，因为爱。你明白的。最后，我还是没有发言。试了几次后，我放弃了。

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关于访问美国的谈话

啊，美国人非常友好，也很热情……到达纽约之后，我当然很激动，因为在少年时期我就听说过纽约，而且也阅读过关于纽约的一些东西……下飞机后，我见到了我们的组织在纽约的代表林迪·马布扎女士（Lindi Mabuza）……陪同她来的还有国际事务部负责人塔博·姆贝基、财长托马斯·恩科比（Thomas Nkobi）、总统办公室负责人芭芭拉·马沙凯拉（Barbara Masekela）……和其他人。然后，我们就在警卫的护送下去了宾馆……我记不清……抵达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前后顺序了……在美国，我感觉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抛彩色纸带游行迎宾]……我很清楚有许多南非人和美国人对反种族隔离斗争很感兴趣，但是来到纽约之后，实实在在地看到当地人民表现出的这种兴趣，我很受鼓舞。那些大街上的和从建筑物里、办公室里、居民楼里……公寓内走出来的民众都表现得很兴奋，他们表示要和我们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他们真的是让人吃惊；我整个人都眩晕了……当我得知他们是因为我才这样热情的，我就感觉到自己很渺小，我当时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关于联合国之行的谈话

我要在大会上发言。但是，会议还未结束，同志们就得把我送回宾馆。因为在联合国我有很多朋友，会议过程中他们就走过来和我握手，可是我不习惯坐着和外交官们握手，尤其是和女士们——女外交官们——握手，所以，一有人过来，我就站了起来——这是一种下意识。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塔博·姆贝基和弗雷纳·金瓦拉劝我不要站起来[271]，我就说：“我不能那样；有人来跟我握手，我就得站起来。”他们就说：“你这样会影响开会的。”我说：“那么，你就想办法让他们停止跟我打招呼，如果你准许他们过来，那就没有选择，我肯定会站起来。”他们就说：“算了，这事我们可做不到。还是回宾馆吧，待在宾馆里总比打扰别人开会要好些。”[笑声]他们又说：“那在联合国安全会议结束之前，你就在宾馆待着吧。”这就是整个事情的过程。[轻声笑]

4．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对美国安全保卫工作的印象

美国的安全保护工作做得特别专业，应该说是高度专业化……他们会简单地告诉你怎么走，[而且也会跟你说明]最危险的时候其实是离开一个地方上车的时候，或者是下车回到住所的时候。他们坚持……动作要迅速……所以，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途中，我就会被警卫包围着往前走。在访问一个新地方的时候，如果想随意停下来跟人说话……询问人民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那是很困难的——包括这里的……和美国的警卫人员都不会允许你那样做。所以，很难去评价和感受访问过的地方的不同之处。

5．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职典礼

我还从没看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除了去年4月，我见到一百多万人聚在基督徒敬拜中心（Zion Christian Church）里……他们在一个小山上举行就职典礼……你都能看到，人们从高处走到山下，人潮汹涌，把街道都堵上了……有一个演讲台，就像一个小舞台……典礼开始了。整个过程安排得极其缜密，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能够组织如此隆重的就职典礼，可见组织者的能力是很强的……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观看就职仪式，因为人们都很热情，不断地来问候我，有时候还挡住了我的视线。为了保护我，警卫们也站在我前面，这样我就更难看到演讲台了……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就是ANC[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美国的知名度很高……我想，为了提高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美国的知名度，奥利弗[·坦博]和其他一些同志肯定做了很多工作。也正是因为……组织所做的工作……人们才知道我是谁。虽然这样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我……的行动。但是，我喜欢他们这样，那是热情、友好和爱戴我的表现。克林顿的演说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简洁而又全面地讲述了全球的形势……一切有必要提到的他都讲出来了；我很欣赏他的这一点。接下来，他提及了对布什的敬仰。他说战争已经结束了……美国人已经团结起来……要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了……我感觉，从这方面来看，他是个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到了……晚上有很多舞会，我也去参加了。跳了一会儿后，有人过来跟我说，克林顿总统邀请我和奎西·姆费姆先生去一趟，奎西·姆费姆是国会黑人议员小组的主席[272]。到了指定的接待室，我们和克林顿总统握手寒暄了几句，因为他是站着的，我们也就没多说其他的话……随后，我们进入了大厅，里面有一个乐队正在演奏。他拿起萨克斯管就吹了起来。我们和着他的演奏开始跳舞，你知道吗，我们跳着摇摆舞，场面很感人，真的很感人……作为总统，他是那么的不拘礼节，能和人民走得这么近，他的这种平易近人让我感觉极为震撼。一方面，他那么威严，而另一方面又是那么的平易近人。

6．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1990年伦敦温布利体育场的音乐会

我想跟美国那位著名的女歌手特蕾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和曼哈顿兄弟乐队见面……我一直很迷恋那位年轻女士，当时我就坐在一个包厢里……她上台的时候，我很激动，她开始演唱……我享受着那美妙的音乐……直到有人过来跟我说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要见我，我只得出去。我一直很希望能见到尼尔·金诺克，因为他以及他领导的工党曾经是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斗争的坚强柱石。我被逮捕的时候，他们呼吁当时的政府释放我；我在伦敦的时候，他们又这么热情地欢迎我。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能见到他们我感到很开心……但是，没能见到特蕾西·查普曼，我感到很遗憾。见过尼尔·金诺克后，我就又回到了座位上，曼哈顿兄弟乐队已经在舞台上开始演唱了。他们让我回忆起了50年代……然后，我听说俄罗斯大使……要见我……两件事情啊……我都想去做，但是又见不到他们……音乐会结束时……我去见了所有的明星，还和他们握手……真的是很开心，但是后来警卫进来，不让我在那里久留……我只能和演员们握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我也向观众讲了几句话。

7．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关于国有化的谈话

还在狱中的时候，我就提到过我们还是要坚持国有化政策，这项政策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当时人们的反应就很强烈，有些人甚至还很愤怒。这项政策同样在商业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这样的反应……让我们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商业界的支持对我们也非常重要。出狱后，我就开始集中向商业界的人士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实施国有化政策。当然了，美国商人对我们也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国有化问题。从鼓励外国人来南非投资这方面看，我们不得不慎重重新考虑国有化问题。

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是在参加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在那里……我遇到了全球级别的工业领袖……他们……在会上坦率地提出了自己对国有化的看法。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希望获得投资，就必须重新探讨国有化政策，但没有必要把它彻底废除……我们需要消除商人……对自己的财产被国有化的畏惧之情。

8．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加拿大之行

施腾格尔：在加拿大，你跟穆罗尼先生会面了[273]？

曼德拉：是啊。在加拿大，我在一场大会工作演讲……演讲结束我走出会场后，一位女士问了我一个问题。布莱恩·穆罗尼给了我500万美元……这位女士……[问]：“曼德拉先生，你是不是准备用穆罗尼先生给你的500万美元再次谋杀民众？就像你以前做的那样。”我想平心静气地认真回答她，但是还没有等我解释，他们就把她推出去了，她还摔了一跤……我想阻止，可是已经晚了，他们催着让我出来。最后我发现她还是……PAC[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她用那种眼神看我，而且居然还说什么“曼德拉，你是不是要用这500万美元谋杀民众？”[笑声]……噢，天哪，他们对她可真够粗暴的。

9．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古斯贝

在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古斯贝——我们本来是要去都柏林的，但是中途飞机没油了，需要在古斯贝停留加油。走向机场大楼时，我看见外面有很多人……我就问带我们去机场的官员：“他们是什么人啊？”他说：“是爱斯基摩人。”我以前从没见过爱斯基摩人，想象中，他们就是抓北极熊和海豹的……我想，我应该去见见他们……还好去见他们了，他们都是些十几岁的少年，已经接近20岁了……我和他们聊了聊，居然发现他们还在读中学，我很吃惊。他们知道——他们听说我们要在那儿停留加油……见到他们我很开心，他们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居然还知道我获释的场面，在电视上看过我获释的过程，而且还知道我的一两次演讲。可能正是因为过于惊讶，那次聊天才前所未有地吸引了我。我突然意识到，我对爱斯基摩人了解得太少了，对他们的认识已经落伍了，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也会去学校读书……看起来好像跟我们一样。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一直忙着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但是我也应该……了解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人民都会从比较落后的状态开始转变……

我很喜欢这样时空转换之下的谈话，不过谈话的后果是……我得了……肺炎……从气温将近40摄氏度的奥克兰，一路飞到零下15摄氏度的古斯贝，在那儿还有大片的雪花……气候变化……再加上一直站在机场外面……在冷空气中（虽然我穿着大衣），就得了肺炎。其实在到机场之前，我已经感冒了。机场里面很暖和，里面有炉火，看管炉火的是一名女士……爱斯基摩女士——但是她的思想却很先进，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在南非的加拿大使馆工作。还有另外一位爱斯基摩男士，他是那位女士的助手。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他说：“根据我们这边的风俗，我得用音乐来欢迎您。”跟我解释了一番后，他拿出一件乐器。那是一把吉他，非常传统的吉他，上面的弦和西方的吉他不太一样。然后，他就说：“好了，我要……今晚为了欢迎您，我要弹奏这首曲子。”然后，他就开始弹起来。刚开始音调很单一，而且曲调拖得很长，听起来非常忧郁。但是，没过多久，调子就变了：越来越欢快，刚开始很难觉察出来这种转变。但是随着他的弹奏，曲子越来越欢快，欢快逐渐变成了主调。他的面部表情也随着曲子欢快的音调越来越生动。最后，曲子终于到达了高潮，变得极其活泼和欢快。他就是这么欢迎我们的。

10．和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感染肺炎

在爱尔兰的时候我感冒了，然后就给我的家庭医生恩塔托·莫特拉纳（Nthato Motlana）和医生盖塞尔特（Gecelter）打电话，盖塞尔特……曾经给我做过手术。我请求他们来都柏林看我，因为我自己感觉不太好，觉得应该找以前给我看过病的医生。他们帮我作了检查之后说……这病不严重……在都柏林的首相的医生……也帮我看过，然后……我在议会的联席会议上还发了言……之后我们就去了伦敦。我的病情也在好转，不过走出饭店之后，外面正在下雨，出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温妮就说：“赶紧回去，把雨衣带上。”……当时我们要去见英国首相，我不想迟到……我就说：“不了，咱们走吧；如果回去拿，就会迟到了。”就这样我们钻进了车里，还是淋了点儿雨。于是，感冒就加重了……现在，肺炎也越来越严重了……出去的时候碰到了一群小伙子，都才十几岁，他们让我给他们签名……我说：“我正在赶时间呢，回来的时候再给你们签吧。”他们就问：“什么时候？”我就说：“下午找个时间吧。”不过……我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回来之后，我急匆匆赶往下个会面地点，然后又看见了他们……他们还在等，上午9点他们就站在那里了……直到下午4点，他们还在等。我只好说：“先生们，我很抱歉，不过现在我很着急，在赶下个会面呢。”他们就说：“你答应过我们的，你承诺过的……你是用你的名誉保证过的，我们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呢，哎！”……当他们说我已经……用名誉担保过之后，事情就比较难办了，那我只好一个一个给他们签名了……在我签名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不行，[只]能签一个。”但是这帮孩子们都等了一天了……所以，最后是他们给我什么我就在上面给他们签名。后来[有人]跟我说：“他们会把自己的另外一个签名卖给其他人的。” [笑声] 他们确实那样做了。他们急切地想得到签名，得到以后，就开始四处宣传，告诉大家：“看，你想要谁谁的签名吗？我这儿有。”5……英镑一个，差不多就那样。他们……肯定赚了不少钱[笑声]……

我和撒切尔夫人的会面……持续了……近3个小时，我们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对南非的制裁问题和南非当前的大体政治形势。她对我们和[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关系很感兴趣……在关于制裁的所有问题上，我没能影响到她……[我]跟她说：“我们是受压迫的阶层，得做点儿事情……给政府一些压力，让他们改变政策，我们唯一能施加给他们的最有作用的压力就是制裁。”我没能影响到她。不过，她这个人还是很有魅力的，我跟她一起享用了一顿私人午餐……你知道吗，她其实很热情，跟我之前听到的关于她的评论大相径庭。后来，我要去参加另外一个会面，就先跟她告别了……不过……她自己的时间很充裕，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她性格中的强势部分印象很深——确实是位铁娘子……

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发表了以下声明：在南非，我们决定与政府即我们的敌人对话，而且也确定这个决定与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是一致的……所有成员国必须努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我那时呼吁IRA[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政府……用和平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后来，在下议院，他们也问到了这个问题，我就重复了我所说过的话。[轻笑] 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个家伙还批评我向英国提出那样的建议……不过，其他议员都在嘲笑他，向他喝倒彩……大家对他很不满，有些议员还说“荒谬”、“废话！”[轻笑]

11．和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你知道吗？我发现荷兰女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聪明博学，还很自信，很平易近人。在她这里，没有那些死板的繁文缛节……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很愉快，她的脑袋里储存的信息量大得让我吃惊，而且她对世界时事的认识也很敏锐……真是不错的一位女士，真的。

[伊丽莎白女王]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她人很不错。你接近她之后就会知道，她还是很有幽默细胞的……1991年，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我见过她。那天，有人邀请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Mahathir）博士给大家敬酒……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处于英国王室的统治下，那时伊丽莎白女王也在。我们都有一位统治者，也都有一位总督和顾问，但是这位统治者不参与统治国家，而顾问提出的意见我们则必须要采纳。我们是联邦的成员，但是却不能共同分享它的财富[274]。”伊丽莎白女王很喜欢类似的笑话……之后，我有了和她说话的机会……她精神焕发，整个人完全处于放松的状态。我认为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女士，很敏锐，非常敏锐。她确实对很多礼节很讲究，不过……但从她个人方面说，她生活得很简单也很朴素。她给我的印象很不错。

12．和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在法国的旅行

[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接待我的时候很庄重……那种认为社会主义者行事都像无赖的想法是错误的……根据安排，我应该从广场的一边走向他，他从另一边走向我，然后在广场中间我们相聚……他和达尼埃尔[他的妻子]一起，我和温妮一起，当时还下着雨。天气很糟，但是他……穿着雨衣；我也穿着[我的]雨衣……我们走到中间，握了握手；之后走进一个类似帐篷的地方，交换了各自的看法。我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南非当时的形势，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

总统给我们安排了一架喷气式飞机，我们从巴黎飞往日内瓦。那天天气很糟糕……飞机里的人们都很焦虑，我想我得讲个笑话……我说：“如果我的妻子有什么不测，我一定会去上诉这个家伙。”但是，他们没听懂；因为飞机一直颠簸个不停，还夹杂着其他状况，他们非常担心……太担心了，都没听懂我的笑话，因为如果飞机出事的话，我们肯定都活不了，我怎么能有机会去上诉谁呢。

13．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曼德拉：天啊，教皇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275]！他很谦逊，非常谦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跟他见面谈过大约30分钟。然后代表团的其他代表也跟他见了面，后来他给我们每个人都颁发了奖章，他还为我们祈祷……你知道吗？我曾经被他感动过，在监狱的时候我听说过一件事情……教皇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和他的一位同事一起散步，他突然停下来，说：“对了，今天是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就是这样……他还问：“你记不记得今天是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

施腾格尔：啊，是教皇这么说的？

曼德拉：教皇这么说了，他记住了我的生日。他对南非的事务很感兴趣，但不是那种普通的表面化的兴趣……他接待我们的时候非常周到……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南非的形势，然后他就声明他自己完全支持反种族隔离的斗争，还祝愿我们一切都好，能够更加强大……是的，他是一名语言学家，老天！他确实是语言学家。你知道吗？他还会弹吉他……他真是个不错的家伙。[大笑]也是旅行最多的教皇。跟其他教皇相比，他去过的地方可是最多的……后来与首相安德烈奥蒂（Andreotti）会面……我们一起又跟总理见面[276]……我怎么能忘记总理的名字呢？[笑声]

14．选自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在某个国家的时候——我不会提具体是哪个国家，因为非洲人民对此都很敏感——在某个国家的时候，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获释后，我都有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里有选举，或者这只是我们的想法……他们非常欢迎我，以对待国家元首的礼节来招待我。在晚宴上，我赞扬他们的总统，因为是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民主，使民主在这里成为可能，而且他还允许人民来决定组成政府的人员。但是，在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在冷笑……[笑声]，于是我就问我们的人：“现在这儿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你说得很好，不过你知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正在蹲监狱，原因就是他们用和平的方式反对政府。他们打算在选举中挑战政府，但是[政府]很怕他们，就把他们关进了监狱。”[笑声]非常尴尬……[现在]在我到一个国家之后，都会尽量……[首先]去读一读有关这个国家的小册子，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大概情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15．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会面

卡斯特罗是一位很耀眼的家伙……我们在一次会议上发言。那座小镇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老天！在那么小的国家里竟然还有那样数量庞大的一群人？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差不多有30万人啊，而且每个人都坐在椅子上。卡斯特罗讲了3个小时，没有发言稿，也没有引用任何人的言论。你知道吗？他竟然告诉大家说美国已经破产了。但是除了上厕所的人，没有一个人离场，而且上完厕所这些人还回来继续听……他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且他的谦逊也让我印象颇深——他是个很谦逊的家伙，你知道吗？……我和他一起开车穿过那座城市的时候，他就那么坐着，抱着胳膊，朝人群挥手的居然是我……讲完话之后，我们……走进人群；他跟每个人都打招呼……我注意到，他要跟……一名白人打招呼的时候，却直接走向一位黑人，我不知道这是纯粹的偶然还是他故意的。[他很]热情，和他们谈论了很长时间……这时我才意识到，人群的这种热情并不是因为我，他们也不是向我挥手的；都是朝着卡斯特罗去的……根本都没人理我[笑声]……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6．与理查德·施腾格尔谈论对肯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的访问

在乌干达和肯尼亚，我发现那儿的气候……很有意思……乌干达……土壤很肥沃，把一个东西就那么扔到地上——一粒种子——它就能长出来。在水果……和其他农作物……的供应上，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在肯尼亚，]我发现他们整年都能种植玉米……他们可以种三季玉米：第一季成熟之后，第二季就马上要熟了……然后第三季才刚刚发芽……这就能看出来那儿的气候对农业是多么有利……在南非……只有……那些配置有足够的灌溉系统的……农庄才能种玉米，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但是整个国家都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在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和[总统] 希萨诺会面。看来战争已经把这个国家的经济给毁掉了。我也见到了莫桑比克前任总统的夫人格拉萨·马谢尔，我感到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的个性很吸引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马普托停留了3天，离开的那天在南非发生了炸弹恐吓事件……[本来]是说飞机上有炸弹……我们得离开飞机，但是行李得留下来，他们要到机上检查，从头到尾把所有行李好好地检查一遍，然后第二天再把行李返还给我们……我们回来的时候，机场的安全检查很严格，因为发出恐吓的那些人威胁说要在我回来后对付我。不过，最后什么都没发生。

17．选自曼德拉的笔记本

与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总统的谈话

2001年11月12日，白宫

我还有多长时间？

1.

赞扬他处理重要事情的方法

和很多重要官员见面，包括南非现任总统姆贝基和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

2.

阿富汗

我的媒体声明

在逮捕B·L [奥萨马·本·拉登]之前，不能撤军

平民的伤亡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只要有战争就不可避免。

3.

巴勒斯坦——30年徒劳的努力

我的提议

阿拉法特事件让人感觉很遗憾。

4.

布隆迪增加了资金投入[277]

5.

洛克比[278]

[271]弗雷纳·金瓦拉（Frene Ginwala，1932～），记者、政治家，1994～2000年间担任南非国民议会代言人。

[272]奎西·姆费姆（Kweisi Mfume，1948～)，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主席。

[273]布莱恩·穆罗尼(Brian Mulroney,1939～),曾在1984～1993年间担任加拿大首相。

[274]在英语里，commonwealth一词由common和wealth两个单词组成，表示联邦。而common有共同的意思，wealth有财富的意思。首相马哈迪在这里这么说是在开玩笑。——译者注

[275]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1920～2005）。

[276]弗朗切斯科·科西嘉（Francesco Cossiga,1928～2010）,1985～1992年担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277]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曼德拉为和平谈判的主要调解人，终止布隆迪的图西族（Tutsis）和胡图族（Hutus）之间的内战。

[278]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洛克比上空被炸毁，270人死亡。这次事件过后，曼德拉作为调解人，说服利比亚领导人奥马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上校向联合国交出了阿卜杜勒巴塞特·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Abdelbaset Ali Mohmed al Megrahi）和他的被告同伙。

第十四章
家园

“在整个南非大陆，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殖民主义的基石就是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开采这里的矿物资源和其他天然原料，把原住民的生存范围限制在特定区域，同时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43页。

1．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在整个南非大陆，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殖民主义的基石就是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开采这里的矿物资源和其他天然原料，把原住民的生存范围限制在特定区域，同时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

这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非进行殖民统治的形式。这样下来，在1913年南非政府通过了《土地法》之后，仅占全国15%的白人就拥有全国87%的土地。而人口占多数的黑人——包括南非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仅拥有不到13%的土地。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生活穷困潦倒，而且必须到白人农场、矿场和城市里干活。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后，南非白人的残忍程度更是演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竟然还要剥夺黑人仅有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土地权。

他们残忍地迫使大大小小的部落离开祖祖辈辈原来居住的地方，到那片不长树木的大草原上去谋生。而自远古以来，这些部落的居民们就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着，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和至亲至爱的人。这就是白人们做的事情，他们的领袖接受过教育，是位牧师，但是却臭名昭著。他的继承者继续推行他的统治策略和宗教，对人口占多数的黑人们犯下了让上帝也难以饶恕的各种暴行。但是他们却假惺惺地宣扬，他们的这些邪恶计谋是受到了上帝的启发才制定的。

（引自：索尔·普拉切对1913年《土地法》的评论）

2．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被别人认出来的压力

曼德拉：哦，对了，我跟你说过没有，有一天，我从霍顿下城区一直走到了迈克尔的房子？就是迈克尔·哈梅尔和伊莱·温伯格的房子[279]。

卡特拉达：以前吗？

曼德拉：……不，我说的是上周日。我从霍顿下城区一直走到了他们的房子那儿，就是他们的老房子那儿。

卡特拉达：老天。

曼德拉：当然，现在迈克尔的房子已经是别人的了，不过我还能找到。

卡特拉达：温伯格的房子还在。

曼德拉：确实是。

卡特拉达：希拉也还在那儿住着[280]。

曼德拉：我到那儿的时候，希拉也过来了——我有点不确定，因为那里的栅栏都变了，你知道吗？现在用的是杆子……

卡特拉达：呀。

曼德拉：……但是我知道这就是那座房子。我还没有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妇人走了过来，跟我说：“不对，这座房子以前的主人是迈克尔·哈梅尔。”然后希拉就走过来了。

卡特拉达：哦。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你应该带着警卫员吧？

曼德拉：……是……警察和警卫员都在。

卡特拉达：哦，那离霍顿下城区远吗？

曼德拉：走到那儿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卡特拉达：天，那还是很远啊。

曼德拉：确实很远，但是我走得很慢，不是说急急忙忙走到那儿的。

卡特拉达：那样的话，是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你了？

曼德拉：哦，老天！别提了，别提了。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你不知道，现在的日子多不好过。

卡特拉达：是啊。

曼德拉：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卡特拉达：是啊，确实很……

曼德拉：我很喜欢散步。但是，现在很难做这件事了。这里还好些……在维斯布鲁克这儿，院子很……

卡特拉达：院子很大，确实是。

3．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某些警察

卡特拉达：你知道他们去豪伊克的那天吗？

曼德拉：啊哈。

卡特拉达：那天上校也在……就是他告诉我，范·维克（Van Wyk）现在成农民了，他还跟我说了范·维克住的地方，不过现在忘记在哪儿了。

曼德拉：真的吗？

卡特拉达：嗯。

曼德拉：你也知道，他发表过一段很棒的声明。

卡特拉达：是啊，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吗？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他说，他随时准备效力于曼德拉。

曼德拉：对，确实是。

卡特拉达：他会感到很“荣幸”为……服务。

曼德拉：嗯。跟这类人见面会很愉快。德克去世了吗？

卡特拉达：没有，他活得好好的……有位，有位记者去采访他。

曼德拉：真的吗？

卡特拉达：他[德克]就说：“你是AWB [南非白人抵抗运动（Afrikaner Weerstandsbeweging）]成员吗？” [那位记者]说不是……[德克说]“那我就不想跟你说话了。”

曼德拉：他是AWB成员？

卡特拉达：是啊，德克就是。

曼德拉： 确实是。

卡特拉达：他……现在在奥茨胡恩（Oudtshoorn）。你也知道，他家就在那儿……

曼德拉：他现在是不是也是农民，或者……

卡特拉达：我不确定，但是他现在确实是在奥茨胡恩……这家伙很粗鲁。

曼德拉：老天。克鲁格现在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卡特拉达：一点儿都不知道，我都没有他的消息。

曼德拉：不是吧，我很想见他。

卡特拉达：呀，那家伙是很正派的。

曼德拉：肯定是。

卡特拉达：呀，那样还好。如果哪天和这些特殊部门的老成员们见面，他们会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

曼德拉：我们能邀请到谁？如果跟这些人说，我们能不能一起享用一顿烤肉野餐[烤肉]？……这可是很大方很慷慨的行为。

卡特拉达：确实是。你说的，你说的这个我刚刚才想过。我们能不能举行一次小型聚会，然后邀请这些家伙，警察和看守们？如果能邀请到他们，就是一种友好的表示。

曼德拉：确实是，老兄……你提醒我，星期三，我让范·德·莫维[将军]……来我这儿一趟，然后交给他这项任务，去查一查这些人的行踪……

卡特拉达：这件事情不错。

曼德拉：是啊，哦对了，我肯定德克会来。

卡特拉达：当然了，他现在肯定会来……

曼德拉：还有老范·维克。还有那位“野兽”斯瓦内普尔呢？他现在还活着吗？

卡特拉达：活着呢……不知道你记不记得，1967年和1968年，有人袭击了福克斯大街上的以色列大使馆？

曼德拉：哦，记得，记得，是有那么回事。

卡特拉达：有人围攻大使馆。

曼德拉：对，确实是。

卡特拉达：人们闯入……[然后]占领了使馆……，就有人朝人群开枪，或……

曼德拉：确实是，对，我记得。

卡特拉达：……斯瓦内普尔当时负责[警察的行动]，开枪那人被判了20年徒刑什么的。[他]获释后，去看望斯瓦内普尔，斯瓦内普尔说……他现在也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了……后来他就总去看望斯瓦内普尔，但是，现在他已经很久没去了，他还在想，这……家伙……出什么事了？

曼德拉：老兄，邀请这些人是件很不错的事情。

卡特拉达：是啊，为什么不考虑邀请斯瓦内普尔呢？

曼德拉：对啊，就是……

卡特拉达：但是，我们也得考虑一下，很多人对斯瓦内普尔很有敌意吧？

曼德拉：对啊。

卡特拉达：那么，对于那些折磨过……我们的同志的其他警察们，人们肯定是对他们有敌意的。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比如像麦克[·马哈拉吉]。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同意[来]，因为斯瓦内普尔……

曼德拉：折磨过他？

卡特拉达：对啊……安迪姆巴[托伊沃·亚·托伊沃]也说过这个人很坏[281]。

曼德拉：嗯。

卡特拉达：泽夫[·莫托朋][282]。

曼德拉：是啊。

卡特拉达：很多人都被他折磨过。

曼德拉：对啊。

4．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夸张

卡特拉达：啊哈，好吧。[《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156页……“现在南非安全警察该知道我的确切位置了，也知道了我到底想要什么了。”在这一章的后面部分，你谈论在英国的旅行，当时你不想让人们知道你。

曼德拉：不是，那——是夸张……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但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要这样。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就是将它凸显出来。

卡特拉达：好的。

曼德拉：你看，这就是夸张，即使在事情不正确的情况下……

卡特拉达：啊哈。

曼德拉：……典型的美国处事方式。

5．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谈论个人私事

卡特拉达：然后是[《漫漫自由路》一书草稿]第115页：“你向温妮求婚的时候她是怎么反应的——你想跟她结婚吗？她肯定很吃惊吧？”

曼德拉：不，我跟他们说过了，我不想谈论私事。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卡特拉达：啊。

曼德拉：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卡特拉达：好吧。

曼德拉：或者就说我记不起来了。

卡特拉达：好吧。

曼德拉：我不想再继续谈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自己编造。

卡特拉达：最后一个问题：“你离婚和再婚的时候，家人都有什么反应？”

曼德拉：我不会回答的。

卡特拉达：不是吧？又来了！

曼德拉：嗯，我不会回答的。

6．选自一份个人档案——2000年1月16日布隆迪和平进程期间曼德拉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参加会议时记下的笔记

谈判方几乎都没有学习过和解这门艺术，如果有也是少数。有些谈判方的固执不可避免地会阻碍双方的和解，而和解又是双方达成切实可行的协议所需要的……有一种想法目前已经根深蒂固，即布隆迪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一位精干的领袖，他能够理解国家统一、和平和妥协的重要性，他有远见，而且能够被无辜百姓频遭屠杀的事实所触动。甚至一些阅历丰富的和公正的政治分析家们也这样认为。

我不清楚这种看法正确与否。在我们一起继续寻求和平稳定的模式的过程中，我会弄清楚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都有能力提升人们对你们的期望，也有能力应对你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你们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管做过什么错误的事情或是思想和行为上有什么弱点，都要证明你们全都是舆论的引导者，你们对造成无数人民死亡的悲剧事件很担忧。

在如今的形势下，国家需要的是大胆的举措，但是你们在很多核心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政治组织也四分五裂，没有紧迫感，这样毫无疑问地要控告你们有罪……和解是一门领导艺术，但是不是跟朋友的和解，而是跟敌人的和解。从你们现在所处的形势看，你们一直很固执，在故作姿态。你们所关心的是想尽办法让对手名誉扫地或削弱对手的实力。没有一个人会致力于那些能够团结你们和人民的事情。

了解过你们国家的近代历史之后，我发现你们完全忽略了那些本应激发领导人积极性的基本原则。

a）在所有群体中，都有善良的男士和女士，尤其是在胡图族、图西族和特佤族中，就有不少善良的人；而真正的领导者的职责就是要辨别出这些善良的人们，然后分配给他们任务，好让他们为这个群体服务。

b）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要努力消除紧张气氛，在处理敏感复杂的事务的时候尤其应该这么做。极端主义者们一般都是在紧张的局势中壮大实力的，在这样的局势中，纯粹的情感往往就会取代理智的思想。

c）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可以利用每一件事情来结束争端，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严重、多么的敏感。我们此时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强，更为团结。

d）每次争端过后，领导者都应该保证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是争端各方都不是完全正确的，也都不是完全错误的。这个时候，和解也就成了那些极其渴望和平和稳定的人们的唯一选择。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草稿

1998年10月16日

总统岁月

第一章

多少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们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有些人什么都没有留下，人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也有一些人确实在逝去后留下了一些痕迹：他们对人民做出的那些恶劣行径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噩梦；他们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不仅仅限于少数人对多数人或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和剥削，也包括那些为维护他们的可怕政策而进行种族灭绝的行为。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有一些群体中的道德观念一直在沦丧，他们利用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正名，而他们的行为已经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普遍谴责，他们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公敌。

在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人坚定地投身于为公正而战的斗争中，他们其中有一些人带领着战无不胜的自由军队实施了行动，而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努力解放那些被压迫的人们，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寻求工作机会，建造房屋、学校、医院，帮他们用上电，为他们，尤其是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带来干净健康的水资源。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消除那些受教育与未受教育的人们、健康的与感染上可预防的疾病的人们之间的距离。

事实上，每当一个反动政权被推翻以后，解放者们都会利用有限的资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实现这些高尚的目标，并建立没有任何腐败的崭新的政府。群体中的受压迫的民众都充满着希望，希望自己所渴望的梦想最终能够实现，渴望在适当的时候可以重新赢得作为人的尊严，这种尊严一直以来已经被践踏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50页。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50页和第355页。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55页。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55页和第356页。

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见第356页。

但是历史一直都在跟那些拥有丰富阅历的著名自由斗士们开玩笑，而且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在历史上，不断有革命分子被贪婪打倒，他们最终被转移公共财产为己所用的贪念所压倒。他们背叛了曾经让他们名扬天下的高尚目标，他们抛弃了群众，和那些可以让他们大富大贵的压迫者们混在一起，而这些压迫者正是靠着对穷人中的穷人的无情盘剥才供养着这些背叛者们。

那些生性谦逊单纯、不关心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们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尊敬甚至崇拜，他们对全人类有着坚定的信心。这些人们可以是男士也可以是女士，是广为人知的或是默默无闻的，只要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他们就会全力以赴与各种形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他们通常都很乐观，他们相信在世界所有的群体中，都会有一些善良的男士和女士们会相信，和平才是寻求最终解决方案的最有力的武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时暴力也会成为解决问题的公正手段，这是包括善良的男士和女士们的所有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它主要的目的也是为和平解决问题创造必需的环境。毕竟这些善良的男士和女士们是这个世界的希望。

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超越了生死，甚至超越了国界，他们已经得到永生。在阅读了数本自传之后，我的大概印象是，自传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录作者所经历的事件和他的经验的目录，也可以作为一种可供其他人在生命历程中效仿的人生蓝图。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上述目的，因为在这本书里，并没有什么值得留给世人的。作为年轻人，我……的身上集中了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男孩的所有缺点、错误和轻率的行为，而影响这个乡村男孩的视野范围和经历的，主要是那些发生在他成长的地方和大学里的事件。我依靠傲慢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弱点。

成年之后，是我的同志们教导了我和我的狱友们，那些身份不明的、像怪物的或是神秘莫测的特殊囚犯除外。而我头上的这个荣誉光环——世界上被监禁时间最长的囚犯——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

在监狱中，我很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会被外界塑造成圣人的形象。对于圣人，有一种世俗的定义，即圣人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变自我的罪人。但是，即使按照这个定义，我也算不上是圣人，我从来都不是。

[279]伊莱·温伯格（Eli Weinberg），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80]希拉·温伯格（Sheila Weinberg，1945～2004），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成员，豪登省立法机构工作人员，伊莱·温伯格的女儿。

[281]赫尔曼·安迪姆巴·托伊沃·亚·托伊沃（Herman Andimba Toivo ja Toivo，1924～）纳米比亚自由战士，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领袖，政治犯。

[282]泽弗奈亚·莱科阿米·莫托朋（Zephania Lekoame Mothopeng，1913～1990），政治活动家，泛非主义者大会（PAC）主席。

附录信息

附录A　 曼德拉年表

1918年：7月18日豪利沙沙·曼德拉出生于特兰斯凯的姆维佐村，父亲是恩科西·穆帕卡尼斯瓦·格达拉·曼德拉，母亲是诺塞凯尼·范妮·曼德拉。

1925年：进入库奴村附近的小学读书，老师为其取名“纳尔逊”。

1927年：父亲逝世前把他托付给泰姆布族人首领荣欣塔巴·达林迪耶博摄政王收养。曼德拉随后跟随摄政王在穆克孜韦尼的大领地（The Great Place）里生活。

1934年：参加传统割礼仪式，迈出成年第一步。之后，进入恩科波地区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学习。

1937年：进入博福特堡市的希尔德顿的卫理公会教会学院学习。

1939年：进入艾丽斯镇福特哈尔大学学习，这是南非唯一一所黑人大学。结识奥立弗·坦博。

1940年：由于参加抗议活动，被福特哈尔大学勒令退学。

1941年：不满荣欣塔巴包办婚姻逃至约翰内斯堡，到金矿做夜班保安。结识沃尔特·西苏鲁，并经西苏鲁引荐在威特金——希德尔斯基——艾德利曼律师事务所担任见习律师。

1942年：通过函授课程继续攻读南非大学（UNISA）的文学学士学位（BA）。开始以非正式身份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ANC）。

1943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学位（LLB）。

1944年：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ANCYL）创始人之一。与伊芙琳·恩托科·梅思结婚，并育有4个孩子：桑贝基勒（1945～1969）、马卡齐韦（出生于1947年，9个月大时夭折）、马克贾托（1950～2005）和马卡齐韦（1954）。

1948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同时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全国执行委员会。

1951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主席。

1952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同时兼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1952年6月参与发起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并成为运动的发言人和全国志愿者总指挥。多次被捕，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些时日。后政府以曼德拉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名目判处他9个月的监禁和苦役，缓期两年执行，同时被判刑的还有其他19位运动领导人。同时，根据政府的一系列禁令，曼德拉不得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与奥立弗·坦博合作开办“曼德拉和坦博”律师事务所，这是南非历史上的第一家由非洲人合伙开办的律师事务所。

1953年：制订“曼德拉计划”（Mplan）部署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地下活动。

1955年：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普敦举行，通过《自由宪章》。曼德拉和其他遭禁令的战友在附近一家店铺的屋檐下秘密地关注着大会的进程。

1956年：因叛国罪的罪名再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155名大会联盟成员。对这些成员的审判历时四年半时间。

1958年：与伊芙琳·梅思离婚，后与诺姆扎莫·威尼弗雷德·马迪基泽拉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泽娜妮（1959）和津齐斯瓦（1960）。

1960年：3月21日发生沙佩维尔大屠杀，政府宣布南非进入紧急状态，曼德拉被拘留。4月8日，政府下令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AC）。

1961年：1956年叛国案审判中最后30名被告被无罪释放，曼德拉名列其中，其他被告人因证据不足在审判的不同阶段分别获释。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活动，之后参加了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的泛非会议，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在大会上，他号召召开全国会议，起草新的南非宪法。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成立，曼德拉任总司令。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1962年：1月，曼德拉离开南非，到国外参加军事训练，并努力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取支持。他秘密自博茨瓦纳（当时称为贝专纳）离开南非，并于同年7月潜回南非。之后，在埃塞俄比亚和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摩洛哥地区参加军事训练。这一年，曼德拉访问了12个非洲国家，并与奥利弗·坦博一同在英国伦敦居住了两个星期。8月5日，曼德拉在夸祖鲁——纳塔尔省的豪维克附近被捕；11月7日，政府指控曼德拉犯有煽动工人罢工和非法离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

1963年：5月，曼德被转至罗本岛监狱，两周后又突然被转至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7月11日，警察突袭瑞佛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庄，几乎逮捕了所有“民族之矛”的高层领导人。10月，政府以蓄意破坏罪开庭审判曼德拉与其他9人，此次审判即著名的瑞佛尼亚审判。詹姆斯·坎特因证据不足获释，鲁斯蒂·伯恩斯坦被无罪释放。

1964年：6月，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阿哈迈德·卡特拉达、戈万·姆贝基、雷蒙德·姆拉巴、丹尼斯·戈德堡、安德鲁·姆兰格尼和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8人中除戈德堡在比勒陀利亚监狱服刑外，其余均被押入罗本岛监狱服刑。

1968年：9月26日，母亲去世，曼德拉要求参加母亲的葬礼，被监狱当局拒绝。

1969年：7月13日，曼德拉的长子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遭遇车祸身亡。曼德拉致信监狱当局，要求参加儿子的葬礼，但未获得任何答复。

1975年：曼德拉开始秘密撰写自传，由西苏鲁和卡特拉达审稿并提出合适的建议，麦克·马哈拉吉和拉卢·奇鲍负责用极小的字体誊写书稿。之后，奇鲍把书稿藏在了马哈拉吉的练习册内，1976年马哈拉吉获释后秘密将手稿转移出监狱。

1982年：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安德鲁·姆兰格尼被转移至波尔斯摩尔监狱，卡特拉达随后也被转移进来。几人同住于一间比较大的公共囚室内，囚室位于一间牢房的顶层。

1984年：曼德拉的侄子，所谓特兰斯凯独立共和国（或班图斯坦）的总统K·D·马坦齐马申请将曼德拉释放至特兰斯凯，被曼德拉拒绝。

1985年：南非总统P·W·博塔表示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曼德拉在制定政治活动的策略时，必须放弃暴力方式。2月10日，女儿津齐在索韦托的集会上宣读了曼德拉拒绝妥协的声明。11月，曼德拉在沃尔克斯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当时的南非司法部部长科比·库切前往医院看望他。在出院回监狱的途中，曼德拉被单独关押。开始与政府官员进行探索性会谈，讨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谈判的条件。

1988年：为庆祝曼德拉70岁生日，人们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体育场举办了一场持续12小时的流行音乐会，音乐会盛况向世界67个国家转播。同年，曼德拉感染肺结核，进入泰格伯格医院治疗，之后又转入康斯坦迪堡私立医院。12月出院后，被转押至帕尔市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1989年：自南非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1990年：2月2日，南非政府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2月11日，曼德拉出狱。

1991年：继1960年遭取缔后，非洲人国民大会首次召开，曼德拉当选为主席。

1993年：与F·W·德克勒克总统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中进行第一次投票。5月9日，当选为民主南非的第一任总统。5月10日，总统就职仪式在比勒陀利亚举行，曼德拉宣誓就职。自传《漫漫自由路》正式出版发行。

1996年：与温妮·曼德拉离婚。

1998年：80岁生日当天与格拉萨·马谢尔结婚。

1999年：结束首任总统任期后卸任。

2001年：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

2004年：宣布退出公共活动。

2005年：1月，曼德拉的第二个儿子马克贾托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曼德拉公开宣布儿子的死因。

2006年：曼德拉88岁，他鼓励新一代继续为社会公平公正而奋斗。《曼德拉：权威的画像》（Mandela: The Authorised Portrait）一书正式出版。

2007年：孙子曼拉·曼德拉接任姆维佐传统委员会（Mvezo Traditional Council）主席，曼德拉亲自参加就职仪式。

2008年：迈入90岁，鼓励后起之秀继续为社会公平而奋斗。

2009年：联合国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国际纳尔逊·曼德拉日。

2010年：6月，曾孙女泽娜妮·曼德拉死于车祸。

附录B　 地图

南非地图，绘制于1996年左右

省份 | 城市/乡镇/村庄 | 描述
东开普省 | 姆维佐 | 曼德拉的出生地。
库奴 | 曼德拉在这个小村庄里度过了他的童年，获释后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穆克孜韦尼 | 曼德拉9岁左右迁至的大领地。
恩科波 | 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曼德拉在此获得中学证书。
博福特堡市 | 进入希尔德顿学院学习。
艾丽斯镇 | 进入福特哈尔大学学习。

豪登省

约翰内斯堡

1941年4月，曼德拉移居约翰内斯堡。

入狱前居住在亚历山德拉和索韦托。

出狱后居住在索韦托和霍顿。

担任总统期间和退休后居住在霍顿。

克里普敦 | 1955年，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并通过了《自由宪章》。

比勒陀利亚

1962～1963年及1963～1964年的部分时间内，曼德拉被囚禁在比勒陀利亚中心监狱。

1962年对曼德拉进行的审判以及瑞佛尼亚审判所在地。

1994年5月在此宣誓就任总统。

1994～1999年总统任职期间，曼德拉在此地的联邦议会大厦内办公。

沙佩维尔 | 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
瑞佛尼亚 | 立里斯里夫农庄，安全的地下工作室所在地。

夸祖鲁——
纳塔尔省

彼得马里茨堡

1961年3月22日，泛非会议在此地召开。

豪维克 |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此地被捕。
西开普省 | 罗本岛 | 1963年5月前两周，及1964年6月13日至1982年3月30日的18年间，曼德拉被囚禁在罗本岛。

开普敦

1982年3月～1988年8月，曼德拉被囚禁在此地的波尔斯摩尔监狱。

1988年，曼德拉在泰格伯格医院接受治疗。

1988年，曼德拉在康斯坦迪堡私立医院接受治疗。

1994～1999年，担任总统期间的办公室和家庭所在地。

帕尔市 | 1988年12月～1990年2月11日期间，曼德拉被囚禁在此地的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非洲地图，1962年左右

此幅地图显示了1962年纳尔逊·曼德拉自非洲到英国的行程路线。一年间，他访问了12个非洲国家，积极与各国政治领袖会谈，努力为“民族之矛”筹措资金，并争取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在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参加了军事训练。在此期间，曼德拉与奥利弗·坦博一同在英国伦敦居住过两个星期。

依次访问过的国家（已知具体城市）
贝专纳（洛巴策、卡萨内） | 1962年1月11日抵达
坦噶尼喀（姆贝亚、达累斯萨拉姆） | 1962年1月21日抵达
尼日利亚（拉各斯） | 1962年1月25日抵达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 1962年1月30日抵达
埃及（开罗） | 1962年2月12日抵达
利比亚（的黎波里） | 1962年2月25日抵达
突尼斯（突尼斯） | 1962年2月27日抵达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拉巴特、乌季达） | 1962年3月6日抵达
马里（巴马科） | 1962年3月28日抵达
法属几内亚（科纳克里） | 1962年4月12日抵达
塞拉利昂（弗里敦） | 1962年4月16日抵达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 1962年4月19日抵达
加纳（阿克拉） | 1962年4月27日抵达
尼日利亚（拉各斯） | 1962年5月17日抵达
加纳（阿克拉） | 1962年5月27日抵达（仅停留45分钟）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 1962年5月27日抵达
法属几内亚（科纳克里） | 1962年5月28日抵达
塞内加尔（达喀尔） | 1962年6月1日抵达
英国（伦敦） | 1962年6月7日抵达
苏丹（喀土穆） | 1962年6月19日抵达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 1962年6月26日抵达
苏丹（喀土穆） | 1962年抵达，确切日期不详
坦噶尼喀（达累斯萨拉姆，姆贝亚） | 1962年抵达，确切日期不详
贝专纳（卡内、洛巴策） | 1962年抵达，确切日期不详

附录C　 组织名称缩写

AAC | 泛非会议
ANC | 非洲人国民大会[1923年之前称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ANNC）]
ANCWL | 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
ANCYL | 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
APDUSA | 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
COD | 民主主义者大会
COSATU | 南非总工会
CPC | 有色人种大会
CPSA | 南非的共产党（1953年后更名为南非共产党）
FEDSAW | 南非妇女联盟
IFP | 因卡塔自由党
MK | 民族之矛
NEUF | 非欧洲统一战线（NonEuropean United Front）
NEUM | 非欧洲统一运动(NonEuropean Unity Movement)
NIC | 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PAC | 泛非主义者大会
SACP | 南非共产党（1953年之前称为南非的共产党）
SACTU | 南非总工会
SAIC | 南非印度人大会
SANNC |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之后称为非洲人国民大会）
TIC | 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
UDF | 民主统一战线

附录D　 人物、地点和事件[283]

阿卜杜拉赫曼，阿卜杜拉

Abdurahman, Abdullah

（1872～1940），医生、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锡西·古尔的父亲，南非历史上第一位当选为开普敦市和开普省议会议员的黑人。非洲政治组织（APO）主席。他逝世后，为表彰他在反种族压迫事业中作出的贡献，曼德拉于1999年追授他功绩奖章：一等奖（金奖）。

非洲人国民大会（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1912年成立，当时称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ANNC)，1923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1960年3月，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南非政府宣布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大会组织转入地下。1990年，在政府解除禁令后，才开始公开活动。1961年建立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曼德拉任总司令。1994年4月27日，在南非首次民主选举中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

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ANCWL）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Womens League (ANCWL)

1948年成立，积极参与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和反对通行证法运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ANCYL）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Youth League (ANCYL)

为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保守斗争观点，纳尔逊·曼德拉、安东·莱姆比德（Anton Lembede）、沃尔特·西苏鲁、A·P·迈德和奥利弗·坦博于1944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发起了非暴力反抗和反种族隔离罢工运动。1959年，部分成员脱离联盟，建立泛非主义者大会（PAC），1960～1990年间被政府取缔。

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APDUSA)

African Peoples Democratic Union of Southern Africa (APDUSA)

1961年建立，旨在维护受压迫的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权利，并向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教育。隶属非欧洲统一运动组织(NEUM)和泛非会议(AAC)，由塔巴塔·艾萨克·班加尼(Tabata Issac Bangani)领导。

亚历山德拉，内维尔博士

Alexander, Dr Neville

（1936～）,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民族解放阵线(NLF)创始人，极力反对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1962年被判蓄意破坏罪，后囚禁于罗本岛长达10年。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他在推进多语言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于2008年获颁帕克斯语言奖（Lingua Pax Prize）。

阿斯瓦特，扎伊纳布博士

Asvat, Dr Zainab

（192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6年参加反对通行证法运动被捕入狱，第一批任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执行委员会的女性之一。1963年后的5年内，行动自由被禁止。政府禁令解除后，获得离境许可证，前往伦敦。父亲易卜拉欣·阿斯瓦特曾参加过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在1918年当选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联盟主席。

奥特舒默（曼德拉将其拼写为奥特舒梅奥）

Autshumao (spelt by Mandela as Autshumayo)

（1663年逝世），科伊科伊族人首领。通晓英语和荷兰语，1652年在荷兰移民定居好望角期间担任口译员。后与荷兰殖民者交战失利，于1658年与两名随从一同被杨·范·里贝克放逐到罗本岛。他是第一位被囚禁在罗本岛的囚犯，同时也是唯一一位成功逃离罗本岛的囚犯。

巴纳德，卢卡什（尼尔）博士

Barnard, Dr Lukas (Nil)

（1949～），学者，1978年任奥兰治自由邦大学政治学教授，1980～1992年任南非情报局负责人。在监狱期间与曼德拉举行秘密会谈，商谈筹备随后的释放事宜以及巩固政治权力方面的工作，包括筹办曼德拉和总统P·W·博塔和F·W·德克勒克的谈判。1996～2001年担任西开普省行政厅厅长。

伯恩斯坦（婚前姓：施瓦茨），希尔达

Bernstein (née Schwarz), Hilda

（1915～2006），作家、艺术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1943～1946年期间任约翰内斯堡市议员。唯一经过“仅限白人”选举获得公职的共产党员。与莱昂内尔（鲁斯蒂）·伯恩斯坦结婚。南非第一个非种族妇女组织——南非妇女联盟(FEDSAW)的创始人，1964年瑞佛尼亚审判后，徒步逃往博茨瓦纳，之后迁居英国伦敦。她在追求南非的男女平等、自由民主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2004年获卢图利奖银奖[284]。

伯恩斯坦，莱昂内尔（鲁斯蒂）

Bernstein, Lionel (Rusty)

(1920～2002)，建筑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CPSA)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大会(COD)创始人、主席，该组织参与了于1955年通过《自由宪章》的人民代表大会。1956年叛国案审判的被告人之一。在1964年瑞佛尼亚审判后，和妻子希尔达一同开始了逃亡生涯（步行穿过邻国博茨瓦纳）。在从事建筑事业的同时，也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

比佐斯，乔治

Bizos, George

（1928～），出生在希腊，人权律师。南非全国人权律师理事会成员和创始人之一。非洲人国民大会法律与宪法委员会委员。民主南非大会（CODESA）法律顾问。瑞佛尼亚审判辩护律师，同时担任知名度较高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的法律顾问，包括史蒂夫·比科家族、克里斯·哈尼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委员克拉多克·福尔。后由曼德拉任命为南非司法服务委员会委员。

黑人觉醒运动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主力为黑人青年和工人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旨在提升黑人的自我认同感。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和泛非主义者大会（PAC）成员的持续性自由限制和囚禁造成了南非政治上的真空，在这种形势下，黑人觉醒运动兴起。运动由史蒂夫·比科发起，他创始的南非学生组织(SASO)是运动的最初形式。

博塔，彼得·威廉（P·W）

Botha, Pieter Willem (P W)

（1916～2006），1978～1984年任南非总理；1984～1989年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任具有执行权力的国家总统；南非国民党领袖；种族隔离制度的拥护者。1985年，博塔同意释放曼德拉，但是前提是曼德拉必须放弃暴力抵抗活动，被曼德拉拒绝。1998年，博塔拒绝为种族隔离罪行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会议上作证。

布鲁特斯，丹尼斯

Brutus, Dennis

（1924～2009），教育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SANROC）主席及创始人之一，成功说服其他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禁止南非参加1964和1968年举行的奥运会，并在1970年奥运会上将南非除名。1963年，丹尼斯·布鲁特斯因未遵守禁令被判18个月苦役。服役期间，他在罗本岛上度过了一段时间。1966年，逃离南非。

布特莱齐，曼戈苏图

Buthelezi, Mangosuthu

（1928～），南非政治家、祖鲁族王子。在197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祖鲁族关系恶化之前，是国民大会成员。因卡塔自由党创始人，并于1975年担任该党主席。夸祖鲁领袖，1994～2004年间任南非内政部部长。在曼德拉总统任期内，多次担任代理总统。

卡查利亚（婚前姓：阿斯瓦特），阿明娜

Cachalia (née Asvat), Amina

（1930～），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成员，南非妇女联盟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联盟财务主管，同时也是进步妇女联合会的创始人。与尤素福·卡查利亚结婚。按照政府颁布的1963～1978年的禁令，她不得参与任何社会集会、政治性会议，或进入任何教育场所和出版场所，或离开约翰内斯堡的管辖地区。

卡查利亚，伊斯梅尔·艾哈迈德（毛尔维）

Cachalia, Ismail Ahmad (Maulvi)

（1908～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之一，1946年反通行证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中协助曼德拉担任副总指挥，为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审判中的20名被告之一。1955年，与摩西·科塔内一起参加万隆会议，1964年逃往博茨瓦纳，在新德里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父亲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卡查利亚是甘地的密友，并在1908～1918年期间担任德兰士瓦英属印度人联盟主席。

卡查利亚，尤素福

Cachalia, Yusuf

（1915～1995），政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毛尔维·卡查利亚的弟弟，阿明娜·卡查利亚的丈夫。因参与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判9个月缓刑。自1953年开始，长期遭禁。

奇鲍，伊苏（拉卢）

Chiba, Isu (Laloo)

（1930～），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和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成员。民族之矛队长，曾遭南非秘密警察审讯拷打，一只耳朵失聪。后因入职民族之矛第二届全国最高司令部被捕，获判18年监禁，被押解到罗本岛上服刑。在监狱里，他负责抄写曼德拉的自传手稿。1982年获释。1994～2004年为民主统一战线（UDF）成员和国会议员。他终其一生为南非的反种族歧视、反性别歧视、公平和民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于2004年获卢图利奖银奖。

库切，亨德里克（科比）

Coetsee, Hendrik (Kobie)

（1931～2000），南非政治家、律师、行政管理人员和谈判专家。1978年，任南非国防情报局副局长。1980年任司法部部长。自1985年开始与曼德拉进行会谈，商讨国民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事宜。1994年在南非的第一次民主大选中，当选参议院议长。

南非的共产党（CPSA）

Communist Party South Africa (CPSA)

[见南非共产党（SACP）]

大会联盟

Congress Alliance

20世纪50年代成立，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民主主义者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种组织（后改称为有色人种组织）组成。1955年南非总工会成立，加入联盟，成为联盟的第五名成员。联盟积极协助组织南非人民代表大会，促进《自由宪章》条款的实施。

人民代表大会

Congress of the People

大会联盟成员花费一年时间遍访南非，记录人民对于自由南非的要求，而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则是这项活动的顶峰。这些记录下来的内容之后写入了《自由宪章》。1955年6月25日和26日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召开大会，3 000名代表参加。大会的第二天通过《自由宪章》。

库珀，萨塔西瓦恩（萨斯）

Cooper, Sathasivan (Saths)

（1950～），心理学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觉醒运动的支持者。1972年担任黑人大会秘书。1973年，政府下达禁令限制他自由行动，并规定他五年内只能在德班管辖区内活动。在1973年一次罢工中，被指控袭击警察；1974年，参与组织了庆祝莫桑比克解放运动的集会，被政府判处10年监禁；1982年12月20日获释。1983年当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副主席。

达多，尤素福博士

Dadoo, Dr Yusuf

（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在民族之矛革命委员会担任奥利弗·坦博的代表。1972～1983年，担任南非共产党主席。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1940年参加反战活动首次被捕入狱，1946年参加消极抵抗运动再次入狱，被判6个月监禁。因参与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政府审判的20名被告之一。在1960年政府宣布南非进入紧急状态后，转入地下工作，之后为躲避逮捕开始流亡生涯。在1955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达林迪耶博，荣欣塔巴首领

Dalindyebo, Chief Jongintaba

（于1942年逝世），泰姆布族人首领和摄政王，是曼德拉的生父逝世后曼德拉的监护人，曼德拉9岁时离家迁至穆克孜韦尼，与他一起居住在大领地里。

达林迪耶博，萨巴塔·荣尤尔安加国王

Dalindyebo, King Sabata Jonguhlanga

（1928～1986），1954～1980年任特兰斯凯最高首领，民主进步党主席；荣欣塔巴首领的侄子；1980年被控冒犯特兰斯凯总统马坦齐马，逃往赞比亚。

丹尼尔斯，爱德华（埃迪，曼德拉称他“丹尼尔”）

Daniels, Edward (Eddie; Mandela calls him‘Danie’)

（1928～），政治活动家、南非自由党成员。南非抵制行动成员，参与一些未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活动，以声明其对政府的反对态度。在罗本岛上被囚15年，期间与曼德拉一起关押在监狱的B区内。1979年获释后，行动自由很快受到限制。2005年，南非政府授予他卢图利奖银奖。

德克勒克，弗雷德里克·威廉（F·W）
de Klerk, Frederik Willem (F W)

(1936～)，律师，1989～1994年期间担任南非总统。1989～1997年间担任南非国民党主席。1990年2月，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并释放曼德拉。1994～1996年，任曼德拉政府的第二副总统，塔博·姆贝基任第一副总统。1997年任新国民党主席。1992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翌年因在和平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曼德拉。

蔑视不公正法运动

Defiance Campaign Against Unjust Laws

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51年12月发起的运动。1952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展开此活动，旨在反对6部种族隔离法。活动形式包括以个人形式违反种族隔离法，比如进入“仅限白人”的房屋内，违反宵禁令和自愿被关押。曼德拉担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担任副总指挥。超过8 500名志愿者因参加此次运动被捕。

杜比，约翰·朗加利巴勒

Dube, John Langalibalele

（1871～1946），教育家、出版人、编辑、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12年建立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担任首任主席。在奥哈兰治建立祖鲁基督教工业学校。1904年创办南非第一份祖鲁语和英语双语报纸《纳塔尔的太阳》（Ilanga lase Natal）。1913年政府土地法的反对者，1935年泛非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1994年，曼德拉在奥哈兰治学校完成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民主投票，投票后来到杜比墓前拜祭，告慰杜比，南非已经获得自由。

南非妇女联盟 (FEDSAW)

Federation of South African Women (FEDSAW)

1954年4月17日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为南非全国性的非种族歧视妇女组织。参与反通行证法运动，并于1956年8月9日（现为南非妇女节）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妇女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妇女多达20 000人，游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政府联合大厦。此次游行活动成为反通行证法运动的顶峰。

弗斯特，鲁思

First, Ruth

（1925～1982）,学者、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1949年与乔·斯洛夫结婚。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期间与曼德拉结识。后被捕入狱受到指控，最终在叛国案审判中获无罪释放。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与儿女一起逃亡斯威士兰。1963年被单独监禁90天，获释后逃往英国。自1977年开始一直流亡在莫桑比克，1982年8月17日收到包裹炸弹被炸身亡。

费希尔，艾布拉姆（布拉姆）

Fischer, Abram (Bram)

（1908～1975），律师、政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的共产党主席；民主主义者大会成员。1946年参与旨在提高工资水平的非洲煤矿工人罢工，被指控犯煽动罪。在叛国案审判中成功为曼德拉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其他领导者辩护，在1963～1964年的瑞佛尼亚审判中担任主要辩护律师。后行动自由长期受到限制。1966年，因被控违反压制共产主义法令和串谋进行蓄意破坏活动被判终身监禁。1967年获列宁和平奖。

费希尔（婚前姓：克里格），苏珊娜·约翰娜（莫利）

Fischer (née Krige), Susanna Johanna (Molly)

(1908～1964)，教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的共产党和南非妇女联盟成员。1937年与布拉姆·费希尔结婚。1955年，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她参加三种组织，迫使她辞去南非与苏联和平友谊发展协会秘书职位。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被拘留。1964年，和丈夫一同前往开普敦市参加女儿21岁生日宴会，途中遭遇车祸身亡。

《自由宪章》

Freedom Charter

《自由宪章》阐述了大会联盟所遵循的原则，于1955年6月26日在索韦托市克里普敦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大会联盟召集了上千名志愿者在南非各地收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自由宪章》倡导在非洲废除种族歧视、进行土地改革、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平均分配财富、推行义务教育和实施公平法律，是抵制种族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武器。

格威尔，G·J（杰克斯）

Gerwel, G J (Jakes)

（1946～），学者，1994～1999年任曼德拉总统办公室总干事，同时担任全国统一政府内阁秘书。罗德斯大学校长，西开普敦大学人类学领域著名教授，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会长。

戈德堡，丹尼斯

Goldberg, Denis

（193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党员，民主主义者大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主席。民族之矛技术官员。1963年被捕，后被判终身监禁，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服刑，1985年获释后逃往英国，后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联合国反种族隔离委员会的发言人。1995年创立哈特（HEART）社团，旨在帮助南非的穷苦黑人。2002年返回南非，担任水利和林业部部长龙尼·卡斯里尔斯的特别顾问。

古尔，扎伊嫩尼撒（锡西）

Gool, Zainunnisa (Cissie)

(1897～1963)，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的女儿；南非民族解放联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20世纪40年代，担任非欧洲统一战线主席。因参与1946年反通行证法运动被捕并遭指控，1954年行动自由被政府限制。1962年自法学院毕业，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毕业于法学院的黑人女性，后进入开普巴（Cape Bar）律师事务所工作。逝世后，为表彰她在追求民族解放和为实现公平、民主、无种族歧视的南非的伟大理想方面所作出的巨大成就，南非政府追授她卢图利奖银奖。

哈尼，桑比西莱（克里斯）

Hani, Thembisile (Chris)

（1942～199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活动家，15岁即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后加入南非的共产党。民族之矛成员，后成为参谋长。东开普省和西开普省地下非洲人国民大会活跃成员，后开始流亡生涯，在流亡过程中逐渐成为民族之矛的领导人。1990年返回南非，1991年以后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199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附近被贾纳斯·瓦鲁思暗杀。2008年，政府追授他南非最高荣誉奖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哈梅尔，迈克尔

Harmel, Michael

（1915～1974），记者，知识分子，工会会员，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领导人，《非洲共产党》编辑，民族之矛成员；协助建立南非总工会。民主主义者大会创始人之一。行动自由持续遭到限制。1962年，南非共产党指示他离开南非，离开南非后，在南非共产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各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赫普尔，鲍勃

Hepple, Bob

（1934～），律师、学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民主主义者大会和南非总工会成员。1962年，在曼德拉被控非法离境和煽动工人罢工入狱后，成为曼德拉的发言人。1963年在立里斯里夫农庄被捕，后因成为检方证人获释。之后逃离南非，2004年被授予爵位。

霍奇森，杰克

Hodgson, Jack

（1910～197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成员。“二战”退伍军人反法西斯组织跳羚军团（Springbok Legion）全国秘书；民主主义者大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任秘书；民族之矛创始人之一并协助训练新兵。人身自由被推行种族隔离的政府限制。在叛国案中被指控，后在瑞佛尼亚审判中又被指控为同谋犯。

贾巴武，戴维森·唐·坦戈

Jabavu, Davidson Don Tengo

（1885～1959），学者、诗人、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约翰·坦戈·贾巴武的儿子；艾丽斯镇福特哈尔大学的第一位黑人教授。担任于1935年成立的泛非会议，会议旨在对抗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颁布的法律。教育家，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始人之一。

贾巴武，约翰·坦戈

Jabavu, John Tengo

（1859～1921），学者、作家、报纸编辑、政治活动家；戴维森·唐·坦戈·贾巴武之父。1884年创办第一份黑人报纸《黑人舆论》（Imvo Zabantsundu），1916年协助建立南非土著人大学（福特哈尔大学）。逝世后，获卢图利奖金奖。

约瑟夫（婚前姓：芬内尔），海伦

Joseph (née Fennell), Helen

（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民主主义者大会创始人。南非妇女联盟全国秘书。组织领导1956年的2万名妇女大游行，此次游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南非政府联合大厦。曼德拉夫妇被监禁期间，帮忙照看津齐和泽娜妮。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奖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坎特，詹姆斯

Kantor, James

（1927～1975），律师，未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之矛，但受其姐夫和合伙人哈罗德·沃尔普的牵连成为瑞佛尼亚审判被告，获无罪释放后逃离南非。1963年警察突袭立里斯里夫农庄时哈罗德·沃尔普被捕。

卡特拉达，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凯西）

Kathrada, Ahmed Mohamed (Kathy)

（1929～），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政治犯、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人。德兰士瓦省印度志愿者兵团及其后续组织德兰士瓦省印度青年国大党创始人。1946年，参加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起的反通行证运动，旨在抵制亚洲土地使用权和印度人代表法，被捕入狱一个月。1952年参加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再次被判刑；1954年，政府下达禁令，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者之一，大会联盟一般目的委员会成员之一。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遭拘留。1961年判国案最后获释的30人之一。1962年被软禁。1963年7月在立里斯里夫农庄被捕，之后在瑞佛尼亚审判中被控蓄意破坏罪。1964～1982年，在罗本岛监狱服刑，后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1989年10月15日获释。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同时担任曼德拉总统的政治顾问。1994～2006年，担任罗本岛理事会主席。1992年获得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印度总统授予的杰出贡献萨曼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 Award）以及几个学科的荣誉博士学位。

科伊科伊人

Khoikhoi

南非原住民。居住在南非乡村，以放养牛羊为生。

考塔尼，摩西

Kotane, Moses

（1905～1978），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活动家。1937～1978年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1963～1973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财政部部长。1956年叛国案被告人之一。蔑视不公正法审判案20名被告人之一。1955年，参加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被拘留，后被软禁。1963年逃离南非开始逃亡生涯。1975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奖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克鲁格，詹姆斯（吉米）

Kruger, James (Jimmy)

（1917～1987），政治家，1974～1979年担任司法与警政部部长。1979～1980年任参议院主席；南非国民党成员；1977年，著名的反种族隔离领袖史蒂夫·比科在拘留期间遭警察暴力致死，詹姆斯·克鲁格对此事件发表了不恰当的评论，导致他声名狼藉，被国人冷落。

卢图利，阿尔伯特·约翰·姆比酋长

Luthuli, Chief Albert John Mvumbi

（1898～1967），教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牧师、格鲁特维尔地区酋长。1952～1967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1953年起，行动自由遭政府限制，被软禁在家中。1956年叛国案被告人之一。1960年在公开场合烧毁自己的通行证，并号召设立沙佩维尔屠杀惨案全国纪念日，被政府判处6个月（缓期）监禁。因使用非暴力方式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作出的贡献，196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55年在南非人民代表大会上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马谢尔，格拉萨（婚前姓：辛比内）

Machel, Graa (née Simbine)

（1945～），莫桑比克教师、人权活动家、国际妇女和儿童权利倡导者、政治家。1998年7月与纳尔逊·曼德拉结婚；莫桑比克前总统萨莫拉·马谢尔（1986年逝世）遗孀。莫桑比克独立后，担任文化教育部部长；由于在人道主义工作方面作出了长期努力，尤其是对难民儿童的救助，她获得了联合国南森奖，此外她还获得过多种其他奖项。

马迪基泽拉-曼德拉，诺姆扎莫·威尼弗雷德（温妮）

MadikizelaMandela, Nomzamo Winifred (Winnie)

（1936～），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1958年与纳尔逊·曼德拉结婚，1996年离婚（1992年分居）。泽娜妮·曼德拉和津齐·曼德拉的母亲；第一位通过资格认证在约翰内斯堡巴拉瓜纳医院任职的黑人医疗工作者；1969年，被判17个月单独监禁；根据1962～1987年的一系列政府禁令，行动自由受到控制，于1970年开始遭政府软禁。1975年建立妇女联合会；1976年，为响应索韦托起义建立黑人父母联盟；1993～2003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主席；非洲人国民大会国会议员。

马哈拉吉，萨特扬德拉纳特（麦克）

Maharaj, Satyandranath (Mac)

（1935～），学者、政治家、政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民族之矛领导人；1964年被控犯有蓄意破坏罪，被判处12年监禁，在罗本岛监狱服刑。暗中抄写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1976年获释时将手稿秘密转移出监狱；领导武尔因莱拉[Vulindlela，或称武拉（Vula）]行动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活动，建立内部地下领导组织。后供职于民主南非大会秘书处。1944～1999年担任交通部长。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的特使。

梅基

Maki

（见曼德拉，马卡齐韦）

马奎图，克拉伦斯

Makwetu, Clarence

（1928～），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员。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之一，1990～1996年期间，担任大会主席。1963年被控煽动泛非主义者大会运动，被判5年监禁；1979年自罗本岛监狱释放后，被护送至特兰斯凯，但是又遭其表兄K·D·马坦齐马驱逐。1989年，担任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前沿组织泛非洲人运动（PAM）第一任主席。1994年，在第一次民主选举大会上当选为国会议员；获卢图利奖银奖。

曼德拉，伊芙琳·恩托科

Mandela, Evelyn Ntoko

（见梅思，伊芙琳·恩托科）

曼德拉，马迪巴·桑贝基勒（桑比）

Mandela, Madiba Thembekile (Thembi)

(1945～1969)，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所生的大儿子，在车祸中丧生。

曼德拉，马卡齐韦

Mandela, Makaziwe

（1947），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所生的大女儿，9个月大时夭折。

曼德拉，马卡齐韦（梅基）

Mandela, Makaziwe (Maki)

（1954～），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曼德拉，马克贾托（贾托）

Mandela, Makgatho (Kgatho)

（1950～2005），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儿子。2005年1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死于艾滋病，他的第二任妻子宗迪·曼德拉在2003年7月死于艾滋病并发症肺炎。

曼德拉，恩科西·穆帕卡尼斯瓦·格达拉

Mandela, Nkosi Mphakanyiswa Gadla

（1927年逝世），酋长、参事、顾问；伊克斯伊巴家族的后裔，曼德拉的父亲，与当地白人行政长官产生纠纷，过后酋长职位被罢免。

曼德拉，诺塞凯尼·范妮

Mandela, Nosekeni Fanny

（1968年逝世），曼德拉的母亲，恩科西·穆帕卡尼斯瓦·格达拉·曼德拉的第三个妻子。

曼德拉，温妮

Mandela, Winnie

（见马迪基泽拉-曼德拉，诺姆扎莫·威尼弗雷德）

曼德拉，泽娜尼（泽尼）

Mandela, Zenani (Zeni)

（1959～），曼德拉与第二任妻子温妮所生的大女儿。

曼德拉，津齐斯瓦（津齐）

Mandela, Zindziswa (Zindzi)

（1960～），曼德拉与第二任妻子温妮所生的第二个女儿。

马克，约翰·比弗（J·B）

Marks, John Beaver (J B)

（1903～1972），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工会会员、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政府颁发《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后，行动自由被限制；非欧洲工会德兰士瓦理事会主席；非洲矿业工人工会主席；组织1946年矿业工人大罢工；经非洲人国民大会派遣，于1963年前往坦桑尼亚加入外部任务总部。

梅思，伊芙琳·恩托科

Mase, Evelyn Ntoko

（1922～2004），护士，1944年与纳尔逊·曼德拉结婚，1957年离婚；马迪巴·桑贝基勒（1945～1969）、出生9个月即不幸夭折的马卡齐韦（1947）、马克贾托（1950～2005）和马卡齐韦（1954～）的母亲；沃尔特·西苏鲁的表妹，经其介绍与曼德拉相识。1998年与索韦坦退休企业家西蒙·拉基派尔结婚。

马坦齐马，凯泽·达利旺加（K·D）

Matanzima, Kaiser Daliwonga (K D)

（1915～2003），泰姆布酋长、政治家、曼德拉的侄子；1955年任特兰斯凯独立共和国地方长官，1956年任特兰斯凯政府行政人员；1963年担任特兰斯凯首席部长；与弟弟乔治·马坦齐马一同创立并领导特兰斯凯国家独立党。1976年，担任名义上独立的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总理；1979～1986年，担任特兰斯凯国家总统。

马修斯，撒加利亚·克奥迪雷兰（Z·K）教授

Matthews, Professor Zachariah Keodirelang (Z K)

（1901～1968），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1923年，成为南非第一位获得南非学院文学学士学位的黑人；1930年，成为南非第一位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的黑人。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和自由宪章两个概念。在1960年3月21日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与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一起将3月28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命名为“远离” （stayaway）。1965年退休后，前往博茨瓦纳，担任驻美大使。

姆贝基，阿奇博尔德·姆武耶卢瓦·戈万（族名：济济）

Mbeki, Archibald Mvuyelwa Govan (clan name, Zizi)

（1910～2001），历史学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领导人，供职于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塔博·姆贝基（1999～2008年任南非总统）的父亲，瑞佛尼亚审判被告人之一，被判终身监禁；1987年自罗本岛释放。1994～1997年供职于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参议院，担任参议员；1997～1999年担任全国省政事务委员会副议长。1980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姆贝基，姆武耶卢瓦·塔博

Mbeki, Mvuyelwa Thabo

（1942～），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99～2008年任南非总统；1994～1999年任南非副总统，戈万·姆贝基之子。1956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时年仅14岁。1962年与其他学生一起逃亡国外，后进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并前往苏联参加军事训练。与O·R·塔博紧密合作，共同带领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与南非政府展开秘密谈判，后多次参与与南非政府的谈判。1997～2007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米尔，法蒂玛教授

Meer, Professor Fatima

（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1950年与伊斯梅尔·米尔结婚。为支持1946年发起的旨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反通行证法运动，创立消极抵抗委员会。南非妇女联盟创始人；1956年成为第一位在白人大学（纳塔尔大学）担任讲师的黑人女性。1953年行动自由被限制，险遭暗杀；黑人觉醒观念的拥护者；1975年建立黑人研究院（IBR）。担任成立于1975年的黑人妇女联盟主席。《梦想之上》（Higher Than Hope，1988年出版）作者，这是曼德拉第一本经授权出版的自传。

姆拉巴，雷蒙德（族名：恩多贝）

Mhlaba, Raymond (clan name, Ndobe)

（1920～200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非洲共产党领导人。民族之矛总司令。1963年在瑞佛尼亚被捕，被判终身监禁，后囚禁于罗本岛，1982年转至波尔斯摩尔监狱，1989年获释。参与了南非国民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之间的一系列谈判，旨在推动南非民主化进程。1991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1994年担任东开普省省长。1997年担任南非驻乌干达高级专员。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民族之矛

MK

[见后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姆夸伊, 齐姆赛勒·威尔顿（族名：姆博纳；昵称：布里布里）

Mkwayi, Zimasile Wilton (clan name, Mbona; nickname, Bri Bri)

(1923～2004)，工会会员、政治活动家、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总工会成员。伊丽莎白港南非工人联盟组织者。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志愿者，后积极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1956年叛国案审判期间逃脱，前往莱索托。加入民族之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军事训练。在立里斯里夫农庄被捕后成为民族之矛总指挥。在所谓的“小瑞佛尼亚审判”中被控有罪并判终身监禁。1994年当选国民议会参议院议员，接受任命，前往东开普省省立法机构任职，1999年退休。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姆兰格尼, 安德鲁·莫克特（族名：莫科沃；昵称：姆潘达）

Mlangeni,Andrew Mokete（clan name，Motlokwa；nickname,Mpandla)

(1926～)，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成员。1963年瑞佛尼亚审判中被控有罪，并被判终身监禁。在罗本岛上囚禁18年，1982年转至波尔斯摩尔监狱。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蒙帕蒂，鲁思·塞戈模特西

Mompati, Ruth Segomotsi

（192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国会议员、使节、市长。1953～1961年间，在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的律师业务中担任打字员。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非洲人国民大会坦桑尼亚妇女分部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南非妇女联盟创始人。1996～2000年担任南非驻瑞士大使。西北省弗雷堡/纳莱迪市市长。

穆拉，穆萨·穆罕默德（莫西）

Moolla, Moosa Mohamed (Mosie)

（1934～），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外交家。德兰士瓦省印度青年大会（TIYC）和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成员。在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担任全职委员；1956～1961年叛国案中最后接受审判的30名被告之一。1963年，政府颁布90天预押条款，他被拘留并遭单独拘禁。后再次被拘留，贿赂年轻看守约翰内斯·格雷夫后逃脱，之后跨越国境线，逃往坦桑尼亚。1972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驻印度首席代表。1989年11月，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1990年开始任职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国际事务部，是南非第一位驻伊朗大使。之后担任南非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2004年退休。

莫罗卡, 詹姆斯·塞贝博士

Moroka, Dr James Sebe

（1892～1985），医生、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9～1952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在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审判中被控有罪。审判过程中，他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自行雇用律师，并请求法庭减轻其罪行。因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再次选举时落选，酋长卢图利当选主席。

莫特索亚雷迪，伊莱亚斯 (族名：莫科尼)

Motsoaledi, Elias (clan name, Mokoni)

（1924～1994），工会会员、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和非欧洲工会委员会(CNETU)成员。1952年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后，行动自由遭政府限制。1955年协助建立南非总工会。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被囚禁4个月；1963年政府颁布90天预押条款后再次被拘禁；后在瑞佛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于1964～1989年在罗本岛上服刑，获释后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授予的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奈克尔，甘加图尔·穆罕布里（蒙提）博士

Naicker, Dr Gangathura Mohambry (Monty)

（1910～1978），医生、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反种族隔离委员会首任主席；1945～1963年担任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IC）主席。1947年3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甘加图尔·穆罕布里·奈克尔博士代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在协议上签字，另外两名签字人为阿尔伯特·胡马博士（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和尤素福·达多博士（德兰士瓦省印度人大会主席）。

奈尔，比利

Nair, Billy

（1929～2008），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南非总工会、民族之矛成员。1963年，被控犯有蓄意破坏罪，在罗本岛被囚长达20年之久。获释后加入民主统一战线。1990年，被指控参加“武拉行动”被捕。后当选新成立的民主南非国会议员。

国民党

National Party

1914年由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布隆方丹建立的保守政治党派。1948年6月至1994年5月为南非执政党。推行种族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种族隔离制度被合法化，国家执行专为少数白人利益而制定的法律。2004年，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

恩多贝

Ndobe

（见姆拉巴，雷蒙德）

恩戈伊，莉莲·马塞迪巴

Ngoyi, Lilian Masediba

（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演说家。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1956年成为第一位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女性。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主席。1956年担任南非妇女联盟主席，同年领导南非反通行证法妇女游行。叛国罪审判中的被告人，后被判无罪释放。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中时被拘留，并在1963年90天预押条款颁布后被单独拘禁71天。行动自由一直受到限制。1982年获得非洲人国民大会授予的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诺奎，菲利蒙·皮尔斯·杜马西莱（杜马）

Nokwe, Philemon Pearce Dumasile (Duma)

（1927～1978），律师、政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员。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1953～1958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秘书长。参与过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后被禁止从事教育事业，开始学习法律，最终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名供职于德兰士瓦省最高法院的黑人。在1956～1961年被指控有罪，最终没能成为律师。1958～1969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后经非洲人国民大会指示，自费离开南非。1963年，与摩西·科塔纳一同离开南非。流亡途中，在许多国际会议上游说，协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建设。

恩佐，阿尔弗雷德·巴普赫蒂克森罗

Nzo, Alfred Baphetuxolo

（1925～200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领导人。1952年参与蔑视不公正法运动和人民代表大会。1962年，被软禁24小时；1963年，被拘留238天。获释后，非洲人国民大会指示他离开南非。后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埃及、印度、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很多国家的代表。1969年，接替杜马·诺奎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1991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合法大会后离职。1990年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团与德克勒克政府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谈判，恩佐是代表团的成员。1994年，当选新成立的民主南非政府外交部部长。获得众多荣誉，包括在2003年获得的卢图利奖金奖。

OR

（见坦博，奥利弗）

泛非主义者大会（PAC）

Pan Africanist Congress (PAC)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离出来的组织，1959年由罗伯特·索布奎建立，倡导“非洲人治理非洲”。组织的活动包括领导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法抗议活动，比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前10天。1960年3月21日，在沙佩维尔大屠杀中，组织中的69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被警察枪击致死，抗议活动达到高峰。1960年4月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遭到政府取缔。1990年2月2日被政府解除禁令，重新成为合法组织。

皮克，乔治

Peake, George

（1922～），政治活动家，南非有色人种组织（后称为有色人种组织）创始人之一，并于1953年任组织主席。叛国罪审判中被告人之一，后获无罪释放。行动自由受到政府限制，1960年在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被拘留5个月。自1961年3月开始担任开普敦市议员，1962年2月被指控犯有蓄意破坏罪，被判两年监禁。1964年逃离南非。

普拉杰，所罗门·特舍凯绍（索尔）

Plaatje, Solomon Tshekisho (Sol)

（1876～1932），作家、记者、语言学家、报纸编辑、政论家、人权活动家。非洲人民组织成员。1912年担任第一届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第一位出版英文小说（《穆迪》，1913年出版）的南非黑人。1901年，创立第一份塞茨瓦纳文和英文双语周刊《博茨瓦纳报》（Koranta ea Becoana），同时创立《人民的朋友》(Tsala ea Becoana）。呼吁英国抵制1913年南非土地法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代表团成员，根据此土地法，非洲黑人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苛刻的限制。

波凯拉，约翰·尼亚蒂

Pokela, John Nyathi

（1922～198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员。泛非主义者大会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领导人。因参加泛非主义者大会武装力量波可（Poqo）, 于1966年被判处13年监禁，1981年开始担任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

波尔斯摩尔高度设防监狱

Pollsmoor Maximum Security Prison

监狱位于开普敦托凯（Tokai）郊区。1982年，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雷蒙德·姆拉巴、安德鲁·姆兰格尼一同被转至该监狱，之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也被转移进来。

库奴

Qunu

南非东开普省的一个小乡村，曼德拉离开出生地姆维佐后居住于此。

拉德贝，盖伊

Radebe, Gaur

（1908～约1968年），政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在维特金——希德尔斯基——艾德利曼律师事务所的同事，鼓励曼德拉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的会议。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1941年成立的非洲矿业工人工会的创始人之一。1943～1944年协助组织亚历山德拉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并协助塞洛皮·塞马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保守派国家主义联盟（NationalMinded Bloc），此党派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的结盟。1959年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成为其领导人。

雷莎，罗伯特

Resha, Robert

（1920～1973），政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领导人，1945～1955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代理主席。参与过蔑视不公正法运动。积极参与抵制政府驱逐索菲亚城居民的活动。1955年叛国案审判中，与最后一批被审判的30人一同无罪释放。之后离开南非，担任流亡中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重要领导人，并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出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国际场合。1962年，在曼德拉访问非洲的途中陪同他访问摩洛哥的乌季达，并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

瑞佛尼亚审判

Rivonia Trial

1963～1964年，瑞佛尼亚审判开庭。在此次审判中，10名大会联盟成员被控蓄意破坏罪并面临死刑。1963年7月11日，6名民族之矛高级指挥官在藏身之处立里斯里夫农庄被捕，农庄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瑞佛尼亚郊区，审判因此得名。许多“罪证”也被搜出并遭没收，包括一份建议发动被称为“回来行动”（Operation Mayibuye）的游击战文件，曼德拉当时已因煽动罪和非法离境罪被监禁，但仍然受到了牵连，他在游击战方面的说明及记录1962年访问非洲过程的日记被没收。审判过程中，曼德拉并没有作为当庭证人出庭接受盘问，而是于1964年4月20日在码头上发表了声明，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演说“我已经准备好赴死”。1964年6月11日，8位被告人经比勒陀利亚法院卡特斯·德·威特法官判决有罪，并于次日被判终身监禁。

罗本岛

Robben Island

南非桌湾中的岛屿，长约3.3公里，宽约1.9公里，距离开普敦海岸7公里。自17世纪荷兰人定居此地后，主要作为南非的流放地，用于关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中有三名先后当选为南非总统，他们是：纳尔逊·曼德拉（1964～1982年），卡莱马·莫特兰蒂（1977～1987年）和雅各布·祖马（1963～1973年）。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桑普森，安东尼

Sampson, Anthony

（1926～2004），作家、记者。曼德拉传记《曼德拉：权威的画像》（Mandela:The Authorised Biography,199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20世纪50年代，担任约翰内斯堡的南非杂志《鼓》的编辑，这是一份为居住在南非城镇的黑人创立的先锋杂志。

沙佩维尔大屠杀

Sharpeville Massacre

发生在豪登省沙佩维尔的抗议活动。1960年3月21日，69名手无寸铁的反通行证法游行示威者被警察枪击致死，另外有180人受伤。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这次示威游行吸引了5 000～7 000名示威者参与。如今，3月21日已经成为公共假日南非人权日，以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

希德尔斯基，拉扎尔

Sidelsky, Lazar

（1911～2002），德兰士瓦律师协会会员。1942年，雇用曼德拉到他的位于约翰内斯堡的维特金——希德尔斯基——艾德利曼律师事务所做见习律师。向非洲黑人提供抵押贷款，当时南非几乎没有公司愿意这么做。

西克哈克哈内，乔伊斯

Sikhakhane, Joyce

（1943～），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致力于记述包括阿尔贝蒂娜·西苏鲁和温妮·曼德拉在内的政治犯家庭成员的生活。政府以其违反《防止共产主义条例》的名义逮捕了她，之后指控她违反《恐怖主义法》将其拘留并单独关押了18个月，在她获释后又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1973年逃离南非。后供职于民主南非的情报部门。

西苏鲁（婚前姓：特蒂韦），诺齐克莱洛（恩齐基）·阿尔贝蒂娜

Sisulu (née Thethiwe), Nontsikelelo (Ntsiki) Albertina

（1918～），护士、助产士、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通过同为护士的朋友伊芙琳·梅思与沃尔特·西苏鲁结识并结婚。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联盟和南非妇女联盟成员。领导1956年的反通行证法妇女大游行。第一位被控违反《普通法修正案》遭逮捕的女性，后被单独关押90天。1963年开始，行动自由被限制，并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1983年，民主统一战线成立时，当选为三名主席之一。1985年，与其他15名统一战线和工会领导人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此次叛国罪审判被称为彼得马里茨堡叛国案审判。1994年开始担任国会议员，1999年退休。1993～1996年期间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由于在维护人权和人格尊严方面所付出的毕生努力，1993年获得南非杰出女性楷模的称号。

西苏鲁，沃尔特·乌利阿特·马克斯（族名：扎米拉，泰霍福）

Sisulu，Walter Ulyate Max (clan names, Xhamela and Tyhopho)

（1912～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阿尔贝蒂娜·西苏鲁的丈夫，1941年与曼德拉结识，并介绍他与拉扎尔·希德尔斯基认识，拉扎尔·希德尔斯基后聘请曼德拉为其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称为“斗争之父”（“father of the struggle”）。是1944年建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创始人之一。因1952年领导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控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捕入狱。后被控叛国罪再次被捕，在1956年叛国案审判后被无罪释放。行动自由持续受到限制，并在政府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后被软禁。协助组建民族之矛，并担任高级指挥。1963年转入地下，藏身瑞佛尼亚的立里斯里夫农庄，1963年7月11日被捕，瑞佛尼亚审判中被控蓄意破坏罪，于1964年6月12日被判终身监禁，先后被押解至罗本岛和波尔斯摩尔监狱服刑，1989年10月15日获释。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之间的谈判小组成员之一，谈判旨在废除不公平的白人法律。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什科塔，姆韦利

Skota, Mweli

（大约生活在19世纪80年代），文员、记者、法庭翻译、商人、报纸出版商。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该组织后改称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报纸《阿班图——巴索》（Abantu-Batho）创始人和编辑。泛非会议成员。

斯洛夫，乔

Slovo, Joe

（1926～199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9年与鲁思·弗斯特结婚。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人。民族之矛领导人。1942年加入南非共产党，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结识曼德拉，是学生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协助建立民主主义者大会，1956年叛国案中被控有罪，在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时被拘留6个月。协助建立民族之矛。1963～1990年期间流亡国外，先后居住在英国、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1986年担任南非共产党总书记。民族之矛领导人。参与与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政府之间的谈判，旨在结束不公平的白人法律。1994年开始担任曼德拉政府住房部部长。1994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索布克韦，罗伯特·曼加利索

Sobukwe, Robert Mangaliso

（1924～1978），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后按照“非洲人治理非洲”的理念创建泛非主义者大会，报纸《非洲人》编辑。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后被逮捕拘留，后被控犯有煽动罪并被判三年监禁。1963年获释前，第37号《普通法修正案》——著名的“索布克韦条例”——在南非通过，根据此法案，政府可以重新调整当时的政治犯的监禁期限。于是，罗伯特·索布克韦的监禁期又延长了6年，后被转至罗本岛服刑。1969年获释，回到位于金伯利的家中后，又被24小时软禁，后政府下令取缔泛非主义者大会，限制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狱中时他开始自学法律，并于1975年成立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

南非共产党（SACP）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1921年成立，最初名称为南非的共产党（CPSA），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1950年被取缔后，更名为南非共产党（SACP）。但是直到1990年才合法化。南非共产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总工会组成了三方联盟。

南非印度人大会（SAIC）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 (SAIC)

建立于1923年，反对歧视性法律，由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组成，成立伊始为保守组织，活动仅限于向政府请愿和派遣代表团和政府谈判。20世纪40年代尤素福·达多和蒙提·奈克尔担任组织领导之后，开始走激进道路，倾向于组织非暴力军事抵抗运动。

1960年国家紧急状态

State of Emergency, 1960

1960年3月30日，在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南非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大批非洲黑人领导者被逮捕和监禁。1960年4月8日，根据《非法组织取缔法》，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被取缔。

施腾格尔，理查德

Stengel, Richard

编辑、作家。协助曼德拉完成了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1994年出版）。1996年拍摄的纪录片《曼德拉》制作人之一，《时代》杂志编辑。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第44号，1950年

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 No. 44, 1950

1950年6月26日通过，根据该条例，南非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并禁止其他任何有共产主义嫌疑的活动。条例中所谓的“共产主义”涵盖面极广，甚至也包括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因此，在南非所有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均违反了此条例。

苏兹曼，海伦

Suzman, Helen

（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国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经济史教授。针对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种族主义政策，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组建统一党分部。1953～1959年期间为统一党议员，后来参加反种族隔离进步联邦党（1961～1974年）。是唯一被允许访问罗本岛的反对党领导人。

坦博（婚前姓：奇库杜），阿德莱德·弗朗西斯

Tambo (née Tshukudu), Adelaide Frances

（1929～2007），护士，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主义活动家。1956年与奥利弗·坦博结婚。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成员。获得过多个奖项，1997年7月获得南非英国国教为表彰普通民众的卓越服务而设立的最高奖西利奈西蒙奖，2002年获得巴奥巴奖（Order of the Baobab）金奖。

坦博，奥利弗·雷金纳德（O·R）

Tambo, Oliver Reginald (O R)

（1917～1993）,律师、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创始人。与曼德拉一起建立南非第一家非洲人法律事务所。1958年，沃尔特·西苏鲁的自由被限制后，替代其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同时担任副主席。1959年开始，被限制自由长达5年。60年代离开南非，负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对外活动，并动员外部力量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在国外建立军事训练基地。80年代发起释放曼德拉运动。1990年以前一直流亡在英国伦敦。1967年阿尔伯特·卢图利去世后，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代理主席。1969年，在莫罗戈罗会议上当选主席，1991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后离职。1992年获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Seaparankoe奖章。

泰马，塞洛佩

Thema, Selope

（1886～1955）,记者、政治活动家。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1919年，担任南非代表团秘书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并访问英国政府。

叛国罪审判

Treason Trial

（1956～1961），推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试图削弱大会联盟力量而对联盟领导人进行的审判。1956年12月5日清晨，政府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156人并指控他们犯有叛国罪。1961年3月，政府因证据不足撤销对大部分人的指控，最后30名包括曼德拉在内的被告人被无罪释放。

奇韦特，史蒂夫·武克莱

Tshwete, Steve Vukile

（1938～2002），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政治家、国会议员。非洲人国民大会、民族之矛成员。因为参加被取缔的组织，在1964～1978年被囚禁在罗本岛。1988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格鲁特舒尔（Groote Schuur）会谈。1994～1999年担任南非体育娱乐部部长，促进了南非体育界的多种族化发展。1999～2002年担任南非安全保障部部长。

图罗克，本

Turok, Ben

（1927～），学者、工会会员、政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国会议员。南非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南非民主主义者大会领导人，于1955年参与组织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之矛创始人。1956年被捕，后在叛国罪审判中被无罪释放。1957年，代表西开普省的非洲人参加开普省议会。1966年流亡国外。

图图，德斯蒙德大主教

Tutu, Archbishop Desmond

（1931～），名誉大主教、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人权活动家。1976～1978年，担任莱索托王国主教。1978年成为首位担任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的黑人。1994年南非民主选举过后，他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审查种族隔离时代的罪行。在使用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事业中作出了特殊贡献，获得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1986年阿尔伯特·施韦策人道主义奖和2005年甘地和平奖（见西苏鲁，沃尔特）。

泰霍福

Tyhopho

(见沃尔特·西苏鲁)

民族之矛（MK）

Umkhonto we Sizwe (MK)

Umkhonto we Sizwe指“民族之矛”，成立于1961年，通常以其缩写形式MK闻名于世，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力量。纳尔逊·曼德拉担任第一任总司令，1994年南非民主选举过后被解散，后被编入经选举成立的南非国防军（SANDF），同时编入的还有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国防军、班图斯坦国防军、因卡塔自由党的自我防护军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APLA）。

维沃尔德，亨德里克·弗伦施博士

Verwoerd, Dr Hendrik Frensch

（1901～1966），1958～1966年担任南非总理。1950～1958年，担任南非内政部部长。南非国民党政治家。推行种族隔离的建筑师，主张“隔离式发展”。在他的领导下，1961年5月31日南非共和国成立。后在议会上被迪米·察芬德斯刺杀身亡。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

Victor Verster Prison

位于西开普省帕尔和弗朗斯胡克之间的低设防监狱。1988年，曼德拉被转移至此，居住在监狱内的私人住宅内。监狱大门外矗立着曼德拉的塑像。现改名为德拉肯斯坦（Drakenstein）惩教中心。

福斯特，巴萨泽·约翰内斯（B·J）

Vorster, Balthazar Johannes (B J)

（1915～1983），1966～1978年担任南非总理，1978～1979年担任南非总统。

温伯格，伊莱

Weinberg, Eli

（1908～1981），工会会员、摄影师、政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成员。自1953年开始，行动自由一直受到政府的限制。在1960年南非处于紧急状态中时，被拘留3个月，1964年9月再次被拘留。后因加入南非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判处5年监禁。1976年，根据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指示离开南非逃亡。

扎米拉

Xhamela

（见西苏鲁，沃尔特）

扎米

Zami

（见马迪基泽拉-曼德拉，诺姆扎莫·威尼弗雷德）

泽尼

Zeni

（见曼德拉，泽娜尼）

津齐

Zindzi

（见曼德拉，津齐斯瓦）

[283]此部分内容遵从本书英文版的排序方法，即以英文名称（人名为姓氏）的首字母为序。——编者注

[284]阿尔伯特·卢图利，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为纪念他，南非政府设立了卢图利奖，奖励在追求民主、人权、公正及和平解决冲突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译者注

部分参考文献

图书：

Davenport, Rodney and Saunders, Christopher,South Africa: A Modern History, 5th ed.,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2000

Kathrada, Ahmed,Memoirs, Zebra Press, Cape Town, 2004

Mandela, Nelson,Long Walk to Freedo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London, 1994

Meer, Fatima,Higher Than Hope, Skotaville Publishers, Johannesburg, 1988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A Prisoner in the Garden: Opening Nelson Mandelas Prison Archive, Penguin, 2005

Nicol, Mike,Mandela: The Authorised Portrait, PQ Blackwell, Auckland, 2006

Sampson, Anthony,Mandela: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ondon, 2000

Sisulu, Elinor, Walter and Albertina Sisulu:In Our Lifetime, David Philip Publishers, Cape Town, 2002

网站：
www.justice.gov.za/trc
www.nelsonmandela.org
www.robbenisland.org.za
www.sahistory.org.za

致谢

感谢津齐·曼德拉女士允许我们改编她的诗《一棵被砍倒的树》，也感谢她对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的大力支持。

感谢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慷慨作序；感谢唐纳德·吉布斯大使帮助我们与总统取得联系。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和理查德·施腾格尔先生录制的两部音频磁带档案对本书非常重要。在本书的初步设想完成之后，磁带的录制者们就把它们寄存在了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

本书中的照片图像是马修·威尔曼（Matthew Willman）先生使用相关技术不厌其烦地制作而成，但是下述图像除外：第2页～第3页（乡村风景）；第6页～第7页（初涉尘世的年轻泰姆布人）——金伯利市麦格雷戈博物馆，达根-克罗宁（DugganCronin）收藏；第20页～第21页（曼德拉的正式肖像）；第54页～第55页（曼德拉在烧毁自己的通行证）；第98页（曼德拉身裹棉线床单）——伊莱·温伯格；第28页～第29页（聚集在训练大厅门口的民众）——非洲博物馆, 时代媒体收藏；第32页～第33页（奥兰多镇）——莱昂·莱弗森（Leon Levson）；第76页～第77页（曼德拉在英国伦敦）——玛丽·班森（Mary Benson）；第98页～第99页（《兰特每日邮报》）——阿弗萨出版社（Avusa Publications）；第98页～第99页（凯托·马诺抗议）——劳里·布罗姆菲尔德（Laurie Bloomfield）；第116页～第117页（庭院里的囚犯）——UWC-罗本岛博物馆，玛伊布耶档案馆（Mayibuye Archives），克卢蒂·布雷滕巴赫（Cloete Breytenbach）；第224页～第225页（曼德拉的办公桌，罗本岛）；第176页～第177页（曼德拉在监狱花园里）——南非国家档案馆、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第112页～第113页（带刺的铁丝网，罗本岛）；第136页～第137页（罗本岛上曼德拉的牢房）——马修·威尔曼；第204页～第205页（曼德拉重游罗本岛的监狱牢房）——科比斯，大卫·特恩利（Corbis, David Turnley）；第280页～第281页（F ·W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在全国和平会议上，约翰内斯堡）——罗杰·波什（Rodger Bosch）；第284页～第285页（1994年选举日，人们在排队）——《阿格斯新闻》；第324页～第325页（曼德拉穿着印花T恤衫）——P·Q·布莱克威尔；第340页～第341页（曼德拉特写）——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感谢下列档案存储库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曼德拉故居博物馆、南非国家档案馆、福特哈尔大学和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历史文件）。

感谢下述人员对我们的帮助和支持：查希拉·亚当斯（Zahira Adams），乔恩·巴特勒（Jon Butler），埃里克·钦斯凯（Eric Chinski）、戴安娜和凯特·卡曾斯（Diana and Kate Couzens）、阿赫马特·丹格尔（Achmat Dangor）、李·戴维斯（Lee Davies）、伊马尼·梅迪（Imani Media）、泽尔达·拉·格兰奇（Zelda la Grange），莫莉·洛阿蒂（Molly Loate），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泽娜尼·曼德拉、津齐·曼德拉、罗谢尔·姆蒂拉拉（Rochelle Mtirara）、图姆巴·皮莱法官（Thumba Pillay），纳塔莉·斯科莫洛（Natalie Skomolo）、温迪·史密斯（Wendy Smith）、杰克·斯沃特（Jack Swart）、伊万·乌拉基斯拉维奇（Ivan Vladislavic）和格里特·瓦格纳（Gerrit Wagener）。

感谢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记忆和对话中心的：凡尔纳·哈里斯、萨姆·文特尔、艾哈迈德·卡特拉达、蒂姆·卡曾斯、塞洛·哈唐、拉齐亚·萨利赫、露西亚·拉施尔德斯、扎内勒·里巴和博尼斯瓦·尼亚蒂。

感谢本书的策划者P·Q·布莱克威尔（PQ Blackwell）出版社的：杰夫·布莱克威尔（Geoff Blackwell）、露丝·霍迪（Ruth Hobday）、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卡梅隆·吉布（Cameron Gibb），雷切尔·克莱尔（Rachel Clare），戴纳·斯坦利（Dayna Stanley）、乔尼·盖勒（Jonny Geller）、贝西·罗宾斯（Betsy Robbins），凯特·库珀（Kate Cooper）和斯隆·哈里斯（Sloan 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