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气质：美国何以如此繁荣

（清）伍廷芳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人的气质：美国何以如此繁荣／（清）伍廷芳著；谢图安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53-0941-5

Ⅰ．①美…　Ⅱ．①伍… ②谢…　Ⅲ．①民族性–研究–美国　Ⅳ. ①C955.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818号

America -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by Wuting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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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气质：美国何以如此繁荣

作　　者：［清］伍廷芳

译　　者：谢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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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编辑：张　建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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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105千字

印　　张：15

书　　号：ISBN 978-7-5153-0941-5

定　　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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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　言

第1章　美国为什么叫“美洲合众国”

第2章　自由和平等，美国人心中不言而喻的真理

第3章　解析美国政府

第4章　美国何以如此繁荣

第5章　美国女性的独特魅力

第6章　美国的教育

第7章　美国人的经商方式

第8章　美国人的礼仪

第9章　美国人的衣着和时尚

第10章　美国的宴会风俗

第11章　美国和中国

第12章　美国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撞

第13章　美国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撞（续）

第14章　西方戏剧VS东方曲艺

第15章　西方音乐VS东方音乐

第16章　魔术与马戏

第17章　西方人的体育运动及狩猎的传统

前　言

对于中国人来说，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里头，要数美国最为有趣了。当年为数不多的一小批人离开英国前去探索这块新大陆，此后移居美国的英国人逐步增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的移民纷至沓来，使得美国人口剧增。一开始这些人由率先在此定居的英国人所派遣的官员管辖，但当国民们发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后，他们奋起反叛，对其统治者——当时这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宣战。这场艰苦、危险而血腥的战争【1】持续了长达七年，在此期间，双方都牺牲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战后，新一代摆脱了旧一代的枷锁，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从那时起，在相对短暂的一百三十多年的岁月中，这些革命家及其子孙后代们不仅建立了全世界最富有的联邦，而且打造了一个能够让其他大国有所顾忌的超级强国。

美国起初占据的疆土面积【2】其实并不比中国的一两个省份的面积大多少，但通过购买土地及其他的方式，美联邦的疆域逐渐发展到现在东濒太平洋、西滨大西洋、北至冰雪终年不融的极地、南达新加坡般酷热难当的赤道。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在文学、科学、艺术和发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不少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才。在这个国家里，生活着年轻时一贫如洗但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生意头脑终成千万富翁的人们。在那里，你可能会看到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过着简单而有节制的生活。他们既不搞排场也不摆阔炫富，每天低调地走在街上，甚至连随身伺候的仆人都没有，他们中有些人所拥有的财富多到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曾有许多外国的伯爵、公爵甚至王子被他们的财富及美貌的女儿所俘获，而这些千金们所诞下的儿子更已成为异国的政府高官。在那里，你会发现有些富翁孜孜不倦地把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慈善工作之中，有时甚至不仅在自己的国家里头捐赠图书馆，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捐赠图书馆；在那里，你会发现人们容许私刑【3】的存在，或者说，人们无法防止私刑的执行；在那里，杀人者可以通过奇妙的法律程序避免死刑这一极端的刑罚；在那里，你会看到极力维护和平并且每年举办各种大小反战会议的人；在那里，有个千万富翁不但投入大量的时间到宣传和平上，并且还自费在国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作为维持和平的法庭【4】。然而，这些人也会代表他们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而在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们紧握胜利果实的同时，也不忘支付合理的战后补偿金【5】。在那里，举国民众都非常具有爱国精神。在最近爆发的战争中，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和事业，自愿参军为国效力；美国的公民中，有一弃商从戎的富豪【6】自费招募了一整个军团并为其提供装备，同时自己出任了此军团的司令官。在那个国家，所有公民明显都是该国那个名为“白宫”【7】的王位的继承人。一个人可能当个几年的国家元首，但在离开白宫之后，他就恢复了普通公民的身份；如果他是一名律师，他可能重操旧业，在他担任总统时所任命的法官面前叱咤公堂。在那里，女性可以成为律师并代表男性客户在法院为案件进行辩护；在那里，言论和批评自由都发展到了极致，因此人们反而常常会受诬蔑和诽谤所扰；在那里，你会看到戴着“风流寡妇帽”【8】的女人并非寡妇，而是老处女，或者丈夫依旧生机勃勃的已婚妇女，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帽子直径达到三英尺宽；在那里，铁路四通八达，你可以搭乘非常舒服的豪华车厢旅游全国，夜里你可以睡在卧铺车厢里，早上起来你也许会发现睡在自己上方床铺的原来是位年轻的女士。这里的人民群众心思巧妙，才华横溢，他们能够公开发行公司股票，也可以让股额超过实际资产；证券交易所里头有所谓的“熊”市和“牛”市，尽管股市中嘶吼鸣啼之声不绝于耳，但你却不会看到熊和牛进行实际的搏斗。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人不仅令人惊奇，而且最具备趣味性和启发性。

这样一个民族研究起来自然会很有意思。我担任过两届驻美公使，我在美国居住的八年中，不断有人要求我来书写一下自己对于美国的观察和印象。但我当时一直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太妥当，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我当时公务繁忙，找不到闲暇时间来进行这一任务；其次，尽管我曾经游历美国大大小小许多地方，并在正式场合及社交场合接触过美国各个阶层的不少人士，但因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我仍然有可能错过该国的一些民族特色及其公民的一些性格特征；第三，尽管我在美国看到了很多让我深感钦佩的地方，我依旧觉得美国各个方面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然而被迫来批评那些慷慨、有礼而善良的人实在非我心中所愿。为了消除我的顾忌，一些人告诉我，他们并不期待我以偏袒或者不公平的方式来书写美国，他们希望我直观地描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一个思想深刻、我无比崇敬的女性友人是这么说的，“我们希望你能以公正和坦率的方式来书写我们的国家、谈论我们的国人；我们并不希望你在它不好的地方予以不应有的赞美；如果你发现有什么地方理当批评或谴责，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出来，因为我们喜欢有人指出我们自己的缺点，以便我们进行改革。”我承认我这位朋友说得确实很有道理，那显示了美国人民博大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在书写随后的文章时，我始终遵循那位美国女性友人所制定的原则。我无须心怀顾忌，尽情坦率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我希望自己的意见不带任何吹毛求疵的念头；而我相信，就算美国的读者发现了一些自己无法认同的意见，他们也会原谅我的。我向他们保证，他们并没有被塑造成草率或者不客气的人。事实上，如果我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一个完美的天堂，或者粉饰他们那些在我看来不足的地方，那我就肯定算不上什么真诚的朋友了。

◆注解◆

【1】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1775-1783），或称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一开始是主要发生于大英帝国和其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但后来却因为法国、西班牙及荷兰加入战争对抗英国，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英属北美洲之外。

【2】美国领土变迁（Territorial Evol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列出了美国领土内外边界的变更，以及地位和名称的变化。领土地图上也包括了最终成为美国一部分的周边地区。自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美国独立获得承认以来，美国领土向西扩张，前后扩张了7次，州数也由13州增加到50州。

【3】私刑（Lynching）是一种推定有罪的惩罚形式，通常由自行指派的委员会、暴民或自发组织的治安维持者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所执行的。私刑在美国内战前便存在于美国各州，特别是南方各州与西部屯垦区。Lynching这个词被认为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时，维吉尼亚州治安法官Charles Lynch对保皇党所施加的不受法律支配的刑罚。在内战前的南方，废奴主义的支持者常是暴民执行私刑的目标。战后，私刑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用来威吓自由的黑人。一项对1868年至1871年的治安调查估计三K党参与了超过400件私刑。黑人常被执行私刑因为他们被指控犯有对抗白人的罪名；然而根据记者Ida B. Wells的研究，许多罪名被夸大，或根本没有发生。

【4】和平宫（Vredespaleis）位于荷兰海牙，被认为是国际法之都，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庭和海牙国际法学院均坐落此处，和平宫还有藏书极为丰富的和平宫图书馆。由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03年投资建造，1913年8月28日在荷兰女王威廉敏娜及大量外国代表的见证下正式启用。

【5】美西战争（又称西美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是1898年美国为夺取西班牙加勒比海殖民地进而控制加勒比海而发动的战争。两国于12月10日在法国巴黎签订《巴黎和约》。根据和约，西班牙全面放弃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并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的主权转让给美国。

【6】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早年从进出口贸易中积累了财富，曾任海军副部长。美西战争期间，他辞去职位，组建志愿军第一志愿骑兵团前往参战。在古巴，西奥多·罗斯福率第一志愿骑兵团（即莽骑兵）节节获胜，击败了西班牙在古巴的陆军一部，从而让战争的陆上形势对美国有利。罗斯福于1900年当选美国副总统。

【7】白宫（White House）是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室。白宫由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拥有，是“总统公园”的一部分，二十美元纸币的背面就是白宫的图片。白宫是一幢白色的新古典风格砂岩建筑物，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宾夕法尼亚西北大道1600号。因为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居住和办公的地点，“白宫”一词常代指美国政府，譬如“白宫宣布，英国首相访问美国”。

【8】“风流寡妇帽”（Merry Widow Hat）原本叫“露西尔女帽”，是由当时著名的女装设计师曼森·露西尔设计的。之所以后来被更名，是因为一部叫作《风流寡妇》的歌剧在欧洲上演，而那里面的女主角戴的恰巧是这种帽子。这种帽子帽檐阔大，装饰着夸张的羽毛，由于戴上它能够更好地衬托出S型的体态，所以在欧美上层社会的女性中十分流行。

第1章

美国为什么叫“美洲合众国”

THE IMPORTANCE OF NAMES

“美洲合众国”这个名字里大有文章：这可以包括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可以说，美国的开国先贤们并非是不经考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个里头潜藏着深刻的动机。

名称有什么关系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1】

尽管上述名言流传已久，我依旧认为名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应该始终慎重地选择名字，名字很容易因为本身所包含的意义而影响友谊或者激发偏见。我们中国人尤其重视择名这个问题，喜诞麟儿之后，父亲或祖父会根据男婴的生辰八字为他选择名字，以此确保他会有成功的人生，或者呢，他们会选择一个寄托着家人对新生儿希望的名字。因此，包含“福”、“荣”、“寿”和“成”之类带有吉祥意味的名字在中国非常普遍。至于女孩子，她们的名字一般是从花朵、水果或者树木的名称中选取，人们会特别注意避免使用含有不良意义的名字。曾有一次，我在华盛顿某处搭乘电梯的时候碰上一个男子，他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棺材（Coffin）”。我不禁好奇：“这座电梯是否会成为我的棺材？”我产生这种想法应该不算奇怪吧？又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名为“死亡（Death）”的男子，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忍不住想要逃跑，因为我可不希望丧命。我并不迷信，我经常在有十三个人的桌上进晚餐，而且也会毫不犹豫地在星期五起程旅行，我经常做那些迷信的中国人所忌讳的事情。但是碰上名为“棺材”或“死亡”的男人实在超出了我的接受范围，尽管我并非迷信之人，我还是忍不住对那些取了这种恶名的人产生畏惧之情。

一个人的择名固然重要，一个政府或者国家的择名则同样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美国的几个州独立之后，他们自称为“美洲合众国”——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主意（编者注：美国国名的直译是“美洲合众国”，“美洲（America）”在字面意义上指北美洲和南美洲）。这一合众国原本由十三个州组成，当时占地面积约为三十万平方英里；现在则由四十八个州和三个地区组成，面积达三百五十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平方英里，其幅员几乎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一样广大。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名字里头大有文章：它可能包括了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完全可以这么说，开国的先贤们并非是不经考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的，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美洲合众国”这个称号里头潜藏着深刻的动机。我曾询问一个自称是美洲人的绅士，他到底来自南美洲还是北美洲，或者他到底是墨西哥人、秘鲁人抑或任何中美洲国家的国人？他回答的时候强调道，自己是美洲合众国的公民。我说那可能是墨西哥合众国、阿根廷合众国或其他合众国，但他回答道，如果他自称是个公民，那就只可能意味着美洲合众国，即美国的公民，而非其他任何国家。我曾问过许多其他美国人类似的问题，他们均以同样的方式答复我。我们中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土之国”，其意义是中国位于地球的中心。这里我不得不表扬一下美国的建国者们比我的古代中国同胞们掌握了更好的地理知识，建国者们并不会认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应该包括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然而他们所选择的这个名字包含着如此全面的意味，听者自然会去忖思此名是刻意要把整个大陆包括进去的。然而，根据我对其民族风气的观察，我相信他们的目的不仅公正合理，而且很有人情味；它既能够给西半球的兄弟国家们树立崇高的榜样，更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公正、善意和友谊来更为紧密地联系那块大陆上的所有国家。事实上，美利坚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个讨人喜欢而且独一无二的民主主义的例子。美国的政府是理想的，它拥有一套自由主义宪法，里头实际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而其政府“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任何一个拥有一般常识及开明视界的人，如果有机会造访美国的任何城市、城镇或村庄，肯定会对其地方政府有序而朴素的管理方式产生深刻的印象，或者忍不住为当地人率直民主的性格大吃一惊。就连小学都会教导及实践民主政治，我记得我到访过费城的一家公立学校，那可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访问。学校里大概有三四百名男女儿童，年龄从七岁到十四岁不等。他们选取其中一名学生当市长，一名学生当法官，另一名学生当警务处长，事实上，他们为了监管自己学校团体而选出了通常管理一个城市所需的几乎所有官员。学生之中有几名中国孩子，他们向我指出，有一名中国孩子被选举为警司。这不仅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孩子的声望，而且展现了数百名儿童之间的善意与和谐，更加体现了他们一视同仁、不带丝毫种族偏见的态度。校长和老师们告诉我，他们在学生管理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如果其中一个学生犯了任何过错（而实际上这里的学生鲜少犯错），学生警察将会把他带到法官面前审判，法官会根据是非曲直审理这一案件，最终决定应该惩罚或者释放他的同学。学校当局向我保证，这种自治制度运作得相当令人满意；它不仅减轻了教师不断照顾数百名学生的负担，更让学生产生了遵纪守法的道义责任，以此来维护学校的和睦及名誉。因此这里的孩子从小就饱受自治主义的熏陶，并被赋予行政管理的责任，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他们自然会对联邦和市政事务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如果经选举担任政府机关的要员，也肯定会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给自己增加信誉。

以民主制度治国的美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各个国家有着深远影响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以下数据显示了美洲不同的国家各自把政府从君主制度转变成共和政体的日期，这全都发生在美国独立之后，这些数据非常明显。

墨西哥于1823年

洪都拉斯于1839年

萨尔瓦多于1839年

尼加拉瓜于1821年

哥斯达黎加于1821年

巴拿马于1903年

哥伦比亚于1819年

委内瑞拉于1830年

厄瓜多尔于1810年

巴西于1889年

秘鲁于1821年

玻利维亚于1825年

巴拉圭于1811年

智利于1810年

阿根廷于1824年

乌拉圭于1828年

这些共和国均紧密地仿照美国政府的共和政体，因此，美洲大陆上几乎所有政府或国家都成为了共和政体。加拿大依旧归属于大不列颠，大不列颠帝国政府所奉行的公平和优厚的政策使得加拿大人满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做出改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部分美国人希望看到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在一起。我记得自己曾参与过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公开会议，当时的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2】也与会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显赫的法官打趣地表示加拿大应该与美国合并。稍后，众议院的民主党领导人查普·克拉克先生【3】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敦促吞并加拿大一事。虽然这些声明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它们至少显示了一些人的看法。然而，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加拿大人有任何改变的欲望，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现有的状况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继续下去。这算不上是多么叫人惊讶的事情，因为加拿大虽然名义上是英国的殖民地，本质上却享有独立国家几乎所有的特权。它沿用的宪法与英国宪法相似，议会分两院，分别是“参议院”和“下议院”。大不列颠的君主只能任命作为君主代表的加拿大总督，此位徒有其名，加拿大的主权则由一个相应的内阁控制，所有的国内事务都由地方官员管理，不受英国政府的干扰。加拿大人享有的权利不但跟英国的居民一样多，而且具备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们无须负担维持陆军和海军的费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若干年前，在听到有些人在煽动或讨论独立问题之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已故的德比爵士指出，如果加拿大人真的希望独立，英国政府不会反对，但加拿大人应该考虑一下，鉴于他们早就已经自治，享有自由的人民所享有的一切优势，那么自己是否会在这一变化中获得任何好处。英国保留的唯一权力是任命加拿大的总督，这一职位虽徒有虚名但责任重大，要保护加拿大每一寸领土不受侵犯。自从这位殖民地大臣提出这一明智意见以来，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人鼓动加拿大独立。

从商业角度出发，就人民的福利而言，当下君主立宪政体【4】和共和政体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打个比方，我们来比较一下英国与美国的情况。英国的人民跟美国的人民一样自由和独立，尽管身为受君主统治的国民，他们享有的自由其实跟美国人一样多。不过，共和政体有着自己独有的优势。直到不久之前，美国人支付其总统的年薪仅为五万美元，目前则是年薪七万五千美元附加二万五千美元的旅费津贴，这跟任何大国的君主或王室年俸相比实属九牛一毛。在共和政体的国家，雄心勃勃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脱颖而出飞黄腾达，例如，一个公民不但能够成为总统，而且能实际地行使国王或者皇帝的职能。事实上，美国总统有权任命自己的内阁官员、大使、部长等。一般来说，每一位新任总统都有特权来进行超过一万件人事任命。从他实际掌握的管理和行政职能来看，他的权力往往比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君主或帝王还要大。另一方面，在某些事项中，共和政体的主管人员却做不到君主或帝王所能做到的事，例如，总统不能在未征得国会同意的前提下对异国展开战争。而在君权政府里头，国王或者内阁官员权力巨大。1985年，比肯斯菲尔德阁下（当时的迪斯雷利先生）【5】在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没有跟帝国议会商量就自作主张地以三百九十七万六千五百八十二英镑从埃及总督那里购得苏伊士运河的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二个股份。毫无疑问，如果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先咨询议会或者国会，那么有利可图的全国性大商机时常会被错过。任何美国总统都无法自作主张地进行肯斯菲尔德阁下那种大胆的国家性投资，克利夫兰先生【6】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曾说道：“美国的公共事务是在一个玻璃房子里头进行的。”

华盛顿【7】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劝告其同胞，鉴于美国这种无论地理位置还是交往往来都与其他国家颇为疏远的局势，在与外国扩展商业关系的过程中，美国人应该与外国保持尽可能少的政治联系；他还提出这一中肯而意义深长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1923年，华盛顿做出此著名演讲的二十七年后，门罗总统【8】在其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警告欧洲列强切勿试图在美洲半球的任何地方占据新的殖民地，他们在美洲所进行的拓展其殖民制度的企图将被视为危及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这一后来广为人知的“门罗主义”基本上保护了美洲大陆上的每一个政府或国家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攻击或者干涉，而且不能否认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维护那块大陆上的所有国家完整性的主要元素正是门罗主义。因此，美国担任了其他美洲国家的监护人的角色。在华盛顿有一个美洲共和国国际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所有共和国均在那里设有代表。此局坐落在一个宏伟的宫殿里头，由美国的千万富翁兼慈善家安德鲁·卡耐基【9】及各国政府的善心捐赠而成。它耗资七十五万黄金美元，该局能干又受欢迎的主管约翰·巴雷特先生【10】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友谊及贸易的殿堂，同时也是美洲各共和国的会面地点”。国际局的运营靠二十一个美洲共和国联合捐赠，而它的事务由各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代表所组成的董事会控制，美国的国务卿出任主席。这个机构无疑加强了美国的立场，适宜地增进了美洲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注解◆

【1】选自威廉·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朱丽叶暗示罗密欧姓蒙太古，虽然蒙太古家族是她家族的敌人，但这和罗密欧本人没有关系，并不妨碍他们俩在一起。

【2】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Sir Wilfrid Laurier，1841-1919），第八任也是首位法裔加拿大总理。任内曾经历第二次布尔战争。其肖像现在印於加拿大五元钞票上。

【3】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1850-1921），1888年当选为民主党密苏里州议会议员，1893-1895年及1897-1921年任职于国会众议院。

【4】君主立宪制（Limited Monarchy）又称立宪君主制，或称“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君主（皇帝、国王、大公等等，教皇有时也被看作是一个君主）。

【5】比肯斯菲尔德伯爵（1st Earl of Beaconsfield，原名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首领、英国首相（1868、1874-1880）。

【6】史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Stephen 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政治家，第22和24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史上唯一一名担任了两任任期并非连续的总统，也是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他任期内，自由女神像在纽约市竖立。

【7】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1775年至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大陆军（Continental Army）的总司令，1789年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在接连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全体选举团无异议支持，一直担任总统直到1797年。

【8】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后于1825年3月4日离任。

【9】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20世纪初的世界钢铁大王兼20世纪首富。

【10】约翰·巴雷特（John Barrett，1866-1938），美国外交官及泛美联盟早期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

第2章

自由和平等，美国人心中不言而喻的真理

AMERICAN FREEDOM AND EQUALITY

美国国歌唱道，星条旗将要永远飘扬，在这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乡。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不区分地区、阶级、等级或教派。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如果一个东方人一辈子都居住在自己那个君主意志至高无上而子民毫无个人自由的国家里，此人第一次踏上美国土壤的时候，他呼吸的是一种与他所知的绝然不同的空气，体验的是一些绝对崭新的奇特感觉。他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地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且他还可以毫不畏惧地跟人自由交谈。如果他拿起一份报纸，阅读一篇批评位居高位的某某人士一点也不称职的言论，接着获悉该文的作者不会承担任何严重的后果，他肯定会惊叹不已。不久之后，他就开始明白这就是“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乡”【1】，而且他还知道在美国，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美国职位最高的行政长官总统其实也不过是一介公民，如果他犯了罪或者做了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尽管这是很不可能发生的），他将会跟社会最底层、最贫穷的公民以同样的方式在法院接受审判。自然的，这位新来的访客认为这是地球上最幸福的民族，并且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以同样幸福的方式来执政。在那个幸运的日子来临之前，他觉得自己宁可停留在自由的美国，也不愿回到自己的祖国。

美国的孩子在学校学到的第一堂课，同时也是老师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堂课，就是根据美国宪法规定，人人生而平等，不区分地区、阶级或教派。

自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以来，美国就不再准许任何人沦为奴隶或者受束缚了。一个奴隶或者任何受束缚的人，一旦踏上美国的海岸，他就是自由的了，而且没有人，哪怕是他的前任主人，可以剥夺他的自由。美国还为被压迫的人民和政治犯提供庇护：在自己的祖国因为宗教问题或者政治犯罪而受到迫害的人，会在这个国家找到安全的庇护所。每年都有大批的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移民到美国以求享受信仰自由，美国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英国也有同样平等的信仰自由，但是国王被迫从属于基督教教会的某一部分。然而在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不受任何限制，因此这一任总统有可能是个浸信会教友，另一任总统是唯一神论者，第三任总统是公理会教友；而且，只要当选了，犹太人、回教徒或儒家弟子都有可能成为总统。好几个犹太人在联邦任要职，甚至有些犹太人还担任过内阁部长。美国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这种自由平等的行动原则在美国人的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不相信他们会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放弃这一原则。曾有人询问一位英国公爵，他是否会接受中国君主的宝座，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居住在北京故宫而且按照中国皇帝一贯的方式行事。他回答说这一权力和责任并重的高位确实伟大而诱人，但是，他绝不会同意这一荣誉所附带的条件，因为那样几乎使他沦为一名囚犯。就连君主制政府下的臣民也不愿放弃自己行动自由的权利，更不用说民主的美国人会为了任何代价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了。我认识华盛顿最高法院的一位卓越而博学的法官，他过去常常说，自己永远不会对任何人弯下膝盖，他把这一殊荣保留给自己尊崇的全能上帝。毫无疑问，他忠实地遵守着自己的原则，但我怀疑是否所有美国人都会遵守如此崇高的理想。一个年轻恋人在跟心上人求婚的时候，绝对不会介意跪下来表示诚意。我曾看到过忏悔的丈夫跪下来以求感情被伤害的妻子的宽恕，然而，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解释，那就是下跪这一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自卑下等的标志，而是一种向另一方索求赞许的行为；不过，弯曲膝盖是这位博学的法官郑重地放弃的事情罢了。

从平等原则产生出来的对于等级的厌恶感，无论走到美国的哪个地方都能很明显地体会到。美国的火车车厢不像欧洲的车厢那样标记着一等、二等或者三等，车厢有豪华漂亮的普尔曼卧铺车厢和特别车厢这一点是真的，乘客需要支付额外车费才能使用；但是车厢的外面仅仅印着“普尔曼”的名字，而没有标示着车厢的等级，任何愿意支付这笔车费的人都可以共享其奢华。我必须提到，在南部的某些州，黑人被迫搭乘隔离开的其他车厢。有一次，我抵达某个南方州的火车站，我注意到那里有两间候车室，一间标志着“白色人种专用”，另一间标示着“有色人种专用”。铁路搬运工搬着我的旅行皮箱来到了白种人的候车室，但我的良知很快就跟我密语说我来错了地方，因为两个候车室皆非为我这种肤色的人所安排的。有轨电车则较为民主，那里并不划分阶级，所有人无论地位高低，都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地坐在同一辆车中。你会常常看到一种情形，一个工人身穿满是污垢的破旧衣服，身旁却坐着一个百万富翁或衣着华美的时髦小姐，内阁官员和他们的妻子都不认为坐在一个工人（或者按照中国的说法——苦力）的身边有失自己的身份。

来到华盛顿的各位外交部长和大使们很快就学会了遵从当地的习俗。他们在欧洲国家乘坐有两个马夫服侍的加冕马车，但在华盛顿，他们通常徒步行走，或者以有轨电车代步。我经常看到著名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已故的庞斯富特爵士【2】搭乘有轨电车到美国国务院。我在美国期间同样采用了这种民主的交通方式，结果却引来北京那边对我的抗议。那些提出抗议的人是某些曾经有机会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官员；他们中有一人还曾接受过外国教育，因此他本来应该心里有谱，而不是加入众人指责我谦逊的生活方式跟高贵的中国代表的身份不相称。他们忘了，一个人必须入乡随俗，搭乘华丽的马车，携带穿制服的仆人，这在美国不仅是笔不必要的开支，而且在美国这么讲究民主的国家里，这种行为不仅不会给脸上添光，反而会被抹黑。居住在外国的特使应该跟其旅居之地的民众有所接触，如果他摆出不必要的架子，那么他和该地的公众之间不仅会产生冷漠，并且会缺乏诚挚之情；他的能力范围将会受制，而他对民众及其国家的了解也会有限。当然了，在一个所有外交官都乘坐马车的欧洲首都，我也会效法我的同事们。但是即使在英国，我也经常碰上诸如索尔兹伯里侯爵【3】这样居高位的政治家在街上漫步。这种奔放的自由和平等之风在美国无比的显著，例如，我曾在华盛顿白宫官员招待会及舞会上看到穿着普通礼服的女士，然而有一次，我竟然见到一个女人穿着男人的衣服出现，那是玛丽·沃克医生【4】。

在诸如美国这样民主的国家里，人们自然会认为该国的公民比君主制国家的人民更自由。但是在某些方面，情况远非如此，他们似乎处在更为糟糕的境地中。若干年前，我从南美返回美国时，我们的汽船不得不在纽约港外停留了四个小时。我们必须先等待医生上船对所有乘客进行检查，接着等待海关官员来检查所有乘客的行李和箱子，最后，我们不得不接着等待入境官员。这么多的事情必然花费了不少时间，而且只有在所有这些检查结束之后，汽船才获准进入港口并在码头边停泊。自由平等的土地上居然有这种事情！我跟部分美国乘客谈及这种检查如何不便和耽误时间的时候，尽管他们全都喃喃地埋怨，但还是静静地服从了。海关和卫生检验的执行应该尽可能避免延误。我曾拜访过欧洲、南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艘船需要在其港口的海港之外停留那么长时间。

再举一个例子：几个月前，为了满足美国某位夫人的要求，我打算给她送去一只松狮犬【5】，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愿意把狗带去给她。然而当他在美国领事馆询问海关法规之后，他得知自己是不可能承担这一委托的，因为旧金山的海关人员不但会对狗征收重税，还会因为船上有狗儿而对整船进行隔离检疫。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一点，但调查证实了我的朋友所言非虚。当然了，人们必须遵守海关和入境法律及卫生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不应该以为难人的方式来执行。被委任履行这类职责的官员，尽管应当认真尽职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但也应该带有判别力和机智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又照顾到国家利益，也顾及到人民的利益和便利。我绝对不鼓励走私偷运，但是如果海关的官员对旅客多一点信任，对人们入境时做出的申报少一点怀疑，难道国家利益真的会受损？走私必须被抑制，但与此同时，难道更多的进口对于美国及美国人来说不是更好吗？

美国没有贵族，因为政府没有创造贵族的权力；尽管美国名义上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是如果某个外国政府打算赋予某位美国公民勋章以表彰他的服务，此人是不能在美国国会同意之前接受的，这就像在君主政权下，一个臣民必须获得君主的许可才能佩戴外国的勋章。美国的确存在着这种被赋予了贵族头衔的人，但他们没有因此备受尊重或者得到区别于其他公民的特殊对待。然而你经常会发现美国人不仅不会鄙视，而且实际上很迫切想要获得外国政府的勋章。至少有一次，某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即将离开自己所委派的国家之际，没有经过批准就接受了一枚勋章，他心里清楚，如果他去请求国会批准，那他是不会被允许接受它的。

喜欢变化和多样是人类的天性，因此所有人都被称呼为“先生”对于先进的美国人来说太过驯善平淡了。所以，你每天遇到的人中，有许多人在名字前面加了一些前缀，例如将军、上校、少校、总统、法官等。如果某人是个律师，你称呼他为“法官”其实也差不离；如果他在陆军中服役，你大可称之为“将军”或“陆军上校”，如果他在海军里服役，你可以称之为“海军上将”或“海军上校”。虽然联邦和州政府都没有权力赋予称号，那些商业巨头却可以。他们看到欧洲创造出了公爵和其他贵族，而且欧洲有钱大公司的合伙人被称为“商人王子”，因此，为了胜过这些人，他们擅自给自己取了更为尊贵的称号，于是就产生了铁路大王、铜矿大王、烟草大王等。但是，民众拥有比其国家元首——总统——地位还要高的称号，这显然既不适当也不协调。为了使之平等，我建议把“总统”这一称号改为“皇帝”，其原因如下：首先，它不仅去除了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背负着一个比其民众还要低下的称号的不当之处，还会使他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最高统治者处在同一水平上。我经常听到人们评论说美国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被选举出来当个四年的官，任期届满之后，就会恢复原先卑微的平民身份，因此总统跟尊贵的皇帝陛下不能平起平坐；但是如果美国的总统从今以后被正式地称为皇帝，那么上述这些轻视的言论将会纷纷倒地。他拥有这样的称号是无可辩驳的，因为根据他所居的高位，他拥有着几乎与任何国家最为尊贵的统治者一样多的权力。其次，那样会清楚地表明人民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个能够制造和废除皇帝的民族肯定会备受推崇。第三，美国需派遣大使到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等国。根据国际法，大使拥有着所谓的代表性，意思就是他们代表着委派他们出使的元首，并且享有跟他们的委托人亲自出席时所享有的同等荣誉。在一个国家元首仅仅是一介草民、君主就是全体民众的国家，很难想象，大使是被称为是代表一国之君的人。现在，让身份尊贵的美国大使成为皇帝的代表要比当一介总统的代表要合适得多了。皇帝这个名字也许遭到某些人反感，但是为什么不赋予它一层新的含义呢？一个词通常有几个定义。现在，如果国会能够通过一项法律，授权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改称为皇帝，这样的命名所包含的意思仅仅等同于“总统”这个词，那么很快人民就会以那个意思来理解这个称号。历史学或语言学上并没有任何理由说明“皇帝”这个词不应该意味着世袭的统治者以外的含义，我是认真地提出这个建议并希望它会被采用的。

据我的了解，美国的婚姻法比欧洲的婚姻法更有弹性。在英国，一个男人不能与其已故妻子的姐妹缔结合法婚姻，然而他却可以迎娶许配给已故兄弟的未婚妻子。比较一下中国对这两种情况的态度是相当有趣的。在中国，和已故妻子的姐妹结婚不仅合法，而且相当普遍，但是迎娶已故兄弟的未婚妻却是被严格禁止的。毫无疑问，在美国，这两种情况都被承认是合法的。但是，听到下面这则消息时，我还是大吃一惊，一开始没法相信：一个男人居然被准许娶他已故儿子的妻子。让我引述一下《中国新闻》的一则新闻，这家杂志有特别的渠道来获取美国的新闻。

波士顿，3月24日。凯瑟琳·M·B夫人，查尔斯·A·B的遗孀，某某董事会兼某某主席乔治·C·F的女儿，今天与其公公弗兰克·A·B订婚的消息被公诸于众。1910年3月29日，查尔斯·A·B在穿越某某路时被杀，一辆火车撞到他所搭乘的马车，当时他正要前去第一公理教会担任S·F的另一个女儿H·R·F小姐与L·G·B先生的婚礼男傧相。当时跟他坐在同一车厢而且原定为婚礼女傧相的妻子受了重伤，她的婆婆，弗兰克·A·B女士在几个月后去世。【6】

我猜测现在他们已经完婚。如果父亲被准许迎娶自己已故儿子的妻子，公平地讲，儿子也应被准许迎娶自己已故父亲的妻子。我相信美国或者一些州的法律禁止血亲和姻亲之间缔结婚姻，但我必须承认，我越是研究这个命题，就越是迷糊到底什么被禁止、什么不被禁止。

在中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非常严格，因此其违规行为是极为罕见的；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人触犯婚姻法。在一本著名的中国故事集《聊斋》里面，曾经记录着年轻寡妇嫁给儿子并搬到别处，从而隐藏他们的身份和关系的故事，他们似乎一起生活得很开心。多年之后，等到他们有了孩子和孙子，他们真正的关系才被偶然揭破。有人向当地政府提交了申诉。这宗案子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和认真的审查，为了消除当地人口中所谓的“不自然的后代”，当局决定将两个犯事者连同他们所有的孩子和孙子烧死，后来这一判决被严格地执行。我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是否是真的，那可能是作者捏造出来以示警戒的虚构故事。如果情况属实，那这一宣判实在太过严厉了，案件中被牵连的无辜后代应该得到的是同情而不是惩罚，对于真正犯事者所施加的判决也过分苛刻了。我引用这个令人不快的故事，目的是用其严重的后果来展现中国对于乱伦婚姻所持的不同意见。

人们常常假定，人人生而平等，美国是片完全平等的土地。现在咱们来看看是否真是如此。有些人含着“银汤匙”出生在权贵家庭，或者富裕家庭；然而其他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其父母却是连孩子都养不起的贫民。此外一些人出生就具备贤才和智慧，然而有些人生来就是彻底的傻瓜。此外，还有一些人出生就有强壮健康的体魄，一些人却体弱多病。因此，简而言之，无论是身体上、智力上或社会等级上，人人并非生而平等。我不知道我的美国朋友要如何解释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中国对于前世的说法，也就是这辈子只是上辈子的延续，似乎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交代。

然而，这种平等和独立的主义却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一般来说，它能够让人独立思考，而不是卑躬屈膝地遵循他人或许漏洞百出的想法和思路。这种主义鼓励发明及科学和艺术上的新发现，这种主义使得人们有能力发展工业和扩大贸易。例如，如果没有自由和英明的体制，纽约和芝加哥就不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为如此庞大和繁荣的城市。在没有人身自由、人身和财产的权利受到制约的国家里，人们不会奋发向上以改善自己的境遇，而是满足于保持安静和怠惰的生活。

加利福尼亚州的宪法里头宣称，“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和独立的”。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民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自由和独立。但他们真的完全自由吗？他们真的完全独立吗？他们在政治上难道不会被他们的“老板”动摇吗？他们中很多人难道不会按照他们老板的命令行动和投票吗？在社会中，他们真的不被成规陋习所束缚吗？他们真的敢于违反社会领袖订下严格的规定吗？在着装问题上，他们难道不也是奴隶吗？他们不是悲惨地追随着从巴黎进口的新奇时装吗？在家庭之内，很多丈夫难道不是妻管严吗，因为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当家？许多妇女难道不是几乎由她们的丈夫掌控着，他们的话不就是她们的法吗？对于“万能的美元”的热切渴望导致大多数美国人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健康和自由以获取财富，然而可惜的是，等到他们获得了财富，却发现自己的健康已经遭到损坏了，而且他们自己也已经行将就木，命不久矣。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人应该按照这种方式生活吗？

在每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有一点是很必要的，那就是人们应该服从为了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制定的所有法律法规。在家庭之内，为了和睦相处及幸福快乐，人们应该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意愿服从于别人的意愿。应该高兴的是，法律和条件达到这种地步，人们才得以在人身和财产方面享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跟社会普遍上的和平有序相协调，如果真要询问我的看法，尽管我上述说了那么关于美国的话题，我必须承认，我相信美国是少数治理有方、接近于理想的国家之一。

◆注解◆

【1】该句摘自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完整的句子是：“你说那星条旗是否还高高飘扬，在这自由者的土地，勇敢者的家乡？”

【2】朱利安·庞斯富特（Julian Pauncefote，1828-1902），英国律师、法官及外交官。

【3】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这是一个世袭的爵位，根据作者1874-1877自费赴英攻读法律的经历判断，应该是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第三位索尔兹伯里侯爵。

【4】玛丽·爱德华·沃克（Mary Edwards Walker，1832-1919），美国外科医师、医学博士、南北战争联邦军陆军随军医师、情报人员、女权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废奴主义者。她是美国第一位女性军医，也是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迄今唯一女性得主。

【5】松狮犬，英文名称Chow Chow、Chow或Chowdren，是一种原产于中国的古老犬种，它的准确历史目前可以最早追溯到商朝。如今众所周知的松狮犬，在中国汉代的陶器及雕塑品中非常容易辨认。

【6】《中国新闻》上面刊登的是完整的人名和地名。

第3章

解析美国政府

AMERICAN GOVERNMENT

联邦政府与各个州之间的关系是特殊及独特的，所有美国人都吹嘘自己的州独立于联邦政府。每一个州的每一个官员，从州长至上而下，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每一个州都具备了同样由民众投票选出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所组成的立法机关。每一个州都拥有庞大到几乎绝对的立法和行政权力，而且有能力料理非由联邦政府的宪法所保留的一切事项。

早在四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哲学家就对民主原则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并且时不时地，各朝帝王和政治家也一直在努力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的政府中，然而这些原则的微小细节只在西方政治家的智慧中得到了应用。在美国，民主原则正在全力推行中。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不仅是名号上，而且是实际上的共和国，让中国的政治家和政治人物来调查研究美国宪法并研究其运作方式应该是很有益处的。如果要进一步地研究，那么就不得不让中国这个学生前往华盛顿拜访美利坚合众国这位老师了，学生会在这里找到总统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在其内阁及一大帮助理人员的协力合作下，总统管理着联邦政府的事务。他可能是个新来的人，先前没有接触过外交方面的事物，也没有多少行政经验，但他很可能是个足智多谋而且适应能力强的人，很快就掌握了自己高级官职里头的每一个细节。所有重要事项都被交付到他那里，因此日常工作耗费了他所有的体力和精力。总统的另一部分职能是会见国会议员、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及其他为了公事需求求见他的人，这占用了他很大一部分时间。事实上，众人对他的期望是，而他本人也一直这样：“举止温和，临事勇敢”。

华盛顿的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会议在国会大厦内公开进行，其通过的法案须由总统批准。如果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那么它就成为了法律，对国家起了约束力。民主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拥有主权，但是由于人民无法自己治理国家，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利委派给代表民众的人，因此他们选举出最高行政官来治理国家、选举出立法人制定法律。赋予给这些代理人的权利在其各自的就职期间是不可撤销的，选举人受到自身行动的绝对约束。无论美国国会通过了何种法律，人民都必须严格遵守，因此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了人民的主人。然而，民众并不会害怕自己的临时主人会背叛他们的信任，因为这些官员只要稍微玩忽职守或无视其选举人的意愿，就很有可能毁掉自己连任的机会。

根据宪法的条款，参议员和众议员必须居住在推举自己的州内。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它保证了人民的代表了解当地情况，而且知道如何维护把自己送到华盛顿的那个州的利益和福利。另一方面，因为每个州不论大小都有权选出两名参议员，同时根据人口比例朝众议院派遣一定数目的众议员。所以，有些杰出又有能力而且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尽管有丰富的阅历，却不幸被剥夺了为国效力的机会。在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选举人可以选出任何人来作为自己的代表，这个人可以是来自任何城市、区或县的居民，而议会的成员确实生活在自身所代表的地区反而是偶然才发生的情况。在美国采取类似英国的系统孰好孰坏？如要这么做，就不得不修改宪法，而这将不会容易做到，但是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人都应做好准备在任何时候接受新的见解，并且愿意改变旧风俗以适应新的条件，所以我提出上述建议。

总统任期固定为四年是一个极好的主意，目的毫无疑问是防止不受欢迎或者政绩不良的总统掌权时间过长。但是，聪明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有限的任期尽管在理论上非常优秀，在实践中却非常不方便。无论新总统可能多么的聪明、多么的有能力，他都必须经过几个月的浸染，才能彻底了解自己所居高位所附带的所有细节，其中包括的内容除了不可避免的社交活动、每天接见访客，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大量职责。等到他熟悉了这些事项，其办事处的工作也顺利运行的时候，他已经耗掉了一半的任期；而如果他有志连任，而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他就必须把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放在竞选活动上。要让任何总统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报效这个把重担交托到他身上的国家，四年显然是一段过短的时间。总统选举是全国性的必需品，但是总统大选办得越少，就越有利于国家的普遍福利。我敢肯定，那些曾在大选年份待在美国、看到过政治机构的复杂工作及其严重后果的人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在不得不选出一个总统的那一年中的大部分的时间，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这一盛事之中，所有的人，无论身份地位高低，都会或多或少地热衷于大选及其之前的筹备工作。他们似乎把一切搁置在一旁，把更多的注意力施加在这件事上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与大选结果有个人利益相关的政客和官员，则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其他那些没那么活跃的人，仍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竞选之中。他们要募集大量竞选资金，并将之用在各个渠道。悲哀的是，这一切打断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运行，它不仅把很多商人从正当工作中夺走，而且妨碍商人和大型企业从事新的事业，顺带限制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总之，整个国家都猛烈地投入到了喧嚣和兴奋的状态之中，全国的多数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华盛顿一个本来定了婚的年轻人曾经告诉我，在选举结束之前，他居然忙到无法考虑婚事。

如果遵循法国的制度，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代表一起投票的多数票选出总统，也许就能够避免上述的那些不便、喧嚣和花费，但我认为美国人民宁可忍受这些麻烦，也不愿意被剥夺选出自己的总统的乐趣。迄今为止，就我所能想到的，另一补救措施是延长总统任期，比如延至六年或七年，不给予总统任何连任的机会。如果这项建议被采用，总统将会更加自由和独立，他不会总是压着心头大石，担心因暂时得罪他的政治朋友而失去自己的职位，他可以使自己更加专注于联邦事务上，而且摆脱偏见或畏惧、不被打扰地为其国家社稷谋福祉。他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来真正为他的国家办有价值的事情。此建议的另一个优点是，这个国家不会如此频繁地受总统大选所产生的动荡和兴奋所扰。如果我可以预言的话，我会说从法国和美国的经验中获益的年轻的中国共和国将最有可能采取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或者研发出一个类似的制度。

美国政府行事方式的缺陷之一是政党分肥制，这一制度遵照的是这一格言：“战利品属于胜利者。”新总统有权力解雇联邦办事处的大量工作人员，转而任命他的朋友、自身党派中曾经给他提供过服务的人员或者在他获选上有所助力的人为联邦官员。曾经有人告诉我，每隔四年，成千上万个职位都是这样更迭变化的。这一做法由杰克逊总统【1】推出，此后几乎每一位继任的总统都继续这一方针。政党分肥制几乎被每一个州和市采用；实际上，它构成了美国实际政治的基石。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通过有影响力的朋友获得受薪的职位的例子，然而为了留出空位给他人这样的简单原因来解雇那些做着有益的工作的公仆，对于公民服务以及对其所服务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近年来，纠正这种恶行的尝试通过所谓的“公务员体制改革”推行，这种做法是候选人在经过考核之后被委任上岗，而他的服务期限是固定的。如果这种制度被全面推广，那么总统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奖励其政治朋友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怀疑职业政治家和牵线搭桥的人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活跃和努力，因为确保提名人获选的主要目的已经被夺走了。而这主要归功于塔夫脱总统【2】的勇气和公正，在就任总统之后，他无视党派的要求，按照人员的能力来进行任命职位，他甚至邀请敌对党派的一两位知名绅士担任自己的内阁成员。

在美国，人们并不热心于公职。拥有才华和能力又兼备商业头脑的人才非常抢手，而且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在自己各自的行业中脱颖而出；他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既有财富又有影响力的地位，因此这样的人会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我们不能从中推断出美国的政府官员缺乏能力，恰恰相反，我很高兴地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得到证明，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高效率，而且就整体而言，他们比欧洲任何一伙政府官员都要厉害。尽管如此，考虑到政府支付的薪金之少，超凡脱俗的有才之士不被政府官职所吸引也不是叫人多惊讶的事情。我自己就认识几个内阁部长，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了两三年后就不得不辞职回去从事老本行，而众所周知的是，总统很难找到有能力的优秀人才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这些评论并不适用于总统，这不是因为总统的薪水很高，与欧洲的国王或君主的收入相比，其数额其实非常少，真正的原因是总统这个职位是美国人民所能赠送的无以伦比的大礼，迄今为止没有人拒绝过总统提名，我相信任何获得提名的人总会欣然接受。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跟几个候选人对话，他们告诉我，自己显然是白宫的继承人，而且他们所言非虚，因为他们正是总统职位的合法候选人，就像任何欧洲国家即将接任王位的皇储一样。甚至曾有一位女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她没有获得多少票数。

我非常敬佩美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对现有法律和宪法的遵守。每个人都遵守这些律法，从总统到小贩，没有一人例外。但是呢，有时对于法律进行太过严格和专业的解读会导致麻烦。让我举一个例子吧，根据《宪法》的第一款第六条，“参议员或众议员不得在其当选任期内担任合众国政府任何新添设的职位，或在其任期内支取因新职位而增添的俸给。”某位参议员被总统任命进入内阁办公室，碰巧的是，那个职位的工资在他尚在参议院的时候上涨了。但是根据宪法，他只能领之前的工资，尽管工资调整的当时，他丝毫没有想到这一上涨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腰包。

联邦政府与各个州的关系是特殊及独特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要来纠正外国人对于中国不同省份所犯的错误。西方作家一般假设中国的每一个省都是自治的，而且省级机关独立行动，置北京政府的命令于不顾。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各省的官员都是由北京政府任命或者批准的，帝王的圣旨甚至能够随时更换或者解雇太守或总督，如果没有朝廷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事务都不能办理。这如何跟美国各州相比较？所有美国人都吹嘘自己的州独立于联邦政府，每一个州的每一个官员，从州长至上而下，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每一个州都具备了由民众投票选出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所组成的立法机关。每一个州都拥有庞大到几乎绝对的立法和行政权力，而且有能力料理非由联邦政府的宪法所保留的一切事项。各个州也与其他任一个州相独立，刑事和民事法律，包括相关的所有事项，如转移和继承财产以及婚姻、离婚和财政法规，都处于州的行政范围内。每个州的政府机关自然也会各尽其能促使自己的州尽可能地增加人口、促进繁荣，因此，在一些州里，关于离婚、法人和地产的法律比其他的州更为有利。比如说，一个没办法在本州获得离婚许可的人费不了多少工夫就可以在另一个州达到他的目的。某个州的法规明确禁止的事情在隔壁州却是完全合法的，地方税务也是如此；各州的税费和税率不统一，某个州的税务沉重，另一个州的税务则相对轻松。陌生人自然会惊讶地在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发现这样的情况，心里也会好奇这样的政府机构到底要怎么正常运作。但随后陌生人会发现，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中。这种情况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一个州的居民经常搬到其他的州去，而通过商业、其他往来和社会交往，各个州混合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尽管各个州条件相异，人们却能轻松地适应当地的环境，而且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州与州之间从未产生过摩擦或争论。但是，让所有的州任命一个州际委员会来修订自己的法律，使各州的律法统一起来，难道不会更好吗？

由于各州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掌控，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有时会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点，我要描述几年前发生在某个州的一个事件。一个来自欧洲的外国人被暴徒袭击，其财产也遭到破坏，他向地方当局申诉，但他似乎无法获得自己寻求的赔偿。他的领事为他竭尽全力，向地方当局上诉，但也没有成功；最后这件事被上报到该国位于华盛顿的大使，此人马上插手介入，把这件事摆到国务卿面前。国务卿在浏览完案件的事实后说道，他所能做的只是写信给该州的州长，要求他处理此事，然而案中的州长出于某种原因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让外国人获得满意的赔偿。他的大使频繁地去求助国务卿，国务卿却无能为力，因为宪法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干涉各州事务的权力。这对于美国在外交事务的管理上貌似是一个缺陷。假设一个外国人在某个州遭到虐待或者谋杀，结果没有获得适当的赔偿，联邦政府也不能派遣自己的官员去逮捕罪犯。联邦所能做的是要求该州的州长采取行动，而如果州长不予理会，那就没有补救办法了。幸运的是，这种情况鲜有发生，但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执行各州事务，在特殊的情况下，授予联邦政府比当前所拥有的更大的权力难道不会更好吗？我知道这个建议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国会不会愿意赋予联邦政府任何权力来干涉各州事务，因为它清楚各州不会容忍这样的干扰；但考虑到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之繁多，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中，自然随之而来的，不公正对待外国人所导致的暴动和指控确实时有发生。一般来说，现在人们可以信任各州的官员会公正地处理这些事情，但在那些对某类外国人持有严重地方偏见的州，是不是应该将这类案件转交给公正廉洁的联邦官员来解决？为了真诚的外交关系，也为了避免国际纠纷，我斗胆建议联邦和州政府应该严肃考虑这一点。

关于什么国家应该采用何种政府形式的问题，实在不容易做出决定。美国人民无疑会声称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然而欧洲的君主制政府的人民也会坚持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这主要取决于教育，而且习惯于自己的政府形式的人们自然最喜欢本国的制度。有一些公众长期习惯于君主制政府的旧体制、古老的传统和惯例，也有其他的公众生活在不同的政治氛围之中，即所有人都分享着该国的公共事务。向前一类民众介绍民主的政府明显是不当之举，那既不会适合他们的口味，也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有益于某个国家的东西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国家，每一种政府制度都有各自的优点，前提是这种制度被如实且公正地执行，确保人民的幸福和舒适、促进国家的和平与繁荣应该始终是重中之重。只要能够确保这些目标，政府到底是君主制、共和制抑或其他政体其实并不重要。

中国为何成为一个共和国也许是个恰当的好问题，因为从远古时代起，它就一直拥有君主制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的条件和情况是特殊的，而且与日本及其他国家普遍的状况不同。在日本，人们声称其王朝是于公元前660年由第一个君主神武天皇【3】所创并一直延续至今。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皇室带有满族血统，清朝是在1644年通过征服而非继承所创建的。直到近来，大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具备合法王位继承权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人多受欢迎、多有能力也不行，嫉妒和偏狭的情感进一步彻底否决了这个提议。如果有人企图建立一个中国王朝，那么肯定会导致分歧、摩擦及持续的内战。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很反感君主制政府。因此，我们将看到，为了国家的和平与福利，人们别无他法，只能大跳了一步，建立起目前的共和国。中国的发展一向循序渐进，这毫无疑问会给它带来极大的好处，也会给全人类带来利益。中国现在是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但它会成长为一个健康强壮的青年，它的人民会对横跨太平洋的年长共和国的人民抱有最亲切的感情。两个共和国的友谊应当更加亲密，这是毫无疑问的。众所周知，在中国扩展贸易有着巨大潜力，而且由于菲律宾群岛靠近我们的海岸，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将会给美国贸易扩张打开一条新的途径，两个国家都应当跨过太平洋伸出手为美好友谊和手足情谊相握。如果两国能友好相处，不仅会大大增进国际商务，也会促进和平，至少在东半球而言，可以获得比一队战舰更切实有效的保护。

◆注解◆

【1】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第七任美国总统（1829-1837）、首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纽奥良之役战争英雄、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在美国政治史上，1820年代与1830年代的第二党体系（Second Party System）以他为极端的象征。

【2】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第27任美国总统。他当过律师、美国首席大法官和陆军部长。1908年作为共和党人，在西奥多·罗斯福支持下当选总统。任内代表垄断资本家，处处维护他们的利益，对内提高关税，对外推行“金元外交”，加强侵略拉美国家。

【3】神武天皇（Jinmu Tenno），是神话中日本第一代天皇，天照大神后裔，其在《日本书纪》中被称作为神日本磐余彦尊，在《古事记》中则名为神倭伊波礼毘古命。传说他建立最早的大和王权，为日本开国之祖与天皇之滥觴。

第4章

美国何以如此繁荣

AMERICAN PROSPERITY

致使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共和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自然资源。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大自然似乎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美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极大的自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任何人是平等的，美国人希望到国外旅行的普遍愿望也是他们保持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

致使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自然资源，它拥有煤炭、石油、银、金、铜及其他所有矿石。可以这么说，在这里大自然似乎提供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这里土壤肥沃，可以种植小麦和各种水果。但是，尽管有着这些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富于进取心的国民的技能和勤勉，这些条件就不能被转化成任何优势。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也拥有同样的优势，但是它们并没有美国那么繁荣，这使我思索起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原因。移居到美国的那些人先前并非富有之人，他们去美国是为了谋生，本来就做好了辛苦工作的准备。为了改善自身的状况，他们愿意承担任何体力或智力劳动，他们吃苦耐劳、体质强壮而且能够承担沉重的压力。其子女则继承了这些好品质，因此美国人一般比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人要更辛勤进取一些。

美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一个公民都享有极大的自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任何人是平等的。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爬到自己的专业或行业的顶峰之前是不会停止的，成千上万个曾经很穷的美国人后来成为了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其中许多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是自学成才，但有些人后来成了文人或学者。大专或大学教育并不一定能使一个人变得渊博，那只是给予了一个人学习的机会。据闻，到头来某些大学生其实很无知，或者说，他们的知识并不比那些自学成才的人多。我不希望以任何方式贬损大学教育，毫无疑问，曾接受过大学培养的人在展开人生旅途的时候有着更好的前景和更多的成功机会，但那些没有这种优势的人无疑费了不少工夫使得自己的国家伟大和繁荣，因此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为伟大之人。

美国人希望到国外旅行的普遍愿望是他们的优良品质之一，从未离开过家园的人所知必然不多。一个人或许可以通过阅读获得大量的信息，但他的实用知识不能跟旅行过的人所掌握的知识相提并论。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犯了很大的毛病。有一句中国格言是这么说的：“骑马行舟皆危险”。因此，直至最近，我们对于出国依旧心怀恐惧。一辈子待在自己家乡的人大多心胸狭隘，固执己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美国人则鲜有这些毛病。到国外游览的不仅限于富裕和小康的人士，存了一笔小钱的商人和工人也经常横渡大西洋。几年前在华盛顿，一个参议员告诉我，他每年夏天都要横渡大西洋到欧洲度过几个月，下一趟旅行将是他的第二十八趟海上旅行。然而，我发现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之外的地方。我冒昧地建议他应该稍微扩展一下他的下一次年度旅程，去游览日本、中国及其他远东国家，我确信他会发现这些地方既有趣又具启发性。我游历过欧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国家，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无论我暂住在何家酒店，我总会发现一些美国人，而且我多次遇到过在华盛顿或纽约所认识的朋友或者熟人。出国的不仅限于男人，在许多情况下，女士们也会自己旅行。有好几次，来自华盛顿、费城和纽约的女性朋友到北京看望我。这是美国人的强项之一。比起耗费巨款购买俗丽礼服、珍贵宝石、小装饰品或其他奢侈品，花费几百美元来旅游和获取知识，与其他人接触并扩展视野，难道不是更明智、更有用吗？

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相当一部分土地仍然没有被耕作或者开发的大国里，必须要有吃苦耐劳又有耐心的工人，但素质低下的移民不受遏制地大量涌入对这个国家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当今国际贸易的时代里，不应该对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出入境加以妨碍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曾经在本国犯下了罪行的人，或者没有学识的文盲，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成为理想的公民，美国应该严禁这些人的入境。众所周知，一旦外国人成为公民，他们就会参与该国的市镇和联邦事务。现在，如果这些人真的为了他们所移居的国家好好工作，那么这一点没有异议，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动机也算不上什么秘密。正因为如此，问题在于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来限制他们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农场遭受缺乏工人之苦，任何勤劳、耐心而且锲而不舍的人，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应该被接纳为劳动者。他们对于美国来说应该是一大福音，担心由廉价劳动力导致的竞争实属空穴来风。为了控制这些外籍劳工，也许应该制定规则，使他们一抵达美国，就能够被分配到迫切需要其服务的地方。如果诚实而稳定的工人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依旧仅限于他们是亚洲人，而白人则不加区别地允许入境，我担心，这个国家的繁荣恐怕不是永久性的，因为急需这些劳动力的农业是稳定财富的脊椎。然而在目前，国家的巨大财富正是美国伟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笔的个人财富达到七八位数字的黄金美元，而这笔钱的大部分一直被用于修建铁路或开发制造厂及其他有用的行业。使美国变得强大的是有益的工作，而非陆军和海军。1881年，美国的陆军共计仅有二万六千六百二十二人，其海军仅由二十四艘装甲舰、两艘鱼雷艇和二十五艘拖船构成，但到了1910年，其陆军的和平力量人数达到九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人，海军则吹嘘其三十三艘战列舰及一百二十艘大小不同的装甲巡洋舰。

在过去的几年中，增加陆军数量并建造尽可能多的大型战舰和超级战舰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许多政治家都被这股大型战舰热潮所感染，他们的政策似乎都基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其战舰数量多少这种想法。就连喜好和平的温和主义者也被这一癖好害得失去自制力，纷纷支持它。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发生过很大变化，现在一个国家可能会被大型战舰所不能匹敌的方式攻击。花在这些可怕怪物上的巨额开销如果应用到更加有价值的对象上，那么会在维护国家传承上起到更大的作用。

拥有庞大的陆军和强壮的海军也许可以被称为强大，但如果没有其他良好的先决条件，这个国家是不会被称为伟大的。我心目中的伟大国家应该是和平、公正而且人道，此外它还得拥有大量在国家管理中有发言权的仁慈心善的国民。好人的数量越多，一个国家就愈伟大。众所周知，美国拥有很多此类的国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促进各国之间和平。安德鲁·卡耐基先生的价值就堪比一百艘大型战舰，他和像他那样的人是维护美国利益和福祉的主要因素。美国的领土与欧洲及其他国家之间隔着宽阔的海洋，所以一个敌人要想成功地攻击美国的任何一部分，就算不是不可能，也必然是困难的。但是，谁想要攻击它呢？它几乎没有一个敌人。任何国家都不会无故被他国侵略，而因为美国与所有的强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它更加没有理由害怕外来侵略。就算某一外国势力确实成功地攻击了它并篡夺了其领土的一部分，尽管这个假设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敌人能掌握住自己所夺取的领土吗？历史证明，如果没有获得百姓的首肯，任何被征服的国家都不会被成功及永久地奴役，而美国人绝对不可能屈服于一个外国政府的统治。

我希望美国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不理智地增加军备，我希望它会在全球和平运动中起带头作用，向世界展示一个强国可以在不靠武力的情况下存在并保持地位。我很清楚全面裁军这一主意在政治家中并不受欢迎，这个决定被某一杰出的权威人士谴责为“孱弱之人的希望”，而仲裁被称呼为一盏“南瓜灯”【1】。但良好且可行的计划被盖上污名也不是第一次了，曾几何时，废除奴隶制这一说法被认为是痴人说梦，而现在所有人都坚信不疑。20世纪会见证我们当前文明的崩溃吗？

为什么世界上的军备在不断增加？在我看来，这基于两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不信任。一个国家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另一个国家因为恐惧和不信任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某些国家的风气是仿效其他国家的做法，那样他们就能够保持自己海军大国的地位。但让美国如此不自信，或者跟随这样的风气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伟大的强国，它应该采取独立的行动。如果它树立了榜样，假以时日，其他国家也必然会如法炮制。世界的和平将会得到更安全的守护，而美国将赢得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的认同、尊重和感谢。

◆注解◆

【1】南瓜灯（Jack of lantern），“空心南瓜灯”是万圣节的象征，相当于空吓人的“鬼火”。

第5章

美国女性的独特魅力

AMERICAN WOMEN

一般情况下，女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女性希望被人称赞，第二类女性希望被批评和谴责，第三类女性则仅仅好奇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女性可能属于第三类。她们希望知道其他人对自己的真实看法，并且听取他们的坦率意见。美国的女性是进步的人士，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指出她们的不足之处，她们都会努力去改善自己的缺陷。

谈论这个话题对我而言是件相当大胆的事，这是一条“天使裹足不前，愚人轻举妄动”【1】的路径。不管我说什么，都肯定会引起批评意见，但是因为我的女性友人经常询问我对于美国女性的看法，又因为我曾经庄严承诺，如果我真的要写出自己对美国的印象，那我就会写出对于美国女性的看法，如果我现在失信，那会严重地“违反承诺”。

一般情况下，女性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女性希望被人称赞，第二类女性希望被批评和谴责，第三类女性则仅仅好奇于听到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女性通常既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她们大部分可能属于第三类。她们希望知道其他人对自己的真实看法，并且听取他们的坦率意见。美国的女性是进步的人士，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指出她们的不足之处，她们都会努力去改善。情况既然如此，我绝不能偏离职责，要在公正的裁判台上评判她们的行为。

首先，美国的女性在某些方面跟其他国家的女性截然不同。我觉得美国的女性活泼健谈而且见多识广，她们可以从容机敏地谈论任何问题，展示出她们接受过良好的素质教育，我经常从她们那里获得数量可观的信息。她们坚持己见的那种毅力非常显著，有一次，一位女性到我位于华盛顿的使馆来拜访我，我们讨论了几件事情后，开始谈论起女权问题。我支持给予女性比她们目前所享受的更多的权利，然而在一些观点上，我的看法没有那位女性朋友那么极端；在跟我争辩了好几个小时后，她认识到我并不完全同意她的所有观点，因此她威胁说，除非我完全消化她所有的观点并且接受她的看法，否则她就不会离开我的房子。

我观察到，许多美国女人嫁给了外国人，然而美国的男人却很少会娶外国妻子。可能有人会这么说，外国男人娶美国姑娘是为了她们的财富，然而美国的女人嫁给高贵的外国男人是为了他们的头衔。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事实，但在其他的情况中，我们必须寻找这种卑鄙动机之外的原因。让美国姑娘得以捕获了这么多外国丈夫的是她们的吸引力和美貌，她们让人愉快的态度和活泼可爱的天性使人不知不觉地接近她们，再加上她们基础扎实的教育和为数不少的知识储备，她们能轻松地赢得任何有结婚打算的绅士的心。如果我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是单身的，我可能也会成为这些绅士中的一员——那就难怪美国男人更喜欢美国妻子了。有一次，我在无意之中当了一回媒人。若干年前，在我第一次被委派到华盛顿期间，我被邀请参加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千金的婚礼。我走进早餐室的时候，看到了伴娘们和几个年轻男子。我走向其中一个以前见过面的伴娘面前，她是一位参议员的女儿，我问她什么时候会轮到她当新娘，她谦虚地说自己并不知道，因为尚未有人向她求亲。我转向房中的那群年轻男子，向其中的一个人打趣地评论道：“这可是一位美丽的小姐，难道你不想娶她为妻吗？”他回答：“我会非常乐意娶她。”接着我对那位年轻小姐说：“你愿意接受他的求婚吗？”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些话，大意是她并不认识那位男士，因此没办法给予一个明确的答案。

几天后，我在一场“家庭”宴会上再次遇见这位年轻小姐，她责骂我当着那位年轻男子的面如此直言不讳。我告诉她自己其实是出于善意，那全是为了她好。几个月后，我收到了那位年轻小姐的父母发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出席他们女儿的婚礼。我心想，不如去看看新郎是否就是上回我介绍给他们家小姐的那位年轻人，而我一走进屋子，新娘的母亲就让我惊喜地得知，正是我让那对年轻的恋人走到了一起，新娘和新郎都由衷地感谢我替他们牵了这根红线。

美国女性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她们的自制和独立，一个姑娘一旦长大成人，就能够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不受其父母的控制。一个年轻女子不带任何同伴或者监护人独身旅游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曾有一次，我从旧金山旅行到华盛顿，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年轻姑娘。她告诉我，她即将前往纽约，登上驶往德国的汽船，因为她打算进入一家德国大学读书，她是单独一人进行这场漫长的旅途的。在中国，甚至在英国，或者坦白讲，在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发生上述这种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这样一个可敬的年轻姑娘居然被允许在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朋友的陪伴下展开这样的长途旅行，但在美国，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且这应该归功于行政部门，因为这足以说明该国良好的政府管理，对于理智而清醒的美国姑娘来说，这样的壮举是绝对安全的。

这种独立和自由的概念缓和了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孩子并没有被要求一定要表现得尊敬和孝顺，反过来，他们学会了互爱和尊重。家长也不会想到命令一个女孩或男孩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无论这事是多么合乎情理，他们在所有事情上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平辈和朋友；女孩子也不会屈服于母亲任意发布的命令，因为她并没有把母亲视为长辈，而是当成朋友和伙伴。我发现美国姑娘不跟自己的父母商量一下就跟他人订婚是个惯例，有一次，我跟一对订了婚的年轻恋人严肃地讨论过这个话题，我问他们是否询问过父母的同意，他们都断然地回答说这是没有必要的，结婚是他们俩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父母的事情。我告诉他们，虽然这是他们的事情，但在他们做这么重要的人生决定之前，不妨先询问一下父母的意见来展示自己对父母的敬意。他们回答说，他们不同意我的说法，因为这件婚事仅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幸福，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利自己做决定。这表明了美国人怎样根深蒂固地坚信自己的独立理论。除非我大错特错，我担心这是个典型的而非孤立的例子。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在年轻人打定主意结婚之后，他们才会把自己订婚的事情告知各自的父母，而且我怀疑如果父母反对，他们是否屈服于自己父母的意愿，或者在父母同意后订婚。

现在，咱们来看看这一切在中国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当事人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发言权。父母们会通过自己的朋友或者有时候通过专业的媒人来安排子女的婚姻，但是只有经过对即将缔结婚约的另一方进行无比严格认真的查询，例如对方的品德、性情、地位、脾气是否相合后，他们才会让儿女成婚。这些询问结果有时候会让当事人知道，但是父母往往并不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此之后，婚约就此缔结，而且不能被取消，哪怕青年人自己也不能悔婚，尽管他或她可以申辩说婚约没有经过他或她的了解或者同意都被定了下来。订婚被双方视为一个庄严的契约。举办婚礼的那一天，十之八九是新娘和新郎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他们却能心满意足地生活，甚至往往开心愉快地在一起。在中国，离婚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要基于一个事实，便是经过父母明智的控制，他们的孩子们才得以适当地婚配。话虽如此，我并不倡导把中国的制度引进到美国来。但是，我想指出一点，美国的年轻人在自己的结婚誓言中所展现出来的独立和轻率通常无法保证适当的伴侣关系。一个姑娘爱上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她是无法察觉到他的缺点和恶习的，而在他们共同生活几个月后，她才会开始发现这些缺点和恶习，然而可惜的是，已经为时已晚。如果她订婚之前能够跟自己的母亲吐露一下真心，要求母亲利用自己的斡旋能力，弄清楚她喜欢的那个小伙子到底品德如何，那么就本有可能避免致命及不愉快的错误。在绝对不影响美国年轻人的自由和选择权的情况下，我认为，如果所有的美国年轻人在确实地缔结婚约之前，至少询问一下母亲，并且要求她们做出私人和秘密的调查，探究一下自己打算结婚的年轻男人或者姑娘的个性以及道德和身体素质，那会是一个良策。母亲出于天性会关注自己后代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信赖她们会去做出谨慎、公正和认真的询问，看看对方姑娘或者男人对她们的孩子而言是否真的是配得上的或者是合适的生活伴侣。如果大部分人都采取这一步骤，那么就能避免很多不幸的婚姻。正是因为美国这种自由的婚姻风气，我才会跟上述的年轻人讲理论，但是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爱情是盲目的。

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补充说，在中国流行了这么多个世纪的婚姻制度在最近几年已经有所改变了，这是因为自由的精神一直在逐渐成长。年轻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不允许父母未经自己的同意就给他们选择人生伴侣。我听闻过几宗姑娘自己选择丈夫的例子，而且那可不是昙花一现的情况，但我衷心地希望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不会像美国年轻人那样走极端。

在美国，一个儿子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跟我们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流传下来的教条完全不同。“尊重父母”是摩西的命令，所有基督教徒都自称会遵守，但在儒家弟子看来，美国青年似乎全都忘记了这个命令。儒家信条严格规定，尊重和服从自己的父母亲不仅一个孩子的基本义务，供养父母亲也是他们应该挑起的责任。孩子必须履行这些义务的原因是，父母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抚养并教育他们，因此孩子们必须为父母的辛劳和照顾做出一些回报。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采取的观点在我看来似乎很奇怪。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以这样的方式争辩：他严肃认真地说道，因为父母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因此好好把他抚养长大是他们的责任，但是他自己则丝毫没有供养他们的义务。听到这样的说法让我非常震惊。在中国，这样一个儿子是遭人鄙视的，而如果他疏于照料自己的父母，他将会受到惩罚。我不认为在美国，这个年轻人的极端观点会被普遍接受，但我倾向于认为，孩子照顾父母的这种义务有些界限不清。美国的父母显然并不期望自己的孩子来供养他们，因为一般而言，他们就算不富有，也至少境遇良好；就算他们境遇不佳，他们宁可用工作来讨生活，也不愿因为依靠孩子的金钱援助以致给孩子增加负担并阻碍到他们的成功。我可能没有注意到某些情况，但是据我所知，年轻人供养自己的父母在美国并不常见。然而，我曾获悉过下述这种特殊情况，若干年前，华盛顿的一位以口才出名的年轻参议员让父亲跟他一起生活。他的父亲已八十岁高龄，尽管健康良好，但却腿脚不便，所以不得不依靠儿子来照料。我得知，他和他的妻子对父亲非常和蔼。美国许多年轻人都亲切热情地对待自己的父母，但是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出自于爱而非义务；事实上，他们是把父母当作同辈般照料的。

我可能得提及一件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情况，一旦儿子结婚了，无论他有可能多么年轻、多么缺乏经验，他都会离开父母的家。他和他的新娘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家庭，那么他们就无须处在父母的监督下，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父母并不反对孩子们这样做，因为这样给予了年轻人机会来获得管理家务的经验。年轻的媳妇非常害怕跟自己的婆婆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如果真的有必要有一个年老的夫人来陪伴，她们总是把自己的母亲接过来。

美国的女性雄心勃勃、多才多艺，而且能够轻松愉快地致力于任何事务。她们不仅受雇于各种商店，也从事着各种职业，美国几乎每一家商店都雇佣一些女性作为打字员、办事员或者会计师。曾经有人告诉我，女性比男性更稳定。即使在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中，她们也能成功地跟男人竞争。若干年前，某个州的首席检察官这一职位空了出来，两名候选人出现了：一个是位绅士，另一个则是位年轻的女律师，他们都寻求以选举方式决一高下；绅士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多数票，但最终获得胜利的却是那位女律师，因为她很快就嫁给了那位首席检察官，也就是她竞选期间的对手。婚后，她几乎代替了她的丈夫行使职责。几年之后，她的丈夫为了经营农场从法院退休，而她则继续从事这份工作。这是否表明美国的女性在智力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甚至可以说是优于男人？美国的女性非常健谈，她们中有不少人很有口才，而且天生就有好“辩才”，我所听过的最聪明诙谐的演说来自一个女人就公众问题在公开会议上所发表的言论。美国女性还是优秀的作家，艾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女士【2】、玛丽·富特·亨德森女士【3】、伊丽莎白·汤女士【4】和许多其他女性给她们的同胞们增加了许多光彩，这些女性的著作展现出她们深刻的洞察力和广泛的文化教育，我们自然不想让这样的女性甘居次要的职位。她们的影响力非常庞大，一旦结了婚，她们就会“当家做主”。应该提到的是，她们的丈夫都是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她们圆滑的支配，愉快地服从她们的命令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仆人。我建议任何抱怨自己丈夫不守纪律又惹人不快的已婚妇女从美国的女性那里吸取一点教训。美国的女性活泼开朗、能说会道，没有欧洲的女性那么保守。在社交场合中，很容易就能辨识出美国女性。但是，如果一位美国女性嫁给了外国人并在国外生活，她很快就会失去自己的民族特色。我曾在一艘汽船上遇到一位美国女士，她是跟我同行的乘客；因为她态度保守，一开始我还误以为她是位英国女性，几天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她出生于美国，但是她跟她的英国丈夫在英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我觉得美国的女性有一个毛病（如果这真的可以称为毛病的话），那就是她们凡事都爱打听；我知道这是所有妇女都爱犯的毛病，但是这种好奇心在美国人里头最为突出。她们善于在你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蛛丝马迹，如果她们真想知道你的过去，她们会在数分钟的交谈之后彻底地了解。她们是优秀的侦探，所以我觉得，侦探行业应该多雇佣一些女性。

一个民族的声誉取决于其女性总体的特性，因为她们构成了超过一半或者至少一半的人口。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声望很高，因为美国的女性活泼、坦率而且天真，她们无所畏惧、独立自主，而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她们能轻易接近身份地位更高或者更低的人，而且友好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但是误解了美国姑娘的纯洁和高贵品格，并试图对她们放肆的男人就等着倒霉吧。对于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东方人来说，美国姑娘是一个谜。几年前，我不得不打消自己一个同胞对于某个女性的行为产生的错误观念。敏锐的观察者会发现，美国女孩因为在学校及大学里头跟男生一起接受教育，其行为自然比其他国家的被强加了极大限制的女性要自由的多。美国女性的行动可能会被认为危险到接近阳刚的地步，然而她们绝对不是粗野和下流的。中国的女性跟她们的美国姐妹一样纯洁，但是中国姑娘是以不同的方式抚养长大的，她的排外教育使得她长守深闺，几乎没有跟男性朋友交往的机会。一只在笼子里困了很长时间的鸟儿，一旦笼门被打开，可能会飞到远处，或许永远不会再返回，但是如果鸟儿已经被驯服，并且被允许自由进入和离开笼子，那么它非但不会飞远，而且总会在晚上回来。等到我的女同胞们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她们是不会滥用自由的，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教育她们才能提升到美国女性的标准。

◆注解◆

【1】此句摘自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柏的代表作《论批评》。

【2】艾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1850-1919），美国女作家、诗人，代表作《激情之诗》。

【3】玛丽·富特·亨德森（Mary N. Foote Henderson，1846-1931），精通法语，饮食改革和绝对戒酒主义的热心倡导者。

【4】伊丽莎白·汤（Elizabeth Towne，1865-1960），美国深具影响力的作家、编辑及出版人。

第6章

美国的教育

AMERICAN EDUCATION

美国教育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既便宜又全面。在小学和初高中阶段，男女生无论来自贵族家庭、富裕阶层抑或来自比较拮据的人家，都在同一间教室里一起学习。众所周知的是，总统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公立学校里读书。

1910年，在美国数量为91,972,266人的总人口中，在读学生数量为17,506,175人，没有多少国家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在校学生比例。美国的教师总人数是506,040人，如此规模的教育只能通过庞大的开支来维持，而我从教育统计中发现，从学费中获取的金额是14,687,192黄金美元，从生产资金获得的金额是11,592,113黄金美元，从美国政府获得的金额是4,607,298黄金美元，以上总共为70,667,865黄金美元【1】，我怀疑其他任何国家是否能在教育事业上起到如此好的示范作用。

每一个州都有不少学校，包括公立和私立学校。每一个镇里都有公立学校，哪怕最小的村子也有自己的学校，而在诸如怀俄明州这种以农业为主、人口非常分散的州里，政府会派遣教师到三或四个儿童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农夫家里教学。公立学校不但免费而且向所有人开放，但南部各州的某些城镇会向有色人种提供特殊学校。自然而然的，因为拥有这种获取知识的设施，美国人总体而言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民族。这里我指的是美国本地人，而不是近来的移民和黑种人，但即使对于后者，我也应该有所保留，像布克·华盛顿【2】和其他一些黑种人都通过学习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美国教育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既便宜又全面。在小学和初高中阶段，男女生无论来自富人或贵族家庭抑或来自比较拮据的家庭，都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众所周知的是，总统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因此，就连美国最贫穷的人也没有借口成为文盲。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取得大学学位。许多州立大学都免费招收该州公民的子女，而他们对外地人索取的学费也格外低廉，这样一来，收入再低的人也有能力让其儿子获得大学教育。许多专科或本科大学的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在放学之后打工兼职，并在假期里从事体力劳动，甚至卑微的工作。我经常在夏季的度假圣地遇到这样的学生担任酒店服务员，我觉得他们干净、周到而且可靠。在我访问哈佛大学期间，艾略特校长【3】带领我去参观食堂。当时有很多学生正在吃午餐。我注意到，服务员明显清一色全是年轻人，一经询问，我得知他们其实是哈佛的学生，而且一旦食堂雇佣服务员就会有很多学生应聘，因为较为贫困的学生会很高兴捉住机会帮自己赚取一些钱。

诚实的劳动虽然卑贱，但不会被视为有辱人格，而且任何接受过美国的教育及培训的人都不会鄙视这种工作。在东部的一些州里，因为雇工稀缺，许多家庭都会自己做饭和做家务劳动。几年前，我去马萨诸塞州的阿什伯纳姆访问时，惊讶地发现接待我的女主人不仅亲自做饭，还给我打扫房间。一位教授曾邀请我出席正式的午宴，令我惊讶的是，他的两个女儿负责在餐桌边服侍，这和中国某些地区的家庭一样。尽管家境良好，家庭成员依然自己做家务。在离广州不远的一些城镇里，富裕的农夫和乡绅把自己的儿子出租到外头当奴仆，那样的话，这些青少年一旦长大了就会知道金钱的价值，而不会挥霍家产。我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百万富豪只有一个儿子，为了让独子明白金钱的价值，他把儿子带到了广州，让他被一户人家雇佣为普通的仆人。主人命令这个小伙子照看房子的某一部分和一个小花园。有一天他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这户人家无比重视的贵重的金鱼缸，他的主人自然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过失。年轻人冷静地告诉他，如果主人愿意到他的父亲家里，主人可以从他父亲收藏的金鱼缸里任选一个作为补偿。这激怒了那个主人，因为他认为这个小伙子不仅做错了事还出言不逊。然而，最终，年轻人说服他的主人陪伴他一起回他父亲家里。主人大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那里有很多金鱼缸，其价值都远远超过小伙子打破的那一个。在中国，无论多卑贱的家务劳动都不会被视为有辱人格，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美国，人们是因为生活需要被迫这样做，而在中国，那仅是一种让青年人意识到金钱的价值并防范挥霍所采取的策略。

学校规定的课程涵盖了广泛的学科，使毕业生具备了大量的知识来面对生活的挑战。课程不仅包括绘图、素描等美术科目，还有木工及其他手工艺。曾有人向我展示一个做工精良的盒子，那是一个年纪很小的男孩的作品。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在学校教导男生做这种手工有何用处，但是我后来明白到，这样做的目的是指导学生如何有系统地思考和安排自己的材料。

除了那些由基督教会成立或者由宗教派系捐赠的学校，所有的教育机构，特别是由国家机关设立的那些，都是非宗教的。学校里既不教圣经，也不教其他宗教作品。校长、教授和导师可能是严格的教士或者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一般说来，他们都不得向学生灌输自己的宗教观点。年轻人的头脑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而如果他们在学校或者大学期间没有把道德原则深深铭刻在心里，他们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我们应该记住，受过教育但是没有道德原则的人就像没有锚的船。无知和不识字的人触犯法律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更好的解决方法，因此他们的掠夺行为不但笨拙而且容易被发现，但是一旦受过教育的人违法作案，这些行为往往经过巧妙的规划和执行，因此警方很难解开谜团并侦查到犯人。大家都知道，这些有知识没道德的人所犯的诈骗及伪造罪行经过如此精巧的设计，以致它们沾染着优质教育，甚至天才教育的痕迹。为了国家的福利，一个人经受的教育越多，就越有必要被教导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才华：教育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被妥善地处理，就有可能被用于为非作歹。

由于美国并没有国教，且考虑到有数不清的不同教派，允许教授任何特定的宗教都是不可取的。但是，为什么不在每一所学校都教授基本的道德原则呢？以下原则可以作为例子：

（1）诚实至上。

（2）尊重父母。

（3）博爱精神。

（4）热爱人类。

（5）慈悲为怀。

（6）思行皆纯。

（7）纯净的食品造就纯粹的身体。

（8）健康和问心无愧是幸福的两大要素。

（9）和平共存。

（10）为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金钱或地位尊重他。

（11）哪怕天崩地裂也要伸张正义。

（12）勿对任何人怀有恶意。

（13）对所有人公平公正。

（14）自由而不放纵。

（15）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上是我一边写一边想到的几点。它们可以很轻易地被放大，被指定为所有学校的基本道德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应该把目标放在最高的道德标准上。

美国的男女混合教育并不像其他某些国家那样不得人心，而且人们也越来越赞同男女合教了。在美国所有的小学及大多数的中学里，男女生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女生甚至被一些专科或本科院校录取。这种允许女性接受平等教育的进程虽然缓慢，但是肯定会在所有地方获得认可。在某些大学，当局已经做出了让步，女生被安排在分开的教室听课，要不然就给女生提供单独的大楼或大厅。至于教学人员，小学里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女性，而在高中，至少有一半或者超过一半是女老师，一些大学里也有女教授或女导师。不消说，女生拥有天赋的才能来学习男生所能学习的一切。男女合校的反对者提出的批评意见似乎着眼于，由于男女生发育速度不同，女孩在青春期会遭遇智力或身体过劳的危险。他们进一步呼吁，男女混合的学校课程规定并不合理，以致女生学习的课程或多或少适应于男生的课程，这样一来，这种课程就没有办法具备适宜大部分女孩的艺术性及家务实用性。但为什么课程就不能妥善安排来适应两种性别呢？难道两者学习相同的科目不好吗？有益于男生学习的科目让女孩知道不好吗？反之亦然。这样的政策难道不会让两性之间产生相互的赞同感吗？男女混合教育政策的反对者声称，这种教育不但使女生变得男性化，而且还有让男生女性化的倾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教育系统降低了教育成本，例如重复的教学人员、实验室、图书馆和其他设备。

有人反对说，该系统最大的坏处是剥夺了婚姻的吸引力，因为它夺走了男人的旧式魅力和浪漫色彩。据称，早早就在平等基础上与其他异性的接触，以及在与男生有着同样知识水平后，女孩所产生的态度往往让女生对大肆吹嘘的男性优势产生蔑视，而那种蔑视在过去一般要待到婚后才被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婚姻是如此有趣的冒险的原因。但他们忘记了，婚姻经常是在男女生一起接受教育及他们有充分机会亲密了解对方的地方缔结的，而且经验证明，这样缔结的婚姻不但幸福而且持久。然而，我们饶有兴趣地发现，随着教育机构数量的增长，未婚女性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了。这一现象很容易解释，因为大量的妇女通过从事商业或者各种职业来自食其力。由于她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而且被允许分享跟男子同等的特权，很自然的，她们会通过保持单身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同样的现象会发生在任何国家，而且我们可以期望在中国，随着女性获得更多的教育，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这一前景并不叫我感到惊恐，事实上，如果我看到自己的女同胞们跟她们的美国姐妹们一样独立有序，我也会诚挚欢迎。

各种比赛和运动，只要是学校和大学认可和鼓励的，都是有益的，它们让学生的心思从学校功课中转移出来，得以消遣。然而，学生们对运动不应沉迷到影响学业的地步。我拿赛艇来举个例子：赛事展开前必须有好几个月的准备，而在这段准备期间，学生们不会把多少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们全都兴奋到发狂。对立双方之间的较量十分激烈，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赢得比赛。这样一来，至少对我而言，休闲娱乐的主要目的已经彻底丧失了，它变得不再是一种娱乐，而是一种劳动和工作。有人告诉我，艇长和其他艇手在比赛结束后，一般都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这清楚地表明他们一直操劳过度。我赞成所有目的是休闲消遣的无害的比赛和运动，但如果人们认为没有竞赛，运动就会将失去自己的风味和乐趣，那么我会建议，运动的目标应该是展示完美的身体和绝对的健康。让来到操场的学生沉迷于他们所喜欢的任何体育项目，但是让他们认识到，过劳或者做任何有损他们身体有机体完美运作的运动，哪怕是暂时的，都是“失当的”行为。让每个学生这样子培养自己，无论身体和精神都变得强壮健康起来，而且通过合理和有益健康的运动使得自己展现出最完美的健康状态的人必然是成功的人。

◆注解◆

【1】这个数字貌似少了39,781,262美元，可能伍廷芳的数字并不正确，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忽略了州和地方政府的费用。

【2】布克·华盛顿（Booker Taliaferro Washington，1856-1915），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他是1890年到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3】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美国著名学者，在1869-1909年期间担任哈佛校长，是哈佛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第7章

美国人的经商方式

AMERICAN BUSINESS METHODS

在美国，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求非常强烈；这种渴求无处不在，似乎是美国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人们渴望尽快富起来，所以他们总是匆匆忙忙的。你可能会看到街上的人几乎脚不点地般冲进办公室，午餐时间，他们吃饭时都不加以咀嚼就狼吞虎咽下去，不到十分钟后，他们就再次返回自己的办公室恢复工作了。

如果真的有人问我，美国商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广告。想在美国成功的生意人必须在日报、周报和月报上刊登广告，此外还需在街头张贴大海报，我认为美国任何跟得上时代的商家都会做到这一点。每一本书和杂志都包含很多广告，有时一本大杂志里头有将近一半的内容全是物品出售的告示或者图片。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不可避免地碰到海报，哪怕当你在火车上往窗外眺望，也会看到巨大的招牌板广告某种商品。品牌越新，图片就越大。如果你上了有轨电车，环顾一下四周，看到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广告，而如果你答复了一则广告，就会一直收到关于你所询问的商品的通知。即使现在，我也时不时收到信件敦促我购买某商品，或者其他什么的，这都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写信询问过该产品。到了晚上，如果你漫步镇中，就会惊讶于头脑灵敏的商人发明的五花八门的广告牌，例如旋转电灯以不同颜色构成了产品的名称，或者以一个图形或某种形状图解其商品。但是商人们依然认为这些尚不足够，人们常常收到各种传单，里头标示着特别优惠，提出有力的证据说明广告中的商品为何不可或缺。某些商店坚定地宣布一年只低价销售一两次，降价10％到25％。应该指出的是，没有生意人会自愿做亏本的买卖，所以哪怕他在销售中给出了高达25％的优惠，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他盈利的百分比。常常有一些人以小本买卖起家，几年后成为百万富翁。

为了显示广告的重要性，我来引用一种代替了茶叶和咖啡的卫生饮料作为例子，这一饮料在每个国家的几乎每一份报纸上都刊登了大量的广告，现在已经备受欢迎。其老板现在已成了千万富翁，我获知，他每年的广告开销超过一百万美元。

另一件与美国商业密不可分的东西是电话。电话是每个设备齐全的房子的一部分，每一个商人的办公桌上都配置了一部电话，他通过电话跟他的客户商谈及交易。华盛顿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配置了大量的电话，就连部长和局长也通过电话下达命令。不用说，这种通讯方式也出现在几乎所有富裕的家庭。电话的发明对人类是一大幸事，它使得距离遥远的朋友可以不用登门拜访即可互相倾诉。情侣们可以互通甜言蜜语，甚至有人通过电话求婚，而且成功了。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频繁受电信中央局错误连线所恼，有时候他们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有一次，因为一个严重的失误，或者恶作剧的玩笑，我错失了在华盛顿公使馆的一顿晚宴。我的仆人接到一位女性友人的电话信息，她邀请我到她家吃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在约定的时间开车到她家，结果发现那里并没有举办晚宴，因此我不得不挨饿。

对于某些行业，为了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商务旅客或“旅行推销员”会免费赠送自己的商品。经验证明，经过一定的时间，他们一开始失去的投资不但会得到回报，而且赚得的利润比原始开销甚至多了三倍甚至十倍。这些商务代理人在美国的各个地方奔走以招揽生意，他们去拜访那些能够给他们下订单的客户，他们去探望跟自己从事类似业务的人士，而且，假如他们是零售商，他们会邀请自己的客户成为自己的子代理。这些先生们几乎就是生活在火车上：他们在旅行之中吃饭、睡觉和做生意。曾有一个推销员告诉我，他一个月跑了38,000英里，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回自己的公司了。

毫无疑问，美国人对待工作是积极而热心的。如果旅行意味着有生意可做，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前往任何遥远的地方，踏上任何旅程，无论旅程有多么艰巨。他们似乎总是在路上，而且时刻准备着在片刻的通知后就在任何地方展开旅行。不久之前在上海，一个前来拜访我的美国人说他某天早上在纽约离家出门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当天会展开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是当他到了公司，他老板问他是否愿意到中国办理某件差事时，他当即接受这一任命，打电话叫他妻子帮他收拾东西。两个小时后，他就登上开往旧金山的火车，他在旧金山登上驶向中国的一艘汽船。这位先生还告诉我，这趟旅途是他在几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

美国的销售人员既聪明又能干，而且广为人知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以三寸不烂之舌推销自己所卖的任何商品。你走进一家商店，本来只是想随便看看，里面可能没有东西是你想要的，但是销售员十分机敏熟练，无论你看哪一件货物，他都能恰到好处地进行推荐，这使得你很难不买什么东西就离开商店。美国的销售人员和旅行推销员都是个中好手，牢牢地掌握了说话的艺术。但是，我曾经遇到过一次明显的例外，那是一位格外缺乏机智的美国绅士，他来到中国想要取得特许经营权，当他差点就达到了他的目的的时候，他生硬的讲话方式把一切都给毁了。他说自己来到中国不带任何慈善目的，他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们都知道那位普通的生意人绝非皮博迪【1】或卡内基之流，但他宣布自己的唯一目的是赚中国人的钱，这一点是相当不必要的。

几年前，美国的生意人，尤其是资本家，一点也不想在中国做买卖。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美国争取铁路贷款时所遭遇的困难，那是在1897年，我从中国政府那里收到明确的命令，要求我去获取一笔巨额的贷款以便建设计划好的汉口到广州的铁路。我努力地去游说纽约市的银行家和资本家，但他们没人愿意考虑这一建议。他们总是说自己的钱投资在自己的国家还不是一样轻松地盈利，而且在美国投资比在中国投资更可靠。经过将近十二个月的辛苦努力、仔细解释和大量劝说，我才终于成功找到一个可以讨论此事并办理贷款的资本家。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美国的银行家们发现，在中国投资其实是非常安全的。他们朝中国派出代理人来商讨大规模的国际贷款，而且他们也乐于把钱借给中国，就像他们乐意借钱给欧洲一样，条件也一样。跟一些大型的欧洲资本家代表协力之后，他们甚至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企业联合组织，以便安排贷款给负责任的中国投资者。然而，在1913年春天，他们从企业联合组织中撤出了。

美国有大量的赚钱机会，一个年轻人，尽管资质平庸，但只要目的明确，总会找到事情可做；而且如果他勤勉刻苦且愿意做繁重的工作，如果他拥有勇气和毅力，那他就一定会前进，假以时日，就有可能独立起来。美国有好几百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年轻的时候穷到没有立锥之地，但通过毅力再加上勤劳和节俭的习惯，他们获得的成功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料。他们做生意时所采取的方式无不引起我们的钦佩，中国商人如果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学习各种商业制度，将会大有裨益。但是没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一类人是完美的，在我看来，有一种赚钱方式的原则似乎并不太合理。那就是，为了增加资本，某家公司有时候会发行新的股票，但是实际的资本其实并没有相应增加，这些新的股份可能代表一半或者全部已经被认购的资本。支持这样做的人通常如此争辩：自公司成立以来，财产和特许经销权都已增值，所以有必要增加股票，以公平地代表现有的资本。有人说，某些铁路的股票一直以这种方式被“掺水”，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因此其股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虚的，然而，尽管它只以书面形式存在，支付股息的时候，它却跟真正的股票平等。这种行为到底是否真的正当，甚至是否道德，我交给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和他们的追随者去定夺。这种企业的推动者和董事们偶然发现了一种非常聪明的致富方法，如果原股东的证券没有受损，真股和虚股的持有人能够平等共享而不危害大家的利益，或许这样的行动可以少受一点责备，但是这对东方人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商业手法。

但我绝不能遗漏的一点是，大体上，美国人对于人心的诚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打个比方，如果你上了一辆公交车，你会看到司机，但却见不到收车费的售票员。要不要把车费放进箱子里“由你决定”，就算你不付钱，也没人跟你索要。然而每个人都自觉付车费，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不付款的不诚之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我在美国之外的地方是没见过的。我想那是因为美国人并不贫穷，因此他们总是有能力支付车费。他们实在太过诚实，所以做不成骗人的事儿。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鼓励人们诚实的方式，让人们自觉地重视荣誉，然后依赖自己的正直感行事。

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为奇特的景象是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它是一个购买及销售各种物品的市场，然而那里却没有陈列任何待售的货物。我看到很多人一边四处奔走一边谈话、叫喊和嚎叫，如果我没有被事先告知该做何思想准备，我可能会以为这些人正兴奋地准备大混战一场。不过，我并没有看到任何拳击过招，也没有听说有流血事件。

该场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我在那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女性，她们的缺席引人注意。我不知道证券所的规则是否允许女性成为其中一员，那是主张妇女有参政权者该去调查的问题。我了解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一个由1100名成员组成的富人协会，而成为其会员的资格必须是年满21岁或以上的美国公民。成员的数量是有限的，人们经过选举获得会员资格，或者通过另一位成员辞职或死亡而转移会员资格。通过转移而入会的成员须支付一笔2000黄金美元的入会费，此外还要支付一笔巨额费用给他的原转移人，以获得“证交所的席位”。如果证券所的委员会通过，一个成员可以无需索取费用就把席位转交给自己的儿子，但在任何情况下，转移人必须支付上述2000黄金美元的入会费。

这些席位的价格不一，其波动是由股市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所定的。最近几年，价格大幅度上升，曾有原转移人获得高达95000黄金美元的转移费。这比欧洲证券交易所新成员通常支付的价格要高得多，但是呢，一旦有席位空出来，总是不乏买家。很显然，“会”中的席位对于持有人来说非常宝贵。证券所的大楼里，每个成员都分配到一个隔间，里头有一台他专用的电话，这使得他能够向他所代表的商行汇报在证交所里所做的每一笔交易，也能够让他与其他城市的委托人保持联系。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委托人想要购买某一证券，这一要求被直接传达给他，他会毫不拖延、立即执行。我曾见过这样的交易在十分钟内完成，尽管客户和经纪人之间相隔几百英里的距离。“所”中每天的交易数量非常庞大，合计数百万美元。纽约也有其他的交易所，这些地方购买和贩卖不同的商品，例如玉米、咖啡、棉花等，而在那个“帝国之城”中每日的交易量肯定庞大无比，几乎无法计算。

芝加哥、波士顿、辛辛那提、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其他城市自然也有交易所，它们全都以类似的方式运营，但是其价格却总是受纽约的报价控制。这种巧妙而有序的经商方式相当成功，我倾向于认为纽约在这方面超前于南美和欧洲的许多城市，难怪其他国家会因为工业和技术上的考虑选择美国的服务。若干年前，我在马德里的时候，注意到街上的电车按照美国的制度行走，一经询问，我被告知那是由一家美国财团控制的。

在美国，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求非常强烈，这种追求显然无处不在，似乎正是美国人民的主要目标。人们渴望尽快富起来，所以总是匆匆忙忙的。你可能会看到街上的人几乎跑着冲进办公室，午餐时间，他们连食物都不加以咀嚼就狼吞虎咽下去，不到十分钟后，他们就再次返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每个人都被这种匆忙的精神所推动，因此你经常会听到暴毙事件，医生往往将之归因于心脏衰竭或者其他弊病，但我怀疑这是持续得不到休息的匆忙和担忧引起的。人们带着如此不自然的致富渴望，自然要遭受其苦。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的寿命没有欧洲人长。他们的钱赚得轻松，但他们对财富的期望也很高。我认识不少美国人，在我看来，他们应属有钱之人，但他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他们说自己是穷人。有一次我问一位身价五十万黄金美元的绅士，他是否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并表示他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为了消除我的疑问，他告诉我，除非一个人拥有一百万或者两百万美元，否则他不会认为此人富有。带着这种奢侈的想法，这也难怪美国人这么辛苦了。我个人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获得幸福，根据韦伯斯特字典，幸福是“伴随有乐趣的状态”，但是观察人们对幸福做出什么不同的定义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知道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人，他通过娴熟的业务管理再加上好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事实上，人们认为他是他所居住的港湾的首富。他是一个单身汉，年过七旬，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但他依旧还是每天去上班，日日苦干，好像他需要工作来讨生计。有人告诉他，他应该停止干这份苦差，因为在他死后，他将不得不把他的大笔财产遗留给亲戚，而那些人可能会把钱给挥霍掉。结果他给了一个非常符合他性格的答案，他说：“我就爱积累美元和钞票，我的乐趣在于数钱；如果继承我遗产的亲戚花钱所获得的乐趣跟我赚钱所获得的乐趣一样多，那么我非常欢迎他们大肆挥霍。”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赞同这位老光棍的人生观。我曾经跟纽约的一位千万富翁建议说，他是时候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让他的儿子继承家业了。他告诉我，自己没有工作会不开心，他就是享受每一天都要忙于生意的那种感觉。

许多人的生命因为从事业中退下来而缩短。生活中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身体，这些人除了他们的生意就没有了别的思想，因此就没有了生命。一个人对幸福的想法主要受他个人品味的控制，而且被他的周围环境、教育和气候所影响。幸福呈现出来的形态可能因人而异，因为人有不同的品味和地位，但是幸福不应该仅仅为他自己，也不应该对他的健康、智力或精神有害，更不应该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

◆注解◆

【1】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1795-1869），美国企业家及慈善家，成立了巴尔的摩的皮博迪学院及英国的皮博迪基金会。

第8章

美国人的礼仪

AMERICAN MANNERS

美国人经常被批评说没有教养，很多人当着我的面讽刺地谈及美国人的举止，但是我认为，美国礼仪的基础在于平等的原则。他们是如此地重视平等，以至于不仅限于在法律权利中强调平等，甚至把它扩大到社会交往上。美国人坦率直接，开门见山，绝不废话，得罪人也在所不惜。这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坚信，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需要委曲求全的缘故。

关于美国的礼仪或者美国人缺乏礼仪这方面的文章为数不少，人们也经常谈论此点。美国人经常被批评说没有教养，很多人当着我的面讽刺地谈及美国人的举止。甚至有人告诉我，尽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欧洲的外交官不喜欢在美国驻守，因为他们厌恶美国的做事方式。

关于中国的礼仪，不仅被外国人也被中国人大量地描述和谈论过了。其中有一本我们的青年人不得不背诵的经典之作【1】，其内容几乎完全围绕礼仪展开。针对我们的礼仪或者我们过于繁杂的礼仪提出的批评非常多，虽然我倒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外交官因为这个原因抗拒被派往中国。因此，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坐在同一条船上：在礼仪方面，我们都不受外国人的青睐，尽管原因截然相反：美国人被指责太过不拘小节，而我们则被责备太过讲究礼节了。

美国人生性坦率直接，他们会当着你的面告诉你，他们喜欢你，偶尔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他们都干脆坦率地说出来。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评论到底是私人的、赞扬的还是其他，其实无关紧要。美国人在这方面跟英国人有着很大的区别。英国人坚持以极为谨慎的态度避免触及一切私人问题，他们一方面非常担忧显得没有礼貌，另一方面则担心表现得伪善或者奉承。即使是在恭维外国人的英语知识这样无害的事情上，他们也要先请求原谅，然后以半歉疚的方式说话，仿佛称赞是某种过于私人的事情。英国人和美国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异，最引人注目的差异莫过于行为方式。说来也奇怪，我曾经注意到，英国的殖民地，特别是在言论和礼仪等细节上，都与自己原来的姐妹殖民地相似，而不是其母国——英国。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加拿大（这一现象可以用气候、地理和历史原因解释），也体现在澳大利亚和南非这样的地方，它们的位置是如此的偏远，以致它们跟美洲国家或者彼此之间有着极少的相似之处。然而，无论是什么原因，移居的英国人，无论是在极地还是热带地区，无论是在北半球还是南半球，似乎都发展出一种跟本土英国人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是与其移民同胞们十分相似。

美国人的直接并不只是体现于他们说什么，还体现于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会说太多的前言或者导论，更不要说他们会有什么婉转曲折或者“旁敲侧击”的说法。他们来见你的时候，说了他们要说的话，接着就离开了，而且他们的说话方式简单明了、毫不含糊。在这方面，他们跟我们真是截然不同！我们中国人总是先寒暄一下跟彼此套套近乎，接着我们就谈论起天气、政治或朋友什么的，事实上，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我们拜访的目的八竿子打不着。我们只有在这番导入之后，才会开始提及脑中的最重要的目的，而且在对话过程中，只要一有机会，都要说一下客套话。这些精心复杂的前奏和穿插，对于永远匆匆忙忙的美国人来说，可能貌似无用和多余，但它们却起着很大的作用。比如常见的生活礼节和客套话，它们为说话人铺平了道路，特别是双方互不相识的时候；客套话调和了双方的脾气，一般使得他们能够相互理解。据说，几年前有一个驻中国的外交部领事要代表他的一位国民提出严重的抗议，因此去拜访了该港口的最高行政长官——道台。结果他发现中国的官员是如此地和蔼有礼，以致经过半小时的谈话，他建议该国民以友好的方式解决此事，不要烦动中国官员费心了。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两个制度的优劣之处。美国的做法有节省时间的优点，对于美国人来说，省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回想起这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人们节省两三分钟就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建设一条河下隧道或者缩短铁路的曲线，我们其实用不着惊讶于他们谈话唐突这一毛病。事实上，我一想到他们节省时间的态度和说话唐突的方式，就总是有点困惑于他们怎么会有那种特有的拖长声调的发音习惯。他们非常缓慢、刻意及清晰地拉长声音以强调出每个单词和音节，句子中间用停顿断开，停顿时间有的长，有的短。要想听一个美国人讲个故事可困难了，无论故事是长还是短，往往是故事还没讲完，听众就已经把开头忘掉了。在我看来，如果美国人愿意学习他们的英国朋友那样子加快语速，他们每天都会节省很多分钟，而且他们还会发现这种习惯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比他们的大部分省时的机器和隧道还要经济实惠得多。我向伟大的美国提出这一价值可观的建议，我知道他们将会以节约的精神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们很有幽默感。

有些人敏感得离谱。若干年前，某个地方举办了一场大型晚宴向路过该地区的某个名流致敬。一个在当地很显赫中国人收到邀请函后发现，尽管自己会跟尊贵的客人坐在一起，但是他被安排在了他认为地位比不上他的两个人之后，因此，他认为那两人篡夺了他应有的位置。出于厌恶，他拒绝出席晚宴，但其实若不是他所认为的失礼行为，他是非常愿意出席这场晚宴的。美国人则理智得多，他们一点都不敏感，尤其是在小事情上。他们要么是胸襟宽阔到足以无视卑微的小事，要不然就是他们良好的美国主义防止他们为饭桌上或其他地方的优先问题起争执。

美国人遵守他们的独立宣言，尤其是里头阐述的关于人人平等的原则。他们是如此地重视平等，以致他们不仅限于在法律权利中强调平等，而且把它扩大到社会交往上。事实上，我认为这一信条正是所谓的美国礼仪的基础。所有的人在社交上都被视为是平等的，无论是朋友之间，还是总统和公民、雇主和雇员、主人和仆人，抑或父母与子女之间。他们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人有权索取，另一个人提供，含有一定的服从行为及一定的尊重程度，但在外头，他们全都处在同一水平上。这对所有社会观念和旧世界的偏见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反抗，但这可能是只有在新兴国家才看得到的状态，这里人们充满了强健有力和雄心勃勃的气概，鄙视任何带有最低程度的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的传统，急于在社交上给自己开拓出一条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与此相结合的是美国节省时间这一特点，时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宝贵，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都希望节省时间，但美国人比我们其他人还要更加关心节省时间的问题。此外还有对于节省时间这个问题的不同观念，即什么是浪费时间、什么不是浪费时间，很多旧世界认为是礼貌和良好的礼仪的东西被美国人认为纯粹是挥霍时间。他们认为，时间太珍贵了，不能被显得空洞和毫无意义的仪式占用。他们还说，时间花在其他更有用的事情上会更加有利可图。在任何关于美国礼仪的讨论中，如果不去考虑他们对仪式的冷漠和他们高度发达的时间价值感，将是不公平的，但我这样说并没有忘记许多美国人其实是虔诚的遵守宗教仪式之人，而且这些人在宗教仪式上感到真正的舒适和愉悦，这表明，终归到底，中国人把正确的举止上升到几乎等同宗教的地步是有原因的。

美国的年轻人自然受他们长辈的精神所感染，因此就连儿童也认为自己几乎跟他们的父母平等，处在同一位面上平起平坐，而另一方面，父母也把孩子当成同辈一样对待，给予他们最大的自由。中国的孩子像士兵服从长官一样无条件地服从父母的命令，但美国的孩子则一定要父母向他好好地解释原因，明确地说明理由才会服从于父母。他服从的不是他的父母，而是权宜和理性的律令。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未来头脑清醒、健全可靠而且拥有常识的商人正在接受培养。对于男孩的早期训练给未来的男人气概奠定了基础，就算在陌生人面前纠正父母，孩子也不会感到内疚，而家长也会当着陌生人的面接受纠正，有时甚至表示感谢。家长经常在阐述或者讨论某事的过程中被打断，听到稚嫩的插话声改正（或者插话人心里认为需要改正的）自己刚才提到的时间、地点或者事实，而父母呢，经过一句鼓励或者感谢的话语之后会继续说下去，这跟我们的规矩是多么的不同！我们的孩子除非被大人问到，是不允许主动搭话的。在中国，旧政权下的官僚体制里，一个官员反驳另一个官员是不礼貌的，尤其是如果他们官位有别。如果下属并不赞同他们的上司的意见，他们不能坦率地给出自己的建议，而是不得不保持沉默。我记得若干年前，我的同事跟我去听一位级别很高的官员发表讲话，当我表示出对那位高官的某些意见的异议时，他严厉地斥责了我。事后，他私下把我召到身边，跟我说了类似下述的言语，“你刚刚说的话其实十分正确，是我错了，我会采纳你的意见，但你绝对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违背我，别再这样做了。”当然了，支持或者反对中美两种体制的言论都很多，也许两者的交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总之，我们可以在美国的习俗中追踪到那股弥漫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平等精神，而且我们还能观察到，无论男女老少，身上皆有如此深具美国特色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就连家庭佣人也不会失去平等这一宝贵的美国遗产。我对于美国仆人（如果找得到的话）这种可敬的人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相反，美国仆人是最忠实最有效率的了。但在某些方面，美国的仆人在世界上的仆人中鹤立鸡群。他并不觉得自己和主人之间有任何不平等之处，他的主人，或者我应该说，他的雇主，支付他一定的工资去做一定的工作，他也悉随吩咐，但在这一合同的束缚之外，主仆关系仍然是男人与男人、公民和公民的关系。这一关系完全合法，美好而喜人。洗衣妇是“洗衣夫人”，而且她跟她的女主人一样都是优雅的女士。家庭中并不使用“仆人”这个词，反之，用的是“提供帮助的人”，非常类似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自治的领土”。

我们这些来自旧世界的人习惯于把家政服务视为一种职业，其成员工作的目的是晋升至管家或总管，很少有人会考虑转行。为数不多的几个聪明人最终可能会改做另一种职业，同时根据我们陈旧的保守思考方式，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受尊重的仆役长或者大管家就是其野心的最高目标、其职业生涯的加冕点了。美国的仆人则不是这样，严格地说，美国并没有仆人，目前给你当仆人的男人或女人，其实只是暂时的仆人。他没有打算把家政服务当成自己的职业，也没有打算当一辈子的仆人。不得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即使是美国仆人那种很小程度上的服从，不但有损美国人身为公民的骄傲，而且违背了美国式平等的概念。在他找到更好的事情做之前，他只是个暂时的仆人，他接受一份卑贱的工作只是为了把它当成较为独立的职业的敲门砖。你们还好奇美国的仆人的态度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同行不一样吗？如果一个外国人发现美国的仆人不像他自己国家的仆人一样唯命是从，这个外国人不应该埋怨他们的行为：那并非意味着不敬，那仅仅只是他们显示出的天生的独立和抱负。

宪法明文禁止所有贵族头衔。即使是荣誉或礼貌的称谓也鲜被使用。“尊敬的”被用来称呼国会的议员，对于少数美国人，例如总统和大使，则允许使用“阁下”这一称谓。然而，或许是因为被赋予了头衔并被如此称呼的人认为，这些头衔虽然温和，但与美国的民主不相符，或许是因为美国公众对使用这种头衔感到尴尬，反正它们并不经常被使用。记得有一次，我遵照外交惯例和先例，称呼一个备受尊重的行政长官为“阁下”，他一听就央求我用“总统先生”取代这一称谓。朴素民主的“先生”比其他任何头衔更加适合民主的美国口味，它平等地适用于共和国的总统和他的车夫。事实上，约翰·史密斯这样普通的名字，哪怕没有“先生”二字（虽然他可能拥有一些更高的头衔），也是一样合适的称呼。事实上，直呼姓名是常有之事。即使是杰出卓越的人士也不会对绰号产生反感，例如，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是如此亲密地与美国儿童和大人都喜欢的玩具——“泰迪熊”【2】——相连。这一特点正如许多其他美国的特点，不仅出自对平等和独立的热爱，也源自对浪费任何时间的反感。

在对称呼和称谓形式有着详细礼仪规则的国家里，只有礼仪官才有希望能彻底熟悉这些规则，或者能够在不会冒犯显赫人士自己挂着的那堆冠冕堂皇的头衔和称号的情况下正确地称呼他们；而且私底下说一句，上述这些显赫的人士，无论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胸怀宽广和坦荡，他们在这方面有时候可能会极端敏感。而且就算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礼仪规则和形式，而且能够欣赏和区分存在于“殿下”、“尊贵的殿下”、“皇家殿下”和“帝国殿下”，或者“主教大人”和“大主教大人”之间各种微妙的差别，这个人还必须知道某个特定的人有什么头衔，应该用何种特定的称谓来称呼他，哪怕对礼仪官来说，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本柏克氏贵族系谱来告诉他谁是谁。这是多么的浪费时间、多么的麻烦，而且导致了多少不必要的刺激和烦恼啊。如果能够简单地称呼自己遇到的人为某某先生，而不会践踏到某人敏感的自尊心，那该多好啊！美国人依靠彻底地消去头衔来展示出他们的理智和常识，其姐妹共和国中国正该以他们为榜样。一个辉煌的名字不会因为没有任何前缀和后缀而失去价值。格莱斯顿先生【3】不会因为没有加上伯爵这个后缀及另一个本来要赋予他的称号而降低了他的地位。如果他没有拒绝这一所谓的荣誉，他本可以把另外那个头衔给加上去的。确实啊，就像“伟大的平民”【4】一样，他会因为拒绝这一头衔而更加受到其同胞喜爱的。一个名字本身就是伟大的，用不着从头衔和荣誉中借来光彩，它比任何能够添加上去的前缀或者后缀还要伟大。

总而言之，美国的礼仪仅仅是我已经提过的两个主要的美国特征的例子或者结果，这两大特征也出现在非常多的其他的美国事物里头。根植于谆谆教诲之中的对独立和平等的热爱和由一个新生国家的独特条件和情况所催生的对浪费时间的深恶痛绝，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礼仪和举止。即使一些熟悉的场景，例如男人把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走路，或者交叉双腿坐着也不需要其他的解释，如果因为美国人有着一些自己独有的习惯，就断定他们要么低劣要么怯懦，那对他们实在很不公平。

很少有民族比美国人更热情、和善及乐于交际。我不会在此处详谈，因为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任何稍微了解美国的人，都非常熟悉这一事实。美国人对陌生人的善意和热情让他们的拜访者感到特别愉快，也非常的感激。在其他一些国家，该国的人民尽管并非不爱跟人交际，但是非常谨慎地保守待人，以致陌生人一开始无不被浇冷水和受排斥。尽管一旦你打破冰块、消除沉默并学会理解他们，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非常热情好客，但是需要迈出第一步的是陌生人。由于该国的人本身不会做出任何努力跟他人熟络起来，而且他们的态度是如此消极，以致打消了访客做出任何努力的念头。你也许已经跟他们在同一辆车上坐了好几个小时，而且就坐在他们的对面，然而在此期间，他们把自己隐藏在报纸的后面，报纸宽大的纸张有效地阻止了任何进一步了解对方的企图。下面这则从个人的经验中精选出来的故事就是个例证。我曾是伦敦林肯律师学院【5】的法学生，那里有一间极好的法律图书馆供学生和法学院成员使用，我过去几乎每天都要在那里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从事我的法律研究。桌子对面的座位通常被另一个法学生所占据，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地面对面坐了好几个月。我当时以为自己太过正式和保守，所以我努力改善事态，也就是偶尔地抬头看他，好像想要跟他搭话，但是我每一次这样做，他都低下头，好像不想看到我，最后我放弃了尝试。这就是英国绅士的一般习惯，如果没有进行适当的介绍，他们是不会跟陌生人说话的；但是在我提及的这个例子里，考虑到我们都是同校的同学（这样已经能够假定我们都是绅士），而且处在平等的基础上，可以肯定的是，比起遵守规则，违反规则和陌生人说说话肯定会有更多的好处。美国人的态度则是多么的不一样啊！你出门散个步或者坐火车到任何地方去，都很难不被陌生人搭讪，或者很难不频繁地结交朋友。在一些国家，你是一个外国人这个事实只会加厚冰块，然而在美国，这个身份只会有助于融化冰块。美国人性格中的这一愉快特征形成的原因也可追溯至与我们上面提及的其他特性同样的原因：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对于善良美国人来说，不仅美国的公民是生而平等的，世界的公民也是生而平等的。

◆注解◆

【1】这里指的是《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

【2】泰迪熊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命名，因为罗斯福的小名就是泰迪。

【3】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度出任英国首相。

【4】威廉·詹宁斯·布莱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1806-1925），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律师、三度总统候选人，因其为农民和劳动者（即所谓的平民）争取利益，被称为“伟大的平民”。威尔逊总统上任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其与威尔逊总统意见不合而辞职，本文中提到的“拒绝”便是引用此例。

【5】林肯律师学院（Lincoln's Inn）是伦敦四大法学会之一。

第9章

美国人的衣着和时尚

AMERICAN COSTUMES

时尚是魔鬼的作品。魔鬼打定主意来奴役人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最有效的武器是时尚。时尚迷惑了人类，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它是最专制的独裁者，所有的人，无论地位高低，毫无例外都要服从它的命令。

时尚是魔鬼的作品。魔鬼打定主意来奴役人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最有效的武器是时尚。时尚迷惑了人类，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它是最专制的独裁者，所有等级的人，无论地位高低，毫无例外都要服从它的命令。每个季节它都会颁布新的法令，而且无论这些法令如何滑稽可笑，每个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一季的时装总在下一季变更。举个例子，看看女士们的帽子吧：若干年前，直径大约二或三英尺的“风流寡妇帽”曾经风靡一时，帽子越大就显得越时髦，有时候佩戴者甚至很难通过大门。随后风行起来的是插着飞禽羽毛的帽子，有的女士甚至把一整只鸟摆在自己的帽子上——这真是糟糕品味的最可笑的展示方式。美国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人应该着手处理这个为了羽毛而伤害鸟类的问题，而且要一直展开呼吁活动，直到法律规定在帽子上摆设鸟是非法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如果人类可以为了食物杀害飞禽走兽，那么如果他们想要露出这种傻样，为什么就不能在头上佩戴一只死禽呢？尽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真心地相信肉类是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有谁会认为，帽子上的死禽是日常衣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呢？我们到底为何要穿衣服呢？我想，首先是保护我们不受冻、不受热，其次是为了舒适，第三是为了体面，第四是为了装饰。那么美国人的衣着满足这些要求吗？

首先，从天气角度看，女性的着装到底有没有保护她们不受冻呢？大量的人每天都受感冒所扰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人怀疑她们的穿着是否合适了。美国女性所穿的衣服厚薄不均，一般来说，上半身几乎是裸露的，或者穿着非常薄的衣服，因此只要稍微迎来一阵风，或者温度突然改变，穿衣人就不得不经受感冒这种不愉快的经历，除非她的体魄健壮，才能够抵抗她的衣服（或者说她缺乏衣服）给她造成的危险。事实上，女性的服饰非但没有给她们提供保护，有时反而会危及她们的生命。接下来这一段摘自《伦敦时报》的报道——因此不能怀疑这些事实是对女性的一个警告。

席卷过布拉德福德【1】的强劲狂风导致了一起不同寻常的事故，一个女孩因此丧命。十六岁的玛丽·贝利是一个电工的女儿，汉森中学的学生。事故发生时，她正在学校的操场上，突然被一股猛烈的阵风吹拂到空中。风将她宽大的裙摆吹鼓起来，使裙摆兜着风，形成了类似降落伞的形状。目击者估计，她被风吹到约二十英尺的高度之后，在空中转过身来往下跌落，以可怕的力量撞击到操场坚固的水泥地面上，她因此身受重伤并于半小时后死亡。

如果这个可怜的姑娘当时穿着中国的服装，这种可怕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她的生命也就不会因为时尚而牺牲掉。

至于第二点，舒适，我并不相信穿着时髦服装的人会感到舒服或者自在。我就用不着谈及普通女性大都喜爱的那些不必要的服装了，但是咱们来看看束缚腰部的紧身胸衣有什么好辩解的。这种胸衣远远谈不上舒适，穿着它肯定非常不方便，感觉类似一种永久性的酷刑，那肯定是有害健康的。我相信医生们会支持我的看法：如果废除胸衣和紧身的内衣，美国女性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我知道一些为了舞会而缚紧内衣导致怀孕的妇女死亡的实例。

至于第三个目的，体面，我并不相信美国的衣服能够满足这个目标。我说到美国的衣服的时候，其实把欧洲人穿的衣服也包括进去了，因为两者几乎一模一样。对于服装的看法可能取决于教育，但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女性应该穿较为宽松些的衣服，那样身材曲线就不会那么突出。我知道我的美国朋友其实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啊，某个国家被认为不雅的事情，在另一个国家却被认为相当的合适。在炎热的夏季，江苏省的女性劳工为了避免排汗导致的不便和着凉，工作的时候上半身除了一个覆盖乳房的肚兜，其他别的什么都不穿。哪怕是在极端高温的季节，西方国家女性也绝对不会想到这样做。然而即使在隆冬时节，西方女性也不会排斥尽可能低地露出自己的肩膀以出席晚宴、舞会或者剧院。我记得香港曾有一宗案件，一个中国舂米工人因为衣着不雅而被逮捕并带到治安法庭。为了更方便自己干活，他脱掉了所有的衣服，只剩下一块遮挡下身的缠腰布，为此他被判处罚款两美元，或者，如果无法付款就改为关押一个星期。那个英国裁判官在判处罚金的时候，严肃地跟他说教，说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这种原始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因为它们既野蛮又不雅。他这么说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想到自己国家的女同胞们参加舞会时的穿衣方式呢？

我们必须记住，端庄完全是常规和习俗方面的问题。观察家们曾经客观地证实，那些习惯了一辈子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第一次被迫穿上衣服的时候，满心都是羞耻之感，他们展现出来的困惑和文明开化之人被迫在公众面前脱掉衣服产生的感觉一样。一个客观的权威人士在这个问题上是这么说的：“事实似乎证明，羞耻感绝对不是人类覆盖自己身体的原因，恰恰相反，羞耻感是覆盖身体这种习俗的结果；而且覆盖身体，如果不是用于保护身体不受气候影响，那么便是起源于，至少在许多情况下起源于，男性和女性使自己显得更有吸引力的欲望。”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奇怪，但它确实是真的，那就是只覆盖了一部分的身体比完全裸露的身体要更为不雅。

服装的第四个目的是装饰，但是装饰应该是无害的，不仅不应该伤害到穿衣者，更不应该伤害到其他人，然而根据下面这一个从某份日报中摘来的段落，服装貌似并非完全无害。

伦敦，五月七日。昨天在柴郡的斯托克波特【2】，警方就一位姑娘因为帽针穿透鼻子引发毒血症并死亡的事件展开了调查。死者为玛丽·伊丽莎白·桑顿，时年二十四岁，为斯托克波特一个商人之女。其父亲称，在四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他的女儿正在店外跟她的朋友皮克福德夫人聊天。在随后的星期一，她开始抱怨鼻子发痛，“一定是那根帽针。”她解释说自己跟皮克福德夫人交谈的时候，皮克福德夫人的孩子在人行道上绊倒了，她们都俯下身把孩子抱起来，就在那时，皮克福德夫人帽子上的帽针扎进她的鼻孔里。他女儿的病情逐渐恶化，随后在上个星期六辞世。皮克福德夫人是一位纸业商人的妻子，她说在死者抱起自己孩子的几分钟后对她说道：‘你知道吗，刚刚你的帽针划伤了我的鼻子？’皮克福德夫人上法庭的时候正佩戴着那根帽针，它往帽子外面探出了两英寸，总长度约为十二英寸。豪伊·史密斯医生说，该伤口产生了脓毒性炎，然后又转移到大脑，引发脑膜炎。验尸官称，法医并不经常碰到帽针直接引发的死亡案例，但可以肯定的是，曾经发生过多起帽针导致的伤害案例。在某些案例中，有些受害人失明了。看到这些致命的武器在帽子外面探出三到四英寸并非什么罕见的景象，在德国汉堡，法规迫使妇女在帽针的尖端增加一层防卫物之类的东西。在英国，任何这方面的举措都没有，但是这宗案例显示，是时候做出一点改变了。如果妇女坚持要佩戴帽针，那么她们就应该在佩戴的时候小心一点，给针尖添加一层防护物，以防针头不小心伤害到其他人。陪审团宣布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事故，同时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那就是废除长帽针，要不然就保护一下针尖。

佩戴珠宝首饰、钻石、宝石和珍珠项链，或者在头发上装饰镶嵌钻石的丝带，既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习俗，也是一种漂亮的景象。但如果看到某位女士穿着一件拖到地板上的长袍，那可不会给我留下什么优雅的印象，虽然我知道欧洲和美国女性的想法跟我背道而驰。我觉得，她们对于美丽的概念，好像取决于自己裙子的长度。在舞厅里，一个人有时候会发现自己很难不踩到女性的长裙，而在正规的场合，每一个女性都要有两个小男仆来托起她的裙子后摆，要使一个东方人欣赏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有些穿起来既不实用也不舒适，而且会因为时尚而变化的裙子，并没有给穿衣者增加任何的美感。这一评论尤其适用于“窄底裙”，那是一种膝盖下的裙摆极其窄小的裙子，因此严重限制了腿的自由。笨拙的“窄底裙”迫使穿衣者不得不迈着小小的步伐，小心翼翼地走路，而当她跳舞的时候，还不得不挑高她的裙子。而目前最为流行的裙子似乎是“开衩裙”，这种裙子起码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能保持裙子下摆干净。毫无疑问，这种裙子假以时日，也会让位给其他新奇的裙子。一个名为金韵梅【3】的中国女医生曾经在美国接受教育，她留美期间采用了美国的衣着装束，但她一回到中国，就恢复了自己祖国的服装，咱们来听听看她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看法。她在谈及西方文明的时候说道：“如果我们中国人执意保持自己的生活模式，那并不是出于盲目的保守主义，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一般欧洲人所想象的要更合乎逻辑。打个比方，如你所见，我穿着的这件袄裙，它是单片裁剪，因此四肢得以自由活动——这种服装显然比你在巴黎买来的时髦裙子更为合理和舒适。另一方面，我们愿意从西方世界吸取好的观念，因为它们确实有益于我们。”

美丽其实取决于教育：如果你已经习惯了某种事情，无论那到底是古朴抑或奇特，你都不会这么觉得了。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看到年轻的姑娘走在大街上，她们的头发松垮垮地滑落到肩膀上，我感到有点震惊。我当时认为，她们的父母肯定非常马虎大意，要不然怎么会让自己的闺女以这么邋遢的样子出门呢。后来，当我发现那是当下的潮流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致到了后来我居然认为那种发型相当好看，因此，风俗习惯确实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任何推崇扭曲自然，或者干扰任何身体部位自由活动的风俗或者衣着习惯都不可以称之为美丽。有一件事一直让我非常惊讶，美国和欧洲的女士们从来都热情地帮助推动各种改革运动，但她们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改善自己的服装那种粗野及有害的风格。如果她们不能通过从时尚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从而展示自己的优势，她们要如何指望获得男性所拥有的特权？

男性的着装跟女性的着装相比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的男装是如此紧贴着身体以致穿衣者要遭受本可避免的高温，而我敢肯定，很多中暑事件应该主要归咎于过紧的衣服。我必须佩服玛丽·沃克医生这位穿男士服装的美国女士的勇气，但我心里却不解，她拥有卓越的独立性和独创性，但她却没有创造出更好的衣着形式，而是死板地采用了男性的装扮。对于男性服装的看法是我自身的经验之谈，我在英国攻读法律的时候，为了尊重我的英国朋友的看法，我放弃了中国的服装，改穿欧洲的衣服，但我很快就发现这种衣服叫人非常不舒服。在冬季，它不够保暖，但在夏季，它又太热了，因为衣服实在很紧。此外我还有鞋子方面的麻烦，欧式的鞋子让我长出叫人痛心无比的鸡眼。回到中国之后，我一换回自己的民族服装，我的鸡眼就痊愈了，而且我再也没有得过感冒。我并不是坚持中国的服装是完美的，但我能够毫不迟疑地肯定，它比美国的服装更加舒服，而且从我的角度看，它比美国的服装更加漂亮。中国的服装优于我所见过的其他任何类型的衣服，要想知道舒适的服装到底有多好，您必须亲自穿上感受一下。着装不应该妨碍身体任何部分的自由活动，也不应该紧身到阻碍血液的自由流通，或者干扰到透过皮肤排汗的过程，我不明白在大部分事情上持正确及谨慎态度的美国人为什么在自己衣着的舒适上如此的马虎。难道还有什么比他们的健康和舒适更为重要的事情吗？他们为什么要继续穿着那些阻碍到自己活动的衣服呢，这种衣服是如此的不方便，以致它们让穿衣者经常陷入风险和危难之中？如果他们卑躬屈膝地听从那些通过定期发明必备时髦新装来挣钱的裁缝们的要求，那他们要如何始终如一地自称为独立人士呢？勇敢的美国人，醒来吧！维护你们的自由！

由我来向我的美国同伴们推荐中式服装是非常大胆的，而且说实话，是非常不恰当的。中国服装确实非常值得推荐，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服装或许可以有所改善。为什么不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决定什么样的衣着最适合人类呢？我们可以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男女代表，展示各种服装样品。从这些服装之中，推选出那些分别被认为是最适合男人和女人的服装，然后再进行会议认定有必要的改进。全世界统一服装的益处将是深远的，再也不会发生一个人不赞许地看着另一个人的情况了：当我们看到某个陌生人穿着被认为不像样或者不适合的服装时，这种侧目的现象经常发生；全世界统一服装也会使人们更加亲近，而且让人们更加友好。我对美国人民有着足够的信心，我觉得自己卑微的建议将会获得他们的赞许和考虑，假以时日，它会被付诸实施的。

◆注解◆

【1】布拉德福：英国中北部一自治镇

【2】斯托克波特：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大城镇。

【3】金韵梅，1864年出生于宁波，1885年毕业于纽约医院女子医学院，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最早的女西医师。

第10章

美国的宴会风俗

DINNERS, BANQUETS, ETC.

美国社会中几乎像是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把特定的聚会安排在一个星期的特定几天。我不相信美国人是迷信的，但我发现，星期四确实饱受青睐。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四收到了多达十几封请帖，但遗憾的是，我只能答应其中一家的邀请。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进食意味着一个特定的时间及一个特定的习惯，其目标是滋养身体，同时也是为了摆脱饥饿；但在我们现代的文明生活里，进食还有其他用途。人类是一种群居动物，进食的时候，喜欢有他人做陪，而这个特点就催生了宴会这一习俗。但是，一般而言，客人出席宴会的时候，其目的并非觅食，他们前去参加宴会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而且他们几乎不去触碰摆在自己面前的食物。客人的目的是向男女主人表示敬意，是去享受主人的款待和投契的对话，而不是真的去吃饭的。虽然如此，主人在受邀的宾客齐聚之后，还是要端上数量可观、种类繁多的可口菜肴，同时还要提供大量的精选红酒。肉和酒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请客的主人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吃肉不喝酒，而大部分客人则每天都吃太多肉喝太多酒，但在宴会中还是不能省掉。很少有人在安排社交聚会的时候，会有勇气舍弃传统。

美国的厨师们相当擅长备办宴席，而且他们也很清楚如何取悦美国人民的口味。他们专注于精美的烹饪艺术，利用自己过人的才智努力创造出崭新的美味佳肴。他们摆放在每一位宾客面前的菜肴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致饕餮者也不得不留下一些碰都没碰的菜肴。在一场时髦的宴会上，没有人可以品尝每一道菜，更别说吃光摆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了，但是所有食物依然经过精心的烹调，而且以如此引人胃口大开的方式摆上桌，因此人们难以抗拒至少浅尝一下的诱惑；但是，在你浅尝之后，你会继续吃下去，直到全部食物都被吃光。不幸的是，你的胃可能会成为悲伤的受难者，于翌日为你上颚昨日的嬉闹而悲伤呻吟。上颚和胃部往往配合不佳，虽然两者都主要对食物感兴趣，但是貌似很少有合得来的时候。然而，我绝不能忽略一件事，那就是无论某位美国百万富翁的宴会餐桌上摆放了多少菜肴，都远远比不过中国盛宴所提供的菜肴数目。如果一位中国绅士邀请他的朋友过来吃饭，菜品的数量可以在三十到五十，甚至一百道之间不等；但是很多道菜只是用于展示，客人用不着吃下餐桌上的一切或者甚至品味每一个菜肴，除非他们特别想这样做。同样的，我们并不像美国人一样热衷于进食，我们每道菜只需尝上一两口就心满意足。一道菜与下一道菜之间的间隔也是非常美妙的，在此期间，我们谈笑、抽烟，或者享受着友伴之类，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好法子。

在欧洲和美洲，宴会上的最后一道菜是甜点，然而在中国，甜点却是我们上的第一道菜，我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好。中国总是乐于接受各个地方最好的事物，因此近来我们之中有很多人采用了西方最后上甜点的做法，同时仍然保留了中国古代的习俗，所以现在我们在宴会开始的时候、宴会的中间及宴会结束的时候都会吃甜食和水果。我认为，这一令人愉悦的东西方饮食混合方式是值得拓展和延伸的。如果这种做法在全世界普遍起来，那将有助于遏制一种有害健康的饮食习惯，那就是不停地吃肉。

龟鳖是一道时髦美国宴会上必不可少的菜肴。那些吃龟鳖的人说它们的肉拥有非常怡人和细腻的风味，而且它们凝胶状的瘦脖子和鳍都相当可口。但显然，最为美味的珍馐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失去吸引力。据说大约40年前，龟鳖的数量是如此之繁多而且如此廉价，以致工人们跟他们的雇主定下协议，一个星期内，他们的餐桌上供应龟鳖的次数不得超过三次。但是，现今龟鳖变得如此之稀罕，以至于任何的时尚晚宴都不会漏掉这道菜。牡蛎是另一道不可或缺的西方菜肴，而且总是以生的状态摆上桌。我好奇那些津津有味地吞下这些软体动物的女士们先生们里头，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牡蛎是名副其实的食腐动物，因为它们会在水中捡起并吞下任何脏东西。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吃了几颗牡蛎之后，不得不提前离席回家，事后他病了好几天。对于吃的东西，一个人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美国有一个纯净食品部，但我认为如果它能派遣一个委员会到中国来学习佛教寺院里的生活，那么他们就可能会了解到大量自己原本不知道的健康食物。我总是非常惊讶于美国人居然这么不关心自己吃下去的东西。公共卫生官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我们变得更文明，每一个人都要充当自己的卫生官员。

一些知名的中国菜肴味道非常鲜美，而且不应该被厨师或者宴会的女主人烹调过度。我指的是东方的主菜鱼翅和燕窝，刚好与西方的主菜龟鳖相对应。从卫生的角度看，鱼翅也许不能被视为非常可取，因为它们是鲨鱼的一部分，但它们肯定不会差于（也许还要胜过）所谓的“高级及柔软”的野鸡及其他经常出现在西方餐桌上的肉类食物。燕窝汤远远优于甲鱼汤，一位美国化学家曾化验过燕窝的成分，实验证明燕窝没有动物的肉产生的有害尿酸，那些有害物质会导致风湿及类似疼痛的疾病。

纽约、芝加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餐馆提供的“炒什锦蔬菜”似乎是一道深受美国公众喜欢的菜肴，那显示了我们两国口味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让我有信心期望自己的一些建议会被接受。

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为什么美国餐桌上总会摆放着种类如此繁多的红酒，以及为什么波光粼粼的香槟总是不可避免的？富裕的家庭会不遗余力地耗重金来布办最为丰盛的宴会，根据报道，某位阔绰的夫人宴客一次的成本高达两万英镑，不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对于聚在一起的宾客来说，吃是他们心目中最不重要的一件事。

我认为很多人都不会同意我的看法，但在我看来，如果废除掉餐桌上所有能够叫人喝醉的饮料，那将会更加令人愉快，而且也能改善大伙的谈话质量。我很高兴地得知有一些家庭（也许其数量与日俱增）的餐桌上从来不见酒精。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事情是在M·F·亨德森夫人的家里，这位优秀的女性是饮食改革和绝对戒酒主义的热心倡导者。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1】也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榜样，根据报纸报道，在他给布赖斯大使举办的欢送宴会上，没有使用到香槟或其他酒精饮料。他在上海有一个忠实的支持者，此人就是鼎鼎有名的美国总领事A·P·威尔德博士，让这个港口上认识他的所有人深感遗憾的是，这位先生因为健康欠佳而即将从这个职位上退下来。怀尔德博士非常受人欢迎，在该地区的社交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怀尔德博士是一个坚定的酒精反对者，而透过他的影响力，公共宴会上的红酒总会被当作额外的饮料。只要欧洲和美国的酒类贩卖依旧如此广泛且盈利可观，只要酒精的消耗量依旧如此庞大，那就会有人对酒精的不良影响有着不同意见。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通过国家性的禁酒令，向世界树立起一个榜样。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美国一样有着面积如此广阔的“禁酒”土地。正在与鸦片进行战争的中国，认识到美国禁酒这一事实同自己禁烟的相似性，从美国那里获得了积极的精神支持。这种支持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美国和隔海相望的姐妹共和国握手，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彻底摆脱酒精的毒害，正如中国希望摆脱鸦片的毒害一样。然而，每一种罪恶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若干年前，我在北京遇到一个著名的荷兰艺术家，虽然他依然处于壮年，但他每个月却有几天不得不放下工作，忍受风湿的侵袭。我发现他喜爱喝酒，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何喝起酒来毫无节制。我絮叨地跟他说了大量关于饮酒的恶果的话语，并向他展示除非他愿意放弃所有的酒精饮料，否则他的风湿病永远不会放过他。他聚精会神地倾听，思考了几分钟，然后给出这个颇具其个人特点的答案：“我承认你的论点非常合理，但我就是喜欢喝酒啊；如果我真的听从你的建议，那么我会被剥夺掉很多乐趣。实际上，我宁愿忍受两三天后自会消失的风湿疼痛然后继续享受我的美酒，也实在不愿忍受没有酒精的苦难日子。”我警告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风湿病持续的时间将会越来越长，而且将会越为频繁地侵袭他。如果他继续无视这一警告，继续喝酒，那么对他来说，酒精肯定就是毒药。一个人的积习，无论好坏，都很难放弃。

才华横溢的亨德森夫人所撰写的《健康的贵族》是一本令人钦佩的著作，此书让我受益良多。书里关于反对吸烟、烈性酒及有毒食品所举出的事实和论据是如此明确及令人信服，以致我阅读完此书后不久，就成为了一个绝对禁酒者和“公共卫生学家”【2】，而且立即开始从中获益。我觉得自己不应该独自享有这样的好东西，而是应该广泛地宣传这种观念。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要尝试说服别人不作践自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使我获得了“怪人”这一不值得羡慕的绰号。但我并不感到沮丧，我把说服对象从自己的同胞朋友转向了北京的外籍团体，心里觉得后者可能拥有更好的判断和欣赏能力，也更有可能被我说服转向公共卫生学说。在我试图劝导的外国人中，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另一个则是中国军方某位蜚声国际的绅士。两位都有些年岁，而且健康脆弱，我最真诚地希望，通过阅读我送给他们的亨德森夫人的书，他们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改过自新——然而我失望了。两人在归还此书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本质上差不多的答案，“亨德森夫人的著作非常有趣，但是到了我这般年纪，实在不宜改变一辈子的习惯，我吃肉很有节制，而且从来不会喝太多酒。”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动物食品是否包含有害的毒素。如果真的有毒，那就绝对一点也不能吃下去。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哪位明智的人会有节制地服用砒霜、士的宁或者其他毒药，但我相信，有许多愚蠢的妇女服用砒霜以美白自己的肌肤。与此同时，其他的人，无论男女，都会把士的宁作为补药结合其他药物一起服用，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药物像肉一样是每天都能吃的食物。适度的规则适用于有营养的或至少无害的东西上面，而不是有毒的食品，无论其毒素含量到底有多少。

餐桌边亲切的谈话总是叫人愉快，而且健谈的人总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我常常好奇为什么非常善于利用机会又不太在乎传统的美国人不对宴会做一些系统的改进，以满足大家对健谈之人的喜爱之心。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有大量包袱可抖的诙谐健谈之人，肯定会被宴会主人邀去帮忙款待客人，但是如果在场的客人数量过多，好玩的段子只能被小部分人分享，而那些坐得太远以致听不到，或者所处位置近到只能听到一部分而非全部的客人，往往会感到委屈。他们听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其余的人开怀大笑，与此同时那里的段子又会妨碍到他们相互交谈。一个健谈的人常常会垄断一半的宴客，并把另外的一半晾在旁边。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健谈的人在整场宴会中专心地跟所有的宾客交际，正如现在钢琴家们有时候会在宴会后专心为客人们演奏一样。或者，款待的方式可以有所变化，例如让一个优秀的职业朗诵者来重现文学珍品，我肯定其结果比起当下任由宴客自行娱乐的方式，更能令客人满意。中国人会聘请歌女，日本人则聘请艺伎来谈话、唱歌或跳舞，这里理想的解决方法似乎将又会是东方和西方的合并。

要让混杂的人群总是保持愉快是很困难的，哪怕是在盛宴的融洽气氛里，除非主人根据个人意见而非社会地位来选择客人。将数个有共同意见及一个意见不同的人安排在一张摆设丰盛的餐桌边，那样就不会缺乏良好的、诚挚的及有启发性的谈话。如果碰上正确的听众，大多数男女都可以谈得很开心。如果听者没有共鸣，那么即使最会说话的人也会变成哑巴。主人们应该记住这一点。

一般而言，宴会上的谈话很少是值得记住的，这真是一个遗憾。所有的动物之中最有灵性的人类，其胡侃乱说的能力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动物。也许其滔滔的言辞犹如我国长江向东的流水一般稳定绵长，但是给人留下的记忆只剩下一堆模糊、不确定的——什么来着？对话就像厨师提供的风味般已经消逝了。为什么在刺激宾客内心上，女主人不能像取悦客人味觉一样好好地下一番功夫呢？这对于坐在毫无共同语言的女性旁边的害羞男士来说，将会是多大的福音啊。如果在宴会之中有一个公共表演者，那就能够免除他持续的困扰，例如思考自己接下来应该说什么，那么他就能够更好地享受女主人提供的美味佳肴；至于旁边的那位女士——她可能会避免多少次压抑的哈欠。煞费苦心并且花了一大笔钱来提供美食，款待的对象却因为必须彼此交谈而无法享受美食，这似乎太可惜了。我的建议是，让一个人对其他的人谈话，好让大家轻松地吃饭。

餐桌上提供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做许多事情。许多年轻男女因此见面，肩并肩坐在一起，展开友好愉快的交谈，在别的时候相逢重识，并最后在婚姻的道路上合并了他们原本分开的路径。也许中国可以从这个习俗中借鉴一下，用宴会来取代媒人。然而，宴会这一方法，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危险性——这取决于从哪方面看。如果一个人有私底下的怪癖和缺陷，他人可以通过其谈吐以及进食的方式上轻松地观察出来，订婚的男女在宴会之后取消婚约的事情曾经发生过。另一方面，重要的事情往往可以安排在餐桌上，比在其他地方效果更好。涉及数百万美元的商业交易经常是在双方品味香槟的时候确定的，甚至以详尽的谈判和条约结束的国际问题最初正是通过饭后的雪茄讨论解决的，精心布置的房间、舒心的鼓励、宜人的友伴及亲切的女主人，这一切催生出的友好和平等的氛围解除了偏见，消除了障碍，融化了保守，并且让大家看到每一个问题都有另一面。

在中国，两人争吵之后，他们的朋友一般会邀请他们吃饭，在餐桌上讨论及友好地安排那些纠纷，这被称为“和解宴”。我建议美国应该采用类似的权宜之计，许多棘手的问题可以通过餐桌上的友好讨论得到处置。如果国际争端总是以这种方式解决，相互之间有不满的各国代表们会发现很多调停分歧的意想不到的方法。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总是要按老方法到正式的会议上用固定发言的方法来解决呢？至少，和解的开场安排在宴会上或者社交活动上会更好。饮食一直都跟友谊联系在一起，跟一个阿拉伯人一同“吃盐”会构成最有约束力的合约。即使在创世记中，“蛇”也是通过提议一顿饭才开始他与夏娃的相识的。

美国社会中几乎像是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律把特定的聚会安排在一个星期的特定几天。我不相信美国人是迷信的，但我发现，星期四确实饱受青睐。我记得有一次，已故总统的遗孀格兰特夫人发来请帖，邀请我和妻子在某个星期四晚上到她家吃饭，请帖是提前三个星期发来的，我们也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在我们接受之后，又来了大概有十几封请帖，日期都定在同一个星期四，当然了，这些全都被我们拒绝了。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把日期定在该星期其他日子的邀请。然而就在那个多事的星期四来临之前，我们收到了格兰特夫人的信，说她有一位亲戚去世，所以她取消了宴会，导致到了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在家中用餐。我们中国人则不会在日期上做任何区别，一个星期的任何一天都是同样的合适，但是为了避免与其他人的约定起冲突，我们一般固定在星期五举行接待会或宴会。中国并没有华盛顿及其他大城市那种宴会季节，在那段期间，上流社会的所有人都忙着参加或者举办“家宴”、茶会或宴会。我经常一个下午要到六个地方出席“家宴”或者茶会，但是人们在晚上只能在一个地方用餐。美国在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中国的经验。我们可以接受同一个晚上的六场宴会的邀请，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轮流前往每一个地方，吃上一个或两道菜，跟主人告辞一下，接着就到别的地方去。通过这种做法，我们避免因拒绝而给人留下粗鲁的印象，而且也能逃避西方那种邀请被拒绝而经常产生的芥蒂。中国人的方法不仅能够在不伤害贵族本能的情况下培养民主的友谊，而且对于选举期间的候选人来说，那肯定会是一个结交新朋友的好方法。与美国人相比，我们没有那么死板，我们不会介意顺道拜访，在宴会上吃上一两口菜，哪怕没有特别的邀请【3】。

华盛顿的官员和外交官们通常会举办大型的招待活动。餐桌的座位安排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座位需要遵守优先的规则，如果一旦疏忽弄错了规则，把原本地位较高的绅士或淑女安排到错误的座位上，可能会被视为是轻视对方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社交活动上，职业的说书人、优秀的朗诵者、聪明的读者、完美的艺人将会使得人类天生的自私保守表现得不那么明显。

据我所知，举办宴会的时髦人士经常困惑于如何给客人提供新奇的款待。除了我上面提出的建议，这里是否能够允许我再提一个建议？美国有许多优秀的厨师，为什么不时不时委托这些好厨师准备一场精选的中国宴会，把食物放在碗里而不是盘子里，并且呈上筷子做展示，但是提供叉子和汤匙让客人使用呢？我看不出中国的膳食有什么理由不应该成为美国的时尚，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也经常青睐于西方的餐饮风尚。两种风格之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中国的酒席承办人会把自己最为美妙的佳肴充分地烘托出来，那就是在上这道菜之前先端上一道味道平淡、粗糙或者刺激性的菜。对比会给任何人类的东西增加热情，无论是餐饮、工作、比赛还是求爱。

我同时提议时而不时地准备一桌可口的素食宴席作为鱼、肉、禽和酒的替代品也是很吸引人的一种方法，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像中国的烹饪艺术家一样如此周全地准备这样美味的素食宴会。

与我之前一直讨论的宴会相比，盛宴是较为正式的活动。一般举办盛宴是为了庆祝某些特殊的事件，例如某项重要生意成功签约，或者华盛顿、林肯或者格兰特这类民族英雄的生日，或者是美国重要城市的不同商业协会举办年度会议来听取当年交易的业务的报告和讨论，最后以举办一场大型宴会拉下帷幕。

这些场合提供的食物其实绝对不会优于私人宴会，但大家都很高兴接到邀请。这里头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则，那就是发言讲话是随着进食一同进行的，而且人们出席宴会不是为了食物，而是为了听名人讲话这一殊荣。事实上，若不是有相互交流或者听到别人发言的机会，人们可能更喜欢待在家中安静就餐。享有盛誉的发言人、演说家、政治家或者外国的外交官经常被邀请，有时候来自其他国家的杰出人士也被邀为贵宾。这些盛宴每年都要举办，而其国家跟商业协会有贸易往来的外交部长一般都要出席。

宴会上讨论的主题几乎总是相同的，而要在这些集会中不重复上一次集会说过的话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睿智的外交官，有一次他被邀请在宴会之后发表演说，他勉强地站起身来，据我所记得的，他说出了以下的话语，“主席先生和先生们，在此我感谢贵会邀请我出席这场美妙绝伦的宴会，但因为去年我已经有幸在您的宴会上发言，今天我没有别的可以补充，我建议你去查阅去年的演说”，接着他就坐了下来。他新颖的言论自然为他赢来了掌声，但我确实想知道众人对他的真正想法如何。对于我而言，我要赞扬他的智慧，因为他圆滑地斥责了所有那些只顾新颖一时的人。

然而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宴会和盛宴往往一点也不轻佻。政治家有时会借着这些机会来发表自己的政策宣言，甚至连美国总统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样做是可取的。在这种场合上发表的讲话一般都会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而且当然也被形形色色的或聪明或愚蠢的人议论，因此发言的人对于自己要说什么必须非常小心。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则限制自己必须通过更为正式的程序来发布官方法令，本质上是一样的，尽管在表达上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

商业圈的人对一位外交部部长周围所设置的重重限制既不理解，也不耐烦，如果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发言人，他们可能什么人都会去找。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加拿大某个主要城市出席那边商会举办的盛宴。如果我能够接受这一邀请，那肯定会给我带来很多乐趣，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访问过该国。但是尽管我心里愿意，我还是不得不婉拒，因为我是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没有本国政府的特别许可，我是不得随意访问另一个国家的。

公开演讲就像任何其他的艺术，必须是被培养起来的。无论一个人可能有多大的学术成就，无论他在私人谈话时有多么的聪明，一旦被要求在公众面前发言，有时候他可能会留下一个非常差的印象。我就知道一些位居高位的外国官员，本来凭借其智慧和能力应该获得声誉，结果在盛宴上却是弱得叫人惊讶的演讲者。他们会犹犹豫豫、几乎结巴，而且完全没有能力以任何明智或伶俐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方面，个人的观察使我确信，美国人一般比某某国（我不会提及我想到的国籍，那可能会有所冒犯）人更会说话。如果没有事先通知，一个美国人被邀请发言时，一般会有很不错的表现。美国人几乎总是机智、客气而且坦诚的。我觉得这要归功于美国人的教育的彻底性：他被教导要有自信，要相信自己的创造能力，要毫无畏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性格极为谦虚、没有自信而且还畏畏缩缩的人是不大可能成为好的演说家的，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这个弱点。我绝非是在暗示别的国家没有优秀的演说家，美国绝不能宣称自己垄断了演说家这一行；别的地方还有很多优秀的演说家，他们贤明的言论和紧密的逻辑，任何人听到或者阅读到后都会赞赏，但整体上，美国人在急智应对，在没有机会准备的情况下对于任何话题发表即兴演讲的能力超过了任何人。

美国的女性在这个方面并不输给男人，我曾经听过一些女性发表的极为精彩的演说。然而她们却有一些劣势，女性的嗓音既柔软又低沉，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穿透力不强，因此有时候听众对女性演说家的欣赏达不到原本应有的程度。不过，我认识一位声音有力阳刚的女士，她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演说家，但是她属于例外情况。无论如何，我相信即使是最糟糕的演说者，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通过私下练习朗诵雄辩，以及理解清晰发音、音调变化和暂停的重要性来改善自己的演讲能力。

另一类社交活动是“家宴”、茶会及招待会。被邀去参加这种活动的客人数量几乎是不受限制的，人数可能是少到十几二十人，有时候却多达一两百人。这类活动的目的通常是为了会见某位尊贵的陌生人、屋子里的某个客人，或者女主人刚刚结婚的女儿。要让主人或女主人记住所有参加的人或者甚至所有被邀请的人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访客会留下自己的卡片，尽管很多人并不遵守这一规则，他们就直接走进来，活像他们是房子的主人。一个新来者被介绍的时候，人们几乎听不到他的名字，而且在女主人或者尊贵的客人跟他交流不过一两句话之后，另一个陌生人就走过来了，因此，如果下一回主人遇到这些人并且认不出他们的时候，其实是相当情有可原的。中国现在正流行一种新的时尚，即新结识的朋友互相交换卡片。如果美国能够采用这种做法，那么肯定会少一点关于新朋友被那些自己认为本该认识自己的人怠慢的投诉。

在大型招待会中，无论接待的大厅有多宽敞，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容纳所有的与会者。我们只需要稍稍想一下就能理解，没有适当通风的房间空气状况将会如何。其实有一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很惊讶，那就是尽管客厅里挤满了女士和先生们，但一般情况下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这样一来就导致那个地方满是受了污染的空气。我经常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偷偷溜走，尽管我本来很愿意再久留一会儿享受迷人的友伴。但是如果我真的留下来，我就会往自己的肺里吸入大量房中其他几百人所呼出来的叫人不快的空气，这样就会有损我的健康。难怪我们经常听到某位主人或者女主人在举办完大型的宴会后会感到身体不适，他们在次日早餐时给人的感觉几乎是“亲善待人”的完全反义词，导致他们脾气不佳的原因并非他们的道德水准有所降低，而是身体健康受损，因为他们吸入了太多其他人肺中排出的空气。如果一个人明白这点，他会如对待宗教般虔诚地保护身体健康。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在此我引述J·H·凯洛格医生【4】的话，他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也是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的负责人。在他的书《生命庙堂》【5】中，这位医生对呼吸纯净的空气的重要性发表如下看法：“呼吸的目的是从空气中获得氧气供应，血液会吸收氧气并带给组织。氧气是支持生命所需的所有物质中最为关键的……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氧气量为每次呼吸约一又四分之一立方英寸的空气……为了取代被血液吸收的这一又四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氧气，人体会释放出一立方英寸的碳酸气体，而且随着这种气体通过肺部自然出口排放出来的还有各种其他更为有毒的物质。这些混合起来的有毒气体光是呼出一口就足以产生有毒影响，而吸入三立方英尺或者四分之三桶这样的空气更是不合适。经过计算，儿童和成年人平均每分钟呼吸二十次，每一分钟被污染的空间将会是三乘以二十，也就是六十立方英尺，或者每一秒钟一立方英尺……每个人都应该对通风相关的问题有所理解，而且也应该明白通风的重要性。大规模及不可挽回的伤害经常源自数十或数百人困在同一教室、教堂或演讲室，而没有足够的手段来消去从他们的肺部和身体排放出来的杂质。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吸入呼出的空气会因此布满有毒的物质，这就迫使人的血液不纯，从而降低了身体的抵抗力，而且导致人患上感冒、感染上肺炎、肺痨及其他传染性疾病，而这些病菌在一个非常拥挤的观众厅里总是存在的。假设一下，一千人坐在一个宽四十英尺、长六十英尺、高十五英尺的房间里，需要过多长时间，这样一个房间的空气将会变得不再适合呼吸？请记得每个人每一秒都会污染一立方英尺的空气，那么很明显被占据的房间里，每一秒都有一千立方英尺的空气被污染。为了确定房间里头的空气被完全污染的耗时，我们只能用房间的体积来除以一千。接着我们把六十乘以四十乘以十五等于三万六千，单位是立方英尺。将这个数字除以一千，得出的三十六为秒数。如此看来，如果紧闭门窗，毒害观众的呼吸将会在第三十六秒结束之后，或者不到一分钟之后开始。经过一个小时，这样一个房间的空气状况几乎已经污染到难以用言辞形容的地步，然而每天却有数百名观众因为无知而遭受这种非人道待遇。”

上述言论不仅适用于教堂、演讲室及其他公共场所，也同样适用于办公室和家庭住房。我想知道有多少人付出哪怕是一点点的注意力来关注呼吸纯净空气这一重要的问题？你前去一间办公室，无论空间是大是小，会发现所有窗户都是关着的，尽管办公室里有六个或者更多的人在工作。难怪经理、办事员及其他办公室人员经常病倒，需要放假到海边或者其他地方休养他们受损的健康了。

如果你去拜访一处私人住宅，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所有的窗户都紧闭着。房间里面不像办公室那样里面有那么多人这一点是事实，但是如果你的嗅觉是敏锐的，你会发现房间的空气有着紧密的、沉闷的蒸发物，而这肯定不可能是卫生的。如果你斗胆建议打开其中一扇窗口，屋子的女主人可能会马上告诉你，你会被穿堂风吹到并着凉。

数个人待在一个没有让污染的空气泄漏出去或者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的房间里用餐是每天发生的事。饭后，先生们会转移到窗户紧闭的书房享受一个小时左右的甜美烟味。那将会呈现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啊，如果空气中的细菌可以被勾勒、放大并且投放在屏幕上，或者如果能够通过电影放映机播放出来就更好了，但显然绅士们只要能够吸入有害的烟草烟雾，他们什么都不介意。

我恐怕，即使是在炎热的天气中，保持卧室的窗户紧闭也是一种惯常的做法。我以前经常建议朋友们，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算不能打开多个窗口，至少也要保持一个窗户是开着的，但他们却对这个主意表示蔑视，理由还是那样令人困扰的东西——穿堂风。这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谜团啊，人们居然愿意呼吸二手空气，虽然门外有这么多纯净新鲜的空气可以免费获取；经过整晚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吸同样的空气，难怪人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会无精打采、感觉沉闷，而不是消除疲劳、精神昂扬了。被剥夺了充足的新鲜空气的人是不可能长期保持高效的，健康是成功的基石。我听到时下有多种关于优生学的讨论。优生学【6】是十年前由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7】创立的，他的定义如下：“对于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处在控制之下的媒介的研究，这些媒介可以改善或损害后代的种族素质。”英国伦敦大学采用了这一定义，并给予了优生学一席之位。科学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如果出生后的生命受污浊的空气污染，优良的基因能有什么用处？充满灰尘的空气等同于充满细菌的空气，因此内科医生给结核病康复期的病人规定的康复条件是百分之九十无尘的空气。然而，城市的空气已被科学证明跟乡村的空气一样纯净。为确保肺部获得适当的食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建设能够让屋内的空气自由排出，让室外的空气自由进入的房屋。封闭笼子里的空气肯定是有害的，通风糟糕的房间不就等同于空气有害的笼子吗，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不正是在这种空间中繁衍滋生的吗？

美国自称相信公开的力量，那么有什么样的公开比敞开的门窗更加名副其实？实践这一理念，就像住在街道向阳的一面，从而打消阴暗的一面，欣喜就会从打开的窗口飞进来。

◆注解◆

【1】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能言善辩，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1896、1900、1908），均失败。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意见与威尔逊不一致而辞职。

【2】我自己从未吸烟，而且一直回避烟草、香烟等；尽管曾有很短一段时期，迫于朋友交际，我偶尔会接受一根烟，但现在我坚决拒绝任何烟类。——作者注

【3】在写了上述文字之后，我从一位美国女士那里听说今年纽约一班闲散而富有的年轻人引进了一种“先进的参会”。其做法是好几场宴会被安排在特定的某一天，客人会交替去每间房子，只吃一个或两道菜，并在最后的一间留下来吃水果。我几乎很难相信这件事，但是我的朋友向我保证那是事实。看来，饮食变成了游戏，而且人们也欣赏其乐趣，我也想成为其中的参与者。——作者注

【4】约翰·哈维·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1852-1943），美国医生，使用整体疗法经营一家疗养院。

【5】《生命庙堂》第282页，作者J·H·凯洛格，由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的良好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6】优生学的立意是通过人为的手段，对某些特定的人群限制生育，以“改善人类的基因”。因为其对基因改善没有科学根据，对某些弱势人群的歧视，使用强制手段，以及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纳粹党借优生学为借口，屠杀犹太人等缘故，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伪科学。今天，一些优生学的部分学说在一些国家得以保留甚至推广，同时这种做法在学术界仍存有争议。

【7】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人类学家、优生学家、热带探索家、地理学家、发明家等。

第11章

美国和中国

AMERICA AND CHINA

导致中国对美国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排华政策。只要美国对中国人的歧视性法律仍然生效，那么美国良好的名声一定会留有一个污点，而中美之间的关系，尽管真诚亲切，也绝对算不上是十全十美的。

美国对东方诸国，尤其是对中国提供过伟大的帮助。但是，如果要让中国人民坦诚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想法，那么其定论将不会完全地叫人愉快，里头将会混合感谢和懊悔的矛盾之情。自中国正式开通对外贸易和商业往来以来，各国家人民都来到这里，一些人来这里做生意，一些人来这里取乐，一些人来这里宣扬基督教，另一些人则带着其他的目的。考虑到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文明，而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习惯的模式在许多方面都跟西方人不一样，偶尔发生摩擦和纠纷也算不上叫人惊讶的事儿。中国和欧洲诸国之间还发生过对外战争，但我们欣喜地观察到，美国从来没有对中国动用过武力。棘手的问题时不时会出现，但是问题向来都会得到和平解决。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如此尊重和信任驻中国的美国官员所采取的公正和友好的态度，以致在1867年，驻华公使蒲安臣先生【1】在任期终止之时，被清朝政府委派为一支出使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中国外交特别使团的领导人。他在这一职位上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尽管后来他的英年早逝不幸地中断了他的工作。美国给予在美中国学生自由及慷慨的待遇则是令中国人满意的另一原因，中国学生不但可以自由地选择所有的教育机构，还受到其入住的美国家庭的欢迎。无论他们进入哪所院校，都和美国的男女生接受同样的教育，而且也享有跟所有美国学生平等的学习机会【2】。美国无意侵占中国的领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义和团运动期间【3】，美国政府率先启动保持门户开放及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这一政策也获得其他大国的一致赞成。有件事在当时广为人知，而且在这里提到此事也不算泄露秘密，那就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先生【4】在麦金莱总统【5】的首肯下，把中国对美国在义和团动乱中遭受的损失进行的赔偿份额减少了一半，前提是其他列强也同意类似的减额措施。不幸的是，因为列强缺乏一致意见，海伊先生的提议未能执行。然而，为了展现美国政府的诚意及其人道和公正的政策，在进行实际的赔偿之后，美国自愿把相当一部分的赔款退还给中国。这是美国政府第二次这样做，虽然在之前的情况中，退款的金额较小。以上都是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感谢美国及其人民的例子。

然而呢，凡事要一分为二，在美中国留学生数量大约为数千人，而且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这些学生一直都在学习政府的民主原则，这种教育对于后期的清政府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学生们了解了美国人民如何获得独立的历史，自然地，他们的脑中充溢着在中国推行类似的政策的想法。中国商人及其他一直在美国居住的人们，看到了美国人民与他们的政府之间自由和独立的关系，自然学到了宝贵的一课，这些人是近来清王朝被推翻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给政治罪犯提供避难所是另外一个导致清政府不满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从清政府自己的角度看，他们有很多理由对美国产生抵触的情绪。

我的观点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在自己的国家触犯政治罪行的人不仅在美国，也在所有欧洲国家、日本及其他文明国家寻求保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清皇朝及其旧政体的官员，眼下在香港、日本和青岛得到了安全的庇护，与此同时，数百名前清官员逃往上海、天津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这些租界恰恰是之前清政府极为不情愿地批准的。因此，他们所抱怨的美国窝藏政治难民的政策的剑锋转到了他们自己身上，而他们所抗议的宽容则反过来保护了他们。

我伤心地表示，导致中国对美国不满的一个更为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排华政策。只要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性法律仍然生效，那么美国相对良好的名声一定会残留一个污点，而中美之间的关系，尽管真诚亲切，也绝对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要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将会超乎这一章范畴，但为了使我的读者了解确切的情况，我有必要提供一段简短的历史总结。1868年，因为美国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建设迫切需要优质的劳工，中国政府和美国缔结了一道条约规定，“中国公民在美国访问或居住可享有其他最惠国公民在美国旅游及居住的同样的特权、豁免和免税。”这一条约是由美国伟大的政治家、国务卿西沃德【6】所谈判达成的，而且美国总统对国会宣布这是一道“自由及祥和的条约”，美国欢迎这一条约并把它视为自己在国际关系上的一大进步。条约还具有另一重意义，这可是与一个特派的中国大使团协商出来的，这个使团是由一位代表着美国人民愿望和利益的杰出美国外交官率领的，他就是蒲安臣先生。

但在几年之后，太平洋彼岸的工会开始反对中国劳工的竞争。此后不久，中国政府非常震惊地获悉，美国总统委派了一支代表团前往北京，征求废除上文中提到的条约条款。中国政府自然不愿意废除这一道曾经由美国带着如此大的热情所敦促而且后来还寄予了双方厚望的条约，随后中美进行了冗长的谈判，最终缔结了一道短条约，其第一和第二条款如下：

第一条

任何时候，只要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或者居留美国会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该国的利益，或者危及上述国家或者其在美国领土内的任何住宿之地的良好秩序，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能够调整、限制或终止其来到或者居留美国的权利，但可能不会进行绝对的禁止。此限制或者终止应该是合理公正的，而且只限定于以劳工身份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对中国劳工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只会限制在他们身上，只有在必要之时才会对入境者强制执行调整、限制或者终止，而入境者绝对不应受到人身虐待或辱骂。

第二条

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作为教师、学生、商人或者出于好奇，包括他们本人及其伴随的仆人，还有现在身处在美国的中国劳工都应有权利自主选择来去这个国家，而且也应该获得最惠国的国民所享有的权利、特权、豁免和例外。

由于在第二次谈判中，中国完全服从了美国的安排，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不会再次发生由于太平洋彼岸的工会提出抗议，中国又要做出进一步妥协这种事情了，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又失望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美国国务卿再次发出急切请求要修订一份新协议，要求撤销中国公民在美的上述权利，以便美国国会进一步限制在美中国劳工的特权。而当中国政府犹豫着要不要同意美国的要求的时候，因为其他国家的国民都还保有这些权利，美国国会通过了1888年的司各特法案【7】，表明除了中国官员、教师、学生、商人或者为了玩乐或出于好奇的旅客，禁止任何中国人进入美国，同时也禁止在美中国劳工离开美国之后返回美国境内。根据美国前国务卿兼杰出的国际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8】所说，这样“是故意违反1880年的条约，而且这居然还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为了给美国的决策者挽回脸面，中国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正义感，出于国际礼让，第三次屈服于美国的意愿，并缔结出1894年的修订条约，这给予了国会在应对中国劳工问题的额外权利。这一条约的第一条里规定，十年内绝对禁止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条约的第三条则清楚地指明：“本公约的规定不会影响目前中国臣民所享有的权利，劳工除外。只要身为官员、教师、学生、商人或出于好奇或休闲的旅客即可前来美国并居住其中。”因此很明显，禁令内容影响到的只有劳工，而不是其他等级的中国人士。这一公约签署后的几年里，入境官员们所采纳及依据的正是这一条约，但后来，他们改变了态度，上述的条约从那时起就被解释为只有上述五类人士可获准进入美国，而中国其他所有类别的人，无论多受人尊敬或者多体面，都被禁止入境。我的读者是否会相信中国的银行家、医生、律师、掮客、商业代理、学者或教授都因这一公约的规定而被挡在美国门外？在直白的条约文字面前，那似乎太过荒谬、太过不合理，根本不值得深思，但这却是事实。

这个公约在1894年12月宣告成立。按照规定，其内容只限在十年内有效，但是如果在截止时间前的六个月，两国都没有提出解约通知，那么条约将会延长类似期限。然而，解约通知由中国及时呈递给了美国，所以此公约在1904年12月到期，现在已经不再有效。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正式地尝试与中国协商达成关于中国劳工的新协议，因此海关和入境处的官员继续根据国会通过的法律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我们看到，根据又名“蒲安臣条约”【9】的1868年条约，美国政府正式同意无论是访问还是居住在美国的中国臣民都应享有最惠国的国民所享有的同样的特权待遇。因此，在1894年的公约过期之后，约翰·福斯特先生及其他显赫的律师认为，排斥中国劳工现象的持续及对中国商人及其他想要进入美国境内的人所施加的限制非但没有国际权威的认可，更是违反了条约规定。

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对排华法律的执行则更加不可原谅。在美国境内对中国劳工入境的投诉主要是因为不利于白种人劳动力，然而在那些群岛则没有这样的投诉；恰恰相反，排华法律在夏威夷从过去到现在都一直跟当地政府及人民的一致愿望相左，这些群岛和中国之间的自由交往和入境移居已经保持了几个世纪。最引人反感和不平的是中国居然因歧视而被孤立了出来，然而日本、暹罗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们却能不受限制地被准许进入美国及其殖民地。我坚信，由残酷的排华法所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一大冤屈并不为大多数美国民众所知晓，因为我肯定他们不会允许自己真诚的朋友们持续遭受这一苦难。中国并不希望获得特殊待遇，它所求的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子民获得与其他国家的民众一样的待遇，难道伟大的美国会拒绝这一点吗？

以让各方满意的方式来解决入境问题实非容易之举，因为其中牵涉到这么多的利益冲突，然而这并非不可能之事。如果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人真正渴望看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而且也愿意听取合理的建议，我相信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持乐观态度，除非是我弄错了，事实上就连工会也欢迎这一复杂问题得到友好协商解决。1902年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又惊又喜地接到纽约宾厄姆顿中央工会领导人的代表的邀请，去那边访问并发表演讲。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在我暂留纽约期间，我得到了非常真诚及热情的接待，而且热切欢迎我的不仅是当地的官员和居民，还有工会的成员及工人们。我发现工会领导人和工人们是最讲道理的，据我所知，他们的政纲是不要有廉价劳动力的竞争，而不是歧视任何种族。如果美国政府能够组建一个由工会、制造业者和商家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与一个由中国政府组建的类似委员会协商，整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而我觉得经过自由而坦诚的意见交流之后，联合起来的委员们将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一次性地平息所有冲突断言，并让中美双方圆满地解决此事。

这一令人不快的差异一旦被消除，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哪怕在其中一个还是个皇权国家的时候都如此真挚的友情，将会毫无保留地、而且也无可避免地对两个国家的贸易造成深刻影响，也会对远东的和平做出巨大贡献。

◆注解◆

【1】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美国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他是唯一一位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过中国使节的美国人。

【2】我几乎不需要说明，我们的学生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也受到了良好的待遇，但是本章讨论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作者注

【3】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所有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所进行的大规模暴力排外事件。

【4】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1838-1905），又译海约翰，美国印地安那州华盛顿郡人，作家、记者、外交家、政治家，曾任林肯总统私人秘书，后于威廉·麦金莱和老罗斯福等总统时期任国务卿。

【5】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843-1901），美国政治家，第25任总统，共和党人。

【6】威廉·亨利·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1801-1872），美国律师、地产经纪人、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纽约州州长。

【7】《司各特法案》（Scott Act），该法令宣布所有返华探亲的中国劳工的回返证明书无效从而禁止了2万名持有证明的中国劳工重新入境。

【8】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美国政治家，美国国务卿（1953-1959）。

【9】《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它是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宣告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及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它是晚清时期第一件相对平等的对外条约。

第12章

美国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撞

AMERICAN VERSUS CHINESE CIVILIZATION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称自己的社会为“高度文明”，但他们真的表现出高度的文明了吗？难道他们真的拥有如此“高度的文明”，对于所谓的半文明国家来说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典范吗？难道他们就没有过一些只能被定义为邪恶和自私、那些不太文明的人民想都想不到的政策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如要详尽地阐述两者关系，那将占用大量的篇幅。在这短短的一章里，我仅仅打算稍微扫一眼它的袖口纽扣及一些衬衫褶边，那些想要长篇大论的人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明呢？韦伯斯特词典解释那是“教化的行为，或者被教化的状况；民族文化；文雅。”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说道：“文明从动物的驯化开始。”但到底是被驯化的动物，还是驯化动物的人，意思并没有明确。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同时适用于两者，文化的开始或者文明的开端，是我们从野蛮状态中的改造。伯克【2】说道：“在我们这个欧洲世界里，我们的礼仪、我们的文明，以及所有跟礼仪和文明相关的好东西，多年来一直取决于两个原则——绅士的精神及宗教的精神。”我们经常听到人们，尤其是西方人，称自己为“高度文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这种说法非常有理有据，但他们真的严格恪守了伯克所提及的那些原则吗？难道他们真的拥有如此“高度的文明”，对于所谓的半文明国家来说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典范吗？难道他们就没有过一些只能被定义为邪恶和自私、那些不太文明的人民想都想不到的政策吗？我相信每一位公正的读者将能够给自己提供确凿的例证证明这一点，但为了强调一下，我要说几个中国人对于真正的文明的理解。

“守身如玉”，意思就是，一个君子不会用精神或道德的不洁来玷污自己。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也就是说，一个君子对生活要求不高，不会耽于物欲。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换句话说，一个君子绝对不会因为纯粹的投机行为毁掉自己和家人。

“雪中送炭，但不锦上添花”，意思是，他会在必要时施加及时的援助，但不会用礼物去讨好那些并不真正需要的人。

据说，中国人最为推崇的英雄们会有“闪耀”的德行，他们其中一个人在洗澡盆里刻下了这句格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理想中的统治者是，治国必须从治己开始。

人们似乎已然忘记文明就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东方。早在欧洲和美洲文明开化之前，甚至可以说在它们仍然处在野蛮状态时，东方就已经有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礼仪、教育、政府方面胜过西方国家；东方拥有着不输给任何地方的文学，而且还掌握着西方完全不了解的艺术和科学。自我保护和利己主义使得所有人坐立不安，因此东方人带着自己的知识逐渐迁到西方去，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西方人则吸收了他们的文明，这种东西方的融合是西方文明的开始。

中国有句俗话，把胜过老师的学生称为青出于蓝，更胜于蓝。这用来修饰西方人也许很适当，因为他们一开始从东方人那里学习文学、科学及其他的艺术，但到后来他们证明自己是聪明的学生，而且胜过了自己的老师。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句以前的老师回到学校并超过聪明学生的谚语，但是这样的谚语并不存在，也许这表明这样的情况尚未发生，但这绝非证明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发生。

如要论及细节，我不得不说，一个让我非常钦佩的美国人的显著特征是他们的认真和毅力。一旦他们下定决心开始做什么事，无论是发明还是调查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都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毅力和耐心。举个例子，据说爱迪生先生睡在自己的工厂里，如果他碰上问题要解决，经常会连吃饭跟睡觉都顾不上，别人可能好几天都难以接近他。我只能拿我们的先哲孔子跟他比较，有一回孔夫子听到自己即将学习的迷人的音乐，他变得如此醉心，以致他有很多天忘记吃饭，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味道。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飞行员们大无畏的勇气都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空中的伤亡人数”，也就是航空飞行中致命的交通意外，数量高达数百人，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调查飞机失事的原因。有了这样的无畏、毅力和智慧，飞行的艺术（无论是飞机或飞船）变得绝对安全仅仅是时间的问题，而我希望这时间不会很长。届时，我打算通过飞行前往美国，而我预计我会在这种新奇的体验中得到我在陆地或海上旅行所没有的乐趣。

优秀的组织天才在美国随处可见，使参观来访者大为羡慕。如果一个人去参观一间办公室，看到里头有若干人在一个大房间里不同的办公桌边工作，这人会惊讶于他们工作时那种安静而有序的方式；或者，如果这人去一间大银行，他肯定会惊愕于在银行进出的客户数量之庞大。每个小时进行的业务交易额多到难以计量，但是一切却都经由完美的组织及适当的分工有序地完成，任何所需的信息都能由经理或者办事员在片刻之内提供。我经常去这些地方，而那里的雇员们完成任务时冷静、低调及认真的态度实在叫人赞不绝口。这表明，这些组织机构的指挥领导人员对大量的细节有着精密的把控。

我们中国人向来有着擅长经商的好名声。无论是自己一个人做生意还是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我们都能取得相当的成功，但是在企业或者股份制公司这种大生意上，我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人们其实无须对这一点感到惊奇，因为西方所经营的股份制公司和企业，在外国商人出现在中国之前，并不为中国人所知。从那时起，香港、上海及其他港口就成立了几家股份制公司，这些公司完全由中国人经营，但是这些中国管理者们并未完全掌握这种系统性的西式经营方法。即使是陌生人和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些企业的经营有不少改善的余地。我必须承认，在这方面日本人走在我们的前面。拿横滨正金银行举例，它有三千万日元的实收资本，不仅在日本所有重要的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还在中国、伦敦、纽约、旧金山、檀香山、孟买、加尔各答及其他地方的港口设置分行。它以最新、最受认可的科学方法经营管理，它每半年发表一次的报告及账目揭示了这个企业确切的财务状况，而且顺便表明它获利颇丰。诚然，中国已经创立了数家带有私人或者官方性质的银行，而且其中一部分也经营得相对不错，但我不得不坦言，那些银行的经营方式没有横滨正金银行，或者大多数美国银行那么科学。中国的企业和股份制公司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如果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无疑会逐步提升他们的管理系统，所以在未来，他们将会经营得越来越好。

有一个制度在过去十到二十年间一直在美国盛行，而且近来也出了不少风头，那就是“托拉斯”。美国再次证明，只有美国人的创造力才能把这一系统改造成如此庞大的组织，使之有能力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贸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托拉斯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合并几家同行企业，通过消除竞争的方式达到节约开支、规范生产及商品价格的目的。它的倡导者宣称他们的措施有助于给世界带来良好的生产效率，那是因为它保证以公平及合理的价格，有规律地供应商品。另一方面，它的对手则声称托拉斯损害了公众的实际利益，因为小公司无法与之抗衡，而没有良性的竞争，遭罪的总是消费者。就专家们争辩不一的问题，我也许还是不要表达任何意见为妙，以防我表现得很无知，就像一个争辩龙虾是黑色而不是红色的男孩子，因为他之前经常看到它们在海里游来游去，但是他的朋友则辩驳说，龙虾是红色而不是黑色的，因为他曾经在父亲的餐桌上见过它们。

然而呢，财富的巨大力量依旧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人会抵制金钱，这是一种貌似没人厌烦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卡耐基或洛克菲勒这样的百万富翁嫌自己太富有，尽管比起挣钱，他们似乎更热衷把钱捐出去。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渴望得到金钱，因此他们每一天都急匆匆地去工作，脑中除了快速积聚金钱外别无他想。他们对金钱的热爱使得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吃饭、喝水或者睡觉，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他们都不会想到别的东西。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即使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心里可能仍然不满意。当然了，中国人并不反对财富，他们会跟任何人一样享受铜板叮当作响的声音，但金钱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中国人会冷静而低调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而且他们非常有耐心。我相信他们会永远保持这种习惯，永远不会有欲望来模仿美国人那种疯狂追逐金钱的行为。

然而，美国人有一个特点，也许我的同胞们可以学习此点并有所获益，那就是认识到准时是企业的灵魂。美国人懂得这一点，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与一个美国人预约时间后，你肯定能在指定时间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美国人一天要做的所有事情都安排在固定的钟点上，那样他就能够在给定的时间内比其他人完成多得多的工作量。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价值没有足够的概念，这也许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时间推算模式。在西方，一天被划分为二十四个小时，每个小时被划分为六十分钟，但在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习俗都是把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所以中国人约时间并不像美国人一样约好在特定的时刻上，而是约在一个两小时的时间段内。这就形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不守时的习惯，就连时钟、手表及与外国人的接触也难以消除这个坏习惯。但是，准时准点的铁路正在发起一场革命，特别是在那种每天只有一列火车的地方，错过当天班次的人需要等到次日才能继续自己的旅程。

若干年前，我的几个朋友为我在北京的某家餐厅举办了一场午宴——我们在中国称之为“茶会”，约定的时间是正午。我在十二点整抵达，但我发现那里不仅一个客人都没有，连主人自己也不在。由于我还有其他要事缠身，所以我没有等他们，而是点了几道菜，自酌自饮。等我吃完了饭菜，还是没有一个主人出现，所以我麻烦一个服务员替我转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接着就离开了。

因为清楚我们国家的人不守时的特点，公众集会的召集人往往会告诉中国人会议在设定的时间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开始，反过来，他们告知外国人准确的时间。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因此有一次我在指定的时间出席了会议，结果发现自己不得不等上超过一个小时。因此我抗议说，在未来，在这方面，应该把我当成外国人对待。

因为文明的人总是觉得有必要穿上衣服，因此我不应该在这里省略对衣服的提及，但考虑到上一章已经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在这里我就仅仅引用M·S·G·尼克尔斯夫人的话就好了。这位英国女士写了一本这方面的著作，她指出男性的服装并不漂亮，但她基本上把全副精神集中在女性的着装上。我从她的书里【3】引述如下：

很少有人考虑到女人的着装及其健康的关系，而服装对于女性后代的健康的影响则更少有人深思；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任何关乎到我们种族的母亲的问题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服装对女性的健康以及随后对其后代的健康的影响，我们就必须专注于女性服装的每一个环节。通常判断女性服装优劣的方法是首先考虑它是否美观或者时尚，然后再去看看它是否舒适和有益健康（如果它真的具有舒适性的话）。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看法，首先是实用性，其次才是美观，看看美观是否来自实用性，或者与实用相协调。那才是真正的生命法则。（第14页）

比起保暖所需的衣服，女性穿着的更多的是某一时期的时髦衣服，而且大部分是沉重的从臀部往下拖赘的长裙。这种厚重的下拖裙对于脊椎也是一种负担。这种女性服装的有害程度，尤其是从生儿育女的角度看，几乎不能说是被高估了。不适当的衣着，就算没有直接导致，也会加重生育时所产生的痛苦和危险。脊椎的神经及母体的神经系统都一起受到伤害。（第23页）

我第一次到一个时髦的小镇出席一场晚会时，我震惊地看到女性穿着低胸的裙装，而我即使直到现在也不愿意看到一个男子（公正来说，应该称之为浪子）盯着女人暴露了一半的胸部的场面。毫无疑问，太多的衣服及太少的衣服都是有害的，但是让我们汗流浃背或者让我们患上感冒的服装，都比不上暴露出身体展示魅力以撩拨“放荡者”过热的血液的服装那么邪恶。在时尚和公众舆论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必须做的是让我们的衣着适应气候，而且选择真正端庄和健康的衣服。（第32页）

根据自己的经验说话的尼科尔斯夫人，自然地把书中大部分的篇幅用于谴责女性的衣着，但是西方男士所穿的衣服其实一样糟糕。不论天气如何，一年四季都穿着可怕的高领兼紧身的衣服一定叫人非常难受。男人几乎一年四季都穿着同类服装，那在寒带或者温带地区也许还受得了，但是这种风格难道不应该在欧洲常见的热带酷暑中做出改变吗？我注意到男人夏天的着装和冬天的衣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曾经见过他们在华氏八十和九十度之间的气温下依然穿着单件衬衫、马甲和外套。外套可能没有冬天所穿的那么厚，但是它仍然是由哔叽、羊毛或者某种同样不合适的布料制成。无论天气如何炎热，我依然很少看到街上有人不穿外套。难怪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因为中暑或过热身亡了，这种病死的案例在中国几乎从未听闻过。【4】

中国的服饰随季节变化，衣服从最厚重的皮草到最轻巧的纱衣一概俱全。冬天，我们穿上厚厚的皮草或者内衬棉垫的服装；春天，我们穿上较轻巧的皮草或其他较单薄的服装；夏天，我们根据天气改穿丝绸、纱布或苎麻服装。我们的流行式样随着天气变化，而不是听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的裁缝的专制号令。我担心，美国和欧洲每年因为跟随潮流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应该相当可观，尽管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医生敢在死亡证明书上说明患者死亡的原因是不适合的衣着。

哪怕在这个20世纪里，即使在穿衣问题上，依旧还是“强权就是公理”。从一个公正的观察员的角度看，西方男人的衣服是古怪的，而西方女人的衣服则是粗俗的；但因为欧洲及美洲的所有国家都穿着同一种类的衣服，加之人们崇洋媚外的心理发挥了作用，所以就连某些土生土长的东方人也丢弃了自己的民族服饰，改穿起丑陋的西方服装来了。如果这些舶来品服装在美观和舒适上就算没有胜过，至少也是等同于原先的服装，那么为了一致性（正如上一章所提议的），也许倒是可以表示赞同，但是现在情况正相反，我们为什么还要模仿西式服装呢？为什么全世界都要采用令人沮丧的单调统一的服装呢？我们为什么要让自然的多样性消失呢？在以前，欧洲或美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会马上恢复自己的民族服饰，因为如果他敢继续穿着西式服装，他会被人视为“半洋鬼子”。自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这种情绪已经完全改变了，穿着并不风雅的外国衣着再也不被人视为荒谬；恰恰相反，不仅在外国人数量众多的城市，就连在难以看到外国人的内陆城镇和村庄，西式服装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这里应该赞扬一下中国的女性，就和她们的日本姐妹一样，尚未沉迷于这种新时尚，这说明她们拥有的常识比一些男性还要多。然而，我曾看到过一些愚蠢的年轻姑娘模仿西方妇女的打扮。事实上，这种对于西方时尚的热潮甚至已经席卷到我们北京的立法人那里，这些被服装魔咒迷惑的人们，在庄严的秘密会议中决定，今后礼服大衣和高顶礼帽将会成为正式的制服，而白衬衫加燕尾外套则将会是中国的晚礼服。我几乎用不着说北京议会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普遍的惊讶和愤慨，在连外国裁缝都没有的内陆，学者和士绅到底要怎么在正式的仪式上穿着礼服大衣，或者在公共娱乐场所穿着燕尾服呢？为此人们举办了公开会议来讨论这一主题，最后推行新的着装风格被谴责为不适合的举动。与此同时，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男女服装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应该提到一点，那就是人们一听闻国会正在商讨正式礼服的问题，丝绸、帽子和其他行业公会便纷纷仿效这个大千世界人人共有的习性，那就是处处都先考虑到自己：他们害怕正在商议中的对服装做出的改变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因此就派代表到北京“游说”议会成员“悠着点”，不要采取过于彻底的变化。其结果是，除了上述两种礼服，官方还授权了另外两款衣服，一种是男性的日常衣着，另一种是女性的日常衣着，两者都沿用中国风格，但全都是由国内生产的材料制成。这是为了缓和制造商和贸易商的不满情绪，因为如果要购买一套外国西装，那么就算不是全部的，至少也有部分的材料必定是来自外国或者由国外生产。

近来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对这种新的服装提出了抗议，我给袁总统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并要求将其转交给议会。我的建议是穿着西式礼服外套和晚礼服的规定不应是强制的，而我在建议书中所手绘的中国正式礼服应为另一种选择。我希望自己的建议能够得到赞同。我的观点是，为了避免他国人的好奇，也为了入乡随俗，中国的外交官和其他出国的人应该采用西方的服装，然而处在国内的那些人，如果他们喜欢那种丑陋的服装，那也应该能够自由地穿着，但是对于那些不希望冬季挨冻或者夏季中暑的人们，衣着不应该是强制性的。我采取中间路线，目的是满足双方，因为促使议会取消或改变他们近来才确定的法规是很难的。在世界各地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的服饰优于西方文明人所穿的衣服，而近来中国在着装方面的偏好改变，让了解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痛感惋惜。下面这个段落由一位外国商人所写，发表在上海的某份报纸上，里头表达了几乎所有明智的外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不久之前，世界为一则消息欢欣鼓舞，那就是在中国采取的伟大改革之中，中国人舍弃了他们伟大的典型民族服装——束腰外衣这件事。“他们的确是越来越文明了”，社会新闻如是说；所有人都钦佩刚毅的年轻的中国在与文明世界保持一致上所展示的精神，他们甚至采用了我们不舒服、不卫生，而且反审美的服装。

外国风尚的西装店、帽子店、鞋店等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去年九月，我经过广州的时候，禁不住注意到那些传统的老街两旁的船型高底鞋店都已被外国式样的靴子店和鞋店代替了。

毫无疑问，这场改革越来越普及，可以预见，将来的中国人将会打扮成白人的模样。

单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我真心为流传数百年的束腰外衣就这样消逝了感到痛惜，它是那么的美观、舒适、多样，而且具有如此典型的民族特点。我打心里为这一变化感到遗憾，因为在我看来，中国人需要寻求改革的，并不是服装方面……

我同意这位作者的话，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西方人那里借鉴的不是服装领域的问题。中国需要大规模改善的事情很多，但肯定不是服装。

◆注解◆

【1】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华莱士因独自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著名，促使达尔文出版了自己的演化论理论。

【2】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爱尔兰政治家、作家、演说家、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他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了数年辉格党的议员。

【3】《于美观、舒适与健康相关考虑的服装问题》，作者M·S·G·尼科斯夫人，出版于伦敦西南部伯爵法院区福铺斯通路32号。——作者注

【4】曾经有几宗中国工人粗心在阳光下工作致死的案例，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作者注

第13章

美国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对撞（续）

AMERICAN VERSUS CHINESE CIVILIZATION

我们之间的肤色差异，就像我们的语言差异一样是偶然的，它们只不过是受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影响所致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来自同一血统，我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上帝并没有特别偏爱某一种族。

“哪些算是文明国家”是个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其答案一直都是“所有的欧洲和美洲国家”。对于“那么东方国家呢”这个疑问的答案则一直都是：除现在已经成为文明大国的日本外，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都文明起来了。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那中国呢？”一般的答复是，“它属于半文明”，或者换句话说，没有西方的国家那么文明。

先不要忙着认定这样的看法就是合理的，咱们来讨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个人认为，文明意味着反复灌输文化、修养、人性化的行为、公平的交易和公正的待遇。埃米尔【1】说过，“文明首要是讲道德。”毫无疑问，人类，尤其是西方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类发明及发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现在的人类得以享受以前想象不到的舒适生活。

从物质的角度看，我们确实有所进步，但是西方“文明”的人们是否比所谓的半文明种族还要长寿？他们是否已经成功地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否比别人更加开心？我真希望听听他们的答案。美国人比亚洲人更容易患上感冒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因为美国的气流变化较少，只要稍微出现流行病的征兆，难道他们不是比亚洲人更容易受到感染吗？这是为什么呢？凭他们擅长发明的本事，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出保护自己的方法，以便使他们能够在这个地球上活得更加长久？同样的，美国人是否能够亲口说出自己比中国人更开心？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已经形成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知足，从总体看，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开心，而且一个人在中国遇到的老年人肯定比在美国遇到的要多。由于美利坚合众国富有、治理良好，而且提供的物质享受比中国还要多，人们可能会认为，美国人应该比我们更快乐，但他们果真如此吗？难道不是有很多美国人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甚至贫困潦倒吗？在中国，没有人会交不到朋友，如果真的有人交不到朋友，那是他自己的过错。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在中国社会，果真就是这样。如果美国并非如此，那么我恐怕这个自诩的文明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征服自然，取得了物质上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他们失去了对自然灵性的洞察力。如果我引用老子对孔子就“仁义”问题所说的话，也许有些人会明白：“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僭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鹊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儒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2】

亨利·沃德·比彻【3】说过，“财富可能不会产生文明，但文明产生金钱”，而在我看来，尽管财富可能被用来增进幸福和健康，它往往却会伤害到这两者。幸福是慷慨、智慧及帮助他人的结晶，而幸福的映象是健康。我的论点在于，在最大程度上拥有这些良好素质的人才是最文明的人。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现在的文明起源于东方，后来才迁移到西方的。大自然的规律是呈螺旋状上升的，由于东方的文明教导了西方的人们，因此以发源自东方的信条为基础的西方文明迟早会返回它的源头。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与其他国家交往，继续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东方和西方再也不能分开独立存在了。新的交通设备，旱路和水路的互通往来促使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所有的国家彼此毗邻，而当航空艺术更为进步，人们坐飞机旅行跟现在跨越海洋一样安全的日子来临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

这对人类将会有何影响？我应该说，第一个影响应该是有利于和平稳定。由于各个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那么毁灭性的战斗将会消失，所有国家都会统一地热衷于和平。这将是一个可喜的迹象，在近几年里，美国的人民在和平运动中扮演了显著的角色，他们开创并举办了数届和平代表大会，大会成员代表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年度聚会通过把人们的思想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很好地防止了战争、保障了和平的延续。举例说，关于国际仲裁的莫洪克湖会议【4】是由A·K·司迈力先生发起的，他每年都会邀请卓越的官员和各界人士到他位于莫洪克湖边的美丽的避暑山庄举行会议。让司迈力先生的很多朋友遗憾的是，此君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一善举依旧在持续中，第十九届年度会议在他的弟弟丹尼尔·司迈力先生的主持下举行。与会者中，不仅有杰出的美国人，例如已经退休的哈佛大学名誉校长C·W·艾略特先生、前任美国大使C·塔尔先生【5】、瓦萨学院的院长J·泰勒博士【6】以及莱曼·阿博特博士【7】，还有显赫的外国人士，诸如英国议员J·A·贝克先生、维也纳的海因里希·约克·施泰纳先生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士。在支持这种运动的大量人士中（而且其数目正在与日俱增），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显得尤其引人注目。这位仁厚的绅士是国际和平最为有力的倡导者，他在这项事业上投入了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他已经捐赠了一千万美元（黄金）来建立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他写给托管人的那封长信的第一个段落很值得在这里复制一下，因为这显示了他坚定的信念。

“我已经转交给你们，”他说，“作为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托管人，百分之五的抵押债券，为一千万美元。这笔收入将会交由你们处置以更快地消除国际战争，那是沾染到我们文明的最大的一块污点。尽管我们再也不会吞噬我们的同胞，再也不会折磨我们的囚犯，也不洗劫城市、杀死其居民，但我们仍然在战争中像野蛮人一样杀死对方。在二十世纪这个属于基督教的纪元，做出这种恶行的，也就只有野兽能够得到原谅。战争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战争不会支持正确的一方，只会支持强大的一方。如果一个国家拒绝和平仲裁，并执意将它的敌人逼向战争这一完全泯灭正义的审判庭，那么这个国家就是有罪的。

我很高兴地表示自己知道许多定期出版以倡导和平的美国杂志和期刊，而且我一点也不会怀疑，当下所有的国家都在举办类似的运动，因为各国开始认识到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不过，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是最为活跃的。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其成员包括几乎每一个国家，这是当下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然而，尽管人们在和平运动中如此积极活跃，他们却根本无法保持和平，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宿命。看看近来欧洲发生的战争，一开始是意大利和土耳其起冲突，随后战事在巴尔干地区爆发，我就更加不用说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骚乱了。那就像是警告一个孩子不要去服毒，接着却允许他吞下毒药死去，明智的人们应该冷静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都明白战争的邪恶之处，然而我们却彼此开战；我们虽然不喜欢战争，但我们却禁不住发动战争，我们的教育里肯定有些隐藏的缺陷。

在很大程度上，难道民族主义的口号不就是邪恶的根源吗？每个在校的男女生都被教导对于自己的国家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或者要有强烈的爱国之情，而每一个政治家或公众人物都会宣传忠于自己祖国的信念；假设一个人敢于为另一个利益与祖国相冲突的国家提供服务，那么这个人就会被谴责是叛徒。一个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个人就爱国这一问题孰对孰错发表个人意见，他只须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并且任何时候都要叫喊着，“无论对错，这都是我们的国家。”一个政治家争取选票的最好方式是掩饰自己的政党或民族的过错，转而详述自己邻国的邪恶，并告诫他的同胞们要忠于自己的国旗。这么一来，人们就无须奇怪那些被爱国教条冲昏了头脑的人是怎样变得自私又狭隘，并且容易与其他国家产生争执的了。

当然了，爱国主义是国家的生命。24个世纪前，毕达哥拉斯【8】在希腊殖民地纳克索斯岛发表演说，他用下述动人的语句描述爱国主义这种情感：“听着，我的孩子们，对于好的国民来说，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国家应该超过父亲或母亲，超过丈夫或妻子、超过孩子或朋友，国家是所有人的父亲和母亲，国家是丈夫的妻子、是妻子的丈夫。家庭是美好的，男人在妻子和儿子那里获得的喜悦是美好的。但更美好的是国家，因为国家是一切的保护者，没有国家，家庭就会被蹂躏和破坏。好男人珍重的是生育自己的母亲的荣誉，珍重的是生下缠膝儿女的妻子的荣誉；但是他最珍重的，应该是保护妻子和孩子安全的国家的荣誉，是国家赋予你富强的生活、人生的美丽和安全感。艺术是依靠国家建立起来的，是艺术把人类和野蛮人区分开来。如果勇敢的人乐意为家庭死去，那么他就应该更加乐意为国家而牺牲。”

但是，人们的爱国情怀都建立在国家为人民谋福利的基础上，因为毕达哥拉斯在另一个场合说道：“有组织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其成员谋幸福和福祉，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因此接受谴责。”

但在今天，假如某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开战，就算任何公民或者部分公民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错误的而对方国家是冤枉的，他们也不敢这么说，如果他们真的敢这么说，他们就会冒着被以叛国罪论处的巨大风险。尽管男人和女人再也不会在市场上被购买和出售，但他们依旧被困于类似农奴制的微妙桎梏之中。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无论人们到底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对于这场国家冲突的个人信念如何，他们都会被强制征入军队上战场；在一些欧洲国家，有些人是被强迫而非自愿参军的，他们没办法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避免参与战争。有人说中国的叛军是“以战养战”，意思就是，他们凭借强行掠夺私有财产养活军队，但是比起强行剥夺人身自由，这种叛乱行为难道更糟糕吗？这是发了疯的民族主义！它燃起攫取领土的欲望，而且阐明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东方，我们的政府基于被统治者的意愿，这是一种西方人几乎没办法明白的方式，因为西方人对于扩张的热情是长期持久的。人口过多的小国希望扩张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大国则渴求更多的领土来扩大贸易，而一旦有几个大国来划分战利品，他们就在彼此之间分配，并称之为“势力范围”，而且全是以向商业之神致敬的名义划分。在中国，我们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兄弟情谊和对劳动的尊重。

我要问：到底增加国家的领土有什么好处？咱们来冷静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城市或一个省被攻占了，征服者需要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以维持和平和秩序，而且除非人民乖乖地听从新当局的统治，否则会不断地产生麻烦和摩擦。顺便一提，我可以肯定，所有这一切都有违我们的儒家理论，儒家的守则把一切基于道义上，并且痛恨暴力。我们宁可跟暴徒争辩，并且找出（如果可能的话）其观点，而不是对其开火。我们不相信刀剑和大炮能打出好的结果，而西方国家除了强权不懂其他的。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获取新领土的渴望源自为该地谋求更好的发展，并为其引进最先进和最完善的政府机构，同时不带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那么新增领土这件事倒叫人赞叹不已，但我恐怕这种无私的行动是极为罕见的。最接近于这种高尚行为的是美国购买菲律宾群岛这件事，我称之为“购买”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占领这片领土后，为群岛支付了不菲的价格。当时美国政府的意图可谓是众人皆知。自从美国获取了那些岛屿后，它就一直竭尽全力地发展当地资源及扩大当地贸易。现在那里已经引入了行政和司法改革，当地人开始接受开明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自治能力。美国多次宣称，一旦当地人能够在没有扰乱之虞的情况下自己执政，并且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那么美国将会授予这些岛屿独立自主的权利。我相信在适当的时候来临时，美国会履行自己的诺言，从而向世界树立一个崇高的榜样。

在香港的英国人则为我们的论点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那就是，除非是出于利他主义，那么新领土的获得对该国来说其实是无利可图的。香港当年由于中国战败而被割让给大不列颠的时候，还只是一个贫瘠的岛屿，上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间渔民小屋。为了使之成为一个贸易港口并且鼓励人们到那里生活，英国政府年复一年地斥巨资以求改善和发展香港。通过当地政府的英明管理，每一家企业都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机会。香港现在是一个人口将近五十万的繁荣的英国殖民地。但是一直以来大不列颠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在财政上来看，这是一笔无比失败的投资，因为这个岛屿多年来一直让英国的国库流失大量的资金。现在香港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但是英国并没有因此享有什么独特的利益。殖民地是开放给所有的外国人的，而英国商人的所有权利也平等地与其他所有人共享。根据1911年的香港人口普查，456,739的总人口里，只有12,075为非中国籍，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英国人，剩下的全都是中国人。因此，殖民地的繁荣取决于中国人，而用不着说的是，中国人拥有着英国居民享有的所有特权。我们应该注意到，外国（也就是非英国）公司和商店的数量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在增加，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英国商行却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在财务方面，一直以来英国人民肯定不是取得该殖民地的获利者。当然了，人们告诉我，香港增加了大不列颠的威信，但这却是由英国纳税人用巨款支付出来的一句空洞、傲慢的大话。

然而，从经济和道德的角度来看，我必须承认，英国政府确实对香港大有助益。英国向中国人提供了一套实际有效的西方政府制度模式，尽管这种制度有许多困难之处，但它成功地把一个贫瘠的岛屿改造成繁荣的市镇，使之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法律的公正实施及对罪犯的人道待遇激起了人们的钦佩，也获得当地人的信赖。如果当年英国政府在获得这个荒岛的时候，其目的是在现代的管理系统下，教化居民，造福当地，那么我们应该真诚地对她表示祝贺，但我们恐怕它当年的动机其实没有这么的无私。

这些言论就算不是更加适用，至少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列强控制下的其他中国殖民地或领土，同时也适用于大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及其他被称为“自治领土”的地方。帝国政府对这些殖民地居民的态度非常温和，实际上，他们被允许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事务。由于它们得到如此慷慨的对待，并且享受着这个庞大帝国的保护，因此英国用不着担心这些自治领土有一天会从母国独立出去；但如果它们真的这么做，英国也绝对不可能对这些殖民地宣战，因为英国的人民已经从自己与美国殖民地居住者的经验中学聪明了。英国的政治家们已经醒悟到，赢得与自己的殖民地居民的亲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它在近年来采用了一个政策，那就是邀请殖民地的总理们到伦敦讨论影响帝国和殖民地利益的问题。帝国联邦似乎逐渐受到英国人的喜爱，而且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未来都有可能会有各自的议会，另有一个坐落在威斯敏斯特的帝国议会，其中包含大英帝国所有地区的代表。

让我再问一次，国家寻求新领地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了扩展贸易吗？如果是这样，达到这个目标是无须占领土地的。在这个启蒙的时代，人人都能够前往任何国家，不受限制地进行贸易，而在英国殖民地，外国人跟当地人处在相同地位，他不会受到“许可证”或者其他“繁文缛节”的阻碍。是为了移民吗？据我所知，在欧洲、美洲及所有英国殖民地，白种人，除非是贫民或不受欢迎的人，都可以迁移到任何国家，并且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居住后便被接收入籍。

一些政治家可能会说，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拥有海军基地或（船只）加煤站是必要的。这是以战争的准备为先决条件的，但如果国际和平得以维持下去，这样的占据将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花在基地上的钱等同于浪费。在任何情况下，那都是非生产性支出。政客们（而我遗憾地发现杰出的政治家也在支持他们）时兴宣扬扩大军备的理念，他们声称为了维护和平，有必要为战争做好准备，他们宣称一个拥有庞大的陆军或者海军的国家会博得尊重，而且它的话自然会有分量。这一论点具有两面性，因为占据着如此主导地位的国家对于弱国来说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一种威胁。如果这个高调子的说法继续下去，军备要扩充到什么程度才会罢休呢？我们将很快看到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荣誉而武装到牙齿上，个个耗费大量国库资金，以求建设无畏舰及提供军备。如果这样的事态存在着，那么国际和平要如何延续下去？难道各国不会想着找个由头来测试一下那些战争工具或者实地演练一下海军和陆军吗？如果你购买一把刀，难道你不期待着使用它吗？英国的财政大臣劳埃德·乔治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悲叹这些不断增加的军备开支是毫无必要的，他在议会中表示：“我相信，那会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结束——我不会断定我国也会遭殃，虽然这是很有可能的。”一名举着左轮手枪的人有时候会招致攻击，因为虽然他是在自卫，但别人会觉得他是个威胁。

在讨论西方国家热衷于扩张领土的时候，我说过，白种人想移民到其他任何国家都行，但是黄种人则不是这样。一些国家一直严厉地宣称，移民的权利仅仅保留给白种人，而且为了这个目标，某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法律禁止亚洲人入籍成为归化的公民，此外他们还就亚洲人的入境实行了非常严格、几乎就是禁止的规定。支持这种政策的人认为，白种人在智力、教育、品位及习惯上优于黄种人，他们还认为黄种人不配跟他们打交道。然而，在中国，我们有礼仪，我们有艺术，我们有道德，而且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经营着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苦涩的危害到西方和平进程的阶段，如阶级仇恨、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我们的生活不会受财富奴役，我们喜欢奢侈品，但我们更喜欢别的东西。我们热爱生活的程度超过追逐模仿生活。

我们之间的肤色差异，就像我们语言差异一样是偶然的，它们只不过是受气候和其他方面的影响导致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来自同一血统，我们的起步是相同的，上帝并没有特别偏爱哪一种族。唯有人本身将不同的人种区分开，而黄种人在智力上一点也不会输给白种人。俄日战争期间，难道展现出超群智力的不正是黄种人吗？有时，我几乎禁不住想要说，亚洲人将不得不再一次将西方开化一遍。我既不是怀恨也不是在讽刺，但我确实主张一点，白种人要从他们的有色兄弟那里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在印度、中国及日本都有着亚洲之外的人士所不能了解的地方。宗教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显然不大，然而宗教是所有亚洲文明的社会基石。这样的结果是，较为实际的白色人种决定用于放置经济主张的地方，却被有色人种用于安置道德。我们思考西方世界的时候，认为白种人并不明白什么是安逸，因为他们没有闲暇享受知足的快乐；他们用财富积累来衡量生命，我们则用道德衡量生命。比起不负责任的白色人种，所谓的有色人种的家庭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色人种的社会交往意识更加敏锐，从而避免了不少个人的痛苦。我们有我们的恶习，但这些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算特殊，而且至少我们拥有服从管理的优点。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定论是：“中国人是好公民。”

这是已故的罗伯特·赫德爵士【9】所说的，中国得感谢此君在海关组织方面对中国做出的贡献。他说道：

他们（中国人）行为端正、遵纪守法、聪明、节俭而且勤劳；他们什么东西都学得会，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他们极其有礼貌，他们崇拜人才，而且他们是如此地坚信正义，以致他们蔑视需要通过强权来支持或执行的事情；他们以文学为乐，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拥有自己的文学社或者文学圈子来学习和讨论彼此的散文和诗句；他们拥有及施行一套让人钦佩的道德体系，而且他们慷慨大方、慈善为怀、热爱工作；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人情，他们会对任何善举做出丰厚的回报，而且尽管他们知道金钱会买来服务，但是一个人要赢得自尊和尊重，靠的不仅是财富；他们实际、好学，而且天生就拥有令人惊叹的常识；他们是优秀的工匠、可靠的工人、而且他们坚持一个美好的信念，那就是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行业中得到认可和钦佩；从过去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把“尊敬父母”这一戒律遵守得如此尽职、或者如此充分，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尊敬父母，而且这实际上正是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宦途生活和国民生活的基调，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上苍给予他们的土地上过着长寿的日子。

“美国是美国人的”或者“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这种呼声是极为不合逻辑的，因为那些人本来就不是那片土地的最初拥有者；而因为更充分的理由，我们远东地区的人可能会喊道，“中国是中国人的”，“日本是日本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要引述中美正义联盟的英籍秘书萨顿先生所说的话。“世界上最愚蠢的哀鸣，”他说道，“是‘美国是美国人的’或‘中国是中国人的’等口号，那是贪婪、恐惧、嫉妒、自私、无知和偏见的口号。任何人类，任何自称为人的人类，任何基督教徒、任何心智健全或者通情达理的人都不应该或者不能够犯下说出那种卑劣哀号的罪行。上帝是为了所有人创造世界的，而如果上帝有任何偏好，如果上帝偏爱任何人，那他肯定偏爱中国人，因为他创造出来的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曾经有过‘美国是印第安土著的’的口号，接着当英国人过来时，这句口号被改成了‘美国是英国人的’，后来又变成了‘美国是清教徒的’，而在新奥尔良，他们喊着‘美国是法国人的’，在宾夕法尼亚州，他们的口号是‘美国是荷兰人的’，以上种种，不一而足，但存在的事实仍然是上帝早已把美国特别预留出来作为世界的‘大熔炉’，所有人都能来到这片土地，而且已经有一个庞大的混合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崛起，并且他们会继续崛起，如果没有被偏见和无知误导的话，这是一个领导世界的国际性国家。”虽然萨顿先生的用语有点过于强硬，但是他的论点有理有据，无可辩驳。

接下来我要转移到我的主题中一些比较没有争议性的方面，一个在远东地区几乎无人知晓，但是值得称道的习俗。我指的是国际婚姻：这不但在国际化的美国很常见，在欧洲也是天天都发生的事情，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欧洲的皇室家庭都会发生，因此几乎所有欧洲宫廷之间都有姻亲关系。这是永久的世界和平的一个好兆头。现在已经有亚洲人与欧洲人或美国人缔结婚约的例子，这应当受到鼓励。任何能够让东方和西方结合在一起，并且有助于更好地相互理解的事情都是好的。这种跨国婚姻产生的后代继承了双方的长处。香港的皇仁书院有数百名不同国籍的男生一起学习，该校的院长曾经告诉我，以前的年度考试，奖金几乎全都被中国学生赢得，但在近年来，在欧亚混血的男生入学之后，他们打败了中国和其他所有地方的学生，大体都名列前茅。不仅学校如此，在商业上，他们也取得了佳绩。众所周知，香港的首富是一位欧亚混血儿，据说知名的菲律宾领导人阿吉纳尔多的父亲是中国人。毫无疑问，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结合对于双方来说都会产生好的结果。但是中国男人真的会成为好丈夫吗？我的女性朋友们这么问道。我来举一个美国女士的例子吧。若干年前，一个中国人在一位美国女士和一个女孩的陪伴下到我位于华盛顿的使馆拜访我。他向我介绍说这位女士是他的妻子，那个女孩是他的女儿，我自然而然地推测那位女士是女孩的母亲，但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其实是她已故闺密的女儿，在这位闺密去世后，她知道孩子的父亲对她的朋友来说一直都是个深情的好丈夫，因此她很乐意地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并领养了他的女儿。

那些相信轮回（而我希望我大部分的读者都相信，因为那是很多未解之谜的线索）的人明白，人在转世之后，并不总是出生在他们上辈子生活的同一个国家或者同一块大陆上。我有一种感觉，在我之前的某一辈子里，我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我这样说并不是为这辈子出生于亚洲感到丝毫的遗憾，我只是想提醒那些宣扬排外政策的白种人们，他们的下辈子可能会出生于亚洲或非洲，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在下辈子里遭受自己现在施加给黄种人的伤害。

虽然我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缺点，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尤其是从美国人那里学习，但是我们至少拥有一种道德素质，那就是宽大为怀。与此同时，勤勉、节俭、顺从及热爱和平都是我们最基本的美德，此外再加上中国人之中最为寻常的“中庸之道”。我们的人民经常受到轻视或虐待，但我们却不会怀有任何报复心理，我们愿意忘记仇恨。我们相信，到了最后，正义总会打败强权。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无数场纠纷，至少可以被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定性为侵略者。让我提供一个例证来展示我们的缺点是如何总是被夸大。西方人喜欢赛马，在上海，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妥当地获得了一大片土地，每年举行两次赛马，但在赛马的日子里，任何中国人都不被允许到大看台上观赛。他们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入口及一块不同的观看区，好像中国人带有某种传染病似的。有人告诉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几年前一个中国绅士带了几位中国女性到大看台去，他们当时做出了不端的举止，因此现在的赛马场才会对中国人施以歧视性的待遇。采取措施来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和礼仪是正确的，但是就因为两三个人的不端举止就歧视一整个国家的人，这样难道公平吗？假如当初行为不端的是德国人（尽管这是不可能的），赛马俱乐部的人敢不敢禁止德国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分享赛事的乐趣？

与此相反，咱们来看看中国人做了什么吧。中国人从在华的外国人那里了解了赛马比赛之后，由于自己不被允许参与比赛，中国人就创办了自己的赛马俱乐部，并刻意地把它称为“国际娱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距离上海大约五英里的江湾购买了一大片土地，接着把它改造成一个赛马场，其规模比上海的那个赛马场还要大得多。江湾的马场举办赛马比赛的时候，会开放给外国人及中国人，事实上，他们甚至把赠票派送给外国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们，邀请他们出席。竞赛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半是外国人，外国人和中国人联合担任筹备员及裁判，赛跑用的马儿们既有属于外国人的，也有属于中国人的，而且中国的骑师们和外国的骑师们在所有比赛中同台竞技。这些比赛最叫人愉快的特点是弥漫于所有比赛中的那种明显的诚恳亲切的氛围。也许中国人曾经被称为“半文明和异教徒”，但从“国际娱乐俱乐部”和江湾的赛马场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任何报复的愿望，这样高尚的国际友谊是很难能可贵的。难道这样的人应该被拒绝进入澳大利亚、加拿大或美国吗？难道这些国家的排外主义者不会通过与他们打交道而获益吗？

据我所知，澳大利亚所执行的移民法甚至比美国的移民法还要严格。这些法律几乎等同于完全禁止中国人入境，因为它们不仅明文禁止中国劳工，而且执行起来非常严格，以致中国的商人和学生也很少被允许入境。当安妮·贝赞特女士【10】于1912年在英国就“大英帝国的有色人种公民”这一话题演讲时，她在谴责自己的同胞的种族偏见的同时，引出了一个可能会让我的读者们，特别是澳大利亚人感兴趣的事实。她说道：“当前的澳大利亚正在发生一个奇特的改变。在那边的风土气候的影响下，人的肤色加深了很多，因此澳大利亚人已经变得非常黄；那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后，那里的人是否会被允许居住在自己的国家，因为白人的肤色比一些印度人的肤色还要深。”面对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澳大利亚人，现在正是时候为自己着想，停止对黄种人的抵制，敦促议会取消或至少修改关于黄色人种的移民法了！澳大利亚人都急于发展他们的贸易，他们也已经派出贸易专员到日本和其他东方国家，以求发展和扩大商务。新南威尔士州的特派员J·B·苏特先生曾经刊登过下列的广告：

新南威尔士州，商务和工业资本的回报之地。受到政府特殊补贴的汽船在澳大利亚的首要贸易中心悉尼和上海之间提供直航服务，为商贸和旅游提供便利。新南威尔士州的产品质量卓越。

商业和友谊是共存的，但是如果人们连带着贸易目的访问澳大利亚都不被允许，那么澳大利亚人如何能指望发展贸易？这一点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也许，听说过这么多关于中国人的宽容大度精神的事迹之后，澳大利亚人期待着中国人面带微笑地迎接他们并与他们进行贸易，与此同时得到的回报却是被踢出国门去。

我相信人类的世界大同主义。一些人仅仅出于自私和嫉妒，居然把来自世界上其他部分的人拒之门外，这是违反宇宙万物的法则（上帝）的，这种自私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迟早会反作用在这些人身上，“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祖先，我们正在替未来做好准备，我们的今天是由过去决定的。”这种狗占马糟的政策使得施行此策的人产生了狗一样的本能；而且，没有善良和正义的文明是没有价值的。最后，我将让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来陈述“自然的观念”。

听听他在《漫游》的第九章中写下的这些典雅的诗句：

唉！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大，

那一差异又从何而来，从他本身之外的什么地方来的？

因为我看到普天之下的种族

皆天生两脚站立。太阳是固定的

而天堂无限的辉煌也是固定的

每个人的眼睛都看得到

无眠的海洋低语了这么多年；

春天的田野把新鲜的喜悦

注入所有人心田。贯穿感觉世界，

即使身为物体也是崇高或公平的，

因为物体是公开展示出来的

毫无保留，不带遮掩；而且作为权利

是有益的，或者作为影响是甜蜜的，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公正的法律

察觉到那种力量，那种影响，

所有人都会被赐予更为高贵的礼物

原因，而且因为那个原因，微笑和眼泪；

意志中的畅想和自由；

良心来指导和检查；而死亡是

被快乐地期待，不朽

被所有人接受——极乐的不朽，

他们在地球上的圣洁应该肯定

让他们的灵魂得以上天堂

………烟雾上升至天堂，

犹如村舍炊烟般轻袅

犹如自最不逊的宫殿上升起。灵魂

深思这一真正平等的人，可以步行在

地球的田野上，心怀感谢与希望；

然而，在冥思之中，他会找到

更悲哀的伤心事的动机，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

感慨古代被推翻的美德，

正因不公正的悲哀，才造就了

人和人之间如此广泛的差异。

◆注解◆

【1】亨利·弗雷德里克·埃米尔（Henri Frédéric Amiel，1821-1881），瑞士哲学家、诗人和批评家。

【2】摘自《庄子·天运》，译文：“播扬起米糠迷了眼睛，则天地四方的位置看起来都会颠倒；蚊子蛇虫叮咬皮肤，则通宵不能入眠。仁义之毒害就在于使我心昏聩，祸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您要使天下不丧失其本性，您自己要像风一样顺化而行，执性而立，又何必用力去宣扬仁义，像背着大鼓敲打以寻求丢失的孩子一样呢！天鹅不用天天洗浴而羽毛洁白，乌鸦不用天天染色而羽毛漆黑。黑与白作为物之本性，用不着去辨别它们的美丑；名誉之壮观，不足以使自性增加什么。泉水干涸了，鱼儿一起困于陆上，相互吐气沾湿，与其相互用口沫相沾湿，不如在江湖中相互遗忘。”

【3】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1813-1887），19世纪中末期美国著名的公理会牧师、社会改革者、奴隶制度废止论者及演说家。

【4】关于国际仲裁的莫洪克湖会议（Lake Mohonk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成立于1895年，目的是支持国际仲裁事业、仲裁条约及一个仲裁法院，并且引发公众对这一事业的支持。

【5】小查理曼·塔尔（Charlemagne Tower，Jr.，1838-1923），美国商人、学者及外交官。

【6】詹姆斯·门罗·泰勒（James MonroeTaylor，1848-1916），瓦萨学院第四任院长。

【7】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1835-1922），美国公理会神学家、编辑及作家。

【8】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72BC—497BC），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9】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在华任职的海关官员。

【10】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著名的英国见神论者、女权活动者、作家及演说家。

第14章

西方戏剧VS东方曲艺

Theaters

中国的理想典范是真挚诚实之人，但是演员却是弄虚作假的人，所以在中国，演员被视为是一份非常低下的行业。但在西方情况并非如此，演员跟其他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地位。

中国的理想典范是真挚诚实之人，但演员却是弄虚作假的人，他们展露出来的并非自己的本性。而我国先贤认为，任何形式的伪装对于品德必然有着危险的反面影响。如果一个人在舞台上是个聪明的演员，那么他在别的行业里也有可能是个高超的欺诈者。此外，对于那些把真诚看得跟牙龈之于牙齿那样重要的人来说，他们是绝对不会希望利用表演的艺术来装出其他人的样子。因此，中国的演员自古以来一直都被人瞧不起。大约在十年之前，中国连女演员都没有，而成为演员的男孩在此后的人生里永远没法获得崇高的地位。他、他的孩子和他的孙子可能是农民、商人或者士兵，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教师、文人或官员。中国对于真诚的尊重几乎达到了崇拜的程度，这就导致在中国，演员被人视为是一份非常低下的行业，而且也因为如此，直到新政权出现之前，演员一直被禁止参加任何科举考试，因此也就被剥夺了获得一官半爵的权利，事实上，演员被认为是社会的弃儿，任何受人敬重的中国家庭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登上舞台。自然而然地，这就造成中国舞台上的成员一般都是远远低于道德体面水平线的人，因为社会的因循性早就宣判他们是低于社会道德水平线下的人了。一旦任何人被当作一面裂了的镜子看待，他很快就会证明你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演员的道德经不起考究，那很可能是由于一直以来限制他们的社会所致的。同样的现象可能会在跟佛教有关的事情中看到，在中国佛教一旦失去了权力，僧侣们就变成了被人鄙视的阶级，而且因为受人鄙视，他们就会越来越不自重，让别人看不起他们。

我知道美国和欧洲对于舞台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在他们看来，男女演员跟其他社会成员享有同等的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或者欧洲不像中国那样重视真诚，那仅仅因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我听说过古老的“道德剧”，我知道英国的戏剧就跟埃及、希腊和印度的戏剧一样，都是起源于宗教，但光是这样并不能解释中西方对于演员采取的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我倾向于认为，演员在西方不像在中国一样受到鄙视的原因是西方优先考虑娱乐的实用性，而东方则是诚意至上。同样地，这里明显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强调的方面不同。西方人似乎更重视娱乐需求的满足，而中国人则重视戏剧对于品德或者生意的影响。我上一章讨论的无人食用的昂贵宴食就是一个例证，在中国，除非人们怀有某个明确的目的，否则没有人会像这样花钱。

我们中国人喜欢奉承，而且喜欢当着我们钦佩的人的面公开表扬。我认为，大多数的西方人，宁愿取悦他人，而不是钦佩他人；美国和欧洲的大多数人喜欢被人赞美，不喜欢被人教导，正是西方人这种乐于取悦别人的特质使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演员的看法不同。演员是一种能让人快乐的职业，所以在西方，演员的社会地位叫人羡慕又向往。因此，当一个演员，无论男女，在欧洲或美国的舞台上获得了成功，他或者她就会在上流社会受到尊重和欢迎。

英国演员亨利·欧文便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成功之后，融入了英国最高级的社交圈，并赢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青睐，因此获得了一个爵位。他的肖像画被诸多名流所收藏，报纸对于他的舞台表演给予长篇累牍的报道。他去世之后，英国追授了他诸多荣耀，其传记出版后，风靡一时。

这一切都跟中国人的精神相违背。在中国，一个人无论演技有多么精湛，他永远都无法忘记自己是一个时刻在伪装的人，所以他的演技越是精湛，那人们对他的防范就越是严重，为的是保护自己不受他的把戏所伤害。

西方的女演员同样受到尊重和尊敬，然而在中国，舞台上几乎没有可敬的女性。在西方，女演员嫁给银行家、商人和百万富翁犹如家常便饭般常见，即使跳芭蕾的女孩也能通过婚姻成为公爵夫人，舞台被人认为是份崇高的职业。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女孩生有一副好嗓子，除了舞台生涯的辉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满足她。这样一种情况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普通的中国女人缺乏必须的想象力、自我放弃及勇气，只有这些才能让一个女孩独自站立在明亮的灯光下，面对大量等待观看她跳舞或者听她唱歌的观众。直到最近，中国女演员依然不为人知，而且当下在中国的舞台上找得到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她们进入戏院之前，几乎全都有着可疑的品德问题。在中国北方地区，可能会在杂耍班子里找到一些优秀的中国女性，但这些女性属于工人阶级，她们是跟随自己的丈夫和兄弟表演杂耍以求养家糊口的。

西方的女演员则不一样，她们是为了艺术才被舞台吸引的；而那些迎娶她们的富豪（有些甚至是贵族）是被这些女性了不起的胆识以及美貌所吸引的。男人欣赏勇敢的人，而且尊重任何勇于自己奋斗的人。在一个崇敬自爱（不是自私）这一品德的世界里，男子气概或者坚持己见，无论是在男人还是女人身上，自然都成为一个迷人的美德，没有人喜欢跟胆小鬼共事。百万富翁以及其他娶了女演员的人在社会上遇到过许多跟他们在舞台上见到的一样漂亮的女人，但是社会上的女人缺乏舞台女孩的过人勇气和胆识，因此，往往是虽然漂亮但教育程度较低的芭蕾女孩在赢得丈夫方面战胜了比她更优雅但是不够自信的普通的社会女孩。

当前的妇女参政论者太过专心于让“妇女获得投票权”，以致她们没有时间理会男人的求婚，但一旦她们成功地获得普选的权利时，我应该相信她们在获得丈夫方面不会有多少困难，因为这些妇女参政论者拥有勇气。然而，这些妇女是严肃的，而根据我的判断，西方的男人不喜欢非常严肃的妻子。因此，终究到底，芭蕾女孩和女演员们在婚姻（我几乎写成金钱）市场上比起妇女参政论者有更多的机会。

我提出的上述理论可能有误。我从未有机会跟百万富豪或者女演员讨论过这个话题，而且我也没有跟任何把舞台当成家的女士们谈论过此事，但除非是她们极好的独立性或者饰演的角色吸引了寻找妻子的男人，我实在解释不了为何那么多的女演员嫁得这么好。

然而，我们可能会问，戏剧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娱乐吗？但当一部以悲剧结束的严肃的戏剧被搬上了舞台，那算是娱乐吗？观看这种戏剧的观众的感受肯定远远谈不上愉快，有时甚至是愤怒的；然而悲剧很受人欢迎，很多人会付高昂的票价去观看一个著名的演员在舞台上触犯叫人最为反感的罪行。在本章写出来的前几个星期，有几个不同国籍的人因为出现在上海的一场斗鸡活动中而被逮捕。墨西哥和西班牙的斗牛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然而参与这类战斗的鸡或者牛到底是否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确实是个问题。它们处在凶猛的兴奋状态，比起自己所受的伤，它们更关心如何杀死自己的对手。在战斗的兴奋感消去之前，受了重伤的士兵可能一点痛感都没有，那么为什么要禁止斗鸡或斗牛呢？如果得到允许的话，它们将会是受人欢迎的娱乐活动。有一点是肯定的，沿着肮脏的道路被驱使着长途跋涉的动物们、被长时间困在火车货箱里的牛、羊及禽，它们的归宿可能只是抵达远方的市场，然后就被人屠宰，从而取悦人类堕落的胃口，这些动物所遭的罪其实比那些可能在战斗中被同类所杀的鸡或牛还要多。那么参与职业拳击比赛的拳击手所遭的痛苦又如何呢？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乐于观看拳击，因此，当局禁止斗鸡和斗牛，肯定不是因为出于对禽类或野兽的同情，肯定是因为尽管这些都是勇气和技巧的展示，但这些展示对于观众和那些敦促动物们作战的人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但是作为观众来说，观看动物或禽鸟之间的战斗，以及追看舞台上的一出表现残酷行为的生动戏剧，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在后一种情况下，被展示出来的精神痛苦比任何斗牛或者斗鸡场景还要令人痛心。因此，这样的表演，除非整出戏剧都在昭示一个非常明确的道德教训或警告，肯定会导致男女演员和观众对于遭受痛苦不再那么同情。熟悉滋生了麻木。我之前对于戏剧所说的话也适用于书籍，尽管后者程度较轻，但是我们依然应该给父母发出警告，有必要对儿童阅读的书籍进行适当的监督。

我并非在贬低剧作家的工作，故事情节往往经过精心布置，演员，尤其是女主角，把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钦佩不已。但此刻，我是从戏剧观众的角度考虑情况的。观众从目睹悲剧中获得了什么好处？难道他在自己的家里和办公室里还没有操够心吗？难道盛装打扮并花一个晚上观看一场虽然精彩动人，但让他比之前还要不开心的演出真的是值得的吗？那些喜欢煽情戏剧的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并不介意观看男主角或者女主角是否以悲剧结局，看戏全是为了娱乐而已。青少年和儿童不太可能从这种事情之中得到好处，甚至有人传言，被父母带去观看现实情景剧的少年犯下了谋杀的罪行。允许年幼的少年人观看这样的演出是危险的，少年的心灵尚未成熟到足以形成正确的判断。前段时间，我从某份美国报纸上得知一个男孩在看到酒醉的父亲虐待母亲的时候，一气之下用刀子杀死了父亲。貌似这个小伙子曾经在剧院目睹过一场悲剧，因而他认为杀死父亲是英勇的行为。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也可能受到了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

终归到底，主要的问题是，一场轰动的演出对于观众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如果读者能够公正地考虑这件事，那么他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戏剧演出应该提供娱乐并激发欢笑，同时也应该给予教诲。来到剧院的人渴望愉快地打发时间，任何能够激发欢乐笑声的戏剧总是受欢迎的。如果观众观看的是一部排除掉幽默的严肃戏剧，哪怕演员们饱含深情，用精湛的演技将其诠释出来以便给看客们营造一种庄重的感觉，但这对于疲惫的神经来说也是几乎算不上放松的。当剧作家撰写剧本的时候，永远不能忽略道德。他当然需要注意情节的不同部分及上场角色的安排，但是尽管每一场和每一幕戏剧都应该调和及正确地安排在一起，而且人物应该把片段当成整体来适应，但是他也不能忽略一点，那就是戏剧应该体现道德，永远不能忽略从戏剧中学习到的实际教训。在中国的戏剧里，道德始终处于显著的地位。小人遭到惩罚，美德得到奖励，而且大部分的戏剧都是历史故事。任何心智健康的人都会希望看到一部以美德被奖赏，罪恶被打败告终的戏剧，那些想要看到罪恶被奖赏、美德被打败的人是反常的，他们看待生命的目光是短浅的。无论是在他的生活中，还是在其他一些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获得自己应得的赏或者罚，而且这个教训应该始终由戏剧体现出来。在所有这些剧作家所创作的，时而不时在西方舞台上展现的精美戏剧中，能够高台教化、强调品德的其实非常少。与此同时，不幸的是，太多的戏剧本质上令人反感。几乎每个人都会阅读小说，尤其是年轻的人们；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去一趟剧院就像阅读一本小说，区别在于表演使得一切更为逼真。因此带有良好道德教育的戏剧肯定不但会在观众的心中留下极好的印象，而且还能给他们提供娱乐。

我有点惊讶于美国的教会、伦理协会和改革协会为何没有意识到他们可以更好地利用戏剧舞台。有人告诉我，一些教会支付给歌手的薪酬比支付给传教士的薪酬还要多，这表明他们还是能够理解好的艺术的价值的。为什么不更进一步，通过一部戏剧来传道呢？用戏剧传道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严肃至极，只讲干巴巴的道德故事。我曾经听说传教士可以在布道的时候开玩笑，因此表演出有趣的布道剧应该不难，就算它们不能逗人发笑，也能提升布道的效果。去教堂观看布道剧的人们知道这和他们去戏院看那种博人一笑的戏剧不一样，不会期待满堂的笑料，因此用戏剧布道并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在中国，我们并不会像美国人和欧洲人一样耗费许多精力去试图改造别人。我们会独善其身，从而以身作则，坚信我们的好榜样，就像纯粹的香气一样，会影响他人同样做好事。我们认为实践跟训诫有同样好的效果。我希望我这样说不会被认为是批评美国人民：有的时候我认为，美国人在做好事或者改造他人的时候太过热情，如果他们的做事方法不那么直接，不那么明显的话，其结果会好很多。限于篇幅，我无法详细解释我的意思，但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去研究一下老子和庄子对于“自发性”和“不干预”的看法，我觉得他们会理解我的观点的。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戏剧在几个国家都有其宗教根源，那为什么不利用宗教来间接地提升人民的素养呢？这种潜移默化的效果可能会比直接的说教更好更真实。我觉得，讲道坛上的说教有时候完全是个人见解，有失公允。

在写完上述文章之后，我看到一份报纸提及伦敦贝斯沃特皇后大道的伦理教会的戏剧演出。伦理教会信奉“任何让生活甜蜜而有人性的事物”，而且他们相信：“当下戏剧最好的发展路线是将戏院转化为社会启蒙和道德培养的中心，同时，将教堂变成各种艺术形式揭示生命更为深切的真理和意义的中心。”我个人对这个教会一无所知，但在上述这些表述中，这个教会的信仰肯定没有违反基督教和谐的东西，而且我很高兴地在这些宣言中看到，教堂和戏剧这两大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在这里结成了同盟。我刚才提到的报纸文章中写到“古老的道德戏剧《普通人》【2】”近来一直在教堂上演。其中一个观众稍微有些挑剔，而且显然不习惯在教堂看戏剧，他写道：

戏剧的音乐和服装都是完美的，而且从“死神”走进来的那一刻起就牢牢地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死神”身穿蓝色的衣服，肩上顶着巨大的蓝色翅膀，手里拿着喇叭，他拦下穿着深红色长袍、戴着珠宝头巾的高个子“普通人”，问道：“何人如此欢快地经过？”该剧的演出叫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当然了，这部戏最重要的角色是“普通人”，尽管我算不上什么戏剧评论家，但我在看来，扮演这个角色的艺术家确实捕捉到了戏剧的气氛和精神。事实上，从他提出为“死神”做一千件事以求拖延死神那令人恐惧的召唤开始，他的表现确实精彩绝伦。在最后的紧张场景中，当他的外袍被剥离的时候，他道出自己的闭幕祷词，尽管敬畏的天使就在他的身边，他还是迟疑了片刻，才往后一转，追随着“善行”的召唤而去了。

在戏剧的结尾，斯坦顿·柯伊特博士【3】跟激动的观众们说了几句话，“放下你的骄傲吧，因为骄傲不会让你得到任何好处，”他引述道，“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明白，除了我们的善行没有东西能够陪伴我们前往另一个世界这个事实，那我们肯定会过上更加圣洁、更加美好的生活。俗世的事情各有各的位置，对它们必须施以尊敬，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咱们灵魂的珍宝。”

当然了，我曾经听说过德国奥伯拉梅尔高【4】的《基督受难剧》，那个地方定期在舞台上展现有关耶稣生活的戏剧。但我对此不会提出任何看法，因为，据我所知，这个戏剧没有在美国上演过，我从未亲眼目睹。但我想顺便提及一下，在中国，戏院一般会跟寺庙的神明相联系，而且戏剧想要倡导的美德总是能够很好地传达到观众的心目中。

中国的剧场比起美国的剧场来说是一个简单得多的地方。某地的居民联合起来，用竹子和席子架起一个大舞台，竹竿是用藤条绑好的，而且舞台上所有的材料，除了藤条之外，全都可以在取下来之后再次使用。大多数观众露天站在舞台的前方，戏院一般就搭设在寺庙门口，戏剧经常是为了纪念神明的寿诞而表演的，能持续三到四天。舞台上既没有帷幕也没有道具，因此观众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表演上面。女性角色是由男人扮演的，一切都简单得无比美妙。中国的戏剧不像我在西方看到的那样会去精心制作舞台效果，而且也不像哑剧一样经常需要机械艺术。在我思考这个话题的时候，报纸上的一个段落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这里我复制一下。

纽约市的世纪剧院拥有特殊的仪器用以制造风的呼啸声及电闪雷鸣的特别效果。这部风力机器的构成是一个鼓，上面装有板条，板条在绳子捆绑起来的丝绸挡板上面滚动形成了风的呼啸声；闪电是用电点燃镁粉产生的，雷声则是通过滚动一千磅的石头形成的，这些用锁链拴住的石头被抛下一道溜槽，最终滑落到一块铁板上，随后又滑下了半打炮弹大小的圆球，这样给雷鸣中添加了震耳欲聋的音调。

然而，尽管中国看戏的人们并不要求西方那种昂贵的服装和舞台布景，但是这里我必须提到，哪怕在美国的舞台上，我也没有见过上述中国简朴的舞台上展示的那么华丽的服饰，或者色调如此丰富且装饰着这么闪亮的金饰及优美羽毛的长袍。西方时尚当下在我们的港口和较大的城市带动了一种趋势，逐步改变着中国戏剧演出的状况，但我希望能够让我的读者特别铭记的是，中国的戏剧演出，尽管既逗乐又有趣，但很少是通俗的，而且，当我回顾自己在美国的经历，我实在禁不住思考，那边的好人们正在犯下一个错误，他们没有利用人类对于兴奋及戏剧天生的喜爱之情来进行道德投资。而且当然了，我对于戏剧所说的道理对于电影表演具有同等的效力。

◆注解◆

【1】亨利·欧文（Henry Irving，1838-1905），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舞台剧演员。

【2】《普通人》（Everyman），作者未知，是15世纪晚期的一部英国道德剧，它通过寓意的角色来告诉人们怎样才能拯救自己的灵魂。“死神”、“普通人”、“善行”皆为戏中角色的名称。

【3】斯坦顿·柯伊特（Stanton Coit，1857-1944），出生于美国，英国伦理运动的领导人，在1903年成为英国公民。

【4】奥伯拉梅尔高，德国南部巴伐利亚的村镇，以每十年表演一次描写耶稣受苦与死亡的戏剧而闻名。

第15章

西方音乐VS东方音乐

OPERA AND MUSICAL ENTERTAINMENTS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音乐一直以来都被不公正地描述为“互撞的铙钹、拨弦的吉他、刺耳的竖笛以及难听的长笛，让外国人觉得震耳欲聋、头痛欲裂”，或者被称为“就像两只发疯的野猫在铁皮桶里打架一样”。对此，我不能苟同。

歌剧是一种娱乐形式，虽然它在美国和英国很受欢迎，但是它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知道那些热爱音乐的人喜欢观看歌剧演出，而且歌剧院的包厢一般早在一整个季度之前就已经被上流社会的人事先预订了。我曾经在纽约一家歌剧院见到“四百”【1】的成员坐在他们自己的包厢里，他们华丽的装扮和闪耀的珠宝使得他们非常显眼，但是我却一直思考着中国的戏剧，它就像古希腊的戏剧一样也是基于音乐，而曲调轻柔、凄婉的中国音乐跟大剧院的音乐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由于音符之间的间隔不同，中国音乐不能用西洋乐器展现出来。中国的歌唱一般是“宣叙调”，伴随着乐队演奏出来的长音符、中断，或者突然的和弦。它跟西方音乐大相径庭，但其效果是美妙的。我们的某位作家这样描述他曾经听到的音乐【2】。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英译版是从波乃耶的《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3】中借来的，这段对音乐效果的著名描述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任何了解中国的人都可以通过个人的观察知道这一点。一个没有学问、整日劳作的人会在温暖的夏日傍晚一个人独自演奏琵琶，享受那无言的乐趣，除了树木和飞来飞去的昆虫外没有别的听众，但是只有久经磨炼的耳朵才能欣赏美妙的歌声和好嗓子。有一次，我去伦敦某家歌剧院听世界著名的帕蒂女士【4】演唱。那个地方是如此的拥挤，空气是如此的闷热，以致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很惭愧地承认，在她演唱完毕之前，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如果我之前学习过如何欣赏那种音乐，毫无疑问，我肯定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歌声，而且，无论我感到如何不舒服，都应该会毫无疑问地坚持到演出结束。

书写本章的时候，恰逢上海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下面这则来自纽约的消息。这应该会让我的读者们，尤其是那些音乐爱好者们感兴趣。

“黄种人音乐”将会成为下一个风靡这个对享乐感到厌倦的镇子的新鲜玩意儿，娱乐观察员们已经看到，当前在伦敦风行一时，以“黄种人音乐”为普遍称号的神秘中国歌曲即将在不久的将来在秋季入侵美国。

以前美国人和西方人大都嘲笑中国音乐，但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对中国音乐的重要之处一无所知，另外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听过的中国音乐只有出葬时的挽歌或者在天神庆典活动中刺耳的嘈杂乐声。他们以前没有机会被中国音乐那低沉而洪亮、震颤人心的旋律——如此可爱迷人同时又如此难以抗拒——所迷惑，数个世纪来，中国的诗人和恋人们通过歌曲吐露自己的想法并赢得自己的爱人。那种“咚咚”声，比如让当下的西方人随之起舞的拉格泰姆音乐，在三四百年前的中国是非常寻常的事物。中国人从狂野的鞑靼人和蒙古人那里听到这种音乐——随后抛弃了它，因为它太过原始、野性了，不能跟他们自己的雅乐相比较。

英国著名的作曲家爱默生·惠特霍恩先生【5】是东方音乐的权威，他上个星期对伦敦的音乐爱好者发出如下宣言：

中国音乐的普及仍然处在起步阶段。从现在开始其普及率将会快速增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中国音乐没有歌词，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它没有最迷人的旋律。特别是艺术气质上，它特别有感染力，而且著名的艺术家——音乐家、画家等等——都说中国音乐以相当不平凡的方式影响到了他们。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音乐一直以来都被不公正地描述为“互撞的铙钹、拨弦的吉他、刺耳的竖笛以及难听的长笛，让外国人觉得震耳欲聋、头痛欲裂”。这种笼统的谴责展示出他们可悲的无知。该文的作者显然从未参加过任何纪念孔子的正式典礼，那是在整个清朝时期每隔两年在凌晨三点举办的活动。“石编钟”是由音调各不相同的能发出响亮声音的石头挂在架子上组成的，这种编钟只在隆重的场合才会被演奏，它们能够产生一种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难忘旋律。我相信，中国是唯一能用石头演奏音乐的国家。听说中国音乐当下在伦敦风行一时，而且很快就会被纽约的人听闻，这点自然叫我非常开心。西方人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会明智地倾听我们的旋律，因为中国的旋律总是完全一致，一个基调一套乐章，一开始听起来往往觉得厌烦和单调，这正如我对帕蒂女士复杂的音调产生的感觉，但是一旦他们明白中国的旋律，他们会找到新的生活情趣。

虽然我们中国人并不把我们的戏剧分为喜剧和悲剧，中国的舞台上却常常有大量的喜剧情节，然而我们中国没有能和西方正流行的“音乐喜剧”相对应的剧种。音乐喜剧说白了，就是一系列轻歌舞剧通过微弱的剧情联系在一起的演出，其实质似乎就是朗朗上口的歌曲、漂亮的舞蹈及插科打诨穿插在一起。故事情节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它存在的唯一借口是给予了一定顺序好安插上述歌曲、舞蹈和对话。而那一点，确实也就是剧作家引入任何情节的唯一对象了，因此他并不怎么在乎故事是否合乎逻辑，或者是否有可能发生。我认为看戏的观众们则更加不关心剧情了，他们去戏院听歌曲、看舞蹈，为对话发笑，沉迷于轻浮无聊的剧目。他们要剧情做什么？更不用说道德了。中国轻歌舞剧的形式则是巧妙的翻滚杂耍，而我认为比起在西方所看到的漂亮奇特及暴露的舞蹈，我更偏爱中国的杂耍。

尽管音乐喜剧，或者更正确地说，音乐闹剧，在欧洲和美国变得越来越流行，它也相应地变得越来越滑稽了；在许多剧院里，它跟更为严肃的剧目同样频繁地登上舞台，在某些剧院，它甚至占据了主要地位。影院的管理人员发现这些闹剧比起其他的戏剧更能吸引人来填满剧院，在大城市里可以连续演上一年，但我还是禁不住把这种戏剧看作是一片混乱。它缺少文化，有时既离奇又神经质。我并不反对喋喋不休的行话切口、聪明的意见交流，如果诠释得好，还能从对话中展露出滑稽的生活角度。我也不反对描绘事物荒谬一面的轻喜剧，这种娱乐可以帮助那些忙碌地工作了一天、心中充满焦虑而且承担着重大责任的人放松心情。但是那些使得观众在回家的路上讨论的既不是艺术，也不是音乐，更不是妙语，而是“穿小黑网的小姑娘”的剧目显然应该受到谴责，即使是那些认为思考是浪费时间、去戏院只是为了“好好笑一番”的人们也没有从这种娱乐中获益。我从伦敦的《戏剧画报》月刊上面挑选出来如下歌曲，想必就算是思维短浅的人，也能及时发现这种歌曲叫人乏味。

你就不能多瞥一眼吗？

我们有机会吗？

你长着一双精明的眼睛，

当它是二比一时，

它就不怎么有趣。

哦，你不买赛马出场表，

从我那里听取提示吗？

如果你想找到个赢家，

可是非常容易的哦！

当丘比特的赌注开始时，

你们的脑袋都在旋转，

而我今天的提示，

有点胜券在握，

押在赛马卡女孩上。

然而，这显然正是最吸引现代美国人的东西，美国人想要那种最轻松的娱乐，那种吸引眼球和耳朵的娱乐，那种对他已经负担过重的大脑施以最少压力的娱乐，他们肯定不能抱怨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忠实的履现。大概是出于我对英语的无知，但我刚才引用的歌曲在我看来似乎很傻，而且我不认为任何“滑稽的音乐”配上它能悦耳好听。当然了，音乐厅里的许多诸如这样的歌曲和戏剧都让人发出了愚蠢的欢笑声，但必须承认的是，剧院里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可是不适宜让可敬的家庭带着年轻人去观看的。我不愿意把自己对西方文明这一特点的看法全部说出来，但我可以在不冒犯人的情况下引用一位英国人的话语。路易·舍温在《大都会杂志》中写道：“毫无疑问，所谓的‘叫人挑起眉毛的舞者’跟现代喜剧舞台上肆虐的裸腿瘟疫有很大的关系。伊莎多拉·邓肯【6】和莫德·艾伦【7】这种女性的艺术是最应该从音乐喜剧中剔除的了。如果去告知邓肯小姐，她其实正是使得裸露在音乐闹剧中流行起来的原因，那会毫无疑问招致这位小姐的愤怒，但这确实千真万确。当这位裸露双腿的古典舞者在剧院，以及由交响乐团相伴的音乐会上出现时，那就提示及促使每一个有野心的歌剧合唱队女演员在公众之前脱掉衣服。首先我们看到萨乐美【8】泛滥成灾，接着音乐喜剧的生产者，按照他们一贯的习俗，也就是避免任何原创的东西，开始派送小个子芭蕾舞女和风流机灵的女侍演员上台，她们不穿袜子，膝头上除了一层石灰粉（有时她们甚至忘了涂抹石灰粉，以致那种景象实在太可怕了）外什么都没有。二十几年后，管理人员们会发现观众们几个月前就发现的事情，那就是女演员们裸露的腿绝对比那同一条腿好好地被衬裙掩盖的时候要难看的得多。”

◆注解◆

【1】“四百”（the Four Hundred）指的是19世纪纽约市的社会精英，这个词由Ward McAllister（19世纪纽约社交界的权威人物）创造，据说这是Mrs William Backhouse Astor Jr.（19世纪后期纽约著名的社交领袖）的舞厅所能容纳的人数。

【2】选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

【3】《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 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1906年出版，关于中国19世纪初的百科全书，作者波乃耶。

【4】阿德利娜·帕蒂（Adelina Patti, 1843-1919），19世纪著名的西班牙音乐剧歌手，在欧洲和美国非常受欢迎。

【5】爱默生·惠特霍恩（Emerson Whithorne, 1884-1958），著名的美国作曲家及音乐史研究者，被视为中国音乐方面的权威人物。

【6】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 1877-1927），美国舞者，被认为是现代舞的创始人。

【7】莫德·艾伦（Maude Allen, 1879-1956），美国女演员。

【8】萨乐美，又译“莎乐美”，《圣经》中的人物，其故事后被改编为歌舞剧。

第16章

魔术与马戏

CONJURING AND CIRCUSES

我一直不明白魔术有什么好看的，被人欺骗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令人奇怪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付钱给别人来欺骗自己。如果要在夜晚消遣一下的话，我认为马戏团倒是个好地方。

在看完我对于中国的演员的立场说明后，我的读者应该不会惊讶于我对魔术师的立场。被人欺骗有什么可高兴的？魔术能够展示出灵巧的技艺，例如把水变成酒，假装砍掉某人的脑袋，装作能够吞剑，摆脱带锁的手铐以及表演各种箱子里的奇巧玩意儿，但是魔术师的聪明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终归到底，这只是狡猾地谋划出来的骗局，并且以那样的方式表演出来以逃避被人发现。在很多人看来，那貌似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被称为“戏法”和“魔术”，但在现实中，它其实跟成功的打牌老手让他的受害者输得一穷二白没什么两样，也就是说，他的手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连人的眼睛都欺骗了。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取巧的行为吗？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人们一直被幻想和魔法困在迷信的束缚中无法逃脱，而且如果现在人们认为为了乐趣而欺骗是正确的，那么人们要如何相信为了宗教欺骗是错的呢？那些通过从事欺骗来让其他人相信自己的人毫无疑问认为戏法的危害性没有不信任那么高。因此，我认为前去观看魔术表演的人不会从中获得任何好处，而且恰恰相反，他们很容易产生这么一个想法，那就是操作欺骗是为了展示值得称赞的技巧。令人奇怪的是，居然有这么多人付钱给其他人来欺骗自己。现代受骗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人们实际上还享受被骗。如果那些花招的设计笨拙而且容易被人侦破，那将没有任何吸引力，但花招越是聪明、越是令人费解，人们则越是热衷于观看。

基督教传教士和伦理学者可以介入这件事情，劝阻人们经常去观看魔术师的表演。毫无疑问，自然依旧有很多法则是尚未被人发现的，而且少数人毫无疑问确实拥有超常的能力，这就使得人们对魔术的喜爱之情变得更加危险了。对魔术的喜爱使人们失去了察觉真相的能力，使人们更容易受骗子所害，这就是《圣经·新约》在耶稣的故事里要告诫我们的内容。耶稣的奇迹没能使人们信服，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很喜欢那些能够巧妙地欺骗自己的人。人们对他说“你是鬼附身的”，而且其他人在他死后警告人们说：“这个骗子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会复活。’”当人们学会了不仅要惊叹于非凡的事物，也要冷漠对待谎言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鉴别的能力，很容易把真的当成虚的，把真实的当成虚幻的。

如果要享受一个有益健康的晚间娱乐，我相信马戏团是个好地方，因为哪里都能找到马戏团。那里的空气不会像戏院一样闷热败坏，你可以在里头舒服地待上两三个小时，而不吸入有毒的空气。我很感兴趣地注意到，马戏团也许是唯一保留了原始简单原则的古代娱乐方式。今天的马戏团就跟古老的罗马马戏团一样，一排排的座位绕着马戏台摆设，而较大的马戏团里，这个台则依旧是椭圆形的，里头竖着垂直的轴，马儿们和表演者们进入之后就被隔开了。但在尺寸上，现代社会完全不能跟罗马的大竞技场相比，根据普林尼所说的，罗马的大竞技场能够容纳二十五万观众。不过有一点很独特，古罗马的马戏团是在永久性的建筑物里表演的，现代的马戏团则主要是临时搭设出来、巡回着开展览的。在某些方面，这种马戏团提供的娱乐随着这种变化而已经退化，因为现在我们的马戏团没有任何能够跟让古罗马人高兴的刺激的双轮战车竞赛相对应的东西。我好奇在当下人们不安宁地探索新奇事物的同时，怎么就没有想到按照古老的状况，在重建出来的古老环境中重新引入罗马战车比赛呢。跟用汽车打马球相比，那肯定一样有趣、一样叫人兴奋，而且肯定没有那么危险，我知道开汽车打马球是西方的最新潮流之一。现代的赛马，考虑到它的技巧、胆识及如画之美，是唯一能够跟华丽的罗马竞赛相媲美的现代娱乐。

熟练的马术展示以及青少年的杂技表演、绳舞、高空跳马及其他当下马戏团所能看到的大胆体操技艺表演虽然有趣，但并不是新的。罗马有许多聪明的走钢丝艺人，我不认为他们像一些后来的表演者那样在两端使用长杆使自己保持平衡。日本的杂技演员很受欢迎，他们的一些招数很聪明，但是我认为西方的公众将会觉得中国的杂技演出是令人愉快的娱乐活动。他们的表演让人觉得，一旦人在身体柔顺的时候开始着手训练，那么人体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像没有骨头一般，人们使用自己的肢体来完成的这些壮举，其技术之高超，使那些四肢没有那么柔韧的普通人目瞪口呆。

空中飞人为观众提供了美妙地结合了力量及灵活的精彩表演，乍一眼看上去，体操运动员貌似从一根横杆飞到另一根，而我观看这种飞行的时候，不禁自己问自己：“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他不能飞呢？”也许有一天，人类将像鸟一样在空中到处飞行，那只需要对飞人的“绝技”进行延伸，通过搭乘飞艇或者飞机在空中旅行与这种鸟一样的飞行相比肯定相形见拙。

能够在空中像鸟一样飞行有很多优点，其中一个优点是能享受到火车车厢或者船舱里头所不能获得的干净纯粹的空气；另一个优点是飞行为人类提供了鸟瞰这个地球的机会，把它的景色尽收眼底，使地上的人们看上去像蚂蚁一样微小。这种经历肯定能够拓宽得到此特别恩典的观众的眼界，使他们能够得知我们对于事物的观点到底有多零碎和扭曲。然而，也存在着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自私的目的或恶作剧的危险。某个邪恶的人可能会抛出一个炸弹或者做出其他邪恶的坏事，正如其他人一样，他们真正看到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它们外在的表现，这样的人可能会利用他卓越的知识来造福自己并伤害到别人，但是空中飞人的绝招及其鸟一般的表演使得我已经偏离主题了。

我认为如果提及马戏团而忽视了小丑，那我的内容将是不完整的。那些人是可怜的丑角、弄臣【1】的幸存者，这些丑角、弄臣在过去娱乐没有那么发达，娱乐方式也没有那么多的时代里，貌似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国人从来不需要职业的愚者，而我也不喜欢马戏团的小丑，但是在马儿和狗儿身上通过仔细训练所发展出来的智慧让我非常感兴趣。这样一个例子是在我近来参观上海的“菲利斯马戏团”，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菲利斯先生有一匹母马，它多年来一直饰演一个公路强盗的坐骑这个角色。那个强盗骑着这匹马从自己的敌人之间几乎是飞着突围了出来，但是这马显然由于是拼尽了全力，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接着场景达到了高潮，垂死的马儿被人从舞台上抬走，这使得它的主人深感悲痛。马戏团在上海演出这一剧目的时候，这匹马——“黑贝丝”——病倒了。它在开场之前服用了补药，以便一如既往地在乐队演奏的活泼的调子中走上舞台，扮演强盗坐骑的角色。这只动物在倒下后，可怜地尝试站起来，但它的无能为力明显让这只聪明的生物联想到自己之前如此频繁地饰演的垂死场景。它躺下来放松，准备在现实中死去。但舞台上的侍从并不知道这匹马任由自己撒手人寰的方式，试图把它抬起来，但在放松的状态下，它的内脏裂开了——黑贝丝最后一次饰演完它的角色。

◆注解◆

【1】丑角、弄臣：旧时英国宫廷或贵族养在家里或随身带着的小丑，专门说俏皮话、表演小节目逗他们开心的人，有时候是侏儒。

第17章

西方人的体育运动及狩猎的传统

SPORTS

我认为我所钦佩的西方男子气概，很大一部分要归因于他们对运动的喜爱之情。诚实和公平地进行比赛塑造了重视荣誉、坦率真诚和骑士精神这些美德。我曾见过划船比赛中落败的队员们为他们的对手鼓掌，落败的参赛者不但不记恨胜利者，还为胜利者鼓掌，这是多么崇高的行为，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够效法这个榜样。

在娱乐这个问题上，也许中国人与他们的西方朋友们差异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体育运动了，中国人绝不会想到成千上万人聚在一起只是为了一场比赛，我们还没有发展得足够现代化到会愿意花费半天的时间观看别人游戏比赛。如果我们厌烦工作，我们喜欢自己做运动。我们的全国性体育运动是踢毽子，我们把毽子从一个肩膀投掷到另一个肩膀上，用我们所穿的鞋子的平底来踢打毽子。有时我们会根据游戏的规则，用脚的一部分踢毽子，有时候用另一部分。踢毽子就像放风筝一样，是男孩们最热衷的消遣方式。

我们没有任何运动可以跟网球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球类运动相对应，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异性能够共同参与的运动。射箭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但是现代战争却剥夺了它的实用性，同样的负面影响已经导致老式的用重物进行体操锻炼的保健方式被抛弃。我曾经在远洋的轮船上看到年轻的男人相互投掷沉重的沙包以做消遣，尽管这也算是极好的运动，但它几乎没法跟我们古代用弓或重物进行的体育壮举相提并论。西方体育已经被中国的一些代表团和学校引入，但我很怀疑这些活动是否真的会在我国人民之中流行起来。它们太过暴力了，而且从东方人的角度来看也缺乏尊严。但是，当居住在国外的东方人确实从事起西方竞技体育的时候，他们会证明自己能够匹敌所有的竞争对手。他们在马尼拉奥运会上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夏威夷群岛的中国大学的棒球选手们访问美国的时候，也让自己扬威了一番。然而，假如普通的中国百姓被告知，西方国家很多人购买报纸只是为了看某场比赛的结果，而且西方的体育新闻业非常活跃，也就是说，有专门报道体育新闻的报纸，中国人听完后可能会把这件事本身看成了叫人愉快的消遣。我个人则认为，在体育消遣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体育运动肯定会增加人的体力和脑力，而光是因为这个原因，体育运动就值得给予热烈的支持了。中国会遭难，正是因为中国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训练。如果我们的男孩和年轻男子经常参与竞赛形式的运动，我们应该会成为更加团结的民族，因为团队中每一个参赛者都要为自己的队伍竭尽所能。人们认为无论比赛结果是胜利还是失败，其重要性都远远比不上运动带来的乐趣。我认为我所钦佩的西方男子气概，很大一部分肯定要归因于他们对健康运动天生的喜爱之情。诚实和公平地进行比赛塑造了荣誉、坦率和骑士精神这些美德，而美国则孕育了许多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当一只队伍被打败时，赢家并不会为他的对手的失败而欢欣鼓舞，而是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意外；我曾经见过划船比赛中落败的船员们为他们的对手鼓掌，这是一个崇高的例子，落败的参赛者不但不记恨胜利者，还为胜利者鼓掌，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够效法这个榜样。

作为自然、健康和慈悲生活的热心信徒，我很感兴趣地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发现素食者是如何经常成为竞技体育中的优胜者的【1】。素食者赢得了柏林到德雷斯顿的步行比赛，其距离为125英里；卡沃丁杯（100英里）和迪布尔盾（6小时）的自行车比赛（1901年至1902年）；英国业余网球锦标赛（连续4年至1902年）和拍球锦标赛（1902年）；印度自行车锦标赛（3年）；苏格兰半英里跑步冠军（1896年）；世界上所有从4个小时至13个小时的业余自行车竞赛纪录（1902年）；约克郡路俱乐部的100英里锦标赛（1899年和1901年）和网球金牌（5次）。关于这个话题，我没办法获得最近的数据，但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巴黎索邦天主教神学院的戈蒂埃教授近来所发表的言论是与事实相悖的，他表示素食主义者“精力缺乏、意志力微弱”。为了反驳戈蒂埃教授，我引用凯洛格博士的例子，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也是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疗养院的负责人，此人多年来一直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尽管年过六旬，依然跟40岁的人一样强壮有力；他告诉我，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点都不感到疲劳。见神论学会的主席安妮·贝赞女士则是另一个例子。我从可靠的方面获悉，她已经当了至少35年的素食主义者，我认为任何65岁的肉食主义者在精力上都比不过她。无论素食者可能缺乏的是什么东西，但他们绝不缺乏耐力。

不用说，狩猎，或者，按照它的另一个称呼——“户外运动”，跟我想象中的强身健体的活动格格不入。我不明白射击“黏土鸽子”的趣味怎么就比不上杀死活着的飞禽，还有射击移动的靶子在娱乐性上怎么就比不上射击奔跑的动物呢。“追逐的乐趣”无疑是迷人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记得这些所谓的愉悦是我们从仍在为食物而猎杀的野蛮人时代伴随而来的回忆，那么就没有人为自己依旧拥有这样的品位而感到自豪了。如果说现在的狩猎者只是为了果腹而猎杀动物，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愤慨和否认。事实上，确实有猎物在捕猎之后被食用，但那只是狩猎活动的副产品。其实我们能够轻松地找到狩猎这种户外锻炼的替代品，从而免除动物被猎杀时产生的恐惧、惊慌及痛苦之情。但是，哪怕是皇室成员，人们眼中的品德模范，也热衷于打猎，这真是人性的悲哀。如果一个人有着某种强烈的爱好，他是无法看到这种爱好邪恶的那一面的，即使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既仁慈又善良。因此，我们便会常看到这种残忍的景象：享受高度文明和仁慈之心的人不仅在自己的祖国，也在外国的土地上，通过狩猎和攻击野生动物来展现自己的勇猛气概。我不得不遗憾地补充，在美国也有这样热心狩猎的人士。

狩猎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古埃及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曾经沉迷于这种消遣，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它是一种适合我们的体育活动。狩猎所培养的耐心和坚毅等优秀素质，其实同样能够通过竞技体育培养出来。我了解到，一个优良的狩猎场所一年耗资可高达10,000美元（2000英镑）。当然了，任何负担得起这种奢侈活动的人肯定能够在游艇及类似娱乐中找到更为高雅的消遣。我窃以为，比起高高地坐在可靠的马鞍上这种安全的地方射击一只受惊的动物，在狂风中成功驾驶一艘帆船显得更有冒险精神、更叫人兴奋，而且它还是一种需要显示更多胆量的消遣，此外，在真正的体育精神上，追捕野兽是绝不能与挑战狂风骇浪相比的，因为就算偶尔有一只野兽回击，那也是因为它受了伤，人类手中的猎枪是它不能抗拒的。但无论是驾驶帆船还是游泳，运动员的那种警觉状态是时刻不敢放松的。我相信使得狩猎享有这么卓越的地位的原因是惯例和风俗，而不是这种运动的优越性。根据记录，四千年前，中国古代的帝王就开始定期地狩猎了，他们通过捕猎在当年单调的生活中寻求放松的机会；在英国的斯图亚特时代，皇室人员在幼稚甚至不道德的表演中找到乐趣。当然了，在野蛮粗俗的国家，所有的野蛮人都为食物而狩猎。对于他们来说，狩猎是经济上的需要。所以，如果说在现代的文明社会，狩猎是野蛮的遗迹，那并不是造谣生非。事实上，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种残忍的做法非但不被禁止，反而依旧存在于这个20世纪。自然不用说，狩猎意味着杀害没有保护的动物，给无助的生灵造成痛苦和死亡；即使我们承认，杀害一只凶猛危险的动物是有一些正当的理由的，那我们为什么会从狩猎和杀害狐狸、鹿、野兔、水獭以及类似的生物中得到快乐呢？狩猎的人吹嘘自己的英勇和无畏，而且为了展示自己的胆量和出色的射击技术，他们前往旷野及其他国家去进行他们的“户外运动”。我佩服他们无畏的勇气，但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这样的行动跟善良仁慈的绅士风度是不符合的。

至于射击的练习则更加说不过去了。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大肆杀害在空中飞翔的那些无害又无抵抗能力的鸟儿？我曾经在一个著名的海滨浴场观看鸽子射击活动，可怜的鸟儿从陷阱里被放出来，然后它们便被无情地杀害或致残。这是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我要强烈地谴责这种令人厌恶的野蛮行为。我很高兴地说，在美国居住期间，我没有见过这种残忍的做法，我希望这种行为被法律所禁止。任何国家，只要声称自己有些许的文明开化，都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惊讶于自称文明的人类居然会沉迷于这样大规模而无理由的暴行之中。如果人们放任动物被谋杀，那他们就不应该惊讶于犯罪分子以适当和充分的理由谋杀他人。动物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存的权利，两者都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牺牲小我以拯救大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为了杀害而杀害。难道人类优越的智力使得他们拥有为了乐趣而夺取生命的权利吗？那么，假如地球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优于人类的种族并以杀害人类为乐，人类就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了。以前在印度曾经存在过一个名为“暴徒”的“组织良好的职业刺客联盟”，他们把人类的生命作为供奉献给女神“卡利”。他们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依照“严格规定的模式”谋害人的生命。英国人在印度掌权之后，自然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杜绝暴徒主义，但是从比我们更渺小的生命的角度看，终归到底，普通的猎人和狂热的暴徒之间的区别真的有那么大吗？如果真的有区别，那么天平应该会倾向于后者，因为暴徒至少可以以宗教制裁为理由，然而猎人除了自己残酷的杀戮欲望外，没有别的借口。我不明白，为什么人道团体，例如“美国禁止虐待动物协会”对于这些捕猎行为采取如此放任的态度。中国经常被指责残忍地对待动物，但我认为，自己有短处就不要揭别人的短处。

在这方面，我得说一说鸟儿们被枪击不仅是为了供人娱乐以及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在一些情况下，也是为了它们的羽毛，所以那些戴着装饰有鸟类羽毛的帽子的女性，尽管是间接的，但依然鼓励了屠杀无辜的行为。在香港曾经有一个中国人因为虐待老鼠而被警方拘捕，经了解，那只老鼠之前在他的家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偷走或弄坏了他家的很多东西，后来那人抓住了它，并将它的四只脚钉到一块木板上，以警示其他老鼠。为此他被带到了英籍法官面前，后者将他处以十美元罚款。这人感到很惊讶，并辩护说鉴于那只老鼠在他的家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它确实罪该万死。法官告诉他，他应该马上杀死那只老鼠，而不是折磨它。这位震惊的违法者支付了他的罚款，但是口中喃喃地说，他实在不觉得这有什么公平可言，英国法庭不让他按照自己想要的方法来惩罚老鼠，然而在中国的外国人却享有枪击无辜的鸟类的特权。我必须承认，人们并不总是一致的。

促进和平的社团应该对这种事采取行动，因为狩猎是在模拟战争，也是在为战争做准备。这个世界上任何有影响力的宗教都不会认为狩猎是正义的行为，甚至连崇拜军人的英国人和德国人都不会因为某个人是个好猎手而使其英名永垂不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无可否认的是，狩猎只不过是愚昧的野蛮时代的残余罢了。

◆注解◆

【1】《大英百科全书》，第9版，第33卷，第649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