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前言

导言

第一编　君主制

第一章　等级制度

第二章　贵族与平民

第三章　家长式隶属关系

第四章　庇护制

第五章　政治权势

第二编　共和制

第六章　君主制的共和化

第七章　截头去尾的社会

第八章　社会关系的松动

第九章　开明的家长制

第十章　美国革命

第十一章　启蒙运动

第十二章　仁爱

第三编　民主制

第十三章　平等

第十四章　利益

第十五章　对贵族统治的进击

第十六章　民主化任职

第十七章　美国的内部世界

第十八章　赞颂商业

第十九章　中产阶级阶层

索引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美〕戈登·S.伍德　著

傅国英　译

2011年·北京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pyright© 1991 by GORDON S. WOO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本书根据隶属于兰登书屋的克诺夫双日集团旗下的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1993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美）伍德（Wood, G.）著；傅国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ISBN 978-7-100-07624-1

Ⅰ．①美…　Ⅱ．①伍…②傅…　Ⅲ．①政治制度—历史—美国　Ⅳ．①D7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2929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美〕戈登·S. 伍德　著

傅国英　译

商　务　印　书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624-1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献给露易丝

前　　言

笔者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早期美国民主化的研究工作。本书是我对这个课题继续研究的一部分。对美国人来说，或许也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没有哪个题目比这个课题更为重要了。美国人不是生来就拥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的，他们是逐渐变得自由和民主的，而且他们的自由与民主主要是由美国革命带来的。进入18世纪后，美国人于1776年抛弃了他们对君主制的效忠，而努力去发现新的依附感以适合具有共和思想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一个多样化和多元性的社会，美国人认识到，这些依附感不可能是对旧世界传统的种族的和宗教的依附感，也不可能是对部族的忠诚。他们寻找新的开明的关系，把他们新型的大众社会结合在一起。可是，当这一切被证明是太理想化、太不切实际的时候，他们最终在普通百姓实实在在的行为中，即在百姓们每日渴望赚钱的自由里，渴望去追求现时的幸福的举动中，找到了新型的民主式黏合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把普通人平凡的行为作为社会的基础可能是很明白的道理，也很容易理解，但是在那个时代以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这种做法是非常激进的。本书试图对美国革命的这种极其重要的激进主义做出解释。

本书的初稿曾作为纽约大学安森·G．菲尔普斯讲座的讲稿于1986年2月发表过。我衷心感谢纽约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系给予我的殊荣，邀请我在研究早期美国历史这个领域里最有声望的菲尔普斯讲座讲演。我要特别感谢卡尔·普林斯和帕特里夏·U.博诺米在我访问纽约大学期间对我的热情款待。

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基金为我提供了机会，使我能充实我的讲稿并写出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我谨对这个中心和它的工作人员给予我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玛格丽特·阿马拉、莱斯利·林赛、凯瑟林·马奇和罗莎恩·托尔对我的招待热情周到，有求必应，于此特致谢意。万灵学院的乔纳森·克拉克阅读了本书手稿的第一部分，并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在此谨致谢忱。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在早期美国历史研究这个领域里的朋友和同事帕特里夏·U．博诺米、小理查德·比尔和杰克·拉克夫，他们阅读了全部手稿并提出了十分中肯和宝贵的意见。

同以往一样，我的夫人露易丝不仅在本书的编辑方面给了我最大的帮助，而且在其他方面也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把本书献给她，以表我的爱意。

戈登·伍德

导　　言

我们美国人并不愿意把我们的革命看作是激进的；的确，长期以来，我们大多认为它纯粹是保守的。它确实不同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革命。在那些革命中，人们互相残杀，财产损失殆尽，一切都被推翻。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并不具备历来的革命者形象：义愤填膺，斗志激昂，不顾一切，甚至为了某种事业不惜杀人流血。我们可以把罗伯斯庇尔、列宁看成革命者，但是决不会认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也会闹革命。他们似乎太因循守旧，太严肃谨慎，也太温文尔雅。我们几乎难以想象革命者会是头发扑满香粉、身穿宫廷及膝短裤的样子。美国的革命者们似乎总是出入于客厅或立法大厅，而不是活动在地下室里或大街上。他们作演讲，却不做炸弹；撰写博学的文章，而不是各种宣言。他们既不是抽象的理论家，也不是社会平等主义者。他们不消灭他人，也不毁灭自己。美国革命没有恐怖时期，也不存在应运而生的独裁者——没有克伦威尔，没有波拿巴。其他革命的爆发大抵是由于社会罪恶、阶级冲突、贫困化以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美国革命的原因与之不尽相同。它没有农民起义，火烧城池，更没有监狱暴动。

诚然，许多被称为进步主义或新进步主义（Progressive or neo-Progressive）的历史学家们，如汉娜·阿伦特所言，试图“用法国革命的模式来解释美国革命”，去寻找那些也许是同引起法国革命和其他现代革命相似的内乱、阶级斗争和社会贫困等因素。〔1〕从20世纪初以来，这些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们对美国革命做出种种社会性解释。用卡尔·贝克尔那句著名的话来说，这些解释主要用以说明这场革命不但要解决“家规”问题，还要解决“由谁来当家做主”的问题。〔2〕他们想要把这场革命的实质描绘成被剥夺和缺乏社会基本权利的阶层反对受保护的上层精英的社会斗争。然而，有人曾经正确地指出，尽管进步主义和新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在本世纪作了长期研究，写出大量的著述，要把这场革命的起源和目的“或多或少地描绘成是某一经济困难的体现，或是当作表达贫困、受到威胁的广大民众向社会的抗议及表达他们的希望的体现，但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3〕其原因在于，被认为是所有引起革命的社会状况——贫穷和经济剥夺——在殖民地美洲并不存在。再者毋庸置疑，美洲白人殖民者不是被压迫人民；他们也不要去挣脱什么沉重的宗主国的枷锁。〔4〕实际上，这些殖民者明白，他们比18世纪任何地方的人们都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富裕，更少受到封建与君主制沉重的束缚。尽管如此，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殖民地社会不易引发革命。

正是由于18世纪美洲的革命的动力与可能是别的社会抗议运动和社会革命的动力几乎截然不同，我们势必会认为美国革命毫无社会性特征，与社会毫不相干，没有社会原因，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因此，人们经常认为，它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是一场用宪法保护美洲殖民地权利使其利益不受英国侵犯的运动（“不准选代表，不得征税”），它没有去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它。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殖民地的反抗运动或是一场独立战争。即使我们已经看到了革命中的激进主义，我们也只是认为是政治上的而非社会意义的激进主义。据说，革命领导人也“是特有的18世纪的激进分子。正如18世纪英国激进分子那样，他们不是要重整社会秩序，也不是要解决经济不平等和阶级社会不公正的矛盾，只是要清除政体中的腐败因素和反击明显增长的特权势力”。〔5〕由此，人们通常把这场革命描述为异乎寻常保守的事件，它基本上只局限于政治和宪法权利方面的斗争，同历史上其他伟大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相比，它根本算不上是革命。

如果我们仅用社会苦难和经济贫困的程度，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杀、多少庄园被焚毁的数量作为标准来衡量革命中的激进主义的话，那么，历来强调的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说法就合情合理了。但是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大小、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它也像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当然，美国革命同其他革命有所不同，但是其激进性和社会性一点也不差。它实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这一极为重要的剧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特性，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随后的历史进程。

它同历史上任何革命一样具有激进性和社会性，可它是具有18世纪特殊含义的激进性和社会性。在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18世纪，毫无疑问，很多人们所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几乎全部是政治方面的，那是因为在那个遥远而又与今不同的年代大多数人还无法撇开政府而去想象社会问题。现在被认为是由阶级划分、经济剥削或由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等种种主义造成的社会差别和经济贫困，在18世纪通常被认为是由政府的弊端造成的。封官授爵、社会差别、职权利益、商业契约、特权和垄断、甚至各种暴敛巨额财富等等所有的社会罪恶和社会掠夺似乎都与政府相关，最终与君权相关。因此，英裔美洲激进分子似乎只以政治术语谈论廉洁政府，清除亲英朝臣，反击王权势力，还有更重要的是，成为共和派，尽管如此，他们也明确传达了社会信息。在我们看来，美国革命者们似乎只专注于改造政府，而不是社会。然而，在摧毁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改造政府也在改变社会形态，他们深知这一点。他们只是不知道，也很难想象得出的是他们将把社会改变到何种地步。六十多年前富兰克林·詹姆森把美国革命说成只是一场社会运动，遭到了随后一代历史学家的广泛抨击，但他至少有一件事说对了：“革命的洪流一旦爆发，就不会只流淌在狭窄的河道里，势必会波涛滚滚，漫及四野。”〔6〕

当美国革命进行到19世纪初时，美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全面彻底的转变。一个阶级并没有推翻另一个阶级；穷人也没有取代富人的地位。〔7〕但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到了19世纪早期，这场革命已经创造了一个与18世纪殖民地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实际上，它是有别于世界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社会的新社会。

当然，早期美国社会和文化千差万别，十分复杂。现在历史学家们每天都在发现这些地方差别、地域差别、地区差别、种族差别及阶级差别。这些差别使得我们很难把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概括。尽管存在着这些复杂性和差别，在不忽略它们的情况下还是写了这本书。对事物进行个别了解和全面了解各有其时。我们对美国革命这样一个伟大事件还知之尚少。我们定期把很多对18世纪美国所作的专题研究综合起来，看看其构成的各种类型，对进一步理解这场革命不仅很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场革命不只是合法地建立了合众国，它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由于美国发展成现今这样，也由于美国在20世纪变成如此大国，要充分理解和再现这个国家微不足道的起源几乎近于难事。美国在1760年仅是一些拥挤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殖民地，是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经济不发达的边区村落。居住在这些殖民地的不足两百万人口的君主制臣民仍旧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就是，也应该是等级制和不同程度的从属制的，大多数人都是由这种或那种人伦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些无足轻重的边疆省份发展成了广阔的、几乎横贯大陆的有近千万人口的共和制国家。这些活跃的具有平等观念的国民不但充当了历史的先锋，而且彻底地改变了社会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不再是在文明边缘深受君主制和等级制重压下的臣民，美国人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具经济头脑以及最现代的人民。

这种巨变的产生并没有借助于工业化、城市化、铁路以及任何我们常常用以解释“现代化”所需要的力量。正是这场革命才是这种转变的关键所在。是美国革命，而非其他单一的事件把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最具商业精神及最现代的国家。

当然，西欧一些国家与此同时也同样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和“民主革命”。美国革命决非仅有，只是有所不同。由于有与西方共有的民主化经历，所以，引起了不止一位历史学家的争论。他们认为使美国从一个世纪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个世纪另一种社会形态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有没有美国革命它都会实现的”。因此，这个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不应同美国革命混同起来。即使没有美国革命，他们说，美国也会作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现代化的世界。〔8〕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去评论19世纪法国出现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许多当代主张修正历史的文章都是基于这种特点来谈论法国革命的。但是，同法国一样，美国的事实并非如此。美国革命与1760年到19世纪初发生的社会转变是密不可分的。也许社会变革“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但我们无法知晓。事实上，它是和美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同生共长。美国革命同18世纪末在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发生的变化融为一体。

这些变化是激进而广泛的。我们现在很容易去集中谈论美国革命没有实现的部分，去强调和悲叹它没能废除奴隶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命运这一方面。这样，我们就无法领会它确确实实完成的事业那一方面的意义。事实上，这场革命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19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也使我们现在所有的平等观念成为可能。革命不仅彻底地改变了人伦关系和包括妇女地位在内的社会关系，而且摧毁了至少两千年以来西方早已知晓的贵族统治。革命使长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甚至有了支配权；他们卑下的劳作获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尊严。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它还真正重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公众或国家权力，并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的官员。美国革命不但使美国人的文化发生了变化，艺术、建筑及肖像画风格随之改变，甚而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和真理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它把人民的利益和富强，即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革命决不仅仅只是为经济的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它也释放了民众中几乎未被察觉的巨大的经营企业和商业的能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总之，这场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影响最深远的事件。

注释

〔1〕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1965年纽约版），第49页。

〔2〕Carl Beck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968年麦迪逊版；1909年第1版）。

〔3〕Bernard Bailyn:"Lines of Force in Recent Writing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20页；此文是在1975年“第十四届历史科学国际大会”上发表的。

〔4〕为证实此观点，请见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America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88年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版）。

〔5〕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83页。

〔6〕J.Franklin 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a Social Movement（1967普林斯顿版；1926年第1版），第9页。

〔7〕事实上，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这类运动是否发生过还尚无定论。假如法国大革命原本就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的话，那么，很显然，我们在分类学和社会学上对什么是构成革命的因素有了差错。

〔8〕Bernard Bailyn:"The Central Them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见Stephen G.Kurtz和James H.Hutson编：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4页。Jack P. Greene:"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Evaluation and an Interpretation,"见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88期（1973年），第21页。

第一编　君主制

第一章　等级制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不妨对变革前的旧殖民地社会的某些方面再考察一番。尽管自从17世纪移民运动起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但是18世纪中叶的殖民地社会在许多方面依然是传统的社会，例如，在其基本的社会关系方面和其文化意识方面还都是很传统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家庭、社会和国家，公与私似乎是密不可分的。权威和权利不是像现在这样出自于社会政治组织，而是来自于人伦的关系结构。这个前现代或早期现代化社会在许多重要方面仍保留着它所脱胎出来的中世纪的效忠宗主的遗风。

诚然，已经到了18世纪中期，大量的离经叛道和独树一帜现象，以及新鲜的或者与原有的社会不相一致的事物不断涌现，迫切需要有人加以解释和解决。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正在冲破和削弱束缚人们的旧有的人际关系，正在迫使这种束缚分崩离析。在各地，人们迫切需要解答正在发生的一切。新观念、新价值观在英语国家层出不穷，但是旧有事物和观念仍很顽固。如同所有英国人一样，殖民地居民仍继续相信要维持君主制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生活在君主制社会首先意味着得做国王的臣民。这不单单是个政治地位问题，而是具有各种社会、文化甚至心理含义。就像17世纪的爱德华·柯克和其他法学家们阐明的那样，英国臣民忠君效国是个人各自的私事。各种人都是通过与国王的联系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孩子们之所以成为兄弟姐妹只缘于他们拥有共同的父母。威廉·布莱克斯通说，国王是“一国之父”，臣民应如子女，听从家长的支配。因此，从纯理论上说, 就像美国人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君主制社会意味着依附, 人们软弱卑下, 毫无自主或独立精神，易于被家长式的国王的威仪所慑服。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3年曾说到，整个社会唯王命是从。〔1〕

由于君主制社会含有屈辱和依附的成分，英裔美洲殖民者是决不会当温顺的君主制臣民的。当然，在3000英里之外大西洋对岸的“老家”的英国同胞也不会俯首贴耳的。所有18世纪的英国人在西方都是以反抗、傲慢和不甘被统治而闻名的。北美殖民者的桀骜不驯和藐视权威的美名主要是来自他们的英国人气质。

在我们狂热地把母国的“传统”社会同殖民地的“现代”社会相对比时，我们并没有太注意到殖民地的文化仍主要是英国的文化和传统文化。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殖民地社会要比母国社会更传统。绝大多数18世纪中叶的殖民地领导人都把自己当成英国人而不是美洲人，他们和母国的同胞所读的是一样的文学、法律和历史著作，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他们的价值观大多来自于书本。北美洲的各个殖民地互不相干，只是由于他们都共同与英国王室相联系，并都是大英帝国的成员，才使他们有了互为一体的感觉。大多数殖民者对伦敦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而对邻近殖民地的事情却常一无所知。他们是居住在泛英世界边区的外省居民，一样的英国化。殖民地小首府就像一位旅行的英国官员描述威廉斯堡那样，完全像是“地道的英格兰的城镇”。费城就像一个小的布里斯托。事实上，从英国来的人大多把殖民地居民看成是他们的乡下表亲，他们可能更土气，更像人民党，更具有平等思想，更多信奉长老教派而不信奉英国国教，但是他们仍旧是英国人。他们同约克郡或诺里奇的居民或英国其他乡村小镇的外省居民一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一个又一个的观察者们认为，18世纪中期美洲的“行为、道德和娱乐方式同母国的一样……只是在程度上……稍逊一筹而已”。〔2〕

实际上很难找出有哪些当时对美洲殖民者们的描述不适用于描述本土英国人的。尽管美洲殖民者的确被看成是恣意妄为、目无尊上的，称不上野蛮也称得上是粗野之辈，但这种名声并没有损害他们英国臣民的地位，而是使他们更像英国人。孟德斯鸠不是曾说过英国人太忙于注重他们的利益而顾不上礼貌和文雅吗？〔3〕各地的英国人仅仅想要做君主制下拙劣的臣民，而且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国王生来就有作为君王的权利，人民也有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是“生来自由的英国人”，他们有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无法享受到的权利与自由。其实他们的权利和自由比任何传统的等级制君主社会所能给予的要多得多。因而，英国君主制不但有别于其他君主制，也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君主制大不相同。

从17世纪初期起，英国人彻底地转变了君主制度，他们把一个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并废黜了另一个的王位；他们发表宪章和权力法案，定期召开国会，甚至另立了新的世袭王位继承人。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他们更加体会到君主立宪制独特的妙处。他们自己对自己说：“我们英国的政体（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没有独断专行的暴君，他们不像土耳其皇帝或法国国王那样，以自己的愿望（或毋宁说是奢欲）支配着不幸的臣民的生活和命运。”〔4〕下院的代表制甚至允许陛下的臣民来参与国是。这是专门供奉给自由的政体。

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政治派别的英国人对自由真是赞美不尽。每个运动，甚至连镇压活动都被披挂上英国式自由的外衣。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民族把自由如此充分地加以利用。与可怜的被奴役的法国人不同，英国人既没有常备军，也没有拘票；相反，他们有人身保护令，有陪审团制，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还有经商和旅行的自由；他们没有被滥捕和滥罚的危险，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城堡。虽然只有极少的男人有权选举代表，而妇女丝毫没有选举权利，可他们却始终怀有参政感，尽管这只是意味着在下院周期性选举时举行游行和欢呼。18世纪的英国人享有自由的名声遍及四海，盛名之至，无以复加。就连后来很快成为乔治三世国王的年轻的威尔士亲王，也对自由作了非君主式的赞颂。他说：“不列颠的荣耀与自豪以及政体的直接目标就是政治自由。”〔5〕没有哪个桀骜难驯的美洲外省人能把它表述得更加清楚了。

18世纪美洲殖民者很多著名的性格特征实际是英国的个性或者是夸张的英国个性。例如，欧洲大陆的批评家们指责英国人粗俗，但是，像美洲殖民者那样，他们把缺乏教养的指责反变成了利器。他们不厌其烦地说，法国人过分雕饰，浮华冶艳，雄健不足而阴柔有余；贪恋奢华又自我哀怜，而且为穿木鞋的迷信的僧侣所慑服。这哪里比得上刚毅、喧闹和身强力壮的约翰牛性格！英国人说，美洲殖民地居民不管是身处什么样的社会地位都说一式一样的话，而欧洲人也是这样去评说英国人的。美洲也许曾有多种多样的宗教团体，因而以宗教宽容而著称。然而，母国也是如此。伏尔泰在他的《哲学书简》中说过：“假使英国仅有一种宗教，那我们就要害怕专制主义；假使有两种，它们之间会互相残杀；但是如有三十种，他们却都和平共处。”〔6〕

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都炫耀他们自己的独立性。大部分殖民地的农民固然拥有自己的土地，有别于代表英国农业生活的佃农，但是如何看待这种差别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英国佃农或许是隶属于他人，可他们自己从不这样认为，外国人也不这样去看。尽管纽约的农民，能够“无条件地享有和继承”土地，但是，副总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在1765年说，“他们的生活条件并不比英格兰的普通农民优越。”尤其是同畏缩的法国农民相比，英国佃农以其独立性闻名。约翰逊博士的朋友斯蕾尔夫人观察到：在法国“似乎人人都属于他人，没人属于自己”。独立地位和依附地位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像大部分英国人一样，多数美洲殖民者们并没有像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自由。〔7〕

美洲以平等主义著称，但英国也是以此闻名。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没有什么法律或习俗障碍把拥有土地的贵族同社会其他阶层分隔开，由此形成的各阶层不间断的交流给欧洲的观察者们留下深刻印象。就连曼彻斯特的鞋匠在1756年都能梦想和赞扬英国的社会流动（“打开海岸，欢迎新的冒险家”），无怪乎外国人认为英国人是平等狂。来自海峡对岸欧洲大陆的来访者们觉得英国普通老百姓毫不敬畏权贵，他们在大街上及各处哄骂和嘲笑上流社会和自命不凡的人。外来的人惊讶地发现，在格林威治公园的星期日游行中，英国劳动者，甚至包括学徒和妓女，同有身份的人混杂在一起，毫不逊色。瑞典人彼得·卡尔姆注意到，法国农民穿戴得就像农民，而英国劳动者则穿着宫廷礼服，头戴假发，或戴着无沿女帽，身穿鲸骨框撑起的长裙。在各处的欧洲人看来，英国人好像太热衷于自由平等，确实像染上了“共和精神”。〔8〕

确实，做与民同庆自由的英国国王的臣民就是做一个特殊国家的一员。按欧洲大陆的标准，英国君主制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君主制。但是，尽管形式化，它仍是殖民者生活的君主制社会，他们也仍然要效忠国王。由于皇家的权势和影响在美洲的新近增长，使得18世纪中期的殖民者有时比英国人还要狂热地拥护君主制。戴维·拉姆齐博士说：南卡罗来纳人“过分地喜爱英国的做派”。人们对沿海的其他殖民者们也做过类似的评论。1768年，宾夕法尼亚人本杰明·拉什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国王的御座时，他的敬畏之情，甚至连英国城里人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仿佛是“站在圣地”，“凝视着御座，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即便导游员说游客几乎无此先例，拉什还是缠着导游员让他在上面坐上“一会儿”。最起码，这次经历也是让他忐忑不安的：“我诚惶诚恐，思绪万千。”这是人们在世上朝思暮想的；“人们对王位梦寐以求，心向往之。”难怪拉什后来悲叹人们的热情都被“王公贵族所吸引”，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数不胜数的殖民地居民都曾言必称“乔治三世”，而对自己的同胞却视而不见。〔9〕

也许真像戴维·休谟暗中观察的那样，美洲殖民者之所以比英国的城市居民更加崇敬国王，正是因为他们相隔万里，因而并不真正了解国王。1760年乔治三世继位，殖民居民同英国本土居民一样激动万分。南卡罗来纳的威廉·亨利·德雷顿认为，1763年的美洲人比任何人都更加关注国王。〔10〕

当然，大多数殖民地居民几乎对君主制并没有什么亲身的体会。不像拉什，他们从未见过御座，或从未亲眼目睹过皇家巡行，也从未看过皇家盛大的仪式和庆典。但是殖民地的报刊详细地报道着皇家的各种事件，殖民当局也尽其全力维护着对王室的尊敬。他们在公共建筑内摆放皇室的纹章和标志，并且鸣放礼炮，点燃焰火，免费提供酒水，来庆祝像国王诞辰之类的皇室的重要节日。皇家总督们非常急于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修建豪华的官府，身着名贵的服装，大肆宴请宾客，认为这种方式才符合他们辅佐英国摄政的身份，并且为王室增光。〔11〕他们有权赦免死囚，当他们就任总督时，常常像新国王登基那样行使赦免权。囚犯们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俯首乞求饶命，总督们以这种方法置法律于不顾，其目的在于引起民众的敬畏，以振王威。由于在殖民地，王室的权威日渐衰落，总督们常常过分使用赦免权，以至于在有些地方，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死囚得到了赦免。〔12〕

18世纪中叶，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试图重振王威。用英国的标准来看，美洲殖民地的法庭很难让人望而生畏，因此，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去威严地执行国王的法律，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把弗吉尼亚的一个法庭的法官的长凳放得离地面又高出大约有一英尺。在1764年，纽约最高法院效仿母国和其他一些殖民地的做法，命令在法庭上法官、辩护律师一律身穿法官服或法衣，佩带宽领带，以使法庭更加“庄严、威赫、肃穆、尚礼”，产生“更好的效果”。约翰·亚当斯回忆道，在18世纪60年代初期，马萨诸塞殖民地官员同样在其高等法院引进了新的形式，“黑貂镶边红色的法衣长袍，宽宽的领带，硕大的假发构成了新的景观”，用这一切来为执法制造出更“夸张的”和更像“基督教教会”严肃气氛的法庭气氛。亚当斯说，镶着金框的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全身巨幅肖像“悬挂在法院最醒目之处”“让人们敬仰和效仿”。画像中“标志皇家身份的貂皮大衣和飘逸的长袍极其光彩夺目，国王极其高贵优雅，五官轮廓鲜明而有特点”。画这些超凡入圣的斯图亚特国王肖像的目的，是让人们产生敬畏之心。亚当斯认为，所有这些做法使得波士顿老市政厅的议事厅“像大不列颠帝国国会的上院或下院的大厅一样令人肃然起敬”。〔13〕

鼓吹宣扬王室权威的活动，有人为强加的因素，并且刚刚初具规模。但是尽管如此，到了18世纪中期，王室在殖民地的权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行之有效，更加深入人心。虽然走私活动很多，在新英格兰地区尤为猖獗，但是绝大部分的美洲贸易还都是在英国航海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货物都是由英国或是殖民地的船只运载，殖民地的大宗产品，像糖、烟草及稻米等被送往英国，殖民地居民大量进口的英国工业产品，绝大部分欧洲进口货物也是通过英格兰转口到美洲的。虽然美洲殖民者抱怨大英帝国的法规和制度，甚至避开某些控制，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是非常顺从的，合法的贸易越做越多，所有的做生意的人都是前所未有的买卖兴隆。随着18世纪50年代英、法两国战火又起，英国的资金大量倾注到美洲殖民地，殖民地居民则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来满足英国战争的需要。到了50年代后期，许多殖民地调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英国王室而战。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以前更成功的强硬派的殖民总督，这其中有弗吉尼亚的威廉·古奇、弗朗西斯·福基尔，马萨诸塞的威廉·谢利和托马斯·波纳尔等人。〔14〕

宗教也倾向于支持建立君主制权威和秩序，尤其是支持在那些普通老百姓当中建立君主制权威和秩序，普通民众仍依靠基督启示（和魔法）来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欧洲历来有由政府支持的教会集中控制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现象在17世纪的美洲殖民地仅是偶尔出现，但是在18世纪前三四十年里却形成了燎原之势。虽然在大多数美洲殖民地，宗教团体并不具备像母国的英国国教那种法定的统治地位，但是，包括那些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教派在内的所有教派，都在制度上和教规上对美洲殖民地社会加以控制。在1690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各殖民地当局协助各个教派，向越来越多以前被忽略和被遗忘的人群施加带有强制性的基督教权威。在所有的美洲殖民地，教权东山再起，新教区层出不穷，许多更加精美的大教堂矗立起来，人们制定了新的更繁琐的宗教仪式，越来越多未入教的人们卷入了正式的教派。这些不同的方式，巧妙地强化了君主制权威和人们服从权威的意识。就连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教派也违背了他们封闭的和地方主义的初衷，加强了牧师的权威，并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在18世纪上半期，复兴的英国圣公会用举行宗教典礼和礼拜仪式的方法，把英国的基督教权威传播到了最偏远的地区和美洲的最下层社会。在这一方面英国圣公会做的工作最多。所有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对等级制权威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在布道时，宣传《圣经》的“罗马书第13章”上所讲的所有的人“从良知上……都是更高权威的臣民”，或是使权衡得失的、有条件的忠诚升华为个人的和情感上的效忠。尽管是这样，他们也还是比不上英国圣公会那样有强力的支持和传播君主制观念。在美国革命前夕，北美殖民地已经有了约400个圣公会会众团体。即使是温和的圣公会传道士，也在连篇累牍地强调权威的神圣性，以及臣民应该向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表示尊重和敬意的必要性，从而给这种文化打上了更多的君主制的烙印。虽然圣公会教派经常吸引那些最贫穷和最无权无势的殖民地居民，但是作为国王的教派，它也吸引像皇家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等的社会上层人士。到18世纪中期，英国圣公会教徒中执掌公职的人员的数量比例超过了他们在社会所占的人口比例，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君主制在各殖民地的地位。〔15〕

皇室的权威在美洲殖民地比18世纪中期似乎比以往更加显赫一时，并受到从未有过的欢迎，这不仅是由于战争自然地助长了英国王室的影响、以及圣公会教派日渐强大这些原因，也是由于殖民地居民的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仍旧基本上是君主制观念的。他们或许不清楚真正的国王和宫廷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十分明白由君主制的主从性和隶属性必然构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是什么。君主制意味着休谟所说的“一系列的依附关系”，即是由不同程度的自由与服从构成的等级。这个等级维系着从最顶层的国王到最底层的契约佣工和黑奴在内的所有人。人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现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最下等的仆人也不例外，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足以弥补不平等造成的缺陷。在这个传统世界，“人各有其位，又休戚相关”。〔16〕理想地说来，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里，没有人是真正独立的，也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人人都是互为依存的。因而，在18世纪，人们才会对那些像鲁宾逊那类离群索居者或是形单影只、无依无靠的人的命运产生出极大的兴趣。〔17〕

在18世纪就像在约翰·温思罗普的时代那样，人们很难想象一个文明社会除了是某种等级社会外，它还会是什么别的类型的社会。用加尔文教派著名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的话来说，在这个社会里，所有的人“按其能而得其位，据其位而尽其职”。在这样的社会，不让不平等现象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自然的。

尊卑次序为天纲，

王者必踞众人上，

智慧无穷银万两……

君主制社会的等级制是事物的自然次序的一部分，是安排整个宇宙次序的存在链的一个环节，也是约翰·亚当斯所称的“一物降伏另一物，直到胡椒水里微不足道的微生物也是这样”。〔18〕

正常的社会就像完整的自然界，从没有什么是可以失去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丢弃的。在这个传统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限，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能使自己荣华富贵。从一个等级向另一个等级的升迁不单是可能的，如果人们想要达到他们应有的地位，这种升迁也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升迁的人必须具备而且还要展示那个新的等级或地位所需的素质。然而，鱼目混珠，以次充好却是不自然的。“个矮的人可能会垫一些东西来增加身高，可是踩在高跷上并不能使他仪表堂堂。”按照理想的说法，人们应在社会次序内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且还应“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依附关系，在各自的位置上尽职尽责”。这样就会政通民和，国泰民安。在18世纪中叶，马里兰的托马斯·克拉多克牧师说：“智慧的上帝设计了各种才能，并把它们赐予人们，以适合生活中上帝为此而设计的多种等级地位的需要。如果人们在各自的地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做好分内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会获益匪浅。”〔19〕

使用古代“流浪警告”法（"warning out" regulation）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和使用反流浪法规的南部殖民地都希望每个人归属于某一处地方，他们依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他们与生俱来的群体感。在流浪警告法之下，各城镇可以合法地驱逐“外来者”，并用警察把他们从一个镇递解到另一个镇，直到他们返回法定居住地为止。〔20〕社会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殖民者不厌其烦地援引《圣经》“哥林多前书和后书”中那些训言：“不应有分裂主义，所有成员都应受到同等的关照。”他们还广泛地谴责所有自私的个人和团体，以及“任何一点要破坏最牢固友谊的事情”。〔21〕

美洲殖民地是落后的欠发达的社会，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缺乏母国那种更为复杂的社会所具有的重重的不平等现象，也缺少那些错综复杂的等级标准。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等级和从属制度。阿瑟·布朗是个在新英格兰地区几个城市居住过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士，他曾回忆说，虽然18世纪的美洲人“没有贵族和士绅阶层”，但是在殖民地各地都有迹象表明，“每个社会都应有，也必须产生些身份地位的差别和不平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22〕

殖民者的等级观念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强化。军队似乎再现了等级社会，因而，在把土地分配给参加对法战争和对印第安人战争的退伍军人时，土地是很自然地是按照军衔来进行分配的：校级军官每人分到5000英亩，尉级军官每人3000英亩，逐级减少，直至士兵每人得到50英亩。大学生们有时甚至是在受到严厉的处罚之后，学到了等级制度的重要性。用耶鲁大学校长托马斯·克莱普的话来说，学校要求大学生要做到，“对高年级学生和教职员要毕恭毕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并通过形形色色的途径了解校内的各种复杂的身份地位和尊卑次序。例如，学生在走近一个人时，要根据不同的人的身份在不同的距离内脱帽致礼——对校长要在50米开外处脱帽，对教授是40米的距离，对助教是25米的距离。在这个社会等级制度下，人人都多少了解他们自己的地位如何，对他人应用何种举止言谈。如果他们不清楚如何去做，那么有一些就像一个叫乔治·华盛顿的年轻人抄录的那种指导手册。手册会教导人们对“有身份的人”何时脱帽，如何“按有教养的人的方式向不同身份的人”鞠躬致意。简而言之，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去做，“以便按人们不同的身份给予恰如其分的地位”。〔23〕

称谓包含在社会地位里，像“先生”、“绅士”、“自由民”或其他什么称呼，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姓名的一部分。法庭上的起诉或答辩常要依靠原告或被告把他们的社会地位搞清楚。年轻的律师约翰·亚当斯在1761年论证说：“如果在社会上建立等级地位和从属关系对社会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重要性就在于标志这些地位的头衔不应混淆不清。”地方民兵中的各种头衔也被带进了日常生活，因此几乎没有哪位地方治安官不带有上校头衔的。当威廉·布拉特尔代表马萨诸塞总督到新罕布尔什去执行任务时，他精心安排，以便让所有的“乡下人”都知道“他就是布拉特尔将军，这样他就会使他们目瞪口呆”，他的话“就可能会更有分量”。新英格兰农民很重视农夫与自耕农之间的细微的差别。在教堂里，座位是根据每个家庭的主人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进行分配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录取学生的名单也是按其家庭在社会上受尊敬的程度来排列的。在美国革命前夕，殖民者们为在总督的餐桌的座次排列争吵不休，以至于不得不请英国纹章院特派纹章官约瑟夫·埃德蒙森前来制定“座次规则”，用来规定各种殖民地官员确切的社会地位。〔24〕

这些头衔和地位的差别并不等同于我们现代的有关“阶级”这一概念。尽管殖民者谈论“第一等的绅士”、“中等生活水平”的人以及“贫困的人”，但是他们到那时为止，并没有明白无误地从大范围地与职业和财产连带关系的这个角度进行考虑，而这种关系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殖民地的社会划分标准更加细微，更加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金钱财产理所当然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但是光是它们本身并不能创造和维持这个社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不平等。实际上，18世纪殖民地社会的财富分配，要比它在19世纪的分配要平等的多。〔25〕可是，18世纪公平的财富分配并没有使这个传统社会比在美国革命后几十年出现的社会更加平等。它只是体制不同而已。

职业被理所当然地划分为多种类别。实际上，人们从小就学习各行业的手艺，人们也常常用这些行业名称来称呼这些人，例如，叫他们铜匠、买卖人、劳力等。〔26〕通常，这些行业名称只是用来称呼普通人的，即称呼那些被人们只是看成是干什么的而去不管他们具体是谁的老百姓们。然而，像医学、法律和神学这样的学者的职业则没有被看作是任何现代意义上所说的职业。事实上，“职业”（profession）这一词仍然带有古时这个词的原意，即做公开、自愿的表白，如同公开宣布宗教信仰那样。因此，人们一般并不是按这些专业人员所从事的职业来称呼他们，而是按他们本身的情况——按他们的“身份”，或者是说他们的绅士地位做出相应的称呼。虽然在日益复杂的18世纪的泛英社会里，如何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去称呼他是一件越来越棘手的事情，不过，人们还是不断地做出这类努力。〔27〕人们通常断定那些政府官员们，和那些从事法律、医学、神学等职业的人必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应带有“先生”的称号。例如，教士们就被认为“常常生来就是绅士，而且由于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的原因永远都是绅士”。〔28〕

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是种植者或是农民，他们当中有身份的为数不多，大部分人社会地位很低。然而，自称为种植者或是农民会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这样称呼自己的绅士们并不是想说他们是种庄稼的。而那些参与海外贸易并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则被称为商人。商人是一个令人尊敬但是不属于绅士的称呼。此外，商人也有许多种。在一些大的港口城市，有像费城的埃布尔·詹姆斯那样的富商巨贾，他们同英国进行大宗的利润可观的谷物生意。但是，在几十个生意人和店主中，才有一个像在费城、纽约或波士顿那样的巨商。这些中小商人不仅活跃在大的港口，也遍布在哈特福德或诺福克这样的中小港口，他们有时做些沿海岸或沿西印度群岛航线上的贸易，但是常常却只是费尽心机想尽一切办法，在没完没了地寻找货源和贸易地点。各种各样的手艺人和工匠遍及四方，不论是在南方的种植园，或是在乡村市镇，还是在港口城市都有他们的身影。事实上，大城市的男性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或一半的人是手艺人或是工匠，他们当中既有富翁，也有贫民。有些人是刚刚起步的少年学徒工，另一些是已出徒了的拿工薪的工人，也有许多人是受雇于人的师傅。还有少数人是老板，他们开办大作坊，雇佣着几十个工人为他们干活。可是，不论一个手艺人多么富有，他的社会地位或身份充其量也不过是和大部分其他劳动人民一样，同属于中等阶层。最下层的人就是那些“贫困的人”，他们有别于其他阶层是因为他们没有财产，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可做生意的货物，更没有任何手艺。〔29〕

到19世纪初期，这些职业的划分和财富多少的划分将使人们开始产生某些阶级意识。〔30〕但是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美国人仍沿袭传统的观念，他们认为社会并不是由广泛的、政治上相互敌对的阶层或阶级所组成的，而是由“互相依附、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人所组成的”。〔31〕他们认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上下等级间的纵向联系，而不是同一等级内部的横向联系，他们更易于注意那些位于他们之上或在他们之下的阶层的动向，而不大注意同一阶层的人的动向。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伟大的喜剧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1742年）中，简明扼要地抓住了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的上下阶层间互相联系的实质，大概没有什么文章能比得上他这样简练的描述。菲尔丁把社会中的各个从属阶层看成是“一种阶梯”：

比如，一早起来，马夫或其他下人，先去给跟班约翰掸衣刷鞋。约翰穿戴整齐后，就去给乡绅的侍从刷鞋穿衣。侍从打扮好后，稍后就为乡绅刷鞋打扮。乡绅装扮完毕，立刻去伺候领主老爷。老爷又很快跑去巴结宠臣，宠臣接着就去为国王效劳。不仅在这里，可能在整个的人身依附的阶梯上，每一级的距离都不相同，所以对哲学家来说，问题只在于，你是愿意当早上六点的人物好，还是当午后两点的人物好。然而，几乎没有谁肯屈尊去亲近下一级，不幸降低一级，就是奇耻大辱。〔32〕

虽然在这个被分成了三六九等的社会里，对富人和有钱人偶尔也会民怨沸腾，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集团或行业能长久地保持着任何一种强烈的团体或阶级意识。这种意识是指作为某一种社会阶层而存在的存在意识，这种社会阶层是具有长期的共同利益，并同另一阶层的利益誓不两立的。事实上，大部分人所能做到的，只是依据他人的社会地位来确定自己要么居于主宰地位要么是从属地位。他们怎样接人待物都是要因人而定的，因为“对乡巴佬和对王公用同样的举止言谈是愚蠢而可笑的”。所以，美洲殖民者在关于社会行为规范的条文里给予人们忠告时，总是同时在如何对待上层阶层和如何对待下层阶层这两个方面进行指导的：“对上等人要谦恭有礼；对下等人不要过分亲近，但也不可粗暴骄横。”每个人的身份同时既是自由的也是从属的，既是独立的也是依附的，既是上等人也是下等人，他们是什么身份完全取决于在同他打交道的人的地位是什么。因而，决定他们的行为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和职业。有时这些关系的亲疏程度被计算到了相当令人吃惊的精确程度。新的家庭教师甚至被告诫：“你在言行上同这个家庭的长子所保持的距离要和长子同他的排行倒数第二的弟弟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按目前最好的伦理学的箴言的说法，这种兄弟之间的距离是应该存在的。”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研究一个非常重视从属程度的社会。〔33〕

注释

〔1〕布莱克斯通语，转引自Jerrilyn Greene Marston: King and Congress: The Transfer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1774—1776（1987年普林斯顿版），第24页。1763年12月19日富兰克林写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见Ralph Ketcham: Presidents Above Party: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cy, 1789—1829（198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15页。

〔2〕Adam Gordon爵士:"Journal of an Officer Who Traveled in America and the West Indies in 1764 and 1765," 见Newton D.Mereness编：Travel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1916年纽约版），第403页。见David John Jeremy编：Henry Wansey and His American Journal, 1794（1970年费城版），第123页。见William 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Aubrey Land编（196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58页。见Virginia Harrington: The New York Merchant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1935年纽约版），第21页。见Richard Beale Davis: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olonial South, 1585—1763（1978年诺克斯维尔版），第3卷，第1428页。见Hugh Jones: The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Richard L. Morton编（195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80页。“Governor William Bull's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lony, 1770,”见H.Roy Merrens编The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Scene: Contemporary Views, 1697—1774（1977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268—269页。

〔3〕见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1748年）,Thomas Nugent译，Franz Neumann编（1949年纽约版），第1部，第19卷，第27章，第314页。Arthur M.Wilson:"The Enlightenment Came First to England," 见Stephen B. Baxter编：England's Rise to Greatness, 1660—1763（1983年伯克利版），第1—28页。1763年英国平民和贵族使用共同的语言使威尼斯驻伦敦公使着实一惊：在意大利，大众文化与贵族文化的鸿沟巨大。见Linda Colley:"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830," Past and Present，第113期（1986年），第97页。

〔4〕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1976年纽约版），第243页。

〔5〕E.P.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年纽约版），第78页。John Brooke: King George III（1972年伦敦版），第56页。

〔6〕Derek Jarrett: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1974年伦敦版），第16—18页，第21页，第36页。Voltair: Lettres Philosophiques（1734年）（1964年巴黎版），第6封，第47页。

〔7〕1765年12月6日，“Mr.Colden's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见E. B. O' Callaghan and Berthold Fernow编：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1856—1887年奥尔巴尼版），第7卷，第795页。Jarrett: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第18页。

〔8〕Harold Perkin:"The Social Causes of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译文第5缉，第18期（1969年），第123—143页。Jarrett: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第15页，第16—23页。

〔9〕Ramsay，转引自William Henry Drayton, The Letters of Freeman, Etc.: Essays on the Nonimportation Movement in South Carolina, Robert M.Weir编（1977年南卡罗来纳州版），第xxiii页。见1768年10月22日拉什写给埃比尼泽·哈泽德（Ebenezer Hazard）的信，收集在L.H.Butterfield编: Letters of Benjamin Rush（1951年普林斯顿版），第1卷，第68页。见George W.Corner 编: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Rush: His "Travels Through Life" together with his Commonplace Book for 1789—1813（1948年普林斯顿版），第198页。

〔10〕Drayton，转引自William D.Liddle:"'A Patriot King, or None': Lord Bolingbroke and the American Renunciation of George III"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5期（1979年），第951页。

〔11〕Leonard W.Labaree: Royal Government in America: A Study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System before 1783（1930年纽黑文版），第85—88页。Richard L.Bushman: King and People in Provincial Massachusetts（198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8—19页。Marston: King and Congress，第25页。Beverlv McAnear: The Income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1967年纽约版），第69页。

〔12〕Arthur P. Scott: Criminal Law in Colonial Virginia（1930年芝加哥版），第117—120页。Douglas Greenberg: Crime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Colony of New York, 1691—1776（1974年伊萨卡版），第130—131页。

〔13〕A.G.Roeber:"Authority, Law, and Custom: The Rituals of Court Day in Tidewater Virginia, 1720 to 1750," WMQ，第3缉，第37期（1980年），第37页。Greenberg: Crime and Law，第224页。1816年12月18日约翰·亚当斯写给威廉·图德的信，见Charles F. 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1850—1856年波士顿版），第10卷，第233页，第244—245页。

〔14〕John M.Murrin:"Political Development," 见Jack P.Greene和J.R.Pole编：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1984年巴尔的摩版），第408—456页。

〔15〕John Butler: Awash in a Sea of Faith: Christianizing the American People（199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98—128页。第164—177页，第197页。Bruce E.Steiner:"New England Anglicanism, A Genteel Faith?"WMQ，第3缉，第27期（1970年），第122—135页。Bruce E.Steiner:"Anglican Officeholding in Pre-Revolutionary Connecticut: The Parameters of New England Community," WMQ，第31期（1974年），第369—406页。Patricia U.Bonomi: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America（1986年纽约版），第39—97页。

〔16〕David Hume:"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见Eugene F. Miller编：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1985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126页。Abraham Williams：A Sermon Preach'd at Boston...May 26, 1762, 见Edmund S.Morgan编：Puritan Political Ideas, 1558—1794（1965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332页。Christopher M.Jedry: The World of John Cleaveland: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1979纽约版），第94页。乔纳森·爱德华兹说，如果社会的不同成员“根据他们的能力和本领，都各有其位，而且能各司其职，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的话，社会秩序将是很好的。Norman Fiering: Jonathan Edwards' Moral Thought and Its British Context（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31页。

〔17〕Georffory Atkinson 和Abraham C.Keller: Prelude to the Enlightenment: French Literature, 1690—1740（1970年西雅图版），第51—52页，第56页。

〔18〕Edwards，转引自Fiering: Jonathan Edwards's Moral Thought and Its British Context，第131页。Alexander Pope:"Essay on Man"，第4章，第2节，见Aubrey Williams编：Poetry and Prose of Alexander Pope（1969年波士顿版），第148页。A.Stuart Pitt:"The Sources, Significance, and Date of Franklin's 'An Arabian Tal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现代语言学会（MLA），第57期（1942年），第155—168页。亚当斯，1756年7月的日记，见L. H.Butterfield等编：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196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卷，第39页。关于18世纪的等级观念，请见Arthur 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193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00—207页。还请见Philip Greven: The Protestant Temperament: Patterns of Child-Rearing, 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the Self in Early America（1977年纽约版），第194—198页。

〔19〕Richard Lucas: Rules Relating to Success in Trade（1760年波士顿版），第6页。Williams: Sermon，见Morgan编：Puritan Political Ideas，第332页。Donald K.Enholm, David Curtis Skaggs和W.Jeffrey Welsh:"Origins of the Southern Mind: The Parochial Sermons of Thomas Cradock of Maryland,1774—1870,"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第73期（1987年），第200—218页。

〔20〕Joseph Henry Benton: Warning Out in New England, 1656—1817（1911年波士顿版）。

〔21〕Williams: Sermon，见Morgan编：Political Ideas，第333页。波士顿Evening Post，1763年4月13日版。

〔22〕William Livingston等：The Independent Reflector, Milton M.Klein编，（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14页。Browne，转引自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1955年纽约版），第137页。

〔23〕Robert D.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y Shenandoah Valley（1977年夏洛茨维尔版），第83页。Melvin Yazawa: From Colonies to Commonwealth: Familial Ideolog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985年巴尔的摩版），第60—66页。Charles Moore编：George Washington's Rules of Civility and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1926年波士顿版），第7—8页。

〔24〕Adams，1761年1月和4月的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of John Adams，第1卷，第198页。Randolph Shipley Klein: Portrait of an Early American Family: The Shippens of Pennsylvania Across Five Generations（1975年费城版），第203页。1774年1月29日约翰·亚当斯写给威廉·图德的信，见Robert J. 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197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104页。Labaree: Royal Government，第92—93页。1774年5月26日Purdie and Dixon's Williamsburg, Va.Gazette。

〔25〕参见John K.Alexander: Render Them Submissive: Responses to Poverty in Philadelphia, 1760—1800（1980年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版），第11页。

〔26〕Mitchell Robert Breitwieser: Cotton Mather and Benjamin Franklin: The Price of Representative Personality（1984年英国剑桥版），第241页。尽管妇女们通常没有专门的职业，而且，除了寡妇以外，她们几乎没有独立于父亲或丈夫的法律地位，但是她们参与了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并且经常对她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有着控制权。参见Laurel Thatcher Ulrich:"Martha Ballard and Her Girls: Women's Work in Eighteenth-Century Maine,"此文见Stephen Innes编：Work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198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70—105页。

〔27〕参见Bernard 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1986年纽约版），第147—149页。Edward M.Cook, Jr.: The Fathers of the Towns: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1976年巴尔的摩版），第87—90页。

〔28〕Jonathan Boucher: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97年伦敦版），第233页。

〔29〕Jackson Turner Ma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1965年普林斯顿版），第38页。Carl Bridenbaugh: The Colonial Craftsman（1950年芝加哥版），第96页。

〔30〕参见Asa Briggs:"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此文见Asa Briggs和John Saville编：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In Memory of G.D.H.Cole（1960年伦敦版），第43—73页。

〔31〕Williams: Sermon，见Morgan编：Puritan Political Ideas，第332页。参见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1780—1880（1969年伦敦版），第17—62页。

〔32〕Fielding: The History of the Adventures of Joseph Andrews, Martin C.Battestin编（1967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第2卷，第xiii页，第157页。

〔33〕Moore编：Washington's Rules of Civility，第9页。[William Dover]:Useful Miscellanies: Or, Serious Reflections, Respecting Mens Duty to God, and Towards One Another（1753伦敦和费城版），第31页。Hunter Dickinson Farish编：Journal and Letters of Philip Vickers Fithian（1943年威廉斯堡版），第161页。

第二章　贵族与平民

尽管大部分美洲殖民社会是由上下联系的各个阶层构成的，但是在这些阶层间还有一道巨大的分水岭，它把特殊的人与普通人、绅士与平民百姓区分开来，而这种分水岭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很难理解的。虽然在18世纪，人们越来越难以弄清应该由哪些人来明确地组成各个基本社会群体；但是，毫无疑问，在所有社会里总会有一些人是贵族，大部分人是平民；一些人当长官，大部分人做普通士兵；一些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人，大部分是粗俗没文化的人；一些是贵人，大部分人是庶民。有少数人时常被称为“尊敬的”、“敬爱的”、“阁下”、“卓越的”、“高贵的”、“有权势的”或“皇家的”，还有许多人则经常被叫做“群众”、“群氓”或“乌合之众”。这个“在所有人群的划分中，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社会分界线，是最重要的分界线，所有其他的分界线是无法与之等量齐观的，即使是自由与奴役这样如此明显的分界线也无法同它相提并论。英国圣公会教派牧师德弗罗·贾勒特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度过了清贫的青年时代。他回忆道：“在我这个层次和年龄段中，人们普遍意识到了高贵与贫贱之间的差别。”由于这种区别已经几乎失去了原有的含义（贾勒特本人亲眼见到了“这一方面的巨大变化”），我们需要运用想象力来再体验这种差别在18世纪的重要意义。南方的乡绅进教堂后，要在他们的家人和普通人就座后才整体入座。马萨诸塞的法庭无休止地争论他们是否能恰如其分地把某些原告和辩护人称为绅士。比起其他的差别，这种贵族与平民之间，绅士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更能清楚地反映出这个社会不平等和等级制度的实质。〔1〕

在讲英语的国家里，贵族在社会上人数不多，但有权有势，他们大约只占人口总数的4％～5％，尽管在北美洲的北部殖民地他们的人口比例接近10％。“大贵族”（aristocracy）这一词最初是指一种政体，是一种由出身最高贵的人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治的政体。但是到了18世纪，“大贵族”的范围被扩大，它包括了这种统治机构所属于的整个贵族阶层（patrician order）。虽然贵族只是一种群体，它与社会等级制的主体截然不同，但是它本身确是等级森严的。它的最顶层是国王，国王的下面是可以成为上议员的贵族（peers of the realm），这些贵族的人数在18世纪的任何时期几乎都不超过200人。这些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拥有大量的财产和世袭的爵位，在英格兰他们至少可以自动成为上院议员（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贵族则需要选举一些代表进入上院）。准男爵的爵位也是世袭的，但是这些爵位持有人无权进入上院做议员。在这些人之下是一些带有贵族头衔的骑士和准骑士（esquires）。整个大贵族的底层是大量士绅（gentry），他们是有资格佩戴家族纹章的最低的社会等级。〔2〕

“绅士”（gentlemen）最初的意思是指具有贵族血统的人，适用于所有的贵族，甚至包括国王。但是从16世纪起，贵族的范围扩大到许多更低等级的士绅阶层，世袭贵族们试图把“士绅”限定到所有“处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中间等级的人士”。尽管贵族与士绅的区别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约翰逊博士给士绅下的定义是“非贵族”，但是大多数18世纪的英国人仍旧认为士绅是贵族的一部分。〔3〕

即使包括了士绅阶层在内，18世纪的英国贵族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还是与18世纪的法国贵族所占的人口比例相差无几。实际上，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之间的相似之处比我们过去所想的要多得多。要进入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的上层等级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18世纪大部分时期，那些没有显赫的身份地位又不是出身高贵的人，是很难进入英国带爵位的贵族等级的。国王把许多新的爵位实际上仅仅赐封给那些已有爵位的贵族。两国贵族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于贵族地位世袭的程度有所不同。在法国，（尽管由于与非贵族通婚或从事不体面的工作，贵族身份会被剥夺）贵族是经法律确定的，而且法国贵族的所有子女都继承贵族身份。在英国，只有贵族中最上面的几种等级是世袭的，即使这样，爵位也只能传给长子。那些带爵位的贵族的其他子女都被抛进贵族中较低的士绅阶层。到18世纪，士绅阶层还主要是由社会认定的，而不是由法律确定的。正是因为可以不受法律的限制而能进入最低的士绅阶层，才使得英国贵族有了开放的名声。

依照现代的标准，或许即使依照18世纪法国的标准来看，这种名声也是言过其实的。不管18世纪英国贵族的最底层是如何开放，没有一定之规，士绅在讲英语的国家里形成了与普通老百姓截然不同的群体（这只会使得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感到惊讶）。18世纪初期的一位观察者写道：“在英国，士绅的头衔通常只有与众不同的杰出人物才能得到，他们或者衣着华丽，一派绅士风度，或者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家境富有，或者学识渊博。”但是，要想成为士绅并非是唾手可得之事。理查德·斯蒂尔概括地说：“一位标准的绅士或许是生活中非凡的人。”〔4〕

贵族同普通老百姓有着天壤之别，这使得许多人仍旧认为这两个群体代表了两个物种。事实上，除非我们了解这种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差别，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人生而平等”这个18世纪的革命观念的激进性。绅士的精神、情感和本性与平民的各不相同。普通老百姓只是“生来吃喝拉撒睡，死了湮没无闻”。就像莫扎特的巴巴基诺一样，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促使上层社会的人去行动、去获取自豪感、荣誉感的动机和抱负实现。通常只有饥饿才能驱使他们劳动”。普通老百姓被认为身体状况也是另一样，由于饮食和生活条件的不同，在许多情况下是会有一些差别的。人们常常断定，尽管一个漂亮的孩子身为平民，他也一定是某位绅士的私生子。贵族们时常认为，平民就像乔纳森·斯威夫特所描写的人形兽雅虎一样，只有生理的各种欲望，活像“牲畜”。乔治·华盛顿称普通农民是“食草的群氓”。伦敦·卡特上校是弗吉尼亚那些最有权势的大家族中的一位家长。他毫不尊重普通人，并且认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纯粹就是白痴”。就连约翰·亚当斯在他职业生涯的初期也把他们叫做“愚民”。他说：“这些人对什么是学问、修辞和天赋一窍不通”，他们“低级粗俗的妄想”很容易就能被激发出来。对纳撒尼尔·格林来说，“大部分群众”都“心胸狭窄，自私自利，又缺乏教养”，完全没有绅士们的“高贵”品质。作为罗得岛上一个铁匠的儿子，他雄心勃勃，一心要出人头地，由于他感觉到被“愚昧的迷雾”所笼罩，他势必会夸大百姓的劣根性。但是其他有地位的士绅们也同样把平民看成是目光短浅，固执己见，对世界一无所知。尽管开明人士尽最大的努力去宣传正统的基督教义和理性思维，但是许多老百姓仍旧相信神秘的鬼神世界，仍然依赖各种各样的法术。他们被看作是缺乏想象力、不爱思考和鼠目寸光的人。古维诺尔·莫里斯说，他们“没有道德观，只有切身利益的要求”。〔5〕

难怪有些贵族觉得这些愚昧迷信、猥琐的平民百姓就是天生为君主制而造就的。这些“没头脑的乌合之众”、“无知的庶民”很容易被贵族的理性，尤其是他们的举动所迷惑，并且常常对贵族的华丽官服望而生畏。本杰明·富兰克林即使做了共和制政府的官员几十年之后，到了晚年他依然断定“人类天性喜爱王权统治”。〔6〕

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称的“浑浑噩噩的群氓”相比，贵族阶层则是另一模样。他们的“头脑似乎天生就比其他人的要好，他们充满了英雄品德，具有高尚的灵魂，远远超出了我们同类的普通人”。这些伟大的人被平民百姓所难以理解的那些热情所激励，也为实现理想、为获得自豪感和荣誉感、为“希望能在杰出人物的记忆里获得永生”而奋斗。在战争中，在管理国家方面，或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是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或者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统治者是从贵族中产生出来的。凯撒、加图、克伦威尔和马尔伯勒这样的伟大人物均出自于他们的阶层，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人既被人们畏之如虎又敬若神明的原因。有雄心大志的人是社会中那些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品质卓越”，注定会因“产生某些巨大影响而扬名于世”。一位15世纪的贵族曾认为在描述政治事件时，只要“谈论贵族就足够了，因为正是通过他们，上帝的威力和公正才得以发挥”。因此，长久以来情况一直如此，直到18世纪仍还有许多人认为，大人物、等级地位高的人、国王和将军、贵族和士绅这些人很重要，只有他们的理想抱负和所作所为才对重大事件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作用。约翰·洛克认为，在教育社会方面“最应得到重视的应该是绅士阶层，因为这个等级的人在教育上一旦走入正轨，他们很快会带领其余的人做到井然有序”。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绅士就像我们自己的时代中的一些人那样，认为普通人的意志和他们的利害关系对历史的发展没有多大影响。就连托马斯·杰斐逊都认为，最为旅行者所常见的普通人，即“那些小客店老板、导游和马夫”，是“每个国家的苦力”，“当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时，他们这些人是决不应加以考虑的”。〔7〕

在18世纪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贵族会去注意那种在托马斯·格雷的《墓园哀歌》里所谈到的下层平民的“朴素的欢乐和微贱的命运”。在穷人“寂然无声的一生里”，“他们短暂低微的历史”是不值得载入史册的（正是这一点倒使得格雷这首伟大的诗歌具有了讽刺意义）。没有任何作家和艺术家会认为凡夫俗子能做出丰功伟绩，但是作家们却会利用平民做文章。当18世纪的观众看到平民人物在做本不该他们做的事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排斥心理。作家们主要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心理，来造成讥讽或喜剧效果。从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到罗伯特·曼福德，所有英格兰和外省的戏剧家们绘声绘色地描写各种各样下层人煞有介事地想成为他们不可能成为的上等人的故事，以期引起观众的大笑。没有什么能比观看仆人和其他下人装腔作势地摆出上等人英雄的模样，更让18世纪的观众开心的了。〔8〕

虽然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是大多数英国贵族的合法地位，但是法律确实承认贵族与平民存在着差别。只有贵族才可以展示家族纹章，也许可以成为陆军或海军军官。法律对他们的处置也不相同。俘获的平民士兵要被送进监狱，而被俘的军官只要向对方的贵族军官发誓绝不逃离此地，或者绝不返回部队，就可以凭宣誓被释放。尽管在英国好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刑罚却不平等：贵族不像平民那样要受割耳之刑或受鞭挞之苦。

正是这些方法使得平民认识和切身体会到他们比士绅低人一等，要对他们伏首听命。贾勒特记得，当遇见“所谓的绅士时……即遇见上等人时”，下层老百姓常常惊慌失措，望而生畏。他们同绅士谈话时，帽子握在手里，面红耳赤，手足无措。难怪许多最卑贱的人养成了“目光朝下看”的习惯。马萨诸塞州的乔治·休斯老人在七十年之后，仍对作为鞋匠的学徒去拜访约翰·汉考克议员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当时刚满20岁，见到议员时，“吓得要死”。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医生写到：老百姓知道“如何在上等人面前巴结奉承”。他们“像绵羊一样”看着绅士“带花边的礼帽和宝剑”。他们一见到戴假发的就逃之夭夭。他们看着精美的印刷品茫然不知所措，听到绅士在滔滔不绝地讲拉丁语或希腊语，他们惊得目瞪口呆。可是由于愚昧、自卑和服从似乎成了天性的一部分，许多平民百姓对这种差别并不以为耻。他们在绅士淑女面前顺从地鞠躬脱帽，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情愿绅士骑马，他们步行，尚且极少表达要和上等人调换位置的热切愿望。〔9〕

贾勒特回忆道：“我的父母从不为他们自己或孩子们谋求或希望得到任何头衔、荣誉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对我们的希望，就是长大后干一份诚实的职业，像他们那样，用辛勤的汗水来养活自己。”博物学家约翰·巴特拉姆对他的儿子威廉也是怀着同样的期望。他在1755年曾说：“我不要他成为通常所说的那种绅士，而是要他去从事一种他能通过辛勤努力而获得温饱生活的职业。”〔10〕除非我们了解那时许多普通人仍旧认可他们的卑微的地位到了何种程度，否则我们是不会理解那个前现代社会的。只有了解了当时的状况，我们才能开始懂得美国革命给这种自卑感和其他事物带来的根本变化。

当然，住在大英帝国偏远的殖民地的贵族阶层是注定不同于大都市一样的母国的贵族的。在殖民地，大贵族或有爵位的乡绅寥寥无几，这使很多帝国的官员十分头痛。由于殖民者只能偶尔见到有爵位的人，例如，来访的某个地主、某位皇家总督或英国将军等，所以他们对贵族的概念大多只限于乡绅的范围。但是在他们的头脑中，这种局限性仍然使他们认为贵族与众不同。例如，在弗吉尼亚，这种区别与生俱来：“在一个孩子能分清左右手，能区分黑白、好坏，或者知道他是谁生的，他如何生活这些事之前，他就已经是绅士了。”作为一名绅士，“去学手艺或从事服务行业对他来说，将是奇耻大辱”。因为在殖民地缺乏有爵位的贵族，当一名绅士就变得益发重要起来。〔11〕

在南部殖民地，大约在25个成年的男性白人中仅有一位被看作是绅士，而在北部殖民地大概有十分之一有此身份。但是整个北美洲殖民地都承认这种富人与穷人、士绅与平民的区别。即使在新泽西州那些财产和农场大小“大致相同”的农场主中，仍有一些“在身份地位上属于第一等级的绅士”，他们出自“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尽管这些新泽西的士绅的家产可能有限，但是他们还是迥然不同于“通常被列为中下阶层的劳动人民”。在切萨皮克湾地区，这些差别尤为突出。1771年在弗吉尼亚，7％～9％的种植园主控制了这个殖民地三分之一的土地。这些贵族种植园主当中的一些人确实有着极强的虚荣心。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菲利浦·费西安当上了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罗伯特·卡特的家庭教师。他也极力地指出这些虚荣心。不管如何负债累累，大种植园主拥有的土地和奴隶这些“庞大的家产”似乎使他们自己相信，“他们高不可攀，就像盲目的命运之神让他们的财产与众不同那样”。南卡罗来纳的大贵族“财大气粗”，甚至更加盛气凌人，尤其是对像乔赛亚·昆西这种只了解朴素的清教气氛浓厚的波士顿的人来说。昆西在1773年写到，查尔斯顿城“壮丽的景象……远远超过了我所见过、或想要见到的美洲的任何地方”。事实上，所有殖民地的城市都是产生贵族的培养基。留在城市里的人“更加见多识广，更有教养，同外面的人有更广泛的交流，无形中取得了比乡村的农民更优越的地位。这些城市里富有的商人同牧师、律师、医生以及偶尔驻扎在那些地方的英国海军军官一起都被看作是士绅”。所有的旅行者们都一致认为，是在城市里，人们看到“更开化”的居民，他们的文雅和学识使他们有别于那些普通百姓。〔12〕

虽然什么是“出身高贵的人”和“上等人”的概念在18世纪比在西方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含混不清，但是殖民者们仍继承了一些旧有的关于什么人是绅士的观念。约翰·亚当斯在1761年至少认为，他知道如果“既没有高贵出身、良好的教育、官职、声望或职业”，也没有良好的“思想和言行”，这样的人就不是绅士。一个人出生在“普通人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干摇船的活”，“从未接受过任何的任命”，如果把这种人称为绅士，真是“十足的滥用头衔”。美洲殖民者们有许多方法可以用来区分这种绅士身份。〔13〕

最重要的区分手段仍然是“血统和出身”，就如同君主制社会应该配有世袭的王位一样。人生来就不平等。据说，上帝“很乐于使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尽管大部分孩子“出身贫寒，或出身寻常人家，但是有一些却生在富贵人家，安富尊荣，比他人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毕竟英语中“genry”这个字就同出身有联系，这个字来源于“gens”（氏族）或家系。英国和殖民地的作家，像亨利·菲尔丁和罗伯特·曼福德，即使是在揶揄贵族的矫揉造作时，也不得不为了故事的连贯，把平民英雄写成实际上是暗中的贵族后代。君主制社会对那种马里兰的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那种“出身低微”的人存在着必然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14〕

财富也是区别绅士身份的另一重要手段，因为“按俗理，陋室生小人”。18世纪60年代，有人对弗吉尼亚金威廉县的绅士的状况作了观察。这个人不无嘲讽地说，任何男人只要拥有“足够的钱财、土地和黑奴”就会被自然而然地看成是“地道的绅士”；一个“因没有土地和黑奴而被绅士嗤之以鼻的人”，如果他“用某种手段得到了土地和黑奴”，他就会“一夜之间变成绅士”。可是对许多人来说，财产和财富并不足以使人成为绅士。因为，不仅一些穷人也声称拥有绅士身份，而且有些普通劳动者拥有的财产比某些绅士还要多。在这个早期的现代社会里，财富甚至出身这些传统的贵族或士绅身份的标志，日益被其他的衡量标准所包围，并受到排挤。那些标准包括了教养、人为的行为举止规范、品位和性格等。人们越来越经常说，“没人能配得上绅士的称号，除非他的言行与其相称”。〔15〕

绅士们举止文雅，鄙视那些行为粗俗的人。他们用银制的刀叉用餐，而许多平民仍旧用手抓饭吃。他们跳舞、击剑，因为这两项活动“能使姿态更加优雅”。他们的父母督促他们学习诗歌，练习演奏乐器，要他们学习如何“仪态闲雅，无可挑剔”，尤其在“温、良、恭、让”几方面要仪容得体。他们被告之，“一个绅士应懂得如何在公共场合使形势对自己有利，如何在受到攻击时保护自己”。菲利浦·费西安说过，人们会认为任何一位在弗吉尼亚旅行的年轻绅士都舞艺纯熟，精于拳击，会打牌拉琴，还会使用短剑。绅士们为自己精通古典文学而洋洋自得。不论在私下流传的诗歌里，还是在公开的辩论中，他们都竭力地炫耀他们的学识。不像平民百姓，绅士们都头戴假发或往头发上扑粉，并且认为“对年轻的绅士来说，整齐漂亮的头发是最好的装饰品”，尤其是出现“在有身份地位的人面前时”。他们打扮得出众入时，身穿着带花边的衣服、丝袜等，与普通人穿的简朴的衬衫、皮围裙、鹿皮马裤截然不同。他们追求装饰精美的住宅，悬挂自己的油画肖像。除非是拥有“六匹马拉的马车”，至少也得是“四匹马拉的车”，仆人身着“精良的制服”，本人又以华宴闻名遐迩——有了这些，绅士们才会心满意足。有些殖民地的乡绅或者是自称的乡绅，如来自康涅狄格的莱巴嫩的没有名气的商贩乔纳森·特朗布尔甚至重新修改他们的姓名，从伦敦的纹章学院获取纹章。〔16〕

最终，在为划分绅士身份的所做的所有的不懈努力的背后是那层传统的基本特征，即自由与独立。绅士们的自由宽松是意味着免于物质匮乏的自由，免于他人反复无常的干涉的自由，免于愚昧的自由，以及不必用双手劳作的自由。乡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依附的世界里的他们有独立性，在一个遍布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学识渊博，在一个辛劳的世界里他们悠闲自在。

现在我们有多种多样的工作和消遣，我们的社会又都是共同分享这一切，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以前的社会对少数的有闲阶层与多数的劳动阶层的那种严格区分的意义。在18世纪，劳动像从前一样，仍是同辛劳和痛苦联系在一起的。体力劳动还仍未获得较高的道德价值（虽然它不久将会获得）。固然，处处赞美勤奋和努力工作，而且清教的价值观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是这些只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不是针对绅士，更不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艰苦而持之以恒的劳动对培养普通人的性格大有益处：劳动能使他们免除烦恼，不再无所事事，能摆脱野蛮状态，劳动又能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但是劳动并没有被当作扩大社会财富的手段。尽管洛克曾说财富来源于劳动，但是传统的观念大多并不把劳动当作财富的源泉。人们出于需求，出于贫困而劳动。这种需求和贫困带来了长久以来对劳动人民的鄙视，人们总是珍视自由，因为这是不必为温饱而劳作的自由。人们普遍地假定，大多数人如果不必干活的话，他们是不会去做的。英国的写农业的作家阿瑟·扬对这种传统观念做了令人吃惊的概括：“除非是白痴，人人都知道，一定要让下层社会缺衣少食，否则他们是绝不愿意勤劳的。”1761年马萨诸塞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写到，正是“贫困产生了勤奋和节俭”。对于前现代社会的许多普通人来说（就像对现在很多第三世界的人来说），清闲自在要比工作更具吸引力，因为他们仍看不出为什么要更勤奋地工作。这也是为什么绅士们要费尽心机地督促平民勤奋工作的原因。〔17〕

从购买陶瓷餐具到纱织窗帘，普通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外的消费最终将会激发他们去勤奋工作，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有到了18世纪中期才被人们开始注意到。铺张消费在传统上被认为既是绅士的特权，也是他们这个等级的义务。绅士对劳动阶层的失业现象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再定制一双靴子或一顶帽子。在17世纪，托马斯·曼提出，“富人的钱包”养活了穷人。在18世纪，孟德斯鸠仍旧赞同地写道：“如果富人不挥金如土，穷人就会死掉。”当1765年失业的丝织工人在伦敦骚乱时，国王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保证宫廷里的贵妇们为下一次舞会订购昂贵的丝绸服装。亨利·菲尔丁在1751年写道：“生来就是为了消耗地球上的成果，这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如果真能称作特权的话）。人类的绝大部分必须不辞劳苦地进行生产，否则社会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著名的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说，他甚至担心农民手中的钱越来越多，足可以送他们的子女上大学，成为“律师、牧师、医生等”，并由此变成“士绅消费者，而不是食品的生产者”。〔18〕

1770年，新泽西的“一位上年纪的农民”要求其他农民停止抱怨士绅在他们的田里猎取狐狸。他说，“埋怨年轻的（费城）人在我们的树林中消遣”是目光短浅。这些绅士“猎捕那些害人虫时偶尔会造成轻微的损害”，但是他们出钱买我们的农产品，这足以弥补那些损害了。他接着问道，如果没有这些士绅，谁会来买我们的西瓜呢？猎狐也许是种“奢侈”，但是西瓜也同样是。“它们并不能当饭吃”，但是绅士们却“一年付上千英镑”买我们的西瓜。泽西农民感激绅士的奢华生活。可以把“货物”放在“费城市场上……卖钱，而不用交纳特许税”，对这位老农民来说是一种“恩惠”，它带给他“好生活”，为此他感激不尽，“那些几乎同样受惠的乡亲们也应感恩戴德”。〔19〕消费是乡绅有目的使用的特权。从18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北美殖民地反抗运动制定各种限制进口的协定，并且抵制使用英国国货。人们在这个反抗运动中的心理就是源于这种长期以来对贵族消费的看法，即贵族的消费对消费品的生产者来讲是一种赏赐和恩惠，拒绝消费是一种强制性的惩罚。1774年10月，大陆会议的成员们同意“反对和阻止铺张浪费”，包括使用丧服和在葬礼上赠送手套和围巾等时尚。这一切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绅士的偏见。〔20〕

18世纪泛英世界对奢侈的辩论，直接同普通人越来越多地消费绅士们的用品有关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理查德·杰克逊把奢侈定义为“一种大大超出一个人精打细算时所消费量的生活花费”。这种奢侈是和社会地位相联系的：许多绅士所需要的东西，平民并不需要，因此很多绅士的必需品却是普通人的奢侈品。奢侈因而成了严重的社会恶习，是社会混乱的征兆。所有的社会阶层恐怕都能享受奢华的生活，能进行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消费，但是只有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才是最值得注意的，也最令上等人惊恐不安。贵族需要通过铺张讲排场来显示其身份地位，可是平民百姓的职责就是生产，而不是消费。因此随之而来的传统做法是多次对普通人试行限制费用的法律，以及在平民中间无休无止地进行勤俭节约的号召。奢侈的罪恶是普通人冒犯了社会等级制的罪恶，是超越他们自己的社会等级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去进行生活的罪恶。贵族的锦衣玉食为平民提供了有益的工作机会，正像吉本所说的，它是富人为穷人志愿交付的税款。但是依据常理，如果铺张浪费蔓延到所有的社会等级的话，平民百姓就会懒散懈怠，开始像贵族那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样一来，就会混淆所有的社会界限。〔21〕

无所事事、清闲自在或是超然物外都被看作仅仅是贵族的特权。詹姆斯·哈林顿曾写到，绅士是那些“靠自己丰厚的收入为生的人，他们本人并不种田，或为维持生计而进行其他的劳动”。在18世纪初期，丹尼尔·笛福给“士绅”下的定义是，“依靠自己的地产等生活，不受他人的雇用，他们其中包括有学问的人，如，牧师、律师和医生等”。半个世纪之后，理查德·杰克逊给乡绅的特征做了相似的描述：那些“靠自己的财富谋生”的人。贵族是靠我们现今所说的“不劳所得”而生活的，他们不为生计操劳。尽管某些北部的殖民者建议士绅农场主们应“为他们的仆人树立勤劳的榜样”，可能的话，他们偶尔去田里走一遭，但是，绅士的活动总会被认为是劳心的而不是劳力的。管理庄园意味着行使权力，这是适合真正自由人的唯一活动。当然，如同许多18世纪的绅士们所极力效仿的古罗马贵族地主那样，像弗吉尼亚的托马斯·纳尔逊那些有地产的士绅，也深深地卷入了各种各样的商业和经营活动中。他们饲养家畜，改良土壤，改良果树品种，做土地投机买卖，甚至是做掮客或者从事贸易。〔22〕但是他们进行商业活动时，内心并不是为纯粹的牟取利润，大概，这样就与普通人进行的商业活动完全不同了。

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贵族身份的话，他们就会鄙视商业上牟取暴利的行为，认为这样做是贪得无厌，没有绅士风度。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想方设法增加财富，丝毫没有自相矛盾的感觉。但是理想地说来，他们当然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因为人们假定他们的收入均是间接来自于他们的财产，比如来自租金和债券的利息，或靠借出的贷款获利。实际上，他们的收入也经常确是来源于此。巨大的文化压力常迫使他们假装成他们是为了消遣，或者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计才参与经济活动的。〔23〕不但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偶然进行一些商业经营的绅士，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他人也是这样去看待他们的。与普通人不同，传统上，人们不是根据他干什么，而是根据他是什么人来判明或认定其是否是绅士的身份地位。他们有副业，没有职业。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只把自己当成“一位研究自然历史自得其乐的绅士”。他不愿被称为“博物学家”，甚至也不愿被称为是“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说，“博物学家、夜晚持火炬的引路人、修牙的人等”是“靠劳动谋生的人，是与绅士身份不相称的”。神职人员、医生、律师尚不是现代的职业工作者，并不需要像普通的工匠一样披星戴月地为生活操劳。他们的士绅地位不太依靠他们的职业技能，更多是依靠他们的门第、财产和所接受的大学的人文教育。缺乏这些东西的医生、律师和神职人员因此就成了非绅士的庸医、讼棍或骗子。〔24〕

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误的，诚如约翰·洛克所言，“做生意与绅士的职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人给社会带来了财富，因而是当地有用之人，但是作为一个不为生计操劳的绅士，他们的名声却被他们一心“为自己谋利赚钱”的行为所玷污。做零售买卖就更糟糕了。查尔斯顿的商人兼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深刻地意识到，南部种植园主对做生意印象很坏。在1764年，他向两个要到偏远地区的贫困但野心勃勃的乡绅移民建议，在他们想开商店之前，应先当种植园主。他告诫他们：直接在“这些地区从事零售贸易，会很下贱，就会被一些人看不起。而这些人的尊重是应千方百计去获得的”。只有在他们“生活安定下来，成为十足的种植园主时”，他们才有可能“欣然地进行多种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货物交易”。但是，即使是那样做也不见得奏效。安纳波利斯的查尔斯·华莱士从前是工匠，后来成了富商。他购买了庄园并试图成为马里兰的贵族。尽管他被任命为地方议员，来往于马里兰的名门贵族之间，但是他从未被贵族真正地接受。他的侄子指出：“他不大像个贵族。”〔25〕

从18世纪初期起，丹尼尔·笛福、贝尔纳·曼德维尔、理查德·斯梯尔及约瑟夫·艾迪生等许多思想家，试图将英国惊人增长的商业发展同传统的绅士观念相协调，使二者并行不悖。有些人甚至赞美地说，去赚钱总比贵族的享乐安逸要好得多。可是人们历来对赚钱的厌恶感仍旧因袭相承，根深蒂固。尽管艾迪生在《旁观者》中，把商人安德鲁·弗里波特爵士描绘得令人肃然起敬，他最终还是让安德鲁爵士从商界隐退，买了一处田园，做了名副其实的绅士。所以，许多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拥有庄园，并雇佣他人劳动是“唯一适合绅士身份的致富途径……所有其他的职业都多少带有卑贱和低人一等的含义，只有这一种途径是自由和高尚的”。〔26〕

由此而来，传统上人们把为谋生而做工或劳动看作是带有奴役性质的，是同隶属和低贱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本杰明·富兰克林赞扬劳动道德观，但是他从未重视过辛劳本身，当然也不是要绅士去劳动。他曾写道：“在那些靠他人劳动而生活富裕、悠闲舒适的人当中，有谁肯去用自己的血汗去养活自己呢？”他说，人是出于需要而不得不劳动的，并不是出于自觉自愿。富兰克林一有了足够的财富而不必工作时，在42岁就退出了商界，成了闲散的绅士。那些继续为生活操劳的人，尤其是那些体力劳动者，例如庄稼汉、印刷工人或手艺人，不管他们多么富有，雇用多少雇工，都不能合法地宣称自己就是绅士。只有当查尔斯顿不以经商为主的商人约翰·马利和富裕的印刷厂主本杰明·富兰克林真正地放弃了他们的行当，不再去做工之后，他们才能加入绅士的行列中。任何用双手工作的人，即使是像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这样志向远大的大画家，在社会上也是被人看不起的。科普利为很多殖民地著名的绅士画了肖像，他明白这些顾客是怎样看待他的艺术的。他在1767年酸楚地说，对他们来讲，绘画“同其他有用的手艺没什么两样，他们有时把绘画也叫做一门手艺，就像地毯织工或修鞋工的手艺一样”。〔27〕

但是仅仅不再从事商业或体力劳动，觉得自己是绅士是不足以成为一名绅士的。“上等人”的身份最终还要取决于个人的声誉、他人的评价以及是否拥有为世人所接受的高贵的身份。由于贵族在美洲殖民地没有任何法定的爵位或头衔，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人们一旦获取了上层地位，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会获益匪浅。贵族身份给人们带来荣誉，使人们受到尊敬。因为18世纪是一个很看重个人因素影响的社会，它缺乏像我们现在这种不受个人关系影响的现代方式来进行金钱交易，所以对18世纪的人来说，受人尊敬和好名声几乎能使他们获得一切。费西安注意到，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看来，“不用问你的出身、财产、工作和打算是什么”，单单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历就意味着“你会值十万英镑，你可以根据这个身价来进行活动和交往。假如你把自己的身价定得更低了一点的话，你就会受到冷落，被人看不起”。因此为什么纽约的生意人宁愿把自己列为“绅士”而不愿被称为“商人”的原因也就很容易被理解了。一位家庭教师拒绝在切萨皮克的一个家庭继续教书，除非这家人把他当作绅士来对待。如果他能被看作是绅士，那么，正向他袭来的贫困就会很快得到改善。〔28〕

难怪18世纪的绅士们会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名声！“好名声胜过一切”是每个绅士恪守的准则。诗人约翰·特朗布尔认为，至少是在康涅狄格这个地方，“某些人中间流传出的三四个精心捏造的谎言，就能毁掉任何一位最受人敬重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辩论充满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和辱骂的原因。绅士之间的相互攻讦无所不至，从酗酒到赌博，从阳痿到通奸，谴责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攻击的目的是要破坏其对手们的绅士声誉，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威信和观点令人产生怀疑。〔29〕

这种名声是荣誉的别名。荣誉这种传统品德仍为18世纪的人孜孜以求，它是士绅社会对绅士的评价，也是绅士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荣誉好像是一出大众剧，人们扮演着或毁或誉的角色。荣誉包含自尊、自豪和尊严，类似于荣耀和名气。绅士们为着荣誉的缘故，做事有所取舍。事实上，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的那样，荣誉“就像自卫的本能一样，是采取行动的强烈动机，也许它比自卫本能还要强烈”。人们认为，只有贵族才有志向和抱负，追求荣誉促使他们雄心勃勃。人人都有欲望和兴趣，但是只有高尚的、思想活跃、出类拔萃的少数人才有雄心壮志，要出人头地，博取功名。正是这种激情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69年希望能有一场战争，这样他就可以冲锋陷阵，赢得荣誉。而他当时仅14岁，是偏僻的圣克鲁瓦岛上一个商人的小伙计。〔30〕

战争对18世纪的人来说是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事件，因为它比别的行动更能为人们获取功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年轻的而野心勃勃的约翰·亚当斯宣称，“越危险就越能建功立业”。然而，亚当斯一直本能地知道，他不是“当兵的料”，这使他十分痛苦。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乔治·华盛顿的最后胜利一直耿耿于怀的原因。〔31〕

毋庸置疑，在这种绅士们对名声和荣誉的推崇里，包含了老派甚至是封建的因素。19世纪新的民主世界将会日益发现这些弊病。孟德斯鸠曾写到，“荣誉的实质是追求高官厚禄”，所以它十分适于君主制社会。他说，荣誉实际上是君主制的灵与肉。它使君主制社会各个部分运转起来，又通过自身的作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英雄和绅士梦想功名，国王用荣誉获取这些人的效忠和支持。荣誉只有在不平等的社会才有意义。据英国哲学家戴维·哈特利观察，“被赞扬的人均认为自己居于众人之上……表扬最本质的东西意味着被表扬的事有超群之处，所以很明显，表扬不会是人人都有份”。荣誉具有独有性、英雄性和高人一等的特性，它所代表的世界截然不同于将要出现的世界，也不同于我们现在的世界。那是一个等级世界，在那里少数人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德行胜过所有人。〔32〕

这种绅士式的优越感非常强烈，也非常特殊，以致它具有自己的表示敬意标准。这种优越感或是荣誉感常常表现在对头部的敬意上，绅士头戴假发，或是普通老百姓向绅士脱帽致意都体现了这种敬意。从打耳光到剥头皮，任何对头部的侮辱都是毁名誉的行为。决斗的背后是荣誉的概念在起作用。决斗是绅士在其他绅士中间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荣誉的手段。实际上对某些人来说，决斗是对其绅士身份的最终认定。法律可以弥补普通人身受侮辱的损失，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对他人的恶意表示不满和如何惩罚他们，根本犯不上去麻烦地方法官或法庭”。〔33〕绅士们只会为其名誉向他的同类进行应战。只有其他绅士才能侮辱他。上等人对来自下等人的冒犯可以不屑一顾，因为在其他绅士中他的名声或荣誉并未由此受到挑战。

绅士式的荣誉是与道义上讲实话和信守诺言紧密相联的。新泽西年轻的威廉·佩特森充满着要成为绅士的热情，他甚至说到，法律手段，如“合同和证据、保证和誓言都是用来束缚蠢人、无赖和懦夫的。荣誉感和良知则是对绅士更有力、更神圣的约束”。虽然很少有人做到他那个程度，但是大多数绅士都认为，绅士的诺言只对其他绅士生效。这就是为什么被俘的军官（指的是绅士，而不是普通军人）可以被“宣誓释放”的原因。质问某位绅士的承诺或是当众拆穿其谎言就成了最严重的侮辱，是需要赔偿或进行决斗的。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这套复杂的习俗规则表示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绅士类别，它超越了普通的社会界限，甚至超越了国界。即使在战争期间，双方军队的绅士军官们发现，他们同敌方军官的共同之处比同自己的普通士兵的还要多。〔34〕

正是由于绅士的社会优越感在整个社会中非常明显，所以社会允许不同社会阶层有时可以互相亲近，而后来的几代人则会认为这种亲近不合体统。比起半个世纪之后，在体育和娱乐活动中绅士和下层人更易于打成一片，在酒店和街上的交往也更随便一些。只有在人人都清楚各自差别的等级社会里，人们才会如此重视绅士屈尊的本事，即自觉自愿地受辱，主动地降低身份与下层人平等交往的本事。鲁弗斯·普特南，一位马萨诸塞的年轻人，在“七年战争”中他在纽约北部隶属于英军的地方部队里当兵。他认为陆军准将乔治·奥古斯特·豪子爵很会亲近下级，“部队里每个士兵都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豪是1758年攻占泰孔德罗加堡远征英军的副司令。普特南说，他经常深入到士兵中间，“他很平易近人，你见到令人生畏的长官时的那种拘谨和差距在他面前全都烟消云散了”。〔35〕

绅士同下层人一道喝酒、开玩笑，有时戏弄他们，就好像跟孩子在一起一般。南部的乡绅种植园主对附近的自耕农直呼其名，表示亲热，但还是希望他们反过来称自己为“先生”或“阁下”。绅士们对下等人的粗俗习以为常，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威胁。他们有时对底下的人几乎漠不关心。《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游记》详细地报道了一个有学问、富于观察力的马里兰医生在1744年为期四个月的北行记。这个游记特别之处在于，汉密尔顿根本不谈那位自始至终陪伴他的黑人仆人的存在和活动。绅士对其优越地位越自信，他们有可能越随便，因此威廉·伯德才会毫不在意地吃奴隶的玉米饼，而一个造船工人则在一旁看着，觉得恶心。〔36〕

到19世纪初期人们回首往事，对他们在18世纪“少不更事”、“缺乏教养”和“半野蛮”的童年感到迷惑不解。塞缪尔·布雷克回忆说，当时是一个更喧闹、更粗暴和更加为所欲为的时代，人们的行为不可思议。有身份的人竟然容忍那些忘形的狂欢和街道上血腥殴斗。教皇节是盖伊·福克斯企图在1605年11月5日炸毁英国国会的纪念日，18世纪波士顿人用游行来庆祝这一天，他们举着教皇、魔鬼和福克斯的模拟像到处走，最后绞死并烧毁这些模拟像。白天波士顿东区和西区有互相对立的游行，人们互相扔石头，激烈地打斗。布雷克回忆道，到了晚上，粗俗的人们成群结队闯进绅士的家里，表演哑剧，然后蛮横地索要钱财。在布雷克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最令他吃惊的是，他父辈这一代殖民地士绅忍气吞声，如数付给他们索要的钱。他声称，新的开明和文雅的19世纪社会“一刻也不能忍受这种习俗”。他无法懂得文雅的19世纪失去的可能会比得到的要多得多。〔37〕

注释

〔1〕亚当斯的“A Dissertation on the Canon and Feudal Law”的注释部分（1765年），收集在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107页。Douglass Adair编：“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Reverend Devereaux Jarrett, 1732—1763,”WMQ，第3辑，第9期（1952年），第361页。在18世纪，“重要的等级制的界限是那条把一些精英和其他人区别开的界限”。与士绅和平民的差别相比，“工匠与雇工的差别变得无关紧要。其目的，不用说，就是要把中产阶级更看成是与社会的下层是一致的，而不是把中产阶级看成与社会的顶层为一体”。见Stuart M.Blum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1989年英国剑桥版），第33页。约翰·亚当斯在1787—1788年写的《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申辩》（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政治理论基础就是这种传统的界限：“所有国家的人民，”他说，“都自然地分成两类——绅士与普通人，普通人这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老百姓的”。此文见Charles F. 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1854年波士顿版），第6卷，第185页。关于殖民地美洲的绅士与平民的差别的最精彩的讨论，请见Rhys Isaac：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Virginia, 1740—1790（1982年查珀尔希尔版）。

〔2〕J. V. 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 1660—1914（1986年牛津版），第17—42页。John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984年英国剑桥版）。

〔3〕Beckett: Aristocracy in England，第19页。在1788年，约翰·亚当斯写道：“引介到绅士中来的贵族间的大大小小的差别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是根本不足道的。骑士、男爵、伯爵、子爵、侯爵、公爵，甚至是亲王和国王，也仍只是绅士而已，贵族这一词只不过是指有名或显要罢了。”《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申辩》，见亚当斯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6卷，第185页。

〔4〕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197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7页。Steele，转引自John Barrell: 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30—1780: An Equal, Wide Survey（1983年伦敦版），第37页。

〔5〕1760年2月约翰·亚当斯写给乔纳森·休厄尔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41页。Peter Mathi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and: 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9年伦敦版），第158页。Washington，转引自Richard Bridgman:"Jefferson's Farmer before Jefferson," American Quarterly，第14卷（1962年），第576页。Jack P. Greene编：The Diary of Colonel Landon Carter of Sabine Hall, 1752—1778（1965年夏洛茨维尔版），第2卷，第795页。Butterfield等编：Diary of John Adams，第2卷，第53页。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1775—1783（1979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17页。1772年10月9日格林写给塞缪尔·沃德的信，见Richard Showman等编：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197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卷，第47页。Butler: Awash in a Sea of Faith，第67—97页。Morris，转引自Gerald 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1970年斯坦福版），第80页。

〔6〕1760年2月13日乔纳森·休厄尔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40页。John Randolph，转引自Merrill Jensen:"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此文引自国会图书馆的Fundamental Testa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3华盛顿特区版）。第56页。Franklin引自Max Farrand编：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1911年和1937年纽黑文版），第1卷，第83页。

〔7〕1775年11月26日汉密尔顿写给约翰·杰伊的信，见Harold C. Syrett等编：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1961年纽约版），第1卷，第176页。Samuel Mather：The Fall of the Mighty Lamented（1738年波士顿版），第7页。1760年2月约翰·亚当斯写给乔纳森·休厄尔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41页。见Samuel Kinser编：The Memoirs of Philippe de Commynes, Isabelle Cazeauxe译（1969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1卷，第361页。John Locke: Some Thoughts on Education（1705年），见James L.Axtell编：The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John Locke（1968年英国剑桥版），第112—113页。“Jefferson's Hints to Americans Traveling in Europe”（1788年6月19日）一文，见Julian P. Boyd等编：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1954—1955年普林斯顿版），第13卷，第268页。

〔8〕Robert Micklus:"Dr.Alexander Hamilton's 'Modest Proposal,'" 见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第16卷（1981年），第114—115页。Homai J. Shro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1978年新德里版），第49页。Hume:"Of Simplicity and Refinement in Writing" 一文，见Miller编：Essays，第191页。

〔9〕Adair编：“Autobiography of Devereaux Jarrett,”见WMQ，第3辑，第9期（1952年），第361页。Carl 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 The Itinerarium of Dr.Alexander Hamilton, 1744（194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90页，第54—55页。Alfred F. Young:"George Robert Twelves Hewes（1742—1840）:A Boston Shoemaker and the Mem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561—562页。Courtlandt Canby:"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 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500页。

〔10〕Adair编：“Autobiography of Devereaux Jarrett,”WMQ，第3辑，第9期（1952年），第361页。Bartram，转引自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 Urban Life in America, 1743—1776（1955年纽约版），第147—148页。

〔11〕James Reid:"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 and religion of K[ing] W[illiam] County Compared," 见Richard Beale Davis编：The Colonial Virginia Satirist: Mid-Eighteenth Century Commentarie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译，新编本，第57卷，第1部（1967年），第56页。

〔12〕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160—161页。Hermann Wellenreuther:"A View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见Erich Angermann等编：New Wine in Old Skins: A Comparative View of Some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Values Affect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年斯图加特版），第18页。Josiah Quincy: Memoirs of the Life of Josiah Quincy, Junior,of Massachusetts Bay, 1774—1775（1875年波士顿版），第88页。Browne，转引自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第137页。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199页。

〔13〕1761年1月的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of Adams，第1卷，第198页。

〔14〕Mather: Fall of the Mighty，第10页。Canby:"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 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99—500页。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185—186页。

〔15〕Boucher: View of the causes，第233页。Reid:"Religion of the Bible," 见Davis编：Virginia Satiris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译，新编本，第57卷，第1部（1967年），第48页。T.H.Breen: Tobacco Culture: 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1985年普林斯顿版），第161页。

〔16〕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163页，第8页。Pauline 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 Political Lives in the Age of Samuel Adams（1980年纽约版），第240页。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69—70页.Jack P.Greene:"Society,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Mid-Eighteenth-Century Virginia," 见Richard M.Jellison编：Society'Freedom, and Conscience: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Massachusetts, and New York（1976年纽约版）, 第18—19页。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29页。Bridenbaugh: Colonial Craftsman，第164页。Alexander: Render Them Submissive，第18页。I.W.Stuart: Life of Jonathan Trumbull, Senior, Governor of Connecticut（1859年波士顿版），第118页。

〔17〕Jarrett: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第79—80页。Boston Evening Post, 1761年12月14日版。参见J. E. Crowley: This Sheba, Self: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Economic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1974年巴尔的摩版）, 第43—45页。Isaac Hunt: The Political Family: Or a Discourse, Pointing Out the Reciprocal Advantages Which Flow from an Uninterrupted Un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er American Colonies（1775年费城版），第24—25页。虽然贝尔纳·曼德维尔对许多话题的看法很有创见，但是他仍然相信，“根治”穷人的贫困的做法是“愚蠢的”，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不再工作了。John Barrell: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ainting from Reynolds to Hazlitt（1986年纽黑文版），第48页。关于劳动的重要讨论，参见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芝加哥版），第79—135页。

〔18〕Mun，转引自Crowley: This Sheba, Self，第44页。Montesquieu，转引自Nannerl O.Keohane: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in France: The Renaissance to the Enlightenment（1980年普林斯顿版），第419页。Jarrett: England in the Age of Hogarth，第93页。Fielding，转引自Robert W.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1973年纽约版），第156—157页。Banks，转引自G.E. Mingay: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1976年伦敦版），第85页。

〔19〕转引自Pennsylvania Gazette（费城）1770年2月1日版，见William Nelson编：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1905年新泽西州帕特森版），第27卷，第26—29页（感谢Brendon McConville为我提供了这条引文）。

〔20〕Continental Association, 1774年10月20日文，见Jack P. Greene 编：Colonies to Nation, 1763—1789（1967年纽约版），第247—250页。

〔21〕1755年6月17日杰克逊写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见Leonard Labaree等编：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1959年纽黑文版），第6卷，第77页。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现代图书馆编，无出版时间，纽约版），第1卷，第ii页，第48页。关于在英国对奢华的讨论，请见John Sekoura: Luxury: The Concept in Western Thought, Eden to Smollett（1977年巴尔的摩版）。

〔22〕Harrington，转引自Lance Banning: 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1978年伊萨卡版），第28页。Defoe，转引自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第32页。1755年6月17日杰克逊写给富兰克林的信，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6卷，第77页。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161页。Emory G.Evans: Thomas Nelson of Yorktown: Revolutionary Virginian（1975年威廉斯堡版），第19—29页。有关古罗马贵族对工作和娱乐的态度的讨论，请见Paul Veyne:"The Roman Empire," 见Paul Veyne编：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I.From Pagan Rome to Byzantium（198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17—159页。维尼·保罗写到，这些关于工作与娱乐的观点“从古希腊、古印度始一直持续到本杰明·贡斯当和查尔斯·莫拉斯那里”（第123页）。正是美国革命为美国人改变了这些观点。

〔23〕托马斯·杰斐逊把蒙提塞罗联邦式住宅设计在山顶上的好处是，不让人们看到种植园为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的景象，因而有助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蒙提塞罗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独立的社区。（感谢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的执行主席丹尼尔·P．乔丹和研究中心主任辛德·斯坦顿为我提供了这条信息。）

〔24〕Buffon，转引自Antonello Gerbi: The Dispute of the New World: The History of a Polemic, 1750—1900，Jeremy Moyle译（1973年匹兹堡版），第19—20页。Donald M. Scott的名作From Office to Profession: The New England Ministry, 1750—1850（1978年费城版）的理论依据是，18世纪的神职人员的地位并不是现代的专业人员的地位。杰勒德·W．高沃尔特（Gerard W. Gawalt）认为，把律师当作绅士的前提是他们的收入必须和他们的工作没有直接的联系。见Gawalt: The Promise of Power: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Massachusetts, 1760—1840（1979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第16—19页。

〔25〕Locke，转引自Harold Nicolson: Good Behaviour: Being a Study of Certain Types of Civility（1956年纽约版），第194页。1764年7月7日劳伦斯写给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的信，见Philip M.Hamer等编：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1968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4卷，第338页。Rachel N. Klein:"Ordering the Backcountry; The South Carolina Regulation," 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667页。Edward C. Papenfuse: In Pursuit of Profit: The Annapolis Merchants in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805（1975年巴尔的摩版），第141页。

〔26〕见Addison: The Spectator，第549期，转引自Shroff: Eighteenth-Century Novel，第39页。见New England Magazine（1759年3月），转引自Bridgman:"Jefferson's Farmer," American Quarterly，第14期（1962年），第568页。

〔27〕[Franklin]: Silence Dogood, No.5（1722年5月28日），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1卷，第19页。George C.Rogers, Jr.等编：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1974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5卷，第80页注释。“Letters and Papers of John Singleton Copley and Henry Pelham, 1739—1776," Mas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第71卷（1914年），第661—666页。约翰·亚当斯在《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申辩》中写道：“我们所说的普通百姓是指一般的劳工、农民、技工和商人，他们从事着各自的职业，除了他们自己行业的知识外，他们不具备任何人文科学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6卷，第185页。

〔28〕见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161页。见Harrington: New York Merchant，第16页。Brown: Virginia，第35页。

〔29〕1775年12月3日约瑟夫·沃德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1775年11月14日约翰·特朗布尔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3卷，第343页，第300页。

〔30〕1775年11月30日塞缪尔·奥斯古德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3卷，第328页。John C. Miller: Alexander Hamilton: Portrait in Paradox（1959年纽约版），第5页。关于大陆军军官的荣誉问题的有见地的讨论，请见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1979年查珀尔希尔版），第88—96页，第199—200页，第206—210页，第337—338页。

〔31〕1756年10月19日亚当斯写给查尔斯·库兴的信,1775年1月3日写给梅西·奥蒂斯·沃伦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22页，第2卷，第210页。

〔32〕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1748年）,Franz Neumann编，（1949年纽约版），第1部，第3卷，第7章，第25页。David Hartley: Observations on Man, His Frame, 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In Two Parts（1749年伦敦版），第2卷，第261页，第260页。

〔33〕Boston Evening Post，1763年8月29日版。

〔34〕John E.O'Connor: William Paterson: Lawyer and Statesman, 1745—1806（1979年新布伦瑞克版），第14页。参见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 Franz Neumann编，第2部，第xxviii页，第20章，第117页。

〔35〕Putnam: The Memoirs of Rufus Putnam（1903年波士顿版），第23页。

〔36〕Pierre Marambaud: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 1674—1744（1971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67页。

〔37〕Samuel Breck: Recollections... with Passages from His Note Books, 1774—1862, H. E. Scudder编，（1877年费城版），第34—36页，第91页，第108—109页。

第三章　家长式隶属关系

18世纪高贵的绅士们能够屈尊友善地对待他们的下属和下层老百姓，是因为他们经常把这看成是作为家长在同孩子打交道。由于在这个等级制社会，大部分社会关系仍旧是个人性质的，所以也必然会是家长式的。家庭这种最古老的、最亲密的社会单位，很自然地会被用来当作模式来描述最政治化和社会化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包括国王和臣民的关系，也包括所有上等人和下属的关系。就像孟德斯鸠哀叹的那样，一些传统主义者还在认为，“既然自然界已经建立了家长制权威，那么最自然的政体就是一人统治的政体”。即使像丹尼尔·笛福这样地道的辉格党人也在辩论说：“在坐天下的国王和他统治下的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家长式的深厚感情和职责。”艾迪生在《旁观者》中写道：“孩子对家长的顺从是所有统治的基础。”事实上，家庭是“衡量我们对上天安排做我们长辈的人是否顺从的尺度”。18世纪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还在用家长制和孝道用语所提供的常用的比喻来描述他们的等级制的经历。〔1〕

“崇敬上帝，恭敬君主，孝敬父母，尊敬主人”是对所有人的传统忠告。南卡罗来纳总督詹姆斯·格伦说，国王对“人民有着父亲般的关怀”，他的恩泽甚至遍及他统辖的“穷乡僻壤”。副州长罗伯特·丁威迪在1752年对弗吉尼亚的殖民地议会的下院说，如果做忠顺的臣民，他们“将赢得陛下的慈爱”。还会有比父亲更权威的形象吗？丁威迪说，就连“全能的上帝都愿意被称为万众之父”。所有的上等人、官员以及主人都是“家长”和“亲切的父母”。因此，清教牧师塞缪尔·威拉德在其训诫中所展示的那种18世纪初期社会关系的宗法次序在18世纪中期其生命力依然如故。他说：“第五戒重视上帝为人类安排的纲常，以及由这种纲常派生出的相应的责任。”〔2〕

家长式统治对美洲殖民者来说是含意深刻的，因为他们的社会主要是由家庭、或者是由那些类似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的严格从属关系所组成的。对于殖民者，家庭（或是现代学者们所称之为的“户”）仍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所有权利与义务的中心。最初的清教定居者把家庭叫做“小联邦”，对18世纪的美洲人来说，它仍然是共同生活和延续后代的源地。几乎所有人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都在大家庭里生活过。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个人都依从父亲或主人的意志行事（术语父亲和主人其实就是一回事）。实际上，家庭并不单单是指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人，而是指所有依附于一位户主的人。只有这位户主才同更大的世界打交道。由此，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正如一位新英格兰的教士在1754年所说：

国家和教会，乃是由来自各个家庭的成员所组成，若这些小社团的管辖者不负众望，众人又对其家法家规恪守不渝……则国家必会世代繁荣兴旺。〔3〕

正是因为殖民地的其他的组织（如行会）的力量都很薄弱，所以家族以及由此而来的族长制的势力在美洲要比在英国更加强盛。家庭仍旧是进行社会的大部分工作的场所，也是进行大部分教育和培训的地方。由于没有现代社会那些从大医院、小型私人医院到监狱、收容所这样完备和复杂的机构，家庭仍然是教育幼者、约束愚顽和照顾穷困和疯癫之人的初级机构。无怪乎殖民者们相信社会只不过是家家户户的集合体，所有孤独、无助的人必然得依靠家庭。在各地，家庭已不知不觉地伸展并融合进更大的社区。

有时殖民地社会似乎只是扩大了的家庭。近亲繁殖和近族通婚，尤其是鳏寡的再婚，织成了张张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一些亲属关系网越编越大，最后编织到，或者覆盖了整个村庄、整个县，甚至是整个殖民地。在18世纪初期，康涅狄格的东吉尔福德镇的135个纳税人只分别出自5个家族，这个地方的40％的家庭亲戚套亲戚。住在马萨诸塞的帕佩雷尔镇的约瑟夫·爱默生说，他“有时后悔没有娶一个沙塔克家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将会同全镇人结成亲戚”。马萨诸塞西部拥有土地的士绅全都通过血缘或婚姻联结在一起。罕布什尔县的六个家族成员占据了县里三分之二的官职，创造了所谓“全县范围的家族地方行政官群”。控制18世纪南卡罗来纳参事会的六大家族也是以裙带关系联系起来的。例如，总督威廉·布尔有三个女儿、两个侄女，她们分别嫁给两个德莱顿家族的人、两个米德尔顿家族的人和一个伊扎德家族的人。弗吉尼亚大陪审团的席位、教区的席位以及县法院的职位年复一年地由几个家族把持着。1767年，在纽约人亚伯拉罕·德佩斯特的葬礼上，有25种姓氏的100多位亲戚出席他的葬礼。每个殖民地都有若干显赫的贵族家族，有一些像宾夕法尼亚的希彭家族和弗吉尼亚的李家族这样的家族通过跨殖民地的联姻使其相互联系起来。〔4〕

许多殖民地的士绅家庭纷纷模仿英国贵族的做法，采取法律措施，建立长子继承权制和限定继承权制，在乡村为自己建造宅邸，不遗余力地聚敛家产留传给后人。社会各阶层的父母们几乎都是以自己或亲属的名字为孩子命名，出现了大批的二世、三世和四世们。又由于弗吉尼亚的大家族相互通婚，所以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名字：尼尔森·佩吉、佩吉·尼尔森、卡特·佩吉、佩吉·卡特、曼·佩吉、威廉·伯德·佩吉、卡特·哈里森、哈里森·卡特、谢利·哈里森、伯德·哈里森、谢利·卡特、卡特·布莱克顿等等。

18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马里兰一个县的种植园主中，有43％的婚姻是在血亲或姻亲之间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家族的忠诚比指挥命令更能使地方民兵团结一致。在“七年战争”中服役的3047个马萨诸塞士兵只有1443种姓氏。1775年4月19日约翰·帕克上尉领导的列克星敦民兵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他的血亲或姻亲。〔5〕

家族关系决定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性质。在大部分美洲社会里，土地是生活的根本所在，而且土地权又大都依赖于亲属间的关系。18世纪中期之前，在许多殖民地的农村，至少在新英格兰，人们在某一地区生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比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想象的要更加持续和稳定。殖民地居民比母国的英国人可能更加喜欢密切亲属关系，更加靠近他们居住。〔6〕结果，许多农民拥挤在狭小的世界里，而这些小世界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7世纪。有时半数没有土地的幼子可能会离开他们的社区，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一生一世都住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大部分新英格兰农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供养家庭，他们的欲求是否合理几乎也只是从家庭的需要方面考虑，而不是别的方面。他们生活中最想得到的就是可以继承他们的土地、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们。或许大多数其他地区的农民的情况也是如出一辙。对弗吉尼亚人以及新英格兰人来说，“一个人的祖传的财产……是神圣的遗产”。除了拥有他们家族传给他们的家产外，大概没有多少普通农民还会有更多的财产。如果是确实发财了，他们通常要买更多的土地，以便传给他们的继承人。〔7〕

土地属于男性亲属。英国的继承法规定，如果没有遗嘱，执行长子继承权（所有土地传给长子），也规定了限嗣继承地产权（允许立遗嘱人通过传给家族的直系后裔来保持完整的地产）。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使用限嗣继承地产权法，但是最普遍使用的地区还是在弗吉尼亚。长子继承权法也常常在其他地区被使用，然而新英格兰的几个殖民地并不使用它。新英格兰地区规定，如果没有遗嘱，遗产在后代子女中分配，长子通常继承两个份额的遗产。但是新英格兰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是立下遗嘱，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所有的子女，或者至少是分给儿子而不是把财产只留给长子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念很现代化。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新英格兰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家庭只是夫妻和同等分享财产的孩子所组成的单位。他们仍持有传统的观念，与他们同时代的欧洲人毫无二致。如果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有所保障，而且土地也不至于分割得太小无法养家的话，大多数前现代的欧洲家庭同样喜欢把土地分配给所有的儿子，用土地生产出的各种物产来供养女儿。这样，前现代社会的家长们通常就会在没有把土地分割得太小和损害家庭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去努力保障他们尽可能多的子女们的独立性。〔8〕

在大多数殖民地，至少是在18世纪中期之前，父亲们拥有足够的土地，不仅能传给长子，也能分配给其他的孩子们。实际上，与英国相比，美洲的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殖民者们采用分割遗产的办法，而是他们竟然实行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地产权的制度。我们对弗吉尼亚地区的长子继承权制和限嗣继承地产权制的现行研究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模糊不清。弗吉尼亚人拥有大量的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并且废除了许多限嗣继承地产。然而，就是在他们在力争取消他们的限嗣继承地产限制以便出售或转让地产时，他们却把其他的地产变为限嗣继承地产，努力建立家业。即使在新英格兰，尤其是在土地变得较为稀有的1750年之后，大多数农民倾向于把更多的土地分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在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切巴克，近乎半数的遗产分配使得一个或多个余下的儿子家无立锥之地。如果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父亲经常把财产交给已婚的女儿和她的丈夫，为他们的一个儿子代为托管；或者有时从侄子当中挑选一位最好是和立遗嘱人有相同教名的人，立为男性继承人。约翰·汉考克的伯伯家没有子女。他在8岁时成为他伯伯家的正式成员，也就变成了新英格兰殖民地最富有的几位继承人之一。〔9〕

在遗赠的活动中，新英格兰人继承了所谓的近代欧洲的“继承财产份额多的继承人多负担”的传统。这些负担可能会很沉重。虽然新英格兰农民并未想要限定财产的继承人，但是他们的继承人通常会觉得，他们背负了对母亲和继承财产份额少的兄弟姊妹的重重负担。这其中包括照顾上年纪的亲属、授予土地的使用权和用日后的收入支付遗赠产等等。规定这些权利与义务的工作十分复杂，而且做这种工作时，亲属之间完全是明算账、不讲情分的。他们对儿子过去为已故的父亲服务的价格锱铢必较，仔细计算不同的继承人使用马料棚、谷场和水井的权利的大小，或是对给一位寡妇的木材量争多论少，完全像是师傅与学徒之间或邻居之间在制定契约。他们的行动又一次表明，殖民地家庭仍然同他们周围的社会密不可分，它还不是一个只靠情感纽带维系在一起的现代个体家庭。〔10〕

在所有的殖民地，实业和政治通常始于家庭。兄弟之间理所当然地互相收留侄子，教他们手艺或对他们进行管教。商人经常同他们的亲戚合伙经营，并且依靠远房的亲戚在远方做他们的委托代理人。大多数的工匠把生意做在自家附近，要么是在家里，要么放在毗邻的作坊。尽管不包括烧炭工和其他散工，铁匠约翰·莱舍铁匠店里的伙计就有将近30人，但他把这些伙计都称为“家人”。〔11〕

各处的家族建立起亲属关系网，并把它们用于政治领域。18世纪初期在北卡罗来纳地方议会里的主要势力是来自开普菲尔的一派人，为首的是莫里斯·穆尔、罗杰·穆尔和爱德华·莫斯利。他们由于是亲戚，关系十分紧密，以至于他们的政敌称他们为“一家人”。穆尔家族在开普菲尔的105000英亩的转卖公地中拥有83000英亩。到1731年为止，开普菲尔地区28位转让公地拥有人当中，至少有一半人同穆尔家族沾亲带故。在许多殖民地，人们用家族的姓氏来称呼政治集团，如纽约的德兰西家族集团、新泽西的奥格登家族集团、新罕布什尔的温特沃什家族集团等。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市，从1700年到1780年三位安德鲁·博德曼不但接二连三地几乎连续担任市教会执事和市财政司库，而且被选举担任总共93届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议员以及市镇会议主席。在美国革命前的半个世纪里，新泽西殖民地众议院中70％当选的议员同以前当选的议员是亲戚。南卡罗来纳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各地的有权势的家族垄断着政治机构，这些职位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甚至传给后代子孙。革命之前，康涅狄格的诺维奇的市政职位和弗吉尼亚的兰开斯特县的法院官职都分别各自被一个家族占据长达大约40年的时间。当亚当斯后来强调家族王朝在新英格兰政治的重要性时，他是言有所指的。他说：“到任何一个新英格兰的村庄去，你就会发现本应由人民自由选举的地方治安官甚至是议员的职位，通常都是在最多不超过三四个家族里代代相传着。”〔12〕

对除了家长以外的任何成员来说，家庭内部的生活是从属性的。妇女们几乎没有独立地位，至少在法律上是如此。在社会档案里，妇女通常只是被称作某位男性的“妻子”，或“女儿”，或“姐妹”。婚前，她们在法律上属于父亲，婚后属于丈夫。大多数丈夫在他们的遗嘱中拒绝给妻子们地产的完全所有权，最好的情形也就是给她们家产的终生使用权，而这种权利经常随着她们再嫁而消失。丈夫活着时，妇女的地位在法律上同孩子一样，她们不能起诉，也不能被起诉；她们不能起草遗嘱，也不能签订合同，或处理财产。甚至画像里妇女、姑娘和小男孩常穿的长裙及背心也表明了他们具有相似的从属和依附地位。事实上，她们的丈夫也把妻子当作孩子来看待。丈夫可能会把妻子叫做“亲爱的孩子”或者是她们的教名，但是她们则要称他们“先生”。一位妇女在她杂乱无章的信中说：“我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但是想到我的愚蠢和缺点，我依靠您的头脑。我的努力和最大的快乐一直是，也将是取悦于您。”伊丽莎白·伯德对她的丈夫威廉·伯德三世宣称：“先生，我必须服从您的旨意，哪怕由此引起我的不快。”难怪不愿意像乖孩子那样行事的妇女诉说，“依附”简直是“糟糕透了”。〔13〕

传统的家长制观念认为，孩子和其他的家庭成员是绝对地服从于一家之主的。在17世纪，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声称，“一家之长是按自己的意愿而不靠其他的法律来治家的”，这些观点相沿成习。户主就是一个国王的缩影，是必须尊敬和服从的统治者和保护者。18世纪，在殖民地实行的英国法律仍然区别对待普通谋杀案与仆人杀主人的谋杀案或妻子杀丈夫的谋杀案，并且对后两者这种犯上行为施以更严厉的刑罚，同论处谋反罪相似。家长们被告诫说，他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要让他们学会服从和恭敬”。〔14〕

几乎所有传统的育儿手册都提倡对儿童的体罚。一家之主希望他们的权威即刻就得到认可，他们随时随地凶狠地抽打他们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就是到了今天这种做法仍使我们心有余悸。这种家规和体罚使孩子在感情上同父亲疏远了，而且孩子们的内心混杂着对父亲的惧怕和敬畏之情。27岁的罗伯特·布莱登·卡特写给他父亲的便条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他在便条中形容说，那天早上，他试图“在您的书房里拜见您，想要找些工作做”。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他说：“当我在您面前时，我深深地感到我拙于言词，思路不清。怎么会是这样只有上帝才知道。恐怕我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15〕

孩子们有时直到成年还觉得他们从属于父母。在各殖民地最广为阅读的教育手册中，有一本书强调：“孩子是他们父母所拥有的财产，不能似偷盗财物，没有那些有权管理他们的人的允许，他们不可以自己嫁娶。”威廉·伯德禁止他的女儿同他不赞同的求婚者“多打招呼、说话或写信”，仅仅因为“你对家长负有神圣的义务，以及在尽义务之后你应期待的祝福”。挑明地说就是，如果她不俯首帖耳，她将“休想得到一枚铜板”。〔16〕

老社区土地日益稀少，许多年轻人到了中年仍在等待遗产。18世纪中期，马萨诸塞的切巴克镇的近半数的儿子继承到遗产时，已年过四旬了。在许多北方的社区至少半数的成年男性没有土地。年轻人长大、结婚，但仍然从属于他们的父亲，甚至还得继续住在父亲的家里。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城镇，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夫妇同父母住在一起。尽管这种子女的依附可能是暂时的，许多儿子们还是感到这种从属性的负担，也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一位住在罗得岛的儿子从其父亲愤怒的遗嘱中，深刻地体验到了这一点——“由于他在未成年时，不服从我的命令而且让我沮丧”，他父亲的遗嘱只留给他微薄的遗产。父亲们经常威胁要取消孩子们的遗产，以此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就连约翰·洛克在他的有关教育的论述中也认为，当无计可施时，这种威胁还是有作用的。威廉·希彭的女儿婚姻破裂了，他却督促女儿允许让她的婆婆把她的孩子带大，因为正如希彭所告诫的那样，“老太太的喜怒决定孩子的财富”。〔17〕

这种对家长式的依附并不仅仅包括通过血缘或婚姻联系在一起的人，家长式权威超越了每家每户，通过不同程度的法律上的从属关系联结了大量的美国人。事实上，时时刻刻都有半数殖民地社会的人在法律上是非自由的。〔18〕

毫无疑问，最不自由的人是50万终生并且世代为奴隶的美国黑人。在美国革命前夕，南卡罗来纳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拥有数百名黑奴。像许多其他大奴隶主一样，劳伦斯把他的奴隶看成是“可怜的东西，他们只能仰仗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当成父亲、监护人和保护者，主人对他们有着互惠的义务”。大部分黑人奴隶主要是在南方，但是在北方殖民地奴隶制也并不是不值一提的。到18世纪的中期，波士顿五分之一的家庭至少拥有一个奴隶。18世纪50年代，黑人奴隶占了罗得岛人口总数的将近12％。到1746年，纽约市超过四分之一的在工作年龄段的男性是黑人奴隶。这个城市大约有一半的家庭至少有一个奴隶。〔19〕

很明显，许多北方人和南方人一样体验过这种主奴关系，并且在他们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施行或目睹过这种最严厉的家长制权威。这种后果对主人和奴隶双方都是后患无穷的：就像托马斯·杰斐逊指出的那样，南部盛行的奴隶制意味着不管是黑人孩子还是白人孩子、不管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孩子，他们都是“生长在最狂暴的情感中，生长在一方实行着旷日持久的专制主义、另一方则屈辱地服从那样的一种生活环境里”。奴隶制使完全的从属关系的意义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头脑中。〔20〕

然而，在法律上丧失人身自由的并不只局限于黑人。成千上万的白人，尤其是青壮年男女，立下契约，成为奴仆或学徒，几年或几十年里受主人的约束。已经到了1759年，本杰明·富兰克林仍认为，中部殖民地的大部分的劳动是由来自不列颠、爱尔兰和德国的契约佣工来从事的。据估计，所有的移民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是作为契约佣工前往各个殖民地的。在这些移民中估计有5万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罪犯和流浪汉。他们是在1718年到1775年之间用船运到美洲，立下契约，7年或14年，有时甚至是终生为佣工。可是，在数年里立约当仆役或学徒并不总是卑贱之人，也决不只限于社会的下层人。许多18世纪中期的移民——那些从欧洲赴美洲靠做仆役来偿还漂洋过海的船费的移民，是些熟练的工匠，甚至是要出卖自己但通常无人问津的教师。〔21〕

立约做学徒不同于做仆役。学徒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仍然是年轻人学习技能和闯世界的主要手段，对富有家庭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父母们常常是急不可待地把年轻的孩子送到另一家庭。正如一位父亲说的那样，孩子住到别人家里，可以被更好地管教，因为“（孩子）更易于服从陌生人”。杰里迈亚·沃兹沃斯14岁起就在纽约的菲利普·利文斯顿的商行当学徒，他后来成为康涅狄格谷的巨商之一，也是美国革命期间的兵站总监。1768年亨利·劳伦斯说，在查尔斯顿这个地方，大部分商人家里挤满了“他们的老主顾们的儿子、侄子或亲戚”，商人们已经不堪重负。然而，劳伦斯还是挤出空间来接收了乔治亚总督的儿子做学徒。〔22〕

在美洲各殖民地上层社会和城市手工业者中间流行的学徒制同英国本土的学徒制相差无几。在这两个社会，师徒都是通过书面契约的形式在一定年限内受到正式的学徒关系的约束。虽然英国的雇主们确实比美洲的雇主们更是常常要收钱才肯接收徒弟，但是接收学徒的做法都是相似的。可是两国对待仆役的做法却不相同。〔23〕

大西洋两岸都普遍盛行使用仆役。实际上，除了比比皆是的仆役外，遥远的18世纪同我们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据统计，在英国，仆役占总人口数的13％强，15到24岁的青年中有60％的人身为仆役。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情形也与之不相上下，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就是中等家境的家庭通常也使唤一两名仆人。任何一个大户人家都役使着六个或者更多的下人，从男管家到洗碗女仆应有尽有。可是，在这个前现代社会，仆役并不只是干家务，或是当我们现在所常见的那种佣人。事实上，在18世纪泛英世界，大部分仆役都从事农业劳动。但是殖民地的乡村仆役的地位远不及英国乡村仆役的地位。〔24〕

依照殖民地的标准来看，英国对乡村仆役的管理相当温和的，也相当松散。尽管英国的仆人仍然是其主人的家庭成员，但是主人的家通常距离他们自己家不远，而且仆人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雇工。他们同主人的契约常常是口头的，期限仅为一年。仆役们经常轻而易举地更换主人，许多人并能得到薪水和财产。而这一切大部分殖民地居民从未耳闻目睹过，更没有亲身体验过。〔25〕

与英国本土相比，殖民地对仆役的统治更加严酷、更加野蛮、更加侮慢人性，而这种差别对殖民地居民的从属意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殖民地的契约佣工实际上有着某些黑人奴隶的特征。虽然他们是主人的家庭成员，并享有一些合法权利，但是他们也是一种财产，是一种有价值的家产。殖民地的仆役不只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更多的是那些为去新大陆而出卖自己劳动的契约移民仆役。正是由于这些移民仆役的身价昂贵，所以他们的契约或合同都是成文的，而且他们的服役期限也比在英国的仆役要长，通常为五到七年，而不是英国常见的一年服役期。〔26〕

劳动力在美洲十分宝贵，因此殖民者们颁布了众多的法律，力图控制仆役的行动以及防范他们的逃亡。在所有的殖民地，旅行的仆役需要随身携带通行证，而在英国则根本没有通行证这种事。作为有价值的财产，殖民地的仆役大多可以被买卖、出租，可以抵主人的欠债，还可以通过遗嘱转让给继承人。殖民地的仆役属于主人的方式也与英国不同。没有主人的允许，他们不可以结婚，不可以买卖财产，或者脱离主人的家庭。〔27〕

难怪新来的不列颠人见到美洲人那样无情地对待白人仆役，都大为震惊。威廉·埃迪斯在介绍1769年的马里兰社会时说：“总的说来，他们在比埃及奴隶还要悲惨的境遇里遭受虐待。”埃迪斯甚至认为黑人奴隶的待遇比他们还要好些。到了18世纪50年代，有人观察到，做仆役抵偿船费的移民在费城被成群地买下，几十个人为一群，“像牲畜一样被驱赶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市场，如同许多畜生般被当众买卖”。同黑人奴隶一样，白人仆役也可以被登广告出售，“是精品”，“性情好”。马修·莱昂在他15岁时于1764年来到殖民地。他后来被主人以价值12英镑的“两头牛”的代价卖掉。事实上，所有殖民地的仆役，甚至是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仆役的处境都很严酷。一位在4岁就被父亲签下契约的康涅狄格仆役控诉说：“我被当成了奴隶而不是当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主人把我看成是他的财产而不是他的同类，而这种事司空见惯，很平常。”因此，殖民地的父亲们会用“给你签卖身契”的威胁来管教淘气的孩子，就不足为奇了。〔28〕

殖民地对仆役的征服比英国要残酷得多，也更加引人注目，然而从属性的程度在英国则比在美洲要更加层次分明。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殖民地居民比大洋彼岸的英国人更加格外注意法定从属性，也许是更加注意独立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殖民者常常很难区别黑人奴隶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奴隶制似乎只是另一种程度的仆役，另一种程度的劳工，只是更严酷、更凄惨而已，在大多数殖民者眼里，它同白人仆役和白人劳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两种受奴役的人都必须劳动，都必须忍受传统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这两种人都是在一个只珍视独立的世界里完全从属于他人。如同仆役一样，奴隶们经常被描述为家长制家庭的另一种成员。马里兰的托马斯·培根牧师在1743年说：“除了孩子和亲兄弟，我们的仆人，尤其是奴隶，理所当然是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他们是我们家庭密切和必需的一部分。”到了1720年，一些南部种植园主仍旧把黑人奴隶同白人仆役混为一谈，把他们都看成是仆从。威廉·伯德在他的《秘密日记》中有名有姓地提到了大约50个奴仆，但是他很少区分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只有当他要分辨两个同名同姓的奴仆时，才做如此区别。〔29〕

到18世纪中期，黑人奴隶制已经在殖民地存在了有几代人之久，可是并没遭到实质性的质疑和批评。寥寥一些受良心谴责的教友会成员发出反对这种制度的孤寂的呐喊，这并不能代表殖民地普遍的看法。南部种植园主对实行奴隶制并没有负罪感，或为自己辩解，甚至连最开明的主人在日记里也冷漠地记载着他们对奴隶残酷的刑罚——“我把他摔到地下室，一整夜地把他的脖子和脚捆到一起。今早把他的衣服剥光，绑在大树上”。白人仆役也会遭到酷刑的。一个在18世纪70年代用船运到弗吉尼亚的白人仆役，喝了醉酒又骂人。他被鞭笞，戴上镣铐，然后一整夜戴着手铐，嘴里塞着东西。他至少戴了九天手铐。〔30〕

用现代标准看，那是一个残酷而又野蛮的时代，下层人民的生活似乎都很低贱。因此，奴隶制只会被看作是在一个不同程度丧失人身自由权的社会里地位最低下、最卑贱的一类而已。大多数殖民者还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去抨击其他形式的从属制和使人沦为低下地位的做法，也根本没有必要去抨击奴隶制或者为它辩护。

除了这些纯粹的丧失人身自由的各种形式外，在这个君主制社会里，许多人还经历过其他形式的从属制、过着低人一等的日子。在从属关系上紧接着法定丧失自由的人的是那些没有自己的土地的人。不像英国佃农，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农民完全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在18世纪中期，在美洲的一些地区佃户制快速兴起。投机商们有时把佃户制作为一种手段来开发荒地，但是它日益变为了一种广泛固定的从属制。不但像巴尔的摩和佩恩家族那样的英王特许独占某块殖民地的大领主们重新恢复和重新要求或发掘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权，许多中小地主也越来越把地租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了18世纪60年代巴尔的摩勋爵拥有23个出租的庄园，在马里兰占地19万英亩。在纽约州六七千名佃农靠租种大约14个男爵领地而生活。这当中的一些庄园，如菲利浦斯伯勒、利文斯顿以及伦斯勒斯维克，每年地主的进项相当于英国中等贵族的年收入。到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罗伯特·卡特的年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地租。乔治·华盛顿的佃农耕种的土地分布在弗吉尼亚4个县里。革命前夕，切萨皮克地区的一些县有三分之一到半数的家庭都是佃户。佃户制并不局限在农村，在像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这种迅速发展的城镇里，超过四分之一的户主被列为“佃户”。〔31〕

虽然许多租借关系松散，使得地主—佃户的关系逐渐向金钱关系发展，但是情况并非都是如此。佃农经常希望地主能施仁道，而贵族家长制有时也使得地主们相当地宽厚。有半数的佃农向纽约大地主弗雷德里克·菲利浦斯借钱，但是他却迟迟不收利息或收回债款。亨利·比克曼和其他纽约地主也是漫不经心地征收佃户的地租。比克曼从不清楚谁欠他什么，佃户说还给他多少债就是还了多少。弗吉尼亚的罗伯特·卡特的一些佃户们拖欠了他10年的地租。而佃户们也认为他们不只是欠地主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隶属关系所要求的远远超过这些。在18世纪中期的纽约动乱中，庄园主很容易就能募集到四五十个忠诚的佃农去镇压在新英格兰一些与其相邻地区引起的暴动。尽管大部分美洲佃农租借土地、房屋的条件要比英国佃农的条件要优越，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归是佃农。严格地讲，他们至少仍然是从属于地主的。〔32〕

因此，不仅包括黑人奴隶，也包括白人仆役和年轻人以及各种各样的佃农，当然也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殖民地居民，都对从属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着切身的体验。詹姆斯·威尔森在1774年说，从属“乃是下级服从……其所从属的上级……意志的义务，除此之外别无他意”。从属于他人的人不可能有自由。事实上，“自由和从属”是“对立和水火不容的两个词”。从属于他人的人就是那些没有个人意志的人，因此同儿童一样，他们不具有政治人格，可以被正当地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正是这种逻辑推断使得妇女、仆役、学徒、短期雇农、未成年人以及年满21周岁但仍旧住在父母家中的儿子得不到选举权。〔33〕

尽管这些从属制的法律形式遍及各地并且显而易见，然而大部分男性白人并没有过从属他人的经历，即使有，也不是一生都从属于他人。大多数农民不是短期的佃农。白人仆役和学徒的身份通常也是暂时的，而且主要是年轻人。但是在这个仍十分传统的等级制的社会，全部的从属制并不只限于这些形式，也并非都如此明显。这些法定和契约式从属事例实际上挂一漏万，并没有囊括数不胜数的不太明显的家长制和从属制的其他方式。这个君主制社会还有许多其他隐蔽的手段来获取臣服和遵从。

注释

〔1〕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 Neumann编，第1部，第1卷，第3章，第6页。Defoe，转引自Maximillian E. Novak编：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Disguise（1977年伯克利版），第28页。Joseph Addison, Richard Steele等：The Spectator（1906年纽约版），第189期，第2卷，第79页。

〔2〕[Dover]: Useful Miscellanies，第27页。“Observations of James Glen on His General Instructions”（1753），见Leonard Woods Labaree编：Royal Instructions to British Colonial Governors, 1670—1776（1935年纽约版），第2卷，第883页。Henry R. McIlwaine编：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Burgesses of Virginia, 1752—1755, 1756—1758（1909年里士满版），第5页。[作者不详]，Some 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the President Circumstances of Massachusetts-Bay（1750年波士顿版），见Andrew McFarland Davis编：Colonial Currency Reprints, 1682—1751（1911年波士顿版），第4卷，第414页，第428页。Robert A. Gross: The Minutemen and Their World（1976年纽约版），第107页。Samuel Willard: A Complete Body of Divinity in Two Hundred and Fifty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Assembly's Shorter Catechism（1726年波士顿版），第598页，第600页。Greven: The Protestant Temperament，第178—179页。Liddle:"Patriot King," 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5期（1979年），第955页。

〔3〕John J. Waters:"Family, Inheritance, and Migr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The Evidence from Guilford, Connecticut," 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71页。James Lockwood: Religion the Highest Interest of a Civil Community, and Surest Means of Its Prosperity（1754年新伦敦版），第33页。

〔4〕Waters:"Family, Inheritance, and Migration," 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66页。Robert J. 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 in the Revolution（1954年普罗维登斯版），第13—14页。Kevin M. Sweeney:"River Gods in the Making: The Williamses of Western Massachusetts," 见Peter Benes编：The Bay and the River（1982年波士顿版），第101—116页。Ronald K. Snell:"'Ambitious of Honor and Places': The Magistracy of Hampshire County, Massachusetts, 1692—1760," 见Bruce C. 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 Officeholding in Colonial America（1986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第24—25页，第35页。M. Eugene Sirmans:"The South Carolina Royal Council, 1720—1763," WMQ，第18期（1961年），第378页。David Alan Williams:"The Small Virginia Farmer in Eighteenth-Century Virginia Politics," Agricultural History，第43期（1969年），第91—101页。Leonard Woods Labaree: Conservatism in Early American History（1948年纽约版），第17页。

〔5〕Daniel Blake 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 Planter Lif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Society（1980年伊萨卡版），第150—154页，第175—230页。Emory G. Evans: Thomas Nelson of Yorktown: Revolutionary Virginian（1975年威廉斯堡版），第8—9页。Allan Kulikoff:"'Throwing the Stocking': A Gentry Marriage in Provincial Maryland"，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第71期（1976年），第517页注释。Gross: Minutemen and Their World，第71页。Fred Anderson: A People's Army: Massachusetts Soldiers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War（198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42页。Ga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78年纽约版），第36页。

〔6〕Daniel Scott Smith:"'All in Some Degre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 Demographic and Comparative Resolution of the Anomaly of New England Kinship,"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4期（1989年），第44—79页。Daniel Scott Smith:"Genealogy, Geography, and Genesis of 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and Kinship in Early America," 此为“英裔美国人社会历史研讨大会”稿（1985年9月5日至7日，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市）。

〔7〕James A. Henretta:"Families and Farms: Mentalité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WMQ，第3辑，第35期（1978年），第3—38页。Jedry: World of John Cleaveland，第74页，第77页。Canby:"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 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63页。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229页。Waters:"Family, Inheritance, and Migration," 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76页。

〔8〕Toby L. Ditz: Property and Kinship: Inheritance in Early Connecticut, 1750—1820（1986年普林斯顿版），第57页，第64页，第102页。参见Carole Shammas, Marylynn Salmon和Michel Dahlin: Inheritanc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1987新布伦瑞克版）。

〔9〕C. Ray Keim:"The Influence of Primogeniture and Entail in the Development of Virginia" （1926年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第56页，第60—62页，第110—114页，第122页，第195—196页。Keim:"Primogeniture and Entail in Colonial Virginia," WMQ，第3辑，第25期（1968年），第545—586页。Jedry: World of John Cleaveland，第80页。John J. Waters:"Patrimony, Success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Guilford, Connecticu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76年），第160页。

〔10〕Ditz: Property and Kinship，第153—155页。

〔11〕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183页。Margaret E. Martin: Merchants and Trade of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1750—1820（1939年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版），第15页。Harrington: New York Merchant，第51—52页。Bridenbaugh: Colonial Craftsman，第126—127页。Arthur Cecil Bining: Pennsylvania Iron Manufac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79年哈里斯堡版），第126页。

〔12〕Harry Roy Merrens: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196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7页。A. Roger Ekirch:"Poor Carol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1729—1776（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51—85页。Edward M. Cook, Jr.: The Fathers of the Towns: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1976年巴尔的摩版），第101页和第4章。Thomas L. Purvis:"High-Born, Long-Recorded Families: Social Origins of New Jersey Assemblymen, 1703 to 1776," WMQ，第3辑，第37期（1980年），第599页。Thomas L. Purvis: Proprietors, Patronage, and Paper Money: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New Jersey, 1703—1776（1986年新布伦瑞克版）。Smith:"Genealogy, Geography, and the Genesis of Social Structure," 此为“英裔美国人社会历史研讨大会”稿（1985年9月5日至7日，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市）。Bruce C. Daniels:"Family Dynasties in Connecticut's Largest Towns, 1700—1760", 见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第8期（1973年），第99页。Brown: Virginia，第217页。John Adams: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7年），见Adams编：Works，第4卷，第393页。William F. Willingham:"Deference Democracy and Town Government in Windham, Connecticut, 1755 to 1786," WMQ，第3辑，第30期（1973年），第401—422页。

〔13〕Waters:"Patrimony, Success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76年），第140页。Smith: In the Great House，第76页，第159页，第160页，第161页，第165页。Mary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 1750—1800（1980年波士顿版），第61页，第63页，第146页。

〔14〕Sir Robert Filmer: Pa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见Peter Laslett编（1949年牛津版），第96页。Kathryn Preyer:"Crime, the Criminal Law, and Reform in Post-Revolutionary Virginia," 见Law and History Review，第1期（1983年），第64页。John F. Walzer:"A period of Ambivalence: Eighteenth-Century Childhood," 见Lloyd DeMauss编：The History of Childhood（1974年纽约版），第365页。

〔15〕Louis Morton: Robert Carter of Nomini Hall: A Virginia Tobacco Planter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2编，（1945年威廉斯堡版），第225页。

〔16〕Smith: In the Great House，第140—141页。

〔17〕Jedry: World of John Cleaveland，第73页，第63—64页，第73—74页，第78页。Alexander: Render Them Submissive，第12页。Henretta:"Families and Farms," WMQ，第3辑，第35期（1978年），第5—7页。Waters:"Patrimony, Success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76年），第150页。Waters:"Family, Inheritance, and Migration," 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71页。Gross: Minutemen and Their World，第75—76页，第78页。Tom Brownsword:"Moses Cooper's Tale of Wealth and Status: A Case Study of Rural Rhode Island, 1674—1808"（1986年布朗大学荣誉论文），第17—18页。Locke: Some Thoughts on Education, Axtell编，第146页。Klein: Shippens of Pennsylvania，第212页。

〔18〕Abbot Emerson 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194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36页。Marcus W. Jernegan: Laboring and Dependent Classes in Colonial America, 1607—1783（1931年芝加哥版），第55页。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1976年纽约版），第43页。

〔19〕Laurens，转引自Philip Morgan:"Three Planters and Their Slaves: Perspectives on Slavery in Virginia, South Carolina, and Jamaica"，见Winthrop Jordan和Sheila L. Skemp编：Race and Family in the Colonial South（1987年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版），第60—61页。Arthur Zilvers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1967年芝加哥版），第4页。Gary Nash: The Urban Crucible: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07—108页。

〔20〕Thomas 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William Peden编（195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62页。Reid:"The Religion of the Bible"，见Davis编：Virginia Satirist，第56页，美国哲学研究会（APS）译（1967年），第56页。

〔21〕Jernegan: Laboring and Dependent Classes，第55页，第52页。Richard B. Morris: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1946年纽约版），第310页，第345—363页。Jackson Turner Ma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1965年普林斯顿版），第33—34页。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第292页。Chessman A. Herrick: White Servitude in Pennsylvania（1926年费城版），第271页。Sharon V. Salinger:"To Serve Well and Faithfully": Labor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in Pennsylvania，1692—1800（1987年英国剑桥版）。

〔22〕1768年2月22日詹姆斯·哈伯沙姆（James Habersham）写给劳伦斯的信，1768年1月25日劳伦斯写给哈伯沙姆的信，以及1968年2月27日（原文如此，应为1768年。——译者）劳伦斯写给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的信，见Rogers等编：Papers of Henry Laurens，第5卷，第602页，第565页，第609页。Martin: Merchants and Trade of the Connecticut River，第102页。

〔23〕Lawrence W. Towner:"The Indentures of Boston's Poor Apprentices: 1734—1805," Colonial Society of Massachusetts，见Publications, 第43卷（1956—1963年），第417—468页。Robert F. Seybolt: Apprenticeship Education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and New York（1917年纽约版）。

〔24〕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第147页。Bridenbaugh: Colonial Craftsman，第129页。

〔25〕Ann Kussmaul: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1981年英国剑桥版），第3—4页，第49页，第38—39页。

〔26〕David 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1981年英国剑桥版），第7—13页。

〔27〕Smith: Colonists in Bondage，第265页，第276页。Morris: Government and Labor，第373页，第433页，第437页，第449页，第484页。

〔28〕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38页。Herrick: White Servitude in Pennsylvania，第272—283页，第213页。Aleine Austin: Matthew Lyon, "New Man"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794—1822（1981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公园城版），第10页。Galenson: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第231页注释。Ulysses Prentiss Hedrick: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1933年纽约版），第78页。

〔29〕Thomas Bacon: Sermons Addressed to Masters and Servants, and Published in the Year 1743, and Now republished by the Rev. William Meade（1813年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版），第3页。Marambaud: William Byrd，第169页。

〔30〕见Greene编：Diary of Landon Carter，第2卷，第941页。见Edward M. Riley编：The Journal of John Harrower（1963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版），第38页。

〔31〕Rowland Bertoff和John M. Murrin:"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the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见Stephen G. Kurtz和James H. Hutson编：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70页。Sung Bok Kim: Landlord and Tenant in Colonial New York: Manorial Society, 1664—1775（197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38页，第279页。Patricia U. Bonomi: A Factious Peop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ew York（1971年纽约版），第185—196页。Morton: Robert Carter，第72—76页，第80页。Willard F. Bliss:"The Rise of Tenancy in Virginia," 见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58期（1950年），第429页。Gregory A. Siverson: Poverty in a Land of Plenty: Tenanc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ryland（1977年巴尔的摩版），第86页，第144—149页，第40—41页。Jerome H. Wood: Conestoga Crossroads: Lancaster, Pennsylvania, 1730—1790（1979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版），第171—172页。

〔32〕Bliss:"Rise of Tenancy," 见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58期（1950），第435页。Edward 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New York, 1760—1790（1981年巴尔的摩版），第18—19页。Bonomi: A Factious People，第192—193页。Morton: Robert Carter，第73页。Kim: Landlord and Tenant，第310页，第328页。关于美国佃户削弱其君主制的含义的情况，请参见后面第七章注释。

〔33〕James Wilson: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1774年），见Robert Green McCloskey编：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196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741页。参见Jack P. Greene: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年牛津版），第20页，第21页。

第四章　庇护制

许多殖民地居民日趋蔑视所有法定和契约式的从属关系，也有许多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并为自己不依附于任何人而洋洋自得，可是他们却都深深陷入了等级社会固有的家长制义务的大网里。这些大网四散铺开，有时甚至错综复杂。能言善辩的英国人约翰·特伦查德和托马斯·戈登写道，毫无疑问，人们之间应当“没有主人与奴隶、随心所欲与盲目服从这类关系”。虽然有很多殖民地人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就连这些极端激进的辉格党人也并不期望人人平等。事实上，对于特伦查德和戈登来说，唯一合理的关系仍然是“父子关系、庇护者与受庇护者的关系、保护与效忠的关系、施恩与感恩的关系以及互爱互助的关系”。对个人性质的家庭而言，同样对非个人性质的商业而言，人们仍然用老词而不是用新词来阐释这个社会里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关系。“从属关系和社会责任开始于生命的初期”，当“生命成长时”，它们“不断繁衍并充满活力”，这是天经地义的。这个世界似乎仍然是个小世界，人们的关系也似乎仍很紧密，以至开始于家庭的各种相互关系也可以扩展到社会，用来同样描述几乎所有其他的关系。〔1〕

尽管英国人历来赞颂独立和自由，其实在这个等级社会里没有人能够真正地独立和完全地自由。没有任何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和绝对的，每种关系都是相对的、互惠和互补的。“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的服务和帮助，需要有相应的回报。”这些“根据双方的条件和相互关系所做的回报……”实际上是“社会的纽带，通过它们把家庭、邻里和民族联结在一起”。〔2〕个人的忠诚、义务和带从属性质的关系编成了千丝万缕的网络，把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些个人的忠诚不同于非自由人的法律约束，也不像无土地农民直截了当的服从，甚至也不是许多英国式的对庇护者的十足奴性的精确再版。尽管这些个人关系可能常常是模糊不清、十分微妙的，但它们仍然是家长制、依附和从属的各种形式。

有些人公开地把这些社会关系称为“家长式的”，另一些人则把它们叫做“联系”或“利益关系”。然而，到18世纪中期，在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自由人对从属关系的说法很反感，而且千千万万种个人联系又被看作是相互的而又难以说清楚的，所以只有“友谊”这个词似乎是无所不包，还透着温情，足可以用来描述所有这些关系。〔3〕

确实各种名目繁多的个人依恋和联系，无论它们是如何不平等，都可以说成是友谊。约翰·亚当斯说：“我认为，友谊是人类的殊荣之一，对其美德毫不知晓的造物，尽管身具人形，也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亲戚可以是“朋友”，老板和顾客也可以是。1761年，查尔斯·威尔逊·皮尔的室内装潢和马具商店开张，他登广告“希望广结良友，为其优质忠诚服务”。南卡罗来纳首席法官向英国圣公会巡回公使查尔斯·伍德梅森保证，按伍德梅森自己的话说，“做我的朋友，并保护我”。“友谊”是任何年龄和地位都会形成的东西，因为友谊是对所有种类的从属关系委婉的说法。儿子是父亲的朋友，妻子是丈夫的朋友，子女把妈妈称为“最好的朋友”。连普通士兵都会谈论“同长官的交情”，或者是仆人称主人为他的“主要朋友”。〔4〕

美洲殖民地甚至比母国还需要用这些个人关系把自己组织起来，因为在偏远的殖民地，缺乏以非个人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机构和领域。当然，在美洲也没有什么地方能与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伦敦相媲美。伦敦的人口有75万，是西方最大的城市。但是在美洲连能同大不列颠二流城市相提并论的城市也找不到。到了1760年，英国已经有6个人口超过3万的城市，而美洲没有一座城市有那样的规模。到1760年，英国有20多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万人，美洲只有3个。实际上，殖民地只有大约6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0。最大的城市费城在1760年人口是约2万。即使这个最大的城市似乎也不过是发展过快的大村庄而已。〔5〕19世纪初期城市散乱地扩展起来，当一位费城人回首往事时，他相信在殖民地时期他认识“每一个人，叫得出费城城里每个白人和黑人、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名字”。〔6〕论规模和重要程度，美洲是无法与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望其项背：它没有新生的产业中心，没有利兹，没有曼彻斯特，也没有伯明翰。用当时英国的标准看，在美洲就根本没有制造业。在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20个殖民地居民里就有19个人仍然是农民，并且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社区的一隅之地，那里的人大都相知有素，常来常往。同英国的大部分地区相比，殖民地仍然是个早期不发达的社会。

在这种小社会，我们所知的那种隐私是不存在的。我们现代关于公与私的明确界限在那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们的生活空间十分拥挤，家庭的非正式成员，如仆人、雇工、保姆以及其他寄宿者经常同家庭成员挤在同一个房间，或者甚至共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新英格兰社会的人们不以为然地窥探和干涉邻居的私事，按照一个马萨诸塞人在1760年的说法就是，以便“使我的同胞或邻居不犯罪”。人们为其兄弟立下清规戒律，接二连三地告发他人通奸、殴妻，或其他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7〕

由于这个社会的人们不放过任何一件小事，因而个人的名声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为了了解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一个人可以费尽心机，不辞劳苦。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其《自传》里告诉我们，他得以在费城“确保我的商人的信誉和名声”，不仅是要靠“平时的勤奋节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如此暴露无遗的社会里避免树立“所有的负面形象”。他衣着朴素，从不让人看见他游手好闲，“为了表示我日以继夜地工作，我时常从沿途的商店买报纸，放在手推车上带回家”。这些封闭的世界如同人人登场的舞台，这是对这种文化合适的比喻。〔8〕

约翰·亚当斯也明白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再三叮嘱他的门徒威廉·图德“要同这个世界打成一片，让他们了解你”。他喋喋不休地给图德讲西塞罗的故事。西塞罗在西西里为官，造福一方。但是让他感到莫大耻辱的是在罗马竟无人举荐他。这显然是他远离了他们的视线，也就没人会想到他。亚当斯说，从那以后，“他的策略就是永远在他们的眼前转，要让他们看见他，而不只是听到他的传闻”。亚当斯建议图德在波士顿去其他的教堂，这样“你就可以为更多人所看见，被更多有分量、有影响的人所注意”。〔9〕

在这些小世界，美誉同生命一样可贵，不论何时，只要遭到诋毁，人们就会寻求法律来申冤。所以法院的卷宗里充满了诽谤和破坏名誉的行为。称某人“可恶的骗子”，指控某位牧师“昨晚酩酊大醉”，说一个造船工造的船“只适合让人落水”等等。所有这类罪过既可以用于刑事诉讼也可以用于民事诉讼。今天我们会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破坏名誉案大为惊讶，但是对于处在与我们十分不同的社会的人们来说，诽谤并不是小事一桩。〔10〕

人人都应该了解同他们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介绍信风行各地，而又至关重要。人们会立即注意到生人和孑然一身的人，他们要么是没完没了地打听，要么是张大嘴巴，盯着这些人看。正如一位英国来访者所注意的那样，逃亡的仆役别想在这种小社会里藏身。报纸对逃亡者的描述细致入微，社会上也是戒备森严，“察寻可疑之人”。一张报纸这样描述一个逃跑的修船工：身穿“普通深棕色粗呢大衣，右袖口失落，绿色粗丝毛呢背心，一侧缝有补丁，双排扣，扣眼缠绕着绿色月桂，黑色马海毛纽扣没有镶边，新衬衫，红色长毛绒马裤，马裤做工良好，但长毛绒质量一般，一条丝围巾，一顶旧的海狸呢帽，浅灰色棉纱袜，一双新鞋”。人们之所以在报纸上做如此详细的描述，就是认定所有陌生人在一个社会都会被仔细地检查。〔11〕

在这个人盯人的社会，某些人，尤其是某些绅士或大人物，赫然于世。人们把人类活动自然而然地解释为是由某些大人物的意愿和目的决定的。那些人似乎都是身负大任，是各种利益集团的首要人物，并且做出各项决定。还没有人能想象到大规模的和非个人所能左右的社会进程——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而我们常常很轻松地用这些社会进程来描述大规模的社会发展。这些复杂的进程，在当时人们还意识不到。

在这种文化里，人们在问及发生的事件时，不是问“如何发生的”，而是问“谁造成的”。某些具体的人物使事件发生，因而对所发生的事件负有个人责任。假如面包价格上涨，那么某个面包师或商人就会受到谴责。如果一个商人的货船因违反航海法而被捕获，某个家喻户晓的官员就会成为替罪羊。这个和政治、社会相关的世界似乎仍旧很小，人们的关系仍旧密切相联，足以让某些人继续为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殖民地居民尤其能很快就把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并解释成是共谋的原因。〔12〕

地方政府按现代标准看完全是小人国。他们并非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官僚机构，而通常却是屈指可数的一些熟人。殖民者中的重要人物与同他们打交道的总督、最高法院法官、关税收税员、海军军官，以及其他主要官员都有私交。他们在一起吃喝，一起娱乐，而且有时一起去教堂。就连地方议会也很小，新罕布尔什地方议会有35个议员，纽约州的有28个，新泽西有20个，马里兰60个。马萨诸塞殖民地的众议院的规模极大，也只有117人。纽约殖民地众议会和参事会的成员加在一起也不如当今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人数多。在这样小的政界，知己知彼是必不可少的。对政府官员辛辣的讽刺滑稽剧，同梅西·奥蒂斯·沃伦的讽刺剧读本一样，其讽刺效果主要依靠观众或读者对被挖苦讽刺的对象的了解而产生。假使观众和读者对他们既不熟悉也没有内部消息，隐晦的人物描写，旁敲侧击，私下的笑料和含沙射影，所有这些剧中的可笑之处就会变得索然无味。〔13〕

政府官员并不是高高在上；相反，首脑事必躬亲。皇家总督会亲自处理一个小船主对时事的不满，在家里召见他，共同解决问题。当威廉·埃迪斯在1769年来到马里兰时惊讶地发现，即便是殖民地的社会地位最低下的百姓似乎“很容易随时接近总督本人”。据说南卡罗来纳议会议长声称，他“对大多数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并不夸张，社会实如弹丸之地。在1756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总督罗伯特·莫里斯亲自到费城海滩夜巡，搜寻走私者，他甚至赤手空拳打进被怀疑是放违禁品的仓库。地方政府就更加平易近人。1763年，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尔镇政会把钱借给约瑟夫·马克斯菲尔德购买木材，镇政会宣布“等他从博斯沃斯先生那里得到钱”，再来还钱。〔14〕

殖民地的公共建筑不过就像精美的私人住宅一样，大部分公务也仅是私人的社会关系在政府里的延伸。因此，公私感情经常混淆在一起，泾渭难分。詹姆斯·奥蒂斯在18世纪60年代初期对马萨诸塞殖民地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攻击，既带有个人动机，也出于政治目的，没人能（或曾经能）把二者区分开来。奥蒂斯的愤怒不仅是因为哈钦森夺走了大法官的职位，而这职位奥蒂斯认为原本应属于他父亲的，而且因为他对哈钦森及他的亲信们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作风深恶痛绝。奥蒂斯的满腔怒火，随着一起个人冲突于1761年至1762年爆发了。他对哈钦森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的讽刺和谴责，搞得哈钦森晕头转向，糊里糊涂。奥蒂斯就是奥蒂斯，他把他同哈钦森的冲突在《波士顿报》上发表，“去和高高在上的人一同进入竞技场”。他说，这就像某个无名小卒同将军决斗一样。“阁下”与奥蒂斯这样的小人物辩论是“很屈尊”的。哈钦森这样屈尊不是在冒有损名誉的风险吗？奥蒂斯接着说，“而那些一无所有也不存奢望的人，却不会失去什么。”奥蒂斯据说发誓要为他父亲失去的职位向哈钦森“报复”。他要寻找能使副总督陷入窘境的社会问题。最初他尝试货币问题，可是当货币问题太复杂，无法激起公众的义愤时，他转而提出更具煽动性的官员兼职的问题。的确，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包含着政治意义，可是没人能肯定它起自何处，奥蒂斯的私仇终在何方。〔15〕

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市的亨利·劳伦斯是另一个例子。他同样很难在这个人们关系紧密的小世界里分辨清什么是他的个人感情，什么是他的政治态度。在1765年，劳伦斯决不是爱国者。他反对反印花税法的骚乱，其激烈程度没人能与之相比。可是在60年代后期，主要由于一连串的个人冲突，他变得更加激进起来。他先是同查尔斯顿的海关收税员丹尼尔·穆尔产生矛盾，后又同海事法庭法官、劳伦斯的朋友和亲戚埃杰顿·利成了对头。当穆尔试图利用他的职权在查尔斯顿的商人中间网罗亲信，尤其是想方设法利用同劳伦斯最初的“亲密关系”来达到“卑鄙”的目的时，劳伦斯愤怒了。他说，穆尔的行为“使我疏忽大意，把心里话都告诉给他了”。由一件事引起另一件事，结果劳伦斯成了这位税收员的“仇敌”。在穆尔武断地扣押了几艘劳伦斯的货船之后，他们的冲突公开化了。这导致了一次未遂的决斗。当利在海事法庭上试图调解两个人的矛盾时，他不过是把自己卷进一场与劳伦斯的激烈争吵之中了。接着劳伦斯和利写文章互相恶毒地攻击，结果又引出另一起流产的决斗。整个事件使利的殖民生涯毁于一旦。劳伦斯很自然地为自己辩护，他否认他站在代表美洲权利的新立场是这些个人争端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穆尔的厌恶和对利的愤怒对他在60年代末成为爱国者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愤懑比所有他有可能读到的辉格党小册子在这方面产生的作用还要大。劳伦斯在1767年说，像穆尔和利那样的令人讨厌的官员是“使母国和她的美洲后裔的关系解体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是一些动摇美洲人热情和使他们疏远母国权力机构的家伙”。〔16〕

这个人盯人的小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公私不分。商人用公家的钱办私事，公家也用私人的钱；士兵起诉军官，要他们偿还借债；地方行政官员们靠收费和罚款生活；总督们有时支取个人账户的钱来供养军队。1765年北卡罗来纳的总督甚至自己要掏腰包来支付印花税中官方文件那一部分。这件事向我们展示了18世纪实际上的混乱程度。〔17〕

个人的依附关系通常是以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形式出现的。这些关系所构成的纽带把社会联系起来，并使它运转。历史学家所重视的社会上的“依从”不仅仅只是头脑的习惯问题，在它的背后存在着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和社会力量。美洲的工匠像英国的工匠一样，他们仍是依赖主顾庇护人更甚于依赖顾客。商人和店主被告诫说：“卖主是买主的仆人。”在“七年战争”末期，富裕的马里兰种植园主蜂拥而入安纳波利斯，开始在市镇建筑住宅，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肆铺张消费奢侈品。到了18世纪70年代初期，镇上所有成百上千新来的手艺人和店主都是依赖富人的消费习惯为生。别处也是一样。尽管在一些地方有少数的工匠已经开办了大的制造厂，为外地市场生产产品，但是大多数手艺人仍旧根据要求“定货”，为熟悉的绅士生产假发、靴子，或建房，或造船，并觉得对他们负有义务。这种义务感和从属关系可以使他们得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满足感，而这种满足往往是大大地弥补了失去的自由和独立的损失。费城的一个木匠威廉·法尔克深知这一点。在18世纪50年代，法尔克决定切断他同富商艾萨克·诺里斯的家长制关系，以便尝试向出价最高的人按日出卖劳动力。但是他许多日无活可干，很快又不得不重新寻求诺里斯的庇护。〔18〕

似乎对约翰·亚当斯来说，在各地，“所有的富人手下都有许多穷人，从事各种手工艺、制造业和其他职业，他们依靠这些富人来谋生，欠富人一些小钱，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负有义务”。这种庇护人和被庇护人的关系是很普遍的，而且人们也可以同时既是庇护人又是被庇护人。约翰·古德里奇是一位富裕的、有影响的弗吉尼亚商人，他拥有并负责管理12条船，在美国朴次茅斯港开了许多家货栈和商店。虽然他买卖兴隆，有许多被庇护者，但他本人还依靠大种植园主罗勃特·卡特的庇护。这种庇护又是随时可以撤销的。当这位商人的服务没有能尽如人意时，卡特命令他在这个港口的代理人，“今后不要用古德里奇的东西为我服务”。庇护人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来施加影响的。〔19〕

大部分经济都被编进私人关系网。的确，在这个前现代世界里人们仍往往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把经济看成是当家理财。经济被说成是供养家庭之需的手艺，如果是对国王的王室来说，就是供养一个国家的技艺，国家就是国王的扩展家庭。这种古老的观念认为，按照有机的社会等级制进行人员和商品分配，即物尽其用的分配，是良好的政治管理的关键所在。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把经济看作是由家长式权威自上而下治家的事务。在英国，尽管现代商业的发展在侵蚀着这些中世纪和重商主义的观念，但是它们仍残留在人们的头脑中，尤其是在殖民地更是如此，因为殖民地同母国相比，商业很落后。〔20〕

正在改变英国社会的金融和商业的革命在美洲发展很慢。在1750年以前，殖民地不发达的经济主要体现在小规模的农业，或为大西洋对岸的大世界生产农产品。在殖民地没有英格兰银行，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大的贸易公司，没有大的资本中心，也没有现成的流通交换媒介。虽然到1750年为止，大部分殖民地都曾经试验使用过几种形式的纸币，但是在美洲几乎没有像英国那样大量的币制复杂的钞票，也没有像那些在1690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在大不列颠各地涌现的数十家私人和国家银行。这些银行方便了国内贸易。到1774年仅在伦敦一地就有52家私人银行。〔21〕

就这种程度而言，殖民地还不是像英国那样的商业社会。在英国，内陆或国内贸易同海外或对外贸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殖民地是所谓的贸易社会（trading society），主要进行对外贸易。这种强调海外贸易的做法证实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重商主义者认为，每个殖民地只能通过从境外少买进多卖出的办法来增加总的财富。因此，殖民地的经济目标就是要出口大于进口，出现贸易顺差，这样就可以使得金、银币留在殖民地，因为大多数人只认这两种货币。可是由于殖民地居民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他们总是十分缺乏金币和银币，有时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实物来付税。

当缺少其他形式的货币时，这两种货币的短缺限制了殖民者在境内进行交易的能力，就是说，限制了通常所说的“本土贸易”。18世纪中期之前，殖民者的本土贸易相当原始，尤其是按英国的标准来看。它不但原始，而且不受推崇。殖民者相信本殖民地内的贸易，比如兰开斯特和费城之间的贸易，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除非商品被运出殖民地，贸易才有价值。殖民地内的贸易本身决不可能增加殖民地的总财富，只能是把它再分配，在各地周转而已。“仅仅是货物的转手并不会增加殖民地的财富，就同众人救火时，20双手或40双手传递一桶水一样。”这种在社会上的财富传递，纽约的威廉·史密斯在1750年说，“虽然可能会使某个个人发财致富”，但这意味着“他人一定是以同等的量贫穷，全体人民根本不可能致富”。由于受这种重商主义的零和理论影响，国内贸易并不受重视，国内的从事贸易的人和零售商店的店主既没有“商人”（merchant）的地位，也无权拥有这一称号。商人那些是从事海外进出口货物给社会带来真正财富的人。〔22〕

为了实行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国内贸易，殖民者们实验了几种原始形式的纸币，如土地银行抵押凭证（land-bank certificate）和政府债券。到1750年，除了弗吉尼亚之外，所有其他的殖民地都使用了土地银行的抵押贷款。这种贷款是对殖民者个人的贷款，通常仅仅针对中等农户，利率是5％，可以长时间偿还。这些流通的凭证靠抵押土地来担保。公债券主要是在战时由那些支出远远超过税收、处于危急中的政府发行的，债券的担保只是政府许诺将来可以用它们来抵税。

到18世纪中期，英国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高度发达的内陆贸易，使英国人熟悉了各式各样复杂的纸币和支票。但是殖民地居民却不是这样。在1750年以前，许多人把纸币只当成是战时的权宜之计，觉得它们很特别，全然没有把它们当成是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鉴于许多殖民者认为本殖民地内的贸易并不十分重要，所以他们认为使这种贸易成为可能的纸币也不重要。又由于殖民地发行的纸币可以用133比100的汇率兑换英镑（有时过多印刷纸币，纸币对英镑的汇率高达160或180比100），从事国外进口并用英镑支付账单的大商人常常急于限制纸币的流通量。因此，纸币并非随意可得，需要用钱做生意的人通常只能依靠有钱人的贷款，这样就又加强了他们的个人依附感和被保护感。

因而，殖民地的经济生活依然是结构单一、受人情左右的。除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以外，殖民地几乎无人知晓正在改变着英国人意识的那些不涉及个人关系的大型机构和公共社会的情况。殖民地社会的落后和不开化助长了庇护关系和个人关系的发展，这方面至少是使殖民地社会比英国本土充斥了更多的个人的君主式的从属关系。

由于没有银行，又鲜有不涉人情的信贷来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流通媒介，所以殖民地的经济交换大多是靠人情往来，在熟人之间进行。这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决不是严格的金钱关系。人们极少直接用“现款支付”的方式或用现金进行交易，即用“即付即买”的方式做交易。虽然现金关系有所萌芽，但是大多数经济交换都是用赊贷方式，并且仍然用道义和社会词语来表达。人们说，“买卖应以仁、义、信为本，否则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欺骗和压迫”。生意人即使“买卖不成”，也得仁义在。商人、店主和工匠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生意当成一系列同熟人做的私人交易。他们的账簿向我们展示这些私人关系：分类账簿的每一页分别登记着一位同他们做生意的人的账目。他们把经济活动只当是自己私人生活的扩展活动，家庭账目和生意账目混杂在一起，几乎从未丝毫注意到企业是可以谋利这一点。〔23〕

许多北方农民（至于数量是多少仍有争议），仍旧没有深入地参与大西洋两岸更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正如通常被叫做“庄稼汉”那样，许多农民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心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农业企业家。他们固然渴望财富，可是真正能自给自足的寥寥无几，因此，如果有可能，他们生产“剩余物资”，互相之间或同当地店主和商人之间交换产品和服务。有些交换是简单和直接的以物易物，如一个农夫会用牛同邻居换工收割庄稼；接生婆会用她的服务换取羊毛或烟草。〔24〕

但是更常见的交换是用货币单位把账记入贷方或记入借方。一个农夫让孩子给邻居打工或出租自家小船，假设获得酬金是两先令六便士；与此同时，他使用了另外一个邻居的磨坊或是在当地商店买一双鞋，花了，比方说，三先令四便士。在缺乏大量钱币时，这些酬金和费用常常不是用现金支付，而是记在每个人的账簿上。通过这些纷繁的交换，农民们在当地建立起非常复杂的赊贷和借债的关系网，邻里之间的“往来账户”一度经年不衰。〔25〕

尽管债务纠纷可能会引起诉讼，而且也确实是引起了诉讼，但是信贷和欠债更多地却是发挥作用，把当地的人维系在一起，并确立和稳定公共关系。因为这种债务每笔账目都很小，都是本地的欠债，并且常常没有白纸黑字的借据，所以这表明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这种债务甚至可以被看成是联结人们的社会纽带。〔26〕

放债成为富豪惯常和固定的收入来源，也是产生影响力的来源，在美洲，这种收入来源当然比土地投机或出租土地更加稳操胜券。事实上，放钱吃利息是许多殖民地士绅维持他们优越地位和赋闲生活的主要手段。对那些乔治·华盛顿所称的“有钱人”来说，放贷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同地租大同小异。〔27〕一位历史学家根据18世纪法国贵族的情况把租金、债券及贷款利息称为“业主财富”（proprietary wealth）。〔28〕放贷实际上只是业主财富的一种形式。这种财富一般是静止不变和稳定的，是以非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为基础的。人们的收入是坐享其成或是不劳而获的，因此优雅清闲，丝毫不沾染损人利己的投机行为的铜臭味。大西洋两岸的英国人谈论能“维持闲居生活”的那种财产时，就是指的这种业主财富，它是想要成为绅士淑女的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从自己庄园每年获得的数百镑的收入是一些像简·奥斯汀这样的人真正关心和重视的唯一一种财产。正如乔赛亚·昆西在1768年指出的那样，独立赋闲的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市场的“瞬息万变”的影响制约。〔29〕

对于如昆西的绅士来说，现代商业风险投资资本根本算不上财产，因为它决不会是独立赋闲生活的来源，而且要赢利有太多的风险，需要太多的操劳。这种资本不是贵族式财产，全然不是那种供养英国士绅的业主财富。亚当·斯密说，地主士绅显著的贵族地位来自于他们独特的“收益”。从佃户那里收取地租“既不费力，亦不劳神，财源似乎不经运筹规划，自动滚滚而来”。但是约翰·威瑟斯庞指出，在美洲这种出租的土地从不可能像在英国那样能确保稳定的经济来源。他说，因为在新大陆，土地比欧洲更丰富、更便宜，想获得固定收入的绅士“会宁愿放钱收利而不是购置房地产”。〔30〕

我们几乎没有什么事实能够用以表明威瑟斯庞所说的是正确的。富有的殖民者的遗嘱记录显示，他们大部分的不动产都被贷出。约翰·亚当斯说，各种各样人都放贷，其中包括商人、专业人员、寡妇，“尤其是靠收益为生的巨富们”。1776年卡德瓦拉德·科尔登是73个人的债主。就连南方的大种植园主从像放贷这样的副业中所得的收入比他们卖出的大宗农产品还要多。安纳波利斯的查尔斯·卡罗尔借给邻居们24000英镑的贷款。谢南多厄河谷的一位大地主詹姆斯·巴顿把他全部财产中的90％都变成了证券、汇票和期票等。当商人和富裕的工匠要明白无误地确立有闲阶级的地位时，他们不再做生意，也不再做工，除了对土地进行投资以外，他们把财富借贷给他人，成为食利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这样做的，罗杰·谢尔曼、约翰·汉考克以及亨利·劳伦斯也莫不如此。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斯普林菲尔德市的商人约瑟夫·德怀特生意刚刚获得利润，他就马上把这笔钱抽出来，放贷食利。到他去世时，他60％以上的资产都被放贷给他人。这就是人们如何成为绅士并对社会施加影响的过程。事实上，大人物往往是通过向朋友和邻里放贷才能构筑起受保护人和从属者的关系网。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一方面是海外投资者的债务人，另一方面在他们本地区他们又是债权人。他们十分了解，“每个债务人或多或少的确能感受到债权人的颐指气使”。〔31〕

由于缺少银行和其他与非个人化的机构，这种私人信贷通常是当地社区唯一的资本来源，士绅债权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的世袭财产对社会贸易和繁荣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尽管其他更有活力、更容易变化的财富已经出现（这些财富经常是掌握在那些原始资本主义债务开发者手中，他们迫切需要纸币），但是士绅债权人除了他们已经有的业主财产，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什么种类的财产，而且他们认为，那些需要贬值的纸币的人“通常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家境一般，许多人有可能无力偿还债务”。托马斯·哈钦森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写到，那些人“是生意上陷入困境或者是情况复杂的人，或者是拥有不动产，但很少有或者没有可使用的现款的人；或者是一无所有的人”。〔32〕

如果我们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些话，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曾做过的那样，我们就会迷惑不解，理不出头绪来，因为许多债务人和纸币拥护者并不是贫穷的不营利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富裕的农民和殷实的业主和工匠，迫不及待地要发家致富，毫不顾及妨碍他们的有产士绅的利益。说他们穷或没有财产，也只是说他们的财产不如反对他们的人的财产稳定，不是世袭的而已。因为无法理解工商业对货币日益增长的需求，或者是不愿与后来者分享统治地位，已经确立了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士绅认为，债务人通过促进纸币的发展和采取其他减免债务的形式而对他们世袭财产的侵害是阴险不公正的社会罪恶，这些罪恶不但威胁他们的个人幸福，也削弱了把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关系。由于他们经常是自由地提供贷款，而且有时还债的期限也很长，这些有世袭家产的士绅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牟取暴利的奸商，而是把自己当成向社会尽家长式义务的乐善好施之人。当然，用这种随意的方式放贷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势。虽然有权势的放贷大户，如马萨诸塞西部的斯托达德家族、威廉斯家族和沃辛顿家族，对其债务人认真地履行了所规定的慈善性责任，但是他们也期望债务人对他们感恩戴德，毕恭毕敬。〔33〕

即使在殖民地美洲最非个人化、最现代的市场活动，即进行生产和销售南部大宗农产品的活动，也仍然是深深植根于个人化和庇护的关系之中的。虽然南部经济已经转向为外地市场生产农产品，但是都到了18世纪，还仍只有最大的种植园主才能同英国的大商行直接打交道。切萨皮克地区的拥有一二百英亩种植园的中、小农民生活在一个既是在社会方面又是在经济方面都是从属关系的世界里。他们主要烟草市场的交易是通过大种植园主进行的。〔34〕在大约平均每50家或超过50家能有一位大种植园主，只有这些大种植园主才能通过烟草市场的寄售系统亲身体验到更广大的大西洋沿岸经济的非个人化的特性。他们实际上是切萨皮克地区经济和社会的经纪人。他们收购邻居手中的小批量烟草到国外寄售，在国内的商店销售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或是他们自己种植园生产的东西。他们买卖土地，发放信贷，并且解决众多的下属和客户之间的矛盾。他们是土地投机商、商人、店主和银行家，同时也是农民。事实上，这些大种植园主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种植烟草以外的经营活动。他们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庇护人的身份使他们成为在切萨皮克地区的普通农民中首屈一指的人物。〔35〕

难怪当时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种植园主可以在谈笑间对周围的农民发挥“影响”。他们被朋友和下属尊称为“阁下”，他们这种家长制的意识的背后是有物质做保证的。罗伯特·曼福德在他的剧本《候选人》里说过一句名言，这句名言或许比他的本意还要意味深长：

常言道人们打着友谊的旗号而相聚，

怀一己私利是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种植园主是中、小农民的保护人、债权人和顾问，是所谓的“朋友”。他们借给中、小农民钱款，为他们的儿子找工作和差事，做他们孩子的教父，送给他们衣物，给他们治病，而且他们通常觉得“对依附我们的邻里”的福祉负有责任。伦敦·卡特自豪地在其日记里写到，在1771年，一场严重的“疟疾和高烧流行”期间，“整个邻里地区几乎每天都派人来请我，我为所有的人治病”。他们夸耀自己的家长制作风，如安纳波利斯富有的查尔斯·卡罗尔于1759年宣称的那样，“生活优越的绅士们……能够对亲戚朋友和各种各样的街坊四邻出谋划策，是多么值得称赞的啊！”这些切萨皮克地区的大种植园主的财富以及，更重要的是，影响力使他们成为美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贵族集团。〔36〕

或许在殖民地没有任何活动能比人们管理地方和处理争端的方式更能体现出殖民地社会的家长制性质。北部和南部殖民地大部分的地方行政管理和执法都归地方治安官和县法庭负责。这些机构是由当地的士绅组成的相当自治的地方机构，这些士绅在当地的社会威望弥补了他们法律知识的不足。身为地方社会名流，再加上没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使得执法和立法人员滥用职权。有时，他们所言之物似乎就成了法律。他们进行审判时，很少担心英国的惯例法如何，或者古代案例如何。相反，他们依赖大家的记忆和未经训练但是程式化的正义感来断案。有时他们甚至重新诠释殖民地法规以适应本地的需要。

县法庭是当地社区重申他们等级关系和协调他们之间的各种义务的场所。法庭的作用好像是当地社区许多交叉往来的信贷和债务的票据交换所。因为法官们更注重的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法律文件，所以他们尽心竭力地非正式地或者在法庭之外解决债务纠纷。由于所有的社会关系所依赖的是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因此，毫不奇怪，法庭对欺诈行为比暴力行为更加施以严刑峻法。法庭倾向于像父亲对待任性的孩子那样对待所有的罪犯，他们教育和申斥那些被带到他们面前的罪犯，并且自作主张并以家长式的方式惩戒他们。例如，某人忘记脱帽，冒犯了法庭，他“立即承认错误并乞求原谅”，这才有可能满足地方法官的家长式的正义感。偶尔犯人甚至充当孩子的角色。一个犯亵渎神圣罪的人，送话给法官说，他“承认自己有罪，耻于出现在法庭上，但是愿意服从法庭的判决”，他这种做法，在这个大家庭式的世界里并不足以为奇。〔37〕

有的社会本能地认为，个人是同社会的各种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这种社会才能理解当众忏悔以及在18世纪仍很普遍的公开刑罚的意义。罪犯被戴上颈手枷示众或者是当着他们的四邻和朋友的面被鞭笞和毁伤身体，这样做的用意是既让社会参与对罪犯的刑罚，也让罪犯自己感到羞愧。在18世纪的波士顿，人们用囚笼把男、女犯人从监狱运到斯泰特大街，脱光他们的上衣，绑在柱子上，“在罪犯的惨叫声和众人的喧嚣里”，他们被鞭打30下或40下。在纽约，罪犯胸前挂着牌子，被带去捆到“凯旋车”上的鞭笞柱上。在各地，犯人们被上上颈手枷连续数小时地示众，旁观者们羞辱他们，并向他们不停地投掷东西。刑车甚至在四处游街，尤其是到罪犯家附近去，使罪犯无地自容。死刑也是同样公开地进行（纽约的绞刑架就架在市区的显要地方），吸引数千人前来观看。当局在进行每次刑罚时，都要让犯人受到公众的蔑视，对待最底层的罪犯总是通过毁伤其身体来使他们受辱。黥面的人或者是缺一只耳朵的人终生遭受他们周围的人的蔑视。〔38〕

如此组成的社会非常重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区别，上等人和普通人的区别，强调历来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不管在任何社会，都有，也必须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各地的有财产的富人更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市场，接近政治和法律界的权势人物。作为众多的被保护者和从属者的庇护人，他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中间媒介作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艾伦上上下下结交同他利益相关的人。他把酒送给巴里上校和谢尔本勋爵，给威廉·皮特送松花茶，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宾夕法尼亚的总督，另一个嫁给纽约总督的儿子。与此同时，通过有选择地运用权势和进行庇护，他还在他的下层人中间巩固和加强了他的利害关系。例如，1764年他为一些长老会的人获得了一些地方治安官的职位，使边疆的土地价格降低了，并且减少了土地局的腐败现象。因此，即使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他的朋友和附庸们，也就是与他的利益相关的人，仍旧把他选为代表坎伯兰县的议会议员来作为对他的回报。他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对政府实行庇护式的控制是相当令人畏惧的。当一位年轻的总督没有重视他对一个职位的推荐，艾伦很快让殖民地的领主托马斯·佩恩去纠正总督的做法，教导他“要时时听从艾伦先生的忠告”。塞缪尔·珀维安斯曾经花300英镑建立了长老会委员会工作网来支持艾伦。为报答他，艾伦请殖民地的领主给予普维昂斯“5000或6000英亩土地”。这种势力使得艾伦家族和他的亲朋好友能够在美国革命前夕控制了殖民地大部分的行政事务，这样的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39〕

家长制、庇护关系以及这种或那种友谊必然会决定这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就像马萨诸塞殖民地巴恩斯特布尔镇的老詹姆斯·奥蒂斯那样，在当地或在殖民地有权有势的个人经常被请求为恳求者的利益“运用您的关系”。当他们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使得他们所帮助的人“欠了人情”。18世纪殖民地的地方军队差不多就是半封建的庇护人和被庇护者组成的团体。在18世纪50年代的“七年战争”中，马萨诸塞殖民地军队的征兵工作主要是依靠当地人对征招军官的个人忠诚来进行的。威廉·谢利总督是地方军的总司令，他的军官们的军阶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来安排的。他希望军官们能够按军阶的高低由下而上地增加征兵的人数，少尉每人征集15人，上尉每人征集25人，少校每人征集50人。当然，这种运用个人影响力招兵买马的办法反过来也可应用：能够募集到一个连兵力的绅士，有可能就是靠这种在征兵中体现出的庇护地位可以有资格当上上尉。〔40〕

由于没有我们今天认为应理所当然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和非个人化的选举程序和机构，个人影响力在其所有地区成了人们征兵和升迁的主要途径。年轻的约翰·亚当斯在1756年对一位朋友说，要想在法律界出人头地，人们不仅需要知识、时间和大量的藏书，最重要的是需要“这一行当里大人物的友谊和提携”。乔治·华盛顿是通过弗吉尼亚北领镇的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家族的帮助，开始担任测量员和民兵军官的。老詹姆斯·奥蒂斯在短短4年里就在马萨诸塞政界扶摇直上，他主要是依仗于个人和亲朋好友的支持。就连像费城的贾斯珀·叶芝这样有既有显赫的祖父又有大学文凭的人，最终也还是“完全”靠他与名门希彭家族的婚姻“得以平步青云”。〔41〕

这种依靠个人势力的体制未必就是全然藐视德才或阻止人们社会地位的升迁。但是它确实要求有才华的人去吸引大人物的注意力，以便助他们一臂之力。如果他能够办得到这一点，他就会从默默无闻变为一鸣惊人。弗吉尼亚的本杰明·沃勒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1720年的一个晚上，殖民地官员约翰·卡特和一位“富豪”因为河流涨水，偶然滞留在一户“朴素的农民”约翰·沃勒家中。卡特注意到，沃勒10岁的儿子本杰明“机智伶俐”、“与众不同”。他说服这位父亲让他把孩子带走，让他有出息。卡特实际收养了小沃勒，并且送他去威廉和玛丽学院读书，任命他做他的秘书，在法律界培养他。卡特作为庇护人的“慷慨相助”，最终使沃勒在25岁时成为议会的工作人员，这份工作接着又使沃勒获得了总督威廉·古奇的“友情”。沃勒最终官至弗吉尼亚议会议员，并担任皇家多种官职，他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一个大人物。〔42〕

各地有影响的庇护者都留心去提携有才华的年轻人。本杰明·鲁宾逊是弗吉尼亚的卡罗林县的职员，他把14岁的埃德蒙·彭德尔顿从穷困中拯救出来，把他引向成为弗吉尼亚杰出人物之路。囊空如洗的移民契约佣工老丹尼尔·杜拉尼也是经一位马里兰的富人的扶植后成为显赫人物的。同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悲叹，“命运等因素让他”在圣克鲁瓦做店员，过着“低声下气”的生活，朋友们了解到他少年老成，帮助他摆脱了这种生活。康涅狄格殖民地诺威奇药商丹尼尔·莱斯罗普，发现他的徒弟本尼狄克特·阿诺德很有发展前途。正当阿诺德刚刚进入成年而且学徒期满时，他酗酒的父亲去世。莱斯罗普慷慨地扶植他，不仅给予这个21岁的孤儿500英镑的巨款，而且立下契约把阿诺德家房产转还给他。阿诺德家曾用此房产向莱斯罗普抵押了300英镑。他还写推荐信，举荐阿诺德。〔43〕

以这种方式拯救天才，被人们认为是有助于提高赞助者或庇护者的声誉。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不同派别的殖民地士绅们组织起来，捐助两个艰苦奋斗的年轻画家本杰明·韦斯特和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前往欧洲学习艺术。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贵族该做的事情。当然，有一些出身低微但是有才能的个人，在这个泛英世界是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约翰·保罗·琼斯是一个苏格兰花匠的儿子，他在他13岁时上船当学徒。通过努力和机遇，他在21岁当上了一艘从事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商船的船长。可是对大多数力图在这个个人等级社会向上爬的人来说，光有雄心和才能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靠山或某位有权有势的人的庇护或“友谊”，像总督授予某人印刷合同，或是一位商人接受个学徒，或是一个牧师帮助受圣餐者的儿子上耶鲁大学读书等。

我们太过于把一个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升迁过程来当作18世纪美洲的社会地位升迁的模式。可是富兰克林的生涯至少说也是一个例外，而且当他在世时，美国人几乎并不把他当作一个取得成功的普通人来歌颂。实际上，在他火箭式的高升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不仅是他的勤奋、睿智和人品，使他平步青云，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吸引有权有势的人去注意他。少年的他识文断字，就很快地得到两位总督的赏识。宾夕法尼亚总督威廉·基斯读到一封信，这封信竟是出自一个17岁的少年之手，他感到“大为惊讶”，他断定富兰克林“是前程无量的年轻人，理应得到扶掖”。一年之后，纽约总督威廉·伯内特被告知，一位船上的乘客“有大量的藏书”，由于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他让人把富兰克林带到家里，两人“高谈阔论，指点文章”。对于一个像富兰克林这样的“穷孩子”，总督的重视是“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他得到了许多“头面人物”的鼓励与支持，这些人物包括詹姆斯·洛根、威廉·艾伦、和安德鲁·汉密尔顿等。富兰克林说，尤其是汉密尔顿，“他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我的庇护一直到他去世为止”。〔44〕

富兰克林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他所生活的那个从属性的社会。他很早就读过“谦卑的探寻者”，不断地宣传深思谨慎和彬彬有礼的美德。

要想汲取生活最醇美的甘露，

不龙争虎斗也不与纷争为伍……

友善之火燃烧仇恨，

铸剑为犁，化敌为友。

这种温情不但对社会有好处，而且对个人也大有裨益，因为

最虚弱的敌人吹嘘复仇的力量，

最软弱的朋友炫耀相助的时光。〔45〕

富兰克林用他漫长一生的大部分光阴寻找靠山，要在英国社会和政界谋取一席之地，所以，毫不奇怪，至少是在1749年，他相信社会地位的升迁在英国比在殖民地要来得更加容易（“美洲似乎缺乏激励青年人去学习的东西”）。〔46〕他于1753年成为北美殖民地的邮政副总监。到60年代，他在帝国的等级社会里努力攫取着更高的地位。但是，正如他的老对手托马斯·潘恩所预言的那样，他最终将发现，英国政界的最顶层始终给他闭门羹。不管他的科学成就在英国和欧洲科学界的眼中是如何辉煌，但是这些成就在英国皇家权力的“核心人物”的眼中不足齿数。因此，富兰克林在1762年告诉戴维·休谟，如果他带着他的才华远离富裕的英格兰，回到“可能由于物质匮乏会产生更好的市场的地方”，他可能会生活得更好。然而直到60年代后期，当他所有的英国升官梦破灭了之后，他才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美国人。他的《自传》的最初部分是在1771年写的，当时他要在英国政界和社会大展宏图的雄心几乎灰飞烟灭，这本传记就成了他对失败的一种辩护，是对幻想破灭的一剂安慰。对后来确实把富兰克林当成是像穷理查德那样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19世纪读者来说，这本传记是为美国革命做出的辩护，也是为在旧的庇护制社会出现的变化所做的申辩。〔47〕

注释

〔1〕[John Trenchard和Thomas Gordon]: Cato's Letters, or Essays on Liberty, Civil and Religious, 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1733年伦敦版），第60期，第2卷，第229页。William Livingston等：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216页。

〔2〕Bacon: Sermons Addressed to Masters and Servants，第1—2页。

〔3〕参见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第49页。

〔4〕1755年10月12日约翰·亚当斯写给内森·韦布（Nathan Webb）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5页。John J. Waters, Jr.:The Otis Family in Provincial and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196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3页。Bridenbaugh: Colonial Craftsman，第102页。Richard J. Hooker编：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and Other Writings of Charles Woodmason, American Itinerant（195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页。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215页。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第103页。Canby:"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见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95页。Smith: In the Great House，第104页，第136页，第160页，第161页。Putnam: Memoir，第25页。

〔5〕M. J. Daunton:"Tow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见Philip Abrams和E. A. Wrigley编：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1978年英国剑桥版），第247—248页。Maxine Berg: The Age of Manufactures: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Work in Britain, 1700—1820（1985年伦敦版），第48页。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第66页。Bridenbaugh: Cities in Revolt，第5页。

〔6〕Claude-Anne Lopez和Eugenia W. Herbert: The Private Frankli: The Man and His Family（1975年纽约版），第16—17页。

〔7〕Nancy Cott:"Eighteenth-Century Family and Social Life Revealed in Divorce Records," 见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10期（1976—1977年），第22—24页。

〔8〕J. A. Leo Lemay和P. M. Zall编：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1986年纽约版），第54页。

〔9〕1774年8月4日,1774年7月24日亚当斯写给威廉·图德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2卷，第126页，第127页，第114页。

〔10〕Scott: Criminal Law in Colonial Virginia，第181—183页。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Impact of Legal Change on Massachusetts Society, 1760—1830（197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9—40页。

〔11〕见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146页。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38页。Pennsylvania Gazette（费城），1740年2月7日版。Herrick: White Servitude in Pennsylvania，第224页，第226页。

〔12〕Gordon S. Wood:"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Causality and Dece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401—441页。

〔13〕Jackson Turner Main:"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Legislatures,"见WMQ，第3辑，第23期（1966年），第391—407页。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第73页。John J. Teunissen:"Blockheadism and the Propaganda Play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第7期（1976年），第148—162页。

〔14〕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22页。Robert M. Weir:"'The Harmony We Were Famous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Pre-Revolutionary South Carolina Politics"，见WMQ，第3辑，第26期（1969年），第482页。Victor C. Johnson:"Fair Trading and Smuggling in Philadelphia，1754—1763," 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82期（1959年），第125—149页。Bruce C. Daniels:"The 'Particular Courts' of Local Government: Town Councils in Eighteenth-Century Rhode Island," 见Rhode Island History，第41期（1982年），第63页。

〔15〕见Boston Gazette 1761年12月21日版。Waters: Otis Family，第119页。Hugh F. Bell:"'A Personal Challenge': The Otis-Hutchinson Currency Controversy，1761—1762," 见Essex Insti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第106期（1970年），第297—323页。

〔16〕1767年9月5日亨利·劳伦斯写给詹姆斯·哈伯沙姆的信，1768年5月24日写给乔治·阿普尔比（George Appleby）的信，1767年10月13日写给詹姆斯·彭曼（James Penman）的信，见Rogers, Jr．等编：Papers of Henry Laurens，第5卷，第297页，第298页，第688—689页，第355页。David Duncan Wallace: The Life of Henry Laurens...（1915年纽约版），第137—139页。Carl Ubbelohde: The Vice-Admiralty Cour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6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5—114页。

〔17〕William Smith, Jr.: The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Michael Kammen编，（1972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89页，第105页。Lawrence Lee: The Lower Cape Fear in Colonial Days（196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46页。Martin: Merchants and Trade，第159页。Labaree: Royal Government，第163页。

〔18〕[Dover]:Useful Miscellanies，第29页。Papenfuse: In Pursuit of Profit，第15—29页。Nash: The Urban Crucible，第259页。

〔19〕Adams: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4卷，第392页。George M. Curtis III:"The Goodrich Family and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1774—1776,"见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84期（1976年），第53页。Thomas M. 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198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8页。

〔20〕参见Keith Tribe: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1978年伦敦版），第37页，第44页，第51页，第56页，第59页，第82页，第83页。

〔21〕Janet Riesma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690—1781"（1983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第302—333页，第146页。

〔22〕Crowlcy: This Sheba, Self，第88页，第97—99页，第38—39页。[Smith]: 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106页。

〔23〕Richard Lucas: Rules Relating to Success in Trade（1760年波士顿版），第10页。[作者不详]，Debtor and Creditor: or a Discourse on the Following Words, Have Patience With Me, and I will pay thee all（1762年波士顿版），第7—10页。Martin: Merchant and Trade，第149页，第153页，第157页。W. C. Plummer:"Consumer Credit in Colonial Philadelphia,"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66期（1942年），第388—397页。Peter J. Parker:"The Philadelphia Printer: A Study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Businessman,"见Business History Review，第40期（1966年），第26—37页。

〔24〕Henretta:"Families and Farms,"见WMQ，第3辑，第35期（1978年），第3—32页。Jedry: World of John Cleaveland，第64—70页，第91—92页。Bridgman:"Jefferson's Farmer before Jefferson,"见American Quarterly，第14期（1962年），第567—577页。Winifred B. Rothenberg:"The Emergence of a Capital Market in Rural Massachusetts，1730—183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5期（1985年），第781—808页。

〔25〕Michael Merrill:"Cash Is Good to Eat: Self-Sufficiency and Exchange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见Radical History Review，第4期（1977年），第42—71页。Christopher Clark:"Household Economy, Market Exchang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the Connecticut Valley,1800—1860,"见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8期（1979年），第169—189页。Bettye Hobbs Pruitt:"Self-Sufficiency an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见WMQ，第3辑，第41期（1984年），第333—364页。Christopher Clark: The Roots of Rural Capitalism: Western Massachusetts, 1780—1860（1990年伊萨卡版）。

〔26〕Bruce H.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Law and Community in Early Connecticut（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

〔27〕1770年7月20日华盛顿写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见John C. Fitzpatrick编：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1931—1944年华盛顿特区版），第3卷，第18页。

〔28〕George V. Taylor:"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62期（1967年），第469—496页。William Doyl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0年牛津版），第17—18页。

〔29〕Quincy: Memoir，第19页。

〔30〕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见R. H. Campbell和A. S. Skinner编（1976年牛津版），第1卷，第265页（第9章，第8页）。John Witherspoon:"Speech in Congress on Finances,"见The Works of John Witherspoon...（1805年爱丁堡版），第60卷，第133—134页。

〔31〕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第20页。Robert A. East: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1938年纽约版），第20—22页。Aubrey C. Land:"Economic Bas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Northern Chesapeak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5期（1965年），第650页。Robert D. 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y Shenandoah Valley（1977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16页，第123页。Martin: Merchants and Trade，第159页。Isaac: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第133页。Breen: Tobacco Culture，第154页。

〔32〕Thomas Hutchins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ony and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见Lawrence S. Mayo编（1936年剑桥版），第2卷，第299页，第155页。

〔33〕George Athan Billias:"The Massachusetts Land Bankers of 1740,"见University of Maine Bulletin，第61卷（1959年），第16—31页。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第20—21页。

〔34〕Jacob M. Price: France and the Chesapeake: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Tobacco Monopoly, 1674—1791，and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Tobacco Trades（1973年安阿伯版），第1卷，第662页。

〔35〕Land:"Economic Base and Social Structure,"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5期（1965年），第645页，第653页。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xvi页。

〔36〕36Jay B. Hubbell和Douglass Adair:"Robert Munford's The Candidates,"见WMQ，第3辑，第5期（1948年），第252页，第240页，第241页。Canby:"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见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57页。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212页，第255页。Greene编：Diary of Landon Carter，第2卷，第627页。1759年10月16日查尔斯，卡罗尔写给儿子的信，见Richard Beale Davis: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olonial South（1978年诺克斯维尔版），第3卷，第1588页。Charles S. Sydnor: Gentleman Freeholders: Political Practices in Washington's Virginia（1952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23页。

〔37〕Hendrick Hartog:"The Public Law of a County Court: Judicial Gover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见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第20期（1976年），第321—323页。Roeber:"Authority, Law, and Custom," 见WMQ，第3辑，第37期（1980年），第39页，第46页。

〔38〕Breck: Recollections，第36—37页。Esther Singleton: Social New York under the Georges, 1714—1776（纽约州华盛顿港版），第1卷，第8—9页。Linda Kealey:"Patterns of Punishment: Massachuset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第30期（1986年），第163—176页。

〔39〕Robert Micklus:"'The History of the Tuesday Club': A Mock-Jeremiad of the Colonial South," 见WMQ，第3辑，第40期（1983年），第42—61页。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80页。Jonathan Powell:"Presbyterian Loyalists: A 'Chain of Interest' in Philadelphia," 见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第57期（1979年），第150—151页。

〔40〕Waters: Otis Family，第94页。Anderson: A people's Army，第72页。"Journal of Colonel John Winslow...in...1755," Nova Scotia Historical Society, Coll.，第4卷（1885年），第117页。1775年12月4日塞缪尔·奥斯古德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353页。

〔41〕1756年10月18日亚当斯写给理查德·克兰奇（Richard Cranch）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20页。James Thomas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The Forge of Experience（1732—1775）（1965年波士顿版），第41页，第52页。Waters: Otis Family，第91—92页。Klein: Shippens of Pennsylvania，第143页。

〔42〕Linda Rees Heaton:"'This Excellent Man': Littleton Waller Tazewell's Sketch of Benjamin Waller," 见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89期（1981年），第147页，第148页，第149—150页。

〔43〕David Mays: Edmund Pendleton, 1721—1803:A Biography，2卷本，（1952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卷，第11—12页。Aubrey C. Land: The Dulanys of Maryland: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Daniel Dulany, the Elder（1685—1753）,and Daniel Dulany, the Younger（1722—1797）（1955年巴尔的摩版），第3页。1769年11月11日汉密尔顿写给爱德华·史蒂文斯（Edward Stevens）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1卷，第4页。Willard Sterne Randall: Benedict Arnold: Patriot and Traitor（1990年纽约版），第34—36页。

〔44〕Lemay和Zall编：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第23页，第26页，第45页，第51页，第75页。

〔45〕Paul W. Conner: Poor Richard's Politick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New American Order（1965年牛津版），第152页。Poor Richard Improved（1749年），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3卷，第344—345页。

〔46〕Franklin:"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1749年），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3卷，第400页注释。

〔47〕1962年（原文如此，应为1762年。——译者）5月19日富兰克林写给休姆（Hume）的信，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10卷，第84页。

第五章　政治权势

庇护制在政界是最明显的，一人得道，本能地带着鸡犬升天。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3年刚就任北美殖民地邮政副总监，就迫不及待地任命所有的亲戚朋友在他的手下任职。他儿子成了费城的邮政局长。一个兄弟当上了波士顿的邮政局长，这个兄弟去世后，富兰克林让这个兄弟的继子接替了他的职位。他任命他的侄子为纽黑文的邮政局长，任命一个朋友的儿子为查尔斯顿邮政局长，另一个朋友为纽约的审计官。大概一年之后，他又把儿子提升为审计官，把费城的邮政局长的空缺让给了他夫人的侄女婿。当这个职位再一次空下来时，他把另一个兄弟从纽波特带来接管了这个职位。〔1〕

广泛的个人与家族势力把殖民地的等级社会联在了一起，这种庇护政治只不过就是这种势力在政府事务上的扩展。这种潜在的人情往来和互惠互利的体系贯穿于整个社会，人们任命政府官员，授予军官委任状或法官资格，赠送土地或签订食品供应合同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这种体系在政治上的明显体现。〔2〕作为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爵士阐明了18世纪英国政治的实质。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洞察到那些把英国上下阶层维系在一起的各种联系具有特殊的个人化特征，而且也在于他了解集权势和庇护于一身的大政客们的独特的行为方式。纳米尔教给我们从纽卡斯尔公爵到戴维·休谟等许多18世纪的人早已明白的道理：是庇护制使英国的君主制得以推行。

在君主制社会里，国王是百官之“首”，也是荣誉的“源泉”。如果不是对国王本人，臣民也至少应对国王的侍从们摇尾乞怜。休谟说，君主制社会的生活，势必要“使人人都产生取悦位尊者的倾向”。权势影响力从国王通过殖民地总督一直伸展到美洲社会最偏远的角落。英国辉格党人约翰·布朗轻蔑地写到，通过这些影响力，一个“政治上的个人利益关系链最终形成。这个关系链把从最低层的乡下的鞋匠一直到首相都串在了一起”。“我们可以……任意称呼这种影响力”，休谟说，“我们可以恶意地称它为腐败和依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权势”对整个皇家的统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庇护制是君主制的生命线。〔3〕

如果情况真是如上所述，那么殖民地的君主制式的统治程度又如何呢？历史学家们普遍强调，王室的影响在殖民地非常薄弱。在美国革命之后，从保皇党人到激进的辉格党人经过观察后都断定：“国王和大不列颠的统治在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可以产生影响和归属感的庇护势力，其影响和归属感根本无法与群众集会上活跃的、自我当家做主的精神相抗衡。”〔4〕同母国相比，王室的势力在殖民地确实是影响面小。殖民地没有繁琐的行政机构，没有主教职位，没有教长，没有受俸牧师，很少有正规陆军和海军职位，按皇室讲究的生活方式而论，没有多少可以提及的东西。在18世纪前半期，皇家任命官员的权力大都被下面的殖民地议会和地方当局逐渐地剥夺了。皇家官员的政治作用也不断地被英帝国等级社会的各个方面所削弱，也被总督们要同上级英国法院和行政机构分享权力的要求所削弱。然而对大多数美洲人来说，王室仍然处处操纵政府机构，庇护势力依旧横行，这一切使他们不断感到愤慨和忧虑。

尽管王权实际上在美洲可能会力量薄弱，但是因为英王政府对整个帝国负有责任，它最终也为几乎所有殖民地的个人政治势力负担起责任。即使当殖民地的地方领袖蚕食着王权、并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同英国官员作对时，这些显赫人物不知为何似乎仍然还连着远方昏暗的皇家白厅走廊的依附链的某些环节。富商威廉·佩珀雷尔在缅因各地的“势力”最强大，因而马萨诸塞总督自然而然地任命他为远征军的总司令，在1745年去夺取路易斯堡要塞，因为他“最有可能尽快招集一支军队”。可是佩珀雷尔随后被任命为英军正规军指挥官，并被封为从男爵，这就使他根本无法把他的“利益”同英国王室的利益分开，他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当成依附于英国王室的人。〔5〕

任何一位其政治力量是来源于宗主国英国的不列颠人注定要同王室的权威联系在一起。亨利·麦卡洛从未担任过北卡罗来纳的总督，可是他行使的政治权力比大多数皇家总督的权力还要大。在40年的时间里，这位英国商人和土地投机商在英国的“政治关系”，用他儿子话来说，是“不可小视的”，他几乎在北卡罗来纳一手遮天，搅得北卡罗来纳政界一团糟。麦库罗从不放弃任何机会谋求个人利益。他公然反抗和替换皇家总督，使自己在卡罗来纳获取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并设法免除了免役税。虽然他仅在美洲生活了6年，但是他在北卡罗来纳为许多朋友和代理人谋到了官职和特权。皇家总督本人可能会缺乏足够的庇护势力去统治一方，但是面对像麦库罗这种人的所作所为，殖民地居民无论如何也不会觉得王权在美洲的统治是软弱无力的。〔6〕

巴尔的摩男爵的秘书塞西利亚斯·卡尔弗特有权又有势，他把马里兰殖民地领地看作是装满官职和恩宠的“政治货栈”，它“规模虽小”，但同样起着类似于纽卡斯尔公爵在英国的庇护作用。他的权势之大就连皇家总督们都自愧弗如。尽管如此，总督们还是根据他们现有的条件，尽可能地实行庇护制。由于美洲社会还不发达，较少的东西也可以起大作用。波士顿医生威廉·道格拉斯写到，尽管“总督可赠与的地方为数不多，但是许多租出的小农场也可以起到相当一些大农场的作用”。事实上，除了弗吉尼亚，所有殖民地的地方官员，例如行政司法长官、法官、治安官、民兵军官、职员等，都比他们在母国的同行更仰仗皇家的恩宠。例如，在新泽西，四分之一士绅的地方官职是这样得来的。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情形也大同小异。在18世纪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中，身为地方治安官的议员在议员中的比率持续上升，在1763年达到了71％。道格拉斯最后说，总而言之，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赋予了总督们极大的影响力”。〔7〕

社会越是平等，人们越是很激烈地争辩“官职与地位的细微差别”。就连英国人也认为美洲殖民地居民“比地球上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想当官，“哪怕官位再卑微也在所不辞”。殖民地的等级社会离英国有3000英里远，对于那些从这个等级社会几近低层向上奋斗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下大气力去建立“影响力”。约翰·亚当斯写道：“能担任民兵中的一个副官对小人物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就如同花环、勋章和绶带是大人物的梦想一样。”在一些时候王权的影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某人通过英国某位勋爵情妇的某些关系，经过异地选区的选举当上某殖民地的大法官；在另一些时候则表现为，某个新英格兰镇议员“受惠于总督”，被任命为地方治安官。虽然这种王室的庇护作用可能有些细微琐碎，但是它对殖民地事物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一点我们现在刚开始考察。王室的庇护势力必然会引起殖民地居民反抗斗争，封官许愿的做法确实成为极大的政治丑行，殖民地居民在1776年各州新的革命性的宪法中猛烈地抨击了这种行径。〔8〕

现在我们几乎无法站在它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古代等级社会，或者理解庇护制在维护等级制度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是用已经在18世纪初露端倪的现代共和制标准来看待问题的，所以我们的所见所闻几乎都可归为“腐败”。实际上，那个社会的官员们公然地以权谋私，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的社会成员能够如此地姑息养奸。人们倒是经常指责他们“贪婪”、“腐败”，但是与在美国革命前夕相比，在18世纪中期以前这些指责产生的作用甚微。事实上，在1745年以前，马萨诸塞的反英派主要忙于解决具体的体制问题，如议会选举自己的议长的权利问题、议会休会问题等，他们极少用辉格党人的语言来攻击政府的“腐败行为”。〔9〕因为在那个君主制社会，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国王历来就应该有庇护的权势，尽管庇护权被滥用，并受到人们无休止的批评，这种看法最终使国王的庇护势力依然能我行我素。

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的主要依据仍然是传统的中世纪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当今早已不为人知了。现代社会关于国家与社会、公与私的区别在当时只是刚刚出现，人们对这些区别的了解也很模糊。人民古老的权利或自由既是个人权利，也是公共权利。同样，国王所继承的治国权，即君权，也是如此。社会机构拥有私人权利，而个人又负有社会责任。国王是首富，是社会上最大的地主，他统治帝国的特权出自于他的这种个人地位。他治理天下也只是他的王室事务的进一步扩展。个人的每家每户则被一个殖民者称作是“小的政府分支机构”，它们同样负有社会责任，辅助国王进行统治。〔10〕

在这个前现代社会，政府的任务主要是为国王尽义务，维护安定局面，裁断臣民之间的纠纷，除此以外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激进的辉格党人“加图”宣称，“政府的任务”就是主持公道，就是“保护每个人的自身权利，防止以强凌弱，防止奸佞小人欺诈无辜”。皇家总督的政策并不是立法通过的，而议会也并不制定和颁布法案。许多殖民地的政务都是些有关个人的和当地的事情以及需要仲裁的事情。就连殖民地议会也花大量的时间听取个人申诉，这些申诉往往是个人之间或派别之间的相互控告。〔11〕

现代关于立法与执法的区别在当时仍很模糊。许多县法院不仅解决纠纷，而且对地方行使家长式的权威，利用社会的帮助，处理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纷繁的“行政”事务。县法院既是法律机构，又是政府的工具。它们收税，颁发执照，监督贫民的救济工作，监督公路维修，制定价格，树立道德标准等。总而言之，它们监督检查它们所在地区的一切事物。〔12〕

这些殖民地政府并不通过复杂的政府部门来治理殖民地。在美国革命前夕，南卡罗来纳政府一年全部的支出还不到8000英镑。马萨诸塞殖民地有人口30万，而它每年的政府支出不足25000英镑，政府只雇佣6位“专职官员”和不到1000人的“兼职官员”。就是这个“专职”和“兼职”官员的概念也是与当时的国情不相符的，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把从政看成是一种赚取薪金的职业，或看成是在当地殖民政府里从事永久的公务工作。马萨诸塞殖民议会的议员领取薪水，确有其事，但是这种做法寥若晨星，而且它已经使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人们说，“行有益之举的快慰和荣耀”就应该“足以回报一位爱国者了”。大部分官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被当作是个人对社会应尽的公共义务，个人理应“无偿地或慷慨地服务”。〔13〕

实际上，人们认为，所有的政府的作用基本上就是调动和发挥个人的力量，实现公共目标。有人曾说，“政府的作用不如说成就是保证或禁止他人的行动。”例如，如果18世纪的纽约城需要打扫或修缮街道，政府不是雇佣承包人或建立“公共事务”部来承担此项工作。相反，它发布法令，要求城里每人清扫和修整自己房前屋后或店铺周围的街道。同样，康涅狄格殖民地需要一所大学，可是它自己并不去创办，而是授予私人合法权利去建造和管理这所大学。从建造码头和渡船到维护公路和办旅店，公共事务大多是依靠私人的力量和资金来进行的。政府大多只能行使法律权力。他们对不尽社会义务的个人进行法律制裁，他们通过颁发特许状、执照、提供收取费用的职务、以及各种其他免税等手段，诱导个人来完成社会任务。如果考虑到那个前现代社会税收困难这一情况，政府坚持把绝大部分的公共费用转嫁私人头上的做法，在那时是情有可原的。这种做法被称为“执行向外摊派政府活动费用的政策的代表制政治”。即使被告被判无罪，也要偿付法庭审判的费用。〔14〕

只有了解这些传统上关于前现代政府统治的实质和局限的情况，我们才能理解英国皇家庇护势力的作用，也才能理解殖民地的“个人”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的现象。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公”用“私”权。由于社会上每个人根据其社会地位的高低，都有义务辅助治理国家——国王的责任最大，因为他处于等级制的最顶层——所以重要的官职应该只能由那些富有的，已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来把持。如同绅士应担任军官一样，受过教育的有闲绅士应担起政府中治理一方的领导重任。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写到，由于这些富贵的绅士“与卑贱的工作无缘”，他们“比其他人更有义务为人类积极工作。公众有权要求他们这样做”。那些建国的领袖们深知这种要求的分量，他们常常对此感到愤懑不平。在痛苦的时刻，杰斐逊曾经真的同自己辩论过“国家是否可以无限度地要求所有的公民提供政治服务”这一问题。他说，“公职同个人痛苦密不可分”。〔15〕

换言之，人们担任政府公职认为是某些绅士必须做出的个人利益的牺牲，因为他们具有聪明才智，能够自立自主，是社会杰出人物。人们把当官看成是一种负担，乔治·华盛顿在1758年说，它“费力费钱，毫无所得”。身兼数职则更是沉重的负担。托马斯·哈钦森在马萨诸塞身世显赫，他把他的许多官职只是当作由此而来应尽的社会义务。他在1765年说，“我从未想谋一官半职”，而且他强调，如果对国家的和平有利，他情愿放弃所有的荣誉和酬金。就算是哈钦森从没有因当官而散财（他后来因作为效忠派而被没收的财产的价值有98000英镑），但是从大陪审团成员到地方治安官，许多殖民地官员确实没有薪水。而且，在一些地区，让人去负责某些部门，困难重重。当然，也有很多官职是以所收取的费用、奖赏或其他好处来激励官员去工作，有时这些刺激还是相当有利可图的。但是人们总是认为，把官职和津贴联在一起，而不直接花费公共费用，是前现代政府办事的最佳途径。〔16〕

由于人们认为国家和社会是一个整体，因此社会荣誉和地位必然同政府的官职紧密相联。治安官一律都被尊称为“先生”（Esq.），殖民地议会议员和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被称为“先生”（Mr.）。伟大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说，实际上，“荣耀和官职本质上是互为转换的，是同义语”。显赫的身世包括各种头衔封号都是做高官的必要前提，“让群众了解这个前提，明白有上下之分，以便使他们产生应有的敬意与顺从”。从这种意义上说，官职似乎只属于富有的上等人，就和王位属于国王是同一个道理。有时官位甚至似乎成了世袭的财产。有些人把他们的官职当成了可以传给家人的一种私产。弗吉尼亚大陪审团的席位同教区委员会及县法院的席位一样，常年被几个家族占据着。在殖民地，人们为了支持儿子上台而辞去官职，并为此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宾夕法尼亚的约瑟夫·里德在1774年对爱德华·希彭三世说：“看到我们的后代有此殊荣，真是令人快慰。”“父位子承”的做法在殖民地比比皆是，就连托马斯·哈钦森也抱怨说，这种做法“似乎要使所有官职世代相传了”。〔17〕

因为做官是个人势力在政府里的延伸，所以个人势力越显赫，官做得就越大。那些具有必要社会资格的人常常会一步登天，飞黄腾达。因此，在1760年，富有的约翰·迪金森也才会在年仅28岁时当选为特拉华议会议员，而且又迅速被选为议长。当詹姆斯·艾伦27岁结束在中殿律师学院学业，从伦敦返回时，他立刻当选为费城的市参议员，这个终身职位几乎是这个殖民地最显贵的职位。6年之后，他继承父业，当上了代表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议会议员。仅仅因为继承了巨额财产和社会地位，马里兰的丹尼尔·杜拉尼在1753年也才能够轻取那些他父亲花费数十年才得到的政治职位。乔纳森·特朗布尔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他原本为默默无闻的乡间穷货郎，由于做了名门望族罗宾逊家的女婿，攀龙附凤使他一步登天，在28岁成为康涅狄格殖民议会的议长，在29岁进入市政会。正如塞缪尔·皮特斯所言，他的婚姻使他“官运亨通”。〔18〕

由于殖民地政府缺乏现代化国家的强制力量，些许警察和行政司法长官很难形成警力，所以官员们要依靠自己的威望和个人影响来管辖老百姓。普通人可以当小官，但是他们与高官无缘。因为他们除了要为日常的蝇头小利奔忙外，他们无权又无势，没有社会能力去要求公众效忠和服从他们。因而，在1759年，当马萨诸塞总督任命某位其他地方治安官“羞于为伍”的人为罕布什尔县的地方治安官时，有11位地方治安官辞职以示抗议。他们说，这种任命会使这个职位在百姓眼里一钱不值，会削弱他们执法的威力。对于工匠和其他体力劳动者来说，当他们仍旧处于社会下层，并且从市场中牟利时，要做高官完全是异想天开。〔19〕

很多手工艺人和小贩，譬如，像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既有钱又有政治抱负，虽然他们也知道停业赋闲是取得高官要职的先决条件，但是在这方面，没有哪个人能比得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安排得更谨慎而周密，这或许是他更高瞻远瞩、他的对手更多的缘故吧。富兰克林明察秋毫，他知道，他要在美洲崛起的秘诀就是不要恣意妄为。不管他是个多么富有的印刷商和生意人，他知道他并不是真正的绅士。跟宾夕法尼亚的同行不同，他并不刻意去装扮成绅士。1747年费城民兵的军官们选他做他们团的上校时，他“拒绝任职，……觉得我不适合此任”。上校应被看作是绅士。可是一年以后，在他42岁时，富兰克林认为他已经积蓄“绰绰有余的家财”，可以最终从商界退出，做一名绅士了。至此他才确信他“已经在下半生有闲暇”去做德才兼备的绅士应做的事情——进行“哲学研究”，担任要职（“公众现在把我看作有闲人士，让我从政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而且终于当上了费城民团的上校，这个职位他曾经拒绝过，但现在称职了。在那时，即使对富兰克林来说，跻身为绅士是件鼎鼎重要的大事，甚至是一种仪式。他委托罗伯特·费凯制作了一幅浮华、矫揉造作的肖像来庆祝这个时刻。然而，在他后来成为不戴假发的共和主义英雄之后，他再也不去提这幅君主制时代的肖像了。〔20〕

政治制度的稳定是如此依赖政治领袖们看得见和无可争辩的社会权威，难怪官员们对关于他们个人品德方面的公开批评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们十分清楚（“这些是尽人皆知的道理，毫不稀奇”）他们能否进行统治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声望如何。事实上，正如后来成为效忠派的乔纳森·休厄尔在1766年所言的那样：“在绝大多数人类的头脑中，在其位的人与其职位是休戚相关的，蔑视其人而尊敬其位恰如水火难容。”〔21〕

这种对公职的家长制的看法，即这种社会权威同政治权威不分、把个人与公众领袖合二为一的观念，深深地存在于这个传统的君主制世界里。事实上，它是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观念，它使这个社会有别于正在出现的19世纪的民主世界。在许多18世纪北美政治上的争长论短的背后，就有着这种观念的存在。人们不断地争吵，聚讼纷纭，从接连不断地诉诸煽动诽谤罪法，到接二连三地控诉不称职的人通过王室武断地操纵，或者是通过乌合之众的煽动，正在获取公职等。统治者需要具备德高望重的品质。“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对执掌国家最高职权者的藐视”，以及任何说服人们去“服从并不是进行统治所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东西，这样做都有可能直接破坏这种统治”。〔22〕

因此，皇家的官员们和地方官员千方百计地用上帝和宗教的神圣外衣来包装自己，想方设法树立个人的尊严。他们用煽动诽谤罪的不成文法去反击人们对他们个人的谩骂攻击，他们的理由是“诋毁居高位者以及攻讦人民的统治者”有损于他们的统治力。批评政府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言明他们的谴责是“对事不对人”，避免在报刊上点出政府官员的名字，以免被说成是目无尊上。但是如果政府官员原本在社会上就不为人所敬重，要让人们去尊重官员个人，不是难于上青天，也是难上加难。所以英国官员和殖民地的上层人士都经常满腹牢骚，抱怨当权者中到处是“穷困窘迫”之人，或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或是“缺乏教养，举止放荡的家伙”，或是“既无先天的才能又无后天的学识、一无是处之人”。英国王室和殖民地居民互相指责对方把一些没有财富、没有德行又不受人尊敬的不称职之人安排进公职部门。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说，美国革命就是为了下述问题的不同诠释而战的，即在美洲什么样的人是应该自然而然地执掌公共权力的合适的社会领袖。〔23〕

18世纪美洲殖民地政治结构个人化，某些有钱有势的人从上到下的关系网无处不在，数不胜数。这一切使得北美殖民地的政治基本上成为了名门望族间为了控制国家权力的争夺战。政治的个人化结构，而不是当时人们对分帮结派的痛恨，是18世纪缺乏有组织的政党的原因。政治派别是存在的，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主要绅士的个人与家族的利益关系。正是这种政治的个人化结构，而不是任何复杂的限定参政权利的法律，阻止了绝大多数普通人参政议政。虽然竞争的绅士在竞选中越来越吸引“选民”的注意力，以致像马萨诸塞总督威廉·谢利所看到的那样，被激发起热情的民众在选举中“有能力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增加两倍甚至几乎三倍的人数”，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热心参与殖民地和英国的政治活动。有时马萨诸塞有三分之一的市镇无法选出地方议会议员。〔24〕

很少有哪个平民百姓把政府当成是能把经济与政治权力进行再分配和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机构。他们一般只关心当地问题，为是否允许猪在社区内随意放养这类问题争吵不休。不论何时他们想要求政府去做什么事情时，他们的力量都不足以同达官显贵的个人势力相抗衡。埃兹拉·斯泰尔斯注意到，在1758年罗得岛纽波特市的一次选举中，600个有选举资格的自由人中有200人没有投票。他说：“三分之一的人保持沉默，各种关系使他们缄默。”1773年纽约特莱扬县莫霍克地区至少有400人有选举权。可是在一次要选出5位警官的选举中，只有14个选民参加了投票选举，而这14个人均同当地的显贵威廉·约翰逊爵士关系密切，他们或是同他利益相关，或是受他的庇护，这14人自然而然都是投票选举相同的5位候选人。〔25〕

有些人家财万贯，有权有势又不依附于他人，他们被认为是统治者的最佳人选。不管人们给予这些人什么样的默认和接受，都不是单单出于传统上的敬重习惯，而是以庇护势力所产生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1757年，住在马萨诸塞的布鲁克莱恩市的杰里迈亚·格里德利认为他被选为议员的希望有些渺茫。于是，他就请北美英国皇家军队总司令劳登伯爵运用他的影响力，让托马斯·鲍诺尔总督任命他为本地民团的上校。因为民团司令有权强迫人们为地方服役，上校这一职位“会使这里的人们依附于我”。〔26〕

在18世纪后期，约翰·汉考克利用个人的财力和庇护势力厚颜无耻地在政治上大肆网罗依附势力，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胜过他。汉考克庇护任何人。他给人们工作做。他广建他并不要住的宅邸，他造船亏本卖掉，他赞助任何向他乞哀告怜的年轻人，开商行雇佣他们做职员。他买下一座音乐厅供大众使用。他宾朋满座，款待宴请波士顿人，习以为常。约翰·亚当斯回忆说：“不下千家人的生计，每天都仰仗着汉考克先生的施予。”他把他叔叔留下的大笔商业遗产挥霍殆尽，但是他在18世纪的美洲建立起一个纵横交错庞大的政治依附网，并在18世纪后二三十年里成为马萨诸塞最有权势、最有人缘的头面人物。〔27〕

把士绅的个人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势力转化为政治权势正是18世纪政治的根本所在。这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社会权势产生政治权势，反过来又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一些绅士，如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的种植园主或康涅狄格河谷富有的地主，都是有权有势、威慑一方的人物。在康涅狄格河谷，像伊斯雷尔·威廉斯和约翰·沃辛顿这类士绅，声名显赫，被称为“河神”，他们能呼风唤雨，一会儿被选为市镇政务会成员，或是马萨诸塞地方议会议员，一会儿又坐上了地方法院法官、治安官或者当地民团的交椅。人们根本无法分清他们的权势起于何处又止在何方，他们拥有给办旅店、开磨坊发放执照、决定路桥的位置、或者征兵的政治权力，这些政治权力同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影响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28〕

强大的家长制和庇护势力也是同样如此。这种势力并不只是在大选期间款待自耕农喝几杯酒的那一种，它能使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调动他们的“关系网”，不依靠警力相助，在当地社会来维护法律和秩序。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担当他们教区的教区委员，是圣公会的世俗领袖，其结果是宗教的神圣和对贫民的救济工作更进一步加强了权势的等级制。所有这些构成了产生大贵族的因素。〔29〕

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辙：有钱有势的人能够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他们不管是借钱给他人，还是施惠于人，或是为他人提供工作都使人感恩戴德，依附于他们。这些道义上的义务和依附关系可以转变为政治权势。1743年纽约大地主亨利·比克曼所在的县有几位不动产保有者面临被收回不动产的起诉，他运用他的地位赋予他的庇护势力，替他们说情。尽管比克曼对受惠于他的人说，他“除了他们的友谊之外，不要任何回报”，但是他很显然希望这种“友谊”能在大选时体现为政治效忠。〔30〕

在英殖民地美洲社会经常发生的群众动乱似乎是对这种政治结构的挑战，但是就连这种动乱其实也是家长制和社会结构个人化的一种证明。当然，群众动乱就是指由普通人进行的无秩序的抗议活动，上层权贵并不喜欢这些动乱。但是动乱是在现有的权力框架内进行的。即使在它们公然反对这种权力结构时，它们也有意无意地加强了这种结构。它们经常是脱胎于民间节日和传统的群众庆典，并且同这些节日和庆典有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前现代社会个人和社会权势猛于虎，迫使老百姓以举行嘲讽愚弄的活动和仪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忍受屈辱的痛苦。这种仪式暂时使卑微的小民百姓克服了卑贱和屈从的心理，有节制地发泄他们被压抑的愤怒和敌意。伙计、学徒和仆人做上一日国王，但这种角色倒置并没有损害反而再度肯定了那种现存的等级制度。群众短暂的肆意违反社会规则倒有助于强调了那些规则。像在每年11月5日庆祝的波士顿教皇节那样，暴民焚烧模拟像以及非常仪式化的举动使这些对权势的挑战产生了隔世之感。〔31〕

这些民众骚动和动乱只是地方对一般社会运行方式不满的产物。塞缪尔·亚当斯说，这些骚乱表明“政府运转的车轮”在“某处遇到了障碍”。〔32〕不管是捣毁政府官员无法关闭的妓院，还是防止社区流行天花，或是阻止国王的舰船强征本地船员，群众会每隔一段时间走上街头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群众时常是支持传统的习俗和道德关系的，反对没有人情味的新的市场环境带来的变化，譬如，用武力维护习惯价格和传统的货物分配方式，反对无耻的店主和中间商的垄断和欺诈行为。

那些最不独立的普通老百姓，如妇女、仆人、自由黑人、水手以及年轻人把骚乱作为一种手段，在对他们的影响置若罔闻的政治制度下，片刻显示一下他们的力量。虽然暴民的行为通常超过了法律和现存制度许可的范围，但是这些下层人并不一定就是反权力主义的。他们的行动常常得到当地社会的广泛的支持，而且实际上得到许多绅士的宽恕容情。这些绅士对自己家长式的霸主地位自信不疑，并且经常想把自己同粗俗贪婪的商人和财主划清界限，羞与他们为伍。有时士绅成员甚至亲自参加和指挥暴乱。暴民们经常表现出很强的克制力，审慎地对待他们的目标，只是针对某些人进行恐吓，有选择地破坏财产。至少在18世纪60年代帝国危机深化之前，人们一般认为这些常见的群众行动对社会等级制度危害不大。群众暴动普遍被看作是在政治体制范围内的一时的群情发泄，刮阵阵“雷雨狂风”来净化政治空气，实属“利多弊少”。暴民的行为远不是传统权力崩溃的征兆，他们的行为表明，这个社会里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仍然在运转。〔33〕

即使是在18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反对英国官员和征收印花税的代理人的暴乱，也并不总是像它们有时显露得那样会对当局产生严重的威胁。群众敢于鞭打、绞死和焚烧模拟像，但一般不敢对真人这样做。他们举行嘲弄模仿仪式，如给小商人和手艺人加冕作将军或国王等。但这些仪式像所有的滑稽模仿一样，反过来都是间接地称赞被嘲弄的对象。群众行为中非常仪式化的特性常常会使民众避免发生狂暴的举动。一群波士顿暴民在1765年8月26日破坏副总督托马斯·哈钦森的宅邸的事件在社会上，甚至在辉格党人中间引起强烈震撼和惊恐，超过了人们对12天前的一场反对印花税的暴乱的反应。这是因为毁房者对规定的仪式和举模拟像游行置之不理，而先前的暴乱一直是小心遵守规则的。毁房举动似乎更像是个人所为，不像是公众所为。〔34〕

要显示这个社会的家长制和人们面对面直接打交道的本质，查尔斯顿的大商人种植园主亨利·劳伦斯在1765年驱散一次印花税骚乱这一事件是最有说服力的。由于察觉到涂了黑脸、身穿水手服、头戴阔软边呢帽的暴徒要强行闯进他家的大门，去搜查贴了印花的文件，劳伦斯请这伙人进去。虽然有一对弯刀抵在他胸前，但是他一一叫出了这些人的名字，这“令他们大惊失色”，他在谈笑间使他们败下阵来。这伙人最后对劳伦斯大为称赞，他们说，他们“热爱”他，向他“三次欢呼”，并祝他的“夫人”安好，临走时还说：“上帝保佑您，晚安，上校。”〔35〕

这种群众暴乱最终表明，政治实际上仍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精英所独占的领域。政府的统治过程仍旧是依靠绅士们面对面的直接交往进行的，或者是利用绅士们之间广泛私人书信交往进行的。就连许多小册子和报刊上的文章也是彼此熟悉的绅士们的私人书信的一种扩展形式。他们的书信里充斥着个人的旁征博引、拉丁文的引语和对西方文化遗产晦涩的隐喻，这表明绅士们仍然认为他们政治辩论的读者大致是社会上其他受过教育的绅士。〔36〕

这种从属的等级社会里的熟人精英政治必然会包含大量个人的耍手腕和操纵行为。在18世纪英国统治下的美洲社会里，成功助长了某些品行的形成，人们重视谨言慎行，深谋远虑，重视隐忍不言，克制真情的流露，以便寻求对他们的前程持有生杀大权的人的保护伞。查尔斯·卡罗尔是在马里兰的旧社会飞黄腾达的，其子与他同名。在革命前夕的危机过程中，他儿子正率领一家报纸攻击政府，他不断地告诫鲁莽的儿子要小心从事，把对马里兰总督的仇恨掩藏起来。正像父亲警告的那样，“不表现出你厌恶总督的愚蠢和卑下，这将是明智之举。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训导培育了小市民式的精明和逢场作戏、阿谀奉承的歪风，使18世纪臭名昭彰，令珍视真诚和真实的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已经到了美国革命时期，像卡罗尔的儿子那样的年青的一代美洲政治家，再也不愿忍受那个逢迎拍马的旧君主制世界的虚伪的掩饰了。〔37〕

注释

〔1〕Carl Van Doren: Benjamin Franklin（1938年纽约版），第211—212页。David Freeman Hawke: Franklin（1976年纽约版），第114—115页。Lopez和Herbert: The Private Franklin，第53—55页，第102页，第111页。

〔2〕关于政府的影响力的问题，请见Allan Gallay:"Jonathan Bryan's Plantation Empire: Land, Polit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Ruling Class in Colonial Georgia."见WMQ，第3辑，第45期（1988年），第253—279页；请见Glenn Weaver: Jonathan Trumbull: Connecticut's Merchant Magistrate（1710—1785）（1956年哈特福德版），第35页；请见Bruce C.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 Officeholding in America（1986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里的文章。

〔3〕Marston: King and Congress，第31页。Hume:"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Independency of Parliament,"见Miller编：Essays，第127页，第45页。Rev.John Brown: Estimate of the Manners and Principles of the Times（1758年），见E.Neville Williams编: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stitution, 1688—1815（1960年英国剑桥版），第140页。

〔4〕William Paley，转引自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1968年纽约版），第72—73页。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82页。

〔5〕Byron Fairchild: Messrs.William Pepperell: Merchants at Piscataqua（1954年伊萨卡版），第174—175页。

〔6〕Charles G.Sellers, Jr.:"Private Profits and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The Speculations of Henry McCulloh," ，见WMQ，第3辑，第8期（1951年），第535—551页。

〔7〕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16页，第26页。Land: Dulanys of Maryland，第228页。William Douglass，转引自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75页。Purvis: Proprietors, Patronage, and Paper Money，第124—127页。John Murrin:"Review Essay,"见History and Theory，第11期（1972年），第268页。William Douglass: A Summar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f the First Planting, Progressive Improvement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两卷本（1749年,1751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472页。

〔8〕Constitutional Gazette（纽约），1776年2月24日版。1773年2月9日的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of John Adams，第2卷，第53页。Gordon S.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1969年查珀尔希尔版），第78页。Boston Evening Post，1763年9月5日版，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92页。

〔9〕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97—99页，第253—267页。

〔10〕Providence Gazette,1767年2月26日。

〔11〕[Trenchard and Gordon]: Coto's Letters, No.90，第3卷，第200页。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54—155页。Bailyn: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第102页。

〔12〕Hartog:"Public Law of a County Court,"见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第20期（1976年），第282—329页。William E.Nelson:"The Eighteenth-Century Background of John Marshall's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76期（1978年），第902—904页。

〔13〕见Judson P. Wood和John S. Ezell编：The New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vels of Francisco de Miranda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3—1784（1963年俄克拉荷马州诺曼版），第35页。Robert Zemsky: Merchants, Farmers, and River Gods: An Essay on Eighteenth-Century Politics（1971波士顿版），第2页。Douglass: Summar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第1卷，第507页。

〔14〕Hendrick 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American Law, 1730—1870（198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62—68页。

〔15〕Francis Hutcheson: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in Three Books...（1755年伦敦版），第2卷，第113页。1782年5月20日杰斐逊写给詹姆斯·门罗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6卷，第185—186页。

〔16〕1758年7月华盛顿写给詹姆斯·伍德的信，见Fitzpatrick编：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第2卷，第251页。William Pencak: America's Burke: The Mind of Thomas Hutchinson（1982年华盛顿特区版），第3—4页。

〔17〕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45页。Williams:"Small Farmer in Virginia Politics," 见Agricultural History，第43期（1969年），第98页。Klein: Shippens of Pennsylvania，第149页。Pencak: Mind of Thomas Hutchinson，第4页。

〔18〕Stanley K.Johannesen:"John Dickins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Historical Reflections，第2期（1975年），第34页。Stephen Brobeck:"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olonial Philadelphia: The Brief Life of the Proprietary Gentry,"见WMQ，第3辑，第33期（1976年），第423—424页。Land: Dulanys of Maryland，第216—218页。Clifford K.Shipton:"Jonathan Trumbull,"见Sibley's Harvard Graduates: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ose Who Attended Harvard College...（1951年波士顿版），第8卷，第269页。

〔19〕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第24页。亚当·斯密关于百姓没有能力从政的讨论，请参见Smith: Wealth of Nations, Campbell和Skinner编，第2卷，第783—785页（V.i.f.51—54）。

〔20〕Christopher Collier: Roger Sherman's Connecticut: Yankee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1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第14页，第21—22页。Lemay和Zall编：Franklin's Autobiography（1986年纽约版），第92页，第100页。Louise Todd Ambler: Benjamin Franklin: A Perspective（197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6页。

〔21〕Boston Evening Post，1767年1月26日版，1766年12月1日版。

〔22〕Boston Evening Post，1766年12月1日版，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196页。

〔23〕Jessica Kross:"'Patronage Most Ardently Sought': The New York Council，1665—1775," 见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第208页。Boston Evening Post，1766年12月1日版。Bailyn: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第85页。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45页。Rind主编: Virginia Gazette，1771年10月31日。J.R.Pole, "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ty in Virgini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Reform"，见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24期（1958年），第23页。

〔24〕Acts and Resolves, Public and Private, of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 Bay...（1878年波士顿版），第3卷，第70页。Robert E.Brown: 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 1691—1780（1955年伊萨卡版），第66页。

〔25〕David S.Lovejoy: Rhode Island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76（1958年普罗维登斯版），第16—17页。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第33页。

〔26〕Shipton:"Jeremiah Gridley,"见Sibley's Harvard Graduates，第7卷，第526页。Anderson:"Why Did Colonial New Englanders Make Bad Soldiers? Contractual Principles and Military Conduct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 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438—439页。

〔27〕William M.Fowler, Jr.: The Baron of Beacon Hill: A Biography of John Hancock（1980年波士顿版），第225页，第230页。Charles W.Akers: The Divine Politician: Samuel Cooper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Boston（1982年波士顿版），第121页，第128页，第130页，第141页，第176页，第311页。1817年6月1日约翰·亚当斯写给威廉·图德的信，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10卷，第260页。

〔28〕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第33页，第53页。Snell:"‘Ambitious of Honor and Places,’"见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第17—35页。

〔29〕Isaac: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第65页。

〔30〕Bonomi: A Factious People，第170页。

〔31〕Bushman: Kings and People，第36—37页。Gordon S.Wood:"A Note on Mob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WMQ，第3辑，第23期（1966年），第635—642页。E.P.Thompson:"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Past and Present，第50期（1971年），第76—136页。Peter 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年纽约版），第175页。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 of Revolution（198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97页。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opular Politics，第190—191页。Paul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5—35页。Foner: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第50页。Pauline 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 Colonial Ra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opposition to Britain，1765—1776（1972年纽约版），第12页。

〔32〕Boston Gazette，1768年8月8日版，见Harry A.Cushing编：The Writings of Samuel Adams（1904—1908年纽约版），第1卷，第237页。

〔33〕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第23页。

〔34〕Edmund S.Morgan和Helen M.Morgan: The Stamp Act Crisis: Prologue to Revolution，重编本（1963年纽约版），第166—168页。Maier: 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第57—58页。

〔35〕1765年10月28日劳伦斯写给约瑟夫·布朗的信，见Rogers等编：Papers of Henry Laurens，第5卷，第29—30页。

〔36〕Gordon S.Wood:"The Democratization of Mind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国会图书馆，Leader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4年华盛顿特区版），第63—89页。

〔37〕Carroll，转引自Ronald Hoffman: A Spirit of Dissensio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ryland（1973年巴尔的摩版），第111页。Gallay:"Jonathan Bryan's Plantation Empire,"见WMQ，第3辑，第45期（1988年），第278页。Daniel Blake Smith:"The Study of the Family in Early America: Trends, Problems, and Prospects,"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27页注释。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266—267页。Greven: Protestant Temperament，第335—361页。

第二编　共和制

第六章　君主制的共和化

传统的18世纪家长制与从属关系的君主制社会最后走向了穷途末路，它的分崩离析为19世纪初期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铺好了路径。这种对社会旧有秩序的重新安排，并不只局限于美洲，或是英语世界，它发生在整个西方世界。有时暴力和革命会随之而来，但是它们并不总是相伴相随的。大西洋两岸的18世纪后期实际上一直被称作“民主革命时期”。但是把它称作“共和革命时期”似乎是更为贴切，因为正是共和思想和共和原则最终摧毁了这个君主制社会。〔1〕

然而摧毁君主制社会并不是在某个一朝一夕发生的，它既不是发生在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的岁月，也不是在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发出号召之际，甚至也不是在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时刻。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不是一挥而就的事情，在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共和制逐渐缓慢地、但始终不渝地蚕食和侵蚀着君主制。在大西洋两岸的世界，共和思想无处不在，它从君主制社会内部侵蚀它，并且逐渐地削弱了人们长久以来对国王的支持。最终，正如戴维·休谟所看到的那样，它把君主制贬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徒有国王的虚名是不会令人肃然起敬的，把国王说成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副王，或赋予国王那些从前曾令人炫目的头衔，只会让人们哄然大笑”。〔2〕

在18世纪，君主制和共和制界限模糊，它们混淆交织在一起，人们，尤其是在英语世界里的人们，很难精确地限定它们的内涵。特别是共和制，它的含义十分广泛，就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它“被五花八门地加以利用”。到19世纪初期，约翰·亚当斯宣称，他确信他“从不清楚”共和制到底是什么，而且他还认为“过去没有人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沮丧地得出结论说，共和制“可能是指任何事物，所有的事物，或者是一无所指”。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它有时同君主制几乎混为一谈，难以分辨。但是，它确实代表了某种事物，而不只是一套以民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事实上，共和制不仅仅是一种政体的形式，相反，按弗朗哥·文图里的说法，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思想与价值观同君主制制度是完全可以并存的。共和制思想“在历史上呈现过不同的形式，它与这些历史形式脱胎出来，日益成为有可能存在于君主制社会的一种理想”。〔3〕

在一个君主制社会，鼓吹建立真正的共和制政府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没有哪个神志正常的人会胆敢建议废黜国王，用共和制政府来取而代之。那是危险的，是要以煽动和谋反罪论处的。〔4〕再者，信仰共和思想的人没有几个真的要去煽动革命，真刀真枪地推翻君主制度。欧洲几个自称的共和政体——瑞士的州、意大利的城邦以及荷兰的省，对于遍布欧洲大陆的君主制政体来说，并不是合适的典范。而且也没人想要重复17世纪英国的那个灾难性的共和政府的试验了。

呼唤共和制思想并制造舆论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确实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君主制社会的时政和价值观念。但是他们是力求通过改良而使社会获得新生，他们要教化并改进君主制，而不是要砍掉国王的脑袋。这些批评家们以及其他人，包括英王陛下在殖民地忠实的臣民，把共和主义仅仅是当作反对君主制的一种反主流文化来加以利用。尽管人们很少明确地提及共和主义这一名称，但是它代表了所有反对和批评18世纪君主制弊端的思想与观念。

然而，尽管如此，共和主义的革命性丝毫不减。事实上，它是彻头彻尾的激进的思想体系。就激进程度而言，共和主义对18世纪的影响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对19世纪的影响一样强烈。它向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家长制、庇护制以及从属制等等那些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它带来了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以及个人对于家庭、对于国家和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共和主义实际上就是提供了构建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呈献出其他可采取的依附关系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改变着君主制文化，为18世纪末的革命性激变铺平了道路。

像亚当·斯密一样，许多人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政体最终可以归为两类：君主制和共和制。他们还相信这两种政体是基于两种基本的人格类型而产生的：拥护君主制度的人喜爱安宁与秩序，而拥护共和主义者热爱自由与独立。同样，杰斐逊在他的晚年也认为，所有人依照其天性可以被划分为仅仅两种类型。他说，不管是称为托利派和辉格派也好，还是称为贵族政治论者和民主政治论者，或是称为右派和左派，保守派和激进派，奴性派和自由派，他们存在于所有的国家。杰斐逊同情哪一方是显而易见的：“病态、虚弱和胆怯的人害怕人民，因而天生为托利党人。健壮、勇敢的人珍爱人民，生来就是辉格党人。”〔5〕

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在18世纪中期从未想要像杰斐逊那般清楚地区分君主制和共和制。相反，他们常常把君主制和共和制说成是可以互相混合、互相强化的政体。戴维·休谟认为，据一些政治领袖们看来，君主制的形式是完备的，“它形式的完备应归功于共和主义”。在未开化的人群中建立的纯粹的专制统治是决不可能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它必须从自由政体借用法律和方法、组织机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稳定和秩序。这些好处，”休谟说，“是共和体制独有的产物。”各种学者文人也众口一词，这促使共和主义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君主制文化的共同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正是孟德斯鸠（马萨诸塞的托马斯·罗宾斯牧师称他是“他那个时代里最能洞察一切的天才”）为那个启蒙时代，最系统地、最有比较性地阐明了君主制和共和制的原则。虽然孟德斯鸠的理想的政体模式有时过于刻板，但他对每种政体在道德与社会方面的规定也经常是像格言警句那样精练（例如，“荣誉既然是君主政体的原则，那么法律就应该与该原则相适应”；“共和政体越少穷奢极欲，它就越完美无瑕”。）。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影响广泛，这本书全面地权衡了君主制度与共和制度的利弊，描述了各自的内聚力，并提出，大多数现代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两种制度的特性。〔6〕

大多数读过《论法的精神》这本书的欧洲读者，包括生活在法国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代的人，都立刻会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的社会分享着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精神。孟德斯鸠先前在《波斯人信札》中不是也说过在欧洲再没有纯粹的君主政体了吗？随着共和原则更进一步地灌输到社会，像法国那样的君主政体定然会有所裨益。孟德斯鸠和其他人甚至暗示，法国应该从英国君主制的均衡政体中借鉴某些东西，也就是，它应该变得更加共和化。

在所有欧洲的君主制政体中，英国是最有共和精神的政体。孟德斯鸠说，英国“可以被称为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到18世纪初期，英国君主制统治的光环大多黯然失色。1688年和1714年英王朝的人为改变以及对宗教的合理化改革都不可避免地弱化了等级制度的神秘性，国会对王室的特权和财政上的限制也削弱了国王独立行使权力的能力。在美国革命之前，从没有哪一个汉诺威王朝的君主制赢得过群众哪怕瞬间的支持。不管是乔治一世还是乔治二世，他们似乎都不在乎君主制的公众形象如何，两位国王都尽量避免炫耀皇家的服饰与标志。英国民众很难会为他们而激动万分。伦敦的群众在公共场合对君主制度的尊敬程度还常常不如他们将在19世纪对它的尊敬。乔治一世通过废除皇家的色彩似乎是开始了使英国国王走下神坛的进程，它发展到后来，像“加图”这样的激进的辉格党人竟然可以把国王同小镇的镇长相提并论：“他们都是文官”。〔7〕

英国人认为，他们是生活在共和化的君主制制度下的。他们的看法没错。他们著名的“有限”或“混合”的君主制政体确实是一个共和化的。据说，英国的国王并非是典型的国王。英国国王不是传统上的那种嗜权如命的君主，他们是“暴君的灾难，自由的救星”。他们被“一个充满自由人和英雄的民族所爱戴”，他们同他们的人民一样，渴望“用美德和英雄业绩来赢得的更辉煌的荣耀”。英国国王是最公正的共和领导者，是王国“至高无上的仲裁人”。〔8〕

几乎人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英国政体中存在的共和主义要素是它能够强大的关键所在。一些英国人甚至愿意公开地承认，英国的政体是共和制的。托马斯·温特沃斯在1710年说，这种“国王、贵族和平民互相制约”的安排，是“为整体的利益打算的”，这种做法意味着“它更适于被称为联邦（commonwealth），而不是君主制”。英国政体是由共和制标准来衡量的。国王、贵族和平民三重组合的每一部分的独立精神都受到人们的赞扬，丧失任何一点独立性，尤其是当国王牺牲平民的利益来获取权力时，都会被当作腐败行为而受到广泛的谴责。激进的辉格党人大力歌颂共和思想。特伦查德和戈登确信，“我们的政府是不折不扣地属于联邦制（世界上任何一种现存的或曾经存在过的联邦制），而不是一个完全的君主制。”詹姆斯·伯格更进一步地歌颂了共和思想，他甚至认为，如果英国人民愿意的话，他们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去建立一个共和国。许多不列颠人都同意亚当·斯密著名的观点，即对英国政体来说“联邦”是“君主制的纲领”。〔9〕

共和主义不仅仅属于英国政治生活中边缘领域，不仅属于极右派或极左派。在英国文化中，君主制价值观同共和主义价值观并驾齐驱，很多优秀的君主制主义者和优秀的托利党人都采纳了共和思想和原则，而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会造成什么深远的政治后果。尽管他们极少说这个术语，但是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有文化的人都齐声歌颂共和主义，歌颂共和主义的精神、道德观及自由权，歌颂它的友谊观和责任感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作为一套价值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共和主义渗透在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且它又有自由开明的一面，因此人们无法把它看成是具有颠覆性的，或是反对君主制主义的。

这种共和主义传统不仅只是在英国或者是欧洲文化边缘搅起小小的漩涡，它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股激流融汇到君主制的主流中，并且影响着君主制的格调与方向。18世纪的共和主义与其说是取代君主制，不如说是改良它。共和主义从不是人人喊打不敢公开的思想体系，它并不是只是召开地下室会议和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思想。相反，最积极促进共和思想发展的人倒是那些应该是同君主制息息相关的英法贵族。1785年法国贵族们蜂拥到巴黎沙龙，为雅克-路易·大卫的庄严的古典主义名画《贺拉斯兄弟之誓》欢呼赞叹，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败落君主制度，挖自己的墙脚。1786年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上演，它赞美了平等与人文主义价值观，然而为其捧场的贵族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正在支持共和主义，损毁着君主制度。1730年詹姆斯·汤普森出版了带有民权思想的诗篇《四季》，他的赞助者包括王后、10位公爵、31位男女伯爵、大大小小的中小贵族及他们的子女。同样，这些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拆毁着维持着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科尼尔斯·米德尔顿在《西塞罗传》中宣扬：“人不论血统如何高贵，无才无德便毫无尊贵可言。”当世袭贵族“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拜倒在一个罗马人脚下”，就连他们也能狂热地拥护米德尔顿这一观点时，我们足可以了解这些共和制观点在这种文化中的分量。“激进风格”并非20世纪所独创。〔10〕

共和主义实质上是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如果启蒙运动是“现代异端的崛起”（彼得·盖伊语），那么，古典共和主义就是它的纲领。〔11〕在18世纪，接受启蒙就是对古代的人与事产生兴趣，对古代产生兴趣也就是对共和思想产生兴趣。当然，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也能为君主制提供有益的思想，但是毫无疑问，古代世界为18世纪提供的共和精神，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18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对古代的共和政体——雅典、斯巴达、底比斯——耳熟能详（一位美洲人说，他们的名字“变成了陈词滥调了”），但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是罗马。人们会对它百听不厌。孟德斯鸠说：“对古罗马这样一个惬意的话题人们不可能会感到厌倦。”18世纪的人对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尤为迷恋不已。彼得·盖伊称这个时期为“第一次启蒙运动”，它始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共和政体崩溃时，结束于公元2世纪马可·奥勒利乌斯统治时期。〔12〕

这些罗马作家，如西塞罗、维吉尔、萨卢斯特、塔西佗等，树立了对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共和理想及政治与社会价值观。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使这些古典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得以再生，重放异彩，成为了名称各异的“公民人文主义”或“古典共和主义”，并被带进早期的现代欧洲，更加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的各阶层。到了18世纪，欧洲，尤其是大不列颠的君主制文化融合了这些古典主义的价值观，就其程度而言，至少是被共和化了。〔13〕

当然，英国人对这些古典的共和主义价值观的拥护程度各不相同，“共和”这一词仍是贬义的，是一顶悬在敌手头上的帽子，用来诋毁他对国王的忠诚，或至少是诋毁他的信誉。但是，不管名称怎样说，大西洋两岸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思想实际上受到共和主义影响的程度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南卡罗来纳报》的编辑彼得·蒂莫西在1749年因刊登“加图信札”被指责为“共和派”，蒂莫西说，他不是什么“共和派……除非美德和真理也是共和主义的”。〔14〕许多英国人都会像蒂莫西那样，对指责他们是“共和”的言论给予毫不迟疑的反应。大西洋两岸愤愤不平的英国人十分反对他们的君主制社会中奢靡、自私和腐败现象，利用古典主义的理想大做文章是他们表达自己的心声的主要手段。

英国18世纪上半期的文学（既包括纯文学，也包括政论文）是社会批评文学。这种文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念。对于1688年“光荣革命”随后几十年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英国作家，不管是托利党派的讽刺作家蒲伯、斯威夫特，还是激进的辉格党人特伦查德和戈登，均表现出很深的敌视之意。银行、贸易公司和股票市场大量出现，加之暴发户崛起，公债日益增长，还有政客贪赃枉法。所有这一切都威胁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使得持反对观点的文人们求助于古典主义的典范和道德观去反对各处蔓延的商业化。〔15〕

就像南太平洋岛屿某些部落对于20世纪的人类学家那样，古典共和政体的罗马成了18世纪开明的英国人得以利用的途径，使他们能够跳出自身的社会，取得新的立足点去批评社会。吉本十分敬佩尤维纳利斯，因为那位罗马讽刺作家在君主制的现实环境里拒绝放弃他的共和理想。吉本说，尤维纳利斯有“共和主义者的灵魂”，是“专制暴君不共戴天的仇敌”。因而约翰逊博士发现，鞭挞18世纪伦敦的社会腐化的最佳途径是模仿尤维纳利斯的第三首针砭尼诺统治下的罗马的讽刺诗。〔16〕

这种社会批评文学来势汹涌，浩浩荡荡，很难找到任何有分量的文学能与之相抗衡。所有18世纪伟大的英国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共和主义色彩。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长期执掌首相大权（1721—1742年），最终使知识分子的反对派中形成了所谓“世界上快乐、文雅和有才智的一群人”（威廉·普尔特尼语），而且，不管是在托利党人约翰·盖伊在其《乞讨者的歌剧》中，还是在辉格党人詹姆斯·汤普森的诗歌《自由》的诗行里，这群反对派人物都利用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念，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对腐化的切齿痛恨。休谟在1742年认为，在这之前的20年间，半数以上的文章都是在讽刺嘲弄沃波尔玩弄的阴谋诡计，因为他似乎最应该为败坏英国社会风气负有责任。一个为他执政辩护的人断言，就是为了诋毁沃波尔，“整个民族都被辱骂，处处都被说成是腐败堕落”。这个国家里的反对派从古罗马作家那里引经据典，对腐化的宫廷进行道义上的批判。而这种言论通常是些对共和主义价值观念不自觉的颂扬。

事实上，18世纪的人对古罗马老调的重新弹奏，大都变成了对共和主义含而不露以及经常是不知不觉的拥护与支持。虽然在17世纪晚期，一些英国人已发现，奥古斯都时代重新恢复了社会稳定，让艺术繁荣发展，但是，在1688年以后，大多数英国人，甚至连那些与宫廷关系密切的贵族也批评奥古斯都，转而向古罗马共和国寻求价值观和灵感。西塞罗和加图才是应该受到人们的敬仰的罗马人，而不是奥古斯都。对伏尔泰来说，奥古斯都是“竟敢放逐奥维德的胆小鬼”。孟德斯鸠说，奥古斯都使罗马人“温和地走入奴隶制”，大多数英国人对此也怀有同感。“奥古斯都”成了“暴君”的代名词，因而，除了还有君主专制主义者赞许他之外，他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托利党人，一想到乔治一世，就称奥古斯都是暴君，可是宫廷里的辉格党人以及所有拥护汉诺威王朝的人，想到了斯图亚特王朝，也同样把他当成暴君。从1688年起，政府需要保护辉格党的地位，反击斯图亚特家族。这意味着要在英国文化的官方核心建立准共和主义的、反对保皇主义的倾向。在沃波尔统治时期，御用作家和其他作家都同声谴责奥古斯都，说他是独裁者，是杀害西塞罗的凶手、是共和国的破坏者。从艾迪生到约翰逊博士，英国知识界都钦佩塔西佗编写罗马历史所采用的反奥古斯都的共和主义观点。托马斯·戈登写的关于塔西佗的著作原本是献给他的保护人沃波尔的，但是这本书通篇表达了反对奥古斯都的共和主义的观点（如“他统治最圣明之处只是暴君的光焰”），以至于英国国民也盛赞它。戴维·休谟认为，就连托利党人也被迫如此长久地“用共和的腔调”说话，使得他们在最后“既接受了他们对手的思想感情，也使用了他们的语言”。〔17〕

除了古典的领导观念之外，这些对古代历史的借鉴使得人们很难把任何其他领导观念说成是合理的。英国反对派作家几乎一直在借鉴的是加图式和西塞罗式的古罗马的标准，用以评价不完备的18世纪的政治。他们把正直、高尚和大公无私这些共和主义的特征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理查德·格洛弗写了《莱奥尼达斯》，他把斯巴达统帅及士兵的英勇无畏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沃波尔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自私自利和腐败行为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像《莱奥尼达斯》这类的作品带有何种党派偏见，反复不断地发掘利用这些古代典范，只会让古典的理想传播得更加广泛。〔18〕

虽然这些古典共和主义思想是置于君主制的框架之内，但是它们为英语世界的人文教育和政治性辩论奠定了基础。关于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的著作不只是为大西洋两岸有文化的英国人打开了一扇窗子，它们实际上是英国人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主要来源。政治领袖们不得不坚持古代共和主义的准则：

引领正确航线的人，

应熟知每位古代贤者，

对他的一言一行与传说如数家珍，

对那时的宗教、国家及风气了如指掌。〔19〕

亚历山大·蒲伯是这样告诫国人的，而且几乎人人也都同意他的观点。公共道德观就是古典的道德观，人们学习加图和西塞罗千遍也不厌倦。尽管休谟试图阐明，英国的政体机制必然会产生腐败，可是让人们，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人，把以权谋私看成是合情合理的，简直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古典共和主义的价值观禁止这种做法。优秀的君主主义者无可避免地，至少是在口头上，接受了公众领袖应是大公无私的这种公民人文主义的思想。即便是皇家总督们偶尔也会否定“高高在上，自命不凡”，赞成更宝贵的东西——培养“社会人的那些美德”。〔20〕

按照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人，即是一个要通过参与自治的共和国的活动来极大地完善自我道德的公民。公共自由或政治自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积极自由，意味着参政议政。这种政治自由反过来又为保护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提供了帮助。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现在又被称为消极自由。在这种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里，我们现代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还不明显，这两种形式的自由仍常常被看作是二者合一的。〔21〕当公民高尚之时，愿意为社会牺牲个人私利，包括不计报酬地担任公职之时，自由就实现了。此种贤德只有在由平等、积极和独立的公民组成的共和国里才能存在。要想成为最有德行之人，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她们从不被看成是独立的人）必须与从属关系无缘，也不能在市场上锱铢必较。丧失独立与贤德就是腐败。

古典共和主义所鼓励赞许的贤德是指公共美德。谨慎与勤奋节俭等等个人美德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休谟说，这些品德只是对人们“自身有用，使他们能够促进个人利益的发展”，它们不是“使人们投身社会的那些品德”。公共美德是指为了社会利益牺牲个人的私欲和利益的那种品德，全心全意为公共福利服务的品德。所有天资聪颖和有闲之人，所有的上等人都有义务为国家效力。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0年告诫纽约皇家官员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说：“不要让你在哲学上的闲情逸致过多地影响你自己。”公益服务远比科学更重要。富兰克林说，事实上，如果公众需要的话，即使牛顿“最好的发现”也不能成为他忽略为国家服务的借口。〔22〕

共和主义因而给个人加上了极其沉重的负担。人们应该克制个人需求，限制个人利益，发展大公无私精神。在18世纪，无私这一词最常被用作公民美德的同义词。它较好地反映出贤德所面临着来自利害关系方面日益增长的威胁。约翰逊博士给“公正无私”这一词下的定义是“不为个人实惠所打动；不受私利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不大用这个词的旧词义了。即使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现在也把这一词当成“置身事外”的同义词，意思是冷淡的或漠不关心的。我们也许无法想象大公无私的特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超越个人私利，在可以谋取个人私利的地方做到无私公正。〔23〕

正是由于共和政体需要公民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无私精神，所以它们是十分脆弱的政体，极其容易产生腐化。共和政体对其公民的道德水准要求远远胜过君主制对其臣民的要求。每个人都有想要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在君主制度下，这种欲望可以被恐惧或武力，被庇护制或荣誉所制约。然而，在共和政体里，每个人都要以某种方式被说服，为了公共利益去牺牲他们的个人的欲求和豪华的生活。君主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容忍臣民中自私自利、满足自身要求和腐败行为。君主制毕竟是以从属制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除了贤德之外还有各种关系网来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君主制社会依靠的是血缘关系、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庇护关系，最后还有恐惧的力量。当1775年马萨诸塞西部的一些人要拿起武器反抗国王时，一位亲英派的牧师也试图向他们明白无误地解释这一点。他警告说，不要这样做，因为“国王会派一连的骑兵，砍掉大家的脑袋的。不到六个星期以后，你们干一星期的活能得到一点羊头和羊下水，就不错了”。〔24〕但是共和政体是从来也不可能如此使用武力的。除了公民们的爱国精神和自觉自愿地服从当局愿望以外，纯粹的共和政体既无凝聚力，也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来把国家维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公德和自我牺牲精神，共和国就会分崩离析。

人们不必是公然宣称的共和主义者或者是激进的辉格党人，才信仰美德和与美德相伴随的其他古典价值观。高尚的品德和荣誉观念是18世纪英语世界对政治领袖的基本要求。在整个18世纪，谋取金钱和商业利益的潮流泛滥，大有吞没社会的危险，不论是属于辉格党还是属于托利党派，各种政治派别的英国人都竭力在这些激流中寻找情操高尚的领袖人物。威廉·皮特于1746年被任命为军需总监，这个职位历来是最有油水的，但是他廉洁自守，拒绝为自己谋取利益。廉洁使他名声大振，被称为伟大的爱国者。皮特的行为是活生生的例证，证明人们是能够做到大公无私的，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身为政府要员，但是仍保持清正廉洁。〔25〕

如果贤德的基础是自由与独立，那么也只有独立自主的个人才有资格成为公民，这些自主的人与任何利害关系没有瓜葛，也不需要靠仰人鼻息来生活。杰斐逊以及许多信仰共和主义的理想主义者希望，所有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依赖“千变万化的顾客”，仅靠“他们的土地和力气”吃饭的自耕农将会是自食其力、足以避开金钱和市场利益的诱惑而成为有德之人。〔26〕

然而，另外一些人怀疑大多数普通人，尤其是那些要依靠“千变万化的顾客”为生的人，是否具有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能力。普通百姓和其他做生意的人常常是被一己私利所左右，见利忘义。因而他们当然不会成为社会的领袖人物。尽管与君主制比较起来，共和主义十分重视普通民众，但是它在由什么人执掌政权这方面仍保留了传统的贵族倾向。许多优秀的辉格党人和共和主义者都相信，重要的公职，甚至包括大陪审团成员的职位，应该只由“优秀人物来担任，因为他们更不易于利欲熏心，更不惧怕权势，可以有理由地被认为比地位卑贱的人更能胜任”。从事某项职业的人、需要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人、靠双手劳动的人以及没有受过人文教育的人，所有这些非上流社会的人员或普通老百姓很难做到开明通达、公正无私来抵御权力的诱惑，并不为市场利益所动，很难成为公正的仲裁者。〔27〕

许多人看来，担当大公无私的领导人的重任只能由拥有土地的士绅来承担。这些人的收入来自佃农的租金，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无须靠他们自己的辛劳或直接参与市场去谋取利益。与有土地的士绅不同，商人在日常的生意场上获取利润，人们认为贪婪而不是美德才是他们的行为动机。“不让商人去逐利似乎如同阻止机敏的、一直训练捕捉的猎犬不去扑向猎物一样难。”就连斯密也相信，商人以及所有更“关心自己本行业的利益，甚于关心社会利益”的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总是有别于公共利益，甚至同公共利益相抵触”。〔28〕

大概只有传授“古代生活方式”的古典教育才能“协调大公无私和经商之间的矛盾”，正如理查德·杰克逊曾告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做这种协调之事，“虽然我们常常会耳闻目睹，但这种协调几乎总是发生在受过人文教育的人们中间”。然而，不论商人们受过何等教育，只要他们仍然热心经商，他们就不可能学到绅士风范的无私精神，而无私精神正是人们完全认可领袖人物的关键。乔治·热尔曼勋爵声称，他“不允许商贾之人每天聚集在一起，喋喋不休地辩论政治问题”。他的话表达了传统的观点。所以，在大部分地方，那些活跃在商界又想要参政的商人们，很难证明他们自己的抱负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确实担任了公职，那么他们通常就不得不拥有足够的财富和闲暇，使自己能够不去从事日常的商业活动。否则他们就会受到批评，就像纽约总督亨利·穆尔爵士批评某些被提名参加市政会的商人那样。他说，他们“除了很会同客户做生意之外，别无所长，因而根本不适于做实现政府的伟大目标的事”。〔29〕

人们认为，工匠和其他靠手艺吃饭的人缺乏独立精神，目光短浅，只局限在自己的工作里，因此不能胜任要求公正无私的公职。实际上，除了上流社会的绅士，人人都从事着某项职业，“职业”（occupation）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要去工作，终日不得闲暇为公众服务。就连从事法律和神学等专业的人士，如果把其工作当成主要的经济收入的来源的话，也会被认为不具备做高尚的领导工作的资格。在美国革命前夕，弗吉尼亚人在报刊上辩论，争论律师是否是从事着“卑躬屈膝、唯利是图的职业”。尽管一位批评者承认，律师这一行是“三种高雅的职业”之一，但是他争辩说，与医生和神职人员相比，律师必然会为犯有更多的“轻微盗窃罪”而感到羞愧不安。詹姆斯·麦迪逊的大学同学威廉·布雷德福为他要当律师的决定据理力争。他明白大多数律师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是他辩白说，他们至少同商人有所不同。商人唯一的追求就是利润，因此他们“比律师更有可能见钱眼开，贪得无厌，而律师则是既追求财富也渴望名扬天下”。麦迪逊不愿从事某种专业，麦迪逊并未被他的朋友说服，但是他确实承认，从事法律这一专业至少可以使布雷德福用上他们两人在普林斯顿大学学到的法律知识。他说，大学的人文教育“是一种大众情人，他追求所有司职文学和艺术、高雅和美德的女神”。〔30〕

18世纪的英国人十分注重领导者的道德品质的原因就是因为领袖人物可能会成为专制的来源。使贵族和中、上阶层的人能够成为领袖的那些才能也恰恰是使他们成为潜在的暴君的能力。“天资聪颖又精明强干的人”无疑是所有政体都需求的人才，但是，纳撒尼尔·格林根据常理断定，这些成大器之才，如果他们对“人类有总体的了解和认识”的话，他们也是“会狼狈为奸的最危险的人，除非他们能持之以恒，操守坚正”。这种双重性是整个共和主义传统的一大难题。这种人掌握着“通往人类心灵的秘密通道，有鱼目混珠的本领”，因此他们具有诱使普通民众戴上枷锁的能力。“全人类99％的人愿意和睦相处，互相之间加深理解与沟通。”只有“余下的极小部分”人把自己的“才能”“结合在一起，密谋策划”，他们是“战争、叛乱和其他有辱于人类历史的暴行的真正策划者、发动者，也是遗臭万年的人”。〔31〕

这些杰出人物不可一世的热望，这种贵族式的勃勃野心和贪婪之心被本杰明·富兰克林称为“权利之爱与金钱之爱”。对许多人来说，如何控制和疏导这些激情一直是这个时代的政治上的中心问题。一些人看来，“雄心和贪婪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行为动机，二者从没有过或者从不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并存。”可是另一些人确信，这两种激情不但“可以在同一人胸中平分秋色”，而且当“二者结为一体时，许多人认为，它们会产生最暴烈的后果。如果把荣耀摆在这些人面前，哪怕是身处营利场所，他们也会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争取得到它”。〔32〕

对于一切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来说，国王以及所有其他胸怀大志的统治者都是危险的，因此人民有理由去怀疑和戒备权势。正是由于政府的统治者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才能，所以人们不得不对他们长期怀有戒心。激进的辉格党人把“政治戒心”变成“必不可缺和值得称颂的热忱”。正像亨利·劳伦斯在1765年所说，人民不得不对统治者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幕后活动的十恶不赦的恶棍……只能靠怀疑才能发现”。这个时代的开明人士认为，所有事情的格局总是某些人预先策划的结果，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能看到阴谋诡计。〔33〕

尽管怀疑与戒心可能在君主政体里对保卫自由起关键作用，但是它们本身并不是高尚和值得赞赏的情感。它们实际上对统治者和大人物表现出的野心和权力欲产生的是必要的以恶抗恶的作用。因此，当统治者成为共和化和变得高尚起来时，人民就可以放松戒备和怀疑，而变得坦率并产生信任感。人们可以设置屏障，可以颁布人权法案，可以制定契约，可以书写宪章，可以安排和协调组织机构，人民也可以被允许参与一部分政府工作。但是，在这个启蒙时代里最开明的人士认为，建立良好的政府以及保障民众的自由的秘诀就在于要保证优秀人物，即有优秀品质、大公无私的人，能够行使权力。到后来，社会统治者只能具有古典的共和主义美德，各个政治阶层的人至少也是在口头上称赞对美德的需求。但是，还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在18世纪中期步入成年的那一代北美殖民地领导者更注重这种对美德的需求。

注释

〔1〕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两卷本（1959年，1964年普林斯顿版）。Franco 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1971英国剑桥版），第90页。

〔2〕Hume:"The British Government,"见Miller编：Essays，第51页。Linda Colley:"The Apotheosis of George III: Loyalty, Royalty and the British Nation，1760—1820," Past and Present，第102期（1984年），第94—129页。

〔3〕Hamilton，转引自Gerald Stourg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1970年斯坦福版），第44页，第53页。1807年7月20日亚当斯写给沃伦的信，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第5辑，第4卷（1878年），第353页。1819年4月30日亚当斯写给J. H.蒂法尼（J. H. Tiffany）的信，见Adams编：Words of John Adams，第10卷，第378页。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 in the Enlightenment，第71页，第62页。

〔4〕W. Paul Adams:"Republicanism in Political Rhetoric Before 1776"，见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85期（1970年），第397—421页。

〔5〕1823年11月4日杰斐逊写给拉菲特（Lafayette）的信，见Paul L. Ford编：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898年纽约版），第10卷，第281页。

〔6〕Hume:"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Essays, Miller编，第125页。1797年7月31日日记，见Increase Tarbox编：Diary of Thomas Robbins, D. D., 1796—1854，（1886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38页。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s, Neumann编，第1部，第7卷，第2章，第97页，及第5卷，第9章。

〔7〕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s, Neumann编，第1部，第5卷，第19章。Colley:"Apotheosis of George III,"见Past and Present，第102期（1984年），第94—129页。[Trenchard和Gordon]: Cato's Letters，第2卷，第25页。

〔8〕Livingston: 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80—81页。Marston: King and Congress，第27页。

〔9〕Venturi: Utopia and Reform，第63页。[Trenchard and Gordon]: Cato's Letters，第2卷，第28页。James Burgh: Political Disquisitions: Or, an Enquiry into Public Errors, Defects, and Abuses...（1774—1775年伦敦版），第1卷，第9页；第2卷，第18页；第3卷，第173页，第277页，第425页。Duncan Forbes:"Skeptical Whiggism, Commerce, and Liberty,"见Andrew S. Skinner和Thomas Wilson编: Essays on Adam Smith，（1975年牛津版），第195页。Arthur Sheps:"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Republicanism,"见Historical Reflections，第2期（1975年），第3—28页。

〔10〕Simon Schama: 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9年纽约版），第172页。Paul Robinson: Opera and Ideas: From Mozart to Strauss（1985年伊萨卡版），第8—57页。John Barrell: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1980年英国剑桥版），第7页。Conyers Middleto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Marcus Tullius Cicero，两卷本（1741年伦敦版），第1卷，第9页。

〔11〕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1966年纽约版）。

〔12〕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51页。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25页。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s, Neumann编，第1部，第9卷，第13章，第167页。Gay: Enlightenment: Rise of Paganism，第109页。Harold T. Parker: The Cult of Antiqu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aries（1937年芝加哥版），第22—23页。

〔13〕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1975年普林斯顿版）。

〔14〕South Carolina Gazette，1749年7月29日版，转引自Hennig Cohen: The South Carolina Gazette, 1732—1775（1953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218页。

〔15〕Caroline Robbins: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mmonwealthman: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Development, and Circumstance of English Liberal Thought from the Restoration of Charles II until the War with the Thirteen Colonies（195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Isaac F.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1968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

〔16〕Howard D. Weinbrot: Augustus Caesar in "Augustan" England: The Decline of a Classical Norm（1978年普林斯顿版），第164—165页。W. Jackson Bate: Samuel Johnson（1975年纽约版），第171—172页。

〔17〕William L. Grant: Neo-Latin Literature and the Pastoral（196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55页。Weinbrot: Augustus Caesar in "Augustan" England，第223页，第53页，第62页，第64页，第47—48页。Hume:"Of the Parties of Great Britain,"见Miller编：Essays，第72页。

〔18〕Bertrand A. Goldgar: Walpole and the Wits: The Relation of Politics to Literature，1722—1742（1976内布拉斯加州林肯版），第135页，第3页，第22—23页，第158—159页，第26页，第147—148页。James William Johnson: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Neo-Classical Thought（1967年普林斯顿版），第97—105页。Reed Browning: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Ideas of the Court Whigs（1982年巴吞鲁日版），第5页。

〔19〕Alexander 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第118—121诗行，见Aubrey Williams编：Poetry and Prose of Alexander Pope（1969年波士顿版），第41页。

〔20〕McIlwaine编：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Burgesses of Virginia 1752—1755,1756—1758，第4页。

〔21〕Quentin Skinner:"The Idea of Negative Liberty: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见Richard Rorty等编：Philosophy in History（1984年英国剑桥版），第193—221页。Michael Ignatieff:"John Millar and Individualism,"见Istvan Hont和Michael Ignatieff编：Wealth and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1983年英国剑桥版），第329—330页。

〔22〕David Hume: 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 L. A. Selby-Bigge和P. N. Nidditch编（1978年牛津版），第587页。1750年10月11日富兰克林写给科尔登的信，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4卷，第68页。

〔23〕John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年伦敦版）;Gordon S. Wood:"Interests and Disinterestednes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见Richard Beeman等编：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84页。

〔24〕Gregory H. Nobles: Divisi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Hampshire County, Massachusetts, 1740—1775（1983年英国剑桥版），第182页。

〔25〕John Brewer: Party Ideology and Party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II（1976年英国剑桥版），第97页。Mabel H. Cable:"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 in the Propaganda of the Opposition to Walpole，1735—1739,"见Philological Quarterly，第18期（1939年），第119—130页。

〔26〕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William Peden编（195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65页。

〔27〕Robert R. Livingston，转引自Bernard Friedman:"The Shaping of the Radical Consciousness in Provincial New York,"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6期（1970年），第786页。

〔28〕Kenneth R. Bowling和Helen E. Veit编：The Diary of William Maclay and Other Notes on Senate Debates（第九卷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4 March 1789—1783 March 1791）（1988年巴尔的摩版），第69页。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Campbell和Skinner编，第1卷，第265—267页（第1卷，第9章，第8—10页）。Robert Micklus:"'The History of the Tuesday Club': A Mock Jeremiad of the Colonial South," 见WMQ，第3辑，第40期（1983年），第53页。

〔29〕1755年6月17日杰克逊写给富兰克林的信，见Labaree等编：Papers of Franklin，第6卷，第82页。Germain，转引自Esmond Wright: Franklin of Philadelphia（198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66页。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1986年查珀尔希尔版）。Jessica Kross:"'Patronage Most Ardently Sought': The New York Council，1665—1775," 见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第215页。

〔30〕A. G. Roeber: Faithful Magistrates and Republican Lawyers: Creators of Virginia Legal Culture, 1680—1810（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7—108页，第147页，第156—157页。威廉·布雷福德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见William T. Hutchinson和William M. E. Rachel编：The Papers of James Madison（1962年芝加哥版），第1卷，第90—92页，第95—97页。

〔31〕1772年4月格林写给塞缪尔·沃德的信，见Showman等编：Papers of Nathanael Greene，第1卷，第28页。Wood:"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Causality and Dece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423页。

〔32〕Gerald Stourzh: Benjamin Frankli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54年芝加哥版），第17—18页。Franklin: Speech on Salaries（1787年），见Albert Henry Smyth编：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1906年纽约版），第9卷，第591页。The Defence of Injur'd Merit Unmasked...（1771年无出版地址），第9页。

〔33〕Charles Turner: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His Excellency Thomas Hutchinson, Esq.，Governor（1773年波士顿版），第11页。James H. Hutson:"The Origins of '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Public Jealousy from the Age of Walpole to the Age of Jackson," 见David D. Hall, John M. Murrin, Thad W. Tate编：Saints and Revolutionaries: Essays on Early American History（1984年纽约版），第339页。1765年10月28日劳伦斯写给约翰·布朗的信，见Rogers等编：Papers of Henry Laurens，第5卷，第30页。

第七章　截头去尾的社会

在讲英语世界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虽然古典的共和主义价值观到处存在，但是在北美洲，这些价值观所产生的反响却尤为强烈，超过了任何其他的地方，它的君主制政体的共和化的程度也是首屈一指的。美洲人不必在1776年创立共和主义，他们只要把它外在化就可以了。共和主义一直就存在着。就像杰斐逊说的那样，革命者摆脱君主制和实行共和制“就如同去扔掉旧衣换新装一样轻而易举”。〔1〕

由于英国文化的共和化程度非常高，所以北美殖民地居民们常常很难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是如何的激进。当北美殖民地居民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指责为煽动叛乱，提倡共和主义原则时，他们感到万分惊讶，怒不可遏。他们说，共和主义精神，弥尔顿、尼达姆和西德尼的精神“是同英国政体是如此相依相存，这种精神已然成为它最伟大的荣耀”。在反对暴君的斗争中，殖民地居民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只是像优秀的英国人应该做的那样，并不是过激行为。1767年塞缪尔·亚当斯对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同胞说，“我们夸耀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以你们为榜样。我们所说的话是从你们那里听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美洲人同母国的英国人读的是相同的文学、法律和历史书籍。就连托利党人也承认，辉格党和共和主义的政体原则在英国文化中已经根深蒂固，“如此频繁地相互再现”，因此“在这个启蒙的时代到处转述”这些思想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2〕

尽管殖民地居民觉得他们只是像优秀的英国人那样思考，但是他们的确从英国文化中汲取了最具共和主义和辉格党特征的精神。因为在英语世界，他们实际上是最具共和精神的人民，到新大陆来访问的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所有英国人所称道的共和主义特点在北美殖民地都被十分地推崇，极力夸大。如果英国人是以热爱自由和不守规矩而闻名的话，那么美洲殖民地居民似乎就是地地道道的无法无天了。虽然殖民地居民们生活在一个君主制社会，是君主制的臣民，但是，正如盖伊·卡尔顿在1763年所注意的那样，他们的社会环境赋予了他们“很强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倾向性”。〔3〕

首先，不少殖民地居民并不把美洲当成英国国王的疆域，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非要对皇家毕恭毕敬。很多白人移民原本就没有对英国国王效忠的义务，而且他们在殖民地定居的地方也远离英国的现行统治。甚而有许多18世纪来自不列颠群岛的人，如苏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的后裔和爱尔兰后裔，是带着对英国政府的怨恨来到美洲的。他们曾长期被英国政府和盎格鲁—爱尔兰后裔的地主四处驱逐、迫害，他们已经不可能忠于英国王室了。

就连那些以身为英国人而感到自豪的英国殖民地居民也不是十足的拥护君主制的人。许多新英格兰人通过仪式来恢复他们17世纪清教蔑视国王和教会的传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十分刻板、严肃，不大喜欢等级制和君主制的矫饰。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740年被说成仍然是“一种联邦，国王在那里很难称王”。在美洲的各处，甚至在要效法英国方式最积极的南部殖民地，绝大多数殖民地居民很少感受到皇家的威仪，因为王权政府与他们相隔千山万水，他们很难感受到它的存在。就像一位殖民地富商宣称的那样，殖民地居民易于把乔治国王仅仅看作是一个他们可以在一起抽一袋烟的好人。君王在殖民地的代理官员，即皇家总督，对增进王室的尊严并不起什么作用。他们经常是既无封号，又无财产，或者是没有与权力相配的条件。他们总是抱怨说，他们微薄的收入，使他们的生活同“一个平民绅士”一样。在18世纪50年代，北卡罗来纳总督甚至没有一处长久的住处。他发牢骚说，他不得不在新伯尔尼租“一座小房子”，“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可以养马或养牛的土地”。〔4〕

王权大多只在美洲生活的表层运作，掩盖着行政权力机构分散化以及组成殖民地核心统治的权力地方化这种混乱的现实。英国在1688年以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协调关系在美洲并没有得以重现。对于殖民地居民来说，王权似乎总是外部强加进来的权力，是同他们的地方机构，尤其是同他们的地方议会相抵触的力量。在英格兰，国会为调解王权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提供了活动场所；而在殖民地，议会根本没有这种功能。在这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社会更像在18世纪同法国君主制相对抗的那种地方特权与自由的混合体，而不像大不列颠的王权与地方权力之间那种相对和谐和一体化的关系。因而，殖民地居民几乎不理解什么是国家权力，什么是至高无上、可以深入到地方的、联合自治的政治实体。因此，在1763年以后，当王权企图侵入他们的生活中时，他们并没有预备去服从它。

王权在殖民地施展权威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缺乏国教在母国对皇家所给予的那种宗教支持。在英国，英国圣公会被牢牢地掌握在国王的手中，成为王权政府官僚政治的左膀右臂。但是，在美洲却不然。詹姆斯一世曾警告世人说：“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但是激进的辉格党人却说，“这句蠢话”曾使“我们的监狱塞满了不信奉国教的人，又把很多人赶到了美洲”。美洲殖民地有许多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而且没有主教，从来也没有过，因此在美洲的英国国教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皇家官员也看到，各地带有反叛性的长老派蠢蠢欲动（有时是兴风作浪）。〔5〕

假如英国有30种不同的宗教，那么美洲就会有上百种宗教，而且没有一种是按传统方式组织的。在殖民地有6年亲身体验的帝国官员威廉·诺克斯满腹牢骚，他说：“在神职人员中，没有等级制或显赫地位的差别，既没有主教、神父或副主祭的区别，也没有教规或圣职，也没有教长牧师会或大助祭。所有的人都是神父，仅此而已。”对宗教生活的控制从来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在数不胜数的各种宗教团体内部，个人庇护势力也从未强盛过。即使是英国国教建立得最稳固的地方，弗吉尼亚殖民地，宗教生活也仍是在当地教区委员会的掌握之中。他们置圣职委任的形式于不顾，各地的教士职位纷纷由他们的会众来任命，因而他们也就依赖于这些会众。美洲的宗教生活本身混乱无序，这种状况使得传统的君主制社会在殖民地的统治难以为继。〔6〕

但是微弱的王权和纷乱的宗教生活只是暴露出了更深刻的社会混乱——美洲社会等级制的虚弱和不完备。尽管在18世纪美洲的社会阶层在日益分化，但是按照同时代的英国标准来看，美洲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相当不发达的。英国社会最上层的贵族在美洲几近凤毛麟角，没有什么公爵，没有侯爵，没有宫廷，也没有像英国贵族那么多的财富。衡量事物的尺度在殖民地也不相同。马里兰的查尔斯·卡罗尔是南部的富甲一方的种植园主，他每年的收入有1800英镑，这在殖民地被看成是一笔巨额财富。可是在英国，德比伯爵丰厚的家产每年的进项足足有4万多英镑。乔治·华盛顿的庄园在18世纪70年代的收入，“根据弗吉尼亚的时价，每年仅有300英镑”，在一个来访的英国人看来，这种经济状况使得华盛顿“只相当于英国富裕的自耕农”。美洲城市里的大商人家财一般在2.5万英镑到5万英镑之间，而英国的大商人的财产则在20万到80万之间。波士顿的托马斯·汉考克是美洲的大富翁，他留下将近10万英镑的遗产，可是这笔殖民地的巨额财产还不抵一个伦敦商人亨利·拉斯卡莱斯1753年留下的遗产的三分之一。在殖民地，汉考克在波士顿的宅邸和威廉·伯德在弗吉尼亚的华屋在殖民地可说得上是琼楼玉宇，但是，与英国贵族为自己建造的宫殿相比，真是相形见绌。像大多数乡绅的住房一样，汉考克的两层楼房只有8个房间，而萨克维尔在肯特的豪华巨厦有365间房间。能带有个楼梯间给仆人住的殖民地居民的美厦寥寥无几。伯德的私宅有65英尺长，但是它的规模还不到罗金厄姆侯爵的房屋的十分之一，他这座巨宅的长度比两个足球场还要长。〔7〕

各地的人们，甚至是那些最富有的殖民地乡绅们，都竭力跟随英国的时尚，亦步亦趋。为了建造像古典式的建筑，他们在一砖一石的使用上都显现出他们模仿的特点。按照英国的标准，殖民地贵族都是些小字辈，顶多是些中小地主。马萨诸塞的查尔斯·昌西在1766年说：“在任何一处殖民地，几乎没有哪个富人能够名副其实堪称英国的富人那种‘富’字。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殖民地就更没有什么人能称富了。”〔8〕他的这番话并不算太夸大其词。

虽然在北美洲殖民地确确实实地存在着真正的差别，但是殖民地的贵族却从未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安富尊荣，一呼百应。虽然殖民地中、上层的势力在某些地区或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是强有力的，但是他们从来无法建立英国的那种贵族和下层人之间保护与效忠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使得18世纪英国的地主阶级的地位相对稳固。尽管在殖民地个人和亲族势力无所不在，可是士绅在经济、宗教或政治领域所发挥的影响与英国本国相比，真是望尘莫及。地方民兵军官常常是由他们所在的连队来选举，牧师是被教区居民雇用的，有相当一部分政治领袖是民选的，有时选举的规模是很大的。

美洲的贵族不但比英国的贵族势单力薄，而且既要维持古典的赋闲生活，又要做到与市场无涉使得他们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美洲的士绅鲜有人能像英国有土地的贵族一样，靠佃户的地租优哉游哉地生活。虽然纽约和南部的一些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但是他们的地位根本无法同英国有土地的乡绅相提并论。美洲的地主无法优先购买佃户的农产品，而且他们的地租收入也常常不稳定。他们通常更像是土地投机者，而不像是地主，他们给佃户非常优惠的租种条件，就是要他们开垦土地，这些土地如果不开垦的话，仍将是一片荒野。新来的皇家总督们，参照英国的经验，试图建立大规模的地租账册，可是没有一个总督实现了他们预期的设想。〔9〕

美洲不可能保持稳定的租佃制，而这种租佃制是传统地主社会的核心所在，因此那种为君主制社会核心的从属制也就受到了损害。佃户租种的土地往往离地主住的地方很远，他们很少受到监管。许多地主不但收租困难重重，而且也很难防止佃户卖掉租地，不偿还欠债就迁往他乡。由于当佃户常被看作是成为独立的自耕农的第一步，所以流动性很大。纽约的永久租借地一般应是要终生租借的，可是它们实际上平均每9年就被转手一次。在一个土地资源极为丰富的社会，大多数人都会喜欢拥有自己的土地。卡德瓦拉德·科尔登说，实际上，“要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依赖地主而独立是人们前往美洲的主要动机”。1747年一位北卡罗来纳人劝告一位要在开普菲尔买一处庄园的外地人，在买之前先来看看，“因为如果你不想住在那里的话，你就不能去出租它”，即使是以1％的低息也不行。因为“这里的穷人只要是在农村住过，都会想方设法靠占有，或是靠购置来获取自己的土地”。事实正如英国官员诺克斯说的那样，“在人人拥有同样的土地使用权的地方，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一些绅士比其他人更富足，土地更广袤，可是他们却做不了英国式的贵族——“他们的财富并没带给他们多大的势力，因为如果他们把土地分给别人耕种的话，佃户对土地使用的权利同他们的是一样的。”〔10〕

所以，纽约的地主，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以后，越来越不指望佃户的效忠，而是希望得到越来越多的租金。越来越少的地主有能力或者是愿意不理会佃户逾期不付的欠债，或一把火烧掉欠账单据，就像弗雷德里克·菲利浦斯上校和威廉·约翰逊勋爵还在做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地主要收回地租，那些像贝弗利·鲁宾逊一样一有机会就提高租金的人，会毫不客气地把无法还账的佃户赶走。然而，每一次剥削，每一次利重于义的暗示都在一步步地侵蚀着维系社会上、下阶层的家长制关系。〔11〕

绝大多数殖民地贵族对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控制从未能达到过像英国贵族控制自己所在的地区的那种程度。在英国，地方上的贵族们是当地商品和技术的主要主顾和消费者。他们的乡村住所就是社区的消费和就业中心。他们大兴土木，而且投入巨资维护庄园地产，这些活动使得几十个有时是几百个工匠、店主和雇工有活可干。沃波尔在1721年雇用29个男工和55个女工，他们仅仅是在花园里植花种草，布置园林。家产里有矿藏的地主可以雇用整个社区的人。而在殖民地，只有寥寥数个贵族把巨额财富花费在当地，并以此在当地的工匠和雇工中间形成依附关系。约翰·汉考克散尽钱财，企图对当地的劳动力进行庇护。但是汉考克所做的事是异乎寻常的，而这种方式在英国是绝无仅有的。大多数美洲士绅既无资金又无能力像他那样做。虽然南部种植园主建造了庄园，但是从制桶到侍弄花园，他们的大部分所需还是依靠奴隶来提供的。因此，不仅大种植园主对奴隶劳动的依赖阻碍了南部白人工匠形成大规模的中产阶级集团，而且他们的庇护势力和由此产生的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力也相应地减弱了。美洲各地的贵族常常是从国外进口许多用品，从马车到家具一应俱全，其结果是他们自己削弱了他们对周围的工匠和劳动者的影响力。〔12〕

诚然，南部的大种植园主们确实依靠奴隶的劳动，享受着相当悠闲的生活，故而在美洲他们是最适合那种拥有赋闲与独立品质的绅士的古典理想。到18世纪中期，切萨皮克地区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南部种植园主统治者们完全接受了古典共和主义关于何为领袖人物的思想体系，并且认为他们自己正在贯彻着这种思想，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也在那样做。在弗吉尼亚，大约有40户左右的大家族，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着，共同控制着这个社会，他们起着共和式管家的作用，相当于英国乡绅的管家人一样的作用。他们在乡村的法庭里、在教区的委员会里、在议会以及在其他的职位上，出于深切的社会责任感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南卡罗来纳，种植园主与种植园主兼商人同样都把自己看作是独立的英国式乡村绅士。他们在沼泽地上建造乡村别墅，追溯家谱、试图建立大家族，并且努力工作使他们的州议会变成充满美德的地方，以便使它符合共和主义的形象。也许北美大陆的其他地区再也没有如此众多的富裕的个人领导者们能如此自豪地蔑视党派和关系网，如此自豪地促进古典的共和主义价值观。〔13〕

然而，尽管这些南部种植园主控制和稳定社会的方式使人们印象深刻，尽管他们自然而然地身体力行着古典共和主义的标准，但是他们并不是像他们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悠闲、那样独立。一些种植园主们又开办了旅店酒馆，另一些则时刻关心着他们家业的日常管理。虽然他们拥有监工、代理人和数十个奴隶，但是很少有哪个大种植园主能够把自己的家业当成是永世存在的产业。他们的监工是无法与英国士绅的管家和庄园的管理人相媲美的；因此，虽然这些种植园主们摆出了贵族式的姿态，但是他们经常忙碌不停，从事着商业活动。他们的生计直接同国际市场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由于依赖市场所以总是感到心神不安。尽管英国的有土地的贵族们也投身于经营项目并且进行扩大改进，可是他们从没有真正体会到美洲南部种植园主的那种心情。即使是最富有、最有实力的种植园主们也无法做不在乡的地主；而尽管那些像威廉·伯德和年轻的查尔斯·卡罗尔那样的种植园主们可能很喜欢在欧洲生活，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回到家乡，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财源。卡罗尔在1764年对他的父亲说：“我们的事务需要我必须住在马里兰。”〔14〕

地产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权等法律手段在英国产生的作用是通过限定的一系列继承人之手使永久的家族产业不受损害；而这些法律手段在美洲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通过限制父亲处理家产的处理权，这些法律手段倾向于把整个家产孤注一掷地传给长子，拿他的某些才能或缺陷冒险。到美国革命前夕，切萨皮克地区的大种植园主们越来越关注这种状况，他们认识到，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财富可能会由于他们的继承人的失误而顷刻间化为乌有。罗伯特·卡特把他在比林斯盖特的种植园的管理权及收益都交给了他的儿子罗伯特·布莱登。这个种植园有1200英亩的土地，还有40名奴隶。紧接着罗伯特·卡特沮丧地看着儿子仅用了3年的光阴就把这个种植园挥霍殆尽。纳尔逊家族的一代人无度挥霍，债台高筑，把家业通统败尽。然而这个家族在弗吉尼亚并不是唯一的一户仅在一代人手中就家道败落的大家族。威廉·伯德三世没有经济头脑，他抵押了银盘子和159个奴隶，最后家产丧尽，他本人在1777年的新年之日自杀身亡。一些种植园主提心吊胆，眼见着他们的继承人们沉湎于赌博和酗酒的恶习之中，消耗着他们一生积攒下的家财。兰登·卡特悲叹道，这些继承人把钱财“玩光，而且玩个精光”。年轻而又严肃的卡罗尔写道：“在一个商业的国度，杰出的前辈们的荣耀掩盖不住他们贫困的后代的微贱和缺衣少食的窘迫之状。”美洲的贵族们比英国贵族更能敏锐地感知他们的兴衰沉浮，他们既能飞黄腾达，也能家产败落。托马斯·纳尔逊在美国革命前夕警告说，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的巨额欠债“就是在我们中间很快将要发生的财产的巨变的前兆”。〔15〕

在18世纪中期以后，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变得越发关心起他们的社会状况来了。他们的英国的债主逼债的压力迫使他们相互要账索债。环境逼迫他们撕下他们一直努力保持着的独立乡绅的外表，暴露了他们生活中的商业本质。正如詹姆斯·默塞尔所做的那样，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能疏离日常的生意场。默塞尔在1765年放弃了做律师的业务，结果他发现他的种植园无法养活他。许多种植园主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按照他们自己自觉创造出来的贵族形象生活，由于他们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开销入不敷出，生活到了破产的边缘。副总督弗兰西斯·福基尔认为，种植园主们的债务的增多是他们不肯“放弃使用任何一件奢侈品”的缘故。到美国革命前夕，许多种植园主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毁灭即将来临。禁止输入英国奢侈用品的举动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人们的欢迎，正是因为，就像华盛顿指出的那样，它是种植园主们减少铺张和炫耀的一个托词，这样做既没有损伤他们的贵族式的荣誉，也没有损害他们的信誉。到1776年，许多切萨皮克地区的种植园主已经相信，共和主义与共和主义价值观将会拯救他们的社会。但是，尽管困难重重，南部的大种植园主们至少是向那种公正无私绅士化领导的古典形象靠近，他们了解这种形象，并且在他们整个的历史当中充分树立着这种形象。〔16〕

在别的地方，甚至在南部的其他地区，社会的精英们从未接近过这个英国的模式。在18世纪的各个殖民地中间，北卡罗来纳的统治集团大概是最虚弱、最不堪一击的。即使是按照弗吉尼亚的标准来衡量，1730年北卡罗来纳殖民地议会中那些突出的、能留下任何个人记录的多数议员，也只不过算得上是中等的种植园主。他们每人仅拥有不足10名奴隶和不到500英亩的土地。就是在参事会的成员中也有其绅士身份受到质疑的人。1730年在这个参事会的20个成员中，人们知道只有两个人受过大学教育，一个弗吉尼亚人把他们称作“一帮海盗、流浪汉和脚夫”。据说，他们的家产加在一起“还不值1500英镑”。皇家总督们不断地抱怨，北卡罗来纳缺乏有财产和有地位的人。加布里埃尔·约翰斯顿说，单是任职高官的“人物”，“就足以使所有的地方官和政府受到人们的蔑视与嘲弄”。当然，许多总督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约翰斯顿本人就受到人们的批评，说他是“教书匠，而且出身卑微”。〔17〕

没有什么地方像北卡罗来纳的情况那样混乱，但是在北部的各个殖民地士绅精英们同样也很难依照古典的共和主义的领导模式去生活，而且人们对他们的权威的挑战比比皆是。虽然18世纪的社会结构比美洲神话所想象的更加严密，漏洞更少，但是与母国相比，人们当然更容易从社会的下层进入美洲的社会等级制的上层。在美洲，人们声称拥有绅士地位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能开几个药方的人或者卖弄一点法律知识的人都可以俨然以医生或律师自居，从而宣称他们是某个由绅士们从事的专业的成员。马里兰州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写到，即使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已经开发了的殖民地区，一个“滑稽可笑，动不动就诅咒骂人，并且很粗俗的人”也可以把他“当成绅士看”。令年轻的约翰·亚当斯懊恼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农民把自己既称为自耕农，又称为绅士。在被动员参加“七年战争”的马萨诸塞民兵中，半数以上的连队军官说自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职业。〔18〕

因为，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美洲的“普通手艺人和农民”“同其他国家的绅士一样聪明”，这些普通人经常想要比其他地方更容易地变成绅士。戴维·哈里曾经同富兰克林一道做学徒工，现在在费城他自己当了印刷作坊的主人。可是，富兰克林说，“他很洋洋自得，打扮得像一个绅士，生活阔绰……负债累累，无心顾及自己的生意，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最后哈里逃离了这个国家。富兰克林在年轻时就发现，只要有合适的赞助人，一介平民是很容易同绅士们轻松地混在一起的。当他和詹姆斯·拉尔夫在1724年乘船去英国时，他们“被迫坐统舱里的铺位”，由于“船上没有人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被当成了普通人”。可是当特拉华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弗伦奇上校上船后，他认出了19岁的富兰克林，并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在这时，“其他绅士们”就立即邀请富兰克林和拉尔夫“到客舱里去坐”。然而，富兰克林并没有让这件事冲昏头脑，正如我们所见，富兰克林认识到，在等到他获得足够的财富能永久退出商界，正式成为绅士以前，保持他原有的身份地位是明智之举。〔19〕

但是，其他殖民地居民并没有像富兰克林那样谨小慎微。各地的富裕的平民们，甚至是那些仍旧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想方设法用钱来买绅士的身份。例如，在乡村建造第二处住房是做绅士的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到18世纪70年代，单在费城县就有82个费城人把他们的住宅清楚地标明为“乡村别墅”。然而，这些“别墅”与英国贵族的在乡间的豪华宅邸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们甚至连城郊的小屋都称不上：它们的造价从4英镑到200英镑不等，其中只有10处房屋的价值超过了50英镑。建造一个“别墅”来显示身份的做法传播得非常广泛：在这84人的名单里，包括了13位乡绅、9位绅士、5位医生、22位商人、4位寡妇、3位店主、2位旅店主和26位各种行业的手工艺人。〔20〕

在北部的港口城市里，只有几位“商人王侯”，如费城的德林克家族及沃顿家族，或波士顿的艾默里家族及博伊尔斯顿家族等，他们的财产和地位足以使他们舒服地仿效英国中、小士绅的生活。可是，尽管他们富有，如同绅士一般，即便是这些商人王侯他们也知道他们不能不闻不问生意的得失，做真正的贵族。与母国的同行们相比，他们当然没有那种贵族的气派，也没有那种稳操胜券的运气。即使是最富有的美洲商人也懂得，他们无法撒手不管自己的生意，到欧洲去漫游，像英国富商们那样高贵地生活。像费城的二三百位商人中的大约85％或更多的商人那样，大多数普通的殖民地商人陷入了“一个如此冷酷残忍、充满敌意的世界”，他们不可能“积下一大笔钱财，使我不用日夜辛劳”，因而他们甚至无法装成绅士。事实上，大多数人刚刚从事批发行业，他们常常是从工匠、店主或走私贩做起的。如纽约州殖民地副总督科尔登所说，大多数商人“从最底层突然变成了暴发户”。在英格兰要成为一个商人得需要3000英镑，而在殖民地的费城则只需要400英镑；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缺少资金无法在国内做批发商的年轻英国人移民到美洲来。但是在美洲做生意总是险象环生，做殖民地的商人也总是朝不保夕，人们轻易就能变成商人，也随时能走向破产，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商人破产。在殖民地做商人远比在大不列颠更发达的港口做商人要容易得多，但是也更有风险。〔21〕

殖民地的相对初级的经济状况加深了许多商人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影响力。不论他们在家乡的港口城市拥有什么权威，这种权威很少能波及到乡村。他们非但不能支配农民，反而经常发现自己要依赖农民。他们需要商品供应，而许多农民由于不是定期为市场生产，所以经常缺少“剩余产品”来出卖。不但商人们的供应来源没有保障，而且他们的市场也同样没有保障。结果，就连最富有的商人通常也只能是在极其复杂的交换关系中充作中间人。作为中间商，他们几乎不能专门做某种生意。大部分商人在不同的时间里被迫做着各种各样的差事，他们从事进口、出口活动、做批发商、零售商、制造商、保险担保人、造船人、或是私掠船船长。“商人”（merchant）是专指那些从事海外批发业的人。身兼不同的角色模糊了他们作为“商人”的特别的声誉，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从而也削弱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权威。在如此逆境中做商人无疑会培养出特有的灵活性和具有冒险精神的性格，可是这种敢作敢为和强买强卖的暴发户们极少像贵族那样对社会服务感兴趣。许多人会同意查尔斯·佩蒂特的观点。他认为，不值得去为政治操心费时，“除非它最终能把可以让我获利的生意送到我的手里”。因此，最活跃的商人们并不在政府中服务。〔22〕

诚然，在北部的殖民地有一些受过教育、社会关系良好的专业人士或者拥有能够赋闲的财力的绅士，他们可以按照在18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古典的关于政治领袖的理想去生活。但是他们的人数尚嫌不足。因而，不止一位有地位的绅士抱怨说，殖民地议会里包含了太多的从哪方面讲都称不上是绅士的人，而受过开明的古典教育的绅士则过少。立法机构中含有过多的来自“远离所有行业”的“穷乡僻壤”、“卖糖酒和淡啤酒”的零售商贩；或者含有过多的“简单、没有文化的庄稼汉，他们鼠目寸光，只注意公路的交通规则，消灭狼、野猫和狐狸的事情以及增进他们所代表的某些县的其他一些蝇头小利”。参事会相当于英国的上院。即使是参事会成员们也常常被总督们批评是“家道艰难”之人，或者是“在乡村没有家产而且债务缠身”的人。或者当他们的确有了充足的财富的时候，参事会的成员们又经常是不出席会议，因为正如一位新泽西的参事会的成员说的那样，“那会干扰我的利益和生意”。新泽西总督刘易斯·莫里斯在1745年对商会大发牢骚。概括地说，许多富裕的个人把在参事会的工作当成是“一种负担，他们既照顾不了他们的生意又要付出个人的代价为公众服务”。〔23〕

贵族们相对缺少绅士气质，下层人可以轻易地进入贵族阶层，贵族无法按照古典的政治领袖的标准去生活，以及它易于受到挑战等诸多方面都是殖民地贵族阶层的薄弱之处。这种弱点比其他方面更能说明为什么殖民地政治不稳定及派系重重的原因。有一些家族在地方上尽人皆知，其他人的怨恨与不满无损他们的声誉，而且其他家族也无法与他们的势力相抗衡。就像在18世纪的弗吉尼亚和新罕布什尔殖民地那样，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是一些这样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在起着主导作用，那么当地的政治就稳定，各个派别的斗争就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在任何一个殖民地，皇家权威的强弱几乎并不能决定这种稳定性的强弱。在新罕布什尔殖民地，皇家的权威极其强大，比任何一处殖民地都要强大。但是这种权威仅仅是由皇家总督本宁·温特沃什控制着的一小部分地道的上层人士把持权力的结果。木材交易和为海军提供供给品实际上是这个殖民地大宗财富的唯一来源，朴次茅斯的商业领袖们其实是这个殖民地唯一的贵族阶层。温特沃什通过控制那两项贸易去操纵那些商业领袖，并且在殖民地维持安定局面长达25年之久。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政治也同样相当稳定。然而，皇家权威却十分微弱。在那里皇家权威实际上非常衰弱，皇家总督们完全放弃了统治殖民地的责任，让殖民地的大约40户贵族家族去治理殖民地。这些贵族家族使弗吉尼亚的政界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相对的平静。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统治集团，他们也许在财产和势力影响方面是接近18世纪英国贵族的唯一的殖民地贵族集团。〔24〕

而在殖民地的任何其他地方，即在任何贵族或准贵族阶层势力薄弱而且其内部四分五裂的地方，政界的纷争不断、政治派系纷繁，各个殖民地的显赫人物及显要家族为了政府给予的酬劳和特权相互之间发生针锋相对的冲突。虽然大多数殖民地居民自然而然地认为是英国皇家权威的强行侵入以及英帝国与殖民地的总的关系导致了美洲政治的不稳定和宗派活动，但是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美洲政治上的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既不是英帝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也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英国王室与社会的基本纷争毫无关系。在小小的罗得岛殖民地，与其他地方相比，皇家权威是最微弱的，可是罗得岛是所有殖民地中派系斗争最严重的地方。只有在美国革命之后，一些美国人才开始理解什么是他们的社会现实的真正本质。

但是并不仅仅是英国等级制的最上层在美洲不见踪影或界限不清，而且美洲也缺乏等级制的最下层。等级制的最下层是指像那些仍然是绝大部分欧洲社会的负担的广大贫民。到18世纪，严重的饥馑仍然威胁着欧洲的部分地区。尽管英国自从17世纪起就摆脱了饥荒，但是它还是有许多穷人。伦敦的贫民区充满了邪恶与暴力，贺加斯（用画笔）使这个满是杜松子酒气的悲惨世界得以长存。美洲没有这样的贫民区。虽然到18世纪中期，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城市里穷人的数量增加了，但是美洲人知道，“我们中间”没有“一丝一毫饥荒的危险”。许多美洲穷人，特别是那些在像费城那样的贸易集散地的人，是些暂居此地的过客，他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经济的衰退有时会使穷人比例在殖民地人口中占到10％，但是这仍不能与汉诺威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的穷人相提并论。在英格兰，多达一半的人口定期地或者至少经常地依靠救济生活。当然，英国没有什么像殖民地居民世代奴役的50万黑人那样身份的人，但是它却有众多的边远地区的佃户和乡村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大多数人口没有土地。拥有土地的独立的英国自耕农是母国旧日的梦想。在美国革命的前夕，贵族和士绅地主拥有四分之三的英国农田，他们把地租给这样或那样的佃户。在英国，400户大家族实际拥有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25〕

相反，大多数美洲的农民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我们是自己很小的但也足够的家产的主人”）。在一个由付租金的佃户和租借人占多数的讲英语的世界里，拥有自己的土地的重要性和激进性是不可低估的：即使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它赋予了美洲人独一无二的平等。菲利浦·费西安认为新泽西社会的“平均现象”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平均现象”起自于“那个殖民地非常伟大的土地划分活动，因而也起自于居民中财富的近似的平等现象”。塞缪尔·彼得斯是个对美国革命满怀怨恨的英国圣公会派教徒，也是美国革命的受害者。即便是他也承认康涅狄格也同新泽西没有什么不同。彼得斯在他的《康涅狄格通史》一书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这里一样，小人物和大人物如此同等，没有人缺少衣食住的便利，人们不乏独立的精神。”只有五分之一的英国人拥有土地，而三分之二的白人殖民地居民拥有土地。在美洲存在着没有财产的人（也许在某些地区多达30％的成年男性），但是他们要么是新移民，要么是等待遗产或等待机会迁移并获取土地的年轻人。在美洲人们拥有财产的总的情况决不能与英国的形势相提并论。在英国超过人口60％的人没有拥有任何一种形式的财产。在美洲人们广泛地拥有土地的完全占有权，威廉·诺克斯直率地说，土地的完全占有权“排除了所有服从与依附的思想”。〔26〕

人们对美洲社会截头去尾的性质的描述屡见不鲜。观察18世纪的人和研究18世纪的历史学家们都一直在反复地评述殖民地社会的平等特征。美洲似乎是为共和主义而准备的。它没有压制人民的国教，没有受封的贵族，也没有财富的巨大差别，更没有沦陷在懒惰与贫困中的广大民众。一个炫耀“几乎人人都是土地拥有者”的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完全适合共和主义的社会。〔27〕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个潜在的共和社会同时又是个明显的君主制社会。美洲社会充满了矛盾。与母国相比它在经济上还很不发达，仍然是以农业和乡村为主；它没有多少现代的关系能取代传统的个人的和亲属的关系来把社会维系在一起，它的现代化的关系当然要比英国的经济发达的社会少而又少。不仅白人奴仆、黑人奴隶的法定的依附关系比英国要更加严重，而且殖民地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意味着美洲人比英国人更少有机会用不涉人情关系的市场交换和现金交易关系来替换旧的个人和家长式的关系，因而他们比英国人更易于继续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各种关系，用家庭角度而不是用市场角度来表达社会关系。殖民地社会因此是一个形势紧张的社会，它处于君主制发展趋势和共和制发展趋势的中间，这两种相互抵触的趋势把它各朝相反的方向拖拉。这个社会对服从与依附关系有许多过高的期望，但是与此同时又缺乏足够的个人影响力和庇护力量来实现这些期望。结果，殖民地社会的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力量就特别脆弱，而且不堪一击。

注释

〔1〕1777年8月3日杰斐逊写给富兰克林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2卷，第26页。

〔2〕John Adams，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4卷，第68—69页。Samuel Adams，转引自Edwin G. Burrows和Michael Wallac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he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6期（1972年），第198页。Wragg，见Drayton: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87页。

〔3〕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30页。Wright: Franklin，第166页。

〔4〕Bushman: King and People，第83页。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303页注释。McAnear: Income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s，第70页。Alonzo Thomas Dill: Governor Tryon and His Palace（195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8页。

〔5〕Bonomi: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第194页。

〔6〕Greene编：“William Knox's Explanation for the Revolution,”见WMQ，第3辑，第30期（1973年），第304页。

〔7〕Nicholas Cresswell: Journal of..., 1774—1777，Samuel Thornely编（1924年伦敦版），第255页，第252页。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第139页，第159页。William T. Baxter: The House of Hancock: Business in Boston, 1724—1775（194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24页，第76页。Richard Pares:"A London West-Indian Merchant House，1740—1769,"见Richard Pares和A. J. P. Taylor编：Essays Presented to Sir Lewis Namier（1956年伦敦版），第107页。Morton: Robert Carter，第207页。Fiske Kimball: Domestic Architecture of the American Colonials, and of the Early Republic（1922年纽约版），第70页。J. H. Plumb: Men and Places（1966年伦敦版），第83页。

〔8〕Alan Gowans: Images of American Living（1964年纽约版），第141页，第142页，第149页。Richard Beale Davis: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Colonial South 1585—1763（1978年诺克斯维尔版），第3卷，第1148页。Gresswell: Journal, Thornely编，第252页。Chauncy:"A Discourse on ‘the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1766年），见J. W. Thornton编：The Pulpi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860年波士顿版），第123页。

〔9〕Bernard Beily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An Introduction（1986年纽约版），第82—85页。Bonom: A Factious People，第196—200页。McAnear: Income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s，第32页。

〔10〕Kim: Landlord and Tenant，第267页，第261页。Colden，转引自Bonomi: A Factious People，第195页。“A Plantation on Prince George's Creek, Cape Fear, North Carolina”，见New 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Register，第52册（1898年），第473页。Greene:"William Knox's Explanation for the Revolution," 见WMQ，第3辑，第30期（1973年），第299页。

〔11〕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第21页。

〔12〕Janet A. Riesma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690—1781"（1983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第148页，第152页。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第339页。

〔13〕Greene:"Society, Ideology, and Politics," 见Jellison编：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第14—76页。Weir:"'The Harmony We're Famous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Pre-Revolutionary South Carolina Politics," 见WMQ，第3辑，第26期（1969年），第473—501页。

〔14〕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146页。James T.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New Nation, 1783—1793（1969年波士顿版），第3卷，第41—42页。Isaac: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第24—25页。

〔15〕Morton: Robert Carter，第224页。Emory S. Evan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Virginia Aristocra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Nelsons," 见Darret B. Rutman编：The Old Dominion: Essays for Thomas Perkins Abernathy（1964年夏洛茨维尔版），第73—74页。Dixon Wecter: The Saga of American Society: A Record of Social Aspiration, 1607—1937（1937年纽约版），第27页。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211—212页。Carl Bridenbaugh: Myths and Realities: Societies of the Colonial South（1963年纽约版），第27页，第14页。Robert L. Meriwether: The Expansion of South Carolina，1729—1765（1940年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版），第191—192页。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101页，第211页，第234页。

〔16〕Greene:"Society, Ideology, and Politics,"见Jellison编: 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第65—76页。Breen: Tobacco Culture，第167—168页，第iii页。Wood:"Rhetoric and Realit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WMQ，第3辑，第23卷（1966年），第27—30页。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09—114页。

〔17〕A. Roger Ekirch:"Poor Carolina":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North Carolina，1729—1776（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81—82页。

〔18〕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13页。Edward M. Cook, Jr.:"Social Behavior and Changing Values in Dedham, Massachusetts，1700 to 1775,"见WMQ，第3辑，第27期（1970年），第576页。约翰·亚当斯1761年1月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 Diary of John Adams，第1卷，第198页，第28页。Anderson: A people's Army，第55页。

〔19〕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Lemay和Zall编，第54页，第32页。

〔20〕Klein: Portrait of an Early American Family，第168页，第292页。

〔21〕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第20—36页，第202页，第46页，第159—160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2页。Doerflinger:"Philadelphia's Merchants and the Logic of Moderation，1760—1775," 见WMQ，第3辑，第40期（1983年），第197页。"Mr. Colden's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 见O'Callaghan和Fernow编：Documents Relative to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第7卷，第795页。

〔22〕Robert E. Mutch:"Yeoman and Merchant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as a Case Study,"见Societas—A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第7期（1977年），第279—302页。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第135—164页，第183页。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第113页。

〔23〕William Douglass: A Summary,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of the First Planters, Progressive Improvement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North America（1749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507页。William Smith: History of the Late Province of New York, from Its Discovery to...1762，第1卷（1829年纽约历史学会《学报》，第4期），第309页。Jessica Kross:"'Patronage Most Ardently Sought': The New York Council，1665—1775,"和Thomas L. Purvis:"A Beleaguered Elite: The New Jersey Council，1702—1776," 见Daniels编：Power and Status，第208页，第251页。

〔24〕Jere Daniell: Experiment in Republicanism: New Hampshire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41—1794（197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33页。Greene:"Society, Ideology, and Politics,"见Jellison编：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第14—76页。

〔25〕Gadsden，见Drayton: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82页。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第34—35页。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63年伦敦版），第19—24页。Wellenreuther:"A View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Angermann等编：New Wine in Old Skins，第16—17页。

〔26〕1775年12月4日塞缪尔·奥斯古德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3卷，第352页。Farish编：Journal of Fithian，第160页。Samuel Peters: General History of Connecticut...（1781年伦敦版），Samuel Jarvis McCormick编（1877年纽约版），第221页。Greene:"William Knox's Explanation for the Revolution,"见WMQ，第3辑，第30期（1973年），第299页。Keith Tribe: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1978年伦敦版），第32—33页。

〔27〕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00页。

第八章　社会关系的松动

也许这个多少共和化了的君主制社会将会更加成熟，等级制更加分明。到18世纪中期，殖民地的一些地区的社会阶层比以往更加分化，社会差别似乎也在强化。富人变得更富，穷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尽管某些地区社会状况不太稳定，共和思想开始到处传播，但是在大多数殖民地里统治阶层更加突出，内部联系也更加紧密，他们也比以前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1〕

然而，殖民地社会的状况与母国社会状况只是表面的和部分的相似，北美洲的等级制和庇护制十分脆弱，几乎没有可能得以巩固和加强。因为正当北美洲社会的某些部分似乎变得更像英格兰社会的时候，一些强大的力量变得越发强大，正在改变着一切。

这些基本力量正是18世纪后期民主革命最重要的根源。当然，它们并不是北美洲所独有的，它们遍及了整个西方世界。可是由于新大陆的社会已经更加民主化，而且社会基础薄弱，所以这些力量的作用似乎更加强大和明显。在18世纪后期，全欧洲都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但是在北美洲这场民主革命比任何地方都进行得更加深入。人口的快速增加、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及前所未有的迁徙运动重新塑造了这个社会，它们对旧的、以从属性家长制关系的和个人关系为基础的君主制社会提出挑战，并且进一步地侵蚀着这个社会。

像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大多数美洲人很难理解这些基本力量在西方世界发挥了何种巨大作用。他们当然注意到了他们生活习俗中发生的变化和混乱的状况，可是由于人们对君主等级制已经习以为常，又希望社会稳定与持久，所以他们大多不想知道，更不了解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同欧洲人一样，北美人竭力想弄清发生的变化，他们想方设法地去解决由这种分离和独立造成的难题和焦虑。从18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历史就是讲述这些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的历史。同大英帝国的冲突以及美国革命本身只不过就是这个宏篇巨著中的突出事例而已。

早期美国历史的基本史实是人口增长和迁移的历史。至少是从18世纪初期起，殖民地的人口呈爆炸性增长。事实上，由于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使得北美殖民地的人口比西方其他地区增加的速度更快。从1750年到1770年，人口由100万增长到200多万。从1770年到1790年，人口又增加到400万，每20年人口就翻了一番。

再者，这种人口的增长并不是纯自然增长。也是在18世纪中期，成千上万的移民潮水般涌入新大陆，他们中有来自英伦列岛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新教教徒，也有从莱茵河谷来的德国人。单是在1764年到1776年之间，从英国移民到美洲各殖民地的人数就有12.5万人。从殖民地各港口，尤其是从费城港，这些来自英国和欧洲的移民会同大批殖民地内部的移民一起，四面八方分散到北美洲大陆东部各地。〔2〕

在大约一个半世纪里，殖民地居民一直生活在大西洋沿岸几百英里宽的狭长地带里。在18世纪中期他们开始感到人口增长的压力了。在东部，过分耕种的土地已经开始贫瘠。老城镇，尤其在新英格兰地区，似乎变得很拥挤，大量的年轻人已经到了成年，可是他们的父辈没有土地可以给他们。政界无法吸收越来越多的怀有壮志的人。像波士顿的威廉·胡珀和费城的休·亨利·布雷肯里奇这样的受过教育又有雄心的年轻人，动身到遥远的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边疆地区落户，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没有他们“插足之地”。殖民地居民中的扩张愿望突然变得强烈起来。人们梦想着西部的土地，他们建立土地公司，向殖民地当局和皇家索要土地，并且经常能得到大片的土地，他们威胁着俄亥俄谷地的法国人以及从南到北的印第安人。〔3〕

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迁移，他们跨越几十英里、上百英里、甚至上千英里，从这个村庄迁徙到那个村庄，从一个殖民地搬到另一个殖民地。迁移活动并不是井然有序地进行的，人们也不是直接就迁居到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一些人涌进定居点，另一些人又迁出来，一些建立很久了的县镇接纳的人和送走的人一样多。数以千计的定居者们席卷而入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像古时（野蛮）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一样”（威廉·伯德语）蜂拥南下，沿着弗吉尼亚的蓝岭两侧进入南北卡罗来纳。从约克、宾夕法尼亚到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的沿途上的小镇迅速地发展起来，为过往者服务，并把自己的物产送到远方的市场。还有一些人，主要是被驱逐的苏格兰高地人，从海路直接来到南北卡罗来纳地区。〔4〕

定居点的发展是惊人的。在宾夕法尼亚，从1756年到1765年之间有29处新定居点建立起来，这10年间建立的定居点比以前的75年里建的还要多。从1750年到1775年，北卡罗来纳的人口增加了6倍，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地区发展成第四大的殖民地。有人在1767年并不夸张地写道：“不论古今，鲜有哪段历史记述了像北卡罗来纳地区那样，人口在穷乡僻壤如此迅猛增长的史实。”就连小小的佐治亚人口也从1751年的2300人增加到1773年的33000人。〔5〕

1759年英国征服法国，1763年和平时期到来了。殖民地居民似乎最终做好准备，去开发利用新近获得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疆土。詹姆斯·沃尔夫将军于1759年在魁北克取得胜利，紧接着投机者和移民们就来到尚普兰湖周围的地区，又沿着莫霍克西行进入纽约地区中部。在1761年到1771年的10年间纽约地区的人口增加了1倍多，从8万人增长到16.8万多人。18世纪60年代初期，猎人们和像丹尼尔·布恩那样的探险家们开始打开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的通路。大多是小农的移民很快就尾随其后。有些人南下到霍尔斯顿谷地和坎伯兰河及田纳西河的源头地区，另一些人北上进入俄亥俄谷地和肯塔基盆地。一些人沿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与从英国新的殖民地西佛罗里达地区的南部殖民地经陆路而来的移民会合，形成了对新的西部领土的巨大的合围。〔6〕

到18世纪中期，就连平静的新英格兰也群情骚动，纷纷外迁。一些人只是在城镇之间转来转去，从内陆到海港，或从海港到内地，时时刻刻在寻找新的机遇和生活保障。波士顿的人口总量并没有增加，但是年年岁岁却人不同。在东部更边远的地区新的城乡拔地而起。在1741年到1780年之间，马萨诸塞殖民地90％的新定居点建在沃塞斯特以西的一些县里。许多新英格兰的农民放弃了在本地区原有的殖民地里寻找机会，而是动身到新开发的偏远的地方，甚至到了英国刚刚扩展的领土的边缘。马萨诸塞殖民地和康涅狄格殖民地的居民们不但成群结队地流动到新英格兰北部和新斯科舍地区，而且开始向远方的宾夕法尼亚的萨斯奎哈纳和密西西比河下游迁移。在1773年和1774年有400户家庭从康涅狄格向西佛罗里达迁移，事实上，这是西佛罗里达人口增加最多的一次。众多的康涅狄格农民大量迁居到宾夕法尼亚的怀俄明谷地区，以至于康涅狄格在1769年想要把它的司法行政管辖范围扩展到这些在宾夕法尼亚的定居点，并在1774年试图要把他们兼并到自己的某个县里，其结果必然是两个殖民地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斗。从1760年到1776年，大约有2万人从新英格兰南部沿着康涅狄格河北上，进入新罕布什尔和后来成为佛蒙特的地区。在同一时期，马萨诸塞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缅因，建立了94座城镇。从1760年到1776年在新英格兰北部总共建起了264座新的城镇。〔7〕

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居民需要土地，突然之间，在1763年大量的土地唾手可得。在边疆地区，如在新英格兰北部和纽约地区、宾夕法尼亚西部和弗吉尼亚西部以及南北卡罗来纳，土地通常仍然价格低廉，很容易获得。可是需要土地的人越多，土地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某些好地带的土地价格飞速上涨，如弗吉尼亚的斯汤顿变成了热闹繁忙的贸易集散地，4块城里的空地在1775年只卖10英镑，5年后卖100英镑。大约10年以后，这些空地的价格涨到了数千英镑。谢南多厄谷北部的各处土地在1745年到1754年间被转手倒卖，价格比原来涨了3到10倍。北美洲人过去也曾买卖土地，但是从未有过如此大的规模。〔8〕

土地投机热似乎感染了社会各个阶层。有些人像罗得岛纽波特的牧师、后来的耶鲁大学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那样，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地区做小块土地的投机生意，而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的大人物则谋划着囊括西部未开发的数百万英亩的土地。即使是小户农民买卖自己的土地，所得的利润也很可观。欧洲的来访者惊讶地发现，这些农民为自己曾相继拥有过多少种植园而感到洋洋自得。家庭农场现在大多被看成是商品，而不是祖传的家产。由于人口的流动加上如此规模的土地买卖，人们越来越难以维护任何传统的社区观念。每一次的迁移都使家庭和社会的纽带更加脆弱，根基更浅薄。一位深感震惊的英国官员写到，殖民地居民“充满了热望，跃跃欲试”，不停地迁移。“他们不依恋乡土，四海为家似乎是他们的天性，但这种天性带来的弊端是，他们总是以为远方的土地要比自己脚下的土地好得多。”〔9〕

人口的增长和流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社会的政治机构无法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大多数小的殖民政府对各种发生巨大作用的变化置若罔闻。在许多殖民地，尤其是在中部殖民地，立法机构的代表人数无法赶上人口增长的比例。例如，纽约殖民地议会在1730年每名议员代表320位成年白人男性；到1770年，每名议员要代表1065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情形更加糟糕：1730年每名议员代表336位成年白人男性，而到了1770年这个比例变成了1比1301。在美国革命前夕，宾夕法尼亚有人口25万，而议会只有36名议员。尽管这种不成比例的代议制在英国司空见惯（上院本身就是不平等和怪现象的大杂烩），但是殖民地居民长久以来习惯于更直接、更均等的代议制，这种小俱乐部式的议会日益成为众矢之的。〔10〕

人口的增长和迁移削弱和破坏了家庭、教会和邻里的关系。年轻人变得更加自主，更加独立于家长制和庇护制的关系。家庭与大社会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了，相距越来越远的亲属关系变得疏远，甚至中断。一位母亲哀叹道，大批的孩子不断地离开年长的父母，“与陌生人为伍”。“哦，我的孩子们天各一方”成了后来无数美国父母的口头禅。无休止的迁移使家族成员分散到各地。虽然普雷斯顿家族、坎贝尔家族和布莱肯里奇家族在18世纪40年代才在谢南多厄谷北部的贝佛利庄园安家落户，但是在几十年里他们的家族成员已经遍布在弗吉尼亚西南部，并向南到达了霍尔斯顿河地区。迁徙一次比一次容易，甚至连功成名就的威廉·普雷斯顿（先后担任过地方治安官，县行政长官和议会议员）在其一生中同家人一道先后迁居过三次，他们急切地高价卖掉一处田产，再低价买进另一处。〔11〕

随处可以获得的土地为债务人、破产者和其他人逃避从属关系打开了方便之门。弗吉尼亚的奥古斯塔县关于拖欠和无力偿还税款的报告表明，这些人奔向四面八方。许多人西行到肯塔基，一些人到弗吉尼亚的其他地区，还有些人进入宾夕法尼亚、佐治亚或田纳西。不断变换村庄、变换工作的人急剧增加。许多人来到小的殖民地城镇，那里条件很差，无法安置他们。到1772年，费城的穷人的比例比20年前增加了8倍，建立多所济贫院，济贫院里人满为患。各地旧的等级制被打破，传统的家长制关系也被割断。〔12〕

在新英格兰地区，“游手好闲和身无分文”的人成倍增加，城镇需要建立许多贫民习艺所，在1750年马萨诸塞第一次开始管理这些“劳动场所”。到1760年，新英格兰一些县里来往的过路人和到处闲荡的穷人人数比前一个10年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未有过如此多的男男女女生活在异地他乡。到18世纪末，就连罗得岛仅有5千人的普罗维登斯市也让人觉得“陌生人比比皆是”。〔13〕

新英格兰的这种人口流动给这个地区古老的流浪警告法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法令一直是旧的家长制从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文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归属于某一地区。如果流浪者在某个城镇居住了到某一段期限，他们就被看成是当地人了，当地就要为他们的生计负责。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规定的居住期限是3个月，马萨诸塞是一年。流浪警告法是用来免除当地这一义务的：被警告的人不能再拥有合法的居住权。从18世纪中期起，被各个城镇正式警告的人日益增多，以至于城镇官员不再分别给每个人写正式的警告令，而是列名单张榜公布。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开始把确认过往者身份的责任从当地社区转移到过往者本人的身上。在1771年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康涅狄格和新罕布什尔无法再维持他们居住3个月即可获得居住权的政策，他们把期限扩展到一年，同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法令相一致了。不断增长的移民浪潮冲击着整个旧的制度。到18世纪90年代新英格兰人终于不得不承认人口流动的现实，他们最终放弃了古老的流浪警告法。因而，人们至少可以在自己的州之内自由地穿梭在城镇之间，而不会遭到警告或驱逐的处罚。〔14〕

在有些地区人口流动十分频繁，流动量非常大，人们过去所了解的社会很难再被重新建立起来。在刚开发的边疆地区逐渐兴起的等级制自然是粗制滥造的，大有风雨飘摇之势。尽管在1733年威廉·伯德曾认为弗吉尼亚南部是“不开化的地区”，但是到1746年这一地区遍布着成群结队而来的移民，一个新的县——卢嫩堡诞生了。这些早期移民大约有650户人家，他们散落在方圆5000平方英亩的县里。他们大多是只拥有少量田产的小户农民，80％的家庭没有任何奴隶。在这样刚刚建立的社会，社会差别很难产生，那些取得了权力的人也很难保持其权势。这个县最初的12位法官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比他们管辖的人民富裕。其中的5个人不拥有任何奴隶。在这个县成立的最初的几十年里，法官频频更换，39个人进进出出12个法院的席位。教会也不稳定。在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开发较早的地区，法院的法官和教区的教区委员常常由同一些人担任，可是，在早期的卢嫩堡情形大不相同，没有哪位绅士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垄断这些权力。直到1759年，这个县才有了一位有声望的牧师，在那里任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县建立12年之后，这位牧师仍然发现大量的人“自从接受洗礼后从未或极少进过教堂”。〔15〕

在接着的几十年里，虽然卢嫩堡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会等级制，并且具有一定的文明程度（例如，到1760年索要猎捕野狼奖赏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源源不断涌入的移民使这个地方很难像老的沿海的县那样稳定。因此它的社会差别仍然很微弱，政治动荡不安，权威结构时时面临着挑战。士绅阶层无法建造像原来泰德沃特地区那样精美的砖瓦房，他们最多也只能建造漆成白色的小木板房。卢嫩堡的领袖人物随意诅咒、酗酒和斗殴，没有一点绅士风度。罗伯特·曼福德对当地十分了解，根据他的所见所闻在他的剧本《候选人》中刻画了这些无耻之徒。在弗吉尼亚南部确实存在暴发户出身的士绅，他们对选民随意许愿，也存在整日醉醺醺的行政官，还有一些候选人脱光上衣，准备一路打进议会。〔16〕

在一些地区，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因素也很难找到。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县是在这些殖民地中发展很快的一个县，可是到了1758年，即建县6年之后，威廉·菲尤仍然发现这里“既没有学校，也没有教堂和教区，也没有医生和律师，也没有商店、食品店或旅店……在最初的两年里，没有任何行政官员、牧师，只有一个地方治安官、一名警察和两三个巡回教士”。〔17〕在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的情况就更差。在18世纪60年代，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大多是苏格兰—爱尔兰裔新移民，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组织，定居者们完全是离群索居地生活。

查尔斯·伍德梅森是位饱经磨难、意志坚定的英国圣公会巡回牧师，好像菲尔丁小说里的人物。他哀叹道，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生活。他给我们留下了这些卡罗来纳早期移民生活难忘的画卷。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美洲荒山僻野”里每日的“跋涉”使他震惊，让他受苦受难。“贫困就是家常便饭，我经常是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沙土。一方面要与匪帮、无耻堕落之徒和人类的渣滓周旋，而且在这荒野上众多的女教徒怀有身孕；另一方面几乎没有朋友，没有助手相帮，要征服险阻，面对危险，这会使任何来过这一地区的教士望而却步。”〔18〕

当他把英国圣公会教带进“这片蛮荒之地”时，这个地区也需要其他的文明因素。他从未见过如此“寡廉鲜耻的人，他们粗野、愚钝，举止粗俗，没有文化，也没有教养”。那里不存在什么社会机构，没有法院，没有学校，没有教堂。绅士或者就是识字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人们像“猪狗一样”住在家徒四壁的简陋的小屋里，“没有被褥，或任何可盖的东西”。他们却儿女成群，“每个房子里都住着10到12个年幼的孩子，当男孩子到18岁，女孩子到14岁就结婚，所以在许多房子里你可以见到10到15个孩子。儿子和孙子一样大，母亲看起来和女儿一般年轻”。可是由于没有牧师，所以许多人并不结婚，而是“同居在一起，人们交换他们的妻子如同交换牲畜一样，生活在原始状态，比印第安人还要伤风败俗”。“人们似乎无所事事，许多人只靠猎杀野鹿来糊口”，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荡，酗酒成性，没有鞋袜，衣不蔽体，妇女只穿一件短衬衫和一条裙子。（“印第安人的衣食住要比他们好得多。”）他们不知羞耻，“赤身裸体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更换内衣和外衣都毫不避人”。伍德梅森无法下咽他们的食物，“他们的炊具极脏，令人恶心”。因此，他旅行时随身携带着所有用品，“装备得像一辆运输车。如果我不带的话，我就要挨饿……在很多地方，他们只有饮水用的瓢，没有碗盘刀叉，没有杯子或其他用具”。换句话说，他们缺乏文明生活最起码的必备用品。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缺少宗教，至少是伍德梅森的宗教。他要召集人们听他的布道困难重重。当他终于聚集了一群人时，“出于好奇，而不是虔诚”，这些人侮辱嘲弄他，有一次告诉他“他们这里不要他妈的黑袍杂种”。在其他的时候，当他布道时，他们放狗狂吠，或“老习惯地”酗酒，或“像印第安人一样放枪、起哄和叫喊”。伍德梅森对自己说：“只有木人石心才能勇敢地忍受这些来势凶猛的恶意、愚顽和无耻的行为！”怀着基督徒的怜悯心和“绅士应具备的藐视心理”，他忍受了所有的一切。〔19〕

伍德梅森主要是以绅士的身份来描述他所见到的人类堕落的景象的。有好几次他都在想有教养的英国人该会如何看待这些在穷乡僻壤的卡罗来纳人。“温文尔雅的伦敦人一定会瞠目结舌。”然而伍德梅森说，这片荒野“决不是我所希望任何绅士来旅行或定居的地方”。那里“没有文质彬彬的人”，甚至没有“一个识字的人，或见过世面的人，没有聪明的头脑，没有有能力的人”。“在世界的这个地方绅士的命运是多么凄惨啊！”这就是在没有文化的蛮荒时代的人类生存状况。〔20〕

伍德梅森多次把当时比作蛮荒时期，并把移民们与印第安人相提并论。他把卡罗来纳偏僻落后的地区看成是混沌初开的世界。在这块地方能够“产生某种社会形式”之前，“事物初始时期情况只能如此”。并不是人们居住得太分散，无法过社会生活。事实恰恰相反：虽然很多地方“刚刚被开发……人口就已经像英格兰一样拥挤了”。这些边疆地区的居民似乎只是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和寻常的文明特性。他们既没有怜悯之心，也不互相同情。“这些人常常对病人置之不理，而不是去探望他们，因此，无亲无故的异乡人的处境是非常凄惨的。”社会四分五裂，没有什么能把它凝聚在一起。对于热衷于社交的18世纪的人们来说，这种状况实在是骇人听闻。〔21〕

南卡罗来纳边地的状况是个极端现象。也许伍德梅森对当地的状况有些过分渲染，因为其他地区并不如此。但是在18世纪中期，各个殖民地人口的突然增长和流动破坏了从一开始就不稳定的传统的君主制关系。人们摆脱了传统关系的束缚，以崭新和从未预料过的方式变得独立起来。这种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大规模的流动是18世纪后半期和至少19世纪影响北美洲社会最基本和最解放的力量。但是它并不是唯一产生作用的力量。

与人口增长一道产生作用的是美洲经济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改造社会方面几乎和人口增长起着相同的作用。在18世纪40和50年代进出口量快速增长。价格不断提高，大西洋世界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一切促使越来越多的北美洲的农民为远方的市场进行生产。大大小小的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们开始由种植烟草转向生产粮食。在1760年到1770年弗吉尼亚对西印度群岛的玉米出口量增加9倍，它向南欧的小麦出口量增加了7倍。它向各地出口的面粉产量从15吨暴涨到2591吨。到美国革命的前夕，老查尔斯·卡罗尔已经看到北美洲几乎成了“欧洲的谷仓”。难怪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对美国未来的商业充满了信心，他不无调侃地说：“只要吃饭仍是欧洲的习惯时”，美国“就永远都会有市场”。〔22〕

尽管这些有关进出口的统计资料是我们所能掌握的了解当时情况最好的数据，但是它们挂一漏万，无法全面反映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大英帝国相比，美洲殖民地的经济非常落后，处于初级阶段，因此这种突然兴起的商业化的作用被夸大了许多。这些作用既令人振奋，又让人感到震惊。大西洋两岸对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日益增长的需求在各个殖民地引起连锁反应。城镇之间瞬间形成网络，把产品送往市场，众多新来的人从事着车夫或旅店店主等各种职业，为城镇服务。南部殖民地的烟草种植和烟草市场长久以来一直束缚着城镇及贸易中心的发展，但是由于南方的北部地区转向粮食作物的生产，一系列通往偏远落后地区的居民点兴建起来。近乎一夜之间巴尔的摩、诺福克和亚历山大等港口拔地而起，人们把越来越多的商品输送往大西洋世界的各地。在美国革命发生的大约前10年间，诺福克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一倍多，成为英属北美殖民地中第五大的城市。〔23〕

几乎在所有的殖民地，尤其是在北部和中部殖民地，越来越多的中小农民生平第一次为市场开始生产“剩余粮食”。在18世纪中期为与法军作战的军队提供粮食已经刺激许多农民扩大粮食的销售量。但是比新兴的市场更加刺激农民提高生产力的是他们不断增加的消费机会。他们希望提高生活水平，购买更多的“奢侈”消费品。这些愿望激发农民更加勤奋工作，生产更多的“剩余粮食”。普通百姓收入的增多，期望也越来越大，这表明一场对传统消费习惯的革命已经开始。普通民众现在有了经济能力来购买以前只属于士绅阶层的特权所有的“奢侈”商品，例如茶叶、茶具、丝巾和羽毛床垫等等。〔24〕

可是并不是普通民众日益增长的购买能力引起了这场消费革命，而是社会等级制的虚弱及社会的竞相模仿行为促使这场革命发生。在英国，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下层民众模仿上层人物的穿着打扮、效仿使用某些用品的行为是“产生消费社会”背后的推动力量。正如某位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英国这样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平缓和轻而易举的过渡”必然会促进模仿消费行为。如果买一辆四轮马车或一套斯塔福德郡产的茶具就能登上一级社会等级制的台阶的话，那么为获得这些物品而更加努力地工作是值得的。〔25〕

北美殖民地的等级差别的界限比英国还要模糊，因此这种模仿式消费更是值得去做。事实似乎已经很明显，殖民地居民比英国人更津津乐道于这种消费。所有各殖民地的“普通百姓”似乎“比英国的百姓更急于展示自己”。毕竟当各个等级之间的差距很近时，一个人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就可以从一个等级攀上另一个等级。“在这种地方，财富的分配是如此的均等，人人都必然会同他的左邻右舍在服装家具等方面互相攀比。”其结果就是人们“无休止地竞争，每个人都竭力地把他后面的人甩得更远，尽力赶上或超过前面的人；人人都急速地离开地位低于他的人，去追赶地位比他高的人；而地位高于他的人同样迅捷地甩开他”。因而在美洲

小贩就是大商人，商人就是绅士，绅士就是贵族。我们是贵族之国。

大众贵族：我们中间没有老百姓这种人，利欲熏心追求时尚，这个物种完全垮掉了。〔26〕

社会保守人士怨声载道，他们被这种摆阔气讲排场的挥霍消费和由此引发的社会混乱深感惊恐不安。神职人员和士绅阶层声讨“奢侈”的罪恶，引用传统的共和观点及新教的言论赞扬正直和俭朴，告诫暴富的危险。他们明白像弗朗西斯·哈钦森那样的哲学家们曾提倡给进口奢侈品附加高额税，“这样各种各样的下层人有可能永远不会使用这些东西了，下层人的消费可能会远远大于为数不多的富人的消费”。有些人认为，普通百姓如果被锦衣玉食和奢华所诱惑，大肆铺张浪费，就会丧失劳动的动力，变得懒散放荡。在美国革命前夕，一些殖民地居民居然建议实施禁止奢侈的法规，以便强制人们生活在自己的等级范围之内。〔27〕

可是，还有一些人从消费和生产力的变化中发现了产生新思想的源泉。伯纳德·曼德维尔和后来的戴维·休谟都认为，远远不是像严厉的共和派的道学家说的那样，奢侈和普通群众要获取商品的欲望以及追求时尚的行为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罪恶；恰恰相反，它们刺激人们进行生产，激发人们勤奋工作，并有助于介于贵族和穷人之间的中产阶层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发展最终使得像亚当·斯密那样的理论家们认识到：与长期流行的观点相反，劳动根本不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之上的，它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主要因素；劳动实际上有可能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但是这些新观念发展得很缓慢，尤其是在北美殖民地。许多北美人仍旧认为，贫困和饥饿的威胁是唯一能促使普通群众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因此，人们的收入越低，他们就会越节俭和越勤劳。〔28〕

18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一切突然使人们对这种传统的观点产生怀疑。詹姆斯·奥蒂斯在1761年说：“贫困决非是勤俭的基础，它却常常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奥蒂斯特别急于把自己同像托马斯·哈钦森那类富有的贵族区分开，那些人认为波士顿和马萨诸塞的社会问题就在于“这些地方的普通人生活过得太好了”。奥蒂斯代表了新一代人的观点，他说，北美人没有享受不了的奢华。他们再富裕或进口再多的商品也不算过分：“假使我们能够用出口来支付进口的话，进口的商品越多越好。”〔29〕

大多数北美人也同样认为，即使他们无法出口足够的商品去支付进口商品的话，进口商品也还是多多益善。在美国革命前的岁月，殖民地从英国的进口量急剧增长，从1747年的出口商品总值不足100万英镑飞涨到1772年的接近450万英镑。各种各样的店主和小商小贩们都卷入了进口和销售英国纺织品的活动中，而这种贸易一直是由殖民地的最富有和最有特权的大进出口商人所把持的。作为对策，这些大商人试图成立初级商会来阻止暴发户进入他们的等级。可是英国的信用贷款随处可得，英国的出口商又愿意同殖民地的任何人做生意，所以殖民地大商人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到18世纪60年代，一个伦敦大商行只在北方一处港口就可能同时与150位商人做生意。所有这些说明，在各地的港口城市庇护制的传统联系被进一步地削弱了，“大商人”这个称呼尽管理论上仍只限于从事与境外做批发贸易的商人，但是这个称呼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30〕

但是对北美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是1745年之后突飞猛进的进出口贸易，而且还有北美本土和内陆贸易的发展。道路条件得到改善，市场信息更加可靠，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新兴城镇建立起来，这一切促进了殖民地向本地的、地区的和各殖民地之间的市场进行生产。到1768年殖民地的生产者们每年向宾夕法尼亚提供8千双鞋。在许多城镇，20％到30％甚至40％的男性居民从事着某种商业或手工业。在1767年马萨诸塞的哈弗里尔镇居民不足300人，但却有44家作坊和19家磨坊。到18世纪60年代费城大批的移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成为技师和工匠，人数如此众多使英国当局大为震惊，他们担心北美的制造业会同母国相竞争。然而不光只是更多的工匠为本土和内陆市场进行生产，许多农业人口本身也在从事着制造业和商业活动。〔31〕

我们现在只是刚开始认识北美人民对被历史学家称为“早期工业化”的参与程度，在这一时期农村的手工制造业同商业化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可是与英国和欧洲不同，美洲的农村手工制造业一般说来并不是商业资本家用包买商制度（putting-out system）利用贫苦的农民和无土地的劳动力生产的结果；更常见的情况是发展中的农业家庭成员成了兼职的生产者和工厂主，以便改善自己的生活。在已经开发的地区，许多农业家庭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可耕地越来越少的双重压力。毫无疑问，他们要么得像越来越多的人那样向新的西部地区迁移，要么就得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做生意来补充家庭收入。但是很多家庭跻身于工业和市场活动并不只是使收支相抵，而且是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是那些并不为出口国外而生产农作物的农民也急忙地为当地市场生产商品。他们让妻子儿女们织布、制帽、整理鹿皮和海狸皮毛、制圈、制桶、造酒，或者生产任何能卖给本地商店的东西。在美国革命前夕，马萨诸塞西部小小的北安普顿镇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拥有非农业收入。在一些北方的农业镇，人们似乎除了不干农活之外，什么都干。

尽管有关地方工业的直接统计资料难以找到，文字资料和间接资料表明，在乡村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家庭手工织布发展非常迅速。北方和南方的皇家总督们都对殖民地的家庭纺织业的发展程度感到吃惊。弗吉尼亚的副总督弗朗西斯·福基尔说：“种植园主的妻子们纺棉花”不仅是为了家用，而且是为了到当地市场销售。在中部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手工纺织业更是普遍。新罕布什尔总督温特沃什估计，在他的殖民地价格高昂的亚麻布的年销售量是2.5万码。在与大英帝国发生危机冲突时期以及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拒绝进口英国货物时期，一些北方城镇宣称其布匹的年产量是2万或3万码。新泽西的伊丽莎白镇吹嘘说在单单一年里它生产了10万码亚麻和毛纺布。在1775年费城的小商贩和手工业工人成立了“美洲制造业联合公司”，它雇用了300名妇女和儿童在家庭里进行生产。各地的人们都在纺纱织布或做些东西以便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能力。内地的商业中心如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等迅速发展起来以适应其不断增长的商业需求。在1759年兰卡斯特有许多零售商，可是只有一人正式被称作“商人”（merchant）；到1770年有22人声称拥有这一称呼，他们只是店主，盗用这个称呼。这种做法只是即将发生的重大转变的前兆，即美洲的对内贸易将取代对外贸易变成为美洲繁荣的基础。〔32〕

在18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而殖民地的本土贸易与之相比却仍然很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现在，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北美人突然开始大规模地体验几代英国人早已熟知的事情。一种新型的商业世界迅猛兴起，它不仅仅同母国和其他国家，而且也在本殖民地和殖民地之间互相交换商品、提供服务，人们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去认识和理解它。当然，殖民地之内和殖民地之间以前就有贸易交往，但是从未有过如此规模。本土贸易的陡然扩大，加上美洲社会等级制固有的虚弱带来了社会问题，而大多数英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学会与这些社会问题共处，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在北美洲现在似乎是人人在做这样或那样的“买卖”，人们“做生意”时“精明与手艺”尤其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是一种本事”。并不是由那些被称为“进出口商”进行的传统的对外贸易令人担忧，恰恰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进行的国内贸易的规模使人忧心忡忡。人人似乎“都渴望只凭头脑而不是靠双手来谋生”，人人都想做买进卖出的商人。游客和旅行者吃惊地发现，众多的美洲人“所有的心思”都是“放在赚钱牟利上面”。有时“好像大家都是靠你买他卖为生，只有少数人从陆地或海里生产些东西”。〔33〕

在这种商业环境里，由于农民和商贩借债购买土地和牲畜或投资某些他们认为会赚钱的项目，殖民地居民之间借贷急剧增加。这种用未来的赢利来还债的方式不同于那种小乡村里的“记账”方式，乡间邻里间彼此熟悉，互相往来，并不需要债务利息。新的商业借贷大多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们之间签订正式的、标明利息的债务契约。康涅狄格的几个县法庭办理所有债务案件中，这种签约案件所占的比率由1700年的20％增加到18世纪中期的80％。由于这类借出和借入常常是跨地区的，债权人不再愿意只凭着邻里间相互的记账法，他们通常要求居住在另一地区的债务人正式地签发本票，或立下合同规定还款的最后期限和利息。这些书面合同所代表的义务完全不同于旧式记账方式所代表的义务：它们表明了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主要是或纯粹是经济关系，而不是要发展建立在相知相识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对很多乡村的殖民地居民来说，这些书面契约把没有人情关系的市场关系强加进曾靠民俗和乡约治理的生活中。〔34〕

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居民以这种方式借贷，从而他们开始参与改变出借贷款和偿还债务原有含义的漫长过程。出借贷款仍旧常常被认为是做善事，是对那些生活上暂时遇到危机的人的互助，而不是做生意。因此，债务人生活富裕却拒绝偿还债务，有违道德，可以被公正地关进监狱。被欺骗的债权人就有权利榨出债务人隐瞒的任何财产，并期望债务人的家庭、朋友或庇护人援助他们。〔35〕

罗得岛在18世纪的所有殖民地中是最开放、最具有实业精神、也是最“现代”的殖民地，那里几乎是人人都在经商。它也是制定具有深远意义的为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减免债务法规的殖民地。罗得岛的破产法规是极其现代的，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做法：他们保护破产的债务人的未来收入不受债权人扣押，这实际上承认了债务具有风险性和经营性的新特征。然而，这项创举要被普遍地接受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36〕

当殖民地居民扩大本土贸易时，他们必然会更多地使用纸币。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纸币是“私人信贷票据的公共变体”。〔37〕到18世纪中期，许多殖民地居民逐渐地认识到，纸币不仅仅只是权宜之计，战时政府能够用来支付食品和服役的费用而不必突然增加税收。商人店主和为市场进行生产的农民以及所有介入本土贸易或零售贸易的人都已发现了纸币的价值。正如南卡罗来纳的殖民总督威廉·布尔在1770年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硬币和纸币，贸易就只能靠“借贷和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而这种贸易反过来又要求在小范围的社会里有密切的、更有人情味的主客关系。可是在一个“邻里互不相识”的社会，依靠这种个人关系意味着社会“将无法从事贸易”。对于互相之间不熟悉的人来说，“易货贸易”是“极麻烦又讨厌的事情”，他们不得不“用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货物各个细节进行讨价还价”。因此纸币为更多的人更独立地、更加不涉及人情关系地参与经济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农民从土地银行借贷就意味着他们不再依赖城市商人或当地的有钱人来获得贷款。纸币因而对传统的庇护制从属关系起到了破坏作用。〔38〕

业主们和零售商们急于做生意，却又不愿接受短期借贷或者向富裕的庇护者或债主们靠人情关系借贷，接受恭恭敬敬的庇护关系。罗得岛的社会等级制最薄弱，贸易发展得最广泛，所以难怪它成了过量发行纸币的温床。从1711年到1750年之间，9家银行共发行的纸币的重量达数百英镑。小小的格罗塞斯特镇大约只有120个自由市民，他们中间平均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每次发行纸币时都去借纸币。〔39〕对内陆贸易的兴趣也是1740年计划成立私人马萨诸塞土地银行的原因，然而，计划迅速失败。它表明，士绅阶层的债权人和海外的大商人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他们认为殖民地进行国内贸易是非生产性的，过多的纸币是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借贷危害极大。

尽管英国国会分别在1751年和1764年立法限制把纸币作为法定货币使用，可是各殖民地仍然继续发行纸币。但是余下的殖民地时期里，没有哪个美洲人会说单单是殖民地市场的需求就能维持住纸币的价值。〔40〕要等到经过独立战争以及人们积累了发行纸币的经验以后，美洲人才会开始认识到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对纸币的依赖性。

内陆贸易的发展和纸币的发行表明，普通的中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变得更加独立、更进一步地脱离传统的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但是，也许在殖民地经济中最古老最普遍的小农依附制所发生的变化，可能是说明商业变化与家长制式的社会关系松动之间的关联的最生动的事例。切萨皮克烟草国际市场的例子可以说明。

到18世纪中期，切萨皮克旧的烟草市场的寄售制正在迅速地被一种新的体系所取代，这种新的体系对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社会结构的改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约从18世纪30年代起，大部分在格拉斯哥城外运作的苏格兰商行在切萨皮克各地，尤其是在其刚开发的内地，设立了许多商店或代理处。寄售制把收获少量烟草的小种植园主同与英国商行有联系的大种植园主紧紧地束缚在一起。与寄售制不同，新的苏格兰市场体系则十分适于增强小种植园主的独立性。苏格兰代理商或店主们全部买下农民的产品，卖给他们进口商品，并向他们赊账。他们实际上排挤了在切萨皮克地区经济和社会中作为中间商的大贵族种植园主们。然而，由于苏格兰代理商一般仅为他们公司的雇员，所以他们在切萨皮克社会没有什么独立的地位，因此他们从未把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化成政治的或社会的庇护势力，这一点与代销邻居烟草的大种植园主迥然不同。烟草市场的这种变化连同发展其他多种农作物的做法使小农，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民，进一步摆脱了个人和家长制的关系。到美国革命前夕，苏格兰代理商们开的商店控制了这个地区烟草年产量的大约三分之二，有效地帮助了许多新的小种植园主们参与市场经济活动。〔41〕

许多方面都表明，切萨皮克的中小农民日益独立，而且逐步地摆脱了传统的庇护制关系。在18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下院角逐激烈的竞选的次数越来越多。参加选举活动的普通人也日益增多，大种植园主们越发对自己身为议员的作用感到担忧。在18世纪50年代，种植园主们甚至开始对议会成员与其选民之间的模糊关系进行辩论。选举费用不断增加，人们，尤其是“不具备先天和后天推荐资格的人”拉选票的腐败行为俯拾即是，对此士绅阶层的言谈话语中表露出忧虑。人们对“施诡计、敲诈勒索”的现象以及社会混乱怨声不绝。烟草检验员们（他们的收入与烟草的价格挂钩）靠抬高烟草的价格正在“变得富有”，职权和其他福利使法院的工作人员成了“大人物”。店主们可以在仅仅7年的时间里就置办出大家业。“工匠、裁缝、船夫等”都在“收取不合理的高价”。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弗吉尼亚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批评选举时请客拉拢选票、贿赂等行为的文章。人们催促自己拥有田地家产的人们要“除恶务本，弘扬美德”，不要把“无名之辈和小人”选进殖民地议会。许多“德高望重的绅士们”被“卑鄙的竞争者”所排挤，像罗伯特·卡特那样的绅士宁愿退出政界，也不愿重新调整自己去适应卡特称为的开始“到处泛滥”的“新政治体系”。士绅阶层愿意引用艾迪生《加图》里的著名诗句：

恶行繁衍小人当道之时，

光荣的岗位成了家天下。〔42〕

罗伯特·曼福德在美国革命前夕写下剧本《候选人》和《爱国者》。在这种形势下，他的剧本更多地暴露了“当不学无术的人和骗子排挤有学识的人时”士绅种植园主们对殖民地选举活动发展的不安心情，而不主要是展示他们的优越感。尽管曼福德让公正无私的美德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是他的讽刺喜剧描写了大种植园主们对“无才无德又权欲熏心的人”的畏惧心理。弗吉尼亚社会并不会分崩离析，但是各种社会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来势迅猛，使很多绅士觉得殖民地到了崩溃的边缘。〔43〕

切萨皮克地区宗教事务的发展也使他们觉得社会的崩溃即将来临。人口的增加以及经济关系的变化动摇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由士绅阶层控制的圣公会教派的权威。成千上万的弗吉尼亚人摆脱了传统的家长制和庇护制的关系，他们发现圣公会无法满足他们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所以他们开始建立新的有序的福音派。福音派完全摒弃了铺张奢华的生活方式、等级偏见以及圣公会教派的士绅们地位优先的做法。在整个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里，切萨皮克的士绅阶层在报刊和书信中抱怨圣公会教派每况愈下，尤其是在普通农民中间表现更差。在中期的几十年间，一浪接一浪的新光长老派、浸礼会分离派以及后来的卫理公会派的浪潮席卷了新的改变信仰的人们，尤其是切萨皮克地区的普通群众。在1769年到1774年间，单是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浸礼会教堂就从7所增加到54所。士绅们指责圣公会的教士们玩忽职守，造成了大批人改变宗教信仰。教士们反过来又责怪圣公会的世俗教区委员们没有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抵制福音派的威胁。士绅和圣公会的教士们相互推卸责任，诿过于人，他们的权威也随之削弱了。〔44〕

18世纪中期在弗吉尼亚发生的变化仅仅只是在各个殖民地发生的一系列宗教运动的一个缩影，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宗教大觉醒运动”。18世纪中期，新大陆的南北上下处处都有宗教的运动。运动多种多样，十分复杂，并带有地方性。可是总的来说，它们的产生是由于人民想要去适应由人口和商业发展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例如康涅狄格的东部的一些县是受人口增长、贸易发展和纸币发行的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所以毫不奇怪，那里也是康涅狄格的“新光”宗教觉醒活动发展的主要地带。虽然“宗教大觉醒运动”通常是人们为重新整顿生活所做出努力的标志，但是这个运动产生的影响却是激进的，因为，即使开明士绅不再如此，特别是对大部分普通民众来说，超自然的宗教仍旧是他们用以解释世界的主要手段。宗教的复兴活动对神职人员的一体性提出挑战，使众多的公共教会分化，解除了古老的宗教对人们的束缚，它或多或少地成为了对旧的权威的一种群众性的挑战。新教教义中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比以前突出。复兴派的教士督促人们要只相信“自省”和他们自己的判断，即使“邻居们对你恶语相加也在所不顾”。一些新光教派的人士更加强调“我行我素的绝对必要性……就好像地球上再没有第二个人一样”。人们把新的宗教附属感放在自己的身上，取决于自我的决定。〔45〕这种有条件的忠诚对君主制赖以为基础的忠顺和依从毫无益处。

注释

〔1〕Edward M. Cook: The Fathers of the Towns: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1976年巴尔的摩版），第71页。James A. Henrett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见WMQ，第3辑，第22期（1965年），第75—92页。Paul G. E. Clemens: The Atlantic Economy and Colonial Maryland's Eastern Shore: From Tobacco to Grain（1980年伊萨卡版），第134页。

〔2〕Bailyn: The Peopling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第3—43页。Bailyn: Voyagers to the West，第3—28页，第89—125页。Bernard Bailyn:"1776: A Year of Challenge—A World Transformed,"见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19期（1976年），第437—466页。

〔3〕Kenneth A. Lockridge:"Land, Popul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New England Society，1630—1790,"见Past and Present，第39期（1968年），第62—80页。Philip J. Greven: Four Generations: Population, Land, and Family in Colonial Andover, Massachusetts（1970年伊萨卡版）。James Kirby Martin: Men in Rebellion: Higher Governmental Leaders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3年纽约版），第23—60页。Ekirch:"Poor Carolina,"第27页。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第82页。Marc Egnal: A Mighty Empir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8年伊萨卡版）。

〔4〕Richard R. Beeman:"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Conflict in Virginia: Lunenburg County，1746 to 1774,"见WMQ，第3辑，第35期（1978年），第456页。Harry Roy Merrens: Colonial North Carol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196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67页。

〔5〕James T. Lemon: The Best Poor Man's Country: A Geographical Study of Early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1972年巴尔的摩版），第123页。Merrens: Colonial North Carolina，第54页。W. Stitt Robinson: The Southern Colonial Frontier, 1607—1763（1979年阿尔伯克基版），第184页。

〔6〕Bailyn:"1776: A Year of Challenge,"见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19期（1976年），第454—455页。

〔7〕Douglas Lamar Jones: Village and Seaport: Migration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1981年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版），第116页。Bailyn:"1776: A Year of Challenge,"见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第19期（1976年），第454页。

〔8〕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第84页，第74页，第78页，第79—80页，第43页，第52页，第83页。

〔9〕Ray Allen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第2版（1960年纽约版），第156页。

〔10〕Jack P .Greene:"Legislative Turnover in British America，1696 to 1775: A Quantitative Analysis,"见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461页。

〔11〕Massachusetts in Agony...（1750年），见Davis编：Colonial Currency Reprints, 1682—1751，第4卷，第437页。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227页。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第52—53页。Lemon: Best Poor Man's Country，第3页，第71—97页。

〔12〕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第56页。Nash: The Urban Crucible，第312—338页。

〔13〕Jones: Village and Seaport，第45页。Louis B. Wright和Marion Tinling编：Quebec to Carolina in 1785—1786: Being the Diary and Observations of Robert Hunter, Jr.，a Young Merchant of London（1943年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版），第118页。

〔14〕Jones: Village and Seaport，第43页，第47页。Benton: Warning Out in New England, 1656—1817，第74—75页，第79页，第52页，第114—116页。

〔15〕Richard R. Beeman: The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 A Case Study of Lunenburg County, Virginia, 1746—1832（1984年费城版），第15页，第27页，第29页，第48—49页，第54页。

〔16〕Rodney M. Baine: Robert Munford: America's First Comic Dramatist（1967年佐治亚州阿森斯版），第160页，第14页。Beeman: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第88—96页。Richard R. Beeman:"Robert Munford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Frontier Virginia,"见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12期（1978年），第182页。

〔17〕Robinson: Southern Colonial Frontier，第177页。

〔18〕Richard J. Hooker编: 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and Other Writings of Charles Woodmason, American Itinerant（195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5页。

〔19〕同上书，第9页，第6页，第38页，第7页，第33页，第16页，第39页，第15页，第39页，第33页，第32页，第13页，第39页，第8页，第13页，第45页，第17页，第12页，第30页，第56页，第47页。

〔20〕同上书，第31页，第61页，第52页，第7页，第38页。

〔21〕同上书，第31页，第73页，第38页。

〔22〕Carville Earle和Ronald Hoffman:"Staple Crops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South,"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76年），第30页。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264页。Thomas Paine:"Common Sense"（1776年），见Philip S. Foner编：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1945年纽约版），第1卷，第18页。关于新英格兰农民的市场农业的发展问题，请见Winifred B. Rothenberg:"The Market and Massachusetts Farmers,1750—1855,"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1期（1981年），第283—314页。Rothenberg:"The Emergence of a Capital Market in Rural Massachusetts，1730—1838,"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5期（1984年），第781—808页。Rothenberg:"The Emergence of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Massachusetts，1750—1855,"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8期（1988年），第537—566页。

〔23〕Joseph A. Ernst和H. Roy Merrens:"‘Camden's turrets pierce the skies!’: The Urban Process in the Southern Colonies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WMQ，第3辑，第30期（1973年），第549—574页。Earle和Hoffman:"Staple Crops and Urban Development,"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10期（1976年），第41页。

〔24〕Joyce Appleby:"Lib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见New England Quarterly，第49期（1976年），第14—15页。Appleby:"Commercial Farming and the 'Agrarian Myth' in the Early Republic," 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8期（1982年），第833—849页。Carole Shammas:"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America," 见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16期（1980年），第3—24页。Billy G. Smith:"The Material Lives of Laboring Philadelphians，1750 to 1800," 见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163—202页。T. H. Breen:"'Baubles of Britain': The American and Consumer Revolution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见Past and Present，第119期（1988年），第73—104页。

〔25〕Neil McKendrick等: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982年布卢明顿版），第11页。

〔26〕Ebenezer Baldwin: An Appendix, Stating the Heavy Grievances of Colonies Labour Under from the Several Act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1774年纽黑文版），第51页。Alexander: Render Them Submissive，第24—25页。Charleston, S. C. Gazette，1773年3月1日版，转引自Jack P. Greene:"'Slavery or Independenc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berty, Black Bondage, and Equality in Revolutionary South Carolina," 见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第80期（1979），第213页。

〔27〕Francis Hutcheson: A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in Three Books...（1755年伦敦版），第2卷，第319页。Alexander: Render Them Submissive，第24—25页。

〔28〕Isaac Hunt: The Political Family: Or a Discourse, Pointing Out the Reciprocal Advantages Which Flow from an Uninterrupted Un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er American Colonies（1775年费城版），第24—25页。

〔29〕Boston Gazette，1761年12月28日版。

〔30〕Marc Egnal和Joseph A. Ernst:"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见WMQ，第3辑，第29期（1972年），第16页。

〔31〕James A. Henretta:"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见Ronald Hoffman等编：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1763—1790（1988年夏洛茨维尔版），第45—58页。Blanche Evans Hazar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Boot and Shoe Industry in Massachusetts before 1875（192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9页。Victor S.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1916年华盛顿特区版），第1卷，第186页。W. C. Plummer:"Consumer Credit in Colonial Philadelphia,"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66期（1942年），第388页。

〔32〕Henretta:"W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和Jacob M. Price:"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见Hoffman等编：Economy of Early America，第60—68页，第309—312页。Jerome H. Wood, Jr.: Conestoga Crossroads: Lancaster, Pennsylvania，1730—1790（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版），第97页。

〔33〕Bridenbaugh编：Gentleman's Progress，第23页，第73页，第193页。A Brief Account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Paper Currency of New England...（1749年），和Some Observations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Province of Massachusetts-Bay...（1750年），见Davis编: Colonial Currency Reprints，第4期，第392—393页，第419页。

〔34〕Bruce H. Mann:"Rationality, Legal Change, and Community in Connecticut，1690—1760,"见Law and Society Review，第14期（1980年），第201页，第208页。Bruce H.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Law and Community in Early Connecticut（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1—46页，第62页。

〔35〕Rothenberg:"The Emergence of a Capital Market in Rural Massachusetts，1730—1838,"见Hoffman等编：Economy of Early America，第137—138页。Peter Coleman: Debtors and Creditors in America: Insolvency, Imprisonment for Debt, and Bankruptcy, 1607—1900（1974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版）。William E. Nelson: Americaniza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Impact of Legal change on Massachusetts Society, 1760—1830（197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44—45页。

〔36〕请见Sidney V. James: Colonial Rhode Island（1975年纽约版）和Peter Colem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hode Island, 1790—1860（1963年普罗维登斯版）。

〔37〕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第39页。

〔38〕"Governor William Bull's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lony，1770," 见Harry Roy Merrens编：The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Scene: Contemporary Views, 1697—1774（1977年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版），第268页。[作者不详]，Elixer Magnum: The Philosophers Stone Found Out. Being a Certain Method to Extract Silver and Gold Out of the Earth in Great Plenty（1757年费城版），第21页。

〔39〕John B. MacInnes:"Rhode Island Bills of Public Credit，1710—1755"（1952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Tom Brownsword:"Moses Cooper's Tale of Wealth and Status: A Case Study of Rural Rhode Island，1674—1808"（1986年布朗大学荣誉论文），第56页。James: Colonial Rhode Island，第173页，第178页。

〔40〕Janet Riesman:"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1690—1781"（1983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

〔41〕Jacob M. Price:"The Rise of Glasgow in the Chesapeake Tobacco Trade，1707—1775,"见WMQ，第3辑，第11期（1954年），第179—199页。Jacob M. Price: France and the Chesapeake: A History of the French Tobacco Monopoly，1674—1791，and of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Tobacco Traders（1973年安阿伯版），第1卷，第862页。

〔42〕1758年亚历山大·怀特写给理查德·亨利·李的信，转引自J. R. Pole:"Representation and Authority in Virgini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Reform,"见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29期（1958年），第23页。Purdie和Dixon的Virginia Gazette，1773年11月25日版。The Defence of Injur'd Merit Unmasked; or, the Scurrilous Piece of Philander Dissected and Exposed to Public View. By a Friend to Merit, wherever found（1771年，无出版地址），第11页，第8页。Morton: Robert Carter，第52页。

〔43〕Courtlandt Canby编:"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见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50页。Greene:"Society, Ideology, and Politics,"见Jellison编：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第14—76页。

〔44〕Joan Rezner Gunderson:"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Virginia Vestry,"见Historical Magazine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第44期（1975年），第133—141页。Isaac: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第147—154页，第161—173页。

〔45〕Richard L. Bushman: From Puritan to Yankee: Character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Connecticut, 1690—1763（1967年纽约版），第107—195页。Bonomi: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第158—160页。

第九章　开明的家长制

在18世纪的英美世界里，传统权势处处受到人们的质疑。人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发展得并不正常。社会等级制似乎不再是自然天成和上帝安排的事情了，更像是人为和主观臆造出来的。到18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感到哈佛和耶鲁大学根据学生的社会地位来排列入学名单的做法不但过时了，而且不公平，他们取消了这种做法。领袖人物丧失了某些神秘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下属们和下层人感到比以往更加独立和自由。人们不太愿意承担以往的义务，上层人物似乎更加自私，对下层人置之不理，下属们愤愤不平。查尔斯·卡罗尔在1765年说，殖民地各处“各个阶层都蔓延着一种低级、卑劣和肮脏的忌妒情绪，任何上等人、有钱人、有德行的人或者有头脑的人都要遭到嫉恨”。高人一等或自命不凡的行为都“必定会惹来众多的恶意和反感”。〔1〕威胁和愤恨多于尊重和敬意。主人们越来越难以留住仆人，他们都抱怨仆人越来越少。各地的普通百姓不再愿意充当等级制中的传统角色，不愿意继续从事自己行业的工作，也不再愿意限制自己的商品消费。他们更少依附于他人，再也不情愿主人骑马自己走路，不情愿脱帽表示敬意，不再那么谦卑顺从了，也不再对比他们地位高的人那么恭敬了。

然而，对权势的高度质疑并不仅仅是由于普通百姓摆脱了以往的种种清规戒律，并以新的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的结果。情况要远比这复杂得多。问题的症结实际上出自权势阶层本身，出自主人们、家长们以及所有历来统治这个君主制社会的人们本身。通过采用新型的开明家长制标准，英美社会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联手协作，拆自己的台。

还没有哪位英国统治者，哪位英国主人，以及哪位北美殖民地的上层人物（他们比英国人还要英国化）曾轻而易举地进行统治过。英国人之所以不同于法国人，不同于世界上所有其他被奴役和压迫的人民，就在于他们具有自由、不奴颜婢膝的性格。英国人习惯于蔑视权贵。在英语国家的各种等级里，没有哪个统治者感到过他的统治稳如泰山。尤其是在殖民地，各种大大小小的上级——父亲、主人和行政官，越来越对他们的地位的合法性感到心虚不安，也无法心安理得地使用他们的统治权利。

即使是在更传统的家长制社会里，父子关系、主仆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都一直被看作是相互的关系。地位低的显然对地位高的人应该尽义务，但是地位高的人同样有责任尊重他们下属的权利，“因为，”塞缪尔·威拉德说，“《圣经》并没有让他们变得专制暴虐，也没有让其他人的意愿得不到满足。”英国的统治者们无法依靠常备军或近卫军恫吓人民，迫使他们就范。威廉·利文斯顿在1752年说：“强权下的就范是奴隶式的顺从，如果没有逼迫，人们就不会顺从。愉快而理智的服从只能出自于人民的爱戴。”〔2〕英国的统治者与其他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必须去赢得下属和依附者们出自内心的敬慕。要做地道的英国人，他们只能开明、思想解放。可是在殖民地，尤其是到了18世纪中期，有权势的人越是竭力想赢得下面的人的敬重，下面的人就越是反感，就越令上层人士畏惧。责任与义务以前一直被主人和下属都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已经受到质疑。各种传统的社会束缚关系开始四分五裂，当权者们已无回天之力，无法把它们凝聚在一起。

家庭关系是传统社会里所有主从关系的模式，所以矛盾和问题很自然在家庭中开始出现。几十年之后，在欧洲和北美旧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改变时，约翰·亚当斯对“革命的起源”已有了透彻的了解，他在1799年对他的一个儿子说，革命起源于“家庭里真正的权威全面系统的崩溃和瓦解。如果没有母亲和孩子对父亲的言听计从，国家的常规统治就不会存在”。可是这些都是事后的认识。在18世纪中期时，还没有什么人在家庭权威的本质变化里预见到政治危机。事实上，许多人尽管无心制造社会动乱，却急不可待地改变家庭的传统关系。总而言之，他们希望像把君主制变成共和制那样，把家庭也变成共和化。〔3〕

确实，到了1750年古老的家长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早已不像以前那样举足轻重了。不论家长专制的做法以前如何，现在很少有父亲们，或至少是很少有士绅的家长们胆敢实行罗伯特·菲尔默爵士一个世纪以前宣扬的做法，敢无所顾忌地控制家庭成员。尽管18世纪中期，人们经过努力把殖民地的法律向英国的习惯法靠拢之后，妻子们的权利在法律上有时受到了限制，但是殖民地的已婚妇女总的来说要比英国已婚妇女拥有更多的法定权利。是否是由妇女首先提出的离婚，是衡量妇女的自主权多少的一个标准。离婚在北美洲总是比在英国更加普遍。事实上，在美国革命前夕，皇家指示它的总督们要否决殖民地所有放宽离婚法的做法。〔4〕

家长制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挑战。儿女们不但大批离开家庭，而且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时也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与过去相比，年轻人现在更愿意跟不在同一个地方居住的人结婚，或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他们甚至会利用未婚先孕的手段迫使家长接受他们的选择。在18世纪后期，在北美洲一些地区（英国也是如此）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新娘未婚先孕。父亲们对孩子们只能采取守势，无法像从前那样当家做主了。祖传相继的遗产变得越来越少。在一些地区，父亲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有足够的土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们。而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更清楚地认识到了旧有的局限性和新的可能性。〔5〕

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切断了一些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有了更多的封闭性和隐私性。仆人愈发难寻，他们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也不像以前那样亲密了。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在大家庭中地位更加突出，更多的是亲情而不是依附关系把家庭团结在一起。婴儿和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使父母能对孩子投入更多的情感。他们更加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使家庭内部的关系更具温情。给孩子起爱称、画全家福画像的做法越来越普遍。虽然家庭仍然是等级制，但是家庭核心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儿子们不再仅仅只是起传宗接代的作用，到了18世纪中期之后，父亲们用自己的名字给一个儿子命名的做法减少了。父母自己想要孩子的愿望胜过了传统的要孩子是为传宗接代的想法。〔6〕

熟谙世界文化和士绅文化的父母们不可避免地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养育孩子和什么是家长权威的问题。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里，父母们耳闻目睹的全都是如何做家长的建议。18世纪大众读物中最流行的话题就是做家长意味着什么。历史书籍、小说或教育类书，如从马蒙泰尔的《回忆录》到戈德史密斯的《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到切斯菲尔德的《信札》，都不约而同地探讨家庭责任，并反对家长专制和旧式粗暴专横的育子方法。查尔斯·罗林在他的《古代史》中谴责长子继承权制和其他支持认为的家长权威的法律。塞缪尔·理查森的《克莱丽莎》批评那些把家庭荣誉和财富看得比孩子的愿望和正直的品德还重要的父母们。就连贺加斯的那些流行的系列文章《时尚婚姻》也指出了父母包办婚姻的危险性。做父母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现象，它也是一种文化责任。正如费奈隆的《忒勒玛科斯》表明的那样，孩子真正的父母不是他的血亲，而是培养他的良师和益友，教他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成为有理性有道德的人。孩子不再仅仅是依附者，而是需要照料和教育的人。〔7〕

这些亲子关系观念的转变形成了所谓的“反对家长制革命”。这场18世纪文化上的巨变必然会有其渊源。事实上，17世纪的社会动荡和新思想的产生正是它的渊源所在。这场文化革命规模如此广泛，形式多样多样，是把君主制改造成为共和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可以独自承担起影响这场革命的重任，但是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无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对于18世纪反对专制的君主制运动来说，他的《论教育》比他的《政府论》（1689—1690年）发挥的作用还要大。这篇文章成了18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具有权威性的起点。〔8〕

洛克对教育学和培养儿童的兴趣来自他的《人类理解论》中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感知。如果幼儿的头脑是白纸一张的话，经验可以留下印记的话，那么如何控制和引导这种可以留下烙印的经验，父母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洛克写到，在孩子“最容易获得永久印象的时期”，“那些有孩子或者担负教育孩子的责任的人”有义务“努力地照看好孩子，并且防止在年轻人头脑里的观念产生不适当的联系”。家长其实对孩子的性格和认识力的形成肩负很大的责任，孩子的命运主要是由家长，而不是由其他事物决定的。由于这种思想的传播，到了18世纪中期，思想最开放而且开明的人已经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种思想，所以家长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做了。〔9〕

尽管这些亲子关系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这些亲子关系的新观念发展得仍然缓慢、变化不定，学说混乱，而且这些新观念只局限于社会上有文化的这部分人当中。这场反对家长制权威的革命至少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实际上现在依然在进行着），即使这样，关于亲子关系的开明的新思想从未得到完善，人们意见不一，从无定论。古老的生养教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即使是开明人士中也仍然存在。实际上，贯穿整个18世纪，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一直并存于文化之中，而且在人们的头脑中相互纠缠在一起。

这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并存又互相斗争的现象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出现，有时会出现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罗伯特·曼福德在美国革命前夕写的剧本《爱国者》里讥讽挖苦了弗吉尼亚的政治作风，可是，尽管他的着眼点是政治，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谈论了家庭关系。剧情结尾时，美琳达获知她是一位故去的贵族的后代，不是像她以前曾认为的那样，是普通农民约翰和玛丽·哈特福雷的女儿。这位贵族把他的婴儿委托给他们照料，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骨肉来抚养。当她得知事情的真相时，她自然大吃一惊。可是，尽管没有血缘关系，美琳达不愿“忘却我可怜的老父老母，他们将我喂养大，宠我爱我这么多年”。按照18世纪开明的新标准来看，哈特福雷夫妇有充分的道义上的权利来做她的家长，美琳达刚发现的士绅舅舅也承认，哈特福雷夫妇的“善心应该得到孩子的爱恋”。但是与此同时，这位弗吉尼亚的贵族不能不感到血脉相连息息相关的亲情。这个女孩无疑是他姐姐的孩子：“一双眼睛透着温柔，柔美可爱的表情说明了它们源于何处。”曼福德是弗吉尼亚南部的种植园主，渴望成为像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上流社会那种人，他无法摆脱贵族们传统的血统和门第观念。由于美琳达将要同一位贵族绅士结婚，所以，尽管她天性善良，有教养，她还是需要有贵族血统，这样曼福德的剧本到剧终时才会皆大欢喜。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难迅速消失。〔10〕

事实上正是由于古老的家长制观念在依然发挥作用，这场反对它的革命才如此强烈，才如此广泛。在西方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革命。也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人这么强烈地关注培养孩子和家长权威的问题。

洛克论教育的著作在18世纪多次再版，他建议家长们不要把他们的权威建立在孩子的畏惧基础之上。旧式的粗暴野蛮地对待孩子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方法不能把他们培养出仁慈的成年人。相反，现在人们向家长提出要努力培养孩子的心智和爱心。对还不可理喻的幼儿偶尔的体罚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强制手段决不会产生有效而持久的家长权威。洛克教导家长们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的自由也随之增加。”孩子必须逐渐“凭自己的品行办事，因为不可能永远有人管教他，只有你灌输给他的良好规矩和习惯是他最好的也是最牢靠的监督，因此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是家长最需要注意的”。家长们最终只能通过讲道理，凭借慈爱和理解来赢得孩子们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敬重。家长的专横和严厉只能使孩子产生逆反或逆来顺受的心理，使他们无法适应需独立思考的成人生活。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说，育子的最高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为与父母“平等的人”，成为父母的“朋友”。是亲情而不是强权把父母和子女结合在一起。他说：“我从没有见过有哪一个上进的孩子是靠鞭子打出来的。”〔11〕

可是，完全不用鞭子自然也有其弊病。新泽西学院的校长（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在他的当时很典型的著作《教育信札》（1765年）中说，家长当然不会再用“过去”常用的“野蛮粗暴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了。但是，他警告说，过分的“商量及和颜悦色的教育方法”可以“导致”权威“软弱无力”。他说，“就是在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家庭里，家长也是完全……听从孩子的要求。”这本书为家长和主人在主观武断与纵容之间划定了一条细微的界限，以便让他们发现“保留权威的最佳方法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权威的方式”。他说：“不偏不倚为最佳方案。”〔12〕

家长们要对孩子“尽早树立全面和绝对的权威”。然而，他们同时也要“极其小心注意”，“不去过分行使这种权威，使它变得微不足道”。他们必须严肃家风，但是不能靠恫吓或强制手段。他们应该同孩子和所有家庭成员讲道理，“在有些情况下，同仆人讲道理并不会使人有失身份”。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决不能“放弃”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利和资格”。他们“不要与家人过分亲热”，但是也不要太冷酷，“一成不变地刻板和严厉的样子，同孩子太疏远”。孩子必须学会服从，但是服从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也不是家长说一不二的。孩子的权利和孩子的个性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家长要慈爱，关心孩子，可是也不能过分：他们不可纵容溺爱孩子。“孩子吵闹发脾气时，用给他们东西或向他们许愿的方法来安抚他们是最软弱和愚蠢的行为，对家长权威有害无益。”威瑟斯庞说，这就是如何“坚持中庸，不走任何极端”的事情。〔13〕

就连说教者们有时也认识到，他们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所有这些都是过分讲究，是空中楼阁，不现实”，所以家长们对自己没有把握也就不足为奇了。〔14〕各种宣传手册和教育著作中的观点和言辞矛盾重重，使得18世纪的父母们无所适从，就同今天的父母们的情形一样。做开明的家长有很多烦心之事。

兰登·卡特上校家最能说明在这个启蒙时期家长权威的问题了。卡特是18世纪富有的弗吉尼亚沙宾哈尔种植园主，他家是弗吉尼亚最大和最显贵的家族之一，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为一家之主，做过县治安官和殖民地议会的议员。虽然卡特的性格并不典型，可是在他的了不起的日记里，他独特地记叙了他如何在他的家庭和种植园维护他的权威的经历和他的苦恼。他的经历和苦恼只是这种文化里各处权威人士的困惑的一个缩影。

卡特同许多18世纪英美世界的绅士们有着相同的观点和价值观，他特别关心这个文化中的自由派教诲。像这个启蒙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很想既为自己也为他的隶属者们做名正言顺的事情。在1775年，他在65岁回首往事时，他说，完善自我实际上是“我整个的生命规划”。他认为自己是“一位高寿明事理的绅士，在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他的名声都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无可挑剔的品格”并不足以使他获得他下面的人对他的尊敬，这些人不仅包括住在一个大家庭里的几代人，也包括他种植园里的奴隶和其他依附于他的人。〔15〕

他自己的子孙对他毫不尊敬。他的40岁的长子罗伯特·沃姆利·卡特，目无尊长，厚颜无耻，又郁郁寡欢，尽管他知道“我给了他一切”。他的另一个儿子约翰同他的哥哥如出一辙。他的孙子兰登（罗伯特·沃姆利的儿子）“令人无法忍受”，“是人类中最肆无忌惮的无赖恶棍”。上帝知道，他努力要做一位好家长，可是他的要求无人理睬，他的命令无人服从。他的孩子的态度是：“你难道不能让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吗？”这种态度互相影响，传到了他儿子的朋友们那里，也传到了所有“由我照顾的人那里”。幸亏“我们的法律禁止弑父之罪”，否则他的大儿子会“把他的父亲除掉的”。在他的一生中，卡特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觉得他在自己家都做不了主。〔16〕

他的孙子的“孝行”使他震惊，卡特指责孩子的父亲娇纵孩子，对他们放任自流。这是时代的特征：“‘约束孩子就是扼杀他们的天才’是父母们的老生常谈。‘当所罗门说棍棒之下出孝子时’，人人都在说所罗门‘野蛮’，‘是个蠢货’。”但是卡特本人在对待孩子方面也同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试图同他们讲道理，用取消遗产继承权的手段威胁他们（切斯特菲尔德不是用遗嘱来控制他的继承人的举止言行的吗？），有一次他甚至当着孩子父母的面鞭打他的孙子。可是他的威胁从来不兑现，他屡屡又用娇惯去抵消他的愤怒和暴力行为。1766年他发现他的孙子是在父母的“怂恿”下“侮辱我”，他对着日记发誓要中断供养这个孩子，“我要正告他们”。然而多年之后他依然是不断对子孙发誓许愿和威胁恐吓，但是从不实施。在他被他的儿子“极粗暴地虐待之后”，这个“魔鬼”竟然还向他“要一双跳舞用的皮鞋。晚礼服送来了，我像一个老傻瓜一样，把自己的一双鞋给了他”。一次他“全然拒绝”喂养他孙子的马。可是就在第二天他又反悔了，“又给了他两美元零花钱”。还有一次“只要我活着”，他甚至禁止这个男孩踏入他的家门。可是第二天，这个男孩“流着泪，带着悔恨”并“决心改正”，这个不守规矩的年轻人又被迎回家门。〔17〕

卡特同其他的依附者们的关系也是如此。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处理同任何一位下属的关系。他经常不断地想着他们的问题，他们无论是尊敬他还是不尊敬他，他都感到忧虑，他思考如何要求他们恭顺和唯唯诺诺。他常常有失身份地同他家里的人，包括奴隶们争执。当他们对他不客气或讥讽他时，他又无比愤怒。在他同一个奴隶争吵以后，他对自己的日记说：“我要让他付出代价。”他称另一个奴隶是“最可恶的坏蛋”。他对他的奴隶们并不是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的权威充满了疑虑。而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他们的重视。他的奴隶不顺从，他常年为此感到忧心忡忡。他劝告他们，乞求他们又威胁他们。有时他气急败坏，把他们脱光上衣，鞭打他们，并整夜地把他们的全身捆绑起来。他感觉到他的所有依附者们都对他怠慢无礼。一个年轻的监工没有服从他的一个命令，卡特就同他对什么是下属对主人应尽的义务的问题争辩起来。他甚至想象自己处于依附者的地位，并且使自己相信，即使是主人错了他也会听命的。他批评这个监工：“噢，无礼的年轻人！笨手笨脚的男孩我把他养大，他对我负有义务。我培养他，教他学本事。一句话，我使他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他刚会走路就告诉我怎么迈步。”但是这种事“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就连刚会穿衣的娃娃也在教训他们的父母”。〔18〕

就是作为县法院的法官，卡特也感觉到应该对他肃然起敬的人实际上对他缺乏敬意。一次他同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互相侮辱，卡特十分气愤，“想要行使自己的权威，命令他戴上木枷”，可是法庭上其他的人“对这种行为无动于衷”，直到他要“立即回家，决心不再上法庭，除非到公众使我满意为止”时，他才得到那位律师因为“举止不当”向他表示的歉意。卡特描述了他的心酸的经历：“我在法庭上一直是所有人的奴隶，我的言行里没有严酷和武断，我只想尽职尽责，可是我是法庭里最受侮辱的人。”〔19〕

他尽量用他认为是权威和贵族的态度对待下人，他保持喜怒无形于色，同他们保持着距离，并且高人一等，可是这样做只是使他行为古怪。他孩子的家庭教师郁郁寡欢，举止神秘，卡特却决定漠然置之。“我要耐住性子不同他谈这件事，让他知道我看不起他。”他的儿子当众羞辱他，说他是个暴君，“因为我没有让他们为所欲为，把我称为恶主”，“为避免争吵”，卡特回到自己的房间撅着嘴生闷气。第二天他的儿子当着客人的面刺激他，指责他前一天晚上带着酒窖的钥匙溜走，不让大家喝酒。这派“谎言”让卡特无法再无动于衷，“它打破了我不开口的决心”。这件事最后以众人哄笑他为告终。他悲哀地问道，儿子难道对父母就没有一点义务、一点尊重吗？“我从未在任何时候得到过一星半点。”〔20〕

他的日记里充满了凄楚的言辞。卡特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父亲、仁慈的主人、恪尽职守的长官。他不粗暴，也不主观武断。他具备启蒙的18世纪所说的好绅士应具有的品德，他开明，有怜悯之心，又有“忍辱负重的社会美德”。然而开明的仁慈之心并没有给他带来他梦寐以求的荣誉和敬重。在1775年，即他逝世的前三年，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心酸地写到，一定是有别的什么东西“而不是内在的美德构成了敬重。它一定是某种不加思考的爱，是一种执迷的激情，因为我可以感觉得到，在我的晚年我所做出的任何努力都没有或者都吸引不了它”。〔21〕

兰登·卡特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的日记也绝非寻常。毫无疑问没有几个家长和主人会有他那样被虐待和轻视的感受。但是卡特的经历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它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歪曲人们的迷惘和困惑。〔22〕有的父亲与孩子打架，有的主人和仆人争吵，还有些人担心同他们下属的关系。美洲的年轻人已经有了比别处的孩子更桀骜不驯的名声。英国人观察到，殖民地的孩子不“敬畏家长。他们的年轻人一点不顺从。他们的品格里没有敬老的精神”。在北美大陆的家庭里，家庭关系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无意中影响着所有上层人和从属于他们的人的关系。〔23〕

在18世纪人们仍旧用家长制的术语来描述所有的政治权威。可是，这些术语已不再是一个世纪前詹姆斯一世和罗伯特·菲尔默爵士的臭名昭著的神授的家长制的术语了。诚然，就是到了18世纪，尤其是在每年纪念1649年“殉难者”查理的纪念日（1月30日）的时候，托利派英国国教高教会派和支持詹姆斯二世继位者派的说教者们大肆宣扬绝对的服从和不抵抗是所有臣民们对统治者的义务，但是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和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建立，不可废除的世袭继承制和专制的家长制的理论在英格兰逐步地失去了影响，在北美殖民地简直就没有什么托利党人可言（至少在美洲英帝国危机之前），这种专制主义的论调荡然无存。

殖民地居民们可能会就下属们对主人们服从的程度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是在一个热爱自由的辉格派的世界，这种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顺从的言论是不堪一击的。支持汉诺威王朝的人怎么能怀疑人民反抗和革命的基本权利呢？波士顿牧师乔纳森·梅休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怎敢攻击1688年革命呢？“正是（部分地）依靠了这场革命才有了现任国王的继承王位的权利”。尽管博林布鲁克子爵与支持詹姆斯二世的继承人的党派及怀旧的保守派关系暧昧，但是他会把“荒谬的作家菲尔默的皇家父权观点”蔑视为“愚蠢和奴性的概念”，并且是“文字中曾写出的最荒谬的观点之一”。〔24〕

然而，尽管菲尔默的父权制的专制主义荒诞不经，但是即使对辉格派来说，秩序、地位和等级制仍旧同以往一样非常重要，当英国人说明什么是服从权威的本质时，他们仍然主要使用这样或那样的家长制的术语和形象来进行描述。博林布鲁克可能会嘲讽菲尔默，但是他还是相信“自由的人民的形象”依然是“父权制家庭的形象，在这个大家庭里，家长和家庭成员由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一种共同的精神激励他们使家庭充满生机”。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托弗·加兹登在1769年说，父亲、国王以及社会其他权威们可以独断专行的观念完全行不通了，“它已经从英国臣民的政治信念中被彻底清除掉了，就连在疯人院里也找不到了。”但是由洛克和其他教育家们倡导的18世纪新型的更开明自由的家长制仍然非常风行。〔25〕

当然，洛克并不是想要说政治权威等于家长式权威。实际上，在他的《政府论》中，他否认家庭和政府具有相似的可能性，试图以此摧毁菲尔默的父权主义。洛克说，家长权威和政治权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权威产生的来源也不同：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另一个是依靠信任或赞同产生的。基督教的第五戒毫无政治意义。它是“纯粹只与亲子关系有关的万古不变的法则，所以并不包含行政官的权力在内，也不隶属于这种权力”。虽然洛克和其他辉格派活动家们广泛地进行这种宣传，但是用家庭来比喻政府的做法仍然绵延不绝。它同君主制和等级制社会的现实水乳交融，很难轻易被取代。英国社会仍然是由各种等级和地位组成的分等级的社会，各个等级之间被更像是家庭之间的纽带而不是其他组织之间的联系联结在一起。辉格派的知识分子们坚持不懈地反对把家庭权威和政治权威相等同起来的做法，这种不懈的努力反过来也证明政府用家庭来比喻的做法根深蒂固。实际上，菲尔默最常被辉格派批评家们当作靶子，只是因为他是最极端的专制主义者和父权主义者，因而也就最容易受到批评。辉格派的斗士们，如本杰明·霍德利主教，像洛克曾经做过那样，不断地否认国王的权力是“以所谓的家长制权威为根据的”。可是即使是霍德利也不得不承认，“把臣民的义务与对孩子们的训诫归纳成一类的做法……是实在太普遍的了。”〔26〕

家长制最终仍旧能成为18世纪英国人解释权威不得不用的途径，就是由于家庭关系和人们对家长制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旦家长自己成为有限君主，那么优秀的辉格党人也会毫无困难地把家庭权威同政治权威等同起来。洛克最终确实摧毁了菲尔默的父权专制主义，但是不是靠他所希望用的《政府论》，而是靠他的《论教育》以及由这本书激发的关于家长与孩子的正确的关系的开明的新思想。家长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孩子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家长似乎要赢得孩子们的尊敬，也要信任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实际上逐渐同意遵守家长的规则，洛克建立了关于慈父与孝子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的形象。正是在这一方面，这种形象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成为了解释统治者与臣民之间新型的共识关系。实际上，这种开明的新型家长制成了乔纳森·梅休在18世纪中期所说的用来形容社会上主人们和从属们相互的权利与义务的“家喻户晓的比喻”。〔27〕

然而，这种“家喻户晓的比喻”意味着影响着家庭里新型开明家长制的矛盾和焦虑也会同样在政府里以及所有主从关系中出现。社会上大张旗鼓地宣传父母们对待孩子要开明、自由，出现错误只作自我批评，家长们变得无所适从。就像家长们一样，统治者们也被强调臣民的权利和自由甚至重于服从义务的文化宣传搞得不知所措。在讲英语的世界里，人们无法再认为各个层次的家长权威是理所当然的了。

即使是万民之父的上帝也免不了受到质疑。在一个启蒙时代，上帝再也不能是专制和独断的了。一些人说，宗教不但要依靠信仰及启示，而且要依靠本性和理智。蒂洛森大主教的布道演说辞是18世纪前半期阅读最广泛的读物。他写道，“说服他人或劝导他人做事的人只能用三种方法，或是用恳请的方法，或是靠权威，或是靠辩论。”对新开放的时代，有充分理由的论点很明显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蒂洛森说，在人们“被说服……有充分理由去做某件事之前，恳请他们或责令他们去相信任何东西，都是荒谬愚蠢的”。如同家长一样，上帝必须得赢得他子民们的敬意，他只能通过仁爱和慈爱而不是淫威来获得。梅休在1765年宣称，上帝是“怜爱的天父”。因为他是“万民之父，所以他不逞不需的严峻，如父母般眷顾一切”。〔28〕

按照许多北美新教教徒的看法，尤其是在最容易受新型家长观念影响的士绅阶层中的一些人看来，基督和《新约全书》的爱取代了早期清教所强调的《旧约全书》耶和华的专制主义。自然神论者，如杰斐逊和富兰克林，思想更加激进，他们相信唯一值得保持基督教信仰的是《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很多美洲18世纪神学上的争论同人们就父母如何养育孩子的辩论如出一辙。人们难道需要由一个专制的上帝用强制的手段和罚入地狱的威胁来使他们品行端正吗？难道只是由于人们惧怕死后进地狱才拜倒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吗？是否人们最好是通过基督的仁爱之心甘心情愿地顺从和获得拯救？〔29〕

如果连上帝都在失去统治的绝对权的话，那么世俗的统治者们的地位必定会更加不稳固。在某种程度上，英美世界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不论是家长、主人或是行政官员，在行使权威时，都与兰登·卡特怀有同感，他们感到迷惘和不安。没有人敢断定何时纪律变成了独裁，何时自由又滑向了无法无天。

由于权威们的权势不但受到了限制，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主人和从属关系的负担发生了转移。如果孩子不守规矩，不听话，如果人民不执行政府法令，进行骚乱活动或起义，责任似乎更多是在掌权者一方，因为，正如威瑟斯庞谈及父母和孩子关系时所说的那样，“接受尊敬的人必得培植服从。”行为不良的儿童，例如“在众人面前家长与孩子……出口不逊，相互争吵”就“必定是家庭管教方面有漏洞”，父母没有尽到责任。他们付出的爱心不够，照顾不周。一位弗吉尼亚牧师说：“人们常常从仆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主人的家风。”就像孩子不会屡次反抗慈祥并且讲道理的父母一样，臣民也不会因微不足道的小事举行暴动。波士顿人塞缪尔·库珀很有影响力，他说，“全部历史表明，要激起广大人民去反对他们长久以来习惯于遵从的政府绝对不是小事一桩。除非有坚定无误的信念和受到严重伤害的义愤，否则什么都无法使他们那样行动……这种说法十分真实，以至于我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政府一方旷日持久和强暴的压迫，去让任何一个国家产生长期的大动乱，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无风不起浪。”〔30〕

面对这些启蒙思想的浪潮，传统的家长制权威几乎寸步难行。到了18世纪中期美洲与英帝国发生冲突时期，忠于皇家对殖民地进行家长式统治的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新泽西圣公会高教派人士托马斯·布雷德伯里·钱德勒一旦说出“大英帝国同各个殖民地的关系是否同亲子关系相近似”时，他弄出来了最终不利于他自己和君主制权威的意象。毕竟在那个启蒙时代，家长对家庭关系的和睦要比孩子负有更大的责任。到了1773年就连最极端的辉格党人也欣然地用家长式比拟来捍卫殖民地的权利。尽管托利党人大肆谈论殖民地居民对母国和父亲一样的国王“忘恩负义”，但是在自由气氛浓厚的美国革命前夕托利派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家长制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最后钱德勒被迫问道“是不是从属们不必总是对主人们毕恭毕敬”。这样可怜的问题在传统的社会是根本用不着去问的。〔31〕

也许，在美国革命前夕，托马斯·哈钦森令人困惑的经历最能深刻显示家长制遭到破坏的过程。他是殖民地声名显赫的地方治安官，也是倾倒茶叶事件时的马萨诸塞湾的皇家总督。虽然哈钦森学识渊博，举止文雅，是18世纪北美最著名的人士之一，但是到了18世纪70年代他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新大陆南北上下对他群起而攻之，焚烧他的模拟像。他感到伤心，惊骇万分。他觉得“被如此众多的人们讨伐真是令人痛心”，尤其是被恶意地谴责为没有“做好父母官”，而当一位好的父母官一直是他引以为荣的事。他全身心地投入于公共事业，就连讨厌他的约翰·艾略特有一次也承认说，哈钦森“好像在所有场合下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为自己考虑”。他是最慈爱的父亲，事实上，一位为他写传记的作家说，“对家人和家庭的热爱”是他“最突出的特点”。正如身为慈父一样，他把自己也同样看成最仁慈的治安官，不依靠强权而是依靠人民的敬意来统治。他相信仁慈的家长制。他最看重的职务是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一职，因为这个职务使他能“宽慰寡妇和丧父的孩子们”，这使他感到“无比欣慰”，他说他宁愿“辞去他所有其他的职务，不要任何报酬从事这个职务”。他把自己看作是穷人的“庇护者”，他关心在18世纪50年代被放逐的阿卡地亚人，而极少有其他马萨诸塞的官员这样做。不像殖民地其他资深的法官，他从不对年轻律师吹胡子瞪眼睛。〔32〕

哈钦森似乎体现了18世纪开明的价值观。他学习洛克关于宽容的思想，支持浸礼教派人士在公理会教派为主的马萨诸塞的行动，反对各种各样的“愚顽僵化”。他一向尽力使自己的观点公平，不偏不倚，对反对派也是以礼相待。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一个新的自由派和有教养的家长和统治者应该做到的。1769年他对一位在英国的殖民地代理人说：“你越帮助殖民地居民免除各种税务，并且允许他们使用他们所习惯的世俗和基督教会的各种体制，我就会越高兴。”他行使权威时从不感到愉快，他内心里也从来不是托利派。就连乔纳森·梅休也承认，哈钦森所表达的支持世俗与宗教自由的倾向跟梅休本人的倾向一样强烈。哈钦森再三督促英国政府要温和地对待殖民地居民，他抗议1774年英国关闭波士顿港的行动，说它是极端严酷的举动。他保证“决不侵犯人民的权利”。虽然他在倾茶事件的表现说明他可能是个令人厌恶的搞家长式统治的人，但是他总是为自己的通情达理而引以为荣。他觉得用强权来解决问题只能使局面变得更糟。如果曾有哪个人试图去寻找“中庸之路”的话，他就曾试过。他一直小心谨慎，审慎地区别什么是权力，什么是自由。他知道他曾努力做一位对人民开明的好父母官。他在1775年说，“人们批评我统治独断专行，可是我和世上其他人一样，绝对说不上是在搞专制，除了为达到政府的目标所作的必要限制外，我从未希望过多限制过一丝一毫的自由。”〔33〕

但是面对愤怒的辉格派世界，一个哈钦森这类的人从不理解的世界，这些合情合理和温文尔雅的优点在一开始就向自由让步了，并且根本无法去支持权威。人民的怒火和骚动就是像哈钦森这样的皇家官员们专制武断的证据，皇家的官员已经失去了人民对他们的信心；因为当人民“看到他们的统治者被仁慈的原则和正义之爱所激励时，统治者们只需要这种信心，就能获得他们的顺从”。而现在只有依靠权威和统治者才能使人们尽服从的义务。实际上，美国文化中传统的家长制权威先天就势单力薄，本质上十分自由化，所以在1775年马里兰的传道士乔纳森·鲍彻最后相信，要想在美国维护秩序的话，只有倒退到采用类似菲尔默神授家长制陈旧的教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说，“第一位父亲就是第一位国王……一切政府都由此起源；君主制是最古老的形式。”由于国王、官员、主人以及所有上级不是从下面获得权威，而是从上帝那里获得，所以臣民和从属们的义务很简单：“就是肃静坐直。”鲍彻认为有必要不但要绕过洛克的《政府论》，而且要绕过他的《论教育》，一直回到家长制的专制主义是亲英分子们最极端的特征。〔34〕

家长式权威自由化的过程影响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恰恰因为与英国相比美洲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组织十分个人化，所以这种自由化对各种关系的影响比母国还要强大。殖民地居民曾一直从家庭的角度而不是市场社会的角度看待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并且是把这些关系当成同属于一个家长制家庭的主人和从属之间相互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来对待。因而殖民地居民几乎单纯从传统的个人关系的角度努力去应对他们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在这方面，他们把启蒙的家长制思想融进他们赋予契约的新含义里的做法也许最能说明问题。

传统的契约意义并不是商业化的18世纪的契约的含义。过去，契约经常用于家长制关系中，如丈夫与妻子、师傅与学徒，或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们并不认为契约与等级制和不平等水火不相容。这些契约被用来证明，尽管关系不平等，但是这些人们相互拥有在习俗中建立的权利与义务。这些家长制式的契约并没有创造这些权利与义务，它们只是确认了这些权利与义务的存在。这些契约通常是非正式的，不立字据的。非常适用于纠结的社会关系网。契约上的权利与义务并不一定就是商议好的行动的结果，双方也不必相互同意约束它们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的是双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行动的具体字据。〔35〕

可是在商业化的18世纪，契约变得越来越是自觉自愿的、明白无误的和经双方同意的文件，而极少是证明以往存在的权利与义务的文件，它们更多的是些自觉进行的行为的结果。契约现在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交易，而不是去规定社会关系。例如，学徒契约变得更加正式，条款更加明了，义务规定得更加具体，并换算成货币的价值来衡量。契约逐渐被认为是双方之间自愿的、不带强迫性质的交易合同，双方都姑且认为是平等的，而且彼此并不完全信任对方。这些契约在正在兴起的商业世界是有意义的。〔36〕

平等的双方相互同意的交易合同成了契约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是主人与从属们，甚至家长与孩子等所有传统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现在人们不但认为孩子们默认家长的权威，而且也认为当孩子们成人以后，他们与他们的家长一样，是独立和平等的。到了18世纪中期，亲子关系似乎成了有条件的，成了一种由双方共同同意的事情了，以至于成为了某种出于自愿的合同。切斯特菲尔德不是说过亲子关系发展成了建立在承认双方“互惠”基础上的友谊“合同”了吗？〔37〕

到18世纪中期，明确的书面契约以及其他非个人性质的法律文件越来越取代了人们以前处理彼此之间事物所采用的非正式的、根据习俗的和个人性质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新英格兰人已经习惯于从契约的角度去看待家长制式的关系。他们毕竟有悠久的契约传统——人与上帝之间的契约，一个地区的全体教徒与教士之间的契约，以及同一地区居民之间的契约。清教徒比别的宗教教派的教徒更是认为，婚姻也是合同关系。新英格兰各式各样的清教徒都珍视他们的“选择或同意做自己的牧师的自由，他们可以把灵魂交给他关照”。如果他们的牧师不关心他们的灵魂的话，他们有“天赋的权利”来解除他们与他的关系。这些新英格兰人由此会把最严格的上下等级的关系看作是双方经过考虑和互有助益的交易合同，这毫不令人奇怪。但是当成千的新英格兰年轻人参加英军在美洲的对法战争时，却使英军大吃一惊。〔38〕

18世纪50年代，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军在美洲的总司令是劳登勋爵。他麾下的新英格兰的民兵不服从他的命令，似乎使他感到震惊。他试图让杂牌的新英格兰民兵同皇家正规军一起作战，这些民兵断然拒绝从命。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他们登记参加民兵时，他们达成的契约协议上并没有写明与皇家军队一同作战。而且他们的民兵军官和殖民地的平民掌权人们竟然也赞同他们的看法。1756年康涅狄格总督托马斯·菲奇尽力向一位百思不得其解又愤愤不平的英国人解释这种情况，他说，部队只能“自始至终接受同一种管辖，按照入伍时的协议去做，否则他们与他们的委托人做出的为国王服务的契约就有可能被破坏，他们的权利就会遭到侵犯”。

对劳登来说，这种解释就如同军队不服从命令一样糟糕。在军队等级制的效忠、义务和服从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劳登，觉得新英格兰人的话都是些无稽之谈。合同、契约属于账房，不属于战场。可是新英格兰人认为，合同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于订立合同，他们把入伍也只是当成了另外一种合同而已。为了大英帝国，英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它甚至在为殖民地本身的安全而战等等诸如此类的宣传对他们似乎并不起多大的作用。他们与征兵的军官达成了协议，他们当兵服役，得到的回报是领取津贴和口粮。当他们的合同被违反时，如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时，或当劳登试图把他们编入皇家正规军时，他们就会认为他们的协议失效了，于是就会发生兵变，或开小差，有时几十人或上百人成群结队地返回家乡。〔39〕

民兵们的这种举动显示了美国革命前夕北美洲，至少是新英格兰地区各种社会关系的独特性质。普通的新英格兰士兵对长官并没有心存敬畏。实际上，契约关系现在使人们认为上下级之间是平等的，并且互相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士兵们当然并不知道他们自愿签订的契约不会产生服从和忠于上级的品质，权威们，甚至家长和国王也不指望得到自然的尊敬。忠诚正在变成一种纯粹的交易，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

这种契约意象与所有的家长式关系以及主从关系，包括王室与殖民地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使这些关系都带有契约的色彩。事实上，在臣民与国家关系中强调臣民个人特征的契约意象在北美洲比在母国更加活跃。母国的议会主权正在吞噬着契约和自然权利这些概念。由于殖民地居民刚刚开始感觉到那种正在改变英国社会的商业革命的气息，他们更易于把他们同国家的关系看作与他们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因此，北美人自然而然地就把他们的家庭与国王的关系变成为一种契约关系，因为这只不过就是把一种个人关系换成另一种而已；但是这种替换使他们很容易迈出巨大的一步去反抗他们自己的父母。

在美国革命以前的几十年里，不论是辉格派写的文章还是托利派的文章，几乎没有任何一篇文章不是用父母与孩子的形象来形容与皇家的关系的。国王是“父亲”，大英帝国是“母国”，殖民地居民是他们的“子民”。因为这个形象太生动，与个人的传统世界密切相连，而大部分殖民地居民仍旧居住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几乎有关英帝国的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形象展开的。有时辉格与托利的论战似乎就是关于养育孩子的方法之争。辉格派说英帝国是不人道的家长，残忍和冷酷无情地对待她的子民们。约翰·迪肯森问道：“母亲的慈爱又在何方？”作为回答，托利派批评殖民地居民傲慢无礼、忘恩负义，他们想要知道“是否有哪个家长能容忍孩子们这样粗暴、毫无敬意地对待他们，就像殖民地近来对待大英帝国那样”。同帝国的斗争退化成一场家庭的口角。〔40〕

辉格派当然要引用关于亲子关系最新的、最开明的观念，即孩子没有教养只能是父母的过错。在这个仍旧很传统的社会，孩子和从属们做出不服从父亲和主人的举动是很吓人的，也违反常理，以至于辉格派难免要运用契约的意象来解释与皇家的关系，来证明他们的平等意识和反抗思想是正确的。国王享有古老的权利和特权，即国王为了负起统治王国的责任所拥有的那些不明确、随意行使的权利。但是人民也享有他们的各种权利与自由，而且这些权利与自由同国王的权利一样古老，一样重要。英国人实际上把他们的历史基本上描述为几个世纪之久的这些互相冲突的权利之争的历史，在这些权利之间的相争与妥协中产生了最初的政府契约。

因此，辉格派人士在18世纪70年代说，由于母国粗暴地对待殖民地居民，他们不但是对母国的热情已耗尽了的子民，而且也是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订立的具有法律或商业性质的契约和经双方同意的协议的一方，忠诚与保护是这些契约和协议所考虑的方面。詹姆斯·威尔森于1774年写道：“忠诚是信任与服从，每位臣民都必须忠于他的国王。这种服从是建立在政府对臣民的保护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保护与效忠是互惠联系的，这种联系把臣民和国王联结在一起”。这个契约意象不仅解释了人民服从国王的君权这一方面的原因（靠立法机构所表达的人民赞同是无法解释这个原因的），而且国王与人民的原始契约的概念最终使1774年殖民地人的观点具有了意义。殖民地人认为，由于“国会不是交易的一方”，所以他们完全是通过国王与大英帝国相连在一起的。他们的几个特许令被认为是“英国国王同我们的先辈们订立和执行的私人合同的证据，尽管英国人在某些时候莫名其妙地多管闲事，他们其实与我们毫不相干”（没有特许令的地方“对总督们的承诺也被认为是相同的文件”）。像所有的契约一样，这些特许令被“必然”用来“说明我们应有的权利和特权”，也用来“标明和限定国王的特权”。那么，疆域广大的大英帝国如何凝聚在一起呢？汉密尔顿·亚历山大说，国王将是“联结各方的要素”。〔41〕

当对立的双方互相仇视时，现代的契约形象趋于淹没传统的家长制的权威观念。家长式统治似乎变得非常开放，非常共和化，它竟使自己主动向现代法律的契约思想让步。如果帝国和殖民地政府仍被认为是扩大的家庭的话，他们也已经成为了明显的人为的和自愿结合的家庭。殖民地人经常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共和思想，一些辉格派现在甚至说，世袭的与民选的官员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两者都可以是人民的“父亲”，并且仍然拥有基于人民赞同基础上的家长式权威。忠诚在过去的意思是下属对主人的效忠，现在却与赞同毫无二致。大多数殖民地居民思想混乱。他们依然守着传统的家长制观念，把国王当作“父亲”，把大不列颠王国当作“母国”，而同时却强烈地坚持说，他们同英国国王的关系仅仅是契约关系，如果契约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这种关系随时都有可能破裂。〔42〕

所有这种事务性契约的法律条文以及附带条件的许诺没有给家长和孩子的亲情留下多少空间。目睹这一事实的一些人很快就看出契约关系中反家庭的含义。托利党人，住在罗得岛的小马丁·霍华德失望地写到，殖民地同大英帝国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孩子同父母的关系（就像辉格派斯蒂芬·霍普金斯以前暗示的那样），霍普金斯立刻就同意了霍华德的看法，因为家长制，即便是开明的家长制，世袭从属性的味道太浓烈，用家长制来形容与英国的关系使积极的辉格派感到极其不舒服。霍普金斯说：“自然存在的两种事物有可能会有一种天然的关系，可是母国与殖民地仅仅是依靠政策才存在的，它们彼此无疑会有政治关系，但是可能不会有天然的关系。”〔43〕

其他人在这些年也冲破了这种家庭的意象，甚至契约的意象，来正视现代辉格派思想的基本逻辑。本杰明·富兰克林写到，政府就如同一个公司，统治者们就像公司的所有者们雇用的“负责人”，来贯彻他们的意愿。“所有者们为他们辛苦工作付给他们合理的待遇。”这种关系中“没有强弱之分，他们一方面是起保护作用，一方面起服务作用”。这些“负责人是仆人，不是主人”，而且“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来自公司的成员们，也用之于他们”。富兰克林比大多数辉格党人在公开场合下走得更远（即使他的思想只是英国小册子上的一些评论而已）。但是，一些甚至像乔纳森·休厄尔的托利党人也承认，政府是“一种杰出与顺从的人为状态”，因此“事实上，而且就其事物的本质来说，必须得是自愿的”。在这种时候，辉格派的原则在革命前夕的争论中无疑是占了上风。人们此时广泛地认为政府不过是一个合法的、人为制造的产物，与家庭或与社会没有什么自然关系。〔44〕

这些结论令人生畏，非同小可，大多数殖民地人还不愿得出这些结论。他们不断地触及他们辩论时提出的可怕的问题，可是从没有正视过这些问题。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天然产生的，与天然状态相分离，并同社会自然存在的不平等相分离。这种分离最终意味着什么？统治者不是上帝或父亲或主人，没有看得见的神圣与非凡的威仪，也没有世袭的家长制权威，人民还会尊敬他们吗？没有情感的顺从是否只是功利性的？“不是因为统治者本人权力在身的原因，而只是出于那些法律原因（那些在行使权威时由他们制定的与自然和公平法则相一致的法律）”，人民会服从统治者们吗？服从法律而不是服从人治是否意味着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在统治中不再起作用了？国王们真的会像杰斐逊在1774年声称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领主”吗？确实，统治者们“高高在上，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统治者将不会是“伟大的人物”，也许甚至连绅士也不是了呢？难道统治者们当真与被统治的人“是同类……而且生来平等”吗？“当他们企图不把臣民当成同胞对待时，他们会使自己的尊严黯然失色”吗？〔45〕

这些是被暗示过但是没有深究过的问题，是在激烈的辩论中被抛出的建议，和是人们在主人和从属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历来存在的鸿沟之间进行一些沟通的努力。但是还没有人愿意彻底说出那种统治者和主人们是仆人、孩子控制家长的说法的意义何在。

即使是最革命的人也无法摆脱过去的家庭意象。1776年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试图澄清支持等级君主制的“古已有之的偏见”，以及澄清君主制在家长制和家庭统治方面的含义。潘恩完全否定王朝君主制的观念；英国国王是“皇家野兽”，是“一个自封为万民之父的……卑鄙小人”。“国王及他的附庸们别有用心地使用了家长或母国这些词汇，卑鄙地利用我们轻信的弱点，骗取不公平的支持。”然而仅仅一年以后，潘恩无法找出其他更好的途径来解释美国革命，来证明革命的必要性，他只好重新启用熟悉的家长与孩子的比喻，而他本来是要消除这种比喻的。殖民地人已经长大成熟了。“要想知道独立是否是美洲大陆的利益所在，”他写道，“我们只需问一个简单容易的问题：终生做孩子是否是一个人的利益所在？”潘恩在1777年仍然不得不用这些家庭方面的术语来阐述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旧的君主制观念根深蒂固，流毒甚广。〔46〕

注释

〔1〕Hoffman: A Spirit of Dissension，第47页。

〔2〕Willard: A Complete Body of Divinity in Two Hundred and Fifty Expository Lectures on the Assembly's Shorter Catechism，第600页。

〔3〕1799年10月17日亚当斯写给托马斯B．亚当斯的信，转引自Page Smith: John Adams（1962年纽约版），第2卷，第1016—1017页。

〔4〕Joan R. Gunderson和Gwen Victor Gampel:"Married Women's Legal Status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York and Virginia,"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133页。Daniel Blake Smith:"The Study of the Family in early America: Trends, Problems, and Prospects,"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17页，第18页。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第230—235页。Nancy Cott:"Divorce and the Changing Status of Women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见WMQ，第3辑，第33期（1976年），第586—614页。Linda K. Kerber: Women of the Republic: 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198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57—184页。Marylynn 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198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58—61页。

〔5〕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139—140页。Daniel Scott Smith和Michael S. Hindus:"Premarital Pregnancy in America，1640—1971: An Overview and Interpretation,"见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5期（1975年），第537—570页。

〔6〕James A. Henretta:"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见WMQ，第3辑，第22期（1965年），第83页。Smith:"Study of the Family in Early America,"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18页。Karin Calrert:"Children in American Portraiture，1670 to 1810,"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100—102页。Smith: Inside the Great House，第41页，第129页，第228—229页。

〔7〕Jay 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gainst Patriarchal Authority, 1750—1800（1982年纽约版），第43页，第36—87页。Addison和Steele: The Spectator，第220期，第533期。

〔8〕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12—15页。

〔9〕James Axtell编：The Educational Writings of John Locke（1968年英国剑桥版），第55页。John Locke: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Peter H. Nidditch编（1975年牛津版），第2卷，第33章，第8节，第397页。

〔10〕Canby编：“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见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99—500页。

〔11〕J. H. Plumb:"The New World of Childre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见Past and Present，第67期（1975年），第64—93页。Locke: Some Thoughts on Education（1705年），见Axtell编：Educational Writings of locke，第122—123页。Edwin G. Burrows和Michael Wallace:"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deology and Psychology of National Libera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6期（1972年），第239—240页。

〔12〕John Witherspoon: Letters on education（1765年），见Wilson Smith编：Theories of Education in Early America, 1655—1819（1973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195页。

〔13〕同上书，第195页，第204页，第194页，第200页，第201页，第195页。

〔14〕同上书，第194页。

〔15〕Jack P. Greene编：The Diary of Colonel Landon Carter of Sabine Hall, 1752—1778（1965年夏洛茨维尔版），第2卷，第13页。

〔16〕同上书，第907页，第703页，第702页，第941页，第1004页。

〔17〕同上书，第2卷，第702页，第765页，第903页，第997页。第1卷，第310页。第2卷，第907页，第703页，第903—904页。

〔18〕同上书，第2卷，第762页，第782页，第907页。

〔19〕同上书，第726—727页。

〔20〕同上书，第775页，第1009—1010页，第762页。

〔21〕同上书，第941页，第923页。

〔22〕同上书，第1卷，第29页。

〔23〕Nicholas Cresswell: The Journal of..., 1774—1777，Samuel Thornely编（1924年伦敦版），第270页。Edward M. Riley编：The Journal of John Harrower（1963年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版），第84页，第103页。

〔24〕Jonathan Mayhew: A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 and Non-resistance to the Higher Powers（1750年），见Bernard Bailyn编：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50—1776（196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卷，第242页。Burrows和Wallace:"American Revolu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6期（1972年），第186页。

〔25〕William D. Liddle:"'A Patriot King, or None': Lord Bolingbroke and the American Renunciation of George III," 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5期（1979年），第955页。Gadsden（1769年），见Drayton: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59页。

〔26〕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Peter Laslett编（1960年纽约版），第1篇，第64节，第224页。Burrows和Wallace:"American Revolu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6期（1972年），第183页。

〔27〕Mayhew: Discourse Concerning Unlimited Submission，见Bailyn编：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1卷，第232页。

〔28〕Norman Fiering:"The First American Enlightenment: Tillotson, Leverett, and Philosophical Anglicanism,"见New England Quarterly，第54期（1981年），第343—344页，第309页。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156页。

〔29〕Greven: Protestant Temperament，第265—331页。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165页。

〔30〕Witherspoon: Letters on Education，见Smith编：Theories of Education，第201页。Thomas Bacon: Sermons Addressed to Master and Servants, and Published in the Year 1743...（[1813年]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版），第16页。Charles W. Akers编：'A Place for My People Israel': Samuel Cooper's Sermon of 7 April 1776,"见New England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Register，第132册（1978年），第131—132页。

〔31〕[Thomas Bradbury Chandler]: The American Querist: Or, Some Questions Proposed Relative to the Recent Dispute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Her American Colonies（1774年纽约版），第5页，第4页。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198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9页。

〔32〕Clifford K. Shipton:"Thomas Hutchinson,"见Sibley's Harvard Graduates，第8卷，第203页，第156页。Shaw: American Patriots，第167页。

〔33〕Shipton:"Hutchinson," Sibley's Harvard Graduates，第8卷，第173页，第180页。Bernard Bailyn: The Ordeal of Thomas Hutchinson（197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74页，第182页，第190页。Robert M. Calhoon: The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1760—1781（1973年纽约版），第59页。

〔34〕David Griffith: Passive Obedience Considered in Sermon; Preached at Williamsburg, December 31st，1775（1776年威廉斯堡版），G. MacLaren Brydon编: Historical Magazine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第44期（1975年），附录，第77—93页。Boucher: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irteen Discourses,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etween the Years 1763 and 1775...（1797年伦敦版），第525页，第535页。

〔35〕P. S.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1979年牛津版），第36—37页，第139—193页。Bruce H. 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 Law and Community in Early Connecticut（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5—26页。

〔36〕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第11—46页。

〔37〕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41页。

〔38〕Mann: Neighbors and Strangers，第139页。Stephen Botein:"Religion and Polities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 Natural Rights Reconsidered,"见Patricia U. Bonomi编：Party and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1980年纽约州塔里敦版），第23—26页。

〔39〕Fred Anderson:"Why Did Colonial New Englanders Make Bad Soldiers? Contractual Principles and Military Conduct During the Seven Years' War"，见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395—417页。Fred Anderson: A People's Army: Massachusetts Soldiers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 War（198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67—195页。

〔40〕[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见Paul L. Ford编：The Writings of John Dickinson（1895年费城版），第326页。Burrows和Wallace:"American Revolu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6期（1972年），第217页。

〔41〕Wilson: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1774年），见Robert Green McCloskey编：The Works of James Wilson（196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743页。Massachusetts Spy，1775年2月23日版，1775年4月6日版。John Adams:"Novanglus," 1775年3月13日，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4卷，第127页。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第41页。关于忠诚与赞同的区别，请见Wilson: Considerations，见McCloskey编：Works of Wilson，第2卷，第736—737页。“对国王的效忠与对国会的服从是依据不同的原则建立的。前者是以保护为基础的，而后者则是以代表制为基础的。我认为，忽视这个区别已经使我们对于有关联系的看法意见不一，思想混乱，而这种联系是应当存在于大英帝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

〔42〕An Essay upon Government, Adopted by the Americans, Wherein the Lawfulness of Revolutions Are Demonstrated...（1775年费城版），第105页。Turner: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His Excellency Thomas Hutchinson，第7页。

〔43〕[Stephen Hopkins]: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1765年普罗维登斯版），见Bailyn编: 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1卷，第511页，第534—535页，第734页。Providence Gazette，1765年3月2日版。

〔44〕Stourzh: Benjamin Frankli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第31页。Boston Evening Post，1766年12月1日版。

〔45〕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309页。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年威廉斯堡版），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卷，第134页。Samuel Cooke: A Sermon Preached at Cambridge in the Audience of His Honor Thomas Hutchinson, Esq...，（1770年波士顿版），见John W. Thornton编：The Pulpi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Political Sermons of the Period of 1776（1860年波士顿版），第162页，第163页。

〔46〕Paine: Common Sense（1776）, "American Crisis III"（1777年），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1卷，第19页，第79页。Burrows和Wallace:"American Revolution,"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7期（1972年），第212页，第215页。

第十章　美国革命

美国革命使美洲生活的共和倾向脱颖而出。从君主制向共和化的“突然转变”令人“震惊”。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夏天说：“对君主们的偶像崇拜和对贵族狂妄自大的奴性顺从，从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从如此众多的头脑里消失过。”也许亚当斯不应该这么惊讶，因为拥有自己不动产的人在美国社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种中等阶层为主的特性似乎就是为共和体制而产生的。然而，采用共和制并不是简单地把美国文化同社会更加协调一致，它也意味着一种清除君主制残余的机会，并且一劳永逸地在人民中创造出新型的启蒙的共和化关系。〔1〕

这种变化标志了一场真正和激进的革命，它不仅是政体的变化，也是社会的变化。南卡罗来纳州的医生和历史学家戴维·拉姆齐说，人民将“从臣民变成国民”，“这种差别是巨大的。臣民一词来自拉丁语sub和jacio，意思是处于他人强权之下的人；可是国民是自由的人民中间的一分子，这些人民集体拥有主权。臣民仰望主人，而国民是平等的，没有人生来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根据天赋的权利和根据宪法，每位自由国家的公民本人享有与他人同样的共同统治权。”〔2〕这种共和社会的人类关系非常不同于君主制社会的人类关系。

到18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早期，在许多殖民地都存在着潜在的革命形势。经常与革命联在一起的社会状况几乎不见踪影（虽然一些历史学家们竭尽全力在寻找任何踪迹）：没有普遍的贫困，没有民怨沸腾，也没有残酷的压迫。对于大部分白人来说，这里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要物阜民丰。事实上，日益增长的繁荣促进了新的18世纪的认识的发展。人们认为此时此地的人民能够自己安排自己的事情。由此而来，嫉妒和易怒的情绪也在各地蔓延。因为能够创造的东西也能够被消灭。人们对繁荣和使繁荣成其为可能的自由非常担心。由于许多残存的传统社会关系逐渐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个人纷纷离开家庭、社区和庇护人，正在渴望着获得自由与独立。尤其是在18世纪40年代以后，社会急剧变化，许许多多美国人竭力想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这些社会变化非常复杂，很容易被曲解。寻常百姓奢侈浪费和铺张消费的现象日益增加，各种教派意见纷争。富人更富，各地的贵族绅士阶层更加引人注目，自我意识更加强烈。一些城市里贫民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一些地区没有土地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是根据职业和财富划分的各个社会阶层并没有彼此互相斗争，因为现代意义上的阶级还不存在。社会越来越不平等，可是社会的种种不平等并不是动荡不安和忧患的根源。实际上，正是美洲社会日益广泛的平等思想引起了这些矛盾和问题，即便是贵族化的南卡罗来纳州也是这样。

也许在所有的殖民地社会中，南卡罗来纳是最不平等的，贫富差别最大，也是由装腔作势的贵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773年一位来这里访问的新英格兰人对此十分惊讶。他说：“在这些人中间，巨大财富带来的富丽堂皇现象极其引人注目。华屋广厦里的装修和用品、数目、商业、船运等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远远胜过我所见过的一切，或者胜过在美洲能见到的一切。”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南卡罗来纳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看来，他所在的殖民地最显著的特征是平等（而不是不平等）和拥有广泛众多勤劳的农民和工匠们，也就是所有那些“几乎完全依靠自己每日勤恳的劳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人们”。这些诚实勤劳的白人们极其富裕。就连“他们当中最穷的人（除了某些极个别的例子以外），也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很舒服，尤其是当他与其他地区的穷人的状况相比时”，或者加兹登最好再说，与他们身边的黑人奴隶相比时。加兹登说，其结果就是南卡罗来纳的白人社会相对是平等的，“农民和富裕的种植园主们的差别，工匠和富商之间的差别，及更多的差别，大多是想象出来的，而不是实际存在的”。

可是如此的平等和富裕在西方世界是不多见的，也很难得。促进提高生产力的劳动和勤劳致富的思想在整个西方历史上是非常新颖的，也非常激进，所以大部分普通人，大部分劳动者几乎无法相信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人们长期认为是由于贫困和生活所迫人们才不得不劳动，大部分人仍然把劳动同奴隶制和受奴役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受压迫的可能性，任何对他们得来不易的财产的威胁以及任何让他们去忍受其他民族那样的贫困的暗示都令他们心惊胆战，因为那会使他们重新退回从前的奴役或奴隶的地位，回到不再为致富而劳动，仅仅是为生活所迫而痛苦地劳动的旧世界。“这种恐惧心理只能引起他们极度的不安。”加兹登说：“难怪遍及美洲，我们发现这些人非常珍惜自由解放。”这些吃苦耐劳的工人农民特别自由安康，拥有自己的财产，“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团结不动摇地”拥护自由反对英国的压迫的原因。〔3〕

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有殖民地的形势大体一样。传统的欧洲式贵族阶层不存在，四处蔓延的大规模的贫困使得人人似乎不相上下。约翰·亚当斯于1761年写到，目前“所有地位低于绅士的人都被归为自耕农”，包括雇工们和那些“一生中无立锥之地的人”。英国的来访者们说：“平等观念……似乎在普遍传播，下层人对上层人毫不表示敬意。”他们的意思是说，这里缺乏传统的上下尊卑等级差别。平等并不是意味人人实际上完全相同，只是说明普通百姓们比西方世界其他地区的普通人在财富和家产方面跟上层人更加接近，更加摆脱了贵族的庇护和控制。正像埃德蒙·柏克说的那样，他们随时能“嗅出暴君的气息”，也像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县在1770年声明的那样，他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从掠夺和奴役之下拯救我们的家园”。这句当时常说的话表现了殖民地在政治上背水一战的精神。〔4〕

这种一触即发的情绪，这种殖民地人在政治争端中“仿佛人人背水一战”的态度均起源于美洲社会的多种原因：不稳定的社会局势，社会发展不完善，社会差别比较小，以及，尤其是在南部地区，贵族阶层的“迅速暴发”。一些家庭“不到10年的时间就从社会最底层升到上层，积聚家资10万英镑以上，而且得来轻而易举”。暴发户们非常自信又奋发进取，可是他们也容易受到挑战，他们对自己的自由与独立的问题尤其敏感，不愿忍受任何人对他们的地位和前程有一丝一毫的干扰。〔5〕

对其他普通百姓来说，美洲生活中机会和不确定性是一样多的。罗得岛格罗塞斯特的农夫和锯木厂主摩西·库珀一生的奋斗就是一个事例。他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为了镇里最富有的人。1767年至1768年，在他60岁时，他终于能够雇用足够的奴隶和工人做所有的体力劳动了，他成了绅士和治安官，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先生（Esq.）。当然到此时，他可以对罗得岛的同胞们对自己殖民地的溢美之词做出反响了。他们赞美罗德岛是“希望的故土……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可以吃饱面包，遍地的石头是铁矿……和……其他优良矿藏。河流和沿海里鱼虾成群”。库柏还可以加上一句“森林原木丰富”，因为他是靠木材致富的。可是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他的财富和地位并不牢固，很害怕英国商业限制会影响他对西印度群岛的木材销售。升得高也会摔得狠，因此他成为格罗塞斯特小镇积极的爱国领导人。成千倍地放大库柏的经历，我们就会有了一场群众性革命运动。〔6〕

美洲无疑是“穷人在世界上最好的立足之地”。〔7〕社会普遍的富裕和平等关系与不平等和残酷的白人的奴役制，特别是黑人奴隶制相对比，使许多人对所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隶属与服从关系格外地敏感。这些关系仍然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因而在1765年，在与英帝国发生冲突的初期，约翰·亚当斯逆时代潮流呼唤旧的封建社会，在那个社会“仆人和封臣附庸们”“恭顺地依附他们的领主……用尽各种义务和从事各种服务的方式”获取“土地”。他的这种做法令人担忧，尽管他的这种想法不成熟，离现实生活十分遥远，但是却立即引起殖民地人对在他们中间存在着潜在的隶属他人的世界的危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一再地表示他们共同的心声，在繁荣自由与被彻底的压迫之间仅一线之隔。事实上，他们反复地告诫自己，假如他们同意交纳英国国会颁布的某种税，或是让殖民地议会保持沉默，“留给我们的只有万恶的奴隶制”。纽约的一个地主的佃户们由于“害怕把后代们拖入到契约的束缚关系里”，不愿延长服役的期限，这在地主的代理人看来，他们似乎是“蠢人”。可是他们了解18世纪的现实，他们知道其他地区普通人的命运，他们更了解他们社会中白人和黑人依附者们的处境，因此，一想到“像牛马一样”被驱使，想到“像契约佣工一样被强迫服役”，或者呆呆地坐着“等待主人许诺他们重新获得自由”，他们就有极其敏感的反应。亲属间的和与庇护人之间的等级制联系逐渐松弛了和被切断了，他们正在进入新时代。这些随处发生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因为他们不知道未来将向何处去。〔8〕

到18世纪中期，这些社会变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了。人们在各地抱怨“市侩们”“争权夺利”。实际上，到了18世纪60年代早期，“各种利益和体系互相冲突”，没有任何权威人士能够高枕无忧，没有哪个官员、哪个统治者不被冒犯。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参加政治竞选，在许多殖民地激烈竞争的议会席位竞选显著地增加。大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民众带着新的要求自下而上地施加压力的结果。真正的原因是，互相竞争的士绅们出于狭隘的目的和谋略，采用大众的自由化言论，以此来换取人民的支持。殖民地议会里反对党派屡次求助于人民的力量与总督的皇家权力相抗衡，尤其是在过去那种越过总督直接向英国的权势们求助的途径被堵死而不能再用的时候。可是群众的思想和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一旦被激发起来，是很难再让他们偃旗息鼓的，而且到美国革命前夕，在人们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身边所发生的变化时，受反对英帝国运动的影响，依靠家庭关系和庇护制关系进行的传统的君主制统治方式已经被改变了。〔9〕一位有先见之明的英国官员在1776年说，就像纽约的利文斯顿家族和德兰西家族，或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家族和李家族那样，“家族影响很久以来在逐渐地衰败；也许新型的政治形式会使他们的影响销声匿迹”。有些人习惯于把政治看成是士绅们中间的口角，现在他们对“奇怪的变化和其他”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不解。〔10〕

由于家庭关系的削弱和殖民势力的进一步崩溃瓦解，皇家官员们以及其他保守派不遗余力地抑制群众参与政治，控制殖民地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力量。有些皇家总督试扼制议会里民众代表数量的发展，限制议会开会的机会，或者否决议会通过的法律。另一些官员盘算着重新改造殖民政府，或使皇家官员的薪水不受殖民地立法机构的控制，或者是在立法机构里加强上议院的力量。一些人甚至建议把贵族爵位制度引进美洲来稳定殖民社会。但是大部分皇家官员们使用任何他们可以利用的政治庇护制和势力这些传统君主制的手段，制止群众性骚动，抵制群众性压力，总之，辉格派和共和派依靠人民的力量，而皇家官员们玩弄政治花招，依靠大人物的个人操纵控制手段与前者相抗衡。

在1763年之后，皇家官员们所有的努力与英国政府试图重新改造英帝国结构的企图以及试图从殖民地榨取税收的企图徒劳地纠缠在一起。所有的英国政策都威胁着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长的自由与独立的希望。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情绪激昂，在这种气氛下，皇家要改造帝国的努力似乎都是把正在摧毁英国本国的自由的罪恶做法扩展到殖民地来。自从1760年起，年轻的新国王乔治三世继承王位。通过操纵下院的玩偶们或唯命是从的官员们，王室消损着国会里群众代表力量的元气，破坏着英国的政体。事实似乎表明王室在顺服的国会的帮助下，正在越过大西洋，用同样的方式来腐蚀败坏美洲人。〔11〕

深受激进的辉格派和共和派反对王室的思想影响，美洲人把这些君主制的个人势力及庇护制的做法看成是“腐败”，看成是一群大人物和他们嗜权如命的宠臣们企图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不惜毁掉殖民地的均衡的政治体制以及大众的自由的行径。约翰·亚当斯说，这种腐败已经在美洲一些地区产生了皇家的势力集团，而且使王室只是成了一种“私人利益集团”。南卡罗来纳的威廉·亨利·德雷顿愤愤不平地说，这种腐败把殖民地变成了英国用来安排一无所长的追名逐利之人的垃圾场，“对殖民的法律和利益一无所知的人……被委派过来，安插在年薪200或者300英镑的职位上，指望着这些年薪生活”。美洲人被告诫说他们无法再去信任那些“为攫取私利或准备攫取私利而为国人做出奴性榜样的人”。依附庇护制的人不过是“起了圈套的作用，诱骗无知毫无警惕的人落入陷阱”。〔12〕这种腐败甚至让像托马斯·哈钦森这样的有身份的人物和他在马萨诸塞的亲信们都在占据职位，排斥那些约翰·亚当斯和詹姆斯·奥蒂斯认为是更好的人选。人们十分痛恨哈钦森，有时觉得再也无法忍耐了。“我的天啊！”乔赛亚·昆西在1770年说，“在如此唯利是图、如此唯命是从的家伙的统治下，人民会是如何的沮丧，如何的伤心失望，如此的气愤，我不愿再说了，我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哈钦森沮丧地说，“用金钱收买的帮佣”这个词“在美洲人中”是一个“带非常可憎可恶的意思的词”。〔13〕

尽管腐败政治使他们无法获得殖民地政府里的最高层的职位，北美洲的革命并不只是反对腐败政治。他们发表反对派的激进的辉格主义言论，以及反对滥用君主制式家族影响和庇护势力。这些革命实际上正在破坏着把传统的君主制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联系。因此他们的抗争既是社会性的，也是政治性的。

但是这种社会性抗争不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用来描述革命的那种抗争。美国革命的巨大的社会对抗力量不是穷人反对富人，工人反对雇主，甚至民主派势力反对贵族派。他们是爱国者们反对朝臣们，这种分类方法适用于君主制社会，而殖民地居民一直是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那些朝臣的职位和社会地位是人为地来自上面，来自等级制关系或人际关系，这些关系最终都与王室或宫廷联系在一起。约翰·亚当斯说，朝臣们就是那些恭维“大人物的情感和偏见、愚蠢及恶习，以便讨得他们的笑脸和赏识、讨得庇护，由此得到他们的欢心和宠信”。爱国者们则是不但热爱自己的国家，而且不依附任何关系网和势力，他们是靠自己的才能自然而然地获得职位和社会地位的，他们的身份地位自下而来，得到人民的认可。一位美国人在1776年说：“真正的爱国者是人类的杰出人物，他所关心的不正是他的同胞们的利益和幸福吗？”〔14〕

只有了解君主制社会的等级结构，只有严肃认真对待爱国者反对朝臣的行动，我们才能开始理解清除亲英派的意义。亲英派是指那些仍然效忠英国王室的人，亲英分子的人数大概接近50万，占美国白人总数的20％。据估计，他们当中的8万人在美国革命中离开了13个殖民地，是法国大革命时每1千人中逃离法国的流亡者的人数的6倍。〔15〕虽然不像法国的流亡者，许多美国流亡者们不必放弃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像以往在殖民地那样，作为英国臣民留在加拿大或西印度群岛或英国本土，但是亲英分子的大流亡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被放逐的亲英分子的人数的多少并不至关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家境富裕的士绅，在权力和庇护制的顶峰上操纵一切。他们当中有皇家官员或领主，粮食和纺织品进出口大商人，以及有钱的大地主等。由于他们控制权势关系网，他们的逃亡对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破坏作用远远超过他们逃离的人数所产生的作用。纽约殖民地的德兰西家族、德佩斯特家族、沃尔顿家族和克鲁格家族的家族成员纷纷离开殖民地。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这些家族“通过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与哈得孙湾地区半数以上的贵族联系在一起”。这些家族成员的流散使纽约社会的一些社会集团的关系和利益网遭到破坏。〔16〕佩恩家族、艾伦家族、丘家族、汉密尔顿家族和希彭家族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形成了显要的有影响的关系密切的一些集团，这些家族成员离开本地产生的破坏作用在宾夕法尼亚也能同样感受得到。年轻的詹姆斯·艾伦感受得非常深刻，他在日记里写到，“私人交情烟消云散”，他的显赫的家族以及家族的重要关系网都“四分五裂”了。〔17〕

各地的情形都是如此。清除这些利益关系网中的重要亲英人士对社会产生的破坏作用比实际清除的人员的数量所产生的破坏作用要大得多。只有46个波士顿商人的名字上了1778年马萨诸塞放逐名单，可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来自最富有的家族，如欧文家族、温斯洛家族、克拉克家族和劳埃德家族。他们之间亲属朋友及庇护关系错综复杂，遍布整个社会。不错，北部沿海地区的雄心勃勃的商人们确实很快填补了波士顿的许多空缺，这些商人有许多是卡伯特家族、李家族、杰克逊家族、洛厄尔家族、格雷家族、希金森家族和格里家族的成员。然而，新来的人的社会基础毕竟不同，而且他们初来乍到，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和不信任。早在1779年詹姆斯·沃伦就满腹牢骚，他说，在波士顿“一个5年前可能是给我刷皮鞋的家伙，现在已经家道丰厚，出入有漂亮的马车了”。〔18〕

当然，许多亲英分子的家族关系网和庇护势力仍然很广泛，足以保护一些亲英分子，使他们免于爱国者们的迫害，使他们的财产免于被没收，并在独立战争结束时使一些人悄悄地返回美国。一些流亡的亲英分子甚至留下他们的家庭成员照看他们的利益。可是不论是返回故土的亲英分子或是爱国者们，谁都无法原封不动地重新建立战前旧的家族和庇护势力的关系网。革命以后的社会不可避免地是按照新的共和关系来组建的。战争期间和战后建立的社会及经济联系比以前更加薄弱，更加变化无常，更缺少人情味，更加权衡利害得失。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和势力网更加松弛，私情更少，更少是建立在亲友关系的基础上，更多是以投身于爱国的事业或财富本身为基础的。旧的秩序的各种忠诚使像威廉·艾伦或詹姆斯·德兰西这种人能够建立广泛的私人和家族势力的关系网，美国革命有效地削弱或切断了这些忠诚的关系和势力。

消灭这些私人和家族势力的集团和改造社会成为革命憧憬的目标。靠其他手段而不是靠才干或人民的意志获得的任何职务现在都被认为是不应得的和攀龙附骥的。世袭制、一身兼任数项官职以及各种形式的庇护制在君主制社会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些做法受到了人们的攻击。在以前像马萨诸塞的乔纳森·贝尔彻那样的皇家总督有可能吹嘘说：“我用诚实的手段得到的东西，我从未失去过。”官僚机构重叠，收费繁多，所有这些都曾公开进行过，但是到了18世纪中期人们不再容忍这些事情了。1763年马萨诸塞的奥克森布里奇·撒切尔写到，“把众多的公众责任托付于”少数人身上，实际“是一个国家刚刚发展阶段的做法”。当“难以找到有能力和受过教育的人……从事政府中各个职务时”，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情况已是极大地改变了”。〔19〕

对腐败和庇护制的普遍厌恶情绪四处蔓延，甚至触及了那些与皇家无关的人。尽管一些弗吉尼亚县法院站在反对英国王室的统治的立场上，但是它们持续不断的寡头政治还是免不了受到批评。弗吉尼亚泰德沃特地区种植园主旧的派系集团内的成员互相照顾，阻止其他人进入他们的内层小圈子。一些弗吉尼亚人如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理查德·亨利·李等人对此十分愤慨。广泛传播的共和观点有助于产生这种愤怒情绪。约翰·鲁宾逊在1776年传出丑闻。他是殖民议会的发言人和殖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把本应该销毁的纸币借给了他的朋友们。弗吉尼亚立法机关在同年轻率地处理约翰·奇斯维尔上校的谋杀案。这两起事件都散发着腐败的气息。一位绅士对理查德·亨利·李说，这些事件充分证明李的反对立场是正确的。李反对“官场中的大人物、家族裙带关系和与公德严重相对立的浓厚私人交谊形成的联盟”。〔20〕

只有了解这种形势，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党人呼吁独立的心情，他们不仅要求国家独立于大英帝国，更重要的是，要求个人独立于私人势力的影响和“浓厚的私人交谊”。一位弗吉尼亚人回忆说，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大土地所有者们在选举中施加不正当和过分的影响”。通过取消依靠大人物“眼色行事”的无土地“佃户和仆人”的选举权和通过确保只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才有选举权的办法来防止大人物施加不良影响。〔21〕

正如弗吉尼亚的权利宣言所说，共和政体假定，人人在一个新的共和国里将会“同样地自由与独立”，财产将会使他们成其为如此。人们在共和体制下还是仍然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财产，不是把它看作一种个人的收益或增加财富的一种资料，而是当作个人权威或独立的一种资源。它不仅仅只被当成财物，也被当成是一种人格的特性，这种特性说明自己是何种人，并且在外界压力之下护卫自己。例如，木匠的本事就是他自己的财产。杰斐逊害怕城市的下层群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财产因而是依附于他人的。

所有依附于他人的人，如妇女和男孩子，可以不给选举权，正如马萨诸塞的埃塞克斯郡全郡大会在1778年宣布的那样，妇女儿童的“处境是如此局限，以至于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杰斐逊非常注重财产与公民权的同等性，所以他在1776年建议新的弗吉尼亚州给每位拥有不足50英亩土地的人50英亩土地。如果没有财产和个人的意志，也就是没有独立地位，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公德的，也不会有共和国，因为“依附产生奴性，容易被收买，扼杀美德，而且是他人实现野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杰斐逊语）。〔22〕

在有着无数的庇护关系和各种程度的依附关系的君主制世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这种尝试让每个人独立的做法更加激进的了。在说英语的世界里的一种理想，现在对美国人来说，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迫切需要。突然之间，在革命者眼里，一切划分精细的等级标准和传统君主制社会的各种程度的不自由成了可耻和荒谬的事情了。美国革命对依附制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在18世纪初期，英国激进的辉格党人和自然神论者约翰·托兰德把整个社会划分成自由的人和依附者两类。托兰德写道：“我认为，自由人的概念就是拥有财产的人，或可以自食其力的人。那些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人，我称之为仆从。”〔23〕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划分，不自由的人就被认为是仆从。任何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人，如被某人庇护或是某人的附庸，就是奴仆。美国革命运动把这种18世纪激进的辉格派思想中的潜在逻辑披露出来了。

依附制现在就等同于奴隶制，奴隶制在美洲具有显著的意义。一位新泽西的作家在1765年问道：“什么是奴隶？就是那些依照他人的意愿来享受自己的生活和财产的人。”罗德岛的斯蒂芬·霍普金斯援引阿尔杰农·西德尼的话说：“自由仅仅存在于不依从他人意志的独立中；我们认为奴隶即是不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财物，只能遵照主人的意志生活的人。”最后是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并用一句话摧毁了社会是由各种身份地位组成的等级制的概念。亚当斯简明扼要地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自由人和奴隶。”这种露骨的两分法使君主制社会所有细致的等级界限和依附关系趋于崩溃，也为美国人带来了激进的和重要的影响。〔24〕

1778年戴维·拉姆齐在一个纪念美国国庆的讲演上说，独立将使美国人摆脱君主制世界，在君主制世界里“宠信就是升官晋级的资本”，“谁最能用低下的逢迎献媚的本事讨得上司欢心，谁就最有可能获得宠信”。革命者们想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共和国，在这个政体之下“不论何种身份或条件，一切职位都任人唯贤”。他们相信“如果具有相应的才能的话，即使是国家的大权也可以由最穷的人的儿子来掌握”。他们“再也不必仰望贪婪的朝臣们或英国贵族的贪得无厌的附庸们，来指望得到政府的恩准”。他们现在要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来实现这些目标”。斯蒂芬·巴勒斯写了一部关于美国革命年代的极好的回忆录。如同巴勒斯一样，革命者们相信他们“非常共和化”，他们认为“认人唯有才能，与他的家庭、血统或社会关系无关”。〔25〕革命者对旧秩序下的庇护制和家族势力影响深恶痛绝。我们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革命者们的激愤之情，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寻常的话语对革命者们意味着什么。

革命领导人们实际上并没有指望穷困、没有社会地位的人，如农民、工匠或小商贩们本人得到高层政治职位。相反，他们是希望如果这些人的孩子们有才能的话，也许将像他们那样进入哈佛大学或者普林斯顿的新泽西学院念书，获得开明的共和派教育，并由此进入上层社会，有资格获得高层政治职务。他们希望共和思想将把天才的火花变成夺目的火焰，这些天才的火花属于像他们一样的人，即共和方式的竞争和竞赛使他们从“无名之辈”变成“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名字将会闪烁着光芒，炫耀全世界”。荣誉、利益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他们去完善自己和后代，取得“法院、军队、各种专业和所有政府部门的职位”。他们将会成为杰斐逊称之为的“天然贵族”——受过开明教育、有知识、有性格的绅士。对于许多革命领导人来说，这就是共和思想的精神意义，这是备受折磨的才能战胜出身和血统论的证明。他们觉得才干长久以来得不到重用。在君主制社会只有艺术界和科学界承认才能是领导能力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旧的秩序把科学艺术界称为“知识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letters）的原因。人们问道，有谁还记得荷马和欧几里得的父亲或儿子？这个问题是刺向旧的继承制心脏的一把共和利剑。托马斯·潘恩精辟地说：“美德不是世袭的。”〔26〕

由于革命者们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本身就十分贵族化，所以我们今天很难体会他们对世袭贵族制的仇视和愤怒的心情。我们不太注意或易于忘记家族和君主制价值观念对美洲殖民地控制的程度。可是这些革命者们清楚地知道裙带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遍及整个大陆，像马里兰的查尔斯·卡罗尔一样的殖民地士绅们担心，“所有的权力可能会集中于一个家族”，政府的职位“会像一件珍贵的珠宝一样从父亲传给儿子”。各地的人们对排外的、不听人民呼声的政府十分气愤，这些政府把政府的职位、土地和特权分给官员的亲信们。在宪政言论的背后潜藏着真正的激情，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宣称：“政府里没有任何一项职位可以世袭——所有的职位以德才为必要条件，不能传给后代和亲朋好友”；乔治·梅森起草了1776年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他说：

除非为了公共服务，任何人或群体都无权从社会独占或单独占有薪酬或特权，公职不得传给他人或世袭，理想之人天生而为治安官、议员或法官的观念是不合情理的，是荒谬的。〔27〕

梅森大概比其他的革命领导人更加注意共和派反对家长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10年之后，在费城大会上他告诫他的同僚们说，他们一定不能忘记共和思想的意义。1787年新的联邦宪法似乎暗示，“社会的上层阶层”正在漠视“最下层阶层”的权利。他说，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很快将成为普通百姓”。年轻的查尔斯·卡罗尔说，这种从社会上层向下层的迁移在美国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在一个商业化的国度，显赫前辈的荣耀将不能庇护它们穷困的后代免于微贱和匮乏之苦。”可是，尽管有间或发出的警告，很少有革命者意识到共和思想将对他们的子孙产生如何惨痛的影响。〔28〕

对门第的势力和威廉·利文斯顿所称之的“血统和头衔的虚荣”，所有的建国领导人都十分感兴趣。〔29〕约翰·亚当斯在临终前的岁月一直对存在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家族的崇拜之情所困扰。杰斐逊也总是感觉到家系的力量。不像亚当斯，杰斐逊是不爱表露情感的人，即使是这样，我们今天仍能透过他在1821年77岁时写的自传的平静的表面察觉到潜藏着的激情。在书中，他描述了他在1776年在弗吉尼亚打倒“显赫的家族集团”的行动。这些家族一直在利用长子继承制和（地产）限定继承权等合法手段，使自己形成“一个贵族集团，他们富丽堂皇和奢华的产业使他们非同寻常”。杰斐逊写到，这个“财富贵族”的种种特权必须被摧毁，以便“为贤人贵族打开通路”，他认为自己就是贤人贵族的好样板。

人们经常认为杰斐逊过分夸大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以及这个“贵族集团”的力量。不仅限定继承权的做法在弗吉尼亚非常普遍，而且“贵族集团”在我们看来同他们的挑战者们没多大差别。但是杰斐逊明显地看到了差别，这种差别使他怨恨不已。在他的自传的开头几页，杰斐逊告诉我们，他的威尔士父亲的家系已无法寻根溯源：他在威尔士只找到了两户同他父亲家族有关系。可是他母亲却是伦道夫家族的人，这个家族是“贵族集团”里显赫的大家族之一。他十分嘲弄地说，伦道夫家族“把家谱追寻到英格兰和苏格兰，让每个人把自选的忠诚和美德都归结于这本家谱上”。〔30〕

本杰明·富兰克林同样在他的自传的开头概括地介绍了自己的祖先。他可怜地说，他是“五辈中最小的儿子的最小儿子”，这是对长子继承制通过五代人剥夺他的权利的一个强烈的控诉。在他死前一年，这种痛苦仍然留在他的心底。1789年6月他对遗嘱进行修改，在这个附录中，富兰克林观察到，大多数人由于从祖先那里继承到一份家产，所以他们认定他们有义务要给后代留下一些东西。他动感情地说：“我没有这份义务，我从未从任何一位祖先或亲属那里继承到任何一点财产。”〔31〕

革命者们在他们的州宪法和法律中抨击家族势力和世袭的特权。在美国革命后的几十年里，所有新成立的州都通过立法或写进宪法的方式废除了原有的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的法律权限。正如1784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法令阐明的那样，这些法律权限趋于“在一个共和国里赋予个别家族和个人不平等和不合理的权势，只是增强了他们的财富及重要地位，并在许许多多的事实中证明是激烈斗争和不公正的根源”。因此，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权的做法“会促进财产的平等，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精神和原则所在”。〔32〕

我们已经知道，在美国革命中，法律上和宪法上改变继承制的做法“主要是形式上的和象征性的”，只是试图把无遗嘱死亡法律同人们根据遗嘱已经在做的事情协调一致而已。〔33〕确实，18世纪在许多殖民地，父亲们已经把土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所有男性继承人。但是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这种把财产不仅分割给长子也分割给更多孩子的做法并不代表任何现代给所有的孩子公平分配财产的义务。长子们仍然有优先权，而且，当土地越来越少时，父亲们采用更传统的继承模式，以便保护完整的家产。〔34〕美国革命使旧的继承模式发生了一个主要变化，尤其是承认了女儿们和寡妇们在继承和拥有财产方面的平等权利。

虽然一些州仍旧实行传统的做法，大部分新的革命后的继承法倾向于打破父系亲属关系的概念，更多地承认通过婚姻联结起来的亲属关系。这些新的继承法承认儿子和女儿之间更多的平等关系，并通过给予寡妇们拥有三分之一财产的完全所有权的方式赋予了她们更大的自主权。在过去，寡妇们通常只有终生的使用权。这些寡妇们现在有权转让土地或把土地传给再婚所生的子女们。大部分州也强化了妇女拥有和控制财产的能力。新的各州立法通过各种途径不仅废除了残留的土地使用权的封建形式，增强了动产的商业性，而且坚定了对待家庭新型的共和态度。〔35〕

由于做出了一些有关妇女和女儿的权利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被保守派认为“要瓦解联系社会的各种关系”，美国革命对家长制的攻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关系。新的共和精神使得家庭内部已经产生了的变化合情合理，而且这些变化越来越多，甚至在肖像画上也显露无遗。在18世纪早期的全家福画像里，父亲们站在主要位置，高于妻子们和孩子们；现在他们则同家人被画在同一个高度上，象征性地拉平了地位。由于美国革命，男人们丧失了一些他们以前作为家长对妻子和财产的控制权利。尽管妻子仍旧依附于丈夫，但是她们也确实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法律承认她们有一些权利单独拥有财产，有权提出离婚，和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有权签订合同和做生意。在殖民地时期，只有新英格兰人承认离婚的绝对权利，但是在美国革命之后，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所有的州都制定了新的自由的离婚法律。〔36〕

毫无疑问，妇女和儿童仍然主要的是依附于丈夫和父亲，但是革命对家长式的君主制的斗争使社会上其他的依附关系受到人们的质疑。事实上，一旦革命者打碎所有的君主制社会的等级界限和依附关系，把人们只分为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奴隶，男性白人发现越来越不可能接受任何一种依附地位。任何一种奴役关系突然之间变成了反常的和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1784年在纽约，一群人相信契约奴役“有悖于……这个国家如此幸福地建立的自由思想”，他们放走了整船的契约移民，并进行公共募捐，为他们支付船费。早在1775年在费城没有自由的劳动力的比例，即仆人和奴隶的比例，已经从18世纪中期的40％到50％下降到13％。到1800年，只有不到2％的城市劳动力仍没有获得自由。很快契约奴役就荡然无存了。〔37〕

由于革命后的共和文化只讲自由、平等和独立，就连雇工们到后来也很难找到，或很难控制。白人奴仆拒绝把他们的雇主称作“主人”；对许多人来说，“老板”是一个好的替代词，这个词原来是荷兰语，意思是主人。仆人自己只能被称为“帮工”或“侍者”。罗亚尔·泰勒在1787年写了剧本《反差》，主人公乔纳森就是用“帮工”或“侍者”这样的词来替代“仆人”的。〔38〕一位吃惊的外国人说：“白人仆人通常在契约中坚持他们同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当问他们为什么时，仆人们解释说，这是“自由的国家”，他们同所有人一样，“把生来自由的美国人当奴仆来对待是可耻的，也是罪恶”。曾做过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的塞缪尔·布雷克觉得，要是他有好仆人的话，他的生活就“无比幸福了”。“可是生活中易于碰到喜怒无常、酗酒和经常蛮横无理的人，我们家里的仆人就是这样。”仅仅一年，布雷克先后雇用了7位厨师和5位侍者。〔39〕

一位从英国来的移民在18世纪90年代报道说，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最糟糕的生活环境”是“很难找到家庭佣人”，我们知道情况不妙。几个城市苦于无计的准主人们最后不得不建立组织，鼓励忠诚的家庭佣人。一些北方人甚至得出结论说，雇用仆人的做法是“最反共和精神的”。结果，美国人最终建造了公共寓所，这在欧洲从未有过。这些旅馆包括膳食与居住，禁止收小费，经常被许多长期住户租用。许多人发现住在这些公共寓所里比建造一个有仆人的家要便宜，况且仆人又很难找得到。外国人觉得这种旅馆和提供膳食的寄宿处纯粹是美国风俗。〔40〕

到19世纪初期残余的家长制已经一塌糊涂。家庭里不再有徒弟，他们成了某一行业的实习生，各个行业越来越脱离了家庭范围。工匠们为主顾们“定做”的活越来越少，相反，他们为不牵扯人际关系的市场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这又意味着工匠师傅们不得不雇用劳动力、组织销售自己作坊的产品。师傅们更不像家长了，而是更像雇主、批发商，或生意人。货币工资越来越取代了师傅和学徒间旧的家长式关系。这些挣工资的自由人十分频繁地来来去去，不仅从一个工作转向另一个工作，也从一个城市迁到另外的城市。这种工人们“变幻不定”的流动使有些雇主不知所措，一位罗德岛人哀叹：“当你要拿他们财产的清单时，他们就会背上行囊，离开这里。”〔41〕

虽然师傅与工匠经常努力保持传统的看法，即他们结合在一起是“为了生意兴隆”，但是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利益不同的雇主与雇工。1788年7月4日，在费城各个行业的学徒、工匠和师傅在一起游行，尽管观察家为此而欢呼，但是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利益分歧已经显而易见了。很快，不同行业的工匠们自己组织起来对抗他们师傅们的组织，禁止他们的雇主参加他们的会议，并且声称“工匠的利益有别于他们雇主的利益，在有些方面与雇主的利益是相对立的”。在1786年到1816年之间，不同行业的工匠们至少举行了12次大罢工，这些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雇员反对雇主的大罢工。〔42〕

有一个明显的依附关系革命者们没有完全废除，这就是将近50万非洲裔美国奴隶的依附关系。在革命者高谈阔论自由时，他们在这方面的失败使他们在我们眼中似乎言行不一，十分虚伪。然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有一种文化氛围允许黑人奴隶和其他契约束缚和不自由的形式存在于整个殖民地时期，没有受到任何严肃的挑战，是美国革命突然而且有效地中断了这种文化氛围。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黑人奴隶制成为了极其突出的问题，这在旧的有着各种程度的不自由的君主制社会是从未有过的。美国人在1775到1776年间开始用前所未有的程度激烈地抨击黑人奴隶制。

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殖民地居民或多或少地把有奴隶身份的人理所当然地当成依附等级制中最底层和最依附的阶层，也是在劳工世界里地位最低、最依附于他人的人。他们很少会感到有批评黑人奴隶制或者为它辩护的必要。可是现在共和制对依附制的抨击迫使美利坚人看到了奴隶制度是不正常的，并迫使他们以从未有过的态度去面对它。1775年在费城美洲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对奴隶制的组织，这并非是出于偶然。只要大多数人仍是出于贫困和生活必需不得不劳动的话，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似乎同自由劳动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劳动不仅仅是穷人谋生的手段，也是普通劳动者增加财富和资产的手段。这种认识使奴隶制似乎显得更加反常。美洲人现在认识到，在劳动者的共和国里奴隶制是个畸形发展，是一个“特别的制度”，如果哪一个美洲人想要保留它的话，他们就要像后来的南方人一样，不得不用新的种族和人类学的观点来解释奴隶制，来为它辩护，而以前的君主制社会是从来不必这么做的。美国革命实际上带动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力量，这些力量给北方的奴隶制度带来了厄运，也最终导致了美国内战。〔43〕

由于人人现在都被认为是平等的自由公民，这也为激进地改变关于国家政权的概念做了铺垫。美国革命几乎是一举击毁了以前的关于政府如父母、子民的效忠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相互的契约式义务的观点。政府的家庭形象现在已经不再贴切，国家的概念在美国开始和先前的概念不同了。

一夜之间公权力的现代观念取代了旧的个人式的君主制政府的古老概念。政府不再被视为国王的私家权威或特权的集合体。统治者们突然失去了往日的个人的统治权力，作为国民义务的个人效忠也变得毫无意义了。革命的各州宪法彻底清除了王室的特权，或把这些权力授予各州的立法机构。大众的赞同是政府所有部门行使权力唯一的依据，政府部门不仅包括众议院，也包括参议院、州长、甚至法官们。作为最高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这些新的共和政府获得了自主的公权力，这种权力是以前君主制的政府从未拥有过的或宣称过的。在共和化的美国，政府将不再像以往的殖民地时期那样，明显的只是私人财产和代表私人利益。过去公私不分，现在要公私分明。虽然许多领导人感到遗憾的是，州的立法机构经常以传统的法院做法行事，如干扰和推翻司法决议、检验被法院驳回的遗嘱等，但是它们现在变成了代表人民的最高机构，负责促进整体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将明显地有别于社会上许多私人利益。

因此，从一开始新的共和制的州政府就怀疑传统的君主制的做法，即通过对一些个人颁发法人特权和许可证的办法让个人为公众服务。在共和体制下，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公权力谋私利。事实上，好几个州都在它们的革命宪法里写下了反对任何人或集团从社会获得专门的特权。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说：“政府是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以及保护全社会而建立的，而不是为任何个人、家族或阶级的私利而建立的。”北卡罗来纳州宪法说：“各种永久所有权和垄断是同国家的本质相对立的，应永远不得存在”。

所以共和制的各州政府以直截了当和前所未有的方式努力维护它们新近增强的公权力，它们以前委托私人去做的事情现在由自己来做了。它们清楚地划出公域的活动与责任范围，而这些范围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政府现在制订计划，去改善商业贸易、道路和供水系统等等各项事业，并且为美国人去建立政治经济学出力。它们组织自己的公共组织，用税收的款项来支付专职人员的服务，而不征用私人的劳动。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革命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成了政府工作的重要部分”。〔44〕例如，纽约市在州立法机构的领导下，成立自己的公共服务组织，打扫街道和码头，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居民去干这些活。到19世纪早期，纽约市已经成为一个公共机构，财政上主要依靠公共税收来支持，主要为了公共利益。它获取了它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政府对一切产业的征用权，以及作决定时的权威，不必担心“谁的财产会受益……或谁的财产受损”的问题。只要完全是为了公共目的，国家征用私人财产的权力现在被认为是不受限制的。〔45〕

许多人认为，州立法机构可以为公众做任何人民委托它们去做的事情。詹姆斯·奇塔姆在1802年说：“社会必须永远保持对其利益的监督和控制。这些总的监督权必须委托在某处，最安全的存放处就是立法机关。受宪法的管辖，公民的所有权利和特权都交给它们托管。”〔46〕诚然，在君主制度下，人民已拥有不受国王的君权和特权影响的长久的权利和特权。但是在新的共和体制之下，这些大众的权利能否继续与政府相对立？新的共和政体不再有国王的君权和特权，所以除了议会代表的人民主权，即人民的共同意志之外，人民的个人权利是否还能真正存在仍是值得怀疑的。换一句话说，在人民的积极自由是完备和至上的地方，再谈论消极自由是否还有什么意义？诚然，像宾夕法尼亚州和其他州的宪法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本人的赞同，人们的个人财产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正当地从他身边拿走，或为公众所用”，但是，至少是在1776年，这种赞同指的是“他的合法代表的同意”。〔47〕

所有监督和改善社会的权力都属于人民并由州立法机关代表的主张都是来源于共和派的理论。但是在1800年以前，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垄断公权力是否应该被委托给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尽管这个机构是代议制的，是公众选举出来的。实际上，既要限制民选政府的权力和保护私人财产以及少数人的权利，又要在同时不否认人民的公共主权成了新的共和国领导人左右为难的事情。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成为美国立宪民主制的一个进退两难的大难题。

注释

〔1〕1776年7月3日约翰·亚当斯写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的信及1776年8月2日亚当斯写给理查德·克兰奇（Richard Cranch）的信，见Lyman H. Butterfield等编：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28页，第74页。

〔2〕David Ramsay: A Dissertation on the Manner of Acquiring the Character and Privileges of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年查尔斯顿版），第3页。关于美国革命创造了新的公民志愿效忠的问题，请见James H, Kettn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itizenship, 1608—1870（197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73—209页。

〔3〕Josiah Quincy: Memoir of the Life of Josiah Quincy, Junior, of Massachusetts: 1744—1775（1874年波士顿版），第88页。Gadsden，见德莱顿: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81—82页。加兹登把18世纪的南卡罗来纳说成没有真正的差别，他这一惊人的描述与查尔斯·平克尼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对存在于合众国各地的“人人小康”的赞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这些言论如果不是奇谈怪论，也是夸大其词，人们只有站在这两个人看待美国的相对角度上才能理解这些言论。相对于他们认为的欧洲存在的贫富间巨大的不平等，尤其是相对于他们所知的自己的社会存在的自由的白人和黑人奴隶之间的巨大矛盾，他们讲出了上述的言论。关于黑人白人之间的巨大矛盾的问题，请见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1975年纽约版），第376—387页，和Jack P. Greene:"'Slavery or Independenc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berty, Black Bondage, and Equality in Revolutionary South Carolina," 见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第80期（1979年），第193—214页。

〔4〕Adams: 1761年4月3日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and Autobiography，第1卷，第208—209页。Eddis: Letters from America, Land编，第65页。Burke:"Speech on Moving His Resolutions for Conc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 1775年3月22日，见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修订版，（1865—186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125页。关于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居民的请愿诉求，见William L. Saunders编：The Colonial Records of North Carolina...（1890年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版），第8卷，第234页。

〔5〕“Mr. Colden's Account of the State of the Province of New York,”1765年12月6日，见O'Callaghan和Fernow编：Document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第7卷，第797页。"Journal of Josiah Quincy, Jr. ，1773," Mark A. DeWolfe Howe编，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会报，第49期（1916年），第453页。Russell R. Menard:"Slavery, Economic Growth, and Revolutionary Ideology in the South Carolina Lowcountry,"见Hoffman等编：Economy of Early America，第244—274页。Greene:"Slavery or Independence," 见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第80期（1979年），第201—204页。

〔6〕Tom Brownsword:"Moses Cooper's Tale of Wealth and Status: A Case Study of Rural Rhode Island，1674—1808"（1986年布朗大学荣誉论文），第95页，第98页，第100页，第104页，第106页。Silas Downer: A Discourse, Delivered in Providence...（1768年），见Carl Bridenbaugh: Silas Downer, Forgotten Patriot: His Life and Writings（1974年普罗维登斯版），第100页。

〔7〕“穷人的天堂”是形容诸殖民地常见的一句话，早在1705年是指弗吉尼亚，被小威廉·史密斯用来指纽约州，但是大多被用来形容宾夕法尼亚。Robert Beverley: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 Louis B. Wright编（194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75页。Bonomi: A Factious People，第196页。James T. Lemon: The Best Poor Man's Country: A Geographical Study of Early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1972年巴尔的摩版）。

〔8〕Adams:"Dissertation on the Canon and Feudal Law," 1765年8月12日，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113页。Downer: Discourse，见Bridenbaugh: Silas Downer，第103页。Bonomi: A Factious People，第203页注释。John MacKenzie:"Second Letter to the People," 1769年9月14日，见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24页，第25页。Charles Chauncey: A Discourse on "The good News from a far Country"（1765年波士顿版），见Thornton编：Pulpit of the Revolution，第129页。参见Richard L. Bushman:"Massachusetts Farmers and the Revolution,"见Jellison编：Society, freedom, and Conscience，第77—124页。Alan Taylor: Liberty Men and Great Proprietors: The Revolutionary Settlement on the Maine Frontier,1760—1820（199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3—14页。

〔9〕91763年5月28日理查德·彼得斯写给威廉·史密斯的信，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10期（1886年），第352页。Gary Nash:"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Politics，1700—1765,"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0期（1967年），第605—632页。J. R. Pole: The Gift of Government: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English Restoration to American Independence（1983年佐治亚州阿森斯版），第117—131页。

〔10〕Edward H. Tatum, Jr.编：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 Secretary to Lord Howe, 1776—1778（194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版），第149—150页。Calhoon: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第168页。

〔11〕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94—159页。

〔12〕John Adams：转引自Stephen E. Patterson: Political Parties in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1973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版）第9页。[William Henry Drayton]: A Letter from Freeman of South Carolina, to the Deputies of North America, Assembled in the High Court of Congress at Philadelphia（1774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版），第9页，第18页。Samuel Sherwood: A Sermon, Containing Scriptural Instructions to Civil Rulers, and All Free-born Subjects...（1774年纽黑文版），第7页。

〔13〕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s of Revolution（198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61页，第101页。

〔14〕Adams,1772年2月9日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and Autobiography，第2卷，第53页。Pennsylvania Magazine（1776年4月），第157页。

〔15〕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The Challenge（1959年普林斯顿版），第1卷，第188页。

〔16〕Wallace Brown: The King's Friends: The Composition and Motives of the American Loyalist Claimants（1965年普罗维登斯版），第94页。Alexander C. Flick: Loyalism in New Y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1901年纽约版），第20页。

〔17〕Doerflinger: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第254—255页。Stephen Brobeck:"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olonial Philadelphia: The Brief Life of the Proprietary Gentry,"见WMQ，第3辑，第33期（1976年），第410—434页，第432页。

〔18〕Robert A. East: Business Enterpris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1938年纽约版），第220页，第232页，第227页。

〔19〕Belcher，转引自McAnear: The lncome of the Colonial Governor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第6页。Carol Berkin: Jonathan Sewell: Odyssey of an American Loyalist（1974年纽约版），第31页。

〔20〕Joseph A. Ernst: Mone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755—1775: A Study in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volution（197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91页。

〔21〕Charles S. Sydnor: Gentleman Freeholders: Political Practices in Washington's Virginia（1952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23页。

〔22〕The Essex Result（1778年），见Oscar和Mary F. Handlin编：The Popular Sourc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196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40页。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William Peden编（195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65页。

〔23〕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1977年伦敦版），第89页。

〔24〕"The Constitutional Courant"（1765年），见Merrill Jensen编：Tr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76（196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83页。Stephen Hopkins: The Rights of the Colonies Examined（1765年普罗维登斯版），见Bailyn编：Pamphle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1卷，第508页。Adams:"Novanglus," 1775年1月30日，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2卷，第242页。Joyce Appleby:"Libera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见New England Quarterly，第49期（1976年），第23页。

〔25〕David Ramsay: An Orat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1778年查尔斯顿版），见Robert L. Brunhouse编：David Ramsay, 1749—1815，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美国科学研究会（APS）译，第55期（1965年），第185页，第183页。Memoirs of Stephen Burroughs（1798年，1811年）（1988年波士顿版），第3页。

〔26〕Ramsay: Advantage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见Brunhouse编：David Ramsay: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184页，第183页。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Part Second（1792年），和Common Sense（1776年），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1卷，第368页，第38页。塞缪尔·亚当斯说：“住草屋的人可以生一个聪明的儿子，而贵族可能会生一个白痴。前者有充分发展的能力，后者则没有。”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40页。

〔27〕[Carroll]:"Letters of First Citizen," 1773年2月4日来信，见Kate Mason Rowland: The Life of Charles Carroll of Carrollton, 1737—1832...（1898年纽约版），第1卷，第247页，第252页。Mason: First Draft of the 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 [ca. 1776年5月20—26日]，见Robert A. Rutland编：The Papers of George Mason（197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卷，第277页。

〔28〕Farrand编：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359页，第49页，第56页。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174页。

〔29〕William Livingston等：The 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359页。

〔30〕Jefferson: Autobiography, 1743—1790，见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 Merrill D. Peterson编（美国图书馆，1984年纽约版），第32页，第3页。

〔31〕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Lemay和Zall编，第3页；1789年6月23日遗嘱附录，见Smyth编：Writings of Franklin，第10卷，第502页。

〔32〕Stanley N. Katz:"Republicanism and the Law of Inheritance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Era"，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76期（1977年），第1—29页。

〔33〕同上书，第13页。

〔34〕同上，第3章，第46—47页。

〔35〕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 in Early America（198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71页。Salmon:"Republican Sentiment, Economic Change,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Women in American Law," Ronald Hoffiman和Peter J. Albert编：Wome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9年夏洛茨维尔版），第448—449页。Robert D. Mitchell: Commercialism and Frontier: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y Shenandoah Valley（1977年夏洛茨维尔版），第55页。

〔36〕Salmon:"Republican Sentiment,"见Hoffman和Albert编：Wome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51页，第448—449页。Salmon: Women and the Law of Property，第58—80页。

〔37〕William Miller:"The Effe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Indentured Servitude,"见Pennsylvania History，第7期（1940年），第136页。Sharon V. Salinger:"Artisans, Journeyme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见WMQ，第3辑，第40期（1983年），第64—66页。Steven Rosswurm: Arms, Country, and Class: The Philadelphia Militia and "Lower Sor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75—1783（1987年新布伦瑞克版），第16页。

〔38〕American Museum，第11期（1792年），第84页。Frances Wright: Views of Society and Manners in America, Paul R. Baker编（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38页。Richard S. Pressman:"Class Positioning and Shays'Rebellion: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The Contrast,"见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第21期（1986年），第95页。

〔39〕David John Jeremy编：Henry Wansey and His American Journal（1970年费城版），第90页。Frances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 Donald Smalley编（1960年纽约版），第54页。Samuel Breck: Recollections...with Passages from His Note Books, 1771—1862，H. E. Scudder编（1877年费城版），第299页。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enhood:"Wome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1977年纽黑文版），第28—30页，第49页。

〔40〕Jeremy编：Wansey and His American Journal，第99页。M. J. Heale:"From City Fathers to Social Critics: Humanitarianism and Government in New York，1790—1860,"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3期（1976年），第26—27页。Douglas T. Miller: Jacksonian Aristocracy: Class and Democracy in New York, 1830—1860（1967年纽约版），第5—7页。Arthur M. Schlesinger: Learning How to Behave: A Historical Study of Etiquette Books（1946年纽约版），第82页。Doris Elizabeth King:"The First-Class Hotel and the Age of the Common Man,"见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23期（1957年），第173—188页。

〔41〕Sharon V. Salinger:"To Serve Well and faithfully": Labor and Indentured Servants in Pennsylvania，1682—1800（1987年纽约版），第154页，第156—157页。Providence Gazette，1824年7月17日版。

〔42〕Eric Foner: 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1976年纽约版），第39页。Sc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788—1850（1984年纽约版），第58页。

〔43〕William W. Freehling:"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Slaver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7期（1972年），第81—93页。

〔44〕Hendrick 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 The Corpor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in American Law, 1730—1870（1983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38页。Harry N. Scheiber:"Public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见California Law Review，第72期（1984年），第217—251页。

〔45〕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第155页。Harry Scheiber:"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5期（1971年），第363页。

〔46〕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第137页。

〔47〕J. A. C. Grant:"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the Law of Eminent Domain," 见Wisconsin Law Review，第6期（1930—1931年），第70页。William Michael Treanor:"The Origins and Orig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Just Compensation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见Yale Law Journal，第94期（1985年），第694—716页。

第十一章　启蒙运动

庇护制和裙带关系把旧的君主制社会联结在一起了。摧毁这些联系，共和革命的激进主义仅完成了一半任务。还必须要有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些旧的社会关系，否则美国社会将会分崩离析。建设新的共和社会的第一步就是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教育，还要改变权威的性质。不仅文化要共和化，所有的上下主从关系也必须改变。如果父母和主人慈爱关怀、体贴入微，孩子和仆人自然而然地就会言听计从。如果政治统治者们是德才兼备的人，而且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统治的话，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获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困扰美国社会的权威危机也将结束。爱与感激之情将取代恐惧和宠信，成为社会的凝聚力量。

革命领导人对未来有着令人激动不已的向往。他们精明而又讲求实际，因此他们明白，通过成为共和派，他们在表达一个乌托邦式的愿望，他们希望产生一个由开明和贤德之人领导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及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崇高的梦想和最终的失望使他们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代最不寻常的政治领导人。

这些革命的一代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现代化。他们乐观、有远见，并且确信他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告诉自己，他们有能力去塑造自己认为是适合的政治和社会。托马斯·潘恩问道：成为独立的国家美国会幸福吗？他替所有的美国领导人回答说：“她会非常幸福。她拥有白纸一张可以描绘图画。”〔1〕美国革命领导人对文化有着非常现代的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是他们第一次认识到，他们的文化完全是由人来创造的。他们这些人既对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负有责任，也对未来那些他们称之为“千百万未出生的人”的所思所想负有责任。

这项责任非同小可，他们既兴奋又跃跃欲试地承担起这项责任。他们知道人们的后天所成决非是生而如此，这种看法是他们思想的基本前提。洛克的感知论告诉这些革命者们，人类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被影响的，通过支配人的感知是可以塑造和控制人类性格的。约翰·亚当斯说，头脑可以像苗圃一样培育，清除野蛮的杂草，结出启蒙的果实，“摧毁愚昧……文明的人民日益增多”。同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塞缪尔·斯坦霍普·史密斯一样，革命者们相信新的习惯规范是“美德经久不断的、权威性的护卫者”，人们可以通过共和制的法律来建立和培育这些规范，这些规范与人的脑力一起可以赋予人们的“观念和动机新的方向”。通过不断地运用理智，通过“追忆失去的美德：即反复思考这些美德，把他们作为行动的动机，直到美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邪恶，直到最后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和失败，美德最终将通过习惯成为自然，获得权威的力量”，通过这些努力人们似乎可以追回已失去的纯真，可以建立一个“美德蔚然成风”的社会。埃兹拉·斯泰尔斯说，同其他后天习得的艺术一样，美德也是一门可以习得的艺术。〔2〕

从这些前提出发，革命者们特别注重教育，他们并不只是对正规的学校教育感兴趣，他们很关心运用各种手段去塑造新的观念，去重建他们的文化。这些手段无所不包，从他们书写的历史书籍、和阅读的宣传手册到他们建立的各种形象均在其中，这些形象包括杰斐逊的弗吉尼亚议会大厦、约翰·特朗布尔的绘画以及国玺的设计等。由于从洛克的前提出发，他们有了如何获得知识的新的认识，突然之间好像任何事情都可以办得到了。革命领导人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去创造自己的世界。

改造文化就要驱逐黑暗和野蛮，传播光明和知识。对这一代革命者来说，美洲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目的。约翰·亚当斯在1765年说，北美洲社会的建立是“上帝为实现教化愚民、解放全世界被奴役的人民的宏伟远景和设计的开端”。〔3〕美国革命就是这部宏伟的历史剧的高潮。启蒙运动在西方世界正在广泛传播，但是只有在美洲，这个运动才最有发展前途。这些穷乡僻壤里的殖民地外省，刚刚被从荒野中解救出来，还被“野蛮人”包围着，濒于基督世界的最边缘。他们居然还认为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他们的这种看法足以使外人大吃一惊。托马斯·潘恩在1782年告诉他们，美国人已经抛开了旧世界的种种“偏见”（“偏见是社会的毒药和致命的瘟疫”，代表了启蒙运动所憎恨的一切事物），接受了开明、启蒙和理性的新思想。“我们用新的目光去看，我们用新的耳朵去听，用新的思维去思考。”愚昧正在被赶走，再也不可能卷土重来。“头脑一旦被启蒙之光照耀，就再也不可能回到无知蒙昧状态。”〔4〕

这种驱逐蒙昧和驱逐所谓的中世纪野蛮状态的运动出现在许多领域。一些人认为斗争主要产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和产生在不断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就连船用水泵的发明也使本杰明·拉什浮想联翩，他希望这个发明“相对来说，将会使地球表面的‘邪恶无法藏身’的时刻来临”。〔5〕另外一些人认为斗争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人们既缓和了热情又要消除迷信。还有一些人认为斗争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域，击退了暴政恶势力，建立了新型的自由政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政治斗争成为了他们革命的中心，对于所有其他形式的启蒙运动来说，是共和制的先决条件。可是对许多其他18世纪接受启蒙思想的美国人来说，这些只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的某些方面，因为启蒙运动不仅只是传播了科学，或自由，或共和政府（尽管这些方面非常重要），它也传播了文明。

西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细小地、零碎地攻击着过去的愚昧无知和野蛮状态。生活一点一滴地变得更加舒适、更有乐趣。启蒙运动就是要人民减少痛苦，增加快乐。有时似乎成了简单的计算题，加欢乐，减痛苦。所以，威廉·沃拉斯顿在他的《自然宗教论》里给出了精确的数学方法来计算人类的幸福：“一个人享受可以带给他九分痛苦的三分欢乐时，当用三分痛苦去抵消那三分幸福时，能留给他的仅有六分的痛苦，其结果是他的欢乐最终消失了。反之，人们忍受三分痛苦能获得九分欢乐时，最后还能余下六分的欢乐。”〔6〕

这种数学运算是可能的，因为幸福的增长，即欢乐与幸福的数量，似乎很小，而且是可以衡量的。有时它们是非常具体可见的，是非常物质化的，例如人们所说的“方便之处”、“过像样的生活的必需品”或“使生活舒适的用具”等。人们是否是用刀叉而不是用手就餐？他们是否是睡在羽毛床垫上而不是稻草上？他们是否是用陶瓷茶杯而不是用木碗喝茶？这些事情都是富裕、幸福和文明的标志。杰斐逊说，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开化程度，就“必须到人们的茅舍里去察看……看看他们的锅里有什么，尝尝他们的面包，假装要休息，在他们的床上躺一躺，试一试它们到底松软不松软”。〔7〕

但是，启蒙运动不仅仅只是物质的繁荣，拥有韦奇伍德高档瓷盘和修剪整齐的花园。更重要的，它是有关个人和社会道德的运动，它关系到男人和女人如何相处、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依附者、甚至他们的动物的问题。这种启蒙道德观是共和主义的核心。美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比英国人更加文明、更加人道，主要是由于他们采用了共和制政府，这个政府就像本杰明·拉什说的那样，是“平和与仁爱的政府形式”，它们的原则是“温和仁慈的”。在美国革命中，人们试图进行各种改革来表达这些温和仁慈的原则，其中最显著的方面可能就是实行了新的惩罚罪犯的制度。

许多革命的州宪法保证废除“残忍和反常”（贝卡里亚式）的刑罚，要使它们“少一些血腥气，更普遍地量罪施罚”。杰斐逊和其他领导人制订计划，减少殖民地时期的野蛮的刑罚法规，这些法规依赖体罚，如鞭笞、断肢以及死刑等。虽然大部分州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宾夕法尼亚州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仍起了示范作用，就像它的法律说的那样，用开明的态度去“感化而不是消灭”罪犯，去“矫正罪犯”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示众或灭绝。宾夕法尼亚州废除了所有的体罚，如“烧手”、“割耳朵”等，除了谋杀罪以外，对其他的罪行不再施用死刑。这个州提出了一系列以罚款和监禁时限为主的刑罚来代替体罚和死刑。人们各自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互不相识，所以以羞辱为目的的当众惩罚似乎不再有多大的意义了。相反，罪犯们应该被关进监狱，与热闹的外面世界隔绝，让他们自己去体会自己犯了罪，在监狱里可能会“冷静地反思，忏悔罪行”。人们出于这种假设，建立了教养所，把监狱转变为费城官员们所说的“教养学校”。到1805年纽约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先后继宾夕法尼亚州之后，根据单独监禁原则建立了教养院。美国进行这种改革程度是西方世界其他地方所望尘莫及的。〔8〕

但是这些对刑罚的改革只是拉什称之为启蒙运动核心的“文明与宽恕精神”的一种表现。对许多人来说，18世纪的文明和开明并不只是因为改革家们正在努力废除多种野蛮的刑罚，更重要的是因为人民普遍地更加慈善，言谈举止也比过去更加有礼貌，更加优雅。人们到处讲究文明、礼貌和礼节，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幸福。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在吃饭时剔牙等也许是小事一桩桩，但是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似乎使人们有了更多的社会交往能力。我们易于把18世纪注重合乎体统的社会行为的做法，即注重言行、举止得体的做法，当成是浅薄无聊的。可是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们比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说：“人类的福祉不是靠多大的好运气产生的（这种好运凤毛麟角），而是靠每日每时一点一滴的进步得来的。”他们认识到所有对社会行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改善都是对文明做出的贡献，由此也是对启蒙运动做出的贡献。〔9〕

“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还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礼仪”（civility）这个词已经被人们接受了。“礼仪”这个词最初是一个法律词汇，它是从民法（civil）这个词派生出来的。约翰逊博士在他的1755年第一版《大辞典》里把“礼仪”解释为“法律，法令，或根据民法做出的判决”。这个词的现代含义最初产生在法国又传到了英国，到18世纪的后半期，已被广泛用来表示欧洲已经达到的启蒙运动的新阶段。它的含义包括“礼貌”和“文雅”以及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新的体面的举止。然而，尽管约翰逊博士本人没有赞同，但是许多人同意詹姆斯·鲍斯韦尔的意见，鲍斯韦尔认为，除了“礼仪”这个词之外，还需要设计另外一个词来赞美18世纪启蒙运动所创造的一种社会，这个词就是“文明”。鲍斯韦尔告诉约翰逊说，“文明”比“礼仪”更能与“野蛮”形成鲜明对照。但是从礼仪派生出的文明这一词的原来的词义在18世纪后期并没有消失，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和优雅仍旧被用来描述这个新社会的特征，用来同野蛮粗鲁的中世纪形成对照。〔10〕

注重举止、礼仪和文明带来了人们头脑的发展，这种发展至少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西方社会接受启蒙思想的几代人一直在扩大着文明的范围，驱逐迷信和野蛮。绅士这个词的概念一直在变化，自始至终是文明进步的核心问题。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说，绅士就是“举止得体、有良好修养、和蔼可亲、品格高尚的人，他知道在任何一个场合或在任何一种人群中如何举止得当”。在英语中“绅士”这个词是最恰当的词来形容最理想的人的最佳品质，也正是18世纪首先给了这个词汇这种含义。如何为一位合乎体统的绅士下定义是有文化的公众们感兴趣的题目，从理查德·斯蒂尔到简·奥斯汀，许多作家竭尽毕生的精力来研究如何给它定义。〔11〕

做一位绅士现在既有伦理含义又有社会含义，就这种意义来说，上流社会变成了共和化。纯粹的君主制主义者可能仍然完全根据家族的荣誉、家产的大小、铺张的奢华程度和目空一切的态度来限定贵族的特征，但是其他人越来越贬低或嘲弄这些特征。启蒙时代强调新型的人为制定的上流社会标准——礼貌、优雅、趣味、学识和性格。要做一位绅士就是要像绅士那样所作所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标准。这个新型标准意味着要有理智、宽容、诚实、正直和坦率，也就是要公正、不怀偏见、坦荡和诚恳。它表明要放眼世界、站在高处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间万物，还要摆脱偏见和狭隘的地方观念以及粗俗野蛮的宗教狂热情绪。一句话，就是要有我们今天人文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事实上，18世纪在讲英语世界产生了关于人文教育的现代思想。〔12〕

当约翰·亚当斯问自己什么是绅士时，他从人文教育的角度回答说：“所谓绅士并不意味着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出身高贵还是出身低贱，是吃苦耐劳还是游手好闲，而是指所有受过开明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文科和理科的知识的人。他们可以是出身官宦之家，也可以是出身于雇工、商人或农民之家。他们可以富足，也可以清苦。”〔13〕

正如威廉·利文斯顿所说的，美利坚“正在从一个新生的国家的粗野未开化状态发展起来”，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些关于上流社会新的共和标准。殖民地居民急于创造一种新型的贵族，他们所依据的原则既可以学到又优于以血统论、家族、甚至巨富的为标准的原则。他们十分清楚，“熟识文明礼仪使我们的举止不再那么粗鲁，使我们去掉笨拙的土气，也使我们变得文雅大方”。〔14〕这种思想对大不列颠帝国的外省、苏格兰和北美洲，极其有吸引力。这两个地区不仅位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十分明了附近苏格兰高地部落或印第安部落的野蛮状态，这两个社会本身也缺少那种处于英国社会统治中心的世袭贵族家族。不像是在大地方的英格兰，在北美洲和苏格兰地区上层贵族阶级趋于被中小士绅所控制，这些中小士绅主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者是中小地主，他们迫切地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是主要由他们的出身和家产的多少来决定，而是更多地由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学识来决定。〔15〕

历史学家们和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通常把这种礼貌、学识和美德的修养划为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可是这种划分至少说也是起误导作用的。下层士绅在英语世界中确实正在同富裕的大贵族家族分离，这种状况使约翰逊博士给绅士下的定义是“非贵族”的人，但是绅士还不等于是平民，不论这个平民是不是中产阶级。18世纪的北美士绅阶层看待自己的角度同19世纪士绅看待自己的角度并不完全相同。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不是“中产阶级”成员。18世纪的士绅并不把自己形容为是碰巧是绅士的有教养的地主或专业人士。相反，他们仍然是碰巧为专业人士或地主的绅士。简而言之，他们仍旧是贵族，是天然的贵族，毫无疑问他们是有德有才的贵族，但是终归还是贵族。他们仍然是有闲阶层，优雅而不浮华，彬彬有礼而不孤芳自赏，有品位而不自以为是，品德高尚而不装腔作势，天然质朴而不粗鄙庸俗。一句话，他们希望成为一种开明的贵族化的绅士，埃德蒙·柏克和简·奥斯汀非常敬佩那种人。

对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来说，这些关于什么是绅士的启蒙主义和共和新理想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雄心勃勃，可是出身不太高贵，所以他们特别倾心于通过努力来获得贵族身份而不是生来就是贵族这样的标准。家族和亲属那里没有什么可以承袭的，因而他们不仅对所有的等级制和君主制价值观念深恶痛绝，而且决心要建立新型的绅士贵族标准。他们一定都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威廉·利文斯顿要人们成为真正的爱国绅士的要求：

让我们痛恨迷信和顽固不化，它们是懒惰和奴役的根源。让我们向愚昧和野蛮宣战。让我们把文学和科学请到我们中间。让我们鼓励赞许一切能使我们的品德变得高尚的事物。总之，让我们用爱国魂和公德来真正显示我们对祖国之爱。〔16〕

很大一部分革命领导人是第一代绅士，能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说也是令人惊奇的。他们许多人在他们的家族里是第一个上大学的，第一个接受人文教育的，也是第一个像18世纪开明的绅士的人。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奥蒂斯、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戴维·拉姆齐、本杰明·拉什、詹姆斯·威尔逊、约翰·马歇尔等人，这个名单可以一直数到第二流或第三流的革命领导人，如威廉·佩特森、埃尔布里齐·格里、托马斯·麦基恩、休·亨利·布雷肯里奇、纳森·奇普曼等。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和纳撒尼尔·格林没有上过大学。那些像他们这样的人通过刻苦地自修，学习开明的启蒙主义的价值观来弥补教育上的缺憾。〔17〕革命者们比他们的父辈懂得更多，他们急于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同他们的父辈拉开距离。有时父亲的地位太卑微，野心勃勃的儿子都不敢承认这是他的父亲。托马斯·麦基恩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弗朗西斯·艾利森的宾夕法尼亚学院接受了绅士教育之后，就再也不理睬他的父亲了。他的父亲是小旅店主，后来破产了。他拙劣地隐瞒自己的出身，他后来的政敌很快发现了他的这一弱点，并利用这一弱点去攻击他。即使父亲和儿子社会地位相同，并且都受过教育，儿子对世界的看法也常常与父亲的不同。查尔斯·卡罗尔父子就是这样。让他父亲伤心的是，年轻的卡罗尔认为他家的富有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庄严地宣布，家财万贯并不保证就会品德高尚。年轻的卡罗尔说：“我决心要像绅士那样生活。”这就意味着要避免“任何的鄙俗表现”和“任何的挥霍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它也同样意味着他要一心为公。〔18〕

我们只有了解他们是如何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有关绅士的共和新观念，才能真正理解这些革命领导人奇特的性格特征。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代人像他们那样在意公众领袖所必需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观。

例如，除非用这些关于绅士的启蒙主义的新标准来看华盛顿，否则很难理解他的行为。他更是急于击退狭隘的地方观念、迷信盲从和野蛮状态，在这方面，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华盛顿酷爱约瑟夫·艾迪生的剧《加图》，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出剧，并把台词用到他的信件里。这个剧很像启蒙运动的宣传手册，教诲他什么是开明和正直，斯多葛式坚忍的古典英雄意味着什么。〔19〕可是华盛顿的启蒙思想同他人的，如杰斐逊或富兰克林的启蒙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对宗教事物的态度确实是传统意义上的开明（“我自己不执迷于任何一种礼拜形式”），他虽然按时去教堂，不违体统，但是他不是狂热的宗教分子。华盛顿从未在他的写作里提及基督，他经常把上帝称为“人间万事的安排者”。在另一方面，他不像杰斐逊那样狂热地厌恶基督教的牧师们或传统形式的基督教。〔20〕尽管他热爱学习，但是他本人并不像富兰克林那样从事科学研究。事实上，同许多18世纪的绅士们一样，他不相信“成为一个学究就是绅士孜孜所求的教育目标”。〔21〕华盛顿的启蒙思想更加务实，他关心的是社会行为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他的启蒙思想包括了礼仪这方面。

华盛顿一生中一个重要的文件是他写的“交际的礼仪和行为举止规范”，这是他在16岁生日之前收集的110条准则。这些准则是这个年轻自学者抄自一本17世纪礼仪手册，它们面面俱到，从如何对待尊长（“在贤者面前，身子要端正，不要盯住对方的脸看”），到如何举止适度（“不要鼓起双颊，不要伸舌头，不要搓手或摸胡子，不要撅嘴或咬嘴唇，嘴不要张得过大，也不要闭得太紧”）。〔22〕

所有建国之父们都注意到了这些礼仪习俗，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遵守这些习俗。华盛顿在这方面做得最认真。他竭尽全力地想了解什么是开明绅士得体的行为规范，一经发现这些规范，他就严格地遵守，毫不松懈。同时代的人敬畏他坚定不移的态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的行为有些亦步亦趋的特征。他一心一意地要做事合乎时尚，过分讲究自己的公众形象。他好像时刻都在舞台上表演。他特别不想冒犯他人，他写信时精心地遣词造句来迎合收信人，他做得有些过分，一些历史学家们说他是搞欺骗。〔23〕本杰明·拉什回忆说，“他想要信件工整无误”，所以他要“誊写一封信两三遍，只是因为有几处涂抹的地方”。〔24〕他这种拘泥形式和刻板的作风来自于他非常注重的正统的绅士修养。

正是由于华盛顿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受过人文教育，所以他才谨小慎微，刻板地遵守这些人文教育的习俗。他屡次说他“意识到他受的教育不全面”，因而他在才思敏捷的才子们面前寡言少语。〔25〕他为自己从未学过任何一门外语而感到难堪。18世纪80年代他拒绝出访法兰西，部分原因就是他觉得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要通过翻译来交谈很丢脸。他说，就是由于缺少正规教育，他无法下笔书写美国革命的回忆录。人们传说，他作为总司令时，他的最好的信件是由他的助手们写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在人前缺乏自信就不足为奇了。一些人把这称为“腼腆”，可是不管是什么，这种缄默完全不是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常有的性格。布里索·德·沃维尔说：“尤其对一个法国人来说，他的谦逊态度令人惊讶。他谈论美国革命时，好像他并不是它的领导人。”这种谦逊更增加了他的威仪。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大部分人爱夸夸其谈，过分表现自己，华盛顿……从不犯这类常见错误。”〔26〕

像华盛顿一样，富兰克林也从未上过大学，但是他尽可能成为世界知识界的一员，来弥补他教育上的缺陷。1747年他从商界退休，富兰克林去掉了一切身穿皮围裙的机械师的痕迹，成为了一位绅士哲学家和官员。他确实感到在费城和伦敦缺少一定的社会和门第资本，他尽力用他可以掌握的启蒙标准当作资本来立身。他用毕生的精力使自己同“他国的大部分绅士”的水平旗鼓相当。他的科学实验、他的文学才智、他的拉丁文和他为社会不知疲倦地工作全都是他的启蒙主义的绅士修养的一部分。他寒微的出身使他更加急切地强调他的贵族式的价值观念。一些批评他的人说他是个煽动家，他愤怒地反驳说，他是一直是不偏不倚的绅士，他的职务都是加给他的义务。1764年他说，在14次选举中“我没有一次表现得像一个竞选人那样。我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地拉拢过一张选票”。〔27〕他从不吹嘘赚大钱，事实上，却感到内疚。他总是要求公职人员不拿薪水为公众服务，如果他说某人像一个店主，就是对这个人最坏的指责了。

很明显富兰克林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可是尽管另一些父亲不是无名之辈的人也努力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小詹姆斯·奥蒂斯的父亲是马萨诸塞殖民地重要的政治家和众议院的发言人。但是作为来自巴恩斯特布镇的商人，他没有受过教育，自学成才，老奥蒂斯从未能跻身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社会的最上层，或被选进马萨诸塞贵族的堡垒——参事会。他在参事会选举中失利，据认为，就是因为托马斯·哈钦森瞧不起他。据报道，哈钦森说老奥蒂斯能够运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的大权不是“靠高尚的品德，而是只靠为总督做一些正派人不会去做的肮脏小把戏”。如果这样的侮慢让老奥蒂斯生气的话，它则让小奥蒂斯愤怒不已。小詹姆斯·奥蒂斯用一生的时间试图证明，他如果不比哈钦森强的话，至少也是同他不差分毫。他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途径就是要更有学问，品德更加高尚。奥蒂斯是哈佛大学1743届的毕业生，他成了波士顿知识界的一员。约翰·亚当斯回忆说：“他通晓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哲学、修辞学、诗歌及神话。他勤奋地学习古典文化，掌握的知识惊人。”他阅读普芬道夫、格劳秀斯、巴贝拉克、布拉马基、瓦泰勒、海内克丘斯的书籍，还有多马和查士丁尼的关于民法方面的书。亚当斯说，没有人在学识方面能与他相媲美。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有关拉丁文诗体学的，另一本手稿是关于希腊诗体学的。他的善本图书室向所有人开放。奥蒂斯为自己接受的启蒙主义的教育和献身于人民的做法感到由衷的自豪。他说，为人民的事业辩论，他决不收一分钱。他就好像是要向哈钦森和世界表明，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没有学问，那样贪得无厌。〔28〕

约翰·亚当斯是一个殷实但不高雅的布伦特里镇农场主和鞋匠的儿子。他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当亚当斯离开哈佛住到波士顿时，他仍然是一个刚进城一脸茫然的乡下孩子。没有哪个革命领导人像他那样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抱负，那样充分地表述自己的愤懑之情。他处在波士顿上流社会的外围，人们的财富、世故和文雅使他为之愕然。“那些富人养尊处优……他们的财富使他们妄自尊大。”他既羡慕又蔑视这个世界。他厌恶“浮华和礼节俗套”。他憎恨“温斯洛家族、哈钦森家族、昆西家族、索斯顿斯托尔家族、钱德勒家族、伦纳德家族、奥蒂斯家族里的所有高门大户的观念”，因为“这是虚荣，是靠祖荫为自己涂脂抹粉”。〔29〕

许多领导人都是从默默无闻的乡野走进殖民地大都市的绅士世界的。乔纳森·梅休的家族几代人都是在马撒葡萄园岛上在印第安人中间传教，他是家族里活下来的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哈佛和坎布里奇热闹的生活让他相信他再也不可能回到那个岛和回到印第安人中间了。他决定做公理会的牧师，想要得到伍斯特地区的一个职位，可是没能如愿。就在他心灰意冷正要接受马萨诸塞州南部沿海科哈赛特小镇上的职位时，波士顿西教堂的一个牧师职务缺人，原来的牧师升职并皈依了英国圣公会。梅休愉快地就职，因为西教堂是马萨诸塞公理会薪水最高的地方。这个教堂的教徒大多是商人暴发户，他们同他们的牧师一样急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喜爱他在西教堂做牧师的生活——茶话会、社交晚会和高雅的谈话等，他写信向英国朋友吹嘘他认识的人如何富有，茶点如何精美。他很快就开始批评别的公理会牧师们，说他们“不谙熟神学”，他反对在马萨诸塞西部再建一所大学，因为这会让太多的“胸无点墨”的人成为牧师。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十分怨恨波士顿圣公会世界，因为他们嘲笑他的出身，引诱他的会众。他激烈地谴责圣公会，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连他的支持者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他的公理会教义也很自由化。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的教区的教徒追随他们以前的牧师成为圣公会教徒，他根据公理会教义尽可能地尊敬他们，对他们以礼相待。他允许他的教徒发财致富，但是同时指责圣公会的奢侈生活，他甚至说，他宁愿当好人的穷儿子，也不当拍马谄媚之人的有钱儿子。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念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抚慰不安的灵魂。〔30〕

威廉·佩特森的出身更加低微。他生于爱尔兰一个铁皮匠的家庭。两岁时他家移民到北美洲。他父亲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开了一家店铺，并尽其可能地把聪明的儿子送到大学读书。如同许多革命领导人一样，大学教育改变了年轻的佩特森的生活，因为在学校他学会了如何做一位绅士。他在一篇大学的作文里写道：“真正的绅士从容自在但不装腔作势，雍容大度但不傲慢，轻松愉快但不轻浮，谦逊谨慎但不卑下。”他在笔记本里记下如何成为绅士的笔记。他仔细地分类记下什么是音乐、交谊舞和服饰应遵守的规则，并且很快注意到了他人的粗鲁之处。人文教育并不只是拉丁文和数学。他写道：“没有什么比学会举止优雅从容更困难的了。”他梦想着到伦敦去，加入到剧场、歌剧院和舞会里的大雅之堂。1772年他说，他如果到那里去的话，他要收集各种名人的奇闻轶事。“在这里再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也再没有什么让人愉悦地谈话。”〔31〕

可是佩特森又一直取笑这种矫揉造作。古典的价值观告诉他过分讲究礼仪会使绅士失去男子汉气概，他在普林斯顿上大学时，就反对他称之为“现代行为举止的女性化和堕落现象”，其中甚至反对普林斯顿的学生穿睡袍睡觉。同其他早期共和派一样，他易于讥讽他无法分享的东西。家境良好的同学不太重视他的信件，他对此耿耿于怀。他曾宣称有一个更显赫的出身，但是他终于认识到，在美洲他不必非得要“有贵族血统”，他完全可以为“身为苏格兰人”而感到荣耀。因此难怪有抱负的绅士们渴望获得一个新世界，在那里鼓吹时尚和门第的风气将消失，人们只重视才能、学识和美德。〔32〕

杰斐逊大概是接受新的启蒙和开明的绅士观念最多的一位革命领导人。他父亲是西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很富有，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文雅。杰斐逊是他父亲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敏感的乡下人，迫不及待地谴责他的同胞们的落后的生活方式。1766年23岁的他到大西洋沿岸去旅行，他对马里兰殖民地议会里人们粗鲁野蛮的举止嗤之以鼻，他把议会的所在地安纳波利斯嘲讽地称为“这座大都市”。殖民地议会的会场设在一个旧的法庭，这个陈旧的法庭“样子好像是建于公元1年那么久远”，议员们“吵吵闹闹，就像你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开会时所见到的那种情形”。“群氓们（他们的样子就是如此）……三人一堆，五人一群，聚在一起闲聊。”他们不起立就向发言的人问话，选举时乱哄哄地大叫大喊，总而言之，他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运行立法机构正常和得体的方式。〔33〕

做事得体得法对杰斐逊来说非常重要。在威廉和玛丽学院上学时以及在后来的威廉斯堡学习法律时，他拉小提琴、学习法语，耳濡目染大世界的品位和修养。他常常与弗朗西斯·福基尔总督以及他的老师威廉·斯莫尔和乔治·威思一起进餐，杰斐逊说，他“一生从未聆听过这么多的道理以及充满理性和哲学思想的谈话”。回首往事，他把威廉斯堡大学称为“北美洲教授伦理和举止修养最好的学校”。舍瓦利耶·德·沙特吕写到，到1782年，“没有出国深造”，杰斐逊就已经成了“一个集音乐家、制图员、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美国人”。他就是18世纪共和派的绅士所应成就的一切。〔34〕

杰斐逊后来对自己的品位和开明的修养感到相当自豪。他博览群书汲取世界文化宝库里的精华。16世纪意大利人安德里亚·帕拉蒂奥写了《四集建筑丛书》。这套书美国人从未有所耳闻。杰斐逊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万分惊喜，就像是一个乡下人见到了大世面，发现了大世界的启蒙格调时的心情。他对他故乡弗吉尼亚的“哥特式”乔治建筑既蔑视又感到羞耻，他要在蒙提塞罗建造一处建筑，要采用那些具有古罗马建筑风格的设计。从园林到美酒，从绘画到诗歌，杰斐逊样样事都要追求英国或欧洲的最新款式和风格。〔35〕

纳撒尼尔·格林是罗得岛上一个教友派小五金商的儿子，他也有许多革命领导人所具有的感情和激情。他同他们一样胸怀壮志，而且比大多数人更加勤奋，努力要成为一名绅士。他为自己“缺少人文教育”倍感痛心，他说那是由于他的教友派的家庭“迷信般”的反对和他父亲对书本的偏见造成的。所以他一切必须靠自学。可是，这也许并不是件坏事。他的朋友小塞缪尔·华德是罗得岛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孩子，他可以“数点一长串的贵族祖先”。但是这仅仅意味着华德更难超过他的先辈们。“他生长在贵族之家，有着一切便利条件，接受着人文教育，有最佳的榜样可以效仿，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机会，而进步不显著的话，是完全没有理由可言的。”如果在“一切称心如意”的情况下修身养性，这当然很好，但是这只是“常人的德行”。格林对他的朋友华德讲，“尽管条件恶劣”，可是“事不难，无以知君子”。〔36〕

宣讲这些启蒙和共和的理想是一回事，可是要实现这些理想则是另一回事。1761年在与英帝国发生冲突的初期，小詹姆斯·奥蒂斯号召人们发扬美德，他的话使他的听众震惊。他说：“一位绅士或一个人的社会品行的唯一准则应该是牺牲自己的家产、闲适的生活、健康和人们的喝彩声以响应祖国神圣的召唤。人们有了这些情操，于个人，会成为一个好公民；于社会，会成为爱国者和英雄。”〔37〕美国革命成为对美国人能如何发扬高尚品德的一种检验。

革命者们竭尽全力去实现古典的价值观念，去创造适宜的古典的个人形象。詹姆斯·沃伦1775年在发表“波士顿惨案”的演说时真的身穿着古罗马的长袍。约瑟夫·霍雷曾在一次极端的共和式自律行动中，决心不从任何政府那里接受官职、提升或薪水。约翰·亚当斯渴望着自己有一天会像西塞罗那样。乔纳森·休厄尔在1760年告诉年轻的亚当斯说：“西塞罗的英名万古流芳，但愿你的名字也会如此。”亚当斯确实还是来自世界上一个还不太为人所知的角落的一个小人物，“没有思想的群氓……被游行和贵族华丽的盛况弄得眼花缭乱”，尚未注意到他。但是，休厄尔说：“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地方，也不是他在那个地方的身份头衔能给他带来人们永世的敬意。”新的时代行将到来，新英格兰正在崛起。由于“祖国的伟大，个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说不定在未来……，人们将在历史中仔细地记载，在最初来自英国的移民定居（美洲）的第二个世纪，亚当斯曾经声名显赫，就好像现在说西塞罗生于罗马建都后的647年一样”。〔38〕

但是，所有这些革命者为实现古典共和思想的努力仍无法与塞缪尔·亚当斯所做的努力相提并论。亚当斯是一位在哈佛受过教育的绅士，他真正是全心全意地为公众服务。他不怀私利，甚至不为个人着想。他说“发现人们没有统治欲望，只有热爱祖国之心将是这个时代的荣耀”。他既没有个人野心也没有发财的贪欲。事实上他非常自豪地当“穷人”，他的生活十分清贫。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外表，1774年他去参加大陆会议时，他的同事不得不为他的穿着操心。他甚至不在乎名望。他觉得他写的信件都是些琐碎小事，不愿意留下底稿。他蔑视一切与门第有关的事物，拒绝做任何形式的庇护人，即使是在家里也是一样。他让儿子自己去闯世界，并且说，谁也别想指望“靠他的关系得到好处”。没有人像亚当斯那样严肃对待共和价值观念的。难怪他们说“现代世界不会产生他那样的性格”。他真正是一个“普鲁塔克笔下的人”。〔39〕

尽管亚当斯的做法有些特殊，但是古典的共和原则在革命领导人中产生的作用是十分强烈的。正如戴维·汉弗莱斯一样，他们相信美国革命重新恢复了古老的美德。

清平盛世古罗马，

如今又重现：

威武勇士政治家

来自农家园。

詹姆斯·威尔逊说，古罗马时代行政官和军官从来就都是绅士农夫，他们总是愿意“解甲归田”，“重新过自得其乐的独立的田园生活”。〔40〕

乔治·华盛顿完全就是一个古罗马解甲归田的英雄辛辛纳图斯式的人物。华盛顿十分了解这些古典的共和价值观念，并且努力遵循这些观念生活。他一生中最大的举动就是从大陆军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一行动最使他声名大振。在签订和平条约和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他在1783年12月23日向国会呈交了他的佩剑，引退回到了在芒特弗农的农庄。这个举动使世界震惊。为了使他的政治建议更加公平无私，他给各州传阅一封半年前就写好的信，在信中，他保证决不“再参与任何公共事务”。他甚至从驻地的教区委员会退出，以便让自己完全脱离公共事务。这种自觉和无条件地放弃权力、退出政界的举动是一项伟大的义举，对启蒙和共和世界意义深远，它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41〕

他辞官引退的举动在西方世界的各处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一举动非同寻常，在现代社会是前所未有的，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竟然会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克伦威尔、奥兰治的威廉、莫尔巴勒等无一不是在取得战功之后谋取了政治资本。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华盛顿本来可以成为国王或独裁者，他却从不想这样做。他真诚地希望所有的士兵们能“回到在自由、和平和幸福的祖国的怀抱里的家园”。他的真诚之心人人可见，大家对他十分崇敬。画家约翰·特朗布尔在1784年从伦敦发出的信中说：“华盛顿退休的消息使世界这个部分的人们又惊讶又敬佩。这样的举动人们闻所未闻，有些人无法理解。那些人不但不放弃自己掌握的权力，而且不惜一切去获得更多的权力。”乔治三世国王据说预言道，如果华盛顿退出公共生活，回到自己的农庄的话，“他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42〕

华盛顿并不幼稚。他非常清楚他辞官引退会产生什么效果。他努力按照18世纪的古典无私、一心为国的爱国者的形象来生活，而且他很快知道他声誉鹊起，成为现代的辛辛纳图斯。他在18世纪80年代作为伟大的古典式英雄的名声传遍世界，无与伦比。只有富兰克林可以与他相媲美，但是富兰克林的伟大之处更多是在于他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在于他为公共事务常年的服务。18世纪急切地寻回古典式共和美德，华盛顿就是他那个时代这些美德活着的化身。

尽管他外表谦逊，但是他知道自己是杰出人物，而且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不同于普通人。〔43〕他赢得了自己的声名，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英雄，他毕生都在维护自己的名誉。他认为富兰克林在18世纪80年代重返宾夕法尼亚的公共生活是一个错误，重新参与政治会有损富兰克林的国际地位。在现代人的眼里，华盛顿对自己的名声的关注让人难堪，这种关注似乎过分，并且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他同时代的人理解他。所有的绅士们全都小心翼翼地护卫着自己的名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荣誉。要获得穿越时空的荣誉就是要获得名垂千古，要获得永世的英名“是最高尚的人热望”，也是大多数建国领袖们的追求，华盛顿首当其冲。他很快就名扬天下，而且名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很自然，在获得了他人仍梦寐以求的名望之后，他必然不会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冒险。〔44〕

只有了解他如何注重自己作为品德高尚的领导人的名声，我们才能理解他在1783年之后的许多所作所为。他总是时刻保持警惕，对任何批评都十分敏感，杰斐逊说华盛顿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用人们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时时刻刻地都在注意不要卑劣、贪婪或有野心。杰斐逊说，华盛顿尽力在防止受到“各种私利、宗族、友谊或仇恨的动机”的影响，他终生都专注于保持“大公无私”的美名。〔45〕

这种专注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18世纪80年代会过分地谨小慎微。在1783年，他欢迎成立辛辛纳提兄弟会，并且同意担任第一任会长。这个由美国独立战争退伍军官组成的兄弟会对他来说是无比亲切的，可是后来众人对这个组织议论纷纷，华盛顿感到迷惑不解，立场也随之动摇，他向朋友们征求意见。为了让华盛顿对这个组织施加压力，对它进行改革，清除它的世袭制的特点，杰斐逊提出了一条华盛顿无法拒绝的意见，即华盛顿领导的这个贵族化的团体将会玷污他拥有古典美德的声望。〔46〕

在1784年到1785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华盛顿又一次地受到了诱惑，受到了痛苦的诱惑。弗吉尼亚州议会赠给他詹姆斯河和帕托马克运河一些公司的150股股份，以表彰他为本州及建设运河事业所做的服务与贡献。他应该如何做才好？他觉得他不能接受这些股份。接受这些股份有可能被“认为如同是接受津贴”，而且有可能有损自己的英名。可是他又充满激情地相信这些公司做的是对的，他长久以来梦想着靠这些运河来发财，而且他需要钱。同时，他不想表现出对州议会的“不敬”或者通过拒绝接受这个礼物显出“故作无私的姿态”。〔47〕

在华盛顿的生涯中，这是一个让他头痛的决定。他给每个他认识的人写信，如给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总督、威廉·格里森、本杰明·哈里森、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纳撒尼尔·格林、甚至拉法耶特写信，征求“最好的信息和建议”来处置这些股份。他问，“世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他的好名声会不会受到损害？接受这些股份“不会让我失去我的品行中好的东西吗”？〔48〕

这种事在今天看来很滑稽，但是对华盛顿来说并非如此。他十分烦恼，杰斐逊又一次帮助他解除了烦恼，告诉他拒绝接受这些股份只会更增加他大公无私的名气。因此华盛顿把这些股份送给了一个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华盛顿和李大学。

做出是否出席1787年费城大会的决定使他更加头痛。许多人相信他出席大会是十分必要的，可以加强大会的影响，可是情况很复杂。他给朋友们写信，恳求他们告诉他“内情，公众从我那里期望得到什么，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在那里”？人们会怎么看待他参加大会？人们怎么看待他出席大会的动机？如果他参加大会，他会不会出差错违反自己退出公共生活的诺言？但是如果他不参加大会，他的缺席会不会被认为是“放弃共和思想”？他该不该把自己的名声浪费在不会产生作用的事情上？〔49〕

如果大会本身失败了该怎么办？代表们回家时将“为他们的不成功感到悲哀和失望。对每位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说，这种情况会很糟糕；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更是糟糕”。就连麦迪逊也在思考是否有可能会误用华盛顿宝贵的名声。最后是由于担心人民会以为华盛顿想要联邦政府垮台，自己可以用军事手段夺权，他才同意参加大会。所以，就像麦迪逊说的那样，他决定“放弃光荣的隐退，去冒着有损他十分珍视的名誉的危险”。没有什么行动比这更高尚的了。亨利·诺克斯敬佩地写道：“尽管他功成名就，由于情况的需要他再一次不惜名利。只有祖国严峻的形势才能使他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50〕

华盛顿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由于他出席大会并且领导大会，使大会和大会提出的宪法草案声誉倍加。他对宪法的支持对后来宪法得以批准起了关键的作用。詹姆斯·门罗告诉杰斐逊：“他的影响无疑地在支持着政府。”〔51〕他全身心地工作，以便使宪法能够获得批准。他给朋友们写信，让他们知道他热情地支持新的联邦政府。一旦他公开地支持新宪法，他就急切地想使宪法获得通过。人民认可宪法就是某种对他本人的认可。

在确立宪法之后，华盛顿仍旧相信他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芒特弗农农庄过宁静的田园生活。但是所有的人都期待着他将成为新的国家政府的第一任总统。实际上，许多人之所以愿意接受宪法确定的一位像国王一样强有力的总管，正是因为他们希望华盛顿能够担任第一任总统。人们甚至谈到，他没有后嗣，因此不可能建立王朝。〔52〕人们的这种期待之情使他重新又为自己的名声感到担忧。他曾向国家保证他将永久退出公共生活。他怎么可能现在就任总统而又不会被人“说成是反复无常，言行不一呢”？他的意见是认真的。他得不偿失。可是他不想显得“太重名轻义”。他对他的朋友亨利·李讲，他深知“只要国家的利益需要我不惜名利时，我随时都会去做的；热爱伟大的事业重于爱惜自己的名誉”。〔53〕

华盛顿越是权衡自己的决定，他越是认识到接受总统的职位可能是维护自己的名誉的唯一途径。汉密尔顿向他建议，“拒绝帮助新的制度与为它提供帮助相比，前者要使你所珍视并且应该珍视的名誉受到更大的伤害。”尤其是在听到汉密尔顿的建议之后，他更是认为如此。当注重自己的美德被看成是缺乏道德时，要做出决定并不容易。华盛顿对本杰明·林肯说，“除非国民的拥护使我必须任职不可，而且我拒绝就任会使人们认为我只想保持自己的名声和个人的悠闲自在而不顾祖国的利益的话”，否则什么都无法让他放弃他的退休生活。〔54〕

华盛顿不懈地努力，要按照古典的共和领袖的理想去生活。他极度畏首畏尾的态度、他在1783年以后极力避免参与公共事务以及过分担心自己名声的做法都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它最能体现这些启蒙主义的价值观影响革命领导人行动的程度。

在美利坚各个地方这些共和主义价值观都在塑造着革命者的行为。约翰·迪金森在1767年摆出“宾夕法尼亚农夫”的姿态，除非鉴于这种古典传统，否则在现在是难以理解的。这个费城有钱的大律师告诉他的读者们，他是一个农民，“自得其乐”，“不受纷繁的世事干扰”，他要他们相信他的绅士般的公正无私。忙忙碌碌的城市律师们参与市场的机会太多，无法成为理想的共和领导人。他们不断地“争争吵吵”，他们对“任何出得起钱的事情”的支持“抹去了所有是非的界限……即使不受金钱影响的人也是一样”。据说“正直和诚实的品格”“在专业人士中如凤毛麟角”。因此，人们总是强烈地要求律师们证明自己是有道德和公正的。然而，就像“宾夕法尼亚的农夫”一样，因为农夫绅士的生活“很少依赖靠利益谋得的金钱”，人们则不要求他们也这样去做。〔55〕

由于商人们在这一方面情况更糟糕，所以怀有政治抱负的商人总是感到压力，不得不脱离商业，使自己高尚。历史学家们批评约翰·汉考克挥霍他叔叔的财产毁掉了他的生意。但是这种批评没有注意到汉考克的抱负。他想要从政，他觉得唯一可行的路就是成为共和化的贵族，可以说“我视金钱如粪土”。亨利·劳伦斯也怀有同样的抱负，在1764年他开始削减自己的生意。他怕万一自己无法成为贵族，就花费大量心血培养他的儿子约翰·劳伦斯。他的教育方法非常成功，约翰逐步成为人人理想中的年轻的共和绅士，他热爱军人的荣誉，远远离开肮脏的利欲熏心的商界，直到1782年过早去世。在美国革命期间，父亲亨利·劳伦斯成为了“大陆会议”的主席，并且本人也变成贵族派头的人，足以蔑视所有那些仍在拼命赚钱的商人。1779年他有勇气说：“一个富有的，或者贪婪的人要全心全意地投身爱国主义事业该是多么难啊！”〔56〕

这些商人努力使自己变得贵族化的行为并不奇怪。亚当·斯密就说过：“商人们普遍想要成为乡绅。”〔57〕许多美国商人在美国革命前后的岁月里退出生意界，把大部分商业资本投到地产，试图成为地主，以便在古典的共和主义气氛下争取获得政治职位。这些人中有乔治·克莱默、威廉·宾厄姆、埃尔布里奇·格里、乔治·卡伯特等人。〔58〕但是美国革命中最重要的商人，也许是全北美洲最富有的人，费城的罗伯特·莫里斯却迟迟不肯适应这些共和主义的原则。

莫里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参与了公共事务，1781年成为财政总管，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是个商人，大力从事牟利的商业经营活动。假如他没有用自己私人的生意和个人资产来援助美国革命的话，他可能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成功的财政家。可是，他公事私事不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们特别严厉地批评他牟取私利，没有其他哪个革命领导人受过如此严厉的批评。就像他说的那样，不论他如何“像君子一样公正、不掺杂私念”地为革命提供财政援助，人们指责他以公谋私的批评越发尖锐，使他备受折磨。劳伦斯本人就是他的一个主要的批评者。〔59〕

到1781年，莫里斯意识到，他的儿子们可能比他更适合从政。像劳伦斯一样，他也把儿子们送出国，学习他从未学过的人文教育。他要他们多读书，“精通希腊、拉丁等语言”。他希望，他的儿子们回到美国的“共和政府”时，“他们也许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尽管莫里斯倾向于让大儿子“经商”，但是他相信：“开明和良好的教育不但对经商是必不可少的，对其他的行业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在一个有这样的素质更容易使人跻身到参议院等处的国家里。”〔60〕

莫里斯本人当然是向往高级政治职位，但是由于缺乏人文教育，他最后确信，人们不会接受“一个经商之人”去做美国的参议员，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人们常年批评他自私自利，最后迫使他自己尝试着改造自己，变得贵族化。1786年一段时间里，对他的指责非常严厉苛刻，他都要想放弃他的政治抱负，完全做一个平民，“这既符合我的天性又适合我的情况，远远要比身处于我不胜任的公共生活要好得多”。〔61〕但是公共领域的诱惑和它所代表的贵族式的公民的荣誉对他的吸引力太强烈了。所以，如同其他怀有政治抱负的商人一样，他逐步减少了他的商业活动。

在18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他把他所有经营的精力和大部分资本转移到土地投机生意上，因为土地投机生意似乎比做买卖更有一些尊严，然后再去做贵族。他获取了贵族的盾形纹章，赞助艺术家，并聘用朗方为他在费城建造规模宏大的大理石宫殿，他置身于最精致的家具、挂毯、银器和美酒之间，他的家成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中心。塞缪尔·布雷克回忆说，像一位有教养的贵族那样，他一直保持着“慷慨、优雅、殷勤好客的做法”，并展现了“美国再也无处可寻……的奢华生活”。1789年当他成为美国参议员时，急不可待地想要证明自己是公正的贵族。当听说公众们对国会受到“商业影响”的程度感到惊诧时，他就认为“他们是在谴责我”。他似乎不顾一切地想要赢得南卡罗来纳州大富翁皮尔斯·巴特勒和拉尔夫·伊泽德的赞许，他们似乎对他“特别反感”。当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们傲慢地表达他们对赚钱牟利的蔑视时，莫里斯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这让听众们大吃一惊。他“表扬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人们普遍的看法毫不在意”。像他向往古典的共和贵族一样，他为“自己蔑视金钱”感到自豪。〔62〕

可是对于莫里斯来说，不注重金钱不仅仅只是令人惊讶的事，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现在知道他后来发生的事情，那是个让人心酸甚至悲惨的故事。他的贵族梦想全部化为泡影，他接连不断的宴会如过眼烟云，他的马车被没收；他的结局是被关进债务人监狱。莫里斯的故事多少说明了古典贵族公正无私的理想对革命之后的美国的影响力量有多大。

注释

〔1〕Paine:"The Forester's Letters"（1776），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2卷，第82页。

〔2〕1760年2月约翰·亚当斯写给乔纳森·休厄尔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42—43页。1777年11月至1778年8月史密斯写给麦迪逊的信，见Hutchinson和Rachel编：Papers of Madison，第1卷，第208—209页。Edmund S. Morgan: The Gentle Puritan: A Life of Ezra Stiles, 1727—1795（1962年纽黑文版），第167页。

〔3〕Adams:"Dissertation on the Feudal and Canon Law"（1765年），见Gordon S. Wood编：The Rising Glory of America, 1760—1820（1971年纽约版），第29页。

〔4〕Paine: Letter to the Abbé Raynal（1782年），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2卷，第243页，第244页。American Museum，第5期（1789年），第556页。

〔5〕1795年6月25日拉什写给约翰. R. B.罗杰斯（John R. B. Rodgers）的信，见Butterfield编：Letters of Rush，第2卷，第762页。

〔6〕Wollaston，转引自Garry Wills: Inventing America: Jefferson'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1978年纽约版），第155页。

〔7〕1787年4月11日杰斐逊写给拉菲特（Lafayette）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9期，第285页。

〔8〕Louis Masur: Rites of Execution: Capital Punish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65（1989年纽约版），第65页，第71页，第80—82页，第88页，第87页。Adam J. Hirsch:"From Pillory to Penitentiary: The Rise of Criminal Incarceration in Early Massachusetts,"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80期（1982年），第1179—1269页。Linda Kealey:"Patterns of Punishment: Massachuset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第30期（1986年），第163—176页。Michael Merame:"The Penitential Ideal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108期（1984年），第419—450页。

〔9〕1803年10月19日拉什写给托马斯·埃迪（Thomas Eddy）的信，见Butterfield等编：Letters of Rush，第2卷，第875页。Masur: Rites of Execution，第68页。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Lemay和Zall编，第108页。

〔10〕Sheldon Rothblatt: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iberal Education: An Essay in History and Culture（1976年伦敦版），第18—19页。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6年纽约版），第57—60页。

〔11〕Henry Dwight Sedgwick: In Praise of Gentlemen（1935年波士顿版），第130页注释部分。

〔12〕Rothblatt: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iberal Education，第23—31页。

〔13〕Adams: Defenc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7—1788年），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4卷，第185页。

〔14〕William Livingston等：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219页。Boston Evening Post，1767年2月2日版。

〔15〕John Clive和Bernard Bailyn:"England's Cultural Provinces: Scotland and America,"见WMQ，第3辑，第9期（1954），第200—213页。N. T. Philipson:"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Province: The Case of Edinburgh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见Lawrence Stone编：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Europe, Scot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1974年普林斯顿版），第425页。本杰明·拉什早在1766年就写到，“有益而宜人”的谈话正在逐渐成为爱丁堡和费城的特征。Stephen A. Conrad:"Polite Foundation: Citizenship and Common Sense in James Wilson's Republican Theory,"见Supreme Court Review，1984，Philip B. Kurland等编（1985年芝加哥版），第362页。

〔16〕Livingston等：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220页。

〔17〕在理查德D．布朗研究的99名建国领袖中，即在那些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或参加了“制宪会议”的人中，只有8人的父亲上过大学。Brown:"The Founding Fathers of 1776 and 1787:A Collective View，见WMQ，第3辑，第33期（1976年），第465—480页。布朗本人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写明这些建国领袖们或他们的父辈们的教育情况。（我感谢爱米丽·威德曼为我提供这条信息。）

〔18〕G. S. Rowe: Thomas McKean: The Shaping of an American Republicanism（1978年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版），第12页。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211页，第240—241页，第246—247页。Peter S. Onuf编：Maryland and the Empire, 1773: The Antilon-First Citizen Letters（1974年巴尔的摩版），第57—58页。

〔19〕Frederic M. Litto:"Addison's Cato in the Colonies,"见WMQ，第3辑，（1966年）〔63〕，第431—449页。

〔20〕1787年8月15日华盛顿写给拉菲特的信，1784年2月20日华盛顿写给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9卷，第259页，第27卷，第341页。参见Paul Boller, Jr.: George Washington and Religion（1963年达拉斯版），第94页。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212页。

〔21〕1771年7月9日华盛顿写给乔纳森·鲍彻（Rev. Jonathan Boucher）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3卷，第50页。

〔22〕Moore编：George Washington's Rules of Civility and Decent Behaviour，第9页，第5页。

〔23〕正如弗莱克纳（Flexner）写的那样，Bernard Knollenberg: George Washington: The Forge of Experience（1732—1775），第1卷，第254页。

〔24〕1805年9月21日拉什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John A. Schutz和Douglass Adair编：The Spur of Fame: 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 1805—1813（198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版），第37页。

〔25〕1785年7月25日华盛顿写给戴维·汉弗莱斯（David Humphreys）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8卷，第203页。

〔26〕J. P. Brissot de Warville: New Tra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88，Durand Echeverria编（196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44页。James Thomas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Anguish and Farewell（1793—1799年）（1969年波士顿版），第4卷，第488页。

〔27〕Benjamin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Lemay和Zall编，第57页。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1968年纽约版），第143页。Paul W. Conner: Poor Richard's Politicks: Benjamin Franklin and His New American Order（1965年牛津版），第215页，第215—217页。Thomas J. Schlereth: The Cosmopolitan Ideal in Enlightenment Thought: Its Form and Function in the Ideas of Franklin, Hume, and Voltaire, 1694—1790（1977年圣母城版）。

〔28〕John J. Waters, Jr.: The Otis Family in Provincial and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1968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5页。1818年1月14日亚当斯写给奈尔斯（H. Niles）的信，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10卷，第275页。Peter Shaw: American Patriots and the Ritual of Revolution（1981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82页，第83页，第85页。

〔29〕1766年1月16日、1771年6月22日、1761年4月3日，亚当斯日记，见Butterfield等编：Diary and Autobiography，第1卷，第294页；第2卷，第38页。第1卷，第207页。

〔30〕Charles W. Akers: Called unto Liberty: A Life of Jonathan, Mayhew，1720—1766（196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32页，第163页。

〔31〕John E. O'Connor: William Paterson: Lawyer and Statesman. 1745—1806（1979年新泽西州新布伦瑞克版），第7页，第10页，第26页。

〔32〕同上书，第16页，第27页，第66页。

〔33〕Dumas Malone: Jefferson the Virginian: Jefferson and His Time（1948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8页。1766年5月25日杰斐逊写给约翰·佩奇（John Page）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卷，第19—20页。

〔34〕Merrill D. Peterson: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New Nation: A Biography（1970年纽约版），第14页，第15页。Eleanor D. Berman: Thomas Jefferson among the Arts: An Essay in Early American Esthetics（1947年纽约版），第1页。

〔35〕杰斐逊逐渐地把自己看成是美国的文化经理，把欧洲文化最高雅和最开明的方面介绍给他的同胞们。当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尊华盛顿的雕像时，杰斐逊从巴黎写信回来说：“关于应聘用的这位雕刻家，人们是不会有什么疑虑的，乌东先生在这座城市的声誉在欧洲是无可匹敌的。”没有哪个美国人具有他那样的才学。华盛顿对乌东把这座雕像雕刻成古罗马风格表示出些微的担忧，由于杰斐逊表示出不满的情绪，乌东很快就放弃了他原来的看法，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愿“让自己的判断与行家的鉴赏品味相左”。当然，许多年以后鉴赏趣味已经改变了，为制作一座新的华盛顿纪念雕像，杰斐逊想要请“罗马的老卡诺瓦”。杰斐逊说，“据我所知”，他“在30年的时间里，……被整个欧洲认为是独一无二的”。1785年1月12日杰斐逊写给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7卷，第600页。1786年8月1日华盛顿写给杰斐逊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8卷，第504页。1816年1月22日杰斐逊写给纳撒尼尔·梅肯（Nathaniel Macon）的信，见Andrew A. Lipscomb和Albert E. Bergh编：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903年华盛顿特区版），第14卷，第408页。

〔36〕1772年10月9日、1771年9月26日格林写给塞缪尔·沃德的信，见Showman等编：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1976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卷，第47页，第23页。

〔37〕“附录”，见亚当斯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2卷，第524页。

〔38〕1760年2月13日乔纳森·休厄尔写给亚当斯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39—40页。Stephen Botein:"Cicero as Role Model for Early American Lawyers: A Case Study in Classical Influence,"见The Classical Journal，第73期（1977—1978年），第313—321页。

〔39〕Maier: The Old Revolutionaries，第33页，第47页，第34页。

〔40〕David Humphreys:"A Poem on the Indust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见Vernon L. Parrington编：The Connecticut Wits（1954年纽约版），第401页。Wilson:"On the History of Property,"见McCloskey编：Works of Wilson，第2卷，第716页。

〔41〕1783年6月8日华盛顿写给各州的信，1784年2月22日写给丹尼尔·麦卡锡（Daniel MeCarty）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6卷，第486页；第27卷，第341页。Garry Wills: Cincinnatus: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Enlightenment（1984年纽约版），第3—16页。

〔42〕1775年6月26日华盛顿写给纽约立法机构的信，见Fe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卷，第305页。Wills: Cincinnatus，第13页。

〔43〕当华盛顿无法自然而然地具有这些差别时，他就培养出差别。他天生沉默寡言，他用缄默来强化他不苟言笑和正襟危坐的古典英雄的形象。他的冷漠的态度是尽人皆知的，他努力致力于此。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在为华盛顿画一幅肖像时，很难让华盛顿松弛下来，最后他气急败坏地恳求说：“先生，现在您必须要使我忘掉您是华盛顿将军，我是画家斯图尔特。”华盛顿冷冰冰地回答：“斯图尔特先生永远没有必要感到他需要忘掉他是何人，或者华盛顿将军是何人。”难怪这些肖像看起来都很僵硬呆板。事实上，当他成为总统，举行总统招待会时，人们都批评他别扭的鞠躬的姿势，说这些姿势比国王的鞠躬姿势“还要显得高不可攀，还要刻板”。James Thomas Flexner: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 New Nation（1783—1793）（1969年波士顿版），第3卷，第419页。Barry Schwartz: George Washington: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Symbol（1987年纽约版），第59页。

〔44〕1785年11月8日华盛顿写给拉菲特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8卷，第308—309页。Trevor Colbourn编：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Essays by Douglass Adair（1974年纽约版），第3—26页。

〔45〕1793年6月9日杰斐逊写给麦迪逊的信，见Thomas A. Mason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15卷，第27页。1814年1月2日杰斐逊写给沃尔特·琼斯博士的信，见Paul L. Ford编：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898年纽约版），第9期，第448页。

〔46〕Flexner: Washington and the New Nation，第3卷，第63—68页。

〔47〕1785年1月22日华盛顿写给本杰明·哈里森的信，1785年2月27日写给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8卷，第36页，第85页。

〔48〕1785年1月22日华盛顿写给哈里森的信，1785年1月22日写给威廉·格雷森的信，1785年2月15日写给拉斐德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的信，1785年2月25日写给杰斐逊的信，1785年2月27日写给费尔法克斯的信，1785年2月27日写给帕特里克·亨利总督的信，1785年2月28日、1785年6月18日写给亨利·诺克斯（Henry Knox）的信，1785年5月20日写给纳撒尼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的信，同上书，第36页，第37页，第72页，第80—81页，第85页，第89—91页，第92—93页，第167页，第146页。

〔49〕1787年3月8日华盛顿写给亨利·诺克斯的信，1787年3月8日写给戴维·汉弗莱斯的信，同上书，第29卷，第172页。

〔50〕1786年12月26日华盛顿写给汉弗莱斯的信，同上书，第128页。Flexner: Washington and the New Nation，第3卷，第108页。

〔51〕1788年7月12日门罗写给杰斐逊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3卷，第352页。

〔52〕Pennsylvania Gazette，1788年3月5日版（感谢巴里·施瓦茨为我提供这条引语。）

〔53〕1788年9月22日华盛顿写给亨利·李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30卷，第97页，第98页。

〔54〕1788年9月汉密尔顿写给华盛顿的信，见Harold C. Syrett等编：The 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1962年纽约版），第5卷，第221—222页。1788年10月26日华盛顿写给林肯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30卷，第119页。

〔55〕Dickinson:"Letters of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8年），见Paul L. Ford编：The Writings of John Dickinson，第1卷，Political Writings, 1764—1774（宾夕法尼亚州历史学会，Memoirs，第14期[1895年费城]），第307页。Kenneth R. Bowling和Helen E. Veit编：The Diary of William Maclay and Other Notes on Senate Debates（第九卷，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Federal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4 March 1789—3 March 1791），（1988年巴尔的摩版），第69—70页。

〔56〕W. T. Baxter: The House of Hancock（1945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79页，第283页。1764年7月7日劳伦斯写给理查德·奥斯瓦尔德的信，见Hamer等编：Papers of Henry Laurens，第4卷，第338页（还请参见Rachel N. Klein:"Ordering the Backcountry: The South Carolina Regulation,"见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667页）。David Duncan Wallace: The Life of Henry Laurens...（1915年纽约版），第69—70页。请参见前面，第6章，第106—107页。

〔57〕Smith: Wealth of Nations, Campbell和Skinner编，第1卷，第411页（第3卷，第4节，第3页）。

〔58〕Tamara Platkins Thornton: Cultivating Gentlemen: The Meaning of Country Life among the Boston Elite, 1785—1860（1989年纽黑文版），第15—56页。

〔59〕1781年5月29日莫里斯写给华盛顿的信，见E. James Ferguson等编：The Papers of Robert Morris, 1781—1784（1973年匹兹堡版），第1卷，第96页。Ellis Paxson Oberholtzer: Robert Morris, Patriot and Financier（1903年纽约版），第52—56页，第70—71页。

〔60〕1781年10月14日莫里斯写给马休·里德雷（Matthew Ridley）的信，见Ferguson等编：Papers of Robert Morris，第3卷，第56—57页。

〔61〕Mathew Carey编：Deba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 on the Memorials Praying a Repeal of Suspension of the Law Annulling the Charter of the Bank（1786年费城版），第81页。

〔62〕Oberholtzer: Morris，第285—286页，第297—299页，第301—303页。Eleanor Young: Forgotten Patriot: Robert Morris（1950年纽约版），第170页。Barbara Ann Chernow: Robert Morris, Land Speculator,1790—1801（1978年纽约版）。H. E. Scudder编：Recollections of Samuel Breck...（1877年费城版），第203页。Bowling和Veit编：Diary of William Maclay，第48页，第73—74页，第134页。

〔63〕原文没有注明第几期。——译者

第十二章　仁爱

1774年到1776年这段时间是爱国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代，许多革命者一心要重建美国社会。但是他们并不想要推翻一个阶级，用另一个阶级来取代它。他们还无法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社会。激进的辉格派一心一意想要做的是捣毁一切君主制社会残存的旧有关系，即杰里米·贝尔纳普所说的那种“暗藏的社会关系”，即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及个人势力，并且想要用某些新型的共和关系来取代旧有的关系〔1〕，不管人们怎样做，美国社会将需要以一些新的方式维系在一起。

皇家权威在1774年至1775年崩溃之际，新的地方权威，如委员会和议会，开始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新的大众权威体系，就像一位马里兰官员说的那样，美国人逐渐相信“除了是他们自己任命的权威以外，他们不应该服从任何人”。但是改变权威的走向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辉格派爱国者们十分了解他们所攻击的旧君主制社会的实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委员会（General Committee）在1775年告诉踌躇不前的纽约委员会说：“我们不是不知道成群的大小官吏和承包商以及贪婪的王室依附者们已在不断地阻挠你们的行动。”〔2〕1774年到1776年期间，革命者们做的大部分事情就是全力地打破这些旧的个人对皇家权威的依附关系，建立起对“人民”新的依赖关系。

这些辉格派委员会和大众的行动都是很严肃认真的，他们制订复杂的程序和仪式来处理皇家委任的官员或者对革命事业三心二意的人。由于君主制社会里，显赫富有的个人对他们的依附者们影响极大，所以爱国者们总是对他们有几分畏惧心理，就像一些群众对质康涅狄格“河神”伊斯雷尔·威廉斯说的那样，畏惧“有您那样地位、能力和势力的人”。詹姆斯·艾伦是宾夕法尼亚名门艾伦家族的后裔，他也同样令人生畏。1776年12月，爱国的士兵们带着刺刀去抓他，并且把他带到安全委员会成员的面前，因为，用艾伦在日记里的话说，“欧文·比德尔先生……说，他们接到报告说，北安普顿县的民兵不愿意再前进了，他们知道我在那里有财产，并且知道我在那里的势力，所以他们担心是我在捣鬼。”〔3〕但是，大大小小依靠皇家庇护的人实际上都会受到责难。1775年4月缅因州一个地方监察委员会抓到一个伐木工，他同驻扎在诺瓦斯科夏的英国皇家海军签订合同，为他们供应桅杆。他们抓他是因为他“同王室雇佣的人关系密切，并依附于他们”，而这种行为“是与人民的感情背道而驰的”。然而，辉格派的群众们很少把这些有嫌疑的人吊死或杀害，或者把他们带到非正式的袋鼠法庭审判。人们通常给这些亲英人士浑身涂抹柏油并粘上羽毛，或者把他们关进烟囱被堵死的房子里用烟熏他们，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来羞辱他们，并强迫他们改变立场。但是目的总是让这些人割断他们同英国的联系，让他们重新回到当地的社会中。〔4〕

由于同国王的联系是个人的和道义上的，所以解除这种联系也必须是个人的和道义上的。群众挑出有亲英嫌疑的人，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质问，催促他们签写悔过认罪书。例如在费城，30个民兵把艾萨克·亨特押在马车上在城里游街，让他公开撤回他对革命委员会的权威的质疑。不管是喝了英国的茶或是谴责大陆会议，一旦罪名被认定，群众就会竭尽全力迫使这些人许下新的誓言，忠于革命，以此作为与人民“友好的标志”。〔5〕

打破旧的誓约立下新的誓言的做法表明了这个启蒙时代仍然深受中世纪个人效忠做法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个人联系的纽带，社会好像就会要分崩离析一样。托利派指责爱国者说，爱国者对皇家官员们和其他人的尖刻的攻击（或者叫“拉选票活动”），是对“人们相互依恋的关系和友谊的严重的破坏”。他们“使社会不和，父子对立。他们顷刻间瓦解了最牢固的友谊”。实际上这是托利派对爱国者的主要指责。在各地的亲英分子看来，革命者对家庭、等级制和庇护制或者“友谊”的攻击说明，爱国者们似乎是认为“没有法律、没有友谊、没有联盟、没有血缘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某种高尚道德的华丽外表下”，努力使社会全部解体。〔6〕

这些托利党人的指责并没有说错。爱国者们确实是努力要破坏旧社会的各种联系，以新的方式把人民重新组织在一起。所有18世纪的革命者都热衷于立誓约，热衷于寻找新的共和制的东西来取代君主制社会依附者对主人的个人效忠关系。正如罗伯特·曼福德的剧本《爱国者》中的一个人物所说那样，辉格派各种委员会竭力把誓言“作为公德的试金石，作为对忠诚的考验，带给不忠诚的人灾难”。18世纪后期的艺术家们无法充分描绘立誓约的场面，美国革命者如同几年之后法国人一样，也无法充分管理这些誓言。人们立誓言时十分严肃认真，仪式隆重，因为革命者们知道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通过使个人宣誓“属于人民”（这句话是这些群众仪式上最常用的），他们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纽带。〔7〕

如何才能够使人民相互联系在一起并都同国家唇齿相依？这是那个世纪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因为18世纪的思想家们还不像我们现代对民族主义的力量理解得那样深刻，所以他们只能从个人的角度，从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巴特勒主教所说的“社会独特的黏合剂”。君主制曾经如此强大，就是由于它的社会黏合剂似乎很坚固。它的社会黏合剂包括社会势力、亲属关系、庇护势力和各种程度的依附关系。但是至少是从18世纪初期开始，改革者们已经通过用其他更有人情味、更有情感、更自然的联系来替代这些社会黏合剂，以此来把君主制改造成共和化。启蒙运动逐渐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相互吸引的天然准则”，这些天然的亲密关系本身能够把社会凝聚在一起。〔8〕

这些天然的亲密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与仁慈，它们近似于传统的古典共和美德，但是并不完全一致。到18世纪中期，古典美德对欧洲的文明社会似乎是要求的标准太高，也太严格。休谟说，古代斯巴达和罗马毫无疑问是共和的城邦，他们的公民品德高尚，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它们也是小城邦，几乎常年不懈地武装起来，因而，毫不奇怪，他们的公民既是士兵也是农民。“假使我们能把城市转变为军营，鼓起人们一心为公的热情，使人人成为军事天才，以便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了公共利益忍受巨大的痛苦，那么单单是这些热情和精神就会像在古代那样，在现在就足以激励人们勤勤恳恳，去支持社会。那样，就像在军营里一样，将有助于消除一切艺术和奢华。”可是休谟以及许多其他人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种军事和伦理精神在现代这个商业社会日益发展的时代是“过于无私了，太难以获得人们的支持了”。〔9〕

革命者们想要的是自然天成的美德。而孟德斯鸠描述的古典美德是非自然的；它太严峻、太节制、太冷酷。它是“空想的原则”，“是不实际的产物”，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热情”。古典美德的概念太超越堕落的人性的要求，因此很像基督教对自我的征服，最终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它就像中国的裹小脚，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唯一要做的就是让人性“公平地施展”，人性本身将会自然地发展。人“无法改变天性，只能陶冶性情”。本杰明·拉什说，就连国王都是“非自然的”，因为他们的权威不得不“靠誓约、勋章、卫兵、硬币上的头像等来维持”。如果没有国王和其他非自然力量的干扰，共和社会可以发展新型的美德，可以表现自然的凝聚力，即拉什所说的适合现代启蒙社会的天然“友爱之情”。〔10〕

这种新型的现代美德同友善、和蔼、博爱和仁慈相关，实际上更加强调礼貌，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朋友威廉·怀特在1768年给礼貌下的定义是“社会美德自然优雅的表现”。礼貌使旧的市民人本主义关于美德的概念更加文雅。美德不再偏重于古代严酷的牺牲自我的方面，更加强调的是为了和平与繁荣自觉自愿地同他人和睦相处的方面。美德等同于言行举止合乎礼仪。古代的古典美德尚武，阳刚气十足，就像大卫的油画《贺拉斯兄弟之誓》体现的那样；而新的美德更加温和、女性化，这种美德既可以由妇女体现，也可以由男性来体现；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妇女更能体现某些美德。〔11〕

新的社会美德更加艾迪生式，而非斯巴达式。艾迪生的剧本《加图》最打动人之处并不在于严正无私、克己奉公的主人公加图本人。他严峻的态度令人生畏，为了自由宁死不屈，自杀身亡。18世纪富裕和开化的观众们很难去效仿这个人物。更加吸引观众的是年轻的朱巴。他是努米迪亚的国王，加图未来的女婿。他所表达的思想正是启蒙运动的思想：

古罗马人力图更高远，

让粗俗世界沐浴文明，

要用法制来约束世界，

使得人人温和又友善，

智慧纪律和人文教育，

驯化狂野放荡和野蛮，

美德就像生活的点缀，

改造灵魂让人性生辉，

打破愚蛮变成为人类。〔12〕

增进社会的友爱之情实际上是文明进程的目标。“什么是人民的礼貌和教养？难道不就是他们培植友谊、相互同情各自的不幸、更强烈地表达人们的感情吗？”〔13〕

尽管威廉·利文斯顿等人强调“仁慈是爱国主义之父”，但是很明显共和传统中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古典的美德来源于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政府曾是公民意识和公德的根源。可是现代的美德来自于公民对社会的参与，而不是对政府的参与，思想解放的人越来越把政府当成世界上罪恶的主要根源。托马斯·潘恩对社会与政府的分离做了精彩的总结，他说：“社会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需要，政府的产生则是源于我们的罪恶；社会通过把我们的友爱之情结合在一起，积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而政府则是通过抑制我们的罪恶，消极地增进我们的幸福。一个是鼓励交往，另一个则是制造差别。”即使是与潘恩大不相同的詹姆斯·威尔逊也说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政府之所以“必不可缺”，就是因为人们的“堕落”。威尔逊说，社会，“尤其是家族社会”“优于”公共生活。人们把社会只看成是政府的构架是不对的，“按照事物正常的秩序来看，政府是社会的支架：如果人们完全不用政府就可以建立和保持社会的话，那么就可以丝毫不受影响或毫不吝惜地甩掉这个支架。”正是社会，即私人的社会生活，孕育了礼貌、同情心以及新的带有家庭气氛的美德。人们出入于客厅、俱乐部和咖啡馆，频繁地交流着现代日常生活的信息，这种环境产生博爱和同胞之情。一些人现在争辩说，就连古典美德历来的敌人——商业，事实上也是现代美德的一个来源。本杰明·拉什说：“在使人们变得仁慈博爱这方面，商业的作用仅次于宗教。”詹姆斯·沙利文说，它“在世界上”形成了“一条信任和友谊的纽带”。〔14〕

对美国文化来说，美德向家庭方面转化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种转化并不是怀旧或后退，它是一种进步。它不仅有助于使古典共和思想与现代化和商业协调起来，它也为19世纪的所有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也为所有后来的现代自由开放的思想奠定了基础。我们现在仍然在渴望拥有一个人人相亲相爱的世界。

对许多人来说，用爱与仁慈能把共和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信念就如同过去禁欲主义的古典美德的信念一样，都是一种“空想”，一些顽固的怀疑主义者们进而对这种信念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但是在美国革命的辉煌时期，即使是像年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头脑冷静、镇定自若的美国人一时间也在想象着一个更新更美的世界正在出现。在这种“如梦如幻的时刻”，一些暴烈的情感将“让位，柔和友善的情感将温和地支配人们，这些友善的情感将在和谐的社会氛围里把各种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人们将会破除野蛮与迷信，商业将把全球各地联系在一起。到那时“先知所预言的、人类期盼已久的、人们用最美妙的语言所描述的人类幸福时代将开始其辉煌的进程”。〔15〕像亚当斯那样的人对社会和谐与进步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并且充满了信心，因为新型的现代美德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对现代社会科学得出的有见识的总结。大部分神职人员当然仍满足于向普通的教民们宣传基督教的慈爱，但是有文化和开明的人们还有更多的要求，他们要把基督教之爱世俗化，在人性中发现爱人如爱己的科学的使命。启蒙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道德领域里发现使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潜藏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同18世纪科学界对物理世界隐藏的重力、磁力、电力和能量的伟大发现相媲美。像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约翰·威瑟斯庞那样的学者们梦想着，当有一天“人们像牛顿和他后来的科学家们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来对待伦理学时，他们将会达到更精的准确性”。〔16〕

不只是像沙夫茨伯里、巴特勒主教、弗朗西斯·哈奇森和亚当·斯密这样的思想家们对道德和社会制度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几乎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在某一时期里试图说明什么是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自然力量。到了18世纪中期，作家和神职人员等文人们兴奋地探索和提倡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自然方式。埃斯特·伯尔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女儿，也是新泽西学院校长艾伦·伯尔的新娘。1754年她开始认识到，由于近来的作者们就仁慈和怜悯之心表达了“如此之多的合理的想法”，所以“世界将比过去对友谊有更好的见解”。伯尔夫人只说对了一半。“我们难道不是生来就属于社会的吗？……如果没有愉快和仁爱的特性，社会能够发展下去吗？”这些问题都是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17〕

人们不断地说“人生来就是过群体生活的”。他具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去与他的同类交往”。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一些人把单独监禁的刑罚看得比死刑还可怕的原因。〔18〕依据某种“相互吸引的法则”“人们因精神和思想而投缘，形成团体、友谊和各类的社会”，像年轻的纳撒尼尔·格林那样的美国人对此惊诧不已。这种“在伦理和知识界”的和谐与宇宙的其他部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天地万物中”有着“相对应的关系，即事物运行的相似性和造物设计的统一性”。思想开放的神职人员们欣喜地了解到，基督教之爱对人来说是正常而自然的，是同科学的学说相吻合的。乔纳森·梅休说，“正如天体各部分的正常运行和协调依靠它们相互的万有引力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爱与仁慈保持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人类之间的爱就像道德世界的万有引力一样，人类之爱是可以被研究的，也许比物理界的吸引力更容易操纵。波士顿的塞缪尔·库珀在1753年说：“仁爱是家庭、教会、州和王国以及人类社会的黏合剂和支柱。它是组成和维持社会一切和平与和谐、一切美与进步的唯一原则。”〔19〕

许多人认为，这种爱是天然和有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自爱。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沿袭传统的方式向他的夫人描述伦理如何发挥作用，他说：“人的内心有一种扩展到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以自我为中心，向四面扩展，覆盖更多的人，它扩展到家庭、邻里、市镇、省、国家，甚至超越国家，包容全人类。弗朗西斯·哈奇森甚至认为，这种爱可能会延伸到太空。虽然这种爱越向外扩展越弱，但是许多人认为它总是与自我连在一起的，并从自我那里汲取力量。塞缪尔说，自爱实际上“对于支持社会和全世界的幸福至少同社会之爱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仁爱并不是某种“疯狂的”激情，人们并不会因此“全然不顾个人的幸福，为他人的心满意足而全身心地奉献自己”。假如没有自爱，就不会有仁爱，假如没有仁爱，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由于科学似乎证明，人们最大的幸福来自于他们的爱和与他人的友谊，所以“我们越讲仁爱，我们就越能增进我们的幸福”。因此，要是人的天性不受“社会的阻碍”，允许自由发展的话，社会将会繁荣起来。人们就没有必要再使用契约和许可证之类的东西，也没有必要再要“市政监督员”了。人们之间的爱与仁慈这些天然的情感可以成为共和主义替代人为的君主制社会的家族、庇护制和依附制的各种联系，可以取代那些联系所滋生的傲慢、屈辱和恐惧。〔20〕

美国的国情似乎适于这种共和主义的情感。美国人自己对自己说：“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农民对富人的依附使得一方变得冷漠无情又傲慢，另一方沮丧、屈辱，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在美国，“无人知晓……佃农和地主的封建等级区别，我们的公民们的依附只是要互相提供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依赖在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的信任和良好的意愿”。〔21〕

在启蒙的世界里，一个人是否开明是由他所能向外扩展爱的距离来决定的，“我们的善心不应只是针对某些人，而是应该既对朋友也对敌人，既对远在天涯的人，也对近在咫尺的人。”只有那些具有“仁爱心性”又能超越自身去爱他们周围人的人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当然也有自私的人，他们“只为自己活着”。这些人常常是那些“生活层次更卑微的人”，可是甚至那些有知识的人也会自私自利。我们的自爱有时“非常强烈，以至于会使我们一叶障目，模糊我们的理解力，歪曲我们的意愿”。〔22〕这种狭隘、固执己见和目光短浅的行为恰恰是人文教育和修养要消灭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共和主义和世界主义结合到一起了。

世界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伟大的理想。美国军官，如“轻骑兵”哈利·李，千方百计地避免“被说成是带地方偏见”，他们认为“任何军官”带有地方偏见都是“不合适的”。正如华盛顿所说的那样，接受启蒙思想就是要做“一个有共和主义博爱精神的公民”。英国的激进派认为，“不论是何种人，不分国家，不分远近，不分肤色，都必须被当作我们的邻居和兄弟。”过分强烈的乡情是狭隘的表现，是一种毛病。18世纪的思想家们认为，瑞士人不太正常，因为他们远离家乡时，只要听到家乡的歌曲时就会热泪盈眶。农民和落后的人们普遍怀有这种乡情，可是有文化的绅士应该是四海为家。美国革命之后所写的许多各州的史书从不赞扬地方观念，实际上，它们证实了美国的世界主义，写这些史书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偏见，去掉粗糙的成分，把我们塑造成为相似同质的人民”。〔23〕

人们把艺术家和科学家看成是“文化团体”的成员，或者通常把他们称为“知识界”成员，这一点十分重要。本杰明·拉什说，美国革命也许分裂了大英帝国，但是它“没有在知识界造成裂痕”。本杰明·韦斯特、Ｊ.Ｓ.科普利以及拉姆福德伯爵等人离开了美国，迁居国外，但是美国人并不愤恨离开美国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尽管战争仍在进行，但是他们还是急于让英国科学家加入美国科学研究会。约翰·亚当斯说：“科学和文学是不分党派和国家的。”在美国革命战争期间，富兰克林出使法国，他给英国探险家库克上尉签发文件，保护他在1779年在海上航行时不受美国人的劫掠。富兰克林告诉所有美国船长说，他们必须把英国科学家当作“人类的共同的朋友”，而不是当作敌人。一个美国船长缴获了一艘英国船只，船上载有30册医学笔记，华盛顿把笔记送回英国。他说美国不对科学宣战。威廉·豪将军是在北美的英军总司令。当他保护戴维·里顿豪斯在费城的太阳系仪不受到损害时，他也讲了同样的话。要想思想开放就要超越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界线。〔24〕

这一代革命者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一代人。革命领导人们从未搞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革命。他们当然是爱国者，但是他们并不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热衷于美国的独特性，或热衷于把美国从西方文明进程中分离出来。忠于自己的州和国家到那时为止与世界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戴维·拉姆齐宣称，他是“一位世界公民，因此蔑视民族的想法”。可是，他希望“祖国的儿子们应该对祖国”发出誓言，他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乔尔·巴洛认为尽管自己在1792年到1793年参加法国国民大会的竞选，但是他还是地道的美国人。托马斯·潘恩在《常识》里说，美国人事实上是世界上最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人民。他们克服一切地方偏见，他们把从不同国度来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同胞，不去注意哪方邻里、哪座城镇和哪些国家，“这些界限太狭隘，不适于胸怀美洲大陆”。〔25〕

受过开明教育的绅士就是不带地方偏见和地区关系的人。衡量一个人的人道精神的多少就是看他同陌生人相处的能力如何，了解甚至与自己不同的人的内心的能力如何。美国人为自己的热情好客感到自豪。这种世界主义是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威廉·史密斯说：“当人进入到更有修养、更复杂的文明环境里，思想就会开放，会包容越来越多的事物，从自我到家庭、到邻里、到国家。”但是，对于真正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人来说，即使是对祖国之爱也是太狭隘了。美国把地球上的不同的亲友团结到一起，它有义务清除民族偏见，使所有的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26〕

最能体现这些友善和世界主义理想的组织是共济会。共济会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极大。它不仅创造了我们的国家的形象，而且它以新的方式把人民团结到一起，并且帮助实现了重新组织社会关系的共和主义的梦想。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共济会是他们直接参与启蒙运动的主要途径。

18世纪初期共济会在大不列颠开始发挥其现代的作用。第一个共济会秘密机构1717年在伦敦成立。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共济会已经发展得很强大了，足以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运动起鼓舞和示范的作用。尽管共济会在18世纪30年代就在北美殖民地出现了，但是它发展缓慢，直到18世纪中期它的会员数量才迅速增加。到美国革命前夕，已经有数十个分会在北美大陆建立。许多革命领导人，如华盛顿、富兰克林、塞缪尔·亚当斯、奥蒂斯、理查德·亨利·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都是共济会的成员。美国革命打乱了它的组织，但是振兴了共济会的运动，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共济会会员数量猛增，许多社会下层的人加入了进来。1779年马萨诸塞州有21个分会，20年之后50个新的组织成立了，甚至遍及了本州边远的闭塞的小地方。共济会组织在各地扩展。共济会改变了早期共和国的社会形态。〔27〕

对于怀疑传统的基督教的启蒙运动来说，共济会是一种替代性宗教。它有各种宗教仪式，具有神秘性和集体性，没有那些组织完备的宗教所具有的那种狂热和教派偏见，但是共济会不只是一个启蒙主义的组织，也是共和主义的组织。它否定以家族和任人唯亲为原则的君主制的等级制度，建立了以“德才”和“兄弟之爱与真诚”为基础的新的等级秩序。共济会的宗旨是要在行将分裂的社会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德威特·克林顿说，共济会“创造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系”。它要把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团结到一起。查尔斯·布罗克威尔在1750年说，共济会的各个分会是使不同行业、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宗教的人能够“和睦相处，亲切交谈”的地方。在各个分会里“我们找不到疏远和冷漠”。在一个日益分化的社会，共济会在寻找着团结与和谐最低的共同标准。它成为了“联合的中心”，成了“在本来会永为陌路人的人们之间促进友谊的一种方式”。来自不同家庭和邻里的陌生人可以拥有兄弟之爱，走到一起，这似乎证实了启蒙的理想是正确的。启蒙主义希望爱的力量可以由自我散发到他人身上。共济会会员“不属于某一方土地，而是属于无数的地方，他以四海为家；用某种世界语言，他可以让他人了解自己；如果我们忧伤和不幸时，我们肯定能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保护”。这是启蒙的世界主义的梦想。〔28〕

一个绅士是否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取决于他同陌生人交往的能力如何，取决于同他人（包括同社会下层的人甚至动物）交流感情的能力如何。“与人既同悲又同喜”，这就是同情心，这就是怜悯之心。社会的精英们以前很少考虑下层人的存在，现在他们不仅想到了下层的人，甚至想到了他们的仆人和奴隶，而且像兰登·卡特等人还想知道和担心他们下面的人会怎样看待他们。18世纪后半期，情感革命席卷西方文化，人们愿意去相信“他人”有一个与自己同样的现实，这是这场情感革命的一个强大的力量。绅士们越来越赞扬自己屈尊俯就的能力，赞扬他们了解同他讲话的下层人的想法的能力，以及摆出平等姿态的能力。〔29〕在这个新的共和化的世界里，当所有上下等级的关系没有被否认时，这些关系都趋于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在社会等级关系中，包括最不平等和最依附的关系中，“友谊”成了用得最多的褒义词来形容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即使是仆人对主人的服从偶尔也会被甜蜜地称之为“友谊”，好像每种庇护和依附关系在仁爱的作用下都被缓和了。

现在许多人争辩说，“感激之情”是“与仁爱相对应的”，它被启蒙和共和主义用来取代君主制下的屈服和依从。实际上，从普鲁塔克到孟德斯鸠，共和派的理论家们曾说过，感激之情是共和国里人们进行服从的主要来源，共和国最大的罪恶就是忘恩负义。然而，感激之情里含有某些义务，人们给这些义务下的定义是“当接受恩惠时，我们的内心愉悦之情的产物”，这暗示着它有不平等和依附关系，约翰·杰伊嘲弄地把它称为“对友谊的依赖”。结果，美国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年代里试图使共和的平等观念与感激之情和感激所暗示的不平等两者相协调起来，美国一直对他们的这种尝试无法感到心安理得。〔30〕

可是这些强调知恩图报和协调共和主义与等级制的努力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革命把美国社会的一些力量释放出来了，很快共和主义本身就在挣扎着求生存了。

注释

〔1〕Belknap：转引自W. Paul Adams: The First American Constitutions: Republican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Constitu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198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7页。

〔2〕Ronald Hoffman:"The 'Disaffec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South," 见Alfred F. Young编：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年伊利诺伊州迪卡尔布版），第282—283页。Bernard Maso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New York, 1773—1777（1966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版），第46页。

〔3〕Robert M. Calhoon: The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781（1973年纽约版），第278页。Jonathan Powell:"Presbyterian Loyalists: A 'Chain of Interest' in Philadelphia," 见Journal of Presbyterian History，第57期（1979年），第156页。1777年1月25日，“Diary of James Allen, Esq.，of Philadelphia, Counsellor at Law，1770—1778,”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9期（1885年），第193—194页。

〔4〕Calhoon: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第299页。

〔5〕Richard A. Ryerson: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 The Radical Committees of Philadelphia, 1765—1776（1978年费城版），第131页。Calhoon: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第295—305页。

〔6〕Calhoon: Loyalist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第144—145页，第80页。Boston Evening Post，1767年4月13日版。

〔7〕Robert Rosenblum: Transformation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Art（1967年,1969年普林斯顿版），第68—69页。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s, Neumann编，第1部，第7卷，第13章，第118—119页。Cortlandt Canby编：“Robert Munford's The Patriots,”见WMQ，第3辑，第6期（1949年），第459页。

〔8〕Butler:"Sermons,"见L. A. Selby-Bigge编：British Moralists, Being Selections from Writers Principall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897年牛津版），第1卷，第204页，第203页。Norman Fiering: Jonathan Edwards's Moral Thought and Its British Context（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

〔9〕Hume:"Of Commerce"，见Miller编：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第262—263页。

〔10〕American Museum，第2卷（1787年），第228—237页。George W. Corner编：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Rush: His "Travels Through Life" Together with His Commonplace Book for 1789—1813（1948年普林斯顿版），第199页，第198页。

〔11〕Conrad:"Polite Foundation,"见Kurland等编：Supreme Court Review，1984年，第361页，第363页，第365页。

〔12〕Joseph Addison: Cato: A Tragedy（1721年），第1幕，第4节，见Richard Hurd编：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Joseph Addison（1811年伦敦版），第1卷，第225页。

〔13〕New York Magazine，第2期（1792年），第406页。请参见Lawrence Klein:"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and the Progress of Politeness"，见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第18期（1984—1985年），第186—214页。

〔14〕Livingston等：Independent Reflector, Klein编，第219页。Paine: Common Sense，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1卷，第4页。Wilson:"Lectures on Law"（1790—1791年），见McCloskey编：Works of Wilson，第1卷，第86—87页。Rush: Thoughts on the Mode of Education Proper in a Republic（1786年），见Hyneman和Lutz编：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第1卷，第689页。[James Sullivan]: The Path to Riches.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Use of Money...,（1792年波士顿版），第8页。

〔15〕American Museum，第2期（1787年），第229页。Adams:"Oration Pronounced July 4th 1793..."，见E. B. Williston编：Eloq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1827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第5卷，第108—109页。

〔16〕The Works of John Witherspoon...（1800—1801年费城版），第3卷，第470页。

〔17〕Carol F. Karlsen和Laurie Crumpacker编：The Journal of Esther Edwards Burr, 1754—1757（1984年纽黑文版），第63页。Robert Micklus:"'The History of the Tuesday Club': A Mock-Jeremiad on the Colonial South"，见WMQ，第3辑，第40期（1983年），第60页。

〔18〕Joseph Warren（1772年），见Hezekiah Niles编：Principles and Ac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America（1876年纽约版），第4页。Tristam Burges: Solitude and Society Contrasted（1797年普罗维登斯版），第10页，第15页。Masur: Rites of Execution，第83页。

〔19〕1772年4月格林写给塞缪尔·沃德的信，见Showman等编：Papers of Nathanael Greene，第1卷，第27页。Mayhew: Seven Sermons up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1749年波士顿版），第126页。Samuel Cooper: A Sermon Preached in Boston, New England, Before the Society for Encouraging Industry, and Employing the Poor...（1753年波士顿版），第13页。

〔20〕1775年10月29日约翰·亚当斯写给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的信，见Butterfield等编：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卷，第318页。Cooper: Sermon Preached in Boston，第2页。John Andrews: A Sermon on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Kindness...（1790年费城版），第17页。American Museum，第2期（1787年），第30页。

〔21〕Jeremiah Atwater: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His Excellency Isaac Tichenor, Esq.，Governor...on the Day of the Anniversary Election, October 14，1802（1802年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版），第20页。

〔22〕Zabdiel Adams: Brotherly Love and Compassion, Described and Recommended...（1778年伍斯特版），第16页。[作者不详]，An Oration, Pronounced Before the Society of the Social Tie, in New Haven...（1802年纽黑文版），第10页。1775年10月29日约翰·亚当斯写给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信，见Butterfield等编：Adams family Correspondence，第1卷，第318页。

〔23〕Charles Royster: Light-Horse Harry Lee and the Leg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1年纽约版），第71页。Evarts B. Greene: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1763—1790（1943年纽约版），第418页。Colin Bonwick: English Radical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3—14页。Alan D. Mckillop:"Local Attachment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Eighteenth-Century Pattern"，见Frederick W. Hilles和Harold Bloom编：From Sensibility to Romanticism: Essays Presented to Frederick A. Pottle（1965年牛津版），第197页。1792年8月11日戴维·拉姆齐写给约翰·艾略特（John Eliot）的信，见Brunhouse编：Ramsay...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133页。

〔24〕Lewis B. Simpson:"Federal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Order"，见American Literature，第32期（1960年），第256页。1786年8月1日拉什写给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的信，见Butterfield编：letters of Rush，第1卷，第394页。Allan Guttman:"Copley, Peale, Trumbull: A Note on Loyalty"，见American Quarterly，第2卷（1959年），第178—183页。Arthur L. Ford: Joel Barlow（1971年纽约版），第59页。Edward Handler:" ‘Nature Itself Is All American’：The Scientific Outlook of John Adams"，美国科学研究会学报，第120期（1976年），第226页。Schlereth: The Cosmopolitan Ideal，第30页。Whitfield J. Bell: Early American Science: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195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4页。

〔25〕1777年4月8日拉姆齐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见Brunhouse编：Ramsay...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54页。Ford: Barlow，第31页。Paine: Common Sense，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1卷，第20页。

〔26〕New York Magazine，第1期（1790年），第290页。

〔27〕Catherine L. Albanese: Sons of the Fathers: The Civil Relig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6年费城版），第129—130页。J. M. Roberts: 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1974年英国圣阿尔班斯版），第37页。Conrad E. Wright:"Christian Compassion and Corporate Beneficen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in New England,1720—1810"（1980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Steven C. Bullock:"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reemasonry，1752—1792"，见WMQ，第3辑，第47期（1990年），第347—369页。Steven C. Bullock:"The Ancient and Honorable Society: Freemasonry in America，1730—1830"（1986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

〔28〕Ann Lipson: Freemasonry in Federalist Connecticut，1789—1832（1977年普林斯顿版），第40页。Josiah Bartlett: A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Progress and Design of Free Masonry（1793年波士顿版），第15页。De Witt Clinton，转引自Steven C. Bullock:"A Pure and Sublime System: The Appeal of Post-Revolutionary Freemasonry,"见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9期（1989年），第371页。Charles Brockwell: Brotherly Love Recommended in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Ancient and Honourable Society of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 in Christ-Church, Boston（1750年波士顿版），第14页。John Andrews: A Sermon on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Kindness...（1790年费城版），第20页。

〔29〕Cooper: Sermon Preached in Boston...1753，第3页。Geoffroy Atkinson: The Sentimental Revolution: French Writers of 1690—1740（1966年西雅图版）。Norman S. Fiering:"Irresistible Compassion: An Aspect of Eighteenth-Century Sympathy and Humanitarianism,"见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37期（1976年），第199—212页。John B. Radner:"The Art of Sympath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Moral Thought"，第9篇，Stud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1979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版），第189—210页。

〔30〕Burges: Solitude and Society Contrasted，第15页。Jay，转引自Sandra F. VanBurkleo:"‘Honour, Justice and Interest’: John Jay's Republican Politics and Statesmanship on the Federal Bench"，见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4期（1984年），第260页。

第三编　民主制

第十三章　平等

共和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乌托邦运动，革命者的目的就是要重建美国社会。他们希望摧毁裙带关系、家长制以及庇护制等各种把旧君主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用爱戴、尊重与赞同这些新型的社会关系来取而代之。他们一心想把社会和政府建立在德才兼备和秉公无私的基础之上，并要发动一场最终为世界瞩目的道德运动。人们“开始相互了解，相知产生相爱，相知也使人们想要获得自己的幸福和人类大家庭的幸福”。〔1〕

可是，《独立宣言》的墨迹未干，许多革命领导人就已经开始怀疑他们能否实现这些崇高理想了。美国人民似乎无法达到共和主义所要求的那么高的道德境界。很多人并不愿意尊重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领导人的权威，他们一门心思只想赚钱牟利，根本不会为自己利益和邻里之外的事情操心费神，更不会去关心本州和国家的福祉。许多州立法机构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每年都进行选举。在这样的立法机构中，新一代的群众领袖正在崛起，他们远远不像革命的士绅们所期待的那么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并具有世界主义精神。这些新的群众领袖利用革命的自由与平等的辞藻来加强其政治权力，并且不惜损害革命者们所谓的公共利益来为自己的集团谋取局部和地方利益。人们获取财富的机会日益增多，这使得社会升迁变成混乱一团。各地都在哀叹，美国革命要建立的“人与人之间温情的联系”被“各式各样的家庭、部落和民族”搞得“微不足道了”。〔2〕人们提高生活水平（如果买新的消费商品就能提高的话）的愿望越来越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对老百姓的觉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启蒙的共和主义不但没有建立起仁爱与无私的新秩序，反而培育了社会竞争和个人主义。要想使这种现象停顿下来似乎并不容易。由于在革命开始阶段，一些最革命的领导人就承认社会高于政府，现代社会美德重于古典公共美德，因此他们难以阻止人民专注自己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美国革命就是其本身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

1787年的联邦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些群众性的社会发展做出的一种回应，它是用新的制度来缓冲这些发展的作用的一种尝试。宪法、新的联邦政府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和司法复审制度无疑都是要用来缓和大众的多数主义情绪的，但是任何宪法、各种制度和司法禁令都无法阻挡美国革命释放出的群众的社会能量。这些社会能量甚至广泛深入地影响了新的联邦政府，并通过多种方式改变着社会与文化，这些是人们在1776年所始料不及的。到了19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开始变成西方历史上最平等、最物质主义、最个人主义的社会，也是最受福音教派影响的基督教的社会了。这个新型的民主社会在许多方面同革命领导人曾经设想的社会却是恰恰相反。

现在有些人十分怀念美国革命时代，认为那时样样事“都是纯粹的共和主义风格”、“那是我们国家的爱国主义时代，那是单纯快乐的时期，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些人则满腹牢骚：这种“民主，愚昧又野蛮。你们把美德和聪明才智沦为愚蠢和罪恶！你们是嫉恨和痛苦之子！你们是真与善的迫害者！”但是大多数人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感到困惑不解。〔3〕

美国人都信仰美国革命和革命的目标。像詹姆斯·肯特那样的保守派也同激进派一样，想要“消除”旧的君主制社会的“错综复杂、人压迫人的从属关系”。费希尔·艾姆斯也许对人民早已失去了信心，但是他从未对革命丧失过信心。尽管美国革命和共和主义是他所鄙视的事物的根源，但是他一直都是一位忠实的共和派。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要“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因为那样奴隶制会接踵而来”。“民主败坏国民的道德，吞噬他们的自由。”可是如何能防止美国人“滑向民主制的泥潭”呢？像所有的美国保守派一样，艾姆斯试图在共和制与民主制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差别远远超过民主制与专制主义的差别”。〔4〕可是由于民主制就是共和主义的扩展，如果不抛弃美国革命本身的话，这条界限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一些保守派人士在18世纪90年代和在其后的年代里，指责法国革命是使美国出现混乱局面的罪魁祸首，以此来逃避矛盾。其实，并不是美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造成了群众性混乱和美国世风日下。联邦党人说，法国革命“对解放事业造成了难以修复的创伤”，法国革命“敌视所有的政府，甚至敌视我们的政府，而我们的政府无疑是最好的”。一位歇斯底里的年轻人，小奥利弗·沃尔科特声称，宁可美国“再也不存在了也比受法国革命浸染要好”。然而，到19世纪初期，对许多人来说，他说的话似乎成为现实。法国雅各宾派的激进思想是由“伏尔泰、普里斯特利和孔多塞，以及血腥的无神论的匪徒们”鼓噪出来的，这些思想毒化了美国人的头脑，歪曲了美国革命的理性思想。约翰·昆西·亚当斯对这一观点坚信不疑，在1800年他翻译并在费城出版了由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希·冯·根茨写的一篇文章，他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进行了对比。他宣传这篇文章是因为它使美国革命“摆脱了承袭法国革命思想的恶名”。〔5〕

由此，一个神话产生了，并一直延续至今，即美国革命是严肃和保守的，而法国革命则是混乱和激进的。但是，我们如果只是以暴力和血腥作为衡量激进的标准的话，这个神话才能继续存在，如果用其他的标准来衡量的话，美国革命就是激进的，这一点大多数联邦党人都十分清楚。像费希尔·艾姆斯和乔治·卡伯特等联邦党人都知道，1804年把北方各州同亲法的其余的州分离出来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就像卡伯特所说的那样，危害美国的祸源并不是出自于南部各州或者是出自于法国，而是“出自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理论，出自于我们本身”。〔6〕

就在1810年以前，许多建国领袖们和其他人，包括大多数老一代联邦党领导人，对美国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甚感失望，而大多数美国国民则欢庆美国民主制。1809年脱离了浸礼教派的伊莱亚斯·史密斯说：“政府采用的是民主制。我们最好要知道这个词，而我们祖国的敌人在大肆攻击这个词。DEMOCRACY这个词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一个字的意思是人民，另一个是民有政府的意思……朋友们，永远不要为民主感到羞愧。”〔7〕

民主制适合美国人的情况不只是在有着更广泛的选举权这一方面和在他们竞争的政治体系这方面。1823年休·斯温顿·莱加列在南卡罗来纳州纪念美国独立日的讲话中说：“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最令人惊奇的革命。”〔8〕民主制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用多种新型的关系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新型的社会秩序。并不是因为在新型的民主社会里君主制的庇护关系和裙带关系烟消云散了，也不是由于人们忽略了共和制的博爱与仁慈这一重点，只是因为不论哪个社会或文化，不论它如何生机勃勃，它都不会完完全全地摆脱过去的影响。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旧的社会关系在19世纪依然存在，甚至遗留至今。然而，新的共和国看到了民主制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依附关系的发展不同于君主制或者共和主义类似关系的发展，对各自社会关系的赞颂也不同，民主制的政治领袖们也不同于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代领导人。

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不论用何种标准来判断，美国社会都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不只是地域上的迁徙运动，而且是企业的能量、宗教的热情以及拜金的欲望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也许在西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美国革命势如破堤，释放了蓄积已久的巨大压力。虽然在美国革命之前有一些小的渗漏和暗流，但是本来从一开始就很脆弱的整个传统社会结构仿佛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人民更加自由，他们的能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挥出来了。

平等的观念对人民能量的爆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平等的观念是美国革命中产生的最激进和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这是革命者们没有认识到的。平等观念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势不可当，以惊人的力量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迅猛发展。它成为赫尔曼·梅尔维尔所说的“伟大的上帝！民主的中心与外围！”“平等精神”不仅光临“贵族中的精英”头上，而且它的“人性的光芒覆盖”了所有的美国人民，并把“民主的尊严”带给甚至是那些“挥镐打桩的人”。〔9〕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平等的国家，不管它的财富如何分配不均，但是它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

平等是共和主义的核心，戴维·拉姆齐说，它是“共和国的灵与肉”。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就带有平等的意思。“公民”这一词是以前的君主制社会常用的一个词。它通常是指一个城市或者乡镇的市民，因此有别于一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士绅。约翰逊博士实际上把公民定义为“非贵族的生意人、手艺人”。1762年爱德华·雷文斯克罗夫特写的喜剧的名字就叫做《从市民到绅士》。〔10〕

革命者们把新的共和国的成员一律称为公民，这就威胁了“绅士们”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也不自觉地给社会平等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777年之后，在波士顿，人们不再使用“自耕农”和“农民”这些词汇，只是偶尔用职业的称谓来称呼手工业者。在白人成年男性中，人们越来越普遍地相互称呼“先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到18世纪90年代，市政委员会迫于压力，废除了使用“老爷”、“阁下”的称谓。约瑟夫·丹尼后来是著名的拥护联邦制的期刊《港口》的创办人和编辑。到1793，这位年轻的保守派已经谴责革命者们促进平等的做法了。他傲慢地挖苦道：“我一向都景仰你们这些‘1775年的老辉格派’。”他对他的父母说：“可是直到他们给娼妇和裁缝设立节日、说乌合之众都是总督之日，他们的蠢事才算做到了家。”〔11〕

虽然革命者们拥护公民平等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想要消灭社会等级。他们知道，不论社会如何的共和化，如何的拥护平等的原则，社会将不得不存在“由于受教育程度和其他偶然因素而产生的等级和差别”，尽管这些等级和差别不会像君主制社会的那样明显。〔12〕他们所谓的平等显然是指机会的平等，激励天才有所作为，为德才兼备的人创造机遇，与此同时破坏裙带关系和庇护制，不让它们再作为领袖人物的来源。可是，由于社会地位的上下升迁是以个人的能力和品德为基础而变化的，所以人们估计，没有任何等级差别能有机会固定下来，或者能够延续几代不变。机会均等由此可以有助于促进人们社会地位大致的平等。

这种社会地位的大致平等实际上正是共和主义的关键所在。自古以来，理论家们就认为，共和化的国家需要其公民拥有财产的平等权。虽然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相信共和国里人人都要拥有等量的财产，但是，确实有几个思想激进的人呼吁，土地法“在个人的财产过多时，有权减少其财产”。所有的人都确信，如果只有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部分的财富，而大多数人仍然是依附于他人的仆人或者是没有土地的雇工时，社会是无法继续保持共和制的。平等与独立相连；事实上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的初稿写的就是“人生来是自由与独立的”。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因为人不能依附于他人的意志行事，拥有财产才会使他们的独立成为可能。因此美国人在1776年得出结论说，他们之所以天生适合采用共和制，就是因为他们是“有产者，几乎人人都拥有财产”。〔13〕

可是，对革命者们来说，平等最终不仅仅意味着这一点。实际上，如果平等意味着只是机会平等或者是拥有财产的大致平等的话，它永远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最强大和最激进的思想力量。平等对美国人来说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它逐渐意味人们不仅出生时相同，不只是能力、财产和财富相同，也不只是超自然的宗教意义上的灵魂平等，任何人同他人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普通美国人逐步相信，没有哪个人的基本和日常的举止行为要比其他人真正好得多。这才是其他国家所不曾有过的平等。

这种平等的观点或许就潜藏在共和思想中。革命者强调人才的流动，重视普通人选举德才兼备的人的能力，这说明作为整体的民众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平。在18世纪80年代，詹姆斯·麦迪逊极端怀疑群众的道德水平，但是即便是他也承认，普通百姓必须要有足够的“德智才能选举有德才之人”，否则“没有任何理论的约束、没有任何政府能够使我们安居乐业”。优秀的共和派必须相信老百姓的判断力。只有在君主制下的“老百姓”才会被看成是“不比愚民好多少”。“加图”曾写到，普通百姓是“判断公众事务是好还是坏的最佳法官”，因为他们就是“公众”。“每个农夫都辨别得出政府是好还是坏”。在某些事情上，普通百姓比少数贵族更应该受到信任。“诚实与淳朴紧密相连。”普通百姓不欺诈、不虚情假意。他们耿直坦率，十分真诚。约翰·蒂洛森大主教给真诚下的定义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同我们内心的目的和愿望相一致，表里如一”。共和主义在普通人民中间鼓励真诚相待。戴维·拉姆齐说：“在共和国里，人类呈现自然本色，丝毫不带伪装色彩。”共和制的美国将结束宫廷和君主制社会典型的尔虞我诈和虚伪矫饰的行为。“因畏惧而阿谀奉承不是美国人的手段。”〔14〕

但是共和主义走得更远。18世纪人们思想上的共和主义倾向实际上对区别少数贵族与多数百姓之间古老的差别提出了挑战。在我们现在具有平等思想的时代，我们很难理解传统的君主制社会中的贵族和士绅们对社会下层人民的蔑视：假如能有人会注意他们的话，“这些在地球上爬行的可怜虫们”也常常被视作禽兽与牛马。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18世纪，开明和具有共和思想的士绅以各种方式逐渐破坏了这种贵族式的傲慢。他们断定，社会的下层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生活现实，他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把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世俗化了。人道主义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之中诞生了，我们在20世纪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强大的力量。这种情感通常都是间接或隐晦地表达出来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大小人物的界限

是德与善的祸害〔15〕

当像威廉·伯德这样的贵族都说出人人，甚至那些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生来平等，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只是由于改善境况的机遇不同造成的”这样的说法时，我们该会知道这种启蒙的共和主义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了。18世纪英美文化中的共和化倾向十分强烈，就连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一张嘴都能在说出“很难说黎民百姓会思考”之后，接着说“牧羊人和牧师都是人，他们有同样的天性和七情六欲”，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切斯特菲尔德毕竟还是接受了启蒙思想的，他把自己算作是新一代思想开放的贵族中的一员。这些人认为，为自己的出身血统洋洋自得是有失体面的；他认为，他的仆人们“本质上与我是同样的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我的下人，只是由于个人的运气不同罢了”。有些人比以往看得更加清楚，文化是人造的本质，所有的社会差别也似乎都是人为的。孟德斯鸠说，他成为“人类是必然的”，但是“成为法国人却是偶然的”。〔16〕

当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完全相信这些关于人类生来平等的观点。一些人，如波士顿的绅士本杰明·普拉特就认为，普通百姓如猪狗一般，迷信愚昧，而且他们本该如此，教育只能使他们骄傲自大，除此之外，别无益处。〔17〕另一些人则对印第安人或黑人是否算作人类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很多男人思考妇女地位时，他们片面强调她们与男人不同这一方面，而不强调男女平等的问题。其他一些人继续相信上帝已经注定了上天堂和下地狱的永久界限。还有一些人在承认所有人都具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同时，还争论说，天才，即精英们，可能还有特殊的感觉（例如美感等），这些特殊的感觉使他们有别于普通百姓，使他们更加敏锐。这种差别使士绅与百姓的持续不断的分离合理化，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个阶层的荣辱标准各不相同。

但是，归根结底，18世纪后期的美国人的这些看法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了洛克感觉论的开明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生来平等，只是环境对他们的各种感官的影响使他们变得有所不同。本杰明·拉什像杰斐逊一样，他们身上体现了美洲的启蒙运动精神，拉什说：“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里人性都是相同的，人性在善与恶、学识渊博与愚昧无知诸方面的差异，可能是由气候、国家、文明程度、政府形式或者一些偶然因素引起的。”这些信念对于18世纪接受启蒙思想的人们增长对他人的恻隐之心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如果人们一旦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环境，愚民可以被教化，而不是像传统的君主制社会所认定的愚民生而愚拙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对其所闻所见的罪恶及愚昧增强道德责任感，并体验到博爱精神。18世纪的平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都出自这些前提。〔18〕

约翰·亚当斯最明白地表露了革命领导人对平等怀有的模糊但非常激进的感情，也许在这一方面无人能与他相媲美。亚当斯毫不怀疑世界上存在着大人物和杰出人物，他希望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他并不为以西塞罗为榜样而感到羞愧，“千古流芳，英名永存将是对我极大的告慰，有这种想法我问心无愧”。然而，与此同时，他亲身感受到了那些马萨诸塞大人物的狂妄自大和矫揉造作的风气，他感受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讥笑、耻笑与冷笑”，因此情不自禁地在思想感情上接近普通百姓，接近“那些大人物总是乐于称为大众、黎民、庶民、群氓及愚民这些人”。这些“最卑贱和最底层的人”决不只是作牛作马，实际上他们“根据上帝与自然万古不变的法则，同国王、贵族一样，享有呼吸空气的权利，享有利用光线的权利，享受吃饭穿衣的权利”。1766年，在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的前10年，亚当斯写道：“人人生而平等。”亚当斯真诚地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也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亚当斯义愤填膺地谴责贵族阶层，谴责贵族阶层那种“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的派头”，谴责他们“傲倪万物的表现”。亚当斯强烈地为普通百姓辩护，反对贵族阶级，“反对（把普通百姓）当牛马一样役使，像剪羊毛一样被榨取，当成猪狗一样生活”。同亚当斯相比，在这些方面，其他革命者只能望其项背。〔19〕

亚当斯随时乐意充当“汉弗莱农夫”的乡下人的角色，以便在舆论界为这些地位低下的人而战斗。这些人同那些所谓的“盖世英豪”一样，都是“用同样材料制成的”。他自己是“大老粗，不会像那些大家伙们那样，在报纸上文绉绉写什么政治，可是他明白他比他们有见识”。“我们又有学问又有钱的大人物们”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代精英、杰出人物”。他们认为“天才如凤毛麟角，上天只给予极少数人此种天赋，其他人则是难以企及的”。这种观点同那种怪诞不经的宗教教义都是出自同样的虚荣。那种教义认为，“上帝只遴选少数珍爱之人（尽管如此，每个信仰那种教义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其中之一），不论上帝是否预见他们贤德与否，都使他们获得永恒的生命；上帝摈弃其余的人，不论他是否预见到他们的罪恶”。亚当斯在1761年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明显，也并不是绝对的；能力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我们给天才定义为一种天生固有的才能，然后再把这个美名赋予某些极少数人，这些人生来就是读书人，吉星高照，得以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出类拔萃，或是在世界所谓的伟大事件中超群绝伦。”但是，亚当斯说，如果我们把所有出众的人都称为天才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的天才比比皆是”。“耕种玉米、运输牡蛎、猎鹿”等行业都是在“最伟大的天才所从事的高尚的职业之列”。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同在最知名的诗人的作品中一样，或者“同在你所读到的凯撒大帝、查理国王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生活中一样”，充满了发明与创新（这也就是大诗人蒲伯所言的天才标准）。亚当斯还说，所谓的大人物如此引以为自豪的天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环境造就的。“假如你从古希腊、古罗马或英国历史上挑出任何一位伟大人物，并设想他们出生并成长在爱斯基摩地区，或（南美的）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地区，或（北极）拉普兰地区，没人会想到这些天才能做出任何业绩来。”到后来，戴维·拉姆齐也同意亚当斯的观点，他说，“干大事”的本领实际上同“恰如其分地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不相上下”。〔20〕

在平等的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人似乎可以做工养活自己，我们对这些18世纪关于普通人与旷世之才的工作和才能本质上是相似的这些说法并不会感到异常兴奋。可是在整个西方历史上，这些说法则是崭新的观念，也确实是激进的，而且是震撼世界的美国革命的特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尽管革命者们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由环境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形成的差异，但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结论却是人的本性是相似的，他们“多多少少都具有同一种共同的本性”。正是这种共性用天然的爱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并使人们有可能相互沟通思想感情。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东西，即某种道德观念或者恻隐之心，使得人们能够拥有怜爱之心，也使得人们在共同的人性中结合在一起。据认为，即使是最低贱的人也有这种同情心，或者是对他人的道义感。年轻的神学院学生，后来的马萨诸塞谢菲尔德市的一个校长托马斯·罗宾斯，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一个4岁黑人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询问罗宾斯拇指上的伤口怎么样了，他说：“要是我有药膏的话，我就会给你的伤口涂上一些的。”罗宾斯对这个男孩的同情心大为震惊。“他这样做似乎完全出于天性，不带丝毫后天教化的痕迹。我想，我们在任何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人的本性。”他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人性中不正是有仁爱存在吗？”〔21〕

虽然革命者们相信洛克的感觉论，但是他们决非是那种彻头彻尾的感觉论者，不是那种相信人们只靠理智就能够控制环境对人们感官产生混乱影响的感觉论者。人们还需要别的东西来规划自己的经验。否则，詹姆斯·威尔逊引用休谟的话说，人就成了“一团各种感觉的集合物，一个集结连续不断迅急流动的各种感受的集合体了”。单单靠变幻不定的感觉是无法组成社会的，必须要靠本能和天性来把人们联系到一起。正如杰斐逊说的那样：“假如造物主想要把人创造成为社会性动物但又不给他植下社会特性的话，那么造物主真的就是一位蹩脚的艺术家了。”同这些年代里其他人一样，美国人断定，每个人身上都具有这种天生的社会特性，即一种道德本能，一种同情心，以此来缓和洛克刻板的环境论观点。这种看法与苏格兰的伦理精神或人们常识性的想法相一致，类似于康德的思想。人们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平衡器来与洛克的感觉论里最糟糕、最可怕的影响相抗衡，使个人可以在一个困惑和混乱的世界里保持平稳的心态，能够友善地与人交往。纳撒尼尔·奇普曼写到，假使人的性格仅仅是“来自各种各样外在与内在事物”的“影响”对他自身所产生的结果的话，那么“他将只会被盲目的冲动所摆弄”，因而，人们有必要在道德上做出某些平衡或仲裁。因为并不是人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智，所以这种平衡或仲裁物不是理智，而是人皆有之的是非观念，是一种在每个人内心和良知中存在着的道义，尽管人们也许出身低贱，没有受过教育，但是，詹姆斯·威尔逊说，这种共有的道义“纯粹是上天赐予的”，它使人们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并使人们能够为自己针对他人的行为负责。这种道义感使人们有可能怀有仁慈之心，也确实使道德社会的存在成为可能。〔22〕

因此，“人们很自然会推断，人多多少少皆有行善之心。”这种推断不但使革命者对人天然的友善之情抱有信心，而且也使许多人觉得有文化的绅士们的是非观念并不比没文化的普通人有什么高明之处。杰斐逊重复特伦查德和戈登的“加图”的话，说：“对一个耕田人和一位教授讲述一起道德案件，前者也同样能做出判断，而且常常是更好的判断，因为他从没有被人为的条条框框所误导过。”〔23〕

这是民主式平等的真正源泉。这种平等比洛克关于人生来都是白板说还要强有力。当然，杰斐逊和其他创造这种平等道德观念的人对这种观念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作用无从知悉，但是，早在美国革命之前很多的迹象就已或隐或现。1771年有人说，绅士们所梦想的人文教育并不能使人获得自由，“平凡淳朴、心怀善意的人们比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只钟爱自己的人要更加自由得多。实践经验才最可贵”。〔24〕

这场共和革命使这种反唯智的思潮轰轰烈烈，进而也对所有不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差异提出了怀疑。共和主义的平等观念加剧了人们对社会地位的竞争，也使在美国革命以前就有的人们互相攀比、铺张消费的现象更加严重，共和主义的平等威胁着、甚至要摧毁社会等级制这一观念。在自由与独立的共和国里，“平等之风吹遍各地，人人都雄心勃勃，要与左邻右舍一争高低”。在美国人中间，“低人一等的观念，比如从事低贱的职业或行业，让那些觉得不如人家的人倍感屈辱和痛苦”。其结果是，人人都处心积虑地想同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平起平坐，“如果其他方面不如人家的话，至少穿着打扮要不比别人差”。一个不容职业上和服装上低人一等现象存在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社会。这种现象使共和式平等比任何人所预计的发展得还要快、还要深入。〔25〕

许多深受这种平等观念影响的人认为，美国革命仅仅是用一类讨厌的精英替换了另一类而已。18世纪80年代中期，马萨诸塞州有一篇很典型的长篇文章抨击说：“就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自称为上等人。”可是这些上等人实际同殖民时代的那类暴发户士绅如出一辙。那些士绅担任英帝国的官职，同那些“承蒙他们赏光进入他们圈子的人”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曾企图自认为是“优等人”。“优等人”这种称呼在共和国里十分可笑，“这类词汇在人民的眼中完全变成了人所不齿的东西”。〔26〕

现在，有人告诫说，人们不要做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不管是参加不接受外人的舞会和茶会，还是大学学历，都不能大肆炫耀。1783年由参加独立战争的美国退伍军官们组成的辛辛那提兄弟会的成立引起了人们极其强烈的反感。许多美国人，包括塞缪尔·亚当斯都认为，这个组织表明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等级化的军事贵族快速发展的趋势”。这种强烈的批评迫使军官们退避三舍，他们也不太张扬了。事实上，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不论是真贵族还是假贵族，各式各样的贵族都变得格外小心，不敢轻易说出高人一等的想法。〔27〕

对于那些伺机向各种权威和包括士绅们在内的上等人挑战的人来说，平等成为他们的集合号角。我们今天通常对这些向贵族的挑战不以为然，把它们当成是虚张声势，与所谓的美国社会平等的现实没什么关系。同欧洲相比，美国毕竟好像是不存在需要推翻的贵族。但是，正如法国驻美公使路易·奥托在1786年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仅忽视了士绅阶层的存在，而且也忽视了普通百姓所感到的与士绅阶层相关的被剥夺感。奥托说：“尽管在美国没有贵族，但是存在着所谓的‘绅士’阶层，这些人由于自己的财富、才能、教育、出身或担任的官职，梦寐以求获得人民不会给予他们的那种显赫地位。”〔28〕

早在18世纪80年代，社会上主要的相互敌对的势力已经不再是爱国者反对权贵集团，而是变成了民主派反对贵族势力。立法机构里和宣传媒介上充斥着对贵族势力的讽刺和谩骂。父辈是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士绅，突然发现了新的贵族资格——常常是哈佛、耶鲁或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现在这些人也成了众矢之的。

纳撒尼尔·奇普曼是康涅狄格一个铁匠兼农夫的儿子，他在177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就像许许多多他同时代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奇普曼踌躇满志，胸怀开明的见解。由于1778年他从大陆军中退役，他囊中羞涩，“难以维持做绅士和军官的生活”。在这之后，他步许多康涅狄格人的后尘，沿着康涅狄格河北上，进入佛蒙特州。在新的地方，他深知他的大学学历和他所受的法律教育可能会使他大显身手。1779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州连一位律师也没有，我将来准会是地球上的不凡之人。……想想看吧，当我当上佛蒙特州的执法者时，我将会何等地风光吧。”尽管对好朋友坦露的真言里含有自我调侃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奇普曼真心想要在政府里飞黄腾达，最终进入13州邦联议会，然后坐上新大陆的最高交椅。他戏数着要达到的“幸福的顶点”的台阶：“看吧，先是律师，然后是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再是满面怒气的法官、代表、助理、国会议员等。”所有这些话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的野心——这类职务非他这等人莫属。〔29〕

因而，难怪像马修·莱昂这样的人把奇普曼称为妄自尊大的“贵族”。1764年马修年仅15岁，如同许多在美国革命之前来到美洲的人一样，他作为契约佣工从爱尔兰来到美洲。在契约期满之后，他成了家，1773年举家移居到佛蒙特。莱昂是位雄心勃勃的投机者，利用美国革命、没收亲英分子财产和佛蒙特独立等各种机会向上爬。在他服刑之前，他已身为佛蒙特议会的领袖人物，他即使不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最富有的企业家中的一个，起码也是佛蒙特数一数二的富人。

然而，尽管莱昂富甲一方，但是在奇普曼这些受过教育的士绅眼里，莱昂永远只是“愚鲁的爱尔兰牛犊”。反过来，莱昂也很自然地把奇普曼和他的律师同僚们叫做“职业绅士”和“贵族”，说这些人利用习惯法的陈词滥调为先前的亲英分子、纽约的地主以及其他多不胜数的买卖人服务，而不是为穷人服务。尽管莱昂身为大制造商，尽管他腰缠万贯，但是他说他代表穷人这话并不假，因为在他的内心里，他仍然是穷人中的一员；依照传统观念，他也仍旧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因为他既没有在耶鲁大学念过书，他也不是一个绅士。在他看来，正在兴起的奇普曼等人所代表的联邦党人与他本人所代表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贵族分子与民主分子之间的……斗争”。〔30〕

把奇普曼说成是“贵族”对奇普曼和他的家族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的兄弟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纳撒尼尔·奇普曼会是贵族？对所有了解他那朴实的共和化思想和作风的人来说，这真是无稽之谈。”可是用低于独立战争之后的平等标准来衡量的话，奇普曼确实就像佛蒙特州将要全州知晓的那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莱昂也由于比奇普曼还要富有，却被人看成不如奇普曼，内心十分不满。〔31〕

到1791年时，地理学家贾迪迪亚·莫尔斯早已把新英格兰地区形容为“人人都自我感觉不比邻人差，人人都相信全人类都拥有，或者应该拥有均等权利”的地方。可是莫尔斯所目睹的仅仅是一个开端，其他人接着就会发现，在美国，平等不仅意味着某人与其邻人不相上下，而且也意味着去衡量一个人“不是看他是否有头脑，而是看他的钱包是大还是小，钱包的分量使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天平上或起或沉”。那是一种任何革命者不曾料到的平等。〔32〕

注释

〔1〕Robert Porter: An Oration, to Commemorat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Delivered...PhiladelphiaJuly 4th，1791（1791年费城版），第17—18页。

〔2〕De Witt Clinton（1794年），转引自Bullock:"A Pure and Sublime System: The Appeal of Post-Revolutionary Freemasonry"，见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9期（1989年），第368页。

〔3〕Maxwell H. Bloomfield: American Lawyers in a Changing Society，1776—1876（197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7页。Gouverneur Morris，载于《奈尔斯周刊》1814年第6期，第313页。

〔4〕Winfred E. A. Bernhard: Fisher Ames: Federalist and Statesman, 1758—1808（196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44页，第337页。Ames: Monthly Anthology，第2期（1805年），见Lewis P. Simpson编：The Federalist Literary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Monthly Anthology and Boston Review, 1803—1811（1962年巴吞鲁日版），第54页。关于约翰·亚当斯“疯狂努力”地要保持共和制和民主制的清楚的界限问题，请见Bailyn: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282页注释。

〔5〕Charles D. Hazen: Contemporary American Opin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1897年巴尔的摩版），第276—277页，第277页。Arthur Maynard Walter: Monthly Anthology，第2期（1805年），见Simpson编：Federalist Literary Mind，第49页。R. R. Palmer: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hallenge（1959年普林斯顿版），第1卷，第187—188页。

〔6〕Bernhard: Fisher Ames，第341页。

〔7〕Elias Smith: The Loving Kindness of God Displayed in the Triumph of Republicanism in America...（1809年，无出版地址），第14—15页。

〔8〕Hugh Swinton Legaré:"An OrationDelivered on the Fourth of July 1823..."，见Writings of Hugh Swinton Legaré（1846年查尔斯顿版），第1卷，第262页。

〔9〕Herman Melville: Moby Dick（1851年），Harrison Hayford和Hershel Parker编（1967年纽约版），第26章，第104—105页。

〔10〕Ramsay: An Oration on the Advantages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1778年），见Brunhouse编：Ramsay...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183页。Homai J. Shroff: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 The Idea of the Gentleman（1978年新德里版），第37页，第282页。

〔11〕Lawrence W. Towner:"The Indentures of Boston's Poor Apprentices: 1734—1805"，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学会Publications，第43期（1956—1963年），第427页。Philip S. Foner编：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 A Documentary Sourcebook of ConstitutionsAddressesResolutions, and Toasts（1976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第10页。1793年4月25日丹尼写给他的父母的信，见Eugene Perry Link: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1790—1800，（1942年纽约版），第99页。

〔12〕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197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316页。

〔13〕Pennsylvania Packet（费城版），1776年11月26日，South Carolina and American Gazette（查尔斯顿版），1777年11月6日。

〔14〕Madison，见Jonathan Elliot编：The Debates of the State Conventions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1896年费城版），第3卷，第536—537页。"The Worcester Speculator"（1787年），见Charles S. Hyneman和Donald S. Lutz编：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s During the Founding Era，第1卷，第700页。[Trenehard and Gordon]: Cato's Letters，第2卷，第35页。Tillotson，转引自Leon Guilhamet: The Sincere Ideal: Studies on Sincer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1974年蒙特利尔版），第16页。Ramsay: Oration on American Independence，见Brunhouse编：Ramsay...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185页。Jefferson: 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年），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卷，第134页。

〔15〕Columbian Magazine，第2卷（1788年），转引自Bloomfield: American Lawyers，第42页。Norman Hampson: The Enlightenment（1968年巴尔的摩版），第154页。Thomas L. Haskell:"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0期（1985年），第339—361页，第547—566页。

〔16〕William Byrd:"History of the Dividing Line...1728,"见Louis B. Wright编：The Prose Works of William Byrd of Westover（1966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21页。1749年2月7日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写给他的儿子的信，见Lord Chesterfield: Letters to His Son and Others（1929年伦敦版），第93页。Hampson: Enlightenment，第154页，第155页。

〔17〕Richard D. Brown: Knowledge Is Power: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America, 1700—1865（1989年纽约版），第105页。

〔18〕David Freeman Hawke: Benjamin Rush: Revolutionary Gadfly（1971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107页。Haskell:"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0期（1985年），第358页。

〔19〕1760年2月亚当斯写给乔纳森·休厄尔的信，1767年1月5日之前，“汉弗莱农夫”（Humphrey Ploughjogger）写给“慈善家”（Philanthrop）的信，1766年1月27日克拉伦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写给威廉·皮姆（William Pym）的信，1763年7月18日“你”（“U”）写给波士顿《邮报》的信，见Taylor等编：Papers of John Adams，第1卷，第42页，第179页，第167—168页，第71页。亚当斯相信普通百姓的判断力，这才是他在美国革命前就十分相信群众陪审团的原因。Shannon C. Stim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e Law: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Before John Marshall（1990年普林斯顿版），第71—80页。

〔20〕1767年1月5日之前“汉弗莱农夫”写给“慈善家”的信，1763年6月20日“汉弗莱农夫”写给波士顿晚报的信，1761年4月22日亚当斯写给塞缪尔·昆西（Samuel Quincy）的信，同上书，第1卷，第179页，第63页，第65页，第49页，第50页。Oscar和Lilian Handlin: A Restless People: Americans in Rebellion, 1770—1787（1982年纽约版），第185页。

〔21〕John Andrews: A Sermon on the Importance of Mutual Kindness...（1790年费城版），第14页。Increase N. Tarbox编：Diary of Thomas RobbinsD. D., 1796—1854（1886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30页。

〔22〕Wilson:"Lectures on Law"（1790—1791年），见McCloskey编：Works of Wilson，第1卷，第214页，第213页。1814年6月13日杰斐逊写给劳（T. Law）的信，见Lipscomb和Bergh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4卷，第141—142页。Nathaniel 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 Treatise on Free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833年佛蒙特州伯灵顿版），第46页。[John Perkins]：Theory of Agency, or an Essay on the NatureSource and Extent of Moral Freedom（1771年波士顿版），第27页。“人生来并不是随时准备接受任何烙印的白纸一张，善与恶潜藏在人性中，时间将会使他们显形。”Massachusetts Centinel（波士顿版），1785年1月19日，见Wood编：The 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143页。

〔23〕American Museum，第10期（1791年），第90页。1787年8月10日杰斐逊写给彼得·卡尔（Peter Carr）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2卷，第15页。

〔24〕[Perkins]:Theory of Agency，第19—20页。

〔25〕American Museum，第1卷（1787年），第462页。Henry Cumings: A Sermon Preached...May 28，1783（1783年波士顿版），第17—18页。Boston Independent Chronicle，1787年3月23日。

〔26〕Independent Chronicle（Boston版），1785年7月21日。

〔27〕1784年4月23日塞缪尔·亚当斯写给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的信，见Henry A. Cushing编：Writings of Samuel Adams（1906年纽约版），第4卷，第301页。参见Wallace E. Davies:"The Society of the Cincinnati in New England in 1783—1800"，见WMQ，第3辑，第5期（1948年），第3—25页。正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戴维（William Davie）在1803年发现的那样，在美国被指控为贵族是对其政治生涯的致命一击。McRee编：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Iredell，第2卷，第160页。在美国，“有才能的人”必须被“限制发展”。“太多的天才就像太多的财富一样，会摧毁民主制的灵魂——平等。”1808年9月1日詹姆斯·布朗写给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信，见James F. Hopkins编：The Papers of Henry Clay: The Rising Statesman（1959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版），第1卷，第376页。

〔28〕1786年10月10日奥托写给弗金斯（Vergennes）的信，见George Bancroft: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882年纽约版），第2卷，第399—400页。

〔29〕Daniel Chipman: The Life of Hon. Nathaniel Chipman...with Selections from His Miscellaneous Papers（1846年波士顿版），第33页，第29页，第30页，第31—32页。

〔30〕Aleine Austin: Matthew Lyon:"New Man"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794—1822（1981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公园城版），第46页，第45页。

〔31〕Chipman: Life of Nathaniel Chipman，第110页。

〔32〕Jedidiah Morse: Geography Made Easy: Being an Abridgement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y...（1791年波士顿版），第65页。贾维斯夫人（Mrs. Jarvis）写给塞缪尔·F. B.莫尔斯（Samuel F. B. Morse）的信，见Edward Lind Morse编：Samuel 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1914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100页。

第十四章　利益

尽管民主不久就成为了美国人的信条，但是在18世纪，民主还不是他们的信条。当时民主实际上仍然还只是政治理论的一个术语。照字面的含义，它是指由人民治理的政体，这在任何人数众多的社会里还只是一种天方夜谭。可是自美国革命运动初始，美国人就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变为现实。他们让普通民众不仅作为选民，而且作为真正的统治者来参与政府事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了现代世界里首创的社会。这种百姓参政的做法成为了美国民主制的精髓，而正是美国革命使之成其以为然。虽然，早在美利坚殖民地历史上，民主化未来的迹象已初露端倪，但是只有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大英帝国斗争时期，人们才真正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普通百姓参政开始进行充分的辩护。

百姓参政并不意味着就是那种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聚众闹事和骚乱。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工匠和劳工们进行的骚乱活动在殖民地时期的北美洲屡见不鲜。18世纪在各个殖民地，群众骚乱活动此起彼伏，但活动的目标都只是针对着某些政府常规运作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些群众的抗议活动决非是民主的征象，它们恰恰向人们显示了，北美洲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旧为等级制和家长制。尽管这些18世纪的群众骚乱无疑是反对独裁主义的，偶尔也会暂时“把世界翻个底朝天”，但是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承认“世界的正常秩序依旧”。他们的行动似乎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也并没有造成什么持久的威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士绅阶层才能如此频繁地容忍这些活动。

然而，民众有理论做后盾、要求参与政府的实际运作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却使18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士绅惊恐万分。对民众来说，参加某次骚乱活动或者选举活动是一回事，而参加政府的审议和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依照古典的共和标准，这种参与将会暗示着各方“利益集团”跻身于政治之中，参政者们成了他们自己利益集团的仲裁人。然而，这也恰恰是美国的民主制的含义。

从反对印花税斗争和1765年在几个殖民地港口建立“自由之子”组织开始，主要由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构成的民众们团结起来了，呼吁抵制英货。在费城，在所有已知其职业的男性居民中，半数人身为技工。1772年技工们成立了“爱国社”，这是宾夕法尼亚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非宗教性质的公众压力集团。在纽约，技工们开始汇集在酒馆里，后来他们又很快买下一处会址，并把它命名为“技工会堂”。手工业者在各处殖民地港口发展了新型的集体认同感，而且开始在社会上公开谈论专门的“工匠利益集团”。但是，手工业者们并不甘心只做一个压力集团，他们要为自己而制定政府的决策，他们要求在政府中鲜明地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到了18世纪70年代，许多港口城市的手工业者们都有了自己的候选人提名名单，候选人以手工业者的身份被选进各种委员会、议会和其他显赫的职位上。传统的士绅阶层似乎无法再为手工业者和其他大众群体的利益集团做代言人了。“因此，”技工们相互告诫说，“如果你们的权益能够得以维护的话，那必定是通过像农民、手工艺人这类中产阶层的正直和高尚的美德得以实现的，因为他们鄙视贪污腐化行为，最懂得自由的甘甜。”他们说，手工业者只能信任政府里与他们出身相同的代言人，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工匠们说的那样，只能信任那些“从其做人的原则来看”，他们能够有理由“期望获得最大帮助的人”。〔1〕

1770年，费城的手工业者在10个市级职位中，通过竞选获得了4个。继他们成功之后，其他专门的利益集团，如宗教、种族集团等，也纷纷吵嚷着要在政府中设立代表来获得均等的承认。到1774年费城抵制运动的主要组织“费城19人委员会”邀请6位来自城里每个宗教协会的成员参加它的工作。1774年6月费城的激进分子建议，在接替19人的候选人提名名单中增加7位技工和6位德裔人士，此举在美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自觉性的、多元化的、多种族的、利益集团性政治已经开始初步形成。这种政治最终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主体和基本要素。到1775年，佐治亚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看到，控制萨凡纳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一群下层人，主要是些木匠、鞋匠和铁匠等，他们的头儿还是个犹太人”。他也只能是为之愕然与感到无奈。〔2〕

这种群众性和多元性的代表制正是使社会生活的地方主义倾向得以实现。而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17世纪美利坚历史的起源阶段。后来被称为政府中“实际代表制”（一种要求代表必须身为本地居民，并要执行选民提出的具有约束性指令的代表制）是从人们普遍信奉的观点中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一切大事小情“都应细致入微地”向社会成员“请教”。人们越来越感到相互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少，而且人们又十分注重自己专门的利益，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们无法相信任何外人在政府里会替他们讲话。美国的地方主义民主制就是在这种到处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中产生的。〔3〕

这种群众多元性代表制本身的意义就非同小可。而人们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个人利益大张旗鼓地进行辩护，与利益集团代表制相互呼应，这使得利益集团代表制就愈发变得重要了。早在18世纪60年代，一些纽约的手工业者组织就很乐于直截了当地公开说：“自身利益是一切人类行动的及其重要的准则，要想让谁去损害自己个人的利益来为他人服务是有悖情理的，也是徒劳之举。”不仅贵族和绅士们有其自身利益，社会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因而，社会上人人都有权担任政府的职务。纽约的激进分子们据理力争，他们说：“每个靠有益的劳动诚实地养家糊口的人，去担当任何他所能胜任的国家职务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人们不言自明的东西，因为人人都与之息息相关，在国家根本利益之中，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宣布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使自己的利益得到维护。”〔4〕

人们从未如此清晰地阐述过利益集团政治的基本原理。但是到那时为止，这些原理只不过是在思想混乱的抵制运动中抛出的零星观点，只是些几十年后将更充分发展的事物的预兆和人们的预想而已。

然而，就是这种由手工业者和其他民众提出的不成熟的参政要求也是一种创新和威胁，足以在士绅阶层引起某些震动。尽管有些绅士可能很具有辉格党的思想观念，也很革命，但是他们还是无法接受木匠、屠夫和鞋匠之流参与政府工作的做法。很难想象像南卡罗来纳的威廉·亨利·德莱顿这样受过开明教育、读过一些书的人，会就有关政府的难题去向“那些除了会出主意告诉你在市场上怎么能最好地切割畜肉、如何能天衣无缝地修补旧鞋、或如何修建一间厕所之外，胸无点墨、不学无术之辈”请教。虽然德莱顿很愿意承认，“群氓”是“人类的一种”，甚至承认技工们“是社会有用而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他又说，这种人有勇无谋，不是治人的人。“造化无意让这种人成为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或治国之才……”他问道：“在对簿公堂时，头脑正常的人是否要听一个文盲的指挥？或者，一条船漂摇在狂风暴雨里，行将触礁，此时除了傻瓜，谁会让旱鸭子掌舵呢？”〔5〕

并不仅仅是由于手工业者缺少才干，无法胜任政府的重要职务，而是由于他们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十分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和生意，即深深地牵缠在自己的利害关系之中，这样，这些并不高尚的人就不适合担任高官要职。他们不具备哲人所必需的思想开明、与利益无涉和胸怀世界的条件，这些条件据认为只有具有启蒙思想和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只有绅士才会有。18世纪六七十年代手工业者和其他“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自身利益进行辩护，并宣称他们和他们的市场利益集团有权亲自参与政府工作，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做他们自己事业的仲裁者，他们也是在坚持，党派和小集团应该成为政府中合法的参与者。这就不啻声称，政府的目标就是要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这样的观点与启蒙的共和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当时还无法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德莱顿和其他士绅阶层对这些手工业者对利益集团政治进行的早期辩护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这种争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美国独立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美国制造商和工匠的依赖意味着手工业者的利益变得愈发重要。革命不仅为手工业者的利益集团松绑，它也解除了对所有想牟利的和商业的利益集团的束缚，这些利益集团比比皆是，谁也未曾想到竟会如此繁多。到18世纪80年代形形色色的具有自身意识的利益集团层出不穷，许多还是由战争本身产生的。它们吵吵嚷嚷地寻求州政府和软弱的邦联议会的帮助和保护。当然，在美国利益集团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革命领导人在殖民议会里就有亲身体会。但是，革命之后出现的各种利益集团不同以往。它们比殖民地时期更加种类繁多，个人色彩更少，更少以家族为核心，更普遍地表达了广泛新型的社会经济因素。美国人完全不再用单数形式谈论人民的“利益”了，人民的“利益集团”现在纷纷登台，有农业利益集团、商业利益集团、制造业利益集团等等，不胜枚举。〔6〕

如同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独立战争对美国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为战争所做出的努力和人力物力的调动都是非常巨大的。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是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场战争），它最终使10万甚至更多的人用武器装备起来了（大概是现有非武装人口的十分之一），比先前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事件都更深入地触及了整个美国社会。当托马斯·潘恩在1776年写到“军需品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时，他对于战争对社会的触及面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英、法、美三方军队源源不绝地需要毛毯、马车到肉类及酒类等各种物资，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新的制造业和企业的利益集团，也在之前极少走出村庄做买卖的庄稼汉中造就了走向市场的农民。〔7〕

为了支付所有这些新的战争物资，至少是为美军一方支付，许多（州）革命政府发行了总额在4亿到5亿美元巨额纸币，这些纸币流入到很多在以前一直是进行个人之间和记账式易货经济的人们手中。在战时物资买卖的刺激下，数以千计的投机农民、内地商贩以及各种牟取暴利的人涌现出来，在美国国内周转着这些商品和纸币。亨利·劳伦斯写到，到1778年，“对货币的需求”不再“只限于主要城镇，限于在小范围做生意的商人中间，而是扩展到长达1600英里、宽300英里的地区”。战争和急剧增长的价格正在创造着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位满腹牢骚的军需官说，“人人为了卖出而购买”。在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何事件与它的作用相比都望尘莫及。它把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带进市场经济，它激起了各处潜在的要获取财富的本能，它也前所未有地刺激了内陆的贸易。〔8〕

使内地企业家、商人、店主以及进行市场交易的农民生意兴隆的纸币和巨额债务既不是贫困的结果，也不是反商业行为的后果。正如我们世代美国人应该懂得的那样，债务已经作为扩展与创业的征象开始出现。就像比从前更早结婚、要更多的孩子一样，农民、商人和其他人在美国革命的岁月里都去借钱，因为他们认为将来会比现在更加美好。过去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不及待地购买奢侈品。178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问道：“怀着总有一天能购买和享用奢侈品的希望难道不就是劳动与勤奋的强大动力吗？”这个问题是对传统智慧的挑战。战争期间农民更加勤劳，生产“余粮”，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像传统的观点说的那样，是出于贫困和基本需求，而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增加“乐趣与消遣”（纳撒尼尔·格林语）。令美国军官愤愤不平的是，当买不到许多是战前进口商品的这些消费品时，农民们就不再辛勤劳动，他们“余粮”的产量就下降。农民毫不在意提倡发扬美德和爱国主义的规劝。如果他们无法立即使用纸币来购买那些他们正在习惯于享受的“乐趣与消遣”的话，他们是不准备把小麦和牛肉卖给军队来换取那些像空头支票一样贬值的纸币的。〔9〕

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困难部分是由战争的结束以及政府和军队购买力的下降两个因素造成的。太多的人怀有太多过高的期望，深深地陷入市场活动中，过分沉湎于奢侈品消费中，难以自拔，他们无法轻而易举地调整自己，去适应和平环境。国内市场的崩溃和纸币的枯竭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意战线拉得过长、新近进口的产品库存增大、农民和商人债务累累。人们深受其害，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他们只是想要接着做他们在战争中做过的一切事。人们曾买进卖出、进行消费，并向往着更多的消费。为了要消费，他们需要钱，需要大把的钱。据说，农民在“一个条件未得到改善的新国家里，是不断需要货币来建设和改善自己的农场的”，或者，如麦迪逊在笔记里记的那样，“只要能获得信贷，就扩大消费”。以前，他们借助老式的方法“从有钱人的私产中申请贷款”，现在他们想要得到比过去更多的钱。其结果是，这些农民当中的许多人不但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保护他们不受他们的私人债权人的欺侮，而且要求印刷纸币或设立可以发行纸币的贷款处。〔10〕

这些18世纪80年代需求纸币的呼声是美国商业的呼声。美国企业活动的未来和未来的繁荣不是寄托在几百个控制着大西洋沿岸一些港口的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债权商人身上的，相反，却是寄托在成千上万的普通商贩、小商人和走向市场的农民的身上，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在美国各地互相间进行着买卖活动。与那些拥有自己私人汇票的海外的大商人不同，对这些小商人和农民来说，公开发行的纸币是唯一“能够”在一个缺乏金属货币的“国家里解决国内国外流通手段问题的”。现在人们争论说，国家的繁荣不仅仅包括对外贸易，不仅仅是有贸易顺差。“必须要创造真正的财富来促进国内贸易的发展”，现在这些真正的财富正好相当于普通百姓已获得的财富和改善了的生意，以及创业活动。而且，这种国内贸易不像对外贸易，不需要金属货币，它完全可以只依靠纸币而存在。〔11〕

所有这些商业利益集团的兴起和它们在民选的各州立法机构的参与活动使18世纪80年代成了多事的年代，也许，就像即使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约翰·菲斯克曾说过的那样，是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12〕因为在那几年里，美国民主制所有潜在的充满各种利害关系和积极进取的力量被第一次清楚地显现出来。在18世纪80年代，革命领袖们已经瞥见了未来的美国社会，它将是一个由普通劳动人民的各种金钱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你争我夺的商业社会。这些领袖们并不喜欢他们耳闻目睹的这个未来社会。普通美国大众放开手脚、获得解放和追求幸福的行为，在许多革命士绅看来，则是无法无天和自私自利的表现，预示着共和主义伟大试验的失败。

美国革命使州立法机构极大程度地实现了民主化，具体地说，它是通过增加各个议会的代表人数和扩大选民人数的途径使其民主化的。与以前殖民地议会的代表相比，现在被选为议员的人出身更卑微，来自乡村的更多，而且文化程度更低。例如，在新罕布什尔，1765年殖民地议会只有34名议员，这些人几乎都是来自朴次茅斯港附近沿海地区的富裕绅士。到1786年，州议会的人数达到88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普通农民或者是家道小康的人，许多人还是来自这个州的西部地区。这样的议员们不但称不上是绅士，而且由于他们职业的性质所在以及缺乏开明的绅士素质，他们还要增进自己的利益。〔13〕

在所有各州，拉选票和公开地竞争官职的活动愈演愈烈。革命前夕殖民地议会高水平的任职和稳定性到现在转瞬间变得天差地别，每年度的选举（一个大多数州立法机构里的革新措施）常常使半数或者更多的议员落选。〔14〕1776年的许多革命者曾认为，他们的共和主义使命是加强有别于个人和地方利益的整体公众利益。在现在这种动乱的条件下，各州的立法机构几乎无法完成这种使命。到18世纪80年代，“地方主义”正在摧毁“社会的总体利益”，这一事实，有目共睹。各处的士绅阶层都在抱怨我们现如今已经认为是立法机构里天经地义的做法。他们抱怨，民众的立法机构采取着本位主义的做法，从事着讨价还价的交易和为讨好、报答支持者而进行政治分肥的活动。耶鲁学院的校长埃兹拉·斯泰尔斯发牢骚说，每位议员只关心他的选民们的利益。每当议会里宣读一项议案时，“人人立刻就会去想，它会不会影响他的选民的利益”。人们不是因一个人的能力强、品格高尚和爱国就推选他当官，而更有可能是“出于某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或者是毫无定见的动机”去投某人的票。他们“选择某人是因为他会投票赞成建立一个新的市镇、或一个新的县、或一个新的纪念物；或是因为他在声嘶力竭地指责在位的人，自信他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不受各方左右地告诉人民，他更好；或者是因为他身怀流行的献媚拍马的绝技”。〔15〕

对于士绅阶层来说，18世纪80年代最令他们震惊的特殊利益立法是代表债务人利益的立法，如印刷纸币和执行延缓法以及其他减免债务人债务的条款。我们一直清楚，纸币的大量发行导致的物价猛涨和许多批准的保护债务人的立法对于债权人是致命的打击，可是我们并不总是确切地了解这在道德与社会方面对士绅阶层意味着什么。贬值了的债务、受到偿还阻碍的债务、或者不偿还的债务不仅破坏了本应在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中存在的个人之间的信誉，而且，更重要的是，所有减债的措施都直接地损害了士绅们稳定的私有财富，而这些财富正是他们赖以作威作福和独立自主的主要资本。〔16〕

除非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士绅私有财富的实质，对他们从私有财富派生出来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影响有更好的了解，否则我们将永远也不会理解由印刷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在那些乔治·克莱默所称的“诚实高尚士绅”中间引起如此大的恐慌和如此强烈的义愤。他们相信，货币贬值威胁了“社会的首要原则”。麦迪逊对他的弗吉尼亚议员同僚们说，纸币既不公平，又有害，而且不符合宪法。它为害商业、道德，也危及社会，因为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因此，大多数为借贷信用和诚实偿还债务而仗义执言的绅士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多元化社会里的另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是在维护他们心目中唯一的社会秩序。西奥多·塞奇威克说：“在一方面是有德才之人，坚定不渝地支持社会正义和个人信仰；另一方面他们则同样坚定地要确立债务偿付法律、发行纸币等……总之是要通过法律来建立不公正社会。”这些有固定地租收入的人或有产士绅还不能完全懂得正在出现的新型财产——风险资本、借入而不是借出的钱、和动态的、流动的和有风险的财产。就他们自己来说，所有纸币和减免债务人债务的立法就是人们利用政府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结果。由此，革命的士绅开始第一次懂得了美国的民主制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个人利益可能会在政府工作中占据优势地位。〔17〕

当然，各种君主制是把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混杂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们的公私界限很难划得清楚。可是，共和制应该与其迥然不同。理想的共和制应体现分明的公众利益，为了公众利益人民将心甘情愿地舍弃某些个人的金钱利益。现在这一切似乎受到人们的质疑。虽然一些像杰斐逊那样的革命士绅曾希望普通农民可能会不受各种利益和市场变化的摆布，但是其他人很快就认识到，美国人民终归不都是谦谦君子，不会公而忘私，也不会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例如，华盛顿迅速意识到，去指望像“大部分当兵的人”那样的普通百姓“受其他原则左右，而不受个人利益原则的影响就是去水中捞月，我想恐怕是永远办不到的”。即便是大多数军官，人们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了报效国家去牺牲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家庭。华盛顿进而得出结论说：“因此，以大公无私原则为准则的极少数人，相对说来，只是沧海一粟。”〔18〕

在独立战争时期和战争之后，革命的领袖们被迫从1775—1776年的共和理想节节退却。举目四望漫天要价的农民、垄断的商人和搞宗派活动的立法者，许多人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个人利益制约着大部分社会关系。它是人们之间“唯一的黏合剂”。它是“一个人联系另一个人最强力的纽带”。希望大多数人为了公众利益去牺牲他们的个人利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共和国的公民同君主制的臣民很显然并没有什么天壤之别。冷峻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82年写道：“我们就是不停地宣讲共和制中公正无私的必要性，就是一直讲到我们厌烦为止，也不会有一个改变初衷的人。”现在似乎很明显，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会像塞缪尔·亚当斯那样。这一点确实糟糕，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人类就像这样：他们的“主要的动机就是自身利益”。〔19〕

到18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像詹姆斯·麦迪逊那样的年青一代的革命领导人愿意用冷眼看待美国的利益集团这一现实。各种私人利益已经支配美国政治，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是对这种支配程度最著名和最坦率的承认。麦迪逊和其他人现在乐意让这些多种多样、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在由1787年新《宪法》建立起来的全国范围的共和国里各显其能。但是，麦迪逊和其他联邦党人（1787年《宪法》的拥护者）并不是如今的多元论者。他们仍旧固守着独立自主的公共权力这一共和主义理想，这种权力有别于社会上众多的私人利益。他们既不希望新的联邦政府的这种公共权力被这些五花八门的利益集团搞得中庸，毫无建树，也不希望看到公共政策或者国家政府的共同利益是在这些互相冲突的私人利益集团之间相互的等价交换中自然产生出来。虽然他们现在明白，“规划这些繁多的互相抵触的利益集团构成了现代立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是也希望把这种规划提高到国家一级的层面，使这些个人的地方利益集团将无法像从前控制州立法机构那样来控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无法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做仲裁人。这样，新的国家政府就不会只是做社会上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调和者，它将成为一个“国家里不同的激情和利益争端的无私、不抱个人偏见的公断人”。由于在新的中央政府任职的人数并不多，这些官员更有可能是由依靠自己拥有的财产生活、不参与市场利益之争的、公正的士绅来担任。正因为如此，新政府将会成为一位公断人。〔20〕

换句话说，大多数革命领袖仍旧继续相信贤明政治的可能性。他们仍旧怀着共和主义的希望。他们认为至少会有若干人，也许那些华盛顿所说的“沧海一粟”们，仍然有足够高尚的品德去做公正的公断人，并在政府中发展一片天下为公的天地。在所有你争我夺的个人利益集团中间，也许有为数不多的些许人能够成为奠基者和立法者，他们“身处高位……对各种卑鄙或利欲熏心的事嗤之以鼻”；只有个别人具有开明的学识和世界主义意识，有足以宽广的胸襟去理解社会上所有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在；只有少数人是独立的，不为偏见所左右，足以在这些不同的利益之间做出审断，去增进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21〕

要决定哪些人是这些仁人志士是制定宪法时辩论的关键问题之一。许多士绅同迪金森学院的校长查尔斯·尼斯贝特一样，都确信：“有学识、有闲，而且生活条件舒适的人……如果他们既德才兼备，又仁义忠厚的话，比普通阶层的人要更适合从事各项政府工作。”可是谁会是这些出类拔萃之人呢？汉密尔顿自信，他是既有聪明才智又品德高尚的精英分子中的一员，然而，他欠缺“舒适的生活条件”去过有闲的生活，去完全摆脱锱铢必较的市场活动。不止一位朋友告诉他，他就像许多其他为生计所迫的绅士一样，不得不依靠“干法律赚辛苦钱”来生活。但是，汉密尔顿能自圆其说。他说，满足生活所需并没有使律师变成商人或者匠人；律师不是一个行业，它有别于其他牟取利润的经营活动。他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五篇中写到，技工、商人和农民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活动，因而有各自的利益要发展，这也许是对的。但是需要学问的职业并不是这样。“他们丝毫没有在社会形成独自的利益集团”，因此最适合担任政治领袖。他们“会在不同行业的纷争面前不偏不倚”，同时也最有可能在社会庞杂的利益集团和行业中充当“公道的仲裁者”。由此，强化了一个流传至今的观点：律师和其他从事需要学识的职业的人不知怎么就与市场无涉，而且更少自私自利之心，所以，比起大商人和小商贩，他们更加适合担当政治领袖和承担公正决策的任务。〔22〕

人们制定新的联邦《宪法》以确保政府的领导权尽可能地委托给那些公正的绅士们，他们既不从事任何职业，也没有需要发展的狭隘的商业利益，用麦迪逊的话说，就是“有大智能明辨是非，有大德为公众谋利的人”。在一个充满利益之争的社会，好政府的秘诀就是以1787年新的联邦《宪法》设定的方式扩大政府规模，提高政府地位，并且由此甄别出那种在18世纪80年代曾控制各州议会、代表各种利益的人，即甄别出“拉帮结派的人、带地方偏见的人或者心怀诡计的人”，然后用接受古典教育的绅士替换那些人，“这些绅士通达的见解和廉正的情操使他们超越了地方偏见，也能及时识破诡诈的阴谋”。〔23〕

由于有了社会“最纯洁也最高尚的人物”执掌大权，麦迪逊企望新的国家政权能够扮演英国国王在大英帝国本应该扮演的那种超越政治的中立角色。事实上，麦迪逊希望新的联邦政府应恢复已在美国革命中烟消云散的某些君主制体制。他说，在君主制政体之下，国王对待臣民的态度是相当中立的，但是他常常为了个人的贪欲和野心去牺牲臣民的幸福。在小的共和国，政府没有自己的私欲，但是它从未有足够的不偏不倚态度去对待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麦迪逊说，新扩展的共和国被设计为结合两者的长处的政体。新的政府将“在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派别之间保持充分的中立态度，辖制社会的一部分侵犯另一部分的权利的行为，与此同时，又能充分地自控，防止自己建立与整个社会利益相违背的利益集团”。就连像麦迪逊这样中庸、这样忠于共和主义的人都在《1787年宪法》制定之后大讲（即便是在私下里）君主制的优点，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美国革命的民主制成果使众多的革命士绅幻想破灭的程度了。〔24〕

1787—1788年的宪法反对派（或者称之为反联邦党人）谴责新的联邦制度是按照贵族标准制定的，以便“为少数出身高贵的人聚敛财富，使他们更体面，并且压迫老百姓”。〔25〕假如了解这种联邦派的逻辑和这些联邦派的目标的话，反联邦党人的这种指责，就不足为奇了。古典主义的传统是由正人君子的贵族担当政府领导人，《1787年宪法》似乎继承了古典主义这一衣钵，所以反联邦党人感到他们不得不向古典主义的传统挑战。他们一再地说，根本没有公正的绅士精英能够“切身感受到人民的需求”，并且为他们的“情感、境遇和利益”摇旗呐喊。精英们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要发展。这些士绅也许学识渊博，情操高尚，但是他们并不比任何人更脱俗，更加不受市场利益的诱惑。〔26〕

对于共和政府来说，这种思想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实际上也极具有破坏性。如果绅士们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参与市场活动，并且有自己的利益，他们实际上就与所有那些工匠、店主、商贩以及其他普通百姓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些普通百姓们就是由于他们过分地专注于个人的行业利益上，他们历来就没有跻身政府领导层的机会。总而言之，反联邦党人是说，受过开明教育的绅士并不比普通百姓具有更多的古典共和主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水平，因此社会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增进与人们私利不同的而且不涉及任何私利的公共利益。

美国政治历史上最紧要的时刻之一，或者说也许是唯一关键的时刻，发生在178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几天辩论中。是否重新颁给北美银行特许状是辩论的议题。这场辩论是围绕着利益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而进行的，它是我们所记载的18世纪80年代州立法活动记录中唯一最重要的一份。

进行这场辩论的主要人物是威廉·芬德利和罗伯特·莫里斯。芬德利来自宾夕法尼亚西部，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人的后裔，从前是纺织工人，现在是宾州捍卫减免债务人债务和纸币利益集团的人。莫里斯是该州最富有的巨商，胸怀贵族式的抱负，是要求使北美银行得到重新特许的主要支持者。芬德利完全是那种乡土议员，像麦迪逊那样的士绅说他目光短浅，思想狭隘，并且说他与促进发行纸币和减免债务人债务的立法利益相关。现在，由于辩论银行的特许问题，芬德利总算有了一个机会来回击贵族对他的指责，而且他发挥得淋漓尽致。莫里斯和费城的绅士们不断竭力地把自己标榜为具有古典主义风范、公正无私的绅士，他们超脱粗俗的市场利益，关心的只是公众的利益。但是芬德利和他的西部同僚们不会让莫里斯和银行的贵族支持者们侥幸地捞取这顶桂冠的。芬德利说，这些支持再次给银行颁发特许状的人本身就是利益相关的人，他们要么是这家银行的董事，要么是股东，因此，他们根本无权声称他们自己只从全州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决策，是无偏无党公允的仲裁人。银行的支持者们“与它成败所系，息息相关，因而在增进银行的利益时，他们是在自己给自己的案子做法官”。芬德利说，他们为这家银行辩护暴露出“所愿未得的贪欲使利令智昏的头脑备受煎熬的丑态”。

这些批评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指责对手自私自利在18世纪的辩论中是惯用的说辞。但是，芬德利的另一条思路却是新的，是崭新的。他接受了莫里斯和其他的银行支持者们与银行的利益密切相关这一点，而且他还说，他们为银行能重新得到特许状而努力奋斗也没有什么反常与不当之处；他们毕竟是身为董事和股东，人们不可能期望他们做出别样的举动，“换了任何人……也都会像他们那样去做的”。总之，莫里斯和其他银行的投资者们有充分的“权利站在这间大厦里来倡导自己的事业”。但是，芬德利接着说，当别人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正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赞成的是自己的观点，以及考虑自己如何做出相应的投票”，银行的支持者们没有任何权利提出抗议。换句话说，他们无权把对自己个人事业的支持硬说成是无私的义举。芬德利提出，只要做法是公开和光明正大的，不是用绅士一心为公的冠冕堂皇的辞藻来掩饰的话，在政治上促进各种利益的发展是完全合法的。促进各种个人利益的发展实际上正是美国政治应做的工作。

芬德利不仅仅满足于揭示代议制立法机构中利益集团性政治的现实，和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他还大致了解了这种利益集团性政治的一些重要的影响，用寥寥数言向公众领袖需公正无私这个古典传统进行了挑战，并为竞争性民主政治奠定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理论基础。假如代表们被推举出来是去增进某些特殊利益和促进选民们的私人事业的发展的话，那么，下面这个观念就变得陈旧过时了，持有这个观念的人认为，这些代表纯粹都是承担职责，肩负为公众服务重任的公正的绅士和高尚的乡绅。当在廉正高尚的君子确实曾存在的年代，这种观念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一个无私的代表丝毫不代表自己，仅仅是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芬德利说，在有着众多利害关系的民主化的美国，在立法机构的候选人“有自己的事业要促进”的美国，“利益的大小决定了竞选一个席位的活动的多少”。这种利益集团性质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要发展个人的私利的人，现在也可以合法地竞争选举的席位，他们因而也就成了那种同时也做自己判自己的案子的法官的宗派团体。这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里最害怕产生的。〔27〕

尽管芬德利在1786年提出这个激进的建议时掺杂着讽刺挖苦的情绪和个人恩怨，但是他在这些话中，正在预测着新一代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各项发展情况：日益增多的拉选票活动和竞争性政治、立法机构中公开地助长私人利益的做法、各种党派的出现、政府中各个团体的实际和直接代表制、以及传统的共和主义关于立法者应是超越一切个人利益的公正仲裁人的理想的最终衰落（如果不是完全放弃的话）。

但是，芬德利和其他中产及乡土反联邦党人反对的不只是以君子士绅治国的古典传统。尽管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了如指掌，但是在关于是否批准宪法的辩论中，他们还是对革命领导人所熟知的、所有久为人们敬仰的有关社会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当然，还有一些像乔治·梅森和理查德·亨利·李这样的贵族反联邦党人，他们虽然对集权怀有辉格党式的恐惧，可是却无意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工商业和债务人的势力尤其是在北方地区正在兴起，这些反对联邦制的南方士绅不可能为所有这些势力呐喊助威。但是像梅兰克顿·史密斯和威廉·帕特里金这种普通的反联邦党人却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同贵族李和梅森一样对权力怀着辉格派式的忧虑，可是他们还要向贵族统治和社会秩序进行挑战。对于这些平民反联邦党人来说，鉴于有至少二十余年的群雄论争和不断发展的现实，美国社会再也不能被看成是等级制社会，或者被看成是单一的共和制整体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甚于像詹姆斯·麦迪逊那样精明而实际的人，他们把社会看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千差万别、更加被利益集团分化得四分五裂。他们说，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共同利益的社会，而是由“商人、农民、种植园主、技工和士绅或富人等诸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组成的多样性的、人人平等的混合体。在这样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里，绝不可能有会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讲话的自由开明的精英。一个阶级或一个利益集团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切身体会到另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人的“处境与需求”的。不管“律师和种植园主”的绅士主张是什么，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做“小商人的利害关系合格的仲裁人的”。社会上各个职业和利益集团的差别如此悬殊，互不相干，只有某一职业或集团的人才能做自己团体的代言人。当地方利益确确实实存在时，告诉人们去忽视自己的地方利益的做法是很愚蠢的。“没有人是为了增进他人的利益而跨进社会的，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这样做。”由于社会上所有的个人与团体都是同样自私自利，所以，“联邦农夫”写到，政府里唯一“公平的代表制”应该是“社会每个阶层团体……都能共同参与的”。因此，美国任何政府都应该“允许专业人士、大商人、手工艺者、农夫、技工等等各行各业的人按照公平的比例各自把他们当中最熟悉本行本业情况的人推选到立法机构中”。必须要有一个明晰的代表制形式，允许德裔居民、浸礼会教徒、手工业者、农民等各自把自己的代表选送到这个政治舞台，只有这种代表形式才能够体现共和国早期社会里主张各个团体有权独立发展自身利益（particularism）的民主原则。〔28〕

从这些反联邦党派的争论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结果最终产生了。这些带着人民党主张的反联邦党人呼唤实行尽可能明晰的代表制形式，美国多元主义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的真正起源是来自反联邦党人的呼声，而不是来自于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基层的反联邦党人得出结论：鉴于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并且存在着人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这样一个事实，要想使人能够在政府中有公正无误的代表，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让一个同他自己有着同样的切身利益的人为他讲话，除此之外别无他人可以托付。

实际代表制这一概念的逻辑最终也决定了除非有选举权，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政府中拥有代表。每个人的利益都非常具体、非常个人化，他只有通过行使投票选举权才能保护和增进他的自身利益。在美国，选举变成了代表制的唯一标准。美国政治变成了地方主义化、受利益集团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控制的政治，在这方面，这些反联邦党人为这种政治做出了准备。

尽管反联邦党人在宪法之争中失败了，但是至少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关于美国建立何种国家政权的斗争中，他们并没有一败涂地。他们对处于共和国早期的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大众化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也非常有影响，是无法被抑制的，因为联邦党人自己也很快就开始懂得这种通俗理解了。就连1788年第一届国会的选举也暴露了美国民主生活的客观现实，而这些现实与联邦党人要实现的由公正、有文化的绅士来领导政府的古典共和主义梦想是相互冲突的。

宾夕法尼亚州的托马斯·哈特利是一位坚定的联邦党人，他懂得各州选出的国会议员应该“学识渊博、熟悉情况，非常热爱这个新的规划，并且应该具有无可挑剔的公正的品格”。他在1788年对一个联邦派朋友讲，要是我们有这样一批人的话，那么“他们是什么职业或者属于什么利益集团”并没有什么关系，无伤大局。然而，遗憾的是，在费城之外的地方，“有能力、有闲、又是合适人选的人寥寥无几”。整个州完全没有足够受过教育而且公正无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宾夕法尼亚的联邦党人会像其他州的联邦党人一样，极力主张在全州范围内选出议会议员，而不是依照地区的划分来选举议员，这样，“比起责成选民投票在各个地区选出众议院议员的方法，你们有更好的机会获得优秀人物”。〔29〕宾夕法尼亚的联邦党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很难物色到”能够成为议员人选的那些具有世界主义观念、与党派之争无涉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绅士，因此他们开始提倡像反联邦党人所倡导的受利益集团支配的代表制。例如，诺森伯兰县的联邦党人在1788年10月强烈要求，州里“适合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各种人选”应该被选进国会：四个人与农业有关，两个从事商业，“一个明显地拥护制造业原则，还有一个著名的法律界人物”。〔30〕

但是，在宾夕法尼亚政治中没有任何一个这种利益集团的参政行为具有像德裔代表问题那样的政治爆炸性。德裔的人口大约占宾夕法尼亚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是他们在政府中的人数与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口数量从未相称过。突然，在1788年进行的新的联邦议会和总统选举人的选举中，一些鼓动者提出了在新一届政府里要有适当比例的德裔代表的问题，从而在宾夕法尼亚州政治上触发了一次风潮。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都竞相把一两个德国人的名字写进他们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人的候选人名单里。但是，德裔的愿望一经被激起，他们不满“只有如此少的代表人数”，不满就很难被平息。一些人试图来抵制这个族裔压力，他们指出了这一问题的逻辑的荒谬性，并且反问道，为什么德裔就该单独受到重视。“假如任何民族的区别都有可能在国家未来的法律中得以体现的话，为什么这些焦急地填写候选人名单的人不去同样关心苏格兰裔和爱尔兰裔呢？为什么他们不希望他们也应该在联邦政府中拥有相应比例的代表人数呢？”这种在公民中“不公平的划分”是毫无道理的。可是，事实很快就变得十分清楚，这些种族区别以及那些职业区别和宗教区别已经牢固地扎下了根。德裔很像是作为一个集团来投票，接着他们在1788年从宾夕法尼亚州投票选出了3名德裔国会议员，这3名议员是他们能在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的候选人名单里发现的德裔候选人。〔31〕

由于宾夕法尼亚存在着特殊的多种族情况，所以州里的选举的状况有些夸张，但是，它也仅仅是对出现在美国各地，尤其是在北方的政治状况进行的夸张。〔32〕美国的地方政治、特殊利益集团、种族投票以及群众性的拉选票活动等民主式未来已经正在跨越扩大了的1788—1789年的共和国固有的障碍。甚至反联邦派和后来的共和派人物威廉·芬德利使它进入了第二届国会。从一开始，麦迪逊的医治共和疾患的灵丹妙药并没有像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希望的那样药到病除。

鉴于上述原因，麦迪逊1787年关于建立一个高尚的和扩大的共和国的良策，对于许多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人来说太过于温和了，不痛不痒。这些联邦党人对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说的“民主精神令人惊异的暴力和骚动”〔33〕感到忧心忡忡。尽管许多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人仍然使用1787—1788年的《宪法》支持者们所用的名称，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充满利益之争和堕落的现实深感悲观。在扩充国家政权时，他们不再局限于麦迪逊的“纯粹共和式的”补救措施，而是寻求恢复采用某些君主制社会的基本特性和黏合剂，而许多革命者曾认为他们在1776年早就已经彻底根绝了这些东西。

尽管联邦党人惧怕民主制，但是他们，甚至是他们的领袖汉密尔顿并不是拥护君主制的人。虽然在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曾口口声声地“承认自己并不赞成共和制政府”，可是他无心去主张血统论，也无意退回到君主制和家长制的旧制度，在那种旧制度下，政府被当成了作为个人和家族扩张的一个根源。然而，他和其他联邦党人还是坚信，必须得寻求借用君主制的某些手段来加强政府的力量，以便防止不高尚的美国人在肆无忌惮地追求幸福时分道扬镳，四分五裂。约翰·杰伊观察到，“大众既不聪明也不高尚，美德就像一个国家的其他资源一样，只能被汲取到某一点，再由营造得当的大环境或者由管理有方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发扬光大。”〔34〕

人们曾满怀着激进和启蒙式的希望认为，政府权力，用汉密尔顿嘲弄的话来说，就是“由古代制度的过失所产生的恶劣习惯造成的后果”，因此，并不是非要政府权力把社会凝聚在一起。到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人对这种希望已经不抱有什么信心了。虽然共和党的许多手工业者和平民追随者像联邦党人那样，非常愿意承认利益集团遍布各地这种事实，但是他们的大部分领导人，尤其是杰斐逊，仍然满怀着坚定的希望，他们相信，美德和人民喜爱社会交往的天性是社会最好的黏合剂。然而，这在汉密尔顿看来，这些希望只不过是幻想而已。有人认为，在以共同的道德观念和广泛的仁爱为基础的“更加开明的规划的作用下，人性将会得以改善和升华”，因此政府最终将“变得毫无用处，社会终将摆脱各种束缚而存在，并会繁荣发展下去”。这种观点是一个“疯狂和致命的……想法”，即使是像杰斐逊这样的共和派的信徒们也没有竭尽全力推行这种计划。〔35〕

因此联邦党人摒弃了新兴的杰斐逊式共和派关于最好的政府是无为的政府的观点。汉密尔顿坚信，需要政府里有“一个共同的指挥权”。有些人认为商业和其他私人利益集团可以自行规范自己，他对那些人则不屑一顾。他说，“这种观点已经在我们中间有了市场，但它是异想天开的，是与最开明国家一贯的实践和常理相矛盾的……。每个了解贸易历史的人一定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36〕

为取代18世纪80年代存在的软弱无能的十三州邦联，联邦党人的目标是要仿效18世纪的英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联合的和繁荣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在由社会最优秀的人物所组成的充满活力的政府的领导下，“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正如麦迪逊一样，虽然汉密尔顿既承认也接受社会上经济和商业利益集团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但是他试图利用国家政府来限制这些利益集团，以便建立某种类似欧洲的集权，而这种集权是麦迪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37〕作为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无疑地会关心国家的商业繁荣，关心增进“伟大人民的伟大利益”，但是如果把他当成促进美国正在萌发的商业文化发展的资本主义者，我们就大错而特错了。〔38〕他同麦迪逊一样，对那种通俗商业文化的粗俗与自私嗤之以鼻。汉密尔顿其实是一位十足的贵族式18世纪政治家：他愿意让普通百姓获得利润和财产，让他们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追求幸福，但是他也要为自己和国家赢得功名与荣耀。

为了取得功名与荣耀，汉密尔顿有意着手“腐蚀”美国社会，用类似君主制式的政府影响力把现存的商业利益集团同政府联系在一起，创造新型的利益和依附的等级制，用新的等级制填补美德的空缺，并替代美国社会中作用明显薄弱的共和主义的黏合剂。联邦派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戈尔问道：“还有什么样的关系链能像把有产者的利益同政府的兴旺联在一起的纽带那样牢固的吗？”〔39〕在有些地方，汉密尔顿和联邦党的领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中和辛辛那提协会的会员中发展支持者。他们委派地方上重要体面的人士在联邦司法部门和其他联邦部门任职。他们在财政部和它的800或者更多的海关官员、税务官员以及邮政局长中行之有效地行使了庇护式的影响。联邦党人精心经营合众国银行和国债，把与之利益相关的个人同政府联系在一起了。到1793年前后，联邦党人已经在绝大多数的州里组成了“政府之友”的组织。他们的庇护和依附的等级制从联邦的行政部门到国会再到各个地方自上向下地蔓延。在他们的杰斐逊共和党派对手的眼里，联邦党人似乎把美国重新带回了1776年早已根绝了的君主制。

尽管汉密尔顿后来矢口否认，他曾经使利益成为他的财政方案背后最重要的动机，但是，毫无疑问，他认为“通过增加政府与诸多个人利益集团的血肉联系”，〔40〕债务和其他财政手段将会使中央政府更加强大。他赞同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勋爵的观点，即“个人利益……是政治家应该利用的主要源泉和唯一动机，使自由的人民能够去赞同他为他们的政府制定的计划”。然而遗憾的是，就联邦党人而言，汉密尔顿试图把政府主要与传统的贵族有产者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政府唯一坚定的支持者”），而最终忽视了那些自食其力者的多种新兴的生气勃勃的商业利益集团，尤其忽视了在大西洋沿岸中部的那些州里的商业利益集团。那些利益集团包括了从事商业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制造商、正在崛起的企业家以及投机商人，他们最后加入了联邦党的对立面共和党一边。〔41〕

汉密尔顿要使合众国变成强大的财政—军事国家的梦想在美国刚刚出现的民主社会面前破灭了。他的梦想之所以破灭不仅仅是由于杰斐逊的共和党的力量势不可当，以及他们新涌现的企业家和投机资本家的浪潮席卷一切，更重要的原因是联邦党自己使自己的美梦化为了泡影。

汉密尔顿和其他联邦党人希望去增进整个国家的全民利益，超越所有社会上小的局部利益。然而，他们设想大多数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当以这种假设为依据建立他们的政府时，联邦党人没有为自己的鸿图大计奠定一丝一毫的民众基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为自己独具秉公无私的领导水平进行辩护的能力，也削弱了他们反驳反联邦派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反对派对他们的批评的能力（他们的反对派批评他们说，他们无异于社会上任何人，都有利益之争）。这样，为了维护他们自己说自己是社会中真正不参与利益之争和唯一公正的领导者的说法，联邦党人只能通过一种方法，那就是，保持自身清正廉洁，毫不沾染利用政府职权谋取一己私利的恶习。

可是许多联邦党的领袖，包括总统的私人顾问们和国会议员们都深深地卷进投机活动中，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和职权忙于赚钱获利。在18世纪90年代，许多国会议员，尤其是来自北方的联邦派议员，就像先前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许多军官和其他官员做过的那样，也觉得他们的私有财产没有给他们提供充足的收益，使他们衣食无忧，可以不顾及个人的事务；所以，他们要么是身不由己地利用职权谋取收益，要么是从他们的职责中脱身。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在一开始就目睹了新国会的所作所为。1789年8月，他在日记里透露了自己的看法：“我来到这里，指望看到每个人都扮演着圣徒的角色。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他们超人的聪慧、他们的慷慨大度和他们对个人荣誉的珍视。”相反，令他目不暇接的却是“几乎在每件公共事务中显露出来的粗鲁的举止、令人瞠目结舌的蠢行以及最低下的自私自利行为”。在讨论各州债务承担问题的关键时刻，联邦派国会议员塞奇威克·西奥多抱怨道，托马斯·菲茨西蒙斯和乔治·克莱默一心只顾自己在费城的私事，而康涅狄格州的杰里迈亚·沃兹沃斯“把心思更多地花在为自己的利益的投机上，而不是花在如何做好他在国会的工作，他打道回府了”。〔42〕

汉密尔顿知道，许多公务人员正在利用他们的关系来发财致富，但是他并不想与他们为伍。1795年正是他急需用钱而且不担任公职的时候，他的密友罗伯特·特鲁普恳求他也去做生意，尤其是做土地投机的生意。特鲁普说，别的人都在做，“为什么你偏偏反对用无可厚非的方式赚些小钱呢？现在不正是你该考虑让自己富裕无须为生活操劳的时候吗？”特鲁普甚至跟汉密尔顿开玩笑说，这种赚钱的打算也许会“有助于使你成为富人，或者我应该说，使你成为绅士。因为当今世人傲慢势利，除非一个人的财富使他生活无忧，否则他很难被当成绅士来对待”。

但是汉密尔顿没有听从朋友意见。他说，“神人”可能走运，既能赚钱又不被发现，可是他明白，他的共和派的对手将会斥责他与那些“投机家”和“盗用国家钱财的人”同流合污。他不得不拒绝这样做，就像他自己揶揄的那样，“因为必须得有一些明知会不讨好，会挨骂还要为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社会傻瓜，因为我的虚荣心悄悄对我说，我应该做一个这样的傻瓜，应该使自己在一个锱铢必较的环境里为社会服务。”〔43〕汉密尔顿像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任何一个坚守着传统领导者的理念的人一样，毫不动摇。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联邦党人来说，汉密尔顿关于贵族式领导人的传统式设想所需要的远不止他本人和华盛顿，也不仅仅只是几个既有远见卓识、胸怀世界和道德高尚不为金钱所动的绅士就能够实现的。

确实，其他联邦派贵族经常竭力地去按照传统上那种超越利益纷争的市场、公正的领导人的形象来生活。许多人力图做一个英国式的或维吉尔式的拥有土地的士绅。事实上，在共和国初建的几十年里，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士绅中间，在乡间修建邸宅之举风靡一时。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身为国会议员和律师的康涅狄格州的乔舒亚·科伊特把他在新伦敦的两英亩的家宅与土地卖掉，在蒙特维尔购买了900英亩的牧场，以便试验他的“田园生活的……乌托邦计划”。他说，只有到那时，他才能实现他的梦想，“过上富裕的闲居生活”，并由此成为地道的绅士，过着田园生活，欣赏大自然，试验种植伦巴第杨树和康涅狄格州农业协会建议的新品种牧草。但是实践证明牧场花销太大，所以他不得不卖掉它，最后在一个比他当初在新伦敦的宅基地还要小的地方安了家。相似的经济压力甚至使马萨诸塞州财大气粗的克里斯托弗·戈尔止步不前，无法实现他成为绅士的梦想。费希尔·阿姆斯认为，戈尔将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他在沃尔瑟姆的庄园一段时间的隐退生活，如果他要维持与他这样的绅士相符的生活方式，他就不得不重操旧业，再做律师。做一名绅士，特别是做有土地的绅士需要金钱。阿姆斯告诉戈尔说：“一个人可能并不喜欢去过某种绅士生活，但是他一旦过上了这种生活，他就必须要一直过下去。”〔44〕

其他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人也都同样想方设法去拥有各类的资产为自己提供经济保障。尽管有些人把家迁到西部新开发的地区，梦想为他们自己在俄亥俄河沿岸建立土地王国，另一些人则留在了东部的城市里，只是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但是所有的人都是在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着亚当·斯密对不参与利益之争的绅士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即靠做地主获利，而不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可是对新大陆的土地投资比对欧洲的土地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所以18世纪90年代的重要联邦派人物，包括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罗伯特·莫里斯、华盛顿手下的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以及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威尔逊等都在土地投机中破产，名誉扫地，有些人甚至落到了进债务人监狱的地步。〔45〕

这些在18世纪90年代里数不胜数的破产和财政崩溃大大增进了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当时有人写到，“那些自称为绅士的人们”的重重失败摧毁了“大名鼎鼎的富有而精明的人们以前曾有的”家长式的“信心”，并且为新人们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创造许多机遇，这些新人们通常是共和派，文化水平较低，更保守，世界主义精神更少，教养也较差，以传统的等级标准来看确实都是些极普通的人。奥利弗·沃尔科特是约翰·亚当斯任总统时的财政部长，在他看来，这些人是“既无资本又无经验”，甚至没有要做到公正无私之心。18世纪90年代联邦派士绅的难题是美国社会长期的问题：美国的贵族完全没有充足的私人财力去发挥传统贵族应起到的社会作用。1789年本杰明·拉什承认，那些对任命詹姆斯·威尔逊到最高法院任职一事持怀疑态度的人确实可以充分地利用“他糟糕的经济状况”大做文章。“但是，”他又问道，“你们在何处能找到不被财政困难所困扰的美国土地所有者呢？”18世纪80年代的财政混乱状况以及各州和十三州邦联均无力全部偿还债务的事实“使我们所有富人陷入了极度窘迫的境地”，并且“把他们大部分的财产抛给了向军队提供军需的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伦敦的公债经纪人”。〔4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提供了大批反对联邦党派的共和派领袖的南部地区能够保持住一个类似传统的有闲贵族阶层。

私人利益已经在国会的大厅里和各个州议会的走廊上四处蔓延，许多美国人发现不论在社会的任何地方他们都越来越难以想象会有与利益无涉的领导者。例如，约翰·亚当斯逐渐开始接受了社会上多种利益并存这一无法规避的事实，尽管他相信它们可以只归结为两类——“人与财产”或者“民主制与贵族制”。这些相互竞争的私人利益可以在立法机关里的两院体现出来，由州里剩下的唯一一位真正不偏不倚的人，即总督或者行政官，在两者之间搞平衡。难怪人们批评亚当斯，说他是个暗藏的君主主义者，因为他的关于设立一个超越与平衡社会上所有利益集团的独立公正的行政官职位的想法与一个共和国所能达到的君主制十分贴近。

现在许多联邦党人把所有关于人与人以及国家之间均怀有仁爱之情的言论说成是甜言蜜语，不值一提。参议院里有人呼吁要感谢法国，感谢它对美国独立所做出的贡献。但是这些呼声被其他的声音所淹没。据说，“只有利害关系才是制约一切国家的要素”。汉密尔顿承认，人与人之间可能存在着感激之情，它是一种某个人对某种仁慈和公正的服务所产生的情感上的回应。但是国家之间只是出于自身利益才会采取行动。休·亨利·布雷肯里奇在他的喜剧小说《现代骑士团》里不无讽刺地写到，“道德学最好的教训”就是“不去指望感激”。甚至就连升华了古代共和思想的感激之情本身似乎也越来越成为了一条“行动的自私准则”，它要求我们“不是由于他们的自身价值，而是由于他们为我们做了事”才喜欢和尊敬某些人。尽管遮遮掩掩，但是利益现在似乎控制了所有的社会关系。〔47〕

革命者的目标曾经是要把私人利益排斥在政府之外，可是到了18世纪90年代，许多人已经开始接受了利益集团无所不在的事实。即使是南方贵族种植园主的代言人们也再无法去想象会有一个毫不体现这种或那种私人利益的政府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蒂莫西·福特在1794年所写的数篇辩论文章，就展现了特殊利益集团横扫1776年的共和主义设想的破竹之势。

福特是代表泰德沃特地区的蓄奴的种植园主讲话的，他们对苏格兰—爱尔兰农民涌入卡罗来纳内地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移民活动之后，这些内地的农民尽管大多还没拥有自己的奴隶，现在却在吵吵闹闹地要求在州立法机构中拥有与自己的人数相适应的代表人选。而东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蓄奴种植园主则担心，他们将会被任何一种重新任命的代表制所压倒。福特的目标就是要对这种事情防患于未然。

福特的论点不止在一方面使人感兴趣。如果在殖民地时期，像福特这样的保守人士会求助于实质代表制的概念来为卡罗来纳立法机构里的不平等代表制辩护。他可以说，内地的定居者们不需要更多的代表人数，因为卡罗来纳有文化、胸怀世界的优秀种植园主们是代表整个卡罗来纳社会讲话的，所以，如果不是明确地说明代表每一个人的话，事实上也是代表每个人的。可是到了1794年，由于庇护关系的衰落以及利益集团的多样化，这种观点很难立得住脚了。

相反，福特的立论却是说，虽然南卡罗来纳州的社会是由不同的私人利益集团组成的，例如，有商人、农夫、种植园主、工厂主等，但是泰德沃特地区蓄奴的种植园主构成了尤为重要的利益集团。福特的确认为，他们的利益“举足轻重，异乎寻常”，因而他们绝不能身受由那些只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并与东部种植园主们地域相隔的人以及“我们利益集团的陌路人”组成的立法机构的摆布。利益是人们的行为动机，它的作用非常强大，如果种植园主们把他们的利害关系置于与之利益相左的多数人权力的控制之下，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或迟或早将是一场灭顶之灾”。因此，仅仅出于“保存自己”的目的，种植园主们也不得不反对一人一票的简单概念。〔48〕

约翰·C．卡尔霍恩竭力描述了同时存在着的多数派团体的现象，但是福特早在卡尔霍恩之前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同那些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被民主式的数量优势所慑服的保守派试图提出的观点如出一辙。也许，最著名的观点有大法官詹姆斯·肯特和他的联邦派同僚们在1820—1821年为修改州宪法而召开的纽约州议会上提出的观点。

面对着人们广泛地积极要求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热潮，肯特和其他联邦党人不遗余力地要保住州参议院的选举人所需的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房屋这一专门的资格。肯特说，如果在十年前，人们是绝对不会提出这种普选的建议的，但是“时移俗易，瞬息万变”，现在还能不向“普选这个偶像”顶礼膜拜的人屈指可数。在他们被曲解了的辩论中，联邦党人试图解释为什么参议院的选举人的专门的财产资格是必要的：因为参议院的人选构成必须与众不同，财产资格“在全体选民中是一种道德和独立性的品格测试，而这种测试是我们无法用其他可行的方法获得的”，它是保护国家不受来势迅猛的乌合之众侵害的唯一手段。可是共和党派争论说，这种在选民中的划分是“令人作呕的贵族残余”，它使特权阶级在一个只有一种等级，即人民，的共和国里永久地存在。当联邦党派的观点与共和党派的观点短兵相接时，联邦党派节节后退，很快退守到他们认为其对手杰斐逊派可以接受的一点上，这就是，保持自耕农的地位完整、需要保护他们田产以及保护“农夫利益集团”不受其他相对立的利益集团的侵害。〔49〕

人们争论有必要为了保护土地财产或“农夫利益”而专门选举参议院，这种争论本身就表明了，美国人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18世纪秉公无私代表制的古典传统，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财产的含义。事实上，整个美国革命可以用美国人在其对财产的理解上所产生的激进变化来概括。古典的共和思想认为，财产，尤其是田产，并不是某种需要代表和保护的特别的利益。相反，财产曾在所有权这个角度上被看作是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权威的来源。这种私人所有的财产不是被当作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或是市场上进行买卖的物质资产，而是被当作维持一个人的绅士身份和不受市场变化的影响维持有闲生活的一种手段。田产是最重要的一项维持自主权的保障，因为它是变化最小、形式最长久的财产。这种私人所有财产是用来保护其业主不受外界影响或不受腐败侵蚀的，使他们不必你争我夺地做生意，使他们能够做出不偏不倚的政治判断。可是，通过把土地仅仅变成要被增进或保护的诸多市场利益中的另一种，肯特和其他联邦党人不知不觉地去掉了财产旧时的神圣和固有的含义，把它仅仅变成为一种物质财物或者资本商品。他们由此承认了北部共和党起初对于财产更现代的理解，他们认为财产是可变的，是以人的劳动作为基础的，而且“是我们世俗幸福的要素”。〔50〕

如果财产变成为只是一种“利益”，仅仅是物质财物，只是投机资本的话，那么，共和党派人士说，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去获取它，因为“获得财产的欲望是人皆有之的热望”。这种财产不可能再成为一个人的身份的组成部分了，相反，它“只不过是拥有它的人的诸多权利中的一种”。毫无疑问，它很重要，但是并不需要在立法机关的某个机构中为它设立专门的代表。事实上，“同我们其他的基本权利相比”，财产权“无关紧要，而且微不足道”。纽约的共和党人说，《独立宣言》曾提出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而不是财产权”。在这个创业的时代，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界限。现代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完全是一个人的劳动与经营技能的产品。它是商业化的、动态的、也是无法预测的，和一个人是否自主自立不相干。“自主自立更多是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心性中。”此外，共和党人问道，道德水平怎么可以用“美元和美分来保证呢”？〔51〕

最后，联邦党人无法理解他们生活的新社会，1820年的纽约共和党人只好愕然地瞧着他们的无能表现。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个国家的发展规律是扩展而不是限制群众的权利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社会是人们，即是人类，的联合关系，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合伙关系”吗？共和党早就“认为，在这个国家人人权利平等这个伟大的基本准则已经确定下来了，永远地确定下来了”。因此，为什么联邦党人要试图反对那些“胸怀着无畏的信心，拥护人民的真正和实质权利”而前进的人呢？到了1820年，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在美国对那些敢反驳“民主恶魔”（肯特蛮勇的称法）的老派贵族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可以周旋了。〔52〕

注释

〔1〕Ryerson: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第66页，第31页。Edward Countryman: A People in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New York, 1760—1790（1981年巴尔的摩版），第125页。Staughton Lynd: Class Conflict, Slave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en Essays（1968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79—108页。Charles S. Olton: Artisans for Independence: Philadelphia Mechan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75年锡拉丘兹版），第55页。Richard W. Walsh: Charleston'Sons of Liberty: A Study of the Artisans, 1763—1787（1959年哥伦比亚版），第27页。

〔2〕Ryerson: The Revolution Is Now Begun，第32—33页，第47页，第50页，第73页，第75页。Kenneth Colem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Georgia, 1763—1789（1958年佐治亚州阿森斯版），第63页。

〔3〕Essay，1774年6月22日费城版，见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183页。

〔4〕New York Gazette，1765年4月4日版，New York Journal，1769年12月21日版，转引自Bernard Friedman:"The Shaping of the Radical Consciousness in Provincial New York,"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56期（1970年），第789—790页，第793—794页。Olton: Artisans for Independence，第52页。

〔5〕Drayton: The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31页。

〔6〕Cathy Matson和Peter Onuf:"Toward a Republican Empire: Interes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见American Quarterly，第37期（1985年），第521—527页。

〔7〕Royster: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第86页。Paine:"Common Sense"，见Foner编：Writings of Paine，第1卷，第31页。

〔8〕Laurens，转引自Albert S. Bolles: The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74 to 1789: Embracing the Period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四版（1896年纽约版），第61—62页。E. Wayne Carp: To Starve the Army at Pleasure: Continental Army Administ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1775—1783（198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06页。

〔9〕1784年7月26日富兰克林写给本杰明·沃恩（Benjamin Vaughn）的信，见Smyth编：The 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60期，第243—244页。1778年5月24日之后纳撒尼尔·格林写给雅各布·格林（Jacob Greene）的信，见Showman编：Papers of Nathanael Greene，第2卷，第404页。Richard Buel, Jr.:"Samson Shorn: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on Estimates of the Republic's Strength,"见Ronald Hoffman和Peter J. Albert编：Arms and Independence: The Military Character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984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57—160页。

〔10〕Remarks on a Pamphlet, Entitled, "Considerations on the Bank of North-America" （1785年费城版），第14页。1786年4月9日麦迪逊写给门罗的信，见Rutland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9卷，第26页。[William Barton]: The Tru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rticularly of Pennsylvania Considered...（1786年费城版），第20页。

〔11〕同上书，第4页，第25—26页。

〔12〕John Fiske: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1888年纽约版）。

〔13〕Jackson T. Main:"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Legislatures"，见WMQ，第3辑，第23期（1966年），第391—407页。

〔14〕Wood: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第405页。Jack P. Greene:"Legislative Turnover in British America，1696 to 1775: A Quantitative Analysis"，见WMQ，第3辑，第38期（1981年），第442—463页。

〔15〕Madison's Observations on Jefferson's Draft of a Constitution for Virginia（1788年），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6期，第308—309页。Stiles:"The United States Elevated to Glory and Honor"（1783年），见Thornton编：Pulpi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20页。Independent Chronicle（Boston版），1787年4月19日。Connecticut Courant（哈特福德版），1787年11月27日，2月5日。

〔16〕事实上，正是这种财富的私有概念，使得西奥菲勒斯·帕森斯、约翰·亚当斯以及其他的1780年马萨诸塞州宪法的起草人和辩护者把财产与贵族制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同州的参议院联系在一起了。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自由的共和派”（可能是本杰明·林肯）写的10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见Independent Chronicle（波士顿版）1785年11月24日到1786年2月9日期间的各版。

〔17〕Jerry Grundfest: George Clymer: Philadelphia Revolutionary, 1739—1813（1982年纽约版），第177页。Providence Gazette，1786年8月5日版，转引自David P. Szatmary: Shays' Rebellion: The Making of an Agrarian Insurrection（1980年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版），第51页。Madison:"Notes for Speech Opposing Paper Money"（1786年），见Rutland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9卷，第158—159页。Robert J. Taylor: Western Massachusetts in the Revolution（1954年普罗维登斯版），第166页。

〔18〕Royster: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第315页。1776年9月24日华盛顿写给约翰·汉考克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6卷，第107—108页。

〔19〕宾夕法尼亚州Carlisle Gazette，1787年10月24日版，转引自Herbert J. Storing编：The Complete Anti-Federalist（1981年芝加哥版），第2卷，第208页。1785年10月7日华盛顿写给詹姆斯·沃伦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28卷，第291页。[Hamilton]:"The Continentalist No. VI"（1782年），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3卷，第103页。Pennsylvania Packet（费城版），1780年3月11日。The Federalist，第10篇。

〔20〕The Federalist，第10篇。1787年4月16日麦迪逊写给华盛顿的信，1787年4月8日麦迪逊写给爱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的信，见Rutland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9卷，第384页，第370页。

〔21〕Stourzh: 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Idea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第175页。

〔22〕Nisbet，转引自Saul Cornell:"Aristocracy Assailed: The Ideology of Backcountry Anti-Federalism"，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76期（1990年），第1162页。1795年3月31日罗伯特·特鲁普（Robert Troup）写给汉密尔顿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18卷，第310页。The Federalist，第35篇。

〔23〕The Federalist，第57篇，第10篇。麦迪逊和其他联邦党人是愿意让普通人追求自己的部分私利的，他们认为这些私利将会形形色色，相互冲突，它们极少有可能结合起来，不会像它们曾在各州议会里所呈现的那样，使新的联邦政府形成独裁的多数派别。麦迪逊写道，在一个扩大了的社会，“人们分化成了无数的利益集团和派别，所以社会的多数派要感受到群众的共同看法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很少有可能能让人们齐心合力地去做事”。这种竞争的形势将使那些有文化、“最有德行、最有广泛的和稳固的地位”的绅士们能够公正地主持国家政府，增进人们的共同利益。麦迪逊知道，美国的宗教的运行方式即是如此。美国的宗教教派林立，任何一个教派都无法控制国家，这使得像杰斐逊和他本人那样的思想解放的绅士能够运用开明的理智去制定公共政策和政教关系，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说：“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对民权的保障一定要同对宗教的保障一样。一方面众多的利益集团使这种保障得以存在，另一方面五花八门的派别也使它得以存在。”

〔24〕Madison: Vic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1787年），见Rutland等：Papers of Madison，第9卷，第352页，第357页。

〔25〕Providence Gazette，1788年1月5日版。

〔26〕Elliot编：Debates of the State Conventions，第2卷，第260页，第13页。

〔27〕Mathew Carey编：Debate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 on the Memorials Praying a Repeal or Suspension of the Law Annulling the Charter of the Bank（1786年费城版），第19页，第64页，第66页，第87页，第128页，第21页，第130页，第38页，第15页，第72—73页。关于对这一争辩更充分的讨论，请见Gordon S. Wood:"Interests and Disinterestednes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见Richard Beeman等编：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69—109页。

〔28〕Philip A. Crowl:"Anti-Federalism in Maryland，1787—1788," 见WMQ，第3辑，第4期（1947年），第464页。Walsh: Charleston's Sons of Liberty，第132页。[James Winthrop]:"Letters of Agrippa"，见Massachusetts Gazette，1787年12月14日版，见Storing编：Complete Anti-Federalist，第4卷，第80页。Walter Hartwell Bennett编：Letters from the Federal Farmer to the Republican（1978阿拉斯加州大学城版），第10页。

〔29〕1788年10月6日托马斯·哈特利（Thomas Hartley）写给坦奇·考克斯（Tench Coxe）的信，见Merill Jensen等编：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irst Federal Election, 1788—1790（1976年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版），第1卷，第304页。

〔30〕同上书，第296页，第306页。Pennsylvania Gazette，1788年7月30日版，见上书，第247页。Instructions of the Northumberland County Delegates，1788年10月16日，见上书，第314页。

〔31〕Federal Gazette，1788年11月18日版，见上书，第347页。Pennsylvania Packet,1788年11月25日，见上书，第362页，第363页。反联邦党人认为，一切政治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地域性的，似乎是为了证实反联邦党人的这一观点，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当选的联邦派议员之一，来自宾州西部华盛顿县的托马斯·斯科特，在就职前就宣布辞掉议员这一职务。斯科特不愿放弃他在县法院的要职，做一名联邦党的议员显然无法与县法院握有实权的人物相比。可是联邦党人担心，如果斯科特真辞职的话，反联邦党人的鼓动家威廉·芬德利就有可能取而代之。因此，他们最终达成一个协议，让斯科特的儿子接替他的法院的职务，斯科特就任议员的职务。见上书，第234页，第426页。

〔32〕例如，在马萨诸塞州，那些希望只有“最佳、最有能力的人”在1788年的议员选举中当选的人，遭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那些人希望在一个多元利益的社会的政府里，“有一个平等的真正的代表制”。见上书，第468—472页。

〔33〕Farrand编：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289页。

〔34〕Hamilton，见Farrand编：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424页。Jay，转引自David Hackett Fisch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1965年纽约版），第7页。

〔35〕Hamilton（1794年）文，见Morton J. Frisch编：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Alexander Hamilton（1985年华盛顿特区版），第415页。

〔36〕Hamilton:"The Continentalist, No. V，"（1782年），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3卷，第76页。

〔37〕用约翰·布鲁尔恰如其分的话来说，英国的“财政一军事”国家的崛起是那个世纪的奇迹。英国以历史上任何国家前所未有的规模动用财富，发动战争。其人口量不足法国的人口量，但却建立了自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最大的帝国。汉密尔顿认为，英国强大的秘密就是它确立了债务基金体系和金融结构以及公共有价证券市场。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合众国建成同样的国家。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1989年纽约版）。

〔38〕Hamilton: Speeches in the New York Ratifying Convention, June 28,June 27,1788，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5卷，第118页，第96页。

〔39〕Helen R. Pinkney: Christopher Gore: Federalist of Massachusetts, 1758—1827（1969年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版），第37页。

〔40〕Hamilton:"The Defence of the Funding System," 1795年7月，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19卷，第40—41页。

〔41〕Sir James Steuart（1767年），转引自Stephen Copley: Liter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1984年伦敦版），第120页。1792年9月9日汉密尔顿写给华盛顿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12卷，第349页。John R. Nelson:"Alexander Hamilton and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 Reexamination"，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5期（1979年），第971—995页。

〔42〕Bowling和Veit编：Diary of William Maclay，第141页。Jack N. Rakove:"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Washington"，见Beeman等编：Beyond Confederation，第283页。

〔43〕1795年3月31日特鲁普写给汉密尔顿的信，1795年4月13日汉密尔顿写给特鲁普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18卷，第310页，第329页。1797年汉密尔顿与雷诺兹夫人的关系暴露，汉密尔顿宁愿败坏自己个人品德的名声、深深地伤害他的夫人，也不允许他的社会道德的声誉受到玷污。他宁愿被看作是一个私下通奸的人，也不愿被看成是一个腐败的公务员。

〔44〕Chester McArthur Destler: Joshua Coit: American Federalist. 1758—1798（1962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版），第64页。1802年10月5日费希尔·艾姆斯写给克里斯托弗·戈尔的信，见W. B. Allen编；Works of Fisher Ames, as Published by Seth Ames（1983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2卷，第1438页。Theornton: Cultivating Gentlemen，第31页。

〔45〕关于联邦党要建立西部帝国的梦想，请见Andrew R. L. Cayton: The Frontier Republic: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Ohio Country, 1780—1825（1986年俄亥俄州肯特版），第12—32页。

〔46〕Wolcott，转引自David T. Gilchrist编：The Growth of the Seaport Cities, 1790—1825（1967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19页。Ethel E. Rasmusson:"Democratic Environment: Aristocratic Aspiration,"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90期（1966年），第155—182页。1789年4月22日本杰明·拉什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Maeva Marcus和James R. Perry等编：The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800（1985年纽约版），第1卷，第613页。

〔47〕Fliegelman: Prodigals and Pilgrims，第217页，第251—254页。Bowling和Veit编：Diary of William Maclay，第54页。Hugh Henry Brackenridge: Modern Chivalry, Claude M. Newlin编（1937年纽约版），第432页。

〔48〕[Timothy Ford]:"Americanus"（1794年），见Hyneman和Lutz编：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第2卷，第921页，第924页。

〔49〕Reports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Convention of 1821，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Nathaniel H. Carter等编（1821年奥尔巴尼版），第219—220页，第216页，第284页，第220—221页，第246页，第178—179页，第219页，第268页。

〔50〕同上书，第243页。几年之后肯特更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的财产并不是统治或独立的资本。他在他的《评论集》中写道：“人类之所以有财产的观念，是为了摆脱愚昧状态，激励自己去行动。”Edward S. Corwin:"The Basic Doctrin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12期（1914年），第262页。其他法学家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约瑟夫·斯托利说，现代财产不是少数几个“富裕和慷慨的”人的私有财富，他们把这些私有财富逐渐地扩散到“数以千计的表示慈善和传送公共爱心的渠道里”。相反，现代财产是瞬息万变的——“就像时刻变幻的海浪一样”——而且它属于所有的人。它是“对大家的祝福，祝愿繁荣遍及整个社会。”它是“创造各种舒适生活的源泉”，它促进了“个人幸福；不论是拥有一星半点财产的最贫贱的人还是在美国地位至高无上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只有“一块美元”的人，“人人都为共同的舒适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Merrill Peterson编：Democracy, Liberty, and Property: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of the 1820's（1966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79—82页。关于把财产理解为劳动的产品的这种新型的民主式思想，请见Alan Taylor: Liberty Men and Great Proprietors: The Revolutionary Settlement on the Maine Frontier, 1760—1820（199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5页，第28页。

〔51〕Report of the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243页，第235页，第178页，第235页，第274页。

〔52〕同上书，第179页，第243页，第314页，第319页。

第十五章　对贵族统治的进击

至少是在北方，美国贵族统治每况愈下。这种状况最终导致贵族统治衰落。到19世纪的头十年，贵族和准贵族们，尤其是在梅森—狄克逊线〔*〕以北的贵族们，更加拼命地为他们的政治领导权进行辩护。旧有的各种庇护制形式渐渐变得势单力薄，流水落花；而商业规模逐渐扩大，财富的再分配变幻不定，纸币四处流通，各地平民百姓和“中间阶层”人的商业良机大开。这一切的变化，使得士绅在北方社会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有悖于时代的精神。到了18世纪末，联邦党派的领袖们相对说来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控制经济与社会的实权，而这些权力曾使历来的贵族统治得以存在。到1800年，联邦党人已经是日暮途穷，主要靠着人民“像猎犬惯于听从号角那样老实地追随这些大人物的积习”而苟延残喘（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毕肖普语）。

毕肖普竭尽全力要打破人民中间的这种“浑浑噩噩的盲从”习惯。〔1〕事实上，在杰斐逊当选总统的前后几年里，毕肖普对联邦党派的士绅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在整个共和国的早期，这些进攻是最凶猛的，也是破坏作用最大的。

联邦党人把毕肖普称作是“世间的魔鬼怪物”。他怎么也不像是一个对贵族统治口诛笔伐的人。〔2〕他的父亲是一位体面的市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纽黑文市的市长，他本人则是1778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身为费城的一位律师。一句话，他是一个受过开明教育、甚至在18世纪80年代进行了环欧洲大旅行的绅士。他返美后，反对联邦《宪法》，在纽黑文市开办了几家小事务所，教书，演讲，结婚安家。尔后，他逐渐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鼓动家。他把身上无论什么样的恶气都发泄到了康涅狄格州那些既迷惑不解又惊惶失措的联邦派士绅们的身上了。

就像18世纪90年代其他的共和派雄辩家们一样，毕肖普在他为普通百姓们而作的一系列讲演和写的小册子中，对联邦党人大张挞伐，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希望能有这样的时刻出现——国王对全体贵族和其他议员的讲话将作为国会开幕的开幕辞……或者他们希望聆听人物辉煌的生活和豪华的客厅里的聚会闲谈”。他们是那些“在大人物商号的名义下做交易”的人。等级制和等级差别是君主制的“第一目的”，这些都是他们朝思暮想的。他们“如果不是用高官和贿赂的手段，但是也是用人们想获取官职和酬金的奢望，或靠人们想获得荣誉和影响的渴望”来诱劝执政的人们支持某些议案。联邦党派曾在选举中使用庇护制和封官许愿来招兵买马，吸引了“一群求官谋职者”和“献媚以及趋炎附势的人”，联邦党派曾建立了一个财政结构，它是“一个美国化的英国资金系统”。〔3〕

这些话都是些共和派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使毕肖普的讲演和小册子有何出众的地方。然而，使他的东西有别于其他共和派雄辩家们的是他对文化非常敏锐的现代化的理解。他远比他同时代的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们所想象的、所相信的东西都“纯粹是人类臆造虚构出来的”。他说，美国人一定会怜悯地看着远东，看着亿万愚民向着树枝和石块躬身祷祝，看着他们对着自己雕塑出来的偶像顶礼膜拜，可是与此同时，这些美国人“极少去想想我们所有的良知自由权与舆论权、我们所有的权力和被授予的权力也大都是人类的发明臆想出来的”。〔4〕这样，毕肖普开始进行了我们当今所说的“解构”自己的文化的行动，他把社会上人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支持所有妄自菲薄和不平等的思想的大大小小的前提都明白地讲出来了。尽管有共和革命，这些前提依然到处存在着。如果文化真的是人为创造的话，那么毕肖普想要让普通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对它进行改造。

许多美国人，尤其是南方人都在说，毕肖普可能会怀疑康涅狄格州还有贵族存在，因为“那里的等级差别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并不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像各地一样，康涅狄格州也有一些名人显贵，“那些人高贵的出身或出众的才华既使他们地位显赫，又使他们对人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每个国家都是分为两种阶级的：一个脑力劳动阶级，另一个是体力劳动阶级；每个阶级都声称他们的劳动是最辛苦、最重要的。前者自称是满怀热情地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且不怀其他目的；后者则日出而作，并不发表什么声明，只是把他的产品带到行情最好的市场中去。劳心者或是通过欺骗的手法，或是依靠强权，总是统治劳力者。用欺骗的手法是最温和的手段，但是需要挖空心思，费尽心机。使用强权则会稳操胜券。〔5〕

毕肖普的目的就是要暴露这些大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们迷惑群众，欺骗群众，急急忙忙地把人民领入歧途，带回到君主制。他明白，要破除上等人误导和欺诈大部分人类的层层阻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大人物是在普通人中间制造妄自菲薄和不平等感觉的老手。他告诉人民：“他们一直在教导你们去尊敬‘上等人’”。毕肖普说，在“有权有势的人”面前普通百姓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是地球上所有奴隶制存在的主要原因”。〔6〕

毕肖普想让人们懂得，一切让他们妄自菲薄和自惭形秽的因素、一切使他们向绅士们鞠躬脱帽的因素、以及实际上整个维持士绅精英统治的文化，都是由所有“世上的大人物、聪明人、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精心编造出来的“骗人诡计”，是由那些“锦衣玉食、御宝马轻车、开秘密会议、宴饮欢歌不断的联邦党人”发明并维护的“骗局”。这些所谓的绅士，即“社会的十分之一的人们”宣称，他们超群出众。这些人是一些玩弄骗局的人。毕肖普一再地问他的读者和听众：十分之九的普通人究竟为什么要“诚惶诚恐”地尊敬这些“少数骗子”？〔7〕

毕肖普对联邦派贵族的进攻最有特色的是，在一开始他就承认这些贵族确实在财富、出身、个人德性、智力以及教育等各个方面优于普通百姓。他说，这些士绅是“社会上知识面最广的人”。他们精通历史，通晓外语，对政治科学了如指掌。他们彬彬有礼，受过开明的教育，并且有世界主义思想。他们具备了18世纪绅士应该具备的一切。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毕肖普说，这些士绅更不能让自己去主宰社会。恰恰是由于他们非同寻常，所以他们对于共和政体既有危险性又不重要。普通人不应该被比自己更伟大、更聪慧、更富有的人来统治。“由于过分的纵容，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共和国容不下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怎么就会那么非常适合统治别人呢？国内政府是用来控制人们无节制的情感的，而大人物们最傲慢、最贪婪，也最专横，那么，你们难道要选这些人去扼制骄傲、贪婪和暴虐吗？”什么！显贵们大叫：“难道你们要排斥英才，用下层人来统治我们吗？”毕肖普说，为什么就不能呢？为什么人民就不能不信任大人物？“人类的权利是永远无法被任何其他阶级摧毁的。”难道“下层人”不是在财政上支持政府吗？难道他们不能由此而有权至少“透过宝库之门向里张望吗”？〔8〕

毕肖普说，中心问题是这些显贵、这些绅士、这些“自诩的上等人在所有的国家里一直都是一切骚动和不幸的祸端，世人对此深感不安。”他们用他们“文雅的外表，翩翩的风度、咄咄逼人的讲话和滔滔不绝的辩论”来愚弄人民。他们巧舌如簧，善于辞令，以此来蛊惑人心。“他们熟知每个字词的威力，知道如何运用每个分号，也能使每个破折号意味深长。”他们既能确凿无疑地证明国债是福气，也能有凭有据地证明它是祸殃。他们“比别的人更能把死马说成是活马”。〔9〕

受他们的诡计蒙骗的对象是“全世界辛苦劳碌、恭顺听话的人民。他们的劳作供养了骗子们的铺张奢糜，也供养了他们的腐化和堕落；他们的血汗滋养了骗子们无法无天的野心”。可是毕肖普并不仅仅满足于列举大人物的世代相袭的罪恶，即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他详尽地描述了绅士们的种种品行，让人们怒火中烧。他说。想想看“那些穷奢极欲的贵人们吧，他们非要在冰霜消融之前吃上鲜豌豆和鲑鱼，一见到时令蔬菜和肉食就厌恶不已。他们乘着轻便的双轮马车、被一群侍从簇拥着，动辄斥骂店主、撵走每个厨子，因为给他的鸡蛋不是成形以前的样子而暴跳如雷”。“尽管平民百姓那些辛苦供养他们花天酒地生活”，这种人“从来不会有任何一点平民百姓的思想观点”。

毕肖普对他的普通听众们说，这些士绅喜欢讲，他们是你们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同你们是一致的。是的，他引用埃德蒙·柏克曾用来表扬贵族的说辞说，“他们的确是你们的一部分”，就像“挡住了所有小树的阳光、并且用根茎吸吮养料的橡树也是树林的一部分”一样。“但是在论及到财富、出身、优越的头脑或更好的教育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像你们了。他们的政治条件与你们大相径庭，他们是统治者，而你们则是被统治的人。他们是高贵之人，而你们则是低贱之辈。”〔10〕

这些优等人大谈名誉和荣耀，可是他们却只注意“对他们个人有利的东西”。这些联邦党人空谈有活力的政府和国家的强大，但是他们说这些，只是为了时时榨取人民。他们用人民纳税的钱来支付这个政府每日42000美元的开销。他们使国债成了“每日例菜”。华盛顿特区“挥金如土，气势恢宏，开始与古巴比伦相媲美。它是你们钱财的无底洞”。毕肖普告诫人们说，要提防贵族们关于天才和荣耀的骗人的谎言，“一个把显赫高贵作为其目标的国家是永远不会自由的。”战争使绅士们成为盖世英雄，但是战争的代价却是普通人的鲜血和财产。“战争中，大人物并不冲锋陷阵，他们要么躲在内阁，要么在远处的山坡上，指挥血腥的厮杀。”只有“你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在双方的交战中浴血奋战。人们告诉我们海战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

为了海军将校们的荣耀奇勋，成千上万的士兵必得流血牺牲。水手或陆战队队员唯一能够获得的荣誉就是印在纸上的名字，而他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大腿严重骨折，由于截了肢，可能会痊愈”，几个月之后“在主桅楼上英勇作战，被链弹击成两段”。就在这个荣誉的鼓舞下，“我们高兴地宣布，尽管这次不是很成功，但是将军和军官们都斗志昂扬，‘牙买加’号正在被修理，他们将要重新面对敌人”。

毕肖普说，“都是些骗术谎言！这些就是你们的胜利纪念碑。”这是一位领先于自己的时代的人的强硬说法。毕肖普甚至把为战舰命名的举动称为“谎言的点缀”。〔11〕

在那个年代，毕肖普对贵族的攻击是最泼辣的，但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摇旗呐喊和助威，他的攻击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在共和国早期，北方的贵族处处受到言论的无情打击，攻击他们的人不但有像毕肖普那样上过耶鲁大学的离经叛道的绅士，而且更重要的还有数不胜数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当中有手工艺人、小商贩和商人，他们心中深埋着作为普通人与平民的被剥夺感和屈辱感，他们要报仇雪恨。贵族把这些人视为搞帮派、气量狭小、目光短浅又不开化的人，而他们对贵族的这一套已经深恶痛绝，除了对自己的领导之外，不愿再遵从任何人的政治领导。

1797年纽约的造船人乔治·沃纳为所有“商贩、技工以及社会上所有劳苦阶级”仗义执言。这些人长久以来认为自己“对国家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他们组织起了技工协会和民主—共和团体，最终他们逐渐成了共和党在北方的骨干力量。贵族们曾嘲笑他们，把他们贬为猪狗和乌合之众，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普林斯顿大学打鼾睡觉四年”。在他们不同凡响的讲演和文章的字里行间，手工业者、劳动者和各种各样新生的商人们向那些贵族发泄着他们压抑许久的争取平等的激愤。他们相互鼓励，“坚定不渝地大声疾呼，反对法官、律师、将校和其他诡计多端的人，未来将会是我们的天下”。他们要求人民“在选举中尽全力阻止一切才子、律师和富人们当选”。〔12〕在美国革命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普通平民层层剥去了北方贵族的虚伪矫饰的伪装，说这些人装腔作势，并且毫不留情地诋毁他们的统治能力。普通平民最后在美国改变了什么是绅士和政治领导人的含义。在对贵族统治，包括对杰斐逊的“天然贵族”的毁灭性打击中蕴含了真正的美国革命，它是对美国社会性质激进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那些年代里绝大多数抨击贵族的人与亚伯拉罕·毕肖普不同。他们不是离经叛道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而是手工业者、商人和普通群众。他们采取了与毕肖普不同的方针，他们大多不是像毕肖普那样，要表现贵族有何不同之处，不是要表现他们与普通百姓如何格格不入。相反，大多数人竭力要填平普通百姓和贵族之间的鸿沟，他们的目的是要强调这两个集团的相似之处，并由此暗暗地破坏士绅的自命不凡的感觉和他们的种种特权。为了做到这点，他们攻击绅士的优哉游哉的生活。在古典传统中，能成为绅士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绅士的赋闲生活，这种生活既给了士绅闲暇，又给了他们担任公职的责任。

赋闲生活意味着不必事必躬亲赚钱牟利，能否过这种生活多少年来一直是士绅与众不同的主要根源。正是这种赋闲生活使得士绅贵族能够超越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同时使士绅有义务在政府中服务，如果理想的话，不收任何薪金。在美国革命的几十年之后，这种赋闲生活被说成是游手好闲，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那些年这些批评的辛辣程度是英国或欧洲从未达到过的。他们在攻击贵族游手好闲的同时，提升了曾被贵族历来鄙视的劳动的意义和尊严。劳动价值的变化反过来也影响了传统贵族关于财产的含义。财产与私人所有的家产以及其所有者的权威的联系越来越少，而与生产和增加财富的劳动的联系越来越多了。例如，与那些实实在在耕耘和改良土地的人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相比，投机者和不在乡的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逐渐变得不那么合情合理了。赋予劳动的新道德价值意义远胜过人们对土地仅仅在是法律上的所有权。〔13〕

这些运动发展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没有人胆敢公然地或者自豪地宣称他不劳而获。歌颂劳动和贬低休闲的生活方式的理念不但使南方和它依靠畜奴制维持有闲生活的贵族比美国革命时期显得更加不伦不类，从而加深了国家南北两方的分离，而且这些发展对大多数美国人把自己看作劳动人民的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贵族悠闲生活的攻击早在革命前的辩论中就开始了。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威廉·亨利·德雷顿因为工人们缺乏人文教育而对技工们要求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置之不理。技工们对他的这种令人无法相信的做法迅速做出了反应。就像所有18世纪后期捍卫平等的人们一样，技工们开始求助于社会上几乎人皆有之的“天然的判断力”做文章。他们说，德雷顿似乎是缺少了他自己的那份判断力，这大概是由于“接生他的人动作粗鲁，把他的脑袋弄坏了”的缘故，而这种判断力的缺乏当然是“无法靠书本知识来弥补的”。手工业者尖刻地讽刺说，德雷顿先生“屈尊开恩允许我们在人类中容身”。然而，他们不仅仅只是人类的成员，他们说，他们实际上是“社会上最有用的人”。对“彬彬有礼的德雷顿先生”来说，这些话的分量很重。他一生的作为不过就是继承了一笔财富。他真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拥有一份不是获得的或可获得的田产而居功自夸吗”？假如德雷顿先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脑力或体力”来养活自己的话，他能做得到吗？难道他真“有本事从事任何一种需要知识和技能的行业吗”？也许他能当一个同印第安人做生意的驮马脚夫，或给某个技工当小工，或者“如果他举止得体的话”，做一个城市里的马车夫，挣点“微薄收入”。但是他永远也当不了木匠、鞋匠，或者当屠夫，尽管技工们“不能否认，当牛被分解后，他可能会设法弄一块死牛肉吃”。〔14〕

这些言论只是普通劳动者刚刚打响的头几枪，攻击贵族赋闲生活的猛烈炮火还在后面。这些工匠们曾承受着他们低贱的职业长久以来所受到的蔑视，努力去建立自己的自尊、承认自身的价值。由于我们是享受他们的民主翻身成果的后来人，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他们是如何艰苦卓绝地进行斗争的。他们要求平等的权利，而绅士们则处处对他们抱着怀疑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态度。〔15〕然而，在那些年宣传民主革命的活动中，他们保存并最终改变了美国文化。他们使贵族闲逸的生活变成了可耻的行为，把劳动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荣耀。

士绅们，尤其是南部的士绅，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那个不必像普通人那样劳动、远离经商、超越商业利益的古典共和标准。社会上人人都得劳动，如果他不劳动，那么他一定是出了毛病。事实上，生产劳动逐渐地等同于共和主义，而游手好闲等同于君主制。“君主制使赋闲的极少数人富甲天下，一言九鼎，使普通人沦为卑贱的地位，他们非常乐意用这种方式使自己现有的地位高于广大的劳动人民。”君主制使“朝臣们”、“尸位素餐的人”“为区区小役”而获“万贯家财”。可是共和制政府没有多余的闲官，“给的只是能换取他们的服务的不多的薪水”。〔16〕

在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派的共和党人，如马修·莱昂等人，把联邦派士绅列为在“游手好闲、奢侈放荡中”长大的人，而把自己同“社会勤劳的那部分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美国社会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的人，另一部分是“依赖社会积累的财富生活，他们不是用自己的劳动，而是靠自己或他们的祖先耍手腕和施诡计获取这些财富的”。〔17〕威廉·曼宁是一位没有上过学的新英格兰农夫，他用笔名“一劳动者”写作。他说，这场斗争是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进行的，斗争的界限是以“利益的明显差别”来划分的，一方是“靠劳动谋生的人”，另一方是“不劳而获的人”。那些不必干体力劳动人是“商人、医生、律师、牧师、哲学家和教师、法官和官员，及其诸如此类的人”。曼宁的文章有真情实感，不是某些绅士写的讽刺的小玩意儿。他写到，这些阶层的人一旦获得了“能立即产生优越感”的“闲逸的生活”，就会“聚在一起，万分地看不起劳动的人们”。虽然“他们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也不到人民的八分之一”，这些士绅有“空闲时间”和“心计”，可以相互结合和相互切磋。他们有权势“用各种手段”控制选民和政府。他们拉拢一些投票人，“答应给他们好处，例如做他们的主顾，或者帮助他们还债，或者帮助他们解决其他的困难, 或者帮助他们得到好的价钱，或者请客拉拢，或者让他们赊账，或者借给他们钱，或者给他们一点钱”，总之，只要他们“投某某人的票”，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对另一些投票人他们则百般威胁：“‘如果你不投某某人的票的话’，或者‘如果你投某某人的票的话’，‘你就要偿还欠我的债’，或者‘我有你好看的’——‘把你赶出我家’或者‘赶出我的农场’——‘我不再做你的顾客了’，等等。这些事情他们全都干过，可能还会再干。”这就是“少数人”如何对多数人施加影响的。

那些“不劳而获”的人（曼宁一再用这个词来形容士绅）操纵政府与法律，使它们“尽可能地多如牛毛，繁琐含糊”；控制报刊，使报价“尽可能地昂贵”；左右银行和信贷，以便使“货币稀少”，他们这么做主要是由于“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和收入主要是来自于由货币的票面价值来决定的利息、租金、薪金以及酬金等”，也就是说，他们是依靠私有资产生活的。除此之外，这些“少数人”还“总是推崇学费昂贵的大学、国家的专科学校和语法学校的优越之处，让不劳而获的人侧身其中，从而来加强他们一方的力量”。事实上，曼宁在1798年写到，“所有不劳而获的阶层的人大量增加，把生活奢侈、讲究穿着打扮当作时尚，与生产和劳动不挨边”。曼宁在他这个反对所有赋闲绅士的长篇讽刺文章的最后，相当得体地建议组建“一个‘劳工协会’，使它拥有近似于辛辛纳提协会那样众多的会员”。〔18〕

不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他们是如何的千差万别，但是所有以劳动为生的人都觉得他们自己是一个整体。我们也应该记得，绅士们素来愿意把所有以劳动为生的人混为一谈，都当作平民。沃尔特·布鲁斯特是康涅狄格州坎特伯雷的小鞋匠。克里斯托弗·莱芬维尔则是康涅狄格州诺威奇镇富裕的业主，他拥有好几家工厂和店铺，是镇上最大的雇主。绅士们甚至把他们这样境况迥然不同的人也视为同一类人。如果他们共同都有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卑贱感的话，像布鲁斯特和莱芬维尔这样的人会很自然地在政治运动中代表手工业者的利益结成联盟，也会很自然地把他们自己的“劳动者利益”同整个国家的“普遍的或共同的利益”看成是一致的。业主们与工人们在财产数量和工作范围方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代历史学家们常常对他们之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联盟以及相互的认同感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这种迷惑源自于过快地历史的进程的发展。尽管富有的资本家们与贫困的工人们之间最终产生了天壤之别，但是，在共和国建立的头几十年里，像莱芬维尔那样家大业大的工厂主与像布鲁斯特那样小门小户的工匠仍旧都一样仇视绅士阶层，从一开始就受到他们的羞辱和蔑视。贩卖骡马的商人约瑟夫·威廉斯去从事像布鲁斯特和莱芬维尔那样工匠和业主的政治事业也是毫不奇怪的。虽然威廉斯是诺威奇镇的首富（他曾威胁要把自己的生意迁出市镇，以此胁迫本镇给予他一个康涅狄格州议会的席位），而且，作为一个商人，他的利益也与工匠和业主们的利益不尽相同，但是他和他们都憎恨康涅狄格的联邦派贵族。〔19〕尽管家赀巨万的商人、小鞋匠和大的工厂主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从社会与心理学角度上看，他们却是同类。这种情况给那些歌颂英雄的劳动阶级、鄙视商人的现代历史学者们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在美国革命之后，所有这些工人和商人全都看到他们的天下将要到来，而且同杰斐逊的共和派一道对所有“不劳动的”绅士进行民主化的攻击。〔20〕

这种反对赋闲绅士的言论传播得非常广泛，甚至南部的蓄奴贵族也迫于形势，把自己同苦活累活及生产劳动联系在一起。由杰斐逊和麦迪逊领导的南方贵族担当了共和党的领导者，可是，在北方共和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都是非贵族，而是些农民、手工业者、业主以及强买强卖的生意人等。这种情况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大怪事。南方的种植园主们百般强调，他们同北方的普通劳动者都亲身参加生产劳动，这与那些北方联邦派的专业人士、银行家、投机商及有钱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这些人从未种过一粒谷，做过一件器物，依靠的是他们的私产和他人的劳动生活。用这种方式，南方的种植园主们把自己说成是同北方的普通劳动者是一致的。

当然，这种对生产劳动的称颂一旦产生，别人也会以蓄奴士绅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弗吉尼亚州的专业律师们正力图从业余的绅士律师们的手中夺回县法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也去指责贵族种植园主们“不以劳动为重”。这些四体不勤的士绅所做的事无外乎就是“学会如何打扮，如何跳舞，如何吸烟喝酒，如何信誓旦旦，如何赌博；狂热地寻求赛马场和斗鸡场上理性、优雅和仁慈的乐趣，而且在这个国家他们长久以来都是以拥有最好的赛马和斗鸡远近闻名”。然而，律师们也接着发现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批评：他们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寄生虫，是靠他人的担心和忧虑谋饭吃的。〔21〕

因而，毫不奇怪，早在1790年约翰·亚当斯就已得出了结论：“‘究竟谁应该劳动？’这个大问题将永远遗留下去，永无定论。”亚当斯本人则继续坚持维护少数士绅与多数平民百姓之间的传统的区分界限。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休闲，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绅士。“用于学习的闲暇时光必须只能是少数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政府官员的人数也必须永远是少之又少。”亚当斯非常热中于绅士和高级公职人员不做工的观点。在他乘船去欧洲赴任驻英公使的途中，他对“用泵排水的活不屑一顾，然而，为了消除迫在眉睫的沉船危险，其他的乘客却都在干这个活。他争辩说，这个活不适合有社会地位的人去做”。他宁愿冒溺水的危险，也不愿意失去做绅士的荣誉。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那些文化上的条条框框的威力有多么大。〔22〕

另一些人则得出结论说：至少在美国，人人都应该劳动。他们以此来回答亚当斯的“谁应该劳动”这一问题。绅士们发觉自己正处于越来越尴尬的境地。早在1792年，本杰明·拉什在他那本平淡无奇的书中透露了他对绅士赋闲问题的看法。他的看法极具破坏性，充满了讽刺挖苦的言语。他暗示，即使是对绅士们自己来说，绅士的传统特征是多么的强人所难。拉什注意到，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韦斯利曾严禁“他的传道士们去做绅士，甚至显得像个绅士”。“当我们想想绅士这个词在世上是受到何等的非难时，”拉什说，“他自然会提出如此建议。”

绅士出身的人不能劳动，……因此他要么靠举债为生，而且还是有借无还，要么是依赖社会或亲朋好友。绅士不能自己服侍自己，因而他的双手和腿脚就好似瘫痪了一般，毫无用处。假如一个商人变成了绅士，他很快就会宁愿失去五十个顾客，也不愿意扛着一样货物穿过马路。假如一个医生有机会成为绅士，他会宁愿患者死掉，也不愿给他甘油或对他进行放血治疗。假如是一个牧师，他将会失去他的热情。假如一个小商贩碰巧成了绅士，他的生意就会败落，他要招待应酬人们，要去建一座乡间的别墅，要以赊账的方式卖给绅士们货物，以期进入绅士们的圈子，并得到他们的善待。总而言之，要作为绅士就必须厌恶伤害、打斗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而且还要去掉诅咒、酗酒、欠债、生私生子等等恶习。这样做，没有什么丢脸的事，但是他们来来往往的尽是谎言，因为不论绅士们如何假充作言而有信的人，他们实际是世上最大的骗子。他们对他们的债主撒谎，对他们的情妇撒谎，对他们的父亲或妻子撒谎，或对公众撒谎。

拉什在他的讽刺文章中得出结论说，不论男人或女人，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应该劳动。〔23〕

传统上绅士们认为，赋闲生活，即不必为牟利而去操劳，是做绅士的一个必备条件。然而，这种“不必靠辛勤劳动来糊口”的绅士现在却被说成是依赖“本分的农民和工人的劳动”生活。他们的“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建筑在“他人的辛苦劳作”的基础上的。那些“不劳动，却享受劳动的成果，享受荣华富贵”的绅士们是无权像过去那样“对一切法案和法律行使最后的决定权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共同利益相去甚远”。即使是在贵族化的南卡罗来纳州，古典的共和思想关于应由富裕和赋闲、“不收任何报酬”的绅士来当政的要求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嘲笑。人们说：“家财万贯鲜与纯洁和公正的美德相联。”〔24〕

到19世纪前期，人们已经广泛地把某些有用的行业的劳动当成是获取名望的新来源。事实上，能工巧匠们和梳棉机的发明者们现在受到了社会和公众的喝彩与欢呼，而这些喝彩与欢呼传统上本应非政府的领导者莫属的。〔25〕这种现状令因循守旧的人十分懊恼。哲学家和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为了19世纪工匠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一个英雄。在这方面深受大众喜爱的传记作家帕森·威姆斯助了一臂之力。虽然从传统的意义来说，富兰克林从42岁起就没有再劳动过一天，而且他承袭了18世纪士绅的价值观，但是，由于他曾当过印刷工，他无疑是最容易塑造为劳动者象征的建国领袖。然而，即便是贵族气质十足的乔治·华盛顿也难以避开这种新的文化大兵压境之势。威姆斯也把华盛顿歌颂成同普通工人一样勤劳的人，在这一过程中，威姆斯帮助扩展和改变了劳动旧有的含义。从传统意义上看，华盛顿曾是在自己的农场发号施令的农场主，但是没有亲自动手劳动过。可是对威姆斯来说，在农场上行使权威现在就是等同于劳动，而且被当作劳动来称颂。他确实写到：“这位伟人一生所有的令人钦佩的高贵品质中，最值得我们效仿的品质是可敬的勤奋精神。”华盛顿“突出地展现了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黎明即起，整日工作，这是他富有和功成名就的秘诀。他在“太阳初升时就上马工作了”，他从不懈怠懒惰；“华盛顿是最严格遵守工作时间的人，这是他成功经管浩繁事务所必需的。在这方面，人人甘拜下风。”“不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周围的人都不允许吃闲饭。”在威姆斯看来，游手好闲是“罪大恶极的”。威姆斯是面对正在崛起的企业家、商人和其他急于进取的新生代讲话的，他急切地要在“充满谎言的国土上”摧毁“一种在某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劳动是低贱的事，只有穷人和奴隶才配做这种事，绅士只应讲究吃穿享乐’的这种观念”。他激励所有可能读到他这本书的年轻人，“虽然你出身卑贱，虽然你囊空如洗，但是你还是要心想华盛顿，还是要胸怀希望。”〔26〕

现在人们在“游手好闲、一无是处的”绅士与“进行生产劳动的阶级”之间、在“有学识和钱财的人”与“努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并使孩子受到教育的自由劳动者”之间习惯地划出了分水岭，那些想要在政界谋求发展的绅士们发现，用传统的士绅的措辞来为赋闲生活辩护几近枉费心机。〔27〕难怪像爱德华·埃弗雷特这样的准贵族恳求所谓的劳动者各方相信以前的赋闲的绅士们也都是劳动者。甚至狄摩西尼、凯撒、培根、牛顿、富兰克林、华盛顿和拿破仑通通都是“吃苦耐劳的人”。埃弗雷特连篇累牍地宣讲，一切价值尽在劳动之中。人是一种劳动的生物。“劳动是他的宿命，是他的天性。”埃弗雷特写到，“幸福诀窍”并不是像英国的一个文学人物“德鲁兹”曾说的那样，是优哉游哉；相反，幸福的奥秘在于勤劳，把自己投身到事业中去，即便是做赚钱牟利的生意也好。因此，埃弗雷特说，在19世纪20年代组建的各种新的劳动者组织不像其他的人为的、昙花一现似的发明，他们注定要“永无尽期”地存在下去，因为他们的“首要准则就存在于我们的天性之中。”至少是在美国，这些劳动者组织不得不包括社会上任何一位诚实工作的人。这里的任何一位人既是指绅士、专业技术人士，也指工匠和普通劳动者。“就拿一位专职的杰出律师例子来说吧。”埃弗雷特说，“他整天都在事务所里，为顾客提供咨询，常常是有关私人事务最枯燥乏味的鸡毛蒜皮的琐事，或者是在法庭上就千篇一律的案子进行辩论。”他并不比技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事实上，“律师、医生、牧师以及公职人员、有钱的资本家、商人等”全都“承担着生活的各种重任”。从这一方面讲，“从事体力劳动的最卑微的劳动者”与富兰克林、牛顿或莎士比亚这样聪慧的天才们之间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一切劳动者，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绅士，“尽管他们的职业各异”，都是用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双手进行着劳动，这一点因而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埃弗雷特在他那些讲演和文章中大胆轻松地抹掉了世代相传的差别，至少说这也是个惊人之举。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文学与理工的区别、赋闲的少数人与劳苦大众的区别、为公众工作与为牟利工作的区别——所有这些古典的壁垒现在不经意间灰飞烟灭，转化成了一个阵营。结果，埃弗雷特争论说，社会上每位诚实的劳动者，包括像埃弗雷特这样的知名绅士都“有权享有社会每个成员良好的伙伴关系；……所有人都是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而且……由于只有一种利益集团，故而在那些部分之间应该只有一种情感。”〔28〕

尽管在这些岁月里西方世界的各地都在看重劳动的价值，但是混淆有闲士绅与普通劳动者自古有之的界限的做法在美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进行得更加深入。像托克维尔、迈克尔·谢瓦利埃以及弗朗西斯·格伦德等异国的来访者们都对他们在合众国，至少是在南部之外的地方的所见所闻感到惊讶。格伦德说，美国之所以繁荣的秘诀就在于它对劳动的赞誉。独在美国，劳动完全失去了以往卑下的含义，而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只有在美国，“勤劳……才是光荣的，四体不勤是可耻的”。谢瓦利埃说，在像诸如辛辛那提那样的一些城市里，“无业只是坐享其祖上遗产，或者依靠自己早年经营赚下的家业而生活的有闲阶级”的成员几乎难寻踪影。诚然，有“很多拥有一万美元或更多财富的有钱人”，可是，这些富人即便曾非常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赞扬劳动鞭挞懒散的文化氛围也使得他们无法去过闲散的生活。谢瓦利埃说，在美国北方各地，人们有“一种对劳动持续不断、日益增长的热诚”。在英国，商人在一天的时间里，只在上午工作，其余的时间作为一个绅士，消遣娱乐。可是“北部和西北部的美国人成年累月都要工作，他的性格为合众国创下新风，他永远是上午的英国人”。〔29〕

托克维尔也得出了同样惊人的结论。他说，在美国“人人都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并且断定，“工作是所有人必需、自然纯真的本色”。最让托克维尔吃惊的是，美国人不仅认为“工作”本身是“光荣的”，而且认为“专门是为赚钱的工作”也是“光荣的”。在欧洲，绅士们向来鄙视“谋利的工作”。在那里，由不怀私利的有闲贵族担任政治领袖的古典共和传统依然十分鲜活。在欧洲，“几乎每个官员都宣称自己是不怀私利动机而是为国家服务的。他们的薪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他们总是假装不屑一顾的样子。”但是在美国，公务和获利“明显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谢瓦利埃观察到，在美国人的头脑中“服务的观念与薪水是如此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年历上看到高低不等的报酬与公职的一览表排在一起是件很平常的事”。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感受到了平等。就像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平等给予了美国人在他们的繁忙的生活里无论是怎样的满足感：它“每日都给人人馈送洋洋洒洒的些许欢乐”。托克维尔说，由于人们彼此都同样劳动赚钱，因此没有谁，包括仆役们，非得“因劳动而感到自惭”。就连一国的总统都要“干活赚薪水”，谁还会因靠劳动获得报酬而被耻笑呢？〔30〕

我们通常并未对这些外来者对美国人的劳动的评论给予相应的重视，因为我们并未真正了解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行动的深度。他们推翻了贵族赋闲和担任领袖的古老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赞颂“劳动的尊严与不可或缺性，这对每个公民都是如此”（爱默生语）。〔31〕

能把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同欧洲人分开的莫过于他们对劳动的看法和美国的人人都要劳动的平等观念。与其著名的联邦派父亲同名的塞奇威克·西奥多写到，在美国“没有固定的工作或职业是不体面的”。虽然各处都有休闲的个人，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不必劳动的阶级”。塞奇威克下结论说，“从最好和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合众国的大多数人民真的都是劳动人民”。由于人人都声称自己劳动，而且劳动阶级对人人开放，所以在美国一个社会党的运动没有得到发展是不足为怪的。在美国似乎人人都得有职业，从1820年的人口普查开始，每个成年男性都要被问及其职业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劳动者，所有的活动，包括担任公职，都被说成是谋生，这是一种把上下阶层肆意拉平的举动。这种举动前无古人，在现代世界也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如法炮制。难怪当一个美国人询问一个欧洲来客的职业并被告之是公爵时，他竟会说：“是公爵！我想知道他干什么来谋生呢？”〔32〕

在“体力”与“非体力”劳动之间，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以及在“蓝领”与“白领”工人之间将会在未来划出新的界限。但是所有为社会做出有益贡献的人都同样被当作劳动者。因为每一位自由的美国人都被认为是从事着某项工作，并以此获取报酬，在这种程度上每一位自由的美国人都是平等的。〔33〕

注释

〔*〕美国内战前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

〔1〕Abraham 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 An Oration on the Extent and Power of Political Delusion...（1801年奥尔巴尼版），第34页，第35页。

〔2〕[David Daggart]: Three Letters to Abraham Bishop...（1800年哈特福德版），第3页。

〔3〕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28页，第31页，第32页，第46页，第47页。Bishop: Proofs of Conspiracy,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802年哈特福德版），第29页。Bishop: Oration Delivered in Wallingford, on the 11th of March 1801，before the Republicans of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1801年纽黑文版），第59页。

〔4〕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30页。

〔5〕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v页，第30—31页。Bishop: Proofs of Conspiracy，第19—20页。

〔6〕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18页，第28—29页。Bishop: Proofs of conspiracy，第26页。

〔7〕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8页，第5页，第40页。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38页。

〔8〕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32页，第41页，第40页。Bishop: Proofs of Conspiracy，第27页。

〔9〕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v页。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8页，第35页，第32页。

〔10〕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8页，第61—62页，第34页。伯克把贵族大家族赞颂成“是巨大的橡树，荫蔽一方，并且一代一代地传递着恩泽”，他的这句话出自1772年他那封写给里士蒙公爵的信。转引自Isaac Kramnick: The Rage of Edmund Burke: Portrait of an Ambivalent Conservative（1977年纽约版），第4—5页。

〔11〕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v页，第76页。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62页，第15—16页，第18页，第19页，第21页。

〔12〕George Warner: Mean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Political Liberty: An Oration Delivered in the New Dutch Church, on the Fourth of July, 1797...（1797年纽约版），第13—14页。Alfred Young:"The Mechanics and the Jeffersonians: New York，1789—1801,"见Labor History，第5期（1964年），第274页。Donald H. Stewart: The Opposition Press of the Federalist Period（1969年奥尔巴尼版），第389页。Richard E. Ellis: Jeffersonian Crisis: Courts and Politics in the Young Republic（1971年纽约版），第173页。

〔13〕Taylor: Liberty Men and Great Proprietors，第24—29页。

〔14〕Drayton: Letters of Freeman, Weir编，第111—112页，第113页。

〔15〕Harold B. Rock: Artisans of the New Republic: The Tradesman of New York City in the Age of Jefferson（1979年纽约版），第50页，尤其参见第5—7页，第53—57页。

〔16〕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54页。

〔17〕Austin: Matthew Lyon，第74页，第67页。Stewart: Opposition Press，第390页。

〔18〕Samuel Eliot Morison编：“William Manning's ‘The key of Libberty（原文如此。——译者）’，”见WMQ，第3辑，第13期（1956年），第202—254页。

〔19〕James P. Walsh:"‘Mechanics and Citizens’: The Connecticut Artisan Protest of 1792"，见WMQ，第3辑，第62期（1985年），第66—89页。

〔20〕Stuart M. Blum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Social Experience in the American City, 1760—1900（1989年英国剑桥版），第33—34页。正如布鲁曼指出的那样，我们之所以对18世纪后期的社会现实感到困惑不解，大多是由于我们无法理解士绅同所有依靠劳动为生的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有多大。这些普通人既包括中产阶级也包括穷人。

〔21〕A. G. Roeber: Faithful Magistrates and Republican Lawyers: Creators of Virginia Legal Culture, 1680—1810（198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47页，第251页。Ruth Bogin: Abraham Clark and the Quest for Equality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1774—1794（1982年新泽西州东不伦瑞克版），第32页。Austin: Matthew Lyon，第64页。

〔22〕[John Adams]: Discourses on Davila: A Series of Papers on Political History（1790年）（1973年纽约版），第91页。Antonio Pace编: Luigi Castiglioni's Viaggio: Trav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1785—1787（1983年锡拉丘兹版），第335页。

〔23〕Corner编：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Rush，第225页。

〔24〕Bogin: Abraham Clark，第32页。Bishop: Proofs of Conspiracy，第20页。Jerome J. Nadelhaft:"‘The Snarls of Invidious Animal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South Carolina"，见Ronald Hoffman和Peter J. Albert编：Sovereign States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1981年夏洛茨维尔版），第77页。

〔25〕Port Folio，第3辑，第4期（1810年），第571—572页。

〔26〕Mason L. Weems: The Life of Washington（1809年），Marcus Cunliffe编（1962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03—214页。

〔27〕[Samuel Blodget]: Economica: A Statistical Manu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06年华盛顿特区版），第4页。Nowal Neil Luxon: Niles' Weekly Register: News Magazin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47年巴吞鲁日版），第37—38页。

〔28〕Everett:"Lecture on the Workingmen's Party"（1830年），“Advantage of Knowledge to Workingmen"（1831年），Orations and Speeches on Various Occasions，第2版（1850年波士顿版），第285页，第287页，第320页，第292页，第294页，第303页。North American Review，第27期（1828年），第115页。

〔29〕Francis J. Grund: The Americans, in Their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1837年波士顿版），第157页。Michael 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tters on North America（1836年），John William Ward编（1967年马萨诸塞州格罗塞斯特版），第201—202页。

〔30〕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J. P. Mayer编（1969年纽约版），第1卷，第373页；第2卷，第550—551页。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rd编，第284页。

〔31〕Emerson:"The American Scholar,"见Brooks Atkinson编：The 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of Ralph Waldo Emerson（1940年纽约版），第55页。

〔32〕Sedgwick，转引自Marvin Meyers: The Jacksonian Persuasion: Politics and Belief（1957年斯坦福版），第174—175页。James Fenimore Cooper: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 Picked Up by a Travelling Bachelor（1828年），（1963年纽约版），第1卷，第161页注释部分。

〔33〕Stuart M. Blumin:"The Hypothesis of Middle-Class Form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 Critique and Some Proposals"，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0期（1985年），第316—317页。

第十六章　民主化任职

自美国革命伊始，美国绅士在赋闲和与利益集团无涉这一方面是不堪一击的。因为对大多数绅士来说，至少是对北方的绅士来说，他们的赋闲生活有些欺世盗名之嫌：他们从未拥有过足够的维持闲居生活的资产和收入去维护他们那种不必为生活操劳的古典形象。在18世纪的美国，绅士们一直很难为公众做出这些个人牺牲，而到了美国革命期间就变得尤为困难。人们指望他们去充实军队，担任军官，而他们的薪水还不到英军军官的一半，可是他们却要自己负担自己的口粮、服装和装备。国会的议员们也不比军官们富裕，许多人，尤其是“家境一般”的人不断抱怨公职的负担太重，三番五次地要求卸掉这些包袱，以便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奔忙。绅士们还不适应这些占用了他们全部时间和精力的公职。他们很快就断定：“爱国主义这一行与开业律师这一职业格格不入。”马里兰州的托马斯·斯通在1778年从国会退出，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放弃挂牌做律师的工作的话，我就无法像每位代表应做的那样自始至终地出席国会会议”。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艾尔德尔担心，他怎样既能辞掉没有报酬的职务，又不损害自己名声，最后在1776年，由于“可恶的贫困”，他不得不拒绝再次入选国会。为了避难或休养从国家的公职上暂时脱离政务和避开社会混乱是可以被接受的传统做法。但是美国的政界领导人们，特别是在北方的领导人们，不得不接连不断地隐退。他们不是为了在乡村幽静的地方消遣放松，而是在城市里从事繁忙又繁重的律师工作来赚钱。〔1〕

因此从1776年开始，那些未来的官员们发现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既要催促共和政府支付薪水，又要要求政府不断地增加薪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破坏了已延续长达2000年之久贵族式为社会服务的古典传统。在理想的共和世界里，政府官员应该不计报酬地服务。从公职上收取报酬有谋私利之嫌，玷污了官员们的美德。这也就是为什么激进的宾夕法尼亚州的1776年宪法废除了政府中一切的“有利可图的职位”。这个宪法宣布，不需要这些职位，因为这些职位“在民众中的占有者和觊觎者中间、宗派之间、你争我夺的竞争中、在腐败以及混乱中，制造不适于自由人的依附关系与奴性”。宾夕法尼亚宪法给公仆们“合理的补助”以替代从官职牟利；如果那种补助吸引了太多的求职者的话，那么立法机构就不得不减少补助。正是出于同样的共和式的理由，华盛顿才急切地希望不要付给他总司令的薪水。托马斯·杰斐逊一直到死都在维护着做官的古典观念，即与他所谓的“罗马原则”相一致的任职观念。他说，“在高尚的政府中……公职是，也应该是，被任命到这些岗位上的人的负担。尽管他们已预见到这些职位将给他们带来繁重的工作负担和个人巨大的损失，但是拒绝上任是错误的。”为公服务带来的“既不是实惠，也不是幸福。它只是与家人和个人事务咫尺天涯的光荣流放”。〔2〕

杰斐逊从来不是把自己的个人幸福置于社会责任之上的人。〔3〕可是他还有一个大庄园和几百名奴隶供养着他。而其他绅士的处境，包括大多数的联邦党人的处境，并没有他这般优越。由于能有杰斐逊那样家产或像华盛顿那样有所顾忌的准官员并不多见，所以绅士们不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给其官员们更高的薪水。莫里斯总督在1778年说，如果薪水不提高的话，那么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就一目了然了：“拥有可以为共同的事业牺牲得起数千美元的家产”的人将被当选。〔4〕

然而，是不是人们，包括最富有的人在内，就应该做出如此的牺牲呢？莫里斯在那一个时期有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他竭力想使公众领袖把公正无私的古典传统同谋生的个人需要结合到一起。他说出了绅士们普遍的牢骚，他写到，“人们为政治事业而消耗自己的家财”。人们这么做是出于“个人的考虑”呢，还是出于要增进公共利益之心？如果他们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这样做的话，“他们为此而牺牲家庭的生活费用合理吗？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有待回答：对自己的私事兢兢业业难道就不会带来同样多的（公共）利益吗？”莫里斯最后的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薪水之争的范围，他把整个古典共和传统的基础挖出来了。一个竟然能够提出如此问题的贵族阶层真是气数已尽了。〔5〕

约翰·亚当斯依然是脾气火爆、坦率诚实，他也愿意公开地向曾支配华盛顿去拒绝接受公薪的古典的共和传统进行挑战。在他18世纪80年代中期写给英国的激进派约翰·杰布的几封书信中，亚当斯以在那个革命时代前所未有的勇气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官员们的薪水问题。亚当斯说，杰布似乎赞同戴维·休谟在其论及完美的国家的文章中的观点。尽管休谟确实认为应付给像秘书、顾问和大使一类的行政官员薪水，但是他还是认为不应当支付众议员、官员和参议员薪金。然而，亚当斯不喜欢对薪水实行任何限制，他否认公职人员接受报酬是违反共和原则的行为。他说，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取消有偿公职的做法是错误的。宾夕法尼亚人担心的不应该是公职的“合法与诚实的报酬”，而应该担心的是“特权之所得、庇护及滥用职权。这些才是罪恶”。如果“你们立法，规定没有足够私人收入来维持自己及家人基本生活”的人不许担任公职，那么其结果将是“所有的公职将会为富人所垄断，穷人和中产阶层将被排斥在外，贵族专制将会随之而来”。亚当斯非常清楚，“‘公正无私’这个词激起了人民的热情，使他们头脑发热。”这个词是古典共和信念的核心，也是启蒙的英国和法国哲学家们观点的核心。但是，亚当斯在18世纪80年代明白无误地拒绝承认革命的理想时曾说，这种依赖高尚的领袖人物的做法是大错而特错的。“他们只是凤毛麟角！”大概历史上每500年才会出现一位真正公正无私的人物，可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却是“每年有2000起貌似为公实则谋私的事例”。不论如何，“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足够”公正无私的人物“来担任所有必要的公职，由于人民可能会依赖公正无私的人，那么假扮公正无私的虚伪矫饰行为将会出现来欺骗他们，而与美德为民谋利的事例相比，这种欺骗行为则是更加频繁。”〔6〕

华盛顿拒绝接受作为总司令的薪金，他在1783年从公共生活中隐退，令人肃然起敬和使他名声大噪。但这两件事都激起了亚当斯的无比愤怒，这也是为什么他写给杰布的信措辞激烈的缘故。亚当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他问到，一个官员主动不要任何报酬为人民服务，这意味着什么？由于无偿的服务“从来都会使大众冲昏头脑”，那么当拒绝接受薪金时，华盛顿以为自己在做什么？他期望人民对他感恩戴德吗？亚当斯暗示说，感恩之心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人际关系的基础。虽然感激之心曾一直为古代具有共和思想的人所看重，但是，对亚当斯来说，它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阵阵感激之声已使越来越多的人疯狂，感激的作用强于任何其他事物，使世上建立了更多的专制体制。”他的结论是清清楚楚的，“每位公职人员都应依照其服务而得到诚实的报酬”，从而公职的基础将会是公正无私，而不是感恩戴德。亚当斯甚至也无心容忍华盛顿在1783年12月的隐退和宣布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举动。他说，毋庸置疑，“进行革命并不是为提高某个人的声望，书写历史崇高的一页”。为什么人们需要对华盛顿的隐退大造声势呢？“为什么？这种需求意味着什么？……他必得隐退这个想法中难道不是含有他继续从政将对公众很危险的意思吗，含有一种他可能会变得野心勃勃的嫉妒心理吗？难道它不是含有更使人羞辱的意思吗？……即有一种拥戴他为国王的危险吗？”如果华盛顿也像革命的将军们那样接受薪金的话，所有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本应该像他们一样被支付薪金，而且人民也应该有自己强烈的尊严，不能容忍任何人为他们无偿地服务。”亚当斯接着说，“各种官职应该给予和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各行各业、或农业一样的应得的生活费用，以及一样毫不含糊的独立性”，他没有说透他的话的全部含义，那就是官员们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谋生。〔7〕

支付薪水毫无疑问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官员的性质，而且使他们不再是道德高尚的领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阿贝·马布利那样的哲学家们会如此愤怒地反对革命的各州宪法里为官员们提供薪水的条款的原因。詹姆斯·洛弗尔曾是波士顿一所学校的校长，他没有能够维持赋闲生活的财产。1781年，作为马萨诸塞州在十三州邦联议会的代表，他朦胧地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所蕴藏的意义。洛弗尔问到，为什么公职不应该像神职或教书等任何其他职业那样是一个有偿的职业呢？“在这里当代表，并以此来谋生是不是比在教堂做事或学院做事来谋生更有罪呢？当我以此谋生时，我不认为这是罪恶。”〔8〕然而，把公职仅仅当成是一种赚钱谋生的职业的做法远远背离了古典的共和主义的思想，这种做法甚至暗示了利益集团实际参政的可能性。

革命者的共和主义理想与他们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此时最让人们茅塞顿开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在6月2日，本杰明·富兰克林提议，行政部门的成员们“不应因其工作而收取任何薪金、津贴、酬金或者是奖金等”。这就把这个问题尽可能地赤裸裸地提出来了，制宪会议对这个提议的反应也向我们充分地展示了美国古典的共和主义传统正在经历的变化。

81岁的富兰克林强烈反对为在政府工作的人支付薪金，并为此写了一份发言，由詹姆斯·威尔逊代读。他说，从薪金中节省资金不是他的目的，他希望防止的是由薪金产生出来的罪恶。假如政府为行政官员们支付薪水，那么它将会吸引错误人选，也就是那些“胆大妄为的人，以及干劲十足、不屈不挠地追求个人私利的人”去做官。富兰克林说，“如果把荣誉的职位都变成了谋利的场所”，我们将会“播种争斗、帮派和混乱的种子”。这位老人意识到，有些人可能会想：“这是乌托邦的想法，如果不付给他们优厚的薪水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得到能在行政部门为我们服务的人。”但是，他说，英、法两国的乡绅和贵族就是毫无报酬地承担起公职的。华盛顿将军不也曾经统帅军队“8年整，没有接受一分一厘的薪金吗”？这些“榜样表明，做好事和为祖国效力的快乐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敬意就是足够的动机，使人们想去为公众牺牲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而不带有低下的利欲熏心的动机”。他说，美国当然有足够多的这种不为私欲所动的人才。

19世纪，人们把富兰克林看成是一个美国资产阶级人物，但是富兰克林作为建国领袖在制宪会议上却关心的是这些贵族化领导的古典观念。这至少可以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然而，事实上，18世纪的富兰克林岂止是建国领导人中贵族思想最浓厚的一个人，他还是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也是最有能力无偿承担公职服务的人之一。

大多数代表们并不是像富兰克林那样富裕，所以富兰克林的提议使他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在内心里明白，这位老人是对的，他讲出了与私利无涉地担任公职这样一个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塞罗的时代，他们现在仍然在口头上支持这个传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在18世纪后期的美国，对于大多数绅士来说，在政府中服务而不要任何报酬这种做法再也不可能实行了。“接下来没有任何辩论”，麦迪逊干巴巴地记下了几句话，富兰克林的动议被搁置下来。“动议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但是与其说是出于任何对其有益性和可行性的信服，不如说是出于对其提议人的尊敬。”〔9〕

富兰克林对行政部门的提议寿终正寝，这预示着其余的联邦官员将能得到某种薪水。但是，仍然还有那些南卡罗来纳州像皮尔斯·巴特勒和约翰·拉特利奇那样的富翁们，他们提议至少参议院里的贵族成员“不应有资格收取服务的薪水或报酬”。但是这个提议被否决了，7个州反对，3个州赞成，1个州内部意见不一。〔10〕

在最后，制宪会议为所有国家官员提供报酬，但是具体的数额则由国会决定。对那个时代来说，提供报酬这件事本身就是十分激进的：国会议员们直到1911年才收到薪金。1789年春季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很容易就为别的政府部门的人员制定了薪酬标准，但是为自己制定薪金的多少却遇到了麻烦。麦迪逊由于已经声称，由国会自己来决定自己的薪金的做法是“不正当的，有可能在将来证明是危险的”，所以这个问题在制宪会议上就曾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不论如何，众议院在一开始就同意众议员和参议员每人每天6美元。但是，有些人，其中包括麦迪逊和许多参议员认为，参议员应该比众议员得到更多的薪水。否则，麦迪逊说，年长的、有能力的人，即“一流的人才”，很有可能更愿意不再从事参议院的工作，而隐退回家，从而造成参议院“江河日下，变成滥竽充数、形同虚设的机构”。因而，有人提议把众议员的薪水降到每天5美元，但是这个建议被大多数人给否决了。宾夕法尼亚的弗雷德里克·穆伦贝尔格成为众议院的议长，他在家里对一位记者说，只要国会仍然在纽约城开会，众议员们就不可能接受任何削减他们的薪金的做法：他写道：“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要为每样东西付出多么高的价钱。”〔11〕

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参议院的成员却争辩说，他们应该比众议员们得到更高的薪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拉尔夫·伊泽德争论说，参议员们需要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他们的尊严和地位；毕竟，他那个州原来的殖民地议会的代表们每人每年还有600英镑，这笔钱使他们能“像绅士一般生活”。伊泽德的同事皮尔斯·巴特勒声称拥有爱尔兰的贵族头衔。他也接着挺身而出，对所有这些在钱财上沸沸扬扬的争论表达了贵族式的蔑视。他说：“参议院的议员不但应该有可观的收入，而且应该全都花光……参议院的成员把自己的哪怕一分一厘的薪水拿回家都是丑恶可耻的。”他最好是“把钱散给穷人”。〔12〕

经过数月“参、众两院之间”就他们各自的报酬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了无数回合”之后（“这是个人人要坚持到底的一场考验……是个是否能得到温饱生活的功夫上的磨练”），国会最终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们每人每天都提供6美元的薪金。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威廉·麦克莱对这种吵吵嚷嚷地要求薪水和公职有偿服务的做法表示怀疑。他在1790年5月说：“上一届国会的精神实际上是使公职有利于一些人，是使个人有所得，而不考虑社会或节约开销。”〔13〕然而，所有这些为国会议员们以及为其他联邦政府的职位提供的薪水并不能满足许多准绅士们的需要。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是些基础不牢固的贵族，他们不断地抱怨，“我们的公务员们经年不足温饱，丢尽了脸面”。费希尔·艾姆斯认为：“薪水的数目应该足以调动有才能的人去从事服务。支付低于这个数目的薪水则为吝啬，也是不明智的。”他说，有能力的人将不会去承担社会的负担，或者用奥利弗·沃尔科特的话来说，“优秀的才能需要市场的高价来购买。”他的这句话的本身就否定了公职服务的古典传统。确实，尽管有非常多的人申请联邦政府的中、下层职位，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中期，要填补最高层的职位空缺却是困难重重。在1795年，威廉·史密斯在众议院批评说，杰斐逊、汉密尔顿和亨利·诺克斯等都从内阁辞职了，“主要就是由于一个原因，薪水太少”。虽然杰斐逊辞职的原因并不在于此，但是诺克斯与汉密尔顿却很难用他们的政府薪金来维持绅士的生活水平。〔14〕

到19世纪初期，担任政府公职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正在失去意义。如果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且追求私利又是公共利益的真正根源，那么去指望人们无偿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承担社会的责任无异于愚迷不悟。1800年纽约州的一篇报道批评了依赖公民个人在政府中无偿服务的旧的共和观点，切中了它有悖时代精神的要害。表面上，这种依赖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似乎是既经济实惠，又显示了为社会服务的无私热情”。但是实际上，这种统治模式并不成功。这种做法是回避责任。“没有专人注定要承担的负担，从一个人的肩上推卸到另一个人的肩上，直到最后它完全被搁置在一边。由于没有收取薪水，所以没有人认为他自己要为人们普遍关心的目标而非得牺牲他自己的私利不可。”〔15〕到那时为止，美国人已经抛弃了公职是有闲贵族承担的责任这个年代悠远的传统。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社会不能再指望人们为了公众去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和钱财，即牺牲他们的个人利益了。公职再也不能被认为只是优秀的绅士们有义务承受的负担了。它再也不是绅士们仅仅做好准备只等待命赴任的位置了。它也再不是一个绅士先前置下的社会财富和权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了。如果要说它是什么的话，公职在美国已经成为获得那种财富和权威的源泉了。〔16〕

在《宪法》制定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反联邦党人关于政府中实际代表制或者是利益代表制的概念，也就是威廉·芬德利的代表制的概念，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如果不是到了众口一词的地步的话，在现实中也是占了上风。建国领袖们的精神世界，一个可以回溯到2000年前的世界急转直下，遭到了破坏。

人们以前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不再是正确的了，许多共和国早期的美国人或是多少不情愿地、或是多少积极主动地开始相信了这一点。政府官员不再扮演仲裁人的角色，他们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超越相互竞争的市场利益来公正无私地判断什么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事情了。当选的官员们势必会把社会上局部和地方的利益、甚至把他们自己的利益带进了政府的工作中。党派的门户之见和政党之争在政治上都成了合法的活动。所有成年白人男子，不论他们是否拥有财产，是否独立都将有选举权。到1825年除罗得岛、弗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之外，所有各州的成年白人男子都获得了普选权。

这些新思想、新做法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普通人更多地参与了政治。如果人们都是一样的话，权利平等，利害关系平等，那么就不存在拥有特别资格的绅士，即那些能不为私利所动、站在公正的立场，超越整个社会的绅士。所有的人均是同样的人，都是普通人，而且也是由普通人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民主。

事实也是如此。早在19世纪的头十年，对许多像著名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本杰明·拉特罗布那样的绅士来说，那恰恰正是美国的民主制。他在1806年给意大利的爱国者菲利浦·马泽伊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札。他的信告诉我们，托克维尔后来描述的民主世界当时已经呈现出来。拉特罗布解释到：“在联邦宪法正式通过之后，所有各州普选权扩展到大多数成年男性公民身上，普选权的扩展植下了一粒种子，它逐渐生根发芽，把切切实实的民主制及政治平等散布到整个联邦的各个角落。没有任何疑问，我们国家的这种形势带来了也许是任何一个民族曾享受过的最大的幸福。”但是，他说，代价也是高昂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参加劳动，所以“在我们这些大多数公民中间将难以寻找到那些需要财力和闲暇才能制作出来的艺术品和精致文雅的作品”。

一些现象使外来者印象非常深刻，其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多数人缺乏知识、不懂科学。不论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还是各州的立法机构的代表们都是由大多数没有学问的人选举出来的。例如，我们从费城及其附近的地区选送到议会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文化人。确实有一个人是律师，但他是个无名小辈。另外一个是个优秀的数学家，可是选举他时，他是银行的职员。其余的人都是些朴素的农夫。邻县的代表是个铁匠，河对岸的代表是个屠夫。我们的州立法机构没有一位才智超人的代表。事实是，博学多才实际上会引发人们的不信任感，世间的经验也许不会让人们去信任天才人物……除了在我们的大城市之外，这种所谓的粗人占多数的政府甚至压制有良好礼仪教化的理想的阶层。只有在这些依赖商业活动和挤满了外来者的大城市里，所谓的绅士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这种差别使不同的人组成了不同的圈子……而在费城，这种差别甚至几乎也消失了，那些希望差别消失的人已经早早地把自己同当时穿着讲究阶层的人分开了。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人们有着种种共同和普遍的好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对有教养的人，对文人，对热爱艺术的人来说，这种粗人当政的现象呈现出来的却是一幅令人伤感的画面。人们重财轻义的行为以及向每个人开放各种合法的致富途径的自由起着两个作用，它们对道德伦理有不利的影响：一是在致富的过程中，人们成了对手，这削弱了把个人结合在一起的纽带联系；二是它们向人们提供更加使人情淡漠的途径。

治理这种社会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社会中人人都怀有一己私利，没有人与私利无涉，那么将由谁来担当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的角色呢？将由谁来调解这些相互之间矛盾激烈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关系，使其协调一致，并且增进整体的利益呢？反联邦党人以及他们后来的共和派继承人对这些问题所能做出的回答仅是一种观点而已，拉特罗布认为它来自杰斐逊，这个观点认为“每一个人各自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才能够最大地促进公众的利益”，而政府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观点标志了古典共和主义已经结束，自由的民主制正在开始。〔17〕

一旦人们认定最大地促进公众利益的方式是允许个人用各自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的话，那么，正如拉特罗布所见，公域与私域的范畴就要有所改变。由于只有普通人而没有天才在政府中做事，所以促进自主的公众利益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政治上或经济上的意义——因为古典政治的公共领域似乎对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不再有什么效用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以及甚至在某些制造业的发展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拉特罗布说，政府对这种快速发展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除了在选举日期和党派纷争时，我们其实感觉不到还有一个政府存在。而维持选举和党派之争的人是一些喜欢从社会上拿变化不定的薪水，而不愿拿私人行业的稳定的收入的少数人。”〔18〕

尽管政府软弱、政府薪酬不稳定，但是人们对政府职务的竞争还是相当激烈的，激烈程度甚于英国。其原因正如爱德华·埃弗雷特观察的那样，是由于比起英国的公职来说，美国某些公职对个人和社会更加重要。埃弗雷特说，在英国所有家族和社会阶层的各个领域里，满怀雄心壮志的人可以找到他们发挥才能的空间。埃弗罗特说：“我们没有任何这类有雄心的人可以一展宏图的领域，只有公职……公职在这里就是家族、阶层、等级、财富，一言以蔽之，就是个人生活领域以外的一切。公职把其含金量同我们固有的本性相联。人们不辞劳苦、心甘情愿地去低三下四以期谋得一官半职。”〔19〕

人们争夺官职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上出现这样一些政客：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幸福以及甚至是财富都来自于公职，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例如，议员和贪婪的共和党人马修·莱昂就认为，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得政府合同没有什么不妥之处。1805年他在议会上问到，假如一位议员为公众服务“获取同公众给予他人的一样的报酬”，这么做有什么区别吗？他虽然是国会的议员，但是他同时也是商人，寻求“客户，做双方都有利可图的买卖。对我来说，不论是同个人签约还是同政府签约都是一回事。”〔20〕

接受这种现代民主式的政治不是件容易的事。1816年一位愤怒又疑惑不解的联邦党人说，人们当然要相信人民，但是为什么人民总是一再地选举“那些为自己谋利的人”而不选举“那些为公众谋利益的人呢”？这真让人灰心。“我们逐步变得益发贪得无厌和自私自利，直到政府的职务被看成仅仅是私人财产，选举我们的领导人的活动或多或少地成为所有党派斤斤计较、权衡得失的事情。”据说，即使以前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也正在改变立场转向大众，并且在争夺政治职位的活动里开始采用民主式的拉选票的种种方法。“人们争夺公职，把它们当作使就任者发财的手段。职位是否重要，要看它们所施加的腐败影响有多大。”这个具有古典主义观念的联邦党人愤怒难捺。他气急败坏地说，一个人“把谋取公职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去追求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不可饶恕的”。〔21〕

当然，大多数政治家们，甚至是那些公开谋求促进他们选民的利益的政治家们并不是公然地损人利己，但是他们肆无忌惮拉选票的做法和竞争公职的活动使许多人认为他们就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到1823年《奈尔斯周刊》已经为现代从事政治的人下了定义，说他们是“除非是同他们自己的个人追求……息息相关，否则几乎不关心共和国的国计民生的人”。〔22〕

这些变化为现代政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政党最终有助于使美国革命带来的变化合法化，而且有助于使美国人接受民主政体。19世纪20年代末，在北方一些州，尤其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肯塔基州出现了一些民主—共和派的政党。这些政党是美国历史上，也许也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现代党派。这些党派是非个人化的，是由职业的有薪酬的政客们组成的永久性组织，这些政党的目的就是要吸收领袖人物、调动选民、赢得选举并且定期并合法地与其他反对党派竞争。作为这样的政党，它们不同于早期的联邦党和共和党，它们实际上与以前存在过的任何党派都不同。

18世纪90年代的联邦党与共和党并不是现代的政党，他们的选举竞争也没有构成“党派体系”〔23〕。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这两个党也都不打算变成永久性政党。两个党都是由名人建立的，他们都强烈反对现存的党派精神；而且两党主要都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联邦党人从来就没有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政党。相反，他们是把自己看成社会的理所当然的士绅领导人。共和党人确实勉强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政党，然而是一个像18世纪六七十年代辉格派政党那样的党派，是一个由于反对君主制的暴政的需要而存在的党派，来自联邦派独裁者们的威胁刚一消退，老的共和党派的领袖们就认为他们的政党应该消亡。托马斯·杰斐逊欢喜地说，1812年战争的结束以及联邦党的失败导致了“对党派的全面抑制”。〔24〕

历史学家们曾欣喜地指出，在詹姆斯·门罗领导下出现的“和谐时期”里，各个党派争论不休，这与这个时代名不副实。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盛名是有意义的，因为早期的党派纷争以及可恶的党派精神似乎最终销声匿迹了。门罗在1816年说，“政党的存在对自由政体来说是不必要的。”〔25〕他这是对传统思想的概括总结。然而，尽管开国领袖们常常迫不得已慑服于现实，承认政党的存在在自由社会里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恶。但是他们从未想过，长久的党派之争会对共和国的和谐与稳定大有裨益。只有在美国革命年代里通常是默默无闻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们才能够得出这个振聋发聩的结论。

新生一代的美国人在共和国早期动荡不安的时代轻松自在，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马丁·范布伦代表的正是这种新生代。他在一个与开国元勋的世界迥然不同的民主政治的世界里扶摇直上。他信奉政党和竞选公职的主张。他是第一位登上总统宝座的现代职业政治家。他是一个小旅店主的儿子，雄心勃勃，“不靠有权有势的家族关系”青云直上，他为此而自豪。〔26〕在他坐上举国第一把交椅之前，他既无名望，也无财富，又无业绩。他没有打过胜仗，没有写过鸿篇巨著，也没有言犹在耳的演讲。他不具备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全美国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位小魔术师”的杰作是建立了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最好、最有组织的政党。

由像范布伦那样的职业政客组成的新的政党是为现代的民主社会而设计的。他们把大量的普通人带进党内，与联邦派士绅和像纽约的德威特·克林顿那样的旧贵族式的共和派分庭抗礼。就像那个年代的其他志愿组织一样，他们把相互之间本无联系的个人组成了有意义的团体。纽约的共和党领导们在1820年声称，人们加入这个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实惠，“而是自觉自愿地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同我们联系在一起，从而把他们自己与我们结成一道。”〔27〕党派实际上成了一种现代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某些近似古典政治的归属性可以大行其道。纽约的民主—共和党的领袖们在1823年说：“与共和党的利益和它的长久存在相比……个人偏好和对地方的依附情绪是第二位的，是无关紧要的。”〔28〕

对党的忠诚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政治价值的唯一标准。家族的纽带、个人关系、私人财富、甚至个人的成就并不如对党忠诚和献身党的事业那么重要。革命者约翰·杰伊的儿子要求，人们在决定官员素质的时候除了承认忠于党这一条之外，还要承认其他的素质，但他的恳求是徒劳的。在纽约的1820年制宪会议上，彼得·杰伊说，人们不应该让像他这样令人尊敬的人和其他联邦党人有“在自己的土地是一个外人的感觉”。共和党的大多数人应该给予联邦党人一些哪怕是低级的职位，“而不应该通通给予那些主要是狂热的政治斗士，或者是在我们的选举中吵吵嚷嚷和上蹿下跳的代理人”。但是像范布伦这样新的职业政客，对这些“骨子里就是联邦派”的人的可怜的抱怨嗤之以鼻。范布伦后来回忆说：“这些绅士中的大部分人一进入成年就享受所谓上流社会里既高高在上又有权有势的地位，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期望在民主化的组织内得到更多的关照。但这种想法在那里是不可能接受的。”〔29〕

传统上人们厌恶党派精神。在与这种厌恶情绪作斗争中，尽管困难重重，范布伦从他的职业生涯之初就努力给党派建立新的意义。他在1820年说，“党派会永远存在，而且它们在选举公职候选人时将永远会顾及自己的利益。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成功。”而忠诚与纪律是成功的关键。几十年之后，人们回忆起了纽约民主—共和党奥尔巴尼支部强制其成员服从铁的纪律的情形。“不允许任何对党的忠诚和对支部的行动的忠诚有丝毫问题的人得到议会的席位。”在一个由陌生人和不知底细的人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扩大的和没有人情交往的世界里，同党的联系有时就成了人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这种联系取代了旧式的、人情密切的世界里的友谊与个人推荐信。只有忠诚的党员才能得到职位的提名与任命。奥尔巴尼支部的领导人西拉斯·赖特建议说：“把职位给予好朋友、真正的朋友和有用的朋友，如果有薪水的话，他们会喜欢那份薪水；如果其职务能有影响力的话，他们会利用影响力为我们服务。这是行动的准则。”〔30〕

这种准则使人们对政治庇护与执政有了激进性的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彻底抛弃了1776年的革命者们所追求的一切。利用职权来笼络人们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手法是君主制的所作所为，而那些革命者们曾攻击它，把它说成是“腐败”。革命者们曾试验让人民选举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当政。然而人们对这个革命的共和式试验的幻想破灭了，曾导致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在18世纪90年代重新恢复了君主制的某些庇护制的做法，利用联邦的职位拉拢大人物，使他们与政府联系在一起。但是1801年杰斐逊执掌大权，他许诺要消除所有的联邦党的君主制的腐败做法，恢复1776年的真正共和精神。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真诚地要铲除联邦党所使用的君主制的政治庇护制，另一方面他的许多共和党的同行强烈要求他用优秀的共和党的人选来取代联邦党派官员。

在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政治庇护这件事更让他费时费神了。他说，“职务招标这事”是做一个行政官员“最棘手的”的部分。“处理国家的一般事务对于有点经验的人来说并不难；但是赠予职位的事是压在他身上可怕的负担。”一旦共和党拥有了他们合适比例的职位，杰斐逊保证要“愉快地回到从前的状态，那时涉及候选人的问题只应该是，他诚实吗？他有能力吗？他忠于宪法吗？”〔31〕鉴于联邦党的官员已经被共和党人取而代之，所以再没有必要在腐败问题上进行妥协，而且由于政治原因而进行的职位上人员的变动也告一段落。在杰斐逊之后的共和党继任者——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领导下，政府任命的官员或多或少变成了一批长期在位一直到老的官僚。

为此，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5年接手的政府充满了与他为敌的官僚。但是，亚当斯反对腐败，忠于共和主义原则，他不愿意为政治目的而使用庇护势力。他保留了门罗内阁的绝大部分成员。他甚至把自己竞选总统时的对手W. H.克劳福德留在内阁。在他执政的4年间，亚当斯在联邦政府的800多名文官中只解除了12个人的职务。当人们催促他开除更多的文官时，他说，他不干。总统一时性起，解除他人职务，这将是“粗暴和令人憎恶的事，它有悖于不无缘无故解除任何人职务这条原则，而我已经倡导我的政府遵循这条原则”。亚当斯始终忠于美国革命的思想观念。使年轻从政者大吃一惊的是，他说他不能“只是由于一位官员喜欢另一位候选人做总统”就把他解职。〔32〕

早在1820年在纽约制宪会议上更年轻的一代对庇护制表现出新型的激进态度。在辩论中，联邦党人竭力使自己比共和党人更加共和化，运用美国革命反对庇护制的手段来反对行政机构由共和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反对共和党行使委任官职的大权。他们言辞激烈地争辩说，治安官应该由当地的人民来选举，而不应该由州长来任命。鲁弗斯·金采用了1776年优秀的革命者使用的方式，他说，他要“斩断低层司法人员与政府中央集权的联系，摧毁这种遍及各地的庇护制的手段，而这种庇护制的手段对……维护政府并不是必不可少的”。选举地方官员意味着“这种大规模的庇护制和权力将会分崩离析，在整个国土上被清除干净”。联邦党人在1820年竟然会讲这种人民党和地方主义的言论，这清楚地说明了自18世纪90年代起他们政治立场的转变。

纽约的共和党人通常赞成人人都可以被选举，联邦党的计策很显然使他们窘迫。他们毕竟是把自己当作了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卫士。范布伦据理力争，他竭力指出，只有数千个职位还是依靠委任的，绝大多数的职位都是由人民来选举的。他又说，保留一些庇护制意味着不是把“所有联结人民与政府的索带”都切断。他的话有向君主制原则妥协的味道，这令人吃惊。共和党人纳森·威廉斯把这种观点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问道，“应该有一些渠道让最边远地区的人感受到中央政府的影响……”这难道不重要吗？“没有相同的情感、没有共同的利益……人们能指望任何一个政府会磐石永固吗？什么样的系带、什么样的凝固剂将把政府与边远地区的人民联在一起呢”？“爱国主义”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某些事例中已见爱国之心羸弱”。威廉斯说，如果没有“影响力”，“政府将会如用沙结的绳一般松散”。即使是汉密尔顿也不会比这话阐述得更清楚了。这些纽约共和党人与1776年的精神和严格的共和主义原则已经相差很远了，但是他们在激烈辩论中抛出的论点却为杰克逊革命做出了思想准备。〔33〕

杰克逊主义并没有在美国创立民主制，但是它使民主制合法化，它限制和控制民主制，并且使美国人服从民主制。他们是通过向美国民主制注入更多的君主制的成分而做到这一步的。联邦党人也没有胆量这么做。然而，杰克逊派是打着任何现代国家从未有过的最狂热的民主旗号来向民主制注入君主制成分的。因此，杰克逊革命的集权和巩固政权的特征被掩盖了，而我们对这些特征通常已经一无所知了。

安德鲁·杰克逊政府对庇护制的看法与革命者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一点又是与19世纪新兴的民主社会的思想不谋而合。杰克逊派创立了后来所谓的“政党分赃制”。这是在党派的激烈和合法的竞争中系统地应用庇护制来酬劳竞选获胜的政党成员的制度。把在大选中失败的政党的公职人员从邮局、土地局以及其他政府的职位上解职，只安排获胜政党的忠实追随者担任这些公职。通过这种制度，获胜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势力网，并且把国家团结在一起。

难怪许多人认为，杰克逊派臭名昭著地运用庇护制是重新拾起18世纪旧的君主制的衣钵。这就是为什么杰克逊的反对派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并且成立辉格党的部分原因。虽然杰克逊派为庇护制的辩护有时同过去的辩护十分相似，但是它的用途却是不同的，不但不同于君主制的用途，而且也不同于共和主义的用途，杰克逊派的公职人员不是社会上显赫和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努力想说明杰克逊的官员的社会地位与他们之前的政府官员们的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天壤之别。〔34〕但是，他们不但是只把这些研究的重点放在政府中行政机关的精英们身上，而不注意地方上的政府官员，而且他们经常使用非常粗糙的衡量社会地位和社会背景的标准。“职业”根本就不是什么标准：这些是律师，那些也律师。如果我们感觉不到的话，他们同时代的人是可以感到他们之间的差别的，受过哈佛教育的律师同从没有上过大学的见习律师之间横亘着巨大的社会鸿沟。

许多杰克逊派的公职人员是新型的有民主思想的人。阿摩斯·肯德尔是杰克逊的私人顾问团的成员，也是杰克逊的否决银行再次获得特许权的公文的作者。即使是肯德尔也被有些人认为缺少真正的绅士的“斯文谈吐、优雅举止及高格调”；他“不像绅士”。事实上，杰克逊挑选他所谓的“平凡的生意人”进入他的内阁。弗吉尼亚的州长抱怨：“他被一群目光短浅的人所包围，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根本不是绅士。”〔35〕并不是所有的杰克逊派的人士都没钱财又没权势。有些人是联邦派叛逆者，杰克逊派攻击腐败，要恢复秩序和发扬美德，这些叛逆者在那些行动和愿望中寻到了慰藉。另一些人是雄心勃勃的企业干将，他们富有但是还没有功成名就，而且粗俗。但是，像后来成为邮政局长的来自肯塔基州法兰克福的穷杂货店店主一样，还有许多人在他们当地完全是毫无社会地位的小人物。事实上，他们在邮局或土地局的职务一般就是他们也许拥有的社会权势的来源所在。〔36〕

然而，不管公职人员的财富有多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最关键的因素是看他们是否忠于杰克逊领导的事业。任命官员的唯一标准不是家族、不是社会地位、不是财富、不是能力、不是性格也不是声望，只是同政党的联系。除此之外，别无所需。杰克逊在他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说：“所有公职的责任应该是，或者至少有可能是，相当简单明了的，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随时胜任他们的工作……在一个公职完全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置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天生享有更多权利来担任公职。”〔37〕现在人人均可担任任何一项公职。

但是任职的时间不可过长。杰克逊派的人士承袭了老的激进的辉格派的“轮流担任公职”的思想。他们利用这种思想不仅是要使政府尽可能地摆脱任何形式的贵族权势影响，而且还掩盖了他们激进地改变公职性质这种事情。政府公职再也不会仅仅由于其社会地位和个人品质就成为显要的绅士们的“一种私家财产”。政府公职现在属于人民，属于普通百姓，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能力来担任政府职务——至少是短期的。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普通人突然大举闯入了公职领域，大学毕业生和准绅士们在美国继续占据着高层公职的职位。但是现在即使是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同普通人一样，欧洲来客对这个现象一目了然。托克维尔在1831年6月看到，美国的公职人员不具有欧洲人希望自己的官员们所具有的那种贵族特征。“他们与其他公民完全处在同一地位。他们的穿着打扮相同、出门在外住同样的小旅店，他们平易近人，并且同人人握手。他们行使着法律规定的权力，在他们权力的范围之外，他们无异于普通人。”〔38〕

在这种轮流坐庄的平等制度下，个人可以任意地被任命或被撤换而不会对政府的完整性造成破坏——因为公职的性质已不同于以往。公职成了现代意义的机关政治：理性化、客观化、机构根据职能进行组织、工作由规章制度来限定，而且公职人员领取固定薪金。

由于许多杰克逊派的公职人员将会是毫无个人特征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是缺乏传统贵族珍惜个人荣誉或名誉的精神，所以政府不得不建立新型的现代预防机制来防止腐败。设立更多的机构，采纳新的行政规则，使用更多的账簿、收据及反复核对的方法，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职权谋私利。〔39〕这些新增添的官僚监管措施和分配资金时繁杂的公事程序并不只是杰克逊政府扩大和承担更多责任的结果，它们是民主制的结果。新的不徇私情的规则和自我监察法规是为由普通人担任的公职人员制定的，他们有自己的普通利益。据说，杰克逊的政府概念里，“效率主要来自于体系（章程与条例），而不是来自人员（人品）”。公职的职务被规定为公事公办，照章办事。公职人员的信条是“我不要自行处理问题。我希望能借助某项法律或法规来做出所有我要做的决定”。〔40〕

杰克逊派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在美国，大多数公职人员不再可能是那些出于荣誉感和本阶层的义务而服务的有闲的贵族。相反，正如美国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民主化的美国，公职人员有可能是“怀一己私利”的人，如果没有官员体制的制约和法规，人们不可能相信他们会无私高尚地工作。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杰克逊政府仍然很小，但是它的特征是现代的。它建立了许多原则，是我们当今民主化的官僚政治的基础。它有助于使民主制得到美国人的接受。

注释

〔1〕Jack N. Rakove: Th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1979年纽约版），第216—239页，第230页，第235页，第237页。George A. Billias: Elbridge Gerry: Founding Father and Republican Statesman（1976年纽约版），第138—139页。McRee编；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mes Iredell，第2期，第55页，第56页。Chipman: Life of Nathaniel Chipman，第29页，第33页。杰斐逊在1728年写到，在美国，“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官职，各种职能的官职每时每刻都在堕落，都在背离《独立宣言》。”1782年5月20日杰斐逊写给詹姆斯·门罗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6卷，第185—186页。

〔2〕1779年6月17日杰斐逊写给理查德·亨利·李的信，见Paul L. Ford编：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893年纽约版），第2卷，第192页。1812年10月1日杰斐逊写给威廉·杜安（William Duane）的信，见Lipscomb和Bergh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3卷，第186页。1790年4月13日杰斐逊写给弗朗西斯-威利斯（Francis Willis）的信，见Ford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5卷，第157页。事实上，杰斐逊说，在一个共和国里，公职的“辛劳”和为公务员提供的微薄的“津贴”是“预防公仆堕落的明智和必要的手段”。这种贵族式的观点自然使杰斐逊在共和派平民中深受欢迎，这些人反对用纳税来支付公务员们似乎很高的薪水。新泽西州的一些共和派的平民甚至把民兵每天10美分的差旅费标准与议员每英里30美分的差旅费标准的差别称作是“贵族的差别”。1795年4月29日杰斐逊写给默尼耶（De Meunier）的信，见Paul L. Ford编：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Federal Edition（1904年纽约版），第8卷，第174页。Leonard D. White: The Federalist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1948年纽约版），第292—293页。

〔3〕在经历了作为弗吉尼亚州州长这段困难时期之后，杰斐逊在一时的绝望与退缩的时候确实抱怨过，公职的负担甚至对他来说也是太沉重了。他承认，虽然像他那样的有闲绅士有义务为州里尽“政治义务”，但是社会没有权利操纵他们的“整个生活”。他说：“如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人而生的，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为我们自己而活的。”1782年5月20日杰斐逊写给门罗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6卷，第185—186页。

〔4〕Morris，转引自Rakov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第237页。

〔5〕Morris:"Political Enquiries,"见Willi Paul Adams编：“‘The Spirit of Commerce, Requires that Property be Sacred’: Gouverneur Morri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merikastudien /American Studies，第21期（1976年），第329页。

〔6〕1785年8月21日亚当斯写给约翰·杰布（John Jebb）的信，见Adams编：Works of John Adams，第9期，第533—535页。

〔7〕1785年9月10日、9月25日亚当斯写给杰布的信，同上书，第538—542页，第543—544页。

〔8〕Lovell，转引自Rakove: Beginnings of National Politics，第227页。

〔9〕Farrand编：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78页，第81—85页。在富兰克林的遗嘱中，他说，“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不应有牟利的官职，一直是我一贯的看法。”当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州的邮政局长时，他说，他曾把“薪水用于公用”。1789年6月23日富兰克林的遗嘱附录，Smyth编：Writings of Franklin，第10卷，第501页。

〔10〕Farrand编：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211页，第219页。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投票反对给参议员工薪，马萨诸塞州表决：反对、同意各半。

〔11〕Farran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第1卷，第216页。Madison: Salaries for Congress，1789年7月16日，1789年7月18日麦迪逊写给威尔逊·卡里（Wilson Cary）的信，见Rutland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12卷，第293页，第295页。

〔12〕Bowling和Veit编：Diary of Maclay，第134页。威廉·麦克莱说，巴特勒“时常声称他是如何不带狭隘的观念，他是如何的公正，如何的不带有任何偏见”。他这样做使自己在他的参议员的同事们中间令人生厌。在诋毁古典的共和思想的方面，巴特勒以自己的做派和炫耀自己的英格兰-爱尔兰的贵族血统的方式，可能比众多的工匠-生意人做得更多。同上书，第73页。

〔13〕同上书，第134页，第149页，第259页。

〔14〕White: Federalists，第292页，第301页，第271页。到1797年，公职对于像汉密尔顿那样具有传统观念的人来说，已经失去了它以前那样的魅力：“对于任何一位可以在人文职业中一展身手的人来说，公职的薪水与他的奉献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由于人们提防权力和派系之争，可以为公众服务的机会太小了，因此在任何职位上都难以保证个人能够长期坚持不断地做出牺牲。”1797年5月2日汉密尔顿写给威廉·汉密尔顿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21卷，第78页。

〔15〕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第133页。

〔16〕当像约翰·杰伊这样的人只因为“等着要看是最高法院院长的薪水最高，还是国务卿的薪水最高”，而对新联邦政府里的职位挑三拣四时，那种关于公职是显要的士绅不得不承担的负担的托词也就不攻自破了。1789年9月[16—22日]塞缪尔·A．奥蒂斯写给约翰·兰登的信，见Marcus and Perry等编：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第1卷，第661页。此书的第2卷都是想要得到最高法院任命的人的来信，信件的内容吞吞吐吐，写信的人由于文化背景的缘故无法直截了当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尤其请参见约翰·洛弗尔写的遮遮掩掩的信。1789年7月20日弗洛尔写给格里·爱尔布里奇的信，同上书，第637—638页。

〔17〕1806年12月19日本杰明·拉特罗布（Benjamin Latrobe）写给菲利普·马泽伊（Philip Mazzei）的信，见Margherita Marchione等编：Philip Mazzei: Selected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1983年意大利普拉托版），第439页。参见Chipman: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第62—63页。由于缺乏公正的仲裁人，奇普曼建议在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中间实行“友好的折中的方法”，但是，毋庸置疑，“在需要相互妥协的事物中，在最规范的政府领导下，人人都有权被允许当自己利益的仲裁人和自己的事业的行动者”。

〔18〕1806年12月19日拉特罗布写给马泽伊的信，见Marchione等编：Mazzei: Selected Writings and Correspondence，第439页。

〔19〕Everett，转引自Shaw Livermore: The Twilight of Federal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Federalist Party，1815—1830（1962年普林斯顿版），第266—267页。Leonard D. White: The Jeffersonians: 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History, 1801—1829（1951年纽约版），第364—368页。

〔20〕Austin: Matthew Lyon，第134页。

〔21〕As You Were！A Word of Advice to Straight-Haired Folks: Address to the Freemen of Connecticut（[1816年]纽黑文版），第14页，第3页。

〔22〕Niles，转引自M. J. Heale: The Making of Modern Politics, 1750—1850（1977年伦敦版），第130页。

〔23〕许多年来，罗纳德·P．福尔米萨诺（Ronald P. Formisano）一直持有这个观点。Formisano:"Deferential-Participant Politics: The Early Republic's Political Culture，1789—1840"，见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68期（1974年），第473—487页；以及他的著作：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Massachusetts Parties, 1790s—1840s（1983年纽约版）。

〔24〕1817年5月14日杰斐逊写给拉斐特的信，见Ford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0卷，第83页。

〔25〕Monroe，转引自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1969年伯克利版），第196页。

〔26〕Martin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John C. Fitzpatrick编，见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918（1920年华盛顿特区版），第1卷，第7页。

〔27〕Albany Argus，1820年2月29日版。

〔28〕Albany Argus，1823年8月26日版，转引自Michael Wallace:"Changing Concepts of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815—1828,"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4期（1968—1969年），第461页。

〔29〕Jay，见Reports and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345页。Van Buren: Autobiography，第105页。

〔30〕Reports and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262页。Robert V. Remini:"The Albany Regency,"见New York History，第39期（1958年），第344页，第345页。

〔31〕1808年3月3日杰斐逊写给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的信，见Lipscomb和Bergh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2卷，第3页。1801年7月12日杰斐逊写给伊莱亚斯·希普曼（Elias Shipman）和其他人的信，见Ford编：Works of Jefferson: Federal Edition，第9期，第274页。

〔32〕White: Jeffersonians，第380页。Carl Russell Fish: The Civil Service and the Patronage（1905年纽约版），第72页。

〔33〕Reports and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386页，第387页，第321页，第385—386页。

〔34〕Sidney H. Aronson: Status and Kinship in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196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

〔35〕Lynn Marshall:"The Strange Still Birth of the Whig Part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2期（1967年），第452页注释部分。Harry L. Watson: Liberty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Jacksonian America（1990年纽约版），第99页，第101页。

〔36〕Marshall:"Strange Still Birth of the Whig Part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2期，（1967年），第452页。

〔37〕Jackson，1829年12月8日First Annual Message，见James D. Richardson编：A Compilation of 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1789—1897（1900年华盛顿特区版），第2卷，第449页。

〔38〕James T. Sehleifer: The Making of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1980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43页。

〔39〕Matthew A. Crenson: The Federal Machine: Beginnings of Bureaucracy in Jacksonian America（1975年巴尔的摩版）。

〔40〕Marshall:"Strange Still Birth of the Whig Party"，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2期（1967年），第456页，第457—458页。

第十七章　美国的内部世界

在美国，在利益集团、绅士赋闲生活和担任公职这些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社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传统的社会等级制残余完全分崩离析，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种种联系越来越紧张，并且断裂了。来自苏格兰的新移民查尔斯·尼斯比特在1787年抱怨说，美国革命产生了“一个不幸由……不和谐原子构成的新世界……这些原子偶然拥挤成一团，又在一个巨大的真空里被抛来抛去”。他跌进了一个“极其需要吸引力和内聚力”的社会。所以，毫不奇怪，人人都各行其道，特别是领袖人物说了，“在任何时候，人的道义上的责任都是追求个人幸福”，而且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道德官”，有权“安排自己的事情，并且全面地自己当家做主”。〔1〕

19世纪早期的人们感到，一切都变了，因而他们很容易与华盛顿·欧文笔下的人物瑞普·凡·温克尔产生同感。瑞普·凡·温克尔在熟睡了几十年以后，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社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年轻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1825年曾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几个世纪里才能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的一生就都能经历到。”人们现在认为，古罗马太呆板，泥古不化，无法表现这个新型的民主社会的动荡与创新的形势。爱德华·埃弗雷特说，古希腊则是更好的典范。古希腊骚动不安，疏放恣肆，百无禁忌，“放荡疯狂，随心所欲”。〔2〕

一切事物似乎都在四分五裂，自由和谋利的企盼使人们产生重负，谋杀、自杀、盗窃和骚乱成为对这种重负越来越常见的反应。饮用烈性酒成为尤其常见的反应。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蒸馏酒的消费量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每人每年的饮酒量超过了5加仑，他们的饮酒量是当今人均消费量的将近三倍，也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主要欧洲国家的消费量。美国种植粮食的农民，尤其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地区、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农民发现，制造、运输和销售威士忌酒比运输和销售易变质的粮食更容易、更赚钱。因此，事态竟发展到了几乎是每个人或者他的表亲都拥有酒厂这种地步。在18世纪80年代以后，酒厂的数量迅速地增加，到1830年数量高达2万家。在1815年即使是佛蒙特州的皮查姆小镇也有30家酒厂。制造威士忌酒是个不错的生意，因为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饮酒，男人饮酒、女人饮酒、孩子饮酒，有时甚至是婴儿也饮酒。人们时时饮酒、处处饮酒。这让外国人吃惊不小。华盛顿自己有一间酒厂。但是他早在1789年就认为蒸馏酒“毁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劳动力”。约翰·亚当斯看到，他的同胞比世界上任何一处的人都更放纵，这使他深感羞辱难当。“格林和特拉华道德协会”1815年宣称，“事情已经到了如此程度，我们将真正面临变为醉鬼之邦的威胁”。〔3〕

到1800年，美国人在公共场合拥挤推搡，而且不讲礼貌，这些世人早有耳闻。在后来的年代，人们不断抱怨，“这一代人破坏礼仪，缺乏文雅的风度，举止粗俗”。暴力也许同以往一样随处可见，可是现在的暴力行为则更加异乎寻常。从17世纪到1900年，美国所报道的或记载的12例家庭多名成员被杀的案件中有10起发生在1780年到1825年这45年之间。似乎所有的制约都消遁得无影无踪了。人们甚至在国会和各州的立法机构里也拳脚相加。〔4〕

城市骚乱比以前更是此起彼伏、更有破坏力。在1800年之后，街道、酒店和剧院里越来越吵吵嚷嚷，闹闹哄哄。劳工的罢工日益增多，种族及人种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共和国初期的群众暴力活动的发展势头无法控制，有时这些活动很残暴，暴民们不再像18世纪的骚乱群众那样歌颂家长制和等级制了。骚乱的群众和歹徒的团伙现在主要是由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也不知名的下层人组成的。这些人充满了阶级的怨恨，因而也就更加令人畏惧。事实上，纽约城的共和党人在1801年利用了这种怨恨，他们在选举的传单里告诉百姓们，联邦党派的市长“仇视你们；他从骨子里仇恨你们……这个市长仿佛认为穷人同牛马一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尽你们的职责，把他赶下台”。〔5〕

城市社团里的人现在似乎只是些“乌合之众”，他们有着“永不满足的兽欲”和“低能与堕落的头脑”。城市里的人口“如此众多，市民们并不都能相互熟识”，因此“人群中出现打劫者，明抢暗夺”。纽约城的治安员由1788年的50人增加到了1825年的428人，其增长率差不多是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即便是这样，流血的骚乱活动还是层出不穷。到19世纪20年代，一些人呼吁创建职业警察部队。社会权威和司法官员及士绅的庇护力量已无法再维持治安。〔6〕

新的竞争精神遍及整个国土，人们似乎彼此水火不相容。虽然有些人惧怕这些局势，但是另一些人则欢迎这些所谓的“竞争带来的有益和广泛的冲突”。埃尔卡纳·沃森就曾做一些事来刺激这种竞争性冲突，他为此而感到自豪。沃森是罗得岛一个工匠的儿子，他代表了19世纪早期在各地出现的新一代中产阶级谋利者和发明者的利益。他发现，以前那种通过绅士农夫的科学协会用贵族式和启蒙式的手段刺激农业改革的做法在美国将是劳而无功的。由于美国人太独立，无法适应这种讲究学识的家长制，所以沃森在1810年为马萨诸塞西部的伯克希尔县设计了一种后来很快为人们所熟悉的美国乡村集市。集市上既有展销，又有娱乐活动，还设置奖励最好的农作物和最大的家畜的奖项。他说，他想要通过举办这些集市来激发所有美国人特有的“羡慕”和“竞争”的情绪，并且激发他们要获得“个人利益”心劲以及他们的“个人的雄心壮志”，沃森认为，这些心情和情绪是改善农业“行之有效”的来源，比世上所有的“精心杰作”都更有价值。沃森懂得，人们必须根据“社会实际存在的状态，而不是根据我们一相情愿的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这一点开明的绅士们却不了解。沃森得出的结论是，谋求那些“符合美国的习惯及我们的社会现状”的公共利益的唯一途径，就是鼓励竞争和谋取个人的自身利益，并且创造出“一个你追我赶的大环境”。〔7〕

纽约州的塞缪尔·米奇尔在1800年发牢骚说，美国的难题在于人人都想独立：首先独立于大不列颠王国，然后每个州各自独立，接着人民又独立于政府，“最后，社会成员平等地相互独立”。在西部的边疆地区，社会似乎尤其薄弱：“没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私人或公共团体，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事实上，在边疆地区“人人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对那些无法使他接受自己意见的人漠不关心”。这样的地区能“被称作社会”吗？在不至于发展成“众多野蛮人无法无天、肆无忌惮”的社会的前提下，美国的自由能发展到何种程度？然而各种权威似乎对这些绵绵无尽的挑战都无能为力。权威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人去服从？这是一个每个机构、每个组织及每个个人都在被问及的问题。美国革命似乎启动了一股无法遏止的分化力量。〔8〕

美国社会发生的所有的这些变化和混乱都是由一些活力引起的。这些动态力量自从18世纪起就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它们包括人口的增长和流动以及商业的扩展。在1800之后，人们开始节制生育，更加注意增强为自己和儿女造福的能力，人口出生率下降。尽管如此，总人口量依然大幅度增长。美国人炫耀说，到1810年美国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00万人，几乎同英格兰和威尔士1801年的人口一样多，而且正在快速超过先前的母国。〔9〕人口每10年增长大约37％，是任何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美国人口非常年轻：在1810年，36％的白人不足10岁，将近70％的人口还不到25岁。

较之过去，这些年轻人口在全国流动得更加频繁。在革命之前，肯塔基地域几乎没有白人拓居者。可是到了18世纪80年代，那里有了2万人；到18世纪末期，那里的人口数量超过了22万。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这一地域里，没有一个成年人是土生土长的。从1790年到1820年，纽约州的人口增长了4倍多，田纳西州的人口则增长了10倍。仅在世纪之交的10年里，俄亥俄州从荒无人烟发展到比大多数州在美国革命时期的人口还多。到1820年，仅仅在第一批白人长久定居者到来32年之后，俄亥俄州的人口达到了50万，已经变成了美国的第五大州。俄亥俄人抱怨说，他们的地名已经用光，无法给数以百计的新城镇起名字。各个地带不断地被划分，“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地方拔地而起”。据说，美国的地名词典无法赶上这些“瞬息万变的变化”。这对“新生的、日益发展和扩大的国家来说尤其”是个难题。在仅仅一代人的时光里，美国人占有的疆域比整个150年的殖民地时期占领的还要多。约翰·卡尔霍恩在1816年说，“我将不无担心地说，我们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这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危险，既是我们的短处，也是我们的优点。”〔10〕

这场人们的西进运动的意义无论怎样夸张都不会言过其实。那是“人类发展的辉煌业绩……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先例”。这场运动比欧洲这个旧世界古老废墟上产生的众多历史事件还要壮观。美国人自己对自己说，西进运动不是“腐朽衰败的景象，而是充满生机的景象，是日新月异的景象，它发展得极其神速，似乎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到1817年，移居者们只能惊叹：“旧的美洲似乎正在星离雨散，正在向西移动。”尽管人们有用不完的土地，但是他们仍然不断地向西迁徙。约瑟夫·史密斯的父亲是摩门教的创始人，他在14年间搬了7次家。其他人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迁移了3次或者4次，他们每次都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新来的拓居者，赚一些钱。不管怎样，有人说，“他们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庄稼汉”，不论是印第安人、恶劣的气候，还是贫穷，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11〕

到1820年，向西涌进的美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直抵密西西比河的巨大楔形移民拓居带。楔形的北边从纽约州起，沿着俄亥俄河伸展，南边从佐治亚州东部穿过田纳西州，楔形的两边会合在圣路易斯。在这个巨大的三角形拓居带里，人口的分布并不均匀，有许多地方仍然是荒野片片，渺无人烟。到1820年，美国又增加了路易斯安那领地和佛罗里达地区，使国土扩大了一倍。原来的13个州变成了22个州，人口超过了950万。外国人不满地说，广阔的国土以及他们的“对未来的金色梦想”使美国人自我陶醉，他们开始“用这种尺度来衡量别的国家是否重要”。〔12〕

这种人口的剧增和人口迁移运动进一步削弱了传统的社会的组织形式，加强了人们平等的意识。一位肯塔基人在1792年对詹姆斯·麦迪逊说，这种流动的人口“一定会产生与终生相守在一地的人群截然不同的人群……他们曾一直习惯于仰望的人或家族现在一个也见不到了”。在这些新的西部地区，“社会还没有产生”，“你无亲无故，你的关系网和亲朋好友都远在他乡”，也没有“根据等级和财产来划分的界限”，因此很难建立起类似传统的社会等级制，或者甚至很难建立文明的社会。旅行者们写到，像所有边疆地区一样，肯塔基“不同于稳定的定居社会……缺乏教化是难免的”。〔13〕

一位忧心忡忡的观察者在1818年说：“人口在这块大陆扩散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美国人正在逆文明进程而发展，重新回到过去，与革命者们曾希望获得文明的愿望相反，他们正在丧失文明。通常，任何国家的最初的拓居者们都是不开化的人，他们逐渐地变得有教养，变成文明人。“这个进程是从蒙昧无知到有知识，从野蛮人生活的粗野无礼到文雅社会的彬彬有礼。但是北美的情况正好相反。其发展趋势是从文明回到野蛮状态。”在新大陆的环境里“美国世风日下，一落千丈。这并不是出自美国人民的某种特殊的恶行，而是由于一个四处迁徙的人口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国家的人口正在突破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在某些人看来，曾经被启蒙过的头脑毕竟还能变得更愚昧。〔14〕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这场有助于增进美国民主、独立自主和个人主义的西进运动大做文章，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英国人乔治·弗劳尔在1817年说，“美国地广人稀为它可行的自由提供了条件。沃野遍地，价格极其低廉，如果你们想要获得土地的话，不花任何代价就可以得到。辽阔的土地赋予了人们随心所欲的活动空间。”但是特纳和弗劳尔认为，仅仅是可无偿获得的土地及边疆开阔的空间为民主提供了条件。他们的看法是不对的。确切地说，是西进运动的规模和速度对一个从开始就很薄弱的社会的结构产生了作用。产生同等破坏作用的是拓居者们带来的共和思想。美国人说，肥沃、无偿占有的土地从未产生过足够的作用：看看与加拿大鲜明的对比就知道了。“新的政治秩序对这个国家的人们的头脑和性格所产生的广泛作用”才是民主发展的原因。〔15〕

但是，也许经济上产生的万千气象是影响美国人思想与性格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变化还没有被人们所了解，甚至那些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也对此知之甚少。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像在美国历史上后来发生的变化那样引人注目，或者有目共睹。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还谈不上有什么工业化或者城市化，根本没有英国同期的发展规模。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伟大的技术突破，当然没有出现过任何可与铁路或电报相提并论的事物。尽管到了19世纪初期人们对客运和货运的速度大加赞扬，但是在1820年人们还是要花上几周的时间才能从波士顿远行到华盛顿特区。因此，经济史学家们和计量史学家们已经陷于困境，他们难以发现在杰克逊时代之前的年代里的史料，而且他们也很难对那段历史达成共识。

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期的经济史料实属凤毛麟角，而且支离破碎，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致对于这些年代的美国经济发生的几乎每件事情都众说纷纭。一些经济历史学家们根据星星点点的数据推断说，人均的实际收入正在下降；而近来更多的人则认为人均的实际收入水平正在上升。有些人认为社会在1840年之前更加繁荣，人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他们对于繁荣产生于何时则意见不一。另外一些人强调社会的某些集团，特别是手工业雇员们的境遇滑坡。还有一些人相信在1840年以前和在机械化及工厂机器发展以前生产力不可能大幅度提高。但是另一些人说，即便没有机械化，单靠工厂的组织和有管理的劳动分工就可以真正提高生产力。然而，大多数人似乎在他们的脑海里有一个英国经验的模式，把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同制造业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在美国似乎经济没有多大的起色。在人口的数量方面美国可能在快速地赶超英国，但是它在共和国初期的经济与从前的母国的经济相比似乎仍然处在初级阶段。〔16〕

共和国早期仍然是以农业和乡村为主。在1800年将近75％的劳动力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事实上，到1820年农业的劳动力增加到将近80％。相反，英格兰在1801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只占36％。在美国，即使是在新英格兰和沿大西洋中部地区更加城市化的地区里仍有70％的劳动者在农场劳动。美国人大多生活在乡村。在1800年，只有33个城镇有2500人或更多一些，这些城镇中只有6个城市人口超过了1万。仅有5％的美国人真正生活在城市里。到1820年，人口超过2500人的城镇增加到了61个；可是，其中只有5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25000人，所有这些城镇的人口总共才占总人口的7％。相反，英格兰在1821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超过20％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里。伦敦有125万人，还有数十个城市地区，其中的28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万。〔17〕在同一时期，美国早期的共和国则又是另一番景象：仍然是个乡村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从表面上看，与乡村农业的18世纪的美洲殖民地没有多大的差别。

然而，在似乎相似的外表下面，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美国也许还大部分是乡村，仍以农业为主，但是它也有大量的商业化的东西，也许是世界上商业化最彻底的国家。

衡量商业化的一项标准就是人们识字的程度，因为人们学习读书写字不只是出于要读懂《圣经》的需要，他们学习的最强烈的动机是想要去做生意，去做房地产生意、买卖货物以及从事包括签字和书面协议在内的生意活动。19世纪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甚至包括居住在佛蒙特州沿康涅狄格河一带的乡村里的人们已经达到了初等文化水平，而这种文化程度要高于欧洲任何地方（可能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些地区除外），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明白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全面从事商业的人口。〔18〕

即使是在美国革命的开始阶段，有些美国人就瞥见了在他们自己中间做生意的重要性，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邦联条例》的改革，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有人曾在18世纪80年代说过，如果美国的13个州各自为政，把各自的农产品运到欧洲，再运回工业产品，让人们依靠商品的差价谋生，那么美国人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告诉自己，他们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疆域，这个疆域是由利益与“未来的年代将会实现的富庶及商业前景”决定的。人群大规模地西进、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无休止地进行贸易活动，所有这些活动正在创建一个大陆市场，并生成一个各种经济利益自然协调发展的形势。农民可以把自己的产品卖给美国人，也可以从美国人手里买到工业产品。如果各州人为的政治关卡被取消的话，整个国家就将会在贸易和繁荣中被联结在一起。一位在1785年纪念美国国庆的演讲者说：“当我们一想到我们辽阔的国土、多种多样的土壤和气候、绵长的海岸线以及由河流和湖泊构成的广大的内陆航运系统，我们就发现了在我们中间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足以生产任何生活必需品，甚至能够生产生活的奢侈用品。”〔19〕这些言论既为1787年国家政府的改革做出了准备，也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奠定了基础。它们最终将有助于形成关于美国经济的新的激进概念。

主要是由于欧洲发生战争的缘故，美国在1792年到1805年之间深深地卷入了海外贸易活动。尽管国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些海外贸易活动遮盖了国内变化的意义。虽然联邦党人和国会没有继续遵循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的思想，但是在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内的制造业和商业却在稳步地发展。尽管大部分美国人仍旧居住在乡村，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早期工业化活动或者乡村制造业的活动。到1820年，在新英格兰地区和沿大西洋中部各州，超过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小工厂里做工，生产从鞋子到纺织物的各类产品。但是这种关于工厂工人数量的统计是不准确的。因为不仅在1820年至少30％的制造业劳动力是妇女和儿童，而且这种工厂劳动并没有包括农村家庭里进行的大量手工劳动。家庭农场不只是干农活，他们也制造其他产品。例如，在1810年全部纺织品总共价值4200万美元，其中90％的纺织品是家庭生产的。国会议员阿尔贝特·加勒廷在1799年说，只有在美国，不同的职业才会如此掺杂在一起，“同一个人常常既是农夫又是商人，也许还是制造工人”。早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来访者亨利·万塞就观察到，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每位农家的主妇们“每天晚上和农闲时”都让家人忙碌地梳理和纺织羊毛和亚麻。1795年，布里索·德·沃维尔发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地区“几乎所有”家庭的“男人们既是耕种者又是工匠，一位是制革工人，另一位是鞋匠，还有一位是货郎。但是他们又都是农民”。坦奇·考克斯看到，人们正在把“他们家庭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出售到“其他州”。据说，制造业正在以“其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四面八方兴起，在美国几乎所有农家都在一边盯着利润一边进行生产”。〔20〕

在北方各州，各处的农家都在以不断增长的数量彼此之间相互忙碌地做生意，他们不仅买卖“必需品”、“方便用品”和“奢侈品”，而且还买卖“资本货物”。例如，刚起步的美国钢铁工业的大部分是生产农具，他们生产从长柄大镰刀、干草叉到斧子和锄头等各种农具。据说，从事家庭制造业的人正在增加，“因为所有从事制造业的人都发现他们的工作[有利可图……。每天都有一些新的商品送到市场。”〔21〕显示这种家庭制造业发展的总的统计数字，即使这些数字可以找到，也不能全面地展示出家庭制造业的发展对社会所带来的破坏作用有多大。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曼家族的家事中对这些作用有一些了解。后来成为伟大的教育改革家的霍勒斯·曼在19世纪初期还是一个孩子，他父亲的农场在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富兰克林小镇上。他们一家就生活在这个农场里。像许多其他的北方家庭一样，曼同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们一道利用很多业余时间从事手工制作劳动，起初他们只是为自己纺线织布。后来他们开始编织用于妇女帽子上的草帽缏。刚开始时，他们只是把这些草帽缏拿到当地的商店换取商品。但是到了1804年，当地的一家制帽厂开始向曼家和富兰克林镇的其他家庭直接收购草帽缏，然后再制成帽子出售到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到1812年富兰克林这个乡村小镇已经年产6000顶帽子了。很快曼家的母亲和孩子们编织草帽缏赚的钱比父亲在农场里的收入还要多。这些家庭可动用的额外收入不仅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家长制关系，而且还为这些家庭提供了费用，使他们能够购买那些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像草帽那样的奢侈品或消费品。〔22〕

以前人们曾认为百姓的贫困境遇或者节俭风气是他们勤奋工作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动力。然而，一旦人们最终认识到普通百姓购买这种消费商品的欲望才是这种主要动力时，那种曾在18世纪人们对“奢侈”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就立即烟消云散了。约翰·亚当斯在1814年依然在抱残守缺，他说：“人类的本性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能承受富裕繁荣。”这类言词现在已是不经之谈，毫无意义。富裕繁荣现在被认为是利民的好事，正是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的获取利益之心”刺激了实业的发展，并创造了这种繁荣。〔23〕

在国内贸易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人们几乎在各地产生了要改善国内环境的强烈愿望，他们要建造新的公路、新的运河、新的渡轮、新的桥梁；总之，要建造任何将有助于提高货物运输的速度、降低运输费用的东西，而且就像约翰·Ｃ.卡尔霍恩在1817年说的那样，建设有助于“把共和国连接在一起的东西”。他的话说出了群众的心声。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人相信，“对外的商业贸易是件不错的事，但是属于次要地位，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自己国内来寻找幸福和繁荣”（宾夕法尼亚总督1817年语）。人们越来越相信，合众国的国内贸易比其对外贸易“更有其无可估算的价值”，“农产品和制造业的国内市场比国外市场更加重要”。这种信念反映了对传统思想的彻底转变。在18世纪“贸易”通常是单指国际贸易。而现在它等同于所有在国内进行的买卖双方都总是获利的商品交换。范尼·赖特在1819年重复了一句在那些年代里人们耳熟能详的话：美国人正在真正地形成“一个自己内部的世界”。〔24〕

如果美国人自己内部就是一个真正的商业世界的话，那么他们不仅要求国内各种环境的改善，也要求进行贸易和相互间做生意所用的纸币出台。这种举动是他们从未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十项曾禁止各州发行票据信贷，但是法律的禁令是几乎无法抑制强大的创业力量的发展的。人们想要，也确实需要纸币，尽管宪法制定者们的意愿是良好的，但是人们还是给州立法机构施加压力，让它们给银行颁发特许状，而银行反过来发行他们所需的纸币。

在1787年，试图依靠自己的产业为生的绅士们还没有充分看到他们正与之打交道的实业力量的勃勃生机，而且大多数人当然还没能认识到银行会产生的作用。事实上，懂得金融的革命者寥寥无几。1781年国会在费城建立了北美银行，到1790年纽约、波士顿和巴尔的摩又分别建立了三家银行。可是与英国相比，美国的金融业还是新生的，还不发达。18世纪大不列颠的各种货币数不胜数，几十家私人和郡银行散布各地，然而美国的金融业的发展只能望其项背。当北美银行在费城刚刚开张时，行长托马斯·威灵说，这是“新生事物”。他说，在美国，金融业是“一片无路可寻的荒野，是大西洋这边的人们毫不知晓的领域”。没人懂得英国的规则、业务的处理及银行票据。“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神秘。”〔25〕

突然之间，仿佛是要弥补失去的时间，美国出现了建立银行的狂潮。在1790年到1800年之间，包括合众国银行在内的25家银行成立了。从1801年到1811年，就在合众国银行被允许停业时，一些州又成立了62家银行。到1816年，由各州授予特许状的银行已经增加到246家，而到了1820年已经超过了300家。与最初的北美银行或合众国银行不同，这些银行不仅是政府的信贷来源，也不仅仅只是商业银行，为商人们提供短期信贷，而是为社会所有不同经济利益服务的银行，是为那些需要简便的长期贷款的工人、农民、政府和商人等所有的人服务的银行。1792年马萨诸塞州的立法机构要求它成立的第二家银行把银行20％的资金借给住在波士顿城外的居民，以便银行“将全面并且全部地关注农业利益”。〔26〕1809年建立费城农工银行的州特许状规定，大多数的银行董事应该是“实际在各自的职业劳动的农民、工匠和制造商”。其他地方的新的特许状也有类似的要求。〔27〕

这些银行将不仅设在像费城或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的中心地区，而且也设在像罗得岛的韦斯特利这样的城市的周边地区。在韦斯特利，一家在1800年新建的银行说明自己成立的理由时说，本州在普罗维登斯、纽波特和布里斯托尔的银行“距离太遥远，或者对他们的工作开展限制过大，无法像希望的那样把自己的作用惠及到乡村”。到1818年这个州有27家银行。1813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仅在一次的议案里就批准组成25家新的银行。在州长否决了这项议案之后，议会在1814年推翻州长的否决，批准了另一项组成41家新银行的议案。早在1793年费城的约翰·斯旺尼克就曾预见过，银行将在州里的中小城镇里迅猛发展。他对议会说：“银行的数量将大幅度地增长，得到银行的贴现将不再是一种恩惠。”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人们似乎觉得几乎乡村里的每个村子都有银行。只要有教堂、旅店和铁匠铺的地方就有银行。到1818年肯塔基州有43家新银行，其中两家银行是设立在不足百人的小镇上。罗得岛为了适应其先进的商业发展形势，似乎每个社区都设有银行。〔28〕

这些数以百计的银行现在发行着人们曾企足以待的纸币。当然，这些银行票据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或硬币，只是要支付金银的字据。然而，由于数量的增加，这些银行票据就权且当作货币使用。事实上，有些美国人甚至把这一情况理解为这些银行在产生货币。到1815年，两百多家银行拥有存款和仅用1700万金银币支持的价值大约9000万美元的票据负债（note liabilities）。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劳埃德在1811年说，“我们国家的货币流通在目前显然是纸币的流通，只有极少的金银币在个人交换时流通。”有些老一代革命者从不懂得金融的魔力。杰斐逊认为，银行发行的纸币是要“牺牲那些诚实和勤劳的人们的利益，使骗子发财致富”。他无法理解“纸币变的戏法怎样会像真金白银的财富或在地里的艰苦劳动那样生产出东西。不言自明，空无价值的东西不会生产出任何东西来”。约翰·亚当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在1809年说：“超过金库里金银数量的每一美元的银行票据不代表任何价值，因此是对人的一种欺骗。”可是这种银行票据是发展实业的活力的一种新的源泉，在事业上进取的美国人都急于利用这些银行票据。到1819年，英国大金融家族的家长亚历山大·巴林可以对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说：“纸币的系统在美国比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的发展都要好。”〔29〕

公共授予银行特许状的做法只是各州以旧的君主制的方式利用私人财富为公共目的服务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新型民选的州立法机构不愿征收税款去完成政府领导人想要干的事情。这种情形迫使几乎所有的州转而依靠传统的方法，调动私人的力量为公共目标服务。就像政治庇护制在这方面所做的那样，民主制正在推进一种奇怪的逆转，重新实行旧的君主制的统治方式。他们没有像许多虔诚的共和派曾期望的那样，自己来完成这些任务，相反，各州却最终走了国王和前现代的政府曾走过的路——不仅在金融业而且也在运输业、保险业和其他实业里授予特许私人组织或集团成立的特许状，让它们来完成多种多样可能是有益于公众的任务。然而，由于共和派反对带特许权的垄断，众多公司都是在遭到了强劲的反对和经历了激烈的辩论之后才得以建立起来。因此，这些公司被彻底地改变了。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多数公司变得完全不同于它们的君主制的前辈：它们不再是单一的垄断集团，也不再是公共企业。它们成为私人财产，也成了塞缪尔·布洛杰特在1806年所谓的“公共福祉的对手”。公司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其数量之大举世无双。〔30〕

法人社团特许状（corporate charter）曾一直是政府所使用的传统合法手段，是政府用来利用私人企业和私人财富去实现人们想要达到的公共目标的手段。这些目标包括创建某个殖民地、办学、建桥或者开银行等。与任命富人担任治安官或者其他公职的方法一样，颁发特许状也是那些在法律上强大、但财政上紧张的前现代政府用来把公共行动的费用转嫁到各种私人资源的一种手段。作为对社会服务的回报，这种法人社团特许状给予特许状接受者某些专有的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对某一地区行使治理的权利，或者对某种事物进行垄断的权利。这种法人社团特许状没有太大的公私之分。哈佛学院在17世纪拥有特许状，但是它与新英格兰地区法人社团的城镇一样，都是公共的。这些社团特权并不是时常颁发的，也不是随处可得的。它们是在政府的动议下颁发的，而不是出于私人利益而颁发的。

这种垄断性的特许状在君主制社会是有意义的，在这种社会获得特许特权的这些人显而易见，一望可知。在旧的社会里，拥有法人社团特许状和其他政府授予的特权的人一般都是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士绅，等级制社会的庇护和势力影响通通都集中在他们的身上。然而，一旦美国革命斩断了庇护和势力影响的等级制的关系网，这些独有的法人社团特许状就变得越来越不伦不类。即使是在英国的老社会，人们呼吁反对垄断和党同伐异现象，也对这种法人社团特许状分配不公怨声载道。

可是，与美国的情况相比，这些批评就算不得什么了。在美国，一旦各种旧的等级制分崩离析，势力影响的关系网变得模糊不清时，只要新建立的各州打算给予某些特别的人选和团体这种公司特权，就立即遭到了人们暴风骤雨般的抗议。〔31〕批评家们说，即使这种授予特权是为公益服务的目的十分明显——诸如授予费城学院或北美银行或费城城市的特许状，这种授予特权的行为也是与美国的共和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美国的共和主义精神“不容许向团体授予专门的特权”。在君主制社会，授予特许权或者特权的做法是“约束和限制专制权力”的一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做法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当然，殖民地居民也是以这种守势来对待各种皇家和法人社团特许状的。但是，现在既然只有人民进行统治，这些特许的特权似乎是有害无益的了，因为“即使在今天，国民享受公司豁免权来摆脱君主制统治的负担的程度有多大，他们就与应该遍及共和国的平等和共同自由原则相违背的程度就有多大”。“在一州之内，不平等或不公平分配公共利益会产生利益、势力影响和权力的差别，这会产生一种最坏的政体——贵族统治。”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约翰·霍巴特说：“所有的特许公司的行为（incorperations）都意味着是只给予公民的某个阶层某种特权，而其他公民则享受不到，到目前为止，这些行为破坏了应存在于每个社会的平等自由原则。”〔32〕有些人像杰斐逊一样正是出于这些理由一直反对授予这些特许状。直到他临终时日，杰斐逊仍相信，各州的立法机构应该极少地颁发这种合法特权，应该能够对它们进行干预，或者根据立法机构的意愿随时能够收回这些特权。

然而，鉴于美国社会是以民主和利益集团为主的性质，各州的立法机构很难抵挡授予这些公司特权的吸引力，尤其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自己就在他们正在授予特许状的实业里做生意。事实上，就像麦迪逊曾担心的那样，立法者们成了自己审判自己案子的法官。例如，在1806年新泽西州的议会，“两个党派中盗用权力的人”同流合污，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给几十个道路收费协会授予特许状。“民主党和联邦党这两个格格不入的名字在利益的悦耳之声中已经变得和谐融洽”。在康涅狄格州情形也是如此。一位精明的认购银行股份的人在1791年说，如果哈特福德银行要想让康涅狄格议会授予特许状，准许它成立的话，它的股东名单就不得不公开，或者显得公开。在“议会里有些人希望成为股东，当他们觉得他们能执股时，他们当然将尽力促使这个议案通过。相反，如果股票都已售完，他们就会激烈地反对这个议案”。〔33〕对美国政界来说，利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即腐败，当然不是什么新事物，在各个殖民地政府中，这种现象很普遍。可是这场共和革命是应该建立一个不受私人利益集团影响的、独立的公共权威的。

由于州立法机构的议员们年年更换，每个利益集团要获得自己的合法特权并不难，就像詹姆斯·沙利文在1792年抱怨的那样，法人社团特许状成了仅仅“是州里一些人的特惠，他们也只是偶然请求议会把特许状授予他们而已”。〔34〕如果某个社团或某些实业家有了特许状，其他人也一定要得到，所以法人社团特许状的数量直线上升。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只有大约6个特许公司，而现在这种特许状完全变成了流行的资格。议会不仅给银行颁发特许状，而且也给保险公司和企业颁发特许状，他们给实业家颁发执照，允许他们经营桥梁、道路和运河。从1781年到1785年，各州共颁发了11个法人社团特许状，从1786年到1790年，又颁发了22个，在1791年到1795年颁发了114个。从1800年到1817年，他们颁发了近1800个法人社团特许状。在整个欧洲大约有6家特许公司，而马萨诸塞一个州的特许公司就是全欧洲的30倍。纽约州是发展最快的州，它在1800年到1810年间颁发了220个特许状。纽约市的一个委员会为众多的渡口租借权辩护说：“为公众服务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建立相互竞争的机构和企业。”这一点早在1805年就似乎很明显了。“因此”，正如一个美国人在1806年写的那样，“在原来只有一个食品公司的地方，如果允许两个食品公司成立的话，那么面包就有可能由此变得更加便宜；或者说，如果建立两个银行，而且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被课税的话，与只有一个银行的地方相比，这里将会有更多的人得到贷款；如果有更多的银行的话，利率甚至都会降低。”1837年最高法院关于查尔斯河大桥案裁决背后的想法，上一代人就已经有了。〔35〕

最后，人们对于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中间分配这些社团特许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一些州试图用制定普通公司注册法（general incorporate laws）的方法来减缓整个授予特许状过程的压力。议会不再需要为每个特许状通过特别的法令，详细说明有关的人员、地点和资本。相反，它向所有渴望得到特许状的人开放法定的特权。在18世纪80年代最先从宗教组织开始，然后由纽约州在1811年带头，各州纷纷把这些社团特权给予了制造商，后来又给予银行和其他企业。由于这些特许社团的增加，不但法人社团特许状传统的专有性被摧毁了，而且各州政府的公权力也被分散了。马萨诸塞州州长列维·林肯忧心忡忡地说，假如“政府大手大脚和轻率地增加社团特许，并且无限制地赠予特权”，或迟或早将只剩下“统治权的那个影子”。〔36〕

尽管议会对私人利益集团慷慨地赠予法人社团特许状，但是那种认为政府应该拥有明确和自主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共和主义信念依然强烈，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新成立的各州的人们中间，这种信念尤为强烈。〔37〕即使是在原有的州里许多人也仍然怀有共和式的想法，他们相信，议会里多数人有能力代表公共利益，利用法人社团特许状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在1805年说：“很难想象一个法人社团仅仅是为了私人的目的而建立的。建立每一个那样的机构的基础是促进某些公共利益或实现某些公共目标。”〔38〕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在各州所进行的活动需要有“公共目标”。然而，这种压力最终迫使人们把法人社团划分为一类像银行和保险公司这样社团，另一类为镇、县那种社团。前一类社团被看成是私营的，因为它们是私人资助的；而后一种仍是公立的，因为它们是以税收为基础的。

但是这种划分必然会产生一些后果。如果这种像银行和其他实业的社团真的是私立的，而不是公立的，那么人们就可以明确地争辩说，他们的特许状一经被颁发，就变成实实在在的私有财产的“既得权利”，就不受政府权威的侵犯和约束。〔39〕没有人怀疑立法机构有利用私人财产为公共目的服务的能力，但是，人们现在说，如果某些权利在立法机构行使这种能力之前就已经被明确授予了，政府就不能再扩展这种能力去剥夺这些权利——至少是不能不做任何补偿就剥夺这些权利。〔40〕威廉·鲁宾逊在178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为北美银行的特许状做辩护，他说，“在授予特许状时，立法机构是以行政身份进行这项工作的〔*〕”，也就是说，它的做法同皇家当年曾利用私人财力为公共目的服务的做法如出一辙。鲁宾逊说，这种授予特许状的行为“完全有别于立法权，这种行为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是一件新事物，议员可以取消那些庄严授予的特许状。”法律和特许状是有区别的。法律是整个社会的通则，特许状则“给予某些人专门的特权……特许状是一种财产。当特许状被人们获得时，它们是有价值的。它们是否能被剥夺只能由法庭来决定”。〔41〕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牵强附会，还不成熟，而且并没有立即站住脚，但是它为未来指明了道路。在《宪法》正式通过之后，一些人甚至开始争论说，法人社团特许实际上是契约，《宪法》的第一条第十项关于契约的条款使法人社团免受政府的左右，最高法院在1819年审理达特茅斯学院一案时最终认可了这种观点。

新的共和制政府已大大加强了它的公权力。正如麦迪逊曾预料的那样，如何保护私人财产和少数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公权力的侵害最终变成了美国民主政治的一大难题。早在18世纪80年代，许多人已经坚定地认为，只有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公正的，能够不受私人利益集团的影响，保护人们的权利和人们的财产不受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的专制意志的侵犯。人们争论说，州的立法机构不应该像殖民地议会那样，“不处理州内的大事，而是料理私人事务，或者干预相互竞争的集团间的争端”。“当社会内部分裂时”，这种立法机构干预行为的弊病就更加严重，“因为一派向议会请求某种东西，另一派就会请求另一样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不应该用任何立法权力去干预，而是应该让矛盾的两派请求法院（即司法系统）来裁决他们之间的纷争。〔42〕人们在努力为司法活动划出一块专有的领域，把裁定私人权利的工作从政界和立法界转到这里。人们所做出的这些努力有助于推进司法进程的发展。美国的司法体系在殖民地时期地位无足轻重，但是它突然崛起，到了1800年成为了制约和限制民众的立法机构的主要手段。在共和国初期，制度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独立司法制度”。〔43〕

公权力与私权利这两个独立的领域正在形成。法官们现在变成了介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仲裁者。法律越来越成为一门脱离了政治的科学，而且只有在专门的职业性法律院校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少数人才能理解法律。亨利·奇普曼在1806年说，“在纷繁的大社会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那些无暇或者无力去探寻这些复杂关系的人是无法懂得繁复的”法律的。具有人民党主张的激进分子们抵制这种说法，尽力区分“律师的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法律”，并且要求清除所有的审判中的“职业神秘性”。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无济于事：即使是在联邦党人从政治领域被完全清除之后，为推进这些平民式的激进措施而做出的每一次努力都在杰斐逊的共和党内部制造了保守的对立面。人们对民主政治怀有绵绵不断又日益更新的恐惧，这些恐惧培育了人们对建立一个独立的、由专门人才组成的司法制度的渴望之情。〔44〕

传统上，人们任命法官的依据是他们的社会身份与政治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法律专长，许多法官甚至没有经过法律培训。他们曾行使一种适合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官吏权威，而这种权威所覆盖的面很广，其性质也是规定不当的。法官们被看作是政府的成员，而且仍然同政治保持密切的关系。例如，虽然托马斯·哈钦森并不是律师，但是他曾身兼数职，同时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副总督、参事会的成员和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的遗嘱检验法庭的法官。在18世纪90年代，约翰·杰伊和奥利弗·埃尔斯沃斯在担任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同时，还执行着外交使命。1789年杰斐逊访问法国，事实上，在等待杰斐逊回国期间，杰伊既担任国务卿又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蔡斯为了代表联邦党的事业进行拉选票等政治活动，而他自己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国会在其1792年的《残疾人年金法案》中，赋予了联邦法庭管理与行政责任，而这些责任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司法权限，它们实际上应该由国防部长和国会来复审。18世纪90年代坐镇联邦地方法庭的28位法官中，只有8位曾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州里执掌过高层司法大权，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是显赫的政治人物，曾担任过州内的要职，并参加过大陆会议。他们把自己在法院的任职仅仅当作是他们一般政治活动的扩展，一些人在任法官期间甚至继续施加政治影响，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传播联邦派庇护制。这些法官是政治权势，而不是职业的法律专门人才。〔45〕

然而，到19世纪早期，法官们开始退出政治领域，从他们原来兼顾的地方官员的角色中脱身，把自己的活动规范在正常的法庭工作范围内，法庭工作已经变得日益专业化，群众陪审团所带来的重负减少了。法庭趋向于避免处理最具有爆炸性和党派性的政治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诸如法律问题等其他一些在他们自己的管辖范围的重要问题，他们则试图进行标示。人们开始划出什么是政治界限或立法界限、什么是法律界限或司法界限，并且用三权分立的原则来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46〕早在1787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纽约州议会上就说，州宪法阻止任何人的权利被他人剥夺，除非是“依据这片土地的法律”，或者用议会刚刚通过的法令上的规则来说，“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汉密尔顿出乎意料地说，这些规则具有“精确的技术含义”：这些规则现在“只适用于法庭的活动，它们与立法的法案无关”。〔47〕在诸如财产权和契约等类的问题上划出法律界限，这样能有效地把这类问题隔离开，使它们不受群众的干预，也不受党派辩论以及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某些事物，其中包括解释什么是财产的权利和解释宪法的权利，不再是一件由立法机构来决定的与政治利益相关的事物，而是只能由法官们来决定的法律的“固定规则”。1805年，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甚至争论说，如果没有法庭的保护，如果没有复杂的习惯法，“权利将会永远得不到补偿，错误将永远得不到纠正”。美国人无法再依赖他们民选的立法机构去解决他们生活的诸多问题。“对于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迫切问题，对于一个万事俱兴国家里的纷然杂陈的利益集团，立法机构的有建设性的法令所起的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48〕1776年人们对民选的立法机构制定法律的作用抱有共和式的信心，而现在上述的观点已经与当时相去甚远，这种观点是对民主政体的严厉的控告。

结果是自相矛盾的：在早期共和国的国家公权力增长的同时，个人的私权利也在增强，它们各自的要求均由法庭来调停和权衡。包括晚年的麦迪逊在内，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司法体系是唯一的类似仲裁人的统治机构，超越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市场，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决。司法领域似乎是民主制的美国仅存的一处公共领域，在那里人们还能发现几丝古典贵族制的遗风和古典美德。一些人甚至认为，美国民选政府之所以“存在”就依赖于司法体系的存在，美国的司法体系是最超脱人们的势力的影响，也与各方私人利益集团的压力无关。托克维尔总结说：“法庭是司法体系能够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见的机构。”〔49〕

注释

〔*〕即与司法官不同，要执行上级命令，不负独立裁判之责。——译者

〔1〕Charles Nisbet（1787年），转引自Samuel Miller: Memoir of the Rev. Charles Nisbet, D. D.，Late President of Dickinson College, Carlisle（1840年纽约版），第167页。William Findley: Observations on "The Two Sons of Oil" Containing a Vindic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1812年匹兹堡版），第291页。Alexander McLeod（1802年），转引自Steven Watts: The Republic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 1790—1820（1987年巴尔的摩版），第113页。

〔2〕Webster:"Address of Bunker Hill"（1825年），见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Daniel Webster: National Edition（1903年波士顿版），第1卷，第238—239页。Edward Everett:"An Oration Pronounced at Cambridge...1824,"见Joseph L. Blau编：American Philosophic Addresses, 1700—1900（1946年纽约版），第77页。

〔3〕W. J. Rorabaugh: The Alcoholic Republic: An American Tradition（1979年），第3—21页，第87页。Ian R. Tyrell: Sobering Up: From Temperance to Prohibi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1800—1860（1979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第3—32页。Randolph A. Roth: The Democratic Dilemma: Religion, Reform,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of Vermont, 1791—1850（1987年英国剑桥版），第48页。Elizabeth Cometti编：Seeing America and Its Great Men: The Journals and Letters of Count Francesco dal Verme, 1783—1784（1969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5页。

〔4〕Esther B. Aresty: The Best Behavior: The Course of Good Manners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as Seen through Courtesy and Etiquette Books（1970年纽约版），第189—190页，第229页。North American Review，第1卷（1815年），第20页。Neil K. Fitzgerald:"Towards an American Abraham: Multiple Parricide and the Rejection of Revelation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1971年布朗大学硕士论文），第8—9页，使用了Thomas M. McDade编制：The Annals of Murder: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Pamphlets on American Murder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00（1961年俄克拉荷马州诺曼版）。David Hackett Fischer: The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The Federalist Party in the Era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1965年纽约版），第187页。

〔5〕Paul A. Gilje: The Road to Mobocracy: Popular Disorder in New York City, 1763—1834（1987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23—288页。Howard B. Rock: Artisans of the New Republic: The Tradesmen of New York City in the Age of Jefferson（1979年纽约版），第59页。

〔6〕Gilje: Road to Mobocracy，第268页，第274页，第279页。

〔7〕Charles Stewart Daveis: An Address Delivered on the Commemoration at Fryeburg, May 19,1825（1825年缅因州波特兰版），见Joseph L. Blau编：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 Representative Writings of the Period 1825—1850（1954年纽约版），第49页。Elkanah Watson: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Existing State of Modern Agricultural Societies on the Berkshire System, from 1807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January 10，1820（1820年奥尔巴尼版），第114页，第142页，第160页，第177—178页，第168页注释部分，第169页，第182页。

〔8〕Samuel Latham Mitchill: An Address to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1800年纽约版），第7—8页。Grundfest: George Clymer，第141页。Lucius Versus Bierce: Travels in the Southland, 1822—1823: The Journal of Lucius Versus Bierce, George W. Knepper编（1966年俄亥俄州哥伦布版），第103页。

〔9〕Niles'Weekly Register，第1期（1811—1812年），第10页。

〔10〕Joan Wells Coward: Kentucky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Process of Constitution Making（1979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版），第3页。R. Carlyle Buley: The Old Northwest: Pioneer Period, 1815—1840（1950年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版），第125页。Andrew R. L. Cayton: The Frontier Republic: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Ohio Country, 1780—1825（1986年俄亥俄州肯特版），第112页。Calhoun，转引自William A. Schaper: Sectionalism and Representation in South Carolina（1968年纽约版，1901年第1版），第139页。

〔11〕Everett:"Speech at Nashville"（1829年），见Orations and Speeches，第1卷，第191页，第192页。Cayton: Frontier Republic，第116页。Henry Wansey: The Journal of an Excur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Summer of 1794（1969年纽约版），第183页。Malcolm J. Rohrbough: The Trans-Appalachian Frontier: People, Societies, and Institutions, 1775—1850（1978年纽约版），第36—37页，第96—97页。

〔12〕C. F. Volney: A View of the Soil and Clim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C. B. Brown译（1804年费城版），第3页。

〔13〕Patrieia S. Watlington: The Partisan Spirit, Kentucky Politics, 1779—1792（1972年纽约版），第46页。Morris Birkbeck: Letters from Illinois（1818年伦敦版），第14页。Rohrbough: Trans-Appalachian Frontier，第55页。William C. Preston: Reminiscences，转引自Charles L. Sanford编：Quest for America，1810—1824（1964年纽约版），第26页。

〔14〕The Panoplist and Missionary Herald，第14期（1818年），第212—213页。

〔15〕Flower，转引自Alice Felt Tyler: Freedom's Ferment: Phases of American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1944年明尼阿波利斯版），第18页。Everett:"Speech at Yellow Springs, Ohio"（1829年），见Orations and Speeches，第1卷，第209页，第210页。Stephen Hahn和Jonathan Prude编：The 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Rural America（1958年查珀尔希尔版），导言部分，第4页。

〔16〕关于最重要的著作，请见George Rogers Taylor:"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An Exploratory Essay"，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4期（1964年），第427—444页。Donald R. Adams, Jr.:"Wage Rates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 Philadelphia，1785—1830"，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8期（1968年），第404—417页。Paul A. David:"The Growth of Re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1840：New Evidence，Controlled Conjectures"，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27期（1967年），第151—197页。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1961年新泽西州恩德尔伍德克里福斯版）。Kenneth L. Sokoloff:"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Northeast，1820—1860"，见Stanley L. Engerman和Robert E. Gallman编：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986年芝加哥版），第679—736页。Sokoloff:"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1790—1846"，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8期（1988年），第813—850页，和温妮弗雷德. B.罗滕堡（Winifred B. Rothenberg）的文章，引自同一期刊，第8章，第22条注释。

〔17〕Adna Ferrin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Study in Statistics（1969年纽约版），第40—47页。Philip Abrams和E. A. Wrigley编：Towns in Society: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1978年英国剑桥版），第247—248页。

〔18〕William J. Gilmore:"Elementary Literacy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rends in Rural New England, 1760—1830"，美国文物学会《学报》，第92期（1982年），第87—177页。Gilmore: Reading Becomes a Necessity of Lif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Rural New England，1780—1835（1989年诺克斯维尔版）。

〔19〕Matson和Onuf:"Toward a Republican Empire"，见American Quarterly，第37期（1985年），第496—531页。

〔20〕Claudia Goldin和Kenneth Sokoloff:"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42期（1982年），第745—746页。Thomas C. Cochran: Frontiers of Change: Early Industrialism in America（1981年纽约版），第57页。Gallatin，转引自Joyce Appleby: Capitalism and a New Social Order: The Republican Vision of the 1790s（1984年纽约版），第43页。Wansey: Journal of an Excursion（1969年纽约版，1796年第1版），第47页，第101页。James A. Henretta:"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见Hoffman等编：Economy in Early America，第81页，第80页。Niles'Weekly Register，第3期（1812—1813年），第328页。1808年佛蒙特州的边界小镇圣阿尔班斯的居民写给杰斐逊总统一封令人感动的信，也许没有什么能比这封信更能说明所发生的事情了。在信中，他们抗议杰斐逊总统宣布的这个小镇由于违犯禁止通商的法令而处于叛乱状态的命令。这个小镇的居民告诉杰斐逊，如果停止同加拿大进行贸易的活动将会伤害圣阿尔班斯的人民，他们无法理解，停止同加拿大的活动又怎么可能帮助美国呢。他们说：镇上的人所做的不过就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换取生活的便利品，甚至是必需品”而已。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来源。American Register，第3期（1808年），第450—452页。

〔21〕Stanley Lebergott:"Labor Force and Employment,1800—1960"，见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第30卷，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66年纽约版），第128页。Niles'Weekly Register，第3卷（1812—1813年），第328页。

〔22〕Jonathan Messerli: Horace Mann: A Biography（1972年纽约版），第16页。Thomas Dublin:"Women and Outwork in a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Town: Fitzwilliam, New Hampshire，1830—1850"，见Hahn和Prude编：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第51—69页。

〔23〕1814年7月16日亚当斯写给杰斐逊的信，见Lester J. Cappon编；The Adams-Jefferson Letters: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Abigail and John Adams（1959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卷，第436页。其他的人，即使是普通百姓的最激进的代言人也同样无法理解经济的这些发展。例如，亚伯拉罕·毕肖普仍继续相信，财富的总量是固定的，财富的运转只是流通而已。他说，进行抵押或借钱都是奢侈浪费的结果，这样做并不能增加财富的数量。“对一个共和体制来说，既不受刺激亦不受限制的商业状态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这些言论说明了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人们是多么难以准确地理解经济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样样事情都没有先例，而人们依旧运用传统的智慧来处理事物。Bishop: Connecticut Republicanism，第12页。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21页。

〔24〕Calhoun，转引自Oscar和Lilian Handlin: Liberty in Expansion, 1760—1850（1989年纽约版），第197页。Niles'Weekly Register，第1期（1811—1812年），第282页，第3页。Mathew Carey（1822年），转引自Nathan Miller: The Enterprise of a Free People: Asp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w York State during the Canal Period，1792—1838（1962年伊萨卡版），第42页。Frances Wright: Views of Society and Manners in America, Paul R. Baker编（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08页。1814年赫齐卡亚·奈尔斯在他的《周刊》里写道：“在英语里再没有哪个字比商业这个字更能迷惑人的了。”各地的人们“把商业这一词同航行到所有的国家的巨轮联系在一起，而每一社会的大商业则是它的国内航线，是一部分与其他相同的部分的交流……。在合众国，（假如我们处于和平时期）我们的对外贸易几乎不足人们的整个商业的四十分之一或五十分之一”。奈尔斯说，“这些结论可能会使许多人吃惊，但是它们是以我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数据为依据的。”Niles'Weekly Register，第6期（1814年），第395页。

〔25〕Bray 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1957年普林斯顿版），第66页。

〔26〕Pauline Maier:"The Debate over Incorporations: Massachusetts in the Early Republic,"此文发表在1990年5月18—19日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二百周年纪念大会的文集上，第32页。J. Van Fenstermaker: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ing: 1782—1837（1965俄亥俄州肯特版），第4—14页。

〔27〕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第145页，第165页。

〔28〕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第147页，Philadelphia General Advertiser，1793年2月16日版。Richard Gabriel Stone: Hezekiah Niles as an Economist（1833年巴尔的摩版），第94—95页。Fenstermaker: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ing，第8页。

〔29〕Hammond: Banks and Politics，第188页，第196页，第189页。1816年1月6日杰斐逊写给查尔斯·扬西上校（Col. Charles Yancey）的信，见Ford编：Works of Jefferson: Federal Edition，第11卷，第494页。

〔30〕[Samuel Blodget]: Economica: A Statistical Manu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06年华盛顿版），第17页。

〔31〕在费城制宪大会上，詹姆斯·麦迪逊提议，联邦政府应当被授予颁发法人社团特许状的明确的权力，但是宪法制定者们出于害怕那样会引起群众反对“商业垄断”的缘故，决定耍手腕，在宪法中对公司问题只字不提。Frank Bourgin: The Great Challenge: The Myth of Laissez-Faire in the Early Republic（1989年纽约版），第44页。

〔32〕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第90页。

〔33〕Walter R. Fee: The Transition from Aristocracy to Democracy in New Jersey, 1789—1829（1933年新泽西州萨默维尔版），第146页。Joseph S. Davis: Essays in the Earlier History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第四篇，Eighteenth Century Business Corpo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191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321页。P. H. Woodward: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Hartford Bank...（1892年哈特福德版），第50页。

〔34〕[Sullivan]：Path to Riches，第37—38页，第10页，第43页。

〔35〕Cochran: Frontiers of Change，第21页。Hartog: Public Property and Private Power，第153页。[Blodget]：Economica，第17页。

〔36〕Oscar和Mary Handlin: Commonwealth: A Study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Massachusetts, 1774—1861（1947年、196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06—133页。Ronald E. Seavo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1784—1855: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1982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Lincoln，转引自Maier:"The Debate over Incorporations"，第18页。

〔37〕Sandra F. VanBurkleo:"'The Paws of Banks': The Origins and Significance of Kentucky's Decision to Tax Federal Bankers，1818—1820"，见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9期（1989年），第480—487页。Sandra F. VanBurkleo:"'That Our Pure Republican Principles Might Not Wither: Kentucky's Relief Crisis and the Pursuit of Moral Justice，1818—1826"（1988年明尼苏达大学博士论文），第6章。

〔38〕R. Kent Newmeyer: Supreme Court Justice Joseph Story: Statesman of the Old Republic（1985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32页。Harry N. Scheiber:"Public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American Legal History"，见California law Review，第72期（1984年），第217—251页。

〔39〕汉密尔顿写道，“授予权完全包括收回权（就像立法机构应用的那样）这个建议一般来说是对的，但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既得权利（Vested rights）使规则有了例外。”Hamilton:"The Examination"，1802年2月23日，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25卷，第533页。爱德华·S.科温（Edward S. Corwin）把对既得权利的保护称作“美国宪法的基本教义”。Corwin:"The Basic Doctrin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12期（1914年），第247—276页。

〔40〕在1776年，大部分革命的州宪法并不为公家征用私人财产而提供恰当的补偿；但是，在1791年美国议会正式通过联邦宪法的第五条修正案之后，提供这种补偿的条文明确地写进了几乎所有后来加入合众国的各州的宪法里了。在后来的年代里，在没有这项特殊的恰当补偿条款的原来的各州的州宪法里，司法解释上经常加上这一条款。J. A. C. Grant:"The ‘Higher Law’Background of the Law of Eminent Domain,"见Wisconsin Law review，第6期（1930—1931年），第70页。

〔41〕Carey编：Debat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第11—12页。Davi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rporations，第313页。

〔42〕Pennsylvania Packet（费城），1786年9月2日版。

〔43〕联邦党人在1820—1821年纽约制宪会议上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看法：“由独立的司法系统常规的执法行为保护了财产不受个人的侵犯。”见Reports of the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242页。

〔44〕[Henry Chipman]: An Oration on the Study and Profession of the Law（1806年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版），第7页。Richard E. Ellis: The Jefferonian Crisis: Courts and Politics in the Young Republic（1971年纽约版），第163页，第176页，第177页。

〔45〕Sandra F. VanBurkleo:"‘Honour, Justice, and Interest’: John Jay's Republican Politics and Statesmanship on the Federal Bench"，见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第4期（1984年），第263—264页，第269页。Russell Wheeler:"Extrajudicial Activities of the Early Supreme Court"，见Supreme Court Review（1973年），第123—158页。

〔46〕George L. Haskins和Herbert A. Johnson: Foundations of Power: John Marshall, 1801—1815，见Oliver Wendell Holmes Devise: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1981年纽约版），第189页，第193—195页，第203—204页，第246页，第297页，第336页，第354页，第395—396页，第400页，第421页。George L. Haskins:"Law versus Politic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arshall Court"，见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第130期（1981年），第1—27页。Jennifer Nedelsky:"Confining Democratic Politics: Anti-Federalists, Federalists, and the Constitution"，见Harvard Law Review，第96期（1982—1983年），第351—360页。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197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57页。Newmeyer: Joseph Story，第38页，第54页。国会在1792年通过的《残疾人年金法》中把行政职责交给了法庭。人们对国会这样做是否合乎宪法进行了论战。这场论战是正在出现的区别政治和司法界限的做法带来的结果。由于担心会违反三权分立的原则，一些法官反对成为政府的年金管理人，也反对做出这种行政决定。J. M. Sosin: The Aristocracy of the Long Robe: Th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 in America（1989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第285—287页。

〔47〕1787年2月6日汉密尔顿在纽约州议会的讲话，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4卷，第35页。当然，汉密尔顿的观点并没有立即站住脚。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司法部长在1794年反驳道，与正当的法律程序和这片土地的法律相关的州宪法条款并不是对立法机构的约束，它们是“人民认为根据自己的权力有权做出的宣言，这些宣言反对的不是那种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代表可能会篡夺的权力，而反对的是，无法无天的所谓的特权人物的普遍的压迫和侵权行为”。因此，“除了根据这片土地的法律的要求外，任何人的财产都不能被剥夺”这一句话，“对北卡罗来纳州的人民来说”，意味着只是“在自己的立法机构的干预下由他们自己制定或采用的一条法律而已”。Edward S. Corwin:"The Doctrine of Due Process of Law before the Civil War"，见Harvard Law Review，第24期（1911年），第371—372页。布莱克斯通曾写到，个人的绝对权利之一就是“财产权：财产权包括除了这片土地的法律的要求外不受任何控制和不打任何折扣地自由使用和享受及处置个人的所有物品的权利”。这片土地的法律在布莱克斯通看来当然包括那些国会颁布的法律。Corwin:"Basic Doctrin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见Michigan Law Review，第12期（1914年），第254页。

〔48〕Alexander J. Dallas，转引自Ellis: Jeffersonian Crisis，第179页。Michael Les Benedict:"Laissez-Faire and Liberty: 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见Law and History Review，第3期（1985年），第323—326页。

〔49〕Harry N. Scheiber:"The Road to Munn: Eminent Domain and the Concept of Public Purpose in the State Courts"，见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5期（1971年），第366页。George Dargo: Law in the New Republic: Private Law and the Public Estate（1983年纽约版），第40页。1832年6月27日麦迪逊写给杰斐逊的信，见Gaillard Hunt编：Writings of Madison（1900—1910年纽约版），第9卷，第140页。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Phillips Bradley编（1956年纽约版），第1卷，第278页。

第十八章　赞颂商业

最终，那个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的奇迹并不是由银行、也不是由政府、更不是由一些机构创造出来的。一个繁荣、充满竞争和创业精神的社会在美国异军突起，这并不是由于人们制定了《宪法》的缘故，也不是由于几个领袖人物设立了国家银行缘故，其真正原因却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开始勤奋工作，努力赚钱，要“过好日子”。美国人民似乎变成了一个人人都不遗余力地追求金钱的民族。“创业”、“改善”、“干劲”等词在书报宣传中随处可见，被广为赞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塞缪尔·米奇尔对此深感困惑和不满，他在1800年说：“人民和政府的呼声高亢，都一致要求发展商业。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爱好和习惯，去适应贸易和交通的需要。整个大陆从东到西，共同的呼喊就是商业，商业！别管怎样，发展商业！”

米奇尔对待贸易的讥讽态度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却不合适。大多数美国百姓似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更欢天喜地地做买卖，外国人说：“美国人总在没完没了地谈生意，他总是一笔生意刚做完，手上在就做另一笔，心里则盘算着另外两三笔买卖。在他的眼里，他所拥有的，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商品。”英国的旅行者们惊愕看着美国人卖掉他们的地产，以便去做生意，而英国人的做法刚好与之相反。美国的小商贩、小店铺比地球上任何一地都要多。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开始用“生意人”（businessman）来恰当地形容如此众多的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各地的美国人如醉如痴地热中商业活动。年轻的亨利·克莱在1812年对众议院说：“这种痴迷同上天赐予我们的任何热情一样，是不可征服的。你可以尝试去规范它，但是你无法消灭它。”〔1〕

赚钱发财和追求个人利益竟然会在全社会盛行，这让许多人害怕，也让他们迷惑不解。一些开明的绅士哲学家认为，发明创造不应该受专利权保护，而是应该向科学界无偿地公开。像奥利弗·伊文斯那样的精明的企业家们则反对他们的观点。对于像杰斐逊那样的贵族富豪，不去用专利权保护自己的发明创造倒是也不错，但是“像杰斐逊先生这样的爱国者并不多见”。现在在美国，普通的发明者通常都是穷人，“他花费了巨大代价才发明出来的东西也许就是唯一一件他完全拥有的东西，靠它他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些新型的有进取心的发明者理所当然会为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他们说，人们不能期望他们“不抱任何谋利的指望，而以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去为国家服务”。他们需要更长期的专利保护权，以便被允许“在使我们的邻里和国家富裕的同时，依靠自己的劳动，使我们自己也富裕起来”。对于新兴的商业世界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商业意识，但是对于像本杰明·拉什那样的启蒙的思想家来说，这似乎仅仅是“拜金思想”正在取代建国领袖们的价值观。新生的一代人的座右铭是：

美与善激励着他人，

给他们不朽的英名，

可是，请给我现金！〔2〕

从本杰明·拉什、华盛顿·欧文到菲利普·弗瑞诺，情趣各异的绅士们对此都感到大为震惊，并且有些灰心丧气，他们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处处讥讽嘲笑，做出悲观的论断。一些对这些现象过分在意的绅士们急于表现他们的爱国之情，但是多数人则担心，一个如此专注于发财致富的社会不仅无助于艺术及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的发展，而且还会让自私自利的思想泛滥成灾，最终使社会崩溃。

到19世纪的前10年，人们的忧虑日见增长，这使得许多美国人把战争当成了重建社会的必要行动，当成了摒除美国人的贪婪恶习和永不满足的重商之情的手段。对很多人来说，1812年对英战争变成了重新振奋国民精神和增强共和主义的途径。〔3〕1811年12月，人们说，“战争将净化国家的政治气氛……所有政治美德将被重新发扬光大，并且被神圣化。我们将重新看到许多公民将会与1776年不朽的伟人们举世齐名。”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威廉·克拉夫茨说：“战争中存在着高尚行为，高尚甚至使人虽败犹荣。”〔4〕

1812年战争自然没能使美国人停止参与商业活动，或者停止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也没有减缓他们的这一进程。如果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些作用的话，那就是它促进了家庭制造业的增长，促使人们更多地参与国内的市场活动，从而反倒加速了这一进程的发展。但是，战争确实起到了清除许多传统思想的作用，也帮助美国人逐渐对自己的社会和商业精神有了新的和更客观的认识。到19世纪20年代末，那种对美国社会的混乱、充满商业气息的现状发出的绝望的哀叹只剩下星星点点，而人们越来越现实，做出更多的尝试，去发现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和归属感。

这并不是说，过去没有遗留下任何把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东西。美国革命并不曾把所有联系旧的君主制社会的纽带都消灭掉。没有哪个革命能做到这一点。人们仍旧关照自己的家人和亲属；银行的董事们还是主要把钱款贷给自己或熟人；尽管现在人们嘴上总是讲德才是主要的考虑条件，但是几乎人人都为亲朋好友谋取一官半职。私人的庇护制仍然盛行，只不过现在没有那么多家长制的伪装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似乎占了上风。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在1801年说：“我农场上的农活全都由一个佃户包揽了，我给他特别的好处，他可能不掌管农场的管理，但这些好处是慷慨的，他可能会很高兴，由于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同我联系在一起。”〔5〕

国家政权当然没有什么权威能把各种关系凝聚起来。杰斐逊是在他的“1800年革命”中当选为总统的。在那场革命中，他决心与联邦党人的君主制倾向反其道而行之。确实，他后来说，“1776年的革命是改变政府形式的革命”，他的当选“是改变政府原则的革命，同1776年的一样，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甚至政府的一些象征和仪式都被简化或者取消了，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政府变得越来越薄弱。到19世纪初，外来的移民们立刻就注意到，美国的“政府”“不显山不露水”。刚刚自爱尔兰来的移民威廉·桑普森惊异地说：“它在你的身边就像空气一般，你甚至无法感觉到它。”在欧洲，没有人像共和国初期的美国人那样如此全面地摧毁了国家政府。总有一天，信件的邮递将是大多数公民知道这种政府还存在的唯一的途径。〔6〕

然而，共和思想仍然不断地求助于人们天然的友善之心、同情心，以及乔尔·巴洛称之为应该存在于所有人当中的“诱人的博爱”。〔7〕在美国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刚刚独立的美国男人们和妇女们纷纷相聚在一起，组织了成千上万新的志愿组织，这些组织展示了各种广泛的仁爱目标。它们包括多种的技工协会、慈善协会、防止贫困协会、孤儿院、传教士协会、海运协会、宗教小册子出版会、《圣经》会、禁酒协会、安息日协会、和平协会，以及抑制恶行和不道德行为的协会、救济穷困寡妇的协会、提倡勤劳的协会等等，实际上，做任何善行和人道的事情都有相应的协会。早在1789年，人们就观察到，人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必然会形成一定的距离，被抛进一个呈扩散状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志愿协会和机构使他们能够以新的方式来到一起，把他们微小的力量凝聚起来，最有效地为慈善事业服务。到19世纪20年代，仅在马萨诸塞一个州，这些由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协会就以每年成立85个的速度在增长。〔8〕

在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各式各样的志愿组织里，辩论名目繁多的事情。而在欧洲，很少有人会这样做。查尔斯·英格索尔说，在其他国家，这些“种类繁多的自发组织”只是给当权者们“制造麻烦，使他们不安”，所以他们尽力阻止人们成立这些组织。但是，由于美国社会非常分散和松散，所以美国人觉得这些组织“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这些社会组织发展得如此广泛，以致有些像威廉·钱宁这样的人最终担心，这些组织的社会原则正在威胁着“人的个性”，而人的个性对美国人来说，对社会活动的真正目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9〕

然而，钱宁等人不必担忧，因为许多会员们很快就重新调整了他们同这些志愿组织的关系。过去他们为这些慈善组织出时出力，而现在许多人开始出钱。这些协会变得不太像是相互依存的组织，而更像是信托单位，怀有仁爱之心的人们现在可以同时隶属于许多志愿组织。金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些关系。〔10〕

还有许多人逐渐开始相信，基督教可能是把美国人维系起来的最好手段。当然，各种教派的新教一直是普通美国人主要的凝聚力，也常常是形成小社会及他们生活秩序的主要根源。但是美国革命打乱了美国的宗教，教徒们远走他乡，教堂的建筑被毁坏，神职人员的培训被干扰，人们的思想染上了政治色彩。可是，普通人对宗教的渴望依然很强烈，其强烈程度超出了任何一位革命领导人的认识范围。

在18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在公共生活的绅士化和世俗化的表层下面，群众的宗教情绪的汹涌潜流正在奔腾，等待着发展中的民主革命去突破由启蒙运动的理性与怀疑构成的坚硬的外壳，去横扫整个国土，改变它的风景。不但对普通群众来说，而且对许多启蒙的革命领导人来说，宗教热情高涨的后果是意义深远的。这些革命领导人被这场民主革命吓坏了，并且感到很茫然。虽然有些启蒙的士绅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并且像杰斐逊和年轻的约翰·Ｃ.卡尔霍恩那样，在19世纪早期热情地预言到，全国正在迅速地相信，耶稣只是一位不带任何神威的好人，但是自由派的士绅对事态了解得更清楚。这些开明的士绅尽管也曾很理性，深受启蒙教育，但是他们现在甚至开始发现，旧的超自然的基督教既是拯救他们自己绝望灵魂的良药，也是拯救国家破碎的精神的途径。巴洛·乔尔曾是激进的怀疑主义者，连他现在甚至也逐渐强调，他毕竟没有真的抛弃基督精神，我们就可以知道，启蒙运动的时代结束了。

在美国革命时期，即使大多数建国领导人按时去教堂做礼拜，他们也不曾在情感上重视过宗教。作为接受启蒙思想的绅士，他们对“愚昧、思想褊狭的教士传播的晦暗的迷信”深恶痛绝，他们希望看到，有一天“科学的曙光和冉冉上升的文明之光将会驱走黑暗幽灵”。从最好处说，大多数革命的士绅也只是被动地相信有组织的基督教，最糟糕的是，他们私下鄙视和嘲笑它。杰斐逊痛恨保守的神职人员，他不断地谴责“传教匠”把基督教变成了“奴役人类的机器，……变成了为自己窃取财富和权力的装置”。虽然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彻底的自然神论者，但是，大多数人则像戴维·拉姆奇一样，把基督教教堂描绘成“理性的最佳圣殿”。在这个新的启蒙时代，甚至具有清教思想的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对基督的神性的争论是“亵渎神明”。有人曾问过汉密尔顿，为什么参加费城的大陆会议的成员们没有在《宪法》中承认上帝的地位，据说，他代表许多思想开放的同僚们回答，“我们忘记了”。〔11〕

到19世纪上半期，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绅士们再也不会如此轻易地把上帝给忘记了。如果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年代里所产生的民主革命意味着普通百姓的崛起的话，那么，这场民主革命也同样意味着群众性的福音派基督教的兴起，因为大多数普通百姓仍旧通过宗教使自己周围的世界富有意义。到19世纪初期，这些普通百姓在很多方面都在维护他们的福音派基督教，士绅领导人们再也不能对其等闲视之。1801年有人批评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外孙艾伦·伯尔，说他不重视宗教，他的一位政治好友提醒他注意长老派的选票，并告诫他“你去教堂做礼拜不好吗？”汉密尔顿甚至在绝望中也竭力用大众的基督教的外衣来包裹他的联邦党的内核。1802年，当托马斯·潘恩从欧洲回到美国时，他发现，他曾经协力建立起来的民众世界竟然倒戈反对他和他的开明的“不信奉宗教”的思想。人们注意到，“休谟和伏尔泰以及博林布鲁克”的自由思想的世界在各地，甚至在受过教育的士绅中间，都已经时过境迁。在共和国民主化的同时，它也变成了信奉福音基督教的国家。〔12〕

启蒙运动信仰良知的自由和政府与教会的分离。在19世纪初期，许多宗教组织抵制启蒙运动的这种分化作用，要求共和国允许牧师在国会活动、宣布斋戒日和祈祷、以及允许在安息日停止信件邮递，以此来要求国会承认基督教是它的基础。〔13〕在1811年，詹姆斯·肯特法官对“纽约人民诉拉格尔斯案”做出了著名的亵渎神明案的裁决，他在法律上承认了基督教与共和主义的关联。虽然肯特承认政府没有确立正式的宗教，宪法保证宗教思想的自由，也没有法规禁止亵渎神明的言行，但是，不管怎样，他宣布，像拉格尔斯所做的那样，蔑视和辱骂几乎由全社会所信奉的基督教“打击了道义的根基，也削弱了社会联系的牢靠性”。肯特愿意以这种方式依靠宗教，但是与此同时，像许多建国领袖们一样，他鄙视宗教的狂热，背地里把基督教称为野蛮人的迷信。他的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恰好表明了传统的士绅已经开始为早期共和国的社会无序状态十分担心。〔14〕事实上，对某些美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现在已经成为唯一能把国家凝聚在一起的凝聚力，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索顿斯托尔·莱弗里特把基督教称为“文明社会的伟大纽带”，比彻尔·莱曼在1815年说它是“中心吸引力”，“它必须弥补政治亲和力及利害关系的不足”。〔15〕

19世纪早期产生的这种强烈的宗教情绪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然而，这种情绪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程度实际上不及它把人们的分裂合法化的程度，也不及它在道义上使人们有可能参与非个人化的市场的程度。在新英格兰地区加尔文教派兴起的“新神”（New Divinity）运动强烈地否定自私自利的行为，塞缪尔·霍普金斯提出了普遍无私仁爱的著名观点，但是最终塞缪尔·霍普金斯的观点还是以人们启蒙的自身利益为基础，因而对他们的获取利益的行为设定了可信的道德界限。〔16〕

其他人认为，用类似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的“言论的混战”，宗教实际上正在新生的共和国里加速社会的分化。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几十年里，传统的宗教组织和机构的残余被最终清除了，现代的基督教教派诞生了。曾主宰18世纪殖民地社会老的教派，如公理会、长老会和圣公会等现在突然被生气勃勃的福音教派所取代，这些新教派包括浸礼会、卫理会以及一些欧洲从不知晓的全新教会（如基督会）。各地的人们“从世纪的沉睡中觉醒”，“第一次知道他们是负有责任的生灵”，他们甚至有能力自己拯救自己。〔17〕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人们开始向宗教权威挑战，美国革命则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宗教权威的挑战。就像人民在夺取政权一样，人们说，他们也应该夺取教会。基督教也必须共和化。人民是他们自己的神学家，没有必要依赖他人去告诉自己应该信仰什么。改信浸礼会教义的伊莱亚斯·史密斯在1809年宣称，我们必须“彻底解放自己，除了《圣经》之外，不受教义、信条、信仰的表白、教规或任何清规戒律的支配，自己来检验什么是真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福音教派的挑战与民主化骚动的规模宏大，在这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没有任何运动有过如此的规模。〔18〕

由于人们被告知，他们每个人“都被看作是自身拥有独自的权利，在自己与上帝之间，按照自己的良知去信仰和讲话”，所以宗教在美国变得比以前更加个人化、更加具有自愿性。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更加自由地加入或更换宗教组织。因此，他们从一个宗教组织转到另一个宗教组织，不停地寻找那些神迹、预言或太平盛世将会到来的许诺，使他们混乱的生活更有意义。由于没有哪个教会能够有把握聚拢住信徒，所以，各个教派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每个教派都称自己是正宗，它们之间相互谩骂，就某些教义争论不休，相互聚众骚扰、扔石头并且捣毁对方的会堂。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分化了基督教。迷茫的哈里森·格雷·奥蒂斯说，在这场“暴烈的民主运动里”，“整个基督教世界被解体了，四分五裂”。〔19〕不光原来欧洲的教派分化成各种小教派，而且这些小教派本身有时似乎也在无尽无休地裂变。不仅只有长老会，而且有新派长老会和旧派长老会，坎伯兰长老会、斯普林菲尔德长老会、归正长老会和联合长老会等。不光有浸礼会，还有普通浸礼会、纯正浸礼会、自由意志浸礼会、分离浸礼会、荷兰河浸礼会、永久浸礼会和反对传教的浸礼会。有些个人与旧世界的教会完全断绝了关系，聚集到了像巴顿·斯通或托马斯·坎贝尔那样干劲十足的领袖周围。另外一些人在单一的教区成立各种教堂，还有一些人只是在旷野里倾听像卫理派教士洛伦佐·道那样的游方传道士的布道。

在某些地区像上述那样的教会几乎不存在。传统上宗教与社会为一体的现象在美洲本来就不是很强，现在这种紧密关系最后消散了。对许多人来说，教会的作用就只是进行宗教仪式的教堂。教会成员的关系很少是以人们在社会等级制中的地位为基础，而更多的以福音教派的会员关系为基础。相互竞争的教派组织现在都主要去做拯救个人灵魂的事情。传统上，教会在制度上负有按照宗教系统组织世界的使命，现在它们实质上放弃了它们此时此刻的责任。因此，与它们在18世纪能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成为它们的教徒的能力相比，各福音教派现在则力不从心。它们失去了与社区的认同感，而是更加变成了社会的某类部分。例如，主教派教会和唯一神教派迎合社会精英人物的需要，而浸礼会和卫理会教派则在中产阶层和中下阶层中迅速发展壮大。〔20〕

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宗教从没有变成如此四分五裂，与社会如此分离。然而，也没有什么地方的宗教如此充满活力。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百姓的福音派的新教逐渐控制了美国文化，其控制程度是建国领袖们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宗教的分裂过程中，莱曼·比彻尔和其他人逐渐认识到，使每个人独自负起拯救自己灵魂的责任的做法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除了“写在”每个人“心灵上”的上帝的律法的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社会凝聚起来抵御内在的堕落和外部的诱惑”。似乎只有个人的自律，即他们的道德“特性”，才能把这个发展中难以控制的社会凝聚在一起。宗教要想在美国兴旺发展，它就必须重视伦理道德。〔21〕

华盛顿在他的1796年的《告别演说辞》中曾说，“美德或道德”是“人民政府的一个必要的源泉”，只有宗教才能提供“那种美德或道德”。从美国的共和化的试验开始，神职人员就被不断地告诫说，不论他们之间的教义有何不同，但是“你们要团结起来，一起灌输宣讲道德的必要性”，“从你们进行宣传美德的工作抑或成功或者失败中，我们将看到国家抑或是自由的还是被奴役的”。面对这样艰巨的责任，各种宗教团体和其他组织，积极地响应提倡发扬美德的活动，他们的宗教热情和喧腾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革命领导人在1776年所能想象的程度。神职人员无法再依靠讲述某些悲惨故事来暴露社会的罪恶，他们再也无法指望只改造社会中“优秀的人”，并希望他们能带动其余的人上进，他们也无法再利用政府去创造正确的“道德效用”。通过建立新的使罪犯改过自新的机构和地方的道德协会——比彻尔把它们称为“纪律严明的道德民兵”，普通百姓被调动起来参与发扬美德的活动。〔22〕

道德协会主要是在乡村发展，其成员基本上依靠监督和公共舆论的作用。他们自己团结起来，“把热爱各种美德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坚强的阵线反对时下的放荡行为”。然后，建立“一个大本营，从那里开始可以做更广泛的监督”，用这种方法他们“对他人的道德行为来施加影响”。他们先是友善地劝说，如果无效的话，就把道德错误“束之以法”。他们的希望甚高：“人最宝贵的尘世利益——品德，将由此受到保护，千万个放荡无忌、恶习难改的人将会被感化，改邪归正。”〔23〕

然而，正在扩展的城市不只需要道德协会来监督和威吓人们，他们还需要新的和实实在在的机构，如救济机构、医院、免费学校、监狱、储蓄银行等，去改善社会上贫弱之人和坏人的品性。为了响应共和主义的仁爱精神，具有启蒙思想的士绅在美国革命之后，马上就建立起许多慈善组织，而在19世纪初期这些大量涌现的新的机构最终改造了原来那些慈善机构，也常常使原来的机构黯然失色。到了19世纪20年代左右，这些城市的慈善机构的目标和社会成分都发生了变化。中产阶级通常是由乡村地区刚刚移居到城市里来的虔诚信奉宗教的人构成的。现在中产阶级取代了旧的带家长制作风的士绅的地位，成为这些慈善机构的领袖，机构的博施济众的目标把人们心心相连，而中产阶级则改造了这些人们情感上的依恋关系。出于其启蒙思想和绅士的社会地位所应有的仁慈之心，贵族士绅曾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组织了慈善团体，他们治疗病人，救助寡居的母亲，为孤儿提供住处，为被投进监狱的欠债人提供食物、或抢救落水者等。他们的家长式的慈善举动是与利益无涉的怜悯之举，这种举动需要被同情者回报依赖之情和感激之心。

然而，那些建立改革的新机构的人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感激之心。新的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们并不想要向人民灌输遵从和依附的思想，而是要灌输“正确的道义”。他们的目标是改变人们的现有的行为。他们不是像早期的慈善组织曾做过的那样，集中精力解除不幸者的痛苦，而是努力要清除贫穷、犯罪以及其他社会罪恶的根源，他们的主要措施是革除赌博、酗酒、不遵守安息日、渎神、赛马和其他恶习，这些恶习被人们认为是罪恶的根源。改革者们竭力要清除酒馆、赌场等诱惑意志薄弱的人和易受影响的人走入歧途的场所，要建立像监狱和学校等能逐渐给人们灌输崇尚道德观念的机构。改革者们希望唤醒人们的羞耻心，希望通过赞扬勤奋和正派的品行，惩治懒惰和堕落的行为来达到这个目的。

除了道德说教之外，所有这些年改革过的机构都致力于改造人们的行为的活动。他们运用的方法归根结底是诉诸“最刺激人类发挥才能的东西——自身利益”。例如，1819年在纽约成立的储蓄银行据说是建立的“原则是在社会的劳动阶层中，促进经济发展，增进改革，宣传创业、吃苦耐劳和自尊的精神”。人们将会开始“看到”，他们积攒的“少量资本逐渐地增加了”，从而他们的获取本能将被激发起来。那些获取本能将会强于他们的犯罪本能。事实上，获取本能将是把国家团结在一起的最佳手段。〔24〕

当然，美国人在这些年里仍继续依靠亲属关系和庇护制这些传统的纽带，他们也继续利用共和式的美德、仁爱以及友善这些品质把他们自己维系在一起。可是，许多人到后来逐渐认识到合众国需要有比这些关系更强有力的结合力，而且这些结合力也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那些联合纽带。与欧洲各国不同，合众国已是由越来越不同的各民族组成的，它不能靠认同某一个部落或民族的特性来联合起来。做一个美国人不可能是由于血脉相连的关系，它只能是一种共同的信仰和行为使其成为美国人。这些共同的信仰和行为的来源就是美国革命，而且正是美国革命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

因此，美国人对美国革命的诠释层出不穷，这也和这个国家特有的存在方式相吻合。有些人在美国革命产生的《宪法》和建立的联邦中发现了美国革命的意义。另一些人在美国革命产生的自由和平等中发现其意义。但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意义太拘泥于形式、太法律化、太抽象，无法表达大多数人身为美国人的切身体验。用平常的大实话来说，行使《宪法》的权利意味着拥有不受干涉的自由，反过来这种自由又意味着拥有发财和追求幸福的能力。

因而，许多人不可避免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难以驾驭的社会只能用与美国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现实相一致的各种关系纽带来把社会联结在一起。利益是“人类最强烈的冲动”。利益本身将作为一种黏合力在生机勃勃和一片繁忙的社会中发挥作用。〔25〕像许多后来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一样，很多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概括说，绝大多数美国人共同拥有的东西就是利益。不能用武力来控制他们，否则他们将没有自由。可是用宣扬美德的方法也无法控制这些忙碌的人们。只有利益可以遏制他们。他们说，美国人自己管理自己，因为他们的利益驱使他们这样做。发财和成功的渴望帮助他们形成了自我克制的习惯。“金钱的影响真奇妙，掌握了获得金钱的手段，人们的思想就改变了。”〔26〕到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认为，他找见了把这些多种多样、没有根基和浮躁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他的结论就是“利益。这就是秘诀。私人利益时时涌现，而且堂而皇之出现，甚至宣称自己是一种社会理论”。〔27〕

人们把利益和金钱作为社会最佳的联结链条，并为此种看法进行辩解。绝大多数辩解并不是冷嘲热讽的言论，也不是对现实勉为其难的让步。这些辩护既不是吞吞吐吐的，也不羞羞答答。相反，这些言词充满了自豪与热情，就仿佛利益与经商赚钱成了值得大加称颂和敬仰的事，就像传统上人们对待共和式美德一样。利益和赚钱毕竟都是平等与民主的。当人们仅仅是通过利害关系而相互联系时，他们之间就不存在义务和感恩戴德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许多人也曾一直相信，利益是吸引和调动普通劳动者的因素，这些普通劳动者不仅包括劳动力和雇员，而且也包括工匠的雇主、创业的农场主、早期工业家和商人，总之，包括每一个靠劳动谋利或谋生的人。他们是“社会最有用、最诚实的人”。〔28〕其实，有些人已经在说，这些劳动人民现在是美国唯一举足轻重的人。

塞缪尔·布洛杰特是商人和经济学家，有时也是建筑师，他设计了费城的合众国第一银行。他是为实业及贸易有益于社会这种观点进行最早、最有独到见解、也最全面辩护的人之一。他在19世纪头十年间发表了几篇开拓性文章。他认为商业是社会主要的内聚力。毋庸置疑，至少从18世纪初期开始，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许多思想家已经说过商业对国家有利。商业为社会带来财富，把不同的民族联合在一起，甚至还有助于教化人们。但是大多数发表议论的人通常所说的商业还是孟德斯鸠所指的商业，即“着眼于国家利益的商品的进出口活动”，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只有出口商品才能使国家富裕”（一个美国人语）。〔29〕商业一般等同于国际贸易，不等于社会内部进行的买卖和交易。人们传统上认为，这种国内交易和零售业不如海外商业重要，不如它体面。可是现在布洛杰特和其他人把社会上所有大大小小的生意活动都看作是商业。〔30〕

布洛杰特歌颂经济利益，说它是一个社会所能拥有的最好的黏合剂。每个人都有社会关系”。布洛杰特说，第一种是血缘或亲属关系，第二种是法律关系，第三种是那些扩展艺术与科学的组织，第四种，“也许是所有关系当中最可依靠的一种”，是金钱关系。因为人们骚动不安，争吵不休，没有什么别的关系可以起作用。他说，各处的政府应该资助和授予特许状给像“小共和体”似的股份公司，支持它们继续进行经办实业的努力，创办银行、保险公司、开挖运河、兴建制造业和其他行业。所有优秀的共和人士都应该尽全力把这些股份公司扩展到全国各地。每座城镇都应有股份公司，不论是政府还是贫困的百姓都应有能力购买公司的少量股份。政府间或会发现有必要“把一家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联合在一起，直到这个城镇拥有足够的独立运作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但是，政府在给这些公司颁发特许状之后，就不应插手它们的业务。通过采取这些措施，政府就可以“极少或者完全不依赖税收而变为富裕，而且关系十分密切，因而离不开人民，也就不敢侵害人民在小共和体的权利了。”

这种商业和实业是把社会维系在一起的“金链”，它们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完美的社会制度”。布洛杰特说，商业准则实际上是“上天给予人们用以协调和扩大社会的最崇高的礼物。它不仅是刺激一切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因此也促进了实用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它也是唯一的神灵能告诉它的信徒：‘只依靠无损的信誉和工业，我们就能展翅腾飞，飞到荣华富贵的殿堂。’”布洛杰特说，只有农民和工人是生产力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买与卖，即商品交换本身，是社会的生产力的源泉。他甚至接着说，事实上，商人和小商贩是社会上唯一可信赖的人。他的这种看法是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的。“有学识的职业和任何其他职业的人可能不用珍惜名声和严格守信就能功成名遂，而名誉和诚实则是在所有商业能公平竞争的国度里生意兴隆的基础。”长久以来，商业一直“被欧洲有手好闲的贵族和特权阶层”污蔑中伤。但是美国人改变了这一切。单在一个共和国“商业就可以兴旺发展”。〔31〕

当然，在全欧洲也发生了类似的文化变革，但是，正如法国的理论家孔特·德斯蒂·特拉西指出的那样，只有在美国这些变革才进行得最彻底。杰斐逊翻译了几本特拉西的著作，并为出版这些书作了准备（尽管没有证据表明杰斐逊充分理解了特拉西的全部论点）。特拉西相信，合众国是“世界的希望与楷模”。他说，在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商业和社会才完全成为一致的。实际上，商业就是社会。“社会仅仅存在于不断的交换过程中”，因此，“商业和社会是一体的，同为一件事物”。对特拉西和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商业已经不再具有传统上专指从事海外生意的商人和对外贸易，已经逐渐变得仅仅等同于交换，而现在交换大多是在国内进行。“所有的交换都是商业行为，整个人生贯穿了一系列的交换和互惠的服务。”无论是商人、代理商、零售商，还是经纪人、店主，所有参与贸易的人对社会都同样有贡献。在无数普通的个人之间进行着不计其数的一笔笔的小本交易，在这些交易中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这些交易就是商业，就是社会。“由于商业，即交换，实际上就是社会本身，所以它是人们之间唯一的联结纽带，是他们产生所有道德观念的源泉，是他们增进相互感应与相互善待之情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推动力。”只有在共和制的美国，商业才得以如此充分和公平地竞争。〔32〕

美国似乎一举推翻了两千年的西方历史。政治经济学家劳米·鲍德温在1809年宣称：“与政治经济相关的任何事物必定都是独创的。我们无从借鉴过去，我们只能向未来讨教。我们要创造每一件事物，却没有什么要纠正的东西。我们不必向后看，去建立补救性的机构，我们要确定造福后世的准则”。〔33〕

鲍德温说，当“交换”成为经济的主要因素时，纸币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迅速、快捷、连续不断的交换”需要增加大量的货币，而且这种纸币还具有产生民主化的作用。像各地的许多士绅债权人一样，詹姆斯·麦迪逊也可能曾经斥责纸币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一个人利用纸币就可能支配另一个人的财力”。但是现在很多人却在颂扬这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的作用，因为这种信任只是权威和依附的代名词而已。在过去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里，既有声望又有财产的绅士有可能亲自同每个人打交道。但是，曾参与伯尔阴谋的埃里克·博尔曼医生在1810年说，绅士们再也无法以那种方式与人们交往了。例如，当他们希望从一个农民那里买一只火鸡时，他们在过去就会说：“在第九街和栗子街拐角的大房子是我的”，然后等着这个农民摘帽向他表示敬意，把火鸡赊销给他。现在，这个农民则会说：“那和我有什么关系！”私人的产业、引人注目的家产、个人的声誉，以及绅士的权威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非同小可。农民现在想要的是现钱，不管这钱来自谁的腰包：“我要一美元，要么你就别想拿走我的火鸡。”〔34〕

所有这些商业活动和交换都破坏了社会上传统遗留下来的庇护制和人们之间的等级制信任关系。商人们像1802年哈特福德的布尔兄弟那样，现在开始做广告，宣传他们有“最廉价的商店”，他们设立的“店规是：不赊账，不发送商品，不赠与样品，不降价还价，款到送货”。纸币使这些规则得以实现：一方面它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信任，但是它同时也把人们从旧的个人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芸芸众生间进行的交易和买卖活动使人们从传统的桎梏中得以脱身，并且激发了“几乎是最普遍的进取之心”（《奈尔斯周刊》1815年语）。劳动者们赚取工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受制于学徒制或者生存在以物易物的交易关系中，他们感到更加自由。西泽·罗德尼是在1806年为费城鞋匠阴谋案辩护的律师，他很快当上了杰斐逊的司法部长。即使是他也愿意接受这种开放的新观念——劳动是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罗德尼说，美国不同于欧洲。在欧洲，“法律条款已经确定，并且几乎控制着各种商品的价格”。但是“在这里，诚实和勤劳肯定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鞋匠们反对的并不是他们摆脱主人而重新获得的独立地位，他们只是想要他们的雇主们承认，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最穷的人也有权要求得到他自己的劳动全价”，如果他对价格不满意，他有不出售他的劳动的自由。〔35〕

如果社会上人人都去赚钱和做买卖，那么，就那种程度而言，人人都是一样的，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幸福。菲利普·弗瑞诺不无讥讽地说：“市场和坟墓一样，是个完全平等的地方。”〔36〕可是，他的话没错。所有这些商业活动确实促进了平等的发展，然而，肯定不是促进了财富的平均发展。恰恰相反，财富的分配的不均状况，在美国革命之后的几十年比美国革命之前发展得更加严重。不管怎样，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感觉更加平等〔37〕，对许多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位尊者长期用各种使位卑者蒙受耻辱的手段，让他们处于卑贱地位，这所有这些手段中，财富毕竟不是最重要的手段，也不是最羞辱人的手段。1786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居民在州议会宣称：“像我们这样的民主政府不承认优越感。”当罗伯特·莫里斯听到这话时，他大为震惊。他蔑视地说：“什么？你们难道在坚持说人们没有差别吗？有知识、有判断力、了解各种信息而且正直的人当然不能与无名之辈和庸人为伍。”但是威廉·芬德利与他的西部同事们会对莫里斯以及他的贵族集团的所谓的身世优越的言论充耳不闻。他们否认莫里斯及费城的士绅们与他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他们也否认这种准贵族比他们有什么更多值得尊敬的地方，他们只是“比他们的邻居有更多的钱而已”。钱多并不应使一方产生优越感，也不应使另一方生出不如他人的感觉。芬德利说，在美国“没有人因为拥有10万美元，而我有5美元，就有权要求比我有更大的特权”。这种思想就是美国式平等的含义，事实上它的含义依然如此。〔38〕

只有了解了人们反对把“知识”、“品性”和“广泛的联系”作为社会差别的标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赞美后来那种被逐渐称之“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人已经成为再熟悉不过的象征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了它最初是一个多么新颖而且多么激进的概念了。毋庸置疑，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社会地位升贬的流动性，只不过是这种流动性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更甚于其他时候或其他地方。殖民地的美洲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地位升迁，正如我们所见，许多革命领导人自己就是大幅度社会地位升迁的产物，他们常常是自己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可是，过去的这种社会地位升迁一般都是某种特有的类型，经常是一种受庇护的升迁，在这种升迁中，被庇护的人获得了他被提升的社会地位，而与此同时，他则尽力忘掉和掩盖他原来的低微出身。工匠们的绅士儿子通常并不宣扬他们的出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大谈特谈自己的出身是个反常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本《自传》是在他身后发表的，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同胞们极少提起他微贱的出身。事实上，1790年当他逝世时，赞美他的人认为他的青年时代太卑贱，令人难堪，所以他们避而不提这一时期。〔39〕在一个传统的社会，社会地位的升迁一直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人们形容那些无法隐藏自己升迁的人是“骤贵者”、“暴富者”、“暴发户”等，这些贬义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很少有哪些美国人，甚至包括大部分的联邦党人在内，能够轻而易举地嘲弄别人的贫寒出身，但是当一些像佛蒙特州的共和党派的富商马修·莱昂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旺尼克那种人不能适应他们所进入的阶层的文化时，许多人会很吃惊，并毫不犹豫地对他们冷嘲热讽。尽管斯旺尼克是费城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是这座城市里的名门望族看不起他，把他看作是“小人国的小人，他带着他的钱袋在我们这里畅行无阻，而假如没有钱，这些地方是不允许他出入的”。〔40〕

但是在美国已经出现独自奋斗进入社会高层的人士不但吹嘘他们的贫寒出身，而且还炫耀自己是老粗，没有绅士教养。他们说，他们没有依靠家族的势力，没有依靠庇护势力，也没有上哈佛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甚至根本没有上过大学，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报纸上称颂一个南卡罗莱纳人“没有社会关系或朋友，只是依靠自己的钱成就了自己”，成为了英才，这时思想上一次微妙但是激进的革命发生了。富兰克林的《自传》再版了几十次，对其他雄心勃勃工匠和商人的宣传也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在19世纪头10年里，在这些宣传的帮助下，富兰克林作为“自我奋斗而成功”的现代形象被开始树立起来。人们广泛谴责庇护制，即使是发明者们，尽管他们非常想从“富裕的个人或者社团那里”得到欧洲似的帮助，但是他们说，他们不得不建立协会，来“庇护自己”。〔41〕最大的暴发新富们现在“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们是怎样作为小贩第一回进波士顿城的”。对许多人来说，在现在，受庇护而获得社会地位以及毫无用处的人文教育虚饰才是让人难堪的事情。人们受到赞扬是因为“不靠朋友的帮助”达到现在这个地步，或者是因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或者因为从来没有“生在庇护势力的怀抱”。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不是认识某人，或他的父亲是谁，或在哪里上的大学，而是赚钱的本领成了区分人的唯一的、恰当的民主手段。凯瑟琳·塞奇威克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个联邦派大户人家的女儿。当她谈到正在出现的19世纪的等级制时，她说：“财富，你也知道，是平等的主要准则。”〔42〕

我们试图只用衡量财富的多寡的方法来展示早期共和国的社会不平等，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切中当时历史的主题。〔43〕到19世纪20年代，确实有一些人已经在努力用穷人反对富人这对关系来替代民主派反对贵族这对关系，把穷人和富人当作社会的主要对抗关系。〔44〕可是，只要把富人的财富当成是富人自己赚来的，而且财富不附带有其他社会优越性，例如18世纪绅士们所称的那些金钱无法轻易买到的文化特性，许多人仍旧可以感到他们和有钱人一样平等。

事实上，用金钱来拉平差别的方法给普通人与绅士之间、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之间以及经商的人与不经商的人之间的传统差别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就像霍桑的《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里的人物黑普泽巴一样，对那些没落的贵族来说，强迫他们进入商界可能无异于是他们生活中最痛苦的折磨。霍桑用了大量篇幅描写黑普泽巴如何做出痛苦的决定，在平琼大屋开一家店铺，霍桑充分展现了这位老夫人正在经历的苦痛。霍桑写到，她的苦楚是“所谓的老派绅士垂死前的痛苦”。贵族黑普泽巴的“信条是贵妇的手如果干任何一点做面包的活就会弄伤，无法补救”。她认为，成为廉价商店的小贩已经使她变为平民了。年轻人霍尔格雷夫告诉她，经商使她只是加入了“人类的联合奋斗……。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绅士和贵妇的称号曾有其意义，这些称号给予那些受封的人他们渴望或者不想要的特权。而在现在的社会，也仍将在未来的社会，它们意味着不是特权，而是重重的限制”。〔45〕她听了这番话并不舒服，实际上也无法理解。

绅士和平民的差别并没有消失，但是这种差别受到攻击，变得越来越混淆不清，最终被改变了。在外来的访问者们看来，似乎每个成年白人男子都成了绅士。至少是在西部地区“每个有像样外衣的人就是绅士，每个绅士都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优秀，不会去想他应该让自己为和自己一样的人效劳”。车夫、屠夫的儿子、运河工人等都自称“绅士”。就连衬衫的袖口很脏的人也被当作绅士来介绍，铁匠也认为把自己叫做绅士没有什么不对的。在他们“过分亲密的氛围”里，他们自认为有权跟任何人握手，有权亲热地只叫任何人的名字，而不称呼他的姓。下层人宣称自己是“人民”，因而与绅士和有文化的人平等，他们受到了联邦党人的嘲笑。可是当没有人会为下层人的这种言论感到羞愧时，这些讥讽毫无作用。乔尔·巴洛说，与欧洲不同，在美国所有的人都是“人民”。〔46〕

在这些环境下，绅士与众不同的特点难以保全。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穿着趋于更加一致，为了与他人不同，讲究时髦的风气愈演愈盛。长久以来存在的贵族信条和做法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攻击。1802年，费城的1500名技工和1200名制造工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抗议士绅在城市的街道上赛马。他们说，这种娱乐活动“对少数悠闲的有土地的绅士来说可能是惬意的，他们花在训练马的心思比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心思还要多”。但是在城市街道上赛马“对工匠和制造业的利益”却十分有害。〔47〕

荣誉是贵族的名誉感，它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和解释，当然在南部除外。人们谈论它越多，它似乎就越没有实际意义。1781年，成功的印刷厂主和出版家托马斯·以赛亚问道：“荣誉在何方？我们是应该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宫廷里寻找她，还是在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处所寻找她？哎！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自身利益是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对托马斯来说，在一个共和国里，荣誉只能在共济会式行会的“兄弟们之间”找到。行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是由手工艺者和像托马斯本人一样的中产阶层人士组成。纳撒尼尔·奇普曼相信，有些社会网络对教化人们荣誉感和羞耻心是至关重要的。也许只有在这些共济会式的行会组织里，或者在其他这类组织里才能发现这种网络。奇普曼说，这些网络使“所有的有相同联系的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为每个人的行为负责”。只有当身陷到这些社会大网里，每个人才能感觉到“依法对他人的罪行的责骂声，和惩戒的正义性”。〔48〕

在美国革命以后的几十年里这种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增加。这一事实表明，人们需要人为地建立那些以前曾认为是天经地义存在的社会网络。过去只要是绅士，就可以依据其身份通过社会网络与其他绅士相联系，现在这种状况再也无法让个人们具有是某种专门社团成员的感觉了。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荣誉被说成是君主制的产物，是反共和主义的。荣誉不但激起尚武的情绪，而且也扶植不平等，也扭曲人们之间的自然关系。〔49〕

荣誉受到了攻击，作为绅士保护自己荣誉的特殊武器是决斗。现在决斗也遭到了攻击。尽管在整个欧洲大陆，决斗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在军官和南方人中间决斗仍然风行。一些人为决斗的做法辩护，他们的理由是，决斗是文明之举，它防止绅士们相互之间使用“不文明的语言”。另一些人把决斗看作是在弥漫着阴柔奢靡之气的社会里维护勇气这一美德的措施。虽然艾伦·伯尔在1804年的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引起了人们对决斗更强烈的谴责，但是，是平等思想的传播最有效地破坏了决斗这种形式。当仆人们也开始向别人提出决斗的挑战时，许多绅士们认识到，荣誉这种准则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在美国这个社会阶层随时流动的社会，准绅士们有时似乎是把提出决斗这种做法当作树立他们的地位或尊严的手段。田纳西州前州长约翰·塞维尔在1803年对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提出的决斗挑战讥笑不已。他说，他之所以肯赏光注意杰克逊的挑战，是因为人民让杰克逊当上了法官，因而也把他提拔到了他不相配的绅士地位。但是，假如他们不得不决斗的话，他建议他们最好用手枪来决斗，因为，就像他告诉杰克逊的那样，他断定“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使用任何其他的武器”，当然，他是指击剑。〔50〕

到1828年，诺厄·韦伯斯特在他的字典里把“绅士”这一词仅仅看成是一种礼貌的称号，一种普遍的称呼，最适合用于“各种职业里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着良好教养的人”。〔51〕“各种职业”——这是变化的关键。传统上，绅士没有职业。他们不经商，也不做实业，他们不为钱而工作。即使是想当绅士的艺术家和专业人员也尽力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某种活动，而不是他们收入的来源。奋斗中的画家塞缪尔·F. B.莫里斯在1814年对父母说，他永远不会只是为了赚钱去画肖像和招牌，他永远不会把“专业”的东西变成“生意”。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划出传统的区别。他说：“假如我不能过绅士生活，我也要做一个挨饿的绅士。”当然，现在像绅士般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19世纪头10年波士顿最知名的文人约翰·西尔维斯特·约翰·加德纳抱怨道：“我们的律师仅仅就是律师，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医生，我们的牧师只是牧师。所有的东西都带店铺味，只要交谈不出几分钟，你就能察觉一个人的职业。”〔52〕

可是，像汉密尔顿和伯尔那样的绅士不得不依靠工作来赚钱，他们对此总是觉得左右为难。因为他们两人都没有独立的财源，两个人都不得不经常被迫中断公务活动，暂时回到他们设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照看自己的私人业务。但是他们却都不把自己当成碰巧身为绅士的现代律师。相反，他们尽量把自己看作是传统的绅士，偶尔做些法律业务。对于他们来说，与其说法律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专门职业，不如说是学识渊博的人应该懂得的一门知识，按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话说，这种素质是“对人类最有益的素质”。詹姆斯·肯特同意他的观点，他引用吉本的话说，“从事法律研究需要的只是地位与教养”，即，做一位绅士。人们要求这种绅士律师既要读贺拉斯的书，也要读布莱克斯通的书；既要读西塞罗的书，也要读柯克的书；要读历史和诗歌，也要读普通法。毫无疑问，杰斐逊是律师，但是他几乎完全不像现代的开业律师。他坚信，法律同所有学问一样，之所以重要是基于多重原因的，“它使人对自己有用，对周围的人有用，也对社会有用。它是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最可靠的进身之阶。”〔53〕

但是到19世纪早期，许多律师不得不用各种不同的言辞来向人们解释他们的工作。懂得法律不再是作为有学识的绅士的一种素质了，法律已经变成一种技术性的和专门的职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必须集中精力才能胜任它。有些人拼命反对这些变化，抱怨道：“就像你无法同时身处两地那样，你不可能在做律师的同时，又做其他工作。”〔54〕

然而，这种职业最终还是被改变了。戴维·达德利·菲尔德在1844年写道：“现在法庭上塞满了忙乱和不安分的人……上一代人镇定自若、举止得体、庄重和博学的风范，现在则极少能同时看得到。新的一代已经崛起，并且取代了上一代人的位置。”律师们已经无心去学习古代经典。他们变成了与其他人相同的劳动者。事实上，在1824年，费城的富兰克林协会进行了首次展览，它向所有的劳动者表示祝贺，这些劳动者就包括医生、律师以及商贩、制桶工、面包工和制砖工等。如果律师们本身不是一个利益集团的话，那么他们至少已经变成了其他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为自己作为政治上的代表这一不寻常的角色进行辩护，他们的理由同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三十五篇中提出的理由相同：他们不与任何专门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利益相联系，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55〕

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落伍了。弗兰西斯·亨利·达纳在1791年到1806年的15年间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他的儿子老理查德·亨利·达纳望着父亲“高尚的品格”，“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的渺小”。他在1819年说，仅仅是对他父亲那一代建国领袖的回忆就使得“当今黯然失色，这种记忆使我对将要到来的一切丧失了信心”。他放弃了法律工作，做了文人，可是没有足够的财富来保障他无需为生计操劳，他从文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与文学性的刊物《北美评论》的联系很脆弱；他“有的是绅士，没有的是稿费”。老达纳在1821至1822年编辑了《有闲人》，并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把自己从事文学的角色也定位在有闲人这种身份上。他的小儿子小理查德·亨利·达纳本人觉得自己更不合时宜，生不逢时，传统的绅士正在迅速地消亡，甚至在法律界也是如此。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的整个开业律师中间，他只发现了一位绅士——“他好像是猪圈里的珍珠”。达纳甚至挑法官约瑟夫·斯托里的毛病，说他在餐桌上“像律师一样”高谈阔论，像“迂夫子一样”引经据典，“全然忘记他是一位在外就餐的绅士”。在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绅士的地方，人们很难记住自己与众不同。〔56〕

注释

〔1〕Samuel L. Mitchill: An Address to the Citizens of New York...（1800年纽约版），第23页。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83页。J. A. Leo Lemay:"Poe's ‘The Business Man’: Its Contexts and Satire of Franklin's Autobiography," Poe Studies第15期（1982年），第30页。Clay: 1812年1月22日在众议院的讲话，见Hopkins编：Papers of Clay，第1卷，第626页。

〔2〕Niles'Weekly Register，第5期（1813—1814年），第1—16页。Corner编：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Rush，第338页。Harriet Silvester Tapley: Salem Imprints, 1768—1825: A History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 of Printing in Salem, Massachusetts（1927年塞勒姆版），第106页。

〔3〕Steven Watts: The Republican Reborn: War and the Making of Liberal America，1790—1820（1987年巴尔的摩版），第63—107页。

〔4〕Niles'Weekly Register，第1期（1811—1812年），第252页。William Crafts: Or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Moral Causes, on National Character...（1817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40页。

〔5〕Cabot，转引自Fischer: R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第3页。

〔6〕1819年9月6日杰斐逊写给斯潘塞·罗恩（Spencer Roane）的信，见Ford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0卷，第140页。Bloomfield: American Lawyers，第37页。

〔7〕Ford: Joel Barlow，第89页。

〔8〕American Museum，第5期（1789年），第555页。Richard D. Brown:"The Emergence of Urban Society in Rural Massachusetts，1760—1820,"见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1期（1974年），第29—51页。Brown:"The Emergenc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Massachusetts，1760—1830,"见Journal of Voluntary Action Research，第2期（1973年），第64—73页。

〔9〕Ingersoll:"Influence of America on the Mind"（1823年），见Blau编：American Philosophic Addresses，第36页。William E. Channing:"Remarks on Associations"（1829年），见Works of William E. Channing（1877年波士顿版），第139—140页。

〔10〕关于这些慈善团体性质的变化，请见Conrad E. Wright:"Christian Compassion and Corporate Bneficenc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arity in New England，1720—1810"（1980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

〔11〕Nicho1as Collins:"An Essay on those inquiries in Natural Philosophy which at present are most beneficial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见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Trans.第2期（1793年），第vii页。George H. Knoles:"The Religious Ideas of Thomas Jefferson,"见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第30期（1943—1944年），第194页。Henry May: 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1976年纽约版），第72—73页。Butler: Awash in a Sea of Faith，第195—196页，第214—215页。Trevor Colbourn编：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Essays by Douglass Adair（1974年纽约版），第147页注释部分。

〔12〕1801年3月8日威利特（M[arinus] Willet）写给阿龙·伯尔（Aaron Burr）的信，见Mary-Jo Kline等编：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and Public Papers of Aaron Burr（1983年普林斯顿版），第1卷，第522页。Colbourn编：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第149—159页。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第326—334页。

〔13〕在1806年，尽管弗吉尼亚州的圣乔治·塔克终生都是个自然神论者，但是据说他被由人们无宗教信仰引起的社会混乱吓怕了，以致愿意支持州里给基督教教师津贴，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教派。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第331页。

〔14〕John T. Horton: James Kent: A Study in Conservatism,1763—1847（纽约版），第190页。约瑟夫·斯特利（Joseph Story）在他的《评论集》（1833年）中同样发现基督教义是习惯法的一部分。Franklin Hamlin Littell: From State Church to Pluralism: A Protestant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in American History（1962年纽约版），第48页。

〔15〕Salstonstall，见Journal of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vention of Delegates, Chosen to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 Begun and Holden at Boston, November 15,1820,and Continued by Adjournment to January 9,1821（1853年波士顿版），第207页。Beecher: On the Importance of Assisting Young Men of Piety and Talents in Obtaining an Education for the Gospel Ministry（[1815年]纽约版），第16页。

〔16〕William Breitenbach:"Unregenerate Doings: Selflessness and Selfishness in New Divinity Theology,"见American Quarterly，第34期（1982年），第479—502页。

〔17〕Joseph Smith: The Pearl of Great Price（1974年盐湖城版），第47页。John Rogers: The Biography of Elder Barton Warren Stone...（1847年辛辛那提版），第45页。

〔18〕Elias Smith: The Loving Kindness of God Displayed in the Triumph of Republicanism in America...（1809年，无出版地址），第27页。关于“第二次大觉醒”对宗教所产生的普遍群众影响，请参见Nathan O. Hatc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1989年纽黑文版）。

〔19〕Abel M. Sargen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east in the Downfall of Sectarianism...（[1806年]无出版地址），第15页。Otis，转引自Josiah Quincy: The History of Harvard University（1840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663页。

〔20〕Donald M. Scott: From Office to Profession: The New England Ministry，1750—1850（1978年费城版），第34页，第47—48页。

〔21〕Lyman Beecher:"The Necessity of Revivals of Religion to the Perpetuity of Our Civi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见The Spirit of the Pilgrims（1831年），第467—471页。

〔22〕Washington:"Farewell Address"（1796年），见W. B. Allen编：George Washington: A Collection（1988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第521页。Rush: 1788年6月21日“To the Ministers of All Denominations”，见Butterfield编：Letters of Rush，第1卷，第461—462页。Beecher: A Reformation of Morals Practicable and Indispensable: A Sermon Delivered at New Haven on the Evening of October 27,1812（1814年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版），第18页。

〔23〕“Formation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Columbia Moral Society"，见Columbia Magazine，第1期（1814—1815年），第179—185页。

〔24〕Josiah Quincy，转引自Frederic Cople Jaher: The Urban Establishment: Upper Strata in Boston, New York, Charleston, Chicago, and Los Angeles（1982年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版），第41页。M. J. Heale:"Humanitarian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The Moral Reformers of New York，1776—1825"，见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2卷（1968年），第161—175页。

〔25〕Ford:"Americanus"，见Hyneman和Lutz编：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第2卷，第924页。

〔26〕Jeremiah Atwater: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His Excellency Isaac Tichenor, Esq.，Governor... on the Day of the Anniversary Election, October 14，1802（1802年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版），第18—19页。Niles'Weekly Register，第3期（1812—1813年），第328页。

〔27〕Tocqueville，转引自Wood:"Interests and Disinterestedness"，见Beeman等编：Beyond the Confederation，第103页。

〔28〕Christopher Manwaring: Republicanism and Aristocracy Contrasted...Exhibited in an Oration: Delivered at New London, July 4th,1804（1804年康涅狄格州诺威奇版），第9页。

〔29〕Montesquieu: Spirit of the Laws, Neumann编，第1部，第20卷，第13章，第323页。[作者不详]，The Commercial Conduc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sidered, and the True Interest thereof, Attempted to Be Shewn by a Citizen of New York（1786年纽约版），第4页。

〔30〕1814年德威特·克林顿说：“政治经济最让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也许是，国内贸易创造国民财富最多，还是对外贸易创造的国民财富最多。”De Witt Clinton: A Discourse Delivered before the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at Their Anniversary Meeting，6th December 1811（1814年纽约版），第37页。

〔31〕[Blodget]：Economica，第12页，第9页，第102页。[Samuel Blodget]:Thoughts on the Increasing Wealth and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01年华盛顿特区版）。

〔32〕[Antoine Louis Claude Destutt de Trac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1817年乔治城版），第xvi页，第xix页。[Destutt de Tracy]: A Commentary and Review of Montesquieu’s Spirit of the Laws...（1811年费城版），第232页。Emmet Kennedy:"A Philosophe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Destutt de Tracy 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y"，美国科学研究会，Memoir，第129期（1978年费城版），第212页。Joyce Appleby:"What Is Still American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287—309页。

〔33〕Laommi Baldwin: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as Connected with the Population, Industry and Paper Curr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1809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67页。

〔34〕Baldwin: Thoughts on Political Economy，第45页。Madison: Notes for a Speech Opposing Paper Money，大约在1786年11月1日见Rutland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9期，第158—159页。[Erick Bollman]: Paragraphs on Banks（1810年费城版），第24页。

〔35〕Margaret E. Martin: Merchants and Trade of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1750—1820（1939年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版），第148页。Niles'Weekly Register，第9期（1815年），第238页。Rodney，见John R. Commons等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Labor Conspiracy Cases（1910年克利夫兰版），第3卷，第170页。

〔36〕Freneau，转引自Watts: Republic Reborn，第81页。

〔37〕参见James T. Lemon和Gary Nash:"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A Century of Change in Chester County,Pennsylvania,1693—1802,"见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2期（1968年），第1—24页。Allen kulikoff:"The Progress of Inequality in Revolutionary Boston,"见WMQ，第3辑，第28期（1971年），第375—412页。Lee Soltow:"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iod from 1790—1860,"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31期（1971年），第822—839页。Jackson Turner Main:"Trends in Wealth Concentration before 1860,"见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31期（1971年），第445—457页。

〔38〕Carey编：Debat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ennsylvania，第38页，第21页，第130页。

〔39〕William Smith: Eulogium on Benjamin Franklin, LL. D... Delivered March 1，1791，...before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792年费城版）。

〔40〕Roland M. Baumann:"John Swanwick: Spokesman for ‘Merchant Republicanism’ in Philadelphia，1790—1798"，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97期（1973年），第141页。

〔41〕Gazette of the State of South Carolina（查尔斯顿版），1784年5月13日[作者不详]，Remarks on the Rights of Invento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Studies in Promoting the Enjoyments of Life, and Public Prosperity（1807年波士顿版），第15页。

〔42〕William L. Hedges:"Washington Irving: Nonsense, the Fat of the Land and the Dream of Indolence"，见Matthew J. Bruccoli编：The Chief Glory of Every People（1973年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版），第156页。Messerli: Horace Mann，第90页。Stanley Elkins和Eric Mckitrick:"A New Meaning for Turner's Frontier: Democracy in the Old Northwest"，见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69期（1954年），第334页。De Witt Clinton:"Oration before the New York Alpha of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at Schenectady, July 22,1823"，见Williston编：Eloq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第5卷，第516—517页。Sedgwick，转引自Stow Persons: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Gentility（1973年纽约版），第50页。

〔43〕Edward Pessen:"The Egalitarian Myth and American Social Reality: Wealth, Mobility, and Equality in the 'Era of the Common Man,'" 见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76期（1971年），第989—1034页。关于对佩森的观点的尖锐的批评，请见Jaher: Urban Establishment，第68—71页。

〔44〕Observations on Public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s; with Reference to Recent Events（1820年，无出版地址），第29—31页。

〔45〕Hawthorne: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83年波士顿版），第2章，第55—64页。

〔46〕Chevalier: Society, Manner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212页。Frances Trollope: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 Donald Smalley编（1960年纽约版），第99—100页。Jane L. Mesick: The English Traveler in America, 1785—1835（1920年纽约版），第307页，第308页。Grund: Americans，in Their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第25页。Port Folio（1804年），第214页。Joel Barlow: Advice to the Privileged Orders in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Resulting from the Necessity and Propriety of a General Revolution in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92年）（1956年纽约州伊萨卡版），第18页。在1802年，在一个新英格兰的基督教教友会的聚会所里，一位要买一个教会座位的人自称是“绅士”，但是卖座位的人则称他是“铁匠”。Jonathan Prude: The Coming of Industrial Order: Town and Factory Life in Rural Massachusetts, 1810—1860（1983年英国剑桥版），第32页。

〔47〕Peter Goldberger:"The Trial of Journeymen Shoemakers and the Collapse of Philadelphia's Artisan Community"（1982年布朗大学荣誉论文），第16页。

〔48〕Isaiah Thomas: An Oration Delivered in...Lancaster...Massachusetts... 1779...（1781年马萨诸塞州沃塞斯特版），转引自Steven C. Bullock:"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reemasonry，1752—1792,"见WMQ，第3辑，第47期（1990年），第368页。Steven C. Bullock:"The Ancient and Honorable Society: Freemasonry in America，1730—1830"（1986年布朗大学博士论文），第124页。Nathaniel Chipman: Sketches of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93年佛蒙特州鲁特兰版），第55页。

〔49〕Tunis Wortman: Or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stitution upon Human Morals and Happiness...（1796年纽约版）。Lyman Beecher: The Remedy for Duelling...（1807年纽约州萨格港版）。Evarts B. Greene:"The Code of Honor in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殖民地学会Trans．第26期（1924—1926年），第368—387页。Kenneth S. Greenberg: Masters and Statesme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merican Slavery（1985年巴尔的摩版），第23—41页。

〔50〕1774年7月29日戴维·拉姆齐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见Brunhouse编：David Ramsay...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第51页。American Museum，第11期（1792年），第218—219页。Robert C. McLean: George Tucker: Moral Philosopher and Man of Letters（1961年查珀尔希尔版），第214—215页。Reports of the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208页。Thomas P. Abernethy: From Frontier to Plantation in Tennessee: A Study in Frontier Democracy（1932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77—178页。

〔51〕Noah Webster: 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828年纽约版），第1卷。

〔52〕Morse编：Samuel F. B. Morse: His Letters and Journals，第1卷，第164页。Gardner（1806年），见Simpson编：Federalist Literary Mind，第81页。

〔53〕Robert A, Ferguson: Law and Letters in American Culture（198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2页。Kent:"An Introductory Lecture to a Course of Law Lectures"（1794年），见Hyneman和Lutz编：American Political Writings，第2卷，第945页。1790年5月30日杰斐逊写给小托马斯·曼·伦道夫（Thomas Mann Randolph, Jr.）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16卷，第449页。

〔54〕Ferguson: Law and Letters，第27页。

〔55〕Ferguson: Law and Letters，第201页。Gerald W. Gewalt: The Promise of Power: The Emergenc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Massachusetts, 1760—1840（1979年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版），第39—69页。Bruce Sinclair: Philadelphia's Philosopher Mechanics: A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1824—1865（1974年巴尔的摩版），第40—41页。

〔56〕Ferguson: Law and Letters，第244页，第246页。

第十九章　中产阶级阶层

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人已经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中等阶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事实上，这些词汇同时也正在英国流行，但是在美国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英国，“中产阶级”这一词比在美国更接近字面意义：它是指介于贵族和劳动阶级之间的那个阶层。可是在美国，至少是在北方，所谓的中产阶级仿佛就是指那里所有的人。中等阶层在美国占有了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主要美德，也汲取了贵族和劳动阶级双方的活力。它们吸收了贵族的文雅和教养，也学会了劳动阶级的工作方式，因此中等阶层取得了统治整个社会的道德霸权。贵族失去了对文雅的垄断，而劳动阶级丧失了他们对劳动独享的权利。有闲变成了游手好闲，劳动令人尊敬，几乎所有的白人成年男子都成了绅士。在西方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查尔斯·英格索尔针对外国人批评美国的民族性进行了许多辩护，他在1810年的一次辩护文章中写到，“无人知晓贵族与平民阶层……奢华既未使富人腐败，这里也没有标志穷人身份的物质短缺。没有平民大众，全部都是人民。在别的国家被叫做群氓的人，即如粪土草芥之人，由此产生暴民、乞丐和暴君的人，在这里的城乡是难觅踪影的，在农村也没有农民阶层。若不是在南方还存在着奴隶的话，美国将会只有一个等级。”〔1〕

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抗议很刺耳；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英格索尔关于美国没有阶级之分的判断是荒谬的。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早期的各种社会差别，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由人和被奴役的人之间的差别、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别、男女差别，还可以看到贫富差别以及有文化的人和文盲之间的差别。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奇迹，这种惊人的成果，要理解像英格索尔那样的观察者们的判断，我们就必须要像他们那样，了解美国原来的社会状况以及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依然如此的状况，在这种前提下，来看这个早期共和国的美国社会。在那种前提下，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蓬勃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更加平等，更加趋向于中产阶级化，而且普通民众的利益更加占据了支配地位。

托克维尔也几乎是立即亲眼目睹了所发生的变化。1831年，他刚刚到达纽约还没有几天，就在一则日记上写到，在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已经“外在方面臻于完善”，“或者说整个社会似乎已经融合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在美国好像没有人具有“欧洲上层社会那种雍容高雅和文质彬彬的风采”。事实上，美国社会却有着“某种既庸俗又缺少文化品味的东西”。可是，托克维尔说，“与此同时”在美国又没有人是那种法国人所谓的“没教养”的人。在他看来，美国人，“即使是头脑最简单的售货员”似乎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希望是显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所有的美国人的举止似乎整齐划一，都很体面——“严肃、沉稳、含蓄，他们衣着打扮相同”。弗朗西斯·格伦德说，美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此美国人的举止既不如宫廷里的人那么雅致，也不像欧洲下层阶级那么野腔无调”。在欧洲，人们费尽心力要把文雅与庸俗一分为二，而在美国这两者却不知为什么混合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不满地说，它让人们“附庸风雅”，“琐碎而过分地矫揉造作”，这些人“亦步亦趋模仿”“上流社会的时尚，或小说里的模样”。〔2〕

在美国，绅士和普通人的差别变得模糊化的过程是与18世纪与绅士习俗持续不断庸俗化这个过程相互呼应的。构成中产阶级的富裕农民、店主、职员、制造商、零售商、实业家以及其他人并没有消灭讲究温文尔雅的启蒙主义，而是把它通俗化了。新的中产阶级歌颂教育，但不是古典主义的教育或者甚至人文教育。他们需要的是实用而有益的教育，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革命领袖们不是曾告诉他们，新世界的人民需要有别于旧世界的教育吗？杰斐逊不是曾说，人们需要“实用的美国教育”，人人都“普遍地受教育，能够胜任生活中的一般工作”，使天才把才能“用于实用艺术，用于进行节省劳动力和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的发明创造，用于增进我们的健康，用于全民政府，用于军事科学等诸多方面”吗？〔3〕许多革命的精英们，包括本杰明·拉什、诺厄·韦伯斯特和弗朗西斯·霍普金森等人，甚至曾反对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死的语言”，说学习这些语言是浪费时间，毫无用处，而且不是共和主义的。拉什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美国在某些方面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学习只能使少数人受教育，而共和主义是需要人人接受教育。韦伯斯特在1790年也问道：“商人、技工和农夫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会得到什么实惠呢？”〔4〕

然而，当一些热情的共和派绅士们看到反对学习人文知识将产生的后果时，他们退缩了。尽管拉什出于宗教原因仍然不喜欢异教的经典，但是他到1810年逐渐认识到，“学识教育”应该重新“成为我们国家的一种奢侈品”。他说，如果大学的学费不能立即提高，“我们各阶层公民的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将会使过多的普通人，尤其是普通的农民，有能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上大学的费用，“比起过去财富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有学识的职业的年代”，他们能更加轻松地交付学费。把“读书、写字、算术”这些实用知识“变为像空气一样普通，一样廉价”。这是一回事，在一个共和国，人人都应该具有这些技能，“他们应该拥有某些公民意识。”但是对于是否普及人文教育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人文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它对文明产生的害处就和人人粗野无礼对文明有害一样。”拉什逐渐认识到，中庸平凡的人接受了人文教育，不但没有人因此变得更加明智，反而严重地破坏和稀释了人文教育的完整性。把无知的人拒之门外要比他们在内部搞破坏要好得多，许多具有文化高品味的士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5〕

这些发展迫使新的联盟产生，在这些联盟中诞生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现代差别。在18世纪，接受人文教育被认为是跻身绅士社会的个人资本。做共和派的绅士就要学识渊博，是知识界的成员。这些18世纪的文人绅士毫不怀疑社会存在着迷信、庸俗和野蛮的习俗，例如，纵犬撕咬拴着的熊的游戏，做些可笑的仪式、巫术，或者用手抓饭吃等。但是他们很少把这些习俗看作是某种与绅士的教养与文明相竞争的“大众文化”。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切似乎正在发生。学习文明的习惯、得体的举止和高雅的趣味的活动遍及了整个社会，但是这仅仅是用来启蒙和教化公众，并不是要创造一种对立的文化，使贵族文化打折扣，威胁破坏它的水准。然而，当绅士与非绅士之间的传统差别变得混淆不清时，当人们到处提倡提高文化素养时，用高雅的联邦党人的话说，培育中产阶级文化活动就已经“广泛但不深入地开展起来了”。他们说，在美国，人们进行学习的情形类似于约翰逊博士所说的苏格兰人学习的情形：“它就像一座被围困的城市里的面包一样，人人都能吃上几口，但是没有人能吃得饱”。〔6〕就某些中等阶层的人而言，提高文明程度似乎仅仅意味着读报、拥有一套茶具、或者客厅里摆放着一架钢琴而已。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在他的《美国人的概念》一文中说，在英国贵族竭力想使自己有别于社会地位正在上升的中等阶层。贵族们举止怪诞，反复无常，因此使得雄心勃勃的准绅士们很难知道如何举手投足。但是，在美国“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高贵的傻瓜”。“进入贵族圈子的途径多如牛毛，并且普遍地在迅速增加”，以至于这些想成为绅士的人仍旧有可能做“理性的有教养之人”，而不是“粗俗的绅士”。

库珀在这篇1828年的文章里为美国的风俗辩护，反驳几十年来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批评。库珀认为他是尽可能地为美国的社会状况贴金，因为他并不像他有时有所保留的言论所显示的那样，对人们正在进行的修身养性的活动抱有乐观的态度。他承认美国的绅士不如欧洲贵族有教养，不如他们有礼貌。美国绅士处理他们的社会关系的态度更直率、更自然，而且更真诚。他没有欧洲贵族的虚情假意：“当他见到你实际上是无所谓时，他不会告诉你他欣喜若狂。”可是，与此同时，恰恰是这种抑制美国绅士“虚文浮礼”的淳朴民风使“中下阶层的习俗得以发扬”。就他们的处境而言，可以说他们一直都很从容镇定，这一点令人惊异。库珀写到，如果美国社会行为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普通美国人赞同他们自己的意见时所特有的“粗俗和鲁莽的方式”。最后，库珀发现，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相比，美国“上层人和下层人在一起从事商业活动的混杂程度最深”，这一点给库珀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而且也使他害怕）。商业使社会不稳定，“处于活跃状态”，并让社会沉渣“泛起，超过人们的预想”。尽管库珀内心十分不舒服，但是他在19世纪20年代仍然充满了信心，他相信美国社会最终将会自我整顿安排，成为既是共和化又是很文明的社会。〔7〕

个人自我奋斗，白手起家，赢得人们的尊敬，这种事例到后来成了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故事在美国屡见不鲜，正像霍桑后来所说的那样，故事里所有传统的欧洲传奇色彩已经黯然失色。〔8〕18世纪90年代富兰克林《自传》的各种各样版本先声夺人，随后上百种年轻人奋斗成长的故事在美国出版界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出。这些是欧洲的励志小说在美国的流行翻版。这些叙述绝大多数都是以惯常的文质彬彬的方式讲述个人如何扶摇直上的故事。但是有一些自传比其他的更坦率、更真实。其中最有趣最讲实情的一部自传是当时没有发表的一部日记，作者是佛蒙特州的一个不见经传的小商贩，詹姆斯·吉尔德。

吉尔德于1797年出生在佛蒙特州的哈里法克斯。在他9岁时就被立下契约，在一个农场里做12年的帮工。当他长大成人时，他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他只知道他不想干农活，要做些别的活。就像当时新英格兰地区的许多农家子弟一样，他当了一名货郎。他时时刻刻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要卑躬屈膝，只能从事这种下贱的职业？”他梦寐以求的是，而且他也最终恍然大悟的是，他要赚钱，进入绅士行列这片希望之乡，赢得人们的尊重。他记日记的模式其实是传统的清教式的记述心路历程的模式——通常是从屈辱开始，然后是消沉、屈服，最后是获得新生。但是他的日记是这类清教心灵叙事的绝妙的嘲讽，吉尔德最后得救了，但不是耶稣拯救了他，而是金钱挽救了他。〔9〕

吉尔德最初接触的大地方是纽约州的特洛伊市，他在那里备受侮辱，“我觉得人们啥都知道”，“我不如人家”。事实上，这个地方不断地欺侮他，以至于他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追求，继续过低贱的生活，戴上皮围裙，拿起模具，做个补锅匠，并由此尽量回到最低贱的阶层。这种阶层“非常低微，没有人会注意到我”，“我既不用在乎穿着打扮，也不在意我的名声怎么样。”假如他要当穷人，如草芥一般，他就要一直做到底。但是这种屈辱其实为他改变自己的处境做了精神上的准备。他在蒙受耻辱和灰心丧气时，曾考虑返回家乡。但是他时刻担心，他的家人和朋友会看不起他。他曾一时感到万念俱灰（“哦，苦难，我该怎么办？”），但是接着他突然号啕大哭，“像小孩子一样又哭又闹，尽管我已经21岁了”。“忽然”他下决心，他不回故乡了，然后立志“在家乡人再见到我以前，干点事情”。〔10〕

吉尔德认识到，在1818年的民主化的美国，生活是孤独的，世界也是“麻烦百出”，“我们分别在闯自己的路”。他的经历很快使他学会了如何用侃侃而谈的方法使自己摆脱窘迫，如何判断陌生人，尤其是如何不信任任何人。他说：“这些教会了我人性是什么”，他是指：“我发现人们并不总是表里一致。”有了这种洞察力，他能够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并且同它打交道。他的行迹遍布东海岸，他挣扎、与人拼搏，或讨好奉承人。他为人剪侧面肖像，画袖珍像，教书法，有3个星期的时间，他甚至尝试“行医”之道。在他四方漫游和冒险中，有些人欺骗他，可是他的欺骗的手段更强；他随时准备着用“骗术”使“人们觉得我很重要（其实我徒有虚表）”。甚至开始把自己叫着“吉尔”。他爱愚弄人，扮成粗俗的小丑，然后再显出自己彬彬有礼、举止大方的仪态。他对“绅士风度”如何影响人们的看法非常着迷。他发现：“根据经验，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并且去努力，他便会很出色。”他又发现，他如果像绅士一样行事，他可以做绅士。一套新衣服让他感觉“在街上行走时很高大”。他注意谈吐，在与人交谈时，总是提起“某位大人物，使他们觉得我在尊贵的人群中是受人尊重的”。〔11〕

然而，吉尔德始终明白，他并不幸福。他长期情绪消沉。他试着学习《圣经》，祈祷上帝，可是仍然“无济于事”〔12〕。最后，上帝无法给他情感上的帮助。但是，财神却做到了。

在巴尔的摩市，有三个星期他曾“孤独寂寞”，“心灰意冷”。一天，他终于豁然开朗，明白了他错在哪里。“我不开心，一直不开心，因为我没有发财。”因此，他最后说，“假如我富有的话”，他将会成为“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别人能从一无所有做起，变成富豪，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呢？“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有钱，我将会有钱。”从那时起，吉尔德写道，“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赚钱”。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他不关心社会，也不关心朋友，只要“让他们客气地待我，我也以礼相待就可以了”。他没有很深的依恋感，在任何地方，生意一旦清淡，“我便撤离”。追求金钱成了他陶冶情操的手段。他去掉了“人类软弱和愚蠢的毛病”，养成了“有主见、意志坚强”的性格。他学会了自我克制的本领，他不玩滚木球的游戏，不酗酒，不去“放荡”的场所，用专心赚钱的办法洁身自好。赚钱是他生活的“全部目标”。〔13〕

发财之后，他才最后决定他可以衣锦还乡，“做独立的绅士，做可以付账单的人”，去见家人和朋友了。尤为使他得意的是，他访问了他先前的主人，他7年前还在签下契约给他当长工。一开始他看到以前的主人为他备马备车觉得很别扭，但是后来他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对”。他曾为他的主人无数次地做过相同的事。可是他的中产阶级世界却与他童年时的大不相同了。他发现，他变得文雅了，“习惯穿衣打扮，与时髦的人为伍”，他从前的朋友们似乎是下里巴人，粗俗不堪。“我以前曾看作天仙的姑娘们，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使唤丫头。”〔14〕

他的这些朋友“仍然像我以前那样，穿一件粗麻衬衫，一件工装，有一星期没刮胡子了”。在朋友面前，他胸中泛滥着绅士的优越感，他也有片刻的懊悔，有痛苦的疑惑，也许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大地方成就事业是得不偿失。他的朋友们似乎很快乐，心满意足，相互之间情谊无限，“平和，毫无野心”，他禁不住羡慕他们，禁不住思前想后。但是他的疑惑持续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开始渴望回到纽约，在那里我能喜欢去做我常做的行当，拜访一些家庭，在那里女孩子们弹一手漂亮的钢琴，那里总是有新鲜事，令我心驰神往”。〔15〕

吉尔德后来去了欧洲，学习肖像画，他的日记随之中断了。或许日记在他生活中起的作用已经结束了。他成为了新的中产阶级的一员，事业发达，受人尊敬。他为他的新中产阶级顾客服务，投其所好，由此而成功。

到19世纪20年代，已有几十位巡游画家，像吉尔德一样，在农村走家串户，兜售“快速画招牌、装饰画和肖像画，技巧纯熟，立等可取”，并为心气十足的中产阶级家庭画他们的全家福画像。美国的第一位艺术批评家约翰·尼尔在1829年说，“在这个国家，肖像有固定的模式”，“推开任何一处豪宅的门，你都定会吃惊地见到某个人的肖像挂在墙上，这人的两只眼睛紧盯着你，身旁还摆放着一束花”。尽管这些画像可能很“蹩脚”，但是它们确实使无数的中产阶级成员能够拥有以前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奢侈。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普通百姓才得以获得绅士的某些特性，从而使文化变成民主文化。〔16〕

在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上升，使贵族和绅士文化庸俗化的同时，士绅们自己则感到，他们迫于压力，要深入社会下层，接触大众中更广泛和更下层的阶层。革命领袖们强烈地希望提高和改善美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和审美意识，这一直是共和革命的中心任务。就像所有18世纪受过教育的绅士一样，他们急切地想要击退哥特式野蛮风俗，改变粗俗的行为，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启蒙的文明和教化。杰斐逊在18世纪80年代，不断地劝说弗吉尼亚的同僚们在里士满建造一座类似古罗马于公元一世纪在尼姆修建的方形神殿那样的雄伟建筑，作为新的州议会大厦。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便是他要把一座美国的公共建筑变成人们“学习与仿效”的楷模，作为“国民高雅品味的实物和例证”。杰斐逊说，长久以来这片美洲大陆充斥着粗笨丑陋的建筑。他警告说，假如弗吉尼亚人再建起一座这类“粗俗不堪、奇形怪状的一堆”乔治式建筑，它只会成为“展示我们野蛮落后的纪念碑，只要它还矗立着，它将永远背负着耻辱”。他说，他并不为自己因对艺术怀有满腔激情而感到羞愧，因为满怀激情的目的是要“陶冶国人的情操，提高他们的声望，使他们获得世界的敬意并赢得赞誉”。〔17〕

人们督促绅士阶层的知识界人士和艺术家参加这场教育活动，用威廉·图德的话说，就是在提高“公众情趣”的活动中“感受某种‘传教’精神”。许多学术团体成立了，评论性期刊层出涌现，它们不仅像欧洲那样只为专业人士认可，为专业人士的交流服务，而且也为教导和引导人民如何进行艺术鉴赏服务。年轻的画家塞缪尔·F. B. 莫尔斯希望使他的祖国“获得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的声望”，让世界知道“当今的美国人是文明、举止优雅、有文化素养的人民”。建筑师本杰明·拉特罗布认为，提高“自己和子女所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教育和文明程度”是每个“优秀公民”应尽的义务。〔18〕

可是绅士们在做出为公众服务的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信息不可避免地流于通俗化和粗俗化。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人现在教导年轻的绅士们要培养勤奋工作和守时的美德，他们认为他们这样教导毫不稀奇，这些美德现在被描绘成是“发展”和“体面”的关键。年轻人被告知，仅仅为了得到社会的赞许，他们应该客气、友好。一个毕业典礼的发言人居然大谈出汗太多的问题，以及出汗如何影响一个人在文雅的人中间的关系的问题。〔19〕

为了方便忙于赚钱的中产阶级学习起见，神职人员发行了一种某人在1810年所说的“简约布道，是专为那些无暇阅读长篇文章的人而设计的”。教导人们如何成为绅士的文摘和窍门，尤其是为那些急于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准备的几十种礼仪手册比比皆是。礼仪手册现在甚至写给儿童了，因为美国人认识到，他们不能再去等上两三代人去造就一个绅士。“礼貌”变成了一套套应该学习掌握的规矩，并且在学校里教授。有些规则表明了礼貌斯文正在深入社会的程度已有多深：人们不许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睡觉，决不许在房间里当着妇女们的面还戴着帽子，也决不许揭他人出身贫寒的短；可是，只要进食时嘴唇不挨近刀锋，用刀吃东西仍然是文雅的。〔20〕

这些中产阶级施加的压力起到了推广美国革命所提倡的道德观念的作用。美德中的理性和禁欲主义这方面的品质曾是与革命领袖们曾竭力效仿的古典式英雄相称的。而现在至少是在北方，理性和社会性的品质已经丧失殆尽。例如，节制，即自我对情欲的克制，曾被古人十分看重，也是西塞罗的四大美德之一，现在则主要是指消除广泛的酗酒行为的运动。从事禁酒活动的富兰克林协会在1814年说，这个运动是“一项很好的事业”，在这个事业里“坚忍不拔和勤奋刻苦几乎总是能达到禁酒的目的”。〔21〕

帕森·威姆斯是为华盛顿立传的作者，他雄心勃勃，也是新生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的代言人。他在1802年写到，共和制是“适合伦理道德发展最好的政体”。这种说法无疑是传统的，但是在威姆斯在19世纪早期的说出的话中，伦理道德已经被庸俗化了。共和制意味着没有“利欲熏心的垄断的贵族集团”搜刮民脂民膏，使得“被赋税压得抬不起头来的穷困的母亲”没有钱来点灯为她的孩子们补袜子。共和制现在被看为“在所有政体中最廉价的，在这个政体之下每个公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财产，这些钱财足以买书，使他们获得闲暇，提高他们的品味，使他们获得知识”。共和政体就是节约成为“时尚”，“财富灌进每人的衣兜里”的政体。共和制就是“看重人而不是看重华丽外表的政体”。共和制就是“天下抵制酗酒行为的最佳良药”，它“传递厌恶酗酒的欢愉”。最后，共和政体是公民们“看到自己被公平和公正对待”的政体，他们知道“没有嫉妒与仇恨的折磨，由此每张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每颗心充满了兄弟之爱”。〔22〕

这些中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同样也起到了在美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角色和地位的作用。由于文明的程度如何现在是根据它们对待妇女的方式来决定的（难道“野蛮人”不是把他们的妇女当作“驮畜”吗？），所以胸怀绅士理想的开明的男人们急切地要避开那些把妇女“当成没有人性的主人手下的奴隶”的“野蛮的日子”。那种传统的父权制必须退走。人们现在必须特别体贴和爱护妇女。“一位节俭贤淑的妇女是社会之宝，是有益于社会的人。”她有力量使“正派体面在公众中成为……一种风尚，使公共美德成为唯一的典范”。〔23〕

约瑟夫·霍普金森在1810年说：“在当今的社会里，妇女与所有能使男人们变得文明、举止优雅以及品德高尚的事物都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鼓励妻子和母亲们发挥她们特有的天分来教化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使他们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热爱社会，这些素质是使一个不断发展和相互竞争的共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必要因素。古典的美德是与尚武和阳刚品质联系起来的，而现在美德已经失去了这种联系，越来越趋向于开明的女性化的团结友爱等素质。事实上，美德有时似乎仅仅意味着妇女的贞洁。〔24〕

尽管在我们看来美德的含义变化得十分缓慢，但是这种变化给了妇女一片与男子不同的新天地。由于她们现在成了在新型的尚未完善的社会里播撒文明的主要力量（“妇女甚至能使钢铁木材柔可绕指”），所以她们比男人更需要接受人文教育。妇女培养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心智，正是她们被“赋予了照料和守护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任务”。因而，“社会从她们那里得到最初的印象，开启她们的心智……应该被具有开明思想的男子永远视为一种义务，同样，就是出于感激之情和策略也应如此”。〔25〕

本杰明·霍金斯曾是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也是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官员。他利用人们对妇女角色新的认识来帮助教化克里克族和切罗基族印第安人。他不是像传教士那般，试图教印第安人神秘的宗教和繁复的文学。相反，他着力教授他们实用的农艺和制造业技术。当他首次拜见印第安首领时就告诉他们，他要帮助他们转变成文明人，可是他却受到了他们的嘲弄和哄笑。于是，他对他们说：“我现在不再理睬男人们了。”他要去和妇女们谈谈。接着他一步一步地教妇女们“梳棉和纺纱织布的技术，她们很快就对这些技艺爱不释手，因为她们可以轻松地做成短大衣、上衣和其他衣服”。他还教会她们去交换她们剩余的玉米，换取做短大衣和其他服装的材料。为了做生意，妇女们就不得不学习度量衡，以便把所有的货物都用“货币可比的价值”估算出来。“她们循序渐进，日积月累，技艺日臻提高，棉织品的产量迅速增长。1805年北边的城镇里已有20部织机，南边的城镇里有10部织机……。在利益的推动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些老年男子和男孩子也学着纺纱织布，他们似乎兴趣盎然。”但是在克里克族人中间，“要改变男子不劳动的习惯，却困难重重”。就像欧洲的贵族那样，印第安男人习惯于“打猎、闲荡和作战”，并且希望他人（也就是他们的女人）去做社会上低贱的劳动。然而，森林中的猎物日渐减少，这使得男人们越发依赖妇女的劳动和生产的农产品。“由于她们自己养猪、种植玉米和棉花，妇女们已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男子。”霍金斯接着建议说，“除非她们的情人或丈夫与她们一道进行劳动，否则，姑娘就拒绝情人的柔情蜜意，媳妇就不接受丈夫爱抚的诱惑。”尽管这种策略并没有严格地强制执行，但是它确实有助于“打破男性的暴戾脾气，使男子更柔和、更多些温情”。

霍金斯是否真的以这种方式对待印第安人这件事并不是主要的，而讲述这些事情的人们确实相信他曾经这样做过，而后面的这一事实则更能说明问题。这些关于“教化印第安人”的叙述告诉我们最多的是，在共和国早期的美国白人眼里，社会的繁荣和文明的源泉是什么，至于对印第安人的叙述则在其次。〔26〕

就在美国人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塑造和操纵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之时，他们也越来越对能否左右这种能力胸中无数。他们明白，自从美国革命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沧海桑田。但是它是按他们以前的意愿改变的吗？到19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热中于自身无限扩张的民族——“人口扩张、资源扩张、领土扩张、权力扩张、信息扩张、自由扩张，一切能使人强大的事物都在扩张”。19世纪初期，美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彻底的商业化社会，似乎“人人都是实业家，事事都在竞争和改善”。这是一个普通大众的社会，人人都在忙忙碌碌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人人都认为，他们具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在平等地相互竞争，人人都“在十二分地进取”，“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而且是每25年人口增长一倍的民族，什么样的奇迹创造不出来呢？”“天意如此……，一个伟大的民族诞生了”，它将“雄居于天下，无可比拟”。〔27〕

可是越来越显而易见的却是，没有人能够真正驾御这个伟大的、欣欣向荣而又不安分的民族。政府很软弱，教会宗派林立，社会的组织机构四分五裂。尽管如此，“秩序”似乎不知为何却“从混乱中产生”，人们自己指导自己，“人们各自的利益相互平衡成为均势，他们除了受这些利益冲突的制约以外，不受任何控制力量的辖制”。增进自身利益并没有产生人们曾预测的混乱状态，因为在新的商业社会，“如果不促进他人利益的发展，没有人能够增进自身利益的发展”。社会是靠“源源不断的交换”凝聚在一起的。这些交换中的每一次交换都很重要，“人类所需的任何物品供应，哪怕是最轻微的过量或不足都会对所有其他物品的交换造成相应的影响”。〔28〕

混沌之中出现的和谐是洋洋可观的，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人人为己追求着自身利益”，所有那些互不相干的个人，却聚沙成塔，汇集成某种伟大和崇高的事物。人们不再为担心社会或政府，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丹尼尔·韦伯斯特说：“公共福祉将是个人幸福的总汇。我们的体制始于个人。”人们不再为自己时时刻刻追求个人幸福而感到羞愧不已。现在“追求金钱”甚至也是有许多益处的。因为“由于某种有趣的因果关系，自有‘上帝在巧安排’……随着皮毛生意和渔业的发展，据说人们将会发现自由的制度”。〔29〕

在一个由芸芸众生组成的社会里，天才与君子的力量似乎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了，“现今阶段大人物所施加的影响，比过去无疑是减弱了”。毋庸置疑，建国领袖们曾认为，显要的人物和有头脑的人物推动历史发展。可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现在被归结为社会初级发展阶段的理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惊天伟业可能会几乎全部归结为卓越个人的努力。但是美国革命创造了“类似某种共同意志的东西”，在共同意志下，社会的发展受“特殊的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少”，而受“人们集体的脑力、体力和道德的力量的影响却越来越大。”事实上，“就其伟大的业绩、复杂性和诸多的关系而言”，世界上任何国家与合众国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个正处在剧变急流中的国家，“急流汹涌澎湃，汇集积聚，不知……流向何方”，“人们几无可能固守一种策略，甚至无法盘算”要做些什么。〔30〕人们说“上天”支配着美国，“上天”这个老式的宗教词汇，现在已经是指“发展进步”，是指社会的自然规律，而这个社会是由多种多样忙碌的人们创造的，这些人依照自己内心的愿望做事，摆脱了人为的清规戒律，尤其是那些由法律规范和政府制定的条条框框。由于这种社会发展观念的出现，有文化的人发现越来越难以坚持18世纪那种某些个人对事物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观点。〔31〕

1791年麦迪逊曾担心合众国恣意妄为，发展的程度会使每一个个人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他担心这种状况将会对自由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强大的国家与渺小的个人这对矛盾成了国家强大并创造奇迹的源泉之所在。休·斯温顿·莱加列在1823年曾问到：还有什么会比拥有比凯撒大帝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的疆域还要广大的“共和帝国这种想法”更振奋人心和更神圣的东西吗？在“这个共和国里个人微不足道”，但是“把他们的千千万万种习惯和相互冲突的观点”可以融合“为一个神圣与和谐的一体”。〔32〕作为个人的普通百姓也许不再举足轻重，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就能够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人们现在越来越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群体”，他们第一次开始正面地、不加贬损地把“群体”这一词用来指“几乎不可胜数的人民的意志”。乔治·班克罗夫特估计说，个人“是微小的，是盲目的，但人民是强大的，是智慧的”〔33〕，人们随后对统计学做了新的理解。1803年“统计学”（statisticks）这一词首次在美国字典里出现。〔34〕这件事本身可能说明不了什么，但是与其他事物合在一起，就可以揭示整个世界。毋庸置疑，像杰斐逊这样的开明绅士曾一直在收集资料，但是到19世纪早期国人已经热中于资料的收集活动。美国人收集所有种类的数据，例如每州制革厂的数目、造纸厂的数目、造酒厂的数目，又如各个村庄里年纪活到80岁的人的数目、活到90岁、活到100岁的数目，以及一棵树上长多少叶子的数据等。没有人能知道这些“可靠的数据”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人人都知道，“人类科学的历史是由史实构成的”，事实本身就会不言而喻。〔35〕詹姆斯·米斯在《费城的画卷》（1811）中写道：“作者认为，写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是呈现出种种事实，而从事实中得出的思考应该留给读者自己去做。”〔36〕

事事都留给读者或听众、或投票人或买方或每个人来做决定。苏格兰的牧师查尔斯·尼斯比特后来成了宾夕法尼亚州迪金森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早在1789年就认为美国人过分依靠个人的判断力，已到近乎荒谬的程度。他说，他完全可以预料到，他将会看到《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律师》、《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自己做自己的牧师和忏悔神父》诸如此类的书。〔37〕学术期刊《医学文库》在1817年宣称，确实，美国不像欧洲，它没有职业的药剂师。实际上，在纽约，事态则更加糟糕，甚至几个妇女在街头兜售秘方专利药品。这个期刊承认，缺乏专业知识可能会造成一些事故，但是这些事故也不会比在巴黎、伦敦和爱丁堡发生的事故更多，尽管“那些地方的药剂学是科学的、专门化的、也是特许的一种专业”。正如在这个“开明的时代里”的所有事物一样，人人对药剂学略知一二可能会比把药剂学秘而不宣要好得多。自然科学和化学等领域的新发现已经产生了疗效更好的药物。“推翻了人们对至少一半的旧药的药方”，而且为美国人抵制欧洲的药学知识找到了理由。甚至是美国文学也不同于以往，变得民主化了。用爱默生的话说：它“拥抱普通人，探索和尊崇熟悉与底层的人们”。〔38〕

人们冲击精英们的观念，赞颂普通百姓的判断能力，这一切的结果是分散了权威，也使真理本身以世界前所未有的规模扩散。每个人都被告知，从医学、艺术到政府，他们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和品味，如果不比那些拥有大学学历的“行家”、“理论家”更精辟、更好的话，也是同他们不分高下。因此，毫不奇怪，真理和知识变成了虚无飘渺的东西了，难以确立绝对的标准。〔39〕人们争论说，知识与真理现在也不得不变得更加变化无常，理随事迁，更加瞬息万变，更加具有时效性。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事情，很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被发现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是正确的”。〔40〕共和国早期的美国人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严重的认识论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使他们自信有能力依靠自己来判断真理和谬误，或判断他们面前出现的任何观点和事物的真实性；可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狭隘视线”之外的任何事情，因此，普通百姓们很容易受到骗子、忽悠的人和玩弄伎俩的人的愚弄，上像埃德加·艾伦·坡和Ｐ.Ｔ.巴纳姆之流的当，而坡和巴纳姆很快在各地走红。普通百姓不得不独自了解样样事物，“因为”，就像赫尔曼·梅尔维尔所写的那些佩科特水手那样“除了自己的眼睛，什么也无法改变他们那样的愚昧”。〔41〕

联邦党人和其他有传统思想的士绅，徒劳地反对真理的民主化过程。在这民主化过程中，“个人不可剥夺的做出判断的权利包含了我们对每件事物进行思考的自由。”〔42〕大多数普通人再也不愿意对那些高贵者的见识和判断力言听计从了。普通百姓或许没有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或许没有他们贵族邻居的头脑，但是他们的发言人讲，他们自己有眼有耳，与某些“居高临下的天才”和“满腹经纶的圣者”的指教相比，他们更懂得对他们来说什么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要听这种绅士的话呢？他们每个人都在问自己，“仅仅是由于我的有权有势的邻居相信某些传言，我就去相信那些道听途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43〕

联邦党人试图用1798年的《惩治叛乱法》来惩罚那些批评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共和派作家和编辑。自从人们开展对这个法案的辩论后，真理的本质及发现真理的途径这些问题成了公共的争论热点。联邦党人固守着传统的观念，他们认为，真理是永恒和普遍的，而且能够被开明和有理性的人所发现。而共和党人则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说，人们对政府和统治者的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些看法是否正确不能仅仅由法官和陪审团来评判，不管这些人受教育的程度会有多么高，他们会如何有理性。因此许多共和党人总结说，一切政治观点，甚至是那些“谬误、诽谤和恶语中伤”也应该“听之任之，权且把它们当作安全警示碑，在这些警示碑下，人们可以让错误观点放任自流，让理性去自由地反击它们”（杰斐逊语）。〔44〕

联邦党人闻听此言，目瞪口呆，这说：“真理只有一面。倾听谬误实在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奇怪方法。”真理是多面的、是变化的这种说法将会导致“普遍的不确定性和普遍的痛苦”，而且“使一切道德沦丧”。人们需要了解“真理的标准，以此来确切地判断谁是谁非”。〔45〕

然而，共和党的确有判断谁是谁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全体人民的意见。他们赞成言论自由的论点，其依据是，就像关于其他方面的观点一样，有关政治方面的观点已不再是少数有学问的人和贵族的专利了。不仅要平等地容忍所有的观点，而且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同样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真理实际上是由多种人的声音和多种人的头脑创造出来的，没有哪个人的观点会比别人的更为重要，每个个人的观点对整体来说，都做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单个个人的个别意见现在不再是一言九鼎，但是这些意见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人专爱说的“民意”。〔46〕

几乎每个18世纪的人都曾相信过民意的力量，也曾无休止地大谈特谈民意。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所以旧的社会成员十分注重自己的名声和荣誉。亚当·斯密说，他人的观点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检查出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47〕然而，18世纪绅士们所说的“公众”，就像他们所说的“社会”一词一样，通常是指“有理性的那部分人”，而不是指“愚鲁的群氓”。他们所说的公众常常是指那些相识在议会大厅里和私人宴会厅里与自己是同类的人。即使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包括进“公众”里，他们也仍旧把“那些培育自己心智的、有哲人和贵族素质的公民”作为公众的代言人和代表。〔48〕

美国革命迅速扩展了“公民”的范围，并且使民意更加民主化。书籍、小册子、传单、招贴物，特别是报纸等各种形式的印刷物数量大增。与以往历史相比，更多的普通百姓现在都在写作和读书看报。塞缪尔·米勒牧师精心编写了启蒙时代的史纲，名为《十八世纪简史》，他在书中说，到1800年，这个国家知识界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曾既缺乏绅士风度，又缺乏学者的才学以及美德的人之手”。与美国革命之前的美洲相反，早期的共和社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共同创造着这种民意。〔49〕

到19世纪初期，这种新型的范围更广的、民主化了的民意已经变成指导美国政府、社会和文化“至关重要的原则”。它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准则，无论是艺术、文学、医药还是政治，在各个领域里，专家、教授、医生和政客都不得不在人民的集体意愿面前妥协让步。联邦党人谢奥多·塞奇威克疾首蹙额地说，民意是“所有事物中对个人的独立性和对伟大人物应具有的品格最具破坏性的东西”。〔50〕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人民的意愿，又因为没有人控制民意，而民意又是由每个人的意愿构成的，因此民意是可以信赖的。塞缪尔·威廉斯说：“与理论家和满怀私利的人的理论和精心构思相比，民意将会更靠近真理。”当然，有些人告诫说，在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人们万万不可把“民意当成自己信仰的准则，也不可当作自己行动的权威性指导”。〔51〕但是这种警告为时已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民主的美国一样，民意威力无比，令人肃然起敬。

据说，民意就像草木，就像阳光，没有人知道它的情形如何。〔52〕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或者甚至是所有政治机构是民意的化身。民意与社会相类似，社会仅仅是产生于“性格、看法、动机和利益的大杂烩”中的一种“秩序”而已。庇护者、依附者，甚至政府本身对维护社会团结已不再具有什么作用了。能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自愿原则”。“只提供在人与人之间一套公正体制的内核，并在确保执行这个原则的条件下，就像我们所见的美丽的自然结晶过程一样，游移不定的原子将会自己分化和组合，结成更加完美与和谐的一体，这种结果要远远胜过政府‘用培育之手’以指导为名来干预这个过程的后果。”

正如爱默生在1834年所写的那样，“整体的共同和谐”的力量势不可挡。“宏图！壮丽的宏图。它美轮美奂，动人心魄。”〔53〕可是爱默生早先却不是如此的乐观。在19世纪20年代，他曾把社会说成“充满了罪恶……是由上千种利益、上千种不同的小社会构成的，在这个社会里，艺术、贸易、政治和私人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充斥着竞争”。〔54〕他曾相信传统的观点，即社会的美德依赖于个人的美德。但是他逐步地认识到，社会是“一种常规，既不是什么人造出来的，也没有人为它的弊病负责”。人们现在必须忘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忘掉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私利，注重整体的自然和谐。“个人只有关系众多才会强大，或者是由于他的生活同整个有机与无机链交织在一起，他才会强大”。〔55〕然而，爱默生和其他人在外部的动荡和混乱中所看到的新的、内在的精神和谐之所以有可能出现，正是由于旧的君主制社会已经分崩离析、人民获得了自由这个原因。“这是一个分割的年代，是一个分离的年代，是自由的年代，是分解的年代，也是一个分裂的年代。人人自己顾自己。公众代言人不承认是为他人讲话，他只代表自己发言。社会情操衰弱，爱国主义思想淡薄，崇拜心理降低，人心不古。人们对祖国、父母和亲朋好友的态度变得冷静。”美国革命与由此产生的民主制摧毁了旧的社会所有的“联系与纽带”。〔56〕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贵族制度锻造了从农夫到国王联结社会所有成员的链条。而民主制砸碎了这条锁链，斩断了每个环节。”〔57〕

这个民主社会并不是革命领导人所期盼的社会。因而难怪那些活到了19世纪初的领导人对自己所成就的一切深感忧虑。尽管他们尽可能地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保持乐观的态度，但是他们仍旧感到茫然不安，并且对许多事情心灰意冷。事实上，在许多建国领袖们的后期著作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他们担心，他们进行建立共和主义的革命实践并没有实现他们预期的愿望。所有主要的建国领袖们对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不都是死而无憾。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90年逝世，他是在民主化未来崭露头角之前死去的。尽管如此，他在临终前对忘恩负义的国会对待他的态度感到怒不可遏。〔58〕只有《独立宣言》的最后一位签署人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似乎在自己的晚年感到欣慰，新的民主共和国为他提供了做生意发大财的机会，他既扬扬得意又有些玩世不恭。

本杰明·拉什对美国革命和美国的启蒙运动抱有极大的希望。杰里米·贝尔纳普把他叫做“大无畏先生”。这个名字是班扬的《天路历程》的一个人物的名字。这个人物打败了堵在通往天国之路的巨人和妖怪。由于拉什对美国革命怀有殷切的期望。所以他的幻灭感尤其强烈。到了19世纪初期，他的信札溢满了绝望之情。当他回顾他为美国革命所做的一切时，他“抱恨终生”，“至于我们的宪法？热爱它的人简直是众里难寻。”在自己的祖国，他“好像是个异乡人”。美国革命改变了人民的“许多原则和道德观念”，并且使各地的政权旁落到“社会上年轻、无知和贫困的人的手中”。宾夕法尼亚州是他的老家，只有“狂想到那里的人民的政治与物质幸福时”，他才压抑住自己的愤怒和鄙视之情。他想要烧掉所有的“梦想”，并且，像大陆会议的秘书长查尔斯·汤姆森那样，拉什把他为写关于美国革命回忆录的所有的笔记和文件都付之一炬。他觉得美国人没有民族性，想要获得一个民族性也是水中捞月。他在1812年说：“我们实属是一个被银行和美元包围、淹没在威士忌酒中的民族。”美国为了获得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性试验“将必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个实验已经使那些最乐观、最热情的支持者们丧失了信心”。像约翰·杰伊、伊莱亚斯·布迪诺特、诺亚·韦伯斯特、约翰·伦道夫以及其他人一样，拉什最终放弃了启蒙主义理想，成了推广基督教的热心人。他说：“只有基督耶稣的福音才能完成使各民族都幸福的艰巨任务。”〔59〕

当然，也有许多人从未走得如此之远。但是对美国革命的成果丧失信心的革命者却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有詹姆斯·沃伦、塞缪尔·亚当斯、戴维·拉姆齐、“轻骑兵”亨利·李和克里斯托弗·加兹登。乔治·华盛顿在他的暮年对民主制不抱有任何希望。他在1799年说，党派精神已经在政治上摧毁了重要的人物的影响力。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现在可以把草包“树立起来充当候选人”，并把它称为“真正的自由之子”，或“民主派”或“能适合他们目的的任何称号”，这个草包将“能得到全部的选票”。约翰·亚当斯在晚年，整日为美国革命的成果悲叹，这些成果包括民主制、宗教复兴和建立大大小小《圣经》会等。他在1813年问：“人类思想的进步今在何处？……何时、何地以及如何才能把当前的混沌变为有序？”到19世纪初期许多建国领袖逐渐赞同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看法。汉密尔顿尖刻地说：“这个美国世界不是为我而建的。”〔60〕他们发现，他们的命运现在要由庸人和大多没有头脑的普通人的意愿与投票来决定，这种民主化的现象他们难以接受。

杰斐逊曾一直满怀希望，十分乐观，但是即便是他，到了晚年也陷入绝望之中，并且，在我们看来，成了咄咄逼人令人难堪的捍卫南方和各州权利的斗士。〔61〕他所目睹的新的民主世界正在美国崛起，这是一个充斥着投机、银行、纸币以及他曾以为被他清除了的福音教派的世界。他痛恨这个世界。他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但是就是他热爱的弗吉尼亚州，也令他心寒意冷。他面对着福音教派的反对，不得不拼命斗争，以便建立他的州立大学。他比其他革命领导人更加相信，未来会越变越好。他认为，一切都在进步，在各地，科学和启蒙思想节节击退愚昧、迷信与黑暗势力。即使不在他有生之年，那么也肯定在不远的将来，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的人民将有能力解决各种问题。

可是杰斐逊活得太久了，未来以及新一代人也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杰斐逊认为，安德鲁·杰克逊性情火暴，不适合做总统，群众如此欢迎杰克逊使杰斐逊很恐惧。新的纸币贸易文化席卷全国，他对此不知所措，而且他无从知晓他的民主与平等原则对这种文化的兴起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杰斐逊比他的朋友麦迪逊更相信普通百姓，但是普通百姓并没有变得更加开明。杰斐逊把迷信和顽固不化同有组织的宗教看成是一类的东西。现在这些迷信和偏执被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释放出来，并势如燎原之火。他无法理解福音派势力为何深受人们的欢迎，力量为何如此强大；他也无法体会大多数真正有道德的人的力量有多强。而这些力量在那个年代正在控制着美国文化。到1822年，他仍旧相信，现在活着的年轻人，至死都会信仰唯一神教。然而，他开始悲悯“新的一代人，我曾对他们充满信心和希望”。美国，也包括弗吉尼亚州，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似乎在倒退。人们更加笃信宗教，更加偏执、闹宗派，不再像美国革命时期那么有理性。他寄予厚望的新一代人好像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他做了何事。在他的晚年，他很可怜地罗列出他61年间为公共服务所做出的贡献，以便证明他有理由从弗吉尼亚议会得到一点实惠。他活得太久了，感觉到他曾帮助建立的民主力量弃他如敝屣。他在1825年写信给一位老朋友说：“所有人都过世了，我们却留在了新一代人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知道我们。”〔62〕

但是杰斐逊以及其他建国领导人的幻灭感是一种很奇怪的幻灭感，它们不同于英国或欧洲自由派，例如华兹华斯和贡斯当等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所产生的那种幻灭感。法国大革命是以拿破仑进行独裁统治而告终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模式是古典的循环模式——过滥的民主制导致独裁与暴政。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摧毁欧洲的革命思想，人们仍有可能再一次进行成功的共和革命。

然而，在美国，幻灭感是不同的。建国领袖们不安与担忧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美国革命功败垂成，而是由于它成功了，而且是太成功了。美国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所取的成就，只不过是进一步发展了革命领导人曾倡导的主张而已。白人男子过于认真地相信，他们是自由和平等的，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实际上，指导他们行动的原则最终也使其他人——黑人奴隶及妇女——有可能为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富强而斗争。

正是这些革命理想的实现，即正是美国革命的成功，使得从中受益的人、使普通百姓以及他们新型的民主化代言人很难理解建国之父们的忧虑。人们怀着崇敬与惊奇的心情回顾革命的上一代，并看到了伟大的一代，他们知道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但是他们同样知道，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以往的世界，这个民主化的世界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马丁·范布伦于1820年在纽约的代表大会上说，我们不能再依赖建国领袖们的观点了。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经验，而不是依靠他们的言谈与思想。范布伦说，他们的忧患很多，对民主制忧心忡忡，而美国的经验还没有证实这些忧虑会变为现实。〔63〕

革命者梦想继承欧洲的传统建立一个充满精英美德的古典式共和国，但是，新一代的民主化美国人对他们的梦想兴致索然。他们说，美国既不效仿古典国家，也不因袭近代欧洲的财政─军事强国，也不制造几个知名的天才和君子，美国自己将会强大。相反，美国的强大要靠创造一个繁荣和自由的社会。这个社会属于平凡的人，他们关心日常琐事、用金钱追求幸福，这个社会属于普通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要发财过好日子。庸俗、注重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没有根基和反唯智主义倾向是美国为这个民主制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这个代价是高昂的。但是民主制创造的奇迹是不容否认的，它给一直被忽略、被蔑视的普通劳动群众带来了真正世俗的实惠，这也是不容否认的。美国革命创造了这个民主制，使得我们直到今天仍旧享受着它的成果。

注释

〔1〕[Charles Jared Ingersoll]: Inchiquin, the Jesuit's Letters...（1810年），见Wood编：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387页。

〔2〕George Wilson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 Dudley C. Lunt节录（1959年纽约版），第44页。Grund: Americans, in Their Mo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第14—15页。Cooper，转引自Edwin H. Cady: The Gentleman in America: A Literary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1949年锡拉丘兹版），第121页。

〔3〕1785年10月15日杰斐逊写给小约翰·巴尼斯特（John Banister Jr.）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8卷，第636页。1820年11月28日杰斐逊写给约瑟夫·C.卡贝尔（Joseph C. Cabell）的信，见Ford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0卷，第166页。参见Lawrence A. Cremin: American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1783—1876（1980年纽约版），第2卷，第249—334页。

〔4〕Meyer Reinhold: Classca Americana: The Greek and Roman Heritage in the United States（1984年底特律版），第129页，第124页。

〔5〕1810年6月27日拉什写给詹姆斯·汉密尔顿的信，见Butterfield编：Letters of Rush，第2卷，第1053页。其他人也认为在美国应该限制那些上大学的人数，“既然只有少数人能够，或者应该依靠自己的学识谋生”。David Barnes: A Discourse on Education（1803年波士顿版），第11页。

〔6〕Joseph Stevens Buckminster（1809年），见Simpson编：Federalist Literary Mind，第100页。

〔7〕Cooper: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第1卷，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72页，第176页，第164页，第165页。

〔8〕Hawthorne: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第12章，第211页。

〔9〕"From Tunbridge, Vermont, to London, England—The Journal of James Guild, Peddler, Tinker, Schoolmaster, Portrait Painter, from 1818 to 1824", Arthur Wallace Peach编，佛蒙特州历史学会Proc., 第5期（1937年），第250页。

〔10〕同上书，第256页，第258页，第260页。

〔11〕同上书，第276页，第262页，第298页，第261页，第300页，第279页，第288页，第304页。

〔12〕同上书，第278页。

〔13〕同上书，第300页，第301页，第305页。

〔14〕同上书，第306页，第307页，第308页。

〔15〕同上书，第308页。

〔16〕David Jaffe:"One of the Primitive Sort: Portrait Makers of the Rural North，1760—1860"，见Hahn和Prude编：Countryside in the Age of Capitalistic Transformation，第111页，第110页。

〔17〕1785年9月20日杰斐逊写给麦迪逊的信，见Boyd等编：Papers of Jefferson，第8卷，第535页。Jefferson: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Peden编，第153页。

〔18〕William Tudor: North American Review，第2卷（1815—1816年），第161页。Oliver W. Larkin: Samuel F. B. Morse and American Democratic Art（1954年波士顿版），第16页。1803年5月18日拉特罗布写给休·亨利·布雷肯里奇的信，见John C. Van Horne和Lee W. Formwalt编：The Correspondence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of Benjamin Henry Latrobe（1984年纽黑文版），第1卷，第300页。

〔19〕Port Folio（1810年），第499页。

〔20〕Youth's Guide to Happiness, Consisting of Poems, Essays and Sermons, Particularly Calculated for the Pious Instruction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1810年[纽约版]）。Schlesinger: Learning How to Behave，第22页。

〔21〕Franklin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Intemperance（1814年2月23日马萨诸塞州格林菲尔德版）。

〔22〕Mason L. Weems: The True Patriot: Or an Oration on the Beauties and Beatitudes of a Republic...（1802年费城版），第37页。

〔23〕Destutt de Tracy: Commentary and Review of Montesquieu's Spirit of the Laws，第72页。Joseph Hopkinson:"Annual Discourse, Delivered before the Pennsylvania Academy of the Fine Arts"（1819年），见Wood编：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333页。

〔24〕Hopkinson:"Annual Discourse"，见Wood编：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333页。Ruth H. Bloch:"The Gendered Meanings of Virtue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第13期，（1987年）第1期，第37—58页。

〔25〕Literary Magazine，第5期（1806年）。Charles G. Ferris: An Oration, Delivered before the Tammany Society...on the Fourth of July, 1816（1816年纽约版），第10页。Niles' Weekly Register，第1期（1811—1812年），第61页。

〔26〕Samuel L. Mitchill:"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from Rudeness to Refinement...,"见American Monthly Magazine，第3期（1818年），第358—363页。

〔27〕[Ingersoll]: Inchiquin, the Jesuit's Letters，见Wood编：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385页，第388页。Elkanah Watson: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Existing Condition of the Western Canals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1820年奥尔巴尼版），第91页。Charles Sprague:"Oration，4 July 1825"，见Willison编：Eloq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第5卷，第339页。

〔28〕Wright: Views of Society and Manners, Baker编，第174。Edward Everett:"Accumulation, Property, Capital, Credit"（1838年9月13日），见Orations and Speeches，第2卷，第291页。

〔29〕[Bollman]: Paragraphs on Banks，第8页。Webster:"The Boston Mechanics' Institution"（1828年），见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Daniel Webster: National Edition（1903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40页。Daveis:"Address"，见Blau编：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第40页。

〔30〕Theron Metcalf: An Address to the Phi Beta Kappa Society of Brown University，Delivered 5th September，1832（1833年波士顿版），第4页。North American Review，第3期（1816年），第345—347页。

〔31〕Jacob Viner: 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 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1972年费城版），第111页。Gordon S. Wood:"C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 Causality and Decei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见WMQ，第3辑，第39期（1982年），第440—441页。

〔32〕Gordon S. Wood:"The Democratization of Mind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见Robert H. Horwitz编：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1977年夏洛茨维尔版），第125—126页。Legaré:"Oration on Fourth of July 1823," 见Writings，第1卷，第268—269页。

〔33〕Everett:"An Oration Pronounced at Cambridge before the Society of Phi Beta Kappa"（1824年），见Blau编：American Philosophical Addresses，第75页。Bancroft:"The Office of the People in Art, Government, and Religion"，同上书，第107页。

〔34〕Patrieia Cline Cohen: A Calculating People: The Spread of Numeracy in Early America（1982年芝加哥版），第151页，第154页。

〔35〕Everett: Orations and Speeches，第1卷，第272页。

〔36〕Cohen: Calculating People，第154页。

〔37〕James H. Smylie:"Charles Nisbet: Second Thoughts on a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见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第98期（1974年），第201页。

〔38〕Medical Repository，第18期（1817年），第269—270页。Emerson:"American Scholar,"见Atkinson编：Complete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第61页。

〔39〕Hopkinson:"Annual Discourse,"见Wood编：Rising Glory of America，第328页。Samuel Wileiams: The Natural and Civil History of Vermont（1808年佛蒙特州伯灵顿版），第2卷，第394页。

〔40〕John H. Wilkins: Elements of Astronomy...，第2版（1823年波士顿版），第vi页，转引自William J. Gilmore:"'The Annihil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vent and Awareness in American Consciousness, c. 1780—1850,"此文发表在美国文物学会于1980年10月24日至25日举行的“关于美国早期社会的印刷业与社会”大会上，第50页。

〔41〕George Tucker（1827年），转引自Gordon S. Wood:"Evangelical American and Early Mormonism"，见New York History，第61期（1980年），第369页。Neil Harris: Humbug: The Art of P. T. Barnum（1973年波士顿版），第61—89页。Melville: Moby Dick, Hayford和Parker编，第124章，第425页。

〔42〕David Tappan: A Discourse Delivered in the Chapel of Harvard College, June 19,1798（1798年波士顿版），第4—5页。

〔43〕Edward Everett: An Oration Delivered at Concord, April the Nineteenth 1825（1825年波士顿版），第49页。Bishop: Oration in Wallingford，第iii页，第iv页。

〔44〕[George Hay]: An Essay 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1799年费城版），第40页。Jefferson: Inaugural Address，4 Mar. 1801，见Adrienne Koch和William Peden编：The Life and Se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944年纽约版），第322页。Wood:"Democratization of Mind"，见Horwitz编：Moral Foundations，第123—128页。

〔45〕Judge Addison（宾夕法尼亚州），转引自John C. Miller: The Federalist Era, 1789—1801（1960年纽约版），第232页。Isaac Chapman Bates: An Oration, Pronounced at Northampton, July 4,1805（1805年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版），第6—7页，第15页。

〔46〕Wood:"Democratization of Mind"，见Horwitz编：Moral Foundations，第124—125页。

〔47〕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年），D. D. Raphael和A. L. Macfie编（1976年牛津版），第112页。

〔48〕1790年3月7日麦迪逊写给拉什的信，见Charles Hobson等编：Papers of Madison，第13期，第93页。

〔49〕Samuel Miller: A Brief Retrospec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803年纽约版），第2卷，第254—255页。

〔50〕Tunis Wortman: A Treatise Concerning Political Enquiry, and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1800年纽约版），第180页。Daveis:"Address"，见Blau编：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第45页；Richard E. Welch, Jr.: Theodore Sedgwick, Federalist: A Political Portrait（1965年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版），第211页。

〔51〕Williams: History of Vermont，第2卷，第394页。Metcalf: Address to Phi Beta Kappa，第4页，第21—22页。

〔52〕Daveis:"Address"，见Blau编：Social Theories of Jacksonian Democracy，第49—50页。

〔53〕Emerson:"Science"（1834年），The Early Lectures: 1833—1836，Stephen E. Whicher和Robert E. Spiller编（196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卷，第49页。

〔54〕Emerson: The Journals and Miscellaneous Notebooks, William H. Gilman和Alfred R. Ferguson编（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03—104页。

〔55〕Emerson:"Human Culture,"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Early Lectures: 1836—1838，Stephen E. Whicher等编（1964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2卷，第218页，第17页。

〔56〕Emerson:"Historical Notes of Life and Letters in New England," Lectur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见The Complete Works（1883年波士顿版），第10卷，第326页。

〔57〕Marvin Zetterbaum: Tocqueville and the Problem of Democracy（1967年斯坦福版），第59页。

〔58〕1788年12月29日富兰克林写给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rnson）的信，见Smyth编：Writings of Benjamin Franklin，第9卷，第691—697页。

〔59〕1805年2月19日、6月29日、8月14日,1807年4月2日,1808年6月13日,1810年10月2日,1812年6月27日拉什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见John A. Schutz和Douglass Adair编：The Spur of Fame: Dialogues of John Adams and Benjamin Rush, 1805—1813（1980年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版），第22页，第28页，第31页，第32页，第79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69页，第227页。1801年10月8日拉什写给格朗维尔·夏普（Granville Sharp）的信，见John A. Woods:"The Correspondence of Benjamin Rush and Granville Sharpe，1773—1809"，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1期（1967年），第35页。1800年联邦派失利之后，甚至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有了虔诚地皈依宗教的经历。Douglass Adair:"Was Alexander Hamilton a Christian Statesman?"见Fame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Essays by Douglass Adair, Trevor Colbourn编（1974年查珀尔希尔版），第154—156页。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第329页。

〔60〕1799年7月21日华盛顿写给乔纳森·特朗布尔（Jonathan Trumbull）的信，见Fitzpatrick编：Writings of Washington，第37卷，第312—313页。May: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第335页。1813年7月15日亚当斯写给杰斐逊的信，见Cappon编：Adams-Jefferson Letters，第2卷，第358页。1802年2月29日汉密尔顿写给莫里斯州长的信，见Syrett等编：Papers of Hamilton，第25卷，第544页。

〔61〕Robert E. Shalhope:"Thomas Jefferson's Republicanism and Antebellum Southern Thought"，见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42期（1976年），第529—556页。

〔62〕1817年2月8日杰斐逊写给托马斯·汉弗雷斯（Dr. Thomas Humphreys）的信，1825年1月11日写给弗兰西斯·阿德里安·范·德·肯普（Francis Adrian Van De Kemp）的信，见Ford编：Writings of Jefferson，第10卷，第77页，第337页。

〔63〕Reports of the Debat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of 1821，Carter等编，第261页。

索　　引

（索引页码系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字母n，意为“注释”。）

Adams, John，亚当斯，约翰，3, 74, 266；背景，196, 197；论均衡政府，267；论银行，318；论西塞罗，204；论老百姓，27, 374n；世界主义，221；论朝臣，175-176；醒悟，366-367；论教育，190；论启蒙，191；论平等，171, 237；论名声，40, 59-60；论家庭权威，48, 147, 182；论自由和奴役，172, 179；论友谊，58；论绅士，31, 118, 195, 374n，375n；论政府薪金，288-289；作为“汉弗莱农夫”，237-238；论放纵，306；论利益，175, 267；论马萨诸塞殖民政府，16-17，410-411n；论借钱，69；论奥蒂斯，200；论庇护制，64, 80, 88；担忧繁荣，315；论共和主义，95, 407n；论社会爱心，220；论社会等级，21；论宗教，330；愤慨，200-201, 289-290；论美国革命，169；论华盛顿，40，288-289；论工作，281

Adams, John Quincy，亚当斯，约翰·昆西，218, 231, 301, 346

Adams, Samuel，亚当斯，塞缪尔，背景，197；公正无私，253；幻想破灭，366；论英国样板，110；作为共济会成员，223；论继承，400n；论群众骚乱，90；论辛辛纳提兄弟会，241；论共和主义，205

Addison, Joseph，艾迪生，约瑟夫，38, 103；和《加图》，143, 197-198, 216-217；论商业，37；论家长制，43；和文雅，216

African-Americans，非洲裔美国人，90, 236

Albany Regency，奥尔巴尼支部，300

Alexandria, Va., 弗吉尼亚，亚历山大，134

Allegiance，忠诚，11, 15, 40；和赞许，166, 397n

Allen, James，艾伦，詹姆斯，84, 176, 213-214

Allen, William，艾伦，威廉，73, 76, 177

Allen family，艾伦家族，176

Allison, Francis，艾利森，弗朗西斯，197

America：美国：与英国比较，16-17, 110, 112-117, 296-297；与欧洲比较，306；人口，6；参见: society, colonial; society, U. S.; United States

American Revolution，参见：Revolution, American

Ames, Fisher，艾姆斯，费希尔，230, 231, 266, 293

Amory family，艾默里家族，119

Anglican church，英国圣公会，参见：Church of England

Annapolis, Md., 马里兰，安纳波利斯，37

Anti-Federalists，反联邦党人，255, 258-259, 294, 296, 412n

antiquity, classical，古希腊或古罗马，100-101, 284-288, 369

apprenticeship，学徒，23, 51, 52, 162, 185-186；参见servitude

Arendt, Hannah，阿伦特，汉娜，3, 376n

aristocracy，贵族，8, 320, 363；和美国革命，276；攻击，240-241, 242, 243, 255, 305, 409n；在康涅狄格州，272-273；在英国，15, 25-26, 122；和政府薪金，291, 416n；和法院系统325；引进殖民地，174；本质，25, 27, 150, 273, 293；感情，27, 28, 39-40, 273-274；私有财富，68, 410-411n；革命思想的，195, 196, 237, 262-263, 291, 375n；在南方，71, 115-117, 281；弱点，30, 113, 121, 266, 271；参见gentlemen

Arnold, Benedict，阿诺德，本尼狄克特，75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邦联条例，313

artisans，手工业者，22, 23, 317, 341；和共济会，344；和政府，85, 244-247；和利益集团，85, 107；和劳动，37, 277；和群众骚乱，244；和庇护者，63-64；作为共和派，276；地位，23, 38, 185-186, 280, 341, 344, 426n；在南部的弱点，115

assemblies, colonial，殖民地议会，174

Association, Continental，大陆协会，35

associations, voluntary，志愿者协会，328-329

Athens, ancient，古代雅典，100

Augustus Caesar，奥古斯都·凯撒，102-103

Austen, Jane，奥斯汀，简，68, 194, 196

authority，权威，11, 294；和契约，164；和平等，241；和伦敦·卡特，152-155；和群众骚乱，89-91；本质，16, 111, 155-159；新的结构，213；和纸币，339；皇家，16, 17-18；美国政府，328；弱点，145, 146, 157-158, 159, 161, 308, 361-362

Babylon，巴比伦，273

Bacon, Sir Francis，培根，弗兰西斯爵士，284

Bacon, Thomas，培根，托马斯，54

Baldwin, Laommi，鲍德温，劳米，339

Baltimore, Md., 马里兰，巴尔的摩，134, 316

Baltimore, Frederick Calvert, Earl of，巴尔的摩伯爵，F．卡尔弗特，55, 79

Bancroft, George，班克罗夫特，乔治，360

Bank of North America，北美银行，256-258, 316, 319, 322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银行，263, 316, 337

bankruptcy，破产，117, 212, 266

banks，银行，65, 279, 367；土地，66, 141；若干银行，316-317

Banks, Sir Joseph，班克斯，约瑟夫爵士，34

Baptists，浸礼会教徒，144, 160, 332, 333

Baring, Alexander，巴林，亚历山大，318

Barlow, Joel，巴洛，乔尔，222, 330, 343

Barnum, P．T., 巴纳姆，P．T., 362

Barré，Col. Isaac，巴里上校，伊萨克，73

Bartram, John，巴特拉姆，约翰，30

Bartram, William，巴特拉姆，威廉，30

Beccaria, Cesare Bonesana, Marchese di，贝卡里亚，塞萨尔，193

Becker, Carl，贝克尔，卡尔，3

Beecher, Lyman，比彻尔，莱曼，331, 333, 334

Beekman, Henry，比克曼，亨利，56, 89

Beggar's Opera, The （Gay），《乞丐的歌剧》（盖伊），102

Belcher, Jonathan, gov. of Mass., 贝尔彻，乔纳森，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177

Belknap, Jeremy，贝尔纳普，杰里米，213, 366

benevolence，仁慈，239, 240, 357, 424n；和改革，191, 328-329, 334-335；和共和主义，213-215；参见love；politeness

Berkshire County, Mass., 马萨诸塞州，伯克希尔县，308

Biddle, Owen，比德尔，欧文，213

Bildungsroman，教育小说，351

Bingham, William，宾厄姆，威廉，211

Birmingham, England，英国伯明翰，59

Bishop, Abraham，毕肖普，亚伯拉罕，271-275, 420n

Blackstone, Sir William，布莱克斯通爵士，威廉，11, 84, 346, 423n

Blodget, Samuel，布洛杰特，塞缪尔，318, 337-378

Blumin, Stuart M., 布吕曼，斯图尔特374n, 414n

Boardman, Andrew，博德曼，安德鲁，48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Viscount，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约翰，156, 331

Bollman, Erick，博尔曼，埃里克，339-340

Boone, Daniel，布恩，丹尼尔，127

Boston, Mass., 马萨诸塞，波士顿，22, 31, 311；银行，316；人口，127；刑罚，72-73；奴隶制，51；社会阶层流动，342；称谓，233

Boswell, James，鲍斯韦尔，詹姆斯，194

Boucher, Jonathan，鲍彻，乔纳森，161

Boudinot, Elias，布迪诺特·伊莱亚斯，366

Boylston family，博伊尔斯顿家族，119

Brackenridge, Hugh Henry，布雷肯里奇，H．亨利，126, 197, 267

Bradford, William，布雷德福，威廉，107

Brattle, William，布拉特尔，威廉，21

Breck, Samuel，布雷克，塞缪尔，42, 185, 212

Breckenridge family，布莱肯里奇家族，129

Brewer, John，布鲁尔，约翰，412n

Brewster, Walter，布鲁斯特，沃尔特，280

Brief Retrospect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Miller），《十八世纪简史》（米勒），364

Bristol, England，英国，布里斯托尔，12

Bristol, R. I., 罗得岛，布里斯托尔，62, 317

Brockwell, Charles，布罗克威尔，查尔斯，223-224

Brown, John，布朗，约翰，78

Brown, Richard D., 布朗，理查德·D., 402n

Browne, Arthur，布朗，阿瑟，20

Buffon, 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 de，布丰，37

Bull, William, gov. of S．C., 布尔，威廉，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45, 141

Bull brothers，布尔兄弟，340

Bunyan, John班扬，约翰，366

bureaucracy, Jacksonian，杰克逊的官僚机构，304-305

Burgh, James，伯格，詹姆斯，99

Burke, Edmund，柏克，埃德蒙，171, 196

Burnet, William, gov. of N. Y., 伯内特，威廉，纽约殖民地总督，75

Burr, Aaron，伯尔，艾伦，330, 345-346；阴谋，339

Burr, Esther，伯尔，埃斯特，219

Burroughs, Stephen，巴勒斯，斯蒂芬, 180

businessmen，商人，262, 276, 303；名称起源，326

Butler, Bshp. Joseph，巴特勒主教，约瑟夫，215, 219

Butler, Pierce，巴特勒，皮尔斯，212, 292, 293, 416n

Byrd, Elizabeth，伯德，伊丽莎白，49

Byrd, William, II，伯德二世，威廉，42, 50, 116；论平等，235-236；宅邸，112-113；论人口迁徙，126；论仆人，54；论南弗吉尼亚，130

Byrd, William, III，伯德三世，威廉，49, 116

Cabot, George，卡伯特，乔治，211, 231, 328, 177

Cabot family，卡伯特家族，177

Caesar, Julius，凯撒，尤利乌斯，28, 238, 284

Calhoun, John C., 卡尔霍恩，约翰·C., 268, 309, 315, 331

Calvert, Cecilius，卡尔弗特，塞西利亚斯，79

Calvinism，加尔文主义，331

Cambridge, Mass.,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48

Camden, S．C., 南卡罗来纳，卡姆登，126

Campbell, Thomas，坎贝尔，托马斯，333

Campbell family，坎贝尔家族，129

Canada，加拿大，311, 420n

Candidates, The（Munford），《候选人》（曼福德），71, 131, 143

Canova, Antonio，卡诺瓦，安东尼奥，403n

Cape Fear, N. C., 北卡罗来纳，开普菲尔，48

Carleton, Sir Guy，卡尔顿爵士，盖伊，110

Carroll, Charles, of Annapolis，安纳波里斯的卡罗尔，查尔斯，69, 92, 134；庇护，71；财富，112

Carroll, Charles, of Carrolhon，卡罗尔顿的卡罗尔，查尔斯，92, 365-366；论做绅士，197；论社会地位下降，117, 181-182；论嫉妒，145；论家族权利．181；论自己家产的变化无常，116

Carter, John，卡特，约翰，74-75, 152

Carter, Landon，卡特，兰登，224；论普通百姓，27；启蒙，152；论继承人挥霍无度，117；势力影响，71；作为主人，152-155

Carter, Landon, II，卡特，兰登二世，152

Carter, Robert，卡特，罗伯特，31, 50, 64；论新政治，143；和佃户，55, 56

Carter, Robert Bladen，卡特，罗伯特·布莱登，50, 116

Carter, Robert Wormeley，卡特，R．沃姆利，152

“Cato”，“加图”（激进的辉格党派作家们的笔名），81, 98, 101, 235；参见Cordon, Thomas; Trenchard, John

Cato （Addison），《加图》（艾迪生）143, 197-198, 216-217

Cato, Marcus Porcius, the younger，小加图，马库斯·波西乌斯，28, 102, 103

Cato's Letters，《加图信札》（特伦查德和戈登），101

Champlain, Lake，尚普兰湖，127

Chandler, Thomas Bradbury，钱德勒，托马斯·布雷德伯里，159

Channing, William，钱宁，威廉，329

Charles I of England，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55

Charles II of England，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7

Charles V of Holy Roman Empire，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238

Charles River Bridge decision，查尔斯河大桥案的裁决，321

Charleston, S．C., 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37, 233

Chase, Samuel，蔡斯，塞缪尔，324

Chastellux, Francois Jean de Beauvoir, Chevalier de，沙特吕，弗朗索瓦·让·德·博瓦尔，舍瓦利耶·德，203

Chauncey, Charles，昌西，查尔斯，113

Chebacco, Mass., 马萨诸塞，切巴克，47, 50

Cheetham, James，奇塔姆，詹姆斯，188

Cherokees，切罗基人，357-358

Chesapeake，切萨皮克：经济，142；租赁，55

Chesterfield, Philip Dormer Stanhope, Lord，切斯特菲尔德伯爵，148，论契约163；论教育，151；论平等，236；论家庭，153；论礼貌，194

Chevalier, Michael，谢瓦利埃，迈克尔，284

Chew family，丘家族，176

children，儿童，314, 315；和家庭, 49, 50, 147-148, 158；在美洲的声誉，155

Chipman, Henry，奇普曼，亨利，323

Chipman, Nathaniel，奇普曼，纳撒尼尔，197, 239, 242, 344, 417n；作为贵族，243

Chiswell, John，奇斯维尔，约翰，178

Christianity，基督教，27, 231, 332, 367；和权威，18；和普通法，331, 424n；福音派，330-331；和共济会，223；与自然哲学的关系，219-220；作为社会黏合剂，329, 331；参见religion

Church of England，英国国教（圣公会教）17, 89, 132, 332；和君主制，18；在弗吉尼亚，144；弱点，111-112

Cicero, Marcus Tullius，西塞罗，100, 102, 103, 291, 346, 356；和约翰·亚当斯，59-60, 237；米德尔顿的《西塞罗传》，100

Cincinnati, Order of，辛辛那提兄弟会，207, 241, 263, 280

Cicinnati，辛辛那提，285

Cincinnatus Lucius Quinctius, Washington as，华盛顿作为辛辛那图斯那样的人物，205-206

cities，城市，31, 134；和手工业者，244-245；混乱，307；英美比较，58-59, 312；贫困，122

citizenship，公民身份，169, 233

Citizen Turned Gentleman, The （Ravenscroft），《从公民到绅士》（雷文斯克罗夫特），233

civilization，文明，31, 192；定义194；在美洲的衰落，310-311

Clap, Thomas，克莱普，托马斯，20

Clark family，克拉克家族，177

class, social，社会阶级，21, 234, 307；冲突，3-6（文中各处所见）；中产阶级，21, 23, 31, 344, 347-351, 414n；中产阶级的发展，136, 245；中产阶级与士绅，196；和前现代社会，23, 170, 213

Clay, Henry，克莱，亨利，326

Clinton, DeWitt，克林顿，德威特，223, 299, 425n

cliometrics，统计历史学家311-312

Clymer, George，克莱默，乔治，211, 251, 264

Coit, Joshua，科伊特，乔舒亚，265

Coke, Sir Edward，柯克，爱德华爵士，11, 346

Colden, Cadwallader，科尔登·卡德瓦拉德，14, 69, 104, 114；论社会阶层流动119-120

colleges，学院，20, 21, 279, 427n

colonists, American，美洲殖民者，11-13, 14, 20

commerce：贸易：赞美，336-341（文中各处所见）；国内，65, 139, 141-142, 250, 315-316；绅士的蔑视，36, 37-38, 326-327, 338, 351；汉密尔顿的观点，262-263；出口增加，134；新的含义，216, 337, 339, 420n, 421n, 425n；海外，313-314, 315, 337；扩展，271, 312, 327, 358；和美德，107, 218；参见trade, inland

committees, revolutionary，革命委员会，213

common people，参见people, common

Commons, House of，众议院，13, 17, 318；代表制，129

common sense，常识，239-240, 277；见moral sense

Common Sense （Paine）, 《常识》（潘恩），168, 222

condescension，屈尊俯就，41, 224, 235, 277

Condorcet, Marie-Jean-Nicolas Caritat de，孔多塞，马里-让-尼古拉·卡里塔·德，231

confessions, public，当众坦白，72

Congregationalists，公理会教友，160, 332

Congress, Confederation，邦联会议，242, 247, 290, 292, 316

Congress, Continental，大陆会议，35, 287, 324

Congress, U. S., 美国国会，324, 365；选举，259-261；斗争，307；利益之争，267；薪金，292, 293

Connecticut，康涅狄格，39, 54, 271-275（当页各处所见）, 320, 416n；债务，140；平等，123；大觉醒144；刑罚改革，193；人口迁徙，127；流浪警告法，130

Connecticut Agricultural Society，康涅狄格农业社会，266

Connecticut River，康涅狄格河，88-89, 313

consent and allegiance，赞同与忠诚，166, 397n；在家庭关系中，157, 163

consignment system寄售制70-71, 142

conspiracy, belief in，相信合谋，60-61, 109, 174-175, 360

Constant, Benjamin，贡斯当，本杰明，368, 377n

constitution, English，英国宪法，13, 14

Constitution, U. S., 美国宪法，209, 253, 261, 271, 330, 336, 421n，422n；宪法第一条，10, 316, 322；辩论，254, 259；和经济，325；精英意识, 254-255

constitutions, state，各州宪法，80, 290, 422n

consumption，消费，192, 354；烈性酒的306；普通百姓的，34, 135-136, 137, 249；增加，137, 170, 229-230, 314；为士绅的义务，34-36

contract，契约，140, 162-166

Contrast, The （Tyler）《反差》（泰勒），184

Convention, Philadelphia，费城会议，208-209, 291, 292

convicts，罪犯，51

Cook, Capt. James，库克上尉，詹姆斯，222

Cooper, James Fenimore，库珀，詹姆斯·费尼莫尔，348-349, 350-351

Cooper, Moses，库珀，摩西，172

Cooper, Samuel，库珀，塞缪尔，159, 219, 220

Copley, John Singleton，科普利，约翰·辛格尔顿，38, 221

Corinthians, New Testament，“哥林多前书和后书”，《新约》，20

corporations，法人团体，318-322, 337-338

corruption，腐败，174-175, 301, 320；和汉密尔顿，263；休谟论，78；厌恶，80-81, 104, 178, 305；和美德，104

Corwin, Edward S., 科温，爱德华·S., 422n

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195, 221

courtiers，朝臣, 92, 235, 278

courts，法院，16-17, 21, 60, 85, 324-325；殖民时期法院的权威，71-72, 81-82

Coxe, Tench，考克斯，坦奇，314

Cradock, Thomas，克拉多克，托马斯，20

Crafts, William，克拉夫茨，威廉，327

Crawford, W. H., 克劳福德，W. H.301

credit信贷：和银行，316-317；借票，66；士绅的控制，68-69, 72, 279；增加，139, 140；和纸币，251-252；参见debt; wealth, proprietary

Creeks，克里克族印第安人，357-358

crime, reform of，刑法改革335

Critical Period, The，与大英帝国危急时期，250

Cromwell, Oliver，克伦威尔，奥利弗，3, 28

crowds，参见mobs

Cruger family，克鲁格家族，176

culture：文化：作为人类的发明，190-191, 236, 272, 358；进步，354-355

Cumberland River，坎伯兰河，127

currency, paper，参见money, paper

Dana, Francis，达纳，弗兰西斯，346

Dana, Richard Henry, Jr., 小达纳，理查德·亨利，347

Dana, Richard Henry, Sr., 老达纳，理查德·亨利，346-347

Dartmouth College, case of达特茅斯学院案例，322

David, Jacques-Louis，大卫，雅克-路易，100, 216

debt，债务，69, 72, 251；账簿中，68；其增加，139；联邦党人使用的国债，263；与美国独立战争，248-249；参见credit; money, paper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234, 257, 270

deference，尊敬，63, 85

Defoe, Daniel，笛福，丹尼尔，36, 37, 43

deism，自然神论，330, 331, 424n

DaLancey, James，德兰西，詹姆斯，177

DeLancey family，德兰西家族，48, 174, 176

Delaware，特拉华，416n

democracy，民主，86, 296, 302, 305, 325, 348, 409n；和贵族，40, 241；和官僚，305；和普通百姓，378, 395；和消费，354；和平等，409n；和建国奠基者，366-367, 369, 401n；个人主义的352；和利益集团，244, 247, 250, 252, 257, 336, 337；含义，232, 243, 257-258；和乌合之众，244；和君主制，300, 318；和纸币，339, 340；和礼貌，356；和公共舆论，363-364；和宗教，329-331, 332, 367；和真理，362-363；参见people, common

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民主-共和党，298, 320；纽约的，299, 300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民主-共和会，276

Demosthenes，狄摩西尼，284

Dennie, Joseph，丹尼，约瑟夫, 233

dependency，依附，6, 19, 23, 38, 288；和美国革命，173, 179, 184；在经济方面，66, 340, 399；和家庭，49, 50, 53；费尔丁论，23-24；和报恩，225；和地方主义，245；含义，11, 14, 24, 56, 140；和庇护制，58, 63, 78；扩展，20, 44, 50-51, 56；和奴隶制，54, 179；和佃户，55-56；参见independence; servitude

DePeyster, Abraham，德佩斯特，亚伯拉罕, 45

DePeyster family，德佩斯特家族，176

Derby, Edward Stanley, Earl of，德比，爱德华·斯坦利伯爵，112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Comte，德斯蒂·德·特拉西，安托万·路易·克洛德，孔特，338-339

Dickinson, John，迪金森，约翰，84, 165, 210

Dinwiddie, Robert, lt. gov. of Va., 丁威迪，罗伯特，弗吉尼亚副州长，43

Disciples of Christ，基督会，332

disinterestedness，公正无私，104-105；和反联邦党人，256-258；在贸易中，107；建国领导人论，206, 　253, 265, 284, 288；和绅士，247, 294；凤毛麟角，252-253, 267, 287, 294-295, 296；参见interest：virtue

ditilleries, of spirits，蒸馏酒，306

Douglass, William，道格拉斯，威廉，80

Dow, Lorenzo，道，洛伦佐，333

Drayton, William Henry，德雷顿，威廉·亨利，16, 175, 246, 277

dress，服装，15, 33, 240, 344, 357

Drinker family，德林克家族，119

drinking, of disilled spirits，饮用烈性酒，306, 335, 356

dueling，决斗，40-41, 344-345

Dulany, Daniel, Jr., 小杜拉尼，丹尼尔，84-85

Dulany, Daniel, Sr., 老杜拉尼，丹尼尔，75

Dwight, Joseph，德怀特，约瑟夫，69

East Guilford, Conn., 康涅狄格，东吉尔福德，45

economy, American，美国经济，70, 134, 296, 337-338；和银行，316-318；殖民地个人性质的64-68；殖民地初级的，66-67, 120, 123-124；与英国相比较，66, 138, 139, 312；竞争，308, 321；和交换，338；奇迹，311-316, 325-326, 339；对纸币的依赖，318；妇女在，138, 314, 315, 374n参见commerce；manufactures；trade, inland

Eddis, William，埃迪斯，威廉，53, 61

Edinburgh, Scotland，苏格兰，爱丁堡，402n

education，教育，335, 354-355；和儿童养育150-152；人文科学，28, 37, 108, 195, 197, 199, 202, 246-247, 277, 349, 377n；和洛克，236-237；和美国革命，190-191；庸俗化，349, 427n；和妇女，357

Edmundson, Joseph，埃德蒙森，约瑟夫，21

Edwards, Jonathan，爱德华兹，乔纳森，19, 330, 373n

Eliot, John，艾略特，约翰，160

Elizabeth, N. J., 新泽西州，伊丽莎白，138

Ellsworth, Oliver，埃尔斯沃斯，奥利弗，324

Emerson, Joseph，爱默生，约瑟夫，45

Emerson, Ralph Waldo，爱默生，拉尔夫·沃尔多，286, 361, 364-365

eminent domain，征用权，188, 322, 422n

England，英国，15, 312, 319；城市，312；与法国相比，13, 14, 15, 26, 146, 412n；政体，98-99；作为财政-军事国家，412n；人口，309；声誉，12, 13, 146

Enlightenment，启蒙，146-147, 189-196, 330, 350, 367；和世界主义，221；发现潜在的力量，218；和教育，354-355；和共济会，223-224；和人道主义，192-193, 224, 237；和文雅，42；和宗教，329-330, 366；集中体现的社会交谊，219；粗俗化，349；参见benevolence；politeness

entail，限定继承权，45, 46, 116；废除183；在弗吉尼亚，47, 182

Episcopal Church，主教派教会，333

equality，平等，7, 12, 168, 232-243, 304, 320, 258-259, 409n；和平民，278, 285-286；和决斗，345；在英国，14-15, 67, 372n；建国领袖论，180, 237, 398n；和利益，294-299；和货币，311, 340；和道德感，239-240；机会的，233-234；财产的，123, 183, 234；作为不稳定的根源，170-174, 310

“Era of Good Feeling”，“和睦时期”，298

Erving family，欧文家族，177

Euclid，欧几里得，181

Europe，欧洲，277, 286

Evans, Oliver，伊文斯，奥利弗，326

Everett, Edward，埃弗雷特，爱德华，284, 296-297, 306

exchange, commercial：商业交流：作为生产力的来源，338；作为社会黏合剂的来源，339

facts, American fascination with，美国人热衷于数据资料，360-361

fair, county，乡村集市，308

Fairfax, Thomas, Lord，费尔法克斯，托马斯，勋爵，74

Falk, William．法尔克，威廉，64

fame，名声，40, 107, 207-210；和民主，283, 327

family：家庭：家庭变化，129, 148, 155, 157, 183-185；作为帝国的形象，165-167；家庭的重要性43-46, 48, 52, 81, 147, 315；和革命者，182-183, 147, 201；和妇女，49

Farewell Address, Washington's，华盛顿的《告别辞》，333

farming，农业：和商业，67-68, 134-135, 139, 248-249, 313-314, 339；和制造业，138, 314；改革，308

Fauquier, Francis, lt. gov. of Va., 福基尔，弗兰西斯，弗吉尼亚副总督，17, 117, 138, 203

“Federal Farmer”，“联邦农夫”，259

Federalist, The，《联邦党人文集》，253, 254, 257, 259, 346, 411n

Federalists，联邦党人，243, 280, 314, 320, 323, 341, 367；和第一次国会选举，259-261；论言论自由，362-364；和利益集团，260, 264-267, 336；和杰克逊主义，303；和司法制度，324；和劳工，281；作为一个党派，298, 301；和庇护制，300, 301-302；和人民，268-270, 297, 300, 343, 350；和宗教，331；论工薪，293；18世纪90年代的，261-266；作为《宪法》的支持者，253, 255；参见founders

Feke, Robert，费凯，罗伯特，86

Fénelon, Francois de，费奈隆，弗, 149

Few, William，菲尤，威廉，131

Field, David Dudley，菲尔德，戴维·达德利, 346

Fielding, Henry，菲尔丁，亨利, 23-24, 32, 34, 131-132

Filmer, Sir Robert，菲尔默，罗伯特爵士，49, 147, 155, 156, 157, 161

Findley, William，芬德利，威廉，256-258, 261, 294, 341, 412n；和民主，257-258

Fiske, John，菲斯克，约翰，250

Fitch, Thomas, gov. of Conn., 菲奇，托马斯，康涅狄格殖民地总督，163-164

Fithian, Philip Vickers，费西安，菲利浦·维克斯，24, 31, 32, 39, 123

Fitzsimmons, Thomas，菲茨西蒙斯，托马斯，264

Florida，佛罗里达，310；西佛罗里达，127

Flower, George，弗劳尔，乔治，311

Ford, Timothy，福特，蒂莫西，268

Formisano, Ronald P., 福尔米萨诺，罗纳德·P., 417n

founders：建国领袖：厌恶党派，298；和银行，316；幻想破灭，255, 365-368；现代性，190；和官职的职责，83；和宗教，158, 198, 330, 333

Four Books of Architecture（Palladio）, 《建筑四书》（帕拉蒂奥），203

France，法兰西，17, 95, 98, 215, 289；与英国相比13, 14, 15, 26, 146, 412n

Frankfort, Ky., 肯塔基州，法兰克福，303-304

Franklin, Benjamin，富兰克林，本杰明，12, 28, 35, 51, 77, 198, 365；《自传》，77, 342, 351；背景，182, 197；论做绅士，38, 85-86, 118-119；论消费，248；论启蒙，158, 194, 199-200, 222, 223；和政府薪金，291-292, 416n；土地投机，128；论感情，108；和庇护制，69, 77；声望，59, 206-207, 283, 342；和社会阶层流动，76-77, 341；论美德，104；和工作，38, 284

Franklin, Mass., 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315

Franklin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Intemperance，富兰克林禁酒协会，356

Franklin Society of Philadelphia，费城富兰克林协会，346

Frederick II of Prussia，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238

freedom：自由：自由的程度，19, 51, 55, 56, 57；和混乱，308, 356；在美国的含义，336；言论自由，13, 362-363

Freemasonry，共济会，223-224, 344

Freeport, Sir Andrew，弗里波特爵士，安德鲁，38

French, John，弗伦奇，约翰，119

French Revolution，参见Revolution, French

Freneau, Philip，弗瑞诺，菲利普，327, 340

friendship，友谊，20, 342；作为依附的委婉语，58, 224；富兰克林论，76；作为庇护制，71, 75, 89, 178, 214

frontier，边疆，308, 310, 311；不稳定性126, 127, 130-133

Gadsden, Christopher，加兹登，克里斯托弗，156, 170-171, 366, 398n

Gallatin, Albert，加勒廷，阿尔贝特，314

Gardiner, John Sylvester John，加德纳，约翰·西尔维斯特·约翰，345

Gay, John，盖伊，约翰，102

Gay, Peter，盖伊，彼得，100

General History of Connecticut （Peters）, 《康涅狄格史纲》，123

genius，天才，27, 28, 75, 108, 284, 296；美学意义，236；约翰·亚当论，238；被共和主义所激发，180，在民主的美国的非重要性，359, 362, 369, 409n；参见aristocracy

gentility，参见gentlemen; politeness

gentlemen：绅士：对绅士的攻击，240-241, 242-243, 339；对做生意的反感，30, 36, 37, 38, 90；和平民, 24, 30, 245-246, 343, 350；乡村别墅，119, 265, 287；和决斗，40-41, 344-345；轻松成为，85, 118, 295, 343, 347, 349, 353, 355-356；和政府, 73, 85, 91-92, 168, 180, 253-254, 294；和杰克逊派，303；J. F．库珀论，350-351；约翰·亚当斯论，237, 281, 374n，377n；影响，31, 68, 70, 73, 87-88, 92, 273-275, 274, 279；和语言，274；和人文科学，195, 196-197, 202, 203-204, 211, 246, 277, 349-350；和军队29, 41, 74, 118, 287；和群氓，90-91；本质，24-26, 30, 31, 36, 40, 41-42, 73, 120-121, 236, 260, 266, 273, 279, 374n；新含义，194-195, 196；消费的义务，34-36；和职业，22, 36-37, 38, 85, 255-257, 266, 426n；和专业，37, 345-346, 347；和私有财富，38, 68, 70, 106, 251-252；和工作，33, 34, 36, 68, 69, 281-282, 284, 287；参见aristocracy

Gentz, Frederick von，冯·根茨，弗雷德里克，231

George I of Great Britain，乔治一世，大不列颠王国，98

George II of Great Britain，乔治二世，大不列颠王国，98

George III of Great Britain，乔治三世，大不列颠王国，14, 34, 174

Georgia，佐治亚，52, 245, 310；其人口，126, 129

Germain, George, Lord，热尔曼勋爵，乔治，107

Germans，德裔，51, 125, 245, 260-261

Gerry, Elbridge，格里，埃尔布里奇，197, 211

Gerry family，格里家族，177

Gibbon, Edward，吉本，爱德华，36, 101-102, 346

Glasgow, Scotland，格拉斯哥，苏格兰，142

Glocester, R．I., 罗得岛的格罗塞斯特，141, 172

Glorious Revolution，参见Revolution, Glorious

Glover, Richard，格洛弗，理查德，103

God，上帝，43, 86, 236；上帝的权威被质疑，158

Goldsmith, Oliver，戈德史密斯，奥利弗，29, 148

Gooch, William, lt．gov. of Va., 古奇，威廉，弗吉尼亚殖民地副总督，17, 75

Goodrich, John，古德里奇，约翰，64

Gordon, Thomas，戈登，托马斯，57, 101, 103, 240

Gore, Christopher，戈尔，克里斯托弗，263, 266

government: colonial，殖民政府，16, 63, 74, 81-84, 111, 121；规模，61-62, 128-129

government, republican：共和政体的公共权力，8, 187-189, 296, 322；作为仲裁者，253-254, 294, 323；倒退回利用私人财力，318；参见republicanism

government, U. S., 美国政府，253-254, 261, 262, 275；美国政府的软弱，296, 321, 328, 359

gratitude，感激，337；和依附，224-225, 289-290, 335；作为利益关系的，267

Gray, Thomas，格雷，托马斯，28-29

Gray family，格雷家族，177

Great Awakening，大觉醒，144-145, 332

Great Awakening, Second，第二次大觉醒，331, 332, 424n

Great Seal，国玺，191

Greece, ancient, as model for American democracy，古希腊，作为美国民主制的典范，306

Greek language，希腊语，29, 348

Greene, Nathanael，格林，纳撒尼尔，27, 108, 197, 203-204, 219, 249

Greene and Delaware Moral Society，格林和特拉华州的“道德协会”，306

Greenwich Park，格林威治公园，15

Gridley, Jeremiah，格里德利，杰里迈亚，88

Grund, Francis，格伦德，弗朗西斯，285, 348

Guild, James，吉尔德，詹姆斯，351-354

Halifax, Vt., 哈利法克斯，佛蒙特州，351

Hamilton, Alexander，汉密尔顿，亚历山大，28, 209, 223, 254, 293, 302, 345, 413n；其背景，40, 75；幻想破灭，264, 367, 430n；关于政府的观点95, 166, 261-262, 265, 267, 300, 412n；论司法制度，421n, 422n, 324；论作为黏合剂的道德观，262；论专门职业，254, 345-346；论宗教，330-331, 430n；《关于制造业的报告》，313, 314

Hamilton, Alexander, Md. physician，汉密尔顿，亚历山大（医生）, 29, 32, 42, 118

Hamilton, Andrew，汉密尔顿，安德鲁, 76

Hamilton family，汉密尔顿家族，176

Hampshire County, Mass., 马萨诸塞，汉普夏县，45

Hancock, John，汉考克，约翰，29, 47, 210；庇护，69, 88, 115

Hancock, Thomas，汉考克，托马斯，47, 112-113

Harrington, James，哈林顿，詹姆斯，36

Harry, David，哈里，戴维，118

Hartford, Conn., 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22, 340

Hartford Bank，哈特福德银行，320

Hartley, Thomas, congressman，哈特利，托马斯（议员），259-260

Hartley, David, philosopher，哈特利，戴维（哲学家），40

Hartog, Hendrick，哈尔托赫，亨德里克，82, 83, 188

Harvard College，哈佛学院，21, 145, 180, 242, 342

Hatch, Nathan，哈奇，内森，424n

Haverill, Mass．哈弗里尔，马萨诸塞, 137

Hawkins, Benjamin，霍金斯，本杰明，357-358

Hawley, Joseph，霍雷，约瑟夫，204

Hawthorne, Nathaniel，霍桑，纳撒尼尔，343, 351

Henry, Patrick，亨利，帕特里克，178

Hewes, George，休斯，乔治，29

hierarchy，等级制，11-24；等级制的崩溃，305, 319, 332, 340；和经济，64, 319；和联邦党党人，263；乔纳森·爱德华兹论，19, 373n；和群众骚乱，90-91, 244；和共和主义，225，和奴隶制，54-57；在殖民地的弱点，112, 118, 122, 135；参见aristocracy; inequality; society, colonial

Higginson family，希金森家族，177

Hoadly, Bshp. Benjamin，霍德利主教，本杰明，157

hoaxes，欺骗，362

Hobart, John，霍巴特，约翰，320

Hogarth, William，贺加斯，威廉，122, 148

Holston River，霍尔斯顿河，127

Homer，荷马，181

honor，荣誉，39, 207, 263, 378n；和决斗，40-41；和士绅，39-41, 236, 275；质疑，344；和工作，281, 285-286

Hooper William，胡珀，威廉，126

Hopkins, Samuel，霍普金斯，塞缪尔，331

Hopkins, Stephen，霍普金斯，斯蒂芬，167, 179

Hopkinson, Francis，霍普金森，弗朗西斯，348

Hopkinson, Joseph，霍普金森，约瑟夫，357

Horace，贺拉斯，346

hotels，寄宿制宿舍，185

Houdon, Jean Antoine，乌东，让·安托万, 403n

Houghton（Walpole's country house）, 霍顿（沃波尔的乡间别墅）, 115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Hawthorne）, 《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霍桑）, 343

Howard, Martin, Jr., 小霍华德，马丁，167

Howe, George Augustus, Viscount，豪，乔治·奥古斯塔斯，子爵，41

Howe, Sir William，豪，威廉勋爵，222

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224, 237, 239, 334, 328-329

Hume, David，休谟，戴维，77, 136, 331；论腐败，78, 103；论君主制，16, 78, 95, 97；论道德观，239；论共和主义，97, 102, 103；论薪金，289；论美德，104, 215

Humphreys, David，汉弗莱斯，戴维，205

Hutcheson, Francis，哈奇森，弗朗西斯，83, 219, 220

Hutchinson, Thomas，哈钦森，托马斯，62, 70, 91, 200；论平民，34, 136-137；论官职，83, 84, 324；哈钦森的家长制，83, 160-161；和庇护，175

Idle Man, The （Dana）, 《有闲人》（达纳）, 347

imports，进口，134, 137

improvements, internal，国内环境的改善，315, 316

incorporation，授予社团特许状，318, 321, 421n；参见corporations

independence：独立：和平等，234；独立的性质，19, 24, 57, 68, 104；从市场独立，33, 68；和纸币，142, 340；和财产，46-47, 68, 178-179, 413n；独立的意义，14, 33, 54, 178, 179, 265；参见dependence；property；wealth, proprietary

Indians，印第安人，132, 133, 201, 310, 236, 357-358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329, 332, 352

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311

inequality，不平等，20-21, 24, 272-273；和士绅，25, 40；不平等的性质，19, 20, 32；财富的不平等，21, 22, 340, 342；参见equality; hierarchy

inflation，通货膨胀，251

Ingersoll, Charles，英格索尔，查尔斯，329, 347-348

inheritance：继承：继承的重要性，26, 31-32, 45；继承的模式，46, 47, 50；和美国革命，81-82, 183-184, 400n

interest，利益，37, 174, 243-270（在当页各处），288, 346, 417n；作为仁慈，331；和老百姓，27, 85, 106, 230, 244；为利益集团辩护，245-246, 257, 293；和民主，244, 246, 293, 305；和联邦党人，263, 264-267；利益集团在政府中，244, 247, 260-261, 294, 297, 320, 325；作为报答，267；作为庇护，71, 73, 79, 80, 87, 89；利益集团的势力，246, 247, 252, 253, 268, 326, 328, 335；公众利益，251, 256；作为社会联系，58, 267, 335, 336, 359, 377-378；参见commerce

Invalid Pension Act, 《残疾人年金法》，324, 422n

Iredell, James，艾尔德尔，詹姆斯，287

Ireland，爱尔兰，51, 110, 125, 242, 328

Irving, Washington，欧文，华盛顿，306, 327

Isaac, Rhys，艾萨克，里斯，374n

Izard, Ralph，伊泽德，拉尔夫, 212, 292

Jackson, Andrew，杰克逊，安德鲁，303, 305, 311, 345, 367

Jackson, Richard，杰克逊，理查德，35, 36, 107

Jackson family，杰克逊家族，177

Jacksonianism，杰克逊主义，302, 303, 305

James, Able，詹姆斯，埃布尔，22

James I of England，英国詹姆士一世，13, 155

James II of England，英国詹姆士二世，17

Jameson, J．Franklin，詹姆森，J．富兰克林，5

Jarrett, Rev. Devereux，贾勒特，德弗罗，25, 29, 30

Jay, John，杰伊，约翰，197, 225, 261, 366；论公职，324, 417n

Jay, Peter，杰伊，彼得，299-300

Jebb, John，杰布，约翰，289

Jefferson, Thomas，杰斐逊，托马斯，3, 198, 237, 271, 338, 340, 420n；论艺术，191, 354-355, 403n；身世，178, 182, 197；论老百姓．28, 192；杰斐逊的醒悟，367-368；论经济，106, 318, 320, 377n；论教育，349，杰斐逊的启蒙，193, 236, 326, 360；论言论自由，362-363；和教养，196, 202-223, 346；论政府，97, 168, 281, 293, 298, 328；论道德观，239, 240, 262；论公职，83, 300-301, 415n, 416n；论财产，179；论宗教，158, 330；论共和思想，109, 252；论真诚，235；和华盛顿，207

Jesus，耶稣, 158, 321, 366

John Bull，约翰·布尔，14

Johnson, Dr. Samuel，约翰逊，塞缪尔博士，14, 103；论礼仪，l94，为公民定义，233；为公正无私定义，105；论绅士，26, 196；模仿尤维纳利斯，102；论苏格兰的教育，350

Johnson, Sir William，约翰逊，威廉勋爵，88, 114

Johnston, Gabriel, gov. of N. C., 约翰斯顿，加布里埃尔，北卡罗来纳总督，118

Jones, John Paul，琼斯，约翰·保罗, 75

journeymen，熟练工，23, 185-186

judiciary，司法体系，263, 323-325, 422n；参见courts

Juvenal，尤维纳利斯，101-102

Kalm, Peter，卡尔姆，彼得，15

Kant, Immanuel，康德，伊曼纽尔，239

Keith, William, gov. of Pa., 基斯，威廉，宾夕法尼亚总督，76

Kendall, Amos，肯德尔，阿摩斯，303

Kent, James，肯特，詹姆斯，230, 268-270, 331, 346, 413n

Kentucky，肯塔基，298, 306, 310, 317

king；国王：对国王的个人效忠，11；麦迪逊在《宪法》中寻求国王的代用者，255；作为国王的家天下的国家，64；国王的特权，81；作为荣誉的来源，78；参见monarchy

King, Rufus，金，鲁弗斯，302

kinship，亲属关系，44-46, 58, 77

Knox, Henry，诺克斯，亨利，208-209, 266, 293

Knox, William，诺克斯，威廉，112, 114

labor，劳动，34, 270, 272-273, 280, 281, 312, 340, 376n；劳动的卑贱，8, 23, 33, 34, 38, 54, 170, 358；劳动的新价值，136, 170-171, 277, 413n；和蓄奴制，54, 186；参见work

Labourers, Society of，劳工会，280

Lake Champlain，尚普兰湖，127

Lancaster, Pa., 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 55, 139

Lancaster County, Va., 弗吉尼亚的兰开斯特县，48

land，土地，50, 127-128, 266, 269, 311；土地的继承，45-47, 50

Lascalles, Henry，拉斯卡莱斯，亨利，112

Lathrop, Dr．Daniel，莱斯罗普，丹尼尔博士, 75

Latin，拉丁，29, 91, 202, 348

Latrobe, Benjamin，拉特罗布，本杰明，295-296, 355

Laurens, Henry，劳伦斯，亨利，62-63, 69, 109, 211；论学徒制，52；成为贵族，210-211；论教养37；和群众骚乱，91；论纸币，248；和蓄奴制，51

Laurens, John，劳伦斯，约翰，210

law，法律，242, 323

lawyers：律师：和政府公职，254, 287；和汉密尔顿，254, 345-346；律师的性质，107, 210, 377n；作为专业人士，323, 345-347；和工作，281, 284

Lebanon, Conn., 康涅狄格的莱巴嫩，33

Lee, Henry，李，亨利，209, 222, 366

Lee, Richard Henry，李，理查德·亨利，178, 223, 258

Leeds, England，英国，利兹，59

Lee family，李家族，45, 177

Leffingwell, Christopher，莱芬维尔，克里斯托弗，280

Legaré，Hugh Swinton，莱加列，休·斯温顿，232, 360

legislatures, state；州立法机构；和银行，316-317；从美国革命始发生的变化，250-251；和适当的程序，324, 422-423n；在立法机构中的斗争，307；和授予特许状，320, 321；利益集团在州立法机构，320；局限，324-325；和财产，322；立法机构的专制，251, 323

Leigh, Egerton，利，埃杰顿，62

Leigh family，利家族，174

leisure，有闲，36, 107, 281, 285, 287, 377n；蔑视有闲，276-280, 281, 282-283, 284-285, 347；富兰克林作为赋闲人，86；和士绅，33, 34, 36, 69, 267-277

L'Enfant, Pierre，朗方，皮埃尔，212

Lenin, Nikolai，列宁，尼古拉，3

Lesher, John，莱舍，约翰，48

Lexington, Mass., 马萨诸塞的列克星敦，45

Libel, seditious，煽动性诽谤，86, 362-363

liberty：自由：和社团，320；在英国，13-14, 146；和无主土地，311；作为独立的自由，179；积极和消极的自由，104, 89；自由和社会，11；棘手问题，169-173；参见freedom

Liberty（Thompson），《自由》（汤普森），102

Life of Cicero（Middleton），《西塞罗传》（米德尔顿），100

Lincoln, Benjamin，林肯，本杰明，209

literacy，有读写能力，33, 313

Livingston, Philip，利文斯顿，菲利普，52

Livingston, William，利文斯顿，威廉，146, 182, 195, 196, 217

Livingston family，利文斯顿家族，174

Livingston Manor，利文斯顿庄园，55

Lloyd, James，劳埃德，詹姆斯，317

Lloyd family，劳埃德家族，177

Locke, John，洛克，约翰，50, 161；论教育，28, 149, 150-151；论绅士，28, 37；论劳动，33；论父权制，50, 156, 157；感觉论，190, 234, 236, 240, 409n

Logan, James，洛根，詹姆斯，75

London, England，英国，伦敦，12, 34, 58, 65, 102

Lords, House of，（议会）上院，15, 17, 25

Loudoun, John Campbell, Earl of，劳登，约翰·坎贝尔伯爵，88, 163-164

Louisburg, Canada，加拿大，路易斯堡，79

Louis XV of France，法国的路易十五，98

Louis XVI of France，法国的路易十六，95, 98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294, 310

love：慈爱：作为权威开明的来源，158, 189, 215-216, 217-220, 328；和共和主义，229, 356；联邦党人所蔑视的、作为黏合剂的慈爱，262, 267；和妇女，216, 357

Lovell, James，洛弗尔，詹姆斯，290

Lowell family．洛弗尔家族，177

loyalists，亲英派，176-177, 214, 242

Lunenburg, Va., 弗吉尼亚的卢嫩堡，130-131

luxury，奢侈，314, 345, 348, 377n；和老百姓，135-136, 248-249；有关奢侈的辩论，35-36, 137, 202, 315；和士绅，35-36；和社会，14, 117, 144, 169, 354

Lyon, Matthew，莱昂，马修，53, 242, 243, 278, 297, 342

Mably, Abbé Gabriel Bonnot de，马布利，阿贝·加布里埃尔·博诺·德，290

Maclay, William，麦克莱，威廉，264, 293

Madison, James，麦迪逊，詹姆斯，223, 281, 292, 310, 367, 421n；和老百姓，234-235；和民主制，256, 261, 323；论公正无私，254-255；麦迪逊的教育，197；论美国的扩展，360；和18世纪70年代的联邦党人，262；论利益集团，253, 259, 411n；论司法制度，325；论律师，107-108；论纸币，251, 339；论党派，257；和庇护制，301；和多元主义，258

Maine，缅因州，127

Maison Carrée，方形神殿，355

Manchester, England，英国，曼彻斯特，15, 59

Mandeville, Bernard，曼德维尔，贝尔纳，37, 136, 376n

Mann, Bruce, quoted，曼，布鲁斯，引言，140-141

Mann, Horace，曼，霍勒斯，315

Manning, William，曼宁，威廉，279-280

manufactures，制造业，17, 280；制造业的发展，137-139；印第安人中间的制造业，358；乡村制造业，314, 315；和1812年对英战争，327

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利乌斯，100

Market：市场：和平等，340；市场自由，321；市场的发展，134-135, 138, 140, 313, 315, 316, 393n；独立于市场，33, 68；杰斐逊论市场，106；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117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马尔伯勒，约翰·丘吉尔公爵，28

Marley, John，马利，约翰，38

Marmontel, Jean Franois，马蒙泰尔，让·弗朗索瓦，148

Marshall, John马歇尔，约翰，197

Marshall, Lynn, quoted，马歇尔，林恩，引言，305

Marxism，马克思主义，5, 95

Maryland，马里兰，37, 42；州议会，61, 202；州经济，70, 142；马里兰的大家族，45

Mason, George，梅森，乔治，181, 258

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34, 45, 74, 324；马萨诸塞州的诸银行，141, 317；腐败问题，81；州中法庭，16-17, 25；州中社团，321；州中大家族，45；共济会，223；州政府，61, 82, 87, 410n，412n，416n；州地方官员，80；州制造业，314；州民兵，74；庇护制，85；州刑罚改革，193；人口迁徙，127；州的共和主义，110-111；志愿者协会，328-329；警告流浪法，20, 130

Maurras, Charles，莫拉斯，查尔斯，377n

Maxfield, Joseph，马克斯菲尔德，约瑟夫，62

Mayhew Jonathan，梅休，乔纳森，156, 157, 158, 161, 201, 219

Mazzei, Philip，马泽伊，菲利普，295

McCulloh, Henry，麦卡洛，亨利，79

Mease, James，米斯，詹姆斯，361

mechanics，参见artisans

Mechanics Hall, N．Y., 纽约“技工会堂”，244

Medical Repository，《医学文库》，361

Melville, Herman，梅尔维尔，赫尔曼，232-233, 362

Mercer, James，默塞尔，詹姆斯, 117

merchants：商人：商人的贵族化，210-212；商人的利益集团，106-107；商人的不稳定状态，119-120, 137；商人的地位，22, 37, 39, 66, 137, 139, 280；信任338；商人的财富，112

Methodists，卫理公会教徒，144, 332, 333

Middleton, Conyers，米德尔顿，科尼尔斯，100

militia，民兵，163-164；庇护制，74, 88

Miller, Rev．Samuel，米勒，塞缪尔牧师，363-364

Milton, John，弥尔顿，约翰，110

Minutemen，美国独立战争中民兵，45

Mississippi River，密西西比河，126, 127, 310

Mitchill, Samuel，米奇尔，塞缪尔，308, 326

mobility, geographical地域流动．46, 185, 309

mobility, social，社会阶层流动，19，74-75, 135-136, 172, 351；自上而下的，117, 181-182；英国的，15；商人的，119-120；新型的，341-342；和美国革命，180；大人物支持下的，74-75, 342

mobs，群众骚乱，306, 213-214；前现代时期群众骚乱的保守主义倾向，89-91, 244；共和国早期的城市群众骚乱，307

Mohawk River，莫霍克河，127

monarchy：君主制：君主制的配备，16；殖民地居民对君主制的羡慕，15, 16；和百姓，27-28；同共和国相比，97-99, 105；与特许状，319；和民主制，300, 318, 327；英国君主制，13, 15, 98；和家庭，11-12, 43, 156；和联邦党人，255, 261-264, 271-272；君主制的政体，81, 187；和荣誉，40, 97；和赋闲，278；和约翰·亚当斯，267；和庇护制，78, 80-81；和宗教，18；革命打破君主制的束缚，177, 179, 180, 213-215, 229, 365；君主制臣民的定义，169

money, paper：纸币：和银行，66, 141, 316-318；殖民地纸币的增加，140-141；同英国相比，65, 318；纸币的作用，251-252, 340；反对使用纸币，251-252, 318, 367；禁止发行纸币，141, 316；美国革命中的纸币，248-249；支持发行纸币, 66, 69-70, 248-250, 316, 317

monopolies，垄断，188, 318-319

Monroe, James，门罗，詹姆斯，209, 298, 301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孟德斯鸠，13, 216, 225, 337；论奥古斯都，102；论创建的文化, 236；和荣誉，40, 97；论混合政体，97-98；论富人消费的义务，34；和父权制，43

Monticello，蒙提塞罗，203, 377n

Moore, Daniel，穆尔，丹尼尔，62

Moore, Sir Henry, gov. of N．Y., 穆尔，亨利爵士，纽约殖民地总督，107

Moore, Maurice，穆尔，莫里斯，48

Moore, Roger，穆尔，罗杰，48

moral sense，道德观，215-220；手工业者诉诸道德观，277；和平等，239-240；汉密尔顿蔑视作为黏合剂的道德观，262；参见benevolence；common sense；equality；virtue

Mormonism，摩门教，310

Morris, Gouverneur，莫里斯，古维诺尔，27, 288

Morris, Robert，莫里斯，罗伯特，211-212, 256-257, 266, 341

Morris, Robert, gov. of Pa., 莫里斯，罗伯特，宾夕法尼亚总督，61

Morse, Jedidiah，莫尔斯，贾迪迪亚，243

Morse, Samuel F．B., 莫尔斯，塞缪尔·F．B., 345, 355

Moselly, Edward，莫斯利，爱德华，48

Mozart, Wolfgang Amadeus，莫扎特，沃尔夫冈，阿玛台乌斯，27, 100

Muhlenberg, Frederick，穆伦贝尔格，弗雷德里克，292

Mun, Thomas，曼，托马斯，34

Munford, Robert，曼福德，罗伯特，29；论家庭，150；论友谊，71；论誓约，215；论政治，143；论南部种植园主，131

murder，谋杀，306, 307

Namier, Sir Lewis，纳米尔，刘易斯爵士，78

Napoleon，拿破仑，3, 284, 368

navigation laws，航海法，17

Neal, John，尼尔，约翰，354

Needham, Marchamont，尼达姆，马查芒特，40

Nelson, Thomas，纳尔逊，托马斯，36, 117

Nelson family，纳尔逊家族，116

Nero Claudius Caesar，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102

Newark, N. J., 新泽西州，纽瓦克，185

Newcastle, Thomas Pelham-Holles, Duke of，纽卡斯尔，托马斯·佩勒姆-霍利斯，公爵，78, 79

New Divinity movement，新神学运动, 331

New England，新英格兰，20, 21, 56, 293；新英格兰地区的契约，163-164；新英格兰地区的平等，243；和家族，48, 182；新英格兰地区的（遗产）的继承，46, 47；地区的土地，50；读书识字的状况，313；地区的制造业，138；地区的民兵，163-164；地区的人口，126, 127；在新英格兰地区的贫困，129；新英格兰地区的警告流浪法，130；参见Connecticut；Maine; Massachusetts; New Hampshire; Rhode Island; Vermont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127, 130, 138；政府，61, 121, 188, 250

New Haven, Conn.,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271

New Jersey，新泽西，30-31, 41, 48, 193；在新泽西的平等，123；在新泽西的猎狐，34-35；新泽西的政府，61, 80, 320；州制造业，314

Newport, R．I., 罗得岛，纽波特，317

newspapers，报刊，279

Newton, Sir Isaac，牛顿，艾萨克爵士，104, 284

New York，纽约州，22, 41, 56, 310；纽约州的手工业者，246；在纽约州的银行，316, 335; 1820-1821年的制宪大会，268-270, 299-302, 368-369, 422n；社团，321；州政府，16, 61, 82, 181, 293-294；州里的党派，298, 299；人口，127, 128, 309；州内的刑罚，73, 193，租佃制，114, 242

New York City，纽约市，51, 188, 292, 307

Niles, Hezekiah，奈尔斯，赫齐卡亚，421n

Niles' Weekly Register，《奈尔斯周刊》，297, 340, 421n

Nmes, France，尼姆，法国，355

Nisbet, Charles，尼斯比特，查尔斯，254, 305-306, 361

nonimportation，抵制英货，35, 117

Norfolk, Va., 弗吉尼亚，诺福克22, 134

Norris, Isaac，诺里斯，艾萨克，64

North，北方，285, 287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论》，347

Northampton, Mass., 马萨诸塞，北安普敦，138

North Carolinat北卡罗来纳州，州宪法，183, 188, 422-423n；州内政治，48, 79, 111；北卡罗来纳社会，117-118, 126, 131

Northumberland County, Pa., 宾夕法尼亚，诺森伯兰县，260

Norwich, Conn., 康涅狄格，诺威奇，48, 280

Norwich, England，英国诺威奇，12

Notions of the Americans（Cooper），《美国人的概念》（库珀）350-351

Nova Scotia, Canada，加拿大，新斯科舍，127

Oath of the Horatii, The （David），《贺拉斯兄弟之誓》（大卫），100, 216

oaths，誓约，214-215

occupations，职业：和人口普查，286；和利益集团，106, 107；职业的代表，258, 260, 各种职业的地位，22, 247, 278, 283, 290, 345-346；参见people, common

officeholding，担任公职：亚当·斯密论，386n；竞争公职，257, 296-297；民主式任职，8, 287-305；作为士绅负担的公职, 82, 83, 85；和汉密尔顿，416n；杰克逊的公职概念，294, 303-305；杰斐逊论，83, 288, 415n，416n；和职业，247；和庇护制，77-78, 300；多元式，177-178；共和派对担任公职的看法，103-104；和美国革命，87；和薪金，286, 287n，93, 296；担任公职的传统的观念，48, 84, 86, 121, 和美德，105, 109

officers, military，军官：军官的等级，20；军官的职责，287；和俘虏宣誓，29, 41

Ogden family，奥格登家族，48

Ohio，俄亥俄州，309

Ohio River，俄亥俄河，127, 266, 310

opinion, public，民意，38-39, 363-364

Orange County, N．C., 北卡罗来纳的奥兰治县，131, 171

Otis, Harrison Gray，奥蒂斯，哈里森·格雷，332

Otis, James, Jr., 小奥蒂斯，詹姆斯，62, 136-137, 197, 200, 223

Otis, James, St., 老奥蒂斯，詹姆斯，74

Otto, Louis，奥托，路易斯，241

Paine, Thomas，潘恩，托马斯：比较政府与社会，217；论商业，134；论启蒙，190, 191, 222；和父权制，168；和宗教，331；论美国独立战争的作用，248；和美德，181

Palladio, Andrea，帕拉蒂奥，安德里亚，203

Palmer, R．R., 帕尔默，R．R., 引言，85

Papageno, of Mozart's Magic Flute，巴巴基诺，莫扎特《魔笛》中的人物，27

pardon, power of，赦免的权力，16

Parker, Capt．John，帕克，约翰上尉，45

Parliament, British，英国国会，292, 423n

Parsons, Theophilus，帕森斯，西奥菲勒斯，410n

party，政党，87, 247, 257, 294, 298-300, 323, 417n；和杰斐逊派，303-305

passions, aristocratic，贵族的热情，28, 108-109, 291

Paterson, Willian，佩特森，威廉，41, 197, 201-202

patriarchy：父权制：对父权制的挑战，147-148, 185, 315；士绅的父权制，43, 55-56, 72；作为帝国的模式，159-160, 164-168；共和化的父权制，146, 147, 157；反对父权制的革命，149；和妇女，49, 357；参见family

Patriotic Society of Pa., 宾夕法尼亚“爱国社”，244

Patriots, The （Munford），《爱国者》（曼福德），143, 150, 215

patronage，庇护制，271, 302, 327-328, 385n；和贵族，114, 115, 279；和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们，70-71，88-89, 142-143；和殖民时期的政治，77-81, 87-88, 92, 113, 173, 174；作为腐败的庇护制，80-81, 300；和联邦党人，263, 272；和马萨诸塞西部的士绅，45, 70, 88-89；和约翰·汉考克，115；为庇护正名，83；庇护制的新含义，300, 303-305；和纸币，141, 142；对庇护制的革命性的攻击，175-176, 177, 180, 300, 342

Patton, James，巴顿，詹姆斯，69

Peacham, Vt., 佛蒙特州，皮查姆，306

Peale, Charles Willson，皮尔，查尔斯·威尔逊，58, 75

Pendleton, Edmund，彭德尔顿，埃德蒙，75

penitentiary，教养院．193

Penn, Thomas，佩恩，托马斯，73, 77

Penn family，佩恩家族，55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州，189, 298, 306, 317, 322, 366, 412n；宾州大家族，45, 73, 176；芬德利与莫里斯在宾州的辩论，256-257, 341；和实惠的公职，287-288, 289, 416n；和刑罚改革，193；州人口，126, 128, 129；在议会的代表，259-261

people, common：老百姓：亚当·斯密论，386n；切斯特菲尔德论，236；和商业，139, 313, 325-326；和消费，35-36, 135-136, 248-249, 315；老百姓的遵从，63, 85, 91；和混乱，90, 306-307；在美国占主流地位，8, 348, 350, 358, 368-369；和平等，234-240；和绅士，24-29, 34, 235, 275-276, 278, 280, 343, 414n；和政府，87, 243-246, 294-295, 304；和利益集团，85, 106, 252, 337；和杰斐逊，240, 367；约翰·亚当斯论，237, 374n, 377n, 408-409n；老百姓的卑微，27, 29, 30, 42, 73, 85, 246, 273, 326, 374n；老百姓的道德观，239-240；和民意，334, 363-364；和宗教，27, 329-331, 424n；老百姓的感伤，240；论真理，361-363；和工作，8, 33-34, 171, 274, 284-285, 286；参见artisans；democracy

People of New York v．Ruggles，纽约人民诉讼拉格尔斯案，331

Pepperell, William，佩珀雷尔，威廉，79

Pequod, of Moby Dick，《白鲸》，362

Peters, Samuel，彼得斯，塞缪尔，85, 123

Petrikin, William，帕特里金，威廉, 258

Pettit, Charles，佩蒂特，查尔斯, 120

Phihdelphia, Pa., 宾夕法尼亚的费城，22, 34, 35, 271, 319, 361；在费城的反蓄奴协会，186；在费城的银行，256, 316, 337；和绅士，260, 341, 344；制造业，137, 138；人口，12, 58；费城的诸革命委员会，245；费城的社会，53, 119, 129, 184, 244, 295, 402n

Philadelphia, College of，费城学院，319

Philipsborough，菲利普斯伯勒，55

Philipse, Frederick，菲利普斯，弗雷德里克，56, 114

Picture of Philadelphia, The （Mease）, 《费城画像》（米斯），361

Pilgrim's Progress（Bunyan），《天路历程》（班扬），366

Pinckney, Charles，平克尼，查尔斯，398n

Pinckey family，平克尼家族，174

Pitt, William，皮特，威廉，73, 105-106

Plutarch，普鲁塔克，205, 225

Poe, Edgar Allan，坡，埃德加·艾伦，362

police，警察，85, 307

politeness：礼貌：在英国，8；和启蒙，192-195, 198, 202, 216, 217-218；和中产阶级，347, 350, 355-356；礼貌与美德的关系，216；和美国革命，192-195, 216, 354；拉什论，402n；和华盛顿，198-199

politician, modern, defined，现代从政者的定义，297

politics：政治：殖民时期的政治，48, 56, 62-63, 77-81, 87-88, 89, 173-174；和民主，256, 259, 296, 297, 323；和利益集团，246, 297；多元主义政治，245, 258-259, 260-261

“Poor Richard”, “穷理查”，77

Pope, Alexander，蒲伯，亚历山大，19, 101, 103, 238

Pope's Day，教皇节，42, 90

population：人口：城市的人口，58, 312；人口的增长，125, 129, 248, 308-309；人口的迁移，125-129, 133-134, 309-311, 313；青年人口，309

Port Folio, The, 《港口期刊》, 233

portrait painting，肖像画，38, 345；全家福画，148, 184；富兰克林画像，86；和士绅，33；和中产阶级，354；华盛顿画像，404n

poverty：贫困：城市中的贫困，122, 124, 170；作为去工作的激励，34, 136, 315, 376n；在美国相对不贫困，122, 170, 348

Pownall, Thomas, gov. of Mass., 波纳尔，托马斯，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17, 88

Prat, Benjamin，普拉特，本杰明，236

Presbyterians，长老会教徒，12, 144, 332-333

Preston, William，普雷斯顿，威廉，129

Preston family，普雷斯顿家族，129

Priestley, Joseph，普里斯特利，约瑟夫，231

primogeniture，长子继承制，45, 46, 116；在美国革命中废除的长子继承制，183；在弗吉尼亚的长子继承制，47, 182

Princeton, N．J., 新泽西的普林斯顿，202

Princeton College，普林斯顿学院，31, 39, 180, 242, 276, 342

prisons，监狱，335

privacy，个人隐私，59

professions，（脑力劳动和专门训练的）职业，21, 22, 279, 284, 338, 377n；职业的变化，346-347, 361；轻松进入专门职业，118, 361；和绅士，22, 36, 37, 345-346；作为专业人员的政府官员，290, 294, 298；作为仲裁人的专业人员，254；和工作，284, 346-347

progress，进步，191-192, 360, 367

Progressive historians，进步主义历史学家，3-4

property，财产；和社团，318, 322；和平等，183, 234；作为财产的政府官职，84, 297, 304；和独立，23, 68, 178, 269；杰斐逊论，179；和司法制度，421n；和劳动，277, 413n；财产的现代含义，68, 270, 413n；和马萨诸塞州宪法，410-411n；投票资格，269-270；和美国革命，252, 268-270；财产的权利，322, 423n；参见wealth, proprietary

proto-industrialization，早期工业化，137-138, 314, 315

providence，上帝，191, 360

Providence, R．I., 罗得岛，普罗维登斯，130, 315, 317, 347

public opinion，民意，38-39, 363-364

Pulteney, William，普尔特尼，威廉，102

Punishment, criminal，刑事惩罚，29, 49, 72-73；刑罚的革命性变化，192-193；作为刑罚的单独监禁，193, 219

puritanism，清教主义，18, 33, 110, 352；和契约，163；关于家庭作为“小共同体”，44；清教反对奢侈的哀诉，136；关于耶和华的严厉，158

Purviance, Samuel，珀维安斯，塞缪尔，73

Putnam, Rufus，普特南，鲁弗斯，41

Quebec, Canada，加拿大，魁北克，126

Quincy, Josiah：，昆西，乔赛亚：对哈钦森的仇恨，175；论脱离市场的赋闲生活，68；论南卡罗来纳，31, 170

Ralph, James，拉尔夫，詹姆斯，118-119

Ramsey, David，拉姆奇，戴维，15, 197, 330；论公民，169；论世界主义，222；幻想破灭，180, 233, 238；论真诚，235

Randolph, John，伦道夫，约翰，366

Randolph family，伦道夫家族．182

Ravenscroft, Edward，雷文斯克罗夫特，爱德华，233

Read, Joseph，里德，约瑟夫，84

Religion：宗教：和权威，18, 89, 158；在殖民地，14, 17-18, 111-112，144-145, 170；作为分裂力量的宗教，112, 232, 331-333, 424n；在英国，14, 111-112；和启蒙主义，191；和授予特许状，321；和道德，333-334；在政府中的宗教代表，245, 258, 260；革命对宗教的作用，329；和革命者，158, 198, 366, 411n，430n；作为社会黏合剂，329, 331；参见Christianity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01, 194

Rensselaerswyck Manor，伦斯勒斯维克庄园，55

representation，代表制，实际代表制，245, 257, 259, 294；在殖民地议会的代表制，128-129；在议会, 260-261, 412n；在英国，13, 129；在南卡罗来纳州，268

Representatives, U. S．House of，美国众议院，292, 297

republicanism：共和主义：和对党派的反对，298；和基督教，331, 332；和社团，318-320；和世界主义，221-224；和民主制，230-231, 252, 296, 356, 369；和教育，190-191, 348；民主制的精神意义，180；在英国，15, 98-103；和平等，233, 235；和家庭，147；和政府薪金，291, 293, 294；古维诺·莫里斯贬低共和主义，288；和等级制，225, 233, 240, 265；约翰·亚当斯论，288-289, 407n；和少数民族的权利，322-323, 325；和公共权利，187-189, 320, 321-322；和真诚，235；和牺牲个人利益，252；和1812年对英战争，327；和工作，277, 284, 285, 286

Republicans，共和派，243, 265, 280, 296, 298, 336, 416n；和生意，263-264, 266；赞同软弱的政府，262, 328；害怕民主制，323；害怕君主制，263；和言论自由，362-363；和近代财产，270；在纽约的，269-270, 299, 302, 307；北方的共和派与南方共和派的比较，281；论庇护制，301-302；作为临时的党派，298

republic of letters，知识界，181, 221, 350

Revolution, American：美国革命：作为对依附制的攻击，184；同法国革命相比，7, 231；美国革命的保守主义，3-5, 231；和民主制，7, 243, 348, 363-364, 369；和破坏贵族制度．276；美国革命的分裂作用，308, 358, 365；作为家庭的争吵，165, 168；和亲英分子，176-177；和政体的性质，187；和庇护制，77；和继承的模式，183；和财产，269-270；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4, 5，30, 169, 179, 189, 230, 232, 238；和宗教，329, 332；和蓄奴制，186-187；美国革命的社会特征，4, 5，6, 87, 175-179；作为国家统一的源泉，336；成功，368；作为乌托邦运动的美国革命，189-190, 229；和美德，204；和妇女，183；论工作和消遣，377n；参见Revolutionary War

Revolutionary War，独立战争：和手工业者，247；独立战争的作用，247-248；受联邦党利用的退伍军人，263

Revolution, French，法国革命，3, 231, 368, 371n

Revolution, Glorious，光荣革命，13, 101, 155

Rhode Island，罗得岛，50, 130, 294；在罗得岛的银行，317；罗得岛的派系，122；作为现代经济，140, 141；和纸币，141；罗得岛的蓄奴制，51

Richardson, Samuel，理查森，塞缪尔，148

Richmond, Va., 弗吉尼亚，里士满，354

rights：权利：英国人的权利，13-14；和司法制，323, 325；少数民族的权利，322, 411n；财产权，324, 423n；共和制的权利，188-189；既得权利，322, 422n

riots，参见mobs

Rip Van winkle，瑞普·凡·温克尔，306

Rittenhouse, David，里顿豪斯，戴维，222

“river gods”，“河神”，89, 213

Robbins, Rev. Thomas，罗宾斯，托马斯牧师，97, 239

Robespierre, Maximilien，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3

Robinson, Benjamin，鲁宾逊，本杰明，75

Robinson, Beverly，鲁宾逊，贝弗利，114

Robinson, John，鲁宾逊，约翰，178

Robinson, William，鲁宾逊，威廉，322

Robinson Crusoe，鲁宾逊·克鲁索，19

Robinson family，鲁宾逊家族，85

Rockingham, Charles Watson Wentworth, Marquess of罗金厄姆，查尔斯·沃森·温特沃斯侯爵，113

Rodney, Caesar，罗德尼，凯撒，340

Rollin, Charles．罗林，查尔斯，148

Romans 13，《罗马书第13章》，18

Rome, ancient，古罗马，36, 59, 215, 288, 403n；和共和主义，101-102；和民主制，306

rotation in office，公职的轮换，304

Rothenberg, Winifred B., 罗滕伯格，威尼弗雷德·B., 393n

Rumford, Benjamin Thompson, Count，拉姆福德，本杰明·汤普森，伯爵，221

Rush, Benjamin，拉什，本杰明，16，266-267；论仁慈，192；论古典语言，349；论商业，218, 326-327；幻想破灭，366；拉什的启蒙主义，191, 193, 236；害怕民主式教育，349-350；谴责绅士式的赋闲，282；论君主制，15-16, 216；论礼貌，402n；论华盛顿，198

Rutledge, John，拉特利奇，约翰，292

Sackville family，萨克维尔家族，113

St．Albans, Vt，弗吉尼亚州，圣奥尔本斯，420n

St．Louis, Mo.,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310

salaries, government，政府薪金，82, 285, 287-293, 296, 416n；和平等，286

Sallust，萨卢斯特，100

Saltonstall, Leverett，索顿斯托尔，莱弗里特，331

Sampson, William，桑普森，威廉，328

Scandinavia, literacy in，斯堪的纳维亚非文盲状况，313

Scotch-Irish，苏格兰-爱尔兰人，110, 260；在南卡罗来纳的苏格兰-爱尔兰人, 131-133, 268

Scotland，苏格兰，125, 126, 350；同殖民地美洲相比，195-196

Scott, Thomas，斯科特，托马斯，411n

Scottish factors，苏格兰代理商，142

Scottish moral sense，苏格兰道德观，238；参见common sense; moral sense

Seasons, The （Thompson）, 《四季》，汤普森，100

seats, country，乡村宅第，115, 119, 265, 287

Sedgwick, Catherine，塞奇威克，凯瑟琳, 342

Sedgwick, Theodore, Jr., 小塞奇威克，西奥多，286

Sedgwick, Theodore, Sr., 老塞奇威克，西奥多，252, 264, 364

Sedition Act, 《惩治叛乱法》，362

self-made man，自学成才的人，77；自学成才的人的创新，341-342

senate, Mass., 马萨诸塞州参议院，410-411n

senate, N. Y., 纽约州参议院，268-269

Senate, U. S., 美国参议院，292, 293

sensibility, humanitarian, power of，人类理智的力量，235

separation of powers，分权，324

Sermon on the Mount，“登山宝训”，158

Servier, John，塞维尔，约翰，345

servitude，奴役，19, 172, 242, 345, 351, 353；同蓄奴制相比，52-53, 54；奴役制的衰落，145, 148, 184-185；奴役制的残酷，124；奴役制的盛行，51-54；逃离奴役制，60

Seven Years' War，七年战争，41, 45, 74, 118, 163

Sewell, Jonathan，休厄尔，乔纳森，86, 167, 204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沙夫茨伯里，安东尼·阿什利·库珀，伯爵，219

Shakespeare, William，莎士比亚，威廉，284

shame，羞耻，193, 236, 344；老百姓的羞耻心，72-73

Shenandoah Valley，谢南多厄河谷，129

Sherman, Roger，谢尔曼，罗杰，69, 85

Shippen, Edward, III，希彭，爱德华三世，84

Shippen, William，希彭，威廉，50

Shippen family，希彭家族，45, 74, 176

Shipton, Clifford K., quoted，希普顿，克利福德·K., 引言，160

Shirley, William, gov．of Mass., 谢利，威廉，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17, 74, 87

Sidney, Algernon，西德尼，阿尔杰农，110, 179

slander，诽谤罪，60, 86

slavery，蓄奴制，7, 42, 153-154, 277；和手工行业，115；殖民地居民对蓄奴制的恐惧，51, 172-173；同奴役制相比，52-53, 54；和依附制，55, 179；和平等，398n；蓄奴制的残酷，124；对蓄奴制微弱的反对，54；美国革命对蓄奴制产生的作用，186-187；和社会，19, 25, 122；在南卡罗来纳，170, 268

Small, William，斯莫尔，威廉，203

Smith, Adam，斯密，亚当，219, 363；论老百姓，386n；论政府，97, 99；论劳动，136；论有田产的士绅，68, 266；论商人，106-107, 211

Smith, Elias，史密斯，伊莱亚斯，232, 332

Smith, Joseph，史密斯，约瑟夫，310

Smith, Melancton，史密斯，梅兰克顿，258

Smith, Samuel Stanhope，史密斯，塞缪尔·斯坦霍普，190

Smith, William, of New York，（纽约的）史密斯，威廉，66

Smith, William, of Philadelphia, （费城的）史密斯，威廉，66, 222, 293

smuggling，走私，17

socialism, inhibited in U．S., 在美国被禁止的社会主义，286

Societies, moral，道德协会，334-335

society, colonial：殖民地社会：农业和农村性质，123；殖民地社会里的慈爱，219-220；殖民地社会的野蛮状态，42, 54-55；殖民地社会的社会纽带，57, 70；殖民地社会的变化，170；同英国社会相比，20, 44, 46, 52-53, 57, 58, 65, 66-67, 76-77, 110-117, 119-124, 134, 135, 164；同欧洲相比，46, 69；殖民地社会的财富的分配，22；和家庭，43-46；作为特权的大杂烩，111；殖民地社会里的亲密关系，59-60；和亲属关系，46, 77；殖民地社会的土地拥有，123；和群众骚乱，89-91；家长制统治，57-58；殖民地社会的人口，133-134；殖民地社会的原始状态，123-124；殖民地社会的繁荣，169, 172, 398n；模糊的公与私的范围，11, 59, 61-63, 84, 86；殖民地社会的等级，20-21, 23-24, 25；和共和主义，109-110, 169

Society, U．S．：美国社会：美国社会的黏合剂，327, 328, 329, 335-336；美国社会的农业和农村的性质，312；美国社会的贵族，241-242；美国社会的野蛮状态，311, 354；美国社会的商业化，313, 338-339；同欧洲相比，340, 348；美国社会秩序的混乱，305-310, 328, 331, 359, 365；作为群体360；美国社会的多元主义，258-259；在美国社会平等观念的力量，233；美国社会的变革，177, 232；美国社会的庸俗化，350-351, 369；美国社会的年轻人，309

Sons of Liberty，自由之子, 244

South：南方：在南方荣誉的持久性，344；同北方相比，186, 277, 285, 287；和共和党，267

South Carolina，南卡罗来纳，43, 45, 48；在南卡罗来纳的贵族，31, 115-116, 212, 282；在南卡罗来纳的手工业者，245；南卡罗来纳的偏僻地区，131-132；南卡罗来纳的殖民政府，82；在南卡罗来纳的平等，170-171；政府的薪金，292, 416n；南卡罗来纳的利益集团，268

South Carolina Gazette，《南卡罗来纳报》，101

Sparta，斯巴达，100, 103, 215

specie，硬币，66, 317

“spoils system，”政党分赃制，303

Stamp Act，印花税条例，63, 91, 244

statistics, American fascination with，美国人热衷统计，360-361

Staunton, Va., 弗吉尼亚州，斯汤顿，128

Steele, Sir Richard，斯蒂尔，理查德勋爵，26, 37, 194

Steuart, Sir James，斯图尔特，詹姆斯勋爵，263

Stiles, Ezra，斯泰尔斯，埃兹拉，88, 128, 190, 251

Stoddard family，斯托达德家族，70

Stone, Thomas，斯通，托马斯，287

Stone, Barton，斯通，巴顿，333

Story, Joseph，斯托里，约瑟夫，347, 413, 424n

strangers，陌生人，19, 31, 60, 129, 133, 175；士绅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本领，222, 224；和纸币，141；被仔细检查的陌生人，60；被流浪警告法警告的陌生人, 20, 130

strikes, labor，劳工罢工，186

Stuart, Gilbert，斯图尔特，吉尔伯特，404n

subjects of king，国王的臣民, 11, 12, 169

suffrage，参见voting

suicide，自杀，306

Sullivan, James，沙利文，詹姆斯，218, 320

sumptuary laws，节约法令，35, 136

Supreme Court, U. S., 美国最高法院，321, 322, 324；参见courts; judiciary

Susquehanna River，萨斯奎哈纳河，127

Swanwick, John，斯旺尼克，约翰，317, 342

Swift, Jonathan，斯威夫特，乔纳森，27, 101

sympathy，同情，224, 235, 237, 239-240, 328

Tacitus，塔西佗，100, 103

telegraph，电报，311

temperance，禁酒，356

tenantry：租佃制：在英国，14；租佃制的性质，55-56；和私有财产，68；租佃制的弱点，113-114

Tennessee，田纳西州，129, 306, 309, 310

Tennessee River，田纳西河，127

Thacher, Oxenbridge，撒切尔，奥克森布里奇，177

Thebes，底比斯，100

Third World，第三世界，34

theft，盗窃，306

Thomas, Isaiah，托马斯，以赛亚，344

Thompson, James，汤普森，詹姆斯，100, 102

Thomson, Charles，汤姆森，查尔斯，366

Thrale, Hester （Mrs. Henry），斯蕾尔，赫斯特（亨利夫人），14

Ticonderoga, Fort，泰孔德罗加堡，41

Tillotson, Abship. John，蒂洛森，约翰大主教，158, 235

Timothy, Peter，蒂莫西，彼得，101

titlesl称号：贵族的称号，25, 31, 33, 42；殖民地居民争取获得身份地位，21, 80；约翰·亚当斯论头衔，375n；和荣誉，40；头衔在新的共和制下，233；和公职，84；在殖民地封号的匮乏，20, 30, 38

tobacco，烟草，70-71, 134

Tocqueville, Alexis de：托克维尔，亚历克西·德：论民主制的作用，365；论政府官员的平等，304；论利益，336；论司法界，325；论中产阶级，348；论工作，285-286

Toland, John，托兰德，约翰，179

Tracy, Destutt de，参见Destutt de Tracy

trade, inland：国内贸易：对国内贸易的颂扬，336-337, 421n；国内贸易的发展，137-139, 315；和纸币，142；在各殖民地内陆贸易的初级阶段，65-66；美国独立战争对国内贸易的作用，248-250；参见commerce

Treasury Department，财政部，263

Trenchard, John，特伦查德，约翰，57, 101, 240

Troup, Robert，特鲁普，罗伯特，265

Troy, N．Y., 纽约州，特洛伊，352

Trumbull, John, painter，特朗布尔，约翰（画家），191

Trumbull, John, poet，特朗布尔，约翰（诗人），39

Trumbull, Jonathan，特朗布尔，乔纳森，33, 85

truth：真理：和老百姓，362-363；对真理的讨论，8, 361-362；和士绅，41；和宗教，332

Tucker, St. George，塔克，圣·乔治，424n

Tudor, William，图德，威廉，59-60, 355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特纳，弗雷德里克·杰克逊，311

Tyler, Royall，泰勒，罗亚尔，184

Unitarians，唯一神教派，333, 367

United States：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商业，313, 315-316；新的凝聚力，336；国土的大小，310；参见commerce; economy; society, U. S.; trade, inland

urbanization，城市化，311

Van Buren, Martin：范布伦，马丁：和对联邦党人的蔑视，300；论民主制，368-369；作为新一代政治家，299；论党派，300；论庇护制，302

Venturi, Franco, quoted，文图里，弗朗哥，引言，96

Vermont，佛蒙特，127, 242-243, 313

Veyne, Paul，维尼，保罗，377n

violence, in cities，城市暴力，307

Virgil，维吉尔，100, 265

Virginia，弗吉尼亚，25, 36, 43；弗吉尼亚的建筑，355；州宪法，178；法院，16；州经济，69, 70-71, 134, 142；和限定继承权，46；和家族，45, 46；在弗吉尼亚的士绅，30, 31, 32, 115；和杰斐逊，367；州制造业，138；在弗吉尼亚的庇护制，80, 88；州的刑罚改革，193；州内的种植园主间的联姻，45；州政治，121-122, 143；州人口，128, 129；宗教，112；在弗吉尼亚的美国革命，178；弗吉尼亚的毁灭感，117, 143；州社会，130-131, 143-144；州内投票权，294

virtue：美德：作为黏合剂的美德，215-220, 249, 335；美德传统的定义，104；和老百姓，261；美德的培养，190, 409n；爱默生论，365；格林论美德，204；和汉密尔顿，249, 413n；美德的重要性，105-106, 109；和利益，106；和杰斐逊，179, 249, 262；约翰·亚当斯论美德，289；美德的新含义，215-216, 249, 356, 357；和党派，299；个人美德，104；和宗教，334；和美国革命，264；美德的薄弱之处，229, 252-253, 336-337；和财富，282-283；和妇女，357；参见disinterestedness

Visigoths，西哥特人，350

Voltaire，伏尔泰，14, 102, 231, 331

voting，投票选举, 在纽约州对投票选举的讨论．269-270；对投票选举的管定，56；其重要性，113, 259；在殖民地少见的投票选举，87-88；投票选举权的普及，294, 295；和妇女，56, 178

Wadsworth, Jeremiah，沃兹沃斯，杰里迈亚，52, 264-265

Wales，威尔士, 182, 309

Wallace, Charles，华莱士，查尔斯，37

Waller, Benjamin，沃勒，本杰明，74-75

Walpole, Sir Robert，沃波尔，罗伯特勋爵，102, 103, 115

Walton family，沃尔顿家族，176

Wansey, Henry，万塞，亨利，314

war, and honor，战争与荣誉，40, 275

Ward, Samuel, Jr., 小沃德，塞缪尔，203-204

warning-out laws，警告流浪法，20, 130

War of 1812, 1812年战争，298, 327

Warner, George，沃纳，乔治，276

Warren, James，沃伦，詹姆斯，177, 204, 366

Warren, Mercy Otis，沃伦，梅西·奥蒂斯，61

Warville, Brissot de，沃维尔，布里索·德，199, 314

Washington, George，华盛顿，乔治，3, 197-199, 205-210；华盛顿的冷漠，199, 404n；作为辛辛纳图斯，205-206；和老百姓，27, 252；华盛顿的世界主义，221, 222；华盛顿的幻想破灭，366；华盛顿的公正无私，265；论烈性酒，306；和启蒙，198；和名声，207；作为共济会会员，223；和政府薪金，288, 289, 291；和约翰·亚当斯，40, 289-290；论“有钱的士绅”，68；和道德，333；论职责，83；和庇护，74；论礼貌，198；作为总统，209；华盛顿的声誉，206；从总司令的职位上退休，289-290；自学成才，197；华盛顿的地位，403n；华盛顿的佃户，55, 华盛顿的财富，112；威姆斯论，283；作为劳动者的华盛顿，284

Washington, D．C., 华盛顿特区，275, 311

Watson, Elkanah，沃森，埃尔卡纳，307-308

wealth，财富：殖民地社会财富的分配，3, 22；共和国早期的财富分配，22, 271, 340；和平等，242-243, 342-343；和士绅，32；对吉尔德来说财富的重要性，353；和社会上层人物，242-243；和美德，282-283；参见property

wealth, proprietary，私人所有的财富，68-69, 316, 413n；和联邦党人，263, 266；和士绅，251, 279；和马萨诸塞州宪法，410-411；私人所有财富的逐渐衰弱，338-339；参见property

Webster, Daniel，韦伯斯特，丹尼尔，306, 359

Webster, Noah，韦伯斯特，诺厄，345, 348, 366

Weems, Parson Mason Locke，威姆斯，帕森·梅森·洛克，283, 356

Wentworth, Benning, gov. of N. H., 温特沃什，本宁，新罕布什尔州殖民地总督，121, 138

Wentworth, Thomas，温特沃什，托马斯，99

Wenthworth family，温特沃什家族，48

Wentworth Woodhouse，温特沃什伍德豪斯大厦，113

Wesley, John，韦斯利，约翰，282

West：西部：平等在西部，310；和联邦主义者的梦想，266, 413n；在西部的绅士，343；和迁徙者，126, 128，309-310

West, Benjamin，韦斯特，本杰明，75, 221

Westerly, R．I., 罗得岛，韦斯特利，317

West Indies，西印度群岛，134

Wharton family，沃顿家族，119

Whig party，辉格党，303, 336

Willard, Samuel，威拉德，塞缪尔，43, 146

William and Mary, College of，威廉-玛丽学院, 75, 203

Williams, Israel，威廉斯，伊斯雷尔，89, 213

Williams, Joseph，威廉斯，约瑟夫，280

Williams, N., 威廉斯，N., 302

Williams, Samuel，威廉斯，塞缪尔，364

Williamsburg, Va., 弗吉尼亚，威廉斯堡，12, 203

Williams family，威廉斯家族，70

Willing, Thomas，威灵，托马斯，316

Wilson, James，威尔逊，詹姆斯，197, 291；论效忠与赞同，166, 397n；威尔逊的破产，266-267；论依附，56；论绅士农夫，205；论道德观，239, 240；论礼貌，216；论社会与政府，217

Winslow family，温斯洛家族，177

Winthrop, John，温斯罗普，约翰，19

Witherspoon, John，威瑟斯庞，约翰，69, 151-152, 159, 219

Wolcott, Oliver, Jr., 小沃尔科特，奥利弗，231, 266, 293

Wolfe, Gen. James，沃尔夫，詹姆斯将军，126

Wollaston, William，沃拉斯顿，威廉，192

women，妇女，7, 8；妇女角色的变化，356-357；殖民地与英国的对比，147；妇女的依附，56；和经济，374n；和教育，357-358；和平等，236；和家庭，49；和印第安人，358；和继承权，46, 47；在制造业，138, 314, 315；和群众骚乱，90；和现代美德，216；和美国革命，183-184；妇女的权利，147；独立的领域，357；和投票权，178-179

Woodmason, Rev．Charles，伍德梅森，查尔斯牧师，58, 131-132

Worcester, Mass., 马萨诸塞州，伍斯特，314

Wordsworth, William，华兹华斯，威廉，368

work：工作：在古罗马，377n；歌颂工作，277, 284-286, 337, 355；不工作的绅士，33；家务，44；同市场等同的工作，68-69；为谋生而工作，414n；和中产阶级，347；曼德维尔论，376n；工作的必要性，38；和专门职业，284, 346-347，和清教道德观，33；作为繁荣的源泉，325；和华盛顿，283；参见labor

Worthington, John，沃辛顿，约翰，89

Worthington family，沃辛顿家族，70

Wright, Conrad E., 赖特，康拉德，424n

Wright, Frances，赖特，弗兰西斯，316

Wright, Silas，赖特，西拉斯，300

Wyoming Valley, Pa., 宾夕法尼亚，怀俄明谷，127

Wythe, George，威思，乔治，203

Yale College，耶鲁学院，20, 145, 242, 243；和亚伯拉罕·毕肖普，271, 275；学生的等级，21

Yeates, Jasper，叶芝，贾斯珀，74

York, Pa., 宾夕法尼亚，约克，126

Yorkshire, England，英国约克郡，12

Young, Arthur，扬，阿瑟,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