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兰德公司”是美国兰德公司的简称，公司的英文名为“Rand”，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缩写，其英文意思是“研究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结束后，兰德公司在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李梅将军等人的鼎力推动下，于1946年3月1日初步计划开始启动兰德公司工程。1948年11月，兰德公司正式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莫尼卡。

兰德公司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发展成世界最著名的咨询机构。最初，兰德公司旨在为美国政府研究军事尖端科技和重大军事策略，并取得显著成绩。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后，兰德公司还将咨询工作拓展到社会政策方面，并逐渐形成一个以研究军事、科技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当今世界的“大脑集中营”、“世界智囊团”，以及“超级军事学院”，且其中的“世界智囊团”一直位居全球10大超级智囊团之首。

在兰德公司发展的初期，主要是在美国空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包括向空军提出“可取的战术和武器”的建议。然而由于兰德公司刚刚成立，名气甚小，所以兰德公司的各项成果并没有得到美国空军及美国政府的重视。

但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令兰德公司名声鹊起的事情，那就是对“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精准预言。当时，兰德公司有意以200万美元将此报告转让给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无意与兰德公司作交易。在他们看来，中国的8年抗战与时隔3年的解放战争，人力、财力和军事能力已经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然而，战争的结局却被兰德公司言中，美国军界为此一片哗然。从此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对兰德公司另眼相看。

事实上，让兰德公司的地位真正得以提升的是其对前苏联卫星发射的准确预测。二战结束后，美国与前盟友前苏联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在兰德公司成立初期，兰德公司就向美国政府提交过一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它是兰德公司最初的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在此报告中，兰德公司详尽阐述了人造卫星在未来战争中无可比拟的作用，但当时的美国官员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卫星，因此这一建议被他们当做“无稽之谈”。1957年，兰德公司推断出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时间，结果证明，这个预测与实际发射的时间仅有两周之差，这令美国政府惊讶不已。而对于前苏联人在军事科技上的捷足先登，美国政府更是懊悔不已，因而对兰德公司的任何报告再也不敢小视。

此后，兰德公司又对中美建交、美国经济大萧条及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做了精准的预测，这些预测让兰德公司的名声进一步远扬。此时的兰德公司被西方公认为“美国朝野的首席智囊机构”，也因此被西方公誉为“阿波罗神的化身”——能预知未来。基于阿波罗神在古希腊的特尔斐城，为此，兰德公司著名的特尔斐预测法也因此得名。该预测法后来成为全球120多种预测法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

从创立以来，兰德公司在研究上硕果累累，发表的研究报告有18000多篇，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有3100多篇，此外还出版了200多部著作。在这些报告中，涉及有“中国21世纪的空军”、“日本的尖端科技”等重大研究课题。这些研究课题对美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兰德公司可谓是人才济济，其中包括军事、数学、经济、语言、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和权威人士，这些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决策系统。此外，兰德公司还在多所大学、研究院中聘请了700多位权威专家，作为公司的高级顾问。

兰德公司不仅以重大的研究成果闻名于世，还对如何停止使用武器、如何避免核战争等重大国际性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总是站在科学和理性的高度，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高水平的评估。

为了将兰德公司的智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1970年，兰德公司创立了兰德公司研究学院，它被誉为世界上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兰德公司研究学院旨在培养高级决策者，并为其颁发全球决策分析博士证书。兰德公司研究学院的学员遍布美国各界，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美国商业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光芒。”

第一章　辉煌的起点：五星上校的宏伟梦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结束以后，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怀着和平时期政府仍然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支持的想法，并抱着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理想目标，为建立兰德公司工程而四处奔波。

在科尔博姆、李梅将军等人的鼎力支持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工程的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它存在的意义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智囊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占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究，并为空军提供战略战术的分析。在兰德公司智囊团中，汇聚了诸多的明星科学家，但是二战中的空袭事件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争议。他们将二战中的“运筹学研究”又重新带到了兰德公司研究中，这种方法成功地推动了兰德公司的发展。然而尽管兰德公司聚集了众多的科学家，却有一个一直困扰着他们的难题无法解决，为此，他们不得不找到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利奥·罗斯顿。

1.战术天才，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

亨利·阿诺德于1886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早先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原陆军军官学校）。在军校里，亨利·阿诺德只能算是中等生，他生性顽皮，在校期间还用炸药制造过恶作剧，被军校关禁闭处罚过。1907年，亨利·阿诺德从军校顺利毕业后，在驻菲律宾的美军中服役。在服役期间，他与乔治·马歇尔一见如故，畅谈之中，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而乔治·马歇尔后来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

1911年，亨利·阿诺德役毕回到美国，随后跟随被誉为“飞机之父”的莱特兄弟学习飞行技术，并获得了飞行员执照，这使他成为美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飞行员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即1918年，他进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门任参谋一职。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亨利·阿诺德就肯定地说“决定未来战争命运的将是空军”。为此，他伏案疾书，一口气写了5本书，他的观点很鲜明，那就是强烈建议航空兵独立起来，并极力主张创建一支与陆、海军齐头并进的“大空军”。但是，亨利·阿诺德的上级是有着众多挂满勋章、思想僵化的陆、海军将领，而当时的航空兵又仅仅只是作为陆、海军的配属存在，因此，当时他的建议几乎被所有陆、海军的将领们认为是“异议”，无人采纳。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亨利·阿诺德紧随着美国陆军航空兵快速成长，先后被任命为陆军航空兵联队队长、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在任圣迭戈罗克韦尔航空兵基地司令期间，亨利·阿诺德结识了“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两人相谈甚欢，并且在亨利·阿诺德一心力争航空兵独立一事上，詹姆斯·杜立特尔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两人都视对方为知己。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意大利军事理论家的朱利奥·杜黑推出的“轰炸机至上论”风行全球，而战斗机也被迫从战争舞台中逐渐退出。亨利·阿诺德早就对此深以为然，而他在美国军界早就提出建议：重点发展引擎重型轰炸机。

1938年，一直力争航空兵独立发展的亨利·阿诺德，居然被授予陆军上将的军衔。1939年夏，亨利·阿诺德再次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增加飞机”的建议。如同上次一样，美国国会议员们依旧对他冷嘲热讽地说：“你告诉我们，我们打算跟谁打仗？”事实上，美国国会议员们一直把亨利·阿诺德视为“空军义务宣传员”，对其一再提出的要求置若罔闻。

1939年9月1日，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尖峰时刻。德军的62个师、2800辆坦克在德国空军机群遮天盖日的掩护下，犹如一场狂风暴雨对波兰进行了闪电般的袭击，德军成功地闪击，并获得了成功。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很快被卷入战争。随后，德军又连续发动闪击，在短短2个多月内，德军入侵了丹麦、挪威（北欧）后，又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号称全球陆军第一的法国进行了袭击，并狂轰了军史上以“大不列颠之战”而著名的英伦。1941年6月，德军依旧在庞大机群的掩护下，成功闪击前苏联。德军此番连续的闪电攻势，极大程度地震撼了美国军界，令所有美国人瞠目结舌。而德军飞机的俯冲轰炸声更是深深地冲进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耳朵，整个欧洲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层层密布。此后，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对空中力量逐渐重视。

1940年，亨利·阿诺德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主要负责提高军用飞机的生产效率和训练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并负责美国陆军航空兵的一切作战事务。上任后，亨利·阿诺德立即向德国空军宣战。在他的极力要求下，数以万计的飞机和飞行员跃上天空。1941年12月7日凌晨，珍珠港战争爆发，美国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被日军袭击，导致停靠在港内的舰队主力全军覆没，美国也因此被卷入了亚洲战场。当月，亨利·阿诺德又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中将。然而此时，美国陆军航空兵所有人员加起来还不足3万，有作战能力的飞机也不足1500架。对此，亨利·阿诺德认为，无论是从眼下局势还是长远观察，扩大空军力量和提高空军作战能力都是至关重要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B-17这种有“空中堡垒”美誉之称的美国第一代战略轰炸机，要加快速度批量生产，从而尽快形成空中的战斗力。于是，亨利·阿诺德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复建议和请求。终于在1942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同意了亨利·阿诺德的请求，并在咨文中要求美国国会支持亨利·阿诺德所列的军需生产指标。

在亨利·阿诺德列举的生产指标上，他把建设空中力量放在了首要的位置上。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各种服役人员已经超过了230万人，而作战飞机高达7万多架。

1942年1月23日，鉴于美英联合作战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组建了英美参谋长委员会，以便能更密切地调动英美联合军事行动。美方成员主要由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陆军中将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英方成员以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陆、海、空三军各主帅等组成。同年2月，美国陆、海军在原来的联合委员会基础上又设立了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由参加英美参谋长委员会的亨利·阿诺德等人组成，它是美国陆、海、空三军的主要协调机构，且直属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此声望极高，对美国军界的影响颇大。为了使亨利·阿诺德真正代表并掌握美国空军力量，罗斯福总统在参谋长委员会成立一个月后，授予亨利·阿诺德美国国际军航空兵（后来美国空军）司令头衔，从此，亨利·阿诺德拥有了全盘建设美国空中力量的大权。

作为英美联合委员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的主要成员，身居要职的亨利·阿诺德多次参与英美空中作战等重大战略研究计划，在组织指挥二战中以纳粹德国为首结成的法西斯同盟国的轰炸战术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2年春天，美国高层为了打击日本在太平洋珍珠港嚣张跋扈的声势，决定对日本东京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但这是一项及其艰巨的任务，其原因是，在当时美国的太平洋上没有足以袭击日本的空中军事基地，而美国最远程的轰炸机也根本无法直接飞抵日本。如果用半径很小的舰载飞机作战，负责接应轰炸机的航空母舰必须抵达日本本土才能成功，但这样做势必会把航空母舰置于日本轰炸机的攻击范围，航空母舰因此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对当时仅有几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抉择。况且当时的航空母舰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的支柱力量，损失了它们就等于丢掉了太平洋。

也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亨利·阿诺德展现出了自己在空军战略“天才”的一面——亨利·阿诺德认为，美国陆军中的轰炸机的续航力远比海军舰载飞机高得多，如果陆军中的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完成对日本的轰炸后就降落到中国机场。如此一来，既达到了突击日本的目的，又能使接应的航空母舰远离日本的轰炸范围。

无疑，这种奇思妙想把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力量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旦成功，不仅振奋了美国的军威，还有效地震慑了其他国家。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谁能担任并完成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呢？沉思片刻，亨利·阿诺德想到了负责飞行技术难题的“飞行天才”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两人面谈时，亨利·阿诺德直截了当地说：“詹姆斯·杜立特尔中校，我已经决定派一支载着陆军轰炸机的海军特混舰队突袭日本的重要城市，在轰炸任务完成后，迅速飞至中国机场着陆。现在，你立即去选拔人员，并监督飞机的改装。这次计划以B-25新型轰炸机为主，那么，这项任务的准备工作就叫B-25工种吧！”

于是，1942年4月16日，在詹姆斯·杜立特尔的带领下，从东京以东400海里的“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直奔日本本土。其中，13架飞机以轰炸首都东京为目标，其余3架分别轰炸神户、大阪和名古屋。

这次美国海、空二军联合对日本的轰炸，成为太平洋战争上一个出色的成功突袭战例。1942年4月22日，詹姆斯·杜立特尔接到了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的贺电。1942年6月27日，詹姆斯·杜立特尔被授予美国国会勋章（美国最高荣誉），并被破格晋升为陆军准将。亨利·阿诺德还下令，给所有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员授予代表着优异的飞行员称号的飞行十字勋章。日本遭轰炸后，日本天皇大怒，而发动珍珠港轰炸事件的罪魁祸首惶恐不安，多次向日本天皇请求责罚。

亨利·阿诺德在被问及为何会选派詹姆斯·杜立特尔时，他说：“这次轰炸日本可以说是一次‘自杀性’的任务，而詹姆斯·杜立特尔飞行技术出众，更重要的是他无所畏惧，可以说他在接受这次任务时，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决心，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精神传递给队员。”

亨利·阿诺德策划的这次成功突袭，虽然只摧毁了90座日本建筑物，日本经济价值损失也不大，但对于一向自以为是铜墙铁壁的日本帝国民族而言，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特别是对日本帝国陆、海、空参谋本部的冲击。羞怒之下，日本加快了既定的战略步骤，分别向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发动了进攻，然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日本埋下了再次失败的恶果。1942年5月，日本贸然进攻珊瑚海，这一战使日军进攻的锋芒首次遭到重创；同年6月，美日中途岛海域战役令日军损失惨重，此战是太平洋战场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海、空力量严重受损的日军转为防御工事，而美军则开始进入了反攻阶段；两个月后，美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大血战中，美军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完全赢得了太平洋的制空权与制海权，而航空兵在此战中充分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在日美攻防易位的战争过程中，美国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943年3月，亨利·阿诺德由于战绩显赫，被总统罗斯福晋升为美国陆军上将。同年6月，美英联军轰炸了德国的空军基地及航空工业，令德国的空中力量损失惨重。一个多月后，美英联军登上了西西里岛。此后，从1943年8月起，亨利·阿诺德的空军战略开始血染德国，强大的空中力量令狂妄自大的德国赫尔曼·戈林元帅和德军开始领略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可怕。

同时，亨利·阿诺德下令对德国原子研制基地和工厂进行猛烈的轰炸，迫使德国延缓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的研发和制造的进度。1943年9月，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德国原子弹原料工厂重新开工。同年11月16日，亨利·阿诺德又下令对该工厂进行剧烈轰炸，迫使德国疏散相关研发和制造地点，研制工作几乎停滞。直到1944年6月、7月，德国的V-Ⅱ导弹的和梅-262喷气式飞机才分别正式用于战争中，妄想利用这两项尖端技术装备阻击美英联合大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1944年12月，亨利·阿诺德被晋升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在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的将领只有九人，而亨利·阿诺德是唯一的一位空军五星上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美国第34任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如果德国能提前一个多月将梅-262喷气式飞机和V-Ⅱ导弹用于实战，美英盟军作战将会受到重大的阻碍，甚至无法登陆。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亨利·阿诺德将军不仅挽救了众多英美联军将士的生命，还拯救了美国乃至整个欧洲。”

2.兰德公司工程的规划与形成

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引爆了首枚原子弹，熊熊烈焰带着巨大的能量冲天而起，它标志着曼哈顿计划（用核裂变反应研制原子弹）的成功炸开了核能时代的大门。同年8月，美军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分别投下一枚原子弹，爆炸的瞬间，刺眼的强光闪电般划过，随即而来的是天崩地裂的场面。二枚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几乎毁掉了两座城市，日本宣告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在二战中，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空中强大的作战能力，美国一举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攻击力量的国家。而在战后的和平形势下，商人急于谋利，科学家一心想着研究，大多数士兵也不甘忍受军队的种种繁规和廉薄收入。实际上，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亨利·阿诺德上将，他担心的是，世界重归和平后，每个人都朝着学术与工业上发展，对政事抱以稀薄的态度，那么美国的敌对势力将有机可乘，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势必又将爆发大规模的战争。而此时美国最大的潜在敌人就是二战时期的盟友——前苏联。

事实上，在对抗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争中，联盟国的关系一直都不太稳定，当横穿欧洲大陆的铁幕被拉下后，联盟的力量就已经土崩瓦解。前苏联便首先打破了昔日盟友的关系，军队的铁蹄牢牢地踩在东欧和中欧的领地上，并不断向法国和意大利施压，似乎随时准备开始又一场争夺战，此后，美苏关系也开始不断恶化。

1945年10月1日，二战结束不到两个月，美国空军上将亨利·阿诺德从华盛顿飞抵旧金山，他此行有着比曼哈顿计划还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他希望云集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从而研制出前所未有的新型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二战时期，亨利·阿诺德就曾经要求西奥多·冯·卡门构思这一计划。在二战时期，西奥多·冯·卡门是亨利·阿诺德的首席科学顾问。卡门向亨利·阿诺德提出了一份名为《走向新地平线》的报告，报告建议把二战期间提供参谋和协助指挥的科学家与军事家集中在一起，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科学机构，争取在和平时期继续为国家效力，而这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雏形。换言之，就是兰德公司工程最初的形式。当时，亨利·阿诺德很欣赏这种构思，但碍于战事紧迫，也只能将这个计划暂时搁置。因此这也是亨利·阿诺德飞往旧金山的主要目的。就在二战结束后还不足一个月，即1945年9月的一天，当前试飞员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出现在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时，这个计划又被重新启动了。

事实上，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认识，两人对军队有着同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当时的航空兵独立一事上有着相同的见解。当亨利·阿诺德在军队中极力主张航空兵独立时，科尔博姆则在知识分子中呼吁鼎力支持空军，两人的行为可以说是交相呼应。而当时为陆军航空兵研发新生雷达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也是科尔博姆亲手促成的。

和亨利·阿诺德的想法一样，科尔博姆也担心军队中的科学家在战争后会各奔前程，为此他多次向美国一些政府官员提交建议，试图寻求一种方式挽留科学家，让他们继续为政府效力，但都未能得到有效的答复。于是，他想到了亨利·阿诺德。幸运的是，当科尔博姆来到亨利·阿诺德的办公室，还未将心中的想法完整地和盘托出时，亨利·阿诺德就一拍桌子，一跃而起，握住科尔博姆的手兴奋不已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想法是不谋而合啊！”于是，亨利·阿诺德建议科尔博姆立即去拜访道格拉斯，力争得到他的支持。两人一拍即合，并约定两天后在汉密尔顿空军基地再次会面，届时，科尔博姆将列举出实现这项计划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质清单。

随后，科尔博姆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从华盛顿飞往道格拉斯的工厂，他立刻召集了需要参加会议的相关人员，乘坐当时唯一的一架可供使用的C-54飞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飞机）飞往汉密尔顿，他们比亨利·阿诺德早一个小时抵达汉密尔顿。当亨利·阿诺德的飞机降落时，科尔博姆与道格拉斯及亚瑟·雷蒙德等人早已等在外面迎接。与亨利·阿诺德一同前来的还有爱德华·鲍尔斯，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顾问，曾在1944年与科尔博姆合作设立了B-29特种轰炸工程。

午餐期间，与会人员很快便进入了主题。会议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一种新型机构，从事远程导弹技术的研发。亨利·阿诺德表示，这项技术非常有前景，是未来主导战争命运的控制塔。并且，亨利·阿诺德及其与会人员一致坚持，拥有这项技术控制权的只能是航空兵，其他军队则无权过问。亨利·阿诺德当即表态，从战争中未使用完的研究经费中抽出1000万美元，用于这项新机构的初期建设和运营。雷蒙德提议，将此项目命名为“兰德公司工程”。兰德公司即是研制与发展的意思（RAN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工程组长由自告奋勇的科尔博姆暂时担任，一方面他也在寻觅可以担此重任的真正领导人。

事实上，兰德公司工程在初期并没有确切的定义，汉密而顿会议也只是起草了一个大致的概要——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民间技术资源研制出新生武器。但是，如何研发？除导弹之外还需要研发哪些武器？数量多少？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此后的几个月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等人就兰德公司工程的发展频频交换意见，却一直未能取得有效的结论。直到三个月后，即1945年12月，一个名叫末柯蒂斯·李梅的人加入兰德公司工程后，才使兰德公司工程计划有了明确的定义和目标。

李梅似乎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好战分子，他嘴里经常叼着一支烟，提倡对敌军采取猛烈的进攻，坚决不让敌人有反击的时间。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那部《我应该如何学会停止恐惧爱上炸弹》的经典电影中几个将军的原型——天生好战、鲁莽而又苛刻的男人。因此有不少士兵和政治官员认为，他渴望战争基至崇拜战争，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好战者。然而尽管如此，很多人却又不得不佩服他那种“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李梅进入兰德公司工程后，被任命为兰德公司工程的副参谋长，主要负责监督和管理新建小组的研制工作。而他有意无意间流露出的超强的外交能力，使得他一跃成为管理兰德公司工程的绝佳人选。为人行事一向果敢机智的他，把所有批准空军军需预算的官员们邀请到一个房间里，想尽各种办法和他们周旋，直到他们在明确的兰德公司计划书上签字后才准许他们离开。

在李梅及其机构成员的努力下，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计划终于正式启动。在兰德公司工程的章程中明确地写道：“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永久性维持科技领域研发和制造工作的新生机构，旨在为美军空中作战领域展开广泛的科学研发，并为空军提供战略分析及战术设备。”

章程中还特别强调，兰德公司工程是一个介于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新生机构，它不需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任何报告，机构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将由李梅监管和指挥。对于空军提出的研发建议，李梅有权决定兰德公司工程是否接受，而兰德公司也可以单独进行研发项目以便维持总体平衡。但对于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相关智能技术和项目信息，以及兰德公司的决策管理，空军总部都有权过问，从而对其研究价值进行优化组合。换言之，在研究什么及怎样研究的重大决策问题上，兰德公司工程还是得服从空军总部的决定，并未完全独立。

但是，李梅则很有预见性地说：“和平时期，政府仍需要独立的民间科学机构的支持，但用不了几年，政府体制中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理念——面对国防安全的种种威胁，科技才是应对之道，而非外交。”

3.空袭：留给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争议

如果说亨利·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人是兰德公司工程的发起者，那么毫无疑问，李梅就是兰德公司工程的“教父”。事实上，李梅不同于其他家境显赫的同行，他没有读过西点军校，出身卑微的他是从预备军官训练营开始起步的。

第一次看到飞机，是在李梅五岁那年，从此，他便深深地迷恋上了这个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神奇家伙”。他立志无论如何也要加入航空队，争取成为一名神圣的飞行员。他始终不渝地认为“飞行是一项与军人使命同等神圣的事情”。

在1937年的一次军事演练中，由于“犹他号战舰”的坐标信息有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迷宫般复杂的情形下，李梅凭借敏锐的战斗嗅觉和自身丰富的实战经验，终于在浩瀚的大海中找到了准确的战舰目标位置，并对其隐匿在深水下的目标投下的炸弹。随后，他又带领B-17分队赶赴南美洲进行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出了自己远航作战的能力。

二战爆发时，李梅正担任第八航空分队的指挥官。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凭借自己果敢机智的作战方针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他从中校晋升为少将；因其优异的组织作战能力和对待俘虏绝不留情的战斗理念，他又被晋升为航空队的指军官军师。战斗期间，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军官们的极力赏识。在当时，亨利·阿诺德正准备使用一种杀伤力极强的B-29新型轰炸机。他注意到了极具战斗天赋的李梅，于是指派他把这种新型战斗机护送到当时最急需的中国去。回到美国后，亨利·阿诺德任命李梅为马里亚纳群岛第21轰炸司令部部长，他在美军1945年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马里亚纳群岛任职期间，李梅第一次与正在研究和改进B-29轰炸机的科尔博姆、鲍尔斯及雷蒙德等人共事。他们准备采用一种名为“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将B-29轰炸机的大部分装甲拆除后，使B-29轰炸机可以飞得更远、更稳，也更安全。然而，这个研究结论一出，就引起了众多飞行员的质疑，因为这与飞行员的直观理念截然不同，飞行员一致反对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顶着被日军袭击的危险，去执行这种等于是自杀性的战斗任务。但事实证明，一经改良过后的B-29轰炸机，战斗效率和成绩出奇得好。李梅在记录中写道：“B-29轰炸机在科尔博姆等人实施改良后，总能够一举击中目标，其精准的定位功能是任何武器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

二战期间，这种“运筹学研究”的新型技术最早被英国提出。它是在充分了解和分析新型武器的运行系统上，为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把相关的运行系统进行模拟评估和实战实验，然后进行逻辑分析和比对，合理运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求得系统运行的最佳方案。在马里亚纳群岛，这种“运筹学研究”主要是针对如轰炸机、雷达、远程火箭等新型武器的系统功效进行评估和提炼的。

然而，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如此先进实用的研究方法，在二战之前居然鲜少被军队采用过。而B-29的成功轰炸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恐慌。B-29轰炸机日以继夜的低空飞行，所喷发出的熊熊烈火，将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无情地吞噬，不计其数的商铺和房屋等建筑物瞬间被夷为平地。而在此之前，美英联军已经在德国采用过这种战略，战争历史上备受争议之一的德雷斯顿轰炸，相关学家对此做了较为客观的估计，德雷斯顿轰炸导致135000人死亡，摧毁建筑物35470座——虽然在这之前，美国极不情愿祸及无辜，也从未使用过这种战术，但由于对日本的战事迫切需要，为了消除所有的隐患，只得把无辜的生命也列入军事攻击范围。

尽管这样的灾难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德雷斯顿轰炸、B-29地毯式空袭的争议却时落时起，始终不曾平息。这些空袭背后的功过是非，正如轰炸本身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备受人们争议。

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人指出：“大屠杀的行为是历史上种族灭绝的邪恶行径之一。亦如美英盟军在德累斯顿轰炸和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这些都是战争罪行。”然而，另一些人却认为：“种族灭绝的定义应该是排除空袭给参战国造成的平民伤亡数量。就此而论，我们和上诉的观点不尽相同。”

而历史学家则对空袭持肯定态度：“把战略性轰炸指控为‘战争罪行’是不对的，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样的空袭造成了无辜人员的伤亡，但却也挽救了整个欧洲大陆无数人的生命。”

但诸多社会人士坚持这样认为：“战争没有道德可言，就如二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在道德上相去无几。”

伯纳德·布罗迪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和战略理论的先驱，他在美国对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几个月里，经过对国际现实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此前，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放在怎样赢得战争的策略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应该也必须是避免战争。”

面对社会诸多的舆论，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则坚持个人的观点，他认为：“战争本来就不道德，如果人们因此而困扰，只会深陷其中，不得其解。”

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空袭给参与了B-29项目的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同样参与了B-29轰炸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美国后来的国防部长）留下了磨灭不掉的烙印，同时也留下了为达目的放弃道义的恶名。兰德公司创始者们这种数据至上的观念，无形之中把道义和工作全然分开，历史的骂名最终在兰德公司形成了一种教义：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仅是为了促进科技的发展，而不是政治斗争的武器，科学研究者也不是独立的裁判员。

4.智慧的光环：著名的兰德公司计划

在二战期间，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把“运筹学研究”有效地运用到战略中去，还在飞机抵挡潜艇深水炸弹方面做出了成功的改进，致使德军方面误认为盟军采用了某种新型的武器。战后，他们又将“运筹学研究”带到了科技研究领域。他们一直深信，网罗不同领域的精英科学家，才能打造“混合团队”的价值。

1946年3月1日，兰德公司正式签署了运营执照。兰德公司创始者们出于安全考虑，商量后决定把工作地点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并把工作地点用厚重的玻璃门四面封锁。在兰德公司的薪水名册上，正式职员只有四个，他们分别是：科尔博姆、科尔博姆长期合作伙伴J·理查德·戈尔兹坦、L·E·鲁特（道格拉式工厂飞机主导工程师）、詹姆士·E·厉卜（导弹部部长）。而兰德公司的顾问却有一大堆。雷蒙德任兰德公司总监，但依旧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工作。

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刚进入工作岗位，李梅就给他们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研究运用太空船发射轨道卫星的可能性。由于海军航空署方面正与俘获的德国科学家们一起开展类似的火箭研究，为了确保空军对太空领域的独有控制权，李梅要求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尽快进入最佳的研究状态。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兰德公司的四位科学家在诸多兰德公司顾问的鼎力协助下，写出了一份远见性与细节性兼容的调查报告。在报告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就可以挣脱地球的束缚，在太空、月球、火星和金星等任意星球上自由翱翔，有谁不为这个可能性感到喜悦和自豪呢！虽然上述这些想法和观点像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总要有无极限的追求，抱着对梦想的满腔热忱，超越梦想才能体现人类本身真正的价值。我们相信，只要迈出了第一步，让人造卫星挣脱大气层的链铐，环绕着整个地球航行，人类就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和令人振奋的全新时期，而不久之后的我们也会踏上人类在起源之时就梦想有一天到能够到达的高处，且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这份报告具有很高的预示性及倡导性，在多级火箭的运用方面制定了最大的加速度，并推荐研究乙醇液态氧和液态氢作为催化剂。报告还一并指出人造卫星在未来的通讯、侦察、天气预报特别是媒体传播方面的多元化用途。这份激情洋溢、充满信心的科学报告流露出的智慧让人们震惊不已，它被兰德公司命名为《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它是兰德公司的初步计划，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有关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

对此，万尼瓦尔·布什（杜鲁门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发表过一篇名为《科学，永无止境》的激情四射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科学的创新与发展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并倡导美国政府应为科学事业不断加大资金。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李梅坚持要保证兰德公司的独立。也就是说兰德公司不负责任何短期性的应急工作，而是将全部的人力、物力用在国家长远的目标上，对此，国家要给予最大的支持。

兰德公司科学家的调查结果可谓是劲头十足，海军航空署方面因此无奈地将类似的火箭项目搁置下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为了避免军界各机构间出现更多的争端，随后出台了一份明确的协议，协议规定，洲际弹道导弹“战略”的研究由空军负责，陆军则负责发展战场的“战术”研究。

实际上，此前几十年间，军队内部各个机构和组织之间，在新型武器和武器系统改进等技术方面，一直都是明争暗斗的局面。军队各个机构的参谋长都希望不断拓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并希望从美国国防部处争得更多的军需预算，因此，国防部长就充当了各纷争机构之间的政治协调人。

这种现象在当时虽已不足为奇，但权威人士伯纳德·布罗迪曾肯定地说道：“美国国防部长和海、陆、空各部长之间，他们在执行自己的政治职能时，通常眼光狭窄、观念陈腐且以自我为中心，全无胸怀大局之心。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履行繁文缛节的政治职能，然而现实却总不能如愿，在所谓的‘严格的军事决策’面前，唯有谦逊才是他们明哲保身的最佳选择，不然，他们的高官职位很难维持下去。”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即罗伯特·麦克纳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经过他严肃的整顿后，各机构组织间的情况才开始有所好转。

5.推动兰德公司智囊团扩张的第五位职员

在激烈的竞争中，兰德公司作为空军的智慧之师，一举一动都举足轻重，为此，兰德公司创始者们不得不为兰德公司补充新的正式职员。

约翰·戴维斯·威廉姆斯是兰德公司的第五位正式职员。威廉姆斯是一位和善亲切、体型肥胖、性格古怪的数学家。他被任命为新创立的数学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科尔博姆的主要助手之一。

他曾冷静地分析出：抢先对前苏联发动核攻击必定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死亡；同时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完全策略大师》的博弈论，并将之定义为“所有消极情感的催眠剂”。他一直深信不疑的是，每一种行为都将借助数字逻辑推理和分析得出结论。

威廉姆斯在兰德公司最得意的项目之一便是援引爱因斯坦的“物理大统一”的理论，进而钻研出一种战争统一论。为此，他还聘请了约翰·冯·诺伊曼（当时最负盛名的数学家之一）协助他研究，然而他的想法正如这个项目本身一样，最后证明只是一种未被证实的理论。

由于威廉姆斯出身富裕，因此也就促成了他古怪的性格特征。他对摔跤有着疯狂的执著，同时也有喜欢打台球的爱好；他总是喜欢在黑暗中把目标快速地移动，比如经常在午夜极速飙车。不但如此，他买回一辆新车时，总是换成巨型发动机，同时为了谨慎考虑，他还在车内安装最先进的雷达装置，并在午夜以每小时150英里的速度狂奔在太平洋的海岸道路上。

威廉姆斯尤其喜欢参加和举办各种大型宴会，为此，他不惜重金在太平洋的高级居民区置购了一幢大型豪宅。很多时候，他和宾客们喝得酩酊大醉，毫不顾忌地在地上任意翻滚，他们一致认为，酒精具有超强的“治疗性效果”。

威廉姆斯这种热爱物质享受、抽象思维及绝对的自以为是的性格，在后来的日子里逐渐演变成了兰德公司成员的特性之一。尽管如此，但威廉姆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努力为兰德公司选拔新职员，推动了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扩张，加大了其影响力，并把兰德公司的研究事业拓宽至各种领域上去，还为兰德公司营造出一种成功的学术氛围。

另一方面，威廉姆斯带领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对“运筹学研究”的理念进行了优化，并成功地创立出了一套鉴别政治策略的分析系统。这个系统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评估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决策人及机构以目标为根本做出理性和准确的抉择。这种被称为“系统分析”的先进理论，是兰德公司对决策层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同时也备受争议。基于这种“系统分析”，兰德公司又领先进入了核领域，开始致力于为拓展核武器的应用范围做贡献。

与此同时，科尔博姆同时还雇佣了诸多工业商承包研究项目，比如研究辐射的高强度与远距离传输能力。因此在兰德公司创立的前两年，兰德公司很大一部分的应用科学项目都承包给了各个工业商，比如波音飞机、贝尔电话等，由于承包给工业商的空军研究经费太多，后来，兰德公司渐渐把应用性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体系构造和科学理论上来。

1946年4月30日，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表示说：“军队在武器生产与军事战略方面都需要民间机构的协助……必须绝对支持民间科学机构和工业商自由扩张市场……如果充分降低各种烦琐的限制，那他们将极有可能在军队的发展上作出意想不到的贡献……”

此后，由于空军向兰德公司委派的建议和任务日益增多，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成员也越来越多，兰德公司也因此不得不调整机构，使之成为一个类似于大学中学科目繁多的跨领域机构。

1947年，在威廉姆斯的努力拓展下，兰德公司智囊团的人员又增加了不少。它们都是来自于各个学科的权威人士，诸如来自哈佛大学物理和化学研究的权威乔治·B·基斯塔科夫斯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刘易·W·阿尔瓦雷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等。他们的职责是兰德公司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研制出被视为美国最高机密的氢弹，如果研制成功，其能量比长崎和广岛20000吨爆炸当量还要高出数千倍，杀伤力、毁灭性极强，被称为“秘密武器”。

6.一直困扰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难题

尽管兰德公司里聚集了众多学科的学者和权威专家，但有一个领域是他们永远也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人类心理学——任何一个机构如果缺乏了这门知识或对之抱以淡漠的态度，终将会变得岌岌可危，因此兰德公司决定吸收一位心理学家。

利奥·罗斯顿是一位著名的编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心理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科的专家。他出生在波兰，早先曾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战争时期，他一度在罗斯福总统的副官身边任职助手，还制作过一系列军队方面的影片，这些影片汇集了众多天才导演。

1946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接到了斯坦福大学经济教授艾伦·沃利斯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与从事高级机密工作的威廉姆斯见面。当时，他正在好莱坞从事改编剧本的职业，拥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年幼可爱的孩子，全家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尽管他已经退出政界，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地答应与威廉姆斯会面。

大约几个小时后，威廉姆斯打电话询问罗斯顿，见面时可否带上他的同事科尔博姆，罗斯顿表示随意。当罗斯顿见到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时，他对眼前这一对奇怪的组合感到吃惊。威廉姆斯体型肥胖、嗓门大且不修边幅。与之相反，科尔博姆则身型消瘦、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坚毅。待两人进门后，罗斯顿立即关上客厅的大门，将他们带到会客室，不让妻儿干扰到他们的谈话。

威廉姆斯开门见山地说：“罗斯顿，我们刚才已经对你进行了测试，觉得你很适合从事机密性质的工作，今天的谈话内容会涉及几件机密的事，我们是得到了批准才向你透露的，希望你能对今天的谈话绝对保密。”

在罗斯顿点头后，科尔博姆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有关兰德公司的起源与意义，但是他没有提及高级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研究。等科尔博姆讲完后，罗斯顿直截了当地问：“那么请告诉我，你们今天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威廉姆斯说：“近几个月，我们认为兰德公司的职员结构仍不够完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些兰德公司现有职员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罗斯福关注地问。

“虽然我们自认为是飞机及航空装备方面的专家，但有一个层面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那就是一个重量在160-185之间、长度在5.8-6.0英尺之间的飞行员。”科尔博姆插话说。

……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罗斯顿才真正了解了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的意思。事实上，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直被人类行为的问题而困扰。原来，兰德公司科学家在对广义战争论的研究过程中和测试飞行员在遭遇敌军攻击时的反应，以及怎样打造兰德公司全副武装的防御工程时，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们骤然发现人类心理学对这些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顾问已经习惯了数据至上的思维理念，乃至于他们在人类心理学科的相关问题上束手无策。

于是，他们找到了善于心理学研究的罗斯顿，肯定了他的智慧，想要通过他了解如何提升军队在重重压力之下的自身士气、从哪些方面去揣测敌人的真正意图，以及军队人员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感染个人的行为。

谈话中，罗斯顿说道：“社会科学分为很多种，与人类行为这一术语同等的是社会心理学，它主要侧重于研究个人性格、神态及内心活动受不同环境的影响所起的变化。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性科学。如今，自然科学发展尤其突出，已经深入到了自然的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同时也应该深入发展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并且这两个方面仍要不断地渗透及融合。”

在交谈过程中，科尔博姆由始至终都显得极为深沉。在听到罗斯顿讲解心理学的一些相关概念时，他时而摇头，时而点头，给人一副高深莫测的感觉，以至于罗斯顿这位心理学家也揣摩不透他心中对心理学的肯定程度。恰恰相反，威廉姆斯则处处流露出对新事物的激情和乐于接受的明朗态度。

此次谈话后，他们又陆续见面会谈了几次，兰德公司的其他几位主要职员也有参加，他们商讨的重心是：如何将社会科学这一门广泛的学科引入兰德公司正在研究的艰难项目中。

几个月之后，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告诉罗斯顿，兰德公司已经决定设立社会科学部门，并诚邀他作为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是罗斯顿以热衷文学创作为由婉拒了他们的邀请，承诺只担任兰德公司的顾问。他建议兰德公司在美国纽约召开一场学术研讨会，既可以招募一些社会科学人士，也是一次与外界交流学术的大好机会。罗斯顿还特别提醒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兰德公司的办公场所设在道格拉斯的工厂内，这会影响兰德公司招才纳贤，因为很多社会科学人士都不太愿意屈就在一家飞机制造工厂内工作。另外，兰德公司（RAND）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一些社会圈子里，是某些好战团体的首个字母的缩写，这样也极有可能影响兰德公司的声誉。

1947年9月14日，由罗斯顿建议的学术研讨会在纽约经济协会顺利召开。由于罗斯顿忙于一部新电影的首映式，因此在会议接近尾声前先行离开。沃伦·韦弗主持了整个会议，他所致的会议开幕词可以被看做是兰德公司的信念：“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向往和追求着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理想生活，阅历丰富、洞悉世事、知性明理的生活态度比盲目迷信、随波逐流更重要……我们深深地相信，没有人渴望战争，也同样没有人不崇尚和平，我们都在致力为建设自由和平的民族而努力……因此我们更应该各司其职，尽量改善自己和社会上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你追求的理想生活才会显而易见。”

这次学术研讨会，起到了向外界推广兰德公司机构的作用。由罗斯顿负责公开征集研究项目，兰德公司共收到了100多份研究报告。报告的话题包括美苏经济战争的可能性、预测信息的可靠性等。参与者有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汉斯·施派尔、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牛津大学经济学家查尔斯·希奇等。

7.对兰德公司有深远影响的两位职员

在1947年那个烟雾弥漫的9月，在参与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几十位学者和专家中，威廉姆斯只聘请了两位杰出人物——希奇和施派尔，他们分别担任兰德公司经济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的主管。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余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人员也都陆续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

出生于亚利桑那州的希奇，曾获得过罗兹奖学金，是哈佛研究生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于1943年参军，期满后被分配到战略情报局（现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任职期间，曾为“第八实验部”做过分析运筹。他采用逆向分析评估英国空袭德国的最大效率，得出结论：英国炸弹能击中不到一半预定目标，而击中目标的炸弹仅能对德国造成轻损。可以说，希奇是第一手获得并掌握了运用经济测量法和统计法协助政府做出战略决策的人。

尽管希奇与家人过着舒坦幸福的生活，但是否加入兰德公司却成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然而他仍然被兰德公司的要求所吸引，最终正式加入兰德公司，成为其正式的职员，并从牛津的家中搬至兰德公司在圣塔莫尼卡的办公地点。希奇的加入，对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研究项目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兰德公司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威廉姆斯和科尔博姆等人对他非常重视。

另一位新职员施派尔，他的性格内向而又谦逊，曾是德国的流亡学者，于1933年从纳粹逃离至美国，后加入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学院里还有一些是从奥地利逃亡过来的学者。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他主攻政治，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学两方面的权威人士。而这两个方面正是政治发展和军事战争中尤其重要的因素，并且恰好是兰德公司现在正在进行的艰难研究项目。

施派尔接管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门的工作后，由于很难说服国际政治学专家脱离华盛顿东海岸的研究基地，出于工作需要，兰德公司把社会科学设立了两个研究基地：设在华盛顿的以政治分析为中心，设在圣塔莫尼卡的以研究人类行为为重心；由于一个学科的研究重心被一分为二，且分别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使得威廉姆斯很无奈，他原计划把所招募的社会科学家的才华全部集中在兰德公司，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社会科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点与人文主义理念渗透到数据至上的“刻板”的科学家心里，并将他们有效地融合，弥补缺陷，平衡兰德公司数据第一的分析趋势。

在一段时期里，由于政治科学方面的人士都集中在了华盛顿的政治分析中心，兰德公司总部因为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致使其核战略项目的研究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了数字化测定的研究层面，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位于华盛顿政治分析中心的政治科学家才从东海岸迁移到兰德公司总部。而施派尔在兰德公司后来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为兰德公司提议开展学术研讨会的罗斯顿已经很少参与兰德公司的事务，但仍旧是兰德公司的顾问。直到1954年，罗斯顿和家人迁居到纽约后就彻底退出了兰德公司。但在他任职兰德公司顾问期间，做了两件对兰德公司有着深远意义的事：一是说服了施派尔从耶鲁大学把著名的军事战略分析师兼历史学家伯纳德、布罗迪挖进兰德公司。虽然布罗迪在耶鲁大学的工作被看做是无足轻重，但他在进入兰德公司后，成为兰德公司高级研究顾问，在其所著的《绝对武器》一书中，所阐述的相互威慑的原理，对美国战略决策有巨大的影响，曾一度作为美国核战略的标准原则。二是建议H·诺曼·盖茨克尔（负责兰德公司组建条款起草的律师）与福特基金会联系，争取得到福特基金会的鼎力赞助。

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认为，罗斯顿在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拓展中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

第二章　崛起之路：走向“世界第一智囊”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但是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不脱离道格拉斯工厂，就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与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兰德公司成立理事会，公司所有的盈利都归兰德公司，旨在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而努力。”赢得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兰德公司发展迅速，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商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进而为兰德公司引进了一大批新学者。1949年9月23日，当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兰德公司科学家内森·莱特所著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和尼采的“NSC-68文件”成功地推动了美苏军备活动。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斗争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因此，兰德公司科学家阿罗推出了对抗前苏联的“理性选择”。在进一步基础上，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对博弈论产生了兴趣，进而产生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但是随着“和平共处”这一国际趋势的转变，致使兰德公司的焦点开始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论“系统分析”的研究上。

1.兰德公司重组之路，走向真正的独立

1948年11月，兰德公司工程正式成立为兰德公司。然而这只是名义上的独立，只要兰德公司的办公地点还在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它就会被大家看做是道格拉斯工厂的附属机构。况且，承包兰德公司研究项目的工业商们对兰德公司提供的机密性信息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害怕这些信息会被泄露给竞争对手。另外，兰德公司招募的一批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们也极不情愿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的公司有牵连，他们认为，只要兰德公司还在道格拉斯的赞助下运营一天，兰德公司就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研究。

正如威廉姆斯所讲述的那样，兰德公司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对兰德公司来说一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科学家们不按规律作息的习惯时常发生，对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他们从不自觉遵守。有一个科学家经常是下午两点半已经过去很久了才在办公室出现，而另外一个科学家几乎是深夜才回家，有时甚至不回家。但是关键问题是，兰德公司所在的道格拉斯工厂的大门规定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关闭，次日早晨八点左右打开。由于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工作时间极不稳定，因此，道格拉斯工厂不得不为兰德公司改变了关门的时间，如此一来，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作息时间就更加不稳定了。另一方面，道格拉斯工厂对兰德公司办公地点的黑板没有规定，每个办公室都可以配置一块黑板，但每块黑板却只能提供两到三根粉笔，而兰德公司科学家却要求提供四根粉笔，且是不同颜色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兰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工厂闹得相当不愉快。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但事实就是如此。然而，道格拉斯的管理层则认为，道格拉斯工厂与兰德公司联系在一起，阻碍了道格拉斯公司有利可图的项目开展，相对而言，兰德公司的发展又对母体形成了阻碍。

空军对兰德公司的项目投入了近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但是由于这些矛盾冲突的存在与加剧，致使这些项目的成果收效甚微，对此，空军方面感到无奈和沮丧。但为了避免让人产生空军有意偏袒任意一方的感觉，所以空军对此选择撒手不管。因此兰德公司难以再从空军方面获得有效的项目信息，进而不能有效地开展空中领域的研发工作。

于是，为了解决这些阻碍兰德公司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科尔博姆委托盖茨克尔，拟定了几份方案不一的计划书，为兰德公司从道格拉斯公司里脱离出来作参考。事实上，科尔博姆在此前就已经委托盖茨克尔为兰德公司的独立寻求一条可行之道。

盖茨克尔的方案包括建议兰德公司并入著名学府，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或者将兰德公司转型成为一所盈利机构。但是最终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科尔博姆认为，兰德公司想要实现独立，最好的办法就是转型成为一所非盈利性质的研究和咨询服务公司。为此，兰德公司进行了重组，重组之后，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只要在不妨碍与空军之间的基本义务的基础上，就可以自由从事项目研究，为其他的客户服务。这同时也反映出科尔博姆极度忠于空军（重组前的雇主）的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私人业务可以断，空军义务不能缓。”

兰德公司重组之后的规定是：兰德公司是一个没有股份也没有股东的服务公司，所有的收入都归兰德公司所有，不以赢利的形式分给任何人。在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中如果有利润产生，除去本部门必需的运营资金，余下的钱将全部投入到其他的研究项目中去。此外，兰德公司还将从基金会、研究室、通信领域、金融业等社会各界挑选出精英人士担任兰德公司理事，他们将成为兰德公司的所有者，负责对兰德公司的监管责任，而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与学者都是为他们而服务。

科尔博姆和雷蒙德在与空军参谋长卡尔·斯帕兹签署兰德公司重组文件时，斯帕兹赞赏地说：“大家都对成立一个新公司感到满意，而兰德公司也可以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就如同道格拉斯公司一样。”

经过预算，盖茨克尔告诉科尔博姆，兰德公司重组的启动资金预计需要100万美元。借助盖茨克尔在社会上的关系，兰德公司争取到了富国银行60万美元的贷款，富国银行还答应继续向兰德公司提供余下的40万美元。科尔博姆和威廉姆斯反复强调，重组后的兰德公司主要是推动和促成科学、教育及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都是为了美国公众的利益和国防建设的安全。

值得欣喜的是，重组后的兰德公司的新宗旨与慈善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宗旨不谋而合。当时，在慈善机构中，规模最大的福特基金会也正在进行重组——为科学研究事业和世界和平提供资助。盖茨克尔不仅在福特基金会为兰德公司争取到了急需的50万美元的资助，还顺利地成为福特基金会的主席，因此，兰德公司和福特基金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后来影响美国的两大民间机构。

盖茨克尔在上任福特基金会主席不久，便发表了一项声明，阐述了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统治社会的观点。盖茨克尔认为：“慈善机构的义务不只是帮助需要帮助的团体或个人，更有责任向制定策略的政府官员们提出建议，倡导他们用现实存在的事实代替主观思想的争论不休。”

盖茨克尔这种对待事物保持中立性和客观性的理念，为福特基金会注入了积极而又强大的力量，这在美国实现自由民主化的目标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巨大作用，尽管这种理念艰难曲折而又时常充满争议。

在盖茨克尔与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重组后的兰德公司得到飞速的发展。它不仅赞助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和研究活动，还与众多的工业承包和转包商建立起了友好的合作关系，进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加入到了兰德公司的顾问队伍中来。不但如此，兰德公司在与转包商的一项合作中，还发现了钛的新用途。钛作为一种轻型金属，对超音速飞行器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意义。

为了吸引更多领域的学者，使兰德公司迅速地腾飞起来，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决定将兰德公司变成一所特殊的大学。于是，科尔博姆等人决定改变兰德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比如他们把兰德公司机构中原本命名为“分队”的小组改作“部门”，因为“分队”带有强烈的军队意味。随后不久，兰德公司又招募了许多工程师和数学家，同时还聘请了天文学家、历史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等，甚至还有计算机学科的专家。兰德公司内部囊括了众多学科和领域，因此得以迅速扩展。

随着兰德公司智囊团人员的不断扩充，在兰德公司内部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队精神。不只是对冷战持有共同信念，把兰德公司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还有诸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重要关系（兰德公司作为核武器的研制者，而空军则作为核武器的守护和操控者，况且核武器本身也是军队的超级宝贝）；华盛顿对兰德公司方面的政治压力鞭长莫及；此外，兰德公司的学者们相对都很年轻。

另一方面，在兰德公司里面有这样一条基本定律：参与机密研究的学者只能对同样接受过审查的学者探讨工作，他们就像是地下的秘密工作者一样，甚至于对自己的亲人都要绝对保密。在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拥有国内顶级学科的高学历，其中一部分学者在二战时期还任职过低阶军官。他们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不但如此，他们还确信他们的非凡之处能被社会看到和肯定，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官僚主义风气，因此他们之间也常常发生激烈的唇枪舌剑，甚至于时常争论不休，就算在时隔五十多年后，他们这种居高自傲的态度在今天依旧健在的学者身上，仍然是有迹可寻。

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希望在各个方面都高人一等。他们总是把工作手稿和论文互相流传，这些文章囊括的内容非常宽广，且往往都是一些极具争论性的主题。对此，他们通常都会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对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进行强烈的批评。在各部门的定期会议上，对于所有不切实际的提案，他们总是乐于否决。对此，科尔博姆、威廉姆斯及兰德公司理事会的成员们则一致深信，兰德公司成员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激励其创造性思想的良方。

2.兰德公司成功推动美苏军备行动

兰德公司的确是一个倡导自由的地方，在这里，胡思乱想的想法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一个人会对前苏联性质进行定位，也没有在美国对待前苏联这一问题上做出的政策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和讨论。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似乎一致肯定和坚信，美国本身就是正义的。直到一批具有怀疑精神的新学者成为兰德公司的主力军，以及越南战争爆发后，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对美国政策的正义性才开始动摇，直到破灭。

在兰德公司战略分析师撰写的内部文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在面临前苏联的威胁时，美国曾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这曾是美国人的不幸。因此我们深信，核武器是抑制前苏联势力的最佳武器，同时也是必备的理想武器。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主张抢先发起核攻击，这将是拉开美国主导世界的帷幕。”

在兰德公司里，学者们一直坚信并声称莫斯科正在筹划吞并整个世界的野心。内森·莱特作为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他所著的《政治局运作法则》一书中写下：“前苏联在其所谓的教义的驱使下，想要征服全世界的人们和领地，对于这种行为，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武器（意指核武器）才能打消其嚣张的气焰和扩张的声势。”这些内容在当时成为兰德公司所渲染和推崇的军事信条。

二战结束后，莫斯科（当时的前苏联核心）的势力开始渗透到东欧，1946年，美国驻前苏联前大使凯南给杜鲁门总统发回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中，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凯南建议，美国只需要提高警惕、加强警戒即可。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大国，美国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最佳的选择是采取遏制战略——在他看来，美国军事武器的威胁已经足够打消前苏联的不轨意图。接下来，凯南又在外交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些有关于前苏联行为根源的长篇大论，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的观点和建议曾一度作为美国对前苏联政治行为的原则。

直到1949年9月23日，前苏联宣布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怀疑是潜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间谍把原子弹的关键技术泄露给了前苏联政府，为此，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对共产主义恐慌的狂潮，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美国嫌疑共产主义分子和拥护者举办了听证会，无名小卒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声称，联邦政府隐藏着共产主义的惊天阴谋。随后，美国政府开始针对共产主义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迫害共产主义的运动中，受害者之一竟然有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理由是怀疑他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甚至极有可能是隐藏得最深的共产主义间谍。因此，他被剥夺了政治安全审查的权力，且不可再参加政府机密工作。

前苏联第一颗元子弹的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对整个美国震动很大。为此，美国改变了凯南提倡的对前苏联采取遏制的政策，转变成莱特所推崇的军事力量打击。而对这一转变政策起到催化作用的正是保罗·尼采。尼采是兰德公司著名的非正式职员，是前华尔街有名的银行家。二战期间，他曾担任轰炸研究组的副主席。工作中，他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亨利·阿诺德、科尔博姆和李梅相识。他写过一份名为NSC-68（被美国命名为第68号文件）的文件给政府安全委员会，NSC-68文件以莱特的战争理念为根本，预见性地提示美国政府警惕“前苏联政府吞噬世界的野心”，以及对美国造成的持续性威胁。前苏联野心勃勃的思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霸权主义国家，一种全新的信仰给前苏联政府注入了无限活力，这种信仰与我们的信仰背道而驰，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前苏联想让全世界都臣服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下，从而成就自己的宏图霸业。为此，前苏联政府就必须要彻底推翻非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机构，进而重新建立起屈服于前苏联政府的国家机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前苏联正在竭力策划征服整个欧洲大陆，这与法西斯同盟的行为相差无几。而美国将被视为反苏维埃势力的核心，而前苏联实现霸业的第一步，必须也必定会将美国列入首个军事摧毁目标中。

在NSC-68文件中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随着前苏联核能力的不断增长，前苏联或许正在筹划一次突击性的军事进攻。报告还预测性地说，1954年将会是最危险的一年。除非美国从即刻起，加强国防巩固能力，并采取实质的军事行动，否则将无法避免受到突击性军事攻击的可能。

直到前苏联支持北朝鲜对南越发动军事侵略时，NSC-68文件才被呈报给总统杜鲁门。尼采关于前苏联霸权主义的预言由此应验。此时，作为南越盟友的美国对国防预算增加了近400亿美元，同时还将NSC-68文件列为国防政策。

到1950年时，美国已经拥有了近298颗原子弹，虽然美国知道前苏联当时只拥有少量的原子弹，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之下，美国还是做出了最坏的打算——前苏联政府已经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兵工厂，它的空军随时都有可能受命把炸弹运到美国。对此，兰德公司持肯定态度，这源于尼采的《政治局运作法则》和尼采的NSC-68文件，而这也正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倾向妄想与多疑。

3.对抗前苏联的新学说——理性选择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同时在意识形态与西方文明上也存在着争斗。二战末期，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无法再适应国家的趋势，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专家约瑟夫·琼彼特肯定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末端。”苏维埃共产主义们则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必然走向”。苏维埃所信奉的黑格尔历史趋势论便是马克思工人阶级心中的天堂。苏维埃共产主义这样认为，尽管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通过个体得以展现，但是集团的思想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个体的价值也是体现在其所遵守和服从集体思想与意志的程度上。但是这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独立意志等理念截然不同。

为了与共产主义的信条相抗衡，二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企图构筑一种新的学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共产主义的教条、取代极具压迫性且声称全知全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1950年，兰德公司经过精心思考后推出了一种名为“理性选择”的新学说，理性选择这一新体系的宗旨是“个人享有一切自由选择的权力”，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力也包括自由犯罪。作为兰德公司经济学专家的年仅21岁的肯尼思·阿罗，便是这一新理念的主要拥护和研究者。

阿罗在兰德公司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一直被列为兰德公司的绝密研究，对于阿罗的个人资料和研究项目外界却知之甚少。兰德公司的一位学者透露，1948年，阿罗以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兰德公司，当时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的研究生。阿罗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就接受并通过了机密忠诚度的审查，并参与了有关前苏联建立集体“效用函数”的研究项目中。效用函数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行为建立起的一套固定的可选择的参数，也就是指用什么样的选择会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他们是否决定进军波兰或其他国家，他们又将会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展开什么样攻势等。尽管这看似太难，但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及其需要这样一个函数，以便兰德公司模拟出美国在和最大的对手前苏联的核冲突战争中前苏联领导者的行为——正如捉摸不透的前苏联缔造者约瑟夫·斯大林。当时有关斯大林领导体系的信息几乎是密封的，因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只能用近乎于猜测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工作。

阿罗在工作中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建立起一个有关于前苏联的效用函数，为此他假定了一个检验集团效用函数的条件，也就是说，分析一个集体团队如何选择一组参数，并且能使每一个成员都感到同样的赞成和满足。阿罗分析认为，这一组函数的集体选择假定可以进行公理化排序，即特定预期的函数条件1、2、3等，那么经过综合分析就可以得出这个集体最终的一组函数。对于这样的结论，阿罗感到有些意外，他认为，如果参与者在两个人以上，那至少将面临着三种以上的不同结果。对于这种情况，除非是参与者中有一个“独裁者”或者是某个参与者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外的参与者，否则，这个集体的意愿便无法达成一致。

因此，阿罗和其他的“效用函数”战略分析师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们假定生活是具备确定性的。这种假定性的研究是调查人们特定行为的数学预测法，并按照这种预测推理的选择顺序录入表格中，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人的选择方向。如此一来，“效用函数”的研究工作在阿罗的定论下就成了数字化的游戏，其逻辑思维往往是可笑至极的谬论——凡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选择一概置之不理。数学预测化和表格的排列可以采用保险精算和支出展开分析。但个体心理和集体思想却是变幻无常的，因此阿罗的数字化分析对此根本不适用。尽管这被很多人说成是一种误导性的选择倾向，但1950年时期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痴迷于阿罗的用数字计算方式来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感到高兴的是，他们在数字生活研究过程中有了一种新的发现，从而使得西方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阿罗的新发现即“集体理性决议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是行不通的”。虽然阿罗的这个新发现被称之为逆论——不可能的定理。但他却提出了人们难以推翻的数学论据，多种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也为之动摇。并且阿罗还用这种新的理论假定了一种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而威胁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集体意志观念。对此，阿罗借用了大量的实证哲学理念，例如科学真理、公理化方法及个体互动的哲学原理。

阿罗假定个体都是具备理性的，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倾向——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倾向与国家文明无关（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个人的选择相对依赖于文明条件），认为这是整个人类都具有的共性；另外，阿罗假定科学是具备客观性的，生活中科学规律普遍适用于生活；比如在二战之前一些经济学的专家们便提出，选择体系是不以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区分的；阿罗还假定个体选择是集休决定的最终裁判员，用“消费者自由选取”这个说法可以体现个体选择是构筑任何经济学说的基石。

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阿罗学说为“理由选择”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它推崇个人主义与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及集体统治理论。换句话说，阿罗用科学的客观性告诉我们：“集体说明不了什么，最终的裁定者还是个体。”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阿罗的“理性选择”论已经成为政治和经济学科方面的理论支柱。20世纪60年代，兰德公司大部分的学者们都去了联邦政府任职，因此阿罗“理性选择”论中的假定自我利益决定人类行为的理论得到了证实，从而使西方政治文化基础发生了改变。比如利他思想、宗教主义及爱国主义在经过现实的历练之后，也不过是利己的变体。

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企业，则企业的一切社会责任都被豁免，企业仅仅只需要向各股东负责，整个企业就好像处在社会的真空层。如果将阿罗的理论用于政府官员和政治机构，所有大公无私等品质将被否定，他们追求一己私欲和预算扩大化，并将自我扩张的“勤奋”和带有弊端的政府结合起来。就此而论，阿罗的“理性选择”在基本意思上与罗纳德·里根总统曾说过的“政府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的名言相一统。

4.博弈游戏——著名的“囚徒困境”

与阿罗“理性选择”这种革新理论相类似的是兰德公司的成员威廉姆斯领头掀起的“博弈论”。博弈论是指研究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1950年，威廉姆斯迷上了博弈论。于是他聘请了兰德公司顾问约翰·冯·诺伊曼作为兰德公司的全职职员。诺伊曼是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数学专家，也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他穿着守旧、态度谦和，会说七个国家的语言，同时他还是一个酷爱儿童游戏和嗜酒如狂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只要是他浏览过的书就可以整本背下来，还可以一字不漏地朗诵50多行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另外，他和威廉姆斯一样，在前苏联问题上都持一样的观点，强烈支持先发制人，对前苏联发动战争。

大部分数学家一致认为诺伊曼在代数学和点阵理论方面有着显著的成就。事实上，在冷战时期，诺伊曼最大的成就却在于“博弈论”。他还和经济学家奥斯卡·莫根施特恩合写了一本名为《博弈论和经济行为》的书，此书的观点与理论为博弈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书中，诺伊曼和莫根施特恩两人设定的游戏参与者都是具备理性思维的，而任何一种特定的情形都有一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及一个理性的成果。诺伊曼还设立了一种名为“零和博弈”的专业术语，它的意思是说在某些情形下，游戏中任意一方的得与失必然意味着对另一方的损害。为此，他还创造了首例“极大极小”的定理，意思是指假定参与游戏双方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每一组特定的“零和博弈”双人参与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博弈论的核心地方，并且聘请了一大批著名博弈论专家，诸如后来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约翰·纳什、著史的经济学专家苏埃德·夏普利、梅里尔·弗勒德等。事实上，在那个时期中，几乎所有博弈论的代表人物都和兰德公司有着某些方面的联系。在当时，兰德公司有关博弈论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各个领域，比如经济学、计算机、商业及生物科学等方面。

值得提到的是，博弈论最初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著名的“囚徒困境”，它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极具显著性的例子——反映出个体的最佳选择而不是团体的最佳选择。“囚徒困境”正是兰德公司博弈论战略分析师们研究成果中最著名的一项，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历史中，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对人们影响颇深。因为在现实中，类似于这样的“囚徒”很多，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

当时，兰德公司的博弈战略分析师们作出了这样一个假定：警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之下，逮捕了两名嫌疑犯，并控告他们犯了偷窃罪，被偷的是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失窃的珍珠却未能找到。于是警察将两名嫌疑犯隔离审讯，在他们绝对无法互通消息的情况下，警察分别对他们承诺，只要一方愿意透露珍珠的藏匿地点，警方则会从轻发落，仅在监狱服刑6个月。而不坦诚交待的一方则需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在监狱服刑10年。当然，如果双方都说出了珍珠藏匿的地点，那么他们将分别在监狱服刑2年。任何一方在做出选择后都不可以撤消或更改自己的供词，也无权得知另一方的选择。然而两名“囚徒”都很明白，只要他们彼此保持绝对沉默，也就是说坚决否认偷了珍珠，在警察找不到珍珠、又拿不出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么两名“囚徒”将双双被释放。

兰德公司博弈论的战略分析师向参与“囚徒困境”实验的人员提出问题：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保持自己所坚信的绝对沉默，并且希望自己的同伙也守口如瓶，从而让警方对你们无可奈何，进而双双逍遥法外？或者选择供出实情以求自己得以减轻罪行，背叛自己的同伙，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实际上，所谓的“囚徒”之间的合作与背叛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因为支持背叛的人认为这样的选择无疑是双方同时进行的，况且任何一方的选择都无法影响另一方的选择，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尽量为自己赢得最大的利益。因为他们始终认为公众的利益源自于个人利益的集合，正如亚当·史密斯等支持背叛的人，他们相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正在引导着另一方，因此他们可以不惜代价将最大的困境抛给他人。

支持合作的一方则认为对方都很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彼此都只字不吐，那么最后的结果将会是获得自由的同时还拥有了价值连城的珍珠。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对方就会做出跟你同样的选择呢？谁能担保对方不做出自利利己的举动呢？所以，选择合作的双方就必须要保持一种绝对的信任，而信任的回报也的确是及其有利的。

因此，合作才是博弈论研究的根本追求，研究彼此间的冲突是为了双方更好的合作，因为，无论在社会的各种领域来说，合作都是社会最基本的形式特征。随着博弈论陆续扩展到了社会各个研究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的学科。然而，个人的理性选择只是个体的主观思想，博弈论没有对之做深层的分析，因为它不是博弈论的研究主流。博弈论的研究核心是根据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人相互间稳定的、互动的行为，找到与之往来的决策群之间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占优策略均衡。

其实，在普遍的自然状态下，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所研究得出的均衡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对参与者都不利，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困境；对参与人员有利，但对其他人员不利；对其中一部分的参与人员有利，而对其他参与人员不利，这也就是一种社会公平问题的体现；对参与人员都有处，对社会也有利。由此可以看出，博弈论的价值不仅是对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解释和预测，其核心也在于为永远都可以存在的合作提供科学依据，使之发展得更稳定。

尽管真正精通博弈论对于人生的选择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博弈论的核心价值在于怎么通过制度设计来克服人们博弈所处的尴尬状态，例如两败俱伤，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社会合作，追求长远利益，达到国家民族的和谐状态，这就是博弈兴邦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囚徒困境”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它要表达的观点简化下来就只有一点，那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冲突。把“囚徒困境”用于社会和政治中，将对整个国家起到重要的影响——选择武力？战争？合作？和平？

核弹的创始人兼原子能总顾问奥本海默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向美国政府建议不要研究氢弹，从而为人类消除恐惧，遏制全面战争的爆发。换言之就是，美国政府告之前苏联领导人说：“我们美国不会制造氢弹，所以你们也不要研究氢弹。”美国政府对于这种理想主义观点回答说：“‘以身作则’去要求一个极端的对手放下武器是及其不理性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最终在1950年开始研制氢弹。

兰德公司博弈代表们研究发现，不同的测试人员对“囚徒困境”所体现出的反应，可以即刻反映出被测试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比如奥本海默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选择合作相信同伙。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他们这种人愿意以身试验。比如他们希望政府提高税收，从而让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维护好公共利益，进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同时，他们还向往不同的国家之间能通过联盟和谈判的方式维系整个世界的和谐共存。

“囚徒困境”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及前苏联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矛盾：为了避免其中一方先发制人地采取军备行动，而另一方的武器又不足以抵挡的局面，美苏两国都声称彼此解除核武器。尽管如此，但双方都不愿主动解除核武器，而是小心翼翼的提防——用博弈论来解释就是，美苏都对彼此充满了不信任感，因为他们都担心对方会做出背叛的行为，这种相互猜疑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才彻底消除前苏联的安全隐患。

其实，在博弈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已经得出结论：“囚徒困境”本身就没有一个最终的、真正的答案。通过被测试者的情绪倾向断定，无论是选择合作还是背叛，都属于一种理性的行为。换言之，那种情况下，无论是选择合作或背叛都一样艰难，需要及其理性的判断。可见，把这样一套博弈规律和定论作为巩固国家国防的打算是不可行的。对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大失所望。

1953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过世以后，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断然放弃前苏联过去的全封闭式主义，积极寻找机会与西方进行接触，争取“和平共处”。兰德公司博弈论的研究家们原本试图用博弈论来预测前苏联无法预知的战争行为的目的也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

5.系统分析——战争科学大统一论

国际关系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使得兰德公司的焦点由博弈论转变成了威慑政策——一种在兰德公司中被称为典型的工作流程，即“系统分析”法，这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威慑政策领域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则是源于美国对前苏联先发制人的军事作战方案。

“系统分析”这个概念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爱德·帕克森在1947年提出的，当时的兰德公司依旧附属在道格拉斯公司的名下，帕克森在威廉姆斯的授意下负责军事评价部门的工作。帕克森曾任美国陆军航空兵的顾问，在1945～1946年间，还担任过战略调查委员会的顾问。帕克森性格粗鲁，并且吸烟成瘾，他乐于否决其他兰德公司同仁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报告，曾经在一次“谋杀委员会”的分析报告会上，因为他严厉的评论导致一些战略分析师当场晕厥。

系统分析的理念源于二战时期的“运筹学研究”，然而，二战期间，运筹学研究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始终要依赖于数据统计学，也就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数据作为前提，运筹学研究也就无法进行，又或者根本起不到作用，而仅仅局限于系统本身就存在的信息里。比如在研究轰炸机阵形时，运筹学研究可能会提出：已经拥有的轰炸机能够摧毁对方多少间工厂？在什么样的飞行速度和高度下，轰炸机才可以有效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并且能够将损失降低到最小？系统分析研究时则会提出：我们想要摧毁的敌人工厂目标是什么类型？数量是多少？这些工厂配备有哪些安全防护措施？为了我们的轰炸计划彻底成功，最佳轰炸机的类型和需要飞行的路线是什么？哪一种载弹量最能支撑轰炸机作战能力及载弹负荷？

“运筹学研究”与“系统分析”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后者则是涉及系统本身需要改变的问题，并争取从多种尚未进行具体设计和操作而又可供选择的系统本身进行选择。系统分析的特点在于研究中不稳定性因素和自由度非常大，当然也有其一定的难点，那就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

虽然系统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不同的是，虽然每个人都在假设某些事实的存在，但是像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这样相信且愿意去挖掘的实则太少。帕克森和兰德公司的其他同仁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简明的观点——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于明确的目标。在假定某些系统存在的基础上，努力寻求最佳的分析结果。

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系统分析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方式——适应某种假定存在的环境。另外，系统分析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典型的西方国家精神——拒绝现实的束缚。同时，系统分析本身还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前还不具备实现这个目标的条件，将这些因素创造出来有何种难度？怎样去创造？多少时间能够完成？

可以说，系统分析是一个超越了平凡的概念，它摒弃了现实有限选择的思维模式，力争用自己的思维和意愿去改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对人类本身无极限的创造力充满着信心，体现出了一种“是的，我们能”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国精神，也是全人类的梦想，更应该是全人类的精神，认可现实、坚忍不拔、对未来充满希望。另外，它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使人们领悟到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没有什么不可能完成的事，只要你有克服障碍的决心。

尽管理论上是如此，但系统分析也有其独特的难点——详尽并精确地分析所有假定的条件，从而为提出所谓的正确的方案做准备。这也是当时系统分析研究项目上存在的最大隐患，假定或未经证实的标准将会形成误导研究结果的因素。因为，系统分析的研究方法需要将一个具体问题的所有细节都进行拆分量化，比如轰炸中飞机的类型、飞行高度、载量负荷等。从广义来说，如果一种个体无法进行拆分量化，那么该个体就是非理性的，在系统中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数据决定一切”，然而，遗憾就在这里，对于这种非同小可的研究项目，当时大部分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内在的缺陷。

在1949年9月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兰德公司李梅等人强烈地意识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还不如先发制人。于是，在得到空军的授意下，科尔博姆让帕克森设计出一种利于作战的“最强”轰炸机，以便和前苏联对抗。为此，帕克森拟订出了一个军事作战方案，在方案中就阐明了系统分析的利与弊。

帕克森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在和敌军大部队作战时，双方之间的冲突可定义为战场策略，比如士兵人数、轰炸机及武器等因素，而飞行的方式、速度及飞行器的射程等每一个细节的操作也会进一步分化到各个系统，进而牵动整个战场或战场中某个特定的战役，因此帕克森认为，只要自己把战争中所有的作战因素拆分量化，就可以得出正确的战争科学论。

于是，帕克森集中精力，从空投炸弹开始研究，他选择了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作为分析对象，亚音速载人飞行轰炸机是以涡轮螺旋桨为驱动，相较于音速半涡轮喷气式飞机而言，成本要低得多。接下来，他从预期伤亡、保护性歼灭及目标覆盖率等方面集中分析了飞机的成本和性能，同时也包括人力、平民、食物、医药及维修器材等作战系统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因为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变量关系需要展开大量的计算，所以兰德公司自己研制出了尚未成熟的计算机。

另外，在兰德公司总部的地下室里，帕克森还设立了空中作战机密研究室，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模拟作战实验——飞行员可以在室内操作飞行器，在投影出来的“真实战场”中迎战敌军的飞机。历经两年的分析研究，帕克森将模拟演练的作战情形与二战时期真实的战争数据进行了比对，却发现从模拟战场所得出来的战争理论与现实有着巨大的反差。因为，在空战模拟演练中，飞行员所袭击的目标可以达到60%的杀伤率，而真实战争数据反映出的飞行员目标命中率仅仅只有2%。

帕克森的模拟空战中基本上没有顾及到无法预测的人类反应（因为在真实残酷的战争中，不排除飞行员有可能避免以身试除的行为），而是固执地进行着轰炸机的研究，他和成员们考虑到了诸多变量，比如优先轰炸路径、范围、预期的敌军情况，并设计出了40多万种轰炸机的类型。终于在1950年，帕克森和成员们发表了一篇名为《战略性轰炸的飞机系统比较》的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军事作战过程中严密的科学规划过程。兰德公司对此份报告抱着很大的希望，不料，空军方面却严厉地否定了这份报告，接连几周内，空军仍不断批评兰德公司在研究轰炸机的项目中犯了一叶障目的致命错误，无疑，这给了兰德公司重重的一击。

帕克森在袭击前苏联的策划中，计划用推进器已经过时的空载轰炸机袭击前苏联，此种作战规划引起了空军的强烈不满，空军高官们强烈指责兰德公司这种无视新型武器的做法。自1944年起，空军在新式武器的研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名为“B-52平流层堡垒式”的喷气轰炸机，而现在却听到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建议采用效果甚微的空载轰炸机作战，这种想法严重忽略了空军此前的所有努力，为此，空军断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果。尽管帕克森和成员们对此进行了精湛的分析比对，但是空军却没有放弃成本顾虑，导致创新技术未能显现，报告无疾而终。

帕克森在轰炸机的研究过程中还犯了一些基础性的错误，这也严重破坏了他精心构筑战争科学大统一的理论。比如他计划将战争集合待命区设在纽芬兰，这和空军把轰炸机运到海外，从前锋位置发起攻击的方案不相符合。而帕克森也没有考虑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可用的裂变性材料紧缺，不足以生产出大量的轰炸机。同时，研究报告对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程度置之不理（在追求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系统分析”已经抛弃了个人主观情感，而是将之作为一种类似于数学结构的东西而存在，武器与人员的毁灭，在战争中看来也再自然不过了）。空军认为，帕克森这种把飞行员的伤亡看做是轰炸机受损或毁灭的观念，让他们惊骇不已。帕克森制作出的成本分析透析图，也是战争的焦点，完全无视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

未经检验的标准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为了挽救这份研究报告，兰德公司将之转交到了一个名为E·J·巴洛的工程师的手中，巴洛接手后，清除了原来报告中自命不凡的观点，最后，原本长达百页的报告只剩下了十六页。巴洛说：“系统分析方法的本身是可行的，只是我们从未想过仔细去研究其拆分量化的趋势，它们也因而被我们排除在精心考虑之外，尽管有些因素是可以拆分量化的，但由于其结构过于烦琐，我们也只是有心无力，这是系统分析法报告内在的最大隐患。此外，系统分析方法有着及其严格的要求，往往需要提前六个月确定空军提出的问题，但通常是在我们完成问题分析的时候，原定的问题却又发生更改或已经不存在了。为此，我们感到很无奈。”

1951年，兰德公司又将修订后的系统分析报告呈交给空军，但仍旧未能得到空军高官们的肯定——如果系统分析的研究成果真如报告所示，那么空军对此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然而系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它并没有因此而消亡。研究中需要用到的量化技术逻辑思维，却给空军和飞行器制造工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些量化技术与实际研究结果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帕克森及兰德公司成员未能理解到这项研究中蕴含的空军的真正意图——借兰德公司理性的系统研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争取让固执的国会采取更新、更好的军事装备，从而为空军争取到更多的军需预算。但是当兰德公司的领导人们看到此项研究已经没有再挽回的意义时，开始将战争科学统一论的研究转向范围较小，并且更为具体的研究项目上，因此技术也相对简单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些研究中，其中有一项研究使兰德公司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民间咨询机构。与该项目一起闻名于世的是一位逻辑数学权威专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同时他也是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发起人。沃尔斯泰特在帕克森的系统分析基础上，将全部精力集中用于简单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并将自己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卓越的科学技术融会贯通，创造出了令兰德公司乃至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国防科学——核战略。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让兰德公司独领风骚的同时，也成为兰德公司的领军人物。

一时之间，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世界是否会被令人悚然的核武器摧毁成为人们大为关注的话题。兰德公司核战略研究组的科学家们也因此登上了救世主的位置，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将左右整个人类的命运，而沃尔斯泰特也成为核战略专家组的领袖人物。

第三章　巨擘云集：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

兰德公司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神速，是因为有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在幕后操控着兰德公司的发展。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作为兰德公司国家安全分析专家、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这样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机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或许，人们会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巅峰成就的背后竟然有着一桩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秘密让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过去呢？与沃尔斯泰特一样，同样自命不凡又拥有强烈优越感的赫尔曼·卡恩，他又有着如何独特的行事风格，他所编著的《论热核战争》又会给兰德公司乃至于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样，轰动整个美军的《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的编著者伯纳德·布罗迪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所说的“核战争一旦爆发，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类伤亡，或许，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毁于一旦，未来的世界将黯淡无光”又否能令美国相信？

1.艾伯特·沃尔斯泰特——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仅是逻辑数学专家和核战略专家，还是一位美学家。他早在少年时期就被艺术深深地吸引。沃尔斯泰特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唱片公司，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然而，在沃尔斯泰特刚满四岁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又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年少的沃尔斯泰特对歌剧情有独钟，他频频去大都会歌剧院，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沃尔斯泰特早年还加入了现代歌舞剧团，是一位颇有艺术细胞的音乐家和画家，还曾担任过梅耶·夏匹罗（著名艺术史专家）的个人助理。但沃尔斯泰特最终还是选择了朝科学技术领域发展。

沃尔斯泰特有着魁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同时他又及其自信甚至于到了自负的地步，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尊贵气派。他对新生事物特别关注，无论是艺术还是国防，只要是最新、最前沿的概念他都愿意留心关注，并且会对这些新型概念进行谨慎的测验，从而将它们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沃尔斯泰特和妻子罗伯塔·摩根有很多相同的爱好，结婚时，他们选择在墨西哥共度蜜月，主要是为了去欣赏墨西哥著名壁画家的众多作品和古老的金字塔。二战中，沃尔斯泰特在国家住房与生产局就职，但他依旧时时关注着艺术家们的作品，还为一些艺术家们做担保，帮助他们赢得美国居住证。他交友广泛，所结交的朋友中，各种领域的艺术家都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当时担任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置购了一幢二层楼的大房子，房子出自著名的建筑大师约瑟夫·凡德卡的妙手，它坐落在好莱坞的一片山区中，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虽然房子周围是大片的森林，但室内光线明亮、环境优雅怡人，木式的地板、保真的音响系统及可滑动式门窗，美轮美奂的房子处处散发出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如此，沃尔特斯泰还聘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园艺设计师勒特·埃里博为房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后花园，在后花园的圆形水池里，还种有极具异域风情的青竹。

沃尔斯泰特从家里驱车去兰德公司总部只需要半小时，每天清晨，沃尔斯泰特或摩根把女儿送到韦斯特学校（韦斯特学校是沃尔斯泰特与朋友合资建立的、位于圣塔莫尼卡的一所先进学校）后就开始去上班。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在近乎于森林般的天堂里，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诗意般的幸福生活却被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破坏了。20世纪50年代中，约瑟夫·麦卡锡等参议员极力主张发起政治迫害运动，目的是要彻底清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联”者。

当时，沃尔斯泰特的朋友查理·卓别林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查，理由是怀疑卓别林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沃尔斯泰特劝卓别林退休，参加韦斯特学校举办的《城市之光》放映会，卓别林歉意地婉拒了，因为他的确太不愿意参与类似的活动，尽管他的孩子正就读于韦斯特学校。另外，因为政治追查，卓别林害怕在放映会上被众人排斥。但是在沃尔斯泰特的一再坚持下，卓别林最终还是答应出席《城市之光》的商业放映会。在放映会上，卓别林夫妇不愿引起公众的注意，便选择在一处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但是作为《城市之光》导演之一的沃尔斯泰特特意上前挽起卓别林夫妇的手，带他们坐到了放映室的最前排，此举旨在告诉大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有的政治观念差异根本不值一提。

沃尔斯泰特的邻居施沃伦全家也遭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迫害，自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办了听证会及好莱坞出现了红色恐慌事件以后，施沃伦全家一直遭受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和审查。

那段时间，施沃伦夫妇迫于压力，借宿在沃尔斯泰特家里。这天，他们正在聊天的时候，沃尔斯泰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沃尔斯泰特接起电话说：“您好！”电话那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们现在要求和施沃尔夫妇谈话。”

沃尔斯泰特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然而对方坚持要求施沃尔夫妇接听电话，沃尔斯泰特说：“请先表明你们的身份，我可以替你们转告施沃尔夫妇。”

电话里的男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想要向施沃尔夫妇咨询一些问题。”

沃尔斯泰特听后依旧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况且，他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我想，他们和我的想法一样，没必要再回答你们所谓的问题。请不要再来打扰了，谢谢！”

沃尔斯泰特挂断电话，施沃尔夫妇和他的妻子罗伯塔都瞠目结舌地盯着沃尔斯泰特——一个顶级的核能分析专家，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绝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

沃尔斯泰特轻松一笑道：“我想，他们这些人应该不会再来烦扰施沃尔夫妇了。噢，罗伯塔，我们得出去了，迟到可不是你我的行事作风。”于是，温柔的罗伯塔优雅地挽着沃尔斯泰特的胳膊一同去参加宴会。

此后，在施沃尔夫妇借宿沃尔斯泰特家期间，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可以想象，沃尔斯泰特轻松淡定的心态背后，怀着一颗正义坦荡之心，当然，不可排除的还有他本身的权威。

沃尔斯泰特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且对待朋友真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及其引人注目，而且他曾经是共产主义基层成员。

对于沃尔斯泰特这样一段过去，大多数人们很难不去设想——沃尔斯泰特作为核威慑战略的发起者，并决定着核武器的使用地点、时间及方法，如果他曾经那一段激进的过去被披露，很难想象美国会发生什么变动。当然，如果被披露，首先沃尔斯泰特极有可能立即被免职，而他费尽心血的核轰炸机布局和基地这两项至关重要的研究计划也可能无从谈起。当时，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对前苏联的核攻击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或者说这份报告是另一位兰德公司分析所撰写，那么前苏联发动毁灭性的核攻击极有可能就不只是一种设想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的报告能与沃尔斯泰特的相媲美。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不仅遏制了前苏联可能发起的核攻略，也给兰德公司带来了好运和威望，同时也促成了沃尔斯泰特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为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席顾问。

关键是，沃尔斯泰特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年轻时那一段激进的过去成功地隐匿起来，从而使他的政治生涯和基地研究报告得以顺利地发展呢？况且那一段政治迫害运动也波及了整个兰德公司——联邦调查委员会要求所有从事国家机密研作，尤其是参与核战略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必须接受最高级别的安全忠诚度调查。如果其或其亲属关系人员被怀疑曾有过左派倾向或经历，联邦调查局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列入左翼分子的追查名单。

沃尔斯泰特的同事兼朋友J·C·C·麦肯锡未也幸免。麦肯锡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当联邦调查委员会以他的性取向会使他遭受共产主义分子的要挟为理由，怀疑他是左翼危险分子，从而给他贴上了随时听候调查的标签。为此，麦肯锡及其无奈地找到沃尔斯泰特，表示自己有多么无辜：“我的性取向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怎么可能有人用泄漏这件事来威胁我呢，这一点也不符合逻辑。”尽管如此，科尔博姆依旧解雇了麦肯锡，科尔博姆说：“我为麦肯锡感到惋惜，这令我们感到很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被兰德公司解雇后不久，麦肯锡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余生，同时他的死也给美国人留下了一个问号。

作为沃尔斯泰特前朋友和同事的丹尼尔·艾斯伯格解释说，之所以沃尔斯泰特过去那段激进的岁月未被曝光，是因为美国自发生经济大萧条以来，就形成了激烈的意识斗争形态，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个理由听上去牵强得有些出人意料。在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经济衰败和普遍反犹太主义的偏见思想相融合，掀起了一股理论反思的浪潮，从而促成了纽约派的诞生。纽约派是由一群贫困的、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社会，打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是文化界和科学领域的名流、巨擘和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界的巨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及沃尔斯泰特等著名人物，这些知识名流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大多数居住在纽约，因此，故称“纽约知识人”或“纽约帮”。

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被社会主义深深地吸引，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变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变体包括前苏联布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斯泰特的哥哥进入到免学费学校上学时，崇尚共产主义的他们就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成立了几个小饭厅，除了一些单纯只是去用餐的学员外，各个班级的年轻学员们经常趁三餐时聚拢在一起，对彼此不甚明确的观点侃侃而谈。他们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争论不休，并且总会将彼此不同的观点记录在小本子上，有些学员甚至把这种事情当做是一种业前训练，为以后进入科学领域、军事领域及媒体和法律界做铺垫。克里斯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与格雷泽、贝尔三人合作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该杂志最初被定义为一本左翼刊物，自发行开始就不断地反映出创刊者们的政治思想，最终该杂志演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者们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该杂志还改变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面貌。

在20世纪3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也进入了被称为“培育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温床”的学校中，不同的是，沃尔斯泰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活动并不太热衷，而是潜心钻研数学领域，十七岁时，他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命题与论据的结构》论文，当时这篇论文的反响相当热烈，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极力赞赏，爱因斯坦声称这是他所读过的论文中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最清晰、最强的一篇。当时爱因斯坦还邀请了沃尔斯泰特去他家中做客，一起喝茶探讨这篇论文。

后来，沃尔斯泰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那里，沃尔斯泰特开始步入他的激进主义活动生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沃尔斯泰特深刻地感受到逻辑学这门学科很难维持现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促使他有了从事政治工作的想法，经历过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沃尔斯泰特始终相信国家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申请了奖学金，转到晨边高地研究院攻读法律专业。他还研究了当时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并把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用正规的数学公式体现出来，以此综合比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同时为兰德公司后来把信条简化为数字或等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历史学家艾伦·沃德声称，沃尔斯泰特还曾经加入了革命工人联盟——一个从共产主义团队分裂出来的独立小组，由新托洛茨基主认者建造。官方共产主义指责革命工人联盟严重违背了列宁主义思想和基本理念，而革命工人联盟的创始人B·J·菲尔德在1932年被逐出共产党后，在1934年菲尔德领带工人联盟参与了纽约饭店罢工活动，一万多名服务员集体罢工，在支持革命工人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就有沃尔斯泰特和即将成为他妻子的罗伯塔在内。

虽然沃尔斯泰特偶尔也会间接地触及那段激进的岁月，然而不同的是，他从来都不会袒露自己曾是革命工人联盟的一员。沃尔斯泰特认为，既然革命工人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已经变成纸屑，不知被风吹去了哪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提及那段过去。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斯承认父亲的交际圈确实存在着某些激进知识分子，但父亲却没怎么参与他们的活动；沃尔斯泰特的朋友雅各布曾表示说：“或许沃尔斯泰特是某个激进派的成员，但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属于哪个激进组织。”而沃尔斯泰特的朋友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沃尔斯泰特曾经邀请我加入革命工人联盟组织，当时他透露该组织的总部设在联合广场北边一幢毫无掩饰的两层建筑物中，该组织的成员们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讲座。”

沃尔斯泰特这段激进的过往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沃尔斯泰特认为，前苏联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大国，而沃尔斯泰特的核战略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一种被兰德公司同仁们普遍赞同并支持的观点。沃尔斯泰特也始终不渝地坚信，往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一点——前苏联的意图变幻莫测，但挑起核攻略的意图是其征服世界的巨大体现。

沃尔斯泰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律师领域的发展，选择进入了美国政治研究局工作。在后来的二战期间，他接管了哥哥的发电机工厂。战后，沃尔斯泰特任职副总裁的通用面板住宅公司开始没落，因此沃尔斯泰特也从副总裁的职位上降了下来。

一个傍晚，沃尔斯泰特与妻子罗伯塔在圣塔莫尼卡街上散步时，遇见了昔日的同事麦卡锡及两位数学领域的专家。麦卡锡对沃尔斯泰特说，他们现在正就职于一所名为兰德公司的新机构中，工作地点也正在圣塔莫尼卡，他们想劝说沃尔斯泰特也加入到这个新机构中来，并向沃尔斯泰特保证，加入兰德公司后，沃尔斯泰特会和他们一样，生活得开心和自由。尽管通用面板公司日益衰败，尽管沃尔斯泰特一直想回到以往的数学类研究工作领域中去，但因为对通和面板公司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此一开始他婉拒了麦卡锡的诚心邀请。他还表示，打算为通用面板公司贷款，要帮其渡过经济上的难关。

虽然如此，麦卡锡却说服了沃尔斯泰特的妻子罗伯塔加入了兰德公司，在社会科学部门汉斯·施派尔部长的邀请下，罗伯塔进入兰德公司，但几个月后，由于罗伯塔在预算工作上出了一点问题，故此被兰德公司解雇了，但她不愿就此放弃兰德公司有趣的工作，因此她装扮成另外一个人，应聘成为兰德公司的一名战略分析师，最后兰德公司终于看到了她出色的工作表现，她才得以表明真实身份。

当通用面板公司彻底倒闭后，麦卡锡及罗伯塔都极力要求沃尔斯泰特加入兰德公司。罗伯塔则认为沃尔斯泰特去兰德公司工作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为此，沃尔斯泰特终于同意并申请加入兰德公司。在1951年，沃尔斯泰特成为兰德公司数学科学部门的顾问。在兰德公司，他编写了一系列关于研究方法论的报告，但一段时间过后他就对数学逻辑分析感到乏味了，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处理现实中真实存在的问题。5月的时候，兰德公司经济研究部部长查尔斯·希奇找到了他，在述说了自己一系列的想法后，希奇问：“艾伯特，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部署战略空军基地？”

当时，希奇的职权主要是用定量技术维持和供应空军基地后勤和采购部的运作，以及对各种国防项目的研究经费和效益的分析。由于沃尔蒂特具有统计学研究背景，又在二战期间有过军备物资方面的工作经验，这使得他成为战略空军基地研究任务的主要人选。但是沃尔斯泰特认为希奇的提议不过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后勤问题，因此尽管希奇向他详尽地介绍了任务的全部流程，但沃尔斯泰特依旧对此提不起兴趣。

希奇对此感到很失望，却又不便再多说什么，随后便无奈地离开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沃尔斯泰特开始对希奇的提议产生了兴趣——他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经意中开始思索基地研究的种种可行性。沃尔斯泰特认为，出于考虑到便于袭击和降低成本，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决定把基地设在目标附近。而另一些空军战略专家则希望基地离目标越远越好，丝毫不去考虑由此而来的高成本。沃尔斯泰特想，如果基地离敌人越近，那么这也正好是敌人靠近和袭击你的绝佳机会。沃尔斯泰特突然意识到，既要充分利用基地袭击敌军，又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种想法在理论上几乎是行不通的。

于是，周末刚过，礼拜一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便找到希奇说：“我想我已经改变了主意，并且非常乐意接受你的研究任务。”接下来，沃尔斯泰特日以继夜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在这项任务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沃尔斯泰特获得了许多关于核战争的知识，也产生了许多想法。1945年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沃尔斯泰特心有余悸，他认为用投放毁灭性武器来彻底结束战争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做法理应受到强烈的谴责。因此，他试图寻找出一种新的方法，遏制所有针对城市的核袭击。而这种观念却与空军部长李梅将军的理念相违背。

李梅所倡导的“杀手锏”全盘反击战略，也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欧洲盟友在前苏联问题上一致的官方态度。而沃尔斯泰特在研究中很少顾及军方战略决策。在当时，他对兰德公司而言还只是一个新职员，但是他那种实事求是、用事实推理作出结论的工作态度却已经成为兰德公司的一种工作作风。

在基地的研究项目中，由于沃尔斯泰特自身拥有政府部门和制造工业的经验，所以他深谙这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便于他理解和分析不同基地系统的运行，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几乎堆满了兰德公司的走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在想，沃尔斯泰特能否在这一片知识的海洋中获得他想要的研究结果。而沃尔斯泰特依旧专注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还自己掏腰包聘请了一名秘书和两名年轻的助手，将传统的战略轰炸分析任务派给助手，对比得出现有轰炸机袭击和防御的战术，力争找出最佳的航线，并分析出每一条航行可能发生的损失率。当希奇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动，坚持要让兰德公司来支付所有的研究经费和人力成本。

在沃尔斯泰特全力投入基地的研究项目中时，他的妻子罗伯塔也正在研究“珍珠港事件”，该研究是以日本突袭珍珠港前的已知信息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罗伯塔花了七年的时间得出的研究成果《珍珠港：征候与抉择》被空军列为绝密文件保存在保险库中，而空军则以罗伯塔不具备最高忠诚度级别为由，不授予其绝密研究成果的保存和使用权。直到几年之后，兰德公司智囊团的多数成员升迁到政府部门就职，罗伯塔才设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罗伯塔的研究成果的核心就是关于致命袭击的警报信号。这跟沃尔斯泰特的想法恰好不谋而合，沃尔斯泰特深信，前苏联一旦抓住时机就会先发制人。想到此，沃尔斯泰特再对比自己的基地研究战略位置时，才赫然发现危机四伏。

美国战略空军在欧洲和亚洲总共建有32个空军基地，这些基地的防护措施漏洞百出，在对抗前苏联突袭时简直就一无是处。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预测到，前苏联只需用4万顿当量的核弹就可以将美国战略空军驻守在欧洲际导85%的轰炸机摧毁。况且，沃尔斯泰特推断，前苏联完全有理由先下手为强——前苏联当时的情形类似于二战时期的日本。对日本而言，美军舰遏制着日军抢占太平洋的野心；对前苏联而言，美军随时准备蓄意待发的趋势，使前苏联准备驶入西欧的坦克受到了威胁。

这些分析研究结果让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心惊肉跳，为了确保这些研究结果不被列为兰德公司的一般发行物，或者避免被某些爱慕虚荣的国会议员和愚昧的人士披露于世，他们把研究结果列为代号“S”的文件——兰德公司最高机密。由于时间仓促，研究结果未能整理成报告文件，在会议过程中，沃尔斯泰特甚至没有发表任何演讲，因此，当时参与会议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全然没有意识到危机四伏的国家局势。

沃尔斯泰特给战略空军司令部提议，认为其在防御系统上存在着诸多不足，然而这种类似于警告的提议并没有引起空军的重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沃尔斯泰特的警告很快就应验了，空军防御系统上的弱点很快就暴露在美国一场龙卷风的事件中——1952年9月1日，一场风速高达125英里/小时的风暴袭击了卡斯威尔空军基地，不仅破坏了许多电路，还摧毁了许多机棚和轰炸机，并使81架轰炸机陷入了瘫痪状态，卡斯威尔空军基地随时都有发生火灾的可能。

于是，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中援引了这场风暴，他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前苏联4万顿当量的炸弹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任何一处爆发，即便是导弹偏离目标9000英尺，也足以带来类似于此次风暴灾难的毁坏程度，炸弹爆炸散发的热量与辐射将会使人员伤亡惨重。沃尔斯泰特还在报告中提出了诸多广泛的建议，如建议美国将空军基地周围构筑起足够坚固的轰炸机保护棚，最好是能经得起核弹的袭击。

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对所有的空军军官都做了报告，总共有92份，但是收效甚微，于是，他们毅然放弃了说服空军的想法。在1952年底，他们带着研究报告和数据分析奔往华盛顿，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唯一能够拯救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人，然而还是失败了。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阻碍这份报告实施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从1948以来就开始担任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的李梅将军。李梅用一句“亵渎美国空军轰炸机保护棚”表明了自己对这份研究报告的态度。

李梅反对在空军轰炸机基本保护之外再额外增加防护措施，他认为即便轰炸机被炸毁了，空军方面还会增派更多、更新的轰炸机接替其作战；另外，一旦前苏联对美国发动大规模军备行动，李梅将支持美国对前苏联采取预备性战略。对于李梅的固执己见，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深感绝望，在绝望之余，他们毅然决定放弃与李梅毫无希望的纠缠。在1953年8月，他们利用兰德公司的关系网，直接向托马斯·D·怀特（当时空军代理参谋长）讲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计划，怀特承诺将努力敦促空军方面考虑他们的建议，并做出有效的改变。

然而，沃尔斯泰特战略研究小组仍旧未能得到空军肯定的答复，直到一个月后，即1953年9月，前苏联公布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美国，而沃尔斯泰特小组的基地研究报告很快便成为空军的焦点。1953年10月，战略空军司令部采纳了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的大量提议。1954年4月，沃尔斯泰特在研究报告的定位和实施上进一步做出了详尽的描述。

另一方面，李梅一直在争取找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应对他不愿意承认的空军防御系统漏洞的问题。而空军策划者埃德·琼斯给李梅提了一个建议。对于这个既能解决空军防御系统漏洞问题，又不必屈服于外界操控的两全齐美的方案，李梅欣然接受。于是这个名为“满堂红计划”的方案诞生了，它的目的在于为了降低空军海外基地作战和飞行燃料补给的重要性，并突出海外基地主要用于作战后休整的作用。

尽管受到了冷落，但沃尔斯泰特却丝毫不气馁，而是进一步深入基地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个永远刻录在美国历史中的定论：失效安全。沃尔斯泰特常常自问，如果被派出去的轰炸机所要执行的任务由于各种原因而取消了，那么将用什么样的方法将已经派出去的轰炸机召回呢？鉴于诸多的生命安全都取决于轰炸目标的确定性，沃尔斯泰特觉得如果设立一系列检查站，轰炸机通过检查站接收轰炸任务，如果轰炸机没有接收到检查站的确认信息，那么就代表轰炸任务已经取消或者轰炸目标有变，轰炸机将快速返回，这样就可以避免资源的损耗。

在失效安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这样写道：“在轰炸机接收到一些紧急信息但目标不够明确的情况下，轰炸机应该立即返回基地，得到明确指示后方能继续执行任务；在检查站出现警报失误或失效的情况下，轰炸机也要立即返回基地。”

空军采纳了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理念。此后，1979年发生的一件事更有效地证实了失效安全的可行性。由于一名话务员操作上的失误，导致检查系统发送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信息中说美国正在遭受核袭击，于是，同时接到信息的不同基地的十架轰炸机急速起飞，但是这个错误的信息很快就被发现并更正了过来，于是十架已经起飞的战斗机很快又被召唤了回来。同样，一年后的1980年，由于操作系统的一个芯片出现失误，引发系统传输了美国正在被前苏联核攻击的错误信息，幸好被及时地更正了，否则，不仅近百架轰炸机迅速起飞，还会惊动美国总统，而如果信息一旦输送到操作洲际弹道导弹员手里，情况就更严重了。

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报告大获成功，这使他受到了兰德公司学者普遍的钦佩和尊敬，不但如此，他还被邀请进入美国政府高层，而很少有科学家能享受到这种荣誉。事实上，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就是一个很简单位的理论——生活中，计划总不如变化来得快。这同时也是沃尔斯泰特的失效安全的灵感来源。

沃尔斯泰特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战略、尤其是空军作战方面找出了致命的弱点，并为空军挽回了几十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几年之后，沃尔斯泰特又发行了修正版R-290，在国防部大楼里，只有他的报告无须通过92道高官官卡，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陈述研究报告内容。

出自沃尔斯泰特之手的R-290于兰德公司而言，无疑是及其成功的一项研究成果。R-290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可行性的应用方法。而提出洲际导弹在战场上具有可行性这一理论的是兰德公司最卓越的物理学专家布鲁诺·奥根斯坦，奥根斯坦还对制造氢弹的过程提出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有效地减轻了氢弹的重量，从而改变了当时洲际弹道导弹头部不足的缺陷，进而增加了氢弹的精确性，同时氢弹能量也增加了不少。R-290实现了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初衷——成功研究出让世界为之赞叹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使兰德公司成为一所研发新型尖端武器的战争学院。

沃尔斯泰特的重要成就及他特有的人格魅力，使得他成为一名权威的核战略专家和兰德公司机构的领军人物。此外，他的爱好与兴趣相当广泛。比如他早年时期崇拜艺术，经常邀请艺术界的著名人士，在他那栋散发着现代主义风格的豪宅里举办大型古典音乐会；他还要尝尽世界上所有的美味佳肴，甚至每次的会议，他都定在最好、最贵的餐厅里。

沃尔斯泰特总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然而因为他这种过于乐观的心态，有些兰德公司学者认为他是一个自大、傲慢的人。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却开始争相效信沃尔斯泰特高品质的生活模式，模仿他自命不凡的高调姿势，这让他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绝世无双。也因此，自大一直都是兰德公司学者们的最大弱点，这在沃尔斯泰特时期显得更加突出。

在将近十年间，阿诺德和科尔博姆等兰德公司创始者计划把兰德公司打造成一个实力强大的智囊机构，在众多的学者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参与进来后，毫无疑问，他们的伟大梦想更接近成功了。自从曼哈顿计划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聚集了一大批高科技的人才，其中以沃尔斯泰特最负盛名，在国家战略中至关重要的核战略领域中，他是公认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2.赫尔曼·卡恩——科学胆识与道德冷漠的典型

在核研究的圈子中，还有一位与沃尔斯泰特持不同观点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他的理念虽然与沃尔斯泰特算不上是背道而驰，但是至少在研究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他被看做是兰德公司学者中集科学胆识和道德冷漠于一身的典型化身——赫尔曼·卡恩。

赫尔曼·卡恩同许多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一样，拥有强烈的自命不凡和优越感——他们从来都不会轻易低头承认错误。卡恩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事理论。他总喜欢这样问：“如果用1.8亿人的死亡来惩罚前苏联，这样的代价还显得高吗？试问我们又愿意或应该为此付出多大程度上的代价？”“如果在核战争中真的有人生还的话，那么活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在核战争中失去生命的人，或者说羡慕死亡？”不仅如此，卡恩还把发生战争的可能定义为偶然或次偶然、主区域或次区域，并画出了战争冲突升级梯形图，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预测着难以置信的大规模死亡。因为卡恩，兰德公司的科学家们在美国民众的眼里便成了一群喜欢拿死亡开玩笑的人，甚至于异想天开。

卡恩与沃尔斯泰特、布纳德·布罗迪一样，都是犹太人，卡恩出生在新泽西州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教徒，但卡恩却从未加入任何一种教会。卡恩的父母在他十岁那年就离异了，母亲带着卡恩和两个弟弟移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他们在洛杉矶一片犹太人居住区里安生，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卡恩的母亲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曾向政府申请过两次救助。作为犹太人的卡恩，又因为经历了这样一段困苦的岁月，因此，卡恩一生都强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各种活动。

1940年，从费尔法克斯高中毕业的卡恩，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物理学，1943年，学校军队预备团要求卡恩参加一项智商测试，卡恩上场后在半个小时之内便完成了整个测试过程。后来，测试结果公布以后，卡恩相当满意自己的成绩——该测试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

卡恩曾经在太平洋歌剧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又返回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攻读硕士学位。之后不久，卡恩的母亲却突然辞逝，之后，卡恩陷入了痛苦、穷困的生活境地，身无分文的他还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年轻弟弟的责任，为此，他还努力获取了房地产经纪人许可证。

当时，萨姆·科恩是卡恩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后来中子弹的研发者。科恩在兰德公司工作，于是他向兰德公司领导者们推荐了卡恩，此后，卡恩便进入了兰德公司工作。

当兰德公司学者们看到身高足有6英尺、体重约300磅、又高又大的卡恩时，他们都一致认为，在这一点上，卡恩与威廉姆斯简直相差无几。不同的是，卡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拥有一个庞大的腰围和能言善辩的口才。

卡恩刚进入兰德公司的时候，被分配到核动力飞机的研究项目中工作，但后来兰德公司学者普遍认为这个项目不切实际，因此被终止了。紧接着，卡恩又被分派到兰德公司“超级武器”研究室工作，该实验室直属加利福尼亚大学，地处旧金山。“超级武器”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新建的苏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中进行操作。卡恩每天都需要在旧金山地区来回奔走，这对于尤其喜欢社交活动的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卡恩频繁而又活跃的社交活动，使得兰德公司同仁们都对他是如何获得兰德公司最高忠诚度调查的事而感到好奇。

“超级武器”也就是国家最高机密的氢弹的设计与研制，由于工作本身的绝对机密性，“超级武器”研究室的四面是厚重的玻璃门，这就像以前设立在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工厂内的兰德公司研究室一样——用厚实的玻璃门将研究室与其他区域隔离开来。然而，如此严密的工作环境与方式，对于喜好社会活动和能言善辩的卡恩而言，简直是受罪。为此，他时常忍不住溜出研究室，在走廊上来回走动，碰到熟人的时候，他就缠住他们发表自己的演讲和评论，对于陌生人，他便极力自我介绍。

卡恩在走廊上闲逛的时候，有时还会遇见沃尔斯泰特，当时沃尔斯泰特正忙于大量预测、论据的工作中，研究工作几乎占用了兰德公司大部分的时间，而且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参与其中，协助他进行高深的研究工作。

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卡恩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安德鲁·马歇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相识源于相互所热衷的博弈论，他们两人还合著了一本有关于“蒙特卡洛方法”（蒙特卡洛方法是一种以“随机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因此又称“计算机随机模拟法”。）这种计算方法是一种数学概念分析学，此后被应用在抵御前苏联袭击的战场中。

在“超级武器”研究之余，卡恩还会参与几个新项目的研究工作，他还会写一些文章发表。当时，卡恩刚刚与罗莎莉·简·海尔纳结婚，海尔纳曾是卡恩的工作助手，因为传闻说海尔纳的两个亲姐姐是共产组织成员，因此，卡恩曾把海尔纳的政治倾向描述成“约翰·伯奇协会右派”（成立于1958年的一个极端右派的协会组织）。

在卡恩与海尔纳正式结婚之后不久，一个被联邦调查局追查的人公开声称，卡恩是共产主义组织内部成员、美国民众自由组织成员、移民保护委员会成员，尽管这件公开指责他的事很快就被澄清了——证明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可以继续参加“超级武器”的研究工作，但是在之后联邦调查委员会展开进一步的追查工作期间，卡恩最高级的忠诚合格审查证书被暂时停止使用，而这个证书是他从事“超级武器”项目研究的首要条件。

直到卡恩被派到空军中做“国防中系统分析作用”的讲座时，卡恩才真正发现自己最适合做的工作。

卡恩有着热情洋溢的活泼性格及能言善道的绝佳口才，这样的人似乎天生就是一副做演讲的料。卡恩的天赋就是口齿伶俐，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甚至可以与众多滑稽的演员相媲美。卡恩在空军中关于系统分析的演讲，充分调动了空军官兵的热情与积极性，他巧妙地运用双关法、类推法、臆测法，并时而敏感地澎湃一番：“你想，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想要和你们取得合作，用你们的轰炸机飞往前苏联，看看有多少轰炸机被彻底摧毁，又有多少轰炸机安全返回。关键是，我们很难和别人取得合作的机会。”

卡恩在演讲中，还运用了曾经沃尔斯泰特也借用过的布罗迪的核后备力量概念，沃尔斯泰特还将之命名为“第二次打击能力”。此外，卡恩还大量借用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内容和提议方案，比如分散军事人员和飞行轰炸机、加固保护棚和核弹发射井等。卡恩极力向空军推崇“民防系统和核战略”才是抵抗前苏联核攻击的策略，他在演讲中这样说道：“美国现有2亿人口，按照现在的防御系统，如果在核战争中有3000万人丧生，那么幸存下来的就只有1.7亿人！假如在各个防守战略据点方面加固保护棚，那么伤亡人数相对可以减少2000万。”

卡恩认为，民防系统保护棚不但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是遏制前苏联核攻击的有效武器，如果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的民众一点也不畏惧核战争，况且在核战后依然可以实施人力反击，那么前苏联就不敢轻易对美国动武。于是，他极力主张并催促美国政府在国内大量构筑保护棚。卡恩在美国国会上激情澎湃地说：“我们只需要投入2000亿美元，那么就算前苏联对我们发动了核攻击，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大量的幸存者依然会高舞国旗。况且，有了保护棚，前苏联根本就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卡恩的提议并不重视，只是让卡恩建立一个研究委员会，但是对于大规模建设民防系统保护棚的问题，却一直未曾走出过卡恩的演讲黑板，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落到实处。政府的官方政策是保留大量的反击军事能力，但总统艾森豪威尔更加倾向于以美国和前苏联同时裁军为主。因为艾森豪威尔渐渐相信美国和前苏联都不可能在核战争中幸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前苏联政府终于达成一致协议——同时削减彼此的核武器规模。

1959年，卡恩向兰德公司申请离职。之后，他进入了普林斯顿研究院，在那里供职了1年多。他仍然执著地宣扬他的民防系统分析观念，为此，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在全国各种场合、大学及外交机构演讲自己的民防系统。他对自己最热衷的主题“民防系统与核战略”可以进行长达数小时的即兴演讲，而且整个过程中他都是一副津津乐道的表情。不仅如此，卡恩还运用大量的图形、图表和幻灯片及投影来充分论述和证明他的观点，并用曲线图将各种战争情形中的伤亡数量勾勒出来，并在旁边标有文字加以注明，比如“核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会不会羡慕死亡？”或“同样悲惨却又有着根本区别的战后情形”等。

社会各界人士都说，他演讲时的模样看起来极像一家食品公司的卡通形象标志——皮尔斯伯利面团宝宝，全身上下肉鼓鼓的，可爱而又滑稽。虽然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听众们总是忘我地笑着，似乎对卡思的演讲不太重视，但往往他们在演讲结束后，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在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把卡恩比作是一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的炸弹”。

对于卡恩的演讲，很多军事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的讲座是冻结核战略的最佳论据——虽然这不是卡恩的根本用意。卡恩一再支持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对于他而言，发动战争应该以事实为标准，而不是基于道德的慈悲之心。卡恩的形象就像是著名电影《奇爱博士》中的主角——精力永远那么旺盛且劲头十足。据说，《奇爱博士》的塑造者斯坦利·库布里克抄袭了诸多卡恩的演讲资料，因此卡恩极力向库布里克要求分得版税。

卡恩对写作不太擅长，因此，他找朋友帮助编写演讲稿，并且把演讲稿装订成册，看起来就像一本一本的书。卡恩将这些演讲稿命名为《论热核战争》，这也体现了他对军事经典名著《论战争》的崇拜之意。对于卡恩这种大肆曝光研究资料的行为，兰德公司的核战略分析师们流露出了轻蔑的态度，因为他们始终以及其理性、谨慎的行为对待和使用研究资料，而卡恩的做法与他们大相径庭。况且，兰德公司的许多战略分析师都认为卡恩不只抄袭了沃尔斯泰特和布罗迪的研究成果，还抄袭了兰德公司每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且不曾感谢任何人。

当卡恩把《论热核战争》交给昔日导师沃尔斯泰特帮忙审阅时，不料沃尔斯泰特却对《论热核战争》中的内容火冒三丈。原来《论热核战争》中的道德观念及其冷漠和明显，简直可以说是非道德的观点，让人看了不免有些恐惧。

卡恩想要尽快知道沃尔斯泰特对书中观点的看法，于是他悄悄地走入沃尔斯泰特纯白质朴的办公室里，当时，布鲁诺·奥根斯坦也在场，沃尔斯泰特把《论热核战争》扔向卡恩，只说了一句：“赫尔曼，对于此书我只有一种建议，立即毁了它。”

卡恩当然不可能照做。并且，他还极力主张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批准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起初，科尔博姆对此书所持的意见与沃尔斯泰特的一样，因为它不仅删改了兰德公司学者们多年以来精心研究的成果，而且有损战略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的威严与利益。但在卡恩一再的坚持要求下，科尔博姆最终以书中完全没有涉及任何机密和并非是兰德公司的官方文件为由，同意正式出版《论热核战争》。对此，卡恩对科尔博姆表示深深的感激。

卡恩和布罗迪一样，都支持发动有限的战争，不赞同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就可以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这一理论，虽然这在卡恩看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卡恩在《论热核战争》中，构想了一种绝妙的战斗终极武器——如果前苏联铤而走险抢先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战斗终极武器将会自发性地发射核弹，其杀伤力足可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他还把这种终极武器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作战方案相比，并认为空军的作战方案都是不理性的，并且在进攻方面毫无灵性。在《论热核战争》的最后，卡恩把自己的观点融合在兰德公司所提出的反击力的概念中——核导弹首先要瞄准的是具体明确的军事目标，而非针对城市。

在《论热核战争》中，卡恩把民防系统描绘得绘形绘影，他及其丰富而又大胆地构想了核战争期间和战后人们的生活情形——核战争期间，人们都躲入已经加固过的深洞和矿井等保护棚中，这样就再也不用惧怕前苏联的核攻击，美国经济和民众都可以避开此劫，如此一来，核战争中的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危害就不会太大。如果核战争一旦爆发，将会引起人体基因变异。此外，核辐射物质还会导致辐射病，卡恩建议大家广泛使用核辐射测定仪，如此一来，任何人一旦出现不好的状况，大家都有机会及时地避免被传染。

另一方面，卡恩还特别提议所有的食品都应该标明被污染的级别，受污染程度被卡恩根据毒性轻重为分五个等级——A类食品孕妇和儿童禁用；价格较高的B类食品和价格较低的C类食品，请大家放心食用；D类食品禁止40岁以上的人食用；E类食品只能动物食用。

卡恩的《论热核战争》足足长达652页，1960年，这本又大又厚的书终于出版，为此，卡恩不禁热泪盈眶。此书发行后，随即引起了市场的强烈反响，并引来了普遍的争议。出版发行仅两个月，就卖出了14000本之多，可以说是销量火爆。然而，随着《论热核战争》一书发行的越来越好，国内民众对书中冷酷无情的观点的指责也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国内大多数民众对此持轻蔑和谴责的态度，甚至将该书与德国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作为数学专家的詹姆士·纽曼还将此书称之为“借用道义作大屠杀宣扬的传单”。

看到这些悲观的论调，可以想象，当时的世界充满了怎样一种深层的绝望——大部分民众都认为一旦发生核战争，一切都被会毁灭，世界上不再有“人类”二字可言。尽管如此，卡恩那种注重实效的观念竟然出乎意料地鼓舞了一些人士的心，使他们即时顿悟。这些明亮的支持呼声来自倡导裁军者与自由和平主义者，他们其中就有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说：“卡恩所著的《论热核战争》一书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想要利用核武器实现和平根本是不可能的，或许这一点是连卡恩都未曾预料到的。”与拉塞尔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诺曼·托马斯。托马斯是美国社会党候选人，他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对于崇尚和平与拥护裁军的人而言，卡恩的观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是美国人民光明正大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科尔博姆曾几次试图说服卡恩重回兰德公司工作，但卡恩最终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沾沾自喜于自己卓越的成绩，携带妻儿迁居纽约，并且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0万赞助资金，创立了一个名为“哈得逊学院”的智囊团，从此与兰德公司机构划清了界线，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在哈得逊学院里，卡恩独创了一套“未来学”理论——旨在认为资本主义事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且前途不可限量，在不久的未来，人类将会移民太空。

此后，卡恩还陆续创作出了各种不同领域的书籍，但这些书籍都无法与《论热核战争》相提并论。卡恩在1983年逝世，当时他还在极力汇编新版的《论热核战争》，他坚信兰德公司最初的信条是正确的——人类只有从容地面对死亡，才能在核时代中生存。

卡恩作为一个名声鼎盛的另类思想家，令他无法预料的是，历史的潮流已经将他和他曾经狂热的《论热核战争》搁置在一旁，而当时在兰德公司与他同行的朋友，也都为了迎合新的技术潮流，在他们创造的无情世界里大获成功。

3.伯纳德·布罗迪——核武器威慑论的先驱

以放射性爆炸物作为核能时代的开端——这将预示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枚原子弹后，其中最为关注的人之一便是兰德公司军事战略分析师伯纳德·布罗迪。在报纸上看到长崎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事件后，他发出一声无奈的惊呼：“我一直深信的核武器威慑论全都是废话。”经过深刻的反思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军队与科学的发展一直都放在怎样赢得战争上。从今往后，军队与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必须是避免战争，此外，再没有其他目的。”

1951年，布罗迪进入兰德公司工作，在此之前，他一直游荡在各个研究机构不同的学科之间，似乎极力在寻找一处象牙塔——避开正统观念的洪水猛兽，但他始终都无法完全融入任何一种机构，于是，他效仿沃尔斯泰特和卡恩等科学家，加入了兰德公司。

布罗迪和卡恩一样，都是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不同的是，布罗迪一出生就很贫穷。布罗迪身材矮小又眼睛近视，但他非常迷恋骑马和军队生活，16岁的他居然谎报年龄进入了国民警卫预备队，只因为当时的预备队有专业的骑马训练。1939年，布罗迪从芝加哥大学毕业，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师，也正是在这里，布罗迪认识了内森·莱特，莱特后来成为兰德公司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

布罗迪之后又转到常春藤联盟大学，但不久便被那里的院长婉辞了。当时，院长对布罗迪这样说道：“你所学的专业太出色了，我们学院任何一项计划对你来说都是大材小用了，相信，你会找到一处比这更适合你的研究院。”

战争期间，布罗迪在美国海军情报处任职，主要负责编写宣传资料，并试图说服德国U型潜艇队员们投降。在美国对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的前五天，布罗迪正式被耶鲁大学的政治系聘请。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布罗迪的毕业论文《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美国海军立即就购买了1600套，使得《机器时代的海军力量》成为当时学术类出版物的畅销书。由于此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于是，出版社再次与布罗迪合作，编写了《海军战略入门指南》，此书一出，美国海军预备训练营立即抢购了15000套之多。欧洲的战火使得布罗迪的著作销量倍增，布罗迪的身价也因此倍涨。

自从美国向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后，便改变了诸多国家之间的战争规则，也包括政治原则。当然，对此有所察觉的不只是布罗迪，许多的科学家也意识到了。西方各国普遍呼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可见战争是残酷的，一旦点燃战争的烽火，世界上的生灵将会受到严重的摧残。于是，各个国家的民众都渴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机构，以遏制战争，并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真正和平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的人极力倡导建立这样的一个联合机构，主张将极端性、毁灭性的核武器的使用权交付给这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管理。

为了实现这种愿望，一些崇尚自由和平主义者东奔西走，为和平而努力，其中就有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伯特兰·拉塞尔。拉塞尔到各个机构游说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当时，美国著名杂志《星期六评论》的出版商诺曼·库辛也和拉塞尔的观点一样，库辛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我们不需要为建立起一个世界联合机构有多难而讨论，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便是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承担得起少了它的后果。”就连策划核武器的最高指挥官奥本海默也极力支持建立起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并托付其约束核武器的使用。

但是，在当时也有不少人对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持反对意见，并倡导美国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通过出其不意的核攻击，遏制前苏联或一切敌人的侵略战争。还有少数美国国会议会提议，即刻彻底摧毁前苏联。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前苏联现在的军事力量还不是很强，美国应该趁机一举铲除前苏联，消除前苏联永久性的威胁。拥护这种先发制人战争观的还有海军秘书长弗朗西·马修斯。他甚至公然宣称：“想要消除永久性的威胁，必须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和平。正是因为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将马修斯罢职。杜鲁门总统还公开批评这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是一种非美国政府能够做出的行为。事实上，多年以后，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防止前苏联侵略西欧，预防性核攻击战略的计划确实曾经筹备过。”

对于布罗迪而言，先发制人的战争在理论上来讲也不是不可行，但是其代价却过于惨重。那时，布罗迪认为，出其不意地发动战争，这与美国自由公平的原则和不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传统背道而驰。布罗迪认为，在战争中取胜的军事家势必会在政治中落败——这是在1949年前苏联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布罗迪得出的结论。布罗迪同时还认为，美国已经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与前苏联的轰炸机和核弹相对抗，更不用说彻底摧毁前苏联这样的设想了。因此想要实现永久性的和平，双方首先必须放弃对核武器的使用。

后来，布罗迪和耶鲁大学合作出版了《终级武器》一书，书中的内容主要是分析研究了核武器的控制之道。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有两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它们分别是《原子能时代的战争》和《军事政策的影响》，这两篇文章都是出自布罗迪之手。当时布罗迪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能更好地将原子弹的物理性质与结构了解透彻，确认研制原子弹需要的关键性原料——铀矿是否充足，布罗迪研读了许多关于原子弹方面的科学论文和相关书籍。他得出的结论是原子弹的爆炸改变了全世界战争的性质与规则，而海军领域在未来所有的战争中都将处于辅助地位。

布罗迪在《终级武器》一书中指出，原子弹数量的多少或将先进的原子弹投送轰炸机已经不能确保战争获得最终的胜利。由于制造原子弹的原料稀少紧缺，因此每一颗原子弹的最佳用途应该是用来轰炸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而非狂轰滥炸一番。况且，仅用一颗原子弹就足以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大灾难，所以，在国家原子弹的政策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怎样赢得战争，而是怎样阻止战争的发生。只有拥有了遭受核攻击以后的军事反击能力，才能有效地阻止战争。因为，战争双方都害怕被攻击的一方采取反击，尤其是与之相当的军事反击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战争中A方摧毁了B方的城市，不久后B方就反扑过来对A方实施同样的摧毁或更残酷的报复，如此一来，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西欧混乱的局势日渐加剧，外界普遍认为，这体现出前苏联妨碍和侵犯和平世界的行为仍旧在继续，因此，布罗迪的理论也进一步升级。此外，随着战时经济的落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大量裁军。布罗迪认为，美国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只能依靠核武器作为遏制前苏联继续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布罗迪知道原子弹的制造原料依旧处在稀缺阶段时，他开始重新构想自己的理念。在此之前，布罗迪认为原子弹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美国能够拥有前苏联3倍、5倍或更多数量的原子弹，那将会使美国在战争中占据一种绝对的优势。试想，如果美国对前苏联采取有针对性的原子弹轰炸，比如具体要轰炸的目标是什么，明确的轰炸时间是什么，如何有效快速地执行轰炸任务，而非对其城市进行狂轰滥炸，那么这种绝对优势将会彰显出其价值。

但是布罗迪意识到，在军队机构中，根本没有人关注或意识到这些问题，于是，布罗迪预计写一本书，将这些问题的分析结果写进书中，并将书的题目命为《空军战略》。布罗迪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该书的内容涉及导弹时代下的军事战略、外交、管理、后勤部及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相关问题。

布罗迪在创作《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期间，专心研读了美国政府有关二战时期联盟军队轰炸效率的分析报告和调查统计资料，并将这些实际的轰炸情形与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美国将军比利·米切尔等众多军事战略分析师的研究预测报告做了详尽的比较，其中，米切尔将军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的战争中，空中飞行轰炸机将成为战争的终极武器，而所有海军和陆军的存在将变得无足轻重。

布罗迪还发现，从二战中德国纳粹的军事工业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看，美国盟军的猛烈轰炸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相差甚远。然而在战争快要结束的阶段，在美国盟军的猛攻之下，德国纳粹的“化学制品”和“液体烯料”两大重要工业基地却陷入了瘫痪的境地。但是，前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能力不同于昔日的德国，况且前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效率比二战时盟军的轰炸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布罗迪一再强调美国应该有针对性地研究轰炸目标，以及明确轰炸的目的，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布罗迪深信这种观点，因此，他多次将这种观点发表在各类军事杂志上。后来，劳里斯·诺斯塔德（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找到布罗迪，向布罗迪表示自己已经征得了空军总参谋长的同意，并真诚地邀请布罗迪担任空军顾问。诺斯塔德告诉布罗迪，他的职责就是不断提议战略空军司令部如何改进和明确轰炸目标。诺斯塔德还建议布罗迪以1945-1956年的战略轰炸资料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展开分析研究。

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成立的，旨在策划和引导空军军队如何使用新型尖端武器。自美国陆军领域的航空兵独立成为空军之后，在此后举行的一次参谋长联席大会上，一致通过把在战争中投放原子弹的重要任务委派给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议。尽管当时的1948年末，美国拥有的原子弹数量仅仅只有50枚，但当时原子弹研发委员会向美国承诺，到1951年时，美国原子弹的储蓄量将达到400枚。

当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部长正是兰德公司的教父李梅将军。因为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政府被共产主义推翻，同年末，当德国国内仍旧处于分裂状态时，驻扎在德国的前苏联军队立即将柏林封锁，当时，兰德公司教父李梅将军却及其出色地完成了美国空运物质的任务，因此在之后不久，他便被授予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的头衔。

李梅上任后，才发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斗力几乎为零，所有驻扎在欧洲的B-29轰炸机几乎都处于静止状态，完全没有战斗性，更不用说明确的目的性了。为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他极力说服所有的参谋长，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建议和需求做到全然支持，并授予他绝对优先的权力。在李梅的安排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有60多架轰炸机处于整装待发的趋势，为执行原子弹军事任务而准备。同时，李梅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保证原子能制造委员会一定遵守信诺，提供给空军更多的原子弹。

布罗迪为自己能够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这样一所核战略决策性机构而颇感欣喜——透过战略空军司令部外在的光环，他将更深层次地探测到核武器内在的阴暗本质。于是，布罗迪向耶鲁大学提交了休假报告，并获得了批准。之后，布罗迪便开始了自己的机密工作——质疑国防部大楼里那些策划者们确定的轰炸目标清单，以及用以明确轰炸目标的根本依据。由于布罗迪为人一向傲慢，因此在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后，更是有些自命不凡，他从来不会为自己所带给同事及工作的负面影响而感到惭愧，更不会感到所谓的困扰——因为他一直深信自己是国内最负盛名的民间军事战略战略分析师。

但是在国防部大楼大部分官员及策划者的眼里，布罗迪就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体，他们时常在一起高论布罗迪，认为布罗迪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矛盾。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具备了相关经验和道德意志且训练有素的军事家才有资格去引导或评判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此外，在战略轰炸目标的问题上，布罗迪与战略空军司令部部长李梅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都赞成李梅的提议——对前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将美国现有的原子弹分别投入前苏联所有的城市中。这个战略计划在当时被称为美国的“杀手锏”。但是这个出其不意的“杀手锏”绝招最后并没有被采纳，美国空军参谋部一致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战略计划——D代表切断提供前苏联军事物质的后方供给点；B代表削弱前苏联投放原子弹的轰炸机能力与范围；R代表不惜一切拖延前苏联坦克踏入西欧的步伐。这一种方案的优势在于明确了战斗方向，细分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攻击目标。

但是，这种方案在李梅看来是不可行的，根据他以往的战斗经历，他坚信不移地认为“战争从一开始就应该倾注所有的攻击力度来摧毁敌人”，这也是他所信奉的战争原则——集中所有力量攻击。就此而论，他认为除此之外的任何一种战争方案都将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且愚蠢。因此，他将这种方案视为不可理喻的行为。

于是，布罗迪被挤到了轰炸目标方案的“马蜂窝”上——受空军的委派，对李梅的观点进行系统科学的反驳。于是，布罗迪仔细审阅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方案，结果令他感到惊讶不已。布罗迪认为，空军参谋部方面细分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进攻方案，这对于在阻止前苏联进攻时间和效率方面可以引起相应的效果，但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提出明确的轰炸路线及目标的具体位置。况且，他们也没有明确地分析出每一种轰炸方案所带来的相关效果及后果。布罗迪说，这就等于空军参谋部的策划者们认为只要摧毁了前苏联的发电工业，就可以使得前苏联的整个经济与军事工业基地处于瘫痪状态，更或者说是“将整个前苏联扼杀在发电厂内”。对于李梅的战略方案，布罗迪公开性地说了一句话：“对前苏联所有的城市实施狂轰滥炸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之后，布罗迪又私底下找到李梅，他对李梅说：“对于‘杀手锏’的理念，我怎么也理解不透。特别是在前苏联也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这种方案根本无法有效地实施。”布罗迪认为，如果让前苏联政府知道美国在核攻击之后还拥有充分的军事反击能力，足可以在遭受轰炸之后进行反击，从意志上严重挫折前苏联政府的军队，那么前苏联军队肯定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或抢先发动军事侵略战争。最后，李梅的方案被否定。

但是，布罗迪的这种近乎于完美的想法，被美国政府视为是一种“极不安全的军事策略”，为此，布罗迪又向空军提交了一份名为“选择性轰炸战略”的报告，并强烈提醒空军高官们——对前苏联发动核攻击极有可能演变成一把“双刃剑”。如果美国对前苏联城市进行选择性的核攻击，为美国储蓄一部分后备力量，并让前苏联意识到进一步的战争将会是百害而一无利，如此一来，美国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避免战争全面爆发。

对于布罗迪提交的选择性轰炸战略方案，空军方面最后作出了怎样的判断与回复，历史学家们至今无法确定。在当时，空军方面仅仅让布罗迪成立了一个“特别战略顾问委员会”，旨在分析研究战略轰炸方案的效率。但是在之后不久，当布罗迪在空军方面的推荐人诺斯德被派到欧洲任职后，一些空军策划家取代了诺斯德空军副参谋长的位置——而他们正是对布罗迪选择性作战计划持反对意见的人。用布罗迪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特别战略顾问委员会’相当突然地终止了”。

此后，布罗迪又开始为工作而发愁，但他又实在不愿意再回到耶鲁大学工作。于是，1951在，在兰德公司科学家汉斯·施派尔的引荐下（布罗迪早年时期曾为施派尔做过一些咨询方面的工作），布罗迪与兰德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合约，随后便加入了兰德公司的行列。在兰德公司工作以后，布罗迪曾发自内心地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了期盼已久的、真正的智慧之家。”尽管如此，但是布罗迪在兰德公司的工作也并非是一帆风顺，他感受过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激动和喜悦，也曾感受过深深的失望。

在兰德公司创立的核战略学科里，从事核领域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之间意见常有分歧。而核学科最主要的科学家布罗迪和沃尔斯泰特之间就有过强烈的分歧，沃尔斯泰特认为大多数核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布罗迪则坚持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核战争。

由于布罗迪曾经参与了太多氢弹项目的研究工作，此类研究对布罗迪本人产生了太大的影响。在1951年布罗迪刚刚进入兰德公司后不久，希奇便让布罗迪参与到空军指派的《大量生产军事武器的影响》这一研究项目中来，布罗迪检测了武器的效力、是否有抵御此类武器的能力，以及前苏联武器开发和氢弹使用的情况等，还详细地研究了美国“超级武器”用于战争的部署情形。

布罗迪经过仔细研究后得出，氢弹爆炸的能量将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能量的250倍，也就是500万吨的热核弹。战略分析师们还推断得出，热核弹爆炸的能量将摧毁半径为7英里范围内的一切物种；而在55平方英里范围内毫无防护措施的人们将会立即死亡；在以爆炸点为中心之外的30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人们，即便是有防护措施的人们也难逃灾难。不但如此，热核弹爆炸后随时都有可能引起风暴性火灾，而居住在爆炸点各个区域边缘上的人们，存活的几率也只有50%。

很显然，热核弹一旦在战争中使用，将会变成破坏力非同寻常的“杀人恶魔”。布罗迪经过推断得出：“如果战争双方大量使用核武器和热核弹互相攻击对方的城市，那么也必然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毁灭性的伤害。”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依旧倡导大量生产并储备热核武器。因为，在战略分析师们看来，难以捉摸的前苏联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美国只有储备好大量的热核武器，才能有效地抵御前苏联的袭击。

这份研究资料一直被视为兰德公司和美国的最高机密，直到1995年才公布于众，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如果美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热核武器，美国将无法有效地防御前苏联的进攻，甚至还会失去整个民族生存的权力。”当时的美国政府官员们都赞同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并相信前苏联正在筹备一场征服世界的战争，而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听取了研究报告会之后，把美国1951年的国防支出上调到了482亿美元，而原本的国防支出只定在135亿美元。

当时布罗迪也很清楚，核武器在战争中的使用在所难免，但他却依旧坚信用核武器达到威慑对方的目的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因为，作为核战略研究先驱的布罗迪始终认为，核战争并不符合任何一种理性的政治手段。他深知核武器的威力，因此坚持认定，核战争对全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尽管在当时美国与前苏联的政治形态的驱使下，双方都感觉有必要使用大规模的核武器。但是布罗迪却认为，如此做的后果是及其危险的——在某一天，“恶魔”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从某一个地方冲出来，而长达万年之久的人类文明也会因此而毁于一旦。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协调才能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呢？

布罗迪提交了一份双重解决的报告。在报告中，布罗迪建议说：“从政治层面上来讲，我建议政府加大力度生产出更多致命的核武器，并且配合执行民防系统，快速地建立起大型、坚固的核武器保护棚……此外，一些新的军事工业基地必须远离人群密集地带，建立起可以抵御核爆炸的平民掩护营……另一方面，政府必须有选择性地部署军事设备和军需供应点……如此一来，在对待前苏联的核袭击时，美国也有了遭受攻击后的军事和人力反击能力。”

布罗迪的报告中还涉及了一个方面，那就是个人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布罗迪进入了漫长的心理学研究阶段，他在兰德公司的讲座上大肆宣扬心理反应的神奇效果。赫尔曼·卡恩曾经借用此比喻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策划者们说：“各位先生，你们没有充分的实力计划，只是在为了突发战争而努力。”

布罗迪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和心理分析，最终完成他著名的《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这本书后来成为美国军事名著之一。书中极力倡导美国在使用核武器上，讲究战略战术性，尽量在敌我双方进入毁灭性的核攻击前，给彼此一个解决冲突、达成协议的机会。在该书末尾部分，布罗迪还预测性地写道：“美国与前苏联两个超级强国之间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就此而论，我对于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惭愧，核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将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员伤亡，或许，在此之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未来的世界将是黯淡无光的。”

第四章　新一代作战策划者和战斗口号

当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美国引来了一场恐怖的浪潮。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就像是一把利剑，随时准备着直奔美国的心脏。于是，众人的枪口都对准了艾森豪威尔。兰德公司学者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艾森豪威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平息外界对美国国防的批评态度，艾森豪威尔起用了“盖瑟委员会”——旨在对国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提出解决方案。但始料不及的是，盖瑟在几个月之后意外死去，而保护棚的方案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当美国太空事业“先锋”项目以失败告终以后，“导弹差距论”一时之间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争论焦点。另一方面，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方国情评估的法规进行了修改之后，兰德公司及军事合同商们就再也接收不到官方的数据了。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沃尔斯泰特找到了灵感，他写了一份名为《恐怖的微妙平衡》的详细警示材料，旨在提醒那些政治官员的盲目固执可能会引来的一场浩劫。

1.伤害了美国自豪感的“旅伴一号”

1957年10月4日的一个傍晚，美国的上空响起了一阵灵异而又诡秘的嘟嘟声。原来，这是人类第一颗轨道人造卫星“旅伴一号”发射成功的信号，而“旅伴一号”的制造者正是前苏联。这种声音严重伤害了美国一直以来在科技上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更让美国人深感羞辱的是，这个2英尺宽、148磅重的“旅伴一号”人造卫星的飞行高度甚低，国内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仅凭肉眼就可以看到，它发出的平稳而又刺耳的信号，国内民众只要用廉价的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这种举动似乎正在向美国人宣布着“美国已经失去了技术优势”。

“旅伴一号”飞过美国城市上空的那个夜晚，参议院多数派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正在举行野炊晚会，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迅速调整频道收听人造卫星信号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对那个夜晚是这样描述的：“此时此刻，我们就像置身在外国的天空下，这种感觉是前所未有的，它深深地震撼了我。而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外国说不定在哪天就会赶超我们的科技优势。”

对于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其发射时间却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惊讶不已。数年以来，美国和前苏联之间一直是相互竞争的局面，特别是在天体物理的科学研究项目上，都在计划着赶在对方之前将人造卫星发射到太空上。主办该项目的是国际科学联合特别理事会机构，该机构推测，在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0月31日期间，太阳活动会大幅度增加，因此，该机构把这个时间段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时期。而当前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宣布“旅伴一号”发射成功时，美国命名为“先锋”的人造卫星项目的研究工作落后于预定的计划，还面临着预算超支的问题。

“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不久，便在美国引起了一场恐怖的浪潮。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就像是一把利剑，随时准备着直插美国的心脏。他们认为，前苏联会像电影《世界大战》中的外星生物入侵地球一样，对人类地球的破坏简直是惨无人道——经过之处留下的都是死亡，黑烟升起的地方城市顿成废墟。况且，前苏联的威胁不是科幻电影，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

对于“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氢弹创始人爱德华·特勒认为，美国的这一场科技较量比当年珍珠港的惨败还要深重，而国会女议员克莱尔·卢斯则把“旅伴一号”看做是“国际太空时代对美国人的一种嘲讽”。

在《纽约时报》社论中，有一条这样的告示：“这一场竞争不仅仅是军备和名誉的竞争，更是生存的竞争，但是美国落败了，这不免令人大失所望，特别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些媒体报纸甚至责备艾森豪威尔政府官员的无所作为，严厉谴责他们在财政上的保守态度是及其错误的行为。事实上，长期以来，他们都指责美国民主党派在国防事业的政策上过于软弱，而“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他们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于是，他们猛烈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并说艾森豪威尔耽误了国家政事。当时的民主党派人士G·曼宁·威廉姆斯（密歇根州州长）随笔写了这样一首风趣诙谐的诗，其中有一句是：“小小的旅伴告诉世界这是共产党的天空，而山姆大叔却睡着了。”

当众人的枪口都对准艾森豪威尔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林登·B·约翰逊的总统任期越来越近了。1957年11月25日，约翰逊举办了一次大型听证会，之后，陆海空三军委员会对美国这一场重大的失败做出了详尽的调查，结果一致认为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大量拨付国内科技项目的研究经费才导致了这一重大的失败。委员会还分析指出，一直以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家的空间资源上疏于管理。约翰逊的助手乔治·E·里迪说道：“前苏联曾经努力追赶美国的步伐，用4年赶上了我们的原子弹，用9个月赶上了我们的氢弹，如今恰恰相反，是我们必须努力去追赶前苏联的太空事业了。”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尖端科技代言认詹姆士·R·吉里安认为，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严重侮辱并伤害了美国民族的自豪感。吉里安身兼要职，不仅是高科技代言人，还任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及总统科技特别助手，同时也是“威胁专家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该委员会提醒美国政府，在国家洲际弹导导弹的研究工作上要提高进度，并努力推动雷达高空隐身喷气式飞机的开发工作。这种隐形的喷气式飞机就是后来的U-2飞机，它可以探测到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

U-2的研发项目是艾森豪威尔批准进行的，并把这个项目及其研究数据作为政府最高机密管理起来。然而，颇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被称为美国在其他国家高空中的隐形“眼睛”的喷气式飞机，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多大的作用，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项目探测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

同样，前苏联“旅伴一号”成功发射的信息，让兰德公司学者们也大感惊慌。兰德公司学者们认为，这次美国的落败，可以看做是一次理想的赏罚。但这个信息并没有让兰德公司感到意外，因为早在兰德公司为空军研究的第一个项目结束时，即1946年的《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兰德公司学者们就已经预测到：“当美国突然发现其他国家已经提前完成人造卫星的项目，所有美国人包括其他国家都会为此感到惊骇和钦佩。因为这项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可靠标志，所以首先在太空领域中获得重大成功的领头羊，将会是这个世界上公认的科技和军事强国。”

然而，当时的政府和空军机构都没有注意到兰德公司提出的预言，更没有理会兰德公司关于研发火箭人造卫星的发射计划及在轩道上建立太空船的提议。现在，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已经应验了兰德公司曾经的预测。于是，一直啧啧不休的兰德公司学者们，再一次投入到这一项迟来的重大工作中去。

除了让人满心欢喜的自豪感以外，鉴于兰德公司独具的智慧和远见性的预测，美国政府对兰德公司做出了大量的补偿。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在国防部与兰德公司的合同中，将研究经费缩减了大约200万美元，这曾经给了兰德公司深重的一击，而现在这笔资金被立即归还给兰德公司，在此基础上，还在1959年到1961年的财政预算上给兰德公司额外增加了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算是对兰德公司曾经的补偿。可以说，前苏联“旅伴一号”成了兰德公司研究经费的源头，兰德公司学者们充分利用这笔资金进行了诸多项目的开展工作，并研究了“旅伴一号”的发射技术和一系列的政治效应。

兰德公司学者分析指出，从政治上来讲，“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让艾森豪威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自艾森豪威尔1956年连任美国总统以来，他不得不提高国防尤其是核武器研究领域的开支。理由显而易见，无论前苏联是选择进攻美国的军事基地还是平民住宅区，这位曾任大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战争观都显得极度悲观——艾森豪威尔始终认为，作战双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很渺茫。他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必须保证能够将自己从灰烬中挖出来，进行反击。”他深信不疑的是，核武器是维持战争国家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总统任期之内，他始终主张抵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部署大力的兵力与设备，主要是防止在他任期之间国内各种意外事件的应急救援。

正是因为这种可以说有些自私的原因，导致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节俭成性的作风。“新面貌”政策也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它从1953年执行以来，有效地减少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大肆挥霍的国防开支。“新面貌”政策还推动了核武器的使用，在1954年美国政府干预的越战中，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新的“新面貌”政策，第一次批准了在有限的战争冲突地区使用核武器战术的决定。这个理念与兰德公司提出来的第二次反击力仅一步之遥，尽管美国政府认为这个理念可以让美国赢得战争，但艾森豪威尔仍旧强调：美苏之间的裁军行为才是彻底摆脱核战争的最佳办法。

2.盖瑟委员会的起用

为了平息外界对美国国防系统的批评态度，艾森豪威尔起用了安全资源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也被称为“盖瑟委员会”。盖瑟委员会是仿效艾伯特·沃尔时斯泰特的R-266项目创立的，旨在对国防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及提出解决方案，它的最高负责人是H·罗恩·盖瑟，也就是当时的兰德公司主席。像沃尔斯泰特、卡恩及安德鲁·马歇尔等兰德公司要人都是这个精英小组的顾问，此外，小组成员还包括中情局理查德·比斯尔、广播公司主席弗兰克·斯坦顿、斯佩雷格电力公司总裁兼委员会主席的罗伯特·斯铀雷格及为该小组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的兰德公司学者等。盖瑟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与兰德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一致支持兰德公司的发展理念，并且都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甚至比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强大。

该国防研究小组集军事、学术和工业于一体，但艾森豪威尔却反对这样的机构形式。“旅伴一号”的发射让盖瑟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受打击，为此他们在国防方面提出了更为严重的警告。尽管后来得知前苏联的“旅伴一号”中是一颗观测卫星，而非一颗太空武器。但是，如果“旅伴一号”是前苏联集中军事科技力量袭击美国之前的测试，到那时美国又应该如何自保？因此，盖瑟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艾森豪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建立大规模的保护棚，以便在战争中更好地保护美国的平民和士兵。而麻省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都曾提出过保护棚的方案。国家安全委员预计这个方案的开支在440亿美元，这相当于朝鲜战争高峰期的整个开支预算。

始料不及的是，盖瑟意外生病，卧床不起，在几个月之后因癌症不治去世，保护棚的方案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而这份报告最终的草稿也交由保罗·尼采来撰写，在尼采撰写的最终报告中，同样呈现出了庸人自扰的倾向。尼采曾经的世界末日论，即NSC-68文件，预言美苏两国将在1954年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但时值1957年，他所预言的世界末日依旧未到来。

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警示：“自前苏联1945年开始的外交政策中，可以看出前苏联的目标正是对外扩张主义，它千方百计加强军事能力，且已经超出了自我防御的范围和需要。对此，我们一直找不到可以推翻的论据。”报告还预测出前苏联至少拥有1500颗核武器的制造资源，而前苏联政府已经研制出的导弹很有可能比美国拥有的数量还要多。如果美国遭到前苏联的袭击，以美国目前的国防系统不足以抵御前苏联的轰炸机，更无法为平民提供任何保护。国家安全保护措施将首先依赖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威慑力，但这对于强大的对手前苏联而言，或许根本就起不了多大作用。

在《核武器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中，似乎借用了沃尔斯泰特在珍珠港事件中的研究内容，他极力宣称战略空军司令部在前苏联的“意外袭击事件”中将显得不堪一击，并建议改进国内的雷达系统，为国防部的广泛建设加固民主系统保护棚，以此加强国防力量，减少前苏联袭击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案，兰德公司之前的研究工作与之多有联系，比如安德鲁·马歇尔负责的专门研究小组、E·J·巴洛和詹姆士·笛比的防御系统分析小组，还有盖瑟委员会，这些都是显著的例子。实际上，这些研究小组及整个兰德公司无不期望国家把国防问题上的漏洞迅速纠正过来，但是他们的希望一直未能得到实现。

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所有的军事侵略一直都很平常，就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而对于前苏联的“旅伴一号”，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认为它不会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一直反对耗资建设民防保护棚。他曾经这样写道：“即便有3000万或更多的人在战争中侥幸存活下来，也根本没有足够的推土机将他们从尸体下捞出来。”他始终认为，美国可以依赖U-2隐形喷气式飞机秘密侦察各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不必为安全问题感到悲观。但艾森豪威尔也从未正面肯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他坚持认为可以通过U-2侦察机获得对方足够多的机密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空军基地。而且，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毫无隐讳的人，他尤其讨厌虚伪的作风，而盖瑟委员会给他的感觉正是虚伪，甚至于他觉得，盖瑟委员会传输给他的信息都是虚伪的。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盖瑟提出的方案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据他以往的经验而论，他认为在现实世界的战争中，没有防御，只有攻击。况且他相信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御工事和能力远比盖瑟委员会想象得要强大得多。不但如此，美国在海外的空军基地也可以为轰炸机群提供保护所，而一致提倡自由的各国也都乐意协助美国来牵制前苏联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但没有采纳兰德公司的这些建议，还试图将它们永远掩盖起来。在盖瑟正处于癌症缓和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会见过盖瑟，他同意在未来的4年里增加国防经费，但他仍然反对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执行这项政策。

接下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会见了盖瑟委员会其他的50多位科学家，首先感谢他们在国防安全事业中的努力工作，并且肯定盖瑟委员会的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然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话锋一转，他说：“民防保护棚这个工程投入经费高达10亿美元啊，大家都清楚，10亿美元可不是小数目啊！噢，设想一下，如果用十美元一张的钞票堆的话，那该有华盛顿的纪念碑那么高了！”科学家们都清楚艾森豪威尔的本意——如果他连10亿美元都不舍得投入，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批准他们在报告中申请的440亿美元呢？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报告的不重视，让盖瑟委员会和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深感挫伤。一个月后，即1957年12月8日，盖瑟委员会副主席威廉·福斯特在他的私人住宅里举办了大型的盛宴，与会者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包括曾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民意测试权威专家埃尔蒙·诺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及各大媒体人士等。

事实上，盖瑟委员会举办这场宴会的主要目的是将研究报告的结论尽快公诸于世，并希望可以通过宴会说服委员会的领导者们。因为在盖瑟生病之后，斯佩雷格取代了他在委会员的位置，但斯佩雷格对报告却持反对态度。2天之后，即12月11日，《纽约时报》大力宣扬了这场宴会。不到两周的时间，《华盛顿邮报》也在头版头条上大肆渲染，标题上醒目地写着“大量增加国防支出是美国生存的关键”，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美国现在的国防系统漏洞百出，美国人民正处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可怕的危险期，而美国也逐渐沦为第二强国，这将意味着什么？”文章内容揭示出盖瑟委员会的报告仍旧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封存着，而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正被导弹林立的前苏联帝国威胁。

这些报道一出，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立即奔向盖瑟委员会，要求查阅机密报告的内容，同时谴责共和党政府拿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当儿戏。就此而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处境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矛盾反而更尖锐了。另一方面，美国太空事业的“先锋”火箭项目在发射的过程中发生了故障，发射后不到几秒钟便爆炸了，“先锋”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前苏联的旅伴二号、三号及四号相继成功发射到太空。此时，美国民众的神经开始高度紧张，在他们看来，前苏联如今的科技优势很有可能转换为军备优势。

3.导弹差距论

“先锋”项目失败后，“导弹差距论”一时之间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争论焦点。美国民众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前苏联的威胁漠不关心，“先锋”项目也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导致前苏联在军事科技上后来居上，赶超了美国。于是，美国民众越来越期盼新一届美国总统的选举，希望产生一个积极勇敢的政府。民主党派政治人士抓住这个大好时机，表示出自己的强势，誓言将站出来勇敢地与前苏联对抗，重新塑造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强势地位。1958年，美国总统的选举越来越近，导弹差距论顺势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项目，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演讲时反复强调：“美国人誓要让自己的国家再次强大起来。”

艾森豪威尔深感压力，于是他命令彻底调查“导弹差距论”的来源。据调查结果显示，导弹差距论源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空军和中情局都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但是在前苏联现有轰炸机的数量上存在着差距。由此，空军和中情局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空军坚持为自己的研究数据辩护，因为那将意味着更多的军事预算和飞机数量，也就意味着更强大的军事能力。最初，作为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也不愿否认空军的研究结果，尽管是独立的两个情报部门，但中情局的数据来源一直是空军提供的。

随着前苏联“旅伴一号”的成功发射，杜勒斯把两份报告之间的差距解释为美国人的研究失误，事实上，前苏联早就悄无声息地把制造目标由轰炸机转为研制导弹了。在“旅伴一号”成功发射后，赫鲁晓夫曾沾沾自喜地说：“将来，由人工驾驶的轰炸机恐怕只能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前苏联的导弹将统领整个天空。”这也使得阴谋推断论者愈加煞有介事，于是，官僚政治家们把轰炸机的差距论变成了“导弹差距论”。

战略分析师原本预测的是，1962的前苏联将制造500架轰炸机，如果前苏联加速项目的研究工作，极有可能提前1年完成任务，即1961年。但是在1957年时，这个预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情局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报告中简述了国外情报局的一系列发现，报告中还对原来就前苏联军事能力的预测做了更正，由原来预测的500架轰炸机改为了500颗洲际弹道导弹。但是，美国预计在1960年到1961年间，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不过区区89枚，因此，这项更正的结果加剧了美国政府的紧迫感。

1958年，在U-2侦察机在空中拍摄的照片中，空军经过推断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前苏联将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前苏联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足以摧毁美国海外所有的军事基地。中情局战略分析师这样认为，如果前苏联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首先得具备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情报界对此提出了质疑，如果前苏联真的拥有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前苏联肯定会首先对这些导弹进行检验测试，但是通过导弹发射测试后对大气层的影响和U-2侦察机拍摄的照片，以及在土耳其探测前苏联动静的雷达系统监测数据分析得出，前苏联可以使用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比起美国空军原本预测的明显不足。同时，陆军与海军的分析结果也是如此，他们甚至认为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还不到50颗。

在1960年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中反映了这类差距，报告没有给出最终的前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但是却罗列了一大堆不同的预测数据。不管如何，原本的预测数据都是错误的，因为截止到1960年时，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也只有50颗，而仅供使用的也只有35颗；到1961年时，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也不过在175～270颗之间；而1962年的数量也只是在325～400颗之间；直到1963年，前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仍没有发展到500颗。

这些冲突给国防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此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民主党参议员斯图亚特·西明顿对外大力宣传有关假定导弹差距的资料外泄，并要求政府改变中情局机密文件的配发工作。在1947年，当空军独立出来时，西明顿成为空军的第一任秘书长，同时他也是陆、海、空三军委员会的高级职员，他经常通过前助理托马斯·兰费尔获取空军情报。他提出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私下会晤，商讨假定导弹数量差距一事，当时杜勒斯将一份与空军数距相差甚远的报告交给了他，因此在他们的第二次会晤时，西明顿坚持认为是中情局因为一些政治因素向政府上报了错误的数据。但杜勒斯不这样认为，杜勒斯断定空军的评估数据不是基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点火观测实验，而是依赖于媒介的错误观测数据得出的，因此，杜勒斯否定了西明顿的观点。当西明顿等批评家公然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有意忽略前苏联的威胁时，政府才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如果不透露报告内容，就无法反驳西明顿的批判。鉴于这种形势，政府只得对西明顿说：“政府有责任保守国家机密，政府也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另一方面是因为官僚政治的失误。1958年，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方国情评估的法规进行了修改之后，兰德公司及军事合同商们就再也接收不到官方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在兰德公司收到的最后一份官方数据中，包括了1961年前苏联将拥有500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夸大报告。直到1959年，尽管“旅伴”项目和“导弹差距论”显示出了前苏联日渐增长的威胁，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走出他们一贯的思维模式，开始阻止美国政府再次陷入“旅伴一号发射前的政治昏睡状态”。

4.战略家的战斗口号

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兰德公司沃尔斯泰特找到了灵感，他写了一份名为《恐怖的微妙平衡》的详细警示材料，旨在提醒那些盲目而又固执的政治官员们可能会引来的一场浩劫。1959年，这篇材料被杂志《外交事务》刊登，材料的警示意义颇具影响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它甚至可以同著名的莫斯科“X备忘录”相提并论（在“X备忘录”中，乔治·F·凯南大使提出了遏制政策的构想）。

《恐怖的微妙平衡》与当时其他的短评作品不同，在《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中，沃尔斯泰特提出了重新审视美苏两国之间关系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持续发展核武器军备竞赛，核武器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而世界文明也将因此而毁于一旦。同时，他也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所谓的“恐怖自动平衡理念”，恐怖自动平衡理念原本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核武器足以维护世界和平，但如果一方先发制人地发动核战争，那么都无异于切断了这个世界的平衡和生存之路。而在沃尔斯泰特看来，这种观念是一种错误而又极度危险的政治观念。

在文章中，沃尔斯泰特把自己刻画成一个手持长矛瞄准敌人的游侠，敌手是现实存在且极度凶猛的巨人，借此举他想让全世界都清楚地明白，他并不是在与假想的敌人斗争，唯有打败了这个巨人，西方文明才能得以继续存活下去。《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的警示意义深远，它与基地研究报告的基本论点相符合：“可以肯定地预测，在20世纪60年代，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之下，前苏联的军事进攻力度将会大幅度增加，而前苏联发动战争的军事能力也将大大提升。因此，布罗迪曾经提出的战略威慑论固然可行，但难度实在太大，况且，在关键时刻，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敌人的进攻。”

对于那些相信热核战争可以杜绝和终结战争的人，沃尔斯泰特用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例提醒了他们：“第二次大战中，前苏联的死亡人数超出2000万，但是前苏联却从二战中迅速恢复并强大起来。将来肯定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前苏联政府做出了明智的战略决策，有效地减少了战争中前苏联人员伤亡的数量——而美国政府却没有，甚至于连这方面的意识都没有。此外，前苏联认为，在关键的时候，不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例如损失了至关重要的人造卫星、边缘地区惨败的战争及担心美国的抢先攻击，出其不意的战术便是前苏联最明智的抉择，或许这在他们看来风险要低一些。”

沃尔斯泰特在量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式的威慑战略观点，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否定布罗迪曾经的历史推论与比较法，也没有批判卡恩对核战争之后人类生存的疯狂幻想。这种新观点是在兰德公司构想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基础上做了引申——即在首轮核战争之后可以存活的军事力量，并且保证可以足够实施反击方案。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说：“在过去一两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了核战争‘首轮攻击’和‘二次反击’的关键区别，但是鲜少有人识别到这种区别与微妙恐怖平衡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类假想就意味着前苏联领导人比较无能，或者说前苏联是一个乐于合作的国家。当然，这种战略必然是西方在前苏联问题上最佳的选择。如果也将前苏联的战略选择限制在这些战略决策之内，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但是在任何一场与前苏联理智的作战计划中，选择我们所期待的策略都是不太可能的。”

沃尔斯泰特支持发展使用洲际弹道导弹，他认同应用中程弹道导弹是一种及其愚蠢的想法和行为，中程弹道导弹在战争中只能起到宣传的作用，对美国在战争中的安全性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中程弹道导弹与前苏联比较接近，容易受到前苏联的影响或攻击，况且，在按下发射键之前还需要进行种种安全测试。沃尔斯泰特还特别提醒美国政府，中程弹道导弹被前苏联看做是一种包围美国的形式，是美国政府为首轮核战争攻击做的准备。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倡导美国制造非核武器和现代科技，他认为彼此没有开展核战争的必要，并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将迎来军事变革。他在报告中说：“在传统战争的背景下，攻击者需要在战争中反复地突出重围，并且经过反复的损耗，但是不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研究现代科技的影响与意义，比如现代地空导弹。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面临1000架核轰炸机，我们的任务是击落99架，那么这些现代武器肯定比传统战争中的效果要显著得多。相同的道理，媒体中所提及的反坦克线导导弹，以及以人为目标的杀伤武器，它们在技术上的进步都可以矫正西方传统战争之间的平衡，因此，我认为，美国有必要在现代技术方面投入大量的研究，制造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武器。”

沃尔斯泰特在报告中还指出了开展“星球大战计划”的方法，“星球大战”也就是反导弹防御系统，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总统时期备受推崇。继他之后执政的共和党政府持续推行了这一计划。在报告中，沃尔斯泰特说：“如果美国拥有了万无一失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许多的事情将会得到改善，比如战争的军事能力将会变得不重要，而对次生威胁施展大范围的回击也是轻而易举的，就连防止进攻也会显得多余，因为我们不必担心战争会给我们带来威胁，更不用提伤害了。”

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是一种在内心自我实现的预言，无论诚意与否，他思想中那种谨慎得甚至有些悲观的世界观，有助于创造出一个随时都已经做好最坏打算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他涉足了诸多领域，比如书籍出版、顾问咨询和大学教授等，并且获益匪浅。或许，像沃尔斯泰特这样自命不凡的人，他们的生活与事业一直都需要有一种紧迫感，否则将变成盲目的乐观主义者。相反，如果政府高层官员没有做出最坏的打算，那么他们就是在自欺欺人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没有了沃尔斯泰特这样的悲观预言家，核战争是否将导致彼此最终走向毁灭？

在沃尔斯泰特看来，一旦做足了最坏的打算和充足的准备，才能更好地应对战争，又或者杜绝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古罗马帝国奥古斯大帝曾经得出一个古老的结论：“我们必须为战争做足准备，哪怕是最坏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当时的沃尔斯泰特也努力奉劝人们在灾难来临前做足准备，这立即成为新一代政治家和策划家们的战斗口号。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各种束缚，并且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

第五章　辉煌成绩：兰德公司不被世人遗忘的原因

美国第一智库集团兰德公司历经60年的发展能够如此经久不衰，一直被世界各国政府所重视和仰仗，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在其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取得的诸多的辉煌成绩：对朝鲜战争中国出兵朝鲜做出的正确预测；对前苏联人造卫星发射的准确估计，以及针对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建交、东西两德国统一等问题的正确预测等。这些都为兰德公司挣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使其名扬全球、誉满天下。换句话说，20世纪后半段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几乎都有兰德公司智慧的参与和推动的影子。这正是人们不能忘却兰德公司的根源所在。

1.举世瞩目的兰德公司课题

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部门为了能够及时掌握时时变幻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获得各种信息和决策依据，往往都会参考信息咨询公司的意见和决策方案；一些大中型企业为了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向，了解同类型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常常参考智库集团提供的信息。这就使得美国的信息咨询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崛起。而在这其中，影响了信息科技发展整整半个世纪的最著名的信息咨询公司就是美国兰德公司。兰德公司有雄厚的资金来源、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充足的专业人才。例如作为美国白宫著名的智囊人物，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务卿的基辛格就曾经是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信息服务行业的产业化趋势，促使非政府机构的“大脑”形成，同时也为美国在20世纪的政治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

兰德公司就是美国智库集团的典型代表，致力于为联邦政府及各个机构提供综合类信息服务。兰德公司研究和设计到的课题，可谓是当时世界的重心和热点问题，比如“前苏联核问题”、“南朝鲜与北朝鲜”、“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战争”、“卫星研究计划”等重大课题。回顾兰德公司过去的发展历史，它不仅帮助美国政府制定了科学、完善的宇航计划，而且对于互联网的研究开发成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兰德公司的专家组成员们为美国设计、研发、组装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并且还发明了应用于全球互联网系统的数字通信技术，使沟通更加便利、顺畅，降低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通信成本。

兰德公司属于综合性信息咨询公司，也就是全能型智囊团体，所以它不但在高精尖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外交等领域也都有突出贡献。例如，参加国际会议，参与讨论关于如何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等，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分析专家们被邀请参与会议的旁听，并作为高级顾问的身份为会议内容的顺利进行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战略性建议。20世纪70年代，关于尼克松政府关心的中美建交问题上，也是由兰德公司的分析专家惠廷与理查德·所罗门对历史材料、现实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仔细分析之后，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且列出了技术性细节和具体的日程安排。这对于中美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走向正常化国际政治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后来，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这两人都加入到美国国务院任职。目前，在兰德公司内部至少有100多名成员已经是美国各级政府的常设委员或国际顾问，为美国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

最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员是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基辛格从1960年到1968年间一直是兰德公司聘请的高级顾问。在越南战争期间，他被委派到越南参与战场的调研和考察，评估“越南战争是应该升级还是撤军”。回到美国之后，基辛格在向美国总统进行工作汇报之前，先向兰德公司做了越南考察的报告，然后兰德公司的专家组成员进行了讨论和评估。经过兰德公司最高决策机构的研究之后，做出了对于越南战争走向的正确预测。美国政府正是接受了这一预测结果，才做出了从越南战场撤军的决定，使美国最终脱离了越战这一深不见底的泥潭。

现在，兰德公司仍然拥有诸多举世瞩目的研究课题，并且每年能够为全球提供400多份的科研和预测报告，在这些报告当中70%是机密文件，只有30%是公开内容。这些报告涉及近年来全球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例如“中国的汽车工业”、“日本的高新科技发展”、“俄罗斯的核心力量”等等重大课题。除此之外，兰德公司创办了全球第一所决策分析的最高学府——兰德公司研究学院，并且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决策分析博士学位。目前，兰德公司研究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们已经遍布美国政界、商业、军事等各个领域，为高层政策决策提供技术性支持。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曾经评论的那样：“美国取得的诸多商业成就及其他成就的背后，都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荣光。”

2.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的正确预测

在朝鲜战争前夕，美国兰德公司斥资组织了大批的分析专家对这次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态势进行了评估，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国对朝鲜出兵，中国的态度将会是怎样？”兰德公司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中国将出兵朝鲜。”

就在朝鲜战争正式爆发的前八天，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战略分析师们通过秘密渠道联系到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然后索要500万美元的高价，要将最后只有七个字结论的研究报告卖给美国政府。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认为，兰德公司肯定是疯了，竟然有胆量开出如此高昂的价格来出售一份只有几个字的研究报告，于是此事一笑了之，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刚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不论是中国群众的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心所向还是以新中国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说，都不具备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所以并没有引起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的重视。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几年之后，美国军队虽然有先进的武器和充足的后勤供应，但是却在远东朝鲜半岛上被中朝联合军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次失败终于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国国会这才开始展开激烈的辩论，讨论当初出兵朝鲜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为了在国会辩论会上找到有力的证据，在野党急忙以280美元的价格购买下了兰德公司当初呈交的已经失去时效性的朝鲜问题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虽然只有“中国将出兵朝鲜”这七个字，但是在结论之后附有长达600多页的分析报告。在报告当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国情，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及国际大环境。众多充分的证据显示出，美国一旦出兵朝鲜，中国绝对不会坐视朝鲜的危机而不出手相救，必定会果断出兵，使美国军队在朝鲜半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仅如此，兰德公司还预测到，如果中国出兵朝鲜，那么美国将以极为不光彩的姿态率先从这场错误的战争当中退出。

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战争的最高指挥官美国人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战场上退败回国，在得知兰德公司的这份调查报告之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说道：“我们军队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信息分析和咨询公司。兰德公司的价值，因为舍不得花费不到一架战斗机的价钱去购买一份经过缜密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结果导致了我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的战场上损失了830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十多万美军士兵的生命。”

兰德公司这次对于朝鲜战争的预测让美国国会对兰德公司刮目相看，之后便开始了长期与兰德公司建立客户关系的历史。虽然经过了朝鲜战争的惨痛教训，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直觊觎朝鲜半岛这块“风水宝地”，多次提出要求，让兰德公司对于朝鲜的形式做出评估和预测。在2004年的12月份，兰德公司再次发布了一份令世界瞩目的关于朝鲜半岛的研究报告。

当时，英国和美国空军正准备斥资对新型的网络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求能够获得更加清楚的战场图像。许多军事专家和领导人认为，通过高清的通信网络可以更加准确地获得信息，在战争上就可以比敌人更多地掌握战场信息。美国及其盟国英国的部门正在加强联系，形成庞大的信息通信网络，这些信息能够通过通讯网络中心进行中转，然后让处于战场中心的士兵们通过小型的服务器接收终端获得由无人侦察机拍摄的其他地区的具体信息；不仅如此，这些信息也会同时被传送到战场指挥官和在空中进行目标追踪的飞行员那里；而且，海军的军舰，陆军的装甲车、坦克，空军的轰炸机等都可以与信息中心进行完美的无缝连接，最终实现战场上的信息共享。

但是在兰德公司提供的研究报告当中，战略分析师们认为对于信息通讯联网的问题应该持谨慎态度，必须对这些系统进行全面、完整、彻底的测试，保证其机密信息的高度安全性。只有这样，在未来，英国伦敦或美国五角大楼内的国防部高级军事官员们才能够放心地透过各自的办公室，客观、真实地观察到战场上变幻莫测的态势。而当这种体系真正建立的时候，正是将其应用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有利时机。

之后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在2005年的6月份，美国兰德公司又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声称朝鲜半岛如果需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将要耗资6700亿美元。这份报告指出：“朝鲜半岛要实现完全统一所需要花费的金额，取决于朝、韩进行统一的方式及实现统一之后国内稳定、人员恢复、安置费用和社会整体的预算等花费。”兰德公司宣称，计算出这种资金数据是根据2003年朝鲜半岛的整体购买能力预测的，然后根据三种假设的方式进行计算而得出的大概费用范围。这三种假设分别为：制度的改变，即朝鲜开始施行经济自由计划，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在朝、韩两国之间形成联邦状态，这是最好也是可能性最小的情况；其中一国的统治崩溃而实现统一，即来自外国的经济援助锐减，使朝鲜陷入极困窘的局面而不得不与韩国方面进行合作，最后使韩国政府顺其自然地吸收朝鲜政权；再有一种方式就是最终通过战争实现统一，导致这种可能性发生的原因有韩国肆意挑衅的行为，朝鲜进入韩国，对韩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或者是韩国对朝鲜主动发起“防御性进攻”，美韩联合用武力镇压朝鲜，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兰德公司还在报告当中强调，不管是采取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朝鲜半岛的统一都将要比二战之后德国实现统一花费更多的资金和物质支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与当初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相比，朝鲜和韩国的经济差距过大，人口和教育程度上也差距明显。当初东西德国实现统一的时候，民主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韩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这种可能性，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实现的。

由于受到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厅的委托，兰德公司还为美国制订了几项全球打击备战应急计划，不论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只要发生对美国有威胁的活动，美国就会将电子战争、网络袭击、精确打击及快速制胜等战略因素综合在一起，使美国的潜在威胁彻底失去反击能力。为了完成美国的各种野心和保证各种政策顺利实行，兰德公司还将继续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之下进行各种各样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

3.寓意深远的小型泳池派对

1960年，当时正值杰克·肯尼迪参与总统竞选活动，极度需要艾伯特·沃尔斯泰特的帮助，而肯尼迪深知兰德公司管理层与其所属的战略战略分析师们已经产生了激烈的内部政治分歧——以弗兰克·科尔博姆为首的战略分析师们总是维护美国空军和现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聚集在沃尔斯泰特周围才华横溢的经济学、物理学、军事学专家们则倾向于寻求一种新的方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于是当时肯尼迪的助手，年仅25岁的迪尔德丽·亨德森担任起帮助肯尼迪联系兰德公司专家小组的工作。最后通过物理学家丹尼尔·艾斯博格的帮助，亨德森终于联系上了沃尔斯泰特。

其实在此之前，沃尔斯泰特已经注意到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因为他曾经引用过很多沃尔斯泰特在其著作《恐怖的微妙平衡》中的观点。当时，肯尼迪将沃尔斯泰特的观点与约瑟夫·埃尔索普关于世界末日的观点综合在了一起，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漏洞百出的国家安全政策施加压力。这一举动使肯尼迪获得了沃尔斯泰特的好感，因为一方面，沃尔斯泰特十分轻视共和党针对前苏联威胁而发表的“导弹差距理论”，甚至怀疑这种差距压根就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也十分不喜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他厌恶尼克松对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随意乱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无耻作为。除此之外，他与大部分兰德公司的同事一样，都已经厌倦了共和党政府的执政策略，想要寻求政治变革的机会。于是，当肯尼迪的助手亨德森出现在沃尔斯泰特的住宅时，他对她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很快在交谈当中表达了他愿意为肯尼迪赢得总统竞选的意愿。

在这次沃尔斯泰特与亨德森的会面当中，沃尔斯泰特不仅答应会为肯尼迪效劳，还表示愿意招募兰德公司内的其他学者担任自己的助手，特别是准备要招募哈利·罗温等可以信任、并且能够完全保守秘密的人。但是招募工作实际上所遇到的阻力比预期的还要大，因为兰德公司当时毕竟还只是美国空军的附属机构，而且弗兰克·科尔博姆一直坚定地支持现任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如此，因为伯纳德·布罗迪一直从中作梗，不停对科尔博姆抱怨沃尔斯泰特关于“葡萄酒”的问题，导致双方之间的相处已经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其实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这种争斗实在是琐碎不堪，但是布罗迪却被激怒，紧抓着事情不放，甚至要求沃尔斯泰特正式做出道歉。但是事情的起因仅仅是一些葡萄酒而已。于是当科尔博姆把沃尔斯泰特叫到办公室，让他对布罗迪的抱怨做出解释时，沃尔斯泰特实在是感到迷惑不解。而且他从来都不知道如何与科尔博姆这位上司融洽相处，甚至觉得他有些不可理喻，所以当他面对科尔博姆的质问时，不自觉间就摆出了傲慢的姿态。

科尔博姆告诉沃尔斯泰特，布罗迪抱怨来访的法国高管无视他的慎重邀请，反而时常去光顾沃尔斯泰特的宴会，仅仅是因为沃尔斯泰特在宴会上提供了昂贵的法国葡萄酒。这种说法让沃尔斯泰特感到难以接受，他告诉科尔博姆，布罗迪的抱怨令人难以理喻，他喜欢葡萄酒，法国人也喜欢葡萄酒，尤其是法国葡萄酒，而且宴会上使用的葡萄酒都是他自己花钱为法国客人提供的，甚至没有要求兰德公司为这类合理开销买单。沃尔斯泰特简单地告诉科尔博姆：“如果葡萄酒就是法国人来看我的原因，那么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如果硬要解决的话，为什么你不能给伯纳德·布罗迪购买一些更好的葡萄酒呢？”

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沃尔斯泰特了解了科尔博姆是真的对他抱有敌意，而布罗迪只是被科尔博姆拿来打压他的幌子而已，根本涉及不到兰德公司的中心事物。布罗迪极少参与兰德公司内部提交政策建议的工作，所以并不是公司内部及其重要的分析专家，但是他已经被科尔博姆作为打压沃尔斯泰特的棋子来使用了，这就需要沃尔斯泰特做出一些行动来转移布罗迪的愤怒，以达到自保的目的。就在这一时期，沃尔斯泰特的女儿准备办一个简单的泳池派对，于是他想借这次派对支开布罗迪的注意力，设法摆脱科尔博姆的控制和压力。

这个泳池派对原本应该只是一次小型的欢乐派对。但是由于在沃尔斯泰特的家里举办，所以总是会变得超越控制范围和具备特殊意义。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深知这一点，于是她只是邀请了几位要好的朋友前来参加，准备的食物除了热狗、薯片等速食之外，还准备了适合成年人食用的鲑鱼点心、罐头食品和桑塞尔白葡萄酒等，然后还在游泳池边播放着带有成人色彩的音乐。沃尔斯泰特看到女儿如此贴心，于是便放心的邀请了几位重要的客人前来参加这个名义上由女儿举办，实际上是沃尔斯泰特借此调和与布罗迪之间恶劣关系的派对。

布罗迪当然也在被邀请宾客的名单之内，他有些意外地来到了沃尔斯塔特的家中，受到了沃尔斯泰特一家人的热烈欢迎。起初，沃尔斯塔特并没有与布罗迪谈论太多兰德公司及关于美国政策的事情，只是很真诚的邀请布罗迪品尝美食，畅饮麦芽威士忌和法国葡萄酒。他告诉布罗迪，虽然都是简单的速食食品，但是配上美味的法国葡萄酒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布罗迪尝过食物，喝了一点葡萄酒之后，就对沃尔斯泰特的品位大加赞赏，不住地称赞他提供的法国葡萄酒。于是，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这个葡萄酒就是他在宴请法国人的宴会上提供的法国葡萄酒。布罗迪这才明白了沃尔斯泰特邀请他来的真正目的——寻求和解。沃尔斯塔特告诉布罗迪，如果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他可以帮布罗迪购入相同的酒，甚至是更加高品质的葡萄酒。除此之外，他手头上还有一部关于核战略的书籍，希望布罗迪可以接受创作，并为他提供去欧洲考察的机会。

布罗迪明白沃尔斯泰特是要有意支开他，但是他却非常乐意获得去欧洲考察和写书的机会，于是很快地接受了这一请求。由此，布罗迪就暂时无法打扰沃尔斯泰特为肯尼迪竞选招募同僚的计划，而科尔博姆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再找到可以代替布罗迪的棋子。

夜深之后，游泳池边的音乐渐弱，客人们都各自回家，这次小型的泳池派对就这样圆满落幕了……

4.应运而生的新的思考方式

1961年1月17日的夜晚，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发表了告别演说，这是他将权利移交给民主党之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演说，在这次演讲当中，他对于肯尼迪的“军工复合”理论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但是正如他自己在演讲的最后提出的那样，对于民主党的上台他已经毫无办法，只得在三天之内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约翰·菲茨拉杰德·肯尼迪。

事实上，肯尼迪在这次总统竞选活动当中是险胜尼克松，他能够最终赢得选举主要归功于兰德公司顾问团的倾力相助和导弹差距论的推广。在竞选活动的全过程当中，肯尼迪坚决贯彻兰德公司为他提供的信息，紧紧抓住共和党复杂的国际政策及薄弱的国防体系不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评论，而保守的共和党拘泥于政府机密，没有办法对于肯尼迪的军工主张做出正面的回击。

1961年总统竞选结束后，肯尼迪顺利入主白宫，而兰德公司也得以借助民主党的执政地位摆脱了空军的束缚独立出来。民主党执政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倡导激进、快速的自由主义，要彻底带领美国摆脱之前共和党优柔寡断、左顾右盼的国防怪圈。这个圈子以前一直被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掌控在手中，包括兰德公司也不得不受到他的牵制。除此之外，肯尼迪一直想要利用精英们的超凡智慧对美国腐朽的政治现象进行改造，而当他真正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后，这种想法最终能够得以实施。因此，他任命具有创新思维的查尔斯·希奇为新任国防部长，而当他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会面之时，这两个志向相同的政界精英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麦克纳马拉天生对数字极为敏感，并熟练掌握曲线图、图标、方程式等知识，仅仅从他一丝不苟的外表就能看出他是思维缜密、行动果断的硬派人物。他在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推荐加入到肯尼迪团队中参与五角大楼的高层工作。而希奇虽然说话温和、对人态度亲切，但是对于数学运算方面却极具自信。这两个人简直是天生一对的互补性组合，肯尼迪想要实现美国的中央集权，将军队制度进行彻底改造，起用这两个极具办事效率的天才是绝对正确且高效的抉择。

在肯尼迪之前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顽固的军事体系一直受控于美国狭隘、迂腐的政治利益，所以麦克纳马拉和希奇都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使老式的思想方式迅速退出政治舞台。所以当麦克纳马拉收到肯尼迪总统亲自下发的关于裁员的命令，然后授权他对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进行重组任务的时候，他内心无比激动同时又充满了斗志。于是，他与希奇商议，立刻邀请兰德公司的分析师艾琳·恩索担任副助理国防部长，希望建立起一个由经营系统指挥和操控的国防部系统分析办公室。

艾琳·恩索曾经是沃尔斯泰特最得利的助手之一，虽然是个及其严肃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将那种对宗教的虔诚和认真全部灌注到对国防科学的研究当中，对于国防政策的制定及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分析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兰德公司对空军司令部的战略防御漏洞问题R-290进行了后续研究，并与沃尔斯泰特进行了通力合作，最后将问题加以解决。不只是艾琳·恩索，就在希奇精简美国国防部各项预算措施，对五角大楼进行改组的同时，沃尔斯泰特精英圈子里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哈利·罗温也加入到了肯尼迪高层领导层当中，协助麦克纳马拉和希奇进行改组工作。

在这之后，又有几名兰德公司的精英分析师们进入了五角大楼当中，然后在肯尼迪的预算主管大卫·贝尔的协助及麦克拉马拉和希奇的领导下，这些精英分子们开始着手对整个国防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特别瞄准了之前对兰德公司起到牵制和控制作用的美国空军。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原本大受艾森豪威尔前政府重视的李梅的项目，如新式B-58、B-70式重型轰炸机及一些新型导弹系统全部被收回资金，一一丢弃。

这些将美国空军的强大气势一扫而空的人们，都是一些爱穿古板西装，留着整齐、干净的小平头，嘴上叼着烟斗、说话轻声细气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改革的重大创举使人们对新政府刮目相看，更为他们的兰德公司精英团队赢得了“麦克纳马拉神童组”的美称。

至此，兰德公司的“神童组”基本上接管了五角大楼的各项事务，他们将五角大楼古旧、落后、毫无效率的机构体系和运作模式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精简、高效、运作性更强的新的国防体系，除此之外，兰德公司的系统分析及预算程序术语等也被他们带入到国防部，成为整个政府的通用术语。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兰德公司一直所研究的关于战争、威慑力及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理论，逐渐在新的肯尼迪政府当中被奉行为公开学说，从此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5.兰德公司：数字时代的先行者

1960年的春天，兰德公司的年轻工程师保罗·巴兰获得了兰德公司高层的直接通知，要求他对美苏之间的核突袭及导弹防御系统进行分析和计算。这是一项及其可怕和沉重的任务，因为一旦巴兰计算失误，就很有可能造成整个美国彻底失去未来。这也就是说，如果前苏联对美国发起了核突袭，美军所有的防御系统都将遭受到闪电战的袭击，这时候战略空军司令部将要如何展开反击？这正如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所言，如果前苏联启用一个轰炸小组偷袭美国核设施，那么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仓库将会遭受到极大的损害；除此之外，核武器爆炸产生的信号会对电离层产生影响，进而使所有远程高频无线电通信中断。退一步讲，如果前苏联的空中袭击没有造成核武器的大规模损伤，但是却毁坏了电话系统的中央转换节点，那么美国的空中导弹和大批核武器同样将与战略空军指挥部失去联络，而操控系统和通信系统都将彻底瘫痪。

正因如此，通信系统安全性能的分析、计算及新型通信系统的研发，对于美国空军和整个国防来说都是最首要的任务。兰德公司意识到国防系统的优劣会影响到美国国土上的每一个人，因此指派工程师巴兰应对导弹通信挑战的策略。也正是对这一策略的研究，最终开创了因特网的研发前景，并为现如今的网络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期以来，巴兰都对于神经网络研究这一课题充满了兴趣，这使他不断从神经网的构造当中获得对于建立新型通信网络的灵感——神经网络系统是一种复杂的人脑思维模式，它可以及其灵活地应对身体各部分的挑战。当一个神经系统受到的压力过大时，另外一个神经系统就会自动支援。例如，当神经系统处于疲劳状态，不能通过正常的路线传达举手这一命令时，大脑就会自动启动另外一条路线，通过这条临时开辟的路径来完成命令的传导。这种神经传导的模式，启发巴兰设计出一个巧妙的计划。

巴兰利用兰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手机的调幅收音机广播站的观察资料当做蓝本，将调幅收音天线当成是备选的神经中枢或可变操控节点，然后与空中的洲际弹道导弹相连接，保持二者通信顺畅。一旦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情况之下，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可以启用调幅天线作为军用通信传输设备，向导弹发送操控命令。当这一计划上报之后，美国空军立即采纳了巴兰的提议，建立其可以由民用转为军用的两用天线网络，一个节点连接一个节点地传输秘密进攻信号，而这种信号是不能被普通收音机调频信号所接收到的。这就解决了因空军战略通信设施被破坏而无法与洲际导弹相连接的问题。

巴兰对于自己这次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是却还是想在此基础上做出更加完善的改进，他想要将只能发出“进攻”或“不进攻”这类简单命令的系统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鉴于较低频率的模拟调频电路很容易受到各种信号和噪音干扰的原因，于是巴兰发明了一种将信息按照数位来进行编码，然后进行传输的办法。这就是最早的计算机数位编码的雏形。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数位”这一词的含义，当时的所有收音机、电话信号等都是通过连续电流和电压来传输模拟数据，因而常常会受到距离、信号强度、噪音等问题的干扰而产生失真现象。与这种模拟信号相比，“数位”信息具有更加准确、真实、稳定的传输特点。“数位”都是二进制编码，这也就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正、负或1、0的这种组合被有序地发送出去，这就是电脑所用的序列。因此，由于距离远近而产生的干扰噪音或信号失真对于发出的数据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如此一来，数据的准确传输质量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数位信号还可能随意更改传输路线，通过备用传输路线实现数据传送，更加提升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保罗·巴兰对于推进通信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贡献不仅在于此，还在于他还将信息分割成无数的“信息包”。这些信息包在通信的过程当中分散成为一系列的数据包，它们分别携带着接收器、起点、在通信网络当中停留的时间长短及序列的准确顺序等相关信息。当这些信息到达接收点之后，就会按照原本的顺序进行重新组合，成为可以被人们准确理解的完整的信息。如此一来，信息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就不再需要节点或转换站点的中转，甚至也不需要吸附于现有的电话线。假如战争爆发，华盛顿与威奇托导弹发射井之间的直接军事通讯被破坏，信息包就会自动转向任何可以疏通的电话线路，这条线路可能是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再经过中国到夏威夷，最后再到威奇托导弹发射井，而过程也仅仅需要一秒钟而已，信息就可以环绕全球然后回到最初的目的地。这种技术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完整的大脑，而电话线路就像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任何一个备用神经网络。

当这一研究结果被巴兰分析成功后，他曾经试图说服全美电话电报公司将这一构思建设成为现实，但是电话公司却不想为自己制造出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在民用通信无法顺利改善的情况下，巴兰只得将这一全球性信息包转换系统先提供到空军手中，然后传到美国国防部。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属根据巴兰的数字信息同送系统发明了ARAP计算机网络，但是这一计算机网络却选择采用了英国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所创造的网络版本。又经过了许多年，ARAP计算机网络逐渐褪去了军事色彩，转而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广泛使用的因特网。

保罗·巴兰在世界正式进入二进制时代之前就已经成功研究出了二进制的信息转换和传递体系，但是他的失败之处也正在于此：世界还没有为二进制做好准备，所以这种成功难以被广泛接受。这并不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第一次走在科学创新的前沿，更不是最后一次，而他们所做的每一次创新贡献，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6.兰德公司参与的太空侦查计划

兰德公司在参与美国与前苏联的导弹和核武器之争的过程当中，在红外线探测前苏联导弹和运载火箭方面，其计算能力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所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将对前苏联进行彻底侦查的任务全部都押在兰德公司身上。

从1954年9月开始，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开始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前苏联偷袭”计划研究和计算其可能性。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士·凯尔安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兰德公司首领科尔博姆的心腹之交。经过对资料进行的统计和计算，凯尔安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情报，对于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进行基本的预测，从而为国防提供更加准确的战略警报，尽可能地减小由于遭受突然的恐怖袭击而引发的恐慌。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寻求最广泛的科学技术支持。

这份报告对美国国防提出了前苏联威胁的警告，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由兰德公司进一步探索各种方法，以获取更多的关于前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空军委托兰德公司制造大型的隐秘侦查气球在前苏联上空进行侦查，这就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们所创造的“地鼠”计划。

在这一计划当中，美国空军从土耳其境内和西欧的军事基地共发射了500多个装满照相机的高空侦测气球，想要通过高空大气的流动将气球带到前苏联境内。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飞行车厢”式货运飞机参与高空侦查热气球的回收工作，在理论上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却并不十分隐秘。但是让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竟然十分奏效。“飞行车厢”回收了40个装有珍贵侦查资料的气球，照相机内所拍摄的照片覆盖了前苏联境内20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在1952年，前苏联空军在境内发现了许多美军的侦查气球坠地之后留下的残骸，不得已，大部分的“地鼠”项目都被暂时叫停。“地鼠”项目的终止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定决心要对轰炸机进行改造，让轰炸机飞跃前苏联领空进行侦查。但是这一项目因为众多轰炸机在侦查过程当中被前苏联空军击落而被取消，而这些事件几乎激发起了美苏之间的国际危机。

经过了这两次教训之后，美国空军决定授权兰德公司制造飞行高度超过7万英尺高空的气球。在计划当中，这些气球将飞跃前苏联的领空，然后停靠在日本或阿拉斯加州的某个地点进行回收。这一计划被称之为GENETRIX计划。为了避免侦查气球被前苏联空军发现而带来任何国际性的麻烦，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发射高空气球对地球高空急流进行探索为理由，正式启动了GENETRIX计划。如此同时，兰德公司与美国空军官的另外两项秘密计划：U-2高空侦察机和核动力侦查卫星，也在同时秘密进行。

在这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空间自由”的原则，使整个地球的外层空间为全世界所共有。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的资源共享，但是更多意义上是为美国这类先进国家制造了探索太空、发射侦察卫星的借口。于是，融合了核动力侦察卫星及早期气球侦查计划的新型隐秘系统“科罗娜计划”正式进入了美国国防体系。这一项目能够将侦查卫星发射到洲际导弹轨道之上，是后来所有卫星侦查项目的原始鼻祖。

实际上，兰德公司帮助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进行的这项“科罗娜计划”是将洲际弹道导弹改造成为空间运载火箭装置，然后将装有高清照相机的观测卫星发射到太空当中。但是最初进行计划的时候遇到的难题相当之多，所有理论计算都显示卫星的发射和飞行都会顺利进行，但是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的时候却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从1958年“科罗娜计划”启动以来，前十二次的科罗娜卫星飞行均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如此，因为美国政府想要快速地侦察到前苏联的实际战斗实力，所以给予了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和战略分析师们相当大的压力，使得每次科罗娜卫星的前后发射间隔都不超过一个月，因此短时期内难以分析出失败的原因所在，这就导致了失败一次又一次地上演。一直到1960年的8月10日，科罗娜卫星的第十三次试飞终于取得了成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次的绕地飞行当中，卫星却没有携带胶片，只安装了诊断性仪器。通过兰德公司的努力，科罗娜终于完成了最初设定的任务，带回了重达16磅的胶片，照片几乎拍摄到了前苏联领土的全部范围，为美国国防部制定应对前苏联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在接下来的12年里，科罗娜卫星图片的分辨率发展到了6英尺，这让美国几乎可以清楚地拍摄到前苏联领土范围之内的每一寸地表图像，不仅是前苏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陷入了美国的监控范围之内。这项“科罗娜计划”给美国带来了最先进、最可靠的侦查方式，也使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们开创了新的局面。在科罗娜卫星出现之前，几乎所有分析机构都只能够依靠地图和其他地面机构所提供的不十分确切的信息进行情报解读和分析。但是有了科罗娜卫星之后，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就能够准确地找到前苏联城市的具体位置，观测到前苏联领土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布置情况及中国边境附近的反弹道导弹分布，观察到地面核工厂、研究所、街道等的分布，甚至可以计算出前苏联丰收年份里挂在枝头的水果的具体数量。在美苏冷战的重要历史时期当中，科罗娜卫星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十分精确和及时的情报，使美国能够全面掌握到前苏联的动向，做好全方位的战斗准备。

除了对前苏联进行侦查任务以外，科罗娜卫星还在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六日战争当中担负了观察任务，甚至还包括对阿拉格群岛遗址的协助调查。正如美国政府曾经评价的那样：“虽然我们对于科罗娜这个空间项目投入了近400亿美元，但是我们从清晰的卫星照片当中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信息，即使是没有其他的收获，单从准确获取信息、快速收集情报这方面来讲，科罗娜计划的收益也在当初投入的十倍以上。”

兰德公司对于美国太空项目研究和空间侦查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科罗娜卫星，还在于对美国航空航天局建立过程当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兰德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研发成本预计系统，能够为各种新型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提供极大的帮助，加速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建立步伐。

1958年，美国众议院宇航太空探索委员会要求兰德公司加入到空间系统的研究和预测当中，这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最早雏形。在机构建立的最初阶段，兰德公司由于不满于美国空军的约束，对于各种研究项目总是尽量往后拖延较长的时间才正式提交，这让航空航天局的行政官员们开始怀疑兰德公司对于从事太空工作的适应性和控制能力。但是在1960年，兰德公司快速完成了关于通信卫星开发的政策性问题研究，这让美国航空航天局不得不对兰德公司另眼相看。不同于之前的消极怠工态度，兰德公司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完美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并且接连成功分析了建造核动力火箭的可能性。兰德公司在完成分析之后提交了报告，虽然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很乐于看到分析报告的提早上交，但是却不满意兰德公司有些傲慢的报告基调，这让他们不愿意再继续出售空间项目给兰德公司。

兰德公司为了迎合摆脱与空军长期订立合作合同的束缚，更改了报告基调以迎合航空航天局的官员们，但是这却致使兰德公司内部出现了分裂。一些研究员们认为自己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信誉也受到了损害，所以不愿意再承担空间研究项目。在这种情况之下，兰德公司的高层只能尽力协调，在美国空军、航空航天局及公司内部的研究员们之间寻求关系的平衡。这种复杂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越南战争。而正是在这次战争里，兰德公司才如愿以偿地正式摆脱了空军的束缚，开始走向了多样化快速发展的道路。

7.难以压倒的力量

越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派出陆军部队进入越南，帮助南越军队打击境内的共产党势力。在此期间，主持越南战争研究工作的安东尼·鲁索及兰德公司的其他研究者们都曾多次听说过关于越共战俘的故事。

这些被俘的游击队成员们对于南越军队的严刑拷问表现出了无比坚定的意志和信念。虽然战俘们身材瘦小，在南越军队里饱受拳脚之苦，身上、脸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留下的痕迹，但是他们却都一声不吭，并且坦言对于自己参加越南的革命行为没有感到过一点后悔。他们不怕牺牲，认为如果自己能够为越南共产党的事业奉献生命，是最骄傲和高尚的行为，所以不管有多少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们都会坚定地再次投身革命。

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决不屈服的力量使美国的外交政策停滞不前。美国政府领导人为此焦头烂额，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使敌人有如此强烈的力量与美国军队抗衡。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防部与兰德公司签订了合同，委托兰德公司调查美国军队和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政权力量所具有的士气，以及越南共产党人誓死抗争的动机所在。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得这场战争。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鲁索和他兰德公司的同事们开始了在越南的艰苦跋涉的调查行程。在西贡大学学者及翻译的帮助下，他们进入战火肆虐的越南，开始采访被俘的游击队员们。一开始，因为担心这些美国人又要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所以战俘们都沉默不语，但是当他们得知鲁索带领的美国团队只是想要了解他们的信仰时，终于放下戒备开始诉说，因为在他们看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非常光荣和神圣的事情，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了解这一先进的思想体系。

这些越南共产党们宣称，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他们是一群爱国先驱和救世英雄，誓要将越南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直到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实现越南南部和北部的完全统一。这些越南共产党们不止是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利益而战，更是在领袖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为了实现平等的社会主义，为孩子们争取到安定的环境和更好的教育条件，为人民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他们还为了推翻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对人民施行恐怖专制统治的西贡政府，将腐败的官员们推下台，为了重新夺回越南的平等和自由而战斗。在这一过程当中，不管有多少越南共产党员会为此而牺牲，都不会阻碍越共坚决斗争到底的信心。即使这场战斗会持续百年之久，越南共产党的力量也绝不会有一点软弱和松懈。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听完越共战俘的叙述之后，走出审讯室抽烟休息，在巨大的八角树叶和浓重的烟雾环绕中，鲁索思考着刚刚战俘们说的话，然后转身对自己的助手说：“关于越南战争的情况，政府恐怕估计错误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国防部关注的焦点一直集中于美苏在中欧地区的核战争夺，而忽略了对越南地区具体情况的研究，以至于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越南的形势。他们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只要用一定的利益和价值来换取美国政府的慷慨相助，那么必定能够建立起一个以军人阶层为社会推动力，并且附属于美国价值体系之上的文明政权。但是经过这次兰德公司的深入调查研究后，鲁索认为，随着西欧地区实力的均衡，美国注意的焦点必然会向东转移，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将会成为下一个冷战进行的主战场。

保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他认为，对于已经陷入多变战争的美国政府来讲，尽快解决日益突出的第三世界矛盾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于是，沃尔斯泰特在他的忠实跟随者、得意门生哈利·罗温的帮助下，积极推进第三世界国家政策，并对美国国防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赢得了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兰德公司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战争、叛乱镇压行动及后勤保障体系等问题的研究，还对二战期间的几个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对比和讨论。几年之后，这场谈论就延伸到越南战争当中越共的士气及信仰、动机的研究调查。在这次更加深入的越南共产主义游击队战斗力量调查当中，人类学家约翰·G·唐尼尔和政治学教授约瑟夫·J·扎斯罗夫两位顾问对于之前鲁索提交的研究报告进行了深入的阅读和分析，然后将一份更加详细和深入的报告提交给了罗温及兰德公司新上任的上司约翰·迈克诺顿。在这份报告当中，他们两人都认为越共分子并不是共产主义狂热分子，也不像之前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那样一心想要占据土地，而是自认为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是为越南独立而不屈战斗的勇士。可以说，正是越共的这种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成为支撑他们坚持斗争的坚定力量。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越共的战争将会持久不变，不会被打败，就算是彻底控制了整个越南，也没有办法使越共分子放弃和屈服。当罗温和迈克诺顿面对着这一份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都发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越共分子的力量难以被压制，美国政府已经下错了赌注，而美国面临的结果必然是大败无疑。

这一结果其实与鲁索之前所支持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越共分子不是土匪、强盗，而是一群有原则、有理想，为了自由和未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敢战士，至少比士气低迷、军机混乱的西贡政府军要强悍得多。但是对于兰德公司的这一报告，美国国防部显然没有予以重视，而是继续积极寻求将越南地区的战争升级，并不打算重新审视出兵越南美国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和实际意义。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想利用兰德公司寻找到一种彻底打败越南共产党的方法，而不是去理解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和精神信念产生的原因。1964年，约翰逊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了新一届的总统大选，并承诺不会再继续将美国士兵送到可怕的越南战场上去送死，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在1965年年底，约翰逊就又派遣了50万名美军士兵进入越南战场，并且对美国民众宣称：“这场战争一直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种种数据都显示胜利已经离我们不远……”

但是实际情况显示不是这样，美国政府越来越发现他们正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中，不要说主动进攻，甚至是连防守的地位都难以保持。而此时，北越南胡志明所掌控的越共军队人数已经超过了17万人，游击战争继续在四处频繁开展，同时作战小分队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断夺取和控制了一些原本由南越政府掌控的地区。他们还在密林当中开通出一条隐秘的“胡志明小道”，当做运输后勤保障物品及现代化武器的交通干道，这让美国政府更加头疼：南越军队因为胆小如鼠、士气低落，不敢进入密林搜索越共，进行反游击战争；而高大笨拙的美国士兵对于雨林环境难以熟悉，更加不愿意进入其中为南越政府卖命。于是美国政府想到与越共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法，但是对于北越南而言却态度坚决，要么战死，要么就取得完全胜利，绝不打算采取有辱越共的中间路线。

尽管在此时，越南战场的局势已经陷入混乱，但是兰德公司的报告指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加大对越南战争的资金支持，实施特设计划，并且对越南农民提供限量食物，争取支持，还是有可能最终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在国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方僵持不下，导致策略的最终流产，这也使美国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彻底化为泡影。

眼看着美国胜利的希望渐渐渺茫，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战略分析师们原本充满使命感的研究热情也开始减弱，许多战略分析师们开始沉思，为了散布美国式的争议而将自己的公民送到遥远的国度去屠杀那里的贫苦农民，这真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年复一年地进行下去，让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倍感痛苦。他们折服于越共俘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信念力量，对于美国现行的第三世界国家政策也感到绝望。于是从1965年初开始，兰德公司的一名德裔流亡学者康拉德·科伦就提出美国应该单方面从越南战场撤军，结束这场不必要的战争。艾斯博格也对此持赞同观点，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迅速结束这场针对北越共党的战争，然后集中精神强力清扫越战给美国带来的挫败感。但是美国国会及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官员们仍然执迷不悟，准备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企图以更为广泛的狂轰滥炸来重挫越共军队的士气，这就是1965年3月2日由美国空军发起的“滚雷行动”。这一行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实际上对于北越南及越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们一如既往地要坚决推翻由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实现越南的南北统一。

在20世纪60年代接近尾声的时候，兰德公司开始试图从这场充满争议、停滞不前的“越南泥潭”当中脱身而出，转让开始准备研究代号为卡米洛特的拉丁美洲基金革命前景。但是兰德公司内部坚定支持美国继续采取武装行动的科尔博姆却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种项目有违美国政府交予兰德公司的历史使命——帮助其打赢越南战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兰德公司的理事会将要做出艰难抉择，而且在此之前理事会也已经注意到科尔博姆与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之间的紧张关系。鉴于兰德公司整个机构都倾向于从越南战争一事中脱身，于是理事会做出了要求科尔博姆辞职的决定，而后让沃尔斯泰特的亲信兼好友哈利·罗温接替了科尔博姆的领导位置。

哈利·罗温之前是神通专家组的成员，他和他的团队曾经带领兰德公司跨入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创了新的思维模式，但是同时也将兰德公司带入了五角大楼的各种丑闻之中。他与他的同事一样，对于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的支持，到质疑、否决、抽身而出的过程。没有了兰德公司的美国，要怎样才能击跨越共那股难以战胜的力量，从越南战争的泥潭当中艰难爬出？或许历史还是离不开兰德公司的推动，最终还是需要一位先行者勇敢地站出来，让这场错误的战争及时刹车。

8.美苏核战争危机的最终解决

兰德公司对于肯尼迪政府做出过许多帮助和贡献，其中最为具体和最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就是——改变了美国的整体核战争计划，即SIOP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 Plan）。

SIOP计划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当中，为了改善美国空军毫无计划性的核武器扩充行为而制定的。尽管SIOP将空军所有的战略性核武器的指挥权都集中收集起来，而这些武器中甚至还包括海军的“北极星”导弹和核战舰，以及陆军作战中使用的一些核武器，但是SIOP计划仍然显得凌乱而无章法，与之前的“杀手锏”战略相比，几乎就是换汤不换药。就在SIOP—62计划正式开始启动的第一年里，前苏联以核战争相威胁美国，企图实施入侵西欧的计划。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之下，美国做出了历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规模的导弹轰炸计划——即使在前苏联根本没有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将投入使用1459颗核炸弹，这相当于21.64亿吨的黄色炸药威力。这些核弹被调整位置，对准了分布在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所有已知的军事目标和一些普通城市，一旦美国政府察觉到前苏联政府有所行动，将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次轰炸计划中，美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都将倾巢出动，总数目达到3423颗，相当于78.47亿吨黄色炸药爆炸所造成的破坏威力。据策略估计，如果这一计划实施，那么在前苏联境内至少会有2.85亿平民，中国境内数千万民众及东欧部分地区的民众都将会在这场远距离导弹博弈的战争当中丧生，大约4000多万人将遭受严重创伤，这无异于一场核弹大屠杀。除此之外，还有在非战争地区的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计，在东欧地区将有一亿民众难逃一死。比如在欧洲攻击目标周围的中立国家，像是芬兰、奥地利、阿富汗等；而在北约国家也将有将近一亿的民众丧生。欧洲地区总得统计数据为六亿人口，这些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战争旁观者还是懵懂之徒，都将在核炸弹的无情重击之下失去性命，更不用提在核武器使用过后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和伤亡。

1961年2月3日，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顺利接手美国政府之后的两个星期里，美国空军战略司令部就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SIOP-62计划提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空军总参谋长托马斯·怀特将军把这份报告书提交给麦克拉马拉、国防部副部长罗斯威尔·吉尔帕特里克及其他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希望通过向他们展示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和图表来打动国防部，使他们同意批准这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令空军倍感自豪的强势核打击计划。但是麦克纳马拉看上去对这份计划报告书并不满意，面对繁复的数据和统计表格也丝毫不为所动，因为他不仅能够快速领会到战略报告的要点，甚至不经过周密计算就能够准确指出计划报告当中存在的大量漏洞。比如浪费资源的重复进攻，有些目标甚至被重复袭击4次到10次之多，而这些目标大部分都是普通城市里的普通建筑物，基本上没有任何军事功能。麦克纳马拉还直言不讳地批评空军低估了前苏联地区的人员伤亡数字和工商业损失情况。看来麦克纳马拉对这份计划抱有强烈的抵触态度，尤其让他感到不悦的是美国空军对于东欧地区人民生命的轻视和对战争死亡的无所谓的态度。空军总参谋长怀特将军略带嘲讽地对麦克纳马拉说：“部长先生，希望你在阿尔巴尼亚地区没有任何的朋友或亲人，因为我们已经打算彻底摧毁这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安定和谐的国家或地区，仅仅因为它们碰巧建立在了共产主义传播的范围之内，就要被彻底剥夺生命的权利！

听完空军的SIOP-62计划之后，麦克纳马拉离开了战略空军司令部，暗自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美国毫无责任感的核政策。于是他开始说服肯尼迪总统彻底放弃前任政府发动核战争的计划，用其他更加合理的方案取而代之，防止核战争给世界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可怕后果。

但是要如何提出合适的战略方案呢？就在这时，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威廉·考夫曼向麦克纳马拉做出了关于反击力的重要报告，这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在1962年2月10日，麦克纳马拉安排考夫曼对反击力作出全面的计划报告。考夫曼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同事，所以两人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再加上麦克纳马拉一直以来都比较赞同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所以对于考夫曼提出的计划更加容易接受。在报告会上，考夫曼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计划当中非城市攻击目标的独创性概念。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计划就是要将美国的战略核武器精确投放到前苏联已知的军事目标上，并要避开人口聚集的地区。在计划当中，考夫曼还借用了沃尔斯泰特的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性、精心策划的战略方案——美国逐步启动核武器反击能力，按照步骤增加攻击的强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之前给前苏联留下要求停止战争的机会。其实在过去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考夫曼已经多次向美国空军提出过这项报告，但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这次报告当中，考夫曼准备了许多具体的数据、图标、统计资料，想要费尽心思地说服国防部采纳这一更加完善和合理的方案。但是实际上，麦克纳马拉原本就没有打算延续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战略核打击方案，所以在报告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麦克纳马拉领会了反击力的概念和意图之后，就已经下定决定要用这一方案替代原本的空军SIOP-62计划。

在这次考夫曼所提出的战略方案中，将反击力和沃尔斯塔特的二次打击能力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了兰德公司多年对核战略方针分析的最高成果，这让麦克纳马拉认为找到了一种可以让美国增加使用核武器的新方法，可以让总统更加灵活地对付前苏联的任何军事行动。于是，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之下，兰德公司开始更加详细地制定关于新的核战略方案的实施计划，这就为美国能够实施新的核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兰德公司制定好关于计划的项目清单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兰德公司将计划项目转交给丹尼尔·艾斯博格过目。丹尼尔·艾斯博格是海军出身，曾经深入学习过各种军队的战略战斗计划，但是他对于前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海军SIOP计划始终抱有反感，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面对前苏联的核战争威胁，美国政府陈旧、落后的整体核策略都会显得荒唐可笑且血腥无比。所以当他看到兰德公司提交的新的核政策研究报告时，就打算抓住这一契机，将国家的核战争措施进行彻底的调整，将其改造得更加精确、有效、理性和正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就将丹尼尔·艾斯博格借调给美国太平洋总司令军队，让他参与研究核武器控制和管理问题。艾斯博格就是在那时发现了美国的核武器管理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和威胁——当时政府虽然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称反对核战争，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实际授权了各个主要战场的指挥官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主动开启战略核打击的权利。这些情况包括与华盛顿通信中断或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时（艾森豪威尔曾经突发心脏病）。不仅如此，某些掌握这些职权的四星指挥官，还进一步将启动核武器的权利下放给他们的下属，这就表示了美国核武器管理和使用权利实际上是出于极度分散的状态，比想象中的更加容易发生由于权利滥用或指挥失误而发动核战争的情况。而且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期，各地指挥官基本上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常常疯狂地叫嚣进行战略核打击。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为事实，那么可怕的核战场景将会真正出现，特别是在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沃尔斯泰特提出“失效安全概念”之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降低发动核战争的危险，艾斯博格在空军司令部提出了多项控制措施，但是都被一一否决，这让艾斯博格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极为失望。

但是这次新的核战略方案已经被兰德公司正式提出，艾斯博格就打算借用这个机会将其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将新的核战略政策立为正式的官方政策。于是艾斯博格在方案当中再三强调，美国绝不能让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无辜的平民成为大国战争的牺牲品。因此，美国的战争策略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数量，抑制袭击非战略目标和人口集中地区的行为。同时，艾斯博格还强调美国应该在战争当中始终保留一个持久不变的指挥中心，保证对战争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利，同时为战争的战略反攻保留部分武器。也就是说，不能一味地滥用核武器，否则有可能会失去战争的持久性优势。

在1961年5月份，艾斯博格将完整的新核战略计划书递交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然后由麦克纳马拉呈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中建议要重新定位整体的战争计划，使美苏之间避免陷入核战争的可怕泥潭。经过艾斯博格和麦克纳马拉的努力，在1962年初的时候，新的反击政策终于对外公布。

这项由兰德公司出任顾问制定并实施的应对危机的新措施很快就投入到实践应用当中——当时大规模的提议正甚嚣尘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确实在认真考虑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核打击的首选目标就是美苏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柏林市。

当时德国首都柏林分裂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柏林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柏林，大量东德的民众逃离东德，并经过柏林进入由资本主义势力控制的西德境内，这让前苏联一直头痛不已，想要对柏林进行封锁，防止人民逃窜流失。在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当选为新任总统之前，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直放出风声，说要执行斯大林时期的封锁计划，让东德政府负责对于出入柏林的交通管制，并且要求美国及其盟友从西德地区撤离，这让由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西德政府倍感压力。

赫鲁晓夫不断吹嘘前苏联拥有大规模核武器，并借此对美国进行威胁。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上主动挑衅，威胁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能在12月底之前撤离西柏林，那么前苏联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针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大规模核武器情况，美国政府立刻组织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进行研究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前苏联的核武器优势不过是自吹自擂，但是前苏联在东德地区的战斗力优势却也名副其实。如果前苏联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对柏林进行全面封锁，那么美国驻守在西柏林地区的军队最多只能够支持18天的常规战斗。届时，美国就不得不出动几个旅的兵力从西德境内沿着高速公路推进，冲破前苏联的封锁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前苏联及其盟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那么美国就将会实施彻底的战略核打击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内部讨论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方面是以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为首的，谨慎采取战略核打击计划的建议，力图进一步详细核实和评估前苏联核威慑能力，并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平息风波；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应该先于前苏联展开核打击，彻底摧毁前苏联的核设施，占据战略主动权。美国国务卿安迪·艾奇逊认为，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前苏联利用核战争为借口来测试美国的意志力。而如果肯尼迪总统在柏林问题上选择妥协，那么前苏联则会认为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事情上继续不断侵犯美国、扩大利益。世人则会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操控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军事实力远不及前苏联，或者是美国不愿意承担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进而使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但是如果美国大规模扩充常规军事力量，那么无疑也是在向前苏联暗示，美国不会轻易听从前苏联的安排和摆布。但是艾奇逊国务卿也非常悲哀地意识到，这种主动挑衅式的举动，无疑会引起前苏联的高度警惕，使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限制地升高。

鉴于当时的复杂局面，美国中央政府内从上到下，人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而这种濒于崩溃的局面也使事情朝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国家安全顾问卡尔·凯森执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防柏林局面的对峙会演变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核战争，在这份备忘录当中，卡尔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核设施表现出了过分的乐观态度。兰德公司的研究院和战略分析师们通过分析侦察卫星带回来的间谍照片后发现，前苏联的导弹能力实际上远远小于人们原本的设想，根据这一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推断，前苏联实际上只拥有四颗陆基操作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实施打击。所以，如果美国率先对前苏联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很有可能彻底将其摧毁。但是同时，兰德公司分析小组也指出了这其中的危险性，即如果美国对于前苏联实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完全摧毁目标，前苏联的轰炸机及水下导弹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应，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美国200万到300万的人员伤亡。虽然这些资料此前都被公开讨论过，但是在卡尔·凯森的备忘录中，因为过分强调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力量，弱化了前苏联的防空能力和反击能力，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的可能性做出不适当的评估，所以在政府机构当掀起了热潮。

一部分激进派官员在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后激烈地表示应该在短时间内对前苏联发动核战争，永久性地摧毁其战略核设施，免除美国的后顾之忧；但是以兰德公司分析员们为代表的国防部理性派对此却提出了疑问——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摧毁前苏联的全部核设施，那又该如何收场？谁也不知道前苏联是否把大规模武器都隐藏在了地下或海中，如果战争爆发，前苏联将这些潜在的核武器全都对准华盛顿或纽约，美国又该如何应对？战场局势千变万化，面对突然的情况，美国又将如何科学、合理地调用核武器？此外，根据现有的材料，美国根本不能确定前苏联所有战略导弹的具体隐藏位置，那么就很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有上百颗前苏联导弹伺机待发正等待着被发射到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欧洲大陆几千万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看来，备忘录中的战争计划根本就是美国的激进代表在情急之下做出的冲动决定，根本不可实行。

其实，当时的前苏联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双边危机的进一步扩大：1961年8月，前苏联在柏林市内建立起柏林墙，这一举措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的逃亡浪潮。最终，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兰德公司智囊小组的努力下，肯尼迪政府终于放弃了备忘录中全面摧毁战略核设施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有效的反击力理论。

危机逐渐被解除了，这不但要归功于肯尼迪政府采取的强硬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态度，还有兰德公司反击力理论的成功运用，这对于后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谈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1961年10月份，两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时候，双方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美国政府宣告会陆续撤军柏林，而前苏联政府则放弃了最初制定的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后来美国与前苏联关于古巴导弹问题的又一次对抗当中，兰德公司的反击力理论也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并顺利地解除了危机。即使是在当美国政府发现前苏联的SS-4和SS-5导弹都已经直接对准了美国大陆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没有考虑过对前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足以说明反击力理论对美国核战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处于对峙状态，双方在古巴导弹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最终按照反击力理论的指导，对前苏联采取了和解态度——肯尼迪承诺不会派军队侵占古巴，同时将撤回一些布置在土耳其境内的北约导弹。而作为交换，前苏联则宣布撤回布置在古巴群岛的导弹，这样一来，不仅使美苏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核弹威胁得以解决，也使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各自的政府当中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兰德公司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推测了数种可能发生的战争模式，并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结果，最终使美国政府没有在愤怒的复杂国际气氛中扣下核战争的扳机，为阻止20世纪第一次世界核战的爆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六章　成为白宫大脑集中营的成功经验

拿破仑曾说过：“没有任何事比做决策更艰难，因此也没任何事比它更珍贵。”对于兰德公司来说，就是从做决策这个最艰难的点上切入，从建立之初就制定好了发展规划的目标，并且凭借实力雄厚的各领域的研究专家和分析人才，对各种国际热点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并提出分析和预测结果。因此，兰德公司的事业发展也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那么，兰德公司是凭借怎样的能力和方法，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势如破竹的发展势头，并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第一智库”集团的呢？下面将总结出兰德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方法，让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兰德公司高定位的发展目标、巧妙的课题选择以及科学的经营模式。

1.兰德公司——高级人才的摇篮

美国兰德公司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于1948年11月创立。在当时，兰德公司运营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福特基金会和各个银行的商业贷款。公司的最初成员是由21名工商业界、学术界以及公共机构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公司借助他们的名望组成托管理事会，对公司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且扩大经营范围。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人员都由这个理事会来任命，并且公司的整体方针政策也由理事会来制定和实施。60多年以来，兰德公司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研究人员从300多人增长到了现在的1000多人，其中约有500多名员工是各方面的研究专家，200多名员工是战略问题研究顾问。除此之外，兰德公司还在世界各个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当中聘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作为兰德公司的高级顾问和特邀顾问。

兰德公司是一家通过研究和分析问题来为客户提供咨询以增强公共政策决策水平的信息咨询公司，他们自创立以来就一直将工作的关注焦点放在国际热点和紧迫的问题之上。兰德公司的研究专家和分析人员们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分析方面独树一帜，做出的预测结果往往惊人地准确，所以在社会上素有“兰德公司学派”的美称。兰德公司不仅仅以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独到的见解闻名于世，而且还为美国政府培养出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里都屈指可数的高端人才。比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著名数学理论逻辑学家兼经济学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他所提出的战争理论“第二次打击”概念，对于美国军事战略的演化和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还有前美国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兼能源部部长詹姆斯·史莱辛格；前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里根政府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前总统经济就业局局长、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战略问题专家、赫德森研究所的创建人赫尔曼·卡恩；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前苏联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戈里亚；迈阿密大学教授、前苏联民防问题专家利昂·古里；密执安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曾任美国驻香港代总领事的艾伦·惠廷；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哈罗德·欣顿；著名的未来学家康恩和布朗等一系列著名人物。

为了不断扩大兰德公司的影响力，传播兰德公司的思维模式和智慧力量，兰德公司于1970年创办了著名的“兰德公司研究学院”，这所学院是当今世界决策分析方面的最高水平代表，也是战略分析师们内心向往的最高学府。这所学院主要培养高级决策者，并为成绩优秀的毕业生颁发决策分析博士学位。当这些学员从兰德公司研究学院毕业之后，绝大部分都会进入美国政治决策界和金融界等高端领域就职。

兰德公司笼络和培养了如此众多的人才，就是为了为客户提供高端的政策、决策建议，所以最擅长的就是进行战略研究。兰德公司曾经开展过多次关于预测性和长远性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当代人大都无法相信和预测的事情，最后经过时间的验证，这些被预测的结果往往都具有惊人的准确性。比如兰德公司对于朝鲜战争的一系列预测；对于美国与前苏联冷战关系的预测；对于核战争以及卫星研究方面的预测；此外，对于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东、西两德国的统一问题等也都做出了正确的预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准确的预测工作，使兰德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咨询业中树立起了强大的信誉和声望，并声名鹊起，获得了美国政府的重用，成为了美国政界、金融界、军界一种从中获得帮助的智囊机构。

兰德公司在效命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五角大楼的同时，也利用了机构当中大批的世界著名的战略分析师和科学家们为全世界的企业以及某些政府机构提供质量高超的决策、咨询、预测服务，并且因为其“企业诊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而誉满全球。根据兰德公司金融战略分析师们的思维方式，在全球每100个破产倒闭的大型企业当中，有85%以上的原因是因为企业管理者决策不慎而造成了经营困难。所以，在现在这个全球化进程加快，商业竞争日益扩大和激烈的时代里，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所具备的决策能力的高低，是制定正确、完善的商业战略，使企业具备良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拥有如此众多“超级大脑”的兰德公司，又是怎样实现将“思想”、“决策”与现实的实际应用相结合，从中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并推动公司不断发展的呢？

通常来说，兰德公司是一个储备了巨大数量的信息和资源的“思想库”，兰德公司与客户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来建立稳定、保密的合作关系。兰德公司大约60%的合作项目都是与美国联邦政府签订合同的，比为如国防部五角大楼提供战略决策，为卫生部调查全民健康状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为人力资源部门和教育部门培养人才，制定整体教育策略，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医学研究院和统计局等提供发展方针和统计方案，等等。兰德公司就是这样从最初的服务财大气粗的美国空军，发展到研究对象一步一步的扩大到经济、政治、外交政策、城市管理、环境保护、教育科技、能源安全等多方位的内容，最后成长为全球最顶级的智库集团。

兰德公司与以上这些美国政府部门的大客户们签订的基本都是长达3～5年的服务合同，或者是每年稳定更新的服务项目，而每个合同的金额都在数千万美元左右。在合作关系确立之后，兰德公司的研究专家和分析人员们就会在合同所规定的内容范围之内，独立提出具体的项目建议，或者是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建立相应的调查项目，针对问题进行讨论、研究，然后兰德公司与客户之间通过举行会谈、电子邮件交流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方式对具体研究方案和计划进行修改和确定，最后将确定的研究内容整理形成《项目说明书》。在这份《项目说明书》的文件中，主要包括这次具体项目针对的问题、研究背景、进行研究的方法、数据资料、研究进度的时间安排、研究经费的预算报表以及最后完成的整体时间规划表等详细内容。在这些项目的具体操作方案确定并审批通过之后，预算资金一到位，兰德公司就会按照报告文件当中所提供的时间表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工作，最后完成项目，将最后的结果在预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上报给合作伙伴。

兰德公司每年接手的各种项目多达1000个左右，并且基本上能够有700～800多个项目同时进行。除了大部分与联合政府签订的长期合同以及与各大公司、企业签订的政策策略制定合同之外，兰德公司还会寻找一些自身认为相当具有意义或者有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选题来进行自主策划和研究。针对这一类自主选择的项目研究和分析，兰德公司在做出研究结果之后，会向特定的用户群体推荐或者直接销售——在研究结束之后，先向客户提供一些粗略的信息或报告，以动员目标客户主动出价购买兰德公司自主研究的成果。一般情况下，兰德公司不会只为项目委托人提供唯一的决策咨询结果，而是会提供至少5个不同的选择，并且会将每一种选择在政治、经济、公共关系、科研价值、发展方式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利弊关系详细列成报告交予客户，让客户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和应用。这种方式能够为委托人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全面的决策建议，而且能够发挥客户方面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得到最佳的发展结果。

美国兰德公司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1600多名员工、80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和分析专家的跨国界的信息咨询企业。除了自身具备高素质的运营结构和研究专家团体之外，兰德公司还公开向全球招聘各国有名望、有身份的各类高级专家和政、经界人物作为兰德公司的顾问或者特邀研究员。这些人虽然不是兰德公司内部的正式成员，但是也会参与到兰德公司的高层管理决策当中，并且对兰德公司进行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和结果论证。这些人的作用就是保证兰德公司研究质量和业务成果，提升研究成果的权威性。

正是因为兰德公司在拥有如此众多的高级人才的基础上，不惜花费重金不断培养潜在人才，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挖掘和任用各类高级专家和学者，兰德公司才能够不断地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咨询结果。以高信誉、权威性、准确性作为研究成果的标准，获得客户的信赖，不断扩大商业运营范围，最终发展成为世界信息咨询业的龙头老大，成为受到美国联邦政府信赖的第一智库集团。

2.大手笔经营，推动公司快速发展

兰德公司的正式创立是在1947年，当时仅仅经过了一年多的发展，刚刚创立的兰德公司项目组就一次性对外招募了超过200名的专门人才，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并且因为突出研究成就而获得了福特基金会为其提供的一笔投资。到了1948年11月1日，兰德公司项目组织机构正式成为结构完整的兰德公司。

在这之后，兰德公司就开始筹划建立属于自己的总部大楼；又过了两年，虽然这时候的兰德公司还是默默无闻、羽翼未丰，但是却凭借着所进行的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报告而敢于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开出500万美元的高价。虽然这次研究预测成果并没有成功售出，但是兰德公司的发展和最后预测结果的证实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可以说，兰德公司的这种大胆行为，实在是普通的创业者和处于起步阶段的公司难以想象的行为。事实上，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从最初创业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很大的野心，打算搜罗一干人才，将兰德公司建设成为全球最顶级的信息咨询公司。

最初的高级定位就已经决定了兰德公司需要进行一连串的大动作，虽然这种高投入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但是不论是对兰德公司这个整体组织而言还是对于个人来说，缺乏远大的志向和目标就必定难以有大的作为，所以兰德公司最初的高定位也为后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试想，如果兰德公司一直都将研究课题和经营方向锁定在卫星领域等狭隘的科技范围之内，而不去主动关注时政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后来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那么兰德公司的影响力可能就无法达到很高的水平。可以说，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其当初转变发展方向，进行“大胆扩张”式的高投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兰德公司奇迹的一再发生，也与兰德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兰德公司利用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关系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保证使公司能够获得美国空军方面的资金，虽然这在最初阶段使兰德公司有些受制于人，但是当公司发展成熟后，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抗争，不但使兰德公司声名远播，更使兰德公司发展成为独立的民营机构，最后完全脱离了美国空军的限制。

第二，由资本力量雄厚的小Rowan Gaither出任兰德公司的筹备负责人，能够方便吸收银行贷款、基金会的投资等，保证研究经费和运营资金的来源。

第三，兰德公司的理事会包括了世界上学术、工商等领域的杰出人才，所以不管是在科学研究还是社会形式的评估方面，兰德公司都能够顺利开展业务。

第四，兰德公司不断招募各个方面杰出的专业人才，并且对他们施行专业培训，促进人才之间的相互交流，这样有利于研究成果的保留、互动以及最后完成结果的正确性和高质量。

第五，在创立之初就已经将研究矛头对准了科技热点和政治热点，在短时间内引起了国家高层的注意，迅速扩大了影响力。

第六，不断补充人员，弥补公司自身在某些专业领域研究方面的不足；为了充分发挥和调动专家们的力量，针对一些比较新型的课题进行多次的专家组分析、讨论会。

兰德公司正是靠着以上的经营政策来拓展业务和不断发展的，而这些政策也充分表明，兰德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对于资金的流向控制得非常严格，并且资金的运用都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从资金的最初筹集到最后整个流程的运行来看，兰德公司不仅从建立之初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明确而且宏大的发展战略，而且也已经为自己制定好了配套的、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执行方案。

3.选题讨巧，扩大知名度

兰德公司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能够保持住其信息咨询行业第一智库集团的地位实属不易，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兰德公司专业、讨巧、受世人瞩目的研究课题。

在兰德公司的发展过程当中，研究过无数的课题，其中有很多课题不仅在信息咨询界影响巨大，更是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比如成功预测到如果美国对朝鲜宣战，中国将不顾一切出兵朝鲜，并且最终帮助朝鲜赢得战争，使美国以不光彩的姿态从朝鲜半岛撤兵。在兰德公司建立之初自主进行研究的热门课题，最后竟然给它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声望，这恐怕是当时许多人不曾想到的。

由此看到，兰德公司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方面，具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使它能够在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始终占据信息咨询行业的前列，这就是兰德公司巧妙的地方所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巧，巧妙在兰德公司从建立之初就始终关注国际热点问题。从1950年的朝鲜战争，到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从7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之争再到后来的前苏联政权解体；东、西两个德国合并；冷战时代结束和后冷战时代开始，乃至今日的中东问题、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等，兰德公司研究的课题几乎全部都是全球各大信息咨询公司关注的要点问题。因此对于这些热门问题的研究和预测，必然能够顺利引起世界各个国家的关注，从而不断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兰德公司在创立之后不久就因为对于朝鲜战争的正确预测而得到了各大银行、基金会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并且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空军的合作订单以及联邦政府部门的密切关注。虽然兰德公司创始人的背景和广泛的人脉也对兰德公司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选题的正确和巧妙却对于兰德公司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巧，巧妙在兰德公司不仅对当时的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更能够大胆地进行预测。预测性课题对于任何信息咨询公司来说都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难点，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结果的量化性，所以预测的结果准确与否，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等到最终事情发生时与实际情况一对比，所有问题就都一目了然。由此可见，虽然预测性课题带有一定的失败风险，但是从实际效果和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只要预测准确，一次预测性结果能够为信息咨询机构带来的声望会影响巨大，并且远远要比预测失败所造成的损害更具效果。所以，兰德公司紧紧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大胆开展预测性选题的分析研究，并且尽可能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使自己声名大振。

第三巧，巧妙在当兰德公司进行课题的研究和分析时，不是仅仅深入研究一些技术性的专业问题，而是更加偏向于宏观管理、整体规划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以这种方式经营公司的做法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首先是层次高，角度新颖，因而更加容易引起政府、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简洁性和通用性。也就是说，虽然公司接到的课题可能是来自多个方面的不同领域，但是研究人员不一定要精通于某个领域才能对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可以利用管理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使各个方面和层次都可以达到通用的效果，进而节省大量时间并节约人员成本；最后是辐射范围广泛，选题的内容来自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这样就更加容易被其他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普通的民众所接受，进而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打造出强大的声势和良好的名誉。

综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兰德公司通过合理、巧妙地选择研究课题，从而使自身信息咨询行业的发展进入到高端领域。这种高端领域咨询系统的形成，不仅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由于选题大多来自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因此使兰德公司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高端人才和高层管理者，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人脉网络，为兰德公司的资金投入和项目来源找到了可靠的保证和靠山。

4.善假力于人，拓展业务领域

兰德公司在建立之初就招揽各个领域的大批专业人才，甚至是在某些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人物，而且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兰德公司仍然不断地招贤纳士。但是即便如此，面对每年数量繁多的研究项目，兰德公司的研究专家和分析员们还是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领域都十分精通，所以总要面临到跨界研究这类的问题。这时候，如何让公司迅速组织人员，对不熟悉的领域进行研究，并开展新课题的计划呢？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兰德公司采用了“假借与人”的快捷方式，即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人员参与到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之中，以补充人员的不足和解决对专业问题的匮乏等问题。例如，1950年，正值朝鲜半岛风雨飘摇、局势危机之时，而兰德公司也才刚刚成立不久，对于东北亚问题的了解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兰德公司果断地组织了大批相关专家对中国的局势进行研究，预测其是否会参加朝鲜战争的可能性。最后，终于得出了“中国将会出兵朝鲜”这一准确的预测结果。虽然这一结果在当时没有被美国政府所采纳，但是当事情后来被证实时，兰德公司的这次预测震惊了世界，随之声名远播。

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公司所进行的研究课题出谋划策，这是大多数的信息咨询机构都会使用的惯有手段。而兰德公司不仅将这一手段充分利用，其过人之处更在于能够大胆、果断地对于自己并不太熟悉的领域进行参与，并且充分依赖和信任相关专家的能力和力量，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分析；同时，兰德公司并不是单单只将问题完全扔给专家就万事大吉，而是在研究项目进行的全过程当中一直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如何能够使专家们发挥出更强大的力量，真正让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公司所用。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兰德公司能够充分运用“专家咨询”的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进行思考和改进，更有效率地利用专家的知识和技能，进而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和准确性，才最终有了“德尔菲法”、“头脑风暴法”等一系列出名的决策方式。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先进理论和方法的诞生，才使兰德公司能够获得更多、更深入、更加高效的智力支持。

5.高瞻远瞩，选对研究方向

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把握住研究方向，与其能够高瞻远瞩、与政治决策高层人物紧密联系具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兰德公司与政界的这种直接的良性互动的模式，为各个信息咨询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典范。

从兰德公司的发展历史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20世纪50年代时的美国各级政府决策层是听不见学术界的声音的，所以就难以避免地在决策过程当中出现盲目性的行为，导致出现战略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在那之后，美国政府决策部门了解到了信息咨询的重要性，所以在碰到棘手问题时就必定会征求学术界的意见。兰德公司借此机会，开始频繁地接触政治界的决策上层，这样就能够了解到政府需要的是什么，从而不断就地取材，准确把握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例如，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可能一日之内就会至少三次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和美国白宫，了解各种信息和咨询。正是兰德公司与政府决策层的频繁交往，促使了兰德公司能够顺利选择研究重点，准确地进行科学预测。

兰德公司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热点问题，此外还包括技术型较强的航天、计算机、新型武器研发等。这类问题相对于制定管理决策等问题来说，专业性更强，并且要求具备深厚的知识基础，所以难以借助外力，只能依靠兰德公司内部的研究人员进行努力研制，最后取得突破。而实际上兰德公司主要是一个信息咨询公司，其研究资源和高精尖技术人员有限，不可能做到对于科学技术面面俱到，因此就必定选择能够快速取得突破的领域来寻求发展。

所以，受到当时国际领域对于未来领域理论热衷的影响，兰德公司将眼光投向了在20世纪60年代刚刚兴起的一些高新技术上，例如新产品的开发、卫星通信的研制、空间飞行器技术、人工智能、数值计算机、网络技术研发、系统科学以及高新型毒品等。在兰德公司高层决策者的思想里，这些新生事物具有远大的发展前程，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深远，因此必定能够利用这些技术的成功研发来扩大公司的知名度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兰德公司决策者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正是因为兰德公司在这些具有专业性的研究方向上领先于其他机构开展了研究，所以才最后使兰德公司成为了高新领域内的权威机构。

1946年初，当时兰德公司项目组刚刚成立，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公司制结构，但是其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当时备受瞩目的人造卫星初步设计计划。一个新建立的机构，敢于尝试如此大胆的项目，因此兰德公司成功引得引众人侧目。到了20世纪50年代，兰德公司正式开始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陆陆续续地提出有关于卫星计划的研究报告，在报告当中详细描述了人造卫星在未来的战争、信息通信等方面会发挥的无与伦比的作用。但是当时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完全搞不清楚人造卫星的结构、技术含量、在未来的价值，所以对于兰德公司的卫星报告没有多大兴趣，根本没有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一直到1957年，前苏联抢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回想起兰德公司曾经所做过的关于人造卫星领域的研究和预测，从而真正重视起与兰德公司的合作关系。

现在讨论关于兰德公司的这种高新技术方向的战略选择，可以将其看成是经济学上的长远投资或者是风险投资行为——当兰德公司预测到某一事物在未来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价值，以及能够起到改变世界形势的作用时，就预先在这一领域中投入一定的研究资金，利用相关技术人员开展研究，并且极力宣扬与这一新事物相关的各种信息和作用，借此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政府高层的注意。这样一来，即使这种宣传或者研究暂时不会被广泛接受，但是只要最初对于此事物的价值没有估算错误，那么当这一事物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时候，人们就会意识到其强大的力量，自然会对兰德公司的前瞻性视野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是兰德公司进行预测所进行的基本策略，之前进行先期研究的投入，在这之后获得数十倍、数百倍的回报。

为了保证研究选题的准确性以及价值的长期性，兰德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审查机制。每4～5年，兰德公司就会针对某一个研究部分进行各种不同的审查，包括独立审查。首先是负责某一项目或者研究的部门管理层人员，要对自己正在进行的项目进行质量审查。审查合格后，再将这一项目交给兰德公司内部专门负责项目审查的人员进行审核和评价。在这些审查人员当中，其中有一位不是兰德公司的正式员工，而是从外面邀请来的专家、教授，其他3～4名审查人员则来自于兰德公司内部，但是却不属于这一被审查项目或者研究，如此一来，就可以对项目或者研究进行比较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

兰德公司对于项目的审查有一套严格的质量标准，公司会要求审查小组的人员按照标准来评估研究人员对项目或者研究所做出的成果。在兰德公司800多名的研究人员当中，任何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都将会参与到审查工作当中，而且，在他们的“兰德公司生涯”中，他们会不止一次地参与到审查工作中来，不断为兰德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准确性、高价值含量的政策决策和项目预测。

6.研究自主性强，促进创新

兰德公司在成立最初，主要依靠美国空军拨款的项目资金来维持正常的运营，提供的服务项目主要以空军为主，所以公司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兰德公司逐渐独立，并摆脱出美国空军的控制，开始自主研究，开发创新，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和尝试新的研究、预测项目，为兰德公司的发展赢得了快速突破。兰德公司的这种独立运作、自主性研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两个方面。

首先，兰德公司的“自主性”研发，突出体现在其信息咨询产品的形式上。兰德公司不少研究项目并不是接受政府、企业的合同而开展研究的，而是由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自行确立选题，然后从银行、基金会等筹措商业贷款对项目开展研究和分析的。兰德公司鼓励公司内部年轻的研究人员和战略分析师们充分开展想象力，勇敢地提出独到的见解和预测，并且为其提供平台让其开展相关研究。在公司的内部，有一条特殊的规定，那就是“保护怪论”，也就是说，对于那些看似异想天开、极为怪异、可能不会被世人采纳的建议和理论，公司不予批评和制止，而是让其自由发展，等看到这种发展出现有价值的表现时，就反而鼓励创新并对之引导、保护，让其能够扩大研究范围。可以说，在这一方面，兰德公司给这类自主研发的课题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和人员配备，来扶植新领域内所进行的研究开发课题。

正是因为有这种开放性的思维作为指导，使兰德公司的工作人员们具有了广泛的思想空间和创新灵感，不断发展和研究出新的服务项目和研究方向，使兰德公司的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业务范围也随之扩大，从最初的主要针对军方、甚至是仅仅为空军提供服务，到后来扩散到为整个美国联邦政府甚至是世界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项目预测等。

其次，兰德公司的这种“自主性”还体现在其研究内容的独立性和特有性上，敢于对客户说“不”。兰德公司在建立之初就一直标榜自己的独立性、客观性、非营利性，并且在之后的经营过程当中始终坚持贯彻这种独立自主的研究理念，因此而获得了其他信息咨询公司难以超越的研究成果。

兰德公司这种特立独行的工作作风和经营模式，为兰德公司赢得了诸多客户的尊重和好评，树立起了良好的国际声望。随着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研究项目逐年增加，也使兰德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美国联邦政府的各级机构，在遇到棘手问题或者召开关于政策决定的研讨会时，往往都会邀请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参与其中，除了要借助兰德公司专家们在分析领域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之外，美国政府更加看重的是兰德公司独立研究的精神和独创性的优良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兰德公司才能够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动力和创新热情，始终占据美国白宫第一智库集团这一宝座。

第七章　对抗反对力量，智囊团再出新招

作为兰德公司智囊团的顶级军事分析专家的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和伯纳德·布罗迪两位核战略先驱人物，被迫离开兰德公司后，兰德公司总裁科尔博姆也离开了，新上任的罗温总裁设立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却遇到了很大的难题。1965年，在洛杉矶的沃茨犹太人居住区发生的骚乱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罗温领导下的兰德公司。罗温效仿兰德公司早年的风格，为新机构召开研讨大会，希望会赢得社会的赞助。在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成功结盟之后，兰德公司在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部分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更为沉重的是，一名兰德公司的明星学者却将兰德公司带到了最危险的论战上。而对于美苏国际政策缓和的事态，美国政府将会做出怎样的决定，由纵多兰德公司学者组成的B组对抗又能否取得成功？

1.被迫离开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不免会遇到挫折，无论你是默默无闻，还是星光璀璨，就如兰德公司里赫赫有名的沃尔斯泰特一样。1963年，由于布罗迪在科尔博姆面前的巧言挑唆，科尔博姆一时气愤之下，撤销了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的所有职权。这让成就卓越的沃尔斯泰特感觉到颜面尽失，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交情甚好的同事们不免为他感到惋惜和遗憾，然而却别无他法。

当沃尔斯泰特走出兰德公司大楼的时候，寒冷的空气让他顿感心情舒畅。在沮丧之余，他又暗自为当初的先见之明而欣慰——他选择春秋两季在学校给学生授课，其余时间回到洛杉矶从事兰德公司顾问的工作。

沃尔斯泰特从1951年至1963都在兰德公司工作，一共在兰德公司工作了足足12年之久，可以说，他人生的中间阶段都是在兰德公司度过的。他总是问自己，这12年是否是自己人生最辉煌和重要的时段？但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重点在于现在他已经被兰德公司轻易地扫地出门了。

尽管沃尔斯泰特在兰德公司有着极高的声望和众多的朋友，但这些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关键是科尔博姆对他的行为感到了怨恨。因为他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和空军形成了对立的关系，他不仅支持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还公然批判兰德公司的工作氛围枯燥无味且迟钝。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这些行为对他自身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沃尔斯泰特得知自己被兰德公司的科尔博姆解雇了以后，他在对艾斯伯格倾述时，几乎整个过程都是热泪纵横，似乎遭受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和莫大的委屈。当沃尔斯泰特倾述说：“我从未曾预料过我会被兰德公司解雇，或许我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又或许我把生活想象得太完美了，只是我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生活中会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情。”沃尔斯泰特没有再向科尔博姆争取什么，而是让科尔博姆给他一段找到另一份工作的时间。像沃尔斯泰特这种大名鼎鼎的人，想要寻找一份工作还是很容易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聘请他去任教，不久，芝加哥大学又授予他终身任教的荣誉职位。

在芝加哥大学校园的研究新生接待会上，校方向新入学的研究生们介绍沃尔斯泰特，那时，沃尔斯泰特的眼睛正盯着一个黑头发，白皮肤以及厚厚嘴唇的男孩子看。当这个男孩子自我介绍完毕以后，沃尔斯泰特有些惊讶地问：“你的名字真的是叫沃尔福威茨吗？”

那个男孩子肯定地回答道：“您说得很对，我的全名叫保罗·沃尔福威茨（后来成了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沃尔斯泰特紧接着又说：“能告诉我你和数学家杰克·沃尔福威茨是什么关系吗？因为沃尔福威茨曾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

“噢，这看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不瞒您说，他正是我的父亲。”保罗·沃尔福威茨骄傲地回答说。

沃尔斯泰特笑容满面地说：“好样的，年轻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喜欢芝加哥大学的学习生涯。”

对于沃尔斯泰特而言，1965年可以说是及其顺利的一年。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可以从事很多有利可图的职业，比如咨询顾问类的工作，芝加哥校方还允许沃尔斯泰特聘请更多的助手。不但如此，沃尔斯泰特还可以尽情挥洒他说教的习性，而他之所以离开兰德公司，也正是因为这种到处说教的特性使他成为了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受争议的兰德公司科学家之一。在芝加哥大学里，沃尔斯泰特作为一名政治系的教授，就像罗马政治家新加图一样，提倡军事准备工作快速的进行，还抨击美国当局正在冒着被前苏联威胁攻击的风险，一步一步陷入战争的困境。

另一方面，沃尔斯泰特认为上天对待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至少在一件事情上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因为，在沃尔斯泰特离开兰德公司后不久，科尔博姆也被迫离开了兰德公司，而向科尔博姆挑唆他是非的布罗迪也被宣判出局，后来布罗迪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为北约对法军、核武器以及过分夸大其词的打击力度忧心如焚，最终使他成为了高卢人的工具。用沃尔斯泰特的话说，或许是布罗迪不怀好意的举动间接帮了他的忙，迫使他去追寻更加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1967年1月1日，罗温代替了科尔博姆在兰德公司的位置，成为了兰德公司的新统帅。在罗温的带领下，非军事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再是兰德公司的禁忌，比如安全模型、分级指挥以及量化基础在空军和国防方面都有采用，这些也都符合杰克逊时期的风潮。此外，把兰德公司研究项目扩张到社会领域的似乎正是罗温。罗温在接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前就已经告之兰德公司理事会说：“在总统办公室内，我对国内社会问题研究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国防研究。千万不要小看了社会问题，它在研究领域中存在着巨大的意义，比如教育、犯罪、贫困以及人类健康等令人颇感兴趣的社会课题。”而这些在罗温看来很有研究意义的课题，在兰德公司还从未有人采用所擅长的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测试。作为兰德公司新任总裁的罗温而言，他和所有兰德公司创始者以及前几任兰德公司总裁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兰德公司缔造成整个美国的第一智囊团。罗温出生在波士顿，早年曾是一名工程师。在兰德公司，他是资深级的元老。

罗温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智囊团经济学科，他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协助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工作，于是，罗温和沃尔斯泰特有了很长一段密切合作的机会。1953年，罗温找到希奇，表明了自己要想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意愿，希奇很赞成罗温的想法，并建议他进入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还答应写信给女王学院的院长，担保罗温能够顺利进入牛津大学学习。

两年后，即1955年，罗温成功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证书，回到兰德公司后，他又协助沃尔斯泰特研究基地研究的后续项目——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与使用。1960年，约翰·肯尼迪入选美国总统，罗温上任国际事务国防副部长，1965年，约翰逊总统下令在联邦委员会内部使用国防部预测法，罗温被授予预算局的副主管一职，两年之后，罗温接受了兰德公司最高职位的邀请。

罗温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三个月以后，在兰德公司机构的内部组织方面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并开始让兰德公司的研究工项实现多样化。罗温从兰德公司机构和美国政府之间的需求分析得出，兰德公司有必要设立一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新机构。事实上，这个新机构就是兰德公司原有一个项目的翻版，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旨在集中研究社会问题上。罗温还提出，这个新机构的组成成员可以是兰德公司智囊团现有的成员，也可以对外招募一批新的科学专家，致力研究国内存在的各种问题。

2.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的结盟

1965年，在洛杉矶的沃茨犹太人居住区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骚乱事件，紧接着，在新泽西州也发生了同样程度的种族暴动，接踵而来的是密歇根州和底特律的暴动事件。在这些骚乱事件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对国内局势稳定自信满满的心开始动摇了。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种族歧视、贫穷暴力等恶劣问题严重损坏了美国良好公正的形象，这种公正也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兴起。如果这些暴乱是美国民众因庇护正义或缺少工作而引起的，那么美国又如何在国际社会中以高人一等的姿势对人？又如何宣扬民主政策绝对优于共产主义制度？这些令美国政府烦忧的、急于解决的问题，自然地落在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肩膀上，而罗温似乎对兰德公司的工作系统胸有成竹。

罗温效仿了兰德公司早年的精神风格，就如1947年约翰·威廉姆斯在纽约召开学术研讨大会一样，罗温在1967年5月，为新机构“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为这个新机构征集广泛的意见和相关赞助。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沃尔斯泰特、政治历史学家理查德·E·纽斯塔特、肯尼思·阿罗，以及亚当·亚莫林斯基（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前任特别助理）等社会各界人士。

但是，参与会议的人员很快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没有争取到空军的赞助资金。在这一点上，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兰德公司拥有这样一个富有的客户，会使兰德公司获益良多，尽管这个客户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干涉兰德公司的工作状况，又或许在早些时候，这个客户就已经不再为兰德公司的成果而欣喜不已，但这个客户却从根本意义上存在着。然而，现在的城市研究新机构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情况。”

与会者们建议兰德公司至少得筹备到5年或以上的运转资金，才有可能使兰德公司避免一场经济不稳定的严重状况。他们还提议将新机构的办公地点设在兰德公司附近，并为新机构设立一个独立的理事会，这样就可以招募更多的年轻科学家，甚至比兰德公司社会学科容纳的科学家还要多。据初步统计，新机构将向社会雇用全职科学家，预计年经费在250万美元左右。

虽然这个城市科技研究学院没有得到空军的赞助，但它的诞生似乎是非常正确的。以前许多无法在专业知识上与兰德公司取得合作的政府机构开始雇用兰德公司智囊团，为国内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许多运输部门也委托兰德公司研究传感器在交通流量和效率方面的应用；而教育部和卫生局以及各种福利机构也正在斟酌城市科技研究学院的系统项目；此外，总统约翰逊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要求美国国会在社会研究项目上加大资金的投入，因此，城市科技研究学院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预算经费。但是，令罗温始料不及的是，他这番轰轰烈烈的举动却让另一个竞争者捷足先登。尽管罗温在美国政府圈内有着相当不错的人际关系，但这个竞争者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比罗温更甚，因此，兰德公司不经意间就成为了连接城市研究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这个与兰德公司展开竞争的人就是约瑟夫·卡里法诺。卡里法诺出生在布鲁克林一个由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组成的家庭，卡里法诺在哈佛大学毕业后，被麦克纳马拉招募进了美国国防部大楼，他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感到无比骄傲，尤其以自己的政治职务感到自豪。后来，他又成功地进入白宫，成为了约翰逊总统在国内行政事务上的特别助理，主要负责监督城市新建立的住房和城市发展建设的工作。在卡里法诺进入白宫时，约翰逊总统对他说：“年轻人，他们极力称赞你的聪明才智，并认为你是哈佛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但我不这样认为，对我而言，你在布鲁克林城市的所见所闻远远胜过你在哈佛大学所学到的任何知识，尽管你和他们或许都不这样认为。”

卡里法诺觉得罗温关于城市学院的方案很有意思，如果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公众的认可，这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卡里法诺却不想把这样一件好事让给兰德公司去做，或者说让兰德公司把这个风头抢了。在得知兰德公司已经举办了城市学院研讨会时，卡里法诺觉得自己应该快速行动起来，争取在兰德公司之前把城市研究问题开展起来，否则，可以为城市研究服务的人才便会被兰德公司一抢而空。于在，在兰德公司召开城市研讨大学一个月后，即1967年6月，卡里法诺也举办了一次城市发展研究大会，旨在探讨如何建立起城市发展研究机构，此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又陆续召开了几次城市规划后续会议。他援引了兰德公司的行事风格——起用社会各界的智者，在城市整体问题上展开了深刻而又广泛的研究。

1967年12月，卡里法诺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秘密特许，并在其支持下，宣布成立了一个名为“城市学院”的非营利性机构。担任这个机构最高主席的是威廉·高汉，高汉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以及麦克纳马拉的国防副部长。

城市研究学院从名义上而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但它的日常事务、研究经费以及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都与城市住房发展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受其指导。换言之，这个城市研究学院附属于一个名为“伟大社会”的计划——总统约翰逊曾提出一个理念，把美国建设成为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的自由公平的国度，致力把美国贫富分化和种族歧视等不公平问题彻底解决——这个伟大的社会理念孕育出了公共医疗卫生补助与医疗保险制度，以及1964年的民权法案。

卡里法诺想方设法阻止兰德公司接收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项目，并利用职权给美国联邦委员会施压，让他们将大部分的研究经费拨给他的城市学院。不但如此，他还向各界决策机构和人士鼓吹城市学院的研究工作，甚至还用写信的方式将城市学院的信息传递给各个城市的市长和美国各州政府官员。他在信中一再强调，他的城市学院得到了总统约翰逊的鼎力支持，并鼓励这些人与他的城市学院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

卡里法诺的这种自我大肆吹捧的行为果然引起了各个政府渠道的强烈响应，对此，罗温束手无策，在心灰意冷之下，他只得引领兰德公司转向个人基金会和私企等非政府渠道。由于兰德公司本身与私企领域有着相当不错的关系网，比如兰德公司理事会的大卫·A·谢巴德就是标准石油企业的副总裁，但是在与标准石油企业的谈判上却出现了问题，因为标准石油企业要求研究结果归为己有，而兰德公司却明文禁止研究成果独占的性质。于是，兰德公司像最初从道格拉斯的飞机制造工厂里面独立出来那样，向福特基金会争取大部分的城市科学研究经费。

然而，在城市研究问题上，对兰德公司起到转折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约翰·V·林赛的人，林赛在美国政府圈子里面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纽约市市长。而且，林赛似乎有能力与约翰逊政府相抗衡。

人们总是把林赛称之为“共和党的肯尼迪”。林赛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是新英格兰古老家族的后裔，他曾经七次从纽约共和党大本营当选为国会议员，1965年，他提出的改革之举为他赢得了纽约市长的竞选权。林赛是共和党人，他致力于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商业发展，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甚至比民主党人士还要开明。他曾经在首次被选举成为国会议员时说：“相信，共和党代表着国家的进步，是共和党在推动着个体和民族的自由权力。”

林赛言出必行，1963年，一些海外美国人多次对美国政府进行批评，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想用《反叛乱法》镇压这些人对美国政府的种种愤怒情绪，但是在林赛的努力阻止下，肯尼迪的想法才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数年之后，林赛当选为纽约市市长，但他却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作为共和党人的林赛，需要在一个民主党派控制下的国家里有一番大的作为，似乎有些困难。因为，民主党派从十九世纪以来就一直撑控着整个纽约的经济和政治。此外，就美国政府方面而言，总统约翰逊也不支持林赛，还千方百计推迟联邦委员会对纽约的住房拨款，以此来削弱林赛的实力。不但如此，纽约城市里还存在着普遍的种族歧视。然而，之所以纽约并没有如底特律、密歇根州以及华盛顿那样燃起暴乱之火，这都要归功于林赛的勇敢和努力——他经常不带任何保镖，独自一人走在西班牙人和黑人后裔的聚集区内，竭力劝诫居民们保持冷静。

林赛及其团队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在纽约市推行的改革制度是可以改变和提高政府效率的。正如麦克纳马拉试图重新塑造美国国防部大楼一样，推行用量化的方法对政治决策进行系统分析，以客观的数据为基础，用冷静而又谨慎的态度审视政治政策，从而彻底消除政治决策中的主观政见。因此，林赛及其团队非常乐意与推行数字化系统分析的兰德公司结盟。

作为林赛预算部主管的弗雷德里克·欧莱利·海耶斯，他和罗温曾经都在预算局工作过，并且对兰德公司在联邦委员会系统内推行的预算和分析方法很熟悉。海耶斯过去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建议福特基金会投入450万美元，并争取用5年的时间创造出一个类似于兰德公司那样的机构——针对城市问题的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当时，福特基金会婉拒了海耶斯的议案，并认为林赛纽约政府试图以这种形式绕开经过选举才能产生的民主党政府，试图掌握纽约议会和市调查评估委员会，从而达到控制林赛纽约政府的目的。

在海耶斯的提议被福特基金会拒绝后，林赛纽约政府只得将方向转到了兰德公司。在1968年1月8日，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签订了4个合同，其中之一就是兰德公司受聘于林赛纽约政府，并在6个月的时间内，对纽约市场的消防、医疗、警察以及住房开发部门展开全面的研究。对于此次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林赛认为，这次合作是他这些年来在努力提高纽约政府政策效率上最重要的举措。

从理论上讲，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的结盟是各取所需。对兰德公司而言，纽约就像是兰德公司硕大的实验室，在这里，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可以进行城市问题完善的系统分析和应用测试；对纽约政府而言，则可以获得客观存在的城市问题以及无党派偏见的分析报告，以及这些现实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策。此外，相对于从中蓄意作梗的民主党派人士而言，林赛政府还可以取得先决的优势。

林赛纽约政府与兰德公司结盟之后，在1968年末，兰德公司赢得了一些稳固的业务合同，其中包括交通运输、住房发展、城市规划、经济部门以及福特基金会和其他基金协会等，这些业务合同的总价值超过了200万美元。

1969年，在林赛纽约政府和兰德公司的共同努力下，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独立性非营利机构改革宣布成立，两者之间签订的合同开始正式运营，兰德公司也正式向林赛纽约政府表示，此次研究项目会尽量减少党派偏见的问题。而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主要资助人正是福特基金会。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1969年成立到1971年之间，兰德公司的所有精力几乎都放在了该机构的研究工作中。

3.成功背后的代价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卫生学科研究项目涉及广受民众欢迎的一些领域，比如性病、护理、培训以及铅中毒等，但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领导人，加之新参与进来的研究人员又不太稳定，因此许多相关的研究议案都没有落到实践中去。与之相反的是，兰德公司在消防部门中的研究却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得益于消防部门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高权力机构。

消防局的工作环境极其接近于国防部大楼，且追求效率第一，摒弃了党派偏见、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价值因素等杂乱无章的问题。这也正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中其他城市项目所不能比拟的。不但如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与消防局之间的工作关系也很融洽，兰德公司研究院主动积极地融入到消防团队中，并安排研究人员驻扎在消防队伍中，研究与消防任务相关的东西等，比如降低了消防局火灾警报器误报的总体数量，并采用系统程序响应火灾警报等。此外，兰德公司研究院还为消防局研究出了一种消防必备品——滑流水。

爱德华·布拉姆是“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最高负责人，他也是化学领域的工程师，早年曾在联合碳化物公司担任过专家顾问，因此，他知道在水中添加碳化物会形成一种聚合物——滑流水。它可以有效地提高软管中的水流效率，且效果显著。在1968年，布拉姆说服了消防署，并成功采用了这种滑流水聚合物添加剂，结果滑流水与软管之间的摩擦力显著减小，从而使软管水流量上升了80%，而且不必再使用泵压等相关器件来增加水流量了。滑流水也因此成为了消防团队的必备品，并被全国各地的消防机构迅速开始引用。

尽管这样的研究成果给兰德公司研究院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也更有利于纽约的迅速发展，但“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面临的困境却一直存在。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兰德公司想要把主要竞争对手卡里法诺的“城市学院”拒绝在纽约市的社会事务之外，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兰德公司越来越觉察到“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正处于各种权力激烈争斗的中心，每一方都想要撑控纽约的决定权，此类斗争丝毫不亚于国防部大楼官僚主义间的明争暗斗。纽约警察局首先给兰德公司出了难题，尽管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所签约的研究项目中，以纽约警察局的项目规模最宏大，研究经费最多（近100万美元），但是纽约警察局在与兰德公司签署合同不到一年，便主动要求终止合同。之后，纽约警察局被腐败无能的势力所撑控，数以百计的政府官员牵连在毒品或诈骗案件中，而警察虐待等残暴行为也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面对这样恶劣的情形，兰德公司的研究科学家们都十分不愿意驻扎在警察局，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可以增强众多官员的信心。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对纽约警察局的分析研究报告中，兰德公司对警察局的挑选、招募以及训练等相关方面做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整理出了一个数据显示库。这个数据清单囊括了纽约警察局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近2000名官员的机密性材料，例如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民事诉讼、犯罪指控以及犯罪记录等。而这些内容一旦让媒体知悉，那么这个警察则极有可能会被终止警务生涯。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暴露的可能性并非遥远。“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针对警察局为非作歹的现象拟定了一份文献性质的报告，这份报告从表面上来讲是保密的，但其中援引了数据清单中的信息，旨在为指控警察胡作非为的行为提供签证。在1970年11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份文献中的内容。报道中同时还指出，在警察虐待市民的诸多案例中，仅有5%的涉究警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对于警察局丑闻的暴露，警察局官员认为，“纽约-兰德公司研究院”已经成为了纽约市长的工具，兰德公司之所以想方设法将这些信息披露于众，无非是想达到大规模的重塑警察局的目的。这对本来就已经不信任兰德公司的纽约警察局来讲，无疑加深了他们对兰德公司的厌恶感。

同样，“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在住房政策研究方面也引发了强烈的不满。随着年老居民、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口的日益增加，住房租金俨然成了当时人们的焦点。林赛政府想让“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修改住房租金管理制度，并鼓励房产拥有者改善其租住房的设施条件，从而挽救正在进一步衰落的纽约中心市场。然而，这种举措却被贫穷的少数后裔人士和批判家们认为，这是林赛政府有意想要提高住房租金，进而达到将贫穷的租房者赶出去，最好是赶出纽约市中心的目的。

然而，事实情况则是，截至1968年，由于缺乏相应的住房政策刺激，房产者无心维护房产利益，致使纽约市近10万套住房空置，而这些闲置的住房足可以住下当时一个泽西市的所有人口。对此，“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又拟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报告，其中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由政府向没有任何福利的家庭发放租房证明，证实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与预先设置的最低房租间的差距……房产拥有者可以拿着这些租房证明到相关机构兑换成现金以及粮票之类的……只要不违反政府有关规定，纽约市政府都将对这些房产主加以补偿……”

1969年末，社会上一些激进分子不知从何处获悉了这份租金报告的内容，尽管负责住房建设的官员当时否认了这个报告存在的事实，但在1970年2月，迫于压力，纽约市长办公室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的真实存在性。他们同时也声称，报告正在修订中，不知何时才能完成。但是，消息走漏得相当快，十天不到，《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便刊登了这份报告，并详尽描述了兰德公司对于这份报告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

从林赛的角度而言，与兰德公司的结盟，并没有帮助他走出诸多的政治危机。在1973年，林赛转变成为了民主党派人士，他像1965年时的被打破的竞争对手一样落败，且疲惫不堪。于是他决定不再参加市长竞选，尽管他对纽约这座“娱乐城”的政治圈有着深深的眷恋。

上任纽约新市长的是亚伯拉罕·比姆。比姆在1970年时曾担任纽约市的市政审计官，他取代林赛上任纽约市长后，他强烈反对林赛政府把7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并拒绝支付价值200万美元的兰德公司合同费用，还立即取消了兰德公司所有的研究项目，为此他召开了纽约市议会，议会一致通过纽约市的任何咨询工作一并交由纽约市各大学教授与专家负责。

“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不得不就此解散，除了自愿离开的研究人员，其余的研究人员都转到了兰德公司总部。到了1996年时，一家名为“纽约市-兰德公司附属机构”的公司又开始运行，但它仅限于类似教育部门之类的研究项目。

在“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的发展和最终关闭的过程中，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从中吸取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便是避免给任何人留下党派偏见的不良印象。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兰德公司的领导者们便大力培养一批对政治保持中立思想的研究人员，在任何一种研究项目中，既不偏袒共和党，也不偏袒民主党。

兰德公司在罗温的领导下，开始了一系列的社会研究项目，比如公共设施、电子通信、媒体广播以及教育等众多领域，这些项目迄今为止一直在继续。事实上，虽然“纽约市-兰德公司研究院”发展到最后被迫关闭，但它却给兰德公司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为兰德公司铺平了军事与民间项目平衡发展的道路。

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兰德公司一名耀眼的学者兼罗温的好友却把兰德公司带上了自成立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4.“监守自盗”——窃取绝密文件

1969年10月的一个夜里，在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的总部，丹尼尔·艾斯伯特迅速把一叠文件塞进公文包中后，他神色慌张地快步走出兰德公司总部长长的走廊。被他塞进公文包里的文件袋上印有国家最高机密的标志，这些文件的内容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1945年；有一部分文件是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文件；还有一部分是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史的资料。当时，完整的文件仅仅只有两份，一份被艾斯伯特塞在了自己的公文包中，另一份在国防部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手中。艾斯伯特认为，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作为数十年来的谋杀骗局，于是他决定窃取这些文件，并将之公布于众，揭开其中种种的谎言，即便自己被判定为卖国而终身监禁，他也无所畏惧。

事实上，自1967年开始，艾斯伯特就反对并试图阻止美国政府内部阻止越南战争，他明确地指出，美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军事打击政策是不正确的，也是注定失败的，这场战争顶多是一场血腥的僵局。然而没有人理会他的言论，甚至罗伯特·麦克纳、亨利·基辛格以及他在兰德公司的上司都对他的说法视而不见。对于美国的领导者和军官们而言，撤退就意味着投降，投降就意味着耻辱。虽然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再保证会停止越南战争，美国正在与越南进行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艾斯伯特从一些机密电报中获悉，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停止战争的意愿，相反还要秘密扩大战争的规模，必要时甚至会使用原子弹。

艾斯伯特认为，唯有一种办法可以遏制如此疯狂的行为，那就是把未公开的、完整的机密战争历史资料在美国民众面前公布，艾斯伯特坚信，整个美国民众将会对那些满手沾满血腥的战犯进行谴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窃取并想要泄露文件秘密的艾斯伯特极有可能完成这次窃取任务，因为艾斯伯特是这个项目库唯一一位来自民间的管理员。在1967年，新任兰德公司总裁的哈里·罗温建议麦克纳马拉创立一个有关于越南战争分析报告和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如何陷入困境的研究项目，麦克纳马拉听后欣然同意并表示支持。与此同时，罗温让自己的得意门生艾斯伯特负责这个项目的管理工作，而艾斯伯特如今的做法无疑是背叛自己尊敬的老师兼好友——他很清楚这样做极有可能毁掉罗温的工作甚至于大好的前程，尤其是罗温在联邦政府的官职和他已经通过的忠诚度审查。

那个下午，艾斯伯特与同事安东尼·鲁索进行了会面。鲁索曾经参与了越共动机分析，他的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致使他对实现整个东南亚和平的希望破灭了。鲁索告诉艾斯伯特说，他的女友西娜创办了一家公司，公司里面配有最新上市的施乐高级复印机，可以快速把所需要的文件复印很多份。于是，艾斯伯特和鲁索商量好，把从兰德公司总部窃取出来的文件分别复印几份，然后再把这些复印件分发传送到国会和各个新闻媒体。艾斯伯特说，想要拿到这些机密文件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把绝密文件顺利地带出兰德公司总部？谁都清楚，兰德公司总部的管理非常严密，就算是作为这个项目的管理员之一的艾斯伯特，想要进入兰德公司总部也并非易事。

事实也确属如此，管理严密的兰德公司总部甚至于比国防部大楼还要森严。艾斯伯特曾经在国防部大楼任职过一段时间，那时他时常带着机密文件往返于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国务陆军以及白宫之间，警卫人员从来都不会正眼瞧他一眼。不同的是，兰德公司所有的机密文件除了在当时使用之外，绝不允许随意往外携带，除非特殊情况，但都要经过审批。文件不再使用时，就必须立即放回绝密保险柜里。兰德公司的警卫人员并不会每次都对离开兰德公司大楼的人员进行检查，但他们会在你偶尔一次离开时对你进行检查，并且完全令你意料不到。艾斯伯特想，尽管自己每次离开兰德公司办公大楼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被检查过，但他不能保证自己今晚离开时仍然可以不被检查。

艾斯伯特迅速把机密文件塞进公文包后，他匆匆走过走廊，快要靠近兰德公司大厅的时候，艾斯伯特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他理了理原来就很整洁的衣领，大约三分钟后，他用精致的门卡打开双重安全门来到兰德公司大厅。此时，有两个瘦高个子的警卫正坐在大厅一侧的桌子边交谈。在他们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两幅牌匾，一幅上面写着兰德公司的格言：“在这里，你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你在这里所说的，请让它永远留在这里，它也只能在这里存在。”另一幅上面则讲述的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嫌疑人员被兰德公司警卫审问的过程，标题是长长的一串：“想见见新朋友，想访问有趣的地方，请首先打开你的保险箱。”艾斯伯特在厚重的玻璃门前有片刻的犹豫，随后他像往常一样理直气壮、大步流星地穿过玻璃门。这时，其中一个警卫匆匆地瞥了艾斯伯特一眼，随即微笑着说：“晚上好，丹尼。”

艾斯伯特故作轻松地朝警卫点头笑了笑，并且挥了挥另一只空闲的手，神情镇定且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出兰德公司的办公大楼，通过长长的人行通道来到停车场，停车场对面是圣塔莫尼卡的警局，警局的上空被都市的夜景映出一片沥青的蓝色。然后艾斯伯特像平常一样不紧不慢地坐进车内，以一种限定的车速向鲁索的好莱坞公寓驶去。

西娜的公司设在新月高底和梅尔罗斯拐弯处一家鲜花店的楼上。西娜领着他们走过公司外部的楼梯，进入公司的办公厅大门，接着西娜插入钥匙，关闭公司的自动报警器，办公厅的一侧放着一个又大又沉的机器——施乐高级复印机，在那个时代而言，施乐复印机相对来说是速度很快的。艾斯伯特瞄了瞄手中的文件，他朝鲁索苦笑地摇了摇头，看样子得工作一夜才能将所需要的文件全部复印出来。

艾斯伯特用这些窃取回来的大叠文件和复印机一起努力工作着，他试着把文件紧贴在复印机的玻璃片上，希望能够一次复印出两份。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但是问题却出现了，复印出来的文件信息模糊不清。他试着调了调复印机的指数，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文件贴在玻璃上，当复印机中的墨辊扫过文件时，玻璃折射出刺眼且诡异的绿光。他把复印件交给了鲁索和西娜整理，紧接着又开始复印。艾斯伯特得知，在10月15日，有一场全国性的抗议越战的暂停罢工活动，艾斯伯特希望能够及时地将这些文件的信息发布出去，争取为此次的罢工行动助威，同时也为他和康纳德·科伦还有其他几位兰德公司同仁们写的信件加重分量。因为，他们决定就在这几天内把写好的信件寄给《纽约时报》，公开要求美国政府为当年在越战中的行为做检讨。

正当艾斯伯特匆匆复印时，突然，西娜公司的玻璃大门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艾斯伯特手中的工作，接着只见两名身穿警察制服的人员站在玻璃门外，其中一个示意艾斯伯特打开玻璃门。艾斯伯特内心一沉，完了！他暗自思忖，从兰德公司大楼出来的时候一点预兆也没有，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不禁在想，这些人的动作也太快了，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艾斯伯特迅速用一张白纸盖在机密文件上，并合上了复印机的盖子。在走向玻璃门的短暂的时间内，他想了很多的问题：万一事情败露了，这会不会连累到鲁索的女友西娜？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应该怎么办？我的好友哈里·罗温一定会受到牵连吧？从复印机旁到玻璃大门，短短的几分钟里，对于艾斯伯特来说，足够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艾斯伯特边走边想，并努力让自己的神情镇定下来，他打开玻璃门，故作轻松地问：“警官，请问有什么事吗？”

其中一个警官回答说：“先生，你的报警器又响了，而且一直响个不停。”听到警官这样说，艾斯伯特的内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他依旧未能从刚才深深地恐惧中缓过劲来，他尽量表现出镇定地把头转向鲁索和西娜，神情中却透着一丝慌张。

“西娜，原来你在啊！”刚刚回答艾斯伯特的警官走进室内，笑着说：“嗨，西娜，你又犯同样的毛病了。”

在那个警官一步一步走向复印机旁时，西娜快步向那个警官跑去，并摇头苦笑说：“哦，我的上帝，我总是这样，我真拿那把该死的钥匙没办法，我想我会尽快换掉的。”

那个警官依然笑着回答说：“噢，漂亮的西娜不用为此生气，你只要吸取教训就对了。”

西娜快速回答道：“嗨，那当然，我一定会的。”

那位警官最后对艾斯伯特说了一句：“噢，先生，你们公司的报警器经常出现状况，你不用为此而感到紧张。”

之后两个警官和西娜挥手道别。艾斯伯特惊奇地看着他们离开，而后又望了望鲁索和西娜，彼此一阵沉默后，又继续投入到复印复印的工作中。

5.机密泄露，对美国和兰德公司产生的影响

有关越南战争和美国干预东南亚战争的研究资料被泄露，这让兰德公司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作为兰德公司总裁的罗温和其门生的艾斯伯特，居然把美国国防部也是兰德公司机密的文件泄漏给《纽约时报》，这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但也有一些兰德公司的科学家对此并不感到惊讶。1971年6月13日，当电视中公布兰德公司机密文件被泄漏的消息时，艾斯伯特全家人以及前苏联安全问题专家内森·莱特正在一起共享午餐，一阵沉默后，他们面面相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到“丹！”。他们认为，唯一一个可能将机密文件泄漏出去的就只有艾斯伯特。

莱特玩弄着手中的刀叉，笑着说：“丹，看看你，都已经快四十岁了，这种做法似乎不太恰当哦。”

艾斯伯特也笑着问：“噢，难道你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莱特放下手中的刀叉，依旧笑着说：“或许你应该把关于这些机密文件的内容编成多份论文或者是一本书，而不是直接把它寄给《纽约时报》。不是吗，丹。”

事实上，艾斯伯特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秘密地拷贝这些文件，并最终将它们发行了出去。在这个时间段里，越南战场的局面日渐糟糕，总统约翰逊在他任期的最后几个月中，已经在巴黎和北越南展开谈判，且已经下令停止了对北越南的轰炸。而即将上任的尼克松总统也持续同河内接触，争取对其实施“战争越南化”的政策，并逐渐减少美国军队的参战数量。尽管已经有超过1.5万名以上的美国官兵死在战争中，但是越南战争的趋势仍在不断扩大。在1970年，越南的邻国柬埔寨遭到了美军飞机的轰炸，而受美国支持的陆军将领废黜了柬埔寨国王的王位。1971年，南越为了追击北越大举进攻老挝，无辜民众的死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惨重，战争也一直持续着，并且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也日趋激烈，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对越战的观点分裂成了两派。在1968年尼克松入驻白宫的时候，就曾经表示会尽快结束越南战争。然而战争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因此美国民众对尼克松的反感程度，可以说已经直抵当年的约翰逊总统，而民众对尼克松政府的信任也已经下跌至50%，同时支持越南战争的人数已经不足33%，由此看来，整个美国有将近60%以上的民众认为“越南战争是不道德的”。对一些曾经长期战斗在越南战争中的美国老兵而言，他们在战争上一手制造的血腥和惨不忍睹的景象让他们一直备受折磨，此刻的他们已经转换成了坚决反对越南战争的抗战主力。

1971年4月，近20万的越战抗议者在华盛顿集会，连续两天整个城市的业务因此而暂停运作，困扰不已的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出面调停。此次抗议大会的主要发表人是前海军军官约翰·嘉里（在2004年，他成了民主党派的总统候选人）。当时，他代表所有抗议战争的美国人民发表演讲，最后他激动地说：“我们一致发誓要阻止并摧毁这场罪恶的战争。”而总统尼克松也一再表示美国军队将很快从越南战争中撤回。在这种情形下，美国民众越来越想知道被艾斯伯特泄漏的文件的具体内容，希望彻底揭开美国政府一再上演的骗局和无视越战真实困境的警告的真正原因。

艾斯伯特将兰德公司机密文件泄漏的事，确实连累到了时任兰德公司总裁的罗温。为此，罗温在确认文件是被艾斯伯特泄漏之后，主动为自己的安全工作失察承担了责任——辞去了兰德公司总裁一职。而作为艾斯伯特的顶头上司、兰德公司经济学科主管的查尔斯·沃尔夫认为，艾斯伯特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极不理性的行为，并且严重违背了道义乃至于人格，总统尼克松已经在尽量让美军撤出越南战场了，艾斯伯特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就算在事隔30几年后，沃尔夫依然不肯原谅曾经的下属艾斯伯特。在沃尔夫看来，兰德公司不仅培养了艾斯伯特，并且还给了他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本应该多为兰德公司贡献一份力量，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让兰德公司的名誉严重受损。罗温辞职后，下一任兰德公司总裁唐纳德·B·赖斯认为，艾斯伯特的行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犯罪。赖斯说：“从社会道义上来讲，这绝对是一种犯罪的行为；从职业道德上而言，这也是一种绝对的犯罪；从严格的法律上而言，我就很难下结论了，这需要法庭来判决。”

或许，艾斯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泄漏机密信息的兰德公司学者，至少还有两位从事国防部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兰德公司中，对于艾斯伯特的这种做法，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所持的意见各不相同。一位兰德公司学者说：“尽管一些人不会把这样的绝密信息泄漏给媒体，但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是，艾斯伯特这样做了。”而另一位兰德公司学者则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极其疯狂的行为，我们必须千方百计阻止这样的事在以后的时间里再度发生。”

艾斯伯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事实上，早在1969年时，我就在一些兰德公司学者拟定的抗议越战的公开信上签下了我的名字。在机密文件泄漏之前，我的亲人和朋友曾极力地要求并试图阻止过我，内心激烈的冲突也让我备受折磨，但我却从不动摇，因为我无法欺骗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因此我最后决定那样做了。”

艾斯伯特还说：“在我决定把绝密文件公之于世后，或者说在1969年10月我窃取文件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有想过继续回到兰德公司工作，也从来没有幻想过再回到学术界。兰德公司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虽然如此，但我不得不离开兰德公司，尽管内心有着巨大的隐痛，但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事。”

在谈到沃尔斯泰特和马温时，艾斯伯特的脸上闪过悲伤的神情，眼中似乎有着晶莹的泪珠，明亮的眼神也开始变得黯淡。艾斯伯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沉重：“我的人生中有两个最知心的朋友，他们就是马温和沃尔斯泰特。于我而言，马温就像是温和的哥哥，而沃尔斯泰特则像一位即严厉又慈爱的父亲。对于我在反对越战的公开信上签名的事，沃尔斯泰特认为，那是我对马温的一种背叛，事实上，他不知道那封公开信已经得到了马温的批准通过，尽管当时的马温显得很无奈，但没有任何人强迫他。在沃尔斯泰特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反问我‘如果马温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奔，你也会照做？’我当时回答他说‘在晴白天日之下裸奔对你而言，仅仅只是裸露癖吗？是吗？沃尔斯泰特。”

从此以后，沃尔斯泰特和艾斯伯特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将近两年后，即1971年6月，兰德公司被泄漏的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和罗温以及沃尔斯泰特的关系也因此最终彻底破裂了。对于这件事，兰德公司幕后的操纵者沃尔斯泰特只说了极其简单的一句话：“对于越战我可能也曾想过反对，但我对兰德公司一些学者们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感到非常厌恶。”

绝密文件被公开发表后，艾斯伯特辞去了兰德公司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尼克松总统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为由，要求司法部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艾斯伯特，并下令禁止这些机密文件的发表。尼克松总统的举动无疑是火上浇油，反倒促成了艾斯伯特和伙伴们加速散布机密文件的趋势。而后，美国最高法院也否决了司法部一系列关于机密文件发表的禁令，并表示各大新闻媒体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发表。

艾斯伯特的行为使尼克松总统的名誉严重受创，为了尽快堵住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尼克松总统秘密下令，由查尔斯·寇尔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G·戈登·林迪（联邦调查局退休特工）以及E·霍法德·亨利（中情局前特工）三人招募一批特务人员，组建一个名为“水暖工”的特别行动组，秘密从事一些非法活动。他们将一些媒体主要记者的名字列举在一份名为“敌人清单”的文件上；他们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想要了解更多与艾斯伯特相关的信息；他们还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安装窃听器和偷拍文件，由此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的“水门事件”。

当厄尔·希尔伯特向美国最高法院检举尼克松政府非法闯入艾斯伯特朋友的办公室的恶劣行为时，美国政府最终撤消了对艾斯伯特的指控，艾斯伯特秘密窃取政府机密一事也就此不了了之。虽然机密文件的泄漏没有如艾斯伯特所希望的那样让越战停止，但这些文件却成为了使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因素之一。对此，尼克松总统曾经的助理H·R·哈德曼说：“引发‘水门事件’的不只是艾斯伯特，还有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美国国会授权切断了进一步扩大越战的经费来源，之后不到两年，西贡被北越占领，越南政府总理胡志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这一场泄漏国家机密的风波中，艾斯伯特幸免遇难已是万幸。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艾斯伯特一跃成为了著名的演说家、作家。在艾斯伯特最后的一次访谈中，他袒露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心声：“我总是会梦到自己又重新坐在兰德公司办公大楼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工作，梦中的情境有的很和谐美好，有的却是噩梦，只是，我再也听不到兰德公司学者们在分析研究过程中时而欢笑、时而争论的声音了。事过境迁，原本我以为所有的一切终将过去，但是时至今日，我依然是兰德公司总部最不受欢迎的人。而我最后一次想要进入兰德公司办公楼和老朋友们聊聊天，却被兰德公司的警卫人员拒之门外。我想说，仅仅只是聊聊天而已。”最后，艾斯伯特又补充说：“人的一生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时是我们无法预料及难以控制的，而有的选择则有可能影响人的一生。对于过往，我从不曾后悔，这大概就是每个人对于信仰的追求吧！就像我的好朋友马温和沃尔斯泰特。”

马温因艾斯伯特泄密一事辞去兰德公司总裁职务后，兰德公司就留下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而很多人也都在猜想这个闻名世界的机构未来的前景会是怎样？会不会在美国政府一怒之下落得个被关闭的下场？事实上，在1972年罗温离开兰德公司之后，兰德公司理事会的代表们又邀请了一位前兰德公司的学者继任兰德公司总裁之职。这位前兰德公司学者便是唐纳德·赖斯。赖斯在进入兰德公司担任战略分析师之前更像是一位刚入门的高尔夫球手，从兰德公司离开后他转到美国预算办任副主管。对于兰德公司的邀请，赖斯一直想不明白兰德公司理事会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上任兰德公司总裁之后，赖斯才发现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应付“艾斯伯特制造的混乱局面”，赖斯掷地有声地发表演讲说：“绝望一直都是存在的，不同的是，它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我知道，许多人都在关心兰德公司的将来，我想，我会确保这样一个有着国际性意义的机构不会前功尽弃。”

对于兰德公司而言，国家机密文件在兰德公司泄漏以后，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促使兰德公司加强安全警备措施，每一个出入兰德公司总部的人都要接受例行搜身检查，谁都不能例外。而禁止所有职员单独复印机密文件曾一度作为兰德公司的一项章程来遵守，同时兰德公司也再三强调自己的信条：“你在兰德公司里面一切的见闻和工作永远都属于兰德公司所有。”

二是兰德公司机构也因此丧失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一切荣誉和特权，也有人猜测兰德公司很可能会退化为另一种智囊形式——远离政治事务，集中向企业和私人领域发展，也就是变成像博思艾伦那样的咨询机构。

在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很多人认为他总是在不断地向政府争取拨款，只顾着维持兰德公司各方面的经营研究工作，而不关注将兰德公司作为一种具有标志性特征的机构去发展。对此，赖斯没有做出过解释。但是事实却证明，在赖斯领导下的兰德公司已经进入了各种项目的研究领域，比如教育、家庭、刑事、移民以及住房补助等方面。兰德公司接受赞助，开始进入咨询领域的前沿研究，并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使得兰德公司再次走向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阶层，由此也进入了兰德公司的白银时代。

另外，赖斯还设立了一所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院——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它足可以与哈佛、卡内基·梅隆等高等学府相提并论，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主要是针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做实质性的分析研究。最初成立的时候，它总共分为数据分析和统计的量化考核、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4个领域，后来成立了一项风靡一时的研究领域——前苏联问题。

截至1989年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期间，兰德公司的非军事研究项止日益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德公司不再接受政治方面的研究项目。相反，在赖斯任期内，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不仅取得了和解，而且赖斯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名为“阿罗约中心”的研究机构，这个机构跨越了传统军种之间的竞争模式，因为它主要是用于陆军基地军事项目的研究。由于陆军方面的坚持，阿罗约中心必须按陆军的意愿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理工学院内，陆军方面是想利用该学院展开附属研究工作。然而，在1982年，加利福尼亚的教员和学生们发出抗议，并不断地坚持说：“除非我们有机会审查研究计划书，否则我们坚决反对在项目研究书上签字。”

对于加利福尼亚教员和学生们不现实的要求，陆军陷入了困境。赖斯曾回忆说：“我和当时的陆军副参谋长弗兰克·斯托曼是好朋友，对此我劝他们将阿罗约研究中心转到兰德公司，而兰德公司和空军方面对此将会感到很乐意。”这就意味着不同军种的部门学会并实现了信息资源共享与和谐共处。

在1989年赖斯离开兰德公司到空军部上任部长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说：“回首间，我发现兰德公司经历并走过了一个政治不断走向成熟和巩固的过渡阶段。”在兰德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是赖斯帮助兰德公司成功渡过了“艾斯伯特困境”时期，并带领兰德公司走向了白银时代，同时也实施了传统军事研究的新理念，促进了里根政府的诞生和前苏联的解体。赖斯在兰德公司任职期间可谓是功不可没的，尤其是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发展阶段，赖斯对兰德公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兰德公司学习和工作的人举不胜举，其中就有兰德公司副总裁霍夫曼、著名的历史学家弗朗西、哈利勒扎德以及兰德公司幕后操纵者沃尔斯泰特等最具影响力的人，哈利勒扎德后来还成为了帕地兰德公司研究院的管事、美国驻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外交大使以及最后的驻联合国大使。

总而言之，正如艾斯伯特所预料的那样，兰德公司对所有曾经在兰德公司工作过的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远比兰德公司发表过的任意一篇报告所带来的影响要显著得多。

6.美苏缓和政策的争议

沃尔斯泰特似乎永远都不会放弃人类基本的发言权。1974年的夏天，威尔夏比弗利山又迎来了一个温暖的早晨。罗迪欧街道两旁的店铺陆续开门营业，耀眼的明星们乘坐豪华轿车去斯卡兰或多摩享用温馨的早餐，不远处的电影摄影棚正在打造经典的好莱坞“英雄”，而新上任的黑人市长向市民承诺，会将洛杉矶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都市。尽管前不久的“水门事件”几乎影响了整个东海岸的政治机构，但却丝毫没有动摇洛杉矶的政治面貌。这里的人们似乎对震撼性的政治事件早就习以为常。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早晨，沃尔斯泰特从报纸上得知，保罗·尼采从美国与前苏联第二阶段的战略武器谈判大会上退出。尼采是一位满头灰白的外交老将，他说，“水门事件”影响且破坏了整个谈判过程的氛围，他也因此而受到了指控，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指望用谈判来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因此，他决定退出。

沃尔斯泰特坐不住了，他决定在这个近乎于“天堂”的地方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于是不久后，沃尔斯泰特站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的演讲台（舞台）上，他以一份研究报告图表为依据，满腔义愤地公然抨击国际社会关系的缓和态势。他坚信，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存在着各种威胁，只有竭力抗争才会取得绝对性的胜利，而不抗争的行为会使美国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

沃尔斯泰特义愤填膺地发表着自己的演讲，正如他以往在其他任何场合所提出的警告一样——不抗争的美国是没有希望的。此次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外交机构的先觉者。并且，在头一天夜里，沃尔斯泰特在前兰德公司同事詹姆士·迪格家中的宴会上，他就将早就准备好的演讲报告大肆宣扬。当时，著名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和《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L·巴特利等高级编辑都在场，他们和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一样，都很乐意在沃尔斯泰特激情澎湃的演说中，享受着主人供应的美味食物。

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在这个晚宴上的演讲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他在全国各个角落及媒体论坛中坚持不懈地展开了漫长的游说行动。然而，拥有政策权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始终认为美国有抵御前苏联的兵力，这种自负的现象被沃尔斯泰特称之为“导弹差距后遗症”。在威尔夏大道比弗利餐厅演讲的那个早晨，总共有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聚集在这里听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在演讲的过程中，沃尔斯泰特再三强调“导弹差距后遗症”那种自以为是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的，如此下去，极有可能给了前苏联军事袭击的可能性。

40多名官员与兰德公司学者们本以为沃尔斯泰特的演讲是加利福尼亚军备控制中的话题，诸如“替代性疯狂计划”（又称共同毁灭原则，是美国针对前苏联核战争的官方政策）等，然而让听众们意外的是，这些都不在沃尔斯泰特的演讲内容中。

沃尔斯泰特认为，现实存在的事实是——美国一直都低估了前苏联军事武器能力的破坏性及毁灭性。他极力用报告中的图表向听众讲述他的观点，尽管一些听众多次试图打断他的演讲，但他依旧不肯返回到座位上，依旧发表着自己的演说。沃尔斯泰特之所以如此坚持，意在唤醒此前的兰德公司同事们以及各界知识分子，并让他们立刻做出行动，至少也要让他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虽然，沃尔斯泰特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离开了兰德公司，甚至他现在也不再是美国政府官员，但他孜孜不倦的演讲却对民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所有的民众都知道，沃尔斯泰特是美国顶级的核战略专家、著名大学的权威教授，是美国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之一。尽管当时的美国总统没有回应他在演讲中的提议，但他人生中许多在国防部大楼、国家安全局以及前兰德公司的同事们都会热烈地响应他坚持发出的呼声。

演讲中，沃尔斯泰特回顾1972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一事，当时沃尔斯泰特就发出警告，提醒美国政府不要被前苏联表面上的承诺给蒙骗了。事实上，在1969年前苏联的军事能力有所增长时，他就特别警告过美国政府和民众。因为在限制战争谈判初级阶段时，前苏联政府就私底下部署了许多轰炸机、导弹和弹头。但不管他如何悲叹呼吁，美国政府对国防防御系统上存在的漏洞都视而不见。沃尔斯泰特认为，如果美国不及时有效地修补这些国防漏洞，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屠杀。

在沃尔斯泰特始终不渝的演讲活动中，听众们逐渐觉悟到他的提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或者说听众们早就意识到了。当沃尔斯泰特终于演讲完毕，在如雷贯耳般的掌声中，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尽管如此，但也并非每一位听众都相信他的预测。因为，他此次的演讲报告数据是在两年前的旧数据资料上估算出来的，而许多人却早已获悉，美国现有许多弹头已经进入到实验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几个星期后，沃尔斯泰特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他在演讲中的一些内容重新提出了质疑，其影响堪比他1959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的《恐怖的微妙平衡》一文。

威廉·科尔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是第一个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持肯定意见的人，他把沃尔斯泰特此次发表的文章复印了很多份，分发给他的所有职员，并让他们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发表评论。过了几年之后，科尔自认为已经把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分析理解透彻了，并且也已经发现这些观点中的核心思想，然而，当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后，中情局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认为，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和科尔所理解的核心思想都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结果令科尔大失所望。直到1974年7月25日，在科尔写给芝加哥外交委事务所的一封信中，科尔这样分析道：“从更为广泛的武器预测定性因素、攻击性武器以及发射部署台等系统防御方面出发，沃尔斯泰特教授在文章中的提议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而关于高估和低估的例子在论据上也不相上下。”

但是，科尔没有理解到沃尔斯泰特的本意，正如沃尔斯泰特本人所说的那样：“我这种权宜之计与国际缓和政策有着本质性的哲学差异，我是依照国内现存的局势和政治形态呼吁战争。”沃尔斯泰特曾经多次在公共场所内宣称，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兰德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些人士对《国家情报评估》所拟定的措施私下抱怨了很久，他们都认为美国的政策对前苏联太过于忍让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届任期接近末期时，即1972年，尼克松开创了一个美苏合作共荣的新时代。尼克松亲自前往前苏联，与前苏联政府共同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尼克松的行为虽然受到了国际关系的趋势所影响，却也从某方面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越南一战中美军溃败，美国军队便开始厌倦一切战争，无论热战或冷战。进而使得反战运动成为了国内社会的主导趋势。到1974年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也都认为美国应该限制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有近乎一半的美国人都认为，在国防上花费大量的研究资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对前苏联产生了安全感，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前苏联的存在依然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是，一些政治批评家们却指出，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已经占据了优势，但由于美国迟迟未采取有效的行动，使得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奋力追赶了上来，军备竞争能力远超美国军事能力。外交大将尼采和其他一部分政府人员则对尼克松的举动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自己的弹劾的注意力，因此才用这一“永久性地固化美国军事能力劣势地位”的举动，从而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前苏联乃至于世界上争相竞争的超级强国都将有可能产生毁灭美国的想法和行为，如此一来，国际事态将会变得更加危险。

就此而论，在美国政府中，极力主张美苏缓和政策的一方认为，前苏联核武器的超大规模和巨大数量足以证明前苏联的军事能力，当年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已经证明了，仅仅一颗核导弹的杀伤力就足够强大了。但是主张对前苏联发起战争的一方则认为，尽管前苏联已经拥有数量较多的核武器，但是在破坏性和毁灭性方面却不如美国的核武器。况且，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多弹头武器，可以在其顶端装置多个核弹头，而每个弹头将按预定好的目标执行精确的攻击，旨在摧毁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莫斯科范围内的反弹道导弹区。

事实上，美国与前苏联签订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有效地防止了此类多弹头超强核武器的大规模制造工作。但是反对美苏政策缓和的一方却指出，前苏联已经私下部署了轰炸机、多弹头等军事设备，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协议的规定，这是前苏联欺骗美国的一种行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前苏联极有可能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并且，其军事打击力度足可以将美国的第二次反击力量打败。而尼克松政府和反对美苏政策缓和派对此却视若我睹，并且还指出美国的导弹外形轻便、易于运载，杀伤力也更强，因此根本不用惧怕前苏联的导弹袭击。

7.外部专家组——B组对抗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一职，杰拉尔德·R·福特上任新一届总统。福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1975年以右翼倾向过重为由解雇了国防部长史勒辛格，并任命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新国防部部长，在当时，虽然拉姆斯菲尔德年仅34岁，但却已经是政治中的老练人物，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国防部部长。之后福特又聘请了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理查德·切尼军队参谋长一职。在那个时期里，总统福特大力招募了一批自己的人手，而在接下来的30年期间，这批人大部分都活跃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高层之中。

福特发现，在美国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偏向，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美苏缓和政策，于是，他用了一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方案——成立一个外部专家组，让这些外部专家来审查国家情报，在中情局的官方政策之外提出另一种参考方案。这个方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创立的一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旨在监控各类国家情报数据。后来肯尼迪将这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改名为“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要针对《国家情报评估》做出分析和补充。在福特总统上任时，这个专家组里面多数是兰德公司的新保守主义成员组成，比如兰德公司元老及氢弹之父的爱德华·特勒、前兰德公司工程师约翰·福斯特等，海军上将乔治·W·安德森是这个专家组的最高负责人，副主席是自由之家主席的利奥·彻恩，他们都是这个专家组（B组）的创始人。

在福特上任美国总统后，安德森写了一封信给福特，信息提出并指责了1974年《国家情报评估》出现的严重的错误性。在安德森主席的授意下，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福斯特和特勒以及理查德·拉特等人展开了一次会谈，希望建立一个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会议中，拉特提议建立起第二个中情局，但是特勒觉得这样做甚为不妥，特勒提议设立起一个由外部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旨在对官方政策提出质疑和全新的意见。

1975年，在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策划下，B组正式成立，但是，有一个人却对此强烈反对，这个人就是中情局局长科尔。科尔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让外部人员参与到美国政府政策上来，这简直就是荒谬之极。科尔还认为，这些人员多企图用客观分析达到操纵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科尔还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对前苏联问题的年度评估政策上，我们采用了美国政府所有已知的、最佳的分析资料，这些数据都是相当有力的。但令我实在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由非政府成员组成的特别‘独立’专家小组，它拿什么整理出更为全面、精确的国家战略能力情报评估报告。”

尽管科尔极力否定B组存在的重要性，但这些反对都于事无补。因为，在科尔起草这个反对报告的前一个月，总统福特已经要求他提交辞职书。对于这样一个妨碍B组建设而又即将离职的人，特勒和福斯特对其反对意见熟视无睹，继续向中情局施压，迫使他们尽早批准《国情评估报告》的重新整理工作，但迟迟未得到答复。

直到乔治·H·W·布什就任中情局局长后，特勒等人再次提出正式成立B组的要求。新任的中情局局长布什为此感到犹豫，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本机构先前的决定感到质疑，但是他的下属却极力支持B组的成立。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的报告让科尔有所醒悟，于是，他下令撤销了《国家情报评估》过去10年内的预测资料，因此，支持B组成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布什最终只得批准了这项建议。不同的是，在最终批准的方案中，却设立了两个专家组：A组和B组。由A组负责原来的《国家情报评估》的工作；B组则负责对A组总结出来的分析报告进行实事求是的检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最终的定论则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综合两个专家组的报告，并对报告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A和B两个专家组成立后，国防的三大分支被划分成三种类型：轰炸机、潜艇、导弹。第一个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的是博比·茵曼将军。茵曼是海军情报局的领导人，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发表了强烈的抗议。茵曼认为，如果专家组的人员想要对潜艇进行全面的评估，那么就必须熟知海军舰队及核潜艇的准确数量和具体的部署情况，但核潜艇的所有信息毫无例外都是美国政府的绝对机密，每一个海军队员对此都是严防死守，因此，整个海军从根本上拒绝与人分享这些信息，对中情局也不例外。最后，在茵曼的极力阻止下，潜艇的评估研究被改为了前苏联战略目标。

在导弹评估专家小组中，科学家们在研究导弹的精确度上存在着分歧，尽管他们看似很和气，但是在最关键性的问题——前苏联军事能力的重要性上，他们始终无法将彼此的哲学差异一致协调好。当然，这些分歧本就不足为奇，因为专家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的国情资料进行评估并提出全新的意见。而分歧最大的就是负责前苏联战略目标的B组，其工作涉及到分析并解读前苏联的真实意图，这里面俨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主观因素，可想而知，其分析结果肯定存在着诸多扭曲与争论。

前苏联战略目标专家B组的最高负责人是理查德·派普斯。派普斯出生在波兰，早年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在20世纪70年代里根政府时，还参与过“当前威胁委员会”的创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派普斯是一位著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他与同是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的莱特一样，都深信前苏联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因此在前苏联的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主张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认为核武器是制裁前苏联的最有效的办法。此外，派普斯是理查德·佩里的得意门生，佩里和沃尔斯泰特曾经同在兰德公司工作过，且交情甚好，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也把派普斯当成了自己的学生，因此，沃尔斯泰特将派普斯推荐进入专家组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后来，派普斯又为专家组引荐了一些兰德公司学者，其中包括尼采和空军上校托马斯·沃尔夫等人。

虽然B组的各成员之间偶尔有些摩擦，但工作氛围还算和谐，因为大多数成员都曾经在兰德公司共事过。但遗憾的是，军事分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沃尔斯泰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到这个专家组的行列中来，但他的研究论文却被专家组当做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B组还有一位影响力极大的人物，他就是前兰德公司学者兼沃尔斯泰特密友的安德鲁·马歇尔。马歇尔担任B组的研究顾问，对B组的研究影响很大。当时，马歇尔正担任国防部大楼基本评估办（又称净评估办）的主任。

在专家组第一次研讨大会上，一名A组的成员说：“我们算是遇上强大的对手了，B组的人太狂妄，视我们如无物。”原来，A组的成员本以为B组发起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与他们交流机密情报的信息，然而当B组的尼采等人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时，他们才从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却又因为理屈词穷而哑口无言。A组的另一个成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直接将这次大会比做是“沃尔特·惠特曼高中时期与华盛顿红皮足球队对抗的情形”。通过这次大会，中情局内部专家组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B组企图从根本意义上推翻A组研究前提的正确性，从而对信息情报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A组专家意识到这一点后，一名A组成员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一直以为那场大会不会是一场零和讨论（零和讨论是指非合作性讨论），如果当时我能够早一点得知或觉察到B组的根本企图，我将会运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回击。”

自专家组首次大会结束以后，A组与B组之间再也没有往来，可想而知，合作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另一方面，就在专家组大会结束三天后，杰拉尔德·福特选举落败，吉米·卡特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功赢得了第三十九届美国总统任期。

几个月后，A组和B组同时把报告交给中情局局长和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B组成员派普斯信誓旦旦地说：“相信，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一定会对我们B组的研究报告感到震惊。在随后的讨论大会上，A组和B组展开了一场近乎于大学辩论的争讨，结果是A组承认前苏联正在增强武器装备军事实力，但对于前苏联何时能与美国的军事水平相抗衡或者是超越美国，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A组没有给出结论。相反，B组不仅对前苏联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下了定论，还明确地指出了前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精确程度以及与美国军事水平的差距。但这个数据很快就被空军情报组推翻了。

在接下来的午宴中，中情局局长布什有意和A组成员坐在一起，对此，派普斯感到气愤不已，尽管是在过了20年以后，他对布什这个微妙的举动依旧感到怨恨。据当时坐在布什左侧的一名A组成员透露说：“当时我们的一个成员询问布什‘接下来的局面会是怎样’时，布什回答说‘不会怎样，我永远跟自己的职员站在一起。”

在后来的国防部职业生涯中，布什成为了又一个共和党温和派人士。即便布什当时有意进行B组的方案——修改《国家情报评估》，反映出前苏联对美国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但那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布什同科尔一样，就任中情局局长的任期都非常有限，后来卡特总统让斯坦菲尔德·特纳接替了布什的位置。

卡特政府只采纳了B组众多政策方案中的一条——B组声称前苏联的防空导弹系统固若金汤，美国轰炸机在对前苏联的战争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卡特总统以此为由，取消了一个原本已经计划好的轰炸机群的项目。

很显然，B组的根本目的都成了泡影，但是B组的成员们却认为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突出强调了前苏联政府的邪恶意图，改变了《国家情报评估》的基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后《国家情报评估》的趋势日渐悲观，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1976年的《国家情报评估》工作是十多年以来最让人沮丧的报告，它枯燥乏味地宣称着前苏联正在试图超越美国的军事能力。1980年，日本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中50多位官员都是“当前威胁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佩里、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V·艾伦等人。

在里根总统上任几个星期之后，里根政府在前苏联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好战的态度，这对于有着莱特战争观的兰德公司而言，是一种胜利的开端。一位观察家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家民间公共咨询机构能像兰德公司那样，在很短的时期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第八章　智慧的光环：兰德公司著名的预测法

在兰德公司诸多辉煌灿烂、为世人所熟知的研究成果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对未来的预测结果的，而兰德公司也因此成为世界上从事信息咨询机构当中关于未来研究的最先进的组织。那么，兰德公司是利用怎样的原理和方法，站在科学、理性和战略的高度上对未来做出预测，并对世界整体形式进行运作和掌控的呢？

兰德公司具有许多独创性的预测方法，这些方法对于机构、企业的决策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就将介绍三种兰德公司最主要的科学预测方法，让人们能够学习兰德公司的一些决策方法，体会兰德公司运筹帷幄的强大能力。

1.特尔斐预测法——汇聚专家智慧

特尔斐预测法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直观的预测方法。直观预测方法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预测法。自从人类对自然当中的天气、环境、社会现象等进行观察和预测时起，就开始大量地使用这种直观预测法，一直到现在，直观预测法仍然是人类运用最多、范围最广泛的预测方法之一。从20世纪50开始，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类智慧在预测当中的重要作用，特尔斐预测法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从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计划当中诞生的。

当时，兰德公司正在进行一项空军的委托预测，这一项目被称为“特尔斐计划”。该计划的内容是：“从战略计划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对美国发动袭击，应该选择美国工业体系当中的那些工厂和设施来作为最佳的轰炸目标，同时估算出能够使美国实现最大程度减产的所需要的原子弹的数目。”在50年代初期，想要完成这一项预测项目，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相关资料，同时还需要编写出极其复杂的计算程序，建立起庞大的数学模型。这在当时，没有一架电子计算机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是有能够使用的计算机，对于前苏联的政策研究和间谍工作的许多主观性也需要借助于人脑的计算和分析。在这种情况之下，使用特尔斐预测法来进行预测，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将远远小于传统的预测方法。

1964年，T·J·哥顿和O·海尔默在兰德公司的报告书当中正式运用特尔斐预测法进行长期预测问题的方式，时间范围在十年到十五年之间，并针对当时世界上可能存在的科学性、社会性、政治性等问题给出了预测实例，这些研究包括6个主要课题：科学性突破，人口控制问题，自动化技术，空间技术，防止战争，武器系统演变。从此之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战略分析师们开始在国防领域和非国防领域内运用特尔斐预测法进行预测，不仅仅是预测，还为其制定了长期规划和建议性政策。

那么，兰德公司是怎样通过特尔斐预测法完成对事件的准确预测的呢？以下就来介绍一下兰德公司特尔斐预测法的预测方式和步骤：

特尔斐预测法的本质是利用各个专家们的知识、经验等无法数量化的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信息，然后通过通信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交换，从而达到意见一致的情况，以做出对某件事情的预测。在一般情况下，特尔斐预测法需要率先进行一些组织性工作来作为工作的基础。

首先，建立一个管理小组，这个小组的人数可能从两个人到十几人不等，具体根据预测项目的大小来决定小组成员的多少。

其次，管理小组的成员应该对特尔斐预测法具备相当程度的理解，然后设计出预测法的大致工作过程，并根据计划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选定具有相应知识的专家们，这些专家属于应答小组，人数由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专家们应该具备各种专业、水平、年龄、职务、社会背景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因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预测结果，所以，当管理小组选择应答小组的专家们时，应该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对专家们进行全方位的了解，而且这些专家都应该具备统计学、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和工作方法。

最后，发出邀请函，邀请被选中的专家参与应答小组的工作。

当以上的预测工作准备进行完毕之后，就将正式进入特尔斐预测法的预测程序。

特尔斐预测法当中惯用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计量方式，就是统计学。通过对应答小组的专家们的各种回答进行统计和整理获得有用的信息，并且为进行下一轮的反馈和意见征询提供基础资料。特尔斐预测法当中常用的统计方法有以下几种。

（1）比重数据处理法

对于收集到的信息数据进行整理，一般是用直方图的形式进行标识和整理，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对数据信息进行量化。直方图的横坐标一般是表示撤离方案，不过也可以是连续量的分布。纵坐标是根据这一方案进行的预测，作出在这一组之上的评价数量的比重值。评价数量是根据应答组专家们的具体情况进行设定和考虑的，一般是根据专家们的权威程度或者是专家们的数量设定数值。如果考虑的是专家们的权威程度，那么这一数值的就应该表示的是权威程度之和。因为专家的权威程度对于最后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选择专家时就会让专家对自己的权威程度做出0到1之间一个数值的评价，以方便在设计问题时，将所有资料都进行数据化考核。这样一来，专家们在回答问题之后，可以根据自我评定统计出他们的权威程度总和，然后反馈给专家，以利于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

用这种直方图能够很直观地显示出专家的权威数值，有利于信息反馈时对数据进行总结和整理。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那就是难以给出含有概率意义的信息，因此在连续测量横坐标的分组时很容易造成信息的失真，这就需要采用其他一些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2）简单排序法

简单排序的方法通常是对一组方案的综合评价，比如方案的重要性、迫切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简单排序要求方案的进行者和意见征询者针对表格上的一组方案进行主观排序，在信息回收之后，再对答复的结果进行统计和对比。这种方法对于参与问题征询的专家们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对于管理小组提出的要求就相对来说比较高。因为管理小组要尽可能全面地列出所有问题，并且把可能是迫切的问题都包括在内，所以往往在意见征询到第二轮的时候，就会使用这种简单排序法。

运用这种统计方法来进行问题答复的过程是一种“二二对比”的过程，它要求将所有可能存在的问题按照前后和重要性的条件作出排列，使测试应答小组的专家们在面对问题时放弃“中立”的立场，尽可能利用主观意识去对问题进行前后、轻重的排列，以方便管理小组能够从答案当中获得大量的信息。

但是这种统计方法也有它的局限性——在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参与应答的专家们会耗费大量时间来比较和思量，因而造成踌躇不前的情况，而且问题越多，也更有可能使专家们产生厌烦情绪，因为如果征询表格上被列出了N项问题，专家们就要对这N项问题作出N/2次的“二二对比”，以排列出他们的前后顺序。不过，当面对不能进行量化的问题时，这种简单排序法还是比较实用和有效的。

（3）选择评价法

这种统计方法就是在意见征询表格上预先给出若干评价等级，然后让应答组的专家们根据个人意见对每个方案进行评价。例如，将重要性分成很重要、重要、不重要；将可靠性分成很可靠、可靠、存在风险、不可靠。并且每个等级后面都有详细的分类说明，以便专家们进行选择。

在统计过程当中，运用选择评价的方法是最为简单易行的选择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为应答组的专家们提供的材料信息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因此，这种方法常常运用于预测后期的政策研究过程当中。

（4）评分排队法

这种统计方法是为了评估方案的相对重要性，将所有方案进行量化，以直观的方式对重要性进行排列。当几种方案设定完成之后，请相关方面的专家对方案进行定量评分，然后根据分值的不同按照等级进行排序，用自然数1表示最高，用N表示最低。如果某位专家在N个方案当中有几个方案给出的分值是相同的，那么分数相同的方案就与其所在的等级对应，即等于它们相应序列数的平均值。

除了以上这几种主要的统计方法之外，特尔斐预测法当中还经常运用中位值法、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等统计方法对回收的答复进行统计整理和分析，最后得出专家的意见集中程度和协调程度。所有的统计方式综合起来，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在统计时还要注意，设计征询表格、意见汇总，然后反馈，这些就是特尔斐预测法能够成功的关键，所以要特别注意对这些要素进行量化分析。

除了统计方法之外，在运用特尔斐法对事件进行预测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首先，特尔斐预测法的管理小组是决定预测过程是否科学、合理的关键。另外，管理小组与应答小组之间应该有充分的互动行为，二者之间相互制约，轮流站在主动和被动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保证预测过程的正确性。

其次，管理小组必须对应答组给出的答复进行分类和量化，然后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设计和更新意见征询表，为了提高效率，整理和汇总的工作应当进行适当的程序化。

再次，征询表上所提出的问题必须非常明确，语句当中不可以出现歧义性的理解，要尽量消除不确定性而产生多重含义的可能性，因此所设计的问题不能讲得太过简单或者太过复杂。在问题的设计过程当中，用20～25个词语来表述问题是最恰当的句子长度，但是这也要根据应答组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熟悉程度来进行调整。专家熟悉这一问题，则可以设计得相对简单些，如果陌生，就应该详细地对问题做出解释。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使用模糊性的词汇，而且从第一轮征询到最后一轮的征询，都不能改变措词。

除此之外，要说服参加应答组的专家们，尤其是相关的技术专家们相信特尔斐预测法的意义所在。要让他们理解，想要对问题进行十分透彻的研究，就应该在进行研究之前就对其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会成为高层决策者们十分宝贵的意见来源。

特尔斐预测法从被发明出来开始，就被作为一种长期性的预测技术来使用，但是实际上它并不仅仅应用于预测，还具有十分广泛的作用。比如，可以收集不能够精确取得的过去的数据或者正在使用的数据资料；利用评价来检测历史事件的真实意义；对各种预算方案和分配措施作出评价；对于城市规划合理性的评估；针对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经济、政治、社会等现象和关系，理清他们之间的联系，寻找出因果联系等等。特尔斐预测法在对某些不能量化或者其他数学模型无能为力的课题进行预测，尤其是长期预测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经济、技术问题进行准确的推断，并且可以对毫无先例的事件以及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严重冲击的事件做出预测，使决策者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准备，迎接冲击的到来。

2.环境预测法——宏观与微观环境预测

通常，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对于所处环境的历史材料都不会过于担心，因这些历史材料比较容易收集。真正令人担心的是，面对环境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发展和变化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谓的环境，就是平常报纸杂志等经常提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科技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等，这些都是人们生活所离不开的外在环境，会呈现出不同的重要性和层次性。对于决策者而言，需要有人对这些外在的大环境进行检测和预测，这样才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为决策和规划提供系统、完整的情报资料。

兰德公司经常运用环境预测法来帮助某个机构把握环境发展趋势，而想要对环境进行准确的预测，首先要了解环境的层次。在兰德公司看来，所有的机构都需要面临三个环境层次，虽然这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支持，但是分析这三种环境层次对于决策规划的施行是确实有益的行为。这三种环境层次分别是：总体环境、产业环境以及竞争环境。

第一个层次是“总体环境”。也就是各种机构所要面临的“大环境”，即以上所提到过的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风俗、法律等环境。这些环境是每一个国家都具有的基础的环境氛围，是每一个区域的机构都需要面对和处理的环境，而且在一定的国家和区域之内，所有的机构所面临的大环境都是等同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某一个单独的机构或者个人无法对整体的大环境造成影响或者改变，所以，绝大部分的机构、组织还有个人，都只能观察和适应大环境，而不能试图左右它。

第二个层次的环境就是“产业环境”。产业环境是作为企业、机构、组织所必须考虑到的行业前景和发展环境。例如，一家钢铁厂所要面临的产业环境就是钢铁行业，汽车公司要面临的产业环境就是汽车行业。但是说到产业环境，不单单是指这一行业当中的主要企业，还应该有配套的服务行业，例如汽车行业当中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制造企业，配销行业也都应该包括在内。除此之外，以汽车行业为例，对于经销行业、维修行业等下游行业，也都应该包括在整体的产业环境当中。就某些技术导向性强的行业来说，相关的技术研究开发单位或者创意行业也应列入到产业环境的观察范围之内。

第三个层次是“竞争环境”。简单来说，竞争环境就是同行业之间的活动和动向。对于竞争环境的观察可以将范围缩小到某一种特定的产品内。例如某个汽车生产厂商，他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就是市场上所有汽车生产厂商共同形成的供应市场。但是对这种竞争环境的观察也可以扩大，例如以家电行业为例，竞争环境不仅只在某一种家电产品上，还在于不同家电厂家所生产的不同的产品，如空调、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等。

从这一点上来看，产业环境与竞争环境似乎是非常相近的概念，但是其中有一项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产业环境观察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从全局出发和考量的，某个机构或者个人，由于影响力巨大，可能会使产业环境发挥出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产业环境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企业、机构构成的，所以除非是具有垄断性的事业，否则某一机构或者个人很难对整个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或者改变。

而竞争环境则是从某一个公司为出发点，然后与观察同行业当中的其他公司的行为，掌握同行业公司市场上的地位、获取的原料等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商业对策。

在了解了环境的三个层次之后，就是要对这三个层次进行详细的侦测和分析，以收集资料，为决策者的决策提供必要、全面的情报。但是在侦测分析环境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1）广泛设定环境情报收集网络

在侦测环境的时候必须要搞清主次，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情报的收集和整理。因此必须要保证有充分的情报来源。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所以对于情报来源有了大幅度的扩充，只要愿意花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就可以从互联网上买到有用的资料和情报，尤其是对于兰德公司这种专业的信息咨询公司来说，有海量情报可供分析和调查，所以所需要做的就是对情报进行分类、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找到自己真正有需要的情报。

除了从互联网上能够收集到资料之外，公司、机构的业务人员往往掌握着非常有价值的动态情报，尤其是关于产业结构以及竞争环境的第一手情报。所以，应该定派专人或者从适当的渠道找寻业务员向他们获取珍贵的情报信息。

（2）注意收集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的环境资料和情报

各种资料总是非常多，并且一般都会远远超过情报收集所需要的数量，如果漫无目的地进行分析，那必定会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因此，在收集资料和情报的时候，就要注意所收到情报与侦测项目的相关性以及重要性。

一般来数，对于总体性的资料，数量比较多，收集过程较为复杂，但是还是要注意到其相关性，要过滤和筛除掉不必要的多余信息。比如，一家出口外销公司生产的货物要销售到欧洲市场上，在手机市场信息的时候，就要注意到欧洲地区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法律法规以及欧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劳工的劳务状况等信息。

（3）收集情报必须持久而专心

情报收集工作具有积累性和长期性，所收集到的情报越多，经过的时间越长，最后收到的效果就越明显。收集不同时期的资料，并且将其进行对比，往往还能够从中获得新的启发和建议，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情报收集工作，对于情报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就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许多公司和机构的决策层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平时，某些公司没有收集资料和情报的传统和习惯，在进行决策规划的时候，才感觉到资料的短缺，然后四处派人没有计划地寻找资料，这种方法过于草率，收集到的资料往往也不全面，不利于决策层制定出完善的规划。

（4）资料的正确性比完整性更加重要

兰德公司在进行资料收集和情报分析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这样的一条经验：资料的正确性是第一位，甚至比完整性更加重要。能够为决策者提供完整的资料固然是令人满意的工作，但是如果资料当中有错误，或者整个资料方向性都存在偏差，这样就很容易给决策者造成错误的引导，最终导致决策失误。因此，比起一味地追求资料的完整性，还是收集准确、可靠的资料更加重要。

要保证资料的正确性，查证工作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某些知名度较高、信誉好的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其准确性自然比较高，所以不用费心查证；但是对于比较不知名的机构提供的资料，或者是直接借用的媒体报道、社会上流传的言语等，就需要慎重对待，应该经过一定的筛选和查证，以确定其真实性和正确性。

由此看来，查证资料的工作比收集资料的难度还要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完成的。因此，在某些资料无法确认其正确性的情况下，运用资料的时候就需要特别小心，或者是弃之不用，以免决策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因为使用错误的资料而导致决策失误。

在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接下来就要对之前收集到的环境资料进行分类、思考和整理。整理的原则就是，将这些环境资料区分为“机会”和“威胁”两大类别，这种分类方法借用了美国管理学者库洛克提出的规划模式。针对某些特定的机构，利用某些有利于该机构发展的环境因素或者环境本身为该机构创造出利润，将以上这些都归类为“机会”；反之，如果某项环境因素对于某个机构的发展不利，或者是会使得该机构处于发展停滞或者后退的状态，那么就将这些环境因素归类为该机构的“威胁”。

以一家空调生产厂商为例——夏天天气很热，而冬天的天气很冷，对于厂商来说，这种温差较大的自然环境就是一种绝好的“机会”。对房地产建筑企业来说，空屋率较高，就是一个不利的“威胁”，因为预售屋的出售率对消费者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果空屋率高，很有可能难以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但是同样的条件，对于房地产销售商家来说，却是一个可以利用和发展的“机会”，因为这些空屋需要有人帮他们中转和销售。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环境资料的一大特色，即“变动”。所谓的“机会”和“威胁”就是如此，在环境的变化当中，才产生了对某一机构具有特定作用的“机会”或者“威胁”，如果没有变动，那么这一机构就会处于维持现状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对环境资料进行实际整理的过程中，对于被分类为“机会”和“威胁”的环境因素，也要做到实时监控，并且尽可能将这些因素变动的可能性进行量化，这样一来，就能为决策者提供出具体的数值，有利于决策者根据具体环境进行决策规划。

环境资料分析整理完毕之后，就要对具体的产业环境和竞争环境进行分析。首先是产业环境的分析，具体的理论方法有很多，一般采纳的分析构架有两种：一种是四组分析项目。这种分析构架将产业环境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产品状况分析、竞争状况分析、市场状况分析、生产状况分析。将这4个方面进行完整、具体的分析之后，就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出完整的参考资料；另外一种构架形式是一般化分析技巧。这种分析构架是由美国策略大师麦可·波特则提出的一种分析技巧，整个分析过程能够使人意识到环境预测的复杂和所隐含的技术含量，所以不如四组分析项目法简明易懂，但是在环境预测的过程中，两种构架模式相互结合的运营，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分析结果。这套构架的分析技巧分别如下：

①产业结构分析：主要是探讨某种产业的业内竞争形式，以及推动产业发展的各种动力和决定动力的因素。

②一般化策略态势：增强竞争优势，依靠低成本、差异化、专门化建立起企业或者机构的优势形象，分析整体决策与特定产业之间的关联性，详细调查和分类，以降低决策的风险性。

③市场个体经济理论：针对市场经济竞争的状况，讨论能够使市场恢复正常竞争平衡的状态，在这一过程当中包括对供需曲线的分析、弹性分析、价格的形式以及商品价格的调整过程等。

④对供应者以及购买者的策略。了解和把握供应者和购买者之间的相对关系，为制定销售策略提供准确的市场定位和方向指导。

⑤进入障碍以及移动障碍：主要探讨厂商如何建立起进入某一产业的障碍，并且还要探讨别人如何消除这一障碍；或者是某一家公司废除一种策略，转而实行另外一种策略时所要面临的障碍。

⑥对竞争者的分析：评估竞争者的实力、地位以及威胁性。

⑦观察市场动向：所有竞争都需要以市场为最终导向，所以要捕捉准确、真实的市场信息，分辨出竞争者在市场上散布的谣言和情报。

⑧竞争者的动向：紧跟竞争者的行动，观察策略的变化以及每一次策略行动的关键点，并且设计出能够对抗的策略和经营活动。

⑨决策组群以及决策的布局：也就是说，把不同的竞争者和竞争行为按照不同的决策形式进行分组，然后从中得出整个产业的决策分布情况，借此了解市场上真正所需要的，然后找准经营热点进行整体的企业布局。

以上就是策略大师波特发明的一般化分析技巧，这种方法几乎已经算是进入了决策规划的思考体系当中，但是利用这种方法对产业环境进行分析，能够准确地预测产业发展前途、具体企业的发展动向以及经济利润率等。

对产业环境分析完成之后，就是对竞争环境的分析。兰德公司在为机构或企业制定战略性决策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从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因此，在对环境进行侦测和分析的时候，分析竞争环境就是最必要的课题。对竞争环境的分析最重要的是分析其中的五种最基本因素，即竞争者、购买者、供应商、替代品以及潜在进入者。收集这5个方面的基本资料，然后对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出每个方面的优势和欠缺所在，例如供应商或者购买者的数量、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国际市场上的供需状况等。在对这些因素都一一分析过后，就可以用环境预测法对大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和预测了。

换句话说，当对整体环境资料进行完整的收集、整理、分析之后，就可以开始对某个机构所处的整体环境进行把握和预测。兰德公司对于环境预测法的步骤有其特有的方式，总共分为5个步骤：

第一步，找出能够影响环境变化的各种因素。在考虑环境变化的因素时，凡是涉及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等相关的变量时都可以一一列出。在进行这一步骤的时候，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分析专家们常常需要借鉴一些专家们的意见，尽最大可能地进行周密的商讨和论证。

第二步，把影响因素分类别列出。在列出所有相关的影响因素之后，就要对这些因素进行大体分类，基本上分成“固定的”与“变动的”两类。换句话说，就是将因素会不会变化特别挑选出来，其中“固定的”即不会变化的因素往往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因素，所以分类整理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变动的”这一分类上。在变动因素当中，又分成“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两种因素，显然，“可预测性”的因素是更加容易掌握的，在最后，分类的重点就落在了“不可预测性”的因素当中。

这就是分类工作当中层层剥离的过程，在这之后，对于其中相近的因素进行合并分析和思考，以减少时间和人力的损耗。最后，在合并后的因素当中，再分出独立的“重要性”因素和“非重要性”因素，再根据内部经营的内容对这两类因素进行取舍。

第三步，把收集的各种备选因素以成对的方式制作成明确的关系图。具体做法就是将每一因素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列出，并划定为“极可能”、“可能”以及“不太可能”这三种类型，然后分别挑选出其中的内容加以分析。

第四步，针对其中最极端和最中庸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第五步，设定不同的状况，分析竞争对手可能在某些状况下做出的反应，并且分别针对这些反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

3.专家预测法——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法是兰德公司第十二号决策元素，是主要依靠组合的创造性逻辑思维来获得未来信息的一种方法。这种预测的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以个人专家的微观智能结构，充分发挥创造性思维模式，并从资料当中总结出未来信息的方法，这叫个人判断预测法或者叫个人头脑风暴法；另外一种是以集体的智慧相互交流互相启发，引起“思维共振”，从而使专家们的信息能够互相组合，一次来获得对未来信息的判定和预测，这种方法被称为“会议法”或者集团头脑风暴法。在其中，集团头脑风暴法又可以区分为直接头脑风暴法和质疑头脑风暴法。前者主要通过集体效应对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从而获得专家团体们一致性的评估、预测；而质疑头脑风暴法是将专家们分成两组，同时对某一问题展开分别讨论，在产生集体性想法之后，再将两种意见进行汇总的方法。在这种过程当中，第一组的专家们直接利用头脑风暴法对问题进行分析，而另外一组专家们则是对第一组专家们提出的想法进行不断的质疑和论证。

影响兰德公司的这种预测方法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组成专家小组的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他们运用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对预测对象所处的外在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评估和预测，对预测对象的过去、现在以及一直以来的运动、变化和可能会存在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从中总结出一定的规律，从而对预测对象在未来的发展和状态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这就对各个专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要具备各种学科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在自己所擅长的学科当中具有权威性的地位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需要具有在大量资料当中能够把握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为了能够使预测结果更加全面、准确，头脑风暴预测法的专家小组成员们通常都需要以下基本的人员配置：方法论学者——预测学领域的专家；设想产生者——专业领域的专家；分析者——专业领域内的高级专家；演绎者——具有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专家。所有头脑风暴预测法的参与者们都必须具备比较高的联想式思维能力，在对某一问题进行头脑风暴预测的时候，必须能够尽可能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所预测的对象上，发现其中有价值的设想。在设想的基础之上，通过“思维共振”和“头脑风暴”，又会产生两个或多个设想的综合。从这一点上来看，头脑风暴的本质就是专家们集体创造出的智慧的结果，是专家组这个宏观智能结构的总体效应。

（1）个人判断预测法和集团头脑风暴法

以上提到过专家预测法总体分为两个大的类别，个人判断预测法和集团头脑风暴预测法。在这其中，个人判断预测法主要是依靠某位专家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个人的判断。这种预测方法在兰德公司内部较少单独运用，通常是与其他专家们组合在一起，将个人意见和观点进行综合和汇总。专家个人的判断和预测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专家个人智能具有积极意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个人的创造能力，使专家能够不受其他意见干扰地对预测对象进行专注研究。但是，因此受到专家知识面、占有个人资料的多少、知识深度以及专家对预测对象的兴趣大小等方面的限制，个人判断预测法的结果往往会带有专家的个人倾向性，具有片面性。因此，在预测过程当中，这种个人预测必定要与集体预测相结合，这就需要更加具有完善性和汇总性的集团头脑风暴法。

与个人判断的方法相比较，集团专家会议具有更加显著的优势和特点：

①专家集团召开会议，能够发挥各个专家在各方面的才能，使智能结构发挥出总体效应，所探讨出的结果往往会大于团体中单独一位专家创造能力的总和。

②集团内的专家对信息进行交流和汇总，通过“思维共振”发挥创造性思维的巨大作用，能够创造出比个人预测更高效、更准确、更全面的预测成果。

③通过召开专家集团会议，能够总结出大量珍贵的信息，比单独某个成员能够占有的信息总量要大。

④专家会议上专家们集思广益，能够考虑到尽可能多的方面的因素，总比单独某一位专家能够考虑到的因素要多。

⑤专家集团会议上所提出的设计方案，比单独某位专家提出的方案要更加具体、全面和完善。

虽然专家集团会议比起个人判断预测法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比如说，心理因素的影响会对预测结果起到较大的影响，专家很容易受到集体意见的影响，产生屈服于权威或者大多数人意见的现象；有时候，即便少数的专家坚持某种意见，但是由于大趋势所向，少数人的意见极容易被忽略，而这个被忽略的少数人意见又恰恰是真正正确的观念；容易受到劝服作用的影响，有时候某位专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意见，但是经过其他专家的多次劝说和解释，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屈从于大的意见环境等等。所以，在采用集团头脑风暴法召开专家会议对预测对象进行讨论的时候，也要注意遵循以下一些原则，以保证预测结果的公平、公开、准确好客观。

第一，严格限制预测对象的范围。在召开会议之前就明确提出预测对象的范围、预测方向以及各种具体的数据，这样便于参加会议的专家们集中注意力于所要预测的对象上。

第二，对于集团会议上任何专家提出的意见和设想，都要认真对待，不管这种设想是否恰当或者具有可行性，都不应该持有怀疑态度或者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应该组织专家们认真展开讨论。

第三，鼓励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对自己提出的设想进行不断的完善、补充，并且吸收其他专家的意见，对所有意见进行不断综合和整理。

第四，为集团会议创造出相对轻松、自由的氛围，鼓励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广泛提出意见和设想，参与团队讨论，发表个人见解，提高专家们研究问题的积极性。

第五，在表述意见和设想的时候应该力求精简，不要长篇论述。因为发言时间拖得太长，不利于参加会议的专家们发动创造性思维，有碍于思维的连贯性发展。

第六，不允许参加会议的专家有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应该现场创造，真实地表述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在集团头脑风暴的预测法运用过程当中，“头脑风暴”的领导者应该具备感染其他专家的能力，他的发言应该很快能够激发起参加者的思维灵感，促使参加者能够在短时间内跳动思维灵活性和创造性，对问题展开讨论和回答。通常，在“头脑风暴”开始时，领导者必须采用强制问询的手法，让专家们在会议开始的5～10分钟内就可以快速展开自由式讨论，创造出交换意见的广泛空间，激发出参加者踊跃发言的欲望。领导者的主要活动也基本上仅局限于会议开始的几分钟，当整个会议的意见交换气氛被调动起来之后，领导者只需要根据“头脑风暴”的原则对专家们进行方向上的引导即可，保证留给专家们不断提出新设想的空间。应当注意的是，专家们的发言越踊跃，能够提出的意见也就越多，从中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出现有较高价值的设想概率就会越大。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在会议上的所有细节都需要被完整录音，不能漏掉任何一位专家的设想。

在会议结束之后，分析小组就会开始对会议上产生的各种设想进行系统化的处理，为下一阶段的预测做准备并提供资料。兰德公司的系统化处理过程也具有一定的程序性：

首先是将所有提出的设想都进行编号，编织成名称一览表，方面查阅和讨论；接下来就用通用术语对每一个设想做简要分析，列出其中的关键和要点内容；然后，将所有设想进行汇总，找出其中重复的设想和能够相互补充的设想，在此基础上进行汇合，形成更加具有综合性的设想；再对所有设想都进行过评价之后，将设想编制成为更具体、明晰的一览表格。这些就是集团头脑风暴法的基本预测过程。

（2）质疑头脑风暴法

在上文中提到过，兰德公司在运用集团头脑风暴法的时候，通常会将专家们分成不同的两组，一组召开集团会议进行讨论，而另一组就对讨论的内容不断提出质疑。这就是预测过程当中所采用的质疑头脑风暴法。

对另外一组所提出的设想进行质疑，是头脑风暴预测法当中对设想的现实性进行评估的一个专门程序。在这一程序当中，第一阶段就是要求每个参加者都对所提出的设想进行质疑和全面评论。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讨论设想在实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问题。在质疑的过程当中，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设想。

质疑头脑风暴法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对结果的评判，对每一组或者其中的一些设想进行详细评判，然后制作成意见一览表格，并列出相对应的可行性程度。质疑头脑风暴法在进行过程当中所遵循的原则与直接头脑风暴法是一样的，只是禁止对已经提出的设想提出附和或者统一的意见，而是要鼓励批评和创新形式的设想。

在进行质疑头脑风暴的时候，预测小组的领导者应该首先对要讨论的问题和预测的对象进行简要的介绍，然后将专家会议当中最后讨论得出的综合设想介绍给质疑组的专家们，以便专家们能够迅速将精力集中到要注意的问题上面来。质疑过程一般没有时间的限制，会一直进行到没有任何质疑能够被提出为止。在整个质疑会议召开过程当中也需要全程录音，记录下每一个合理的评论和可行的设想。

质疑头脑风暴法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针对在质疑过程当中提出的评论本身进行讨论和评价，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能够对最终可行的设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评价意见进行评估是质疑头脑风暴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在质疑阶段，重点在于研究所有设想可能遇到的障碍和可行性程度，而限制性因素即使是在设想阶段也应该是被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所以只有对评论性意见也进行评估，才能够真正对设想的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在所有质疑过程都进行完毕之后，最后综合得出的结论还是要交给分析小组，对质疑结果进行处理和分析。分析小组对最后预测结果的准确性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要吸收一些具有准确判断能力的专家加入，这些专家对于最后的分析结果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兰德公司根据多年预测的实践经验表明，头脑风暴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排除掉众多的折中方案，对预测对象做出客观、连续、完整的分析和判断，最终找到一种具有切实可行并且成功率高的行动方案或决策规划。正是因为头脑风暴预测法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排除性优势，使得这种方法在近年来的军事预测和民用预测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例如，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在制定长远的规划时，就邀请了兰德公司的50名专家，让他们运用头脑风暴法展开了为期两周的讨论会议。所有参加者的任务就是对事先提出的规划提出不同的意见，最后获得一份具有较高协调性和一致性的报告，而这份报告就决定了美国在未来几年内的科技发展规划。

头脑风暴预测法在长期预测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也有一系列的固有弊端：

首先，由于参加会议的专家人数有限制，所以不能避免其中的局限性、代表性不够充分，意见群体不够庞大。

其次，权威性的影响力较大。比如，在进行会议讨论时，某方面的权威专家往往会率先提出意见，如此一来，其他人的思考模式就很容易被权威专家带走。而且有时候，许多专家就算有不同的意见，但碍于权威的势力也不太容易表现出来。

再次，由于会议采取的是即兴发言、口头表达的形式，所以意见结果容易受到口头表达能力的影响。口才好的人能够清晰、明确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且有可能说服他人支持自己的观点；而口才不好的人，即使观点和设想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也很有可能因为表达不充分而被其他专家误解和忽视。

再有，由于自尊心、自信心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参加讨论会议的专家一旦形成个人意见和设想，就可能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初衷，容易对其他专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而且有时候，即使自己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迫于颜面的考虑，也不愿意公开对观点做出补充或者修正。当讨论组中有这样性格的专家存在时，会议就很容易陷入僵局而难以进行下去。

最后，“潮流”思想的巨大影响力。通常，一个新的意见或者设想的提出，往往意味着要排除众多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在没有成为主流意见之前，这种新的意见往往会被“潮流性”的观念所淹没。所以，在讨论会议的进行当中，不论是对于正统意见还是对比较冷门的意见，都应该抱有鼓励和质疑的态度，这样才能够更多地发现提出的意见和设想当中隐藏的价值和宝贵信息。

第九章　疑问与损失：兰德公司的前景如何

2001年9月11日，国防部大楼内的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自动灭火装置也开始大量喷水，广播甚至已经开始报道国防部大楼被袭击了——这便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事实上，早在1972年，兰德公司就创立了恐怖事件研究项目，当时兰德公司还建立了“恐怖分子数据分析库”，系统性地汇编了所有已知的恐怖主义事件。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一致坚信，想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关键还在于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灾难发生。此外，兰德公司的军事变革理论成功地改变了国防部大楼以往追求多而致命的武器的思想。另一方面，在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攻击后，兰德公司在伊拉克人沙拉比的协助下，促成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解体。对于兰德公司的所作所为，是功是过仍没有准确的定论。令人更为关注的是，太多的后起之秀抢走了兰德公司昔日的光环，今后的兰德公司将何去何从？

1.空中飞来的“伟大”的恐怖之王

迈克尔·瑞奇（兰德公司执行副总裁）于2001年9月10日飞到华盛顿，11日一大早便匆匆前往国防部大楼与约翰·W·汉迪会面（空军副参谋长），瑞奇对这样的会谈已经不再感到陌生了。

瑞奇身形高挑清瘦，他所学的专业是法律，但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兰德公司度过的，最初，他只是兰德公司一名普通的战略分析师，后来逐步奋斗到了兰德公司的第二把交椅上。瑞奇的父亲是洛克希德公司的高级研发工程师，在空军的授意下，洛克希德公司研制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并成功制造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U-2侦察机”和“F-117A隐形战斗机”。

在兰德公司，瑞奇与总裁詹姆士·汤姆森紧密配合，瑞奇主要负责兰德公司智囊团在国外的分支发展，将兰德公司业务拓展到欧洲各地，特别是中东地区，这同样是兰德公司成员们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达到的目标。在阿拉伯附近的卡塔尔国家设立的兰德公司基地已经进入了筹划阶段，在赶去国防部大楼的路上，瑞奇听到了一条及其恐怖的新闻：CNN网站发布最新消息，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一架民航飞机不知何故撞向世贸大厦，目前尚无相关详细信息报道。

瑞奇继续朝国防部大楼赶去，他必须在与汉迪约定的9点45分前赶到。与汉迪约在9点30分会面的是克劳福德，她是兰德公司的一位行政女成员，性格开朗，于1964年加入兰德公司，与汉迪会面是为了审查兰德公司在2002年的工作计划。在兰迪办公室等候的时间里，克劳福德发现这里所有的人员都围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过了一会，女秘书指着电视屏幕告知克劳福德说，汉迪将军正在另一处商讨如何应付纽约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今天的会谈可能要推后了。

此时，世贸大厦北楼燃起的烈焰开始乱蹿，熊熊大火喷射出浓浓的烟雾，一些遭受飞机撞击的楼房附近的人们从高处摔至地面，惨不忍睹的画面让人们掩面叹气，深吸一口冷气，克劳福德也感觉后背一阵发凉。新闻广播中心正在报道世贸大厦南楼是安全的，大家不必惊慌更不用撤离。与此同时，又一架被劫持的波音747飞机撞入南楼，霎时浓烟翻滚，近十亿美国民众目睹了这令人窒息的一幕：飞机以闪电般的速度切去了世贸大厦南楼的东面，那个画面就像是某些电影中劣质的特技处理一样，简单让人难以置信。

大约几分钟后，汉迪将军回到办公室，表情僵硬，一幅忧心如焚的样子。他象征性地朝职员点头过后，立即把自己关在私人办公室里。此时，瑞奇正在这幢形状古怪的建筑物里沿着1号线进入A环形区，他依旧打算赶在9点45分前赴约。一路上，广播不断传来报道说，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停止了纽约所有地区机场的运行，港口管理局也已经下令停止纽约所有进出口贸易的桥梁和通道，而白宫的官员们纷纷要求启用空中战斗机巡逻。美国副总统及其他高级政府官员的都已经安全撤出白宫，美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全力应对接下来的攻击模式。

9点30分，正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总统布什登上“空军一号”，登机前，他对记者说：“我已经确定美国遭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这是不容质疑的。”美国联邦航空局空前地关闭了所以空中通道，并命令所有的飞机立即着陆。美国的反恐部门又接到通知，雷达已经探测到又一架飞机光束般冲向美国。

果然，10分钟后，被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三架飞机撞向国防部大楼，包括汉迪将军和克劳福德在内的所有办公室人员均被震倒在地上，克劳福德后来形容说“这次撞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怪物把国防部大楼拎起来又重重摔在地上”。所有人都本能地奔向窗户，只见外围地面上的人们都用手指着国防部大楼的一端，于是几个空军官员穿过大厅，从另一扇窗户伸出头向外看，只见楼面冒着浓密的烈焰。

此刻，国防部大楼内的警报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自动灭火装置也开始大量喷水，广播内甚至已经开始报道国防部大楼被袭击了，与此同时，瑞奇正好进入9号走廊，抵达汉迪将军的办公室，于是他立刻停下，并按原路迅速跑回大楼中央，沿着地铁撤离了国防部大楼。他重新回到地面，抬头仰望，黑色的浓烟在头顶盘旋翻滚，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烧焦的味道。广播里一直说着“负责安全的专员们正在尽全力把每个人从大楼撤离”。此时，汉迪将军、克劳福德及所有职员纷纷从国防部大楼的River入口撤退。尽管在如此紧迫的关头，整个撤离过程依旧井然有序。当他们安全撤离到地面上，才发现这栋象征着美国军事的标志性建筑物被波音757撞了一个大窟窿，正冒着浓烟。

在国防部大楼正对面的是兰德公司华盛顿办公室，布鲁斯·霍夫曼惊诧地目睹了这一幕的发生。霍夫曼是一位身材瘦小、皮肤黝黑的纽约本地人，他以研究政治暴力而著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反恐权威人士之一。眼前发生的惨剧是他曾多次预言的灾难——在这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前两年，他就写过一部名为《透视恐怖主义》的书，在书中，他分析认为，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断增加及狂热宗教主义的广泛传播，预示着人们将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为此，霍夫曼曾无数次地站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表明他这种推测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让国会议员们提高警惕，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恐怖主义袭击的趋势有所下降，但是恐怖分子的残忍性明显有增无减。他还特别强调一种新式的恐怖主义分子，他们的动机是绝对的宗教主义而非政治目的（对政治的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的残忍行为看做是与西方价值观的正义斗争，他们袭击的目标一般是针对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并以此来获得人们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他们不同于意大利的红色旅军、日本的赤军及爱尔兰的共和军，是一种新生的恐怖活动组织。

霍夫曼的预言终于实现，并且情况比预言来得更加惨烈。然而，在此前的一段时期里，霍夫曼却认为这种新生的恐怖组织并不足以破坏国家的安全。但是摆在眼前的惨剧改变了他的观点。种种迹象表明，这次的9·11袭击事件完全具备奥萨马·本·拉登恐怖组织的一切特性，如果真是拉登恐怖基地组织所为，那么按照他们一贯的恐怖行动作法而言，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

不容霍夫曼细想，答案很快揭晓。“轰”地一声，地面和窗户剧烈地震动起来，霍夫曼加了精致外框的牛津大学毕业证书被震落在地上，他立即冲向窗户边，第一个反应便是朝对面巍峨伫立的国防部大楼望去，只见国防部大楼远侧像有一条巨大的火舌，不断喷发出强烈的火焰，尽管霍夫曼不清楚那架撞入国防部大楼的客机最后成了什么状态，但他推断恐怖分子的目标极有可能就是River入口——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办公室的位置。只是恐怖分子未能得逞。

国防部大楼作为美国军事力量的象征，还从来都没有被如此袭击过。此次的“9·11事件”与1941年12月的珍珠港偷袭事件相比，是一种高级的军事袭击行动，并且与以往的美苏矛盾冲突也不一样，“9·11事件”是真枪实弹、近距离的流血事件，而非威胁、间谍和远程导弹。恐怖分子没有明确的敌人和目标——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整个世界。有人曾说：“最可怕的威胁是没有任何敌人用枪指着你，但你却又无法遏制威胁。”

霍夫曼认为，恐怖组织的这种做法，很明显地是公然向美国发起挑战，誓要彻底打倒美国并摧毁美国人的精神。不仅如此，恐怖分子的野心更甚，他们就像是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的统治者一样，要让整个世界再次落入伊斯兰哈里发的掌控之中才肯罢休——这种恐怖事件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霍夫曼分析指出“9·11事件”很有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在“9·11事件”过去几年以后，也就是2008年7月，在兰德公司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这样写道：在“9·11事件”事件以后，美国本土再也没有遭受到恐怖主义事件，但恐怖分子们却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制造恐怖事件，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稳定的后方基地”，实力不但没有削弱，势头反而越来越大。这足可体现出“单纯使用战争进行反恐”的局限性之大。

2.兰德公司在恐怖领域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恐怖主义活动与全球的矛盾冲突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55年发生的俄克拉荷马联邦政府恐怖事件以及美国本土激进分子的相关活动，虽然这也会偶尔打碎美国政府的自我满足感，但是美国政府仍旧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的持续威胁和迫在眉睫的巨大危害。直到1972年，罪恶昭彰的国际恐怖分子胡狼卡洛斯制造了慕尼黑奥运会以色列运动员大屠杀；1975年，胡狼卡洛斯又策划绑架了欧佩克11个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一年后，他又策划了法国至乌干达的班机劫持事件，这一事件还导致了一场恩德培机场的恐怖事件。他以欧洲作为主要恐怖事件的制造市场，上演其疯狂血腥的“表演”，掀起了20世纪恐怖主义浪潮，在国际刑警的通缉令上这样说道：“对于胡狼卡洛斯，我们足可以理解成一支军队。”

在胡狼卡洛斯所制造的绑架石油部长的恐怖事件中，他曾说过几乎与霍夫曼相同的话：“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远了，或者说已经开始了。”

西方主义国家才开始意识到，恐怖主义活动不只是偶然现象，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担起了研究恐怖主义的领军人物。布赖恩·詹金斯第一个在美国设立了恐怖产义研究学科，詹金斯曾在美国特种部队服过役，1972年，詹金斯与兰德公司新任总裁唐纳德·赖斯相识，随后，詹金斯成为兰德公司的顾问，他便极力向兰德公司推荐反恐怖主义学科，接下来，他又独立创办了《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现在的恐怖主义数据分析库。他的这项年表将所有已经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进行了汇编，随后，詹金斯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发表了多份研究报告，在美国应该如何反击恐怖主义活动上提出了方案。

刚开始，由于这项恐怖主义学科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因此兰德公司只能从内部经费中抽出一部分用于支持。在此期间，兰德公司采取了很多种方法，依旧未能说服政府赞助这项恐怖主义系统化研究。尽管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一直都在呼吁并警告：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正在加速聚拢。但是美国政府却一直深信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美国政府认为恐怖主义行为只会发生在其他国家，对美国没有威胁，即便有，美国也能及时地应对，因此，美国政府很少将资金投入到反恐事件中去。或许，想要美国重视反恐主义的研究，还需要有一位像沃尔斯泰特这样具有非凡魅力的代表人物去唤醒自以为是的联邦政府。又或许只有在残酷的事实摆在眼前时，美国政府才愿意真心倾听卡珊德拉（难以置信的凶事预言者）关于人类永久性战争的预言。

詹金斯没有就此泄气，他坚持自己的恐怖主义研究活动，当时，他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使用暴力犯罪行为强迫国家改变或停止某项正在进行的事情，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恐怖分子就是政治罪犯。”詹金斯之所以把恐怖主义活动定义为政治犯罪，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前，有许多恐怖活动都是有政治目的组织所为。基于这一点，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就可以从彻底根除恐怖主义活动的观点出发，研究恐怖组织的起源和结构。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了詹金斯的恐怖主义定义——恐怖主义活动的关键在于其本身的性质，而非其组织身份和政治目标，以便能够制造出恐怖本身或恐惧氛围的暴力或威胁。

因此，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认为，詹金斯最初的这种定义不包括伊斯兰教的圣战分子，圣战分子所有行动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宗教而战斗；也不包括20世纪末期的日本奥姆真理教团体，日本奥姆真理教是想要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由此看来，恐怖主义行动已经被恐怖主义分子当成了一种“拯救苍生”之道，而此前这也只是一种遥远的呼唤，就像20世纪70年代劫机者只是要求机组人员改道而已。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发现了恐怖分子的新趋势：恐怖活动越来越血腥。例如1969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极端分裂主义者，他们总是在炸弹爆发前将它们拆掉，他们只是重在营造一种恐怖氛围；又如1983年4月，真主追随着驾驶满载弹药的大卡车将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炸毁，并杀害了很多美军。后者这种极端主义的自杀性恐怖行为，让人感到可怕而又震惊。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还指出，第一次自杀性恐怖行为发生在1972年5月，当时，被西方国家列为日本第一的国际性恐怖组织的“日本赤军”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投弹，造成100多人伤亡，且大多数为无辜民众。在此次近乎于自杀性的袭击事件中，有两名日本赤军恐怖分子当场实施自杀死亡，一名被以色列逮捕。在以色列军事法庭上受审时说：“这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作为日本人本来应该回自己国家去闹革命，但我认为世界革命应该在不分国界、不分领域的全世界发起。”

在1982年的恐怖主义讨论会上，詹金斯在备案文件中指出：“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我们一直缺乏重视和准备……我们的大使馆被炸、军人和民众被杀害和绑架、战斗机无数次被击落……我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坐以待毙……”尽管詹金斯极力要求对恐怖主义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除了以色列之外，几乎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恐怖分子采取严格的安全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把恐怖分子总共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经济贫穷组织、极端主义的个人、革命分子（兰德公司学者康拉德·科伦曾说“美国早年的革命者可以被划分为恐怖分子”）、少数族裔和反政府主义者。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还特别指出，以后恐怖活动最大的危险将来源于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宗教激进分子。他们的下一批目标可能会是西方金融机构或其他宗教团体或领袖，而约翰·保罗二世的被杀不是关键，恐怖分子的目的在于袭击目标的核心意义，他们并不为了在政治上取得胜利，而在从心理上给人造成恐惧和致命的一击。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通过种种研究和迹象分析得出，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恐怖主义分子有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核武器、生化武器之类的毁灭性武器制造恐怖事件，特别是背后有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比如伊朗的真主教。

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复杂局势，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在研究恐怖分子上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网络战”。因为一些小型恐怖组织没有明确的指挥中心，他们便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达到管理、沟通及协调的目的。这种恐怖组织行为没有传统的指挥结构，它们就像无法控制的电脑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并且不断衍生，致使国际反恐战争困难重重。

朗斐德和阿奎拉假设，如果恐怖分子的这种阴谋在国际互联网上实施，这一群精通互联网知识的恐怖分子将破坏国家银行、电子供应等国防机构。为此，兰德公司科学家大卫·朗斐德和约翰·阿奎拉创造了这种“网络战”的反恐方法——针对性地打击“通过互联网管理实施犯罪的小型恐怖组织”。

霍夫曼曾经指出过，基地组织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将采取这种恐怖分子网络行为，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依然制造传统的恐怖主义行动，如暗杀、绑架及爆炸袭击等。

另外，在2001的时候，美国才将世界反恐事件当做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来对待，美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反恐政策上。国防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说：“美国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战争就像世界冷战一样，甚至于比冷战还要漫长，反恐怖主义战争是对美国每一个人意志的考验，它甚至大于二战期间的冲突。”

2001年9月26日，霍夫曼提醒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10年前，我就特地来找过你们，催促你们对于世界反恐主义采取集中应对的措施，避免发生类似于‘9·11’事件的惨剧。”当时，霍夫曼还提醒委员会，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早就土崩瓦解了，你们也不用再满脑子全是冷战对手的影子。

霍夫曼还指出，一直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开展的最后一次恐怖组织评估上，霍夫曼当时极力建议政府重新部署人力、物力及财力的预算，倡导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土安全部那样的新机构来从事相关反恐工作。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考虑几个礼拜以后真的那样做了。

在2006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粉碎了基地恐怖组织，并推翻了新的恐怖主义政权，为此，詹金斯警告说：“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美国认为对收留恐怖分子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达到彻底扫除恐怖组织的目的，那么这样做只会将加剧恐怖主义的冲突和传播。阿富汗战争就是鲜明的例子。要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组织，只有将军事力量和思想武器有效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击败它。

詹金斯还认为，在扫除恐怖主义组织的过程中，美国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影响，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自由民主的传统，永远抛弃酷刑、党派斗争及不必要的恐吓，反恐行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相反，如果美国的民主传统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牺牲品，即便是反恐胜利了，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詹金斯总结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能无视且必须谨遵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这不仅仅是人类的基本道德问题，更是一种宏伟的战略决策。尽管很多人明白，但在这一点上，往往欠缺考虑。”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坚信，想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关键还在于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尤其是要让中东人明白，想要达成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采取暗杀、爆炸等极端主义行为，因为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只会加剧双方矛盾冲突，应该用更理性的态度和行为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灾难发生。

3.军事变革和美军的绝地反击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那么美军就变成了绝地武士，而策划这场战争的安德鲁·马歇尔就是尤达（绝地武士的训练者）。

马歇尔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由于他总能给人一些神秘的提议，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神秘的绰号“小圣人”。马歇尔的著作虽少，但影响巨大，他的著作间接地为1991年的沙漠行动和伊拉克战争起到了指引意义。事实上，有人认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听到美国导弹呼啸声的前二十年，美国就已经开始酝酿伊拉克的自由之战了，而策划战争的正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战争策划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实现美国军队现代化、重新改写世界蓝图、确保美国不再受到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威胁等。

马歇尔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他与沃尔斯泰、艾伯特等兰德公司主要成员有紧密的往来，是兰德公司鼎盛时期的战略策划的主要人士，也是那个时期中唯一一位在政府工作的人，另外，珍珠港事件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马歇尔促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歇尔还与盖瑟委员会有过合作，为其提供过业务咨询。到20世纪60年代时，很多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选择进入了美国国防部大楼，马歇尔却仍旧选择了继续留在兰德公司工作，一直到国防部大楼文件丑闻泄露后，他才离开兰德公司。从1973年开始，马歇尔一直在国防部担任基本评估办主任，基本评估办是詹姆士·史勒辛格（前兰德公司学者兼国防部长）在国防部秘密设立的一个部门。美国连续七任总统都支持马歇尔在基本评估办的工作，没有对其职权范围乃至于职员情况做过调整。

2003年，在一个庆典会上，马歇尔的追随者詹姆士·霍纳（前海军部长）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这样介绍马歇尔：“在法拉格特海军上将任职期间，马歇尔是基本评估办的主任，在乔治·华盛顿将军放弃大陆军团指挥官前，点名要马歇尔任该团头领。马歇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难免有愚蠢的时候’，而我和约翰·詹姆普也经常依照这句话来帮助身边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昨晚是马歇尔50周年结婚纪念日，今天又是马歇尔82岁寿诞，而他现在依旧是我们国防部大楼的全职人员，让我们为此而庆贺吧！“在基本评估办工作的几年间，马歇尔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美苏军队能力的相关著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沃尔斯泰的感染下，马歇尔才重新审视对美军作战理念的思维方式——只要在核武器方面压倒对方，美国就可以一笑战场。值得提醒的是，他的这一理念灵感源自于陆军元帅尼可拉·V·欧加科夫，而后者则来自于美国战争意识形态中的最大对手——前苏联。

在20世纪70年代末，欧加科夫得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很震掠的结论：对战争而言，核武器已经过时了。欧加科夫在他的《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小册子里写道：“由于战争双方都不愿意再使用核武器，随着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国家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创新科技，力求把它们转换为战争中让敌人望尘莫及的顶尖优势，而不是将它们当做征服对方的工具，因为用人类千方百计制造出的毁灭性的武器摧毁人类是毫无意义也是愚蠢的行为。”

欧加科夫的这一结论在马歇尔看来却是一个研究的新起点。正如马歇尔所言：“我们曾一直以为，为军事变革奠定科学基础的正是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真正的答案却是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家。并且，他们已经比我们领先考虑科技发展与军事力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为此，我感到惭愧。”

在美国长期的战略报告中，马歇尔第一次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军事变革的建议方针。在瑞德·艾寇（兰德公司前学者）的协助下，马歇尔与沃尔斯泰特组建了一个名为“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当时，艾寇正在国防政府从事相关政治工作，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的定义正如马歇尔言：专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分析预测未来二十年里的战争形态，从而提出对国家最有利的政治策略（其中有一项预言是截止2000年，全球将有40个国家有能力研究并制造出核武器，其中也包括伊拉克、阿根廷及沙特阿拉伯）。

但是，作为马歇尔学生之一的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军事理论家看来，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是一种“没有连续性的战斗方针”，或者说这种军事变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军事变革的不连续性体现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因为科技的不断改变会给原本处于第二、第三乃至于排在更后面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8世纪在战争上大规模使用的战车作战，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广泛运用步兵重武装作战方案击败波斯敌人（由此赢得了半个世界），再到因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改变战术的拿破仑时期，可以发现，纳粹闪电般的战术变革是近代军事变革领域中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战争上的士兵人数已经不再是衡量战争胜败的唯一方法，而全新的作战战术，比如坦克、坦克无线电通信指挥等战术的发展才是赢得战争的关键。例如二战时德国入侵法国，虽然法国的坦克在各方面都比德国的坦克先进，然而不同的是，德国启用了一种新型的作战理念——在德国空中军事技术的掩护和支持下，德国终于成功突破法军的前线，并一举战胜了具有科技优势的法军。

在所有军事变革的领域中，核武器是最可怕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当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二战的整体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后来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氢弹等毁灭性的武器。不仅如此，后来还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军事变革滋生出了这些毁灭性的武器，一旦被作战双方大规模使用，整个人类同归于尽的说法不再是无稽之谈。克雷皮内维奇曾经说过：“在诸多军事战略专家看来，新式武器的根本作用是从作战变成遏制。”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军事理论专家们认为，核武器乃至于未来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新武器，它们的根本用途不是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遏制双方战争的工具，最好是能够达到让作战双方都望尘莫及的巨大作用。核武器的存在应该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这个观点和军事战略分析师布罗迪的看法相呼应。

在美国国防部大楼多如繁星的学者专家中，是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最先将这种新战争思维方式确定下来。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努力强调运用“星球大战”电影中的反导技术，包括里根政府所拥护的反弹道导弹技术，从而改变了战争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变革理论改变了国防部大楼在核武器上一贯追求的更大、更多、更致命的理论，改为主张制造更轻巧的武器。

马歇尔还时常构思新的高科技作战方法，进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利益，除了基本评估办日常烦琐的事务之外，他还挤出时间举办一系列军事研讨会，集中力量讨论下一个无法预料的敌人，以及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案。这些行为都及其符合马歇尔的性格特征和行事作风，据说他每晚睡前都会为下一场不知名的战争担忧。因为，自前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便在世界军事力量中鹤立鸡群，在乔治·H·W·布什总统时期，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第一次有了手足无措之感。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改革一旦导致前苏联土崩瓦解，美国也会因此失去一个明确的对手。但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则认为这真可谓是天赐良机，正好一举实现美国霸权主义。

前苏联瓦解以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了拉锯战。1991年，伊拉克进军科威特的事件成了导火线，随后美国的所有新保守主义派别很快一致达成了军事协议——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和沃尔斯泰特的军事变革命理论（新式武器作战理念）的真实考验。

理查德·佩里曾经这样描述：“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同年4月9日，美国军队的第三机动队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美国军队迅速地赢得战争，并且美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微乎其微，这种可谓完胜的战争首次体现出了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们关于未来战争作战方式的新理论，证实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理论在实际战争中的巨大用途。”

军事变革最终在美国国防部大楼获得成功，其中越南战争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功不可没。沃尔斯泰特曾经这样写道：“越南一战造成了各种灾难，其中给我们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取得的‘教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美国对所有境外干涉的态度都保持在谨慎状态。左翼派坚决反对军事冲突，而右翼派则极力推崇几大主要力量联合出击。沃尔斯泰特强调说，公众的态度则可能是等到美国面临直接威胁时，投票人才如梦初醒，同意出兵。

沃尔斯泰特一再倡导，美国有理由干涉任何地方的行动，从而维护美国本土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因此，左翼、右翼两派意见不一的趋势让他倍感无奈和震惊。沃尔斯泰特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现实问题实用主义者，他在研究非核武器作战理论中找到了摆脱越战综合征的方法——军事变革理论潜在的原则。假定美国军事协调行动是出于好意，从而为美国对其他外国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但是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并没有对此进行透露和说明，但在一些兰德公司学者的研究报告中却透露出他们对这方面特别重视。

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成功推翻后，沃尔斯泰特曾这样写道：“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和伊拉克都是应该的，这同时说明了一个由始自终都很明显的问题：尽管共产帝国主义破灭了，但它的分支却扩散到了自由民主市场，因此世界的军事威胁依旧存在，也就会危及到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些潜在的军事威胁做出有效的战略部署。”

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和伊拉克战争都证实了军事变革理论在现实中的有效性，但在政治方面却做得相当不够。在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之后，美国总统布什却拒绝推翻萨达姆政权。而想要推翻萨达姆政权，他们能够利用的，也是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艾哈迈德·沙拉比。

4.沙拉比和兰德公司促成了萨达姆政权的解体

艾哈迈德·沙拉比是一个有文化涵养、极度聪明且可爱的人。沙拉比的可爱没有人否定，他总是身穿昂贵的西服，一副待人彬彬有礼的模样，加上充满异国风情的口音，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东方白马王子的形象。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这样一副俊雅的外表之下却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的内心世界——沙拉比及兰德公司的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等人成功地说服了布什政府重新回到伊拉克的问题上，并最终摧毁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沙拉比是伊拉克一个古老名望家族的后裔，他从小就是一个智力极高的孩子，早年在巴格达耶稣学校读书时就常常跳级。1958年7月，年仅十二岁的沙拉比正就读于英国的寄宿学校。然而就在这一年7月，卡赛姆将军发动政变，费瑟王二世被秘密杀害，费瑟王政府被废黜。沙拉比的祖辈都是费瑟王政府的重要人物，为此，沙拉比整个家族只得选择逃离伊拉克，并不得不放弃大部分的财产。几年后，16岁的沙拉比以显著的成绩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在此取得了数学本科和硕士学位证，随后又在芝加哥大学攻下了数学博士学位。

完成学业之后，在1969年，年轻的沙拉比直接赶到德黑兰，参加了一场由库尔德领导人发起的政变。当时，萨达姆·侯赛因虽然只是伊拉克名义上的副总统，但实际却掌控着整个伊拉克的军事力量。最后这场政变由于情报泄露而遭到了萨达姆的大举镇压，除沙拉比之外的44名参与者均被处死。这算是沙拉比和萨达姆的首次交锋，惨痛的教训更加坚定了沙拉比推翻萨达姆的决心和毅力，同时也让沙拉比明白了萨达姆情报的厉害，想要依靠秘密活动推翻他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唯有通过革命战争才能彻底摧毁萨达姆的统治。

1977年，由于沙拉比家族同约旦哈希姆家族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约旦王储哈桑的邀请和促成之下，沙拉比在约旦首都安曼创建了自己的彼德拉银行。在沙拉比的精心经营下，该银行快速发展成为约旦三大银行之一。但在1989年，因沙拉比宣告自己的彼德拉银行破产而被指控有罪，于是沙拉比携带妻儿逃往伦敦。1992年，约旦法庭宣告沙拉比罪名成立，被控贪污、受贿、伪造甚至于偷窃罪等30几条罪名，他被约旦政府判处22年劳役，并限其立即归还7000万元美的欠款。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沙比拉当时是在约旦哈桑王储的帮助下带着7000万美元成功逃离的。

沙拉比逃离约旦之后不久，即1992年5月，沙拉比在维也纳成功举办了“第一次伊拉克国民大会”，会议提出了誓死推翻萨达姆政权，成立“库尔德联邦国家”的纲要，并且，沙拉比在这次国民大会上被推举成为大会执委会主席，继而又成为大会主席，也因此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反政府组织——由60多个萨达姆政权反动组织结成的伊拉克统一战线联盟。在这个反萨达姆政府的组织里，有着不同政治观念和人生信仰的伊拉克人，他们发誓紧跟在沙拉比左右，要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随后，沙拉比又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建立了组织的总部。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联军的飞机在伊拉克北部地区设立了禁飞区，而这片广袤的北部地区几乎是处在一种自治的状态下。

1992年7月，沙拉比第一次发动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活动——大约3000名士兵和装甲车组成的机动部队进军巴格达，不料却遭到了伊拉克共和卫队的伏击，导致政变以失败告终。此次政变中，有近80多名军官被捕，并且最后都在萨达姆军队的严刑拷问中死亡。3年之后，沙拉比又密谋策划了第二次攻击萨达姆政权的计划，但是就在沙拉比决定攻打巴格达的前夕，沙拉比的同盟——库尔德领导下的民主党突然倒戈，与萨达姆军队一同将矛头捅进沙拉比军队。此次政变中，共有130多名沙拉比军官被杀，数以万计的沙拉比人员纷纷逃离。不仅如此，萨达姆还和库尔德的民主党合作一举摧毁了伊拉克国民大会总部。而沙拉比本人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

沙拉比仔细分析了这次政变和其他几次政变行动后，开始意识到想要通过武装政变推翻萨达姆是很难办到的。于是，他想到了请求美国的援助，以帮助他成功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也正符合沃尔斯泰特、马歇尔和伯纳德·刘易斯及其他兰德公司学者们的共同意愿。沃尔斯泰特等兰德公司同仁都认为沙拉比是对抗萨达姆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办公厅里，沃尔斯泰特和沙比拉进行了会面，而中东学者刘易斯早就向沃尔斯泰等人推荐了沙拉比，他说：“总有一天，你们会看到这个‘通缉犯’的巨大价值所在。”

沃尔斯泰特和刘易斯等人都希望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以沙拉比为领袖的伊拉克流亡组织能使这个文明的起源地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府，与以色列和谐相处，为阿拉伯全民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并且永远不会和美国开战。刘易斯写道：“这个全新政府的核心就是以沙拉比为领袖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他们曾经在伊拉克北部地区发起过建设性事迹，如果当时我们能为其提供支持，那么现在的他们极有可能已经实现了解放伊拉克的目标。尽管他们一再受挫，但他们依旧不屈不挠，坚持以解放伊拉克为目的。无论是从经验、信任及友好方面而言，他们无疑是最合适的伊拉克候选人。”

因此，在沃尔斯泰特和刘易斯等人的倾力煽动下，沙拉比一跃成为华盛顿政府圈内的焦点人物，并引起了共和党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者的注意，另外，两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前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也注意到了沙拉比。1997年，沃尔斯泰特和沙拉比和兰德公司同仁们共同组建了“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一个类似于里根时代“当前威胁委员会”性质的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用途在于宣传并说服美国民众，宣称推翻现在的萨达姆政权更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体现，也更符合当前伊拉克国民形势的迫切需要。

事实上，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从一开始就已经把伊拉克定义成在中东建立新政治的最佳地点。1998年，该组织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了一封公开的信件，信中这样说道：“尊敬的克林顿总统早就应该制定美国新的战略计划，从而确保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而新战略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这封信上，还有前兰德公司总裁哈里·罗温、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理查德·佩里等人的签名。

几个月后，沃尔福威茨等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要求美国政府将沙拉比当做是伊拉克人民的唯一代表进行谈判。1998年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战争法案”，法案中宣布“把推翻萨达姆政权作为美国的一项政策来进行”。但这只是一个承诺，不具备任何实质性的效应，因为这个“伊拉克解放战争法案”并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该如何支持沙拉比国民大会组织推翻萨达姆政权——就算有，也没有公布过。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乔治·W·布什险胜。效仿当年“威胁委员会”在里根政府中安插人员一般，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在布什政府中也安插了大量自己的成员——拉姆斯菲尔德成了国防部部长；国防副部长则由沃尔福威茨担任；哈利勒扎德担任了一系列的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直到最后的联合国大使；而切尼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备影响力的副总统。

经布什总统批准，由美国中情局拨出1亿美元支持伊拉克对萨达姆政权发动攻击。历经磨难的沙拉比终于东山再起。此后，美国国务院又承诺提供3300万美元支持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的行动。但是，就在2000年，美国国务院3300万美元的支援资金被取消了，国防情报局为了有效地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决定以每月支付33.5万美元的形式来支援沙拉比的政变活动。

对于美国改变之后的这种援助方式，沙拉比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为此，沙拉比决定向美国提供伊拉克传言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极强的秘密武器的信息，以此作为对美国支持沙拉比政变的回报。

在沙拉比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情报队伍中，这些情报者都是通过广泛的网络招募而来，大部分都是伊拉克国民大会在伊拉克境内外的合作者。他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于萨达姆政权的情报信息。比如萨达姆与本拉登合作；萨达姆创建了生化武器研究室等。然而这些不详预兆的情报信息大部分都被证实是错误的，因此，沙拉比的政变行动又被美国有意无意地暂时搁置下来。但这些错误的情报信息在兰德公司智囊团新保守主义者及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中，却被夸张地形容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者趁机向布什总统重提沙拉比政变一事。沃尔福威茨更是花了几天的时间给布什总统一一分析“9·11事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9·11事件”中，伊拉克参与的可能性大约在10%～50%之间。为此，布什总统立即要求沃尔福威茨找出萨达姆政权参与“9·11事件”的充分证据，得到命令之后的美国新计划组织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并效仿20世纪70年代B组的调查方法，建立了一个特别计划行动办公室，凌驾于中情局之上进行调查工作。

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述，布什总统决定几个礼拜之后便会出兵伊拉克，当时，沙拉比的位置与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相距不远，沙拉比正在想象着取代萨达姆执掌伊拉克政府的美好景象。而后，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道，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是正义之举，此言源于一名伊拉克国民大会组织推荐的失业工程师，此人不断声称萨达姆已经将具有移动性的生化武器装置在拖车上。

2003年3月20日，以美英为首的联军对伊拉克发起了军事攻击，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后，在电视上向全国表示说：“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为了不造成无辜的伤害，战争将会‘速战速决’。”此刻，沙拉比的伊拉克国民大会的影响力达到了巅峰水平。沙拉比幻想着在自己统治时期的伊拉克的繁荣局面，心中无比欢喜和激动，这一切似乎都在计划之中，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已经授权布什政府可以作为占领国进驻伊拉克，这就意味着，美国首先会在伊拉克设立一个过渡政府，随后才会把伊拉克政权交还到伊拉克人手中。而沙拉比的伊拉克领袖之梦也将破灭。

刘易斯被美国政府任命为总督，而他只是让沙拉比在政府里担任一个无关紧要的咨询工作，以此作为对沙拉比的身心安慰。但是聪明的沙拉比还是想办法出任了伊拉克的石油部长，他还千方百计在伊拉克临时政府上安插自己的亲信。

沙拉比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似乎已经恶化了，甚至有谣言传出沙拉比窃取了石油部数百万元的资金，还流传说他制造假币。而曾经一再呼吁美国是伊拉克人民的希望，只有美国才能让伊拉克民众幸福地生活的沙拉比，现在却不断公开批评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错误做法，沙拉比的这种观点与兰德公司智囊团学者们的看法相差无几。尽管如此，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却不再卷入复杂的伊拉克局势中。兰德公司的法律学科小组被委派到伊拉克改写伊拉克宪章，然而在伊拉克混乱的局面中，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伊拉克的宗教色彩越来越严重，兰德公司智囊团的安全专家们也在为美国如何收场而感到悲观。

沙拉比一再批评美国处置伊拉克错误做法的行为曾一度为他在伊拉克临时政府中的威信增色不少，为此，沙拉比的政治立场的重心开始倾向伊拉克。于是，他找到伊拉克团结联盟的领导人穆克塔达·萨德尔，表示伊拉克国民大会愿意和伊拉克团结联盟结成反美联盟。对此，萨德尔没有理由不同意。

萨德尔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领导者，与沙拉比正好相反，他是一名守旧且狂热的反美领导人，更重要的是他有独立于美国的权力机构，并且有不计其数的追随者时刻准备为了他而牺牲，他率领的马赫迪军队为了争夺伊拉克几座城市的控制权，不惜一切与美国占领军开火，也因此他曾一度被美国占领军指控为谋杀罪。2005年1月，在伊拉克的选举大会中，沙拉比与萨德尔结成的联盟赢得了众多票数，而沙拉比也是伊拉克副总理的最佳人选。

2005年底，由于缺乏沙拉比伪造假币的有力证据，布什政府撤销了对其指控，于是沙拉比心中的烦恼都烟消云散了，他又重新成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宣传人。他在访问华盛顿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热情款待，还与美国副总统切尼进行了私下会面。随后，沙拉比在沃尔斯泰特研究中心召开了一个简单的记者发布会，声前此前对美国在伊拉克事件上的指责纯属一场“都市闹剧”，这种说法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笑声。对于沙拉比的快速转变，一位善于操纵谎言与真相的大师表示：“沙拉比的表演无疑是出色和精彩的，但这似乎已经太晚了。”

2006年1月，沙拉比的国民大会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断绝了联盟关系，沙拉比还自己组建了一个政党，发起了另一次伊拉克大选。在1200万的选票中，支持伊拉克国民大会的仅仅只有0.25%的票数，鉴于这种局势，沙拉比又逐渐与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达成合作的局面。2007年，沙拉比在萨德尔的伊拉克团结联盟政府中任职“民众动员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应付美军涌入巴格达的局势。

可以说，错误的宗教思想和激进的派系纷争等多种原因使得伊拉克国内局势日益混乱，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沙拉比和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智囊团的新保守主义学者们想要把伊拉克建设成为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这个伟大的梦想看来已经是遥遥无期了。沙拉比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没有预料到伊拉克会被极端的宗教主义思想所掌控。他还说，伊拉克的口号已经从原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赞颂穆罕默德”。

沙拉比的伊拉克领袖之梦算是破灭了，而兰德公司学者们在中东地区的美利坚帝国梦也跟着破碎了。

5.战略家最后的声音

1985年11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夫妇庆贺的日子。这一天，沃尔斯泰特正悠闲地坐在白宫里，完全没有了在兰德公司工作时的那种严肃。从沃尔斯泰特的神情看上去，他似乎在等一个人，是的，他在等待罗纳德·里根总统为他颁发象征着公民最高荣誉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总统自由勋章由哈瑞·杜鲁门总统创立，旨在表彰二战期间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受奖者不分军民，不分国界。到1963年时，约翰·肯尼迪总统对总统自由勋章的获奖对象作了扩张，在科学、体育、社会活动及文化传播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总统会亲自向他们颁发总统自由勋章。它是美国政府对平民最高的评价和奖励，同时也体现出了美国对平民的尊重态度和自由平等的美国原则。

过了一会儿，里根总统终于出现了，他微笑着朝沃尔斯泰特走来，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自信地环顾周围的一切，然后把目光停留言在他依旧美丽的妻子罗伯塔身上，罗伯塔面带微笑，静坐在他的身边，这就像许多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院的某一天，沃尔斯泰特和罗伯塔温馨地坐在一起，沃尔斯泰特对美丽的罗伯塔说：“亲爱的，我们应该也注定是要携手一生的，因为我们俩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倒过来就是彼此的姓氏字母。”接着，沃尔斯泰特用笔在纸上分别写下他和妻子的姓氏——Willstatter，Morgan。自那以后，罗伯塔便一直陪伴在沃尔斯泰特左右，就连沃尔斯泰特被兰德公司解雇时，她看他的眼神依旧是那么温柔明亮。

这时，里根开始发表讲话了，他用洪亮的声音向在座的每一位陈述沃尔斯泰特夫妇获得勋章的原因。在沃尔斯泰特听来，里根总统此刻的声音是如此悦耳动听、激荡人心。里根总统抑扬顿挫地说：“沃尔斯泰特与罗伯塔一同参与了核能时代的重要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让绝大多数的政治家为之惊叹，同时也感染了众多科学家的思想与行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创造出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过去的40年间，他们运用自己的学识才华将科技历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提高了美国人民对民主能力的认知和运用，他们的研究过程与成果，让我们意识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人类的安全与文明并不是靠威胁与战争产生的，成就自由世界的最有效的武器应该是人类本身的思想和力量。为此，美国政府特此颁发给罗伯塔与沃尔斯泰特各一枚总统自由勋章。”

在罗伯塔接过勋章的同时，里根总统将麦克风递给她。她的脸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讲话也及其简短：“我感到无比荣幸，因为，我为我的丈夫感到骄傲，非常感谢大家！”

当沃尔斯泰特接过那枚十字勋章时，手中沉甸甸的重量让他万分激动，就像是捧着他以往的某一项科学研究成果。他上前一步，使自己离麦克风更近一些，以便自己的声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起来都很清晰。在场的除了里根总统及其随从，还有沃尔斯泰特的好朋友，以及在事业上曾受到过他支持的人，比如理查德·佩里、哈里·罗温、保罗·沃尔福威茨等。

和罗伯塔的平静相比，沃尔斯泰特倒显得有些激动，他在麦克风前犹豫片刻后说道：“此时此刻，我有的不只是激动，更多的还是感动，因为这份至高的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它更应该属于那些无私奉献的学者和研究员。在过去的岁月里，能够与他们共事一场，是我此生的荣幸。无论曾经的相处是快乐还是烦恼，现在想来，那都是一种幸福。里根总统将这枚自由勋章颁发给我，我倍感荣耀，因为里根总统一直强调说，‘在维护世界自由的过程中，必须阻止世界和平与文明毁于一旦。’感谢总统阁下，感谢大家！”在沃尔斯泰特的感谢辞结束时，所有的听众几乎都愣了片刻，紧接着便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原来大家都以为他还会往下说，谁都没有料到会如此的简短。实际上，沃尔斯泰特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下去，如果不是兰德公司的学者和研究员的一致努力，就不会有如今美好的一切。那么，也许美国的总统依旧是吉米·卡特，整个国家依旧被迷雾笼罩，没有任何希望。再看看今天，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前苏联帝国气焰逐渐退却，美国人民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生活。

这样日益和谐的社会，对于沃尔斯泰特与兰德公司学者们而言，已经达到了他们想要实现的标准。在肯尼迪、约翰逊及尼克松的美国总统时期里，他们树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在福特与卡特的总统任期里，他们努力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而在如今的里根总统时代，他们致力削减前苏联军军事实力的志愿终于成功。

早在很久以前，兰德公司前苏联问题专家和战略分析师们就曾预言，前苏联会因为种族争斗和经济衰退，经受不住内外的冲击，从而走向毁灭。毫无疑问，在预测方面，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发挥出了极高的水平，兰德公司的诸多预测在后来都应验成为了事实，且轰动了世界。但有一点是他们无法预料的，那就是自身的死亡。

1996年12月16日，沃尔斯泰特夫妇正在好莱坞山上一所精致的小屋子里过着悠闲的日子，谁知，在沃尔斯泰特生日那天，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在迅速服了药之后，沃尔斯泰特看似安静了下来。之后，罗伯塔给远在纽约的女儿琼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对琼说：“我原本是想等你父亲病情好一点再给你打电话的，但是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医生说他可能是患了哮喘，又或者是骨科病，你知道吗，他根本无法移动手臂，他的痛苦让我感到无奈到了极点。”

正好，前不久琼参加了一次红十字会的心脏复苏的课程，罗伯塔的话让她感到无比担忧，甚至还有些害怕。因为在几年前，沃尔斯泰特就曾经接受过高难度的心脏搭桥手术。听完罗伯塔的描述，琼发现父亲的症状及其符合心脏病再次发作的状况。因此，她催促母亲在不告诉父亲的情况下，尽快拨打911。罗伯塔在电话里说：“我之所以没有叫救护车，就是因为怕你父亲感到不安，影响了他的情绪。”但琼坚持要罗伯塔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争持了近二十多分钟，在挂断电话前，罗伯塔肯定地说：“琼，我的确应该拨打911。”

当医务人员的队伍来到沃尔斯泰特的眼前时，他愤怒地指责罗伯塔这种行为太荒谬了，理由是，没有比星期六晚上被送到争诊室更可怕的事情了。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罗伯塔的建议，去了医院就诊。

医生先是说沃尔斯蒂心脏情况稳定，紧接着又判断说他是心脏病复发，于是，沃尔斯泰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就在医生决定要给他做血管透影时，他坚持要求给前兰德公司顶级的医学专家艾尔·威廉姆斯打个电话。而当时，琼也正好打来电话，听罗伯塔说到沃尔斯泰特固执的态度，琼对沃尔斯泰特说：“父亲，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我想，父亲更明白无论是科学家、政治家乃至于国家总统，到了医院，一切就都应该听医生的话。父亲，您以为呢？”于是，沃尔斯泰特听从了女儿的建议。

不久，沃尔斯泰特从医院回到家中修养，他对此感到很满意，但是他的左半身却没法自由活动了，因此每日都需要进行护理，他把自己的大床移到明亮的客厅里，因为能看见滑动式玻璃门外那株他几年前亲手种下的珍稀紫竹。沃尔斯泰特还指挥罗伯特改造了一把椅子，并将它放在客厅的床上，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半坐半卧，除了感受紫竹散发出的幽幽绿光，还可以做一些轻巧的事情。

琼在后来回忆沃尔斯泰特的最后时光时，眼中翻滚着晶莹的泪花，她轻柔地说道：“无论何时想起，那都是一个噩梦啊！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完全可以康复，因为他看上去像极了正在恢复的样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他的半个心脏已经停止了工作。如我们想象，事情本不应该是那样的，但却那样发生了。”

沃尔斯泰特是在过完86岁生日的三十天之后去世的，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在他专用的文件柜里，放着他一生的研究成果与国家的机密文件，只是他再也无法碰触它们了。可以这样说，沃尔斯蒂特的一生都在为兰德公司的发展而努力，但是最后却落得个被兰德公司抛弃的下场。对此，他心中是否有怨恨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内心里面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毕竟他生前对兰德公司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就像他被兰德公司扫地出门以后，却依然从各个方面支持兰德公司。

沃尔斯泰特去世之后，在约翰·威廉姆斯为兰德公司设计的内院中，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士·汤姆森及兰德公司成员们为他举办了追悼会。二战后兰德公司的创始者们的灵魂都赶来了，比如富兰克林·R·科尔博姆、赫尔曼·卡恩，以及原子弹最高策划负责人J·罗伯特·奥本海默，在这样一个静默的地方，应该可以放下沃尔斯蒂特和他们生前的争执。巴赫的《勃兰登保第三协奏曲》轻柔地勾起了詹姆士·汤姆森、哈里·罗温及沃尔斯蒂特生前好友对他的回忆。一曲终了，小查尔斯·沃尔夫开始宣读结束词，他最后那一句“再见”在曲折的兰德公司内园里久久回荡。

无论伟大与否，总之，一个人的一生就如此简单地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项催人奋进的事业，从事这种事业的人都一致认为和平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但国家安全却又必须是绝对的，因此国家在和平时代仍需要科学技术的辅助，况且美国在任何时期都是世界的通用模型。

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沃尔斯泰特新保守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罗纳德·里根政府时代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相关活动，最终帮助人们摆脱了野心勃勃的前苏联大帝国；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则认为，前苏联本身早就应该走向灭亡，却因为沃尔斯泰特及兰德公司学者们创造了不必要的冷战事态，这反而让前苏联这个大帝国垂死挣扎了30多年，间接地增加了前苏联的生存期限。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此有所争议，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沃尔斯泰特是科技官僚主义的最佳典范。虽然他总是以孤傲的专家形象自居，但他提出的那些看上去是单方面的决定，实际上却是处理诸多国际事务的最佳方式。

罗伯塔在沃尔斯泰特的备忘录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直认为，是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首先威胁了前苏联帝国，然后推翻了前苏联帝国，在维护了美国民众安全的同时，又促进了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繁荣景象。或许你不会认同，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为此，在我死去之后，请我的亲人朋友们不要悲伤，因为我是笑着离开的。”

总之，为了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富裕的国家，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沃尔斯泰特。当然，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去解决的事情，比如阻止巴尔干半岛初露端倪的极端分子种族仇杀、中东各地的蒙昧主义和核扩散。不知道沃尔斯泰特曾经是否有过这样的幻想：当他知道与美国抗衡多年的前苏联其实一直都只是一具空壳，他还会不会去开展人生的最后一项活动——极力阻止美苏缓和政策？而他确实这样做了，是否因为他认为这具空壳依旧有着锋利的核爪牙？

沃尔斯泰特在生前就已经承认，他曾经是托洛茨基（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的追随者。沃尔斯泰特还说，托洛茨基行事过程中的谨慎、果敢、智慧是值得他追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对待前苏联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对前苏联可能发起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掉以轻心”。无论怎么说，他认为这都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思想。

但是在过了几年后，追随沃尔斯泰特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扭曲了他的研究信息，认为他太过自信的研究政策未能与客观公正的现实相结合，而他的研究结论也都过分理想化了。但在沃尔斯泰特的一些学生看来，这些肯定都不是沃尔斯泰特的责任。曾经是沃尔斯泰特学生的奥古斯塔斯·理查德·诺顿认为，在知识领域里，布什政府中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沃尔斯泰特的“孩子”，但是作为“父亲”的沃尔斯泰特是否会赞成“孩子”们的举动，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深思的事。

6.兰德公司——看不见的未来

回到异想天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总是喜欢沉浸在冗长的苦恼中自我思考。在他们的论文、手记和备忘录中，总是幻想试图创造出一个新生世界。然而，他们却为找不到一个准确的方向而苦恼，特别是研究组进入到肯尼迪政府以后，兰德公司与空军之间的关系愈渐紧张。不知为何，兰德公司总是处处表现出软弱、世故，甚至于对与错的定义在他们心里已经变得模糊，而研究工作也变得默默无言、死气沉沉，再也找不到往日那种滔滔不绝的气氛，似乎一切都变得乏善可陈。

也许太多后起的竞争者抢走了兰德公司昔日的光环，如何在众多的对手中脱颖而出、重拾往日的光环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兰德公司而言，仍旧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越来越多的“兰德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后，闻名一时的兰德公司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展示出独有的特色，于是决定拓展海外事业，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业务。

2003年，兰德公司将一个新办事处设在了阿拉伯附近的卡塔尔国，卡塔尔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应卡塔尔最高权威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之邀，开始了对卡塔尔国家教科书的重编，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力求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教育品牌。

从2003年到2005年间，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协助伊拉克临时政府，针对国家立法机构进行改革，然而结果却不是很理想。自从兰德公司研究战争大统一这一理论后，兰德公司的研究工作很少再有和平的倾向。但是，到了2005年，兰德公司为了实现中东和平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为有人慷慨解囊，捐赠出2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拉克项目，兰德公司正是利用这一项资金为基础，不负重望地设计出了“Arc计划”——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矛盾冲突的方案。

在“Arc计划”中，兰德公司建议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设立往来纽带，广泛开展铁路、高速及基础设施的建设，方便该地区巴勒斯坦民众的食物、住宅、教育等公众资源和事业的运输和发展。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本土主义和宗教的破坏，同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激进主义者对“Arc计划”提出强烈抗议。对此，兰德公司终于打算重拾往日进行过的叛乱研究，希望从利亚及阿尔的反叛乱中借鉴一些教训，并在目前的反叛乱局势中加以利用。

不难看出，在现在的兰德公司中，怀疑论者似乎已经没有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也不再宣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分析和反思的文化了。而外界对兰德公司的质疑和批评却越来越多，比如中东专家拉里·戴蒙德怀疑伊拉克的内部事务受到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的极大影响；还有理查德·佩里，他将兰德公司归结为：另一个崇拜合同的机构。此前，在兰德公司的机构中，战略分析师们一致存在着不愿接受异议、以自为我中心的共同思想。然而在时代的漩涡中，他们却不得不去加以改变，就如同其他成功的机构那样，实行集体化思维模式——尽管这与独立思考和崇尚理性的兰德公司自相矛盾，甚至是相冲突的，但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却不得不这样去做。

在与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交往的时候，你会感觉就像是与联邦政府的一些议员交谈一般——他们每个人都在极力渲染兰德公司的观点，绝不会公开批评某个机构。因为，兰德公司中再也没有布罗迪和沃尔斯泰特那样的人了，他们就像是刺激智慧肚子里的“牡蛎”，如果幸运的话，这只“牡蛎”还会生产出大颗大颗的珍珠。

兰德公司现任总裁詹姆斯·汤姆森认为，他们存不存在并不是关键。汤姆森就像是一个棒球队的领军人物一样，他认为打棒球的关键在于平直球、一垒打及击触球，并非是像明星们那样的本垒打——直接将球打出外场。他认为：“虽然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及卡恩等战略家都是每个人关注的焦点，但是美国空军真正进步和得到改善的原因与他们并没有太大关系。”

汤姆森曾是一个物理学者，在没有内部提携、生活不如意的情况之下，一次偶然，他涉足了工业军事领域。从而，他受聘成为国防部系统分析欧洲部的研究员，这个办公室是兰德公司学者艾林·恩索文设立的。汤姆森在离开为政治事业提供分析的领域之前，被提升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助理。1989年，汤姆森开始接管兰德公司总裁和第一执行官的权力。他合理地借鉴了唐纳德·赖斯（兰德公司前任总裁）的工作作风，把军事义务和民间合约作为兰德公司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根本。

2005年年末，汤姆森在科罗多州对美国民众的联盟分会上，强烈地批评了当前国内的一些蒙昧无知的倾向——我们总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意识甚至于偏见，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议论和批评，从而就盲目地进入了所谓的战争。其实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就应该明白，面对一个特定政策的提议，它的有效性是多少？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然而人们通常是基于自我的偏见而忽略了怎样用客观的事实来处理战争。

汤姆森认为，如今，由于党派偏见的逐渐壮大，在一定的范围内，极大程度地削弱了专业水平的影响，因为各个党派和人士都执著于各不相同的观点，没有一方肯做出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意识到了科学的系统分析对战争取胜的重要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都比较倾向于科学的分析和思考。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现象逐渐冷落，在华盛顿，科学系统分析办公室甚至于消失了。

汤姆森还说：“现在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中总是有太多充满感情的描述。我对这种充满感性色彩的报告很反感，实质性的报告要尽量运用平实的语言陈述，而不是描写感性的东西。就像我，我几乎习惯了不用形容词，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研究结果是8。我认为8就是8。而非兰德公司报告中所描写的那样‘结果是8，多么吉利的一个数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呢？”

对于人们对兰德公司报告工作的评价普遍降低的原因，汤姆森认为，兰德公司真正走向低谷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那时，只有共和党人才有资格在政府工作。而控制国会或白宫的政党人员不会对科学造成过多的影响。因为，科学是时代潮流中的一部分，与政党人员更替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客观来说，政府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只负责呼吁大众，并尝试性地让大众理解并执行他的意思。而科学只是为政府工作，如果放弃科学，就等于是投降。对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大家都应该共同坚决反对。

而理性是兰德公司最后的信条，它也是创造美国和西方战后科学家们的人生信条。在兰德公司的研究员和顾问中，总共赢得了27个诺贝尔，其中只有一个不是物理、化学或经济方面的，这是很正常的事。这个例外就是，在1973年，曾担任兰德公司咨询顾问的亨利·基辛格前国务卿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可以说，理性选择是兰德公司的一个论点，它否定合作、自我克制及自我牺牲。例如人们互助关爱，而非绝对的自私；公平的选举是为了取得所有竞争者的认可和赞成；选举胜出的官员也是在为了大众的利益工作；理性的选择给人们创造了一个能在黑暗中做出决定的明朗世界。

像兰德公司中沃尔斯泰特、布罗迪、卡恩、阿罗这些人的行动无疑是真诚的，他们都只是想在非理性的世界里将理性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显然，他们选择的工具揭露了世界的变化规律，但宗教、爱国情操、民族精神这些改变世界的驱动力却是他们无法去控制的。

然而，在不经意间，理性的选择已经成为一些团体常挂在嘴边的武器，他们总是把重建美国社会制度、重回新政前的政治状态作为政治或经济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获取丰厚的暴利，从而使世界经济严重失衡。

理性的选择何以会变成这样？因为理性选择论最大的讽刺就是它本身的不理性。它没有深入到整个世界中去，也就是说它属于标准化理论而非经验化理论，只是以一种假设的结构来设立一种特定的理性。当然，倘若人们仅凭愿望就可以主宰整个世界，那么这种理性论是完全可行的。但是现实的世界却正好相反，它会紧紧咬住那些没有认清它真实面目的人。

由此看来，除了理性选择给现实经济带来的不公正之外，兰德公司成员们还必须解决自己所处的两种困境：

道德在美国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是兰德公司主要成员们需要经受的一副重担。有人曾对兰德公司的一位主要成员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除美国之外的国家找到兰德公司，提出雇用兰德公司作为政治高级顾问，并请求兰德公司测定一个人在绝不妥协的情况下能承受住多少酷刑——也就是指测定一个人的身心的忍耐极限，兰德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对此，兰德公司那位主要成员回答得很肯定，主要意思是说兰德公司一般不会接受外国政府的研究项目，即便会，兰德公司也会考虑研究项目的道德性，并试着对项目提出正确的研究方法，比如可转换成“酷刑对获取有效的信息是否有效”。设想，如果这个研究项目是美国的，兰德公司接受与否？又应该怎样做？

另一个困境则是兰德公司所面临的一个“浮士德难题”（浮士德，欧洲中世纪中一位传说人物，它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知识或许能拯救世界，却拯救不了灵魂，即便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也依旧不能宽恕所犯下的伤害罪、谋杀罪等。当然其他任何一项机构也有可能面临这些，而上级作出的决定，执行的下属也责无旁贷。因此“浮士德”的前途可谓是危机四伏，稍不留神便极有可能沦为恶魔的奴隶。可以说，“浮士德难题”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时都无法逃避的“灵”与“肉”的艰难抉择，以及在“浮士德困境”中所体现出的“浮士德精神”。

或许，对于兰德公司和其他任何一种政治机构，抱有这样一种道德纯洁的想法是不理想甚至有些幼稚的。正如戈尔迪·梅厄（以色列总理）在命今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时所言：“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与他们基本的道德标准相悖的痛苦抉择。”虽然这样的抉择未能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却威胁到了国家的道德本质。就此而论，根据兰德公司的方法，是否也应该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国家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国民感到更安全和幸福？一个国家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昌盛，愿意或能够接受多少无辜生命的牺牲？几万、百万、千万？在决定改变之前，又能接受多少不公甚至于杀戮呢？

兰德公司的卡恩一贯的无情冷血遭到了一些批评家们的严厉指责，原因是卡恩的核战争及对生存的恐怖让大多数人感到了恐慌，然而当卡恩拿出上述问题一个一个地反击他们时，他们又哑口无言。实际上，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上台扮演恐怖分子的同时，又极力渴望维持自己的幸福生活。或许，卡恩的行为和上述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任何人在批判兰德公司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拷问他们自己。这就如上述人类共同的难题“浮士德困境”一样，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一直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家内在矛盾，它们在欲望和道德中相第交织。

兰德公司的罪过不仅暗示了兰德公司的命运，也暗指了美国本身的命运。因为美国人创造了理性论的神话，美国允许一些机构继续存在，或者因为这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只要是一切能够争取过来的，不管他是什么，尽管去做就好。

兰德公司的问题是美国乃至世界都普遍存在的，照照镜子，就会发现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兰德公司的影子，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做呢？

参考书目

[1]（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著，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2]（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账簿中国：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

[3]金芳等著，西方学者论智库，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4]李建军，崔树义主编，世界各国智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加）埃布尔森 著，扈喜林 译著，智库能发挥作用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6]任玉岭 主编，国家智库，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美）奈斯比特 著，魏平 译，世界大趋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8]王莉丽著，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

[9]（美）阿贝拉著，梁筱芸，张小燕译，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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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美）巴塞维奇著，于卉芹译，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向永久战争之路，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13]（美）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著，魏宗雷 杰宁娜 译，未来100年大预言，深圳：海天出版社，2009.

[14]乔迪编著，兰德公司决策，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

[15]（美）尼尔伦伯格等著，龙淑珍译，白宫智囊的读心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16]《国家与人民》编辑部 编，国家智囊团，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17]古越 著，白宫首席外交智囊，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

[18]古越 著，白宫首席金融智囊：格林斯潘，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第一章　辉煌的起点：五星上校的宏伟梦想

1.战术天才，五星上校——亨利·阿诺德

2.兰德公司工程的规划与形成

3.空袭：留给兰德公司创始者们的争议

4.智慧的光环：著名的兰德公司计划

5.推动兰德公司智囊团扩张的第五位职员

6.一直困扰兰德公司科学家们的难题

7.对兰德公司有深远影响的两位职员

第二章　崛起之路：走向“世界第一智囊”

1.兰德公司重组之路，走向真正的独立

2.兰德公司成功推动美苏军备行动

3.对抗前苏联的新学说——理性选择

4.博弈游戏——著名的“囚徒困境”

5.系统分析——战争科学大统一论

第三章　巨擘云集：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

1.艾伯特·沃尔斯泰特——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

2.赫尔曼·卡恩——科学胆识与道德冷漠的典型

3.伯纳德·布罗迪——核武器威慑论的先驱

第四章　新一代作战策划者和战斗口号

1.伤害了美国自豪感的“旅伴一号”

2.盖瑟委员会的起用

3.导弹差距论

4.战略家的战斗口号

第五章　辉煌成绩：兰德公司不被世人遗忘的原因

1.举世瞩目的兰德公司课题

2.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的正确预测

3.寓意深远的小型泳池派对

4.应运而生的新的思考方式

5.兰德公司：数字时代的先行者

6.兰德公司参与的太空侦查计划

7.难以压倒的力量

8.美苏核战争危机的最终解决

第六章　成为白宫大脑集中营的成功经验

1.兰德公司——高级人才的摇篮

2.大手笔经营，推动公司快速发展

3.选题讨巧，扩大知名度

4.善假力于人，拓展业务领域

5.高瞻远瞩，选对研究方向

6.研究自主性强，促进创新

第七章　对抗反对力量，智囊团再出新招

1.被迫离开的兰德公司科学家

2.兰德公司与林赛纽约政府的结盟

3.成功背后的代价

4.“监守自盗”——窃取绝密文件

5.机密泄露，对美国和兰德公司产生的影响

6.美苏缓和政策的争议

7.外部专家组——B组对抗

第八章　智慧的光环：兰德公司著名的预测法

1.特尔斐预测法——汇聚专家智慧

2.环境预测法——宏观与微观环境预测

3.专家预测法——头脑风暴

第九章　疑问与损失：兰德公司的前景如何

1.空中飞来的“伟大”的恐怖之王

2.兰德公司在恐怖领域做出的贡献

3.军事变革和美军的绝地反击

4.沙拉比和兰德公司促成了萨达姆政权的解体

5.战略家最后的声音

6.兰德公司——看不见的未来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