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编 张一兵 周宪

Amérique

美国

[法] 让·波德里亚

张生　译

Jean Baudrillard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10

目录

- 代译序

- 没影点

- 纽约

- 星形的美国

- 实现了的乌托邦

- 权力的终结？

- 永远的沙漠

- 译后记

对波德里亚《美国》的解读

代译序

「自从德·托克维尔以来，法国思想家就对美国深深着迷。但是，当它变得神秘矛盾和热情复杂的时候，在对新世界的思考上，却没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能和让·波德里亚相比。」这是1988年Verso出版社出版、克瑞斯·特纳（Chris Turner）翻译的波德里亚《美国》英文版封底上所引用的《纽约时报》的一段话。显然，该文作者认为，在对现今，也即二十世纪的美国的思考上，波德里亚是可以与托克维尔对十九世纪美国的思考相媲美的。这当然有些勉强，不过，在《美国》一书中，波德里亚倒是不仅时常提到托克维尔，还有意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与托克维尔在美国呆了九个月相比，他只呆了三个月不到，所以，《美国》并不像《论美国的民主》那样是厚厚的专门性的研究著作，而只是一本游记。

但这本表面上浮光掠影的游记却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大师，波德里亚在对美国的观察中融入了他自己的深入思考，尤其是他独特的「跨界」写作风格，给这种思考带来了一种更为丰富和别出心裁的表达。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言，「波德里亚的风格和写作策略也是内爆式的，他用一种消除了所有学科边界的后现代理论新模式将完全不同领域的材料和大众媒介与流行文化的例子合并在一起。」[1]在这本书中，他同样娴熟地运用这种行文方式，对美国及美国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出人意表但却是深刻的分析。如，他从随处可见的，美国人总是挂在脸上的微笑谈起，指出了其背后所蕴涵的空虚与冷漠，因为他们的「微笑从来不是对着他人的，每次总是对自己微笑」[2]。而在他将加州圣巴巴拉山坡上的别墅视为殡仪馆已经让人大吃一惊之时，他更进一步提示，这里所有的寓所，以及屋中的陈设，都具有坟墓的性质，死亡的气息，而这种无处不在的死亡气息展现的正是美国「已变成现实的乌托邦梦想的悲剧命运」[3]。除此之外，他还对盛行于美国的慢跑、动作怪异的霹雳舞、莫名其妙的涂鸦、声势浩大的纽约马拉松比赛，甚至汽车上印制的运输公司的名字都抒发了自己奇妙的同时也是惊人的感想。

不过，波德里亚这种发言玄远的风格只是此书的特点之一，真正支持该书的是他打有很深个人印迹的「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方法。或许是有意与他的前辈托克维尔划清界限，波德里亚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声称，关于这个国家，他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沙漠里、城市的街道中学到的远比从美国的学术界学到的要多得多。虽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是介绍美国自然环境的《北美的地貌》，但他并没有由此出发，对美国进行考察，波德里亚却就此展开，由地理一跃而至文化，对美国的存在做出了一番文化地理学的勘探。

我寻找的是星形的美国，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享有无用却绝对的自由的美国，而从来不是社会和文化的美国；是拥有沙漠速度、汽车旅馆和矿物地表的美国，而从来不是习俗和精神深度的美国。在电影剧情的速度中，在电视冷漠的反光中，在穿越虚空日夜放映的影片中，在符号、影像、面孔和行路仪式那神奇地不具备任何情感的连续中，我寻找着它。[4]

由此可知，波德里亚这种「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法，所考察的并非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等同于「地质」的自然地理，也非习见的考察自然地理与文化历史之间关系的人文地理，而是既考察地质状况也考察人文状况的总的地理情况，并进而上升到文化高度的一种做法。所以，波德里亚说，自己所欲在美国寻求的「社会的未来灾变的完结形式」，也即现阶段美国的特征，是可以在这两种地理现象中发现的，即「在地质学中，在深度的翻转中——见证这一深度的，是纹路从生的空间，是盐和石头的地貌，是化石河流蜿蜒而下的峡谷，侵蚀和地质缓慢形成的远古深渊——，直至大都市的垂直性」[5]。换句话说，波德里亚是把美国变化的地质和崛起的城市都看成可直接显现其特质的现象了。

是故，波德里亚直言，当别人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从故纸堆中，「从观念的历史中提取他们的材料」，以寻找和把握美国的时候，他是把时间花在沙漠和路上，「从时事，从街道活动，从自然美景中」，提取其研究美国的素材的。用他自信的口吻来说，就是「我的猎场是沙漠、山脉、高速公路、洛杉矶、西夫韦超市、萧条的市镇或市区，而不是在大学的报告厅」[6]。的确如此，在该书中，波德里亚更多地是用一种灵动的笔触描述他的旅行见闻，从中展现美国的特质，却非动辄引用高头讲章，以论证自己的美国观。而综合其行文方式，以及他对事物的考察路径，我们或许可以对波德里亚的《美国》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他是在模仿托克维尔，还不如说是在学习1970年罗兰·巴特在东瀛一游后写出的《符号帝国》。

在波德里亚眼里，美国最为触目的地理特征就是沙漠。当然，这不仅是横贯美国中西部的自然的真实的沙漠，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沙漠。波德里亚认为，沙漠化或者沙漠状态就是美国及美国文化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不说书中对沙漠的众多描述和阐发，仅从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永远的沙漠」（Desert for ever）就可看出其在波德里亚心目中的地位。而波德里亚之所以使用沙漠来概括美国及美国文化的特征，首先是由于沙漠自身所具有的自然特性所决定的。沙漠的均一，冷漠，空间的浩瀚，时间的无始无终，以及单调，枯燥，荒凉，非人化，还有不时产生的虚幻的海市蜃楼，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都让人印象深刻。波德里亚也特地解释了沙漠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自然特性给他带来的感受，「为什么沙漠如此迷人？因为一切深度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明亮的、移动的、表面的中立性，对意义和深度的挑战，对自然和文化的挑战，外部的超空间，从此以后不再有起源，不再有参照。」[7]波德里亚认为，这种沙漠特性也正是洛杉矶的特征。

这种灿烂的、无根的、表面化的，而又似乎是处于变动中的、不无虚幻色彩的沙漠固然让波德里亚心有所感，并以此来描述和概括洛杉矶这座城市的特点，还有一个关键的所在就是，美国的沙漠和别的地方的沙漠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异并不在于沙漠的自然属性，而是它在文化上的迥然有别。在波德里亚看来，美国西部的沙漠具有其他国家的沙漠所不具有的「独创性」，即一种奇特的匪夷所思的「共生现象」，各种矛盾的、极端的、反差强烈的事物都在沙漠中融为一体。沙漠中有人造的装有空调的绿洲，荒凉的道路上有人造汽车的疯狂的速度，无生命的干燥的死亡谷和可在赌博中挥洒自己生命的拉斯维加斯，纷然杂陈，不可分离。而这一切，这种极度的自然和极度的人工，以及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相互冲突不可共存的事物，只有在美国的沙漠中才被并置在一起，也才成为奇异的现实。

波德里亚对此显然深有感触，「必须全盘接受，不变的持续性和最疯狂的瞬间性。在空间和赌博的乏味之间，在速度和花费的乏味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亲缘性。这就是美国西部沙漠的独特性，一种暴力的、强烈的并置。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接受整体，因为正是这种冲撞造就了美国式的生活明亮、令人振奋的一面，正如在沙漠中，每样事物都是沙漠魔力的一部分。如果你在评价这个社会时，目光稍带一点道德、美学或批判的色彩，那么你就会抹杀它的独特性，后者恰好刚刚向评判提出了挑战，并神奇地混合了各种效果。」[8]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因为，波德里亚是把美国看作是未来社会的终结形式来考察的，而沙漠的死寂、没有生命也就成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终结的象征，「沙漠是身体内部沉默的自然延伸。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技术、机制是其建构能力的延伸，那么沙漠是其缺席能力的延伸，是其消失形式的理想图景。」[9]

从沙漠的这些特性出发，波德里亚对美国及美国文化进行了沙漠化的定义，或者沙漠状态的描述。他不仅认为整个美国都是沙漠，其文化也具有沙漠的特质，即「文化在这里处于原始状态」[10]。它浑然天成，以一种自发的原始状态展开，对无意中所融汇的各种矛盾事物和混乱性视作自然和当然，而丝毫不考虑这些事物在其原初存在中所具有的美学和意义，但这种判断的缺席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并因此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即波德里亚笔下的沙漠文化。这种沙漠文化「指出了每种人类制度背后的空虚和根本的赤裸。由此，它们将人类制度视作空虚的隐喻，将人类成果视作沙漠的连续性，将文化视作一种海市蜃楼，和拟像的永恒性」[11]。如前所言，洛杉矶这座城市就具有强烈的沙漠性。在这个紧靠沙漠的城市里，没有地铁，也没有高架火车，即既无地上空间，也无地下空间；同时，既无中心，也无纪念碑这样的标志性的、可以确定方位以及赋予城市层次与等级的东西，这个城市各处没有任何差别，有的只是像沙漠一样平坦的无限延伸的表面，「是纯粹的延展空间的力量，是我们在沙漠中遭遇的力量。沙漠形式的力量：在沙漠中，是对一切痕迹的抹除，在城市中，是对符号所指的抹除，在身体中，是对一切心理状态的抹除。动物性的、形而上的吸引力，即空间的直接的吸引力，干燥和荒凉的内在的吸引力」[12]。这种魔力，波德里亚认为，也是与其所具的沙漠的「电影化的外表」，或者，与其所具的「拟像」特点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在此书中，除了运用这种由地理而文化的「文化地理学」的考察法外，波德里亚在探讨美国时，还始终有一个参照物，那就是法国和欧洲。所以，在解读美国这个新世界的同时，波德里亚也不时回望大洋彼岸的旧世界，以从中发现二者各自的特点。不过，其着力点也还是美国。

首先，就是两个地方在空间上的差异。其中，最直接的就是自然空间的差异，这也是到美国后第一眼就可看出的美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同。前者的完整无缺、浑然一体、天空的辽阔、云朵的厚重，是与欧洲的条分缕析、小小的天空、如絮的云彩截然不同的。这种自然空间的不同，也导致双方在城市和街道这种人造空间上的差异。波德里亚把夜晚灯光下的洛杉矶比作希热尼莫瑟·布斯（Hieronymus Bosch）所画的地狱，其灿烂耀眼，不仅让人眩晕，也让人的思想深深震撼，「可能目光从来不曾有机会遭遇如此的广度，甚至连大海都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得到几何学的分割。欧洲城市不规则的、分散的闪光也无法产生平行线、没影点和空间透视。它们是中世纪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夜里浓缩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整个未来几何学，在抽象中若隐若现，在延展中闪闪发光，在无限的再生产中变得像星空一般。」[13]美国城市空间的开阔，使街道上充满了人群，喧闹的声音，和各种各样的广告，这使街道骚动不安，富有活力。欧洲的街道之所以只会在革命和架设路障的时候，才会挤满人群，汹涌不已，波德里亚认为，原因即在于城市没有足够的空间。或者，由于空间的缺乏，导致空间更多地被视为是公共的，而让普通人或个人无法拥有和享用。这就像欧洲的汽车，大都是紧凑型的小车，不像美国的汽车，体量庞大，占用相当的空间，甚至人都可以在里面生活。而这些空间的差异，又对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影响，美国人没有贵族式的优雅，也没有法国人的「礼仪和矫揉造作」，但是，他们拥有来自对空间的占有的一种「轻松」，而行动上的自由，又使他们拥有「一种空间的民主的文化」[14]。

其次，是社会形态的差异。这个问题波德里亚表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他认为美国的社会是「现存的唯一的原始社会」，但因为它又与我们过去所有的原始社会不同，所以又似乎是一个「未来的」原始社会，其空间的荒凉和所具的初始性，历史的匮乏与缺乏过去，其坦率而善良的良心，社会的最大程度的混合，都呈现了一种原始社会的特性，「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反映着原始社会的特征：技术、媒体、彻底的仿真（生物的，社会的，立体声的，视频的）都以一种原始的、原初的状态发展着。无意义规模巨大，甚至在大都市，沙漠仍然是原始舞台。空间的开阔，语言和性格的简单……」[15]这与拥有漫长历史的欧洲反差是很大的。而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欧洲所梦想的一切，都在这里成为现实，「它是其他人一切梦想的实现，包括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16]这也与欧洲差别甚大，美国人的习惯是把理念建造为现实，而欧洲人却正好相反，喜欢把现实转化为理念或者意识形态，显然，两者所追求的目的与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实现了的乌托邦社会，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宗教已经成为（或者说，依然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在日常生活中，美国人也有一种对道德的着魔。但波德里亚觉得他们的这种宗教和道德观念与欧洲相比，却有一种明显的滞后现象，美国人似乎依然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乌托邦和道德观，甚至十七世纪清教徒的宗派看法之下，所以，他们具有一种天真，一种并非伪善的道德风尚。波德里亚明确指出，「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他们更接近于十八世纪的思想模式，也就是乌托邦思想和实用主义，而不是那些被法国大革命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东西。」[17]这一发现的确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波德里亚对此原因的解释，却多少有些出人意外，他认为美国人能够成为十七世纪的道德楷模，十八世纪的乌托邦的活化石，全赖辽阔的大西洋所赐。因为当欧洲社会被卷入十九世纪的革命中时，他们因为这个天然的透明的液体沙漠而幸免于这场巨大的火与血、灵与肉的残酷洗礼，时间因之凝固了，整个美国被冰冻了起来，也因之不再发生变化，直接把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与宗教生活保鲜到了两百年后的今天。所以，相对于欧洲，美国这个乌托邦社会其实又是个「古代社会」。

不过，无论是「未来的原始社会」，还是「实现了的乌托邦」，其与欧洲最大的差别还是在现代性方面的差异。对此，波德里亚似乎深有所感，他由衷地感叹，「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18]而美国这种现代性的原创性固然与技术有关，但更为本质的是，它自身就是一个超现实的乌托邦，它是由欧洲的「梦幻的材料」所铸成，在一个欧洲人看来，这里所见之物，无非是拟像，而美国人自身，也不过是某种仿真。从某种意义上，波德里亚的这个判断，是一个超越现代性的判断。这是一种他所擅长的影像与现实关系的思考方式的结果。以此审视美国，其最强烈的特点就是整个国家的电影化，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19]。而与欧洲的差别也就在影像的不同上，因为在意大利、荷兰，当你从一个画廊走出的时候，只不过觉得城市像里面的绘画，可在美国，当你从一幢房屋中走出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的街道和建筑，甚至天空都像电影或者屏幕上显现的某种东西。绘画与电影或者屏幕的差别，就是欧洲与美国的差别。正如意大利或荷兰，还有法国，都是按照绘画的规律或特点建设起来的一样，美国的一切：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中西部的小镇，则都是按照电影的规律和特点，或者，「是根据屏幕建造起来的，它是某个巨大屏幕的折光」[20]。这种电影或屏幕的机动性和对现实的控制能力，显然是超越静止的平面绘画的。这种对比也因此让波德里亚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绝望感。

美国和欧洲的对比与其说拉近了两者的关系，不如说显现了一种扭曲，一种不可逾越的断裂。分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时差，而是现代性的整个深渊。人是生而为现代人，而不是成为现代人的。而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现代人。在巴黎，跃入眼帘的，是十九世纪。从洛杉矶回来，在十九世纪着陆。每个国家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宿命，它几乎明确地标明了它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描绘我们的风景的轮廓的，是1789年的资产阶级模式，和这一模式无止尽的衰败。对于它，我们无可奈何：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梦想而旋转。[21]

在美国所拥有的原版现代性面前，法国乃至欧洲都不过是个「第三世界」，是个落后于现代的「古代社会」，相互间的学习和模仿永远都不能内化为自己的特性。正如法国不可能变成美国一样，美国也无法把握欧洲的「先验的、历史的世界观」，而「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无法将民主和技术进步的价值观内在化一样。根本性的裂隙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被跨越」[22]。

在波德里亚看来，正是这种文化的、历史的「裂隙」的不可跨越，才使美国和欧洲或者更多的国家之间相互吸引和怨恨。而这种怨恨其实是一种永远的挥之不去的对对方的乡愁。

诚然，波德里亚在该书中对美国和欧洲的比较，还有更为直接的对美国的描摹，无不打下了自己深深的印迹，由于其强烈的个人化风格和观点的新奇，而引起很多批评，对此，1992年，波德里亚在埃塞克斯大学（Essex University）讲演时说自己对美国的思考「基本上是一篇虚构」，他也承认他的「观点因此将是十分的外行，属于某种文化形而上学」，因为他没有资格谈论「美国的经济、政治或是司法方面的问题」[23]。话虽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对波德里亚的美国观感完全予以否定，实际上，波德里亚尽管此前并未前往美国游历，但他一直在「文化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关注并研究着美国，可以说，他在此书中对美国的种种「发现」，很大程度上，是对他以往的「发现」的「印证」。

当然，这其中自然会有不合「先入之见」的地方，为此，波德里亚难免要削足适履，这样一来，惹人非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2008年8月，译者于上海五角场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见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2][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

[3][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4][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5][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6][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7][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8][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9][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10][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11][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12][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215页。

[13][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

[14][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15][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6页。

[16][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17][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18][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19][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20][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21][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125页。

[22][法]让·波德里亚：《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23][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见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没影点

注意：镜子中的物体会比它们看起来的要近！

乡愁来自得克萨斯无尽的丘陵和新墨西哥锯齿状的山脉：流畅下行的高速公路，克莱斯勒汽车的立体声音响播放的热门流行的劲歌金曲，热浪。快照是不够的。需要把旅程全部拍摄下来，做成与实际时长相等的电影，包括无法忍受的高温和音乐。我们将会在家中某个暗室，把它从头到尾重放一遍，重新发现高速公路、距离、沙漠中的冰镇烈酒以及速度的魔力，把这一切在家中通过录像实时地重新体验一次，不单单为了回忆的快乐，也因为无意义的重复的迷人魅力正在于此，在于对旅程的抽象中。沙漠的伸展无限地接近影片的这种永恒性……

圣安东尼奥

成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墨西哥人带领人们参观阿拉莫（El Alamo)，赞颂着遭受他们自己的祖先勇猛屠杀的美国国家英雄们。然而，他们的祖先完成了最艰苦卓绝的事，却没能逃脱劳动分工的命运。今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这里，在战场原址上，赞美着偷去他们土地的美国人。历史充满了诡计和狡诈。但非法穿越边境来这里工作的墨西哥人也同样如此。

盐湖城

浮华壮丽的摩门教的对称，完美阴森的大理石（州议会大厦，游客中心的管风琴）。除此之外，还有由洛杉矶所代表的现代性，以及所有保证某种只存在于地球以外的最低限度的舒适的小玩意儿。耶稣像装饰的穹顶（这里所有的耶稣像看起来都像比约·博格[Björn Borg]，因为它们都是对托瓦尔森[Thorwaldsen]的耶稣像的复制）展现的仿佛是第三类接触的故事：宗教已成为一种特殊效果。另外，整个城市具有某个来自别处的物体的透明度，及其超自然的、不属于地球的整洁感。对称的、明亮的、压倒一切的抽象性。在整个由大理石、玫瑰和福音式营销构成的塔布奈口礼拜堂地区，电子报时钟在十字路口大声鸣响：在沙漠中心地带的高温下，弥漫着一种令人吃惊的清教徒式的强迫症气息。近处是水质沉重的大湖，湖水因高含盐量而显出同样的超真实感，更远处，是大盐湖沙漠，人们不得不发明各种高速的车辆原型，以应付绝对的水平状态……但城市本身却像块宝石，空气纯净，居高临下俯瞰都市美景，比洛杉矶更美。摩门教徒拥有惊人的才华和极具现代感的真诚，他们是富裕的银行家、音乐家、国际系谱学者、多配偶论者（纽约帝国大厦也会令人联想到这种阴森的、威力被扩大至x级的清教主义）。是这群变异者的超越性别的资本主义式骄傲赋予了这座城市以魔力，以此与拉斯维加斯这个沙漠另一侧的伟大娼妓的魔力相抗衡。

大碑谷
死马点
大峡谷

地质上的——因此是形而上学的——不朽性，与普通地形的自然高度形成对比。倒置的地形，在深处遭受风、水和冰的雕蚀，会将你拽人对时间的晕眩之中，拽人某种缓缓而来的灾难那细致的永恒之中。如果认为需要成百万上亿年时间，才能让这里的地表慢慢得到侵蚀，这样的想法是邪恶的，因为它会促使产生一种感觉，即在人类出现很早以前，符号就已通过自然元素之间某个有关磨损和侵蚀的协议而产生。在本质上纯属地质元素的符号所形成的巨大堆积物中，人类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或许只有印第安人对其中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做出过阐释。然而，它们的确是符号。因为沙漠的未开化状态仅仅是表面的。整个纳瓦霍人的国土，通往大峡谷的长长的高地，俯瞰大碑谷的悬崖峭壁，绿河的深渊，到处都充满了一种神秘的存在，它与自然毫无关系（这一大片土地的秘密或许是，它曾是水下地貌，在自由的空气中保留了海床的超现实特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需要强大的魔法，和一种非常残酷的宗教，来抵御沙漠中这一地质和天体事件理论上的庄严性，并令生活适应这样一种背景。如果先于人的符号拥有这样的力量，那么人是什么呢？人类不得不发明同其周围的自然巨变相称的献祭。

也许正是这些起伏的地形，因为它们不再是自然的，因而最好地解释了文化的概念。大碑谷：成块的语言突然升起，然后屈服于无可避免的侵蚀；数千年的沉降作用，其深度来自于磨损（意义出自词语的侵蚀，涵义出自符号的侵蚀），注定成为今日的自然公园，像所有文化那样。

盐湖城：世界谱系的档案馆，由那些生活奢靡的清教徒征服者所管理，他们身处沙漠洞穴深处，或大盐湖沙漠纯洁无瑕的地表上的邦尼维尔车道深处。车辆的原型在其上跑出了世界上最高的速度。父系社会的出现被视作时间的深度，而音速则被视作纯粹的表面性。

阿拉莫哥多：白沙地背景中的第一颗原子弹测试。这背景由淡蓝色群山和连绵数百英里的白沙地构成——炸弹眩目的人造光芒与地面眩目的光线形成了对比。

托利谷：索克研究院（Salk Institute)，DNA和所有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的圣殿。在那里，建筑模仿的是米诺斯王宫的风格，由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面朝浩淼的太平洋，在这建筑之中，人们正制定着所有未来的生物学戒律……

比别处更为惊人的场所，幻想成为现实的圣地。具备外星特质的崇高的、超政治的场所，因为它是不曾受损的伟大地貌，和一种可能的、轨道的、信息的复杂科技的巧妙结合。

我寻找的是星形的美国，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享有无用却绝对的自由的美国，而从来不是社会和文化的美国；是拥有沙漠速度、汽车旅馆和矿物地表的美国，而从来不是习俗和精神深度的美国。在电影剧情的速度中，在电视冷漠的反光中，在穿越虚空日夜放映的影片中，在符号、影像、面孔和行路仪式那神奇地不具备任何情感的连续中，我寻找着它。所有这一切最接近核子的和去核的宇宙，后者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宇宙，直至欧洲的村舍。

我寻找着社会性的未来的、完结的灾难，在地质学中，在深度的翻转中——见证这一深度的，是纹路丛生的空间，是盐和石头的地貌，是化石河流蜿蜒而下的峡谷，是侵蚀和地质缓慢形成的远古深渊——，直至大都市的垂直性。

这种核子形式，这种未来的灾变，凡此种种，我在巴黎时就已了然于心。但是为了理解它，必须采取旅行的形式，以实现被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称作是消失的美学的东西。

因为，目光所及，精神沙漠的疆域得到拓展，这是社会沙漠化的提纯形式。无情感在速度的荒凉中找到了它的纯粹形式。社会沙漠化或去核化所具有的冷冰冰的、死气沉沉的东西在这里，在沙漠的高温中，又找回了它的沉思形式。超政治在这里，在沙漠的广度和地质的反讽中，发现了它那具有创生性的精神空间。我们这个反社会的、人工的终极世界中的非人性在这里，立即发现了它的美学形式和沉醉形式。因为沙漠不过是对文化的沉醉的批评，是消失的沉醉形式。

沙漠之所以庄严，是因为在干涸状态下，它们是对地球表面、对我们文明化了的情绪的否定。是情绪和液体变得稀薄的地方，是星体影响直接从星座倾泻而下的地方，因为此处空气如此纯净。甚至需要灭绝沙漠里的印第安人，好让某个比人类学的前奏更为伟大的前奏得以出现：某种矿物学，某种地质学，某种恒星性，某种非人类的矫揉造作，某种驱逐文化表面顾虑的干旱，某种不存在于别处的寂静。

沙漠的寂静也是一种可见之物。由视野的开阔度造成，这视野无法找到反射自身的场所。山上不可能有寂静，因为山野通过地势起伏发出吼叫。为了获得寂静，甚至连时间也不得不保持一种水平状态，未来也不能有时间的回声，有的只是地质层相互之间的滑动，所发出的只是某种化石的喧哗声。

沙漠：非人类智慧明亮的、化石般的网络，某种彻底冷漠的网络——不仅仅是天空的冷漠，也是地质起伏的冷漠，唯有空间和时间的形而上激情在此凝结。在此，欲望的词语每天都被颠覆，而夜晚则将它们毁灭。但是，请等待黎明到来的时刻，那一刻，化石的嘈杂声会苏醒，动物般的寂静也会苏醒。

速度创造了纯粹的物体。它自身就是个纯粹物，因为它抹去了地面和地域的参照点，因为它溯时间之流而上而取消了时间自身，因为它比自己的动因走得更快，通过回溯动因而毁灭了它。速度是结果对原因的胜利，是瞬时性对作为深度的时间的胜利，是纯粹客体性对欲望深度的胜利。速度创造了一个起始空间，这一空间可能意味着死亡，它唯一的法则是抹去踪迹。是遗忘对记忆的胜利，是未开化的、失去记忆的迷醉。沙漠纯粹的几何学中某种纯粹物体的表面性和可逆性。驾驶通过虚空，创造了事物的不可见性、透明度或横向性。类似通过形式的衰减实现的慢性自杀，这种消失形式令人愉快。速度不是植物性的东西，它更接近于矿物，更接近于水晶的折光，而且它已经成为时间灾变和衰竭之场所。但或许它的魔力只不过是虚空的魔力，而诱惑往往只产生于秘密。速度只是让我们进入虚空的仪式：对隐藏于加强的移动性之下的某种回归静止的形式的怀念。近似于对几何学中的活跃形式的怀念。

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度，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对比：核子宇宙日益增强的抽象性和一种原初的、出自内心的、不受控制的生命力之间的对比。这生命力并不来自其根基的牢固，而是来自根基的缺乏，一种新陈代谢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性之中，也存在于工作、身体或贸易之中。归根到底，因其空间，因其精湛的技术，因其粗暴的良知，包括其所开放的仿真空间，美国是现存唯一的原始社会。迷人之处，在于将其当做一个未来的原始社会，当做一个复杂的、杂交的、最拥挤的社会，当做一个充满残暴的然而因外表多样性而显得美丽的仪式的社会，当做作为某个无法预知结果的完整元社会事件的社会来游历。这个社会的内在性已经侵袭了我们，但因缺乏过去而无法被思考，因此从根本上说还是个原始社会……它的原始性已经渗透到某个宇宙的夸张的、非人类的特性中，这个宇宙逃离了我们，也远远超越了自己的道德、社会和生态学理性。

只有清教徒才能发明和发展这种生态和生物的道德规范，这是关乎保护的道德，因而也是关乎歧视的道德，具有深刻的种族主义特征。一切都成为了被过度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如此受保护，导致现在人们开始谈论优诗美地（Yosemite)的去自然化，好让它回归大自然，正如菲律宾的塔萨代人所经历的事情那样。这是在土地恰恰不复存在的地方，对根基的清教徒式的顽念。这是当一切都发生于星体般的冷漠之中时，对居所、对接触的顽念。

一旦人造天堂覆盖了整个（非）文化区域，在其平淡乏味之中，就会出现一种奇迹。在美国，即使在平淡乏味的郊区和「散发着乡土气息的小镇」，空间也透露出某种庄严感。沙漠无处不在，将一切从无意义中拯救了出来。在沙漠里，汽车、冰块和威士忌的奇迹每天都在重复上演：一个混合着舒适生活和沙漠致命性的奇迹。由猥亵所产生的纯粹美国式奇迹：关于完全可用性的奇迹，空间中一切功能的透明化的奇迹，但空间本身却无法溶解于自身的广袤之中，只能受速度所驱逐。

意大利式奇迹：舞台的奇迹。

美国式奇迹：猥亵物的奇迹。

感官之享受与无意义之沙漠之间的对比。

有魔力的，是变幻的形式。不是长满树木和植被的森林，而是石化的、矿物化的森林。是盐的沙漠，比雪还白，比海还平。在没有任何设计、没有任何思考的地方，显现的却是不朽性、几何学和建筑学的效果。峡谷地（Canyons land)，裂口山（Split Mountain）。或者相反：泥巴丘陵（Mud Hills）没有起伏、没有固定形状的地形，古老海床月球般的、肉感的、化石化的地势，线条弯曲如单调的波浪。白沙地（White Sands)白色的波浪……需要借助各个元素的超现实性，来消除大自然的秀美，正如需要借助速度的形而上学，来消除旅程中秀美的自然风光。

事实上，某种无目的的旅行，因而也就是无尽头的旅程的概念是慢慢形成的。抛开种种旅游观光的遭遇，抛开稀奇古怪之物，甚至抛开风景（在高温的棱镜中，只有它们的抽象性被留存了下来）。对纯粹的移动摄影来说，没什么比观光游览或休闲旅行更怪异的事物了。这就是为什么移动摄影在沙漠广袤的平庸中最容易实现，或者在同样荒凉的大都市的平庸中。大都市从来就没有被当成娱乐或文化场所，而是从电视的角度，被视作是舞台布景，电影脚本。这就是为什么移动摄影在极度高温中最容易实现，它成了身体的去领土化的享乐形式。高温下分子的加速运动导致了感觉的不易察觉的衰退。

重要的是要穿越的空间的不道德性，而且重要性远远超过对风俗习惯的探索。重要的是这种不道德性，以及纯粹的距离，以及对社会性的摆脱。在这里，在这个最为道德的社会，空间确确实实是不道德的。在这里，在这个最墨守成规的社会，各个维度都是不道德的。正是这种不道德性使距离变得轻松，使旅程变得无限，是它消除了肌肉的疲惫。

驾驶是健忘症的一种惊心动魄的形式。一切都有待发现，一切都有待消除。无可否认，这其中有沙漠和炫目的加利福尼亚带来的让人释放情绪的震撼，但震撼过后，旅程的第二个耀眼之处便出现了，那就是过度的距离，不可避免的距离，匿名的面孔和距离的无限性，或者某些不可思议的地质造型，后者最终见证的不是任何人的意志，却又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倾覆形象。这一移动摄影也不例外：当它遭遇一张熟识的面孔，一处熟悉的风景，或某种解读时，魅力就被打破：消失活动的健忘的、禁欲的、渐近的魅力向世俗的情感和符号学屈服了。

这一类型的旅行有其独特的事件或神经兴奋，也就是某种特殊的疲劳类型。就像肌肉的纤维性颤动，而肌肉被过多的热量和速度，被过多看到、读到、经历、遗忘的事物磨成了条纹。身体厌倦了空洞的符号、功能性的姿势、天空令人目眩的光辉和梦游般的距离，它的去纤维性颤动变得非常缓慢。随着文化——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稀薄，事物突然变得轻盈起来。美国人发明的这种文明的幽灵形式，这一昙花一现、几乎就要消失的形式突然表现得像是最适应于可能性的形式，而且仅仅是窥伺着我们的生活的可能性。这一支配美国西部的形式，可能也是支配着整个美国文化的形式，是一种地震般的形式：变分法的、有空隙的文化，诞生自新旧世界的裂缝，触觉的、脆弱的、变动不居的、肤浅的文化——驾驶时必须遵循同样的规则，以把握其关键：地震式的滑动，无污染科技。

这一旅行唯一的问题是：在对意义的根除中，我们能走多远？在无参照物可循的沙漠形式中，我们能向前走多远而不崩溃？这一切当然是在保留消失活动的隐秘魅力的前提下。理论问题在此具体体现为旅行的客观条件，这一旅行不再是旅行，而是具有了某个基本原则：临界点原则。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决定性的时刻是突然发现某个事实的瞬间，这一事实是：旅行没有终点，而且已不存在任何理由让旅行结束。超越某个点，变化着的就是运动自身了。依靠自身意志穿越空间的运动转而被空间所吸收——阻力的终结，旅行舞台的终结（恰如喷气发动机不再是穿透空间的能量，而是通过在它前面制造吸纳它的真空来推进自己，而不是按照传统的模式，利用空气阻力来支撑自身）。由此达到那个离心的、偏心的点，此处，运动生产出真空，将你吸入其间。这个眩晕的时刻同样是潜在的崩溃的时刻。这一切与其说是伴随距离和高温而产生的疲惫所致，由在空间中可见的沙漠里前进所致，不如说是由在时间的沙漠中不可逆转的前进所致。

明天是你剩余人生的第一天。

纽约

沉默的大多数和命定策略的航空传教士，猫一样轻盈地从一个机场跳到另一个机场。现在，是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火焰般的森林，新英格兰之镜中某个转瞬即逝的倒影。昨天，还是摩天大楼垂直的温柔。明天，将会是名字极其动听的明尼阿玻利斯（Minneapolis)，一长串轻飘飘的元音的连读，半希腊语，半印第安夏延语，令人想起一种放射性的几何图样，在冰川的边缘，在有人烟的世界的尽头……谈论着大众的沉默和历史的终结，看一眼浩瀚、闪烁的湖水。一阵强风掠过湖面，向东吹去，那里，夜幕正在降临。飞机像风一样安静，在宾馆的玻璃窗后飞过，而后第一批广告开始慢慢在城市上空转动起来。多么神奇的地方，美国！周围，是小阳春，它的温暖预示着雪即将降下。然而，那十万个湖泊在哪里？那个落基山边缘乌托邦一般的希腊城邦。明尼阿玻利斯，明尼阿玻利斯！除了威斯康星小阳春贵族式的优雅和女性般的温柔，明尼阿玻利斯其实只是个光线暗淡的乡村集散地，只能在其地窖和猎场之中，等待自己引以为豪的冬天和寒冷。但是，在这个美国偏远地区的最深处，有海军准将酒吧，世界上最漂亮的装饰艺术，据说菲兹杰拉德（Fitzgerald)曾每晚都到这里喝酒。我也在这里喝过酒。明天，我将被飞机直接运送至另一极端，光亮的、肤浅的、人种混杂的、美学的、支配欲强的另一端，同时继承了一切，包括雅典、亚历山大、波斯波利斯，它就是：纽约。

纽约

警笛声增加了，无论白天黑夜。车速更快，广告更为暴力。娼妓无处不在，电子光线也是。而赌博，所有赌博的强度都在加大。每次接近世界中心时，情况总是如此。但人们在微笑，笑的次数甚至越来越多，可微笑从来不是对着他人的，每次总是对自己的微笑。

面孔差异惊人，各具特色，似乎都欲表达某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古老文化中由老年或死亡赋予的面具，已经戴在这里二十岁，甚至十二岁的年轻人脸上。和这座城市一样。别的城市在很多个世纪中逐渐获得的美丽，这个城市在五十年内就已经实现了。

一缕缕烟，仿佛沐浴中的女孩在拧她们的头发。非洲式发型或者前拉斐尔派发型。平淡无奇，多种族的。法老之城，到处都是方尖碑或针状物。中央公园周围的建筑像飞拱，巨大的公园因此看起来像个空中花园。

这里飘着的不是朵朵白云，而是大脑。云朵漂浮在城市上空，像被风吹动的大脑半球。而人的头颅布满卷云，云从他们的眼睛飘出，仿佛海绵似的水蒸气，从被热雨打得噼啪作响的大地上升起。在天空中，是云朵的性的孤独，在地球上，是人的语言的孤独。

在这里，大街上独自思考、独自歌唱、独自吃饭、独自说话的人的数量难以置信。可是，他们并没有彼此叠加起来。恰恰相反。他们彼此扣除，而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不确定的。

然而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孤独：大庭广众下准备一餐饭的人的孤独，在一堵墙边，或在他的汽车引擎罩上，或沿着一个栅栏，独自一人。在这里，到处可见这种场面，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场景。比贫穷更悲伤，比乞丐更悲伤的，是那个当众独自吃饭的人。没什么比这更与人或野兽的法则相抵触，因为动物总是以彼此分享或争夺食物为荣。那个独自进食的人已经死了（但独自喝酒的人却不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们要住在纽约？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某种因纯粹拥挤而产生的内在电流。一种彼此接近的奇妙感觉，和受某一人工向心性吸引的奇妙感觉。这是它成为某个自我吸引的宇宙的原因，没有任何理由从此逃离。没有任何人性的理由让人呆在这里，只有对拥挤状态的纯粹迷醉。

纽约黑人女性和波多黎各女人的美丽。除了各种族混杂聚居产生的性刺激之外，不得不说，黑色这一暗肤色种族的色素，就像一种自然妆容，受人工妆容映衬，成为了美的组成要素——不是性感的美，而是动物性的、崇高的——，这种美绝望地缺失于苍白的脸上。白色仿佛是身体装饰的弱化，一种中性，并可能由此占有了语词全部的秘传力量，但它归根到底永远无法拥有人工性所具有的隐秘的和仪式的力量。

在纽约，有这种双重的奇迹：每幢伟大的建筑都统治着或一度曾统治这座城市——每个民族都统治着或一度曾统治这个城市，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这里，拥挤让城市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光芒四射，而在别的地方，拥挤则趋向于消除差异。蒙特利尔有所有这些元素——民族、建筑、北美式的空间——，却没有美国城市的光芒和激烈。

云破坏了我们欧洲的天空。与北美辽阔的天空和天空中大块的乌云相比，我们那布满絮状云团的狭小天空，我们那如絮的云团，正如我们如絮的思想，从来就不开阔……在巴黎，天空从来不会起飞。它不会翱翔，它嵌在病态的建筑的背景中。建筑物在彼此间投下阴影，仿佛是一小片私有财产，而没有成为反射彼此的令人目眩的镜子，正如纽约庞大的资本……通过天空就能看得出来：欧洲从来都不是一块大陆。而一踏上美国国土，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完整无缺的大陆的存在——在此空间就是思想本身。

与美国的「市区」和摩天大楼群相比，法国的拉德芳斯区因为将其高楼大厦深埋在某个意大利风格的背景中，深埋在某个被外环路划定界限的封闭剧场内，因而丧失了垂直度和大尺寸在建筑学上的有益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法国式的公园：一束建筑群，外圈系着一条丝带。这与某种可能性背道而驰，即这些怪物可能无限产生其他建筑，并在因竞争（纽约，芝加哥，休斯敦，西雅图，多伦多）而变得富有戏剧性的空间之内，向对方发出挑战的可能性。在这里，诞生的是纯粹的建筑，逃脱建筑师控制的建筑，它从根本上明确否定了城市及其用途，否定了集体和个人利益，固守它自己的疯狂，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的骄傲之外，没有任何对等之物。

不，建筑不应该被赋予人性。反建筑，真正的反建筑，不是亚利桑那艾科尚地（Arcosanti)的建筑，沙漠中心所有软科技的集合。不是，野性的、非人性的反建筑，超越人类的反建筑在这里，在纽约，独自形成，根本不考虑居住环境、舒适度或理想的生态学。它玩起了硬科技，夸大了所有维度，以天地为筹码下注……生态建筑正如生态社会一样，是罗马帝国晚期温柔的地狱。

现代的建筑摧毁活动实在令人惊奇。这是一种和火箭发射截然相反的景观。一幢二十层的大楼整个地垂直滑向土地的中心。它像一个模特一般笔直崩塌，却没有失去垂直的仪态，仿佛是从舞台地面上的活板门往下走，它自己的地表吸收了它的全部碎石。这是现代的一种神奇艺术，可以和我们童年时代的焰火相媲美。

他们说：在欧洲，街道是活的，在美国，街道却是死的。他们错了。没什么比纽约的街道更紧张、更令人激动、更吵闹、更生机勃勃的了。人群、喧闹和广告占据了街道，时而充满暴力，时而漫不经心。数以百万计的人占据了街道，四处游荡，没精打采，暴戾激烈，似乎他们没别的事可做，事实上，除了创造城市的永恒场景以外，他们可能真的无事可做。到处都有音乐，交通繁忙，相对来说迅猛且安静（不是意大利那种神经过敏的、戏剧性的交通状况）。街巷和林荫大道从来没有清空的时候，但是，城市明晰、开阔的几何学摆脱了欧洲小街小巷组成的交通动脉的拥挤状态。

在欧洲，街道只有在发病时才显得有点生气，例如在历史时刻、革命、设置路障时。其他时候，人们一般都匆匆而过，没有人会真的在此滞留（不再有人游荡）。正如欧洲的汽车：没有人住在里面，车子没有足够的空间。城市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或者不如说，这个空间被誉为是公共的，被打上了公共舞台的所有标记，禁止你穿越这个空间或在其周围徘徊，仿佛它是个沙漠，或某个无关紧要的区域。

美国的街道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历史时刻，但它始终是骚动不安的、充满活力的、运动的、电影化的，正如这个国家自身。在这里，纯粹历史和政治舞台无足轻重，而变化的毒性——不管变化是受科技、种族差异还是大众媒体催生——都是巨大的：这是生活方式本身的暴力。

在纽约，城市旋转得如此迅猛，离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是设想两人共同生活，或参与某人的生活，已经是超人类的行径了。唯有宗族、帮派、黑手党、隐秘或邪恶的社团和某些共谋者能继续生存下去，夫妻则不行。这是反方舟。在上一艘方舟中，为了防止洪荒毁灭物种，动物成双成对地上了船。在这艘方舟上，每个上船的都形只影单——每个晚上，都得由他自己去寻找最后的幸存者，举行最后的聚会。

在纽约，疯子们已经被释放出来。他们被丢弃在城市，同出入这个城市的其余朋克、瘾君子、吸毒者、酒鬼或穷人相差无几。很难明白一个如此疯狂的城市为什么要把它的疯子关押起来，为什么要把疯狂的某些样本从流通中抽取出来。实际上，疯狂已经以多种方式，夺取了整个城市。

「霹雳舞」是一种杂技般的壮举，只有在结束的时候，当它凝固于一种懒散、冷漠的姿势时（手肘支在地上，头无精打采地埋在手掌中，正如我们在伊特鲁里亚的墓穴上所见的那样），我们才会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一种舞蹈。突如其来的静止让人回想起中国京剧。但中国武将是在动作的高潮，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停止动作，而霹雳舞者却以一个可笑的姿势，静止于动作的低潮。看他们这样贴着地面，在自己身上做着盘绕和螺旋的动作，简直可以说他们在身体内部为自己挖洞，在洞穴深处，他们摆出了死神的讽刺、慵懒的姿势。

我从未想过，纽约的马拉松竟会让人落泪。这是世界末日式的表演。我们能够像谈论自愿的奴役那样，谈论自愿的受难吗？在狂风暴雨中，在直升机下，在掌声中，他们戴着铝帽，斜眼看着跑表，或者赤裸着胸脯，眼神慌乱，他们都在寻找死亡，因精疲力竭而死，这是约两千年前，第一个跑马拉松的人的命运。不要忘了，是他给雅典带去了胜利的消息。他们可能也同样梦想着带来一个胜利的消息，但是他们人数太众，因此他们的消息已没有任何意义：经过努力抵达终点的消息，某个超越人类承受范围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带来的不甚明了的消息。他们共同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某个关于人类灾难的消息，因为在终点线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衰退，最先到达的还身形健美、充满斗志，随后是「劫后余生者」，几乎是被他们的朋友架着到达终点线的，或者是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跑完了全程。17000人参加了赛跑，让人想到真正的马拉松战役，那时参加战斗的人数甚至没有达到17000人。他们有17000人，每个都孤独地奔跑着，甚至没有胜利的念头，只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马拉松战役中那个希腊人断气时说「我们赢了！」。筋疲力尽的马拉松赛跑者，当他倒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时，说的是「我做到了！」（I did it!）。

我做到了！

这是广告活动和自我表演的一种新形式的口号，一种纯粹和空虚的形式，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它取代了竞赛、努力和成功带来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沉醉。

纽约马拉松已成为某个国际性符号，象征着拜物教表演，象征着对虚无的胜利的狂热，象征着对无结果的壮举的喜悦。

我跑了纽约马拉松：「我做到了！」

我征服了安纳布那尔山：「我做到了！」

登月事件具有同样的性质：「我做到了！」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件，不如说这是进步和科学发展进程中被预先安排好的事件。必须这样做。于是人们这样做了。但是，这一事件没有推进人们对空间的千年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耗尽了这一梦想。

同样的无用感存在于实施任何计划时，也存在于做任何事只为证明自己有能力这样做时：生孩子，爬山，性征服，自杀。

马拉松是一种表演性的自杀形式，一种广告式的自杀形式：跑是为了表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极限，为了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有能力达到终点。涂鸦也是如此，它们诉说的只是：我是某某人，我存在着！它们是对存在的免费宣传！

有必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吗？这是虚弱的奇怪符号，是一种新幻觉的征兆符号，无面孔的表演的新幻觉，无尽头的显著事实的新幻觉。

神秘运输公司

一场降雪之后，一辆镀铬机件闪闪发光的青绿色卡车在晨曦中开过第七大道。在它的侧面，金色的金属字体标着这样的文字：神秘运输（Mystic Transportation)。

这代表了整个纽约和它有关颓废的神秘观点：这里有所有的特殊效果，从垂直的崇高性到地上的腐朽，有所有种族和帝国混杂而居的特殊效果，这是城市的第四重维度。

未来，城市将变得辽阔而非都市化（洛杉矶），未来，它们将自我埋葬，甚至连名字也不会有。一切都将变成基础设施，沐浴在人造的灯光和能量之中。辉煌的上层建筑、疯狂的垂直性将会消失。纽约是这种巴洛克式的垂直性，这种离心的偏心性的最后放纵，之后而来的，将会是水平方向的分解，和地底下的内爆。

由于其全部人口之间不可思议的共谋，纽约将自己的灾难搬上了舞台。但这并不是颓废效应，而是它自己的力量的效应，任何事物都威胁不了——因为威胁根本不存在。它的密度，它表面的电流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每天早晨重新开始的生活是一种奇迹，因为前一夜有那么多的能量被消耗。它的电压像一个电流的穹顶一般，保护它免受一切外来毁灭的威胁。不是如七六年的停电事件那样的内部事故，但这些事件的规模令它们成为世界性事件，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荣耀。这种集中度和离心性只能带给它关于自身终结的妄想，这一妄想，纽约的「舞台」已将其审美地写入其疯狂中，写入其暴力的表现主义中，与此同时，在对垂直性的技术癫狂中，在加速的平庸化中，在各个面孔幸福或不幸的生机中，在人类对纯粹流通的献祭的傲慢中，整个城市都在共同酝酿着这一妄想。

没有人会看你一眼，每个人都陷于自己那无个性的角色的强烈压力之下。纽约没有警察——别的地方，警察的在场是为了赋予城市以一种都市的、现代的外表，这些城市仍然是半乡村的（巴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都市化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致没有必要再表达它，或赋予它一种政治特征。另外，纽约已不再是个政治城市，很少看到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团体的游行示威，即使有，也总是显得很可笑（族群是通过节日和体现他们在场的种族表演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暴力不是社会关系的暴力，而是所有关系的暴力，它是指数式的。作为表达方式的性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过时——即使与性有关的海报随处可见，它也已经不再有时间在人类的爱情关系中得到实现，它变成蒸气，进入到每个瞬间的混杂之中，进入到更为短暂的诸多接触之中。在纽约，会重新找到某种光荣感，觉得自己戴上了所有人的能量的光环——不是欧洲那种有关变化的阴沉景观，而是有关变异的美学形式。

在欧洲，我们拥有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反射事物的艺术。没有人会质疑我们这种历史的精妙感和概念的想象力，甚至大西洋彼岸的思想家也对此艳羡不已。但是，振聋发聩的真理，当下的神奇效应在太平洋沿岸，或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圈子里。不得不说，纽约和洛杉矶是世界的中心，即使这个观点中有某些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扫兴的东西。在愚蠢和变异特征方面，在天真的过度和社会的、种族的、道德的、形态学上、建筑学上的离心性方面，我们都绝望地落后于这个社会。没有人有能力分析它，美国的知识分子尤其不能，因为他们被隔绝在校园中，对四周构建起来的具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充满了戏剧性的陌生感。

这是因财富、权力、衰老、冷漠、清教徒主义和精神洁癖、贫穷和浪费、科技虚荣心和无用的暴力而完全腐烂的世界，我却无可遏抑地发现它有着世界之初的模样。或许是因为，即使它在支配和剥削着世界，整个世界仍然在继续梦见它。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我的脚下是格陵兰冰川，耳机里是《殷勤的印第安人》，屏幕上是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膝上睡着一个老男人——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是的，我感觉到了爱情的所有狂野……」从一个时区到另一个时区，妙不可言的嗓音这样唱着。机舱里，人们都在睡觉，速度对爱情的狂野一无所知。在夜与夜之间，在我们出发的那一夜和我们即将降落的那一夜之间，白天只有四个小时。但这妙不可言的嗓音，这失眠的嗓音走得更快。它穿越冰冻的、横越海洋的气氛，沿着女演员长长的睫毛，沿着太阳升起时紫色的地平线，在喷气机温暖的棺材里滚动，最终到达了冰岛的海面上。

旅程结束了。

星形的美国

星形的美国。纯粹流通的抒情特质。与欧洲分析性的忧郁恰成对比。来自向量的、信号的、垂直的与空间的即刻晕厥。与文化注视的狂热距离形成对照。

隐喻崩溃的快乐，而在我们那里，我们还在为其戴孝。猥亵的喜悦，显著事实的猥亵，权力的显著，仿真的权力。一切与我们失望的童贞，与我们感情的裂缝形成对照。

晕厥。汽车引起的水平的晕厥，飞机引起的海拔高度的晕厥，电视引起的电子的晕厥，沙漠引起的地质的晕厥，大都市引起的立体感觉的晕厥，权力游戏和权力博物馆引起的超政治的晕厥，美国已成为全世界的权力博物馆。

对我来说，不存在有关美国的真相。对于美国人，我仅仅要求他们是美国人。我不要求他们聪明、理智、独特。只要求他们居住在一个与我的空间没有共同特征的空间，成为对我来说最高的星点，最精美的轨道空间。为什么我要去法国，在种族性和本土化之中完成自己的去中心化呢？它们只是向心性的碎片和遗迹而已。我想远离中心，成为离心的人，但我要在某个世界中心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新的快餐店，最平庸的郊区，最没特点的大型美国汽车，或最无意义的漫画人物游行，都比古老欧洲任何一次文化游行更处于世界的中心。唯有这个国家能够提供这种粗暴的天真：对于事物、面孔、天空和沙漠，你只要求它们保持本来的面目，见山是山（just as it is）。

美国总是给我一种真正禁欲的感觉。文化、政治以及性都完全被沙漠视角统摄，沙漠在这里构成了一种原始场景。在其跟前，一切都消失殆尽，因一种营养不良的后续影响，连身体也消失了，一切都呈现出一种透明的形式，一种接近消失的轻盈。我周围的一切都遭受着这种沙漠化。但只有这种极端的实验使人能够通过并产生出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看到的星性。

美国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是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实用的，这里的一切却又让人陷入幻想。可能美国的真相只能被一个欧洲人发现，因为只有他在这里看到了完美的拟像，对一切价值的内在性和物质转换的拟像。美国人完全体会不到仿真的意义。他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仿真形式，但是没有掌握仿真的语言，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模特。因此，他们是某个分析现代世界所有可能性变体的报告的理想材料。与原始社会在其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毫无二致。同一种神话的、分析的狂热曾驱使我们关注那些早期的社会，今天，带着同样的激情和偏见，它又驱使我们向美国的方向张望。

事实上，在这里，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与欧洲保持距离，无法在这里获得更为奇特的观点。转过身，欧洲只是就此消失了。因为问题不在于以一种批评的姿态去看欧洲。这在欧洲大陆内部已经做得很好了。另外，还有什么值得被批评的呢？有哪一样东西不是已经被批评了上千遍呢？需要做的，只是进入美国的虚构中，进入作为虚构的美国中。事实上，它正是以此名义来支配世界的。即使每个细节都无足轻重，美国仍旧超越了我们所有人……

美国是一幅巨大的全息图，因为整体的信息被包含在每个元素里。看一看沙漠中某个最不显眼的加油站，中西部某个小镇任意一条街道，一个停车场，一幢加州的房屋，一家汉堡王快餐店或一辆斯第贝克汽车，你就能看到整个美国，南部、北部、东部或西部都尽收眼底。说它是全息照相，是因为它有激光的相干光，简单的元素被同样的光束扫描产生了同质性。从视觉和可塑性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事物似乎是由一种更加不真实的物质组成的，它们在虚空中旋转、移动，仿佛受一种特殊灯光的影响，仿佛在穿越一层薄膜，却对此毫不知情。沙漠自然如此，但拉斯维加斯、广告也是如此，以及人们的活动、公共关系、日常生活的电子学，所有这些都因某个光的信号的可塑性和简单性而凸显出来。全息图近似幻想世界，它是一个三维的梦，我们可以像进入某个梦境一般进入其中。一切都依赖于承载着事物的光线的存在，如果它被中断，所有效果都会消散，现实也随之消散。然而，我们的确感觉到，美国是由相似元素之间稀奇古怪的转换组成的，而且一切都只系于一束光线，一束激光之上，激光在我们眼前扫描出美国的真实来。在美国，幽灵[1]不是指幻影或者幽灵的舞蹈，而是使光色散的光谱。

在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芳香四溢的山坡上，所有别墅都像殡仪馆。在栀子花和桉树之间，在丰富的植物品种和单调的人种之间，是已变成现实的乌托邦梦想的悲剧命运。在财富和解放的中心，总是能听到同样的问题：「纵欲狂欢之后你干什么？」当一切，包括性、鲜花、生和死的陈词滥调都唾手可得时，还能做什么呢？这是美国的问题，而且已通过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的问题。

任何寓所都具有某种坟墓的特征，但是在这里，伪造的宁静是彻底的。绿色植物可耻地四处蔓延，像极了死亡的纠缠，落地玻璃窗看起来已经像白雪公主的玻璃棺材，苍白矮小的花丛像得了硬化症似的延伸开来，房屋里面、下面、四周是数不胜数的科技枝桠，仿佛医院里的输液和复苏管线，电视机、立体声音响、录像机保障了与外界的交流，小汽车，或好几辆小汽车保障了与殡仪馆式的购物中心，即超级市场的连接，最后还有妻子和孩子，作为成功的光彩夺目的症状……这里的一切都证明死亡最终找到了它的理想家园。

微波炉，废物处理，地毯的性高潮式的弹性：这种柔软的、海滨浴场风格的文明形式不可遏抑地让人想起世界末日。这里所有的活动都带有一种世界末日的秘密色彩：这些对拉丁性或马克思主义偏执成狂的加州学者，这些对贞节或罪恶偏执成狂的各种教派，这些在薄雾中患了梦游症似的慢跑者，仿佛从柏拉图的洞穴中逃脱的影子，这些从精神病院逃脱的真实的低能者或先天愚钝者（把疯子释放到城市的做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世界末日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是启示录中最后一封印的开启），这些从他们自己身体的荷尔蒙实验室中逃脱的胖子，还有这些钻井平台——「石油避难所」，后者在夜晚守望着大海，像豪华的赌场，或者外星人的太空船。

令人销魂的超真实主义

令人心醉神迷的禁欲主义

多重处理的移动摄影

交互的多维性

致幻

西部数据

健身公司

无里程限制

零频道

圣巴巴拉暧昧的酒吧。打桌球的人红色的背带。福柯、萨特和奥逊·威尔斯，三人都在吧台边，一起说着话，长相惊人地相似，信念却各不相同。「鸡尾酒风景」。暴力的味道，啤酒的怪味。「禁止拉客。」

性，海滩，和山脉。性和海滩，海滩和山脉。山脉和性。一些概念。性和概念。「只是一种生活。」

所有东西都被仿真再现。风景被摄影再现，女人被性的场景再现，思想被文字再现，恐怖主义被时尚和媒体再现，事件被电视再现。事物似乎只能通过这种奇怪的命运而存在。我们会怀疑，世界本身是否只作为广告存在，这个广告可能由另一个世界制作完成。

当唯一的美由整形美容手术创造，当唯一的都市美由绿色景观手术创造，当唯一的意见由民意调查美学手术创造……现在，随着对基因的操控，整个人类的整形手术终于来临了。

有这样一种文化，它既建立了特别的研究机构，以便身体能在此互相接触，同时也发明了平底锅，在锅里，水不会接触锅底，因为锅底的材质如此均一、干燥、人工化，以至于一滴水都不会沾在上面，正如那些在「感觉」和疗伤性的爱之中相互交缠的身体片刻也不会互相接触一样。这种行为被称之为接触面或交互作用。它已经取代了面对面的接触和行动，它也被叫做沟通。因为这其中的确有沟通：神奇之处在于，平底锅锅底在不接触水的情况下会把热量传递给水，类似一种远距离的煮沸方法，正如身体通过某种分子的毛细作用，在既不诱惑也不扰乱另一个身体的情况下，把它的流质和性欲潜能传递给后者。分离编码运行得如此好，使人们能够把水和平底锅分开，使平底锅将热量作为某种信息传递，或使某个身体将自己的欲望作为某种信息，作为某个需要解码的流质传递给别的身体。这被叫做信息，它已经渗入一切事物中，像一个患有厌恶症和偏执狂的老生常谈，它既触及了色情关系，也触及了烹调器皿。

在对无菌状态的同一种狂热中：

盖提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古老的油画看起来像新的，闪闪发光，似乎经过漂白，除去了所有铜绿和龟裂，笼罩在人工光泽中，一如围绕着它们的庞贝式赝品构成的装饰。

在费城，有一个名叫「移动」（MOVE）的激进教派，他们有一套奇怪的教规，包括同时禁止尸体解剖和垃圾清理。这个教派被美国警察一网打尽，警察枪杀了十一个人，放火烧了附近三十幢房子，这些房子有些是曾要求清除这个教派的邻居的，真是个讽刺！

在这些事情上，也要保持清洁，消除垃圾和龟裂，令事物回复到原初清洁状态，进行整修工作。「令美国保持清洁」。

每个人经过时向你展露的微笑，因人性温暖而触发的下巴的友好收缩。这是交流的永恒微笑，通过这个微笑，孩子初次感受到他人的存在，或者开始绝望地思考他人的存在问题。这微笑相当于世上唯一的那个人最原初的尖叫。无论如何，在这里，人们向你微笑，尽管微笑既不是出于殷勤，也不是出于诱惑的欲望。微笑只意味着有微笑的需要。有点像柴郡猫的笑：所有情绪都已消失良久，笑容还浮现在脸上。任何时刻微笑都随传随到，但却小心翼翼避免存在，避免暴露自己。笑容背后没有隐藏的动机，却把你阻挡在距离之外。它是情绪全面低温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死者在殡仪馆里露出的也是这种微笑，因为他始终怀有保持联系的期盼，哪怕是在彼岸世界。免疫性的微笑，广告式的微笑：「这个国家很好。我很好。我们是最好的。」这也是里根的微笑，笑容满溢整个美利坚民族的自我满足感，它正在成为唯一的统治原则。自我预言式的微笑，就像所有的广告符号：请微笑，别人将回报以微笑。微笑以展现你是透明的，是坦率的。如果你没什么可说的，就请微笑。尤其不要隐藏你无话可说的事实，也不要隐藏他人于你无足轻重的事实。让这空虚、这深刻的冷漠自发地在你的笑容中流露出来，把这空虚、这冷漠馈赠给他人，用零度的喜悦和愉快照亮你的脸，微笑，微笑……虽然没有身份特征，但美国人都有一口令人赞叹的牙齿。

而且微笑的确起了作用。里根因微笑获得的舆论支持，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肯尼迪式人物因理性或政治才智获得的舆论支持。求助于一种动物般的或婴儿般的纯粹祝颂胜算更大，所有美国人都集中在了这种牙膏效应下。从来没有什么观念或者独一无二的全国性价值能产生如此的效果。里根的可信性恰好等同于他的透明度和他的微笑的无用性。

玩滑板的人带着随身听，知识分子用他的文字处理软件工作，布朗克斯霖雳舞者在罗克西剧院（Roxy）或别处疯狂地旋转，还有慢跑者，健身者：到处都是同样的白色的孤独，到处都是同样的自恋的折射，不管这折射是对身体而言的还是对智力而言的。

无论何处，身体的海市蜃楼都显得那么非同寻常。身体是唯一获得关注的对象，但它不是作为快乐的源泉，而是在失败或不理想结果的困扰下，获得狂热关心的对象。因为失败或不理想结果是死亡符号和对死亡的预期，对于死亡，没有人能再赋予它一种意义，只能作出自己永恒的防范。在对其无用性的反常确信中，在对其无法重生的完全确信中，身体受到怜爱。然而，快感是身体重生的某种结果，我们想将其囚禁在荷尔蒙的、血管的、饮食的强迫症式平衡中，但身体因快感而超越了这种平衡，超越了形式和卫生的驱魔仪式。因此，必须让身体忘记快感——快感是一种现时恩惠，令身体有可能变成其他外在形式——，必须让其致力于保存某种乌托邦式的然而无论如何已经遗失了的青春。因为质疑自身存在的身体已经死了一半，而它当前半瑜珈、半入迷的崇拜状态仿佛是死气沉沉的专注。身体活着时受到的照料，预示着它将来在殡仪馆中的妆容，它会有与死亡「连通」的微笑。

因为一切均在于这个「连通」行为中。重点既不是成为也不是拥有一个身体，而是与自己的身体相连通。与性器连通，与自己的欲望连通。与自己的各种功能相连接，正如连接到不同的变能器或录像机屏幕上。「连通」的享乐主义：身体是一个剧本，其讲究卫生的奇特旋律穿过无数的整容手术、肌肉锻炼、刺激和仿真工作室，后者从威尼斯延伸至图旁嘎峡谷，描述着一种无性别的集体执念。

这种执念被另一重执念所回应：与自己的大脑相「连通」的执念。人们在文字处理器屏幕上注视着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大脑的运作。人们已经不再试图从肝胆或内脏，甚至不再从心脏或目光中读出点什么，而仅仅试图阅读大脑的想法，希望揭示其中数以十亿计的连接，并像玩电子游戏那样参与它的运作。所有这些大脑的、电子的附庸风雅都表现得极度矫揉造作——它远不是某种高级人类学的象征，只是某种被简化为脊髓终端赘生物的人类学的标记。但是，请别担心，这一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吸引我们的，是大脑及其运作的景观。我们盼望看到我们自己思想的进展情况——而这本身就是种迷信。

因此，大学学者与他的计算机搏斗，不停地校正、修改、精细化，把这一活动变成了一种无止境的心理分析，记住一切以逃避最后的结局，以推迟死亡大限以及致命的写作大限的来临，而这一切都依赖于与机器共同形成的一种永恒的反馈回路。这是公共魔力的绝妙工具，事实上，一切相互作用最终都可归结为与机器之间的无止尽的对谈。看看在学校的孩子和他的电脑，你们觉得教会了他互动能力，教会了他向世界敞开心扉了吗？仅仅只是创造了一种「孩子器」式的集成电路而已。至于知识分子，他终于找到了某种东西，等同于青少年从立体声和随身听里所获得的：思想壮观的去崇高化过程，他自己观念的图像信息。

在罗克西剧院，隔声台俯瞰着舞池，正如荧光屏俯瞰某个无线电导航室，或技术人员的工作间俯瞰电视演播室。整个大厅是一个荧光四射的环境——聚光灯，频闪闪光灯的效果，跳舞的人身上扫过一道道光束——这些都与荧光屏有着同样的效果。而且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今天，没有哪一种身体的登场，没有哪一种表演能够摆脱屏幕的控制——不是为了借助镜子的距离或魔力看见或反映自身，不，而是作为一种即时的、无深度的折射。无处不在的视频只有一个作用：某种心醉神迷的折射的屏幕，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形象、场景或戏剧性，完全不是用于游戏或自省，而是用于连通到它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种循环的连通，如果没有这种短暂的、即时的网络——由一个大脑、一个物体、一次事件或一场谈话在连通到它们自己身上时制造出来的网络——，如果没有这种永恒的视频，当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视频阶段已经取代了镜像阶段。

这不是自恋，不应该滥用这一术语去描述这种效应。围绕视频或立体声文化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一种自恋的想象，而是一种疯癫的自我指涉效应，是一种短路，会立即将同类事物互相连通，因此在同一时刻强调了表面的强度和深处的无意义。

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殊效果。对宝丽来的着迷也是如此：几乎同时拥有对象及其影像，仿佛古老的光线物理学或形而上学实现了，在其中，每个对象都释放出它自身的复制品或翻版，可以被我们的肉眼捕捉到。这是一个梦。这是某个魔法过程的光学实现。宝丽来照片仿佛是从真实的物体上脱落下来的一层令人陶醉的膜。

我们可以拦住一匹发狂的马，却拦不住一个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着白沬，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倒计时，全神贯注于他进入反常状态的那一刻，此时千万不要拦住他问时间，他会把你吃掉。他嘴里没有嚼子，但他很可能手持哑铃，或皮带上挂着重物（女孩们脚踝带镯子的时代哪里去了？）。三世纪的基督教苦行者在匮乏和骄傲的静止中所寻求的东西，他在身体肌肉的精疲力竭之中去寻求。在苦修方面，他是那些在健身房，利用装有铬合金滑轮和可怕的医疗假肢的复杂器械，有意识地令自己疲惫不堪的人的兄弟。从中世纪的刑具到流水线工作的工业活动，再到利用机械假肢锻炼身体的技术，这中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就像节食、健身和很多其他事物一样，慢跑是一种新形式的自愿奴役（同时也是一种新形式的通奸）。

显然，慢跑者才是真正的摩门教圣徒，是某个暗中来临的世界末日的主角。一个男人笔直向前跑在沙滩上，沉浸于随身听的音色中，像茧一般被封闭在自身能量的孤独献祭里，甚至面对灾难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等待由自己，由耗尽在他眼里已变得毫无用处的身体的能量，来实现自我毁灭：再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能唤起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想象。绝望的原始人自杀时，会去大海游泳，直到筋疲力尽；慢跑者的自杀，是在堤岸边来来回回地跑动。他的眼睛是狂野的，唾液从他嘴里流下，不要去阻止他，他会打你的，或者会继续在你面前，像个着了魔的人一般跳舞。

唯一可与之相比的痛苦，是城市中心孤独地站着吃东西的人的痛苦。在纽约，我们能看到这些被社交生活遗弃的人，他们甚至不再躲藏，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他人的残羹冷炙。但这仍然是都市的、工业化的贫穷。成千上万个孤独的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奔跑，从不为别人着想，他们脑袋里的立体声流质，从他们的眼睛中流淌出来，这，就是《银翼杀手》的世界，大劫难之后的世界。甚至对加州的自然风光、对山林大火都无动于衷——这场大火被热风吹至海上十英里以外，它的烟雾包围了近海的石油平台——，对所有这一切都视而不见，通过一种淋巴的鞭毛鼓动作用，顽固地向前奔跑，直至献祭般地精疲力竭：这是一个来自来世的符号。就像肥胖的人不停地发胖，就像唱片在同一个槽里无止境地旋转，就像肿瘤细胞增生扩散，就像一切事物都已遗失令自身停止运转的公式。这里的整个社会，包括它积极的、富有生产力的部分，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向前奔跑，因为他们已经遗失了停下脚步的公式。

所有这些田径服、慢跑装、宽松短裤和肥大的棉质衬衫，这些「休闲装」，它们都是夜行衣，所有这些悠闲的漫步者和跑步者事实上还没有走出夜晚。由于穿着这些宽松飘逸的衣服，他们的身体就像是漂浮在他们的衣服里面，而他们本人则像是漂浮在他们自己的身体里面。

厌食症患者的文化：关于厌恶、排斥、人血、拒绝的文化。一种肥胖、饱和、过剩阶段的特征。

厌食症患者在试图阻止这一切时，却以一种应该说是诗意的方式预告了这一切的来临。他拒绝缺乏感。他说：「我什么都不缺，所以我不吃东西。」而肥胖者正好相反：他拒绝饱足感、充盈感。他说：「我什么都缺，所以我什么都吃。」厌食症患者通过空腹抵御缺乏感，肥胖者通过过饱抵御饱足感。两者都是顺势疗法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根除病症的方法。

另一种解决办法来自慢跑者。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自己呕吐了出来，在跑步过程中，与其说他消耗了能量，不如说他把能量呕吐了出来。他必须达到疲劳产生的沉醉状态，即机械性灭绝后的反常状态，正如厌食症患者寻求器官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空虚的身体的沉醉，正如肥胖者寻求体积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充盈的身体的沉醉。

最近困扰美国公众舆论的问题：对儿童的性虐待（sexual abuse）。一则法令特别指出，出于对无法控制的性虐待的顾虑，在照顾幼童时，必须有两人同时在场。与此同时，超市购物袋上必须印上失踪儿童的头像。

保护一切，侦查一切，限制一切——着魔的社会。

节约时间。节约能量。节约金钱。拯救我们的灵魂——患了恐惧症的社会。

低焦油。低能量。低卡路里。低性。低速度——患了厌食症的社会。

奇怪的是，在这个一切都极度丰富的世界，他们却要挽救一切，节约一切。一个年轻的社会一心想保护其未来而导致的强迫症吗？给人的感觉却仿佛是预感到某种威胁而产生的强迫症，因为无凭无据，这威胁显得更加阴险。是物质的极度丰富制造了一种幻觉，仿佛短缺和拮据状态会死灰复燃，必须用顺势疗法的规训加以避免。禁食——集体性节食，生态环境控制，身体的苦修和禁欲，这一切没有别的理由。整个社会组织起来，以对抗因充裕而过度进食、而窒息的神的报复。我们当今的根本问题，当然是抵抗肥胖症的侵扰。

清点一切，储存一切，记住一切。

于是，大象被封存在液态沥青中，它们的骨头在黑色的、矿物的黏性中变成了化石，还有狮子、獴犸象和狼，它们从前曾在洛杉矶平原上漫游，是石油层的第一批史前牺牲品，如今，在汉考克公园（Hancock Park）某个史前史教育博物馆里，它们接受了第二次防腐处理。所有这一切被人们依据道德标准，以充满信念的方式呈现——美国人是有信念的人，对一切确信不疑，并试图说服别人相信。他们的真诚的一个方面，是执著于重构某个过去，某种历史，这一历史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他们摧毁或偷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变成化石的大象，保护区内的印第安人，全息摄影图般的美洲杉，等等。

盐湖城的摩门教徒在他们的电脑里，统计了文明地区（白种人）所有的知名人士，他们的行为，和所有美国人在各地带着一种传教士精神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同。令根基复活永远都不会太晚。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不是第一个占有历史的，却是第一个通过重构令一切事物不朽的（自然界用了上百万年才完成的化石运动，他们通过把东西放进博物馆，可以在顷刻间达到这种效果）。但是，美国人对博物馆的定义要比我们宽泛得多。每样东西都值得保护，值得进行防腐处理，值得复原。一切都可以再生，通过拟像实现的永恒的再生。美国人不仅是传教士，还是再洗礼派教徒：因为错过了原初的洗礼，他们梦想对一切事物进行第二次施洗，而且只赋予这后来的圣事以价值，我们知道，这后来的圣事是第一次的重演，但显得更为真实，这就是对「拟像」的完美定义。所有再洗礼派教徒都是宗派主义者，有时十分暴戾，美国人也不例外。为了精确再现事物的形式，为了在最后审判时呈上它们，他们已做好了摧毁和歼灭的准备——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一个再洗礼派教徒。

摩门教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不是件偶然的事：他们要对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二十代人进行统计，这统计就相当于新的洗礼和救赎的承诺。福音传道已经变成异形和外星人的使命，传道事业之所以会如此发展（？），要归功于最新的记忆储存技术，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信息科学深刻的清教徒主义，信息科学是一种高度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式的学科，它继承了救赎技术普遍的、科学的刻板性。天主教会反改革的方法，因其天真的圣礼实践，因其宗教仪式，因其更为古老和民众化的信仰，从来就无法与这种现代性竞争。

执行终端
基本根除
元数据消费

存活问题在四处被提上日程，仿佛是出于对生命的某种难解的恶心或对灾难的一种集体渴望（但不应该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这也是一种灾难游戏）。当然，生存的全套甲胄，包括节食，生态学，对美洲杉、海豹或人类的保护，都倾向于证实我们蓬勃的生命力（正如所有充满想象的童话故事都倾向于证实真实世界是非常真实的一样）。但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因为，不仅生活着的事实没有得到过确证，而且这个社会的悖论是，我们甚至不可能在其中死去，因为我们已然在其中死亡……这是真正的悬念。这一悬念不仅来自核能，还来自安逸的生活，后者将我们都变成了幸存者。如果发生核爆炸，我们将既没时间死亡，也不会有任何死亡的意识。从今往后，在这个受过度保护的社会，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死亡的意识，因为我们已不易察觉地进入了一种太过安逸的生活。

大屠杀以一种预告的形式，已经呈现了上述情形。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剥夺的东西，是掌控他们自己死亡的可能性，是将死亡当做一种游戏、一种赌注、一种牺牲的可能性：他们被掠夺了死亡的能力。这是缓慢地、顺势地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发展。爆炸和灭绝（奥斯威辛和广岛）仍然在继续，它们只是采用了一种地方病的、化脓性的形式，但连锁反应仍然在继续，通过毗邻产生的复制，病毒和细菌学的进程。历史的终结，恰是这种连锁反应的开幕式。

对继续生存（而不是对生存）的狂热是这种情势的一个征兆，而且可能是物种退化最令人忧心的信号。因为如果观察这一狂热在当前所呈现的形式——防核子避难所，低温保存，高压治疗——，我们会明白这正是灭绝的形式。为了避免死亡，人们选择被引渡到某种保护罩中，不管这保护罩是何种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将某个事实当做一种令人心安的信号，即人们很快就对核防护用品失去了兴趣（避难所市场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声望市场，就像名画或高级游艇市场一样）。因核威胁而烦不胜烦的人们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向它屈服，让这毁灭的威胁飘浮于空中，或许还隐晦地意识到它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妥协外表下进行根本性反抗的好例子。「如果我们不得不死，宁可死在野外，也不要死在地下的石棺中。」由此，对生存的勒索被终止，生活又开始继续。

核爆炸威胁的宏大剧情，戏剧化的谈判，「星球大战」，每个人都对如此多的世界末日说感到厌倦，在内心深处，他们用一种想象力的缺乏来回避此类话题。甚至当有人想用类似《最后审判日》（The Last Day）的电影来唤醒这种想象力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什么都无法令这一场景或这一核能猥亵变得可信。在这类微妙的事情上（就像癌症），对死亡的想象会招致致命事件的发生。因此，大众在夸大其词的核问题上表现的沉默的冷漠（不管它来自核能大国还是反核能运动者），是一个伟大的希望，和一个极度重要的政治事实。

有部科幻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早上，在某个山间豪华别墅区中，几名特权者发现自己被一个透明的、无法跨越的障碍物包围，一道一夜之间出现的玻璃墙。从被玻璃笼罩的舒适环境深处，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被切断了和这个真实世界的联系，后者于是突然之间变成了理想的世界，但一切都太晚了。这些特权者将像金鱼一样，在他们的玻璃缸里慢慢死去。一些大学校园也会给我同样的印象。

隐藏于松树、田野、河流之间（这原本是个古老农场，后来被捐赠给了大学），内部布满一栋栋楼房，楼房与楼房之间互相看不到对方，正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就是圣克鲁兹（San Cruz）。这里有点像百慕大三角区（Bermuda Triangle），或者圣巴巴拉：一切都在此消失，一切都被吸收。完全的中心偏离，完全的社区。在理想的城市之后，是理想的家园。没有什么事物会汇聚在一起，交通、建筑、权威都不会。但与此同时，游行示威也变得不可能：在哪里集合呢？游行只能在森林里打转，只有游行者自己才能看到。在加州所有以开阔和休闲著称的校园中，这一所是最理想化的，最贴近自然的。它浓缩了所有的美。享有盛名的建筑师们设计了建筑，卡迈尔（Carmel）和蒙特瑞（Monterey）海湾在其四周伸展开来。如果有什么地方能代表未来的社交生活，就是这里了。可是正是因此，这一受令人愉悦的植被和学术开放气氛保护的自由再度成为了自己的囚徒，被监禁于一种自然和社会的过度保护之中，后者最终制造了某个监狱式的世界所能制造的痛苦（监狱系统正依靠其墙壁，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比开放的社会系统更快地走向乌托邦）。在这里，社会已获得解放，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这里一样。精神病医院得到建立，公共交通是免费的，矛盾的是，这一理想国是自我封闭的，就像是在一堵玻璃墙之后。

这面水晶墙是一个天堂般的、向内伸展的幻象，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太平洋围墙」，它把加州禁锢在自己的至福中。但是，尽管幸福的要求过去常常是海洋一般的、解放一切的，此处它却被包裹在一种胎儿式的宁静中。在这个奇特的、静谧的、长满树木的、和平温馨的共和国里，是否仍然有激情、谋杀和暴力行为？有，但暴力是朝向自我的、反应式的。没有激情犯罪，但有强奸案，或连环谋杀案，在凶手落网之前，两年内有十来个妇女被谋杀。胎儿式的暴力，同「自动写作」一样非理性，它触及到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侵犯，不如说是对古老禁令的怀念（为什么强奸案的数量随着性自由度的增加而增加了？）。

这些朝森林开放的杂居宿舍是多愁善感的，仿佛自然本身可以是温馨的、充满母性的，是对性成熟和风俗生态学的保障，仿佛无论对什么社会，自然都可以投以同情的目光，仿佛一旦走出魔法的残酷世界，人们就能同自然形成一种禁欲主义以外的关系，这关系不同于禁欲主义者所定义的关系，即具有无法预见、严厉无情的必要性，需要用挑战和一种更大的自由来对抗它。在这里，充满英雄主义的命运的一切迹象都已消失。一切都沉浸在某种同自然、性、疯狂以及历史（从一种细心修正重订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和解的感伤氛围中。

同当代美国很多别的方面一样，圣克鲁兹放纵狂欢过后的世界，是社会性和性抽搐过后的世界。狂欢后的幸存者——性，政治暴力，越战，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种族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与此同时，还有对金钱的热情，对成功的热情，工程技术，等等，这一切都是整个现代性的狂欢——，幸存者们到达了这里，在自己的小部落中慢跑，他们的部落毗邻硅谷的电子部落。放慢布调，去中心化，空调系统，管理技术。天堂。然而某种极其微小的改变，或者换句话说，轻微转过几度，就足以将其想象成地狱。

性领域的突变事件。放纵狂欢结束了，解放运动结束了，人们不再寻找性，而是开始寻找其「性别」（gender），也就是说，既包括「外貌」（look），也包括遗传公式。令人们摇摆不定的，不再是对欲望或享乐的选择，而是对遗传公式或性别认同（有待发现的）的选择。这是另一种色情文化，出现在以禁令为基础的色情文化之后（「你做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门得上锁，灯得关掉，我的母亲得在另外一个州」），这是一种叩问自身定义的色情文化：「我有性别吗？我是什么性别？从根本上来说，性别是必需的吗？性别差异体现在哪里？」解放运动将每个人都置于一种定义未明的状态（事情总是如此：一旦被解放，你就会被迫询问你是谁）。在扬扬得意的阶段过后，女性性欲的主张已经变得和男性一样虚弱。没有人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做了那么多爱，或者生了那么多孩子：至少还有这件事证明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因此也证明差异仍然存在。但是不会长久。已经有「肌肉女」，仅仅通过锻炼阴道肌肉，就能成功制造与男性插入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个自我指涉和节省差别的好例子——至少她发现了自己的种属。

然而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与性征衰落相关联的差异的缺席。男性特征正趋向于零度，而女性特征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我们看到新偶像开始浮现，这些偶像开始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开始玩起性别混同的游戏。「性别扭曲者」（Gender benders）。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也不是同性恋。乔治男孩（Boy George），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大卫·鲍依（David Bowie）……上一代偶像代表着性和愉悦的爆炸性面孔，而新偶像则向每个人提出了有关差异游戏及他们自身定义不明的问题。这些新偶像是例外。因身份的缺失，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性别模型」，一种一般公式。必须找到某种特殊的鉴别度。为什么不在时尚中……或在遗传学中寻找呢？某种服饰「造型」，或细胞「外观」。任何蠢事都可以，任何方言都可以。差异问题比愉悦问题更为关键。这里涉及的是就此完结的性解放运动（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已不再是潮流）的后现代流行版本，抑或是对自我感知的某种生物社会学上的突变？这一突变建立在性别优先权消失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优先权曾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特征。「性别研究：一个新的边界？」

在极端情况下，将不再有男性和女性，而是一种个体性别的散播，其中每个个体只和自己有关，每个个体都将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企业来管理。诱惑的终结，差异的终结，向另一种价值体系的滑移。令人诧异的悖论是：性征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次要问题——正如它在过去大部分社会中的地位，并且无法与其他更为强大的符号系统（出身，等级，禁欲主义，光荣，死亡）相提并论。可能会有证据表明，性征归根到底只是众多可能性模式中的一个，而不是最关键的。然而，当今的新模式可能呈现什么特征呢（因为在此期间，其余所有模式都已消失）？隐约可见的，是一种完美理想的类型，一种在基因上完成自身公式的类型。在商业、感情、公司或愉悦中，每个人都将努力开发自身的最佳程序。人人都有自己的密码，自己的公式。不仅如此，人人还有自己的「外貌」，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基因「外貌」呢？

厄湾（Irvine）：一个新的硅谷。不对外开放的电子工厂，正如集成电路。贡献给离子和电子的沙漠地带，超人的地区，某个非人性化决策的产物。讽刺的是，人们正是在这里，在厄湾的丘陵中，拍摄了《猿人星球》。然而，草地上的美国松鼠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告诉我们美国对动物、对自己、对世界其余部分都很友善，告诉我们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昏昏欲睡的松鼠。沃尔特·迪士尼的全部哲学就在于：这些灰色毛皮、多情可爱的小动物在你的手掌心吃食。但我却相信，在每只小动物温柔的眼睛背后，潜藏着一只冷酷凶残的野兽，对它们的恐惧感正窥伺着我们……在这块松鼠奔跑的草地上，还立着一块牌子，不知道是哪个基督教团体的：「越南高棉黎巴嫩格林纳达——我们是暴力世界中的一个暴力社会！」

万圣节一点也不好笑。这个讽刺的节日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儿童欲报复成人世界的一种恶魔般的需要。这里有一股邪恶力量，它的威胁笼罩着这个世界，程度相当于它对孩子的爱慕。没什么比这种隐藏在伪装和礼物之后的孩子气的巫术更不健康的人——人们关了灯，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鬼魂侵扰。因此，他们中一些人把针或剃须刀刀片放进分给孩子们的苹果或蛋糕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美国电视节目上的笑声取代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笑声是不屈不挠的，只有新闻、股市行情和天气预报幸免于难。但它那么难以摆脱，以至于人们在里根的声音或贝鲁特海难的背后，甚至在广告背后，仍可听到它。这是《异形》中在太空船所有通道里游荡的怪物。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冷嘲热讽的笑话。在别处，笑不笑是观众的权力。在这里，观众的笑声被搬到屏幕上，被融进表演中。发笑的是屏幕，嬉戏的是屏幕。留给你的只有沮丧。

电视上的越南（冗言赘语，因为它已经是一场电视里的战争）。美国人用两种基本的武器作战：空军力量和信息。也就是说，对敌人的真实轰炸和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电子轰炸。这些是与领土无关的武器，与此同时，越南人全部的武器，他们全部的战术来自人和领土。

这就是为什么说双方都赢得了战争的原因：越南人赢在地面上，美国人赢在电子的心理空间。如果说一方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胜利，另一方则制造了《现代启示录》，而且后者在世界上绕了一周。

美国人无法摆脱的恐惧，是灯的熄灭。灯火在屋子里彻夜长明。高楼大厦里，空荡荡的办公室仍亮着灯。高速公路上，大白天，路过的汽车都开着前灯。在加州威尼斯的棕榈大道，某个晚上七点过后就无人行走的街区，一家卖啤酒的小杂货店让它那橙绿两色的霓虹灯组成的广告牌在虚空中整夜闪烁。更不消说二十四小时都有节目播出的电视了。在屋子某些空荡荡的房间或无人居住的旅馆房间里，电视常常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转着——例如在波特维尔旅馆，窗帘是破的，水停了，门在摆动着，但是，每个房间的荧光屏上，都有一个电视评论员描述着航天飞机起飞的情景。再没有什么比空房间里一台开着的电视机更神秘的了，比一个自言自语的男人或一个对着炉子发呆的女人更为奇怪的了。简直像是另一个星球在跟你说话。突然之间，电视揭露了自己的本质：它是另一个世界的视频，它事实上没有在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冷淡地传输着它的影像，却对自己传输的讯息漠不关心（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消失以后，电视仍会继续运转）。总之，在美国，人们拒绝看到夜晚或休息时间的来临，也拒绝看到技术进程的中断。一切都必须时刻运转着，人类的人造力量必须不能松懈，自然循环的间歇必须被消除（季节，昼和夜，热和冷），以让位于一种时常显得荒谬的功能性连续（从根本上说，对介于真和假之间的状态的拒绝是同一种拒绝：一切都是真的，对介于善和恶之间的状态的拒绝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善的）。你可以借口说这是出于恐惧或强迫症，并且说这一非生产性的消耗是一种吊唁。但是，荒谬的事物同样令人赞叹。深夜被照亮的地平线，沙漠中给空荡荡的汽车旅馆制冷的空调，白天的人造光，这些都具有某种既疯狂又令人赞叹的东西。富庶的文明那愚蠢的奢侈，它是不是像原始的黑夜中的猎人那样害怕灯光熄灭呢？都有可能。但令人震惊的，是对技艺、对能量、对空间的着迷，不仅仅是对自然空间：他们头脑中的空间同样是开阔的。

所有世界强国都曾在某一刻建造过他们的宏伟大道，这是帝国无限性的透视缩略图。但特奥蒂瓦坎的阿兹特克人、国王谷的埃及人或凡尔赛的路易十四，都依据他们自己的建筑学创造了这些综合体。在这里，在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国会大厦的巨大全景是由博物馆组成的，它们鳞次栉比地呈现了我们的整个宇宙从石器时代到太空时代的概貌。这赋予了建筑整体以一种科幻感，仿佛人们想在此聚拢地球上所有的冒险和文化符号，好让外星人一探究竟。这一来，矗立在近旁并低调监视着这一切的白宫本身看起来也像个博物馆，世界强国博物馆，距离感和某种预防疾病的洁白是它的装饰。

没什么能与在夜里飞越洛杉矶相提并论。一种明亮的、几何学的、灿烂耀眼的辽阔之物，一眼望不到边，从云层的裂隙中突然显现。只有希热尼莫瑟·布斯（Hieronymus Bosch）的地狱能给人这种火盆的感觉。对角线上柔和的荧光：维尔希尔大道，林肯大道，日落大道，圣莫尼卡大道。飞越圣费尔南多谷地时，看到的已经是各个方向上无垠延伸的土地。然而，越过山脉之后，跃入眼帘的是一个比它大十倍的城市。可能目光从来不曾有机会遭遇如此的广度，甚至连大海都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得到几何学的分割。欧洲城市不规则的、分散的闪光也无法产生平行线、没影点和空间透视。它们是中世纪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夜里浓缩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整个未来几何学，在抽象中若隐若现，在延展中闪闪发光，在无限的再生产中变得像星空一般。夜里的穆赫兰道是某个外星人对地球的看法，或者相反，是某个地球人对银河系大都市的看法。

洛杉矶的黎明，在好莱坞的丘陵上。能明显感觉到，太阳只是轻轻触摸了欧洲，最后却在这里，在这个平面几何图形之上升起。它的光仍然是沙漠边缘簇新的光线。

茎秆长长的棕榈树在电子广告牌前摇动，它是这个平面世界上唯一的垂直符号。

早上六点，已有一个男人在贝弗利山庄前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夜晚的广告渐渐消褪，白昼的广告亮了起来。无处不在的灯光揭示并照亮了建筑的缺席。是这一切令这座城市变得美丽，不管人们怎么说它，这座城市是亲切、热情的，因为它热爱自己无限的水平状态，正如纽约会热爱它的垂直性一样。

洛杉矶高速公路。

汽车交通庞大的、自发产生的景观。一种彻底的集体行为，被全部人口搬上舞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上演。由于设施的规模和将这个循环网络联系起来的某种共谋性，交通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吸引力，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组织的地位。机器本身通过它们的流动性和自动变速装置，制造了一个同它们相似的环境，人们轻柔地滑入其中，人们切入这个环境，就像切入某个电视频道那样简单。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同我们欧洲不同，欧洲的高速公路都是定向的、特殊的干道，仍然是驱逐的场所（维利里奥），而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则是一个归化的场所（甚至听说有些家庭驾驶着他们的「房车」，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从来不曾离开过）。它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欧洲的驾驶员在这里会很快放弃进攻性、自给自足的行为，放弃他的个人反应，转而采用这一集体游戏规则。人们在此又找回了在沙漠地带体会过的行驶自由，洛杉矶纵使有开阔的结构，仍然只是沙漠中有人居住的一部分。因而，高速公路没有令城市或风景变质，只是穿越了后者，分开了后者，却没有改变这个大都市的沙漠化特征，同时理想地回应了唯一的、深刻的愉悦，即行驶的愉悦。

对于熟悉美国高速公路的人来说，存在着一部由路标组成的连祷文。「右车道必须出去」。这个「必须出去」总是会像命运符号一般给我冲击。我必须出去，把我自己从这个天堂里驱逐出去，离开这个天意的公路，它不通往任何地方，然而在这里，我有所有人的陪伴。此地唯一真实的社会，唯一的温暖，是某种驱动的、某种受集体强迫的社会，是自杀一般集体向前猛冲的旅鼠的社会，为什么我要将自己从其中连根拔除，然后重新跌入个体的行程中，跌入一种无益的责任感中？「必须出去」：这是一项判决，对游戏者的判决，后者被人从集体存在的唯一形式一无用而光荣的形式——中驱逐了出来。「联运并入左道」：一切都被告知，一切都被宣布。仅仅是阅读这些对生存必不可少的标志，就已经制造了一种非凡感：反射的澄明，反射的「参与」，即刻而温和。功能性的参与，因为有某些精确的手势与之吻合。在文图拉高速和圣地亚哥高速上分道而驰的车流并没有彼此分开，它们只是暂时分离。每一个小时，都有数量相当的车辆驶向好莱坞，另一些则驶向圣莫尼卡。纯粹的、统计学的能量，仪式般的运动——车流量的规律性取消了个体的目的地。这是仪式的魅力：你面前有全部空间，正如宗教仪式面前有全部时间一样。

重要的不是对汽车展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重要的是通过驾驶，更多地了解社会，比所有学科合在一起所了解的还要多。

美国汽车这一一跃而起的方式，这一平稳启动的方式全仰仗它们的自动变速装置和动力方向盘。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无声无息地吞噬着空间，毫不颠簸地向前滑移（道路和高速公路路面令人赞叹，可与机械的流畅性相媲美），就算是急刹车也刹得很轻柔，像坐在气垫上一般前进，不再强迫自己注意前面的车，或超越你的车（这里，有一个关于集体驾驶的默认约定，而在欧洲，我们只有交通法规）：所有这一切制造了一种关乎空间的新经验，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关乎整个社会系统的新经验。美国社会的全部智慧都体现在某种有关驾驶习惯的人类学中，这些驾驶习惯的教化意义比政治理念大得多。开一万英里车穿越美国，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肯定会比所有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研究院加在一起还要多。

可能城市先于高速公路系统而存在，但现在看起来，大都市似乎是围绕着这种星形网络建立起来的。正如美国存在的事实先于屏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是根据屏幕建造起来的，它是某个巨大屏幕的折光，不是作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的游戏，而是说，一切都似乎被屏幕发出的光所承载，所笼罩。拥有流量和机动性的屏幕及其折射成了日常事件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动力学和电影学的融合产生了一种精神结构，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整体知觉。因为这种活动性的旋进，这种屏幕对现实的旋进，你从没见过它在欧洲拥有如此地位，那里的事物时常保持着土地的静止形式和物质的可感知形式。

实际上，电影并不在你想象的地方，尤其不在人们成群结队参观的制片厂里，例如迪士尼、环球电影制片厂分公司、派拉蒙等等。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是整个西方的具体化，加州是美国的具体化，米高梅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是加州的具体化，那么这里就是整个西方的缩影。

其实，这里向你展现的，是电影幻觉的衰败和可笑之处，正如迪士尼乐园展现的，是对想象世界的一种拙劣模仿。影像和明星的豪华时代被缩减为一些人造的龙卷风效果、蹩脚的假建筑和孩子气的把戏，人群为了免受失望之苦，而装出被骗的模样。萧条的市镇，鬼魅般的人。一切都散发着与日落大道或好莱坞大道同样的陈腐气息。出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似乎经受了某个幼稚的仿真测试。电影院在哪里？它在外面每个角落，在城市各处，无穷尽的、精彩非凡的电影和剧本。除了这里，它无处不在。

出了电影院，整个国家都像是电影，这是美国最迷人的魅力之所在。你所穿越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当你从某个意大利或荷兰的博物馆出来，步人城市时，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仿佛城市是某一幅画的倒影，仿佛城市是从画中来的，而不是相反。美国城市似乎也是从电影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为了揭开它的秘密，就不应该从城市走向屏幕，而应该从屏幕走向城市。在那里，电影没有披覆上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将街道和整个城镇包裹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这是电影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影星崇拜不是一种次要现象，而是电影的辉煌形式，是它神秘的变形，是我们的现代性最后的伟大神话。这恰恰因为偶像纯粹只是一种传染性的影像，一种被粗暴实现的理想。有人说，明星让人做梦，但做梦和被形象吸引不是一回事。然而，在以形象方式展开的生命中，荧屏偶像是内在于此的。他们是一个奢侈预制的系统，是生命和爱情的陈词滥调的辉煌综合体。他们只代表了唯一的激情：对影像的激情，以及对形象的欲望的内在性。他们并不让人做梦，他们就是梦本身，并且拥有梦的所有特征：他们制造了一种明显的凝缩效果（晶体化）、移置效果（他们会立即感染别人），尤其是，他们拥有令欲望即刻视觉化（Anschaulichkeit）的特征，这同样是梦的特征。因此，他们并不触及浪漫的或性的想象，他们是即时的可见性，即时的转录，物质的拼贴，欲望的沉淀。这是拜物教，这是拜物教所崇拜之物，与想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却与影像的物质虚构密切相关。

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办。历史的圣火传递到了西海岸，这是正常的，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重生。我们可以设想，以巨大的全息摄影，最全面的档案文件，一个完整的电影资料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重要场景进行重构。一个世纪之后，将无法看出差别。似乎大革命是在这里发生的。如果马里布的盖提别墅突然被火山熔岩埋没，几百年之后，这个别墅同庞贝的废墟又会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在1989年到来前爆发一场新的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发起人会做些什么呢？不可能，不予考虑。然而我们忍不住希望真实事件会与拟像事件短路，或者拟像事件以灾难告终。因此，在环球电影制片厂，我们每时每刻都希望特技演变成真实的悲剧。但这是已被电影开发的最后一种怀旧情结（《西部世界》[Westworld]，《未来世界》[Future World]）。

奥运会——完全的行为艺术，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我们做到了！我们是最好的。里根风格。需要另一个莱妮·里芬斯塔尔，来拍摄这个新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切都受赞助，一切都情绪高涨，一切都很干净（Clean），百分之百的广告活动。没有事故，没有灾难，没有恐怖主义，高速公路没有封闭，没有恐慌，而且……没有苏维埃。一句话，一个呈现给全世界的理想世界的形象。然而，在全国性的性高潮之后，一种集体的忧郁占据了洛杉矶人的心灵。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大都市仍然乡气未脱的原因。

在这个离心的大都市，如果你从汽车里出来，你就会变成罪犯，一旦你开始步行，你就威胁到了公共秩序，就像路上的流浪狗一样。只有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有权步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特权，同占据大都市空虚的心脏相关的特权。对其他人来说，步行、疲劳或肌肉活动已变成稀有财产，变成高价出售的「服务」。事物已经讽刺般地被颠倒了。同样地，在高级餐馆或当红的夜总会门前排起的队伍，常常比分发给民众的粥前排起的队伍要长。这就是民主，哪怕最贫穷的符号，也至少有一次成为流行的机会。

美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荣誉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它极为少见，同时还因为它的极端庸俗化。「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曾经或将会有十分钟的出名机会」（安迪·沃霍尔）。的确如此。例如有这么一个人，他上错了飞机，发现自己被运到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而不是靠近三藩市的奥克兰（Oakland）。这一小波折让他成了当时的英雄，他到处接受采访，人们还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荣誉并不意味着最高的德行，也不意味着英雄举止，而是最平凡的命运之中的特殊性。因而，每个人绝对有机会获得荣誉，因为整个制度越是协调一致，就越会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因某种极其微小的不正常而引人注目。某个统计学模型中最轻微的颤动，某台电脑最微不足道的冲动，都足以给某个反常行为笼罩上短暂荣誉的光环，无论这一行为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正如威尼斯梅恩街头那个扛着沉重十字架的白种基督。天气非常热。你很想告诉他，两千年前，这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恰恰不想创新。只是扛着他的十字架而已，就像其他人在他们的汽车上贴上「耶稣拯救世人」或「相信耶稣」的徽章，等等。你尽可以向他指出，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经过之处，只有众人的冷漠和嘲讽。他会回答你，两千年，一切也是这样发生的。

邦拿温切尔旅馆的顶层。它的金属结构和落地玻璃窗围绕着鸡尾酒吧缓缓旋转。外面的摩天大楼的移动几乎感觉不到。然后，你意识到，移动的是酒吧的平台，建筑的其余部分是静止的。最后，我看到整个城市在围着静止的旅馆顶层旋转。到了旅馆内部，因空间迷宫似的回旋，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还会持续。纯粹的幻觉建筑，时空纯粹的花招，这还是建筑吗？充满趣味，引起幻觉，这是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吗？

没有内与外的接触面。玻璃外墙仅仅映照出环境，并向后者反射它自己的形象。因此它们比任何石墙都更加不可跨越。它们同戴墨镜的人十分相像。目光被隐藏在墨镜之后，对方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无论何处，界面的透明性都以向内的折射而告终。随身听，墨镜，自动化家用电器，多重控制汽车，直至与计算机的永久对话，一切被夸大其辞地称为「沟通」和「互动」事件的结局，是每个单细胞体退入自身公式的阴影中，退入它自主管理的巢穴和人工免疫性中。类似邦拿温切尔的建筑声称自己是个完美的微型城市，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与其说它们与城市之间有互动，不如说它们令自己从城市中脱离了出来。它们再也看不到城市。它们像一个黑色表面那样将城市折射。再也无法从建筑中走出来。另外，它的内部空间错综复杂，但没有秘密，就像在一些游戏中，必须把所有的点连起来，却不能令任意两条线相交。在这里也是如此，一切都在相互交流，却从来没有两道目光会相互交汇。

外面也是如此。

一个化过妆的男人，戴着长长的鸟嘴，披着羽毛，穿着一件黄色带帽风衣，一个乔妆打扮过的疯子在市区的人行道上向前走，然而没有人，没有人看他一眼。在这里，人们不会看别人。人们太害怕对方会扑到他们身上，提出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请求，性、钱或爱方面的请求。一切都充满了梦游症般的暴力，必须避免接触，以逃脱可能产生的失控状态。既然疯子都已被释放，那么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潜在的疯子。一切都那么不正式，克制和礼貌如此少见（唯一的礼貌是表皮的永恒微笑，但它只能提供微乎其微的保护），以至于你会觉得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任何事，觉得某种连锁反应可能会令这一潜在的歇斯底里症突然发作。纽约也给人同样的感觉，在那里，恐慌仿佛是城市街道的特有气息，有时，恐慌会演变成巨大的故障，例如1976年的故障。

在周围，彩色玻璃墙面像一张张面孔：都是毛玻璃表面。仿佛里面空无一人，仿佛面孔后面空无一人。的确空无一人。这就是理想城市的样子。

第一国际银行。克罗克银行。美国银行。五旬节储蓄银行（哦不，后者是个教堂）。所有银行都集中在市中心，周围是一些大的航空公司。金钱是流动的，就像神恩，它永远不是你的。来要钱，是对神的冒犯。你值得接受这种恩典吗？你是谁，准备用它做什么？你被怀疑想要把它用作某种用途，而且无疑是邪恶的用途，因为处于流动的、无时间性的金钱是如此美丽，正如放在银行里的、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于花费的金钱。你太可耻了，亲吻那只把钱递给你的手吧。

对金钱的所有权就像权力，的确是很灼人的，需要有人为我们冒这个风险，而我们应该为此对他们永怀谢意。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下不了决心把钱存到银行的原因，因为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勇气把它取回来。当你前去忏悔，把你的罪孽寄存在牧师的良心中时，你曾把它们取回来过吗？另外，这里的气氛就像是忏悔室的气氛（再没有什么比银行更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场所）：承认你有钱，承认这是不正常的。是真的：有钱是一种骑墙状态，银行会将你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对你的钱很感兴趣」——它对你敲诈勒索，它的贪婪没有边界。它厚颜无耻的目光揭露了你的私处，你被迫交出自己来安抚它。某天，我想清空我的账户，把所有钱以现金形式取出来。银行员工拒绝让我带着一笔数目如此巨大的钱离开：这是下作的、危险的、不道德的。我是不是至少愿意要旅行支票呢？不，都要现金。我疯了：在美国，如果你不信仰金钱和它神奇的流动性，还号称要随身携带现金，那么你肯定是完全疯了。金钱是肮脏的，千真万确。用所有这些混凝土和金属的避难所保护我们免受金钱之害，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因此，银行履行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它的建筑构成了每座城市纪念碑式的心脏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黎明最美的景象之一：圣莫尼卡码头，翻飞的白色浪花，威尼斯地平线上灰色的天空，俯瞰着沙滩的淡绿色或绿松石色的旅馆，和破败的、鳞次栉比的汽车旅馆，这些汽车旅馆的灯都黏糊糊的，墙上涂满涂鸦。第一道波浪已被几个失眠的冲浪者占领，棕榈树还留有繁荣的二十年代的优雅，显得那么忧伤，还有旋转木马。向长滩延伸的海湾像里约热内卢的伊巴尼玛（Ipanema）海湾一样辽阔，唯有它可与后者相媲美。但是，里约热内卢的滨海地段是骄傲的，豪华的，自命不凡的（但还是很美），这里的城市与之不同，它们的尽头几乎像是伸入大海的一片荒地，就像一个洗海水浴的市郊，而城市保留了市郊那种朦胧的魅力。拂晓时分，这里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海岸，几乎像是渔人的海岸。西方世界终结于一个缺乏意义的海岸，正如某次旅行在抵达终点时就失去了意义一样。洛杉矶这个辽阔的大都市像沙漠一般，同样游手好闲地搁浅在大海上。

「生存或是死亡」：圣莫尼卡码头上神秘的涂鸦。因为归根到底，生与死，我们无法选择。你活着，就活着，你死了，就死了。正如我们说：「做你自己，或者不做！」这很愚蠢，却也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应该紧张地生活，否则就消失，但这种理解很平庸。按照别的模式，「付账或死亡！」（Pay or die!），「要钱还是要命！」，它就变成了「生存还是生存！」还是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用生存交换它自身。然而，在这一无法调和的同义反复中，有一种诗意的力量，正如诗意存在于其他任何没什么需要得到理解的地方。最后，这一涂鸦的教训可能是：如果你比我更傻，你就会死亡！

别人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沙漠和公路上。别人从概念的发展史中汲取他们的材料，我则从时事，从街道活动，从自然美景中汲取我的材料。这个国家是天真的，所以你不得不天真。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反映着原始社会的特征：技术、媒体、彻底的仿真（生物的，社会的，立体声的，视频的）都以一种原始的、原初的状态发展着。无意义规模巨大，甚至在大都市，沙漠仍然是原始舞台。空间的开阔，语言和性格的简单……

我的猎场是沙漠、山脉、高速公路、洛杉矶、西夫韦超市、萧条的市镇或市区，而不是在大学的报告厅。我对沙漠，对他们的沙漠的了解，比他们还要深入，因为他们向自己的空间转过了身，就像希腊人向大海转过了身一样。我从沙漠中学到的关于美国具体社会生活的知识，比从任何官方或知识界的聚会中学到的都要多。

美国文化是沙漠的继承人。沙漠并不是城市的对立面，它们指出了每种人类制度背后的空虚和根本的赤裸。由此，它们将人类制度视作空虚的隐喻，将人类成果视作沙漠的连续性，将文化视作一种海市蜃楼，和拟像的永恒性。

自然界的沙漠将我从符号的沙漠中解放了出来。它们教我同时去解读表面和运动，地质和静止。它们创造了一种被根除了其余一切——城市，关系，事件，媒体一的视野。它们诱发了一种将符号及人类沙漠化的令人兴奋的视野。它们构成了精神的边界，在这边界上，文明的所有举动都遭搁浅。它们处于欲望的领域及其周边之外。我们总是需要呼唤沙漠来抵御意义的过剩，抵御文化意图和追求的过剩。它们是我们神秘的操盘手。

瑞摩鞍—卡米诺塞罗—蓝色峡谷—水银谷—塞克莫瑞峡谷—圣拉斐尔荒野

夜幕降临。开了三小时车后，我在圣拉斐尔荒野中迷路了。追随最后一线阳光不断向前，接着追随打在河床沙子里的车灯的亮光，我是过去，还是不过去？四周黑暗笼罩，很可能一夜都将在黑暗中度过，但威士忌制造了一种美妙的放纵感。终于，在坠人地狱般的两个小时车程之后，我在天际，在卡米诺塞罗山脊上重生了，还从上面看到了圣巴巴拉的灯光构成的开阔夜景。

波特维尔

穿过四四方方的柑橘林来到这里。柑橘林有着几何学的深绿色，铺排在浅褐色的山腰上。托斯卡纳也有类似的小山丘，其上覆盖着起伏的青草，仿佛动物的毛皮。一条路两侧种着五十棵棕榈树，每棵都高度一致，并且绝对对称。这条路通往种植园主的房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很微小，所有的百叶窗都紧闭着。这看起来像某个殖民地风景，但事实上，这是位于红杉国家公园脚下的落基山脉西坡。往下走能到达一个不算是城市的城市，也像柑橘林那样四四方方，里面住着墨西哥裔奴隶，从他们主人那里买下了很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产的老式雪弗莱汽车。通往下面的是一条两旁种着夹竹桃树的小路。逐渐显露出来的，是城市本身，完全没有任何中心，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这一点简直无法理解。沿着街道上坡，复又下坡，却无法找到任何类似中心点的东西。甚至连银行，连行政建筑，连市政府都没有，这个城市没有坐标，它就像个种植园。唯一有生命的符号：一面美国国旗，就插在那个死去的中心——那个旅馆近旁。这是唯一一栋三层建筑，它那破破烂烂的窗帘穿过破碎的窗玻璃，在傍晚的热风中飘扬。房间的门甚至打不开，墨西哥老板找不到钥匙了。价钱低得可笑。只要花上20美元，就可以在这里住上一个星期。然而，在每个房间里，尽管床垫塌陷，镜子被灰尘夺去光泽，电视机却一直开着——看起来不是为任何住客而开——，那些随时会被风吹开房门的房间如此，那些甚至再也不会开门的房间也是如此。你可以在街上透过窗帘看到电视，或者至少看到它们的反光。所有走廊一廊上地毯都已经磨损得露出线条经纬一都只提供一个简单的符号：EXIT。你可以从任何方向出去。你可以只花普通汽车旅馆一夜的房钱，在这里租三个房间，并且住上一个星期。这可能是四十年前，当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有钱人逃往凉爽的山区时，途中下榻的旅馆。今天，它始终是陷入无可挽回的衰退命运的波特维尔的心脏。但这里太热，人们根本无睱顾及这个问题。

夜幕在波特维尔上空缓缓降临，周六晚上的狂热开始了。《美国风情画》之85版（Ameriozn Graffiti 85）。所有汽车都在长达两英里的主干道上上上下下，缓慢或快速地行进，这是一种集体游行，人们喝着酒，吃着冰淇淋，车上的人互相打着招呼（而白天大家在开车时都不会去看别人），音乐，有线广播，啤酒，冰淇淋。比较起来，这与拉斯维加斯长街（Strip）夜晚缓慢移动的车河，或洛杉矶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行列是同一种仪式，只不过在这里变成了每周六晚的乡村童话。唯一的文化元素，唯一的移动元素是汽车。没有文化中心，没有娱乐中心。一个原始社会：同样的主导者身份，同样的对行动的集体空想——早餐，电影，宗教服务，爱情与死亡，一切都在汽车上进行——，整个生活当做一个免下车（drive-in）服务。太壮观了。一切都归于这支光亮、安静的潜水装队伍（因为一切都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发生，没有速度的变化，也没有人超车，这些同样是有着自动变速器的流线型怪物，在车队中一辆接一辆平稳地向前滑行）。夜里不会发生任何别的事。除了在城市一隅，在聚光灯下，在马匹扬起的灰尘中，离棒球场不远处，有一群12到15岁的女孩子在疯狂地奔跑，真正的西部片女孩，一场竞赛。而次日早上，星期天早上，荒无人烟的以及无法与沙漠彼此区别的街道上，有一种超自然的宁静。空气是透明的，四周都是柑橘树。夜晚的汽车仪式过后，一切都被抛弃在过于宽阔的大道的光线中，熄了灯的商店，半梦半醒的加油站。自然的、孤儿一般的光线，没有明亮的路灯或广告牌。只有几个墨西哥人开着他们的长车四处揽客，和几个最早起来的白人，在他们开放式的门廊前洗车。星期天早上的明亮是全无意义的。这是整个美国的全息摄影的微缩模型。

死亡谷依旧巨大、神秘。火，高温，光亮，一切献祭元素。每次都得带点东西到沙漠献祭，把它作为牺牲品献给沙漠。一个女人。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得不在此消失，某种与沙漠的美丽相当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是一个女人呢？

再没有什么比共生现象（宽松的衣服，慢节奏，绿洲）——例如我们在沙漠本土文化中所发现的——，更不符合美国沙漠的特征了。在这里，和人有关的一切都是人造的。火炉溪（Furnace Creek）是一个装有空调的人工合成绿洲。但是，高温之中人造的凉爽，自然空间之中人工的速度，灿烂阳光下的电灯光线，或者偏远赌场之中的人造游戏，没什么比这一切更美。瑞内·班海姆（Reyner Banham）是对的：死亡谷和拉斯维加斯是不可分离的，必须全盘接受，不变的持续性和最疯狂的瞬间性。在空间和赌博的乏味之间，在速度和花费的乏味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亲缘性。这就是美国西部沙漠的独特性，一种暴力的、强烈的并置。整个国家也是如此：必须接受整体，因为正是这种冲撞造就了美国式的生活明亮、令人振奋的一面，正如在沙漠中，每样事物都是沙漠魔力的一部分。如果你在评价这个社会时，目光稍带一点道德、美学或批判的色彩，那么你就会抹杀它的独特性，后者恰好刚刚向评判提出了挑战，并神奇地混合了各种效果。躲避这种混杂和过度，就是回避它向你提出的挑战。对比的强烈，正面与负面效果的含糊不清，人种、技术、模型的掺杂，拟像和影像的华尔兹，这一切在这里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你必须接受它们那甚至有些不可理解的前后更替，就像接受梦的各个元素一样，还必须把这一运动看作一种不可抗拒的、基本的事实。

别处谈论的区别在这里几乎没有意义。辨别某种美国式礼仪的特征——事实上，这一礼仪时常远胜过我们的（我们是「高度文明」的国家）——，并据此指出美国人是野蛮人，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把死亡谷这一崇高的自然现象与拉斯维加斯这一可鄙的文化现象相对立，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一方是另一方隐藏的面孔，它们在沙漠中彼此呼应，一方是皮肉生意和表演的顶点，另一方则是秘密和沉默的顶点。

尽管如此，死亡谷本质上有某种神秘的东西。犹他州和加州所有沙漠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的美。但这里的沙漠是另外的东西，某种崇高的东西。笼罩着它的超自然的热气，海平面以下的倒置的深度，景观的水下地貌特征，盐质表面和泥巴山，高山将它包围，令它成为了一个内部的神庙，一个传授奥义的——由于它的地质深度和未成形状态——柔和的、阴森的场所。死亡谷一直令我震惊的，是它的温柔，它的色彩的清淡优美，它的化石面纱，它的矿物之歌雾一般的幻觉。没有任何阴郁或病态的东西：一种圣特蕾莎曾经历过的神秘恩宠，在其中，每样东西都是可感知的，空气的矿物的温柔，光线的矿物的本质，色彩的微粒的流动，高温中身体完全的外向性。另一个行星（无论如何比人类更早）的碎片，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时间性的承载者，你漂浮在这一时间性的表面，就像漂浮在含盐量很高的水中。令感官和思想麻痹的，令人感觉自己属于人类的，是看到面前这个纯粹的、在一亿八千万年里没有起任何变化的符号，也就是关于你自身存在的冷酷的迷。这是唯一一个有可能重生的地方，与色彩的物理光谱，与这先于我们而存在的非人类形变的幽灵同时重生，我们的历史形式依次是：矿物的，植物的，盐性沙漠，沙丘，岩石，矿石，光，热，土地曾拥有的一切状态，它曾经历过的一切非人类形式，后者在唯一一种编选视角下，被聚集了起来。

沙漠是身体内部沉默的自然外延。如果说人类的语言、技术、机制是其建构能力的延伸，那么沙漠是其缺席能力的延伸，是其消失形式的理想图景。从莫哈韦（Mojave）出来，班海姆说，十五英里之内，很难调整自己。目光无法再停留在近处的物体上。准确地说，它无法再停留在任何物体上，一切阻断视线的人类建筑或自然构造对它来说都是令人厌烦的障碍，只会影响目光完美的延伸。从沙漠出来，无论走到哪里，眼睛都会重新在脑中描绘完美的虚空，它能做的，只是透过人类居住区，透过所有风景，想象它们背后水印一般存在的沙漠。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掉这个习惯，而且永远无法根除。将一切实体都从我身旁移除……但是，沙漠和某个能够被移除一切实体的空间不是一回事。同样地，沉默和能够被去除一切噪音的东西不是一回事。无须闭上眼睛就能听到它。因为这也是时间的沉默。

死亡谷甚至不缺少电影的透视缩短效果。因为这里神秘的地质状况也是一个电影剧本。美国的沙漠是一出非凡的戏剧，不像阿尔卑斯山的风景那么具有戏剧性，也不像森林或乡村那么多愁善感。也不像凡俗的澳大利亚沙漠那样受侵蚀又单调。也不像伊斯兰世界的沙漠那么神秘。它是纯粹的、地质学的戏剧性，把最尖锐的、最具延展性的形式和最柔和的、最淫荡的水下地貌形式结合在了一起——地壳的整个变质作用都在这里，以一种综合形式，以神奇的捷径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地球及其元素的所有智慧都被集中在这里，在一种无与伦比的景观中：这是一部地质学巨片。电影并不是将沙漠的电影化视角提供给我们的唯一手段，自然本身在人类登场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这里实现了它最美好的特技效果。

试图将沙漠去电影化，令其保留原初本质，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两种形象已经完全叠加，而且叠加还在继续。印第安人，台地，峡谷，天空：电影已吸收了一切。但这是世界上最摄人心魄的景观。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喜欢「真实」的沙漠和茂密的绿洲？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甚至超级现代的人来说，唯一摄人心魄的，是这样一种自然景观，它既呈现出最动人的深度，同时也呈现出对这一深度的彻底模拟，正如波德莱尔能够在人工痕迹中找到真正的现代性的秘密一样。就像在这里，时间的深度通过原野的（电影化的）深度显现出来。大碑谷是地球的地质学，是印第安人的陵墓，是约翰·福特的照相机。它是侵蚀，是灭绝，但同时也是移动摄影和视听影像。这三样东西混合在我们对沙漠的视觉中。每一阶段都以微妙的方式终止了前一个。对印第安人的灭绝结束了风景的自然的宇宙节奏，因为几千年来，他们神秘的存在一直同这些风景紧密相连。随着开拓者文明的到来，一种极为缓慢的进程被一种更快的进程所取代。但五十年后，这一更快的进程本身被电影移动摄影接替，后者令这一进程的速度变得更快，并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电影中的印第安人角色令他们复活，终止了他们的灭绝过程。因此，这一风景承载了所有地质学和人类学事件，连最新的一切事件也不例外。西部沙漠特别的舞台装置术由此而来，因为沙漠结合了最久远的象形文字，最强烈的光亮，和最彻底的表面性。

色彩在这里似乎细微化了，与物质相分离，衍射入空气中，漂浮在事物的表面上。风景由此给人幽灵般、鬼怪般，同时又是朦胧、透明、平静和变化多端的印象。海市蜃楼的效果也由此产生，同时也是时间的海市蜃楼，极度接近彻底的幻觉。岩石、沙粒、水晶和仙人掌都是永恒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不真实的，失去本质的。植被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但却是不可毁灭的，每年春天花朵都会奇迹般绽放。相较而言，光线倒是一种实体，如粉末般散布在空气中，令所有色调带上了彩色蜡笔画的细腻，制造出灵魂脱壳、灵与肉分离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谈论沙漠的抽象性，谈论一种有机的解放，这一解放超越了身体向肉体不存在状态的可鄙过渡——死亡那干燥、明亮的阶段，身体在其间完成腐烂过程。沙漠则超越了这一受诅咒的腐化阶段，这一身体的潮湿阶段，这一自然的有机阶段。

沙漠是一种崇高的形式，它远离了一切社会性，一切多愁善感状态，一切性征。话语，哪怕是赞同的话语，也始终是多余的。爱抚没有意义，除非女人本身就是沙漠化的，拥有一种即兴的、肤浅的动物性，此时肉体就与干燥和灵魂脱壳状态结合在一起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而且是在万籁俱寂的环境下，夜晚在死亡谷中的降临是无与伦比的，夜降临在阳台上，降临在沙丘前，降临在汽车旅馆疲惫不堪的、透明的扶手椅里。温度居高不下，只有夜幕降下，被几辆汽车的前灯戳出几个窟窿。这里的寂静是人所未听闻过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就是全部的听觉。不是寒冷的寂静，也不是荒凉的寂静，也不是生命的缺席的寂静，而是全部高温落在我们面前绵延数百英里的矿物区时的寂静，是轻风拂过柏得瓦特（Badwater）的盐土，抚摸电报山的矿床时的寂静。是山谷内部的寂静，是水下侵蚀活动的寂静，这侵蚀既发生在时间的吃水线以下，也发生在海平面以下。没有动物活动，这里的一切都不做梦，都不在梦中说话，每个夜晚，地球都沉入完全宁静的黑暗之中，沉入其碱性妊娠的黑暗之中，沉入其诞生时刻幸福的抑郁之中。

在离开之前很久，我已经只生活在对圣巴巴拉的回忆之中。圣巴巴拉只是一个梦，它拥有梦的所有过程：一切欲望的疲惫的满足，凝缩，置换，行动的便利……这一切很快变得不真实。快乐的时光！今天早上，一只鸟飞来死在我的阳台上，我给它拍了张照片。但没有人会对自己的生命无动于衷，最微不足道的事件也具有某种动人的东西。在此之前，我就已在想象中来过这里，于是乎，这一次的逗留就变成了前世生命的逗留。在最后几个星期，时间仿佛翻倍增加了，因为觉得自己已经不在这里，感觉自己每天都将圣巴巴拉——有着致命的温柔和平淡气息的圣巴巴拉——当做是某个永恒回归的命定场所那样在生活。

在记忆的反光镜中，一切都消失得越来越快。在大脑调整时差的当儿，两个半月的印记就消退了，甚至比重新调整精神以适应欧洲的生理时差还要快。我们很难永久地保留对事物的赞叹和随吃惊而来的欣喜，很难保留事物的完整倾向。它们持续的时间从来不会超过它们发生的时间。过去，人们常常会重温一部电影，这是个美好的习惯，现在，这个习惯正在消失。我怀疑从此以后，我们会在死亡时，于一瞬间内重新看到自己的一生。永恒回归的可能性本身变得不确定：这一美好的前景假设事物会被纳入一种必然的、命定的接替中，这种接替会超越它们。然而今天并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事物只是被纳入一种软弱无力的、没有未来的接替中。永恒回归是无比微小的事物的回归，是碎片的回归，是某个微生物和非人类级别的固执重复，这不是对某种意志的颂歌，不是对某个事件的权威肯定，也不是尼采寻求的通过某个永恒符号令事件成圣，而是微处理过程的病毒性循环，尽管不可避免，却没有哪个强有力的符号会令这一循环对想象力产生致命影响（不管是原子弹爆炸还是病毒的内部入侵都无法被想象力命名）。包围我们的就是此类事件：都是些微过程，一经产生即被抹去。

从加州回来意味着回到一个曾经看到过、曾经生活过但却不具备前世魅力的世界。你将这个世界留在那里，希望它会在你不在时发生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你，它过得很好，你回来了，它适应得很好。人和事互相协调，一切看起来都好像你没有离开过。我自己离开时毫无遗憾，再看到它时也就没有激动之情。人们对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的关注，远远多于对另一个世界的新奇的关注。因而，最好是低调着陆，礼貌地回到这个世界，与此同时，屏住呼吸，并把一些还在闪闪发光的图景保留在记忆中。

美国和欧洲的对比与其说拉近了两者的关系，不如说显现了一种扭曲，一种不可逾越的断裂。分开我们的，不仅仅是时差，而是现代性的整个深渊。人是生而为现代人，而不是成为现代人的。而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现代人。在巴黎，跃入眼帘的，是十九世纪。从洛杉矶回来，在十九世纪着陆。每个国家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宿命，它几乎明确地标明了它的特性。对于我们来说，描绘我们的风景的轮廓的，是1789年的资产阶级模式，和这一模式无止尽的衰败。对于它，我们无可奈何：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梦想而旋转。

【注释】

[1] 此处应该是作者的文字游戏，因法语中spectre既可指幽灵，也可指光谱。——译注

实现了的乌托邦

对于欧洲人来说，直至今日，美国都代表着流放的某种深层形式，某种移民和流放的幻想，因此也代表着欧洲人对自己文化的内化形式。与此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外向性，因此与上述文化的零度风格相一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如此好地体现了这一灵肉分离的功能，如此好地从整体上体现了对我们欧洲文化元素的恶化和激进化功能……通过某一暴力行为，或非常事件——地理上的流放，加上十七世纪建国元勋们向自我意识的自愿流放——，欧洲具有批判力和宗教性的秘传哲学，在新大陆转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公共哲学。美国的建立是对这一双重运动的回应，即道德法规在意识中的深化，和乌托邦需求——这一乌托邦需求始终是各个宗教团体的理想——的彻底化及其在工作、习俗和生活方式中的直接实现。即使今日，「在美国着陆」还意味着着陆于托克维尔所谈论的那种对生活方式的「宗教」之中。流放和移民运动令这一关于生活方式、成功和行动的物质乌托邦具体化为了对道德法规的深刻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转变成了一种原初场景。对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在我们身上烙下烙印的是1789年大革命，但不是同一种印章：是历史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印章。政治和历史是我们的原初场景，而不是乌托邦的、道德的领域。如果说这一欧洲式的「超验性」革命如今无论是对其结果还是对其手段都几乎丧失了自信，我们却不敢如此评价美国革命这一对生活方式的内在革命，也不敢如此评价他们的道德的、实用主义的主张，后者不论在当今还是在过去，都构成了新世界的悲怆调子。

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美国人驱除了起源问题，它对起源或神秘的真实性问题没有兴趣，它没有过去，也没有立国的真理。因为没有经历时间的原始积累，它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因为没有经历真理法则缓慢的、数百年的积累，它就生活在永恒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它没有祖传的土地，今天，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局限在自然保护区中，就像美国人把伦勃朗和雷诺阿保存在博物馆里。但这不重要——美国没有身份问题。未来的权力将属于那些没有起源、没有真实性的民族，他们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种情况。看看日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美国更好地赢得了这场赌博，并在某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悖论之中，成功地把领地制和封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去领土化的、失重的权力。日本已经是地球这颗行星的卫星。但美国在它的时代已经是欧洲这颗行星的卫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未来已经向人造卫星转移。

美国是实现了的乌托邦。

我们不应该像评判我们自己的危机——古老的欧洲国家的危机——那样去评判他们的危机。我们的危机是历史的理想主义面对其实现的不可能性时的一种危机。他们的危机是已实现了的乌托邦面对其持续性和永久性时的危机。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世界的中心，是最高权力，是绝对的典范，这一牧歌式的信念并没有错。这一信念与其说是建立在资源、技术和武器的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某个奇迹般的前提之上的，这一前提认为乌托邦业已实现，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带有可能会令人无法忍受的直率，建立于某个观念之上，即它是其他人一切梦想的实现，包括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它知道这一点，并对此坚信不疑，最后，其他人也都相信了。

在当前的价值危机中，每个人最终都会转向那种文化：它敢于通过戏剧化的暴力手段，令价值转变成现实而不是踌躇不前；由于移民带来的地理和精神上的决裂，它能够想到用所有碎片去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不要忘记电影为这一幻想的成圣仪式所做的贡献。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们对美圆或跨国公司的傲慢作何感想，这种文化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那些恰恰受其折磨的人，以及那些因上述深刻的、癫狂的信念而实现了所有梦想的人。

而且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癫狂：所有开拓性的社会都或多或少是个理想的社会。即使是巴拉圭的耶稣会士也是如此。即使巴西的葡萄牙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家长制和奴隶制的理想社会，尽管它与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的模式有所区别。在现代世界，南方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得到普遍化的机会。通过自我输出，通过在海外被实体化，理想被清除了自身历史，被具体化，带着新的血液和一股实验性的能量得到发展。「新世界」的活力始终证明着其之于「故国」的优越性：其他人将理想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同时隐秘地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则将其付诸了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行为是一起世界性的戏剧性转变，它在各处都留下了深刻的、怀旧的痕迹，即使当它正在崩溃时。对旧世界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涉及价值观的理想化更替，几乎就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它时常保留小说的口吻，正如在美国），并直接超越了这些价值在发源国的命运。这些边缘社会的出现取消了历史社会的命运。在将它们的本质野蛮外推至海外时，这些历史社会失去了对自身发展的控制。它们被自己分泌的理想模型所根除。发展将永远不会再以线性进步的形式发生。对于这些至此为止还是超验的价值来说，当它们被实现，被投射进现实（美国），或在现实中遭遇崩溃时，这样的时刻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如何，这就是把我们与美国人分开的东西。我们永远追不上他们，我们永远无法拥有他们的直率。我们只是隔着五十年的落后差距在照搬他们，拙劣地模仿他们，而且还不成功。我们缺少他们的灵魂和胆量，这种灵魂和胆量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零度，无文化的力量。我们或多或少去适应是没什么用的，我们永远无法把握他们的世界观，就像美国人永远无法把握欧洲先验的、历史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样。就像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无法将民主和技术进步的价值观内在化一样。根本性的裂痕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被跨越。

我们将依然是怀旧的乌托邦主义者，被我们的理想所撕裂，但在内心深处却抵触它们的实现；我们宣称万事皆有可能，但从不认为一切均已实现。而这是美国所断言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古老目标——革命，进步，自由——将在它们被实现之前，在成为现实之前，就已经消失。我们的忧郁由此而来。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机会拥有这一戏剧性转变。

我们生活在否定性和矛盾之中；他们生活在悖论之中（因为一个业已实现的乌托邦是一种悖论式的观念）。对很多人来说，美国生活方式的特质在于这一实用主义的、悖论式的幽默感，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特征（或曾经的特征？）是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精微。很多美国知识分子羡慕我们这一点，想给自己重新塑造一套理想的价值观，一个历史，重新体验老欧洲哲学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美妙之处。这与构成他们特殊状态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因为美国（无）文化的魅力和力量恰好来自模型的突然的、史无前例的实现。

当我看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带着忧伤贪婪地看着欧洲，看着它的历史、它的形而上学、它的美食、它的过去时，我对自己说，这是个不快乐的移情例子。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像美酒和美食：它们并没有真正穿越大洋，尽管曾有激动人心的尝试试图令它们适应新环境。这是个正当的报复，因为我们欧洲人从来没能驯化现代性，它同样拒绝从另一个方向穿越大洋。有些产品无法容忍进出口。我们自认倒霉，他们也自认倒霉。如果对我们来说，社会是一种食肉的花朵，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种异域的奇葩。它的芬芳不会比加州葡萄酒的酒香更具说服力（今天，人们想让我们相信事实正好相反，但无济于事）。

不仅历史无法补救，而且，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现实性本身似乎也永远无法得到补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追逐资本并没有错，但资本总是走在前面。当人们揭露资本的某个阶段时，它已经进人了另一阶段（恩斯特·曼德尔和他的世界资本的第三阶段）。资本很狡猾，它并不玩批评这一历史的真正游戏，它挫败了辩证法，后者只是在事后，通过一场迟来的革命，重新建构了它。甚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作用也只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相当于曼德尔所说的「外生事件」，例如战争或危机，或金矿的发现，它们在余下事物的基础上重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归根到底，所有这些理论家们自己证明了自己的希望的虚幻。在政治经济学优先地位的基础上，他们在每个阶段重新发明了资本，并由此证实了作为历史事件的资本所享有的绝对主动性。因此，他们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并取消了任何超越它的机会。同时这也确保了——这或许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分析永远处于滞后状态。

美国从来不缺暴力，也不缺事件、人物或观念，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历史。奥克塔维奥·帕斯是正确的，他断言美国是在逃脱历史、构建一个处于历史之外的乌托邦的意图中建立起来的，它已经部分地获得了成功，并且今天仍然对此坚持不懈。历史作为社会和政治理性的超验性，作为对社会的辩证、冲突的视角，这一观念不属于他们，同样地，作为与某一历史的原初断裂的现代性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我们在对现代性的痛苦意识中已经生活足够长时间了，能够明白这一点。欧洲发明了某种封建主义、贵族政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类型：所有这些对我们都有意义，但在其他地方，它实际上都毫无意义。所有试图模仿这些东西的人，他们不是使自己成为了笑柄，就是戏剧化地迷了路（我们自己所做的，差不多也就是模仿自己，延续自己的生命）。而美国则置身于断裂和极端现代性的立场中，现代性正是在此处才具有原创性，而非别处。我们只能模仿它，却不能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挑战它。一件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发生了，仅此而已。而当我看到欧洲不惜一切代价，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现代性时，我对自己说，这也是一种不快乐的移情。

我们仍然在中心，然而是旧世界的中心。他们曾是这一旧世界的边缘化的超验性，如今成了其新的、离心的中心。离心性是他们的出生证明。我们永远无法将其从他们身上夺走。我们永远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令自己中心外移，中心偏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永远享受不到同样的自由——不是我们认为已得到确保的形式上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具有弹性的、功能性的、主动的自由，我们看到这一自由在美国制度和每个美国公民心中起着作用。我们的自由观永远不可能与他们那种空间的、移动的自由观相提并论，因为它得自一个事实，即某一天，他们已将自己从这一历史的向心性中解放了出来。

从「大西洋另一侧」这一充满力量的离心的现代性诞生之日起，欧洲开始消失。神话已经转移。今天，所有有关现代性的神话都是美国的。为此痛苦对我们来说毫无裨益。在洛杉矶，欧洲已经消失。就像伊萨贝拉·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所言：「他们什么都有。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诚然，他们羡慕并欣赏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文化，但归根到底，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优雅的第三世界。」

最初的中心偏移永远保留下来的结果，在政治领域，是联邦制和中央集权的缺乏，在习俗和文化层面，是一种去中心化，一种离心性，这一去中心化和离心性正是新世界与欧洲的关系。合众国没有无法解决的联邦问题（当然，他们曾有过内战，但我们说的是目前的联邦制整体），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历史的开端，就是一种掺杂的、混血的文化，民族和种族混合的文化，敌对性和异质性的文化。这在纽约清晰可见，在那里，每幢大楼都前后相继地确立过统治地位，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轮流统治过这座城市，然而，这里整体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不协调的，而是能量的汇聚，不是统一或多元，而是强烈的敌对，权力的对立，由此，这一切超越文化和政治，在生活方式的暴力或平庸之中创造了一种共谋关系，一种集体的吸引力。

同理，美国和法国在种族、人种问题上，存在基调上的深刻差异。在美国，多个欧洲民族的粗暴混合，随后是外生种族的混合，生产了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多种族性改变了国家，赋予了它特有的复杂性。在法国，既没有最初的混合，也没有真正的溶解，也没有族群之间的挑战。殖民状态只是脱离原初背景，被移植到本土而已。实际上，所有移民都是阿尔基[25]，生活在他们的压迫者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对于后者，他们只能以贫穷或事实上的终身流放作出抵抗。移民问题可能是一个烫手的问题，但从事情本身来说，数百万移民的存在既没有影响法国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时，我们尤其会有一种黏糊糊的印象，觉得这里有一种卑下的种族主义，觉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虚假、可耻的状态中。这是殖民状态的后续，其中经久不散的，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恶意。而在美国，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发展出了一种有竞争性的语言和文化，有时甚至比「本土」语言和文化更加优越，每个集团都象征性地轮流占据着上风。这里涉及的不是形式上的平等或自由，而是事实上的自由，以对抗和竞争作为体现，而这赋予了种族之间的对峙以一种异常的生机，一种开放的基调。

我们欧洲的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将普遍性作为赌注，而窥伺着它的危险，是因普遍性而灭亡……这既是市场、货币交换或生产资料概念的拓展，也是文化理念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瞥惕这种观念，它只有在抽象中被形式化，才能具有普遍性，它同革命概念完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会吞噬特殊性，正如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一对普遍性的追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同等的不可能性，既不可能向下多样化，也不可能向上联邦化。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一旦根据一种可持续的历史进程得到了集中化，它就会在创造可存活的子单位，或在融人到某个和谐的高级整体时，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在集中化进程中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灾难。这是当前我们难以找到一种欧洲的冲力、文化、活力的原因。无力生产一种联邦事件（欧洲统一体），一种本土事件（去中心化），一种种族或多种族事件（混合）。由于太过纠缠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生产出一种令人羞愧的中央集权制（一种格里希玛赫式的多元主义）和一种令人羞愧的杂乱状态（我们温和的种族主义）。

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原则解释了在美国生活中形而上学和想象的缺席，另外也解释了它们的一无是处。它在美国人身上制造出了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现实观。在这里，现实与不可能没有联系，没有哪种失败会让人对其提出质疑。在欧洲被思考的东西在美国变成了现实——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重新出现！

然而，实现了的乌托邦，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否定、讽刺、崇高支配着欧洲思想，那么支配美国思想的就是悖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幽默：关于某种实现了的物质性，关于某个始终在更新的常理，关于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中的某种新鲜感——这一合法性始终令我们吃惊——，也是一种对事物的幼稚的可见性的幽默，而此时，我们则在过往经历令人担忧的异质性和历史阴森的超验性中发展着自身。

我们指责美国人既不会分析，也不会创造概念。但这是对他们的诬陷。我们认为一切在超验性中累积，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其概念都被思考过。他们不仅对此不甚在意，而且他们的视角恰恰相反。不是把现实概念化，而是把概念现实化，把理念物质化。宗教理念和十八世纪的启蒙道德当然包括在内，但也包括梦、科学价值、性倒错。把自由物质化，同样也把无意识物质化。我们关于空间和虚构的幻想，同时还有关于真诚和美德的幻想，或者对技术的狂热。在大西洋这边被梦想的一切都有机会在另一侧被实现。他们从理念出发建造了现实，我们把现实转化成了理念，或者意识形态。这里，只有产生或出现的东西才有意义，对我们来说，只有思考自身或隐藏着的东西才有意义。在欧洲，即使唯物主义也只是一种观念，它是在美国，在事物的技术运作中，在把思考方式转换成生活方式的运作中，在生活的「运转」中——正如我们在拍摄电影时说：Action（开拍）！然后摄像机开始「运转」——，才成为了具体现实。因为事物的物质性，当然是它们的电影摄制术。

美国人相信事实，不相信人为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事实即是人为的，正如这个词的字面所暗示的那样[26]。正因他们信仰事实，完全信任正在发生或所看到的事物，同时轻视一切被称之为表象或表象游戏的东西，正因他们具有这种对事物的实用主义的理所当然心态，他们认为：面孔不具欺骗性，行为不具欺骗性，科学进程不具欺骗性，任何事物都不具欺骗性，没有什么事物是模棱两可的（从根本上说确实如此：任何事物都不具欺骗性，不存在谎言，只存在仿真，它恰恰是事实的人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因其对既成事实的信仰，因其推理的幼稚性，因其对事物的邪灵的无知，因而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社会。必须是个乌托邦主义者，才能相信在某个人类领域内——无论何种领域——，事物有可能如此单纯。所有别的社会都被打上了各种烙印：某种异端，或某种分裂，或某种对现实的怀疑，或对一种邪恶意志及通过魔法扩展这一意志的迷信，或对表象的力量的信仰。这里则没有分裂，没有怀疑，皇帝没有新衣，事实就在那里。众所周知，美国人对黄种人很着迷，预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高级形式的诡计，和高级形式的真理的缺席，后者正是他们所害怕的。

对共同体的讽刺在这里的确是不存在的，正如社会生活的愉悦在这里不存在一样。内在于仪态举止的魅力，内在于社会关系各种戏码的魅力，都转向了外部，融人到对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广告中。这是个不知疲倦地为自己辩护的社会，或永恒地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的社会。一切都必须被公之于众：你的价值，你的薪水，你的生活方式——这里容不下某种更为微妙的举动。这个社会的「外观」（look）带有自我宣扬的性质。美国国旗是最好的证人，它无所不在，它在种植园里，在聚居区，在加油站，在墓地的坟墓上飘扬，不是作为英雄主义的标志，而是作为某个名牌产品的首字母缩写。「美国」仅仅是这个获得成功的、最美好的国际公司的标签而已。正因如此，超真实主义者们能够天真地描绘它，既不带讽刺也不带抗议（六十年代的吉姆·迪恩[Jim Dine]），正如波普艺术以某种愉悦的心情将平庸得惊人的消费品搬到画布上一样。这与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对美国国歌的冷酷戏仿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能从中揭示出的，只是对平庸事物的轻微嘲讽和一种中性的幽默，是五米长的广告牌上的活动房屋和巨型汉堡的幽默，这一大众化和超级化的幽默是美国氛围所特有的，事物在其中都天生地能够宽容对待自身的平庸。它们同时也能宽容对待自身的疯狂。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它们并不追求标新立异，它们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它们拥有某种怪诞色彩，构成了日常的非同寻常的美国，这一怪诞色彩不是超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仍然是美学上的怪诞，这一美学深受欧洲影响），不，在这里，怪诞已进入事物中。疯狂在我们身上是主观的，在这里已经变成客观的了。讽剌在我们身上是主观的，在这里也变得客观了。幻觉和极端在我们身上是属于精神和智力领域的，在这里已经进入了事物中。

无论多么枯燥——枯燥是美国或别处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地狱——，美国的平庸总是比欧洲，尤其比法国的平庸要有趣一千倍。可能因为这里的平庸产生于极度辽阔的幅员，产生于四处延伸的单调性，产生于彻底的无文化状态。它土生土长于这里，正如其反面的极端：速度，垂直性，接近于放纵的过度，近乎不道德的冷漠。而法国的平庸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排泄物，产生自濒死的贵族文化中，最后蜕化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矫情，整个十九世纪，这一资产阶级就像驴皮那样，不停地缩小。一切都在于此：资产阶级的尸首分离了我们，它是平庸的染色体的携带者，而美国人则成功地在常理和财富的物质符号中保存了一种幽默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会把所经历的与统计学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悲惨的命运，他们立即在其中读出了他们个体的失败，并逃避到对定量分析的愤怒挑战中。美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把统计学视作一种乐观的剌激，视作衡量他们的机会，衡量他们是否幸福地融人大多数人的指标。这是唯一一个数量可以毫不负疚地赞美自身的国家。

事物在其平庸性中所表现出的宽容和幽默是美国人对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他们具有一种甜蜜的智力行为，同时显得温柔亲切。他们并不渴望拥有被我们称为智慧的东西，也不会觉得受别人的智慧所威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人不应该过度将自己暴露于其中。因此，他们不会本能地想到去拒绝或澄清，他们的自然行为是赞同。当我们说「我赞同你」时，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一切。而当一个美国人说他同意的时候，是因为，坦白地说，除此之外，他别无想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会通过事实、数据或经历来确认你的分析，并由此除去了后者所有的概念性价值。

这一并不乏幽默感的自我宽容见证了一个对自身财富和权力自信满满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社会可能内化了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美国革命同欧洲所有的革命都不同，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即使是成功的革命，也有它的牺牲品和献祭般的象征。是肯尼迪谋杀案令里根最终确立了现在的统治。这起谋杀案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也没有被调查清楚，原因自然不必说明！更不要提对印第安人的谋杀了，后者的能量还在辐射着当今的美国。说这些不仅为了解释宽容，也为了解释这个社会自我宣扬、自我辩解的暴力，这一趾高气扬的暴力是所有成功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托克维尔热情地描述了民主和美国宪法的好处，赞扬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由灵感、风俗习惯的规律性（而不是地位的平等性）、社会道德（而不是政治）组织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后，他又同样清晰地描述了印第安人的灭绝和黑人的状况，却没有对比这两种现实。仿佛善和恶是分开来发展的。我们可不可能在敏锐地感觉到两者的同时，撇开它们的关系不谈呢？有可能的，而且今日我们正面对同样的悖论：我们永远无法解开某种关系的谜团，即伟大事物的否定性基础和伟大事物自身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强大的、特殊的，美国是暴力的、令人生厌的——我们既不应该寻求抹杀一方或另一方，也不应该寻求令它们和解。

但是，这一充满矛盾的伟大性，这一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新世界的特殊状态如今怎样了？这一美国「革命」，它过去的宗旨在于充满活力地解决某种心知肚明的个人利益和某种温和的集体道德之间的矛盾，如今怎样了？这个问题在欧洲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一直在为某个关于历史、国家和国家消失的问题系提供话题，而美国人对此并不知情。那个在托克维尔笔下逐渐显露的挑战：国家能在每个个体平凡利益的基础上，定下一个伟大的契约吗？那个挑战如今怎样了？可不可能存在一个关于平等和平庸（在利益、权利和财富层面）的契约，后者仍然保留了一种英雄主义的、独特的维度呢？（因为，没有英雄主义维度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简而言之，新世界信守它的承诺了吗？它坚持为自由的好处奋斗到底了吗？或者说它仅仅只是结束了不平等的坏处？

人们常常将美国威力的爆发归功于自由和对自由的运用。但自由本身是不会产生力量的。自由被理解为公共行为，被理解为某个社会关于它自身事业和价值的集体话语，但这一自由事实上已消失在个体的作风解放和骚动中（骚动，众所周知，是美国人主要活动中的一种）。因此，促使产生力量的，更多的是平等和它的结果。也就是托克维尔曾在某句名言中提及的平等：「我指责平等，不是因为它驱使人们去追逐被禁止的享乐，而是因为它令他们全都陷人了对被许可的享乐的追逐中。」是它，令地位和价值得到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化，是它，对特征和性质的一视同仁，由此保证并释放了力量。托克维尔的悖论正是围绕着它进行重新构建的：美国人的世界既趋向于绝对的无意义（一切事物都倾向于在无意义中，在力量中互相平等，彼此取消），也趋向于绝对的独特性——今天比一百五十年前更甚，因为地理上的扩展令效果得到翻倍增加。一个因平等、平庸和冷漠不可遏制的发展而变得绝妙的世界。

吸引人的是这一整体的动力，这一消灭差异的动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它向人类社会的智力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此外，我们会很诧异地看到，美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至少远远少于被卷入十九世纪政治革命的欧洲。美国人受海洋距离的保护，这保护类似某种时间上的隔绝，令其完好地保存了十八世纪人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的视野，甚至十七世纪清教徒宗派的视野，后者被移植后，得以避开历史的变迁兴衰而长盛不衰。这一清教徒的、道德的滞后，是流放式的滞后，是乌托邦式的滞后。我们为此指控他们：为什么革命没有在这里，在这个新国家，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先进堡垒里发生？为什么「社会」和「政治」这两个为我们所偏爱的范畴在这里的影响力如此之小？答案是：社会的和哲学的十九世纪并没有跨越大西洋，而这里的事物始终生活在乌托邦和道德中，生活在对幸福和风俗习惯的具体观念中，在欧洲，这些事物已经被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政治意识形态清除，并走向了一种对历史变化的「客观」认识。我们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指责美国人的历史天真性和道德伪善性的。但事实仅仅是，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他们更接近于十八世纪的思想模式，也就是乌托邦思想和实用主义，而不是那些被法国大革命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东西。

宗教团体为何能够如此强大如此有活力？种族、机构和技术的混合，本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它们一扫而光了。原因在于这些宗教团体在这里保存了它们源头的鲜活形式和实用的天启论，以及它们在道德上的执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微观模型被拓展到了整个美国。从一开始，宗教团体在实现乌托邦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相当于付诸行动的过程——就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乌托邦思想（天主教会将乌托邦视作某种虚拟的异端）作为支柱，努力促使上帝的王国尽快降临世间，而天主教会仅将自己局限于对救赎的希望和神学美德上。

美国仿佛完全赞同宗教团体的这一命运：所有救赎前景的即刻具体化。我们不应该对个别教派的激增晕头转向：重要的事实是，整个美国都同以下事物相关：教派的道德制度，它对赐福的即刻需求，它的物质功效，它的辩解冲动，或者还有它的疯狂和谵妄。

如果美国失去了对自身的这种道德视野，它将会崩溃。这对欧洲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力量，它的道德是一种伪善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对他们自身的道德观念，但我们错了。当他们严肃思考为什么别的民族厌恶他们时，我们如果发笑那就错了，因为正是同一种询问，令各式各样的「水门事件」成为可能，也使电影和媒体上对社会腐败和缺陷的无情揭露成为可能——一种可能会令我们嫉妒的自由，我们才是真正伪善的社会，在其中，秘密和责任，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始终是个人和公共事务的遮羞布。

托克维尔的核心理念是，美国精神在其生活方式中，在其风俗习惯革命中，在其道德革命中。这一革命不会创立一种新法律或一个新国家，但会创立一种实用的合法性，即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救赎不再与神或国家有关，而是与理想的、实用的组织有关。需要追溯到某个新教徒法令来解释这一切吗？这一法令涉及意识的世俗化，及日常秩序对神的法则的吸纳。事实是，宗教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再受到质疑，它的根基不再能受到质询，因为它不再拥有超验的价值。这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宗教。同样地，政治作为实用主义机器，作为游戏，作为互动作用，作为景观，也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不能再从某个单纯政治的视角来评判它。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或哲学的统治原则，这一方面显得更为幼稚，同时也更符合时局。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策略，但策略是模式上的，而不是终极的。性本身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也不再拥有超验价值，既不能作为禁律，也不能作为分析、愉悦或越界的原则。它已经被「生态化」、心理化、世俗化，为日常生活所用。它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习俗所占的主导位置和「生活方式」的霸权表明，法律抽象的一般性让位于交换的具体规则。法律不是约定俗成的：你被假定应该了解并服从它。但是，不服从也会给你增光添彩，而历史同时由对法律的赞美和违法者构成。相比之下，美国体系令人震惊的一面是，违法并不带来荣誉，越界或例外也不会带来威望。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式的因循守旧做派，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社会和政治软弱性的标志。但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达成一致的基础，更多的是具体规则而不是抽象立法，更多的是不正式的方式而不是某个正式权威。脱离某种规则，反对某种机制，这意味着什么昵？必须理解美国习俗这一约定俗成的、实用主义的连带责任，它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种道德协约之上，与其将它比作任何人都可以违反的交通法规，不如将它比作控制高速公路车辆驾驶的共识。这种一致性使美国社会接近于原始社会，在其中，通过违反集体仪式令自己在道德上区别于他人是荒谬的举动。因此，这一因循守旧特征并不「幼稚」，它源自某个习俗层面的协约，源自一整套规则和程序，后者作为运行原则，隐含了某种几乎自发的参与。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对我们自己价值体系的同样仪式化的违抗。

这种「因循守旧」反映了某种自由：偏见和自负的缺席的自由。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人没有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力。这是不公平的，但全面考虑，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这种轻盈的解决方法，而宁愿选择我们沉重的、自负的解决方法呢？看看这个在客房为你服务的女孩吧：她以完全自由的姿态在做事，她面带微笑，没有偏见，也不自负，仿佛她正与你面对面坐着。情势并不是平等的，但她并不追求平等，因为平等已经融入习俗中。与萨特的咖啡馆里的服务生恰好相反，后者已经同他的表征完全异化，只能通过使用一种戏剧化的元语言，通过用手势假装一种他不享有的自由或平等，来化解形势。他的行为的痛苦理智即由此而来，这一理智在我们这里几乎是所有社会阶层所共有的。这一习俗中的平等问题，这一习俗的自由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真正提出过，得到提出的只有关于平等的政治或哲学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把我们锁在永恒的自负中。在美国——这是老生常谈了——，社会地位近乎自然地被遗忘，人际关系轻松、自由，这些都令我们吃惊。他们的轻松可能显得平庸或粗俗，但它永远不会是可笑的。可笑的是我们自己的矫揉造作。

只须看看一个法国家庭是如何在加利福尼亚海滨安营扎寨的，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惹人厌恶的重量。美国人的群体是开放的；法国人的集团则立即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封闭空间，美国小孩在海里玩耍，法国小孩则围绕在父母周围。美国人关心是否总是有冰和啤酒，法国人则关心是否有优先权和戏剧化的舒适。很多人在美国的沙滩上四处走动，法国人则驻扎在他自己的沙土领土上。法国人表现出度假的神情，但他保留了小资产阶级空间的平庸状态。而对于美国人，你可以随意评价他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平庸的，或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他们的确没有贵族的优雅，但他们拥有对空间的自在感，拥有那些一直以来都占有空间的人的自在感，这对他们来说代替了礼仪或贵族族谱。对空间的支配权陚予了他们以身体上的自在感，补偿了他们在面孔和性格方面的缺陷。平庸，但是平易近人。我们是一种混杂的文化，它促使产生了礼仪和矫揉造作，他们拥有一种空间的民主的文化。我们在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是自由的。在沙漠或国家公园里来往的美国人并不给人在度假的感觉。来来往往是他自然的活动，而自然是行动的边疆和场所。绝没有占据我们空闲时间的软弱的浪漫主义和髙卢-罗马人的平静。绝没有这种由「人民阵线」发明的「假日」标签：从国家手里争夺来，并带着一种平民情感被消费的自由时间那种令人气馁的气氛，和对辛苦贏得的闲睱那种戏剧性的担忧。自由在这里没有静态或否定的定义，它的定义是空间的、移动的。

所有这一切的伟大教训就是，自由与平等，正如自在与优雅，它们都是事先给定的。这就是民主的戏剧性变化：平等是前提，而不是结果。这是造成民主和平等主义之间区别的因素：民主意味着以平等为出发点，而平等主义意味着以平等为终点。

然而，当没有人受评判或偏见困扰时，便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宽容，以及一种更深的冷漠。因为不再寻求他者的目光，他们最终互相看不到对方。于是人们在街上相逢不相望，这看起来似乎是谨慎和礼貌的标志，但同样是冷漠的标志。至少冷漠不是假装出来的。这既是一种品质，也是品质的缺失。

我谈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强调乌托邦主义、神秘的平庸性、梦想和伟大性。这种哲学不仅内在于技术的发展，也内在于技术在自身过度的嬉戏中的超越，不仅内在于现代性，也内在于现代形式的宏大规模（无论是纽约的垂直网络，还是洛杉矶的水平网络），不仅内在于平庸性，也内在于平庸性启示录式的形式，不仅内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也内在于这种生活的超真实性中，这种生活从它的表象来看，呈现出了虚构的所有特征。正是这种虚构性让人兴奋不已。但虚构不是想象。它是通过实现想象来预测想象。这与我们的行动截然相反，我们总是通过想象现实来预测现实，或通过理想化现实来逃避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置身于真正的虚构中的原因，我们注定只能拥有想象和对未来的怀念。美国的生活方式则是一种自发的虚构，因为它是在现实中对想象的一种超越。

虚构也不是一种抽象，如果说美国在抽象能力方面有所欠缺，这一能力上的缺陷则在普通美国人原始的现实中，在日常生活的神化中，在令我们如此吃惊的经验主义的天赋中，披上了一层荣耀的形式。可能这一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功已经不完全是托克维尔所理解的那种成功，即成功作为公共精神的自发运动，作为具有现代价值的习俗那自发、具体的组织形式。与其说应该在机构的运作之中寻找美国现实的辉煌形式，不如说应该在技术和影像的解放中，在影像不道德的活力中，在财产和服务的狂欢中，在权力和无用的能量（然而，谁能说出有用的能量的范畴呢？）的狂欢中寻找它，在这一切之中，广告精神远比公共精神耀眼夺目。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是解放的特征，而这个社会的猥亵性本身是它的解放符号。所有效果的解放，其中某些是完全过分和卑鄙的，但是，解放的顶点，它的逻辑的结果，恰恰就在于壮观的狂欢之中，在速度之中，在变化的瞬时性中，在普遍的离心率中。政治在景观中，在不惜代价获得的广告效应中令自身得到解放；性在所有异常和倒错（包括对性的拒绝这一最新时尚，它本身只是性解放的一个过度冷却的结果）中得到了解放；风俗、习惯、身体和语言在时尚的加速发展中得到了解放。解放了的，不是获得了理想的现实、获得了内心真实或透明度的人，解放了的，是转换了空间、行动自如、根据时尚而不是道德改变性别、服饰和习俗的人，根据观念典范而不是自身意识改变观念的人。这才是实用的解放，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我们是否哀叹它的浪费和猥琐。此外，生活在「集权主义」国家的人非常清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梦想的只是这些：时尚，典范，偶像，影像游戏，为旅行而旅行，广告，广告的泛滥。说白了，就是狂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美国具体化、技术化地实现了这一解放的狂欢、冷漠的冷漠，分离的、炫耀的、流通的狂欢。我不知道托克维尔所提到的成功革命，即政治自由和公共精神品质（在这方面，今日美国同时提供了最好的和最坏的典型）的成功革命最后还剩下些什么，但美国肯定已实现了这种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则在我们的历史性革命，我们的抽象性革命失败之后，现在即将错失这另一场革命。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对于这些现代性的合逻辑结果，这些生活方式革命的合逻辑结果——直至各种极端，我们都在着迷又怨恨的复杂情绪中，吸收了其顺势疗法的剂量。在欧洲，我们徘徊在对差异的崇拜中，因此同建立于无差异基础上的彻底的现代性相比，我们是有残疾的。我们不情愿地变得现代和无差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如此无精打采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事业缺乏现代灵感的原因。我们甚至没有现代性的邪灵，后者会把革新推至荒谬的地步，并由此重新找到一种梦幻般的自由。

在革命和恐怖标志下在欧洲被英勇上演和摧毁的一切，都以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形式（财富、权利、自由、社会契约、代表制的乌托邦），在大西洋另一边得到了实现。同样地，我们在反文化的、颠覆意义的、毁灭理性的、终结表征的激进标志下所梦想的一切，这一曾在欧洲引发了如此多理论与政治、美学与社会动乱，而事实上从未实现（68年五月风暴是最后一个例子）的反乌托邦，这一切都在这里，在美国，以最简单最彻底的方式得到了实现。人们在这里实现了乌托邦，而且正在实现反乌托邦：非理性的反乌托邦，去领土化的反乌托邦，语言、主体的不确定性的反乌托邦，一切价值的中立状态的反乌托邦，文化死亡的反乌托邦。美国实现了一切，而且是通过经验主义和原始的方式。我们所做的只是梦想，偶尔付诸行动，美国则从所有可能被构想的事物中获得了逻辑的、实用主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天真的、原始的，它对概念的反讽一无所知，对诱惑的反讽也同样一无所知，它并不讽刺将来或命运，只是行动，制造物质现实。面对乌托邦式的激进性，它提出了经验的激进性加以反对，唯有它才能戏剧性地令这一经验的激进性成为具体现实。我们对诸多事物的终结进行着哲学上的探讨，但事物终结的场所却是这里。这里再也没有领土（只有一片非常神奇的空间），这里，真实和想象已经终结（由此令一切空间向仿真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因此应该在这里寻找我们文化终结的理想类型。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被我们认为天真或毫无任何文化价值的生活方式，将以一种乌托邦式的地理和精神维度所赋予的规模，为我们自己价值的终结——我们一直在徒劳无益地预言这一终结——提供一幅完整的分析图表。

那么，这就是实现了的乌托邦吗？这就是成功的革命吗？是的，就是这样！你认为「成功的」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天堂。圣巴巴拉是天堂，迪士尼乐园是天堂，美国是天堂。天堂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它也许是阴郁的，乏味的，肤浅的。但它就是天堂。不存在别的天堂。如果你愿意从你的梦想中获得结果——不仅是政治和感情的梦想，也包括理论和文化的梦想——，那么，你今天仍然应该带着与发现新世界的那几代人同样天真的热情来看待美国。美国人正是带着同一种热情来看待他们自己的成功、他们自己的野蛮和他们自己的权力的。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一情况，而且也将无法理解你们自身的历史，或你们自身历史的终结。因为欧洲已经无法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自己。美国更为神秘：美国现实的神秘超越了我们的虚构和我们的阐释。某个社会的神秘性：这个社会并不寻求賦予自己一种意义或一种身份，既不为自己提供超验性也不为自己提供美学，而且恰恰出于这个原因，在自己的建筑中发明了唯一伟大的现代的垂直性，这些建筑在垂直秩序的范围内，是最宏伟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服从超验性法则，是最神奇的建筑，但并不服从美学法则，超级现代，超级功能化，但带有某种非思辨的、原始的和野蛮的东西——这样一种文化（或非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内省，思考，概念观照下的意义的结果，我们对这一切都很熟悉。但是，去除概念的物体，自由地在一切结果的外向性和同等性中拓展自身的物体，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谜。外向性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恰如商品对马克思来说是个谜一样：这是现代世界的象形文字，它恰恰因为外向而神秘，是在纯粹的运作和纯粹的流通中实现自身的形式（Hello Karl!）。

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美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沙漠。文化在这里处于原始状态：在原封不动地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它牺牲了智力和全部的美学。它可能是在最初偏离中心、走向处女地的过程中获得这种原始状态的，但也有可能是在走向被其消灭的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尽管这不是它的初衷——获得这种原始状态的。死去的印第安人仍然是这些原始机制的神秘保证人，直至影像和技术的现代性。美国人认为已经消灭了这些印第安人，但后者所做的，可能只是散播了他们的毒液？他们开拓了高速公路的沙漠，在其上打上了烙印并穿越了它们，因为某种神秘的互动，他们的城市呈现出了沙漠的结构和色调。他们没有消灭空间，只是通过消灭它的中心令它变得无限（因此存在一些可无限延展的城市）。由此，他们开启了一个真正的虚构空间。在「原始思维」中，没有自然的宇宙，也没有人类的或自然的或历史的超验性——文化是一切，或者什么都不是，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这一无差异性在现代仿真中达到了顶峰。在这里，也没有自然的宇宙，你无法将沙漠和大都市区分开来。并不是说印第安人无限地接近自然，美国人也并非无限地远离它：这两者，一方与另一方都属于自然的理想，正如它们都属于文化的理想一样，同时两者都同等地与自然和文化的理想没有关联。

这里没有文化，没有文化话语。没有内阁，没有委员会，没有资助，没有促销。整个法国的文化颤音，对遗产的拜物教——这里没有我们那种多愁善感的祈祷，而且后者今天已经变成国家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了。波布尔区（Beaubourg）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它不可能存在于意大利一样（因为别的理由）。不仅集中化不存在，而且关于某种精细文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也不必说神学上的、神圣的宗教了。没有关于文化的文化，没有关于宗教的宗教。谈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似乎更恰当，其内容在于对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创造。唯有这一文化是耐人寻味的，正如在纽约，耐人寻味的唯有它的街道，而非它的博物馆。甚至在舞蹈、电影、小说、故事、建筑中，为美国所特有的东西总是带有点原始的色彩，后者没有经历我们资产阶级文化的富丽堂皇和咬文嚼字、修辞化和戏剧性，也没有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缤纷色彩的精心装扮。

在这里，文化不是我们欧洲人在神圣的精神空间所消费的那种可口的灵丹妙药，在报纸上、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权享有自己的专栏。文化是空间，是速度，是电影，是科技。这种文化是真实可信的，如果真有什么东西真实可信的话。不是附加的电影，附加的速度，附加的技术（在欧洲，我们到处都能感觉到这种被添油加醋的、异质的、时代错乱的现代性）。在美国，电影是真实的，因为被电影化的是整个空间，整个生活方式。我们所哀叹的断裂和抽象化并不存在：生活就是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艺术作品或文化气息浓郁的演出在我看来，似乎总显得枯燥乏味、不合时宜。这是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标志。如果无文化是独特的，那么应该抓住的就是这种无文化本身。如果「品味」一词有任何意义，那么它要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美学要求输出到与它们毫不相干的地方。当美国人把我们的罗曼式修道院（cloîtres）迁移到纽约的科洛斯特（Cloysters）时，我们不会原谅这一不合情理的行为。那么就让我们不要做同样的事，把我们的文化价值移植到美国了吧。我们无权制造混乱。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有权这样做，因为他们拥有空间，而且他们的空间是其余一切事物的折射。当保罗·盖提（Paul Getty）在马利布，在太平洋海岸边一幢庞贝风格的别墅里，把伦勃朗、印象派画家和希腊雕像收集到一起时，他遵循的是美国的逻辑，是迪士尼乐园的纯粹的巴洛克逻辑，他是富有创意的，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的、天真的、媚俗的和非有意为之的幽默的奇妙举动——某种因无意义而令人吃惊的东西。媚俗和超真实之中美学和髙贵价值的消失是令人着迷的，正如电视节目中，历史和真实的消失令人着迷一样。应该从关于价值的野蛮实用主义中获得一点愉悦。如果你一心只关注想象中的博物馆，那么你就会与精髓失之交臂（它恰恰是无关紧要的）。

广告打断电视台播放的影片，这诚然有悖良好习俗，但它们也合情合理地强调，大部分电视节目甚至从来没有达到过「美学」水准，它们在本质上和广告是一丘之貉。大部分影片——而且为数还不少——都是以同样的日常生活罗曼史为题材的：汽车，电话，心理学，化妆品——生活方式的纯粹而简单的说明。广告所做的完全一样：它通过形象令生活方式神圣化，使其变成了真正的集成电路。如果电视上播放的一切不加区别地构成了低卡路里（或者甚至无卡路里）的节食方法，那么我们还能抱怨广告吗？广告因其一无是处，反而衬托出了其前后节目的文化水平。

这里的平庸、无文化和庸俗所具有的意义与欧洲不同。或者这只是欧洲人的一种感悟？对一个不真实的美国的迷恋？或许他们真的很庸俗，而这种元庸俗仅仅是我的想象？谁知道呢？我很想更新这一著名的打赌：如果我错了，你将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我对了，你将贏得一切。事实是，某种平庸、某种庸俗在欧洲不被我们所接受，到了这里却不但很容易被接受，甚至是迷人的。事实是，我们依据异化、因循守旧、标准化、非人化所作的分析都自行坍塌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变得庸俗的，是我们的分析。

为什么类似下面的段落（G.法耶）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绝对错误的呢？「加州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完全的神话而引人注目……种族多元主义，科技霸权，精神自恋，都市犯罪和视听盛宴：作为超级美国，加州以真实的欧洲的绝对对立面而引人注目……从好莱坞到甜腻的摇滚，从《ET》到《星球大战》，从校园里伪反叛的急切渴望到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胡言乱语，从硅谷的新诺斯替教徒到帆板运动的神秘主义者，从新印度教的上师到有氧运动法，从慢跑到作为民主形式的精神分析，从作为精神分析形式的犯罪到作为专制工具的电视，加州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它是拟像和不真实的世界根据地，是冷酷的斯大林主义的绝对综合。作为一块歇斯底里的土地，作为无根者聚集的焦点，加州是非历史、非事件之地，但同时也充满时尚的蠢动及其不间断的节奏，也就是静止之中的颤动，这一颤动困扰纠缠着它，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受到地震的威胁。」

「加州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它从欧洲拿来一切，再将其歪曲，剥夺其意义，为其涂上一层迪士尼乐园的光环之后再将其呈现出来。甜蜜的疯狂的世界中心，我们的排泄物和我们的颓废的镜子，加州病（Californitis）这一美国主义的狂热变种，今天正在年轻人身上释放着自己，表现得像艾滋病的精神形式……为了抵御欧洲人的革命焦虑，加州抛出了一长串假象：在无仪式的校园中对知识的戏仿，在洛杉矶星云中对城市和都市化的戏仿，在硅谷中对技术的戏仿，用萨克拉门托温吞吞的葡萄酒来戏仿酿酒学，用上师和教派来戏仿宗教，用「沙滩男孩」（beach-boys）来戏仿色情，用迷幻药（？）来戏仿毒品，用「社区」（communities）来戏仿社会性……没有一样东西——甚至包括加州的自然——不是对古老的地中海风景的好莱坞式戏仿：海水太蓝（！？），山岭太荒芜，气候太温和或太干旱，无人居住的、失去魔力的、被神所遗弃的自然：太过白亮的阳光下那不祥的土地，我们的死亡那一动不动的脸，因为欧洲死亡时，必将是在假日的阳光下，被晒成了古铜色，面带微笑，皮肤温润，这是千真万确的。」

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因为文本本身正是它赋予加州的歇斯底里的陈词滥调的写照。另外，这段话可能隐藏了对其描述对象的某种迷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语说出正好相反的意思，那只是因为G.法耶本人没能实现这一逆转。他没有明白，在这无意义的边缘，在这无意义的「甜蜜的疯狂」的边缘，在这软绵绵的、装了空调的地狱边缘，事物是如何颠倒的。他没有理解这一「边缘的超越性」的挑战，恰是在其中，每个世界都处于与其边缘、与其「歇斯底里」的仿真相对峙的局面——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用洛杉矶来戏仿城市呢？为什么不能用硅谷来戏仿技术呢？为什么不能有对社会性、色情和毒品，乃至对大海（太蓝！）和太阳（太白！）的戏仿呢？更不必说博物馆和文化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戏仿！如果这些价值无法承受被戏仿的命运，那么它们就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是的，加州（以及美国）是我们自己的颓废的镜子，但它一点都不颓废，它拥有超真实的活力，它拥有拟像的全部能量。「它是不真实的世界根据地」，当然了，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性和力量。拟像的力量上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来过这里吗？如果来过，他会知道，欧洲的关键不在它过去的历史中，而在这种戏仿的、谵妄的预期中，后者构成了新世界。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每个细节都可以是可鄙或无足轻重的，但它的整体超越了想象——由此观之，他的描述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的整体超越了愚蠢的界限。

美国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层次（原始的和狂野的）和第三类（绝对的拟像）的冲击。没有第二个等级。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把握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偏爱第二层次：自反性，双重性，痛苦意识。然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颠覆，任何对美国的观念都无法得到解释：迪士尼乐园是真实的！电影，电视，这些都是现实！高速公路，西夫韦，天际线，速度，沙漠——这才是美国，不是画廊，不是教堂，不是文化……让我们把应得的赞美给予这个国家，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的风俗的荒谬之处，这是旅行的益处和愉悦。为了看到和感受美国，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在某个市区的丛林中，在多彩沙漠（Painted Desert）中或在某条高速公路的弯道上感觉到欧洲消失了。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问过自己：「我们怎么能够是欧洲人呢？」

【注释】

[1] 原文为harki，指北非前法国殖民军在当地雇佣的军人。——译注

[2] 法语中，事实（fait）和人为性质（facticité）形式相近。——译注

权力的终结？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最强盛的时刻，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对其的怀恋：对权力的迷醉，对权力的权力。七十年代，权力依然在，但符咒已被打破。那是狂欢的年代（战争，性，曼森，伍德斯托克）。今天，狂欢结束。美国也像所有人一样，不得不面对一种疲软的世界秩序，一种疲软的世界局势。权力已经变得无力。

但是，美国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垄断中心，并不是因为它失去了权力，而仅仅因为中心不再存在。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了某种想象的权力的轨道，一切都要以它为参照。从竞赛、霸权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它肯定已经失去了一些影响，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它却获得了一些东西：看看美圆令人不解的升值吧——这与经济的至尊地位不可相提并论，但同样令人着迷——，看看纽约地位的奇迹般上升，以及——为什么不呢？——《豪门恩怨》（Dallas)在全世界的成功吧。美国仍旧掌握着作为特殊效果的权力，不管这一权力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

以里根形象为代表，整个美国都变成加州式的了。曾经的演员，曾经的加州州长，他将西部人造天堂电影化的和愉悦的、外向性的和广告化的视角扩展到了全美维度。他建立了某种对舒适生活的敲诈勒索，更新了实现了的乌托邦在美国的原初协定。因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理想结合似乎已经失败了：如果说美国人保留了对个人利益的敏锐意识，他们似乎并没有保留另一重意识，即可以被集体地赋予他们共同事业的意识。这是当前危机产生的原因，这一危机是深刻的、现实的，它倾向于复兴一种集体理念，一种价值，后者将会看似自发地引导行为，并表现为某些力量的理想产物。这是里根的成功，在一种骗人的表象中，他令美国的原始场景起死回生。美国又回来了。美国被越战所削弱，越战对他们来说，就像连环画里小绿人的突然入侵一般令人难以理解，另外，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越战的，远远地，就像那是一场电视上的战争，不明白世界对他们的谴责，面对他们，只能想象恶的实现了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是善的实现了的乌托邦。受越战削弱，他们逃到了舒适生活的庇护中，逃到了一种胜利的幻觉中。这也完全是加州式的，因为事实上，加州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在这里，雾气常常与阳光嬉戏，或与洛杉矶的烟雾嬉戏。然而，对于这个地方，你会保留一个充满阳光的记忆，一个充满阳光的屏幕的记忆。这就是里根式的海市蜃楼。

美国人同其他人一样，并不愿意思考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的功绩，甚至不愿意思考是否信任权力的实际存在。这会把他们带到太远的地方。他们更喜欢表现得充满信任，前提条件是别人得谨慎对待他们的信仰。今天，统治意味着给出一些代表可信度的可接受的符号。正如在广告中，而且获得的效果是相同的，融入某种剧情，不管是什么剧情，政治的或是广告的。里根的剧本两者兼有，这是个成功的剧本。

一切都在片头字幕中。既然社会已经被明确地等同于一个企业，一切都在表演和事业的提纲中，那么其领袖必须生产出广告造型（look)的所有符号。最轻微的缺陷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受到减损的是整个国家。疾病本身也能成为造型的一部分，正如里根的癌症。相比之下，政治上的软弱或愚蠢无足轻重。人们只根据形象做出评判。

这一对仿真的共识比人们想象的要薄弱得多，因为它很少受到政治真相的检测。我们现代的政府都应将一种政治的元稳定性归功于广告对舆论的控制。衰退、丑闻、失败不再导向灾祸。关键是它们获得了可信度，而且公众被调教得很能感受到这个方向上做出的努力。政府的「广告」免疫性同知名洗衣粉品牌的「广告」免疫性相似。

在所有国家，人们不再计算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从前，这些错误将会造成他们的垮台，而在一个建立于冷漠基础上的政府与共识的仿真体系内，大家都能很轻松地处理这些问题。人民不再为他们的领袖而骄傲，领袖们不再为他们的决定而骄傲。只需一丁点糊弄人的补偿，就可重建广告式的信任。因黎巴嫩三百人的死亡引发的格林纳达行动即是如此。无风险的剧情，精心策划的演出，人为的事件，确保的成功。另外，这两起事件——黎巴嫩和格林纳达——证明了同一个政治非真实性：一个是恐怖行径，完全不受意志控制，另一个完全是欺骗事件，则没能足够脱离意志的控制。从统治艺术角度看，两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在虚空中互相回应，这是对今日的政治舞台的定义。

在里根式的新一代人中，有着同样的自我宣传，对可信度的同样追求，对片头字幕的同样崇拜。活力四射，欢欣鼓舞，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着活力，传播着愉悦。幸福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新理念，成功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中心观念，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这一切。因此他们不再是幸福和成功的斗士，而是其拥趸。这是些六十和七十年代人，但他们已经摆脱了对那些狂野年代的所有怀念、所有内疚，甚至所有潜意识。仿佛经受过整形美容手术一般，边缘化的最后痕迹也已被清除，新面孔，新指甲，抛光的脑细胞，乱纷纷的软件。这一代人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受压抑的能量，他们非常自我克制，充满对商业的爱，与其说是为了利益或声誉，不如说是将其当做了一种表演和技术证明。他们围着媒体、广告和信息打转。他们不再是商业怪物，而是娱乐业的长途跋涉者，因为商业本身已成为一种娱乐业。「清洁和完美。」雅皮士。这个名称本身听起来就充满愉快的反转。同上一代人相比，此时没有撕裂人的重新评价，仅仅是一种切除，一种健忘症，一种赦免——某个太难以承受的事件之后略显不真实的遗忘。雅皮士不是反叛阵营的背叛者，这是一个新的种族，自信，健忘，干净，在表演中自在地发展，除了对变化和促销（对一切事物的促销：产品，人，研究，职业，甚至生活方式！），对其余一切目标都保持着精神上的冷漠。我们本该以为，六七十年代的狂欢会让位于一个流动的、清醒的精英阶层，但是，不：这个精英阶层，至少在为自己所做的自我宣传中，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流动的，以及愉悦的形象。这一愉悦形象是温和的：他们冲锋陷阵，但不全力以赴，不管是在商业上、政治上，还是信息处理上，他们宣称自己具有温和的执行力。他们的口号可以是：

你不可能既拥有你的钱，还要花掉它！

你不可能既拥有你的蛋糕，还要吃掉它！

你不可能既吃你老婆，还要操了它！

你不可能既活着，还要拥有你的生活！

但这种轻松是无情的。它的逻辑是一种无情的逻辑。如果乌托邦已被实现，那么不幸就不存在，穷人也不再可信。如果美国复活了，那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就不曾发生，越战也不曾发生。在频繁造访西部富裕的牧场主或制造商时，里根从不曾想到过会有穷人存在，甚至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只看到财富不争的事实，权力的同义反复，并将其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穷人注定被遗忘，被抛弃，消失殆尽。这是「必须出去」的逻辑：「穷人必须出去。」财富和效率所发出的最后通牒将他们从地图上抹去。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品味糟糕，偏离了普遍共识。

贫穷此前还能得到救济，还被维持在某种社会救助体系范围之内，现在这一切已在天意的（总统的）法令下陨落。仿佛最后审判已经产生。善人被认为是善的，其他人都被驱逐。善意的终结，负罪感的终结。给人留下不祥印象的第三世界被抹除。它只令富人感到内疚，而且拯救它的全部努力都已经以失败告终。结束了。第四世界万岁，人们对这个世界说：「乌托邦已经实现。那些没能参与其中的，都消失吧！」这个世界不再有权露面，失去了公民权（disenfranchised)，失去了说话权利，注定被遗忘，他们遭到抛弃，并将死于某个二流的命运。

公民权的失却。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其权利，首先是工作，然后是汽车。驾驶执照没有了，身份也就没有了。大批人口就这样被遗忘，被完全抛弃。赋予公民权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农奴和奴隶的解放，是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在我们的社会，是各种特权：工作权，投票权，对性的权利，女性权利，囚犯权利，同性恋权利——今天，这些东西已在各地被赢得。权利已在各地被赢得。世界已经被假定是解放了的，无须再为什么事物而斗争。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群体整个地受到内部沙漠化的侵袭（个体也是如此）。社会正在遗忘他们，他们正在遗忘自己。他们从视野中消失，他们是注定要被抹杀，注定要成为消失的数据弧线一部分的僵尸。这就是第四世界。我们现代社会的某些部门，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都整体地陷入了这一第四世界的沙漠化地带。当第三世界仍然拥有一种政治意义（即使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世界性的失败），第四世界则却连这一点也失去了。它是超政治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政治的结果，是我们这个发达的社会不再关心社会性的结果，是被驱逐出交流网络的结果，它影响的，恰恰是一个交流社会。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其同为维持世界价格，在火车引擎里烧掉数千吨咖啡的事件相比较。或者原始部落中数量太众的团体，他们像旅鼠一样，在某位先知的带领下，走向地平线那端的海洋并消失其间。政府的政策本身变成否定性的了。它们不再那么注重实现社会化、一体化或创造新的权利。在社会化和参与度的表象下，政策所做的，是去社会化、去公民权和对人的驱逐。社会秩序正逐步收缩为只建立于经济交换、科学技术、尖端集团基础上的秩序，在如此强化自身的同时，这一秩序减弱了很多区域整体上的活动强度，令其变成保护区，甚至连保护区都不是：变成了垃圾场，荒凉的土地，新穷人的新沙漠，正如我们看到核电站或高速公路周围的土地日渐沙漠化。人们不会做任何事去挽救这片土地，或许也没什么可做的，因为公民权的给予、解放、扩张，这些都已发生。因此，这些不是未来革命的因素，而是一些无可降解的结果，既来自权力的狂欢，也来自扩张后的世界之不可逆转的集中。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逐步完成的去公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已经在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统治下愈演愈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里根的受欢迎程度耐人寻味。但首先应该定义人们给与他的是怎样的信心。后者美好得几乎不真实：为什么在他面前任何抵抗都不攻自破？为什么任何错误、任何挫折都无法损害他的名望，而且这一声望甚至悖谬地得到加强（这激怒了我们法国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事情的发展完全是反方向的：他们越是表现出主动性和善意，受欢迎程度就越低）。但这恰恰因为，人们投注在里根身上的信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信心。就像我们区别真实的睡眠和似是而非的睡眠，我们同样需要区分真实的信心和似是而非的信心。前者的基础是某个人或某个领导者的品质和成功。而似是而非的信心的基础是某个人的失败或其品质的缺乏。其原型是预言的失败——这是弥赛亚和千禧年历史中众所周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之后，集体不仅没有否定其领袖并且解散自己，反而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且创造了宗派的或教士的宗教机构，以确保信仰。这些机构之所以牢固，尤其因为它们是从预言的失败中获取能量的。这一「补足」的信心因此不会有任何减弱的危险，因为它来自对失败的否定。相比之下，包围着里根的信誉就是这样一种惊人的氛围，它迫使人想到，美国预言——即实现了的乌托邦同时又是世界强国的伟大前景——遭遇了挫折，这一本该为两百年历史加冕的想象的壮举恰恰没有实现，而里根就是这个预言失败的产物。通过里根，一套从前有效的价值体系变得理想化，成为想象的产物。美国形象成为了美国人想象的产物，而它实际上有可能深受扭曲。从自发的信心到似是而非的信心，从实现了的乌托邦到一种想象的夸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但是，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并没有任何言论表明美国形象在美国人自己眼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也没有言论表明里根时代的这一转折不是横生的枝节。谁知道呢？今天，决定和区别某个过程和对过程的仿真，飞行和对飞行的仿真，有着同样的困难。美国也进入了无法决定的时代：它仍然是真实的权力，还是仅仅是对权力的仿真？

里根能不能被认为是当前美国社会的象征——这个社会曾拥有权力的特征，如今已处在翻新门面的阶段？另一个假设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美国，但它仍在往前冲，它已经进入权力的滞后阶段。滞后作用：事物因惯性而继续发展的过程，起因消失而作用仍在持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历史的滞后作用，社会主义的滞后作用，等等。事物像某个运动中的身体那样，因已经获得的速度，或出于惯性，继续运转着，或者像一个无意识的人，因平衡的力量，仍旧站立着。或者，以一种更滑稽的方式：就像雅里（Jarry)小说《超级男人》中的自行车手，在脚踩踏板横穿辽阔的西伯利亚时，他们已经因精疲力竭而死亡，但却还在继续踩着踏板，驱动着那「伟大的机器」，将死后的僵硬转换成了原动力。绝妙的假想：死人或许具有加速的能力，而且比起活人来，能够更好地令机器运转，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问题。美国像不像是雅里的五人自行车？但这里也是如此，如果说美国机器遭受电流中断或魔法失灵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谁又能说这一切是经济萧条还是机械过度冷却的产物呢？

美国肯定不像欧洲那样，深受某些伟大观念的复苏或历史激情的衰落的影响，因为这些都不是它的发展动力。但它所正遭受的，是曾质疑过它的意识形态的消失，是曾反对过它的一切力量的弱化。如果说二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显得更为强势，那么揭露它的种种观念和激情也是如此。当时的美国体系能够遭受猛烈的攻击（在六七十年代，这一攻击甚至来自内部）。今日的美国已不再拥有同样的霸权，不再享有同样的垄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变得不受质疑，无可置疑。它曾是个世界强国，如今变成了一个典范（公司，市场，自主创新，绩效），这一典范甚至普及到了中国。国际风格就是美国风格。不再有任何真正反对它的事物，咄咄逼人的边界已经被重新吸收（中国，古巴，越南），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清空了本质。总而言之，围绕着美国，继而在整个世界，正在建立起一种共识效应，与里根时期在美国建立的共识效应相同。一种有关可信度、广告的效应，潜在对手身上抵抗力的消失。里根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渐渐地，反对他的、处于他对立面的事物都逐渐消失，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他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天赋。因反对元素和边缘的溢出和融合导致产生的共识。政治的衰退趋势，广告的伟大地位。这与美国在整个星球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美国的权力似乎并不是受某种特殊的天赋所启发（它在一种空虚中通过惯性运转，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且被它自己的力量所牵制）。另一方面，美国令自己置身于闪光灯下，置身于广告促销中。整个世界似乎都笼罩在某种神秘的、广告式的美国权力中，与里根周围产生的广告式的两极相类似。正是由此，通过这一附加价值，通过这一指数的、自指的但没有真正依据的可信性，整个社会在广告注射流中变得稳固。即使已在凝固点以下，但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流动状态的美圆就是这一切的象征和最好的例子。

然而，这是一种脆弱的元稳定，不管是外部关系还是内部政治层面都是如此。因为归根到底，这一现象产生自一切真实的选择项的蒸发，产生自阻力和抗体的消失。这是美国权力的真正危机，即依靠惯性令稳定性成为可能，在真空中实现权力的提升。在很多方面，它就像是某个受过度保护的机体失去了免疫性防御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里根得癌症一事在我看来是一种诗意的讽刺。癌症的形象有点类似那种透明的可信性，或者某个身体的亢奋状态，这一身体不再产生抗体，遭受着因某种过度的功能性而毁灭的危险。世界第一强国的领袖患了癌症！权力受到病毒转移活动的控制！我们文明的两极在此会合。总统的免疫力的终结，马上将是艾滋病！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内爆开始的标志（在东方，政治权力已经长时间处在坏疽的控制中）。

但是，我们的结论下得有些快，谈论绝经期也许更为合适。公众思想的平缓，七十年代的抽搐之后出现的全面的重心调整，一切「新边界」的结束，对事物保守的、广告式的管理，最低水平的、不计未来的表演性，苦行和训练，商业和慢跑，迷幻和狂欢状态的终结，企业的某种自然主义乌托邦的重建，和种族的某种生物社会学上的保存，所有这一切不正意味着权力的光彩终于黯淡，而绝经期歇斯底里的亢奋终于开始了吗？或者，再一次地，里根阶段只不过是暂时的康复期，是萧条之后的复苏，但它预示了其他的发展。然而，所有「新边界」、所有「肯尼迪哲学」在今天看来都无法想象。事实上，在美国时代潮流中发生深刻变化的正是它们：里根效应已经抽干了国家的空气。

尽管如此，绝经效应并不是美国特有的。

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中都能感受得到它，它四处肆虐，既在文化中，也在政治中，既在个人情感中，也在意识形态化的激情中。只能希望在进入第三个阶段时，我们能够遭遇第三类接触（啊！我们已经有过壮年时期的魔鬼，即法西斯主义）。至于美国的现实，即便做了拉皮手术，它仍然保留了一种规模，一种超大的尺度，同时还保留了一种未经毁损的原生状态。一切社会最终都会戴上面具，既如此，为什么不能是里根的面具呢？但是，保持不变的，是最初就在那儿的东西：空间和虚构的天赋。

永远的沙漠

日落是巨大的彩虹，会持续一个小时之久。季节在这里毫无意义：早上是春天，中午是夏天，而沙漠的夜晚是寒冷的，不必等到冬天的到来。这是一种悬止的永恒，在其中，每天都是新的一年，并且可以确信，将来的每一天也都将如此，每个黄昏都将有这样一道彩虹，拥有光谱的所有颜色，光线以一种不可分的形式统治了一整天之后，到了晚上，就依照组成它的所有微妙差别分散成各种层次，直至最终消失。色彩千差万别，正如太平洋的浪尖上，在风中燃烧的瞬间形成的彩虹一样。

这是气候无懈可击的魅力，是自然的特权，它令人类那荒诞的富足得到了完善。

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甚至连垃圾都是干净的，贸易是顺畅的，交通是平和的。潜在的，乳状的，致命的——生活如此流畅，符号和信息如此流畅，身体和汽车如此流畅，头发如此金光闪闪，管理技术如此华丽精致，使一个欧洲人幻想死亡和谋杀，幻想自杀者的汽车旅馆，幻想放荡狂欢和同类相食，以抵消海洋的完美，光的完美，抵消生活的荒诞的便利性，抵消这里每样东西的超真实性。

正是因此，有人会臆想地震引起地层断裂，土地沉入太平洋，造成加州的终结，造成它罪恶的、令人反感的美的终结。因为，超越生存的困难，仅仅活在天空、悬崖、海浪、沙漠的流动性中，仅仅活在幸福的假设中，这是不可忍受的。

但是，即使地震的威胁仍然只是一种与死亡的调情，仍然是自然美的一部分，正如历史或革命理论，它们的超真实的回声带着一种来自前世生命的不声张的魅力，来到这里并在此消逝。某种狂暴的历史需求的最后残余，就是海滩上的涂鸦，面朝大海，不再乞怜于革命的群众，而是求助于天空和大海和太平洋透明的神性：

请革命！

然而，最庞大的海军基地，即太平洋第七舰队基地，美国统治世界的象征，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火力，它们同样属于这一傲慢的美的组成部分，这一切难道都令我们无动于衷吗？仍旧是在这里，圣安娜美丽的魔力随风吹送，沙漠的风穿越山脉，在此停留四五天，随后驱散雾气，令土地灼烧，令大海波光闪耀，令习惯雾霭天气的人窒息——圣安娜最美丽的，是海滩上的夜，人们在这里游泳，仿佛像在白天，像吸血鬼一样，在月光下把自己晒成了古铜色。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

我们是美学、意义、文化、品味和诱惑的狂热追求者，我们只认为具有深刻道德性的东西才是美的，只认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悲怆差别才是具有吸引力的，我们永久地受缚于批判意识和超验性的传统，因此对我们来说，发现无意义的魔力，发现某种令人目眩的断裂的魔力——无论在沙漠还是在城市，这一断裂都具有同样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种精神冲击和前所未有的解脱。发现原来可以因摆脱了一切文化而愉悦，可以对冷漠的加冕仪式激动不已。

我谈论的是美国的沙漠和不能称其为城市的城市……没有绿洲，没有历史建筑，矿物和高速公路的无止尽的移动摄影。到处都是如此：洛杉矶或「二十九棵棕榈树」（Twenty-Nine Palms)，拉斯维加斯或伯瑞格斯普林斯（Borrego Springs)……

没有欲望：只有沙漠。欲望仍然具有某种沉重的自然性，在欧洲，我们还生活在它的遗迹中，还生活在某个濒死的批判文化的遗迹中。在这里，城市是移动的沙漠。没有历史建筑，没有历史：只有对移动的沙漠和对仿真的赞歌。在无尽的、冷漠的城市，在柏的兰德（Badland)完整的寂静中，是同一种荒凉。为什么洛杉矶，为什么沙漠如此迷人？因为一切深度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明亮的、移动的、表面的中立性，对意义和深度的挑战，对自然和文化的挑战，外部的超空间，从此以后不再有起源，不再有参照。

在这一切之中，没有魅力，没有诱惑。诱惑在别处，在意大利，在某些已成为油画的风景中，画作文化气息浓郁，品味高雅精致，一如收藏它们的城市和博物馆。设定了边界的、描绘出的、充满高度诱惑的空间，意义在此达到了如此奢侈的地步，导致它最终变成了装饰品。而这里正好相反：没有诱惑，但是有一种绝对的魔力，即在某种无对象的中立性的辐射中，因生活的一切批判形式和美学形式的消失而产生的魔力。内在的，和太阳有关的。是沙漠的魔力：没有欲望的静止。洛杉矶的魔力：疯狂的、没有欲望的交通。美学的终结。

消失殆尽的不仅是装饰的美学（自然的或建筑的装饰），还有身体和语言的美学，以及关于形成欧洲人，尤其是拉丁欧洲人的精神和社会习惯的一切的美学。这一不间断的喜剧作品（commedia dell'arte)，社会关系的夸张和修辞，话语的戏剧化，语言的伪装，化妆和做作姿态的光环。有关诱惑、品位、魅力、戏剧，同时还有矛盾、暴力的全部美学和修辞学魅力，总是被演讲、游戏、距离、诡计重新控制。我们的世界从来不是沙漠的世界，它一直是戏剧的世界。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始终是充满文化的，同时在它世代流传的文化性中，微微显得有些可笑。

吸引人的，是所有这一切的缺席，既是城市中建筑的缺席——城市已退化为信号的长镜头，也是面孔和身体上的情感和性格的令人晕眩的缺席。英俊，苗条，敏捷，或者酷，或者古怪的肥胖，后者与其说是某种强迫性贪食症的后果，可能更多的是某种普遍的不协调性的后果，它导致产生了身体或语言、食物或城市的一种随意性：局部和连续功能的松散网络，在所有方向都增生扩散的肥大细胞组织。

因而，城市唯一的组织就是高速公路组织，车辆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止尽的都市穿越组织，这是闻所未闻的景观，成千上万辆汽车以同样的速度，在两个方向上，虽是大白天但头灯全部开着，行驶在文图拉高速公路（Ventura Freeway)上，不从任何地方来，也不去任何地方：一个巨大的集体行动，没有尽头、没有侵犯性、没有目标的行驶和展开——移动的社会性，可能是某个高科技的、超真实的、软移动（soft-mobile)的时代的唯一社会性，在表面、网络和管理技术中耗尽了自己。

在洛杉矶既没有电梯也没有地铁。既没有垂直性也没有地下空间，既没有混杂性也没有集体性，既没有街道也没有外墙，既没有中心也没有历史建筑：一个奇异的空间，一个幽灵般的、不连续的连续，关乎一切散乱的功能，一切无等级的符号——这是关于冷漠的童话，关于无差别的表面的童话——，是纯粹的延展空间的力量，是我们在沙漠中遭遇的力量。沙漠形式的力量：在沙漠中，是对一切痕迹的抹除，在城市中，是对符号所指的抹除，在身体中，是对一切心理状态的抹除。动物性的、形而上的吸引力，即空间的直接的吸引力，干燥和荒凉的内在的吸引力。

加州的神秘力量存在于某种极端的分离和某种在现场感受到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移动性的混合之中，这是一个关于沙漠、关于高速公路、关于大海和太阳的超真实主义剧本。任何别的地方都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闪电般的结合，彻底的无文化和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景的结合，自然奇迹和绝对拟像的结合：正是在全面的非指涉性和分离性的极端混合中，但这一混合体又隐藏于最原始的、特征强烈的沙漠和海洋和太阳的自然景色中——这种对立的顶点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

在其他地方，自然美景背负着沉重的意义和乡愁，文化自身因它的严肃性而令人难以承受。个性强烈的文化（墨西哥，日本，伊斯兰世界）映照出了我们自己的衰退的文化，和我们背负深重负罪感的形象。个性强烈的、仪式化的、地域性的文化的意义过剩把我们变成了「外国佬」、僵尸，变成了身处自然美景之中但被迫留守居所的游客。

加州不会发生类似事件，在这里是彻底的严格秩序，因为文化自身在这里是一个沙漠，而且文化必须是一个沙漠，才能令一切事物取得平等地位，并在同一种超自然的形式中发出耀眼光芒。

这就是为什么从伦敦，经由北极飞往洛杉矶的航班本身，在它的同温层的抽象性中，在它的超真实性中，已经成为了加州和沙漠的一部分。去领土化从夜晚和白天的断裂开始。当它们的分界线不再是个时间问题，而是个空间的、高度的、速度的问题时，而且划分得如此干脆，正如在垂直高度上也是如此——我们像穿过云层那样穿过夜晚，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仿佛看到某个围绕地球旋转的物体，或者正好相反，夜晚完全消失，在十二个小时的航行中，太阳始终位于天空的同一点上，此时，已经是我们的时空的终结，而西方的梦境将是同样的梦境。

在这里，热量的奇迹是形而上学的。色彩本身——柔和的蓝色、紫色、淡紫色——产生自一种缓慢的、地质的、无时间性的燃烧。地底矿物质通过水晶质的植物冲出地表。这里的一切自然元素都经过了火的洗礼。沙漠不再是一种风景，它是一种纯粹形式，产生自所有其他风景的抽象运动。

它的定义是绝对的，它的边界是秘密的，山脊是陡峭的，轮廓是残酷的。这是一个关乎符号的场所，其中的符号表达的是迫切的必要性，无法避免的必要性，但它们没有任何意义，武断且不具人性，人们穿越这个场所，却不去解读这些符号。无法撤销的透明性。沙漠里的城市同样终结得很突然，它们没有周边环境。它们产生自海市蜃楼，而后者随时可能消失。只需看看拉斯维加斯，伟大的拉斯维加斯，在日落时分，整个地从沙漠中升起，沐浴在磷光闪闪的灯火中，而后在日出时，复又回归——整个夜晚之后，它消耗了表面的强烈能量，在拂晓的微光中，能量显得更加强烈——复又回归至沙漠状态，看到这一切，你才能明白沙漠及沙漠中符号的秘密：一种令人着迷的中断，一种包含一切的、间歇性的辐射。

赌博和沙漠之间的秘密联系：城市边缘出现的沙漠增强了赌博的强烈程度。房间内空调带来的清凉和外面四射的热量形成了对比。所有人造光线向猛烈的阳光发出了挑战。赌博的夜晚，各个角落都「阳光明媚」，这是位于沙漠正中心的房间那闪闪发光的黑暗。赌博本身就是一种沙漠的、野蛮的、没有文化的、神秘的形式，是对建立于价值之上的自然经济的挑战，是处于交换活动边缘的一种疯狂。但是，它也有严格的界限，在某处突然终止，它的边界是明确的，它的激情并不混乱。沙漠和赌博都不是自由的空间；它们都是有限的空间，具有同一个中心，越往内部，越往中心点，强度越大：赌博的灵魂或沙漠的心脏——特许的空间，远古的空间，在那里，事物失去了影子，金钱失去了价值，踪迹和成其为信号的事物极度罕见，促使人们去寻找财富的即时性。

译后记

2005年底，我受当时任职的交大资助，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SCD）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因有近水楼台的便利，时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好友杨全强博士由于兴趣和工作的需要，托我帮他购买波德里亚的全套著作，我就按图索骥，在亚马逊和e Bay网上一本一本买了起来。

其实，波德里亚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国哲学家。2001年秋，我重回母校读博士的时候，在南大特有的专为文科博士生开设的哲学扫盲班上，曾有幸被中国的西马旗手张一兵老师启蒙，当时，他挥动奥卡姆剃刀，犹如庖丁解牛一般把波德里亚解剖得体无完肤。因为张老师风度迷人，在听他的课的时候，常让我产生这样的困惑，到底是张老师如同孔雀开屏一样展开思想的方式迷人，还是波德里亚的思想本身更为迷人呢？

为了找到答案，课下，我狠翻了几本波德里亚。不过，屡屡看后常觉张老师这个「拟像」比原本更加生动鲜活，而他的讲述也比原作更能启发我的爱智虚荣心。但无论如何，我却从此对波德里亚不再陌生了。

所以，在买来波德里亚的书后，为排遣孤寂的海外生活，在加州过于明亮的阳光下，和过于蔚蓝的大海边，我时不时翻看几页，以从中寻找符号的形而上的安慰。这其中，就有《美国》。

其时，我已经完成了纵横美国的东西部之旅，因此，在翻阅这本波德里亚的美国游记时，我感觉自己似乎在「重走长征路」。波德里亚书中所描述的芝加哥，纽约，拉斯维加斯，洛杉矶，大峡谷，还有我所在的圣地亚哥，在我看来，无不具有一种「亲在」之感。更重要的是，波德里亚对美国的某些事物的感受让我产生强烈的共鸣，如他谈到加州圣巴巴拉山坡上的别墅如同坟墓——在我眼中，这些房屋与前些年先富起来的温州的山坡上林立的墓地无甚区别——，还有开车奔驰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时看到路牌上「右道必须出去」的那种命定感、绝望感，都让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每次一个人驾车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踽踽独行的时候，看到这几个字都有一种突然开错车道而被迫离开这个车水马龙世界的强迫性的恐惧，因为那样，无疑会使本来就非常孤独的我更加孤独。

回国后，我把波德里亚的著作如数移交给全强，唯独把《美国》的原本据为己有，而只给了他一本「仿真」的复印本。因为知道这本书对我的意义，全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对法国现代哲学和艺术颇为熟稔的全强告诉我，他到南大出版社工作后，已经把这本书的版权买了下来。我立即主动请缨，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

需要说明的是，我翻译的时候，是以VERSO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Chris Turner英文译本为底本，对照GRASSET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法文原著翻译的。译毕后，为防错漏，特烦请我的朋友秦立彦博士进行了校阅。这里谨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还要致谢的是我的老友谈瀛洲，他总是随时为我耐心答疑解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五角场百联广场的顶楼，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和他上三年级的女儿在一家电玩城沉迷于电脑游戏的虚拟世界中不可自拔，而我们借此机会坐在旁边电影院的一幅巨大的好莱坞海报下，就书中的翻译问题展开讨论。此情此景，无不具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我当时即心有所感，相信若是波德里亚本人亲至，必定会有更多发现。因为今天，即使中国，也已开始变得越来越像美国的拟像了。甚至，有时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才对，真正的美国现在倒有点像是中国的拟像了。可遗憾的是，波翁的原本已消失，留下的也只是一些拟像的碎片。

但正如波德里亚所言，作为一个欧洲人，只有到了美国才能理解欧洲，或许，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下阅读《美国》，多少也可了解一下我们中国自己。

因为，在当今这个已经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我们已不可能仅仅通过我们自己理解自己。

2008年7月7日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制作说明

版本：1.0
制作日期：2013-04-09
更新日期：201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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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法）波德里亚著；张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305-05497-6

I.①美… II.①波…②张… III.①文化史—研究—美国 IV.①K71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4914号

Jean Baudrillard

Amérique

©Grasset & Fasquelle, 198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J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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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美国

著　者：［法］让·波德里亚

译　者：张生

版　次：2011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