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

内容简介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原因。 　　美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 　　笔调灵动，文风活泼，兼具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一部有崇高成就的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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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书的评论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原因。

美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

笔调灵动，文风活泼，兼具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一部有崇高成就的着作。

史景迁

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着，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

安妮？f?瑟斯顿

以极精炼、清晰的风格讲述中国4000 年纷扰不宁的历史……含意深邃，引人入胜。

阿诺德？艾萨克斯

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

《纽约时报》

时几代学者和一般公众，若想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有洞见，一定要读费正清的着作。

哈佛大学出版社

以出神入化的凝炼之笔勾勒了中国文明的成长在今后几十年是一部无法估量的参考书。

《新共和》

对中国政治体制最全面的介绍……旁征博引，充满善意。

《底特律评论》

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

《中国商业评论》

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着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四版序

e?0?赖肖尔

1948 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第一版问世之时，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着作。“经典”一词本有经久不变之义，但以本书而论却不尽然。经相继修订出版之后，它的内容已经有了增加和发展。在1958年第二版中，增加了共产党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头10年的经历。1971年的第三版进而分析了以后的10年，这一版甚至比第一版更受人欢迎，并重新肯定了以往对此书的评价，证明它不仅是一部经典着作，而且是一部不断赶上时代的经典着作。这一评价对于更往下分析第三个10年的第四版来说，无疑仍将是正确的。

修订版意味着增加新的材料，使之赶上时代，并随着人们因时间的流逝对过去的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修正一些解释。作者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做这项工作的条件很好，因为在美国大力推进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的贡献比任何人嘟大，而且他所引证的权威人士中，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学生，这些人的研究工作曾是他鼓励和指导过的，而且往往指导到作品出版为止。因此在这第四版中，他不仅限于使早先的着作合乎时代，而且还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写了相当多的章节。

s?威尔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一句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向《外交政策丛书》 读者们所能提供的书，最适时而又最重要的，莫过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在刚好30年之后的今天，这话对于第四版来说仍然适用。中国人占全人类1/5 以上，而美国人拥有全世界约1/4 的财富。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了解或误解，他们的合作或磨擦，将对于决定人类的未来起重大作用。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大。本书由前几版留下来的那些部分，仍闪耀着真知灼见，并又根据新近的研究，有了扩展和加工。凡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会反复阅读这些部分，获得知识与乐趣。篇幅很多的新段落叙述了近代事件、中国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前景；这些部分，依我看来，是所曾见到过的关于这些不容易解释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最清晰而又判断十分精确的简略叙述。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着作的原因。

前言

写于1983 年

谁要是把一本出版35 年的书印出增订第四版，总有一些话需要交待。同任何一位诚挚的教授一样，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使双方能够和平友好地共处。但其后发生些什么事呢？1948 年第一版问世后，我们同中国在朝鲜打了三年（l950-1953 年）。1958 年第二版出版时，我们在中国南部边疆越南打了八年（1965-1973 年）。1971 年第三版发行后，随着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1979 年，我们才开始解除冷战时期同台湾的军事联盟。我们承认北京，但仍出售武器给台北，同时又希望他们能结束对抗。然而，中国的旧账是不能这样轻易消除的，美国的介入也不会轻易结束。

此书之所以拥有读者，我想是由于它总结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事当然不可能，但从马可？ 波罗以来几百名学者都已尝试过，无非是因为中国使外国人着迷，也使中国人自己心醉神迷。

当我第一次着手写作此书时，我得益于两方面的经验——首先我在旧中国生活过，在北京当过四年研究生（1932-1935 年），又旅游了很多地方，并且在美国大使馆任过两年职，先是1942-1943 年在重庆，其后是1945-1949年在南京，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崛起称雄的时代。第二方面的经验来自哈佛，那是1946 年后我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1936 年以后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

1983 年版本受到两件事的影响：首先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这印象也是如今许多旅行者熟悉的。我通过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先是1943 年在重庆同他见过面，以后又于1945 年会见过。在1972 年5-7 月间，我妻费慰梅和我承他邀请，回到我们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地方，访问了六个星期。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其后两次访问在1979 年，我同老友再聚首，这使我现在能详加论述。（详情见1982 年出版的费正清《50年回忆录》 ）其次也是对第四版更有影响的是，我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着、论丛及文章和报告。这些着作列在参考书目中，我对这些人表示感谢。

重写一本书是一种惩罚。几年前的管见可能已经膨胀为今日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历史随时势发展，有些问题被人淡忘，其他事情又取而代之。凡是我发现的空谈及废话都已删除，我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涌现，以致我在试图用它们充实此书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

在30 年（1949-1979 年）和两次战争后，我们学会了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同4o 年代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结盟。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化解僵局。

我们分两步走做此事。共和党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是民主党完成的。1972 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历史性的访问。他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上海公报》。亨利？ 基辛格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进行了谈判。这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富于政治家品质和才能的协议，两国关系有望正常化。虽然它包括关于两国外交关系诸多方面分歧的陈述。北京强烈反对下列方案——“一中一台”，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两个中国”。华盛顿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属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许诺不“违背这一立场”。这一结果把华盛顿棘手的对台关系置于附属地位。中国人先来后到的意识很强烈，因而基辛格能够一方面在上海宣布同北京即将实现正常化，一方面又声明美国将遵守1954 年同台湾中华民国签订的军事安全协议（军事同盟）。大国关系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国的内战虽然尚未结束，但它是次要问题，即使我们卷入其中。

这一非常暖昧的情景比预想的时间长得多。1973 年联络处作为使馆前身在华盛顿和北京分别建立起来。但是1976 年周和毛去世，1974 年尼克松也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双方都面临着领导人的继承问题。

在秘密的谈判后，卡特总统于1978 年12 月宣布自1979 年1 月1 日起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1954 年的美台军事协议于1980 年1 月1 日终止，但是美台间的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以非官方名义继续保持。在此基础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1979 年1 , 2 月访美。美国在30 年后终于转变了态度，承认了40 年代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我们最终承认一个中国的代表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

同时，我们并未抛弃我们长期的盟友、委托人——台湾政权。1979 年3 月10 日，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在即使没有外交承认的情况下，它使美国的法律和法规在台美关系中得到全面贯彻，并得以延续。因为台湾仍然要求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不以任何方式寻求成为独立国家或“台湾共和国”，我们的选择相对容易得多。我们不能永远鼓励台湾“统一”中国的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事实即台湾是中国惟一一个四面环西太平洋的省份。

《与台湾关系法》允许在台湾建立一个美国机构，由原来的外交事务官员任职，在所有的美国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处理台美关系，这些法律和法规包括在1979 年1 月1 日前生效并且继续有效的条约和国际协议，即使台湾当局不再承认。台湾方面为这异乎寻常的关系安排的对等机构叫北美事务合作局。双方均为非官方。在此基础上台美关系和美国在台投资继续增长。我们也继续把防御性武器售予台湾。我们悠久的帝国主义遗产也未完全被清算，仍然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保持着存在。

简而言之，由于中美两大国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一方面美国政府拟定两国正常化的政策，一方面国会采取保护、鼓励我们同台湾的经济及其关系的政策。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同双方保持着关系，一个是官方，一个是非官方。此情形应视为历史产物，否则我们会感到难于理解。美国的扩张（或帝国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皆可溯源过去，如今又一勾勒着当代政治图景。结果中美关系仍然在错误路上摇摆不定，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使双方彼此摩擦。198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 里根宣布他的加强美台关系的主张，他忽视了历史背景，其后北京和华盛顿长期陷入争吵。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在1982 年8 月发表了联合声明，由卡特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重新得到巩固。美国保证不再提高援台军事规格，并于将来某时终止军事援台。

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同动机有助于接受对方的不同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基于面临共同问题的真正合作，当今美国有机会共同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建立友谊。我们可以在——教育、工业化、军备控制、能源、食品、人口、污染等方面携手合作。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

引篇

第01章 中国景观

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现今在这人民共和国里，小块零散的耕地已被有效地并成较大的田地，沿着新的公路和山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树木，从电泵抽出来的水充满了新修筑的池塘和灌渠。中国的面貌已经改变了。但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今已约有10 亿之众。

南北对比

凡是飞过大陆中国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旅客，都会显眼地看到两幅典型的画面，一幅是华北的画面，一幅是华南的画面。在北京以南干早的华北平原上，那曾是中国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那里你可以在夏天看到漫无边际的绿色田野，散布着一簇簇较深的绿色植物，那些就是土墙围着的村落中的树木。这很像我们中西部的景色，那里的农家和树丛分散在大地上，彼此相隔约半英里。但我们那块玉米地带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上却是整整一个村落。在衣阿华或伊利诺斯州的田野里，与四周邻居相隔半英里的一个美国农家所住的地方，连同他们的仓库和畜棚，在中国却成为几百口人居住的、点缀着一些树木的整个村社，它同邻村也相隔大约半英里。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和想法却产生微妙的影响。

华南的典型画面迥然不同，同我们习见的情况也毫无相似之处。那里稻田一年大部分时间泡在水里，因此空中旅客所看到的是一片水面。那绿色的地带山峦起伏，新月形的水稻梯田从每座小山的山脚往上延伸，几乎到达山顶，然后又在山的另侧从顶上起层层往下，无穷无尽，每条田埂都按地形修筑，酷似地图上的等高线。事实上，从空中看到的水稻梯田的曲块格局，是其所处谷地坡度的可见标志——接近山项的凹窄条梯田，下面的梯田变得越宽越长，到谷底则舒展开来成为大片稻田。许多田埂上筑有灰色的石砌小路，形成错综复杂的图案，好似哪个巨人涂鸦画出来的那样。当太阳露面时，从空中可以见到稻田水面反射出来的明亮日影。事实上，太阳似乎是从底下稻田里照上来似的，因此，由田埂、小路和山项组成的整个绚丽图纹，好似在下面一幅绵延起伏的巨大屏幕上突然涌现出来，黑色的网络从银色明亮的水面上移过。

当你飞过南方那些多岩石的青山时，一定会纳闷那10 亿左右的中国人民住在哪里，吃什么东西——这样广阔连绵的高山和山谷看来大部分是不能耕种的，并且住户似乎也非常稀少。你所看到的那幅空旷的景色，反映在统计数字上的事实是：据估计，中国6/7的人口不得不密集在1/3的土地上。据粗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美国的四倍。这只有让每平方英里可耕的谷地和冲积平原上挤住2000左右的人才可能做到。美国约有57 万平方英里土地有人耕种，并且可耕地的面积还可大加扩充；中国也许有45 万平方英里的耕地（每人平均拥有产粮食的土地不足半英亩），即使精耕细作地加以利用，要想把耕地扩充得多一点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关于中国人在他们拥挤的土地上如何生活，几乎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抽样研究（美国的研究工作者曾在这方面带了头）的结果，可以给我们一些总的印象。华北干早的小麦小米产区，同华南湿润的产稻区差别很大。这两个经济区大约以黄河长江之间北纬33°处的一条线作为分界。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形成这种显着对比的雨量、土壤、气温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吧。

首先，雨量取决于中国的大陆性气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季节性气流。简言之，亚洲大陆块的温度比西太平洋及其洋流的温度变得快，冬季在大陆上空的干冷空气常常向东南流到海面上去，因而降水量极少。反之，夏天大陆块上的热空气上升，把海洋上充满湿气的夏天季节风吸向内陆和北方，因而降水主要是在夏季。这股来自南方的夏季风首先吹过华南山峦，那里得到大量降雨，其雨量始终比较稳定，两年之间雨量的变动不过约为15％。华北由于离南海较远，雨量较少，而且10 年来年与年之间雨量的变化高达30 ％。由于华北平原的平均降雨量均为20-25英寸，相当于美国大片长期遭受干早和尘暴的地带的降雨量，对于维持农作物的生长，即使在最好年份也不是很充裕的。年与年之间这种降雨量的变化之大，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水的供应来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谨。从水源来说，华南占据优势。

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渗过水的土壤相对说来是长不好庄稼的，这只能靠雨水不断地从山上把新的沉积物冲到下面耕地上得到部分的补偿。即使如此，华南的人口密集中心主要也只限于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上，例如上海地区或广州周围地区。另一方面，华北的土壤由于比较缺水，没有受渗而仍保有较丰富的矿物养分。事实上，有时水份的蒸发把盐碱带到土壤表面，而又没有雨水把它冲掉（如在蒙古那样），于是在土表便形成一层盐碱硬壳而不能耕种。

气温对维护华北的土壤也起着作用，因为严寒的大陆冬季（颇像美国中西部的冬季），使植物的生长季节仅有半年光景。在中国最南部，终年栽植庄稼，稻谷可收两季或三季。我们很容易忘记，上海的纬度与新奥尔良和苏伊士的相同。而广州的纬度与哈瓦那和加尔各答的相同，已进人热带地区。这就说明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较丰饶的华南水稻经济区内。种水稻需要投人较多的水和劳力，但产量比种小麦高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南北的雨量、土壤、气温这些因素大致趋于平衡，华北土壤在水份充足时是非常肥沃的，但缺水的现象往往很严重，而冬天又太冷；华南不缺水，气候条件好，但一般土壤贫瘠。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人的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充足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从空中看中国城市，它们的周围都密布一圈绿色庄稼，而往外的颜色渐渐变浅，这种现象决非偶然。每个城市中心都供应着四周商品菜园的肥料。

从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密集在四大地区，这些地区只占该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第一地区是华北平原；第二是西部群山环绕的四川平原；第三是从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下游，包括汉口以南的湖南稻乡；第四是南方广州三角洲。早期西方旅游者，从方言差异和各省大小的角度，把中国比作欧洲。例如，华中沿长江三个地区——西边的四川省，武汉南北的湖南、湖北两省，以及下游的长江三角洲——的面积分别与德国相坍，而每个地区的人口多于德国。

华南的商业和货运依靠水路，现代的大城市——广州、上海、武汉乃至天津——都兴起在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汇合之处。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使外商的极大期望落空。中国从北到南的纬度，相当于从加拿大到古巴，保持着一个大部分自给自足的次大陆特色。乔治？ 华盛顿的同代人伟大的乾隆皇帝，在其致英王乔治三世的着名诏书中说，“天朝国威远被，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尽管中国班土广囊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

中国的渊源

1929 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一个大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骨，轰动一时。这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后来又发掘出大约有4o 个人的头骨碎片，以及当时的兽骨、人类使用的工具和用火的证据。所有这些在同一个地点发现，是极不寻常的。也许生活在50 万或4o 万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人类祖先之一，他的头颅骨浅低，下额骨后缩，但头盖骨内有相当大的容积。1964年，在西安以南的蓝田发现了一个更加原始的猿人近亲头骨。人民共和国考古学方面的革命，至今已找出了许多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头骨和其他遗物。

同时，自1949 年以来还发现了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了不起的工作，已经完全修改了中国的史前史。据k?c?张所作的结论，这些新发现说明，在黄河南部河曲以下，介于森林高地和沼泽低地之间，开始有了定居的农业社会。例如，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安郊外的半坡村民赖小米为生，辅之以渔猎，他们用丝麻制成织物，夯土营造室内地面和墙垣（一个木框架里将土层层夯实）。他们饲养猪犬作为主要家畜，把谷物藏在瓦罐里，其上饰有表示鱼、兽和植物的花纹，以及一些显然是中国文字前身的符号。但是，除这华北彩陶期文化外，还在东南沿海、台湾和长江下游那些早已种植水稻的地区，也发现了同时代的文化遗址。

离彩陶文化较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较浅的带光泽的黑陶层遗址，地域更为广泛，分布在华北、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小范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在若干中心地点发展起来的，从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的旧学说，现已成为过时的学说，因为那种学说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渗入文化”，主要带有通过中亚而来的中东文化的特征。何炳棣列举了来自东亚以外的文化贡献：小麦和大麦、马拉车、陶器的某些装饰花纹和式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2000年末来自西亚的，但那是中国社会早已定型之后的事。关于青铜冶炼术方面，一般曾提起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因为在泰国发现了早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器（而在近东，还要早几千年）。但想在近东各个分开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间，找出早期有何广泛的交往以说明文化是否发生“扩散”这一问题，现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种主要的文化天然是当地的成就，但决不是孤立的。

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150 英尺或以上、面积约10 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经离海30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

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 / l0 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 ％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 / 10 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精耕细作对人的意义，可从依赖水稻的经济生活看得最为明显。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水稻在头一个月通常生长在秧田里，同时在早地里栽植一些杂粮。杂粮收割后，即在旱地里灌水、施肥、犁田（这方面水牛可以补充人力锄地），以便移栽稻秧。插秧仍用人手，成排的插秧人泡在每块稻田齐脚踝骨深的水里，弯着腰步步后退插秧。在整个次大陆的水稻田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肯定是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在水稻除了草并成熟之际，就把田里的水放掉，进行收割，这项工作仍旧用手。如果供水量和人手不受限制，那么，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就没有其他方法能比这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换言之，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中国农民经不起把他们的劳力用于广种薄收上，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半。至于用机械化的或大规模的方式来耕作，他们又缺少土地和资本。他们不得不靠自己一家的劳力，不得不依靠手工的精耕细作，来养活一家子。今天人民共和国努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碰到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使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同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于是人们就反对铁路，说它抢走了赶车人和苦力的饭碗，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这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态学（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影响其文化的许多方式之一。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着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

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

第一篇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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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书的评论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而且长远是经典的原因。

美前驻日大使e?o?赖肖尔

笔调灵动，文风活泼，兼具令人敬畏的学术成就，……一部有崇高成就的着作。

史景迁

一部恢宏、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巨着，与其研究中国的先驱身份相匹配。

安妮？f?瑟斯顿

以极精炼、清晰的风格讲述中国4000 年纷扰不宁的历史……含意深邃，引人入胜。

阿诺德？艾萨克斯

它是有思想的人案头必备之书。

《纽约时报》

时几代学者和一般公众，若想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并有洞见，一定要读费正清的着作。

哈佛大学出版社

以出神入化的凝炼之笔勾勒了中国文明的成长在今后几十年是一部无法估量的参考书。

《新共和》

对中国政治体制最全面的介绍……旁征博引，充满善意。

《底特律评论》

对于历史学家，它是现代中国的最新历史分析；对于学生，它是关于中国的权威指南；对于外交家和企业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两国间难以捉摸而又最有影响的人类情感脉络。

《中国商业评论》

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着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费正清文集）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四版序

e?0?赖肖尔

1948 年，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 第一版问世之时，深受各界称誉，旋即成为经典着作。“经典”一词本有经久不变之义，但以本书而论却不尽然。经相继修订出版之后，它的内容已经有了增加和发展。在1958年第二版中，增加了共产党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头10年的经历。1971年的第三版进而分析了以后的10年，这一版甚至比第一版更受人欢迎，并重新肯定了以往对此书的评价，证明它不仅是一部经典着作，而且是一部不断赶上时代的经典着作。这一评价对于更往下分析第三个10年的第四版来说，无疑仍将是正确的。

修订版意味着增加新的材料，使之赶上时代，并随着人们因时间的流逝对过去的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修正一些解释。作者做了这两方面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凭藉新的学术成就，增加了大量新的知识和见解，而这些不仅是关于近代事件，甚至还涉及早期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一直远溯到旧石器时代。费正清做这项工作的条件很好，因为在美国大力推进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他的贡献比任何人嘟大，而且他所引证的权威人士中，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学生，这些人的研究工作曾是他鼓励和指导过的，而且往往指导到作品出版为止。因此在这第四版中，他不仅限于使早先的着作合乎时代，而且还根据新近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写了相当多的章节。

s?威尔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的第一句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向《外交政策丛书》 读者们所能提供的书，最适时而又最重要的，莫过于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在刚好30年之后的今天，这话对于第四版来说仍然适用。中国人占全人类1/5 以上，而美国人拥有全世界约1/4 的财富。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的了解或误解，他们的合作或磨擦，将对于决定人类的未来起重大作用。

在过去30 年，谁也没有比费正清用更清楚、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写过关于中国的书。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宁的近代历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费正清那样大。本书由前几版留下来的那些部分，仍闪耀着真知灼见，并又根据新近的研究，有了扩展和加工。凡是关心中国的人，都会反复阅读这些部分，获得知识与乐趣。篇幅很多的新段落叙述了近代事件、中国现状和中美关系的前景；这些部分，依我看来，是所曾见到过的关于这些不容易解释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最清晰而又判断十分精确的简略叙述。费正清擅长把多方面的感性认识以及深入的分析同措词的透彻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此书已经是并且将长远是一本经典着作的原因。

前言

写于1983 年

谁要是把一本出版35 年的书印出增订第四版，总有一些话需要交待。同任何一位诚挚的教授一样，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使双方能够和平友好地共处。但其后发生些什么事呢？1948 年第一版问世后，我们同中国在朝鲜打了三年（l950-1953 年）。1958 年第二版出版时，我们在中国南部边疆越南打了八年（1965-1973 年）。1971 年第三版发行后，随着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正常化。但只是到了1979 年，我们才开始解除冷战时期同台湾的军事联盟。我们承认北京，但仍出售武器给台北，同时又希望他们能结束对抗。然而，中国的旧账是不能这样轻易消除的，美国的介入也不会轻易结束。

此书之所以拥有读者，我想是由于它总结了我们对中国的认识。这事当然不可能，但从马可？ 波罗以来几百名学者都已尝试过，无非是因为中国使外国人着迷，也使中国人自己心醉神迷。

当我第一次着手写作此书时，我得益于两方面的经验——首先我在旧中国生活过，在北京当过四年研究生（1932-1935 年），又旅游了很多地方，并且在美国大使馆任过两年职，先是1942-1943 年在重庆，其后是1945-1949年在南京，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崛起称雄的时代。第二方面的经验来自哈佛，那是1946 年后我在哈佛进行对中国的分区研究计划的结果：这一分区研究法运用每一种社会科学，并使我自1936 年以后在哈佛教的中国史能条分缕析。

1983 年版本受到两件事的影响：首先是在人民共和国实际观察所得，这印象也是如今许多旅行者熟悉的。我通过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先是1943 年在重庆同他见过面，以后又于1945 年会见过。在1972 年5-7 月间，我妻费慰梅和我承他邀请，回到我们三四十年代就熟悉的地方，访问了六个星期。我们发现这已是崭新的国家和崭新的人民了。其后两次访问在1979 年，我同老友再聚首，这使我现在能详加论述。（详情见1982 年出版的费正清《50年回忆录》 ）其次也是对第四版更有影响的是，我得益于许多国家的学者和记者近年来所发表的几百部重要的专着、论丛及文章和报告。这些着作列在参考书目中，我对这些人表示感谢。

重写一本书是一种惩罚。几年前的管见可能已经膨胀为今日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历史随时势发展，有些问题被人淡忘，其他事情又取而代之。凡是我发现的空谈及废话都已删除，我深感新的学术成就如潮水般涌现，以致我在试图用它们充实此书时，有时感到应接不暇。

在30 年（1949-1979 年）和两次战争后，我们学会了如何看待中国革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仍然同4o 年代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结盟。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化解僵局。

我们分两步走做此事。共和党做了第一步，第二步是民主党完成的。1972 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历史性的访问。他同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引人注目的《上海公报》。亨利？ 基辛格和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进行了谈判。这是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富于政治家品质和才能的协议，两国关系有望正常化。虽然它包括关于两国外交关系诸多方面分歧的陈述。北京强烈反对下列方案——“一中一台”， “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两个中国”。华盛顿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属于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许诺不“违背这一立场”。这一结果把华盛顿棘手的对台关系置于附属地位。中国人先来后到的意识很强烈，因而基辛格能够一方面在上海宣布同北京即将实现正常化，一方面又声明美国将遵守1954 年同台湾中华民国签订的军事安全协议（军事同盟）。大国关系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国的内战虽然尚未结束，但它是次要问题，即使我们卷入其中。

这一非常暖昧的情景比预想的时间长得多。1973 年联络处作为使馆前身在华盛顿和北京分别建立起来。但是1976 年周和毛去世，1974 年尼克松也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双方都面临着领导人的继承问题。

在秘密的谈判后，卡特总统于1978 年12 月宣布自1979 年1 月1 日起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不再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1954 年的美台军事协议于1980 年1 月1 日终止，但是美台间的商业、文化和其他关系以非官方名义继续保持。在此基础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于1979 年1 , 2 月访美。美国在30 年后终于转变了态度，承认了40 年代中国内战的胜利者。我们最终承认一个中国的代表者是北京而不是台北。

同时，我们并未抛弃我们长期的盟友、委托人——台湾政权。1979 年3 月10 日，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在即使没有外交承认的情况下，它使美国的法律和法规在台美关系中得到全面贯彻，并得以延续。因为台湾仍然要求承认它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不以任何方式寻求成为独立国家或“台湾共和国”，我们的选择相对容易得多。我们不能永远鼓励台湾“统一”中国的幻想，但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事实即台湾是中国惟一一个四面环西太平洋的省份。

《与台湾关系法》允许在台湾建立一个美国机构，由原来的外交事务官员任职，在所有的美国法律和法规的基础上处理台美关系，这些法律和法规包括在1979 年1 月1 日前生效并且继续有效的条约和国际协议，即使台湾当局不再承认。台湾方面为这异乎寻常的关系安排的对等机构叫北美事务合作局。双方均为非官方。在此基础上台美关系和美国在台投资继续增长。我们也继续把防御性武器售予台湾。我们悠久的帝国主义遗产也未完全被清算，仍然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保持着存在。

简而言之，由于中美两大国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一方面美国政府拟定两国正常化的政策，一方面国会采取保护、鼓励我们同台湾的经济及其关系的政策。随后出现的问题是：我们在不同层面上同双方保持着关系，一个是官方，一个是非官方。此情形应视为历史产物，否则我们会感到难于理解。美国的扩张（或帝国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皆可溯源过去，如今又一勾勒着当代政治图景。结果中美关系仍然在错误路上摇摆不定，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使双方彼此摩擦。1980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纳德？ 里根宣布他的加强美台关系的主张，他忽视了历史背景，其后北京和华盛顿长期陷入争吵。双方经过谈判最终在1982 年8 月发表了联合声明，由卡特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重新得到巩固。美国保证不再提高援台军事规格，并于将来某时终止军事援台。

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同动机有助于接受对方的不同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基于面临共同问题的真正合作，当今美国有机会共同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建立友谊。我们可以在——教育、工业化、军备控制、能源、食品、人口、污染等方面携手合作。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

引篇

第01章 中国景观

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现今在这人民共和国里，小块零散的耕地已被有效地并成较大的田地，沿着新的公路和山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树木，从电泵抽出来的水充满了新修筑的池塘和灌渠。中国的面貌已经改变了。但人口已经增加了一倍：现今已约有10 亿之众。

南北对比

凡是飞过大陆中国那一望无际的灰色云天、薄雾和晴空的任何一位旅客，都会显眼地看到两幅典型的画面，一幅是华北的画面，一幅是华南的画面。在北京以南干早的华北平原上，那曾是中国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那里你可以在夏天看到漫无边际的绿色田野，散布着一簇簇较深的绿色植物，那些就是土墙围着的村落中的树木。这很像我们中西部的景色，那里的农家和树丛分散在大地上，彼此相隔约半英里。但我们那块玉米地带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上却是整整一个村落。在衣阿华或伊利诺斯州的田野里，与四周邻居相隔半英里的一个美国农家所住的地方，连同他们的仓库和畜棚，在中国却成为几百口人居住的、点缀着一些树木的整个村社，它同邻村也相隔大约半英里。美国人民尽管在历史上也以务农为本，可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之苦，而这对一个中国农民的一切行动和想法却产生微妙的影响。

华南的典型画面迥然不同，同我们习见的情况也毫无相似之处。那里稻田一年大部分时间泡在水里，因此空中旅客所看到的是一片水面。那绿色的地带山峦起伏，新月形的水稻梯田从每座小山的山脚往上延伸，几乎到达山顶，然后又在山的另侧从顶上起层层往下，无穷无尽，每条田埂都按地形修筑，酷似地图上的等高线。事实上，从空中看到的水稻梯田的曲块格局，是其所处谷地坡度的可见标志——接近山项的凹窄条梯田，下面的梯田变得越宽越长，到谷底则舒展开来成为大片稻田。许多田埂上筑有灰色的石砌小路，形成错综复杂的图案，好似哪个巨人涂鸦画出来的那样。当太阳露面时，从空中可以见到稻田水面反射出来的明亮日影。事实上，太阳似乎是从底下稻田里照上来似的，因此，由田埂、小路和山项组成的整个绚丽图纹，好似在下面一幅绵延起伏的巨大屏幕上突然涌现出来，黑色的网络从银色明亮的水面上移过。

当你飞过南方那些多岩石的青山时，一定会纳闷那10 亿左右的中国人民住在哪里，吃什么东西——这样广阔连绵的高山和山谷看来大部分是不能耕种的，并且住户似乎也非常稀少。你所看到的那幅空旷的景色，反映在统计数字上的事实是：据估计，中国6/7的人口不得不密集在1/3的土地上。据粗略估计，中国确实有人居住的地区大约只有美国相应地区的一半，而供养的人口达美国的四倍。这只有让每平方英里可耕的谷地和冲积平原上挤住2000左右的人才可能做到。美国约有57 万平方英里土地有人耕种，并且可耕地的面积还可大加扩充；中国也许有45 万平方英里的耕地（每人平均拥有产粮食的土地不足半英亩），即使精耕细作地加以利用，要想把耕地扩充得多一点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关于中国人在他们拥挤的土地上如何生活，几乎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但抽样研究（美国的研究工作者曾在这方面带了头）的结果，可以给我们一些总的印象。华北干早的小麦小米产区，同华南湿润的产稻区差别很大。这两个经济区大约以黄河长江之间北纬33°处的一条线作为分界。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形成这种显着对比的雨量、土壤、气温和人们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吧。

首先，雨量取决于中国的大陆性气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季节性气流。简言之，亚洲大陆块的温度比西太平洋及其洋流的温度变得快，冬季在大陆上空的干冷空气常常向东南流到海面上去，因而降水量极少。反之，夏天大陆块上的热空气上升，把海洋上充满湿气的夏天季节风吸向内陆和北方，因而降水主要是在夏季。这股来自南方的夏季风首先吹过华南山峦，那里得到大量降雨，其雨量始终比较稳定，两年之间雨量的变动不过约为15％。华北由于离南海较远，雨量较少，而且10 年来年与年之间雨量的变化高达30 ％。由于华北平原的平均降雨量均为20-25英寸，相当于美国大片长期遭受干早和尘暴的地带的降雨量，对于维持农作物的生长，即使在最好年份也不是很充裕的。年与年之间这种降雨量的变化之大，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水的供应来说，华北在正常年份仅足以勉强维持，于是周期性的缺雨就易于产生旱灾饥谨。从水源来说，华南占据优势。

但就土壤而论，华南相形之下就差些，因为不断有水渗过它那温暖的土地，把那些对于植物生长至关重要的矿物养分溶化渗走了。渗过水的土壤相对说来是长不好庄稼的，这只能靠雨水不断地从山上把新的沉积物冲到下面耕地上得到部分的补偿。即使如此，华南的人口密集中心主要也只限于长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或河口三角洲上，例如上海地区或广州周围地区。另一方面，华北的土壤由于比较缺水，没有受渗而仍保有较丰富的矿物养分。事实上，有时水份的蒸发把盐碱带到土壤表面，而又没有雨水把它冲掉（如在蒙古那样），于是在土表便形成一层盐碱硬壳而不能耕种。

气温对维护华北的土壤也起着作用，因为严寒的大陆冬季（颇像美国中西部的冬季），使植物的生长季节仅有半年光景。在中国最南部，终年栽植庄稼，稻谷可收两季或三季。我们很容易忘记，上海的纬度与新奥尔良和苏伊士的相同。而广州的纬度与哈瓦那和加尔各答的相同，已进人热带地区。这就说明为什么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在较丰饶的华南水稻经济区内。种水稻需要投人较多的水和劳力，但产量比种小麦高一倍以上。由此可见，南北的雨量、土壤、气温这些因素大致趋于平衡，华北土壤在水份充足时是非常肥沃的，但缺水的现象往往很严重，而冬天又太冷；华南不缺水，气候条件好，但一般土壤贫瘠。在这两种情况上，自然资源由人的不懈努力加以补充，而利用人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如果没有充足的粪便或相当的化肥施回土中，中国是没有一块地区供养它今日这么多的人口的。从空中看中国城市，它们的周围都密布一圈绿色庄稼，而往外的颜色渐渐变浅，这种现象决非偶然。每个城市中心都供应着四周商品菜园的肥料。

从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密集在四大地区，这些地区只占该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第一地区是华北平原；第二是西部群山环绕的四川平原；第三是从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下游，包括汉口以南的湖南稻乡；第四是南方广州三角洲。早期西方旅游者，从方言差异和各省大小的角度，把中国比作欧洲。例如，华中沿长江三个地区——西边的四川省，武汉南北的湖南、湖北两省，以及下游的长江三角洲——的面积分别与德国相坍，而每个地区的人口多于德国。

华南的商业和货运依靠水路，现代的大城市——广州、上海、武汉乃至天津——都兴起在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汇合之处。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向使外商的极大期望落空。中国从北到南的纬度，相当于从加拿大到古巴，保持着一个大部分自给自足的次大陆特色。乔治？ 华盛顿的同代人伟大的乾隆皇帝，在其致英王乔治三世的着名诏书中说，“天朝国威远被，万国来宾，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奇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尽管中国班土广囊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

中国的渊源

1929 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一个大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北京人的头骨，轰动一时。这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后来又发掘出大约有4o 个人的头骨碎片，以及当时的兽骨、人类使用的工具和用火的证据。所有这些在同一个地点发现，是极不寻常的。也许生活在50 万或4o 万年以前的北京人，是人类祖先之一，他的头颅骨浅低，下额骨后缩，但头盖骨内有相当大的容积。1964年，在西安以南的蓝田发现了一个更加原始的猿人近亲头骨。人民共和国考古学方面的革命，至今已找出了许多分布广泛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址、头骨和其他遗物。

同时，自1949 年以来还发现了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些了不起的工作，已经完全修改了中国的史前史。据k?c?张所作的结论，这些新发现说明，在黄河南部河曲以下，介于森林高地和沼泽低地之间，开始有了定居的农业社会。例如，公元前4000年左右，西安郊外的半坡村民赖小米为生，辅之以渔猎，他们用丝麻制成织物，夯土营造室内地面和墙垣（一个木框架里将土层层夯实）。他们饲养猪犬作为主要家畜，把谷物藏在瓦罐里，其上饰有表示鱼、兽和植物的花纹，以及一些显然是中国文字前身的符号。但是，除这华北彩陶期文化外，还在东南沿海、台湾和长江下游那些早已种植水稻的地区，也发现了同时代的文化遗址。

离彩陶文化较远的地方，已经发现了较浅的带光泽的黑陶层遗址，地域更为广泛，分布在华北、长江流域乃至东南沿海。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地区范围扩大，其中包括许多地区性小范围文化遗址。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似乎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在若干中心地点发展起来的，从而使一些西方考古学家的旧学说，现已成为过时的学说，因为那种学说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渗入文化”，主要带有通过中亚而来的中东文化的特征。何炳棣列举了来自东亚以外的文化贡献：小麦和大麦、马拉车、陶器的某些装饰花纹和式样，所有这一切似乎是公元前2000年末来自西亚的，但那是中国社会早已定型之后的事。关于青铜冶炼术方面，一般曾提起来自南方的影响问题，因为在泰国发现了早于公元前3000年的青铜器（而在近东，还要早几千年）。但想在近东各个分开的和不同的史前文化间，找出早期有何广泛的交往以说明文化是否发生“扩散”这一问题，现在已投有人提起了。每种主要的文化天然是当地的成就，但决不是孤立的。

在种族方面，中国人具有易于使人误解的单一性，而这在人类学的考察下是站不住脚的。北亚与中亚的各族人民，曾不断进入中国这块土地，有时还加以统治，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足以压倒中国文化。长城以北的干早草原，曾是游牧入侵者的生息之地，他们从未能够取代中国稠密的农业人口，而只能使种族多样化。因此，所谓蒙古族型是由许多混杂的血缘合成的，其中扁鼻和鹰钩鼻、黑发和红发、有须和无须的特征，统统都有，而且，如蒙古型眼皮这种所谓共同的特征也决不是普遍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仅举一事为例，华北人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中国西北厚达150 英尺或以上、面积约10 万平方英里、由风力运积而成的细黄土层里，挖筑窑洞住家。黄土有沿纵向产生裂缝的性质，适于在其中开挖窑洞。至今仍有几十万人居住在黄土峭壁旁边挖掘的窑洞里。它们冬暖夏凉，安全可靠，但只怕地震。

中国西北的黄土似乎从未牛长过森林。凡是碰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像早期的其他民族和近代的美国拓荒者那样，把森林伐掉。由此而引起的土壤侵蚀，经历若干世纪改变了他们国家的面貌。这种侵蚀至今仍然是个大问题。黄河水力带下来的黄土，在山西省和大海之间冲积成华北大平原，这一过程仍在进行。谁要是看了黄河那种咖喱色的滚滚浊流，势不可挡的汹涌在大堤之间，高出地面20 英尺流经离海30英里的人烟稠密的平原；谁要是认识到这浩大的黄色浊流在不断地沉积它的泥沙，使河床愈来愈高出周围的农村，直到不知哪一天由于人的疏忽或上天降灾，它又冲决堤防而使平原沦为泽国；他就不会比在这种场合更生动地感觉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情景了。

毁林、土壤侵蚀和洪水，不断使人们要努力治水。人民共和国最近完成的一项业绩，是在这条“害河”的广阔西部流域栽植树木并拦截支流。在以前的各个时代，中国统治者每隔一定时期，就要面临黄河洪水在华北平原上造成灾祸的既成事实，而对付这项急事则缺乏科学知识与手段。但在早期，平原遭受水灾的问题还没有需要把它排出原始沼泽的问题来得严重；为了排水以及灌溉和防洪而采用的治水技术随之而兴。这样，许多世代的劳力已经花在这块土地上，使它成为今日这种样子，有大堤护河，有纵横交叉的运河和道路，有沟渠和水井以供灌溉，有小路和偶尔残留下来的绿荫墓地把土地划分开来，而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9 / l0 用于生产粮食，只有约2 ％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4 / 10 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

精耕细作对人的意义，可从依赖水稻的经济生活看得最为明显。水稻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处中国人生活的支柱。水稻在头一个月通常生长在秧田里，同时在早地里栽植一些杂粮。杂粮收割后，即在旱地里灌水、施肥、犁田（这方面水牛可以补充人力锄地），以便移栽稻秧。插秧仍用人手，成排的插秧人泡在每块稻田齐脚踝骨深的水里，弯着腰步步后退插秧。在整个次大陆的水稻田里，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肯定是世界上体力的最大花费。在水稻除了草并成熟之际，就把田里的水放掉，进行收割，这项工作仍旧用手。如果供水量和人手不受限制，那么，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也许就没有其他方法能比这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来。在这种情况下，从经济上讲土地比劳力更有价值，换言之，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中国农民经不起把他们的劳力用于广种薄收上，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单位面积产量只有一半。至于用机械化的或大规模的方式来耕作，他们又缺少土地和资本。他们不得不靠自己一家的劳力，不得不依靠手工的精耕细作，来养活一家子。今天人民共和国努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碰到怎样给农业人口找到其他就业机会的严重问题。

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这一事实已经产生了它的社会影响，因为它使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人口的密集使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中国早期提倡现代化的人，在他们试图采用机器之时，总要同手工劳动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因为从短期看来，机器似乎是在同体力劳动者进行竞争。于是人们就反对铁路，说它抢走了赶车人和苦力的饭碗，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这仅仅是中国人的生态学（他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影响其文化的许多方式之一。大河泛滥平原上的生活始终是艰辛的，那里的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生死在天”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疫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成鲜明对比。从前生活在地中海区域或欧洲大陆的西方人，决不离开水源太远，他们只要有主动精神，总可以靠渔猎来弥补农业的不足。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显着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神人是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或把一幅宋代山水画同一幅意大利古画比较一下就行了。在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巍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

然而，说来奇怪，一个中国人和他的同胞，一直这样密集地生活在一块土地上，使他也成为最有社会观念的人，使他时时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四周的社会习俗；因为他在整个一生中，很少生活在其他人听闻所不及的圈子之外。

第一篇旧秩序

第02章 中国社会的本质

毛泽东号称不朽，可能主要是由于他力图粉碎自古统治阶级的传统。他对特权和城市官僚的种种弊病深怀朴素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敲响了警钟，触动了久远以来就有的感情；因为旧中国是世界上以上层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一大典型。

社会结构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统治中国的权贵就已用大量人力从事公共建筑。早在商代（约公元前1850 至公元前1100 年），都城大致为长方形，围以土夯城墙，周围长4 英里，高达27 英尺。3000年后，明朝（1368-1644年）在南京和北京的城墙也是土夯的。城高均约40英尺，周长分别为23 英里和21 英里，比先前的高大，并且两面砌砖，但仍然是用大量人力筑成的。当然，埃及金字塔以及古代一些帝国及其他奇迹也是集中大量人力建造的，但只有在中国至今还坚持这种做法。我们如果考察一下最近发掘出来的商代城市遗址中社会分层的证据，就可知道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是怎样安排这种人力资源的。商代的情况在以前是传说性的，只知道古代文学着作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自1928-1937 年发掘了它在安阳附近的末代都城以及1950 年以来前述郑州附近的较早期都城（两者都在华北平原离黄河不远之处），商代就成为具体的历史朝代。这些城市里有王宫和上层阶级的住所，是筑在土台上的梁柱结构，其基本建筑风格同今日北京紫禁城里受人赞赏的风格相似。王室繁衍出去的各系贵族，由能工巧匠侍奉，其中有擅长高度发展的青铜冶炼术的，也有陶瓦工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匠。商代青铜器制作的精良举世无匹，至今仍是全人类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商代的君王有文人学士在朝供奉，这些人掌握书写，凭骨卜占未来吉凶，（加热动物肩胛骨上的一点，使之产生袭纹，把这些裂纹解释为祖先的告诫，并记录其结果）产生出着名的“卜盆甲骨”，而这些就是最早导致在安阳进行发掘的东西。贵族过优越生活，乘马拉车作战，以狩猎为游乐，奉祭祀之礼，同时有记室和工匠为其效劳，并由四周村落里的农民供养，而这些农民则住在一半露出地面的地坑里。这已经是个分成许多阶层的社会。统治者的尊祖是一种礼节齐全的宗教仪式。深筑在地下的王家墓室里有珍宝以及许多殉葬的动物和人。k?c?张说，“这些葬物最生动地说明，在一个分成阶级的社会里，较低阶级的成员有时作为牺牲品，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时的牺牲品。”

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林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4/5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杜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在土地上的80 ％以上的人口，和10 ％到15％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要想理解1949 年以后毛主席所面临的同题，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几乎持续到那时为止的旧时代的情景。

农民：家底与亲属。即使在今日，中国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农民，主要生活在乡村，住在用棕黄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篱笆或有时是石块搭成的房子里，用泥土或石头铺地，窗上糊纸而没有玻璃。他们微薄的物质收人中至少有一半、有时达2 / 3 乃至3 / 4 用于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须出诸于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们仍旧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积。在农民住宅中，通常是三个人占四小隔间。有时一家两代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一个炕上。饭菜里没有什么肉，像铁那样普通的东西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数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由机器来做。在这种劳累的、束缚在土地上的生活环境里，由营养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直到最近还使中国儿童的估计平均寿命，像在印度那样略高于26 岁。人的生命同其他生产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钱的。

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中国是家庭制度的坚强堡垒，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

中国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从前，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庭才是当地政治生活中负责的成分。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

家庭培养孝子，使其长大成为忠臣，我们只要看一下传统家族里权威的行使方式，就可了解家庭的那种作用。父亲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掌管并处置家里的全部财产和收人，对安排子女的亲事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子女对他们的父亲有爱、敬和畏交织在一起的情感，这种情感更由于对老年人的尊崇而加深。老年人智慧的增长，弥补了他精力的衰退而有余。只要家长活着而脑子还清楚，他就有一切理由来主宰家中的一切。法律许可他誓儿卖女，甚或处决逆子。事实上，按习俗和天性，中国父母自然是特别钟爱小儿女的，对于作为家庭成员的子女，他们是互相负有父慈子爱的责任的。但是，如果家长要肆虐逞威，法律和习俗是并不加以制止的。旧式家庭里同以长凌幼这种现象并驾齐驱的是男尊女卑。昔日的中国女孩比起男孩来更容易遭溺婴之殃。女子的婚事当然要由父母安排，不能由爱情作主。战战兢兢的新娘立即成为婆母淫威下的媳妇。在小康以上的家庭里，她还可以看到丈夫娶进第二个老婆或姨太太，特别是如果她没有生育男孩。她会被丈夫以各种理由遗弃。丈夫一死，她不能轻易改嫁。这一切反映了妇女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事实。她的劳动被并人整个家务，并不给她带来什么收入。农村妇女普遍是文盲。她们很少有，甚或没有产权。直到本世纪开始后过了好几年，她们的屈从地位还由缠足的陋习表现出来，并为此种陋习所加深。女孩子从5 岁起到15岁，用布带紧缠双脚而阻止其正常发育，这种使两脚陷于无能的陋习似乎是在10 世纪左右开始的。这样形成的“金莲小脚”，里面的脚拱骨被压断，大拇趾以外的诸趾都压弯在脚底，这意味着成亿青年妇女的灾难，却被认为能给予男人以美感和性感。一个女孩子在其童年和发育期，都忍受了脚上的这种痛苦，以赢得一位佳婿。至于每天照顾双脚，洗脚，剪脚趾甲，维持其血液流通，这些都是深闺私事，因为她平日终是紧裹双脚，不让人看见的。最后，当她的丈夫见了这种纤巧的小脚时，它们真的成了能引起性感的东西——这又是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在日常生活中，小脚使女人靠脚跟颤巍巍地移动，步履艰难，也起到了防止女人敢于外出的作用。

社会习俗强加于女人的低下地位，在中国这个讲究身份的社会里，只不过是等级制的表现方式之一而已。它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社会的伦常纲纪和世界观。从哲学上讲，中国古代认为世界是阴与阳这两种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的因素产生的。阴是一切雌性、黑暗、柔弱和被动事物的属性。阳是一切雄性、光明、刚强和主动事物的属性。雄雌都有必要并且彼此相辅相成，但其中之一天然从属于另一方。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世代相继的中国男性伦理大师制订出妇女必须遵循的三从四德之类的行为准绳。这些准绳使女孩自幼屈服于男孩，并使妇从其夫，母从其子。中国不是没有坚强的女人，但她们通常是拐弯抹角，而不是直接发号施令来控制家庭的。

家庭中的地位由儒家所强调的着名“三纲”规定出来；即君为臣纲（臣属要忠于君主），父为子纲（儿子要孝顺父母），夫为妻纲（妻子要贞节，而丈夫不受此约束）。对一个讲平等的西方人来说，这一学说的最奇突之点，是这三种关系里有两种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三者又都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至于母子间的关系，在西方生活中往往允许做母亲的作主，但在中国这一点在理论上并不强调，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自然是重要的。在大家庭里，每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陷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亲属关系之中，他有哥哥、姐姐、舅母以及姑母、姨母、婶母、叔、伯、舅、姨夫，各种姑、表、堂兄弟和姐妹，各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乃至各种姨亲堂亲，名目之多，非西方人所能确记。这些亲属关系不仅比西方的关系名义明确，区分精细，而且还附有按其他地位而定的不容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一个长子不能不及时认识到儒家关于他对家系负有义务并比诸弟和姐妹来得重要的教导。

熟悉而又习惯于家族制度的中国人，在包括官吏等级森严的政府机构在内的其他机构里，也乐于接受类似的地位尊卑制度。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尊卑制（与我们那种由契约关系决定的个人独立制相反）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我们看到海外的华侨，由于按等级制方式组织他们的活动以应付新的环境而加强了力量。

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个别成员的生活周期，是同精耕细作的季节周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的生死同贯穿在庄稼的栽种和收获中的旋律相协调。现在仍然是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村，是由家庭单位构成的；村、家和个人按季节的庄稼收获的旋律，按出生、结婚、死亡的旋律展开活动。

从社会角度来看，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的，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村子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各个世系）组成，他们世代相传，永久居住在那里，靠耕种某些祖传土地为生。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其成员靠耕种家庭所拥有的田地生活，并根据其家庭成员的资格取得社会地位。

中国的家族制是父系的，家长地位按男性系统由父亲传给长子。’男人留在家里，女子嫁给他家，这两者的生活方式都与西方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式不同。直到新近，中国的青年男女选择对方，并不将其作为生活伴侣，也不在婚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而是加人丈夫方面父亲的家庭，担负起维持家庭的责任，把结婚生活置于家庭生活之下，其方式在现代美国人看来将是无法忍受的。中国历史悠久的家庭制度力量牢固，已经使这种制度成为现代革命的对象。忠于国家忠于党的新精神已对家庭主义发动了进攻，但并不总是奏效的。中国自第一个皇帝一统天下起，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在这种制度下，长子单独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较小的儿子则到别处另谋生计）。这种制度改变的重大意义，只要把中国同英、日之类的国家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在英国或日本，没有分到父亲财产的年纪较小的儿子有机会充当政府、商业和海外控制地区的工作人员。长子单独继承制的废除，产生了把一家土地平均分给所有儿子的制度。长子只保有某些礼仪上的职责，由此认识到他的特殊地位，有时也可多分到一些产业。地产不断分成小块，往往使家庭拥有地产的情况发生中断，防止大官们扩大其占有土地的特权，并使农家仅能勉强维持生计。每对结了婚的夫妻的首要责任是生个男孩以传宗接代，但是，如果生的儿子不止一个，那就可能意味着生活变穷。

同一般人所传闻的说法相反，普通农民并没有多子女的大家庭。土地不足，加之疾病和饥饿，限制了每家农户可能存活的人数。一家有几个结了婚的儿子和许多孙儿女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往往被人认为是中国的典型家庭，但实际看来这是理想的例外情形，只有富裕之家才能享有的一种奢侈。通常的农家只限于四、五口或六口人，土地均分给诸儿的结果常常遏制了产业和储蓄的积累，因此普通农家很少有机会爬到更上层的社会。农民之所以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数目太多，而不是怎样受法律和习俗的限制。然而，中国的农民生活，在民间传说以及古老民间文化所叙述的礼节和事件中还是丰富多彩的。在正常情况下，农民生活并不限制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形成一个集市地区的一大批村子里。

集市社会。这个格局可以从飞机上看出来——集市社会是蜂窝状的结构，每个市镇周围有一圈卫星村落。旧中国的乡村是个蜜蜂窝，由这些较为自给自足的地区组成。如果我们按照威廉？ 斯金纳所描绘的理想模型加以设想，每一蜂窝就都以一个市镇为中心，由此向四方伸展出一些小路（有时是水路），通向约有六个村落形成的第一个圈子，再继续延伸到约由12个村落形成的第二个圈子。在这18个左右的村子里，每村约有75 户农家，每户平均有五口——夫妻两口，也许有两个孩子，再加一位祖父或祖母。所有这些村子同市镇相距不超过2 英里半，挑根扁担，推辆独轮车，或者赶个毛驴（或者在水乡划一只舶板船），可在一天内从容走个来回。各村的农民、镇上的掌柜、工匠、地主、寺庙里的僧人和其他人等，形成一个约有15000户或7500 口人的社会。镇上的集市是定期举行的——比方说在每10天的第一、第四和第七天——这样，行商可以经常到这个集市来，同时又可去一个中心集市，以及5 英里以外邻镇的若干集市，那里也是同样定期举行的——比方说每10 天里的二、五、八、或三、六、九为赶集日。在这一种集市周期的生活旋律中，每户也许有一个人每三天去一趟市镇，也许出售一些土产或者购买别处的一点产品，但无论如何总得在茶馆里、庙宇里或路上会会朋友。他可以在10 年里赶上l000次集市。

由此可见，虽然各村自身不能自给自足，那大的集市社会却既是一个经济单元，又是一个社交世界。婚姻通常是由镇上的媒人撮合的。人们在镇上庆贺节日，秘密团体也可能在那里举行分会的会议，从村里来的人还在那里会见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收租帐房和税吏。如今这些旧的集市社会已经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正如各村已经被组织成为生产队，来完成其交纳公粮的任务那样。

早期中国是个“东方式的”社会

近世初期的欧洲学者把亚洲权势人物范围很大的特权称之为“东方式的专制主义”，这是同西方的法律和私人所有权的制度极端相反的。当然，古代的中国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同时代的，在近世初期它也可以同莫卧儿人统治下的印度以及波斯相比。在那些地方，欧洲游客所看到的是贫苦的老百姓和豪富专制的统治者，后者声称他们拥有所属的土地和各族人民。于是欧洲作家就创造出一个“东方式社会”的形象来，而这个形象，正如劳伦斯？ 克拉德所说的，“只存在于这些思想家的心目之中，其他地方根本没有”，然而它仍有助于马克思形成他那很少被人运用的概念：“亚洲生产方式”。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只需指出，传统的中国是怎样作为一个基本上与较近时代的欧美社会不同的“东方式社会”而同其他古代帝国归入一类的。k?a?威特福格尔甚至把哥伦布以前美洲的印加人、阿兹台克人和玛雅人的帝国都包括在这一类里。根据他的分析，它们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的特征：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曾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但在所有这些帝国中，只有中华帝国继续生存到现代。

中国的演进过程，相形之下是持续不断的，而在地中海东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则建立起城邦，进行航海活动，创立拼音文字。其后，在希腊罗马世界和欧洲中世纪时代都能看到原先在政府范围之外、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兴起。例如，希腊城邦是由一个有产阶级所控制的，他操纵政府，用一切办法防止产生独立的官僚体制。在这希腊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里，捐税由包税商收集，矿业和海关事业包给私人经营，奴隶被用作文犊，公民轮流当官，任期很短，以致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凭他的官职集结个人的的势力。在罗马共和政体的统治下，由包税商征收捐税和关税，公共建筑则由私人负责兴建。在封建时代的欧洲，私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当然更加引人注目。近代西方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律以及中世纪城镇方面找到了个人主义的根子，这决不是偶然的。

相反地，早期的中国政府认为它理应控制农业生产的各个要素，即土地、劳力和水源。统治者声称他有权处理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人民，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出疑问，虽然依靠经验，人们知道要刺激农民增产，必须让其土地私有，而且这也并不妨碍税收的征集。政府命令下的摇役制由来已久，使那些至今仍为举世惊叹的伟大工程如长城和大运河，有可能完成。最后，在华北那样的半干早地区，管理水的供应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要有效地进行灌溉和防洪，必须有中央机构加以控制。灌渠和河堤的整个地段必须按总体规划来维护。对那些用于围垦的大提，也必须如此。

早期的中国政府按这种格局建立起来之后，还继续发展这些同样的施政原则。在为了交通运输而修筑和维护运河与公路的同时，民政官员也相应增多。要征集农业剩余产品和监督公共工程，文牍和管理人员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人口集中在帝王行政中心的大城市里，另一方面用于农业的劳动力的密度也增加了。当城市手工业刺激了城乡间的交流时，新兴地工商阶级已经没有机会摆脱政府的全面控制了。

早期在中华帝国的这许多“东方式的”特征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为止。但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并不是那些多少世纪毫无变化的世界早期帝国的残存实例。事实恰恰相反。

中古期的昌盛。特别是由于日本学者努力研究的结果，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自中唐到宋末（8 到13 世纪）期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物质上的进步可自一系列惊人的发明知其端倪：印制的书本、算盘、钞票和信用票据、火药、水泵、运河船闸、不漏水的船舱，以及航海罗盘，更不用说较早时期发明的陶瓷器、漆器、丝棉织物，以及像宋代绘画之类的艺术品了。这些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在其历史兴盛时期的产品，远比欧洲先进。宋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出农业、工艺、商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且在哲学和施政方法方面也有与之相应的进展。最重要的事实是兴起了国内外的私人贸易，这确实是一场“商业革命”，使南宋政府更加依赖于贸易税收。雅克？ 热纳特把南宋首都杭州描绘为当时肯定无疑的最大城市。

历史学家对当时农民大众的生活情况有各种不同的估价，这些取决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所引用的资料、所研究的地区而各有差异。东京的一些研究工作者把宋代农民看作大地主庄园的实际上的农奴。批评者斥他们为欧洲中心论者，并提出证据，说水稻耕作的性质有利于小块土地的私有者（自耕农或永佃农），因为稻田经耕犁、插秧、施肥、除草后的收获，与农民的技艺、精心管理和所花的劳力成正比。正如伊夫林？ 罗斯基所指出的，“在水稻栽培方面，耕种者比在其他谷物的培植方法上占有更关键的地位。”她发现，到了明代（ 1368-1644 年），华中、华南部分地区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以适应市场的需要为目的：虽然田地出租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但佃户一般能订立固定租金的长期合同，这就能促进他们的事业心并提高生产率。农民能够选用最适合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的种子类型。除了种双季稻外，他们还可种甘蔗、烟草（1500 年以后）或其他经济作物，或动员他们家庭的女劳动力从事织绸或织布的手工业。这种为适应市场需要而进行的农业生产花样甚多，也很复杂，因此城市商人无法通过资本投资来加以控制，尽管那时已开始有一种工场外加工制度和一些工厂生产，特别是在绵纺织业方面。正如马克？ 埃尔文所指出的，中国城市没有产生作为经营企业的城市住户的新阶级，即资产阶级，因为“统一的帝王政权结构继续存在，使中国城市的独立发展像欧洲真正封建政治和军事结构的发展一样，成为不可能的事”。中国所产生的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而是一个大不相同的新阶级。

士绅阶级

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甚至普通老百姓谈起“士大夫”时也把他们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但你不要由此而联想起昔日可爱的英格兰的地主士绅，那种以吃牛排和猎狐消遣时日的英格兰人。因为在中国这方面，“士绅”是个术语，它有两层主要的含意，又有一项内在的意义不明确之处。这需要特别加以说明。

首先，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同意，士绅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因为中国社会并没有组成任何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除非是可能在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译者）以前。“封建”这个词也许仍然是个贬斥的字眼，但这个西方术语用于中国，价值很小。例如，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他的奴役地位是多种环境施加压力的结果，而并非由一种类似欧洲封建制度的法定制度所产生。它也并不靠一个职业武士阶层的控制来维护。避免用封建这个词来描绘中国农民的生活处境，？ 决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并不苦得那么厉害。可是，如果封建这个词要保持其原先用于欧洲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正确意义，那么，在中国的一般情况下，这个词是不会有多大意义的。

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产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狭义的士绅地位限于那些通常通过考试（有时通过举荐或捐钱买取）取得功名的个人。这个定义的好处是显得具体，甚至可以用数量来表示——这种狭义的士绅是名列官榜，具有科举功名地位的人，而不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特别是不取决于是否占有田地，因为那是很难从历史记载中确定其数量的。而且，据何炳棣的意见，清代百万左右拥有初级功名的人只是略高于平民的“低级士绅”，而那些再经过几年努力，在省城或北京通过三次一周之久的严格考试崭露头角的少数优秀分子，才形成颇有权势的“上层士绅”。作为个人的士绅是公家官员，掌管政治和行政事务。但他们也是处在家族关系中的成员，并依靠家族关系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种政治——经济两重性已使许多作家给士绅一词以更广泛的定义，把它视为一群家族，而不仅是个别有功名的人。这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定义，读者都必须记住。

士绅家庭主要住在城里，而不在乡村。他们构成以地产为基础的家族阶层，介乎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众与一层从政和经商的容易变动的官员和商人之间。他们是当地名流，所执行的某些职务与下层的农民相关，另一些职务与上层的官员相关。

在农民大众眼里，士绅还包括大地主，这是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他们的高墙大院里圈有许多庭院，雇用的仆役很多，并储存粮食物资和防盗器材，是旧市镇中最煊赫的宅第。这就是中国小说中和西方人所字的中国小说里出名的“大宅。”士绅是当地的统治阶级，他们操纵了一套有关使用土地的习惯权利和法定权利的制度。这些权利通常是名目异常繁多而不复杂，因此要把它们搞清楚确实非有管理方面的才干不可。关于下层土和表层土的不同所有权，各式各样的租佃关系，贷款，抵押，通常的支付和双方的义务，这些都在当地的社会内形成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许多农民搞不清他们自己究竟主要是小地主不是佃户。一般说来，农民失去他的土地所有权之后，更可能成为佃户，从而少分到田地上的产品，而不是成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农民的贫困有时在村里无地劳动力的增加上反映出来，但其主要标志是农民所付地租的增多。

关于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有两派意见，一派强调统治阶级通过地租、高利贷以及其他敲诈勒索对农民的剥削，结果使收入的分配极不平等。这种关于地主阶级剥削的观点当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已成为描述旧中国情况的不刊之论。另一派如拉蒙？ 迈尔斯所指出的，持论较为“折衷”；他强调旧中国农业经济的生产率之低有许多原因：每家占两英亩的田地太少；而且连这些小块土地也是用之不当的；“农民资金不足，接触新技术的机会有限；几乎无力控制自然；原始的运输方式增加了上市产品的成本”。拥护这一观点的人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大部分中国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有些是半自耕农半佃农，而只有大约1 / 4 或1/5才是纯佃农，因此地主剥削佃农远非一般规律，而且比起农民一般缺少资金和技术（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来，是个较小的问题。

我们不打算作最后的判断，但可以提出一项通例；与一切农业生产因素在一起，社会地位和阶级特权也必定在农村发挥作用，因而任何解释都必须是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解释。例如，在所有农业生产中，对资金的季节性需求容许有高利贷借款，利率视利用贷款所种的作物而定，高达每月一分二厘。由于资金是从剩余农业积累起来的，地主通常就是放债者。因此士绅家族仗其社会地位外，还部分依靠权和财力。在20 世纪初，他们仍主宰着大多数省份偏僻的农村地区。

旧中国官吏以士绅家族为收捐征税的媒介。同样，士绅也给农民作中间人，他们在执行官吏压迫农民的任务时，也能减轻些官方的压迫。地方官吏在应付火灾、饥荒或早期叛乱以及众多的次要刑事案件和公共建筑工程时，都要靠士绅的帮助。他们是平民大众与官方之间的缓冲阶层。

穷人单凭他的才学也可成为上述狭义理解下的一名士绅，即使他同士绅家族无关。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科举功名的人总同地主家庭有关系，而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总有考中功名的成员。一般地说，士绅家族是人材库，里面有不做官而有功名的，也有官场中的人物。大家族是培养官员的苗圃，又是被贬或告老致仕官吏的退居之所。

士绅在每个乡里履行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责。他们为诸如运河、堤堰、水坝、道路、桥梁、渡船之类的灌溉和交通设施进行筹款和主持修建。他们支持儒家的机构和伦理一一抢组办和维持学校、圣祠和当地孔庙，出版图书、特别是地方史籍或地方志，并给平民大众分发道德说教册子和劝世歌谣。在承平时期，他们给公众生活定下调子。在动乱时期，他们组织并统率民兵的防守力量。他们日复一日非正式地仲裁纠纷，使当地不致像美国任何一个市镇那样经常发生法律诉讼。士绅还创办慈善事业并运用所托管的经费救济乡间疾苦；他们在官方请求下向政府捐款，特别是在战争、水灾和饥荒的时期。这些贡献十分有用，以致大多数朝代都出售最低级的功名以获得经费，从而使许多人可以不必经过考试而享有功名。这种做法虽然败坏了考试制度，却能使有钱人付出代价以进人上层社会，并分享士绅的特权，例如他可以会见官吏并免受肉刑。

士绅家族在当地的领导地位和管理职能，可以说明为什么官方努力没有深人到中国的下层社会。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从其起源来讲，士绅的产生是用来填补早期的官僚政府与中国社会（它正在不断扩大，非官僚政府的力量所能控制）之间的真空。由g?w?斯金纳所倡导的对城市研究的结果，发现从汉朝到清代中叶的2000年间，相继各朝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并未增加，而中国的人口却增长了5 倍。在各朝全盛时期，基层单位“县”的数目是：“汉朝1150 ，隋朝1255 ，唐朝1235 ，宋朝1230 ，元朝1115 ，明朝1385 ，清朝1360”。而帝国的总人口是：" 180 年6000万，875 年8000万，1190 年1.1 亿，1585 年2 亿，1850 年4.25 亿。”因此，在汉朝末年，一个县官管辖5 万人，而到清末却要管辖30 万人。斯金纳提出，要是有8500 个县都由北京来管理，那么清朝的行政工作简直就搞不了。中国政府并没有把县的数目机械地增设到这种难以管理的水平，而是随着政府自身的扩展，巩固了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的各县，同时只在边远地区设置新的县份。另外它还削减了它的地方行政职能。例如，在唐朝以后，政府放弃了对城镇集市的官方管理，一般地停止了它对“商务的严密控制”， 并逐步不再“正式过问当地的事务”。代之而兴起的是士绅和他们在当地的职责。

这样，帝制政府仍然是个上层结构，并不直接进人村庄，因它是以士绅为基础的。当地士绅的许多公务形成了帝制官僚统治下的一个政坛，使官员能够以极大的流动性和表面上不依赖于地方根基的方式经常调动。实际上，皇帝任命的任何县官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总起来说，在100年前就已超过4 亿人口的一个国家里，正式皇帝官员不到2 万名，带功名的士绅却约有125 万之多。

士绅家族之所以能不断主宰农民，不仅靠其拥有土地，而且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士绅中间主要产生出将来可以被选拔为官吏的士大夫阶级。而士绅之所以能够几乎包办学术，则又基于中国语文的性质。

中国的文字和文人

书写的中国文字不仅看起来不同于西方文字，而且在其基本结构原理上也与西亚和欧洲的拼音写法大不相同。对英美人来说，虽然有许多拼音文字看来也像中文那样莫名其妙，但实际上它们同英文是很相似的。例如，泰国儿童在学校里学泰文的过程同美国儿童很相似，他们学一些发音，把这些音同一些没有任何其他意义的符号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学拼音字母。就其思想和学习方式而论，他们同样可以用英文字母来学（作一些调整，使之能表达泰语发音），然后进一步把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字写下来，以丰富其词汇和表达能力。中国儿童的学习过程却不同。他学习的符号在外形上是有意义的，并且这些符号像图画，或者像数字5 那样，同发音没有关系。这一书写文字既是象形的又是具有符号特征的，其表意的因素多于表声的因素。

在最大的字典里，现代汉语包含4 万多个汉字。但是，在一家报纸印刷所的铅字架上，有7000左右的汉字就够用了，其中约有3000个是普通识字的人所真正需要掌握的。自公元初期直到如今，这些汉字的形式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在30 年之前，中国人还仍旧沿用一种可与古代希腊文的拉丁文相比拟的书写文字，这种文字十分简练，通常必须过目之后才懂得字的意思，单凭发音是不够的。这也是使中国直到20 世纪仍束缚在儒家的陈旧模式里的一个因素。中国语文妨碍中国人与外国社会的顺利交往，而过去外国人学中文甚至比令天还要困难。

中大的写法。汉字最初是图画或符号。古汉字⊙（以后写作日）代表太阳， （后为月）代表月亮。日月合在一起成明，意思是明亮、清楚、富有光泽。木指一棵树，二木为林，意为树林，三木成森，表示丛生的树木。一、二、三这些符号肯定比“one ,two ,three”易学。□表示一块围场或“包围”，而较小的方块形表示嘴，或加以推广表示一个洞口、一个路口、一个港口，等等。

汉字在其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单靠象形方法加以扩充（如上述把日与月合而成明那样）。于是逐渐加入了声的因素。结果使大多数汉字由其他比较简单汉字组成，结合起来的字的一部分通常表示基本意义，另一部分表示有关读音的字样。

以“东”这个字为例，北京话读加tung （汉语拼音为dong——译者）。因为一个汉字念出来是单音节的，又因汉语里音素颇少（整个汉语里仅有400个左右不同的音节），所以汉语里同音字多得令人心烦。这些同音字好比是英文里的“soul”与“sole”以及“all ”与“awl”。汉语里冰冻的“冻”读作tung ，房屋上栋梁的“栋”也读这个声音。中国人开始写冰冻的“冻”字时，采用了表示东方的“东”字，再在其旁加一代表冰的符号字，形成“冻”字。为了要写出表示栋梁的“栋”字，他们采用东方的“东”字，旁加代表树木的符号木，形成“栋”字。

这些是简单的例子。事实上，中文的任何部分本身都是简单的。它所以难学，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记住，又有那么多的意思和借喻。例如，当编纂字典的人要把成千上万的汉字编成字典时，由于缺乏拼音字母，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是列出214 个部首，其中的任何一个肯定是每个汉字必定包含的。从编字典的角度来说，这214 个部首就相当于英文里的26 个字母，但查用起来不像用拼音字母那样明确，并且更为费事。

尽管汉字臃肿，写起来很不方便，但在近世以前，用它记载的文献数量比任何别的文字都要多。据适度的估计，1750 年以前印出的中文书比当时全世界所有其他文字印出的总数还要多。部分原因是中国人早已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这些发明大约过了以600年才传到欧洲。

综上所述，也许足以说明为什么汉文成为几乎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品。它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而不仅是一种社会工具。人们崇拜中文，花费长年累月的工夫来弄通哪怕只是文献的若干部分，而中文文献自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只有通过紧张的努力才能登堂人室。一个比较重要的汉字年深月久地使用在各种场合，积累了像洋葱头那样多层的意义。我们不妨打一个极其简单的比喻，假如罗马人的pater 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用原封不动的书写形式一直传到我们今天，也许再同其他的字体结合在一起，它就含有“父亲”（father ）、“爱国心”（patriotism）、“父权”（paternity ）、“（圣经）经义学”（patristics ）、“祖业”（patrimony）、“恩眷”（patronage）等等的意思。至于给这样一个字指定哪一种意思，那就要看上下文来决定。这就需要熟谙古文。许多学者单是为了熟悉古文，就耗尽了心血。

中文这套书写法，并不是每个学童在其准备应付生活问题时可以随便拣起来使用的方便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问题。如果这孩子没有时间来长期不断地学习写字作文，他就一辈子休想飞黄腾达。因此，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文士阶级。由掌握中文而产生的这一阶级，是同其下面的士绅家族及其上面的官吏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士人有了功名并且也许得了一官半职时，他就可以通过现有的政府机构来施展他的才能。然而，他只有在掌握了古典经书中所述的官方治国之道，始能成为官员。这些经书的内容，是士大夫学用孔孟之道后在口头上表述的那套道理和礼节上所用的一部分东西，而在实际行动上则参与结党营私以及有系统的勒索，有组织的敛财（这是官僚阶级的突出之点）。

至于未能进人官场的士大夫，他总能在其所出身的家族系统里另找用武之地。他持有功名，这种身分使他能够接触官方下层，通过这种私人交情，他可代表家族的利益而为之服务。干这项任务也需要能在口头和书面上运用孔孟之道。这样，士大夫不管居官与否，总是同家族和政府的现有秩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生活仰赖于家族和政府，他在实际的行动上是为两者服务的。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大人先生，他不会体力劳动，也不善经商，从小受保家忠君思想的训练，舍此别无出路。孩子在士绅家族中生活有保障，可以不必分心，把时间充分花在用功读书上。他为了准备应考和步人仕途，通常必须苦读10 年。在北京取得最高级功名的人， 同今天在美国大学里取得教职的人一样，平均年龄约为35 岁。然而，应考是一场赌博，只有从那些有钱家庭里出来的天赋颇高的青年，始能进人考场。

官场生活承担的风险和流动性，与地主士绅的安全和稳定形成明显的对比。考试制度是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在我们认为特别重视私人关系的一个社会里，中国的考试制度显得异常公允和广泛。当这制度在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行之有效时，人们尽一切力量消除私情。考生被锁在小房间里，一长排一长排几千个这样的小房间在每个省城里占很大一块地面。考卷上只有考生的编号，并且试卷在呈送考官审阅前另行抄录，一切状况都非常稳妥。要想在选拔未来官员的工作中维护合理的客观标准，当然需要要有这种预防的措施。这些措施表明中国统治者是真正需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来维持有效的行政机构的。然而，一旦这个无私的制度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以后，做官的人可以凭个人作主施政，他们遵循的是注重个人品格的“道德原则”，而不是注重以较高客观法律为主的“法治精神”，这一点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政府中具有社会流动性这一事实和传说，至今仍是有人争论的问题。凡以考试制度取士的大多数朝代，都不惜化费唇舌，广为宣扬这种制度的好处，说是只要你有才干，总能摧为高官。西方作家也素来认为中国的考试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使聪明的农民有机会出人头地。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似乎是比较少见的。为考试入选所必需的多年寒窗苦读，是普通农民不能逾越的障碍。至于村民集资供应当地农家才子读书赶考之说，是一种能起鼓舞人心作用的传闻。但这不是常有的事。在普通农民的各种出路中，从开垦新土地或开办新企业方面是难以获得发展的，并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也不能靠财产的收益和积蓄进行投资。这一事实使中国人的生活具有与美国人的生活大相径庭的特征，并使美国人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主张在中国土地上几乎无人理解，而成为引起人们怀疑的杂乱无章的宣传口号。在中国的情况下，普通人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只有走沟通官方这条门路。而要钻进官僚阶级或其外围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出面代为向官吏行贿的人的圈子，就必须靠个人交情和私人效忠才能达到目标。这条道路基本上必须通过士绅，而不能绕开他们。

这样，地主、士大夫和官员都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有土地又有剩余农产品的家庭，能够让他们的儿子有余暇攻读成士。士人熟读经书后可通过考试做官。官员可以用他们从官僚衙门里得到的油水外快维持优裕的生活并置田买宅。这种社会结构很灵活，能自动久存，并且又很稳定。

资本主义的不发达状态与商人

在中国历史上，美国人迫切想得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呢？

首先，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以为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好处，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得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因为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中国的传统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浦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中国的理想绅士是地位高到毋需进行生产的程度，他们可以专门享受清福，并从事象征这种清福的文雅活动。最受人尊敬的是优游岁月的人，而不是在忙得不可开交的事务活动中干得比别人出色的人。这种以清闲为理想的情况，直到最近还可在中国农村见到，那里在农民的最上层出现一批有闲阶级，尽管他们的收人低得惊人。日子比较好过的农民按美国标准来说仍算是赤贫的，但他们一有机会就想从一个在地里干苦活的人变成一个身穿长衫而附庸风雅的绅士。旧中国时代的长指甲，是自古以来人们所发明的用以表明其清闲身份的一种最廉价的招牌。

自古以来，官职是获得财富和清闲的关键，因为官吏最有机会增加他在已有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有了当官的地位，就有权给人排难解纷并从中取利。具体一点说，当官的代表了皇帝的权力，他可以征用民工，征税，执行法律，管理人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出身地方士绅的中国官吏，常把地主阶级的作风带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他们所追求的，是捞外快，而不是干一番事业。商人则是官员的竞争对手，因为他也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搞投机倒把，以便从现有产品中取得较多的一份。从理论上讲，读书做官的人自古就把商人看作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中国古文里，人们并不认为商人把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有什么功劳，因此他是被列人社会的低层等级的。但在实际上，商人的活动是被官吏控制住的，他被官府看成是小伙计，官僚阶级可以利用他的活动，并从他身上挤出油水来，为他们自己或为政府谋利益。如埃蒂安？ 巴拉兹所指出的，商业交易总要受官吏监督并向他们纳税。如古代的盐铁之类的主要商品或如晚近的茶、丝、烟、盐和火柴，是由政府专卖的。这说明政府有凌驾于一切的经济特权。所以政府不许可兴起一个独立的商人阶段，来侵犯它的这些特权。

另一方面，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楠客以及各式各样的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作为物资和资金的经手人和操纵人，他们不仅从商业上而且从农业上帮助官吏榨取盈利。

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商人投资。田产不像商业那样利厚，但它比较安全可靠，所以始终是进行投资的一大对象。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来得容易。中国的行会组织虽能以罢工或不合作的形式进行消极抵抗而获得巨大的成就，但仍证明商人是从属于官吏的。行会组织的力量在于手工业行会，这个行会使某种手工业的匠人对其工艺过程和生产权利保持垄断地位。类似在欧洲早期商业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商会，在中国是特别软弱无力的。作为主要例子之一的广州公行，就是朝廷官吏的声名狼藉的工具。

中国的旧财经制度也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的，因为那样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息。高利贷的利率高低，可以表明农民对银钱的季节性需求的迫切程度，因为他需要借债来纳税和度过青黄不接的时期。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在美国那样大。

中国经济体制中以农为主这一点，表现在用钱的范围受到限制上面。农村信贷之所以实行不起来，是因为农家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通常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例如，首都北京就是靠各省经大运河运去的漕粮来供应的。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摇役。旧的钱币制度本身极为复杂，因为那是银铜兼用的复本位制。银的计算单位（两）随地而异，也随着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政府机构而异。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时间内，可能通用着二十种不同的银两单位，因此每种主要商品如盐或棉布的买卖，以及支付给其他某些地区的款项，都需要用不同的“通货”。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价值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靠纯银的笨拙周转，而在使用时每锭银子都必须现秤重量并验定成色。同时，历来政府很少有不铸劣质铜币的。由此而产生的货币单位之多以及它们之间的兑换办法，就体现了银钱操纵者凌驾于工业投资者之上的情况，因为前者可从这种复杂的兑换中获利，而后者则要把他的银钱放到有计划的生产事业中去。我们猜想，这种效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正如士大夫容许有象形文字的书写法，因其难学，他们反而能对之保持半垄断的地位。不管怎么说，这个效率极差的币制表明那里有一个松懈分散的经济体系，其商务活动主要是当地贸易。它很像中世纪的欧洲。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统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地位。

中国缺乏这些条件。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被废除，皇帝和他的官吏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因为通常中国的城市最初是作为行政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士绅与官吏的重要关系吸引他们住到城里，那里既是文化中心，又是筑有城墙的安全地方，足以防备盗贼或愤怒的农民。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家庭产业本身并不可靠，但家中有人做官可以给予保障。因此，士绅阶级这个凌驾于农民经济之上的高贵阶层觉得置田产和当官可靠，经营工商业不可靠。士绅和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让他们孝敬财物，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

在小农生产的条件下，只要经得起政府捐税的压榨，私人企业也可能自由发展，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私人企业。农民在自有土地上更精心耕作，官僚就能利用税收，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剩余的产品。根据同一原理，如果工商业者积有余资，官僚也会从旁窥伺，毫不迟疑地动手搜刮。古代中国记载中出现过许多商人，但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早期的皇帝明确规定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以进人仕途。对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不如继续掌管农业经济来得重要。他们更多地依靠田赋而不是依靠商业税。

在这因袭下来的社会结构里，上层或统治阶级包括了若干从属阶层；（ subclasses ）地主士绅、士大夫、官吏，还有商人、军阀和帮闲。这个复合的上层阶级是各式各样中国学术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在这约占10 ％的一小层中国人民中，产生出大多数的文学和美术，产生出较高的哲学、伦理学以及关于政府的政治思想，并且制定了各种法令，从而增加了财富。这一较高文化阶层的社会准则往下渗人人民大众的头脑里，训练他们服从权威。

第03章 孔孟之道

孔子与马克思二人之间较之以他们命名的两种思想意识之间，更少共同之处，而儒家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类似之处。然而，旧中国和人民共和国都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因此谁要是不懂得一些儒家思想的传统，他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

只是肤浅地阅读过儒家经籍的西方观察者，早就赞佩其不可知论的重视现世精神，以及在伦理上重视私人关系之间应有正当行为的精神。从儒家思想作为人生哲学这一较广的意义上讲，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它主张忍耐、和平主人以及妥协等美德；主张中庸之道；主张守旧和知足；主张尊崇祖先、老人和饱学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张一种温和的人本主义——以人而非上帝作为宇宙的中心。

这一切都毋需否认。但是，如果从其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儒家的这种人生观，即可发现：它的尊老抑幼、崇古贬今、重视现有权威而轻视革新，事实上就已对中国社会稳定不变的问题提供了一项伟大的历史答案。它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两千年的大多数岁月里，儒家的思想意识成为世界上这一最大国家里的主要学习科目。单独一套被认为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是从未有过的。

自然，在两千年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儒家思想的这个大范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过衰退和复兴的时期，有过多次的改革运动，在传统思想体系内部有过重点的转移乃至革新。其中派别分歧的范围之广也许仅稍次于基督教的许许多多派别，但肯定是可以同后者相比拟的。因此儒家思想这个词意思很多，用起来要小心。

作为个人的行为准则，儒家思想力图使每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准备根据理想的理由以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特别是反对昏君。有许多高风亮节的儒家士大夫曾是专制帝王的不共戴天之敌。然而，他们改革朝政的热情以及坚守信念所产生的动力，是为了重申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形态，而并不是改变它的基本前提。儒家思想至今仍存留在中国政客的头脑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儒家思想始于战国时代，是想把当时社会秩序拨乱反正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正名分的哲学，因此凡是官僚政治和专制政治盛行的时候都要拿它作为现成的工具。统一中国天下的人都受它无可抗拒的吸引，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当蒋介石为其叛属扣留在西安，于1936 年圣诞节被放回南京时，举国曾为之空前欢腾。但在四天后，他请求辞职：“中正亲总戎机，责在身教，乃精诚未克感通，督教遂鲜明效，以有此毁法阁纪之举。……务请钧会府明课中正以责任，严加处分，以惩失职之惫。经此事变，更不宜再受国家之名位。”

九年后在其战时有名的着作《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写道：“故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

除了这两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表明，直到晚近几十年，中国仍是一个孔教气味十分浓重的国家。就第一例而论，当时谁也没有要蒋辞职，他自己也不打算那样做，于是辞职之请就煞费周章地被拒绝了。就第二例来说，在遭受日本侵略、封锁以及通货膨胀之际，谁也没有指望可以单靠道德品质来拯救中国，蒋自己也没有这样想。但在这两例中，蒋的话勾画出了传统的孔孟之道。

在蒋介石之前，中国有无数的领袖在其击退敌手或外来侵略者时，都引用过孔子的话，而外来的侵略者如日本人那样，在他们力图攫取中国期间，也乞灵于孔圣。今日北京唱的是另一种调子，但在马一毛的管弦乐声中仍能听出孔子的泛音。由于思想意识在共产党统治下起着重大的作用，考察一下中国过去的思想意识是特别饶有趣味的。

儒家原则

现仍隐伏在中国政治生活表面下的孔孟治国之道，是在公元前就制订出来的。其后几世纪里虽对它作了广泛的修改，但直到近代才触动了它的根本。过去遗留的痕迹仍处处可见。

首先，从中国有史之初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社会分成了明显的阶层，一方是官吏和贵族，另一方是普通百姓。前已指出，从商都遗址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证实这一点。古代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这一社会差别，产生出一种特殊类型的贵族传统，它被儒家保存下来，一直传到今天。早先的贵族变成了士大夫，儒家学说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

孔子所主张的这种才智之士形成的贵族，比起日后欧洲的世袭贵族来，更接近当初希腊人关于贵族的观念：“以最优秀者治国。”在战国时代，帝国尚未统一，百家学说盛行，各大流派的中国思想家都反对当时诸侯所援引的特权世袭原则，而强调人在初生时是平等的：性本善，且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念——用唐纳德？ 芒罗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所谓“能作出评价的智力。”这意思是说，人能达到至善。他可以通过教育，特别是通过他自己内在自我修养的功夫，走向正道，但他也可以通过见贤思齐，学习别人的长处而达到目的。在他自己努力想做好事的过程中，他可以受圣贤和优秀人物的模范榜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把正确的行为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古代的中国人强调人能够通过教育择善而从，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今天。它现在仍然鼓舞着政府去实施道德教育。

以遗威治国。儒家思想当然不是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 年）开始的。例如，饶有意味的“天命”观点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约公元前1027-公元前770 年）。据“书经”所载，商朝的未代统治者封是个暴君，但商民不能推翻暴君，故上天授命于周，令其灭封，并取而代之。这一古代思想后来经过发挥，成为着名的“有权造反”，这是民众反抗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招。它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他保持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那就违背了天命。上天就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只要他们有力量这样做。因此，任何成功的造反都是正当的，而新的统治者就凭他胜利这一事实，成为名正言顺的了。“天定自我民定。”中国的文人谴责坏政府，反判者就根据这种意见起来反抗。它还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统治者应咨询有识之士，以保证他品端行正。

孔子处于诸侯逐鹿争霸之时，他和诸子做了游说诸侯，劝其为善的师道工作，从而底得了地位。孔子是个贵族，他在家设塾授徒，讲授并传播关于行为的道德原则和王道。他在那里教导上层阶级怎样为人处世。他重视朝廷礼仪、国家大典以及对祖先和在五伦关系中的正当行为这套准则的中心原则之一是“举措按名份”（礼）。君子依于礼，而礼的教导是写在典籍里的。必须指出，开始指导士大夫行为的这一准则最初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的行为是要用赏罚而不是用道德原则来制约的。

运用这套规则奥妙的复杂制度，是儒家的拿手好戏，而如前所述，它来源于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早表现为原始的泛灵论，认为土地、风和水的精灵积极地参与人类的事务。这种思想在中国人讲究风水的做法中仍在流行，它要求建筑物必须修建在合适的自然环境中。例如，庙宇通常朝南，背面有山作为屏障，附近有水流。以其较为合理化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现象间具有密切关系的想法，导致人们认为人的行为在自然现象上反映出来的思想。换言之，即认为人是自然秩序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当人的行为不当时，就会使整个自然陷于混乱。因此人的行为必须与看不见的自然力相协调，否则灾祸便接踵而至。这就是儒家强调君王必须有道的理论基础，因为儒家认为君王是介于人类和自然力之间的。他是天子二是位于天之下和人民之上的。只要他顺应天时，广行善事，他就能维持人与自然间的普遍协调。因此，认为天灾是由于君王有了过错，这种说法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他可以下诏罪己来承认这一点，如上述蒋介石所做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儒家学者才变得那么重要。既然他懂得什么样的行为是正当的，那就只有他才能给君王提出治理天下的正确建议。

孔教靠这“仁政”理论博得重视，这是西方任何学说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而仁政理论的主要之点是“行为端正即为有德”的思想。以礼持约，这件事本身就能给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这种道德威望又能给人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势力。“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僵。端正的行为赋予统治者以权力。

根据这一点，儒士就成为政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特别有资格维护政府的道义，从而使其保持天命。公元前221 年统一天下的秦国法家，虽有冷酷无情的有效治国方法，却缺乏道义根据，而儒家则提供了这种思想基础。在注释“礼”的意义方面，他们是专家，他们对天象和天灾的解释，对统治者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的净言，只有根据经文才能予以否定或拒绝，而他们自己则是熟习经文的专家。这使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反过来，在世界上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权威的时候，儒家给现政权的行使权威提供了一种理性上的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政治上的一大发明。

官僚行政机关的早期成就。再说，上述理论在实践上还有一套施政的技巧与之相配合。古代中国那种行政权力分散而以家族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一统天下的帝制政府所取代之后，官僚统治阶级就有了用武之地。当战国七雄之一（秦）于公元前221 年并吞其余六国，一统天下之时，它需要采用横暴的独裁手段，并需要一种专制主义哲学（即所谓法家哲学）。但当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短命的秦朝掌权后，它逐渐形成了一套不那么专横的施政法。皇帝开始依靠一批新的行政人员，他们主持大的公共工程——修堤挖渠，筑城墙、宫室和仓库——并抽集民工，征收田赋。这些行政人员代替了封建时代的世袭贵族，成为帝国政权的栋梁。他们吸收了法家的许多方法，混合制成新的王道儒学。公元前2 世纪的汉初统治者牢固地确立了某些原则。第一，国家政权集中在最上面的皇帝一个人身上。第二，皇帝的政权由他的一批大臣代表他行使，这批大臣居于各级官僚的最上级，他们的施政得失对皇帝负责。第三，这批官僚集中在首都庞大的宫廷里，在那里，皇帝行使对这些人的任命权。皇帝的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其着眼点在于维护他的权力和皇朝。因此，很早就有任命皇亲国戚、特别是母系亲戚当大官的做法。（母系亲戚这帮人是完全依赖于皇帝的恩宠的，并且又与皇帝有亲属关系，他们不同于父系亲属，因为那些人可能与他争夺皇位的继承权。）第四，汉初皇帝订立了一套监督制度，其后变成御史制，在这制度下，外省官员受另一较低级官员的监督，而后者是朝廷单独派出的，并不用对其上级官员负责。

在上述这套方法和其他许多方法上，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就成为选拔和控制一批官僚的问题。正是在这方面，儒家由于借用法家的某些方法而增强了他们的力量。因此，正如h , g?克里尔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在制定一套官僚施政基本原则方面站在世界的最前列：即在各固定的管辖区，领朝廷俸禄的命官公正地运用所授的权力进行治理，而这些命官都必须在限定的任期内定期汇报他们的政绩。2000多年来，这套地区官僚制体现在“县”这种筑着城墙的行政城市里。

为选拔做官的贤才，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并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这种做法以后继续沿用，当唐朝（ 618-907年）复兴了帝王政治结构时，考试制度就牢固地树立起来，成为步人仕途的康庄大道。其后1000多年，直到1905 年，这套皇家取土的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他们以彻底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他们居官任职的资格，这肯定又是另一种伟大的政治发明。

经学正统

儒家学说是由经书传授下来的，这些古书已经形成典章，其文字几百年来一再被人阐释，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这过程中，有时专为释经而写的较晚文本被奉为较古的书，而早先认为重要的一些书却已被人遗忘。汉初常提及的经书有《易经》 （用于占卜）、《书经》 、《诗经》 、《礼记》 、《春秋》 （孔子家乡鲁国、即今山东的编年史）及其注疏。哲学家孟子（约公元前372 -公元前289 年）的那本古书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其后逐渐积成《十三经》 ，连同其注疏，今已达一百二十卷之多。为了简化这些卷峡浩繁的经集，宋代（907-1279 年）学者选定了着名的四书（孔子的《论语》 、《孟子》、《中庸》和《大学》） ，内容简短，使任何书生都能掌握。

四书的篇训把父道政府描写成安邦家国的关键。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佛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这种官方的训诲虽然在形式上非常合理，但也有其宗教性的一面，表现在孔庙春秋丁祭的隆重仪式、两庞的圣贤牌位以及对之恭敬如仪。所有这些形成一种正式的仪式，它同下面百姓家的敬祖、同上面皇帝郊祭天地等仪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虽然不属于人神同体同源说，但仍不失其为宗教崇拜。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人文主义的礼拜仪式，其基本含义在于信赖道德力量能征服人心，从而使人们在贤明仁慈君王的统治下趋于安定。儒家信条的饱经盛衰，也如罗马天主教教义一样，研究起来最有教益，并足以表明它是如何深人中国人心。公元三到六世纪，当中央政权在汉朝以后衰微期间，佛教几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中国漫长历史的第二次昌盛时期，即在七至十三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的思想体系又重新抬头，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唐代儒家政府的复兴，是中国社会在政治、行政管理、文学艺术以及思想上总的复兴的一部分。七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两百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

有趣的是，在盛唐初期国力和经济实力蒸蒸日上，法制和考试制度实行得很出色的时候，复兴的儒家官僚却对外来的信仰非常宽容。外国来客传进了各式各样中世纪的宗教：犹太教、五世纪时称之为聂斯托里派的基督教异端（景教）、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和拜火教（袄教）。但当八世纪中叶第一次大叛乱危及唐室，其国库收入和军事控制问题日趋窘迫时，中国当局的自信心显然发生动摇，四海兼容并蓄的精神也随之衰落。唐朝崩溃后北睡蛮酋不断人侵，宋朝未能重新取得唐初的国际地位。终宋之世，中国统治者对草原各族人民一直处于守势。手工业生产以及国内外贸易使政府财政充裕，但这方面的优势被兵力软弱所抵销。晚宋是个商业大国，它出口的铜钱、丝绸和瓷器远及东亚各国、并输人印尼、印度、中东和非洲。但在这整个时期，中国对中亚人侵者的反应始终是颇为文弱的。当时中国在国外的影响是基于商业和文化，而不是军事实力。

11世纪到12 世纪期间，宋朝受外来侵略（及其后13 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的经历，加深了中国社会的种族优越感，并使之始终成为中国的主要特点之一。即使在今天，像罗斯？ 特里尔那样的旅游者还能发现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的优越感”。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但当时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

理学（新儒家学说。）这新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它在西方一向叫做新儒家思想。它比古代经传更有系统和更为完整，并因其重新解释古代经典着作而赋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内容。这种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经过加工，提供了对生活问题的更多解答。主要从佛都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更为满意，从而使16 世纪基督教经海路传人中国时所要填补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当传教士披阅宗教内容贫乏的中国经典着作时，他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背后有更多的文章可寻。

最杰出的集其大成的新儒是12 世纪哲学家朱熹（1130-1200 年），他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有时被人比作西方的圣托马斯？ 阿奎那（卒于1274 年）。可以料想，他的着作是早自唐朝起好几代儒家努力工作的结晶，后者收过许多门徒，他们着作中所确立的一些哲学基本原理是朱熹综合起来的。

宋代新儒理学体系成为其后700 年间的正统思想，它的基础是一个绝对的首要原则，称为太极，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制约而存在的。太极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这“理”与旧儒家所指的意思不同，是指规律或形式的本原。每一类东西都有它的理，而每个理都是太极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具体物质由“气”组成，这气就是元气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因此，在每个事物里，理与气（或规律或物质）缺一不可，是相辅相成的。例如，一所房子必须用砖（气）筑成，但这些砖必须按一定的设计（理）砌筑起来。这个思想体系显然可以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有论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任何生灵的本性是由该生灵的“理”与“气”结合而成。“理”本身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物质世界中它总是同“气”结合在一起的。“恶”之出现，在于以“气”蔽“理”。因此“恶”没有自动存在的本原，它是随环境而出现的。（按现代的说法，“脏土本身并非脏土，它只是出现在不合适的地方罢了。”）人的本性基本上好的。因此儒家的最高道德是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诚实，即所谓“城”， “完全的真心实意”。依靠完全的真心实意，“理”或原则就能涤除“气”或使它们模糊不清的物质障碍物。这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项基本观念，并足以说明，为什么中、日外交家或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人员双方的谴责之辞，没有比“缺乏诚意”一语更厉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张，表述在着名的《三字经》 的开头几句话里。这《三字经》 是中国世世代代每个学童最早学习的书，它反映了孔子（论语）的思想。它里面这样写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就难怪西方传教士关心原罪的优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比较乐观的儒家观点了。

在政治上，理学家认为君王必须了解真正的治国之道，并通过道德上自我修养成为圣人。在实践上，正统理学主要强调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通过研读经书和考试制度，它变成灌输儒家忠孝等原则的愈来愈有效的工具。对个人来说，这种哲学主要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理”和“气”是相辅相成，彼此协调的。它没有提出地狱、天堂和个人永生之说，也没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赶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统治（1368-1644）之后，宋代的理学思想由于其无所不包，成了束缚中国人的思想的紧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为统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学体系成为教条。孟子成为孔子以后的最大圣人。四书五经成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神食粮，好像中国社会退回到它自己的传统文化就能找到庇护之好，好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体系就能保护它自己似的。这个时代开始推行有名的“八股文”，这是一种讲究排偶对比的文体。它的影响可以从人们习惯于写四六骄体文以及用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这一点上看出来，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中国的军国主义

粗暴的人当然受儒家学者的轻视，因为后者认为，一个人借助于暴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表达了以德治国的文人的思想，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贬低以武力取得权力的武士。贬低兵士的做法在旧中国的价值体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历史上很少有什么帝国能比中国具有更令人难忘的战绩。每个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汉、唐、明初或清初这些强盛的朝代，强大的远征军曾越过中国边界，进入越南或朝鲜，或者穿越蒙古和中亚的不毛之地。也有过一连几十年，叛乱的游牧部落、皇家军队和外国侵略者不断逐鹿于本国大地的情形。游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实际就是靠职业的武士阶层来支持的。

然而，中国的军事传统与欧洲或日本的类型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后，政府便重文轻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孙总是发现，通过文官以圣明之君的身分来治理天下，比较容易。这无疑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大权总掌握在行政官员、即以税收取得财富的官僚手里，而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财富的武士手里。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或中世纪时代日本那样，在海上冒险劫掠，使国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强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其原因之一无疑在于中国的封土列茅制度早已消失。在中国，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约早出1 〕 厌）年。正如美国的商业社会宁要文官政府而不愿武人当政一样。中国的官僚政体总是力图避免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

在政治实践上，这意味着中国的施用武力问题主要是警察维持治安的问题，意味着怎样对一批非武装的定居百姓保持监护，怎样调集足够力量来镇压那些可能变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后，在长城以内就毋需攻城摧敌的部队了。于是就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本土的警察制度适合于在边疆抗击草原专业武装力量的需要问题。中国农民不同于蒙古人或满洲人，他们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装的局面，投入到与自身生死枚关的部族或民族战争中去。像日后的毛主席那样，中国的那些统治者总是渴望使每个农民也都成为战士，但这至多只能产生一支防御的而不是出击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国军队还多半像一支民工队伍，是在紧急之秋用征募办法建立起来的，就像征调廉价劳力去修长城、挖运河或修筑滇缅公路一样。

因此，中国的军人始终是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靠国家经费供养，并且易于贪污腐化。但是，中国的军事机器与今日工业国家靠技术装备起来的军队不同，它并不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王朝的秩序和统一，这意味着维护国内的和平与繁荣；但中国维护社会秩序的首要办法是灌输社会行为的正统原则（礼），其次是利用奖惩这种恩威兼施的办法。使用武力来维持秩序，被认为是最后一项手段，表示承认教诲和劝诫已经失效，并且也许显出这个政权已失去其构成“天意”的民心。因此，中国的军事传统含有许多非暴力的方法：通过第三者进行斡旋，协商，搞间谍活动，行贿颠覆，拆墙角（拉走对方的追随者），威胁利诱，以及采用一切欺诈手段。总之，正如公元前4 世纪的古代兵书《孙子》 所说，“不战而克敌者为上策。”打仗的目的是使敌人屈服，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们，要获得一种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战果。很明显，中国的这一传统在讲威慑和全民动员的核武器时代又有了新的意义。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中国有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矛盾现象：人的个性异常丰富多彩，然而几乎没有人享有公民自由权的传统。同所有国家的情形一样，有创造才能的中国作家、艺术家或工匠表现出了他的个性，而隐士可以遁世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人主义者。但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旧社会究竟有何等程度的个人主义呢？

现在且不拿西方的法律尺度来衡量，而不妨像w?t?德巴里那样，来估量一下中国哲学家实际关心并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首先，一个个人必须要求在他的社会环境里、在他的同胞中间得到地位或权利。孔子说过：“如果我不是众人中的一个，那么我算是什么呢？" 其次，孔子强调个人的所作所为要维护社会秩序，这只是问题的表面上的一半。另一半是内在的，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但自古以来所谓修养，是指人要生活在“众人之中”，同他周围的人建立适当的关系，从而按照道德原则来生活，以实现他的个性。自私心要受义务的约束，而义务则由社会标准来规定。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所以中国人根据他与别人的关系，根据那种使所有的人通过“彼此互负义务的一套关系”而互相依赖的“道”，来明确表示他的“自我”。这并不缩小良心和道德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力求使个人保持在正统思想的范围内这一点，可能使个人的道德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但这些道德问题，用弗朗西斯？ l?k?徐的话来说，是“以环境为中j 合”的，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以个人为中心”的。16 世纪儒家中兴起一派新的哲学，给予个人以更多的活动范围。王阳明（1472-1529 年）是个大官，他的思想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影响。他带头起来反对理学的正统观念，提出人都有公共的道德天性（良知）， 因此每个人在他自己的心里都有直观的道德知识。他有成为圣贤的内在可能性。因此他的任务是完成道德上的自我革新。这主要要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而学习应包括思索、反省以及不断寻求真理，即不仅要背诵基本原则，而是要依靠个人的实践。虽然这并不攻击传统的社会秩序，王阳明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却要求个人通过训练，达到知与行、思想与行为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致。这是一个很有限制的个人主义形式；但说到底，正如德巴里所指出的，它可能“比现代西方式的个人主义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成为一个广泛议论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美国需要从福利和政治这样一些实际行动的角度来界定“人权”的意义；其次是我们需要知道，中国人究竟重视什么样的、可以替代的概念或同意义的概念。大家早已知道西方和中国的价值标准不同，这种研究就更为迫切需要。理查德？ 所罗门也是从事这项研究的，他考察了中国儿童为适于进人社会而通常必须经过的各个阶段，指出儒家所强调的一些事，诸如接受父母权威，克己，循礼和见贤思齐（学习模范人物的好榜样），这些都是为了训练儿童避免成为乱臣贼子，依靠权威而同时又怨恨权威。托马斯？ 梅茨格在研究了近代理学家的着作后得出结论说，过去中国人因依赖权威而引起的不安之感，由于能获得自我表现和儒家的修身而有所减轻。他认为儒家的个人经常面临这样的困难处境：可能甚或多半要遭受失败，但在道义上仍然必须坚持下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之，理学家的价值观念一旦深人内心成为左右行动的因素，就产生一种经常萦回于心怀的道德感，注意自己不去偏离正确的行为。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西方人只是刚开始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它里面肯定含有信仰的因素，并仍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发挥作用。

科学的不发达

中国科技史使我们面对另一个难解的矛盾问题。直到中世纪末，在科技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系统观测自然（例如记录太阳黑子）方面，中国至少不次于并且在许多地方超过西欧。中国在发展造纸和印刷术、火药、机械钟、制图学、地震学、初期药物学、磁性的发现（罗盘）、数学的某些方面，以及许多手工技艺和铸青铜、制陶瓷和织造丝绸等的完善程度，曾在世界领先。据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在公元后头13 个世纪里，陆续有一批批的科技发明从中国传到欧洲。除上述那些比较着名的项目外，独轮车、带风帆的手推车、弩、风筝、钻井技术、铸铁、铁索桥、运河船闸、前后帆装、防水船舱、船尾柱舵、连接杆析和活塞杆作旋转运动和纵向运动转换的两心圆的装配等等，似乎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早知道得多。

然而这些早期的辉煌成就，并没有产生有组织的科技研究，也没有出现一整套科学原理——换言之，即并没有把科研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制度，建立一种由社会传播的、有意识加以发展和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欧洲17 世纪初在这方面有了突破。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读者马上会想起中国早期的其他发明，例如各种官僚行政办事方法，包括考试制度（乃至缠足这种伤天害理的色情发明）。中国在许多方面曾比欧洲领先，但其后掉队了。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如果我们认识到，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西方在科技的多方面先进地位实际上只是晚近才出现的事，那么我们那种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自高自大就会受到教训。李约瑟断定，到17 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在数学、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识已溶为一体，虽然直到19 世纪末，中国的植物学知识还没有赶上。他论证说，在医药方面，中西两大传统尚未合流，西方医药尽管在19 世纪取得很大进步，但在1900年以前，实际的医疗成就没有超过中医。（不管怎么说，直到19 世纪80 年代，伦敦的医生还在用蚂蝗给病人放血。）即使承认西方在现代化学、外科和其他许多方面的优越地位，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落后了呢？但更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欧洲能这样生气勃勃地一往直前呢？这后一个问题也许是真正的奥秘所在，但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这里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些什么因素似乎已经阻碍了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

在思想领域里，从13 到19 世纪理学盛行的一段时间内，朱熹的教导主张诚意在于“格物”（考察事物）， 之后就可以进而了解自身。但“格物”这个词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

在清朝（1644-1911 年）统治下的17 世纪末，一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古文经籍和其中的教条持一种较为实用和批判的观点。这叫做“汉学”与“宋学”（即理学或新儒家思想）相对立。这是以批判方法治学的总的运动的一部分，而这种治学方法则体现在史地和经学训话的研究上。然而，尽管这些后起学者有显的智力，他们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樊篱，不甚关心物质技术。他们那些卷峡浩繁剖析人微的巨着（最大的有3.3 万章）， 今天成为纪念儒家学者在继承和发扬其伟大文化传统所花精力的丰碑，但并未表现出他们在应付新的问题上有什么独创之见。

科学发展的另一阻碍在于中国学者未能制订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使人们能够据此以概念来检验概念，并系统地将一种陈述与另一种陈述进行对比。中国哲学家以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不像希腊学者那样注重文法与修辞的区别，因而不甚注重抽象与具体之间或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中国作家更多地依靠比例匀称这一总的思想，依靠对偶句的平衡，依靠行文的自然流畅。他们那种着名的连锁推理法，曾被21 世纪中国学者奉为不刊之论，而在希腊学者的眼里，这不过是一连串的如意算盘而已。在这逻辑弱点的背后，还有中国文字作祟。用象形文字把文化遗产一代代传下来的结果，使文字本身具有一种独立的地位。它们似乎成为一种经久不变的实体，而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例如，孔子和朱熹以及他们无数的门生弟子所想所写的各种美德，在文字表达上各具有特定的含意，而这些含意却已被人牵强附会，给它们加上广泛的哲学解释。按中国语文的本质，不允许用其他可以互相换用的或同义的词来表达这些概念。儒家的五德“仁义礼智信”（大概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仁爱、正义、礼仪、明智和忠信），是难以用别的字或说法来表达的。对措辞要求严谨，在中文里，比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厉害。中国人比西方思想家更难于摆脱其文字的侄桔。要是你对儒家的五德发生疑问，那就等于是不承认有那些表示五德的含意的文字。

文字对人的这种束缚，还因中国对学生的教学方法而得到加强。中国学生历来是先背熟经文，然后才去理解它们的。文字只有在通过眼睛和耳朵，通过运用手上肌肉的协作来书写，牢牢掌握记住之后，它们的意义才会得到学习和讨论。熟习分量很多的经文，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而记忆力已在学习汉字时挑起了很不寻常的担子。中国的语言体系是权力主义的天然基架。随着文字的束缚及其强调记忆这一点而来的，是使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双手。当然，文人是力求练好他的书法，使之成为一种美术的。但一旦他身着长衫进人统治阶级，他就放弃体力劳动，因为那是属于另一社会阶层的标志。中国人的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糊口问题，而学问则显然是取得经济保障的康庄大道，因此文人便非常重视那些表示其学者身份的标记：穿长衫和注意文士生活上的种种礼节，以致没有时间或机会去从事体力运动。靠双手工作的是平民百姓，不是文人学士。所以文人学士并不同匠人在车间里一起工作，也不同那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干活。这种手脑分离，同达？ 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他们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在近世欧洲的初期，一个有才智的人可能既有传统的学问而又精于手工技艺。这种事例在中国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见的。

孔孟之道75

而且，似乎有点悖理的是，中国使用印刷书籍的实行书面考试制比欧洲早得多，这一点可能有碍于创造性思想和发展。中世纪的欧洲人缺乏书写材料而长于口头辩论，并且到19 世纪开始后过了若干年，还宁愿采用口试而不大愿意采用笔试。也许这就使他们把机智和推理能力看得比记忆更为重要了。

一般说来，中国人之所以落后似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总之，科学不发达是工业经济和军事经济不发达的一个方面。而这又归因于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基本上属于农业性质和官僚政治性质，以及统治阶级传统的力量强大。

传统的中国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静止或毫无生气。相反，中国有不断的变化和各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总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这个总的格局顽强地持续存在，是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各种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曾在它的国土范围内促成了引人注目的自给自足、平衡和稳定的局面。总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

2000年来中国政治生活中孔孟思想格局所造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惯性，说明为什么中国近代反对那种思想格局的革命要走那么长的道路。然而，只有当我们认识了游牧民族之征服中国，不仅没有催毁反而竟加强了这一思想格局；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思想格局如何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

第04章 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

今后几十年开展的中俄关系，必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过去与北方人侵者的关系。但我们不应把过去的历史记载作为未来的预兆，而应当把它作为洞察内情和瞻望前景的参考材料。

在过去1000年间，华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为异族人侵者所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征服华北，并通过中国傀儡来进行统治，他们所借鉴于历史的许多事实中，上述的历史事实就是其中之一。田中义一和土肥原贤二之流说来可悲，他们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太到家了，但没有研究到最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的一股新兴力量，蒙古人和满州人过去辉煌的征略的得意场面，再也不能在今天重演了。

但历史记载不能忘怀，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可能想到今后俄国能够做出日本以前所没有做到的事，而是为了要理解中俄关系各种复杂问题。因为20 世纪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必定要在中俄之间划定边界，并在地理的和文化的前沿阵地上有所表现。在那个边界地区，几百年来已产生了特异的制度和不寻常的格局。

游牧民族的征略

东亚生活中一直存在的巨大差别，是草原和农耕地区间的差别，是亚洲腹地高原游牧民族和中国以精耕细作制为基础的定居农村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在几乎每一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

草原上人口稀疏，今天在面积大于10 亿左右汉人所居地区的干早高原地区，大约有200 万蒙古人和不超过那个数目的西藏人。亚洲腹地人口稀少这件事本身，使草原牧民的生活与中原的拥挤生活大异其趣。“游牧”当然并不意味着在草原上无目的地遨游，而只是按季节把帐篷和牛羊群从一已知地区迁移到另一处，即按照气候和降雨降情况，为了寻找草地，必须在夏天移到山地，冬天移到低地。正如精耕细作制已经形成了中国的生活一样，亚洲腹地靠羊群为生的经济也决定了那里的游牧生活。牧民从他的羊群获得食品，以羊皮制成衣服，以毛毡制成的圆顶帐篷作为住所，以羊粪为燃料。由于耕种土地不很可靠，他便依靠饲养牲畜为主，依靠他的马提供流动能力，以对付草原的干旱。所以他必须经常随机应变，随时准备进行新的冒险。生活习惯并没有把他束缚在土地上，但他仍免不了要依靠同定居地区进行最低限度的贸易。他往往比中国农民自由些，同时又比中国地主来得穷，因为他不可能世世代代积累不动产。他又是训练有素的猎手和骑手，因此他是个潜在的战士。

在中国定居历史的早期，夷狄骑射手的强大军事进攻力量成为平原地区从事农业的各族人民的一个经常性问题。华北夷狄人侵者十分强大，以致中国有一连好几个朝代建自夷狄：汉以后政权空白期间的北魏（386-534 年）和契丹蒙古族建立的辽（907-1127 年），它们几乎同蒙古人的元朝（1279-1368 年）和满洲人的清朝（ 1644-1911 年）一样出名。

中国人在公元前3 世纪为遏制游牧民族人侵的防御措施，是秦始皇连接各地已有城墙而修筑的原万里长城。之后，中国不断设法谋取安全，或是通过防御性的出击，或是通过行贿纳币，或是通过外交活动和谈判。在有些年代，如汉、唐、明这些年代，中国本土人建立的朝代曾深人草原进行重大的战役。在这几百年期间的侵略和反侵略过程中，人口有过大规模的混合。在中国社会里，也曾产生了大批的民间传说，其中讲到夷狄的情况，以及应付他们的办法，事实上，在近代西方人到来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已给中国提供了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背景。

因此，中国人同中亚游牧民族的关系不仅对中国重要，而且在我们西方人也很重要，因为现代的西方已经代替了夷狄的威胁。西方世界对现代中国的人侵，从儒家生活方式的观点看来，不过是异族外来文化的一长串入侵中最近的一次人侵而已。当然，游牧民族和西方对中国生活的冲击毫无共同之处。但中国人对西方的反应，却受了他们对付游牧民族时所得经验的影响。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不能推广到草原上去，而牧民也不能永远主宰中国的生活。这一事实导致长城以外边疆地区的华夷关系出现拉锯状态。这些这区曾被欧文？ 拉铁摩尔贴切地称之为“中国的亚洲腹地边疆”，在那里，广种薄收的农业和畜牧业组成的混合经济形成了混合政治关系的背景。有时游牧民族的领袖成了定居区域的领袖，有时中国官员对边境部族实行管辖。拉铁摩尔指出，边区上中国人的进退和夷狄的降服与占有支配权，是两个循环交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循环是中国内部朝代的兴衰，另一个循环是草原诸部落之间的团结和分裂。当一个游牧领袖被边区的贸易所吸引，把他的权力扩张到该地时，他就不得不采取定居的方式。这一行动可能导致夷狄进一步人主长城以南的中国，但定居生活到头来也会导致夷狄精力的削弱，并使其对农耕地区的短暂新政权归于衰亡。

人侵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只能按中国方式才能统治中国。通常他们取得政权，是由于听取了边区一些合作分子的意见，那些人既懂得儒家的一套东西，又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要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

头几个中外帝国

契丹蒙古人使华北得“cathay”（中国之古称，来源于契丹一词。——译者）之称，他们在长城两侧，包括华北、满洲、蒙古部分地区，维持一个帝国达200 多年（907-1127年）。据维特福格尔研究所得，他们的生活方式仅是半游牧式的，因为除了靠羊、马、猪外，他们似乎也赖农作物特别是小米为生。的确，他们的崛起正是由于他们地跨草原和农耕地带之间，从而兼有游牧骑兵的武力和农垦区的经济力量。建立帝国的部族联盟由耶律家族领导，他们采用中国世袭君主制以及儒家的许多治国方式，从而延长了帝国寿命。结果出现一个两重性的国家，南部是中国式的，北部是夷狄式的，南半部由袭自唐代的文官制统治，北半部由骑射武士统治。这样，契丹皇帝在一个地区的文官系通过传统的考试制度网罗而来，而北方的骑射武士则于征集训练后，进人其精选的卫队“斡鲁朵”（ordo），由此产生出英文里的" horde " （原意为游牧民族的“骑兵劲旅”，可作“貌琳之士”或“劲旅”解。——译者）。最后在各个地区建立了12 个“斡鲁朵”，共约60万骑兵，作为一支机动的后备突击力量。

除了这有趣的双重性政府外，契丹的辽政府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贡献。它的人口约仅4 印万，是其南方宋帝国人口的1 / 10 乃至1 / 20 ，但辽国骑兵攻击力甚强，终于迫使宋朝向其交纳岁币，以保边境安宁。当辽国为北满女真族所灭，建立金国（1127-1234 年）后，那里仍然是同样的格局：华夷结合的金帝国兼有草原的骑兵和华北的谷物，得以实施军事袭击，迫使宋室南迁。（北宋，907-1127 年，首都在黄河流域的开封；南宋，1127-1279 年，首都在长江以南的杭州。）然而这些夷夏帝国的成就只限于军力而不在于文化，其历史意义主要是作为未来灾祸的前奏。

蒙古的征略及其在中国建立的元朝（1279-1368 年），曾被后世中国学者视为中国人受异族专横统治的一段不幸插曲。事实上，元朝寿命不到百年。成吉思汗（约1167-1227 年）所创立而由大忽必烈（1215 -1294 年）扩展到中国的蒙古政权，在蒙古人变成中国统治者之后，很快就衰败瓦解了。蒙古人未能在中国立足这一惨败事迹，与其后满洲人获得成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值得我们好好加以分析。

蒙古人经两代的战斗逐鹿之后，终于能在1279 年以武力强占整个中国，而到1368 年就被逐出。满洲人于19644 年比较容易地称帝中原，并且保住了政权，使19 世纪的中国文人甘愿以身家性命加以保卫。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蒙古人未能而满洲人却能巩固并利用儒家的思想体系，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妨碍蒙古人按中国方式统治中国的诸因素中，最直接的因素可能是他们未能吸收中国文化，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他们是纯游牧民族，不习惯于农耕和定居生活。他们过去是文盲，语言不同，日常饮食和衣着都是番式的，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法制都异于中国传统。这种困难又因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加剧：中国的蒙古人不过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则是大成吉思汗（成吉思在蒙语中的意思是“海内之君”，这是他在1206年采用的称号）及其儿孙们的组织天才的产物。

令人惊奇的是，成吉思汗在其中年初期尚是蒙古一个小部落头领的附庸，并且当时他和其他部落人一样，还没有认识到其后为“蒙古”这个名称所表示的他们共同的语言结合力。他把这些草原部落统一起来，激发他们走上早期历史上最大的领土征服历程。这一成就只有参照当时中亚的有利环境才能理解。

大约在1200年，该地区一片横跨东西的地带中有一些定居的农业社会，彼此通过贸易进行联系。中国则分裂为南方杭州的宋朝和北方北京的异族金朝。在中国西北部有个吐蕃建立的王国。往西的新疆有回绝突厥人，而他们西边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有一些土耳其穆斯林王国，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最后，在波斯地区有建都于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这些定居国家之间的贸易使它们都得到富足，但它们没有一个是好战的，也没有强大到足以主宰邻邦的程度。它们是对草原入侵者有诱惑力的战利品。

在中亚北部，另有一片横跨东西的地带，杂居着许多民族。这些是干早高原上的游牧部族，有混血程度不等的土耳其人、蒙古人、通古斯人，靠大片土地上的畜牧经济为生。他们具有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而又比较能够自给自足；他们的父系氏族组织使他们能够服从坚强的领导。

成吉思汗从低级贵族历经忧患而崭露头角，并通过下属对他个人的忠诚获得权势。他自称代表万古青天，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凡是投效他的部族，他都赐以自己部族的名称——蒙古。他把他们的习惯法编成法典，借用维吾尔文来书写，并宣称它是至高无上，普遍适用的。他按家族原则组织他的战士，分属于帝国的各氏族、部族和地区。他用这一切方法造成了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家。他所精选的私人卫队“斡尔朵”形成一支劲旅，并从中选拔将领。这样造成的战争机器依仗蒙古飞骑纵队，他们训练精良，擅长骑术，残酷无情。他们日常的生活是紧盯着前面可供劫掠的财物，而劫掠又刺激他们不断进行扩张。他们的连弩弓和足以穿甲的利箭，他们的奇袭和诡计多端的战术，使他们战无不胜，给亚洲带来苦难。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俄罗斯南部、波斯和土耳其斯坦，像在中国一样，建立了许多汗国。蒙古帝国的这种国际规模，使它可与引起文化和制度大混合的欧洲扩张相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由一种社会的代表侵人其他几种社会，蹂嘴俄罗斯南部、波斯和中国等定居农业国的蒙古侵略者，接触到了种类繁多的语言、宗教和地方风俗，而每到一处，他们都面临某些共同的问题：怎样维持秩序，怎样通过官僚体制进行行政管理并取得税收，怎样保持蒙古人掌权，因此归根到底就是怎样保持他们自己的特点、统一和力量。这些目不识丁的武士竟能把上述吃力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倒确实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在俄罗斯南部统治了2 加年，在波斯统治了100 年。他们在这两个国家，也像在中国一样，似乎曾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制度。在13 世纪，这些辽阔领域间的联系由横越中亚草原和绿洲（帝国的战略核心）的着名骚道来保持。这就使欧洲第一次有可能直接与中国接触。对蒙古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控制能力没有他们的进击能力那么强。在中国，他们面临着怎样按中国方式统治而仍保持蒙古人的政治控制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他们不仅必须有后备力量，必须能维护秩序使之带来繁荣，而且还必须使汉人在文官系统中有发挥才能的机会。蒙古人在其征略之初，就懂得必须聘用有经验的文职行政人员，因为这些人知道怎样征税、理财以及网罗一批官员。他们在中国的这项工作主要依靠汉人，但他们也在行政机构中录用边区其他半游牧民族和许多外国人。马可？ 波罗（1275-1292 年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还有其他从欧洲来的外国人、大量波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以及从中亚各国选拔的回纭行政人员。蒙古人恢复了网罗汉人的考试制度，但这项工作并未做好，未能使最优秀的汉族人才进人政府。

马可？ 波罗所描述的忽必烈统治下的豪华景象、他在北京修筑的首都、扩建的帝国驿道以及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像杭州和广州这些中心城市里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显示了蒙古统治鼎盛时期生气勃勃的情景。但忽必烈以后蒙古人的领导地位旋即瓦解。14 世纪初的历代君王都软弱无能，最后蒙古部族间发生内江。从西藏发展起来的佛教流派喇嘛教在蒙古各部族中传播它的迷信做法。喇嘛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激怒了儒家士大夫，他们斥责蒙古人为保持原始文化的民族。黄河泛滥成灾、财政困难以及最后是发行纸币过多，使政权丧失人心。南方数省叛乱蜂起，争夺帝位，其中一个成大事的能人赶走了蒙古人，于1368 年建立了汉族的明朝。自建国之初，明朝便以防范蒙古势力为其首要任务之一。明太祖曾派大军深人草原讨伐蒙古人。他收复了满洲，促使朝鲜的新王朝归顺，并最后促成蒙古人的崩溃，使之分裂成为东西二国。第二个皇帝则4 次亲自征伐蒙古。他先助西蒙击溃东蒙，后又帮助东蒙击溃西蒙。即使这样，中国人还是不能消除蒙古人的威胁，因为他们不能消灭戈壁滩上的草原社会，也不能将其中国化。因此他们不得不重施以夷制夷的故技，与蒙古各族保持宗藩关系的形式。这种做法终于导致明室的覆亡，因为他们未能制服东北边疆作为藩属而兴起的满族国家。

满人的成就

从1644 年至1911 年统治中国的满族，在发源地、语言和文化上都不同于汉人。可是他们能用传统的儒家方法，把政权保持到像任何汉族朝代那样长久。这一成就的奥秘可能在于这样的事实：虽然他们按中国方式施政，他们的异族渊源和背景却有助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保持政治上的青春活力。懂得他们的一些成功之道，可能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近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得那么缓慢c

满人于1644年征服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入主中国时业已掌握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并使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他们所以能在政治上成熟到这种程度，是因为他们是中国边睡上的边民，在那里部族制度可以同官僚政治融合起来。

现代西方研究中国边陲史的学者，在拉铁摩尔启发之下，对中国同夷狄社会相互影响的方式作出了一种解释。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制是官僚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区域里，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是稀少的，并且政府要依靠田赋的收人来维持。在草原上，游牧制是部族式政府的基础。那里人力比起土地来是稀缺的，而部族首领的权力在于他能取得手下战士对他个人的效忠。中国民众必须通过一批官吏来加以统治，而非汉族的蛮夷则只能通过个人之间的从属关系来加以控制。满人很幸运，他们来自这两种制度相遇而又互相混合的地区。16 世纪的满洲，只是在其最南部的沈阳以南辽河两岸，采取了汉人式的精耕细作制。满洲西北部分仍是游牧区。其东北部分是满洲人的老家，一部分适合渔猎骑逐和少量农耕的森林地区。明朝认识到南满的边睡性质，所以把该地组成军区，而不仅是实行民政管理。他们在这农业区的战略要地设置了世袭的正式部队，不受该农业区民政系统的管辖，以便既保持一股防止夷狄入寇的军事缓冲力量，又保持一种遏制当地汉官任何分裂主义倾向的手段；因为他们不能忽视，南满是难以牢固掌握的，华北与它的联系可能在长城濒海的山海关隘道被人切断。

满人在其崛起称雄之时，充分利用了他们在边睡的战略地位：他们能够在那里学到汉人的方法而又不致完全受制于汉人。满族国家的创建人努尔哈赤（1559-1626 年），早先是南满农业盆地东部边境地区的一个小头目。他像蒙古人中的成吉思汗那样，先把附近的部族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并在17 世纪初建都于沈阳。他的继位人征服了东边的朝鲜，与西边内蒙的蒙古部族结了盟。1636 年他称所属人民为满人，宜布建立清朝。此时满人已几次侵袭华北，但尚未能战胜明朝，然而，中国本土的明政权已经日趋衰微。叛乱已遍及各地。这乱世中的一个首脑人物是汉族反叛者李自成，他的部队在西北到处攻城掠地，甚至进人四川和长江流域。这位领袖最后得到文人襄助，建立起皇朝政府的架子。1644年他攻占北京，眼看就能即位称帝。但他未能从制度上巩固他以武力赢得的地位。中国官僚以及为政府提供人材的士绅阶级没有归附地。同时，一个忠于明朝的山海关将领延请满人入关。满人应邀而来，击溃了李的叛军，并留下不走了。他们在40 年之内完成了对中国的征服，他们的帝国政府在此后200年间保持稳定。他们完成了汉人反叛者所未能做到的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创立一些政治制度。

满人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超越部族政治的状态进一步求得发展。为此他们在全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又另设平行的军事组织，把所有满族战士编成八支队伍（八旗军），每支队伍有不同的旗色。满族旗人领有土地，但这些土地是分散的，因此各旗军并没有变成地区性的单位。归附满族的蒙古人和汉人也被吸收进这个系统，编入他们自己的旗。努尔哈赤派其诸子为各旗军首领，但他们的权力受中央内阁的控制。这样，国家首脑与其忠诚部族头目间原先的个人关系，变成了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制度形式。

最后，清初诸帝也像他们以前的辽、金、元代的皇帝那样，接过儒家的术语、方式和思想，将其用于拥戴和维护政治权威，而这也正是儒家那套东西的本意所在。他们提倡读经书、尊祖先，用国家大典向孔子隆重致祭，在口头上和书面上大谈其“五道”（就如同三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在“满洲国”所干的那样），赞扬儒家美德，并接受王者以其德治天下的思想。早在他们人关10 多年以前，他们就在沈阳设立了一个模仿北京的雏型民政管理政府。他们正式成立了明政府所持有的六部和其他机构，并以满、蒙、汉人居官任职。在他们人关接受天命时，他们已充分准备好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基本问题，即如何按汉人方式来实行统治，但又保持满人的本色。

若干条件帮助他们取得这一成就。首先，他们不像蒙古人，西面没有庞大的帝国要他们分心，只要一心注意最重要的中国问题就行了。他们既然来自南满边陲，并非来自蒙古草原，就毋需跳越草原与农耕地之间的文化鸿沟。早期两位皇帝印年生气勃勃的漫长统治，提供了坚强的行政领导：康熙皇帝（l662-1722 年在位）和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都是勤奋求治的君主，他们通常每天黎明接见大臣，专心攻读经籍，巡视帝国各地，保持强有力的个人统治。

满人用以保持其皇朝活力的种种方法是很值得研究的。为保持他们这个种族集团的本色，他们封闭老家，不让汉人移人，并将北满作为狩猎地，置于汉人农业经济之外。为了阻止汉人从南满北移，他们筑了一条几百英里长的柳栅（两旁植柳的一条大沟）来标明边界，不让汉人逾越扩张。他们把满洲组织在一个满族军政府的治下。尽管荒年有汉族垦户定期流人，但总的说来他们限制了汉人的进一步移殖。在汉人所居南部盆地以北的满洲，直到19 世纪仍是人烟稀少的真空地带，成为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垂涎的战利品。

除了这种地理基础之外，满人还想用保持纯种的办法来图久存。他们禁止汉满通婚，鼓励维持两族的习俗差异。例如满族妇女毋需缠足，满人不得经商或从事劳动。他们用黄教的宗教体系来保存满人的氏族组织。满人在各战略地点驻扎各旗卫戍部队，来维持他们对中国的军事控制。各大城市满人分别设立的军区里的驻防军，代表后备兵力。唯一准许存在的汉军是省防军，主要用于巡查释道和防止匪患，但缺乏进攻战的任何习11 练。

为了保持坚强的领导，开国之初的几代清帝，规定皇室公侯可以享傣禄财富，但不许成为拥地态唯的一方之主。他们都留在北京，不让掌握实权。他们用一切办法来防止女人和宦官擅权，因为这样的历史祸患常引起官廷政变。

在对中国的民政管理上，满人采用了一种双重任命制，即同时委派满、汉官员掌管重要职务。乔纳森？ 斯彭斯曾经指出，起初他们依靠来自南满的汉族盟友，这些人通常入了旗或者是家臣仆役，是特别可靠、特别忠于满人的。其结果是由一个能干的汉人做实际工作，由一个忠诚的满人监视他。在京城里，满人多于汉人，但在各省，汉人官吏占绝大多数。为了吸收最能干最有前途的汉人给他们效劳，满人注意使考试制度继续实行，把它办理得尽可能受人重视，尽可能行之有效。为了使那些由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汉族学者能消磨他们的精力，满族皇帝成为文学工作的伟大赞助人，并主持庞大的图书考证和编纂计划。斯彭斯把康熙皇帝描写为一个“有丰富好奇心”的人。他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和法国百乎全书派的学者那样，主持编成一部着名的字典和一部含有5020章的大百科全书《佩文韵府》。他那伟大的后继人乾隆皇帝发起编辑《二十四史》 以及集中国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这套巨集里有3462部着作。它卷帙太多，不便印刷，只手抄了七份。光是刊印的目录就达92 章之多。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着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着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访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着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被禁的书籍共约2320 部。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从最近的研究又得知，由旗人和御前近侍组成的内务府在许多方面是平行于北京正式各部的秘密政府。它从土地、专卖、关税、盐税、丝织作坊、贷款、罚款和贡款方面获得大量收人，帮助朝廷从商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它起初为管理宫内的太监而设置，以消除其长期形成的弊端，但不久这个内部政府本身也腐败起来。清朝的中国异族统治者通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手段，保住了他们在种族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本色，维护了他们的军事和行政控制权，并仍能使有才能的汉人得到声望和提拔。既然满人掌握了中国的世俗权力，汉族才华出众的人士就转而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近代初期的中国还保留了非民族主义的传统，即只要统治者之有方，谁来统治都没有关系。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异族统治的经历并未削弱而是加强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因为它把儒家思想放在普遍的而不是某地区或某种族的水平上。甚至连一个异族皇帝也奉行孔孟之道，这就肯定了儒家所深信不疑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儒家思想是无所不包的、普遍适用的治国之道，此外再无其他文明的政治哲学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方法像他们的梯田水稻经济一样，看来是比朝代或种族问题更为基本的东西。

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 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 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 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 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政权空白期或间歇期。读了着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同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埔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

任何一个探求历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中国的史籍浩瀚无际。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许多见诸记载的帝政事实，有待历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创始人、或普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空闲时候去加以精选、整理和总结的。人们在这些记载里比在任何别的书里更有希望读到不断重演着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好好读通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预见它今后20 年的未来——这虽是个奢望，然而也是个令人神往的希望，只有那处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对此无动于衷。

几代学者都对古代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中一系列事件的特别类似之处获有深刻印象：都有一段诸子争鸣和战国纷争的时期，有大一统成立帝国的时期，有中央政权分崩和瓦解的时期。例如，我们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亚历山大大帝只比秦始皇早100 年；罗马和汉这两个帝制政权也鼎盛于同一时代。同样，当这两个帝国衰微之时，其北方边睡的蛮族都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当“普世之国”（借用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术语，它指古代居世界一隅自以为尽有天下的大帝国。——译者）中的政治和经济解体时，都可见到苦难人民向其导求安慰的外来宗教传播的特征。3 至6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进人中国和佛教的传播，正好同西方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南侵以及基督教的传播、即“野蛮状态和宗教”的胜利同时。凡有志于正确地找出人类事物规律的人，都可拿东西两大帝国的这些相似之处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概括和更深人的研究。在中国历史里，使肤浅观察者一眼便能看出的最有趣的一致性是以汉、唐两朝为中心的一系列情况。在这两朝之前都有一段思想酝酿活跃的时期，其标志各为周末的诸子百家和汉以后道教佛教的盛行。在这两大朝代之前，都各有一个强大而短促的皇朝来统一国家，即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和隋朝（581 －618 年）。汉、唐两朝一旦在新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之后，都能把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展到邻近地区、特别是中亚一带，并相应地发展了对外接触。

学者们有鉴于这两大朝代的相似之处，曾试图系统地阐述历史周期现象。所有这些尝试的根据，是中国史学家所观察到的并孜孜不倦地记载下来的基本现象，即朝代的循环。二十四史中当然有某些思想一再出现过，因为记录每朝史实的学者所提供的都是统治者家族兴起，鼎盛和哀亡的全部历史。例如，到每个朝代快结束时，所记载的自然灾变、地震、洪水、彗星、日月蚀和其他异常天象就多起来了，以证明统治者的无道正在使他丧失“天命”。

确实，在民气和社会心理方面，自我联想可能曾对朝代的循环发生作用。这是因为，皇朝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道德威望，以致一旦它在某些事情上丢了“脸”，就可能启动一个过程，使人们的思想似乎越来越反对当朝政权，从而加速其灭亡。一旦那批给统治阶级舆论定调子的儒家文士认定一个皇朝已丧失其在位的道义权利时，谁也无法再拯救那个皇朝了。这仍是今天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

朝代的衰微往往是和统治家族的日益无能一起出现的。当权的家族一代又一代地被家庭制度套上沉重而无用的担子。这一点从那些在皇室里有牢固地位的外戚身上表现得最为昭彰，他们假公肥私、骄奢淫逸。朝廷里的酒肉声色使统治者个人日趋萎靡。汉化的夷狄之君也会遭到这种危险。例如，蒙古诸汗就是由于贪图安逸和荒淫无度而自取灭亡的。

有些人甚至更广泛地用经济史观来解释中国的朝代循环。采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特别重视田赋，因为在中国农业经济中，田赋是政府岁收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每个朝代似乎都出现过这样一个过程，即不纳田赋的土地越来越多，使当权的官僚阶级得利而皇家的岁收减少。在一个朝代开创之初，通常都要估计一下土地和人口的数目，并登录在一种粗略的调查表里。新订的税册可以用作收税的牢靠基础。随着岁月的推移，帝国政府的利益与代表该政府的个人的利益发生了矛盾。统治阶级能够逐步增加他们的田产，并采取各种手段不缴田赋，如销毁税册，官方默许或伪造法律证件。这就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使仍纳赋税的农民土地增加赋税负担，而同时政府又很可能需要增加它的岁收。这样，越来越少的一部分土地要缴纳越来越多的税。结果就发生了农民骚乱。

在有些情况下，皇朝的最后倾覆经历了由狂热的宗教领袖领导下的农民叛乱。由于哪个朝代都不许存在公开的反对组织，因此反对组织只能采取秘密结社的办法。例如，14 世纪中叶蒙古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时，许多省份叛乱蜂起。其中有些叛乱是由白莲教那样的秘密会社领导的。他们有一套象征性的仪式、秘传的手势和口令，献血为盟，并有地下组织。其他一些叛乱由宗教领袖、通常是佛教领袖率领，他可能宣称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有些叛首自称是前宋朝的合法继承人。还有一些则甘为匪首而盘踞一方，逐鹿争雄，以求成为最宜于继承“天命”的人。湖北一个匪首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大部分地区，另一匪首攫取了湖南的一部分，还有一个同时割据了长江下游，最后还有一个海盗头目在福建崛起。每个头目都膺号立朝称帝。那个终于建立明朝的人在南京四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站稳了脚跟，他懂得怎样把巧妙的政治手段与武力夺权结合起来。他本人是劳动者的儿子，在参加造反谋求出路以前当过和尚。他抚绥平民，严明军纪，并据说禁止劫掠。到1368 年他征服或收复了他的对手并占领北京，在那里他的子孙一直统治了大约300 年，直到1644 年他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才被推翻。

明朝诸帝统治了276 年，继他们之后的满人统治了267 年，这是个有趣的巧合。这两段统治的时间证明了君主制政体的稳定，不管在位的是否为汉人。

第05章 政治传统

帝制生存到1912 年，即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年。民国的领袖们是在帝制下成长起来的。今天中国的风云人物只要回顾一下七、八十年以前，就可以想起北京红墙琉璃瓦宫殿中的种种情况：慈禧太后的皇家煊赫气派，专制制度下豪华靡费的服饰，太监，殡妃，宫人，侍卫，銮舆，朝见，跪拜以及其他繁文褥节。这些东西刚刚消失。如果不看背景去观察现代中国，其不得要领，正如不回顾华盛顿和杰弗逊、丹？ 布恩（ 1734-1820 年，美国边疆开拓者。——译者），和林肯、美国普通人和约翰？ 洛克菲勒的应运而起或他们的发迹史，而去观察美国一样。

官僚体制

旧中国皇朝的统治是发展得最彻底最巧妙的官僚体制，这一点是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键之一。对于新近才碰到官僚政治问题的美国人来说，今天中国人怎样设法避开其官僚政治传统的坏处而又利用其好处，是个颇饶趣味的问题。

旧政府的中心在首都。毫无疑问，北京气派宏伟的对称布局使它在所有首都中最能显示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堂皇气象。巴黎和伦敦比它分散。华盛顿和莫斯科是昨天的产物，不能像北京那样城门对城门，大道对大道，显示出东方专制帝王的无上权威。他们兴建都城，是作为其宫廷外围的屏障的。虽然巍峨的城墙和城楼已在的年代拆除，北京仍以四周围有护城河和红墙的紫禁城为中心。紫禁城内耸立在大理石阶陛上的黄瓦御殿，形成整个都城的中轴线。后面有一座人造大土山屏藩于北。前面有广阔大道，如今是个一直往南，扩展到旧城前门的大广场。哪个西方首都也没有这样清楚地成为中央集权君主制制度的象征。

在北京，在13 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民政由着名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这个结构在最早的秦、汉帝制中已略具规模，到唐代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六部以外有两套独立的行政班子，即军事系统和监察机关，连同一些次要的机关：翰林院、大理寺、国史馆、太仆寺和光禄寺。明代在这些机关之上设立“内阁”，由大臣辅佐皇帝亲政。清代的少数革新之一，是于1729 年增设一个比较不太正式的机构“军机处”来处理军国大事，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清朝有一套密如蛛网的区域划分，这些地区分布在中国18 省。每省分若干道，道以下依次有府、州和县。地区的命官和他们那些遍布境内的下属助手构成地方政权的主体。正如从牛津、剑桥用古典文史教育训练出来的英国文官那样，他们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要负责征税，维持治安，执法判案，主持科举考试，监督释站，以及在他们辖区内的所有公务。在理论上，他们是民之父母，并且被称为、或者不如说自称为“父母官”。朝廷命官分九品，每品各分正从。每品官都有特制的漂亮朝服，包括帽上的各色顶珠、官服胸背的锦绣“做片”。特权、职衔和身份待遇，都有明文详细规定。高官可赏戴三眼花翎、或赐以“太子少保”的官衔。各省高级行政官介乎首都政府与各级地方官员之间。省级官包括一名通常管辖两省的总督和一位较低级的同僚、即管辖一省的巡抚。这两名官员的安插当然是为了使他们彼此制约，因为凡是涉及重要事务，他们必须联合行动并会衔上奏。在清朝，总督常常是满人，而巡抚是汉人。督抚之下有四个在全省行使职权的官吏：布政使（司政务）、按察使（管司法）、盐运使和督粮道（督收供应京城的潜米）。

这辽阔中华商国的公务，也如同在所有官僚体制中一样，是凭多种公文的频繁往返来处理的。这多种多样的往返公文，从其特定的格式和名称就可看出官场的繁文褥节。巡抚呈皇上的奏书有一定格式，致下属的又是另一格式。每件公文的开头辞句都明显标出它是上行、平行还是下行的。同样，呈皇上的奏折和皇帝诏令也都有特定格式。每件公文都通过拟办、传送、收发等一定的手续。几十万摇笔杆的文犊人员成年累月地忙于缮写、登记和分发公文。在北京皇宫的档案房里，常用的公文程式就有100 种以上。

公文的流转由释站进行。这些骤站远达帝国四方，但仅限于运送公文、公物？（如公款）和因公出差人员之用。这套邮制由大约2000个驿站组成，它们分布在五条干线和许多支线上，深入东北，穿越蒙古，西及新疆西藏，东南抵沿海各省，并通过中部内地到达南方。在这些泽道上往返的骤差等人，备有官方文书凭证，借以有权使用各种运输工具，这些工具在不同地区也许是马、骆驼、驴、轿或船。紧急时驿差每站换乘快马，可日行250 英里。在19 世纪初，这种快递可在三星期内把公文从广州送到北京。从上海到北京则为一星期。

中央控制。有了这个由沿着驿路流转的公文和人员进行联系的官吏网，首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促使地方官员执行任务，防止他们不听指挥。这种控制，除前述满人为维护其皇朝而采取的那些特殊措施外，还采用了所有官僚体制通用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由皇帝亲自任命下至县官的所有官吏。这就使所有官员都体会到他们要仰赖天子皇恩，负有向他个人效忠的义务。另一种方法是轮调官职。很少有官员能在任所留任三年以上，他们至多也只能在一个地方连任六年。通常当一个官员从甲地调往乙地时，他都要路过首都参加陛见，重新与统治者接触。由此可见，中国官员是在帝国各处流动的一群人，不能扎根于任何单独一块地方。为此，他要依靠官话（即北京话）作为官场通用的混合方言。往往一个官员到达新任所时，发现他不懂当地方言，因此只好更加局限在官署的圈子里。防止官吏在地方扎根的另一办法是“回避制”，按照这个制度，任何人不能在本省当官，以防他对家庭的私情，影响他对朝廷的忠贞。

另一个防止官员权大的习惯做法，是父丧后丁忧三年（实际约25 个月）的规定，在这期间，官员杜门不问世事。正如阿瑟？ 韦利所说的，这是“一种‘休息’期，通常发生在一个人官场生涯的中期。这使他有一段进修反省的时期，最后能够写出他曾打算撰写的书……也便于他恢复因官场应酬饮食无度而找伤的身体，养息因同时应付妻妾而耗竭的元气”。

官僚政治的原则一般是使一个官员制约另一官员。这特别是通过共同负责制来实行的。六部各有二尚书，一满一汉，互相监视。常常在一个人出名之后，派他兼管多职，使他哪个职务也不能完全主持，同时也派许多人去完成同一项任务，使谁也不能完全加以控制。事实上，有时设立许多官署来执行同一职责，通过叠床架屋的办法，使之互相制约。这种官署重叠和采用共同负责制的结果，使每个官员为各种任务所缠身，而每项任务又都有他人牵涉在内。这有点像几十个合伙人组成合伙事业，共负无限责任一样。在这些由许多官员共同负责一项工作而产生的直接制约外，上面还有“都察院”。都察院里选用了56 名以忠直着称的御史，分驻在各省的15个道，负责不断向皇帝上奏有关朝廷与人民利益的一切事务。清初诸帝甚至还发明了一种“亲展”型的绝密“宫廷奏折”，钦差以此向皇帝呈送秘密报告，只能由皇帝亲自拆阅，阅后的批示也只送交递呈者本人。这样，整个官场都有统治者的密报人员。

官僚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异常明显。形式上，所有事情都从底层发动，层层上报到顶上的皇帝去决定，因为各省奏折都是要送到京城皇帝那里去的。这样，较高级的官可对所提建议有选择转呈的余地，而下级官员所提出的创新或没有先例的意见是既不易上达而又危险的。唯命是从则比较安全，这就易于扼杀下层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最上层那个人的工作效率常因他忙不过来而受不利影响。所有的重要问题都要经他批准。所有的立法和判例都要由皇帝的诏书来制定。现代中国仍受这一传统之害。

鉴于帝国官僚政府对中国人的整个生活拥有全面的专断权，人们不免感到惊奇的是，官员人数居然不多，并且相当分散。按编制，京城和各省的文官总数不过九千。武职官员据说只有7500 人左右。当然，此外确有越来越多的编外人员或“候补”官，可派去办理各种差事而不给实缺。另外还有一大批文案和管事，是中国衙门里从事缮写、记录、商谈、送往迎来等不可或缺的。官僚机构中的人手总数，如果把下面的阁人、差役、轿班计算在内，无疑有上百万人。但是，如果只算有真正官衔，有资格作皇上代表，能采取官方行动并逐级上奏的，我们发现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分散各地。据粗略估计，总数至多不会超过3 万或4 万“官员”，而他们所治理的却是一个约有2 亿、并在19 世纪中叶可能已增至4 亿人口的国家。例如，在九品里接近下层的七品官中，头一类官就是县知事，他负责管30 万之众的人口。朝廷官员为数不多的情形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它是依靠土绅阶级在农村领导和主宰农民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政府作为有组织的“贪污案体”。官僚政治的另一反常现象是它的棒禄微薄。根据官方红册，管辖象欧洲各国那样大的两省的一名总督从他皇帝主子那里领到的棒禄，相当于每年300 美元。除这笔名义上的傣禄外，另加一笔领自省库而不是国库的较多报酬。对于总督来说，这笔补助薪金（叫“养廉”）相当于每年41000美元。但把所有的收人都加起来，这样的薪金仍不能初步满足一名必须延聘大批幕僚和特别助手的官员的需要。

朝廷命官必须对他们治下发生的一切公众事件负责，但不必对所有公款负责。预算和会计手续是非常简陋的。官员们靠我们今天称之为“系统化的贪污”行为来谋生，而这种行为有时变成了敲诈勒索。这是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制度必然会出现的伴生物，而每个官员则必须跟他的上司、同僚和下属保持那样的关系。在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中，中国式官僚制的突出之点是“勒索”和任人唯亲，这是彼此起加强作用的孪生制。头一套做法是以冠冕堂皇的形式而不是偷偷摸摸搞的。下级官员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照例要馈送上司“礼敬”。这种礼敬的数量同旧中国的所有物价一样，要依靠个人的关系而定。“勒索制”并不比盛行于中国生活中其他人与人之间的讨价还价更加事先有所准备。官员间的外快收人同收入太少的堂信仆役直到不久以前还从每次收付款项中索取的小费比起来，只不过是钱数多些，其性质却是一样的。

重用亲戚的惯例给“勒索”或“示意”增加了方便，因为它使违反公众利益的私人勾结更加有恃无恐。甚至经书也赞誉尽心为家、特别是孝顺父母的美德，认为这是高于对国家的任何义务的。因此，京城里依靠各省赋税供应的朝廷利益就经常同所有官员的各式各样私人利益发生冲突，因为每个官员都要赡养他的亲属，并为他自己的前途着想。高官通常意味着财富。乾隆皇帝的宠臣和坤，因贪污及其他罪名，于1799 年被嘉庆皇帝投狱审讯时查出的财产，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要值10 亿美元以上，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记录了。另一个于1841 年鸦片战争时失宠的满族大臣，经查抄后证明他的财产总计约有425000英亩的田地，价值3000 万美元的金银珠宝，以及9o 个钱庄和当铺的股本。我并不想说，西方人在贪污受贿的手法上落后，或不那么高明。然而在中国，直到近代贪污受贿仍是个公认的惯例，恬不知耻而且肆无忌惮。

人民共和国的庞大新官僚体制，必须以这个传统为背景来考察。尽管在总的效果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个体制仍不能不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怎样使官员们保持朝气、效率和清廉。

法律

在西方传统中，官僚政治受法律调节。个人可以求助于法特啪保护，来对抗官员的专擅。我们西方的公民自由权就靠这一点。但是，法律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没有照这个样子发展，来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或经济地位。公元前3 世纪法家对于法律的早期运用，是作为协助专制政府实行行政统一的工具。以后的汉室仍运用法家的某些做法，如家庭人员的连坐制。这样，所谓“儒者之国”尽管赞扬孔子及其礼教，也吸收了法家传统中的一些成分。自此以后这个传统一直绵延下来，并且不断地重振声势。

研究法律史的现代学者，还刚开始查阅那卷帙浩繁、分支众多的中国法律文献。8 世纪大唐律及其后宋、元、明、清各朝律例，尚有待西方学者去进行分析。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宏伟巨作。也同中国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旧法制是“非现代”的，然而按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看，还不应马上称它是“落后”的。早期欧洲观察者曾对中国人的秉公执法获有深刻印象。只是到了18 、19 世纪，西方改革了法律和刑律之后，中国才落后了。

然而，另人的法律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它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理（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而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一致。统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以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所以认为通晓事理的文明人会受这种榜样和高尚行为规范的指引，而毋需绳以法规。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对那些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愉服。明正赏罚，在于表明每个人按其身分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乎体统的行动。但在理论上，赏罚总被认为是保证人们循规蹈距的次要手段，其目的是“以罚止罚”。

对中国的这种法律制度，可以试作一些概括。首先，中国人不把法律看作社会生活中来自外界的、绝对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通过神的启示而给予人类的“较高法律”。摩西的金牌律是神在山顶上授予他的，但孔子只从日常生活中推究事理，而不求助于任何神灵。他并不宣称他的礼法获得什么超自然的认可。他只是拐弯抹角地说这些礼法来自自然领域本身的道德性质来？自这个世界，而并非来自人类无从认识的另一世界。据此，法律条例就只是这道德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可供仿效的模范或榜样，或者是施政或守礼的有效准则。因此，破坏这样的准则是实际上求得方便的问题，而不是 宗教原则问题。法律从属于道德。它之获得认可，是在于理性，或者说在于那作为道德基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就避免了不适当的二元论，那是西方在法律条文与格遵道德常情二者之间产生出来的一种主张。

在实践上，中国帝王的法典主要是刑法，是为惩治缺乏教养的人用的。它也是行政性的，并规定了典礼的细节。换言之，法典的一部分是由行政裁决积累而成的。它几乎全是公法，其内容涉及办事手续、婚姻、继承以及有关施政的其他重要事项。法律在公众活动范围内所占地位是比较小的。百姓尽量避免到官堂上去打官司，因为到了那里，原告和被告在受审时都要先按规定形式打板子，并且谁都必须给衙役使钱。县官雇用刑名师爷当他的私人顾问；除此之外没有法律专业，也没有一批私人律师代表当事人出庭。正当的理由属于官方，是偏向政府和社会秩序这方面的。它是从政府下达到私人的上下关系，而不是为了无所偏袒地解决私人间的纠纷。

据德克？ 博德和其他人的分析，清代法制在其有限的范围内是精心组织好的，并在其付诸实施之后运用到相当精确。从县官衙门、府、省到京城并最后到皇帝那里的各级法庭，可判处五刑（答、杖、徒、流、死）。判案要呈报上级供其审核。可以上诉。各级官府须在限期内缉获罪犯，若有错判，会受严惩。

大清法典中列有436 条主律以及约1600条辅律，规定某种罪处某种刑罚。官府的问题是为一项所处理的案件找出最适用的条律。在这样做时，他可以仿效先例或进行类推，但法律并不是由案例形成的，并且虽然有人汇集了几千案例出版发行，又增加了私人注释以便官府参照，但并没有概括出什么一般的原理和原则。有些条律是互相矛盾的，它们的适用性也是不确定的。一般说来，法律在国内既不是首要的，也不是遍及一切的，而且人们觉得，如果像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夏洛克那样援引法律条文，那就是不顾真正的道德，或者承认自己的讼案有亏德行。要做到公允，执法必须衡情度理。法律精神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正如古语所说，“国之将亡，法令滋多。”

这种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维持儒家所主张的层层上下级的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例如，对同一行为的惩罚，随犯者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新族关系而异。件逆不孝是十恶不赦的罪。儿子虽仅仅打了一下父母，就该杀头，父母因儿子不肖将其殴打致死，只罚打100 棍（按照习惯，“ 100 ”棍通常只打40 棍），也可能完全免罪。妻子打丈夫应罚打100 棍，而丈夫打妻子，只有在把她打成重伤并有人起诉时才受罚。年青人骂亲叔，比骂堂叔所受的处罚重。作出这种规定的理由在于关心礼仪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并把惩罚作为打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必要措施。引起父母死亡的行为，即使完全出于无意，也要判处极刑。t?t?朱举了这样一个案例：“邓凤达（译音）与人相殴时倒地，对方伏其上拣石欲击，邓子恐其伤父，觅刃刺之，该人闪避，刀刺入邓父腹部致死。执法者以子意在救父，将此案奏闻天子，请改‘碟’刑为‘立斩’。天子从之。”

总之，法律不像在美国那样是一门独立的专业，而是一般行政工作中的部分职能。统治阶级受孔孟之道的教育，而在孔孟哲学的广泛观点内，法律是在不断斗争过程中维持道德秩序的一种手段。据托马斯？ 梅茨格说，许多中国官员“深感他们处身在和谐与混乱之间……儒家把他们周围的社会看成是腐化堕落和关系紧张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是个道德问题。他们单纯从法律文字上找不到安慰。

正式的法律主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服务，在这种法律制度下，私法一直得不到发展。因此，民间纠纷常常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渠道来解决。由业务往来和合同引起的纠纷，可能在手工业同业公会或商业同业公会内部解决。邻居间的争吵，可由村长、乡邻友好或士绅来调解。特别是家族或所谓“同姓家族”的族长，除主持祭祖仪礼，举办族中儿童的学校，安排他们的婚姻大事等以外，也尽一切努力保证族中人员纳粮完税并调解他们之间的争端，使他们不致涉讼。总之，法律是政体的一部分，它始终是高高地超越农村日常生活水平的、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纠纷是通过法律以外的调停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的。

中国法律没有沿着西方所熟悉的路线发展，这一点显然与旧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举起和缺乏独立的工商阶级有关。把公司作为法人的想法是没有的。大商号是家事。商务关系不是冷冰冰的不讲人情的事情，不是与家庭和家族无关的、只受法律和合同的一般原则约束的事情。商务在中国人维持生活中的友谊、亲属关系应负的义务和种种私人关系方面，只是整个关系网的一部分。在旧中国，法律、契约的约束力和私人的自由企业从未成为神圣的三位一体。

总之，中国的“法律”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是老百姓应当避免向其申诉的。它同法制观念强、喜欢诉讼的美国人中间的那个制度大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法制历来曾培养政界的领袖，指导立法工作，训练政治家，为公司服务，并保障个人的权利。

宗教

作为现代独裁主义支柱的中国过去传统的另一部分，是普通人民对政府的特别消极的态度，是个别公民对国家事务显然不负责任的态度。孙中山曾抱怨他的同胞像“一盘散沙”。从19 世纪4o 年代到20 世纪40年代同西方接触的这100 年间，许多作家哀叹中国人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彼此互不服气的妒嫉心理以及不顾他人的行为，这是他们从中国人对其家庭、亲族和朋友之外的个人行为中看出的特征。对于西方人的思想方法来说，这是长期令人发生兴趣的怪事——存在着这样鲜明的对比：对家庭和朋友忠诚，而不顾公共利益；一丝不苟地履行按照惯例所必须履行的责任，而对陌生人的疾苦或并不特别涉及某个人的坏事则漠然置之。这种不太理想的行为显然一部分来源于这样的事实：无论作为效忠的对象或个人幸福的源泉，家庭都比社会重要，特别是在改朝换代天下无主之时，政府本身无法博得民众对它的忠诚，至少是无从获取他们的尊敬。但是，这种怪事的秘密无疑地也在于中国宗教的消极态度和个人主义方面。这种消极态度补充了并也导致了专制政府。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略为考察一下那些可以与儒家学说互争雄长的宗教。

道教。道教（道的意思是“途径”、“方法”）表示了平民百姓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以及对看不见的自然精灵的信仰。它也提供了一条逃避儒家思想的出路。每当读书人对过分严格的礼教或经籍的烦琐规定发生反感时，道教都有所发展。它是摆脱世间纷繁事务的避难所。有人说得好：中国读书人当官时是儒家，不当官时是道家。

相传道教创自老子，据其信徒声称，老子与孔子同时，但较年长。老子这一派的思想容纳了各种为儒家所排斥的信仰和习俗，包括早期流行的泛灵论、炼金术、古魔术、寻求长生不老药和海上仙岛的行动、早期中医，以及本国的或从印度输人的一般神秘主义。最后，道教观院作为中国的宗教组织来讲，是深受佛教影响的。

一般说，道教哲学作家仿庄子（盛名时在公元前339-公元前329 年）的灿烂文采，从我们称之为相对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他们的种种疑问。正是庄子，他写下了使后人拍案叫绝的文章，他说自己曾梦为蝴蝶，遨游于阳光之下，醒来以后，竟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早期的道家都是些聪明人。他们运用对立统一的思想声称：人类的道德观念是人类堕落的反映；孝道思想起源于有不孝的事实；儒家主张遵守礼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世上道德败坏。典型的道家遵循这条思想路线，用消极的哲学来回避矛盾，这种消极的思想名为“无为”，意即“以不采取行动来作为行动”或“不为费力之事”。它采取一种听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态度。持这种哲学观点的，显然就是那些谴责政府进行干预和兴师卫道的人，那些对于不可避免的生活重担逆来顺受的人。着名的“竹林七贤”就是以纵酒不问世事，求长生之药和及时行乐而闻名于世的。道家的一项实际贡献来自他们的原始科学实验。他们对长生药和仙草的搜求，形成了迄今仍使全世界得益的伟大中医药典，也有助于发展制作瓷器、染料、合金的技术，以及如罗盘、火药等中国的其他发明。

道教的教派与它的哲学家不同，是以其庄严的众神和众多的流派深人到民间的，但它未能建立世界性的组织，对于文人也缺乏号召力。道教的观院仍然是些分散的组织，只能迎合群众的迷信心理。道教为其本质所决定，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一股生气勃勃的有组织力量。它表示了儒家之外的另一种思想，但把实际行动的地盘让给了儒家。

佛教。西方人不懂佛教，很难评价中国人生活中佛教因素的影响。我们虽然从佛教艺术熟悉佛教所决定的东方生活情调，但很少研究佛教的思想。

中国的佛教时代大约在4 世纪到9 世纪，当时传自印度的外来宗教以其新的一套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成为主宰中国人生活的东西。现在回顾起来，这一情况可以说是近代西方入侵中国的主要典型。中国对这外来宗教的经验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借鉴呢？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并不同它恰好相似。然而，中国今天接受外来信仰的情况却有其过去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的反叛运动中都有宗教狂热精神。就佛教来说，首先接受这种新信仰的，是中国的来自北方的夷狄人侵者。但佛教并没有成为外来势力的政治工具。

要了解佛教在中国有吸引力，我们必须注意它的主要观念。佛教的最早信条之一，是认为人生是痛苦的，并且这不仅限于我们所熟悉的今世；这就是轮回思想。释迦牟尼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 世纪的尼泊尔，出生豪门，年轻时过着贵族生活。在抛弃了宫室、妃缤和豪华生活之后，他通过冥思苦想而获正觉，领悟了伟大的法轮其回佛法丰富原理。

这可以称之为生活的“因果”理论：万物皆由因果循环中的他物所定，因而生活的苦难事实上来自某些前因，消灭了这些前因就有可能消灭生活中的苦难本身。故情欲源于知觉，而知觉又源于接触和六根等等。因此佛教徒的目的是要斩断轮回，即斩断把人束缚在情、欲、爱之中的因果链。从苦难源于前因而前因可以消灭这样一个前提出发，早期的佛教徒逐步发明了许多理论。

今天特别有趣的一个佛法中心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元素或原子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实体本身并不存在，而是由它的各部分组成的。古佛教僧侣相信人本身不过是由这许许多多的部分或佛法组成的；他没有个性、灵魂或自我。佛法有好几种类型。有些佛法与形式和实质有关，有些与感觉有关，别的一些与精神活动有关。它们合起来可以给经验作出非常简练的解释，并可作为否定自我存在的基础。这正是佛教徒所企业求的，是其作为逃避人生痛苦的一种方法。由于经验的一切因素可以被分析到在时间和空间上根本不同的、不相关联的和微小的程度，所以佛教徒认为如能正确领会这一真理，那就可以最后消除自我，从而解脱轮回。这一类的解脱（或者也可称之为领悟）是全世界神秘主义者所企求的，也是中世纪中国人所热切追求的。早期佛教在寺院组织下制度化，其定出的教规可与较晚基督教的修道院生活作对比和对照。这些早期的僧侣终于写下了贝叶经（相传是释迦牟尼的讲道和教义）。到了佛教从印度北部向远东传播时，佛门中的摩诃衍那（大乘）已对古代教义进行了深刻的改革，使其更易于感召众生。其新教义之一是救世的思想。救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菩萨（或“大彻大悟”的人）给人求情。他们已得到释迦的正觉，但仍居人间以普渡众生。这些菩萨中最有名的，要算是观音这个慈悲女神了，她是慈悲原则的化身。另一个是无限光明菩萨阿弥陀佛。世人之所以能靠这些大彻大悟的菩萨超渡得救，乃是根据功德可以转渡的理论。与此一起的是行善的概念，它补充了原来的佛教信仰，使其在中国和日本成为比较积极的社会力量。

大乘又提出了涅盘这一积极教义，这是佛教徒力求达到的境界，但释迩牟尼本人认为这个境界是完全不可言传的，因而他没有对此发表过什么意见。

佛教教义都写在伟大的佛经即三藏经内。中国头一批僧侣的主要工作，是从这三藏经里译出佛经来。他们和他们的后继者，遇到了艰巨的复杂问题，既有语言上的又有知识上的问题：怎样从那多音节的、多变格的、拼音的梵文（它同英文和其他印欧语系文字一样），译成单音节的，无变格的、象形的中国文字；怎样通过那颇为简练而又具体的汉字媒介，来传达那具有高度想象力和形而上学抽象原理的印度神秘主义。

这批早期的佛教传道者，在他们设法把这新的外来思想传达或“翻译”给他们的中国听众，使其明了其真意时，碰到了嗣后所有那些把外来思想介绍进中国的人所碰到的问题：怎样挑选某些中国的词，即那些已有其确定意义的中国文字，使之赋有新的意义，而不致在翻译过程中难以捉摸地更改了外来思想，也就是实质上把它们汉化了。例如汉字“道”在道家和儒家那里已经用得很多，但或许也可用来表达印度的佛法，或表达瑜伽派教义，或表达大彻大悟的思想，而道家的“无为”， 也曾被人用来表达涅盘。其结果至少是把意义解释得极不明确，如果不是把原意冲淡的话。

外来的抽象思想用汉字表达后，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汉化。此外，中国人也抵制外来的价值观。正如阿瑟？ 赖特所指出的，“佛教给予妇女和母亲以较高的地位，这在早期佛经译文中被改掉了。例如‘丈夫供养妻子’变成‘丈夫支配妻子’，又如‘妻子慰藉丈夫’变成‘妻子敬其丈夫’。”

第4 世纪及其后侵人华北的夷狄信奉了佛教，其部分原因在于佛教对他们所接管的旧秩序来说，也象他们自身一样，是外来的东西。佛教僧侣教导大众要养成驯顺的习惯，这使他们可以成为夷狄统治者的盟友。对那已经逃到南方的中国上层阶级来说，佛教给他们那个旧社会的崩溃提供了解释和安慰，这在理智上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在美学上也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在社会遭受若

政治传统121

难的时代，皇帝和普通老百姓都向宗教寻求解救。当短暂的隋朝（589-618 年）和初唐（618 -907 年）的统治者复兴了强大的中央政权之后，他们奉佛教为国教。伟大的佛教艺术品、雕像和石窟寺就是从这个时期传下来的。在中国这一段信佛时期和较晚信基督教的中世纪欧洲的对应时期，我们都可在其僧侣和寺院制度的作用方面，在其各教派的成长以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方面，作一番颇有成效的比较和对照。例如，佛教寺院曾作为旅客接待处、伤心人的避难所和施舍之秘。寺庙也是大地主，在政府中占有半官方的地位。

佛教经过一段初期的引进和采用之后，接着就被接受并独立发展。中国本土的佛教曾受道教广泛影响，并反过来也影响了道教。迎合中国人需要的新派兴起来了。今天，由于其对东方技术的影响而最出名的一派叫禅宗，他们是想通过参禅（闭目静坐默思）来求得悟道的。关于印度佛教、夷狄人侵者、本土道教，以及其后中国佛教的成长、兴盛和衰落等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以上所讲的一切也许是可以充分说明的了。把佛教在中国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的作用相比，可看出在政治方面有显着的差异。在唐代重建强大的中央政权之后，儒家在佛教影响下逐步以新儒家学说（理学）的形式重新振兴起来。但朝廷官员终于设法把佛教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佛教很少破坏政治传统，因而政府在削弱寺庙的经济权力时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在9 世纪臻于极点的几次对佛教的迫害，部分是为了不让寺庙保有土地并更便于征税而引起的斗争。但是，中世纪中国并没有产生足以与西方相比拟的那种佛教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未能摆脱世俗权力的约束而取得独立地位。在最近几百年，僧道和寺观仍然是分散的，他们依靠地方上有限的资助，但缺乏有组织的信徒团体或任何全国性的管理机构，并且在政治问题上是消极的。

儒家由于坚决排斥宗教组织，就比较容易地能够在伦理领域和宗教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敬祖的家庭祭祀上，取得了主宰的地位。正如c?k?杨所指出的，佛教和道教作为“制度性”的宗教是削弱了，但在世俗制度里“分散的”宗教活动方面得到了补偿。不仅每个家庭和家族举行尊祖敬宗的祭礼，而且每个行会和社团都各敬奉它们的庇护神，同时官员和士绅则举行政府规定的祭祀大典。因此，近代中国对基督教的抵制，不仅有思想意识上的、而且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反对不受官方控制的任何有组织的教会——这是很自然的。上文强调指出的某些政治和社会制度，大体上趋向于形成旧中国的专制政府。由于东西方大多数帝制政府直到晚近都是专制的，上述的情况本来不必诧异，也并非中国的一个污点。今天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验能否不但给专政而且给民主提供鼓舞——当然，这里民主和专政二词要按中国的方式来理解和说明。这方面有两个传统是与此有关的，一个是士大夫传统，一个是农民传统。

中国的人文主义

在受教育的上层阶级里，有一个强烈的而又确实令人鼓舞的传统，即儒士文人负有直言不讳反对失政之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宋代一位改良家曾留下一句名言（无疑带有佛教色彩）： “士必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件旨的士大夫当众受廷杖，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然而17 世纪初东林书院的儒生仍猛烈抨击宦官乱政，不惜因此而身受刑戮。中国历史上不乏根据原则痛贬时弊的英杰，不过他们的原则与我们的稍有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讲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时，必须注意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因为这种差异使它同西方传统截然不同。

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从中国文学艺术的丰富遗产中看出来。唐诗和宋代山水画代表了当时胜于欧洲社会的一个社会，一个迄今西方尚未超越的美学水平。但是，即使只是肤浅地看一下个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地位，我们也可发现他的地位是不如在西方那样突出的。总之，中国的传统之所以是人文主义的，在于其关心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于其所重视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行为问题。

中国关于人口，密集的社会和家庭生活的长期经验，产生了一套公认的行为准则。个人必须首先接受“竹器和蔬食”（与我们的铁器和肉食不同）这种物质生活标准。这培养了他的俭朴美德。正如在多数农民社会中那样，他珍视个人的诚实、勤奋和节约。他也接受佛门所提倡的满足于微薄的享受和克欲的美德。中国古语说，“知足者常乐。”最后，中国人生活上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关心礼节。个人承认社会风俗的力量并使自己屈从于这些习俗。他敬老，尊祟前辈，俯首听命于家庭。在所有这些社交形式中，都有严格的纪律。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它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礁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中国的人文主义承认某些人比别人更有天赋——人类的本性是好的，但他们的能力并不相等；中国没有“人各有其不灭的灵魂”之说。相反，端正的行为是顺应等级社会的行为，其中有些人凭其他位主宰了别人。儒家道德生活的中心思想“仁”或“仁爱”，虽然具有逻辑性，但显然缺乏基督精神，因为它要求按等级来爱别人，先爱自己的父亲、子女和朋友。？ 事实上，中国的人文主义是上层阶级所享受的一种奢侈品。对于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并不太指望他们会洛守社会关系中筋行的种种细节。

这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人行为的好坏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福利和安定是否有贡献来判断。个人本身是不受赞扬的。他既不是唯一的、永存的，也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的适当研究对象是人类本身。重视个人的自我表现，很容易流于放纵和无政府主义，所以中国的传统强调社会行为。妥协和容忍，达观和幽默感，关于人性的透彻了解，通过律己而养成的品格，所有这些形成了个人所追求和社会所赞许的部分道德结构，使每个人在他的社会生活里获得动力。

这种礼教习俗因其关怀人的事务，当然可以称之为人文主义的，但它也助长了家长式统治，并容许了高度的专制主义。官吏的任务是操纵百姓而不是代表百姓。皇帝及其官员对经济生活中的财物以及对于从业人员，都具有范围很广的特权。他们随意制定了盐铁的国家垄断，控制了各种货物的生产和分配，大规模地、无情地征发摇役和兵役，禁止集会和一切未经许可的结社，并且一般是在并不担心有什么更高法律制裁的情况下实行统治的。但由于中国社会事事处处都照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安宁，这种专制主义有所缓和。尽管有关于专制制度的种种理论和办法，中国的传统仍然明显地没有把国家置于人类之上。它不是国家至上主义。但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理论，而是在于环境，是由于政府和统治阶级始终是表面上的，仅仅是整个社会的上层。他们必须时时牢记“天视自我民视”。同时群众中间还保留另一种政治传统，它不是家长式的控制，而是暴力反抗传统。

民间教派与农民起义

中国国内及国外的现代研究工作，正开始对儒家统治阶级底下中国民间宗教经验这个汪洋大海进行深人探索，而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则出之于统治阶级的文人之手。这个领域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所轻视，被当作“民间迷信”，而其各式各样的信仰和做法确实是五花八门，特别是由于其因地而异，更显得花样繁多。中国村民希望通过信仰和仪式，在祸福无常的生活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保障。农民的宗教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来说，它自然受较高级文化的许多影响。例如，如阿瑟？ 沃尔夫所指出的，中国人的三大类型超自然的神灵中，祖先是每个人都关心的；各式各样的地方神则带有“与朝廷官员相似但属于超自然”的一切特色，它们在一个分工负责的等级制中有条不紊地掌管人们的事务；而鬼怪这类精灵则相当于不能适应环境的人、流浪人和陌生人，它们通常是危险的，往往是作恶的。民间教派的信仰可能借用了道教、摩尼教（主张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之神并存）或佛教的信条，或其不同信条的结合，但它们的特点是，通常总有一些号称与神灵世界相接触的有灵感的巫师作为首领，他们预言大祸和天谴即将降临，也就是带有一种“千年后赐福”的思想（类似欧洲中古时代信仰千年后基督重新降临的说法）。在这末来的大劫中，只有教派里的信徒能得救转生。同时，信徒在一个特殊的自己人集团里享有会员身分。

对这些民间宗教，可以根据它们确凿的宗教信条来加以研究，也可根据其逃避现实，为抗议现实或有时起义谋反的社会意义来进行研究。例如丹尼尔？ 奥弗迈耶所研究过的一些佛教教派，都是打算拯救世界的，其典型的教义是相信有未来之佛亦即弥勒佛降临，赐福人间，有些教派是可以志愿参加的公开组织，并不打算保密，绝非秘密会社。虽然它们通常都承认政府的权威，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箱神，同儒家那种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相对立。在一个教派之内，女人可能是男人的领袖，年青人可能领导年长者。非法的宗教教派与三合会及其流派那样的非法秘密会社不同，因为后者虽然是反朝廷的，但对社会秩序却抱有正统的思想，而非法的宗教教派则一般持异端邪说，狂热地追求社会平均，带有破坏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当人民生活愈来愈艰难的时候，一个以上层阶级底层人物为首的民间教派可能会产生狂热，掀起暴乱。由于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变发生过多起，官署和士绅通常都禁止异端教派。当它们被禁受压时，教义通常由坛主秘密口传给门徒，要把它们消灭是不可能的。而且，各式各样的教派滋生不绝：在近代有“先天大道”、“一贯道”、“天原道”、“八卦教”，它们都有共同的特色，即有成群的奉同一信仰的人分散在各地，如苏珊？ 纳奎因女士所说，他们“平时分散，有机会就结合在一起”。她曾细述八卦教头目们发动暴乱的过程。这批人相信王母娘娘的白莲教，会给人间带来千年幸福，曾于1813 年在华北策划叛乱，甚至进犯紫禁城达数小时之久。一个分散各地的教派要利用它通常没有文化的教徒来发动武装起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使这样的一个运动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武装力量，或者同武装力量相联合。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旧政体被推翻和改造。但在注视民族主义、自由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文明世界中其他活跃因素的出现时，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人民自己的经验，这是个大部分尚未探索过的库藏。中国人的传统是丰富多彩的。异日也许会从中产生出别的因素来。

第二篇 革命过程

第06章 西方的侵入

19 世纪的中国对于强大的外来人侵者并不感到陌生。西方侵略者空前未有的新奇之处，是他们技术上的优越，而这又足以使西方自诩为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不能承认西方的这种主张。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侵略别国的英国人奋力在全世界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随着积累起来的经历始终不利于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异常沮丧。

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 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 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西方的这个“冲击”，不管是打击、榜样，还是思想鼓舞，显然是性质不同而且有变化的。

事实上，“西方”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多种多样，甚为复杂，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爱用的“中国”这一笼统名称。从1840年以来，西方也经历了革命的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中国。西方和西方的冲击都不是一件单独的、简单的事。为什么竟然要说是一个多面式的西方给予的一种多样化冲击呢？为什么要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呢？

然而，一件基本事实仍然存在：19 世纪和20 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源的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学习，西方的两个外围巨人美国和俄国，则向西方所有的国家学习——毫不感到愧作，也并不怀疑自己该不该学。但是，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轮船和火车来自外国人之手。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所有西方的东西都由海洋输人，因此中国的接受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统称为“洋”。于是普通的火柴就曾叫“洋火”；煤油叫“洋油”；水泥叫“洋灰”；来复枪叫“洋枪”；镀锌的铁皮叫“洋铁”。现代的中国人决忘不了西方。由于他的文明是以中国是文化中心这种优越感为基础而自觉地发展起来的，他对信心十足的西方所自诩的优越性决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按照这种颇为笼统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西方的冲击。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搀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

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出发点，也许是指出中西接触的开端，如何给其后发生的事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有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并非来自美国生活，而是来自我们欧洲首先到达东方的前辈所树立的先例。中美关系是在较老的中一欧关系这个阴影下发展起来的。

欧洲的扩张面对于中国的扩张

欧洲的扩张使西方文明直接与中国接触，而对于这种扩张，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这三个标题来作一番概括的叙述。这些标题有助于提醒我们记住西方社会有哪些特点。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因为十字军帮助重振西欧与地中海东部之间的海路贸易，而这条贸易路线是在阿拉伯统治下被关闭了的。随着这种贸易的重振而来的，是商业技术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城市和城市各阶级的兴起，刺激了工业生产，积累了投资资本，并通过新的金融和财政技术来运用这种资本。随着中世纪后期这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逐步兴起了许多民族国家。

除非是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现象是必不可免的。它们发展的格局都不是古代人们所熟悉的。例如，较早期的社会是在城邦或世界帝国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它看来根源很多。这些根源是：日耳曼诸部族的自觉心和国王制度、超出城邦经济类型限度而发展起来的新企业的经济需要，以及把人们集合成更大政治集团的代议制的兴起（这在古代的直接集会中是办不到的）。

一旦民族国家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于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单独二个扩张过程的两个侧面而互相影响。当然，这里说的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过是为叙述方便起见借用的两个笼统的抽象术语罢了。在这两者相互影响时，它们刺激了学术、科学和发明。在中国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发展。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的扩张力量，特别是16 世纪罗马天主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和其他教派的扩张力量，自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同佛教扩张时期中国的经验相比。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反对西班牙的异教徒摩尔人及其后在海外表现的十字军热情，却是儒家头脑里未曾有过的另一类宗教热情。如果我们把它同上述其他因素一起来理解，欧洲近世初期这股向四方传教的力量是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和过程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大不相同。

西方通过中国对外贸易这个媒介而与中国接触。16 世纪的葡萄牙人，以及17 世纪的荷兰及英国的冒险家和商人，开展了对华贸易，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地区；正如他们的同时代人揭开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样、：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东亚决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1637 年英国在广州打开了对华贸易，那时离新英格兰的建立只晚很少几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然而直到19 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未能扩展到广州之外，而新英格兰却早已分开成为一种新国家，并且那个国家本身也正准备协助扩大广州贸易了。

欧洲人在美洲扩展，而在中国却阻滞不前，这事实必须从欧、亚两方面来加以理解。这并不单纯由于欧洲扩张主义者的希望和竞争力量，更易于集中在机会很多的新世界。远东两大帝国中国和日本的幅员辽阔，财富很多，这些因素使它们从一开头就是十分强大的对手，不能用武力来压服；它们非常老练，又能自给自足，难以在交易上占它们的便宜。阿拉伯人的作用。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除了短暂的一些中断外，直到近代都以阿拉伯人为媒介。7 世纪和8 世纪间，阿拉伯人横越北非扩张到西班牙，使地中海成为“穆斯林湖”，但人们并不总能记得他们向东方也有类似的扩张。阿拉伯人受挫于法国的图尔之役（732 年），可与阿拉伯军队在帕米尔以北的中亚地区打败唐朝中国军队的但逻斯城之战（751 年）相比。12 世纪及其后，伊斯兰教的传人新疆，以及印度穆斯林王朝的建立，都是不断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这使阿拉伯商人能一直到达中国，终于在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建立穆斯林苏丹王国。中世纪后期的印度洋同样也成为“穆斯林湖”，从东印度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及地区，离通过那里的香料贸易不过是大宗商品的一宗而已。中国是这阿拉伯贸易世界中的一个参加者。中国史书表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商人的早期“贡使”，在汉代来自东罗马，但只隐约提到中国往南或往西的商队。到5 世纪，中国商船无疑已到达印度，甚或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到756 年，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之多，足以使他们能够烧掠该城。12 世纪宋朝在夷狄的侵略下被迫退到华南时，才越来越关注海上贸易，这种贸易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上面。宋朝把对外贸易限定在某些港口，并限定外商只能居住在通商城市的一定地区。由中国船或阿拉伯船运载的宋瓷，出现在整个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在蒙古统治时期，忽必烈汗自称有权统治全人类，派了12 次使节到东南亚，谋取当地统治者称藩纳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没有给蒙古人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但说明中国已与当地有了建立已久的贸易往来。以这些商业活动为背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要在巧世纪初派远征船队驶入并穿越印度洋了，否则那项举动就显得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的。

明朝的探险远航。从1405 到1433 年，这些惊人的远航使中国船队比那些更出名的绕过非洲的葡萄牙航海家，几乎早一个世纪到达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海岸。那时，中国在造船、导航（罗盘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和一般航海技术上比欧洲先进，是清楚地证明了的事。但这项成就在中国的计划安排上意义不大，这也是很明显的。巧世纪中国与欧洲相比，也许没有比它们各自对海上探索态度的截然不同显得更为突出的了。明代远航的主持人是当时朝廷的总管太监穆斯林教徒郑和，他是代表朝廷而不是代表政府官员远航的。远航分别进行了七次。1405年第一次远航有2.8 万人，分乘64 艘船只。第四次1413-1415年间的远航西达波斯湾和亚丁。有七名中国人到达麦加。中国船只曾到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沿岸。从这些地方派出了所谓“贡使”朝贡中国，这时期孟加拉入朝11次，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派使去中国。马六甲国王还亲自入朝四次。明廷支持这些庞大的事业，其目的并不清楚。其实，太监们可利用贡使和远方君主所献的珍异，来向朝廷献媚求宠。大象和鸵鸟、奇异的产品和更奇异的传闻，都可用来博得皇帝的欢心。从阿拉伯运来的长颈鹿，曾被赞扬为中国神话里象征帝德的麒麟，作为一件值得向统治者阿谀称颂的盛事。

对这些远航，中国人传统的解释是为搜求一位已被废黝但仍要求复位的皇帝，但这似乎不像是全部真情。他们的动机也许是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兼有而之：他们的政治动机在于明廷希望把世界上从事航海贸易的国家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借以号称统驭万邦。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宗藩关系可代替天子直接进行统治。明廷在15 世纪初曾对中亚各部族竭力行使宗主权。郑和的远航看来也同样是想对海路所达的统治者行使宗主权的一番努力。

把明廷穿越印度洋的远航与同时代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的远航进行比较，是大有可为且又很有意义的事。葡萄牙人探索非洲海岸，是早在1270 年就开始的事。从1418 年起，航海家亨利亲王几乎每年都派出船队进行探险。但他们直到1445 年才到达西非的佛得角，而其时明廷已终止航海活动。在规模上，中国船队比葡萄牙的大得多，而在航海技能上，即使并不比葡萄牙人优越，也至少可以与他们媲美。然而，中国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连建立贸易据点的动力也没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从战略上讲，明廷不得不对付随时会死灰复燃的蒙古威胁，不得不抗击来自北方边疆的不断入侵。航海远征无助于对付蒙古人。明朝的远航以及他们在达？ 伽马之前50 年就停止航海这件事，说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

早期海上接触。葡萄牙人与中国海上通商之后，自1514 年起开始贸易和传教。这一过程以300 年后形成的当代不平等条约体系达到最高峰。新的中一欧关系的主要焦点是贸易。葡萄牙人把中国丝绸运到日本，并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欧洲。他们的商业控制地区以分布各处并且设防的一系列贸易据点为基础，这些据点远及印度、马六甲、长崎和1557 年后广州附近的澳门。造出较大的船只和火炮，利用罗盘和星盘仪导航，备有书面的航程指南，这些使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得享称雄达百年的历史。他们在17 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压倒，后者的东印度公司组织得比较完善，财力也比较雄厚，而一系列类似的贸易据点则继续为欧洲人的深人远东提供方便。每个前哨基地都包含了企业统治的种子——要求国家主权，热心基督教传道，要求按西方法律手续办事，加之流动资金充足，军事技术优越——这一切都在东方海岸上扎下根来，一旦条件许可，就会立即发芽生长。

不久，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荷兰人从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向附近地区扩张，建立殖民地。但是，日本和中国处于17 世纪新的中央集权政府管辖下，尚能暂时把欧洲人隔离在一些指定的口岸如长崎、澳门和广州，这些地方成为19 世纪通商口岸的前身。

日本和中国与西方接触所产生的反应，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显着差异。日本的反应来得较快，势头较猛，虽然中国终于也按大致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2 年到达日本后，不到40 年，就有75 名耶稣教士在那里工作，拥有15万左右的信徒。然而，过了100 年，到1640年，日本断绝同西方的往来并禁止基督教。在中国，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各？ 沙勿于1549 年进人日本，但在巧52 年卒于中国沿海。在他之后200 年间，约有463名精选干练的传教士继续想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的虔诚专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很少有人超过的。伟大的耶稣会先驱者利玛窦（1552-1610 年）花了20 年功夫，才一步一步从澳门的葡萄牙侨民社会走进了北京的宫廷。

耶稣会的成功。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的时机正合适，那时明末社会混乱，聪明人渴望获得新思想，哪怕外来的新思想也行。利玛窦立即看出怎样才能厕身士大夫俊杰的行列。他脱下原来穿的佛教僧服，换上士人的长袍。他不去教堂传道，专同三五成群的优秀人士交谈。他接受了汉代儒家早期的经典着作，？为宣传基督教义而引述孔孟学说，只对那更为系统化的宋儒理学提出质疑。他允许人们对祖先和皇帝敬礼叩头，认为这是合乎基督信条的俗礼。所有这种在文化上的迁就，加上他那仪表堂堂的仪态、他对汉语的精通以及所显示出来的西方技术－时钟、棱镜、世界地图、欧几里德几何——使他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他也像中国的儒士文人那样，在官员中间找到了靠山，随同他们生活和出游。他和同僚们建立了友谊，通过学术讨论和斯文的礼节，同明末的一些高官包括东林书院的道德改革派交了朋友。最后，利玛窦在北京获得皇家棒禄，并由皇帝赐地安葬。

利玛窦的后继者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做官，主持钦天监，修皇历。事实上他们是来自西方的第一批技术专家，被满族统治者作为有用的朝臣留下，他们能绘制皇朝舆图，或给圆明园修建模仿凡尔赛宫的喷泉。耶稣会教士用古文体裁出版了几百种书，使中国人能获得西方的很多科学知识，同时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智慧和伦理的体系，符合孔子的原有教导。

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活动了100 多年，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欧洲，把欧洲的情况介绍给中国，但最后因祭礼之争而遭败落。这是一次长期的争议，对方为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教士，他们在菲律宾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后来到中国，指责耶稣会教士过于迁就，藐视了教会明文规定的律法。当教皇出面支持这种攻击时，伟大的康熙皇帝支持了他朝廷里的耶稣会教士。在这样两位谁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的大人物之间，妥协是不可能的。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认为它是从事颠覆活动的异端。教皇终于压制了耶稣会。

通过这种早期的接触，北京的中国优秀学者已经了解到了西方最佳的学术。但结果如何呢？17 世纪中国最大文人顾炎武只能重复官修《明史》 中的无稽之谈，说什么：“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1774 年的钦定《四库全书》中说利玛窦谎话连篇：“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总之，明代郑和虽七下西洋，却始终没有接触到什么意大利、葡萄牙或欧罗巴。中国早期关于西方的知识没有起到什么影响，而且尽管贸易在继续进行，它却被限制在帝国南端的广州。

同时，早期俄国人在陆上越过西伯利亚同中国的接触，进展得比较慢，虽然到头来这种接触更为经久。17 世纪中叶，有几股哥萨克人深入北满，但他们越过西伯利亚大片荒凉区域纠集到那里的力量，还不能同中国沿海的欧洲战舰相比拟。1689 年尼布楚条约以后，清廷迫使俄国人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之外，达一个半世纪之久。1728 年的一项商务条约容许俄国在北京驻一非外交性的宗教使团——几名教士和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它的商人则被严格地限制在恰克图，这是蒙古北疆位于西伯利亚一侧的远方商业中心，可说是在寒冷地带相当于帝国南方滨海的广州那样的地方。这样，俄国人的商务关系也像所有其他外国人的商力关系那样受到控制，但俄国人经陆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一开头就不同于欧洲人经海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俄国逐渐像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族一样，成为接壤的邻国，不过位置更远些罢了。

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在同中国打开关系这方面，欧洲是寻衅的一方。因此欧洲就先感受到这种新关系的影响。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欧洲人对外来的刺激反应灵敏，他们才远征海外，并使他们对海外发现的事物十分敏感。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在西方生活中还比西方在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由于我们从自己的过去承袭了这种状态，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仍是歪曲，并且未免有点莫名其妙。

欧洲人在16 、17 世纪从海路发现了亚洲，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大规模航海时代以前，除了马可？ 波罗时代同中国短暂的接触之外，欧洲人所知道的同时代社会，只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社会；那是在他们所知世界边疆上的异教徒，是中世纪基督教徒与之斗争的对象。甚至在16 世纪的欧洲，所出版的关于土耳其人的书还比论述新世界的书来得多。但欧洲人突然发现亚洲有一些强大的王国和古老的社会，它们不信基督教，并且虽然没有得到基督教的好处，居然也存在了许多世纪。这种发现终于对西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新事实的含义，只是到了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在这个运动中，自然道德观与神所启示的宗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人们以中国为例，来支持毋需启示而只要通过自然秩序便能发现神这种学说。17 世纪耶稣会教士从北京发出的信中，把中国描绘得非常光明美好，就好象告诉人们说，纵然没有神所启示的宗教，人仍能做出有道德的行为，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基督徒的标准的。这就为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使道德与宗教分家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1687 年儒家经典着作在巴黎译成拉丁文出版，又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引经据典的证明。像莱布尼茨那样的作家，早已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他宣称中国人在有实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实际上比欧洲高明，即使欧洲在理论研究上仍较优越。那一代欧洲人力求证明，即使没有宗教，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可为人类的各种制度奠定基础，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在经典着作中所描写的中国，一位哲学家式的君主真像其子民的慈父那样。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中，有伏尔泰在其1756 年出版的《道德论》 里讨论了中国政府，大大抬高了中国政府的声誉。他说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作为这个论点的依据，他指出中国官员关心公共工程、道路、运河以及其他足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种种活动。他指出中国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例如皇帝礼遇有德之士。

重农学派企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行政改革时，也从中国获得启发。他们预言将发生工业革命和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强调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在反对重商主义时论证说，私人应当能够积累财富，不受政府控制。1767 年，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派领袖魁奈博士，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他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个专制君王，但他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中国社会接近于魁奈的有关致于完善的想法。那里没有世袭贵族。儿子承受父亲的财产，但只有凭自己的学问和修养才能承袭他父亲的声誉地位。在他眼里，中国是个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论社会。财产权似乎很有保障。赋税由皇帝规定，除寺庙外没有免税的土地。魁奈确实指出，商业并不受到充分的鼓励，官吏中间的贪污和统治者的专制只是由于害怕百姓造反才稍有所节制。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的评价是好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 世纪的欧洲也有过一阵中国热，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和其他家庭装饰如墙纸和编织品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富户的宅第里以摆设进口的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为荣。英国托马斯？ 奇彭代尔制作的精美家具和出于韦奇伍德之手的英国精瓷都饰有中国花纹。英国的中国热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园。一译者）修筑一座十层高的宝塔达到了最高峰。中国对近世早期欧洲的影响是这样通过思想家和匠人的媒介而颇有选择的引入的，他们以中国为例来发现他们所想发现的东西。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因此至今仍有一些旅游者带着事先构想的对中国的最近印象前往该国。

19 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中国观点，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它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的诽谤而粗暴地粉碎了。

朝贡制度

从1842 年到1943 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西方的商业和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虽然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共产党获胜前终于被取消了，我们仍有必要用它来着重地回顾一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在美国，像南北战争或经济大萧条这类全国性灾祸常被人在国内政治活动中用作号召；因此，现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发现那种条约体系是唤起人民牢记国耻的宝贵象征。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现化中国的一切弊病——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而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

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的朝廷上来。对儒家学者来说，如果边睡的未开化部族不能欣赏中国的优越文化，从而企求享受中国文明的好处，那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而皇上的慈恩就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予以报答。

一旦外国人承认了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分别表现为正式的赏赐和献礼。于是献礼朝贡就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受中华文化。这是赐予的一种恩典和特权，并非耻辱。当古中华帝国的影响在几百年的过程中扩散到东亚其余各地时，朝贡关系的礼节就发展成为一种手续，借此让帝国以外的番邦在泽被四海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取得一定的地位。

当欧洲人最初经海道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自然希望他们遵守这些礼节。按清代汇编的律例，外国来朝廷进贡的君主应接受皇帝承认他的藩属地位的册封。他还应当接受显贵的头衔和用于签署奏章的钦赐印玺，奏章上注明的日期应奉中国正朔。当其所遣贡使，来华时其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其中2o 人可循帝国释道进京。贡使在京住下后，受到妥善的保护和接待。最后他们奴见皇帝。当贡使跪拜叩头时，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早期欧洲的使节，如1795 年向清廷进贡的悻悻不悦的荷兰人那样，觉得这种柔软体操式的礼节代价太大，抵不上从那有贪污习惯的负责照管的官员手里克扣后发下来的皇帝恩赏。整个跪拜仪式不只是叩头伏身，而是要接连三跪，每跪连叩三次，头接触地面。这“三跪九叩”使任何人的心中、特别是行礼者本人的心中无法再怀疑谁尊谁卑的问题。有平等主义思想的西方人通常都不能理解，叩头人的这种卑躬屈节在身分社会的礼节生活中竟成为正常现象。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头，高官显贵向皇帝叩头。朋友间也会不那么正式地彼此叩头，正如客气的日本人几乎至今还有做的那样。因此，由一个贡使来叩头，那不过是彬彬有礼的表示。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明史编者列举了120 多个朝贡国家，把久已灭亡的东罗马、许多虚构的小国和边睡部族都包括在内。清代设专署统辖诸部族，把真正朝贡的国家名单减到十来个，其中包括一些至今仍搞不清楚的“西洋”各国，即早已有商人出现在广州的那些国家。因清帝国主要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它只同邻近各国或那些派人前来中国的国家打交道。如果外国商人到来，而他们的统治者希望促进他们的贸易，他就可以呈献贡品，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东亚经商诸国向中国朝贡，是为了维持通贸易和友好关系，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的，来自琉球群岛的通过福建，来自逞罗的通过广州。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广州时，他们也同样被列人名册，几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中国的朝贡万邦之一。直到19 世纪，虽然西方列强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已超过20 ，它们却很少或者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来破坏中国的朝贡制度及其所象征着的优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着名诏书中嘉许这位夷狄君王的“恭顺”，而同时又拒绝互换外交使节或把英国商务扩大到广州的范围以外。

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西方的扩张、特别是自由破坏了广州贸易制。这时在东方经营私人企业的，主要是以贩卖鸦片的形式来到中国海岸的私商，这对私人企业的声誉来说真是非常遗憾。这一历史环境嗣后就一直毒化了中西关系。直到1917 年，鸦片主要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为时达100 年以上，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国、印度的私商运到中国的；也有美国人从土耳其贩来，尽力抢这种生意。这些贩子通常发现，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渴望违反皇帝对吸食和输人鸦片的禁令。结果是出现了一项直到1858 年为止的非法贸易，它受到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员的公开纵容——它对英印财政来说十分可贵，不能不加染指；它对茶叶出口商来说，为平衡贸易所必需，决不能轻易放弃；它对商人以及腐败的中国官员和直接销售的商贩来说，获利丰厚，经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国爱国者回顾起来，鸦片贸易完全是双边性活动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争论它的罪恶是否超过贩运非洲人去美国的活动。在中国，鸦片贸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业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象征，它标志着外国人的贪婪和横暴，败坏和剥削了一个并不伤害别国的民族。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谴责它的。在1 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至于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对现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夷狄在身体特征上怪模怪样，一般都是行动粗鲁，带有羊骚气。中国的土话里把他们称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里还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样煮食中国小孩。19 世纪还有人以为教会育婴堂里用儿童的眼睛和心脏制药。官员们觉得外国的外交人员诡计多端而不可捉摸，认为其性难测，“犹如犬羊为伍”。农村妇女通常遮住她的婴儿，尽力避开外国人不祥的眼光，特别是他那照相机的邪术。总而言之，19 世纪中国所感受到的白祸比20 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来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观点也必须照此更改过来，但这不易办到。

条约体系

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干练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徒劳无功地力图查禁鸦片的行动直接引起的。鸦片是英国侵略势力的命根子。英国鸦片商人协助制订作战目标和战略，把商船租借给海军舰队，把驾驶员和翻译人员借调给军方，提供接待和情报，并在伦敦给军需账单付款。但英国派远征军到广州并从那里沿海北上的目的，是要根据西方的平等原则，获得一般商务上的和外交往来上的特权，而不是专门为了帮助扩大鸦片贸易。当时鸦片贸易正在很快地自动扩大，不过是中英双方国际关系规划中总的对抗的一个摩擦点。

1842 年南京条约所体现的原则，未为中方所完全接受，而英方则认为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似乎还不够充分。结果，要到英法对中国打了第二次战争，于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条约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即使在那个时候，心里很不情愿的清朝要到18 阅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以后，才肯承认新的秩序。从朝贡关系转变到条约关系这一过程，经历了1840年前在广州达30 年之久的摩擦，以及其后20 年的贸易、谈判和武力压制。

虽然新的条约好象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人侵。到了20 世纪，经过精神饱满的西方领事们花了三代时间的努力，发挥了条约的优点之后，条约结构才成为一个表达得很明确的、内容周全的体系。它首先以通商口岸为基础，最初是5 个，最后达80 多个。各主要通商口岸在外貌和制度上彼此都非常类似。每一口岸都有一条拥挤嘈杂的沿江或沿海马路和货栈，那里有成群的苦力代替机器，受中国买办的监督，而买办在外国大班（公司经理）的领导下办事。每个通商口岸都以人烟稠密的中国城市边缘新建的外国地段为中心，那里高耸着英国领事馆的白旗杆。这新地段里的部门有俱乐部、跑马厅和教堂，它由英国的一个正式领事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事管理，并受停泊在江上或海边的粗短炮艇的保护。在广州、厦门、汕头和福州的外侨，由于居住区在靠近航道的小岛上，就更多了一层保护。在宁波、上海和其他地方，外国地段同中国城市隔一条河、运河、小河或其他水道。

治外法权。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只受外国法律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的发明。中世纪的中国政府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那样，曾要求寄居港口的外侨在他们自己头目的主管下，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自治。在中国的早期阿拉伯商人，情形就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的英、美人曾要求治外法权，因为他们与北非各伊期兰教国家和奥托曼帝国打文道时，已习惯于受他们自己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因为他们曾受中国人不考虑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定或对肉刑的痛恨而打算把中国刑法施之于他们身上之苦。但是，最主要的是外国商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契约法来帮助他们。

治外法权用于通商口岸之后，便成为开放中国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使外商和传教士、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中国雇员、信徒乃至门下帮闲，都可以免受中国当局的干涉。特别是法国，它采取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措施。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损害了中国主权，并且非常有碍于中国反对西方剥削的自卫行动。日本人在1858 年后也受这同一制度的束缚，曾花极大的力量想摆脱它，并在19 世纪末达到了目的。

通商条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税则，它定的税率很低，从而使中国人不能保护他们本国的工业。由于种种原因，条约低税率的税则在中国人手里办得没有效力，于是一批外籍人员便被聘于中国的海关。中国雇用外国人的这种办法是有古例可援的，并且是条约体系的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总税务司赫德爵士领导下，任职中国海关税务司的一批西方人士成为各口岸的领导人物，也是对平等竞争（通过严格执行外贸规章）以及对约占中国有限财政收人来源5 ％的关税的监护人。由于不受限制，贸易的增长给予北京以重要的、新的财政收人，可供现代必要的支出。

在条约规定的新体制下，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鸦片贸易在1858 年合法化以后，给英属印度提供了5 ％或15 ％的财政收人，同时基督教的传教运动由西方虔诚信徒团体积少成多的捐款来维持。19 世纪30 年代，英美基督教会开始发现现代医药在中国比圣经的作用大。教会办的医院立即设法防抬疾病，包括戒治鸦片烟瘾在内。在中国人看来，办医院这件事比起基督教教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之间大的差距来，还不是那么不正常的。

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19 世纪最美妙的外交手段），列强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外国从中国勒索到的权利。随着清朝气运的日趋衰微，条约体系不断增长它的势力。清廷愈来愈需要依靠英国在行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因此，在实行条约体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受了逐渐加速的、加重的并且往往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以中外合办的交易形式开始的鸦片买卖传到了内地。19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土产鸦片开始代替印度产品，后者在1917 年停止了进口。西方人的活动范围和货物从沿江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伸展到内地，而在偏远的腹地，则由中国内地教会中那样的热心传教士从中加以帮助。基督教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开辟了道路，随后这种新的价值观完全打乱了旧的秩序。

在条约体系下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商品、方法和思想源源不绝地涌人中国。中国爱国人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按情况分别谴责为军事的、商业的、财经的或文化的帝国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中外的接触，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一概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帝国主义”这个词对什么都可适用，从而对于分析事理不再有多少意义。例如，教会办的医院被列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但是，这样笼统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中伤哪怕是动机最高尚的西方慈善事业，倒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他们是变革的因素，从而对于旧的秩序带有破坏性。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被技术进步迅猛地推向前去的，因此只有他们的祖先才应对此负责；然而，中国人可以责备外界把近代的变革强加于他们身上，并以某种方式越姐代危。由此可见，当时外人怎样把变革强加于中国，就成为目前争论的问题。

签约列强对中国的损害和剥削究竟多么严重，对于政治活动家和笃信他们自己那一套的人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历史学家却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它涉及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并且哪一方面也不能单独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受了一定程度的屈辱，虽然今天回顾起来它比当时实际身受的屈辱似乎还要厉害。但条约体制下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这方面我们面对着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出的新证据，它可能会改变中国遭受损害的情景。这种新的看法是从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它强调指出规模巨大、经过长期发展业已成熟的中国国内贸易和明代及清初商人阶级的势力日益增长的情况，而这种势力在正式的档案中只间接予以承认。正如罗兹？ 墨菲所指出的，连亚当？ 斯密也能察觉到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合在一起”的市场一样大。各省之间广泛的贸易说明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的。例如兰开夏的纺织品未能畅销中国市场，只是因为中国手工织成的棉布质地更好，大体上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当地使用。直到1930 年那么晚的时期，手工织成的棉布仍供应了华北的大部分需要。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斗争来“打开”中国市场之后，给中国大众消费的主要西方进口货却是石油，而这种产品之所以能够进口，并非由于西方工业先进，而多半是地质条件所致。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的现代经济，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当然早已掌管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生意。现在看来，通商口岸名义上由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大部分不过是便于掩护中国企业家进行投资的商行罢了。同时，星罗棋布的各地郊区市镇及其周围农村，仍然进行着中国人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商业生活。在这一层的活动范围里，外国人、他们的商品和投资是无法进行竞争的，也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1911 年以后，由于许多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陷于危机状态，直到1949 年之后才进行挽救，但外来的影响和通商口岸不过是导致这一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新的情况不适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框，虽然它很适合毛主席为包围城市而强调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

人口问题上的灾祸

中国在19 世纪和2o 世纪的祸患，因两个过程的不幸配合而更为加剧。这两个过程是西方的侵略和朝代的改换。在西方的接触开始破坏儒家社会秩序的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使政府日益削弱。从18 世纪末起，在位达150 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菠亡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和平与繁荣已使人口空前增长，其增长之猛使它本身形成了几乎是一种新的危机，对民生、行政管理和公众情绪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正如何炳棣所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世界问题”。

公元2 年的全国户籍册登录的人口数是5900万，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居住在长江以南的较少。在其后1500 年间，这些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据1651 年清朝户口记录，全国共1000万户，估计每户6 人。但我们知道，历代官方的人口估计数是偏少的。这是因为每一行政区应缴的赋税有一部分是按所估人口总数来定的。这就使人民和负责上缴赋款的地方当局都想少报。过去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形式的真正统计数字：在一定日期记录的年龄和性别的分类数字、婚姻状况、迁居情况以及其他为科学分析必必需的各种细节。相反，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根据政府工作需要而登记和估算出来的，比方说为了要查明能够耕地的人数、从事公共建设、服兵役或纳税的人数。进行统计时并不指望公众予以合作。整批整类的人数会漏而不计。根本没有划一的表格、准确的地图和受过训练的统计人员。估计的数字往往是官样文章的产物。例如，在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河南省呈报每隔一年增加1000人。

我们可以猜测宋代的中国人口约为8000万。到1600年可能接近1.5 亿。从1741 年起到1851 年爆发大起义期间，每年人数逐步有可观的增长，从1.43 亿增至4.32 亿。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总数，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口在1790到1840 年的50 年间增加了一倍。如果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假定18 世纪初的人口总数是2 亿，而到1850 年只有4 亿，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可惊的事实：在与西方的接触、对外贸易和工业化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庞大的中国人口大约加了一倍。

要解释人口的这种突然增长，我们不能指出中国社会中常有的因素，不过必须找出这段时期内刚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各种因素的组合。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18 世纪清朝统治下所保持的几乎是完全的和平。当时通过广州的对外贸易有所增加，并且帝国内部的运输工作也可能有些改进。但最为重要的是粮食供应状况。经济学家面对着许许多多不可靠的数字，只好把1368 年以来以600年间的人口记载数，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总数进行比较。德怀特？ 拍金斯假定中国在1400年的人口约为8000万，因此断定，它的人口所以能在20 世纪的年代增加到7 亿或更多，是因为粮食供应逐年有所增加（在1400到1800年之间显然增加了5 倍或6 倍，而在1800年至今又增加了50 % ）。粮食供应的这种增加，可能一半是由于耕地面积增多，特别是由于有很多人移居到中部和西部各省，一半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农民能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庄稼。这一技术上的进展采取了多种形式：最重要的是不断从南方引进早熟稻种，使双季收获成为可能。此外从南北美洲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如玉米、甜薯以及花生和烟草。例如玉米可种植在华北的干早土地和边缘山地上，用来作为主食，燃料和饲料，占当地所产食物能量的1/7光景。甜薯可长在沙地里，其单位面积所提供的食物能量高于其他作物，它在华南许多产稻地区成为穷人的食粮。农业生产率又由于灌溉工程、农具、耕畜、人粪肥方面的资本投资而有所促进，更不必说人口的增长了，因为它同耕地面积增长得一样快，又增加了一半，从而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手数和可供使用的人粪肥数量。这样，不断增加的人口靠更为细致的耕作、靠在土地上施加更多的劳力和肥料来养育。

从这比较概括的观点来看，过去600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绷沁，总的说来并不太快。然而，18 世纪和19 世纪早期中国人口数的一再加倍，有点类似同时代欧洲部分地由于各处播种土豆而引起的人口爆炸。这种情况给清廷带来了灾难。整个经济增长了，但政府税率不能齐步并进。贸易随着人口增加，但清政府落后了。统治阶级几百年来为维持社会稳定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办法（如k?c?萧所描述的）都变得人员配备不足而且不那么有效了：各户登记，邻里互相监视的瞥察控制制度，即所谓保甲制；按登记定额征用强迫劳力和征收农税；官仓储粮备荒；由当地讲解员阐释皇上关于教化的圣谕；由官署表扬善人并谴责异端邪说的着作来进行思想控制——由于政府跟不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一切都削弱了。在整个19 世纪，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膨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不断增加，如官吏的贪污、地方上的动乱和遍及全国的人心思变。这普遍的危机大大加剧了通常在朝代式微、叛乱四起和重新统一时所出现的困难。人口的压力也已危及整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别处，工业化通常引起人口的急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在工业化以前就大大膨胀了。这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就面临着这个问题。1953-1954 年的登记，虽然还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人口普查，却已列出了大陆中国人口的庞大惊人的总数：5.86 亿。以每年净增2 ％这个并非不可能的速率计算，中国人的总数到1957 年约为6.3 亿，到1970 年为8.2 亿，到1974 年为8.8 亿。即使增长率降到每年1.5 ％甚或1 % ，中国到2o 世纪80年代的人口仍将超过10 亿。

第二篇 革命过程

第06章 西方的侵入

19 世纪的中国对于强大的外来人侵者并不感到陌生。西方侵略者空前未有的新奇之处，是他们技术上的优越，而这又足以使西方自诩为制度上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一个在4000年期间自以为是物质文明创始者和文化中心的民族，不能承认西方的这种主张。然而，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侵略别国的英国人奋力在全世界显示他们的优越地位。进步事业的一切形式，看来都在英国人这一边。随着积累起来的经历始终不利于中国，中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异常沮丧。

19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西方的冲击，是使人难以支持的打击。然而，对19 世纪60年代到90 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最后，到了20 世纪，西方已经成为鼓舞中国进行三次革命的思想来源。这三次革命是：共和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西方的这个“冲击”，不管是打击、榜样，还是思想鼓舞，显然是性质不同而且有变化的。

事实上，“西方”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多种多样，甚为复杂，其程度甚至超过我们爱用的“中国”这一笼统名称。从1840年以来，西方也经历了革命的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中国。西方和西方的冲击都不是一件单独的、简单的事。为什么竟然要说是一个多面式的西方给予的一种多样化冲击呢？为什么要把事情说得过分简单呢？

然而，一件基本事实仍然存在：19 世纪和20 世纪震撼世界的技术进步，和其他种种进步的策源的和发明者都在西方。因此西方能从自身文明内部实现现代化：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学习，西方的两个外围巨人美国和俄国，则向西方所有的国家学习——毫不感到愧作，也并不怀疑自己该不该学。但是，中国由于它早已有了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就非借鉴外界来实现现代化不可。轮船和火车来自外国人之手。近代创新的中心，显然在中国的境外。所有西方的东西都由海洋输人，因此中国的接受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们统称为“洋”。于是普通的火柴就曾叫“洋火”；煤油叫“洋油”；水泥叫“洋灰”；来复枪叫“洋枪”；镀锌的铁皮叫“洋铁”。现代的中国人决忘不了西方。由于他的文明是以中国是文化中心这种优越感为基础而自觉地发展起来的，他对信心十足的西方所自诩的优越性决不能熟视无睹，掉以轻心。中国对自己特性的看法可以保持无损，但它的自信心理却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按照这种颇为笼统的、广泛的意义来说，当时肯定存在着西方的冲击。同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也是一件大事，其中搀杂着许多复杂而互相影响的过程。

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好出发点，也许是指出中西接触的开端，如何给其后发生的事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美国在中国的作用，有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并非来自美国生活，而是来自我们欧洲首先到达东方的前辈所树立的先例。中美关系是在较老的中一欧关系这个阴影下发展起来的。

欧洲的扩张面对于中国的扩张

欧洲的扩张使西方文明直接与中国接触，而对于这种扩张，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这三个标题来作一番概括的叙述。这些标题有助于提醒我们记住西方社会有哪些特点。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时代，因为十字军帮助重振西欧与地中海东部之间的海路贸易，而这条贸易路线是在阿拉伯统治下被关闭了的。随着这种贸易的重振而来的，是商业技术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城市和城市各阶级的兴起，刺激了工业生产，积累了投资资本，并通过新的金融和财政技术来运用这种资本。随着中世纪后期这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逐步兴起了许多民族国家。

除非是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些现象是必不可免的。它们发展的格局都不是古代人们所熟悉的。例如，较早期的社会是在城邦或世界帝国里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个新事物。它看来根源很多。这些根源是：日耳曼诸部族的自觉心和国王制度、超出城邦经济类型限度而发展起来的新企业的经济需要，以及把人们集合成更大政治集团的代议制的兴起（这在古代的直接集会中是办不到的）。

一旦民族国家由于上述及其他原因成其为自觉的政治单位后，它们之间的争雄和交战就激发了经济的扩展和技术的革新。于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单独二个扩张过程的两个侧面而互相影响。当然，这里说的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过是为叙述方便起见借用的两个笼统的抽象术语罢了。在这两者相互影响时，它们刺激了学术、科学和发明。在中国没有与此相类似的发展。基督教福音传道者的扩张力量，特别是16 世纪罗马天主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和其他教派的扩张力量，自然可以比较容易地同佛教扩张时期中国的经验相比。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反对西班牙的异教徒摩尔人及其后在海外表现的十字军热情，却是儒家头脑里未曾有过的另一类宗教热情。如果我们把它同上述其他因素一起来理解，欧洲近世初期这股向四方传教的力量是从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和过程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大不相同。

西方通过中国对外贸易这个媒介而与中国接触。16 世纪的葡萄牙人，以及17 世纪的荷兰及英国的冒险家和商人，开展了对华贸易，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地区；正如他们的同时代人揭开了蒙在新世界上面的帷布那样、：最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东亚决不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大陆，它早已有它自身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商务中心。早期西方的贸易事业，不过是在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商业渠道中，增添了一些小小的数额而已。1637 年英国在广州打开了对华贸易，那时离新英格兰的建立只晚很少几年，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然而直到19 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还未能扩展到广州之外，而新英格兰却早已分开成为一种新国家，并且那个国家本身也正准备协助扩大广州贸易了。

欧洲人在美洲扩展，而在中国却阻滞不前，这事实必须从欧、亚两方面来加以理解。这并不单纯由于欧洲扩张主义者的希望和竞争力量，更易于集中在机会很多的新世界。远东两大帝国中国和日本的幅员辽阔，财富很多，这些因素使它们从一开头就是十分强大的对手，不能用武力来压服；它们非常老练，又能自给自足，难以在交易上占它们的便宜。阿拉伯人的作用。中世纪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除了短暂的一些中断外，直到近代都以阿拉伯人为媒介。7 世纪和8 世纪间，阿拉伯人横越北非扩张到西班牙，使地中海成为“穆斯林湖”，但人们并不总能记得他们向东方也有类似的扩张。阿拉伯人受挫于法国的图尔之役（732 年），可与阿拉伯军队在帕米尔以北的中亚地区打败唐朝中国军队的但逻斯城之战（751 年）相比。12 世纪及其后，伊斯兰教的传人新疆，以及印度穆斯林王朝的建立，都是不断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这使阿拉伯商人能一直到达中国，终于在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建立穆斯林苏丹王国。中世纪后期的印度洋同样也成为“穆斯林湖”，从东印度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及地区，离通过那里的香料贸易不过是大宗商品的一宗而已。中国是这阿拉伯贸易世界中的一个参加者。中国史书表明，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商人的早期“贡使”，在汉代来自东罗马，但只隐约提到中国往南或往西的商队。到5 世纪，中国商船无疑已到达印度，甚或到达阿拉伯半岛，而到756 年，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之多，足以使他们能够烧掠该城。12 世纪宋朝在夷狄的侵略下被迫退到华南时，才越来越关注海上贸易，这种贸易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上面。宋朝把对外贸易限定在某些港口，并限定外商只能居住在通商城市的一定地区。由中国船或阿拉伯船运载的宋瓷，出现在整个中东乃至非洲东海岸。在蒙古统治时期，忽必烈汗自称有权统治全人类，派了12 次使节到东南亚，谋取当地统治者称藩纳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没有给蒙古人带来什么永久性的好处，但说明中国已与当地有了建立已久的贸易往来。以这些商业活动为背景，便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朝要在巧世纪初派远征船队驶入并穿越印度洋了，否则那项举动就显得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的。

明朝的探险远航。从1405 到1433 年，这些惊人的远航使中国船队比那些更出名的绕过非洲的葡萄牙航海家，几乎早一个世纪到达印度、波斯湾和东非海岸。那时，中国在造船、导航（罗盘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和一般航海技术上比欧洲先进，是清楚地证明了的事。但这项成就在中国的计划安排上意义不大，这也是很明显的。巧世纪中国与欧洲相比，也许没有比它们各自对海上探索态度的截然不同显得更为突出的了。明代远航的主持人是当时朝廷的总管太监穆斯林教徒郑和，他是代表朝廷而不是代表政府官员远航的。远航分别进行了七次。1405年第一次远航有2.8 万人，分乘64 艘船只。第四次1413-1415年间的远航西达波斯湾和亚丁。有七名中国人到达麦加。中国船只曾到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沿岸。从这些地方派出了所谓“贡使”朝贡中国，这时期孟加拉入朝11次，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派使去中国。马六甲国王还亲自入朝四次。明廷支持这些庞大的事业，其目的并不清楚。其实，太监们可利用贡使和远方君主所献的珍异，来向朝廷献媚求宠。大象和鸵鸟、奇异的产品和更奇异的传闻，都可用来博得皇帝的欢心。从阿拉伯运来的长颈鹿，曾被赞扬为中国神话里象征帝德的麒麟，作为一件值得向统治者阿谀称颂的盛事。

对这些远航，中国人传统的解释是为搜求一位已被废黝但仍要求复位的皇帝，但这似乎不像是全部真情。他们的动机也许是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兼有而之：他们的政治动机在于明廷希望把世界上从事航海贸易的国家纳入传统的宗藩关系，借以号称统驭万邦。因为按照儒家的理论，宗藩关系可代替天子直接进行统治。明廷在15 世纪初曾对中亚各部族竭力行使宗主权。郑和的远航看来也同样是想对海路所达的统治者行使宗主权的一番努力。

把明廷穿越印度洋的远航与同时代葡萄牙人到非洲海岸去的远航进行比较，是大有可为且又很有意义的事。葡萄牙人探索非洲海岸，是早在1270 年就开始的事。从1418 年起，航海家亨利亲王几乎每年都派出船队进行探险。但他们直到1445 年才到达西非的佛得角，而其时明廷已终止航海活动。在规模上，中国船队比葡萄牙的大得多，而在航海技能上，即使并不比葡萄牙人优越，也至少可以与他们媲美。然而，中国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推动力，甚至连建立贸易据点的动力也没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员能力相似，这使他们动机上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从战略上讲，明廷不得不对付随时会死灰复燃的蒙古威胁，不得不抗击来自北方边疆的不断入侵。航海远征无助于对付蒙古人。明朝的远航以及他们在达？ 伽马之前50 年就停止航海这件事，说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

早期海上接触。葡萄牙人与中国海上通商之后，自1514 年起开始贸易和传教。这一过程以300 年后形成的当代不平等条约体系达到最高峰。新的中一欧关系的主要焦点是贸易。葡萄牙人把中国丝绸运到日本，并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运往欧洲。他们的商业控制地区以分布各处并且设防的一系列贸易据点为基础，这些据点远及印度、马六甲、长崎和1557 年后广州附近的澳门。造出较大的船只和火炮，利用罗盘和星盘仪导航，备有书面的航程指南，这些使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得享称雄达百年的历史。他们在17 世纪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压倒，后者的东印度公司组织得比较完善，财力也比较雄厚，而一系列类似的贸易据点则继续为欧洲人的深人远东提供方便。每个前哨基地都包含了企业统治的种子——要求国家主权，热心基督教传道，要求按西方法律手续办事，加之流动资金充足，军事技术优越——这一切都在东方海岸上扎下根来，一旦条件许可，就会立即发芽生长。

不久，西班牙人从马尼拉、荷兰人从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向附近地区扩张，建立殖民地。但是，日本和中国处于17 世纪新的中央集权政府管辖下，尚能暂时把欧洲人隔离在一些指定的口岸如长崎、澳门和广州，这些地方成为19 世纪通商口岸的前身。

日本和中国与西方接触所产生的反应，有时间上和程度上的显着差异。日本的反应来得较快，势头较猛，虽然中国终于也按大致类似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第一批葡萄牙人于1542 年到达日本后，不到40 年，就有75 名耶稣教士在那里工作，拥有15万左右的信徒。然而，过了100 年，到1640年，日本断绝同西方的往来并禁止基督教。在中国，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耶稣会的创始人之一方济各？ 沙勿于1549 年进人日本，但在巧52 年卒于中国沿海。在他之后200 年间，约有463名精选干练的传教士继续想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他们的虔诚专注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是很少有人超过的。伟大的耶稣会先驱者利玛窦（1552-1610 年）花了20 年功夫，才一步一步从澳门的葡萄牙侨民社会走进了北京的宫廷。

耶稣会的成功。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的时机正合适，那时明末社会混乱，聪明人渴望获得新思想，哪怕外来的新思想也行。利玛窦立即看出怎样才能厕身士大夫俊杰的行列。他脱下原来穿的佛教僧服，换上士人的长袍。他不去教堂传道，专同三五成群的优秀人士交谈。他接受了汉代儒家早期的经典着作，？为宣传基督教义而引述孔孟学说，只对那更为系统化的宋儒理学提出质疑。他允许人们对祖先和皇帝敬礼叩头，认为这是合乎基督信条的俗礼。所有这种在文化上的迁就，加上他那仪表堂堂的仪态、他对汉语的精通以及所显示出来的西方技术－时钟、棱镜、世界地图、欧几里德几何——使他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他也像中国的儒士文人那样，在官员中间找到了靠山，随同他们生活和出游。他和同僚们建立了友谊，通过学术讨论和斯文的礼节，同明末的一些高官包括东林书院的道德改革派交了朋友。最后，利玛窦在北京获得皇家棒禄，并由皇帝赐地安葬。

利玛窦的后继者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做官，主持钦天监，修皇历。事实上他们是来自西方的第一批技术专家，被满族统治者作为有用的朝臣留下，他们能绘制皇朝舆图，或给圆明园修建模仿凡尔赛宫的喷泉。耶稣会教士用古文体裁出版了几百种书，使中国人能获得西方的很多科学知识，同时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智慧和伦理的体系，符合孔子的原有教导。

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活动了100 多年，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欧洲，把欧洲的情况介绍给中国，但最后因祭礼之争而遭败落。这是一次长期的争议，对方为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教士，他们在菲律宾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后来到中国，指责耶稣会教士过于迁就，藐视了教会明文规定的律法。当教皇出面支持这种攻击时，伟大的康熙皇帝支持了他朝廷里的耶稣会教士。在这样两位谁都认为自己高于对方的大人物之间，妥协是不可能的。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认为它是从事颠覆活动的异端。教皇终于压制了耶稣会。

通过这种早期的接触，北京的中国优秀学者已经了解到了西方最佳的学术。但结果如何呢？17 世纪中国最大文人顾炎武只能重复官修《明史》 中的无稽之谈，说什么：“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购小儿为食。”1774 年的钦定《四库全书》中说利玛窦谎话连篇：“其所称五大洲无非是荒谬奇谈。”总之，明代郑和虽七下西洋，却始终没有接触到什么意大利、葡萄牙或欧罗巴。中国早期关于西方的知识没有起到什么影响，而且尽管贸易在继续进行，它却被限制在帝国南端的广州。

同时，早期俄国人在陆上越过西伯利亚同中国的接触，进展得比较慢，虽然到头来这种接触更为经久。17 世纪中叶，有几股哥萨克人深入北满，但他们越过西伯利亚大片荒凉区域纠集到那里的力量，还不能同中国沿海的欧洲战舰相比拟。1689 年尼布楚条约以后，清廷迫使俄国人停留在黑龙江流域之外，达一个半世纪之久。1728 年的一项商务条约容许俄国在北京驻一非外交性的宗教使团——几名教士和学习语言的留学生——它的商人则被严格地限制在恰克图，这是蒙古北疆位于西伯利亚一侧的远方商业中心，可说是在寒冷地带相当于帝国南方滨海的广州那样的地方。这样，俄国人的商务关系也像所有其他外国人的商力关系那样受到控制，但俄国人经陆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一开头就不同于欧洲人经海路进行的政治接触。俄国逐渐像亚洲腹地的蒙古各部族一样，成为接壤的邻国，不过位置更远些罢了。

中国对欧洲的影响

在同中国打开关系这方面，欧洲是寻衅的一方。因此欧洲就先感受到这种新关系的影响。这实际上并不奇怪，因为欧洲人对外来的刺激反应灵敏，他们才远征海外，并使他们对海外发现的事物十分敏感。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在西方生活中还比西方在中国起了较大的作用。由于我们从自己的过去承袭了这种状态，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仍是歪曲，并且未免有点莫名其妙。

欧洲人在16 、17 世纪从海路发现了亚洲，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大规模航海时代以前，除了马可？ 波罗时代同中国短暂的接触之外，欧洲人所知道的同时代社会，只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社会；那是在他们所知世界边疆上的异教徒，是中世纪基督教徒与之斗争的对象。甚至在16 世纪的欧洲，所出版的关于土耳其人的书还比论述新世界的书来得多。但欧洲人突然发现亚洲有一些强大的王国和古老的社会，它们不信基督教，并且虽然没有得到基督教的好处，居然也存在了许多世纪。这种发现终于对西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些新事实的含义，只是到了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才充分显示出来。在这个运动中，自然道德观与神所启示的宗教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人们以中国为例，来支持毋需启示而只要通过自然秩序便能发现神这种学说。17 世纪耶稣会教士从北京发出的信中，把中国描绘得非常光明美好，就好象告诉人们说，纵然没有神所启示的宗教，人仍能做出有道德的行为，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基督徒的标准的。这就为启蒙运动所追求的使道德与宗教分家的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1687 年儒家经典着作在巴黎译成拉丁文出版，又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引经据典的证明。像莱布尼茨那样的作家，早已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他宣称中国人在有实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方面，实际上比欧洲高明，即使欧洲在理论研究上仍较优越。那一代欧洲人力求证明，即使没有宗教，自然法则（natural law）也可为人类的各种制度奠定基础，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圆满的答案。在经典着作中所描写的中国，一位哲学家式的君主真像其子民的慈父那样。

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中，有伏尔泰在其1756 年出版的《道德论》 里讨论了中国政府，大大抬高了中国政府的声誉。他说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作为这个论点的依据，他指出中国官员关心公共工程、道路、运河以及其他足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种种活动。他指出中国法律不仅惩恶而且赏善，例如皇帝礼遇有德之士。

重农学派企图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行政改革时，也从中国获得启发。他们预言将发生工业革命和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强调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他们在反对重商主义时论证说，私人应当能够积累财富，不受政府控制。1767 年，号称“西方孔子”的重农派领袖魁奈博士，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他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个专制君王，但他在自然法则的范围内进行统治。中国社会接近于魁奈的有关致于完善的想法。那里没有世袭贵族。儿子承受父亲的财产，但只有凭自己的学问和修养才能承袭他父亲的声誉地位。在他眼里，中国是个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论社会。财产权似乎很有保障。赋税由皇帝规定，除寺庙外没有免税的土地。魁奈确实指出，商业并不受到充分的鼓励，官吏中间的贪污和统治者的专制只是由于害怕百姓造反才稍有所节制。但总的说来，他对中国的评价是好的，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8 世纪的欧洲也有过一阵中国热，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和其他家庭装饰如墙纸和编织品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富户的宅第里以摆设进口的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为荣。英国托马斯？ 奇彭代尔制作的精美家具和出于韦奇伍德之手的英国精瓷都饰有中国花纹。英国的中国热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园。一译者）修筑一座十层高的宝塔达到了最高峰。中国对近世早期欧洲的影响是这样通过思想家和匠人的媒介而颇有选择的引入的，他们以中国为例来发现他们所想发现的东西。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因此至今仍有一些旅游者带着事先构想的对中国的最近印象前往该国。

19 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中国观点，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它被日后通商口岸那些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的诽谤而粗暴地粉碎了。

朝贡制度

从1842 年到1943 年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给西方的商业和宗教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虽然不平等条约体系在共产党获胜前终于被取消了，我们仍有必要用它来着重地回顾一下中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在美国，像南北战争或经济大萧条这类全国性灾祸常被人在国内政治活动中用作号召；因此，现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发现那种条约体系是唤起人民牢记国耻的宝贵象征。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把现化中国的一切弊病——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归咎于不平等条约，而共产党对此的谴责甚至更加厉害和全面。

对于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华帝国的不平等条约，如果要了解其单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回顾一下中国首先强加于西方来客的古老朝贡制度。这个古老的中国制度，也同取代它的条约体系一样，是不平等的。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办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国人民一样，他也必然会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国的朝廷上来。对儒家学者来说，如果边睡的未开化部族不能欣赏中国的优越文化，从而企求享受中国文明的好处，那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皇帝受命于天统驭万民，他自宜对一切“远方来人”表示仁慈的胸怀。而皇上的慈恩就理应由外来者的俯首恭顺来予以报答。

一旦外国人承认了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顺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然要在礼仪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分别表现为正式的赏赐和献礼。于是献礼朝贡就为中国朝廷的一项礼节。它象征着接纳夷狄来沐受中华文化。这是赐予的一种恩典和特权，并非耻辱。当古中华帝国的影响在几百年的过程中扩散到东亚其余各地时，朝贡关系的礼节就发展成为一种手续，借此让帝国以外的番邦在泽被四海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取得一定的地位。

当欧洲人最初经海道来到中国时，中国朝廷自然希望他们遵守这些礼节。按清代汇编的律例，外国来朝廷进贡的君主应接受皇帝承认他的藩属地位的册封。他还应当接受显贵的头衔和用于签署奏章的钦赐印玺，奏章上注明的日期应奉中国正朔。当其所遣贡使，来华时其人数不得超过百人，其中2o 人可循帝国释道进京。贡使在京住下后，受到妥善的保护和接待。最后他们奴见皇帝。当贡使跪拜叩头时，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早期欧洲的使节，如1795 年向清廷进贡的悻悻不悦的荷兰人那样，觉得这种柔软体操式的礼节代价太大，抵不上从那有贪污习惯的负责照管的官员手里克扣后发下来的皇帝恩赏。整个跪拜仪式不只是叩头伏身，而是要接连三跪，每跪连叩三次，头接触地面。这“三跪九叩”使任何人的心中、特别是行礼者本人的心中无法再怀疑谁尊谁卑的问题。有平等主义思想的西方人通常都不能理解，叩头人的这种卑躬屈节在身分社会的礼节生活中竟成为正常现象。皇帝向上天和祖先叩头，高官显贵向皇帝叩头。朋友间也会不那么正式地彼此叩头，正如客气的日本人几乎至今还有做的那样。因此，由一个贡使来叩头，那不过是彬彬有礼的表示。朝贡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明史编者列举了120 多个朝贡国家，把久已灭亡的东罗马、许多虚构的小国和边睡部族都包括在内。清代设专署统辖诸部族，把真正朝贡的国家名单减到十来个，其中包括一些至今仍搞不清楚的“西洋”各国，即早已有商人出现在广州的那些国家。因清帝国主要谋求对外关系的稳定，它只同邻近各国或那些派人前来中国的国家打交道。如果外国商人到来，而他们的统治者希望促进他们的贸易，他就可以呈献贡品，事情就是那么简单。东亚经商诸国向中国朝贡，是为了维持通贸易和友好关系，但这样他们就被正式列为朝贡之国。中国给他们指定某几个口岸和市场。这样，来自朝鲜的贡物和商货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的，来自琉球群岛的通过福建，来自逞罗的通过广州。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广州时，他们也同样被列人名册，几乎不知不觉地就变成了中国的朝贡万邦之一。直到19 世纪，虽然西方列强派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已超过20 ，它们却很少或者根本不采取什么行动来破坏中国的朝贡制度及其所象征着的优越信念……乾隆皇帝仍然可以在1793 年致英王乔治三世的着名诏书中嘉许这位夷狄君王的“恭顺”，而同时又拒绝互换外交使节或把英国商务扩大到广州的范围以外。

广州贸易制度及其崩溃。旧日的广州贸易，在其最兴旺时期（约1760-1840年），是在中国朝贡贸易制一与欧洲重商主义之间一个暂行的折衷办法下进行的。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重商主义时代留下来的最大组织之一，即以印度为根据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它在大陆上的竞争者，用广州日益扩大的茶叶出口，进行英、印、中之间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每年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队从伦敦开到广州，在那里，公司凭它的特许状垄断了英方的全部贸易，同中国方面一个类似的垄断机构——约有12 个商号或“行”组成的特许行为——打交道。这些中国的商行代表朝廷官员负责办理外贸和接待外商。外商方面则也须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限定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许住在商馆，不许他们进广州城。这样，在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双方的协议，尽管仍不断发生争执，旧日广州贸易在中外双方所定贸易条款的限制下，却证明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1833 年在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英国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后，西方的扩张、特别是自由破坏了广州贸易制。这时在东方经营私人企业的，主要是以贩卖鸦片的形式来到中国海岸的私商，这对私人企业的声誉来说真是非常遗憾。这一历史环境嗣后就一直毒化了中西关系。直到1917 年，鸦片主要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为时达100 年以上，这肯定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它是由英国、印度的私商运到中国的；也有美国人从土耳其贩来，尽力抢这种生意。这些贩子通常发现，中国商人和官员都渴望违反皇帝对吸食和输人鸦片的禁令。结果是出现了一项直到1858 年为止的非法贸易，它受到英国、美国、中国以及其他方面商人和官员的公开纵容——它对英印财政来说十分可贵，不能不加染指；它对茶叶出口商来说，为平衡贸易所必需，决不能轻易放弃；它对商人以及腐败的中国官员和直接销售的商贩来说，获利丰厚，经受不起查禁。今天中国爱国者回顾起来，鸦片贸易完全是双边性活动这种说法不值一提，也不必去争论它的罪恶是否超过贩运非洲人去美国的活动。在中国，鸦片贸易仍然被看作西方商业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象征，它标志着外国人的贪婪和横暴，败坏和剥削了一个并不伤害别国的民族。当时英国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谴责它的。在1 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一部分：西方的扩张势力与中国传统秩序迎头相撞。冲突是必然要到来的。鸦片造成了第一次冲突，尽管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西方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至于那是否算作一件好事，就要看你对现代生活的想法而定了。）

在中国人看来，西方夷狄在身体特征上怪模怪样，一般都是行动粗鲁，带有羊骚气。中国的土话里把他们称作“洋鬼子”、“大鼻子”或者“毛子”。明代正史里还相当详细地描述了葡萄牙人怎样煮食中国小孩。19 世纪还有人以为教会育婴堂里用儿童的眼睛和心脏制药。官员们觉得外国的外交人员诡计多端而不可捉摸，认为其性难测，“犹如犬羊为伍”。农村妇女通常遮住她的婴儿，尽力避开外国人不祥的眼光，特别是他那照相机的邪术。总而言之，19 世纪中国所感受到的白祸比20 世纪初在美国掀起的黄祸来要可怕得多。

而且，由于白夷是从船上来的，中国人传统的防御战略就完全被推翻了。海洋代替了草原的地位。中国的前线不再是长城或甘肃的玉门关了，却是在广州和上海了。年深日久的思想观点也必须照此更改过来，但这不易办到。

条约体系

1842-1860年期间由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法律结构，是英国人对清政府打了两次战争之后强加给中国的东西。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干练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徒劳无功地力图查禁鸦片的行动直接引起的。鸦片是英国侵略势力的命根子。英国鸦片商人协助制订作战目标和战略，把商船租借给海军舰队，把驾驶员和翻译人员借调给军方，提供接待和情报，并在伦敦给军需账单付款。但英国派远征军到广州并从那里沿海北上的目的，是要根据西方的平等原则，获得一般商务上的和外交往来上的特权，而不是专门为了帮助扩大鸦片贸易。当时鸦片贸易正在很快地自动扩大，不过是中英双方国际关系规划中总的对抗的一个摩擦点。

1842 年南京条约所体现的原则，未为中方所完全接受，而英方则认为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似乎还不够充分。结果，要到英法对中国打了第二次战争，于1858 年签订了天津条约之后，条约体系才真正建立起来。即使在那个时候，心里很不情愿的清朝要到18 阅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以后，才肯承认新的秩序。从朝贡关系转变到条约关系这一过程，经历了1840年前在广州达30 年之久的摩擦，以及其后20 年的贸易、谈判和武力压制。

虽然新的条约好象是在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但实际上它们是很不平等的，因为这违反中国的意愿被迫处于较弱的地位，只能听任西方的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文化人侵。到了20 世纪，经过精神饱满的西方领事们花了三代时间的努力，发挥了条约的优点之后，条约结构才成为一个表达得很明确的、内容周全的体系。它首先以通商口岸为基础，最初是5 个，最后达80 多个。各主要通商口岸在外貌和制度上彼此都非常类似。每一口岸都有一条拥挤嘈杂的沿江或沿海马路和货栈，那里有成群的苦力代替机器，受中国买办的监督，而买办在外国大班（公司经理）的领导下办事。每个通商口岸都以人烟稠密的中国城市边缘新建的外国地段为中心，那里高耸着英国领事馆的白旗杆。这新地段里的部门有俱乐部、跑马厅和教堂，它由英国的一个正式领事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领事管理，并受停泊在江上或海边的粗短炮艇的保护。在广州、厦门、汕头和福州的外侨，由于居住区在靠近航道的小岛上，就更多了一层保护。在宁波、上海和其他地方，外国地段同中国城市隔一条河、运河、小河或其他水道。

治外法权。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只受外国法律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束。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的发明。中世纪的中国政府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那样，曾要求寄居港口的外侨在他们自己头目的主管下，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自治。在中国的早期阿拉伯商人，情形就是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的英、美人曾要求治外法权，因为他们与北非各伊期兰教国家和奥托曼帝国打文道时，已习惯于受他们自己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因为他们曾受中国人不考虑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定或对肉刑的痛恨而打算把中国刑法施之于他们身上之苦。但是，最主要的是外国商人需要有他们自己的契约法来帮助他们。

治外法权用于通商口岸之后，便成为开放中国的有力工具，因为它使外商和传教士、他们的货物和财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中国雇员、信徒乃至门下帮闲，都可以免受中国当局的干涉。特别是法国，它采取了保护罗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措施。所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损害了中国主权，并且非常有碍于中国反对西方剥削的自卫行动。日本人在1858 年后也受这同一制度的束缚，曾花极大的力量想摆脱它，并在19 世纪末达到了目的。

通商条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税则，它定的税率很低，从而使中国人不能保护他们本国的工业。由于种种原因，条约低税率的税则在中国人手里办得没有效力，于是一批外籍人员便被聘于中国的海关。中国雇用外国人的这种办法是有古例可援的，并且是条约体系的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总税务司赫德爵士领导下，任职中国海关税务司的一批西方人士成为各口岸的领导人物，也是对平等竞争（通过严格执行外贸规章）以及对约占中国有限财政收人来源5 ％的关税的监护人。由于不受限制，贸易的增长给予北京以重要的、新的财政收人，可供现代必要的支出。

在条约规定的新体制下，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好的和坏的东西。鸦片贸易在1858 年合法化以后，给英属印度提供了5 ％或15 ％的财政收人，同时基督教的传教运动由西方虔诚信徒团体积少成多的捐款来维持。19 世纪30 年代，英美基督教会开始发现现代医药在中国比圣经的作用大。教会办的医院立即设法防抬疾病，包括戒治鸦片烟瘾在内。在中国人看来，办医院这件事比起基督教教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之间大的差距来，还不是那么不正常的。

根据最惠国待遇条款（19 世纪最美妙的外交手段），列强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外国从中国勒索到的权利。随着清朝气运的日趋衰微，条约体系不断增长它的势力。清廷愈来愈需要依靠英国在行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持。因此，在实行条约体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受了逐渐加速的、加重的并且往往是剧烈的变革过程。以中外合办的交易形式开始的鸦片买卖传到了内地。19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土产鸦片开始代替印度产品，后者在1917 年停止了进口。西方人的活动范围和货物从沿江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伸展到内地，而在偏远的腹地，则由中国内地教会中那样的热心传教士从中加以帮助。基督教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开辟了道路，随后这种新的价值观完全打乱了旧的秩序。

在条约体系下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商品、方法和思想源源不绝地涌人中国。中国爱国人士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为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按情况分别谴责为军事的、商业的、财经的或文化的帝国主义。事实上，这一时期所有中外的接触，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一概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帝国主义”这个词对什么都可适用，从而对于分析事理不再有多少意义。例如，教会办的医院被列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但是，这样笼统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中伤哪怕是动机最高尚的西方慈善事业，倒使我们想起了这样一项基本事实：是西方扩张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中国扩张到西方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人即使在他们最有善意的时候也是侵略的；他们是变革的因素，从而对于旧的秩序带有破坏性。今天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被技术进步迅猛地推向前去的，因此只有他们的祖先才应对此负责；然而，中国人可以责备外界把近代的变革强加于他们身上，并以某种方式越姐代危。由此可见，当时外人怎样把变革强加于中国，就成为目前争论的问题。

签约列强对中国的损害和剥削究竟多么严重，对于政治活动家和笃信他们自己那一套的人来说，是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历史学家却会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它涉及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并且哪一方面也不能单独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人受了一定程度的屈辱，虽然今天回顾起来它比当时实际身受的屈辱似乎还要厉害。但条约体制下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这方面我们面对着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出的新证据，它可能会改变中国遭受损害的情景。这种新的看法是从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工作中获得的。它强调指出规模巨大、经过长期发展业已成熟的中国国内贸易和明代及清初商人阶级的势力日益增长的情况，而这种势力在正式的档案中只间接予以承认。正如罗兹？ 墨菲所指出的，连亚当？ 斯密也能察觉到中国的“国内市场”和“欧洲各国合在一起”的市场一样大。各省之间广泛的贸易说明中国已经是高度商业化的国家，并且一向是自给自足的。例如兰开夏的纺织品未能畅销中国市场，只是因为中国手工织成的棉布质地更好，大体上价格也比较便宜，适合当地使用。直到1930 年那么晚的时期，手工织成的棉布仍供应了华北的大部分需要。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斗争来“打开”中国市场之后，给中国大众消费的主要西方进口货却是石油，而这种产品之所以能够进口，并非由于西方工业先进，而多半是地质条件所致。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的现代经济，凡是确已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买办当然早已掌管了中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生意。现在看来，通商口岸名义上由外国人开设的企业，大部分不过是便于掩护中国企业家进行投资的商行罢了。同时，星罗棋布的各地郊区市镇及其周围农村，仍然进行着中国人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商业生活。在这一层的活动范围里，外国人、他们的商品和投资是无法进行竞争的，也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1911 年以后，由于许多原因，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陷于危机状态，直到1949 年之后才进行挽救，但外来的影响和通商口岸不过是导致这一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新的情况不适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框，虽然它很适合毛主席为包围城市而强调的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

人口问题上的灾祸

中国在19 世纪和2o 世纪的祸患，因两个过程的不幸配合而更为加剧。这两个过程是西方的侵略和朝代的改换。在西方的接触开始破坏儒家社会秩序的同时，堆积如山的国内问题使政府日益削弱。从18 世纪末起，在位达150 年之久的满人已开始感受到促使过去各朝代菠亡的种种困境。特别是，和平与繁荣已使人口空前增长，其增长之猛使它本身形成了几乎是一种新的危机，对民生、行政管理和公众情绪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正如何炳棣所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世界问题”。

公元2 年的全国户籍册登录的人口数是5900万，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居住在长江以南的较少。在其后1500 年间，这些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据1651 年清朝户口记录，全国共1000万户，估计每户6 人。但我们知道，历代官方的人口估计数是偏少的。这是因为每一行政区应缴的赋税有一部分是按所估人口总数来定的。这就使人民和负责上缴赋款的地方当局都想少报。过去中国根本没有现代形式的真正统计数字：在一定日期记录的年龄和性别的分类数字、婚姻状况、迁居情况以及其他为科学分析必必需的各种细节。相反，中国的统计数字是根据政府工作需要而登记和估算出来的，比方说为了要查明能够耕地的人数、从事公共建设、服兵役或纳税的人数。进行统计时并不指望公众予以合作。整批整类的人数会漏而不计。根本没有划一的表格、准确的地图和受过训练的统计人员。估计的数字往往是官样文章的产物。例如，在19 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河南省呈报每隔一年增加1000人。

我们可以猜测宋代的中国人口约为8000万。到1600年可能接近1.5 亿。从1741 年起到1851 年爆发大起义期间，每年人数逐步有可观的增长，从1.43 亿增至4.32 亿。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总数，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口在1790到1840 年的50 年间增加了一倍。如果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假定18 世纪初的人口总数是2 亿，而到1850 年只有4 亿，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可惊的事实：在与西方的接触、对外贸易和工业化能够产生很大影响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庞大的中国人口大约加了一倍。

要解释人口的这种突然增长，我们不能指出中国社会中常有的因素，不过必须找出这段时期内刚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各种因素的组合。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是18 世纪清朝统治下所保持的几乎是完全的和平。当时通过广州的对外贸易有所增加，并且帝国内部的运输工作也可能有些改进。但最为重要的是粮食供应状况。经济学家面对着许许多多不可靠的数字，只好把1368 年以来以600年间的人口记载数，与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总数进行比较。德怀特？ 拍金斯假定中国在1400年的人口约为8000万，因此断定，它的人口所以能在20 世纪的年代增加到7 亿或更多，是因为粮食供应逐年有所增加（在1400到1800年之间显然增加了5 倍或6 倍，而在1800年至今又增加了50 % ）。粮食供应的这种增加，可能一半是由于耕地面积增多，特别是由于有很多人移居到中部和西部各省，一半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农民能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种出更多的庄稼。这一技术上的进展采取了多种形式：最重要的是不断从南方引进早熟稻种，使双季收获成为可能。此外从南北美洲也引进了新的作物，如玉米、甜薯以及花生和烟草。例如玉米可种植在华北的干早土地和边缘山地上，用来作为主食，燃料和饲料，占当地所产食物能量的1/7光景。甜薯可长在沙地里，其单位面积所提供的食物能量高于其他作物，它在华南许多产稻地区成为穷人的食粮。农业生产率又由于灌溉工程、农具、耕畜、人粪肥方面的资本投资而有所促进，更不必说人口的增长了，因为它同耕地面积增长得一样快，又增加了一半，从而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手数和可供使用的人粪肥数量。这样，不断增加的人口靠更为细致的耕作、靠在土地上施加更多的劳力和肥料来养育。

从这比较概括的观点来看，过去600年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绷沁，总的说来并不太快。然而，18 世纪和19 世纪早期中国人口数的一再加倍，有点类似同时代欧洲部分地由于各处播种土豆而引起的人口爆炸。这种情况给清廷带来了灾难。整个经济增长了，但政府税率不能齐步并进。贸易随着人口增加，但清政府落后了。统治阶级几百年来为维持社会稳定而精心设计的一切办法（如k?c?萧所描述的）都变得人员配备不足而且不那么有效了：各户登记，邻里互相监视的瞥察控制制度，即所谓保甲制；按登记定额征用强迫劳力和征收农税；官仓储粮备荒；由当地讲解员阐释皇上关于教化的圣谕；由官署表扬善人并谴责异端邪说的着作来进行思想控制——由于政府跟不上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步伐，这一切都削弱了。在整个19 世纪，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膨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不断增加，如官吏的贪污、地方上的动乱和遍及全国的人心思变。这普遍的危机大大加剧了通常在朝代式微、叛乱四起和重新统一时所出现的困难。人口的压力也已危及整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作。在别处，工业化通常引起人口的急剧增加。但中国的人口在工业化以前就大大膨胀了。这就在人们面前提出了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就面临着这个问题。1953-1954 年的登记，虽然还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人口普查，却已列出了大陆中国人口的庞大惊人的总数：5.86 亿。以每年净增2 ％这个并非不可能的速率计算，中国人的总数到1957 年约为6.3 亿，到1970 年为8.2 亿，到1974 年为8.8 亿。即使增长率降到每年1.5 ％甚或1 % ，中国到2o 世纪80年代的人口仍将超过10 亿。

第07章 叛乱与复辟

中国旧的生活方式怎样崩溃，新的生活方式怎样建立，是现代外界知道得最少的事，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这在过去100 年间是以一系列阶段作为标志的，在每个阶段，某些旧的形式发生崩溃，新的形式出现。如果把那些大的变革时期当作单独一个革命过程来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阶段：按传统方式进行反朝廷的叛乱并按传统形式被镇压下去的时期，以及汇合成革命的改良和西化时期。事实上，反叛、改良和革命是混杂进行的，而把革命过程分为若干阶段仅仅是为了便于分析，以说明在过去100 年里中国社会的诸因素是怎样重新改造、怎样重新组织的。在这一切因素后面，有两类变革在发生作用：一类是周期性的，另一类是持久性的。

所谓周期性变革是指钟摆式的变动，例如从统一到分裂，再回到统一。这种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其表现的形式为朝代的兴起和衰落，并在许多朝代的末期出现由官吏的贪污激起的大叛乱，还有就是各地军阀互相内战，最后由另一个强有力的朝代创建人来重新统一全国。我们可以从清代的衰落和覆灭、随后的军阀时期（1916 一1928 年），以及相继而起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政权，来看出这一过程。

持久性的变革是指由于似乎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改变了中国生活的过程，如妇女的解放，由政党而不是由朝代来建立的新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的现象，以及新思想的传播。

这里让我们简单地回忆一下，在一个世纪前现代革命开始时，旧中国依然是含有两大阶层的社会：懂文识字的上层阶级和农民大众。士绅家族包含了当地大多数有科举功名的士人。他们中有些人的儿子成了读书文士，有些则成了官员。办理政府事务的官僚主要选自有文化的上层阶级，他们从经书里吸收来的儒家思想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于是一个专制君主政府就这样在华夏文化所及的世界帝国里统治了多少个世纪。但是，它的基础是精耕细作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是束缚在土地上的、并不参与政治和艺术方面较高生活的农民。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仍然分别受官僚专制主义、地主糯家伦理道德的支配。

革命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按传统方式从下层掀起叛乱，反抗当地权贵和外来的满清王朝。可是这次反叛的狂热的宗教领袖在思想意识上是反孔的，因而未能取得儒生的支持，反而使他们支持传统政权的复辟。19 世纪末改良运动的领导者是些文人，他们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谋求富国强兵。但这些改良派文人力求通过皇帝从上到下来实行变革，而没有想到要争取农民的支持。

共和革命运动是留学西方的人所领导、为新兴绅商和军人阶级所拥护的运动。1912 年满清帝国之转变为中华民国，标志着按传统方式改朝换代的终结，是摆脱君主制的永久性变革。但是，新民国的领导权落人地方士绅和新式军人手里。西方代议政治的思想并未牢牢扎根，农民仍未参与政治——中国陷人军阀统治。在此后的10 年里，充满着新爱国热忱的学生阶层成了政治上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们在“赛先生与德先生”（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下提倡改良社会和文化。现代学生阶层几乎是第一次开始企图在政治上领导普通人民。从这个运动产生了20 世纪加年代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进行下面各节的历史概述之前，我们先在这里作一番简短的说明，目的在于指出一点：现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是阶级结构以及经济和社会准则方面根本的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作为反叛雏形的白莲教

农业中国的军事力量有赖于对农村及其人力和粮食供应的控制。这些是作战力量的命脉，可用来推翻当朝的君主。因此，在国内发生叛乱时，就有彼此争雄的集团之间的斗争，看哪一方面能够控制并利用农村的人力和粮食。各个朝代起初都依靠它们的职业部队的打击力量，例如清朝的八旗军，最后则依靠地方士绅来主动支持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叛乱者通常把他们的初期组织，建立成为秘密会社或宗教派别。

在与西方扩大接触以前，1796 一1804年白莲教来势迅猛的叛乱又体现了这一由来已久的方式。这个秘密教派起源于蒙古人统治的时期。它迎合贫苦农民的迷信，对他们作出许多保证，说菩萨即将降临人间，明朝将要光复，今世的灾难、疾病和个人的痛苦可以消除，并保证来世的幸福。在18 世纪后期，它从川、陕、鄂三省交界地区传播到长江三峡以北及汉水上游。这片山区不宜农耕，只是新近在清廷官员的倡导下开放，供移民和垦种。进人这些山区的贫苦移民虽受官署鼓励，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行政管理。移民社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往往自行其是，不受法律管束。白莲教的狂热领袖们很快就在对他们的号召里增加了排满的种族主张。

叛乱始于1796年，先是反抗较小税吏的勒索。虽然驻防官军能够进人山区，陆续把每次的小股起事镇压下去，但新的叛乱继续蜂起，多得无法控制。当地民众本有团防组织，防御南面的土着居民，并备有武器和粮食。叛军能够进人易于防守的山寨，在官军到来之前从容据险负固。年迈的乾隆皇帝对上下贪污的纵容妨碍了官军的进兵。叛军无战略计划，始终只是些小股流寇，但官军缺乏军需、士气、鼓励和得力的领导。双方只是蹂厢百姓，彼此很少打仗。

只是在1799年嘉庆皇帝掌握了实权，支持得力的满族统帅整伤所部军纪以后，白莲教叛乱才平息下去。清军将领一面对叛军穷追猛打，一面控制了该地区的人力和粮源，终于按照旧的方式平了叛乱。菲利普？ 库恩分析了他们所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在人烟稠密的农村地区，军事控制会经常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他们动员村民修筑几百个围寨，把当地的农民集中在里面。然后由新组成的地方团练来防守这些村寨。这时由于农村的严重破坏妨碍农民耕作谋生，这些团练比较易于招募。这样，老百姓就被置于官军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训练团丁协助进剿，但以后发现，这些部队经适当训练后成了善战而危险的职业军人，后来必须尽力从他们手里缴回枪械。另外他们对胁从的叛乱分子采取了宽大政策，以争取他们投降；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防止难民继续参加叛军。依靠这种军事和行政双管齐下的办法，官军将领逐渐使叛军断绝了兵源和粮源。这种“坚壁清野”政策终于窒息了叛军力量，使它归于消亡。清室为这次平叛所耗的费用，大约等于五年的税收（2 亿两白银）。

这种格局使人联想到早先的多次起事，甚至同30 年代的日本侵略时期的华北、40 年代共产党势力的扩张以及印年代南越战争都有相似之处。然而，白莲教虽是清室将衰的征兆，却缺乏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士人来做它思想上和行政上的领导。在这方面，它只不过是揭开了19 世纪一次最大斗争的帷幕，那是中国的一次内战，所参加的人数之多，使我们美国的南北战争相形见细。

今天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851 一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这距离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时是一个人一辈子时间的大事。太平天国起义者主要是农民。尽管卡尔？ 马克思了解到他们的情况，他们却从未听人说过《共产党宣言》 。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到太平军摧毁儒家思想的工作及其失败的原因，现代中国的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太平天国

出现这次大动乱的背景是人口压力，它使生产更无保障，使人民大众易受旱、涝、饥、疾之灾。这些灾祸又给摇摇欲坠的政府机构提出了它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治水、救荒，更需要增加税收而征税却更加困难。这些重担再加上官员的营私，造成政府无能，丧失了人民的信任，1842 年皇帝无力制服英夷，动摇了朝廷的威信。1846一1848 年间在中国大量增加的人口中间到处出现了水灾和饥荒，终于从1850 年起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次起义会在最南方的几个省份开始。广州地区及其腹地同日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关系最为悠久，不仅有西方商人在广州从事这种贸易，而且有中国商人与东南亚地区进行的贸易。由于中国商人和海盗默许外国人从印度进口鸦片，混乱随之发生。此外，这个地区是清朝最后征服的，因而恰恰就在这片受外贸搅乱影响最深的地区，清朝的军事控制力量比较薄弱。据小弗雷德里克？ 韦克曼所作的分析，当地社会受大地主家族的控制，在这政府软弱无能的时代，他们的团练常常进行村与村或几个村子与几个村子之间的械斗。这种当地的械斗是由姓族之间的纠纷引起的，因为华南已经接纳了北方的几次移民，例如客家人，他们的风俗习惯与较早去的汉族居民以及山地部族都不相同。最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外国的鸦片贸易对于产生反朝廷的秘密会社起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贸易所经过的地区。这些秘密会社是称兄道弟的结盟组织，对那些不满政府挺而走险的社会下层提供了互助。按照传统的方式，三合会的各分支和衍生组织是领导叛乱的天然候选人，而在海外华侨和从事外贸的人员中间，三合会早已遍布各处。太平军没有同这些已有的叛乱组织联合起来，其直接原因在于太平军创建人洪秀全的个性。

这位失意的儒生怎样受神启示，并且成了半个中国的造反皇帝，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洪在1814 年出身于一个客家家族。他三次去广州府应试落第。在有一次落第之后，他生了病，神志昏迷。他相信自己见到了一位可敬的圣人，这位圣人嘱咐他去战胜恶魔，拯救生灵。受这启示后，他从广州回家，仍当农村塾师，随身带一本基督教传道小册子《劝世良言》 。说也奇怪，洪似乎是到六年之后即1843 年才第一次阅读此书和其中所引的圣经文句的。书里的教导同他梦中所受的启示正好符合，使他深信自己受了上帝的召唤。他成了一个到处宣讲的传道者，并在广西西江沿岸一带的村庄里收了信徒，这些跟从他的人不久就组成了“拜上帝会”。

其后他去广州访问了一位耶稣教传教士，在他家里住了两个月。这次访问增加了他的教义知识和坚定了他的使命感。他为他的信徒撰写赞歌和传道文章。他同他们一起行洗礼，捣毁当地寺庙里的偶像，并向上帝祷告。不久他就有了一两千受过洗礼的信徒，并开始在他传道时说些排满的话。在这越来越混乱的时代，他的左右助手已创立了一个武装组织，用以防御土匪，进行械斗，或反对当地士绅武装起来的团练。在这些似属偶然的因素结合之下，洪所领导的运动声势日壮。领袖们在1851 年给这一运动冠以朝代的称号——太平天国，从而举起了公开反叛的大旗。

叛乱发动后迅即扩大，领袖们就引兵北伐，进入长江流域。官军在湖南省长沙固守，但在其他地方都被击溃或作战略撤退。官军“打胜仗”（这是官军头目照例必须向皇上奏报的消息）的地点越来越接近北京。1853 年初，太平军攻占并焚烧武汉，以50 万之众开始乘船沿江而下。1853 年3 月，他们占领了南京，定都该城。远征部队继续往北推进，迫近天津不到30 英里，但未能占领皇朝政权的象征——北京。太平军于是在长江下游建立基地，但起初没有采取攻占上海的措施。其后10 年间，双方血战多次，但官军与叛军仍相持不下。这样大的一次叛乱为什么发动得那么快，时间拖了那么长才宣告失败，这自然需要一番解释。但按今天研究所得，我们关于太平军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的情况能够谈得多一些，不细谈关于它的实际施政情况。

太平教。洪秀全从教会翻译的书籍，主要是从《旧约》 里挑选基督教的一些原理来创立他的新教：独一无二的、万能的创世主，他所具有的一切人的精神父亲的身份，祷告的灵验，洗礼，守安息日，十诫，天国的报应，连同创世、洪水、从埃及出亡等故事。可是，他认为耶稣关于爱、宽恕和关怀邻人等精神力量的教导没有多大用处。洪自封为耶稣的弟弟、上帝的次子，是被上帝派到世间来建立新天堂的。这样他就成为一个伪基督启示的新源泉。

洪为了准备应试曾经读了那么多年的儒家经书，所以他在自己的神学里表达的孔子，必然比耶稣社会准则来得多。据史文生分析，太平军的传道书里夹杂着许多来自《论语）、（孟子》 以及其他中国古书中的引语，但往往没有指出来源或者稍有改动。他们抛弃了基督教关于原罪的基本思想，赞成中国人关于性本善这个比较乐观的信念，这当然使基督教的忏悔意义不那么大了。太平军重视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保持基本的社会差别和关系，应当按照身份表现正确的行为，需要听从天命，抱有大同理想。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对位记译名的选择，这对中国所有提倡一神论的人来说是个关键性的决定。早期的耶稣会教士决定把它译成“天”和“上帝”，但在着名的“礼仪争论”中，他们的敌手于17 巧年获得教皇的赞同，译为“天主”。19 世纪中叶的耶稣教各派教会对“上帝”和“神”两种译名始终相持不下，彼此的意见不可调和，以致他们终于出了《圣经》 的两种译本。洪秀全选用“天”作为主要译名，因此他的天（od ）就一下子具有中国的传统意义，例如受命于天的“天”。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表面上具有基督教的架子，但这架子被他们歪曲，以适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宗教文献里搀进了不少零零碎碎的儒家经典学说，但取消了像孝道这样一个关键的因素。总之，他们炮制了他们自己的混合物。

狂热是他们一下子取得成功的宝贵因素，这种精神一部分是由太平军的另一领袖、？以前的烧炭工人杨秀清提供的。杨所受的教育比洪少，但在政治组织和军事领导方面的才能比洪高明得多。他很早就具有直接从上帝获得启示的能力，因为在危难之际上帝常常通过他的口作出明确的指示。洪从来没有找到这种能力，因此几乎无话可说。杨领中军主将，是上帝兼圣灵的第三个儿子，在1856 年被洪秀全谋杀前，执掌南京的主要大权。总起来说，有一件事似乎很明显，并且也是各学派的中国学者共同指出的，即这次大叛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领导措施失当。尽管他们有冲天热情，手下的信徒起初都乐于为他们效命，但洪、杨和其他领袖都被他们的宗教蒙住了眼睛，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批客家领导者是一个少数集团的失意落魄的人。在南京他们就立即仿效以前各个朝代，建立贵族阶层和六部，实行科举，设置层层官僚机构，根据服饰和礼仪给这批显贵中的各级人员规定各种节约的费用标准。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农村实行一套有效的民政和管理办法，因此完全不能在各个村庄领导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正如库恩所说的，太平军“实际上始终被围困在城市里”，而他们的敌人，即儒家的上层士绅则仍控制着农村，并终于动员了农村的力量来反对他们。

太平军未能争取任何一批儒士文人来参加他们的运动，总起来说这是他们政治失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们未能与反满的秘密会社、特别是三合会通力合作，其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太平军狂热分子所奉行的“基督教”礼仪和信条，同三合会所奉行的来自中国民间宗教的仪式互不相容。例如，三合会仪式中使用字典里所没有的怪字，三合会员敬拜北斗，诵三十六咒，献血为盟，祭祀代表天、地、人的三才。

三合会在华南广泛分布，分五处山堂，首脑在福建，其他堂口在广东和广西，在清朝下级文武官员中拥有广大徒众，因此，三合会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帮助本来是会有实际价值的。三合会在南方各口岸与外贸有关的小商人和海员间也有不少成员。1853 年，与三合会有联系的叛乱分子竟然攻占了靠近新设租界的上海旧城，并坚守了17 个月，但这时南京的太平军又未能同他们协力作战。太平军也未能在上海森得通商各国的友谊。

太平天国的共产生义。太平天国领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对中国生活进行改组的摸索工作，从他们运用孔子以前的经书如《周礼》里面的古代乌托邦思想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方案是中国较早时期的改革家也曾提倡过的。这些古代的经文要求实行一种原始共产主义，其办法是每25 家农户组成一公社，各有其仓库、祠堂和两名主管人员。公社的田地规定共同耕种，就象今天共产党的集体农庄那样。粮食、衣服和钱由大家分享。收获的余粮统归公仓。这种制度似乎只是在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里真正实行过，但这也表明他们对平均主义有兴趣。

他们以同样的精神鼓吹按需使用土地而重新加以分配，但这一办法未能付诸实施。他们主张把耕地分为九类分配给人民，16 岁以上50 岁以下的男子得优先分配。同时农业人口也要重新分配。他们打算按这种方式来分配土地和人口，以便大家的生活都过得一样好。这基本上就是一种平均使用土地的政策，使人联想到传统的改良计划。这同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行集体化以前提出的土改主张相似。

太平军领袖在其他方面的社会主张是提倡男女平等。他们猛烈抨击蓄奴、娶妾、缠足、包办婚姻、酷刑和吸食鸦片。这些主张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

他们的军事政策缺乏统一领导。主要的领袖通常各行其是，互相仇恨和嫉妒而不能自拔。1854 年以后他们太偏重保持守势，一再错过有利的战略机会。除洪秀全外，原来起事的所有领袖到后来都被杀或被逐。洪的盲目热忱几乎近于疯狂。在19 世纪印年代初想在新领导下重振旗鼓的企图失败后，洪在1864年南京陷落时自杀。

这次伟大起义虽然有许多潜在的力量和可能性，但其终于瓦解是其初期措施失当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争取到儒士和反满秘密会社的支持，因而不可能完成传统式的改朝换代的革命。另一方面，它的宗教太浅薄，它的社会和经济主张太不充分，不足以取代儒家思想。

捻军及其他叛军

在太平天国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期间，在其北面的淮河和黄河之间的地区出现了几股叫“捻”军的叛乱活动。捻军在华北平原南缘，以有土墙防护的村寨为根据地，照白莲教的传统起事。他们按自己的旗制，组成马队四出劫掠，并接管当地团练来控制他们的根据地。捻军虽无建号称帝的野心，但从1853 到1868 年间，已在一片面积可观的地区内取代了清政府，并掠夺邻近各省的粮食，使清廷大伤脑筋。

官军力图拔除捻军固守的巢穴，屡遭失败。土墙刚夷平，马上就又修筑起来。曾经击溃太平军的儒将们力图不让村民支持捻军，答应保障民众安全，宣布首恶者死，胁从不究。但华北许多地方又爆发其他的反叛。最后这些叛军和捻军终于被拥有现代武器的新建地方军镇压下去。他们建立封锁线，以马队对付马队，切断了叛军马队的粮源和兵源，终于在平原上消灭了那些叛军。在这几次震撼华中和华北的叛乱平息后的余痛期间，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回民在60 和70 年代又掀起了流血叛乱，这些残酷的斗争现在刚有人开始研究。总而言之，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在开头总是按照传统的格局，掀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叛乱，结果除了造成纷乱和灾难之外，很少有什么成就，留给后世革命者的，只是民众领袖因思想准备不足而失败的惊人事例而已。

儒家政府的复辟

代替叛乱的建设性办法是，恢复旧帝制统治而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一些西方的办法。1860年清朝似乎即将垮台，因为那时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地区重振军威，又有英法联军人侵，攻占北京。然而，就在这个时刻，在年青慈禧太后听政下，起用了新的满族领袖。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条约体系，支持了各省保守的汉族儒将，到1864 年完成了平定太平军的大业，硬清朝获得一段新的生命。有一小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按中国人的方式号称“常胜军”，先后由一个美国人和英国人（美国塞勒姆城的华尔和英国的戈登）指挥，协助击败上海四周的叛军；但胜利主要是靠中国人取得的。

结果在仍年代出现了十足保守的“中兴”事业，如同东汉成立后或8 世纪中唐大乱后出现的情况一样。在60 年代，传统孔教政府的机器部件得到了能量，又开动起来：一批科举出身、有高度道德原则而又忠于当朝的文官，坚定地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并试图在农村经济和大众福利事业上施行仁政。中原各省的秩序恢复了，赋税减轻了，土地又开耕了，学校办起来了，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当官了；尽管这只是高级官员在上面提倡，下面基层实际做的并不那么多。中兴的领导人物在以这种方式恢复传统秩序时，也开始实行西化。他们设立火药局、制造局以供应现代武器，修造轮船，翻译西方科技和国际法教科书，并在军机处之下以特别委员会（总理衙门）的形式设立了雏形外交部。他们新建的备有现代武器的省防军和地方军，很快就使农民起义不可能获得成功。他们这些工作得到西方列强合作政策的帮助，而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角逐争雄得到了70 年代才激化起来的。然而，清政府内部这个重新出现的活力终于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力量，也暴露了它的惰性：它是不可能西化的，只能按它自已那一套越来越过时的老规矩办事。如玛丽？ 赖特的研究所指出的，在必然要遭到失败的整个环境下，这次复辟的成功使它成为一项引人入胜的故事题材。

复辟的代表人物是儒将曾国藩（1811 一1872 年）， 他是中国保守派的大头目，一直受人尊敬或谴责。曾忠于清朝，因为它是中国社会秩序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种族问题上不是现代意义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因袭中国旧传统的抱有爱国热忱的文化主义者。他被栽培成为擅长古文的学者和在京的文官，但在印年代成了地方将领，组织了有名的湘军，用逐步包围并动员各省实力的策略，沿长江中游镇压了太平军。这第一支近代地方军的军官主要是当地的士绅文人，他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凭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忠君报国的责任感以及对儒家社会秩序原则的笃信，来领导这些农民军队。曾和他的同僚在内战时期和其后的复兴建设工作中，都强调“人的本事”即才能和品格高于一切，认为这种才能品格一部分是天生的，另一部分可由个人忠于原则的精神培养出来。因此他们强调恢复科举制，作为选拔贤才的手段，并为此建立了书院，重印了经史子集。尽管有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并且可以明显看出外国人的商业势力，但这批复辟头目仍保守地死抱住以农立国的经济原则不放，认为农业是国计民生之本。他们没有近代人关于壮大经济和或发展经济的概念，而是严正地反对追逐财富，轻视包括外贸在内的商业工作，认为那是不会生产的。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向农民和官员提出勤俭和清廉的古典理想，以便土地生产的产品更易于满足人民和政府的需要。为了扶助农业，他们设法减轻长江下游地区的田赋（但如k?c?刘所指出的，并未取得多大成就），而并未设法减租或限制地主的剥削。他们设法修复必要的水利工程，但仍如前人一样，未能控制黄河。

印年代之后复辟以求中兴的工作因种种原因丧失了活力。复辟头目们有意识地想恢复过去的一切，而不是创造性地面对新的未来。他们不能充分发动他们的下层官僚，也不能应付西化过程中出现的专门技术问题和学术文化问题。他们从事保守和复辟工作所显示的力量，恰恰阻碍了中国以革命的方式对于同西方的接触作出反应。

回顾“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由于“中”“西”二词在19 世纪是性质复杂的变项，因此，如果要使它们有助于而不是妨碍我们思考问题，那就需要仔细地解释这两个词。正如保罗？ 科恩所指出的，中国领导人必须对他们所面临的整个局势作出反应，“其中西方的影响不过是一个组成部分罢了”。同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外来的威胁最初唤起了维护传统社会准则的排外反应。但是，国内叛乱的威胁也是有传统性的。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运动是对当地的民生和权威问题作出的反应。它受西方的影响仅仅是表面上的，表现在它的伪基督教的性质上。“中国的反应之所以‘迟缓’，其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社会的性质，还在于它所面临的一些异乎寻常的问题……它顾不上对西方作出反应。”简言之，我们又碰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重心在国内深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系虽在其西方创造者的眼里显得很重要，但对中国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来说，在长时期内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项中占边缘地位的事项。

然而，这次大叛乱也同时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把财政和军事上的主动中心从首都转移到了外省。北京同那些最富饶的省份的联系被切断时，当地士绅的头面人物就不得不就地筹款招兵来平定叛乱。在士绅领导下的这种地方军事化，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其结果之一是地方贸易税开始与田赋竞相成为政府的经济命脉，而个人统率的地方部队开始取代了屏弱的朝廷官军。随着清廷的削弱，地方上的汉族士绅加强了他们的地位，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 世纪。这时期所设的新货物通过税主要是厘金（值千抽一税）。1853 年从长江下游开始，省方官员在国内商业干线上设立一些“厘金”卡。这种办法不久就在全国各省纷纷仿效，以厘金作为当地财政收人的一项来源，供地方部队军需之用。同时外国人主持的海关，开始给中央政府提供逐年增多的外贸税收，可以部分地用来维持军机处下面掌管外事的总理事务衙门。大乱洱平之后，各省和北京的新增贸易税收便可用于举办新的活动，来对付西方人侵者。

第08章 维新与革命

19 世纪60 年代清朝中兴后数十年间，满汉官员中的首脑人物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加强中国的地位。这个“自强运动”曾由艾伯特？ 福伊尔沃克、刘广津（译音，kwang ching liu）等进行过研究。它是根据一条动听的然而错误的原则来安排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仿佛是可以设法利用西方的武器、轮船、科学和技术来保存儒家的社会准则，而不是把它摧毁。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不可避免的：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然而，l8660-1900年那一代的中国人死抓住那个令人灰心丧气而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陈词烂调不放，认为中国跳半步便可进入现代。

自强运动

因此，中国的领导就开始在自强的口号下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机器，不料却发现他们自己被吸入一个无法抗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一项西方事物导致他们必须借用另一项，从引人机器进而需要引人技术，从引人科学进而需要引人一切学问，从接受新思想进而要改革制度，、最后从立宪维新进而走向共和革命。事实上，实行不彻底的西化，即只在工具上而不在实行西化，在许多保守派文人学士看来显然是行不通的，他们因此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

自强运动的领导者就是那些曾经粉碎太平天国的儒士官员，如曾国藩和他的年青助手李鸿章（1823 一1901 年）。这些人设立军火局，制造大炮和炮艇。他们支持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传播必须学用西法以谋自卫的思想。早在1864 年，李就启奏北京，言洋人之能制服中国，在于仗其船坚炮利，没有希望赶走他们，所以中国社会面临着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 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李的结论是，为谋自强，中国必须学会使用西方机器，而这就需要训练中国人材。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日本好斗的人来说，早在1853 年佩里到达日本之后就昭然若揭了。但是，中国的西化运动每一步都受到无知和偏见的儒家文人的阻挠。在那几十年期间，日本正在迅速现代化，中国却毫无反应，这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差别。

中国的难处曾一再有例子可以说明。例如，为使中国人能接触西方学问，在17 、18 世纪约有80 名耶稣会教士把四百多种的西方着作译成中文，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关于基督教的，约1/3是关于科学的。19 世纪初，耶稣教传教士印行了约800种读物，但几乎全部是宗教着作或圣经译本，主要译成白话文，以普通人而不是以儒生文士为对象。在19 世纪最后1 / 3 的时间里，曾国藩设在上海的军火局里有一名才华出众的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学者合作之下，译出了100 多种的科技着作，边译边编订出必要的中文术语。但是，所有这些着作的发行量有限，读过这些书的中国学者似乎不多，而它们之能翻译出版是依靠外国人或少数外事官员的主动精神，不是在皇帝指示下办理的。

1862 年，北京成立了一所培养通译人员的学院（同文馆），作为政府机构以训练年青人从事外交谈判。这所新的学院由一个美国传教士当院长，另有九名外国教授，它在总税务司赫德的激励和支持下，不久就有100 多名学习外语的满汉学生。可是这一创新受到那些反对教授西学的排外文人的反对，为此必须大力加以辩护。辩护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错误的理由说，“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国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

中国儒士阶级的利害得失，是同中国旧学息息相关的。他们对西学的嫉妒之深，可从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遭遇看得最清楚。这人叫容阂，于1847 年由传教士带到美国，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在海外留学8 年回国以后，等了几乎10 年才被曾国藩任用为购买机器的专使兼口译和笔译（通事与翻译）。容阂关于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建议，直到他回国15年后才见诸实施。1572 年他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120 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到1881 年，派遣留学生的整个计划终于被放弃了。类似的态度也阻碍了早期的工业化工作。守旧派怕修建矿山、铁路和电报线路会破坏风水而引起种种问题，如惊动先帝陵寝，啸聚不逞矿夫，使船工和车夫失业，消耗政府税款，造成对外国机器和技术人员的依赖等等。即使有李鸿章那样的维新人物能克服这种恐惧心理，他们仍然面临着缺乏经营技术和资金这类巨大的实际困难。大工程必须由大官主持，通常按“官督商办”的方式进行。这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受制于官僚主义。担任经理的商人仍在官署后台的支配之下。双方都捞取新公司的常年利润，不去进行再投资。从来没有进行过再投资，使自成体系的企业不断获得发展。

这样，中国19 世纪晚期的工业化一般都是流产的，尽管许多官办事业起初好像很有前途。例如，1872 年设立的招商局是接受津贴，承运长江三角洲的漕米供应北京的。自1415年以来，漕粮几乎每年都由大队漕船沿大运河北运。现在它们可以通过海路很快从上海运到天津了。为了供应这批商船队的燃煤，1878 年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平煤矿。为了运送那里的煤，1881 年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永久性的铁路。但到了19 世纪末，这些互相支援的企业仍进展不大。招商局在官署后台、经理和雇员们的掠夺下，生意赶不上英国轮船公司。开平煤矿欠了外商重债，1900年被赫伯特？ 胡佛等人所接管。铁路建设被中国政府所忽视，1895 年以后由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势力范围内提倡兴建。

中国工业化迟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外国特权和剥削所致，这个问题还有待公正的研究。当远东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19 世纪晚期加紧侵略时，日本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中国却越来越俯首听命，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原因肯定在于中国制度的性质，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比较软弱。

帝国主义与1898年的改良运动

从1860 到1900年的40 年间，中国越来越向外国的商业开拓和传教活动开放。外贸发展了，虽然它并未能使西方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只要每个中国人把他的衬衫后身加长一英寸，兰开夏的纺织厂就可以永远不停地开工。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表明不如南北美洲或英帝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人过分自信，改变宗教信仰的人为数颇少。

60年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传教工作的大力推进。天主教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到1894年总共约有750 个欧籍传教士、400名中国神甫和5o 万以上的教徒。较晚的耶稣教（新教）到1894 年有1300 多名传教士，主要是英、美人，在大约350 个大小城镇设立了约500 个据点，每处有教堂、教士住宅、一些附属小教堂，并且通常还办一所小小的学校，甚至可能有一所医院或诊疗所。但他们所吸收的中国基督徒不到6 万人。中国显然注定不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教会在兴办学校和医院，从普通人中间选拔人材，翻译西方文学，提倡妇女教育，以及协助由来已久的慈善事业和赈灾等理想和活动方面，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对中国旧社会有高度的破坏作用，但它对中国人民却是大有帮助的。

在小规模上，传教士是共产党人的前驱，但如今北京方面的风气是鄙薄传教士做的好事，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无可争辩的论点是，这些工作是一些自以为公正善良的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和炮艇的支持下进行的。同样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也出现过几百起反基督教暴乱，有时造成生命损失，其中至少有50 起需要最高级外交当局来解决，直到1900年发生义和团的屠杀。但事实仍然是，不管这一时期传教工作在精神方面和教义方面有什么收获，它总是刺激变革的深刻因素。一般说来，引起反基督教暴乱的，似乎首先不在于民众的迷信恐惧心理，而多半在于中国士绅的嫉妒心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社会性的、思想意识性的以及最后是政治性的）受到这批享有特权的外来文化侵略者的直接威胁。

在皇朝及其制度尚能维持的期间，夜郎自大和惰性所受的惩罚主要还只是在中国的边界上暴露出来，在那里，历来称藩纳贡于中国的小邦被帝国主义列强接管过去了。日本攫取了琉球群岛；俄国一度侵人中亚的伊犁地区；法国占领了安南，建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英国夺取了缅甸；朝鲜被迫开放与外国往来。随着这些不详事态的发展不断削弱中国在东亚一度引为自豪的独尊局面，要求采取激烈行动的压力就愈积愈大。

这种压力最有力的表示是一批官员奏呈皇上的词正义严的“清议”，他们为了要求采取往往是极端的政策，援引了祟高的道德原则。在70 年代因伊犁事件反俄，以及80年代反对法国在东京（印度支那一部分）的所作所为时，这些儒家的超爱国主义者特别感到愤怒。他们对外侮的猛烈谴责支持了北京的强硬态度，使妥协难以成功。

只有在灾难临头时，改革制度的主张才会风行一时。等到1895 年日本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大清帝国，以及在其后的3 年内欧洲列强勒索了租界之后，中国人才打算实行真正的制度改革。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其目的仍然不是根本改革，而只是应用外国的方法来加紧“自强”。维新派的立场仍然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应当保持不变，但法律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应当参照西方的情况。

因此，1898 年的维新派仅仅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们仍然只是要求“传统范围内的变革”。他们抱有很大的勇气，甚至怀有更大的乐观精神，希望中国传统的代表人物能够革新传统，以适应现代的需要。这些人中最着名的，是急性子的广东人康有为。他是个声望很高的学者，以其所着（孔子改制考）震惊士林。这个破除迷信的新解释，把孔子描写为主张伸张民权、遏制君权的人。康引述偏僻的古书章节，还把进步思想偷偷地塞进传统的古典思想。事实上他熟悉佛教和基督教教义，以及译成中文的西方着作，赞同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可运用适者生存的原则。

康有为的主要论点是中国必须改革，不改则亡，而温和的改革则不足以救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改革时应特别向日本学习，因为日本的经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比西方的经验更接近中国。这就使康主张立宪政治。他组织了一个规模简陋的政党“自强学会”，来宣扬这种主张。当时他的合作者是广东的另一个才子梁启超，主编过一份鼓吹自强不息的报纸。

1895 年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康、梁等人获得了不少追随者，并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为了使皇上了解当时大势，康呈了奏折并写了两本书。他缕述的意见颇有说服力，使年轻的光绪皇帝在1898 年夏短短的百日之内在康有为的辅弼下，颁发了一系列骇世惊俗的维新诏书。

在这些以皇帝名义颁发的着名文件中，下令革新科举制度，改革政务和许多政府机关。下诏的用意是想建立现代政府的一切新部门，同时裁汰旧政府中的冗员，肃清贪污弊政。另外还有关于医药、农业、教育、刑法、警察、邮政、矿务、商业、陆军、海军、奖励发明和出洋留学的谕旨。一位皇帝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很少有比这表现得更加生动的了，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1898 年的百日维新，使朝廷大小官员愕然失色。维新派所设想的宪法决不会限制皇帝的权力（尽管它支持法治），所以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很多官员感到这些突然的变革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业已退休10 年的慈禧太后在军方支持下搞了一次政变，废黝了不幸的光绪皇帝，宣布垂帘听政，取消了光绪所颁布的诏书。六个维新派被处决。康、梁逃往日本。没有别的事件能比这更有效地证明：通过自上而下逐步改良的办法来使中国现代化，是绝无希望的。1895 年的战败和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898 年的彻底破产，第一次大大地促进了革命变革。从那时起，政治革命就和立宪维新形成两股齐头并进的力量了。

革命派与维新派

孙逸仙。孙博士来自现代中国的边缘地区，是革命领袖中最西化的人物，学过西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他的一生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情绪在对外接触的前沿阵地，在通商口岸的商人中间，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间，感受特别强烈。因为在那里，中国人最清楚地意识地外国的力量和成就。他在这种不受旧社会束缚的真空地带进行活动，决心献身于民族主义事业，随时准备做任何有助于这一事业的工作，是个适应环境的需要真心实意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才。他的真诚具有感召力，他那伺机而动的精神很切合实际——即使在他同时追求两个互不相容的目标时也是如此。对于他的一生，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实是，他很早就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并在其后一直努力不懈。特别是根据哈罗德？ 希夫林和韦慕庭的回忆，他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同当时社会上所有的革命势力打交道：国外的广东移民，国内的基督教传教士，通商口岸的买办和新闻记者，清政府的维新派官员，反满秘密会社，海外侨商，日本扩张主义者，海外留学生，国内新军的军官。

孙生于澳门附近，那地区有很多广东人移居海外。他在1879 年第一次接触西方，当时他才14 岁，去檀香山找他哥哥。他进了圣公会办的住宿学校，学习英语、数学、英国史，甚至参加合唱队。他在17 岁回故乡时是个激进派。部分地由于他捣毁了当地寺庙里的偶像，他被送到香港皇仁书院去读书。那里他在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

中国在法国于1885 年那次不宣而战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惨败，激起了孙逸仙改良救国的思想。他似已同三合会建立了一些联系。从1887 到1892 年他学了医之后，开始在澳门行医，但因没有领到葡萄牙人的执照，不能继续从事这项业务。孙放弃了这个新职业，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已经协助组织了秘密团体“兴中会”。该会成员献血为盟，立誓严守秘密，孙接着就开始组织各地分会。因此，在1895 年日本的胜利激起了维新并加剧了帝国主义侵略时，孙已经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领导人了。

1895 年他那一帮人以香港为基地，策划占领广州督署。密谋被发现，孙的一些同谋被处决。他自己逃亡，被悬赏缉拿。他化装易名，剪掉辫子，改着西服。他蓄了胡握，因此很容易冒充日本人。在日本时，他取名中山，这个名字以后用于称呼许多机构、街道甚至现代中国的一种服装式样。如马里厄斯？ 詹森那本引人人胜的书中所明确指出的，在此后十年间，孙多次从日本爱国扩张分子（包括黑龙会和自由党的政客）那里得到相当多的资助，包括款项、军火、忠告和保护。1896年孙在伦敦蒙了一次难之后，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使命。他被中国公使馆识破，被关禁该处12 天，与外界隔绝。使馆准备把他押解回国处决，但经英国人干预获救。他在3o 岁时就是名闻世界的反满革命运动的领袖了。此后两年间，他在伦敦和欧洲大陆学习，获得了更多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理论的背景材料。从1900到1911 年，他在远东和世界各地四处奔走，组织革命活动和募集经费。然而，孙逸仙不过是新派革命者中的一个，他的政治工作只是导致革命的长期进展中的一部分。在1911 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十年间，紧张的维新活动为它准备了条件。

梁启超。1898 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始终是个保皇派。他在维新运动推进的过程中落后了，而梁启超却通过他在日本的着作和刊物，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个读古文中过举的学者，也是个笔锋犀利的作家，基本上是从事思想工作的维新派，而不是政治工作的革命派。他那卓越的文学才能使他成为运用正在输人的西方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传统的人。但正如贺章（译音，hao chang）所阐明的，梁同时在所谓“今文”派的现代维新传统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所以他宜于重新评价古代的经籍，并在行政工作中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政治家才能。

梁在西方旅行之后，于1902 年在日本横滨开始出版《新民丛报》 ，这是一种致力于“新民”事业的刊物。该刊物的头几期里有梁自己撰写的关于霍布斯、斯宾诺莎、孟德斯鸿、边沁、卢梭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文章。他赞扬英国人的个人主义，并指出只有在经过教育，自觉地接受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下，个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梁说，中国的新公民应当养成具有为公的精神，富于事业心，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并抛弃乞求皇帝恩惠的思想；他应养成并保持一种不为习俗所左右的独立精神，应当关心自己所处的社会，并要求自治。这是对儒家伦常古训的直接攻击。

我们也许可以用梁关于忠孝的说法，来看他是怎样重新解释儒家的伦理道德的。他说，既然国家已经成为涉及民众命运的共同体，忠的对象就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君主。儒家的忠应变成现代的爱国主义，其转变的途径是更改人的感情，而不是利用强制手段。

梁以这种进化论的思路论证说，共和政体在中国还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的教育水平还太低，不能让他们参加代议制政府。而且一场革命会带来独裁的重大危险，会招致外来侵略和瓜分中国。因此他提倡实行仁慈的立宪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新民教育以及各省和全国议会的建立将使中国逐渐取得进步。梁在日本组织的政治团体主张成立全国议会，有一个内阁政府对它负责，有新法典、独立的司法和地方自治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明确分工，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取得外交上的平等地位。这种开明的、渐进的政治纲领，代表了当时最合乎人道的、最精深的政治思想，它具有广泛的影响，足以争取青年学生的支持。

在同革命派竞争之后，梁的开明渐进的主张失败了，因为它没有什么行动纲领，不能马上产生效果，也不能满足那些希望一下子就摧毁旧秩序和拯救中国的热情爱国青年的要求。对于那批素来受过抽象原则教育而不是受过行动训练的学者来说，革命党人气势磅礴的行动计划很有吸引力。共和政体又是最新的政体，而一个满族皇帝不可能代表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样，中国由来已久的君主制必然要随着清朝一齐覆灭，尽管君主制甚至在它最后的10 年中也还表现出了相当大的活力和适应性。

清廷的改良与共和革命

20世纪最初10 年国外革命派和维新派进行活动时，国内朝廷也努力实行为时过晚的改良措施。清政府想改变其困境以自救的努力，受到了1900年义和团暴动的强烈推动。这次暴动具有传统农民起义的内在因素，但甚至缺乏太平天国运动那样的社会目标。它由一个秘密会社的狂热成员所领导，他们最后获得排外官绅的支持。士绅们既痛恨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侵略，也痛恨那些在外国教会卵翼下和治外法权保护下兴起的改信基督教的新阶层和他们的门徒。清朝王公终于也支持了义和团勇士，以为他们倚仗“刀枪不入”的法术进行不怕死的迷信活动，就能赶走洋人。

从根本上说，排外暴行的爆发一部分应归咎于外国军队的武装挑衅。在这次突然发生的狂热举动中，义和团在华北和东北杀死了几千中国基督教徒以及约242 名传教士和其他外国平民。在1900 年盛夏的两个月间，义和团包围了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并没有认真攻打，因为主要是满族官员认识到这是自杀性的轻率之举。华南各省的中国官员立即声明这是一次国内的叛乱，并非北京所宣称的排外运动。靠这一虚构的说法，清廷又延长了10 年寿命，虽然它受到辛丑条约和庚子赔款的进一步屈辱。但列强异乎寻常地没有要求或支持真正的改革。它们只是再度运用它们的影响，来维护尽管腐朽但使它们有利可图的现状。

慈禧太后逃到西部各省“巡幸”后，于1902 年初回奕北京。她表示自己对义和团动乱负全部责任，并宣布一个新政纲领。在此后的10 年里，清廷企图实施1898 年着名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许多新政，但已为时太晚。历史把他们抛在后面。他们勉强的改革努力所产生的惟一后果，只是为革命准备了条件。

清廷倾预的领导似乎只能把朝廷引向倾覆。这个过程之显然不可避免，很可以从它的教育改革计划看出来。这种改革终于恰好破坏了原有的秩序。

1905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当局满怀希望地提出了办新学堂和改变教学内容的计划，以代替科举制度，虽然经费和师资都感到不足。北京和各省都派了留学生出国，主要是去日本。开始制定了一个模仿日本的小学教育体制。在许多中心城市办起了高等学校。到1911 年，据说已有5.7 万所学校，160万名学生（学龄青年总数共约6500万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正式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把19 世纪60 年代所设的同文馆合并进去。1911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约有别为名留学生在美国，约400名在欧洲。但在这时期，日本是训练中国现代人材的主要场所。在20 世纪头10 年，特别是在1905 年日本大胜俄国之后，每年有1 万乃至1.5 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受现代教育。中国下一代人的上层领导，很多来自这群留日学生。但中国政府认为，这10 年开创教育事业的唯一结果是在中国造就了一批具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学生的危险思想所由产生的原因，在于他们学识不多而爱国热情颇高，在国内外均未找到有人能给他们提供祖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造的详细规划。他们许多人回国后被任命担负官职。其他一些人成为地方当局引以为荣的新高等学府的教师。有相当一部分回国学生秘密参加了革命运动。

清廷屈服于要求改革的压力，接受了宪政思想，而这种思想在30 年前的日本，早由它的寡头独裁政府积极实行了。1905 年后派遣出国的宪政考察团很快就抄袭了日本的宪法。1906年政府各部改组时建立了内阁制。1906年改组了省级政府之后又在1908年公布了一批大纲，宣告在九年预备期之后就成立完全的立宪政府。当时有人提出设立各省谙议会和中央资政院，但他们认为那应该是纯属咨询性的。当它们在1909年开会时，它们就自然成为鼓吹变革的中心，并产生出新的省级领导人物，这些人既受过古训，又往往把他们的高贵身份同商业活动结合一起而成为“绅商”——企业家、维新派和新型政客，把忠于他们本省看作救国的第一步。

清廷的许多改革工作充其量只是纸上谈兵。关于建立海军和西方式的法制问题，更是如此，因为两者同中国的方式大相径庭。按照辛丑条约修改关税税则的工作，因列强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受到阻挠。币制改革也没有什么进展。这些工作中最出色的，也许就是在一名得力官员袁世凯领导下训练出来的一支新军。他仿照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先例，实际上成了个人统率的一个军事组织的首脑，其中官佐对他就像对国家那样忠诚。新民族主义。20 世纪头10 年，由以前几十年帝国主义侵略行为所激起的爱国主义觉醒，不过是当时正在出现的许多社会变革过程之一。通商口岸的兴起，连同轮船、火车、电报、报纸和杂志以及18 肠年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邮政局，使中国政治生活中识字的人大为增加。教育正在推广，文盲减少了。当地的公民原来往往由基督徒领导，现在却支持维新运动的主张，反对吸鸦片、缠足、蓄婶、卖淫、赌博以及其他弊端。城市化生活以及孔孟之道的逐渐丧失威信，削弱了旧社会的“三纲”，因为一旦清朝皇帝是否有权统治成为问题，青年人对老年人以及妇女对于男子的服从也同样成为问题了。默默无闻的大众所悄悄地进行的妇女解放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开始有了声势。青年人带头反对美国1905 年的排华法（排斥“东方”移民），以及因1908 年的一次事件而反对日本，这时商人们起来响应，进行了抵制美货和日货的运动。

士绅阶级的情况怎样呢？新近的一些研究（由韦林顿？ 常、约瑟夫？ 埃什里克、查尔顿？ 刘易斯、玛丽？ 兰金、爱德华？ 罗兹等人进行的），查明了新的地方领导人员的多样化：纷纷登场的有作为工商家的官吏、思想上倾向维新的士绅和报馆文人、满腔激情的青年军官，还有精力充沛的保守派。这个新领导阶层的大部分人仍在原有秩序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玛丽？ 赖特指出，新中国这些激动人心的社会大事还伴有“恢复主权”的要求，这实际就是要求废除整个不平等条约体系。在20 世纪头10 年，北京竭力重申它在东北、蒙古、西藏和南部边疆享有主权，这至少像清朝一样，代表了中国的纲领。但革命党人也像清朝方面一样，由于一些非常实际的原因，避免强调反帝国主义这一主张。“外国势力的无所不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件主要的事实：不仅是通商口岸和长江上的英美炮艇还在游弋，而且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和内地各省都有英、美、日本和欧洲的企业。这是一股无孔不入的势力。例如，当时中央政府的大部分税收刚够偿付1895 年对日赔款和1901 年义和团赔款所借外债的利息，而该还的本金丝毫没有减少。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生活的这种半永久性干预的阴影下，革命运动的目标集中于反满灭清，比集中于反帝国主义更显得方便些。总之，说来奇怪，革命运动的奋起大部分是受海外鼓励和帮助的。在20 世纪初期，孙逸仙和他的革命同志利用日本作为基地，便于在留日的几千名中国学生中网罗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冒险家。既然有新的一代青年学生正在纷纷前往东京，孙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给他们提供思想领导，而不仅仅是密谋组织造反。由于他本人并不是熟读经书的文人，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他在1905 年第一次提出的三民主义，至今仍是国民党的教条。这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其中包含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颇为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亨利？ 乔治所提出的没收地价的未来增值部分以达到“平均地权”的思想。1905 年，孙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把东京各种不同的留学生团体合并在一起，把他自己的革命会社同湖南、上海和别处的领袖合成一体，成立秘密的革命联盟“同盟会”。在第一次会议上，粼刃名会员誓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这一更强大的新组织继续用传统方法进行秘密活动。会员只让别人知道他的号码，彼此用口头而不用书面联络。他们用一些暗号来表明彼此的身份，比方说用大拇指和另外两个指头举茶杯。1905 年，他们以日本为基地，开始出版一种月刊《民报》，定期偷运2000份到中国，以鼓动学生的不满情绪。到1911年初，他们已经策划了10 次革命起义，但都归失败。

由于这种颠覆运动增加了力量，清政府就设法给予打击。1906年在湖南的革命起事失败了。来自北京的外交代表要求日本政府不再庇护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内部又发生了分歧，有人反对孙本人，使他终于被日本人驱逐出境。后来他在河内设立总部，又被法国人驱逐。到1909年，这个组织有涣散不振的危险。它所策划的起事都失败了。

革命党的领导人物。1911 年4 月广州的一次革命起事被扑灭，牺牲了72 名烈士。这是第10 次失败。下一次的秘密计划打算于1911 年10 月在汉口实行。因偶然事故密谋被发觉，不得不提前在10 月10 日起事，以后把那一天作为民国诞生的国庆日“双十节”。这是使其他大多数省份发生类似起义的信号。满清的天命已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其带头者的成分主要是两种：掌新军的总督和省议会中绅、官、商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人比同盟会的年青革命党人有更多实力，也较为保守：，反满运动席卷全国，很少流血，但推翻清朝的不费力气的胜利是靠不住的，因为不久就发现，参加运动的许多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反对满人。孙逸仙及其许多革命同志的支持力量，主要来自海外华侨中的新商人，以及国内新学生和军官阶层中的部分人士。在揭竿而起时，他们加人了国内一个更大的运动，这就是各省谋求自主，特别是谋求经济发展方面自主的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活跃在省议会里的地主士绅与商界领袖人物联合一致，反对清政府企图从上而下实行为时已晚的改良工作。各省自主与君主集权这整个问题早已在各省洛议局和北京资政院里提出过。这场争议又因铁路问题、特别是为修筑汉口到四川铁路的筹款问题，到了非摊牌不可的地步。在这铁路问题上，各省领袖联名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北京铁路借款协议里所含外人控制的规定。他们也不愿将来让中央政府官员享受新企业的主要利润。

因此，1911 年革命所代表的力量远远超出孙逸仙及其同志所提供的革命领导力量。同样，孙虽在名义上是革命领袖，但相对地说却无力控制革命背后的力量。1912 年1 月1 日，他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种种考虑的结果，使他不到几个星期就决定让位给袁世凯，认为后者是一个更宜于接任最高地位的强有力的行政首脑。

袁是华北新军的创建人。1911 年12 月摄政王辞职时，他应召执掌北京的政府大权。从这地位出发，他得以加强他的个人地位，成为有希望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的惟一人选。他与孙洽谈，但采取了拖延战术。时间对袁有利，因为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如果中国继续分裂，必将招致外来的侵略。由英国带头的各通商国家，深恐毗邻的俄国或日本可能干涉，也鼓励中国保持国内和平。革命党人自己也明白这种危险，因此设法从袁世凯那里取得扞卫民国的保证。

北袁南孙之间的谈判，不久便达成协议。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逊位，由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按新宪法的规定，袁在这个职位上应与国会以及表面上对国会负责的内阁共同施政。这样就成立了中华民国来接替清朝，并未解决它所面临的根本制度问题。然而一个历时2133 年的政治制度已经就此完结了。这一切都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那么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又怎样呢？晚清的维新施政通常都是士绅领导的，需要从人民身上多征税款，所以维新往往是不得人心的。革命到来时，是由维新派士绅和新军人领导的，他们共同成立了各省政府来维持秩序。社会正在发生变革，但主要仍限于统治阶层内部。

第09章 国民党的兴起

1912 年君主制的结束，在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里标志着一个关于权力和中央政权的漫长危机的开始。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君主制并不完全是神权政治，但“天子”曾经无疑地位于万民之上。因此，1911 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子”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和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但这新的民族主义尚未在制度上表现出来。

探索新秩序

天子一旦从人们心目中消失，中国的政治生活无可避免地乱了套，因为这时国家元首，在行使其最终大权时，没有获得通常那种思想意识上的公认权威。由一个朝代所体现出现的统治权，比刚宣称的人民的统治权更为具体和明确得多，特别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选举过程来把权力的某种形式赋予人民。在没有王位承袭或政党选举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怎么能够算是合法的呢？正当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获得胜利的时候，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深受中央政权衰微之苦，而中国现代的爱国志士除了继续处于不平衡条约下难以忍受的次殖民地位外，还进一步蒙受了政治动乱的屈辱。

1911 年以后的10 年间，国外有两件事对中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是帝国主义列强忙于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工业得到喘息时间，可以相对地摆脱外商竞争的压力而得到发展。第二件事是世界大战给日本的政治侵略以可乘之机。日本于1914 年把德国人赶出山东后，在1915 年向中国提出臭名远扬的二十一条。这种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无耻外交手段，巩固了日本在山东和东北的地位，但未能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在这过程中，它反而把中国的民族意识激发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代议民主制的垮台。1912 年的临时总统袁世凯，曾是前清政府维新派的一个领袖。他是个强有力的行政首脑，周围有一套得力的行政班子，但他不容易从新近自主的各省政府取得税收。同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必须对付那个被欧内斯特？ 扬贴切地称之为“自由主义共和国”的这个新型制度，它包含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和一个内阁，这些机构将仿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式来代表人民。但这些新制度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很少甚或没有基础。

例如，政党这个概念就同皇帝专权这个传统相违背。皇帝垄断政治机构，通过他的一批官员进行统治，而反对派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成为秘密会社。以政党纲领作为组成集团的原则，这不只是用以代替个人领导的一件新事物，甚至内阁向国会负责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反常的东西，因为按儒家传统内阁部长们同时还认为他们有效忠于国家元首的基本责任。各省那些老派的地主利益代表者，并不习惯于参与解决国家大政问题，而通商口岸的新兴商业势力又不够强大，不能成为他们那个社会的主导力量。真正有现代理想的革命者人数太少，在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中只是一种稀薄的发酵剂。袁不信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他当了总统后逐步加强他的地位而走向独裁。他把自己人塞进内阁，不顾宪法精神，攻击新成立的国民党。国民党是由一个聪明能干的年轻湖南人宋教仁从革命的同盟会和其他团体中组织产生的，是一个公开进行竞选活动的政党。在公民投票权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国民党候选人在1913 年2 月中国首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全国选举中获胜。宋在动员华中地区士绅支持国民党的竞选活动中，显露出了大有前途的政治领导才能，以致袁立即下手将他暗杀。这表明了一个原理（统治者是高踞于法律之上的）和一个策略（遏制对手的最好办法是消灭他们的领袖），它们从此以后一直扼杀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宋的遭受谋杀激起了1913 年南方各省反袁的“二次革命”，但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用武力把它镇压下去了。

袁终于完全解散了国会，从军事上控制了主要省份，并以中国不可或缺的铁腕人物身份获得外国列强的支持。他的警察实行了恐怖统治。他取消了国会和省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地方议会和谙议局，想在全国重新实行官僚控制。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措施破坏了各省各地的领袖人物即士绅统治阶级的主动性和热情支持。袁的专制统治因而缺乏社会基础。

袁受他左右亲信的怂恿，终于想在1915 年建号称帝；他遭到非常广泛的反对而不能得逞，被迫放弃了这项计划，而于1916 年6 月病死。他死了以后，从1916 到1928 年的10多年间，中国分裂为许多敌对的军阀割据地区，使国家深受分崩离析之苦，尽管当时在北京的政府仍然得到国际承认。

为什么1911 年的革命不能建立西方式的新中国呢？第一是没有共同目标。如前所述，起义时汇合的各种成分，除推翻满清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目标。第二是缺乏政治体制并缺乏人民参与。革命党人在密谋策划时，不可能并且事实上也不怎么想去动员城乡民众的支持。协力反对北京的各省士绅，在其内心是与革命对立的，他们不久就拜服于袁所控制的优势兵力之下。第三，当时所有中国爱国之士深恐外国干涉。为了避免日本兵出现在北京，他们容忍了英国领导其他列强为了维持中国局势稳定而支持袁世凯的做法。1913 年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美国没有参加），表明了列强对袁当时所体现的稳定势力的坚决支持。革命党人要反对这股外国财政与国内武装相结合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最后一点并且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民国沦落为军周割据。军阀割据，部分地说是一种老式的政治现象，是发展到权力斗争水平的地方主义。它的基本成因在于中国的苦力军队易于征募和给养，而中国大多数省份又有天然的地理分界线，使其易于成为相对独立于外界权威的军事管辖地。山西省就是以地理分界线为依据，而建立的行政区域的一个最好例证，它东有崇山峻岭，西部和南部有黄河，北有长城。从1911 到1949 年，山西一直在单独一个军阀即所谓“模范督军”阎锡山的统治之下，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他的军阀割据地区都以重要经济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四川成都平原、上海、南京一带的长江下游或南满成为其中心。每个军阀都利用这些地理基地，来训练和扩充他的军队，取得经济资源，并击败他的敌手。

然而在这个时候，军阀割据却不同于旧式朝代衰亡后群雄争夺天命的格局；因为君主制已成陈迹，王朝不存在了，必须寻找政治统一的新基础。军阀是在思想意识的真空里互相斗争的。单有那种窥视天子之位者的叱咤风云的个人才干是不够的。如c?m?威尔伯所指出的，一个军阀必须号称代表“人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从议会取得合法地位。他那批新式的军官教导团，受过专业训练的兵种如炮兵、工程兵、通信兵，可能会形成一个有文化并有一些管理能力的新兴官僚阶层。但有若干因素使地区头领之间不断对抗争雄。一个因素是外国势力的无孔不入。这些人可从通商口岸获得武器、经费有时甚至是庇护，即使不是直接从列强（如日本，它是支持华北的安福系的）那里获得的话。另一因素是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火车使军阀部队具有新的机动能力，并且也可以把他们从任何一个地区彻底赶走。由于他们互相争权夺利，谁也不能让谁独行其是，结果是他们的部队在国土上流窜成灾。

许多军阀是出身微贱的军事暴发户——土匪、苦力、小贩、行伍中的列兵。其中最有名的是“基督将军”冯玉祥，曾由詹姆斯？ 谢里登对他进行过研究。冯信奉卫理公会派的教义，为他的官兵树立了生活俭朴、身体力行、纪律严明的榜样。冯体格异常魁梧健壮，常以其农民出身而感到自豪。他在招募和训练他的部队时非常仔细，强调给予士兵以职业道德，成立俱乐部，甚至让他们信奉基督教。传说他用救火水龙头给士兵行洗礼的事可能不真实，但关于他的种种民间传说表明，他的个性很强。冯这个人是当时政治败坏的象征，因为他只有十分含糊的政治纲领，成为一个纯粹的投机家，时常改换盟友，在反复无常的军阀派系间他先是站在这一边打仗，然后又投向另一边。在1925 一1926 年间他接受了俄国的帮助。1927 年他投奔蒋介石，但在1929年又起来反蒋。最后他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受礼遇的俘虏。在军阀混战高潮时期，孙逸仙多次想通过军阀渠道达到他的革命目标。他早就对西方议会制的功效不存幻想。1914 年他从中国政界无谓的派系纷争中退出，再次组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秘密革命党（即中华革命党。——译者），以完成未竟的革命事业。1917 年他在人数很多的海军陪同下去广州，谋求同当地军阀合作。他起初遭受挫折，但仍继续努力，想用军事手段统一中国。1920 年夏，他与广东督军合作攻打广西督军。1922 年初，他发动首次北伐，像70 年前的太平军那样，想攻取湖南，但这次计划流产了。

孙以联合一些军阀反对另一些军阀这种老办法，来对付军阀时，还反对当时流行的联邦思想。现代中国有人曾比照美国的经验，提出组织联邦的想法。1922 年，“联省自治运动”之说甚嚣尘上。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争辩说，中国的民主制必须先在省议会一级开展，然后再按联邦方式组成国民政府。军阀们支持建立联邦的想法，以便借此实行他们的地方自治。然而事实明显告诉我们，这种联邦运动缺乏逻辑性和表面上的可行性，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巨大的传统力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想法在政治上仍占统治地位。二是外国干涉的危险，促使一切民族主义力量支持统一，而统一是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下才能取得的。

城市民族主义的成长。这时期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促进了爱国情绪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中国工业以扩展生产的机会。中国的棉织品、面粉、火柴、卷烟、水泥、罐头食品以及其他类似的大众商品的制造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重工业和技术性强的工艺则仍然进展缓慢。但用廉价手工劳动进行看管纱锭和挑选烟草的工作则有稳步发展。在一些铁路交叉点，逐渐形成了如济南、徐州和郑州这样一些新近变得重要的城市。上海、天津和武汉成了真正的工业中合，拥有人数很多的产业工人阶级。

大小工业城市的成长给乡村农民大众提供了另一些就业机会。新城市和通到那里的铁路给困苦的农民生活打开了出路。例如，一个农民的儿子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靠他的家境，特别是依靠对他父亲的孝道，作为走向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同样，通常依靠男人作主的农村妇女也有了到工厂赚钱的另一条出路。旧的中国家庭制度开始出现了裂纹。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家庭不仅曾经是个社会组织，而且也是个经济组织，每户农家都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而过着称心如意的生活，那么这一过程的重要意义就很明显了。家庭成员共同耕种他们的土地和管理他们的家务，不得不接受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每个人被命运安排好的：然而，工业城市的新生活是根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根据一个人的作用而不是根据他的地位安排的。在工业城市里，挣工资的个人而并非家庭，才是维持生活的经济单位。而且，个人的受雇和解雇完全取决于不受个人支配的劳动市场的准则，而不管其个人的或家庭的关系如何。谁也不应当把工业城市非熟练工人的生活说得很理想。问题在于这种新的生活尽管有它的种种坏处，却提供了旧生活以外的另一条出路。而且，它产生了一类新人，对他们来说，旧的忠诚对象和习惯都不再适用了，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随时准备效忠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一些群众运动。

城市的发展对中国商人阶级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虽然对他们来说，19 世纪的通商口岸早已开辟了一个机会很多的新时代。“买办”（源自葡萄牙语）这个名词在中国沿海的洋径洪英语中久已通用，意思是指代表一家外商在中国进行一切业务活动的“总经理”。通商口岸外商的买办，仿照那些在l842 年以前一直垄断着广州外贸华方业务的着名行商的榜样，不久就成为独力经营的商人。这个新商人阶级是在外国人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按照外国的方法加以训练，并常常给予治外法权体制下在司法工作上的保护。中国商人的资本是在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关心本国的独立和统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现代中国商人阶级在上海崭露头角，但是，正如m?c?贝热尔所指出的，它不久就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抑，再不能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商人中的爱国热忱使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抵制外货的手段。抵货运动是广泛使用的消极抵抗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非暴力的强制手段，同业公会之类的有组织团体，可以利用这种手段来对官府施加影响。到了20 世纪，抵货运动开始被用来作为排外的表示。1915年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和鼓励购买国货的运动，并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

这是在1919 年5 月4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中具体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运动总名称。以后经过引申，代表那个日子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次知识分子运动由周策纵做过很好的研究，认为它是成功地进行1925 到1928 年的国民革命的必要准备。要正确理解五四运动，必须根据前述军阀割据、工业化和爱国主义的兴起等历史背景来考察。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在短暂时间内担当了中国革命的积极领导。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中国的问题扎根很深，要想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就越来越有必要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加以理解。1898 年立宪维新运动和1911 年后的国会运动都失败了，这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1895 年日本的战胜中国、1 叩1 年的辛丑条约和19 巧年的二十一条这些国耻，已经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觉得必须实行最根本的变革，才能以某种方式复兴和整顿中国社会。

首当其冲的变革问题之一是改革文言文。大部分创造于公元前2 的年的文章体裁甚至词汇，仍在为世纪的中国通用。在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这种文章体裁不可避免地成了问题：它是否也像西方的拉丁文一样，已经过时而不足以应付现代的需要？同所有语文一样，中文是学习它的那些人所创造的，又成了学习者的主宰。它像日文一样，已经开始吸收现代术语。根本问题并不是技术性的，即并非文言文能否用于现代学术研究，而是社会性的问题，即它能否推广到人民大众中去，成为书写的传播手段。

由于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体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日常的口语用书写形式表达出来，这一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采取了的，当时用各国的方言代替了拉丁文。耶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工作，他们把圣经译成普通人读得懂的文字。在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文体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带头的人是胡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求学于美国的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两大学。胡提倡用白话文作为学术研究和所有日常交往的书写手段。其他许多人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他们否定文言文有什么优越的价值，把儒家经书作为参考书，而不让它作为每个学生必须背诵的教科书。白话文的使用传播很快，经书的独专局面被打破了。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研究实用主义，因而也成了提倡科学思想方法与科学批判方法的领导人。科学在技术研究上的价值是早已不成问题的。但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并应用于中国文学评论和历史研究，则标志着更前进的一步。新学术工作者猛烈抨击了中国古史中的神话和传说，重新评价了古书的可靠性。

随着科学而来的是民主，这是新学者提出的另一口号。传播科学和民主这一新思想的领导人物是个富家子弟陈独秀。他曾在法国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杂志。在这一刊物和不久在一些城市办起的约20 种类似的刊物上，这革命的一代学者讨论了如何把西方思想应用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问题。胡适力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认为必须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高喊口号。陈独秀则以人权和社会平等的名义反对儒家思想。这些学者也像梁启超一样，指出了如何针对中国旧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来进行伦理革命的方法。从1917 年开始，知识界的这一思想酝酿运动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通常简称北大）。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敢于提倡思想言论自由的学者，他把陈独秀和胡适都聘为该校教授。

学生运动与新文学。1919 年5 月4 日的事件，是凡尔赛议和者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留给日本的方案激起的。消息传开，约有义众）名北大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旧皇宫大门口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示威。他们焚烧了一名亲日内阁官员的房子，抓获并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察袭击了学生。为此学生们举行罢课，通电各地学生，派出爱国小组到民间广发传单，发表演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和游行。有几名学生被杀死，有的受了伤。监牢里关满了示威的学生。抗议的精神也传到商人中间，他们以关闭店门的罢市方式来参加这一活动，在1919 年6 月里，罢市遍及全国各中心城市。这又发展成为抵制日货运动，还引起同日本侨民的冲突。爱国学生在一年多时间内不断进行鼓动，要求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新成立的工会也举行罢工，参加了这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

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人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限于城市。

文学在鼓动工作中带了头，表现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数作家是上层阶级出身的饱学之士。其领导人物在日本留过学，但他们一回国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并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像作者一样被卷进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他们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包括性的自由。利奥？ 李、默尔？ 戈德曼、哈里特？ 米尔斯等人已经指出，有些新文学倡导者用第一人称或日记体裁，发表了个人的风月情思或风流艳事，使道学先生为之咋舌。在20 年代后期，因人们努力奋斗，想干一番事业和献身社会，所以出现了不那么情思绵绵而比较关心社会的作品。

20 年代的杰出作家鲁迅（1881 一1936 年），出身于浙江破落士绅家庭。他考取过秀才，在海陆军学校学过科学。起初他在日本学医，但终于把兴趣放在文学上面，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他早期想通过翻译西方着作、特别是斯拉夫文学作品（根据德译本转译）来唤醒同胞，但没有得到反应。他回国后在北京担任政府里的差使，极为失意。到了1918 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讽刺文《狂人日记》 以后才一举成名。日记中的狂人发现史书里讲“仁义道德”文章的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是“奴才伺候主子的文化，而那些主子是以人民大众的苦难为代价而青云直上的”。

国民革命

一般地说，20 年代的国民革命结合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一个坚强人物（这次是蒋介石）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国家统一的传统趋势；一种是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输效忠于国家的新思想，以一党专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来垄断权力，从而接近于现代政体的新趋势。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 年之后10 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 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 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国共联盟。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其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束缚方面，当然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榜样的深刻影响。列宁主义理论把反帝事业视为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事业，把它看作是全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曾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1921 年夏，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成为该党创建人之一。孙逸仙虽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分散在各国的许多团体组成共产国际。他们在1919 年召开了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共又开了6 次国际代表大会。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共产国际鼓励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积极推进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宁把苏联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虽然共产国际仍与欧洲复活的社会党互争雄长，但是除了在中国以外，它不是那么积极推动革命的了。

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取利润的源泉，以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这一最脆弱之处就是帝国主义所主宰的剥削工人阶级最为残酷的亚洲经济部门。所以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号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子。从此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就日益为亚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对于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它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便冠冕堂皇地宣称放弃沙俄时代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但其后证明，它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是善于斤斤计较的能手，并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而同时共产国际又在那里从事颠覆性的革命活动。从1922 到1927 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了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孙逸仙方面来说，他历经30 年的政治鼓动生活以后，到1922 年正是他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他曾被推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旋即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企图通过军阀来统一中国，这种努力使他同广州的机会主义军事头目交往频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设法用策略争取的广州一个军阀竟然同他翻了脸。孙被迫在8 月间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孙已经显示出了是个卓越的中国民族主义领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国际实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开始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国民党。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结合。孙博士和苏联代表在1923 年1 月联名发表的协约，是个内容极为有限的协定。协约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它同中国的国情不合，又说苏联同意中国需要统一和独立，并准备协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正如孙在当时写信告诉蒋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够援手的人寻求帮助。西方列强没有提供援助。但是，虽然这时孙寻求并取得了苏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产主义却并没有代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即使他觉得，把共产党所重视的以反帝口号激发群众运动的做法吸收进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据这个勉强的联盟关系，苏联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后期蒋介石在俄国逗留三个月，回国后于1924 年在广州当上了新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同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为指导国民党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家，鲍罗廷曾在美国住过，是个能干的组织家。他协助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给国民党训练宣传人员，指导国民党政治活动分子怎样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时国民党仿照苏联的样子，成立了地方党部，并由地方党部选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24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模仿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鲍罗廷起草了新党章。

除了协助国民革命以外，共产国际进一步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共产党，使它在国民党内占有战略地位，以便最后控制国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旧单独存在。孙逸仙似乎认为容共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两党在反帝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而国民党的目标在于领导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多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俄国援助的“小伙子”，俄国在必要时是会抛弃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

中共党员则在城市工人、贫农和学生中间争取坚定的阶级支持。但他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基础仍然薄弱。所以他们企图赞同并利用国民革命运动，而不引起其中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1922 年它的党员不超过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国民党在1923 年就有了约5 万名党员。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以他们的人数，而是以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显示其重要性的。

这样，国共联盟从一开头就不牢靠，两党只是由于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又有孙逸仙在世时能约束他党内比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1925 年3 月孙博士不幸早逝，此后他的信徒们于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北伐进军。新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宣传家在蒋介石军队的前面做宣传工作，因为这时俄国给蒋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这次进军是全国反帝大浪潮的顶峰，而这种高昂的反帝情绪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示威和巡捕开枪事件（分别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这两次挑衅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证明了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特权仍在那里作祟。随之而来的是在香港为了反对英国人而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抵货和罢工运动。

这样，从1925 到1927 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集中反对英国这个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一方面把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列强支持下组成了一支4 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护上海。大多数教士深恐排外，从内地撤出。1927 年3 月，当革命军开抵南京时，外国侨民区受到袭击，有六人被杀，其余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护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这个时候，革命运动中左右两翼潜在的分裂终于完全暴露了。有两年光景，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一般是合作的，虽然早在1926 年3 月，蒋介石就在广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发现有绑架他的阴谋而先发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国观察3 个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俄国人的方法，从而对共产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北伐的成功终于揭开了盖子。简单地说，1927 年3 月间，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在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其他领导人以外，聚集在那里的有国民党创建人的遗埔孙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卫，还有革命的主要顾问鲍罗廷。武汉已被宣布为新的首都。这符合共产党的策略，因为武汉是个大工业中心。有两名中共党员已经确确实实当了内阁部长。但这个政府在军事实力上是脆弱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保守派头目的支持下，想要取得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中心。蒋一旦掌握了上海南京地区之后，就能先发制人，用武力排斥共产党人，以巩固他的地位。1927 年4 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取得了当地的控制权，与外国军队和战舰相对峙。他们奉共产国际之命，等候蒋前去做他们的盟友，却不料被羽翼丰满后的蒋所袭击和消灭。蒋定都南京，此后不久，一个地方将领夺取了武汉政权，粉碎了左翼政府。该政府的一些领导人逃往莫斯科。南京新政府把中国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共产党的革命。这一举动大体上暂时获得了胜利。有几小队共产党员领导的队伍起义了。1927 年12 月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在这次夺权失败后，他们就撤退到华中江西省的山区。

共产国际这次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验遭到名誉扫地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曾经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批评共产国际想通过国民党来发动革命的办法。他们预见到蒋介石的“叛卖行径”，竭力主张在共产党的完全领导下按照独立自主的纲领，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些工农苏维埃。然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在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进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就只会更早地招致镇压。他们寄希望于革命的后期，那时共产党人就能抛弃他们的国民党盟友，像（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挤干了汁的柠檬”一样。不管这两种互不相让的战略优劣如何，明显的事实是右翼国民党人先下手把共产党挤瘪了。

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从长江向北京挺进，于6 月间将其占领，改名为北平。11月，东北的青年军阀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法统，从而完成了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时外国纷纷同南京政府缔结条约，使国民革命获得国际承认。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成就可以当作是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片段。这就是逐步动员中国人民，使他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在实现全民动员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方面，国民革命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日后给共产党人提供了机会。

第10章 南京政府

历史上经常有这种由来已久的通例，即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受到后继者的谴责。南京关于袁世凯和军阀没有说过什么好话。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时代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封建落后、帝国主义侵略和社会弊端达到了顶点。然而，在中国奋力谋求新生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南京政权开头的10 年是1912 年以来最充满希望的时期。现在让我们来考察这一时期本身，它是两段乱世间的间歇期，前一段是军阀为患，后一段是日本侵略之灾。

现在回顾起来，南京时期最值得体味的特点是，到那时为止中国的一些现代事物是相当肤浅的。当时我们美国人接触到的那个现代中国，是轻敷在古老文明表面的一层粉饰。在这层虚饰底下，旧中国仍在半个大陆的农村里继续存在。但由于语言的障碍、物质生活水平的悬殊以及社会的禁忌，这个旧中国是同我们隔绝的。美国人没有直接接触这古老文化的大量残留物。我们对它的了解是通过现代中国的媒介获得的，其中包括受过教育的名流、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线路、用现代汉语编写的书籍报刊，以及从西方吸收的概念和兴趣。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中国现代生活的代表人物——金融家、学生、城市无产阶级、人力车夫（一项新职业）以及受过训练的士兵——都是新社会的参加者，而这种新社会则在中国土地上体现了新的世界文化，如识字通文、电讯交通、现代工业、世界市场以及群众运动。这个新中国的生活和我们外国的生活相互渗透，但在它的下面和后面却潜藏着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外来的异族文化传统扎根于其中，这是西方人所不能理解的，而且往往现代的中国人也不能理解。

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误认为中国现代那层虚饰的薄盖就是中国生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特别容易产生的，因为中国的权力机构几乎被中国社会的最上层人物——富翁、官僚和文化阶层——所垄断。主宰着政府、银行、教育、报纸和官僚的，是新的一代人物，其中许多人确实懂得英语，因而更易于按照西方方式来处理中国所生疏的问题。

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仍为一小批统治阶级所主宰，而在华的外国人因享受着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也已成了这个统治阶级机构中的一部分。

政治发展情况

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新的一批中国学者、商人和官员要在中国旧社会的废墟上运用外国的技术（财经上的、军事上的乃至思想意识上的）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似乎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这个新国家是个多么虚有其表，从一些统计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从公路的里数讲，中国（1943 年有78 , 850 英里）约等于西班牙（ 1941 年有77 , 574 英里）。从铁路里数讲，1942 年的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共12 ，036 英里）小于伊利诺斯州（ 12 ，967 英里）或意大利（14 , 384 英里）。从纱锭数目讲，中国和意大利不相上下。中国政府所能使用的电报线长度（1943 年59 , 275 英里）超过意大利（1938 年41 , 354 英里），但不及法国（1937 年229 ，000英里）的1/3。如果再看看物质因素不那么强的事业，则中国（人口约4。5 亿）中学生总数1 , 163 , 116 名并不比伊利诺斯和纽约两州（人口约2300 万）的中学生总数1 ，077 ，000名多多少。

不管我们怎么看，国民党中国的装备和现代工厂规模都不大。它的工业产量小于比利时，它的海空军力量微不足道，它在美式生活用具和设备方面抵不上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然而，这小小的、比较无足轻重的现代美国一个州里的东西，却要在一片广阔古老的土地上分摊给富有活力的大批人民。所以南京面临的问题从一开头就是很难解决的。

一党专政。1927 一1937 年的10 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最现代的政府。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党袭用了孙逸仙提出的政府五权分立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行政院设外交、经济、交通、国防等12 部，立即成为使其余各院相形见细的最主要的院。考试和监察两院是孙采用前朝科举和监察传统的结果。在实际执行时，监察工作的传统被进一步发展为政府和党双方都拥有的权限很广的秘密曹察。孙所提出的革命三阶段（军事统一、政治监护和宪法民主）的理论，在1929 年宣布国民党专政时的训政时期开始后被付诸实施了。

自从1924 年1 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采用了苏联式的组织体制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成为政治权威的主要机关。政府高官由该委员会遴选，并且常常就是其中的委员。立宪政治被延期实行了。国民党的各部如宣传部、社会部、侨务部或组织部都作为中央政权的一部分执行任务，但形式上则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政府的。因此党和政府变得不可区分。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成为官僚政治的一翼而丧失了它的革命使命感。早期党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它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它用于审讯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都被缩减或废除了。同样，工、农、青年、商和妇女等群众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群众运动曾经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支持北伐，但现在南京当局对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看不顺眼了。他们阻拦学生运动，把20 年代中期的所有这些活动看作打败军阀的有效工具；但这时不再有用了，因为他们掌了权，可以组织力量进行控制了。由于抱着这种态度，国民党确实蒙受了党员人数减少的损失。到了1929 年后期，它的党员人数仅有55 万，其中有28 万是军人。上海的国民党员主要是官吏或警察。

收回权利。1928 年统一之后，民族主义首先在“收回权利”的运动上表现出来。这是想逐步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努力。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规定修改治外法权和关税税则。到了1930 年，南京政府已签订了一些条约，把许多小国的公民置于中国法律管转之下，并公布了新的民法和刑法。旧日的上海会审公癣已被撤消，虽然英、美、法、日等大国尚未放弃治外法权。这一有希望的开端由于1931 一1932 年日本的侵略而突然中断，那时中国和其他外国认为保持列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是对中外双方都有好处的。

同样，国民党新政府力求实现华盛顿会议关于改革关税的保证。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不能保护它自己的工业，或者从外贸中抽征超过约5 ％面值的关税。大部分能抽取的关税收入又早已被指定作为支付外债和赔款之用。1911 年以后的关税实际上是替一个国际银行团征收的。南京政府立即采取行动来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1930 年实现了这个目标。到那时为止，庚子赔款已大部为各国所退还，就英美来说，它们同南京政府达成谅解，议定其余应退款项仍可由中国动用，主要用于教育事业。

曾经体现了不平等条约的外国租界，开始由中国收回主权。到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时，除上海厦门两地继续存在公共租界外，租界数目已从最多时的33 个减到13 个。外国在中国驻扎部队、停泊军舰和内河航行的权利仍旧保留，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已成为国际上反对日本蚕食政策的措施。总的说来，南京政府已开始满足确保中国主权和国际平等这种民族主义的要求。到了1937 年，损害中国独立地位的，主要并非来自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1943 年终于废除了），而是来自日本。

蒋介石的崛起

中国共产党逐渐强大的一个长期性因素，是日本不断企图用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政治行动，但削弱了国民政府采用军事以外的手段来领导人民的能力。

日本由于在1905 年击败了俄国，已经在中国东北地区（那里除南部辽东地区外曾是满族的老家）取得了战略上的和满足他们爱国心理的重大利益。日本在中国这一地区承袭了俄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后，同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一起，促进了出口贸易，特别是大豆的出口贸易，并在沈阳四周兴办重工业。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对这扩张行动的抵抗愈来愈烈时，日本青年军官在其上级知情的情况下，于1931 年9 月在沈阳发动了一次事变，不久就占领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1932 年3 月宣告成立独立的满洲国，以前清末代皇帝溥仪为统治者。日本从1931 年开始的进攻，迫使国民党继续实行军事化以谋自卫。它的财力物力用于军队，它的领导权落入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之手，它的各项政策变得更带防御性和军国主义化——提出“先统一而后抗战”（ “攘外必先安内”） ，而不是“通过抗战求得国家统一”。黄埔系的将领和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控制了各部，支配了政府的行动，而如果没有出现当时的局势，他们是不可能那样做的。

政府在蒋介石身上找到了一个军事领袖，因为他既迎合旧传统的需要，又迎合军阀政治的需要。蒋于1887 年出生在宁波附近的士绅家庭，1887年考进北京附近保定的中国第一所军官学校，然后又人东京士官学校4 年。他成了孙逸仙的信徒，参加了1911 到1913 年的革命活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在上海当了一名小经纪人，过着低微的生活。他的真正发迹是在1923 年孙派他去莫斯科时开始的。他凭狡猾的政治手段和冷酷无情的决心，给国民革命运动提供了一个能够应付并制服各个军阀的铁腕人物。在这方面，他是个用手腕和暴力创建一个朝代的传统英雄。1927 年为了避开治外法权的约束，他依靠同下层社会组织青帮的结盟占领了上海。这种结盟的恐怖统治是以反共开始的，其后又带有同资本家作对的性质，利用威吓、绑架和暗杀从工商阶级榨取了大批款项供南京政府之用。掌了权的蒋介石是个党员，他严肃而热情地致力于中国的国家主义，把它看作同他个人的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在30 年代初期与汪精卫和其他资望比他高的国民党巨头分享权力之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惟一不可或缺的人物。日本的侵略，再加上南京政府由于镇压军阀和共产党军队而引起的国内问题，使蒋显得举足轻重。他曾被人们恰如其份地称为“军人政客”。在一个由军队和将领而不是由选民拥有最后批准权的国家里，他是顶有本事掌权的人。黛安娜？ 拉里从较广泛的角度进行观察，认为他代表了中央集权形式的“一党专政的军国主义”，是为“推翻地区性的武力割据所必需的。

委员长的大权终于以军、党、政三根支柱为基础。头几届黄埔军校活下来的毕业生形成了忠于他个人的“黄埔系”将领，控制了中国的新式军队。1939 年他成了国民党的终身领袖。他所担任的任何职位其办公地点都成为政府的决策地点。这一切不仅反映了蒋的才能，而且甚至反映了中国政界需要有一个现代天子来进行个人统治的愿望。

孔孟之道的回响。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这种教条的演变从强调民族主义原则开始，由此回过头去向民族遗产寻找能够支持中央政权的政治学说。蒋甚至在19 解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就拿打败太平天国的曾国藩作为榜样。正如玛丽？ 赖特所指出的，19 世纪60 年代复活儒家治国之道的榜样对20 世纪30 年代的国民党领袖们颇有吸引力，即使那次中兴未能保持传统的儒家秩序。

到了1934 年，名义上恢复了对孔子的隆重崇拜。同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通过重申礼义廉耻的古道德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意识和尚武精神。由于这些古训充其量是意思含糊的，于是就颁布了应用这些古训于衣、食、住、行方面96条具体规则，例如：食勿喧闹，仪容端正，勿吸烟，扣好衣衫，勿随地吐痰，扑灭老鼠苍蝇，动作敏捷，使用国货。通过分布全国的约1300 个地方分会，这个运动力求以家长统治的方式引导每个人在生活中保持整洁。在1934 一1937 年间，其他许多活动利用这个名义纷纷展开。

极权主义的根子。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而法西斯主义在30 年代则是一股影响未来的明显浪潮。劳埃德？ 伊斯门指出，当时纳粹德国的军官正在训练蒋的部队。他意识到国民党的革命已丧失朝气，想借鉴国外的办法来使它复兴，因此便在党内建立了秘密派系蓝衣社，那是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精干人员，都是誓死追随他的。蔽衣社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实利主义、民主、共产主义、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贪污腐化的官僚主义，以及导致国家屏弱的其他一切病根。和他们欧洲的同道一样，他们极端忠于国家及其领袖，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这个法西斯秘密组织约有1 万名成员，有支部分布各处，其下又有小组每周集会讨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在这处处想用军国主义化和独裁统治来拯救中国的做法中，新生活运动不过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形式罢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分支机构是特务组织，是一个反共、刺探情报、采取恐怖手段的秘密组织，以专搞暗杀、忠于蒋介石的戴笠为头目。

蒋介石的思想是来自许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国藩为人处世应以道德目的来衡量的见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卫理公会惯常参加仪式的基督徒的虔诚，从日本、俄国、美国以及轴心国家方面来的影响，都被放进他那保守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这些内容大部分出现在他于1943 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原书用中文写成，不是给外国人阅读的。该书为庆祝1943 年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出版，后来成为自由中国青年学习“党义”课的必读教材。它把中国的民族耻辱和其他现代弊端几乎完全归罪于不平等条约。通商口岸造成了哀鸿遍野、证券市场人心惶惶、妻离子散、自私、吸毒、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中国人的自暴自弃和奴性十足的照抄西方方式。除出版此书想以重振道德来激励民族复兴外，蒋又于1943 年印出一本限于官方阅读的《中国经济理论》。在这本书里，他从古代哲学家那里找出了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依据。书中反对西方自由企业，要求实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儒家极权主义。它对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是建设一个有强大国防力量的国家，而不是谋求人民大众的福利。具体地说，蒋声称西方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他要引述先贤的遗训，重建中国的传统经济。这就为他的一些非西方的思想敞开了大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土地和劳力是生产因素，但资本不是。蒋提出要把中国的农民都征召到集体农场里，在那里他们一面种田，一面还要当兵。如果人民大众都是亦农亦兵，中国就会强盛。总的说来，蒋抨击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认为那是提倡政府不去干预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相信中国的政府不仅应该安排人民的生活，而且还应该控制和限制他们的需求，从而把“仁”和“义”结合起来。

复活儒家思想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是陈立夫。陈的叔父是蒋的恩人，他本人是蒋最忠诚的政治组织者。陈立夫曾在匹兹堡矿业学院学习过。他和他哥哥陈果夫两人专管党的人事工作，陈果夫是培养文官的中央政治大学的校长。陈氏兄弟领导了控制国民党右翼的“cc”派。一般地说，陈立夫提倡把西方技术同儒家的社会准则结合起来，“儒家思想的精神是调整我国文化以适应现代要求的手段”。他主张把儒家着名学者的篇言系统地整理出来，解释给人民。“儒家思想不属于任何特定的阶级”，它实际上是和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相一致的。蒋及其亲信的这些想法，对中国思想毫无贡献，但因为这些是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所以才显得重要。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那种杂乱无章的复古返祖思想中找到什么方案，以解决使中国适应现代生活这一根本问题。

由此引起的学生知识界对南京政府10 年统治的不满，可从共产党能够占领现代文艺阵地这一点看出来。例如，20 年代鲁迅被迫离开北京，并对广州国民党人悲观失望。他终于赞同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尽管他从未成为一名党员。1930 年他在上海协助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它的广泛活动标志着共产党在文艺界开始占据优势。

现代作家从20 年代的主观自我表现上升到严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可拿丁玲作为例子来加以说明。她早期的作品透露出了获得解放的女性内心深处的感受，从而获得盛名和臭名。可是她的丈夫被枪毙了，她自己被国民党监禁了起来。费维凯（yitsi feuerwerker ）说，文学是丁对周围“所见恐怖景象的反应”；正如五四运动整个一代人所认为的那样，写作是“对他们那个时代不能解决问题的回答”。但是在30 年代，“由于全面发动的革命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文学就日益从属于政治活动了。于是革命把文学当作一项工具而不是把它当作艺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丁玲坚持认为“不管怎样来指导文学创作，作品总是通过个人写出来的”（但在1958 年，她的私生活被道德上持纯正观点者置骂，并因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被开除出共产党）。同时，尽管南京政府不能底得文人的拥护，中国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正在开始起步了。

走向工业化

交通运输。华中和华南的主要交通手段是古老的水系，这使长江仍为中国的生命线。旧中国不能在这些水路上保卫自己，因此中国的开放是从英美轮船侵占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帆船运输而开始的。外国人根据条约获得的内河航行权，曾使英商（如怡和洋行）在一个时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现代水运商业。甚至到了1936 年，中国沿海和内河轮船吨位还有2 / 5 在英国旗帜之下。中国船只所承担的这部分国内贸易比挂英国旗的船只要少。铁路建设曾被尽量推迟，因为前清时期的官员充分认识到它的战略价值，要求在修通之后由中国人控制。从上海到昊淞的第一条铁路是在1865 年提出修建的，于1876 年由外商建成，1878 年被中国当局收购后拆毁。到了1894 年，中国全境只有195 英里铁路。自1898 年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争夺特权后，这个长度到了1003 年增至2700 英里，到了1911 年增至5800 英里。革命前10 年间，沪宁线以及由此北通天津、北京以及西部从汉口到北京的平行铁路线完成了，这是长江以北两条主要的南北干线。第一条中国人自筑的铁路，也从北京往西沿内蒙南部开始修筑。黄河以南的东西干线陇海路也动工修了起来。

正如阿瑟？ 罗森鲍姆所指出的，铁路建设的迟缓显示出帝国主义势力的遏制作用。给中国修建铁路提供资金的外国合同通常要求由外国方面监督，这就导致管理分散，并在外国器材上投资过多以迎合“西方标准”。这妨碍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而有了那样一个系统，比方说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周转车皮和共同使用机修设备。此外，每条铁路线收费昂贵，免得收人不足，拖欠外债，这也就限制了铁路对公众的服务能力。

1911 年后，由于军阀混战、列强忙于世界大战和国际银行财团作出新的安排（其目的在于遏制日本及其他外国资本的投资）等因素的结合，也推迟了铁路建设的发展。到了1926 年，中国包括东北在内的铁路总里数只有7683 英里，到了1935 年仍不到1 万英里。随着关内一部分人民到东北定居，铁路比在华南人口稠密的农村和崎岖的山区更容易建成。结果是有1/3以上的铁路在东北境内，为不到1 / l0 的中国人口服务。（到了1945，日本大量投资于“满洲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重要的铁路网，使东北境内的铁路总里数大约相等于中国本部的里数。）

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的工作因缺乏资金而未能进行。1911 年革命前，地方士绅要求控制修建铁路时，他们提出了在14 个省修铁路的计划，但无法筹措所需要的资金。1928 年后国民党政府的筑路计划也只能束之高阁，因为中国人的爱国情绪对外国的财政控制有反感，而外国方面在无切实担保的情况下是不肯贸然投资的。最后中国政府请外国公司出资购置新铁路所需的外国设备，由中国方面支付当地的修筑费用。积欠的外债重新整理付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刚要开始，就碰到日本发动了战争。国民党政府在准备抗击日本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完成了把长江流域和香港连起来的粤汉铁路，以及修筑了长江以南从上海开始向西接通粤汉线的横贯东西的浙赣铁路。

工业。作为向工业提供的能源，中国煤炭储量据国民党时期保守的估计，可能居世界第四位，与德国的储量相仿，仅次于加拿大、美国和苏联。中国的铁矿资源有悲观和乐观两种不同的估计。较高的估计认为储量可与美国苏必利尔湖地区的相比，或者说约等于俄国的欧洲部分的储量的一半。但中国石油的储量似乎很少。19 世纪如年代在华中武汉附近开办了一个利用煤铁的综合企业，但它依赖日本的资金和市场。英国人在天津以北开办了开滦煤矿。但1 弘9 年以前主要的工业发展是日本人在东北沈阳地区搞出来的。

满洲无疑是中国的一部分，95 ％以上的居民是汉人，但它同长城以南居民点较多的地区确实很不一样。从前，除了沈阳以南是汉人聚居区以外，满洲直到19 世纪晚期主要还是满族禁区，因而成为俄、日、中之间互相抗衡的焦点。满洲是个未开发地区，有它人口较稀的优点。它的50 万平方英里土地（包括北京以北多山的省份热河），合中国本部面积的1 / 4 ，但据1900年估计，人口只有1700 万。它以后人口的猛增，是由华北的农业劳动力移居所致。

当日本在1931 年霸占满洲成立傀儡国“满洲国”时，它占有全中国贸易的1 乃。大豆贸易和煤铁向日本的出口，使大连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港口。但这仅仅是个开端。日本人很快发展了交通运输网，改革了币制，为战略目的推进了工业化。他们在占领东北的14 年期间，投资约2o 亿美元，按日本的财力来说，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除大约日义刃英里的铁路外，满洲还有大约6 万英里的公路。大连、长春和沈阳都成为大城市。煤的年产量达3000万吨。沈阳附近的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 万吨钢。在一个有效的煤铁联合企业的基础上，兴建起了许多大工厂，其中有生产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的工厂。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超过了中国其余地区的总和。

与此同时，中国本部的纺织业和轻工业集中在上海以及如天津这样的少数通商口岸和沿长江的城市。这里，中外资金和企业经营能力加上廉价劳动力，产生了带“半殖民地”色彩的中外合营的现代经济。国民党中国的棉纺厂、缥丝厂、小造船厂、水泥厂、罐头食品厂和卷烟厂，合起来还算不上一个重工业基地。制造机器的工作母机仍然缺乏。最近似当代苏、德、日那种经济计划的，是一个在纳粹指导下发展军火和军工生产的计划。

金融和财务政策。中国旧式的“土”银行（钱庄）是地方性机构，通常是合伙办的，设立的目的在于经手钱款——放款、储蓄、汇款或兑换——但并不从事生产性的投资。虽然钱庄组成同业公会，但它们是分散的，是一种小规模私人经营的形式，主要用无担保的私人贷款来支援小商人。全国范围的汇款业务，曾由着名的山西票号及其许多支号经营。但在1911 年以后，这些传统的机构已经不行了。钱庄一般是在官方扶植下依靠私人联系的方法经营业务的。

外国银行在通商口岸依靠治外法权的保护兴办起来，以周转外商贸易资金和经营外汇。到1936 年，中国约有33 家外商银行；其中许多银行发行它们自己的钞票。最重要的是成立于18 科年的汇丰银行，资本250 万港币。到20 世纪30 年代，它的实收资本达以2000万港币，储备金1 亿港币，资产总值10 亿港币。外商银行主宰了中国金融市场，不仅是因为它们为外贸提供周转资金，以及在1911 年后保管从中国关税等来源支付外债和赔款的政府公款，还因为它们成了政客和军阀的私款存放库。从根本上说，外国银行的地位建立在它们对外汇和国际收支业务的垄断上面。有时它们竟持有上海白银库存总额的一半。

1905 年，清政府终于成立了度支部银行，发行钞票并办理现代中央银行业务。这个早期机构在1913 年变成了中国银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1907 年成立的官办交通银行。在军阀时期，各省新设的银行往往发行大量迅即贬值的钞票。到1926 年，国营、省营和私营的新式银行增至102 家，其中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经营短期债务而不搞长期投资。作为它们主要业务的一部分，这些新式银行开始用发放贷款和直接垫款来为政府筹措资金。

1924 年国民党开始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为国民革命筹款。中央银行首任总裁宋子文（哈佛大学1915年毕业生），是孙夫人宋庆龄和宋美龄（韦尔斯利大学1917 年毕业生，于1928 年嫁给蒋介石）的兄弟。蒋政府最初用恐怖手段向上海商界勒索了款项后，于1928 一1933 年间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以优厚的折扣把政府公债发给上海的中国新式银行界，取得了他们的合作。1933 年后在孔祥熙（他与宋霭龄结婚）任财政部长期间，南京政府除中央银行和1933 年设立的农民银行外，又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四家政府银行都发行钞票，于是，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单独一个中央银行行使的任务就分摊给了这四家银行。现银流人通商口岸的结果，使大量资金集中在上海，从而在农村经济中引起通货紧缩。到了1935 年，这四家政府银行拥有中国新式银行资本和储备金总额的2/5，以及存款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样，在1933 年以前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领导下，南京政府在其头几年已经能够建立一个属于政府的银行机构，大大有助于政府的统一计划。国内公债和外债的整理，以及1933 年银两（旧计价单位）的废止，都是一整套计划的各个侧面，以便把经济的现代成分越来越多地置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到了1937 年，全国资金明显地集中在政府手里，为政府控制信用铺平了道路。

1935 年11月，得到英美支持的币制改革是建立现代银行机构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美国的白银收购计划已经加深了中国的经济萧条，并且正在吸走中国的通货，造成极大的危害。现在这一改革把全中国的银币国有化，从而停止银币的流通，代之以一种管理货币。外国银行即使享有治外法权，也被迫处于“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地位。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统一并管理它的财政储备，作为发行纸币的保证金了。这些储备逐渐从白银换成外汇。这样做是为了由国家来控制外汇，并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外国的本国银行系统。四行发行的钞票代替了白银和其他钞票。在1936 一1937 年，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但必须承认，这个过程只在中国的边缘地带、即货币经济集中的通商口岸发展得最快。对4/5的人民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农业贷款，以及政府或现代银行怎样能够代替农村的放债者。有些城市银行企图通过信用合作社把银行信贷引导到乡区，并转变人们把钱带到通商口岸从事经济活动的偏向。这事受到华洋义娠会的帮助，该会到1927 年为止在河北省设立了500 多个信用合作社。1937 年政府组织了农本局，试行过许多临时办法。但一般趋向于将银行的农村贷款用于供季节性的短期需要，就象旧式高利贷者的放款那样，而不用于长期的生产性投资。此外，官僚阶级控制了流经政府渠道的银行信贷，在地方上与地主放债者有许多共同的联系。

国家财政。国民党政府办事不彻底的性质，没有比它的财政政策表现得更为明显的了。中央政府一开头就放弃了对田赋这一有潜力的主要岁人来源的征收权，让各省当局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南京为它的政权筹措经费的办法是向现代经济部门的工商业征税，它本来应该全力扶植这些经济部门的发展的，现在却反而要靠这部分经济来维持生存。

政府岁入约有50 ％来自海关（在美国约占1 % ）。第二项来源是对大宗消费品如烟草、煤油和面粉所征的统税以及官盐的专卖。这是递减征税法，削弱了低收人水平民众的购买力。官僚机构攫取财源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继续存在，征收出口税就是这种办法的一个例子，它只是损伤了本国工业，并不能够资助它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改革就仍然是表面文章，并且事实上带有意义颇不明确的气氛。对地方贸易征收厘金的办法，终于随同复杂的银两制一道废除，币制也统一了。可是，要建立有效的预算制度或想把军费限制在某种范围内，都证明是不可能的。经常出现的赤字只好从四个国家银行借垫国家支出总额的大约1 / 4 来弥补，而这种垫款又成为公债发行于国内市场。偿付国内债券持有者的债款，不久就超过了为数巨大的对外债款，于是这些债款的偿付占了政府开支的1/3。

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 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着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 ％至40 % ）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地方政府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行政从县向下分布，当时全国已增加到大约2 以犯个县。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

在帝制时代，县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田赋、征粮、盐税、关税以及包括货物过境税在内的种种杂税。官吏从村民征来的这种税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缴到京师的税款有固定的分配数额，有时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转交他省。但是在呈报的税收中，北京仅收纳一部分，可能不超过1 / 4 。总之，官吏要从中捞取一把，借以为生。知县这个负责收税的官员必须从他经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来养活他自己、他的税务工作人员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济他的亲戚。

由于19 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帐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期间，地方士绅在维持秩序方面也同样扩大了他们的作用：当时地方士绅主动动员团练，先是作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卫部队，接着在达到较高水平的军事化之后成为职业雇佣军或“乡勇”组织起来的流动部队，由士大夫将领个人招募、训练和指挥。曾国藩不过是这批儒将中最出名的一个而已。

士绅阶级在20 世纪起了分化。1905 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后，就不再出现有功名的士人了，同时新式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都聚集到城市里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势必多起来，乡下有文化的士绅起了变化，他们的数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军阀统治下，地方行政同农民生活情况一齐恶化。地主统治阶级不再是全国最上层的士绅，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秘密会社如山东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上有产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们免受地方民众的骚扰和官吏的敲诈勒索。这些会社组成支会遍布各地，每个支会各有其办事机构、金库和首领集团，能够动员手下的秘密会友，协助各姓大族控制如成都平原那样沃地的乡村。秘密会社执行其计划的力量是那些职业恶棍，而它们的收入则来自保护非法活动：赌窟、妓院、大烟馆或逃避政府捐税的非法市场。与这一阴暗面相结合的，是对正派的普通会员提供保持，使他们能安心进行日常工作，以及让最有钱的地主和官吏当他们的秘密头子。国民党掌权后，有电话、电报、公路和汽车把各地区与城市联系起来，使南京政府和其后的重庆政府能把它们的命令立刻传达到最偏僻的小村。这个政权继续保持着使农村官僚化的趋势。南京派出的新行政官员力图扩大他们的改革范围，并让警察组成反共保安网，来代替帝制时代的县官和士绅。那些改革和反共保安网深入当地的程序，比帝制时代还要历害。以前皇帝任命县官后，让他归省里管辖，现时的中央政府却和县长有直接接触。到首都蒋介石中央训导团受训的人员中，主要成分就是各地县长。同时，中央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负责军事、税务、运输和其他事务的行政机构，独立于常规的县政府机构之外。国民党又在各地设立了在中央党部直接控制下的地方党部，与正式行政系统平行。县以下新设立了乡、区和分区，由一些城镇和乡村组成，一直到下面恢复了保甲制之后的基层单位即各户：每10 户组成一甲，互相保证，每户每甲对其他各户各甲的所作所为负连坐责任。这是一种监视制，使邻居窥探邻居，亲属窥伺亲属。

国民党实行这一套办法的理论是：通过这样层层设立的单位，政府可以在训政时期训练人民，使他们作好地方自治的的准备。1939 年的，国民党政府颁布新法令来改组地方政府。各户可按社团性质比较灵活地组成甲和保。村镇要变成加人社团组织的法人，能够施行其自身的地方行政工作。每保应集会选出二名代表，这两名代表又参加村镇的集会，协助从其中选出的村镇政府首脑进行工作。在名义上，1939 年法令在自由中国几乎所有的县都实行了。但在这一时期，主宰地方事务的是军事和警察当局。没有听说举行过什么选举手续。

农村问题。回顾南京政府的10 年，我们可以看到，按照理想，新政府本来应该有一项改进农业技术的计划，以解决农业生产这个关键问题。南京很早就想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要求国际聪盟提供技术援助。30 年代和40年代，先后提出过许多谋求中国经济复兴的详细的计划草案。土地开垦、造林、水利、水力发电、作物和牲畜育种、工具改良、改进土地利用率、控制病虫害、仓储设备、土地再分配、减租、轻重工业化、农村工业和合作社、低息农业信贷、普及教育、公共卫生、运输、法制和秩序——这一切都有人提倡，都显然有其理论根据。所有这些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政府掌握不了。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综合性规划，更谈不上予以实施了。南京政府的10 年是西方帮助中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但美国忙于应付经济大萧条和实行新政。国民党中国那些年在许多方面踌躇不前，茫无头绪，没有具体的目标。

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曾把旧农业状况和做法所表现出来的困境称作“过穷日子的经济”。这种由来已久的靠体力劳动的低水平经济，由于中国人强调知足和克己的美德，得以长期保存下来。由于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人们几千年都接受了这种制度化了的贫困农民生活。这样每个人才能在他的亲属圈子里找到适当的地位，安身立命，并且确实感到自己的紧密“结合在社会中”的一分子。中国农民眼光短浅，效率低，饮食简陋，常患疾病，曾使从事现代农村调查的人触目惊心。那些情况确实是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它们曾是近世以前欧洲社会的一部分那样。

旧农业经济不仅生产剩余的农产品不多。就是有剩余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也是分配不当的——很少甚至根本不把它投资到改进生产上去。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租佃制、分成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债务关系交织一起。地主土地一般是小规模的，叶陌连绵的大庄园为数不多。大多数农民很可能是独立的自耕农，根本不是佃农。可是他们苦于土地过少或资金缺乏，因此在紧迫时容易受那些略有微额余资的小规模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据一位谨慎的美国学者估计，中国地租占农作物收成的45 ％到60 % ，还不算其他开销。农民普遍欠债，而农债的一半或更多可能是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的，如买粮食，清旧债，或遇婚丧大事，囿于社会习俗，不得不花钱张罗招待。

南京统治10 年间，政府对农村缺乏大规模援助的情况，因私人方面日益普遍关心“农村建设”而突出地表现出来。当时制订了许多计划，选定一些地区来研究那里的农民生活，另外还拟定了推广识字教育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措施。如詹姆斯？ 汤姆森所指出的，基督教教会在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上带了头。西方人最熟悉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部分资助的在华北定县的实验，由生气勃勃的基督徒晏阳初博士领导这项工作。政府在南京附近小心翼翼地展出了一个模范县。这方面最有意义的先驱工作也许是学者梁漱溟在山东搞出来的。梁曾被盖伊？ 阿利托确切地称为“最后的一位儒家”。从根本上说，这都是些改良工作，目的在于给农民一些公民教育，提供一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改进栽培作物和饲养牲畜的科学技术。

从事农村改造运动的人不久发现，经济生活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中。要实现任何一种西方式的民主，必须首先提高生活水平。但提高生活水平又有赖于社会变革。例如，在定县试行的科学改革所需要的经费大于农民所能提供的数额，而成立农民组织以支援当地改进工作，又须经官方批准。改良农作物会引起地租和土地租佃期的问题，增加识字人数则可能使人民大众更多地发出不平之鸣。

总之，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国农村问题影响深远，要求改革的压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动似乎很可能会触发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

第11章 共产党的兴起

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4 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 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 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理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稗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人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人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孙中山只是在他事业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 年，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和他的同僚们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他们事业的。他们开创工作时还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头10年的起伏多变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国民党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成立于1912 年并接着受到袁世凯的排斥，在其后的10 年大部分时间气势暗淡，只是在它成立了16 年才开始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21 年成立并于初期力图取得对国民革命的控制权后，1927 年的分裂把它逐出城市，赶进华南的丛山峻岭。它的最终胜利是在22 年之后取得的。它在野时进行了长期的夺权准备。

初期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领袖在社会出身上不如在籍贯上有那么显着的差别。孙博士的追随者是城里人，他们往往出身于商人家庭，因而出身于沿海大通商口岸、特别是广州。共产党里有较多的人来自农业地区，特别是来自长江流域中部。后来，共产党补充了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而国民党却没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别是年代上的。国民党的创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旧时代成长起来。共产党人则属于战时和战后完全不同时代的几代人，对新的压力和新的思想十分敏感。参加共和革命的老一代人注定只能完成一半事业，而把现代中国可能做到的变革留给较年轻的一代更彻底地去完成，那是不足为奇的。

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中国过去有若干方面便于共产主义的进人。儒家的传统使现代学生感到他是优秀学子的一员，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因此有权而且义不容辞地应该起来领导公众事务。官僚阶层垄断了一切公开的政治活动，这种独裁主义的传统自然迫使反对派只能暗中组织运动。过去的叛乱通常都曾从空想的或救世的学说（通常来源于佛教，但在太平天国方面则带有伪基督教的性质）中汲取鼓舞力量。一般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有旧家庭制度给每个人撑腰，而造反者则从结义弟兄的身上找到了代替家族的支持。中国的民间故事和文学里常常讲一些为救援被压迫者而仗义行劫的传说。

中国现代生活的经验加深了这种传统趋向。由于农民的经济困难日益显着（即使事实上没有不断恶化）， 人们自然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来进行补救。这项工作对个人来说十分艰巨，必须首先由当权者负起责任——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实行某种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 - ism ）。孙逸仙已经模模糊糊地指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正如唐？ 普赖斯所指出的，1911 年以前俄国的榜样曾经鼓励中国人民对革命发生兴趣，而不是具体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在中国，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从一开头就是共产党的专利品。在共产党之前，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本着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精神传播社会主义信条。对于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除非参加列宁主义政党，没有别的出路。

中国任何一个爱国志士的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件大事，是无孔不入的外国势力即“帝国主义”，而列宁主义最后也给帝国主义作了一番解释。当马列主义的历史观认定地主和军阀这一对十恶不赦的孪生兄弟是“封建主义”时，许多人就觉得这种历史观完全适用于中国，值得他们相信和信仰。它宣称是“科学的”和绝对“现代”的。它可使中国洗雪近代所受的耻辱，越过普遍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党将为忠实的信徒作好准备。一个新中国将由此诞生。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像他们同时代的日本同志那样，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着重挑选那些最适合他们国情的内容。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是毛泽东的老师，是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相信人完全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者用莫里斯？ 迈斯纳的话来说，相信“人类的良知有塑造社会现实的本领”。这种唯意志论加上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中国人民——农民——作为潜在革命者的深信不疑，成为毛泽东的典型信条。

另一方面，在日本侵华战争有助于使共产主义运动重振声势之前，有一些原因使这个运动受到遏制，几乎被镇压下去。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在南京为它的新政府罗致了埋没的人才并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杀戮了成千上万的左倾青年。但运动迟迟没有进展的最根本的原因也许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简称中共）本身，以及莫斯科共产国际决策人所指示并获得中共赞同的以城市工作为主的正统方针。罗伊？ 霍夫海因茨评论说，早期中共“没有及时地重视农村工作”。如果我们追溯党的路线在早期的变化——按“历史规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选择盟友和孤立敌人，同时又保持基本目标不变这种巧妙的手段——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共产国际的困难。1920 年，在共产国际特派员吴廷康（gregroy voitinsky ）敦促陈独秀召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混合小组组成共产党之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他们锻炼成为一个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他们很早就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但正如韦慕庭（c?m?wilbur ）所指出的，他们的党员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满10 阅人，直到1925 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反帝情绪的高潮，党员人数才增加到10 倍。国民党人数较多这一点，加剧了共产党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怎样根据理论原则来抓住政治机会，从而避免陷入纯属无原则的机会主义。由于共产党需要有合理的灵活性以及有理论根据的见机行事的态度，党的路线就成为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共开头便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以及其他反动阶级（军阀、封建地主等）。他们在1922 年6 月（党正式成立后一年）的第一次宣言中呼吁成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军阀，而在这统一战线中，中共将代表工人（他们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一个党能够确实成为一个阶级的喉舌）和贫农，而“民主政党”（国民党）将代表资产阶级分子。

这个观点违反了列宁早期的决定，即中共必须通过现有的革命运动来进行工作，而不应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冒败亡的风险。于是共产国际不久就宣布：国民党确实地、而且完全破格地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并声称中共不应作为“党外联盟”（即从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外）而应作为“党内联盟”来搞统一战线，这就是说，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成为国民党员，但同时仍旧是中共机构的一员。1923 年6 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肯定这一巧妙的想法时，响应了共产国际的声明，宣称国民党“应当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力量”。当国民党于1924 年1 月接受了这种双重党员身份后，双方就开始竞赛，看哪个党更善于利用另一党。当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里取得了关键性的职位。

共产国际遵循这种看法（为斯大林所提倡，受托洛茨基指责），于1926 年12 月命令中共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左派，因为当时这个政府被认为是三个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革命运动过渡到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的阶段。因此中共作为一个“党内联盟”继续谋取政权，即使它这种隶属于武汉政府的地位妨碍它利用当时农民的骚动。共产国际的“党内联盟”策略最后失败了，这首先表现为武汉国民党左派与南京国民党右派的分裂（ 1927 年2 一4 月），继则表现为武汉政府的驱逐共产党人（1927 年7 月）。

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这时中共调整了它的方针（ 1927 年8 月）。它谴责陈独秀（他后来又被开除出党）和“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自己也参与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经常犹豫不决，他们提倡那些错误的、不革命的理论……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不符 简直等于出卖革命。”中共同时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革命正在进人“较高”阶段，必须以城乡的秘密策动和武装暴动为其特征。然而，它在口头上仍说有必要“在国民党内部取得领导权”，这话除了支持斯大林以反对托洛茨基外，毫无意义可言。

1927 年9 月，中共遵照这条新的路线，在湖南举行了秋收起义（由毛泽东领导），并占领了华南港口汕头达一星期之久。12 月，它在广州发动了历时四天的起义（“广州公社”）。这些以及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1928 年6 月和7 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80名以上的代表出席。这是由共产国际精心布置的一次会议，会上试图制订出一条新的路线。它一方面谴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偏差，同样也谴责陈的后继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偏差，造成了起义的失败。新路线认为革命处于“两个高潮间的低潮”，而鉴于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中共必须为武装起义预作准备。土地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但它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1928 年，斯大林竭力主张在城乡一起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和斗争，以争取群众的支持。以统一战线接管国民党的工作现在改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政权，作为部分地以农村苏维埃为基础的国中之国。这时年青的中共领导人散处在莫斯科、上海、江西和其他小根据地，它的组织已分散。要想取得一致意见是困难的。如理查德？ 桑顿所指出的，莫斯科任命的新总书记李立三有他自己的奢望，他在1928 一1930 年间继续执行早已导致惨败的极端主义的武装起义路线。他命令中共机构尽力组织城市工人，以便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他是想利用工会会员以达到党的目标，而不是代表他们为解除经济上的痛苦进行斗争。面对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黄色”（反共）工会运动的竞争，李立三和他当时的盟友周恩来在工作上毫无进展。高潮并未到来，在城市里更谈不上。在1924 年，有2 / 3 的党员被划为无产阶级，另有1/5被划为知识分子。1930 年周恩来报告说，在12 万党员中只有大约2000人是产业工人。此时周反对李并又去莫斯科，那里的共产国际开始对李的计划表示担优。另一方面，毛泽东起初对李的热情表示同情；正如斯图尔特？ 施拉姆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共产国际及其中国支部之间的对抗。1930 年夏，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与华南华北的军阀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在这一动乱的局势下，出现了李立三企图以暴动夺取大城市的高潮。7 月间共军攻占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成了头条新闻，但没有几天就被赶走。接着李立三下台，并去莫斯科“学习”（直到1946 年才在华北重新露面）。周恩来在承认他犯了“怯懦的机会主义”错误后仍留在中央委员会。这时在该委员会里主宰一切的，是新近从莫斯科受训回来的一伙28 名“留学生”，他们清洗并重组了党的机构，但发现他们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里活动困难，于是就想去接收农村里的苏维埃根据地。

中共头10 年的成败得失，反映了外来思想意识及其制度输人中国并适应于中国之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共领导是一种新事物，他们是一批职业革命家，经过长期的训练，决心按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倾注全力进行组织工作并夺取政权。他们的党不同于借用了类似的列宁主义结构的国民党，所以该党的决定性特点在于他们认定党要作为一个思想意识的实体来发挥作用。从思想上说，领导根据推论的“辩证”理由确定的路线是可进可退的，在处于逆境时可因事制宜灵活执行，它总是牺牲个人，认为在整个事业中个人是可以牺牲的。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拟定时往往要提防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敌人，所以其中经常含有两种可以抉择的互相矛盾的办法，这种使中国方面怀有野心的政策执行者可以曲解路线，以便在不可避免的争权决斗中击败他们的对手。

因此，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经历了头10 年的岁月之后，尽管统一战线政策失败了，却在1931 年产生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党。第二个10 年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潜在力量相适应的时代。

毛泽东的兴起

毛是湖南人，那个地方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策源地，不仅产生了那批平息太平天国并于19 世纪印年代领导中兴事业的儒绅将领，也产生了1911 年革命的一些领导人物，如孙逸仙手下的军事指挥者黄兴以及组织国民党的宋教仁等。毛的父亲只上过两年学，成为拥有两英亩田地的中农，最后则成为拥地三英亩以上的富农。毛从8 岁到13 岁上了五年小学后，就必须整天在地里劳动，那时他同他父亲就发生了斗争。当他上了高小时年已16 岁，1911 年的革命就要到来了。这时，除了幼年读过的中国小说《水浒传》 之外，他又读了维新运动作家特别是梁启超的书，吸收了民族主义思想。1911 年他到长沙上中学时，年龄比同班学生都大，已经是个领导人物和反叛者。毛当了六个月的兵之后，在他20 到25 岁之间就读于省立师范学校，受到了真正的教育。他于1917 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文章是谈论通过系统锻炼和坚强意志来进行体育活动的必要性的。毛于1918 一1919 年冬在北京大学渡过了六个月，他在那里不是正式学生而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一名助手，并参加了李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19 年早期，毛返回长沙，成为当地五四运动的领袖。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强调指出全体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当时他还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是一位赞同当时很多流行思想的折衷主义者。当他在1921 年7 月参加中共成立会议的时候，他年方28 岁，已经组织过工会，领导过罢工，编辑过杂志并发表过文章。他是个朝气蓬勃的领导人，但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从未出过国门，也未接受过苏联学说的灌输。他一开始就是个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气味很浓的人。

在1923 一1927 年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期间，毛是国民党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当时他已是个杰出的组织工作者，曾在上海国民党部同该党领袖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共过事。1924 一1925 年冬，他在湖南养病康复后又去广州，在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宣传部里当行政首脑，甚至还在1926 年1 月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报告。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以及该党周刊的编辑。从1926 年5 月到10 月，国共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蒋介石已开始率军北伐之后好久了，这个期间他担任了国民党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总之，在这段时期内，蒋和毛为了同一个总的国民革命事业正在平行的组织中工作。当毛在1927 年初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他的考察报告是送交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在他34 岁写的这份报告中，毛提出了他的预见，认为可以利用普通人民的革命热情和能力来解放农民并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在武汉的统一战线政府里，他带头主张实行土地改革。国共分裂后，毛领导1927 年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被击败后率领残部进人深山。他因“军事机会主义”而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落选吕

毛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学了不少东西；国共分裂后，他认识到武装力量和游击战术的重要性。他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主要工作在共产党内的组织人员；事实上，正如莫里斯？ 迈斯纳所说的，毛对“党的革命智慧的信心，离一个绝对的列宁主义者还差得很远”。

毛的战略。共产国际反复申述，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它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方式，认为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然而，建立农村苏维埃根据地，早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想法。问题是谁把那种根据地置于比较优先的地位。毛泽东在其着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预先提出了很早以前本杰明？ 施瓦茨称之为“毛的战略”那种思想。毛离经叛道地声称中国的“革命先锋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贫农”。他深信中国的革命必须依靠农民，因此他甚至在共产国际批准以前就着手建立农村游击部队，并创立“苏维埃”（如托洛茨基所提倡的那样）。他以朱德为他的军事司令员，于1927 一1928 年冬退据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区，集合了约一万人，拥有也许可供2000人使用的武器。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地区根据地，要同其他组成部分熔合起来——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来自农民大众的拥护，一支红军。毛在1928 年宣称，地区根据地必须有妥善的粮食供应的战略位置，最好是在两省之间崎岖的天然边界处。毛在那里集结了叛乱力量的传统源泉、即人力和粮食，使他的政纲在形式上保持正统的思想意识，尽管后来他还是免不了被那批来自上海的受过莫斯科训练的中央委员逐步排挤出中共的权力机构。1931 年11 月，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用了列宁1905 年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用过的方案。在苏维埃制度下，像俄国那样用纸面上出色的劳动法令优待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并给予比农民更多的代表权。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部队，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采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但他们并未推行当时俄国式的集体化措施。事实上，江西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不能够慑服其根据地之内和四周建立的所有苏维埃。有些富农和地主，为了同它和平相处，也组织了苏维埃。

国民党的逮捕和枪杀，迫使中央委员会于1932 年秋放弃上海，避到江西。蒋介石的头四次围剿，即1931 年晚期、1932 年5 一6月和7 一10 月，以及1933 年那一次，都被游击战术遏制住了。那就是把国民党部队引进山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孤立的部队。但后来到了1933 一1934 年，国民党得到德国人帮助策划，进行了有系统的封锁，并沿途设立碉堡，开始深人进犯苏维埃根据地。红军的阵地防御战证明是损失惨重的。在通过无线电获得莫斯科批准后，10 万名以上的中共人员于10 月间冲出他们在江西的防守阵地，星夜迅速转移，开始了“长征”。

只有到那个时候，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了同莫斯科的接触，并不可改变地必须在农村求得生存否则即告灭亡之时，那批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分子才不得不承认毛的领导地位，这事按中共官方历史记载是从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开始的。即使那样，如约翰？ 鲁所指出的，他们仍然还有几年在党的会议上反对他。外部的反国民党斗争通常总同党内的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那种党内斗争不仅牵涉到人，而且还牵涉到政策，因此，如片冈铁也所指出的，中共党史是“内部斗争的一种工具”。幸存下来的毛，已经给我们写下了他如何进行斗争的经历。

玻安和战时的扩张。长征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不断遭受阻击的情况下，为时整整一年之久，行程达6000英里的一次撤退。詹姆斯？ 哈里森说，“毛领导下的那一群人共行军235 天和18 个夜晚，那一年平均每天大约走17 英里（如果不计休息期间，平均每天走26 英里）。”据毛后来说，“我们靠着两腿不断地走”，他们终于穿过了11 个省份，越过18 条山脉和24 条大河。经历了现已成为传奇式史话的千辛万苦之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和不到二万人的军队终于在1935 年后期抵达陕北，并于1936 年底把他们的总部迁到延安。这块干早、烈日暴晒、多尘的黄土地带由侵蚀而成的沟壑割裂开来，车辆难以通行，因此它就成为远离城市灾祸的自然环境，便于人们过一种自食其力的平均主义生活。在延安10 年期间，毛给中共领导人树立了风气。在这离苏维埃外蒙古边界不远的西北地区，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新篇章展开了，这一次是为了抵抗日本。

由于全面抗日运动将有助于达到双重目标，那就是使日本不致进攻俄国，使南京不致进攻中共，所以难怪中共和共产国际在1935 年8 月初要呼吁在新的统一战线内进行全国抗日了。这时中共提出要和它的大敌蒋介石合作；但蒋对这项建议置之不理，直到1936 年12 月，那些迫切要求攻打日本侵略者而不愿打本国反叛者的东北军，以惊人的方式在西安把他绑架之后才有所改变。周恩来奉俄国之命出面调停，使蒋委员长获释，当时蒋成为全国抗战运动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1937 年日本侵略中国，也同其后国民党政府力求镇压共产党叛乱一样，在战略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输问题。在这两方面，现代化军队的较高攻击力量只有通过交通网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日军在华的头一年半是铁路线上的战役。日本人先通过平沈线运进部队，然后从天津南下，并从北平沿铁路干线分别向南向西挺进。他们窜犯了山东和山西二省。他们从上海沿铁路推进到南京，并溯长江进犯武汉。

日本的战争机器攻城略地，虐杀掳掠，焚毁村庄，轰炸自由中国。这些行径激起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其范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约有1400万人应征人伍，家庭被拆散，既得利益被摧毁——大片大片土地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破坏了。青年学生和农民大众蒙受了剧烈的社会变动，因而对于接受革命的行动纲领有了思想准备。

1937 年7 月7 日北平附近战事的爆发，导致国共双方第二次适合形势需要的合作，这是一次在爱国热情气氛中开始的不稳定的武装休战，但不久就恶化了。当时共产党人满足南京方面的要求，答应拥护孙的三民主义，不再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放弃用苏维埃的运动方式斗争地主，使它的地方政权民主化，并把他们的部队置于国民党统一指挥之下。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借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乘机扩张中共的势力。

这一扩张过程首先是军事方面的。1937 年，红军名义上归中央政府领导，改称八路军。它的部队推进到四周环山的山西省，并由该处挺进到华北平原。抗战第二年，共产党人将其原留长江下游地区的余部组成新四军，并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沿海省份山东。他们所组织的作战根据地，集中在省与省之间较难进入的边界地区，首先是在1938 年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该区后来约有2000万人口。到了1941 年，原先捻军于1853 一1868 年在那里造反的晋冀鲁豫边界地区被合并为另一个这样的边区，人口可能有3000万。到战争结束时，据说已有19 个根据地，大都称为解放区，总人口有7000万至9000万，受大约200万民兵以及号称有91 万的共产党正规军的保护。

国民党政府从未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地方上占支配地位，因此无力阻止这种扩张。它的现代化部队忙于阻挡日本在湖南稻米之乡这类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其所受训练是进行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蒋介石的军队还受到中国军事传统的限制，严重脱离人民。

综观中国历史，凡是武装起来的民众总要危及原有的秩序，而士兵则总是受人鄙视，始终愚昧无知，由长官滥施调遣，当作雇佣军被收买或出售。军队一向蹂厢农村，残害人民。受政治理论灌输的军队是近世中国的新事物。国民党使它的军事机器现代化的典型做法是：使它新的爱国军官在社会上享有威望，给予农民出身的士兵以新式武器和训练；但尚未达到向普通步兵进行思想教育，要他们与农民友好相处并为农民而战的程度，因为这样做就成为革命的了。毛和朱恰恰为了这个原因从一开始就训练部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这意味着部队要为取自人民的物资支付代价，要帮助住地的农户，要使八路军成为人民的朋友。就像共产党人所说的，“军是鱼，民是水”——军队依靠民众的支持。可以对照一下哲学家荀子（约公元前300一公元前235 年）的话：“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共产党人由于深人人民群众，使他们的行动更加有回旋余地。

共产党军队与人民群众友爱无间的感情，意味着他们能够大部分省掉中央后勤机构的种种现代设备。利用当地的民工和情报网，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分散他们的军事组织。这就使八路军能够作为一支分散的机构部队进行作战，出没在日军控制的铁路线后面人口稠密的乡村。

查默斯？ 约翰逊论证说，日本的人侵造成了中国领导阶层的真空。随着日军的推进，当地的政客首先闻风而逃，有时甚至投奔到傀儡政权方面。于是当地就出现了新的领导人，有时地方上的教师变成了游击政府的主席。北京的知识分子，即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者，卷起铺盖参加了游击队。他们生活在大自然和普通老百姓中间，效法中国传奇故事中的江湖英雄，敢于为拯救被压迫者的正义事业同忠实的战友担当一切风险。华南华北都有爱国志士迁居他乡，但在西南大后方比较现代化的中心地带，学生们成为国家未来技术发展的象征而仍留在流亡的大学里勤奋攻读。在华北的边区和解放区里没有大学，他们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干部。在统一战线初期，共产党地区吸引了一大批富有冒险精神、渴望采取行动的理想家。

组织起群众的支持。在土地政策方面，共产党人暂时放弃了没收并重分土地的方案，改为赞成减租。这不过是实现了国民党在1930 年颁布的将田租限于收获的37.5 ％的法令罢了。在很普遍的情况下，仍让地主保有土地，保证给他们减低了的田租，并允许他们参加当地选举，因而并没有大批有产阶级从共产党地区外逃。共产党人不再实行他们以前的苏维埃制度，宣布举行所谓三三制的直接选举，将他们自己的代表名额限定为总数的1 乃，而力求把其余2 乃的职位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这是根据这种统一战线的理论制定的，即认为在一个联合抗日的团体里，共产党人不去垄断政府职位，反而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在实践上，共产主义运动和八路军只能按照人民大众实际支持的程度昌盛起来，因为战争时期是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时期，除了共产党政权之外，人们不仅可以选择国民党，还可选择日本及其傀儡政权。

人民大众是否给予支持，其关键在于中共对抗日爱国战争的领导作用，同时也在于共产党人的经济纲领。这包括军民大生产运动，力求在每个地区做到粮食自给，以及达到棉花生产自给这一较难完成的目标。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他在凝思。

产党人在改良籽种和农业技术方面是感到不足的，但他们重视互助垦荒，提倡在农民之间组织变工队、运输互助组和小规模的工业合作社，来弥补其不足之处。由于旧秩序素来反对农户之间有任何形式的合伙往来，以免损害当局的权力，所以村一级农民合作的巨大潜力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供共产党人去开发的。

同1927 年后在荒野里奋斗和遭受灾难的年月比起来，1936 年以后延安统一战线的10 年期间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这时的中共并未放弃他们正统的共产主义目标，但他们强调“土地改革”，尽管他们决不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偷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来自浓雾弥漫和充满着失望情绪的陪都重庆的外国客人，都对延安那种感人的乐观态度和明朗气氛有了深刻的印象。这时期的共产党宣传工作不受严格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只是提出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幸福”（其含义与孙的三民主义相同），而不再强调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阶级斗争、专政甚或那个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了。然而，外界观察者所看到的外表并没有透礴出党的内心目标和方法，也没有透露出它的战时壮大期间组织中央权力机构的问题。

战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

毛在1940年提出的三大目标是实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当时并没有宣扬的第四个目标是建立一支百万人的军队。根本问题是要维持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目标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在抗击日本和改造中国这双重任务中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

为了这一目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老练、灵活而卓有成效的。按照莱曼？ 范？斯莱克的说法，他们“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词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延安的统战工作部在国民党地区派有“统战干部”，以非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从事公开的、建设性的自由职业，自行交结朋友，决不希望中共给予帮助或承认与中共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自由中国的文化界和政界里，渗进了一些能干、富于献身精神、埋头苦干的爱国者，他们私底下把将来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但他们只与中共的高级人士偶有接触。同样，“友军”政策也深入推行到国民党部队里去，所派去的人员是一些因个人的功绩崭露头角并有一定影响，但尚需等待机会方能大显身手的军人。然而，统战工作远远不只是秘密渗透并在无党派人士中吸收同情者。它也是在抗日爱国的共同事业中表示友好合作和模范献身精神的一种战时态度。

武装斗争首先是为对付日本侵略者的。共产党人在江西时就已对日本宣战。他们在华北进行运动战的高潮是1940 年8 月以40 万军队在五省同时出击日军的“百团大战”，使日军受到重创，并招致日军在1941 年实行全面的野蛮报复。与此同时，中共部队有时也同国民党军作战，例如在苏北，即靠近上海的长江以北，因为中共打算在那里建立根据地。1941 年1 月，当国民党军队在皖南消灭了中共新四军的一部分时，他们把遇难官兵奉为烈士，因为中共在人们的眼里已经显得比政府更有抗日的忠心和行动，尽管他们轻视政府的命令。这样，抗战使中共内在的战斗精神获得了公开的巨大支持力量。武装斗争可以同统一战线紧密地结合起来，用以对付日本侵略者或曾经十分孤立的国民党死硬派。在统战策略方面，如同在游击战方面一样，他们在发起攻击以前总是设法孤立敌人，并使自己的兵力占据优势。

中共力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的扩大已经产生了分散现象。它的党员人数从4 万（据毛在1937 年宣称）增至8 万（据周在1943 年宣称），后又增至120 万（据毛在1945 年宣称）。要使中共始终是一个纪律严明、集中控制的列宁主义的党，那就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它的党员大部是新加人的。它比以前更不像无产阶级政党了，尽管那时已把农民称为“农村无产阶级”。同时，它的活动遍及25 万平方英里的面积，在那些地区，旅行主要靠徒步或牲口，迅速的通讯只有靠无线电。只有那些在党、政、军、群（妇、青、工等）各层平行机构搞意识形态协调工作的共产党员才能控制党、政、军、群的组织，这各层机构的首脑通常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彭德怀、林彪等指挥军队，刘少奇管工会。但要保持集中指导，那就必须以列宁主义理论和组织原则来教育新干部（党的工作者）。

为此，延安的几所党校培训了成千上万名学生，并在1942 年由毛发动了一次在思想上、党内外个人关系上、作风和文风上的“整风运动”。他和他的同僚大量借用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材料，印发一大批文件供深人学习和讨论之用，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思想》、（论党内斗争》 。在小组会上进行长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群众大会上承认错误和作检讨，成为标准的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统一战线时期的百务纷忙中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献身精神，使党员为承担未来的任务预作准备。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受攻击的三大弊端）这专门术语后面，可以看出当时正在花极大力气，来重新教育和训练那些仍旧沾染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道德的新党员。特别是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要求艺术家和作家使他们个人的创造力服从中共政治目标的要求。“为艺术而艺术”是不行的了。同时，整风运动标志着那批空谈理论的“留学生集团”的失势（虽然并未在肉体上被清洗掉）。这批人在莫斯科受训的时间多于在农村工作的时间。他们的部分错误思想无疑是在于他们没有同毛站在一起。换言之，在思想改造中对人员的筛除同时也意味着物色一批忠于毛的人才，因为这位领袖正在建立起他的各级班子，并提出他的施政方针。从此以后，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具体现实，并在行动上加以检验。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正如l945 年中共新党章中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当时就被列人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原则。虽然并不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要求有一种独立的民族共产主义，但在那战时民族主义高涨和俄国影响低到最低限度的期间，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发展，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过程。

从此以后，它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纲领了。它的主要成就是在农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并证明（这违背它自己的理论）共产党队伍事实上是可以不受无产阶级支配的。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颠倒，意味着人的思想倾向并不像历史唯物主义所断定的那样来自他的阶级出身。他的阶级现在要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一个聪明的农民可以成为一个“无产者”。这是主观的政治考虑对经济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供公众阅读的党的路线，是在1940 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 中规定的。这是一件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献，它说明统一战线在当前阶段是必要的，但也重申了党的长期使命。毛把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必须首先把旧的“半封建”社会改变为独立的“民族”社会，这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打算办成的事。1911 年的革命虽然朝这个方向走了一步，但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而新民主主义则将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在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主义援助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在进人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前，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民主”国家，其中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执政（不是像俄国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形式上，新民主主义应有一个根据选举产生的“民主集中制”政府，这种选举是所有人民都参加的，但应从乡村到全国，通过层层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进行这项工作。在经济生活上，新政府应当拥有并经营大规模的垄断活动，其中包括大银行、大工业、铁路等，这是符合1924 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在土地问题上，新民主主义将没收并分配大地主的产业，以实现孙逸仙所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毛说，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之后，这种改革将产生出与社会主义农业制度极不相同的制度。

在文化革命上，毛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在于传人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在目前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尚未实现，新文化不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而是应该以民族的、科学的和人民大众为基础。这样，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解放。任何国家在战时的半极权主义体制，当人民的生活在为生存而共同奋斗的名义下被政府动员起来时，可以使人民在困苦中产生高昂的士气。

日军蹂踱，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他们目前那种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他们那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民提供了一种新的狂热崇拜的机会。解放运动的目的，在于唤醒中国农民大众并使他们活跃起来。文化运动强调木刻形式的绘画艺术，因为木刻能廉价印制大量的版画分发给群众。合唱是战时在中国各地兴起的另一项活动。在共产党地区，合唱同古代农村的一种舞蹈相结合，产生了“秧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说、唱、舞合在一起的一种穷人歌剧，用简单的旋律、民间的曲调、一连串的舞步、宣传故事和日常生活题材来为公众提供娱乐，这种方式既给予观众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政治教育。让普通男女一起在公开场合跳农村舞蹈和合唱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是他们融合于社会过程的一部分。

群众参与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结果，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气氛。参加这种战时生活的人受到一种新信仰的感化，对农民群众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爱。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宗教信仰含有这样的革命理想，即人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和新的社会组织来改造并丰富农民的生活。普通人的这种信仰鼓舞了干部和部队。为了使革命不断得到群众的支持，党的工作人员接受教导，应去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想农民之所想。只有这样，党的干部才能领导农民群众创造新生活。这种关于解放的精神概念，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力因素，并且按照事件的必然逻辑，也成了新党专政的理论根据。这个似乎不大可信但却是正确的道理是按正统方法来论证的：革命目的是要让人民大众过上新生活，从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入手；只有行使那种足以改变旧秩序的绝对政治权力，才能改善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只能通过集中领导的党组织而不能靠一些不相协调的个人来取得政治权力；一个党只有在它的党员服从明确的党纪时才能发挥作用——即所有的党员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发表意见，但一旦党作出了决定，全体党员必须服从。按照这样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党就带有肩负历史使命、不断前进的活的实体的性质，这种实体超越那些在它的事业中耗尽心机的个人之上。由于党对于历史进程具有所谓科学预见，它（或者毋宁说是它的领导人）就成为施加于它本身的一条法律。

当中共于1945 年4 一6月间举行它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28 年以来的第一次）时，它采取了关于“联合政府”的灵活路线，使它战后期间的策略臻于完善。在1941 年1 月新四军事件（当时国民党军队攻打了长江以南的一支中共部队）后，政府加紧了对中共地区的封锁，其一部分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共通过中亚与俄国接触。从那时起，政府除了注意日本之外，还同样密切注意共产党人，因为无论如何日本显然是会由美国去对付的。当时中国人普遍担心，第二次大战后将接着发生内战。重庆和延安都对这种担心作出反应，答应要用“政治”而不是用军事来解决彼此的分歧，于是在1943 年初就开始进行商谈。

这时毛按照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宣称，中国既然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需要有一个“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这句话可以按照情况需要，把它解释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联合，如同以后在1946 年将要提出的那样，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同一些小党和自由主义分子共同反对国民党的联合，如同1949 年所做的那样。同时，这条路线对于自由中国那些具有新的思想但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特别具有吸引力——教授、学生、新闻记者以及有文化并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人士，他们形成了战后从事建设的基本人才。

到1 弘5 年战争结束时，中共已在它自己的地区内开展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由中央控制的运动，对全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中共的对日作战活动比国民党政府少，它又没有城市行政和现代公共事业的负担，因此它就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之一。这些人起初在地中海的活动比在远东来得活跃。通常以西班牙马略尔卡岛为基地的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对“北非海盗们”（指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当地的统治头目）执行了炮舰外交，主要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美国商人。我们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在19 世纪20年代开始出去的，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些特点，并在以继续用之于东亚。首先，我们和英国人是表兄弟，由于英帝国的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我们也沾了他们设施的光，如马耳他或香港的港口，并且还仿效他们的许多做法。当时的伦敦毕竟是世界贸易中心，我们是巴不得参与其中的。第二，我们已经准备要求享有治外法权。例如，我们参加了接受土耳其的投降条款，使我们在那里的侨民可以和欧洲人一样不受奥托曼帝国法律的约束。第三，我们要求机会均等，从而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们我们就能够向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表明，在公平待遇下，我们美国人的事业精神和聪才智是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最后，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我们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我们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我们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

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准则的一种表现。它所用的是17 、18 世纪向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早期传教时的方法。皮尔斯？ 比弗概括说，这些方法“包括首先强调讲道，建立教堂，认为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实施普通教育，翻译《圣经》 和编写当地的方言文学，招收并培训当地人做牧师传道和教师，建立教会驻地，并成立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们在近东和中国的传教活动，都带有这些特点。

我们横越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当时这些活动都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沿岸各州通过海道进行。但是，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雄辩家口中描述了世界帝国从古代的近东经希腊、罗马、西欧，并继而横越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向西推进的过程。最后到了19 世纪80 年代，美洲本土的边疆开始消失了，同时自愿到外国去传教的青年学生感到在中国这个新的边班是大有作为的。

美国在亚洲的边孤，跟北美中西部大平原的边疆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能让我们随意开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古老的中国。这个新的陌生的人类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终于也引起了我们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我们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我们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他们把年青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自信。在美国商人能赶上英国商人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教会从19 世纪30 年代伯驾（peter parker ）在广州设立着名的眼科医院开始，在人数和财力上很快就可同英国教会相匹敌。教会赞助者所居住的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这种感情有时能影响国策，有时则遭受挫折。

美国在非正式英帝国范围内的作用。1784 年后，我们去广州的商人已经发现英国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一边利用英国银行业的方便，一边继续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非正式帝国”这个概念当然只是个不完全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当地局势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的那种不彻底性质。然而，英国在东亚操办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外国人成为同当地统治阶级并起并坐的特权阶级，当然就具有帝国的一些特征。这套体系靠外国在当地的海军兵力和炮艇外交来维持。敲开日本门户的，是在北非海岸进行炮艇外交而一举成名的舰队司令佩里，这件事实不过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美国人是非正式英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

这个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英国是势力遍布全球的更大更强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在对华贸易中只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它在东亚海域的海军力量也仍然同样是微小的。因此美国人分享了非正式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使用武力的费力工作。英国外交当局必须学会如何作出困难的决定，怎样估计后果，并在其后承担的这一切。例如，当清廷在1860年扣留带着停战旗的英国主要和谈使者巴夏礼时，额尔金勋爵感到必须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着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 艘价值达50 万美元的船货，并怂恿驻华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当俄国人鉴于阿拉斯加战时不易防守，承平时期又无利可获，而于印年代决定出售时，国务卿西沃德很难说服国会批准收买。众议院拖了9 个月，在俄国公使花了几千美元贿赂之后，才通过了拨款法案。在这种对东亚问题言行不符时冷时热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出文化差异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关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公众态度，使人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这些印象在我们历来的思想中都同时存在过，但始终调和不起来。

用猎奇眼光看待中国的人，通常强调文化上的种种怪现象：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文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标志。喜欢听人咬狗之类故事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国人吃耗子”这样的珍闻中得到满足。猎奇者又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月形门、卖给旅游者的精巧手工艺品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最后送上餐桌。丧服白色，新娘穿红衣。姓在名前。罗盘针指向南。左边是上座等等。美国人的俏皮话如“孔子曰”、“鬼机灵的中国人”和“莫测高深的傅满洲博士”等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些猎奇传闻，是所谓中国人毫不计较所受的苦痛以及东方式的非刑拷打传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有更多的内容可谈。这可追溯到18 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认为可以当作欧洲模仿的模样。在这种对中国怀有好感的看法里，包含着我们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因为这种智慧曾经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的兴趣。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的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认为基于共同的特点、社会准则和相互尊重，可以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曾把爱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于1943 年周游全美的蒋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士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这两种人物都被怀有明显偏爱的美国公众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品德。当美国仍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的时候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这无疑是因为内心有愧；但我们周期性的中国热中还有美国民从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别是我们对后人的同情心。1894 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我们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 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我们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30 年代的美国舆论支持装备不足的英勇中国爱国者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种情绪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战争初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上。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少数势力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压境的蒋介石大军进行苦战时，我们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倾向于共产党人。我们对弱者命运的关心，随着交战双方谁的事业看业比较正义以及谁比较弱，使我们把同情心从交战者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间，既然美国奥论对日本、蒋介石或中共的看法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呢？

对中国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为19 世纪的美国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新的热心倡导者，发现中国腐败，确实陷于贫困、肮脏、疾病、贪污、盗窃、混乱，并且它自己显然不想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有志改革的美国人总是愿意提出种种建议的，但看到中国问题成堆，不免英雄气短，同时又对中国人的无动于衰而感到气愤。在美国，关于中国人嗜毒、缥妓、缠足、娶小老婆以及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罪恶情景的描述，使心理不健康的人为之兴奋不已，而异教徒的偶像祟拜和堕落行径又使虔诚之士震惊失色。被带去帮助开发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华工，到1880 年占该州人口的1 / l2 ，而在19 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加州及其他西部各州的反华暴乱中，有好几十名华工被杀。但是，1882 年及其后若干年的排华法也受到东海岸情绪的支持。这些法案表明了美国人的许多恐惧：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不能被同化的，他们较低的生活水平直接威胁着公共卫生，他们的出现会助长奴隶制的蔓延，另外新的工会又害怕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排华法案使种族主义成为我们的国策。大城市的唐人街变成了全是男子的化外集居区。仅有的那种被允许进人美国的中国上层阶级来访者，常常受到侮辱和刁难。

在中国，那些响应号召成为传教士的美国农家子弟在受到中国上层知识界的敌视和一般民众的淡漠对待后，发现他们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受到严峻的考验。明恩溥牧师在其所着《中国人特色》（ 1890年）一书中表达了传教士宽厚的但有时带点苦闷的沮丧情绪，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农民的耳朵里听不进进步的思想和福音。明恩溥牧师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在美国和日本都受人钦佩。他那些披上社会科学外衣的徒子徒孙可以在卢西恩？ 派伊所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从心理文化方面研究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 一书中找到。同时，这种失望情绪也集中体现在通商口岸商人们的“上海心理”上，那些商人对中国人品格的鄙视在20 世纪20 年代甘露德所着《中国有什么毛病》 一书中有概括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失望情绪具体表现为美国军人厌恶中国人又穷又脏，并因战时生活的苦闷和满腹怨气，使这种失望情绪更有所滋长。1950 年中共制造了细菌战的指控，还有他们在朝鲜给予美国俘虏的那种待遇，似乎都可以作为例子，用来说明现代极权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会干出怎么样坏透的事情。我们早先曾对那个有着健壮农民和可爱学生的国家怀有一种以恩人自居的热情，但冷战使这种情绪逐渐消失了。

探讨美国方式的学者只是刚开始研究我们对中国的恨爱互有的矛盾的印象。这些印象形形色色，叫人分辨不清，但有一件事实显得很突出：在1949 年以前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总居于弱者的一方，处境困难，铐受我们的关注和慈善性的赠与。美国总是处在优越者的一方，没有处在那样的困境，能够给予帮助。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那时喜欢这种关系，正因为它是不平等的。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的访华之行，开辟了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其后逐渐减弱，变成混杂的感情。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承认中国与我国的不易减少的差别，然而又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

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化过程

海约翰在1899年的环境下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其所含的意义是与后来同这些照会联系在一起的对华仁慈传统截然不同的。这些照会正是在我们实行领土扩张之际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吞并了夏威夷，通过1898 年同西班牙缔结的和约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关于1899年的和约取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在中国的山东省获得了立足点，俄国在南满取得了基地，而我们在太平洋弄到手的，不仅是一个而是几个海军基地，外加一组群岛。

“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国务卿海约翰借用了这种思想。当他于1899 年8 月要柔克义起草照会时，后者征求了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贺壁理的意见。贺壁理曾是赫德最亲近的同僚和助手之一，而当时赫德则是主张各国在华贸易应平等课税、商业机会均等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北京总税务公司所采取的政策与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不同。

海约翰1899年9 月的门户开放照会采纳了赫德的观点，没有提到要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人。照会首先提出（l ）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然后提出（2 ）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以及（3 ）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 仄幻年7 月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的完整问题。门户开放起初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它在1900年以后的许多场合以政策声明的形式在双边条约中表达出来，但到了1922 年人们才用一种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加以阐释。原则本身有它的发展和扩展过程。1900年7 月的第二批照会在措词上要肯定得多，表明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这一短语其后又改成“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反映出俄国很快进占满洲这一事实是违反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因此到了1900年，海约翰把他的原则确实发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1902 年的英日同盟有用了“机会均等”这样的措词。这完全符合英国人要求为贸易开放门户的想法。但在其后的声明中，除把“机会均待”用于商业外，也把它用于“文化”活动，并且还使它含有“行动”自由的意思。到了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态度，只愿同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促使中国分裂成为两部分。当1925 年中国爆发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各条约国和教会人士大为吃惊时，上海的外国商界人士很快就相信，这次中国人的排外运动是莫斯科阴谋策划的。许多人竭力主张进行干涉，以免中国受苏联的控制。国务卿凯洛格和他的主要助手纳尔逊？ 约翰逊，并没有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所吓倒。按照习惯，我们的援华工作是私人事务，一要由教会人士、救荒救灾的公共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从事开展教育和医药工作的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和私人经手办理。由于l908 年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1924年又退还其余的部分，以及作出类似的姿态，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中国自我振兴的工作。1934 年，华盛顿主要由于国内的原因开始执行购买白银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久就使中国经济失调并陷于萧条。它导致大量白银被偷运出中国，使中国不得不于1935 年放弃银本位制，采用有管理的纸币。然而，后来摩根索领导下的财政部以黄金或美元向中国购买约5 亿盎司的白银，使购银计划成为对国民党政府直接的但未公开宣扬的援助。例如，在1937 一1939 年，我们为此付出了1?84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从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的贷款以及陈纳德上校秘密组成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作为缅甸和云南的一支空军开始，我们自1942 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政府计划。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以前，美国的慈善工作是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用来维持一些机构或帮助一些活动，但从未支持政府。现在我们的援助是官方提供的，又是大量的。它只有给予某一国家被正式承认的政府，而后者也充分意识到它有权作为接受美援的惟一渠道。不幸的是，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府到1942 年已经如前面有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极度衰落了。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例如1942 年初期我们用以振奋其士气的5 亿美元贷款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是谁用了那笔钱，其用途是什么。条约没有规定农村援助计划，在所部署的各个阶段也未要求采取什么双边行动。从我们战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起，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美国的贡献和自由主义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整个外国侵略的一部分，它却无孔不人，而有时又是短暂的。这方面需要作一番评价。所有的国家逐年发现彼此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世界性问题上，尽管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今天访华的美国旅游者常对中、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我们怎能作为中国复兴的样板呢？我们事实上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很少同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

凡是想为美国在华活动的历史记录进行辩解的人，都陷于两面夹击的处境——要对付中国革命者过分刺耳的谴责声，又要对付他自己良心的责难。谁能为大量的事件辩解或加以宽恕呢？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总是混杂着善、恶和性质尚有争议的现象。我这里的目的只是提出建议，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历史记载，找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至于是非曲直，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即使如此，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仍然超出我们认识的范围。下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此而已。

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 到194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起初是接管了北京的一所教会医学院，并投资950 万美元在新址盖起大楼，于1921 年竣工。从1924 到1943 年，约有313 名中国医生以及几乎同等数目的护士毕业于该校，在这期间基金会在设备方面又捐赠1200万美元，并在日常经费开支方面也投资了相近的数目。如果有人批评说，给4?5 亿中国人培养以300名医生是沧海一查粟，无济于事，那么这种批评是并不中肯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目的始终只是在于培养专家，以便把现代医药科学的成果带给中国。它是个研究和培训并重的医院，当时也许是全世界除北美以外最好的一所医院。它的成就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中国最常见的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常见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则进一步受到控制。他们从中国古代药典制出了如麻黄素这样的药。由中国妇女而并不纯粹由男子担任的护理工作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以1934年毕业的141 名医生为例，95 ％从事教学、研究或专职医院工作，只有7 人开设私人诊所。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固然没有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直接为中国民众服务，但它培养了一代能在日后指导这项工作的专家。

美国的援助在教育方面成绩最大，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外国势力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出现过办私人高等教育的能干人才。例如天津的张伯菩在中国私人资助下于1907 年创办了南开中学。他曾出访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国际方面和华侨方面的资助。到1919 年，他的学校变成了南开大学。到1931 年，南开经济系在留美经济学家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创举。张阪依了基督教。他赞同基督教青年会的理想，但他首先是大学文科方面的爱国教育家，主办妇女教育和体育教育，提倡在大学里举行体育比赛和剧团演出。在3o 年代，南开大学、它的男女附中、实验附小和研究院共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1937 年，日军进犯华北的头一件事是轰炸南开，但该校的工作在重庆和昆明继续坚持了下来。

西方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要是由美、英、加拿大的耶稣徒捐款资助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中国各设立了大约200所中学，其中有些办成小型学院，然后逐步合并起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是21 个耶稣教团体和十几所美国大学合作的产物。在1936一1937 年，这些大学里的教师共有652 人，其中包括466名中国教师，学生总数达6424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包括学费收人在内，约占其经费总收人的半数以上。天主教会的信徒较多，但高等学校办得较少，它们的主要大学是北平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西方教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广。

教会学校所碰到的问题，可从主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个例子看出来。这方面的问题曾由菲利普？ 韦斯特进行过研究。这所学校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都认为基督教是“为人民服务”和有助于救国的一条门路。在20 年代初期，激进国民党人的反基督教运动使燕京的这种合作关系趋于紧张，但并未破裂。1928 年以后，燕京按两份章程进行工作，一份英文章程交给控制预算的纽约董事会，一份中文章程交给华方校务委员会，后者是按南京政府的规章办事的。燕京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1927 一1937 年这不稳定的10 年和平期间，几所主要的国立院校如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方面的水平超过了教会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漂亮新楼、广阔的校园和成千上万学生，使教会学校相形见细。这些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据y?c?王估计，到1953 年，至少有3?6 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 余名是教授。这170 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当国民党于1928 年在南京执政时，它设立了一个欧洲式的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成立了十几个各学科的研究所。研究所的经费也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这笔经费在1924 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样，民国时代就有了私人、外国和中国政府三方面共同支持，在许多领域发展文化的情况。北京的旧皇宫被改成国立故宫博物院。新设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美国帮助下树立了新的科技标准，促进了其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着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着，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 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 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 一1937 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社会地位中仍旧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7 年后，教育受到内外双方的袭击，内部来自官吏高于学者的传统，外部来自日本摧毁南京政权的战争。

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杜威这位美国最着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 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 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 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 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 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 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第三篇 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 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越南问题使我们看清楚，我们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我们同那里的关系归根到底是否总要依靠炸弹和枪弹，或者至少要依靠我们手中掌握的炸弹和枪弹进行威胁？还是说我们依靠军事火力是新近的事，是新近的轻举妄动？答案是一言难尽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亚的地位靠武力维持，但通常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在民族主义和现代技术传播到东亚以前，用不到那么多的武力来维持西方的地位，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现成的枪炮。我们在越南使用暴力，并非由于缺乏先例，也并不是由于举止失常，而只是引起灾难性后果的过时措施，做得同我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仿佛19 世纪的炮艇外交原则（利用优势炮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地统治者）可以扩大使用，从外部胁迫整个民族。

对我们自己进行新的通盘认识，首先需要有一套概念。我认为这套概念必须来自高等学校的各种学科，因为它们代表着我们的思想是怎么组织起来进行分析研究的。我们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作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惟一线索。其次，新的全盘认识需要我们承认自己过去同东亚的关系具有某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劲头是总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的一部分。

美国的扩张和英帝国

在美国建国的头几十年里，在铁路打开了中西部以前，合众国是大西洋文明西部边缘的小国。它关于民主的革命学说是要在权利法案和法治所给予的保障范围内，在贸易、旅游、改变宗教信仰和一般的自我发展方面，给予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行政管理以及个别人的政治特权是要受到严格限制的，从而所有的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我们早期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小詹姆斯？ 菲尔德描述过我们早期的商人是怎样围绕英法控制的地区，在地中海东部做生意的。把土耳其鸦片从士麦拿运到广州去的波士顿商人，是美国向外扩张的三股势力——商人、海军武官和传教士——之一。这些人起初在地中海的活动比在远东来得活跃。通常以西班牙马略尔卡岛为基地的美国海军地中海分舰队，对“北非海盗们”（指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当地的统治头目）执行了炮舰外交，主要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美国商人。我们最早的海外传教士是在19 世纪20年代开始出去的，主要派往地中海东岸地区和奥托曼帝国。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美国向外扩张的一些特点，并在以继续用之于东亚。首先，我们和英国人是表兄弟，由于英帝国的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我们也沾了他们设施的光，如马耳他或香港的港口，并且还仿效他们的许多做法。当时的伦敦毕竟是世界贸易中心，我们是巴不得参与其中的。第二，我们已经准备要求享有治外法权。例如，我们参加了接受土耳其的投降条款，使我们在那里的侨民可以和欧洲人一样不受奥托曼帝国法律的约束。第三，我们要求机会均等，从而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这们我们就能够向英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表明，在公平待遇下，我们美国人的事业精神和聪才智是能够作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最后，在与当地民族打交道时，美国的民主主义者总是以我们国内新的民主制感到自豪，总是愿意用国家独立、改革和社会平等之类的主张去帮助当地的反叛者。我们感到我们自己是恩赐的一方，并有自我陶醉之感。在整个19 世纪，我们派出国外的传教士愈来愈多，这不过是我们这种总的态度的一项表现。由于英国人己经主宰了印度，我们起初从事传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奥托曼帝国。到19 世纪末，随着奥托曼帝国这个“欧洲病夫”的衰亡，我们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亚洲病夫是进行传教工作的主要场所。

在近东和远东的这种传教活动，显然仅限于文化方面，是美国国内社会准则的一种表现。它所用的是17 、18 世纪向美洲印第安人进行早期传教时的方法。皮尔斯？ 比弗概括说，这些方法“包括首先强调讲道，建立教堂，认为传播福音和传播文明是一致的，实施普通教育，翻译《圣经》 和编写当地的方言文学，招收并培训当地人做牧师传道和教师，建立教会驻地，并成立某种程度的基督徒聚居区”。我们在近东和中国的传教活动，都带有这些特点。

我们横越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当时这些活动都从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沿岸各州通过海道进行。但是，当我们在北美大陆往西勘探并定居之后，我们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把横过太平洋进行的接触，看作美国“注定命运”的自然延伸。雄辩家口中描述了世界帝国从古代的近东经希腊、罗马、西欧，并继而横越北美中西部大平原向西推进的过程。最后到了19 世纪80 年代，美洲本土的边疆开始消失了，同时自愿到外国去传教的青年学生感到在中国这个新的边班是大有作为的。

美国在亚洲的边孤，跟北美中西部大平原的边疆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能让我们随意开垦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古老的中国。这个新的陌生的人类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终于也引起了我们同贪婪一样多的同情。我们开始对中国采取了在国内业已养成的态度。这就是锐意扩张、冒险进取和孜孜谋利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个人主义、进步、发达、改善一切等思想成为人生的规律。在上海的美国商人侈谈通商对人类的好处，传教士则大讲其怎样把异教徒从罪孽状态中拯救出来。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

美国的这一活动主要由私人或私营机构进行；美国政府很少带头干。不像重商主义时代欧洲人所实行的那种扩张，我们并没有成立股份贸易公司，其中设有武装船队和半官方的商业行政人员；我们早期新英格兰人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远东的，每次在一艘小船里载上几个小伙子和大人。他们把年青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关心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挽救灵魂；干劲十足和满怀自信。在美国商人能赶上英国商人之前的几十年间，美国教会从19 世纪30 年代伯驾（peter parker ）在广州设立着名的眼科医院开始，在人数和财力上很快就可同英国教会相匹敌。教会赞助者所居住的地区曾是培养我国对华人道主义的苗圃，这种感情有时能影响国策，有时则遭受挫折。

美国在非正式英帝国范围内的作用。1784 年后，我们去广州的商人已经发现英国是那里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他们一边利用英国银行业的方便，一边继续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非正式帝国”这个概念当然只是个不完全的概念，它表明了一个外国能够控制当地局势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全部的那种不彻底性质。然而，英国在东亚操办的一套不平等条约体系使外国人成为同当地统治阶级并起并坐的特权阶级，当然就具有帝国的一些特征。这套体系靠外国在当地的海军兵力和炮艇外交来维持。敲开日本门户的，是在北非海岸进行炮艇外交而一举成名的舰队司令佩里，这件事实不过证明了这样的规律：美国人是非正式英帝国的小伙伴，但在英国的扩张过程中有时也能起带头作用。

这个英美关系起初是很不平等的。英国是势力遍布全球的更大更强的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忙于发展国内经济，在对华贸易中只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它在东亚海域的海军力量也仍然同样是微小的。因此美国人分享了非正式帝国的收益而不必亲身体验使用武力的费力工作。英国外交当局必须学会如何作出困难的决定，怎样估计后果，并在其后承担的这一切。例如，当清廷在1860年扣留带着停战旗的英国主要和谈使者巴夏礼时，额尔金勋爵感到必须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而不伤害中国人民。他的解决办法是下令焚毁北京城外的圆明园。这只是英帝国每天必须作出的几千项决定之一。美国人却没有多少相类似的经验。

美国在华地位曾是英国的小伙伴这种关系在美国档案里并不总是明显的，因此常使历史学家发生误解。对一个研究美方史料的学者来说，海约翰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在档案里记载得不多，谈起来味同嚼蜡。少数外交人员信件中稍为有一点不太沉闷的材料，主要是像1853 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委员的那位干练的业余演说家马沙利那样的反英怒吼。研究美国史料的学者往往引用马沙利的话，因为他宣称我们有义务支持大清帝国反对英国的阴谋。但他在华的时间很短，所知道的事实不多，又缺乏得力的助手，所以他的信件只能表明一种态度而不能算作政策。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沿海经商，并不特别排斥别国。美国在这早期的实际政策通常是默许英国的政策，只是偶尔发发牢骚罢了。

赫德在建立中国海关时，聘请了美国麻省坎布里奇的杜德维，杜又招了4 名哈佛大学1874 年级学生进中国海关，主管监督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这件事同美国的政策毫不相干。那只是美国的私人通过北京清政府政策的媒介，参与了英国的政策。

1922 年后，使英国海军继续在远东占优势的英日联盟结束了，美国在华的影响和活动才开始超过英国。上海工部局和香港码头仍是英国人的禁育，但20 年代和30 年代的12 所教会大学主要是美国人办的，一些大的商业公司如英美烟草公司则是英美合营的。30 年代纳粹德国的崛起使人看得很清楚，阻挡日本向华扩张的外援势必主要来自美国而不是英国，当时美国也成了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超过日本和欧洲。南京政府的10 年是承平时期美国的影响达到项点的时代，接着在4o 年代美国又在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美国继承英国的地位成为活跃于中国的主要西方国家。

美国对于中国的两面性

我们在为反对英帝国而进行的独立战争后不久进人了中国，其方式是一面仍旧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这就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带有一种奇怪的两面性，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产生了差距。当时在中国的主要现实状况是不平等条体系，但这是英法靠武力争取到的，并且仍然靠它们的武力来维持，所以美国政府就认为它对此不负什么主要责任。我们的基本想法是取得我们的一份特权和机会，是一种“我也要有份”的政策。

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革命传统，自觉地反对殖民主义，怀疑欧洲人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要求最惠国待遇，我们毫不犹豫地享受了治外法权带来的一切半殖民地成果。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最不受人重视的美国公民——事业失败后逃债的人，为求资助家庭而出国谋生以取得汇款的人，无票偷乘船只的人，以及冒险家——当他们在上海登岸之后，就摇身一变，被当作上等人看待。他们像中国士绅一样，被认为是高出于群众之上，是不受当地警察欺压的。普通美国人刚坐人力车时，觉得被一个当马的人拉着，有点不好意思，但很快就接受了他的优越地位，认为东方生活和有廉价劳动力在身边伺候是很愉快的。甚至平等思想很深的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等级社会的现实情况。

我们口头上大道理谈得很起劲，而官方的行动却十分有限。这种惊人的差别，在我看来有时是从上述那种又想要又不想要的矛盾的生活体验中产生出来的。我们不愿放弃让中国人民享受民族自决和个人自由的理想，但我们不知怎么从来不能采取行动，使这些理想成为现实。我们珍视这些理想，把它们当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现实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两者始终不能调和一致。结果是在执行我们的传统政策时助长了人道主义的理想与策略上的现实主义之间令人感到困窘的分歧。美国的远东政策素以合乎道义着称，其值得注意之外是我们从未认为战争是政策的实用工具。我们毫不迟疑地对日本侵略作出道义上的有力谴责，但同时却绝对不考虑为了支持我们的道义和外交立场而开始作战。结果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例如1931 年的史汀生主义拒绝承认满洲国以维护我们的荣誉，但同时仍将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

我们没有能够把道德理想转化为积极的对华政策，我们那种有时几乎是不负责任的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径还受另一种格局——即时而干劲冲天时而无动于衷——的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东亚的关心时冷时热，这是由美国生活中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这样一件事实，即那时我们并不像英国那样要依靠海外贸易。我们去广州比人家晚，但我们进人加利福尼亚甚至还要晚一些。西班牙人，以及一度是俄国人，都比我们先到北美的太洋沿岸地区。（促使美国在1823 年提出门罗主义的因素之一，是1821 年俄国沙皇颁布放令，声称北纬51 度以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归俄国所有。）我们在1818 一1824 年期间的几番努力，使我们在北美大陆上的立足点伸展到太平洋；但是，在墨西哥战争、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佩里打开日本门户、40 年代50年代向西推进之后，是另一段无精打采的时期。华盛顿对它向太平洋彼岸的扩张在很长时期内不感兴趣。在东方的美国人曾多次提出计划和建议，但美国政府不为所动。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 艘价值达50 万美元的船货，并怂恿驻华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当俄国人鉴于阿拉斯加战时不易防守，承平时期又无利可获，而于印年代决定出售时，国务卿西沃德很难说服国会批准收买。众议院拖了9 个月，在俄国公使花了几千美元贿赂之后，才通过了拨款法案。在这种对东亚问题言行不符时冷时热的现象背后，我们也许可以觉察出文化差异这一难以处理的问题。我们关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公众态度，使人产生一些不一致的印象：异国情调的、理想化的或惘然若失的。这些印象在我们历来的思想中都同时存在过，但始终调和不起来。

用猎奇眼光看待中国的人，通常强调文化上的种种怪现象：男人有辫子，妇女裹小脚，文人留长指甲，吸食鸦片以及近世以前的其他外部标志。喜欢听人咬狗之类故事的读者，还可以从“中国人吃耗子”这样的珍闻中得到满足。猎奇者又大肆宣扬西方人津津乐道的所有“中国的”东西，如“杂碎”、月形门、卖给旅游者的精巧手工艺品等等。他们强调别具风格的东西。“中国每样东西都同我们相反。”男人穿长袍而妇女穿长裤。书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读的。汤最后送上餐桌。丧服白色，新娘穿红衣。姓在名前。罗盘针指向南。左边是上座等等。美国人的俏皮话如“孔子曰”、“鬼机灵的中国人”和“莫测高深的傅满洲博士”等也属于这个范畴。还有一些猎奇传闻，是所谓中国人毫不计较所受的苦痛以及东方式的非刑拷打传统，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现象分别同经济生活水平和政治生活水平较低有关。

用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人有更多的内容可谈。这可追溯到18 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贤君明主的专制政治，认为可以当作欧洲模仿的模样。在这种对中国怀有好感的看法里，包含着我们对东方智慧的尊重，因为这种智慧曾经引起埃默森和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的兴趣。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和传教士怀着中美之间的结成“特殊关系”的想法，认为基于共同的特点、社会准则和相互尊重，可以结成一种超文化的友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曾把爱好理想化的感情施之于1943 年周游全美的蒋介石夫人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党八路军游击战士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这两种人物都被怀有明显偏爱的美国公众认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品德。当美国仍向日本供应战争物资的时候把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这无疑是因为内心有愧；但我们周期性的中国热中还有美国民从的其他心理因素，特别是我们对后人的同情心。1894 年，中国还是一个庞大的古老帝国，而日本是个刚冒出头来的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时美国舆论同情日本的对华战争；根据这个同情弱者的原则，我们在1904年又同情日本的对俄战争。只是在1905 年以后，当日本行将成为远东的最高权威头目时，我们才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30 年代的美国舆论支持装备不足的英勇中国爱国者奋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种情绪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战争初期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上。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以少数势力代表农民的利益同压境的蒋介石大军进行苦战时，我们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心理又倾向于共产党人。我们对弱者命运的关心，随着交战双方谁的事业看业比较正义以及谁比较弱，使我们把同情心从交战者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间，既然美国奥论对日本、蒋介石或中共的看法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三方本身是否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呢？

对中国表示失望的看法有案可查者甚多，因为19 世纪的美国人作为人类进步事业新的热心倡导者，发现中国腐败，确实陷于贫困、肮脏、疾病、贪污、盗窃、混乱，并且它自己显然不想设法改变这种状况。有志改革的美国人总是愿意提出种种建议的，但看到中国问题成堆，不免英雄气短，同时又对中国人的无动于衰而感到气愤。在美国，关于中国人嗜毒、缥妓、缠足、娶小老婆以及各种各样一言难尽的罪恶情景的描述，使心理不健康的人为之兴奋不已，而异教徒的偶像祟拜和堕落行径又使虔诚之士震惊失色。被带去帮助开发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华工，到1880 年占该州人口的1 / l2 ，而在19 世纪70 年代和80年代加州及其他西部各州的反华暴乱中，有好几十名华工被杀。但是，1882 年及其后若干年的排华法也受到东海岸情绪的支持。这些法案表明了美国人的许多恐惧：中国人在文化上和种族上是不能被同化的，他们较低的生活水平直接威胁着公共卫生，他们的出现会助长奴隶制的蔓延，另外新的工会又害怕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排华法案使种族主义成为我们的国策。大城市的唐人街变成了全是男子的化外集居区。仅有的那种被允许进人美国的中国上层阶级来访者，常常受到侮辱和刁难。

在中国，那些响应号召成为传教士的美国农家子弟在受到中国上层知识界的敌视和一般民众的淡漠对待后，发现他们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受到严峻的考验。明恩溥牧师在其所着《中国人特色》（ 1890年）一书中表达了传教士宽厚的但有时带点苦闷的沮丧情绪，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农民的耳朵里听不进进步的思想和福音。明恩溥牧师对中国人心理的分析在美国和日本都受人钦佩。他那些披上社会科学外衣的徒子徒孙可以在卢西恩？ 派伊所着《中国政治生活的精神：从心理文化方面研究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 一书中找到。同时，这种失望情绪也集中体现在通商口岸商人们的“上海心理”上，那些商人对中国人品格的鄙视在20 世纪20 年代甘露德所着《中国有什么毛病》 一书中有概括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失望情绪具体表现为美国军人厌恶中国人又穷又脏，并因战时生活的苦闷和满腹怨气，使这种失望情绪更有所滋长。1950 年中共制造了细菌战的指控，还有他们在朝鲜给予美国俘虏的那种待遇，似乎都可以作为例子，用来说明现代极权主义在一个落后国家会干出怎么样坏透的事情。我们早先曾对那个有着健壮农民和可爱学生的国家怀有一种以恩人自居的热情，但冷战使这种情绪逐渐消失了。

探讨美国方式的学者只是刚开始研究我们对中国的恨爱互有的矛盾的印象。这些印象形形色色，叫人分辨不清，但有一件事实显得很突出：在1949 年以前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总居于弱者的一方，处境困难，铐受我们的关注和慈善性的赠与。美国总是处在优越者的一方，没有处在那样的困境，能够给予帮助。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那时喜欢这种关系，正因为它是不平等的。

1972 年尼克松总统引人注目的访华之行，开辟了另一个高度热情的时期，其后逐渐减弱，变成混杂的感情。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的问题：承认中国与我国的不易减少的差别，然而又要把中国当作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平等国家看待。

门户开放政策的演化过程

海约翰在1899年的环境下提出了门户开放照会其所含的意义是与后来同这些照会联系在一起的对华仁慈传统截然不同的。这些照会正是在我们实行领土扩张之际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吞并了夏威夷，通过1898 年同西班牙缔结的和约取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关于1899年的和约取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在中国的山东省获得了立足点，俄国在南满取得了基地，而我们在太平洋弄到手的，不仅是一个而是几个海军基地，外加一组群岛。

“依靠各贸易国家的集体势力”以保持中国对贸易的门户开放思想，最初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国务卿海约翰借用了这种思想。当他于1899 年8 月要柔克义起草照会时，后者征求了中国海关税务司英人贺壁理的意见。贺壁理曾是赫德最亲近的同僚和助手之一，而当时赫德则是主张各国在华贸易应平等课税、商业机会均等的主要人物。他作为北京总税务公司所采取的政策与英国外交部的政策不同。

海约翰1899年9 月的门户开放照会采纳了赫德的观点，没有提到要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没有限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展。照会主要是关心保持中国的关税收人。照会首先提出（l ）每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既得利益，然后提出（2 ）只应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且只能按中国的条约税则征收，以及（3 ）一个占有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公民不应取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上的优惠待遇。只是到了俄国乘义和团事件之机开始占领满洲时，海约翰才在1 仄幻年7 月的补充照会中提出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

中国的完整问题。门户开放起初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法律原则。它在1900年以后的许多场合以政策声明的形式在双边条约中表达出来，但到了1922 年人们才用一种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形式加以阐释。原则本身有它的发展和扩展过程。1900年7 月的第二批照会在措词上要肯定得多，表明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的统一体”，这一短语其后又改成“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反映出俄国很快进占满洲这一事实是违反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的。因此到了1900年，海约翰把他的原则确实发展到了反对任何国家扩充势力范围的地步。1902 年的英日同盟有用了“机会均等”这样的措词。这完全符合英国人要求为贸易开放门户的想法。但在其后的声明中，除把“机会均待”用于商业外，也把它用于“文化”活动，并且还使它含有“行动”自由的意思。到了1938 年，美国的政策声明中经常含有“自由竞争”和“公平待遇”的词句。

这样，门户开放原则就发展成为两条主要原则：保持中国的完整以及一切外国人在中国都享有平等待遇。说穿了，中国的完整这个原则只是一种策略，用来防止像俄国那样的其他国家攫取如满洲这样的中国领土而把我们排除在外。在20 世纪初期，海约翰还觉得他曾“为中国佬办了一件大事”，但正如迈克尔？ 亨特已经挖苦地指出那要，美国人实际上无视中国的利益，并纯粹由于“无知……情报失实和偏见”而犯了大错。然而，中国的独立合乎美国人的心意，认为这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直到最近，它还适合于弱国应享民族自决和主权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主要政治观点之一。

国务卿拜兰在19 巧年和国务卿史汀生在1931 年提出的不承认主义，是我们用以拒绝承认日本损害中国完整的一种主张，而这也只是对“完整”概念本身作出的推论。作为一项原则，不承认主义也象我们援引正义准则的其他措词一样，根本不起作用。在30 年代日本侵略的较后阶段，国务卿赫尔强调了同一思想的另一方面、即干不干涉主义。这成了他白费心力地猛烈抨击日本的一种道义武器。在1949 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但它在我们的思想上仍有某些残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力求通过集体行动来执行它的对华政策。这同我们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拉丁美洲，我们的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国家和美国采取集体行动。它也同我们的欧洲政策不同，根据当时的欧洲政策，我们没有加人国际联盟，因而实际上把欧洲问题让英法两国去解决。只有在远东，我们才带头主张通过列强的协商来共同采取行动——例如通过1921 一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特别有关中国的九国公约。九国公约以扩充的形式把门户开放原则法典化了。1928 年，集体行动在理论上得到凯洛洛一白里安非战公约的支持。美国也曾派遣一名代表参加国联调查团的针对日本的集体行动，该团于1931 年毫无结果地调查了日本强占满洲的情况。在30 年代，史汀生和赫尔的外交政策一般都遵循集体的或至少是平行的行动路线，作为调动外交压力来阻止日本侵略的最好手段。这只是在孤立主义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仍属无效的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为采取反侵略集体行动的另一工具。我们积极参加了它的活动，击退了1950 年6 月北朝鲜对大韩民国的进攻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干涉。然而，我们60 年代在越南的冒险行动，除了从南朝鲜这样一些受我们保护的国家得到帮助外，未能获得大量的集体支持。越南问题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关于我们在东亚的目标这些根本的问题。

头国利益的性质。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已经大量夹杂了想象和希望。保罗？ 瓦格把它描绘为“关于中国市场的神话”。事实上，30 年代我们在中国和日本的金融投资大致相等。美国在华的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不到2?5 亿美元，而在日本则主要投资于债券，也略为少于2?5 亿。事实上，我们在远东的全部投资只占美国海外投资总额的5 ％或6 ％。而且，我们在华的金融投资只占在华外资总额的极小部分，远远小于1 / 100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外贸的情况，这方面的数字也不能证实作为我国外交政策惟一来源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在发挥作用。在30 年代，日本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 % 到9 % ，而中国还不到此数的一半（即使仍把满洲看作中国的一部分）。日本的大量外贸有1 / 3 是同美国做成的，我们全部远东外贸的2/5是同日本进行的，只有大约1 /5是中国进行的。我们在华的教会投资从钱数来说约为4000万美元，但从思想感情方面的投资来说，当然要大得多。不管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美元和美分甚至在商人的心目中也不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务院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金元外交，这一事实已由多萝西？ 博格对1925 一1928 年时期的研究所证明。她明显地指出，国务卿凯洛格的对华政策所依据的是一种“近乎直觉地简单反应”，而这正是20 年代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典型态度。他希望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完全独立。他要在中国的各派之间保持中立，不相信那里存在着布尔什维克的威胁。1927 年美国人在南京受袭击的事件发生以后，他始终拒绝采取制裁手段。另一方面，他同样抱有坚决的态度，只愿同一个代表统一国家的中国政府打交道。他不想以任何方式促使中国分裂成为两部分。当1925 年中国爆发强烈的排外情绪，使各条约国和教会人士大为吃惊时，上海的外国商界人士很快就相信，这次中国人的排外运动是莫斯科阴谋策划的。许多人竭力主张进行干涉，以免中国受苏联的控制。国务卿凯洛格和他的主要助手纳尔逊？ 约翰逊，并没有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所吓倒。按照习惯，我们的援华工作是私人事务，一要由教会人士、救荒救灾的公共团体、如洛克菲勒基金会这种从事开展教育和医药工作的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和私人经手办理。由于l908 年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1924年又退还其余的部分，以及作出类似的姿态，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帮助中国自我振兴的工作。1934 年，华盛顿主要由于国内的原因开始执行购买白银的计划，这一计划不久就使中国经济失调并陷于萧条。它导致大量白银被偷运出中国，使中国不得不于1935 年放弃银本位制，采用有管理的纸币。然而，后来摩根索领导下的财政部以黄金或美元向中国购买约5 亿盎司的白银，使购银计划成为对国民党政府直接的但未公开宣扬的援助。例如，在1937 一1939 年，我们为此付出了1?84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从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的贷款以及陈纳德上校秘密组成的“飞虎队”（美国志愿队）作为缅甸和云南的一支空军开始，我们自1942 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援助的政府计划。这是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上的一块里程碑，如果没有真正成为一块墓碑的话。在这以前，美国的慈善工作是在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用来维持一些机构或帮助一些活动，但从未支持政府。现在我们的援助是官方提供的，又是大量的。它只有给予某一国家被正式承认的政府，而后者也充分意识到它有权作为接受美援的惟一渠道。不幸的是，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府到1942 年已经如前面有一章所指出的那样极度衰落了。我们的帮助不能改造它的内在性质，反而使它可以更加不必顾虑国内的舆论，并且最后更趋向于依赖它手中掌握的新式美制武器了。在抗击日本时，无论从良心上或从现实情况上讲，我们只能采取支持蒋介石政府这一办法。但是，例如1942 年初期我们用以振奋其士气的5 亿美元贷款是没有任何附带条件的。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是谁用了那笔钱，其用途是什么。条约没有规定农村援助计划，在所部署的各个阶段也未要求采取什么双边行动。从我们战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起，美国军官就发现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方是个无能的政府，它被国内问题弄得虚弱不堪，以致不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我们为了竭力帮助它，同它的衰亡和没落纠缠在一起而不能自拔。

美国的贡献和自由主义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的影响达到了顶点。虽然这种影响只是整个外国侵略的一部分，它却无孔不人，而有时又是短暂的。这方面需要作一番评价。所有的国家逐年发现彼此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世界性问题上，尽管对于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今天访华的美国旅游者常对中、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感到吃惊。我们怎能作为中国复兴的样板呢？我们事实上作出了什么贡献呢？（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很少同起中国给了我们什么；因为我们自以为懂得怎样让全人类都过上现代生活。至于美国应当向中国学习，这是新近才有的想法。）

凡是想为美国在华活动的历史记录进行辩解的人，都陷于两面夹击的处境——要对付中国革命者过分刺耳的谴责声，又要对付他自己良心的责难。谁能为大量的事件辩解或加以宽恕呢？历史按其本性来说总是混杂着善、恶和性质尚有争议的现象。我这里的目的只是提出建议，表示我们需要研究历史记载，找出确实发生过的事件。至于是非曲直，可以留到以后再讨论。即使如此，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仍然超出我们认识的范围。下面只是举一些例子，如此而已。

美国私人援助中一个最引人注目、最富于建设性的例子，是1915 到194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投资：起初是接管了北京的一所教会医学院，并投资950 万美元在新址盖起大楼，于1921 年竣工。从1924 到1943 年，约有313 名中国医生以及几乎同等数目的护士毕业于该校，在这期间基金会在设备方面又捐赠1200万美元，并在日常经费开支方面也投资了相近的数目。如果有人批评说，给4?5 亿中国人培养以300名医生是沧海一查粟，无济于事，那么这种批评是并不中肯的：北京协和医院的目的始终只是在于培养专家，以便把现代医药科学的成果带给中国。它是个研究和培训并重的医院，当时也许是全世界除北美以外最好的一所医院。它的成就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寄生虫学、传染病学以及中国最常见的营养不良等方面的研究。许多常见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和钩虫病则进一步受到控制。他们从中国古代药典制出了如麻黄素这样的药。由中国妇女而并不纯粹由男子担任的护理工作成了受人尊重的职业。以1934年毕业的141 名医生为例，95 ％从事教学、研究或专职医院工作，只有7 人开设私人诊所。总之，北京协和医学院固然没有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直接为中国民众服务，但它培养了一代能在日后指导这项工作的专家。

美国的援助在教育方面成绩最大，但这通常被认为是整个外国势力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中国出现过办私人高等教育的能干人才。例如天津的张伯菩在中国私人资助下于1907 年创办了南开中学。他曾出访日本和美国，获得了国际方面和华侨方面的资助。到1919 年，他的学校变成了南开大学。到1931 年，南开经济系在留美经济学家领导下开始了研究中国工业化问题这一创举。张阪依了基督教。他赞同基督教青年会的理想，但他首先是大学文科方面的爱国教育家，主办妇女教育和体育教育，提倡在大学里举行体育比赛和剧团演出。在3o 年代，南开大学、它的男女附中、实验附小和研究院共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几乎都是城市居民的子女。1937 年，日军进犯华北的头一件事是轰炸南开，但该校的工作在重庆和昆明继续坚持了下来。

西方人办的教会学校主要是由美、英、加拿大的耶稣徒捐款资助的。基督教教育家在中国各设立了大约200所中学，其中有些办成小型学院，然后逐步合并起来，发展成为教会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是21 个耶稣教团体和十几所美国大学合作的产物。在1936一1937 年，这些大学里的教师共有652 人，其中包括466名中国教师，学生总数达6424人。来自中国方面的经费包括学费收人在内，约占其经费总收人的半数以上。天主教会的信徒较多，但高等学校办得较少，它们的主要大学是北平辅仁大学和上海震旦大学。西方教会学校的规模不大，但影响很广。

教会学校所碰到的问题，可从主要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这个例子看出来。这方面的问题曾由菲利普？ 韦斯特进行过研究。这所学校的校园在北京郊区一块风景宜人的地方。它开始由一部分美国教会人士与中国基督教教育家联合办起来的。美国人认为信仰耶稣是促使中国得救的动力。他们不反对私有财产制或现行政治制度，更加不会反对燕京校训“以忠于职守而争得自由”中所包含的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同事也都认为基督教是“为人民服务”和有助于救国的一条门路。在20 年代初期，激进国民党人的反基督教运动使燕京的这种合作关系趋于紧张，但并未破裂。1928 年以后，燕京按两份章程进行工作，一份英文章程交给控制预算的纽约董事会，一份中文章程交给华方校务委员会，后者是按南京政府的规章办事的。燕京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在1927 一1937 年这不稳定的10 年和平期间，几所主要的国立院校如北平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方面的水平超过了教会大学。这些国立大学的漂亮新楼、广阔的校园和成千上万学生，使教会学校相形见细。这些国立大学的教职员是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据y?c?王估计，到1953 年，至少有3?6 万中国人在美国留过学。）战时在昆明成立的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其200名受过国外教育的教师队伍中，有170 余名是教授。这170 名教授中有100 名以上是在美国得过博士学位的。

当国民党于1928 年在南京执政时，它设立了一个欧洲式的中央研究院，不久就成立了十几个各学科的研究所。研究所的经费也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用这笔经费在1924 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样，民国时代就有了私人、外国和中国政府三方面共同支持，在许多领域发展文化的情况。北京的旧皇宫被改成国立故宫博物院。新设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在美国帮助下树立了新的科技标准，促进了其他图书馆的发展。燕京和其他学府的新一代学者开始整理出古典着作的评注本和索引，以及附有专门参考脚注的专着，这些索引和脚注用现代的办法增补了那种以逐字逐句背诵古书的传统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阻碍重重的情况下，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需要有极大的毅力。例如主持考古工作的，原是1916 年成立的工业部所属中国地质调查所。该所的任务是绘制全国地图，勘探包括古生物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前纽约州地质学家葛利普博士当了该所顾问。在2o 年代，从大约六个西方国家延聘了一些考古学家到中国，由此开创了作为一门新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北京附近周口店存在过北京人。这一发现是由加拿大人步达生，根据一颗牙齿鉴定出来的。彩陶是瑞典人安特生首发现的。这类外国人训练了新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一位哈佛毕业生李济博士成为1928 一1937 年在安阳发掘商代遗址的领导人。李曾引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他曾是1919 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话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是人为地把劳力和劳心分割开来。”总之，中国的考古学者必须是靠双手工作的学者。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其学术成果现已震惊世界。（在70 年代中期，中国人在日本、西欧和北美举办的大型展览会展出了从秦始皇、汉、唐和其他朝代古墓中新近发掘出来的灿烂艺术品，有青铜器、雕刻、陶瓷器、纺织物、壁画乃至文简，几乎是第一次标明了准确的地点和时代。）从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代传统和西方榜样只能在现代中国产生个别的自由主义者而不能产生自由主义运动。自由主义不能成为制度化。那时当权者并不承认公民权利、言论和人身的基本自由、人身保护法以及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总之，并不承认法律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美国人对此却是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了。把这些保障写进宪法和法典，还只是在漫长艰苦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与此相类似，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私有财产也和个人一样，在享有无限权力的官府面前毫无法律保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般缺乏保护私人经济手段的安全防卫措施，而西方则是以这种安全防卫措施来支持自由主义运动的。由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缺乏法律和财产作为防御手段，他们在学者所享受的较高社会地位中仍旧感到安全是不可靠的。因此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同教育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37 年后，教育受到内外双方的袭击，内部来自官吏高于学者的传统，外部来自日本摧毁南京政权的战争。

然而，这些外界环境并不是仅有的障碍。西方的自由主义在其自身范围内同它所赖以繁荣的多元文化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它的政治主张和方法都是不能输出给军阀横行的中国的。在早一些的时候就出现了例证，那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 杜威这位美国最着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中国学术界许多青年头面人物的老师——在1919 年4 月30 日到了上海，并在中国各学术中心广泛讲学达两年之久（到1921 年7 月为止）。杜威游历了11 个省份，提供了西方民主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学说，正如贝特兰？ 罗素在较短逗留期间（1920 年10 月一1921 年7 月）所做的那样。但结果如何呢？巴里？ 基南的结论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给他的门生提供的策略……不能用来影响政权。”他认为教育必须始终与政治分开，并且它只应间接地改革政治，但这在中国军阀专权的环境下是办不到的。

美国在以自由主义方法拯救中华民国方面作出的贡献和最后的失败，可以拿胡适（1891 一1962 年）的一生事业作为例证。胡在他老师杜威讲学期间是共主要的译员。他忠于实用主义，反对用抽象的“主义”来笼统地解决问题。他回避政治和革命，而是以批判态度重新评价消逝的过去，使中国从消逝的过去摆脱出来。正如杰罗姆？ 格里德所说的，胡适代表了“稳健、宽容、学术自由、个人自由以及法治和理性，……他所力求完成的许多事情，正是我们自己可能希望看到它们实现的”。但胡适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打中中国人民的中心问题。30 年代集中在北平的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受到南京新官僚的压力。大学里安插了国民党特务。批评政府的学生常在清晨被侵入宿舍的警察抓走，送往监狱。教师和报馆编辑都受到威胁，不敢说话。1937 年后日军的轰炸和中国在抗战期间实行的大规模焦土政策的危害之烈，还不如政府对战争所促进的自由机构和自由思想横加的摧残。前10 年良好的开端受到了战时通货膨胀和政治当局专权的巨大压力。

战争到来时，爱国教师和学生团体随同政府迁往内地。南京和武汉的学府把他们的许多器材直接向长江上流运走。中央研究院把它十分珍贵的汉学藏书经由印度支那运往四川长江边上的一个村庄。但北平各大学则遭受惨重损失。北大和清华于1937 年迁到长沙后，新址不久就遭到日军轰炸，不得不依靠卡车和步行，翻山越岭再迁到昆明。那里在战争初期同外界的联系只靠印度支那的法国铁路，正如在战争后期只靠滇缅公路一样。大学师生能够活下去，主要是由于政府的米贴使他们有东西可吃。为了维持生存，他们必须出卖或典当书籍、衣服和家具。

国民党一直把教育看作政府的工具。1938 年国民党成立三青团，学生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受钳制。每个学生团体内部都有三青团支部，他们的任务是吹捧官方的思想体系，谴责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思想。同时民众教育也得不到支持。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 一1938 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国民党下令禁止了。

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1912 年和1949 这两年标志着中国政治变化的两个阶段。清朝在19 世纪被迫在其东亚帝国给予条约国家以特权地位，但当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关心国家的命运时，异族统治的君主制就在1912 年瓦解了。君主制消失后，条约国家的地位变得更为突出，而国民革命却只能逐步积聚力量。1931 年日本开始侵略后，很多人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抗战还有用处，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到1945 年美国卷入支持其政府的漩涡时为止。当这个政府在1949 年垮台时，西方参与中国政治生活的行动也随之瓦解，加在中国头上的长达100 年的不平等条约的时期，在到处一片咒骂声中宣告结束了。

这样，美国政府从英国继承过来的在华地位由于日本的侵略而相应地提高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展到1941 年12 月7 日之后，中国成为一个遭受重大挫折的战场。蒋介石未能使盟国以他为中心来协调战略。英国未能固守新加坡或滇缅公路。约瑟夫？ 史迪威是美国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刚到中国担任蒋的“参谋长”， 就承担防守缅甸这项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缅甸在1942 年初沦陷，史迪威就担负起一项历时三年的艰巨任务，重新打开一条穿过北缅通往中国的陆路。然而，即使在这条公路和一并修筑的输油管线于1945 年初接通之后，越过喜马拉雅山空运的吨数还比通过这条公路的吨数来得多。还有，我国第2o 轰炸机大队由中国征用的民工在四川成都附近用碎石修建了五个大飞机场。为了供应他们b-29型轰炸机所需，由喜马拉雅山空运物资的吨位，1944 年要比分配给中国军队的多。但他们刚开始轰炸日本，基地就移到马里亚纳群岛去了，因为那里可由海路运送给养，并且离东京较近。进人战争，自由中国是作为盟军将来击败日本的基地的，但结果发现它的这项任务被海上的海空军力量顶替了，而它自己同外界割断，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角色。美国这时的目标是使自由中国继续打下去。其结果是中国虽未战败，但也未获胜利。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战败后仍不能抬头。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即在194l 年5 月，我们就自动提出，一旦和平了，我们便立即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 年1 月11 日，根据平等原则签订了一项新的中美条约。但不到五个月又签订了另一协定，使在华美军（到1945 年达60000人）可以不受中国刑法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讯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开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战争结束时，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中国刚获得的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右翼沙文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爱国自由主义分子都联合起来，猛烈抨击美国大兵与酗酒闹事、奸淫妇女和吉普车祸有关的事件。

美援与调处

从1943 年晚期起，美国外交人员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国共相争的内在危险——“将来不定哪一天会发生内战”这种担心可能会妨碍作战努力，并最后导致俄国支持共产党人。因此，美国人的目的是鼓励政治解决以避免内战（这也是蒋介石早在1943 年9 月就主张的），同时依靠建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并让该政府自行改革的办法以加强它的地位。军队是建设起来了，但改革却证明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已如上述。然而，政治解决的想法却被各个政党所接受，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于是在1943 年初恢复了国共谈判。

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 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 年12 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

第二，我们的军事努力产生了一支现代化的国民党陆军和空军。史迪威对中国普通士兵的信心推动了在印度和中国实行的一项计划，即以1000名美国教官和顾问训练和装备39 个师。

第三，我们企图弥合国共之间的分裂。美国军方专心致志地力求打败日本，因此对国民党政府用20 万到4o 万军队封锁共产党地区之举是否有效，提出了疑问。1944年6 月，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建议国共军队都去对日军作战，不要互相监视。他使蒋介石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留驻延安，而那里早在5 月间就已允许西方记者前往访问了。此举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可以看到共产党地区的情况，但当时人们仍然明显地看出，重庆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日本更加殷切。同时，日军已于1944 年冬经过湖南产米盆地向南推进，并从广州向西出击，企图夺取桂林的主要中美空军基地。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坚决反对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场总司令，迫使他在10 月被召回美国；他也坚持反对在中国统一作战中使用并武装共军的计划。统一和改革仍旧是遥远的希望，但我们的新任大使帕特里克？ 赫尔利继续鼓励国共和解的手腕勇而无谋。在1945 年2 月雅尔达会议上，罗斯福企图以恢复俄国沙皇时代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为代价，获得斯大林将来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我们到6 月才把这件事通知了蒋介石（事先曾向俄国担保能取得他的同意），并到8 月14 日日本投降时才由蒋批准了中苏条约。那时俄国已占领了满洲。美国采取了对抗措施，派5?3 万名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登陆，以阻止把中国分裂为苏联支持下的北部共产党地区和美国支持下的南部国民党地区。在这件事情的整个无限复杂的细节背后，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苏联和中共的军事实力各自能够伸展进东北地区和华北部分地区，并且它们是不可能仅仅靠我们用象征性地显示力量的办法加以阻止的。不久中共在苏联默许下用日本降军在东北交出的武器，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后勤部门竭力从海上和空中把50 万国民党军队运回沿海地区，然后又运进东北，以便把中国统一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共军从陆路赶去代替日本驻防军，而蒋则命令后者击退共军，只准向得到国际承认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投降。接着美国把120 万名敌军遣返日本，在中国战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行动刚巧来得及为那久已预料到的内战腾出地方，让它爆发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派他的战时司令官乔治？ 马歇尔于1945 年12 月去重庆。他在那里头几个月的活动是美国外交史上大有希望的一页。他的目的是调处即将萌发的内战，以期获得政治解决。对于自相残杀的战争，惟一具有政治家气概的取代办法是让中共在一个立宪政府中参与政治和军事领导，取得像西欧共产党那样的地位。互相抗衡的两党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改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各有个代表；他们的部队将在合并以后实行精简，在这基础上美国才会给予经济援助。1946 年1 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政治协议。两军都发出了停战令。2 月商定了整军协议。同时设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三方机构：军事调处执行部，来监督扑灭次大陆一场内战的工作。美国飞机运载了吉普车、无线电收发报机、补给品和调处小组（通常由一名美军上校以及国、共将军各一名组成），飞到正在交战的偏远地点。战斗实际上停止了。

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就是马歇尔将军个人的功绩。调处工作需要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竭力保持中立，同时又要维护合法政府的最高权力而又不致被该权力所利用。和谈主要是在东北破裂的，因为那里仍旧是在有效的停火范围之外。在1946 年重新爆发内战的背后，是国民党执着地相信他们的优势兵力，以及共产党准确地估计到了国民党的实际弱点。虽然斯大林对中共很快战胜国民党这一点缺乏信心，他对西方突然发动的冷战却起了鼓励中共夺取政权的作用，并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以阻止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7 年马歇尔将军担任国务卿，我们用援助希腊一土耳其的计划遏制了那里的共产主义扩张，在此以后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中国。中国比起希腊来，领土约大45 倍，人口约多85 倍。根据我们在越南得出的痛苦经验，我们现在知道，如果像对希腊那样来对待中国，那就需要动用几百万美军和几十亿美元，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要失败。马歇尔将军最明白这一任务的艰巨。在1947 年后，除避免干涉中国的内战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至于我们该不该在那段时期给予国民党以更多的援助，这是后来争论得很多的问题。负责的美国将领说，他们并不缺少武器。许多参加争论的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从外部用物质援助去影响结局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1949 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能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地影响中国政权的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

国民党的垮台

中国从1946 到1949 年经历了现代的几次大战之一。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军队总共约有300 万人，共军约有l00万人。美国从1941 到1949 年在贷款、物资和装备方面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总数达60 亿美元。国民党军队纯粹依靠兵力雄厚散驻各大城市，最后又得到俄国允许，进人了东北。无数因素使他们失败：蒋手下的军人不受文职人员的控制；战后对军队按美国方式进行改组，增加了混乱；黄埔嫡系歧视地方将领和部队，特别是广西的将领和部队。他们的战略理论是用防御手段坚守阵地，他们的本能是积储军需物资等待别人先行动手，他们的阵地战术有时还由委员长从远方策划。贪污、士气消沉和开小差，不断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共军采取相反的战术，在农村迂回运动，从民众中间补充兵员，破坏铁路，避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们在农村里激发叛乱，接管了华北的其余地区。着名的记者杰克？ 贝尔登叙述了这种粗暴斗争的情景：把穷人组织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人物，使那些受丈夫殴打的妇女反对作威作福的男人，使年青人反对旧秩序。共军的人员和武器逐渐增多，那些武器有的来自日军在东北的储备，有的是国民党军队叛逃到共方时带来的，有的是偷卖出来的和投降缴械的。到1948 年6 月，双方的人数和枪炮数大致相等。1947 年冬，他们已经切断了东北驻军的退路。1948 年10 月，他们迫使这些军队投降，为数达30 余万人。这就为摊牌准备了条件。

力量的对比不仅在前线发生了变化，那里共军逐渐增多了美式枪炮和物资。由于通货膨胀所标明的经济崩溃，国民党的事业也已在后方、在其城市基地从内部遭到了破坏。

遭敌人轰炸以及水灾、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虽具有破坏性，但可使公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提高士气，去协力战胜困难。另一方面，恶性通货膨胀使每个工薪人员穷困不堪，垂头丧气，因为它逐步破坏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公众对它的信任。恶性通贷膨胀下的生活是慢性扼杀。工资和薪金永远赶不上物价。家具、衣服和书籍都被变卖，换取食物。逐步严重的营养不良产生皮肤病、胃病和结核病。整个社会奄奄一息，而责任就在当权者的肩上。国民党的军事机器崩溃的时候，美国报刊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大肆报道，但对以前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却没有这样报道过。

在1937 一1939 年间，自由中国的物价水平涨势轻微。国民政府的货币仍通行全国；日伪钞票于1938 年开始在北京发行，到了1939 才在南京发行。此后日本人掀起一场运动来破坏自由中国的物价稳定，同时重庆的开支则不断增加，以致收入远远落后于支出。1941 年，财政收人只敷支出的15％，中央政府终于以实物征收田赋。从实物田赋、政府专卖和间接税得来的收人，暂时仍占预算的30 ％。政府捐税、国内公债以及抛售黄金、劝募救国公债等措施，都不能遏制公众的过剩购买力，因而证明是无效的。局势每况愈下，物价每几个月或几星期上涨一倍。在1945 年9 月，纸币发行额是1937 年7 月的465 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这时法币又重新通行全国，但政府庞大的开支有增无已。南京指望靠它的军事优势迅速结束内战，听任其外汇储备因支付进口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而日见减少。外汇起初并没有认真地按定量供应，进口货也没有受到限制，因此资金外逃的现象相当严重。

为了打破恶性循环，1948 年8 月实行“币制改革”，废除了旧法币，代之以“金圆券”。同时规定了物价最高限度，并以警察手段督察执行，私人手中的银元和外币被迫换成新纸币，为内战提供军费。这样，最反共的城市上层中产阶级手中剩下的少许余财被束缚在“金圆券”上；当金圆券在1948 年底崩溃的时候（物价在6 个月内最后涨了8 , 5 万倍），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最后剩余的一点支持，也同金圆券一起化为乌有了。

两个月的淮海大战，是在陇海路以东、南京以北约100 英里的淮河流域的旧捻军活动地区打响的。蒋委员长不听参谋人员的正确意见，从尚存的200 个师中抽出约50 个师，在徐州周围的平原上构筑了坚强据点。他亲自从南京指挥战场上直到师一级的战术行动。然而，共军不仅控制了村庄，而且在他们推进时修复了铁路，能够调度大量的部队。久经沙场的名将邓小平领导了发动200万民工的工作，他们能应战斗的需要运送补给或挖掘反坦克陷阱。到11月中旬，四个国民党兵团约34万人很快被截断同外面的联系，在平原上被包围起来。一支12 万人的援军，包括美国训练的最精锐的师团，也同样被阻截并包围于该地区之南。当徐州几支军队带着美国卡车、重炮和装甲坦克部队突围出来，想与援军会师时，这个“活动堡垒”也被深沟阻挡住了，不久就被国军放弃的美制重炮所击毁。到12 月下半月，投人战场的66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3 万，被犯万人民解放军压缩在6 平方英里的范围之内。他们听说南京打算“从空中就地轰炸”（借用我们在北平的最后一任总领事柯乐博的话）他们那些珍贵的重武器装备时，他们就在1949 年1 月10 日投降了。在国军损失的55 万人中，据共军说投降的有32?7 万。

国军整个这场惨败的特点是，蒋介石愚蠢地决定在徐州平原而不在准河流域决战，并拒不把统帅权交给熟悉地形的干练的战术家广西将领白祟禧。黄埔系指挥官之间由于互相嫉妒而采取不合作态度，没有利用南京所垄断的空军，不能很好地利用美制武器的火力打击敌军，凡此种种都着重证明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光凭武器不能取胜。1949 年1 月，天津和北京投降了。4 月共军渡过长江，5 月进占上海，10 月占领广州，11 月进人重庆。

国民党的垮台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是经济、政治和士气上的。1948 一1949 年的混乱、骚动和危险，使城市居民痛恨国民党政府，因而也仇恨美国对它的援助。我们在1937 年以后对该政府的支持愈来愈多，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不能推卸对它的祸害所应负的责任，尽管我们的援助一向是善意的，我们也常常批评那些祸害，因此在援助的规模和数量上是有限度的。我们的高级将领反对蒋的战略，但无济于事。

然而，我们最大的灾难来自中美公众感情越来越扩大的鸿沟。在战后年月里，当中国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使它彻底丧失人心时，我们对于苏联扩张主义的目的和方法、特别是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口是心非和残酷无情愈来愈感到惊惶不安。由于中美两国日常生活的经验不断产生分歧，共产主义似乎愈来愈成为一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和另一国人民的死敌。

美国“丢失中国”

在10 年期间，美国公众把自由中国理想化了；那时，原子时代，间谍活动和冷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让自由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同经济大萧条一样，它成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弹药，共和党人在l948年竞选时就运用了这个进攻手段。不久希斯通敌案、富克斯原子间谋案、对间谋和阴谋的恐惧，特别是在朝鲜同共产党中国进行的一场大战等复杂因素，揭开了麦卡锡时代的盖子。美国公众经历了一阵反共歇斯底里，“丢失中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方面。

1951 一1952 年对中国问题专家们的严加审查，已经对此后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它是由若干条件促成的。美国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在30 年代只有一小批人，他们大多数人作为外交官、学者或新闻记者在业务上彼此认识。他们几乎总是互有“交往”，尽管只是在社交或业务性场合的聚会。如果你认定美援是影响中国国内事务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认定国民党人只是由于有人叛变才会丧失他们的军事优势，认定美国的决策人曾经是反蒋的因而是亲共的，认定共产党的阴谋可以通过一个人所交往的朋友追究出来（这一连串虚假而毫无根据的推论，曾为麦卡锡时代的许多人所接受），那么，进行调查就成为公众的一种义务（也是往上爬的大好机会）。

进行调查的动机很不相同。从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出于真诚的关怀起，到政治投机分子的狡猾打算，什么样的动机都有。其背景是在一个侦探小说畅销的国家里，人们突然疑心生暗鬼，以为每一个外表看来是无辜的人都可能在进行阴谋活动，因而产生一种反知识分子和惴惴不安的情绪。在国会进行调查的同时，行政和工业部门也加强了安全审查，并且至今仍在继续，为了预防不测而仿效极权主义的做法。（防范措施迎合了那种过分悲观的论点，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除了不能输出到亚洲之外，在国内也已经失去了它的创造性能力。）在中国问题专家中追查其社会关系而定罪，其被定罪的机会因偶然发生的情况而增加了。太平洋关系学会自1925 年以来就有一项研究和出版计划，由学者、外交家和企业界人士每两年举行私人性会议进行商讨。组成这国际机构的团体有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11 个国家的组织，如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了大约1200 种书刊——书籍、小册子和报告——好些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它自身避免发表意见，但也曾力求同许多不同观点的人接触，并且这方面的记录都存档在案。在国际秘书处和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档案里，有很多内容提到大大小小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一些共产党人、亲共人士和好些外国人。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拿走并利用了这些档案材料，能够不时在报纸上制造头条新闻几达一年之久，直到1952 年共和党召开全国大会的前夕为止。

委员会的报告以断然的语句声称，它能证明太平洋关系学会曾阴谋对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国务院决策人施加影响，以利于中国共产党人。14 卷的听证记录几乎完全无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和出版物，专门查问可疑的接触以及有问题的或亲共的言论，而不管在这些接触和言论是否确实与太平洋关系学会有关。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调查把事实真相同道听途说完全混为一谈，以断章取义之词作为证据，以联想推论定罪。如果把这种行径同行政权力和警察措施结合起来，它也许就像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场清洗审讯。它依据的是立法者应该有的进行调查的权利，但利用了美国伟大传统，玩弄警察、强盗和肮脏政治的手腕。

传询太平洋关系学会之后所采取的惟一行动，是对参议员约瑟夫？ 麦卡锡的许多攻击目标之一欧文？ 拉铁摩尔提出了起诉，硬说他在破记录的12 天公开审讯中犯了伪证罪。1955 年联邦法院没有受理这个起诉。这些审讯以及关于麦克阿瑟将军从朝鲜解职召回事件的审讯，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顶部。与它们同时进行的，还有秘密对外交官和其他政府雇员的安全调查，其范围甚广，持续的时间很久。中国问题专家一般都被调任他职，有的被开除，有的辞了职。谢伟思接连六次经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查明无罪，但在忠诚复查委员会的要求下终于被革职。1957 年6 月，由于最高法院的一项命令，他才恢复原职。

对不属于政府系统的一位观察者来说，所有这些对华政策调查的主要结果似乎是使人们关心安全和顺从上级。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有什么共产党活动、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被揭发出来，但每个人都被吓住了。在此后的一段很长时期里，畏惧和顺从妨碍了我们官员抒发他们的见解。斯坦利？ 巴克拉克曾告诉我们，在其后从1953 年到1 卯1 年的18 年间，“反对共产党中国进人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是怎样由国会议员领导并利用他们的职位来组成一个“内外结合的院外集团”的。中国院外集团是有其久远的历史的。

我自己的印象是，美国人民对于冷战和中国共产党获胜的反应是恐惧居多而缺乏创见。麦卡锡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在很长时期内为这样一些美国人所容忍，他们赞同他所说的目标而并不赞成他的手段，可是出于恐惧，愿意支持他的手段。恐惧同无知混合在一起。1949 年以后，以前在华的大约20 名美国记者受到了排斥。中国人民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动，中国社会质的变化，在美国几乎始终是无人知道的。与此同时，我们同人民共和国的残敌的紧密关系助长了我们对它的敌意。

我们的盟友台湾

从1949 到1972 年，我们同中国人民接触的边境是欧洲人所说的福摩萨或中国人和日本人所说的台湾。该岛长约250 英里，宽60到80英里，其东部山脉有许多高于1 万英尺的山峰，只有约1 / 4 的面积适于耕种，主要在西部。中国人的移殖只是到明代才变得重要。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17 世纪都保有贸易居留地，该岛又是反抗满族征服者的明军的最后避难地。19 世纪同西方的贸易并不怎么重要，但在1860 年后开辟了4 个通商口岸，并且当台湾在1885 年同福建分开，成为单独的行省时，该岛就有许多时新的改进，后来在1895 年中日战争后才由日本人接管。

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建立了秩序，作出了一些物质上的改进，最后变得不那么苛刻。真正的政治生活没有受到鼓励，虽然到了30 年代政权更趋向于地方自治，人民享有有限的公民权。日本的土地政策遏制了外地地主占有土地的趋势，并鼓励农民为改进农业和公共卫生而成立协会之类的组织。日本政权真诚地关心提高生产，使大约半数的儿童进了小学，因而识字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虽然每年达到大学水平的人不足一百。日本统治下获准受过现代训练的极少数具有中国背景的台湾上层人士，因反对战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现象，遭到国民党在1947 年3 月用大屠杀的手段加以镇压。几千名台湾的领导人物惨遭杀戮，这时1 少灼年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残余来说是个不祥的开端。在1950 年以前，美国的态度是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但继续提供经济援助而不给军援，作为我们打算从中国脱身的一部分措施。1950 年北朝鲜的侵略导致我们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使该岛不致卷人战争并防止来自大陆的攻击。1954 年我们签署了一项同盟安全互助条约（按：即“共同防御条约”。——译者）。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被派去协助执行我们的援助计划，50 万左右的国民党军最后用征募台湾人的办法来克服士兵的老化。与此同时，流亡的国民党政府仍旧重迭地盘踞在它所控制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国民党的改革工作与控制措施同时进行，这与同大陆继续处于作战状态和实行戒严法的情况下是容易办到的。

在经济上，台湾以前依靠食塘和大米生产来供应日本市场的情况，现在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以获得更大程序的自给，同时由于人口急剧增加，也不得不推进工业化。1905 年的300 万人到1940 年接近700 万；从大陆涌进200多万人口以后，到1958 年人口共约1100 万，而到1978 年达1700 万。发展工作是在政府总的统制结构或工业垄断体制中进行的。到60年代中期为止，20 亿左右美元的美援滋育了经济的繁荣，其成就之大使台湾政府在没有我们的援助下仍然继续推进工业化，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投资。国民党军队按人口比例来说是世界上使国民负担最重的一支军队，它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虽然数量越来越少了。在国外，台北的中华民国在美国帮助下年复一年地保持着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并且到1970 年为止，它设在国外的大使馆还比北京人民共和国的多。

中美合作的一个创造性范例，是根据1948 年美国援华法案成立的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当它于1948 年10 月在大陆开始工作时，它是想主要依靠技术援助来增加食物供应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农业专家往往争辩说，由于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不能增加土地面积，靠它来增产的希望甚少，不如在选种、培育畜种、工具、耕作技术、消灭动植物病害等方面可以做许多改进的工作。当这计划在华南和台湾开始执行时，它强调要修筑堤堰来发展灌溉，但没有把解决农民的组织问题作为动员当地资源并获得信贷以资助改良事业的一项手段。不久，经验促使联合委员会转而注意改革土地租佃关系这个实际问题，特别是把地租减到法定的占收成37?5 ％的数额，同时把租佃合同延长到一年以上，以防地主勒索。这样，以注重技术为开端的美国式发展农业办法不久就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亚洲农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既然限于在台湾开展它的工作，便取得了省政府的支持，并能依靠以前日本人组织的农民协会那样的机构进行工作。它贯彻全面减租的办法，并终于制定一项使每个农户占有其耕地的计划。这一切都是同实际示范、图书资料、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及发展农村手工业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只实施单一的行政布局，并利用原有机构而不另起炉灶，因此避开了两个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问题。它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大有教益的榜样。台湾在冷战时期有两种面目。回顾以前，它声称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北京也同意），说内战没有结束，国民党有朝一日还要把中国人民从共产党的统治下解救出来。然而，台湾又朝前看，它加人了工商业世界，很好地利用了日本和美国的技术、贸易、投资和文化接触。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一批有才能的中国领导人把工业化引导到类似日本人的那种可供出口的发展方向。生活水平比大陆提得高。同美国的关系也愈来愈多样化了。

第14章 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

1949 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在从6 亿增到10 亿的人口中，已经经历了阵阵狂热的豪情奔放和仇恨怒火的喷发、有组织的努力和自我牺牲、极度的恐怖和劳累、长期的失望、热情的自我锻炼以及新的希望和自豪。然而，在1972 年以前这一引人注目的巨大事件只是由驻北京的外交人员、香港的新闻记者和少数旅游者从远处略有所见。所有的广播节目和出版物都来自政府这一渠道，但它在60 年代基本上停止了发表统计数字，在1966年之后的10 年间还停刊了专业性或学术性的杂志。私人方面的言论主要来自难民。甚至那些阅读受控制的中文报纸的外国人在全世界也只有几千人。对于那么许多人中间发生的这样一些大事，观察和研究的人竟然寥寥无几。

无知引起推侧和偏见。见年代亲共扩张主义和反共扩张主义之阿的冷战，影响了每个人对中国的看法。今天，谁要是认为他完全没有偏见（就他的见解极不全面这个意义来说），那他显然是个蠢人。然而，对中国革命抱的偏见有种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这种偏见范围有两极，有的会一味热情颂扬毛提供给全人类的激励人心的启示，有的会卑怯地害怕它那警察国家的专制主义。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不管可以产生什么结果。这就意味着既要同情又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既要统观全局又要有批判精神，以便力求了解真实的情况。不同的观察者仍然可能对那里的同一事件看到不同的真相；然而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追求“真理”， 因为我们所能接触的现实总是由若干具体的事实构成的；概括性的判断是我们自己作出的，而这些判断需要不断进行核查。当然，人是能够根据道德原则作出解释的动物，但不假思索的说教是太容易、太主观、太偏重估计和太受平素教养的束缚了。

中国的变化离我们这样远和这样难以观察，因此我们想了解它的时候首先必须以某些设想为依据。第一，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政府由于力求在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次大陆上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文化，成了善于实行中央控制和大规模官僚统治的政府；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从北京进行统一治理的这个伟大传统。正像过去那些熟谙孔孟之道，以地方主动精神代表皇帝管理地方的士大夫官员一样，远处的党员也能大致按照他们所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训练水平，为中共有效地进行工作。

第二，1949 年后出现的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28 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长期的军阀统治和国民革命，接着是八年日本侵略和四年内战，使全国人民渴望有中央权威、坚强的领导、和平与秩序。新秩序的形式和方法也已经积累起来了：两党都运用的列宁式的一党专政制；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19 世纪90 年代维新运动时期即已开创的青年学生组织；改善农村物质条件的种种技术措施——娠济灾荒、公共卫生措施、扑灭苍蝇、挖井、植树、改良作物，建设农村的整套规划，都可追溯到19 世纪基督教会开始做的一些工作和大众教育运动时代。同时，激励人们运用这些新方法的，是高于一切的献身国家的精神，其中包括例如梁启超所拥护的公民理想、孙逸仙所提倡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及一度由蒋介石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

在流入中国革命大熔炉的一些浪潮中，大部分外界观察者所重视的是马列主义和苏联对意识形态、组织和政策的影响，这一点需要我们经常加以注意。但在这些公开的现象背后，同样重要的是深深扎根于普通人民中间的中国民间传统，这是大部分未经探索过的非儒家的生活方式。这一往往由于未受教育的民众因袭下来的民间传说和风俗，比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还要丰富多彩。它像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一样，是革命发展的基础。

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提醒我们，北京新政权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铁板一块，也不像它自称那样是纯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产物。它的成就并不是创造了新秩序的所有部分，而是以只有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才能做到的空前集中的指导方式，把各个部分综合起来，无论如何，其所得的结果是中国人以前完全没有体验到的。下面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中共用以管理国家和人民的种种想法和途径，然后再来看看它是怎样来改造国家和人民的。这两个过程虽是齐头并进的，但改造首先有赖于管理。

政治体制

军事接管过程历时一年半，从1948 年11 月1 日沈阳被攻克和1949 年1 月平津陷落起，到1950 年5 月整个大陆被占领为止。在这过程中的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接管工作让大多数地方行政人员保持原职。在外表上，共产党干部给予这一过程以节日气氛，街上扭秧歌，宣告和平与解放。部队一般都严守纪律。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蜜月时期，人们致力于在军事上扫荡残敌，经济上恢复活力和政治上加强组织。

联合政府。这一时期的政策是毛在1949 年1 月制订并在3 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它的纲领是剔除国民党，代之以联合政府，重整中国的军队，改革外交关系和经济制度。为了动员广泛的支持基础，联合政府规定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着手组织，这个会议的名称使人回想起马歇尔将军调处时期举行的那次由多党参加的会议，但成员却不同了。

这一路线是毛在1949 年7 月1 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制定的。他仿效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的说法，提出了与列宁主义颇为不同的观点，认为新政府应当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又是对各反动阶级即“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手段。这样，“人民民主专政”是要以统一战线的形式为现政权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支持，同时在中国境内消灭它的敌人。按照起义，“人民”由四个阶级组成：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至少暂时可以保持土地私有权，资产阶级可以保持一部分私营工业。这就实现了原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想法。

由于任何个人都可能被大笔一挥划进反动派或人民敌人的范畴，这个政纲是非常灵活的，可以用来把人口中持不同政见的分子筛除出去。阶级归属权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它可以宣布一个改造好了的“反动派”是“人民”的一分子。毛泽东起初没有把这套手段施展出来，在这使全国人民充满希望和如释重负的时候，号召他们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去扫除国内的敌人和挫败外来的敌人，在不依靠苏联以外的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但也向各方学习，以改造中国的社会。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1949 年6 月在北京成立了名义上代表23 个党派的“人民政协筹备委员会”。“人民政协”本身是在9 月召开会议的，一共开了10 天，出席代表662名。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是宣布组织新联合政府的宗旨的一般性文件，但其中没有提到阶级斗争。会议又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工人阶级是共和国的领导阶级。由于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表明政府将成为它的行政助手。新政府具有以集中制为基础的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设立了大约30 个部或类似的机构，其中15个是同经济事务有关的乞在最高政务委员会的56 席中，共产党人占了31 席。周恩来当了总理（一直担任到他在1976 年去世时为止）。

这个按共产党意愿组成的强有力的专制政权允许有8 个小党派存在（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支持者），并给予非共产党人以显要的职位，来实现联合政府的想法：必须利用全体人民的才干以建设新社会。上层阶级的大部分人从来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有必要利用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能力。于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就有了用武之地，被授予高位，而在新设立的各部也插进了一些党员，他们虽缺乏专业能力，但更守纪律。（这使人想起夷狄征服者利用汉族行政官员的情形。）大部分曾留学西方（包括留学美国）的学者似乎就属于这一类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爱国者，他们是诚心诚意为他们国家的前途努力工作的。？他们早就同国民党疏远，非如此没有其他出路。而共产党拢络和利用自由知识分子而发展其统一战线的方法也由来已久。

党政军结构。共产党像国民党那样设立了权力的鼎足机构——党政军各自形成不同的组织系统，但在统一领导下结合起来。1947 年党员人数增至270 万，1953 年到610 万，1959 年到1400万，1961 年到1700 万。在1 肠2 年，中央委员会有94 名中央委员和93 名候补中央委员，但行使权力的是政治局的19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后者可以参加讨论但不参加表决），而最终行使权力的，是7 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之下的党组织大致有8 层，主要是6 个地区局；28 个省、市、自治区级的委员会；258 个地方专区委员会；22 加个县级或类似级别的委员会；1958 年后的约2 , 6 万个公社委员会；以及农村、工厂、学校等100 万个以上的支部。这些众多的委员会行使了党在领导、监督、优抚、控制等方面的权力。

党政机构是平行的，其人员也互相穿插。共产党政府远比旧国民党政府深人到下层。类似俄国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大会设在行政乡（1958 年以后是公社）、县、省这主要的三级，都隶属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54 年召集的。这些政府代表大会每年集会一次，通过预算，选举委员会，而委员会则每月开会一两次，行使行政任务。这种结构给人民大众提供了参加“民主集中制”的活动场所，但很少享有西方法律所解释的权力。地方政府结构为了进行协调和监督起见，也包括行政乡（或公社）与县之间的“区”级，以及县与省之间的“专区”级政府。

1954 年政府的新宪法（请勿与1956 年的新党章混为一谈）减小了非共产党员的作用，加强了总理的权力。这时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其中包括16 名之多的副总理和约70 名部级的首脑。多克？ 巴尼特、约翰？ 刘易斯、弗朗兹？ 舒尔曼等人曾研究过这个政府如何受党的控制并彼此协作的。总之，政府按职能分成几个大系统，处理全国某些重大的行政管理职能。那些大系统涉及政法（内部的）事务；宣传和教育（文化事务）；农业、林业和水利（农村工作）；工业和交通；财政和贸易。这些不同的行政系统是按垂直结构从首都通过地方各级行政组织的。每个系统由国务院的一个部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同时主管。在一个系统里，上面的指示直接下达，下面的报告直接上呈，但是，这个自上而下通过层层机构的“垂直统治”还有“双重统治”同它保持平衡，使这样一些分支机构也通过党委员在某一级上进行横的协作。外事和军事方面的专业由职能系统处理，并且这种系统也适用于党在人民中间的统战工作，以及党在青年和妇女中间的工作计划。

党在一切工作中制定政策，政府机构则加以执行。党不仅从上面发出指示，而且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内部担任大多数主要行政职务；它的地区、省和地方党委会在各级执行协调工作时，又能进行监督。在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党员组成他们自己的党委会和支部，为首的党员形成“党组”。

第三个支柱人民解放军从创立起便是党的军队。毛泽东是控制军队的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威廉？ 惠策恩的分析清楚地指出，毛的“人民战争”思想强调到充分动员起来的人民大众中间去进行小部队作战，这是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时代——1931 年在江西和1942 一1944 年在华北——才是指导中共军队作战的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那些受苏联作战方式影响（即使并未在苏联受训）的专业军人如叶剑英、彭德怀、林彪和邓小平，却宁愿依靠正规军进行运动战。他们重视专业训练，因而把“专”放在第一位，把“红”放在第二位；但是，一个军官团的潜在尚武精神受到了既是党员又常常是文职行政官员的军事领导人的遏制。在1949 - 1954 年期间，全国分为6 大行政区，它们实际就是原来5 个野战军所接的几批省份：如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第三野战军在华东，第四野战军在中南，第五即华北野战军在北京附近一带。这些军事组织发展宗派体系的趋势曾经多少有所抵消，因为他们的部队在20 年的作战期间常被打乱，指挥员也常有调动。（1961 年共产党设立6 个地区局时，也决定把军事指挥系统分为13 个地区司令部。）

群众组织。与党、政、军机构并行的，有一批新的全国性群众组织。这些组织是在20 年代国共合作期间开始设立的，但自从国民党在南京执政以后，就让这些组织消亡了。“全国总工会”是1922 年成立的；据说1956 年有会员1300 万以上。1949 年成立了一系列并行的群众组织：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3 年有7600 万会员）；民主青年联合会（1957 年有3400万会员）；农民协会（1956 年有1?62 亿会员）；以及多产作家郭沫若领导下的“文学艺术联合会”，以动员知识分子。此外还有“全国学联”（ 1955 年400万人）“少先队”（ 1957 年有3000万），以及许多更专业性的类似团体，从事科学、艺术、学术、福利事业或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例如“中苏友协”（ 1953 年有会员6800 万）以及类似的中印友协和中缅友协。最后，在1953 年成立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为当时还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组织的团体。

群众组织可以按个人在社会和专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他的同行同业之间对他进行政府所不能做到的工作。每个团体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由上面来控制的，虽然在名义上它的权力属于每隔多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党员当然占重要职位，可以通过他们动员一般公众。每个组织都有大致规定的目标和纲领，以及庞大的行政机构。这样，中国人口中大约有一半成年人参加了其中的这个或那个行动组织，按照它的计划进行开会、学习和宣传鼓动。

群众组织都有大规模的训练计划，开设学校和思想灌输中心，作为招募人材和积极分子的机构。他们的福利文化工作包括例如劳动保险、休假和养老金制、识字班、妇产医院、助产士训练班或文娱活动，另外还有由图书馆流通的大量书籍、杂志和小册子。他们的会员也能用来为安全保卫系统工作，或参加象反对反动派这样一些全国性的运动。这一切都通过地方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以及工作地点的学习小组来获得最大的效果。群众组织主要作为类似政府的机构来完成政治任务，在由来已久的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上起了桥梁作用。用詹姆斯？ 汤森的话来说，它们“使一部分不关心政治的人口政治化”，是应用“群众路线”概念的一部分机构。这就是说：中共的领导必须以不断接触工农群众作为指导原则，先向党的工作者听取关于群众问题和意见的充分而准确的报告，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发出政策指示，最后使群众把这些政策当作他们自己的方针加以执行。群众组织接受政府的帮助，甚至选出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作用是从事宣传教育。他们通过开会、游行示威以及报纸和电台宣传等直接向人民大众进行工作，就能够左右舆论。当地的派出所也利用街道居委会，后者的责任不仅要推进福利措施，而且要促使邻里间和家庭内部互相监督和谴责。当这整套机构在每一地区都协调行动起来时，就能使每个人都承受无所不在的、无法抗的公众压力。

增强这种压力的途径是搞运动。运动可能看起来是自发地掀起的，但只有在党中央下命令时才能开展。这些运动很快就使党、政和群众组织这一庞大的新机器开动起来，把它的打击力量指向各个阶级及其机构中的一个又一个对象。用运动来推进革命的方法能够鼓励干部去攻击某些违反公认标准的意见或不受欢迎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声势，并且很容易做得过分而造成“偏差”。因此，每次运动都可能引起另一次运动，来检验、更改或否定前一次运动。最早的一次运动即镇反运动，是从1951 年2 月底开始，进行到年终的，它在各城市造成了一个恐怖时期。它的特点是大规模逮捕和集体处决，有时甚至在报上也登出来，例如在上海，4 月30 日处死了293 人，5 月6 日32 人，5 月31 日208 人。

法津与治安。在这一整套机构背后，还有党内、军内以及公安部所属的特工人员，他们也监视地方上的警察和公安部队。地方上的街道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及其调解人员，受上级鼓励逐日非正式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地方一级的派出所还处理案件，或在必要时送交各级人民法院。这些法院也是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分支，其最高领导为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监察院。杰罗姆？ 科恩清楚地指出，重大刑事案件通常只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彻底盘问被告，经他完全认罪并揭发参与被控犯罪行为的任何其他人之后，才开庭审讯。由于法律表达了党的革命政策，它仍然大部分是不成文的，并且是可以改变的。法律在法官和被告看来都是难以确定的，这当然使人想起中国传统的体制。公道仍是偏向政府方面的，实际上，就对人对事来说，只要按照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应用普遍原则，尽量减少程序，是可以做到公正的。诉讼受人轻视，立法手续并不重要。法典始终没有公布，但行为准则通过政治宣传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经济建设

为设立上述机构而作出细致的政治组织计划的同时，也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毛在1 叫9 年初宣布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重申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90 ％的党里占据首位。中共已经承袭了三个经济部门：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村经济，各有独立基地的通商口岸外国工商业经济，以及最后是日本人在一片不发达地区建立的东北重工业基地。问题是怎样把这三部分经济组织成为一体。

1949 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设施在1945 年俄国人搬走半数以上的资本设备后受到削弱，当时估计恢复原来的设备所需的费用至少要20 亿美元。在中国本土，铁路被内战所破坏，城市劳工被恶性的通货膨胀弄得意气消沉。共产党胜利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使城市工人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战时城乡之间的封锁曾经增强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像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必须恢复生产。同时通货膨胀仍然是个大问题。在1949一1950 年，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大约有9 阶万人靠政府的定量供应或工资生活（其中包括接收下来的国民党低级行政人员和军事人员）。甚至以有利的？兑换率把国民党钞票换成新钞“人民币”之后，当局仍不得不逐渐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来弥补约有75 ％的预算赤字。从1949 年5 月到1950 年2 月这九个月的期间，上海物价涨了70 倍。这一切都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消除通货膨胀的第一步是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首先是在农村以实物征收各项农业税，其次是在城市里通过一些办法，诸如对每项主要商品征收销售税以及经同业公会“民主评议”后定出的营业税，来筹足政府事先规定的定额。征收销售税和营业税的结果，是从经济体制中比较有钱的那部分挤出钱来。第二步是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让中央政府能控制以前的地方税，取缔私营银行经管公款，并普遍消减一切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开支。当局逐步使征税手续更为有效，第一次直接控制到下面乡一级的税收。政府通过银行控制了货币和信贷。它又设立了六个国营贸易公司，来控制主要消费商的品的价格。

恢复信任的一种办法是以商品折实单位（一揽子商品的价值）来表示工资、薪金、银行存款、某些政府开支和公债发行额。折实单位是按日用品数量而不是按货币价格来规定的。一个典型的折实单位可能含有6 斤（ 8 磅）大米、1 斤半面粉、16 斤煤和4 尺白布。物价上涨，折实单位的币值也随之上涨。一个按折实单位领取工资的人，可以按同样的折实单位到银行去储蓄存款或购买公债；无论采用哪种办法都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吃亏。这样，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人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50 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一年的另一项成就是广泛恢复了铁路交通，使中国的1?35 万英里铁路路线大部分重新通车。1950 、1951 和1952 后连续三年的好收成有助于经济的恢复。到1952 年，生铁、水泥、钢材和石油（这些产量在申国都很少），以及煤炭、电力、面粉和棉布的产量，都等于或超过1949 年的最高产量，但有些消费品如糖的产量，仍低于1949 年前的最高数字。最重要的是，到了1952 年，旧经济体制中的三部门经济已经达到空前的全国统一。铁路线长度发展到1?5 万英里，公路达到7?5 万英里。这时全国有一个集中的银行业体系和单一的币制。国家预算可以第一次按照实际情况编制了。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需要将政府的控制权逐步推广到各个经济部门。私人企业在形式上还允许继续存在，但事实上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征税和对资本抽税、定额分派信贷、国营企业的竞争、工会提出的要求——使它越来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而商人实际上成了官僚。由于控制了信贷和原料，垄断了重要商品，政府除了彻底控制大部分的重工业、铁路和外贸外，这时已经能够支配生产和商业了。另一项必须做到的，是使一种传统的办法合乎现代的需要——控制剩余农产品。

土地改革。在中共历史上，土地政策有过几次变化，典型例子是江西时期消灭了许多地主的严厉政策，以及延安时期保证地主可以收取一定地租的温和政策。由于1946 年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土地改革是在零碎的、往往是暴力的基础上进行的，有时农民的激烈行动超过了党所宣称要达到的目标。

全国性的土改始于1950 年中期，终于1952 年底或1953 年初，其目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干部工作组到一个村庄，先查明不折不扣的敌人，必要时让他们靠边站，然后给农民特别是贫农讲明土改的必要性，因为从理论上说，贫农将是土改的主要受惠者。这样就挑出了既有干劲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以领导即将来临的运动。经过这段准备时期，“阶级斗争”就开始了。在一系列的“斗争”会上，群众可以在“诉苦”或“清算”时吐露他们积在心头的苦处。经过鼓动，仇恨在公“审”时会变成群众性的暴行。有民愤的地主或“土豪”被提出来当众遭受痛斥，此后就或被处死，或扫地出门，或承认错误后接受改造。另一方面，由于采取了激烈措施，整个农村的居民都服服贴贴地接受新秩序。这一运动如果同城市的镇反运动合并起来计算，从1949 到1952 年底的三年期间总共杀了几百万人，按照适当的估计，在2 加万（据莫里斯？ 迈斯纳）到500 万（据雅克？ 吉勒马兹）之间。

下一阶段是成立农民协会，它通过村里农民的同意，可以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地主、富农、贫农或雇农，并将地主的土地分类、没收和重新分配。结果所造成的“平均地权”是符合农民起义的旧传统的。通过共产党员对这一过程的指导，积极分子通常得到赏识，富裕的家庭减少了，地主士绅的残余或者是其人身或者是其地位被消灭了，同时党的代表在村里树立了他们的权威。现在耕者有其田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一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按照1950 年的宣传是要延续‘湘当长的时期”的，但事实上它对农民延续的时间并不比对资本家来得长。为了代替旧秩序，共产党政权马上就着手建立新的集体主义农业制，先从组织初级合作社开始。

合作可以提高效率：赶六头驴去赶集，用不着六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够了。一个家庭妇女同时可以做几家的饭菜。由于耕畜少于农户数，就可几家合使一头牲畜。几家积储的钱可以购买独家买不起的水泵或农具。特别是手工业合作社，它们可以不靠国家投资，在农闲时利用当地分散的材料和闲着的农业劳力，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合作社作为较大的工作单位，可以实行专业化分工。组织起来以后，识字教育、卫生保健、技术和较高的生产率都会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农业供销合作社促进了农村和工厂之间的交换，办理国家的采购，并使农村得到品种比以前较多的工业品。

农业的增产改革计划，是从北往南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阶段逐步推行的，先是成立通常为季节性的临时小规模互助组，然后是较大的永久性互助组，然后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农民开始共同耕作，按他们人伙的土地、农具和劳力的比例分配公共产品。合作社仍是按土地私有和自愿合作互利的原则安排的。但目标开始有所改变。政府在这以前说，由于消灭了地主所有制（虽然没有大量增加耕地面积），重新分配土地这件事本身将解放农民的“生产力”。但这时它承认，只有最后实行集体化才能实现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所必需的农业增产。这项工作要通过宣传、实践以及逐步增加的压力，来引导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农民“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引用雷内？ 杜蒙的说法）。

社会改组

中国传统的尊祖、家族一体和孝道等观念早已受到侵蚀。共产党的“解放”加速了这一过程。根据1950 年5 月1 日的新婚姻法，妇女在结婚、离婚和享有财产方面获得完全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一摆脱家庭专制的解放，给予自古相传的家族和氏族制度以沉重的打击。在50 年代的各项运动中，检举父母的孩子受到表扬，这样就把自古以来强调的百善孝为先的教导完全颠倒过来了。延续的家庭关系被贬称为封建关系，谈情说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新政府以其无所不在的分支机构力图取代父系家族制度，使一夫一妻的简单家庭变为规范化，使个人失去家族的支持，而只能听任当局的安排。

朝鲜战争使1950 年冬的全民动员更易于进行。关于中国初期的胜利以及后期所谓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报道，提供了一种有用的理由来加强反美情绪和破坏中国人心目中总的说来对美国有利的印象。战争也是排除政敌的好机会。除了前述“镇反运动”外，现在又发动了大规模的“抗美援朝”运动。两者都要求人们本着爱国热情，监视他们的亲戚和邻居，甚至要求公开检举他们自己的父母，并把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对这样一些敌人的处决，同土改时期“人民法庭”所判处的加在一起，使恐怖气氛遍布各地。蜜月过去了。政府消灭了国民党和地主士绅的残余，从大量没收财产的措施中得到了好处。它露出了利爪和牙齿，这对民众当然很有影响，他们变得更加驯顺，更加听话了。

同美国（它的力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显得很大）作战的压力和危险，就这样转而用来进行社会改组和提高工业效率。细菌战的骗局也被精心编造并加以宣扬，它获得左翼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认可和提供大量的旁证，来给美国的名誉抹黑。然而，甚至在这方面，也实现了一个附带的目标，因为细菌战的问题促进了全国的公共卫生措施。

在这一面是造成恐怖一面是激起爱国热情的环境下，外国传教士被检举为间谍，受到监禁或被驱逐出境。中国的基督教会发动了一个“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运动，以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所谓“文化帝国主义”。不合作的教会领导人逐步被排挤出领导职位，一些不同外国联系的“本国教会”终于建立起来，给予中国基督教徒以一种从属于共产党国家的宗教c?三自运动割断了外国的支持并迫使中国基督教领袖参加之后，终于在1958 年在每一地区把各派基督教会联合起来。此外又成立了不受教皇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而教皇的反应则是宣布把它革出教门。这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扭转中国过去倾向西方的局面。类似的组织方案把穆斯林、佛教徒和道士都控制了起来。

少数民族如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总共约54 个民族，只占总人口的6 % ，但他们在战略上相当重要，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占陆地面积的60％，其中大部分是亚洲内陆的边疆。特别是大约400万的维吾尔族，他们在富于矿藏和石油的新疆是人口中的多数。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苏联式的平等对待政策，强调各民族团结一致，同时在语言和风俗上鼓励“文化自主”，开始像琼？ 德雷尔所说的那样“做好事，交朋友”，以便在革命改造过程中获得地方上的合作。

一般说来，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而发动群众对某些类型的个人施加压力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彻底了。随着1951 一1952 年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到来，这种努力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运动是组织得很完善的，并且是按标准的方法分成若干明确的阶段进行的。

三反运动是针对政府部门、国营工业部门和党内的官员的。那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显然是想消除从国民党接收过来并在1949 年以后迅速增加的庞大行政机构中的不良现像，并使其生气勃勃。通过三反运动，可以用尽快培养起来的新鲜血液代替旧行政人员，使官员们掌握新的权力后不能高枕无忧，借以把扩大了的官僚机构更彻底地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像许多大运动一样，这个运动是在新政权下最先进的地区东北开始的。不久就组织起专门委员会和一套机构，来把运动推向全国，进行轰轰烈烈的检举、公“审”和宣传。

五反运动一直进行到1952 年6 月，那也是同样组织得很好和协调一致的运动，用以攻击商人和制造业者，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它在名义上是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以及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雇员被授意控诉雇主，顾客控诉店主，城市工商界人士普遍受到审查。像在所有的运动中所表现的一样，群众被动员起来，成立了委员会，造成群众积极主动、义愤填膺和热心伸张道德；接着就是罪犯的坦白、认错，以及对他们进行改造，或由于自杀、被处决而加以消灭，或送入劳改集中营。然而，这项反中产阶级计划的一个直接目的显然是财政方面的。从工商阶级挤出了大笔钱财，价值可能在10 亿到20 亿美元之间。从此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即那些同外国人没有密切联系的小规模工商业家，靠政府的宽大而勉强存在：那些仍能继续营业的，此后就彻底屈服于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断压力之下。（他们最后都被剥夺了财产，并于1956 年1 月放鞭炮，扭秧歌，顺从地庆贺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消亡。）

政府的这一切手法排除了政权的许多敌人。强迫劳动营是自然的结果，它们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的摇役传统建立的。体力向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自然资源。在现代用400万劳动大军从事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像广为宣传的淮河大堤和水闸那样，除了它的规模扩大和伴之以富于教育意义的精神鼓励而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明。这时靠数量不足的配给口粮千强迫劳动的几百万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每年种田但通常挨饿的几百万人还要多，谁也不清楚。不同之处是，在使用简陋工具的长期劳动中遭受折磨而慢慢消耗掉生命的现象，不管是按计划进行还是偶然出现的，总是中国生活景象的一部分，不过这时组织得很严密罢了。

共产党掌权前的中国在许多方面是中古式的和极为特殊的——不守时刻，缺乏公德和公共卫生习惯，把家庭放在社会之上，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以及1935 年那场徒劳的新生活运动所谴责的一切不良态度和恶习。在旧社会，每个人讨价还价，注意风俗习惯，用特定的方式对待每一种情况，并按照对方的境况或根据他的社会地位来区别看待。所有这些都同现代那种讲究效率，不顾情面，一切都按市场关系来确定的做法截然相反。中国社会的这种现代之前的性质，它的“中世纪”特点，在一个世纪里曾经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并使爱国者感到耻辱。儒家学者想从炮艇方面找到万应良药，然后又想求助于技术，最后则企图改革制度。继他们之后而崛起的革命者把旧的方式谴责为“封建的”， 并打算以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号称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来改造世界。他们的列宁主义政党既然抱有改革的热忱，在彻底控制了全国之后，便不仅着手改造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也改造个人。

甩想改造。中国人民直到最近还以缺乏组织见称，共产党在他们中间完成的组织工作是依靠他们对个别人进行鼓舞、强制或操纵的结果。刘少奇和其他组织者，根据在延安时使党列宁主义化（以及改造日本战犯）的方法，逐渐凭经验规定了一些步骤，来对付每一类敌人或支持者。当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战俘“承认”细菌战，并与中国看管人员合作时，他们正在响应中共对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包括党员在内）所施展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富农含着笑容把他们的财产奉送给政府，教授们严厉地谴责他们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中学生忠心耿耿地把他们的生命献给党的工作。

这些不同的现象表明，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地致力于革命，致力于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虽然情况千差万别，思想改造过程一般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控制环境，不仅控制被改造者的人身，而且也控制他所能获得的知识（这时对全国都是这样）；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恐惧心理，二者互相混杂；通过各连续阶段的引导，并利用人们的内疚和自惭来加强效果，使之产生一种可怖的心理感受。中国的土语“洗脑”，也许使人听了会对这过程产生过多的神秘感，其实这在过去别处的宗教战争中也是隐约可见的，不过这时是更加彻底地组织起来罢了。现代心理学家能够阐明，困苦的生活、长期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情绪，加上持久的心力交瘁和反复的思想灌输，会怎样摧毁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和产生种种压力，对此，大多数人只有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态度和观念，此外别无出路。这种强制改变人的思想的做法，同美国广告方法的温和的自愿形式在程度上大异其趣，因此我们现在仍然对它只有部分的理解和研究。如果把这种方法扩散到全世界，它就会对个人主义造成最大的危机。在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实际方法一向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展得更为充分的，因此这些心理学方法居然在那里变得这么先进，也许是不足为奇的。

对于中共必须从中吸收干部的学生阶层来说，这种思想感情的改造是在改组和扩充教育制度后设立的革命大学里进行的。几千名受训的学生要上几个月之久的思想教育课程。这一类包含4000名学生的一个训练中心，也许会再分成好几个班级，每班100 到200 人，然后又分成学习小组，每组6 到10 人。一位分析这种过程的精神病学者罗伯特？ 利夫顿，曾把为期6 个月的典型思想改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认识阶段，这个时期大家感到相聚一起有相当的自由和热情。在这一阶段里，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概念并进行讨论，这些主要是在小组里进行的。以高度的集体精神自由交换意见这一办法，促使受训人暴露他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投人“思想动员”。

第二个阶段是诱导每个人产生自我思想斗争的阶段。每天的学习安排仍然是使人心力交瘁的。精心控制的环境这时似乎要把学员严密地包围起来。每个人交出他一生经历和思想的初步总结。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深人，他的总结通不过的危险日益明显。这时受到攻击的，是旧日个人的种种错误和坏事，而不仅是抽象的旧社会，于是学员就竭力挖掘他的缺点，并加以改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重视小组的压力，因此每个人迫于这种声势，都在思想感情上陷入困境。他可能因犯有过分的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犯有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等等而进行自我思想斗争，或者被他的小组同伙“所斗争”。企图退缩或抗拒这个过程的人就要承受心理上的打击。每个参加者都是完全孤立的，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内心孤独的。这种压力类似囚犯所承受的压力，使每个人不久就感到有罪（他曾犯了过失，理应受罚），感到内愧（他丢了脸，失去了自尊心），觉得无地自容。他在抨击自己的时候就为坦白和自我谴责作好准备，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思想上患有毛病，需要医治。

第三个阶段是屈服和新生。当他的最后思想总结或坦白被小组和领导所接受时，他可能会感到精神振奋，洗涤干净，变成了新人。这种历时数月之久的过程，是一种经过他人启发的大规模宗教阪依过程，有点像我们自己的鼓动性福音布道会，但增加了压力和心理治疗的因素。个人已经受到一番处理，他自己本性的源泉已经使他承受了压力，而他这种从自我诱发的紧张心理状态中摆脱出来，是同党的客观权威有关系的，此后他就要一切依靠党了。这是因为，党的目标不仅要控制守纪律的积极分子，而且要变更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变更他们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以改进他们的工作。他们抛弃了家庭和父亲，而另外接受了党和革命。

这个过程对于可以训练的年青人最有成效。就老一点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批评、自我批评和坦白只会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经验外面涂上了一层虚饰。北京教授们发表的许多讲话都是形式上的。他们谴责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和他们以前所受的毒害，在谴责时也许还为他们受到引诱而背离其固有文化而有点内疚。但他们这种自我批评的重要效果并不在于改变他们个人，而是使公众认为他们是新秩序的拥护者。这样，惟一能代表西方非共产主义影响的一个阶层就把自己中立化而不能成为年轻人的师表了。

共产主义与儒家是想。凡在中国生活过的，几乎谁也不会相信，一场不管多么势不可挡的革命能把难以推动的中国改造过来。以上关于思想改造的概述，不应被理解为那种运动能轻而易举地改造中国人的性格。然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维持一个受控制的局面，使人们对现政权即使不是真心爱戴，也要在口头上说些好话，直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接替他们为止。

此外，从中国的文化遗产中，专制主义的传统可以用来为现代服务。例如，儒家学说在其一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共鸣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只是部分一致。这个共鸣之处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布尔什维克强调要把理论变为革命实践，主张理论本身并无价值，而必须用之于实际活动，作为我们不仅了解世界而且改造世界的工作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 当它用于实践时，必须成为一种伦理学，一种能够鼓舞人们的整个思想和行为的人生哲学。自我批评是为此而必须采用的训练的一部分。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按每个国家的具体背景来运用，要把共产主义思想同当地的传统结合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适当地结合起来”。

共产党的自我批评有点像儒家的自我修养学说，特别是像16 世纪哲学家王阳明（1472 一1529 年）所倡导的那种形式的学说。王反对知知行的二元论石在王看来（借用戴维？ 尼维森的说法）， “所谓知就是知道怎么做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完全真诚的人应当把他的道德观念在同样合乎道德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因此，王和其他一些人竭力主张自我修养，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可以通过这一过程把他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这样知就见诸于行，而行能增益其所知。这个思想在孙逸仙的“知难行易”说中反映出来，其后在蒋介石的言论中也有所反映。

儒家的自我修养不是一种集体行动，但它强调指出人性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改善的，中国古人相信通过适当的伦理教育和规劝，可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上有道德的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集体的自我批评有某些共同之点。延安的思想改造曾袭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并援引了儒家的权威论点。刘少奇认为，好的共产党员必须通过自我修养、通过“慎独”来锻炼自己，这样他就会灵活而机智地服从党的领导。刘说，一个人由于比较深刻地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历史影响，就有可能在历史过程所限定的范围内，确实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感。这样，儒家的教导是要人们忠于家庭、父亲和皇帝，毛泽东主义则把效忠的对象变为人民、党和领袖，并为此引证了古书中的话。

大学拟评与政治批评。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中国文学界必须遵照毛泽东1942 年关于文学艺术所说的名言，即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工具，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时运用了开会、声讨和出专刊的全部力量来攻击朝廷，把他作为“腐朽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象征。有一次运动是为了反对胡适把18 世纪着名小说《红楼梦》 解释为自传性的作品。共产党人喜欢把它看成是描写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崩溃的作品，从而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抢救出来，像其他一些被选中的英雄人物、诗人和文化遗产一样，标明是“属于人民”的。？ 那次运动同时也把依据历史研究而进行的西方式文学评论说得一钱不值，作为攻击中国自由主义及其外国盟友的一部分运动。

但是，共产党的一些有创造性的作家有时也趋向于持批判态度，正如在苏联一样。有些曾因抨击旧秩序而闻名的作家，这时批评了新秩序下的缺点，特别是批评了党的文学权威周扬所说的中央委员会是评价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最后裁决者。鲁迅的一个名叫胡风的倔强追随者，为此被作为一次全国性运动定罪示众的对象。最后，谴责胡风的作家如丁玲也受到周扬的谴责和清洗（周本人在19 肠年被清洗）。

正如思想改造和其他运动在人口中作了筛选、分离出潜在的敌人和新战士一样，中国整个伟大的历史遗产也必须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法重新加以评价，以纳人新的国家文化的总体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现实”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例如，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国过去大部分光荣的历史必须被归入“封建主义”时期。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根据他们的论点，在18 叨年以后，外国“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与本国的“封建反动势力”流淦一气，阻碍和打乱了中国的“正常”资本主义发展。为政治目的而强加于学术研究上的这种公式，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学者们的注意。

朝鲜战争与苏联援助

毛泽东在1949 年初宣布“一边倒”以反对“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后，在莫斯科花了9 个星期（1949 年12 月一1950 年2 月），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为期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对付日本或任何联日国家（指美国）的侵略。从此之后，苏联的力量就给中共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他们的国内革命，清除帝国主义的权利和特权的最后残余，并重新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控制。现在看来，那时北京似乎并不盼望同苏联武装起来的北朝鲜一道于1950 年6 月侵略南朝鲜。相反，中共显然是很想攫取国民党手里的台湾，但当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阻止两边任何一方的进犯时，这种希望就落空了。随着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在战略上所关心的主要是保证其从日本接管过来的主要工业基地南满的安全。

在北朝鲜早有准备的袭击下，数量处于劣势的韩一美军起初被迫南撤，到东南端釜山周围长宽各50 英里的一块矩形地区内建立了抵抗据点。麦克阿瑟将军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于9 月15日在西海岸汉城外面的港口仁川进行了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显示了现代军事技术的攻击力量。这是一场成果辉煌的军事冒险，接着不久就收复汉城并击溃了北朝鲜的进犯。

当美军于10 月初越过三八线向北往鸭绿江推进时，战争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这时把击退北方进犯的目标扩大到企图用武力重新统一朝鲜这种鲁莽的行动。这一军事目标是麦克阿瑟得胜后引起的，并得到华盛顿的默许，但它忽略了中国希望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以便避免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出现一个明目张胆的敌国。中国几次发出了要进行干预的明确警告，但美国人未加重视。10 月中，第四野战军所属部队大量地编成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开始秘密渡过鸭绿江进人北朝鲜。他们黑夜在山地长途行军，白天隐藏起来避免空中侦察，等到11 月底总数达30 万或更多一些。与此同时，美军向鸭绿江挺进的两支主力部队分别由不同的司令官指挥，彼此相隔80英里，中间有“不可逾越”的山岭。中国人出其不意的侧击突然迫使美军摩托化部队在严寒的冬季付出惨重的损失，后撤275 英里，一直退到汉城以南。这样，中国人的干涉搭救了斯大林使北朝鲜陷于惨败的大祸。但中国想以其大量人力资源用武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时也受到联合国部队火力的遏制，终于在三八线附近形成了相持的局面。停战谈判从1951 年7 月开始在边境哨所板门店举行，一直拖了两年。在这期间，战斗仍继续进行，中国进人朝鲜的部队用苏联重武器和一支空军增强了力量。美国的伤亡达14?2 万人，使朝鲜战争成为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第四次最大的战争。（南朝鲜的伤亡数估计为30 万，北朝鲜约52 万，中国可能达90 万。）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27 日签订；到1958 年时，这项协定仍然生效，其结果是确定了一条横贯半岛的封闭边界线。

人民解放军也在1950 年10 月侵入了西藏，在历时一年的“解放”和征服战役后，重申了中国的控制权。尽管遭受了损失，这些战役加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嗣后，中国以苏联为榜样并利用它的援助，实行军事现代化。1955 年，义务兵役制开始每年吸收五六百万年满18 岁的青年人伍，以组成庞大的后备兵力。在大约260 万正规军的上层，建立了职业军团，采用苏联式的军衔和军服，享有各种不同的薪铜待遇。但是，像喷气式飞机及其燃料之类的军需品仍必须向苏联购买。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需要付出代价才会到手。1950 年，按照东欧的模式设立了一些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以开发新疆的矿业或从事主要有利于苏联的类似事业。但自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这些公司都解散了。同样地，苏联人逐渐放弃了他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于1953 年初结束了对东北铁路干线的共同管理，并于1955 年从旅顺海军基地撤走。

在工业化方面，苏联的榜样和专业知识起初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鼓舞力量。几千名中国技术人员被派到苏联培训，并且在一个时期有万名之多的俄国专家带了图纸来到中国，帮助扩建或新建211个新老工程项目，为整个工业计划开了个头（1958 一1959 年又增加了125 个工程项目）。从1950 年开始的五年期间，苏联每年给中国贷款仗阅0 万美元作为经济援助，由中国输出原材料来偿付。中国战前的外贸格局颠倒过来了，物资输送到苏联集团而不再输送到西方和日本了。1954 年的第二次贷款为期五年，每年提供2 仅刃万美元，但当时那个数目还不够用于偿付到期的第一次苏联贷款。中国接受了重大的技术援助，以及数量不详的军事装备和资本设备，但也因此背了债。

虽然北京起初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榜样的局限性，中国效法斯大林俄国工业化的能力却受到某些特殊情况的限制。中国有大面积的煤铁矿资源，以及比以前所了解的更多的其他矿产和石油储量，但在利用这些资源时需要在电力和运愉方面进行耗费巨大的投资。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指出，中国在5o 年代初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更接近于19 阳年的俄国而不是1928 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工业化时期的苏联。俄国在1 以刃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铁、钢和棉织品产量，以及每平方英里的铁路线长度，已超过了中国在1952 年的相应数字，并且农村人口的密度只有中国的1 / 4 。到1928 年，俄国有了范围广泛得多的铁路网，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煤、铁、钢、电力、纺织品等产量远远超出中国在1952 年的水平。而且，俄国受现代教育的技术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都比中国多得多，并有更发达的教育体系。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重工业而牺牲农民的利益，这个榜样看来并不真正适合于中国的情况。然而，中共起初强调要发展重工业，其态度甚至比苏联人更加坚决。

如果对照两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与粮食资源的对比来看，中国想仿效俄国的前景就更为黯淡。人口过于众多（1953 年的人口调查估计为5?83 亿，每年大约增加1200万到1400 万），再加上相对地缺乏新的耕地，说明中国人口的粮食供应问题甚至比俄国还要严重。即使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可以建立起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上层结构，它仍将是个肚里空虚，经不起自然灾害的虚弱巨人。

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极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希望有什么限度。因此，中国物质资源方面摆脱不了的限制，同中共在巩固政权和动员全国人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结合在一起，为演出50年代后期那一场全国性的巨大努力和历史上的挫折准备好了舞台。

第15章 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人民共和国内部的革命过程，最好作为两场革命来理解，一场是经济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建立重工业、消费品轻工业、科学农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工作——根据我们自己的或至少是苏联的经验，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

社会革命是要把农民变成公民，使农民大众参加现代生活，进行技术化的生产，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但这就需要去掉旧中国的一项最经久的成就，即统治阶级的传统。对于读过本书前几章的读者，我们无需重复讲述中国农民大众如何久已习惯于同少数特权者一起共存的情况，而这些少数的特权者是依靠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才能够拥有田地和当官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及其外部的一切标志，已在一句古话里有过说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由于统治阶级一般是从城里管理农村的，中共掌权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到农村去使它革命化。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乡下人就会保持他们所认为的、理应由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旧思想——比方说读书就能当官的思想——这样，旧的农村就会仍然乐意接受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毛泽东主义的社会革命是通过改造人民来改造社会，因此它成为半受控制的斗争过程，进行不同的思想和行为之间以及不同的阶级、地区和个人的利益之间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大部分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面对面地进行的——党书记的5 小时报告，各学习小组中羞愧至极的自我批评——但它也在出版物上有所反映。一小批能干的西方专家曾阅读这些中文材料并分析了事态的进展过程。这短短的一章是根据他们的研究写的，但也只能初步介绍他们研究的范围和发表的见解。根据这些研究，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个人生活如何——个人有些什么希望和忧虑，谁同谁好，老王和老张受了公开羞辱后的境况如何——但我们毕竟对公众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为难之处，对政治积极分子中间缺乏私生活的情况，获得一些印象。

革命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是道德和政治始终溶合在一起，因而政策上的错误就成为道德上的罪行。这是根据中国古代（儒家）的一种说法而来的，即人的行为是其品格的外部表现，理论和实践应当是一致的，动机好而结果不好就是错误的。这种一元论在人民共和国也像在儒家帝王统治时代那样起着作用，因为思想一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权力，在最高级是结合在一起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在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的身上。按照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因此，当意识形态被应用于实际事件时，它就经常变动。它是个复杂的结构。阶级斗争是基本的设想，所以阶级成分是基本的尺度。矛盾是辩证冲突的本质：外部世界里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工业需要与农业的矛盾，本人身上“无产阶级”倾向与“资产阶级”倾向的矛盾，以及一切生活方面不计其数的其他矛盾。矛盾一旦被发现，便导致斗争，结果引起两极分化，最后这些矛盾在一个新的统一体中得到解决，或者有得到解决的希望。但事实上一个斗争通常只会导致情况略有不同的另一个斗争，而其过程决不会终止，这种现象毛恰当地称之为“不断革命”，认为生活的道路就是如此。这同中国古代大同的理想有多么明显的差别，在这长期的努力中，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起初是同步进行的，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分道扬铺了。

农业集体化

由于土改在1952 年底实际宣告结束，同时政府对城市和工业部门经济加强了控制，北京才能在1953 年拟定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联合计划。要在物质上赶上西方，那就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把经济工作严密地组织起来。这个过程将导致城市化。例如，上海不仅没有像当初所建议的那样缩小，而是已经接近700 万人口。城市的膨胀会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工业化又会增加苏联集团重要货物的进口，而这又只能用出口农产品去支付。为了从农村经济提取更多的东西（通过践买贵卖），政府需要有一套真正集体事业形式的榨取机构。这些做法可能会降低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但似乎是强制积累财富并遏制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重新萌生“富农”阶级的惟一可靠办法。合作社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可以借此利用农闲季节的闲散农民（包括妇女在内）从事造林之类的公共工程项目，或从事手工副业和传播现代农艺技术。

合作化运动需要采用亚历山大？ 埃克斯坦所说的一种“高压渐进手段”，需要对农民使用暴力以外的强制手段和各种形式的说服方法。推行合作化的初步决定，是在党内讨论后于1953 年12 月公布的，它获得效果的速度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到1955 年中期，有15％的耕地和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已叫做“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了），根据许多报告说，产量增加了10 ％甚至更高。毛泽东花了几星期的时间去视察各主要省份，了解当地的反应。在一次丰收的鼓舞下，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并非没有疑虑和反对的情况下，接受了毛的要求加快实现合作化的惊人建议，以便最后消灭富农、投机商人、田租以及农村生活中一切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个大胆的计划在热心干部的推动下，又一次完成得比预料要快——在一年之内，到1956 年中期，据报道已有90 ％的农民（1?2 亿农户中约有1?1 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后马上又要求他们走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农业，放弃他们在合作社里的股份，在完全集体化的农场里成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

由于中国人有把中央的计划创造性地适应当地情况的传统天才，新成立的高级合作社在规模上大小相差很远，比方说从100 户到2 功户的都有，他们的自留地和房屋占土地面积的2 ％到5 % ，公共产量的印％到70 % 由他们共同分享。结果成立了约70 万个新农业单位，而要把这些单位的生产搞好，即使怀有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也需要有一段长的调整时期。农民的主动性是头等重要的。这项了不起的推销工作是怎样完成的呢？有经验的法国农学家勒内？ 迪蒙曾在1955 年底访间了43 个村庄，他指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一些因素。中国的做法不同于1929一1932 年苏联那个造成严重损失的集体化过程，它并不直接把土地收归国有，而是让它归各个合作社所有，由合作社正式向农户收买土地。合作社同村民们已经与之打成一片的村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这时有希望成为雅克？ 吉勒马兹所说的一种由政府保障的“互相负责的保险单”。立刻把许多分散的小块私有耕地合并成大块田地这种做法，显然能在更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得到好处。而且，集体化是逐步推行的。这个过程从临时互助组开始，以后经过一些阶段到永久性的全面的合作社，从小的组织到大的组织。最为重要的是，这项计划在其接连的几个阶段都显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足以避免抗拒——至少没有听说发生什么抗拒。有很大一部分中国农民了解到，除了信任毛主席和共产党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土改的恐怖和焚毁地主地契的欢庆景象在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仅仅五年的时间内就走完了它的历程。毛不同于列宁，他是从农村开始革命的，并且所有的反共的领导都已被消灭了。即使如此，在大陆和党内还有人反对，例如刘少奇那样的领导人就持有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机械化（改变生产的物质手段）应当先于集体化（改变生产关系）。

在这新的结构中，国营农场（在1955 年底有33 伪个）只起了引导作用，以解决该地区的技术问题，并吸收大约26 所农科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机械化农业除在东北新开垦的地带外，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国农业计划的中心不是苏联的拖拉机站，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每个村成立一个或两个合作社，它们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担当地的公共工程项目和从事福利活动，这些在帝制时代是士绅领导阶层份内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由大家族里有功名的儒生（思想保守并且往往是上层剥削者）来发起修庙、架桥、办学和从事慈善事业，现在则由当地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主席（他们通常是由党派来的热情工作者）发动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照顾老人或改进村里的医药卫生。命令指示是从上头发下来的，但实际措施必须由村这一级来制定规划，如采用水泵和新式犁，办识字班，开会搞运动等。

1956-1967 年宏伟的12 年农业计划，也在村这一级提出了光明的前景：引进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站、图书馆、电影院），消灭各种疾病和水灾早灾，广植林木，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过去从未做到），这项计划满怀希望地设想在每公顷土地上每年投人即的个工作日，把华南产量提高一倍，把全国产量提高一半。同样雄心勃勃的是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在主流上修建46 个“阶梯式”拦河坝，加上水力发电和综合利用计划，以灌溉华北大部地区。

对于刚学文化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充满着信心的远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对于持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意见的人，则有明白宣布的“劳动改造”方针。同时规定了粮食定量供应和强制按定额交售商品粮的办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银行和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政府收买企业股票使其变成公私合营，由于历次运动使企业主筋疲力尽并实际上成为国家雇员，按照苏联方式强制订出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向前推进。1953 一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训练技术人员和设立统计机构之后，才最后公布的。它在1955 年7 月被宣告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取代了到1953 年为止的新民主主义。在1600个各种主要建设项目中，约有7 加个将是工业方面的（其中包括1953 一1954 年发表的将靠苏联的援助开始建设的156 个项目）。在仪义幻个小型工程中，有2300 个将是工业方面的。新的工厂将制造拖拉机、卡车、发电机、船只以及供重工业用的原料和设备。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将达2 万人，其中将有1 / 3 是工程师。

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之服从于工业，这在1955 年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钢要增加两倍，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局。以前日本和西方曾获得它的大豆、桐油和其他农产品，共产党集团地区购取的数额不到总数的2 ％。这时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同后者进行，而重视进口机器设备等重要货物。

对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斗争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一小层为数约10 万的技术、专业和学术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大抵是倾向西方的。党的领导人乐观地相信，他们的领导和主张到这个时候已经把这群人重新教育好，“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但党的领导人也显然感到关注，有一大群年轻干部参加的党的新机构已经使思想生活窒息，他们对待老知识分子专横霸道。因此在1956 一1957 年发动了运动，来对付知识分子和干部这两个重要的部分。

1956 年初，党在城市知识分子中发动了一次运动，以便保证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充分贡献力量。为此就要设法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让他们能接触更多的外国书刊，有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余地，同时让他们在思想上“改造”他们自己，使他们能有大批人符合党员的条件。1956 年5 月，开展了比较自由地批评干部和官僚主义的运动，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权威口号。这不是要求人们自由发表意见的嚓亮的号角声。批评不能越出不言而喻的界限，即必须完全忠于党的最终决定的权威。这将是按照帝制时代“忠谏”式的御史传统，而不像是西方的那种“忠于国家的反对派”，后者虽然仍旧忠于国家，但可攻击现现政权的政策。

在尽忠的范围内培养生动活泼的思想，这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匈牙利人在1956 年10一11 月闹事和俄国对他们实行镇压时，中国正好也出现不满的迹象。在这之后的1957 年2 月，毛在党内发表了他那关于矛盾的学说：有些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现政权与其国内外“敌人”之间的矛盾；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正常的并且是可争论的，例如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范围内，他显然希望运用他那“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方法，能使如何执行政策的“斗争”继续健康而有节制地开展下去。正如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那样，这辩证过程需要展开批评，然后再去对付它，让极端的意见发表出来，通过公开辩论来加以处理，以便发现错误，加以纠正，也便于发现吹毛求疵的人并把他们改造过来。（“人民”中间的任何人，如果显得吹毛求疵和怀有二心，便可列为“敌人”，加以压服。）毛在3 月间估计，在500 万左右的高级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可能有1 % 到3 ％的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敌意的，而大多数人不过是需要从运动中获得教育罢了。情况不久就会使他失望。

1957 年4 月宣布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终于引起了知识分子积之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批评。经过一年的反复邀请，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专业人员终于公开出现不满情绪的惊人洪流，他们不满中共的极权制度，以及它的思想、目的和方法。这种广泛而根本性的批评在1957 年5 月使党感到诧异和吃惊。过了五个星期就把它停下来了。

同时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遇到了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即如何控制那批执行政策的庞大干部队伍的问题。发展工、农业的两个运动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股巨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承担了对物质条件的斗争，而且也承担了在党干部的指导和敦促下对倔强的人物和人性的斗争。

这批积极分子队伍的迅速成长，可以由党员人数的增多表明出来——从1949 年的400万增至1961 年的1700万。此外还有共青团（1959 年约2000万）和少先队（1962 年约5000万）。做党的工作需要有这么多的人，但他们大部分未经锻炼又缺乏经验。有4 / 5 的党员也许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刚受过政治教育的年青干部，虽然通过自我批评在学识上获得了威望和当领导人的资格，但可能容易犯“盲目乐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和“盲目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通过讨论、说理和说服的方式去向农民进行工作。干部们听了毛的思想见解和学习了党的路线之后，发动起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他们办起事来能够保持克制和明智，或者避免犯贪污腐化和虚报情况的错误（这在过去已经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官民关系的特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过程的进展是不平衡的，当地曾发生相当大的磨擦，给上级的报告也是过于乐观的。1956 年9 月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发现好多地方的农民被干部的错误保证引入歧途。工业建设项目同样是过于庞大的。群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反而有所降低。

眼看着有发生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似乎也是引起匈牙利骚乱的弊端），中共在1957 年4 月大张旗鼓地发动了前述“整顿”干部作风的思想运动，同引导知识分子提出批评意见的“百花”运动齐头并进。

这样，到了1957 年中期，中共发现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无法适当地加以控制了。它的回答是针对这两批人展开了一场大的“反右”运动，在1957 年的下半年迫使许多以前的自由主义者和小党派成员退出政治生活，并清洗了儿千名干部。包括许多作家在内的、曾发表过批评意见的人受到严厉抨击，不得不公开承认错误，并互相揭发检举。统一战线看来是结束了。最后许多人被迫服从大规模的“下放”运动，教师、学生、城市干部和职员被送往农村，与农民一道从事体力劳动以免“脱离群众”，同时还能帮助提高农业产量，减少城市的失业人数。根据托马斯？ 伯恩斯坦得出的结论，在1957 一1966年期间，约有120 万城市青年确实被安置到农村（而在1968一1975 年期间，安置到农村的总人数高达1200 万左右）。

然而，训导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约束几百万干部的过度热情（或者只是使他们不受感染）却很困难。革命的狂热不久就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最上层的领导成员也陷人他们自己的热情而不能自拔。这种感情奔放的潮流一部分显然是由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表面胜利所引起的。

中国在世界局势中的地位

与国内的革命同时产生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好战态度，因此中共的思想就再也离不开这样一个普遍提到的主题：“美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的“解放”是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的模范。时代条件使北京怀有强盛王朝的传统目标：统治邻近地区以保卫中国。但是，中共把这通常的强权政治的实际目标看作世界范围内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即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阵营”斗争的一部分。按照这种思想方法，中国新高涨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更广泛的国际主义形式，人民中国可以用这种形式来依靠它的苏联“老大哥”。50 年代北京的外交政策就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的，正如它在国内所做的那样。

在1950 到1954 年的第一阶段，起初是中国对美国的好战态度作出好战的反应，而触发这次反应的具体行动是1950 年6 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对南朝鲜的进犯。如前所述，这促使由美国撑腰的联合国派兵保卫南朝鲜，并使美国重新给予台湾国民党政府以海陆军支援。在中国军队干涉朝鲜和进人西藏后不久，中国又在印度支那以军事力量支援越盟。但是，经过两年的谈判，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 年7 月签订；当法军在奠边府战败后，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了1954 年7 月的日内瓦会议，会上议定让法军撤离印度支那。

然而，在北京这样地扩张其势力的同时，美国承担的义务也扩大了。在冷战的这一前线，双方都想通过好战的行动来谋取安全。1954 年9 月，美国组成了一个联合防御体系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华盛顿又与汉城（1953 年10 月）和台北（1954 年12 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当国共在厦门港近海岛屿金门的对抗导致1955 年初的一场危机时，中国关于四邻地区的活动遭到美国所领导和资助的反共势力的“遏制”。

在这开头几年的好战精神之后，进人了一个更多地依靠外交说服的阶段。在1954 年4 一7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一起，力求在法军撤离印度支那后为该地区创造稳定的局面。这时周在同印度和缅甸会谈中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也是他在1955 年4 月西爪哇万隆举行的亚非29 国首脑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根据“万隆会议精神”，美、中驻华沙大使开始在1955 年8 月举行定期会谈。

但这条“软的”路线不久就屈服于“硬的”路线。1957 年8 月俄国发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同年10 月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后，帝国主义似乎处于守势。n 月毛第二次离开中国去莫斯科参加12 国共产党会议，并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 周年。毛的资历很高的地位是明显的，但社会主义阵营里欧洲和中国之间在看待趋势和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同样是明显的。毛宣称“东风压倒西风”，号召在冷战关系中采取新的好战态度。

这一点在台湾海峡马上表现了出来，那里从1951 年起美国又重新援建国民党的兵力。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地骚扰大陆，派遣特务、搞侦察飞行和散发传单以及进行小股袭击。他们又加强了金门“前线”的防御阵地，投入了1/3的国民党部队。最后，1958 年8-9月间共产党的炮击引起了第二次金门危机，此后这个危机平息了下去，但使金门始终成为争论的原因，国民党仍然坚守岛屿不放，作为它拥有大陆主权的部分象征。另一个重新表现出好战态度的地区是西藏，那里的人民被迫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像是一种汉化过程。1959 年3 月拉萨发生暴乱后达赖逃往印度，导致汉人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而西藏人则指控汉人实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翌年夏，喜马拉雅山边界两侧的中印摩擦增多了，在l962 年10 月终于爆发为战争行动。中国控制了西藏新孤间通过阿克赛钦地区的战略要道，打破了印度人的和平共处的迷梦。之后就加紧工作，把西藏人作为一个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吸收到中国之内，就像1947 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和1955 年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那样。于是汉族移民随同部队和官员一起被派往西藏，而藏民也被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他们旧的社会集团被打散了。西藏不再是个缓冲国（buffer state ）了。汉人也曾同样扩张到北满、内蒙、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海南岛这些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移民、犯人和志愿人员被派去开垦生荒地或开发矿藏，大有压倒当地少数民族之势。清朝一度作为多民族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这时主要被新的汉族占领了。

在南面，北越仍按过去传统实行地方独立，不受中国统治，但仿效中国的政制。1959 年后北越对南越的进犯，先是支持游击战，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然后派去军队，充分利用了中共的方法和帮助。应用中国的方法是利用城乡之间早已存在的鸿构，利用城市上层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在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更紧密的越南式的社会和政治新秩序。在50 年代后期，中国边界附近的这一切斗争看来都在节节获胜。这种形势在那几年促使国内作出了甚至更大的努力。

大跃进

1957 年9 - 10 月召开的三中全会（这届中央委员会由1956 年第8 次党代会选出），碰到了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新的党政合一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控制经济，各级党委这时都可在经济方面作出决定。不再需要动员群众去对商人和富农施加压力了，于是群众组织就开始衰落。然而，正如埃兹拉？ 沃格尔所说的，“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繁琐和拖拉的公事程序发展得比生产还快。集体化并没有使政府获得的农产品真正有所增加，它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这个可怕的问题。在1952 一1957 年期间，农村人口增加了约9 % ，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0 % ，但政府征集的谷物几乎完全没有增加，同时中国还必须开始用农产品来偿还苏联的贷款。加重农业负担来建设工业的苏联模式看来已经走上绝境。而且，人口集中于城市的程度超过了工业化的程度，以致除人口稠密的农村得不到充分就业之外，又出现了城市的失业现象。第一个五年计劫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如果照样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那就势必会招来灾难。如今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知道，要解决食物供应和农村就业问题，惟一切实的办法是在农业方面实行技术改造，比方说生产化肥。但这并不是1958 年想要实行的解决办法。

大跃进的发展计划是游击战士能够拼凑起来的那套东西。他们已经懂得怎样开展运动和动员群众以达到某些具体的社会目标，这很像打仗时攻占据点的做法——他们在工作中真是常常采用军事术语的。现在这整套搞运动的机器被用来开展经济改造工作，同时还想发展农业和工业，也就是实行一种双重的战略，或者如毛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以便同时发展现代工业和农村农业这两个不同的但又有关联的部门。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第一，把劳动力密集地用于灌溉和防洪工程，或用来开垦土地；第二，用更多的人力从事栽植、除草和耕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第三，发展地方小规模工业，利用当地的原料和器材来生产供农民用的消费品和设备。他们希望这种做法不致使农民的消费量超过其多少只限于维持生活的现有水平，并且希望农业的发展用不着现代工业部门来给予很多帮助，而是与此相反，希望通过征税和征收实物把农业的剩余产品提供给工业。

同时，经济的现代工业部门将出口它的产品以便从国外获得重要货物，或者用于投资来建设新的工厂，以扩展现代工业（这不禁使人想起在帝国主义主宰时代通商口岸和中国经济的农业部门之间差别很大的情况）。中共是要努力实现毛择东主义这样的信念，即思想上的激励能获得经济成果，新的精神无需利用物质刺激就能挖掘出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从而可以利用中国农村的落后状况和过剩人力。

这种以空想社会主义方式依赖毛主席教导的现象，同那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旧传统相类似的制度改革结合了起来。这项工作在1958 年是比较容易搞的，因为前几年的农业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而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已经被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搞得垂头丧气。对群众路线新的重视，使人以为只要发动群众，就可以解放出伟大的生产力来。为此，在1957 年后期就把经济管理权普遍下放。许多企业甚至金融控制权都分散到地方一级。中央统计局连同经济计划职能一起被拆散，分到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地方拟定了关于大跃进的雄心太大的目标，但制定计划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干部，他们为你追我赶的精神所鼓舞，虽然强烈地忠于革命事业，却瞧不起专家。其结果是大力开展突发性的一天24 小时劳动。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道路、工厂、城市、堤坝、湖泊、造林和新开垦的土地。为此，6?5 亿的中国人被动员起来，无论男女老少都投身于那些在强度和规模上无与伦比的工作。在国外最为出名的业绩，是1958 年7 月开始的在没有专家指导或设备的情况下在“后院”用小高炉炼钢的运动。据报道，到7 月底约有3 万到5 万个小高炉，8 月有19 万个，9 月底有70 万个，10 月有100 万个，总共有1 亿人投人这场“夺钢战役”。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劳动的产品大部是不能用的，虽然有不少人确实钻研了冶金的实际问题。这样，大跃进把小规模的工业带到农村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应用了技术和动员了人力，但眼前所得的结果是乱七八糟的和不经济的。

国家统计局声称1958 年的谷物和棉花产量在一年中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委员会为1959 年规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再增产50 ％。1958 和1959 年供应短缺的现象，被归咎于特大丰收后运输力不足。上面的领导着迷于他们自己所提出的要求。事实上，1958 年是个好年成，产量可能增加了10 ％或15％，而有些试验田还可能增产很多。但由于统计局被拆散了，它不能对呈报的估计数字进行核实。中央委员会对外大肆宣扬的难以置信的收获量，到1959 年夏末不得不丢脸地收了回去。翌年因气候不佳，收成很差。粮食继续短缺，仍旧需要进行配给。既然每年人口增长1?5 ％到2?5 % ，而1958 年以后粮食接连五年减产，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食物供应在最紧张的1960-1961 年减少了20 ％。由于每人每日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摄取约2000或2200热量，减少这样一个数字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以甜薯代替大米和缺乏畜产品的现象都是很明显的。在1961 年后恢复了自留地和以后几年有了好收成，使局势有所改观。但因生产化肥需大量投资，粮食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到1962 年，化肥产量只有200万吨左右，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开端。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大跃进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根据发挥“群众自发的主动精神”这种群众路线思想而建立的。同这个群众运动一起进行的，是分散经济管理权。一个典型的公社由几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合并而成。有的公社像区那么大，较小的公社约有4000 到5000户或2 万人左右，大致相当于一个乡。公社包含地方政府的所有职能，如军事、公安以及地方贸易、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和计划工作，这些都受党的控制。公社分为生产大队，大队又分为生产队，这些生产队或多或少相当于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许包括半个村子。自留地被收回了，私有物件小至锅、盆、桌、椅都交公。许多农民有一个时期都在大食堂吃饭。所有的劳力都受控制。每人每月要出工28 天，儿童都送去日托。这将大规模地提高农村的工作效率，使包括妇女劳力在内的所有劳力都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种浮夸的想法像打仗那样大张旗鼓地用空想社会主义式的热情加以推行——例如企图建立“按需”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制度。他们希望结果会出现很多农业城市，农民因此会无产阶级化并脱离他们的土地。这样就能更好地控制人力，改变农民的态度，唤起他们的主动精神，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会，其中包括自卫的民兵部队。

这次革命使所有的人都工作过度，筋疲力尽，又由于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管理不善，结果归于失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即按需计酬的办法，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在公社内部像调动几排兵那样任意转移劳动场所，也降低了生产率。中国那种精耕细作的园艺式的农业不能像俄国集体农庄那样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机械化的条件下。

1958 年12 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决策中心从公社转回到生产队一级，作为核算、收税和分配收人的基本单位。不再强调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工资重新按照劳动量和所挣的工分支付。当农业危机在1960年更为加剧时，公社权力又进一步分散到平均由20到4o 户组成的生产队，作为基本单位。自留地又发还了，食堂解散了。到1962 年，因为缩小了规模，公社的数目从大约2?4 万个增加到7?4 个，约等于从前农村集市地区的数目。

中国原来的土改避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破坏性后果，因为中共是分阶段慢慢地进行的，并且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然而，他们到底还是同样碰到了农民干劲不足和农业生产停滞的问题。当他们开始革新，将权力下放，发动群众，并建立人民公社时，他们也失败了。他们在19 团年后的经济倒退和工业停顿，比景况较好的苏联经济在任何时候所碰到的类似情形都要严重。在50 年代的10 年，中国由于一度在经济方面实行调整而得到恢复，并且又有苏联的援助和货款，曾经受益不浅。60年代初期，中国吃了气候不利以及苏联撤走技术人员和停止援助的亏。

1958 一1960年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做得太过分，并且那时党政几乎合为一体，之后中国经历了若干年的经济失调。196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了1/3。普遍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另外还有一些人饿死。人民疲劳不堪，毫无热情。交通运愉垮了。工业停顿，其情景好似严重的经济衰退。当局认识到，亏待了10 年之久的农业现在必须要得到最优先的照顾了。虽然自然灾害受到了诅咒，但事情很清楚，毛和中共在运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时，已经在经济上犯了一个真正规模空前的大错误。正如毛在1959 年检查刚刚过去的事件时所说的，“煤铁是不能自己走路的；它们需要车运……这个我没有预见到……我主要集中精力搞革命……我不懂得工业计划。”结果是干部们灰心丧气，老百姓的希望破灭。

50 年代末期中国的革命越来越趋于极端，不断加速运动和提高指标的狂热倾向很像其他的社会大变动。包括苏联人在内的许多人把这种倾向归咎于毛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固执。这个高傲专横的中国人力求找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使我们看出，他的个性并非独一无二，而是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极端的做法是不断受到毛和中央委员会鼓励的，他们相信群众会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的倡议，因为后者懂得如何解放社会的潜在“生产力”和发扬中国工人阶级的“创造能力”，而他们相信这种创造能力在过去是被内外剥削阶级所遏制的。

信心竟然这样大规模地落了空，这是罕见的。到了印年代，中国人民已经学会了怎样同中共政权共处，正如他们过去学会同专制政府共处一样，但最初对革命的那种热情已经消耗殆尽。党的领导人是依靠“热爱群众”和“为人民服务”而高升到掌权地位的，现在他们发觉自己处于困难时期新统治者所处的地位，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因而感到疑虑重重，并且彼此也不象以前那么融洽无间了。

在1960-1962年，刘少奇和北京的其他领导人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恢复生产。他们恢复了工业的集中计划工作，恢复了对工人的经济刺激（发放额外津贴和奖金），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他们从社会主义退回去的措施，没有像1921 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剧烈。但这在工农业方面都造成了个人收人较大的差距，产生了更多的精英分子优越感和官僚主义化。到1962 年，毛及其支持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活的倾向，一种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复辟”。

第16章 第二次革命

从1962 到1976 年9 月毛去世为止的15年，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历史最不理解的一段时期，这不仅是因为时间太近，还来不及作深人细致的研究，而且还因为种种事件在我们外界观察者看来是那么突兀和令人迷惑不解。（它们使中国国内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感觉。）

毛和他的反对者

1966年后，素称团结的中共领导人为一次“权力斗争”所分裂，但当世界报界想用这个主题来说明情况时，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糊涂了。这是因为，毛的诡计多端或手腕十分高明，政治局里日后成为第二次革命最大攻击目标的同僚，早在1962 年9 月和以后经常附和他谴责“修正主义思想”以及“党内机会主义思想倾向”， 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挖掘了他们自己的坟墓。毛的动机照例是很复杂的，有些人认为他一心想寻找忠于他那理想的接班人，以保证他自己享有“不朽的革命声誉”（借用精神分析家罗伯特？ 利夫顿的话）。他反对职业专门化，不信任知识分子；他带有反城市和反官僚政治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普通农民的典型态度。他耽于幻想，在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模式，结果造成了灾难，1958 年以后他就不再担任行政工作；到1962 年，中国的经济开始恢复。但毛这时相信革命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危险——或者是按常规的办法发展国营工业和精英官僚阶层，或者是力求完成中国式的平均主义化社会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两种态度。首先从历史背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思想根源里，对革命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杰明？ 施瓦茨指出，一种看法来源于卢梭，把历史看作一出道德剧，把革命看作达到以美德统治天下这一目标的移风易俗运动。第二种看法来源于重农学派，认为革命的力量在于艺术的进步、特别是物质技术的发展，使新的生产力能够形成新的阶级在前面带路。在研究这两个同源的主题时，毛泽东可以强调要在道德上追求平等主义的正义和无产阶级的美德，而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的同僚却可以强调需要实行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

在现代中国，这后一种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曾为例如陈独秀所赞同。它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上层建筑”，反映着它的物质基础，反映着它的生产关系（如资本家与工人或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必须先改变这些物质基础，才能改变上层建筑。相反地，为李大钊所赞同的唯意志论（有随心所欲而并非“志愿”的意思）和民粹主义则声称群众的意愿一旦发动起来，便能征服一切。在毛的思想背景里，我们还可看出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它曾对本世纪初那么多的中国理想家具有吸引力，使他们认为应当废除一切政府和资本主义，创立一个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自由社会。卢梭主义与中国经书特别是《孟子》 里有关修身的教导有一定程度的类同之处，这也使毛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孟子修身的思想认为，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因此只需要教导就可以发挥他们的潜力，而领袖则必须由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他的高超品德能够超越环境，改造人民群众。这种儒家思想的残余助长人们相信圣贤豪杰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受苏联教育的刘少奇及其同僚在1956 年的中共新党章里略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斯图尔特？ 施拉姆曾经指出，刘同志在论述党并强调所有的人在党纪面前一律平等时，可以宣称“毛泽东同志是全党领袖，但他也服从党”；另一方面，毛在最初赞扬斯大林时可以这样提问：“如果我们没有斯大林，谁来发号施令呢？" 这两种固有的思想路线的二元性，可以从主要造反者毛和主要组织者刘之间的对比中得到证明。刘少奇也是湖南人。他早先在1922 年就同毛共过事，从1943 年起彼此合作得很密切。他最初的成就是在国民党或日伪地区的城市里做组织工作。延安时期他担任中共组织部长，1959 年担任国家主席。洛厄尔？ 迪特默采用哈罗德？ 拉斯韦尔的说法，把文静而无特色的刘列为“克己型”，这种人力求一视同仁和照章办事；同时把活跃的毛列为“表演型”，认为他视野较为广阔，能够兼收并蓄，创新立异，并且喜欢稼敬赞扬。这种对比可以列为几大项目，先是政策与具体工作的对比，以及幻想与实际执行情况的对比。领袖与政委的对比：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是仁慈长者的象征，而刘少奇手下的那些政委则必须行使当地的权力，并要求人们遵守纪律。毛屹立在他的同僚之上，是同别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物。群众路线与党的建设的对比：毛主张斗争。他要求干部为人民服务，引导他们争取解放，把他们鼓动起来，并本着群众路线的精神响应他们的活动。刘和其他党的建设者则宁可把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它服从于党内团结的需要，并强调把干部和党员训练成为新的优秀人才，以领导中国的改造工作。农村与城市的对比：1949 年后，毛的心思回到他的农民生活背景和延安时代朴素的生活。他厌恶城市生活，不放心城市里的种种流弊，常常想到农民大众，认为他们的充沛的能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就能够移山倒海。他理想中的人物是多面手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村里，既能耕田，又会做工和充当民兵。中央委员会里的实际组织工作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实行工业化需要有才干和技能，从而认识到城市里有文化有专业的杰出人才是重要的，并感到有必要兴办技术教育，以培养对现代国家能够作出贡献的专家。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为他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所有这些对比中最闻名的是红与专的对比，受政治训练的人与受专业训练的人之间的对比。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抬出这个口号来折磨1 叫9 年以前留下来的旧知识分子，贬斥他们从外国学来的知识。

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公告中，这些为中国前途选择的不同途径，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被看作同类的原则加以提倡。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1956 一1957 年毛与刘及其他组织者之间激烈的观点分歧。毛怀着乐观的希望，认为甚至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富农来支持中共的奋斗目标，刘和其他的组织者则关心保持党的权力。毛把这种根本性的争论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他相信这是由于党掌了权，才“使干部产生官僚主义作风”。但在50 年代，他仍然同意政治局的观点，认为“中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团结保持住了。像刘少奇那样的政治委员，支持了显然属于毛的“大跃进”范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它的失败促使刘等对变革的步伐、所化的力气以及它的方向等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了起来。在1958 年12 月武昌会议上，毛“自愿”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少奇以后，辨论仍然进行，但这时中共领导面临着每一场革命都要碰到的问题：革命成果到什么时候才能巩固？什么时候应该不再搞变革而谋求稳定？或者，怎样能够永远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精神？这是修正主义的问题，是要不要修正运动目标的问题，也就是苏联所遇到过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这使苏联修正主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变得更加厉害了。

中苏分裂

在40 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冷战期间，“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在一个单独的主导思想和斯大林的最终权威下似乎是团结一致的。当时这种外表的色彩很浓，因此谁要是怀疑，谁就得拿出证据来。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好几年，团结的门面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份明显的财产，仍然维持着。

中苏关系不久在几个方面发生了分裂。中俄两国是各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对自己不同的看法、需要和目标。历史的记忆使他们互相猜疑：13 世纪的蒙古游牧部落曾奴役过南俄，沙俄帝国主义者曾侵人满洲、蒙古和新疆。在冠冕堂皇的共产主义辞藻后面，历史提供不出什么彼此互相赞誉或顺利地进行合作的事例。它们新近的合作，主要是以中国出资偿付苏联援助的形式实现的，是按照它们领袖的愿望进行的，也很容易按领袖的愿望中断。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原先曾把它们联在一起，后来这种思想也就成为他们发生分裂的要点。

毛不懂外语。在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

从字面上看，毛的朴实的主张处处点缀着中国的格言和隐喻，有典雅的也有通俗的。他严厉批评中立派是“坐山观虎斗”，讥讽目空一切的干部以为同农民讲道理是“对牛弹琴”。凡是从长满蛆的粪坑旁边走过的人，都不难理解毛对“中国反动势力很深的臭水坑”的憎恶。引用孔圣的话“三思而行”并不一定是提倡孔孟之道，但这有助于使共产主义适应中国国情。

在理论上，毛不断地曲解共产主义学说以适应当地的需要。斯大林曾经声称，苏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的经验提供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必须为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也许为其他一切国家所遵循。但中共在1949 年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并声称只要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有一个所有“革命阶级”的大联合，那就能够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可以通过渐进的、说服教育的、非暴力的改造工作来做到这一点，这与列宁和斯大林所要求的突然的暴烈改革是截然不同的。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成为苏联的主要领导人（直到1 久讲年为止）。他在1956 年2 月苏共“二十大”上请责了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接着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这些事实使当时仍然乞灵于斯大林之名的中共感到惊讶和尴尬。当然，“二十大”提出的条条道路通往社会主义的理论给毛主义和铁托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提供了理由，并且接受了北京自命为亚洲人民学习榜样的这种说法；中苏的思想意识上的团结是保持住了，但付出了让步的代价，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裂痕愈来愈大，起初还掩盖在表面之下，但到1963 年就完全暴露在公开的争论中了。中共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维护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这时北京也像莫斯科一样，成为共产主义理论权威的一个独立存在的中心。国际共产主义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在国家利益的牵扯下，即使还没有造成分裂，至少磨擦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个人关系的角度来说，虽然毛可以承认斯大林的资历较深的地位，现在却理应由赫鲁晓夫来承认毛的较高地位了。但那时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赫鲁晓夫正在顾盼自雄，他与毛打交道时并不以晚辈自居。相反地，他指责和嘲笑毛所宣称为比莫斯科优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那是左倾偏差，是危险的狂热。作为回报，北京认为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修正主义”是一种机会主义偏差，是卖身投靠了资本主义。虽然莫斯科曾在1957 年答应援助北京制造核武器，其后就终止了这项援助。由于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坏，1950年8 月全部苏联专家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离中国。这一切都加深了具体的怨恨情绪。

不久两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最长的边界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多民族的国家都统治了中亚地区的突厥语少数民族，以及边界两侧如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这样一些游牧民族，这些民族认为谁对他们有利，就可能拥护谁。在60年代，苏联国内对中国的狂热和扩张确实感到有点害怕，到了1969 年，在东北的黑龙江沿岸和中亚都发生了边境冲突。

从历史上看，50 年代苏联在中国外交关系上的首要地位可以同以前几十年的外国势力相比——例如，1860 年后的英国势力，1900年后的日本势力，或者40 年代的美国势力。许多外部的民族曾称雄一时来帮助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没有一个外来民族能永远留在那里。他们已经统统被赶走了。

由于中苏加深分裂，北京就想夺取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它派出了文化代表团，举行展览会和从事富于战斗性的宣传，援助新成立的国家，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毛为这一时期制订的政策发表在1965 年9 月林彪关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一篇讲话里。林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全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适用于人类中2/3的不发达人民，以反对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强国。他用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种比喻，但并未权衡其是否切实可行。这并非类似希特勒为了征服其他国家而绘制的蓝图。他们倡导所有人民革命要依靠自己，这意味着中国能指明道路并提供援助，但它自己并不想通过扩张来完成世界革命。（这使我们想起古代纳贡关系的理论：中国是其他国家应该学习的榜样，但要靠他们自己的主动性。）

这种规定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进行世界革命的办法，是在北京的外交关系受到挫折的时候提出来的。1965 年2 月，美国开始连续轰炸北越；这种在中国大门口的侵略行动附有不从陆地侵犯北越的保证；于是北京遭到无法可想的屈辱，没有力量去保护一个毗邻的盟邦。1965 年6 月，想要组织一次把苏联排除在外的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了。10 月，在印尼的一场政变流产后，亲华的印尼共产党遭到屠杀。在国外的这些的和其他的失败使中国又转向内部。

官僚主义流弊的滋长

在60 年代后期国内斗争的背后，隐伏着深刻的紧张关系。第一是中国的贫穷与其新近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的想望之间的差距。为了摧毁旧秩序，中共曾经掀起了旋风，现在必须由他们自己来乘风破浪了。国民党政权的力量小，只限于表面，并未在中国几百万个村庄里积极活动，而中共的权威却像稻根一样深深地扎在稻田里了。在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不能归谁负责。但如今物资的短缺则反映了计划不当。中共挑起了这副令人惊愕的重担之后，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结构。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关心普通的劳动，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的人和拉亲属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利用“走后门”来拉拢关系和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的劳动制度中正在偷偷地采用计件工。正像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又回到一家一户务农的体制。农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

在仍然有一半文盲的人民中间，他们的祖先曾有刃的年之久生活在一个掌握特殊技能、享有教育特权和特殊地位的统治阶级之下，政府仍然是由一批精选人物来经管的。普通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于精选地位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织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万有才干的年青人急于想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业并谋取一官半职。

中共的难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许愿很快，实现起来要慢得多。这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是个精选班子形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是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的。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

革命家把旧官赶下台，不过是承袭了旧政权的弊害，这个规律被干部与中国公众间的鸿沟证实了。在这新的干部统治阶级内部有许多等级，首先有公社或生产队里的“地方干部”与那些从党、政或群众组织领取工资的“国家干部”之分。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18 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24 级，农村地区有26 级。最高级的工资约为最低级的九倍。由于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 年正式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鲜明的社会等级：最上层的是30 年代中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其次是1936 一1945 年延安时代的。往下是1945 年后参加党的“解放战争干部”，以及1948 一1949 年内战末期参加工作的“起义干部”。

干部生活。多克？ 巴尼特曾对北京一个典型的部里1000名千部进行过研究。这里面约有1 / 3 是党员，在部内各级支部的领导下组成复杂的小组机构。部人事局与部党委密切而又秘密地配合工作。这套党的机构负责管理所有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忠诚和纪律。党员是同非党人员分开的，他们要经常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汇报下属人员的情况，经常参加“党的生活”会议，并竭力使自己在人事、监察等处的秘密档案里保持良好的记录。非党人员虽然没有那么忙得不可开交，但也要参加定期集合讨论政治的小组学习会，以及参加群众组织如工会、妇联会或共青团。党支部每星期五晚上开会，会上可能发一些保密文件供大家学习，但不得同非党人员议论这些材料。每星期六下午还有全部党内外人员都必须参加的阅读讨论会，按文化程度分成10 人至20 人的学习小组。

如果要想人党，就必须有两名党员介绍，递交一份很长的个人简史。党还可能秘密指定一个党员去暗中了解入党申请者的情况。然后合格的申请者可能要在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为他申请人党的理由进行答辩，才能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一名候补党员可能要通过两三次这样的申请手续，才会获得接受，这同往昔读书人要经过几次三番的努力才能中举的情况相类似。

不管已否人党，一个干部的个人档案材料几乎比他本人还重要。他从未见到，但他知道其中有他写的个人历史和背景，他的经历和思想观点，以及所有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每年年底和每次运动结束，干部都写一份关于他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个人总结。这个总结要在小组会上认真研究和评议，加上组内人员和小组长的评语，然后把这一切东西归人秘密档案。可疑的人员都要经过系统的调查，而且每逢运动，这种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当然很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旧的科举制度要求人们自己去精通经学，共产党的制度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百般畏慑，坐卧不安。即使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他的前途也可能被他的阶级背景毁于一旦，因为他根本洗不掉“资产阶级的污点”。

一个政府部门不时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由于这些运动很可能危及任何一个人的前途，部里所有人每逢运动就都人人自危。除了运动所要打击的具体弊端外，最后总要挑选某些人作为靶子，来对他们进行系统的谴责和使他们蒙受公开的屈辱，这种场面足以提醒所有在旁目睹的人，要不是党的宽厚，他们自己也可能要挨整。这些杀一做百的公开场面异常醒目地重新申张了党的权威。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些场面促使所有那些感到自己处境危险的人起来极其猛烈地指责他们业已挨整的同事，这样一项活动当然不会增加任何一个人的自尊心。除了在群众面前享有威望和权力外，干部的特权包括：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公费医疗，低廉的房租，廉价的伙食，子女进人较好学校的方便。但这些特权并不包括留在一地工作的权利；丈夫和妻子可能被调到不同的城市去工作。最糟的命运是被“下放”到农村，这是1957 年为多种目的而制定的一种计划：建立地方上的领导班子，通过农业劳动来教育干部或进行惩罚，或者为了精简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压缩城市人口。格雷厄姆？ 佩克在描述4o 年代中国公众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时，说他看到那些消极地坐视现状日趋崩溃的人脸上，露出“那种神秘的微笑”。据香港的一位研究人员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的分析，在印年代，那些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多半失去了功效。干部们已经学会如何按适当的形式经历运动。在批评会上，一名劲头十足的积极分子会早早发言，但其内容不会越出领导人所限定的范围。明哲保身的人常常在会议的中间发言，稍稍提出一些不出人们意料之外的意见。一个决心要对遭受攻击的人“表示同情的批评者”可能会在会议快结束时发言，加进几句有利于挨整人的意见。但干部们懂得要避免密切的朋友的关系，否则他们以后就会受到仔细的审查。一个积极分子除了应付小组里的批评之外，懂得怎样才能平安地渡过运动。他在动员阶段装出一副表示进步的热情，预先估计下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并在巩固阶段变得相当谨慎，而且还作一些自我批评。总之，党内人士已经学会怎样应付毛的“不断革命”方法以保护他们自己，从而也就丧失了真正发动人民的能力。

毛重新掀起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 年，由于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毛和中央委员会在9 月间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甚至在党内也是如此。其后两年内，他们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名义在许多方面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工作计划。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未能获得原先预料各界人民应有的反应，但它规定了日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基本内容的目标和方法。

对毛的迷信崇拜。这种狂热的崇拜集中于少数几篇说教性较强的着作中所表达的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这个为八路军献身牺牲的加拿大医生；“愚公移山”即叙述一个老人和他的后代坚持不懈地移山的故事）。

效法军队。“向解放军学习”他们的彻底献身精神、纯洁的思想、大公无私等品质。军队要做群众的老师。

体力劳动。干部、教师、学生、职员以及全党必须学会和农民群众共同从事体力劳动，永远弥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

全民教育。教育应简化：减少书本知识，把它同生产工作和实际技能结合起来。

重新唤起集体主义精神。应当发动贫下中农重新产生集体主义精神：“农业学大寨”——山西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模范生产大队。

无产阶级文化。在艺术和学术方面，开始用一种新的政治说教方法代替以往颇少受革命影响的旧文化。

1963 一1965 年提出的这些以及类似的主题，结果就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蓝图。但是，这些主题还必须从“二次降临”的千禧年年时代（这就是在群众中以及在党内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有组织的信仰和狂热中取得其打击力量。毛泽东的感召力和他内心的幻想，是这次大规模举动的重要催化剂想克服的弊病并不是社会关系或客观条件的产物，是人们品格中的污点。正如本杰明？ 施瓦茨所说的，在毛泽东主义的思想领域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被变成两种类似无孔不人的流体那样的东西，一种是有害的，另一种是有益的，它们能够到处渗人。无产阶级的真理并非来自任何一个集团乃至组织，而是来自毛泽东思想。”

1935 年后毛担任领导的30 年间所获得的成就之大，足以使哪怕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也产生偏见。中国政界的任期是没有限制的，因此中国政界首脑的地位就常常使掌权者以他就是“中国”这种形象自居，而这种形象事实上也正是铁板一块般的权力结构所要求的。我们可以想象，毛的背后有上百个过去的“天子”在跟他耳语，由于他那好战的斗争作风使他一再取得胜利，听取那种耳语就成了他的习惯。总之，他那不容置疑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思想和动机的正确性。毛泽东个人的优越地位是合乎他所领导的运动本身的种种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他也带头提出并权衡党的可供抉择的政策方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等等的关系。然而在选择政策的范围内，他一再成为彻底实行左倾路线的主角，反对党内管理人员和经济开发人员的慎重意见，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空想主义巨人。毛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太多的党员已对毛泽东处理中国问题的那种浪漫主义的、势如雷霆的方式丧失了信心。党内有经验的官员如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反对毛派的盲目信仰、狂热和力求纯正的癖好，因为这些只会妨碍经济的好转。当这些官员仔细考虑实际问题时，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简直迈不开步子。理查德？ 鲍姆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其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对比：前者采用在党的控制下经过精心挑选的工作组织，后者则采用群众自己搞起来的组织；前者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以地方干部为对象，后者是从下而上的革命，以党的主要领导人为对象。总之，到了1965 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

使军队重新政治化。相当于党政官僚机构的武装部队，是1955 年2 月成立苏联式的职业军官团后出现的。军衔和制服、不同等级的工资待遇、许多规章制度和新成立的军事院校，都削弱了官兵间的同志关系。惩罚代替了说服教育。职业军官不满政委制，并攻击“政治挂帅”。他们反对人民解放军的双重领导传统，赞成苏联统一指挥的原则。结果是部队里的党委会数目日减，直到1960年有1/3的连队没有党委会。党员人数也减少了。

但是，在1959 年9 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并同苏联人有接触而被免职以后，接替他的林彪将军是同毛密切合作的。一声令下，部队里就招进了25 万名新党员，连队的党委会也重新建立起来了。发布了新的军事手册和规章制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外国的即苏联的方法。部队里解决“红与专”问题的办法是恢复被苏联模式所削弱了的政治机构，使之更遍布各个部队。这时部队各级下至连队和班，党员都有自己单独的组织，并且处于领导地位。思想灌输和进行监视是这种制度结构的部分任务。例如，典型的做法是一个有九名战士的班分成三组，每组三人。组内的三人互相负责，组长可能是同党有关系的。在战斗与外出时，他们互相监视。思想灌输工作把解释时事的权威意见讲给战士们听。所有这些措施维持了部队的士气。不那么重视官阶军衔了，体罚、骂人的事也较少了。部队里直到连级的政治军官发挥了这套制度的作用，防止了志同道合的异端分子形成集团。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这个制度的一部分，用以压制不良的思想和异常的行为。军队受到彻底的政治思想灌愉，以致到了1964年有可能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竞赛运动，来“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与此同时，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多地安插了从解放军借调进去的政治、军事人员。

到了1965 年5 月，又有可能废除军阶，在衣着式样、制服或领章上不再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在每年年满18 岁的600万青年中，约有75 万应征人伍。重新强调了人力胜过武器的理论，并批判以往彭德怀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到了1965 年秋，人民解放军提供了毛能够用来推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力量。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大致从1966年5 月到1969 年4 月的一次超级大革命。但这是一种偶然作出的安排，而不是有控制的规划。当毛在1965 年秋采取措施，反对坦率的批评意见时，他显然发现党内支持这种意见的人数很多，超出他的预料。正如1957 年“百花齐放”的批评那样，事实证明反对的意见异常广泛，但这次是出现在党内。毛对此的反应是大力采取新的措施，来动员党外支持他的力量。不久，公共场所就到处是群众大会、游行和宣传，歌颂毛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百万青年人中间，巨浪似的激动情绪甚至歇斯底里，弄得人们精疲力竭、颓丧不振；然后又进一步掀起高潮。通过这一切，这位领袖进行了对党的清洗。斯大林是从内部来清洗联共党的，是利用党的机器秘密进行的，而毛对中共是从外部来清洗的，是利用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公开进行的。斯大林用他的秘密警察杀害了儿百万人，毛则依靠解放军，并采用公开使人屈辱的方法。暴力行动爆发了，主要是为争夺地方权力而引起的内乱。毛发动运动，也像打游击战一样，采取了打打停停、一阵子破坏一阵子巩固这种有节奏的做法。他的第一步行动是攻击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人员以及北京市委，以保证他从中央对宣传工具的控制权。在这一阶段，他的最终攻击目标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同他合作，派出了搞运动的工作组，而以后毛却指控那些工作组阻碍了他的运动。1 叭拓年8 月他操纵十一中全会，壮大了他的力量。他已经走出党外，求助于红卫兵之类新成立的青少年战斗组织，号召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亲笔写出大字报，要“炮打司令部”。他要求青少年“从千革命当中学习革命”。他又在党的渠道之外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组织，由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加以领导。1966年秋，在解放军后勤力量的支援下，约有1300万红卫兵来到北京，连续举行了九次群众大会，然后分散到全国各地去进行他们自己的“长征”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东西首先从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去找，他们还因收藏外国图书、衣物甚或留着西式发型而受到攻击。于是城市里出现一片恐怖气氛。红卫兵闯人住宅和办公室进行查抄。受害者遭到折磨、殴打，有时甚至被杀害。许多人自杀了。1967 年1 月，毛进一步把运动升级到攻击党组织本身，煽动“革命群众”像1870 年的巴黎公社那样，从下面起来夺权。虽然周恩来和其他温和派最初能够使红卫兵不进人工厂和县以下的农村，但文化大革命在最后阶段也扩散到工厂工人中间和农村地区去了。红卫兵是年轻而积极的，往往不过是十几岁的男、女学生，他们的武器是《毛主席语录》 这本小红书。对毛的迷信崇拜在报刊和电台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示威的青年人中间达到了大规模歇斯底里的程度。

这样，毛只依靠中共的一个少数派，但从他以解放军为后盾的不可动摇的“伟大舵手”地位出发，突然掀起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斗争，这确实是一场城市游击战，先是发动不满现状的集团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是挑起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斗争。党内掌权的人逐个受到攻击，无法组织力量。同在所有的运动中一样，上面号召各地发挥主动精神，成立大批特殊的群众组织，吸收了不少成员。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毛派除了能够发动、抑制和改变运动的方向外，并没有加以控制或预定规定计划。党的机构彻底动摇了，即使还没有被摧毁。但在党外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果，许多工人和农民讨厌青年学生的骚扰，反对他们的激进目标。于是毛派就得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解放军的介人，来支持革命派。

为了代替旧的权力机构，毛最后号召各级政府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其中包括：第一，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即成年的工人和干部）的代表，这批人现在统统称为“革命群众”，是新鲜血液；第二，人民解放军代表；第三，已经相当革命化的党的干部。然而，许多地方相继有党组织奋力进行反击，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实施毛斥之为“假夺权”的行动。那些党组织宣称忠于毛主席，但实际上是在挫败毛的力量，自己仍旧牢牢地掌握着大权。这些防御行动和革命派的抢走枪支，不久就产生了武装团体之间的激战。但是，即使在主要的官员已被谴责和监禁之后，比较激进和比较保守的两派组织之间仍旧继续战斗。这样中共本身就不再发生作用了。1967 年夏当“革命群众”的暴力行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内乱达到了顶点，以致必须越来越多地召进军队来恢复秩序。与此同时，毛和林改组了几乎一半的地方军区，给高级军官办了学习班。到了1968 年1 月，全国29 个省份和大城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其中并未建立起善于管理的有效的党员领导核心。要拼凑一批军官和热心的新人是容易的，但要建立有效的行政机构就不那么容易了。到1968 年夏，重新开始的对高级官员的攻击又引起了一阵暴力行动，从而使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对党的抨击，已经把民政权力给了军队。

在这狂暴的混乱中，大中学校都关了门，知识分子和专家正在受到冲击，学生从事打派仗的革命。通过武装派性活动起来造反的，大抵是不满所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分配在农村）的毕业生；也有缺乏专长，不能满足生活要求的退伍军人和临时工。他们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机会。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复兴精神”（借用埃兹拉？ 沃格尔的说法），并不能解决发展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68 年秋，包括过去红卫兵在内的几百万青年学生被遣送到农村人民公社去。随同他们一起下去的有许多城市干部，因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政府人员，并把城市无业居民赶到乡下去。

1968 年10 月，毛又操纵了十二中全会，“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终于被清除出党。1969 年4 月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事前各省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准备，所提出的代表名单都经过中央筛选。选派的1500名代表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该会又选出政治局和五名常委，其中只有继续担任总理的周恩来不是狂热分子。新党章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而在拥有279 名正式和候补委员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军人占了绝大部分，并且只有53 名委员是上届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毛确实已经清除了他的所有反对者，其中许多是老一辈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把他们的权力转移给了军方，党组织的这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效忠基础的。

后果。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派性，一群人痛恨另一群人，使党的团结从上到下遭到破坏。这场革命把党组织内忠心耿耿的人打散之后，培育了激进的极端分子，实际上只剩下一小撮包括毛妻江青在内的教条主义十足的狂热分子，由他们来控制文艺、宣传工具和教育。为了保证中国将来的无产阶级化，他们力图只许工农子弟有权享受较高的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必须中学毕业后有两年的实际工作经验，经过其工作单位提名和党组织批准。各个大学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程度太差。与此同时，江青及其同事想给中国人民生产出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他们的八个样板戏和其他作品枯燥无味。激进分子部分地以上海为基地，并依靠1965 年以后出现的积极分子，继续进行毛的道德改革运动，反对谋求私利的实利主义，要求人们以真正社会主义的献身精神“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政治迫害行径在“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口号上反映出来。比较注重实际的一派，是绝大多数在职的行政人员，他们仍然关心物质刺激以促进经济生产，并关心技术专长以帮助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在毛主席的最后几年里，“激进派”主宰了宣传部门，而“务实派”则经管行政工作。

1969 年后，曾大力进行重建党组织和恢复生产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当作目标的大部分干部官复原职。但是，在毛似乎已经从战术上越过文化革命这一阶段之后，身兼国防部长和统治集团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好久以来被吹捧为毛的“最亲密战友”并被指定为接班人）不仅领导了一派有势力的军人，而且显然还念念不忘文化革命的激进主义。林不久就发现他遭到毛一周的联合反对，陷于孤立，并且眼看就要失败。1971 年9 月13 日，他死于撞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里。几乎过了两年（原文如此），官方才向中国人民和向世界说明，林彪曾阴谋杀害毛，被发觉后死于逃亡途中。

林彪垮台后，军人在政府中的作用减少了，党又重新建立了起来。1973 年8 月召开十大，出席了代表2800 万党员的1200 多名代表。大会是秘密进行的，只开了四天。在领导人物中，代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和重新露面的老党员旗鼓相当。新的中央委员会基础更为广泛。1973 一1974 年掀起了“批林批孔”学习运动，来揭露他们的反动观点，尽管林彪和孔子在历史上相隔2500 年。1975 年1 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会期甚短，出席代表2800 人，通过了新的表法，更明确地规定政府要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共领导。代表大会力求象征性地恢复党的团结，为更换领导预作准备，因为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都已身患重病。经过七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前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曾被谴责为第二号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打倒对象，在1973 年重新出来，并且马上就恢复权力。他显然有助于削弱军人在政府中所起的作用。到1975 年，他成为党的一名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兼任总参谋长和政府地位较高的副总理。当周恩来于1976 年1 月8 日故世时，邓是代总理——一个直率的小个子，一心想做出成绩。但毛比周活得长些。4 月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献了大量花圈和颂词，大规模地倾泻他们对周恩来逝世的悼念。但这项活动被强制镇压了下去，同时政治局撤消了邓的一切职务，任命比较不出名的华国锋担任代总理。在1976 年8 月破坏惊人的唐山地震后，毛泽东于9 月9 日逝世。华不久就代替毛当了党的主席，接着中央委员会顶层包括毛的遗婿在内的四名文革主将几乎立即被捕，丧失了权力。他们对宣传工具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 的控制结束了，并且有系统地被谴责为反党叛徒，而邓小平则重新出现在最高的权力位置上。

其后，“四人帮”受到各种谴责，说他们只强调思想意识的纯洁性而轻视生产，破坏工业，在教育部门煽动反对考试、反对教师和反对知识的倾向。但当领导人私下谈起“丧失了的10 年”时，他们暗指毛主席在其最后10 年屈服于一种派性的狂热精神，那种精神带有民间宗教的气息，不像含有现代发展的味道。印年代末期的动乱是在城市和党内而不是在农村出现的。但几百万拥护毛泽东而反对他敌人的游行示威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反知识分子狂热情绪，却很像一种农民运动。这同中国过去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的民间教派活动的长期传统是一脉相承的，纵然现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术语。总之，这是相信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一种民间迷信崇拜。它代表了毛泽东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社会革命的起因。如果把它抑制下去，它可能潜伏一时，但随时都会重新冒头。

同这相对立的是对现代发展带有竞争性的实际需要。这些需要说出来是更容易为外界人士所理解的：怎样使粮食供应超过人口增长，怎样能够很好地利用中国新发现的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如冀鲁沿海及大陆架上的油田），怎样平衡自力更生的愿望和借用外国技术和资本的愿望，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怎样把那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的爱国愿望同毛派要求为人民服务的意向调和起来。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常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即究竟是在增强国力上进行投资，还是在为中国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事业上进行投资。

1977 年8 月召开的代表3500 万党员的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和1978 年3 月的五届人大，最后批准了党重新实行控制并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的决议。革命委员会在农村仍予以保留，但在大学和工厂里由单独负责的校长和厂长取而代之。进高等院校的条件又规定要通过竞争的入学考试。学者和专家听到当局要致力于发展科学和技术时感到异常宽慰。艺术家和作家从农村返回城市，传统的京剧重新演出了，新挖掘出来的古代文物使全世界为之惊奇，文化生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没有明确地实行非毛泽东化，文化大革命却宣告结束了。统一战线至少在形式上复活了，这一点表现为再度重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作用。中国又一次面向外界了。

毛泽东的丰碑。1976 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55 年前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之道的革命一代已经消逝。他们领导的运动的成就大部分仍然不是今日所能评价的。例如，中国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并且成为统一的国家；他们已？经建立起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工业机构。中国经历了变化巨大的起伏沉浮。在这一代人活跃的一生，统一中国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 1923 一1928 年）、南京政府争取现代化的努力（1928 一1937 年）以及日本侵略造成的破坏（1937 一1945 年）， 这一切都为共产党在延安建立新秩序（1936 一1946 年）、他们在内战中的胜利（1947 一1949 年）以及其后在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下改造中国的工作准备了条件。从1949 到1976 年的毛和周，继承了传统的天子及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地位。（周恩来在其党的政治局连续工作了48 年，保持了世界最高纪录。）但他们是作为立志实行社会变革的革命家来行使职能的。他们的成就是全民的成就，是经过多年的苦难以后在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动员了全民的集体力量而取得的成就。

凡是在1949 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人到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即使今天游客们看到的只是像大寨大队或红旗渠那样一些非典型的例子，事实仍然说明，它们是值得全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而不是在细节上学习的活榜样。国家复兴的证据是全国遍地可见的，并且是目不胜收的。一百多万辅助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采用中国的新医疗法如针刺麻醉和电吸人工流产等，把公共卫生和医药服务带到农村。到处都兴办小学教育和传授实用技术。

农村机械化工作，在1958 一1959 年的大跃进时期获得了第一次重大的推动，然后在1968-1969 年的文化革命期间又有所促进。劳动强度大的工程项目如开荒、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保水蓄水和治水、间作和多季收获，都为机械化铺平了道路。机械化是从用电泵抽水开始的（据说1973 年有2 / 5 的可耕地能浇灌水）。现在农村的这种小型工业化是依靠当地自身的力量搞起来的。中国在上海、武汉或天津这样的中心大城市建设的重工业，力求按西方或苏联的权威经济学家所喜欢的大规模经济组织进行。但几百万农村一般说来还没有方便的铁路、公路或水路交通，也缺乏美国式的销售系统所需要的销售网和购买力。相反，它们在食品、衣料、农机、水泥、砖瓦、肥料、钢、水电方面的生产尚能满足双重经济下的当地需要。它利用就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煤、石灰石、铁矿、水、谷物、纤维，并不需要长途运输，可以避免依赖外界筹集的资金。中央的指导十分有限。所得的好处很多：农村的小型工业能够灵活地适应当地的需要。他们利用农闲时间和妇女劳动力，使人人有事可做，而在农忙季节又可从事收获。他们把工业技能传播到民间，从而方便了机具的就地维修工作。他们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知识和社会差距，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这一切同庞大的民兵组织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保卫国家，也增进了实现民主自治的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激起开创工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些想法，很值得在实践上加以采纳。例如，在开始搞农业机械化时，通常先置备碾米、脱粒、纺纱等机器，因为这些机器比人工效率高得多，可以解放出劳力，去生产更多的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材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土面粉和土布可能粗一些，但它们是合用的，所能供应的数量也充裕得多。城市工厂的产品在农村不易买到，因为运费太贵，还有“管理税的壁垒”：如1975 年由德怀特？ 拍金斯所率领的“美国专家农村小型工业代表团”的报告所指出的，“工艺水平不高的工业产品的价格定得比较高，使效率不佳的生产者也可挣得较大的利润。”总之，农村的工业已经有了开始发展的助力，它的水平颇似工业化西方或日本早几代的情况，但它发展得快，标准也有所提高。

当我们在河南一家铸铁厂参观熟练技工制造铸件时，我们不免想起，古代的铸铁实际上就是在这一地区发明的，比欧洲早好几百年。中国能够在农村如此广泛地制造机器，这对将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例如，今天在中国那么多公路上可以看到的轻型双轮柴油拖拉机，在设计上使它的五马力能用于抽水或脱粒，犁田或拉车。19 73 年，在几十个中心城市，用当地零件生产供应网的零件，装配了5o 万架这类多种用途的机器。各地还为适应当地的条件作了一些改进，但主要的要求是每一地区应有修理和维护能力的车间。这一类的工作是能够很快发展起来的。1975 年，上述代表团听人们说，已有2800 个小水泥厂、1100个氮肥厂、5 万座小水电厂。这种农村工业化的工作有毛主席的烙印，所实行的办法不同于他那些思想比较因循守旧的反对者。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

第17章 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

美中接触的第一个世纪，对两国人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它的末尾是旧秩序的最后解体——传统中国文明以及使中国接触现代世界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消亡。由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我们的传统对华政策及其基本态度破产了，并且事实上是彻底改变了。在1949 年以前，我们支持了贸易门户开放政策，但在以后的20 年，我们禁止美国人同大陆发生关系。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只有一件事没有颠倒过来：我们仍然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不速之客，不过这次是在其外围地区。正如罗伯特？ 奥克斯南所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对称的”。如果说中美人民之间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历史完全是我们的过错，那就如同说它完全是他们的过错那样愚蠢。现在该是这样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超越公正的道德评判的范围，要不惜一切代价力求持有实事求是的观点，因为今天两国人民都处在麻烦中。

然而，抱有实事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中国人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西方曾把现代的生活方式带给中国，我们就必须承认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是我们协助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整个一大批革新事业，事实上正是过去一个世纪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传教士，以及本国的爱国改良主义者和革命家所倡导，并以越来越大的毅力力图实现的事。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一个高傲的民族在其软弱的时候并不乐于接受援助。在不平等条约的那一百年间，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存心想赚钱，但也想做好事，力求拿走一些东西，同时也给予一些东西。我们以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自豪，并且在那些行为不如我们善良的帝国主义列强面前，我们确实有点义形于色。同时有许多美国人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深深爱上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上层阶级的文化，爱上了它那敏锐的审美能力以及个人交谊的温暖。中国变成了他们的中国，例如从弗洛伦斯？ 艾斯库到西蒙？ 利斯，便是一些把这个“所有格”用得那么亲切的作家。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对中美关系的感受却不同于美国人的感受。我们觉得我们同中国的接触带有猎奇的性质，非常令人振奋，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有收益的。不喜欢中国的美国人可以避开它。另一方面，中国却认为这种接触是强加于它的。这是一种外来的侵略，令人感到屈辱，并且带有破坏作用，最后造成了灾难。在19 世纪的中国人看来，西方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危害，往往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怕、可恶和不样的，正如4o 年代极权主义的纳粹和斯大林主义者威胁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样。中国人在他们彬彬有礼的外表背后，并不完全像我们那样热心增进中美友谊。

由于过去中美关系的复杂情况，今天的中国人，会把我们认为主要属于慈善性质的事业，强调是美帝国主义行径，把我们认为是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援助强调为剥削；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也都有案可稽。但是，一个讲良心的观察者，甚至一个不讲良心的现实主义者，并不能满足于只听一面之词。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

在我们继续塑造我们自己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的想法总会偏袒自己这一方面。即使我们在道义上感到内心有愧，而理所当然地谴责自己已往的罪过时，我们还是会护短的。我的意思是说，申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坏影响，仍然可能是一项非常符合美国精神的行动；例如，我们很可能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夸大了美国影响中国的程度。这是因为，既然我们美国人放弃了对那一去不复返的通商条约时代的中国的眷恋之情，我们就必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极愿由自己来满足自己，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改变那种情况。

我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了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默认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和东亚其余地区的行动。1945 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 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 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 年起调遣50 万大军对北越进行干预，到第二次僵局之后的1973 年才撤出其中的最后一批兵员。从1941 年以来，我们有一半时间在东亚作战。难道到太平洋彼岸去进行的这一切战斗，只是为了支持自由反对专横吗？还是它的原因并不这么简单呢？

从历史观点看，印年代美国在越南的干预，是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事件：我们想依仗优势的兵力来左右一个亚洲民族的国内政治形态。

在凯撒征服高卢以前，北越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像法国一样古老的国家在1000年以前，就从中国的统治底得了独立。但是，同朝鲜一样，它的文化和制度仍是中国模型的变种，越南人使用汉字、儒家经籍和家族制度，还建立中国式的官僚政府。越南以它的中国名字“安南”知名于西方的，但在19 世纪80 年代被法国用武力并入法属印度支那，无论是美国商人或传教士都同它没有多少接触。在历史上，越南是中国文化地区的一部分，近代的越南爱国志士，在他们19 世纪90 年代起的改良运动和20 世纪20 年代起的革命运动中，都仿效了中国的榜样。但美国把越南看成是法国的一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印度支那投降日本，战后我们支持法国重新把越南作为殖民地。这在1954 年失败了。美国公众除知道这个地区的名称以外，很少知道别的情况，但那时我们逐步卷人了强权政治的干涉行动，企图利用我们的优势资源和兵力使南越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

既然任何有知识的美国人一想起越南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只用陈词滥调说什么原罪（即大国仍然有使用武力的癖好）或帝国主义（即美国依仗其现代技术是古今最有扩张性的大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具体了解我们在越南的行为；但这无疑地同我们早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经验有联系。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o 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 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

可惜我们1940 年以前在东亚的经验是以能言善辩见长，而缺乏政治经验。我们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舰艇随同佩里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鲜，但并未打仗。在19 世纪中叶，其他列强对东亚统治者成功地施加压力，例如对中国、日本、越南、逞罗和缅甸的统治者。但我们美国人并没有从事强权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然而我们的利益却受到这场内战结局的损害。以前命运好像注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落后得相当离奇甚至有时令人恼火，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迟迟没有兴起，如今却已经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国，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许多美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沙文主义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亲美）的中国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抓住国际共产主义来作为解释，并把我们的挫折归罪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我国国务院的背叛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欧洲的一样。在欧洲，对于参加北约军事联盟的西欧民主国家来说，阻挡苏联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点放在恢复工业和争取政治健康方面。在东亚，我们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复兴，以及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更单纯地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必须把这军事力量用于实战，例如在南朝鲜那样。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表明，60 年代美国所以在越南进行干预，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在4o 年代末没有在中国进行干预，而于1950 年在朝鲜进行了干预。“丧失”中国这件事，曾在美国政界被人用来反对民主党政府，而朝鲜战争则被认为是保卫集体安全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防御措施。

我们在印年代支持南越的干涉行动所持的道义立场，也同在朝鲜一样——击退侵略，支持民族自决。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情况不同：北越有更坚实的理由去体现人民的民族主义；我们技术先进的火力破坏性很强，但我们在物质上毁灭的东西和人越多，我们越激起爱国抵抗决心。我们又发现，共产主义并不真正是铁板一块的，越南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不同，正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不同一样。我们又干涉了另一次内战，反对另一场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国人的革命，更谈不上是由莫斯科领导的运动。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 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我们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我们对中国的“遏制”已经成功地阻止了它的扩张吗？还是照毛所声称的那样，中国的革命必然只是以树立榜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实际上也只在中国文化地区的若干部分）？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

我认为这将是最后的定论。历史学家如迈克尔？ 亨特和亚历山大？ 伍德赛德等人曾用事实指出，多年来我们的政策思想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

70 年代新前景

1972 年2 月尼克松总统的北京之行，是从冷战对峙转向中美了解这漫长道路的引人注目的行动。自从19 鼠）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早就该出现尼克松和毛泽东的握手了，因为大国间的三角关系，往往自然而然地变成等边关系。每一方都必须同其他两方打交道，那怕只是为了防止其他两方结合在一起。北京和华盛顿都是莫斯科的对手，他们经不起老是疏远，让苏联人享有同双方都有较多接触、较多了解和较多回旋余地的内部地位或居中地位。但美中两国人需要花12 年时间才走到一起。这样漫长的时间说明下列事实的难能可贵，即只有理查德？ 尼克松才能有恃无恐地改变其政治生涯中主要赖以起家的反共立场。

中美之所以能够恢复邦交，是由于两大努力的结果已把它们弄得精疲力竭：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努力和毛企图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在1968 年后的华盛顿，尼克松政府在把军队逐批撤出越南的同时，又作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而在北京，在文化革命于1969年衰退以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和官员逐渐重新露面，他们也许是在五七干校干农活的过程中经过惩戒或自行屈服，但无论如何他们回到了工作岗位，这可以证明国内关系的正常化。1971 年9 月林彪和其他一些将领的倒台减少了上层的领导人物，这标志着优势地位总的来说已经衰落。这样，当美国设法从亚洲大陆撤出军事力量的时候，中国又转向外界进行比较正常的外交活动了。经过2o 年的敌对之后，两国这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共同问题，比使它们分裂的问题来得多。尼克松政府在决定谋取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便在1969 年初开始采取一系列单方面的步骤，放松美国对华的禁运和接触。每一个这样的小步骤，例如用“北京”而不再用“北平”，都是发出的信号。在作出这种公开的和象征性的行动时，尼克松还私底下通过第三者传达了他想进行接触的愿望。在两年的沉默之后，北京在1971 年4 月作出了反应，邀请在东京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并开始实行“人民外交”。此后，亨利？ 基辛格在7 月作为总统的特使秘密前往北京，接着白宫发表了尼克松准备访华的惊人声明。1971 年10 月，这个趋势终于导致联合国接纳人民共和国和驱逐国民党的中华民国。

在20 年的敌对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恢复了有限的接触，这件事解冻了冷战战士的思想。然而，北京最高级会谈虽然开辟了新的时代，激起了新的希望，但也重新唤起了以前潜伏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怎样使美国舆论的摆动平稳下来，避免过分凭感情来塑造形象。美国总统利用他的国外之行在大选之年控制了广播电视节目，而这些同样的宣传工具还把周恩来带到兴致勃勃的美国电视观众面前。这使人回想起30 年代晚期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杂志封面上，以及1942 年蒋夫人向两院演讲，以象征当时中国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情形；然而就在第二年希望的破灭，开始败坏了在美国人面前吹得过分厉害的自由中国的高贵形象。与此相类似，1972 年2 月尼克松一周恩来上海公报提出了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并于1973 年在北京和华盛顿设立了大使级联络处。然而，当互相展开贸易和互派代表团（主要在技术和体育方面）时，美国原先对新中国的好奇心理开始减退，北京也日益不满美国迟迟不实行关系正常化。这种状况是几个因素引起的，先是华盛顿的水门事件和总统继任人问题，其后是北京正在进行的争夺接班的问题。最明显的是台湾问题，这在美国党派政治中已经出现得很久了。人们对台湾局势产生了矛盾心理，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台湾人民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是中国人，但该岛的经济活动却无疑地同以日美为主体的国际贸易世界联系在一起。台湾的出口经济，依靠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早期发展，以及其后美国的援助和国民党人的事业精神，使它的外贸数量大于整个大陆。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71 年10 月被投票赶出联合国，但它似乎很可能会长期在海外继续维持活跃的贸易关系，而在内部维持强大的军事机构。蒋介石一直坚决反对台湾脱离大陆而独立的任何想法，但他无论如何已经造成了在一个分开的地区成立一个分开的政府这一事实。1975 年蒋死后，他的儿子兼继任人蒋经国很难扭转他父亲的路线。我们美国人在考虑台湾问题时，提不出任何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原则。第一，自决权有赖于可以自决的政治单位的大小。北京正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联邦方面，声称其政治单位是整个国家。台北也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立场我们在1972 年的上海公报里“并不表示异议”。第二，自由接触是美国的传统原则：我们自己不能割断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尽管政治关系可能改变。第三，从历史上讲，台湾是中国向海外移殖、定居和贸易这种扩张的一部分，是中国滨海地区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的发展大部分并不依赖大陆。从短期看来，我们面临着强权政治的问题：怎样才能不抛弃我们用一项互助安全条约支持了抖年的一个小小的盟友；怎样才能赶上现时的形势，不致显出我们是在支持台北继续进行它在29 年前就已失败了的内战；怎样同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将近10 亿人民发展有益的关系。

从长期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现实。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国的文明看得重于一切，而凡是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种文明之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古话“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国的领土）上表达出来。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单独一个国家。正是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台湾看作大陆的一部分，因为那里住的是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和侨居国外的人一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那末他们还会承认，在中国人的领土之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像台湾那样一个不同的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讲得通的。说到底，台湾是中国惟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它离大陆海岸100 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军力量。地区自治的要素是：一个自治区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当危及中央的中国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特别是，如果台湾继续保持企图进行内战的姿态，作为要求统治大陆的敌手，那么台湾就不可能享有这种意义下的自治。从1972 年起，美国的政策明智地承认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这是应由中国有关双方之间自己设法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的驻军迟早必须撤离该岛，但美国1954 年的防御条约，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台湾和大陆之间稳定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取消。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 年，这一点看来终于得到了保证。

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趋向于适应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趋向于肃清从事海上贸易的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以广州贸易、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的。然而，中国中央权力的重振声威，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过程。外部世界的贸易、工业和军火制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长，足以与中国力量的增长相抗衡。台湾则处于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它在经济上要对付一个方面，在政治上要对付另一方面。台湾的前途将是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的。

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每天都是崭新的，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地在其中生活着。中国的大革命是传统和创新的类似的混合物。我们先来看看形式上的某些连续性，这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地方确实是新颖的。

过去朝代循环的回响。清朝的衰亡和19 世纪的几次叛乱都有许多传统的特色，这些特色我们现在是无需再细讲了。在1911 年之后的中央政权空白期间，袁世凯、孙逸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力图重新统一中国，各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在设法训练一批有新思想的新型的学者一官员，以重新发挥过去儒家士绅和经籍所起的作用方面，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蒋委员长力求凭他个人的正直以及较强的军队和较高明的政治手腕来镇压军阀。他像唐宋的皇帝一样，曾巡视各省行祭祀之礼，登东岳泰山，在洛阳以北靠近黄河的地方拜祭汉代帝王的陵墓。他靠军事征服或重创敌手的手段开始他的统治，然后在30 年代开始把学者文士吸收到他的文官政府中去，而他自己则树立起国家之父的道德榜样。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这样一些传统的资格：牢牢掌握权力的勇气和决心；热心提倡道德，态度严肃，因而获得了个人的威信；对忠于他的人以诚相待；对敌手残酷无情，并善于使他们互相抵消力量。蒋介石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想从英雄进而成为圣贤，那是完全符合这一古代的格局的，所以1943 年他担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出版《中国之命运》 作为教科书，来象征这一转变。

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所以能够从各个地区根据地得到粮食和兵员。他吸引了大学生去掌握他的行政机构。他的思想意识以承担历史使命为己任，虽然没有公开说是受命于天。一旦掌了权，他的政府就把土地和人口一起加以考察、分类和重新进行分配。他靠暴力起来执掌政权，但他仍然保护中国文化，雇用学者整理前一政权的档案，并指出其衰亡的教训。他用古典体裁的诗词来庆贺革命胜利，他的书法点缀了许多公共场所。他的榜样对周围国家有很大影响。在北京，他在巧世纪明代帝王修筑的大宫殿前修起了一个大广场，让东南亚和西方地区的代表团到那里去观看盛大的游行仪式。如今毛的遗体仍用防腐设施保存在该广场的中央。

毛从1949 到1976 年取得的各项伟大成就中，处处都依赖他那位忠心耿耿的总理。总理出身于上层阶级，个人具有很大的感人魅力。他办事敏捷，精明强干，不知疲倦，似乎从未违背他领袖的政策，而是始终设法在执行过程中控制住中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和对外政策。如果说毛的刚惶意志像龙王无法预料而责人甚苛，那么周恩来在对待中外人士方面的无私而富于同情的精神，则是符合那种以卓越的才略掌管国家大事的伟大传统的。他去世时似乎更受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读者自己可以继续去辨认历史的陈迹在今日中国的回响。例如费子智把传统的中国社会观念总结为下面几点：把一个单独的权威看作同文明相关联，基本上由国家管理一种平衡的经济，一种正统学说协调并指导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包括为国家选贤取士）。他在1952 年说，这些观念的传统形式在近代已被摧毁，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又有所表现。但他在写下这些话时，他预料新民主主义还会延长一段时间，集体化仍是遥远未来的事。今天的事态已经超出了这位历史学家所援引的先例。制度的变革打乱了历史节奏，古今中国的差异同其类似之处一样巨大。

除制度而外，价值标准也改变了。康熙皇帝决没有看过一万名精选出来的、穿着短裤的少女表演柔软体操，也决没有表扬那些痛骂父亲的儿子。他没有按照午间的无线电广播做工间操。他的接班人问题是在他生育35 个儿子的内室里安排的，是在家庭内部、在那35 个儿子中间而不是在一个党内经过一番斗争产生的结果。康熙向别无出路的学者讨好施惠，他们所要批评的只是经书上的文字，无需批评他们自己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他并不尊崇逾越常规的农民，也不尊祟进步思想或辩证法，虽然他也会承认阴阳相继的说法。

由于过去的格局未能完全清除，它们就同新的目标奇特地交织在一起。北京已经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其活力之强无异于过去的儒家学说；但它相信人类会不断进步，走向未来的千年福境，而不是从黄金时代开始盛衰交替地绵延下去。帝王的专权已被党的专政所代替，天子换成了党的主席，由皇族统治的朝廷枢密院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士绅彦秀换成了党员骨干，税吏换成了农村工作干部，儒家经籍换成了共产主义经典着作，笔墨考试换成了小组讨论，学者的自我修养换成了悔罪自责的自我批评。商人仍受贱视，他们无疑是资产阶级，但当兵的现在受到夸奖。过去的圣贤都要经过阶级分析，重新加以评价。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成为人人模仿的新榜样。女人不再追求三寸金莲，而是任其双足自然发展；他们在工作上所起的作用与男子不相上下。在家庭中间和邻里之间，仍应互相循规蹈矩，但古代对这种对越规行为的自动控制如今已经扩大，把稽核邻居的思想也包括在内。保甲换成了街道委员会。仍然向农村征集民工，投人公共建设工程，但谋求与自然协调的钦定哲学，现在换成了在工业上征服自然的强烈要求。从前政府在下面的底子很薄，并且限于表面，而农民则一向被动，不问政治。现在行政管理的触角一直深入到每家茅舍，农民只要行为端正，都是人民。

现代化过程。在试图解释中国近代史时，除上述传统的中国方式外，另一种主要的方式当然是传统的西方方式。中国解释历史的方式是说明盛衰分合带有轮转的性质，而西方的历史观则以直线前进的观点为基础（两者可以结合为螺旋式的前进）。大西洋地区的扩张构成这种西方方式的基础。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案主要是着眼于欧洲的扩张而制订出来的，中国的大部分近代史作为这种扩张的产物，便可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解释。当我们应用西方观点来解释时，可把中国近代史分为某些阶段，尽管它们在时间上是互相交迭的。第一阶段：解体。传统的中国政府因为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并且较弱，便受到攻击并受了致命伤。在19 世纪40 年代到20 世纪4o 年代这100 年的期间，旧秩序由于同西方接触而逐渐被摧毁。帝制下的军事系统在西方的火力面前威风扫地。皇帝的声威因外围藩邦相继被别国侵占而黯然失色，并且最后外国竟然侵人了中国本土的势力范围。儒家文官的自卫措施——例如采用西方武器、技术和工业——由于中国的农业官僚社会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很快实行现代化，终于徒劳无功。中国的旧秩序已经过时，不能适应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及时作出反应。有人多次企图改革行政机构而仍保持儒家的价值标准，但这些努力都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

第二阶段：新的开始。在这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是同类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中最高的象征。这就破坏了人们从前对儒家那种以皇帝为首的人伦之道的信念。自然，在这新民族主义的背后有大量的种族优越感和排外思想，怀有猜疑外国人和珍视本国一切东西的情绪。从华夏文化中心思想转变到比较近代的民族主义，首先需要推翻异族统治的清朝，最后产生出中国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它比西方民族主义还要牢固，因为它是同整个文化而不仅是同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新因素是对科学和技术的崇拜，也就是夸克所说的“科学迷”，这是代替孔孟之道的新的信仰焦点。它证明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政府主持和领导下求得经济发展的想法是正确的。即使在早期的西方贸易进人中国国内商业界以前，经济发展当然已经成为事实。中国自18 世纪以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一种永久的而不是周期发生的变化。外国的运输工具以沿海和内河轮船的形式进入中国，接着又来了铁路、矿山和纺织厂，这一切都显示了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工业化有多么大的发展能力。早期的维新派企图以富国强兵的传统思想为号召，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这过程中，产生了一类新的学者即科技专家，同时需要有更专业化的行政人员，来指导形形色色的工业任务。

现代技术又造成了军国主义化，先是由士绅领导地方军队，然后出现了大规模生产现代武器的地方兵工厂。新的军官阶层受过技术训练，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30年代，抵抗日本侵略的领导者是一位大元帅（委员长），他的主要对手则作为游击战的战略家而生存了下来。

到了30 年代，出现了改造农业的思想，这就是将现代技术应用于农村经济的思想，是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业工作的一部分。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小，但在它统治的时期，这一思想的中国的爱国志士中间已经牢固地形成了。像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一样，西方传教士关心农业的改造，指明了建立新中国的途径，然而传教士却不会在新中国发挥什么作用了。

本世纪初期影响中国社会秩序的其他新的外来因素是基督教和西方自由主义——对于这一批的思想和做法，中国作了颇为挑剔的但重要的选择。例如，个人采取自由行动以摆脱家庭的控制，是同否认圣贤的知识权威和天子的政治权威齐头并进的。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在其100 年后传人中国并破坏了旧秩序这件事，是其后马克思主义浪潮的先驱。现在发生的价值标准方面的惊人大变动和变更，往往得到了基督教传教士教导的帮助。青年人比老年人受到尊敬，或者至少是青年人能够享有以前由年长者所独占的学术声誉了。平等主义也抬高了普通人的地位，儒家爱民的父道精神变成了崇拜人民，而代替天意的民意就成为合法性的源泉。在这纷至沓来的变革之中，作为个人的妇女，摆脱了她们先前非常不平等的地位。她们这种无声无息而又飞速的解放过程，是本世纪尚未被人记载的最大革命业绩之一。在自由主义、民主、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的大旗下，新的价值标准和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它们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正式纳人新的秩序。第三阶段：新生。回顾过去一个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方法、理想和社会阶级的出现，它们先后成为国共两党组织工作者利用的原材料。爱国青年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去洗雪中国过去所受的耻辱，建立新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产业工人和通商口岸的商人资本家这两个新阶段。新的社会集团——解放了的妇女、获得新社会地位的士兵、随时准备参与政治生活的农民、随时准备参加政党的学生——现今都在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新因素造成新的形势，使国家很有必要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旗帜下求得新的统一。

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西方式的范例来探索现代中国分阶段发展的社会变革，那就会不知不觉地从自己的历史解释中得出不可靠的结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将正像头脑简单的人那样，认为共产党政权不过是长期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新朝代。我认为两种观点都是不充分的。当然，历史趋势事实上是很少走直路的，毛泽东的成就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依靠两个特殊的条件：第一，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国民党中国比较现代化的地区；第二，蒋介石刚俊自用，他在长期统治大陆期间没有进行以后在台湾所实施的那种农业建设计划。同时，人民共和国兴起时出现的积极力量并不只是毛一个人（我们常把他作为人民共和国的象征），而是整个一代爱国志士（他们主要在共产党内工作）的献身精神和组织才能。从1921 到1949 年，而且一直到70 年代，他们的工作成就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这是组织工作上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有人可能会说，他们只是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外国的榜样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不管是日本人的、西方的或苏联的，只能起刺激作用，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秩序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反应的最新阶段，那就会忽视问题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他们具有由来已久的强大冲击力量，并且本来就赋有创造自己文化的天才。

1948 年冷战开始时出版的本书第一版曾断言，“旧秩序在中国的瓦解使该国有可能在”苏联或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要影响下进行改组”。多么荒唐的话！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新秩序问题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人口压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问题，但在中国却是个老经验。我们所讨厌的官僚机构是在中国发明的。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保留许多警察国家的特点，但在我们目前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急于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一切。由于老一代革命者离开舞台，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人们普遍渴望松一口气和稳定下来。我们外界人很难体会，现代中国的一切事情变得多快。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在中国的剧烈变革比任何其他国家所经历的要多，开头是五次大叛乱，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70 年间涉及的世界每个大国的五次战争。中国人具有比别人更值得自豪和更与众不同的传统，对这种传统崩溃的反应来得比较慢，受落后之辱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大民族都来得长。我们在美国进展得很快，从使用马匹、轻便马车和煤油灯很快就发展到使用电视机、喷气式飞机和导弹，但在这同样短的时间内，我们并没有拆毁并重建我们的政府系统和对外关系、我们的语言文字和学术内容，以及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没有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迫切要求急起直追，也不曾企图利用大跃进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的这种要求变革的狂热迫切心情，使我们很想知道毛泽东是否将像他所欣赏的人物秦始皇或隋朝开国皇帝那样，他们这些人都在短短的一段专制统治时期用暴烈的手段创立了新秩序，然后分别继之以汉朝和唐朝的几百年政权。

我们现在应该期待中国的革命放慢步伐，巩固它的新秩序。当它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莫里斯？ 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的因素，是中国的政治组织异常庞大。以前从来没有10 亿人民生活在一个政权之下的事。做到这一点的秘诀何在，它是否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还不清楚。它当然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地区分权，还要有地区物质利益与中央意识形态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样做大概就可以使地区在物质上享受实惠，而中央则享有威望。同样，党内和军内的团结必须根据党指挥军队的原则维持下去。这样一些程式涉及到蒙在一切事物上的神秘气氛，涉及到中国人从事大规模组织工作所累积起来的才于，这是值得研究的事。在这庞大的政治组织里同样突出的一点是，中国人依赖伦理道德的程度甚于依赖法律，依赖有关道德的舆论胜过依赖法庭审判。如果用西方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有一种宗教信仰的因素给毛派的领导增添了力量，因此可以一直不公布法典。

但每种制度都有它的弱点，即使有了新建立起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法对权力的限制，古代官僚主义的弊端还会伺机作祟，等待北京庞大行政机构的革命意志衰退。历史上的先例很难令人鼓舞。中共不断告诉干部切勿“脱离群众”，这正足以说明今天的政府仍然需要克服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即帝制下的达官贵人可以叱咤风云，高踞于主持地方事务的给绅之上。其结果是官吏远比百姓优越，使他们自己成为法律的化身。他们的作用是左右百姓的命运而不是代表百姓，所以他们是凭个人意志施政的，要取决于官员本人的品格和责任感。如果他们营私，他们在政府内部的个人关系使他们有机会互相勾结，贪污舞弊。这些行为常常组织得分外彻底，因为旧社会并不主要依靠它的法制。官员们可以欺君瞒上，而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仍不失为道貌岸然的支柱。皇帝最后的安全措施是保证他们行为端正。即使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继任人仍必须依靠道义上的说服教育和个人作出的榜样，而不应太多依靠法律。作风不正的官僚会达不到他们的目标并毁坏他们的权力。

为防止革命意志衰退，中共使官员们廉洁的方法比旧中国所实施的方法厉害得多。然而等级观念始终存在，身居官职仍然意味着享有特权。请看掌权者失权后的情形吧，从邓小平（他爱玩桥牌！）到江青和她的丝绸被单，都曾被追溯既往，指控为道德败坏，沉溺于享受特权，而这些事情之所以特别易于发生，是因为当大一官的总有高级轿车、招待所、勤杂人员、专机、专门的副食商店以及专为高干子弟开设的学校可供使用。干部阶层不可避免地会像旧官僚那样使它本身永久存在下去。

在共产主义统治下，正如在孔孟之道的帝制下一样，营私舞弊的诱惑力是始终存在的；因为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社会里，要想飞黄腾达，就必须比我们更加注意人际关系。例如，要是村里一个孩子能设法从普遍存在的民兵组织转到部队服务，这就是他见世面的最好机会，往上爬的最快渠道。他很可能在参军回来时已经受了教育，成了党员，成为维克托？ 尼所说的“遍布各地的解放军复员军人老兵”中的一员，成为当地的优秀人物之一，几乎有点像一个新的士绅。在这样的一批新秀中，严于律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因为农村中的亲族关系仍然是社会组织的惟一基础，并且新的集体化措施（如威廉？ 帕里什所说的）“给予农民以一种新的集体团结感”，因此他们可以“不支持政府的所有目标”。总之，“营私舞弊”从来不是一项简单的事，它可能被地方观念强的人视为无伤大雅而有损于国家的利益。

即使在人民和官员中间有良好的社会动机和政治动机，中国也还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在农业上，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供应仍旧缺乏充分的保证。人口比粮食单产量更易于增长。中国的农业现在面临着投资多而增益日少的问题。大力增加新的耕地，利用新发现的石油去开动农业机器和运输工具，增加水浇地和化肥来促进粮食产量，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中国的食品供应问题来说，都是各种不同的然而范围有限的行动开端。人口众多的压力仍然是中国最难忍受的一部分遗产。每年总有一些地方要闹歉收。粮食必须继续从国外进口。美国减少能源的利用，比中国减少粮食进口容易得多。在过去25 年的工业方面，由于中央实行统一计划和控制国营企业利润以用于重新投资，中国的工业品产量每年增加10 % ，大约每七年增加一倍。为此，在19 印年以前，由于西方的禁运，生产资料最初从社会主义集团进口（在1952 到1973 年之间，进口的机器值65 亿美元）。事实上，从1949 到1973 年，机器制造业每年增长20 % ，钢铁的产量同这一样，1965 年以后的石油产量也是如此。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床生产者。到了70 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产量可与1960年的日本相比。但是，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所指出的，工业投资率所以能如此之高，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超过工资。在25 年间，工资只增加了30 ％到40 ％。革命热情的衰退需要增加工资和更多的物质刺激，以免工人动荡不安，甚至发生罢工。

在外贸方面，毛派的自力更生政策已有所修改，问题是怎样大量进口外国技术而不致出现外贸逆差。1978 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与日本签订了为期八年的贸易协议，这是一种试图补救的办法。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补救办法是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去国外，主要是接受科学训练，还有借贷大量外债。然而，尽管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经历还是有了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国的经济就比印度的经济出色得多。从1952 到1976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计算是印度增长率的二倍或三倍，尽管印度还接受了130 亿美元的外援和贷款，而中国接受的苏联贷款不足10 亿美元，同时还拿出大约70 亿美元去援助其他国家。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试图领导“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所谓控制或“霸权主义”。作为对非洲进行援助的一个榜样，中国在1975 年建成了坦赞铁路。同时中国的人造卫星在绕着地球运行，它的核试验在缓慢地继续进行着，一支强大的沿海防御海军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在兴起。然而它的外交政策仍然企图把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用于世界范围，把苏联看成“主要矛盾”，从而把美国当作次要的敌人而与之和解。这个政策的目标并不代表长期的国家利益，而只是在策略上利用外国，例如要求日本在签约时接受“反霸”（即反苏）条款，并且认真地告诫美国，要准备同苏联进行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在我们今后的关系中，我们将面临一种继续发生千变万化的中美文化斗争和协调，这就足以保证我们继续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兴趣。我们必须期望这两大民族长期共存，虽然彼此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方是强调公民自由权，另一方是强调自我牺牲，一方是谴责警察国家，另一方是谴责个人主义。唐纳德？ 芒罗断言说，“在毛派的思想中，不论是在仅涉及私人的信仰方面，或者是在决定个性的固有的惟一内在力量方面，都不许自我观念的容身之地。”中国确实与我们不同。

然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点。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可能不再那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了。毛以后的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不那么咄咄逼人了。正如米歇尔？ 奥克森伯格所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民族主义作出的反应是无效的，因为我们自以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我们的相类似”，而实际上中国在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方面不同于我们，它肯定有较强的等级观念，但也更深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注重行为上的道德自觉性。

总之，我们的美国方式并不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未来生活方式。我们求助于立法、合同、法权和诉讼，但这种方法的效果是有限的。中国提供了别的出路。时间可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我们一向习惯的爆炸式的生产发展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可能比中国人更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未来的生活。在这新的旅游时代，每年访问中国的成千上万美国人正在开始体会到，在以新的方式关心自然环境中的人（生态学）和社会中的人（社会集体生活）的过程中，旧日中国作为其他民族文化榜样的中心职能又在恢复了。

然而，究竟是进行技术革命还是进行社会革命这种不能贸然决定的困难处境是不会消除的。周恩来提出的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方面实行现代化的计划必然会继续推行，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然而，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也必须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加以发展，来造福于人民。在大量的外国技术引进之后，城市里的技术专家是否会脱离农村的广大群众呢？我们同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这方面有越来越多的理解，而不是可以少理解一些。1979 年的美国政策——与北京实现正常化，同时与台湾人员保持特殊关系——远远未能使我们脱离中国政治，反而又把我国拉回到中国的外围。我们必须熟悉中国人的生活，才能体会到这一切是多么复杂。

后记 新中国的时期

新时期的中国

1983 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新一代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巩固了政治地位，在周恩来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指引下，继续在外国帮助下发展经济。同时，他们面对中国城市上层和美国人中弥漫的毛后时代的幻灭情绪。随着每年成千上万中国人抵达美国和10 万美国人来华，美中日益密切的接触暴露了新的问题。年轻人不了解革命曾经铲除的罪恶，对每日熙熙攘攘的人群，官僚主义和缺乏私生活感到压抑。献身革命远不如自我物质享乐富有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专制合法性的重新确定。新一任领导人首先面对的是政治问题——如何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的合法地位。1957 年后的20 年毛时代的领导层派别分化，最终尖锐的宗派主义几近使政府瘫痪。先是1957 年反右运动，许多受到西方训练的有才之士被从政府机构清洗出去。1958 年大跃进在经济上是一场大灾难，导致了三年歉收时期的营养不良和饥谨，人口总数减少了数百万，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多。1965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取代了党，党失去了作用。毛的长征、延安时期的许多亲密战友被控告、骚扰、羞辱和监禁。知识分子——教师、作家、艺术家和各领域在西方受到训练的的被辱称为反面人物——“臭老九”。尽管对受害者人数估计不一，但大规模地对知识精英的批斗会、强迫坦白、恐怖行为、暴力和监禁是毫无疑问的，波及人数成千上万。“阶级斗争”混杂着城市派别的武斗，局面更糟了，最终还是军队平复了。大学关闭了五年，随之也形同虚设。与此同时政府不限制人口增长，对外往来减少至仅满足经济发展垂需的程度。

这场灾难波及面之广及骇人听闻的程度只是在1976 年毛去世后才为海外所知。而对于中国的精英来说，它却是导致混乱、失落、挫折和羞辱的旷日持久的大灾难。外界怎么会了解呢？

前面第16 章概括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念基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海外观察者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灼见。毛的动机或许并不神秘：首先，作为一个浪漫的革命者，他只想继续做他擅长的，以阶级斗争为名发动群众批判现行的机构。其次，他权炙可热，判断失误。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以普通人身份建立明朝的皇帝。他赶走了蒙古人，统治中国达30 年（1368 以后）。但他后来变得偏执疯狂，下令处决了许多他最亲近的支持者。毛后来同样疑神疑鬼，急躁冒进，希冀一夜间完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他同斯大林一样。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革命如何产生堪称暴君的独裁者。他们毁掉自己的革命同志。中国的方式是“再教育”，而不是秘密处决。

抛开毛的个性不谈，我认为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应分析传统文人的阶层的特点。他们通过考试制度被筛选出来，服务国家。几个世纪的教育以至文字都强调儒教正统性，农民被排斥于政治运转之外，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方能参与政治建构。农民除了忍辱或起义很少能从政治中受益。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擅长迎合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反知识分子和仇外心理，嘲笑知识精英的价值。他是引导群众，抑或是面对已经群情激愤的人们，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今天看，毛的个人领导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原因。但同时，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无疑地会看到广泛的社会因素总会以某种方式寻求爆发这一规律。

1976 年10 月中央委员会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步骤是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最终“四人帮”和1971 年死去的副统帅林彪被公开审判（1980 年11 月一1981 年1 月）。这次审判公布了他们的诸多罪行。但这已难减少来自公众的批评和对竟允许出现这样的罪行的体制的幻灭情绪。

毛的继承者面临的问题是重建党，恢复它的良好信誉，至少显示它胜任领导这个国家，为此目的，它应超越自己并为过去负责任。在大的自然灾难过后，皇帝通常要发布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乱的错误行为。假如中国共产党想重新获得尊重，它似应承认毛时代的错误。第一步几十万人得到甄别，他们或从监狱中被释放，或死后恢复名誉。特别是刘少奇——当时国家的领导人和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在1969 年因病得不到治疗而去世，也在1980 年5 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对毛本人的重新评价。作为中国革命的列宁和斯大林，不能简单化地对他一味谴责。毛的个人错误应同仍是人民中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党内对此进行了长期争论。1981 年6 月27 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的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 审慎地作了总结。

远胜于美国政党竞选的陈词滥调，这份文件承认中国共产党对过去应承担道德责任，像中国历史上官方所做的一样。它坦率要要求人民信任新的领导。在这份文件的第20 部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它宣称“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足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

二、上过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千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杜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 21 ）

三、……一九七五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毛泽东同志……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 24 ）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幕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日益凌驾于常中央之上……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后面引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观点）

这份文件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把毛的错误归于过去。一方面它像大多忏悔录一样为自己辨解，一方面它重新确立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地位，如同古代中国独裁政府统治大众一样。当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务实口号下掌了权，毛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渐降低。中央委员会内仍存在派别，但是伟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础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识精英的重构。旧中国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由在儒教经典考试中选拨出来的。士人在这一古代制度下，通过漫长艰难的应考准备，汲取了正统思想。1949 年后过去士人的现代继承者就是干部，他们是头脑灌输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自从1850 年至今一个世纪，士绅阶级日益壮大，分流为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的热情的爱国者，很少在思想意识上服膺于官方。的确，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很少做思想意识工作。中国共产党因为许多原因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强调“红”多于“专”，最终导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冲击。这是从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虽然毛去世后中国又恢复了教育体制。毛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领和在家庭里受过传统教育熏陶的专业人士的孩子较工农出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与此同时因为学生们在革命运动中日益频繁地公开串连，干部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来自真正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为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为了消灭自古就有的脑体差别，给工农兵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展半工半读、开办夜校、减少小学、中学的时间——从美国式教育的12 年减至苏联式的10 年，缩编课本，降低标准，要求中学毕业生在上大学前参加二年实践工作，以阶级背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三方面标准录取大学新生，以及取消考试而代之以推荐上大学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接班人”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受过教育的双亲自然会在中文和学业上给自己的孩子启蒙。校园的政治活动并未给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它需要专门人才。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证明的。1966年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2 倍，人数增至3800 万。一大批几乎未受教育和受过很少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掌了权，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义错误。他们更乐意“政治挂帅”，因为如此他们才上台。在以平等口气谈论把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培养成学者背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状况是文化水平低的党的积极分子掌握了大学教育。

1977 年毛后的领导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为国选拨人才的传统制度。考试制度重新确立，每年近百万的考生为进入上千所大学竞争。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复，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发展。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独立而来。社会学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学科被恢复。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被派往国外（这令人想起晚清时期派学者到日本学习），主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和工业代表团访问国外学术机构和公司。中国放弃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计划。

1980 年大学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是减少党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职工选人党的领导机构。当然，同工厂负责工人生活一样，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住在有周墙的校园里、凭饭票就餐、医疗、有组织的运动会、业余生活和政治学习、娱乐和批准旅游，以及通过集体间的批评提高道德情操。每个学生求学期间在自己的班级生活、学习和取得进步。按照教育部严格的规定，教师在录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党的监督和控制下。在这一原则下，1980 年改革力图打破终身“铁饭碗”。在短暂的试用期后聘用，让教职工通过讨论、协商甚或投票选举他们的行政领导。然后，团体的凝聚力仍然很强：教授的孩子有时可继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员大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师人数膨胀至极低效率的程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3 : 1 。当苏珊娜？ 佩拍谈及“中国大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给的社会主义团体”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 卜中国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办学模式，美国的发明如学分和奖学金不可能被借鉴。因此，既得利益和团体凝聚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样是精英教育。1982 年上百万的大学生只占中国人口的1‰。

现代化：漫长艰难的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掌了权，但是，并未指导中共如何运用它。苏联的模式是重点发展重工业，但不适合中国国情。毛另辟蹊径，采取疾风暴雨式的工业化政策，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身体潜能，但事实证明行不通。然而，在他去世后，1978 年2 月中国提出旨在实现现代化的另一个浪漫蓝图——庞大的10 年计划。它计划引进外资、技术，大大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该目标不切实际，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许多同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迟，因为中国缺乏付款能力。合资企业、经济特区和其他的措施并不能弥补中国缺乏发达的基础设施的缺陷，而这又是工业化迅速得以实现的基础。

为了采取适度的速度，1982 年9 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把经济放在首位，刺激生产：提高工人工资，允许私人企业雇用6 个人。在乡村，允许农民在“责任制”下，获得农业、副业收益，用此种方法，农户同生产队签订合同上交一定数量的产品，其余的可在当地市场上出售。朝气蓬勃的人们无疑会取得进展，可是集体制单位像以往一样陷人绝境。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远未确立。希望主要寄托于农业机械化及非平等的个人创造力。然而，国家的前景迥异于个人。中国的工业化进展尽管不大，但同已经达到工业化的日本和苏联相比，取得了令人尊敬的成果。1979 年中国的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gnp ）是苏日20 年前的水平。的确，1979 年的中国比1961 年的日本发了更多的电，生产了更多的钢、水泥、煤和棉纱，也比苏联的煤和棉纱多。当然，众所周知，cnp 的估计数字不仅依赖计算方法（例如，对服务业的估计），也同与美元的兑换比例相关。德怀特？ 拍金斯大致估计中国的cnp 是4000亿美元。相比之下，1978 年美国的gnp 是21000亿美元，苏联是12540 亿美元，苏联日本是9690亿美元。

在这一数字背后突出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是日本的8 倍，是苏联的4 倍。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上正成为一个大国（在军事上是潜在的大国），而个人的生活水平的确相当低。但是，当它经济持续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据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从1952 年到1979 年每年平均（以1978 年的价格计算）增长4?8 % , 尽管它遭到政治革命的破坏。拍金斯预测假若没有这一破坏，中国80 年代的增长率可能达到6 % （在12 年内cnp 翻一番），甚至可能达到8 % （在9 年内gnp 翻一番）。尽管中国有它的特殊情况，诸如能源、交通、技术能力，加上苏联式计划体制的阻碍、官僚主义的无效率，以及农业必需投资的低回报，即使考虑这些因素，上面的预测也是可能的。

即便如此，占世界人口22 ％的中国1978 年外贸额不足世界外贸额的1 % ，比韩国和台湾的外贸额少。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经济自给自足的大国，很少有产品供出口。像茶、丝绸这样的农产品很久以来就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旅游业得到谨慎的鼓励，能创外汇；中国借鉴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验，利用低工资的技术工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电子器件；但是，中国作为后来者不能期望它的廉价的丝绸制品和其他消费品能轻易地大规模地占领世界市场。假若中国的出口总体上比gnp 增长速度快，即一年增长10 % ，中国仍不是世界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它的石油主要供应国内，同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仍需要进口谷物。

中国的未来为2?5 亿英亩的可耕田要养活10 亿人口的问题所困扰。相比之下，美国2?34 亿人口却有4 亿英亩土地可供种植。美国、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农业史并未给土地非常拥挤的中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1850 年，美国的农民占美国劳动人口的64 % ，每个农民可养活四个人的吃穿，如今，美国农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3?1 % ，而每个人的生产可供应78 个人。这些差异在于机械化程度：从马拉收割机到蒸汽联合收割机、汽油拖拉机、可收割许多作物的收割机，以及用于灌溉的中枢喷洒器。在新大陆农业人口减少是可能的，因为大都市买了越来越多的机器，城市也不断征用土地建造房屋。日本和俄国自从19 世纪60 年代后经历了类似情况，两国人口都从70 ％的农村人口转为70 ％的城市人口。中国至今仍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 ％以上。对于中国来讲，假若2000年要达到像美国、日本和俄国一样的城市化，要求45 个城市并且每一个城市容纳2000万人口，或者90个城市的每一个城市容纳1000万人。很清楚的是，中国的农业人口不可能迁至城市而必须居住在土地上。他们的工作只能逐渐实现机械化。因而，即使在农业管理科学、副业和文化活动的帮助下，农民的个人生产率低下的状况也不可能期望很快得到提高。结果尽管通讯和教育带他们进人现代生活，可是他们仍希望保持贫乏的物质生活和集体制生活。城乡差别，流动人才与固守一地的大众的差别将持续下去。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国家计划在城市更易买行，那里街道委员会和单位给每对夫妇施予重压。在农村养儿子还依旧是老年的保障，前景不容乐观。人数增长只能带来麻烦，使中国人的生予斯养子斯的家庭产生摩擦。家庭人数的减少是最终的革命。总之，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美国人应优先考虑了解它。宇航员不久前发现银河关系并不是惟一星系，在遥远的地方有许多别的星系。自1784 年中美接触以来的两个世纪，中国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国度来到我们的门前。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飞快而难以预知。然而，此时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及多次革命的工作因为缺少基金放慢了。中美关系步人第三个世纪时不应以此为开端，因为中国对人类现代面临的问题解决之道对我们非常珍视的文化品质构成强有力的挑战；中国人的生存能力可能远胜于我们。我们应了解与中国的分歧所在。这是符合我们共同面对的人类首要利益的惟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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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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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仓介绍

第一篇旧秩序

第01章中国景观

第02章中国社会的本质

第03章孔孟之道

第04章异族统治与朝代的更迭

第05章政治传统

第二篇革命过程

第06章西方的侵入

第07章叛乱与复辟

第08章维新与革命

第09章国民党的兴起

第10章南京政府

第11章共产党的兴起

第三篇美国与人民共和国

第12章我们历来的对华政策

第13章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第14章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秩序

第15章力求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

第16章第二次革命

第17章前景：中国和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