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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美国牧歌

人性的污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美)罗斯(Roth,P.)著;魏立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美国三部曲)

书名原文：I Married a Communis

ISBN 978-7-5447-0490-8

Ⅰ.①我… Ⅱ.①罗… ②魏…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254号

I Married a Communist by Philip Roth

Copyright © 1998 by Philip Roth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UK)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8—187号

书　名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

作　者 [美国]菲利普·罗斯

译　者 魏立红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Houghton MifflinCompany,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21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90-8

1：第一章

2：第二章

3：第三章

4：第四章

5：第五章

6：第六章

7：第七章

8：第八章

第一章

艾拉·林戈尔德的哥哥默里是我高中的第一位英文老师，我就是通过他结识艾拉的。1946年默里刚退伍，楔入战役[1]中他在第17空降师服役；1945年的3月，他参加了那次著名的标示欧洲战役开始收尾的空降，降落到莱茵河对岸。那些日子里，默里粗犷不逊，秃头，个头不像艾拉那样高，但四肢颀长，体格强健，他看守着我们，总是一副清醒的神态。他举止态度方面完全自然大方，不过言谈上却是用词洋洋洒洒，几乎给人一种智力上的逼迫感。他最喜好释义明理，让我们理解事物，我们谈及的每一个话题，他都细细分解，到达根本，其精细不亚于他在黑板上用图解法分析句子。他的专长在于使对知识的求索生动起来，即便是在严谨的求证分析中，在以他那明了的方式朗声分析我们的所读所写时，也充满着叙事魅力。

林戈尔德先生将他的强健体格和出色的活跃思维带进课堂，使教室里洋溢着自发与开放的气氛，这对一帮将要被教训得听话懂礼的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启迪。他们尚未懂得遵守老师订下的行为规范与智力发育并无关联。你题答得不对，一个黑板擦就朝你掷过来，他这可爱的癖好，要比他自己或曾设想过的还有意义。或许也并无这般重要。也许林戈尔德先生非常清楚，像我这样的孩子要学会的不仅在于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培养对语言的敏锐触觉，也应学会如何做到不驯而不失之愚鲁，如何不会城府太深，不过于循规蹈矩，学会如何将阳刚的生命力自对聪明孩子威慑最深的体制规矩中解放出来。

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感受到那种有性别色彩的力量，没有被对信仰的虔诚所更改的男性威力；在默里·林戈尔德这样一位男性高中教师身上，令人看到他职业的神圣使命，他不曾迷失于美国式漫无边际飞黄腾达的梦想，他与学校里那些女教师不一样，他可以随便干些别的什么，他却选择做了我们的老师，以此为终生的职业。他整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他能影响的年轻人在一起打交道，并由他们的回应中获得一生最大的乐趣。

他大胆的课堂风格对我的自由观留下的印记，在那个时期并不明显。一个孩子尚不会那般去看待学校、教师以及自己。但是刚萌芽的对于社会意义上独立自主的渴望，应该多少是由于默里的榜样而滋生。我把这点对默里讲了。那是在1997年7月，自1950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碰到默里。他九十岁了，却显然仍是那位既无自嘲亦不做作地在学生面前代表着格言“管他的”的老师，他教给学生，若要逾越规矩，不必非得作艾尔·科朋，你只须思考即可。“人类社会里，”林戈尔德先生教我们，“思维是最伟大的逾越。”“批——判式的思——维，”林戈尔德先生说着，将每个音以指节在桌面上叩击出来，“是终极的颠覆。”我告诉默里，从很早起就从他这样一个丈夫气的人那里听到这点，并看到他将此演绎出来，这给我的成长提供了最可珍贵的提示。我这样一个来自外省的高中生，向来在庇护之下，而心性颇高，渴求理性，向往着有所作为又不失自由，那时对此虽似懂非懂，却紧紧握住不放。

默里则把我少年时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个人生活全都讲给我听，那是巨大的不幸，闹剧充斥其间。如今艾拉死去有三十多年了，可默里仍不时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毁了，为了信仰，毁于政治，毁于历史。”默里说，“但我不记得有谁是像艾拉那样被击垮的。不是倒在他本应该自己挑选的伟大的美国战场上。或许，不论意识形态，政治和历史的因素，真正的灾难，其本质总是一个人的不幸吧。生活在将人降低压小方面的作为可不容你有任何怀疑。生活剥去人的意义令人的尊严丧失的手段可真是数不清，你真得为此向它致敬。”

当我问起时，默里也告诉我他是如何被剥去了他的意义。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对细节所知甚少。因为我在1954年大学毕业以后也开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纽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开始。开头，我们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将尽，我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共进晚餐，此时，他才仿佛与我有了一种共识，认为我们的关系更亲近了一层，若接下来坦率地谈谈他的弟弟也无什么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兰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为老年人开设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课程。九十岁的默里报名作学生，上一门名为“莎士比亚在千禧年”的课程。我就是这样在他抵达的星期日那天在镇上碰到了他，我没认出他，幸好他把我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一起度过了六个夜晚。就这样，过往此次重现，寄身于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干即是在于从不为自己的不幸盘桓多想一分一秒，并且除了正经的话题，仍不愿将时间虚掷在空谈上面。无论时光将他昔日运动员般的体格吞噬得如何一干二净，他的个性却仍因了一股鲜明的执拗劲而保持着饱满。看着默里用他那无遮无拦认真严谨的语调谈着，我想，这就是了——人类的生命。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机上播出将艾拉列入共产分子黑名单后大约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员会从教职上辞退下来，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经过纽瓦克作四天听证时拒绝合作。后来他复职了，但是历经了六年的诉讼，终以州最高法院五对四的裁决获得复职，归还欠薪，扣去六年来他做吸尘器推销员养家的收入。

“不知道还能干什么，”默里说，微笑着，“就卖吸尘器吧。挨家挨户。把满满一缸烟灰倒在地毯上，然后再给他们收拾干净。给他们收拾整所房子。就这么把东西卖掉的。我那时候把新泽西大半的房子清扫过了。内森，有不少人对我不错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钱治病，我们还有个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颇多的生意，把吸尘器卖给很多人。多丽丝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医院的实验室。干验血的工作。最后管理实验室。那时候技术工作和医学研究还不分家，多丽丝全都干：抽血，做抹片。用显微镜，很有耐心，很仔细。受过专门的训练，观察力敏锐，做事精确，知识丰富。她常从我们街对面的贝思·伊思雷尔医院穿过马路回到家，穿着实验服做晚饭。据我所知，从来只有我们家是把色拉酱盛在实验室用的烧瓶里。爱伦美氏瓶。我们用移液管拌咖啡。家里所有的玻璃用具都来自实验室。我们穷困潦倒的时候，是多丽丝在撑着。我们一起对付过来了。”

“他们找上你是因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问他。“我一直这么以为。”

“我也说不准。艾拉是这么想的。或许他们找上我，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没有个教师该有的样子吧。或许即便没有艾拉，他们也会找上我。起初我可是个狂热分子，内森。满腔热情，要树立职业的尊严。那可能是最令他们耿耿于怀的。我开始教书的时候，作为教师得受到何等的轻侮，你无法相信。给当成孩子一样。上级告诉你什么，什么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这个钟点到，要按时签到。在学校里待极长时间。下午和晚上还随时有差事，虽然合同里不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贬低了。

“我投入到组织工会的活动里，很快升到委员会的领导圈，是董事会任职。我做事直来直去，我得承认，有时候并不多加思索。我以为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让教师获得尊重——为了他们的劳动，获得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诸如此类的事情。教师的薪水，工作条件，福利都大有问题……

“教育厅长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对提他做厅长的运动里头很卖力。我支持另一个人，那人输了。我从不讳言与这混蛋的对立，因此他对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时候到了，我被叫到市里头的联邦大厦，参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会议。去作证。主席是个叫沃特的议员。同来的还有两名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三个从华盛顿来，带着律师。调查共产主义在纽瓦克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还是调查他们所说的在劳工和教育界的‘党派的渗透’。那时这股听证风席卷全国，不管是底特律、还是芝加哥。我们知道要到这里的。无可避免。他们在一天里头对付了我们教师，最后一天，5月的一个星期四。

“我作证时间五分钟。‘你现在是不是或者曾经是……?’我拒绝回答。哦，为什么不回答呢?他们说。你没什么可隐瞒的。为什么不证明自己清白呢?我们就要些检举揭发而已。我们到这里来就为了这个。我们是立法机构，不是刑罚机构。如此这般。但是据我对人权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与他们无关，我就这么对他们说的——‘与你们无关’。

“那周前几天，他们找过电业工人联合会，艾拉在芝加哥时候的老工会。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联合会成员租了车自纽约来到调查委员会成员住的罗伯特酒店，包围酒店抗议示威。《星条报》这样描述示威者，‘敌对势力反对国会调查，发起入侵’。不是由宪法赋予权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员会里一位国会议员对新闻界指出——对他的言论里隐含的非美国成分没有丝毫的惭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语喊叫，在他看来，这证明他们对打着的牌子有何意义并不明白，他们只是无知做了共产党的‘傀儡’。而纽瓦克警局‘反颠覆科’将他们监控起来了，对此他深感宽慰。车队回纽约的途中在经过了哈得孙镇后，据报道那边的某警察称，‘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们一伙人全关起来了。’到我在星期四里头第一个被传讯时，当地的气氛就是这样的，新闻媒体里也是这样报道的。

“在我那五分钟临近结束时，对于我的拒绝合作，主席说他很失望，有着我这样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愿协助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敌对回答，是在最后那帮家伙里头有一个对我说‘先生，我怀疑你的忠诚’时，我告诉他，‘而我也怀疑你的忠诚。’然后主席告诉我，如果我继续‘中伤’委员会成员，就要赶我出去。‘我们不必坐在这里，’他说，‘听你的废话与诽谤。’‘我也用不着，’我说，‘坐在这里听你们的诽谤，主席先生。’就这么糟。我的律师低声告诉我到这里吧，就这么结束我的作证。可以离席了。

“但是，当我自座位上离开时，一位议员叫住我，我想是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守着对可恶的共产党的诺言来教授苏联那一套?以上帝的名义，你怎么能身为自由人却去教共产党的那套独裁?为什么不退出来回归正道?我恳求你，回归到美国的生活吧！’

“不过我没上钩，我没告诉他们我所教的不过是作文和文学，与独裁无关，虽然最终看来，我说还是不说都没什么用处：当晚，《纽瓦克新闻》体育最后版的封面上，我的头像下面，大标题是‘赤色分子调查之证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听你这套鬼话，”调查委员会告诉纽瓦克教师。’

“委员会里头有一个是纽约州来的议员，布赖登·格兰特。你记得格兰特家族吧，布赖登和卡特里娜。美国人都知道格兰特家族。那么，我们林戈尔德家之于格兰特就如罗森博格。这个精于社交的恶毒的家伙，几乎毁了我们家。你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有一天晚上，格兰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开的一个聚会上，而艾拉那么去对付格兰特，就如他会对付随便其他什么人一样。格兰特是瓦那·冯·布劳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说艾拉认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击他。格兰特看上去就是那种没骨气的上流人士，正让艾拉厌恶之至。他妻子写那种女人嗜读的流行言情小说，格兰特那时还是《美国日报》的专栏作者。对艾拉而言，格兰特就是滥享特权的化身。他受不了格兰特。格兰特的一举一动都让他恶心，尤其是格兰特的政治观点。

“场面一度很糟，吵起来了。艾拉大喊着，大骂格兰特。艾拉从那之后一直都坚持认为自那晚起格兰特与我们结下了怨。艾拉是不惯于掩饰自己的，本色做人，无所保留，不找什么托辞。在你看来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敌人憎恨的也正是这一点。格兰特就是他的敌人之一。整场争吵就三分钟，可是据艾拉看来，这三分钟决定了他和我的命运。他侮辱了一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2]的后裔，一位哈佛毕业生，伦道夫·赫斯特的职员，更别提还是1938年及1942年最畅销的《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和《加利莱奥的热情》的作者的丈夫。我们完了：艾拉公然辱骂布赖登·格兰特，质疑的不只是丈夫那无可挑剔的资历，还有他妻子不容他人置疑的正确性。

“现在，我拿不准是否一切的事情皆源出于此。当然不是因为格兰特在滥用职权上就输于其他尼克松同党。他进国会前为《美国日报》写那个专栏，社会新闻专栏，一周三次，百老汇和好莱坞方面的，也有点埃莱诺·罗斯福的事情，穿插一些绯闻。格兰特的公众事业就是这么开始的。他因此而颇为胜任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者一席。在社会新闻演变到像今日那么红火之前，他就已是社会新闻专栏作者了。一开始，在伟大先驱者的黄金时代他就入了行。那些人，有乔利·尼克博克、温切尔、埃德·沙利文、厄尔·威尔逊、戴蒙·鲁尼恩、鲍勃·康西丁和赫达·霍珀。这伙人里头，布赖登·格兰特是势利的一个，他不是街头搞拳击的底层人士，不属于混迹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尔曼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语的消息灵通人士，他是上层，泡在壁球俱乐部那一伙的。

“开头，格兰特写专栏，名为‘格兰特内幕’，而后来，你记得吧，他几乎成了尼克松白宫班子的头头。格兰特议员颇受尼克松青睐，和尼克松一样坐镇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白宫实施了不少尼克松总统的强硬手段。我记得1968年时克松新内阁提名格兰特任幕僚长。后又放弃，太可惜了。尼克松最错误的一个决定。如果尼克松能早点发现在掩盖水门丑闻的行动上不用霍尔德曼而用格兰特这个惟命是从的上流人士则政治上会有多少好处的话，那么格兰特的仕途就说不定是以入狱告终了。布赖登·格兰特在狱中，一个夹在米切尔和埃尔利希曼中间的牢房。格兰特的坟墓。可是永远不会了。

“在白宫的录音里能听到尼克松大加称赞格兰特。文字本里有记录。‘布莱顿心地不错，’总统对霍尔德曼说。‘而且他也强硬。能做任何事。我说的是任何事。’他对霍尔德曼说起格兰特关于对付他们内阁敌人的格言：‘将他们毁灭于媒体’。然后，总统，这位耽于地道的诽谤和刺人眼目的诋毁的人，赞赏地补充说：‘布莱顿有杀手的直觉。没人干得比他更漂亮了。’

“格兰特议员于睡眠中去世，有钱又有权的老政客，在纽约的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里的高中足球场以他命名。

“在听证会中，我注视着布赖登·格兰特，设法把他看作应该不只是一个与我结有积怨的政客，要在全国陷入的反左运动里伺机报私仇。我因袭理性，寻觅较高尚的因由和深刻的意义。那时我仍旧习惯对悖理讲求理性，在简单中寻求繁复。我会在其实大可不必时动用才智。我会想，他不会真像看上去那般狭隘乏味。不可能全是这样。他一定不只如此吧。

“其实何必呢?狭隘乏味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狭隘乏味更加难以撼动的呢?狭隘乏味难道会妨碍他的精明强硬吗?会有损于他做要人的目标吗?醉心权术并不需要对于人生有深刻的认识，不需要成熟的人生观亦可当权。其实，成熟的人生观也许恰恰成了最大的绊脚石，而对生活并无成熟的体味恰是最大的好处。要了解格兰特议员，不必从他贵族的少年时代寻出些不幸遭遇来。总之，这家伙自那本来憎恨罗斯福的汉密尔顿·菲什处接任了国会的席位。菲什像罗斯福一样是哈得孙河畔的上流人士。就在罗斯福后入哈佛。菲什羡慕他，憎恨他，却因为菲什的选区包含了海德公园而最终成了罗斯福的国会议员。坚决反对美国参与二战，极蠢笨。早在三十年代，在上层人士里头，菲什第一个为那个可恶的委员会的前身做主席。典型的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者，偏狭的混蛋权贵。这就是汉密尔顿·菲什。在1952年，重新划分这老笨蛋的选区时，布莱顿·格兰特成了他的部下。

“听证结束以后，格兰特离开三个委员和律师所在的高台，径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对我说过，‘我质疑你的忠诚。’然而现在他亲切地微笑着。只有布赖登·格兰特才有的那种样子，仿佛是他发明了这种和善的笑容。他伸出手来，于是，尽管这手对于我是很可憎的，我仍握了握。这只无理性之手。自然，是彬彬有礼的握手，像拳击手开赛前互碰对方的手套。而随后几天里头我的女儿洛兰都一直为此见到我就怕。

“格兰特说，‘林戈尔德先生，今天我远道来到这里，协助你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能更加协力一些。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同情你的人，你也仍旧把事搞得很棘手。我想让你知道，本来不是计划我带队来纽瓦克。可是我听说你要作证人，于是我要求来了。因为我想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纳德·杰克逊出面的话，对你不会有大好处的。’

“杰克逊就是在委员会里接任尼克松位子的家伙，加州的唐纳德·L.杰克逊。思想不凡，常公开这样宣称，‘对我来说，好像已经到了做或不做美国人的时刻’。带头搜捕新教神职人员中的共产党破坏分子的就是杰克逊和维尔德。对这些家伙来说此事紧迫，事关国家利益。尼克松退出委员会后，格兰特就成了委员会的智囊，为他们做重大的决定。让人遗憾的是，他也确乎不枉担此名。

“他对我说，‘比起那位加州来的尊敬的先生，我想也许我对你的帮助要大一些。不管今天你的表现如何，我仍认为我可以帮助你。我想要你知道，如果你好好睡上一晚，然后下了决心要为自己辩白的话。’

“就在那时，洛兰迸发了。她足有十四岁了。她和多丽丝一直就坐在我后面，整个会议中，她一直怒气冲冲地说话，声音甚至比她母亲还大。她发怒，她坐立不宁，几乎无法抑制她十四岁身体内的怒火。‘证明他什么上面的清白?’洛兰对格兰特议员说。‘我父亲做过什么?’格兰特慈祥地对着她微笑。他长得十分好看，那么一头银发。身材匀称，西装是最昂贵的特里普勒产品。他的举止得体，不会冒犯任何人。嗓音融和得恰恰好，富有尊严、柔和，又有男子气，他对洛兰说，‘你是忠诚的女儿。’但洛兰不会就此罢休。我和多丽丝也没想插手。‘证实他的清白?他不需要为自己辩白。他没有污点，’她告诉格兰特。‘正是你玷污了他的清白。’‘林戈尔德小姐，你离题了。你父亲有案底，’格兰特说。‘案底?’洛兰说。‘什么案底?他有什么案底?’他又微笑着。‘林戈尔德小姐，’他说，‘你是位很不错的年轻女士——’‘我是不是不错与此无关。他的案底是什么?他做过什么?他要证明什么?告诉我我父亲做过什么。’‘那得你父亲来告诉我们他做过什么。’‘我父亲已经讲了，’她说，‘而你们把他所讲的每件事都歪曲成一堆谎言，只为了让他出丑。他的名声是清白的。他在晚上可以安心入睡。先生，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做到。我的父亲和其他人一样忠心为国家服务。他知道什么是忠诚和斗争，以及什么是属于美国的。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效忠祖国的人吗?这就是他奋斗的目标吗：为了让你们坐在这里将他的名声抹黑?给他身上泼污水?这就是美国吗?你们所说的忠诚?你为美国做了什么?社会新闻专栏?就这么美国化的?我的父亲秉持原则，正派的美国原则，而你们才不要想就去毁了他。他到学校去，他教孩子，尽全力工作。你们应该有一百万个像他这样的老师。这就是问题所在吗?他太优秀了?就为了这个，你们要编造他的谎言吗?别碰我父亲！’

“格兰特仍未回答，洛兰喊道，‘怎么了?你高高坐在上头的时候有那么多话要说。现在你却哑口无言了?紧闭嘴巴了。’就在那时，我把手盖在她的手上，说，‘好了。’接着她朝我发火了。‘不，还没好。不会好的，除非他们不再这样对你。格兰特先生，不打算说点什么吗?这就是美国吗：对十四岁的人就缄口不言?就因为我没有选举权。是这么回事吗?哼，自然我绝不会投票给你或者你那帮烂朋友！’她哭了，就在那时格兰特对我说，‘你知道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对我们三个微笑了一下，动身去华盛顿了。

“事情总是这样子的。他们整了你，然后告诉你，‘治你的是我，而不是加州的那位尊贵的先生，是你的运气。’

“我从未和他联系过。其实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是很限于地区的。从未像艾拉那样扩大化。我不像他那样关心世界的命运。我比较关心从我专业的视角来看的社区公众的命运。我所关切的，与其说是政治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经济上的，依我看来是社会学方面的，关乎工作条件，关乎纽瓦克市教师的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长对新闻界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教育委员会以行为与教师身份不相称为由对我进行审查。教育厅长看出这正可做甩掉我的正当理由。我没有回答一位尽职尽责的政府代表的问题，据此事实，我就不称职了。我对教育委员会的人说，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无关乎我做纽瓦克学校体系中的一名英语教师。解雇一个人的依据只有三条：不服从，能力低下，道德败坏。我认为此三条无一适用于我。从前的学生到听证会上作证，证明无论在课堂内或任何其他场所，我从未试图对任何人灌输过信仰和学说。学校体系里从未有人听到过我向任何人传授对英语语言的崇敬之外的任何思想。没有学生家长，没有学生，也没有同事听到过。我从前军队里的上尉为我作证。从布拉格堡来，很让人感动。

“我喜欢推销吸尘器。有的人看到我来了就绕到路对面去了，甚至有人是惭愧于这样的举动吧，却又不想受到牵连。但这对我并无困扰。教师工会内部有不少人支持我，也有来自外界的许多支援。有捐款，我们有多丽丝的薪水，我还卖吸尘器。我遇到来自各个行业的人，接触到教书以外的真实世界。你知道，我是一名专业人员，一名教师，阅读书籍，教莎士比亚，让你们孩子用图解分析句子，背诵诗歌，赏析文学，我以为再无其他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了。然而我走出去了，去卖吸尘器，对我碰到的许多人，我都颇存敬意，为此我心存感激。我想我因此而对人生有了更好的认识。”

“假使法庭没有判你复职。你仍旧会对人生持有更加美好的认识吗?”

“如果我输了是吗?我想我还会过得尚可。我想我能好好地过下来。或者会有一些失望。但我想不会影响到我的性情。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再糟糕不过的时候也仍旧有出路。丢了工作，报纸上又称你作卖国者，这些是极其令人不快的。但这仍然不是极权的情形。我没有入狱，没有受到拷打。我的孩子没有因此而得不到什么。夺去了我的工作，有人不和我讲话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钦佩我。我的妻子钦佩我。我的女儿钦佩我。许多我从前的学生钦佩我。他们是公开讲出来的。而且我可以诉诸法律。我有行动自由，可以与记者会面，可以筹积钱款，雇律师，与人对质法庭。我也如此做了。当然，你可以一味郁闷苦恼竟至突发心脏病。但是你也有别的办法。我也是如此做了。

“但是，如果工会失败了就会影响到我了。可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斗争了，终于赢得胜利。使男女同工同酬。使初中和小学教师同工同酬。我们确定下来所有放学以后的活动首先是自愿的，其次是有报酬的。争取到更多病假。据理争得五天假期，可由个人意愿决定休假目的。以考核决定升职，反对靠关系，这意味着所有弱势群体都有公平的机会。吸收黑人加入工会，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转入到领导层的职位。但那是许多年以前了。现在工会大大令我失望。变成了以敛财为目的的机构。拿到多少钱，那决定一切。没人会思考如何来教育孩子。太令人失望了。”

“那六年的处境是怎样的恶劣呢?”我问他。“毁掉了你身上什么东西呢?”

“我不以为它毁过我任何方面。真的不这么想。自然有那么多晚上无法入睡。许多个夜晚我难以入睡。想到各样事情——怎样做这个，接下来要做什么，去找谁，等等。总是把已经发生过的重过一遍，想想会发生什么。可是接着早晨来临了，起了床，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对你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这件事让他苦恼极了。如果他不是实际上已经被其他一切毁灭了，我不妨可以说他就为这件事毁了。我一直坚信我会赢，也这么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讲，‘开玩笑啊。他们才不需要什么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开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后我是赢了，可是他觉得是他害我摊上了这些事，他余生一直都搁不下。还有你的事，知道吗。关于你碰到的事。”

“我?”我说。“我没什么事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发现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项重大事件，不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发现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种你了解得很少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件令人吃惊的事。

“还记得吗，”默里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没申请到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为了我弟弟的缘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我曾为去牛津作文学研究工作申请过富布莱特奖学金而遭拒。在班里我几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热心举荐，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在那事发生以后第一次回想到它——当时我不仅因为被拒而且还因为这个去英格兰研习文学的奖学金给了一个在班级排名里远远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而震惊。

“这是真的吗，默里?我只以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运无常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我以为是夺去我一次机会罢了，然后我就应征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的?”

“特工告诉艾拉的。联邦调查局的。他跟踪艾拉多年。随便来看看他。顺路来访时要他举报些人。告诉他说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清白。他们把你认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会是他的侄子呢?”

“别问我。联邦调查局也并不总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许他们不总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家伙对艾拉说，‘知道你那个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的侄子吗?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没拿到是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认为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我一直倾听着默里，看着他这样一个敏锐的人，想着他的体格是他那种条理的体现，是他一生除却最严正意义上的自由之外漠视一切的结果……想着默里是个基本教育论者，他的个性不是随性任意的，无论他置身何处，即使是推销吸尘器，他都做到保持自己的尊严……想着默里（我不爱他也不需要去爱他；和他之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固定关系）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实际的艾拉（他是我确实热爱的），他是有着更实际更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的艾拉，没有艾拉的夸张的英雄主义抱负以及对万事皆有的热烈和满腹激情，是不被冲动和对事事都有的较真劲所迷惑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画面，默里裸着上身，虽已有四十一岁，仍旧充溢着青春和力量。这幅画面是我在1948年一个秋日周二的近晚时分看到的默里·林戈尔德，在勒海道上，从他与妻女住的那处二楼的公寓窗口探出身子卸下纱窗。

卸下纱窗，把纱窗安上，清除积雪，化冰，清扫走道，修剪灌木，洗车，将落叶扫拢起来烧掉，自10月至次年3月一周两次下到地下室去照看给公寓取暖的火炉，添燃料，用灰把火盖上，将灰铲走，装在桶里自楼梯上拖到外面的垃圾房。租人家的房住，要在上班前和下班后做完这些杂活，身体须得强健，要自觉，勤勉又强健，正如他们的妻子要身体强健才可以稳稳地站好在地板上，而身子探出洞开的后窗，不论气温如何，就那样高高立在那里，仿佛在缆索上工作的船员，将湿衣服晾到外面的衣绳上，一件件用衣夹夹好，直到所有湿淋淋的衣物都挂了上去，绳子上满满的，在纽瓦克工业区的空中吹动，到后来衣服干了可以拿去熨烫时又要将绳子拉进屋里，一件件将衣服取下，都拿下来，叠好放在洗衣筐内搬到厨房里去。家庭的运转首要的是要赚得钱，弄出饭，有规有矩，但同时也有着这些仿佛水手做的笨重费力的活计，爬高，拖拽，收绕起来，放出去——每次我骑着车穿过自我家至图书馆的两英里路程时，它们自我身边经过，滴答，滴答，那种老式美国城市里家常日子的节拍。

林戈尔德先生在勒海道上的房子对面即是贝思·伊思雷尔医院，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前林戈尔德太太曾在那里做实验助理，街角是奥斯本街图书馆分馆，我常常每周骑着自行车去那里借书。医院，图书馆，以及由我的老师代表的学校：所有我那老一套的连锁事务，可说都在这条街上了，尽在我的面前，令人感到可亲。是啊，1948年的那个下午，周围每日运转的事务正在那里进行着，我看到林戈尔德先生自窗台上探着身子取下前纱窗。

我刹着车从勒海道斜坡上滑下来，看着他将绳子穿在纱窗的一个角钩上，接着对着下面喊一声“来啦”，纱窗沿着两层半高的楼面滑到花园里一个人那边。那人解开绳子，将纱窗堆到靠门前砖阶的一堆东西上。林戈尔德先生那样去做一个既属田径运动又属实用的动作，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像他那样优雅地做这个动作，得有极为结实的体格才行。

我骑到了房子前，看到花园里的人是个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人。他就是艾拉。他就是到我们学校礼堂扮演亚伯拉罕·林肯的林戈尔德的弟弟。在舞台上，他穿着戏服，一个人站在上面，做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接着下来是第二次就职演讲，这位演讲者的兄长林戈尔德先生后来告诉我们，他终了的一句是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与作家都未曾写出的最优秀完美的语句（长长的句首如隆隆作响的火车头，以一串沉重的车厢收尾，后来林戈尔德先生花了整一节课的时间要我们以图表分析讨论此句）：“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好感，上帝让我们看到正确的事，我们就坚定地信那正确的事，让我们继续奋斗，以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治疗国家的创伤，去照顾艰苦作战的志士和他的孤儿遗孀，尽力实现并维护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余下的时间亚伯拉罕·林肯脱去了大礼帽，与支持奴隶制的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辩论（他是最狡诈的敌对黑人的人，我们一伙来自当代俱乐部课外兴趣小组的学生对他大发嘘声）。他的台词是由安排“铁林”来学校的默里·林戈尔德朗诵的。

似乎看见林戈尔德先生不着衬衫领带——连汗衫都没穿——出现在公共场合还不够让人困惑，铁林几乎穿得像拳击手一样少。短裤，运动鞋，就这么多，差不多是裸着身体，他是我如此贴近看见过的最高大最出名的人。每周四的晚上，无线电里有铁林的节目《自由勇敢者》，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系列剧，一周一次，取材自美国历史上激励人的事件，他在其中扮演内森·黑尔，奥维尔·赖特，怀尔德·比尔·希科克和杰克·伦敦等人物。实际生活中，他与伊夫·弗雷姆结了婚，她是每周上演一次“正剧”传统剧目的“美国广播剧院”的女主角。我母亲在美容院里的杂志上读到铁林和伊夫·弗雷姆的所有轶闻。她从不会去买那些杂志——她是极不赞许这类读物的，我的父亲也是一样，他希望自己有个模范家庭——不过她坐在烘发机下的时候翻看这些杂志，然后呢，周六下午去她的朋友斯沃斯基太太那里，斯沃斯基太太和她丈夫在伯跟街上开了家时装店，母亲在那里帮忙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时装杂志都看一遍。紧挨着那家店就是昂特伯格太太的女帽店，我母亲偶尔也会在周六和复活节前活忙的时候去帮帮忙。

一天晚上，听完“美国广播剧院”的节目——自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就听这节目了——母亲对我们说起伊夫·弗雷姆和铁林的婚礼，还有出席的所有舞台及广播界的人士。伊夫穿着两件装的羊毛衣服，淡淡的暗红色，袖口镶着两圈同色的狐狸皮毛，她头上的那顶帽子，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戴上去如她那般动人。我妈妈把它称作“带面纱的‘过来’帽”。那式样显然是因为伊夫在和默片男明星卡尔顿·彭宁顿合演的《亲爱的，过来吧》中戴过这帽子而就此成名。在剧中，她将一位娇纵的年轻社交名人演得极为完美，这顶带面纱的帽子正是为人熟知的她在“美国广播剧院”演出时所戴的，她立在麦克风前，手里拿着剧本，头上就戴着这顶帽子。当然也有她在麦克风前的照片上是戴着毡帽，帽檐低垂，还有巴拿马草帽，我母亲记得，有一次她在鲍勃·霍普节目上做嘉宾，戴了一顶黑色的卷边小圆草帽，垂着魅人的蛛丝般的面纱。母亲告诉大家说伊夫·弗雷姆比铁林大六岁，她的头发一月长一英寸，她为上百老汇舞台演出将头发染成浅色，她的女儿西尔菲德弹竖琴，自朱利亚德学校毕业，是她与卡尔顿·彭宁顿所生。

“谁会在意这个啊?”父亲说。“内森啊，”母亲辩解说。“铁林是林戈尔德的弟弟。林戈尔德先生是他的偶像。”

我的父母看过伊夫演的默片，那时她是个美丽的女孩。现在她依然美丽。我是知道的，因为就在四年前，我十一岁生日，头一次去看百老汇剧，那是约翰·P.马昆德写的《已故的乔治·阿普利》，伊夫·弗雷姆就在剧中。后来，父亲显然是对伊夫的年轻默片时代仍保持着爱慕的记忆，他说，“那女人的英语讲得太好了，”而我的母亲或许领会到了或者并未意识到这些赞美之辞由何促成，她也说了，“是啊，可是她太不注意保养了。她话讲得美，戏演得好，短短的齐肩发样子可爱，不过像伊夫这样小巧的身材，重了几磅，又穿着那样合身的白色夏天裙子，上面有凸出的花纹，那么不论下摆宽不宽，都是很不合适的了。”

每次轮到我母亲请她麻将会的女士们来家打牌的那周，她们一定会议论起伊夫·弗雷姆是不是犹太人，特别是在几个月后，我应艾拉之请去伊夫那里吃过晚饭。这群和我关心明星的人不免谈论说她的真姓是弗鲁姆金。查娃·弗鲁姆金。在布鲁克林区有一家叫弗鲁姆金的，她去好莱坞后就改名易姓，与这个家庭脱离了关系。

每次客厅里正打着麻将，而我那正经的父亲恰好路过那里，正听到这个话题，就会说，“谁在乎这个啊?”“好莱坞的人都换过名字。而那位女士，她开口说话时就是一堂演讲技巧课。她走上舞台，演一位淑女，你们知道那就是淑女的形象。”

“人家说她是弗赖特布什人，”女帽店的昂特伯格太太照例要插上一句。“人家说她父亲是犹太肉贩。”

“人家说加利·格兰特是犹太人，”父亲提醒诸位女士。“法西斯分子曾说罗斯福是犹太人。说什么的都有。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看重的是她的表演，依我看，那是技巧高超的。”

“好吧，”和丈夫一起开着家时装店的斯沃斯基太太说，“鲁斯·图内克的内弟娶了位弗鲁姆金家的女子，纽瓦克的弗鲁姆金。她有亲戚在布鲁克林，他们发誓说伊夫·弗雷姆是他们的表妹。”

“内森怎么说?”考弗曼太太问道，她是家庭主妇，我母亲少女时代结识的朋友。

“他没说什么，”母亲回答。我把她练得这么说的。如何做到的呢?也简单。她代表那些女士问起我可知道“美国广播剧场”里的伊夫·弗雷姆其实就是布鲁克林的查娃·弗鲁姆金，我对她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麻醉剂！这一类的事情无关紧要。我不在乎。我不清楚也不在乎！”

“她家里什么样子啊?她穿着什么?”昂特伯格太太问我母亲。

“她都上了什么菜?”考弗曼太太问。

“她头发什么样子呢?”昂特伯格太太问。

“他真的有六英尺六英寸高吗?内森怎么说?他的鞋是十六码吗?有人说那不过是宣传罢了。”

“他的皮肤真像照片里那样满是痘痘吗?”

“内森怎么说她女儿的?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谢塞太太问道。她的丈夫和我父亲一样是足病医生。

“是她的真名吗?”斯沃斯基太太问。

“不是犹太名。”考弗曼太太说。“‘西尔维亚’才是犹太名字。我想西尔菲德是法语名吧。”

“可她父亲不是法国人啊。”谢塞太太说。“她父亲是卡尔顿·彭宁顿。她和他一道演了那么多电影。在那部里头，就是他演老年男爵的那部，她和他私奔出逃了。”

“就是她戴着那顶帽子的那部吗?”

昂特伯格太太说：“这世上没人能把帽子戴成像她那样的。干净小巧的贝雷帽，镶花的小礼帽，卷边草帽，大大的黑色宽边浅顶帽，垂着面纱。随便戴哪顶帽子，缀着羽毛的棕色蒂罗尔式毡帽，白色针织无檐帽，毛边派克式风帽，不拘什么帽子，那女人都美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张照片里她穿着，”斯沃斯基太太说，“一件有金色刺绣的白色晚礼服，围着貂皮头巾。那样优雅，我这辈子都不曾见过。有一出戏——叫什么来着?姑娘们，我们一起去看的。她穿着一套紫红的羊毛衣服，上身是宽松的，裙子上呢，是最迷人的那种涡卷的绣花式样——”

“对啊！还有那顶相配的带面纱的帽子。高顶的紫红毡帽，”昂特伯格太太说，“垂着皱皱的面纱。”

“还记得那出什么戏里头她衣服上的褶裥边吗?”斯沃斯基太太说。“没人像她那样用花边的。在黑色礼服上镶着双层的白色褶裥花边！”

“可是那名字西尔菲德，”谢塞太太还是要再问一遍。“西尔菲德是什么来头呢?”

“内森知道。问内森吧，”斯沃斯基太太说。“内森在吗?”

“他在做功课，”母亲说。

“问问他。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

“我以后再问他吧，”母亲说。

其实她知道的不少了，不必来问我——虽然是私下里得知的。自从我进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圈子，我就急着要和每个人说起它的点点滴滴。他们都穿的什么?吃什么?吃饭的时候都谈什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太华丽了。

在林戈尔德先生房前首次遇到艾拉的那个星期二是1948年10月12日。要不是棒球世界锦标赛就刚在周一结束，或许我就会出于对老师私人生活的尊重，看到他们兄弟俩正合力卸下纱窗就畏怯地从房前加快速度骑过去了，也不挥挥手打个招呼或喊上一声，就在街角向左拐上奥斯本街。然而巧的是就在前一天我刚在林戈尔德先生办公室那层楼听了广播里印第安队击败老波士顿勇者队的决赛。那天早上他带了一台收音机，放学以后，他请那些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直接涌出他第八节英语课课堂，沿着走廊，拥进英文系主任那间小办公室，听广播里的决赛，那时比赛已在布雷夫斯体育场开赛了。

自然，礼节所需，老远我就减慢车速，冲他喊道，“林戈尔德先生！昨天的事谢谢啦。”出于礼节我对院子里的那个大高个点头笑了笑。神情生硬地停下车，嘴巴发干，向他介绍自己。他直接说道，“伙计，好吗?”我吃了一惊，有点笨拙地回答说，那天下午他在礼堂，朝斯蒂芬·A.道格拉斯发出嘘声的孩子里就有我，当时斯蒂芬对着林肯宣称：“我反对黑人获得任何形式的公民权。【嘘声】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是建立在白种人的基础之上。【嘘声】我相信它是为白种人而设，【嘘声】永远为白种人及他们的后裔谋福利。【嘘声】我赞成将公民权限定给白种人，反对将它给予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劣等种族。【嘘声。嘘声。嘘声。】”

不只是出于礼节，有一种更深更内在的东西（是雄心，要以自己的道德信念使自己为人欣赏的雄心）驱使我打破羞涩，告诉他，告诉在艾拉身上成为一体的那三个人——剧场中为爱国殉身的亚伯拉罕·林肯，广播中自然强壮的美国人铁林，和脱身自纽瓦克一个街区的野汉艾拉·林戈尔德，告诉他说是我煽动大家喝倒彩。

林戈尔德先生走下他二楼的公寓楼梯，浑身大汗，只穿着卡其裤和一双鹿皮鞋。林戈尔德太太就跟在他身后，摆出一罐冰水、三只玻璃杯，又上楼去了。就是如此：1948年10月12日下午四点三十分，一个炎热的秋日，我年轻生命中最奇异的一个下午，我把自行车撑好，和伊夫·弗雷姆的丈夫，《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一起坐在我的英文老师门前的台阶上谈论棒球世界锦标赛，鲍勃·费勒丢了两局——难以置信——而拉里·多比二十二球中击中了七球，他是美国联队中首位黑人队员，对他我们都很欣赏，不过不同于对杰基·鲁滨逊。

接着我们谈到拳击：路易斯在杰西·乔·沃尔科特比分大大领先的情形下将他击倒获胜；托尼·扎尔自罗基·格拉齐亚诺手中夺回中量级冠军，6月份，就在纽瓦克，路珀特体育馆，第三轮中一记左勾拳将他击败，又在几周以后，9月份，泽西市，败给一位法国拳击手，马赛尔·赛而丹……铁林本来正和我说着托尼·扎尔，突然又接着说起温斯顿·邱吉尔来，邱吉尔几天前的一次讲演让他气愤，演说中建议美国不要摧毁其原子弹储备，因为全靠原子弹来防止共产党统治整个世界。他说到温斯顿·邱吉尔，与他说到利奥·杜洛谢和马塞尔·塞尔丹没什么两样。他称邱吉尔是反动的混蛋，战争贩子，无丝毫犹疑，恰如他将杜洛谢唤作牛皮大王，而塞尔丹则是名懒汉。他说起邱吉尔的样子好像邱吉尔是在莱昂斯街上开加油站的。不是在我家里我们谈论温斯顿·邱吉尔的方式。倒更像我们说起希特勒的方式。他和他哥哥一样，在谈话中，无需遵守一种无形的礼节，亦无传统意义上的那些禁忌。可以把随便什么东西，一切事物，都搅和在一起：体育，政治，历史，文学，无所顾忌地抒发意见，为争议而引经据典，理想主义的意见，正直的道德品行……这其中有些东西，奇妙而令人振奋，那是一个迥异的世界，危险，要求高，直接，积极，而无需取悦他人。亦无学校的束缚。铁林不仅仅是一位广播明星。他是课堂之外畅所欲言无所畏惧的人。

我刚读完一本关于另外一位畅言无惧的人托马斯·潘恩的书，霍华德·法斯特所著的一本历史小说，书名《公民汤姆·潘恩》，正是我自行车篓中要还回图书馆的那批书中的一本。这些书已从车篓中翻落到门廊脚下的走道上，艾拉对着我谴责邱吉尔的时候，林戈尔德先生走了过去，看着书脊，看我都在读什么书。一半书是关于棒球的，约翰·R.图尼斯所著，另一半是美国历史，为霍华德·法斯特所著。我的理想主义（和我的关于为人的理念）正由两条平行线构建，一条的原料来自写棒球冠军的小说，他们在逆境、屈辱和失败中奋力拼搏赢得胜利。另一条则来自以英雄式美国人为主角的小说，他们与暴政和不义作战，是美国和全人类的自由英雄。英雄式的磨难。我专攻这个。

《公民汤姆·潘恩》的情节不像一般的小说模式，书中贯穿着极华美的辞句，描述了一位拥有内在智慧和纯洁社会理想的声名不好的人，一位作家兼革命者的矛盾。“他是全世界最为人憎恨的人——也许又是为一些人所最热爱的人。”“人类历史上极少有人像他这样燃烧耗尽自己的精神。”“以他自己的灵魂感受落在百万人民脊背上的鞭笞。”“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这就是法斯特笔下的潘恩，有着野性的赤诚，不易为人亲近，一位不寻常的传奇斗士——不修边幅，邋遢，穿着乞丐式的衣服，在战时费城混乱的街道上端着把步枪，言辞锐利苛刻，常常喝醉，出入妓院，为刺客追逐，没有朋友。独来独往：“我仅有的朋友是革命。”到我快读完这本书时，对我来讲，若决心为着人类自由向冷漠的统治者和粗俗的民众寻求社会变革，则为此目的之生与死似乎除却潘恩的方式别无他路可循。

他独自一人干事。潘恩身上最吸引人的正是这一点，尽管法斯特的笔触并无过多感情色彩，他笔下的潘恩是生在穷困中并且生来即有叛逆性独立精神的一个孤立的人。因为潘恩在死时也是孤身一人，年迈，多病，穷困潦倒，独身一人，遭众人排斥，被人出卖——为人蔑视，因为他在最后的自白《理性时代》中写道，“我不相信无论犹太教，罗马教，希腊教，土耳其教，基督教以及我所知道的任何教会所宣称的信条。我自己的头脑即是自己的教会。”读他的事迹令我觉得勇敢，忿怒，尤为重要的是，勇于为信仰而奋斗。

《公民汤姆·潘恩》正是林戈尔德先生自我的车篓中选出来的书，他拿到我们坐的地方。

“你知道这本书吗?”他问他的弟弟。

铁林把我从图书馆借的这本书拿在阿贝·林肯硕大的手掌中，开始翻看头几页。“不知道。从来没看过法斯特的书，”他说。“该读一读。他人很不错。有胆识。从一开始就是华莱士一派的。每次看《工人报》我都读他的专栏，不过我再也没空读小说了。在伊朗的时候我读过小说，服役时读了斯坦贝克，厄普敦·辛克莱，杰克·伦敦，考德威尔……”

“要读法斯特的书的话，这一本是他最优秀的著作，”林戈尔德先生说。“我说的对吗，内森?”

“这本书很好，”我回答。

“你读过《常识》吗?”铁林问我。“读过潘恩的作品吗?”

“没有，”我答道。

“读一读吧，”铁林仍旧翻着书对我说道。

“霍华德·法斯特引用了不少潘恩的文字，”我说。

铁林抬起头来说：“‘群众的合力可以进行革命，古怪的是人类竟然经过了几千年的奴隶制度而对此毫无察觉。’”

“书里头有这句，”我说。

“我想该有这句。”

“你知道潘恩有什么样的天赋呢?”林戈尔德先生问我。“这种天赋是杰斐逊、麦迪逊这些人所拥有的那类。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的。”他说。

“向英语挑战。”

“很多人做过了。不是这个。而是以英语来阐述理想。革命完全是不可预见的，无组织的。内森，这是不是你从书中获得的印象?这些人要为他们的革命寻求一种语言。找到与伟大宗旨相匹配的词汇。”

“潘恩说，”我对林戈尔德先生说，“‘我写了一本小册子，为了要人们知道他们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这点他确实做到了。”林戈尔德先生说。

“这一段，”铁林说，指着书里几行字。“写到乔治三世。‘若我迫灵魂为妓，去立誓效忠一个品格愚蠢，顽固，无用而残忍的家伙，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

铁林用他的《自由勇敢者》式大众热爱的嗓音背诵的潘恩的两段话，正在我自己抄写下来并记牢的十多句中。

“你喜欢这句话，”林戈尔德先生对我说。

“是的。我喜欢‘迫灵魂为妓’这句。”

“为什么呢?”他问我。

太阳照在我的脸上，我开始大汗淋漓，是因为遇见铁林而兴奋激动，现在又要像在课堂上一样回答林戈尔德先生的问题，坐在高过六英尺又未着衬衫的两兄弟之间，他们高大而不做作，散发出那种坚强智慧的男子气概，令我神往。他们可以聊棒球和拳击，可现在谈的却是书籍。谈的语气来好像书中有的地方很成问题。他们打开一本书不是为了去崇拜它或获得修养的提高或迷失于周围的世界。不是，他们打开书是为与书进行搏斗。

“因为，”我说，“通常，你不会把灵魂与娼妓联想起来。”

“‘迫灵魂为妓’，他要说的是什么?”

“出卖灵魂，”我回答。“出卖他的灵魂。”

“对。你有没有看出来‘若我迫灵魂为妓，那么我该承受魔鬼的苦难’这样的表达比‘若我出卖我的灵魂’要有力多少?”

“是，看出来了。”

“为什么会强有力那么多呢?”

“因为他将灵魂拟人化成了‘娼妓’。”

“对——还有呢?”

“嗯，‘娼妓’这个词……不是个常用的词，公众场合听不到。没人会经常写到‘娼妓’这个词，或者，在外面说到‘娼妓’。”

“为什么不会呢?”

“羞耻心吧。怕出丑。遵循礼节。”

“遵循礼节。说的好。对。所以这样写是够大胆的。”

“是。”

“你正是喜欢潘恩这一点吧?他的胆识?”

“我想是的。是。”

“现在你知道了你喜欢一样事情的缘由。内森，这你就大大领先了。并且你能知道这点，是因为你看到了他使用的一个词，只是一个单词，然后就这个单词思考过，给自己设问过几句，到后来，你能把那个词研究透彻，仿佛是透过放大镜，看到了这位伟大作家某一处力量的源泉。他是大无畏的。托马斯·潘恩有胆量。但是这就够了吗?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而已。胆识必须要有目标，否则就是低级的，太容易获得而且平庸。为什么托马斯·潘恩有这样的胆识呢?”

我说：“为了他的信仰。”

“嗨，好孩子，”铁林突然说道。“这才是喝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

于是，就这样，五天后一个晚上，我作为铁林的后台来宾参加了在纽瓦克市最大的剧院“清真寺剧院”的一次聚会。聚会是为了新建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举行。华莱士在罗斯福的第三任任期中成为他的副总统。在此之前，他在罗斯福内阁中任农业部长长达七年。1944年罗斯福落选，杜鲁门继任，华莱士曾在他的内阁中任过短期的商业部长。1946年，总统将华莱士开除，理由是他公然宣称支持与斯大林合作及和苏联友好，而恰恰就在此时，杜鲁门和民主党人已开始意识到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严重威胁到和平，西方必须抑制它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扩张。

民主党内的这次分歧，发生在以总统为首的反苏派和华莱士为首的反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进步”亲苏派之间，在我自己家里，这种分歧就反映在我们父子之间。父亲对过去在罗斯福庇护下的华莱士还算欣赏，但是他不支持华莱士参选总统，原因是美国人一般不选择支持第三方党派的候选人——华莱士参选会从杜鲁门处拉走民主党内左派的选票，由此使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市市长托马斯·E.杜威当选成为可能。华莱士一派的人称其党派可获得约六七百万张选票，占选民票的比例大大高于以往美国第三方党派所得。

“你支持的人只会使民主党落选，”父亲对我说。“如果共和党当选，这个国家会蒙受它会带来的苦难。你没有经历过胡佛、哈丁和柯立芝的时代。对共和党的残忍无情没有直接的认识。你讨厌垄断企业吧，内森?你鄙视你和亨利·华莱士称为‘华尔街上的所谓大人物’吧?可是，你还不了解垄断企业的党派是如何践踏大众利益的。我了解。我了解饥饿了解困境，不过，感谢上帝，你和你的弟弟则幸免于此。”

父亲出生在纽瓦克的贫民窟，他白天在一家流动面包房车上工作，晚上去夜校学习，就这样成了足病医生。即便是在他赚了些钱和我们搬进自己的房子以后，他始终都认为自己与他称作普通民众而我沿袭亨利·华莱士的叫法称为“平民”的利益息息相连。我努力说服父亲相信这位竞选人正是支持他自己的新交易原则的，但父亲断然拒绝投他的票，我大感失望。华莱士要建立全国卫生系统，保卫工会和工人的利益，反对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和虐待劳方，反对蒙特-尼克松法案和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蒙特尼克松法案若获通过，政府会要求将所有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阵线”组织登录在案。华莱士曾说蒙特尼克松法案是迈向极权国家的第一步，意在使美国人民惧怕而就此沉默；他说这是国会提出的“最具破坏性”的法案。进步党的竞争力是他们在华莱士所称的“思潮市场”上所倡导的思想自由。我印象最深的是华莱士在南部竞选时拒绝对种族隔离之下的听众做讲演，他是头一位有这种勇气和正直的总统候选人。

我告诉父亲：“民主党永远不会花力气来结束种族隔离。他们永远不会将私刑、人头税和种族分离定为非法行为。他们从来没有做到过，也永远不会这样做。”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内森，”他对我说。“你注意看哈里·杜鲁门。哈里·杜鲁门的政纲中有公民权的条款，现在他已经甩掉了那些南方分子，你留心看着他的作为吧。”

那一年，脱离民主党的不只是华莱士，还有父亲提到的那些“偏狭的家伙”，南方民主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州权力党，即“南方民主党”。他们推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竞选总统，他是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南方民主党也会拉走来自南部通常投给民主党的选票，这是杜威在选举中获得支持以压倒多数票击败杜鲁门的又一原因。

每晚在厨房用晚餐时，我都尽我所能说服父亲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和恢复新交易原则，而每晚父亲则尽力要让我明白这一类选举中妥协的必要性。可是，我是以托马斯·潘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妥协的爱国者为英雄的，只是听到“妥协”这词的第一个音节，我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对着他，母亲和我十岁的弟弟说，我再也不能在父亲在场时坐在那张餐桌前吃饭，每次我要离开了，弟弟都要用一种夸张的愤怒语调一再对我说：“投给华莱士就是投给杜威。”有一个晚上，晚饭时，父亲换了一种策略，就共和党轻视我所珍视的经济平等和政治公正的所有意义对我进行更深入的教育，可是我全然听不进去：论及黑人权利，两大党派同样缺乏良知，同等漠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不公正，对于因为我们国家蓄意挑衅激怒热爱和平的苏联人民，而给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概视而不见。我含着泪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你真令我惊讶，”好像他才是那位毫不通融的儿子。

更令我惊讶的还在后面。一个周日下午，将晚时分，父亲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当晚在清真寺剧院举行的华莱士聚会。如果我们谈过以后我仍旧要去，他不会阻止我，但起码在我做最终决定之前，他希望我听完他的话。自从那个周二，我从图书馆回到家里，得意地在晚餐桌上宣布说我被广播演员铁林邀请作为他的来宾参加市中心的华莱士聚会，显然是结识铁林太让我兴奋了，他对我个人的关注又令我得意忘形，于是母亲干脆不许父亲提出他对聚会所持的保留意见。然而现在他要我听听他认为作为父母有责任来与我探讨的问题，而且希望我不要太过激动。

父亲对待我的态度认真，与林戈尔德兄弟相仿，但缺乏艾拉政治上的无畏精神和默里的文采，最重要的是，他不像他们那样似乎毫不介意我举止是否得体，会否成为一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的左直拳接右勾拳，将我引入大赛，我开始了解如何在更广泛范围里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林戈尔德兄弟让我不得不用我认为与我当时身份相称的严谨缜密来回应。他们不在意我是不是做个好孩子。他们只在意我的信仰。不过呢，他们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避开各类潜藏的危险。父亲须为这些操心，而老师则不会如此。父亲须操心儿子的行为，如何使他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接受容纳，他的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那么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他是担心可能出现的那些危险，倘若不是，那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别无他法，只有将他一笔勾销，背叛父亲，义无返顾径直向前跨入人生的第一个陷阱。随后凭着一己之力——由此他的生活得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一生中从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坑，若无意外，这总归该是他将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然后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着华莱士的徽章上学去吗?戴吧。这是个自由的国度。不过你应该了解所有的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就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何以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一名伟人，何以他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为何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组织工业组织联合会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希望我去集会是为了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他告诉我说或者华莱士太天真，对这点竟不知晓，或者是——不幸的是，这才可能是事实——华莱士太狡诈，不愿承认。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人——

“你这个专迫害赤色分子的人！”我大喊，接着我离开家，坐14路公共汽车去了那个聚会。我碰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他曾对他提起的那个高中生，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保罗，就是他，那个带头喝斯蒂芬·A.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保罗·罗伯逊是一名黑人演员和歌手，和华莱士共同任竞选委员会主席。就在几个月前，在华盛顿一次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五千名抗议者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面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他无所畏惧地告诉他们（他们就蒙特-尼克松法案作调查问及保罗若法案获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我会违反这项法案，”接着，被问及共产党代表什么，他以一般的直率回答，“代表着黑人的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和演员及演讲者一起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为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围绕着，左派的环境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可以比作在一场大型棒球联赛中，与球员一起坐在休息室中。我站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这次他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是两党派中的战争贩子：“支持全世界的反抗组织，使西欧武装起来抵御俄罗斯，将美国装备起来……”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艾拉登上舞台对群众发言前，亨利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的地方，集会过后的庆祝酒会上，亨利几乎就是站在艾拉身旁，艾拉趋前对他低声耳语。我凝视着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是一位拥护共和党的农夫的儿子，他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与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相同。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垄断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姑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一类的独裁者，我忆起了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而在1954年——距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以后，那晚这位代表了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令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们正身处在对我们自由的肆意践踏之中”——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

我的生活并未也不会因此而有大的差别，然而这股击败共产主义的狂潮连我都袭扫到了。

铁林于1913年出生在纽瓦克，早我二十年，他住的那片地方很穷困，他有个无情的家庭，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巴林杰高中，除体育课外无一门功课及格。他视力很差，戴眼镜也不管用，连课本上的字几乎都看不清，更不用说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他看不清，无法学习，于是有一天，就他解释是这样的，“我就没有起床去上学。”

默里和艾拉的父亲，艾拉是连谈都不愿谈及他。在那次华莱士聚会后的几个月里，艾拉告诉我的最多不过是：“我无法和父亲谈话。对他的两个儿子，他从未有过丝毫的重视。他不是故意如此。只是他兽类的本性而已。”艾拉的母亲在他记忆中是他钟爱的，在他七岁时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为“童话故事里那种继母。地道的贱女人。”一年半以后，他自中学退学，就在几周以后，永远离开了家，那年他十五岁，他找到一份在纽瓦克挖沟的工作。二战爆发前，全国经济大衰退期间，他四处漂泊，先是在新泽西，接着走遍了全美国，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多数活都需要脊背强壮。就在珍珠港事件后，他入了伍。他辨不清视力表，不过有一长队等着查视力的人，于是艾拉就绕到视力表前，尽他所能把表背下来，然后站回到队列里，他就是这样通过了体检。1945年，离开军队后，艾拉在伊利诺伊州待了一年，和他在部队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奥戴同住，约翰尼是钢铁工人，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曾一起在伊朗码头上做装卸工，卸下由铁路经德黑兰运往苏联的资援物资装备。因为艾拉做起这活来力气很大，奥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铁人艾拉”。到了晚上，奥戴教给这位铁人如何阅读书籍以及写信，并将马克思主义教授给他。

奥戴灰色的头发，比艾拉年长大约十岁——“他这样的岁数怎么入的伍呢，”艾拉说，“我还是没搞明白。”他六尺高，瘦得如电线杆一般，却是艾拉遇到过的最强硬的家伙。奥戴随身带着一个轻便的拳击袋，用来训练击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若是不得已，”他能一次击败两三个人。并且奥戴还极有才能。“那时，对政治，对政治运动，我是一无所知，”艾拉说道。“我区分不出不同的政治哲学或是社会哲学。然而这个人跟我讲了不少，”他说。“他讲到了劳动者。讲到美国普遍的社会状况。政府方面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他所说的都有事实为依据。他不尊奉传统教育吗?奥戴是极不信奉传统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遵循惯例。是的，奥戴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

那时奥戴和艾拉一样没有结婚。“牵缠不清的关系，”他对艾拉说道，“无论在何时，我都不愿掺和在其中。而孩子，依我看来，随时都会受到人性恶伤害。”虽然奥戴所受的教育不过比艾拉多上一年，他却靠着自己“训练自己有了技能”，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口头和书面辩论方面”，方法是自各种各样的书籍中不作甄别的大段大段抄写下来，再借着一本小学语法书，辨析这些句子的结构。就是奥戴给了艾拉那本他说是重塑了他生命的袖珍辞典。“我有了这本辞典，在夜里阅读，”艾拉对我说道，“就像读小说那样去读。我让人给我寄了一本《罗热同义词汇编》。白天卸了一天船，每到晚上还要学习词汇。”

他发现了阅读的乐趣。“有一天——这一定是部队犯下的最大的一个过错了——他们寄来一整套文库丛书。真是个大错误，”他笑道。“到后来我大概把那些书都读过一遍。他们搭了一座活动房来搁书，打好书架，对大家说，‘想看书就来拿。’”是奥戴告诉他——现在他仍旧告诉他——拿什么书。

早先，艾拉给我看过三页纸，上面题着“给林戈尔德的几条具体建议”，这是他们一起在伊朗的时候奥戴写的。“第一条：手边常备词典一本——一本富含同义词、反义词的好词典——就连给送奶工写张便条时也要用。要运用词典。不要依照积习胡乱揣测单词的拼写和确切的含义。第二条：隔行书写，以便后来添加东西和加以修正。就个人书信而言，这是否有悖正确用法，我毫不在意。因为这样可以做到表达准确。第三条：不要把文字排得紧紧的不作分段。每论及新的概念，或进一步阐述已有的论题时，要另起一段。这样可能会显得文体变化突兀，但可提高文字的可读性。第四条：避免用词陈腐。即令是非用不可，也要把你读过或是听过的东西换种方式表达，而不是直接引用原文。读书会那天晚上，你用来陈述观点的一句话：‘我已简要说过现存体制的一些弊端……’铁人，这是你读来的，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听起来像是从罐头里冒出来的。假使你如此来表达同一个观点：‘就我在伊朗的所见，我论及了土地私有权的影响和外国资本的垄断。’”

总共有二十条，艾拉给我看是为帮助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我写的高中广播剧，而是为我写的日记，计划中这些日记为“政治性的”，我开始在想起来的时候就写下自己的“思考”。我是仿照艾拉开始记日记，而艾拉则是仿照约翰尼·奥戴。我们三个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伍尔沃思店出的一种简易小本子，一页五十二行，约四英寸长三英寸宽，页首钉在一起，夹在印有斑驳棕色色块的硬壳封面和封底之间。

奥戴来信中每提到一本书，随便什么书，艾拉都会弄到一本，我也是如此。我径直去图书馆去借来。“最近我在读鲍尔的《青年杰弗逊》，”奥戴写道，“同时也在读其他有关早期美国历史的著作。那个时期的通讯处是具有革新思维的殖民者扩大自己理解力和协调计划的主要代表机构。”我就是因此而在中学时读到《青年杰弗逊》这本书。奥戴写道，“几周前，我买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说是作参考书用，其实是为着翻阅这本书得到的那种愉悦，”于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图书馆，坐在参考书中间，照我想象中奥戴那样去翻看《巴特里特》，手边放着日记本，一页页翻看，找寻那些智慧，加速令我成熟，使我成为值得他人认真对待的人的智慧。“我定期购买《共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机关杂志），”奥戴写道，可是《共新》——共产党新闻局的缩写——我知道本地图书馆不会有，出于谨慎，我也没有去查询。

我写的广播剧是对话形式，比起奥戴的具体建议来，倒更易受到艾拉和奥戴谈话的影响，艾拉把他们的对话又对我重讲一遍，或是一字一字地表演出来，仿佛他和奥戴一起就在我的眼前。剧本也带有工人阶层惯用语的色彩，艾拉在去了纽约成为广播演员后很久言语中仍常会突然冒出这类用语。剧本的观念深深为奥戴写给艾拉的长信所影响，艾拉常应我要求大声朗诵这些信。

我作品的主题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是广播剧作家诺曼·科温在《胜利手记》中赞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这出剧六十分钟长，在欧洲战役结束的当晚，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剧（后来应大众要求，八天后又重播了一遍），这出剧使我满怀希望沉湎于以文学救世的抱负之中，借写作来匡正这世上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不愿去判断我曾那样热爱的诸如《胜利手记》之类东西是不是艺术；它给了我最早关于艺术神奇魔力的感受，帮助我加强了最初对于我所希望和期待的文学家语言作用的认识：即为铭记战争中人民的斗争。（而且它也教我可以在句子开首用“而且”，正与老师所坚持的相悖。）

科温的剧本形式松散，没有情节——“实验性的”，我这样告诉我做手足病医生的父亲和持家的母亲。它的风格非常口语化，用头韵，这种风格部分源自克利福德·奥德茨，部分则源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是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剧作家尝试为舞台打造的一种可为大家辨识的朴实格调，自然而又带抒情色彩和严肃的潜格调，是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在诺曼·科温作品中的体现是，日常用语的韵律与略带文学矫饰的语言结合为一种语调，使十二岁的我觉得它有民主的精神和英勇的见识，与公共事业振兴署艺术家计划里艺术家所画的壁画极为相像。惠特曼称美国属于粗犷的人，诺曼·科温则称它属于小老百姓——这小人物结果并不比刚刚打了爱国战役归国为人民爱戴的美国人逊色。这名小人物正是美国人自己！科温的“小老百姓”正是“无产阶级”的美国人，就我如今所理解的，美国工人阶级战斗并赢得其胜利的革命，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论如何卑小，都是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这场革命证实了存在着一种神话般为所有人共享的国民特性。

包括我在内。我是犹太孩子，勿庸置疑，但是我并不愿就有犹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怎么清楚它是什么。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国民的特性。对于生在美国的我的父母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自然更合适的了，对我而言，再没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诺曼·科温的语言意义更深刻，它将战争在人民中激起的令人振奋的情绪在语言中升华了，这是二战的祈祷书，高尚的大众诗歌。

历史取了缩影，人格化了；美国取了缩影，人格化了：对于我，那即是诺曼·科温和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历史，历史也涌入你。你汇入美国，美国也汇入你。而这全是由于我活在1945年的新泽西，十二岁，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那时大众文化充分连结着上个世纪，但仍就易受老百姓的语言影响，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着令人着迷的一面。

终于可以说出来了而不会破坏这场运动：

衰落的民主，拙劣的布尔什维克，被腐蚀和软化的人，

最终却不知为何比纳粹恶棍更加有力，也更加聪慧：

因为他们并未鞭笞牧师，焚烧书籍，或是打击犹太人，没有从妓院抓走女子，或者从孩子身上取血，

广大民众，他们普通但他们自由，一天早晨，从习惯和家中醒来，早早起床，将肌肉弯曲，（作为业余使用者）学习武器教程，然后出发，越过危险重重的平原和海洋，去击败那些专用武器的人。

这点他们是做到了。

若需确认，请看上期公报，上有最高联合司令部的记号。

从晨报上剪下来吧，交给你的孩子好好保存。

《胜利手记》单行本发行后，我马上买了一本（是为我自己全部拥有而不是借书卡上借来的第一本精装书），有那么几周的时间我背下了六十五页自由诗形式写的篇章，尤其喜欢那些游戏般随意使用日常市井用语的句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古镇上今晚一度气氛热烈”），或是把看似无甚关联的专有名词放在一起，以产生对我而言像是使人感到惊异刺激的反讽效果（“在来自巴尔的摩的杂货店员面前，那位非凡的武士放下了他的日本武士剑”）。这场伟大战争使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牢固树立了重要的爱国情绪，战争开始时我差不多九岁，结束时则差半年到十三岁。这场战争终了之时，单是在广播中提到美国的城市和州名（“新汉普顿刺骨的夜风中”，“自埃及直至俄克拉何马草原上的小镇”，“在丹麦的哀悼与在俄亥俄的哀悼是为了同样的缘由”），就可达到预期中那种令人倾心敬仰的效果。

他们就此停止。

终于精疲力竭，叛徒死在威廉斯特拉斯后的一条小巷里。

鞠躬吧，美国兵，

鞠躬吧，小老百姓。

明日的英雄就听从今日午后你们这些平民的支配。

该剧就以这首颂诗拉开序幕。（广播中果敢的声音与铁林的相仿，坚定地将他应得的赞美献给我们的英雄。那是学校教练在中场休息时的那种声音，坚定，因饱含热情而带着沙哑，稍带些威吓的阵势——他还教英语课——这是平民大众共同良知的呼声。）以下是科温书里的结尾，是一段祷文，扎根于当下，因此在我看来——我已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似乎就是全然现世和非宗教的，但是比起我在每天开始时在学校听到他们背诵的祷文，或是主日礼拜时，在教堂里，我傍在父亲边上，在祷文书中所读到的翻译，这篇祷文却更加有力更加勇敢：

主啊，兴衰起落与枯萎……

主啊，新鲜的面包，宁静的清晨……

主啊，外套，薪水……

仔细分配新的自由……

公布证言，关于同志之间……

坐在谈判桌前，越过重重可预知的困难，传达平民百姓的希望……

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尽管比起他们过去常听的内容，这个要复杂一些，他们所听的内容就在我心中，我天真地以为也在他们心中，激起一股变革的冲动，以我个人而言，以往任何广播节目都不曾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广播节目的力量！收音机里可走出灵魂，令人惊异。平民精神激发了对人民的广泛崇拜，语言喷涌而出，从美国人民的心直接上升涌入美国人民的口，一小时的节目献给被科温称为完全普通的美国人民身上具有矛盾性的高贵品质，虽然它自身具有矛盾性：“广大的民众，他们平常但他们自由。”

对我来说，科温将汤姆·潘恩现代化了，将事业的危险民主化，使它不单是一位正直的狂人的问题，而是把所有正直平民的力量集合在一起。值得去做，于是人民联合在一起。有伟大的意义，于是人民联合在一起。这思想令人激动。科温又是何等地尽力来使之实现，至少是在想象的作品中吧。战后，艾拉头回自觉地加入阶级斗争。他对我说，他一生都深陷事中，对陷入的是什么却是全然不了解。在芝加哥时，他在一家唱片厂工作，周薪四十五美元，电业工人联合会为工厂订立的合同严密可靠，甚至有工会雇佣方式。同时奥戴又回到印第安那港，在国内钢厂那帮缆索工中工作。奥戴常幻想可以辞去工作，到了晚上，在他们的房间中，他就对着艾拉大发牢骚。“如果我可以有六个月时间不需工作，又不受限制，那我就能在这个港口建立我们的党派。这里好人不少，缺的是能花全部时间来组织的人。没错，我在组织方面不是太好。必须向胆小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而我更愿去敲他们的脑袋。其实又有什么区别?这里的党太拮据了，支付不起全职工作。搜罗到的每一块钱都要用来维护我们的领导地位。用来作宣传，还有其他一些不可延缓的事由。自用掉上一张支票后我就一个钱也没有了，不过我靠赊账过了一阵子。可是缴税啊，讨厌的车啊，这样那样的东西……铁人，我应付不了——我必须工作。”

我喜欢听艾拉跟我转述他们工会里粗汉之间用的那些切口，就连约翰尼·奥戴这样的人也用这些术语。不过奥戴用的句子结构不像一般工人的那样简单，但他很明白他们用词的力量，虽然可能受到同义词汇编的不良影响，但他一辈子都将这类用词运用得颇为自如。“我得缓一阵子……管理方高举斧头来裁员……我们一撤腿离职……他们一旦上街罢工……如果他们要逼我们接受他们的杂种狗合同，不让我们加入工会，那就像砖头上溅血，要有冲突……”

我喜欢听艾拉讲述他所在的电业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描述他工作的唱片厂里的人。“工会很团结进步，由普通人领导控制。”普通人——这个词使我激动，正如我为辛劳的工作，坚强的意志，和将两者融合的公正目标而激动。“每次当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中，有一百多名参加每两周一次在厂里的聚会。虽说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时薪，”艾拉对我说道，“这家工厂里没人耍威风。你明白吗?老板有话对你说时，他是很有礼貌的。就算是犯了大过错，被叫进办公室，也还是和他的主管者一起。这就大为不同了。”

艾拉会告诉我工会例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些例行公事，比如关于新合同的提案，旷工的问题，关于停车场的抱怨，讨论逼近的战争”（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薪水和物价同退同涨的理论”——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说话，做事，思维的方式，也是由于艾拉即便在离开开卢麦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在《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牢固树立以后，他仍旧会谈起唱片厂和那里的工会集会，用他工人同事那样有摄人气魄的语气和用词，说起来的样子好像他还每早都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吧，因为没过多久他就自己要求转到夜班工作，以便白天可以用来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为共产党寻找合适的志愿者。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对奥戴而言，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最合适的目标，正如对艾拉而言，我是最合适他来指导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他所在工会举行的华盛顿林肯生日纪念资金筹募会，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年的2月，有人想到要将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长有力，关节粗大不平，头发浓黑粗糙像印第安人，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他装上了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脚靴，和一件老式不合身的黑礼服，他站到台上，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念得带有浓重工人阶级的政治语调，因此大受欢迎——而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于是他就一直接着诵读下去，背诵了他在九年半学校教育中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不论天国抑或地球上响彻的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一只关节上多毛的灵活的大手，挥舞着，将他已是长得非同寻常的手指中最长的一根直指向工会听众的眼球，每做一次，他都戏剧性地压低嗓音，以刺激“人民”。

“大家都以为我被激情所控制了，”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此而激动。其实不是因为激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为智慧深深感动。我一生中头一次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了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到了林肯所讲的真正的乡下，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项目，游行，野餐场合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参加了电业工人联合会的广播节目，虽然这样并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要高出两英寸，但他还是演得棒极了，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展示给大众。人们开始在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全家走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就要求坐在他的膝上，对他说他们圣诞节想要些什么。也不奇怪，一般说来，他为之表演的组织都是当地或与电业工人联合会分裂的，或在该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于1947年开始清除组织内共产党领导势力和成员时被开除的那些当地人。

但是在1948年，艾拉是纽约一名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与国内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结婚，当时他是安全的，没有为那场运动所波及，那场运动要永远灭除工会运动及全美国的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

他是怎样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出无线广播剧的呢?他究竟为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在那时，我绝不会想到这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据我所知，广播剧作家阿瑟·索科洛在访问芝加哥时，有一天晚上碰巧在西区一处工会会堂看到了艾拉扮演林肯的演出。艾拉在部队时就见过索科洛。他是作为军人到伊朗演出《这是部队》的节目。有许多左派分子在巡回演出，一天深夜，艾拉和他们几个人去了一次自由讨论会，艾拉记得，在会上，他们讨论了“世上所有的政治问题”。这伙人中就有索科洛，他很快就为艾拉所倾慕，艾拉称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因为索科洛幼时就是在困境中挣扎的底特律一名混迹街头的犹太孩子，他也全然是能被艾拉认可的，艾拉即刻感受到一种亲切，他在无根无底的爱尔兰人奥戴身上从未真正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索科洛那时已是平民，正在写《自由勇敢者》，他恰巧到了芝加哥，艾拉已在台上扮演了一个小时的林肯，不光是背诵或朗读他的演讲词和文书，还假亚伯拉罕·林肯之名，回答观众就当前政治争论所提的问题，带着林肯式高声调的乡下尖锐鼻音，那种笨拙的巨人的手势，他风趣又直率的言谈方式。林肯赞成控制物价。林肯谴责史密斯法案。林肯捍卫工人的权利。林肯批判密西西比参议员比尔博。工会成员热爱他们这位靠自学成功的坚定的人那极具诱惑力的口技，以及他对林戈尔德主义，奥戴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林肯主义的混合。（“加油！”他们对着络腮胡黑头发的艾拉大喊。）索科洛亦是如此，他将艾拉介绍给另一位犹太裔老兵，他是纽约的肥皂剧制片人，有左倾倾向。正是因为认识了这位制片人，艾拉才在试演后得到了一部日间肥皂剧中余下的一个小配角，扮演住在布鲁克林的房客。

报酬是一周五十五美元。就是在1948年来看也不算多，但是工作稳定，比他在唱片厂挣的多。而且，几乎立刻就开始有了其他的工作，处处都有活干，跳上候在一边的出租车，从一处录音室冲到下一处录音室，从一场日间演出冲到另一场，一天多至六场不同的演出，总扮演劳动阶级出身的角色，这些角色言辞粗鲁，删去了他们的政见，以使他们的忿怒为人所容许：“为上广播而把无产阶级美国化，让他们没有了胆气和头脑。”正是这些工作，将他推上了索科洛著名的每周一小时的系列剧《自由勇敢者》主角的位置。

艾拉在中西部时开始感到身体不适，这是令他转到东部去尝试换种新工作碰运气的原因。他为肌肉酸痛困扰，痛得很厉害，以至一周中有好几次——这时他不需忍着疼痛去演林肯或是传播思想——他会直接回到家里，在他房间外的门厅那边，浸在一大缸热气腾腾的水里泡上半个小时，接着就上床去，带着一本书，词典，笔记本，再不论什么，就手找点吃的。他认为这种疼痛是由他在部队里挨的那几次打引起的。最厉害的一次——他被码头上一伙人视作“黑鬼同情者”，突然被抓住，打倒在地上——他在医院里住了三天。

他和三里外河边那片隔离区的几个黑人士兵结交后，他们就已开始攻击他。那时奥戴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活动房碰面，在他指导下讨论政治和书籍。在隔离区的两名黑人加入小组前，基地上几乎无人留意这个图书馆或者那十个士兵，他们每周有几晚在饭后聚到那里，讨论贝拉米的《向后看》，柏拉图的《理想国》或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起初艾拉试图与这伙和他一同工作却把他叫做黑鬼同情者的人论理。“为什么你们要侮辱有色人种?从你们这里只听到对黑人的诋毁。你们不仅反黑人，还反劳动者，反自由派，反智力。你们反对所有其实有益于你们的事。你们怎么会给部队服了三四年役，看着朋友死去，受伤，生活破裂，却毫不明白怎么会这样以及又是为了什么?你们就知道是希特勒挑起来的。你们只知道是兵役委员会把你们招来的。你们明白我的话吗?你们若是处在德国人的位置，就会做出和德国人完全相同的行为。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社会中有民主的因素，但是因为人们口吐你们所讲的这些狂言，最终我们会整个变成法西斯，独裁者以及其他的一切。来自管这码头的官员的歧视就够恶劣的了，可是你们，你们出身贫困，几乎没有一分钱，不过是苦力工厂和煤矿流水线上的饲料，被社会压迫剥削——工资低，物价高，庞大的利润——可你们却成了一批喧闹，狭隘，敌视迫害赤色分子的家伙，你们不懂得……”然后他告诉他们一切为他们所不知的事情。

这类激烈的争论于事无补，艾拉也承认，并且还因为他的脾气使事情更加恶化。“因为我一开头就太激动，就会大部都无法像我想的那样能打动他们。后来我学会在这类人面前保持冷静，我相信我以事实影响了一些人。但是，和这些人对话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们脑中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他们说明种族隔离的心理起因，经济起因，他们热衷使用‘黑鬼’称呼的心理原因——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说黑鬼，是因为黑鬼就是黑鬼——我一遍遍对他们讲解，他们就如此回答我。我反复说到儿童教育和我们个人的责任，然而不论我怎样说明，他们仍旧痛打我，打得这样厉害，我以为我要死了。”

艾拉同情黑人的名声，在他写信给《星条旗报》控诉部队中的隔离区、呼吁种族团结后，对艾拉切实构成了危险。“这时我就用上词典和《罗热同义词汇编》了。我贪婪地阅读这两本书，努力通过写作将它们实际运用起来。写一封信对我来说好比搭一个脚手架。懂得英语的人也许会批评我的信吧。天知道我懂什么语法。不过我还是写了这封信，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我气坏了。知道吗?明白吗?我要告诉人们这是错误的。”

那封信发表后，有一天，他在装货筐里干活，正在货舱的上方，管拉筐的家伙威胁他说如果对黑人的事他不闭口的话，就把他摔进舱里。他们一次次把他降下十尺，十五尺，二十尺，说下一次就会松手，把他摔个粉身碎骨。尽管他也害怕，但他就是不说他们要听的话，最终他们把他放出来了。次日早晨，在餐厅里，有人叫他犹太杂种。和黑鬼鬼混的犹太杂种。“一个大嘴巴的南方山里人。”艾拉告诉我。“老是在餐厅里说起犹太人和黑人。那天早上我饭快吃完了——那里也没多少人了——他开始大声胡扯起黑人犹太人什么的。而我还在为前一晚的事生气，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把眼镜摘下来，递给和我坐在一起的那个人，他是唯一会和我同坐的人。接着我走过餐厅，厅里坐着两百多人，我为了我的政治信仰而完全被他们排斥。无论如何，我还是冲着那个混蛋扑了上去。他是列兵，我是中士。我把他痛踢一通，自餐厅一头直踢到另一头。后来就有一名中士走过来说，‘你要指控这家伙吗?说列兵攻击了没有命令在身的长官吗?’我迅速对自己说，若我真的如此，可能会受罚，而若不如此，也会受罚。对吧?但是从那一刻起，我在的时候就再没人说过一句反犹太的言论。并不是说他们会就此不讲黑人。黑鬼这个，黑鬼那个，一天一百遍。就在当晚，那个山里人又来找我的麻烦。我们正在洗餐具。你知道他们用的那种臭刀子吗?他拿着那么一把刀朝我扑过来。我又打败他。我甩开他，不过我没再做什么。”

几小时后，夜色中，艾拉遭到了埋伏。后来住进医院。他在唱片厂干活时开始感到的那种疼痛就是那次凶暴的殴打造成的伤害所致。眼下他总是拉伤肌肉或是扭伤关节——脚踝，手腕，膝盖，脖子——而且常常是根本没做什么动作，不过是回家时从公共汽车上踏下来，或者在吃饭的小餐厅里越过柜台去拿糖罐。

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关于去为广播剧试音的事，不论这事多不可能实现，艾拉还是急切地抓住机会。

或许艾拉搬去纽约，迅速在广播界成名的背后，还另有原委，但是在当时我并无此意识。用不着想。这个人，他传授给我诺曼·科温对我的教育以外的东西，首先，告诉我科温不曾谈到过的美国兵的情况。不那么好的士兵，或者，就那件事而论，并不像《胜利手记》中的人物那样反法西斯，不论出国作战抑或作战归来，他们脑子里想的却都是黑鬼，犹太鬼。艾拉是个富有激情的人，粗野，饱经创伤，他有着为科温所遗漏的所有美国残暴一面的最直接资料。对我来说，不需要将艾拉在广播界短期内获得成功解释为和共产党有什么关联。我只是认为，这是个很棒的人。他是个铁汉。

【注释】

[1] 又称阿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

[2] 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第二章

1948年的那个晚上，纽瓦克的亨利·华莱士聚会上，我还见到了伊夫·弗雷姆。她和艾拉在一起，还有他们的女儿，竖琴手西尔菲德。我没看出西尔菲德对她母亲的态度，不知道她们之间的争吵，后来默里开始告诉我那些因我是个孩子而未曾注意的一切事情，关于艾拉婚姻的一切，为我所不曾或不能明白的，或是那两年中艾拉没有让我知道的。那时我每隔几个月就与他见一次面，或是他来探访默里，或是我去他的小屋看他——艾拉说那是他的“小木屋”——在锌镇的小村子，新泽西西北部。

艾拉退居到锌镇，与其说是为接近自然，不如说是为了过本然的生活，生活在野地里，在泥塘中游泳到11月，最酷寒的冬日穿着雪靴走过树林，或者在有雨的日子，开着他的泽西产汽车——一辆二手的1939年产雪佛兰汽车——四处游逛，和当地的奶场工人交谈，还有老锌矿工人，他想让他们明白他们是如何被体制所压榨。他有一个壁炉，他喜欢在炭火上烘热狗和豆子，甚至还在上面热咖啡，以提醒自己，成了铁林，有了点名利以后，他仍旧不过是名“工人”，是个普通的人，口味普通，有普通的期望，曾在三十年代坐火车流浪，后来只是运气太好而已。说起他有锌镇上的小木屋，他常说，“让我真的做个穷人。以防万一。”

这座木屋可以和西十一街上的房子相对抗，他可以自西十一街上逃出来，到这所避难所，在这里可以通过劳作治好烦恼，这里也连结着艾拉早年的流浪生涯。那时他刚开始在陌生人中谋求生存，每一天都是艰苦不稳定的，对艾拉来说，就是一场战役。他十五岁离家出走，在纽瓦克挖了一年沟，随后在泽西州的最西北角干活，打扫各类厂房，有时做农活，守夜，做零工，后来，在他快十九岁时动身去西部前，有两年半的时间，他在苏塞克斯锌矿一千二百英尺的地下通道里干活。把矿炸开以后，矿上仍满是烟雾，弥漫着呛人的炸药粉和气体，艾拉就拿着锄头铲子和那些墨西哥人一起干活，他们的工作是最底层的，是清除废石的工人。

那些年，苏塞克斯的矿区零散不成系统，和世界各地的锌矿一样，给新泽西锌矿公司带来了高利润，却不利于新泽西矿业工人的健康。在纽瓦克帕塞伊克大道上把矿石熔化制成金属锌，也加工制造成油漆用氧化锌。虽然到艾拉在40年代末买下木屋时，泽西州的锌矿业在来自外国的竞争下已经衰退，矿源也将枯竭，但是，他首次深陷于残酷人生的经历——八小时在地下，把碎石和矿砂装上矿车，八小时忍着剧烈的头痛，吞下红棕色的灰尘，在装矿屑的桶里排便……只为了挣一小时四十二美分钱——仍吸引他回到荒僻的苏塞克斯山区。锌镇上的小屋是这位广播剧演员公开在感情上表达的态度，表明与他曾经是的卑微普通的小人物不分离，正如他对自己的描述，“没有头脑的人力工具，如果真有这玩意的话。”换作是另外一个人，成功以后，或许会彻底将这些可怕的记忆永远抹去。可是艾拉倘若不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他的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失去真实性，丧失了许多。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到纽瓦克勒海道来不只是来看他哥哥。我放了最后一堂课后，就和他一起去远足，穿过韦夸希克公园，环湖而行，最后抵达我们区一处叫做“工厂工人”的饭厅，它是仿照科尼岛上的内森饭店而建，我们在那里和“工人”一起吃热狗。那些放了学的午后，艾拉对我讲起他服役的岁月，他在伊朗学到些什么，讲起奥戴和奥戴教给他的，讲起他自己不久前做工厂工人和参加工会组织，讲到他孩童时在矿下铲矿石的事，他讲述这些，是为了避开那个家，从他到的那一天起，他就不为那个家欢迎，西尔菲德把他看作是多余的人，他也没料到伊夫看不起犹太人，他和伊夫之间，愈加不和睦。

默里说她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犹太人——不包括她在好莱坞、百老汇、广播界遇到的那些社会上层功成名就的犹太人，大体而论，也不包括那些与她共事的导演、演员、作家和音乐家，他们中不少人常常会出现在她西十一街家的沙龙中。她看不起的是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她所看到的在百货店购物的犹太人，操纽约口音的普通人，站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或者在曼哈顿开着自家的小店，开出租车的犹太人，她看到在中央公园里聊天散步的犹太家庭。让她走在街上时心情烦乱的是那些热爱她的犹太女士，她们认出她，走过来要她签名。这些女人是她过去百老汇的观众，她却看不起她们。特别是年纪大的犹太妇女，她路过时总免不了嫌恶地哼一声。“看看那些脸！”她说这话时要战栗一下。“看看那些丑恶的脸孔！”

“这是一种病态，”默里说，“她对犹太人那种掩饰不住的憎恶。她能与生活保持平行相当长的时间。不是在生活中——而是与生活并行。她那种极有教养的淑女，可以扮演得很令人信服。嗓音柔和，措辞考究。二十年代那个时期，很多美国女孩要做演员，就努力把自己培养出带着英式的优雅。伊夫·弗雷姆那时正刚涉足好莱坞，在她身上，是有了这种英式优雅，却是僵化了的。英式优雅僵化成状似层层累叠的蜡的东西——只有核心的烛心在燃烧，这燃烧的烛心恰恰毫不娴雅。她明白所有的步骤，亲切的微笑，戏剧般的克敛，一切得体的举止。然而接着她就自这平行生活，这看去如此真实的东西上一晃而转了方向，于是就会有让你晕眩的事情发生。”

“可是对此我却从未察觉，”我说。“对我她总是和蔼又周到，很体谅我，要我放松自在——这可不容易做到。我是个容易激动的孩子，而她身边又总粘着那么多电影明星，就算是她在广播界的那些日子里也不例外。”

说着我又想起在清真寺剧院的那个晚上。她对我说——我几乎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她不知道和保罗·罗伯逊说什么，他在场时她就讲不出话来。“你和我一样害怕他吗?”她悄声说，仿佛我们两个都是十五岁大。“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真丢人——我不停地盯着他看。”

我明白她的感受，因为我就在不停地盯着她看，好像若盯得久一些，就或许能看出点意义来。这么看着她，不只是因为她姿态优美，举止高雅，她的美丽有一种说不清的优雅——游离于神秘华丽和安静娴雅之间，这两种气质所占的比率不断变换，这种美丽一定是最具迷惑力的——还因为她身上纵使有如此的克制内敛却仍明显带一种兴奋，一种轻快易变的气质，当时我将之理解为纯粹是她身为伊夫·弗雷姆的意气扬扬吧。

“你记得我遇见艾拉的那一天吗?”我问他。“你们两个正一起干活，在勒海道上，卸下纱窗。他到你家里来是做什么呢?那是1948年的10月份了，总统大选前的几周。”

“哦，那天运气不佳。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心情不太好，那天早晨他到了纽瓦克，和我及多丽丝一起住。他在沙发上睡了两晚。这是头一回。内森，他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不般配的。他以前就做过这一类的事，不过是社会阶层的另一端罢了。你不会看不出他们气质兴趣上的巨大差异。谁都看得出来。”

“艾拉就看不出来吗?”

“看得出来?嗯，这样不苛刻地说吧，一则呢，他是爱上她了。他们相识，他为她所倾倒。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出去给她买了一顶花哨的复活节游行那类的帽子，她决不会戴那顶帽子的，因为她在穿着上爱好的都是迪奥一类的衣服。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是迪奥，他给她买了这么一顶贵得离奇的大帽子，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后让人送到她家里。他是被爱，也是被明星迷惑了。他为她所倾倒。她的确是令人目眩的，而迷惑则有它自己的道理。

“她又是看上他的什么了呢?他是到纽约来在肥皂剧里得了份活干的高个土汉。也不是什么大难题。经过短暂的学徒期，他不再是名普通的乡下佬，他成了《自由勇敢者》里的名角，就是这点了。艾拉化身成为他扮演的那些角色。我从来不信这套，可是普通的听众却相信他是这些角色的化身。他带着英雄式纯粹的气息。他相信自我，所以他一踏入房间就发生了。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她就在那里。这位孤独的女演员，四十多岁，离过三次婚，而这边则是这张新面孔，这个新人，这棵大树。她需要人，她有名气，她为他所降服。发生的不就是这些吗?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诱惑力，而伊夫的诱惑力就是她会为人降服。外表看来，他是一位身子瘦长的纯洁的大个头，有硕大的双手，曾是工厂的工人，码头装卸工，眼下是一名演员。这些相当吸引人。难以相信如此粗糙的也可以是柔软的。柔嫩的粗糙，高个粗壮家伙所有的好处——诸如此类。令她难以抵御。对于她，一个巨人，不正是这样的吗?他历经如此众多的苦难生活，于她而言有一股奇特性。她认为他是真正地生活过，而他听过她的故事后也认为她真正地生活过。

“他们相识时，西尔菲德和她父亲正在法国避暑，艾拉对那些事没有得到直接的认识。取而代之的是尽管有些特别，却十分强烈的母性冲动。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季，浪漫的日子。这个人自七岁以后就没有了母亲，他一直渴望着她如今大量灌注在他身上的那种细致关怀。他们独自住在家里，她女儿也不在，而他是自从到纽约以后就一直像一名无产阶级的好成员住在下东区某处破烂的地方。他出入的是便宜的场所，在廉价的饭馆吃饭，可是突然间，这两个人就一起与世隔绝住在了西十一街上，其时正值曼哈顿的夏日，美妙至极，是天堂里的日子。屋子里处处都是西尔菲德的照片，西尔菲德带着围嘴，还是个小女孩时的照片。他以为伊夫如此挚爱她的女儿是很好的。她把她在婚姻和男人交往上的不幸经历诉说着，她讲给他听好莱坞、专制的导演、庸俗的制片人，以及那种极可怖的俗艳，正是颠倒了奥赛罗的世界：‘这奇异，极端的奇异；可悲，令人惊奇的可悲’——他为她所经历的重重危险而爱她。艾拉被迷住了，而且有人需要他了。他个子大，有体格，所以他冒失闯了进去。使人哀怜的女子。有经历的美丽女子。穿着露肩裙的有灵魂的女子。还有谁能更加激活他的保护意识?

“他甚至带她到纽瓦克来见我们。在我们家一起喝了点酒，随后一起到了伊丽莎白道上的酒店。她的举止很得体。没有不合情理之处。了解她似乎如此之易。那晚，他第一次带伊夫到我们家，我们一道出去吃晚饭，我自己也没看出有什么不对。应该公正地说，不只是艾拉一人没有搞明白。他没有懂得她这个人，是因为，老实说，没有人会当即就明白她这个人。没人能。在交际中，伊夫全然隐匿于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因此，尽管别人会慢慢来，但艾拉，却像我说的，冒失地闯了进去，因为他本性如此。

“我当时即刻意识到不是她而是他的不合适。她给我的印象是对他而言她太过漂亮讲究，确实太有教养。我想，她是位有头脑的电影明星。果然，她是从小就孜孜不倦地阅读。在我的书架上没有一本小说是她不能熟悉地谈起的。那晚甚至听上去仿佛是她人生最深层的快乐来自阅读。她记得十九世纪小说里的复杂情节——我就算是教过这些书也仍然会记不住这些情节。

“无疑，她是在显示自己最好的一面。无疑，像所有与人首次见面的人一样，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她是在警惕着她最差的一面。不过我们是看到了她最好的一面，她有这样的一面。这一面看上去真实而朴素，又是生在如此知名的人身上，使它愈发地打动人。不错，我也看出——我无法不看到——这婚姻绝不是灵魂的结合。他们两人可说毫无共通之处。然而就在那头一个晚上，我自己也为我以为的她外表之外那种沉静的气质所迷惑了。

“别忘了名气的作用。我和多丽丝是看着她演的默片长大的。和她一起演出的总是年长的男人，高个头，常常是头发白了，而她是女孩子般，像女儿样的——孙女那样的——这些男人总是要去吻她，她总是说不可以。那时候这就能使电影院里群情激昂的了。她演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她的处女作，叫做《卖烟女郎》。伊夫是卖烟的女孩，在夜总会工作。我记得，影片结尾处，她被夜总会老板带去参加一次慈善活动。在第五大道上一位自命不凡的富孀的家里举行。卖烟女郎穿着护士制服，男士则需竞价博得吻她的权利——竞拍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每当一位男士出价超过另一位，伊夫就会像日本艺妓那样捂住嘴，在手掌后咯咯地笑。标价越来越高，旁观的肥胖的社交界女士则惊骇不已。可是，当一位黑胡子的银行家——卡尔顿·彭宁顿——出了一千美元的天价，走过去吻下那我们一直等待的一吻时，这些女士却都疯狂地拥上前去观看。最后一幕，银幕中央上的并不是那一吻，而是她们束在紧身衣下的硕大臀部，遮住了一切。

“在1924年那就很了不起了。伊夫很了不起。灿烂的微笑，无奈时的一耸肩，在他们那时代的那种眼神——她孩子时就已完全精通。她能扮失败者，她会发脾气，她会把手支在额头上哭泣；她也会演一些滑稽的摔一跤的动作。伊夫·弗雷姆开心起来会轻轻地跳跃着跑。开心地蹦蹦跳跳。非常可爱。她扮演的有贫穷的卖烟女郎，遇上名人的穷洗衣女，迷上了电车司机和娇纵富家女。是关于跨越阶级界线的电影。一个外景镜头里是贫穷的移民，有天然的生命力，接着是晚餐的镜头，美国富有的上层人士，诸多约束和禁忌。缩微的德莱塞风格。如今看不到这样的电影了。当年若不是因为她，你也不会看到这样的电影。

“多丽丝、伊夫和我年纪相仿。她在十七岁时涉足好莱坞，随后，还在二战前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我和多丽丝曾坐在包厢里看过她演的一些戏，她演得好，你知道。戏不怎么样，然而作为一名舞台剧演员，她有种直截了当，不同于她默片时期的女孩气。在舞台上，她有一种天赋，使并不怎么机智的东西看去机智，使并不庄重的看去多少庄重。奇怪，她在舞台上有那样完美的平衡。作为常人的她结果却会夸大一切。可是舞台上的她完全适度而圆滑，毫无夸张之处。后来，在战后，我们会收听她的广播，因为洛兰喜欢听。就是在《美国广播剧场》的那些剧中，她也使一些颇为糟糕的作品带上了雅致的意味。她在我们的客厅里，浏览我的书架，和她谈起梅雷迪思、狄更斯和萨克雷。像她这样背景和趣味的女子要我弟弟做什么?

“那晚我从未料到他们会结婚。虽然在酒店吃龙虾时他的虚荣心的确得到了满足，他激动，以她为骄傲。那是纽瓦克犹太人进餐的最豪华的餐馆。就在那里，陪着代表戏剧界的伊夫·弗雷姆的是从前纽瓦克工厂街上的粗汉，如今他身上不带有丝毫的犹疑。你知道艾拉曾在那酒店做过杂工吗?他退学以后的一份零工之一。做了大约一个月。他块头太大，很难捧着装得满满的盘子冲过厨房门。他打了第一千个盘子后他们把他开除了，就是那时他去了苏塞克斯镇的锌矿。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这小酒店，他自己已是位广播明星，在这晚，他是为了他的哥嫂而炫耀。他是生活的主人，为自己的生命而得意。

“酒店店主泰杰，山姆·泰杰，认出了伊夫，带了瓶香槟来到我们桌前，艾拉请他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对他说起他在1929年在这酒店做了三十天杂工。既然眼前他的生活不算是毫无意义，每个人都将他的不幸遭遇当作有趣的事，而艾拉竟会又回到这里也出乎人的意料。我们都欣赏他对旧伤的游戏态度。泰杰去他的办公室拿来照相机，拍下我们四个吃晚餐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就和其他曾在那里就餐的名流的照片一起挂在酒店的休息厅内。若不是在十六年后艾拉上了黑名单，那照片是没理由不一直挂到酒店在1967年的动乱后关门的。我听说那时他们当晚就取下了照片，仿佛他的一生已经是一无是处。

“还是回溯到他们幸福时光才开始的时候吧——到晚上，他回到租住的房间，不过逐渐就不回去了。后来他住到她家，他们也不是孩子了，那女人那段时间又没多少事。他们像一对性奴一般拴牢在床上，独自锁在西十一街的房子里，这样热烈而奇妙。在人入中年时拥有了完全自然的两人间的激情。放手陷入恋情。释放了伊夫，将她解放，使她获得解脱。拯救了她。无论她何时需要，艾拉给了她一份新剧本。四十一岁的年纪，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却被拯救了。‘好，’她对他说，‘就此告别我耐心培养出来的要凡事维持个关系恰当的愿望。’

“她对他讲的话从前从未有人对他讲过。她把他们的恋情称作是‘我们非常令人心痛甜蜜的奇异之物’。她告诉他，‘它直把我溶化了。’她告诉他，‘正和别人说着话，突然我就出了神。’她叫他‘我的王子’。她引诵埃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对着艾拉·林戈尔德。引埃米莉·狄金森。‘和你在一起，在荒漠/和你在一起，饥渴着/和你在一起，在罗望子林/终于——豹子低吟！’

“唔，对艾拉而言，这正是他一生一世的爱情。对一生一世的爱情，不由人去细想。找到了就不会丢掉。他们决定结婚，西尔菲德从法国回来后伊夫就这样对她讲。妈妈又要结婚了，但是这次是和一位了不起的男人。西尔菲德应该能接受。西尔菲德，是老剧本里的角色。

“在艾拉看来，伊夫·弗雷姆就是那个成功的世界。其实何尝不会呢?他又不是孩子了。他去过许多艰苦的地方，明白自己该如何强硬。可是说到百老汇呢?好莱坞?格林尼治村?对于他，这些都是崭新的。论及个人的事，艾拉就不是太聪明的人了。他自己是学习了许多东西。他和奥戴一起已远离了工厂街。不过都是政治那一套。而且也并无敏锐的思考。根本就不是‘思考’。伪科学的词汇，伴之以乌托邦式的说教——把这一套派发给像艾拉这样未受过学校教育知识基础差的人，以博大思想的智力魅力去教导不具脑力技巧的成年人，去教导一位才智有限的人，易激动的一类人，像艾拉一样有反抗性的人……不过这本身就是一项课题了，愤怒与思考之匮乏间的联系。

“你问我你们遇见那天他怎么会在纽瓦克。艾拉不善于用有助于解决婚姻问题的方式过日子。那时候还早呢，他与这位舞台、银幕和广播界的明星结婚并搬进她的房子住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怎么能就告诉他说这是个错误呢?毕竟他也不是没有些虚荣心。我的弟弟他不是不自负的。不是没有深度。艾拉有夸张的天性，对自己持不怎么谦虚的看法。看来他并不介意地位提升。这种变更，似乎能在大约七十二小时内就为人所适应。而且通常是令人颇受鼓舞。即刻间万事皆存有可能，事事启动，那样迫近——从任何一种意义来说艾拉都是身处戏剧之中了。他已做得一出不同凡响的大动作，控制了他的生活这出戏。他突然醉心于自我陶醉的幻象，以为他已从痛苦与失落的现实中拔身而出，他的生活并非是徒劳无用的——远远不是。不再身陷自身弱点的幽谷。再不是永远被人排斥成为局外人的大个头。径直莽撞地闯了进来——到了。摆脱了默默无闻。并且为这转变而自豪。为之鼓舞。天真的幻梦——他真实现了！焕然一新的艾拉，世故的艾拉。大个子，过上了一种伟大的日子。注意了。

“还有啊，我已经对他说过这是个错误——在那以后，我们有六个星期没讲过话，后来全凭我去纽约对他解释说我错了，求他别就此跟我对着来，这样才和他和好。倘若我再来第二次的话，他会一枪将我永远放倒。彻底闹翻——这会令我们双方都很难过。艾拉出生后我一直照顾他。那时我七岁，常推着婴儿车里的他沿工厂街走。母亲死后，父亲再娶，家里来了位继母，若不是有我，艾拉最终会进管教所。我们的妈妈极好。她也过得不好。嫁给我们的父亲。并不幸福。”

“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我问。

“不想谈这个。”

“艾拉常这么说。”

“只有这一句话好说。我们的父亲他……这么说吧，我自己年纪大了以后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已为时太晚。至少，我比弟弟幸运些。母亲死时，我挨过了医院中难过的那几个月，已经上中学了。后来我拿到纽瓦克大学的奖学金。我的生活已经上了轨道。而艾拉还是个孩子。固执粗野的孩子。对人与事充满怀疑。

“你知道在老一区，当地有位鞋匠给他养的金丝雀举行的葬礼吗?透过那件事，你就明白艾拉有多么固执顽强——以及他有多么不顽强。那是在1920年，我十三岁，艾拉七岁。在博伊登街上，距我们家几条街远，有一个鞋匠，鲁索曼诺，埃米戴奥·鲁索曼诺，看去很穷困的老人，矮个子，大耳朵，枯瘦的脸，下巴蓄着白胡须，背上一件有一百年历史的褴褛的外套。鲁索曼诺在店里养着一只金丝雀做伴。金丝雀的名字叫做吉米，吉米活了很久，后来吉米吃了不该吃的东西，死了。

“鲁索曼诺伤心极了，他雇了一对送葬人，租了一辆灵车，两架马车，金丝雀先是被安置在鞋店里的长椅上供人瞻仰——陈列得非常美丽，装饰着花朵，蜡烛和十字架——后来是送葬的队伍，穿过全区所有的街道，走过德尔格西奥的杂货店门前，店外的大篮子里搁着蛤蜊，橱窗中有一面美国国旗，走过梅利罗的水果摊，走过乔达诺的面包房，走过马施利诺的面包房，走过阿雷德意式皮店。队伍走过比昂迪的肉店，德卢卡的马具店，德卡洛的修车厂，德诺桑齐奥的咖啡店，帕里斯的鞋店，诺尔德自行车店，塞伦塔诺的意式咖啡小店，格兰德的弹子房，巴索的理发店，埃斯波希托理发店，和那家擦皮鞋的小摊，有两张旧痕斑驳的餐椅，客人需踏上高高的一处平台才坐得上去。

“都没了，距今有四十年了。1953年城里为建租金低廉的高层住宅楼拆掉了整个意大利居民区。1994年，国家电视台上大力批驳了这些高层住宅楼。到那时，已经有大约二十年这些楼里没人住。无法住人。现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圣露西教堂了。仅存的建筑。牧区教堂，却没有了牧区和来礼拜的人。

“第七街上的尼克德米咖啡馆，第七街上的罗马咖啡馆，第七街上的多利亚岸。那是二战爆发前向墨索里尼致敬的地方。墨索里尼占领埃塞俄比亚时，牧师将教堂里的钟敲了半个小时，就在这里，在美国，纽瓦克的一区。

“通心粉厂，饰品厂，纪念品店，木偶戏院，电影院，滚球房，冰库，印刷所，俱乐部会所，餐馆。走过黑帮里奇·博亚尔多常去的胜利咖啡馆。三十年代，博亚尔多出狱后，在第八街和夏街的街角处建了维托利奥城堡餐厅。影剧业人士常从纽约来这里就餐。这里是乔·迪马乔来纽瓦克时就餐的餐厅。迪马乔和女友的订婚宴就在这家餐厅举行。博亚尔多就是在这处城堡餐厅君临一区。里奇·博亚尔多管着一区的意大利人，郎吉·兹维尔曼管三区的犹太人。这两名歹徒之间常常不和。

“走过几十家社区里的酒馆，送葬队伍迂回蜿蜒，自东区行至西区，向北走上一条街，下一条街又拐向南方，一直到了克利夫顿道的市公共浴室——一区内仅次于教堂和主教堂的最奢华的建筑群。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常带我们来这处旧的大公共浴室洗澡。父亲也去那里。淋浴免费，一便士租用一条毛巾。

“金丝雀放在一架小小的白色棺木中，有四名抬棺人抬着。聚拢来一大群人，大概有一万人之多，散布在送葬队伍路经的沿线。人们紧紧挤在太平梯和房顶上。合家人围拢在窗口观看。

“鲁索曼诺在棺木后的马车上，埃米戴奥·鲁索曼诺哭泣着，而一区其他所有的人却在大笑。有人笑得真厉害，结果笑倒在地上。他们笑得太厉害，站不起来。就是抬棺的人也在笑。出于对送丧者的尊重，路边的人努力憋住不笑，等到鲁索曼诺的马车经过以后才笑出来，只是对他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孩子来说，这太滑稽了。

“我们这个区很小，到处都是孩子：滚球房里有孩子，门廊上挤满了孩子，孩子们从房子里直拥出来，涌上克利夫顿道，一直冲到布罗德街。整日如此。夏天的时候，有大半晚能听到这些孩子互相喊着，‘嗨哊！嗨哊！’四下里一望，成群结队都是孩子，成群的孩子——投硬币，玩牌，掷骰子，打台球，吃棒冰，踢球，点篝火，吓唬女孩子。只有手持戒尺的修女才能管得住这些孩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孩，都不足十岁。艾拉就是其中之一。几千名好打架的意大利孩子，他们是铺铁轨、街道，挖下水道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小商贩、工厂工人、捡破烂的和开酒店的意大利人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叫做朱塞普、罗德福、拉斐尔和盖塔诺，那个犹太孩子叫艾拉。

“这么说吧，这些意大利人开心极了。他们从未曾见过像金丝雀葬礼这样的事。他们以后也没再见过这样的事。当然，在那以前是有过送葬队伍，乐队奏着哀乐，送葬者涌过街道。全年都有节日，为他们从意大利带来的所有各类圣者游行，成百上千的群众敬奉他们社会特有的圣者，盛装出行，举着绣着圣者图像的旗子，抬像和拆车胎的铁撬般大小的蜡烛。圣诞节时会抬出圣露西教堂中的基督诞生像，是那不勒斯一处村庄的圣像复制品，玛丽、约瑟夫和襁褓中的基督旁还有一百座意大利人的小雕像。意大利风笛伴着婴儿基督的石膏像并行，基督像后的游行队伍唱着意大利语圣诞歌。外面沿街有小贩卖圣诞晚餐用的鳗鱼。人们因为宗教信仰成群结队地出来，将美元钞票粘满不知什么圣者的石膏像的长袍，像抛彩带般自窗口掷出花瓣。甚至把鸟放出笼子，鸽子在人群上空疯狂地从一根电线杆飞向另一根电线杆。圣徒节那日，鸽子一定是许愿说过它们还从未见过鸟笼外面的世界呢。

“圣马丁节那天，这些意大利人把几个小女孩打扮成天使。他们把女孩束在绳子上，从街道两侧的太平梯上荡到人群上方。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白色长袍，戴着花环和翅膀，当她们出现在空中，哼唱着祷辞，人群惊叹着沉寂下来。女孩扮完天使以后，人群疯狂了。就是这种时候他们放飞鸽子，点燃烟花，有人也许炸飞了几个手指住进医院。

“因此，刺激的奇观异景对一区的意大利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小丑，家乡式的胡闹，喧哗，打闹，花样繁多的把戏——并不新鲜。葬礼当然也不新鲜。流感肆虐时，死去的人如此之多，棺材只得排到街上。一九一八年。丧葬店应付不了这么多生意。整日都有从圣露西教堂开始的送葬队伍走过几里路去往圣墓园。有婴儿的小棺材。要等着轮到自己来火葬自己的孩子——要等着让邻居先葬他们的孩子。对于孩子，是无法忘却的恐慌。然而就在流感之后两年，给那只叫吉米的金丝雀办丧事……这最妙不过了。

“那一天，每个人都忍不住大笑。只有一个人例外。艾拉是纽瓦克唯一一位不把那当作笑话的人。我无法对他讲明白。我试了，可是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他傻，又或者是因为他不傻。或许他只是先天没有那份狂欢的心态——也许信仰乌托邦的人不具有那种天赋。又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母亲在几个月前才去世，我们经过了自家的葬礼，那个葬礼，艾拉不想参加。他想到街上去踢球。他求我不要让他换下外套到墓园去，他试过藏在壁橱里。不过最终他还是和我们一起去了。父亲决意要他去。在墓园，他站在那里，看我们将她下葬，但是他不肯拉我的手或让我用胳膊拥住他。他就是对拉比皱着眉头。怒目而视。不让人碰。不要人安慰。也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有。太愤怒了，无泪可流。

“可是，金丝雀死了，葬礼上的人都笑个不停，只有艾拉除外。艾拉对吉米的认识只是在去学校的路上经过鞋匠的店时，隔着窗子看看吉米的笼子。我想他从没进过那家店，然而，除了鲁索曼诺，他是在场者中唯一落泪的人。

“当我也开始笑起来，因为确实是滑稽，内森，十分滑稽，艾拉完全失去了控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艾拉那样。他开始挥着拳头，对我大叫。就算是在那时，他也个头不小了，我压不住他，突然间他挥拳击向我们边上几个正笑得不行的孩子，我俯下身要把他拖起来，不能让他就被这一整帮孩子打死，他的一只拳头落在我的鼻子上。他打断了我的鼻梁，七岁大的孩子。我流血了，该死的鼻梁显然是断了，于是艾拉逃走了。

“直到次日我们才找到他。他睡在克利夫顿道的酿酒厂后院。这不是头一回了。在后院，装卸台的下面。早上父亲在那里找到他。他拽着他的后衣领，一直拖到学校，拖进艾拉的班级教室，他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孩子们看到艾拉身上穿着他昨晚一直穿着睡觉的肮脏的外衣，被爸爸丢进教室，就开始‘呜——呜’地叫起来，随后的几个月，这就成了艾拉的绰号。呜——呜·林戈尔德。在金丝雀葬礼上哭鼻子的犹太小孩。

“幸好，艾拉总比同龄人块头大，而且他体格壮，会踢球。要不是他的视力，艾拉会成为运动明星。他在邻里间赢得的尊重都来自他的球技。但是打架呢?从那时起他老是打架。从那时起他开始变得过激。

“你知道，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在三区和贫穷的犹太人一起长大。艾拉在一区长大，对那些意大利人来说，总是个好挑衅的犹太种外人。因此，不论他个头多大，有多壮，多么好斗，博亚尔多决不会将他当作当地具黑手党潜质的人才。而在三区，犹太人中间，可能就会不一样。在那里，艾拉不会为孩子们公然排斥在群体外。仅仅凭块头他就极可能被郎吉·兹维尔曼盯上。就我所知，郎吉大艾拉十岁，很像艾拉长大后的样子：易怒，大块头，有逼人的气势，他也休了学。在巷战中无所畏惧，有威仪的面貌，又颇有头脑。偷运私酒，赌博业，开自动售货机，装卸站台，工会运动中，郎吉最终飞黄腾达。然而即便是他身居高位，与疯子西格尔、兰斯基和好运卢西亚诺搭档时，他最亲近的人仍是和他在街头一起长大的朋友，和他一样一触即怒的三区犹太男孩。尼吉·拉特金是他的专用杀手。萨姆·卡茨是他的保镖。乔治·戈尔茨坦，他的会计。比利·蒂普利兹，管彩票赌博。多克·斯泰切，是他的计算器。阿贝·卢，郎吉的表弟，为郎吉管着零售业人员联合会。天哪，还有迈耶·埃伦斯坦，另一位来自三区贫民区街头的孩子——他任纽瓦克市长时，几乎是为郎吉来管理整座城市。

“艾拉完全可能会成为郎吉的亲信，忠诚地做一份那样的活。他已够老练，可被他们招募去。这没什么异常：那些孩子就是为犯罪而养成。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做那些非法行动正需要他们身上那种暴力作为生意手段来令人惧怕，占得上风。艾拉会由纽瓦克港做起，自快艇上卸下从加拿大私贩来的威士忌，装上郎吉的卡车，他会和郎吉一样，在西奥兰治有价值百万的豪邸，并且最终被一根绳子吊死。

“是很无常吧?你最终会成为谁，又是如何终了?仅仅因为地理上一点点差异，碰上郎吉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发生在艾拉身上。借棒打郎吉对手勒索郎吉的客户，在郎吉的赌场监管赌桌，开创成功事业的机会。结果在基弗维尔特别委员会前作证两小时后回家自缢而亡的机会。艾拉遇上比他更加坚硬聪明，将对他产生大影响的人时，他已经在军队了，因此令他转变的那个人也就不是纽瓦克的流氓，而是一名共产党人，钢厂的工人。艾拉的郎吉·兹维尔曼就是约翰尼·奥戴。”

“为什么我没有在他头回来我们家住那次跟他说终止婚姻脱身出来呢?因为那婚姻，那女人，那座美丽的房子，所有那些书籍，唱片，墙上挂的绘画，她的那种生活里，处处是成功的人，优雅，风趣，教育良好的人——这都是他从未知道过的。别提什么他自己也成了名人。他有了家了。以前他从来没有过，那时他三十五岁了。三十五岁，不再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不再在小餐馆吃饭，不再和女侍者、酒吧女，以及比她们还不如的，有些都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女人睡觉。

“艾拉退伍后，刚搬去开卢麦城和奥戴住时，和一个十九岁的脱衣舞女有过一段关系。女孩名叫唐娜·琼斯。艾拉在洗衣店遇到她。起先以为她是本地的高中生，有一阵她也并不去纠正他。她身材娇小，爱吵架，吵吵闹闹的，挺坚韧。至少表面是粗硬的。她是制造玩乐的小工厂。这孩子一直把手放在阴部。

“唐娜来自密歇根湖边一处名叫本顿港的度假小镇。在本顿港，夏季时，唐娜在临湖的一家旅馆工作。她十六岁，整理房间，怀了芝加哥来的某个房客的孩子。是哪一位的她不知道。足月生出孩子，交给别人收养，背着不好的名声离开小镇，最后在开卢麦城一处下等酒吧做了脱衣舞女。

“周日，艾拉不出外为工会扮演阿贝·林肯时，他常借奥戴的车带唐娜去本顿港看望她母亲。她母亲在一家生产糖果的工厂做工，这些糖果卖给本顿港大街上的度假者。度假糖果。软糖很出名，用船运往整个中西部地区。艾拉开始和开糖厂的家伙聊上了。他看着他们如何生产糖果，不多久，他就写信给我说要和唐娜结婚，用他余下的退伍津贴入股那家伙的生意。他回家时在兵船上赌双骰赢了几千块钱——这些都可以拿来做糖果生意。那年圣诞他给洛兰寄了一个糖果礼物盒。十六种不同口味：巧克力椰子，花生酱，阿月浑子果，薄荷巧克力条，岩石路……都是新鲜的，又多奶油，直接出自密歇根本顿港糖果间。你说，还有什么比做密歇根人，在节日时将软糖包装成礼品包，寄给老伯母，距做个狂热赤色分子，决意推翻美国制度更远的呢?‘湖畔制造之糖果’，盒子上的标语。不是‘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是‘湖畔制造之糖果’。如果艾拉和唐娜·琼斯结了婚，那就会是他赖以为生的标语。

“是奥戴，不是我，说服他放弃了唐娜。原因并不是一位在开卢麦城基努卡特俱乐部扮作‘沙利马小姐，邓肯·海因斯举荐之美味’的十九岁女孩想要做妻子和母亲有什么不妥，并非由于唐娜的父亲，失踪的琼斯先生是一名醉汉，惯于殴打妻儿；也不是因为本顿港的琼斯一家是没有知识的工人，不配被服了四年役归来的人接受并长久为之负起责任——我曾客气地要告诉他的正是这些。可是对于艾拉，凡是肯定会构成家庭不幸的因素都成了偏向唐娜的论据。劣势人群对他的诱惑。无特权者自底层奋斗向上，是无可抵御的诱惑。痛饮之下，入口是渣滓：人性于艾拉而言与艰苦不幸同义。对于艰苦，哪怕是它最鄙陋的一面，也与他血脉相牵，坚不可破。要奥戴出手才卸去了唐娜·琼斯及那十六种软糖口味无所不在的催人情欲的能力。正是奥戴正颜斥责他不该将政见个人化，而且用的不是我那套‘中产阶级’的道理。奥戴对于他敢于批评艾拉的缺点并不道歉。奥戴从未为任何事道过歉。奥戴就是把人纠正过来。

“奥戴根据自己在战前的婚姻遭遇给艾拉上了一节他称作是‘婚姻与世界革命之关系进修课程’。‘你和我跑到开卢麦城就是为了这个吗?是要开糖果厂，还是开展一场革命呢?这不是离谱荒唐的时候！就是这话，孩子！在过去十年中我们一直明白，对劳动条件而言正是生死攸关的时候！湖县的各党派各组织都集聚起来了。你看着吧。如果我们能守住这里，如果没有人中途逃脱，那么他妈的，铁人，一年，最多两年，这些厂子就是我们的了！’

“于是，八个月后吧，艾拉对唐娜说都结束了，她吞了些药，试了试自杀。大约一个月后——唐娜那时回到了基努卡特，又找了新男友——她久已失踪的父亲带着唐娜的一位兄弟上艾拉家说要为艾拉对他女儿的所作所为教训一顿艾拉。艾拉在门口和他们两个搏斗，那父亲掏出一把刀子，奥戴挥出一拳，打碎了这混蛋的下巴，抓住刀子……这就是艾拉要结婚成为其一员的第一个家庭。

“从如此的胡闹中脱身出来通常不易。但是到1948年，小唐娜的假想救主已成了《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已信心十足预备好来犯下一个大错误。你该听听他听说伊夫怀孕后都说了什么。孩子。属于自己的家。而且不是和他哥哥不赞同的脱衣舞娘，而是和美国广播界为人喜爱的知名女演员。这是他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他从来未曾有过如此稳固的地位。他简直无法相信。两年了——又有了孩子！这男人不再是暂时、无常的了。”

“她怀孕了?什么时候?”

“他们结婚以后。只怀了十周的时间。他就是为此到我这里来，又碰上了你。她已经决定要堕胎。”

我们坐在屋外露台上，面对池塘，眺望横亘在西方的一列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房子小，有一间是我写作就餐的房间——带浴室的工作间，一角凹进去是厨房，石头壁炉与一壁书籍成直角，一排五扇12/12格的拉窗俯瞰之下是广阔的干草地，一队有防护作用的老枫树将我与土路隔开。另一处房间是卧室，大小适中，样子质朴，一张单人床，一张梳妆台，烧木柴的暖炉，屋子四角竖着裸露在外的老式木梁。还有更多的书架，我坐着读书的安乐椅，一张小写字台，拉开西墙上的玻璃滑门就是露台，晚餐前我和默里坐在那里每人喝了一杯马提尼。我已买下这房子，给它装上御寒设备——这本来是人家避暑的小屋——六十岁了自己住到这里来，大致是远离了人群。那是四年前了。尽管这样素朴的日子并不总合人心意，没有了通常构成人类生存的各类活动，但我相信我做了危害最小的选择。不过我的离群索居并不是我要讲的故事。不管怎样说都不是个故事。我到这里来是因为不想再有故事。我已有过我的经历。

我不知道默里这时是否认出我的房子正是仿造向特拉华峡谷泽西州一侧的那间两室木屋，那里是艾拉所爱的归隐处，恰巧在1949年到1950年的夏天，我去那里和他度过一周，初次体味到美国的乡村生活。第一次单独和艾拉住那木屋我就很喜欢，等看到这处房子，我即刻想到了他的住处。尽管我一直找的是较大较传统的房子，但还是立刻买了下来。房间大小与艾拉的大致相同，布局也相仿。长椭圆形的池塘尺寸与他那里的差不多，距后门的距离也是如此。虽说我的房子光线明亮得多，随时光逝去，他那里斑驳的松木板墙几近黑色，房梁架起的屋顶很低（对他而言是低得离谱），窗户小，又不多——但与他的一样是建在土路旁，若从外观看来并无那种标示着“隐者在此——退后”的灰黯倾颓摇摇似倒之感。并无穿过干草田的小径通向锁着的前门，房主的心境由此可见一斑。有一条车行土路通过来，转过弯，绕到房子的工作室一侧，有一处敞开的小屋，冬天我把车停在里面。屋子的木结构建得早，已是摇摇欲坠，这房子完全可以是直接自艾拉那杂草丛生的八英亩地上搬来的。

艾拉木屋观念的影响何以会如此持久?应该说是最初的印象——尤其是独立自主的概念——确实顽固地存留下来，不论生活之中充斥着赐福抑或打击。毕竟木屋的概念并不是艾拉的。它有历史。是卢梭的。是梭罗的。原始小屋之缓和掩蔽作用。来到这里卸除一切回至根本，回到这里——即令恰巧它并不是你本来的地方——去除污秽，免除纷争。来到这里，脱去衣物，全部卸去，穿过的制服，着过的戏装，褪去憔悴愤恨，与这世界之满足之抗争，除去对世界的操纵及它对你的粗暴对待。老去时即离开，到树林中去——东方哲学多有这样的主旨，道家思想，印度教教义，中国思想。“居于林”，人生道路上最后一站。想想那些中国绘画中山下的老人，山下独居的中国老人，自人生烦扰中退隐。曾与人生激烈角逐；如今，平静了，迈入与死亡的搏斗，终至素朴，终极之事物。

喝杯马丁尼是默里的主意。主意虽好却不太妙，因为在一个夏日将尽时分，和我喜欢的人喝上一杯，和像默里这样的人聊一聊，令我忆起了有人相伴的快乐。我曾喜欢过不少人。生活中并不淡漠，并无抽身回避……

不过我们讲的是艾拉。为何他就没有办到。

“他一直想要个男孩，”默里说。“盼着给他取个他朋友的名字。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我和多丽丝有我们的女儿洛兰，每当他留在沙发上过夜，洛兰总能让他高兴起来。洛兰喜欢看艾拉睡觉。喜欢站在门廊看莱缪尔·格列佛睡觉。他喜欢上了这个刘海黑黑的小女孩。她也喜欢他。他到家里来的时候，她就要他和她一起玩她的俄罗斯套偶。他给她的生日礼物。知道吧，传统的戴头巾的俄罗斯女人，一模一样的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一直到打开最中间是小核桃般大小的玩偶。他们给每个玩偶都编上故事，这些小人族在俄罗斯工作得多么辛劳。然后他就把所有的玩偶都拢在一只手里，看都看不到。就整个消失在那些阔长的手指间——修长独特的手指，帕格尼尼一定拥有那样的手指。洛兰最喜欢他这样了：最大的套偶就是这位硕大的叔叔。

“洛兰来年的生日他给她买了苏联军乐合唱团演奏的苏联歌曲集。合唱部一百多名男声，乐队还有一百人。低音部隆隆之声惊人——棒极了。她和艾拉会好好地听一阵唱片。歌是俄语的。他们一起听。艾拉扮作低音领唱演员，拟出那些不明其义的歌词的嘴型，做着‘俄罗斯式’的激烈手势，后来，到了合唱部分，洛兰就做出合唱队部分不知什么含义的歌词的口型。我的孩子明白怎样做喜剧演员。

“有一首歌她特别喜欢。也很美，令人振奋，哀伤，圣歌般的民谣，叫做《伐木者之歌》，旋律简单，背景中是俄罗斯三角琴的声音。《伐木者之歌》的英文歌词印在唱片内封面上，她默记住，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地唱，有几个月之久。

在家乡我听过许多歌曲——

快乐与忧伤之曲。

但我记忆深处牢牢记着一首歌：

就是大众工人之歌。

“这是独唱部分。但她最爱唱的是合唱叠歌。因为其中有‘嘿——嗬’。

嘿，抬起棍子，

嘿——嗬！

一起用力拉，

嘿——嗬！

“洛兰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就把空心娃娃都排成一队，放上《伐木者之歌》的唱片，她就哀伤地唱起‘嘿——嗬！嘿——嗬！’，一边把玩偶在地板上推向这边，又推向那边。”

“停一下，默里，等一等，”我说道，站起来从露台走回屋里，走进卧室，那里有激光唱机和我的老式唱机。我的大部分唱片用盒子装着存在壁橱里，不过我知道在哪一个盒子里能找到我要的。我拿出艾拉早在1948年给我的唱片，取出上面有苏联军乐合唱团演奏的《伐木者之歌》一曲的唱片，放到唱盘机上。把唱针搁在正是最后曲道前的边道上，将音量调大，这样默里可以透过将卧室与露台隔开的那扇敞开的门听到音乐，又走出去与他坐在一起。

我们在黑暗中聆听，不是我聆听他或他聆听我，而是我们两人聆听《伐木者之歌》。正如默里描述的一般：美丽，令人振奋，哀伤，圣歌般的民谣。除了老唱片残旧的表面发出啪啪的声音——连绵往复，像夏日乡间某种夜间的自然声音——这首歌曲仿佛自久远的历史过往向我们穿越而来。完全不同于躺在露台上听收音机上直播周六晚的现场坦格伍德音乐会。“嘿——嗬！嘿——嗬！”发自遥远的空间和时间，将那些迷狂的革命日子留存在幻觉中，那时人人渴求变革，计划着，天真地——痴狂地，无可饶恕地——低估了人类会如何损毁它最崇高的理想并将其变为可悲的闹剧。嘿——嗬！嘿——嗬！仿佛人性之狡猾、软弱、愚笨与堕落在合众之力前，在人民合力拖曳由此获得新生灭除不公平前决无一丝胜机可言。嘿——嗬。

《伐木者之歌》放完了，默里不语，我又开始听到本来在聆听他时我滤除掉的一切：青蛙的咕噜声，火车沿家东边长满芦苇的沼泽地边上的铁轨哐啷哐啷远去，那里的鹪鹩以啭鸣之声相伴。还有抑郁躁狂的潜鸟的哭声和笑声。每隔几分钟传来远处枭的嘶叫声，自始至终不间断的是新英格兰西部蟋蟀群唱着巴尔托克的蟋蟀曲。一只浣熊在附近的树林中吱吱叫，随着时光推移，我甚至认为听到在林间溪流汇入我家池塘处有河狸在啃噬树木。一群鹿一定是为寂静蒙骗，走得离房子太近了，因为突然间——那鹿已觉察出我们——迅疾听到它们逃遁时特有的声音：呼哧气喘，四蹄踏击，跳跃着远去了。它们的身体优美地直冲入灌木丛，接着，依稀可辨它们奔跑逃命而去。只听得见默里细沉的呼吸，老人均匀的呼吸声。

他再张口说话时一定已过去了半个小时。唱盘机的唱臂仍未回到起点，眼下我也能听到唱针在标签顶上呼呼划动。我没有进屋去弄好它，怕打断讲故事的人的沉寂并使他的沉寂厚重起来。我想，要过多久他才会再说话，他是否也就可能再不说什么，而是站起身要我开车送他回宿舍——是不是他脑中已放开了缰绳的念头，无论是何样的，他都要好好睡上一整晚才可平息。

然而，默里轻轻笑了，终于说道，“这让我难过了。”

“是吗?为什么?”

“我想我的女儿了。”

“她在哪里呢?”

“洛兰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洛兰死于二十六年前。1971年。三十岁上死的，留下她丈夫和两个孩子。脑膜炎，突然就死了。”

“多丽丝也去世了。”

“多丽丝?当然。”

我走到卧室去移开唱针，放回到原位。“还要再听吗?”我对默里喊道。

这次他纵声笑道，“是要看看我能受得了多少吗?内森，你有些高估了我的力量了。《伐木者之歌》这曲子我已经应付不了了。”

“我还不能肯定呢，”我说，走回屋外，坐在椅中，“你在跟我说——?”

“我在跟你说……我在跟你说……对了。说艾拉被电台解雇后，洛兰很沮丧。她只有九岁或十岁吧，但是她发火了。艾拉因为是共产党而被开除以后，她就不肯向国旗敬礼了。”

“是美国国旗吗?是在哪里呢?”

“在学校，”默里说。“还能在什么地方向国旗敬礼呢?老师要保护她，把她拉到一边说你必须向国旗敬礼。可这孩子就是不肯。火气很大。真正的林戈尔德家族的怒火。她爱叔叔。她站在他一边。”

“后来呢?”

“我和她长谈了一次，她又向国旗敬礼了。”

“你都和她谈了什么?”

“我告诉她我也爱我的弟弟。我也不觉得那事是公正的。我告诉她我和她想的一样，因为人的政治信仰而遭解雇是极端错误的。我相信思想自由。绝对的思想自由。但是我告诉她不应该去找事来斗争。那并不重要。你要达到什么呢?你会赢得什么?我告诉她，不要做无把握甚至无价值之斗争。我告诉她慷慨激昂的言辞存在什么问题，过去我常要对弟弟说明这一点，从他孩提时就要说明，全是为了他好。有价值的并不在于愤怒，重要的是要为正确的事由愤怒。我告诉她，要从达尔文论的视角来看待这问题。愤怒是令你有力。这是它具有存在意义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被赐予给你。倘若它令你无力，就要像丢掉烫手的热山芋一样丢弃它。”

默里·林戈尔德五十多年前做我老师的时候喜欢渲染强调事物，上课像演一出戏，用许多小手法让我们保持注意力集中。教书对他而言是富含激情的职业，他又是个易激动的人。可是如今，虽说他无论如何并不是活力耗尽了的老人，却不再认为有何必要竭尽全力阐明他的意思，他现在是接近全然不动感情。他的语调多少有些平坦温和——无意以声音、面容或手势来明显地表现并由此引导你（或是误导你），即便是在唱到“嘿——嗬。嘿——嗬。”时也是如此。

他的骨架如今看去多么弱小。然而其中蕴含着九十年的过往。这身体里放着的，有许多许多。所有逝去的人都在他心里，比如，他们的事，他们做错的事，汇集上所有你永远无法确认的事情，不能解答的问题……给了他一项艰难的任务：公正地判断，讲出故事而不带过多过错。

我们知道，时光在到了尽头时走得非常快，但默里到了那尽头近处已如此之久，以至当他那样讲起话，耐心，恰当地，有种泰然——只间或停下，全神贯注地啜一口马丁尼——我觉得时光已被他消融，他不再是活在时光中，而是独独活在他自己的身体之中。身为认真尽责的教师、公民和顾家男人的积极的生活是为了抵达无欲无情状态的一场长期战役。并非事事都未持久。皆能持久，即使是毫不宽恕地鄙视可鄙之物。

依我看，在默里·林戈尔德这里，我以为，人性中的不满是遇到了对手。他已脱离了人性中的不满。万物逝去后存留下来的是恬淡律己的哀伤。这是一种冷却。有太久的炽热，生命中一切都如此强烈，然后一点点隐去，接着是冷却，再后来即是灰烬。最初教给我如何与书籍搏斗的人如今又回来教给我如何与人的老去抗击。

而这是一种崇高的惊人技艺，因为再没什么比拥有过丰实的生命可以教你更加不去理会上年纪这回事的了。

第三章

“艾拉来看我，”默里接着讲道，“就在你们两个碰到的前一天，他来我们家过夜，是为了那天早上他听到的事。”

“她告诉他说要堕胎。”

“不是，前一天晚上她已经说过了，对他说她要到坎登去堕胎。坎登有位医生，早在堕胎这事还难办的时候，就有不少富人去找他。她的决定不全是突然的。几周以来她摇摆不定，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她四十一岁了——比艾拉年纪大。她的脸上看不出，但伊夫·弗雷姆不是小孩子。在她的年纪怀上孩子，她感到不安。艾拉理解，但是不能接受，不愿认为她四十一岁的年纪对他们两个是一种障碍。你知道，他没那么小心谨慎。他有全力以赴不可阻挡的一面，所以他一遍遍要说服她他们没什么可忧虑的。

“他以为已经说服了她。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工作。头一回有西尔菲德时，要同时顾及事业和孩子，已经是够艰难的了。生西尔菲德时伊夫只有十八岁——那时她是好莱坞的小明星。她嫁给了叫彭宁顿的演员。我年轻时他极有名。卡尔顿·彭宁顿，默片男主角，形象精确塑造成传统的规范。高个子，细长，优雅，头发黝黑光滑如渡鸦，黑黑的小胡子。文雅到了骨子里。真正的双料社会与性爱的贵族——他的表演利用了两方面的交互作用。童话故事中的王子——性爱高手——合二为一，保管能用镀银的穿心一箭将你送上幸福颠峰。

“电影厂安排的婚礼。她和彭宁顿一道如此成功，她又如此倾心于他，电影厂决定他们该结婚。而他们一旦结了婚，就该有个孩子。这一切是为了消除彭宁顿是同性恋的传言。自然，其实他是同性恋。

“要嫁给彭宁顿，得甩掉第一任丈夫。彭宁顿是第二任丈夫。第一任是位叫米勒的，她十六岁时和他私奔出来。没文化的粗汉，刚从海军服役五年回来，魁梧的德裔美国男孩，是纽瓦克附近卡尼一位酒店伙计的儿子。出身低俗。人也粗鲁。好像艾拉一类，只是没有艾拉的理想。她在地区戏剧团里认识了他。他想当演员，她也想当演员。他住在宿舍，她上高中，还住在家里，他们一起跑到了好莱坞。伊夫就是这样到的加利福尼亚，年轻时和酒店伙计的儿子私奔。几年内她成了明星，为了甩掉什么都不是的米勒，她的制片厂给他付清工资解雇了他。米勒确实在几部默片里露过面——作为给他的报偿的一部分——他甚至在最早的有声电影里扮了几个硬汉的角色，不过他与伊夫的关系几乎全从记录中抹去了。直到很后面都是吧。我们会再说到米勒的。关键是她嫁给了彭宁顿，对所有人而言那都是漂亮的一举：电影厂的婚礼，有了小孩，然后是和彭宁顿一起过了十二年修女般的日子。

“和艾拉结婚以后，她也常带西尔菲德去欧洲看彭宁顿。如今彭宁顿是死了，但是战后他住在法国度假胜地。他在圣托佩山顶上有一处宅子。每晚喝个烂醉，四处闲逛，过气的名人，大骂经营好莱坞的犹太人毁了他的前程。她带西尔菲德到法国去看彭宁顿，他们一道在圣托佩吃顿晚餐，他会喝上几瓶葡萄酒，饭席间一直盯着一位男侍应看，然后他打发西尔菲德和伊夫回她们的酒店。次日清晨她们到彭宁顿家吃早饭，那男侍应就穿着浴袍坐在餐桌旁。他们一起吃新鲜的无花果。伊夫于是哭泣着回到艾拉那里，说那人又胖又醉醺醺，总有些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睡在家里，侍应，海滨的醉汉，或是道路清洁工，她再不能去法国了。然而她又回去了——不论好坏，一年两三次带西尔菲德去圣托佩看她父亲。对孩子来说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彭宁顿之后，伊夫嫁给一位房地产投机商，这人叫弗里德曼。据她说他花光了她所有的钱，就差要她签字放弃房子。因此，当艾拉出现在纽约广播界，她自然而然地迷上了他。高贵的劈木人林肯总统，爽快，纯净，这伟大的巨人，他的行事就是活生生的道德，大谈正义与万物平等。艾拉和他的理想吸引了各样的人，从唐娜·琼斯到伊夫·弗雷姆，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各种女人。忧虑中的女人为他痴狂。那种朝气。那种活力。参孙式的具有革命力的巨人。他有种懒洋洋的体贴。而且艾拉身上的气味好闻。你记得吗?他那种自然的气息。洛兰常说，‘艾拉叔叔闻起来有枫糖浆的味道。’确实。他有树木汁液的气息。

“开头，伊夫送女儿去看彭宁顿的事总让艾拉气愤至极。我想他是觉得这不只给西尔菲德机会见彭宁顿——而是彭宁顿身上仍有吸引伊夫的地方。也许她确实仍以为他有吸引力。也许是彭宁顿的怪癖。也许是出身名门的家世。彭宁顿家是加州富有的古老家族。他在法国生活靠的就是这个。西尔菲德戴的一些首饰是她父亲家族收藏的西班牙珠宝。艾拉就对我说，‘他的女儿和他在家里，女儿住一个房间，他和一个水手在另一个房间。她应该保护女儿不受这些影响。她不该把她拖到法国去看这类事情。她为什么就不保护她的女儿呢?’

“我了解我的弟弟——我明白他要说的意思。他想说，我不许你们再去。我告诉他，‘你不是那女孩的父亲。你不能禁止她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说，‘如果你因为这个要脱离这段婚姻，那就就此搁下吧。不然，就留下来受着。’

“那是我头一次针对他，哪怕只是暗示他我一直以来想要说的意思。和她一时游戏是一回事。电影明星嘛——干吗不呢?可是婚姻呢?就彻底大错特错了。那女人与政治，特别是共产主义，从无接触。她通晓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家的复杂情节，能娓娓道出特罗洛普人的名字。却全然不明白社会以及日常的种种事情。那女人穿的是迪奥。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衣服。拥有一千顶有小面纱的小帽子。蛇皮的鞋子手袋。置装上面花费不菲。而艾拉是花四十九元买一双鞋的人。他发现她的一张账单是八百美元买了一件礼服。他甚至都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走到她的衣橱前，看看那件衣服，要弄清楚怎么会这么贵。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应该从最初就对她感到不满。那该怎么解释他娶了她而没有娶一名同志呢?难道在党内就找不到支持他和他共同战斗的人吗?

“多丽丝总是谅解他，为他开脱，每回我开始说他，她都为他辩解。‘是啊，’多丽丝说，‘一位共产党人，大革命者，他那样狂热的党员，突然间，他爱上了一位穿着细蜂腰的华贵外衣，长裙曳地，没有头脑的女演员，她美丽著名，沉湎贵族那套矫饰，与他的整套道德标准正相对立——可这就是爱情。’‘是吗?’我就问她。‘对我而言却像是轻信与紊乱。艾拉对感情问题缺乏直觉。直觉的匮乏与他之成为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形影相随。这种人心理上不太协调。’不过多丽丝反驳我时完全是以爱情之摧毁力来为他辩护。‘爱，’多丽丝说道，‘爱不会讲道理。自负虚荣不讲道理。艾拉也不讲道理。这世上人人都各有各的虚荣，就有各自特殊的看不清的地方。伊夫·弗雷姆就是艾拉的那一处。’

“甚至在他的葬礼上，不过二十人的面前，多丽丝这惧怕在公众场合发言的人，竟站起身就此做了一段演说。她说他是一名热爱生活的共产党人；他是一名激奋的共产党人，却生来不适于党内封闭小团体的生活，正是这点毁了他。从共产党的视角看来他不完美——感谢上帝。他无法抛弃自我。尽管艾拉要自己做强硬赤诚的人，他的自我却不断从他身上迸发出来，忠诚于自己的党是一回事，做回自我、无法克制自己又是一回事。他身上没有哪一面是他能压制得了的。艾拉过的每桩每件都是自我的，多丽丝说，彻彻底底的，包括他的矛盾之处。

“嗯，也许是吧，也许不尽然。他身上的矛盾是勿庸置疑的。自我的开放率直与共产党人的保守秘密。家庭生活与党。想要个孩子，渴望一个家——有他的抱负的党员该那样在乎有个孩子吗?就是有矛盾之处也应有所限制。无根无底的漂流者娶一名艺人?三十多岁的男人娶一位四十多岁家里还住着个已成年的大孩子的女人?不和谐之处不计其数。但是，挑战也就在这里了。在艾拉看来，不对的越多，可修正的就越多。

“我对他说，‘艾拉，和彭宁顿的情况无法修正。唯一修正的方法就是别在那里。’我把奥戴在他还和唐娜在一起的时候跟他一直说过的话大概又讲给他听。‘这不是政治——这是个人生活。你不能把带给广大世界的思想观念带到个人生活中去。你不能改变她。你拿到了什么就是什么了；如果无法忍受，那就离开。这个女人嫁过同性恋，过了十二年没被她同性恋丈夫碰一碰的日子，仍旧继续与他的牵缠，也不管他在他们的女儿面前的所作所为在她看来有害于女儿的幸福。她偏巧又认为西尔菲德若压根不见她父亲更不好。她左右为难，也许就没有正确的做法——所以算了吧，别为这个去烦她，放开手吧。’

“接着我问，‘告诉我，除此之外也很难堪吗?其他有什么你要插手更改的地方吗?因为若是有的话，就忘掉它。你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艾拉正是为变更而活着的。这是他生活的理由。他艰辛生活的理由。这个人的本质即是他将万事皆看作对意志的挑战。他须时刻努力。他须改变一切。于他而言这是存活于这世上的目的所在。他所要改变的一切都在此。

“但是一旦你热烈渴求那些游离于你控制之外的东西，那就准备好受挫吧——你就预备屈服吧。

“‘告诉我，’我对艾拉说，‘如果你把所有无法容忍的事情列成一栏，在下面划上一道横线，加起来，结果是“完全无法忍受”吗?因为如果是，那么即使你不过才在前天到的那里，即使还在新婚中，你也必须走开。因为你犯了错误后的癖性不是离开。你会用我们这家族的人好更正事情的激烈方法来更改事物。如今这令我担忧。’

“他已跟我说过伊夫的第三次婚姻，在彭宁顿之后的那次，和弗里德曼的，因此我对他说，‘听上去像是一次失败连着另一次失败。而你要做什么呢，确切地说——解除这些失败吗?不仅在台上，也在台下做个伟大的解放者吗?这就是你原先挑上她的原因吗?你想给她看看你比好莱坞的大明星要伟大要好吗?你要给她看看犹太人不是弗里德曼那样贪得无厌的资本家而是你这样创造正义的机器吗?’

“我和多丽丝已经去那里吃过晚餐。我已经见过生活中的彭宁顿弗雷姆一家，于是我把对此的看法也说了一通。吐露了所有的看法。‘那女儿是枚定时炸弹，艾拉。她满腹怨气，阴沉沉的，又恶毒——是个只狭隘关注展示自己，不然就不存在的人。她是固执的人，习惯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你，艾拉·林戈尔德，妨碍了她。当然，你也很固执，而且更高更年长，又是男人。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人知道你的意愿。论及与这女儿有关的事，你不会因为你个头大年纪大还是男人就有权威。这对你这样以教育的权威为业的巨头来说，这会带来挫折。在你身上，这女儿会发现一个词的含义，她在她母亲那里永远不会学到的一个词：抵抗。你是个六英尺六英寸高的障碍，威胁着她对她明星妈妈的专制。’

“我话说得很重。那时候我自己也是个热烈的人。会为无理性的事而不安，特别是这还是由于我的弟弟。我过于激烈了一些，但我并无夸大事实。我当时就看出来了，刚出那门，那晚我们一起去那里吃饭。我以为没人会注意不到，可艾拉生气了。‘你怎么知道的?怎么就你知道这些呢?因为你是这么聪明吗，’他说，‘要不就是因为我太傻了?’‘艾拉，’我对他说，‘那房子里住着一户两口之家，不是三口人，这个两口之家除了拥有彼此外，没有其他实在的人际关系。那房子里的母亲情感上为女儿所胁迫。去守护一名为人胁迫感情的人，你不会幸福。在那家里再清楚不过权威被颠倒了过来。手握鞭子的人是西尔菲德。再清楚不过女儿对母亲积怨难消。再清楚不过女儿对母亲如此是为了某项不可宽恕的罪过。再清楚不过她们两人对过度牵缠造作的感情是如此丝毫不加以约束。她们两人之间绝无快乐可言。在一位如此恐惧的母亲和傲慢的孩子之间永远不会拥有任何像样的适宜的和谐状态。

“‘艾拉，母女或母子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复杂的。我有女儿，’我告诉他，‘我了解女儿是怎么回事。和女儿在一起，为着为她入迷，为着你爱她，这是一回事；而和女儿在一起是因为你怕她，这是另外一回事。艾拉，那女儿对她母亲再婚的火气会从一开始就注定你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只是给你描述一下那个家庭不幸的样子。’

“就在那时他大骂我。‘听着，我不住在勒海道。’他对我说。‘我爱你的多丽丝，她是贤妻良母，不过我自己对中产阶级犹太人家里为肉和奶制品备两套餐盘的婚姻生活不感兴趣。我从来没有守过中产阶级那套习惯，也不打算眼下开始这样。你其实是建议我放弃我爱的女人，一位有天赋的极好的人——可是她的生活也并不是事事都称心如意——就因为那个弹竖琴的孩子放弃她就此逃走吗?那对你来说就是我人生的大问题吗?我生活中的问题是我身属的那个组织，默里，把那该死的演员协会自它所陷的困境搬到它该待的地方去。我生活中的问题是给我写剧本的作家。我的问题不在于我妨碍了伊夫的孩子——我妨碍了阿蒂·索科洛，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交上剧本前我和他坐下来，一起仔细检查，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台词，默里，我就告诉他。如果我不喜欢那该死的台词我就不会去念。我坐下来，和他斗争。直到他给我一些能传达具有社会意义的观点的台词——’

“我只得听任艾拉不领会真相而只是攻击。他的思维向前走了，不错，但是不是清晰地，只是空有力道而已。‘我不在乎，’我对他说，‘你是否在台上昂首阔步告诉人家怎么写剧本。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我讲的不是传统不传统，也不是做中产阶级还是玩世不恭者。我讲的是一个家庭里母亲是感情上供女儿任意践踏的地毯。而你，我们父亲的儿子，在我们的家庭长大，却识不出家庭事务的处理多么具有爆炸性，对人有多大的毁坏，真是荒唐。令人丧失力量的争吵。日复一日的绝望。一小时接一小时的谈判。这个家庭完全是有毛病的——’

“唔，对艾拉而言，说一句‘去你妈的’然后就此再不见你并不难。他不会调节。先是第一档，接着突然成了第五档，然后他就走了。我停不住，也不愿停下来，于是他跟我说让我滚一边去，然后他走了。六周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他没回信。接着我打电话给他，他不接。最后我去了纽约，逮住这家伙，我向他道歉。‘你是对的，我错了。本来不关我的事。我们想你。想让你来看看。你要带伊夫来就带吧——你要是不想，就不带。洛兰想你。她爱你，她不知道这事。多丽丝想你……’等等。我想说的是，‘你看错了对你的威胁。威胁你的不是帝国资本主义。威胁你的不是你的公众行为，威胁你的是你的个人生活。从来都是，永远都会是。’

“有些晚上我无法入眠。我就对多丽丝说，‘他为什么不走呢?他怎么就走不了呢?’你知道多丽丝怎么回答吗?‘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只有事情过去才会明白。为什么你不离开我呢?所有让人与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矛盾的人性那一套——难道我们就没有吗?我们争吵。我们意见不合。人人都有的我们也有——小小的这一点小小的那一点，小小的抵触就会累积起来，小小的诱惑也累积起来。你不觉得我知道有女人对你有好感吗?学校里的老师，协会里的女人，被我的丈夫深深吸引?你不觉得我知道你从战场回来后有一年都不明白为什么会仍与我在一起，每天都问你自己，“我为什么不离开她?”但是你没有。因为一般来说人不会那么做。每个人都有不满，但一般说来人们做的却是不离开。尤其是自己曾被人丢下过的人，像你和你弟弟。经历过你们两人所经历过的，你们对安定特别珍视。也许过于重视了。这世上最难的事是切断生活中的难解之处然后离开。即使对于最病态的行为，人们仍做出一万次的调整去适应。为什么在情感上他这类的男人和她这一类的女人相互连在一起呢?通常原因在于：他们的缺点相配。艾拉不能丢下那婚姻，正如他不能离开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吧，那婴儿。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伊夫告诉艾拉她在好莱坞带着西尔菲德的时候，事情对她和对彭宁顿就不一样。彭宁顿每天去演电影，大家都接受；她每天去演电影，把小孩丢给保姆看，伊夫就是个坏母亲，疏忽的母亲，自私的母亲，大家都不高兴，连她自己在内。她对他说她不能把这个再来一遍。对她太艰苦，对西尔菲德也太苦。她告诉艾拉，在很多方面这种重负毁了她的好莱坞生涯。

“但是艾拉说她已不再演电影了，她在广播界了。她是广播界最重要的人。她不是每天都去录音室——一周去两天。截然不同了。而且艾拉·林戈尔德不是卡尔顿·彭宁顿。他不会置她和孩子于困境而不顾。他们不需要保姆。让它见鬼去。如果需要，他会自己带大他们的约翰尼·奥戴。艾拉一旦咬住了什么，就不会放开。伊夫又不是那种受得住接二连三攻击的人。人家盯上她，她就垮了。所以他相信他也能在这一点上说服她。最后她对他说他说对了，是全然不同了，她说好吧，他们就要下这个孩子吧，他快乐极了——你真该听听他的。

“可后来，他来纽瓦克，你们两个碰上前那晚，她崩溃了，说她不能接受。她对他说，拒绝给他他如此渴望的东西，她感觉如此难受，可是她不能再经历那样的事。连着几个小时，他又能做什么?若这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背景，对谁——她，或他，或小约翰尼——会有好处呢?他很苦恼，那晚他们直到三四点才睡，不过对他而言是就此结束了。他是个执着的人，但是他不能把她绑在床上七个多月就为要个孩子。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要吧。于是他对她说他会和她一道去坎登去看堕胎医生。她不会一个人的。”

听着默里，我不由得为记忆所淹没，和艾拉在一起的记忆，我甚至不知道还依然存有的记忆，我过去如何生吞活剥他的话和作为成年人的他对信念的记忆，我们两人走在韦夸希克公园中，他给我讲他对在伊朗见到的饥饿孩子的深深记忆。

“我到了伊朗，”艾拉告诉我，“当地人身受各种你能想得出来的疾病之苦。他们是穆斯林，大便前后会洗手——不过他们在河里洗；就是说，是在我们面前的河里。在他们小便过的同一条河里洗手。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内森。那地方由教长统治。不是浪漫的酋长。这些家伙像是部落的独裁者。你明白吗?部队给他们钱，这样当地人为我们工作，我们配给他们米和茶。就这个。米和茶。那种生存条件——我从没见过那样的情形。经济大萧条时我也曾做过苦工，我不是在豪华旅馆长大的。但这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大便的时候，就大便在军队发的桶里。铁桶，就是个铁桶。要有人出去倒掉，于是我们就倒在垃圾桶里。你猜猜谁在那里?”

突然间艾拉说不下去，无法讲话，无法走路。每当艾拉出现这事总会让我担心。他因为知道这个，就会用手轻叩空中，做势要我别动，等他这阵过去，他就会没事的。

他无法平静地谈起他所不喜欢的事。凡关于人性堕落的事都会令他整个男子气概的举止变得几乎无法辨认，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少年时破碎的成长，而孩子蒙受苦难和潦倒的情况尤其如此。他对我说，“你想是谁在那里?”我就知道是谁了，因为他开始那样吸气：“啊……啊……啊。”像垂死的人那样喘着气。等他情绪恢复到可以继续走路了，我装做不知道的样子问，“是谁啊，艾拉?谁在那里?”

“孩子。他们住在那里。他们从垃圾堆里拣东西吃——”

这次他又停下不说，我禁不住担心起来；怕他陷进去，不仅被情绪，也被一种似乎突然夺去了他的力量的无边无际的孤独感所淹没；怕他再也做不回我崇拜的那位英雄，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随便做什么，于是我至少试着为他完成思路。我说，“这真是可怕。”

他拍拍我的背，我们又向前走下去。

“对于我是的，”他终于答道。“对于我部队里的战友则毫无关系。我从没听任何人就这件事说过什么。我从没见过有人——来自我祖国的人——对这里的情形感到痛惜。我真的很失望。可是对此我束手无策。军队里没有民主可言。你明白吗?不能向任何上级讲。而这种情形都不知道有多久了。世界历史就是如此。人们就是如此生存。”接着他突然说，“他们就是被弄得如此去生存！”

我们一起在纽瓦克四处走动，这样艾拉就可以让我看到我不曾真正了解的那些非犹太居民区。一区，他长大的地方，住着贫穷的意大利人；下颈区，住着贫穷的爱尔兰人和波兰人——艾拉就一直讲给我听，与我成长时听到的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是非犹太人，他们还是“和全国各处劳动人民一样的劳动人民，勤勉，贫穷，无权无势，勤劳终日为着过上一份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走进纽瓦克的三区，那里黑人已占据了老犹太移民贫民窟里的街道和房屋。艾拉每碰上人都和他们讲讲话，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问他们都做什么，怎么生活，他们如何看待或如何想改变一下剥夺了他们平等权利的“可憎的社会体制及整个可恶的愚昧无情的模式”。他就在残破的“整洁街”上一家黑人理发店外的长凳上坐下，那里距贝尔蒙特道上我父亲长大的一处经济公寓不远，他对聚在路边的人说，“我从来就是好插话的人，”然后开始跟他们说他们的平等权，在我看来，他从未如此酷肖纽瓦克埃塞克斯镇法院大楼前宽阔的台阶脚下那尊修长的青铜林肯雕像，格曾·博格勒姆塑的闻名当地的林肯，坐在法院大楼前的大理石凳上迎接大家，友善的姿态，憔悴的脸上满是须髯，显示着他的智慧、肃穆，贤明和仁慈。在整洁街上那家理发店门前——当有人问到他的意见，艾拉朗声道出：“黑人有权利在他愿意付账的任何地方用餐！”——我发现我从前从来没想过，更不要说是已亲眼目睹，一位白人可以与黑人如此随意自然地相处。

“大多数人错以为是黑人的阴郁和愚钝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内森?是一层保护壳。然而当他们遇上没有种族偏见的人，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他们不需要那层壳了。他们也有部分精神变态的人，自然，可是你说说哪个种族又没有份呢。”

一天，艾拉在理发店外发现一位年纪很大出言犀利的黑人，这个人最喜欢以对人性之恶的激烈辩论来发泄他的怒火——“我们所知的万事万物并非出自暴君之暴政，而是出自人类的贪婪，愚昧，野蛮和仇恨的暴行。邪恶的暴君是人！”——我们回去过几次，人们聚在周围听艾拉批驳这位给人深刻印象的不满一切的人，他总是整齐地穿着黑色衣服，打着领带，其余的人都尊称他为“普雷斯科特先生”：艾拉一个对一个地去改变他们的看法，一次对一名黑人，是一种林肯对道格拉斯式辩论的奇异新形式。

“你是否仍旧相信，”艾拉亲切地问他，“劳动阶级会继续拣帝国主义餐桌上掉下来的碎面包屑吗?”“是的，先生！无论什么肤色，大众向来是也永远会是没有头脑，迟钝，邪恶而愚蠢的。如果他们有任何可能变得不那么贫穷，他们会愈发没有头脑，迟钝，邪恶而愚蠢！”“嗯，我一直在思索这一点，普雷斯科特先生，我坚信你错了。没有那么多面包屑来喂饱劳动人民以此让他们听话，单就此一项事实就驳斥了你这个理论。在场的先生都低估了工业衰退的迫近。我们大多数劳动人民倘若确信这会让他们保住工作，确实会继续支持杜鲁门和马歇尔计划。但是矛盾的是：将主要生产集中在政府军队用的战用物资上，这正使得美国工人一贫如洗。”

艾拉即使是面对普雷克斯特先生那似乎得来不易的厌世态度，也仍旧努力向讨论中注入些理性和希望，如果他不能向普雷斯科特先生身上，那就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听众灌输一种对于通过协同一致的政治行动即可在人们生活中产生变革的意识。在我，这正如华兹华斯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极乐天堂”：“黎明时分活着多么幸福/然而年轻着才正是极乐天堂！”我们两个人，白种人，被大约十名十二名黑人围着，而我们无需担忧，亦无需恐惧：我们既不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为我们惧怕的压迫者对敌人这样的关系正是我们社会组织运转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头回去了整洁街后，艾拉请我在韦夸希利小餐馆吃奶酪蛋糕，我们一边吃着，他一边给我讲起他在芝加哥时一起工作过的黑人。

“那处工厂位于芝加哥黑人区中心，”他说道。“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种，我一直跟你说的那种生机就在此处萌生。那是我去过的唯一一处黑人与其他人绝对平等的地方。因此白人不觉得良心不安，而黑人也不会一直感到愤怒。你明白吗?升职与否仅以年资为根据——没有花样可耍。”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什么样?”

“就我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白人没有猜疑。一开始，这些黑人就知道电气工人联合会派到这家工厂来的白人不是共产党人就是一位相当忠实的旅游者。因此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知道我们之没有种族歧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成年人能做的最好的了。你看到有人读报纸的话，有一半可能是《每日工人报》，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守卫者》和《赛马小报》。赫斯特报系和麦考密克将阵营严格隔开。”

“可是黑人实在是怎样的呢?就个人而言的。”

“啊，伙计，是有丑陋的那类，如果你是问我这个的话。这实际是有起源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只要坐电车穿过黑人区一趟就足以向任何一位头脑开放的人表明人为什么被扭曲成这些形态。我体会最深的黑人的特点是他们的热情友好。还有，在我们唱片厂里，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在我们厂里，到处都有喇叭，放大器，有人要特别听哪首曲子——这还都是在工作时间——只需提出来就可以了。他们就唱着，摇摆着——有人抓住一个女孩就跳起来也不是不平常的事。工人里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好女孩。我们抽烟，读书，煮咖啡，大声辩论，而工作就一直进行，并无停顿间歇。”

“你有黑人朋友吗?”

“当然。当然我有。有个高个子，叫厄尔还是什么的，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因为他看上去像保罗·罗伯逊。没多久我就发现他是和我一样的流浪工。厄尔坐有轨电车到的站和我一样远，我们就约好乘同一辆车，这是男人交往的方式，这样就有人聊聊天了。直坐到厂门口，我和厄尔有说有笑，和工作时一样。可是一旦进了厂，车上有他不认识的白人，厄尔马上就闭上嘴，我下车的时候他只说一句‘再见’。就这样。你明白吗?”

艾拉从战场带回来的棕色小笔记本里，散见于他的观察和信仰的记载之间的，是他在部队里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的士兵的名字和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地址。他已经开始找寻这些人，往全国各地发信，拜访住在纽约和泽西州的人。一天，我们坐车去了枫林郊区，就在纽瓦克西边，看望前中士欧文·戈尔茨坦，他在伊朗时像约翰尼·奥戴一样非常左倾，艾拉称他是“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们发现，他回乡以后，已和拥有纽瓦克床垫厂的一个家族联姻，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追随了过去他一度反对的一切。谈到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种族关系，价格控制，他甚至都不和艾拉辩。他只是笑。

戈尔茨坦的妻子孩子和他的岳父母下午离开了，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厨房里喝汽水。戈尔茨坦是个瘦瘦的结实的小个头，有那种傲慢自作聪明的市井的狡猾，他对艾拉说的每件事都嗤笑讥讽。他是怎么来解释他的变节的?“我没什么判断力。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我，戈尔茨坦则说，“孩子，别听他的。你是在美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有最伟大的体制。当然，人民也有不幸。你以为在苏联就没有不幸吗?他告诉你说资本主义是狗咬狗的无情制度。可若不是狗咬狗的制度那还有生活吗?这个制度与生活恰恰合拍。而且正因为如此，它很是奏效。看，共产党说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每点都真实无误，而资本家说共产主义的一套也都没错。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制度有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人自私的实情之上，而他们的制度却不生效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类皆兄弟的童话之上，这个童话可笑至极，他们为了让人相信就把人抓起来放到西伯利亚去。他们要让人相信手足情谊这回事，着手来控制人的所有思想，要不就是把人给枪毙了。而同时，在美国，在欧洲，共产党即使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却仍旧继续编织这个童话。无疑，有那么一阵你不太明白。可是你不明白的是什么呢?你明白人。因此你就明白一切。你明白这个童话不可能成真。如果你非常年轻我想还可以。二十岁，二十一，二十二，过得去。可后来呢?没道理一个有平常智力的人能接受这种故事，这个共产主义的童话，而且还轻信它。‘我们要做些奇妙的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是谁，不是吗?他什么都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谁，不是吗?他也差不多一钱不值。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怎么可能奇妙得起来呢?甚至不需悲观主义，不需怀疑论，只是人们平常的观察能力就能告诉我们那不可能。

“你要到我的资本主义工厂来看看资本家怎样做床垫吗?来吧，你会和真正的工人交谈。这家伙是个广播明星。你这不是和工人谈，和你谈话的是个广播明星。得了吧，艾拉，你是个明星，杰克·本尼那样的——你知道什么做工?这孩子到我厂里就会看到我们怎么制造床垫，看到我们的管理，看到我得密切监视整个生产过程的每一步骤以免他们搞砸了生意。一天二十四小时卖命地干。工人五点钟回家了——我不能。每晚我都在厂里待到午夜。我回家后也不睡，在脑子里把账过一遍。然后早晨六点又到厂里，去开门。孩子，别让他给你灌个满脑子的共产主义思想。全是谎言。赚钱吧。钱不是谎言。钱是记分的民主方法。赚上钱。然后，倘若还有需要，再去证明人类皆兄弟的观点。”

艾拉靠在椅子里，举起胳膊，巨大的手掌交叉在颈后，毫不掩饰他的蔑视，尽管不是对着主人，但为了最大程度地讽刺他，直截了当地对着我说道“你知道人生一大美好感觉吗?也许是最棒的感觉?那就是不畏惧。我们住他家房子的那个贪财的笨蛋——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他畏惧。就这么回事。二战中欧文·戈尔茨坦无所畏惧，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欧文·戈尔茨坦却怕他的妻子，怕他的岳父，怕收账单的人——他什么都怕。你睁着大眼睛朝资本主义的商店橱窗里看，你要了还想要，你抓了又抓，拿了还拿，你得到了拥有了又积攒，你的信念就此终结畏惧就此开始。而我所有的，无一样是不可以放弃的。你明白吗?我从没有像贪财奴一般为我所遇到的束缚限制。我是怎么会从工厂街上我父亲那处破房子里成就了这个铁林的角色，而艾拉·林戈尔德只上过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这些人，认识我认识的人，享有我现在作为特权阶级正式成员所享有的舒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间丢失这一切对我来说也不会显得有什么怪异之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回到中西部。我可以在厂里干活。如果必须，我会去的。决不会变成这家伙这样的胆小鬼。你现在政治上就是如此，”他说，最后看向戈尔茨坦——“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只胆小的兔子，毫无价值的胆小鬼。”

“在伊朗的时候你就是胡说八道，现在还是胡说八道，铁人。”然后，戈尔茨坦又对着我说——我是传声机，搭档表演的，是炸弹的导火索——他说，“从来没人能听进去他说的那一套。从没人能把他当真。这个人是个笑话。他不会思考。从来没做到过。一无所知，一无所思，一无所学。共产党找上艾拉这样的笨蛋就利用他。人类里头最愚蠢不过也就如此了。”接着，他转向艾拉，说，“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个共产分子蠢货。”

我的心脏已经怦怦直跳了，这时我看到戈尔茨坦从就在他身后装银餐具的碗橱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手枪，只除了纽瓦克警察后臀皮套中放得好好的手枪。这手枪看上去很大，并不是因为戈尔茨坦个头小。它确实是大，不可思议的大，黑颜色，做工精良，铸模的，机械的——明白显示出它的威力。

尽管戈尔茨坦是站在那里用枪指着艾拉的前额，但就是站着他也不比艾拉坐着高多少。

“我怕你，艾拉，”戈尔茨坦对他说。“我一直都怕你。艾拉，你是个狂热野蛮的人。我不会等你对我做出你对巴茨做过的事。记得巴茨吗?记得小巴茨吗?站起来滚出去，铁人。把小马屁精带上。马屁精，铁人没跟你说过巴茨吗?”戈尔茨坦对着我说。“他要杀了巴茨。他要把巴茨淹死。他把巴茨从食堂里拖出去——艾拉，你没告诉这小孩吗?告诉他你在伊朗的事，在伊朗发火的事?一百二十磅的家伙拿着一把餐刀，你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武器，冲向铁人，铁人把他一把抄起来，扛出食堂，拖到码头上，头朝下擎在水面上，抓着他的脚，说，‘游泳吧，乡巴佬。’巴茨哭喊，‘不要，不要，我不会，’铁人又说，‘不会吗?’就把他丢了进去。头朝前飞过码头一侧栽进了阿拉伯河。河水深三十英尺。巴茨直沉下去。然后艾拉转过身，对我们喊上了。‘别管这个红脖人！走开！谁也别靠近！’‘他要淹死了，铁人。’‘让他淹死，’艾拉说，‘站着别过来！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让他沉下去！’有人跳到水里去救巴茨，艾拉就随着跳下去，跳在他身上，开始用拳头连着揍他的脑袋，挖他的眼睛，把他压在身下。你没告诉过这孩子巴茨的事吗?怎么会呢?也没跟他说过加威奇了?索拉科呢?贝克尔呢?起来，起来，滚，你这该死的疯子，杀人犯。”

但是艾拉没有动。除了眼睛。他的眼睛好像小鸟要从他的脸上飞出去。抽搐着，霎动着，那样子我以前从未见过，而他全身看上去仿佛已经化成骨，紧紧地绷着，像他眼睛的霎动一样令人恐惧。

“不，欧文，”他说，“有枪指着我的脸我不会走的。让我走只有扣动扳机或者叫警察来。”

我说不出来他们两人谁更吓人。为什么艾拉不照戈尔茨坦的要求做呢——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起身走呢?谁更疯狂，是手持上好子弹的手枪的床垫厂厂主，还是让他放胆开枪的大个子?这里在发生什么?我们正在新泽西枫林一个阳光明媚的厨房里喝瓶里的皇冠酒。我们三个都是犹太人。艾拉是来给老战友打个招呼的。这些人是怎么了?

就在我开始浑身发抖的时候，艾拉收起了他那种因为在思考什么不清醒的念头而走了样的神情。隔着桌子他看到我牙齿打战，两手控制不住地颤抖，他醒过神来，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把两臂举到头顶，像电影里抢银行的人大喊“抢劫！”时人们做的那样。

“都结束了，内森。黑暗引起争吵。”但不管他如何努力把话说得很轻松，不管他嘲笑般举起手臂暗示让步，在我们穿过厨房门离开屋子沿车道走向默里车的时候，戈尔茨坦还是跟着我们，手枪距艾拉头骨只有几英寸远。

艾拉恍恍惚惚地开车穿过寂静的枫林街道，经过那些好看的一家一户的房子，那里住着原来纽瓦克的犹太人，他们新近得了他们的头一处家，他们的第一片草坪，第一回入了乡间俱乐部。你不会想到，这样的人这样的社区，在餐具里会找到一把手枪。

直到我们越过欧文顿线驶入纽瓦克，艾拉才回过神来，问，“你没事吧?”

我很难受，尽管现在是恐惧少于屈辱和羞耻感。我清清嗓子，免得说起话来断断续续，说，“我尿裤子了。”

“是吗?”

“我以为他要杀了你。”

“你很勇敢。你非常勇敢。很不错。”

“走在车道上的时候我尿了裤子！”我气愤地说。“该死！他妈的！”

“是我的错。整件事。让你对着那个笨蛋。拿着枪！枪！”

“他为什么这么做?”

“巴茨没淹死，”艾拉突然说。“没人淹死。没人会淹死。”

“你把他扔进河里了吗?”

“没错。我确实把他扔进去了。他就是叫我犹太佬的那个山里人。我跟你说过这事。”

“我记得，”但是他跟我说的只是一部分。“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伏击你。痛打了你。”

“对。他们打我，不错。先把那混蛋捞上来以后才打的。”

他在我家门前让我下车，家里没人，我可以把湿衣服丢进洗衣篮，冲了个澡，平静一下。洗澡的时候我又战栗起来，不是因为回想起餐桌前戈尔茨坦用枪指着艾拉的额头或是回想起艾拉眼睛的样子仿佛要从头上飞出去，而是因为我在想，刀叉中间放着装满子弹的手枪?在新泽西，枫林?为什么?是因为加威奇，是为了这个！因为索拉科！因为贝克尔！

我没敢在车里问他的所有问题，我开始在洗澡的时候大声问出来。“艾拉，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我父亲不像母亲，不认为通过艾拉可促成我在社会上的进步，他总是为艾拉来找我感到为难和苦恼：这个成年人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兴趣呢?他以为其中即使不完全是阴险，也是有一些复杂。“你和他都到什么地方去呢?”父亲问我。

一天晚上，他发现我在书桌前读一份《每日工人报》，他的疑虑激烈爆发了。“我不想家里出现赫斯特的报纸，”父亲告诉我，“我不要家里有那份报纸。一个正是另一个的镜像。如果这个人给你看《每日工人报》——”“什么‘人’?”“你的演员朋友。林，他自己管自己叫林的。”“他没给我《每日工人报》。我在城里买的。自己买的。法律不允许吗?”“谁让你买的?他是不是让你去买的?”“他没让我做任何事。”“我希望真是如此。”“我没撒谎！就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我是记得艾拉说在《工人报》上有霍华德·法斯特的专栏，但是我是自己去买的报，在普罗克特戏院对面市场街上的一处报摊上，表面上是为了读霍华德·法斯特的文章，其实也是出于简单固执的好奇心。“你要没收吗?”我问父亲。“不——你运气不好。我不会成全你作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我只希望你在读过研究过思考过以后会辨别出它是满纸谎言，然后自己收起来。”

学年将尽时，艾拉请我夏天的时候到他的小木屋过上一周，父亲说我不能去，除非艾拉先和他谈一谈。

“为什么?”我要知道原因。

“我要问他些问题。”

“你是谁啊，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吗?你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因为在我眼里，你是个大事。他纽约的电话是多少?”

“你不能问他问题。问什么?”

“身为美国人你不是有权利来购买阅读《每日工人报》吗?身为美国人我也有权利来问任何人我想问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不想回答我，那是他的权利。”

“那如果他不想回答，他该怎么做呢，照第五修正案做吗?”

“不。他可以让我去跳湖。我只是解释给你听：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处理事情的。我不会说在苏联在有秘密警察的情况下你能这么干，可是在这里，你要其他公民不干涉你的信仰，通常你只需如此去做。”

“他们就没干涉你吗?”我尖刻地问。“戴斯议员不干涉你吗?兰金议员不干涉你吗?也许你该解释给他们听。”

我只好坐着——他跟我说我必须坐着——听他打电话，他在电话上让艾拉到他的办公室去谈一谈。铁林和伊夫·弗雷姆是外界到过朱克曼家里的最著名的人物，然而父亲的语调清楚说明他一点也不为之所难。

“他说了好?”父亲挂上电话后我问。

“他说如果内森去的话他也去。你要去。”

“哦，不，我不去。”

“去，”父亲说，“你要去。如果你想要我哪怕仅是开始考虑考虑让你去那里住的话你就要去。你怕什么呢，怕公开讨论思想吗?这是把民主付诸实践啊。下周三，放学以后，三点半，在我办公室。你准时来吧，儿子。”

我怕什么呢?怕父亲发火。怕艾拉的脾气。如果艾拉因为父亲攻击他就像他对巴茨那样抓起父亲，扛到韦夸希克公园的湖边把他丢进湖中怎么办?如果发生争斗，如果艾拉打出致命一拳……

父亲的手足病诊所在霍桑道尽头一处住着三户人家的房子的底楼，朴素的住宅，位于我们这区破败的那一片的边缘，该整修一下了，其余邻近的地方平常呆板。我到的早，觉得胃里难受极了。艾拉三点半准时到，神情严肃，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迄今为止）。父亲让他坐下。

“林戈尔德先生，我的儿子内森不是一般的男孩。他是长子，好学生，我相信他比同龄人超前成熟些。我们很以他为骄傲。我想尽我可能给他一切的自由。我尽量不像有的父亲去妨碍他。但是正因为我恰巧真的认为对于他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不想他出任何事。如果这孩子出了什么事……”

父亲的声音沙哑了，突然停下不说。我怕艾拉要笑话他，像嘲笑戈尔茨坦那样嘲笑他。我知道父亲的哽咽不只是为了我和我的前途，还为了他的两个弟弟，他那个贫困大家庭中首位目标定为上真正的大学作真正医生的家庭成员，都在不到二十岁时死于疾病。我们家餐厅的餐柜上并肩搁着两个相框，里面是他们的画像。我该给艾拉说说萨姆和悉尼的，我想。

“虽然我不想，林戈尔德先生，但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我不认为别人的信仰——宗教方面，政治还是其他的——与我相关。我尊重你的私生活。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这里无论说过什么都不会传出这房间。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想让儿子知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不关心过去。我关心当前。我必须告诉你，早在罗斯福之前，我曾如此反感这个国家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反犹太反黑人的偏见，共和党对不成功的人的鄙视和大企业的贪得无厌榨干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以至有一天，就在纽瓦克这里——这会让我的儿子震惊，他以为他的父亲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佛朗哥右派——然而，有一天……嗯，内森，”他说，现在是看着我，“他们有总部——你知道罗伯特·特里特酒店在哪里吧?就沿街而下。楼上。公园路三十八号。他们在那里有办公室。一个是共产党的办公室。我甚至根本就没跟你母亲说过。她会杀了我。那时她是我的女朋友——那一定是1930年。这样，有一次，一天，我发火了。发生了一件事。我都不再记得是什么事了，但我在报上读到了什么，我记得我跑到那里，没人在。门锁着。他们去吃午饭了。我把门把手晃得直响。我距共产党如此之近。我晃着门，说，‘放我进来。’你不知道吧，儿子?”

“不知道，”我说。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幸运的是，那扇门锁着。下一轮选举罗斯福做了总统，曾让我跑到共产党办公室去的那种资本主义开始彻底革新，像那样的事这个国家还从没经历过。一个伟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了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共产主义处挽救了像我这样的爱国人民。我来告诉你让我震动的一件事吧——马萨里克之死。林戈尔德先生，那件事是不是一样困扰着你，如同它困扰着我?自从我第一次听到捷克马萨里克的名字和他为他的人民所做的事，我就一直钦佩他。一直把他看作捷克的罗斯福。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他被谋杀。你知道吗，林戈尔德先生?我为之困惑。我不能相信共产党会杀死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们做了……先生，我不想起头开始一场政治辩论。我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回答，这样我和儿子就知道我们的立场。你是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不是，医生，我不是。”

“现在我要儿子来问你。内森，我要你问一问林戈尔德先生他现在是不是一名共产党人。”

向人问这样的问题完全有悖于我的政治原则。但是因为父亲要我做，也因为父亲已经问过艾拉又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为了萨姆和悉尼，我父亲死去的弟弟，我问了。

“你是吗，艾拉?”我问他。

“不是。先生，不是。”

“你不参加共产党的聚会吗?”父亲问。

“我不参加。”

“你没有计划，在你要内森去看你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锌镇。新泽西的锌镇。”

“你没有计划在那里带他去这一类的聚会吗?”

“没有，医生。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打算带他去游泳，远足，去钓鱼。”

“知道这点很高兴，”父亲说。“我相信你，先生。”

“朱克曼医生，现在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艾拉问道，用他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时那种滑稽的向一边斜的笑法对着父亲微笑。“你为什么先把我当成是赤色分子呢?”

“因为进步党，林戈尔德先生。”

“你把亨利·华莱士认作是赤色分子吗?罗斯福的前任副总统?你认为罗斯福先生会选一位赤色分子来做美国的副总统吗?”

“不是那么简单，”父亲回答。“我希望是简单的。但是这世上的事一点都不简单。”

“朱克曼医生，”艾拉说，换了战术，“你是不是奇怪我和内森在一块干什么?我羡慕他。我和他在一块就是这样的。我羡慕他有你这样的父亲。我羡慕他有我哥哥这样的老师。我羡慕他视力好，不用戴一英尺厚的眼镜也能看书，不是个为了出去挖沟而退学的傻子。我没隐瞒什么也没有要隐瞒的，医生。除了有那么一天我不介意自己也有他这样一个孩子。也许今日的世界并不单纯，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和你的孩子交谈带给我很大的乐趣。不是纽瓦克的每个孩子都以汤姆·潘恩为偶像的。”

这时父亲站起身，向艾拉伸出手。“我是父亲，林戈尔德先生，有两个男孩，内森和他的弟弟亨利，他也很值得我夸赞。而我作为父亲的责任……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跟你说这些话的缘故。”

艾拉把父亲尺寸平常的手抓在他的大手里，用力摇了一下，如此用力，如此诚恳温暖，以至或许由此父亲的嘴角涌出了油，至少是水吧，纯洁的一股什么东西。“朱克曼医生，”艾拉说，“你不想人从你身边偷走你的儿子，这里没有人偷走他。”

就是此处，我要花上超人的力量才能克制自己不大喊出来。我得骗自己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在看到两个男人亲切地握手时别哭出来，永不哭泣，而我几乎没有做到。他们谈过了！没有争吵！没有流血！没有刺激人扭曲人的怒火！他们了不起地完成了，尽管大半是因为艾拉没有告诉我们真话。

我把这个插写在这里，以后不会再写到它给我父亲带来的伤害。我指望读者在合适的时候会想起它。

我和艾拉一起离开父亲的办公室，去庆祝我即将在夏天去锌镇，其实我们心意共通，是为了庆祝我们赢得了我的父亲。我们去几条街外的斯托西餐厅吃斯托西的一种塞得满满的火腿三明治。在四点十五分的时候，我和艾拉吃了那么多，等到回了家，差五分六点时，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坐在餐桌旁我的位置上，其他每个人都在吃母亲做的晚饭。就在那时，我在父亲脸上看到了伤害。这伤是早在我和艾拉一起走出他办公室的门而没有留下来在下一个病人来之前和他说上几句话时就种下的。

起初我尽力去想也许我是自觉愧疚而幻想出了那处伤，因为我和《自由勇敢者》里的铁林差不多是手挽着手离开时虽然未必对他有所蔑视，但确是有种高高在上之感。父亲不想有人偷走他的儿子，虽然严格说来没有谁偷走谁，但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他输了，那个六英尺六英寸高的闯入者尽管不是共产党人也是赢了。我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一种就此认命的失望神情，他温和的灰眼睛变软了。这神情，当我独自和艾拉在一起，或是后来，和利奥·格卢克斯曼，约翰尼·奥戴或无论是谁一起时，将永不能全然忘记。在自己看来，只是听取这些人的指导就似乎多少是在背叛父亲。总是浮现出他的脸，脸上带着那神情，叠加在当时正教导我人生种种可能的人的脸庞之上。他的脸上带着被背叛的伤。

在你头一次认识到你的父亲会被他人所伤害的那一刻就够难过的了，可当你明白伤害他的人是你，他仍就需要你，超出你以为他需要你的程度，当你意识到实际上你可能会吓到他，如果你想，甚至能压服他——这念头如此有悖于通常的子女孝顺父母的意愿，竟至一点也说不通。他经历许多劳苦成为一名手足病医生，负担家庭生活，保护家人，而我现在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找上那么多额外的父亲，就像漂亮女孩找情郎。这在精神和感情上是超出当时所能意识的危险游戏。我总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能让人接纳，尽管爱自己的父亲却仍去寻找一位父亲替身，我发现这样做有种背叛感。我并不曾为了低廉的好处对着艾拉或其他任何人指责过父亲。要是我恨他，就容易多了。

我在芝加哥的第三年，感恩节放假时带了一个女孩回家。她是个温柔的女孩，有礼貌，又聪明，我记得父母亲都愉快地和她交谈。一天晚上，母亲在客厅招待姨妈，她刚和我们吃过晚饭，父亲和我以及那个女孩出去到街角的杂货店，我们三人一起坐在小隔间里吃冰淇淋圣代。有一刻我去柜台那边买一种管状的剃须膏，回到桌上的时候，看到父亲对那女孩倾着身子。他握着她的手，我听到他对她说，“内森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失去了他。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我离开了他。几年以后他对我的妻子们用同样的语汇。“十六岁，他离开了我们。”他的意思是说所有我人生中的错误都源自那次突然的离去。

他说的对。若不是我的过错，我会仍旧待在家中坐在门前的台阶上。

大约两周以后，艾拉尽了他的所能讲出真话。一个周六，他来纽瓦克看望哥哥，我和他在市中心碰头吃午饭，在市政厅附近一处烧烤酒吧。在那里，花七十五美分——对艾拉是“六个角子”——就能吃上炭烧牛排三明治，配菜有烤洋葱、酸菜、家做的薯片、酸卷心菜丝和番茄酱。甜点我们每人叫了一份苹果派，配一片韧韧的美式奶酪，艾拉介绍给我这种组合，我以为这就是在“烧烤酒吧”里男子汉吃饼的方法吧。

然后艾拉打开他带的一个包，递给我一张唱片，名字叫做“苏联军队合唱团和乐队精选集”。指挥鲍里斯·亚历山德罗夫。男低音阿尔图尔·埃森和亚历克西·谢尔盖耶夫，高音尼古拉·阿布拉莫夫。唱片封面是一幅指挥、乐队和合唱团的合影（“照片提供，‘苏联图片社’”），约两百人，都身着俄罗斯军服，在宏伟的大理石人民大厅内演奏。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大厅。

“听过他们的音乐吗?”

“从来没有，”我说。

“拿回去听听，给你的。”

“谢谢，艾拉。太棒了。”

可是讨厌了。我怎么能把这张唱片带回家，而且在家里怎么能听呢?

午饭后我没有搭艾拉的车回家，我告诉他说我得到公共图书馆去，华盛顿街上的主分馆，去写一份历史作业。在酒吧外我再次谢谢他的午餐和礼物，他上了他的两用车，开回勒海道上的默里家，我沿布罗德街向军事公园和主图书馆方向走去。我走过市场街，一直走到公园，仿佛目的地是图书馆，但是接着，我没有在雷克特街左转，而是疾步转向右边，沿河边向回走到了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要车站里一家卖报的给我换一美元硬币。我拿着四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走到存物区，把其中一枚塞进最小的锁柜的入币口里，把唱片塞进了柜子。砰地一下关上门，柜门钥匙随便往裤子口袋里一放，然后去了图书馆，在那里我无事可做，只在阅览室坐了几个小时，操心该把钥匙藏在哪里为好。

父亲整个周末都在家，不过星期一他就回办公室去了，周一下午母亲去欧文顿看望她的姐姐，于是上完最后一堂课后，我跳上学校对面的十四路公共汽车，坐到终点宾州车站，从柜子里取出唱片，放入那天早上我折起来夹在笔记本里带到学校的班贝格的购物袋。回到家，我把唱片藏在地下室一个没有窗子的小杂物仓里，母亲把我们那套逾越节餐具装在食品盒中放在那里的。到了春天，逾越节那周，她取餐具出来给我们用的时候，我就得另找一处地方来藏，不过暂时是将这唱片爆发的可能解除了。

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在唱盘机上放了这张唱片，而到那时，我和艾拉已经逐渐疏远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听到苏联军队合唱团唱起《等待你的战士》、《献给军人的歌》以及《战士再见》时——对了，还有《伐木者之歌》——就不会再唤起我心中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平等公正的憧憬。在寝室里，我自豪我有勇气没把唱片丢弃——即便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领会艾拉给我唱片时要告诉我的：“是，我是共产党。我当然是共产党。但不是坏的共产党，不是杀害了马萨里克或任何其他人的共产党。我是一名热爱人民，热爱这些歌曲的出色的至诚的共产党员！”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默里。“为什么艾拉那天到纽瓦克来了?”

“哦，那天早上，艾拉睡得很迟。他和伊夫谈堕胎的事直谈到四点，早上十点左右，他还在熟睡，听到楼下有人叫嚷醒了过来。他在西十一街上二楼的主卧房，声音自楼梯脚传来。是西尔菲德……

“我有没有说过激怒艾拉的第一桩事是西尔菲德跟伊夫说她不来参加他们的婚礼?伊夫告诉艾拉说西尔菲德在和一个长笛演奏者做某个节目，婚礼在星期天，另一个女孩只有那天才可以排练。他自己并不特别在意西尔菲德来不来婚礼，但是伊夫在意，她因为这个哭了，很心烦意乱，这就让他心烦了。她不断给她女儿伤害她的方法和力量——然后她被伤害，但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他气坏了。‘她母亲的婚礼，’艾拉说。‘如果她母亲希望她来她怎么能不来参加母亲的婚礼呢?跟她说她要来。别问她——跟她说！’‘我不能跟她说，’伊夫说，‘这是她的职业生涯，她的音乐——’‘好吧，我来跟她说，’艾拉说。

“结果是伊夫和那女孩谈了，天知道她说了什么，或是许诺了什么，又或是如何的乞求过，反正西尔菲德在婚礼上出现了，穿着她那些衣服。头发上围着头巾。她是鬈发，所以戴着那种希腊式头巾，她以为很俏皮的，可是却让她的母亲发疯。她穿着松身衫，显得她体形庞大。薄衫上有希腊刺绣。吊坠耳环。一大串手镯。一走动就叮当作响。能听见她来了。绣花的衣服，大量的珠宝，穿的希腊式凉鞋是能在格林尼治村买到的。鞋带直绑到膝盖上，陷进肉里，留下勒痕，这也让伊夫难受。但起码女儿来了，不管她装扮如何，而伊夫是高兴的，所以艾拉是高兴的。

“8月底，他们两人的节目播出结束，就结了婚，到科德角半岛度了个长周末，然后回到伊夫住处，西尔菲德已经不见了。没有留言，什么都没有。他们打电话给她的朋友，打给她在法国的父亲，想着也许是她决定回到他身边吧。报了警。到第四天，西尔菲德终于出现了。她在上西区过去朱利亚德学校时的一位老师的家里。她是和她住在一起；西尔菲德做得好像是她不知道他们回来了，这就可以解释她为何没有费心从第九十六街打个电话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晚饭，安静得可怕。母亲再看不下去女儿那样子吃。在不错的夜晚西尔菲德的体重都让伊夫气得发狂——而这晚可不太好。

“西尔菲德每吃完一道菜，总以同样的方式打扫盘子里的东西。艾拉在军队食堂和邋遢的小餐馆都待过——失礼对他不算什么。可伊夫就是优雅的化身，看着西尔菲德吃光东西的样子，西尔菲德很明白，对她母亲是种折磨。

“西尔菲德就侧起食指，知道吧，在空盘子上抹个遍，这样能蘸上所有的汤汁和残渣。再把手指上的东西舔个干净，接着又来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在盘子上擦得吱吱作响。西尔菲德失踪后决定回到家的那个晚上，晚饭时她开始用她那种方式打扫盘子，而伊夫在这个平常的夜晚已经被搞得心情糟糕透顶，就控制不住了。脸上再也不能安详地多挂一秒她那完美母亲的微笑。‘停下！’她尖叫。‘停下！你二十三岁了！请你停一停吧！’

“突然西尔菲德站起身，对着她母亲的头猛击——用拳头打她。艾拉跳起来，就在这时西尔菲德对伊夫大喊，‘你这个犹太母狗！’艾拉又重重坐回椅子里。‘不行，’他说。‘不行。这样不行。现在我住在这里。我是你母亲的丈夫，你不能当着我的面打她。你不能打她，就这么回事。我不允许。你也不能说那个词，别让我听见。永远不能。永远不能让我听见。永远不许再说那个肮脏的字眼！’

“艾拉站起来，离开那房子，去走走，让自己镇静下来。他从格林尼治村一直走到哈莱姆区，然后又走回来。想尽了方法让自己不当场爆发。对自己说一遍所有令那位女儿困扰的起因。他想起我们的继母和父亲。记起他们是怎么对他的。记起他恨他们的点点滴滴。可怕的一切，他发过誓他一生决不会成为的一切。可是他该怎么办呢?那孩子对她的母亲挥舞拳头，叫她犹太佬，犹太母狗——艾拉该怎么办?

“近午夜时分他回到家，什么也没做。上了床，和新婚的妻子睡下。让人吃惊吧，就这样。早上，和新婚妻子新任继女坐在一起吃早餐，向她们说明他们要一起和谐无争地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互相尊重。他想法子合理说明每一点，他孩子时从没人用这样的方式给他说过事情。他依然惊骇于他的所见所闻，为之愤怒，然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相信西尔菲德不是真正的反犹，不是真正反诽谤联盟所说的那种反犹。事实可能真的如此：西尔菲德执着于别人对她自我的公正对待，她的执着如此之广泛，如此排他，如此机械，以至于那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敌对情绪，哪怕是最简单最没有什么高要求的，如仇恨犹太人心理，在她身上也永不能生根。她就是没有容纳的空间。反犹主义对于她无论如何都是太理论化了。西尔菲德之不能容忍人，是为了一个好好的实在的理由。没有什么客观之处：他们挡了她的路，阻挡她的视线；他们冒犯了她严正意义上对人的支配权，她做女儿的权利。整件事情，艾拉推想得不错，与仇恨犹太人无关。关于犹太人，黑人，任何一个代表了复杂社会问题的群体或个体，她才不管谁是谁。在那个时刻她只盯着他。因此，她就将那恶毒的称呼公然讲出来，她本能地估量出这词是如此令人厌弃，如此粗俗恶心超越常理，可以使他走出这扇门，就此再不踏回她的家。‘犹太母狗’是她的抗议，但不是针对犹太人的存在——甚至不是针对她犹太族母亲的存在——而是针对他的存在。但是艾拉一夜间就搞明白了，于是着手去做——他以为他是狡猾的——不是要西尔菲德向他致歉，更不用说接受她的提示就此消失，而是向她道歉。这个精明的人就是要如此来收服她。

“他就他是位闯入者而道歉，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外来的人，因为他不是她自己的父亲而是个她不了解的人，她绝无任何理由喜欢他或信任他。他对她说既然他是另外一个人，而人又并无多少可称赞的良好记录，或许她有一切理由来不喜欢他不信任他。他说，‘我知道喜爱上一个人不那么容易。可是为什么不试试我呢?我不是江博·弗里德曼。我是不一样的，来自不同的公司，序列号不一样。为什么不给我个机会呢，西尔菲德?给我九十天吧，怎么样?’

“然后他给西尔菲德讲起江博·弗里德曼的贪婪以及那是如何源自美国的腐败。‘美国商业是场龌龊的游戏。是知情人的游戏，’他告诉她，‘而江博就是典型的知情人士。江博甚至都算不上是地产投机商，那才是真够恶劣的人。他是投机商的掩护马。他取得交易的一小片，甚至没有付一块硬币。现在，在美国，基本上大钱都是通过秘密赚来的。明白吗?不正当地下交易。当然，人人都该遵循规则办事，当然，也假装是正直的，人人都正大光明。看，西尔菲德——你知道投机商和投资者之间的区别吗?投资者持有地产，承担涉及的风险；或有收益或蒙受损失。投机商则进行交易。交易土地像交易沙丁鱼。由此致富。现在，经济大崩溃前，人们把自地产中抽取得来的资金用来投机去从银行中分批提取现金。而这些贷款要求偿清的时候，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土地会回到银行手中。到了江博·弗里德曼这些人手里。因为要从银行处凭他们手持的这张毫无价值的文书筹得现金，就得大大削价卖出，一美元只卖得一便士……’

“艾拉是名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尼·奥戴的好学生。怎么说呢，伊夫是欢喜了，得了新生的女人，所有的事又都美好起来。有了属于她的真正的男人，她女儿的真正的父亲。终究有了一位会做父亲该做之事的父亲！

“‘且说这其中非法的一部分，西尔菲德，它成为固定交易的途径，’艾拉解释道，‘其间的勾结……’

“讲课最后结束了，伊夫站起来，走过去握住西尔菲德的手，说，‘我爱你’。但不是说一次。哼。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她紧抓着孩子的手不放，边说着‘我爱你’。每重复一次都比上一句更至诚。她是个表演者——至诚时她可以令自己信服。‘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艾拉有没有自己想到，走吧?艾拉有没有自己想过，这女人身处困扰之中，这女人面临的困境我略有所知：这是个不和的家庭，对之我一无所措。

“没有。他以为铁人曾击退种种不利达到了他现在的阶段，不会被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击败。这个人被情感软化了：他疯狂地爱上伊夫·弗雷姆，他从来不曾认得她这样的女人，他想要个她的孩子。他想要个家。一个家庭。一个未来。他想和人们一样地吃晚餐——不是在别的某处柜台上自己吃，从满是污垢的糖罐里往咖啡里加糖，而是和自己的家人一起在一张像样的餐桌前吃饭。就因为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发了通脾气，他就会放弃他所梦想的一切吗?与坏家伙作斗争吧。教育他们。改变他们。若说有谁能让事情运转将别人改正的话，那就是艾拉和他的执着。

“形势的确缓和下来。不再挥拳相向。不再怒气冲天。西尔菲德看来好像领会了他的意思。有时在晚餐桌上她甚至试图去听上两分钟艾拉在讲些什么。而他想，这是震撼于我的到来。因为他是艾拉。因为他不放弃，因为他不退出，因为他就每件事向每人说明了六十二遍，他相信他已经战胜了。艾拉要求西尔菲德尊重她的母亲，他相信他会得到。而这恰恰是西尔菲德所不能容许的要求。只要她能将母亲支得团团转，她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就立刻使艾拉成了妨碍。艾拉也喊也叫，但他是伊夫生活中第一位尊敬地对她的男人。而这是西尔菲德受不了的。

“西尔菲德开始专业演奏，为广播城音乐厅管弦乐队作替补第二竖琴手。常常被召去演奏，一周一次或两次，她还得了一份周五晚上在东六十区一家高级餐馆演奏的工作。艾拉开车送她，带着她的琴，自格林尼治村到那家餐馆，然后等她结束了再去接她和琴。他有两用车，在房子前停下，走进去，得把竖琴扛下楼梯。竖琴搁在毡套子里，艾拉一只手放在琴柱上，一只手插进琴背后的音洞内，抬起琴来，把琴搁在他们放在车里的一个垫子上，开车把西尔菲德和竖琴送到餐馆去。到了餐馆，把竖琴从车中取出来，就他这样的大广播明星，扛进餐馆。十点三十分，餐馆晚餐服务结束，西尔菲德可以回格林尼治村了，他就来接她，重复来一遍整个操作过程。每个星期五。他也恨这强加给他的体力活——那家伙重约八十磅呢——但他还是干了。我记得他垮掉后住院时对我说，‘她和我结婚是为了让我给她女儿扛琴！那女人就为了这个和我结婚！为了拖那架该死的竖琴！’

“这些周五晚上的出行中，艾拉发现他可以和西尔菲德交谈，其方式是伊夫在场时他不能采用的。他会问她做一名电影明星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他对她说，‘在你小女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领悟到有点问题，意识到这不是通常人成长的方式的呢?’她告诉他是观光车在贝弗利山庄他们那条街上来来去去时意识到的。她说十多岁前她从来没看过她父母演的电影。她的父母努力使她正常地生活，因此在家里他们提到那些电影时都是轻描淡写的。观光车在她家房前停下，她能听到导游讲，‘这是卡尔顿·彭宁顿的房子，他和妻子伊夫·弗雷姆住在这里。’在这之前，就连住在贝弗利山庄和其他明星的孩子一起过着富孩子的日子似乎也显得很正常。

“她说给他听那些电影明星的孩子的生日宴会是怎样的铺张——小丑，魔术师，小马驹，木偶戏，每个孩子都由一位穿着白色护士制服的保姆照看。餐桌上，每个孩子身后都有一位保姆。彭宁顿家有自己的放映室，他们播放电影。孩子们都来看。十五二十个孩子。保姆也都来了，她们坐在后排。放电影的时候西尔菲德得打扮必须非常漂亮。

“她跟他说起她母亲的衣服，母亲的衣服对她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多么让她惊异。她跟他说起各类的腰带、胸衣、紧身衣、束腰带、长袜，还有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鞋子——她们在那年月里穿戴的那些东西。西尔菲德想她怎么就能够脱得下来呢。花上一万年也办不到啊。做的那种头发。长长的衬裙。浓烈的香水。她记得她诧异这一切将如何发生在她身上。

“她甚至还跟他说起她的父亲，只是几件事，但已够让艾拉认识到她小时他是多么喜爱她。他有一艘船，取名叫西尔菲德，停靠在圣莫尼卡海岸。周日的时候他们把船开到圣卡塔利娜岛，她的父亲掌舵。他们两个一起骑马。那时候有一条马道沿竞技大道直通向日落大道。她父亲过去常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后面打马球，然后就单独去和西尔菲德在这条马道上骑马。一次圣诞，她父亲让电影厂一位特技替身从管道安装箱上丢下给她的礼物。一下子滑落到后草坪上空，丢下礼物。她的父亲，她对他说，在伦敦订做衬衫。他的西服和鞋子也在伦敦制作。在那时，贝弗利山庄里没有人不穿着西服戴着领带的，他是他们当中穿着最得体的。对于西尔菲德来说，全好莱坞再没有比他更英俊更可爱更迷人的父亲了。后来，她十二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和他离了婚，西尔菲德发现了他超越常规的行为。

“那些周五的晚上她对艾拉说了所有这些，而他在纽瓦克又告诉了我，我是该以为自己彻底搞错了，艾拉会让这孩子成为他的同伴的。他们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一起，所有这些交谈是要和西尔菲德有所接触，和她友好相处等等。似乎奏效了——开始生出一种亲密。他甚至开始在晚上西尔菲德练琴的时候走进去。他会问她，‘你怎么会弹这玩意的?我得告诉你，每回我看见谁弹竖琴啊——’而西尔菲德就说，‘你就想到了哈普·马克斯是吗，’他们就都笑了，因为确是如此。‘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他问她。‘为什么琴弦的颜色不一样?你怎么记得住哪个脚键盘是哪个呢?手指头不疼吗?’他问了一百个问题，表示他有兴趣，她则解答问题，说明竖琴的原理，给他看她的老茧，情况在好转，情形绝对在开始转好。

“然而，那天早上，就在伊夫说了她不能要那个孩子，一直哭了又哭，他想，好吧，就这样吧，同意带她去看坎顿的医生之后——那天早上他听到西尔菲德在楼梯底下。她在打她的妈妈，真的在狠狠地打，艾拉从床上一下跳起来，打开卧室门，就在那时他听到了西尔菲德说的话。这次她不是把伊夫叫做犹太母狗。比那还糟。糟得足够使我的弟弟直接回了纽瓦克。而你就是这样遇上他的。让他在我们的沙发上睡了两夜。

“那个早上，那一刻，艾拉明白了不是伊夫觉得她年纪太大不能和他要个孩子。警钟鸣响，他明白了伊夫不是担心要小孩会影响她的事业。他认识到伊夫也想要那孩子的，不比他差，而决定流掉和她所爱的男人的孩子，特别是在四十一岁的年纪，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女人最深层的意识是觉得自己无力，而体会到自己的无力、不够宽厚、不够成熟、不够自由来要这孩子——这才是她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的原因。

“那天早上他明白了堕胎不是伊夫的决定——而是西尔菲德的。那天早上他明白了该决定如何去处理的不是他的孩子——该决定如何去处理的是西尔菲德的孩子。堕胎是伊夫逃避她女儿怒火的方法。是，警钟响了，但仍响得不足以使艾拉抽身离开。

“是的，自西尔菲德身上渗透出的与弹奏竖琴无关的各种东西。他听到西尔菲德对她母亲说的是，‘如果你再来，再来这个，我就把这个小白痴掐死在他的小床里！’”

第四章

艾拉和伊夫·弗雷姆与西尔菲德住的西十一街上的连栋房子，它的都市化，它的美丽舒适，散发着豪华舒服不张扬的气息，朴素而富有美感地融合着上千处细节——温暖的居所是一种含蓄的艺术作品——改变了我对于生活的观念，一如芝加哥大学的影响，一年半以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入学。只要走进那扇门，我就觉得年长了十岁，由家庭习俗中解放了出来，而那些习俗是不可否认地在我成长过程中被我愉快并且不费力地固守着的。因为有艾拉在，因为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灯心绒裤子旧平跟鞋和袖子太短的方格子法兰绒衬衣在屋里走来走去慢慢的自在样子，我就没有觉得被一种我所清楚的财富和特权的氛围吓倒；因为那些大力形成了艾拉吸引力的将环境改为己用的无拘无束的力量——在纽瓦克黑人区的整洁街上和伊夫的沙龙里他都自由自在的——我即刻明白了上层生活会是多么舒适惬意又家庭化。还有上层社会的文化。这好像看透了一门外国语言，发现不论它的发音多么让人疏远多么异国化，这些外国人流利所说的，并不多于你一生一直在英语中所听到的。

图书室书架上排放着成百上千册严肃书籍：诗歌，小说，戏剧，成卷的历史书，建筑，古董，音乐，戏服，舞蹈，艺术，神话学的书籍。唱片机两侧橱子里堆着六英尺高的古典唱片。墙上挂的那些绘画，素描，雕刻，壁炉架子上排放着，桌子上满满挤着的工艺品——小雕像，珐琅盒子，几块稀罕的石头，华丽的小碟子，古董天文器械，玻璃的，银质和金质的不寻常的物件，有一些能认得出是具像派的，其他的则怪异抽象——不是装饰品，不是做摆设的小古玩，而是与愉快生活息息相关的财产。与此同时，还紧密连结着伦理道德以及人类对从艺术鉴赏和思考中获得意义的渴望。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找一张晚报，在炉火前坐着吃个苹果，这些行为本身就可成为一项宏大事业的一部分。或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如此，这孩子自己的家尽管清洁条理又够舒适，却从未在他和其他任何人身上唤起过对于理想的人类生存条件的沉思。我的家——家里的图书室里有的是《信息年鉴》，另有九本十本由送给正复原身体的家庭成员的礼物而来的书——相比较之下就显得简陋苍白，是没有色彩的陋室。在那时我是不能相信西十一街上会有任何事令任何人去想避开。在我看来那里是奢华的避风港，在那里最不可能让你担忧心境的安宁受到搅扰。房子的中心，图书室东方地毯上直直立着，庄严高雅，实质上绝对优雅的，自入口转入客厅的那一刻就清晰可见的，是那个象征着存在之深奥精神领域的物品，上溯可至文明之起源，那华丽的乐器，单是形状就体现了对人的世俗本性中每处粗鲁鄙俗缺点的警醒……那个超然的庄严的乐器，西尔菲德的饰有金箔的莱昂和希利产竖琴。

“那图书室在客厅的后面，高一级台阶，”默里回想着。“有橡木拉门将一处房自另一处隔开，但是西尔菲德练琴的时候伊夫喜欢倾听，所以门都开着，那乐器的声音传遍整座房子。西尔菲德七岁时，伊夫在贝弗利山庄开始让她学竖琴，总也听不够，可艾拉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就我所知他从没听过什么音乐，除了收音机上的流行音乐和苏联军队合唱团——所以在晚上他更愿意和伊夫坐在楼下客厅里说说话读读报纸，做个在家的丈夫之类的时候，他就坚持退守到他的书房里去。西尔菲德弹着琴，伊夫在炉火前做针线活，待她抬起头来看时，他已走了，在楼上给奥戴写信。

“不过她已经历过那第三次婚姻，这第四次，运作起来，仍是相当美好的。她遇见艾拉时，正从一场不愉快的离婚中脱身出来，正从一次精神崩溃中复原。第三任丈夫，江博·弗里德曼，言外之意听来，是一名性爱小丑，卧房里娱乐人的高手。完全享受了激动人心的寻欢作乐，后来有一天她从排练场提早回到家，发现他和几个妓女在楼上他的办公室里。但他正是彭宁顿所不是的一切。她在加州和他有了私情，显然还是极热烈的，结果弗里德曼离开他的妻子，她离开了彭宁顿，她和弗里德曼以及西尔菲德移居东区。她买了西十一街上那所房子，弗里德曼搬进来，在后来成了艾拉书房的地方建起他的办公室，开始在纽约以及洛杉矶、芝加哥买卖地产。有一阵他买进卖出时代广场的房地产，因此认识了戏剧界的大制片商，他们都开始一起交际，很快伊夫就登上了百老汇舞台。上流社会喜剧，惊悚剧，演的都是昔日的默片美人。一个接一个的成功。伊夫赚了许多钱，江博则负责让钱花得是地方。

“伊夫自己赞同这个人的奢华，默许他放荡的方式，甚至为他的一些放荡所迷。有时伊夫不为什么就哭起来，艾拉就问她怎么了，她对他说，‘他让我做的那些事——我不得不去做的……’在她写了那本书，将与艾拉的婚姻都铺在纸面上以后，艾拉收到一封发自辛辛那提的一个女人的来信。说如果他有兴趣自己写一本小册子，可以到俄亥俄州来谈谈。她在三十年代是个夜总会的表演者，唱歌的，是江博的一个女朋友。她说也许艾拉会想看看江博拍的一些照片。也许她和艾拉可以合著一本他们自己的回忆录——他提供文字，她则就某个价钱交出照片。当时艾拉决意要报复，于是给那女人回了信，寄给她一百美元的支票。她说有两打照片，所以他寄了她要的一百元就为了看到一张照片。”

“他拿到了吗?”

“她很守信。确实回信寄给他一张照片。但是因为我不会允许我的弟弟进一步扭曲人们对他的人生意义的理解，我从他那里拿过来销毁了。愚蠢。感情用事，自命不凡，愚蠢，也不太有远见。与后来发生的相比，公开那张照片还会是仁慈的呢。”

“他要用那张照片去羞辱伊夫。”

“哎，有一度艾拉所想的全是如何减轻人类残忍的影响。事事都由此传送出来。可在她那本书出版以后，他所想的就全是如何对它予以打击。他们夺走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名字，他的声誉，当他认识到他已全丢了这些，丢了身份，不需要再为了与之相配而去生活，就甩脱了铁林，摆脱了《自由勇敢者》，摆脱了共产党。甚至不再说那么多。所有那些无休止的愤怒言辞。没完没了讲下去，而这个高大的人真正想做的是鞭挞抨击。谈话是使这些需求减弱些的途径。

“你以为扮演亚伯拉罕·林肯是为了什么?戴上那顶大礼帽。说林肯的话。但是一切曾驯服了他的，所有文明的便利，他舍弃了，直退回到在纽瓦克挖过壕沟的那个艾拉。回到那个在泽西州山上挖锌矿的艾拉。恢复了早期的体验，那时他的导师是一把铲子。联系上了过去的艾拉，在所有道德改造发生之前的，在他入了弗雷姆小姐的精修学校上了那些礼仪课程之前的。在他和你，内森，入精修学校，将他做一位父亲的愿望付诸实施，做给你看他能做一位多么善良和不用暴力的人之前的。在他与我入精修学校之前。在他和奥戴入了修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修学校之前。政治行动的精修学校。因为奥戴是第一个伊夫，而伊夫不过是另一个奥戴，将他从纽瓦克壕沟拖进光明世界。

“艾拉知道自己的天性。他知道他的体格远不成比例，这使他成为一个危险的人。他体内有怒火，有暴力，而他身长六英尺半，也就有了手段。他知道他需要艾拉的驯服者——知道他需要所有的老师，知道他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孩子，知道他渴望你这样一个孩子，有他所从未有过的，是崇敬他的儿子。但是在《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出现后，他甩掉了精修学校的教育，恢复为你从没见过的那个艾拉，那个在部队里痛打那些家伙的艾拉，那个在男孩时全靠自己，用挖沟的铲子自卫来对付那些意大利人的艾拉。把做工用的工具当武器挥舞着。他终其一生努力不去拿起那把铲子。但是她出了那本书以后，艾拉打算做回自己最初未经修正的自我。”

“他做到了吗?”

“艾拉从未规避过成年男人才能胜任的工作，不论多么繁重。挖沟人在她身上施加了他的影响。他让她体味了她做过些什么。‘好，我来教教她，’他对我说，‘但不用那张下流的照片。’”

“他做到了。”

“确实做到了。用铲子来做教化。”

早在1949年，亨利·华莱士大选惨败后大约十周——现在我知道了，也是在她堕胎之后——伊夫·弗雷姆举办了一次大型宴会（之前有一场小型晚宴），是为了让艾拉高兴。他打电话到我们家请我参加。在清真寺剧院的华莱士聚会后我只在纽瓦克见过他一回，在接到这个让我惊异的电话（“是艾拉·林戈尔德啊，伙计。你最近怎么样?”）之前，我已经开始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我们第二次碰面后——就是头一次一起在韦夸希克公园散步的那次，那次我知道了“艾朗”——我给纽约的他寄了一份我的广播剧《托尔克马达的帮凶》的复写本。几周过去了，没有他的回音。我觉得给一位专业广播演员看我自己写的剧本是犯了个错误，即使那是我认为自己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我可以确知如今他已看出我多么不具天分，我已扼杀了他或许本已对我产生的兴趣。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作业，电话响了，母亲跑进我的房间。“内森——亲爱的，是铁林先生的电话！”

他和伊夫·弗雷姆邀请大家共赴晚宴，其中有阿瑟·索科洛，他已经把我的剧本给他看了。艾拉想我或许会希望和阿瑟碰碰面。次日下午母亲让我到伯根街去买了一双黑色的配礼服的鞋，我把我那套礼服拿到钱塞勒道上的裁缝店去让夏皮罗加长袖子和裤子。然后，在一个周六的初夜时分，我把一粒口香糖丢进嘴巴，心跳得仿佛我是要越过州界线去杀人，走到钱塞勒道，登上了一辆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

餐桌上陪我坐的是西尔菲德。所有给我设下的陷阱——八件餐具，四种形状各异的玻璃杯，主要的开胃菜叫做洋蓟，身着女仆制服神情郑重的黑女人从我身后和肩上送上餐盘，洗手指的碗，令人费解的洗手指的碗——所有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小男孩而不是大男孩的一切，西尔菲德却几乎全给我解除了，用一句嘲讽的俏皮话，一句讥讽的说明，甚至就是假笑一声，或是转动一下眼睛，帮我渐渐明白了不过是些暗示的浮华罢了，都不成问题。我觉得她很棒，特别是她讥讽起人来的时候。

“我妈妈，”西尔菲德说，“喜欢把事情弄得好像她在白金汉宫长大那样费劲。她用尽一切机会把平常的日子变成个笑话。”席间西尔菲德不停地说，随口说给我听一些议论，充斥着一位生长在贝弗利山庄——吉米·杜兰特隔壁——然后在格林尼治村，美国巴黎——的人的世故。就是她取笑我我也觉得很放松，好像我的灾难并没有就在距我一道菜之遥处。“别太担心做得对不对，内森。做错了反倒看上去不那么可笑。”

我也在注视艾拉中受到鼓舞。他在这里吃饭的样子和他在韦夸希克公园对面的热狗摊上一样；说话也一样。满桌男士独他一人没有戴领带穿礼服衬衣和外套，而且尽管他并不是没有通常的餐桌礼仪，但看着他叉起食物一口吞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过于精细地品味伊夫家厨师的精妙手艺。他似乎对适合热狗摊和华丽的曼哈顿餐厅的举止毫不区分，既不区别举止也不区别言谈。哪怕是在这里，仍处处让他恼火——在这个晚上，距华莱士的惨败（进步党在全国得到的选票不过一百万张，只有它所期望的约六分之一）只有几个月，就连看上去如选举日一样无可争议的事情也令他恼火。

“我跟你们说件事，”他向桌上的人宣布，别人的声音渐渐弱了，他用有力自然的声音，带着对他的美国同胞之愚蠢的蔑视与讥讽，利落地命令道，你们只要听我的就好。“我以为我们亲爱的祖国不明白政治。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在选举日工作?还有什么地方学校还开着?如果你是年轻人，成长了，你说，‘嗨，选举啊，难道我们不休一天假吗?’你的父母亲说，‘不，选举日而已。’你会怎么想?如果我还得去上学，那选举日能有多重要?如果商店以及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开着，那它怎么会是重要的呢?见鬼，你们的价值在哪里，你这狗娘养的?”

说“狗娘养的”不是暗指任何一位在座的人。他是针对他生命中总要去与之斗争的每一个人。

这时，伊夫把手指搁在唇上，让他控制自己。“亲爱的，”她说得那样柔和，几乎听不见。“再说了，有什么更重要的事，”他大声回答，“要在哥伦布纪念日那天待在家里?为了个破星期日让学校关门，却不为选举日让学校关门吗?”“可是没人在争这件事啊，”伊夫微笑着说，“干吗生气呢?”“哎，我生气，”他对她说，“我老是生气，我希望到死的那一天还保持生气。因为我生气，我惹上麻烦。我惹上麻烦，因为我不会闭嘴不言。杜鲁门先生对人民说共产主义是这个国家的问题，人民又相信他，于是我对我亲爱的祖国非常生气。不是种族主义。不是不平等。那不是问题。共产党才是问题。四万或六万或十万共产党。他们会推翻一个拥有一亿五千万人民的国家的政府。别侮辱我的智力了。我来告诉你是什么会推翻这整个鬼地方：是我们对待有色人种的方式。我们对待劳动人民的方式。不会是共产党人来推翻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对待人民像对待动物，就会自己推翻自己！”

坐在我对面的是阿瑟·索科洛，广播剧作家，另一位自信的靠自我教育成功的犹太孩子，他们忠实于旧时居住的地方（加上他们不识字的移民父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成长为男人时粗率而易动感情的风格，这些年轻人刚自战场归来，这场战争中，他们发现了欧洲和政治，第一次通过他们不得不一道生活的战友发现了美国，没有正规指导却怀着对艺术改造力量的巨大天真信念阅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开篇的五六十页。阿瑟·索科洛在被那黑名单毁了事业之前，尽管不是像科温这样闻名的作家，但无疑也属于我最欣赏的其他广播剧作家一类：阿奇·奥博勒，著有《熄灯》，海曼·布朗，著有《内室》，保罗·莱默，著有《威克和萨德》，卡尔顿·E.莫尔斯，著有《我爱秘密》，威廉·N.罗布森，写过不少战争广播剧，我从中也为自己的剧本提取素材。阿瑟·索科洛的获奖广播剧（以及两个百老汇的剧本）以对一位粗鄙虚伪的父亲所代表的败坏的权威的强烈仇恨为特色。整个晚餐期间我一直害怕，怕索科洛这个矮壮的人，一度是底特律高中队进攻后卫的胆大的大力士，会为了我从诺曼·科温处偷来用的一切而指着我，对着席间的人指责我是个剽窃者。

晚宴过后，宴会以后的客人开始到来之前，男士被请到二楼艾拉的书房去抽雪茄，而女士则到伊夫的房间去梳洗。艾拉的书房俯瞰着后花园水银灯照亮的雕像，三个墙壁的书架上摆放着他全部与林肯有关的书籍，他从战场用三个粗呢袋带回家的政治藏书，以及此后他在第四大道上的二手书店翻阅买回来积聚的藏书。艾拉给大家分发雪茄，告诉客人尽可从装威士忌的手推车里随意自取喜欢的东西，随后，他从红木大书桌最上面的抽屉里取出我的广播剧剧本的副本——我本来猜那抽屉里放着他和奥戴的通信——开始大声朗读剧本的开首篇。他朗读不是要指责我是剽窃。反之，他开始对包括阿瑟·索科洛在内的他的朋友说，“你们知道是什么给了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他就向我一指，我满脸通红，胆怯地等着给人识破。“在这样一个孩子身上，比之我们亲爱祖国里那些所谓成熟的人，我寄予更多的信念。这些人走进选举间，本预备投给亨利·华莱士的，却突然看见眼前一幅巨幅杜威照片——我说的可是我自己家里的人——于是他们拉下哈里·杜鲁门的手杆，他会把这个国家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就是他们的开明之选！马歇尔计划，这就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越过联合国，限制苏联，摧毁苏联，同时抽取上亿美元注入他们的马歇尔计划，这些钱本可以用来提高这个国家穷人的生活水准。可是告诉我，当杜鲁门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投下原子弹时谁来约束他呢?你以为他们不会向无辜的俄罗斯儿童投下原子弹吗?为了保护我们美好的民主他们不会那么做吗?给我再说一个。听听这个孩子的。他还在中学，而他比每一位选举间里我们亲爱的国民都更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所在。”

没有人大笑，甚至连微笑也没有。阿瑟·索科洛背靠着书架，默默翻看他从艾拉有关林肯的藏书集里取下的一本书，其余的男士站着，抽着雪茄，小口地喝威士忌，动作间仿佛那晚他们和妻子就是前来倾听我对美国的观点的。只是过后很久，我才知道我的导言受到所有人认真的对待，这只不过表明他们对专横的主人之激动已是多么司空见惯。

“听着，”艾拉说，“就听听这个。剧本描写了小镇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和当地的顽固势力。”于是铁林开始读我写的台词：铁林和我所构想但又一无所知的那类普通敦厚的美国基督徒融为一体，融会于他的嗓音里。

“‘我叫比尔·史密斯，’”艾拉开始读，重重坐进他的高背皮椅，把腿架在书桌上面。“‘我叫鲍勃·琼斯。我叫哈里·坎贝尔。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这名字不惹谁厌。我是白种人，天主教徒，因此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和你处得来，不打扰你，不让你烦。甚至不恨你。我在一处不错的小镇上安静地生活。中心城。中央镇。不错瀑布。忘记这镇的名字。可以是任何地方。就叫它随处镇吧。随处镇上许多人用嘴来与歧视斗争。他们议论拆除将少数人种禁锢在社会集中营的樊篱之必要。但是太多人用抽象的方式从事斗争。他们思考并谈及公平、正派和正义，谈及美国主义、人类手足之情、宪法和独立宣言。这些都很好，但显示出他们真正没有意识到种族、宗教和国家歧视是什么和为什么。以此镇为例，随处镇，去年在这里发生的事，就在离我不远的天主教一家人发觉热诚的新教主义可以与托尔克马达同等残酷。你记得托尔克马达吧。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亲信。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执行审讯。1492年为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人。对，你听得没错，伙伴——1492。那年有哥伦布，当然，还有“尼娜”号，“平塔”号，“圣马利亚”号——然后还有托尔克马达。总有托尔克马达。或许会一直有……这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在随处镇，在美国，星条旗下，人人生而平等的地方，而且不是在1492年……’”

艾拉翻动书页。“就这样叙述下去……这里，结局。这是结局。又是叙事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胆量写下这个，你知道吗?告诉我哪家广播网有胆量上演这出戏呢。告诉我在1949年有哪位广播赞助商会勇敢地面对伍德司令和他的委员会，面对胡佛和他野蛮残忍的冲锋队员，面对美国军团、天主战争退伍军人会、外国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革命之女会，以及所有我们亲爱的爱国者，倘若他们所称的该死的赤色分子来威胁他说要抵制他宝贵的产品，谁还会毫不在乎呢。告诉我有谁会因为这是正确的而有胆量去做呢。没有人！因为他们毫不重视言论自由，正如我在部队里一起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不和我说话。我跟你们说过吗?我走进餐厅，你知道吗，两百多个人，没人说声‘嗨’，没人说话，是因为我的言论和我写给《星条旗报》的那些信件。那些家伙给你的印象就是，打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让他们烦恼。与有些人可能想象的我们亲爱的小伙子正相反，他们毫无概念，不知道他们到底为什么在那里，才不在乎法西斯和希特勒——他们在乎什么呢?让他们明白黑人的社会问题吗?让他们明白资本主义竭力削弱工会的狡诈手段吗?让他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轰炸法兰克福时I.G.法本工厂却毫发无伤吗?或许我自己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妨碍，但是‘我们的小伙子’狭隘的头脑却让我大大的恶心！‘所有的结果是这样的，’”他突然读起我的剧本来。“‘如果你需要一句格言式的结尾，那就是：轻信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那套鬼话的人是个傻瓜。他伤害了自己、家庭、他的工会、社区、他所在的州和国家。他是托尔克马达的帮凶。’作者是，”艾拉说，愤怒地一把将剧本掷在书桌上，“一位十五岁的孩子！”

晚宴后到的一定还有五十人。虽然艾拉在楼上书房中赋予了我那样的高度评价，但如果不是西尔菲德又来给我解围，我可决不会有勇气留下来和挤进客厅的人交谈。其中有男演员和女演员，导演，作家，诗人，有律师，文稿代理人和戏剧演出人，有阿瑟·索科洛，还有就是西尔菲德，她不仅直呼客人的大名，而且知道他们每个缺点的讽刺性细节。她说话无所顾忌，又风趣，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仇恨者，有着大厨把一大块肉切成片，转动着烤熟那类的天分。而我，我的目标是做广播界大无畏不妥协的真理述说者，她那样顽皮地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并且毫不为之寻求藉口，更别说加以掩饰了，对此我很是敬畏。那人是纽约最虚荣的……那人总要高人一等……那人的虚伪……那人一点都不懂得……那人醉得太厉害……那人的天分实在微不足道，渺小之极……那人气得厉害……那人之道德败坏……那个疯子最可笑是她的装腔作势……

贬低别人——和看着他们被贬低——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位在席间仅怀着崇敬念头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担心回家晚了，但也不能让自己失去这么好的教育机会，来学习借蔑视他人取乐。我从未遇到过西尔菲德这样的人：如此年轻，却如此敌意十足，如此明白世故，却又如此鲜明古怪，衣着拖沓俗丽仿佛一位算命人。为万事排斥却听天由命。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温顺拘谨，如何急于取悦他人，直到我看到了西尔菲德是如何急于将他人摆在对立的位置，我一直不晓得一旦从对社会的恐惧约束中释放自我，其间有多少自由的乐趣。她有一股魅力：她令人望而生畏。我看出西尔菲德是无所畏惧的，不怕在她自己体内培养那股可能针对别人的威胁的力量。

据她称她最不能忍受的两个人是一对夫妇，他们周六早上的广播节目正巧是我母亲最爱听的。节目叫作“范塔索和格兰特”，取材自流行小说作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和她丈夫，《美国杂志》专栏作家和娱乐评论家布赖登·格兰特在纽约州达切斯镇哈得孙河畔的农舍。卡特里娜瘦得惊人，六英尺高，长长的黑色鬈发在她看来是诱人的，举止间看得出她善于通过小说对美国产生影响。在那晚之前我对她所知甚少，仅限于母亲收听“范塔索和格兰特”时我正好无意听到过。格兰特家的晚餐时间专用来讨论她四位漂亮的孩子对社会的责任，而她在传统古老的斯塔茨堡（十七世纪，早在英国人到达之前，她的祖先范塔索家族最先定居在那里，据称是作为当地的贵族）的朋友有无可挑剔的道德和教育背景。

“无可挑剔”是卡特里娜每周一次长篇大论她在忙碌都市和田园乡间的丰富多样破纪录的生活时很爱用的一个词。不只是她的句子中尽是“无可挑剔”，连我母亲听完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我母亲认为她是“有教养的人”——之后也直用这词，卡特里娜大赞无论谁幸运地进入了格兰特家的社交范围就会高人一等，不论这人是给她修补牙齿的还是给她修厕所的。“一位无可挑剔的管道工，布赖登，无可挑剔，”她说，于是我母亲就像其余上百万的人一样出神地听着一场关于连最具高贵气质的美国人家庭都折磨到的排水问题的谈话，而父亲坚定地属于西尔菲德一派，说道，“哦，关上收音机别听那女人的，好吗?”

西尔菲德对我低声说过的正是卡特里娜·格兰特，“那个疯子最可笑是她的装腔作势”；至于她的丈夫，布赖登·格兰特，她说的是，“那人是纽约最虚荣的。”

“我母亲和卡特里娜去吃午饭，回家时气得脸发白。‘这女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跟我聊戏剧聊她最新出的小说，她以为她什么都懂，而她是什么都不懂。’确实如此：她们去吃午饭的时候，卡特里娜又如常给母亲上课，这回她说的恰巧母亲全都知道。母亲是受不了卡特里娜的书。都读不下去。她想法子去读，然后就大笑起来，对卡特里娜说写得多好啊。母亲给让她害怕的每个人都起了个绰号——卡特里娜叫‘疯子’。‘你该听听疯子在奥尼尔戏里的表演，’她对我说。‘超过她自己水平了。’然后疯子在次日早上九点打电话来，母亲又和她在电话上谈了一个小时。母亲所以巴结她，就因为她名字里有个‘范’字。还因为布赖登在专栏里提到母亲的名字，他称她为‘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可怜的母亲和她的社交野心。卡特里娜是斯塔茨堡河畔所有富有虚伪的家伙里最做作的，而他据说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后裔。在这里，”她说，就在宴会中间，在这客人到处紧紧挤做一团，看去仿佛他们已竭力别让自己的鼻子嘴巴浸到别人杯子里去的地方，西尔菲德转过身，在我们身后的那墙书架上找一本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小说。客厅壁炉的两边，书架自地板直延展到天花板，太高了，得爬上图书馆用的梯子才够得到最顶上的书架。

“这里，”她说。“《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我母亲读过这本书，”我说。“你母亲是不知廉耻的贱妇，”西尔菲德答道，这让我膝盖都软了，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开玩笑。不只是我母亲，近五十万美国人买了这本书而且读过。“这里——打开一页，任何一页，手指点到随便什么地方，然后就准备着为之着迷吧，纽瓦克的内森。”

我照她说的做，当西尔菲德看到我手指所指的地方时，微笑着说：“哦，你不需看太多就能发现她天分最高的爱情描写。”西尔菲德对我大声朗读道，“‘他的手紧紧抓着她的腰，把她拉向他，而她则感觉到了他腿上的强壮肌肉。她的头向后仰着。她的嘴张开接受他的吻。有一天他会为他对艾洛伊斯的这种激情而遭阉割，受到残酷的报复性的惩罚，但现在他还远没有遭受损伤。他握得越紧，压在她敏感部位上的力量就越大。他情欲勃发，他的天才将修改基督教神学的传统教义并重新赋予其活力。她的乳头凸起坚硬，当她想到“我在亲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时，肚子都收紧了。“你身段好极了，”他对她耳语，“隆起的乳房，腰肢纤细！即便是你长袍下宽松的丝缎裙也无法掩盖你美丽的臀部和大腿。”他闻名的是对普遍概念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对辩证法的独特运用，而他也同样明白，即使是在现在，以他拥有学识的名望之高度，如何融化一颗女人的心……到早晨他们满足了欲望。终于她有机会对圣母的圣徒和大师说：“现在请你教给我。教教我，好吗，皮埃尔！给我讲讲你对上帝和三位一体之秘密的辨证分析吧。”他如此做了，耐心地详尽说明了他对三位一体的理性解释，然后他又第十一次和她交媾。’

“十一次，”西尔菲德说，纯粹为了她刚听到的事乐不可支。“她那位丈夫不知道什么是两次。那个小仙女不知道什么是一。”要过了好一阵她才能——我们两人才能——止住不笑。“‘哦，教教我，好吗，皮埃尔，’”西尔菲德喊道，就毫无理由地——只是因为高兴——大声在我的鼻尖上亲了一下。

西尔菲德把《艾洛伊斯和亚伯拉德》放回书架，我们两人都多少又有些冷静下来，我觉得这时够勇气问她一个整个晚上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我一直想问的问题中的一个。不是“生长在贝弗利山庄是怎样的?”；不是“住在吉米·杜兰特隔壁是怎样的?”；不是“有一对电影明星父母是怎样的?”。因为我怕她取笑我，我只问了我认为是最严肃的问题。

“在广播城音乐大厅里演奏，”我说道，“是怎样的?”

“恐怖。指挥就够恐怖了。‘我亲爱的女士，我知道在那一小节数到四是很困难，但是如果您不介意，那就太好了。’他越是礼貌，你知道他越是心下不快。如果他真的生气了，他会说，‘我亲爱的亲爱的女士。’那个‘亲爱的’透着恨意。‘这不太对，亲爱的，这个该用琵音和弦’。而你演奏的部分明明印的是不用和弦。你不能反驳，这样显得你好辩又在浪费时间，‘对不起，指挥，其实乐谱印的正相反。’于是每个人都看着你想，难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弹吗，傻子——还得他告诉你?他是世上最糟糕的指挥。他指挥的都是标准曲目，而你还是不得不想，他从来没听过这曲子吗?还有那辆乐队的车。在音乐大厅里头的。你知道，把乐队移入观众视线的那个平台。它向上移动，又向后，向前，再向后，每次动起来都是猛的一下——它是在液压升降机上——你就坐着紧紧抓着你的竖琴，哪怕弄得琴都要走音了。演奏竖琴的人一半时间是在调音，另一半时间在跑调。我恨所有的竖琴。”

“真的吗?”我说道，笑个不停，部分是因为她是在扮滑稽，部分是因为她在模仿那位指挥时也在大笑。

“竖琴太难演奏了。老是出问题。你对着琴喘口气，”她说，“它就走音了。费劲让竖琴保持良好的状况让我发疯。把它搬来搬去——就像搬动一架航空母舰。”

“那你为什么弹竖琴呢?”

“因为指挥说对了——我是傻。双簧管演奏者是聪明的。小提琴演奏者是聪明的。但演奏竖琴的人不是。竖琴演奏者是傻子，低能的傻子。选上一个如竖琴一样会毁了你的生活的乐器的人会有多聪明?如果不是那时我只有七岁，太傻，不知道此事之不妥，我决不会开始弹竖琴，更不用说现在还在弹了。我甚至意识中不记得弹竖琴以前生活的样子。”

“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开始弹琴?”

“大多数去弹竖琴的小女孩之所以去弹竖琴是因为妈妈认为她们去弹这琴是多么美好。它看上去那么美丽，所有的音乐是如此甜美，是在小房间里文雅地演奏给文雅的人听，他们对此是毫不感兴趣。琴柱以金箔涂就——得戴着太阳眼镜去看。真是精美。它竖在那里，让你无时不想到它。它又是那么庞大，你永远无法把它搁起来。搁到哪里呢?它总是竖在那里嘲弄你。你永远无法摆脱它。就像我母亲。”

一位仍穿着外套手拎一个黑色小箱子的年轻女人突然出现在西尔菲德身边，一口英国口音，为她到迟了而致歉。和她一起的是一位黑头发的结实的年轻人——装束高雅，把他年轻丰满的身体挺得军人一般直，仿佛穿的是可展示他所有特别优点的紧身衣——和一位有着处女般敏感的年轻女性，外表成熟，接近丰满，一头瀑布般略带微红的金色鬈发，衬托出她白皙的肤色。伊夫·弗雷姆急急上前迎接所有新来的客人。她拥抱了带小黑箱子的女孩，女孩的名字叫帕梅拉，接着帕梅拉把她介绍给那对漂亮的情侣，他们是订了婚的，很快要结婚了，他们是罗莎琳德·哈勒戴和拉蒙·诺古拉。

几分钟内西尔菲德就在图书室里了，膝头靠着竖琴，支在肩膀上，她在调音，帕梅拉已脱了外套，在西尔菲德身旁手指摸着长笛的音，坐在她们两人旁边的是罗莎琳德，她在给一种弦乐器调音，我先以为那是小提琴，但不久便发现是稍大些的中提琴。渐渐地，客厅里的人都转向图书室，伊夫·弗雷姆站在那里等待大家安静下来。伊夫·弗雷姆穿着的那件衣服，后来我对母亲尽我所能形容过，母亲告诉我那是一件白色打褶的雪纺绸长裙，小披肩是翠绿色的雪纺绸带。我对母亲形容我记得的她的发式，母亲告诉我那叫做卷羽发型，四周全是长长的鬈发，头顶的头发则是平的。就是在伊夫·弗雷姆耐心等待的时候，隐隐的微笑更显出她的可爱（我觉得她是显得更迷人了），清晰可见她体内正升起一股欢快的兴奋。当她说，“有样美丽的事要来临了，”她所有的谨慎优雅似乎就要被一扫而空。

那是场很好的表演，尤其是对于一位在半小时后就要又坐上一百零七路纽瓦克公共汽车回到只有令他沮丧的紧张气氛的家的青年。伊夫·弗雷姆在不到一分钟里来了又去了，但就是她身着白色打褶雪纺绸长裙和披肩迈下台阶回到客厅的堂皇姿态，她就赋予整个晚上一种新的意义：人生为之存在的奇遇将要展开。

我不想弄得好像伊夫·弗雷姆出现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远非如此：那展现了她的自由，不受阻拦，无所畏惧的伊夫·弗雷姆，有一种沉着的意气扬扬。甚至可以说，仿佛我们被她指定了我们人生的角色——我们是享有特权的灵魂，最钟爱的梦想已获实现，现实已让位给艺术的魔法；某种丰富的隐藏的魔力已将那晚的世俗社交功能净化，洗涤了那群耀眼又是半醉的所有恶劣天性和卑劣计划的集合。这个幻象的产生差不多是没有什么的：只是图书室台阶边上发出的几个发音完美的音节，一个曼哈顿晚会上所有无意义的追逐私利皆化作遁入美学享受的浪漫尝试。

“西尔菲德·彭宁顿和来自伦敦的年轻长笛演奏者帕梅拉·所罗门将演奏两首长笛和竖琴二重奏曲。第一首作曲福莱，曲名《摇篮曲》。第二首作曲佛朗兹·多普勒，他的《卡西尔达幻想曲》。第三首，也是最后一首，是德彪西的长笛、中提琴、竖琴奏鸣曲中的间奏，欢快的第二乐章。中提琴演奏者罗莎琳德·哈勒戴，她来自伦敦，正访问纽约。罗莎琳德是英格兰康沃尔人，伦敦音乐戏剧学会学校的毕业生。罗莎琳德现在在伦敦，皇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

这位演奏长笛者是个神情忧伤的女孩，长脸，黑眼睛，身形纤细，我越是注视她，就越发地迷上了她。我越是多注视罗莎琳德，就越是为她所迷，就越发清晰地看到我的朋友西尔菲德多么缺乏可激起男性欲望的特点。她四方的身体，胖胖的腿，身上多余的肉让她身形厚重，自后背上部看来有一点像野牛，在我看来，西尔菲德演奏竖琴的时候——尽管她的手拂过琴弦有种古典的优雅——就像和竖琴角斗的角斗士，像日本的相扑运动员。因为我耻于有这样的念头，只是在演奏进行得久了以后这念头才逐渐获得些根据。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和艾拉一样，除了熟悉的（在我来说，就是我在周六早上的《虚幻舞厅》和周六晚上的《热门演唱会》里听到的音乐），我对其他一切乐器的声音都一概不听，但是看着西尔菲德肃穆地置身于她从弦上释放出的音乐魔力之下，还有，她演奏的那种激情，能从她眼里看出一种强烈的热情——从她身上的嘲讽和消极中解放出来的激情——使我想知道如果在她的音乐才能以外，她的脸也和她纤弱母亲的脸一样的迷人纤瘦，那么她该拥有何等的力量啊。

几十年以后，默里·林戈尔德来访过以后，我才明白西尔菲德唯一能够自身觉得自在的途径就是仇恨她的母亲和弹奏竖琴。恨她母亲让人恼火的软弱和弹出轻灵迷人的声音，和福莱、多普勒和德彪西作这世上所能给予的一切多情的接触。

我看到伊夫·弗雷姆站在观众前排，正注视着西尔菲德，那凝视是如此充满渴求，你会以为是西尔菲德身上诞生出伊夫·弗雷姆而不是恰恰相反。

然后本来停了的又都启动了。有掌声，喝采声，鞠躬致谢，西尔菲德、帕梅拉和罗莎琳德走下由图书室充当的舞台，伊夫·弗雷姆在那里依次拥抱她们。我离得很近，能听到她对帕梅拉说，“你知道你看上去像什么吗，亲爱的?一位希伯来公主！”对罗莎琳德她说，“你很漂亮，绝对漂亮！”最后对她女儿说，“西尔菲德，西尔菲德，”她说道，“西尔菲德·朱丽叶，你从来，从来没有演奏得如此美丽！从没有，亲爱的！多普勒那首曲子特别美。”

“多普勒那首曲子，妈妈，是沙龙垃圾，”西尔菲德说。

“哦，我爱你！”伊夫喊道。“你的妈妈是如此爱你！”

其他人开始走上前祝贺三位音乐家，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西尔菲德一只胳膊挽着我的腰，和善地把我介绍给帕梅拉、罗莎琳德，和罗莎琳德的未婚夫。“这是纽瓦克的内森，”西尔菲德说。“内森是那野兽的政治门生。”既然她说的时候面带微笑，我也微笑着，设法去相信这绰号没什么恶意，不过是家人对艾拉的身高开的玩笑。

我在屋里四处寻找艾拉，发现他不在，但我并没有请求出去找他，而是让自己仍旧为西尔菲德抓着——沉醉于她朋友的温文尔雅之中。我从没见过谁像拉蒙·诺古拉那样年轻而穿着如此得体或者如此合宜又文雅的。至于黑肤色的帕梅拉和白晰的罗莎琳德，在我看来她们每个都是如此美丽，我竟不能一次对她们正眼看上一下，尽管同时我不能放弃随意站在她们身边仅几英寸地方的机会。

罗莎琳德和拉蒙三周内将在位于哈瓦那外的诺古拉家族的庄园结婚。诺古拉家族是烟草种植商，拉蒙的父亲自拉蒙祖父处继承了一个叫做帕迪杜德地区的几千亩农田，这土地将传给拉蒙，最终传给拉蒙和罗莎琳德的孩子。拉蒙沉默得令人望而生畏——因为对自我命运的意识而神情严肃、勤勤恳恳地坚决将全世界吸烟者赋予他的权威地位扮演出来，而罗莎琳德——在几年前还是来自英格兰乡下某个偏僻角落的伦敦音乐专业穷学生，而现在她快结束她所有的忧虑，一如她快要开始所有那些花费——变得越来越活泼。有些过于健谈了。她跟我们说起拉蒙的祖父，诺古拉家族最有名望和受尊重的人，当了约三十年的省级长官和一块广阔土地的拥有者，到后来进入门迪亚特总统内阁（我刚好知道这位总统的参谋长正是臭名昭著的富汉肖·巴蒂斯塔）；她对我们说起美丽的烟草种植地，那里，他们种植为古巴雪茄专用的卷烟叶；然后她还跟我们说起诺古拉家族为他们安排的盛大的西班牙式婚礼。帕梅拉是她儿时的伙伴，要从纽约飞到哈瓦那，费用由诺古拉家族支付，会住在庄园里的一处客房里；而如果西尔菲德有时间的话，幸福四溢的罗莎琳德说道，也欢迎她和帕梅拉一道来。

罗莎琳德说话带股急切的天真，欢快地融合着对诺古拉家族巨大财富的骄傲和成就感，而我则不断想到，那么那些身为烟草工人的古巴农民呢——谁来请他们为了一个家族婚礼在纽约和哈瓦那之间飞来飞去呢?他们在美丽的烟草种植园中住的是什么样的客房呢?哈勒戴小姐，在你们的烟草工人中疾病、营养不良和未受教育的情形如何?你们为什么不开始偿还其土地为你未婚夫一家非法占有的古巴大众，而在西班牙式婚礼上挥霍那许多钱财呢?

但是我缄口不言，一如拉蒙·诺古拉，尽管内心无一处近似他显现的那样泰然自若，他决然地直直盯着前方，仿佛在检阅军队。罗莎琳德说的每件事都让我骇异，然而我不能不顾社交礼仪明白告诉她。我也没能鼓起勇气直面诺古拉，用进步党的标准来评估他的财富及其来源。也无法自觉地从罗莎琳德英国味的容光灿烂处移开，这位年轻女人有美丽的身体和音乐上的天赋，她似乎不明白她为了拉蒙的诱惑放弃了自己的理想——或者，若不是她的理想，那放弃的是我的理想——嫁入古巴的寡头政治家的拥有土地的上层社会家庭，她不仅大大损害了一位艺术家的价值，而且，以我的政治判断，是为着一位远远不配她天赋的人——和她微红的金发及如此让人爱怜的肌肤——他还不如，比如说，我吧——令自己平庸化了。

原来拉蒙已经在斯托克俱乐部为帕梅拉、罗莎琳德和他自己订了位，当他请西尔菲德加入时，神情茫然不慌不忙地，以一种上层阶级类似于礼貌的习惯，转过来对我发出邀请。“请你，先生，”他说，“也作为我的客人来吧。”

“我不能，不行——”我说道，但是没有解释说——我知道我该说，不得不说，必须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艾拉会这么做的——“我不赞同你们或是你们这类人！”但是我没有，反倒加一句，“谢谢。仍然很感谢，”我转过身，好像在逃避一场瘟疫而不是一次给一位萌芽中的作家看看舍曼·比林斯利著名的斯托克俱乐部和沃尔特·温切尔曾坐过的桌子的大好机会，急急逃离了我所看见过的头一位有钱人炫示的诱惑。

我一个人跑到二楼的客用卧房，从堆在双人床上的几十件衣服底下找到了我的外套，在那里，我碰上了阿瑟·索科洛，据艾拉说他已读过我的剧本。在艾拉书房里，艾拉简短朗诵过后，我太怕羞，没有和他说上一句话，而他在忙着翻看那本有关林肯的书，看上去也不像有话要对我说。不过，在宴会中有几次我无意听到他对客厅里某个人激愤地说的话。“那真他妈让我生气，”我听到他说。“我在激情之下坐下来，一夜间完成了这部作品。”；我听到他说，“发展前途是无限的。有股自由的气氛，积极开辟新领域的氛围”；接着我听到他大笑着说，“哈，他们用让我做广播上排名第一的节目来诱惑……”对我的映象是我好像邂逅了绝对必要的真理。

我有意在屋里能听到索科洛讲话的范围内四处走动，听他对几个女人讲起他打算为艾拉写一个剧本，是一场独角戏，不是基于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讲，而是基于他的整个一生，从生到死，听到这里，我对自己想过怎样的一生有了一个概念，从来不曾如此清晰明确。“第一次就任演说，葛底斯堡演讲，第二次就任演说——这不是故事。这是修辞罢了。我要艾拉讲个故事。讲一讲有多艰难：没受学校教育，愚蠢的父亲，可怕的继母，法律合伙人，和道格拉斯竞选，落败，他那个神经质的购物狂妻子，无情地失去儿子——威利的死——来自各方面的谴责，自他就任那一刻起每日的政治攻击。战争残忍，将军们无能，废除奴隶制宣言，胜利了，保存了联盟，解放了黑人——然后，是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那次暗杀。对一名演员而言非常棒的素材。三小时。没有间歇。让他们坐在那里说不出话。让他们哀伤吧，为如果他完成第二任任期，监督南部重建，美国今日会是什么样子而哀伤吧，为黑人以及白人哀伤吧。我想了不少这个人的事。被一名演员杀死。还有谁呢?”他大笑。“还有谁会如此愚蠢竟去杀亚伯拉罕·林肯?艾拉能一个人在上头演三个小时吗?演说家那一套——这一点我们知道他能做到。不然，我们就一起干，他会演好：一名满腹智慧谋略和知识却受到多重困扰的领袖，坚强勇敢和易怒消沉交替的大个子，而且，”索科洛说道，又笑了，“还未被告知他正是人们纪念的‘林肯’。”

这时索科洛只是微笑了笑，用让我惊讶的柔和嗓音对着我说，“年轻的朱克曼先生。今晚对你一定是不太一般吧。”我点点头，发觉自己张口结舌，就是问不出口他对我可有什么建议或是对我的剧本有何批评。依我对现实的完善认识（对十五岁的孩子来说），阿瑟·索科洛还没看过那剧本。

我拿着外套走出卧室，看到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从浴室那边朝我走过来。在我的年纪我个子算高了，但是她穿着高跟鞋高高超出我许多，不过也许是我即便高出一英寸，也仍旧会被她的气势镇住，从而觉得她把她自己当作某种最高傲的代表。事情如此不由自主地发生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为何我该去憎恨并且是毫不费力地去憎恨的这个人在近处看来竟可以如此令人注目。蹩脚的作家，支持佛朗哥，反对苏联，这时正需要我显出厌恶来了，可我的憎恶却在哪里呢?我听到自己说，“格兰特夫人吗?您能不能给我妈妈签个名?”我真是奇怪自己突然间成了什么了，要不就是有什么幻觉了。这比我在古巴烟草大亨那里的表现还差劲。

格兰特夫人对我笑了笑，提出了她对我实在身份的推测，以此说明何以我会在这所高贵的房子里。“你不是西尔菲德的小伙子吗?”

我想都没想就扯了个谎。“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外表看上去够年纪了，不过也许十多岁的男孩正是西尔菲德的专好。又或者格兰特夫人仍把西尔菲德当成个孩子。又或者她看到西尔菲德吻了我的鼻子，以为那一吻就可够我们两个凑合着用了，不像亚伯拉德要占有艾洛伊斯十一次。

“你也是音乐家?”

“是，”我说。

“你演奏什么乐器?”

“一样。竖琴。”

“对男孩来说不是有些稀罕吗?”

“不会。”

“我写在什么上面呢?”她问道。

“我钱包里有一张纸——”但接着我想起钱包里头别着“选华莱士做总统”的徽章，有两个月我每天都把它别在衬衫口袋上去学校，竞选惨败后我也不愿舍弃它。现在每次从钱包里找钱付款时都把它一闪，好像警察的徽章。“我忘带钱包了，”我说。

她从一只手拎着的饰有小珠的包里取出一本记事簿和一枝银笔。“你妈妈的名字是什么?”

她问得够亲切的了，可我就是不能告诉她。

“你不记得吗?”她说，并无恶意地微笑着。

“就你的名字吧。就够了。请吧。”

她一边写着，对我说，“年轻人，你是什么出身?”

一开始我没明白她是问我属于人的哪一个分支。“出身”这个词很费解——然后就不难了。我回答时并没有幽默的打算，“我没有出身。”

可为什么在我看来她比伊夫·弗雷姆还要出名也更吓人呢?特别是在西尔菲德详尽分析过她和她丈夫之后，我怎能如此不知所措战战兢兢跟她说话，语气像个傻子似的?

当然是因为她的力量，名人的力量；她还分享着她丈夫的能力，布赖登·格兰特只在广播里说上几句或是专栏中评上一句——专栏里用一个省略号——就能制造或是破坏娱乐界的成就。而她呢，人们总是对着她微笑，致谢，拥抱，又憎恨，这样的人拥有让人恐惧的力量。

但是我为什么讨好她呢?我又不在娱乐界。我能得到或者失去什么?不消一分钟我就背弃了所有的原则信仰和忠诚。要不是她已经仁慈地签好名回到了宴会上，我还会接着如此下去。我只需不理睬她就是了，因为在我为母亲向她要签名之前她并未注意到我。但是我母亲并不是收集签名的人，也没人要我撒谎奉承她。这只不过是最方便做的事。比方便还糟。是下意识的。

“不要丢失了勇气，”保罗·罗布森曾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告诫过我。我骄傲地与他握了手，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头一回。丢得毫无意义。没被拖进警察局遭到警棒殴打。只是拿着外套走到门厅。就这样，小汤姆·潘恩就离了轨。

我顺楼梯下去，心里充满对自己的厌恶，人年轻时总以为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我愿付出一切代价来倒回去设法让她得到她该得的待遇——就是因为我实际表现得如此差劲。不久我崇拜的人就会为我做到这一点，却丝毫不带有我那种过分的礼貌，不会让它冲淡了他无所顾忌的敌意。艾拉会把我略去不曾说出的全弥补回来，而且还不止如此。

我在地下室的厨房里找到艾拉，他正擦干餐盘，给我们上过菜的女佣旺德鲁斯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大洗碗槽里洗餐盘，后来知道那女孩是她的女儿，叫马娃。我走进去时，旺德鲁斯正对艾拉说，“我不想浪费我的选票，林戈尔德先生。我不想浪费我珍贵的选票。”

“你和她说说，”艾拉对我说。“这女人不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跟她说说民主党。我不明白一个黑人女性怎么会认为民主党会不再对黑人背信弃义。不知道谁告诉她的，她怎么会信他的。谁告诉你的，旺德鲁斯?我没说过。该死，六个月前我对你说——你们那些意志薄弱的民主党自由派，他们不会结束对黑人的歧视。他们不是也从来不曾是黑人的伙伴！选举中只有一个党派是黑人可以投票的，为受压迫者而斗争的党派，致力于将这个国家的黑人变成一等公民的党派。但不是哈里·杜鲁门的民主党！”

“我不能把选票扔掉，林戈尔德先生。就等于是这么做。丢到阴沟里去了。”

“进步党提名的黑人公职候选人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党派都多——进步党候选人名单上有五十位重要国家部局职位的黑人候选人！这些职位从来没有提名过黑人做候选人，更不用说真的任职！这是把选票扔到阴沟里吗?该死，别侮辱你的智力吧，也别侮辱了我的。想到黑人里头不只是你不去思考自己正做的事，我就气愤极了。”

“很抱歉，但是像那人输得那么惨，他这样的人为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总得想法活下去吧。”

“啊，你才没做什么。比这还差。你投的选票是要重新赋予这些人权力，让他们给你们带来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私刑，还有就是只要你活着，就收你的人头税。只要马娃还活着。马娃的孩子们还活着。告诉她，内森。你遇见过保罗·罗布森。他遇见过保罗·罗布森，旺德鲁斯。在我来说，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黑人。保罗·罗布森和他握了手，他和你说了什么，内森?告诉旺德鲁斯他和你说过什么。”

“他说，‘不要丢失了勇气。’”

“你丢的就是这个，旺德鲁斯。你在投票间丢失了勇气。我对你感到惊讶。”

“是啊，”她说道，“你们都可以想等就等，可我们总要想法过下去。”

“你让我失望。更糟的是，你让马娃失望。你让马娃的孩子们失望了。我不理解，永远不会理解。不，我不明白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我痛恨的是听这些不知道如何为他们自己利益投票的人说话！我要把这盘子扔了，旺德鲁斯！”

“想做什么就做吧，林戈尔德先生。又不是我的盘子。”

“我真气黑人社会，气他们对亨利·华莱士所做过和没做过的，气他们没去为自己做的，我真想砸了这盘子！”

“晚安，艾拉，”我说，艾拉正站着，扬言要砸了他快擦干的餐盘。“我得回家了。”

就在此时，楼梯顶部过道上传来伊夫·弗雷姆的声音：“来和格兰特夫妇道声再见吧，亲爱的。”

艾拉装没听见，转身对着旺德鲁斯。“许多都是漂亮的言辞，旺德鲁斯，在新世界处处遭到人们取笑——”

“艾拉?格兰特夫妇要走了。上来跟他们说再见吧。”

突然他真的把盘子扔了，就让它飞了出去。撞到墙上，马娃喊了一声“妈妈！”，旺德鲁斯只是耸耸肩——就连反对歧视黑人的白人也没理性，她不奇怪——她开始捡起碎片，艾拉手里拿着擦碟子的毛巾，朝楼梯快步跑去，一步跨三个台阶，大声喊着，要让楼上的人也能听见。“我不明白，你有选择的自由，生活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按说没人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怎么就有人会和那个狗纳粹凶手一块吃晚饭?他们怎么这样?有谁强迫他们坐下来陪一个终其一生来改进杀人武器的人吗?”

我就跟在他身后。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后来我看到他冲着布赖登·格兰特去了，布赖登正站在门廊里，穿着软领长大衣，围着丝绸围巾，一只手拿着帽子。格兰特四方脸，下巴突出，一头让人艳羡的浓密的柔软银发，五十岁了，身体结实，但正因为他如此有魅力，仍然看上去有些松懈感。

艾拉直冲着布赖登·格兰特走过去，直到他们两张脸相距仅几寸才停下。

“格兰特，”他对他说。“格兰特，是吗?这不是你的名字吗?你是个大学生，格兰特。哈佛的，格兰特。哈佛生，赫斯特报系的人，你也是格兰特家族的！你该懂的比A B C字母多点吧。看你写的垃圾我知道你的伎俩就是毫无信仰，可是你难道就对所有的事都没有一点信仰吗?”

“艾拉！别说了！”伊夫·弗雷姆手遮着脸，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接着她的手抓着艾拉的胳膊。“布赖登，”她喊道，回头无助地望着，同时要把艾拉推倒客厅里去，“我非常，非常——我不知道——”

但是艾拉一下就把她推开，说道，“我重复一遍：格兰特，你是不是什么信仰都没有?”

“这不是你最好的一面，艾拉。你没显露你最好的一面。”格兰特的语气是高高在上的，他很年轻时就学会了不要屈尊对着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为自己口头辩护。“晚安，各位，”他对还在屋里的十几个客人说道。他们已聚到门廊里来看是什么骚动。“晚安，亲爱的伊夫，”格兰特说道，对她飞吻一下，转身打开通向大街的门，挽着妻子的胳膊准备离开。

“维尔纳·冯·布劳恩！”艾拉对他大喊。“纳粹狗杂种工程师。卑鄙的纳粹杂种。你和他坐在一块，和他共进晚餐。真的还是假的?”

格兰特笑了笑，完全把自己控制得好好的，平静的语调中只露出那么一丝警告的意思，对艾拉说，“您这样太鲁莽了，先生。”

“你请这个纳粹在你家里吃饭。真的还是假的?制造杀人武器的人已经够坏了，但是你这位朋友还是希特勒的朋友，格兰特。为阿道夫·希特勒工作。或许你从没听说过这些，因为他要杀的人不是格兰特家的，格兰特。他们要杀的是我这样的人！”

卡特里娜站在她丈夫旁一直盯着艾拉，此时她来代他回答了。只要听过一早上《范塔索和格兰特》节目的人就能猜得出卡特里娜常代他回答问题。由此他维持了专横的风度，又满足了她不加掩饰的对高居人上的渴望。布赖登显然是认为他如果少说话，让内心向外流露出一种权威，会让自己更具恐吓感，而卡特里娜的吓人之处——与艾拉有些相像——则来自她的什么都说出来。

“你大叫大嚷的没一点有意义的。”卡特里娜嘴张得很大，然而——如今我注意到——她说话时只用那么一个小洞，嘴唇中央一个洞，不过一滴咳嗽水那么大小。就经过这个小洞她挤出为她丈夫辩护的那些火辣辣的小针。他们对阵的魔力落在了她身上——这是一场战争——即使面对一位六尺六寸高的大家伙，她看上去也确实威严得仿佛雕塑一般。“你是个无知的人，天真，粗鲁，满腹牢骚，头脑简单，骄傲自负，你是个笨蛋，你不了解事实，不了解现实，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现在不明白，也永远不会明白！你只知道机械地重复《每日工人报》上的一套！”

“你请来吃饭的客人冯·布劳恩，”艾拉也喊道，“杀的美国人还不够多吗?现在他要为美国人去杀俄罗斯人?太好了！让我们为赫斯特先生、戴斯先生和全国工厂主联合会去消灭共产党吧。这个纳粹根本不在乎他杀了谁，只要他拿到报酬，得到敬奉——”

伊夫尖叫一声。这声尖叫不是戏剧化或有意的，但是在拥满了穿着入时的赴宴者的门廊里——终究并没有一位身着紧身衣的男士将短剑刺入了另一位身着紧身衣男士的身体内——她这声尖叫来得似乎确实过快了一些，那音高是我不论在台上还是台下曾听到过的人类发出的声音中最恐怖的。伊夫·弗雷姆在感情方面似乎要什么状态就能不费力气地达到什么状态。

“亲爱的，”卡特里娜说，走上前扶着伊夫的肩，关切地拥抱她。

“啊，别来这一套了，”艾拉说道，回身走下楼梯到厨房去。“亲爱的很好。”

“她不好，”卡特里娜说，“她也不该感觉好。这房子不是政治聚会厅，”卡特里娜在他身后喊道，“不是政治犯的聚会场所！你偏要每次鼓动你蛊惑人心的嘴巴掀翻这屋顶，偏要往一个美丽文明的家里拉进你共产党的——”

他立刻又回到楼梯井上，大喊，“这是民主，格兰特夫人！我的信仰是我的信仰。如果你要知道艾拉·林戈尔德的信仰，只需问他就是了。我才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信仰或者我。这是我的信仰，我才不管有没有人喜欢！可是，你的丈夫是从法西斯那里拿薪水的，所以有任何人敢斗胆说法西斯不爱听的话，就成了‘共产党，共产党，我们文明的家里有共产党’。但是如果你的思维足够灵活，知道在民主体制里共产主义哲学，任何哲学——”

这次伊夫·弗雷姆的尖叫是没有底也没有顶，表明了有生命危险的紧急状态，有效结束了所有的政治对话，随之结束的还有我在市里度过的第一个非凡的夜晚。

第五章

“憎恨犹太人，对犹太人的鄙视，”我对默里说。“然而她嫁给了艾拉，在他之前又和弗里德曼结过婚……”

这是我们第二次交谈。晚餐前，我们坐在露台上眺望池塘，喝着马丁尼，默里跟我说起白天大学里上的课。我不该惊讶于他的脑力，甚至还有他热衷的三百字的作文作业——从一生的角度讨论哈姆雷特独白中的任意一行——是教授布置给年纪大的学生的。可是这样接近被遗忘状态的人会为第二天准备作业，为几乎已近终了的生命教育自我——费解的事物继续困惑他，仍旧极其需要澄清事物——不只是让我惊讶：而我却自己过日子，把一切都排斥得远远的，我开始有种错误的感觉，近乎羞愧。但后来错误感消失了。我不想再制造难题。

我在烤架上烘烤鸡肉，我们在露台上吃晚餐。吃完饭早过了八点，不过还只是7月的第二周，虽然那天早上取邮件时女邮差告诉我当月会少掉四十九分钟的日照——如果近期还不下雨，我们就都得到店里去买黑莓和覆盆子的蜜饯了；当地公路上撞死的动物比去年同时期多四倍；在树林边缘某家喂鸟的地方附近有人看到我们的住客六英尺高的黑熊——当天一直可看得见。明朗的天空只表明它是不变的，夜晚就隐没在它的后面。生命无限，也没有大的变动。

“她是犹太人吗?是，”默里说，“是一个有着病态困窘的犹太人。她的困窘并不肤浅。她因为她外表像犹太人而困窘——伊夫·弗雷姆的脸型很像犹太人，所有面相上的细微之处都像出自司各特小说《艾凡赫》里的丽贝卡——她因为她的女儿像犹太人而困窘。她听说我会讲西班牙语，就对我说，‘人人都以为西尔菲德是西班牙人。我们去西班牙时，人人都当她是当地人。’太可悲了，不值得去就此争论。再说谁在乎呢?艾拉不在乎。这对艾拉来说没什么用处。他政治上是反对的。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宗教。逾越节时，多丽丝常准备一份家宴，艾拉就不往前凑。部落迷信罢了。

“我想是他第一次遇到伊夫·弗雷姆时被她，被一切事情，完全迷惑了——新到纽约，新加入《自由勇敢者》，手挽着‘美国广播剧院’的人物陪伴她——我想是从来就没注意过她是不是犹太人这回事。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可是反犹主义呢?那就大为不同了。多年以后，他告诉我每回他在公众场合说到‘犹太’这个词，她就如何地努力要他安静不说。一次他们在某处拜访过某人后乘坐公寓楼的电梯，有个女人抱着个婴儿，或是推车里推着的吧，艾拉根本不会注意到的，但他们走到街上以后，伊夫说道，‘真是个丑陋的孩子。’艾拉不明白她在烦什么，后来意识到丑陋的小孩总是那种她一眼就能认出是犹太人的女人的孩子。

“他怎么能忍受五分钟那样的胡话呢?他不能。可这不是在部队，伊夫·弗雷姆也不是南方乡巴佬，他也不打算挥拳打她。相反，他对她不断地进行成人的教育。艾拉尽力去做伊夫的奥戴，但她可不是艾拉。反犹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上的是这门课。让她坐在他的书房里，对她大声朗读他书籍里的段落。朗读他在战争期间随身携带的记着他的观察和思考的小本子。‘作一名犹太人没有高人一等——也不低人一等，或是有什么丢脸。你是犹太人，就是如此。实情如此。’

“他给她买了他那时最喜爱的一本小说，阿瑟·米勒的一本书。艾拉一定送过别人几十本了。书名是《焦点》。他给伊夫一本，然后给她到处都作了标记，这样她就不会错过重要的段落。他给她解说，就像奥戴在伊朗的基地图书馆说书一样。记得《焦点》吗，阿瑟的小说?”

我记得很清楚。艾拉也送给我一本，为我的十六岁生日，也像奥戴一样给我解说过。在我高中最后几年，《焦点》和《胜利手记》以及霍华德·法斯特的小说（还有他给我的两部战争小说，《裸者和死者》、《幼狮》）一起成为确定我自己政治观点的书籍，同时成为我所崇敬的可从中为我的广播剧本撷取字句的源泉。

《焦点》出版于1945年，那年艾拉从海外归来，行李袋里装满了书籍和他在运兵船上掷双骰赢来的一千美元，那是在阿瑟·米勒因百老汇制作的《推销员之死》而成为名剧作家前三年。书里说的是一位纽曼先生的苦涩而具讽刺意味的命运。他是一家纽约大公司的人事高级职员，四十多岁，小心谨慎，备受焦虑折磨，是个规规矩矩的人——他太小心了，不能真的成为他内心里隐秘的那位种族和宗教顽固分子。纽曼先生配好第一副眼镜后，发现显出了“他的犹太式突出的鼻子”，很有让他看上去像个犹太人的危险。不只是对他自己而言。他跛脚的老母亲看到儿子戴着新眼镜就笑了，说道，“怎么了，你几乎看上去就像个犹太人。”他戴着眼镜去上班时，对他的改变的反应就没这么温和了：他一下子从人事部显眼的位置被降级到一个低下的职位，作个职员，纽曼先生不堪羞辱辞了职。自那时起，他走到哪里都被认作是犹太人，而他自己是鄙视犹太人的，鄙视他们的外表、气味、吝啬、贪财、不雅的举止，甚至鄙视“他们对女人的感官贪恋”。他激起的仇恨社会范围如此之广，读者——或是对年轻的我来说——会觉得一定不只是因为纽曼的脸，他受到惩罚的来源是他自己太过谦逊而无法扮演的那种大规模反犹主义的幻觉化身。“他一生都怀着对犹太人的憎恨”，而现在这憎恨具体到了他住的昆斯区街道和纽约各处，就像一场充满恐惧的噩梦，无情地——最终，强暴地——把他摈弃，从他过去以顺从的守规矩赢得的邻居对他的容纳，排除到他们对他的无情仇恨中去。

我走进屋子，回来时拿着那本《焦点》，从艾拉那里拿到这本书后我一晚上就读了一遍，后来又读过两遍，就把它摆在储藏着我的圣书的卧室书桌上的书靠之间，可能再也没看过。扉页上有艾拉给我的题记。我把书递给默里，他摸着书（这是他弟弟的遗物），过了一会，才翻到题记，读道：

内森——仅有少数几次我能找到可以与之进行有灵性的对话的人。我读了不少书，我相信我从中获得的益处应得到激励并应和其他人来就此讨论。你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位。认识你这样一位年轻人，对未来我稍许少带了些悲观。

艾拉，1949年4月

我从前的老师翻过《焦点》的书页，看我在1949年划下的词句。看到四分之一处，他停下来，又对我大声朗读，这次他读的是印刷的一页。“‘他的脸，’”默里读道。“‘他不是他的脸啊。没人有权因为他的脸而如此打发他。没人可以！他是他，有某个明确过去的人，他不是这张脸，这脸看上去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陌生肮脏的过去。’

“她应艾拉的要求读了这本书。读了他给她划出来的部分。她听他讲课。讲课的主题是什么呢?正是这本书的主题——主题就是犹太人的脸。不过呢，正像艾拉常说的：很难知道她听进去多少。这是无论她听到什么，听了多少，都不能放弃的偏见。”

“《焦点》没什么帮助，”默里把书递还给我时我说。

“知道吗，他们在一个朋友家遇到了阿瑟·米勒。可能是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吧，我不记得了。伊夫被介绍给他，她主动对阿瑟·米勒说她发现他的书如此吸引人。也许不是撒谎吧。伊夫读过很多书，比艾拉的理解力和鉴赏力要范围广泛得多，艾拉倘若在书里找不到政治和社会的含意，就认为整本书都没什么好。但是无论她从阅读或音乐或艺术或表演——或个人经验，和她经过的动荡生活——中学到过什么，都与这恨意发生作用之处是分开的。她无法逃避。并不是说她是不能作改变的人。她改了名字，换了丈夫，职业机遇变更需要改变时，又从银幕换到舞台，又换到广播界，但这一点是固定在她身上了。

“我意思不是说艾拉不懈努力得越久，事情就没有变得好转——或者没有看上去好转起来。为了逃掉他那些讲课，她也许至少改了一点点吧。可是要从心里改吗?必须时——必须对她的社会阶层，对她的阶层里著名的犹太人隐瞒她的感受时，对艾拉自己隐瞒她的感受时——她做到了。迁就他，在他为了反犹主义出去四处奔忙在天主教堂里，波兰农夫中间，德雷福斯事件中去法国时，耐心地倾听他。但是她看到一张无可辩解的犹太脸庞时（像我的妻子，多丽丝的脸），她的思想就不是艾拉或阿瑟·米勒式的了。

“伊夫不喜欢多丽丝。为什么呢?一位在医院实验室工作过的女人?从前的实验技师?纽瓦克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对一位大明星会有什么威胁?容忍她要花多少力气?多丽丝脊柱侧凸，年纪大了很疼，必须做手术放进一个支杆，又不太合用，诸如此类。事实是，在我看来从遇到多丽丝的那一天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天，她都美得像幅画，但她脊椎是畸形的，你注意到了。她的鼻子不像拉纳·特纳的那样直。你注意到这点了。她长大一直讲的英语是她孩子时在布朗克斯区讲的那种——伊夫无法忍受她在场。不能去看她。我妻子太让她感到不适，她竟不能看到她。

“他们结婚的这三年里，我们被邀请去吃晚餐只有一次。你能从伊夫的眼睛里看出来。多丽丝的穿着言谈和样子都令她厌恶。我呢，是伊夫所疑惧的；她在意我不为了别的。我是泽西州的学校老师，在她的世界里不算什么，但她一定是在我身上看到一种潜在的敌意，因此她总是很客气。又迷人。是她对你的样子吧，我能肯定。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胆量：脆弱而敏感的一个人，又容易变坏，走了那么远，属于全天下的女人——这需要坚韧的力量。不停努力，在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在经过事业上的挫折之后仍继续露面，在广播界取得成功，建了那所房子，成立沙龙，招待那些人……当然，对于艾拉她是不配的。他也不配她。他们没有共通点。但她仍然接纳了他，又找了一个丈夫，又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都需要一些东西才行的。

“如果我撇开她和我弟弟的婚姻不看，如果我撇开她对我妻子的态度不谈，如果我试着不看这些，单独看她，那么，她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家伙。撇开这一切，她也许就还是那一位十七岁去了加州当上默片女演员的那个聪明活泼的小家伙。她有心灵。在那些默片里看得到。在那些礼貌下面，她掩盖了不少精神——我敢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她放松下来的时候有宽厚的一面，这不常见。她放松了，你觉到她体内有什么，要去做正确的事。她努力去注意。但是这女人被束缚住了——做不到。你无法和她建立任何形式的自主关系，她对你也无法有任何独立的兴趣。你也不能长期指望她的意见，西尔菲德在她身边时是做不到的。

“那晚我们离开后，她对艾拉说了针对多丽丝的一句话，‘我讨厌那些好妻子，那些门前的擦鞋垫。’但伊夫在多丽丝身上看到的不是擦鞋垫。她看到的是她无法容忍的那类犹太女人。

“我知道这点；不用艾拉来告诉我。无论如何，他觉得让步太多，不能告诉我。我的弟弟小时候会什么都跟我说，跟谁都说——自从他会讲话那天起就这样——但是在一切都过去之前，这一点他不能告诉我。可是不用他来告诉我，我就知道这女人是陷入她自己扮演的角色里去了。反犹主义只是她扮演的一个角色而已，不留意间进入了她的表演。我想，一开始几乎是无意的。更多的是没经过思考，而不是存着恶意。如此溶入了她做的其他事。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不曾被她察觉。

“你是不想做你父母的孩子的美国人吗?可以。你不想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吗?可以。你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生来是犹太人，你想隐匿你来到这世上的出身吗?你想放下这问题，假装你是别的人吗?可以。你来对了国家。但是你不需要另外来憎恨犹太人。你不需要通过拳打别人的脸来打出自己一条路来。仇恨犹太人而轻易得来的满足是不必要的。不需要这样做，你仍旧可做个十足的非犹太人。好导演会这样对她评说她的表演。他会告诉她反犹太情绪让她演过头了。这种缺陷不亚于她正尽力要抹去的。他会告诉她，‘你已经是个电影明星了——你不需要反犹主义成为你优越信仰的一部分。’他会告诉她，‘你一那么做，就是画蛇添足，就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了。已经超过标准，你做得过多了。表演在逻辑上讲是太完善太闷气了。你服从了一种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如此存在的逻辑了。丢掉它吧，你不需要，没有它会更好。’

“如果她追求的是贵族的气派——她可以自然归属进去的表演者所有的贵族气派——毕竟艺术是有这气派的。它不仅可以照顾到非反犹太的人，甚至也可以给是犹太族的人以方便。

“但是伊夫错在了彭宁顿，错在把他当作她的榜样。她到了加州，改了名字，让人倾倒，进入电影界，接着，在电影厂的压力之下，由它协助推动着，离开米勒，嫁给了这个默片明星，这位富有的打马球的真正的上层贵族，她从他那里得来了关于非犹太人的概念。他是她的导演。她就此差不多是永远地毁了。把另一个局外人当作你的榜样，你在非犹太人一事上的导师，这样她的扮演不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彭宁顿不只是一位贵族。他还是同性恋。他也是反犹太的。她学会了他的看法。她所要做的不过是离开她起步的地方，这没有错。不受过去的干扰将自己投入美国——这是你的选择。甚至把一位反犹太的人拉到身边也没有错。这也是你的选择。让人羞愧的是你没能勇敢地面对面抵御他对你的攻击，还把他的看法当成是你的。在美国，依我看来，你可以享受每一种自由，可就那一种不行。

“在我的时代，和你的时代一样，这类让犹太人把自己非犹太化的桑赫斯特学校，傻子都能学会的训练基地——如果有这么回事的话——通常是常春藤联合会。记得《太阳照样升起》里面的罗伯特·科恩吗?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打拳，从来没想过他身上的犹太人成分，仍是个怪人，至少对欧内斯特·海明威来说是的。喔，伊夫的学位不是在普林斯顿，而是在好莱坞拿的，在彭宁顿指导之下。她选定彭宁顿因为他看上去很正常。就是说，彭宁顿是位如此夸张的非犹太贵族，她这个单纯的人——就是说，一个犹太人——竟不觉得他夸张，反以为他是正常的。而一位非犹太族的女人就会嗅出来，就能知道那件事。有伊夫智力的非犹太族女人不论有没有电影厂的安排都决不会同意嫁给他，她会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于犹太族局外人而言，他是蔑视他们，有损于他们利益，又怀有恶意地高高位于他们之上的。

“她的事业一开始就存有瑕疵。她与她感兴趣的东西的通常典型没有自然相像之处，所以她饰演的非犹太人就是错的。她又年轻，就刻板地固定在那角色里，不能即兴表演。一旦表演定下来，从A到Z，她怕去掉任何一部分，怕就此毁了整出戏。没有自我反省，因此就没有可能做小的更动。她不是角色的主人。角色控制了她。在台上她无法演得更精湛。但是，在台上她也有她在生活中不常拥有的一种观念。

“好，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非犹太贵族，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装出对犹太人大为同情。狡猾点是这样的。做一名聪明成熟的贵族，就在于你不像其他人，你强迫自己去克服，或者是看上去克服了，对别人的轻蔑反应。如果需要，你仍旧可以私底下憎恨他们。但是不能心情不错轻松随意地和犹太人打交道，就会在道德上有损于真正的贵族称号。情绪良好又轻松——埃莉诺·罗斯福就是这么做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么做的。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么做的。犹太人对这些人来说不成问题。为什么会成问题呢?可他们对卡尔顿·彭宁顿就是问题了。而那就是她采取的一条道路，由此她陷身于那些不必要的敌视态度里。

“作为彭宁顿年轻的假贵族妻子，对她来说，可允许的文明的过失，不是也不能是犹太民族；她能允许的过失是同性恋。在艾拉出现之前，她没有意识到反犹太主义那一套有多么无礼，也不知道对她有多少伤害。伊夫以为，如果我恨犹太人，我怎么会是个犹太人呢?你怎么能憎恨你正是的东西呢?

“她不喜欢她自己也不喜欢她的样子。所有的人中，就伊夫·弗雷姆不喜欢她自己的样子。她自己的美丽正是自身的丑陋，好像那个可爱的女人生来脸上就横着一大块紫色疤痕。对生为这个种类的愤慨和气愤从没离开过她。她就像阿瑟·米勒笔下的纽曼先生，她也不是她的脸。

“你一定想知道弗里德曼的事。让人讨厌的家伙，不过弗里德曼不像多丽丝是个女人。他是男人，他富有，他保护伊夫不受到那些诸如她是位犹太人给她压迫甚至压迫更多的事的影响。他为她理财。他要让她富起来。

“顺带说一句，弗里德曼鼻子很大。你会以为伊夫一看到他就会逃开——黑皮肤的小个犹太人，地产投机商，大鼻子，两腿弯着，穿着阿德勒式垫高的鞋子。甚至说话还有口音。他是那种鬈头发的波兰裔犹太人，黄里带点红的头发，说话带母语口音，有吃苦耐劳的小个移民的活力和精力。他胃口很好，是个讲究吃喝的敦实的人。尽管他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但据所有报道，他的阴茎还要大，看得见它凸出来。要知道，选择弗里德曼是她对彭宁顿的反抗，就像选择彭宁顿是她对米勒的反抗：这回你嫁给了一类夸张的人，下回就嫁给与之对立的那类夸张的人。第三回她嫁给了夏洛克。为什么不呢?二十年代末，默片时代几乎结束了，虽然可以发音了（或者正是因为如此，因为在那时这太做作），但她从没演过有声电影，现在是1938年了，她怕自己会再也不工作了，所以她找了这个犹太人，为的是一般人找犹太人要的，金钱、生意和纵欲。我想一时之间他让她在性上苏醒了。这种共生并不复杂。是一场交易。这场交易她输光了。

“你一定记得夏洛克，你还记得《理查德三世》。你想安妮夫人会远远避开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德一百万英里。他是谋杀她丈夫的邪恶之徒。她啐他的脸。‘你为什么啐我?’他说。‘真愿它是致命的毒药，’她说道。然而接下来我们知道的是他向她求爱赢得了她。‘我要她，’理查德说，‘但不会留她太久。’邪恶之徒的色情魔力。

“伊夫丝毫不知道如何反对或者如何抵抗，不知道如何处理辩论或意见不和的情况。但是每人每天都要反对抵抗。不必成为艾拉，但每天都需要镇定自己。可对伊夫来说，每个冲突都被看作是一次攻击，就拉响了警报，空袭警报，从来没有理性的判断。这一秒钟还是勃然大怒，满怀恨意，下一秒钟就屈服了，投降了。这女人外表纤细柔和，却给事事弄得很迷惑，怀着愤懑的情绪，被生活，被她的女儿，她自己，她的不稳定，她从上一分钟到下一分钟间全然的动摇破坏了——而艾拉爱上了她。

“他对女人，对政治都没有识别力，他却完全地忠诚于两者。对事事都抓紧，同等地过于投入其中。为什么是伊夫呢?为什么选择伊夫?他要这世上的东西尽最大可能配得上列宁、斯大林和约翰尼·奥戴，所以他就把自己和她纠缠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响应被压迫者，而对他们所受压迫的反应恰恰是错误的。如果他不是我的弟弟，我倒奇怪我会如何把他的自大当那么一回事。唔，兄弟间一定是这样的——不拘泥于怪诞的事。”

“帕梅拉，”默里突然说道，要克服了一点小障碍——他的头脑上了年纪——才想起这个名字。“西尔菲德最要好的朋友是个叫帕梅拉的英国女孩。吹长笛的。我从没见过她。只听人对我形容过。看到过一次她的照片。”

“我见过帕梅拉，”我说，“我认识帕梅拉。”

“动人吗?”

“我那时十五岁。希望碰上从没听说过的事。这样每个女孩都是动人的了。”

“据艾拉说，是个美人。”

“据伊夫·弗雷姆说，”我说，“是‘希伯来公主’。我遇见她的那晚她这样称呼帕梅拉。”

“还有什么?她需要浪漫地夸大一切。夸张洗涤了污点。如果你是位希伯来女人，想在伊夫·弗雷姆的家里受到欢迎，最好你要是个公主。艾拉和这个希伯来公主有过一段感情。”

“是吗?”

“艾拉爱上了帕梅拉，想要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常在她没事的那天带她去泽西州。她在曼哈顿有自己一处小公寓，在小意大利区附近，距西十一街走路十分钟远，但艾拉到她的地方是危险的。这样个头的人走在街上不能不让人注意到，那时他又在市里四处演出林肯的演讲，免费为学校演出，格林尼治村很多人都认得他是谁。他总在街上和人聊天，问他们都做什么，告诉他们他们是如何上了社会体制的当。所以，周一时他带那个女孩到锌镇去。他们一起度过白天，然后他拼命开车赶回去吃晚饭。”

“伊夫知道吗?”

“从来不知道。从未发现过。”

“我那时是个孩子，也不能想象有这事，”我说。“从来没把艾拉当作是喜欢向女人献殷勤的男人。与他穿着林肯礼服的样子不相称。我太执着于对他的早期印象了，就是在现在，我也觉得这不可思议。”

默里笑了，说道，“人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一面，我想这是你写书的主题吧。就像你的小说里说的，一个男人的一切都是可信的。老天，是啊，女人。艾拉的女人。宏大的社会意识，与之相伴的是目标广泛的性欲。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也是个有鸡巴的共产党人。

“我对这些女人感到厌恶时，多丽丝也为这点替他辩护。你会以为，多丽丝那样的生活，她该是头一个来谴责的。但是她是他的嫂子，温和地对他，理解他。对于他的嗜好女人，她的看法温和得让人惊讶。多丽丝不像她看上去那么平凡。她不像伊夫·弗雷姆以为的那么平凡。多丽丝也不是圣人。伊夫对多丽丝的不屑也有些是为了她对人的宽容。多丽丝在乎什么呢?他背叛了那位自负的女人——她不觉得有什么。‘这个男人总为女人吸引。女人也为他所吸引。这不好吗?’多丽丝问我。‘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他杀过女人吗?拿过女人的钱吗?没有。那还有什么不好的?’有些需求我弟弟很清楚如何处理。其他的他就做不到了。”

“这些其他的都是什么呢?”

“选择斗争对象的必要。他做不到。必须和一切事物作斗争。在各个阵线上，每时每刻，与每个人每件事斗争。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像艾拉这样的愤怒的犹太人。全美国到处都是愤怒的犹太人，与这样那样的事斗争着。做一名美国犹太人有个特权，就是可以用艾拉的方式在这世上愤怒着，放任自己的信仰，不放过对任何攻击的报复。可以不必耸耸肩就此罢休。不用压制什么。在美国自己有和别人不同的一套不再那么难了。只要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论即可。这是美国赋予犹太人的最主要的东西之一——给了他们愤怒。特别是我们这一代，艾拉和我。特别在战后。我们回到美国，这个地方没有犹太长官，真的让我们失望了。好莱坞有愤怒的犹太人。服装业有愤怒的犹太人。法庭上的律师是愤怒的犹太人。到处都是。面包生产线上。棒球场上。共产党内好战敌对的愤怒犹太人，会出拳攻击。美国是愤怒犹太人的天堂。畏缩的犹太人还有，但是如果你不想就可以不作其中的一员。

“我的组织。我的组织不是教师联合会，而是愤怒犹太人组织。他们组织的。知道他们的座右铭吗?比你还愤怒。你下一本书应该写这个。《二战以后的愤怒犹太人》。当然，也有友善的犹太人——笑得不合时宜的犹太人，‘每个人我都爱’的犹太人，‘我从没这么感动过’的犹太人，‘爸爸妈妈是圣徒’的犹太人，‘我一切都为了我天分高的孩子’的犹太人，‘我在听伊萨克·珀尔曼我哭了’的犹太人，总说双关俏皮话逗人乐的犹太人，不停逗人的犹太小丑——但我想你不会为他们写书的。”

听着默里给犹太人分类，我大笑，他也大笑。

可是过了一会，他的笑声转为咳嗽，他说，“我还是平静一下吧。九十岁喽。还是言归正传吧。”

“你刚才在说帕梅拉·所罗门。”

“对，”默里说道，“最后她在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吹奏长笛。我知道，因为六十年代那架飞机失事时，也可能是七十年代吧——无论哪一年吧，机上有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十几个人，帕梅拉·所罗门在死亡名单里。她显然是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她初到美国的时候也有点波希米亚风格。生在伦敦一个体面沉闷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再英国化不过的医生。帕梅拉受不了家里的礼仪规矩，所以到了美国。进了朱利亚德音乐学院，刚离开拘束的英格兰，就迷上了不受拘束的西尔菲德：倾心于她的讽世，世故，和美国式的粗犷。西尔菲德豪华的家和她的母亲，那位明星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在美国她没有母亲照料，被收到伊夫的庇护之下也不是不快乐的。她去看西尔菲德的那些晚上最后总会留下来吃晚饭并在那房子里过夜，虽然她的家就几条街口那么远。早上，她穿着睡衣在地下室厨房里到处晃，给自己做咖啡和烤面包片，佯装她是没有性别的，或者是艾拉没有。

“伊夫很吃这一套，把年轻可爱的帕梅拉当作她的希伯来公主，没有别的。她的英国口音消除了她是犹太人这一点的不良影响，总之，伊夫很高兴西尔菲德有一位如此有天赋又举止得体的朋友，太为西尔菲德有了个朋友高兴了，竟没看出帕梅拉穿着小女孩式的睡衣在楼梯上上上下下是什么用心。

“一天晚上，伊夫和西尔菲德去音乐会了，帕梅拉恰巧要在她们家过夜，结果就她和艾拉在家里，他们坐在客厅里，第一次单独在一起，他问起帕梅拉的家乡。他和每个人都这么起话题。帕梅拉用滑稽的口吻对他描述了她那个体面的家和他们让她去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学校，讲得很引人入胜。他问起她在广播城的工作。她是第三长笛和短笛手，两样都做。是她给西尔菲德找了那里的替补工作。她们女孩总是在一起聊乐团里的事——权术啊，愚蠢的指挥啊，你能受得了他穿的那套燕尾服吗，他为什么就不去剪剪头发呢，他用手和指挥棒做的那一切真是毫无意义。都是孩子那一套。

“那天晚上，她对艾拉说，‘主大提琴手老来调情。我都要发疯了。’‘乐团里有多少女性?’‘四个。’‘团里多少人?’‘七十四。’‘有多少男性向你献殷勤?有七十个吗?’‘唔——，’她说道，笑了。‘嗯，他们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胆量，不过有胆量的人呢，’她对他说。‘他们怎么对你说的?’‘哦——“这礼服真漂亮。”“你来排练时看上去总是这么美丽。”“下周我要开场音乐会，需要一个长笛手。”这一类的话。’‘那你怎么做的呢?’‘我能看好自己。’‘你有男朋友吗?’就在这里帕梅拉告诉他她和主双簧管手恋爱有两年了。

“‘他是单身的吗?’艾拉问她。‘不是，’她告诉他，‘他结婚了。’‘你从没在意过他是已婚的吗?’帕梅拉说，‘我感兴趣的不是生活中正式安排好的那些。’‘那他的妻子呢?’‘我不认识他的妻子。从来没见过。从没打算去见她。我不想知道她任何具体的事。这和他的妻子无关，和他的孩子无关。他爱妻子和孩子。’‘那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的快乐有关。我为自己的快乐做自己想做的事。别跟我说你还相信婚姻的神圣。你以为你发了誓就好了，你们两个就永远忠诚了?’‘是的，’他对她说，‘我相信这点。’‘你就从来没有——’‘没有。’‘你很忠实于伊夫。’‘当然。’‘你打算这一辈子都忠实下去吗?’‘那要看了。’‘看什么呢?’‘看你了，’艾拉说。帕梅拉笑了。两人都笑了。‘要看，’她说，‘要我说服你这样可以吗?你可以自由地去做?说服你你不是你妻子的资本拥有者而她也不是她丈夫的资本拥有者吗?’‘是啊。来说服我吧。’‘你真是这么没救的典型美国人被美国中产阶级道德奴役吗?’‘是，我就是这样——没救的被奴役的典型美国人。你呢?’‘我是什么?我是个音乐家。’‘什么意思?’‘别人给我谱子我照着吹。我演奏别人给我的乐谱。我是个演奏者。’

“现在艾拉搞明白了，他可能是给西尔菲德暗算了，所以那头一个晚上他所作的不过是在帕梅拉炫耀过以后要上楼休息时拉着她的手说，‘你不是孩子了，对吗?我还当你是孩子呢。’‘我比西尔菲德大一岁，’她告诉他。‘二十四岁了。流放国外。我再不会回到那个愚蠢的国家，过它那种愚蠢的隐秘感情生活。我喜欢待在美国。在这里我摆脱了那套“忌讳流露感情”的废话。你无法想象那里的情形。在这里是有生活的。在这里我有自己格林尼治村的公寓。我努力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一天演出六场，一周六天。我不是孩子。哪一方面都不是，铁林。’

“情形大致如此。煽起艾拉欲望的东西很明显。她清新年轻，会调情，天真——不，不是天真，还很敏锐。开始了她伟大的美国历险记。他欣赏这位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生活在中产阶级习俗之外的方式。她住的那个邋遢房间，可以直接从大街上走进去。她独自一人来到美国。他欣赏她扮演她各个角色的灵活机敏。对着伊夫她是个甜蜜小女孩，对着西尔菲德是睡衣晚会那一套，在广播城她是长笛演奏者，音乐家，专业人士，在他这里她好像是在英格兰被费边社社员带大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灵魂，才智极高，不畏惧上等社会。换句话说，她是个活生生的人——对这人是这样，对那人那样，对另一个人又是另外一个样。

“这一切都好极了。有趣。给人印象深刻。可是说到恋爱呢?在艾拉这里所有感情的事都要是丰盛得溢出来的。艾拉一找到目标就难抑满腔激情。他不单是爱上了她。他不是想和伊夫要那个孩子吗?现在他想和帕梅拉生了。但是他怕把帕梅拉吓跑，所以他没有马上就提到这件事。

“他们就开始一段反中产阶级的感情。她能为自己正做的事给自己开脱。‘我是西尔菲德的朋友，我也是伊夫的朋友，为她们我什么都愿意做，可是，只要不伤害到她们，我看不出做她们的朋友就必然要英勇牺牲我自己的爱好。’她也是有思想的。但是艾拉那时三十六岁了，他想要。想要个孩子、家庭和一个家。共产党也想要资本阶级心里装的所有那些东西。想从帕梅拉身上得到他原以为会从伊夫那里得到的一切，而从伊夫那里他却是得到了西尔菲德这个难题。

“他们常一起在小木屋里谈到西尔菲德。‘她不满的是什么?’艾拉问帕梅拉。金钱。社会地位。特权。从小就上竖琴课。二十三岁了，有人给她洗衣服，为她准备好饭菜，给她付账。‘你知道我怎么长大的吗?十五岁离开家。挖壕沟。我从来就没做过孩子。’但是帕梅拉对他解释说西尔菲德只有十二岁的时候，伊夫离开西尔菲德的父亲，为了一个她能找到的最粗俗的救星，一个活力充沛、阴茎勃起、会让她发财的移民，西尔菲德的母亲如此沉迷于这个男人，这些年西尔菲德都失去了她，后来他们搬到纽约，西尔菲德就失去了她加州的朋友，她谁都不认识，她开始发胖。

“这些话在艾拉看来都是心理分析那套胡言乱语。‘西尔菲德把伊夫看成是把她丢给保姆的电影明星，’帕梅拉对他说，‘为了男人和对男人的痴狂丢弃她，每次变动都辜负她。在西尔菲德看来，伊夫不停地投入男人怀抱是为了不必自立。’‘西尔菲德是同性恋吗?’‘不是。她的座右铭是，性使你丧失力量。看看她的母亲。她跟我说不要和任何人有性关系。她恨母亲为了那些男人放弃了她。西尔菲德有种绝对自主的念头。她谁都不依赖。很坚强。’‘坚强?是吗?那么，’艾拉问道，‘如果她坚强，那她为什么不离开她母亲?为什么不出去自立呢?你说的没有道理。真空状态下的坚强。真空中的自主。真空中的独立。你要知道西尔菲德问题的答案吗?西尔菲德是个虐待狂——真空状态中的虐待狂。每天晚上这个朱利亚德学院的毕业生用手指擦过餐盘边上的食物残渣，一遍遍擦盘子的边直到盘子吱吱作响，然后，更让她母亲发狂的，把手指放进嘴巴舔干净。西尔菲德在那里就是因为她母亲怕她。伊夫永远都会怕她，因为她不想西尔菲德离开她，这就是为什么在西尔菲德找到更好的折磨她方法之前不会离开她——西尔菲德是手执鞭子的那一个。’

“听我说，艾拉就对帕梅拉说了我一开始就对他说过的那些关于西尔菲德的话，从我这里听到他就不愿当回事。他对他爱的人重复一遍，好像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人都这样。他们两个有过不少这样的交谈。帕梅拉喜欢这些谈话。让她激动。那样自由地和艾拉谈起西尔菲德和伊夫使她感到坚强。

“一天晚上伊夫有些不寻常。她和艾拉正躺在床上，灯熄了，她开始控制不住地啜泣。艾拉说，‘怎么了?’她不肯回答。‘你哭什么呢?怎么了?’‘有时候我想……哦，我不能，’她说。她说不出话，也哭得停不下来。他打开灯。告诉她说吧，就释放出来吧。说出来。‘有时候我感觉，’她说，‘帕梅拉才该是我的孩子。有时候，’她说道，‘这样似乎更自然。’‘为什么是帕梅拉呢?’‘我们那么容易相处。尽管或许正是因为她不是我的女儿。’‘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他说。‘她那么优美，’伊夫说，‘轻盈。’她又开始哭泣。很可能出于内疚，内疚她会让自己怀着那样一个无恶意的童话愿望，愿有一个不会让她每分钟都想起自己的失败的女儿。

“伊夫说的轻盈，我想不一定只是指体态轻盈，瘦的取代了胖的。她在说另外的东西，帕梅拉身上一种让人兴奋的东西。内在的轻盈。我想她的意思是她几乎不管自己了，在帕梅拉身上她能看到曾一度在她自己娴静外表下悸动的多情。不管帕梅拉在她面前表现得如何孩子气，举止如何文雅，她还是看出来了。那晚以后，伊夫再没说过这样的话。只发生过一次，当时艾拉对帕梅拉的热情正因他们不顾后果的私情是不合道德的而正在浓烈之时。

“所以，每个人都把那位活泼的年轻长笛手认作是自己不曾得到的带来快乐的梦中人：伊夫不曾得到的女儿，艾拉不曾得到的妻子。

“‘真悲哀。真悲哀，’伊夫告诉他。‘这么，这么的悲哀。’那晚她一整晚都紧抓着他。一直到早上，哭泣，叹气，呜咽；倾倒出她所有的痛苦、困惑、矛盾、渴望、幻想，和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想法。他从没如此为她难过——就是和帕梅拉的私情也没让他感到距她如此遥远过。‘所有的事都错了。我努力了又努力，’她说，‘没一件事做对的。和西尔菲德父亲的事我尽过力了。江博的事我努力过了。我尽力给她稳定、家族和一个她能崇敬的母亲。我努力要做一个好母亲。然后我还要做一个好父亲。而她有过太多父亲了。我想的都是我自己。’‘你不只想着自己，’他说。‘是的。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我的表演。我总是要注意表演。我尽力了。她去了好学校，有好导师和好保姆。不过也许我只是该一直陪着她。无法安慰她。她吃了又吃。为了我没能给她的，这是她唯一的安慰。’‘也许，’他说，‘这就是她本来的样子。’‘可是有很多女孩吃得太多，然后就减肥——她们不光是吃了又吃。我什么都试过了。我带她看过医生，看过专家。她还是不停地吃。她不停地吃就是为了恨我。’‘那么也许，’他说，‘如果这是真的，她该出去自立了。’‘这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她要自己过?她在这里很快乐。这是她的家，一直是她的家，只要她愿意，永远会是她的家。没道理她还没准备好就急着离开。’‘假想一下，’他说，‘她离开是让她停止滥吃的一个途径。’‘我不明白吃东西和住在她正住着的地方两者间有什么关系！你真没道理！我们说的是我的女儿啊！’‘好吧，好吧。可是你刚表露了某些失望……’‘我说了她吃是为了安慰她自己。如果她离开这里，她就得双倍地安慰自己。她得那么费力安慰自己。喔，这太不对了。我该和卡尔顿待在一起的。他是同性恋，但他是她的父亲。我该和他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就不会碰见江博，也不会和你在一起，她就会有一个父亲，就不会总吃那么多了。’‘你为什么没和他在一块呢?’‘我知道那看起来很自私，好像是为了我。好让我找到满足和伴侣，但其实我想让他自由。为什么他要被不吸引他，他不感兴趣的家庭生活和妻子所束缚呢?每次我们在一起我都想他一定在想着下一位餐厅打杂工或者侍者。我想让他不必再扯那么多谎。’‘但是他那点上没说谎啊。’‘哦，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好莱坞每个人都知道，可他还总是偷偷摸摸地安排。电话啊，失踪啊，他为什么迟到为什么没去西尔菲德的晚会的借口啊——我不能再听另一个对不起的借口了。他不在乎，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继续说谎。我想让他解脱，想让自己解脱。不是为我自己个人快乐，真的。更多是为了他快乐。’‘那你为什么没自己走开呢?为什么和江博走了呢?’‘嗯……这样容易一些。不用独自一人。做了决定，但是不是独自一人。但是我可以留下来的。那西尔菲德就可以有父亲了，就不会知道他的真相了，我们也就不会和江博在一块那么多年，就不用去法国了，那些可怕的旅行就是一场噩梦。我可以留下来，她可以只不过是有个不在家的父亲，就像别人也有不在家的父亲一样。他就是异常又怎样呢?是啊，有一些是因为江博，那种激情。但是我不能再听那些谎言了，虚妄的欺骗。是伪装的欺骗。因为卡尔顿不在乎，但为了那么一点点尊严和体面，他会假装要隐瞒这点。哦，我那么爱西尔菲德！我爱女儿。为女儿我什么都可以做。可如果能轻松一些、简单一些、自然一些——更像一位女儿的话。她在这里，我爱她，可是每个小决定都是一场搏斗，她的力量……她对我不像对母亲，我就很难像对女儿一样来对她。虽然我会为她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那你为什么不让她走呢?’‘你老说这个！她不想走。为什么你认为解决办法是让她走呢?解决办法是让她留在这里。她还没烦我。如果她准备好走，她早就走了。她还没准备好。她看上去成熟了，但是她没有。我是她母亲。抚养她的人。我爱她。她需要我。我知道看上去不像是她需要我，但她是需要我的。’‘可是你这么不快乐，’他说。‘你不明白。不是我，我担心的是西尔菲德。我，我会过去的。我总能过得去。’‘你担心她什么呢?’‘我希望她找一位好男人。她能去爱的一个人，他会照顾她。她约会不多，’伊夫说。‘她根本没有约会，’艾拉说。‘不是的。有过一个男孩。’‘什么时候?九年以前吗?’‘很多男人都对她很感兴趣。在音乐厅。很多音乐家。她只是不急。’‘我不明白你所说的。你该睡了。闭上眼睛想法睡吧。’‘我睡不着。我闭上眼睛就想，她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这么多的努力这么多努力……安宁却这么少。心情的宁静如此少。每一天都是新的……我知道在别人看起来好像是快乐的。我知道她看上去很快乐，我也知道我们在一起看上去很快乐，我们在一起也确实是快乐的，可是每一天就是越来越难。’‘你们在一起显得快乐吗?’‘嗯，她爱我。她爱我。我是她的妈妈。我们在一起当然显得快乐了。她是美的。她很美。’‘谁啊?’他问她。‘西尔菲德。西尔菲德是美丽的。’他原以为她要说‘帕梅拉’。‘仔细凝视她的眼睛和脸庞。那种美丽，’伊夫说，‘和力量。不是那种“看着我”的肤浅的样子让你感受到。但是那里有深层的美丽。很深厚。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她是我的女儿。她很出色。她是个优秀的音乐家。美丽的女孩。她是我的女儿。’

“如果说艾拉曾明白过来事情无望的话，就是在那个晚上了。他不能看得再清楚了，是办不到的。让美国共产化，在纽约华尔街掀起无产阶级革命，都比分开一对不愿被分开的母女要容易。是啊，他正该分开他自己的。不过他没有。为什么呢?内森，我没有答案。问一问为什么会有人犯悲剧性的错误吧。没有答案。”

“那些个月，艾拉在家里越来越孤立。那些晚上，他不去工会行政会议或他所在党部的会议，或者是他们没有一起晚上出去，这个时候，伊夫就在客厅刺绣，听西尔菲德弹琴，艾拉就在楼上给奥戴写信。竖琴声寂静下来，他到楼下去找伊夫，她不在那里。她在西尔菲德的房间里听唱片。她们两个躺在床上，盖着毯子，听《女人心》。艾拉走上顶楼，听到轰鸣的莫扎特音乐，看到她们一起躺在床上，感觉他才是个孩子。大约一小时以后，伊夫就回来了，还带着西尔菲德床上的温暖，和他躺上床，婚姻之乐多少就到此为止了。

“事情爆发后，伊夫震惊了。西尔菲德一定得有自己的公寓。他说，‘帕梅拉住得离她家有三千里远。西尔菲德可以住在离她的住处三条街的地方。’可是伊夫只是哭。这不公平。可怕。他要把她女儿从她生活中赶出去。不是，就在附近，他说道——她二十四岁了，不该再和妈妈一起睡下了。‘她是我的女儿！你怎么敢！我爱我的女儿！你怎么敢！’‘好吧，’他说，‘我来住到附近去，’第二天早上他在华盛顿广场北街那边找到一处全层公寓，就在四条街区以外。付了定金，签了租约，付好第一个月的租金，回到家，告诉她他已做好的事。‘你要离开我！你是要和我离婚！’不是，他说，只是要住到附近罢了。现在你可以整晚和她躺在床上了。如果你何时要换换花样，想要和我整晚躺在床上的话，他说道，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到这附近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你。至于晚餐吗，他告诉她，谁甚至会注意到我不在?你就等着吧。西尔菲德的人生观会有大的改进。‘你为什么对我这样?让我在你和我的女儿之间选择，让一个母亲选择——这是不人道的！’又多花了几个小时来解释说他是要她适应一个能避免选择之必要的解决方法，不过可疑的是伊夫到底明白过他说的话没有。理解不是她的决定的基础——绝望才是。屈服才是。

“次日晚上，伊夫照常上楼到了西尔菲德的房间，但这次是给她说她和艾拉达成的提议，将带给他们安宁生活的提议。那天伊夫和他去看过他在华盛顿广场北街上租的公寓。法式的门，高高的房顶，装饰的壁带，木条镶花地板。壁炉上有雕刻的过梁。后面卧室的下面是一个围起来的花园，很像西十一街上的那个。那不是勒海道，内森。那时候，华盛顿广场北街和曼哈顿的街道一样美丽。伊夫说，‘很漂亮。’‘是给西尔菲德的，’艾拉说。他仍用他的名字租，付租金，而伊夫呢，伊夫总能赚钱却总是怕钱的事，总把钱输给某位弗里德曼，她不用操心任何事情。‘这就是解决的办法，’他说，‘有那么可怕吗?’她在阳光下坐在前厅窗下的一个椅子上。她的帽子上有面纱，一种她在某部影片里戴过而流行起来的，上面带小点的，她把它从悦人的小脸上掀开，呜咽起来。他们的斗争结束了。她的斗争结束了。她跳起来，拥抱他，吻他，开始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研究该把她要从西十一街上为西尔菲德搬过来的漂亮的旧家具放在哪里。她再快乐不过了。又成了十七岁。不可思议。迷人。她是默片里诱人的女孩。

“那天晚上她鼓起勇气上了楼，拿着她画好的新公寓的布置图，还有家具清单，家里那些家具反正要归西尔菲德的，所以现在起就永远属于她了。当然，不消一刻西尔菲德就表示反对，艾拉就冲上楼梯到西尔菲德的房间。他发现她们都在床上。但这次没有莫扎特音乐。这次是一片混乱。他看到伊夫仰面躺着尖叫哭泣，西尔菲德穿着睡衣跨坐在她身上，也在尖叫哭泣，她有力的弹竖琴的手把伊夫的肩膀按在床上。屋里到处都是碎纸片——是新公寓的布置图——他妻子身上坐着西尔菲德，正尖声大喊，‘你就谁都顶不住吗?你不会哪怕是一次为你自己的女儿反对他吗?你就不能做一个母亲吗，做一回吗?会吗?’”

“艾拉怎么做的?”我问道。

“你想艾拉做了什么?他走出家，在街上徘徊，走到哈莱姆，又走回格林尼治村，走了很多里路，然后，半夜了，他走向帕梅拉在卡迈恩街的住处。他是想法子永不在那里见她的，只要他还能控制得住，但他还是按响了她的门铃，快步走上五段楼梯，告诉她他和伊夫完了。他想让她和他一起去锌镇。他想和她结婚。他一直都想和她结婚的，他告诉她，想和她生个孩子。你能想象这产生的冲击。

“她住在一间波希米亚风格的房间里——没有门的橱子，地板上放着垫子，莫迪里阿尼的印刷画，插着蜡烛的意大利勤地酒瓶，一屋子乐谱。从街上就能走进的四十英尺小房间，而他这个长颈鹿式的人在她四周大发雷霆，踢翻了乐谱架，撞翻了她所有的唱片，踢厨房里的浴缸，这位出身良好带着新的格林尼治村思想的英国孩子以为他们正做的事——和一位有名的年纪大于她的人有这段热烈的不负后果的大历险——会没有影响的，他对着她说，她就是他还没出生的后代未来的母亲，她是他一生的女人。

“感情强烈的艾拉，超大号的，撞翻东西，疯狂的长颈鹿般的艾拉，这个有紧迫感的人，带着他的不妥协，对她说，‘理好衣服，跟我走，’于是乎他知道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帕梅拉想结束，这样知道比他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知道的要快。‘结束?为什么?’她再受不了那种紧张了。‘紧张?什么紧张?’于是她告诉他：每次她和他在泽西州，他都不停地抱着她爱抚她，一千次地告诉她他多爱她，令她厌烦不安；然后他就和她睡觉，她会回到纽约，去看西尔菲德，而西尔菲德谈的全是她绰号称为野兽的那个人；她把母亲和艾拉联起来称作美女与野兽。帕梅拉得同意她说的，要笑话他；她也得说野兽的笑话。他怎么能如此看不到这给她带来的牺牲呢?她不能和他逃走，她不能和他结婚。她有工作，有事业，她是热爱音乐的音乐家——她不能再见他了。他坐进车，开到小木屋，第二天放学后我就去那里看他。

“他说，我听。他没跟我透露过帕梅拉的事；他没有说是因为他太清楚我对私情的看法了。我已经对他讲了超过他爱听的次数多少遍了，‘婚姻的刺激在于忠诚。如果这个概念不能刺激你，你就别结婚了。’没有，他没告诉我帕梅拉的事——他跟我说的是西尔菲德坐在伊夫身上。说了一晚上，内森。拂晓时分我开车回学校，在职员浴室刮胡子，给年级教室的学生上课；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我坐到车里又开回去。我不想他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因为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他的家庭生活。那只是一部分。政治方面的也侵占过来——对他的指控，解雇，永远列入黑名单。那才是在暗中损害他的。家庭内部危机还不是危机。当然，两方面都很危险，最终会汇合在一起，但是暂时他还能把两者分开来。

“美国军团已经因为艾拉的‘亲共情绪’开始注意艾拉。他的名字已上了某本天主教杂志，在一个名单里，记为‘结交共产党’的人。他所有的演出都受到怀疑。党内也有不和。开始激化。斯大林和犹太人之间。苏联的反犹太情绪甚至开始渗入到党内笨蛋的头脑中去。犹太党员中开始传布流言，艾拉不喜欢他的所闻。他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纯粹性的主张，连艾拉·林戈尔德都想多知道点。隐约开始感觉到被党出卖，尽管真正精神上的冲击要等到揭露出赫鲁晓夫的内幕。然后艾拉和伙伴的一切都崩溃了，所有的努力和苦难都没了理由。六年以后，占据他们成长历程的核心全化为乌有。但早在1950年，艾拉就曾因为想多了解实情给自己惹过麻烦。虽然他决不会和我说这些事。他不想牵连到我，不想听我大声叱责。他知道如果我们争论共产党的话题，最终就会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余生再不交谈。

“早在1946年，他第一次到开卢麦城和奥戴同住，我去看他时，我们就有过一场特别的争论，不太愉快。因为艾拉辩论起他最在意的事情时，决不会放过你。特别是在战后初期，艾拉极不愿意在政治辩论中失利。尤其是和我。没受过教育的小弟弟教育受过教育的大哥。他就直直盯着我，手指直戳着我，吵吵闹闹地迫人决定，用一句‘别侮辱我的智力，’‘这在条件上有该死的矛盾，’‘我不要站在这里听这套胡言乱语。’推翻我说的每句话。他斗争起来能量惊人。‘我才他妈的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如果你对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有那么一点点概念……！’把我放到英语教师位置上他就特别富有煽动性。‘我所痛恨的是请你阐释你所说的鬼话！’在那个年代对艾拉来说没有小事。他思考的每件事情，因为他思考了，就是大的。

“我去他和奥戴住的地方看他，头一晚，他告诉我说教师联合会应该推进‘人民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成为它的正式政策。为什么呢?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正式政策。要提高街上穷苦人民的文化水平，不用经典的旧式传统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有益于人民文化的那些东西。共产党的专长，我以为这在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不现实的。可是那家伙固执。我不是容易被劝服的人，我知道如何去说服人，我也是认真的。可是艾拉对我的敌对是永不疲倦的。艾拉就是不罢手。我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我来告诉你他陷入了什么。肌肉酸痛。他有那个病。他们跟他说是这么回事，然后又说是另外一回事，从来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多发性肌炎。风湿性多肌痛症。每个医生都另起个名称。除了斯隆擦剂和本盖肌肉酸痛药，他们给他的大约就这么多了。他的衣服开始散发出他们卖给他的各种各样黏乎乎的镇痛药的臭味。我自己带他看过一个医生，在路对面的贝思·伊莎贝尔医院，是多丽丝的一位医生朋友，他听了他的病史，取了血样，给他做了彻底检查，跟我们说是多发炎症。那人有个复杂的理论，他给我们画图解释——因抑制不住梯瀑式连锁代谢反应而导发炎症。他说艾拉的关节易发炎症反应并且会迅速扩大。发炎快，消炎慢。

“艾拉去世后，有医生对我说——他的话很具说服力——艾拉的病他们相信正是林肯患的那种。穿了他的衣服，得上了他的病。马方氏综合症。过高。大手大脚。四肢细长。大量关节和肌肉酸痛。马方氏综合症病人去世的情况常常是像艾拉一样。主动脉爆裂而去世。不管怎么说，艾拉无论有什么未获确诊的症状，至少是在找到治疗方法方面吧，到1949年，1950年，这些疼痛多少成了顽症，他感到来自广播和党内两极的政治压力，他让我担忧。

“内森啊，在一区，我们不是工厂街上唯一的犹太家庭。倒更有可能是拉科瓦那和贝尔维尔边界间唯一不是意大利裔的一家。这些一区居民来自山区，大都是小个头，宽肩膀，大脑袋，来自那不勒斯东部山区，他们来到纽瓦克，有人往他们手里塞了把铲子，他们就开始挖，挖了一辈子。挖壕沟。艾拉退学后，和他们一起挖沟。其中一个意大利人要用铲子杀死他。我弟弟说话随便，在那个社区生存就得打架。从他七岁起，他就要靠打架来让自己生存下来。

“可是突然间他各个方面都在作斗争，我不想他作出什么傻事或无法补救的事来。我没有特意驱车去跟他说什么。他不是让你告诉他去做什么的人。我都没去告诉他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他和伊夫以及她女儿一起生活下去是荒唐的。我和多丽丝去吃晚饭的那个晚上，不会看不出她们两个之间的怪异关系。我记得那晚和多丽丝开车回纽瓦克，一遍遍说，‘那个组合里没有艾拉的空间。’

“艾拉称他的乌托邦梦想为共产主义，伊夫则把她的称为西尔菲德。父母要个完美孩子的乌托邦理想，女演员的‘让我们伪装’的理想，犹太人的不做犹太人的理想，但她只说出她最宏大的计划，由此生活变得可以接受，合人心意。

“艾拉不该在那家里，这一点，西尔菲德马上就让他明白了。西尔菲德是对的：他不该在那里，他不属于那里。西尔菲德很明白地让他知道，她做女儿的最深切的爱好就是解除她母亲的空想——给妈妈一份她永不会忘记的生活污物。坦白讲，我也不认为他该在广播界。艾拉不是演员一类。他够胆子起身直言——这点他从不匮乏——可是说到演员呢?他每个角色演得都一样。随便懒散那一套，好像他是坐在你对面打皮纳克尔牌。简单人性的态度，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态度。什么都不是。没有态度。艾拉知道什么表演?他孩提时就决心要靠自己闯世界，每件推进他的事都是运气。没有计划。他想和伊夫·弗雷姆有个家吗?他想和那个英国女孩有个家吗?我认识到人身上有种原动力；特别是在艾拉身上，他迫切需要有个家，这是一次年代已非常非常久远的挫折残余下来的。可是他选了真正的美人要和她们成家。艾拉在纽约城坚持自己的追求，怀着满腔热情，渴望过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从党那里他感觉到他是历史的工具，历史召唤他到世界上的重要都市来纠正社会的不公正——我看全是可笑的。与其说艾拉是被取代了位置的人，不如说他是站错了位置，总是不合他所在场所的尺寸，精神和肉体都是。但这个看法我不会让他知道。我弟弟的职业是要做伟大的人吗?正合我意。我就是不想他和所有别人一样。

“第二晚，我带了些三明治大家吃，我们吃着，他说，我听，一定是到早上三点了，小木屋门前停下一辆纽约黄色出租车。是伊夫。艾拉把电话听筒取下机座已经有两天了，她再受不了拨电话来却只听到忙音，就叫了辆出租车，半夜赶了六十英里来到乡镇。她敲了门，我站起身打开门，她擦过我身边冲进屋里，他就在那里。接下来的事很可能是她一路上在出租车里已计划好的，或者，也可能是随意即兴的发作。正是她过去演过的默片里的场景。全然发狂的演出，纯粹夸张的捏造，然而非常适合她，她会在仅仅几周以后差不多是一点不差地重来一遍。她最爱的角色。一个哀求者。

“她在地板中央跪下来，忘了有我在场——或者并没有那么不注意——她喊道，‘求求你了！我恳求你！别离开我！’貂皮大衣下两只手臂向上伸着。手在空中颤抖。还有眼泪，好像濒临危险的不是婚姻而是人类的救赎。证实了——如果需要证实的话——她绝对拒绝作个理性的人。我记得我想到，哦，这次她可完了。

“可是我不了解我弟弟，不了解他所抵挡不住的。他一生都反对人屈膝下跪，但我会以为到那时他已能区分迫于社会条件而下跪和只是在做戏的人。他看到她那样，他的体内有种感情无法平息。在我想来大约如此。他身上容易为痛苦所骗的那个人又站出来了——我想大概是这样吧——因此我走出去坐进出租车，和司机一起抽了一支烟，直到他们又恢复和睦。

“事事都渗透了愚蠢的政治。我坐在出租车里这样想。充斥人的头脑，损坏他们对生活的观念。但是只有在那晚我开车回纽瓦克时我才开始理解这些话是如何应验在我弟弟和他妻子所处的困境上。艾拉不只是受不了她的痛苦。无疑，他可能难以抑制那种看到身边亲密的人垮下来时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冲动；当然，对于该去做什么他可能得出错误的概念。但是发生的不是这个。只有在开车回家时我才意识到发生的根本不是这个。

“记得吧，艾拉全身心归属于共产党。艾拉遵守每次政策上的一百八十度转变。艾拉轻信为斯大林的恶行开脱的言词。白劳德是他们的美国解放者时，艾拉支持白劳德，莫斯科揭露白劳德开除他以后，一夜之间白劳德成了阶级勾结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艾拉也全都信——他支持福斯特和他认为美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方针。他设法压下怀疑，说服自己，他服从党的每次意外曲折变化是协助在美国建设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他对自己的观感是做个有品德的人。总的说来我相信他是的——他是另一个被拉进了自己不了解的体系的幼稚的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如此看重自由的人会让这种教条控制了他的思维。但是我弟弟在智力上贬低自己的方法是和他们都一样的。政治上易受欺骗。精神上易受欺骗。不愿面对这点。艾拉这类人对他们所推销和称颂的东西的来源不作思考。这个人最大的力量就是会说不。不怕说不，而且当着你的面说。然而到底他对党能说的只有‘好’。

“他已经为了她调整自己了，因为只要艾拉还是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的丈夫，就没有节目赞助商、广播网或是广告代理会来碰他。这是他所赌的，赌一赌只要他身边还有广播界之王，他们就不能揭露他，不会丢掉他。她会保护她的丈夫，并延伸至保护上演艾拉节目的那个共产党集团。她跪倒在地上，她求他回家，艾拉意识到他还是照她的要求做吧，因为没有了她他就要沉没了。伊夫是他的掩护者。支柱的支柱。”

“就在那时解围的人出现了，她有一颗金牙。伊夫发现的她。从一个演员那里听说她，那个演员又是从一个跳舞的那里`听说她。一位女按摩师。可能比艾拉大十岁十二岁吧，那时快五十岁了。看去憔悴像是进了暮年，悦人的女子在走下坡路，不过她的工作使她保持了身材，使那个巨大温暖的躯体够结实。赫尔吉·帕恩。爱沙尼亚女人，嫁了一位爱沙尼亚工厂工人。结实的劳动阶级女人，喜欢喝伏特加，有几分妓女几分小偷的意思。庞大健康的女人，第一次出现时少了一颗牙齿。然后她回来了，换了一颗牙——一颗金牙，她按摩的一个牙医送的礼物。接着她又回来了，穿着一件礼服，是她按摩的礼服生产商送的礼物。这一年里，她来时戴着人造珠宝，有了毛皮大衣，有了手表，不久她买了股票，等等，等等。赫尔吉不停地在改进。她取笑自己所有的改进。只是感激而已，她对艾拉说。艾拉第一次给她钱的时候她说，‘我不收钱，我收礼物。’他说，‘我不能去逛商店。给你这些钱。给自己买你想要的东西吧。’

“她和艾拉就阶级意识进行了热烈讨论，他告诉她马克思如何激励帕恩这样的劳动人民夺取资产阶级的资本，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控制生产力，赫尔吉却概不接受。她是爱沙尼亚人，俄罗斯占领了爱沙尼亚，把它变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因此她是本能地反对共产主义。对她来说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能让一个没有文化的移民农场女，等等空话。她的改进在艾拉看来很滑稽。通常他不太具有幽默感，可是说到赫尔吉就另当别论了。也许他该娶她的。也许这位身躯庞大本性敦厚面对现实不退缩的笨人才是他意气相投的伴侣：因为她身上有未经驯服的东西。因为她的任性。

“她贪的那一面自然给他不少乐趣。‘赫尔吉，这周是什么啊?’在她，这并不是就做了妓女了，不邪恶——这是改进自我。实现赫尔吉的美国梦。美国是机会之地，她的顾客欣赏她，女子也要生存，于是她每周三次在晚餐后来，样子像护士似的——上浆的白色外衣，白色长袜，白鞋子——带来一张对半折叠起来的按摩桌。在他书房里，书桌跟前支好桌子，他虽然比桌子长出半英尺，还是摊手摊脚躺在上面，她给他按摩整整一个小时，非常专业。她给他按摩，这是唯一真的减轻出于艾拉疼痛的做法。

“接着，她仍穿着白色制服，全然是出于职业性，最后来了一招更能让他放松的招数。他阴茎中涌出一股美妙的液体，暂时解除了禁锢。那股迸发中有艾拉失去的一切自由。他要充分运用政治、公民和人的权利，一生为之奋斗，此刻化为花钱来射精在五十岁的爱沙尼亚女人的金牙齿上。同时，楼下的客厅里，伊夫听西尔菲德弹奏竖琴。

“赫尔吉本可以是漂亮的，但是她的浅薄太明显。她的英文不太好，我说过，她的血管里总流动着一小股伏特加，这一切使她有股笨拙的味道。伊夫给她起了绰号。土包子。西十一街上的人这么叫她。不过赫尔吉不是土包子。可能是浅薄，但她不笨。赫尔吉知道伊夫把她当作一个大难题。伊夫不去费劲掩饰，认为不必为一个低下的女按摩师如此，可那低下的女按摩师却是为了这点很鄙夷她的。赫尔吉给艾拉口交而伊夫就在楼下客厅听竖琴的时候，赫尔吉常喜欢模仿她想象中伊夫屈尊给他口交的雅致温文的样子。在模糊的波罗的海地区人面具后面，这个粗鲁的人知道何时出击以及如何打击轻视她的上司。她对伊夫一出手就是整个地击败了她。伏特加作用之时，赫尔吉是不受约束的。

“即令是在最平常的人，”默里声称，“也没有像实施复仇起来如此重大，如此不值一提，如此无畏而富创造力的。而在最文雅之文雅的人，他背叛起人来，是再没有如此无情而富创造力了。”

听到这个，我又被带回了默里·林戈尔德的英语课堂：老师来给一课作总结，在一小时临了之前，林戈尔德先生专心简要综述一遍他的主题，林戈尔德先生以强调的语气精心的措词暗示“复仇和背叛”可能正是他这周的“二十个问题”中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部队时我记得拿到一本伯顿的《忧郁解析》，每天晚上都读，这辈子头一回读到，那时我们在英格兰为攻入法国接受培训。内森，我喜欢那本书，可是它让我困惑了。你记得伯顿是怎么说忧郁的吗?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忧郁的倾向，但只有部分人得上忧郁的习惯。怎么会有这个习惯的呢?伯顿从来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那本书里没说，于是我在整个进攻期间都要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通过个人经历发现了答案。

“你被背叛了，就会得上这个习惯。是背叛在作祟。想想那些悲剧吧。是什么带来忧郁，谵语，流血吗?奥赛罗——被背叛。哈姆雷特——被背叛。李尔王——被背叛。甚至可以说麦克白是被背叛的——被他自己——虽然这不是同一回事。那些精力投入教授名著的专家，我们这些仍专注于文学之类细察事物的少数人，无法解释历史之精髓竟是背叛。历史彻底都是背叛。世界史，家庭史，个人史。背叛是个大课题。只要想想圣经吧。那本书是写的什么呢?圣经的主要故事场景就是背叛。亚当——被背叛。以扫——被背叛。示剑人——被背叛。犹大——被背叛。约瑟夫——被背叛。摩西——被背叛。参孙——被背叛。撒母尔——被背叛。大卫——被背叛。乌利亚——被背叛。约伯——被背叛。约伯给谁背叛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帝自己。别忘了上帝的背叛呢。上帝被背叛。处处被我们的祖先背叛。”

第六章

1950年仲夏，就在我离家（后来知道，这次是永远地离开）去芝加哥大学登记第一年入学前几天，我登上火车去苏塞克斯镇乡间与艾拉过一周，就像一年以前一样，那时伊夫和西尔菲德在法国看望西尔菲德的父亲——而我自己的父亲头一回要在准许我去之前见一见艾拉。那第二个夏天，我到晚了，从那个乡间车站再开车去艾拉的小木屋，要弯弯曲曲穿过窄窄的后巷和成群的奶牛，开四个小时。车站上，艾拉正在他的雪佛兰车里等我。

坐在他身边前排座里的是一位穿着白色外衣的女人，他介绍说是帕恩太太。那天她从纽约来治疗他的脖子和肩膀，正要坐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去。她带着一张折叠桌，我记得是她自己从行李箱里抬出来的。我就记得这些——她抬桌子的力气，她穿着白色外衣，白袜子，她叫他“林先生”，他叫她是“帕恩太太”。除了她的力气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几乎就没注意她。她钻出车，拖着她的桌子，穿过去走到将载她到纽瓦克的那道铁轨边，自此，我再没见过这女人。那时我十七岁。在我看来她就是年纪大了，很卫生，没什么重要的。

6月，一张列有151名被怀疑与“共产运动”有关的广播电视界人士名单出现在一本叫做《红色路线》的刊物上，开始一轮对职员的解雇，引起广播界的普遍恐慌。不过，艾拉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上面也没有任何其他和《自由勇敢者》相关的人。我不知道艾拉之所以免除于此，很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侮辱，因为他是伊夫·弗雷姆的丈夫，因为伊夫自己受着《红色路线》主办人的告密者布赖登·格兰特保护，从而免受了她作为像艾拉这样知名的人的妻子应受的嫌疑。毕竟，伊夫曾和艾拉一起不止一次出席过政治集会，在那时，这会让人质疑她对美国的忠诚度。要指称人为“运动人士”让他落得失去工作，哪怕是伊夫·弗雷姆这样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需要多少控告的证据，在根本认错人的情况下，就压根不需要证据了。

但那时我并不知道伊夫在导致艾拉陷入困境中扮演的角色，大约五十年以后，默里在我家里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当时我对他们为何没有找上艾拉的解释是他们怕他，怕他会挑起斗争，怕他身上在那时的我看来的不可摧毁性。我以为，《红色路线》的编辑怕一旦惹了艾拉，他就会单枪匹马打垮他们。艾拉在我们第一顿晚餐上告诉我《红色路线》的事时，我甚至有那么一刻生出浪漫的念头，想象着皮卡克斯山路上那座小木屋是一个那种泽西州乡镇的艰苦训练营，过去重量级拳击手常在大赛前去那里练上几个月，这里的重量级选手就是艾拉了。

“至于我的职业该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标准就要由联邦调查局的三名警察来制订了。三位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内森，就是他们操纵了这场《红色路线》行动。广播界该雇谁不该雇谁要由这几位喜爱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获取信息的家伙来决定。你会看到在这派胡言面前老板们是如何勇敢了。看着利益系统如何应对压力的吧。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式程序——都见鬼去吧。人要被毁了，伙计。失去的不是生计，而是生机。人会死去。他们会生病死亡，他们会跳楼死亡。这一切结束之时，名单上挂了名的人最终会入集中营，全是由于麦卡伦先生亲爱的国内安全法案。如果我们和苏联作战——这个国家的右派最想要的就是战争——麦卡伦会亲手把我们都关到带刺的铁丝网后面去。”

这个名单没让艾拉就此闭口不言，也没让他像其他同事一样四处寻求庇护。名单出版后仅一周，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艾拉在写给老《先驱论坛报》的一封信中（挑战性地署名为来自《自由勇敢者》的铁林）公开表示反对他所说的杜鲁门决意将极小的冲突转变成的资本家等待已久的和共产党之间在战后的摊牌，如此则“疯狂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人类的毁灭设好了舞台”。这是艾拉就军队里的种族隔离之不公正从伊朗写信给《星条旗报》后写给编辑的第一封信，不只是反对向共产主义朝鲜开战的愤怒宣言。其含意还表明这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公开抵抗，针对的是《红色路线》和它的目标，它不止要简单地清除共产党员，还要恐吓广播界的自由分子和非共党左翼分子使他们缄默屈服。

1950年8月在小木屋的那个礼拜艾拉说的几乎全是朝鲜。我上次在那里时，我和艾拉几乎每晚都躺在屋后摇摇晃晃的沙滩椅上，四周点着香茅蜡烛驱赶小飞虫和蚊子——自那以后，闻到香茅油的那种柠檬香味总会让我想起锌镇——我抬头看着星星，艾拉跟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新故事，有老故事，讲他十几岁在矿上的岁月，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那些抑郁日子，战时在美国军队基地做码头装卸工的奇遇，基地在阿拉伯河上的阿巴丹岛，那条河流邻近波斯湾，大致将伊朗和伊拉克分开。我从前从不认得有谁的个人生活如此密切地被如此之多的美国历史所环绕，自己熟悉这么多美国地理，亲身面对了那么多美国下层社会生活。我从不认得谁如此沉浸于他的时代或是如此具备他所在时代的特质。或是被时代压制，如此地做了它的复仇者，受害者，和它的工具。离开艾拉的时代去想象他是不可能的。

在小木屋度过的那些夜晚，我传统的美国以艾拉·林戈尔德的形式显现在我眼前。艾拉所讲述的，关于爱与恨的并不全然明晰（或不重复）的倾诉，激起我崇高的爱国热情，渴望直接了解纽瓦克以外的美国，触发了我那些已被点燃的同样是天真儿子式的热情，这激情在我的青春期早期曾被霍华德·法斯特和诺曼·科温的思想所促进，此后则被托马斯·伍尔夫和约翰·多斯·帕索斯小说而持续一两年。次年我去看艾拉时，暑日将尽，苏塞克斯山上的夜晚开始有些冷，天气是宜人的，我就往壁炉里的熊熊火焰上添加木块，是我那天早上在烈日下劈好的，艾拉则小口地喝装在他有缺口的杯子里的咖啡，他穿着短裤，旧篮球鞋，和他在部队时穿的已褪色的黄绿色T恤——那样子再像不过一名伟大的美国童子军团长，受到男孩敬重的大个子，可以靠自然供应生存，吓走狗熊，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淹死在湖里——他不停地讲朝鲜，声音是抗议和厌恶的，在国内任何其他营地你都不太会听到这种声音。

“我无法相信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可这正是人们在说的。‘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杜鲁门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进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都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位法西斯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不是这个国家的不公平现象。不是，问题竟在于共产党！这个国家有五千名黑人被处以私刑，却从没有一个私刑执行者被控有罪。这是共产党的过错吗?自从杜鲁门进了白宫满嘴谈论黑人民权以来九十名黑人被私刑处死。这是共产党的过错，还是杜鲁门的司法部长好克拉克先生的过错呢，他在美国法庭上对十二位共产党领导人采用了残忍极刑，为他们的信仰无情摧毁了他们的生命，可到了极刑者身上，却一个手指都不抬！对共产党宣战吧，派兵去和共产党作战吧——在世界各地，你每到一处地方，第一个死于反法西斯斗争的却是共产党人！第一个为黑人，为工人而斗争的……”

这些话我从前都听过了，一模一样的话，听了很多遍，到了我度假这周要结束前，我真等不及要离开他的声音传播范围快回家去。这一次在小木屋度过的时间不像头年夏天我所感受的那样。对于他认为自己是如何投入了每一阵线上的战斗，他感觉已如何妥协了他的大胆独立，我几乎一无所知——在我想象中我的英雄还在走向领导广播界反对《红色路线》反动分子的斗争并将取得胜利——我理解不了加深了艾拉愤怒正义感的那种恐惧和绝望，和他日渐加深的失败和孤立感。“为什么政治上我这么做?我做这些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是正确的。我要做些事情，因为该去做。我才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内森，对我从前同志的懦弱，我感到坐立不安……”

头年夏天，即使我还不够有驾照的年龄，艾拉还是教我开他的车。到了我十七岁时，我父亲抽时间来教我开车，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他艾拉·林戈尔德8月里已赶在他前头教过我了，一定会伤他的感情，于是在父亲这里我就装着不明白在做什么，装着学开车对我是从没接触过的新鲜事。艾拉的1939年雪佛兰车是黑色的，双开门小客车，真是很好看。艾拉个子实在太大，看上去像是马戏团里的人坐在汽车的一个轮子上，第二年的那个夏季，他坐在我身边让我开车，我觉得好像是开车带着一座纪念碑，一座为了朝鲜战争狂怒的纪念碑，一座纪念反战之战的战争纪念碑。

那车过去是某人祖母的车，艾拉1948年买下来时只开过一万两千英里。前进三速自动变速，倒档在第八档左上方。两张独立前排座，后面的空间正好够挤下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太舒服。没有收音机，没有加热器。要打开通风窗，需按下一个小把手，挡风玻璃前就跳出帘子，上面有纱窗把昆虫挡在外面。相当经济。不通风的窗装有独立手柄。座椅面装饰着鼠灰色绒毛，那个年代的车都是这样。脚蹬板。大行李箱。行李箱底板下搁着备用轮胎和千斤顶。有点尖的散热器护栅，发动机罩装饰上有一片玻璃。真正的防泥板，又大又圆，独立前灯，像两个鱼雷，就在流线型散热器护栅后面。挡风玻璃雨刷是真空装置，你一加油门它就会慢下来。

我记得车里的烟缸。就在仪表板中间，两个乘客之间：一片修长漂亮的塑料，下面装着铰链，朝着你来回摆动。要启动车子，就旋转外面的一个把手。没有锁——不出两分钟就可以把车子搞坏。车篷两边都可以开。方向盘的质地并不光滑闪亮，而是纤维质地，喇叭只在中央。起动器是个圆形橡胶小踏板，颈项处镶着一圈波纹橡胶。冷天启动需要的阻气门在右侧，左侧是个叫做节气门的东西。就我理解这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贮物箱上放着嵌入式上发条的钟。油箱盖恰好在一侧，乘客那侧车门的后方，像个盖子能旋下来。要锁上车子，就按一下司机这侧车窗上的按钮，从车里出来时，拉下旋转把手再把车门关上。如果你在想别的事情，就会把钥匙锁在车里。

关于那辆车我可以不停地讲啊讲啊，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和女孩睡觉的地方。和艾拉一起的第二个夏季，我认识了锌镇警长的女儿，一天晚上，我借了艾拉的车，约她去看“免下车”电影。她名字叫萨莉·斯普林。她是红头发，比我大几岁，在百货店工作，当地人眼里她是“容易得手”的。我开车带萨莉·斯普林出了新泽西，到宾夕法尼亚州德拉瓦尔对面的“免下车”影院。那时这种影院的扬声器是挂在车窗里面的，演的是爱博特和科斯特洛主演的电影。很喧闹。我们立刻就开始互相亲吻。她确实是容易上手。有趣的是（如果可以只把这事的一部分说成是有趣的话）我的内裤绕着我的左脚。而我的左脚在油门上，所以我和她干的时候就在给发动机溢油。到我射精的时候，内裤不知怎地绕到了刹车踏板和我的膝盖上。科斯特洛嚷着，“嗨，爱博特！嗨，爱博特！”车窗上都是水汽，发动机在溢油，她的父亲是锌镇警长，而我躺在车子地上起不了身。

开车送她回家的路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感受，或者我把她带过州际线和她性交就该期待受到何种的惩罚，于是我对她说起了美国士兵如何不该去朝鲜打仗。我对着她讲麦克阿瑟将军，好像他才是她的父亲。

我回到小木屋，艾拉从他正读的书上抬起头。“她好不好?”

我不知道答案。从来就没想到过这个问题。“随便谁，都挺好的，”我对他说，我们两个放声大笑。

到了早上，我们发现前一晚我太兴奋了，在以不再是处男的身份回到小木屋前把车钥匙锁在了车里。艾拉又一次大笑了——但除却这次，我在小木屋的那一周里他是一点都乐不起来。

艾拉间或也请靠我们最近的邻居雷蒙德·斯维克孜过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雷是个单身汉，住在沿路下去两英里远的地方，在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边缘，那洞穴看上去极为原始，是人挖出来的深坑，硕大无朋，让人恐惧，好像世界的底部，那种虚无，就是在有阳光的时候也让我心里不安。雷一个人住在那里，是一处单间的建筑物，几十年以前是存放挖矿器材的储物棚，是我见过最孤寂的人的住所。战时他曾在德国作过战俘，回家后得了艾拉所称的“精神问题”。一年以后，他在锌矿上——艾拉自己少年时就在那处锌矿上用铲子干过活——钻井时一次事故中伤了头骨。地下一千四百尺的地方，头顶上方一块像棺材那样大小、重量超过一千磅的岩石落在他正钻的一堵墙旁边，虽然没有压倒他，但把他面朝下重重击倒在地。雷活下来了，但他再没下过矿，从那时起医生就一直给他重建头骨。雷就住在附近，艾拉给他一些零活干，让他给蔬菜园下种，他不在时让他给园子浇水，付钱让他给小木屋修理修理粉刷一下之类的。大多数星期他付钱给他但没什么活给他干，艾拉住在那里时，看到雷吃得不好，就叫他来，给他吃东西。雷几乎从不说话。是让人愉快的那种迟钝的人，总是点着头（据说他的头很不像事故前他的头），很有礼貌……就是在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艾拉也没停过攻击我们的敌人。

我该预料到的。我是预计到的。我期待过。我以为我不会厌烦的。然而我的确是厌烦了。下周我就要进入大学了，艾拉给我的教育已经结束了。快得让人难以置信，结束了。那种天真也结束了。我走进了皮卡克斯山上那个小木屋，再走出来时却换了一个人。充满活力的新力量无论名字如何，全然是自己到来的，无法逆转。当年从父亲身边分裂出去，由于对艾拉的迷恋而削弱了儿子对父亲的爱，现在这样的事又重现在我失去对他的迷恋这点上。

艾拉带我去看当地他最喜欢的朋友霍勒斯·布里克斯顿——他和儿子弗兰克经营动物标本剥制，就在附近一条土路旁布里克斯顿家农舍的一处半改建过的两个房间的牛棚里，就在这时，艾拉和霍勒斯说的也全是他不停歇地和我说过的那些。前一年，我们去过那里，那次很愉快，听的不是艾拉不停地谈朝鲜和共产主义，而是霍勒斯不停地讲动物标本剥制术。“内森，你可以写个广播剧，拿这个人当主角，就只写动物标本剥制。”艾拉对动物标本剥制的兴趣是他仍旧怀有的劳动人民爱好的一部分，与其说这爱好的对象是自然之美，不如说是人对自然的干预，是工业化了的自然和被开发了的自然，是被人触摸过、使用过、损害过的自然，和你在锌镇中心开始看到的被人毁坏了的自然。

我第一次走进布里克斯顿家门时，前面一个小房间古怪的凌乱让我惊愕：到处都是成堆的硝过的皮子；屋顶用一段段金属丝吊着鹿角，挂着标牌，沿着整间屋子的长度前前后后挂着几十个鹿角；屋顶还垂着巨大的涂了漆的鱼，亮闪闪的，延伸出脊鳍，修长的剑状上颚，有一条亮闪闪的鱼有一张猴子的脸庞；动物的头颅——小的，中号的，大的，特大的——架在墙壁的每一平方英寸上；地板上密密麻麻铺满了鸭子、鹅、鹰和猫头鹰，很多还张着羽翼仿佛在飞行。有雉和野生火鸡，有一只鹈鹕，一只天鹅，散在这些鸟中间的还有一只臭鼬，一只美洲野猫，一头土狼，和一对海狸。沿墙摆着的灰蒙蒙的玻璃箱子里是小一些的鸟类，鸽子，一条小鳄鱼，还有蜷缩的蜥蜴、海龟、兔子、松鼠，各类啮齿类动物，老鼠，黄鼠狼，和其他我说不出实在名称的丑陋的小玩艺，安顿在衰微的老式自然场景之中。到处都是灰，作斗篷的毛皮，羽毛，兽皮，什么都有。

霍勒斯稍稍上了些年纪，他自己的个头比他的兀鹫展开两翼的宽度高不出多少，穿着工装裤，戴一顶卡其布拖拉机帽，他从后面走出来，和我握手，看到我惊愕的表情，他歉意地微笑。“是啊，”他说，“我们没丢出去多少。”

“霍勒斯，”艾拉说，高高地看向下方这个小矮子，艾拉告诉我说他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知道每一种鸟的歌声，“这是内森，年轻的高中生作家。我跟他说了你跟我所过的动物标本剥制：考验一个好的动物标本剥制人是能否制造生命之幻象。他说了，‘这是对一位好作家的考验，’于是我就带他来了，你们两个大师可以聊一聊。”

“这么说吧，我们对待工作是严肃的，”霍勒斯告诉我。“我们什么都做。鱼类，鸟类，哺乳类。猎物头颅。各种位置，各种物种。”

“跟他说说那头野兽吧，”艾拉说，笑了一声，指着一只两腿细长的高个鸟，在我看来像是只可怕的雄鸡。

“那是鹤鸵，”霍勒斯说。“来自新几内亚岛的大鸟。不会飞。这一只是马戏团里的。巡回演出的马戏穿插表演，它死了，1938年时他们把它带给我，我给它体内塞上填料，马戏团再没回来要它。那是只大羚羊，”他说道，开始为我鉴别他的手工品。“那是只飞翔的库柏鹰。南非水牛头骨——这叫做欧洲标本，头骨的上半部分。这些是驼鹿的角。庞大。一头牛羚——头骨上有绒毛……”

我们在前展览室花了半个小时考察一遍，等跨进后面的展览室——“商店”，霍勒斯这样叫的——看到了弗兰克，约四十岁，正秃顶，和他父亲完全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正坐在一张血淋淋的桌子前，用一把刀子剥一头狐狸的皮，后来我们知道，那把刀子是弗兰克自己用钢锯片做出来的。

“你知道，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气味，”霍勒斯对我解释说。“你闻狐狸的味了吗?”

我点点头。

“是，狐狸有一股味道，”霍勒斯说。“可能不那么好闻。”

弗兰克差不多把那只狐狸右后腿的皮褪光了，只剩下裸露的肌肉和骨头。“那一只，”霍勒斯说，“要整个做成标本。会看上去像只活生生的狐狸。”那只狐狸刚被打死，躺在那里，已经很像一只活的狐狸了，只是睡着了而已。我们都围着桌子坐下，弗兰克仍手脚利落地继续干。“弗兰克有灵敏的手指，”霍勒斯带着父亲的自豪说道。“很多人可以把狐狸、狗熊、鹿和大鸟做成标本，可是我的儿子还能把燕雀也做成标本。”弗兰克最了不起的自制工具，霍勒斯说，是一个小小的挖脑用的勺子，用在小型鸟类身上的，那种勺子你买不到。弗兰克耳朵是聋的，也不会说话，我和艾拉起身离开时，他已经剥好了整只狐狸的皮，剩下的是看去精瘦的红色尸体，大小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类新生婴儿。

“人吃狐狸吗?”艾拉问。

“通常不会，”霍勒斯说。“但是在大萧条时期，我们什么都试。你知道，那时大家身处同样的困境——没有肉吃。我们吃过负鼠，美洲旱獭，兔子。”

“哪一种好吃?”艾拉问。

“都好吃。我们老是饿。大萧条期间弄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吃过乌鸦。”

“乌鸦什么味?”

“嗯，乌鸦的问题是你不知道这些该死的家伙有多老。有一只乌鸦吃起来像是鞋子的皮。有些乌鸦真的只适合拿来做汤。我们常吃松鼠。”

“怎么烧松鼠呢?”

“铸铁的黑锅。我妻子常设夹子捕松鼠。她会剥掉它们的皮，等有了三只，就在锅里烧熟。就像吃鸡腿。”

“该把我的小女人带来，”艾拉说，“你好给她这个菜谱。”

“一次妻子要给我吃浣熊。不过我知道。她说是只黑熊。”霍勒斯笑了。“她是个好厨子。死在土拨鼠日那天。七年以前。”

“你什么时候得了那个的，霍勒斯?”艾拉越过霍勒斯的拖拉机帽指着墙上一个突出的野猪脑袋；就挂在架子中间，架子上满是铁丝架和灌了石膏的粗麻架子，上面是动物的皮，伸展开调整好，又重缝在一起，以此制造活着的幻象。那头野猪确实是个野兽，一头庞大的野兽，有着黑色、棕色的喉咙，两眼之间盖着层带白色的毛发，让它的面颊生色不少，口鼻部巨大黝黑坚硬，如一块黑色湿漉漉的石头。它的嘴骇人地大张着，你能看到赤裸裸的食肉动物的嘴巴内部和非凡的象牙似的牙齿。这野猪确实给人活着的假象；弗兰克的狐狸也是如此，虽然我几乎受不了它的臭味。

“野猪看上去很真，”艾拉说道。

“哦，是真的。不过舌头不是真的。舌头是假的。猎手想要原来的牙齿。我们通常用假的牙齿，因为真牙会渐渐断裂。变得容易碎，就掉下来。可他想用真牙，所以我们用了真的牙齿。”

“这花了你多长时间，从第一天算起?”

“大概三天吧，二十个小时。”

“你做这个野猪标本得了多少钱?”

“七十美元。”

“在我看来似乎是便宜了些，”艾拉说道。

“你习惯纽约城的物价了，”霍勒斯告诉他。

“你得到的是整头野猪还是只有头?”

“通常有整个骨架，在脖子后面切下来。偶尔我们确实会拿到整头的熊，黑熊——我做过一头老虎。”

“老虎?是吗?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能看出来艾拉虽然是为了对我当作家的教育在引着霍勒斯说，他也喜欢问他问题，好听他用尖利的唧唧喳喳的声音来回答，那声音听上去好像是从一片木头里削出来的。“那只老虎是在那里被射死的?”艾拉问。

“是个养着它们的家伙，像养宠物。有一只死了。它们价值很高，它们的皮，他想把这一只做成毛皮地毯。他打电话来，他把它放在延伸器上，弗兰克直接抬进车带回家，整只老虎。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给它剥皮或其他什么的。”

“那你知道怎么做老虎标本吗，还是要查查书?”

“书，艾拉?不，艾拉，不用书。你只要做了一阵子，随便哪种动物你都能摸清楚。”

艾拉对我说，“你有没有问题要霍勒斯来解答?有什么你为上学要知道的吗?”

只是听听我就再快活不过了，因此我说“没有”。

“剥那只老虎的皮有意思吗，霍勒斯?”艾拉问道。

“有意思。我很享受。有个人，我雇他给我拍了家庭电影，拍了整个过程，那一年感恩节我放了电影。”

“是在饭前还是饭后?”艾拉问道。

霍勒斯微笑了。虽然我看不出动物标本剥制有什么具讽刺意味之处，但动物标本剥制人自己却很有美国式的幽默感。“呵，不是一整天都在吃吗，是吗?人人都记得那年的感恩节。在一个动物标本剥制家庭，他们习惯了那样的事，不过你仍旧可以让他们吃一惊的，你知道。”

于是谈话继续着，愉快安静的谈话，有一些笑声，最后霍勒斯给我一个鹿蹄作为礼物。从头至尾艾拉都是温和平静的，我从没见过他和人一起时这样。除了我闻到狐狸的味道感到恶心，我不记得自己和艾拉在一起时这样不感到激动的。我也从没见过他如此严肃对待一件并不是世界大事、美国政治或者人类弱点的事情。谈论烹调乌鸦，把老虎做成一块地毯，和在纽约城以外的地方做一个野猪标本的花费让他解放了，使他不易激动，平静，几乎都认不出是他本人了。

这两个男人之间好脾气地在一起（特别是就在他们鼻子下面一个美丽的动物正被除去它的美丽外貌），后来直让我奇怪这个不需要搞得很激动，不需要经历一番艾拉式的感情才能和人对话的人，也许不会是真正的不活跃的艾拉吧，如果这个艾拉是我们看不见的话，而另一个艾拉，那个愤怒的激进分子，是一个假冒的，是模仿了什么，例如他的林肯或是野猪的舌头之类。艾拉对霍勒斯·布里克斯顿的尊重和喜爱甚至让我这个男孩想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有简单的人，简单的满足，艾拉可以漂进那个世界，在那里，他所有悸动的热情，让他猛烈攻击社会的那一套资格（这资格还不足呢）都会获得重塑，甚至就此平息下来。也许通过有个像弗兰克那样的孩子，他可以为他灵活的手指而自豪，和一个知道如何设夹子抓到松鼠烧来吃的妻子，也许通过使用这类就在手旁的东西，自己做苹果酒，自己熏肉，穿上工装裤和卡其布拖拉机帽，听燕雀歌唱……可又来了，也许不会吧。也许像了霍勒斯，没有了大敌人，生活对于艾拉就比当时更加难以忍受了。

第二年我们去看霍勒斯的时候，谈话中就没了笑声，都是艾拉在说。

弗兰克在剥一个鹿头的皮——“弗兰克，”霍勒斯说，“能闭着眼睛给鹿头剥皮。”——霍勒斯弯腰坐在工作台的另一头，“准备头骨”。摊在他面前的是各类非常小的头骨，他正用铁丝和胶水修补。伊斯顿那边一所学校里有些科学课教师要一套小型哺乳类动物的头骨，他们知道霍勒斯可能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他对着他面前易碎的小骨头咧嘴笑了，对我说，“我什么都不丢。”

“霍勒斯，”艾拉正说，“任何一位有一半脑子的美国人会相信朝鲜共产党军队会坐上船开过六千英里来接管美国吗?你能相信这个吗?”

霍勒斯正用胶水给一个麝鼠的头骨嘴里粘好一颗松了的牙齿，他没有抬头看，只慢慢摇了摇头。

“可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艾拉告诉他。“‘要提防共产党构成的威胁。他们要接管美国。’这个杜鲁门要给共和党显示他的实力——这是他的目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牺牲无辜的朝鲜人民来显示他的实力。我们要去那里，都是为了支持这个法西斯混蛋李承晚。我们要去炸了这批狗娘养的，明白吗?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

艾拉只顾不知疲倦地高谈阔论，我无法不感到生厌，我不无恶意地想，“弗兰克还不知道他听不见是多么幸运呢。那只麝鼠不知道它死了有多幸运。那头鹿……”

一天早上我们走过高速公路上的废石头堆去看望一位退休的矿工汤米·米纳里克，他是斯洛伐克人，魁梧，热心，1929年艾拉头回出现在锌镇时，他和艾拉一起在矿上干过活，那时他对艾拉有父亲般的兴趣，这次发生了同样的事——李承晚，好总统杜鲁门，好将军麦克阿瑟之类。现在汤米为镇上工作，看管废石堆——那是镇上一处景点——去那里的有正儿八经的矿石收集者，间或还有一家人开车带着孩子来到浩大的石堆里找寻一块块的岩石带回家放在紫外线灯下看。汤米给我解释过，矿石在灯光下面“发出荧光”——就是说，闪着红色、橙色、紫色、芥末色、蓝色、淡黄色和绿色的荧光；有的看上去像是黑色天鹅绒做的。

汤米坐在矿石堆入口处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他不管天气一律不戴帽子，挺英俊的一个老人，四方大脸，白头发，淡褐色的眼睛，牙齿都齐全。成人入场他收二十五分硬币，虽然镇上要他收孩子一角钱，但他老是不要钱就放孩子进去。“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进去看，”汤米对我说。“有人多年来每个周六周日都来，就是冬日也来。有的人我给他们生上火，他们送我些钱。不管晴天雨天，他们每到周六或是周日就来。”

汤米所坐的平坦大石头旁边就停着他的破旧汽车，发动机罩上一块毛巾，上面摊着一些收在他自己地窖里的矿石样本，大块的样品，最多卖五六美元，腌菜坛子里装满了一美元、五十美分一块的小一些的标本，棕色小纸袋里满是小块小片的石头，卖五十美分。卖十五美分、二十美分、二十五美元的那些石头他放在车子行李箱里。

“在后面，”他告诉我，“有更值钱的货色。不能摆在这里。有时我穿过马路到加里的机械加工车间去上个厕所什么的，而这些东西就放在这里……去年秋天我有两件标本，在后面，有个人拿个黑东西盖在上面，用一盏灯看，车里我还有两件五十美元的标本，他两样都拿走了。”

前一年，我一个人和汤米坐在矿石堆外面，看他和旅游者收藏者做生意，听他说话（后来我就那个早上写了一个广播剧，题目叫做《老矿工》）。那是他到小木屋来和我们吃了顿热狗作晚餐之后的早晨。我在小木屋的所有时间艾拉都对着我，教育我，汤米是被请来做访问讲课人，给我讲讲工会介入之前矿工困境的实情。

“汤姆，跟内森说说你爸爸。跟他说说你爸爸的遭遇吧。”

“我爸爸是在矿上干活的时候死的。他和另一个人进了一个地方，其他两个人每天都在那里干活，在坡道里，一个垂直的洞。那天他们两个没再出现。上面很高的地方，高度过了一百英尺。我爸爸和工头派进去的另一个人，一个年轻人，很壮实——他体形多美啊！我去医院，我见到那个人，他没在床上，而我爸爸手脚伸开着躺在床上，动都没动一下。我再没见过他动。第二天我去，这另外一个人正在和另一个人聊天，讲笑话，他甚至都没躺在病床上。我爸爸在床上。”

汤米生在1880年，1902年开始在矿区干活。“1902年，”他对我说，“5月24日。大概是那一天托马斯·爱迪生到那里，那个有名的发明家，在那里做实验。”虽然汤米不论在矿上待过多少年在人里头仍是个腰背坚挺的壮汉样子，几乎不像是七十岁，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灵活了，每回他讲自己的故事有点糊涂或是支支吾吾起来的时候，艾拉就得让他再回到正题上来。“我的思维不再那么敏捷了，”汤米告诉我们。“我得回过头去找，从A B C开始，你知道，想法子再找上。再搞明白点。我还是灵活的，不过不像过去那么好了。”

“是什么事故呢?”艾拉问汤米。“你爸爸怎么样了?告诉内森你爸爸是怎么回事。”

“那个站塌了。我们在这个四英尺见方的洞背后某个角度上放过一块木料——我们在后面放了一块，要用镐把它挖出来弄成斜形的，所以我把这个塞进去，在某个角度切开。一个在前一个在那边。然后我们在那里放上一块两英寸长的木板。”

艾拉打断他，催他说正经话题。“于是发生什么了?告诉他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塌了。是震动弄塌的。机器啊，所有的东西都倒坍了。过一百英尺。他再没复原过。骨头都断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死了。我们有那种老式的炉子，他就把脚放在里面，来保持温暖。他暖和不起来。”

“他们有没有工人抚恤金?内森，你来问，提问题啊。如果你要做个作家就做这个啊。别不好意思。问问汤米他有没有工人抚恤金。”

可是我不好意思。和我在这里一起吃热狗的是个真正的矿工，在锌矿干了三十年。就算汤米·米纳里克是艾伯特·爱因斯坦，我也不会比这更不好意思了。“他们有吗?”我问道。

“给你东西?公司吗?他一个子都没拿到，”汤米尖刻地说道。“公司和工头们是麻烦。那里的工头好像不在乎他们的房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是说他们每天在里头干活的区域。像我吧，如果我是那里的工头，我会检查运去那里给人在洞上面走的木板。我不知道那些洞有多深，可是有人死在里头了，走在那些木板上，木板断了。腐烂的。他们从没注意检查那些该死的木板。从来没注意过。”

“你们那时候不是有工会吗?”我问道。

“我们没有工会。我父亲一个便士都没拿到。”

我努力想作为作家我还该知道些什么。“你们那里不是有矿工联合会吗?”我问。

“是后来有的。已经是四十年代了。到那时就太晚了，”他说道，声音里又有了愤怒。“他死了，我退休了——而且无论如何工会也没帮什么大忙。怎么办得到呢?我们有个领导，当地的会长——他不错，可他能做什么呢?那样的权力什么都做不了。知道吗，多年以前有个人要把我们组织起来。这个人去路那边一处泉水那里给家里挑水。再没回来。再没人听说过他的下落。他要组织工会。”

“内森，问问公司的事。”

“公司仓库里，”汤米说。“我看到大家拿到一张白纸条。”

“告诉他，汤姆，白纸条是什么。”

“就是拿不到工资。公司仓库把钱都拿去了。一张白纸条。我见过这个。”

“矿山主赚了不少钱吧?”艾拉问。

“锌矿公司的头，主要的那个人，在这里有所大房子，在山上，独他一家。大房子。我听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去世时有九百五十万美元。他有这么些。”

“那你开始干活的时候是多少钱?”艾拉问他。

“一小时三十二美分。第一份工是在锅炉房。那时我二十多岁。后来下矿了。我得的最高工资是九十美分，因为干的是像个监工的活。像工头一类。监工下面的。我什么都做过。”

“养老金呢?”

“没有。我岳父拿了养老金。八美元。他工作了三十多年。一个月八美元，他就拿这么多。我没见过养老金。”

“告诉内森你们在矿下都怎么吃饭。”

“我们得在地下吃饭。”

“每个人都是吗?”艾拉问。

“只有工头十二点时到地面上在他们的盥洗室吃饭。其他人都在地下吃。”

次日早上，艾拉开车带我到矿石区，和汤米坐在那里，研究利润动机的罪恶后果。“这是我的孩子，汤姆。内森，汤姆是个好人，好老师。”

“我尽力做到最好，”汤米说。

“他是我在矿下的老师。不是吗，汤姆?”

“我是，吉尔。”汤米叫艾拉吉尔。那天早餐上我问起为什么汤米叫他吉尔，艾拉笑了，说道，“在那里他们都这么称呼我。吉尔。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有人这么叫我了，就这么保留了下来。墨西哥人，俄罗斯人，斯洛伐克人，都叫我吉尔。”

1997年，我从默里那里知道艾拉没跟我说实话。他们叫他吉尔，是因为在锌镇时他自己叫自己吉尔。吉尔·斯蒂芬斯。

“吉尔小时候我教他怎样放炸药。那时我是跑腿的，钻孔，准备好一切，炸药，木材，以及其他等等。教这个吉尔钻孔，在每个孔里放上一条炸药，接上线路丝。”

“我要走了，汤姆。晚点再来接他。跟他说说炸药吧。教育教育这个城里人，米纳里克先生。告诉内森炸药发出的气味和对人体内部的伤害。”

艾拉开车走了，汤米说道，“气味吗?你得适应才行。我染上过一次，很厉害。我在搬一个矿柱里的矸石，不是矿柱，是个入口，四英尺的入口。我们钻孔，烧过，往上面浇上水，过了一整个晚上，就浇在那个矸石上面，我们叫那个是矸石，第二天那气味难闻极了。我吸进去一些。有一阵感到不适。病了。不像有的人病得那么厉害，但还是病得不轻。”

那是在夏季，早上九点就已经很热了，但即便是在户外，在难看的矿石堆那边，高速公路对面就是那个大机器商店，汤米就用那里一个不太卫生的卫生间，头顶的天空却是湛蓝美丽的，很快就开始有一家子一家子的人开车来参观。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头问我，“这里是小孩可以进去挑石头什么的地方吗?”

“没错，”我说，我没说“是”。

“你带孩子了吗?”汤米问他。

他指指后座里两个孩子。

“就是这里，先生，”汤米说道。“进来看看吧。出来的时候就到这里看看，半元钱一袋石头，是挖了三十年矿的矿工特别给孩子的岩石。”

一位年纪大的女人开车来，带了满满一车孩子，可能是她的孙子吧，她从车里出来时，汤米向她打个招呼。“女士，你出来的时候，要是想从一位挖石头挖了三十年的矿工这里给小家伙们买一袋漂亮石头的话，到这里来吧。五十美分一袋。特别给孩子的石头。会发出美丽的荧光。”

我也投入进来——投入利润动机在锌镇运转的快乐——我跟她说，“女士，他的东西很好。”

“我是唯一一个，”他告诉她，“做这些袋子的。这些袋子里是好矿石。其他的截然不同。我没往这里头放差劲的东西。这里是真货色。如果在灯光下面看，你会喜欢那里面的东西。这里头有的只有这个矿区才出，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你在大太阳下没戴帽子，”她对汤米说。“你这样坐在这里不热吗?”

“我这样好多年了，”他告诉她。“看到我车上这些石头了吗?这些石头发出不同颜色的荧光。看上去难看，可是在灯光下面就漂亮了，里面有不同的东西。有很多不同的质地。”

“这个伙计真正了解岩石。在矿上干了三十年，”我说。“伙计”，不是“伙伴”。

接着，有一对夫妇停下车来，他们比其他游客都更像城里人。他们一下车就开始仔细看汤米汽车发动机罩上价格高的标本，一起低声商量。汤米悄悄对我说，“他们非常想要我的石头。我有一批收藏品，谁都不能碰。这里是这个星球上最特别的矿床——而我有里头最好的东西。”

这时我大声说了。“这个人有最好的货色。在矿上干了三十年。他这里有漂亮的石头。漂亮的石头。”他们买了四块，打折后总共五十五美元，我就想，我帮上忙了。我帮了一位真正的矿工。

“如果还要什么矿石的话，”他们拿着买的东西回车里的时候我说道，“就到这里来。这里是这个星球上最特别的矿床。”

我过得很快活，后来，将近中午时，勃朗尼来了，就显出了我如此热心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在傻乎乎地信口乱扯，连我自己也看出来了。

勃朗尼，劳埃德·勃朗尼，比我大几岁，瘦瘦的，留了个平头，尖鼻子，面色苍白，看上去最没什么恶意，特别是他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又在新粗布裤子外面穿着看店人的白色围裙的样子。因为他和自己的关系是如此一目了然的简单，当他看到我和汤米在一起时他的那种懊恼就全身都是了，很让人同情。和勃朗尼相比，我觉得自己单是静静坐在汤米·米纳里克身边就成了个生活最丰富最疯狂的孩子；和勃朗尼相比，我就是如此。

然而，如果说我的复杂嘲弄了他，那么他的简单也嘲弄了我。我把一切都变为一次历险，总是盼望改变，而勃朗尼活着仅只是怀着实际的必要感。他没有任何不是孕育于锌镇的要求。他要想的念头只是锌镇上所有其他人都想的念头。他希望生活一遍遍重复自己，而我则想冲出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要成为不同于勃朗尼的人的怪物——也许是头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感觉到。有热情冲出去从生活中消失会是什么样子?作勃朗尼该会是怎样的?这不就是着迷于“人”的真正意义吗?身为他们是什么样的?

“你忙吗，汤姆?我可以明天再来。”

“留在这里吧，”汤米对那男孩说。“坐吧，勃朗尼。”

勃朗尼恭敬地对我说，“我每天只在午餐时间到这儿来，我和他聊聊石头。”

“坐吧，勃朗尼，我的孩子。你拿了什么来啊?”

勃朗尼把一个破旧的书包放在汤米脚下，开始从里头往外拿石头标本，大小和汤米摆在他车子发动机罩上的石头差不多。

“黑硅锌矿吧，啊?”勃朗尼问道。

“不是，是赤铁矿。”

“我以为是样子古怪的硅锌矿。那这一块呢?”他问。“是亚铅云母吧?”

“是。小硅锌矿。还有一块方解石。”

“五块钱一块怎么样?太贵吗?”勃朗尼问道。

“有人可能会要，”汤米说。

“你也是这一行的吗?”我问勃朗尼。

“这是我爸爸的收藏品。他过去在工厂。被人杀了。我卖这个要结婚用。”

“好女孩，”汤米告诉我。“讨人喜欢。是个漂亮女孩。斯洛伐克女孩。默斯克女孩。人很好，又诚实，人干净，会运用头脑。她那样的女孩不再有喽。他要一辈子都和玛丽·默斯克在一起。我跟勃朗尼说，‘你对她好，她就对你好。’我有那样一个妻子。斯洛伐克女孩。世上最好的。这世上没人能取代她的位置。”

勃朗尼拿起另外一件标本。“是锰硅灰石吗?”

“是锰硅灰石。”

“上面有一点硅锌结晶体。”

“没错。就在那里，有一点硅锌结晶体。”

这样有近一个小时，后来勃朗尼开始把他的标本装回书包，要回他工作的杂货店去。

“他会取代我在锌镇的位置，”汤米告诉我。

“哦，我不知道，”勃朗尼说道。“我不会像你知道得那么多。”

“但你还是得去做。”突然汤米的声音热烈起来，几乎是痛苦的。“我想有个锌镇人来接替我这里的位置。我要个锌镇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尽我所能来教你。好让你能有些成果。你有这个资格。是锌镇人。我不想教镇外头来的其他人。”

“三年以前我开始在午餐时间到这里来。那时我什么都不懂。他教给我这么多。是吗，汤米?现在我干得很不错了。汤米能说出矿山的情况，”勃朗尼对我说。“他能告诉你是来自矿山何处。哪一层，有多深。他说，‘你得把石头握在手里。’对吗?”

“对。你得把石头握在手里。得摸摸矿石。得看看它们不同的基质。如果不懂这个，就不会了解锌镇的矿石。他现在就知道了，知道这是不是出自另一个矿区还是出自这个矿区。”

“他教会我这个的，“勃朗尼说。”一开始我辨不出出自什么矿区。现在能了。”

“因此，”我说，“有一天你会坐在这里的。”

“希望会。就像这一块，这是这个矿区的，对吗，汤姆?这一块也是吧?”

因为我希望再过一年会拿到去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芝加哥之后，会成为我这一代的诺曼·科温，因为我哪里都会去到而勃朗尼哪里都不会去——但主要是因为勃朗尼的父亲已在厂里被杀死，而我自己的父亲还活着，身体很好，并在纽瓦克担心着我——所以我和这个穿着围裙的杂货商助手说起话来比汤米说得还要热情，他生活中的希望就是和玛丽·默斯克结婚，接汤米的位置。“嗨，你很棒！真好！”

“为什么呢?”汤姆说。“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学会的。”

“我从这个人这里学会的，”勃朗尼骄傲地对我说。

“我想让他成为下一个接替我的人。”

“有生意来了，汤姆。我得赶快走了，”勃朗尼说。“很高兴认识你，”他对我说。

“很高兴认识你，”我答道，好像我是年纪大的人而他是孩子。“十年以后我再回来，”我说，“就在这里见你。”

“哦，”汤姆说，“他确实会在这里的。”

“不，不，”勃朗尼喊道，他沿高速公路走着，第一次轻松地笑了。“汤米还会在这里的。不是吗，汤姆?”

“我们等着看吧。”

其实，十年以后在那里的是艾拉。艾拉一被广播界列上黑名单，一人住在小木屋，需要有个收入来源，汤米也就教了艾拉。就是在那里艾拉倒下死去。那时艾拉主动脉停止运转，当时他正坐在汤米那块平坦石头上，卖矿石标本给游客和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女士，你们的孩子出来以后，这里有给他们的半块钱一袋子的，特别的石头，就来自我在那里挖了三十年矿的矿区。”

艾拉是如此结束他的生命的。他做了看矿石堆的，当地老居民都叫他吉尔，就是冬日也坐在外面，给一些人生上火，得几块钱。但是在那个晚上，在我的露台上，默里告诉我艾拉的故事之前，我并不知道。

第二年，我离开前一天，阿蒂·索科洛和他一家从纽约开车来到锌镇和艾拉共度那个下午。埃拉·索科洛，阿蒂的妻子，怀孕约七个月了，她是个快乐的女人，黑头发，脸上有雀斑，她的父亲是爱尔兰移民，艾拉告诉我说，他曾在阿尔巴尼亚做过蒸气管装修工，是工会里头一位理想主义的大个子，彻底的爱国者。“《马赛曲》，《星条旗之歌》，俄罗斯国歌，”那天下午埃拉笑着跟我们说，“老人听到所有这些曲子都要起立。”

索科洛夫妇有一对六岁的双胞胎，虽然那天下午以一场触身式橄榄球开始得很愉快——裁判是艾拉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其后是在野外吃午餐，食物是埃拉从城里带来的，我们都在池塘边的斜坡上吃饭，雷也在。最后却以阿蒂·索科洛和艾拉站在池塘里告终，他们面对面，互相朝对方大叫，那样子让我惊骇。

我正坐在野餐毯子上和埃拉聊《我的辉煌兄弟》，霍华德·法斯特的一本书，她刚读完。是本历史小说，场景是古犹太国，写的是公元前二世纪马加比家族对抗安条克四世的斗争，我也读过这本书，在艾拉的哥哥第二次做我的英文老师时还在学校为他就此做过报告。

埃拉听我说，她听每个人说话都是这样：全都收纳了，好像她为你的言辞温暖着。我一定是说了近十五分钟，一字一字重复我曾写给林戈尔德先生看的国际主义者进步派的评论，埃拉一直显得好像我讲的东西是再有趣不过。我知道艾拉非常欣赏她一生都是一位激进派，我想让她也赞赏我是个激进派。她的背景，她怀着孕，形体高贵，她做的一些手势——她用手掠过的手势，使她在我看来是特别的无拘无束——这一切都使埃拉·索科洛具有一种英雄式的权威，我想引起这权威的注意。

“我读法斯特的书，我敬重法斯特，”我跟她说着，“不过我以为他太强调犹太国人的斗争，他们为着回到过去的情形，回到他们对传统的崇敬和后埃及奴隶制时代而斗争。书里总共有太多纯粹民族主义的——”

就在那时我听到艾拉喊道，“你在屈服！害怕了逃跑了，屈服了！”

“如果没有，”索科洛也喊道，“就没人知道没有！”

听到艾拉声音里的怒气，我讲不下去了。突然间我能想到的全是那个故事——我曾经不愿相信的——是前中士欧文·戈尔斯坦在他的枫林厨房里跟我说过的关于巴茨，关于艾拉在伊朗要淹死在阿拉伯河里的那个人。

我对埃拉说，“怎么了?”

“就给他们点空间吧，”她说道，“希望他们平静下来。你平静一下。”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在争论什么。”

“他们为出了错的事互相指责。他们争的是和演出有关的事。镇定，内森。你没见过多少愤怒的人。他们会冷静下来的。”

他们看上去却不像。特别是艾拉。他在池塘边前前后后地冲来冲去，长胳膊朝各个方向猛伸出去，每次他回过身对着阿蒂·索科洛，我都以为他要用拳头揍他了。“你干吗作那些该死的改变呢！”艾拉喊道。

“保持下去，”索科洛回答道，“我们承受的损失就会多于我们的所得。”

“胡说八道！让那些混蛋知道我们是说到做到的！还是把那该死的东西放回去！”

我对埃拉说，“我们不该做点什么吗?”

“我这辈子都在听人争论，”她告诉我。“这些人为他们似乎不能避免犯下的疏忽和行为而互取攻击。如果他们是打起来了，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然的话，你就离远点。如果在人已经很激动的情况下你再加进去，做什么事都会是火上加油。”

“您要这么说的话就算了。”

“你过去是给保护得好好的吧，是吗?”

“是吗?”我说道。“我是努力不要的。”

“最好置身事外，”她告诉我，“部分是出于尊重的考虑，让他没有你的干预也能冷静下来，部分是出于自我保护，部分是因为你的干预只会使事情更加恶化。”

与此同时，艾拉一直不停咆哮。“一周打击他妈的一回——现在就连这都不行了吗?那我们在广播上在干什么呢，阿瑟?发展我们的事业吗?一场斗争强加在我们身上了，而你却要逃跑！是决一雌雄的时候了，阿蒂，你却没胆子地跑了！”

尽管我知道这两位炸药桶如果开始动手，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还是跳起来向池塘跑去，身后跟着走路样子可笑的雷·斯维克孜。上次我尿了裤子。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和雷一样并不知道如何避免灾难，但我还是径直跑进了他们的冲突中。

我们到达他们那里前，艾拉已经退出，正直截了当地从索科洛身边走开。显然他仍很生那人的气，但是他也很明显是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和雷追上他，走在他身边，艾拉喘着气，断断续续急促地跟自己说着什么。

他人在这里，思想却在别处，他既在又不在，这两种状态的混合让我困扰，我终于开口说。“怎么了?”他好像没听见，我设法说点什么来引起他的注意。“是为了剧本吗?”突然他勃然大怒，说道，“如果他再干这个我就杀了他！”他说这话不只是为了戏剧效果。纵然我不愿意，仍很难不去百分百地相信他的话。

我想到了，巴茨。加威奇。索拉科。贝克尔。

他的脸上是暴怒的神情。原始的愤怒。愤怒，和恐惧，都是原始的力量。他的一切都从这神情演变而来。我想，他运气好没被关起来，这结论出现得极意外，一个崇敬英雄的孩子两年以来维系在他崇拜的英雄的正义气概上，竟会自发有了这个推论，但我一旦不再如此焦虑，就把它丢到了一边——这个推论要在四十八年以后待默里·林戈尔德来为我证实。

伊夫由模仿彭宁顿从而走出了她的过往；艾拉则用强力走出他的过去。

争论爆发时埃拉的双胞胎孩子逃离了池塘边，待我和雷回来时，他们正在野餐毯上躺在她的怀里。“我想日常生活可能比你了解的要无情一些，”埃拉对我说。

“这是日常生活吗?”我问道。

“我生活过的地方都是如此，”她说道，“接着讲。接着讲霍华德·法斯特吧。”

我尽力接着讲，可是想到她丈夫和艾拉的对峙，倘若索科洛的劳动阶级妻子并未为之所动的话，我却是仍为此感到不安。

我说完了，埃拉大笑。从她的笑声中你能听出她的自然，还有那些可厌的事情，但她已学会去忍耐。她笑起来就像有的人脸红：突然一下红得彻底。“呀，”她说。“现在我拿不准我读了什么了。我自己对《我的辉煌兄弟》的评价是简单的。也许我没有足够的深入思考，不过我只是想，这些粗糙坚强又可敬的人相信人是有尊严的，并愿为之奉献生命。”

那时阿蒂和艾拉已经冷静下来，从池塘走到了野餐毯子这里，艾拉说（显然他是试图说一点话，能让大家，包括他自己在内，放松并回复当天本来的气氛），“我得看一看。《我的辉煌兄弟》。我得要来看看。”

“它会给你的脊梁里放上钢铁，艾拉，”埃拉对他说，接着就张大嘴笑了，补一句，“我可没认为你的脊梁需要这个啊。”

于是，索科洛朝她探过身子，大吼道，“是吗?谁的脊梁需要呢?那是谁的脊梁需要呢?”

听到这个，索科洛家的双胞胎哭了起来，惹得可怜的雷也哭了。埃拉自己也头一回生气了，气得好像发疯，说道，“上帝，阿瑟！镇定你自己！”

当晚，艾拉独自和我在小木屋里，开始气愤地说到名单，这时我更加全面明白了下午的迸发下面隐藏的是什么。

“名单。列着名字、罪名和指控。每个人，”艾拉说，“都有一张名单。《红色路线》。乔·麦卡锡。国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美国军团。天主教杂志。赫斯特派系的报纸。这些名单有各自专用的数字——141，205，62，111。对任何事有过不满，批评过，或是抗议过——或是和批评或抗议过任何事情的人有关联——的人都列在名单上，都成了共产党，或是为共产党作掩护，或‘帮助’共产党，给共产党‘金库’捐助钱财，或‘渗入’了工会，政府，教育，好莱坞，剧院，广播界，或电视台。华盛顿每家办公室和行政部门都在忙着编造‘第五纵队队员’的名单。所有反动力量都在交换名字，认错名字，把名字联系起来，以证实一个并不存在的大阴谋的存在。”

“你呢?”我问他。“《自由勇敢者》呢?”

“无疑我们节目里有不少思想进步的人。现在对公众说起他们来就成了‘狡猾推销莫斯科路线’的演员。你会听到不少这样的话——比这还要恶劣的多。‘莫斯科的傀儡’。”

“只是演员吗?”

“还有导演。作曲。作家。人人都是。”

“你担心吗?”

“我可以回唱片厂啊，老弟。如果再糟糕不过，我总还能到这里来在史蒂夫的加油站给车加润滑油吧。以前我做过。另外，你还可以和他们斗争，你知道。你可以和那些混蛋斗争。我最近听说在这个国家总有地方是有宪法，有人权宣言的。如果你睁着大眼睛朝资本主义的商店橱窗里看，你要了还想要，你抓了又抓，拿了还拿，你得到了拥有了又积攒，你的信念就此终结，畏惧就此开始。而我所有的，没有一样是不可以放弃的。你明白吗?没有！我是怎么会从工厂街上我父亲那处破房子里成就了这个铁林的大角色，而艾拉·林戈尔德只上过一年半的高中，又是如何遇上我遇上的这些人，认识我认识的人，享有我现在作为特权阶级正式成员所享有的舒适——这一切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在一夜间丢失这一切对我来说也不会显得有何怪异之处。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可以回到芝加哥。我可以在厂里干活。如果必须，我会去的。但不会放弃坚持我作为美国人拥有的权利！不会不和那些混蛋干上一场！”

我一个人坐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时——艾拉到了车站，坐在雪佛兰车里等着接帕恩太太，我离开的那天，她又从纽约赶回来给他按摩膝盖，前一天我们踢过一场足球后他膝盖疼得厉害——甚至开始奇怪伊夫·弗雷姆怎么能受得了他，日复一日的。嫁给艾拉和他的怒火不会太有乐趣。我记得那年在欧文·戈尔斯坦家厨房的那个下午听他说了几乎是同一套关于资本主义商店橱窗，他父亲破旧的家和他一年半学校生涯的话。我记得听艾拉说这套话的不同版本有十次十五次了。伊夫怎么就受得了对这套辞令的纯粹重复和累赘，受得了那名攻击者的态度，和他不间断地只管把他那具迟钝的政治演说的乐器敲个不停?

在回纽瓦克的火车上，我想着艾拉用他的第二遍大动乱预言猛烈抨击——“美国要对苏联打核战争了！记下我的话！美国在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时我还不够明白，无法理解为什么当他和阿蒂·索科洛这样的人正受到最严峻的恐吓威胁，我却如此不忠诚，突然间这样大大厌烦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得多。我要急着避开他和他身上让人不愉快的难以忍受的一面，远离皮卡克斯山路去找寻我的灵感。

如果你像艾拉一样很早就是孤儿，你就陷入了成年人都势必要陷入的境地，但速度要快许多许多，这很难应付，因为你要不就是受不到任何教育，要不就是太易受热情和信仰的影响而适于接受人家灌输的学说。艾拉的青春岁月是一系列断裂的关系：残酷的家庭，在学校的挫折，轻率地沉浸于经济大萧条，——他这样早就一个人的生活，抓住了像我这样的男孩的想象，我自己是固定在一个家庭、一个地方和当地的机构里，刚刚从感情温箱里露出头来；这种早期就成了孤儿的经历让艾拉自由地连结任何他所想要与之结合的事物，而且也使得他太无牵绊，会毫不犹豫就献身于某物，彻底永远地献身。从任何角度来说，艾拉都很容易成为乌托邦幻想的靶子。可对我来说，我是有牵绊的，就不同了。如果你没有很早就成了孤儿，如果你反而紧紧联系着父母有十三年，十四十五年，你就会长成个可厌的人，失去童真，追求独立，如果家庭不是太糟糕，对你放手了，你就准备开始做个男人，就是说，准备好选择新的效忠对象和新的联系，选择你成年期的父母，你选择的这父母，因为不需你用爱来报答，你可以爱他们也可以不爱，随你的便。

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呢?是通过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大量的毅力。他们怎么到你这里的，你又是怎么到他们那里的呢?他们是谁?这种非遗传的血缘是什么呢?在我，他们是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的人，从潘恩，法斯特，科温到默里，艾拉以及其他人——是教育我的人，我出自他们。在我，他们是各有各的卓越，引人竞争的个性，是代表或信奉强大理念的导师，最先教会我来操纵这世界和它的权利，他们每个人到时候都要伴着他们的遗赠一起被丢弃，必须消失，让路给彻底的孤儿期，即成年期。那时你就全然一人在这世上。

利奥·格卢克斯曼也是名前美国军人，不过他是在战后服役的，现在只有二十几岁，两颊红润，有点胖，外表看去并不比他教的一二年级的大学生年纪大。虽然利奥还在大学写他的博士论文，但每堂课他都出现在我们面前，穿着三件套的黑衣服，深红色蝶形领结，他的着装显然是比所有年纪比他大的教职员都要正式。天气转冷时，就会看到他披着件披风穿过四方院，这还是在那个年代的芝加哥大学这样一所能不寻常地宽容个性和怪癖，并且理解独创及其古怪的学校，兴奋的学生活泼地（也是顽皮地）喊道“嘿，教授”，利奥就用他拿着的手杖的金属头敲敲路以示知道。一天下午将晚时分，我交上格卢克斯曼先生布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文章，也把我的《托尔克马达的帮凶》带给他看以激起他对我的欣赏，他匆匆看了一眼，就厌恶地丢在书桌上，让我吃了一惊。

他急速地说话，语调激烈不留情——这位穿着过于正式的青年天才在他的蝶形领结后面坐在软椅上，说话中不带手势。他身体胖，加上他的个性，代表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穿的衣服又显出第三个人。他的辩论则是第四个人——不矫饰，是真正成熟的批评者，对我剖析我在艾拉影响之下的危险，教我在文学上采取不那么僵化的姿态。正是我新的充实阶段所需要的。在利奥的指导下我开始演变，不仅承继我的家庭，也承继了过往，承继比周围地区更加宏大的文化。

“艺术是武器?”他对我说，“武器”这个词带着轻蔑，自身就是个武器。“艺术就是对事事皆采取正确态度吗?艺术就是提倡好的事物吗?谁教给你这些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口号的?谁教给你说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服务于艺术——不然艺术就不值得任何人重视。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朱克曼先生?是为了解除敌人对价格的控制吗?写作严肃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写作严肃文学。你想反抗社会吗?我来告诉你如何去做——通过写得好。你想去从事一项失传的事业吗?那就不要为劳动阶级去奋斗。他们会过得不错的。他们会给普利茅斯车把油尽情加个满。劳动者会把我们全征服——他的无知产生滔滔不绝的言辞，这正是这个平庸国家的文化命运。不久，这个国家里就会有远远糟糕于农民和工人政府的政府——我们会有农民和工人文化。你想有个失传的事业为之奋斗吗?那就为文字奋斗吧。不是夸张的文字，启迪人的文字，不是支持这个反对那个的文字，不是向可敬的人宣扬你是个令人钦佩又有同情心，站在被践踏受压迫的人民一边的好人的文字。不是如此，那文字是用来告知不幸住在美国的少数有智识的人你是站在文字一边！你这个剧是垃圾。很糟糕。让人气愤。粗糙，原始，思想简单，宣传那一套废话。它用文字模糊了世界。过分充斥了你的德性。没什么比艺术家想要证明自己是优秀的对艺术更具不良作用的了。理想主义的可怕诱惑！你必须取得对你的理想主义、德性以及你的毛病的控制权，取得对最先驱动你去写作的一切——你的愤怒，你的政治主张，你的忧愁，你的爱——的控制权！开始倡导事物，表明态度，开始从高手的角度检查自己的视角，而且作为一名艺术家，你是无足轻重的，没有用处而且还荒唐可笑。你为何写这些宣言呢?因为你环顾四周而感到‘震惊’了吗?因为你环顾四周而被‘感动’了吗?人太容易就会放弃，还会伪装感受。他们想即刻就获得感受，于是‘震惊’和‘感动’就成了最易做到的。也最愚蠢。除了极罕见的情况，朱克曼先生，震惊总是伪装的。宣言。艺术不需要宣言！请把你可爱的垃圾拿出这间办公室吧。”

利奥认为我关于亚里士多德的那篇文章写得较好（或者，概括说来，他对我本人的评价更高些），因为和我下一次讨论时他要我周五晚去音乐厅听拉斐尔·库布利克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你听过拉斐尔·库布利克吗?”“没有。”“贝多芬呢?”“他我听过，听过。”我说。“你听过他吗?”“没有。”

演出前半小时，我在音乐厅外的密歇根大道和利奥碰头，我的老师穿着他的披风，那是他1948年退役前在罗马找人做的，我穿着带风帽的麦基诺厚呢短衣，是为带去冰冷的中西部上大学在纽瓦克的拉基商店买的。我们一入座，利奥就从他的公文包里取出我们即将听到的每首交响曲的乐谱，整场音乐会中，他不是看台上的乐队——我以为是该看乐队的，只有感动时才偶尔闭上眼睛——而是精力相当集中地看向他的膝盖，一直读膝盖上的谱子，乐队先演奏《科里奥兰》序曲和第四交响曲，幕间休息后，演奏了第五交响曲。除了第五交响曲的头四个音符，我听不出哪曲是哪曲。

音乐会后，我们坐火车回南区，到了他在国际宿舍的房间，中途区一处哥特式宿舍，是大学里大部分外籍学生的住处。利奥·格卢克斯曼自己是西区杂货商的孩子，比起贴近他的美国同胞来说，对外国学生在走廊上呈现的与他的贴近——异国烹饪的味道等等——他倒是稍许更愿容忍一些。他住的房间甚至比他在大学里办公室的小隔间还要小，他给我们冲茶喝，烧开水是把水壶放在地上的电热灶上，这灶挤在沿墙堆放的杂乱的印刷品中间。利奥坐在堆满书籍的书桌前，鹅颈管台灯照亮他的圆脸颊，我坐在黑影里，四周还有很多堆书，靠近只有两尺之遥的没铺过的窄小的床。

我觉得自己像个女孩，或是我想象一个女孩最终独自和一个太过明显喜欢她的胸部、让她畏惧的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看到我变得畏怯，利奥哼了一声，带着与他推翻我在广播上的前途时所怀的同等的嫌恶讥讽，说道，“别担心。我不会碰你的。我就是受不了你怎么这么陈腐得该死。”就在当时当地，他进而开始向我介绍克尔恺郭尔的学说。克尔恺郭尔的名字对我而言，与拉斐尔·库布利克没什么不同，他要我听他读一百年前克尔恺郭尔在落后的哥本哈根已经对“人民”作出的推测——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公众”，利奥告诉我这是正确的名称，是那个抽象事物的名称，那个“巨大怪异的抽象事物”，“包罗万象又是虚无的事物”，“巨大的虚无”，克尔恺郭尔认为，那个“抽象荒芜的空虚，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正是我在剧本中无病呻吟为之感伤的事物。克尔恺郭尔不喜欢公众，利奥也不喜欢公众，在那个周五晚上的音乐会以及随后他带我去的周五音乐会之后，他在国际宿舍阴暗房间里的目的即是通过让我也憎恶公众来挽救我的文章免于沉沦。

“‘读过古典作家作品的人，”利奥念道，“知道恺撒会试做多少事情来打发时间。同样，公众养了一只狗以供娱乐。这只狗即是文学世界的渣滓。如果有人高出其他人一等，也许甚至是一名伟人，就放狗去咬他，乐趣随即开始。那只狗追上他，又咬又撕他的外套后摆，使尽各种可能粗鲁地套近乎——直到公众厌倦了，说它可以停下为止。这是我举的公众如何对人的例子。力量上强于他们高于他们的人受到粗暴对待——那只狗仍旧是只狗，就连公众也鄙夷它……公众也无悔意——它并不是真在贬低谁，只是要一点乐子而已。’”

这段文字，对利奥的意义远远超出它能开始对我产生的意义，但仍然是利奥·格卢克斯曼在邀请我，请我随他成为“高出其他人一等”的人，成为像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像他自己，正如他不久即会将自己想象成为的——“一名伟人”。我成了利奥的好学生，克尔恺郭尔的好学生，贝尔德托·克罗奇的好学生，托马斯·曼的好学生，安德烈·纪德的好学生，约瑟夫·康拉德的好学生，法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学生……后来不久，我相信，我对艾拉——以及对母亲、父亲、弟弟，甚至对我长大的地方——的依恋已彻底切断。人在头一回接受教导，头脑变成装备了书本武器的仓库时，在他年轻鲁莽地为发现这星球上储藏的所有智慧而欢呼跳跃时，他就容易夸大剧烈变化的新现实，而把其他一切都贬为微不足道。在不妥协的利奥·格卢克斯曼——和他的愤怒狂热以及他永远饱含激情的头脑——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我就是尽了全力如此去做的。

每个周五的夜晚，在利奥的房间，我被魔力镇住。利奥调动体内所有无关性欲的热情（也有不少是，但不得不被压下）对准从前构成我的每个概念，特别是我对艺术家使命所怀的道德观念。那些周五的夜晚，利奥对我好像我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学生。我开始觉得好像差不多人人都给我来了一下。教育内森。凡我敢对着打个招呼的人都持有此信条。

现在偶尔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就是我聆听的一场长谈。其言辞时而新颖，时而悦人，有时是虚假的废话（隐姓埋名者的谈话），时而疯狂，时而平淡，有时又像锐利的针尖，从记事起就在倾听了：如何思考，如何不去思考；如何听话，如何不听话；厌恶谁欣赏谁；信奉什么又何时逃离；何为痴迷，何为残忍，何为值得称赞，何为浅薄，何为邪恶，何为谎言，如何秉持灵魂纯净。和我讲话似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存在障碍。这也许是我多年来习惯显得仿佛我需要有人和我谈谈的结果。但不论原因如何，我的一生这本书是一部声音的书。我问自己我如何来到我身处之地，答案让我惊讶：“通过聆听。”

那会不会就是看不见的残呢?其余一切会不会都是一场假面舞会呢，掩饰了我固执地忙于其中但其实是没用的现实?倾听他们。倾听他们讲话。这完全是荒诞的现象。人人都不把经验看作是来拥有的，反而是为了来谈论它而去拥有的。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倾听他们和他们唱的调调呢?什么地方决定了这就是我的用途呢?还是我一开始就在意愿和选择上都只是一只寻求语汇的耳朵呢?

“政治最会普遍化，”利奥告诉我，“而文学最会个别化，两者的关系不仅是互逆的——还是敌对的。对于政治，文学是颓废、软弱、离题、枯燥、顽固、无趣的，没有什么意义，还真就不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将事物具体化的冲动正是文学。你怎能作为艺术家却放弃细节呢?可是你又如何作为政治家却允许细节呢?作为艺术家，细节就是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不是去简单化。即使你选择最简洁的写作风格，像海明威式的，你的使命仍旧是赋予细节，澄明复杂事物，隐含冲突。不是抹去冲突，否认冲突，而是看到冲突之内那些受折磨的人在哪里。为混乱留出空间，让它进来。必须让它进来。不然，你就是制造了宣传品，若不是为一个政党，政治运动，那就是为生活自身产生的愚蠢宣传品——因为也许生活自己较愿出出风头吧。俄国革命的头五六年，革命者叫喊：‘自由的爱，要有自由的爱了！’可他们一旦掌了权，就不能容许了。因为什么是自由的爱呢?混乱。而他们不想要混乱。他们不是为此才去进行光辉革命。他们要的是有纪律，有组织，从容不迫，如若可能，还是可科学预见的。自由的爱扰乱了组织，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器。艺术也扰乱组织。文学扰乱组织。不是由于它公然支持或反对，或者由于它哪怕是隐晦地支持或反对。它扰乱了组织是因为它不是普遍的。个别的内在本质是要作个个别的，个别性的内在本质是不从众。将苦难个别化：就是文学了。在一个简单化具体化的世界让个别保持生存——这是斗争的焦点。你不需以写作来证明共产主义的正确性，也不需以写作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确性。你两者都不是。如果你是作家，你对两者同等不结盟。是，你看到了不同点，自然也看到这垃圾比那垃圾稍好一点，或者那垃圾比这垃圾稍好一点。也许是好不少。但是你看到了垃圾。你不是政府职员。不是好战者。不是信徒。你对这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的处理方式极为不同。好战者提倡信仰，将改变世界的大信仰，而艺术家则贡献一个在这世界上没有位置的产物。没什么用处。艺术家，严肃作家，给世界引入了在一开始就不存在的东西。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这一切，鸟，河流，人类，他没给文学留出十分钟。‘然后将有文学。会有人喜欢，会有人为之着迷，愿意去做……’没有。没有。他没这么说。如果你接着问过上帝，‘会有管道工吗?’‘会，会有的。因为会有房屋，就需要管道工。’‘会有医生吗?’‘会。因为会有人生病，需要医生给他们药吃。’‘那文学呢?’‘文学?你说什么?那有什么用处吗?该搁在何处?够了，我是创造宇宙，不是大学。没有文学。’”

毫不妥协。汤姆·潘恩的令人不可抗拒的品性，也是艾拉、利奥以及约翰尼·奥戴的品性。倘若我到芝加哥后曾去过东芝加哥与奥戴会过面的话——这是艾拉给我安排的——我的学生生涯，或许其后的整个一生，都可能会处于不同的诱惑和压力之下，而我在迥异于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坚如磐石的人的热情教导下，说不定已着手摈弃出身带给我的安全约束。然而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压力大，更不要提格卢克斯曼先生还为去除我思维中的陈腐因素，而给我补课，因此到了11月初，我才能在一个周六早晨有空坐火车去见艾拉·林戈尔德军队里的导师，一名钢铁工，艾拉曾对我说他“彻头彻尾是位马克思主义者”。

南岸线火车就在六十三街和石岛道，从我的宿舍走路只要十五分钟。我登上漆成橙黄色的汽车，找个位子坐下，售票员报出沿线那些肮脏小镇的名字——“海格维西……哈蒙德……东芝加哥……加里……密歇根城……南本德”——我又像听到了《胜利手记》一样激动。我来自新泽西北部工业区，眼前的风景对我不可谓不熟悉。自机场向南望，是伊丽莎白，林登，拉合威，远远也可看到炼油厂复杂的上部建筑，自炼油厂飘来有毒的气味，那些塔的顶端有羽状火焰，是提取石油燃放的气体。纽瓦克有大工厂和小作坊，肮脏混乱，散发出臭味，纵横交叉的铁路线，大量的钢桶，堆成小山的废金属，还有可怕的垃圾场。高高的烟囱吐出黑色的烟，到处都冒着烟雾，风大时，呛人的化学气味，麦芽臭气，塞科克斯养猪场的臭味席卷整个地区。我们也有和这一辆相仿的火车，开在路堤上，穿过湿地，穿过芦苇丛、沼泽地草丛和开阔的水域。我们那里有灰尘，有臭味，但我们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是制造军用坦克的海格维西。我们没有生产桥梁主梁的哈蒙德。我们没有自芝加哥沿运河而下一路都有的谷物升运器。我们没有平炉，工厂大量生产钢铁时炉火映红了天空，晴朗的夜晚，自我的宿舍窗口可一直望到远在加里的红色天空。我们那里没有美国钢厂，内地钢厂，琼斯·劳克林钢厂，标准桥梁厂，联合化学公司，和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我们有的是泽西州有的；这里则集中了中西部的能源。他们这里有的是钢铁制造业，沿湖绵延几英里，穿过两个州，比世上任何其他钢厂都庞大，焦炭炉和氧气炉把铁矿烧成钢铁，架空的钢水包运送成吨熔化了的钢，滚烫的金属像熔岩一般倾入铸模，就在这片亮光，烟尘，危险和噪音中间，工人整日整夜地工作，在摄氏一百度的温度之下，吸进能毁掉他们健康的蒸汽，活是永远也干不完。此处的美国，不是也永不会是我生长的国度，然而却是我作为一名美国人仍旧拥有的国度。我从火车窗口向外望着——看到在我是十分新式现代化，工业化二十世纪的象征，却又是庞大遗迹的种种——我生命中似乎没有比这更严肃的细节。

在我的右边，我看到一片片覆盖着煤灰的平房，钢铁工人住的房子，后院里有凉亭和供小鸟戏水的水盆，房子外面的街道上有成排模样不太光彩的低矮的商店，是他们家人买东西的地方，看到钢铁工人日常生活的地方，那样粗糙清苦，这些总被束缚，总欠着债，总在还债的人身处这样一个无情世界——想到他们“最艰苦的工作换来最低廉仅可糊口的报酬，累断了脊梁得来最微贱的报酬”，这对我的启迪如此之大——不消说，我的任何感受在艾拉·林戈尔德看来都不会显得奇怪，但却会吓坏利奥·格卢克斯曼。

“铁人这个妻子怎么样啊?”这几乎是奥戴对我说的头一桩事。“如果我认得她也许我会喜欢她，不过这无法估量。有些我重视的人，他们的亲密朋友我就不太在意。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女人，他现在和她生活的圈子……我不太确定。总之在妻子这方面就有问题。大多数结婚的人都太脆弱——他们对妻子孩子的反应已是身不由己。所以要靠他们体内一小点已坚强起来的个性来顾到那些需要顾及的地方。无疑，这一切是苦差事，当然，有个家，一天将尽时有个温柔的女人等着你，也许还有两个孩子，都是不错的。就是了解这一套的人也不免有厌倦的时候。可我眼下的责任是针对拿时薪的工人，在这上面我一点都没做到我该做的。无论有何牺牲，无论当下的问题如何出现，你应记得这样的运动总是向上的。”

当下的问题是约翰尼·奥戴被赶出工会，失去了工作。我和他在一处寄宿房舍碰面，他已经有两个月没付过房租；他还有一个星期的期限交出租金，不然就要被赶出去。他的小房间很整洁，有扇窗对着天空。单人床的床垫不是放在弹簧褥子上而是放在金属网上，床铺理得很妥帖，甚至是好看的，铁床架上暗绿的漆不像噪声很大的散热器上的油漆，没有剥落也没脱落，但依然看上去让人灰心。总的说来室内的摆设与利奥在国际宿舍的那些差不多简陋，但那种孤寂的气氛却吓住了我，让我觉得我该起身离开——直到后来奥戴温和平稳的声音和他特别锐利清晰的发音开始强有力地响起。仿佛一切不在那房间里的事物都从世上消失。奥戴来到门口，让我进来，礼貌地请我在仅放得下他的打字机的桌子前坐下，坐在他对面，房里两张靠背椅中一个椅子上面，就在那一刻，我有种感觉，与其说是觉得除了这住处奥戴已被夺走一切，不如说是更糟糕的，那就是觉得奥戴几乎是恶意地把自己与一切不属于这个住处的事物剥离开来。

现在我明白了艾拉在小木屋是在做什么。现在我明白了那小木屋和除却万物的起因——为伊夫·弗雷姆所不能容忍的丑之美，使人孤独遁世，也使人无牵无挂，自由地作个勇敢不畏缩，目标坚定的人。奥戴房间代表的是克制，表明无论我如何怀有许多的欲望，我仍可以把自己约束在这个房间内。倘若最终你知道你能忍受惩罚，你就可以什么危险都冒，这房间就是那惩罚的一部分。这房间给人一种严格的印象：自由和克制之间的联系，自由和孤独之间的联系，自由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奥戴的房间，他的小屋，正是艾拉木屋的精神实体。那么奥戴房间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会在多年以后发现，那次我去苏黎世，找到了纪念牌上写着列宁名字的那所房子，用少量瑞士法郎买通看门人，可以参观列宁隐居的房间，这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奠基人离乡背井在里面住了一年半。

奥戴的外表本不该让我讶异。艾拉对他的描述正是他的样子，就像一只鹭：精瘦，整洁，刀片脸，高六英尺，平顶灰发，眼睛似乎也已转为灰色，鼻子又大又尖如刀，皮肤布满皱纹，好像他早过了四十几岁。但是艾拉没说过狂热行为使他的模样像个被关起来把过自己的日子当成服苦役的人。是一个别无选择的人的样子。他的故事已经预先定好了。他对任何事都没得选择。只好为了他的目标把自己从事物中剥离出去——只有这件事可以做。他又不受别人影响。不只是体格如钢丝，令人羡慕地细长；还有他的意识，也像工具，轮廓宛如鹭鸟骨架的侧影。

我想起艾拉对我说过奥戴随身带着轻型拳击袋，在部队里他出拳快而有力，“如果不得已，”他能一次打败两三个人。一路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他房间里会不会有个拳击袋。是有。不是像我想象的挂在角落里头的高度，像健身房的一样。而是在地板上，侧放着，靠着扇橱子门，结实的梨形皮袋子，又旧又破，不太像是皮的，倒更像某个被屠杀的动物颜色褪尽了的某身体部位——好像奥戴是用一头死河马身上掉下来的睾丸来练习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念头不理智，但因为我起初对他怀着敬畏，就是驱赶不开这念头。

我记得那晚奥戴对艾拉诉说他灰心不能整天“在港口这里建党”时说的话：“我不太擅长组织，没错。你得很会和怯懦的布尔什维克表示友好才行，而我则更倾向于痛打他们的脑袋。”我还记得，因为我回家以后把这些话记进了那时我正写着的广播剧里，那出剧写的是一家钢厂里的一次罢工，其中约翰尼·奥戴的所有惯用语都一字不改地出现在一个叫吉米·奥谢的人身上。一次，奥戴写信给艾拉，“我要成了东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正式的混蛋了，就是说我最终要进拳头城。”“拳头城”成了我下一部剧本的标题。我忍不住如此。我想写看上去重要的事情，而看上去重要的东西正是我不知道的。我总用尽方法通过那时我所能运用的词汇即刻就把事事都变成宣称鼓动，就这样在几秒钟之内就丢失了重要事情之重要所在，和直接事情之直接所在。

奥戴一文不名，党也没钱雇他来组织，或是以任何途径来给他经济上的援助，因此他每天写些传单在工厂门口分发，用他从前钢厂里的伙伴偷偷捐给他的几块钱来买纸张，租了台蜡纸油印机和一台装订机，然后在每天天晚时自己到加里发放传单。剩下的零钱他拿来买吃的。

“我起诉国内钢厂的案子还没了结，”他对我说，直奔主题，率直对我，好像我是可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是他的同盟者，倘若还不是他的同志的话。他和我谈话的样子好像艾拉不知怎地让他以为我是我年龄两倍那么大，一百倍独立，一千倍勇敢。“可是好像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管理层和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人已经开除我，永远把我记上了黑名单。在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开始采取行动来镇压我们的党。他们不知道重大历史问题并不是由菲尔·默里的产业工会联合会来决定的。看到中国了吧。是美国工人来决定重大的历史问题。在我这个行业，当地工会已有一百多名失业的钢铁工人。这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工作机会少于工人数量，甚至连钢铁工人，工人里最迟钝的这部分人，最终也开始质疑现行体制。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而我仍然被当地钢铁工人工会管理委员会拘捕，因为我是党员就被开除。这些混蛋不想开除我的，他们要我声明与党脱离关系。这一带卑鄙的新闻界集中对准了我——这里，”他说道，递给我打字机旁的一份剪报，“昨天的《加里邮报》。卑鄙的新闻界会就此大做文章，就算我保留了在五金业的工作卡，我上了黑名单的事也仍会传到承包商和工头那里。这是封闭的行业，因此被工会开除就意味着我失去在我的行业里的就业机会。哼，让他们死去吧。无论如何我还可以在外围，反倒更利于斗争。卑鄙的新闻界，冒充工会的人，和虚伪的加里市政府把我看成危险人物吗?好。他们要让我过不下去吗?好。除了我自己并没有人要靠我。我也不靠朋友，女人，工作或是其他任何传统的生存支柱。我怎样都能过下去。如果《加里邮报》，”他说道，拿回了我在他说话时没敢去看的那份剪报，整齐地对折好，“和《哈蒙德时报》以及其他的人认为他们用这套伎俩就会把我们赤色分子赶出湖镇的话，他们就耍错花招了。如果他们不管我，或许我不久就有一天自己离开了。可是现在我没钱，哪里也去不了，他们就得接着对付我了。工厂门口我把传单递给工人时他们的态度总体来说是友好和感兴趣的。对我亮出V的手势，就是在那样的时刻书本获得一刻的决定权。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法西斯工人。有一个夜晚，周一的晚上，我在加里大工厂散发传单，一个胖家伙开始骂我是叛徒无赖，我不知道他脑子里还想了些什么。我也没等。我希望他喜欢喝汤和吃软饼干。跟铁人这么说吧，”他说道，头一回微笑了，尽管是让人痛苦的样子，好像逼出一个微笑是他不得不去做的更困难的事之一。“告诉他我身体还不错。来吧，内森，”他说，我很懊恼听到这位失业的钢铁工人说出我的名字（就是说，我为我在大学里新的迷恋，正萌发中的导师，以及我对信奉政治的兴趣在减退而感到懊恼），而在此之前我刚听他讲了《重大历史问题，中国1939》，用的正是同一个温和平稳的声音，同样仔细的发音，谈起来十分详细精通，却不像从书中收集而来，他尤其说到牺牲的无私精神。说到“内森”的那声音正是说到要来了，要来了——我向你保证要来了的声音让我的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的声音。“弄点东西给你吃吧，”奥戴说道。

奥戴和艾拉言谈的不同之处我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白的。也许因为奥戴的目标之中没有矛盾之处，因为奥戴正过着他改变信仰后的生活，因为言谈正是个藉口，不针对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因为它似乎源自大脑的中心，即是经历的那部分，他所说的种种皆有紧绷绷切合题旨的品质，思维是牢固树立了的，言辞本身仿佛充满决心，不夸张，不浪费精力，在言辞中有智慧的敏锐，并且不论目标如何乌托邦式，仍具有浓厚的现实性，使人感觉使命不仅在他脑中，也在他的手中；不同于艾拉给人的意识，是智慧支配了他的理念，而不是智慧的匮乏。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一股特性渗透了他的言谈。不难看出艾拉的言谈是对奥戴的模仿，但不具有其活力。真实的特性……虽然说话的人也是对什么都不曾笑过。结果他目标的单一性有一种疯狂，这也使他不同于艾拉。奥戴生活中摈弃了所有人类的偶然性，可他却又吸引了这类事件，这其中就有种明智，是通达、胸襟开阔又不循秩序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明智。

那晚我回到火车上时，如此为奥戴坚决不移的宗旨所迷惑，以至于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该如何去告诉我父母三个半月的大学生活就够了：我要退学，搬到印第安那州东芝加哥的钢铁小镇上去。我不是要他们给我经济支持。我会找工作自立，多半是低贱的活——但若不是全然为此，也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我不能再继续认同中产阶级的前程，不论是属于他们的还是我的，我见过了约翰尼·奥戴就不能再如此下去，奥戴言辞温和以掩饰他的激情，但他仍旧是我见过的最精力充沛的人，甚至更甚于艾拉。最精力充沛，最不可动摇，最危险的人。

危险是因为他不像艾拉对我一样地在意我，也不像艾拉一样了解我。艾拉知道我是别人的孩子，直觉地明白——也另外被我父亲告知过——也没试图拿走我的自由或者把我带离我原先在的地方。艾拉从没试图教导我越过某个点，他也没有紧紧抓着我，尽管他可能一生都渴求爱，极度需要爱，会总渴望着亲近的感情。他只是在到纽瓦克时借我一时，独自在纽瓦克或一个人待在小木屋时偶尔借我来聊聊天，但从没带我去接近过共产党聚会。他整个那一部分生活对我是全然隐形的。我看到的只是他的怒吼，激烈言辞，雄辩，和装饰性的一套。他并不仅仅是无拘无束——他对我是讲策略的。虽然他狂热执着，在我面前他却很通情理，温柔，意识到某类危险是他自己愿意面对、却不愿让一个孩子去面临的。在我这里，这位愤怒的人显现了很是好性子的另一面。艾拉认为对我的教导只该到某一点为止才妥当。我从没见过这个狂热分子完整的样子。

可是对约翰尼·奥戴而言我就不是他要保护的谁的孩子了。在他，我是他要吸收的人。

“别碰那所大学里的托洛茨基分子，”午餐时奥戴跟我说，好像我为了托派分子的问题到东芝加哥来和他讨论。我们头挨着头坐在一家阴暗的小酒店的隔间里，他在波兰裔店主处信用还算好，我这样一个容易为男人间亲密关系着迷的孩子发现他很喜欢那里的气氛。那条小街距厂子不远，全是小酒店，只有一个街角有一家杂货店，另一角是教堂，就在路对面有一块地，堆了一半废料，一半垃圾。东面来的风很大，带来二氧化硫的气味。屋内则是香烟和啤酒的气味。

“我够不保守的，我认为也可以和托派分子玩玩，”奥戴说道，“只要你事后洗手就好。有人每天都对付毒蛇，竟至挤出它们的毒液研究解药，很少有人被咬死。正是因为他们知道蛇是有毒的。”

“什么是托洛茨基分子?”我问道。

“你不知道共产党和托派间的根本分歧吗?”

“不知道。”

随后几小时里他告诉了我。叙述中充满“科学社会主义”，“新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字眼，都是些我不知道的名字，比如（首先是）利昂·托洛茨基，像伊斯门，洛夫斯通，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类的名字，和“十月革命”和“1937年大清洗运动”这类我不知道的事件，还有公式化的陈述，起头是“马克思主义格言说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和“托洛茨基分子依从他们的错误论断，密谋阻止目标的实现……”。但不论叙述的细节如何深奥复杂，奥戴说的每个字都让我感到是尖锐的，一点也不遥远，他谈论的话题不是为了谈而谈，他谈它不是为了让我就此写篇学期论文，而是谈的他所经历的一场残酷的战争。

近三点时他放松了对我注意力的控制。他让你倾听的方法很特别，大多出于他默许给你的一个诺言，那就是，只要你注意听他说的每个字他就不会危及到你。我累透了，小酒店里几乎没有人了，我还是觉得身边仍在发生一切可能的事情。我回想起高中时那个晚上，我顶撞了父亲，去作为艾拉的客人参加了纽瓦克的华莱士聚会，我又一次感觉到沉浸于一场关于生活的重要争论中，是我自十四岁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场光辉战役。

“跟我来，”奥戴看了一眼手表后对我说道，“给你看看属于未来的面孔。”

我们到了那里。我在那里。它就在那里，那个我长久以来暗自梦想着成为男人的世界。汽笛响了，大门洞开，他们来了——是工人们！科温笔下遍布各地的普通人，不起眼，然而自由。小人物！大众！波兰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克罗地亚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冒着被烧被压或被炸开的危险制造钢铁的人，那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我非常激动，竟看不到人的脸庞，不能真的看到人。我只看到一伙伙地涌过大门回家去。美国的大众！擦过我身旁，撞到我身上——那面庞，是未来的力量！我不能抑制要喊出来的冲动，为悲伤，愤怒，抗议，胜利喊出来，也压抑不住地想加入到这不给人威胁就不算是群众的人群中去，加入这一连串急匆匆穿着厚底靴子的人，跟他们一路到家。他们的嘈杂声就像角斗场里角斗前人群发出的喧哗声。角斗呢?正是为了美国平等的角斗。

奥戴屁股后面挂着一个小袋子，他从里面掏出一叠传单塞给我。就在那里，在这座像冒烟的大会堂的工厂范围内，我们两人并肩站着，给下班的每个工人发一张传单，他们伸出手拿走一张。他们的手指碰到我的手指，我整个的生命都因而翻腾不已。美国针对这些人也就是针对我！我立了分发传单者的誓言：我什么也不做，只做他们实现目标的工具。我只做个正直的人。

是的，和奥戴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感觉得到他的引力。约翰尼·奥戴不是把你带上半路就丢下你一人不管。他一路都带着你。革命会抹去这点代之以那点——政治卡萨诺娃式人物就是如此的清晰，不挖苦人。你在十七岁时遇到一个有积极态度的人，他已经把理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都弄明白了，他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切把艾拉拉向二十个方向的那些感情，没有艾拉那样的人由于天性而经历的剧变，不像艾拉忙乱于一面想从事改变世界的革命一面也和一位漂亮女演员结成夫妇，有了个年轻的情人，又和上了年纪的妓女胡来，渴望有个家，和继女斗争，住的是演艺城里豪华的房子和野地里的无产阶级木屋，决意继续在私下是一个人，公众前是另一个人，两者间隙处又是第三个人，作亚伯拉罕·林肯，铁人，和艾拉·林戈尔德三者累积而成的狂热而容易激动的集成自我——他反而除了思想别无主张，只对思想负责，几乎确定无疑地明白他的正直生活需要什么，于是你就像我想的那样想到，这才是我归属的地方！

艾拉在伊朗遇到奥戴时很可能也这样想过。奥戴同样给了他触及内心的影响。使他与世界革命相联。只是艾拉最终费了同样的大力气去取得在其他事情上面的胜利去了——而奥戴所拥有和想要的一切不过是真实的事。是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吗?因为他是非犹太人?是因为像艾拉对我说过的，奥戴是在一家天主教孤儿院长大的缘故吗?是不是因此他就能够如此彻底无情而醒目地只过最最基本的生活?

他身上丝毫没有我体内的那种软弱。他看出我的软弱了吗?我不会让他看到。去除掉我的软弱，在东芝加哥这里和约翰尼·奥戴在一起生活！就在这家工厂门口，早上七点，下午三点，晚上十一点，在工人每次轮班后给他们分发传单。他会教我怎么写传单，写什么，如何写得最好以让工人采取行动，把美国变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他会教给我一切。我要从原先的舒适监狱里搬出，站到约翰尼·奥戴身旁，介入这个责任重大的环境，即为历史。低贱的工作，贫困的生活，不错，但在这里站在约翰尼·奥戴身旁，生命不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一切都有了意义，都成了深刻重要的！

你不会想象得到从这样的情绪之中我还能抽身回来。但是到了午夜我仍没有打电话给家里告诉他们我的决定。奥戴给我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让我在回芝加哥的火车上看。一本叫做《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是共产党全国教育部准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系列课程”中的第一课，短短五十页内犀利剖析了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奥戴答应下次我们见面时讨论我读过的东西，他会给我上第二课，他说，这一课“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第一课的主题”。

那天我带到火车上的另一本小册子《谁拥有美国?》，詹姆斯·S.艾伦著，说——预测——“资本主义，即便是美国这个它最强大的化身，也有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再制造灾难的趋势”。封面是幅蓝白色的漫画，一个胖家伙戴着高帽留着辫子，傲慢地坐在鼓起的钱袋上，上书“利润”，他自己鼓鼓的肚皮上画着个美元图样。背景是不停冒烟的美国工厂，代表了富有的统治阶级从“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挣扎中的工人处以不当手段剥夺来的财产。

这两本小册子我在火车上都读过了；在宿舍里又读了一遍，希望从书页中找到勇气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我的消息。《谁拥有美国?》的最后几页标题为“做一名共产党员吧！”，我大声朗读出来，仿佛是约翰尼·奥戴自己在对我讲话：“是的，我们会一起赢得罢工胜利。我们将建起工会，聚集起来一步步一段段地与反动势力，法西斯势力和主战势力作斗争。我们将一起寻求兴起一场独立伟大的政治运动，与托拉斯的党派竞争全国大选。一刻都不放过篡位者和给国家带来灭亡的寡头政治。不让人质疑你的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加入共产党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可以真正实现你美国人的责任。”

我想，这为什么就办不到呢?就像你坐上公共汽车去市里参加华莱士聚会一样去做啊。你的生活到底是你的还是他们的?你是有勇气实现你的信仰还是没有呢?这是你想在此生活的那个美国吗，还是你打算出去给它来场革命呢?或者你是不是像你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理想主义”大学生一样是另一个自私的、享受特权的、只顾自己的伪君子?你怕什么呢——是怕辛苦，怕不光彩，怕危险，还是怕奥戴自己?若不是你的软弱你又怕什么呢?别指望父母帮你。不要打电话回家请求他们准许你加入共产党。装好衣物和书籍回到那里动手去干吧！若你没做到，那么你勇于改变的能力与劳埃德·布朗又有什么区别，你的胆识又与想继承汤米·米纳里克在锌镇矿石堆外位置的杂货商助手勃朗尼有何区别?那么内森在没能放弃家里的期望去争取真正的自由上与勃朗尼没做到反对他家对他的期望去争取他的自由又有多少不同?他待在锌镇卖矿石，我待在大学里研究亚里士多德。我最终不过做了个有学位的勃朗尼。

凌晨一点，我从宿舍出发迎着暴风雪穿过中途区到了国际宿舍，这是我到芝加哥后第一场大风雪。服务台的缅甸学生认出我，给我打开安全门，我说，“找格卢克斯曼先生，”他点点头，也不管当时几点钟就放我进去。我走上利奥那层楼，敲他的房门。某个外国学生在房间里电热锅上自己烧过晚餐后几小时，你还能在走廊上闻到咖喱的味道。我想到，有印度孩子远道自孟买来到芝加哥学习，你还怕去印第安那住。起来与不公正作斗争吧！转过身，走吧——机会是你的！记住工厂大门！

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太多个小时——太多年的青春岁月——弦绷得太紧，被所有这些新理想和对真理的幻想压倒，以至于利奥穿着睡衣打开门时，我哭了出来，因此大大误导了他。我一股脑倾倒出所有不敢在约翰尼·奥戴前流露的种种。软弱，男孩气，所有我身上不具奥戴特性的无用的一切。我身上一切不重要的特性。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我缺乏的我认为艾拉也缺乏：即不把事物断然分为两极的心态，像令人羡慕地细瘦的奥戴那样清楚明白的心态，愿意摈弃除革命以外的所有人和事。

“哦，内森，”利奥温柔地说道。“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他第一次叫我“朱克曼先生”以外的称呼。他让我在他书桌前坐下，就站在几英寸外看着我，我还在啜泣，一边解开短呢外衣的钮扣，外套被雪花打湿了，沉甸甸的。他或许以为我准备把衣服都脱了。我却开始对他讲我见过的那个人。我告诉他我想搬到东芝加哥去和奥戴一起工作。为了良知我必须如此。可是我能不告诉我的父母吗?我问利奥这样是否诚实。

“你这垃圾！你这个娼妓！走！离开这里！你这个两面派，戏弄男人的娼妓！”他说道，用力把我推出房间，砰地关上门。

我不明白。我没真正理解过贝多芬的音乐，我仍旧读不懂克尔恺郭尔，也不明白利奥对我喊叫的内容和他为什么对我喊叫。我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他我正考虑和一位四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钢铁工人一道生活，他的样子有一点像年纪大的蒙哥马利·克利夫特——而利奥转而把我赶了出来。

不只是住在过道对面的印度学生，几乎走廊里所有的印度学生和非洲学生都跑出房间看出了什么乱子。在这个钟点，他们大多穿着内衣，他们看到的这个男孩刚刚发现在十七岁的年纪不那么容易获得英雄主义，不像十七岁时那么容易拥有为英雄主义和差不多是所有事物的精神层面所吸引的天分。他们以为他们所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我自己仍旧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见，后来，到了下一堂人文课上，我才意识到利奥·格卢克斯曼自此以后将把我记作不只是不比人高明，更不要提我不会成为一名伟人，而且还把我看作是芝加哥大学所收过的最不成熟，文化上最落后，最可笑的平庸之辈，真是不像话。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所有我在课上的发言、为课程所写的文章，以及我写的长信都在为自己解释，道歉，指出我并没有离开大学去和奥戴一起做事，都不能打消他的看法。

次年夏天，我在新泽西州挨家挨户卖杂志——与在黎明、黄昏和夜色中在印第安那的钢厂散发传单不太相同。虽然我和艾拉通过几次电话，定好了我在8月去小木屋看他，但他最后时刻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我轻松了，后来回到学校。过了几周，1951年10月最后几天，我听说他和阿蒂·索科洛，还有导演，作曲，节目的另两位主要演员，著名节目报告员迈克尔·J.迈克尔斯被开除出《自由勇敢者》。父亲在电话上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不经常看报纸，他告诉我，前一天纽瓦克的两份报纸和纽约所有的日报上都已登载了这条消息。《纽约美国期刊》的标题中称他为“激进赤色分子铁人”，布赖登·格兰特是那份报的专栏作家。报道登在“格兰特内幕”栏目中。

听父亲的声音就能知道他最担心的是我——担心艾拉认我作过朋友会牵连我——于是我恼火地对他说，“因为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因为他们扯谎说每个人都是共产党——”“他们可以扯谎把你也说成是共产党，”他说，“是的。”“让他们说吧！就让他们说啊！”但是不论我如何对着自由派的手足病医生爸爸大吼，好像他是开除艾拉和他同事的电台管理人，不论我如何大声说明这类指控同样不适用于艾拉，也将同样不适用于我，我仍知道我可能是错得不轻，因为我刚和约翰尼·奥戴一起度过了当天下午。奥戴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认识他时，他仍收到奥戴写来的长信，还回信给奥戴。接着就是戈尔斯坦和他在他家厨房里说的一切。孩子，别让他给你灌个满脑子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党找上艾拉这样的笨蛋就利用他。从我家里滚出去，你这个共产分子蠢货……

我一直有意拒绝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这些和那张唱片，还有更多。

“记得在我办公室的那个下午吧，内森，他从纽约来的那次?我问过他，你也问过他，他跟我们说的什么?”

“说的真相！他说了真相！”

“‘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我问过他。‘你是共产党吗，林戈尔德先生?’你问了他。”父亲声音里有种我从没听过让我震惊的东西，他喊道，“如果他撒了谎，如果那个人对我儿子撒了谎……！”

我在他的声音里听出要杀人的一股决断。

“你怎么能和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对你说谎的人打交道呢?怎么能?这不是孩子的谎言，”父亲说。“这是成年人的谎言。是有动机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一直说下去，我同时在想，艾拉何苦费这个力呢，他为什么没告诉我真相?我无论如何还是会到锌镇去的，或者总会争取去的。不过，他不仅仅是对我说了谎。问题不在这里。他对谁都没说真话。如果他在这点上对所有的人都说了谎，而且习惯性地一直如此，那就是有意为之，以求改变和事实的关系。因为没人能就此不作准备临时编造。对这个人说真话，对另一个人说假话——行不通。因此，他在此事上面说谎是他穿上那件制服后自然的一部分。不说出真相是他怀着这个信仰所自然具有的本性。他从没想过要说出真相，特别是对我；那不但会危及我们的友谊，还会危及到我。他有很多理由不说真话，纵然我当时完全都明白，也没一条能对我父亲解释清楚。

我和父亲（还有母亲，她说，“我求你爸爸不要给你打电话，不要惹你心烦的”）谈过以后。我试着给西十一街的艾拉打电话。电话整晚都是忙音，次日早晨我又拨，接通了，旺德鲁斯——伊夫常用艾拉厌恶的小铃唤到餐桌前的那个黑女人——对我说，“他不住这里了，”就挂了。因为艾拉的哥哥还仍是“我的老师”，我就忍着没打电话给默里·林戈尔德，不过我给艾拉写信，写到纽瓦克勒海道，请林戈尔德先生转交，又写了一封到锌镇的信箱。没有回信。我看了父亲寄给我的关于他的剪报，大声喊道，“谎言！谎言！卑鄙的谎言！”但接着我想起了约翰尼·奥戴和欧文·戈尔斯坦，我不知道该如何看待。

不出六个月，美国书店里出现了——匆忙出版了——《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一书。前后封面是一幅美国国旗的复制品。前封面上的国旗撕裂得参差不齐，椭圆形的裂口内是艾拉和伊夫最近的一张黑白照：伊夫外表柔和漂亮，戴着一顶小帽，垂着她闻名的带圆点的面纱，穿着毛皮外套，拿着环形小包——伊夫和丈夫手挽着手走在西十一街上，对着镜头粲然微笑。但艾拉看上去一点都不快乐；在浅顶软呢帽下，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镜头，神情严肃忧虑。几乎紧靠着封面正中心印着书名《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伊夫·弗雷姆口述，布赖登·格兰特记录》的地方，醒目地用红色圈出了艾拉的头部。

书中，伊夫称铁林，“别名艾拉·林戈尔德”，是一位“共产主义疯子”，用共产主义思想“攻击威吓”了她，每天晚餐时对她和西尔菲德进行说教，对着她们大喊大叫，尽其所能给她们两人“洗脑”，让她们为共产主义运动服务。“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见过像我年轻的女儿所做的如此崇高的事，她只热爱整日安静地坐着弹奏竖琴，面对这个共产主义疯子和他的斯大林主义、极权主义谎言，她竭力为美国民主辩护。我不相信我一生中见过像这个共产主义疯子所做的如此残酷的事，他用尽一切苏联集中营的手段要让这个勇敢的孩子屈服。”

封页上是西尔菲德的照片，但不是我认识的西尔菲德，不是那个体形庞大，二十三岁，讽世的西尔菲德，她穿着吉普赛服装，风趣轻松地帮我吃完那晚宴会的晚餐，随后把她母亲的朋友一个个批评过来逗我乐，而是一个圆脸小小的西尔菲德，黑黑的大眼睛，梳着辫子，穿一件晚会礼服，守着一块贝弗利山庄生日蛋糕对着她美丽的妈妈微笑。西尔菲德穿着白色棉制礼服，上面绣着小草莓，裙子被衬裙撑开，缚着腰带，在背后打成一个蝴蝶结。是西尔菲德四十二磅的时候，她六岁大，穿着白短袜，黑色玛丽·简鞋子。这个西尔菲德不是彭宁顿的孩子，甚至也不是伊夫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这张照片达到了伊夫一开始取这名字用其模糊想象之意义的效果：使西尔菲德超凡脱俗，升至空中而成了非人间的。西尔菲德成了圣人，不带丝毫邪恶，不在这世上占有任何位置。西尔菲德成了与人对抗者所不是的一切。

“妈妈，妈妈，”一次高潮场景中，这勇敢的孩子无助地对妈妈喊道，“他书房里那些人在说俄语！”

俄国特工。俄国间谍。俄国文件。自世界各地共产党处日夜涌入家里的密信，电话，和派人送来的信。在这所房子里和“新泽西州最偏僻地区共产党的秘密藏身处”召开的支部会议。还有“在格林尼治村他短期租借的一处全层公寓，在华盛顿广场北街，著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对面——铁林短期租住这所公寓是为了给逃避联邦调查局追查的共产党分子提供安全庇护所。”

“谎言！”我喊道。“十足疯狂的谎言！”可是我怎样确信知道呢?谁又能做到呢?倘若她这本书的惊人前言是真的又该如何?可能吗?许多年来我不愿去读伊夫·弗雷姆这本书，尽可能长期保护我原来和艾拉的关系，而与此同时，我已在逐渐放弃他和他夸夸其谈的演讲，已经到了几乎可以摈弃他的地步。但是因为我不想让这本书成为我们之间故事的不良结尾，我就跳着看，没有仔细看前言以后的部分。对报纸上写到《自由勇敢者》主演的奸诈虚伪我也不太感兴趣，他演过那么多伟大的美国人，尽管他自己全然成了个更邪恶的角色。根据伊夫的声明，他自己负责把索科洛的所有剧本交给一名俄国特工以寻求他的建议和赞同——我为什么会愿意加入这个呢?此中没有乐趣，对此我也无能为力。

即使把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放在一边，但是要让我相信把我带入成人世界的人会就他是共产党这点对我的家庭说假话，此事对我而言，其痛苦不亚于要我相信阿尔杰·希斯或罗森伯格夫妇会对国人扯谎，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我哪一部分都不肯读，正如在此之前我不肯相信。

伊夫的书开头是这样的，前言，开篇即是一颗炸弹：

我这么做对吗?我这么做容易吗?相信我，远远不容易。这是我一生最可怕最艰难的工作。我怎可能把此看作我的道德和爱国义务而去告发一个我像爱铁林一样深爱着的男人呢?

因为我是一名美国演员，我曾宣誓以全身心来与表演界的共产党渗透作斗争。因为我是美国演员，对给了我如此之多的爱和肯定的美国观众负有庄严而不可撼动的责任，暴露揭穿共产党对广播界的控制程度，我通过我嫁给的这个人知道了这些，我爱他超过我认得的所有男人，但是他却决意利用大众文化的武器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个人就是广播剧演员铁林，别名艾拉·林戈尔德，美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致力于控制美国广播的地下共产党间谍部门的美国头目。铁林，别名艾拉·林戈尔德，受命于莫斯科的美国人。

我知道为什么我嫁给了这个人：出于女人的爱。而他为什么娶了我呢?因为共产党命令他！铁林从没爱过我。铁林利用了我。铁林和我结婚是为了更好地渗入美国表演界。是的，我嫁给了马基雅弗利式的共产党人，这个道德败坏的人诡计多端，几乎毁了我的生活，事业，和我爱的孩子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推进斯大林统治世界的计划。

第七章

“那座小木屋。伊夫不喜欢。他们初为情人时，她试着收拾过；挂上窗帘，买了餐具，玻璃器皿，和个人用的成套餐具，可是屋里有老鼠、黄蜂和蜘蛛，她怕这些，那里到杂货店要好多里路，她又不开车，就得由当地一位身上带着肥料气味的农夫开车送她去店里。总而言之，她在锌镇除了避开一切不便之处外别无他事可做，于是她开始活动要为他们在法国南部买处房子，西尔菲德的父亲在那里有所房子，这样夏天西尔菲德就可以离他很近了。她对艾拉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待在乡下呢?你如果不旅游，不去法国看看法国的乡村，不去意大利看看那些伟大的绘画作品，除了新泽西哪里都不去，那你怎么会知道任何与哈里·杜鲁门惊人事迹无关的事情呢?你不听音乐。不去博物馆。不是写工人阶级的书你就不看。一位演员怎么可以——’他就会说，‘嗨，我不是什么演员。我是个劳动者，在广播界谋生。你有过一个时髦的丈夫。你想回头再找他吗?你想要一个像你的朋友卡特里娜的一样的丈夫吗，要个有教养的哈佛毕业生，就像疯子先生，像卡特里娜·范·格兰特说长道短先生一样是吗?’

“她每每提起法国和在那里买度假屋，艾拉就来这套了——从来不花什么力气。他不是碰巧不喜欢彭宁顿或格兰特这样的人。他对什么的不喜欢都不是碰巧随便的。没有一次意见分歧不被他用来发泄怒火的。‘我旅行过，’他会告诉她。‘我在伊朗的码头上工作过。我在伊朗见过的人的堕落够多的了……’云云。

“结果是艾拉不愿离开小木屋，这成了他们两人之间争端的又一根源。起初这木屋在他是过去生活遗留下来的东西，对她则是他乡下人吸引她的一部分。过了一阵，这木屋在她看来就成了他在她之外的立脚处，也让她满怀恐惧。

“也许她是爱他的，由此生出惧意，怕失去他。我从不认为她那套做作是爱。伊夫给自己罩了层爱的外衣，幻想着爱，但她太无力太脆弱，不能不对人怀着怨恨。她事事都怕，给不了理智贴切的爱——她的爱只是对爱的低劣模仿。西尔菲德得到的就是这个。想象一下做伊夫·弗雷姆——和卡尔顿·彭宁顿——的女儿该是怎样的，你就会明白西尔菲德如何长成这样。这样一个人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

“木屋里也藏着艾拉整个被她看不起的一面，和他体内不驯服让人嫌的一切，可是艾拉就是不愿放弃这木屋。若不是为了别的，只要木屋还是破木屋，就能挡得住西尔菲德。她只有睡在前屋的长沙发上，每年夏天她来度周末的少数几次，她都厌烦了，很是苦恼。池塘太浑浊，不好游泳，树林里多臭虫，不好在里头散步，虽然伊夫不停努力给她找乐子，她还是在屋里生气，一天半以后，就坐火车回去弹琴去了。

“不过他们在一起的最后那个春天，开始计划整理这房子。劳动节后开始大整修。把厨房、浴室改装成现代化的，新的大窗户，崭新的地板，装上合适的新门，新的照明，吹塑式隔热层，新的燃油加热系统，让这房子冬天也适宜居住。屋里屋外都粉刷过。房后扩建了个大房间，新房间里有石头的大壁炉，大观景窗俯瞰池塘和树林。艾拉雇了木匠、漆匠、电工、管道工，伊夫列出清单画好图，一切都为了过圣诞。‘管他的，’艾拉对我说，‘她想要，就给她吧。’

“‘那时他已开始崩溃，只是我没意识到。他也没有意识。他以为他很机灵，你知道，以为他能用计应付过去。’可是病痛耗尽了他的精力，他精神消沉，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强壮的一部分，而是他体内正垮掉的那部分。他以为顺着她的口味来就能减少摩擦，就能保证她会保护他免上黑名单。如今他怕因为发脾气而失去她，因此他开始让她那些不现实的东西在他这里自由泛滥，以求保住他的政治生命。

“恐惧。那个年代特有的深深恐惧，不信任，怕被发现而忧虑不安，生命和生计处于威胁之下的焦虑。艾拉是不是真相信留住伊夫就能保护他?可能不会。但他又能做什么呢?

“他用的巧计后来怎样了呢?他听到她称新扩建的房间为‘西尔菲德的房间’，这可就扼杀了他的巧计。他听到她在外面和挖土的人说，‘西尔菲德房间这样’，‘西尔菲德房间那样’，她容光焕发地回到屋里，很快乐，艾拉却已经变了。‘你为什么这么说?’他问她。‘你为什么说那是西尔菲德的房间?’‘我没这么说啊，’她说。‘你说了。我听见了。那不是西尔菲德的房间。’‘好吧，她会住在那里。’‘我以为不过是间大后房，新的起居室。’‘可是有长沙发啊。她住那儿，睡长沙发吧。’‘会吗?什么时候?’‘哦，她来的时候啊。’‘可是她不喜欢这里。’‘可是房子整修漂亮了，她就会喜欢了。’‘那就见鬼去吧，’他说道。‘这房子不会漂亮了。这房子会很差劲的。去他妈的这工程。’‘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为什么对我女儿这样?艾拉，你怎么回事?’‘完了。不装修了。’‘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受不了你女儿，你女儿也受不了我——这就是为什么。’‘你怎么敢说针对我女儿的话！我要离开这里！不待在这里了！你这是虐待我女儿！我不允许！’她拿起电话叫了辆本地出租车，不出五分钟她就走了。

“四小时以后他知道了她去了哪里。他接到牛顿经营房地产的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要找弗雷姆小姐，他告诉她弗雷姆小姐不在，她就问他可否带话给弗雷姆小姐——他们看的那两处漂亮的农舍可以买了，随便哪一个都很合适她女儿，她下周末可以带他们去看房子。

“伊夫离开以后，花了一个下午为西尔菲德在苏塞克斯镇找一处夏天住的房子。

“就在那时艾拉给我打了电话。他对我说，‘我不相信。给她找那里的房子——我不理解。’‘我理解，’我说。‘对于不会好好对孩子的妈妈来说，一切都是没有尽头的。艾拉，是时候离开，该走向下一个荒诞了。’

“我坐上车，开到木屋。过了一晚，次日清晨带他回到纽瓦克。伊夫每晚都打电话到我们家，求他回去，但是他对她说就这样了，他们的婚姻结束了，电台重新开始播放《自由勇敢者》后，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坐车去纽约工作。

“我对他说，‘你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要由这事来决定了。你会和其他人一样或者被记下或者不被记下。你娶的这个女人不会保护你回避即将发生的任何事，也不会保护你的节目，或者其他任何他们决定要消灭的人。迫害赤色分子的人在活动中了。没人能长期骗过他们，哪怕是有四重身份。有没有她他们都会抓住你，但是没有她你起码可以在危急时刻不被无用之人所阻碍。’

“可是，几周过去了，艾拉越来越不相信我说的是对的，多丽丝也这么认为，内森，也许我是不对。也许，如果他为了自己所算计的原因回到伊夫身边，她的光环，她的声望，她的关系可以合力挽救他和他的事业。这是可能的。可是靠什么来从这场婚姻中挽救他呢?每天晚上，洛兰回她房间以后，我们就坐在厨房里，我和多丽丝一遍遍讨论同一个理由，艾拉就听着。我们聚在餐桌旁喝茶，多丽丝会说，‘他忍受她的胡闹也有三年了，有时候没有正常的理由，他也忍了。如今总算有个正常的理由了，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再忍三年呢?不论动机如何，是好还是坏，他一直以来从没急着真正结束这场婚姻。现在做她的丈夫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如果他能挽回一些利益，至少他和这两位荒诞的结合就不会是白费一场力气了。’我就说，‘如果他回到这个荒诞的组合，他会被它摧毁。这关系也不只是荒诞。其中一半时间他很痛苦，不得不到这里来睡。’多丽丝又说道，‘他上了黑名单会更痛苦。’‘无论怎样艾拉最终都会上黑名单。他口不择言，再加上他的背景，他逃不过去的。’多丽丝说，‘你怎么就能确认每个人都会这样呢?整件事一开始就很不合理，没有道理——’我就会说，‘多丽丝，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十五或二十个地方了。总会发生的。不可避免。等发生了，我们就知道她站在哪一边了。不是他这一边，而是西尔菲德那边——保护西尔菲德不受他的事的影响。我说还是了结这婚姻和它带来的不幸，接受他不论身在何处终会上黑名单的事实。如果他回到她身边，他会和她打架，和她女儿斗争，不多久她就会明白过来他为什么会在那里，那会让事情更糟。’‘伊夫吗?明白什么?’多丽丝说道。‘现实似乎一点也引不起弗雷姆小姐的注意。现实何以如今倒出头了?’‘不是，’我说，‘冷嘲热讽地利用人，寄生虫般诈取他人利益——都太有辱人格。我不喜欢，也是因为艾拉做不了。他直率，冲动，直接。脾气暴躁，他做不到。等她发现他在那里的原因，她会把事情搞得更痛苦更混乱。她不必自己去弄明白——有人会为她做的。她的朋友格兰特夫妇会的。说不定他们已经做了。艾拉，如果你回去，你会做什么来改变你和她生活的方式呢?你得当个拍马屁的，艾拉。你行吗?就你?’‘他只会机灵点，自己过好，’多丽丝说。‘他做不到机灵和自己过好，’我说道。‘他永远都“机灵”不了，因为那里每件事都让他发疯。’‘可是，’多丽丝说，‘失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在美国为他的信仰接受惩罚，他的敌人占据上风，这会让艾拉更疯狂。’‘我不喜欢那样，’我说，多丽丝也说，‘可是你一开始就不喜欢的。如今你在利用这个让他做你一直想要他做的事。胡说什么利用她。利用她——她就是这个用处嘛。没有利用，那婚姻还算什么?婚姻中的人被利用一百万次以上。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地位，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钱财，一个人利用另一个人的外貌。我认为他该回去。我认为他需要一切能得到的保护。正是因为他冲动，因为他脾气暴躁。他正身处一场战争之中啊，默里。他遭到攻击。需要掩护。她就是他的掩护。因为彭宁顿是个同性恋，她难道不是彭宁顿的掩护吗?眼下就让她做艾拉的掩护吧，因为他是赤色分子。让她为什么事派点用处吧。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对的理由。他扛过那架竖琴不是吗?他为她做了他能做的。现在让她做她能为他做的事吧。如今，运气使然，纯粹出于环境需要，这两个人最终总算能做点除了抱怨艾拉和相互争斗以外的事了。她们甚至不需要有此意识。不需付出努力，就能帮上艾拉。这又有什么错呢?’‘他的荣誉有问题了，错就在这里，’我说道。‘他的正直就有危险。这都太让人羞愧。艾拉，我和你为加入共产党的事吵过。为斯大林和苏联吵过。我和你争论但于事无补：你对共产党很忠诚。那么，这种折磨就是忠诚的一部分。我不愿想象你奴颜婢膝的样子。也许是到了丢弃所有羞辱人的谎言的时候了。这婚姻是个谎言，那政治党派也是个谎言。两者都使你大大小于真实的你。’

“辩论持续了五个晚上。五个晚上他都沉默不语。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沉默。如此宁静。最后，多丽丝转过来对着他说道，‘艾拉，我们能说的就这些了。每件事都讨论过了。这是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妻子，你的婚姻。是你的广播节目。现在该你来决定了。看你的了。’他说，‘如果我能守住我的岗位，如果我能不被扫到一边丢进垃圾桶，那么我就不必坐在这里担心我的正直问题，而是为党做得更多。我不担心丢面子，我担心的是有战斗力的问题。我想做事情。我要回到她身边。’‘这行不通的，’我说。‘可以的，’他告诉我。‘如果我脑子里清楚知道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就会确保它行得通。’

“就在那晚，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以后，楼下门铃响了。她雇了辆出租车开到了纽瓦克。她的脸憔悴，像鬼一样。她跑上楼梯，看到多丽丝和我一道站在楼顶过道上，她脸上闪过一个微笑，是演员在现场能露出的那种笑容——好像多丽丝是个影迷，等在电影厂门外，就为了抓拍一张照片。接着她从我们身旁过去，艾拉就在那里，她又跪下了。又像那晚在木屋里一样惊人的动作。又是哀求。一遍遍重复，滥施恳求。贵族式矫饰出来的庄重，这种荒谬，不觉尴尬的行为。‘我恳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们聪明伶俐刚刚绽放青春的小洛兰原来在她的房间做作业。她穿着睡衣出来到客厅和大家道晚安，却看到就在她自己家里，站着这位明星，她每周都在《美国广播剧院》上听她的节目。这位情绪激动的名人正毫不掩饰地展露她的生活。在我们家客厅地板上上演了一个人内心最深处所有的纷乱和伤心。艾拉让伊夫站起来，可当他试图去扶起她，她就抱住他的腿，发出的哭嚎声让洛兰张大了嘴。我们带洛兰去罗克西影院看过舞台剧，带她去过海登天文馆，我们开车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可是说到奇观异景，这是她童年的顶点了。

“我过去跪在伊夫身旁。好吧，我想，如果他想做的是回去，如果这是他还嫌不多的，他就要得到了，很明确。‘好了，’我对她说。‘来，起来吧。到厨房去，给你弄点咖啡吧。’就在那时伊夫抬起头，看到多丽丝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她本来在读的那本杂志。多丽丝穿着卧室里的拖鞋和家居装束，样子要多平常有多平常。我记得她的脸上一片空白——当然是惊呆了，但绝不是嘲笑。然而，单是她在场就是对伊夫·弗雷姆演出的这出高雅戏剧开了火，那可就是伊夫的生活，她竟对此提出了质疑。‘你！你看什么呢，你这丑恶的歪身子的小犹太人！’

“我得告诉你我是看着这个发生的，我知道有事要发生，但并不会加快伊夫目标的实现，所以我没像我的小女儿那样目瞪口呆。洛兰大哭起来，多丽丝说，‘把她赶出去，’我和艾拉把伊夫从地上抬起来，带到门廊，下了楼梯，开车送她到了宾州火车站。艾拉坐在前排我旁边，她就坐在后面，仿佛全忘了发生的事。到火车站的路上她脸上一直挂着那个微笑，对着镜头摆出来的那种。微笑之下什么都没有，没有性格，没有过去，甚至没有悲伤。她只是横亘在她脸上的那东西。她甚至不是孤单的。没有人去孤单。她终其一生逃避的耻辱出身不论是什么，结果都是这样的：她成了一个生命已从自己身上逃离出去的人。

“我在宾州车站前停下车，我们都下了车，艾拉面无表情冷冰冰地对她说，‘回纽约去吧。’她说，‘你不一道来吗?’‘当然不。’‘那你为什么坐到车里了呢?为什么跟我一起到了车站呢?’她是不是因为这个才一直微笑呢?因为她相信她赢了，艾拉要和她回曼哈顿去?

“这一次，戏就不是演给我那个小家庭看了。这次是五十多个人，正走进车站，看到以后就站住不动了。这位对高雅端庄如此极度重视的王后般的人物，丝毫不觉得不安，举起两手对着天空，对着纽瓦克市区所有的人，大大抒发她的悲哀。一位全然受抑制被约束的女人——如今全然脱离了约束。要么是有约束，被耻辱感束缚；要么就是全无约束，毫无羞耻。从来没有中间状态。‘你骗了我！我恨你！我鄙视你！你们两个！你们是我认识的最坏的人！’

“我记得听到人群里有个人，一个男的，冲上来问道，‘他们在干什么啊，拍电影吗?那不是……她叫什么来着?玛丽·阿斯特是吗?’我记得当时我想她永远也不会结束。电影，舞台，广播，眼前又有这个。青春逝去的女演员最后的伟大事业——当街叫喊她的恨意。

“不过在那之后，没发生什么事。艾拉回到节目中，同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没再提过回西十一街的事。赫尔吉一周三次来给他按摩，也没再发生什么。很早的时候，伊夫打过电话来，但是我接过电话告诉她艾拉不能和她讲话。那我能和她讲话吗?我起码能听听她讲吗?我说好。还能怎么做?

“她知道她什么地方错了。她说，她知道艾拉为什么躲在纽瓦克：因为她跟他说了西尔菲德的独奏会。艾拉本来就够嫉妒西尔菲德了，他无法让自己适应她就要开独奏会了。不过伊夫决定告诉他，她相信她有责任让他事先知道独奏会需要的一切。因为不只要租演奏厅，不只是出席来开音乐会——这是一种制作。像一场婚礼。是场盛事，之前要耗掉演奏者一家几个月的时间。整整下一年西尔菲德自己要做好准备。演出要够上独奏会的资格，就需演奏至少六十分钟的音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单是挑选曲目就是浩大的工程，这还不单是给西尔菲德的。会不停地讨论西尔菲德首曲该演奏什么，结束曲该是哪个，室内乐该选哪一篇，伊夫想让艾拉有所准备，这样每次她丢下他一个人，去和西尔菲德坐下来讨论节目的时候，他就不会发狂。伊夫要他预先知道他作为家庭里的一个成员，需要忍耐些什么：会有宣传活动，会受挫，有危机时刻——西尔菲德会像所有其他年轻演奏者一样紧张，想退出。不过伊夫也想艾拉知道最后是值得的，她想让我告诉他。因为西尔菲德需要有一场独奏会才能有所突破。人都是傻的，西尔菲德说。他们喜欢看到高个金发苗条的竖琴演奏者，而西尔菲德恰好不是高个金发苗条的人。但她是位非凡的音乐家，这场独奏将彻底证明这一点。独奏会将在市政厅举行，伊夫负担费用，西尔菲德将由她过去朱利亚德学院的老师指导，她同意帮她准备，伊夫要请她所有的朋友参加，格兰特夫妇答应确保报界评论家都出席，伊夫可以肯定西尔菲德的演出一定精彩，会得到精彩的评论，伊夫自己也可以到处找寻评论者，包括索尔·赫约克。

“我该说什么?如果我提醒她这件，那件事，或者其他的事，又会有什么改变?她是选择性健忘，擅长把麻烦的事当成无关紧要的。失去记忆地生活是她的生存方式。她全明白了：艾拉和我们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她相信有责任诚实地告诉他在市政厅独奏会的事以及所需要的一切。

“嗯，事实是艾拉和我们一起时从来没提到过西尔菲德的独奏会。他满脑子担忧的都是黑名单的事，还顾不上西尔菲德的独奏会。我怀疑伊夫跟他说的时候，他到底听进去没有。听完她这个电话，我倒要想了，她到底跟他说过吗。

“她接着写来一封信，我给标上‘收件人不明’，经艾拉同意，也没打开就寄回去了。第二封信我同样处理。自那以后，电话和信都没了。有一阵好像是这场灾难结束了。伊夫和西尔菲德到斯塔茨堡去和格兰特夫妇过周末。她一定和他们聊了不少艾拉的事——可能还说到过我——也听了不少所谓共产分子阴谋的消息。不过还是没什么事，我开始相信就会没事了，只要他还是她正式的丈夫，格兰特夫妇觉得如果丈夫被《红色路线》揭露，被开除的话，妻子这方也会有一点危险。

“一个周六的早上，居然是西尔菲德和她的竖琴上了《范塔索和格兰特》节目。我觉得给西尔菲德许可让她做节目嘉宾是特别照顾伊夫，让继女免受继父的丝毫牵连。布赖登·格兰特访问了西尔菲德，她讲了在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趣事，接着西尔菲德为听众演奏了几曲，随后卡特里娜又滔滔不绝展开每周一次对艺术界现状的谈话：在那个周六，是漫无边际幻想音乐界对年轻的西尔菲德·彭宁顿未来的展望，以及已然在增长的对她首场独奏会的期望。卡特里娜说到她安排西尔菲德为托斯卡尼尼演奏后他是怎样怎样说这位年轻的竖琴演奏者的，后来她又安排西尔菲德为菲尔·斯皮特尔尼演奏，他又说了这个这个。音乐界里知名的名字，不论其知名度高低，没有一个她不用到的，西尔菲德根本没为任何一位演奏过。

“真是大胆，让人叹为观止，绝对符合她的个性。伊夫被逼急了就什么都说；卡特里娜则是什么时候什么都敢说。言过其实，误释，公然捏造——正是她的才干和技巧。也是她丈夫的。和乔·麦卡锡的。格兰特不过是有背景的乔·麦卡锡而已。有他们的认识。麦卡锡会和这两位一样被人发现他的谎言有点让人难以相信。‘机尾射手乔’就是不能全部掩饰他的乖戾；在我看来麦卡锡总是仅仅藏身在他的劣根性之中，而格兰特夫妇和他们的劣根性根本就是一体的。

“于是——没事发生，还是没事发生，艾拉开始在纽约找一所自己的公寓……就在那时有事了——但是是和赫尔吉之间。

“这个身躯庞大，金牙齿的女人很能逗洛兰乐，染过的金发乱糟糟扎了个圆髻，带着桌子冲进我们家，说起话来声音尖锐，带着爱沙尼亚口音。赫尔吉在洛兰的房间给艾拉按摩，她总是大笑。我记得有次对他说，‘你和这些人处得很好，是吗?’‘为什么不呢?’他说道。‘他们又没什么不对劲的。’就是那时我想到也许我们犯了个最大的错误，没让他娶唐娜·琼斯，没让他在美国中心区域工作，不用什么反叛去生产软糖，和他的前脱衣舞娘一起养育一个家庭。

“后来，10月的一个早上，伊夫一个人在家，又绝望又恐惧，想起来要让赫尔吉亲手给艾拉送一封信。她打电话给在布朗克斯的她，对她说，‘给我叫辆出租车来。我给你钱。然后你去纽瓦克把信带去。”

“赫尔吉穿戴整齐地到了，皮毛外套，最花哨的帽子，最好的一套衣服，带着按摩桌。伊夫正在楼上写信，赫尔吉奉命等在客厅里。赫尔吉放下她走到哪里都带着的那张桌子。她等了又等，屋里有个酒柜，橱里有漂亮的玻璃杯，于是她找到开橱子的钥匙，拿了个玻璃杯，找到伏特加，给自己倒了一杯。伊夫还在楼上卧室里，穿着晨衣，一封一封地写，又全撕掉，重新又写。她写给他的每封信都是不对的，而她每写一封，赫尔吉就又倒了一杯酒，又抽了一根烟，不久，赫尔吉就在客厅和图书室里四处逛，逛到了门廊，看着伊夫的照片，照片里她还是个年轻美丽的电影明星，还有艾拉、伊夫和纽约前市长比尔·奥德怀尔的合影，和现任市长英佩利特里的合影，她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再点上一支烟，想想这个有钱有名有特权的女人。想想她自己，她过的苦日子，就越发为自己难过，喝得是越来越醉了。虽然她块头大力气大，也竟然开始啜泣起来。

“伊夫下楼给赫尔吉信时，她正躺在沙发上，穿着那件皮毛外套，戴着帽子，还在抽烟喝酒，不过此时她不哭了。到那时她已经激动到某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她暴怒了。饮酒者失去控制，但这不是由于饮酒，也不会靠饮酒来止住。

“赫尔吉说道，‘你怎么让我等了一个半小时?’伊夫看了她一眼就说，‘离开这里。’赫尔吉都没从沙发上起来。她看到伊夫手里的信封，说道，‘这封信里写了什么要花一个半小时?你给他写了些什么?你有没有为你是个多么糟糕的妻子道歉呢?你有没有为他没从你这里得到任何肉体满足而道歉呢?你有没有为你没给他男人需要的东西而道歉呢?’‘闭上嘴，你这蠢女人，马上离开这里！’‘你有没有为你从来没给他口交过而道歉呢?你有没有道歉说你不知道怎么弄呢?你知不知道谁给他口交呢?赫尔吉给他口交！’‘我要叫警察了！’‘好啊。警察会把你抓起来。我要给警察看——这里，这就是她如何给他口交的，像个好女士，他们会把你抓进监狱关个五十年！’

“等警察来了，赫尔吉还在闹，劲头仍然很足——到了外面西十一街上，当众说。‘他妻子给他口交了吗?没有。是土包子给他口交的。’

“他们把她带到了分局，把她登记入册，酗酒，妨害治安，非法入侵罪，伊夫回到烟雾缭绕的客厅，气得发狂，不知道该做什么，接着她看到有两个珐琅盒子不见了。她在墙边桌上收藏着一套漂亮的珐琅盒子。两个不见了，她打电话给警察局。‘搜搜她，’她说，‘有东西丢了。’他们查了赫尔吉的手袋。当然就在里头，那两个盒子，还有刻着伊夫·弗雷姆起首字母的银质打火机。后来发现她也从我们家偷过一个。我们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还到处找，‘那个打火机到底在哪里啊?’后来赫尔吉进了警察分局，我这才搞明白。

“是我保释她出来。她在分局被登记入册后打的电话是打到我家的，找的是艾拉，不过是我到那里保她的。我开车送她到布朗克斯区，路上听她醉醺醺地痛斥那个有钱的母狗别想再摆布她。回家以后，我对艾拉说了整个经过。我跟他说他一直在等待阶级战争爆发，猜猜在哪里爆发的?就在他的客厅。他对赫尔吉解说过马克思如何督促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处夺取财产，她就干这个去了。

“伊夫就被窃报警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卡特里娜。卡特里娜从他们家飞速赶来，到这一天终了前，艾拉书桌里所有的东西都到了卡特里娜手里，又从她手里传到布赖登之手，从那里到了他的专栏里，然后到了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上。伊夫在她的书里声称是她撬开楼上艾拉书房里的红木书桌，找到奥戴写给他的信件，还有他的日记本，里面记着名字和序列号码，他服役时遇到的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字和地址。在爱国报界她颇以此闻名。不过关于撬开书桌，我相信又是伊夫的炫耀，是在演戏，假扮爱国英雄——是她自夸，同时也许为了保全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名声，其实她为了维护美国民主会毫不犹豫撬开任何东西，但当时她丈夫正计划第一次竞选众议院。

“就在‘格兰特内幕’专栏中，以艾拉的笔迹记述着他的颠覆性思想，收在据称是他在海外美军作为一名忠诚的中士服役时写下的秘密日记里。‘报纸，审查员以及此类的角色歪曲了关于波兰的新闻，因此在我们和俄罗斯之间制造了分裂。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愿意互让解决问题，但我方报纸却没有如此传达。邱吉尔直接要求有一个完全反动的波兰。’‘俄罗斯要求所有殖民地人民获取独立。其他国家只强调自治外加托管政策。’‘英国内阁解散了。好。现在邱吉尔的反俄罗斯以及现状政策就将永远无法实现。’

“就这样。就这东西。爆炸性的文字，吓坏了节目赞助商和电台，到那周末之前，‘热铁’就结束了，《自由勇敢者》也结束了。还有艾拉日记里记录的其他三十个人。不久，还有我，也完了。

“在艾拉的麻烦出现前很久，我的工会活动就让我成了我们学校校长的头号社会公敌，也许没有伊夫英雄行为的帮助，学校董事会也总会找到路子把我列入共产党然后开除。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有没有她的协助，艾拉和他的广播节目终究会被禁，因此或许我们两人的遭遇并不需要她先把那东西交给卡特里娜。尽管如此，思考一下伊夫如何为格兰特夫妇所骗把艾拉全盘交到了他最大的敌人手里，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我们又一次置身于第八堂英语课课堂上，林戈尔德先生坐在书桌边，穿着他用离役费在布劳德街上买的褐色格伦花格纹衣服，是在美国商店为回国的退伍兵办的打折专场上买的，在我高中几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件衣服和在美国商店买的另一件衣服，灰色双排钮雪克斯金细呢衣，替换着穿。他一只手掂着黑板擦，有哪个学生回答问题达不到他对思想敏锐的最低要求，就毫不犹豫冲着他的脑袋掷过去，另一只手常常在空中挥舞，醒目地一一列举出准备考试要记住的每一点。

“这表明，”他对我说，“当你决定将个人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的日常事项面前时，所有个人的成分都被去除丢弃，留下来的全是对那个意识形态有用的部分。在这次的情况，一个女人就把她的丈夫和他们婚姻中的难题奉献给了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实质上伊夫奉献的是她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无法解决的西尔菲德和艾拉之间的不相容。就算是在伊夫·弗雷姆家多少有些激化，也不过是继父继女间常见的难题。艾拉和伊夫一起时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方面——好丈夫，坏丈夫，亲切的人，无情的人，善解人意的人，愚蠢的人，忠实的人，不忠实的人——构成婚姻中付出的努力和犯下的错误的一切，由于婚姻与梦想并无共通之处而引出的一切问题——都被去除，留下的是那个意识形态能利用的部分。

“事后，这位妻子如果有此意向（也许伊夫有吧，也可能没有），她可以抗议，‘不，不是，不是这样。你不明白。他不只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和我在一起，他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和我在一起，他也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像伊夫这样一个告密者事后可能会意识到，不只是她所说出的造成了她在报上读到的对他的怪诞歪曲；还有她所遗漏的一切——她有意遗漏的一切。不过到那时就太迟了。到那时这意识形态就不理她了，因为她在它这里不再有用处了。‘这个?那个?’意识形态回答道。‘我们管什么这个和那个?我们管什么那位女儿?她不过是软弱的大多数，生活即是如此。别让她挡我们的路。我们从你这里所要的全是为促进正当事业。又一个要消灭的共产党！又是一个他们奸诈的例子！’

“帕梅拉是吓坏了——”

但是已经十一点多了，默里在大学的课程当天已经结束了，我提醒他——他这晚的叙述在我看来仿佛已到了教育的高潮——次日清晨他还要准点坐公共汽车去纽约，或许我该开车送他回在阿西娜的宿舍了。

“我可以一直听下去，”我对他说，“不过也许你该睡一会。在讲故事的持久力上，你已经取代了山鲁佐德的头号位置。我们在这里坐了六个晚上了。”

“我很好，”他说道。

“你不累吗?冷吗?”

“这里很美。我不冷。很暖和，很漂亮。蟋蟀在数数，青蛙咕噜作响，萤火虫也得了灵感，自从我管理教师工会以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如此谈下去。看。月亮。橘黄色的。这是最完美的场景，来褪去岁月的外皮。”

“确是如此，”我说。“在这座山上你可以选择：或者与历史失去联络，正如我有时选择的那样，或者你可以在精神上做你现在正做的事——借着月光，一连几个小时，重新获得对它的控制。”

“所有的敌对，”默里说道，“还有不断的背叛。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的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摧毁敌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耍弄人的乐趣。这是报复让你感到低他一等的人的方法，你被他们击败，和他们相处感到了挫折。仅是他们的存在就让你感到耻辱，或者是由于你不是他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是你。于是你给他们应得的惩罚。

“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因为他抗不住那些拷问，还因为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无妥协了，他做不到，更不用说顶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1946年至1956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夫·弗雷姆做下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夫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尔律治形容埃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夫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1951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藉口。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他们若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

“为什么呢?”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还在世的人，你是唯一关心这故事的在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后的任务。把艾拉的故事交给内森·朱克曼。”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讲给你听。你和艾拉对对方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接着说吧。怎么收尾的?”

“帕梅拉，”他说。“帕梅拉·所罗门。帕梅拉吓坏了。是她从西尔菲德那里听说伊夫撬开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刚一获悉别人的灾祸时似乎通常会想到的：这对我有何影响吗?我办公室里的谁谁得了脑瘤?那我就得自己作清单了。隔壁的谁谁那架飞机掉了吗?死于飞机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来处理我们的垃圾的。

“有一张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着泳衣，在池塘边。帕梅拉怕（其实她搞错了）这张照片在那书桌里，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东西一起，怕伊夫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里，艾拉会到伊夫那里拿给她看，钉在她脸上说，‘看啊！’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伊夫会勃然大怒，说她是荡妇，把她丢出那房子。而西尔菲德会怎么想帕梅拉呢?西尔菲德会做什么?如果帕梅拉被驱逐出境怎么办?这是最坏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国是个外国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进艾拉的共产党困境中，最后上了报纸，她被驱逐出境，那会如何?如果伊夫因为她试图偷走她的丈夫而设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国又会如何?再见了，波希米亚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国礼仪那一套吧。

“帕梅拉对艾拉的共产党困境对她构成的危险和国家气氛的估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处处都是指控、恐吓和处罚的气氛。特别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看上去很像满是恐怖的民主集体迫害。危险四伏，帕梅拉这样恐惧也是正当的。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种恐惧合情合理。因此，作为对她的恐惧的反应，帕梅拉对这困境使上了她可观的才智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艾拉没错，过去就发觉她是个机敏清醒的年轻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帕梅拉找到伊夫，告诉她说两年前一个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车里，正要去乡下，他跟她说伊夫已经到了，问她何不上车一起去那里过一天。天气又热得可怕，她就没费神好好想这事。‘好吧，’她说，‘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们就一起开车到了锌镇，他们到了以后，她发现伊夫不在那里。她尽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藉口，甚至还穿上泳衣，和他去游了泳。就是那时他拍了那张照片，要诱奸她。她哭了，竭力甩开他，告诉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对不起伊夫的事，然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回纽约的火车。因为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把他这次的挑逗行为保密。她怕如果她不这样做，人人都会怪她，认为她是个荡妇，而她不过和他同坐了车而已。人们会为她让他拍了那张照片而骂她。没人会听她这方面的经历。倘若她敢说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会用可以想见的每种谎言压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范围，出于良知，她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随之发生的是在一个下午，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弟弟正在那里等我。他在走廊里，正给认出他的几个老师签名，我打开锁，他进了办公室，在我书桌上丢下一个上面写着‘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报》。里面还有第二层信封，这一封是写给‘铁林’的。伊夫的笔迹。她的蓝色仿羊皮纸文具。《工人报》的办公室经理是艾拉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开车到锌镇把这封信送给他。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对伊夫讲了她的故事以后，伊夫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击。她穿戴整齐，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价值百万美金梦一般的黑天鹅绒礼服，上面镶着白色蕾丝花边，脚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带面纱的黑毡帽，不是走到‘21’俱乐部去和卡特里娜共进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报》办公室。《工人报》在大学区，距西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伊夫坐电梯到了五楼，要求见编辑。她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她从猞猁毛皮手笼里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写给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殉难英雄，’她说道，‘人民的艺术家和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过身，走了出去。虽然她在任何反对面前都是备受折磨而且胆怯，但是在她满怀义愤，错当自己为贵妇人的日子里，她也可以是很蛮横的，让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这些变形——她也不喜欢中间路线。情感的彩虹上，不论哪一端吧，其过量无度才具说服力。

“办公室经理拿到信，开上他的车，把信带给了艾拉。艾拉在被解雇以后就一个人住在锌镇。每周开车到纽约和律师商谈——他要起诉广播公司，起诉节目赞助商，控告《红色路线》。到了城里，他会顺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头回心脏病发作，卧床在家，在上西区。接着他就到纽瓦克来看望我们。不过艾拉一般是在木屋里，满腔气愤，思索着，又身心疲惫，处于深深的困扰之中，为碰到过矿下事故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做晚饭，和他一起吃饭，对着他大谈他的事，而他是一半心神并不在那里。

“艾拉是在拿到伊夫给他的信的那天到了我的办公室，我读了信。这封信现和其他艾拉的文件一起放在我的公文柜里；我不能将它译述出来，这样就看不出它的好。长达三页。措辞激烈。明显是一气呵成，运转自如。辛辣尖刻，骇人的文字，却写得完全彻底。伊夫在盛怒之下，在印着她姓名的蓝色便笺纸上写下的文字，还颇是个新古典主义者。这些对他的严厉斥责若以夸张的英雄双行体结尾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记得哈姆雷特咒骂克劳地吗?第二幕里，就在那戏子国王讲过普里阿摩斯的杀戮之后，有这么一段，记得吗?在那段独白的中间，独白的开首是：‘唉，我是个恶人，也是个无用的蠢才！’‘血淋淋的猥亵恶贼！’哈姆雷特说道。‘毫无愧疚，奸诈、荒淫、无义的恶贼！啊，复仇呀！’伊夫那封信的要旨大致是沿袭了这些：你知道帕梅拉对我的意义，一天晚上我对你吐露过帕梅拉对我的全部意义，只对你一人。‘自卑情结’。这就是伊夫描述的帕梅拉的问题。有自卑情结的女孩，远离家乡、祖国和家庭，伊夫监护的人，伊夫有责任照顾她保护她，然而，正如他丑化了所有他染指的事物，他狡诈地企图把帕梅拉·所罗门这样的女孩变成一个像唐娜·琼斯小姐一样的脱衣舞表演者。伪造借口引诱帕梅拉到了那处隔离的下流地方，像个变态者一样对着她穿泳衣的照片垂涎，用他那猩猩般的爪子紧扣住她毫无防备的身体——就为了纯粹的满足，把帕梅拉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妓女，以他能想出的最虐待狂式的方法羞辱了西尔菲德和她自己。

“她告诉他，但是这次你走得太远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她说，你如何作为伟大的奥戴的门徒，惊叹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现在我明白了你从《君主论》里学了些什么。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要说服我，你所做所说的每件事，都说明你是不折不扣、无情、败坏的马基雅弗利式人物，毫不在意对与错，只信奉成功。你试图强迫这位有自卑情结、有才干的漂亮年轻女人和你性交。你为什么不试试和我性交，以此为表达爱意的方式呢?我们相识之时，你一个人住在下东区，流氓无产者的肮脏怀抱里。我给了你一所美丽的房子，屋里满是书籍、音乐和艺术。我给了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漂亮书房，帮你建起图书室。我把你介绍给曼哈顿最有趣、最智慧、最有才能的人，带你进入这个社交圈，你从没梦想过自己会进入这个圈子。我尽了我的所能要给你一个家。是，我是有个苛求的女儿。我有个很麻烦的女儿。我知道。可人生本就充满要求。对于一位负责任的成年人，生活就是要求……以这样的语调如此不断地写下去，一直很费力，带着哲学思辨，是深思熟虑过的，有理性，热诚懂理——直到她以此恐吓收尾：

“既然你躲在你的模范哥哥家里时，他不让我和你讲话，或是写信给你，我就通过你的同志来和你联系。共产党好像比任何人都更能接近你和你的心，虽然这心也不过尔尔。你就是马基雅弗利，指挥大师的典范。那么，我亲爱的马基雅弗利，既然你仿佛仍不懂得你为了随心所欲而对另一个人做下的任何事所带来的后果，也许是时候来教教你了。

“内森，记得我办公室里那张椅子吗，在书桌边上——那张电椅?我检查你们的作文，你们就坐在上面流汗。我看那封信的时候艾拉就坐在那里。我问，‘你真的勾引过这个女孩吗?’‘我和这女孩有过六个月关系。’‘你干了她。’‘很多次，默里。我以为她爱上我了。她竟这样，我很惊讶。’‘那你现在呢?’‘我过去是爱她的。我想和她结婚，和她建个家。’‘哦，这就好多了。你不思考，是吗，艾拉?你就是去行动。行动，就这样。你大喊大叫，和女人性交，你采取行动。六个月来，你和她女儿最好的朋友性交。她的代女儿。她监护的人。而如今有事了，你就“惊讶”了。’‘我爱过她。’‘直说吧。你爱干她。’‘你不明白。她来到小木屋。我迷上了她。我是惊讶。她的行为绝对让我惊讶！’‘她的行为。’‘她把我出卖给我妻子——而且这过程中她还说了谎！’‘是吗?所以?让你惊讶的那部分呢?你这样就有麻烦了。你妻子要给你大麻烦了。’‘是吗?她要做什么?她已经做过了，和她的伙伴格兰特夫妇一起做的。我已经被解雇了。我很潦倒了。她要弄成性关系上的事，你知道，但不是那么回事。帕梅拉知道不是这样的。’‘嗯，现在可就是这样了。你被人发现了，你妻子断言会有新后果。会是什么呢，你认为?’‘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剩下的了。这样愚蠢，’他对我挥舞着那封信说道，‘亲手送信到《工人报》。这就是后果。听我说。我从没做过一件帕梅拉不想做的事。她不再要我的时候，我痛苦极了。我一生都梦想有这样一个女孩。让我痛苦极了。但我还是做了。我走下那楼梯，走到街上，留下她一人。再没打扰过她。’‘那么，’我说，‘即使如此，虽然你体面绅士地告别了和你妻子的代女儿混在一起的六个月，但你还是有点麻烦了，我的朋友。’‘不，帕梅拉才有麻烦！’‘是吗?你又要行动了吗?你又要不假思索就行动吗?不行。我不会让你做的。’

“我不让他，他也没做什么。现在，很难说这封信给了伊夫多少写作的原动力，让她匆忙写了那本书。不过如果伊夫是在寻找动机来真正全力去做那件她为之所生的失去理性的大事，那么她从帕梅拉这里得到的东西并不会伤到她。她嫁过米勒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随后嫁给彭宁顿这样的同性恋，接着是弗里德曼这样狡猾的人，再就是艾拉这样一位共产党，你会以为无论她对非理性的压力负有何等的义务，她都已履行了。你会以为只要她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和相配的手筒去了《工人报》，她或许就已了结了‘你怎么能对我这样?’最糟糕的部分。但是没有，伊夫的命运一直是把她的无理性推至高之又高的高度——就在这里，格兰特夫妇又出现了。

“是格兰特夫妇写的那本书。这是双重代写。封面上用的是布赖登的名字——‘布赖登记录’——因为这几乎与放上温切尔的名字一样好，但其中流露的是他们两人的才能。伊夫·弗雷姆知道什么共产主义?她和艾拉去过的华莱士聚会里有共产党。《自由勇敢者》里有共产党，到过他们家，和他们吃过晚饭，那些晚会上也都在场。这一小群和节目有关的人很想要尽可能多地控制节目。私底下保密，爱搞阴谋那一套——雇用志趣相投的人，尽其所能影响剧本的意识形态倾向。艾拉就和阿蒂·索科洛坐在他的书房里，努力往剧本里塞进所有能放进去的陈词滥调，以及所有的所谓进步情绪，篡改剧本，不论什么历史背景，就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垃圾都插进去。他们以为会改变公众的思维。作家不仅要观察记述斗争，还应该加入斗争。骗人的大话。宣传。但是宪法并不禁止骗人的大话。那年代的收音机里都是这一套。《扫荡犯罪集团人员》，《你的联邦调查局》。凯特·史密斯演唱‘主佑美国’。甚至还有你的偶像科温——宣传理想化的美国民主。最终就没什么不同了。艾拉·林戈尔德和阿蒂·索科洛不是间谍特工。他们是宣传特工。有所区别。这些人是蹩脚的宣传家，唯一可与之抗争的规则只有美学，即文学趣味。

“还有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对这个组织控制权的争夺。大量的争吵，可怕的暗斗，不过这是全国范围的。在我的工会里，差不多在每个工会，都有右翼和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一派争夺控制权。艾拉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员，他和人通电话，天知道他还能大喊大叫。当然是在她面前说的。艾拉说什么就是什么。党不是艾拉辩论的场所。不是讨论会社。不是公民自由联合会。‘一场革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场革命。他认真对待这辞令。你不能自称是革命者，却不严肃奉行。这不是伪造的。而是真实的。他很重视苏联。艾拉在美国电视广播艺术家联盟里是认真的。

“大部分这些事我从没见艾拉干过。我确信你也从没见艾拉干过大部分的事。可是伊夫对这些是一点也没看见。她对所有这些都不在意。现实是伊夫所不在乎的。这女人很少关注她周围的人在说什么。对于生活，她是十足的外行。那对她而言是太粗俗了。她的心思从来不在共产主义或者反共产主义上。她的心思从不在任何在场的事情上，除了西尔菲德在场的时候。

“‘记录’的意思是整个恶毒的故事是格兰特夫妇凭空捏造出来的。全然不是为了伊夫，尽管卡特里娜和布赖登痛恨艾拉，但也不仅是为了摧毁他。对艾拉造成的影响是他们的部分乐趣，但远不在此。格兰特夫妇捏造这些是为了让布赖登借广播界的共产主义问题进入众议院。

“那种写作风格。是《美国杂志》式的散文体。外加卡特里娜的句法。还有卡特里娜的感性。整本书都有她的风格。我立刻就知道伊夫没写这个，因为伊夫不会写得这么差劲。伊夫太精通文学，读过太多书。她何以会让格兰特夫妇写她的书呢?因为她一贯让自己差不多是被所有人所左右。因为强者的能力是骇人的，弱者的能力也是骇人的。都是骇人的。

“《我嫁给了共产党人》于1952年3月出版，那时格兰特已经宣布他的候选资格，接着，11月，艾森豪威尔大胜，他也一并被推进了众议院，作为纽约第二十九区的代表。无论如何他总会被选上的。他们的广播节目是人们最爱的周六早晨节目，那个专栏他也写了多年了，他背后还有哈姆·菲什，而且他毕竟是格兰特家族的，是美国总统的后裔。我仍旧怀疑若不是为了‘格兰特内幕’协助揭发并从广播公司清除的名人赤色分子，乔·麦卡锡自己会不会到达切斯镇在他身旁亮相。所有的人都在波基普西为他开展竞选运动。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在那里。赫斯特报系所有的专栏作家都是他的好友。所有憎恨罗斯福的人，在对共产党的诋毁中找到了详尽逼迫民主党方法的人都在。伊夫要么是不知道她被格兰特夫妇利用去做了什么，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她知道，但是她不在乎，因为她做过攻击者了，她感到如此有力又勇敢，最终回击这些怪物了。

“然而，她既然了解艾拉，又怎能出版了这本书却不认为他会有所举动呢?这可不是写到锌镇的三页纸的信。这是在全国大大畅销的书，影响很大。这东西具有成为畅销书的一切因素：伊夫有名，格兰特有名，共产主义是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危险。艾拉自己不如他们两个出名，虽然这本书保证他不会再在广播界工作了，结束了他这段偶然的职业经历，但这本书高居榜首五六个月，因此，艾拉从没像这样的惹人注目过。伊夫一击之下，就去除了她自己生活的个性，赋予共产主义幽灵一张人类的面孔——是她丈夫的面孔。我嫁给了共产党人，我和共产党人共眠，共产党折磨我的孩子，全美国都在听广播里一个共产党人的节目，没有怀疑过他，而他是扮成爱国者的样子。书里写了这个邪恶的两面派恶棍，里面有真正明星的名字，冷战大背景——无疑这会成为畅销书。她对艾拉的控诉在五十年代可以赢得广大公众的注意。

“点出其他与艾拉节目有密切联系的犹太裔布尔什维克也无妨碍。冷战带来的多疑，其来源之一正是潜在的反犹主义，因此，伊夫在格兰特夫妇的道德指导之下——他们自己正如理查德·尼克松一般热爱无所不在，惹麻烦的左翼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美国证实，在纽约和好莱坞，广播界和电影界，隐藏的共产党人十有八九是犹太人。

“但是她竟认为这位好公然攻击他人的暴躁的人竟不会作任何回应?这个人过去常在她的餐桌上进行激烈争论，在他们家客厅里横冲直撞对着人咆哮，而且终究是个共产党人，知道何为采取政治行动，已经牢牢控制了他的工会，重写了索科洛的剧本，胁迫索科洛这样蛮横的人——她以为他现在没有任何举动吗?她难道一点都不了解他吗?那么她在书里的描写又如何呢?如果他是马基雅弗利，那么他就是马基雅弗利。人人都信封面。

“她想，我真发火了，帕梅拉的事，赫尔吉的事，都让我生气，还有整修小木屋的事，对西尔菲德犯下的所有其他罪行，我要让这个荒淫无耻的马基雅弗利混蛋注意起来。哈，真没错，她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一根热棒子捅进他的屁股显然是会惹恼他。对那样的屁事，人是不会愉快地听之任之的。人不喜欢在畅销书榜上看到对他的揭露，而且那对他的指责还是错误的，也不必非是艾拉·林戈尔德才会发怒。才会采取行动。只是她从没想到过这个。促成她计划的义愤，还有其无可责难之点，都不能想象任何人会对她作任何事。她所做的不过是报了宿仇。艾拉做了所有可怕的事——她仅是用她这边的故事来反驳他。她做了最后一击，她认为唯一带来的后果是她该得的那些。应该如此——她做过什么了?

“同样的自欺，曾给她带来过多少痛苦，在和彭宁顿、弗里德曼、西尔菲德、帕梅拉、格兰特夫妇的事上，甚至还有和赫尔吉·帕恩——最终，这种自欺毁了她。我高中里教莎士比亚的老师称此为悲剧性缺陷。

“一个伟大的目标控制了伊夫：她自己的目标。她的目标，体现为假借此无私斗争的崇高名义，是为了从赤色浪潮中拯救美国。人人都有失败的婚姻——她自己就有四个。但是她还需要不同于他人。她是明星。她要表明她也是重要的，有头脑，有力量去斗争。这个演员铁林是谁啊?我才是演员！我才是有名的那个，我拥有这名字的力量！我不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对待的弱女子。我是明星，该死！我的婚姻不是平常失败的婚姻。而是明星的失败婚姻！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我和女儿陷在这可怕的困境中。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那些下跪哀求‘我恳求你’等等。我失去丈夫不是因为他那位有颗金牙喝得醉醺醺的妓女。应该比这更崇高些——而且我必须是无可责难的。她拒绝承认这其中人之常情的部分，把它变成夸张刺激的东西，错误，但是畅销。我因为共产主义失去了我的丈夫。

“而说到那本书真正的内容，它实际所达成的东西，伊夫是一无所知。为什么对公众把铁林描绘成危险的苏联间谍特工呢?是为了让另一个共和党人入选众议院。让布赖登·格兰特进众议院，把乔·马丁放上发言人的位置。

“格兰特最终十一次当选。在国会中是位要人。卡特里娜成了共和党在华盛顿的女主人，艾森豪威尔年代里一直是社交权威之秀。对于一位满怀妒意和自负的人来说，这世上再无比决定谁坐在罗伊·科恩对面更有意义的了。在华盛顿晚宴的等级焦虑中，卡特里娜之对抗才能，她那种纯粹嗜血的精力，出于对权威地位的爱好——把统治阶级自己应得的甜点奖赏给他们，或者不给他们——都在此找到了……绝对统治权，我想是这个词。那女人以卡利古拉式的专横残暴列出邀请名单。她在首都引起一阵阵震颤。在艾森豪威尔之下，后来又在布赖登的导师尼克松之下，卡特里娜凌驾华盛顿社交界，就如恐惧自身。

“1969年，大家有一阵突然认为尼克松会在白宫里给格兰特安排个位置，这位国会议员丈夫和女主人作家妻子上了《生活》杂志封面。不，格兰特永远成不了霍尔德曼，但是最后他也因为水门事件翻了船。把命运与尼克松联在一起，面对所有不利于他领导的证据，在众议院为他辩护，直到他辞职的那个早晨。格兰特就是为这个而在1974年落选。不过，他一开始就在效仿尼克松。尼克松有阿尔杰·希斯，格兰特有铁人。为了在政界迅速取得显要地位，他们每人都有一位苏联间谍。

“我在C-S P AN台上看到卡特里娜参加尼克松葬礼。格兰特已在多年前去世了，后来她也死了。她和我差不多年纪，可能大一两岁。约巴·琳达市的葬礼上，降着半旗，国旗飘扬在棕榈树间，背景是尼克松的出生地，但卡特里娜在这里仍旧是我们的卡特里娜，她头发白了，消瘦了，但还是那个要影响人从善的人，和巴巴拉·布什，贝蒂·福特，南希·里根攀谈。生活仿佛从来没能迫使她承认丝毫她的虚荣做作，更不要说是放弃了。她仍专心一意决心做正确行为的全国权威，对执行正确事物是极端严厉。看到她在那里和我们另一位伟大的道德指路人参议员多尔交谈。她认为她说的每个词都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点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仍然不注意缄默内省。仍旧是监察别人的正直与否。毫不悔改。非常顽固，而且还炫耀这个荒谬的自我形象。你知道，愚蠢是无药可救的。这女人就是道德野心及其有害性和荒唐性的化身。

“格兰特夫妇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让艾拉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美国吗?民主吗?若爱国主义成了追逐私利，自我牺牲，自我崇拜的托词……你知道，我们从莎士比亚那里知道讲述故事时对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可放任你幻想的态度。但我不是莎士比亚，我还是鄙视那个受雇诽谤他人的文人和他的妻子，为了他们对我弟弟所做的事——而且做得毫不费力，支使伊夫就像支使一只狗去前门廊拿报纸。记得格洛斯特怎么说老李尔王的吗?‘国王盛怒了。’我在约巴·琳达看到卡特里娜·范塔索时自己就是如此盛怒了。我对自己说，她什么都不是，无足轻重，一个小角色罢了。在二十世纪意识形态的恶毒事迹的辽阔历史中，她不过是扮演了小丑般的角色罢了。然而看到她我还是几乎难以忍受。

“不过我们第三十七任总统的整个葬礼几乎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海军乐队和合唱团演奏了所有停止人的思维制造恍惚状态的歌曲：《向领袖致敬》，《美国》，《你是雄伟旧国旗》，《共和国战争之歌》，当然还有那些让人人暂时忘记一切的麻醉剂中最激动人心的，全国的麻醉剂，《星条旗之歌》。没有任何东西比得上比利·格雷厄姆那种让人升华的讲话，裹着国旗的棺材，以及一队不同种族的抬棺军人——整件事以《星条旗之歌》达到高潮，随后是猛烈的二十一响鸣炮，和葬礼号——要引导大众昏厥。

“然后就由现实派来控制，他们是建立交易和中断交易的行家，以最无耻的方式破坏敌手的大师，道德因素总是最不被他们重视，他们说了所有大家熟知的不真实，全是伪善的言不由衷之词，却只字未提死者真正热爱的事物。克林顿盛赞尼克松的‘光辉历程’，他为自己的真诚所感动，对尼克松给过他的所有‘睿智的忠告’私下表示谢意。皮特·威尔逊市长深信不疑地对大家说大多数人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就想起他‘杰出的智慧’。多尔和他滔滔不绝涌出的哀痛言辞，都是陈词滥调。品格高尚思想深邃的基辛格‘博士’，用他最自命不凡的方式——带着泥浆般的声音的权威感——引用了一句其声望不输于哈姆雷特献给他被谋杀的父亲的颂词的句子来描述‘我们英勇的朋友’。‘他是个大丈夫，彻头彻尾的，我不会再看到他这样的人。’文学不是基本的现实，而是一种昂贵的装饰品，使用它的哲人自己已是满身饰品，因此他对哈姆雷特谈到那位无与伦比的国王时的双关语境毫无所知。不过，大家坐在那里，看着最后的掩饰却要维持表情严肃，承受着这种巨大压力，谁还会计较朝上的这个犹太人，因为他引用了不适宜的文学经典而在文化上失言呢?谁会去忠告他他该引用的不是哈姆雷特说他父亲而是说他叔叔克劳地的段落呢，哈姆雷特对这位新国王，谋杀了他父亲的篡位者的段落?在约巴·琳达市有谁敢喊出来，‘嗨，博士——引这句吧：“人们将目睹邪恶之事/尽管泥土已将之淹没”?’

“谁?杰拉尔德·福特吗?我从不记得从前看到过杰拉尔德·福特像在这块墓地上如此精力集中，如此充满智慧过。罗纳德·里根对着穿制服的名誉卫兵致那个他著名的礼，总是半疯狂的感觉。鲍勃·霍普坐在詹姆斯·贝克边上。伊朗反政府分子军火商阿德南·哈朔吉坐在罗纳德·尼克松旁边。窃贼G.戈登·利迪也在，傲慢的脑袋剃过。最不光彩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那张没有群氓式的面孔。最迷人的副总统，活泼的丹·奎尔，看去清楚一如钮扣。这个可怜的人费了大劲：总是呈现出有智慧的模样，却总是做不到。所有这些人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和动人的微风中一起进行老一套的哀悼：被控告者与未被控告者，被判有罪者与未被判者，最终，他的杰出智慧安眠在星条旗覆盖下的棺材里，不再紧抓、追寻过度的权力，他将整个国家的道德规范翻了个个，制造了一场巨大的全国灾难，是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亲手挑选的继任者处赢得对他在在任期间犯下的那些破门入侵罪行全面无条件谅解的总统。

“还有范塔索·格兰特，布赖登可敬的遗孀，那位无私的公仆，陶醉于自己的重要地位，信口说个不停。整个葬礼过程中，这位无所顾忌的恶毒的人不停咕噜她对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的哀伤。她竟生在美国，真是太可惜。在这里她只得安于做一位畅销书作家，广播界名人，华盛顿最上层的社交界女主人。

“我活过的这九十年里，见过两场夸张滑稽的葬礼，内森。第一场时我在场，那时我十三岁，第二场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就在三年前，八十七岁时。这两场葬礼多少界定了我的意识生活。它们不是神秘事件。不需要有天分才能探索出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人类自然的事件，像杜米埃一样清晰展现了人类独特的记号，无数的二元性将其本性编成人性的结。第一场葬礼是鲁索曼诺先生给那只金丝雀办的，补鞋匠拿着棺材，有抬棺人，马拉的灵车，庄严地埋葬了他钟爱的吉米——而我弟弟打断了我的鼻子。第二场葬礼是他们以二十一响军炮埋葬理查德·尼克松。我只是希望在老一区的意大利人能在场，在约巴·琳达市，和基辛格博士，比利·格雷厄姆在一起。他们会知道如何欣赏这景象。他们听到那两个人的言辞会笑倒在地，这两人为了给那个极不纯洁的灵魂以尊严，堕落到了有损尊严的地步。

“若艾拉还活着，听到他们的话，他会再次发狂，因为这世界上事事都弄错了。”

第八章

“如今艾拉的怒吼都对准了他自己。这场闹剧怎能破坏了他的生活?主要事物之外的所有次要的东西，奥戴同志告诫过他的一切生活中肤浅的内容。家。婚姻。家庭。情人。私通。都是中产阶级的垃圾！他为何没有像奥戴一样生活?他为何不像奥戴一样去找妓女呢?真正的妓女，值得信赖的内行，懂得规则，而不是像他的爱沙尼亚按摩师那样多嘴的外行。

“他反过来责备自己，开始为此无法安宁。他从来就不该离开奥戴，不该离开唱片厂里电气工人联合会的车间，不该到了纽约，娶了伊夫·弗雷姆，将自己夸大想象成是这位铁林先生。据艾拉自己的意见，他一离开中西部，就不该做任何他所从事过的生计。他不该有常人对经历的爱好，或是不该没有能力看到未来，不该有常人犯错误的倾向。他不该让自己追寻有着男子特点心怀野心的人所怀的世俗目标。做一名共产党员劳动者，独自住在东芝加哥一个房间的六十瓦灯泡下——这种苦行的生活高度是他背离了的，如今他落入了地狱。

“耻辱累积起来，答案在这里。不是好像冲他丢过来一本书——这本书是丢给他的一颗炸弹。麦卡锡，你知道，他那张不存在的名单上列了有两百，或是三百四百位共产党人吧，但是寓意上而言要有个人来代表所有这些人。阿尔杰·希斯就是最大的例子。希斯之后三年，艾拉成了另一个。而且，对一般人来说希斯还是国务院和雅尔塔会议上的人物，远远不是普通美国人，而艾拉则属于大众文化的共产主义。在不清楚的大众想象之中，这是民主的共产党人。这是阿贝·林肯。很容易理解：阿贝·林肯是国外势力的邪恶代表，阿贝·林肯是美国二十世纪最大的卖国贼。艾拉成了共产主义的化身，对国人而言，他是个人化了的共产党人：铁林是大家的共产党卖国贼，而阿尔杰·希斯则永远不会如此。

“这位巨人是很强壮，很多方面相当不敏感，但是堆积在他身上的诽谤他最终也承受不了了。巨人也会被击倒。他知道他躲不过去，随着时间逝去，他想，他永远也等不到这事了结了。他开始想，既然已揭露了他，就总会有什么东西从什么地方向他袭来。这位巨人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在这时他崩溃了。

“我去他那里，带他回来，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后来我们再也应付不了那个情形，我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头一个月他坐在椅子里，揉膝盖，手肘，撑着肋骨疼的地方，不然就是一动不动，盯着大腿那边看，愿他自己死了。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讲话。偶尔说一句，‘所有我想做的……’就这些。从没说下去过，声音不大。几周以来他对我说的都是这些。有几次他喃喃低语，‘像这样……’‘我从没计划……’不过大部分都是‘所有我想做的……’

“那个年代没有多少方法帮助精神病人。除了镇静药就没有其他的药剂。艾拉不肯吃。他坐在第一病区——他们称之为精神病患者区——那里有八张病床，艾拉穿着袍子、睡衣和拖鞋，一天天过去，他的外表越来越像林肯。憔悴，疲惫，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满面悲伤。我去看望他，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我想，倘若不是他与林肯这样相像，他就不会遇到这些事。要是他没为他的外表负责多好。

“过了四个礼拜，他们把他移到半精神病患者区，那里的病人穿着日常的衣服，接受娱乐疗法的治疗。其中有些人去打排球或者篮球，但是艾拉不行，因为他关节痛。他这顽疾已经有一年多了，也许这对他的破坏更甚于那对他的诽谤。也许毁灭艾拉的敌人正是身体的疼痛，若不是他为健康所苦，那本书就不会险些击败了他。

“是彻底的崩溃。医院很不堪。可是我们不能留他在家里。他会躺在洛兰的房间里诅咒自己，痛哭流涕：奥戴告诉过他，奥戴警告过他，奥戴在伊朗的码头上时就知道……多丽丝坐在洛兰的床边，把他拥在怀里，他恸哭。那些眼泪后面有那么大的力量。可怕。你意识不到这位大胆反抗的人体内可以积聚多少过去单纯的痛苦，他一生中一直在与世界较量，与自己的天性作斗争。这就是从他体内倾泻出来的：所有的斗争。

“有时我感到恐惧。就像战争时期在巴尔干半岛的炮击之下我的感觉。就是因为他这样高大傲慢，你有种感觉没人能为他做任何事。我看到他那张憔悴的长脸，由于绝望、无望、失败而扭曲着，我自己就惊恐了。

“我从学校回到家，就帮他穿上衣服；每天下午逼他剃胡子，坚持要他和我一起沿伯跟街散步。那个年代美国城市的街道还不够友好吗?可艾拉却是被敌人包围。公园剧院门口的帐篷让他害怕，卡茨曼店橱窗里的意大利腊肠让他害怕——沙赫特曼的糖果店门前有报摊，也让他害怕。他确信每份报上都登着他的故事，其实报界停止登载他的故事已经有好几周了。《美国杂志》连载伊夫书里的节选。《每日镜报》首页全是他的脸。就连严肃的《时报》也抗拒不住。登了关于电波中的萨拉·伯恩哈特所受苦难的有人情味的报道，全盘相信了俄罗斯间谍那套假话。

“不过事情是这样的。人类悲剧一结束，就落到记者手里，全无新意地编成娱乐文字。也许是因为整个无理性的狂乱正冲击到我家，报上那些含沙射影的古怪细节又无一处不被我注意到，所以在我看来，麦卡锡时代开始了战后内幕小道消息的杰出成就，即它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共和国的统一信条。我们信任内幕新闻。内幕新闻即是真理，是全国的信仰。麦卡锡主义开始将不仅是严肃政治，还有所有严肃的事情都变成为娱乐，为大众观众提供消遣。麦卡锡主义是现在比比皆是的美国式缺乏思维能力在战后的首次繁荣。

“麦卡锡从来没把目的放在共产党问题上；若说没别人知道，他是知道的。麦卡锡的爱国运动中做样子的公审那一面，只是它戏剧性的形式。有相机拍下来，就产生了它好像是真实生活的真实性错觉。麦卡锡比他之前的任何美国政治家都明白，从事立法工作的人演起戏来效果要好得多；麦卡锡明白耻辱的娱乐价值，以及如何满足妄想狂的消遣需求。他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来源，回到了十七世纪和祖先那时。这个国家是这样开始的：道德耻辱是大众的娱乐。麦卡锡是演出的监制人，观点越混乱，指控越无耻，就越迷惑人，其全面乐趣就越有劲。《乔·麦卡锡的自由勇敢者》——这才是我弟弟将在其中扮演他一生最大角色的节目。

“后来不只是纽约的报纸，连泽西州的报纸也加入进来——唔，对艾拉来说这是致命的。他们挖掘出苏塞克斯镇上艾拉认得的无论什么人，就让他们讲。农夫，老人，这位广播明星在当地交下的朋友，一些小人物，他们都说艾拉来跟他们宣称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锌镇有个怪人好朋友，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报界找到他，他对他们透露了惊人的内幕。艾拉不能相信。但是这位动物标本剥制师称艾拉如何一直蒙骗他，后来有一天艾拉带来一个年轻人，他们两个要说服他和他儿子反对朝鲜战争。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大放恶语。用尽脏话大骂美国。

“联邦调查局对他大发威力。艾拉在那里又有名。监视你，在你的社区毁掉你的名声，找到你的邻居，让他们毁了你……我得告诉你，艾拉一直怀疑是那位动物标本剥制师告发了你。你和艾拉去了那家动物标本剥制店，不是吗?”

“是的。霍勒斯·布里克斯顿，”我说。“风趣的小个子。给了我一个鹿的脚趾作礼物。我坐了一早上看他们给一只狐狸剥皮。”

“那么，你为那个鹿的脚趾付出了代价。看他们剥狐狸皮让你失去了富布莱特奖学金。”

我大笑起来。“你是说让他儿子也反对战争吗?他儿子是聋子。又聋又哑。什么都听不见。”

“这是麦卡锡时代——没有关系。沿路下去艾拉在那里有个邻居，是锌矿工人，遭过一场严重的矿井事故，常给他工作。艾拉花了不少时间听这些人抱怨新泽西的锌矿，努力让他们转而去针对这个体制，就是这个是他邻居的人，他一直给他饭吃，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就是要他写下所有在艾拉木屋停靠过的车的牌照号。”

“我见过遭过那场事故的人。他和我们一起吃饭，”我说道。“雷。一块石头掉在他身上，砸坏了他的头盖骨。雷蒙德·斯维克孜。他曾是战俘。雷常给艾拉干些零活。”

“我猜雷给每个人都干过零活，”默里说。“他写下艾拉家客人的车牌号码，然后由那个动物标本剥制师交给联邦调查局。最常出现的是我的车牌号，这项证据他们也用来对付我——说我去看望我的共产党间谍弟弟如此频繁，有时甚至还过夜。那里只有一个人对艾拉保持忠诚。汤米·米纳里克。”

“我见过汤米。”

“可爱的老人。没文化，但是有智慧。有骨气。一天艾拉带洛兰到了那处矿石堆，汤米免费送给她一些东西，她回家以后就满嘴谈的都是他。汤米看到报上的新闻以后，开车到了小木屋，径直走进去。‘如果我有这勇气，’他对艾拉说，‘我自己就会做个共产党员。’

“是汤米使艾拉重新打起了精神。是汤米把他从苦思中拉出来，把他带回到这个世界上。汤米让他就坐在他身边，在矿石场上，他在那里做生意，大家能看到艾拉在那里。汤米是镇上受人尊重的人，于是不多久，那里的人就原谅了艾拉是共产党这回事。不是全部的人，但是有大部分人都是。他们两个坐在矿石堆外一起聊天，有三四年，汤米教给艾拉所有他了解的矿物知识。后来汤米中风去世了，给艾拉留下装满矿石的地下室，艾拉就接替了汤米的工作。镇上也承认他。艾拉就坐在那里，患多发炎症的艾拉揉着疼痛的关节和肌肉，经营锌镇矿石场，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一个夏日，在阳光下，正在卖矿石，就跪倒在地死了。”

我不知道艾拉是不是慢慢放弃了自己好辩论，固执，叛逆，需要时就不遵循常规的决心，还是在他在矿石场前卖汤米的标本时这些仍旧在他体内燃烧，高速公路对面是机械加工车间，那里有洗手间。更可能是仍在燃烧；在艾拉身上，一切都会燃烧。这世上没人比艾拉更缺少禁得住挫折感的天分，或者有谁在控制情绪上会比他还糟糕。要采取行动的怒火——却转而卖给孩子们五十美分一袋子的矿石。坐在那里，直到他死去，想成为完全不同的人，相信凭借他个人的特性（他的块头，敌意，他忍受的那位父亲）他注定要作个不同的人。气愤他没有改变世界的途径。受此囚禁的痛苦。他一定曾是何等地厌恶这个，现在却用它来摧毁他自己体内让自己永不停止的用之不竭的能力。

“艾拉从伯跟街上回来以后，”默里说道，“走过沙赫特曼的报摊以后，回到家，他的情形比离家前还糟，洛兰受不了这个。看着她伟大的大个头叔叔，她曾和他一起唱过那首普通工人之歌，‘嘿——嗬，用力拉啊’——看到他那样失去锐气，对她是太难以承受，于是我们不得不把他送进纽约一家医院。

“他以为他已经毁了奥戴。他确信他已经毁了所有名字和地址记在伊夫交给卡特里娜的那两本小日记本里的人，他是对的。但是奥戴仍是他的偶像，奥戴写来的那些信，出现在伊夫书里以后在报上被零零碎碎引述过——艾拉确认这是奥戴的末日了，由此带来的羞愧是极大的。

“我试图联系约翰尼·奥戴。我见过他。我知道他们在部队里是如何亲密。我记得在开卢麦城时艾拉是他的密友。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的思想，不喜欢他身上融合着优越感和狡猾，他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就因此已得了道德通行证，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会要艾拉对已发生的事负责。我相信奥戴会照顾好自己，相信他有原则性强的共产主义式对事物的不在意，因此是强壮坚决的，结果证明艾拉不是他这样的人。我也没弄错。在绝望之中，我认为如果有谁能让艾拉恢复的话，这人就该是奥戴。

“但是我拿不到电话号码。他不再出现在加里、哈蒙德、东芝加哥、开卢麦城或是芝加哥的号码簿上。我照艾拉手里他最后的地址写信去，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标着‘查无此人’。我给芝加哥的每家工会办公室都打过电话，我打电话给左翼书店，打给我能想到的每家机构，努力要找到他。就在我放弃了的时候，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响了，是他。

“我想干什么?我告诉他艾拉在哪里。我告诉他艾拉是什么样子了。我说如果他愿意周末到东部来，到医院去和艾拉坐坐，只要和他坐在那里，我会电汇给他火车票的钱，他晚上可以到纽瓦克和我们在一起。我不喜欢这么做，不过我要试图诱惑他来，因此我说道，‘你对艾拉的意义很大。他一直想配得上奥戴对他的欣赏。我想你可能会帮得上他。’

“这个狗娘养的固执又让人无法接近，他对生活只有一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关系，然后，他用他那种平稳清晰的方式，他的那种声音回答我。‘哎，教授，’他对我说，‘你的弟弟彻底骗了我。我一直自豪我知道谁是骗子谁不是。可是这次我被骗了。党，会议——都是为他的个人野心打掩护。你弟弟利用党爬上了他的职业位置，然后他背叛了它。倘若他是个有胆量的共产主义者，他就该留在斗争所在之地，而那并不在纽约不在格林尼治村。但是艾拉从来关心的都是人人都认为他真是个英雄。总是扮演，从没有真事。因为他个子高，他就成了林肯了吗?因为他滔滔不绝地大谈“民众，民众，民众”，这就让他成了革命者吗?他不是革命者，不是林肯，什么都不是。他不是个男子汉——他和其他一切事情一道，扮演为一个男子汉。扮演为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扮演了一切。他丢掉一个伪装，就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不，你弟弟不是他愿人去认为他是的那样正直。你弟弟不是个很忠诚的人，除了对他自己的忠诚。他是个骗子，笨蛋，他是个叛徒。出卖了他的革命同志，出卖了劳动阶级。出卖。收买。彻头彻尾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为声名，金钱，财富和权力所引诱。还有女人，花哨的好莱坞女人。没保留丝毫他的革命理想——什么也没有。机会主义走狗。很可能还是机会主义暗探。你要告诉我他是偶然把那个东西留在书桌里的?还是和联邦调查局有了什么进展了，教授?真可惜他不在苏联——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卖国贼。我不想收到他的信，我也不想见他。因为如果何时我真的见到他，让他小心了。告诉他无论他涂上多么厚的合理化外层，都将会有斗争流血之时。’

“就是这样。斗争流血。我甚至没要作答。谁敢对一位只是也总是纯洁的军人解释纯洁的失败呢?奥戴一生中从没有在这个人这里是这样，在那个人那里是那样，在其他的人那里又是第三个人。他没有人都有的多变不专。这位理想家比我们其他的人纯洁，因为他在谁面前都是位理想家。我挂了电话。

“天知道若不是伊夫，艾拉要在半精神患者区受多久的折磨。医院不欢迎访客，反正他谁也不想见，除了我和多丽丝，但是一天晚上，伊夫出现了。医生不在，护士也没多想，伊夫说自己是艾拉的妻子，护士指点她从那边沿着走廊走过来，于是她就在那里了。他看上去很憔悴，仍旧是很没有生气，几乎一句话也不讲，于是一看到他，她就哭起来。她说她是来道歉的，可是只是看到他就让她落泪了。她很抱歉，他一定不要恨她，她不能知道他恨她还过得下去。她承受了可怕的压力，他不了解有多可怕。她不想做的。她尽了一切方法不去做的……

“她把手蒙着脸，哭了又哭，最后她告诉他我们只读了那本书的一个句子就都明白的事情。她告诉艾拉是格兰特夫妇写的，每个词句都是。

“就在那时，艾拉说话了。‘你为什么让他们写呢?’他说道。‘他们逼我的，’伊夫告诉他。‘她恐吓我，艾拉。发疯了。她是个粗俗可怕的女人。可怕的女人。我仍旧爱着你。我来就是说这个的。请让我说吧。她不能让我停止对你的爱，永远不能。你一定要知道。’‘她怎样恐吓你的?’几周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连续说出几个句子。‘她不是只恐吓我，’伊夫说。‘她也那么做了。她跟我说如果我不合作我就完了。她告诉我布赖登就会保证我再也不能工作。我最后会穷困潦倒。我还是说不，告诉卡特里娜，不，卡特里娜，不，我不能做，我不能，不管他对我做过什么，我还是爱他……就在那时她说如果我不做，西尔菲德的事业一开始就会被断送。’

“突然间艾拉又恢复了自我。他在半精神病患者区大发雷霆。一片混乱。半精神病患者还是半精神病患者，那房里的人是可以打篮球，打排球，但是他们还是很脆弱的一群人，有几个就垮了。艾拉用他最大的嗓门大声地喊叫，‘你为了西尔菲德做的?你为了你女儿的事业做的?’伊夫也开始吼叫，‘只有你才要紧！只有你！那我的孩子呢！我孩子的才能呢！’有个同屋的人喊道，‘痛打她一顿！打她啊！’另一个哭了，等医务人员来到走廊上，伊夫已趴在地板上，用力敲打着拳头尖叫，‘那我的女儿呢！’

“他们把她套进了紧身衣——那个年代是用这个的。但是没有塞住她的嘴，于是伊夫就都说了出来，说了一切。‘我对卡特里娜说，“不行，你不能破坏那样的天才。”她会毁了西尔菲德。我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知道你不能毁了西尔菲德。我无能为力。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给了她尽可能最少的一点点。安抚她。因为西尔菲德——那样的天分！这样不对！世上有哪个母亲会让她的孩子受苦?让我的孩子为了成人的愚蠢和他们的思想态度去受罪吗?你怎能怪我呢?我有什么选择吗?你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任何一位母亲听到有人说“我要毁了你孩子的事业。”她会经受什么。你从没有过孩子。你一点都不了解父母和孩子。你没有父母，没有孩子，你不知道这个牺牲都是为了什么！’

“‘我没孩子吗?’艾拉喊道。他们已经把她放上担架床，那时已经在把她抬走了，于是艾拉跟在他们后面跑，一路在走廊里大喊，‘为什么我没有孩子?因为你！因为你和你那个贪婪自私该死的女儿！’

“他们把她推走了，显然从前他们从来没有不得不对访客如此去做过。他们给她用了镇静剂，把她放上精神病患者区的病床，锁起来，不让她出院，到了次日清晨，他们找到了西尔菲德，她来带她妈妈回家。是什么冲动让伊夫到了医院，她来说的话——说她是被格兰特夫妇逼迫做了这件丑事——这到底有没有一点真实，是不是又是个新的谎言，甚至她的羞愧是不是真的，我们从没确切知道过。

“或许是的。当然可能是的。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有可能。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倘若事情真是这样的，那么卡特里娜真是个天才，操纵人的天才。卡特里娜完全知道在何处拿住她。卡特里娜让伊夫选择她可背叛的人，而伊夫，装着无能为力的样子，选了她的无可选择之选。人是只能做自己，伊夫·弗雷姆更是如此。她成了格兰特夫妇实现其意愿的工具。她被这两个人支使，就像一名特务。”

“好了，不出几天，艾拉就进了安静病人区，再下一周就出了院，然后他真的成了……

“嗯，也许，”默里思索片刻后说道，“他只是又得回了过去他挖沟时有的那种纯粹的生存，那是在他周围立起了所有那些政治，家庭，成功和声名搭起的架子之前的，在他埋葬了那个挖沟人，戴上阿贝·林肯的帽子之前的。也许他又恢复了自我，有他自己方式的演员。艾拉不是个被打倒的优秀艺术家。艾拉只是回到了他的起点。

“‘复仇。’他对我说，”默里说，“就这样明白平静。许多囚犯和无期徒刑犯，用勺子敲着监狱栅栏的，都不能表述得比这更好。‘复仇。’以恳求的动人辞句来抗辩，还有与之对称的使人不得不行动的复仇，这两者之间没有选择。我记得他缓缓揉着关节对我说他要毁了她。我记得他说，‘把她的生活丢到了那堆和她女儿相关的破烂里。再把我的生活也丢进去。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不公平，默里。有辱我的人格，默里。我是她的死敌吗?好吧，那她也是我的死敌。’”

“他毁了她了吗?”我问道。

“你知道伊夫·弗雷姆出的事。”

“我知道她死了。死于癌症。不是吗?在六十年代吧?”

“她死了，但不是死于癌症。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张照片吧，艾拉从弗里德曼过去的一位女朋友寄来的邮件里拿到的，他要用来对付伊夫的那张照片?那张我撕了的照片?我该让他用的。”

“你以前这样说过。为什么呢?”

“因为艾拉用那张照片是要找个不会扼杀她的方法。他的一生都在找寻不扼杀人的途径。他从伊朗回到家乡以后，全部的生活都是在试图平息他的暴力冲动。那张照片——我没有意识到它掩饰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我撕掉了照片，不让他把它用来作武器，他说，‘好吧，你赢了，’我就回了纽瓦克，愚蠢地以为我已有了一定成就，而在锌镇，他开始练打靶子。他那里有刀子。下一周我开车回去看他，他没试图作任何掩盖。他沉浸于狂想之中，无暇顾及掩藏。谈的全是杀人的事。‘炮火的气味，’他告诉我，‘是春药！’他绝对是着了魔。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真正的相似之处，艾拉和伊夫无望地互相连结在一起，两个灵魂间冲突不止：每人都无可救药地喜好那个一旦开始就无止境的东西。他的诉诸暴力正是她的歇斯底里癖性在男性身上的对应——是同一个瀑布，它在两性间各有其特色的显示。

“我要他把他所有的武器都给我。要么马上给我，要不我就打电话报警。‘我和你一样受过不少苦，’我告诉他，‘在家里，我受的苦比你多，因为我得先来面对。有六年，我一个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我不了解什么是想拿起枪来打死谁吗?现在你想对她做的一切，我六岁时就想过。后来你出生了。我照顾你，艾拉。只要我在家，我就不让最糟糕的情形影响你。

“你不记得这个了。那时你两岁，我八岁——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从没告诉过你。你要应付的屈辱已经够多了。那次我们必须搬走。那时我们还没住在工厂街上。你是个小孩子，我们住在拉科瓦那铁路线下方。在那索。那索十八街，背朝铁路。四个房间，没有灯，噪音很大。一月租金十六美元五十美分，房东升到十九美元，我们付不起，就被赶了出来。

“我们把我们的家当搬出去以后，你知道我们的父亲做了什么吗?你和妈妈，还有我，开始把东西推到工厂街上的那两个房间去，他留在后面，待在腾空了的旧公寓里，他蹲下来，就在厨房正中间大便。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过去坐在桌旁吃饭的地方，正中间，有一堆他的粪便。他把它涂在墙上。不用刷子。不需要。就用手把粪便涂在墙上。上，下，一侧。他涂完了所有的房间，在厨房洗涤槽里洗了手就离开了，连门都没关。你知道随后几个月孩子们都叫我什么吗?粪墙。那个年代人人都有绰号。他们管你叫呜呜哭，叫我粪墙。这就是我们的父亲留给我这个他的大男孩，最大的儿子的遗产。

“那时我保护了你，艾拉，现在我也要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我找到了文明的生活道路，你也找到了你的，眼下你不能又退回去。我来跟你解释一点你好像是不明白的事。你究竟为什么成了共产党。你从没想过吗?我的文明之路是书籍，大学，教学，你的则是奥戴和共产党。我从来就不接受你的途径。我反对你的途径。不过两种途径都是正当的，都有效。可是现在发生的事，你还是不懂。他们告诉你说他们决定了共产主义不是走出暴行的途径，而是为了暴行的计划。他们判定你的政治主张是有罪的，另外还判定你也是有罪的——而且你还要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说你是罪犯，于是你就上好枪，把刀捆在大腿上。你说，‘千真万确我就是！炮火的气味——是春药！’内森，我把嗓子都说哑了。可是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这样讲并不能让他安静下来。倒更让他激动了。和一个满腔怒火要杀人的疯子在一起，开始讲童年的故事，以那公寓的布置图结尾……

“哎，”默里说道，“我没告诉过你艾拉所有的事。艾拉已经杀过一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他孩提时就离开纽瓦克走向边远乡镇，在矿上干活。他逃走了。我把他向北带到苏塞克斯镇，那时候就是最远的极限了，但是还不至于远到我无法去查查他，帮他，让他度过那一关。我自己开车送他，给了他新名字，把他隐藏起来。吉尔·斯蒂芬斯。艾拉第一个新名字。

“在他认为他们在追辑他之前，他一直在矿上干活。不是警察，是黑手党。我跟你说过里奇·博伊亚多，他管一区的非法团伙。开那家叫维托里奥餐馆的流氓。艾拉听到风声说博伊亚多的刺客正四处找他。就在那时他开始乘火车。”

“他做了什么?”

“艾拉用铲子杀了个人。艾拉十六岁时杀了一个人。”

艾拉用铲子杀了一个人。“在哪里?”我说道。“怎么干的?出了什么事?”

“艾拉在小酒店做杂工。他干这活有大约六个星期了，一天晚上，两点钟，他擦完地板，一个人走到街上，回他租的房间去。他住在南方梦乡公园旁一条小街上，战后他们在那公园建了那项工程。他在伊丽莎白大道转到米卡方向，沿着韦夸希克公园对面那条黑暗的街道，朝弗里林海森大道的方向走，这时有个人从米尔曼的热狗摊那块地方的阴影中钻出来。在那阴影外面，对着艾拉的脑袋挥出一铲子，打中了他的肩膀。

“他是艾拉退学以后工作的那伙挖沟的里面的一个意大利人。艾拉因为和他之间一直有麻烦就不挖沟了，到小酒店去做了杂工。那是1929年，小酒店开张那一年。他从底楼做起，要从杂工做到侍者。这是目标。我帮他找的这份工。那个意大利人喝醉了，猛击了他一下，艾拉从他手里抢下铲子，用铲子打落了他的牙。然后把他拖到米尔曼摊子后面漆黑的停车场里。那时候的年青人约会常在米尔曼摊子后面停车亲热，艾拉就是在那里狠狠揍了这家伙。

“这人的名字叫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是挖沟的那伙人里头最仇恨犹太人的。M a z z u ' c r i s t，g i u d e 'm a l e d e t t.反基督的凶手，无用的犹太人……诸如此类。斯特罗洛的专长。斯特罗洛比艾拉大差不多十岁，个头也不小，差不多和艾拉一样高大。艾拉痛打他的脑袋，打到他晕了过去，就把他留在那里。他丢下斯特罗洛的铲子，回到街上，又向家里走去，但是他体内有些东西并没有平息。艾拉体内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平息。他十六岁，有力气，一肚子火，浑身燥热，冒着汗，又兴奋——这事激活了他——于是他转过身回到了米尔曼摊子那边，冲着斯特罗洛的头猛击，直把他打死了。”

米尔曼的摊子是我和艾拉在韦夸希克公园散过步以后他常带我去买热狗的地方。那家小酒店是艾拉带伊夫去和默里，多丽丝共进晚餐的地方，那晚他们刚见面。那是在1949年。二十年以前，他在那里杀过人。锌镇的那个小木屋——那木屋对他别有一番意义，我从没明白过。那是他的改造之地。他的隐居拘禁之地。

“博伊亚多是如何插手的?”

“斯特罗洛的兄弟在博伊亚多的那处叫城堡的饭店工作。在厨房里干活。他找到博伊亚多，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一开始没人把艾拉和这件谋杀案联系起来，因为他已经离开了那一区。但是过了几年，他们搜寻的就是艾拉了。我怀疑是警察让博伊亚多注意上了艾拉，不过我从不能确定。我仅是知道有人到我家来问我弟弟的下落。小猫来看我。我和小猫是一起长大的。他过去在阿奎达克特球场经营掷骰赌博。在格兰德的店后面开赌场，后来被警察解散。我常和小猫在格兰德店里打台球。他得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他开头是偷猫的，和他的哥哥大猫一起蹑手蹑脚走过房顶，从窗子里进去。他们小学里就已经整晚偷猫了。有时居然来上学，就趴在课桌上睡大觉，没人敢叫他们醒。大猫是自然死亡，但小猫在1979年被害，真正的匪帮死法：死在他在朗布兰奇的海滨公寓里，身着浴袍，脑袋上中了三颗点三二口径手枪子弹。次日里奇·博伊亚多对他一位密友说，‘也许这样最好——因为他太能说了。’

“小猫想知道我弟弟的下落。我告诉他我有好几年没见过我弟弟了。他对我说，‘箱子要找他。’他们叫博伊亚多‘箱子’是因为他在一区意大利人称为电话箱的地方打电话。‘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箱子保护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博伊亚多在人们需要时帮助他们。’这是真的。博伊亚多常四处走动，腰带扣上镶着钻石，比他们的堂区牧师，那个虔诚的家伙还要受人尊重。小猫来过的事，我传话告诉了艾拉。又过了七年我们才再见到他，那是在1938年。”

“所以他不是因为经济大萧条才坐上火车流浪的。而是因为他被人追捕。”

“知道这个吃惊吗?”默里问我。“你这样崇敬的一个人?”

“不，”我说。“我不吃惊。这合乎情理。”

“这是他垮掉的一个原因。他是为了这个落得个躺在洛兰床上痛苦的下场。‘全完了。’后来为压服它而设计的生活都分崩离析。付出的努力是徒劳的。他又回到起初的混乱状态。”

“这个‘它’是什么?”

“艾拉从军队里出来以后，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些他不能在其面前爆发的人。他出去找寻这样的人。艾拉体内的暴虐让他害怕。他怕它又冲出来。我也怕。那么早就表现出那种暴力倾向的人——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他?

“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婚姻。这就是艾拉为什么想要那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那次堕胎摧垮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发现堕胎事件后面的实情那天到我家来和我们一起住。就在次日，他遇到了你。他遇到了这个男孩，他是他从未做到过的一切，有他从未有过的一切。艾拉不是在吸收你。也许你父亲这么认为，但是不是如此，是你在吸收他。他到纽瓦克来的那天，堕胎那件事还很让他痛心，这时见到你，让他无法抗拒。他是个视力差、家庭残酷、没文化的纽瓦克孩子。你是位什么都有的有教养的纽瓦克孩子。你就是他的哈尔王子。你就是约翰尼·奥戴·林戈尔德——你就是这些化身。这是你的角色，无论你知道与否。帮助他防护自己不受他的天性，他那个大块头身体内所有的力量，和所有危险的狂暴怒火的伤害。这是我一生的职责。是很多人的职责。艾拉不是罕见的人。努力不用暴力的人吗?这就是那个‘它’。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艾拉用铲子杀了那个人。后来呢?”我问他。“那晚是怎样的?”

“那时我不是在纽瓦克教书。那是1929年。还没有韦夸希克高中。我在欧文顿高中教书。我第一份工作。我在铁路线附近索伦兹的贮木场旁边租了个房间。艾拉出现时是清晨四点钟左右。我住在一楼，他敲我的窗户。我出来，看了看他沾着血迹的鞋子，裤子，双手，和脸，我把他带上我那辆老福特车，开走了。我不知道我往那里开。远离纽瓦克警局的地方。那时我想的是警察，不是博伊亚多。”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了。”

“对。你知道他还告诉过谁吗?伊夫·弗雷姆。多年以后。在追求期。他们单独同住在纽约的那年夏天。他为她神魂颠倒，他想娶她，但是他得告诉她真相，关于过去的他和他做过的最恶劣的事。倘若那把她吓走了，那就吓走吧，但是他要她知道她将得到什么——他曾是个野蛮的人，但这个野蛮人已经被消灭了。他说这个是为着那些改造了自我的人忏悔时的原因：这样她就能让他受此制约。那时候他不明白，也从未明白过，伊夫最需要的正是一位野蛮的人。

“伊夫隐约能够洞悉她自己，这是她的特别之处。她需要粗野的人。她要个粗野的人。有谁能更好地保护她?和一个粗野人在一起她是安全的。这就说明了她何以会和彭宁顿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他在外面找上男孩，和他们过夜，然后从他在他书房开的特别的侧门回家。是应伊夫要求建的侧门，这样她就不用听到他在凌晨四点钟幽会回来。这就说明了她为何嫁给了弗里德曼。说明了她为之吸引的那些男性。她的感情生涯由更换粗野人构成。如果出现了一个粗野的人，她就排在头一个。她需要这个粗野人来保护她，她需要有位粗野人，以此获得她的无瑕。她的这些粗野人保证了她所珍惜的清白。在他们面前跪下来乞求对于她是最重要的。美丽与服从——她为此而生存，这是她制造灾难的关键。

“她需要这位粗野人以实践她的纯洁，而这粗野人需要的是被驯服。有谁比这位世上最娴雅的女人更能驯服他的呢?为他朋友举行的晚宴，让他收藏书籍的图书室里镶着书架，发音优美身材纤细的女演员做他的妻子，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驯服他?于是艾拉对伊夫讲了那个意大利人和铲子的事，她哭了，为他十六岁时做下的事，以及他如何为此承受苦难，如何挺了过来，如此勇敢地把自己转变成一位完美的好男人，于是他们结婚了。

“谁知道——也许她认为一位从前的杀人犯正是最好的，为的是另一个原因：在一位自白过的野蛮人和谋杀犯这里，她可以安全地将这位无法加给别人的西尔菲德加在他身上。普通人会惊呼着逃离这个孩子。可是一个粗野的人呢?他就能接受。

“我头回在报上看到她在写那本书时，我想到了最糟糕的情况。你知道，艾拉甚至把那个人的名字都告诉过她。这个女人认为她被逼到困境时就会什么都说，有什么能阻止她，有什么能阻止她公然喊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斯特罗洛。我知道谁杀了挖沟的斯特罗洛！’但是我读了那本书，里面没提到那件命案。要么她从没告诉过卡特里娜和布赖登艾拉和斯特罗洛的事，要么她终究还是有些约束，大约知道格兰特夫妇（他们是伊夫的另一对粗野人）若知道了会如何对他，要么她是已经忘了，就像她能方便地忘却一切不愉快的事实。我从不知道是哪个原因。也许两者皆有。

“但是艾拉就确认这事会暴露。全世界都会看到那晚我开车送他去苏塞克斯镇时看到他的样子。遍身都是死人流下的血。脸上沾着他杀死的那个人的鲜血。他对我笑道——那是一个疯狂的孩子发出的咯咯的笑——‘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

“开始是自卫行为，他给变成了杀人的机会。他是凑巧的。自卫促成了他杀人的机会。‘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我弟弟对我说。他喜欢这件事，内森。

“‘那你刚做了什么，艾拉?’我问他。‘你知道吗?你刚走错了岔路。你刚犯下了最大的错误。你刚刚把一切都变成了另外一回事。都是为了什么?因为那个人攻击了你吗?你就痛打他一顿！把他打傻为止。你得胜了。你把他打成一团以此泄火。可是你要取得彻底的胜利，你又走回去杀了他——是为了什么?因为他说了反犹太人的话吗?这就得杀了他吗?犹太历史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艾拉·林戈尔德肩上吗?胡说！你刚做了一件无法根除的事，艾拉——邪恶，疯狂，在你的生命里永远根深蒂固。你今晚做了一件永远无法更正的事。艾拉，你无法为谋杀罪公开致歉，然后就此就什么都不要紧。没什么能让谋杀罪不要紧的。永远不能！谋杀不只终结了一条生命——它了结了两条生命。谋杀也终结了杀人者的生命！你永远都摆脱不了这个秘密。你会带着这个秘密入土。你永远都要带着它！’

“看，有人犯了谋杀这样的罪行，我以为要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现实了。我是个读书的人，是英文老师，我以为他会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心理创伤。你怎能犯下谋杀罪却毫不为之痛苦呢?那你就成了恶人了，不是吗?拉什科尼可夫也没有杀了那个老女人，并且在其后二十年中都没觉得什么。有拉什科尼可夫这样头脑的冷血杀手都终其一生反省其残忍。但是艾拉从来都不很会自省。艾拉是行动机器。不论那罪行如何扭曲了拉什科尼可夫的行为……嗯，艾拉用不同的方式偿付这个损失。他为此得到的惩罚——他何等努力要让他的生活死而复生，他竭尽全力站直身——则全然不同。

“哎，我不认为他能承受，我也从未认为我能容忍。容忍一个去犯下那样谋杀罪行的弟弟吗?你可能认为我要么会与他断绝关系，要不就会逼他去自首。想到我能容忍一个杀过人然后只是就此压下不管的弟弟，想到我竟能认为我已经尽了对人类的义务……谋杀罪太重大了，不该如此。可是我就是这么做了，内森。我压下不提。

“然而尽管我保持了沉默，二十多年以后，一切事物的根源之根源无论如何还是要被暴露出来了。美国将看到这个残忍的杀手，亚伯拉罕·林肯帽子下真正的艾拉。美国将发现他一点也不好。

“博伊亚多要复仇。博伊亚多那时已经离开纽瓦克，住到了泽西州郊区他的大本营一座豪宅里，但这并不意味着留守一区的箱子的助手们忘却了斯特罗洛被艾拉·林戈尔德杀死的冤情。我一直害怕台球室里某个打手会抓到艾拉，黑手党会派人杀死他，特别是他成了铁林以后。你知道那晚他把我们都带到小酒店去吃晚饭，把我们介绍给伊夫，而萨姆·泰杰拍了我们的照片，挂在门厅里吗?我真不喜欢那样！还能更糟糕吗?他怎能如此迷醉于他的变形，迷醉于他胜利地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他称之为铁林的那个人?他事实上又回到了犯罪现场，他竟让自己的脸挂在那里的墙上?也许他已忘记了他是谁，他做过什么，可是博伊亚多会记得，会枪杀他。

“不过反而是一本书做了这桩事。在这个国家，自《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后，书籍没有改变过任何事情。一本陈腐的娱乐界的书，把什么都和盘托出，由两位机会主义者代写，利用了个简单的名字，伊夫·弗雷姆。艾拉甩掉了里奇·博伊亚多，但是他逃不掉范塔索·格兰特夫妇。这不是箱子派来的打手来对付艾拉——这是个社会新闻专栏作家。

“我和多丽丝这么多年从未跟她说过艾拉这件事。但是那天早晨我从锌镇带回他的枪和刀子，我真想告诉她。那是大约凌晨五点，他把东西都交给了我。那天早上我直接开车回学校，那东西就在前排座位下面。那天我无法教学——无法思考。那晚无法入睡。我就是在那时几乎要对多丽丝讲了。我拿走了他的枪和刀子，可是我知道这还没有了结。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杀了她。

“‘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散文体词句。听出来了吗?《第十二夜》最后一幕。那个小丑费斯特对马伏里奥说的，就在费斯特唱那首可爱的小曲前，在他唱‘当初我是个小儿郎，/嗨，呵，一阵雨儿一阵风’之前，然后整出戏结束。我始终不能从脑中拂去这句台词。‘于是时移事迁他自会去雪耻。’这些密码似的s h，微妙地缓和句子——‘时’，‘事’中的文字如针直刺入我。有节奏跳动的元音，音高浪潮般降低——就此淹没。高音元音让位给低音元音。二声元音让位给四声元音。雪耻。他自会去雪耻。耻。咝！我开车回纽瓦克，车里装着艾拉的武器，这句话，音节结成了网，综合博识……我感到要为莎士比亚的文字所窒息。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学后又开车北上。‘艾拉，’我说，‘昨晚我睡不着，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法教学，因为我知道你在为自己招来远远要比被列上黑名单恐怖的事之前是不会住手的。有一天黑名单的事会结束。这个国家甚至可能会对受到你这样对待的人作出赔偿，可是如果你因谋杀罪入了狱……艾拉，你在想什么?’

“我又花了半个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终告诉了我，我说，‘我要叫医院的医生来，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这次我要让你永远关进去。我会保证让你余生都作为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

“他要勒死她。还有她女儿。他要用从竖琴上取下来的琴弦勒死她们两个。他有割线器。他是说真的。他要把琴弦割下来，绕在她们的脖子上，把她们两个勒死。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带着那个割线器回到纽瓦克。然而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知道这点。放学后我回到家，跟多丽丝讲了发生的事，就在那时我跟她讲了那件谋杀案。我告诉她，‘我该让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我应该把他交给警察，让法律做主的。’我告诉她早晨我离开他时对他说，‘艾拉，她得和她那个女儿共同生活。那就是对她的惩罚，可怕的惩罚，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当然，是可怕的惩罚，’他说道，‘但是还不够可怕。’

“我和弟弟相处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溃。把一切都告诉了多丽丝，然后崩溃了。我对她说的是认真的。出于一种曲解了的忠诚意识，我已经做下了错事。我看到弟弟浑身是血，我把他带上了车，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做了错事。而现在，因为时移事易他自会去雪耻，艾拉要杀了伊夫·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夫，告诉她离开城市，带上西尔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儿，然后说，‘我弟弟准备复仇了，你最好藏起来吧。’

“我被击败了。我这辈子都在教自己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欢称为警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我自己，我的学生，我的女儿，还试着要教给我的弟弟。我已经失败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1929年我已经证实了这点。如今是1952年，我四十五岁了，仿佛这之间的那么多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弟弟还是满身力气，满腔的怒火，又要杀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发生过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我们都做过的一切——以后，他又要跨越这道界线。”

“我把这个告诉多丽丝以后，她坐上车，开到了锌镇。多丽丝接手了。她有那种权威。她回来后说，‘他谁都不会杀了。不要以为，’她说道，‘我不想要他杀死她。不过他是不会做了。’‘那他会做什么?’‘我们谈成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会去看他的伙计们。’‘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帮忙。’‘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匪徒吧。’‘我说的是记者。他的记者朋友。他们会毁了她的。你别管艾拉。我来管艾拉。’

“他为何会听多丽丝的而不是我?她是怎么说服他的?谁知道为什么?多丽丝有办法对付他。多丽丝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给了她。”

“这些记者都是谁呢?”我问道。

“政治上同路的记者，”默里说。“有很多。欣赏他这个属于人民的有真诚修养的人。艾拉在这些人这里很有影响，因为他有劳动阶级的背景。也是因为他在工会的斗争。他们常到那家里，参加那些晚会。”

“他们做了吗?”

“他们把伊夫撕成了碎片。他们做了，确实。他们指出她整本书是如何捏造出来的。指出艾拉从未当过共产党。他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而共产党渗透广播界的阴谋则是一派离奇的谎言。这没有动摇乔·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赖登·格兰特的信心，但是可以也将会在纽约娱乐界毁掉伊夫。那是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想想那场面吧。每个记者都来找她，把她说的每个单词都记在笔记本里，再写在所有的报纸上。纽约广播界的大间谍团伙。其头目就是她丈夫。美国军团指责她，要她给他们写信。一个叫基督教十字军的组织指责她，那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转载了那本书里的章节。《星期六晚邮报》上有篇赞美她的报道。《读者文摘》缩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们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和《邮报》一起让艾拉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医生和牙医的候诊室里。人人都想她和他们讲话。人人都想和她讲话，不过后来时光飞逝，就不再有记者和人买这本书，渐渐地也没人要和她讲话了。

“一开始没人质疑她。这位知名女演员外表如此纤细，以这样的不幸登场只为了把书卖出去，他们不怀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轶闻没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维。是党命令他娶她的吗?那是他做共产党员的牺牲吗?就连这个他们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脱去其不和谐、其无意义和其杂乱的偶然性的事情，这反而使生命简单化，以此将一切一致起来——但也将之误解了。共产党就命令他去做这样的事。每件事都是党的阴谋。好像艾拉缺乏独自犯下那个过错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产国际来帮他计划一场不良婚姻。

“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党，而美国没人有一点点概念共产党到底是什么。他们都做什么，说什么，什么样子?他们一起时，是讲俄语，中文，意第绪语，还是世界语?他们制造炸弹吗?没人知道，这就是为何用伊夫那本书的那种方式利用威吓是如此容易。但是随后艾拉的记者就动手了，各篇文章开始出现在《国家报》，《记者报》，《新共和国报》上面，把她撕成碎片。她启动的那台公共机器并不总是朝着人所需要的方向转动。它有自己的方向。它必须要有。这是在美国。你启动这台公共机器的时刻，除了带给所有人灾难以外就别无其他结局。

“那些扰乱了她，最使她软弱的东西，很可能发生在艾拉回击的一开始，在她有机会搞明白出了什么事，或者别人有机会照顾她，告诉她在这样一场战役中不该做什么之前。布赖登·格兰特掌握了《国家报》的攻击文章，第一轮攻击，在报纸还在试印样张的时候。格兰特为何会关心起《国家报》里写了什么，他何以会采取与对《真理报》内容不一样的态度?你还能期待他们在《国家报》写什么别的呢?但是他的秘书把样张发到伊夫那里，伊夫显然是给她的律师打了电话，告诉他她要有法官来对《国家报》发一道禁制令，阻止他们印这篇文章：里面一切都是恶毒和不实的，都是设计来毁掉她的名声、事业和名誉的谎言。但是禁制令是预先禁令，法律上来讲法官不能如此去做。那文章出现以后，她可以告它诽谤罪，但那样就不太好了，那就太迟了，她就会已然被毁了，于是她就直接到《国家报》的办公室，要见那个作者。那是L.J.波德尔。《国家报》专搜集揭发丑闻诽谤人的文人，杰克·波德尔。人们都怕他，是有理由的。但波德尔仍旧比不上手拿铲子的艾拉，虽然相去也不远。

“她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随后就是那个大场面，可得奥斯卡大奖的一出戏。伊夫对波德尔说那文章满篇谎言，都是恶毒的谎言，你知道最恶毒的谎言结果是什么吗?在整篇文章里头?波德尔认出她是隐秘的犹太人。他写道他去过布鲁克林，揭开了实情。他说她是查娃·弗罗姆金，1907年生于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在霍普金森和萨特两条街的街角长大，她父亲是个贫穷的移民，是房屋油漆工，油漆房屋的没文化的波兰犹太人。他说她家里没人会说英语，她父亲、母亲都不会说，就连一位哥哥和姐姐也不会。他们两个都是在伊夫之前很多年出生在过去的国家。除了查娃，他们都说意第绪语。

“波德尔甚至挖出了她第一任丈夫米勒，来自泽西州的酒店服务员的孩子，以前是海员，她十六岁时和他私奔了。他还在加利福尼亚，靠残疾补贴生活，是位退休的警察，心脏不好，有妻子，两个孩子，是个好心的老人，说起查娃来都是好话。说她过去是个美丽的女孩。有活力。是个捣蛋鬼，信不信由你。她是如何和他私奔的，米勒说，他那时是个大傻蛋，不是因为她或许爱上了他，而是因为，他一直知道的，他是她走出布鲁克林所需的东西。米勒知道这一点，也同情她，他从来不曾妨碍她，他告诉波德尔，他从未回头找她要钱，就是在她成名以后也没有。波德尔甚至还拿到了几张老的快照，米勒感激地交给他这些照片（未公开他得了多少钱）。他给她看了这些照片：查娃和米勒在马利布市荒凉的海滩上，身后的太平洋浩瀚澎湃——两个漂亮健康快乐的年轻人，穿着二十年代的泳衣，强健的身体，那时他们快结婚了，也盼着结婚。这些照片最后是被《机密》杂志转载。

“喏，波德尔从没真正揭发过犹太人。他自己就是个很一般的犹太人，天知道他从来没有支持过以色列。可是这里有个人一辈子对她的出身都没说实话，如今又在说艾拉的谎话。波德尔有自从布鲁克林各类老人，声称是她邻居和亲戚的人那里搜集来的证词，伊夫则说这些都是愚蠢的流言蜚语，如果他把那些愚蠢的人捏造的这位名人的事情当作真相来报道的话，她会起诉这家杂志，让它无法生存，起诉他个人，要他倾他所有来赔偿。

“那里有人有照相机，他走进波德尔的办公室，拍下这位昔日电影明星的照片，就是在她提醒波德尔她会对他有何举措的时候。嗯，她体内还剩留的任何一点自制都消失了，她理智的态度，虽然不过如此，也已消失尽了，她啜泣着在走廊里跑，有位总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让她坐下来，他说，‘你不是伊夫·弗雷姆吗?我很仰慕你。有什么麻烦吗?我能为你做什么?’她就跟他说了。‘哦，哎呀，’他说道，‘这可不行，’他让她安静下来，问她她想更改那篇报道的什么内容，她就告诉他她是如何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生在古老的航海世家，她的曾祖父和祖父是美国北方人一艘快船的船长，虽然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曾有过什么钱，她父亲是名专利律师，他去世以后，她母亲开了一家很精美的茶室，那时她还是个小女孩。那位总编对她说他很高兴知道实情。他让伊夫放心，看着伊夫上了出租车，说他会注意，会把这个发表在杂志上。波德尔一直就在总编办公室外面，记下了伊夫的每句话，正是如此做了：把这个放上了杂志。

“她走了以后，波德尔又重写那篇报道，插进了整件事——她到办公室来，那个大场面，她的行为。用的是无情的老式破城槌，他对此有非同寻常的喜欢，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艾拉，不喜欢她。一丝不苟记下了新贝德福德故事的每个细节，以此作为报道的结尾。在波德尔之后报道此事的其他人就直接引用这部分，这成了那些反伊夫的文章中另一个主题，是她吸引艾拉的又一个原因，因为艾拉不仅是名共产党，他自身还是位骄傲，观察力敏锐的犹太人，等等。他们笔下的艾拉几乎与她所描述的艾拉一样与艾拉本人甚少有关联。到这些残酷的知识分子忠于事实，写尽了这个女人的故事以后，要从任何一处找出艾拉和伊夫过去情形的任何一点可怕的真相就都需要有台显微镜才行了。

“在曼哈顿，她开始被人排斥。开始失去朋友。人家不来参加她的晚会了。没人给她打电话。没人想和她讲话。没人再相信她。她用谎言毁了她的丈夫不是吗?这说明了她的品格如何?渐渐地不再有她的工作。广播剧到了最后阶段，先是被黑名单的事，后来是被电视击垮，伊夫也胖了，电视界对她又不感兴趣。

“我只见她在电视上演出过两次。我相信那是她上过电视仅有的两次。我们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她的时候，多丽丝大吃了一惊。是愉快的吃惊。多丽丝说，‘你知道她这样的体形像谁吗?布朗克斯区特里蒙特道的戈德堡太太。’记得《戈德堡一家》里的莫利·戈德堡吗?和她丈夫杰克，她的孩子罗莎莉和萨米莉?菲利普·洛布。记得菲利普·洛布吗?你有没有通过艾拉见过他?艾拉带他来过我们家。菲尔在《戈德堡一家》里演爸爸杰克，演了很多年，从节目首先在广播里播出开始就演了，那是三十年代。1950年他们把他开除出这个电视节目，因为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菲尔·洛布找不到工作，付不了账单，没法还债，于是在1955年，他住进塔夫脱酒店，吞安眠药自杀了。

“伊夫扮演的两个角色都是母亲。演得极坏。她在百老汇一直是位温和，机敏，聪明的演员，眼下她却是哭哭啼啼的，到处发作——很不幸，演得正是酷肖她自己。不过到那时她一定是大部分靠自己了，没有人给她任何指导。格兰特夫妇在南方的华盛顿，也没有时间，因此她所有的就是西尔菲德了。

“就是这个也不长久。一个周五的晚上，她和西尔菲德一同上了那时很流行的一个电视节目。叫《苹果与树》。记得吗?每周一次，半小时的节目，关于从父母继承某种天分、特点或职业的孩子。科学家，艺术界和娱乐界人士，运动员。洛兰喜欢看这个节目，有时候我们也和她一起看。这节目挺有趣，好玩，亲切，有时甚至很有趣味，但都是消遣性的，很轻松的娱乐节目。虽然西尔菲德和伊夫做嘉宾时就不是了。她们要给公众看她们删改过的《李尔王》，西尔菲德是康华尔和里根。

“我记得多丽丝对我说，‘她都读过那些书，她也理解了。她都读过也理解了她演的那些角色。要她清醒地思考就这么难吗?何以一个如此有阅历的人却会如此不可救药地愚蠢呢?都四十多岁了，这么入世的人，却如此无知。’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出版了也宣传过《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却没有顺便坦白承认她的恶意，哪怕是一秒钟也没有。或许到那时她已经差不多忘却了那本书及其做过的一切。或许这次吐露的是被彻底范塔索化之前的由伊夫讲述的艾拉故事，是在格兰特夫妇插手之前，在被丑化之前的说法。我记得多丽丝站起身离开电视机，‘看她在电视上那样大哭——就与她失控时一样让我震惊。她就不能停两分钟不哭吗?她是个演员啊，老天。她就不能演演她这个年纪的样子吗?’

“于是镜头里就是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在哭泣，所有看电视的人看着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哭泣，然后这位共产党人无知的妻子擦了擦眼睛，每两秒钟看一眼她的女儿以求证实——不是，是求她批准——说明她和西尔菲德之间一切又都好起来，达成了和谐，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又重建了她们过去的信任和爱。既然那位共产党已被根除，就没有比她们更亲近更融洽的家庭了，接近于《瑞士人鲁滨逊一家》。

“每次伊夫试着对西尔菲德笑，那种拙劣地挂在脸上的微笑，试着看她，眼睛中带着那种最痛苦的试探的眼神，这眼神就是在祈求西尔菲德说一句，‘是的，妈妈，我爱你，真的。’——就是在明显地求她，‘说吧，亲爱的，哪怕只是在电视上。’——西尔菲德暴露了这把戏，她要不就是怒视她，要么居高临下地对她，要么就恼火地推翻伊夫说的每个词。有一刻就连洛兰也受不了了。这孩子突然对着电视屏幕大喊，‘给点爱吧，你们两个！’

“西尔菲德对这位挣扎着坚持下去的可怜女人没有表现出一刹那的喜爱。一点点宽容都没有，更不要说理解了。没有一点和解的举动。我不是孩子——我不谈爱不爱。我甚至也不提幸福，和谐，或者友谊。只谈调解。我看这个节目时认识到这女孩永远都不可能去爱她的母亲。因为如果你是爱的，哪怕是一点点，你也能有时想想她也不只是你的母亲。你会想到她的幸福和不幸。关心她的健康。考虑到她的孤单。想到她的疯狂。可是这女孩对此毫无想象。这个女儿对一位女人的生活是没有丝毫的了解。她有的就是‘我控诉’的态度。她就只想让她母亲在全国人面前接受审判，让她在各个方面都显得糟透了。当众磨碎妈妈的骨头。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画面：伊夫频频望向西尔菲德，仿佛她对自己和她的价值的整个看法全来自这位女儿，她就是最无情的法官，她母亲的每个过失她都想得到。你真该看看西尔菲德的那种嘲弄，轻蔑地做个怪相嘲笑她母亲，每每假笑一声以示对她的唾弃，公然轮到她了。她终于有地方泄火了。在电视上让她的名人母亲上一大当。她的力量就在于她轻蔑地说，‘你这个如此为人仰慕的女人是个蠢女人。’不太宽厚。大多数孩子要到十八岁才弄清楚这些。都是极度赤裸裸显露自我的东西。在一个人生命中如此迟的阶段还保留着，你感觉其中有种性快感。那节目令你局促不安：母亲矫揉造作的无助模样与女儿无情地胁迫她之恶毒是一般的不同寻常。但是伊夫脸上的样子最恐怖。那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不快乐的脸。我那时就知道她不剩什么了。她看上去是被彻底击溃了。

“最后，节目主持人提到西尔菲德即将在市政厅举行独奏会，西尔菲德就坐下来弹奏竖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伊夫同意在电视上如此降低她自己。当然——是为了西尔菲德的事业。伊夫在公众面前为她失去的一切痛哭，而那女儿却漠不关心，照样演奏竖琴，大肆宣传她的独奏会，我想，还有比这更能比拟她们的关系的吗?

“几年以后，女儿抛弃了她。西尔菲德在她母亲沉沦下去，正最需要她的时候，发现了她该独立。在三十岁的年纪，她决定，和中年的妈妈住在家里，妈妈还每晚都给她盖好被子，如此纠缠在一起是不利于女儿感情的幸福的。大部分孩子是在十八岁或二十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十五二十年，然后最终和年纪大了的父母相互协调，给他们帮帮手，可西尔菲德却宁愿是反其道而行之。她因着最新式的精神原因，去了法国，靠她父亲过日子。

“那时彭宁顿已经病了。几年以后他去世了。肝硬化。西尔菲德继承了那所别墅，车，猫，和彭宁顿家族的财产。西尔菲德全盘接过来，包括彭宁顿英俊的意大利司机，她嫁了他。是的，西尔菲德结婚了。甚至还生了个儿子。这就是现实的逻辑。西尔菲德·彭宁顿做了母亲。她在本地小报上是个热门人物，是为了一场无休止的法律纠纷，由一位知名的法国布景设计师发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是彭宁顿从前很稳定的一个恋人。他声称那司机是骗子，要借和她结婚谋她的财，只是最近才登场，他自己就断断续续做过彭宁顿的情人，他设法伪造或是篡改了遗嘱。

“西尔菲德离开纽约去法国生活时，伊夫·弗雷姆已成了无可救药的酒鬼。不得不卖掉房子。1962年死在曼哈顿一间酒店房间里，死于酒醉后的昏迷，距那本书发表后十年。被人所遗忘。五十五岁。两年后，艾拉去世。五十一岁。不过他活着时看到了她受苦。我想他不是不很为此高兴的。西尔菲德抛弃她，我想他也不是不高兴的。‘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那可爱的女儿在哪里呢?哪里还有女儿来说“妈妈，我会帮你”?不见了！’

“伊夫去世让艾拉得到了最根本的满足，解放了这位挖沟人的享乐原则。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直觉和冲动上的人，除去了所有的体面装备和一切教化人的社会意义，他就一下子迸发了，不是吗?就开始喷涌出来。敌人摧毁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呢?当然，比他希望的多花了点时间，当然，这次他没能自己亲手干，没能感受到鲜血热辣辣地喷射到脸上，不过，我还是从没见过艾拉为她的去世以外的任何事如此高兴过。

“你知道她去世时他说了什么吗?和他杀死那个意大利人我们安排他出逃的那晚他说的话一样。他对我说，‘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三十多年来他第一次对我说出那个名字。‘斯特罗洛刚刚最后四处溜达了一回，’接着他就放声大笑起来，疯孩子那种咯咯的笑法。‘就让他们来杀了我吧’的那种笑法。我还记得，在1929年，他就如此挑衅地笑过。”

我扶着默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带着他在黑暗中走过通往我停车地方的小路。我们开车蜿蜒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经过马达马斯卡湖，开进雅典娜。我回头看时，他头靠在后面，眼睛闭着。我先是以为他睡着了，接着我想他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他回忆过艾拉所有的经历——听自己讲述过艾拉所有的经历——以后，连这位最有耐力的人也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意志。接着我又回想起他在我们高中英文课课堂上朗诵的情景，他坐在桌子一角，不过没拿那吓人的黑板擦，给我们朗诵《麦克白》里的场景，扮演所有的声音，不怕激情戏，不怕表演，文学在他的表演中显得如此有丈夫气，我为之感动。我回想起听林戈尔德先生朗诵《麦克白》第四幕的结尾部分，麦克德夫自洛斯那里得知麦克白杀死了麦克德夫一家人，那是我第一次进入一种艺术的精神状态，它压倒了一切。

他读洛斯的台词，“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然后是长长的沉默，麦克德夫明白了，但又无法理解，他读麦克德夫的台词——平稳，空洞，他几乎像一个孩子一般回答道——“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妻子、孩子、仆人，”林戈尔德先生/洛斯说道，“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再次无语。整个班级也是如此：眼下，班级自房间里消失。一切都消失，除了接续下来的所有怀疑之词。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道：“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林戈尔德先生/洛斯道：“我已经说过了。”教室墙上的大钟快要指向两点三十分。外面，一辆14路公共汽车嘎嘎地爬上钱塞勒道山坡。第八节课和学校长长的一天还有十分钟就要结束。但是最重要的——比放学后的事甚至比未来的事都重要的——是林戈尔德先生/麦克德夫将明白了那不能理解的一刻。“他自己没有儿女。”林戈尔德先生说。他说的是谁呢?是谁没有儿女?多年以后我得知标准解释，麦克德夫指的是麦克白，麦克白是那个没有儿女的“他”。可是由林戈尔德先生读来，麦克德夫所指的“他”竟可怕地成了麦克德夫自己。“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死在毒手之下了吗?”然后是马尔康说了，林戈尔德先生/马尔康，仿佛为震撼麦克德夫，无情地说道：“要像个男人般顶住。”“我会，”林戈尔德/麦克德夫说道。

随后是那句简短的台词，由默里·林戈尔德的声音朗诵出来，在我余生中将会一百次，一千次出现：“但我也要作为男人来感受。”“十一个词，”次日林戈尔德先生对我们说，“就这么多。十一个词汇，五拍，五音步诗行……四声自然完美地落在最重要的最后一个字上……只有‘感受’这个词是以四声结尾，是日常用词里最平常普通适用的词汇……与其他词汇放在一起，在它所处的位置出现，却一道有了何等的力量！纯粹，完全——像一把铁锤！”

“但我也要作为男人来感受，”林戈尔德先生合上莎士比亚戏剧集那本大书，像他在每堂课结束时那样对我们说，“再见，”就离开了房间。

我们开进雅典娜，默里睁开眼睛说，“我正和一位出众的从前的学生在一起，却一点也没让他也讲一讲。也没问问他他自己的情况。”

“下次吧。”

“你为何这样一个人住在这里?你何以会接纳不了外面的世界?”

“我宁愿这样，”我说。

“不是，你听我讲时我观察过你。我不认为你是如此。我不认为你有一刻失去过你旺盛的精力。你孩子时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何你能给我如此多的乐趣——你会留心。你仍旧如此。可是这里有什么可留心的?无论有什么问题，你都该走出来。屈服于放弃的诱惑是不明智的。到了一定年纪，这会像其他疾病一样杀死你。你是不是真想在生命还未结束以前就把它全部消磨尽呢?小心这将自己孤绝起来的乌托邦梦想。小心这树林中一座小木屋的乌托邦梦想，它是抵抗愤怒和悲伤的绿洲。坚定不移的孤寂。艾拉的生活就是如此结束的，远在他倒地死去那天之前。”

我把车停在一条大学街道上，和他一起走上通往宿舍的小道。其时已近凌晨三点钟，所有的房间都黑着灯。默里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学生里最后离校的，那晚只有他还睡在那里。要是我曾请他住在我那里就好了。不过我也没有这个心情。让人睡在任何能听到看到我或是闻到我的气味的地方都会打破一连串的条件作用，其形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会到泽西州去看你，”我说道。

“那你得到亚利桑那州了。我不再住在泽西州了。在亚利桑那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在一位论派办的一家教会图书会。不然就没什么可选的。若是有头脑的人，这不是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也有其他的问题。明天在纽约，后天飞到凤凰城。如果你要见我就要到亚利桑那来了。就是别拖啊，”他笑道，“地球转得可快着呢，内森。在我这里时间可不等人啊。”

一年年过去，我最擅长的就是和我对其感情很深的人道再见。说再见的那一刻到来之前，我通常意识不到这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不知怎地就认定你还住在泽西州呢。”我能想出的最没风险的感情表达也就是这样了。

“不是。多丽丝被杀以后我离开了纽瓦克。多丽丝是被人谋杀的，内森。在我们家街对面，医院后面。我不愿离开那座城市，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它成了问题重重的黑暗贫困的城市就离开这个我在此生活了一辈子和教了一辈子书的地方。就是在骚乱以后，纽瓦克都空了，我们还是留在勒海道上，是留下来的唯一一家白人。多丽丝脊椎不好，还有其他的病，回到医院工作。我在南部教书。复职以后我回到韦夸希克，到那时，教书已经不是轻松的工作，过了几年，他们问我愿不愿意接管南部的英文系，那里的情形更糟。没人教得了那些黑人孩子，于是他们就让我去教。我退休前的最后十年都在那里。没法教任何人任何东西。几乎控制不了混乱状态，更不用说教学了。纪律——全部的工作就是这个。训导他们，在走廊里巡查，争吵，直到后来有个孩子冲你挥出一拳，开除学生。我一生中最难过的十年。比我被解雇时还难过。不能说这种醒悟是毁灭性的。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性我有直觉。但是那经历是极具破坏力的。我们该搬走的，我们没搬，就是如此。

“但是我一辈子都是纽瓦克体系里的一个狂热分子，不是吗?老朋友对我说我是个疯子。他们那时都在郊区了。可是我怎么能逃走呢?我关心的是让人来尊重这些孩子。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另外，作为教师，在任何时候应人要求做我认为是有趣也值得的事情，我就说，‘好，我会做的，’然后我就全身心投入进去。我们仍住在勒海道上，我到南部去，对系里的老师说，‘我们要想法引导我们的学生约束自己，’云云。

“我两次被抢。第一次被抢后我们就该搬走的，第二次后绝对是该搬走的。第二次我就在家附近，下午四点钟，三个孩子围上我，拔出一把枪。可是我们没搬。一天晚上，多丽丝正离开医院回家来，你还记得吧，她要做的不过是穿过那条街道。可是，她永远也没做到。有人敲了她的头。就在艾拉杀死斯特罗洛的地方北边半英里处，有人用砖头敲破了她的头骨。为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手袋。你知道我认识到什么吗?我认识到我被骗了。不是个我喜欢的想法，但是自那以后我心里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被我自己骗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原则。我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学，不能背叛纽瓦克的下层居民。‘不是我——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我不出逃。我的同事尽可以随他们的便——我不离开这些黑人孩子。’于是我背叛的就是我的妻子了。我把我的选择的责任放在了他人身上。多丽丝为我的高尚公民道德付出了代价。她是我拒绝搬出那城市的牺牲者——看，这没出路可循。当你像我所努力的一样将自己从一切分明是谬见的东西——宗教，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以后，你仍旧留有关于你自己美德的幻念。这是终极幻想。为此我牺牲了多丽丝。”

“这就够了。每个行动都导致损失，”他说，“这是这个体系的熵。”

“什么体系?”我说。

“道德体系。”

他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多丽丝的事呢?这种沉默是英雄的行为还是承受了苦难?他也有这样的遭遇。还有什么没说吗?我们可能就坐在我的露台上谈上六百个夜晚，我也听不到那个完整的故事，关于默里·林戈尔德这位选择做一名普通高中教师的人是如何未能逃脱他的时代和地域的骚乱，最终成为像他弟弟一样的历史受害者。这是美国为他计划的生存方式——是他通过思考为自己计划的，通过以批判性的思维向他父亲报复，通过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为自己计划出来的。这就是在美国思索给他带来的东西。这就是他忠于他的理念，拒绝专横的妥协给他带来的东西。倘若有任何机会改进生活的话，若不是在学校那又会是在何处开始呢?不可救药地陷于最美好的意图，一生实在地致力于建设性的生涯，如今却成了幻象，还有那些不再站得住脚的规划和解答。

你在一处克制了背叛，最终却在别处背叛了。因为这不是静止的系统。因为它是活的。因为一切活着的事物都在运动中。因为纯洁是僵化的。因为纯洁是一个谎言。因为除非你是像约翰尼·奥戴和耶稣基督一样禁欲苦修的完人，不然你就会为许多事情推着。因为没有格兰特夫妇以其开路到达成功的严格正义标准，没有这关于正义的大谎言来告诉你你为何做了你所做的事，你就不得不一路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我做的事?”你就得不自觉地容忍自己。

这时，我们同时忍不住拥抱了对方。我把默里拥在怀里，感到——不只是感到——他是多么衰老。很难理解他是从何处找到力量在六个晚上如此动情地重温了他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

我什么也没说，我认为不论我说什么，开车回家时都会但愿自己没说过。好像我还是他天真的学生，急于做好事，我真想对他说，“你没被骗，默里。这样判断你的生活不恰当。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已是上了年纪的人，知道人在深入检视自己的过去时会得出什么样不乐观的结论，因此我没有说。

默里让我拥抱着他有近一分钟，突然地拍拍我的后背。他嘲笑我。“和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分手，”他说道，“感情受不了啦。”

“是的。有这个原因。还有一切其他的事。多丽丝的事。洛兰的死，”我说。“艾拉。一切艾拉的事。”

“艾拉和那把铲子。因为那把铲子而强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默里说道，“向他自己索取的、要求的一切。那些坏念头和天真的梦想。他所有的浪漫史。他热爱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他从没找到他的生活，内森。他处处都找过了——在锌矿，唱片厂，软糖厂，工会里，激进政治活动里，广播剧表演，煽动闹事，无产阶级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婚姻，私情里，蛮荒状态里，文明社会里。哪里都找不到。伊夫不是嫁给了共产党人；她是嫁给了终生渴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这就是让他愤怒困惑并毁了他的：他永远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这个人的努力都是巨大的错误。可是错误总会显露的，不是吗?”

“全是错，”我说。“你在跟我说的不就是这个吗?只有错。这世界的实质即是如此。没有人找得到他的生活。这就是生活。”

“听着。我不想越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只要你来凤凰城看我的时候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的孤独，”他说。“我记得最初，就是这位很热情的孩子如此期待参与生活。如今他六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森林中。看到你如此远离尘世我很惊讶。你生活的这种方式很遁世。你这种修道生活只缺个唤你去静思的铃声了。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在我看来还是个年轻人呢，太年轻了，不该待在那里。你在抵挡什么呢?到底发生过什么?”

现在是我笑他了，因之我又觉得自己实在了，独立于一切，为之鼓舞，唤出了体内的遁世者，“我用心听了你的故事，这就是发生过的。再见，林戈尔德先生！”

“再见。”

我回来时，露台上亚香茅蜡烛还在铝桶里亮着，橘黄色的月亮映出低矮的房顶，除了一缕朦胧的月光，只有借着这一小盆火才看得见我的房子。我下了车，朝房子走去，火苗拉长了摇曳着，让我忆起收音机上的指示板——不比钟面大，小小的黑色数字下面泛着成熟的香蕉皮的色泽——我和弟弟不听父母的话，十点多了还没睡，听我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黑暗的卧室中只看得见收音机上的指示板。我们两个躺在成对的单人床上，中间的床头柜上威风凛凛站着大教堂形状的小菲尔克牌收音机，父亲给客厅里买了爱默森牌落地式收音机后，我们就得了这台机子。收音机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但仍对我们的耳朵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我吹熄芳香的烛火，在露台的睡椅上躺下，体会到在夏夜的黑暗中倾听隐约可见的默里讲话，就像孩提时在卧室里听收音机，那时的我满怀壮志，要将我所有未经考验的信仰化身在故事中，在全国播出，以此来改变这世界。默里即是那收音机：发自虚无之处的声音，控制了内在的一切，故事盘旋徘徊，在空中漂浮，钻进耳朵，闭上眼那场面也清晰可见，回想过去遭遇的头脑，化作无边的星球，以之为舞台，容纳一切同族人。聆听竟可以如此深入内心！仅仅凭听来，就可以了解。有耳朵能聆听是多么神圣！仅仅凭着静坐在黑暗中倾听，就被猛力带入了一个人生活中最深层的各种错误之中，难道这至少不可算是个半神圣的现象吗?

破晓前我一直待在露台上，躺在睡椅上，抬头望着星星。我一个人在这里的第一年，自己学会了辨认星体，主要的星体，星群，主要古老星象的布局，借着塞在《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第二栏一角的天文观察者的地图，绘制了它们轨道的运转规律图。不久，那一大堆报纸图片里我就只看这个了。我撕下标着“天文观察”的内含两栏的文章——在说明文字的上方，天球地平圈为一个圆形所环绕，精确显示下一周晚上十点钟星座的位置——把四磅重的其他东西都扔掉。不久我连日报也丢了；不久我扔掉了一切我不再愿意应付的东西，除了生活和工作所需之外的一切东西。我尽力从过去可能就连在我看来也是不太够的东西那里获得完全和丰盈，只是热烈地寓于词性之中。

如果天气不坏，夜色清朗，就寝前我就在露台上逗留十五或二十分钟，观看天象，或是打着电筒，沿着土路走上山顶的开阔草地，从那里能看到林木线上空所有的天象，星星向四面八方分布开，就在这周，木星在东方，火星在西方。这非我们信仰之力所能及，但也是个事实，不容置疑的简单事实：我们诞生，就在这里。我还有许多不如这个的方式来结束一天。

默里离开的那晚，我回想起孩提时，我被告知——小孩子因为祖父去世了睡不着觉，坚持要知道去世的人去了哪里——祖父已变成了一颗星星。母亲带我起床，下楼走到房子边的车道上，我们一起抬头望着夜空，她说那里有一颗星星就是祖父。另一颗是祖母，等等。母亲说，人死了以后，就升上天空，做了闪烁的星星，永远地活着。我在天上找着，说，“他是那一颗吗?”她说是的，我们就回了屋，我睡着了。

那时这种解释是讲得通的，真没想到，在这个晚上，它又是合理的了，我因为听了满脑子的故事，毫无睡意，在室外躺到天亮，想着艾拉去世了，伊夫去世了，也许除了西尔菲德还住在法国度假胜地的别墅里，七十二岁，富有的老女人，所有出现在默里对铁人之毁灭的叙述中的人如今都已不再陷于他们的时代，而是死去了，不再陷于时代为他们设下的困境。命运既不由他们时代的观念也不由我们人类的希望所决定：如今只有化学成分氢决定天命。伊夫或艾拉不再会犯错。没有背叛。没有理想主义。没有谎言。既不存在良知也没有它之缺席。没有母亲和女儿，没有父亲和继父。没有演员。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歧视，私刑或吉姆·克罗，也从来都未曾有过。没有不公正，也没有公正。没有乌托邦。没有铲子。与民间传说正相反，也没有竖琴，只有天琴星座，它正巧高高挂在东方的天空中，位于银河稍偏西一点的位置，两个北斗七星的东南方。只有艾拉的星座和伊夫的星座在两千万度的高空燃烧。还有小说家卡特里娜·范塔索·格兰特的星座，国会议员布赖登·格兰特的星座，动物标本剥制师霍勒斯·比克斯顿，矿工汤米·米纳里克，长笛手帕梅拉·所罗门，爱沙尼亚按摩师赫尔吉·帕恩，实验技师多丽丝·林戈尔德，和多丽丝那热爱她叔叔的女儿洛兰的星座。卡尔·马克思，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尔斯泰，保罗·罗伯逊，约翰尼·奥戴的星座。机尾射手乔·麦卡锡的星座。这个夜晚异常清亮，一如默里永远离开了我的那个晚上——因为这位最忠诚的兄弟，最杰出的英文教师，两个月以后死于凤凰城——站在山顶寂静的台子上，眼前是无错无碍的宇宙。你看到了那不可思议的：无怨无仇的壮丽景观。你亲眼看见汇集着时间的茫茫夜空，并非由人类点燃的一片星光世界。

星星是不可缺少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牧歌/(美)罗斯(Roth,P.)著;罗小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美国三部曲)

书名原文：American Pastoral

ISBN 978-7-5447-0492-2

Ⅰ.①美… Ⅱ.①罗… ②罗…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248号

American Pastoral by Philip Roth

Copyright © 1997 by Philip Roth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Wylie Agency(UK)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8—187号

书　名 美国牧歌

作　者 [美国]菲利普·罗斯

译　者 罗小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Vintage,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83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92-2

目录

献给J.G.

第一部 乐园追忆

1

2

3

第二部 堕 落

4

5

6

第三部 失乐园

7

8

9

献给J.G.

梦想，当白昼滑过

梦想，也许能够成真

世事从不像表面那么糟糕

梦想，梦想，再梦想。

——约翰尼·梅瑟

摘自20世纪40年代流行歌谣《梦想》

意料之中的意料之外……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摘自《肯尼斯·伯克之地》，1946年

第一部　乐园追忆

1

这小子是个瑞典佬。战争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他在我们纽瓦克一带已是大名鼎鼎，甚至对刚从老王子街犹太区迁来的成年人来说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些人还未完全美国化，对高中球星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太在意。这瑞典佬名字有魔力，长相也不一般。我们国立高中虽犹太人居多，却没有谁有一丁点像他那样虽尖尖下巴，呆板面孔，却金发碧眼，这就是塞莫尔·欧文·利沃夫，他降生在我们中间。

瑞典佬是橄榄球队的边锋，篮球队的中锋，棒球队的一垒手，篮球队还两次夺得市里的冠军，他是主要得分手。虽然瑞典佬很行，但这些运动队的命运对学生关系不大，他们的长辈大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终日操劳，只把学业上的成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尽管身着运动服、按官方规则进行、对犹太人也没什么伤害，这种身体上的冲撞仍不是我们社区获得乐趣的传统源泉——只有学业上的进取才是。然而，只是由于这瑞典佬，我们这个社区才进入了关注自我、关注世界的幻觉，一种各地球迷共有的幻觉：几乎像基督徒（他们想像中的基督徒）那样，这些家庭竟然忘记身在何处，却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最根本的是——忘记了战争。

瑞典佬利沃夫受到抬举，在威夸依克犹太人家里像太阳神般被供奉，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德日战争的恐惧。由于瑞典佬在运动场上的不屈表现，给那些再也见不到儿子、兄弟、丈夫而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怪异的、产生错觉的支撑力，使他们进入一种瑞典式的天真状态，获得爽快的解脱。

由于每次倒钩球、过人跃起争球、掷出平直球和左外场双杀而获得的这种赞美、这种圣化怎样影响了他?就是这些使他成为稳重的、面无表情的男孩?或这看似成熟的冷静只表露出他在审视整个社区，对因爱而产生的迷恋进行着激烈的自我压抑?高中拉拉队为瑞典佬捧场不同于为鼓舞球队的士气或为观众提神的喝彩，这是只为他一人的有节奏的跺足礼，是对他货真价实的、尽情展示的完美的狂热，每当他在篮球赛中抢到篮板球或赢得一分，在橄榄球赛上推进一码或截住一人，体育馆里就掌声如雷，喝彩声掠过市露天运动场，甚至在欧文顿公园少有的国内棒球赛上，虽没有拉拉队急切地跪在场边，哪怕瑞典佬上来只击了一球或在一垒就被自然杀出局，你也能多少听到一伙威夸依克铁杆球迷在木椅上对他呐喊助威——喝彩声由八个音节组成，其中三节是他的名字，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特别在橄榄球赛时，每重复一次速度就更快，直到狂热崇拜顶峰在车轮爆裂似的声响汹涌而来、环绕四周，令人心醉神迷。十名强健的小拉拉队员身着橘黄色体操服的身影在我们惊奇的眼前像焰火般闪烁……不是爱你或者爱我，而是爱了不起的瑞典佬。“瑞典佬利沃夫！节奏为：‘爱你’！……瑞典佬利沃夫！‘爱你’……瑞典佬利沃夫！‘爱你’！”

是啊，他人见人爱。糖果店老板对我们其他人吼道：“嗨—你—不行！”或“小孩—滚—出去！”；对他却尊敬地称：“瑞典小伙。”父母们微笑着亲切地叫他“塞莫尔”。街上唧唧喳喳的女孩们在他经过时总装着狂喜的样子，在他身后大叫：“回来，利沃夫，我的心肝！”而他对这一切却习以为常，满载着这些爱在社区四下游逛，显得满不在乎。这些纯粹的、又无可指责的偶像崇拜般的谄媚言词可使我们其他人心乱神迷、大做白日梦。而瑞典佬则不同，强加在身上的这些爱似乎剥夺了他的感情。众人在这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的象征——是力量、决心和极力鼓起的勇气，这可使我们高中的参战军人从中途岛、萨勒诺、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和塔拉瓦岛毫发无损地平安归来——他的智慧或自嘲一点也不干扰他尽职的可贵天赋。

对瑞典佬这种男孩来说，聪明才智和冷嘲热讽在他摇摆不定时也可起点作用。自嘲对人也是一种安慰，再说，人有时也像神明一样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被他压抑的个性，也许它还处于睡眠状态，或者更可能是，他什么都没想。他的超然态度和对作为毫无情欲的施爱对象表现出的被动，使他显得即使不算神圣，也很出众。他比学校里其他所有人的品性更高贵，让他名垂青史，成为历史的一种象征，靠的是一种激情。那不是因为他打破威夸依克篮球队的纪录——与巴利格队交手时得二十七分——而是因为1943年惨淡的一天，当时五十八架空中堡垒被纳粹德国战斗机击落，两架被高射炮射中，另有五架在轰炸完德国飞回英国海岸后坠毁。

瑞典佬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杰里·利沃夫，骨瘦如柴，性格随和，长得像甘草根似的。他在数学上有点奇才，是1950年1月致毕业生告别词的代表。杰里和谁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关系，多年来却以他专横、暴躁的方式对我保持兴趣。这便是为什么我从十岁起就和他缠到一起，常被他在乒乓球上打败。那还是在温得穆尔和克尔街的转角处、利沃夫家独门小院精巧的地下室里——“精巧”一词指的是多节松木嵌板，很有点家的味道，而不像杰里认为的那样，是了结一个男孩的合适地方。

杰里在乒乓球台上进攻性表现出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他哥哥在任何运动项目的作为。人们聪明地将乒乓球的尺寸大小和形状巧妙设计，不会打出你的眼球。不然，我才不会到杰里·利沃夫家的地下室去玩呢。要不是想有机会可以向人们吹嘘自己对利沃夫家了如指掌，谁也不可能把我拖进那地下室，那里除了一只小木拍，什么防身武器都没有。要论伤人没有比乒乓球更轻的东西，但杰里击起球来心里肯定想的是如何致人于死地。我以前竟未想到他的这种暴力展示与他身为瑞典佬利沃夫的同胞兄弟有什么关联。既然我想像不出有比做瑞典佬的兄弟更好的事——除非做瑞典佬本人——我也体会不到对杰里来说很难想像有比这更糟的。

我不敢到瑞典佬的房间去，只是从杰里房间出来上卫生间时往里看过。他的房间就在屋后面，不很显眼，斜面的天花板，开着天窗，墙上挂满威夸依克队旗，恰如我所想像的男孩子的房间。从朝向草坪的两扇窗户可以看到利沃夫家的车库，瑞典佬冬天常在那里练习击球，他把棒球吊在梁上——这大概是从约翰·R.土尼思的小说《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中得来的灵感。我一眼就看到瑞典佬床头上的书架上摆着那本书和土尼思有关棒球的其他书籍，如：《铁公爵》、《公爵的决心》、《冠军的抉择》、《骨干小子》、《年度的新手》，都按字母顺序用两只铜书具夹住，那是酒吧赠送的戒律纪念物——罗丹“思想者”的小型复制品。我随即就到图书馆借来所能找到的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从《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开始读。对孩子来说，这书虽严肃但不失风趣，简单生硬却直截了当。书中讲到一个名叫罗伊·图克尔的男孩子，干净利落的投球手，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山区。父亲去世时，他才四岁。到他十六岁时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为帮助祖母维持生计，他白天在自家农场干活，晚上到镇上的“南大街麦肯兹的杂货店”打工。

这书出版于1940年，书中的黑白插图多少有点表现主义的夸张，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解剖学技巧，精心地描绘出男孩生活的艰辛。还是早在棒球运动被成千上万球迷狂热迷恋之前的一个简单的关于世俗命运之谜的故事。当时各主要球队的队员看起来不像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倒像面黄肌瘦的苦力，画上似乎有点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苦行僧味道。大概每十页左右就简洁地描绘了故事中的戏剧性场面：“他要加劲了”，“不公平”，“纳热尔一瘸一拐地回到休息室”等。上面浅色墨画为一个骨瘦如柴、若隐若现的球员用空白页突出、犹如这世界上最可怜的孤魂野鬼，与自然和人类都隔离开来，或者将他瘦削的身影在球场草地上拉得老长，像只毛毛虫。他身穿球服也毫无迷人之处，戴着手套的双手像爪子一般。一幅接一幅的图片清楚地表明：在主力球队打球，尽管很威风，也不过是另一种劳神费力、报酬不多的苦差。

《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这书名可以改为《托姆金斯韦尔的羔羊》，甚至可以叫做《从托姆金斯韦尔走向屠宰场的羔羊》。在罗伊从最开始的球队中坚堕落到布鲁克林多杰俱乐部末名小卒的生涯中，每一次胜利都附带一次失意的惩罚或意外的打击。这孤独思乡的男孩和多杰队老练的接球手德夫·利奥纳德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坚固的依附关系，后者成功地教会他在联赛球队打球的方法，并以“面罩后那双坚定的褐色眼睛”耐心教他如何进行无安打球赛[1]。但这种关系在进入赛季六个星期后就被粗野地破坏了，棒球老手转瞬之间在俱乐部的声誉一落千丈。“有种速度却无人提及：那就是球员身价涨跌的速度。”就那么回事。当这小伙子连续赢得十五场比赛（这位新手的记录没有哪个联队的投球手能超过）后，在细雨中被刚赢得巨大胜利、纵情狂欢的队员意外地撞翻在地。肘上的跌伤使他无法再投球，那年剩下的日子就只好呆坐一旁当替补队员，只因还有点气力。过了飞雪的冬天，他回到康涅狄格，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还是到杂货店打工。他名声很响，又成了祖母的好孩子。他刻苦地坚持锻炼，按德夫·利奥纳德的话（“总想将右肩下垂向上摆动是致命的弱点”）去做，努力保持手臂摆动的水平。罗伊在谷仓外用绳吊着球，寒冷的冬天一大早就用他“心爱的球棒击打，直到浑身冒汗。啪！……”击打在球上，发出清脆动听的声音。到下个赛季，他已准备好回到多杰队当个动作敏捷的守场员，在第二垒就使击球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像一员猛将带领球队拼搏到底。在赛季的最后一天与巨人队的球赛中，才到一半对方已遥遥领先。罗伊激起多杰队员的勇气，大家奋力反攻，在一比十四的低谷，两人出局，只剩两人的情况下，他大胆冲刺、领头跑垒，力挽狂澜，使多杰队终于反败为胜。他拼死一搏、飞身接球，撞到中外场围栏上，以惊人的技巧把多杰队送入世界强队排名。而他自己则“在绿色的草地中央痛得翻滚”。土尼思最后写道，“薄暮降临到球员的身上，降临到蜂拥而出的观众身上，降临到用担架抬着毫无知觉的躯体穿过人群的几个人身上……只听‘啪’的一声惊雷。波洛运动场骤然下起暴雨。”下来了，下来了，一声惊雷，男孩们的历险书就这么结尾。

我那时才十岁，从未读过类似的东西。生活多么残忍，多么不公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多杰队里该遭谴责的是拉兹尔·鲁根特，一个重要的接球手，同时也是个酒鬼，性情粗暴的家伙，只知以强凌弱，对罗伊嫉妒得要命。然而不是拉兹尔被人用担架“毫无知觉”地抬下场，而是他们中最优秀的球员，这个被人人称做男孩的农场孤儿。他谦虚认真、纯朴忠诚、天真可爱。他勤奋刻苦、和蔼可亲、勇气十足，是一个前途无量的运动员，一个风流倜傥、一丝不苟的小伙子。不用说，我把瑞典佬和这个男孩看成同一人，真想不通瑞典佬怎么能读这本使我几乎落泪、整夜失眠的书?我若有勇气和他讲话，一定得问问他是否认为书的结局指罗伊完蛋了，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毫无知觉”一词使我感到恐怖。罗伊在这一年最后的接球时丧命?瑞典佬知道吗?他关心吗?他是否想过灾难既然能将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打倒，也会将伟大的瑞典佬打倒?或者这本书不过是有关一个可爱的球星遭到粗野对待和不公正惩罚，还是关于一个极有天赋、完全无辜的人，其最严重的错误也不过是常常将右臂下垂再摆动起来而已，却被惊雷怒吼的上天无情摧残?或只是放在他“思想者”书夹之间的一本普普通通的书而已?

克尔大街是富有的犹太人居住区，说富裕是指他们比大多数家庭看起来富。大多数犹太人住在租来的两三家合住的房子，放学后我们总是在那一带玩耍：掷双骰子赌博、打牌、玩街头棒球，直到廉价的橡皮球被无情地击打在阶梯上，球缝突然爆裂开来为止。还在繁荣的二十年代早期，莱翁农场就被由街道两旁的洋槐树镶嵌而成的大格子分隔开来，战后到纽瓦克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重组为一个社区。这种灵感主要来自于美国生活的主流意识，很少模仿他们出生在王子街一带贫穷的第三区、重建波兰犹太人小村落的讲意第绪语的父辈。克尔街的犹太人已有像模像样的地下室、遮阳的走廊和石板阶梯，似乎房屋正面就表现出这些大胆先驱者对美国化形式的渴求。利沃夫一家是先锋中的先锋，他们赐给我们瑞典佬，一个我们想要的，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

提起利沃夫一家，作为父母的娄和西尔威亚看起来一点不比我那出生于泽西城的犹太父母更美国化，也不比他们更有涵养，更会讲话或更有知识。这恰恰更令我惊讶。除了那幢在克尔街的独户院落，我们之间差距不大，并不存在像我从学校学到的那种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区别。利沃夫太太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喜爱整洁、举止无可挑剔、相貌姣好的女人，特别顾及大家的感受，总能给她儿子们自信。她和那个年代许多妇女一样，做梦也未想过要摆脱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企业。从母亲那里利沃夫两兄弟继承下来修长的体型、漂亮的头发。尽管她的头发更红，有点拳曲，依然娇嫩的肌肤上有些雀斑，她也不像他们一样有惊人的亚利安人特征，在街头的人群中他们看起来算不上什么遗传学上的奇迹。

他们的父亲不过五英尺七英寸或八英寸，一个蜘蛛人，比那个将焦虑传递给我的父亲脾气更糟。利沃夫先生在犹太贫民区长大，他们这些缺乏教育的犹太父亲有意识地促成了一代勤奋好学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儿子，对这样的父亲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铁定的责任，只有正确或错误，没有折中的方法。他们的野心、偏见和信仰都难以更改，因为他们仔细想过一切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容易逃避。这些精力充沛、能力有限的人既容易交友又容易厌烦。在他们看来，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就是不管一切往前走。作为他们的儿子，我们应尽的职责就是去爱他们。

我父亲是脚医，多年来他的诊所就是我们的客厅，他挣的钱刚够维持生计，而此时的利沃夫先生则靠制造妇女手套富裕起来。他的父亲，也就是瑞典佬的祖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故国来到纽瓦克的。当时他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石灰桶里鞣制刚剥下来的羊皮。他是和纽瓦克最粗野的斯拉夫人、爱尔兰人，以及意大利移民一道干活的孤独的犹太人。鲁特曼街的那家制革厂属于专利皮毛大亨T.P.豪威尔，是城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加工和生产毛皮制品的企业。毛皮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水源，皮料在大水桶里翻滚，脏水不断流出，成千上万加仑的冷水、热水经过管道涌进涌出。有好的水源就能酿造啤酒和制革，所以纽瓦克两样齐全：大型酒厂和大型制革厂，而对移民来说，就有干不完的潮湿、臭味的苦活。

他儿子娄，也就是利沃夫的父亲，十四岁时就辍学到制革厂干活来帮助维持九口人的大家庭，他不仅能熟练地在染料上用扁平的硬刷将鹿皮染色，还会对皮料分类定级。制革厂兼有屠宰场和化工厂两种臭气，总在浸泡熬煮肉类和对皮料拔毛去脂。夏天鼓风机昼夜不停地对悬挂的成千上万张皮子进行烘干，低矮的烘干房里温度高达华氏一百二十度，摆着巨大木桶的房间里像洞穴一样昏暗，满地都是泔水，野人似的苦力们身穿厚重的围裙，手拿铁钩和棍棒，把满载的大车推来拉去，将水淋淋的皮料绞干挂起。在十二小时一班的劳作中他们被迫像牲口一样忙个不停。这里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红色、黑色、蓝色和绿色的染料水泼洒一地，碎块的皮子到处都有，地上尽是油洼、盐堆和大桶的溶剂。这便是娄·利沃夫的“高中”和“大学”。令人惊讶的不是他变得多么粗野，而是他有时依然能表现出的那么文雅。

他二十几岁就从豪威尔公司毕业，带着两个兄弟成立了一家生产鳄鱼皮包的公司，替R.S.所罗门公司加工。所罗门公司是纽瓦克的科尔多瓦革[2]之王，居于鳄鱼皮制造业首位。有一段时间，这一行业似乎要繁荣起来，但大萧条后，这公司还是衰败了，使三个忙碌大胆的利沃夫兄弟也破产了。几年后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开张，娄·利沃夫自己干，买些次等皮货，如劣质的手提包、手套、皮带等，周末在手推车上卖，晚上则挨家挨户推销。唐内克区位于纽瓦克最东边的半岛似的突出部，每一批新移民都将它当做刚来时的立足之地，东面和北面的低地被潘塞克河隔开，南面又有盐碱的沼泽。那里的意大利人在故国时就会做手套，他们开始在家里帮他计件加工。他提供皮料，让这些人剪裁缝制成手套，自己再去推销。战争爆发时，他正带着一些意大利家庭在西大街的一个小阁楼里缝制儿童手套。生意不好，赚不到什么钱，直到1942年妇女救护队订购了博浪萨手套（一种黑色带条纹的羊皮手套）时情况才大有好转。他租借了一家旧伞厂，那是在中央大道和第二街中被烟熏黑的一溜四层楼的砖瓦房。很快他就全买下来，还将顶楼出租给一家拉链公司。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手套，每隔两三天就来一辆货车运走。

特别值得庆贺的一桩买卖是与班贝杰公司做成的，那比政府的订单还重要。只因娄·利沃夫与路易斯·班贝杰之间一次难得的会面，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打通了班贝杰这条渠道，成为优质女士手套的主要生产商。双方在为市议员梅耶·艾伦斯坦举行的宴会上凑到一起。艾伦斯坦先生从1933年就担任市议员，也是唯一做过市长的犹太人。一些班贝杰公司的高层人物听说瑞典佬利沃夫的父亲会到场，就赶来祝贺他儿子被《纽瓦克新闻报》选为全县篮球明星。娄·利沃夫意识到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机遇，可以清除所有障碍、直达巅峰，他耐着性子和他们周旋，在艾伦斯坦的宴会上让人把自己介绍给了传奇人物班贝杰。此人是纽瓦克信誉最高的百货公司的老板、有名的慈善家，他还给市里捐献了一座博物馆。对当地的犹太人来说，这位权贵的重要性不亚于与罗斯福总统有亲密关系的贝拉德·巴拉奇[3]对全国犹太人的影响。据私下的传言，班贝杰只是和娄·利沃夫握握手，最多问了他几分钟有关瑞典佬的事，利沃夫却斗胆直言：“班贝杰先生，我们质量好，价格也公道，为什么不能把手套卖给您的顾客?”不出一个月，班贝杰公司便来了订单，第一次就要五百打。

到战争结束时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已是大名鼎鼎（在很大程度上也靠瑞典佬利沃夫的体育成就），是纽约州格拉威斯维尔南部最负盛名的妇女手套品牌之一，那里是手套业的中心，娄·利沃夫用火车将皮料通过富尔顿维尔运去，由最好的皮革厂加工。十几年后，也就是在1958年，公司在波多黎各也有了分厂，瑞典佬本人成为年轻的董事长。他每天早上从纽瓦克西边的家中乘三十多英里的车到中央大街上班，在经过城郊时可以看到早期移民居住区，那是在莫里斯镇前面居民很少的山丘地带一百英亩大的农场上，还有富人居住的新泽西利姆罗克乡村，可这离祖父利沃夫在美国开始从事皮革行业的厂房很远，他当时用巨大的石灰桶把真皮泡涨两倍后，再刮去橡胶一样的肉脂。

瑞典佬在1945年6月从威夸依克毕业的当天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急于参加结束这场大战的战斗。有谣传说他的父母疯了似的，竭尽全力劝他退出陆战队参加海军。即使他克服了海军陆战队里声名狼藉的反犹太主义，他还想从进攻日本的战役中活下来?但瑞典佬不可能被人劝阻，而不去接受这种男子汉的爱国主义挑战，这是他在珍珠港事件时私下为自己定的目标。既然他高中毕业后国家还在参战，就要争做勇士中最勇敢的人。他刚结束在南卡罗来纳帕尼斯岛的新兵训练。据说那批陆战队员将在1946年3月1日攻击日本海滩，然而原子弹早就投到广岛。结果是瑞典佬只好作为“娱乐专家”，将余下的军旅生涯全在帕尼斯岛度过。他每天早饭前为全营领做半小时健身操，每周几次为招待新兵安排拳击比赛，大部分时间则为基地与南部各武装部队进行球赛出力，冬天打篮球，夏天玩棒球。他在南卡罗来纳驻扎了大约一年，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姑娘订婚，其父是一名陆战队的少校，曾当过佩都足球队的教练。他给瑞典佬提供轻松的教练工作，为的是留住他在帕尼斯岛打球。在瑞典佬退伍前几个月，他自己的父亲到帕尼斯岛待了一星期，住在贝福特的旅馆里，离基地很近。只是在瑞典佬与邓尼伟小姐的婚约解除后他才走。1947年瑞典佬回家后进了东奥南格的乌普萨拉学院，二十岁时已有个非犹太人妻子，无牵无挂，最耀眼的是他曾做过一名犹太人陆战队员。还值得骄傲的是他当过训练营教练，那是在世界上最残酷的军训基地啊。陆战队员由新兵营造就，而塞莫尔·欧文·利沃夫则帮忙训练过他们。

我们了解这一切是因为中学的走廊、教室、到处都充满着他的神话，我那时还是这学校的学生。我现在还记得春天总得两三次到东奥南格的维京运动场看乌普萨拉棒球队在星期六的主场赛。他们的球星就是第四位击球员[4]和一垒手瑞典佬。一天有三支本地球队迎战姆哈伦贝格队，每当我们发现看台上有个人身着套装、戴着帽子就会相互低声讲，“童子军！童子军！”我毕业后，一个住在附近的伙伴告诉我，双巨人俱乐部曾给瑞典佬一份合同，可他拒绝了。最后他进了父亲的公司。后来我从父母那里了解到瑞典佬与新泽西小姐结婚，新娘在大西洋城竞选1949年美国小姐前还获得联盟县小姐以及乌普萨拉的春天女王等称号，是来自伊丽莎白的非犹太人姑娘——多恩·德威尔。他真的如愿以偿。

1985年夏天我到纽约的一个晚上，外出看梅茨队与阿斯托斯队的比赛。当我和朋友在体育馆转来转去寻找入口处时，看见瑞典佬，比当年看他为乌普萨拉队打球时老了三十六岁。他身穿白衬衣，系条纹领带，炭灰色夏装，依然非常英俊。金发比以前稍许暗淡一些，但还是那么浓密，不像以前剪短，而是遮住耳朵直到衣领。这套衣服很合身，他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穿那一套运动装时个头更高身材更清瘦。和我们一道的那位女士最先注意他，她问道：“那人是谁?是……是约翰·林德塞?”我说：“天哪！你们知道那是谁?是瑞典佬·利沃夫。”我告诉朋友们：“那是瑞典佬！”

一个身材精瘦、头发漂亮、大约七八岁的男孩和瑞典佬走在一起，这个戴梅茨队球帽的小家伙正用力击打他左手吊着的棒球手套。很显然两人是父子，不知因为什么事正开心地大笑。我上前自我介绍：“我在威夸依克认识你兄弟。”

“你是祖克曼?作家?”他答道，用力地握着我的手。

“我是作家祖克曼。”

“啊，杰里的好伙伴。”

“我想杰里不会有太好的伙伴。他交友时太精明，常在你家地下室玩乒乓球时把我打得一败涂地。在乒乓球上打赢我对杰里很重要。”

“啊，你就是那小子。妈妈常说，‘他来我们家时很乖，很文静。’你知道这是谁?”他对男孩说，“这家伙写的那些书，纳桑·祖克曼。”

男孩迷惑不解地耸耸肩，咕噜了一声：“嗨。”

“我儿子克里斯。”

“这些是我的朋友。”我挥挥手介绍和我一起的其他三人。我对他们讲：“这是我们威夸依克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三项运动真正的艺术家。打一垒就像赫南德兹[5]……想想吧。平直球双杀击球员，你们知道吗?”我对他儿子说：“你爸是我们的赫南德兹。”

“赫南德兹是左撇子。”他答道。

“对，那是唯一的区别。”我对这直言不讳的小家伙说，然后对他父亲伸出手。“瑞典佬，见到你真好！”

“真的?放松点，逃学鬼！”

“代问你兄弟好！”我说。

他笑了。我们分手后，有人说，“啊！威夸依克高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叫你‘逃学鬼！’”

“我知道，我不信这些。”我甚至有些和以前那次一样感到很荣幸被他注意到。那还是我十岁时，瑞典佬和我变得如此亲近，连我在运动场上的绰号都知道，只因我在小学时曾两度逃学。

第一局到一半时我们同来的女士转过头对我说：“你刚才应看看自己的脸色，你只差告诉我们他就是宙斯了。我看到了你孩童时的模样。”

下面这封信是出版商在1995年阵亡纪念日前几周转给我的。

亲爱的逃学鬼祖克曼：

首先我对这封信将给您带来的不便致歉。您可能不记得我们在希尔体育馆的那次会面了。我当时带着大儿子（现在已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您和几个朋友也来看梅茨队比赛。那是十年前的事，正处于卡特古登赫南德兹年代，而您仍然来看梅茨队。您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来信想问您是否愿意什么时候和我面谈一次。若您允许的话，我将无比荣幸地在纽约请您共进晚餐。

我斗胆请您是因为父亲去年去世后我想到的一些事。他活了九十六岁，争强好胜直到最后一刻，这更使大家不愿他离去，尽管他年事已高。

我很想谈谈他和他的一生。我在为他写点颂词，准备私下出版送给朋友、家人和生意上的熟人。大多数人认为我父亲不可战胜、麻木不仁还脾气暴躁。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的难受。

放心好啦，若您没有时间回信我也能理解。

致礼！

1945年威夸依克高中的塞莫尔·“瑞典佬”·利沃夫

要是其他什么人来和我谈为他父亲写颂词的事，我会祝他好运，然后自己躲得远远的。但有一些理由驱使我当即就回信表示愿意效劳。第一条就是瑞典佬利沃夫想见我。也许有点可笑，进入老年了，见到他在信末的签名，满脑子还涌现出他在场上场下的情景。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魔力依然不减。记得那一年瑞典佬首次同意加入球队，我自己每天都到运动场看橄榄球训练。他在篮球场上已是灌篮高手，没人知道他是否在橄榄球方面也同样神通广大，直到有一天教练孤注一掷，逼迫他上场。我们曾在市联赛中输得一塌糊涂的球队一次、两次、有时甚至一场中三次触地得分，大家都把球传给瑞典佬。五六十个小伙子站在场边观看他：头戴皮盔、身穿褐色运动衫，上面有橘黄色的11号字，正为大学队与JV队的比赛卖力。大学队的四分卫勒夫逖·拉文索一次次的传球（拉—文—索传给利—沃—夫！拉—文—索传给利—沃—夫！这有节奏的叫喊总能将我带回瑞典佬的鼎盛时期），而JV的队员全线防守不让瑞典佬每次都得分。我已六十岁了，看法已与少年时不完全一样，但那时的幻觉从未完全消失。如今我依然忘不掉瑞典佬：被人推拉、压倒在地，喘不过气来，慢慢爬起，用力摆脱纠缠，抗议似的抬头望着暗淡下来的秋季天空，发出悲怜的叹息，毫发无损地走回混战的人堆。他得分时，是一种光荣；而被人揪抓、压在地上，只是站起身来摆脱了事，则是另一种光荣，哪怕是在混战之中。

终于有一天我也享受到这荣耀。我在十岁以前从未有过了不起的事，和场外其他人一样。要不是由于杰里·利沃夫的关系，瑞典佬也不会注意到我。杰里近来把我有点当做朋友，虽然我难以相信，瑞典佬肯定注意到我常在他家转悠。194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天色已晚，他接过拉文索的一个传球后被JV队的全体队员压在地上，教练急忙吹哨宣布结束比赛。瑞典佬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肘，一瘸一拐地跑下场来，看见我和其他男孩在一块，他对我嚷道：“逃学鬼，篮球从不像这样。”

这尊球神（他自己才十六岁）把我一下子带进运动员的天国，这被崇拜者理解崇拜者的心理。当然，球星和影星一样，每个崇拜者都向往与他们有神秘的、私人的关系，而这却是由球星中最质朴的一员当众宣布的，并且是在一群竞争激烈、突然又鸦雀无声的男孩子面前。那次经历令人难忘，我万分惊讶，脸刷地红了，那周其余时间我大概什么都顾不得去想。他装出的可怜相，男子汉的慷慨大方，王子般的风度，以及球星的自我赏识，这些东西他太多了，可以随便分一点给观众。他的慷慨征服了我，使我飘飘然，因为这和我的绰号也联系起来。重要的是这在我心中扎下根来，成为一种象征，比他的运动天才更可贵：这是一种表现他“本色”的天才，也是一种特异的包容一切的能力，而且有一种声音和微笑，即使偶尔表现出优越性也毫不影响。那是一种自然表露谦逊，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障碍，他似乎从来不必奋力去开辟一块自己的天地。现在虽已成年，我还是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在充满爱国主义的战争年代热心于完全美国化的犹太孩子。那一阵子，我们街区整个战时的希望都集中在瑞典佬那了不起的身躯上，他的一生带有无人企及的天才少年风范。

瑞典佬身上的犹太人特性太少，对我们讲话时也和那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球星一个样。我们对待瑞典佬时无形中将他与美国混为一体，这样的偶像崇拜让大家多少有些羞愧和自卑。由他所引起的互相矛盾的犹太人欲望马上又被他平息下去。犹太人既想融入社会，又想独立开来；既认为与众不同又认为没什么特殊的矛盾心理，在看到瑞典佬胜利的那一时刻自然消失。实际上我们街区像他一样叫塞莫尔的人多得很，祖先也是所罗门和扫罗之类，他们生下斯蒂芬啦，再下面就是肖恩啦。但他的犹太心又在何处?你不可能发现，然而你知道确实存在。他的非理性在哪?他的焦躁不安在哪?世俗的诱惑呢?没有狡诈，没有心计，也没有顽皮。他驱除这一切，达到完美，无需奋争，不用左右为难、思前想后，只用球星自然的体格塑造风格就已足够。

只是……他去做这一切的主观意识是什么?瑞典佬想的是什么?一定有某种根基，难以想像出其结构成分。

那就是我回信的第二个原因：了解根基。他的思维一直处于怎样的状态?是否有某种东西曾经影响他的生活轨迹?没有谁能一生不被思索、悲痛、迷惑和失败打上烙印。即使有些人在年轻时就经历过这些，他们所受的罪都差不离，只分早晚，时多时少而已。肯定有幻灭，肯定有觉醒。无论是哪种情形我都想像不出，至今对他没有清晰的印象：在残留的青春期幻想中，我依然觉得瑞典佬的一生总是一帆风顺。

谈到他去世的父亲时，他认为并不像人们评价的那样麻木不仁，他写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他心爱的人遭到打击时他是多么的难受。”他在这封费尽心思、语气谦恭的来信中暗示的是什么?不对，瑞典佬肯定受到过什么刺激。这就是他想要谈的，不是他父亲的一生，而是他自己的经历。

我错了。

我们在西四十大街一家意大利餐馆会面。多年来瑞典佬的家人来纽约看百老汇演出或哥登园的尼克斯队表演时，就常到此就餐。我一去就知道不能接触到他的老底。文森特餐馆里的每个人都叫得出他的名字——文森特本人、文森特的妻子、女招待路雅、酒吧招待卡罗和为我们服务的比利——大家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询问小姐少爷的情况。我后来才知道，他父母在世时，一家人常来文森特举行周年纪念或过生日。他约我到此不会是仅仅证明在西四十九街受人崇拜的程度和在政府大街一样而已吧。

文森特是古老的意大利餐馆之一，位于城中街道西侧，在曼迪森广场和购物中心之间。这些餐馆宽只能放三张桌，长不过有四盏顶灯，从芝麻菜发现以来没有多大变化。小吧台上的电视正转播球赛，不时有客人上前向招待打听比分情况，然后再回到座位就餐。绿色塑料软垫椅子，带斑点的肉色地砖，一侧为镜面墙，顶上是仿铜吊灯。作为装饰，角落有一尊五英尺高、亮闪闪的辣椒机，看起来像加科梅蒂[6]（瑞典佬说，这是文森特意大利老家给他的礼物）。作为对称，另一角落的架子上放置一只大巴罗洛酒杯雕塑（巴罗洛葡萄酒，一种醇烈而无甜味的意大利红酒，因产于巴罗洛闻名）。摆满玛里纳拉酱油瓶的桌子对面就是文森特夫人的柜台，那上面的大碗里有餐后免费享用的薄荷糖。点心推车上有拿破仑糕（一种多层奶油或果酱夹心糕）、泰拉米酥糖、多层蛋糕、苹果馅饼、草莓蜜饯；我们桌后墙上是题有“送给文森特和安妮”字样的大幅照片：小萨米·戴维斯[7]，乔·纳玛斯[8]，利萨·麦那理，开耶·巴拉德，金·凯利[9]，杰克·卡特，菲尔·里褚托[10]，约翰尼和乔纳·卡森[11]。应该有瑞典佬的照片才对，如果我们还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交战，而且街对面又是威夸依克高中的话，肯定会有他的。

我们这边的服务生比利，矮胖秃顶，鼻子扁平得像拳击运动员一样，不用问就知道瑞典佬需要吃什么。三十多年来，经比利的手，瑞典佬点过家常菜文森特通心面，先来点蛤蜊。瑞典佬说：“这是纽约最好的通心面。”但我还是点自己喜欢的焖鸡，在比利的建议下，我也要“熟透了的”。比利一边点菜一边告诉瑞典佬前一晚上托尼·本内特[12]曾来过。像比利这种身材的人，可以想像一生整天托着满满一盘通心面来回奔忙，多年来职业所致，嗓门很高，声音急促有力，听来有些意外，但也是一种享受。“看，您朋友坐在哪里?利沃夫先生，看看他的椅子！托尼·本内特就坐在那里。”他对我说道：“知道托尼·本内特对那些上前来自我介绍的人说些什么?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就坐在您现在的位置。”

款待就这些，接下来该我埋头干活。

他带来三个孩子的照片，从喝开味汤到吃最后的点心，所有谈话都是关于他十八岁的克里斯，十六岁的斯迪夫和十四岁的肯特。这个孩子的长曲棍球打得比棒球好，但教练对他的限制太多；那个孩子足球和篮球都挺好，一时定不下来到底该干什么；另一个是跳水冠军，还打破学校的蝶泳和仰泳记录。这三个孩子学习都很用功，成绩全是优秀和良好。一个已喜欢上自然科学，另一个喜欢交际，还有一个……。有张照片上是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这位四十多岁漂亮的金发女郎是莫里斯县一家周刊的广告经理。瑞典佬赶紧补充说，直到最小的孩子上二年级，她才出去工作。孩子们很幸运有这么好的母亲，现在她每天晚上都陪着他们，先照顾好他们才……

我们边吃边谈，他聊起这些如数家珍，一切都表露出他的好性情。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听着他海阔天空般闲聊，耐心地等他透露点实情，但讲的都是些再明白不过的事。我在想，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性情爽朗、神采奕奕。他真实的自我藏在后面，使人难以捉摸。在席上有好几次我都想到自己干不下去了，如果他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夸耀他的家庭的话，恐怕还吃不上点心我就要抽身走人。到最后我甚至认为他要不是有意把自己遮盖起来，便是神经上有毛病。

他心中要紧的事终于使他打住。这改变了他的性情，变得唠唠叨叨。有某种东西给他敲了警钟：一切应顺其自然。

瑞典佬比我大六岁或七岁，快到七十了。他看起来还是那么精神焕发，只是眼角有了皱纹，突出的颊骨比硬汉子的标准稍稍凹陷一些。我想大概是跑步或网球运动多的缘故，到最后才知道他冬天刚做过前列腺手术，现正处于恢复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让我更为震惊的是了解到他遭受的磨难或是他的这番坦言。我甚至在想，他近期的手术以及后来的影响也不足以解释他这种神经上的不正常。

我尽量不显得非常渴望的样子，插话问他这段时间在纽瓦克开工厂感觉如何。我这才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从七十年代早期就不在纽瓦克了。整个企业早已搬到沿海一带，因为那里的工会使厂商们赚钱越来越难，再也找不到人做计件活，或者不能像你要求的那样去做。其他地方有的是工人，经过训练后他们也可以达到四五十年前的手套厂要求的那种标准。他家在纽瓦克从事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出于对工作多年的雇工们（这些人大多数是黑人）负责，瑞典佬在1967年的动乱后，考虑到企业的经济现实和他父亲的祈求，还是尽量干下去，坚持了大约六年。动乱后，工人的技术越来越糟，他无能为力，只好放弃，在市里的经济崩溃前没受什么损失就脱身了。在那四天的动乱中，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所受的损失不过是坏了一些窗户，而离他们的运货码头大门仅五十码远的西市场则有两幢房被烧毁。

“税收、腐败和种族问题都使我父亲头疼。任何人，哪怕来自全国各地，只要关心纽瓦克的命运，他都一视同仁。在迈阿密海滩的小屋或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人们都知道他心爱的纽瓦克被税收、腐败和种族歧视彻底毁灭。我父亲就是王子街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他一生都爱那座城市。纽瓦克发生的事让他心碎。”

“逃学鬼，那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瑞典佬接着说，“那里以前什么都出产，现在成了世界上的汽车盗窃之都。知道吗?虽然还不是罪恶之首，也够坏了。盗贼大多数住在我们以前的街区，全是黑人小伙子。在纽瓦克每二十四小时有四十辆车被盗。统计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有点厉害吧?这些车是杀人凶器，一旦被盗，就成了四下乱飞的火箭，街上任何人都是目标，老人小孩全一个样。我们的工厂外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印第安纳波勒斯高速公路。那是我们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四五个孩子吊在车窗外，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穿过中央大街。父亲买下那间工厂时中央大街上跑的是电车，再下去就是汽车展销房，有凯迪拉克、拉塞尔。那时每条小街上都有生产各种物品的工厂。现在这些街上都是酒馆、比萨店和门面破烂不堪的教堂。街上其他一切都在衰败，到处用木条钉上。父亲买下工厂时，几步远的地方是开勒在生产冷却机、福特冈造消防警报器、拉斯基做胸罩、罗宾做枕头、侯尼格做笔尖——耶稣啊，我这些话像父亲说的一样。他讲的对，他常说：‘正不压邪啦。’现在主要的产业是盗窃汽车。坐在纽瓦克任何地方，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四下张望。我是在莱恩斯附近的贝根街遭到袭击的。记得亨利商店吗?公园剧场旁边现在的‘爱情小店’，以前是亨利商店。我高中时第一次约会就在那里。看完电影，我带黑人姑娘阿丽娜·丹兹格去喝饮料。在贝根街，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不只是喝饮料那么简单了，这意味着引起世界上最强烈的仇恨。从单行道一辆轿车逆向朝我驶来，四个小子将身子伸出窗外。两个人跳下来，笑着，闹着，用枪抵着我的头。我交出钥匙，一个人把车开走了。这一切就发生在从前的亨利商店门前。真的可怕。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面冲撞，袭击警车。引爆气囊，玩转圈游戏。听说过转圈游戏?玩过吗?你没听说过吧?他们偷车就为干这个。高速行驶，猛踩刹车，拉起手刹，转动方向盘，车就拼命打转。以极高的速度不停转圈。对他们来说，撞死行人算不了什么，杀死驾车者也无所谓，丢掉自己的命也可以。刹车留下的痕迹能吓死你。在我的车被偷走的那一周，他们在我家前面玩转圈游戏就撞死一个妇女，我亲眼所见，就在我动身离开的那天。那车咆哮着，发出尖锐的急刹车声音，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太可怕了，令人不寒而栗。这位年轻的黑人妇女，只是把自己的车从第二大街开出来，但还是倒霉了。她有三个孩子。两天后就轮到我的一个工人，是个黑人。他们才不管是黑人、白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撞死。小伙子叫卡莱克·泰勒，运输工人，当时正下班回家。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外科手术后，在医院躺了四个月，终身残疾。头部受伤，体内受伤，盆骨破裂，肩被撞坏，脊骨粉碎。一个疯小子正开着偷来的车拼命狂奔，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以每小时八十英里车速冲过中央大道，泰勒给撞个正着，车门都被摔坏。盗车贼才十二岁，他得把垫子卷起来坐在上面才能看清路面驾驶。他到詹姆斯堡关上六个月后又会放出来，坐到另一辆偷来的车上。我的处境也一样。他们用枪指着我抢走车后，把卡莱克弄成残废、撞死妇女，都在那一周。这就够了。”

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现在只在波多黎各经营。离开纽瓦克后，他有一段时间还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签订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蓬塞岛上的工厂外，还到布尔诺的一家捷克手套厂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波多黎各马亚古埃斯附近的阿瓜迪拉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厂要转让，就从捷克撤回来，那里的官僚从一开始就让他头疼。他在波多黎各买下二手设备，运来机器，建起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开设训练课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来。除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差不多所有人都到远东发展，那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宾，然后到韩国和台湾，现在到中国大陆。棒球手套这种销量最大的美国手套，以前是由他父亲的朋友登克茨在纽约的约翰斯顿生产的东西，早已挪到韩国生产了。在1952年或1953年，当第一个人离开纽约州的格拉威斯维尔到菲律宾去做手套时，人们觉得他上了月球；而在1978年前后他死的时候，这人在当地已有一个四千工人的大厂了，格拉威斯维尔的整个手套产业基本上都迁到了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格拉威斯维尔大大小小的手套厂有九十家，现在一家不剩，他们或是不再干这一行或是变成了进口商。瑞典佬说：“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们知道该进口各种颜色、各种规格的这种手套十万副、那种手套二十万副，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做出来。”我问：“指岔是什么?”“手套上各指之间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块剪下来的。现在有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五岁时懂的一半多，但他们却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有个家伙要买鹿皮，质量很好可以做服装，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却要买去剪下巴掌大一块，缝到滑雪手套上。前两天我和他谈过，告诉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买很大一块新皮子。要是大的订单，你算算，这就是上万美元的差额。他却一无所知。他本可以把一万美元放进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蓬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如果他是真的愿意去做的话，他也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使他把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引开。

我们等点心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也爱增加体重的意大利菜肴，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已瘦了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那种手术后都比预料的差。这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即便不像癌症那样糟糕。”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贝克郡的我独自居住的家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谜团还未解开，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如果不愿意，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我只能认为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表明他发现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还记得那种阴影像有毒的冰块凝结在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吗?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海阔天空地愉快闲聊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意大利菜，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他自己的谜，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再也不感到死亡的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这时却省略了，忘记了。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13]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1886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1995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罗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高声大叫“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故意问点什么，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因心爱的人遭到打击他是多么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学校生物系进了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好奇心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破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陆战队棒球冠军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服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馆里瑞典佬的对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见过这模样：这个大家伙当时穿着衬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获得惠特尼博物馆[14]所有奖项，但在1949年的纽瓦克，没人知道伟大艺术，杰里和我绞尽脑汁想把那件衣服装进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只纸盒，因为她打开时就会以为是来自班贝杰公司的高档服装。我却在考虑要是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会怎么想。要吸引这么个皮肤很糟，又没有男朋友的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但我还是帮杰里，他这人风风火火，要么抽身走开，要么照他说的办，再说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还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奖品。杰里最后把衣服整个撕开重新缝制，使线缝在中间以便折叠，就像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个用纸板剪出的心形图案，用黑体字签名，再用邮包寄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变成糟糕的作品，在大家看来还是粗糙不堪的。

她打开盒子时大叫起来。她的朋友们说她“怒不可遏”。杰里的父亲同样怒不可遏。“你就这样糟蹋你哥哥给你的降落伞吗?剪掉它?剪掉一只降落伞?”杰里很自卑，不敢告诉父亲自己为的是要那个女孩扑进他怀里，亲吻他，就像拉娜·特纳亲吻克拉克·盖伯那样。他父亲和他一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晒皮料时，我正好在场。“皮子要适当处理。适当！适当并不是在阳光下而是在阴暗处风干。不能晒焦，真见鬼！杰罗姆！只教你这一次，记得住怎样保存皮料吗?”他边说边做，开始时有些激动，想到亲生儿子做皮件活也这么笨头笨脑，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向我俩讲解他们怎样教商贩们处理埃塞俄比亚的羊皮，然后再运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来加工。“可以用盐，但成本高，特别在非洲，非常贵。那里的人偷盐，他们没有盐，你得在盐里下毒才不被偷走。另一种方法是将皮子捆扎起来，用木板或者框架，各种东西都行，然后放在阴暗处风干。孩子，在阴暗处。我们称这些为僵板皮。撒上点火石粉以防腐烂和虫蛀——”我松了一口气，令人惊奇的是他已由愤怒转向耐心的，有些烦琐的技术性灌输，这似乎比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怒骂更使杰里难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杰里发誓决不去碰他父亲干的那一行。

为了去除皮子上的恶臭，杰里用母亲的香水浸泡衣服。当邮递员送去时，皮衣又不断发出臭味了。那女孩打开盒子，臭气熏天，她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惊恐万分，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杰里讲话。据其他女孩讲，她认为杰里肯定去猎杀了这些小畜牲再送给她，只因她的皮肤很糟。杰里知道后气愤不已，就在我们下次玩乒乓球时，他大声咒骂她，称所有的女孩都是该死的蠢猪。如果在那之前他没有勇气约人出去，以后就再也没试过了。他是从不参加高中班级舞会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被我们称作“同性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瑞典佬有关杰里的事，而在1949年我绝对想不到这种问题，那时我压根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也不会想到我熟悉的任何人会是。当时我只知道杰里就是杰里，一个天才，对女孩既狂热又天真。在那些日子这种解释就足够了。也许现在仍能说明问题。我问他“杰里是同性恋吗?”，只是想试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这不可一世的瑞典佬，让他说点有趣的，不然我就会失礼在与他的谈话中昏睡过去。

我说：“杰里年轻时有些神秘，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亲密伙伴，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某种东西把他隔离于……”

瑞典佬望着我点点头，似乎懂得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以前谁也没有过的念头。我敢肯定他那寻根究底的注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所有这些表情毫无意义，一点也未透露出他的想法。不知他的心思在何处，甚至搞不清他是否有“思维”。我中途停顿下来，细心品味自己讲的这番话，发现并未引起另一位的注意，与他的思绪毫不沾边，他听后马上又忘得干干净净。我原打算闭口不谈，结账后就抽身走掉，再过五十年，也就是等到了2045年才会想起见他一面。他的眼神似乎总在向人们承诺绝不会干坏事，但我现在觉得这双无辜的眼睛越来越令人厌烦，于是便拿出他的信来。

人要战胜自己的假象、浅薄，面对他人时才能不带脱离现实的期望，才没有太多的偏见、希望、自大；尽量不要像带半英尺厚的钢甲的坦克，也不需要加农炮和机关枪，只需赤着双脚毫无威胁地走向他们，以宽广的胸襟对待他们，做到真正平等，人对人的交流，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这样你就绝不会把人看错。但你还是可能有坦克一样的头脑。在见他人之前你已误解他们，而你才打算前去见面；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会误解他们；你回家谈起这次见面时还会再次误解他们。同样的情形不断重复，这确实令人迷惑、眩晕，简直是一出不可理喻的误解闹剧。这似乎有我们认为本来该有的和呈现而出的重要性，而不是什么滑稽可笑的东西以致会误导我们、曲解对方的思维运行和不可猜测的目的，但究竟该怎样处理这类非同小可、涉及他人的事情?是否每个人都该关起门来像孤独的作家那样把自己隔离开来，待在隔音的小间，遣词造句将人物呼来唤去，认为这些纸面上的人物比我们每天因自己的无知而混为一体的那些人还更为真实。不管怎样说，正确理解他人还算不上人生的全部意义。生活就是误解，不断地误解、误解、再误解，深思熟虑后还是误解。就这样我们懂得自己的存在：我们错了。可能最好是忘掉有关他人的对与错，一切顺其自然。若能做到这一点——好吧，你就算幸运了。

“在信中你谈到你父亲和他受的打击，我曾想这是指杰里。你家老头在对付性情古怪的儿子时不会比我的那个好多少。”

瑞典佬笑了笑，并未显得高人一等，也使我放心一些，他心里对我没什么排斥，只在向我示意：尽管他被人崇拜却不比我优越，和我比起来甚至还差一些。“是啊，父亲很幸运，他并不是非得那样。杰里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医生，杰里比任何人都要使他感到骄傲。”

“杰里是医生?”

“在迈阿密，心外科医生，每年挣上百万美元。”

“结婚了?杰里结婚了?”

他又笑了。笑容中的那种勉强很明显，是我们这位破记录运动家的弱点，对他赖以生存的豪放性格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不管他内心是否赞许，他的微笑还是表明不愿承认一个人在七十年的生活中所需的那种固执。似乎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都相信能通过微笑征服他人，用和蔼温馨的笑容应付所有烦恼，当难以预料的命运之神向你突然袭来时，一次微笑便可化险为夷。我又一次想到他可能真的神经不正常，这种微笑也许就是狂乱的迹象。没有做作，但更糟糕，这微笑毫不虚伪，也未仿效他人。那是一幅讽刺画，是经过一生的努力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下去才形成的东西，但到底陷入的是什么?他周围的各色人等所形成的对他的看法将他永远定格在孩童时代。似乎他已从他的世界剔除一切他不适应的东西：欺骗、暴力、嘲弄和冷酷，还有那些无形中产生的东西，任何的偶然因素，以及恼人的绝望先兆。他对我似乎就像对他自己一样，始终显得朴实和真诚。

除非，除非他不过是性格成熟，和其他成人一样狡诈。也许是他的癌症手术触动了什么东西，使其临时穿透了一生舒适的假象，这是百分之百的复原而不是消失。他并不是没有性格的人物，而是个不愿被人揭示的人物、敏感的人物。要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看得很重，总想让心爱之人过得好些，这世界上最不愿信任的那就是勤奋的小说家了。不告诉他你一生的经历，只用灿烂的笑容将他打发，用温柔王子的微笑武器朝他轰击，再吃掉意大利菜，回到新泽西的里姆洛克，然后各走各的道。

“杰里结了四次婚，破我们家里的记录。”瑞典佬微笑着说道。

“你呢?”我已从他的三个孩子猜测过，那位四十几岁、涉足高尔夫俱乐部的金发女郎很可能是他的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但离婚与我心目中的这个人不符，他这个人拒绝承认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若真的出现离婚，也只能是那位新泽西小姐引起的。或者她死了。也许是她嫁给了一位总是想让自己的成就显得圆满、全身心地幻想稳定生活的人，这反而使她自杀。也许那就是……遭受的打击。我企图寻找某种丢失的碎片，来拼接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瑞典佬，想从他岁月沧桑的面容仔细辨认紊乱的迹象，但在那上面一无所获。我弄不清他显出的这种空白究竟是像大雪掩盖了什么或者说那下面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两个妻子，这是我的极限。比我弟弟的胆量差一点。他的新妻子有三十几岁，比他小一半。杰里是位专娶护士的医生，四个全是他的护士。她们对利沃夫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个妻子生了六个孩子，这使我父亲有些烦恼。但杰里是个大块头生性粗野的家伙，高大魁梧的一流外科医生，任意支配整座医院，连父亲也得听他的指挥。没办法，不然就会失去他。我这同胞兄弟并不四处拈花惹草，他每次离婚，父亲都大闹一番，想把杰里杀掉一百次。但只要杰里再婚，娶的新妻子在父亲眼里又成了比先前那个更好的公主。‘她是个漂亮女孩，很可爱，我的乖乖！’如果有谁对杰里的那些妻子说三道四，父亲都想杀了他。父亲也喜欢杰里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父亲很爱那男孩，但那几个女孩更是他的掌上明珠。为这些孩子他没有什么不愿去做。对大家的孩子都这样，只要我们大家，所有孩子，围在他身边，他快活得不得了。他已九十六岁了，从未病过一天。他中风后过了六个月才去世，那段日子真糟。他这一生不错，活得潇洒，是个真正的勇士。他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没有人能阻挡他。”在他谈论父亲快结束时，语气有点轻飘，话音里带着对父亲的无比崇敬，自然流露出父亲的期望对他的一生的巨大影响，这远远超过任何因素。

“很痛苦?”

“本来还要糟。只不过六个月，其实他有一半的时候已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悄悄地离去……”

我说“很痛苦”是指他在信中所说的他父亲因“降临在他心爱之人身上的灾难”对他的打击。即使我把他的信带去，在他面前挥舞，瑞典佬还是会极力躲闪，就像应付五十年前在市体育馆那场比赛中我们最差的对手、南边队的争抢球员一样。他连续四次过人，创下了州记录。当然，我要发掘底层的那种冲动、那种持续的怀疑丝毫未减。我清楚许多的东西还未被发现，这也使他感到恐惧，担心我会刨根问底，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根本不相信他是自己希望在我们心目中的那种人。但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他有这些看法?为什么非要去了解这家伙?就因为他曾经对你说过“逃学鬼，篮球不是这样的”，你便渴望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你怎么啦?除了你所看到的，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他一直就这样，并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你在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这家伙是个空壳。

我错了。我一生中对其他人从未这么失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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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别忘记能源。美国人不仅统治自己，还统治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的约两亿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所有魔鬼。我们独具原子弹的威力，配给制即将结束，价格控制正被取消，在强调自我的浪潮中，汽车工人、煤矿工人、搬运工人、海运工人、钢铁工人，上百万的劳动者不断举行罢工、争取更多利益。星期天早上，在政府大街球场玩垒球和到学校后面的柏油场地上打篮球的全是刚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小伙子，邻居、老表、兄弟，口袋里塞满离家的酬金，军人法案让他们为所欲为，这在战前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六个月后我们学校的高中班又开学了，大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集体陶醉的最幸福时刻。能量的爆发向四下传播，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牺牲和限制已经过去，大萧条也不见踪影，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盖子已被打开，美国人又从头开始，大家齐心合力。

最重要的事件奇迹般结束，历史的时钟重新设定，一个民族的目标不再被过去限制，如果这些不足以令人振奋，那还有周围的一切，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这些孩子应该摆脱贫困、无知、疾病、社会的伤害和胁迫——最要紧的是应该摆脱默默无闻。你不能一事无成！要使自己有所作为！

大家都有潜在的焦虑，每天都能感觉到苦难的持续威胁，只有始终如一的勤奋方能免受其害，对基督教世界普遍不信任，许多家庭大萧条后仍心有余悸、担心再受打击，但我们这个社区却未陷入一片黑暗。这里因众人的勤奋而欣欣向荣，生活中有了崇高的信仰，果断地指引人们走向成功，今后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目标就是要有目标，目的就是要有目的。这条规律常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中显现。经验告诉他们只需极少的敌意就能不可挽回地毁掉一生。长辈们因为反复无常而情感负重太多，他们意识到与之作对的一切早已联手，然而这条规律使得社区成为大家难以割舍之地。整个社区总是要求我们不得出格，不得游手好闲，要抓住机会、利用优势、牢记重点。

世代之间差异不小，需要进一步论争的东西也有许多，他们不愿放弃的世界观和所崇尚的原则，随着美国时代几个世纪的流逝，我们一无所获，只是变得老态龙钟。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与我们无缘。我们内部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敢于离他们多远，这确实令人烦恼、矛盾重重。我们有些人敢于对他们那些令人窒息的观点加以反击，但两代人的冲突从未像二十年后那样剧烈，社区不再因误解成为相互伤害的战场。有的是批评指责让人臣服，年轻人的求变能力被无数种要求、规定和戒律所束缚，这些限制终究无法突破。一条是因我们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条则被时代普遍认为公正，这类禁忌还在我们孩提时候就完全接受，父辈根深蒂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荒唐的反抗意识消解，几乎将所有不当的欲望泯灭。

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聚集更多的勇气——或者说更多的愚昧——方能挫伤他们要求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热情，远离许可的范围去自由翱翔。他们要求我们做到既遵纪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们良心上无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绝对的控制完全落入他们成人之手，通过我们这一代他们也尽力完善了自己。命运的这种安排留下无关痛痒的斑斑疤痕，但却很少听说有人神经失常，至少当时如此。感谢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负并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当然，在有的家庭里父母若将控制闸松动一点会好得多，但大多数情况下，几代人之间的摩擦正好使我们向前迈进。

我这种认为我们乐于生活在此的想法错了吗?没有哪种错觉能比得上长辈们的乡愁所引发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里成长，不可能像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少年那样手执蜡烛，我这种想法全错了吗?我是否真错了，居然认为就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生活的丰富已将我们的情感搅动到某种特殊的程度。哪里还有这浩如烟海的细小情节将你团团包围?细节，细节的无边无际，细节的威力和细节的沉重——如同你坟墓上高达六英尺的尘土一样，这无穷无尽的细节在你年轻的生命里将你环绕。

所谓社区，就是一个孩子自然会全神贯注的地方，是孩子们透过表象、了解事物本质的畅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个街区、每一座后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每一位朋友家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门窗，都是如此富有个性，即使五十年后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渗透更彻底?我们如此敏锐地记录下身边的事物，以及用油毯油布、仪式蜡烛、烧饭气味、兰尚台灯和百叶窗标示出的社会等级的细微差别。相互之间，我们知道谁的柜子里有什么样的午饭、谁在塞德店里订下哪种热狗；我们了解对方的身体，知道谁走内八字、谁胸部发育了、谁带有发油气味、谁讲话时老吐唾沫；知道谁好斗、谁友好、谁聪明、谁愚笨；知道谁的母亲口音重、谁的父亲蓄胡须、谁的母亲在干活、谁的父亲已去世；我们也多少了解每个家庭因不同情况而面临的人生难题。

当然，还有因贫穷、欲望、幻想和对耻辱的恐惧而产生的强烈的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绝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独而隐秘，尽力约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断反省，年轻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个年代，贞洁观念仍居上风，年轻人还热衷于自由和民主一类的国家大事。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在脑海里时常显现，就像当年的同班同学一样还记得真真切切。今天当我们再次相见时，那份强烈的情感也令人惊奇。最惊人的是我们正接近祖父辈当年那把年纪。那是1946年2月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现在却了如指掌。1950年1月的那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归属——当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全有了答案，未来的谜底已被揭开——这还不令人惊奇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么生活过，真令人惊奇。

这是一番我没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发表的演讲词，与其说是讲给大家听，不如说是留给自己。只是在聚会之后我才开始构思这番演讲，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费力琢磨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自己。演讲的口吻对于一家乡村俱乐部的舞厅来说太书生气，也不是这类春风得意的人们到此想听的。从凌晨三点到六点，我冥思苦想，觉得构思还不错，万分激动之中尽量去理解这种重逢内在的凝聚力和将我们像孩童一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经历。尽管有贫穷与特权的等级差异，尽管有许多因家庭的争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虑——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争吵并未带来预料的那么多烦恼——还是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将大家团结起来。它不只在我们的出生之地将大家连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维系，并指导大家如何到达那里。我们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效忠对象、新的内幕消息——一种新的悠闲状态，面对异教徒仍想坚持的排犹主义也没有那么激动反感。这些转变来自何处?在哪出历史剧里，在丝毫不像伟大的生活舞台的教室里和厨房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场?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我们心中的火花?

我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八小时后，这些模糊的、让人无法入睡的问题和答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辗转难眠、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泽西十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远离那些曾是孩童时代的家园、现在却到处充斥着罪恶、弥漫着毒品的街道，来到犹太郊区的一家乡村俱乐部，这次聚会从早上十一点开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持续了整个下午。那是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舞厅里，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夸依克的小伙子，他们原以为是铁头球杆（那时被他们叫做九号球杆），是一块肥鲱鱼。现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记起当男仆将我的车开到门廊的阶梯前时，这次聚会的总指挥，瑟尔玛·布拉斯洛佛友好地问我是否玩得开心，我告诉她：“就像硫磺岛[15]之战后回到故里一样。”

凌晨三点左右，我下床来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绪在头脑里嗡嗡作响。我伏案工作到六点钟，终于把聚会演讲词写得像前面这样。只是当我用“令人惊奇”这句话把演讲推向感情的高潮后，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惊，并能重新入睡几个小时，或者说多少近似入睡，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记叙，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是啊，从高中聚会这么美好的庆典上回来，很难立刻就躲进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才三四十岁，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三个小时里聚会时的甜蜜感觉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岁，对这类事情就难以把握了，况且刚动过癌症手术一年。不是我想抓住过去的时光不放，而是我现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远离时光的世界，实际上却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几小时里，我们拥抱、接吻、闲聊、相互招呼和回忆那些并无大碍、令人难堪的往事。“看！谁来了?”、“啊，好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之类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我们曾……”、“你的孩子……”相互间所用的这几个词在整个下午任人们不断重复，大家被同时拉进好些个闲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别走开！”。当然，也跳舞了。脸贴着脸，迈着过时的舞步，和着“单人乐队”的伴奏，那小伙子留着胡须，身穿晚礼服，额头上扎条手巾（他至少是在我们合着奥兰多充满激情的乐曲从礼堂列队出来后，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为自己伴奏，模仿纳·“金”·科尔[16]、弗兰克·莱尼和西纳特拉[17]的风格。在那几个小时里，人们对时间长链，对被称为时间的每一件事情该死的消失过程的理解，像对早上就着咖啡毫不费力咽下的油炸饼的尺寸一样容易。头扎手帕的单人乐队奏起“骡马车队”，我陷入沉思，时间天使正从头顶掠过，我们生活过的所有时刻都随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结。时间天使当时肯定在场，和我们一起就在雪松山乡村俱乐部听那小伙子模仿弗兰克·莱尼演奏“骡马车队”。有时我看看大家，似乎觉得仍在1950年，似乎“1995年”不过是高年级班上舞会的未来主题，我们都戴着可笑的纸壳面具，装着已接近世纪末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时光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某种神秘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杯，里面橘黄色的纸袋装着六个小甜饼，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小甜饼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蒂内克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她麻将俱乐部的烹调师、我的母亲烘烤的。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小甜饼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面包屑，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可能也体会到自己从纳桑消失，如同普鲁斯特[18]的所说，当他辨别出“玛德琳蛋糕（一种贝壳状重油小蛋糕）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马瑟尔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无论什么，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小伙子告诉我，在从纽瓦克机场到利维斯顿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房间休息，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1950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1950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手，喜欢四处对人叫喊：“索里德，杰克逊！”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街角旁。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的少年犯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杰克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撒拉·沃恩[19]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1949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劳拉公园观看瑟比亚美洲美女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埃林顿[20]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杜克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可笑的音乐”。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放着“比赛录音”，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衣领翻开。（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演奏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这些性感“小姐”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当我失去心爱的……我啊……最疯狂”）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曲四重奏，把它叫做“雷—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唱。（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利洛伊德大厦的保龄球道上面休息室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除了无畏的音乐家苔丝狄蒙娜[21]才会去冒这个险。也是门蒂·格里克带我第一次到市场街的电台录音棚，从十九美分的柜子里挑选便宜的录音带，并在隔间里试听后再买。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国内战线的士气，七、八月份每周一个晚上在政府大街运动场举行舞会，社区的大人小孩和学童们玩到深夜，围绕夏天打垒球的油漆过的白色垒座欢笑着来回奔跑，门蒂常常到热情高涨的人群里乱窜，鼓励那些愿意听没有格伦·米勒[22]和汤米·杜尔西[23]那么出名的音乐的人到学校后面昏暗的泛光灯下跳舞。也不管插满旗子的台上正演奏着曲子，门蒂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奔忙，嘴里唱道：“卡尔多尼亚，卡尔多尼亚，是什么让你的大脑袋如此坚硬?岩石！”他一边唱，一边欢快地宣布“免费”，就像路易斯·乔丹和他的五人乐队的音乐一样狂热。不管哪个胆大的只要想听这类音乐，不论何时，或因何种怪异的原因（玩小赌注的七张牌游戏，无数次地看他抽屉里廉价“色情书”中的画片，或偶尔围成圆圈手淫比赛时），他都乐于分享。没其他人在家时我们便钻进他那邪恶的卧室。

门蒂曾是威夸依克最聪明的男孩，差不多是众人仰慕的孩子榜样，性格游离于轻微的令人讨厌的肤浅平庸与大胆的让人羡慕的离经叛道之间。现在还是这个门蒂，到了1995年忽然回来却举止无礼，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断冒犯他人。这个风度翩翩、肮脏龌龊、疯狂愚蠢的门蒂·格里克还是来了，并没有待在牢里。（他曾劝我们在他卧室地板上坐成一个圈，四五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褪下裤子，为赢得放在中央罐子里的几个美元，比赛看谁先“射精”。那时我就认为他最终肯定会被关进去。）他也没下地狱。（当他在利洛伊德大厦差点被个有色小子刺死时，我认为他肯定会到那里去。那小子“大麻烟抽多了”，或其他原因都一样。）门蒂只是个退休的餐馆老板，他有三家名叫加尔斯格里尔的牛排餐厅在长岛的郊区，没有使他在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学聚会更觉得声名狼藉的了。

“门蒂，你不必担心。你身体还是不错的，容貌依旧，真令人惊奇，看起来很好。”

他确实这样。他经常晒日光浴，身材修长，是高个脸窄的慢跑者，身着黑色鳄鱼牌长靴和黑色真丝衬衫，外套绿色羊绒夹克。只是长满银白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个讨厌鬼因曾经那样生活过而遭到的报应。

“我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不是我想干的。我给笨狗打过电话。”马迪·“笨狗”·谢福是我们三人在玩垒球时组成的敢死队里漂亮的侧掷球投手。从这次聚会排序的名册看，他注明的是“金融顾问”（这似乎与我记得的不同，当年他特别怕见女孩，这个娃娃脸的笨狗曾把打垒球挣几个小钱当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四岁和三十一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两岁和一岁。门蒂说：“我告诉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来。在我干的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应付该死的暴徒。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应付不了。逃学鬼，不只两次，而是三次，我只好停车方便。”

“是啊，”我说，“多年来我们尽量将自己涂抹得让人看不透，这恰恰把我们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吗?”

“可能吧。天晓得。”

“我们班上有二十个死了。”他给我看小册子后面标题为“纪念”的那一页。“有十一个男生死了，两个是敢死队的，伯特·贝格曼和尤迪·奥伦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档，二垒球员。“他们俩都死于前列腺癌，又都在这三年里。我常查血。自从听到尤迪的事后，我每六个月查一次。你检查过吗?”

“我查过。”当然，我再也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前列腺了。

“多久一次?”

“每年。”

“那不够，要每六个月一次。”

“好吧。我一定去。”

“你还是不错吧?”他抓住我的肩问道。

“我身体很好。”

“嗨，我教你手淫，还记得?”

“你干过，门德尔。我自己想干之前三四个月你就随时要我干，你常使我那样。”

“是我。”他承认，并大声地笑。“是我教逃学鬼祖克曼手淫的。这份荣耀属于我。”我们这日益缩小的敢死队运动俱乐部的秃顶一垒手和白发左边外场手拥抱在一起。透过他的衣服我触摸到的身躯证明了他将自己保护的多么好。

他高兴地说：“五十年过去了，我还在保持敢死队里的纪录。”

“别太自信，问问笨狗。”

“听说你患过心脏病。”他说。

“没有，不过是心脏搭桥术，几年前的事了。”

“讨厌的分流术，他们将管子插进喉咙，是吗?”

“是。”

“我见过妻弟插着喉管的样子。这也是我所需要的。”门蒂说。“我不想以最糟糕的方式来这里，但笨狗老是打电话说‘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我一再告诉他‘我一定能，笨狗，我不得不！’我真蠢，还是来了，翻开小册子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讣告。”

趁门蒂去拿饮料和找笨狗时，我在手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写着：“退休餐馆老板，孩子有三个，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三岁和二十八岁，孙子有六个，分别为十四岁、十二岁、九岁、五岁、五岁和三岁。”六个孙子中有两个好像是双胞胎，也许是他们使得门蒂如此惧怕死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到妓院狂欢和穿时髦服装。我早该问问他。

那天下午我应该问大家许多问题。尽管有点遗憾，后来我也知道我的那些问题开始总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答案也不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自己有那种离奇的感觉：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和亲眼目睹的一个样。只须一个姑娘在拍全班像时对摄影师说的“注意别拍下皱纹”，只须和其他人一道对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开怀大笑，就能感觉到命运这个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谜，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希腊罗马神话课中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当时我写的是“命运是三个女神，被称做莫依雷，克洛索司纺制生命之线，拉克西斯掌握生命长短，阿特罗波斯剪裁命运之线”。一切都不神秘时，命运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就像照相时我站在第三排，一只手搭在马歇尔·哥尔德斯泰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八岁和六岁”），另一只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有三个孙子，分别为五岁和二岁和八个月”）的那种情形曾是不可思议一样。

纽约大学有一个名叫乔丹·维萨的年轻摄影学生，他是后卫弥尔顿·维森贝格的孙子，和弥尔顿一道来拍一部我们聚会的记录片用于教学。当我不时地在房间里四下转悠，以自己的过时的方法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时，我听到乔丹正用摄影机采访他人。六十三岁的马里琳·克普里卡告诉他：“这不像其他学校，孩子们不错，老师也很好，我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岁的乔治·克斯岑鲍姆也说：“是这周围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岁的里翁·古特曼插话道：“说心里话，这是我相处过的最聪明的一伙人……”“学校在那时完全不同。”同样年龄的劳娜·瑟格拉说。“1995年?只不过才几年时间，乔丹。”对另一问题劳娜这么笑着回答，但笑容里没有太多的欢乐。

有人对我说，“当人们问我是否和你一道上过学，我常告诉他们你怎样在威拉克的课上为我写的那篇作文，论《红色英勇勋章》。”“但我没有。”“你有过。”“我对《红色英勇勋章》知道什么?直到上大学我才读过这书。”“不，你替我写了关于《红色英勇勋章》的作文，我得了个优加。我晚了一个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对我说，‘值得等这么久。’”

和我讲话的这人，小个头，神情阴郁，白胡子修剪的很短，一只眼睛下有道吓人的伤痕，两耳都戴着助听器。这是我那天下午见到的很少几位之一，时间在每个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他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呼吸沉重。我没认出他，离他多近我也认不出，即使从戴着的标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谁是艾拉·珀斯勒?特别是我根本就不行，为什么要那样帮他?我真为艾拉写过那篇作文却连那本书都不屑于读一读?艾拉说，“你父亲对我很好。”“是吗?”“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几次使我对自己更满意，比和我自己的父亲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非常边缘的人物。”“他干什么的?给我点提示。”“他靠擦地板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亲总是鼓励你好好学习，我父亲要我干的事，是给我买一套擦鞋工具在报摊前挣点钱。那就是他要我毕业后干的。蠢极了！在那种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会被自己的父亲踢到一边，纳桑，会最终变成脾气暴躁的家伙。我有个兄弟，我们不得不把他放进精神病院，你不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我们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许。他叫艾迪。他比我大四岁，常常暴怒，将自己的手咬得鲜血直流。他叫起来像只郊狼，直到父母亲把他安定下来。在学校，当人们问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写‘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学时，父母给精神病院签了许可书，让他们给艾迪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他就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你想像得到吗?让我到市场街法院外面去擦鞋——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你干什么?”“我是个心理医生。我是从你父亲那里得来的灵感。他是医生。”“不准确。他穿着白大褂，但只是个看脚的医生。”“每次和伙伴们到你家去，你母亲总端上一碗水果，你父亲常对我说，‘艾拉，对这事你怎么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里从未见过一个苹果。我母亲已九十七岁了，我现在给了她一个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说实话，我认为她并没有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伤心。我猜你父亲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他对失败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谁或他谈了些什么，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经历过的每天一样，超出可以回想的范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哪怕有许多个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对面站着以其他方式加以佐证。我最多能猜到的是，当艾拉在我家受父亲鼓励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有关父亲问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着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绞尽脑汁也没有一丁点印象。有些事从你大脑里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遗忘，只因它们不够重要。它就属于那一类。而我所完全遗忘的东西却在艾拉身上扎下根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远，才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总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大家都错了。我们忘记事情不只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当它们太重要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难怪现实的碎片被有的人像传记那样看重，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在同一个餐桌上吃过成千上万次饭的人，只不过像任意渲染的虚构物。但没人会交上五十美元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了对另一个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议。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自己还未被登在“纪念”那一页。

“你父亲去世多久了?”艾拉问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对谁?对谁而言?我不那样认为。对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这时，我听到就在我身后，门蒂·格里克对人讲，“你把谁搞完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个人都做了，我也是。还有谁?”门蒂说。“黛安娜。”“对，黛安娜。没错。还有谁?”“瑟尔玛。”“瑟尔玛?我没想到。”门蒂说，“听到这些我很吃惊。不，我从未想搞瑟尔玛，太矮。就我来说，军乐队的女领队最好。放学后看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然后回家手淫。水粉饼化妆，可可粉色的化妆，在她们的大腿上，那使我发狂。你们注意了吗?小伙子总的说来还不错，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们，你们看……不，第四十五次聚会不是来看臀部的最好时间。”“真的，真的。”另一位说道。这人讲话很轻，似乎在此没有发现门蒂那种任意发泄的怀旧情感。“时间对女人很残酷。”“知道谁死了?伯特和尤迪。”门蒂说，“前列腺癌。到了脊骨，扩散了。将他们消耗光了。两个都一样。感谢上帝，我去检查过。你们检查了吗?”“什么检查?”另一个问道。“该死！你没检查?”“逃学鬼，梅斯纳没有检查！”门蒂说道，把我从艾拉身边拖开。

梅斯纳现在已是梅斯纳先生了。阿贝·梅斯纳，矮个子、肤色黝黑、体格魁伟、伸颈屈背，是梅斯纳清洁公司的业主——“五小时清洁服务”的招牌挂在政府大街上，一边是修鞋店，那里总播放着意大利电台的节目，人们坐在半高的旋转门后面等拉尔夫修鞋跟；另一边是洛琳的美容院，母亲曾从那里带回一本《银幕》杂志，我在上面读到一篇题为“乔治·拉夫特是个孤独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惊讶。梅斯纳夫人，像她丈夫一样是个体格健壮、普普通通的矮个子，和丈夫一起打点公司的事务，有一年曾和我母亲在政府大街上一个售货亭卖战争债券。他们的儿子阿伦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同上学，像我那样在小学里常逃学。阿伦·梅斯纳和我常被老师扔进同一个房间，遇到重大节日的集会需要演戏时就叫我们拿点节目出来，好像我们俩是乔治·考夫曼[24]和摩西·哈特一样。战后有好几个季度，梅斯纳先生——奇迹般地——成了纽瓦克熊队和北方佬三优乡村队的干洗商。有一年夏天，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被阿伦招去帮他把熊队干洗好的制服送走，换了三次车，穿过威尔逊大街，来到拉贝特体育馆的俱乐部。

“阿伦，天哪，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能是谁?”他答道，捧着我的脸吻了一下。“阿尔，”门蒂嚷道，“告诉逃学鬼，你听到希里马跟他妻子说的什么。逃学鬼，希里马娶了个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他很沮丧。心理医生对他讲，‘我让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体时，你会怎么想。’希里马说，‘我想我会割开自己的喉咙。’所以他就离婚了，然后娶了这个非犹太人秘书，六英尺高，三十五岁，大腿长得不得了。阿尔，告诉逃学鬼她说些什么，这长腿子。”我们俩这么笑着紧抓住对方肌肉减少的手臂，阿伦说道，“她说，‘为什么他们都叫马迪、犹迪、杜迪和图迪?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叫图迪?’希里马对她说，‘我真不该带你来，我知道不应该。我也解释不清。没有谁能够做到，这不能解释，就那么回事。’”

那么，阿伦现在怎么样?由干洗匠养大，放学后为干洗匠干活，他本人也恰似一个干洗匠，现在却成了帕萨迪纳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亲的袖珍清洁器商店里，有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的加框凹版相片挂在压缩机上方，旁边是梅耶·艾伦斯坦的亲笔签名照片。阿伦告诉我他曾两次担任共和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大会时，我想起了这些照片。当门蒂问阿伦是否能给他几张玫瑰保龄球场的票，我常和阿伦到布鲁克林去看多杰尔星期天的联赛，那一年罗宾逊登场。我早上八点出发，就在街角乘车到佩恩车站，转地铁到纽约，再转地铁到布鲁克林，来到艾比茨运动场，从午餐包里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时人们还未开始击球练习。球赛一开始——阿伦就用他正在变声的嗓子对联赛进行全程讲解，使大家和他一起疯狂——还是这个阿伦·梅斯纳，由夹克里掏出小笔记本仔细记录。我从他后面瞥了一眼，只见他写下：“R.B.指门蒂·G。”

没什么意思?不精彩?无重大事情发生?是啊，你的理解得看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以及你面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阿伦·梅斯纳不能说是来自默默无闻，但一想起他像个乡下佬在艾比茨运动场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临近黄昏时，光着脑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们那些街道上运送干洗衣物，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注定不能享受玫瑰联赛这类事物。

很少有谁能坐在一个地方吃这么久，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只是大家享用了果馅卷和咖啡后，宴会才算结束。来自曼普尔的小伙子登上演奏台唱起曼普尔大街校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再到麦克风前说上几句，如“这一生值得”或者“为你们大家感到自豪”，人们相互拍拍肩，搂在一起，组织聚会的十人委员会在舞厅列队举起手来，单人乐队奏起鲍勃·霍普的主题歌“感谢记忆”，我们对他们的辛勤劳动鼓掌致谢。马文·勒博，这个“撒一次尿都比我对自己的两次婚姻更深谋远虑的家伙”，给我讲了他为付离婚赡养费的烦恼。他父亲曾把庞帝亚克公司卖给我父亲，以前我们去叫马文出来玩时，他都给我们这些小伙子每人一枝大雪茄。以前对人最和蔼的朱里尔斯·平卡斯，因移植手术后的长期恢复吃了不少环孢霉素，现在颤抖很厉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验光配镜业。他悔恨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带着一只新换的肾前来聚会，“若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于脑出血，我现在也活不了”。希里马身材高大的年轻妻子对我说，“你是这班上的作家，也许你奶奶能解释这些。为什么他们都叫犹迪、杜迪、马迪和图迪?”谢利·明斯科夫，这位敢死队的另一球员问我，“你在麦克风前讲你没有孩子，这是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大吃一惊。他抓住我的手说，“可怜的逃学鬼。”只是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发现杰里·利沃夫很晚才到，他就在我们中间。

3

我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找他。我从瑞典佬那里知道杰里住在佛罗里达，更重要的是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是个孤独的家伙，除了他自己那些令人费解的兴趣外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似乎他也不太可能有更多的心思来忍受同班同学的才智。谢利·明斯科夫刚和我告别几分钟，杰里就蹦蹦跳跳地过来了，身穿和我一样的蓝色双排扣运动夹克，胸部像个大鸟笼，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一束绳样的白发罩在脑门上。他的体型真的有些古怪：尽管宽大的上肢替代了笨拙少年擀面杖似的胸部，他移动身躯还是拖着那长梯样的双腿，丝毫不比奥里维·欧易尔的滑稽剧《凸眼》里的那些长腿重一点或好看一点，还在学校时这种步态就显得极为笨拙。我一眼就认出那张脸，在那么多的下午，当时我自己的脸也成了他仇恨聚集的焦点，我总看见他这张脸在乒乓球台上疯狂的舞动，只因争强好胜、总想致人于死地的秉性而呈深红色——是啊，这张脸的特征我永远不会忘记，四肢硕长的杰里的疙疙瘩瘩小脸，是一种四处觅食的野兽固有的面具，让你不得安宁，直到被他从巢穴里驱赶出来。这张雪貂脸明显的表示“别和我谈妥协！我根本不知什么叫妥协！”现在这脸上具有的只是他一生的固执，总想将球抽向另一家伙的咽喉。可以想像得到，杰里采取了与他哥哥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在众人面前也显得极不平常。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杰里说。

“我也没料到。”

“我原以为这种场合还不够让你大驾光临。”他笑着说。“我敢肯定你会觉得这种多愁善感有些多余。”

“实际上我正好想到你。”

“你是那种从生活中驱除了所有多余情感的人，毫无回家之类的愚蠢的渴望。对虚幻的东西也不再具有耐心，只会将时光花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不管怎么说，他们坐在一块，对这些东西称什么‘过去’，其实它们连过去的碎片之碎片都算不上。这是一种降格的过去，没什么真的能被挽回，空洞无物只剩乡愁，大家废话连篇。”

这寥寥数语使我知道自己是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只说明了他为什么娶四个妻子，就是娶八个、十个或十六个也不难理解。每个人在重逢时都不免陷入深深的自我陶醉，这是另一种宣泄。杰里的身躯可以被分为瘦骨嶙峋的孩子和体格高大的男人两种，但他的性格却始终如一，冷漠地习惯于让人洗耳恭听。这种进化是将从行为古怪少年成长为自信男人的必然。先前那种笨拙的冲动似乎被改造成极具智慧和决心的某种混合体。其结果是他不仅成为只知吩咐打针而从未想过要按他人意见行事的那种人，他还让人觉得肯定要出点事。这似乎比我们在孩童时代更真实，一旦杰里脑袋里有了什么主意，尽管多么不切实际，最终结果都不坏。我明白了为什么孩提时期对他那么入迷，第一次了解前对他的迷恋不仅是因为他是瑞典佬的弟弟，而是因为他作为瑞典佬的弟弟的那种出奇的与众不同，但他的阳刚之气与那中三元者[25]的气魄相比尚未被人完全认同。

“你为什么来了?”杰里问。

关于前一年对癌症的恐惧和前列腺手术后泌尿系统的功能影响，我没有直接讲什么。只是说了些该说的东西。我讲的这番话并不全是为我自己，我答道，“因为我已六十二了，我想在所有那些乡愁的废话中，这最不可能有使人不安的惊奇。”

他欣赏这种说法。“你喜欢使人不安的惊奇?”

“也许吧。那你为什么来了?”

“我碰巧要来这里。反正周末我不得不来，所以就先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我认为他们没想到自己的作家这么简洁，这么谦虚。”当我被主持人请到麦克风前时，心里对这种场合该讲的话早有准备。（主持人是艾文·勒威因，有孩子四个，分别为四十三岁、四十一岁、三十八岁和三十一岁，孙子五个，分别为九岁、八岁、三岁、一岁和六个月。）我只是讲道，“我叫纳桑·祖克曼，是第四届班会的副主席和班级舞会小组的成员。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但十年前有过一次五倍分流手术，这使我感到自豪。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给他们的自述，用医学术语或其他话来说，多少如同要求的那样，但也让大家有点吃惊，说完便坐下。

“你想听什么?”我问杰里。

“那一点，只是那一点，不用装腔作势。那个威夸依克的普通人。还能有别的?你的行为总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你甚至和孩提时候一个样，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的自由。”

“我想那更能说明你，杰尔。”

“不，不。我找到的是不切实际的办法。个性轻率，一个鲁莽先生，每当事情不顺我马上就会发疯，开始高声大叫起来。你才是那种对事情有主见的人，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条理。就是在以前你也对什么都爱动动脑筋，估计形势、做出结论什么的。对自己也很在意，满脑子里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个敏感的男孩。不，这一点不像我。”

“是啊，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可是花了血本。”我说。

“对，做坏事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绝对不可容忍。”杰里说道。

“现在容易些了?”

“不用担心，手术室使你成为绝不会出错的人了。就像写作一样。”

“写作使人常出错。你曾以为有的幻觉是对的，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使你无法自拔的反常现象。还能是别的?作为一种病态，它并不完全毁掉你的生活。”

“你生活得怎样?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在某本书的后面，读到过你和一位贵族住在英格兰。”

“我是住在英格兰，但没有什么贵族。”

“那么另外有谁?”

“没有谁。”

“不可能。为与你共进晚餐的人做点什么?”

“我不用晚餐。”

“现在是吧。分流术的智慧。但我的经验是：个人哲理的保质期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事物总在变。”

“看，这就是生活离我而去的地方。很少见到其他人。我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小地方，那里到处是丘陵，我常与综合商店的小伙子和邮局的那位夫人交谈。那夫人是邮局的局长。就这些。”

“小镇叫什么?”

“你不会知道。在森林里。离一座叫雅典娜的大学城大约十英里。我刚开始时就在那里遇见一位著名的作家，没有谁还在意他，他的有关美德的看法已不适合现在的读者了，但在以前人们都敬重他。他现在像个隐士，离群索居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太苛刻，他却坚持下来，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现在要解决的。”

“什么问题?”

“某些问题从我的生活中溜走了，这就是问题。在商店里有红短袜，在邮局里有天气，就这些，这是我的社交话语。我们是否值得有那样的天气。当我来取邮件时，外面阳光灿烂，女局长对我说，‘我们不值得有这种天气。’毫无疑问。”

“女人呢?”

“完了。生活中没有晚餐，也没有女人。”

“你是谁，苏格拉底?我不这么认为。纯粹是个作家，一个老实巴交的作家，不是别的。”

“一直没有别的什么，我本来是可以为自己节省许多的花费，那就是为什么我总小心不沾上那狗屎。”

“‘狗屎’指什么?”

“我们相互间的印象，一层又一层的误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毫无用处，自以为是，完全是目中无人。我们只靠这些印象活下去。‘那是她，那是他，这是我。这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够了。你知道几个月前我见到谁了?你哥哥。他对你说过?”

“不，他没有。”

“他给我写信约我到纽约吃顿饭。信写得不错。我突然心血来潮，就开车去见他。他打算为你家老头写颂词。他在信中请我帮忙，我也想知道他的想法。他来信说想写点东西，这使我很惊讶。对你而言，他只是个哥哥，对我来说他依然是‘瑞典佬’。你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家伙。我不得不去。但在餐桌上他根本没提颂词的事，我们只是寒暄了一番。就在一个叫做文森特酒店的地方。就这些。和从前一样，他看起来还不错。”

“他死了。”

“你哥哥死了?”

“星期三去世的。两天前举行的葬礼。在星期五。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了泽西。看着大哥去世。”

“因为什么?怎么死的?”

“癌症。”

“但他已做过前列腺手术。他说已经取出来了。”

杰里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他还告诉了你什么?”

“他有点瘦，没别的。”

“还有别的。”

就这样，瑞典佬也走了。令门蒂·格里克吃惊的是，敢死队中已死掉一半，令我吃惊的是早在一年前使我成了“纯粹的作家”。伴随所有这些让人愈加孤独的损失，一切的消失，每个人都走掉，我也被层层剥落，成为一个日渐衰老，所有的能力只为着单一的、始终不渝的目标的人。一个不管是否喜欢都只在字里行间寻求慰藉的人，却尽力从事所有那些事情中最惊人的事业：完成描写战争期间威夸依克地区不可战胜的英雄、我们社区的护身符、带着传奇色彩的瑞典佬。

我问道，“我见到他时，他知道自己的麻烦吗?”

“他有他的希望，但他肯定知道。转移了，蔓延到全身。”

“听到这些我很难过。”

“下个月就是他的五十次同学聚会，你知道星期二他在医院里说了些什么?他死前对我和他的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里他语无伦次，但有两次他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听明白了。他说，‘到我的五十次聚会去。’他好像听到班上每个人都在问，‘瑞典佬去吗?’所以他不想让大家失望。他很坚强，是个惹人喜爱、简朴单纯、吃苦耐劳的人。他不懂幽默，也不注重情感，只是个可爱的家伙，命里注定要被某些真正的疯狂举动所操纵。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个平庸之人，没有坏毛病，生来不善言辞，长得也不出众，过着人人想过的普通人生活，就这么回事。符合社会准则，仁慈和蔼，等等。但他尽力去做的是生存下去，使自己的人不受伤害。他努力使自己的那一排人无一伤亡。这对他来说终究是场战争。这家伙也有高尚的一面。他一生中有些令人痛苦的自我克制。他陷入一场自己并没有开始的战争，所进行的战斗就是为了使大家团聚，但他倒下了。平庸、普通——也许是吧，也许不是。人们会想起这些。我不想作评判。总的来说，我兄弟是这个国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

我当时就在想，杰里说这番话是否就算他在瑞典佬还活着时便已形成的看法，是否一点不带哀悼者常有的那种重新评价，以及对他那种杰里式的、对他一表人才的哥哥更为苛刻的看法表示出后悔。他哥哥那么完美、那么有条有理、那么稳重和规范，每个人都景仰他，他成了社区的英雄，而这个小的利沃夫只要有什么和他雷同总被人拿去和他比较。刚才这番对瑞典佬不算评判的评判完全可以看成是杰里的一大长进，是几小时前才产生的同情心。这种情况常在人们去世后出现，与他们的争执也烟消云散，人们有呼吸时缺点那么多，有时让人忍无可忍，现在却让你感到最为可亲。当你坐到灵车后面豪华轿车里时，昨天以前你还一点都不喜欢的东西，已成为不只是令人同情的，而且让人羡慕的事业。到底哪种评价有更大的真实性?是葬礼前的那种不刻意讨好，在日常生活的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严厉的评价，还是在那以后家庭聚会时被极度的悲哀控制时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外人也说不清。棺材入土时的情景能使人们心里起很大的变化，忽然间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嫌弃这死去的人，但棺材的情景对寻求真相的心理究竟起多大的作用，我没有什么把握。

“我父亲，”杰里说道，“是个难以置信的讨厌鬼。他独断专行，到处插手，也不知人们是怎么为他干活的。他们迁往中央大街时，他让搬运工首先运的是他的书桌，他要放的第一个地方不是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里，而是在工厂的正中心位置，这样他就可以监视所有人。你无法想像外边的噪音，缝纫机呜呜作响，冲切机不停地撞击，数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把他的书桌、他的电话和他这大人物围在当中。身为手套厂的老板，他却常常亲自扫地，特别是剪裁机周围，人们在那里下料，他想从皮料碎块上知道谁让他亏损。我很早就劝他别那么干，但塞莫尔从来就不像我，他性格宽厚，所以人们拼命指责他，说尽难听的话。一个永不满足的父亲，永不满足的那些妻子，还有那个小害人精——怪物女儿，就是妖怪梅丽。他曾经就是那么个家伙。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他绝对是个不容置疑的成功人士，吸引了许多人将一切都献给了公司。非常精明的商人，知道如何裁剪手套，知道如何取消生意，对第七大街的追逐时髦的人们有很大影响。那里的设计师们什么都对这家伙讲，所以他总能保持前卫。他到纽约时一般都会进商店逛逛，买点竞争对手的产品，从他人的产品中找出特色。常常就在店里，他看看人家的皮料，拿起手套用力拉，像我们老头教他的那样去做。大多数产品他亲自去销，结算所有的账目。女顾客被塞莫尔弄得神魂颠倒。你可以想像，他曾到纽约来，请这些粗野的犹太佬聚餐，这些买主可以使你成功，也可以使你破产。他招待他们大吃大喝，而这些人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不是他对这些人阿谀奉承，而是在晚饭结束时，他自己被人捧上了天。圣诞节来时他们总给我哥送戏票和苏格兰威士忌，而不是他去送人家。他知道怎样以自己的为人去赢得这些人的信任，他琢磨出顾客最喜欢参与的慈善活动，弄一张去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年度大餐的入场券，像电影明星一样穿上晚礼服亮相，当场捐出一大笔钱资助癌症病人、肌肉萎缩症病人，或管它什么，犹太人联合倡议的东西，反正有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付账。他什么都了解：下个季度的流行色啊，服装的长度是增加还是减少啊。真是个招人喜爱、责任心强、工作卖力的家伙。六十年代遭到几次打击，局势非常紧张。他的雇工也参加罢工，看到他坐在车里就停下来，为他做手套的妇女还跪下道歉说不该离开缝纫机。他们对我兄弟比对工会更忠诚。大家都爱戴他，他是个决不会犯愚蠢错误的完人。除了手套，对他而言没有理由去关心其他事。然而他却在后来的日子里遭受了羞辱、猜疑和痛苦。人们常在乎的那些问题从未把我兄弟难倒过，他以另外的方式获得生活的意义。我不是指他这人单纯。有些人认为他单纯，因为他一生都对人这么好。但塞莫尔决没有那么简单。单纯是对的，但不是那样。另外，那种自我反省也是他很久才学会的。如果说有什么比扪心自问更糟糕的事在生活中过早出现的话，那就是扪心自问来得太迟。他的生活就是被这颗炸弹摧毁的。爆炸的受害者是他本人。”

“什么炸弹?”

“小梅丽心爱的炸弹。”

“我不明白什么叫‘小梅丽心爱的炸弹’。”

“梅丽蒂丝·利沃夫。塞莫尔的女儿。这个‘里姆洛克的爆破手’是塞莫尔的女儿。就是那个炸掉邮局、杀害医生的高中生。这家伙为阻止越战，将早上五点钟去寄信的人轰上了天，一位去医院上班的医生。迷人的小孩。”他语气里全是鄙视，似乎还容纳不下他所有的鄙视和仇恨。“用炸掉商店里的邮政办事处的方式把战争拉回家乡，发泄到林顿·约翰逊身上。地方太小，邮局只好设在店里，实际上不过是店后面的一处柜台，有几排带锁的箱子，那就是邮局的全部家当。到那里去买清洗剂、救生衣和力士香皂时顺便买几张邮票，奇怪的美国文化。塞莫尔喜欢这些奇怪风俗，但那孩子却不。他将孩子从现实中救了出来，可这孩子把他送回现实中。我兄弟认为他能把全家从人间的混乱中拯救出来，带回到以前的里姆洛克，而她将他们送了回去。不知何故她把炸弹安放在邮局的橱窗后面，爆炸时也将商店炸坏了。被炸的那人就是途中顺道去寄邮件的医生。再见吧，美国！你好，现实！”

“我没听说过这些，一点也不知道。”

“那是在1968年的事，当时人们野性刚刚暴露出来。忽然间人们不得不去弄清楚疯狂举动的缘由。到处都是公众活动，限制被取消，权威软弱无力，孩子们都疯了。大家都感到威胁，大人不知结果会怎样，他们手足无措。这是演戏吗?‘革命’真的来了?还是游戏?是警察和窃贼的玩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孩子们将国家弄了个底朝天，大人也开始疯狂。但塞莫尔不在其中。他是那种知道自己道路的人之一。他明白有什么不对头。但他不像他那个胖妞一样的胡志明狂，只是个自由派的可爱的父亲，只懂日常生活的哲学大王。他用人们理智地对待孩子的现代思想将她养大，一切都容许，一切都谅解，而她却恨透了。人们不愿承认他们怎样恨他人的孩子，但这个小孩却轻而易举使他那样。她很痛苦，自以为是，从出生以来这小坏蛋都没什么长处。看，我也有孩子，孩子很多，我知道孩子成长时是怎么回事。自我吸收的黑洞是无底的。长胖是一回事，长头发是一回事，大声放摇滚乐是一回事，但超过极限扔炸弹就是另一回事了。那种罪行永远也改变不了。那次炸弹后，我兄弟没有了退路。那颗炸弹毁掉了他的生活。他完美的一生结束了。这就是她记住的东西。这就是人们（那女儿和她的朋友）怨恨他的原因。他运气太好，众人爱戴，他们就因为这个恨他。有一次我们全部到他家里过感恩节，有德维尔妈妈、多恩的胞弟丹尼、丹尼的妻子、利沃夫家族的所有人、我们的孩子，大家都在场，塞莫尔站起来敬酒。他说道：‘我是个不信教的人，但当我看看这一桌人，我就知道有什么东西将光辉洒到我身上。’那些人真想搞掉的就是他，他们做到了，毁掉了他。那炸弹其实可以就在他们的客厅爆炸。那次暴力事件将他的生活弄得很糟，很恐怖。他这一生都没有机会去问：‘为什么会这样?’当一切都顺利时，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事情怎么就变成这样?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以前上帝是如此庇护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杰里以前也这么关注他哥哥的生活，了解他哥哥的事吗?我并没有意识到那奇怪的大脑里聚集的所有那些专横意念可以使他把注意力投向许多方面。那次死亡不像通常对自我关注权威的冲击，总的说来它反而强化了这一点：“我怎么办?如果发生在我身上呢?”

“他告诉过你很可怕?”

“曾经说过，只有一次。”杰里说。“不，塞莫尔只是默默承受，忍下去。你仔细观察这家伙，看着他，他会一直努力干。”杰里苦涩地说道。“可怜的杂种，他命该如此——天生要承受重担、咽下苦果。”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想起瑞典佬从混战的人堆中用力摆脱出来，手里总抓着球，在很久以前那个秋天的下午我是多么深地爱上他，当他选中我进入瑞典佬利沃夫生活的幻影时，改变了十岁的我。那时我有一阵似乎觉得自己也被伟大的事业所召唤，既然我们天神仁慈的面容只照亮我一个人，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篮球从不像这样，逃学鬼。”那种直率在我听来是多么迷人啊。他使我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是1943年一个少年想得到的一切。

“决不屈服，他很坚强。记得吧，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他加入陆战队打日本人?是啊，他成了该死的陆战队员。只有一次妥协过，就在佛罗里达。”杰里说道。“他实在受不了。他带着全家来看我们，有孩子们和第二位非常自私的利沃夫太太。那是在两年前。我们全部到了隆背哲蟹[26]这地方。一共十二人就餐，噪音震耳，孩子们都极力表现自己，笑声不断。塞莫尔喜欢这个样子，风流倜傥的一家全在那里，生活就如同人们期望的一样。但当馅饼和咖啡端上来时，他起身走开。我看到他没马上回来，就出去寻找。他待在车里，泪流满面，浑身颤抖，抽泣着。我从未见过他那样。我哥是块岩石。他说，‘我想女儿。’我说，‘她在哪里?’我了解他总知道她在哪里。多年来她东躲西藏，他总去看她。我相信他们经常见面。他说，‘她死了，杰里。’起初我还不信。我想这是免得我去跟踪。我以为他一定在某处见过她，不管她到哪里他都会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这个杀人犯。这杀人犯已四十多岁了，而她杀的人还是杀了。但当时他抱住我，又松开，我不由得想到，是真的，家族里这可恶的怪物真死了?但如果她已死，他又哭什么?若他有一半的头脑就会意识到，有个那样的孩子真是太出格了，若他还有一半的头脑，他早就被这孩子激怒了，并在多年前与她形同路人、分道扬镳了。多年前他就应该把她从头脑里剔除干净，让她滚得远远的。这愤怒的孩子越来越疯狂，还有使她丧失理智的神圣事业。哭得那样——为了她?不，我不吃这一套。我对他说，‘不知你是撒谎还是讲实话，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她死了的话，那是我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没有其他人会对你这样讲，他们都会深表同情。我和你一块长大，与你直言相告。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让她死，她不属于任何与你相关的东西。她不属于与任何人相关的东西。你玩球——得有玩球的场地。她并不在场地上玩，甚至一点都不沾边，就那么简单。她在圈外，天生的畸形人，以不受约束的方式行事。你要停止对她的悲伤，你敞开自己的伤口长达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够了。这已使你发疯。再这样下去会要你的命。她死了?好！让她去。不然会腐烂在你的脑子里，也要夺走你的生命。’这就是我对他说的话。我以为能让他发怒。但他只是哭，不肯罢休。我说过这家伙会被这桩事烦死，他真的死了。”

杰里是说过，不出所料。这是杰里的理论，认为瑞典佬不错，指的是消极，指的是总在努力去做正确的事，说的是一个受社会制约、不发脾气的人物，从不轻易发怒。愤怒的感情既不是他的债务，也就不是他的资本。按照这种理论，恰恰是这种忍气吞声最后毁掉了他。而进攻性却有净化或疗伤的功能。

看起来杰里能坚持下来，毫不犹豫或者说毫不后悔，不屈不挠地执着于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是因为他对待愤怒有特别的天赋，他另一种特别的天赋是不回头看。我想，他从不回头。他不因记忆憔悴。对他而言，回头看就是无聊的怀旧，甚至包括瑞典佬的那种回首往事，二十五年后还想到炸弹爆炸以前的事，回想过去，无益地为与那颗炸弹一起烟消云散的一切哭泣。对这女儿的愤怒有何道理?毫无疑问，这样想会好受些。不可否认，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正当的愤怒更使人升华。但在这种情况下，要瑞典佬超越之所以成其为瑞典佬的界限，这不是要求过分吗?在他的一生，人们肯定常对他这么干，以为他曾经是神秘的瑞典佬，他总是法力无边。我在文森特饭店就那样干过，小孩式的期盼被他天神般的气质震慑，却见他完全和常人一样。要让他人将你看成神的代价就是使你追随者的梦境永不消减。

“知道塞莫尔的‘致命关注’吗?致命关注他的责任，”杰里说道，“被责任完全吸引。他可以在他想的任何地方打球，他却到乌普萨拉，因为父亲要他离家近些。巨人队给他一份双薪合同，有一天还可以和威利·梅茨队打球——可他却到中央大街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工作。我父亲让他从制革厂干起，把他放在弗雷林乌森大街一家制革厂干了六个月。每周六个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知道什么叫制革厂?制革厂就是狗屎堆。还记得夏天的那些日子?强风从东边吹过来，硝皮的恶臭弥漫威夸依克公园，笼罩在整个社区上空。啊，他从制革厂毕业，塞莫尔做到了，壮得像头牛。父亲又让他在缝纫机前待了六个月，塞莫尔目不斜视、专心掌握那台该死的机器。给他一只手套的皮料，他能缝制起来，比那些缝纫工干得更好，还只用一半的时间。他可以娶到想要的任何美女，但还是和美貌的德威尔小姐结婚。你应该见过他们。迷人的夫妻。他们俩到美国各地旅游时总笑容满面。她是天主教后代，他是犹太教后代，一起到里姆洛克老街去养一群小面包后代。可他们得到的是那个该死的孩子。”

“德威尔小姐怎么啦?”

“他们住的房子没有哪一间好，银行的存款不管多少都不够。他让她去从事养牛，搞不好，让她办苗圃，也不行，他带她到瑞士请世界上最好的美容师整容。不是弄得像五十多岁，而是这女人想的四十多岁的样子，所以他们艰难跋涉到日内瓦让曾给格雷丝公主做过的那位来给她整容。他要是在双优球队日子会好过些；要是在凤凰城和某个女招待胡来，到马德亨斯打一垒，也会混得不错。那该死的孩子！她口吃，你知道。因她口吃，她要报复大家，就引爆了那炸弹。他送她到语言矫正师那里去，到诊所，看心理医生。为了她，他有干不完的事。可回报呢?嘭！这女孩为什么要恨她父亲?这位伟大的父亲，这位真正了不起的父亲，英俊、和蔼，有责任心。为什么她与他相去甚远?我们自己那可笑的父亲怎么养出这样一位杰出的父亲，而他却生了她?有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要分离的遗传需求?所以她不得不离开塞莫尔到切·格瓦拉[27]那里?不，不对。引起这些，使这可怜的家伙被置于自己生活之外的毒素是什么?他一直从外面窥视自己的生活。他命里的搏斗就是埋葬这东西。但他能行?怎么干?能指望一个像我哥那样魁梧、可爱、讨人喜欢的傻子去对付这颗炸弹?某一天生活开始嘲笑他，就再不会停下来。”

我们就谈了这些，这是我从杰里那能听到的——要知道多一点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啦——因为这时一位身材娇小、头发灰白、身穿褐色便服的女士走过来做自我介绍。而杰里这人天生就不会在有第三人出现时能待上五秒钟，所以向我玩笑般地示意后便消失了。当我后来去找他时，听说他早走了，去纽瓦克乘飞机回迈阿密。

我写好他哥哥后——这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干的事：连续六小时、八小时，有时十小时去想瑞典佬，与他交换孤独，占据这个和我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物，消失在他体内，日夜揣摩这位明明空虚、天真和朴实的人，再现他的崩溃，把他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描绘出来，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将改掉那些姓名、把突出身份的标志掩盖起来前，我有一种业余作家的冲动想给杰里送一份草稿，听听他的意见。我打消了这念头：我写作和出版到目前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所以知道应该怎样办。“这不是我哥，”他一定会告诉我，“一点也不像。你误解他了。我哥不会那样思维，不会那样说话”等等。

是啊，现在杰里可能早已从葬礼后突然使他陷入孤寂的那种客观现实恢复过来，当时那种怨恨使他成了医院里人们不敢与之交谈的医生，因为他也从不出错。而且，还不同于大多数有成为众人楷模的亲人去世的人，杰里·利沃夫只会因为我没能像他一样抓住瑞典佬的悲剧实质感到好笑，却不会发怒。很有可能：杰里心里厌烦、嘲笑般地翻弄我的草稿，一项一项地带给我坏消息。“那妻子一点不像这样，孩子也不是那样，连我父亲都弄错了。我没说过你引用的那种话。但是，伙计，不提我父亲就如同谷仓少了一堵墙。娄·利沃夫是头畜生，伙计。这家伙不中用。那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另一位是和事佬。不，与我们所知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手里有剑，老爸暴跳如雷、订下规矩，就这么回事。不，没什么相似之处……比如这里，说我哥有心计，通晓事理。书中这人对失败很明智，而我哥认知上有问题，这丝毫不像他的思维，他没有这般理智。耶稣啊，你甚至还给他一位情人。完全是判断失误，祖克。绝对离题了。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捣腾出这般东西?”

但是，若杰里的反应真是这样，他不会听到我太多辩解。我去过纽瓦克，找到了中央大街下段荒凉街区上废弃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我到威夸依克看过他们的房子，现已失修，还去了克尔街，我在那条街上从车里钻出来，沿车道走向车库，去看看瑞典佬以前常在冬天荡秋千的地方，可这么做看来很不明智。三个黑小子坐在前面台阶上紧盯着车里的我。于是，我解释道：“有个朋友以前住在这里。”见他们没回答，我加了句：“那是在四十年代。”随后我开车离去。我驱车到莫里斯顿去看梅丽上高中的学校，然后到西面去了旧里姆洛克，找到在阿卡蒂山路塞莫尔·利沃夫一家曾度过青春幸福时光的大石头房子。后来就到村子里一家新开的百货店（麦克冯森），坐在吧台边喝了杯咖啡。这家店铺取代了原来那家被利沃夫十几岁的女儿炸掉邮局的商店。她为的是要“把战争拉回美国”。我到过伊丽莎白，那里是瑞典佬美貌的妻子多恩的出生地。我在她所住的艾尔莫拉宜人的街区转了转，开车经过她家常去的圣·日内维夫教堂，再一直向东到她父亲住的伊丽莎白河边的老码头一带，这些地方在六十年代由古巴移民和后裔取代了最后那批爱尔兰人。我还从新泽西美国小姐大会办事处搞到玛丽·多恩·德维尔的平版照片，1949年她才二十二岁，那时她正被加冕新泽西小姐。我也找到她的另一张照片，刊登在1961年的莫里斯周报上：拘谨地站在壁炉前，身着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裙子和翻领毛衣，画面上题为“利沃夫太太，1949年新泽西小姐，喜爱居住在一百六十年前的旧房子里，她称这环境反映出她们家族的价值观”。在纽瓦克公共图书馆我查阅了纽瓦克新闻报（1972年停刊）的运动版的微缩胶片，搜寻瑞典佬为威夸依克高中（1995年已陷入困境）和乌普萨拉学院（1995年停办）增光添彩时的记叙和得分情况。这是五十年来我第一次重读约翰·R.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甚至一时认为自己所写的关于瑞典佬的这本书也可称为《来自克尔大街的男孩》。在土尼思1940年为康涅狄格州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写的小说中，那个孤儿作为联赛的主力队员唯一的缺点就是总想将右肩下垂再向上摆动，啊，就这点毛病也足以刺激诸神来毁灭他。

然而，除了这些和其他的努力，我所发现的瑞典佬的世界使我早就想承认我心中的瑞典佬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然，根据这些线索，他给杰里留下的基本影响已荡然无存，也从我的印象中消失，因为这些都是我不了解或者不想知道的东西。瑞典佬的形象在我的书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聚集起来，与他肉体聚集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是否这意味着我想像出一个富于幻觉的人物，完全缺乏真人独具的本质，是否我头脑里关于瑞典佬的概念比杰里所想的更荒谬（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荒谬），是否瑞典佬和他的家人在我心里显现时没有在他弟弟心里那么真实——也许，谁知道呢?谁又能知道呢?要描绘像瑞典佬这样琢磨不透的人物，了解那些人人喜爱、多少有些不愿抛头露面的普通小伙子，这还得看手里能抓到什么，对我而言主要是看谁的猜测更周详一点。

“你不记得我，是吧?”这位使杰里匆匆消失的女士问我。她热情地笑着，把我的双手握住。她精心打扮的脸庞在短发的衬托下，显得又大又实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棱角分明，恰如罗马君王的古石雕。她虽然面部有着如同用刻刀划过的深深刻痕，但在玫瑰色的脸妆下也只是嘴唇周围皱纹较多，在经历几乎六个小时的接吻后，唇膏差不多蹭光了。此外，她的肌肤尚有些许姑娘的柔性，显示出她好像没有遭受女性通常经历的种种磨难。

“别看我的姓名牌，我是谁?”

“告诉我。”我说。

“乔伊丝，乔伊丝·赫尔本。我有件粉红色安哥拉毛衣，原来是我表姐的，艾斯特尔的，她比我们大三岁。她死了，纳桑，归入尘土了。我漂亮的表姐艾斯特尔，她抽烟、和比她大的男人约会。在高中时，她和一个每天要刮两次胡子的男人约会。她父母在政府大街有间服装店，叫格罗斯曼。我母亲在那里上班，班级出游时你带我出去过。信不信由你，我那时叫乔伊·赫尔本。”

乔伊：聪明的小女孩，披着拳曲的淡红色头发，圆脸上有些雀斑，丰满性感，总也逃不过罗斯卡先生的眼睛。我们这位体态肥大，红鼻子的西班牙老师每天早晨当乔伊身穿毛衣到学校时，总要她起立背诵家庭作业。罗斯卡先生称呼她为“酒窝”。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似乎毫无所获的那些日子里，人们能获得许多东西。

因为语言的联系还不是完全的不可靠，乔伊形象持续地逗弄我，这比罗斯卡先生受的影响不会少，我最后一次见她从政府大街跳上车到学校，当时她穿一双古怪但有挑逗性的、敞开口的橡胶套鞋，明显是她哥哥长大后不能穿才传给她的，就像她漂亮表姐的安哥拉毛衣一样。只要有几行约翰·济慈的名诗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总会想到她在我身下的那种充实丰满的感觉，她美妙的浮力是我这种青春期的男孩敏锐的雷达即使隔着马车上的毛毯也感觉得到的。那些诗句是取自“忧郁之歌”：“……他，火热的舌头/能挤破乔伊的葡萄，直逼他良好的味觉。”

“我记得那次出游，乔伊丝·赫尔本。你在大车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而我现在看起来像斯宾塞·屈赛[28]，”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我再也不害怕了，可太晚了。我过去很害羞——现在再也不那样了。哦，纳桑，我老了。”她叫道，我们拥抱着。“老了，老了，多么奇怪。你那时想碰我裸露的胸部。”

“为了那事，我当时真想就那么待下去。”

“是啊，”她说，“那时刚长起来。”

“你十四岁，它们大约一岁。”

“总有十三年的差异。那时我比它们大十三岁，而现在它们却比我大十三岁。但我们肯定接吻了，是吧，亲爱的?”

“吻啊，吻啊，吻个不停。”

“我练习过。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练接吻。”

“和谁练?”

“在手指上。我当时应该让你解开我的胸罩。若你想，现在也行。”

“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全班人面前解开一只胸罩了。”

“真令人吃惊。当我准备好了，纳桑却长大了。”

我们来回嬉笑着，紧紧抱住对方，腰向后仰，这样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部和身体的变化，那是半个世纪的生活对人体的改变。

是啊，我们不停地打量对方，从头到脚，用身体接触，所花的那么长的时间正如我在那架马车上疑心过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样关键。这肉体，人们不管怎么用劲也无法将自己剥离出来；只要是在远离开死神的这一边，人们都无法逃避肉体的束缚。早先我看见阿伦·梅斯纳时，总爱看看他父亲。现在我望着乔伊，看到的则是她母亲的样子，那位袜子卷到膝盖，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罗斯曼服装店里的肥胖的女裁缝。但我想着的则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肉体对精神暴君式的控制。这么孔武有力、才华横溢同时又孤独寂寞的瑞典佬，生活从未使他变得精明，他并不想作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垒手度过一生，只想做个人们能认真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没完没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婴儿。他想最好自己不是这么个天生的体育奇才，似乎对一个人来说，那种天赋是不够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称的更崇高的呼唤，而他的霉运便是找到了这种呼唤。校园英雄的这种责任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贵族气质[29]。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种方式行事，早规定好了。你得谦虚、你得克制、你得恭顺、你得善解人意。这种英雄般理想化手段、这种被当做责任和道义壁垒的战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这些都运转起来，全因为那战争，因为那由战争引起的糟糕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联系多么紧密的社区里的孩子们远离家乡、面临死亡，人们被这个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克制的小伙子吸引，因为他有天赋抓住扔到他近旁的任何东西。对瑞典佬而言，在荒谬的环境中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难道还有别的?

一切只因另一桩事了结。一颗炸弹。

当我们在文森特饭店会面时，可能他坚持认为他的三个孩子是多么的好，他以为我知道炸弹的事，知道他的女儿，那个里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样对他作过严厉的评价。这么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是这样——即使在二十七年后，人们又怎么能不知晓或忘记?可能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忍不住，即使想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谈谈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他首先想和我谈的是什么。降临到他父亲心爱的人头上的“惊人事件”就是他的女儿——她像惊雷一样落在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他要找我谈的——想我帮他写出来。而我却错过了，我这个人的虚荣心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那么天真，可见我远比谈及的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饭店，我只从瑞典佬那里挖到最浅层的珠子，而他想告诉我的却是这个：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内心生活，这故事悲惨、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这是个终极团圆的故事，而我却全错过了。

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他觉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错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来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来他还能掩盖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时也能忍受一些，这次又向他袭来，势头比以前更猛。他尽力把一切抛到一边：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个令人可怕的男孩。在我看来，早在1985年，在希尔体育场我见到他与年轻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将这些抛在一边了。瑞典佬从地上爬起来，他确实这么做——有了第二次婚姻，对理智和传统约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枪，可传统重塑了一切，无论巨细，形成抵御不当行为的屏障。这第二枪也是对想做个传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丈夫和父亲的观念再次冲击，要求他重新对作为家庭秩序的核心的标准条例和规定做出保证。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错位的、特别的、不恰当的、难以接触和理解的东西，他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即使是瑞典佬这个上帝赐予了凡人该具备的一切品质的人物，也不能像决裂者杰里指示的那样去摆脱那个女孩，尽力完全摆脱那种疯狂的占有、父亲的责任、对已失去的女儿的偏爱，抹掉那个女孩和那段历史的一切痕迹，从“我的孩子”的歇斯底里中永远跳出来。要是他真能渐渐忘记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没有那么伟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给予的最糟糕的教训，可毫无作用。而当那发生时幸福不再同时降临。这都是人为的，即使在那个时侯也是以完全与自我和自己的历史疏离的代价换来的。这可爱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用他温和的方式处理冲突与矛盾，这信心十足的前运动员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战斗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对抗不公平的方式（人类交手时难以根除的恶习），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种自然的高贵品质也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不可能再那么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满足于相信旧的瑞典人方式，但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为了他们天真的完整性——他还是冷酷地假装下去，他冷峻地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时间来试验忍耐力。一场劫后余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过的是双重生活。

现在他濒临死亡，支撑他度过双重生活的东西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老天见怜，那种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时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没，现在却整个地回来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为和对了不起的孩子们的父爱。在癌症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恐惧又回来了，比以前更糟，她回来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夺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被痛苦折磨的心力憔悴，这时他想，“有这么个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个作家，或许我可以告诉他……”但他把一切告诉了作家后又会怎样?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写有关父亲、有关儿子的事，我给他写信谈谈我父亲——他会拒绝?也许他会对此回信。”抛出的鱼钩为的是我。但我来则是因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鱼钩，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来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讲给一位专业人士……”但他约我到那里后，他却不能讲。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并不需要。他对此事有更好的看法，他是对的，那一点都不关我的事。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你找到某人，你会想，“我把这事告诉他吧。”但是，为什么?这种冲动就是诉说会使你解脱。那也是为什么事后你会难受——你解脱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惨和糟糕，也不会因此而好转，只会恶化。这忏悔般的袒露心迹只会使苦难加重。瑞典佬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点不像我想像的那种木头人，他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些。他意识到通过我也会一无所获。他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样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时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随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后回家，将故事藏在心里、带入坟墓。而我错过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错过这一切。

现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们的妈妈会还待在里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亲，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亲肯定有九十岁了，在为她心爱的塞莫尔服丧。而那女儿，梅丽蒂丝，梅丽……显然没有来参加葬礼，和身材魁梧、但对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见面，生性报复的叔叔认为有责任将她抓来。等杰里走后，她离开藏身之地前来悼念，亲自到旧里姆洛克，可能经过伪装。她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继母还有祖母一道，为她父亲的死号啕大哭……不，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对杰里说的是真话，四处躲藏的女儿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该发生，至少对他是这样。

这位战无不胜的人物的毁灭真是惨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发生在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身上的那种事。即使在孩童时代我们就知道，对他来说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谁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方式搞得四分五裂?美国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松动脱落、一路飞旋来到旧里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脱俗的气质、他的荣光、我们对他的英雄角色使其摆脱自我怀疑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些富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死是政治谋杀，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约翰·R.土尼思的托姆金斯韦尔男孩的殉难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约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岁，是另一个命运的宠儿，也是一个浑身流露美国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岁时被人暗杀。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儿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约翰逊的战争、毁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认为，理所当然，他是我们的肯尼迪。

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团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懂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里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阁楼上的双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克奇平原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坟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对他毫无顾忌的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啊……当你感到忧伤，梦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1948年秋天的大车上时我完全不懂。”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哈罗德睡在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解开胸罩。我不想你成为我的男朋友来接我去玩，发现我哥哥在哪里睡觉。这和你无关，亲爱的。”

“唉，要是告诉我，我会好受些。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样。”她说道。开始我们还在笑，但乔伊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首该死的歌曲“梦”。我们过去常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家里的地下室点上灯，随着这歌声起舞。那时候花衣魔笛乐队里还有乔·斯塔福德，他们总是认真地、以固定和声演唱这歌，和着四十年代那种紧张的节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击打声。她也许是因为阿伦·梅斯纳成了共和党人；二垒手伯特·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爱塞克县法院报摊前擦鞋，他逃离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医生；朱里尔斯·平卡斯植上十四岁少女的肾，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靠药物控制身体的排斥现象而导致全身颤抖；门蒂·格里克依然是个十七岁的毛小伙子；乔伊的哥哥哈罗德在厨房里睡了十年；希里马娶了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体态糟糕的妻子，而他还需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单影只、连个孩子或孙子也没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话说，“就像那样”。毕竟分别多年后，这种团聚将完全陌生的人们拉到一起待上的时间太长，那些任意发泄的情感也在我身边慢慢滑过，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在越战时期带给他和家人的狼藉名声。他这个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不满，而在中年时才觉醒过来，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这些正常举动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美国可预见的未来从实实在在的美国历史直接展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变得更聪明，懂得上一辈人的不足和局限，每一代人又一点点地脱离乡土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在美国的权利，将自己造就成摆脱传统犹太人风俗习惯的理想之人，不带一点从前美国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桎梏，心地坦然地作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这种未来被打断了。

这女儿失去了，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形象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他似乎才是逃犯，被误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

以前在这个国家里，两代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是固定的。那时，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角色，会认真对待规定，反复去适应我们生来所处的文化氛围。而现在为了成功，这礼仪上的后移民争斗其他地方都不如在我们超凡的瑞典佬富有绅士风度的农夫城堡里变得那么病态。一个人就如同堆积在一起的一副扑克牌，展开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他将要遭到的打击作好准备。尽管他小心翼翼、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善意，可怎么能知道安分守己的生活需要这么高的赌金?人们顺从无非就是想降低赌金。漂亮妻子，漂亮房子，他的事业如施了魔法，把一个老人的那点事情弄得干净利落。真的不枉此一生，这是他的乐园。这便是成功人士的生活。他们是良民，只觉得幸运和感恩戴德，上帝朝下对着他们满脸堆笑。有问题，他们调节。但一切都改变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谁朝下面任何人露出笑容。还有谁能调节?人们生来就不会应付生活中的逆境，更别说应付不可能的事情。但谁又生来就会对付将要发生的不可能的事情?谁生来就会对付不可理喻的悲剧和苦难?谁也不会。人们毫无准备时悲剧往往降临，这就是每个人的悲剧。

他从外部窥视自己的生活。他生活中的挣扎就是要埋葬这种东西，可他又怎么能办得到?

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机会问问自己，“事情怎么会成这样?”当过去一切都很正常时，他为什么要去费那番心思?为什么事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那之前他一直承蒙上帝的恩宠，根本没想到有这种问题存在。

一百个老人大胆地将时钟调回到大家对时间的流逝毫不在意的那个年代，所有这些力图复兴我们班在本世纪中叶那种天真浪漫的激情随着下午的愉快时光即将结束，这时我开始深思那个使瑞典佬临死都大惑不解的事：他是怎么成为历史的玩物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是你在书本上、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东西，却一路钻到平静的、交通不便的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来到乡下。这里自从华盛顿的军队曾两次冬季驻扎在邻近的莫里斯顿那以后，历史上就再也没什么可提的啦。历史这东西，在独立战争后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大的波及，这次却回到这些与世隔绝的丘林地带，令人难以置信地，带有其可以预见的偶然性，跌跌撞撞地钻进塞莫尔·利沃夫四平八稳的生活中，然后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人们常用长远的眼光看历史，可实际上历史是个突如其来的东西。

就在此时此地，我一边搂着乔伊随音乐的节拍晃动，一边仔细考虑，试图搞清是什么造成那种命运，它一点不像人们为那位有名的威夸依克三项全能运动员所勾画的。此时的音乐和伤感的歌词恰到好处，我不由想起瑞典佬和他周围的一切，他的城市和那时处于繁荣的顶峰的国家。那是人们最富有信心的年代，到处充满富于希望的幻想。乔伊·赫尔本再一次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她轻轻地抽泣声中只听见这昔日的流行曲向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老人召唤。“梦想啊……一定会实现”，我将瑞典佬放到前台。在文森特饭店的那天晚上，纵有上千个充分的理由，他也无法迫使自己要求我这么做。就我所知他也没打算要我这么做。使我写关于他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到那里去的原因。也许只是我在那里的原因。

篮球从不像这样。

在我的孩童时代，他就触动了我内心的东西，正如他对无数孩子做过的那样，那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最强的想像力。但期望自己进入他人的荣光之中，无论作为孩子或作为成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你若不是个作家则会一败涂地；但从美学角度出发，你若是个作家也将一事无成。在其毁灭之中拥抱你的英雄，让你的英雄生活在你的灵魂深处，而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削弱他，你却想像着进入他的霉运中，不是将你同他处于崇拜焦点的那种无所顾忌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悲惨衰落的惶恐共命运，啊，这就是值得我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和乔伊待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瑞典佬和在这只不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战时威夸依克高中的胜利凯旋的日子到他女儿在1968年扔炸弹的岁月之间，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想到了那种神秘的、令人烦恼的特殊的历史过渡期。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战争不时引起的动乱、一些家庭怎样失去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却没有、塞莫尔·利沃夫一家作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之一又是如何挨过来的。这些家庭富有忍耐力，是善良的，也崇尚自由意志，但他们的孩子却变得狂暴、走进监狱，或者消失到地下，或者逃往瑞典或加拿大。我想到瑞典佬的大崩溃和他是怎样把这想像为因自己未能尽职而造成的。就从这里开始。他是否是任何事情的原因都不要紧。不管怎样，是他要自己负责的。他一生中都在这么做，让自己很牵强地去负责任，不只是要控制他自己，而且要控制任何无法控制的东西，献出他的一切将他的世界聚合到一块。是啊，灾难的原因对他而言就是背离常理。瑞典佬对自己能有其他解释?肯定是背离常理，就那么一次背离常理，即使只是他自己把这看成是背离常理也罢。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起源于他的失职，他也是这么想的。

挥去在文森特饭店就餐时的光环，当时我匆匆忙忙地要对自己最没有意识到的看法做出结论。要说简单真是如此，我放到自己舞台上的就是我们一路跟随进入美国的这孩子，他是下一次浸礼的关键人物。在这里人们就如同当年的新教徒一样自由自在，作为一个美国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也不必非要做个发明了众所皆知的疫苗的犹太人或在最高法院占一席之地，也不是非得聪明绝顶、赫赫有名、成为人中豪杰，而是作为新教徒世界的同类，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国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随着“梦之歌”优美的旋律，我使自己渐渐离去，远离这团聚，我进入梦乡……梦见到现实的岁月。我开始注视到他生活的内幕——不是孩子们对其胜利狂喜不已的那种神或半神半人的生活，而是另一位易受伤害的普通人的生活。隐隐约约地，看吧，我发现他在新泽西的蒂尔，在海边的小屋，那个夏天他女儿才十一岁。当时她还离不开他的膝头，还不停地用各种爱称对他呼喊，如她所说，“忍不住”要用指尖去探测他耳朵到头骨最近的距离的念头。她用毛巾裹住身体，跑步穿过房间，到外面的晒衣绳上取一件干浴衣，嘴里大声叫道，“谁也不许看！”好几个晚上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他正在洗澡的卫生间，当她看见他时大叫道，“啊，对不起，我的天——”“滚开，”他对她喊，“滚出去——我的天！”那个夏天有一次在海滩玩耍后和他单独驾车回家，被日光浴搞得昏头昏脑的，她懒洋洋地倚靠在他光光的肩头，她仰起头，一半天真一半大胆地、早熟地装出成年女性的样子说道，“爸爸，像你吻妈—妈妈那样吻我。”他自己也被晒得头昏脑涨的，整个上午和她在大浪里翻滚已是疲惫不堪。他朝下看见她游泳衣的一条带子从肩上滑落，乳头露了出来，那深红色的就和蜜蜂螫过的肿块一个样。“不——，”他说道，这使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把衣服弄好，”他轻声地加了一句。她无言地顺从他。“对不起，小甜饼——”“噢，我自找的，”她说道，尽力控制住眼泪，又成了他叽叽喳喳的可爱的伙伴。“在学校也一样，和朋友一起也差不多。我一有什么念头就停不下来，我总被牵着走—走—走—。”

好一会，他看着她脸色变得那样苍白或者说扭曲成那样。她尽量把那个字拉得很长，特别是在那天，他几乎都忍受不了。“走—走—”而他比任何人更了解此时不能做的是什么。如梅丽所说，她“开始瞎胡闹了”。她尽可放心，作为父亲他不会在她开口时冲她大喊大叫。“冷静些，”他对多恩说，“放松点，别管她。”但多恩控制不了自己。梅丽开始口吃厉害起来时，多恩就用手搂着她的腰，眼睛盯着她的嘴唇，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能这样做！”可她自己嘴上却说，“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梅丽的口吃让她母亲伤透脑筋，也害了她自己。“我不是问题——妈才是！”尔后老师也成了问题，她总在回避梅丽，尽量不让她回答问题。大家开始为她感到难受时，所有人都成了问题。后来她讲话流利、不再口吃，大家的恭维也成了问题。她特别憎恨人家夸她说话流利。只要人家表扬她，她就完全失去控制。有时候，针对她所担心的事，她会说，“我将缩短我整个系统。”看到这个孩子能这样集中精力取笑此事，真令人惊讶——他这珍爱的快乐的玩笑家！要是在多恩的控制之下如此快乐就好了。但只有瑞典佬一人能接近她、改变她，尽管他总在克制自己不要恼怒地冲她吼叫：“如果你真的勇敢些，流利地讲话，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吗?”这种恼怒从未表现出来过：他不像她母亲那样把手扭来绞去。当她陷入麻烦时，他也不会盯着她的嘴唇，或像她母亲那样纠正她的话。每次她讲话时，他不想将她改变成不只是在这个家里而且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尽量做的并不是要去除梅丽的耻辱，让她以自己的方式变成爱因斯坦。他的目光告诉她，他会尽力帮助她，只要和他在一起，她想怎么口吃都行。所以他对她也讲过，“不—不—不要。”他做了多恩宁死也不会做的事——取笑她。

“噢，小甜饼，”他说，就在这时他知道夏天里双方看似无意的玩笑——两人细细品味的那种亲密感，太美妙了，无法放弃，但又不能太认真去考虑，去过分重视，完全超脱肉欲。这会随假期的结束一块消失，她又将整天待在学校里，而他也要回去工作，他们并不能轻易找回那种感觉。只是当他终于了解到这夏天的浪漫需要完全的调整时，他感觉的平衡才失调，一只手把她拉过来，激情地亲吻她口吃的嘴唇，这是她整个月都在索取的，可那时她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她想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有那种感情吗?他还来不及想就什么都发生了。这在当时非常可怕。这不是任何他曾经片刻担心过的东西，这是一种你从未意识到的禁忌，是被禁止的、不能去做的事。你不过是轻而易举地、尽管只在一刹那间，还是做了这事。在他整个的生命中，不管是作为儿子、丈夫、甚至雇主，他都从未向任何这类偏离情感条例的事情屈服过，他被这些条例束缚。事后他老在想，这种奇怪的父辈错误究竟是不是他的责任感垮掉了，他的余生都在为之付出代价。这次的亲吻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味，也不是在模仿什么，以后也未重复过，持续了五秒钟……最多十秒钟……但这次灾难后，他刻意去追寻他们苦难的根源，那是个反常的时刻。当时她十一岁，而他有三十六岁了。他们两人都被汹涌的海浪和火红的骄阳挑逗起来了，从海滩一块愉快地往家赶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这些。

但那时他也在想，那天过后他可能太注意离她远些了，肉体上本来不需要离她这么远。他只是想让她明白用不着担心他会再一次失去控制，也不必担心她自己纯粹自然的糊涂念头，结果却夸大了那次亲吻的暗示内容，过分在意其挑逗性。他继续努力将此改变为一种完全无害的关系，反而使她加重了这口吃小孩自我怀疑的负担。而他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帮她治愈！

那伤害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伤害梅丽?是那无法去掉的缺陷本身或者是将缺陷强加到身上的人们?但怎么做的?他们除了爱她、照顾她、鼓励她，还给予她支持、指导和独立，这些都在他们看来符合常理——而这个还未开窍的梅丽却被玷污了！扭曲了！疯掉了！是什么所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口吃——他们都没有长大后引爆炸弹！梅丽哪里出错了?他对她做过什么错事，这么严重?亲吻?那次吻?这么残忍?一次亲吻就能将人变成罪犯?亲吻的恶果?是他的退却?那就是兽性?但好像不是因为他从此再没有拥抱她、触摸她、或者亲吻她——他爱她。她知道这些。

一旦这种微妙的感情开始，自我反省的折磨就没有尽头。不管答案是多么牵强，他的问题总没完没了，他这个人以前从不认真考问自己有关结果的问题。那次炸弹事件后，他再也不能将生活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或者相信他的生活与他所想像的有什么特别不同。他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幸福的少年时的成功，似乎这就是他们招致毁灭的原因。所有的胜利在他的审视下都显得肤浅；甚至令他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恶行。在他记忆中的过去再没有清白可言。他明白你说的一切所表达的要么比你想说的多，要么比你想说的少；你做的一切要么比你想做的多要么比你想做的少。你说的和做的肯定会起作用，但这作用却不是你所想要的。

他所了解的那个瑞典佬，心地善良、举止端庄、有条有理的塞莫尔·利沃夫，蒸发掉了，剩下的只有自我反省。他不能从脑海里去掉那种想法，认为自己对那种邪恶的念头更负有责任，而所有的一切都出于偶然。他被容许进入了一个甚至比梅丽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宫：这里没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夜晚待在床上时，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活想像成一张口吃的嘴和扭曲的鬼脸——整个生活没有原因和意义，糟糕透顶。他再也没有什么秩序的概念。一点没有。他把自己的生活想像成口吃者的思维，完全脱离他的控制。

除了她父亲，那一年梅丽伟大的爱还来自奥黛丽·赫本。在奥黛丽·赫本之前有天文学，天文学之前是4H俱乐部，伴随而来的甚至还有使他父亲有点烦恼的一段天主教狂热时期。每次她到伊丽莎白去玩，德威尔外婆都带她上圣·吉纳维芙教堂。天主教小装饰品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房间，只要他还把它们当成小装饰品，只要她不出格，一切都相安无事。首先是圈成十字架的棕榈叶，是她祖母在棕枝全日[30]送给她的。那也不错。任何孩子都想把它挂在墙上。然后是蜡烛，用厚玻璃做成的，有一英尺高，叫不灭的蜡烛，标签上有一幅耶稣的圣心画和一句祈祷词“啊，耶稣的圣心，他说：‘请求吧，你将接受。’”那不太合适，但只要她不想点燃它，只放在梳妆台上作为装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再就是一幅正在祈祷的耶稣的侧面像挂在床上，这一点不好，可他没对她说什么，也没告诉多恩，也没对祖母德威尔抱怨，只是对自己讲，“没什么害处，一幅画而已，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英俊男人好看的画，有什么关系?”

起作用的是这雕像，一尊圣母石膏像，是德威尔外婆放在餐厅台架和卧室梳妆台的那些大雕像的袖珍版。这雕像使他和她坐下来谈谈，他问她当利沃夫祖母和爷爷来玩时，是否愿意将这些画和棕榈叶从墙上取下来放进衣橱里，还有那雕像和不灭的蜡烛。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尽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她有权利挂上自己想挂的任何东西，但祖母和爷爷是犹太人，当然他也是，不管是对还是错，犹太人不，等等。当然，她是个乖小孩，想讨人喜欢，特别能使爸爸开心，应注意当下次瑞典佬的父母来旧里姆洛克时不要让他们看见德威尔外婆给她的那些东西。于是，有一天，天主教的一切东西都从墙上和梳妆台上永远消失了。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做起事来全凭感情冲动，生活中关注新的兴趣，激情一过，所有东西和那激情一道被锁进箱子，自己又朝前走。

现在是奥黛丽·赫本。她从她所能找到的报刊杂志仔细收集这位电影明星的照片或芳名。甚至电影时刻表——“第凡内的早餐，2点，4点，6点，8点，10点”，她在饭后也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她的奥黛丽·赫本剪辑本里。好几个月她进进出出，装出个顽皮小姑娘的样子，丛林小妖精一样优雅地闪进自己的房间，对所有反光的物体都转动卖弄风情的双眼微笑着，只要她父亲说一句话她便大笑起来，笑声里带有人们所称的那种“感染力”。她买了“第凡内的早餐”的录音带，在卧室里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听见她在那里模仿奥黛丽·赫本魅力无比的腔调演唱“月亮河”，非常流利。不管她有多装腔作势、卖弄风情、自我关注于大胆表演，家里没有谁表示厌烦，更不会去管她脑子里那个滑稽的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如果奥黛丽·赫本能帮她减少一点口吃，就让她继续那滑稽表演吧。这女孩，有上天赐予的金色头发、逻辑心理、高智商、成人一样的幽默感，并能如此对待她自己。她还有修长的四肢、富裕的家庭和独有的执着，什么都有，只缺流利。安全、财富、可以想像的一切优势——只是无法在要个汉堡包时避免让自己蒙羞。

她多么用功！放学后，她两个下午去学芭蕾舞，两个下午由多恩开车送她到莫里斯顿看口吃矫正医生。星期六，她很早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后骑自行车跑五英里山路到旧里姆洛克的村庄里当地巡回心理医生的小诊所，但这医生有一种谬论。瑞典佬发现梅丽尽管拼命努力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他气愤不已。心理医生使梅丽相信口吃是她的一种选择，一种她表现出她特殊性的方式，当她意识到多么奏效时便将自己封闭在里面。医生问她，“如果不口吃，你父亲会怎么看你?你母亲的感觉又会怎样?”他还问，“口吃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瑞典佬不明白让孩子感到要对她不能做到的事负责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去见这位医生。到他离开时，真想宰了他。

从病因学上讲，梅丽的问题似乎与她有这么漂亮和成功的父母有关。瑞典佬从听到的话分析，埋怨最多的是父母的好运让梅丽吃不消，所以她从和母亲的竞争中退却，任由她母亲在她的头顶上罩住她、关注她，结果便采取极端手段。另外，为了从漂亮的妈妈身边夺走父亲，她故意作践自己，成为严重的口吃者，因而可以用一种表面的弱点操纵大家。“但梅丽的口吃使她自己很痛苦，”瑞典佬提醒他。“所以我们才带她到你这里。”“她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遭受的惩罚。”有一阵瑞典佬不明白医生解释的什么，他答道，“不，不，看见她这样口吃我妻子难受得要命。”“也许，对梅丽而言，那正是好处之一。她是一个绝顶聪明、操纵心理很强的孩子。如果她不是，你也不会对我这么生气，只因我告诉你口吃特别能操纵他人，即使不是报复性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行为方式。”他恨我，瑞典佬心想。这全是因为我看起来的样子。因为多恩的样子他才恨我。他嫉妒我们的长像。这就是他恨我们的原因——不像他那么矮小和丑陋！心理医生说，“父母对有的东西那么关注，女儿有时却认为这种东西很无聊，所以她的成长过程很艰难。除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自然竞争，最要命的是人们会问小女孩，‘想长大后也成为你妈妈那样的新泽西小姐吗?’”“但没人这么问过她。谁问她这个?我们从来不。我们没有谈起过此事，这话题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会谈它?我妻子不是新泽西小姐，我妻子是她母亲。”“可是人们会这样问她，利沃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们问孩子各种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这不算什么问题。”“但你确实也清楚当孩子根本无法和母亲比、还不能接近这种水平，她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会采取——”“她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注意点，我认为你可能将一种有偏见的负担强加到我女儿身上了，让她把这看成一种‘选择’。她没有选择，口吃的时候对她而言完全是地狱。”“她常对我讲的并不是那样。上星期六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梅丽，你为什么口吃?’她告诉我，‘口吃只是更容易些。’”“但你知道她那样说的意思。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指的是她就不用努力去做要不口吃就非得去做的事。”“我刚好想到她在告诉我比那含意更多的事。梅丽可能甚至感觉到如果她不口吃，那么，噢，天啦。人们将会发现她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里，大家不切实际地非常重视她讲的每一句话。‘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谁说我们是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耶稣啊。我们是普通的家庭。这是梅丽讲的?关于她的母亲，她这么对你讲?她会从她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没讲这么多。”“因为这不是真的，”瑞典佬说。“那不是原因。有时我只是认为原因是她的大脑反应太快，比她的舌头快多了——”啊，他看着我时那样子真可怜，而我的解释也令人难受。养尊处优的杂种。冷漠绝情、无心无肺的杂种。愚蠢透顶的杂种。愚蠢——这是最糟糕的。所有一切都因为他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样子，和多恩的样子……“我们经常遇到有些父亲不能接受、拒绝相信——”噢，这些人没有一点用处！他们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请这狗屁心理医生是谁的主意！“我不接受任何东西，见他的鬼。我首先带她到这里的。”瑞典佬说。“我按照任何专业人士建议做的一切来帮她克服。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对我女儿有什么好处，她面部扭曲痉挛、腿部抽筋、敲打桌面、面色苍白，这么难受，你却说她这么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操纵她的父母而已。”“那么，她敲打桌子、脸色苍白时谁在负责?谁在那里有权控制?”“当然不是她！”瑞典佬气愤地说。“你认为我对她的看法不仁慈。”医生说。“是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她父亲看来，是这样。你可能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哲学根据。”“不，我没有说过。利沃夫先生，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讲些生理学理论。但我发现那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她的口吃日记。她吃过饭后就在厨房桌上把一天的事写入她的口吃日记。看到这些东西他最想杀掉的就是心理医生。这家伙最后还告诉他，作为这种父亲中的一个，“不能接受，不愿相信”她不可能停止口吃，只有当她的口吃变得对她毫无用处，只有当她想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简而言之，只有当她能找到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替代这种操纵意识的时候才行。口吃日记是一个红色三环笔记本，她遵照口吃矫正医生的建议把口吃时讲的东西记录下来。她坐在那里非常仔细地回忆和记录一天来口吃情况的变化，哪些场合最不容易发生、什么时候以及和谁在一起时最容易出现，这时的她难道不觉得口吃是她最大的仇敌吗?星期五晚上她和朋友急匆匆赶往电影院而将笔记本随手丢在桌上，他读到后的那种撕肝裂肺的痛苦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我什么时候口吃?有人突然提问而我又毫无准备，这时我容易口吃。人们看我时，那些知道我口吃的人，特别是他们盯着我的时候。尽管有时和那些不了解我的人在一起会更糟……”她继续写，一页又一页，用她非常优雅的书法写下去——她似乎说在所有情形下都口吃。她写道，“甚至当我做得很好时，我还是忍不住要想‘他要多久就会知道我口吃?我会过多久便开始口吃并毁掉这一切?’”尽管每次的失望，她坐在父母能看见她的地方，每天晚上仔细写口吃日记，周末也不放过。在矫正师的指导下她用不同的“策略”应付陌生人、店员和那些她谈话比较安全的人。她注意研究策略以便应付与她关系密切的人——老师、女朋友、男孩子，然后是她的祖父母、父亲、母亲。她把这些策略记在日记里，还将与不同的人可能谈到的话题列表，写下讲话要点，预想最可能发生口吃的时候，做好充分准备。她怎么能忍受所有这些自我意识带来的苦难?要求她对随时发生的事情先行安排的这种计划，拒绝从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退却的毅力——是那个杂种所说的“报复手段”?这种不屈不挠的干劲，瑞典佬从未见过，即使在人们将他训练成为足球队员的那个秋天他也没有这么玩命，在他并不真正喜欢其暴力的运动中用头奋力冲撞时也犹豫过，“为了学校的缘故”他去做了，干得漂亮。

可是梅丽辛辛苦苦做的事对她自己没有半点好处。在矫正师安静、安全的密室里，她被人从内心世界拉出来，据说她感到特别自在，能准确无误地讲话、开玩笑、模仿他人说话和唱歌。但一到外面，她发现口吃又来了，开始左右她，她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以b开头的字，很快她就急促地乱讲一通。下星期六那位心理医生又要忙于对付字母b和“它无意中给她暗示的东西”了。而他猜测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主意并没有解决她一个难题。人们说什么都没用，到头来全是废话。心理医生帮不上忙，矫正师不起作用，他无能为力，多恩也不行，就是奥黛丽·赫本轻盈活泼的演讲也没有丝毫帮助。她实际上处于某种东西的控制下无法脱身。

太迟了：如同神话故事中天真无邪的人被诱惑喝下毒药一样，这活蹦乱跳的孩子常在家具上高兴地爬来爬去，穿着黑色紧身连衣裤骑到每一只膝盖上。忽然间她向上突起，转而又横着发展，长胖了——她背上和颈部脂肪增厚，不再刷牙和梳头，在家几乎什么都不吃，可在外面独自一人时总在吃东西，干酪牛肉三明治带炸薯条、比萨饼、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油炸洋葱圈、香草奶昔、无醇饮料、软糖沙司冰淇淋和各种糕点。她几乎一夜间变大，成了个行动迟缓、不修边幅的十六岁、身高近六英尺的大家伙，同学给她起的绰号为胡志[31]·利沃夫。

口吃成为她割下所有撒谎杂种脑袋的弯刀。“你他—他—妈的疯子！你冷酷无—无—情的怪—怪物！”只要林顿·约翰逊[32]在七点钟的新闻节目一露脸，她咆哮不已。对着电视上当时的副总统汉弗莱[33]的脸，她叫喊道，“你这笨蛋，闭—闭—上你撒谎的臭—嘴，你胆—胆—小鬼，你—你—肮脏同—同谋！”当她父亲作为新泽西商人反战协会特别小组的成员，和他们的指导委员会到华盛顿去见他们的参议员时，她拒绝了一起前往的邀请。瑞典佬以前从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要不是他希望以这种明显的参与方式减少一点她对他的愤怒的话，才不会参加这个组织，并志愿花一千美元为这个指导委员会在《纽瓦克新闻》上刊登抗议广告。他说，“这是你的机会，你可以把心里想的告诉凯斯参议员。你可以直接与他谈。这不是你想的吗?”“梅丽，”娇小的母亲对大个子、怒目而视的女儿说道，“你也许会影响凯斯参议员——”“凯—凯—凯—凯—斯！”梅丽突然爆发，让父母大吃一惊，一口把唾沫吐到厨房地板砖上。

她现在整天都在用电话，这小孩以前得采取她的电话“策略”才有把握拿起话筒后三十秒内喊出“喂”的一声。她已完全克服了难受的口吃，但还不是她父母和矫正师希望的那样。不，梅丽得出的结论是，使她扭曲的不是口吃，而是企图改变这种现象的徒劳。她发疯似的用功去做。她令人可笑地将这口吃看得那么重要，只是为了迎合里姆洛克这些父母、老师和朋友的期望，这些人使得她如此夸张了本来居于第二位的讲话方式。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她的方式使他们不安。要彻底摆脱口吃她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发“b”这个音时，丝毫不去管他们怎么难受。是啊，她已不关心自己开始口吃时敞开在每个人脚下的深渊；口吃再也不是她存在的中心——她很有把握这将会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她强烈抗拒扮演和充当像里姆洛克其他那些小女孩一样努力去做、以便获得大家的羡慕和喜爱的角色——她将无用的举止、对社会的那点关注和她家的“资产阶级”价值观都扔到一边。她在自己的事业上浪费了够多的时间。“我不想花一生的精力昼夜不停地同该死的口吃纠缠不清，而此时孩子们正被—被—被—被—林顿活生生烤熟、被—被—被—约翰逊烧死！”

现在她的精力全都冒了出来，毫无遮拦，这抵抗力以前曾被用到其他地方，由于不再关心那种古老的障碍，她第一次享受的不仅是彻底的自由，还有令人振奋的对自己完全把握的力量。一个崭新的梅丽出现了，在抗议“罪—罪—罪—恶的”战争时她终于发现有个难题值得她用自己惊人的力量去对付。她常把北越称做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起这个国家她带有很深的爱国热情，人们还以为她不是出生在纽瓦克的贝斯以色列，而是在河内的贝斯以色列，多恩这么说道。“‘越南民主共和国’——我要是再听到她说一次，准会发疯！”他尽力让她相信可能没有她听到的那么糟。“梅丽有信仰，多恩，她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她也不会成为其最佳发言人，这包含了某种想法，肯定有许多感情因素，有许多同情怜悯……”

多恩现在只要和她女儿一谈话，即使不发起疯来，也会逃到屋外、躲进谷仓。只要她们两人一块待上两分钟，瑞典佬就会听到梅丽与她的激烈争吵。多恩说，“有些人只因为自己有令人羡慕的中产阶级父母就会感到非常幸福。”“很遗憾，我没有被洗脑到那种程度，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梅丽回答道，“你是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我能告诉你该做什么，我也必须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能因为我十六岁就把我当女—女—女孩看！我要做我想—想—想做的。”“你不是反对战争，”多恩说，“你是反对一切。”“那你是什么，妈?你是赞成的母—母—母牛！”

现在多恩一夜又一夜流着泪上床睡觉。“她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她问瑞典佬。“如果有人要挑战你的权威，你怎么办?塞莫尔，我完全迷惑了。这是怎么了?”他对她讲，“实际上，她是个有顽强意志的女孩，有主见、有事业心。”“这是从哪里来的?我一点也不清楚。我是个坏母亲吗?”“你是好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母亲。这不是原因。”“不知她为何这样对待我。我不明白自己对她做过什么或者她认为我对她做过什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谁?从哪里来?我管不住她。不认识她了。我以前认为她很聪明，现在一点也不。她变得愚蠢了，塞莫尔，我们每次谈话后她反而更加愚蠢。”“不，她只是对人有些粗鲁莽撞，并不是完全有意的。她依然很聪明，十几岁的孩子都这样。这是因为令人不安的局势变化，与你或我都没有关系。他们不过是随意地反对一切事物。”“全是因为口吃，对吧?”“为她的口吃我们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我们总是这样。”多恩说，“她因为口吃很恼火，她因此也没有什么朋友。”“她总是有朋友的，还很多。而且，她已战胜了口吃。口吃不是原因。”“不，是原因。你决不会战胜口吃，”多恩说，“你会总是处于恐惧中。”“那说明不了现在的问题，多尼。”“她满十六了——这是原因?”多恩问。“那么，如果是的话，也许很大部分原因是的话，我们尽最大努力使她熬过十六岁。”“但是，当她过了十六岁，她就会到十七岁。”“她十七岁时就不同了，到十八岁又不同。情况在变。她会有新的兴趣，她将上大学——有学业上的追求。我们可以把这些安排好。重要的是常和她谈谈。”“我不行，不能和她谈话。现在她甚至连母牛也嫉妒，疯得太离谱。”“那么，我多跟她谈。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她，也不要向她让步，哪怕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的话题也要保持和她交谈。即使看起来没有什么希望也不要紧。你不可能指望说的话马上就有效果。”“但她的回答要产生效果！”“别去管她怎么回答。我们不得不对她讲我们必须讲的，即使这种谈话看起来没完没了。我们要画条线，不画线，她就不会照规矩办事。画好线，她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会照办。”“假如她仍然不呢?”“多恩，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理智、坚强一些，不要丧失希望或信心，她总有一天会战胜这种对一切都反感的心理。”“她不想战胜。”“那是现在，是今天，但还有明天。我们所有人之间有一种联系，这是重要的。只要我们不放弃她，只要我们不停止交谈，明天就会到来。当然，她令人发疯，我也不认识她了。如果你没有让她耗尽你的耐心，如果你继续和她交谈，不放弃她，她最终会复原的。”

尽管看起来没有希望，他还是谈啊，听啊，保持理智。这场战斗似乎不会终结，他很有耐心，只要发现她太出格便画线约束。不管她在回答时公开表示出何等恼怒、怎样的嘲讽、刻薄、难以捉摸和虚情假意，他还是坚持询问她有关政治活动、校外情况、新交的朋友等事情，语气温和但执着，这使她恼火。他向她打听星期六到纽约去的情况。她在家里总是随意地高声大叫——她还是个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孩子，一想到她在纽约可能遇到的那些人他便感到惊慌。

纽约话题之一。“你到纽约干什么?到纽约见谁?”“我干什么?去看看纽约，这就是我做的。”“梅丽，你干些什么?”“我做所有人都做的，逛商场，女孩子会干什么?”“你和纽约的那些热心政治的人搅到一起了。”“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政治，你刷牙也是政治。”“你和反对越南战争的那些人混在一起了。你是去见他们?是或不是?”“他们是人民，是的。他们是有思想的人民，他们中间有些人不赞—赞—赞成越南战争。他们大多数不信—信—信奉战争。”“那好吧，我刚巧也不信奉战争。”“那么，你有什么问题?”“这些人是谁?他们多大了?他们以什么为生?是学生吗?”“你为什么想知道?”“因为我想知道你在干什么。星期六你都独自一人到纽约去，并不是每家的父母都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走这么远。”“我去参……我，你知道，那里有人、有狗、有街……”“你带回家这么多关于共产党的材料，带回来这些书籍、传单和杂志。”“我想学学。你教我学习的，不是吗?不光是读书，而是要学。共—共—共产党的……”“是共产党的。那上面写着共产党的。”“共产党人的思想也不全是共—共产主义。”“举个例。”“关于贫困、关于战争、关于不公平。他们有各种思想。你是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你只有犹太教的思想。是啊，共产主义也一样。”

纽约话题之十二。“在纽约你到哪里去吃饭?”“谢天谢地，不是在文森特饭店。”“那在哪里?”“到其他人都去的地方，到餐馆、自助餐厅、人民公寓。”“住在这些公寓里的是些什么人?”“我的朋友。”“你在哪里遇见他们的?”“我在这里遇见一些，在城里遇见一些——”“这里?哪里?”“中学里，比如说谢—谢—谢丽。”“我未见过谢丽。”“谢丽就是班上拉小提琴的那一位，记得吗?她到纽约去为—为的是上音乐课。”“她也卷入政治了吗?”“爸，一切都是政治。只要她有头—头—头—头脑，又怎么能不卷进去呢?”“梅丽，我不想让你遇到麻烦。你对战争很气愤，许多人对战争都气愤。但有些对战争反感的人不知道限度。你知道这些限度是什么吗?”“限度，这就是你所想到的。不要走极端。好吧，有时你不得不走该死的极端。”“你以为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一种极端。在这小小的里姆洛克，这不叫生活，这里没有什么极端。”“你不再喜欢这里了。想住在纽约?喜欢那样?”“当—当—当然。”“你高中毕业后会到纽约上大学。喜欢吗?”“我不知道是否要上大学。看看他们怎么对付反战学生。我怎么会想上大学?高等教育。那就是我认为低等教育的东西。我可能会上大学，也可能不。我现在还没有开始计—计划。”

纽约话题之十八。她有个星期六晚上没能回家。“你决不能再这么干。你决不能和我们不了解的人过夜。这是些什么人?”“决不要说决不。”“谁和你待在一起?”“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从音乐学校来的。”“我不相信你的话。”“为什么?你不相—相——相信我也会有朋友?人们会喜欢我—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人们会招待我过夜—你不相—相—相信这个?你相—相—相—相—信什么?”“你才十六岁。你得回家。你不能在纽约市过夜。”“不要提醒我多大了。我们都知道岁数。”“你昨天走时我们期望你六点钟回家。晚上七点钟你打电话回来说要在那里过夜，我们说不行。你坚持要这样，说有地方住，所以我同意了。”“你同意的，当然。”“但不要再这么干。如果你再这样，你就别想一人到纽约去。”“谁说的?”“你父亲。”“我们走着看。”“我对你让步了。”“让什么，父亲?”“如果你再到纽约发现太晚时，又想找个地方过夜，你就住在尤曼诺夫家。”“尤曼诺夫家?”“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他们了解你的一切。他们有一套漂亮的公寓房。”“可是，我一起住的那些人也有漂亮的公寓房。”“他们是谁?”“我告诉过你，他们是谢—谢丽的朋友。”“他们叫什么?”“比尔和梅里莎。”“那比尔和梅里莎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人—人—人，同其他人一样。”“他们靠什么为生?多大了?”“梅里莎二十二，比尔十九。”“他们是学生?”“是学生。现在他们把人们组织起来为改善越南人的处境做事。”“他们住在哪里?”“你想干什么?来找我?”“我很想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纽约有各种街区，有些好，有些不好。”“他们住在非常漂亮的街区，非常漂亮的房—房—房子里。”“哪里?”“他们住在晨间高地。”“他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的。”“这套房间里住多少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你是我女儿，才十六岁。”“我这一生都要这样，就因为是你女儿——”“不，当你满十八岁、高中毕业后，想干什么都行。”“那么我们这里谈的是这两年的区别。”“对的。”“这两年里将会发生的大—大事是什么?”“你会成为自谋生计的独立人。”“如果我愿意，我现在就能自谋生计。”“我不想你和比尔和梅里莎待在一起。”“为—为—为—什么?”“我的职责就是照顾你。我想你和尤曼诺夫一家住，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去纽约并在那里过夜。不然你就被完全禁止去那里。你自己选择。”“我到那里是要和我想待在一起的人住。”“那么，你不能再到纽约去。”“我们看着办。”“没有什么‘看着办’。你不能再去，够了。”“我很想看你阻止我。”“想想吧，如果你不同意和尤曼诺夫一家住，你就不准去纽约。”“那战争怎么办——”“我的责任是对你而不是战争。”“啊，我知道你的责任不是对战争——那就是我去纽约的原因。因—因为那里的人们真正感到对战争有责任。当美国轰—轰炸越南村庄时他们感到有责任。当美国把婴—婴儿炸—炸成碎—碎—碎片时他们觉得应该负责。可你不会，妈妈也不会。你不会关心，哪怕只打搅你一天也不允许。你不关心自己在哪里又过上一夜，不会为这事睡不着觉。不管以哪一种方式，你都不会真正关心的，爸爸。”

纽约话题之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我不能这样谈了，爸爸。我不愿意！我拒绝！谁和父母这样谈！”“只要你还未成年，出去后晚上不回家，你就该和父母这样谈！”“但—但是你使我发—发—发疯，这种敏感的父亲，一心要了解人家！我不想被了解——我要的是自—自—自由！”“如果我是个不这么敏感的父亲也不想了解你，你会感觉好一些?”“我当然会！我想我肯定会的！你为什么不他妈的试着改变一下，让我他妈的看一看！”

纽约话题之二十九。“不行，你成年以前不能搅乱我们的家庭生活。到那时你干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还不满十八岁——”“你所想的一切、所谈的一切、所关—关—关心的一切，都是这个该—该死的小—小—小家—家—家庭的好日子！”“这不是你所想的?这不是你感到愤怒的?”“不—不—不是！从—从—从来不是！”“是的，梅丽，你因为越南的那些家庭感到气愤。对他们被毁掉而发怒。那些也是家庭。那些家庭也和我们家一样，也想有权利享受我们家一样的生活。这不是你自己为他们想到的吗?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争取的是什么?使他们能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安全和平的生活?”“不得不住在这个无人知晓地区的享有特权的中心?不，我想这不是比尔和梅里莎为他们呼吁的。这不是我为他们呼吁的。”“你没有?那么再想想。实话讲，我认为过上这种无人知晓地区的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生活会使他们很满足。”“他们只是想在夜晚能上床睡觉，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不再担心是否睡着时被炸成碎片。炸—炸—炸成碎—碎—碎—碎片，全是为了让新泽西的特权阶层的人们过上他们的和—和—和平、安—安—安全、贪得无厌、毫无意义、吸血鬼似的小—小—小日子！”

纽约话题之三十。梅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后回家。“啊，他们这么慷慨，巴—巴—巴利和玛西亚。过着他们舒适的资产阶级小生活。”“他们是教授，是严谨的学者，也反对战争。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吗?”“哦，还有个反战的英国教授、反战的社会学教授。至少他和他家人一起反战。他们都一块前—前—前进，那就是我所指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这些该死的母—母—母牛。”“看来那里还不错。”“不，我想和朋友在一起，不想八点钟到尤曼诺夫家去。不管什么事情要发生也是在八点以后！如果我想八点以后和你的朋友待在一起，我可以留在里姆洛克。我想八点以后和我的朋友待在一起！”“不管怎样这还不错。我们都让步了。你不能在八点以后和朋友待在一起，却可以和他们待上一天，这总比没有要好得多。你同意这么做，我感到很不错。你也应该这样。你下个星期六还去吗?”“我不是很早就安排好这些事。”“如果你下星期六要去就提前给尤曼诺夫家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你回来。”

纽约话题之三十四。梅丽未能在尤曼诺夫家过夜。“好吧，就这样。你违约了。星期六不准再离开这个家。”“我被软禁了。”“不一定。”“你这样害怕的是什么?你认为我会干什么?我和朋友在外面玩，讨论战争和其他重要事情。我不懂你为什么想了解这么多。每次我到哈姆林商—商—商店去，你都要问无—无—无数个该死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怕?你不过是个胆—胆—胆小怕事的家伙，只是躲在这些树林里不敢出来。不要把你的恐惧抛洒到我身上，让我也像你和妈妈一样害怕。你所能对付的是母—母牛。母—母牛和树木。可是，除了母—母—母牛和树木外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人，真正痛苦的人。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你害怕我会被人睡了?你担心的是这个?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被人搞掉。我这一生做过什么不负责任的事?”“你破坏协议，不用多说了。”“这不是合作。这不是交—交—交—交易，爸爸。是软禁。每天在这房子里就像软禁。”“你这么干我不太喜欢。”“爸爸，闭嘴吧。我也不喜欢你，我从来都没—没—没有。”

纽约话题之四十四。第二个星期六。“我不会开车送你到火车站。你不能离开家。”“你要做什么?把我挡—挡在家里?你怎么能阻止我?把我捆在靠背椅上?你就是这样对待你女儿的?我不敢相—相—相信自己的父亲用武力威胁我。”“我不用武力威胁。”“那你怎么能让我待在家里?我不是妈妈那些哑巴母—母—母—母牛中的一个！我再也不住这里，永远，永远也不住。冷—冷漠、平静、镇定的先生。你这么害怕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害怕人们?你听说过纽约是世界上伟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吗?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就是为了感受纽约的生活。你过去常常要我去经历一切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到纽约试试?总比被遗弃在这里好。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就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意?不是你先提出来的?不是你深思熟虑为家庭作的计划之一，也不是事情本该怎样进行的那个样子?我所做的就是坐上该死的火车到城里去，每天上百万的人这么去工作。结交坏人，但愿上帝不要让我有其他想法。你娶了个天主教徒，你家里人是怎样看待你结交坏人一事的?她嫁给一个犹—犹—犹太人，她家里人是怎样看待她结交坏人一事的?我能比这更坏?也许和一个带有非洲血统的家伙外出——这是你害怕的吗?我想不是，爸爸。为什么你不去为重要的事情担心，比如战争，而不是你这滥用特权的女儿独—独自乘火车到大—大城市去?”

纽约话题之五十三。“你还未告诉我，如果我乘该死的火车到城里，我会遭遇到什么可怕的该死的厄运。他们在纽约也有公寓房和屋顶，他们也有锁和门。不只是在新泽西的旧里姆洛克才有锁。还是想想吧。塞莫尔-利沃夫-听起来-爱的旋律?你认为所有陌生的东西都是坏—坏的。你想过没有，有些东西对你陌—陌生却是好的?作为你的女儿我也会有一种本能在适当的时候和好人在一起?你总认为我会以某种方式乱搞。如果你对我有信心，就会认为我可以和好人凑到一块。你对我没有一点信心。”“梅丽，你知道我谈的什么，你和政治极端分子搞到一起了。”“极端分子。只因为他们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极端。”“他们是些有极端政治思想的人……”“要干成任何事情靠的就是坚强的思想，爸爸。”“但你才十六岁，他们大你这么多，比你老练的多。”“那是好事，所以我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极端就是因为一些对自由的误解把一个小国家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把男孩子的腿和睾丸炸—炸—炸掉，那才是极端，爸爸。乘汽车或火车到纽约去，在上锁的安全的套间里过一夜——我看不出来这有多极端。我认为只要可能人们每晚哪里都可以睡。告诉我这有什么极端。你认为战争坏吗?哦——极端思想，爸爸。不是思想极端——是有人对某件事关心，而想尽力去改变。你认为那是极端?那是你的问题。对有的人来说尽力拯救他人的生命比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更有意思——这是极端?不，另一种才是极端。”“你说的是比尔和梅里莎?”“是啊，她退学了，因为她有比得到学位更重要的事。阻止屠杀对她而言比一张纸上的学—学—学士两个字更重要。你把这叫做极端?不，我认为极端是当这种疯狂行为还在进行时人们却像平常一样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当左、中、右的人们都被剥削时你却每天继续穿上西装、系着领带去上班，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才是极端。那才是极端的愚蠢，一点也不假。”

纽约话题之五十九。“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又退学了。我给你讲过。他们住在晨边高地。”“梅丽，给我讲得还不够。这里有毒品、有粗暴的人，是个危险的城市。梅丽，你可能陷入许多麻烦，有可能被强奸。”“就因—因为我不听父亲的话?”“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女孩子不管他们是否听父亲的话都有可能被强奸。有时父亲也强奸。强奸犯也有孩子，那也使他们成为父亲。”“告诉比尔和梅里莎，请他们到这里来和我们度周末。”“哦，他们真的想到这里来玩。”“喂，你九月份到学校去怎么样?你最后两年去读预备学校。也许你待在家里和我们一块生活够了。”“总在计划，总在考虑最恰当的方法。”“我还能做什么?不计划?我是男人，是丈夫，是父亲。我经营一个企业。”“我经营一个企—企—企业，我也是。”“有各种学校，有些学校里有各种有趣的人，有各种自由……你去和学校的顾问谈谈，我也会去咨询——如果你很烦，讨厌和我们一起生活，你可以到学校去。我知道你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我们都认真想一想你到学校的事。”

纽约话题之六十七。“你可以在莫里斯顿，在旧里姆洛克这里随心所欲地积极参与反战运动，你可以在这里把人们组织起来反对战争，在你们学校——”“爸爸，我想照我的方—方式干。”“听我讲，请听我讲。旧里姆洛克这里的人们不反对战争，而恰恰相反。你想唱反调?就在这里对着干。”“在这里为此事做不成什么。我怎么办?绕着商场游行?”“你可以把这里组织起来。”“要里姆洛克人反战?那就大—大不相同了。反战的莫里斯顿高中。”“对啊，把战争带回家。口号上是这样吧?那么就这么办——把战争带回你住的镇上来。你不想出名?你一定会默默无闻的，我可以担保。”“我不想默默无闻。”“但是，你会的，因为这里不出名。如果你在这里竭尽全力反战，相信我说的话，你将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不教这里的人们反战?这也是美国的一部分，你也知道。”“很小一部分。”“这些人也是美国人，梅丽。你可以就在村子里积极地反对战争，用不着去纽约。”“是啊，我可以在客厅里反战。”“你可以在社区俱乐部反战。”“一共就二十个人。”“莫里斯顿是县政府所在地，星期六到莫里斯顿去，那里有反战的人。封泰因法官反战，这是你知道的。阿威利先生反战。他们和我在广告上签过字的。老法官和我一起到纽约去过。你也知道，这里的人们不太高兴看见我的名字在那里出现。但那是我的立场。你可以在莫里斯顿组织一次游行，你能设法办到。”“而且莫里斯顿高中的报纸也会报道。那将使军队撤出越南。”“我知道你善于进行反战演说，在莫里斯顿高中已经很有名气了。如果认为不重要，你为什么还去干呢?你肯定觉得这重要。对这场战争，美国的每一个人的意见都重要。梅丽，就从你住的这个镇子开始吧，这就是阻止战争的办法。”“革命不在农村开—开—开始。”“我们没有谈革命。”“只是你没有谈革命。”

那是他们不得不进行的有关纽约的最后一次谈话。虽很艰难，但他很有耐心，态度坚决，终于起作用了，奏效了。如他所愿，她再没有去纽约。她接受他的建议，留在家里。随后，她把客厅变为战场，把莫里斯顿高中变为战场。一天，她出去把邮局崩飞了，一同毁灭的还有福雷德·康伦医生和村里的百货店。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小房，前面挂着社区的公告板，还有一只旧桑纳可水泵和金属杆，商店主人诺斯·哈姆林每天早上都在上面升起美国国旗，打从沃伦·甘梅利尔·哈定[34]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就未中断过。诺斯和他妻子还管理着邮局。

【注释】

[1] 指投手不让对方有安打或得分的比赛。

[2] 常称西班牙革。

[3] 美国金融家、政治家（1870—1965），曾任四届总统（从威尔逊到肯尼迪）的顾问。

[4] 也称扫垒安打击球员。

[5] 当指著名棒球运动员威利·赫南德兹。

[6] 即阿尔伯托·加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刻家和画家，受立体派影响，作品以人物细如豆茎的骨架风格著称。

[7] 美国艺人（1925—1990），以其热情洋溢的舞蹈、歌唱和表演而出名。

[8] 美国足球明星（1943—）。

[9]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1912—1996），以其踢踏舞表演在音乐片《雨中曲》（1952）中闻名。

[10] 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1917—）。

[11] 约翰尼·卡森生于1925年，美国喜剧演员，自1962年起作为“今夜秀”的主持人而成为夜间电视谈话节目的支柱人物。

[12] 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红的流行歌手。

[13] 列·托尔斯泰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中的主人公。

[14] 在纽约市的美国艺术博物馆，建立于1914年。

[15] 硫磺岛为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大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美两国曾激战于此。

[16] 美国歌唱家、钢琴家（1919—1965），录制有《不能忘记》和《蒙娜丽莎》等通俗歌谣。

[17] 弗兰克·莱尼，美国20世纪50年代流行歌手；弗朗西斯·阿尔贝特·西纳特拉，生于1915的美国歌唱家和演员，以其甜美的嗓音著名，他出演的电影有《从这里到永恒》（1953），该片获奥斯卡奖。

[18] 法国作家（1871—1922），小说《追忆似水年华》（1913—1927）是其代表作。

[19] 美国爵士乐歌手（1924—1990），以她复杂的比博普乐分节法以及拟声唱法技巧而闻名。

[20] 即爱德华·肯尼迪·埃林顿（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和乐队领队，其作品有“蓝调”（1930）、“精明女子”（1933）等。

[21] 苔丝狄蒙娜为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主角奥赛罗的妻子，受伊阿古诬陷被其夫扼死。

[22] 大乐队时代美国乐队领导人（1909—1944）。

[23] 美国乐队领导人（1905—1956），与其兄弟吉米以特别流行于二十纪三四十年代的摇摆乐队著名。

[24] 美国剧作家（1889—1961），因其与别人的许多协力创作著名，其中包括与摩西·哈特合作的《你不能拿走》（1936）。

[25] 指在三项不同运动中获奖的人。

[26] 美国南部大西洋沿岸盛产的一种蟹。

[27] 指恩斯托·格瓦拉（1928—1967），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领袖，在古巴革命（1956—1959）中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要将领。

[28]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29] 原文为法语。也指贵人行为理应高尚。

[30] 复活节前的星期日。

[31] 意指胡志明（1890—1969），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32] 肯尼迪遇刺后他上台继任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69）。

[33] 即休伯特·霍拉提奥·汉弗莱（1911—1978），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副总统（1965—1969）。

[34] 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1921—1923）。

第二部　堕　落

4

安蒂妮，是个肤色浅灰的女孩，看起来年龄只有梅丽一半大，但她说自己要比梅丽大六岁，自称为丽塔·科恩小姐。她在梅丽失踪四个月后来见瑞典佬。她打扮得像金博士[1]的接班人拉尔夫·艾伯纳西[2]一样，身着自由抗议者[3]外套和一双丑陋的大鞋，头上蓬松的乱发凸显孩童般稚气十足的脸蛋。他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谁，因为四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么个人。她却这么瘦小、这么年轻，看起来她不能胜任什么大事，不敢相信她是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学生（正在做一篇有关新泽西州纽瓦克皮件业的论文），更不会相信她是个破坏分子，是梅丽的世界革命的导师。

她在工厂露面的那天，瑞典佬一点不知道丽塔·科恩已经到处都去过——在装卸码头的地下室窜进窜出，躲避联邦调查局派来的监视小组，这些人观察每一个去他办公室的人员。

每年三四次总有电话或来信要求参观工厂。以前娄·利沃夫尽管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应付纽瓦克学校的学生、童子军或者由市议会或商会陪伴而来的著名人物。瑞典佬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因作为手套制造业的权威获取那么多的乐趣，他也没有宣称像父亲那样对皮革业有什么权威——对其他事情也一样，但他有时还是会帮助学生，在电话上回答问题，如果学生特别认真的话，他也会走一趟。

当然，假如他预先知道这个学生只不过是他逃亡在外的女儿派来的使者的话，他不会安排在工厂见面。为什么丽塔先前没有对瑞典佬讲她是谁的信使，而要等会面快结束时才讲梅丽的事情，她肯定想先考察瑞典佬，或者她这么久不说是喜欢捉弄他。也许她只不过爱使用权力。她可能就是另一位政客，她说这些话就是要很好地享受一番权力。

因为瑞典佬的办公桌与生产车间用玻璃隔开，他和那些操作机器的妇女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他这样安排就是为了既可避开机器的喧闹，又可随时了解车间的状况。他父亲以前决不把自己关在任何办公室里，哪怕是用玻璃隔开还是其他方式。他干脆把办公桌放在车间中央，周围有两百台缝纫机，像帝王一样居于拥挤不堪的蜂房中心。蜂群在他身旁忙来忙去，电锯发出强大的轰鸣声，他却在电话上与客户和承包商谈话，同时还费力地看文件。他说只有在车间里，才能从噪音中判断出哪台缝纫机出了故障，甚至在女工还未来得及叫工头处理时，他已经拿着螺丝刀赶过去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老年的黑人女监工维基在他退休宴会上，（带着她那种难说的羡慕）也证实了这一点。当一切顺利时娄反而烦躁不安，总而言之，维基说，他真是个难以对付的老板。但是遇到剪裁工投诉监工时，监工投诉剪裁工时，皮料晚运到数月或者有损害或者质量差时，发现衬里的承包商在产量上欺骗他时，或者运输商拼命宰他时，当他看见手套下料工人戴着红色水兵帽和太阳镜在工人中玩赌马数字游戏时，他会露出本性，以特有的方式来加以纠正。当一切都恢复正常后，那骄傲的儿子，当晚倒数第二位讲话者，在他最长的、最诙谐的赞辞中介绍他父亲时说道，“他又会开始担心起来，弄得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心神不定。他总在等待最糟糕的事情，所以他从未失望太久，你们也永远不会发现他放松警惕。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其他事情一样，这一切都表明他为工厂非常担忧。女士们、先生们，这位作为我一生良师的人，不只是具有担忧的艺术，他还使我这一生都受到教育。这是一种有时极为艰难的、但却总是获益匪浅的教育。他在我才五岁大时就教我制造完美产品的诀窍，那就是：‘用心去做’，他是这么说的。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人就是这么去做了，成功了。那还是他十四岁去从事硝制皮料时就开始了，他是手套制造商中的老前辈，他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懂得手套制造业这一行。这就是纽瓦克皮件先生，我的父亲，娄·利沃夫。”“看吧，”纽瓦克皮件先生也开口了，“今晚别让任何人戏弄你，我喜欢工作，喜欢手套业，喜欢挑战，却不喜欢退休，我认为那是走向坟墓的第一步。但那一点也不会使我烦恼，这主要因为：我是这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要说幸运，也因为一个词的缘故，这是一个最大的小词：家庭。假如我现在被竞争者排挤出来，我是不会微笑着站在这里，你们了解我，我会站在这里大喊大叫。但现在将我排挤出来的是自己心爱的儿子。上帝赐予我作为一个男人想得到的最完美的家庭：了不起的妻子，两个儿子，无比可爱的孙子……”

瑞典佬让维基拿一张羊皮到办公室来，递给沃顿商学院的女孩，让她摸摸。“这已经浸泡好，还未硝皮，”他告诉她，“这是山羊皮，没有绵羊那种羊绒，只有羊毛。”

“羊毛怎么处理?”她问。“可利用吗?”

“问得好。羊毛可以织地毯，在阿姆斯特丹、纽约、比奇洛、莫霍克，人们都这么做。但主要价值是羊皮。羊毛是副产品，你怎样把羊毛从皮上取下来和其他工序完全是另一码事。合成材料出现前，羊毛大多数都用来做廉价地毯。有家公司把皮革厂所有羊毛都转卖给地毯厂，但你是不会想干那一行的。”他注意到他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谈话前，她就在一本崭新的黄色标准拍纸簿上面已写满东西。“如果你想干的话，”他补充道，被她的细心所打动、所吸引，“我可以介绍你去和他们谈，所有这些事情都相互联系在一起。这家人大概就在附近，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那一行。非常有趣，真的很有趣，姑娘，你选了个有趣的题目。”

“我想是的。”她说，热情地对他笑笑。

“不管怎样说，这张皮”——他从她手里拿过羊皮，用拇指敲打，就像敲击猫身上发出咕噜声一样——“用这一行的术语讲，叫软羊皮。是小山羊的，很小，只在北纬和南纬二三十度地区生长。它们处于半野外放牧状态，非洲那些村子里每家有四五只羊，圈在矮树丛里放养。刚才你拿着的不是一点都没加工的，我们买的是浸泡过的。羊毛已经除掉，这种前期加工可以使皮料在运输途中保存完好。我们以前运输未加工的羊皮，用绳捆成大包，让羊皮风干。我实际上还留有一张货运单，就放在这里的哪个地方，如果想看的话我可以给你找。那是一张1790年的货运单，当时就在波士顿靠岸，如同我们去年买进的一样，也来自非洲相同的港口。”

应该由他父亲来和她谈。他所知道的这些，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他还未读完小学时就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在他们后来一起经营的这几十年中，他又听过两三千遍。业务交谈在手套生产家族是一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在那些最好的家庭里，父亲将秘诀连同全部历史和知识都传给儿子，在制革厂确实是这样，制革工艺如同烹饪，配方都由父亲传给儿子，手套厂也是这样，剪裁车间也不例外。老年的意大利剪裁工只训练他们的儿子而不是其他人，这些儿子得到父辈的指点就像他们的父亲从自己上辈接受的一样。他还是个五岁的孩子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成年后，父亲的权威是不能反对的：接受他的权威就是这么回事，同样也从他身上获得了才智，使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成为国内最好的女士手套制造商。瑞典佬很快就心悦诚服地爱上了父亲正在做的这些事，在厂里他或多或少也想过这些。只要谈到皮料、纽瓦克或者手套，他都如数家珍。

自从梅丽失踪后他就没有心思讲这么多话。直到那天早上，他所要做的一切不过是哭泣或躲藏。可是他要照看多恩、打点生意和使父母宽心，此时家里其他人都因公众的信任丧失而一蹶不振、六神无主。现在事态的发展还未破坏他为家庭所提供的、展示在公众面前的那道保护屏障。他觉得自己在这小个头的女孩面前话多了起来，侃侃而谈，父亲以前讲过的这些都被她一一记下来。他认为她太小了，和梅丽小学三年级班上的孩子差不多。五十年代后期有一天，这些孩子乘汽车从乡下学堂到远离三十八英里外的工厂，看梅丽的父亲教他们如何做手套，让他们看看梅丽特别感到了不起的地方：存放台。这里是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工人们在用蒸汽加热的镀铬铜手掌上对手套仔细地拉压定型。那些手掌温度很高，很容易伤人，闪闪发光，指头朝上，在桌上摆成一行，看上去很细，像被熨平机压扁后细心地剪裁下来，恰似死人的魂魄浮在空中。梅丽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被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迷住，称它们为“薄饼手”。梅丽小时常对班上同学讲，“你想把五美元变成十二美元，”这是手套工人常说的，她一生下来就听人讲——五美元变十二美元，这就是你怎么也想干的。梅丽悄悄对老师说，“人们在计件工上做假是常遇到的问题。爸爸不得不辞掉一个人，他盗窃时间。”瑞典佬告诉她，“亲爱的，让爸爸去巡视好吗?”梅丽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对盗窃时间这种古怪想法着迷。梅丽在这些车间里飞来飘去，作为小主人非常自豪，显示自己与所有雇工的熟悉关系，那时她还不了解因工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人格尊严的玷污，而老板依靠不当手段占有生产工具，只知道拼命追求利润而已。

不难理解他这么激动，渴望交谈。暂时又回到从前了——什么也未爆炸，什么也未毁坏。作为一个家庭，他们依然搭乘着移民火箭，向上飞升，沿着不间断的移民轨道，从做牛做马的曾祖父到发奋自强的祖父，到充满自信、事业有成、独立自主的父亲，再到他们中飞得最高的这一代。对第四代的孩子来说，美国本身就是天堂了。瑞典佬也像普通人一样渴望再过上从前的日子——哪怕只是片刻，有些自欺欺人、无伤大雅，却有利于身心的劳作也不错。那时这一家人从未想过要资助毁灭，而是躲避和战胜毁灭，创造理性生存的乌托邦来对付可能遭遇的神秘袭击。

他听到她在问，“一次运多少?”

“多少张皮子?几千张。”

“一包多少张?”

他很高兴看到她对每项细节都感兴趣。是啊，与这位来自沃顿专心致志的学生交谈，他忽然觉得经历了这四个月死亡磨难后，又可以爱上他已不再喜爱、不能承受、不想了解的东西了。他曾经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在消亡。“啊，一百二十张。”

她一边问一边做笔记，“它们直接运到您的运输部门?”

“运到皮革厂，那是一家承包商。我们买进材料后交给他们加工，制成皮料后再给我们。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在纽瓦克这里的皮革厂干过活。在开始从事这一行的时候，我也干了六个月。进皮革厂看过吗?”

“还没有。”

“如果你要写与皮革有关的东西，一定得去皮革厂。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安排，那里很原始。技术已经改善了许多，但你看到的东西与几百年以前相差不是太大。糟糕的活。人们说这是任何地方考古都能发现的最古老的行业。有人发现六千年以前的皮革厂遗址——我想，是在土耳其。最早的衣料就是用烟熏制的皮革。我说过，只要你去写，这是个有趣的题目。我父亲是位皮革学者，他才是你应该谈的人，可他现住在佛罗里达。父亲谈起手套来，他会连续讲上两天，那是常事。手套工爱这一行和有关这一行的一切。告诉我，科恩小姐，你看过任何东西的制造过程吗?”

“我还不能说看到过。”

“从未看人家做过什么东西?”

“我小时候看见妈妈做过蛋糕。”

他大笑起来。她真逗乐，活泼天真，求知欲强。不用说，他女儿肯定要比丽塔·科恩高出一英尺，梅丽肤色白皙，她皮肤黝黑。丽塔·科恩是常见的小个子，却令他想起尚未使人反感、成为仇敌之前的梅丽。她那时放学回家，性情温和、才智聪慧，把学校里所学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她怎么能记住那一切，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笔记本里，一晚上便能背出来。

“我要告诉你我们做什么，要领你去看整个工序。来吧，我们将为你做一双手套，你会看到从头到尾的生产过程。你戴多大的?”

“不知道，小号吧。”

他起身离开办公桌，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很小，我猜是四号。”他从桌子上层抽屉取出一端带有“D”字环的软尺，绕着她的手掌，将另一端从“D”字环穿过，再拉紧软尺。“我们来看看我猜得怎样。握紧手掌。”她握成拳头，手掌有一点胀大，他查看法语标出的英寸数。“是四号，是女士中最小的，再小一点就是儿童的了。来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出来。”

他觉得似乎从一开始就踏进历史的入口，他们并排走，顺着楼梯间上去。他发现自己不停地对她讲（同时也听到他父亲在对她讲），“要到工厂的北边挑选皮料，那里没有直射的阳光，可以认真地查看皮子的质量。有阳光的话，你看不清。剪裁和分类都要在北边。顶层是分类，二楼是剪裁，你进来的一楼是制造车间。底楼是精加工和运货的地方。我们从最上面一层往下走。”

他们就这么办，他很开心，情不自禁。这不对头，不是真的，应该想法阻止才好。她忙于做笔记，他又停不下来——这女孩知道辛勤劳动的价值，这么全神贯注，对正当的事情感兴趣，关心皮料的准备和手套的制作，要他停下是不可能的。

这短暂的振奋从理智上讲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若有人像瑞典佬那样正遭受着磨难，要求他不被其迷惑那也太过分了。

剪裁车间里有二十五名工人在干活，每张桌子大约有六个人，瑞典佬把她引到年纪最大的那一位面前。他给她介绍了这位“师傅”，他个头矮小、秃顶，戴着助听器，正忙于剪裁一块长方形皮子——“那就是做手套用的皮料，”瑞典佬说，“叫切片。”这人拿着尺子、剪刀，忙个不停，瑞典佬给她讲这位师傅的事。此时的瑞典佬，心情轻松愉快、随意从容，把父亲的那些话讲个没完。

就是在这个剪裁车间，瑞典佬得到鼓舞才跟着父亲干上手套制作这一行。他相信自己正是在这里从少年变成男人的。剪裁车间位置高，阳光充足，他从孩提时候就把这里当成工厂最好玩的地方，老年欧洲剪裁工上班时都穿一样的三件套，里面是浆洗过的白衬衫，系上领带，穿吊带裤，衬衫袖上还带链扣。每位工人小心翼翼地脱下外衣，挂进衣橱，在瑞典佬的记忆里，没有一个取掉领带，只有极少数不太注重这些的人会脱下背心，但决不会挽起衬衫袖子。他们系上干净的白围裙后就开始处理第一张皮子，从浸湿的薄布上把它展开，再进行拉伸。北面墙上的大窗户把硬木的剪裁台照得很亮，阴冷稳定的光线正是你对皮料评估、搭配和剪裁所需要的。多年来人们把兽皮放在工作台上用力伸拉，圆边已磨得非常光滑，使这男孩总也忍不住要跑过去将面颊贴紧台面——直到只剩下他一人。木地板上有一溜模糊的脚印，这是工人们整天站在剪裁台边留下的。没其他人在场时他常去，穿着鞋站在地板磨损的地方。观看剪裁工干活，他知道这些人是厂里的精英，他们自己也明白，老板也很清楚。他们认为自己比周围其他人都优秀，包括老板在内，剪裁工劳作的手因长期使用大而笨重的剪刀变得粗硬。这些白衬衫罩着的是充满劳工力气的手臂、胸脯和肩膀——他们必须强壮有力，才能终生忙于将皮料拉伸，从上面挤出每一英寸皮料。

人们在皮料上面又舔又吐唾沫，唾液都浸进了每一只手套，如同他父亲开玩笑说的，“顾客永远都不会知道。”工人将唾沫吐到干墨汁上，再用笔刷把模块的号码印在皮料上，标出是从哪一张块料上剪下的。剪下一双双手套的皮料后，他用舔过的指头将标号的块件粘在一起，再用橡皮筋扎紧后交给缝纫工头和工人们。这孩子永远搞不懂的是那些最早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雇用的德国剪裁工，他们常在身边放一大杯啤酒，不时咂上一口，说是要“保持哨子湿润”，使唾液流个不停。很快，娄·利沃夫就取消了啤酒，但是唾沫呢?不，没有谁想去掉唾沫。那是他们所喜欢的重要东西，作为儿子和继承人，他也和创始人一样。

“哈里剪裁手套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好。”哈里师傅就站在瑞典佬身旁，对老板的话无动于衷，只忙着手里的活。“他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已干了四十一年，但很仔细。剪裁工先要注意观察怎样从一张皮子上剪出最多的手套，再动手剪，需要很好的技术才能把一双手套剪好，桌上剪裁是一门艺术。没有哪两张皮子完全一样，运来的皮子都不同，这与每只动物所吃的食物和生长期有关，每张皮的伸展性也不同，令人惊奇的技术就在于使每只手套和其他的完全一样。缝纫工序也是如此。人们不再愿意干这种工作。不能随便雇用只知道操作普通缝纫机，或者会缝制衣服的工人到这里做手套。她必须经过三四个月的培训，使手指灵巧，具有耐心。她要六个月后才能熟练起来，达到百分之八十的效率。缝制手套是极为复杂的过程。如果你想生产优质手套，就得花钱培训工人。要把手指分岔处的那些弯折扭曲部位缝制好得花大量的精力——真的很难。父亲开第一家手套店时，人们来这里工作是为了生计——哈里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位。这个剪裁车间属于这个半球上剩下的最后一批。我们的生产总是安排得满满的，这里还有懂行的人。已经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剪裁手套了，这个国家里没有，很少人还在干，其他地方也一样，除了在那不勒斯[4]和格勒诺布尔[5]的家庭小作坊里也许还能见到。在这里工作的人们一生就干这活，他们生为手套业，死为手套业。现在我们常常重新培训工人，我们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另有工作每小时多给他们五十美分，他们就会走人。”

她记下所有这一切。

“我开始干这一行时，父亲送我到这里学剪裁，我所做的就是站在工作台边观察这一位。我用旧的方法学习这一行，从头做起，父亲真正让我从打扫车间开始。我在每一个部门都干过，尝试每一道工序，了解那么做的原因。在哈里手下我学会剪裁手套，我还不能说自己成了熟练的剪裁工。如果我一天剪裁两三双，就很不错了，但我学会了基本的原理——是吧，哈里?这家伙是个要求严格的老师。他教你怎么做时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哈里身上学艺几乎让我向我家老头求救。来这里的第一天，哈里就纠正我——他告诉我，在他居住的地方，常常有孩子们到他家门前问他，‘能教我做个手套剪裁工吗?’他总对他们说，‘你得先付我一万五千美元，因为那就是你将浪费的多少时间和皮料，然后才能赚到起码的工资。’我整整观察他两个月，才允许我接触皮料。一名剪裁工平均每天要剪裁三打或三打半手套。一名好的、手脚麻利的工人每天可剪裁五打。哈里一天剪裁五打半。‘你认为我不错?’他对我说，‘你要是见过我爸爸干活就好了。’于是，他给我讲了他父亲和巴纳姆贝利马戏团[6]高个子的事。哈里还记得吗?”哈里点点头。“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到纽瓦克来时……是1917年，1918年的事?”哈里又点点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是啊，他们来到镇上，其中有位高个子，差不多有九英尺。有一天在街上，哈里的父亲见到这人在市场街附近溜达。他兴奋极了，跑到这高个子面前，取下自己的鞋带，当街把这人量了量，回家做了一双十七号的漂亮手套。哈里父亲剪裁，妈妈缝制，他们到马戏团把手套送给高个子，全家免费观看节目。第二天的《纽瓦克新闻》就刊登了关于哈里父亲的故事。”

哈里纠正他，“是《星鹰报》。”

“对，那还是在与《财务报》合并以前。”

“了不起，”姑娘笑了起来。“你父亲的技术肯定很好。”

“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哈里告诉她。

“他不会?那正好说明，你不懂英语还是可以为九英尺的高个子剪裁一双完美的手套。”她说道。

哈里没笑，可瑞典佬大笑起来，伸手抱住她。“这是丽塔，我们要给她做一双礼服手套，四号大，宝贝，黑色还是褐色?”

“褐色。”

哈里从他身边一包浸湿的皮料中挑出一块浅褐色皮子。“这种颜色难得，”瑞典佬告诉她，“英国茶色。你可以看到这颜色里有各种变化——看，这里颜色多浅，那下面多深?很好。是块羊皮。你在我办公室看见的是浸泡过的，这块已硝好，成了皮料。但你仍然能辨认出这动物，如果你想看的话，这就是——脑袋，尾部，前腿，后腿以及后背，这里的皮子要硬些、厚些，如同我们自己背骨上的一样……”

亲爱的。在剪裁车间他开始称她亲爱的，他控制不住自己。他没有觉察出自己站在她身边却感到同梅丽一样亲近，那还是在商店被炸，他的宝贝消失以前的事。这是法国尺，比美国尺要长一英寸左右……这叫铲刀，刀口很钝，不锋利……哈里正在剪裁皮料，按照尺寸大小剪——哈里喜欢和人打赌，他能不用图样，剪得刚好合适。我不愿和他赌，因为不想输……这叫指岔……看，都小心翼翼地干完了……他马上给你剪。他给我以后，我们就送到制作部去……这叫剪切机，亲爱的，是整个过程中唯一的机械工序。一台压力机、一台冲模和一台剪切机每次大约可以处理四块皮料……

“哦，这是一道很仔细的工序。”丽塔说。

“是啊，手套生意实际上很难赚钱，它要花这么多工夫——是一种耗时的生产过程，需要多种操作相互配合。大多数手套公司都是家庭企业，从父亲传到儿子，非常传统的行业。对大多数厂家来说产品就是产品，生产者对它们并不了解，可是手套行业不像这样，它有很长、很长的历史。”

“利沃夫先生，其他人像你这样感觉到手套业的浪漫吗?你真的很爱这地方和所有这些生产过程。我猜这就是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东西。”

“我吗?”他问道，感觉就像要被人解剖，用刀切进去，打开来，暴露出他的苦难。“我想是的。”

“你是最后一个莫希干人[7]?”

“不是。我相信在这一行的大多数人对传统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爱，因为这需要一种爱和传统方能使人留在像这样的行业里。你得有和它很强的联系才会坚守到底。来吧，”他说，暂时抑制住所有那些使他忧郁、危及到他的东西，又可以非常简洁明了地讲话，而不去管她刚才说他是个幸福人的那一番话。“我们回缝纫车间吧。”

这是丝条，它说来话长，是她要做的第一步……这叫接缝机，可以做出最好的针脚，也称接缝，比其他针脚需要的技术多得多……这是打磨机，那叫拉伸机，就像你叫宝贝，我被称做爸爸，这叫生活，那叫死亡，这是疯狂，那是哀悼，这叫地狱，真正的地狱，你得有很强的联系才能坚守到底。这就叫尽力——干下去——不管什么事——发生，也被称作付出——全部代价——看在上帝分上——究竟为什么。这就是想找死——想找到她——杀了她——从不管她经历了什么——不管她现在在哪里——也要救她。这种难以抑制的感情喷发叫做遮天蔽日，这没有用，我半疯了，那颗炸弹的爆炸力太大……他们回到办公室，等成品部把丽塔的手套送过来。他在对她复述父亲最喜欢的一次观察，这也是他父亲从哪里读到的东西，以前总爱讲给来访者听，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字不漏地当成自己的故事讲给她听。要是能让她待下来，别离开，那该多好。如果他能一直谈下去，给她谈手套，谈手套，谈皮料，谈他恐怖的哑谜，恳求她，请她，别让我一人面对这恐怖的哑谜……“猴子，大猩猩，他们有头脑，我们也有头脑，但他们没有这东西，这拇指。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反过来活动。人类手上的内指，这可能就是把我们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生理特征，而手套保护这内指。女士手套、焊工手套、橡胶手套、棒球手套，等等。这是人类的根，这根对立的拇指。它使我们能够制造工具，建造城市和所有一切。比大脑重要。也许在与身体的比率上，有些动物有比我们更大的脑袋，可是我不知道。但手掌本身就是复杂的东西，它会动，人体被衣物遮盖的其他部位不会是这种复杂的结构……”这时维基拿着做好的四号手套突然出现在门口。“您要的手套。”维基说，她把手套递给老板，他仔细看了一下，然后弯着身子让办公桌对面的姑娘看。“看见这些缝吗?皮子边上的线缝，这才是高质量的手艺活。针缝与边缘之间大概只有三十二分之一英寸。这要求高技术水平，比普通的要高得多。如果手套缝制得差，这条边会占到八分之一英寸，也会不直。看这些针缝多直，这就是为什么说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手套是好样的，丽塔。因为这是直缝，好皮料，制得好，柔软，有韧性，闻起来有新车里面的味道。我喜爱优质皮革，喜爱精美手套，从小到大被灌输的观点就是尽量做出最好的手套。这已经浸入到我的血液中，没有什么东西能给我更大的快乐，”——他这么唠唠叨叨就像一位病人发现自己任何健康的迹象那样说个没完，尽管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把这可爱的手套送给你。”他说道，微笑着将手套递给那女孩，后者激动地将它们戴上自己的小手——“慢点，慢点……戴手套时要先将其他指头戴好，再是拇指，然后才把手腕处拉到位……第一次要慢慢地戴”——她抬头对他笑笑，就像任何孩子收到礼物那么高兴，举起手朝他展示这手套多么的漂亮，多么的合适。“合拢手，握成拳头，”瑞典佬说。“感觉一下你手掌膨胀时手套跟着长，对你的尺码调节得多好?那是剪裁工认真干时所做到的——长度上不留伸缩余地，他在剪裁时已去掉了，因为手指不会变长，但在宽度上有一点看不出的精确计算过的伸缩余地。宽度上的伸缩要精确计算。”

“是啊，是啊，了不起，完美无缺，”她对他说道，不停地展开、合拢手掌。“上帝保佑这世界上精确的计算家们，”她说着，大笑起来，“他们留下暗藏的宽度。”只是等维基关上他的玻璃隔间办公室门，回头走进喧闹的生产车间时，丽塔才继续说话，声音很轻，“她要她的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

第二天早上瑞典佬去纽瓦克机场的停车场见丽塔，给她送去剪贴簿。他先从办公室开车到飞机场相反方向数英里的布兰其·布鲁克公园，他下车独自走一走。他在盛开的日本樱桃树下信步漫游。有好一阵子，他坐在长椅上，观看一对老夫妇和他们的狗。然后，他回到车上，开起来——穿过意大利人的纽瓦克北部，再到贝利维尔，向右转半个小时，直到他确认没有被跟踪为止。丽塔警告他不得以其他方式到他们的会合点。

第二个星期在机场的停车场，瑞典佬把梅丽十四岁时穿过的芭蕾舞鞋和紧身连衣裤交出去了，三天后又拿去她的口吃日记。

“当然，”他说道，手里拿着这日记本，他认为到了要把妻子每次在他与丽塔见面前对他说的话转告给她。他总是非常小心，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做了丽塔要他做的事，有意识地不向她提什么要求，这次他只好讲——“你现在肯定能告诉我有关梅丽的事，即使你不讲她在哪里，她怎么样。”

“我真的不能。”丽塔酸酸地说道。

“我想和她谈谈。”

“可是，她不想和你谈。”

“但她想要这些东西……她为什么还要这些东西呢?”

“因为是她的东西。”

“我们也是她的，小姐。”

“没有听到她这么讲过。”

“我不相信。”

“她恨你。”

“真的?”他轻声地问。

“她认为你该被毙掉。”

“是吗，真该那样?”

“你给波多黎各庞塞工厂的工人的报酬有多少?给那些为你制作手套的香港和台湾的工人的报酬又如何?为了满足在庞维特商店购物的太太们的需要，那些菲律宾女工用手工缝制，眼睛慢慢变瞎，你又给她们什么?你什么都不是，只是臭狗屎似的小资本家，剥削着世上的褐皮肤和黄皮肤的人们，自己却住在防止黑鬼的安全门后面，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在这之前，瑞典佬同丽塔讲话时总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尽管她一心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丽塔是他们所有的希望，她不可或缺。虽然他不指望靠控制自己的感情使她有一点改变，每次他都给自己打气，千万别表现出绝望。羞辱他是她自己的如意打算，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个衣着保守、事业成功、富有传奇色彩的六英尺三的大个子、身价数百万的家伙身上，很明显，这是她生活中重要的时刻之一。但在那个时候，全是些重要时刻。他们有梅丽，口吃的梅丽。他们有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可以玩弄的家庭。丽塔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摇摆不定的凡人，更不能被当做初见世面的新手，而是一个与这世界上残暴行为神秘和谐的生灵，以历史公正的名义，她有权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者塞莫尔·利沃夫一样险恶。

落入这个孩子的掌心，多么令人难以置信！讨厌的孩子满脑袋全是关于“工人阶级”的胡思乱想！小家伙在车里占的空间还抵不上利沃夫的牧羊犬，却装出正驰骋于世界大舞台的样子！这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小小鹅卵石！这整个令人厌恶的一套，除了与被压迫阶级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伪装的愤怒的幼稚的自我主义，还能是什么?她为世界上的工人们所担负那些重大的责任！自我主义的病态勃然表露出来就像矗立的头发一样，狂妄地宣称：“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只要我想——我想的就是重要的！”是啊，无意义的头发构成他们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一半，这给她的行为差不多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与那另一半不相上下——就是那些关于改变世界的夸夸其谈的术语。她有二十二岁，不过五英尺高，采取超出她理解能力而被称做权力的非常新颖的方式，投入一种不计后果的冒险之中。没有一点考虑的必要，在他们的愚昧无知面前，思维变得苍白无力，他们甚至不用思考也无所不知。毫不奇怪，他费九牛二虎之力掩盖住的冲动一时被无法控制的愤怒引发了，似乎他与她那种以最不可思议方式进行的狂乱的毫不妥协的使命没有任何关系，似乎她热衷于将他往最坏方面想，这在他看来很重要，所以他严厉地对她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谈些什么！美国公司在菲律宾、香港、台湾、印度、巴基斯坦和所有地方生产手套——但是我没有！我有两个厂，两个。一个是你在纽瓦克参观过的。你看见过我的雇员是怎样不幸福，那就是他们为我们工作了四十年的原因，因为他们被如此残酷地剥削。在波多黎各的工厂雇用了二百六十人，科恩小姐——这些是我们培训出来的人，从头教会的，是我们所信任的，在我们没去庞塞之前，这些人很少有足够的活可干。在工作机会匮乏的地方我们提供工作，我们教会加勒比海地区的人们缝纫技术，这些人懂得很少。你一无所知，你毫不了解——在我带你参观之前，你甚至都不知道工厂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种植园是什么样子，利格里先生——我是说，利沃夫先生。我知道管理种植园是怎么回事，你要管好你的黑鬼。你当然会这么干。这叫做父系资本主义，你占有他们，和他们睡觉，当你使用完了，就将他们扔出去。如果必要，就对他们动私刑，用他们娱乐，用他们赚取利润——”

“别说这些，我对孩子气的陈词滥调没有一丁点兴趣。你不知道工厂是什么，不知道制造业是什么，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不知道什么叫劳动，对什么叫雇用，什么叫失业，你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你不了解什么是工作，你这一生中还没有干过一项工作。即使你愿意去找一份工作，也干不完一天，不管是当工人、经理或者老板都一样。废话够多了。我想让你告诉我，我女儿在哪里。这才是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她需要帮助，需要真正的帮助，而不是可笑的废话。我要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她！”

“梅丽永远不想再见到你，还有那位母亲。”

“你一点不了解梅丽的母亲。”

“多恩女士?曼罗尔的多恩女士?我知道有关曼罗尔的多恩女士的一切，因为对自己出生的阶层感到羞耻，她才极力将女儿送入社交界。”

“梅丽从六岁起就铲牛粪。你不了解你所说的东西。梅丽加入了4H俱乐部[8]，梅丽驾驶拖拉机，梅丽——”

“假的，全是假的。选美女王和足球队长的女儿——对于具有灵魂的女孩来说，那是什么样的噩梦?小巧的短上装，小巧的鞋子，小巧的这样，小巧的那样。总在变换她的发型，你认为她想确定梅丽的发型，因为她爱她，还有她的相貌，或者因为她讨厌她，因为她未能生一个小选美女王。那样的话，长大后便是她自己的形象，也许成为里姆洛克小姐?梅丽不得不去上舞蹈课，上网球课。我感到奇怪的是她做没有做鼻子整形。”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你怎么看梅丽对奥黛丽·赫本的那些狂热劲?因为她认为那是与她充满虚荣的小母亲打交道的最好机会。这1949年的虚荣小姐，很难相信你会在这位矫揉造作的人身上发现这么多的虚荣。啊，确实如此，还恰到好处。只是没给梅丽留下多少空间，是吧?”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

“对于不漂亮、不可爱、不需要的人而言，没有什么想像可谈。一点也没有。加在她自己女儿身上的是轻佻的微不足道的选美皇后的思想和缺乏的想像力。‘我不想看到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想看到阴暗的东西。’但这个世界不像那样，多尼宝贝——是乱七八糟，是令人可憎！”

“梅丽的母亲整天在农场干活，整天和动物打交道，整天操作农业机械，她从早上六点钟干到——”

“假的，假的，假的。她在一个像该死的上流社会一样的农场工作——”

“你对这一点都不了解。我女儿在哪里?她在哪里?这种交谈毫无意义，梅丽在哪里?”

“你不记得‘女人成年聚会’?庆祝她的月经初潮来临。”

“我们没有谈到什么聚会。什么聚会?”

“我们在谈一个女儿被她选美皇后母亲羞辱的事。我们在谈一位母亲对她女儿的自我形象完全殖民化的事。我们在谈一位对她女儿没有丝毫感情的母亲——而这女儿却有你生产的那些手套一样深的内涵。整个家庭和你真正关心的一切都是表皮。外胚层。表面。但下面是什么，你没有一点线索。你认为那就是她对那个口吃女孩的真正感情?她容忍口吃女孩，可是你看不出感情与容忍之间的差别，因为你自己太笨。这是你另一个该死的神话故事。月经来潮聚会。聚会庆祝！天哪！”

“你是说——不，不是那么回事。聚会?你说的是她带上朋友到白屋聚餐的事?那是她十二岁生日。这次‘女人成年’的废话是什么?那次是生日聚会，和月经来潮没有关系。一点都没有。谁告诉你这些的?梅丽不会对你说。我记得那次聚会。我们把那些女孩全部带到白屋的那家餐馆，她们玩得很开心，有十个十二岁女孩，真的热闹。有人死掉了，当时我女儿正因谋杀被起诉。”

丽塔大笑起来。“遵纪守法的新泽西该死的公民先生，一点点虚假的感情在他看来也像爱。”

“但是你描述的这些从未发生过。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些事。即使有也没什么了不起，但确实没有。”

“你知道是什么使梅丽成其为梅丽?十六年生活在被那位母亲仇恨的家庭里。”

“什么原因?告诉我。为什么恨她?”

“因为她与多恩夫人完全不同。她母亲恨她，瑞典佬。真可耻，你这么晚才发现。恨她是因为不娇小，是因为不能照那种啊——如此——漂亮的乡下样子把头发梳到后面。梅丽遭到的仇恨就像慢慢渗入你的毒素一样。多恩夫人就是每餐给她下一点毒也比不上这么干狠毒。多恩夫人总带着仇恨的目光看着她，直到将梅丽变成一堆狗屎。”

“没有仇恨的目光。可能有什么问题……但不是那样。不是仇恨。我知道她谈的是什么。你所讲的仇恨是她母亲的焦虑。我知道那种目光，但那是关于口吃。我的上帝，那不是仇恨。恰恰相反，是关怀，是忧伤，是无助。”

“还在庇护你的那位妻子，”丽塔说，又朝他大笑起来。“难以置信的不懂事理，简直无法相信。你知道她恨她另外的原因吗?她恨她是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对于新泽西小姐来说，嫁给犹太人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要抚养一个犹太人，那需要另一套技巧。你有个非犹太人老婆，瑞典佬，但是你得不到非犹太人女儿。新泽西小姐是条母狗，瑞典佬。梅丽如果想要点奶和养育之情的话，即使吮吸母牛也会好得多。至少母牛有母性的感情。”

他一直让她说下去，让自己去听，只因为他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出错，他当然想知道。忌恨的是什么?有什么委屈?那是秘密的核心：梅丽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但这一切都未说明什么。这不可能是相关的原因。这不是隐藏在那房子爆炸背后的东西。不是。一个绝望的男人屈尊俯就一个奸诈的女孩，不是因为她会慢慢道出其中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没有其他人可依靠。他感到自己不是在寻找答案，而是在模仿寻找答案的人。这场交手完全是可笑的错误。还指望这孩子对他实话实说。她怎么侮辱他都不解恨。有关他们生活的一切都被她的仇恨彻底改变了。就是这个仇恨者——这个叛逆的小孩！

“她在哪里?”

“你为什么想知道她在哪里?”

“我想见她。”他说。

“为什么?”

“她是我女儿。有人死了，我女儿正因谋杀被起诉。”

“你真的坚持?我们刚才在谈多尼是否爱她的女儿，你知道在我们这么奢侈谈话的几分钟里有多少越南人被杀?都是相对的，瑞典佬，死亡都是相对的。”

“她在哪里?”

“你女儿很安全。你女儿有人爱。你女儿正为她信仰的东西而战。你女儿终于在体验这世界。”

“她在哪里，见你的鬼！”

“她不属于别人，你知道——她不是财产。她不再软弱无力。你不能占有梅丽就像你占有在旧里姆洛克的房子，在蒂尔的房子，在佛罗里达的公寓，在纽瓦克的工厂，在波多黎各的工厂，在波多黎各的工人，和所有那些奔驰汽车，那些吉普车，以及那些制造精美的西装。你知道我逐渐了解什么有关你们这些占有整个世界，性情温和、家庭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吗?这你也能理解，不过是现实的真相。”

没有谁开口这样讲话，瑞典佬心想。她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个凶暴专横的幼儿，这个讨厌的、固执的、愤怒的、残忍的孩童，不可能是我女儿的保护神，只能是她的看守。具有全部智慧的梅丽却处于这种孩子气的残忍和卑鄙的控制下。一页口吃日记里包含的人性理智比这个疯孩子脑袋里所有虐待狂理想涉及的还要多。啊，碾碎她那长满头发、坚硬的头骨——现在动手，用他两只强壮的手，挤压，直到将所有邪恶念头从她鼻孔挤出来！

小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有谁计较后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与自己女儿唯一的联系是这个孩子，而这家伙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敢讲，可能什么也不做——只是不择手段地使她自己开心而已。她的言论都是刺激物：目的是激动兴奋。

“模范人物，”丽塔说道，她从嘴边冒出话来对他讲，似乎这样会更容易毁掉他的生活。“人人喜爱、洋洋得意的模范人物，实际上是个罪犯。伟大的塞莫尔·利沃夫，全美资本主义的罪犯。”

她是某种聪明的少年狂想者，完全按照自己变态意愿行事，一个该遭谴责的少年疯子，她从不在意看梅丽一眼，除了在报上读过，她不过是一种“政治化”狂人——纽约大街上到处都是他们这类人——罪恶的丧失理智的犹太孩子，她只是从报纸上、电视上和梅丽在学校的朋友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生活的信息。那时梅丽在学校的那些朋友到处散播同一句话：“离奇古怪的旧里姆洛克面临惊人之事。”根据这种说法，梅丽在爆炸前一天已经在学校四下宣扬，把这事告诉了那四百个孩子。这是对她不利的证词，所有这些孩子在电视上宣称他们都听她讲过——那种传闻和她的失踪就是全部证据。邮局被炸飞，百货商店也跟着倒霉，但没有人看见她靠近那里，谁也没有看见她做这事。如果她不失踪的话，谁也不会联想到她。“她受骗了！”一连数天，多恩在那房子周围哭道，“她被拐走了！她上当了！人们正在某个地方给她洗脑！大家为什么要说是她干的?没人与她有任何接触。她与这事没有一点关系。他们怎么能相信这是个孩子干的?炸药?梅丽拿炸药干什么?不！不是真的！没有谁知道这一点！”

丽塔·科恩来取剪贴簿的那天，他应该通知联邦调查局——至少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梅丽还存在的证据。如果他还想干下去，而不是被她的绝望所逼迫，他早应该相信其他人，而不是多恩，与那些不像她这种动辄就要自杀的人一起制定策略。她因悲痛现已语无伦次，除了歇斯底里，根本无法思考，也无所作为，他却要去满足这样一位妻子的要求，真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早该留意自己的猜疑，立即联络那些在爆炸后第二天就询问过他和多恩的特工。他知道丽塔·科恩是谁后就该拿起电话，甚至当她还坐在他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就该这么做。可是他却直接开车从办公室回家了，他从来就不能摆脱所爱的人对他的影响去做出决定，目睹他们受难是他最大的痛苦。甚至当他们不能理智地商讨，或偏离主题时，忽视他们的过分要求，违背他们的期望，在他看来都是非法使用自己的优势力量。他不能破坏自己作为一个无私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已被大家抬举得这么高。在厨房餐桌边，他坐在多恩的对面，听她长时间的述说，她悲伤地哭泣，半疯半癫地求他别对联邦调查局讲一个字。

多恩求他按照那女孩要求的做：也许梅丽不会被人注意到，只要他们让她别出现，等到那商店的毁坏还有康伦医生的死——被人遗忘就好了。他们最好是将她藏在哪里，给她提供所需的一切，甚至到别的国家，等待这种因战争而疯狂的女巫猎杀活动终止和新时代的到来。那时候，她会就她绝对、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得到公正的处理。“她被骗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一位父亲还能相信别的?——也因为他日复一日，每天一百次地听多恩这么讲。

所以他交出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紧身连衣裤、芭蕾舞鞋和口吃日记。现在他又将与丽塔·科恩在纽约希尔顿饭店一个房间见面，这次他带来五千美元，全是没有标记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纸币。正如上次她要剪贴簿时他知道应该通知联邦调查局一样，他现在也懂，如果进一步附和她的凶险计划，就会没完没了，那将出现他们都无法预见的巨大灾难。转交剪贴簿、紧身连衣裤、芭蕾舞鞋和口吃日记后，他变得老练了，可现在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多恩相信，如果他到曼哈顿，钻进茫茫的人海，在约会的那个下午注意不让人钉梢，赶到饭店，梅丽本人肯定会在那里等着他——荒谬的神话般的希望，没有丝毫保证，可他心里也不想反驳，即使听到每次电话铃响他的妻子的理智又减少一成，他还是如此。

她第一次身穿裙子和宽松的上衣，俗气花哨的廉价衣服和无带高跟鞋。她摇摇晃晃地在地毯上走过来，看起来比她穿工作靴时的个头还要小。发型还是像以前那样土气，但她的脸蛋，平常无精打采、不加修饰的小圆脸，现在却涂上唇膏，画好眼影，颊骨抹上粉红色油彩。她像一个洗劫了母亲房间的三年级学生，那些化妆品使得她毫无表情的脸蛋更吓人，其变态神情比以前苍白无色时更厉害。

“我把钱带来了。”他说，站在房间门口朝下注视着她，深知他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我把钱带来了。”他重复道，准备好反驳她那些有关从工人的血汗中盗窃而来的说法。

“啊，你好。进来吧，”这女孩说。我想你见见我父母。妈妈，爸爸，这是塞莫尔。工厂是一幕，饭店另是一幕。“请吧，进来，随便点。”

他的钱装在手提箱里，不只是她要的面值十元和二十元的那五千美元，还有面值五十的另外五千美元。总共一万美元——也不知是为什么。这会对梅丽有什么好处?梅丽不会见到一分钱。他又说道——聚集全身的力量，以免自己失去控制——“我把你需要的钱带来了。”他尽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常态，虽然这一切不太可能。

她坐在床沿上，架起二郎腿，头下垫着两个枕头，开始轻轻地唱：“啊，莉迪亚，啊，莉迪亚，我的百科——全书，啊，莉迪亚，纹身的夫人……”

这是那些愚蠢的老歌中的一首，他教过自己的小女儿，她唱起这首歌，总是很流利。

“来操丽塔·科恩的，是吗?”

“我来，”他说，“给你送钱。”

“让我们操—操—操，爹—爹—爹爹。”

“如果你有点大家都有的感情——”

“别说这些，瑞典佬。你知道什么叫‘感情’?”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嘘—嘘！说点别的。你来这里是想操我。不管问谁。为什么中年资本主义狗要到饭店房间会见年轻的屁股?操她。说出来，就说，‘我来操你。把你操舒服。’说吧，瑞典佬。”

“我不想这样说。请你住手吧。”

“我二十二岁，什么都干，全都干。说吧，瑞典佬。”

这样冷嘲热讽，能找到梅丽?她觉得怎么侮辱他也不解恨。她模仿某人，按预先写好的剧本表演?或者是他在对付一个根本不能打交道的人，她已经发疯?她像黑社会的成员。这个瘦小、白脸的暴徒是黑社会老大?在黑社会里，权威归于最残忍的家伙。她最残忍?还是有其他更坏的，那些家伙现在正囚禁着梅丽?也许她最聪明，是他们的演员。也许她最腐败，是他们年轻的娼妓。也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游戏，中产阶级孩子们在外的纵欲狂欢。

“我不适合你?”她问。“你这样的大家伙没有粗野的欲念?来吧，我不是那种可怕的人。在我这么小的个子身上你不会遇到对手的。看你，像个淘气的孩子。一个深怕羞辱的儿童。除了你著名的纯洁外，就没有其他东西?我肯定。你那里准有一根柱子，”她说，“社会的栋梁。”

“说这些有啥目的?能告诉我吗?”

“目的?当然。使你面对现实，这就是目的。”

“那还要多残忍?”

“使你面对现实?使你赞美现实?使你参与现实?使你站出来走到现实的前沿?这不是野餐会，黑猩猩。”

他早有思想准备，不想和她纠缠，她怎样厌恶自己都不介意，不管她说些什么。对她粗暴的言辞，他知道怎么对付，这次他打算不理睬。她并不愚蠢，什么都敢说——他太了解啦。但他没想到的是情欲，一种强烈欲望——他没料到除语言暴力以外还会遭到其他东西的攻击。尽管她肉体呈病态的苍白、可笑的孩子气化妆和廉价的棉布衣服使他深恶痛绝，可半躺在床上的是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体，瑞典佬这个胸有成竹的超人知道控制不了自己。

“可怜的东西，”她鄙夷地说，“里姆洛克有钱的小男孩，封闭得这样。让我们干起来，爹—爹—爹爹。我将带你去见女儿。我们会把你的鸡巴洗干净，拉好裤链，再带你到她那里。”

“你愿意?我怎么知道你愿意去?”

“等一下，这要看事情的进展。最糟糕也不过你给自己搞了副二十二岁的阴道。来吧，爹爹。到床上来，爹—爹—爹—”

“闭嘴！我女儿和任何这类的东西都不会搅在一起！我女儿和你不会有什么关系！你这小狗屎——你连给我女儿擦鞋都不配！我女儿与那次爆炸没有关系。你知道！”

“请安静，瑞典佬。请安静，情人男孩。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想见女儿，就过来把丽塔·科恩狠狠地操一回。先干，再提钱的事。”

她已将双膝举到胸前，脚蹬在床上，大腿张开，花布裙撩至臀部上面，里面什么也没穿。

“这里，”她轻声柔气地说，“就放这里，攻击这里，怎样干都行，宝贝。”

“科恩小姐……”他不知道在自己有限的、还击的武器库里能找到什么——体内某种东西被她的言辞搅动，这可不是他预想的进攻。她带到饭店的是准备投掷的炸药管，就是这种东西，想把他炸上天。

“亲爱的，怎么啦?”她回答道，“想让人家听见，你得像个大孩子讲。”

“这种展示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一切事情，”她说，“你将从这种展示看到有些事情非常清晰的画面，会让你大吃一惊。”她双手慢慢摸向下面。

“这下面是丛林，”她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左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右边也一样。多少人进去过?谁也不清楚。太多了，无法统计。你还不明白这和发生的事情的关系?多看看。”

“科恩小姐，”他说，紧盯着她的眼睛，这是上帝赐予她的美貌象征——一双孩童似的眼睛，他发现那里面一点也没有她想干的这些事，“我女儿失踪了，有人死了。”

“你还不明白，你什么都搞不清楚。看看这里，给我描述一下。我错了?看见什么?看到了?不，你什么也没看见。你看不见，因为你并没有看。”

“这毫无意义，”他说，“你这样征服不了别人，除了你自己。”

“你知道它有多大?我们来看看你猜得准不准。很小，我猜是四号。这是女士中最小的，再小一点就是儿童的了。我们看看你放进十几岁的四号里面怎样，看是否这四号可以使你得到梦想中的最开心、最温暖、最舒适的性交。你喜爱上好皮子，喜爱优质手套——插进去。但要慢慢地，慢慢地，第一次插入时都要慢。”

“为什么还不停下来?”

“好吧，如果你决定这样，如果你这么勇敢，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就闭上眼睛，上前来闻一闻。走过来吸口气。这块沼泽，把你吸进去。闻闻，瑞典佬。你知道手套的气味，闻起来像在新车里面。那么，这就是生活的气味。”

她那双黑色的孩子气眼睛，充满刺激和快感，全是厚颜无耻、不合情理、奇思怪想，是丽塔的真相。只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想挑逗、激怒和唤醒他。她已完全变形，这反复无常的淘气顽童，带来灾难的妖怪。似乎在充当他的折磨者和毁掉他家庭的同时，她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罪恶意义。这个犯故意伤害罪的少年。

“你的生理克制力令人吃惊，”她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你有所进展?我不相信还有你这种人，其他人在几小时前早就被自己的勃起制服了，你是返祖现象。尝尝它。”

“你还不算女人，这么干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你成为女人，只能成为女人的滑稽模仿品，令人厌恶。”他像遭到进攻的士兵一样朝她快速地反击。

“那看都不看一眼的人，又算什么的滑稽模仿品?”她问他。“看一下不正是人的天性吗?这人因为被现实套得太牢，总将目光移到别处，他又算什么?是因为与他所知的那个世界一点也不和谐的缘故?就算他知道吧。尝尝！这当然令人讨厌，你这伟大的童子军——我堕落了！”看到他不愿把目光降低一英寸，她不由得大笑起来，高声叫道，“这里！”

“这将揭开谜底。你想知道这与发生的一切的关系?”她说。“它会告诉你。”

他内心有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么强烈的意向和对这意向的抵御，全是冲动与反冲动，他再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一边划出的界限要他不得跨越。所有这些想法都以陌生的语言在脑海里闪现，但他依然知道不得越线。他不能将她抓起来扔向窗户，不能将她掷到地板上，没有任何理由将她拎起来。他要聚集剩下的那些力气使自己不至于瘫痪在她床前，不能靠近她。

她将伸给他的手慢慢举到脸上，在空中飞快地画着可笑的小圈，然后触到嘴上，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滑入嘴唇之间，仔细舔干净。“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想我告诉你?这味道像你女—女—女儿。”

他闩上门，使尽所有力气。

就这么回事。十分钟，或者十二分钟就完事了。联邦调查局接到他的电话后赶到饭店时，她早走了，他扔在一旁的手提箱也不见踪影。他并没有将孩子似的残忍和卑鄙关在门外，也未能挡住堕落的挑逗，而是将他再也无法命名的东西挡住了。

面对这说不清的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错了。

五年过去了。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徒劳地等待丽塔在他的办公室重新出现。他没有给她照相，没有保留她的指纹——不，他们见面时，在那么几分钟里，她尽管是个孩子，却总是老板。现在她消失了。在特工和素描画家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要他画出丽塔的像，他自己也注意研究日报和周刊，了解事实的真相。他等待丽塔的画像刊登出来。她肯定在某处。到处都有炸弹爆炸。在科罗拉多州的玻尔得[9]，炸弹毁掉了选举办公室和科罗拉多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总部。在密执安州，大学里发生了爆炸，人们还用炸弹攻击警察局和征兵局。在威斯康辛州，炸弹摧毁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一架小型飞机从上空飞过，朝弹药厂扔下装着炸药的两只罐子。威斯康辛大学的校舍遭到炸弹的袭击。在芝加哥，炸弹摧毁了为在赫马克暴乱中丧生的警察而立的纪念像。在纽黑文[10]，有人用燃烧弹袭击法官的家，因为他主持审判了策划摧毁商店、警察局和纽黑文铁路局的十九名黑豹党成员。大学校舍遭到袭击的还有俄勒冈州、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匹兹堡的一家购物中心、华盛顿的一个夜总会和在马里兰州的法庭也有炸弹爆炸。纽约有系列爆炸案发生——在联合水果码头、海陆银行、厂商信用社、通用汽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曼哈顿总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电话电子公司都遭到袭击。曼哈顿市区的一个选举事务中心被炸，刑事法庭大楼被炸，三颗燃烧弹在曼哈顿一所高中爆炸，八个城市的银行保险库也发生了爆炸。她肯定参与了其中之一。他们会抓住丽塔，就在现场——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她就会带领他们找到梅丽。

他每晚都身穿睡衣坐在厨房里，等着她那张满是煤灰的脸出现在窗口。他独自坐在厨房，等着他的死敌丽塔·科恩回来。

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拉斯韦加斯被炸，伊丽莎白女王号被炸，五角大楼被炸——那是在五角大楼空军部四楼的女士休息间发生的！凶犯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们袭击五角大楼这个美国军事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对越来越多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越南的炮击做出的反应，此时美国的水雷和炮艇正在封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港口，华盛顿正在制订计划扩大战争规模。”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我再听她这么 讲，塞莫尔，我发誓，我会疯掉的。这是他们的女儿！梅丽用炸弹袭击五角大楼。

“爸—爸—爸爸！”他在办公室里常听见她的喊叫声盖过缝纫机的噪音，“爸—爸—爸—爸爸！”

她失踪两年后，在格林威治村最安宁的住宅区中最精美的希腊复兴时期的房子里一颗炸弹爆炸——三次爆炸和一场大火摧毁了古老的四层楼砖房。这房子的主人是一对有钱的夫妇，他们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爆炸发生后，两个晕头转向的女孩跌跌撞撞地跑出房子，身上满是伤痕。其中一人赤身裸体，人们说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一位邻居照顾她们，给她们衣服。但在这位邻居跑出去看被炸的房子，考虑是否还能帮上什么忙的时候，这两位年轻女士却走掉了。一个是房子主人的二十二岁的女儿，她是被称为“气象员”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下面一个暴力革命分部的成员。另一位身份不明。另一位是丽塔，是梅丽，他们把她也强行拉进去了！

他整夜都在厨房里等着女儿和那位“气象员”女孩。现在安全了——对这房子的监视，对工厂的监视和对电话的窃听已取消一年多了。现在出来没事。他解冻一些汤准备招待她们。他想到她刚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的时候，因为多恩的牛群，她认为自己今后要当个兽医。也是她的口吃使她转向自然科学，因为她专注于一个科学项目，干着手里的活时，她的口吃总会减少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位做父母的看得出这与炸弹之间的联系。每个人都可能疏忽，不只是他才这样。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完全是天真无邪的。一切都是这样。

人们在烧掉的房子的碎石堆中发现一个年轻男子的尸体，第二天被证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暴力反战游行的老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名叫“疯狗”的激进小组的发起人。第二天另一个逃离爆炸现场的年轻妇女被确认：是又一激进分子，但不是梅丽——是纽约左派律师的二十六岁的女儿。更糟糕的是听说在那房子的瓦砾中还找到另一具死尸——残缺不全的年轻女人的躯体。“这次爆炸的第二名受害者没有被马上辨认出来，助理法医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说，‘我们还需花点时间才知道她是谁。’”

他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知道她是谁。六十管炸药，三十枝雷管，一窝自制的炸弹——十二英寸长的管子装上炸药——人们发现这些东西就离那具尸体不过二十英尺远。管子里装着把哈姆林商店轰上天的那一样的炸药。她当时正在组装一颗新炸弹，出了点错，于是将那房子炸飞了。先是炸掉哈姆林商店，现在是她自己。她这么干了，让这古雅小镇的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结局。“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证实，在那残缺的躯体上扎有许多小洞，是铁钉所致，根据警方报告，这类炸弹很明显是包装起来用于对人攻击的武器，而不仅仅是爆炸装置。”

第二天，曼哈顿有更多的爆炸发生：大约在1点40分，市中心三幢建筑物同时发生爆炸。那具残尸不是她！梅丽还活着！她的身体没有被铁钉穿透、炸得四分五裂！“由于电话报警，警察在1点20分赶到那幢楼，在爆炸前疏散了二十四名看门人和其他员工。”市区爆炸手和里姆洛克爆炸手肯定是同一个人。要是她在第一颗炸弹爆炸前知道用电话报警的话，就不会有人伤亡，她也不会因谋杀被通缉。这样看来至少她长了点见识，至少她还活着，他也有理由每晚坐在厨房里等她和丽塔一块出现在窗口。

他读到有关那两个失踪年轻女人的父母的消息，他们因房子被炸遭到传讯。她们其中一个父母在电视上询问自己的女儿，当房子被炸时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这位母亲说，“如果再没有其他人，搜寻就可以停下来，等周围的墙拆掉后再说。我相信你。”她还对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同志在一起，将那房子用做炸弹工厂的失踪的女儿讲，“我知道你也不愿意为这场悲剧再增添哀伤。请你一定用电话，或者电报，或者请其他人替你把这消息告诉我们。除了你很平安，我们不想知道别的事情，我们除了想对你说爱你和非常想帮助你以外，没有其他的了。”

这些也是里姆洛克爆破手失踪后她父亲对记者和电视台说过的话。我们爱你，想帮助你。“当被问及他是否和女儿有‘很好的沟通’时，这个房子爆破手的父亲回答道，”其神态和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一样真实或者说痛苦，“‘身为父母，我们不得不说没有做到，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他用女儿说过的话表明，她也为了梅丽那种事业而战——在餐桌上，她严厉谴责自私的父母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声明自己战斗的动机是：“改变这个制度，将权力移交给现在没有掌握经济和政治大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民。”

据警方调查人员说，另一位失踪女孩的父亲与她“根本无法沟通”。他只是说，“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这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相信他，对他的这种无法沟通有深刻的体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父亲都了解，当他说出“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似乎不动声色的套话里藏有多么沉重的痛苦感情。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定会对他守口如瓶的表情感到惊讶。但他知道实际情况是那位失踪女孩的父母和他一样，正在陷落下去，日日夜夜都陷入不合情理的解释之中。

第三具尸体也在瓦砾中找到了，是一位成年男子。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刊登了给第二位失踪女孩母亲的声明，表示出对这两家父母的同情。当人们问及她女儿时，这位母亲说，“我们知道她很安全。”

他们的女儿杀死三人，可是他们还知道她很安全。但是关于他的女儿，尽管未被证实杀了任何人——关于他的女儿，她被这类享有特权的城市爆破手一样的激进小暴徒们所利用，她被人控制了，她是无辜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能拿他们怎么办?他女儿没有干过那事。她炸哈姆林的商店和炸五角大楼差不多。从1968年起，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炸弹爆炸，他女儿和其中任何一件都没有牵连。他怎么知道?因为多恩知道。因为多恩肯定知道。如果他们女儿去干的话，她决不会在学校四处乱讲什么旧里姆洛克将有惊人的新闻。他们女儿太精明了，不会那样干，她会闭口不谈。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他寻求答案，回忆所发生的一切，仔细想想使她成型的那种环境以及影响她的人和事，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得了那次爆炸。他猛然想起那些和尚，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和尚……当然，她那时才十岁，也可能十一岁。从那时到现在，无数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在他们身上，在这世界上。尽管那以后的两个星期，她被吓得要命，为那晚上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东西大哭大叫，不停地谈论，睡梦中也被惊醒，还是未能阻止她的变化。每当他想起她坐在那里看到和尚从火中钻出来的情景——也和全国其他孩子一样对将要看见的一幕毫无准备，她只不过是个晚饭后和父母一块随意看看新闻的小孩——他肯定自己找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原因。

那还是早在1962年或者1963年的事，也就是在肯尼迪被暗杀的前后，越南战争还未进入白热化阶段。正如人人所知，当时的美国还处于对那里的局势失去控制的边缘。那位和尚有七十多岁，身材瘦削，剃着光头，披着藏红花色长袍。他双腿盘坐，肩背挺直，就在越南南方某个城市空旷的街道上。他这样风度翩翩地坐在一大群和尚面前，这些人聚集起来目睹了事件的发生，他们如同在观看一项宗教仪式，那和尚举起一只大塑料罐，将汽油或者是煤油，不管是什么，从罐中倒出浇了一身，泼洒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然后，他划着火柴，突突直冒的火焰形成的光环在他身上翻滚。

有时马戏团的表演者在广告上被称为吐火人，他可以装出火焰从嘴里喷出的样子，而在越南南方的某市的街道上，这光头和尚不知怎么搞的，却弄得那火焰不是从外面朝他攻击，而是由他体内向外喷出，不仅仅从他的嘴里，火焰还同时从他的头皮、面颊、胸脯、膝盖、大腿和双脚爆发出来。因为他一直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显出一点也没有身处火中的感觉，因为他甚至连一块肌肉都未动一动，更别说叫出声来，乍一看很像马戏团表演的绝技。好像烧掉的不是那和尚，而是空气，他使空气燃烧，自己却毫发无损。他的姿态极具象征意义，就像在其他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另一个人，一个无私的仆人，正陷入沉思冥想，心底宁静，在全世界面前，这只是与未发生在他本人身上的一连串事情的一丝联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打搅。没有喊叫，没有翻腾，只有他身居火焰中心的安详——镜头上看不到任何人有痛苦的表情，这种痛苦只出现在梅丽、瑞典佬和多恩脸上，他们被吓得在客厅里抱成一团。火焰的光环、端坐的和尚、他栽倒前的液化，这些景象不知从何而来，窜入他们的客厅。涌进他们家的还有其他那些和尚，这些人刚才坐在路边石上冷漠地旁观，有几位还双手合在胸前做出亚洲那种表示和平团结的手势；涌进他们在阿卡狄山路的家的还有那具仰面朝天、躺在空旷街头，烧焦的漆黑尸体。

这就是改变了一切的东西。那和尚进入他们家住了下来，他平静地保持被烧焦时的姿态，似乎像非常灵敏却又纹丝不动的人。肯定是播出这个火祭节目的电视台干的。如果他们家的电视机当时调到另外的频道，或者关掉，或者坏了，如果他们全家晚上一块外出，梅丽就永远看不到不该看的东西，她也永远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她说道，此时瑞典佬将这瘦长的十一岁女孩搂在膝上，紧紧地贴着他，轻轻地摇动。她还在说，“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起先，她吓得叫不出声来——只能憋出这几个字。只是后来，她上床睡了一会觉，突然爬起来，叫喊着冲出自己房间，穿过走廊，钻进他们的房间，她从五岁起就没有这么干过了。她爬上床来和他们待在一起，还问道是否能忘掉刚才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他们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让她坐在他们中间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她脑袋里没有什么使她恐慌。大约三点钟以后她终于睡着了，房间里灯还亮着——她不让他关掉——她已经说够了、喊够了，弄得自己筋疲力尽。“你得在火里把自己烧化才能使人们醒悟?有人关心吗?人们有良心吗?这世界上难道没有一个人还有良心?”她每次提到“良心”这个词时都会哭起来。

他们能对她讲什么?怎样回答她?是啊，有些人有良心，许多人有良心，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没有，这是真的。你很幸运，梅丽，你有精心呵护的良心。对你一样大的人来说，这么有良心是令人羡慕的。我们感到很自豪有这么有良心、关心他人、对人们的苦难深表同情的女儿……

她一个星期都不敢单独睡在自己房间里。瑞典佬仔细地为她读报，向她解释那和尚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与南越总统吴庭艳将军[11]有关，这与腐败、与选举、与复杂的地区和政治冲突有关，也与佛教本身有关……但是在她看来，这只与极端行为有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一点良心，所以这些温顺的人只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后来她似乎忘记了南越街上那位老和尚的自焚事件，又能在自己房间里睡觉，不用亮着灯，晚上也不会惊醒两三次了。可在这时又一位越南和尚自焚，接着是第三位，第四……一旦又开始，他发现自己无法让她离开电视。如果她在晚间新闻错过了一次自焚，她会很早起床，收看早晨新闻后再去上学。他们不知该怎样阻止她。她这么不停地看啊看啊，到底要干什么?他想要她不被打搅，但也不想让她像这样。她只是要把这事弄清楚?战胜她的恐惧?是想猜测自己那么做将会怎样?她把自己想像成那些和尚中的一个?她观看是因为还在恐惧，或者感到刺激?令他开始感到不安的是他认为，梅丽现在不太害怕，而是觉得好奇。没过多久，虽然与梅丽不同，他也身不由己，影响他的不是越南的自焚，而是他十一岁女儿的行为的变化。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为她强烈的求知欲感到骄傲，可是他真的想让她了解如此之多吗?

夺去你自己的生命是犯罪吗?其他人为什么站在一旁，只是观看?他们为什么不扑灭火焰?他们站在旁边，还让电视转播。他们的道德观在哪里?那些摄像的电视记者的道德又怎样?……她在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对她的智力发展必要吗?他不知道。她静静地观看，就像火焰中心的和尚那样纹丝不动，过后她也不说一句话。即使他对她讲话，向她提问，她只是一连几分钟在电视机前面发呆，她的目光已游离到别处，而不是停留在闪烁的屏幕上，专注到那里——深入和谐与确定地方，在那里，她所不了解的一切正在发生一场巨变，在那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淡忘……

尽管他不知道该怎样阻止她，他还是想方设法引开她的注意，让她忘却离她半个地球远的疯狂行为，这都与她和她的家庭毫无关系——他晚上带她去打高尔夫球，去玩扬基式赛马赌游戏，还带她和多恩到波多黎各的工厂作简短旅行和庞塞的海滩上度假一周。有一天，她真的忘记了那些东西，但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努力的缘故。还是与自焚有关——他们停下来了。有五次、六次、七次自焚，然后再也没有了。没过多久，梅丽恢复了原有的天性，又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与她年龄相称的事情。

当那些自焚的和尚极力反对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在几个月后被人暗杀时（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早间节目，他被曾将他推上总统位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梅丽似乎错过了这消息，瑞典佬也没告诉她。对梅丽来说，叫做越南的这地方甚至不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对异国他乡、不可思议的恐怖电视镜头的一点记忆，这早已被埋藏在她十一岁时敏感的心里。

她再没有提到和尚殉难的事情，甚至当她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抗议后也不谈这些。1963年的那些和尚的命运看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在1968年，新一轮斗争兴起，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人们争取民族解放的农民战争的干涉……他父亲日日夜夜都在想，认为没有其他的答案，她身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影响这么大，以至于使她变成爆破手。

五年过去了。安吉拉·戴卫斯，是一位年龄和丽塔·科恩相仿的黑人哲学教授——她于194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比里姆洛克爆破手在新泽西州的出生早八年。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共产党教授极力反战，在旧金山因绑架、谋杀和阴谋受到审判。她被指控为人们提供枪支，帮助三名圣昆廷黑人囚犯在受审时武装越狱。那枝杀死审判法官的手枪据说就是她在法庭枪战前几天购买的。她隐居了两个月，到处躲避联邦调查局，直到在纽约被捕后转押到加州。在全世界，在遥远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和苏联，她的支持者们宣称她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不管她被警方当做囚犯带到哪里，黑人和白人都在附近街头等待，对着电视摄像机高举标语牌喊道：“释放安吉拉！停止政治迫害！消灭种族歧视！结束战争！”

她的发型使瑞典佬想起丽塔·科恩。每次他看见盘在她头上的乱发，就不由得想到在饭店的那天下午他本该做什么。不管怎样，他不应该让她从自己身边逃掉。

现在他收看新闻为的是看看安吉拉·戴卫斯。他阅读能找到的有关她的一切东西。他知道安吉拉·戴卫斯会把他引向他的女儿。他记得，那时梅丽还住在家里，她有一个星期六到纽约去了的时候，他进入她的房间，打开梳妆台底层的抽屉，坐在桌边翻看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些政治文件，还有小册子、平装书和带讽刺画的油印手册。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她在哪里弄到的?不会是在旧里姆洛克。谁给她提供所有这些读物?是比尔和梅里莎。这可不只是反战的谩骂——写这些东西的人想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政府，他们渴望的是暴力和革命。他特别难受地看到她这个好学生画线的有些段落，但又忍不住读下去……即使现在他还依然记得自己在那抽屉里看见过安吉拉·戴卫斯写的东西。他无法证实，联邦调查局当时就查封了所有物品，将出版物装进证据袋，贴上封条后全拿走了。他们清理了她的房间，寻找一些指纹以便在调查中核对使用，收集家里的电话账单，查询梅丽的通话情况。他们在她房间里寻找藏身之处：撬开地毯下面的楼板，拆掉护墙板，取下吊灯的球形玻璃灯罩——检查她衣橱里的衣服，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袖子里。爆炸发生后，州警察拦下了阿卡狄山路所有车辆，封锁本地区，十二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花了十六个小时把这房子从阁楼到地下室梳理一遍。最后，当他们在厨房里检查吸尘器的垃圾袋、企图找到“那些文件”的时候，多恩大叫起来。这都是因为梅丽在读卡尔·马克思和安吉拉·戴卫斯的东西！是啊，他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坐在梅丽的桌边吃力地阅读的情景。他大惑不解，这孩子怎么能读懂，他认为，读这类东西就如同深海潜水，如同戴上阿奎龙水下呼吸器，镜框压在脸上，嘴里塞着气管，没有地方可去、可动、可使上撬棍、可逃生。这也像她在伊丽莎白的时候读德威尔老太太常给她的有关圣徒的小册子和宗教插图卡片一样。幸运的是，这孩子战胜了它们。但是，有一段时间，只要她找不到钢笔就会向圣安东尼[12]祈祷；考试前觉得没有学好功课，也会乞求圣犹大[13]保佑；母亲要她星期六早晨打扫自己凌乱的房间时，她就求助于劳动者的保护者圣约瑟[14]。有一次她才九岁，一些开普梅的顽固分子宣称圣母玛利亚在野餐烧烤时来到他们的孩子面前，人们从数英里外涌来，在他们的院子里守夜。梅丽被弄得神魂颠倒，也许重要的不是圣母在新泽西州出现的神秘感，而是有个孩子将被选出来去见她。“但愿我能见到，”她对父亲说道，还给他讲圣母玛利亚的幻影怎样出现在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个牧羊孩子面前。他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爷爷从孙女嘴里听说了开普梅的幻象时，他对她讲道，“我想下次人们会在戴尔利奎恩见到她。”梅丽到伊丽莎白时重复了这句话。外祖母德威尔于是就乞求圣安妮[15]保佑，让梅丽留在天主教里而不要计较人们对她的教育。过了几年，圣徒和祷告都从梅丽的生活中消失，她不再佩戴圣母玛利亚的护身符，她曾对外祖母德威尔发誓要“永远”戴着，连洗澡时也不会取下来。她厌倦了那些圣徒，今后也会同样厌倦共产主义。她肯定会厌倦的——梅丽对一切都会厌倦，不过是几个月的事。也许几星期后抽屉里的那些东西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她要做的只是等待，要是她能等等多好啊。这才是梅丽的秘密。她没有耐心，总是急躁，可能是口吃使她迫不及待，我也不清楚。但是，她若对什么东西充满激情，就可能持续一年，非常投入，然后就扔到一边。再过一年，她就要准备上大学。那时候她会发现有新的东西去爱，新的东西去恨，新的东西来加以特别关注，肯定是这样。

一天晚上就在厨房的餐桌边，瑞典佬觉得安吉拉·戴卫斯就像“我们的法蒂玛女神”出现在葡萄牙那些孩子面前，和圣母玛利亚在开普梅显灵的情景一样。他想，安吉拉·戴卫斯可以带我找到她——她就在那里。夜晚独自在厨房里，瑞典佬开始与安吉拉·戴卫斯进行内心的交流，首先是关于战争，然后是对他们都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在他的想像里，她有长长的睫毛，戴着很大的耳环，甚至比电视上看起来漂亮的多。她大腿修长，被艳丽的超短连衣裙衬托得更加鲜明。梳着独特的发型，她挑衅的目光像豪猪一样从里面射出，似乎告诉你，“不想被刺痛就别靠近”。

她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信，他只好如此。她赞扬他女儿，称她为“自由战士，反压迫的伟大战斗的先锋”。她说，他应该为她在政治上的勇敢行为感到骄傲。反战运动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梅丽才十六岁便以美国人唯一理解的方式进行抗议，冲在运动的最前面，是这场运动的圣女贞德[16]。他女儿是公众反抗法西斯政府和它对不同政见者恐怖迫害进行斗争的先锋。她所做的只是被一个自身就是罪犯的国家判定为犯罪，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到处从事残酷的侵略活动，维持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阶级统治的压迫。她对他解释道，反抗压制性的法律，包括暴力反抗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废奴主义——他的女儿是和约翰·布朗[17]并肩作战的勇士！

梅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和抵抗力量之间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这些抵抗力量包括黑人、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抵制服兵役者、反战活动人士和像梅丽一样的白人少年英雄，他们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安吉拉所称的超法律的方式进行斗争，其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警察国家。他不应该担心她的逃亡生活——梅丽并不孤独，她是八万激进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这些人从事地下工作能更好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罪恶现象作斗争。安吉拉告诉他，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如果想看看消除了种族偏见和劳动剥削、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一定要到古巴去。

他洗耳恭听。她对他说，帝国主义是富裕白人使用的武器，这样他们便可以少付黑人工人的工钱。此时，他也抓住机会给她讲黑人女监工的事。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干了三十年的维基，是位小个头女人，很有才能和毅力，诚实可靠。她的双胞胎儿子，多尼和布莱恩是纽瓦克鲁特格斯的毕业生，现在两个都在医学院读书。他告诉她，在1967年动乱的日子里，维基和他二十四小时都一起待在厂房里。收音机里播出市长办公室的通知，建议大家立即出城，但是他留下来了，他想到只要待在那里就可以防止暴徒毁坏厂房，因为飓风来临时人们也常常留下来，他们不可能把心爱的东西撇下不管。维基大概也因同样的理由留下了。

为了安抚可能从南橙大街来的手持火炬的闹事者，维基做了一些标记牌竖立在醒目的地方。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一楼窗户上，巨大的白色木板上写着黑字：“本厂大多数工人是黑人。”两夜后，带标记的每个窗户都遭到一伙白人的枪击，可能是来自纽瓦克北部的义务警员，或者如维基所猜测，是坐在普通车辆里面的纽瓦克警察干的。他们打坏玻璃后就开车溜了。这就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受的全部损失，而当时城里到处在燃烧。他把这些也对安吉拉讲了。

一个排的国民卫队的年轻士兵来到贝根街封锁闹事地区，他们在出事的第二天驻扎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装卸码头。他和维基用热咖啡去慰劳他们，维基与每个人聊天——身着制服的小伙子，头戴钢盔，穿着长靴。他们虽然全副武装，有匕首、步枪和刺刀，这些从泽西南部来的乡下白人男孩还是怕得要命。维基对他们说：“朝着人家窗户开枪以前要想一想！那些不是‘狙击手’！是普通人！是好人！想想！”那个星期六下午，坦克就停在工厂门前——瑞典佬看到后便给多恩打电话，最后告诉她：“我们能行。”维基走上前去，用拳头敲击盖子直到他们打开。“别乱来！”她对里面的士兵喊道：“别发疯！你们走了，人们还得在这里生活！这地方是他们的家！”事后许多人批评休斯州长，说他不应该派出坦克，但是瑞典佬没有说什么——那些坦克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全面的灾难。他却没对安吉拉提到这一点。

在1967年7月14、15日，星期五和星期六那最糟糕、最吓人的两天里，他用对讲机和州警察保持联系，在电话上与父亲通话，维基却不愿抛弃他。她告诉他：“这也是我的，你只是拥有。”他对安吉拉讲他怎么理解维基与他们家的关系，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持续的关系，知道他们有多亲密，但是他以前不能确切了解她对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贡献并不比他少。他告诉安吉拉，在暴乱后，在经历了有维基在身边陪伴的围困时期后，他决心站到一边，不离开纽瓦克，不抛弃他的黑人雇工。当然他没有告诉安吉拉，他担心如果不在被烧掉之前撤离，梅丽最终会以她无懈可击的方式向他也发起攻击。要不然，他也不会犹豫——现在也不想收拾行李迁往别处。只为了自己的所得而牺牲黑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利益是出于肮脏的贪欲！

在这些理想主义的标语中，没有真实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可他又能咋办?他不能为女儿做的疯狂的事情进行辩护。所以他留在纽瓦克，动乱后梅丽做出了比疯狂更可怕的事情。纽瓦克动乱，然后是越南战争，先是这个城市，逐渐波及全国，都将阿卡狄山路的塞莫尔·利沃夫卷了进去。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七个月后，在1968年的2月，第二次毁灭来临。工厂被围，女儿在逃，他们前途未卜。

除此之外，当城里的冷枪停下来、大火也被扑灭后，人们清点出有二十一个纽瓦克人在枪战中丧身。国民卫队撤离了，梅丽早已不知去向，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生产线的质量开始下降。他的工人疏忽大意、漠不关心，工艺上明显的退步是由于怠工造成的，尽管他没有那么讲。他不告诉安吉拉，关于这场斗争在他所想做的一切事情中，他要留在纽瓦克的决定是在他和父亲之间商量后做出的。他担心引起她对娄·利沃夫的敌视，不带他们到梅丽那里去。

他父亲每次坐飞机从佛罗里达赶过来和他争论时，总是恳求儿子在第二次暴乱摧毁这座城市剩下的一切前从这里脱身，他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本该走一步的我们再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两步、三步、四步。每一步你都得回头，重新剪裁，重新缝纫，没有谁干一天的活，没有谁把它做好。整个企业正被耗尽，全是因为那狗杂种雷罗伊·琼斯，那个躲躲猫，管他戴着该死的帽子把自己叫做什么。我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这一切！用我的鲜血！他们认为是人家给我的?谁?谁把它给我?谁给过我什么?谁也没有！我所有的都是我建起来的！靠工作——工—作！他们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现在要夺走那个企业和我建起来的一切，一次混一天，一次偷一寸。他们留下来的只是废墟！那对他们大有好处！他们烧掉自己的房子——那才是白人社会！别让它们混在一起——烧掉算了。啊，那才是黑人自豪感创造的奇迹——住在完全毁灭的城市里！伟大的城市变成彻底的荒原！他们将会喜欢住在那里！是我雇用了他们！有什么可笑?我雇用了他们！‘你疯了，利沃夫，’——这是我在蒸气房的朋友常对我讲的——‘为什么你要雇用黑人?你得不到手套，利沃夫，你将得到垃圾。’但我还是雇了他们，拿他们当人对待，把维基的屁股吻了二十五年，每年该死的感恩节给所有女孩买感恩节火鸡。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我都把舌头伸到外面，为的是舔舔她们的屁股。我说，‘大家好，我们都好，我的时间也是你们的。我不想你们对其他人抱怨，对我讲好了。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不仅仅是老板，是你们的同盟、你们的伙伴、你们的朋友。’还记得我为维基的双胞胎举行的毕业晚会?我真是个笨蛋。是的。直到今天！我站在池塘边上，我的好朋友常在看报时抬起头来对我讲，他们应该把这些黑人抓起来，排成一行统统枪毙。而我总会提醒他们那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干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吗?他们说：‘你怎么能把黑人比成犹太人?’他们让我枪毙这些黑人，可我还抱怨说不。可此时他们正在毁掉我的企业，因为他们做不出合适的手套。胡乱剪裁，拉伸方法不对——这手套甚至不能用。粗心大意的人们，粗心啊，简直不可饶恕。一道工序出错，全部都完了。更讨厌的是，我和这些法西斯杂种争论时，塞莫尔，这些犹太人和我一样的年纪，他们见过我所见的一切，他们比我清楚成千上万倍，我和他们争论时，实际上是反对我应该赞同的事情！”瑞典佬说，“是啊，有时你最终只能那样。”“为什么?说说原因！”“我猜是出于良心。”“良心?他们的、那些黑人的良心又在哪里?为我工作了二十五年后，他们的良心在哪里?”

不管瑞典佬付出多大代价来反驳父亲让他脱离这种苦难的理由，固执地否认父亲话里的真理，他都无话可讲。原因很简单。如果梅丽听到消息——她肯定能，通过丽塔·科恩，如果丽塔·科恩与她还有联系的话——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从中央大街的工厂撤走，她一定非常开心。她会认为，“他干的！他和其他人一样腐朽！我自己的父亲！利润原则决定一切！所有事情！纽瓦克不过是我父亲的黑人殖民地。剥削它，榨干它，有了麻烦就抛弃它！”

这些想法和甚至更加愚蠢的想法出现在她脑袋里，肯定会预先葬送再见到她的机会。尽管他可以告诉安吉拉这一切影响他拒绝放弃纽瓦克和他的黑人雇员的理由，他还是清楚在他做出这种决定时其个人的复杂感情与圣安吉拉理想中彻底的未来主义思想是不会吻合的。所以他在解释时把自己想像成反贫困组织的两个白人托管人中的一个（这不是真的——他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就是托管人）。这个组织定期在纽瓦克开会以促进城市的重建（这也不是真的——怎么可能?）但他还是相信能做到。他告诉安吉拉，他到纽瓦克各地参加会议，毫不理会妻子的担忧。为了她的人民的解放，他尽力去做一切事。他提醒自己每晚对她重复这些话：人民的解放、美国的黑人殖民地、社会的残暴以及被压抑的人性。

他不会告诉安吉拉：他女儿喜欢像孩子一样的吹嘘，为了给她留下深刻影响而撒谎，他女儿对炸药或者革命都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全是纸上谈兵，她信口胡言为的是使自己感到强大有力，从而忘却语言上的障碍。不行。安吉拉这个人知道梅丽的活动，如果安吉拉像这样来到他面前，那就不只是一次友好的访问。如果安吉拉·戴卫斯不是被派来了解他女儿情况的革命领导人，她为什么要突然冒出来，每晚半夜来到旧里姆洛克这间厨房?她来还有别的目的——为什么她不断地回访?

他于是就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他女儿是位自由战士，是的，他很骄傲，是的，他听到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谣传都是谎言，是的，美国关心世界的安危只是为了做生意，只是不想穷人侵占富人的利益——是的，美国应对各地的压迫负责。她的事业、胡艾·牛顿[18]的事业、鲍比·瑟艾尔[19]的事业、乔治·杰克逊[20]的事业和梅丽·利沃夫的事业都说明这一切是对的。这期间，他对谁也不提及安吉拉的名字，当然不会对维基讲，因为她认为安吉拉是个惹祸的家伙，她做工的时候对其他女孩子就是这么说的。独自一人时和在暗地里，他祈祷——虔诚地向上帝、向耶稣、向任何人、向圣母、向圣安东尼、向圣犹大、向圣安妮、向圣约瑟祈祷——为了让安吉拉被判无罪。他如愿以偿时不由得满心欢喜，她自由了！但是他没有把那晚坐在厨房里写的信寄给她，几个星期后他也没有这么做。当时安吉拉来到纽约，站在防弹玻璃罩后面，面对一万五千名狂热的支持者强烈呼吁释放那些未经正常审判而遭到非法监禁的政治犯。释放里姆洛克爆破手！释放我女儿！请给她自由！瑞典佬哭道。安吉拉说：“我想，是时候了，我们大家应该开始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些教训了。”是啊，瑞典佬哭道，是时候了，在美利坚合众国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孤独地待在厨房的桌边，因为他仍然无法去做该做的事，相信该相信的事，或者说他甚至再也不知道要相信的是什么。她真的干了那事，或者没干?他应该把丽塔·科恩操了，只要能搞清楚——把这密谋策划的小性欲恐怖分子操个够，把她变成自己的性奴隶！直到她带他到她们制造炸弹的藏身之处！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想见女儿，就过来把丽塔·科恩狠狠地操一回。他应该尝尝滋味，操她一回。这是任何父亲都应该做的吗?如果他愿意为梅丽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做这事?为什么要跑开?

这只是“五年过去了”的部分含义。很小的部分。他所读、所看、所听的一切只有单一的意义。没有什么不从个人方面考虑。整整一年，他只要到村里去就忍不住要看看那商店原来所在的位置。买张报纸，买一夸脱牛奶，或者加一次油，他不得不到莫里斯顿去，旧里姆洛克所有人都得如此。买张邮票也是这样。这村子基本上就是一条街，东面是新建的长老会教堂，一座白色的仿殖民地时期建筑，看起来不伦不类，用来替代在二十年代里被烧毁的旧长老会教堂。离教堂不远是橡树林，一对生长了两百年的橡树是镇上的骄傲。从橡树走过去大约三十码便是旧铁匠铺，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它被改建成家居商店。本地妇女常在那里买点墙纸、灯罩和小摆设，以及向福勒夫人咨询如何进行室内装饰。沿着街道走到尽头是佩里·哈姆林开的汽车修理厂，他是诺斯·哈姆林的酒鬼堂兄，他还做藤椅。再过去一些，是占地约五百英亩的延绵起伏的牧场，属于佩里·哈姆林的弟弟保罗·哈姆林。像由哈姆林家族经营近两百年的这类丘陵，从北到南形成三四十英里宽的地带穿越泽西北部，环绕旧里姆洛克，一条丘陵山脉延伸到纽约构成卡次启尔岩层，从那里一直到缅因州。

那商店的斜对角是墙壁刷成黄色的有六间房的学校。在送她去蒙台梭利学校和上莫里斯顿高中以前，梅丽在那里度过启蒙的四年。现在到那里的每个孩子每天都看见商店的旧址。每当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开车到村里也能看见。学校聚会设在社区俱乐部，他们在那里举行鸡肉晚宴，在那里投票。每个人开车去那里看见商店的旧址，都会想起那次爆炸和被杀害的那个好人，想起扔炸弹的姑娘，并且带着程度不等的同情或轻蔑想起她的家庭。有些人表现得过于友好；另一些，他也清楚，尽量不和他碰头。他收到反犹信件，如此卑鄙，他一连几天都感到难受。他听到些风言风语，多恩也听到一些。“我一辈子住在这里，从未见过这种事。”“你能指望什么?他们本来就不该到这里。”“我原以为他们是好人，但是你根本搞不清楚。”本地报纸上有一篇社论记录了这出悲剧，并悼念康伦医生，报纸就钉在社区俱乐部的告示板上，一直挂在街头。瑞典佬不可能把它取下来，虽然他很想，至少为了多恩的缘故他想那么做。原以为一经风吹雨打、日晒夜露，这东西几个星期就会烂掉，它却保持完好无损，差不多过了整整一年还清晰可读。这篇社论题为“福雷德医生”。“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暴力越来越盛行……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大家感到的愤怒……我们的心和受害者和他的家庭在一起，和哈姆林一家在一起，和尽力理解与应付所发生的这一切的整个社区在一起……一个杰出的人，一位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优秀医生……特别基金以怀念‘福雷德医生’……为了这种纪念进行捐献，将对本地贫困家庭在必要时候提供医疗帮助……在这悲痛时刻我们要作出贡献，借此怀念他……”社论旁边是一篇题为“距离医治所有创伤”的文章，上面开始时这样写道：“我们不久将会忘记……”接下去是，“……这种抚平创伤的距离感对一些人来临得比其他人要快一些……第一公理教会尊敬的彼德·巴里斯顿牧师在他的布道中，从所有的悲剧里寻求某种好处……在共同的悲伤中社区会更加团结……圣帕特里克教会的詹姆斯·维尔灵牧师充满激情的布道……”那篇文章旁还有一块剪报与此并无关系，可同其他报纸一样他也不能上前将其撕下，它在那里同样张贴了一年。那是对埃德加·巴特里的采访——访谈录和埃德加的照片，他站在家门口手拿铁锹和他的狗在一起，身后是刚铲掉积雪的通向家门的小路。埃德加·巴特里是来自旧里姆洛克的男孩，他在爆炸发生两年前还带梅丽到莫里斯顿看电影。在高中时他比她高一个年级，个头和梅丽差不多。在瑞典佬的记忆里，他样子还不错，就是特别害羞，有些古怪。那张报纸把他描述成爆炸发生时梅丽的男友，作为她的父母，他们知道梅丽和埃德加交往时比那还早两年，那也是她和他，或者说和任何人仅有的一次交往。有人把埃德加说的话用黑线标出，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开玩笑干的，高中生的玩笑。也许那张带照片的报纸贴在那里本身就是为了取乐。不管是不是玩笑，它在那里过了一月又一月，瑞典佬都不能将它取掉。“似乎不是真的……我从未想到她会干这种事……我知道她是个很好的女孩，从未听她讲过恶毒的话，肯定有什么不对头……希望他们找到她，这样她就会得到所需的帮助……我常常把旧里姆洛克想像成什么也不会遭遇的地方。但我现在和大家一样，总对周围的事提心吊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我只是熬一天算一天，不得不这样。我必须忘掉它，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心里很难受。”

瑞典佬从社区俱乐部告示牌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没有谁贴上那一张剪报，标题为：“爆炸嫌疑犯据说聪明、有天赋、但‘有些顽固’。”如果是那一张，他肯定会去撕下来，他不得不半夜去干。这文章可能不会比其他那些更糟，但不只是登在本地周报上，而是在纽约的报刊——《时代杂志》、《每日新闻》、《每日镜报》、《邮报》上；在新泽西的日报——《纽瓦克星报》、《莫里斯顿记事》、《贝根记事》、《特伦顿时报》、《帕特森新闻》上；在邻近的宾夕法尼亚报纸——《费城调查报》、《费城公报》、《伊斯顿快报》上；以及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上。大多数报纸和通讯社在第一个星期后就不再谈及这事，可是《纽瓦克新闻》、特别是《莫里斯顿记事》不愿放弃这个话题——《纽瓦克新闻》派出三位明星记者采访此案，两家报社连续几周每天都煞费苦心地写出有关里姆洛克爆破手的故事。具有地方特色的《莫里斯顿记事》不断提醒读者，里姆洛克爆炸案是1940年9月12日以来发生在莫里斯县最惊人的灾难。那次的赫克里斯炸药公司爆炸案发生在约十二英里以外的肯威尔，当时有五十二人死亡、三百人受伤。二十年代后期还有一位牧师和一位唱诗班指挥被害，发生在米德尔塞克斯县的新不伦瑞克外面一条小巷里。在布鲁克塞德的莫里斯村也发生过一次谋杀，那是格雷斯通精神病院的一位病人擅自跑出，来到布鲁克塞德叔叔家，将那人的头用斧子劈开——这些故事被翻了出来、重新议论一通。当然，还有新泽西州霍普韦尔的林德伯格绑架案，那是著名的横跨大西洋飞行员查尔斯·A.林德伯格的幼儿被绑架和杀害——这些报纸唤起可怕的回忆，重新刊出三十多年前有关赎金的细节、碎尸的幼儿、福勒明顿的审判，重印了1936年4月报纸摘录的关于该绑架谋杀犯的电刑，他名叫布鲁诺·豪普特曼，是一个移民木匠。日复一日，梅丽·利沃夫在本地区少有的暴行史上被提及——她的名字好几次与布鲁诺·豪普特曼的名字并列——但所写出的没有什么东西比本地周报上关于她“有些顽固”的那篇文章对他伤害那么深。那里面隐藏着某种东西——但带有暗示——某种程度的乡下人的装模做样、愚蠢透顶，这会使他非常恼火，不能容忍贴在那里让每个人都对着社区公告牌摇头叹息。不管梅丽做了还是没做什么，他不允许她的生活再这样贴在学校外墙上展览。

爆炸嫌疑犯

据说聪明、有天赋

但“有些顽固”

在她的旧里姆洛克社区学校的老师看来，炸掉了哈姆林的百货店、杀害旧里姆洛克的福雷德·康伦医生的梅丽蒂丝“梅丽”·利沃夫，是一个有多种天赋的孩子，一名优秀的学生，而且从不和校方对着干。那些力图从她童年寻查所谓暴力行为根源的人们感到困惑，他们只记得她是一个精力充沛、善于合作的女孩。

“我们不敢相信，”该校校长艾琳·莫洛谈到这个爆炸嫌疑犯时说道，“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莫洛校长说，作为这个只有六间校舍小学的学生，梅丽·利沃夫“乐于助人、从不惹事”。

“她不是会做那种事情的人，”莫洛夫人说，“至少她在我们这里时不是这样。”

莫洛夫人说，梅丽·利沃夫在旧里姆洛克社区学校时，平均得分为“优”，还经常参加学校活动，师生们都喜欢她。

“她勤奋积极，对自己要求很高，”莫洛夫人评价道，“她的老师认为她是个优秀学生，同学们也称赞她。”

梅丽·利沃夫在该校时是个极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也是运动队队长，特别是儿童足球。“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莫洛夫人说道。这位校长也承认，“这是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的事情。很遗憾，谁也看不出未来的事。”

莫洛夫人还说，梅丽蒂丝是那种“模范学生”，尽管她确实表现出一些固执，比如说她有时认为没有必要而不做家庭作业。

其他人也回忆起这个所谓的爆炸嫌疑犯的固执。到莫里斯顿高中学习时，十六岁的同班同学莎利·库伦把梅丽蒂丝描述成一个“态度傲慢，自认为比谁都优越”的人。

但是十六岁的巴巴拉·泰勒说，梅丽蒂丝“似乎不错，尽管她有自己的信仰”。

当这些莫里斯顿高中生被问及梅丽的事时有多种说法，但了解她的人都一致认为她“谈了许多有关越南战争的事”。一些学生还记得，如果其他人反驳她关于美国驻扎越南的那些看法，她会“勃然大怒”。

按照她的班主任威廉·帕克斯曼先生的说法，梅丽蒂丝一直都“学习勤奋、表现不错，成绩是‘优’和‘良’”，还显露出要上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浓厚兴趣。

“如果你提到她的家庭，人们会说，‘多么好的家庭啊，’”帕克斯曼先生说，“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发生了这种事。”

关于她的活动唯一有预感的是这个所谓爆炸嫌疑犯的老师之一，他曾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过。他说，“他们告诉我，‘已经接到许多有关利沃夫小姐的报告。’”

整整一年，人们常提起“那商店原来就在这里”。随后开始修建新的商店，他眼看着房子建得越来越高。终于有一天，一面红白蓝三色旗子挂了起来——“大大扩建！新！新！新！麦克冯森商店！”——宣布将在七月四日举行开张大典。他不得不和多恩坐下来谈谈，告诉她，他们也得像其他人一样到那个新商店去购物。尽管他们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这么做很难，可最终……但这从来就没有变得容易。他只要一进这家新店，就会想起原先那一家，其实诺斯·哈姆林一家都已退出，新店的主人是一对来自伊斯顿[21]的夫妇，他们根本不关心过去的事情。他们除了扩建商店外，还增设了面包房，出售味道鲜美的蛋糕、馅饼以及每天烤制的面包和面包卷。在商店后面的邮局橱窗旁边，现在设有小吧台，如果愿意你可以买上一杯咖啡和新鲜的小圆面包，和邻坐的闲聊或者读读报纸。麦克冯森商店比哈姆林家的要好多了，没过多久，除了还在本地的哈姆林和利沃夫两家人外，周围的人们似乎都已忘记被炸的那家老店。多恩不敢走近这家新店，根本拒绝进去，而瑞典佬却把这当成必做的事情，在星期六早晨他总会坐在吧台边读着报、喝一杯咖啡，不去管看见他的人怎么想。他也到那里买礼拜日的报纸、买邮票。他本可以从办公室拿回邮票，也可以在纽瓦克寄家里所有的邮件，可他还是想照顾麦克冯森商店的邮局窗口的生意，为的是多在那里待一会，和年轻的贝丝·麦克冯森聊聊天气，就像他以前和诺斯的老婆玛丽·哈姆林在一起时那样。

表面上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尽最大努力使一切如往常一样。但是，伴随着这些的还有一种内心生活，那是无法逃避的困惑、被压抑的情绪、迷信的期盼、恐怖的想像、虚幻的交谈和没有答案的难题。夜复一夜的失眠和自责，无尽的孤独，永远的懊悔，甚至还为那次亲吻的事深感遗憾，当时她才十一岁，而他三十六岁了，两人身穿湿漉漉的游泳衣开车从蒂尔海滩回家。是那件事的缘故?是任何事情的缘故?什么也不能改变它?

像吻—吻—吻妈那样吻吻我。

然而在这世俗的社会里，无法采取行动，只好继续将生活的假象维持下去，深感耻辱地扮演着那种理想人物的形象。

5

亲爱的利沃夫先生：

梅丽在新泽西铁路大街的一家旧宠物医院工作，就在新泽西铁路大街115号，纽瓦克峭壁区，离佩恩车站5分钟路程。她每天都在那里，如果你等在外面，就可以在下午4点钟看见她下班回家。她不知道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我面临崩溃，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很想离开这里，但不知道把她留给谁。虽然我警告过你，如果告诉她你是从我这里得知她的消息的，你会使她受到极大的伤害，你还是应该赶来接手。她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她改变了我的一切。我被完全征服，我从来抵挡不了她的威力。陷进这些事情让人受不了。你必须相信我，我对你说的任何话或做的任何事都是梅丽要求我说的或做的。她是一种无法抵抗的力量，你和我有共同的命运。我只对她撒过一次谎，就是那件发生在饭店里的事。如果我告诉她你拒绝和我做爱，她就不会接受那些钱，也会回到街上乞讨。如果没有我对梅丽的爱给我的力量支撑我，我也不会使你那样受罪。这样讲在你听起来很疯狂。我要告诉你，真的是这么回事。你的女儿是神圣的，只要你目睹这种受难情形，自然会屈从于她的神圣威力。你不知道我在没有遇到梅丽之前是多么的无足轻重、默默无闻。但是我再也不想干了。你不能向梅丽提起我，除非把我当成真的那样折磨过你的人。如果你关心梅丽的获救，就别提这封信。去医院前要多加小心，她斗不过联邦调查局。她的名字现在是玛丽·斯托尔兹。我们应该让她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

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

1973年9月1日

他永远弄不清楚这突如其来的东西。这意外之物本来会躺在那里不被人注意到，他的余生已熟得越来越透，快要爆炸，距离其他一切事情只相差一毫米。这意外的东西是一切事情的另一面。他曾经抛弃一切、重造一切，当现在所有东西似乎又归于他的控制之下时，他再一次受到刺激要和这些东西分手。如果真是那样的话，这意外之物就是他唯一的东西了……

东西，东西，东西，东西，还有其他词让人好受些?他们不能永远被这该死的东西绊住！整整五年他一直在等这么一封信——它应该来。每天晚上他祈求上帝在第二天早上送来这封信。在1973年这个令人惊讶的过渡年份，这也是多恩创造奇迹的一年。多恩几个月都在全身心地设计新房子，他开始讨厌每天早上在邮件中的搜寻，或每次接听电话时的盼望。既然多恩已经将发生的那种不可想像的事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排除掉了，他怎么能让这意外之物又回到他们的生活中来?使妻子恢复理智就像他们一起穿越了为期五年的暴风雨。他完成了需要做的每一件事来使她摆脱惊恐，没有漏掉任何东西，生活已经复原到有明显条理的程度。现在要做的是撕掉这封信，假装没有收到。

多恩曾两度到普林斯顿附近一家诊所治疗自杀性抑郁症，他已习惯地认为那种伤害是永久性的，只有心理医生的照料、服用镇静剂和抵抗抑郁的冥思才能使她有反应——她将在这些心理医院进进出出，他也会奔走于这些地方，度过他们的余生。他曾想像每年一次或两次会发现自己待在门上没有锁的房间里，坐在她床边。写字台上的花瓶里插着他送来的鲜花，窗台上放着他从她的书房弄来的常春藤，心想这会使她对有的东西在意，床边的桌上放着贴有他自己、梅丽和多恩父母、兄弟照片的相框。他自己会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背靠着绣有“利维家”字样的枕头，身穿套领毛衣正在哭泣。“我吓坏了，塞莫尔，我一直都怕。”她一开始颤抖，他就会耐心地坐在一旁，叫她做深呼吸，慢慢地呼气吸气，想想她所知道的这世上最好玩的地方，幻想自己正待在全世界最安宁的美妙之处，比如一片热带海滩、一座风景绚丽的大山或者她从小就喜欢的度假胜地的美景……甚至当这种颤抖的起因是由于她对他的滔滔不绝的谴责，他还是这么做。她坐在床上，双手抱在胸前，似乎想使自己暖和一些，总是将整个身躯藏在毛衣里面——把领子拉长，盖住下巴，将毛衣撑起来像个帐篷，后面拉到臀部下压着，前面盖住弯着的膝头和大腿，用脚踩住。常常他在那里时，她都这样像座帐篷似的坐着。“知道我上次在普林斯顿的事吗?我记得！州长邀请我了，到他官邸去。看，到普林斯顿，到他官邸。我在州长官邸赴宴。我当时二十二岁——穿着晚礼服，害怕得要命。他的司机把我从伊丽莎白接过去，我戴着花冠和新泽西州州长共舞——而这事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你，那就是这原因！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教师！那就是我所想的。我有工作，让它等这么久。在伊丽莎白教孩子们音乐，不让小伙子打搅，就是那么回事。我从不想当美国小姐！从不想嫁给任何人！但是你不让我呼吸——总是把我盯得紧紧的。我所要的一切就是我的大学教育和那份工作。我决不该离开伊丽莎白！永远不！知道新泽西小姐使我的生活怎么样了?毁掉它了。我只是想赢得那份该死的奖学金使丹尼可以进大学，那么父亲就不用付钱。要是我父亲没有得心脏病，我可能参加联合县小姐竞选，你想过吗?不！我只是想赢得那笔钱送丹尼上大学，父亲不必负担！我那样做不是为了让小伙子总跟在后面到处游荡——我是在帮忙持家！但是你来了。你！这手！这肩膀！像座塔似的搂着我，只见你这下巴！我不能摆脱的这头巨兽！你不让我那么做！每次抬起头来，就看见自己的男友，疯掉了，就因为我是那可笑的选美女王！你像某种男孩！你不得不让我成为公主。好吧，看看我现在落到什么地步！在疯人院！你的公主在疯人院里！”

在以后的数年里，她将不停地询问自己，发生在她身上的这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因此也会不断责备他，而他将带来她喜欢的食物、水果、糖果、小甜饼，希望她除了面包和水以外还可以吃到别的，会给她带来一些杂志，让她每天能专心读上半小时，给她拿来一些衣服，让她穿着在医院四周走走时能适应季节的变换。每晚九点钟，他会将带给她的东西放进抽屉里，亲吻她，祝她晚安。搂着她，告诉她第二天晚上下班后还来看她，然后在夜幕里开车回旧里姆洛克，心里老想着她脸上的恐惧表情。那是在访问临近结束前十五分钟，护士在门口伸进头来，和颜悦色地告诉利沃夫先生快到离开的时候了。

第二天晚上她会再次生气。他动摇了她真正的雄心大志。他和美国小姐的盛典打乱了她的计划。她继续干，他不能阻止，也没有试一下。她说过的话中哪一点与她现在遭的罪有关?每个人都知道使她崩溃的那件事就足够了，所以她说过什么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有影响。她第一次进医院时，他只是倾听和点头，惊奇地听到她这么愤怒地谈起那次冒险经历，当时他以为她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他有时纳闷，也许是1949年而不是1968年发生的事情把她弄成这个样子。“在整个高中阶段，人们常对我说，‘你应该是美国小姐。’我认为很可笑。我凭什么成为美国小姐?毕业后那年夏天我当上杂货店的售货员，人们来到我的收银机前对我说，‘你应该是美国小姐。’我受不了。当人们说我应该做我看起来该去做的事的时候，我无法忍受。但是，当我接到联合县盛典的电话被邀请去参加那次茶会，我怎么办?我只是个孩子。我想这是我赚点小钱的办法，父亲也不必那么拼命干活，所以我填好申请表格就去了。等其他女孩走开后，那女人搂着我对周围所有人说道，‘我想告诉你们，这个下午大家是和下一届美国小姐一块度过的。’我在想：‘这一切是多么的愚蠢。人们为什么要对我不停地讲这些?我不想这样干。’但我获得联合县小姐称号，人们已经对我讲，‘我们将与你在大西洋城再见。’——那些内行说我会赢得比赛，我又怎么能退出?我不能。《伊丽莎白杂志》封面全是关于我赢得联合县小姐桂冠的事。我感到羞愧。我确实那样。我原以为不管怎样也能保守秘密，只是赢得那笔钱。我真是个孩子！至少我肯定不能获得新泽西小姐，这我很清楚。我环顾四周，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懂得该怎么做，而我却一无所知。她们知道怎样用卷发器，怎样贴假眉毛，我直到参加新泽西小姐选美那年的半途中才会卷好头发。我想，‘天啦，看她们的化妆，’她们有漂亮的行头，我只有一件舞会服和借来的衣物，所以我知道根本不可能赢。我这么内向，这么粗鲁，但我却又赢了。然后，他们辅导我怎样坐、怎样站、甚至怎么倾听——他们送我到一家模特公司去学怎样走路。他们不喜欢我走路的样子。我才不关心怎样走——我能走！我走得很好，所以成了新泽西小姐，不是吗?如果我还走得不够好，成不了美国小姐，就让它见鬼去！但你得慢慢来。不！我要像以前那样走！手别摆动太大，别生硬地放在两侧。这一行的那些小技巧使我很紧张，简直迈不开步！别用后跟着地，要用脚掌——这些是我所经历的。如果我能退出这事就好了！我怎么能退出?别来烦我！你们大家都别打搅我！我一开始就不想干。你明白为什么要和你结婚吗?你现在知道吗?那年以后，我极力想要点平常的东西！多么希望这事没有发生！根本没有！他们将你抬得很高，我并没有要求这样做，然后他们又飞快地拆掉台子，使你不知所措！而我对此从没有什么要求！我与其他那些女孩一点也合不来，我恨她们，她们也恨我。那些有着长腿的高个女孩！没有一个聪明，她们都好得不得了！我是个用功学音乐的学生！我所要的是不被打搅，不想要那该死的桂冠顶在头上胡乱地闪来闪去！我一点也不想要那东西！从来不想！”

每次这样的来访后开车回家时，他想起她以前的样子，心里好受多了。在他的记忆里，她丝毫不像她在没完没了的责骂中把自己说成的那个样子。在1949年通向美国小姐选美大典的那一周里，她每晚都从丹尼斯饭店往纽瓦克打电话，告诉他那一天她作为美国小姐的参赛者又发生了什么事，从她语气中听到的是她对自己满意极了。他以前从未听她那样讲话——几乎让人害怕，是她对自己的处境、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工作的不加掩饰的狂喜。生活突然令人兴高采烈，而且让多恩·德威尔独自享受。这突如其来的过度疯狂甚至使他担心，如果这一周过去了她是否还能再满足与塞莫尔·利沃夫的关系。假设她赢了，他有什么机会去对付所有那些盼望娶美国小姐的男人?演员们将追求她，百万富翁也不会放过她，他们会向她扑过去——在她面前展开的新生活将吸引一大群强有力的新求婚者，最后把他撇到一边。然而，作为当前的求婚者，他还是一想到多恩可能的成功就着迷，可能性越大，他就越激动和担心。

他们在长途电话上一谈就是一小时——她激动得睡不着，尽管她从早饭后就一直在忙。那还是和女伴一起在餐厅吃的，就她们两人坐在一桌，女伴是一位当地的大个子妇女，头戴小礼帽，多恩衣服上别着新泽西小姐的饰带，戴着非常名贵的小山羊皮白手套，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赠送的。瑞典佬正在那里开始他的训练，为接管企业做准备。所有女孩都戴同一样式的小山羊皮白手套，四颗扣长，盖住手腕。只有多恩免费得到她的手套，还有另一副——礼服长度的，黑色，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正式的、十六扣的小山羊皮手套（萨克斯的一笔小财富），剪裁工艺与意大利或法国专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还有一副手套，拉到肘关节上面，与她礼服相配。瑞典佬向她要了一段与她礼服一样的布料，由做布手套的朋友帮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为多恩订做的。每天三次坐在头戴小礼帽的女伴对面，这些姑娘有漂亮的发型、穿着整洁美丽的服装和四扣的手套，费力地进餐，至少每道菜之间餐厅里有些人会请求签名，他们上前观看和介绍自己来自何方。由于多恩是新泽西小姐，而那饭店的客人是新泽西来的，所以她现在是最受欢迎的，她不得不对每个人都说句动听的话，微笑、签名、然后再尽量吃点东西。“这是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她在电话上告诉他，“这就是他们免费提供房间的原因。”

当她到达火车站时，他们将她接上一辆小纳西漫游者敞篷汽车，上面印着她的姓名和州名，她的女伴也在车上。多恩的女伴是本地房地产商的妻子，不管多恩到哪里她都跟在身边——车上车下都在一块。“她不会离开我的左右，塞莫尔，这段时间你除了裁判看不到一个男人。你甚至不能和家人谈话。有几个人的男朋友在这里，有的还是未婚夫。但有什么用?女孩们不准见他们。我很难读完规章手册。‘除非有女伴在场，男性成员不得与选手交谈，选手任何时候都不得进入鸡尾酒会或享用含酒精饮料。其他规则包括不许衬垫——’”瑞典佬笑了起来。“喔—喔。”“让我讲完，塞莫尔——没完没了。‘任何人不得采访选手，除非有女主人在场维护她的利益……’”

不只是多恩，而是所有女孩都有小纳西漫游者敞篷汽车——尽管不归她们所有。只有当你夺得美国小姐桂冠，这车才归你。人们可以在最著名的大学足球比赛中，用此车载着你绕场向全体观众挥手致意。这种盛典也推广了漫游者汽车，因为美国汽车公司是赞助商之一。

她到达饭店时，房间里摆着一盒弗拉林格原产盐水太妃糖和一束玫瑰花，每个人都得到这两样来自饭店的礼物，但多恩的玫瑰却从没开过。女孩们的房间——至少在多恩那个饭店里——又小又丑，还在后边。但是饭店本身不错，多恩激动地描绘着，那是在波得沃克和密执安大街之间，是个时髦的地方，他们每天下午到那里吃点茶，有小三明治，付费的房客在草坪上玩槌球游戏[22]，这些客人当然有宽敞的漂亮房间，还能观赏海洋风景。每天晚上她筋疲力尽地回到后面的丑陋房间，墙纸都已退色，她先看看玫瑰花开了没有，再打电话回答他关于她的运气之类的问题。

她是那四五个照片总出现在报纸上的姑娘之一，大家都认为这几个中肯定有一人夺冠——来自新泽西州参加典礼的人们满有把握，特别是当她的照片每天早上都出现时他们更有信心。“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她告诉他。“你不会的，你会赢。”他对她说。“不，这个从得克萨斯来的女孩会赢。我清楚。她这么漂亮，脸圆圆的，还有酒窝。虽不是美女，但非常聪明，身材也高大。我被她吓坏了。她来自得克萨斯某个乡下小镇，会踢踏舞，非她莫属啦。”“报上她和你在一起?”“总在一起。她是那常出现的四五人之一。我被登在上面是因为这是在大西洋城，我又是新泽西小姐，人们看见我身上的佩戴有些狂热，每年他们对新泽西小姐都这样，可从未有人赢。但是得克萨斯小姐也登在这些报纸上，塞莫尔，因为她会夺冠。”

联合报业著名专栏评论家威尔逊伯爵是十大裁判之一。据报道，当他听说多恩来自伊丽莎白时，他在花车巡游过程中对人讲，任伊丽莎白市多年市长的乔·布洛菲是他的朋友。多恩当时正和另外两个姑娘在饭店的游行花车上。威尔逊伯爵对人讲了，他人又转告了多恩的女伴。威尔逊伯爵和乔·布洛菲是老朋友——这就是威尔逊伯爵所说的，或者说是能在公众场合随便讲的话，但是多恩的女伴很有把握，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见了多恩穿着晚礼服在花车上面，他肯定要选她。“好吧，”瑞典佬说，“拿下一票，还有九票。你有进展，美国小姐。”

她和女伴的全部话题都是关于谁会是她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很显然这也是所有其他女孩与女伴谈论的话题，即使在她们中间装出相互喜欢的样子，这也是她们打电话回家时要谈的东西。多恩告诉瑞典佬，特别是那些南方的女孩还真能装模做样：“啊，你真是漂亮极了，你这头发美得不得了……”对发型的赞扬使多恩这样实心实意的女孩有些信以为真了，从其他女孩的谈话中几乎觉得生活机遇存在于发型中——不是掌握在你的命运手中，而是靠你的发型来操纵。

她们带着女伴参观了钢铁码头，在著名的斯塔恩船长海鲜馆和游艇里品尝了鱼宴，到杰克·奎斯查德牛排店参加牛排宴会，第三天早晨她们全体在大会厅前照了相。一位大会的官员对她们讲，这张照片将是她们一生都将珍藏的东西，她们所结成的友谊会延续一辈子，她们将在今后的岁月里保持相互联系，有一天她们会以相互的名字为自己的孩子命名——可是当早晨报纸登出来时，姑娘们对女伴说道，“啊，我的天，上面没有我。天哪，这家伙看起来好像她会赢。”

每天都在排练，连续一周每晚她们都要登台表演。年复一年，人们来到大西洋城参观美国小姐的选美比赛，买票观看晚上的表演，穿戴整齐去看姑娘们在台上展示各自的天赋和进行乐曲表演。有位弹钢琴的姑娘演奏了“月光奏鸣曲”作为自己的单独表演，多恩为自己选的曲子要浮华一些，是当时流行的“直到终结时”，肖邦的一首波洛涅兹舞曲。“我现在处于表演业里，整天都停不下来，没有一刻空闲。因为新泽西是主办州，所有人都注视着我，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我真的不想，我不能忍受——”“你不会的，多尼。你已经有了威尔逊伯爵这一票，他是裁判中最著名的。我感觉得到，我很清楚，你会赢。”

但是他错了，夺冠的是亚利桑那小姐，多恩甚至没能进入前十名。那时候，宣布优胜者时，姑娘们还待在后台。一排一排的镜子和桌子按字母顺序摆放，宣布结果时多恩正在中央。她不得不随着音乐微笑和拼命地鼓掌，她失败了，更糟糕的是，还得跑回台上和其他落榜者一道，跟着司仪鲍伯·罗塞尔唱起那个时代的美国小姐之歌：“每一朵花，每一枝玫瑰，踮起脚尖……美国小姐正从旁边走过！”此时一位和她一样矮小、体轻、黝黑的姑娘——来自亚利桑那的小杰奎·梅瑟尔，她曾在泳装比赛中夺冠，可多恩从未想到她会赢——一举征服大厅里的观众。尔后，在告别舞会上，尽管对多恩来说非常难受，她并没有像其他姑娘那么伤心。与参加典礼的新泽西州人对她说的一样，各州的人也对她们说过同样的话：“你会赢的，你将成为美国小姐。”她告诉他，这舞会是她见过的最悲惨的情景。“你不得不到处走，露出笑脸，真糟糕。”她说道。“他们从海岸警卫队弄来这些人，或者管它什么地方——安纳波利斯[23]。他们穿着怪异的白色制服，饰以金穗和缎带。我猜人们认为我们和他们跳舞会很安全，他们和你跳舞时连下巴都收进去。晚会一过就可以回家了。”

事后一连数月，这种让人激动不已的冒险经历不愿消退，甚至当她作为新泽西小姐到处参加剪彩，向大家挥手致意，庆祝商场开张和车展的时候，她还在大声的询问自己，像在大西洋城那个星期似的从未预料到的事情是否还会在她身上发生。她将1949年美国小姐选美大赛的官方年鉴一直放在床边，那是一本由大赛主办方制作的，那个星期在大西洋城卖出的：上面有姑娘们的照片，每页四人，每位下面带着各州的略图和个人简历。新泽西小姐相片的这一页上——笑容端庄的多恩，身着晚礼服和与之相配的十二扣的编织手套——页角整齐地折着。“玛丽·多恩·德威尔，二十二岁，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肤色浅黑，今年大典上肩负着新泽西的希望。新泽西州东奥伦奇市乌普萨拉学院毕业生，音乐教育专业，玛丽·多恩的理想是当一名高中音乐教师。她身高5.25英尺，蓝眼睛，爱好游泳、方形舞[24]和烹调。（左上角）”不愿轻易放弃她这种从前未曾体验过的兴奋，她不停地复述对于这个来自高地路孩子简直像神话一般的故事，高地路一名管子工的女儿，却被放在众人面前展示，为美国小姐的桂冠而竞争。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啊，那展台坡道，塞莫尔，很长的坡道，很长，很长，要在上面露出笑脸……”

1969年，当人们把请帖寄到旧里姆洛克，邀请多恩参加当年的美国小姐选美的参赛人员二十周年聚会时，她已是在梅丽失踪后第二回到医院治疗。那是在五月份，心理医生和上次一样友好，房间还是那样舒适的，绵延起伏的风景画依然漂亮，步行道甚至更好，病人住的带走廊的平房周围栽满郁金香，此时四周全是大片的绿油油的田野，美不胜收——因为这是两年中的第二次，这地方又如此之美，加上他刚从纽瓦克直接赶来，到达时正是傍晚，新割青草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如细香葱一样鲜美，扑鼻而来，这真叫糟糕透顶，所以他没有让多恩看到为1949年而举行重聚的邀请信。情况够糟了——她对他说起的那些事情太古怪，伤心地哭述她的羞愧，她的耻辱，她生命的虚度是如此令人难受——新泽西小姐之类的东西早已荡然无存。

然而情形终于变了。某种东西使她决心抛弃那件意外的、难以置信的事情。她不能剥夺自己的生活。

痛下决心的复兴开始于她到日内瓦诊所进行的整形手术，那是她从《时尚》杂志看到的。临睡觉时他常看见她站在卫生间镜子前面，用双手食指将颧骨上的皮肤向后拉，同时也把下颌的皮肤用拇指朝后上方赶，拼命拉动松软的肌肉，甚至要将脸上自然的皱痕也弄掉，直到她看见自己的脸变成个抛光的果核才作罢。她丈夫非常清楚，她实际岁数才四十五岁，确实像个五十四五岁的女人一样开始衰老了，而《时尚》上提供的补救措施也没有多大意思，但和他们遇到的灾难相比这些根本算不上什么，他觉得没有必要与她争论。他认为，虽然她这么想把自己看成又一位未成熟的《时尚》杂志读者，想暂时忘记其里姆洛克爆破手母亲的身份，她还是比任何人都知道真正的原因。她已经看过了所有的心理医生，尝试了那些冥思法，一想到如果第三次进医院就会遭受电疗法，她怕得不行，所以这是他该带她到日内瓦的时候了。一到机场他们就被身穿制服的司机用豪华轿车接走，她在拉普朗特医生的诊所登记。

在他们的套房里瑞典佬睡在她旁边。手术后的那一夜，她不停地呕吐，他在身边为她擦洗和安慰她。在随后的几天里，当她痛得直哭时，他坐在床边，如同在心理诊所那样，他夜复一夜地握住她的手。他清楚，这种奇异的手术、这毫无意义的无聊的折磨，是她作为尚可辨认的人形进入崩溃最后阶段的开始。根本算不上帮助妻子的康复，他知道自己充当的是使她毁灭的愚蠢的同谋。他看着她扎满绷带的头部，觉得自己也会目睹她的尸体掩埋前的准备。

他完全错了。就在丽塔·科恩的来信送到他的办公室几天前，他才恍然大悟。他偶然走过多恩的书桌，看到一封手写的短信，旁边信封上收信人为日内瓦的整形外科医生：“亲爱的拉普朗特医生：从您给我做面部整形后，一年过去了。上次见到您时，我根本不懂得您给我的是什么。为了我的美貌，您花掉了五小时的宝贵时间，这让我惊讶。我该怎样感谢您?我花了整整十二个月从手术中恢复。正如您所说的那样，我相信自己的身体比意识到的还要糟。现在我似乎被赐予了新的生命，从内到外的感觉都是如此。当我遇到久别的朋友时，他们对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大惑不解。太美妙了，亲爱的医生，没有您这根本不可能。谢谢您！多恩·利沃夫。”

几乎在恢复到爆炸发生前那样充满生机、完美的心形脸蛋后不久，她马上就决定在里姆洛克桥的另一侧，在一块十英亩的地基上建造一座小型的现代化房屋，卖掉那幢旧的大房子和附属的其他建筑，以及那一百多英亩地。（多恩养的那些菜牛和农场机械已经在1969年卖掉了，那是在梅丽出逃的第二年，当时这种活对多恩来说显然是很难再干下去，所以他在一份家畜饲养月刊上登了广告，只用了几个星期就卖掉打包机、送料机、耙地机、牲畜——所有东西和机件。）当他在一旁偷听到她对建筑师、他们的邻居比尔·沃库特说她一直就憎恨他们这房子时，他感到震惊，就如同她告诉沃库特她一直就憎恨自己的丈夫一样。他出去散步走了很远，几乎走了五英里路到村子里，他提醒自己，她所说一直憎恨的只是那房子。但是尽管她的意思不过如此，还是使他很难受，他费了极大的克制力才让自己转身回家去吃午饭。多恩和沃库特将与他一起看看沃库特的第一套草图。

憎恨他们的旧石头房子，那可爱的第一幢，那唯一的房子?她怎么能?他从十六岁起就梦想过那房子，常和棒球队乘车去与威潘尼队比赛——身穿制服坐在校车上，手指无聊地在深深的棒球手套里摩擦，汽车沿着狭窄的山路，拐向西面，穿过泽西乡村的丘林——他看见一座巨大的带有黑色百叶窗的石头房子耸立在树后的高地上。悬挂在一棵大树矮枝上的秋千上，有个小女孩正荡到半空中，他想，这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事。这是他所见过的第一座石头房子，在城里的孩子看来，简直是建筑上的奇迹。那些石头的随意设计对他展现出的“房子”的喻意甚至是那座在克尔大街的砖房所没有的，尽管那里还有完备的地下室，他是在这里面教杰里玩乒乓球和跳棋的；还有带顶棚的屋后走廊，他在黑暗中可以躺在旧沙发上，在炎热的夜晚收听巨人队的比赛；还有那车库，在那里面，他还是个小孩时就用黑色胶带和绳索把球悬挂在房梁上，整个冬天他参加篮球训练回家后，以高大、直立、严肃的姿势认真地挥动球棒击球半小时，完全按照时间表行事；还有飞檐下面他的有两个窗户的卧室，上高中前的那一年，他睡觉前总要读了又读《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身穿肮脏的衬衫，蓝色棒球帽直扣到眼睛上，将一抱衣服扔给那男孩，并指给他衣橱的位置。‘五十六号，后面那一排，那里。’这些衣橱是六英尺高的木柜，离顶部一两英尺装有搁板。他的衣橱开着，上面有字：‘土克尔，56号’。里面有他的运动服，衬衫胸前有蓝色的‘多杰尔斯’字样，背后印着56号……”

那座石头房子在他看来不只是非常具有独创性——所有那些不规则体被很好地组合，像耐心拼接的七巧板，恰到好处地构成了这个方方正正的物体，形成一座漂亮的安身之所——并且看来是一座坚不可摧、稳若磐石的房子，决不会被焚毁，也可能从这个国家立国之初就一直耸立在那里了。原始的石料，那种未加工的石头是你沿着威夸依克公园小路散步时，树丛中随处可见的东西，而在那里它们却构成了一座房子。他怎么也忘不了。

在学校里他发现自己老是在考虑，要和班上哪一位姑娘结婚，然后与他共同生活在那座石头房子里面。他随球队乘车到威潘尼去后，只要听见有人说“石头”——甚至“西边”——他便联想到自己下班回到树林后面的那幢房子，看见自己的女儿在那里，那是他的小女儿在他搭起的秋千上荡得高高的。尽管他只是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也能想像出他的女儿跑上前来亲吻他，看到她朝他扑过来，他将她扛在肩上进入那房子，一直走到厨房，站在那里的是系着围腰在炉旁为他们做饭的、面带喜色的孩子她妈。这人也可能就是上个星期五在罗斯福电影院坐在他前一排晃动着的某个威夸依克姑娘，她的头发飘过椅背，伸手可及，如果他敢摸的话。他能够把自己的一生全都想像出来，总在不断地添上一些东西。当他感到自己能够添加，为什么不使它更加完整?

于是，他在乌普萨拉遇见了多恩。她总会穿过大厅到旧大街去，走读学生课间都待在那里，她总是在桉树下和几个住在肯布鲁克宿舍的姑娘闲聊。他曾经跟着她沿着普罗斯佩克特街一直走到布里克教堂乘车处，当时她突然在贝斯特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她进商店后，他走到橱窗前看见模特儿身上穿着一件长长的“新样式”裙子，猜想多恩·德威尔正在试衣间将那条裙子试穿在长裙外面。她这么可爱，而他又是那么腼腆，甚至不敢朝她那个方向看一眼，似乎这样看的本身就是在触摸或粘附，似乎她已知晓（她怎么不能?）他会不由自主地朝她那边望，她会像任何敏感的、有自制力的姑娘那样，对他不屑一顾，只当是一头被猎的野兽。他曾当过海军陆战队员，也和一位南卡罗来纳的姑娘订过婚，后来在家人的要求下他取消了婚约，从他梦想拥有黑色百叶窗和飞檐的石头房子起好些年都过去了。他深知自己英俊，刚服役回来，又是校园里的名噪一时的运动明星，他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克制住自负和避免以那种角色出现，他花了整整一学期才达到和多恩约会的目的。不仅因为这样毫不隐讳地直面她那种美貌会使他良心不安，从而为自己的窥探嗜好深感羞耻，还因为如果他一旦和她接触，就无法阻止她将他一眼看穿，进入他的心底了解他对她的幻想：她正待在石头房子的厨房炉边，此时他背着他们的女儿梅丽推门进来——取名“梅丽”是因为她刚在他搭起的秋千上玩得开心。到夜晚，他不停地用留声机放那年流行的一首名叫“心中的佩格”的歌曲。歌中有一句唱道：“你那爱尔兰之心是我所求，”每当他看见多恩·德威尔走在乌普萨拉学院的小道上，那么小巧优雅，他会一整天下意识地用口哨吹着那首该死的歌曲，一刻也不间断。他常发现自己甚至在棒球赛上也吹着这曲调，一边挥动球棒等着上场。他那时生活在两个天底下——多恩·德威尔的天空和头顶上的大自然的天空。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去接近她，担心她看清他心里的想法，嘲笑他对她的痴迷，实际上是这个前海军陆战队员自己对乌普萨拉春之女王了解太少。可能还早在他们相互介绍之前，她就认为，他以为她特别想满足塞莫尔·利沃夫渴望的想法证明他仍是个孩子，爱慕虚荣、被人宠坏。但实际上在瑞典佬看来，他完全被自己的目的激励着，对于这个目的，他比所认识的其他人更早了解，同时还带有一个成年人的目标和雄心大志，而该成年人已激动地预见了自己归宿的全部细节。他二十岁从军队退役回家时，愤怒地感到自己“成年了”。如果他是个孩子，他会发现自己盼望早点进入有责任感的男子汉阶段，就像孩子在糖果店橱窗朝里注视着一样。

由于太了解她为什么想卖掉旧房子，他马上就同意按她的愿望去办，甚至没有去费心思让她知道，她想走的理由——是因为梅丽还在那里，在每个房间，梅丽一岁时、五岁时、十岁时的情景——和他想留下的理由是一回事，这种理由和她的相比同样重要。但是若留下来，她可能熬不过去——而他似乎还能忍受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多么残忍地从他眼前飞走，虽然自己很喜欢——他同意放弃如此珍爱的房子，一点也没顾及自己对逃亡在外的孩子的那份思念。他同意搬进一座崭新的房子，四处都能见到阳光，非常明亮，大小刚够他们两人居住，只是车库上面有一间多余的小房间留给客人。一座现代之梦的房屋——“既豪华又简朴”，这是沃库特对多恩所描述的，他说出了她的心声。房间取暖是用电板加热（替代引起她的鼻窦炎的难以忍受的暖气设备），有固定的夏克尔风格（其特征为简洁、实用并做工精良）的家具（换掉那些暮气沉沉的家具）和吸顶灯（再不用阴郁的橡木房梁下那无数盏灯），还有宽敞干净的门式窗户（而不是那些总是黏糊糊的竖框百叶窗），所带的车库在技术上和核潜艇一样先进（不是原来那个阴湿寒冷的洞穴的地窖，她丈夫常带领客人参观他“储藏”起来供老年时享用的酒，在他们慢慢穿过发霉的石墙巷道时还需不断提醒大家注意防止铸铁下水管碰到头部：“头顶，注意，小心那边……”）。他什么都明白，这一切，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糟，所以他除了同意还能怎样?“财产是一种责任。”她说道。“没有机器和牛群，草会大量生长，你每年不得不割两三次来控制它。你还得修剪灌木丛——不能让它们随意疯长变成丛林。你必须修剪，可笑的是费用太高，但还得一年又一年地发疯似的支付。为了避免仓库倒塌也得进行维修——与土地打交道，你有一种责任，不能放任自流。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她对他说，“是搬家。”

好吧。他们搬走。但是她为什么要对沃库特讲她“从发现它的那天起”就恨这房子?她待在这里是因为她丈夫把她“拖”到这里，当时她太年轻，毫不了解照看古旧的黑仓库似的大地方将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总有东西在泄漏或腐烂或需要修理，她为什么要这么讲?她告诉他，最初去照料牛群的原因就是要摆脱那幢可怕的房子。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惜现在发现这一点太晚！这如同发现了她的不忠——这么多年她一直对这房子不忠。当没有什么可说明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当他们显得如此荒谬，当她年复一年地对他们的房子怀着强烈的仇恨的时候，他怎么能四处荡游，居然愚蠢无知地认为是在使她幸福?他多么地喜欢做个供给者啊。要是他有机会不只是为他们三人，而是为更多的人提供什么的话，那该多好。若是这大房子里有更多的孩子，若是梅丽在她所爱和被其所爱的弟兄姊妹中长大，那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多恩从生活中索取的是其他东西，不想做五六个孩子的奴隶似的母亲和照料一幢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女佣——她想去养菜牛。因为不管他们到哪里她都被介绍为“前新泽西小姐”，她认为即使她有个学士学位人们还是只当她是个泳装美女，一个头脑简单的瓷器娃娃，对社会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站在那里好看而已。当人们提起她的桂冠时，她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解释多少遍，说她参加联合县选美只不过是因为她父亲得了心脏病很缺钱，她的兄弟丹尼又将从圣玛利学院毕业，她认为如果能赢的话——她相信自己有机会，不是因为她是乌普萨拉春之女王，而是因为她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会弹奏古典钢琴曲——她可以用选美赢得的奖学金这笔钱作为丹尼的大学学费，以此来减轻……

但是不管她说什么、怎么说、说多少或多少次提到钢琴：没有谁相信她。谁也不会真正相信她从来不想比其他人更漂亮。他们认为还有许多其他办法可以获得奖学金，而不必穿着高跟鞋和游泳衣在大西洋城溜来溜去。她总是告诉人们她成为新泽西小姐的真正原因，可无人听她解释。他们笑笑，在他们看来，她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原因，他们也不想让她有真正的原因。对他们而言，她所有的一切就是她那张脸蛋。于是他们便可断言：“哦，她呀，不过是那张脸”，然后露出对她的相貌毫不嫉妒或在乎的样子。“感谢上帝，”她对他咕哝道，“我没有获得亲善小姐桂冠。如果他们以为新泽西小姐应该是哑巴，就当我赢了傻瓜奖吧。”她满心希望地附上一句，“那样的话，我还能带回家一千美元。”

梅丽出生后他们夏天开始到蒂尔去，人们总是盯着穿泳装的多恩。当然她不会再穿那件白色的卡特林娜泳装，当时她在大西洋城的展台上穿过的，标志正在臀部下方，那是传统泳装女孩戴着游泳帽的样子。他喜欢那件泳装，对她非常合身，但是从大西洋城回来后，她再没有穿过。不管她穿什么样式或颜色的衣服，他们都盯着她看，有时他们走上前来拍张快照和要求签名。然而，比快照和签名更恼人的是对她的疑心。她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那些女人总想到我是以前的什么，所以会勾引她们的丈夫。”也许吧，瑞典佬想，令她们如此害怕的是她们深信多恩能够勾引她们的丈夫——她们注意到那些男人怎样看她、怎样专注于她到了哪里。他自己也注意到了，可从不担心，对多恩这样的妻子完全不必，她所受的教育是那么的严格。可是多恩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恼怒，所以她开始不穿着泳装，任何泳装，到海滩俱乐部去，然后，尽管她很喜欢冲浪，还是完全放弃到海滩俱乐部。她想去游泳时，便驱车四英里到艾文。她小的时候夏天常和家人到那里度假一周。在艾文的沙滩上，她只不过是个娇小的爱尔兰姑娘，头发搭在身后，不管怎样也不会有谁注意到她。

她到艾文是要抛开自己的美貌，但多恩根本就摆脱不掉，只不过是公开地炫耀而已。你得有欣赏权力和有一定的冷酷，接纳那种美貌，而不因它使其他东西暗淡无光感到悲哀。如同任何将你分离出来、使你与众不同的被夸大的天赋一样——令人嫉妒和可恨——要容纳你的美貌，习惯于它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同它嬉戏和尽量利用它，你得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多恩并不是个木头人，她有精神和勇气，能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行事。但那还不是行之有效、能使她解脱的针对内心的那种幽默。只是等她婚后、不再是个处女时，她才发现那个她认为不错并与她一样漂亮的地方，那个对丈夫和妻子两人都有益处的地方，是和瑞典佬躺在一起的床上。

他们常把艾文称做爱尔兰人的里维埃拉[25]。没有多少钱的犹太人到布拉德利海滩，而并不富裕的爱尔兰人却就近到艾文去，那是一个全长只有十个街区的海边小镇。那些爱尔兰暴发户——法官、建筑商、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们有钱——到泉湖，路过那些壮观的庄园门楼，就在贝尔玛（另一个度假小镇，几乎有各处的特色）的南面。佩格姨妈以前常带多恩到泉湖小住，她嫁给一位来自泽西城的律师内德·摩哈尼。她父亲告诉她，如果你是那座城里的爱尔兰律师，与市政府合作，那位“我就是法律”的黑格市长就会照料你。内德叔叔很健谈，爱好高尔夫球，相貌英俊，自从他在约翰·马歇尔学院毕业时与街对面一家新闻广场的大公司签下合同后，就一直在哈得逊县担任那份美差。在那么多的侄儿侄女中，他似乎最喜欢漂亮的玛丽·多恩，所以每年夏天，这孩子和父母以及丹尼一起在艾文的出租房里度过那一周后，她就来和内德、佩格以及摩哈尼家所有孩子在巨大的艾塞克斯—苏塞克斯老饭店度过另一周，那正在泉湖的临海处。每天早晨她在通风良好、俯瞰海面的餐厅里吃着带佛蒙特蜂蜜的法式烤面包。盖在她膝盖上的浆洗过的餐巾大得足以将她包裹起来，就像一条围裙，那些闪闪发亮的银餐具重得不得了。礼拜天他们一起到圣凯瑟琳教堂，那是小女孩所见过的最华丽的教堂。到那里去还须跨过一座桥——那是她所见过的最可爱的桥，狭长的弓形木桥——横跨饭店背后的湖面。当她在游泳俱乐部遭遇不快的时候，她偶尔也会驱车途经艾文到泉湖来，回忆这里以前每年夏天让她从无形中看到玛丽·多恩的美梦成真。她还记得自己多么向往在圣凯瑟琳教堂举行婚礼，做一位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像她内德叔叔一样富有的律师结婚，在一座壮观的避暑别墅里生活，宽阔的阳台俯瞰着湖面、桥梁和教堂的圆顶，距离涛声隆隆的大西洋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她完全可能做到，只费举手之劳就能达到目的。可是她的选择是爱上了并嫁给了纽瓦克的塞莫尔·利沃夫，而不是那几十个遭受打击的天主教小伙子中的一个，那些是她通过摩哈尼家的表兄妹认识的，还有那些从圣十字和波士顿学院来的机敏、粗鲁的小伙子，所以她的生活就不是在泉湖，而是在蒂尔和旧里姆洛克，与利沃夫先生厮守在一起。“是啊，结果就是这样。”她母亲对那些愿意听的人都这么哀伤地讲。“本来可以有佩格那样的幸福生活，甚至比佩格还好，圣凯瑟琳教堂和圣玛格丽特教堂都在那里，圣凯瑟琳教堂就在湖边，多么漂亮的建筑，真美。但是玛丽·多恩是家里的叛逆者，一直都是，她总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自从她去参加那场比赛，像其他人那样循规蹈矩很显然并不是她心里想的。”

多恩到艾文只是想游泳。她仍然不喜欢躺在海滩上晒太阳，还在怨恨那时不得不听从新泽西州选美大赛组织者的话，把她娇嫩的肌肤每天都暴露在阳光下——他们说在台上，她白色的泳装与阳光浴的棕褐色可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年轻的母亲，她尽量远离将她标示为“一位前某某”的一切，那些东西还会引起其他女人丧失理智的轻蔑，她很难受，觉得自己像头怪物。她甚至将那些衣物都捐献给慈善机构，那还是选美大赛主席亲自为她在纽约的设计师展厅里挑选的。当时为了参加大西洋城的竞赛，多恩花了一天的时间到纽约专门购物，大赛主席陪她一块前往（这人对新泽西州应推选何种姑娘给美国小姐的评委有他自己的打算）。瑞典佬认为她穿上那些礼服非常漂亮，很不情愿将它们送人，但至少在他的劝告下，她保留了州赛的桂冠，将来可以让他们的孙子看看。

梅丽开始上幼儿园后，多恩便着手工作，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她要向妇女界证明：除了相貌外她还有其他的动人之处。她决定养牛。这想法也可以追溯到她孩提时候——到她外祖父那一辈。外祖父二十岁的时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克里县来到这个港口，在伊丽莎白南部离圣玛丽教堂不远的地方结婚、定居，陆续养了十一个孩子。他起初的谋生方式是在码头做工。后来他买了几头母牛为家人提供牛奶，然后将多余的卖给西泽西街上的著名人物的家里——来自穆尔佩英特的穆尔家、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26]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默里·巴特勒[27]家。他很快就成了伊丽莎白市首批个体牛奶商之一。他在默里街养了大约三十头奶牛，尽管他没有多少财产也关系不大——那个年代人们可以随处放养。他的儿子们都干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战后，大型超市的出现才将这小人物打翻在地。多恩的父亲吉姆·德威尔原来为她母亲家干活，多恩的父母所以才凑到一起。吉姆·德威尔还是个孩子时，人们尚不懂冷藏，他常从夜里12点到早晨一直待在车上将牛奶送往各家各户。他讨厌这差事，生活太艰难了。让它见鬼去吧，他终于忍受不了，于是干起管子工。多恩还很小时就喜欢去看那些牛，等她到了六七岁，一位表姐就教她怎样挤牛奶。真刺激——牛奶从乳房喷出，那些牲口还站在那里吃草，让她尽情地拖拉——她永远也忘不了。

然而，她养菜牛不需要人力去挤奶，几乎可以独自经营。西门塔尔牛（一种瑞士种肌肉粗壮的牛，体浅红、脸白，肉和奶都不错）产奶多，而且当做菜牛养也不错，当时在美国还不是注册的品种，她为了可观的利润冒险投资。杂交饲养——西门塔尔牛与注册品种赫勒福德牛（英格兰的一种肉用牛，通体淡红，有白色斑纹）杂交——她感兴趣的是那种遗传活力、杂种优势和所带来的快速生长。她研究有关书籍，订阅杂志，人们开始给她寄来目录。晚上她总叫他看看自己在目录上翻到的东西，“这头小母牛不是很漂亮吗?一定得去看看。”不久他们便一道去参观各种展览和拍卖。她喜欢拍卖会，悄悄对瑞典佬讲：“有点让我想起大西洋城，这是母牛们的美国小姐大赛。”她带着标志牌——“多恩·利沃夫，阿卡狄养殖公司”，这是她公司的名称，取自他们在旧里姆洛克的住址，阿卡狄山路62号信箱——总觉得难以抵御买头漂亮母牛的诱惑。

母牛或者公牛被引到圈子里，遛一遛，主人总要对牲口做一些介绍，比如它的品种，他们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潜力等。然后，人们开始出价，多恩购买时很小心，她举手报价超过前一位时获得某种快感，但也是认真的。虽然他想要更多的孩子，而不想要更多的菜牛，但是他承认从未见到过她如此的可爱，甚至他第一次在乌普萨拉学院见到她时也不如在拍卖会上，此时她的美貌全在喊价和买进的激动中表现出来，充满诱惑力。她花一万美元买进的冠军公牛“康特”还没有来，她那百分之百支持她的丈夫还是忍不住对她讲这笔钱太大。会计每年年底查看她在阿卡狄养殖公司所花的钱时总对瑞典佬说，“这很可笑，你不能这样下去。”他们却不能挫伤她的积极性，她主要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上面，所以他对会计说道，“别担心，她会赚些钱的。”即使她最终一分钱也不赚，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要阻止她，因为他看见她带上狗和牛群出去时他提醒自己：“这些是她的朋友。”

她拼命干活，全靠她自己，她得注意母牛下崽，牛犊不会吃奶的话，她就用带奶嘴的塑料瓶教，还要给母牛添加饲料，然后赶回牛群。要修围栏，她只好雇个工人，但是打草包时她也一起干，那十八万两千包草使它们度过冬季。她喂养了“康特”多年，有个冬天它走丢了，她勇敢地四处搜寻，花了三天她把树林仔细梳理了一遍，终于在沼泽中的一个小岛上发现它。把它弄回牛棚非常艰难。多恩自己才一百零三磅重，五英尺二英寸高，可康特大约重两千五百磅，这身体很大的漂亮牲口眼睛周围有大块的褐色花斑，由它配种生下的牛犊大家最喜欢。多恩留下所有公牛犊，养大后卖给其他养牛户，他们再给自己牛群配种。她也不常卖小母牛，若卖的话很多人想要。康特的后代赢得一年又一年的全国大赛奖，那笔投资已赚回了好多倍。但当时康特的腿扭伤了，陷在沼泽里动弹不得，水冰冷刺骨，它肯定是把腿陷进洞里了，周围全是树根。它明白要离开这小岛还得穿过泥浆地，所以就放弃了。等了三天多恩才找到它。她带着狗和梅丽，想用缰绳把它拉出来，可是它伤得太厉害，不愿站起来。她们回去拿来一些药丸，给它灌下可的松和各种东西。她们在雨中和它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后，才又开始移动它。她们不得不拉着它穿过树根、乱石和很厚的垃圾堆。它走走停停，狗在后面赶，她在大声叫，它又会走几步，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她们给它套上绳索，它却摆动那长着漂亮眼睛、全是卷毛的巨大牛头，拉动绳索将多恩和梅丽两人“嘭”的一声扔向一边！她们爬起来从头再干。她们带着粮食，它吃后又走一段路，总共花了四个小时才将它弄出丛林。平时它总在前面领路，但是现在伤得很重，她们只好走走停停才能将它弄回去。瑞典佬看见自己娇小的妻子——一位只要愿意，单凭漂亮脸蛋就行的女人——和他的小女儿，浑身湿透、全是泥浆，牵着公牛从牛棚后面被雨水冲刷过的田野中冒出来，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情景。他想道，“好吧，她很幸福，我们有梅丽也够了。”他不是一个热心宗教的人，但在当时他感谢上帝，大声喊道，“光辉洒在我身上了。”

多恩和梅丽差不多又花了一个小时才将公牛弄进牛棚，它在干草中躺了四天。请来的兽医说，“你们不可能治好它，我所能为你们做的是让它舒服些。”多恩用桶给它喂水，还拿来食物。有一天（梅丽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到她们家的人听）它想道：“啊，我全好了。”于是，站了起来，到外面游荡。它没把自己的伤当一回事，也就在那一天它爱上了那匹老马，两个形影不离。那天他们要把康特送走——到屠宰场——多恩哭起来，她不住地说，“我不能这么做。”他劝道，“你必须这样。”他们把它送走了，让人惊奇的是（用梅丽的话讲）它在走的前一晚又让一头母牛怀上了，算做它的离别留念。生下的小母牛眼睛周围也是一圈褐色斑点——“它在周围撒—撒—撒下褐色的眼睛”，那以后他们喂养的公牛都不错，但再也没有哪一头能和康特相比。

难道这就是她为什么对人们讲她憎恨这幢房子?现在他肯定是个更加陌生的伙伴，她比以前也虚弱得多。他还算幸运，毫无疑问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她只要有什么要求，他都顺从。如果他还能承受，而她不能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顺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是瑞典佬所知道的做男人的唯一的方式，特别是像他这么幸运的人。从最早开始他便觉得，忍受她的不满要比控制自己的怨气难得多。她的不满情绪似乎完全剥夺了他的自我——只要他承接了她的怨气，就会束手无策。三心二意地应付是不够的，对她的要求他必须投入整个身心，他从来都不能让自己背离默默献身的宗旨。即使所有事情都摊到他头上，即使大家向他索取工厂里或者家里的东西，他都一如既往，努力使大家满意——迅速地处理供货商的琐事、行会的索取、客户的投诉；应付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海外难题；还必须满足口吃的孩子、具有独立意识的妻子和本已退休可是动辄就发怒的父亲的过分要求。他根本没有想过，对他的这种非人的野蛮的使用总有一天会将他耗尽。他就和他脚下的那块土地一样，不会那样去思考。他似乎从来都不清楚，甚至在疲惫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的局限性并不完全令人讨厌，他不将自己看成一幢一百七十年的石头房子，泰然地用橡木房梁承受巨大的重压。他是某种更为短暂和神秘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恨的不是这房子，她恨的是无法摆脱的记忆，它们都与房子有关联，当然他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梅丽那时还是个小学生，躺在书房里桌旁的地板上画康特，多恩忙于为农场算账。梅丽模仿母亲全神贯注的样子，喜欢按同样的纪律工作，用某种基本的方式把自己像个大人般展示给他们——是啊，她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他们的伙伴。特别得记住他们有十分之九的时间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干——给孩子分配任务，为她树立榜样，做道德权威，唠叨着要她捡起东西和不要迟到，记录下她该干的事情和日常工作，不能忘的是他们有时重新认识对方，超越父母般的控制与孩子气的抵抗之间的紧张，还有那些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得到的缓冲，以便和平地接触对方。

一大早，他到卫生间刮脸时多恩就去叫醒梅丽——他想像不出还有比看这种仪式更好的开端。在梅丽的生活中从不用闹钟——多恩就是她的闹钟。六点以前，多恩已经到牛棚去了，一到六点半她就停止喂牛，回屋来钻进梅丽的房间，她坐在床边便开始天亮后的安抚仪式。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多恩只是抚摸梅丽熟睡时的头，那是一幕要持续整整两分钟的哑剧。然后，几乎是唱出那些字，多恩轻声地问，“还活着?”梅丽回答时不用睁开眼睛，而是动一下小手指。“再表示一下，好吗?”游戏就这么进行——梅丽玩下去，皱皱鼻子，舔舔嘴唇，轻轻叹息——直到她终于下床来准备走为止。这是一种带有失落感的游戏，对梅丽而言，是一种被完全保护的情景；在多恩看来，这是在保护似乎完全可以保护的东西。唤醒婴儿：游戏持续到婴儿快满十二岁，这是多恩不能不纵容的一种儿童仪式，她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急于放弃。

他是多么地高兴看到她们做这些母亲和女儿们都做的事啊。在父亲的眼里，她们一个是另一个的放大版，身着泳装一起从海浪里钻出来，相互追逐着去取毛巾——妻子有些过了她的黄金时期，女儿渐渐接近她的豆蔻年华。一种对生命周期特性的勾画让他后来觉得似乎对整个女性有了充分的理解。梅丽带着日益增长的对成年女性遭遇的诱惑的好奇，把多恩的珠宝戴在自己身上，而多恩还在一旁帮她打扮。梅丽向多恩倾诉她对人们的排挤的恐惧——其他女孩不理睬她，朋友合伙欺负她。在他被撇在一边的那种僻静的场合（女儿依靠母亲，多恩和梅丽在情感上是一个里面藏有另一个，如同那些俄罗斯玩偶一样），梅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只是一件他妻子的复制品，或他的复制品，还是一个独立的小东西——某种相似于他们的版本，但另有特色和新颖之处——在感情上这对他有最大的吸引力。

多恩所恨的不是这房子——他清楚，她恨的是，占有房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铺床、摆餐桌、清洗窗帘、准备假日、将她的精力分成若干等份、安排每天要干的活）早已随哈姆林商店一同被摧毁；她恨，因为那种曾经是他们生命基础的真真切切的每天的充实感和一帆风顺的规律性，现在只成了留在她心中的幻影，成了可笑的、触摸不到的、荒唐可笑的白日梦，这对旧里姆洛克除了她家以外的每个家庭来说还是真实的。他知道这些，不只是因为那无尽的回忆，而是在他书桌最上层抽屉里他随手可触的那张十年前的本地周报。在这张《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第一版就刊登着有关多恩和她养牛的文章。她同意接受采访，只是要求记者别提1949年她曾经当上新泽西小姐的事。记者答应她的要求，那篇文章的标题为“深感幸运的旧里姆洛克妇女喜爱她所做的一切”，结尾有一段话虽然很简单，他每次重读时还是会为她感到自豪：“‘人们如果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和擅长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幸运的，’利沃夫太太如是说。”

《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的故事可以证明她曾多么爱这房子，以及他们生命中其他的东西。报上还登有照片，她站在摆满奖牌的壁炉前——身穿白色圆领衫和奶油色运动夹克，头发内卷，两只小手放在胸前，手指优雅地绞在一起，虽然有点朴实，还是显得很可爱——下面标出：“利沃夫太太，1949年新泽西小姐，喜欢生活在一百七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她说这种环境反映出她家的价值观。”多恩打电话到报社愤怒地质问提及新泽西小姐之事的时候，记者回答说他已遵守诺言，没在文章中写出来，是编辑把它放在说明中了。

不，她没有恨过这房子，她当然不会——不管怎样，那都不要紧。现在要紧的是她身体状态的恢复，她对这人或那人说的那些愚蠢的话比起在进行的恢复来根本不值一提。也许使他恼怒的是她的恢复所依靠的那种自我调节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利的或完全值得称赞的，甚至可能是对他的某种公然的侮辱。他无法对人说——当然也不能说服自己——他憎恨自己所爱过的东西……

他的思绪又回到从前。他毫无办法，忍不住要去想，梅丽七岁时在烤制两打曲奇饼的时候，因吃生面糊大病一场。过了一周，他们仍发现到处是面糊，甚至冰箱顶上都有。所以说他怎么能去憎恨冰箱?他又怎么才能重构自己的感情，想像自己如多恩那样获救，靠扔掉它换上全静音的冰箱中的劳斯莱斯“爱司腾普型”就可以办到?比如说，梅丽常在厨房里烤甜饼，加热奶酪三明治，做意大利通心面，即使碗橱没用不锈钢做，灶台也不是意大利大理石的，他也不能说憎恨这厨房。他也不能说恨这地窖，她常和她那些尖叫着的朋友到里面捉迷藏，冬天有时候他在那下面甚至还被到处乱窜的老鼠所惊吓。他不能说恨这装有古老铁壶的大壁炉，这在多恩看来真是粗俗不堪。他记得每年一月初总是将圣诞树劈成小块，以便放进壁炉燃烧，干透的树枝发出熊熊火焰，嗖嗖乱窜，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跳跃着的影子和翻滚的鬼怪沿四周的墙面爬上天花板，梅丽既害怕又惊喜。他也不能说恨这带球爪式支脚的浴缸，他常在里面给她洗澡，只是因为几十年来井水的矿物质使珐琅上形成擦拭不掉的条纹，也在出水口处留下圈印。他甚至不能说恨这马桶，把手还需轻轻摇动才可止住冲水，他还记得她生病时跪在马桶旁将盖翻起，他也同样跪着用手抬起她的小额头。

他同样不能说因为女儿干的那些事就恨她——即使他能的话！要是那样会更好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混沌沌地生活在没有她、她曾生活过、她也许依然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如果行的话，他也可以去好好恨她一番，才不在乎她在哪个世界，过去或现在都行。但愿他能回到从前，能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再次成为完全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人格分裂的诚挚的吹牛大王、表面朴实而内心忍受煎熬的瑞典佬看似稳如泰山实际内外交困的瑞典佬或者掩盖了自己被活埋真相的伪瑞典佬。他在成为所谓的谋杀犯的父亲以前，具有尚未分裂的整和感使他轻易获得体能上的信心和自由，现在哪怕稍稍恢复一点也好啊。如果他真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毫不知情就好了——要是他能像当年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充满传奇的瑞典佬·利沃夫那样就好了。如果他能说，“我恨这房子！”然后又变回威夸依克的瑞典佬·利沃夫就好了。如果他可以说，“我恨那孩子！永远不想再见到她！”然后继续生活下去，抛弃她，永远地鄙视和唾弃她。虽然她没有谋害却仍然残酷地抛弃了她的家庭，这种景象不管怎么说都与“理想”无关，与之联系的是背信弃义，是犯罪行为，是妄自尊大和丧失理智。盲目的对抗和孩童般的威胁欲望——这就是她的理想。总在寻找某种可供仇视的东西，是啊，这远远超出她的口吃。对美国的强烈仇恨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可他热爱美国，喜欢当一个美国人，但他那时却根本不敢向她解释为何要这么做，担心激起她可怕的侮辱。他们生活在梅丽口吃的舌头的恐惧之中。那时候他什么影响力都没有，多恩也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如果那之前她都不是他的，又怎么可能再成为他的?如果将她逼入可怕的闪电战精神状态，她父亲又非得对她解释，自己对生他养他的这个国家有这种感情，那么她就更不会成为他的了。口吃，口吃的小母狗！她究竟认为自己是该死的哪一个?

想想她会用来攻击他的讨厌方式吧，她会认为在她面前背诵那四十八个州名不过是刺激他回到小孩的年代而已。实际上人们在加油站免费给他们的地图也常常让他激动，他绰号的由来也是一回事。上高中的第一天，他们到体操房第一次上课，他拍着篮球跳来蹦去，而场上其他人还在忙于穿运动鞋。距离篮板十五英尺他一连投中两次——嗖嗖！嗖嗖！——这才刚刚开始。就是用那种轻松口吻，那位人缘很好，刚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来的年轻体育老师和摔跤教练、亨利·“博士”·沃德大笑起来，从他的办公室门口——他从未在这体操房看见有人用这么轻松自如的方式投球，朝这个瘦长的金发碧眼的十四岁少年喊道，“瑞典佬，你从哪里学的?”因为这名字将塞莫尔·利沃夫与同在一个班的塞莫尔·芒泽和塞莫尔·威西诺区别开来，所以一年级时人们在体操房都这么叫他。然后其他教师和教练也跟着叫，随后是学校的孩子们。到后来，只要威夸依克高中还在，只要住在威夸依克犹太人老区的人们还关心过去的事，沃德博士总被当成给瑞典佬·利沃夫命名的人。一下就粘上了，就那么简单，一个老式的美国绰号由体操教师脱口而出，从体操房传下去，一个将他神化的名字，这是塞莫尔所做不到的。这种神话不只是在他读书年代流传，而且留在他同学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他们的余生总都忘不了。他带着这绰号如同看不见的护照，越来越深地浸入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直接进化成一个大个头的、平稳乐观的美国人，他那些相貌粗犷的先辈们——包括他那对美国性很看重的倔强的父亲——也从来想像不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

他父亲与人谈话的方式也让他着迷，父亲对加油站的小伙子用那种美国式口吻讲话，“加满，迈克，把前面检查一下好吗，头儿?”那是他们在德苏妥旅行时激动人心的事，在满是霉味的小屋里过夜，穿过纽约州风景区人迹稀少的乡间小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到华盛顿时，杰里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那是他第一次从陆战队回家，与家人一块去参观海德公园，一家人站在罗斯福墓前。刚从海军新兵训练营来到罗斯福墓前，他觉得某种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最热的几个月在操场上的艰苦训练使他坚强起来，皮肤晒的黝黑，当时的气温有些天曾高达华氏120度。他默默地站着，自豪地穿着崭新的夏装制服，衬衣浆洗得挺直，后面无袋的卡其布裤子熨烫得光滑整洁，领带拉紧，帽子戴在仔细修剪的头正中，黑色礼服皮鞋擦得铮亮，还有皮带——那皮带使他觉得最像陆战队员，编织紧密的卡其布皮带嵌有金属扣——扎在腰间，曾这样作为帕里什岛[28]的新兵做过上万次仰卧起坐。她到底是谁，要嘲笑所有这些，拒绝这些，仇恨这些，决心毁掉这些?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她也恨这个?在对日作战胜利日[29]，邻居们一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相互拥抱、鸣响喇叭、在房前草坪上游行、敲打厨房里的盆盆罐罐。他当时还在帕里什岛，母亲给他来信讲述这些，一共写了满满三页纸。那晚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举行庆祝会，他们熟悉的人都来了，家族的朋友、学校的朋友、附近的肉商、食品商、药剂师、裁缝，甚至连糖果店里买赛马赌票的都来了，大家如痴如醉，长排长排的沉静的中年人也疯狂地模仿卡门·米兰达[30]，跳起康加舞（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一种舞蹈，舞蹈者排成一个长队一起跳）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直到晚上两点以后。战争，打赢那场战争，胜利，胜利，胜利终于来临！再没有死亡和战争！

他在高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每晚读报，追寻太平洋对面海军陆战队的行踪。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纠缠在他睡梦里的照片——在佩里留战死的陆战队员扭曲的尸体，那是在被称为帕劳斯的一串岛屿中的一个。在一个叫做血腥鼻梁山的地方，人们发现在以前的磷酸盐矿井里，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烧成碳渣的日本人曾砍死上百名年轻陆战队员，十八岁的、十九岁的、几乎和他一样大的男孩。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图钉标注出围攻日本的陆战队到了哪里，他们从海上的小环礁，或一串小岛上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那些日本人则从修筑的珊瑚堡垒朝外倾泻凶险的迫击炮弹和步枪子弹。1945年4月1日，他们攻下冲绳岛，那是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是他在那场失利的与西部球队的国内赛中击出二垒安打的两天以后。第六陆战师突击上岸才三个小时就占领岛上两个空军基地之一的仰滩。他们十三天便夺取本武半岛。5月14日，而就在离冲绳岛海滩不远的地方，两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训撞击军舰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日本空军飞机）袭击了旗舰“邦克山”号航空母舰——那是瑞典佬在与欧文顿球队的四对四的比赛中击出一个一垒打、一个三垒打和两个二垒打的第二天——日本人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扑向飞行甲板，当时那上面刚加完油、装上弹药、准备起飞的美国飞机正挤成一团。火焰高达一千英尺直冲云霄，在持续八小时的爆炸和燃烧中四百名水手和飞行员丧身。第六师的陆战队员在1945年5月14日占领圆形山——瑞典佬那天在战胜东部球队的比赛中又击出三个二垒打——那也许是陆战队历史上战斗最残酷的一天。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最糟糕的一天。日本人在该岛南端的圆形山上构筑工事隐藏部队，形成巨大蜂房的洞穴和隧道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攻击，然后用手榴弹和炸药进行清理。白刃战日夜不停，日本人的步枪手和机枪手被牵制在阵地上不能动弹，直到战死为止。瑞典佬从威夸依克高中毕业的那天，在6月22日——刷新了纽瓦克市联赛球员在单个赛季的二垒打记录——第六陆战师在冲绳岛第二个空军基地卡登纳升起美国国旗，进攻日本的最后的战区集结地被拿下了。从1945年4月1日到6月21日——有些巧合，相差不过几天，这是瑞典佬作为高中一垒手最佳和最后的赛季——一个大约长五十英里、宽十英里的岛屿被美军以15000条生命的代价夺得，日方的军民死亡共计141000人。要征服北边的日本本土、结束这场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死亡人数会增大到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瑞典佬还是去了，为了最后的对日作战，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冲绳岛、塔拉瓦岛[31]、硫磺岛、关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伤亡惊人的部队。

海军陆战队。当名陆战队员，海军新兵训练营，各种方式折磨，随口咒骂，生理上、心理上长达三个月的谋害，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把它当做一种挑战，我是这样做的。我的名字变成“伊—欧”。来自南方的训练教官就这么叫利沃夫，去掉L和两个v的发音——把辅音都扔了——拉长两个元音。“伊—欧！”像驴叫。“伊—欧！”“到，长官！”运动部主任丹利维少校身材高大，是普度大学的足球教练，有一天他叫住了这个排。我们称之为“水手袋”的肌肉发达的中士喊列兵伊—欧，我头戴钢盔跑出队列，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是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星期就将被派往北卡罗来纳的勒居纳军营，接受先进武器训练，但是丹利维少校不同意，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使用布郎宁自动步枪。那就是我参加陆战队的原因——最想的是将布郎宁自动步枪抵在腹部、支起枪管射击。这就是我眼中的陆战队军团，十八岁的小伙子配快速射击、带冷却装置的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想使用反坦克武器，便携式火箭炮，想自我证明并不害怕，敢做这些事：扔手榴弹、使用火焰喷射器、在带刺铁丝网下爬行、炸毁碉堡、攻击洞穴。想乘坐水陆两用车进攻滩头，想帮助打赢战争。可是丹利维少校接到他在纽瓦克的朋友的来信，那里面谈到这利沃夫是个怎样的运动员，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我是多么优秀，所以他们重新委任我，把我留在岛上当教练帮他们打球——就在那时他们投下了原子弹，战争也这么结束了。“你在我的部队里，瑞典佬。很高兴有你在这里。”一次突变，真的。只要头发一长好，我又回到人形了，不再被叫做“笨蛋”或者“笨蛋—动动—屁股”，突然间我成了教练，新兵得称我长官。教练称呼新兵你们这些人！准备行动，你们！站起来，你们！快步走，你们，快起来！克尔大街来的小伙子最好的经历，我这一生本来无法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带着各地的乡音，中西部的、新英格兰的。有些农场男孩来自得克萨斯和南方腹地[32]，我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还是慢慢地了解他们，喜欢他们。粗野的、贫困的男孩们，许多是高中时的运动员，常和拳击师住在一起，和娱乐圈那帮人混在一起。另一个犹太小伙子曼尼·拉宾诺维兹来自阿尔图纳[33]，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强壮的犹太小伙子。多好的勇士，多好的朋友，他连高中都没念完，我在以前或那以后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一生中从没有像和曼尼在一起时那么开怀大笑过。对我而言，曼尼就是银行的存款。没有谁给我们送来傻瓜犹太男孩，想起训练营的事，确实如此。曼尼参赛时，大家总会在他身上赌香烟。只要和其他基地比赛，巴迪·法尔贡和曼尼·拉宾诺维兹总是我们的胜利者。与曼尼交过手的人都说一生中没有人这么凶狠地揍过他。曼尼常和我玩，我们两人都爱拳击和抽烟。形影不离的一对——犹太人海军陆战队员。曼尼唆使那个到处惹事、体重145磅的自作聪明的新兵去和一个体重160磅的人打拳击，他认为这人会将那家伙打得屁滚尿流。“要选红发人，伊—欧，”曼尼说，“他会为你打一场世界上最好的，红发人决不会放弃。”曼尼算得上科学家，他到诺福克[34]去和一名战前是中量级选手的水手比赛，他胜了。我早饭前带领全营做操，晚上带新兵们到游泳池教他们游泳。我们实际上是将他们扔进水里——老一套教人游泳的方法，当一名陆战队员你必须会游泳。总得准备比新兵多做十个俯卧撑，他们常向我挑战，但是我身体很棒。再就是乘车去打球，还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鲍伯·科林斯也在球队里，这圣约翰的大个子。我这队友是个令人害怕的运动员和酒鬼。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和鲍伯在一起，一连两个小时不停地讲为威夸依克打球的事，然后吐得甲板上到处都是。爱尔兰小伙子、意大利小伙子、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粗野的小私生子，还有离家出走的小子，只因做矿工的父亲常用皮带扣和拳头揍他们——这些就是和我一起吃饭、睡觉的人们。甚至那个印第安人，是个切罗基人[35]，也是我们的三垒手。我们称他“小便刀”，与我们的帽子同名，别问为什么。并不都是正直的人，但总的说来还不错。好小伙子。组织了许多球赛，与本宁要塞、切里海岬、北卡罗来纳，以及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比赛，战胜他们，还打败了查尔斯顿[36]的海军船厂。我们有好几个男孩都能那样掷球，有个投手还进了老虎队，他们到佐治亚州的罗马市、到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的军事基地打球。他们称部队里那些家伙“小狗”，打败他们，打败所有人。到南方去，见识一下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看看黑人的生活，遇见你想像得到的各种异教徒。结交漂亮的南方姑娘，找妓女，用避孕套，脱掉衣服压到地上。到萨凡纳[37]、到新奥尔良[38]，坐在亚拉巴马州墨比尔市年久失修的酒店里，我非常高兴看见海岸巡逻队就在门外，还与第22团打篮球和棒球。我终于成为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员，戴上了锚和地球组成的徽章。“那边没有投手，伊—欧，朝这里打，伊—欧——”我成了这些来自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的小伙子眼中的伊—欧——这些没受过教育、从美国各地来的家伙都只把我称做伊—欧。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伊—欧，我喜欢那样。我在1947年6月2日退伍，和一位叫做德威尔的漂亮姑娘结婚，经营父亲创立的公司，而他自己的父亲连英语都不会讲。我还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恨美国?为什么?他生活在美国就如同生活在自己体内一样。他年轻时候的乐趣就是美国人的乐趣，所有这些成功和幸福都是美国式的，他再也用不着仅仅为了缓和她无知的仇恨而闭口不谈这些。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全部的美国情感，他会感到孤独，会渴望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是啊，赋予他那些成就意义的每样东西都是美国的，他爱的一切都在这里。

对她而言，做个美国人就是厌恶美国，而他对美国的热爱就如同他不愿放弃的事情，这和他不愿放弃对父亲和母亲的爱是一样的，和不愿放弃自己的正直是一样的。她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概念，又怎么能憎恨?他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如此盲目地斥责这种给她的家庭提供每一次成功机会的腐朽制度?斥责她的资本家父母，就好像他们的财产不是他们三代人连续不断经营的结果。三代人，包括他自己，都在皮革厂的黏液和臭味里艰难行进。这个家庭从皮革厂起家，曾经和下层人中最低贱的人是相同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现在才成为她的“资本主义走狗”。在仇恨美国和仇恨他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她很清楚。他热爱她所仇恨、因生活中所有不完美的事情加以责备，并想用暴力推翻的这个美国；他热爱她所仇恨、嘲笑，并想颠覆的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他热爱她所仇恨，并只想以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谋害的这位母亲。该死的无知小母狗！他们付出的代价啊！他为什么不撕掉丽塔·科恩的这封信?丽塔·科恩！她们回来了！这些有虐待狂的捣乱鬼，她们有无尽的反叛天赋，从他手里勒索钱财，为了好玩还从他这里索取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口吃日记和芭蕾舞鞋。这些年轻的违法的畜生自称为“革命者”，五年前恶意地玩弄过他的希望，现在又认为到了再次嘲弄瑞典佬·利沃夫的时候。

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她们在嘲笑他。她们不得不笑。因为比作为一个邪恶的玩笑更糟的就是不成为邪恶的玩笑。您的女儿是神圣的。我的女儿是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除了那以外。她主要是太脆弱，被引入邪道，受到伤害——她绝望了！为什么要对她讲你和我睡过?并且告诉我是她要你那么做的。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恨我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事。你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鲁莽，而是因为我们谨慎、理智、勤劳、遵纪守法。你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因为我们工作努力、老实肯干，最终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才兴旺发达，于是你就嫉妒、仇恨、渴望毁掉我们。于是，你便利用她，一个口吃的才十六岁的孩子。不，对你们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算小，将她变成具有伟大思想和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狗杂种们。你们欣赏的是我们的毁灭。胆怯的杂种。不是陈词滥调控制了她，而是你们用肤浅的陈词滥调中最动听的东西将她变成奴隶——而那个满腹牢骚的孩子，以她的口吃对不公正的仇恨，对这些东西没有一点防护能力。你们使她相信自己和被践踏的人们是一样的——将她变成你们的馅饼，充当你们的帮凶。其结果是福雷德·康伦医生死掉了，那就是被你们杀害以便阻止战争的人：多弗尔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小社区医院里建起有八张病床的冠心病治疗室。这就是他的罪行。

要么是有预谋的，要么是出了差错，那颗炸弹不是在村里无人时的半夜，而是在早晨五点钟爆炸，在哈姆林商店每天开门营业前一小时。当时福雷德·康伦把邮件投进信箱后正转身走开，信封里装着他前一晚上填好的家里开支应付的支票，他正在去医院上班的途中。一块金属从商店飞出，打在他的后脑上。

多恩服用了镇静药，不能见人，但瑞典佬赶到诺斯和玛丽·哈姆林的家里，表示了他对商店受害的同情并告诉哈姆林一家，这商店对多恩和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社区里其他人一样，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他来到守丧的地方——棺材里的康伦看起来还不错，收拾得体，和平常一样和蔼可亲——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安排好多恩的住院治疗后，他单独拜访了康伦的遗孀。他怎样赶到那女人家里去喝下午茶的是另一个故事——另一本书——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她非常大度地招待他喝茶，他也用言辞表达了他们家的哀悼之情，这些话已被他在心里排练了五百次，但在说出来时却仍然很糟，甚至比他在诺斯和玛丽·哈姆林面前讲的话还要虚伪：“深深的、由衷的遗憾……您家的极大痛苦……我妻子想告诉您……”听完他不得不说的这些话后，康伦太太平静地回答，神情如此镇定、和蔼、富于同情心，瑞典佬恨不得逃走，像孩子似的躲起来，同时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扑倒在她脚下，永远待在那里，乞求她的宽恕。“你们是很好的父母，用了你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女儿，”她对他说道，“这不是你们的错，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没有去买炸药，没有制造炸弹，没有安放炸弹，你们与炸弹无关。如果真像这样，证明该由你女儿负责，我也只怪罪她一人。利沃夫先生，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难过。我失去了丈夫，我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但你们的损失更大，你们是损失了孩子的父母。没有哪一天我不想到你们和为你们祈祷。”瑞典佬对福雷德·康伦只稍微有些了解，在鸡尾酒会上和慈善活动中碰过头，他们在那里都觉得很无聊。他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声誉才对他熟悉，他是一个对医院和家庭具有同样献身精神的人——工作努力的好人。在他的领导下，医院已经开始策划一个建设项目，这还是医院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除了那个新冠心病治疗室，在他的日程中还有一个推迟了很久的急诊室设备现代化的项目。可又是谁这么一点也不在乎远离城镇的社区医院急诊室?谁这么毫不关心人们从1921年起就开办的乡村百货店?我们谈的是人性！没有一些小灾小祸和失误哪里会有人性方面的进步?人们发怒了，就发泄出来！暴力必将遭遇暴力，不管后果怎样，直到人民获得解放！法西斯美利坚炸掉了一家邮局，设备也完全摧毁了。

只是很凑巧，哈姆林商店不是一个美国的官方邮局，哈姆林家的人也不是美国邮政的雇员——他家只是一个承包的邮政点，就为了几个美元的收入而顺带处理一点邮政业务。哈姆林商店不是政府的机构，只是你的会计师帮你填写表格的办事处。但是对世界革命者而言，那不过是个技术性问题。设备被摧毁！旧里姆洛克的一千一百位居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驱车五英里去购买邮票、给包裹称重、寄挂号邮件或特殊物品。这将让林顿·约翰逊知道谁是老板。

他们嘲笑他。生活嘲笑他。

康伦太太说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区别在于，对我们而言，尽管恢复需要时间，我们最终还是一个家庭，我们会作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熬过来，我们会生存下来，并保存完好无损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将给我们支持。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比你们更容易理解如此丧失理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和福雷德在时一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她暗示瑞典佬和他的家庭不可能生存下去，她所用那种明白无误和有力的口吻使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怀疑她的仁慈和同情是否真像他起初愿意相信的那样无所不包。

他再没有去看过她。

他告诉秘书自己将去纽约，要到捷克出差，他已经为秋天晚些时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作了初步的商谈。在纽约他已经检验了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样品手套，以及鞋、皮带、笔记本和钱包。捷克人正在安排他到布尔诺[39]和布拉迪斯拉发[40]的工厂的参观。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目睹手套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和完成时更广泛地抽查他们的产品。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皮装要比在纽瓦克或波多黎各都便宜——甚至质量也可能更好。自从暴乱以后，纽瓦克工厂的生产工艺水平就开始下降，越来越糟，特别是维基不当生产车间工头后，厂里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他在这次捷克之行看到的不能算日常的生产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够深刻。早在三十年代捷克人就把他们的优质手套倾销到美国市场，多年来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都在雇用优秀的捷克剪裁工。那位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聘为专职机械师长达三十年的就是捷克人，他照料厂里的缝纫机，保障那些重负荷机器的运转——更换磨损的转轴、杠杆、垫片、线轴，无休无止地调节每台机器的转速和拉力——多好的工人，是对付在世上各种手套机器的专家，能修好任何东西。尽管瑞典佬向父亲保证在他回来做出详细报告之前，不会签下任何合同将生产移到一个有共产党政府的地方，他还是相信离从纽瓦克的撤出已经不远了。

这次多恩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她开始有惊人的恢复，至于梅丽……是啊，亲爱的梅丽，梅丽，我的宝贝，我珍贵的、唯一的孩子梅丽。我留在中央大街拼命维持生产，接受那些毫不关心我的产品质量的黑人的打击——那些粗心大意、让我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知道纽瓦克没有剩下可训练的人来替代他们——是因为我担心若离开中央大街，你会称我为种族主义者，并永远不再见我。要不然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为了再见到你，我已经等得太久，你妈妈在等，爷爷和奶奶也在等。整整五年，每天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等着见你，或者得到你的消息，或者以某种方式得到你一个字，我们再不能延迟自己的生命了。这是1973年。妈妈成为一个崭新的女人。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活，现在是我们必须开始的时候了。

然而他所等待的，不是那友好的领事在他的捷克之行中用梅子白兰地对他的欢迎（他父亲或妻子如果碰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的话，肯定会这么想），而是驱车十分钟，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到新泽西铁路大街那家宠物医院。

相距十分钟路程，等上数年?就在纽瓦克，这些年?梅丽住在世界上这么个地方，即使让他猜一千次也不会想到。是他的智力有问题，还是她依然那样爱惹事、那样堕落、那样疯狂，所以他才想像不到她可能干的任何事情?他想像力也很差?要哪种父亲才不会这样?这才叫荒谬。他女儿就住在纽瓦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轨道的对面工作，还不到那些葡萄牙人要求恢复可怜的多纳克街道的峭壁街的尽头，只在峭壁街的最西边，处于将铁路大街与这条街隔离开来的铁路高架桥的影子里。那外观严酷的堡垒似建筑是城里的中国墙，巨大的褐色砂石垒起二十英尺高，长达一英里多，只是被几处污秽的地下通道截断。这里与美国任何被毁掉的城市的街道一样，带有某种恶兆。这条早被遗弃的街道旁边只有像爬虫似的荒芜的墙壁，上面甚至连涂鸦都没有。只剩下枯萎的野草从松散的土块里冒出来，灰泥已经裂开被雨水冲刷，高架桥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只是还显示出疲惫的工业城市为纪念它的丑陋作出的持续和有些成功的挣扎而已。

在街的东面是黑色的老工厂——南北战争时的工厂，铸造厂、铜厂，一百多年被高大烟囱涌出的滚滚浓烟熏黑的重工业工厂——现在连窗户都没有了，只是砖头墙灰还挡住日光的照射，进出口处都用煤渣块塞住。在这些工厂里，人们失去手指手臂、压烂双腿、烫伤脸部，孩子们在高温和严寒里劳作。这些十九世纪的工厂将人们搅拌在一起艰苦地生产，现在成了无法穿透的密闭的坟墓。这就是被埋葬的纽瓦克，一个不再动弹的城市。纽瓦克的这些金字塔：高大、乌黑、可憎，还密不透风，如同历史上伟大朝代总会有的墓葬建筑。

那些暴徒没有钻过这架高的铁道——如果他们来过，这些工厂，所有这些，都会被烧成碎石堆，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市场大街上的那些工厂一样。

他父亲常常对他讲，“褐色砂石和砖块，那就是企业，褐色砂石在这里开采，知道吗?就在贝勒维尔[41]旁边，河的北岸。这座城市什么都有，那肯定是多好的行业。将褐色砂石和砖卖到纽瓦克的那家伙——占着天时地利。”

每逢星期六早晨，瑞典佬总会和父亲一起驱车到多纳克去，收集这一周由意大利人在家里计件加工的手套成品。当轿车沿着砖铺的街道颠簸前行时，他们经过一幢又一幢可怜的小框架房屋，巨大的铁路高架桥在视野里显得支离破碎。它不会走开。这是瑞典佬第一次遭遇到的人工建造的壮观景物，它分割和贬低其他物体，起先这使他感到很可怕。当时他只是个孩子，即使在那个年代，周围环境对他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有一种被它拥抱和进而去拥抱它的欲望。六岁或者七岁，也许五岁，也许杰里还没有出生。那些让人觉得非常高大的石头使这个城市在他的眼中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庞大。这条人造的地平线粗鲁地在巨大城市的躯体上切下一刀——好像他们进入了地狱的鬼魅世界，这男孩看到的一切只是铁路对人民党改革运动做出的回应，他们要求在交叉口抬高铁路以避免撞车事故和对行人的伤害。“褐色砂石和砖块，”他父亲羡慕地说，“有个家伙真是无忧无虑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搬迁到克尔大街之前。当时他们还住在犹太教会堂对面的一幢三家人合住的房子里，就在怀因莱特大街穷人住的那一端。他父亲那时连一间阁楼都没有，只是从另一家伙那里弄来皮料。那人也在多纳克干活，他在车库里交易工人们从皮革厂拿出来的各种东西。工人们把东西藏在他们大胶靴里，或者裹在罩衫里面。那个卖皮料的人自己也是皮革厂的工人，一个高大粗野的波兰人，结实的手臂上上下下全是纹身。瑞典佬隐约地记得他父亲站在车库的一个窗口前，拿起成品皮料对着灯光仔细查看是否有缺陷，还在膝头上用力拉，然后做出选择。“摸摸这张。”等他们安全地回到车里后，他总对瑞典佬这么说。这孩子会像他看见父亲做的那样，将精致的小山羊皮折起来，用手指欣赏地感觉那种精美和皮子上柔软光滑的紧密的糙面结构。“那才叫皮革，”他父亲告诉他，“塞莫尔，什么东西使小山羊皮这么细腻?”“不知道。”“那么，小山羊是什么?”“山羊小的时候。”“对。那它吃什么?”“奶?”“对。因为这动物吃的全是奶，所以它皮子上的糙面光滑漂亮。用放大镜看这张皮子上的毛孔，它们长得太精细，你甚至都看不清楚。但是，当小山羊开始吃草，皮子就不同了。山羊吃草，羊皮就会像砂纸。塞莫尔，做礼服手套最好的皮子是什么?”“小山羊皮。”“真是我的孩子。但不只是小山羊，儿子，还要看制革怎样。你得了解皮革厂，就像好厨子和坏厨子一样。你有一块好肉，坏厨子可以将它毁掉。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极好的蛋糕，而另一个不行?一种多汁好吃，而另一种则是干干的。皮子也一样。我在皮革厂干过，要看化学品、看时间、看温度，那就是区别所在。首先，不要买次等皮料，制一张坏皮子与制一张好皮子的成本是一样的。制坏皮子成本还多一点——你在上面要多用工。漂亮，漂亮，”他说，“多好的东西。”他又一次充满爱意地用指尖抚摩小山羊皮。“塞莫尔，你知道怎么把它制成这样?”“怎么制，爸爸?”“在上面下工夫。”

有八家、十家或十二家移民分散在多纳克，娄·利沃夫把自己的样式和皮料分给他们做。这些人来自那不勒斯，他们在家乡时就是手套工人，其中最好的工人后来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第一处厂房上班，那要等到他有能力租下西市场街椅子厂楼顶小阁楼的时候。年迈的祖父或者父亲在厨房餐桌上剪裁，用的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法国尺子、大剪刀和小铲刀。祖母或者母亲做缝纫活，女儿们进行整理——熨烫手套——用老办法，将烙铁放进厨房的大肚炉子上的盒子里加热。那些妇女用的是古老的辛格[42]缝纫机，这些十九世纪的缝纫机娄·利沃夫已经学会修理，都是他非常便宜地购进，然后修好的。每周至少一次，他得晚上驱车到多纳克去，花一个小时把缝纫机修好。不然的话，他白天黑夜都要到泽西城去沿街叫卖意大利人为他做的手套。他最早是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将手套放在轿车的行李箱上叫卖。他后来直接卖给服装店和百货店，这些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第一批固定客户。那是在离瑞典佬现在站的位置不到一英里的一间小厨房里，这孩子看到一双手套由前那不勒斯工匠中年纪最大的师傅剪裁出来。他相信自己还记得当时就坐在父亲的膝头上，娄·利沃夫品尝一杯那人自己酿的酒，他们对面的这位剪裁工据说有一百岁了，人们相信他曾为意大利王后做过手套。他用小刀的钝刀片对一张皮子的边缘反复搓捻，把它磨光。“注意看他，塞莫尔。看看这皮子多小?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小山羊皮剪好，因为它这么小，看看他怎么做。你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一位艺术家。儿子，意大利剪裁工总在外表上显得更具艺术才能，可这位是他们所有人的师傅。”有时人们在锅里炸肉丸，他记得有个意大利剪裁工总咕噜咕噜叫“切贝勒若……”，他抚摸瑞典佬的金发脑袋时，称他“皮斯惹尔”，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还教他怎样把易碎的意大利面包浸入番茄酱罐里。不管后面的园子多小，这些人都种番茄、葡萄藤和一棵梨树，每家总有爷爷在。正是他酿酒，娄·利沃夫也总是用一种那不勒斯方言先与老人打招呼，还配上恰当的手势，他的保留项目中的一句完整的意大利话是，“‘纳曼诺拉瓦’纳德”——一只手洗另一只（相互帮助）——他把支付本周计件工资的美元摆在油布上。然后这孩子和他父亲起身离开，带上成品往家里赶。到家后，西尔维尔·利沃夫会检查每只手套，用撑具小心翼翼地查看手套每个指头的每条缝和拇指。“一双手套，”父亲告诉瑞典佬，“应该完全配对——皮料的糙面、颜色、图案阴影、所有这些。她检查的第一项就是看手套是否相配。”他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教他在手套制作中会出现的所有毛病，人们教她辨认这些毛病，作为这种丈夫的妻子是必要的。她告诉这孩子，漏掉一针就会使针缝张开，但你看不出来，除非将撑具插在里面用力撑开才行。还有一些本不该有的针孔，那是因为缝纫工扎错了，却想继续干的缘故。有一种被人们称为屠夫切口的毛病，那是剥皮时刀割得太深留下的，甚至在皮子刮好后它们还在。尽管你用撑具在手套上撑时，它们不一定裂开，但是人们一戴上就糟了。在他们从多纳克收回来的每一批手套中他父亲至少会发现一只手套的拇指与掌心不相配，这让他恼怒不已。“看见了?看吧，这剪裁工想在一张皮子上多剪出几双来，可他在这同一张皮子上剪不出一块拇指的皮料了，所以他就作弊——从下一张上剪出拇指的皮料。但是它不相配，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看见这里没有?指头扭曲了，这就是马里奥今天早上给你看的东西。你要剪指岔，或拇指，或其他东西，必须把它拉直。如果不拉直，就会有麻烦。如果他把指岔拉得不均匀，缝起来后就会卷成这样。这是你母亲要寻找的东西，记住，别忘了——利沃夫家的人只做完美的手套。”只要他母亲发现什么毛病，她就会把手套递给瑞典佬，他把大头针别在上面，只插在针脚处，而不是穿透皮子。父亲提醒他，“孔洞会留在皮子上。这与布料不同，那上面的孔会消失。只能穿过针脚，永远这样！”这孩子和他母亲检查完一批手套后，母亲就用一种特殊的线将这些手套简单地连在一起，这线很容易拉断。父亲解释说，顾客把它们分开时，上面打的结才不会从皮子中拉过去。手套连好后，瑞典佬的母亲就用薄纸把它们包起来——在棉纸上放一双手套，折起来保护好每一双。瑞典佬大声地为她数数，一打手套放进一只盒子。早期的盒子并不漂亮，不过是普通褐色的纸盒，一端标有尺码表示大小。带有金色镶边、烫着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金字的漂亮的黑盒子是后来才用的。那要等到他父亲在班贝格的订单上有大的突破以后，接着便是玛瑟小附属商店的订单。与众不同、外观漂亮的盒子，每只手套上有公司的名称和用金黄色和黑色的线条交织而成的商标，这不仅对商店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深得高消费阶层顾客的青睐。

每个星期六他们驱车到多内克收这一周的成品手套，还顺便带去那些有毛病的手套，瑞典佬的父亲在他母亲发现的地方用大头针做好标记。如果一只手套上插了三根针，他父亲就会警告加工的这一家，要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做事，马虎是不能忍受的。“娄·利沃夫卖出的手工手套必须完美无缺。”他对他们说道，“我在这里不是玩游戏。我在这里也和你们一样——赚钱。小心点，记住。”

“塞莫尔，小牛皮是哪样的?”“是小牛身上的皮。”“糙面怎样?”“糙面紧密均匀，非常平滑、有光泽。”“用来做什么?”“大部分用来做男人手套，很厚重。”“什么是好望角羊皮?”“是南非羊皮。”“直毛绵羊呢?”“不是绒，而是毛的那种羊。”“哪里产?”“南美，巴西。”“答对了一半。这些动物生活在世界上赤道附近的任何地方，印度南部、巴西北部、横穿非洲的一条带——”“我们是从巴西买的。”“是的，那不错。你答对了。我只是告诉你其他国家也有，你这就清楚了。皮料整理中关键的步骤是什么?”“拉伸。”“永远别忘了。在这一行，十六分之一英寸可使世界大不一样。拉伸！拉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一双手套由多少个部分组成?”“十个、十二个，如果算上捆扎带的话。”“把它们数出来。”“六个指岔，两个拇指，两块手掌料。”“手套行业的度量单位呢?”“扣子。”“什么是单扣手套?”“单扣手套是指从拇指底部到顶部为一英寸长的手套。”“大致一英寸长。什么是丝纹?”“手套背面的三排针脚线。如果不进行端拉，丝纹会跑出来。”“好极了。我甚至还没有问你端拉的事。好极了。手套上最难做的线缝是什么?”“凸边缝。”“为什么?慢慢想，儿子——很难。告诉我原因。”毛边外向缝、间缝、单拉缝、短 V形装饰缝、鹿皮、摩卡羊皮[43]、英国母鹿皮、浸泡、脱毛、酸洗、分选、整理、糙面上光、绒皮整理、粘衬里、骨架线、无缝毛编织、切割缝纫毛编织……

他们驱车在多纳克来回跑，一刻也不停。每到星期六早晨他都跟着去，从六岁一直到他九岁那年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成立公司、有了自己的阁楼为止。

宠物医院在一幢矮小的旧砖房的角落上，旁边是一块空地，堆积着旧轮胎，地上的野草长得几乎有他一样高，人行道边上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围栏，他就站在这里等女儿……她就住在纽瓦克……这么久……在哪里，在这城市里什么样地方?不，他并不缺乏想像力——想像那些讨厌的事情现已无济于事，即使现在也不好弄清楚她怎么从旧里姆洛克来到这里。他不幻想有什么能缓冲随后的震惊。

她工作的这地方使人觉得，她肯定不再相信自己的呼唤将改变美国历史的进程。那房子生锈的防火梯快要倒下来了，如果有人上去的话，它会从固定处松动砸向街面——这防火梯的功能不是在起火时拯救生命，而是无用地挂在那里，见证人们与生俱来的无穷尽的孤独。对他而言，其他的意义已被剥去——那房子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含义。是啊，我们都孤独，深深的孤独感，总是这样等着我们，甚至是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对它我们束手无策。不，我们对孤独并不感到奇怪，尽管遭遇它时也许有些惊讶。你可以将自己尽量暴露出来，但结果是你暴露无余可孤独尚存，而不是将感情隐藏起来，暗自孤独。我愚蠢的、愚蠢的梅丽，亲爱的，比你愚蠢的父亲还要愚蠢，甚至炸掉楼房也没有益处。不管楼房有无，都只有孤独。没有什么庇护所可以用来对付孤独——历史上所有的炸弹攻击都不起一点作用。最厉害的人为的爆炸力也不能触动它。我的傻瓜孩子，令人惊恐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平常的、每天都有的孤独。“五一节”走上街头和朋友一起游行，庆祝它的伟大，把它当做超级强权中的强权，征服一切的力量。把钱花在上面、以它下赌注、崇拜它——不是向卡尔·马克思鞠躬，我口吃的、愤怒的、愚蠢的孩子，也不是向胡志明和毛泽东膜拜——而是对伟大的孤独天神俯首称臣！

我寂寞，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常对他这么讲，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她是从哪里捡来的这句话。寂寞。这是你能从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嘴里听到的最难受的话。但她却那么快就学会说那么多次，开始就轻松自如地说出来，如此聪明的使用——也许那就是她口吃毛病的根源。在其他孩子还不会说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已令人惊奇地学会了所有这些话，这些含义太多的话语，甚至包括“我寂寞”。

他是她能交谈的人。“爸爸，我们谈谈吧。”谈话的内容经常是关于母亲。她总是告诉他妈妈对她的衣服说得太多，对她的发型说得太多，妈妈想把她打扮得比其他孩子更像成人。梅丽想留帕蒂那样的长发，但妈妈想把它剪掉。“如果我像妈妈在圣吉纳维芙教堂那样穿制服，她会很高兴的。”“妈妈保守，就这么回事，但是你也喜欢和她去购物。”“和妈妈上街最好的事是能吃到美味的午餐，很开心。有时也喜欢挑选衣服。但妈妈还是说—说—说得太多。”中午她在学校从不吃妈妈为她准备的东西。“白面包加大香肠让人作呕，肝泥香肠也讨厌，午餐袋里的金枪鱼也水太多，我喜欢的只是弗吉尼亚火腿，但要去掉硬壳。我喜欢热—热—热汤。”她把热汤带到学校时，总会将保温瓶摔坏，不是第一周就是第二周。多恩给她买来特别防爆的保温瓶，她连那种的也能摔坏，这就是她的破坏力。

放学后她和朋友帕蒂一起烘烤食物，总是梅丽打鸡蛋，因为帕蒂说打鸡蛋使她难受。梅丽认为这很愚蠢，所以有一天下午她当着帕蒂的面打鸡蛋，帕蒂呕吐起来。那就是她的破坏力——摔坏保温瓶和打破鸡蛋。还扔掉妈妈给她作为午餐的任何东西。从不抱怨，只是不吃。多恩开始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午餐吃的什么，梅丽也许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你有时是个很讨厌的孩子。”多恩对她说道。“我不是，如果你不问我午餐吃的什么，我就不会那么讨—讨—讨厌。”她母亲被激怒了，说道：“像你这个样子常常不容易吧，梅丽?”“我想，我这个样子可能比靠—靠—靠近我要容易，妈。”对父亲她倾诉道，“我认为水果也并不是那么叫人开心，所以我也扔了。”“牛奶你也扔了。”“牛奶有点热，爸爸。”但在午餐袋底部总有一毛钱用来买冰淇淋，这才是她想要的。不喜欢芥末，那是她在抱怨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些年所讨厌的另一种东西。“孩子该怎么做?”答案在帕蒂那里。帕蒂常吃三明治加芥末和融化干酪。梅丽在对父亲的述说中讲，她“完全”不理解。融化干酪三明治是梅丽最喜欢的东西。融化门斯特干酪[44]和白面包。放学后她总把帕蒂领回家来，因为梅丽把午餐扔了，她们要做融化干酪三明治。有时她们只用箔纸化开干酪。她告诉父亲，如果她不得不吃的话，她肯定自己只吃融化干酪就能活下去。这可能是这孩子所做过的最不负责任的事——放学后和帕蒂一起用箔纸化开干酪，狼吞虎咽下去——直到她炸掉那家商店为止。她从不说帕蒂让她烦恼，害怕伤了帕蒂的感情。“问题是当人们来到你家后，过一会你就讨—讨—讨厌她们。”但是她在多恩面前显得似乎想让帕蒂多待一会。妈妈，帕蒂能留下来吃晚饭吗?妈妈，帕蒂能在这里过夜吗?妈妈，帕蒂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帕蒂到村子里去吗?

在上五年级时她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礼物。趴在学校的小桌布上，老师让她们写出自己愿为母亲做的事情。梅丽写道，她愿意每个星期五晚上做饭，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得了。但是她把这事做好并坚持下来，主要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一星期中有一个晚上能吃到烤意大利通心面，而且做饭就不用去洗盘子了。在多恩的帮助下，她有时还做烤奶酪肉馅面条或填馅贝壳，但她自己做烤意大利通心面。星期五有时也吃通心面加奶酪，但大多数时候是烤意大利通心面。她告诉父亲，虽说保证通心面的顶层烤得又硬又脆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看着干酪融化。当她做烤意大利通心面的时候，他就负责饭后的收拾，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但他喜欢做这些。“做饭有意思，打扫却不然。”她肯定地对他这么讲。可他在梅丽做饭时的感受却不是这样。他听一位客户讲在纽约的西四十九街有家饭店的烤意大利通心面做得最好，于是他就开始每个月带家人到文森特饭店去吃一回。他们会到无线电城或去百老汇的音乐会，然后再到文森特饭店。梅丽喜欢文森特饭店，一个名叫比利的年轻侍者喜欢她。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也口吃。他告诉梅丽那些到文森特饭店就餐的电视明星和电影明星的事情。“看到你爸爸坐在哪里?看他的椅子，小姐?丹尼·托马斯[45]昨晚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知道当人们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时，丹尼·托马斯说些什么?”“我不—不—不知道。”这位小姐说。“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于是，星期一上学时，她就把前一天纽约文森特饭店的比利告诉她的一切在帕蒂面前复述出来。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孩子?毁灭性更少的孩子?被父母更宠爱的女儿?

没有。

一位身材高大穿着黄色休闲裤的黑人妇女，像运货车马匹使用后腿一样，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她脸上伤痕累累。他知道她来是告诉他，女儿已经死了。那就是纸上所写的，是来自丽塔·科恩的便条。“先生，”她说，“能告诉我救世军[46]在哪里吗?”“这里有?”他问道。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这里有。但是她回答道，“我想是的，对。”她举起那张纸条。“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在哪里，先生?”任何话开始或结尾带先生一词实际上意味着“我要钱”，所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钞票递给她。她东倒西歪地走开了，穿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消失在地下通道里，随后他再没有见到任何人。

他又等了四十多分钟，本来要再等四十分钟，或直到天黑，或者更久些。一个男人，身穿七百美元订做的西装，像穿得破破烂烂的游民那样背靠在路灯杆上。从外表上看，这人似乎要去谈生意、参加会议和社交活动，却故意在火车站附近败落的街头闲荡，也可能是城外的富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到了红灯区，假装漫无目标地四处看看，而脑袋里全是秘密，心里（像以前那样）想着其他勾当。想到有那种可能，太吓人了，丽塔·科恩也许讲的是实话，一直都是实话，他完全可能就这么站在那里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脑子里还想着会在梅丽上班时抓住她。但是，老天见怜，如果用这句话说，只过了四十分钟她就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是个女的，要是别人不告诉他来这里找的话，他也许决不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让他失望。他感到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这是他两岁时就掌握的东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连同他的鲜血，一起喷洒到人行道上，他也不会这般吃惊。要扛住这些太难，要是回到家中，也会让多恩所换的新面孔受不了。就是在那中间有艺术烹饪台的现代化的厨房里，顶上的电动天窗也无法使她找到回头的路。经历一千八百个夜晚，凭着作为一名杀人犯的父亲的想像力，他还是没有想到她隐姓埋名时的这个样子。要躲避联邦调查局也不必这样。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太可怕了。难道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跑开吗?害怕?她的灵魂需要安抚。“生命！”他对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让她走！我们的命！”梅丽这时已看见他，就算他早先有这种可能，他也没有崩溃和逃跑，而现在想逃也晚了。

他又能跑向哪里?还是去做那个尽干徒劳无功之事的瑞典佬?那个承蒙上帝保佑忘却了自我、丢掉了思维的瑞典佬?那个从前曾经有过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许求救于那位笨重的、面带伤疤的黑女人，满怀希望地问，“夫人，您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您知道我要去哪里?”

梅丽看见他了。她怎么会错过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没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着奋力拼搏、饱受折磨和忙于生计的人群中，而不像这样致命空旷的街上，她也不会错过他吧?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认出的、六英尺三的父亲，是一个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亲。她从街对面跑过来，被吓坏的小家伙，像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他常常看到她就想起自己天真的童年——那个从石头房子外面的秋千上跑下来的女孩——她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绕在他的脖子上。从戴在脸下半部的面纱里——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纱是从破尼龙袜撕下的一块——她对这个越来越恨的男人说道，“爸爸！爸爸！”无法对她加以指责，她与其他孩子一样，似乎她的悲剧就在于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他们拼命地哭，这位可以依靠的父亲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护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迹象——对他而言，将混乱远远挡在外面是直觉既定的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赋予的每天应严格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女儿本身就是混乱。

6

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的话，这种流利的语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否很特别或是别出心裁，她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坏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自我永恒不朽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47]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旧衣服（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从她的神色很少能够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48]，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因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不可接触者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发现，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隧道。那条隧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间用过的便桶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物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隧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而且和全世界任意一条隧道一样危险。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地下通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小伙子们，上甲板！”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什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砖墙，带弯曲的铸铁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下来。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房门上边的山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的装饰石头檐口——就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谁为赚点小钱就开来了车载升降机。埃塞克斯旧城区带火鸡装饰的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49]都有市场，赤陶土的中楣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洗礼大教堂关闭后后用木板封门，还是遭到抢掠、受到威胁，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封起来，马上就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剥下来的东西——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拾破烂”，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推倒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穆尔贝利大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穆尔贝利大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由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穆尔贝利大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帮派战争”。

那是过去岁月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退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的醉鬼靠在电线杆上懒散地坐着。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啦。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几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字，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字，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峭壁瀑布般飘落下来，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第一忠诚银行。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最后忠诚银行。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新来美国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告示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神话传说的标志。

三代人啊，他们渐渐衰老，工作、存钱、成功。在美国到处都兴高采烈的三代人，逐渐融入一个民族的三代人。现在到了第四代，一切却化为泡影。他们的世界被彻底毁灭。

她的房间没有窗户，只在门上方有个狭小的气窗对着光线暗淡的走廊，被岁月侵蚀的石膏墙对面是一个二十英尺长的小便池。他走进房子的时候就想用拳头砸它个稀烂，再闻闻它的气味。走廊通到外面街上。经过的那道门既没有锁，也没有门把，门框里连玻璃也没有。在她房间里，他没有看见水龙头或暖气片，想像不出她的卫生间像什么样子或在哪里。他暗自想道，走廊也许就派那种用场。她用，也方便那些从走廊钻进来或下面穆尔贝利大街上来的流浪汉。她本该比这生活得好些，好得多，哪怕只是多恩所养的一头牛。在牛棚里，在气候最恶劣的时候，牛群还可以挤在一起，靠相互身体的接触取暖。冬天它们长出粗糙的皮毛，梅丽的母亲甚至在雨雪天，在天寒地冻时，早晨六点前就起来给它们喂草。他认为在冬天那些牛并不像那么不幸。他还想到他们称为“废物”的那两头牲口，多恩退休的巨兽康特和老母马萨利。按人的岁数讲，它们已经到了七十或七十五岁。它们上了年纪后才发现对方，然后再也不愿分开——谁要走开，另一个准会跟随，做什么事都在一起，这让它们活得很好，很幸福。看见它们每天的日程和所过的美妙生活真让人向往。不由想起晴朗的日子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四肢晒得暖洋洋的。他想到，她要是变成动物就好了。

让人无法理解的不只是梅丽为什么像个贱民[50]似的住在这种简陋的小屋里，怎么会成为通缉的谋杀犯，而是他和多恩怎么可能成了这一切的根源。他们的一身清白是怎样遗传到这个孩子身上的?要是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要是她待在家里，高中读完后就上大学，还是会有问题。当然，也会出大问题。她很早就具有反叛精神，即使没有越南战争也会出问题。她可能好长一段时间沉溺于反抗的乐趣中，竭尽全力去体验自己不受约束到怎样的程度。但是她会待在家里。你在家发点疯不算什么。你不会享受到那么专一的乐趣，你不会达到那种程度以至于多次发疯，你不会想到既然这么好玩，为什么不疯狂一次?在家里，没有机会可以让你堕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在家里，你不可能生活在混乱之中；在家里，你不会住在无法无天的地方。家里家外有巨大的差异，她想像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但是，再没有不谐之音来打搅她的平静了。这里是她的里姆洛克幻想，其巅峰程度令人胆战心惊。

他们的灾难是悲剧性地由时间造成——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她的问题。当她是你的被监护人，当她在这里时，你还能做点事。如果你多花时间逐步地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那被扔到一边的东西——双方都有的、判断上的错误——也许可以通过这种稳固的、耐心的交流有所好转。最后会一点一滴，一天天地得以补救，父母的耐心终会得到常有的那种回报，达到满意的效果……但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的补救措施在哪里?一边是容光焕发，刚刚整容的多恩，一边是小床上盘脚打坐、穿着破烂毛衣、不合身的长裤、黑色塑料拖鞋、温顺地躲在令人恶心的面纱后面的梅丽，他能这样带多恩来见她吗?她的肩膀多宽啊，像他一样。但挂在这骨架上的却什么也没有。坐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女儿、一个妇人或一个姑娘，而是身着衣物的稻草人，瘦骨嶙峋的样子。那是极其贫困的农家院落里生命的象征，不过是滑稽模仿出的人的模型而已。虽说还有一点像利沃夫家的人，最多也只能糊弄鸟儿。他怎能带多恩到此?开车接多恩沿着麦卡特公路行驶，下公路后进入这条街，随后见到的就是仓库房、碎石块、垃圾、瓦砾……多恩看到这房间的情形、闻到这房间的气味、摸到这房间的墙壁，更别说这不清洗的皮肤，随意修剪、黏糊糊的头发……

他跪下来看她的索引卡片，在旧里姆洛克的时候，床上这个位置放的是从杂志上剪下的她一心崇拜的奥黛丽·赫本的照片。

我决不杀生，不管是纤细渺小的还是粗俗丑陋的，活动的还是静止的。

我痛恨所有谎言的罪恶，不管是起于愤怒、贪婪、恐惧还是欢愉。

我厌恶获取人所不与的东西，不管是从村庄、城镇或山林，不管多与少、大或小、生物或非生物。

我弃绝所有的性乐趣，不管是与神、人或畜生。

我排除一切依恋，不管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有生命或无生命；自己不趋从这类联系，不促使也不容许人们如此行事。

作为商人，瑞典佬很机敏。如果需要的话，在他那男性亲切面具下——他很会利用这亲切面具——他能根据交易的要求非常精明地算计。但他不明白即使最冷静的算计在此该怎样发挥作用，就算世上所有父亲的天赋聚集到他身上也做不到。他再次通读她那五条誓言，尽量严肃地对待它们，一种想法纠缠着他：为了净化——以净化的名义。

为什么?因为她杀过人，或者哪怕从未杀死一只苍蝇也可能需要净化?这和他有关吗?那次愚蠢的亲吻?已经过去十年了，什么也不是，没有后果，当时对她而言也无任何意义。毫无意义、普通、短暂、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天真无邪的事……不！人们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严肃对待不该严肃的事情?这就是梅丽强加于他的东西，这种困境可以追溯到她当年在餐桌上抨击他们资产阶级生活的不道德的时候。谁会把那种孩童般的咆哮当回事?他做了任何其他父亲该做的事——他倾听着、听下去，直到她发泄完。他点点头，尽可能赞同他可以赞同的东西。他反驳她时——比如说，关于利润动机的道德功效——也总加以克制，以他所能把握的耐心进行。这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如果说这利润动机是为了给一个孩子成千上万美元进行畸齿矫正、看心理医生、语言障碍矫正——还不提上芭蕾舞班、学驾驶和修网球课程，所有这些，从小到大，她总认为缺一不可——那也是必要的。就算不要什么对父母的孝顺，也至少有部分的感激。也许错误在于对不用认真的东西太较真，也许他不该那么专注地倾听她无知的咆哮，那么尊重她，而应该在桌上伸过手去扇她一耳光。

可是那又会教给她有关利润动机的什么——教她有关他的什么呢?他若那么做了，这张戴面纱的嘴就会认真对待。他会严厉指责自己，“是啊，我对她做过这事，因为当时愤怒之极，因为我的爆脾气。”但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做了因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做的这些针对她的事，他其实不想有，或者根本不敢有这种脾气。他所做的是吻她。不是那原因，所有这些都不是。

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她在这里，在这耗子洞里被这些“誓言”所禁锢。

在屈辱中的日子里她还过得好些。如果他非得在愤懑、肥胖、结结巴巴地发泄共产主义怒气的梅丽与这个戴着面纱、平静、肮脏、极富同情心、衣衫褴褛的稻草人一样的梅丽之间做出选择……可为什么要选?她为什么总被最便利的空洞思想所控制?从她学会了思考起，一些怪诞的想法就占据了她的大脑。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多年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却拒绝自己思维——这女儿要么以暴力反抗眼前的一切，要么对所有东西充满同情，甚至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的微生物也如此，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像她这样精明的姑娘却尽量让他人为自己思考?她为什么不能做到——像他每天的生活那样——人们做的那样，真实地生活?“可是，不会自己思维的是你！”当他说她可能在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人的陈词滥调时，她这么反驳道。“你就是那种从不会自己思维的人的实例。”“我真的是?”他说道，笑了起来。“对，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因循守旧的人！你做的一切都是人们期—期—期望你做的！”“那也可怕?”“那不是思维，爸—爸—爸爸！那不是！是充当愚蠢的机—机—机器人！机—机—机器人！”“好吧，”他答道，相信过一阵子就会好，她会克服这坏脾气的，“我想你会忍受一个因循守旧的父亲——下次的运气会好些，”装出不被她大大张开、飞快翻动、唾沫四溅的嘴唇吓坏，她正对着他的脸用力地喊出“机—机—机器人”，恰如一架失控的打铆机。一个阶段，他想，感到有些欣慰，就再未考虑这“一个阶段”的想法。也许这正说明你不愿自己思维。

幻想和魔力。总爱装扮他人。她玩奥黛丽·赫本游戏时表现出的那种慈悲为怀的东西，只用了十年就进化成这样怪异的无私神话。先是关于他人的无私的废话，现在涉及的是完美灵魂。接下来是什么，德威尔外婆的十字架?回到长明蜡烛和圣心的无私的废话?总有宏伟的虚幻，最离谱的抽象概念——从未追寻自我，永远也不会。这无私精神的谎言和非人的恐怖。

是啊，他更爱那个像别人一样寻求自我的女儿，超过对这能言善辩、具有荒谬的利他主义思想的姑娘。

“你在这里多久了?”他问道。

“哪里?”

“这房间，这条街，就在纽瓦克。你在纽瓦克住多久了?”

“我六个月前来的。”

“你一直在……”要说的话很多，什么都想问，都想知道，他反而说不出什么。六个月。在纽瓦克住了六个月。对瑞典佬来说，已没有这里和现在，实际上只念叨这几个刺激性的字：六个月。

他站在她面前，俯视着她，盯着她，所有的力量都聚集到墙上，脚后跟不知不觉地用力向后摇动，似乎这样他就能离开她，穿越墙壁；然后摇到脚尖处，好像随时就可以抓住她，揽进怀中，冲出房间。他不能安稳地回到旧里姆洛克的家中睡个好觉，想到她还在这破布堆里，戴着面纱，坐在这垫子上，像这地球上最孤单的人。她睡在离过道几步远的地方，早迟会遇到麻烦。

这女孩十五岁时就已定型。他和蔼地，也是愚蠢地容忍了那种疯狂。他虽不喜欢她的观点，可也觉得没什么关系，认为她在成长过程中自然会克服这些反抗意识。现在看看，她成什么样子了。漂亮的父母生下的最丑陋的女儿。我拒绝这样！我厌恶那样！我反对一切！那不可能，是吧?所有一切都是为了与他和多恩的相貌唱反调?所有一切都是因为母亲曾当过新泽西小姐?生活就是这样作践人?不可能是这样。我不接受！

“你入耆那教多久了?”

“一年。”

“怎么找到这些东西的?”

“学习各种宗教时。”

“你体重多少，梅丽蒂丝?”

“够重的啦，爸。”

她眼眶很大。面纱上边半英寸就是大大的黑眼眶，在上边几英寸的头发已不像从前那样披至后背，看似碰巧黏在头上而已，虽然仍像他一般的金发，却已不再浓密，剪发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谁剪的?她还是别人?用什么?为了遵守那五条誓言，她也不能这般粗暴，毫不留恋曾经那么漂亮的头发。

“可是你好像什么也不吃，”尽管他说话时注意不露神色，呻吟一般，带着沮丧声调的话语还是从瑞典佬的口中冒出，“你吃什么?”

“我伤害植物，同情心还不够，还不能拒绝那样做。”

“你指的是吃蔬菜，是吗?那有什么不好?你怎么能拒绝?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个人圣洁的问题，是对生命尊重的事情。我不会伤害生物，人、动物或植物。”

“可是你那样做会死的。你怎么能那么‘肯定’?你会什么都不吃。”

“你提到一个深奥的问题。你很聪明，爸爸。你问道：‘如果尊重所有生命形式，怎么生活?’答案是你不能。耆那教徒结束生命的传统方式就是‘撒拉-卡纳’（自我饥饿）。‘撒拉-卡纳’仪式的死是完美的耆那教徒为圆满而付出的代价。”

“我不能相信你是这样，我必须告诉你我的想法。”

“你当然可以。”

“我不敢相信像你这样聪明的人，知道自己说的什么，在这里干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相信你在告诉我，那一刻终将会来到。那时你连植物也不伤害，不吃任何东西，只是一心等死。梅丽，为了谁?为什么?”

“是的，是那样，爸爸。我相信你不会明白我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其中的原因。”

她对他讲话时，好像他是孩子，她是母亲一样，口气中有同情与理解，还有他曾悲伤地对她表现出的充满爱意的容忍。这使他恼怒，一个疯子的屈尊俯就，而他既没有奔到门外，也没有跳起来做他该做的事，继续充当有理智的父亲，做一个疯子的有理智的父亲。做点什么！任何事！以一切符合常理的名义，别再这般理智。这孩子需要上医院。她即使只靠一块木板在大海中漂浮也不会比现在更危险。她已经滑到船边——怎么发生的已不是现在的问题，她必须立即得到拯救！

“告诉我你在哪里学的宗教。”

“图书馆里。没人到那里找你。我常在图书馆，所以读到这些东西，我读过很多。”

“你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读了很多书。”

“是吗?我爱读书。”

“你就是在那里成为这教派的成员的，就在图书馆。”

“是的。”

“教堂呢?你上某种教堂?”

“这个中心没有教堂，这个中心也没有上帝。上帝居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的中心。上帝也许说，‘拿走生命。’那不仅容许，而且义不容辞。整部《旧约》都是这种观点，甚至在《新约》里也有这种例子。在犹太教和基督教里人们认为生命属于上帝。生命不是神圣的，上帝才是。但在我们的中心，却不信上帝的绝对权威，而信仰生命的圣洁。”

从头到脚都被这种思想武装起来，满嘴是人们灌输给她的单调的圣歌——被咒语镇住的人们吟唱的无聊高调，这些人的骚动只有用最贴切的美梦编织而成的令人窒息的紧身衣才能控制。她那些毫不口吃的话语中所缺乏的不是生命的圣洁——缺乏的是生命的声音。

“你们有多少人?”他问道，绞尽脑汁地想搞清楚，可是她只会让他更迷惑。

“三百万。”

三百万人像她一样?不可能。在这样的房间里?封闭在三百万间可怕的房间里?“梅丽，他们在哪里?”

“印度。”

“我没问你印度的事，我不关心印度，我们不住在印度。在美国，你们有多少人?”

“不知道。这不重要。”

“我会认为很少。”

“不知道。”

“梅丽，你是唯一的?”

“我的精神探索全靠我自己。”

“我不明白，梅丽，我搞不懂。你是怎么从林顿·约翰逊转到这上面的?你怎么从A点一下子跳到Z点，这中间完全没有什么联系?梅丽，这些东西搅不到一起。”

“有联系，我可以向你保证，都连在一起。只是你看不出来。”

“你呢?”

“我能。”

“那么，给我讲讲。我想你告诉我，我就会知道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种逻辑关系，爸爸。你不必大声讲。我会解释的。所有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对这一点我想得很多。就是这么回事。阿西穆沙，也就是耆那教的非暴力概念，圣雄甘地都很喜欢。他不是耆那教徒，他属于印度教。他在印度寻找能真正代表印度，而不是西方，又有像基督教传教士开办慈善事业的那种影响的团体，结果他选中了耆那教。我们是个小团体，不属于印度教，可是我们的信仰与印度教相关。我们这一教派成立于公元前六世纪，圣雄甘地从我们这里获得阿西穆沙，即非暴力思想。我们是创造了圣雄甘地的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圣雄甘地又以他的非暴力思想成为产生马丁·路德·金的那种真理的核心。马丁·路德·金又成为发起民权运动那种真理的核心，而在他生命的尽头，当他超越民权运动，将视野扩大，反对在越南的战争时……”

一点也不结巴。曾经使她面部扭曲、憋得苍白，并用力敲击桌子的演说——完全可以将她变成严阵以待、不怕语言攻击的演讲者，她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击——现在可以这么镇定自如、娓娓道来，虽然还是那种空洞的高调，却带着精神上的迫切性，语气却非常温和文雅。她从语言矫正师、心理医生和口吃日记无法获得的一切，因疯狂而如愿以偿。将自己置于孤独无援、肮脏贫穷的危险境地，她赢得精神上和生理上的控制，对说出的每个词都运用自如。聪明才智不再被口吃的苦恼所压抑。

这聪明才智是他亲耳听到的东西，梅丽头脑反应敏捷、表达清晰、深思熟虑，这也是她早在童年时代就有的逻辑思维。然而听到这些东西又让他遭受从未想像过的痛苦。这种才智完美无缺，可是她疯了。她的逻辑是那种将权力与理智完全分离的逻辑，是她早在十岁的时候就纠缠不清的东西。真荒谬——这么理智地对待她是他的疯狂。坐在这里尽量表现出非常尊重她的宗教，可是她的宗教根本不管生活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他们两人装着似乎他来此是为了接受教诲，洗耳恭听，由她演讲！

“……我们不认为拯救是以任何方式将人类灵魂与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结合起来。耆那教虔诚的精神就在其创立者摩哈维拉的语录中，‘啊，人啊，你是自己之友。为什么还寻求你之外的朋友?’”

“梅丽，真是你干的吗?我必须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做过那事吗?”

这是他首先想问的。他们来到她的房间，在别的事情还没有这么痛苦地提及和审视之前，他就想问。他认为自己等这么久是不想让她觉得，自己优先考虑其他事情却不关心她，不管怎样说隔了这么久才见面。现在话一出口，他才知道自己没问是因为无法承受可能听到的答案。

“爸爸，做什么?”

“你炸了邮局吗?”

“是的。”

“你打算也炸掉哈姆林的房子?”

“没有其他办法。”

“除了不去干。梅丽，你得告诉我，谁叫你去干的?”

“林顿·约翰逊。”

“那不行。不！回答我。谁劝你参与的?谁对你洗过脑?为谁干?”

一定有外来压力。祈祷文中说，“让我免受诱惑。”如果人们不受他人指使，为什么这著名的祈祷文里这么说?即使上天赐予特权的孩子也不会自己去干这种事。上帝赐予她爱，赐予她充满爱心、讲求伦理道德并且丰衣足食的家庭。谁招募她、引诱她去干这事?

“你仍然还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认为自己的后人是无罪的。”

“是谁?不要护着他们。该谁负责?”

“爸爸，你可以恨我一人就行了。”

“你说是自己干的，并且知道也会毁掉哈姆林一家。你这样说的。”

“是的。我是那可恨的人，恨我吧。”

他突然想起她在六年级或七年级写过的东西，那还是在进莫里斯顿高中之前的事。在蒙特索里学校她们班上，老师问她们十个有关“哲学”的问题，每周一个。第一周，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在此?”不像其他孩子写的那样——在此好好干，在此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等等——梅丽的回答是用自己的提问：“猿为什么在此?”但老师觉得这种回答不确切，让她回家认真想想这个问题——老师说，“展开思路去想。”所以梅丽回家后按老师的话做，第二天交上去时加了一句：“为什么袋鼠在此?”在这一点上，梅丽才被老师发现“有些固执”。给班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生命是什么?”梅丽的答案让她父母那天晚上笑作一团。其他孩子装模作样用心思考的时候，梅丽在桌边想了一小时，然后写出一个不同凡响、简单明了的句子：“生命只是一段你还活着的短暂时光。”瑞典佬说，“你知道，这比听起来要聪明。她是个孩子——怎么发现生命是短暂的?她了不起，我们早熟的女儿。这姑娘会上哈佛。”但是老师却不同意，她在梅丽的答案旁边写道，“这就完了?”是啊，瑞典佬想，就是如此。谢天谢地，就这些，即使无法忍受。

其实他一直就清楚：无须撒旦的协助，她内心所有的愤怒也公开发泄出来。她没受人家的胁迫，也没人可以胁迫她。这孩子曾经给老师写过，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认为生命是美好的赐物，是难得的机会，是崇高的事业，是上帝的祝福，而认为只是人活着时的短暂时光。是啊，她的动机全来自她本人，只能如此。她的反抗行为就在于谋杀，而不是别的。不然的话，结果也不会是这种丧失理智的安详。

他尽力让理智再次显现。他费了多大的劲啊。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接下来该说什么?如果遭到攻击，再次被听到的直言不讳的那些话弄得几乎哭起来——这么平常地说出口却难以置信的一切——一个人可以坚持住，仍然理智行事，可是他接下来该讲什么?如果他还感到像一位称职的父亲，那么作为一位理智的、负责的父亲该说些什么?

“梅丽，我能告诉你我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被自己所做的事会遭到的惩罚吓坏了，你不是规避对自己的惩罚，而是将事情揽到自己的身上。我认为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亲爱的。看到你在此，看到你这个样子，这世界上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才有这种想法。你是个好姑娘，所以你想赎罪。但是，这不叫赎罪，即使国家也不会对你这般惩罚。我不得不对你说这些，梅丽。我必须真实地告诉你这些东西给我的印象。”

“你当然可以。”

“看看你对自己做的事——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会死的。再这样过一年，你就会死掉——因为自我饥饿、营养不良、污秽不洁。你不能每天来回穿过那些铁道。那条隧道是流浪汉的聚集所——流浪汉不会照你的规则玩。他们的世界是残忍的，梅丽，是恐怖之地——暴力世界。”

“他们不会伤害我，知道我爱他们。”

这些话让他恶心，完全是小孩子气，堂而皇之的自欺欺人。她从这些悲惨的人绝望的奔忙中看到了什么使她这样想?流浪汉与爱?作为一个住在隧道里的流浪汉，对爱的一点点悟性也早被揍出来上百次。太可怕了。她讲话时完全摆脱了口吃，可是满嘴讲的都是这类废话。他曾经梦想——他这了不起的、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摆脱口吃——那已经过去。以她急风骤雨的外向性格来说，她神奇般地控制住激动不安的口吃只是要表现这种非理智的清晰和冷静。多妙的报复啊：这就是你想要的，爸爸?好吧，给你。

她能流畅地解释和交谈，现在反而成了最糟糕的事情。

他感觉得到却不想让她听出来的苛刻严厉在他的话音里还是很明显，他说，“你的结局会很惨，梅丽蒂丝。每天试探他们两次，就会发现他们对你的爱有多少。梅丽，他们的饥饿不是为了爱。有人会杀了你！”

“但那是为了新生。”

“我不信，亲爱的，我非常怀疑。”

“爸爸，你能让让步，认为我的猜测和你的一样好吗?”

“我们谈话时，至少能取下面纱吧?也让我看看你?”

“看我的口吃，是这意思?”

“我不知道戴那东西是否有助于消除你的口吃。你说是这样。你也告诉我口吃只是你避免对空气和生活在空气里的生物的暴力行为。你所说的是这意思吗?”

“是的。”

“那么……我可以让步。但我也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即使口吃最终也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没有忽视你遇到的困难，可是如果你非得这样，不愿取下那该死的东西……我真的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改变。”

“你弄不清楚我一心想干的事情，爸爸。当然我也不理解你想干的。”

“可是，我有动机，每个人都有动机。”

“你不能将灵魂的旅程限制在那种心理，不值得你那样。”

“那么，你来解释，请给我说说。你怎么解释你学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过是苦难，没别的。你这样做，是让自己受罪，你选择的这一切都是受罪，梅丽，真正的苦难，没有别的。”——他的声音飘浮不定，他接着讲，理智，理智，责任，责任——“那么，只有那样——明白我讲的?——口吃消失?”

“我对你讲过。我已经没有什么渴求和自我。”

“亲爱的，亲爱的孩子，姑娘。”他一下子坐在地板上的污物之中，非常绝望，尽最大努力控制住自己。

在这极小的房间里，他们相对而坐，近在咫尺，除了从肮脏的气窗上透过来的一些光线外，没有其他光亮。她的生活不需要光亮。为什么?她也发誓拒绝电力的罪恶?她生活中不需要光，不需要任何东西。这便是他们生活的后果：她住在纽瓦克，一无所有；他住在旧里姆洛克，什么都有，除了她。他的好运也该对此负责?穷人对有钱人和占有者的复仇。所有那些自称的穷人，那些善于表演的丽塔·科恩，都尽力把自己想像成父辈最坏的敌人，注意模仿在那些最爱她们的人看来最讨厌的东西。

她在一块纸板上用双色蜡笔写了一幅标语，是她亲手做的标语牌，就挂在她的书桌上方，替代他的威夸依克足球队的三角旗。在她失踪前，标语牌挂在那里也无人在意。后来才知道，她一直都很羞怯地想要那面旗，因为在1943年它被瑞典佬高中时的情人拿到缝纫课上，在下面的橘黄和褐色的三角边用很粗的白线缝了几个字，“献给享誉全城的利沃夫，XXXX，阿伦娜。”那标语牌是他从她房间取走并销毁的唯一的东西，那么做也花了他三个月。窃取他人的财产，不管是成人的还是孩子的，都有违他的本性。但在爆炸发生三个月后，他冲上楼去，钻进她的房间，将标语牌扯下来。那上面写着：“我们反对白鬼子的美国的一切美好和正统的东西。我们将掠夺、烧掉和摧毁。我们将给你们的母亲带来噩梦。”用很大的粗体字标明摘自“气象员格言”。因为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就忍受了这东西。“白鬼子”，他女儿亲手写的，在他家里挂了一年，每个红色的字母都用黑色将阴影重重地勾勒出来。

即使他一点也不喜欢，也认为这不该由他唠唠叨叨——出于对她的财产和自由的尊重——他不能扯下来，哪怕是一幅糟糕的标语。他不可能采取那种尽管非常正当的暴力行动。现在可怕的噩梦真正出现，对他这个文明人的耐心的极限再次考验。她以为只要一举手，就会打击和杀害在身边漂浮着的无辜的小生命——所以在与环境的接触中，她的任何举动都会产生最为惊人的和可怕的后果——他想，如果取走她挂上的可憎的标语牌，会有损她的尊严、她的心理、她的第一修正案的权利。不，他不是耆那教徒，瑞典佬心想，但他也可能是——他也那么具有同情心，那么天真地崇尚非暴力。这正当的白痴行为在于他所确定的目标。

“丽塔·科恩是什么人?”他问。

“我不知道。她是谁?”

“替你来找过我的那位姑娘。1968年你失踪以后，她来到我的办公室。”

“没人替我来找过你，我没有派任何人。”

“来过的，一个矮小的姑娘。肤色苍白、乌黑头发，像个非洲人。我交给她的东西有你的芭蕾舞鞋、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和你的日记。是她把你变成这样的吗?她制造的炸弹?你还在家的时候常常和某人通电话——那些秘密交谈。”那些秘密交谈，像那标语牌一样，他也“尊重”。要是他当时扯下标语牌，拉掉她电话上的插头，将她关起来就好了！“是那人吗?”他现在问她。“请对我讲真话。”

“我只讲真话。”

“为了你，我交给她一万美元，付了现金。你拿到那笔钱了吗?”

她开心地笑了，“一万美元?没有，爸爸。”

“那么你必须回答我。谁是丽塔·科恩?她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你。是来自纽约的梅里莎吗?”

“你找到我了，”她回答道，“因为你一直在找，我从未指望不被你发现。你找到我是因为你必须找。”

“你到纽瓦克来就是为了我好找到你?这是你到此的原因吗?”

可是她回答道，“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来?你怎么想的?考虑过吗?你知道办公室在哪里。你知道这多么近。梅丽，有什么逻辑?这么近，可……”

“我坐上车，就到了这里，你看。”

“就这样，巧合，没有逻辑，无逻辑可言。”

“这世界不是一个我有影响或想有任何影响的地方。我放弃对一切东西的影响。关于是什么构成巧合，你和我，爸爸——”

“你‘放弃所有影响’?”他叫道。“你，‘所有影响’?”他一生中最疯狂的谈话。她的无所不知、荒谬的天真、极度的疯狂、毫不口吃的庄重、这房间和这外面的街道都令人心烦的明白无误，外界一切真真切切、强有力地控制着他。“你对我有影响，”他喊叫起来，“你在影响我！你不愿伤害一个微生物，却在伤害我！你坐在这里所说的‘巧合’就是影响——你的权力匮乏就是对我的权力，真该死！就是对你母亲、对你爷爷、对你奶奶、对一切爱你的人的权力——戴面纱是扯淡，梅丽，完全是胡说八道！你是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

思绪中无法寻求安慰，这不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生活的梦幻。这不能给他减轻任何苦难。也无法消除对女儿的愤怒和对小罪犯的愤怒。他居然还将她当做他们的救星。狡猾恶毒的江湖骗子，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骗得团团转。在四次十分钟的来访中，从他这里得到她想得到的一切。邪恶、厚颜、坚不可摧的神经系统，天知道这些孩子从何而来。

他想起来了，她们中间有一个来自他家，丽塔·科恩不过是来自其他人家。她们都是在他这样的家庭养大的，是由他这样的父母养大的。这么多人都是女孩，这些女孩的政治观点非常一致，她们的进攻性、好战性和“诉诸武力”的倾向丝毫不比男孩子逊色。她们的暴力和自我改造渴求方面有某种极其单纯的东西。她们斩断自己的根基，将那些最残忍的革命者奉为楷模。像无法停止的机器一样，她们制造的仇恨推动着顽强的理想主义。她们的狂暴一触即发，愿意做所想到的任何事情来改变历史。她们头脑里不用草图，毫无顾忌地签名，无所畏惧地以恐怖手段反对战争。她们敢于抓住枪口，以一切方法武装起来，用炸弹杀伤他人，恐惧、怀疑或内心矛盾都无法阻止她们——这些四处躲藏的女孩，危险的女孩，执拗的极端分子，完全自我封闭。他从报纸上读到那些被当局缉拿的女孩的名字，这些人据称来自反战活动。他认为梅丽应该熟悉这些女孩，他在想像中也觉得这些人的命运是和他女儿联系在一起的：如伯纳丁、帕特丽夏、朱迪思、凯斯琳、苏珊、琳达……他父亲，愚蠢地观看了一个电视特别新闻节目，里面报道警方正在追踪那些地下气象员，他们中有马克·纳德、凯瑟琳·波定和简·阿尔贝特——都是二十几岁，犹太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以反战名义进行暴力活动。她们立志变革，决心推翻美国政府。他到处讲，“我还记得犹太孩子在家做功课的时候。怎么搞的?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出什么事了?在上帝的干涉下，他们的父母已不再受压迫，可是他们却跑到有压迫的地方。离开它就活不下去。犹太人以前逃离压迫，现在他们却逃离自由。他们曾经躲避贫穷，现在他们却躲避富有。疯了。他们的父母对他们太好，不能再恨父母，所以他们就去恨美国。”可是丽塔·科恩应自负其责：恶毒的母狗，手段一般的江湖骗子。

那么他该怎样解释她的来信，如果那上面全是她的想法?我们这些聪明的犹太孩子到底怎么了?他们疯了。某种东西把他们逼疯，使他们反对一切，将他们引向灾难。受人指使去干什么比别人干得好的事，这可不是聪明犹太孩子想做的。他们只有在不受人指使的情形下才会心安理得地干得比别人好。缺乏信任就是他们受人指使的疯狂行为。

然而在这地板上就有它更加令人心碎的形式之一：宗教皈依。若你不能让世界向你臣服，那么你就向世界臣服。

“我爱你，梅丽，”他对梅丽说，“你知道我会寻找你。你是我的孩子。可是你戴着面纱，体重只有八十八磅，这样生活。哪怕一百万年，我又怎么能找到你?即使在此，谁又能发现你?你以前在哪里?”他哭道，如同遭到女儿或儿子背叛的最愤怒的父亲一样，他气得不行，担心像肯尼迪被枪击那样，自己的脑浆会喷涌而出。“你曾待在哪里?回答我！”

于是，她告诉他自己去过的地方。

他又怎么听得进?他纳闷：如果在她选择错误的道路之前他们生活中有某个转折点，那是哪里?是什么时候?他老在想：不管这些年来她尽量欺骗他们，可从来就没有完全属于他们、受他们控制、处于他们影响的梅丽的那一刻。他考虑的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徒劳。做的准备、练习、顺从，对根本问题的坚定的献身，对最重要事情的努力，按部就班地构建系统，耐心检查每个问题，无论巨细，不随波逐流，不松垮拖拉，不懒惰虚度，忠实地完成每项义务，任何情形下都能慷慨激昂地作应邀演说……列举出来可以长如美国宪法，他的忠诚条款——可是所有东西都毫无用处。这种徒劳的系统化一直如此。他凭借自己的责任感所控制的一切正是他本人。

他想：她不在我的权力之下，从来都不。她受某种狗屁不值的东西的控制，某种疯狂的东西。我们都是如此。老年人不应对此负责，他们本人也不应对此负责，别的东西应该负责。

是啊，四十六岁时，到了1973年，这个世纪已走过几乎四分之三，不管到底有多少人被埋葬，到处是被害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瑞典佬发现我们都处于某种疯狂东西的控制中。只是时间关系，白鬼子，我们都如此！

他听见他们在笑，气象员们，黑豹党[51]员们，狂暴的贱民廉洁大军，他们称他为罪犯，对他恨之入骨，因为他是有产阶级的一员。瑞典佬终于搞清楚了！他们欣喜若狂，消灭了他溺爱的女儿，摧毁了他的特权生活，将他最终引向他们的真理，引向他们所认为的真理，这是为了每个越南人，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了美国的每个被殖民的黑人，为了到处被资本家和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所折磨的每个人。白鬼子，那疯狂的东西就是美国历史！就是美利坚帝国！就是曼哈顿蔡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欢迎登台，资本家走狗！欢迎美国人操过的家伙！

她告诉他，在爆炸后的那七十二小时，她躲藏在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谢拉·萨尔孜曼的家中。她安全抵达谢拉家，被接纳下来，白天藏在谢拉办公室的休息间，晚上住在办公室。她的地下流亡就这么开始了。两个月里她换了十五个化名，四至五天挪一个地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52]她交上了一个参与该运动的牧师朋友，这人以为她不过是转入地下的反战活动家而已。她从公墓里的墓碑上取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个和她同年出生、很早就死掉的婴儿。她以婴儿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出生证明的副本，于是就变成玛丽·斯托尔兹。随后，她获得了图书卡、社会保险号码，到十七岁时又拿到驾驶证。将近一年的时间，她在老年公寓里给人们洗盘子——这是通过牧师找到的工作——直到一天早晨，他用公用电话通知她，让她放下手上的活，到灰狗车站见面。他给她一张到芝加哥的车票，告诉她待上两天后再买票到俄勒冈——在波特兰[53]的北边有一个公社，她在那里可以找到避难所。他交给她公社的地址和一些钱买衣服、食物和车票，于是她动身到芝加哥。抵达的当晚，才满十七岁的她就被人扣押、奸污、抢劫。

她在一家低级酒馆的厨房里洗盘子，以便赚足够的钱到俄勒冈去。那里的人不像老年公寓厨房里的人那么友善。在芝加哥她没有牧师给她指导，担心与地下运动接触会出错，被人发现。她怕极了，甚至不敢用公用电话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牧师联系。她又遭到强奸（在换第四次住房时），但这次没有被抢。做了六个星期的洗碗工后，她终于凑齐到公社去的钱。

在芝加哥，孤独感紧紧包裹着她，如同一股激流将她穿透。她没有哪一天，有的日子没有哪一小时不想给旧里姆洛克打电话。可她没那么做，快想起儿时的房间让她彻底的放松之前，她便会看看餐车或小餐馆，坐到吧台前要一份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54]。人们侍候她进餐时，她讲着熟悉的话，望着火腿片在烤炉上卷曲，饮料不停地冒泡，小心翼翼地挪动牙签，吃着三明治，不时吸上一口饮料，注意咬碎生菜中无味的纤维，榨取香脆的火腿里带烟熏味的油脂和柔软的西红柿里的蜜汁，加入蛋黄酱痛饮所有东西，细嚼慢咽，沉思着将食物研磨储存到肚里，让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紧盯着三明治，就像她母亲饲养的牲畜盯着草料一样——这给她勇气，让她独自走下去。她吃掉三明治，喝光奶昔，想起怎么到此的，然后赶路。她离开芝加哥时，突然醒悟。她再也不需要家了，永远不会屈从于对家人和一个家的渴望了。

在俄勒冈她又卷入两起爆炸案。

不仅没能让她住手，福雷德·康伦的被害还鼓舞了她。经过福雷德·康伦的事件，她不是在良心上遭到谴责，而是完全摆脱了残存的恐惧和悔恨。那种杀人后的惊恐，如果说是在无意之中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她希望结识的好人，这并未教她有关最基本戒律的道理。她太麻木，没有从多恩和他的教诲中学到什么。杀害康伦只证实了她作为理想主义革命者的激情，为了向罪恶的制度进攻，不管多么残忍，采取任何手段都不会畏缩。她已经证明，为了反对白鬼子美国的一切正统的东西，不能只是在卧室墙壁上胡乱涂鸦、说些屁话了事。

他说，“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在哈姆林商店和俄勒冈都是你安放的炸弹。”

“是的。”

“俄勒冈死人了吗?”

“死了。”

“谁?”

“人们。”

“人们，”他重复道，“梅丽，多少人?”

“三个。”她说。

公社里食物充足。他们自己种植了许多粮食，不必像初到芝加哥那样，晚上到超市外枯萎的农产品中搜寻可吃的东西。在公社里她开始和自己爱上的女人睡在一起，那是一个纺织工的妻子，梅丽不摆弄炸弹时就学操作她的织布机。她安放了第二颗和第三颗炸弹后，装配炸弹就成了她的专长。她喜欢安全地将炸药连接到雷管和将雷管连接到伍尔沃斯闹钟时缠绕电线所需的那种耐心和精确。口吃就是在那时候消失的。她玩炸药时从不结巴。

后来那位妇女和她丈夫之间出了事，双方争吵很厉害。梅丽觉得应该离开公社使大家相安无事。

在爱达荷州东部躲藏时她就决定逃往古巴。当时她在土豆地里干活。晚上住在农场的木板房里，她开始学西班牙语。她与农场其他劳动者一起生活时，尽管男人们喝醉后令人害怕，性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她反而觉得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她认为在古巴可以生活在工人当中，不用担心他们的暴力行为。在古巴她可以成为梅丽·利沃夫，而不是玛丽·斯托尔兹。

现在她得出结论，美国决不会出现消灭种族主义势力、反动派和贪婪的一场革命。城市游击战无力对抗有核力量的超级大国，它会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以维护利润原则。既然她不能为在美国发动一场革命助上一臂之力，唯一的希望就是投身于现有的革命。那标志着她的流放生活的结束和生命的真正开始。

她把第二年花在寻找去古巴的途径上，去投奔用社会主义解放无产阶级、根除不平等的菲德尔[55]。但在佛罗里达她与联邦调查局有了首次近距离的交手。迈阿密[56]一个公园里挤满了多米尼加的难民，是个练习西班牙语的好地方。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喜欢教那些孩子讲英语。他们亲切地称她为拉法福拉（意指结巴），他们在复述她教的英语单词时淘气地学她口吃的样子。讲起西班牙语来，她无可挑剔，这是她要逃往世界革命怀抱的另一个理由。

梅丽告诉父亲，有一天她注意到一个新来的年轻的黑人流浪汉在观察她辅导孩子们。她马上就明白了。在那之前，她上千次地想到过联邦调查局，但都错了——在俄勒冈，在爱达荷，在肯塔基，在马里兰，联邦调查局监视着她打工的商店、洗盘子的小餐馆和自助餐厅、居住的破烂街区，以及躲在里面读报和研究革命思想家的图书馆。她为的是要学马克思、马尔库塞[57]、弗兰兹·法农。法农是一位法国理论家，他的话被她当成睡觉前的祈祷文，与火腿莴苣番茄三明治和香草奶昔一样，是支撑她的圣餐。时刻牢记，肩负重任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应了解自己既充当“孤独的街头女郎”，又有天生的革命者的使命感。阿尔及利亚妇女不是特工，没有受训，无须指令，不用大惊小怪，她走上街头，提包里藏着三颗手榴弹。她不会感到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也没有人物可模仿。相反，这非常具有戏剧性，是妇女与革命者之间的延续，阿尔及利亚妇女直接上升到悲剧的地位。

他从新泽西小姐的遗传想到白痴。这就是我们送进蒙特索里学校的新泽西小姐。她是如此聪明，这个在莫里斯顿高中总拿优秀和良好的新泽西小姐——这个新泽西小姐直接上升到令人羞辱的表演水平，上升到精神错乱的水平。

在任何地方，在她躲藏的每座城市里，她都认为看到了联邦调查局——但在迈阿密，在她坐在椅子上结结巴巴地教孩子们英语时才真正发现了。可是她又怎能不教他们?她怎能抛弃这些生来一无所有、注定一钱不值、连自己也认为是人类垃圾的人们?第二天，她来到公园时，发现那年轻黑人流浪汉用报纸盖住脸，装着在椅子上睡觉，她便转身回到街上，奔跑起来。直到看见一位牵着狗当街乞讨的大个子黑人妇女时，她才停下来。这女人摇晃着杯子，嘴里轻声地喊，“眼瞎啦，眼瞎啦，眼瞎啦。”在她脚边的人行道上有一件破旧的毛衣，梅丽意识到自己可以躲在里面。梅丽不能直接从她那里抢过来，于是问是否可以帮她行乞，那女人说当然行。梅丽又问是否可以戴上她的墨镜和穿她的衣服，那女人回答，“任何东西都行，亲爱的。”梅丽便站在迈阿密的阳光底下，穿上笨重的旧衣服，戴着墨镜，帮她摇晃杯子，那女人则唱道，“眼瞎啦，眼瞎啦，眼瞎啦。”那天晚上她孤独地躲在一座桥下。第二天她又回去和黑人妇女乞讨，还是用那件衣服和墨镜伪装起来。最后她搬去和她以及她的狗同住，照顾她。

她就是在那时开始研究宗教的。班尼丝，就是那位黑人妇女，每天早上便对着她唱了起来，她们，她、梅丽和那狗刚醒来，还在床上。班尼丝患上癌症死的时候是最糟的：在诊所，在病房，在葬礼上，她是唯一的悼念者。失去这世界上最爱的人……让人最难受。

在班尼丝临死的那几个月里，她在图书馆找到那些书籍。她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永远抛在脑后，发现阿西穆沙的最高道德教义：对生命的完全敬畏和不伤害任何活物的责任感。

她父亲再也不去猜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失去对她的控制的，再也不考虑他所做的这一切是否徒劳，以及她被某种疯狂的东西所操纵的事情。他所想的是，这个玛丽·斯托尔兹不是他的女儿。原因很简单，他的女儿不可能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她是出生在旧里姆洛克的孩子，来自天堂的特权姑娘。她不可能在土豆地里干活，在大桥下睡觉，在追捕的恐惧中流浪五年之久。她决不会和瞎女人与她的狗睡在一起。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波特兰、爱达荷、肯塔基、马里兰、佛罗里达——梅丽决不会孤独地生活在这些地方，做一个与世隔绝的流浪者，洗刷盘子，躲避警察的追踪，在公园的椅子上与一贫如洗的人们为伍。她也不会最后又回到纽瓦克。不会的，在相距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住了六个月，穿过隧道就到了岩石山，戴着面纱形单影只地走着。每天早晚路过那些垃圾，穿过那些污物——不！整个故事都是谎言，目的在于摧毁他们心中的恶人，也就是他自己。这故事是一幅讽刺画，一幅令人感动的漫画。她充当演员，这姑娘有专业水平，被人雇来折磨他，只因他拥有一切她们没有的东西。他们要将他折磨至死，就用这种在本国流亡的贱民的故事。就在这里，她的家庭以各种方法成功地扎下根来。他不愿相信她说的任何事情。他想，强奸?炸弹?每个疯子都会相信的傻瓜?那比苦难更糟，那是地狱，梅丽熬不过任何一项。她不可能杀了四人还能生存，决不会充当冷血杀手还能活下来。

他意识到她并没有活下来。不管真相如何，不管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那种要将父母可鄙的生活抛在脑后、完全摧毁的决心，使她陷入摧毁自我的灾难之中。

当然，所有这些也可能降临到她身上。这类事情每天都在这世上发生。他不知道人们怎么应付。

“你不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梅丽。”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不是，那也只好如此。也许那样最好。”

“你为什么不向我问问你母亲，梅丽蒂丝?应该我问你吗?你母亲在哪里出生的?她结婚前叫什么名字?她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想谈论母亲。”

“因为你对她毫不了解。或者谈谈我，或者谈谈你装扮的这个人。给我讲讲在海边的房子，告诉我你读一年级时的老师姓名。你二年级的老师是谁?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装着是我女儿！”

“如果我回答这些问题，你只会更加痛苦。我不知道你想承受多大的痛苦。”

“啊，别管我的痛苦，年轻的女士——回答问题吧。你为什么要装扮我女儿?你是谁?‘丽塔·科恩’是谁?你们俩的目的是什么?我女儿在哪里?我会将此事交给警察去管，除非你现在告诉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女儿在哪里。”

“我做这些并不是演戏，爸爸。”

可恨的顽固不化，不只是可恨的耆那教义，这狗屎也是如此。“不，”他说，“现在不是——现在只是恐怖！你做的事情怎样了！”

“我杀了四个人，”她回答，装着曾经告诉过他一样的无辜，“下午我烤了四只曲奇饼。”

“不！”他喊道。这耆那教义，这顽固不化，这异乎寻常的无罪感，完全是铤而走险，是想远离那四个死人。“这不行！你不是阿尔及利亚妇女！你不是来自阿尔及利亚，不是来自印度！你是来自新泽西旧里姆洛克的美国女孩！神经极为不正常的美国女孩！四个人?不！”现在他拒绝相信这些，他对这罪行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上帝那么眷顾她，这不可能是真的。他也是如此。他决不会生一个杀掉四个人的孩子。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生活对她要求的一切，从出生之日起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会使这种事情成为可能。杀人?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仁慈的生活已经把这东西从他们生命中剔除。杀人是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利沃夫家的人会去做的事。不，她不是，她不可能是他的孩子。“如果你这么注重不讲谎话或认真办事，无论大小——所有这些废话，梅丽，完全没有意义的废话——我请你讲真话！”

“真话很简单。这就是真话。你应该放弃希望和自我。”

“梅丽，”他喊道，“梅丽，梅丽，”内心无法抑制的情感毫无约束地宣泄出来，又不能攻击他人。他更觉得软弱无力，张开男子汉坚实的臂膀，扑向污秽草垫上蜷缩一团的她。“不是你！你不可能干这些事！”她没有抵抗，任由他从脸上扯下用袜子做成的面纱。脚后跟位置是她的脸颊，没有什么能比放脚的部位更臭，可她却盖在嘴上。我们爱她，她爱我们——结果是，她将脸罩在一只袜子里。“现在讲话！”他命令她。

但是她不说。他撬开她的嘴唇，毫不顾忌以前从未跨越的界限——反对暴力的戒律。这是一切理解的终结，再也没有理解的途径了。他也明白暴力不人道，并且徒劳。然而理解——相互理智地交流，不管要多久，可以取得共识——都是为了有一个能持续的结果。这位从未在孩子身上使用武力的父亲，他知道武力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这时却扳开她的嘴，用手指抓住她的舌头。她有一颗门牙掉了，一颗漂亮的牙齿。这证明她不是梅丽。用这么多年的矫形器、固定器、晚上的牙托，所有这些装置都用来使她牙齿漂亮，保护她的齿龈，让她笑得更美——这不可能是同一个女孩。

“讲话！”他命令道，最后，终于闻到她真实的气味，最低贱的人类气味，只是没有烂肉和腐尸的恶臭。奇怪的是，她虽然告诉过他不洗漱，他先前并没有闻到她有什么气味——不管是他们在街上拥抱时，还是坐在她草垫对面的昏暗的光线里——那不过是有些酸臭恶心、不熟悉的气味，他归因于那被尿水浸泡的房子。可现在，当他扳开她的嘴唇时，闻到的是人，而不是房子的气味，一个乐于将自己的粪便四处乱舞的疯子的气味。他触及到的是她的污秽，令人恶心。他女儿是一团散发着人粪恶臭的污物。她身上是一切腐烂生物的气味，这不是自然而成的气味，是故意弄成的。她能办到，她办到了，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是污秽的最终形式。

他满脑子在想，哪里能有一块肌肉可以堵住自己的喉头，能使他避免更深地滑落污秽之中，可并没有这样一块肌肉。一阵胃痉挛，未消化的分泌物沿食道涌上来，一股苦涩难闻的酸气冲到舌头，当他大声叫道“你是谁！”时，这酸水伴随这几个词，一下子喷到她脸上。

即使在昏暗的房间里，他抱住她时就非常清楚她是谁。无须她取掉面罩讲话，他也明白某种难以解释的东西取代了他所了解的。即使不再有口吃来标明她是梅丽·利沃夫，她那双眼也准确无误地证明是她。在深深砍凿出来的大眼框里，那双眼睛就是他的。那身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整个人都是他的。她丢掉的牙是被拔了或敲掉了。

他退到门边时，她并不看他，而是焦急地在狭窄的房间里四下环顾，似乎他在狂暴中，极其残忍地伤害了与她孤独相处的微生物们。

四个人。毫不奇怪她为什么消失。他并不惊讶。这是他女儿，可没人能了解她。这杀人犯属于我。他呕吐到她脸上，这张脸，除了眼睛，根本不像她母亲的或她父亲的。面纱取掉了，但下面还有一层，总是这样?

“跟我走。”他请求道。

“你走吧，爸爸，走。”

“梅丽，你这是在让我做令人非常痛苦的事情。刚刚找到你，却要我离开。”他请求她，“请跟我走，回家吧。”

“爸爸，别管我。”

“但是我要看着你，不能把你留在这里，我必须看着你！”

“你见过我了，现在请走吧。如果你爱我，爸爸，就让我这样吧。”

最完美的姑娘，某人的女儿，被强奸了。

他脑海里全是她被人强奸两次的事情。四人被她炸飞了——太离奇，太不合常理，不敢想像。确实如此。看见那些面孔，听到那些名字，得知其中之一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第二个刚刚结婚，第三个快退休……她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或什么人……关心他们是谁?他什么也想像不出。不行。可以想到的只是强奸。只想到强奸，其他东西都被排除在外：他们的面孔、惨相、发型、工作、出生日期、服装和无辜。

不只一个福雷德·康伦——而是四个福雷德·康伦。

强奸。强奸使其他一切模糊不清。强奸是焦点。

有哪些细节?那些男人是谁?是她生活中的?也是反战人士?像她一样东躲西藏，熟悉的还是陌生人?流浪汉、吸毒者、手持匕首尾随她回家后闯进门厅的疯子?他们打过她?怎么强迫她的?没有人救她?他们强迫她做些什么?他要杀了他们。她必须告诉他这些人是谁。我想搞清楚这些人是谁，要知道在哪里发生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我们得回去找到这些人，杀了他们！

他不得不想强奸的事，无法解脱，一刻也不行，一心只想去杀人。在他构筑的这些墙内她被人强奸。所有那些保护措施都不能阻止人们对她的强奸。告诉我一切！我会宰了他们！

但是太晚了，事情已经发生。他无法阻止它。只要能避免它的发生，他应该在事前就宰了他们——可是他怎么能做到?瑞典佬·利沃夫?下了球场，瑞典佬·利沃夫什么时候碰过人家?没有什么比使用武力让这位肌肉发达的男人更难受。

她所在的那些地方。那些人。没有别人，她怎么生活?看她现在住的地方，她住的都像那样，或者更糟?是啊，她不该干那些事，永远也不该那么做，可是想想她不得不生活……

他坐在办公桌前，看了那些不愿看的东西后，他必须换换心情。工厂里空荡荡的，只有守夜人牵着狗在尽责。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他沿着加粗的链条相连的围栏巡查。暴乱时留在围栏上面的剃刀皮带似的布条，每天早晚他来时都在警告这位老板：“滚开！滚开！滚开！”他坐在这世界上最糟糕的城市剩下的最后一家工厂里，比在暴乱期间还要难受。当时春野大街在燃烧，南橙大街火光冲天，贝根大街遭到抢劫，消防警报不断响起，枪声此起彼伏，屋顶上的狙击手向街灯射击，打劫的人群在街头乱窜，孩子们扛着收音机、台灯和电视机，男人们抱着衣物，妇女们推起婴儿车，上面装满一箱箱的啤酒和饮料。人们将一件件新家具推到街中央，偷来沙发、婴儿床、餐桌，偷来洗衣机、烘干机、烤箱——不是偷偷摸摸地干，而是在光天化日公开抢劫。他们势力太大，他们的合作无可挑剔。玻璃窗的碎裂给人刺激，拿东西不用付钱使人兴奋，美国人的占有欲让人目眩。这是入店行窃，每个人随心所欲地拿走想要的一切，荒唐的免费索取，大家无所顾忌，心里只想着，在这里！来吧！在纽瓦克燃烧着的马缔格拉斯街道上有一股力量被释放出来，人们觉得这是一种补偿，是某种纯洁灵魂的东西，某种精神上的、普遍认为革命的东西。在星光和焚毁中央街区的火光的辉映下，家用电器的闪闪发亮的超现实情景预示着全人类的解放。是啊，就在这里，来吧，是啊，千载难逢的机会，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变革关头之一：谢天谢地，旧的苦难已被火焰吞噬，永不复生。仅仅几个小时，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苦难，如此可怕、恐怖、无情和巨大，要想消除它需要再过五百年。这次用火——下次呢?大火之后呢?一无所有。纽瓦克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在那段时间，瑞典佬和维基一直在工厂里。只有维基在他身旁，帮他向高处挪动位置，等待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端着冲锋枪的士兵，等待纽瓦克警察、州警察、国民卫队的保护——避免某人将父亲建立起来后交给他的企业烧掉……即使那时也不像现在这么糟。警车向街对面的酒吧开枪，他从窗户看到一名妇女倒下去，身体一弯就下去了，当场被打死。一名妇女在他眼前被杀掉……那也不比现在糟。人们尖叫、大喊，消防队员被炮火弄得动弹不得，无法救火。爆炸声如鼓声突然响起，半夜里一阵手枪子弹将维基贴着标语的临街的窗户打得稀烂……可是这件事却更糟。他们都走了，每个人都逃离冒着浓烟的瓦砾——工厂主、零售商、银行家、店主们，还有各个公司和百货店的人们。南市区、住宅区、每条街上，每天都有两部货车开走，到第二年都是如此。住户们纷纷逃离，抛弃那些他们曾经非常珍惜、现在却分文不值的房子，能换回多少算多少……可是他留了下来，拒绝离开，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还在这里，但是这也未能阻止她被强奸。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将工厂扔给野蛮人，没有抛弃工人，没有背叛他们，可是他的女儿还是被强奸。

在他办公桌后面墙上挂着的镜框中，有一封来自州长的内乱事务委员会的信，上面感谢塞莫尔·利沃夫作为动乱的目击证人，赞扬他的勇气和对纽瓦克的贡献。这是由十位著名的公民签名的信，其中有两位天主教主教，两位前州长。旁边镜框里是六个月前登在《星报》上的文章，上面有他的照片，标题为“手套公司留在纽瓦克大受赞扬”——可她还是被人强奸。

强奸已浸入他的血液，不可能再清理出去。那种气味进入了他的血液，还有那种景象、那些大腿、那些胳臂、那些头发、那些衣物。还有声音——碰击声、她的喊叫、狭小地方的翻滚声。男人走过来时恐怖的咆哮声，他的咕哝声，她的呜咽声。强奸带来的震惊罩住一切。毫无疑问，她踏出家门就被他们从后面一把拽住，扔在地上。她的身体就在那里，他们想干什么都行。只是一些布料遮盖着她的身体，他们扯了下来，没有什么能隔开她的身体和他们的手。进入她的体内，插进去，他们那样干时拼命用劲，力大得要将人撕裂。他们打掉她的牙齿，其中有一个疯子骑在她身上，发泄一通狗屎。他们叠在她身上，这些人，操着外语，哈哈大笑。他们无论想出什么点子，就去试试。一个接着一个，她看到后面有人还在等，可是束手无策。

他毫无办法，越来越疯狂，一心想做点什么，却无事可干。

婴儿床里的她的身体，摇篮车里的她的身体，开始站在他肚皮上时的她的身体。他下班回家，她倒挂在他身上，从她裤子和衬衣之间露出腹部。她从地上跳进他怀抱时的身体。她毫无顾忌地扑进他的怀抱，让他作为一位父亲触摸身体。在那跃起的体内有对他毋庸置疑的崇拜，似乎是非常精巧的身体，是完美造物的缩影，有一切小巧玲珑的魅力。这身体好像长得飞快，穿上刚刚熨烫的衣服——到处没有一点折皱。她表现出天真的自由，以及亲切感。她赤着脚踏来踏去，像只小动物。刚长好的脚爪，抓得紧紧的脚趾，细长的腿，讲求实效的腿，很结实，是身上最强壮的部位。冰淇淋颜色的内裤。小孩身体的分叉处，摆脱重力的束缚，难以置信地属于上半个梅丽，不属于下半个。不胖，恰到好处。那条裂缝如同锥子造就——漂亮的斜面连接处，花瓣朝外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成妇女折纸似的阴道。看似虚幻的肚脐、几何形状的躯干、胸腔上显出人体的精确。柔软的脊骨，瘦削的背脊像小型木琴的键盘。发育前的胸部处于可爱的冬眠，急需发育的各部位都在安静地等待。颈部已有一点女人的模样，日渐增长的脖子上出现了绒毛。脸型，这才是她值得骄傲的。这张脸是她不能带走的东西，也预示着她的未来。这标记没有消失，五十年后依然如此。关于她后来的经历，他这孩子的面孔揭示得实在太少啦。那种年轻是他所能看到的全部内容。在时间的轮回中，这非常新颖。什么东西都还未定型，时间的威力在她脸上充分展现出来。头骨柔软，只见她尚未成型的鼻子上的闪光。眼睛的颜色有白色，纯白、湛蓝。清澈见底的双眼，那么无遮无盖。但是这眼睛，这窗户，精心擦洗的窗户，却未看不出里面的任何东西。胎儿时的眉毛含义丰富，耳朵像杏干，味道极佳，一旦品尝起来就无法停止。小耳朵总显得比她更老练，怎么看也不像四岁孩子的。其实从十四个月起样子就未变过。她的头发有种超自然的精美和健康感。要更红些，更像母亲的头发，火红颜色。从她头发中可以闻到这一天的味道。那种无拘无束，将身体投入他的怀抱，小猫似的扑向强有力的父亲，这个令人放心的巨人。确实如此——将身体交给他。她的举动有寻求庇护的本能，与多恩在哺乳幼儿时说的感受一样强烈。女儿从地上跳进他的怀抱时，他感到的是他们之间的亲昵。这种关系的形成在于他们知道，他不会过分的，他也不可能。那只是极度的自由和巨大的乐趣，与多恩的哺乳一样。是这样，无可否认。他觉得妙不可言，她也有同感，太好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这么好的孩子身上的?她口吃。那算什么?有什么大的交易?这些是怎么降临到这个极为正常的孩子身上的?除非注定要发生在优秀的、极为正常的孩子身上的事情。疯子不做这种事情——正常孩子才去做。保护她呀——可是没有人能保护她。你不保护她，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你保护她，也很难受，全都一样。她的自治精神糟糕透顶，世界上最坏的东西迷住了他的孩子。要是这巧夺天工的身体没有降生到人世间该有多好！

他给弟弟打电话。想从弟弟那里寻求安慰，他算找错人了。可是他能怎么办?提到安慰，一般说来，找兄弟、父亲、母亲、妻子，都不行。人们能做到自己安慰自己，生活中坚强些，还能安慰他人，就该满足了。但是他需要某种安慰来摆脱这强奸，需要将强奸从心里剔除。它正给他致命的刺痛，让他无法忍受，所以才给唯一的弟弟打电话。若他还有别的兄弟，他会另打的。兄弟中他只有杰里，杰里也只有他。女儿也只有梅丽一个。她也只有他这唯一的父亲。别无他法，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那是在星期五下午的五点半钟。杰里正在诊所给做过手术的病人看病。他说可以谈谈，病人们也可以等一下。“怎么回事?你怎么啦?”

他听见杰里的声音，感到话音里的不耐烦和有些尖刻的过于自信。于是他想到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我找到她了。我刚从梅丽那里回来。我就在纽瓦克找到她的。她在这里。我在她的房间里见到了她。这姑娘经历了哪些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住的地方——你想像不出，你根本无从去想。”他继续讲述她的事，不停地说，想把她对他说的事都告诉他，关于她在哪里住过，怎样生活，现在怎样了之类的事情。他尽量把这些灌进他的脑袋和他自己的脑袋，尽量在脑袋里腾出位置来容纳全部的东西。可是他无法找到足够的空间装下她那个房间里的一切。他告诉弟弟她被人强奸两次时，几乎哭出声来。

“讲完了吗?”杰里问。

“什么?”

“如果你讲完了，如果真是那样，告诉我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塞莫尔，你怎么做?”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她干的，是她炸掉了哈姆林商店，是她杀害了康伦。”他不能告诉他有关俄勒冈和另外三人的事。“她自己干的。”

“是啊，肯定是她干的。上帝啊，还能是谁?她在哪里，在那房间里?”

“是啊，糟透了。”

“回到那个房间，把她接回来。”

“我不行，她不让我那样干。她要我别打搅她。”

“让她的想法见鬼去吧。开着你该死的车回去，去将她从那狗屁房间拖出来，抓住她的头发。给她镇静剂，捆起来，接她走。听我的，你总是优柔寡断。我不是那种认为把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生存中最重要事情的人——但你是那种人。开车回去接她！”

“那不行。我不能拖走她。有些事你不明白。一旦你越过界限，将人们逼进房间——接着会怎样?有些虚张声势——接下来怎么办?很难说，太复杂了。行不通的。”

“那才是有效的方法。”

“她杀了另外三个人，她杀了四个。”

“让那四个见鬼吧。你怎么啦?你向她让步，这和向父亲让步一样，也和你向生活中的一切让步一样。”

“她被人强奸，神经不正常，已经疯了。你只要看她一眼就知道。她被强奸了两次。”

“你认为还会发生什么事?你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她当然被强奸了。你动身去做点事，否则她会第三次遭到强奸。你爱她，还是不爱?”

“你怎能这样问?”

“你逼我问的。”

“请你现在别这样，不要把我拖垮，拆我的台。我爱女儿。我从未这样爱过世界上任何东西。”

“作为一件东西。”

“什么?指的什么?”

“作为一件东西——你爱是把她当成该死的东西，就像你爱妻子那样。哦，要是有一天你意识到你为什么做正在做的事就好了。你知道原因吗?有点明白吗?因为你担心造成糟糕局面！你害怕将野兽从袋里放出来！”

“你说些什么?什么野兽?什么野兽?”不，他并不期望最好的安慰，但是这种攻击——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攻击，甚至连假装安慰都做不到?他只是对杰里讲了这一切比他们的预料还要糟糕成千上万倍，他为什么还这样?

“你是干什么的?知道吗?你所干的总是在平息一切事端，总是在缓和矛盾。只要你认为会伤害某人的感情，你干的就是不讲真话。你做的一切就是妥协。你总是那么满足，总想找到事情美好的一面。举止适当，默默忍受一切，保持最后的礼节。你是个从不违规的孩子，无论这社会需要什么你都去做。礼节，礼节才是你该唾弃的东西。好啦，你女儿替你唾弃它，不是吗?四个人?她对礼节进行了多么严厉的抨击。”

挂断电话吧，他会孤独地待在过道里。前面就是正在等待的男人，另一个正在下面的楼梯上和梅丽厮打。他将会看到自己不愿看的东西，了解不堪了解的一切。他不能坐在那里去想像故事的其他细节。挂断电话后他就听不见杰里要说的东西。他刚才为了谈野兽说了这么多话。什么野兽?他和人们的关系都这样——不是对我的攻击，这是杰里的天性。没人能控制他，生来如此。我给他打电话之前就知道，我这一生都清楚。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一个不能算弟弟的弟弟。我很害怕，生活在恐惧中，这就叫恐惧。我跟这世上最不该通话的人通话了。这是个舞着刀谋生的家伙，用刀对付磨难，用刀割掉腐烂的东西。我在崩溃的边缘，应付没人能应付的事情，可他还是同平常一样——举着刀朝我冲过来。

“我不是叛逆者，”瑞典佬说，“我不是叛逆者——你才是。”

“对，你不是叛逆者。你是做好一切事情的人。”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你的话如同侮辱。”他气愤地说，“把事情做好到底有什么错?”

“没什么，没什么。只是你女儿将自己的一生炸掉了。你从不把自己暴露给他人，塞莫尔。你总是将自己隐藏起来，没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当然你决不会让她知道你是谁。那就是为什么她要炸掉——那种外表。你那些该死的准则。好好看看她对你的那些准则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在我看来，你太精明。这就是你的反应?是吗?”

“你赢得奖品，你总迈出正确的一步，大家爱戴你，你娶到新泽西小姐，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就是你的思维。你为什么娶她?为了外貌。你为什么做这一切?为了外貌！”

“我爱她！我反对自己的父亲，可我如此地爱她！”

杰里笑了起来。“你相信?你真认为自己勇敢地抵抗他?你娶她是因为逃不掉。爸爸在办公室将她骂得狗血淋头，你坐在那里屁都不敢放。是这样吧?”

“我女儿还在那间房里，杰里。讲这些有什么用?”

杰里并不听他的，只顾自己说。为什么杰里把这当成对哥哥讲真话的最佳时机?为什么有些人，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认为到了让人理解的时候，装做进行性格分析，将这么多年对你的轻蔑发泄出来?你的苦难使他们的优越感变得如此富足，如此宽广，觉得发泄出来是多么舒畅?为什么这成了他对生活在我的阴影里进行抗议的时机?他若要对我讲这些，为什么不在我得意之时讲?他为什么认为是处在我的阴影里?迈阿密最了不起的心外科医生！心脏受害者的救星，利沃夫医生！

“老爹?他真不该让你轻易过关——你不明白?如果老爹说，‘看，你决不会得到我的同意，决不，我不想要这样一半那样一半的孙子，’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但是你根本不必选择，决不会。因为他放你一马，大家总是让着你。那就是为什么现在也没人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的面纱没被揭开——塞莫尔，没被揭开。所以你女儿要将你炸飞。你从不正视任何事情，她因此恨你。你把自己藏起来，从不选择。”

“你为什么这样说?你想我选择什么?我们谈些什么?”

“你以为你知道人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你懂什么叫女儿?你一点也不懂。你以为你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你丝毫也不了解。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假象。你所知道的只是该死的手套。这个国家令人恐惧。当然，她被人强奸。你认为她那一路的是些什么人?在外面她当然会被强奸。那不是旧里姆洛克，老伙计——她在那外面，老伙计，在美国。她进入那个世界，失去理智的世界，那里正发生许多事情——你还指望什么?一个来自里姆洛克的孩子，她不懂在那里该怎样行事，狗屎当然要淋到狂热者头上。她怎么会懂?她在外面的世界里像个野孩子。她不会满足的——她还在演戏。迈卡特公路旁的一个房间。为什么不可以?谁不愿意?你为她安排的生活是挤牛奶?为了哪一种生活?非自然的，全是人为的，所有一切。你的生活依据的是那些前提。你还在那位老人的梦幻世界里。塞莫尔，你还和娄·利沃夫一起待在手套天堂里。一个被手套垄断、处于手套的重棒威胁下的家庭，生活中唯一的东西——女士手套！他还在讲述那位卖手套时每选一种颜色都要到水池洗手的妇女的事?哦，哪里，过时的美国在哪里，那个一位妇女有二十五双手套的举止高雅的美国在哪里?你的孩子将你的准则炸到未来的王国里去了，塞莫尔，你还认为你懂生活是什么！”

生活就是我们还活着时的一段短暂的光阴。梅丽蒂丝·利沃夫，1964年。

“你想要美国小姐?好吧，你得到她了，复仇女郎——她就是你的女儿！你想成为真正的美国运动员，真正的美国陆战队员，真正的美国能人，怀抱漂亮的异教徒孩子?你渴望像其他人一样归属于美利坚共和国?好吧，你现在做到了，大个子，全靠你的女儿。这地方的现实就在你的嘴边。在你女儿的帮助下，你已经陷在那堆狗屎里够深的啦，真正令人疯狂的美国狗屎。疯狂的美国！神经错乱的美国！真该死，塞莫尔，如果你是个爱女儿的父亲的话，真该死。”杰里对着话筒咆哮——让那些在走廊等着的康复期的病人见鬼去吧。他们想让他检查新装的瓣膜和动脉血管，想告诉他，因为延续的这段生命他们多么地感激他。杰里大声叫道，嘶声力竭，好像他想做的就是大喊大叫，让医院的规矩见鬼去吧。他是爱咆哮的外科医生之一：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咆哮；你干涉他，他咆哮；你站在那里无所事事，他咆哮。他不做医院要他做的，父亲期望他做的，或者妻子们想他做的。他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高兴做的。他告诉人们他一天中的每一分钟他是谁，在干什么。他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不管是他的意见、他的挫折、他的欲望，还是他的口味或他的仇恨。在他意志的范围内，他从不含糊，从不妥协，他就是国王。他不去浪费时间对自己做过或没做过的事情后悔，或者向他人表明自己是多么令人讨厌。信息很简单：我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没有可选择的。他不愿忍受任何东西，总是畅所欲言。

这两人是兄弟，同父同母，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一个的进攻性被消除，另一个则暗暗养成。

“你若是个爱女儿的父亲，”杰里对瑞典佬喊道，“决不会把她留在那房间里！决不会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瑞典佬在办公桌前痛哭流涕。似乎杰里一生都在等待这个电话，某种荒诞、紊乱的东西使他对哥哥如此愤怒，现在没有什么他不能说。他这一生，瑞典佬想，就等着用这些可怕的东西攻击我。人们总是这样：他们有你要的东西，却不愿给你。

“我不想离开她，”瑞典佬说，“你不明白。你不想明白。那不是我离开的原因。离开她我伤心得要命！你不理解我，你不愿意。你为什么说我不爱她?太可怕了，不敢想像。”他突然看到自己呕吐到她脸上的情景，大哭起来，“一切都令人恐怖！”

“现在你开始懂了。好样的！我哥哥开始形成自己的看法了。这是自己的而不是其他人的，除了人云亦云，学会了别的东西。这很好，有进展。思想有些不稳定，一切都很可怕。你准备怎么办?什么都不干。好吧，想要我来应付她?你要我来接她，要还是不要?”

“不要。”

“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不知道。帮帮我。”

“没有谁能帮你。”

“你心肠太狠，你对我太狠。”

“是啊，我看起来不太友善，一直都这样。问问父亲就知道了。你才是那种看起来很友善的人。可是看看，你落到什么地步了。不愿冒犯他人，总责备自己，各方面都忍让。当然，这是‘自由’——我清楚，一个宽宏大量的父亲。但是那意味着什么?核心是什么?总想把一切东西揉到一起。看看，你成了该死的什么样子！”

“我没有发动越南战争，我没有发动电视大战，我没有让林顿·约翰逊成为林顿·约翰逊。你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她为什么要扔炸弹，那场该死的战争。”

“是的，你没有发动战争。你制造出美国最愤怒的孩子。从她还是个小孩起，她说的每个字都是一颗炸弹。”

“我尽可能给她所有东西，每样东西。我给了她一切。可以向你发誓，我给了她一切。”现在他哭得自如了，已没有什么东西介于他和哭泣之间。这是一种新的体验——他哭着，似乎这样哭一直是他生活的目标。这么多年来，能像这样哭是他隐藏得最深的野心。现在他达到目的，回忆起他给予的一切和她索取的一切，那种同时的给予和索取塞满了他们的生命。还有那天，一言难尽（不管杰里说什么，不管他现在乐于强加到瑞典佬头上的所有责备），真的说不清楚，让她那么讨厌。“你谈起来，好像我应付的这些事任何人都能应付。但是没有谁做得到。谁也不行！谁也没有对付这种东西的武器。你认为我无能?你认为我不称职?我不称职的话，你上哪里还能找到称职的人……如果我……明白我说的话吗?我应该是哪样的人?我不称职的话，其他人又怎样?”

“哦，我理解你。”

轻松自如的哭泣对瑞典佬而言，总像走路时失去平衡，或者故意给人留下坏印象一样难。轻松自如的哭泣是他有时几乎要嫉妒别人的东西。妨碍他哭泣的大男子的障碍剩下的碎块和残片，也被弟弟对他的痛苦的反应粉碎了。“如果我真是你说的那样……”他讲道，“……那还不够，不够，那么，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任何人表现出来的都不够。”

“你终于明白！真是那样！我们都不够。我们没有谁够！包括把一切事情都做好的人！把事情做好，”杰里厌恶地说，“在这世上把事情做好。你会抛弃自己的外表，和你女儿斗一斗意志力，是吗?在运动场上你那样做过。你就是那样得分的，记得吗?你用自己的意志与其他人竞争，你赢了。如果有用的话，把它当做一场比赛。可是没有用。你以前参加的是典型的男人运动，你是个爱行动的人，但这次不是典型的男人运动。好吧，你没有想到那样做，你只发现自己会打球、做手套、娶美国小姐。与美国小姐待在一起，哑口无言、反应迟钝。参加比赛，想进黄蜂队，被一个来自伊丽莎白的小个子爱尔兰姑娘迷住了，这就是威夸依克高中的犹太男孩。那些奶牛、养牛协会、殖民地旧美国，你认为这一切外表的东西无需任何代价。优雅漂亮、天真无邪。可是那也得付出代价，塞莫尔。我也该扔颗炸弹。我也想成为耆那教徒，住在纽瓦克。那新教徒的狗屁胡说！我不清楚你内心到底有多少话不能讲出来，但这就是你受到的蒙蔽。咱们老爹确实压制你。你想要什么，塞莫尔?你想摆脱出来?那也不错。其他任何人早就摆脱了。就这么办吧，别管这些。想想她对你生活的鄙视，摆脱她。承认你本身有某种东西她非常仇视，别管那该死的，再也不去看那母狗。只当她是个怪物，塞莫尔。即使怪物也有出处——即使怪物也需要父母。但是父母不需要怪物。摆脱她！你如果不愿摆脱，如果这是你打电话的原因，那就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接她回来。我也来对付她。怎么样?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帮助。你要我来，我会收拾办公室，乘飞机来。我会到那里，我可以保证，把她从迈卡特公路拖走，这小混蛋，这自私自利的该死的家伙，她在和你玩狗屁游戏！她不会和我玩，告诉你。你想还是不想?”

“我不想那样。”杰里认为他明白这些事情，他却不明白。他认为事情总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根本没有联系。我们怎样生活和她干的这些事?她在哪里长大和她的所作所为有关系?这和其他事情一样，不能联系起来——是同一团乱麻的一部分！他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杰里咆哮道。杰里以为靠咆哮、喊叫就能逃避困惑。可是他喊叫的一切都错了，没有一项是真的。原因，明确的答案，该谁负责?理由。可是没有理由。她不得不成为这个样子。我们都如此。理由在书上。我们能像这古怪的惨景一样，回到一家人生活的那时候吗?不可能。也没有可能。杰里尽量想说出它的道理，可是你不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对此一窍不通。没人理解，这不合常理。这是混沌，彻头彻尾的混沌。“我不想那样，”瑞典佬告诉他，“我受不了。”

“对你来说，太粗暴了。在这世界上，太粗暴了。女儿即使是个杀人犯，这样干还是太粗暴。作为陆战队教练，还是太粗暴。好吧，大个子瑞典佬，温和的巨人。我的候诊室里挤满了病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注释】

[1] 指马丁·路德·金（1929—1968），美国黑人牧师，和平运动领袖，曾获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四年后被暗杀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2] 美国人权运动领导人（1926—1990），是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创始人和主席（1968—1977）。

[3] 指乘坐公共汽车或火车到南方各州进行反种族隔离的游行示威者。

[4] 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

[5] 法国东南部城市。

[6] 美国人菲·泰勒·巴纳姆于1871年建立的世界大马戏团，并于1881年与主要竞争对手合并形成巴纳姆贝利马戏团。

[7] 北美印第安人一个分支，此语来自美国作家詹姆斯·F.库柏（1789—1851）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8] 美国一青少年组织，因所强调的脑、心、手、健康（Head，Heart，Handsand Health）的第一个字母都是H而命名，主要培养孩子们的实际能力。

[9] 科罗拉多州中南部城市，位于丹佛市西北部。

[10] 康涅狄格州南部城市。

[11] 1954年就任南越总统，后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暗杀。

[12] 古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基督教隐修院的创建人。

[13] 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人们在处于无望境地时常祈求他。

[14] 《圣经·新约》中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丈夫。

[15] 据基督教《圣经》“外传”，系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16] 法国民族女英雄（1412—1431）。

[17] 美国废奴主义者，1859年他与二十一名跟随者在哈珀斯渡口占领了美国军火库，为解放南方奴隶作出了努力，后被判处绞刑。

[18]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黑豹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42—1989）。

[19] 胡艾·牛顿的朋友，也是黑豹党的创始人。

[20] 1970年1月加州索莱达监狱谋杀案的黑人囚犯，与另外两人被称为“索莱达兄弟”，该事件被认为象征着美国司法体系对黑人和白人执行了两种不同的标准。

[21]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城市。

[22] 一种用长柄木槌击打木球并使其穿过一系列球门的户外游戏。

[23] 马里兰州首府。

[24] 每四对男女构成一个方形的一种舞蹈。

[25]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游胜地，以其用于出口和制作香水的鲜花而闻名。

[26] 指威廉·腓特烈·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率领美军取得数次重大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人在他的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

[27] 美国教育家（1862—1947），因通过教育促进和平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28] 南卡罗来纳州南部海洋中的一个岛屿，自从1915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海军训练基地。

[29] 指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投降。

[30] 葡萄牙籍舞蹈演员、歌手（1909—1955），1939年进入好莱坞，主演音乐片。

[31] 西太平洋一个球状珊瑚礁，1942年被日本人占领，后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收复，属基里巴斯。

[32] 指美国东南部，通常包括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33] 宾夕法尼亚中部城市。

[34] 内布拉斯加东北一城市。

[35] 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

[36]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37] 佐治亚州东南部一城市。

[38] 美国港口城市

[39] 现捷克南部城市。

[40] 现斯洛伐克西部城市。

[41] 新泽西州东北部城镇，位于纽瓦克附近的帕塞伊克河边。

[42] 艾萨克·梅里特·辛格，1811—1875，美国一种连续缝纫的缝纫机发明家。

[43] 一种柔软、薄的小山羊皮。

[44] 产于法国Muenster的淡黄色的半软干酪。

[45]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明星。

[46] 威廉·布思于1865年建立的国际救助和慈善组织，1878年重新命名。

[47] 婆罗门教、佛教等主张的不杀生和非暴力主义。

[48] 印度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49]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

[50] 印度最下等的种姓。

[51] 美国一黑人组织。

[52] 印第安纳州首府。

[53] 俄勒冈西北部港口城市。

[54] 将牛奶和冰淇淋等混合后搅打至起泡的饮料。

[55] 古巴领袖卡斯特罗。

[56] 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口城市。

[57] 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1898—1979），其作品包括《爱欲与文明》（1955年）。

第三部　失乐园

7

那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那年夏天。利沃夫一家几乎每天傍晚都在屋后走廊上看十三频道重播的当天会议。农庄设备和牛群卖掉以前，他们在温暖的傍晚，总能从这里观察多恩的正在山丘上吃草的牛群。房子外面是一块面积达十八英亩的草场。许多年来，他们在夏天将牛群赶到那里，就不去管它们了。若是它们躲在附近，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穿着睡衣的梅丽总想在睡觉前出去看看。多恩会大叫道，“过来，孩子们。过来，孩子们。”人们上千年都这样呼唤它们。它们会做出回应，爬上山坡，从沼泽里、从藏身之处钻出来，迎着多恩的声音走过来，吼着回答。“我们这些姑娘不漂亮吗?”多恩总这样问女儿。第二天日出时，梅丽和多恩就去将它们赶到一起。他常听多恩说，“好吧，我们穿过大路。”梅丽打开大门，手拎棍子，带上澳大利亚牧羊犬阿普。母亲和幼小的女儿驱赶十二、十五或十八头牲口，每头重约两千英磅。梅丽、阿普和多恩把牲口圈起来，给它们喂草料，人手不够时兽医和下面那个男孩也去帮忙。梅丽帮我喂草料。小牛乱跑时梅丽会追上它。塞莫尔来干的话，那两头母牛会很不高兴。它们在草地上乱踢，对着他直摇头——梅丽不一样，它们了解她，它们只是告诉她需要什么。它们熟悉她，很清楚她会怎样对待它们。

她怎么能对他说，“我不想谈母亲?”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母亲到底做了什么?她母亲犯了哪样罪?这些听话的母牛的温和的主人也有罪?

他父母上周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每年夏末都从佛罗里达来玩。多恩甚至没有想到要好好招待他们。每当她从新房工地回到家里，或从建筑师办公室开车回来时，他们早已坐在电视机前和亲家一道充当委员会的助理辩护律师。她的这些亲戚白天观看整个过程，晚上还温习一遍。在白天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里，瑞典佬的父亲就给委员会成员写信，吃晚饭时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威克参议员：您对骗子迪克的白宫发生的事情很吃惊吧?别做傻瓜，哈里·杜鲁门[1]早在1948年就把他看穿了，当时称他为骗子迪克。”“亲爱的古内参议员：尼克松如同伤寒携带者，他接触的每一样东西都染上毒了，包括您。”“亲爱的贝克参议员：您想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是一伙普通罪犯，那就是原因！”“亲爱的塔西先生，”他给委员会里的纽约律师写道，“我为您喝彩，上帝保佑您。您让我觉得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很自豪。”

他把最大的轻蔑留给了一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的人物，一位名叫卡门巴克的律师，此人安排募集了大量非法捐款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他的那些丑行其实还够不上这老头的关注。“亲爱的卡门巴克先生：如果您是犹太人，做出您所做的这些事，满世界的人都会说，‘看这些犹太人，真正的守财奴。’可是，谁是守财奴，我亲爱的乡村俱乐部先生?谁是盗贼和骗子?谁是美国人，谁是歹徒?您流利的谈吐绝对骗不了我，乡村俱乐部先生卡门巴克。您的高尔夫球骗不了我，您的行为举止骗不了我。我一直很清楚，您洁白的双手实际上很肮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您应该感到羞耻。”

“你们以为我能得到那个狗杂种的回音?我应该把这些收进书里出版，应该找人把它们印出来免费散发，人们就会了解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的感受。这些杂种……看啊，看看这位，看看他。”尼克松的首席顾问艾里奇曼出现在屏幕上。

“他让我恶心，”瑞典佬的母亲说，“他和那位特里西亚。”

“喂，她不重要，”她丈夫说，“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这一伙人，冯·艾里奇曼，冯·哈德曼，冯·卡门巴克——”

“她还是让我恶心，”她妻子说，“你会认为她是位公主，就像大家谈论她的那样。”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娄·利沃夫对多恩说，“会控制这个国家，把它变成纳粹德国。你知道《不会在此发生》那本书吗?真是一本好书，我忘记作者了，但是那种思想更适合现在。这些人将我们带到某种恐怖的边缘。看这杂种。”

“我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他妻子说，“他还是另一个。”

“他们是一路货色，”老头告诉她，“他们可以互换，那伙人都这样。”

梅丽的事。即使她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坐在电视机前，她父亲还是会如此恼怒。瑞典佬明白，她不在这里。造成她这样的后果，还有谁比水门事件这群恶棍更可恨?

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娄·利沃夫就开始将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的副件寄给梅丽。他这些信对梅丽的行为的影响比对总统大得多。眼看十几岁的孙女对战争和他一样愤怒不已，并且事情开始糟糕，老头就感到很沮丧。他总是将儿子叫到一边说道，“她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她从哪里搞到这种垃圾?谁给她灌输的?和她到底有什么相干?她在学校也这样吗?她不能在学校里这样干，她会丢掉学校里的机会，错过上大学。在公众场合，人们不能容忍这些，他们会把她的脑袋割下来。她只是个孩子……”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为了控制梅丽，让她少这样结结巴巴地喷发出愤怒言词，他常装做与她结成联盟，给她寄去从佛罗里达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他还在边缘上写下自己的反战口号。他来玩时，从皮包里取出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对她大声朗读。他总是夹着皮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他的努力来避免她伤害自己，尾随这个孩子，好像他自己也是个孩子。“我们必须在萌芽时就把它掐掉，”他对儿子倾诉道，“这样下去不行，绝对不行。”

“好吧，”他常说——在他对梅丽又读了给总统的一封请愿信后，便想起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位多么伟大的总统。他自己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全靠这个国家，对他和他的亲人来说是怎样的失望，那些美国男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为别人的战争卖命，他们应该待在家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认为爷爷怎样?”

“约—约—约翰逊是个战犯，”她会说，“他不愿停—停—停止战争，爷爷，因为您让他停。”

“他也是个想尽职的人，你知道的。”

“他是条帝国主义走狗。”

“啊，那是一种说法。”

“他和希特勒之间没有什么区—区—区别。”

“你夸大了，亲爱的。我不认为约翰逊不管我们。但是你忘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梅丽，亲爱的。你那时还未出生，所以你不记得。”

“他没有做过约翰逊对越南人做的那些事。”

“越南人并没有被投入集中营。”

“越南就是一个大—大—大集中营！那些‘美国男孩’不成问题，就像人们常说的，‘及时把纳粹党徒撤出奥斯威辛[2]，好过圣—圣—圣诞节。”

“我得和这家伙讲政治，亲爱的。我不能在信上称他为杀人犯，又指望他听我的。塞莫尔，明白吗?”

“我认为没有作用。”瑞典佬说。

“梅丽，我们的感受和你一样。”她爷爷告诉她。“你明白吗?相信我，我知道读报纸后就开始发疯是咋回事。考哥林神甫[3]，那个狗杂种。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4]——亲纳粹，亲希特勒，这个国家所谓的民族英雄。杰拉尔德·L.K.史密斯先生。伟大的比尔博参议员。当然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狗杂种——土生土长的，很多这样的家伙，谁也不否认。兰金先生[5]、迪尔斯[6]先生和他的委员会。来自新泽西的J.帕内尔·托马斯先生。孤立主义者、顽固分子、愚昧无知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在美国国会。J.帕内尔·托马斯之流的江湖骗子，最终关进监狱的骗子们，他们的工资却来自美国的纳税人。讨厌的人们，最坏的一帮。还有麦卡南先生、詹纳先生、芒德特先生、威斯康辛来的戈培尔先生、尊敬的麦卡锡先生[7]，都该在地狱烧死。他的伙伴科恩[8]，丢人现眼。一个犹太人，一种耻辱！这里和每个国家一样，总有一些狗杂种，他们被外面那些有投票权的天才选进政府。报纸又是怎么回事?赫斯特先生[9]、麦考密克女士[10]和韦斯特布鲁克·派格勒先生[11]，他们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走狗。我恨死他们。问问你父亲。塞莫尔，我没有——恨过他们吗?”

“您恨过。”

“亲爱的，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感谢上帝。你不必到处乱跑、仇恨你的家人。你可以写信，你可以投票，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上帝啊，你可以做你父亲做过的事——参加陆战队。”

“啊，爷爷——陆战队员亲—亲—亲——”

“那么，让它见鬼去吧，梅丽，参加另一方。”他说，一时失去控制。“那怎么样?你可以参加他们的陆战队，如果你想的话。有人做过，真的，看看历史。假如你想，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到那边为另一方打仗。我不主张你那样做，人们不喜欢。我想你很聪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人那样做过，那是一种观点。看看本尼狄克·阿诺德[12]，看看他，他就干过。就我所知，他到了另一方，从学校去的。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有勇气，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起来抗争。他为自己的信仰去冒生命危险。但是，梅丽，据我看来，他碰巧走错了路。他在革命战争中到了另一边。我认为他错到底了。现在你怎么也不会错，只会对。这个家庭百分之百反对该死的越南战争。你用不着反叛自己的家庭，因为你的家庭并没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不是这附近反对战争的唯一的人。我们都反对。鲍比·肯尼迪也反对——”

“现在。”梅丽厌恶地说。

“好吧，就说现在。现在比过去好，不是吗?现实一点，梅丽——不这样的话，毫无益处。鲍比·肯尼迪反对战争，尤金·麦卡锡参议员反对战争，杰威兹参议员反对战争，他还是共和党人。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反对战争，怀纳·莫尔斯参议员反对战争。他真不错，我佩服这人。我写信告诉他了，还有幸得到他签名的回复。富布赖特[13]参议员当然也反对战争，大家认为是他提出了东京湾决议——”

“富—富—富——”

“没有谁说——”

“爸爸，”瑞典佬说，“让梅丽讲完。”

“对不起，乖乖，”娄·利沃夫说，“讲吧。”

“富—富—富布赖特是种族主义者。”

“是吗?你说些什么?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谈谈这些吧。我猜你就是这样弄错的，我的朋友。”她诽谤了他的一名英雄，这人曾起来反对乔·麦卡锡。听见她这样讲富布赖特，他费了最大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现在也让我把要讲的讲完。我说的什么?讲到哪里了?塞莫尔，我到底讲到哪里了?”

“您讲到，”瑞典佬说，不偏不倚地在两个强人之间扮演调解人，这比做任意一方的对手要好些，“你们都反对战争，想阻止它。你们没有理由争论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就是您的观点。梅丽觉得给总统写信远远不够。她认为毫无用处。您认为，不管是否有用，这是您能做的，您打算这样做，至少继续让人们注意您。”

“确实如此！”老头叫道，“喂，注意我在此对他说的话。‘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梅丽，听到了吧——‘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

可是他对总统讲的任何东西都未能结束战争，他对梅丽说的任何话也未能在萌芽状态掐掉那场大灾难。家里只有他早就看出它的来临。“我看到它正在靠近，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我了解它，我感觉到它，我和它搏斗。她已失去控制，出了某种差错，我能闻到它的气味。听我讲，‘必须为那孩子想点办法，那孩子有问题了。’然而大家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说，‘爸，别紧张。’我劝道，‘爸，别太夸张，那只是一阵子的事。娄，别管她，不要和她争论。’‘不，我决不会把她扔在一旁。我决不会放任自流，失掉一个孙女。那孩子有些神志不清。’你这样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你们都这样认为。只有我没疯，我是对的，我完完全全正确！”

他回到家时，没有谁给他留言。他一直祈祷有玛丽·斯托尔兹的消息。

“没什么事?”他对多恩说，她正在厨房里用园子里摘来的蔬菜做色拉。

“没有。”

他为自己和父亲倒上饮料，拿着杯子来到后面走廊，电视还在放。

“你们要做牛排，亲爱的?”母亲问他。

“牛排、玉米、色拉，还有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他本来指多恩的番茄，可是说出来后并不纠正。

“没有谁像你们这样做牛排。”等他这些话带来的震惊消失后，她才说道。

“好的，妈。”

“我的大孩子。谁还会想要个更好的儿子?”她说，当他拥抱她时，她在这一周里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对不起，我想起了那些电话。”

“我明白。”他说。

“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常来电话，你让她讲，她总是说，‘嗨，奶奶！猜猜我要说什么?’‘不知道，亲爱的——说什么?’接着她便告诉我。”

“来吧，你太糟了，你能坚持的，来吧，振作起来。”

“我在看那些快照，那时她还是个婴儿……”

“别去看，”他说，“尽量别看它们。你做得到的，妈，你不得不这样。”

“啊，亲爱的，你这么勇敢，这么让人开心，我们来看你，心情好多了。我多么爱你。”

“好的，妈，我也爱你。但是在多恩面前你不能失去控制。”

“是的，是的，不管你说什么。”

“那才是我的姑娘。”

他父亲还在看电视——奇迹般地自我控制了整整十天——对他说，“没有新闻。”

“没有。”瑞典佬回答。

“什么也没有。”

“是啊，什么也没有。”

“好吧，”他父亲说，露出与世无争的样子，“好吧——如果是那样，就别管它啦。”他继续看电视。

“塞莫尔，你认为她还在加拿大?”母亲问。

“我从不认为她在加拿大。”

“可是那些孩子都去那里……”

“喂，我们不谈这个好吗?问问是不错，可是多恩会进进出出——”

“对不起，你说得不错，”他母亲说，“我非常抱歉。”

“情况并没变，妈妈，一切照旧。”

“塞莫尔……”她犹豫不决。“亲爱的，就一个问题。如果她去自首将会怎样?你父亲说——”

“你为什么用那事去烦他?”他父亲说，“他对你说了多恩的事，要学会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

“妈妈，您不该再去想这些。她走了。她也许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们。”

“为什么?”他父亲插话道，“她当然想再见到我们，我不相信你说的！”

“现在谁能控制自己?”他母亲问。

“她当然想再见我们，问题是她不能。”

“亲爱的娄，”他母亲说，“有些孩子，即使在普通家庭，长大后也一走了之。”

“但不是在十六岁。看在上帝分上，也不在那种情况下。你谈什么‘普通’家庭?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这是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是个陷入麻烦的孩子，我们不是一个对陷入麻烦的孩子弃而不管的家庭！”

“她二十一岁了，爸，二十一。”

“二十一，”他母亲说，“去年一月份。”

“可是，她不是孩子了，”瑞典佬对他们说，“我说这些就是想要您们别灰心，您们俩都应该这样。”

“哎，我不会，”他父亲说，“我还有那点理智，可以保证我不会。”

“是啊，你不必担心。我只是认为大概永远见不到她了。”

比起他们永远见不到她来，让他们看见他将她留在那个房间的地板上会更糟些。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努力，如果不能使他们完全放弃，也要将他们引向适应，让他们以务实的心态面对未来。他现在怎么能告诉他们梅丽身上发生的事，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又不至于毁掉他们?如果他们去看她，心里对将要看到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准备。人们为什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非知道不可?

“儿子，你能肯定我们永远见不到她了?”

“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这就是充分的理由。”

“塞莫尔，有时我走在街上，跟在人们的后面，如果一位姑娘个子高——”

他握住母亲的手，“你认为是梅丽。”

“是的。”

“我们都这样。”

“我忍不住。”

“我理解。”

“每次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

“我对她说过，”他父亲说，“她决不会打电话的。”

“为什么不?”她对丈夫说，“为什么不给我们来电话?那是她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给我们来电话。”

“妈，这些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今晚为什么不可以尽量少谈一些?我知道您忍不住有这些想法。您不能抛开它，我们都不能。可是您得试试。您不能靠想像就让想发生的事发生，尽量把自己解脱出来。”

“不管你说什么，亲爱的，”他妈妈回答，“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只是谈谈而已。我不能一直闷在心里。”

“我知道，可是我们不能在多恩周围这样悄悄谈。”

和他无所顾忌的父亲打交道——此人一生这么多时间都处于同情与对抗、理解与茫然、温和的亲近与粗暴的挑衅的过渡之中——不难想像他母亲会怎么样。他从不害怕和她斗，决不会猜测不出来她站在哪一边，或者担心她接下去会被什么东西激怒。不像她丈夫，她苦心经营的不是别的，只是对家庭的热爱。她的个性很简单，孩子们过得不错是最重要的。还是很早从孩童时开始，他和她交谈会感到似乎直接进入了她的内心。和父亲在一起，他也很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他会首先遭遇他的头骨，那争吵者的头骨，他会尽量不流血地打开它，取出想得到的东西。

他惊讶地发现她变成一个多么小的女人。她身上没有被骨骼石化症消耗的东西，却在过去的这五年里被梅丽消耗了。这位在他年轻时快活的母亲，进入中年后人们也常夸她的青春活力，现在成了老太婆，弯腰驼背，受伤很深，迷茫的表情嵌在脸上的皱褶里。当她没有察觉到人们在注视着她时，眼里总浸满泪水。从那双眼睛看来，它们早已习惯生活在痛苦之中，可又惊讶痛苦竟是如此漫长。他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东西不管多么难以置信，他知道是真实的，甚至近于冷酷、缺乏幻想的杰里，一旦需要也会支持他们）都是他母亲罩着大家，那是一位身体健康、高个子、肤色浅红、笑声爽朗的金发美女，在这充满阳刚之气的家里倍感快活。小时候他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奇怪和令人惊讶，你居然凭着人们的笑声就能和看见他们的面容一样判断出是谁来。在她当年有什么值得笑的时候，她的笑声轻盈，如同飞翔的鸟儿，升高，再升高，非常欢快。你若是她的孩子，那笑声，还会升高。他甚至用不着处在同一间房里，就知道母亲在哪里——听见她的笑声，他就能在房子的图形上标出她的位置，这张图与其说是在他脑子里，还不如说就是他的大脑（他的大脑皮层不是分成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而是被分为楼下、楼上和地下室——客厅、餐厅、厨房等）。

上周她从佛罗里达来时，感到压抑的是藏在钱包里的那封信。那是娄·利沃夫写给被杰里抛弃的第二位妻子的，他们最近才分手。丈夫让西尔维尔·利沃夫去寄一叠信，可是她不能寄这一封。她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打开，现在她到北方来把信给塞莫尔看。“如果苏珊拿到这信，杰里将会怎样?你知道杰里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不是没有脾气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是。他不像你，亲爱的，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你父亲总是到处插手，结果怎样他才不关心呢，所以他常常在不应该的地方插手。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信寄给她，将杰里置于不利的地位。那样的话，你弟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绝对糟糕透顶。”

这封信有两页，上面写道，“亲爱的苏茜，这里的支票是给你的，没人知道这事。这钱是捡来的。请把它放在无人知道的地方，我什么也不说，你也不要讲。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没有忘记你。这钱归你了，拿它干什么都行。我会照看这些孩子的。假如你想投资，我非常希望你那样做。我的建议是买黄金股票。美元将变得一钱不值，我自己就刚投入一万美元买了三种黄金股票。我给你这些股票的名称：本宁顿矿产公司、卡斯特威普发展公司、西雷维根矿产公司，是些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我是从《巴灵顿通讯》上获得这些名称的，这份杂志从未误导过我。”

钉在信纸上——这样她打开信时才不会飘落下来、掉到沙发下面弄丢的——是签付给苏珊·R.利沃夫的一张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她那天来过后，已经拿到了两倍这么多钱的支票了。当时她哭着叫着请求帮助，她说杰里早晨离开她，和办公室新来的护士好上了。办公室新来护士的位置是她自己以前的，那是在她和杰里好上之前的事。杰里与第一位妻子离婚后，她就不干了。据瑞典佬的母亲讲，当杰里发现那一万五千美元支票的事以后，他就打电话来“用各种脏话”骂父亲。那天晚上，娄·利沃夫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胸部疼痛，她不得不在凌晨两点钟请来医生。

而现在，四个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塞莫尔，我该咋办?他到处乱嚷，‘第二次离婚，第二次家庭破裂，破裂的家庭里有了更多的孙子，又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失去父母的指导。’你知道他会怎样闹下去。这么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我想自己快疯了。‘我儿子是从哪里学到这么擅长离婚的?我们这家有史以来谁离过婚?没有谁！’我再也受不了了，亲爱的。他对我叫喊道，‘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去妓院?从妓院娶个妓女了事！’他还要和杰里再斗一场，杰里也不示弱，杰里没有你这样考虑周全。他从来如此。还在他们为那件衣服争吵的时候就这样了。杰里当时用仓鼠皮做出那件衣服——你记得吗?你可能在服役。不知杰里从哪里弄来仓鼠皮，我想是从学校里，他为某个姑娘做了一件衣服。他觉得自己做了件使她高兴的事。可是她收到这东西后，大概是邮件，紧紧裹在盒子里，盖子一打开，臭气熏天，姑娘哭了起来。她母亲打来电话，当时应该将你父亲捆住，他感到被羞辱。于是，他们吵起来，他和杰里，把我吓得要死。十五岁的孩子朝着自己父亲大喊大叫：他的‘权利’，他的‘权利’，人们能在市场街听到他喊的‘权利’。杰里不肯退让，他根本就不懂‘退让’的道理。现在他不是朝着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吼叫，而是朝着一个患有心绞痛的七十五岁的人吼叫。这次就不会是消化不良，也不是头疼，只会是不折不扣的心脏病发作。”“不会有心脏病发作的，妈妈，镇静些。”“我做错了吗?我这一生从未碰过其他人的信件。可他怎么能把这东西寄给苏珊?她不会保密的，会像上次那样干。她会用来对付杰里——她要告诉他。这次杰里肯定会杀了他。”“杰里不会杀他，他不想杀他，也不会的。寄去吧，妈妈。信封还在吗?”“在。”“没有撕掉?你没撕?”“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没有撕，我用的是蒸汽。但是我不想让他突然死掉。”“他不会的。他也没有。你别管这事。用那信封把支票和信都寄给苏珊。杰里来电话时，你就到外面走走。”“他的心绞痛又犯了咋办?”“如果他又心绞痛，你再叫医生。你只是别管这事。你不可能防止他的自我伤害。那样干已经太迟了。”“啊，谢天谢地，我还有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自己有这么多麻烦，经历了这一切，可你还是家中唯一说话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人。”

“多恩支撑得住吗?”他父亲问。

“她不错。”

“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他父亲说，“那姑娘似乎恢复了。卖掉那些奶牛是你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它们。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它们。感谢上帝，她做的整容手术，我以前反对，可是我错了，完全错了。我不得不承认。那家伙做得不错。感谢上帝，我们的多恩看起来再也不像经历过那些事情。”

“他做得太好了，”瑞典佬说，“祛除了所有的磨难，使她的容貌复原。”她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些痛苦的痕迹。这是明智的行动：她从眼前直接将那东西除掉。

“但是她在等待，我看出来了，塞莫尔。一位母亲明白这类事情。也许你能从脸上抹去痛苦，可是你无法从内心抹去记忆。在那张面孔下面，可怜的东西在等待。”

“多恩并不可怜，妈。她是位勇士。她没有问题，她曾大踏步地走过来。”真的——在那一段时期，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她却取得重大进展，靠的是发现它无法容忍，靠的是遭它打击、被它摧毁，靠的是自我彻底暴露。她不像他那样抵御打击，她承受打击，完全崩溃。她重新站起来时，便决定放弃自我。这里面没有不值得赞许的道理——首先放弃的是被那孩子攻击的面孔，然后是被那孩子攻击的房子。毕竟这是她的生活，她将让原来的多恩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她最后要干的事。“妈，我们别谈这个。到外面去，我去升火。”

“不，”他母亲说，好像又要哭。“谢谢你，亲爱的。我在这里陪你爸爸看电视。”

“你看了一整天，到外面帮帮我。”

“不，谢谢你，亲爱的。”

“她在等他们询问尼克松，”他父亲说，“等他们把尼克松带上来，在他心窝钉上木桩，你母亲会快乐无比。”

“难道你不会吗?”她说。“他睡不着，”她告诉瑞典佬，“因为那可恶的家伙，他半夜里爬起来给他写信。有的信我要亲自审查，我不得不干脆阻止他那样干，说的话那么肮脏。”

“那个臭人！”瑞典佬的父亲恨恨地说。“那条凄惨的法西斯走狗！”带着令人可怕的威力，滔滔不绝的辱骂从他嘴里涌出来。这种针对美国总统的尖酸刻薄的话语，除了缺乏梅丽用来增大她仇恨的杀伤力的机关枪似的结巴外，即使在她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厉害。尼克松解放了他，使他什么都敢讲——如同约翰逊解放了梅丽一样。似乎在他对尼克松的毫无保留的仇恨中，娄·利沃夫仅仅模仿了孙女对约翰逊的辱骂和厌恶。要想法抓住这狗杂种，抓住尼克松，一切都好办了。如果我们能给尼克松涂满柏油粘上羽毛，美国又会恢复正常，就不会有这些可恨的无法无天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些暴力、威胁、疯狂和仇恨。把他放进笼子，把骗子关起来，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伟大的国家恢复原来的样子！

多恩从厨房跑过来，看看出什么事了，不一会，大家都泪流满面，相互紧紧地搂成一团，在宽大的后走廊上哭了起来，似乎炸弹就安放在房子下面，现在被炸得只剩下这走廊了。瑞典佬束手无策，不知怎样去阻止他们或控制自己。

这家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悲惨。他聚集所有力量来减轻那一天的恐怖带来的余震，以免自己崩溃——他下定决心使自己重新鼓起勇气。那是在他急匆匆地穿过隧道、发现自己的车还完整无损的在那里以后。他把车停在了风险极大的唐内克街。杰里在电话上给他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以这种决心使自己第二次振作起来。他在停车场围栏的布条下，拿着车钥匙，第三次下定决心。他小心翼翼，虽痛苦万分还是装成坚不可摧，精心制作了充满自信的虚假外表。他决心保护所爱的人免受她杀的那四人的伤害——尽管这般煞费苦心，他还是出现口误，说什么“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而不说“多恩的”，这会让他们感觉到某种无法控制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除了利沃夫一家人，还有六位客人一同就餐。首先到达的是多恩的建筑师和妻子，比尔和杰西·沃库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友好的邻居，就住在这条路上几英里远的沃库特家的老房子里。比尔·沃库特开始设计利沃夫家的新房子后，他们熟悉起来，成了常来聚餐的客人。沃库特家族很早以来就在莫里斯顿赫赫有名，有当律师、法官和参议员的。他是这里地界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现在表现的是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良知，沃库特领导人们斗争，却没能阻止287号州际公路穿越莫里斯顿的历史中心，但是成功地顶住修建喷气机机场的企图，因为那将毁掉大沼泽，它位于查塔姆的西边，县里许多野生动物都在那里。他现在着手的是努力使霍帕康湖[14]免受污染物的毁灭。沃库特汽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莫里斯，绿色、安宁和清洁。”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友善地在瑞典佬的车上贴了一张。“我们需要所有的援助，”他说，“抑制现代弊病。”当他得知新邻居来自城市，对莫里斯高地的乡间景色毫不了解，便自告奋勇地带他们到县里各地看看，结果花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还要继续。瑞典佬只好撒谎说他和多恩和孩子星期天早上必须到伊丽莎白去看岳母一家。

多恩当时就反对这次出行，沃库特那种有产阶级的举止在首次见面时就激怒她了。在他宽泛的谦恭礼仪中她发现有某种令人不安的自高自大的东西。她相信，在风度翩翩的年轻乡绅看来，她不过是故做风雅的可笑的爱尔兰人，一个学会了模仿诀窍的姑娘。她试着像那些比她优越的人一样行事，只是为了在闯入他家独有的院子时不会显得愚蠢滑稽。信心，那才是使她不安的东西，伟大的信心。是啊，她当过新泽西小姐，但是瑞典佬好几次发现她和常春藤联合会[15]那些身穿毛衣的富家子弟在一起。她那种怕人冒犯的自卫常常让人觉得奇怪。一接触他们，体会到等级差异的痛楚时，她就会觉得信心不足。“对不起，”她说，“我知道这只是我们爱尔兰人的怨恨而已，但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她的这种怨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表面上他很反感，却也感到自豪，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不是弱者——也让他不安和失望；他宁愿把多恩当做一位美貌超群、极具成就感、引人注目而不必感到怨恨的年轻女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她所说的“他们”指新教徒——“是我们这一边多喝一点酒。那也不算什么。‘我的凯尔特人新邻居，和她希伯来人丈夫。’我能听见他和其他头面人物这么说。只是我无法恭维他对我们卑微的出身的轻蔑。”

沃库特性格中主要的东西——她认为甚至不必和他谈话就很清楚——是他深知他和他的举止有多少上流社会的渊源，所以巡游的那天她非常愿意待在家里，独自照看婴儿。

她丈夫和沃库特八点正就朝着县的西北角斜插过去，返回时朝南沿着旧铁矿蜿蜒的山脊行驶。沃库特一直都在讲述十九世纪那些光荣岁月。当时铁矿业最重要，上百万吨从这块地里开采出来，从希贝尼亚、布恩顿直到莫里斯顿，这些乡镇和村子布满轧钢厂、铁钉厂、铸造厂和翻砂车间。沃库特把布恩顿的旧厂址指给他看，以前用于莫里斯—埃塞克斯铁路的车轴、车轮和铁轨都是这里造出来的。他还带他参观肯威尔的炸药公司的厂房，这里生产的炸药用于采矿、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生产出梯恩梯炸药，或许还为政府在皮克提尼建立兵工厂铺平了道路，使人们在那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出大炮弹。1940年就在肯威尔的工厂发生过军火爆炸——死亡四十二人，由于人为的疏忽大意，起先还怀疑是外国特工或间谍作案。他开车带他沿着莫里斯旧运河西段走了一阵子，驳船从菲利浦斯勃格把无烟煤由此运到莫里斯的铸造厂。沃库特微微一笑，接着讲——让瑞典佬更为惊讶——从菲利浦斯勃格直接穿越特拉华州就是伊斯顿，而“伊斯顿，”他说，“就有为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年轻人服务的妓院。”

莫里斯运河东端的终点是泽西城和纽瓦克。瑞典佬孩童时代就听说过纽瓦克运河的尽头。他们上街时只要接近雷蒙德大道，他父亲就会提醒他，在瑞典佬出生时高街旁边还有一条真正的运河流过，就在犹太人的Y字形居民区附近，一直穿过现在宽阔的市内干道，也就是从佩恩站下面的布罗德大街到帕塞伊克大道，再连接到高速公路的雷蒙德大道。

在瑞典佬年轻的心里，莫里斯运河的“莫里斯”从不和莫里斯县联系在一起——那地方在当时似乎和内布拉斯加州一样遥远——而且只会想到他父亲最大的创业兄弟莫里斯。1918年，他才二十四岁，就成了一家鞋店的老板，和妻子一块经营——那是在渡口街的一个唐恩内克小门市。周围是贫穷的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接到陆军妇女队的战时合同使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出现在地图上之前，它是这家人最大的成就——莫里斯最终在流行性感冒发作时期突然去世。甚至在他们那天的巡游中，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运河的时候，瑞典佬便会首先想起他从不认识的死去的叔叔，一个他父亲非常想念的可爱的兄弟，这孩子以前也认为雷蒙德大道下面的那条运河是以他命名的。甚至当他父亲买下中央大街的工厂时（距离运河朝北流向贝勒维尔[16]的转弯处不到一百码，市里建在旧运河河道下面的地铁就从工厂的后面穿过），他依然把运河的名称和他家的奋斗史，而不是和州里更宏大的历史联系起来。

参观了华盛顿在莫里斯顿的司令部后——他在那里礼貌地装出从未看到过那些滑膛枪、炮弹、老式望远镜，如同纽瓦克四年级学生一样——他和沃库特往西南走了一程，来到莫里斯顿郊外一处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的教堂公墓。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们被安葬在这里，另外还有二十七名士兵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里，他们是1777年春天流行乡间营地的天花病的受害者。在这些古老的墓碑中间，沃库特像上午在路上一样精通历史。那天吃晚饭时多恩问起沃库特带他走了些什么地方，瑞典佬笑道，“我花的钱很值得。这家伙是个活的百科全书。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感到自己无知。”“很枯燥?”多恩问。“为什么，一点也不。”瑞典佬告诉她，“我们玩得很开心，他是个好人，很不错。比你第一次看见他所想的要好得多，与沃库特的关系要比以前的同学强。”他特别想起伊斯顿的妓院，但却谈到“革命时期的家庭”。“那不稀奇。”多恩说。“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他说，装做不在意她的嘲讽。“比如说我们去的那处旧墓地，它在最高的山顶，所以落在老教堂北面屋顶的雨水会向北流到帕塞伊克河里，最终进入纽瓦克湾，而落在南面的雨水则朝南流入拉里坦河的支流，最后到达新布伦兹维克[17]。”“我不相信。”多恩说。“那是真的。”“我才不信，不会到新布伦兹维克。”“哦，别像个孩子，多恩，这在地理上很有意思。”他故意加了一句，“非常有趣，”让她明白他一点也没有爱尔兰人的怨恨。这藏在他的心底，偶尔也在她的心底。

那天晚上，他在床上想道，等梅丽上学读书时，他要诱使沃库特同意带她同样去走这一趟，这样她会实地学习她长大成人的这个县的历史。他想让她看看，在世纪之交，从白宫来的铁路由哪里进入莫里斯顿，还运来杭特顿的果园的桃子。三十英里的铁路只是为了运输桃子。当时大城市里的那些富裕人家对桃子有一种狂热，他们会从莫里斯顿用船运往纽约。桃子专列。还不重要?天气晴朗时，七十车皮的桃子从杭特顿的果园拉来。在一场枯萎病将它们一扫而光之前，那里有两百万棵桃树。到时候他可以自己给她讲有关火车、桃树和枯萎病的事，亲自带她去看铁轨原来铺设的地方，不需要沃库特为他干。

“莫里斯县第一个沃库特。”沃库特在墓地指着一块经过风吹雨打的褐色墓碑告诉他。顶上刻有带翼的天使，墓碑紧靠教堂的后墙。“托马斯，来自爱尔兰北部的新教徒移民，1774年到达，参加过第二次塔伦顿战役，此役为华盛顿第二天在普林斯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不知道这些。”瑞典佬说。

“他在莫里斯顿建立后勤基地，为大陆军的炮兵列车供应物资。他战后买下莫里斯顿一家铁厂，毁于1795年的山洪暴发，两次山洪暴发，那是1794年和1795年。他是杰弗逊强有力的支持者。州长布卢姆菲尔德的任命救了他的命，莫里斯县代理法官，法院院长，最后是县书记员，那就是他，坚定的、多子多孙的家族创始人。”

“很有意思。”瑞典佬说——有意思是指他当时觉得这里死一般的宁静。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以前从未遇到这样的人。

“到这边来，”沃库特说，带着他往前再走了大约二十英尺，来到另一块刻有天使的浅褐色旧墓碑面前。靠近底部有一首难以辨认的四行押韵诗。“他的儿子威廉。他有十个儿子，一个在三十多岁时死去，其他人都长寿，遍及莫里斯全县。没有一个农民，都是治安法官、县治安官、不动产所有者、邮局局长。沃库特家的人到处都是，甚至在沃伦，还进入苏塞克斯。威廉富起来了，搞收费公路开发、银行业。新泽西州1828年的总统选举团成员，拥护安德鲁·杰克逊[18]。杰克逊获胜后，他得到很高的法官职位任命，在州最高法院。他从未当过律师，那时候没有多大关系，去世时是位受人尊敬的法官。看见这石头上的字吗?‘善良有用的公民。’这是他的儿子——在这里，这一个——他的儿子乔治，为格里高利·芬德利工作，后来成为合作者。芬德利是州立法委员，奴隶制问题迫使他加入共和党……”

瑞典佬告诉多恩，也不管她是否愿意听——不，她才不想听——“这是美国历史的一课。约翰·昆西·亚当斯[19]、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20]。他祖父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同班同学，在普林斯顿。他告诉我那个班级的事，我现在忘了。1879年?我记的日子太多，多尼。他给我讲了一切。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山顶教堂后面的墓地到处走走。有点意思，上了一堂课。”

然而，一次足也。他尽量注意倾听，心里一直在想沃库特家的人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尽管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时指的是莫里斯县，瑞典佬总认为“莫里斯”指的是莫里斯·利沃夫。他不记得一生中其他时候比此时在感情上更像他父亲——而不像父亲的儿子，只像父亲——他在这些沃库特家人的墓地里走来走去。提起祖先，他们家无法和沃库特家相比——他们大概用两分钟就可以把祖先的事讲完。追溯到纽瓦克以前，追溯到原来的国家，没有谁知道什么。没来到纽瓦克的时候，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有关他们的事情，以及他们以哪种方式谋生，更别提他们为谁投票。可是沃库特能拉出一长串先辈，没完没了。对于利沃夫家的人来说，进入美国每走一步，前面就有另一步要走，然而这家伙早在那里了。

那就是沃库特为什么要故意强调的吗?是想把多恩谴责他的那些东西搞得更清晰，他只对你笑笑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的东西——只是要显示出他是谁，而你不是?不，那种思维不太像多恩的方式，倒像他父亲的。犹太人的怨恨和爱尔兰人的怨恨一样糟，还会更糟。他们没有离开这里，陷入到那一类东西里面。他自己也不是常春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学生。他同多恩一样，是在东奥伦奇低级的乌普萨拉学院接受的教育，原以为“常春藤联合会”是某种衣服的牌子，后来才明白它和大学有关。情形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当然——那是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建筑物上挂满常春藤，那些人口袋里有钱，穿着打扮有某种风格。不接受犹太人，不了解犹太人，也许还不那么喜欢犹太人。也许他们不喜欢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应该相信多恩的话，也许看不起他们。但是沃库特还是沃库特。人们应该按照他自身的价值衡量他，而不是按照“常春藤联合会”的价值办。只要他对我很公正和尊敬，我也这样对待他。

他想，从这些东西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谈起历史来会令人心烦。瑞典佬不愿再想这些，还是等其他人去证实吧。他们没有去了解山对面的邻居，他们甚至看不见邻居的房子——他们到过那边，就像他对母亲开玩笑说过那样，“我想占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他人举家离开纽瓦克时，都搬到梅普尔伍德或者南奥兰治郊外舒适的街区。相对而言，他们却搬到边界上。他和陆战队员在南卡罗来纳的那两年里，常常激动不已，“这就是以前的南方，我到了梅森—狄克森分界线以下[21]。我到南方啦！”可是他不能从南方赶过来上班，只能跳过梅普尔伍德和南奥兰治，跃过南山保留地，继续前行，尽可能地走到新泽西的西边，但还是要保证在一个小时内能赶到中央大街。为什么不?一百英亩的美国土地。大地被砍伐干净，原先并不是为了农业，而是为了给以前那些铁厂提供木材，它们每年要消耗一千英亩土地上的树木。（女房产商几乎和比尔·沃库特一样熟悉本地历史，同样乐于讲述给来自纽瓦克街的潜在买主。）仓库、水车贮水池、水车用水流、磨坊屋基遗址，这里当时给华盛顿的军队提供过粮食。房子后面不远有一处废弃的铁矿。革命刚结束时，原来的木结构房子和那家锯木厂被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幢——根据刻在地窖门上方石头上和前厅房角大梁上的日期，这房子建于1786年。外墙是用从革命军以前在这些山上的营地炉灶收集来的石头砌成。这正是他常常梦想到的石头房子，以前用做厨房、现在成了餐厅的那一面有复斜屋顶。壁炉与他所见过的完全不同，大得足以烧烤一头公牛。外面嵌着烤炉门，可以用吊架将铁壶挂在火上，一根十九英寸高的过梁有十七英尺长，横跨整个房间。其他房间还有四个较小的壁炉，都能使用。原来的烟囱、木质的雕刻和铸铁，在一百六十多年来层层油漆后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等人们去维修和揭示。中间走廊有十英尺宽。楼梯栏杆和支柱是用浅色条纹的虎槭木雕刻而成——据女房产商讲，虎槭那时在这里很少见。上下两层的楼梯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共八个房间，加上厨房，还有宽大的后走廊……为什么不能是他的?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我不想紧挨着别人住。我那样住过，我就是那样长大成人的。我不想从窗户看到的是楼梯——我想看到土地。我想看到小溪到处奔流。我想看到牛群和马群。开车过去，就能看到瀑布。我们不用像其他人那样生活——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所想的方式生活。我们这么做了，没有谁阻止我们。他们做不到。我们结婚了。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多尼，我们是自由的！”

然而，想这么自由也不是毫无痛苦，他们有来自父亲的压力。他要他们在南奥兰治郊区纽斯特德开发区买一幢现代住房，里面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而不是一座老朽的“陵墓”。“你不可能给它供热。”娄·利沃夫那个星期六第一次看见这巨大、空旷的带出售招牌的旧石头房子时便预言道。房子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中间，离最近的火车站，莫里斯顿的拉克万纳站，也有十一英里。有淡黄色藤条座椅、带屏风门的绿色列车从这里把人们一直运到纽约。附带一百英亩土地、一座快散架的仓库和一座倒塌的磨房，等待出售快一年了，它的卖价大约只是在纽斯特德两英亩土地上的建筑的一半。“给这地方供热要花你一大笔钱，可你还会冻死。下雪天，塞莫尔，你怎么去乘火车?在这些路上，你走不了。不管咋说，他究竟为什么需要那块地?”娄·利沃夫质问瑞典佬的母亲，她正站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尽最大努力不参与他们的谈论，只注视着路边的树梢。（或者说，瑞典佬是这么想，后来他才知道，她当时在徒劳地寻找路灯。）“你准备拿这些地干什么?”他父亲问他，“供养饥饿的亚美尼亚人?你知道什么?你在做梦。我怀疑你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让我们坦率地谈谈——这是个狭隘的、偏执的地区。二十年代此处的三K党十分猖獗。你知道吗?三K党。就在这里，人们在房子上点燃十字架。”“爸，三K党已经不存在了。”“哦，不存在?这里是顽固的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塞莫尔。这里从头到脚都是共和党人。”“爸，艾森豪威尔[22]是总统——全国都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罗斯福已经死了。”“是啊，罗斯福在世时，这里也是共和党的。新政时期都是共和党的[23]。想想这个吧。这里的人为什么恨罗斯福，塞莫尔?”“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民主党嘛。”“不对。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那就是他们搬到这里从头开始的原因。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让自己适应这些新来的美国人。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并尽量给予帮助。可这些杂种才不这样。他们对犹太人一天也不让。儿子，我说的就是这些顽固分子。谈的不是正步走——而是仇恨。这就是怀恨在心的人们的地方，就在这里。”

答案是纽斯特德。在纽斯特德他不会有一百英亩地的头疼，在纽斯特德有顽固的民主党。在纽斯特德，他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周围是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孩子可以和犹太人朋友一块长大。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也近在咫尺，从南奥兰治大道直接进来，只需半个小时……“爸，我开车到莫里斯顿只要十五分钟。”“要是下雪，你就不行了。要是遵守交通规则，你就不行了。”“我坐八点二十八分的快车，八点五十六分就到布罗德大街，步行到中央大街，九点过六分就开始工作了。”“下雪呢?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火车停了呢?”“经纪人坐这列火车上班，还有到曼哈顿的律师、商人、有钱人。不是牛奶车——不会停的。早班车上他们有豪华车厢，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是边远山区。”“你本来可以瞒过我。”他父亲回答道。

可是瑞典佬像以前的拓荒者，没人能劝阻。父亲认为不切合实际和不明智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勇敢的行为。与娶多恩·德威尔差不多，买下那幢房子和那一百英亩地，搬到旧里姆洛克住，也是他做过的最大胆的事。父亲认为是火星那样遥远的东西，对他而言就是美国——他似乎在革命时期的新泽西安下家来。在旧里姆洛克，开门就看到整个美国。他喜欢这个主意。犹太人的怨恨、爱尔兰人的怨恨——见鬼去吧。一对二十五岁的夫妇，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需要他们极大的勇气到旧里姆洛克。他听说皮革业有过好几个强壮、聪明、有天赋的小伙子被他们的父亲打垮了，他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爱上了老头子也爱的这一行，取得了长子继承权，现在要更进一步，住在想住的地方。

不，我们不想承受任何人的怨恨。我们离那些怨恨有三十五英里远。他说的不是人们很容易跨越宗教的界限，也不是指没有歧视——他会像陆战队训练营新兵一样去面对它，好几次都迎头而上，把它顶下去。她也与喧嚣的反犹主义发生过摩擦，那是在大西洋城的盛会上。她的女伴不屑地提到1945年，那次是贝丝·麦耶森当选美国小姐，她将其称为“犹太姑娘获胜的一年”。小时候，她听到很多人们对犹太人的随意的挖苦话，但大西洋城才是真实的世界，使她惊讶。那时候她不愿提起这些，她担心他会对她翻脸，责备她那么礼貌地保持沉默，而不让那愚蠢的女人打住。特别是她的女伴还说，“我承认她很漂亮，可是怎么说也让那次盛会非常难堪。”那也不起作用。多恩不过是参赛者，才二十二岁——她能说什么或做什么?他的观点是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两人都清楚这些歧视确实存在。在旧里姆洛克，宗教的分歧不会像多恩现在遇到的那样难以应付。如果她能和犹太人结婚，就肯定能做新教徒的友好邻居——绝对行，只要她丈夫能办到。新教徒不过是另一种叫法。也许他们在她长大的地方很少——他们在他长大的地方也很少——可碰巧的是，他们在美国不少。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们就是美国。如果你不坚持母亲信奉的天主教优越，我不坚持父亲信奉的犹太教优越，我敢肯定，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也不坚持他们父母信奉的新教优越。再也不会有谁支配别人。那是战争的起因。我们的父母不是适应了机遇，而是适应了战后世界的现实，人们在此可以和谐地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出身怎样。这是新的一代，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怨恨，他们或者我们。上层社会也并不可怕，只要你熟悉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想这样生活下去的人。让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些东西。

后来证明他再也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地劝多恩少谈沃库特的事。郊游后，沃库特没有打搅他们的生活。多恩提到时，称之为“沃库特家族墓地游”。再没有像沃库特家和利沃夫家以前那种社交活动，甚至偶尔的交友也不多。尽管瑞典佬星期六上午还在沃库特家后面的牧场露面，参加每周一次的触身式橄榄球赛[24]，有沃库特的本地朋友和其他像瑞典佬一样的小伙子，还有退伍军人，他们带着新组成的家庭源源不断地从艾塞克斯县周围涌向这片开阔地。

他们中有一位眼镜商，名叫巴克·鲁宾森，矮个子、肌肉强健、内八字脚，有着天使般的圆脸。他曾当过山坡高中的四分卫替补队员，他们队在感恩节的比赛中是威夸依克的传统对手，那是在瑞典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巴克·鲁宾森来的第一周，瑞典佬就在旁边听他讲起瑞典佬·利沃夫高中时的事情，扳着手指数道，“全城注意的是足球，全城、全县的中心是篮球，全城、全县、全州垒球的一垒手……”瑞典佬平常会觉得这是人们对他的敬畏，可是这么露骨的说出来，在这种环境，完全不合他的秉性。他来此只想表示身为邻居的好意，只想和其他人一样玩玩球就行，他似乎并不在意站在那里忍受巴克的过分热情的是沃库特。他并未与沃库特吵过架，也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看到他平常喜欢作为一个谦逊的人隐藏起来的一切，被巴克这么动情地揭示给沃库特，觉得心里比想像中的还舒坦，几乎有一种自己毫不察觉的令人满足的欲望——复仇的欲望。

一连几个星期，巴克和瑞典佬到了一个队里，新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其他人只知道新邻居是叫塞莫尔，巴克一有机会就叫他瑞典佬。哪怕其他人空闲在那里，拼命挥手——瑞典佬还是巴克所能看到的接球手。“大个子瑞典佬，来啊！”只要瑞典佬回到人群，刚刚接过鲁宾森一次传球，他还是会叫喊起来——大个子瑞典佬，高中毕业后没有谁这样叫，除杰里以外，然而杰里喊起来总带着嘲讽。

一天，巴克搭瑞典佬的便车到附近的修车厂，他的车正在那里修理。他们坐在一起，巴克突然宣布道，他也是犹太人，他和妻子最近才去一个莫里斯顿的教堂。他说，在这里，他们才和莫里斯顿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在一个非犹太人的城镇，知道自己附近有犹太朋友会觉得有人大力支持你。”巴克对瑞典佬这么说。虽然不大，莫里斯顿这个社区却是个出名的犹太人社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以前，里面有好几位在镇上影响很大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莫里斯顿纪念医院的理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两年前第一批犹太人医生被邀请成为该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也是镇上最好的百货商店的老板。成功的犹太家庭在西大街这些灰泥房子里已经住了五十年，尽管总的说来，人们并不认为这地方对犹太人特别友好。孩童时代，巴克被家人带到自由山，那是附近山区里的度假小镇，每年夏天他们在那里的里贝曼饭店住上一个星期，巴克就是在那里突然爱上莫里斯乡间的美景和宁静的。不用说，在自由山，犹太人玩得开心：十家，十一家大饭店都是犹太人的，成千上万的夏季游客全是犹太人——度假者自己开玩笑地称这地方是“弗里德曼山”。如果你住在纽瓦克、帕塞伊克或者泽西城的公寓里，到自由山住上一周就如同进了天堂。莫里斯顿虽然非犹太人居多，但还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律师、医生和股票经纪人的社区。巴克和他妻子喜欢到社区看电影，喜欢那些商店，好极了。他们也喜欢那些漂亮的建筑，犹太店主们在那条斯比德大街上挂满霓虹灯。然而，瑞典佬知道战前自由山的高尔夫球场标志上画着纳粹党十字架吗?他知道三K党在布恩顿和多佛尔举行过集会，那些村民、工人、三K党党员聚在一起吗?他知道人们在草地上焚烧十字架，距离莫里斯顿的绿地还不到五英里吗?

从那天起，巴克总是尽量抓住瑞典佬，他本来就是非常值得一抓的人物。他拉他去参加莫里斯顿犹太社区的活动，即使不马上进入会堂，至少也要他到教会联赛打篮球，参加会堂支持的球队。鲁宾森的使命激怒了瑞典佬，就像他母亲当年那些做法一样。多恩怀孕几个月后，她令人惊讶地问他是否应该在孩子出生前，让多恩改变信仰。“妈妈，一个自己都觉得信奉犹太教没什么意思的人，是不会要求妻子皈依的。”他一生中对她从未这般严厉，他也很伤心，她走开时眼泪都快流出来。那天他拥抱了她许多次才使她明白，他并未和她“生气”——只是想表明他已是个成人，有成年男子的一些特权。现在他和多恩谈起鲁宾森——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那种东西，我其实从来就没有。过去常常和父亲一块参加那些节日庆祝，根本不理解它们的含义。即使看见父亲在那里也不懂什么。那不是他，也不像他——他朝着他不想鞠躬的东西鞠躬，那是连他都弄不懂的东西。他是为了祖父而鞠躬的。我不理解那些东西中有哪一件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手套厂的事才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这谁都清楚——那一切东西。父亲谈起手套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信这玩意的?你应该听到他讲过。如果他了解皮革与了解上帝一样少，这个家早就落到贫民窟了。”“喂，巴克·鲁宾森没有谈上帝，塞莫尔。他想做你的朋友，”她说，“不过如此。”“我在猜。可是我对那东西毫无兴趣，多尼，从我记事起就这样。我从来都不懂。谁懂?我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走进犹太教会堂，感到一切都陌生，总是如此。小时候进希伯来人学校，我待在教室里总是急不可待地想到球场玩。我认为，‘如果在这房间里再多待一会，我就会病倒。’那些地方有不健康的东西。不管哪里，只要靠近那些地方，我知道都不是我待的。从少年时代起，工厂才是我想的地方。从幼儿园起，球场就是我想的地方。而这里是我第一眼就看上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自己想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和自己想的人在一起?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吗?我要住在我想的地方，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这才是做个美国人——不是吗?我和你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白天在工厂，其他时间在这里，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想的地方。我们占有一块美国的土地，多恩。就是再努力也不会比这更幸福。我做到了，亲爱的，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一生该做的！”

有一段时间瑞典佬没去玩触身式橄榄球，省得自己总要岔开巴克·鲁宾森有关犹太会堂的话题。和鲁宾森在一起，他的感觉不像和父亲在一起——但与和沃库特在一起差不多……

不，不。你知道他觉得真的像谁?不是在他偶尔作为巴克·鲁宾森的接球手的每周那一两个小时里，而是在其他时候觉得像谁?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他二十六岁了，刚当上父亲，人们会嘲笑这种孩子气。他自己也在嘲笑。这是你牢记心中的孩提时代的东西之一，不管你多大了。他在旧里姆洛克觉得很像的是约翰尼·阿普瑟德[25]。谁关心比尔·沃库特?伍德罗·威尔逊认识沃库特的祖父?托马斯·杰弗逊认识他祖父的叔叔?别提比尔·沃库特。约翰尼·阿普瑟德，那才是我要的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新教教徒——不，约翰尼·阿普瑟德只是个快乐的美国人。个头高大、脸色红润、幸福快乐，也许不太聪明，但不需要那么聪明——做个伟大的漫游者就是约翰尼·阿普瑟德的全部心思。完全的肉体上的快乐，迈开大步，提着一袋种子，带着对大地景色的无比热爱，无论走到哪里便播下种子。多美的故事啊。四下看看，到处走走。瑞典佬一生都喜欢这故事。谁写的?没有谁，就他所知。他们只是在小学里学过。约翰尼·阿普瑟德，到处种苹果树。那一袋种子。我喜欢那只口袋。也许那是他的帽子——他把种子装在帽子里?没关系。“谁教他做的?”梅丽问他，她已经长大些了，喜欢在睡觉前听故事——虽说还是个婴儿，你想给她讲别的故事，比如只装桃子的火车的事，她会叫喊，“约翰尼！我要听约翰尼！”“谁教他的?没有谁教他，亲爱的。你用不着教约翰尼·阿普瑟德种苹果树。他自己要干的。”“谁是他的妻子?”“多恩。多恩·阿普瑟德。那就是他的妻子。”“他有孩子吗?”“他当然有孩子。你知道她的名字吗?”“什么?”“梅丽·阿普瑟德！”“她把苹果种子种在帽子里吗?”“她当然种。她不是种在帽子里，亲爱的，她是把它们装在那帽子里——然后她再撒下它们。越远越好，她把它们扔出去。她到处撒下种子，随便落到哪里的土地上，你知道会怎样?”“怎样?”“一棵苹果树长起来，就在那里。”每次他走进旧里姆洛克的村子，他都控制不住自己——周末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靴子，走五英里山路到村子里去，再走五英里山路回来。早晨很早就去走这一趟，只是为了取星期六的报纸，他忍不住——他想，“约翰尼·阿普瑟德！”那种乐趣。那种单纯的、轻快的、不加控制、迈开大步的乐趣。他不管是否再去打球——他只想出去，迈开步子走走。似乎球类活动为他扫清障碍，能够这样做了，一小时之内大步流星地来到村子，在百货店买份拉克万纳版的《纽瓦克新闻》。店门前只有一台索罗可加油机，农产品用盒子和粗麻布口袋盛着，放在台阶上。五十年代只有这一家商店。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姆林的儿子诺斯从父亲手里接过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卖洗衣板和浴缸。外面挂着一块弗罗斯特软饮料的招牌，另一块是钉在墙板上的弗雷奇曼酵母片的招牌。还有匹兹堡油漆的，甚至在外面有一块上写着“锡拉丘兹犁头”，是当年这商店兼卖农具时就挂在那里的。诺斯·哈姆林记得早在他童年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家车匠店。他还记得望着四轮马车滚过斜坡掉进冰冷的溪水里，也记得那时后面有一家酒厂，是众多酿造本地著名的苹果白兰地的酒厂之一，只是在禁酒法案通过后才关闭。商店后面只有一个窗口，那就是美国邮政——窗口和三十个左右带号码锁的柜子。哈姆林百货店里面有邮局，外面有告示牌、旗杆和加油机——成了以前农庄社区的集会地。从沃伦·迦玛列·哈定[26]的年代就是这样，诺斯那时当上老板。街的斜对角，就在以前的车匠店旁边，是一个六间房的校舍，也是利沃夫的女儿上的第一所学校。孩子们坐在商店前的台阶上，你的姑娘可以和你在此约会。一个聚会处，一个迎接客人的地方。瑞典佬喜欢这里。他熟悉的《纽瓦克新闻》上面有一个专栏，在第二版，标题为“拉克万纳一带”。甚至这也让他高兴，不只是能在家读报了解莫里斯的本地新闻，拿在手里带回家就让他开心。“拉克万纳”这个词里里外外他都喜欢。他在前面柜台上拿起报纸，玛丽·哈姆林在上面潦草地写着“利沃夫”。如果需要，再买一夸脱牛奶、一条面包、一打由上边保罗·哈姆林的农场运来的新鲜鸡蛋，对老板说声“喂，拉塞尔”就转身，迈着大步回家。他一路经过自己喜欢的白色牧场围栏、绵延起伏的草地、玉米地、萝卜地、仓库、马群、牛群、水塘、小溪、泉水、瀑布、豆瓣菜、奔流、草坪、大片大片的树林，他对所有这些东西有一种乡村新定居者对大自然天生的热爱。他走近自己所爱的百年树龄的枫树、坚固的旧石头房子——走过时还装出到处播撒苹果种子。

有一次从楼上的窗户，多恩看见他从小山脚走近房子，正在这样做，用力抛出去，抛出去时似乎不像投球或挥动球拍，倒像从购物袋抓出一把把的种子，用力撒到这块有丰富历史的土地上，和比尔·沃库特一样，他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了。“你在那里练习什么?”她取笑地说。他闯进屋来，由于这种活动，看起来非常英俊，大个头、性感、脸色红润，如同约翰尼·阿普瑟德本人，身上好像发生了某种奇迹。人们举起酒杯为某个年轻人祝福时，他们说，“祝你身体健康，好运常来！”他们心中想像的情景——或者说他们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尘世间人类标本，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男子汉形象。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卧室，发现独自一人待在那里的是只小巧玲珑的动物，他的妻子，剥去了少女的束缚，完完全全、满心欢喜地属于他。“塞莫尔，你在哈姆林店里干什么了——学芭蕾舞?”轻松，太轻松了，他用那双防护大手将一百零三磅重的她从地板上举起来。她身穿睡衣赤脚站在那里，他用奇大无比的力气把她紧紧抱住，他似乎想团在一起，捆在一起，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一个了不起的、新的、无可挑剔的存在，美国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阿卡狄山路的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塞莫尔·利沃夫。他在路上做的事情——似乎是一种可耻的或浅薄的行为，他不能让自己曝光，甚至对多恩也不能忏悔——这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做爱。

至于他与年轻妻子生理上的亲密程度，他实际上更加小心翼翼。周围有人时他们显得一本正经，没有谁猜出他们的性生活也是如此。在多恩之前，他从未和约会的任何人睡过——在陆战队时和两名妓女睡过，那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是他们结婚后才发现他是多么地充满激情。他有巨大的耐劲和力气，她的娇小与他的魁梧是两人的长处，他将她举起的那种方式，在床上和她在一起时的他身体的那种粗大，似乎刺激了他们两个。她说，做完爱他进入梦乡后，她感到自己好像在和一座山睡觉。有时她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睡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她躺在他身下时，他使劲地插入和抽出，同时也支撑住自己以免压碎她。由于他的耐力和干劲都不错，他能坚持很长时间却一点不累。他一只手就能将她拎起来，让她膝头着地转圈，或者使她坐在他膝上轻松自如地移动她这一百零三磅。他们结婚好几个月后，她达到性高潮时开始喊叫。高潮总来，她总在叫，可他却不知咋办?“怎么啦?”他问她。“不知道。”“伤着你啦?”“没有。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是精液吧，你射进我里面就让我流泪了。”“可我没伤着你。”“没有。”“使你快乐吗，多尼?喜欢吗?”“喜欢。这有点……能达到其他东西都不能达到的地方。那就是眼泪所在的地方。你接触到我那个部位，其他东西都不行。”“好吧，只要不伤着你就行。”“没有，没有。只是有些奇怪……有些奇怪……奇怪的是不再孤独。”她说。只是在他第一次落在她身上时，她才停止喊叫。“你没这样叫过。”他说。“这完全不同。”她应道。“怎么?为什么?”“我猜……不知道。大概我又感到孤独。”“想我停下来?”“哦，不。”她笑了，“完全不用。”“好吧……”“塞莫尔……你怎么知道这么干的?以前干过?”“从来没有。”“你为什么要干?告诉我。”他无法解释她说的东西，所以就没有解释。他一心想做点别的，于是一只手抬起她的臀部，举到自己的嘴上。将脸凑到那里，动起来。他从来没有在那里干过。心醉神迷地一块干，他和多恩。当然，他没有理由相信她居然这样为他干，可是有个星期天的早晨，她真的做了。他不知该怎么看。娇小的多恩，用美丽的小嘴唇含住他。他惊呆了，他们都如此，这是两人的禁忌。从此，这样干了许多年，再没停止。“你身上有某种让人心动的东西，”她悄悄对他说，“特别是你到了不能控制的时候。”让她如此心动，她告诉他，这个非常克制、心地善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男人，总是这么善于运用自己的力量。他掌握着巨大的力量，而内心却没有暴力，哪怕有时他越过界限无法回头，越过任何人对任何事情感到尴尬的那个点，已经到了无法对她评判，或者认为她大概是个坏女孩，这么渴求他给予，他自己也想，在快要达到让人大叫的性高潮的最后的三四分钟……“这让我感到自己女性十足，”她告诉他，“使我觉得非常有力……两种感觉都有。”做完爱，她从床上爬起来，头发凌乱、脸色晕红、头发飘落得到处都是，眼上的化妆污成一团，嘴唇肿胀，走进卫生间小便。他会跟着她，等她擦干净后将她从马桶上抱起来，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两人看看自己的模样。她会和他一样感到惊讶，不是发现自己有多漂亮、性交弄得她看上去有多漂亮，而是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副模样。社会性的面孔消失了——这才是多恩！但是这一切是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只能如此。特别不能让孩子知道。有时多恩赤着脚跟在牛群后面走了一天，他会在晚饭后拖着椅子到她面前替她搓脚，梅丽会做鬼脸，还说，“喂，爸爸，真恶心。”那是他们当着她的面真正有所表示的唯一的事情。感情方面其他的东西是孩子们通常从自己父母身上能看到的，如果不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会想念。他们在卧室里的生活是个秘密，女儿也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就这么持续下去，多年如此，直到那颗炸弹爆炸，多恩也住进医院。她出院后，那种事也就停止了。

沃库特娶了他祖父的公司律师的孙女，那是芬德里的沃库特，一家莫里斯顿的公司，他一直希望进入这家公司。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谢绝了到哈佛法学院工作的机会——普林斯顿和哈佛法学院花了百多年时间才有机会教育一个沃库特家的孩子——他却与自己出身的这个世界的传统决裂，搬到曼哈顿一家低级的画室，成为一名抽象派画家，一个新人。在交通繁忙的哈得逊街肮脏的窗子后面，经过三年令人沮丧的狂热绘画后，他娶了杰西，回到泽西城，开始在普林斯顿钻研建筑学。他从未完全放弃艺术家的梦想，虽然他的建筑工作——主要是在莫里斯县的富人区修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老房子，从萨默塞特、亨特顿县一直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县，将旧仓库改建成雅致的乡间房屋——使他愉快地忙碌着，他还是每隔三四年都在莫里斯顿的一家画室举办自己的画展，还讨好似的邀请利沃夫家的人参加开幕仪式，他们也总会到场。

在任何社交场合瑞典佬都不会像站在沃库特的画前这样难堪。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告诉你，这些画受中国书法的影响，可在他看来却什么也不像，甚至不像中国的。从一开始，多恩就发现它们有“思想煽动性”——对她而言，它们表现出比尔·沃库特最不可能的一面，一种她以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看出的敏感性——然而这画展引起瑞典佬想得最多的是，他应该在一幅画前假装看多久方可移到下一幅。他真正想做的是倾过身子，看看每幅画旁边贴在墙上的题名，认为它们也许有点帮助，但是当他这么做时——尽管多恩告诉他不要那样，拉住他的上衣，轻声说，“忘了它们，看画。”——他只觉得比看画还要难受。《作品16号》、《图6号》、《冥思11号》、《无标题12号》……画布上只有一抹长长的灰色的污痕苍白地画过白色的背景，看起来似乎沃库特并不想画画，只想将它擦掉?参考画室夫妻俩所写的标注和小册子上的画展说明，也没有多大作用。“沃库特的书法是如此的有力，其外形消解。在其自身能量的光辉之中，笔画也将自己融化……”一个像沃库特这样的家伙，对大自然并不陌生，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历史剧情也很了解，究竟为什么——一个了不起的网球手——究竟为什么要画这些一钱不值的画?瑞典佬不得不认为这家伙还不是个冒牌货——一个像沃库特这样受过教育、如此自信的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把自己打扮成冒牌货?——由于自己对艺术了解不多，他只好暂时将这种疑惑搁置一旁。瑞典佬有时也许会接着想，“这家伙有毛病，有某种极大的不满，这个沃库特没有得到他想的东西。”但是瑞典佬也会读读那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觉得他不知说的什么。“格林威治村的那些岁月已过去二十年了，沃库特雄心依旧：他创造出，”小册子上接着写道，“一种个人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主题的表现形式，这些主题包括展示人类状况的持续的道义上的困境。”

读着小册子，瑞典佬从未想到这些画上的含义那么多，因为它们如此空洞，因为画中一无所有，你反而可以认为它们画出了一切——所有这些辞藻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明沃库特平庸，不管他多么认真地尝试，却根本无法为自己打造出艺术气质，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有关这种气质的严格定义在他出生时就束缚了他。瑞典佬也没有想到，他是对的，这个家伙看起来自以为是，好像完全适应了他居住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们。这可能漫不经心地泄露了他的秘密，实际上他不合时宜，并且有一种多年来的欲望，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只知道稀奇古怪地画一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像的画。很显然，他最好的表达自己渴望的方式就是这种东西。可悲，然而不管怎样可悲，也不管瑞典佬问了还是没问，是否了解这位画家都不要紧。多恩带着新面孔从日内瓦回来一个月后，这种表现普遍意义各种主题、展示人类状况的画中的一幅，终于挂到利沃夫家客厅的墙上。这让利沃夫感到有点可悲。

沃库特一直想从《冥思27号》中抹去的是一束褐色的条纹，而不是灰色的，背景淡紫色，也不是白色。按多恩的说法，那些黑色标志着画家形式上的革新。她对他这样解释，瑞典佬不知该怎样回答，对“形式主义”也没有兴趣，只是勉强说“有意思”。他小的时候，家里从不在墙上挂艺术品，更别说“现代”艺术——他的家并不比多恩家有更多的艺术。德威尔家有宗教绘画，那些东西也许可以说明多恩为什么突然成了“形式主义”的鉴赏家：一种隐藏起来的有关成长的尴尬。在多恩和她兄弟的相框旁边，只有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心脏的画。这些有欣赏水平的人，都在墙上挂着现代艺术作品，我们也要在墙上挂现代艺术作品，把形式主义的东西挂在墙上。不管多恩怎样否认，这里不是有某种东西出现吗?爱尔兰人的嫉妒?

她直接从沃库特的画室买回这幅画，刚好花掉他们买牛犊康特时的所用的一半钱。瑞典佬对自己说，“忘掉那笔钱，一笔勾销——你不能把一头牛当做一幅画。”就算这样，他也努力控制自己的不满，看着《冥思27号》挂在他亲爱的梅丽的像原来的位置，痛苦地想到这多少也有点像留着金色刘海、光彩照人的孩子，她那时才六岁。那是纽霍普一位快活的老绅士为他们作的油画。他在画室里身穿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耐心地用温酒招待他们，给他们讲自己在卢浮宫临摹的学画经历——他到他们家来了六次，叫梅丽坐在钢琴旁边让他画。那幅画连镀金的画框只花了两千块钱。可是瑞典佬听说，如果他们从画店买《冥思27号》，要多给百分之三十，这是沃库特少收的，五千美元还算便宜。

他父亲看到这幅新画时，他的评价是，“这家伙要了你多少?”多恩极不情愿地答道，“五千块。”“第一件衣服就花了这么多钱，将画成什么?”“什么?”多恩酸酸地答道。“啊，还没画完，我希望它还没有……是吧?”“还没有‘完成’的，”多恩说，“是思想，娄。”“是吗?”他再看。“啊，如果这家伙真想完成它，我可以告诉他怎么画。”“爸，”瑞典佬说，想制止进一步的批评，“多恩买它是因为她喜欢。”其实他也想告诉这家伙该怎么画完（也许在言辞上和父亲心里想的差不多），他很不情愿挂上多恩从沃库特那里买来的任何东西，只是她已经买了。不管是不是爱尔兰人的嫉妒都行，这幅画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她心中生存的欲望超过了死亡的打算，那曾经使她两次住进精神病院。“那幅画是狗屎，”他事后对父亲说，“那东西是她想要的。是她需要的东西。”他警告他，自己感到——很奇怪，就算有一点挑拨吧——快发怒了，“请别再提那幅画。”娄·利沃夫就是娄·利沃夫，他再来旧里姆洛克时，第一件事便是走到那幅画前大声说道，“知道吗?我喜欢这东西。我开始习惯它了，我实际上喜欢它。瞧，”他对妻子说，“看看这家伙怎么没画完。看见了吧?模糊的地方?他有意画的，那叫艺术。”

沃库特的货车后面放着利沃夫家新房子的纸板模型，准备晚饭后给客人展示的。草图和图纸已经在多恩的书房里堆放了几个星期。其中一张表上，沃库特标出一年中每月第一天，阳光以怎样的角度射入窗子。“充足的阳光。”多恩说。“阳光！”她叫道，“阳光！”要是不这么残忍地直接表露出来就好了，这真正衡量出他对她遭受磨难的程度和她所设计的解救方法了解多少，暗示她还是非常憎恨他喜欢的那幢石头房子，他喜欢的那些老枫树。那些巨大的树木为房子挡住夏日的炎热，每年秋天又用金色的花冠庄重地罩住草坪，他在那中央曾经为梅丽悬挂秋千。

到旧里姆洛克的开始几年瑞典佬念念不忘那些树木。我拥有那些树。让他更惊讶的是他对树木的拥有超过对工厂的喜爱，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那些树比在政府大街运动场和毫不浪漫的威夸依克街道上的孩子渴望拥有庄重的旧石头房子还厉害，革命战争时期华盛顿曾两次在他们房子所在的山上建起过冬营地。拥有树木令人迷惑——不同于拥有企业或拥有房屋。如果有什么的话，拥有它们靠的是信任，信任。是啊，为了所有后代，从梅丽和她的孩子起。

为了抵御冰暴和狂风，他用钢缆固定每一棵枫树，四条钢缆形成一个朝天的平行四边形，沉重的树枝在上面壮观地伸展开来，高达五十英尺。避雷针从树干一直伸到树尖，为了安全起见，他每年都注意检查。每年两次给这些树木喷药防虫，三年上一次肥，定期请园艺家来剪除枯枝和全面检查私家花园的状况。梅丽的树木。梅丽家的树木。

秋天里——就像他常常安排的那样——他肯定会在太阳下山前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她总在那里——也像他所安排的——在前门那棵周围撒满落叶的枫树上高高荡起，他们最大的树，他在树上为她搭建秋千时，她才两岁。她向上荡起，几乎钻进树叶里，树枝展开来刚好越过他们卧室的窗户……可是，尽管对他来说，每一天结束时的这些宝贵的时刻曾经象征着他的每一个愿望的实现，即使在她看来，它们曾经也并不是该死的东西。她后来爱这些树木的程度和多恩对待这房子差不多。她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她爱阿尔及利亚。秋千上的孩子，树上的孩子。以前在那树上、现在躺在那房间地板上的孩子。

沃库特夫妇很早就过来了，这样比尔和多恩便有时间在一起讨论怎样将一层的房屋与两层的车库连接起来的问题。沃库特到纽约去了几天，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后的问题，几个星期来想啊又想，到底怎样才能在大不相同的建筑物之间构成和谐的联系，多恩急于把它解决好。即使车库装饰得有些像仓库，多恩还是不想它太靠近，担心它影响房子的独特性，可是她也觉得沃库特建议的二十四英尺长的通道会让人看来像个汽车旅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冥思苦想，不仅是尺寸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温室效应问题，这不是当初设计的那种简单的通道。多恩有时感觉到沃库特在向她施加影响，不管多么和蔼，总是想让她接受与他过时的建筑美学思想有关的决定，而不是她心里所想的、他们的新房应有那种纯粹的现代派风格。在这种情形下，她会感到恼怒。在对他非常气愤的那几次，她甚至在想，找这个人是不是一种错误，尽管他在本地承包商中很有威信——保证一流的建筑工程——有良好的专业信誉，却“基本上是个古董修补者”。她刚离开伊丽莎白和娘家（还有墙上那些画和过道里的塑像）时很害怕势利小人，但多年过去了，她基本上了解沃库特那一套。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对他那种乡绅的信任感是她要着重消除的东西。然而只要沃库特一回到她身边，往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愤怒的蔑视就消失，因为她突然发现了——用多恩的话说——“一个完美优雅的计划，”不管是洗衣机安装的位置还是卫生间的顶灯，或者是通向车库上面客房的楼梯。

除了外面货车上的十六分之一比例的模型，沃库特还带来新的透明塑料材料的样品，让她考虑是否用做通道的墙壁和屋顶。他拿进厨房给她看。他们俩就待在那里，足智多谋的建筑师和严厉苛求的客户，从头开始争论——多恩在清洗莴苣、切西红柿、剥沃库特用袋子从自家园子里带来的几十根玉米——关于采用透明通道，而不是沃库特最早建议的那种木板通道连接在车库外面的优缺点。以前在这样的傍晚，从朝着小山的后阳台上，可以看见夏末落日的辉映下多恩的牛群身影，瑞典佬此时在这里准备着烧烤的焦炭。与他在一起的是父亲和杰西·沃库特。这些天来很少看见她和比尔出来参加社交聚会，据多恩讲，她正经历着人们讨厌地描述为“狂躁症发作前的平静阶段”。沃库特打电话时问他是否可以把妻子也带来吃晚饭。

沃库特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已长大成人，在纽约生活和工作。根据各方面的反映，杰西曾是这五个孩子尽责的母亲。他们走后，她才开始酗酒，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己提提神，再就是抑制痛苦，最后则因为酗酒本身。在这两对夫妇第一次见面时，杰西健全的心智给瑞典佬留下深刻印象：精力如此旺盛、爱好户外活动、生活乐观、毫不做作或枯燥无味……她就是那样打动瑞典佬的，而不是作为他的妻子。

杰西是费城的一个极富有的女继承人，出自女子精修学校的姑娘。她那时候白天，偶尔晚上，穿着溅满泥浆的马裤，将头发用漂亮的亚麻色丝带扎上。这些丝带和她纯洁的、圆圆的、毫无瑕疵的面容——多恩说如果你一口咬进去，你在那里面找不到脑子，只会发现一个麦金托什苹果[27]——她从身边走过，会被人们看做四十几岁的明尼苏达农庄姑娘。有些日子，她将头发盘在头顶，看起来既像年轻小伙子又像年轻姑娘。瑞典佬怎么也想不到杰西的天资中缺乏某种东西，使得她不能沿着正常的航向驶入老年，她本该是一位令人赞美的母亲和活泼的妻子，可以耙拢树叶，举行聚会，招待任何人的孩子，她在古老的沃库特庄园举行的七月四日野餐会是朋友和邻居们喜爱的传统节目。那时瑞典佬觉得她的性格是一种混合物，你在那里面发现一切东西都不会让人绝望和无聊。他猜想得到，在她心中有一个干净利落紧紧编织而成的信念之核，如同她丝带扎起的头发。

然而她的生活是另一个被人干脆劈成了两半的。现在那头发成了一个铁灰色绞索的神经节，总是缺乏梳理。杰西已是个五十四岁憔悴的老太婆，营养不良的酒鬼，将高高凸起的酒鬼肚皮藏在不成形的布袋装下面。她所能找到的话题——偶尔她能从家里走开，来到人们中间时——就是她以前的“乐趣”，那还是在她滴酒未沾，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脑袋里什么也不想之前，那还是在她极大地满足于做个可以依靠的人而生机勃勃（当然他看来是这样）之前的事。

人们是具有多面性的生物，这并不让瑞典佬感到奇怪。甚至当某人让你失望，你再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不过有些震惊而已。让他吃惊的是人们似乎从他们自身跑出来，脱离他们构成现在这模样的原材料，耗干他们自己，变成他们曾经为之深感遗憾的另一类人。似乎在他们的生活还富裕和充实的时候，他们暗地里已经厌恶自己，等不及要抛弃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健康、他们所有的分寸感，以便于堕落成另一个自我，真正的自我，完全被人迷惑的大笨蛋。似乎与生活和谐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有时也许降临到幸运的年轻人身上，在其他时候人类缺乏与之真正的亲密关系。多么奇怪。而且他觉得自己也很奇怪，他总觉得仰仗上帝的恩赐，他能列入众多与世无争的普通人之中，可实际上，他是一种畸形，是真实生活的外来者，只因他如此根深蒂固。

“我们在保利郊外有一个地方，”杰西对他父亲讲，“总养着动物。我七岁时得到了最漂亮的东西。人们送我一匹小马和马车。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非常喜欢马，一辈子都骑马，给人表演和狩猎。在弗吉里亚的学校里我参与了拖拉，在弗吉里亚上学时，我是鞭子。”

“等等，”利沃夫先生说，“喂，我不明白拖拉和鞭子是什么。慢点，沃库特夫人。你这里的小伙子来自纽瓦克。”

她噘起嘴来——他称她“沃库特夫人”——看上去有些责怪他这样称呼好像自己比她低一等似的，瑞典佬知道这只是父亲称她“沃库特夫人”的部分原因。对于娄·利沃夫而言，她是“沃库特夫人”，还因为他有对她敬而远之的轻蔑，看不惯她的杯中之物，不到一个小时这已是她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还有她的香烟——第四枝了——正在颤抖的手指间燃烧。她这么缺乏控制力让他大惑不解——任何人，特别是喝醉酒的非犹太人也这个样子。酗酒是潜伏在非犹太人中间的恶魔——“鼎鼎有名的异教徒们，”他父亲说，“公司的董事长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喝烈性酒。”

“杰西，”她说，“请叫我‘杰西’。”她笑得很痛苦和做作，瑞典佬估计，她只掩饰了十分之一的苦恼，她现在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和狗在一起，看看电视，使用自己的电话分机。只因为可笑的冲动，却扮演妻子的角色陪丈夫到外面来。她在家里，身边就是电话，能从酒杯上面拿过来就聊。即使穿戴不整齐，她也可以和熟人聊天，不管是否喜欢，也不会有这种面对面的恐惧。一连数月过去，杰西也许不来一个电话，可是当他们晚上睡觉后，她也许一连来三次电话。“塞莫尔，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多么喜欢你。”“好吧，杰西，谢谢你，我也喜欢你。”“是吗?”“当然，是的。你知道的。”“是的，我喜欢你，塞莫尔。我一直喜欢你。知道我喜欢你吗?”“是的，我知道。”“我总是敬佩你。比尔也一样。我们一直敬佩你和喜欢你。我们喜欢多恩。”“是啊，我们喜欢你，杰西。”爆炸后的那晚，半夜左右，梅丽的照片出现在电视上，全美国的人都知道她前一天在学校里对人说过旧里姆洛克将有惊人的事情发生。杰西想走三英里路到他们家来看看，可是孤独地走在没有铺平的乡村公路上，扭伤了脚脖子，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还差点被救她的货车碾死。

“好啦，我的朋友杰西，告诉我。拖拉和鞭子是什么?”你不能说他父亲不想和人们友好相处，尽管他真的做不到。只要她是他孩子的客人，就是他的朋友。哪怕他多么讨厌那香烟、那威士忌、那蓬乱的头发、那破旧的鞋子和粗麻布帐篷遮盖下的变形的身体——还有一切她滥用的特权和她生活中的耻辱。

“拖拉是一项追踪活动，不是猎狐。是用一根线，由骑马跑在前面的人放下的……系着的包里发出一种气味，人们可以跟踪。猎狗在后面追。有很大、很大的围栏，隔成一种跑道。很有趣，可以飞快地奔跑。巨大的，厚厚的树枝栅栏，八到十英尺宽，顶上有木条。很刺激，那里有许多障碍赛，优秀骑手也多，大家都去，飞快地穿越那些地方，真的好玩。”

在瑞典佬看来，她对自己的困境迷惑不解——一个醉醺醺的女人，在外面的聚会上无法控制地胡扯八拉一通——与他父亲故做亲切的“我—什么—也—不—懂”的提问差不多，让她凄惨地讲下去，每个含糊不清的字未能刺激她的嘴唇，使其像铃声一样清脆地发出一个来。像“爸爸！”那样清晰，像从他的耆那教女儿的面纱后面响亮地发出的那样。

不用抬头他也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正用煤钳垒起最红的炭堆。有趣，他父亲想，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乐趣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有趣?他父亲一直搞不懂，自从儿子在克尔街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买下房子和一百英亩土地，他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忘了酗酒吧，清醒同样糟糕。他们用两分钟就可以把我烦死。

多恩对他们反感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父亲有另一个。

“不管怎样，”杰西说，手上夹着香烟，费力地下着某种结论，“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牵着马去上学。”

“你牵着马上学?”

她又不耐烦地噘起嘴，也许这个父亲，以为在用他的问题帮她摆脱困境，却比平常更快地将她赶到崩溃的边缘。“是的，我们俩同时上火车。”她告诉他。“我不幸运吗?”她问，让两个利沃夫惊讶不已，似乎她毫不在意尴尬的处境——好像那不过是个可笑的幻觉，是令人恶心的自以为是的清醒的人们想从醉鬼那里听到的东西——她挑逗地将手放在娄·利沃夫的头上。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怎么将马带上火车。这马有多大?”

“那时候马都装在运马货车上。”

“啊哈。”利沃夫先生说，似乎他这一辈子对非犹太人的欢乐感到的迷惑终于有了答案。他从自己头发上拿下她的手，把它紧紧地握住，仿佛要将他所知道而她已忘却的一切有关生命的东西挤进她身体。此时，杰西在那种力量的鼓动下，对眼前的情况未能觉察，没有想到这一夜还未结束时便会出丑，她摇摇摆摆地接着讲。

“他们都跟着马球队走了，坐上冬季列车到南方去。列车在费城停下，我把自己的马也和他们的放在一起，离我的铺位两节车厢远，我对家人挥手告别，真的不错。”

“你多大?”

“十三岁。我一点也不想家，只是觉得开心，真的很好，真的”——她说着就哭了起来——“开心。”

十三岁，他父亲在想，尿床的家伙，你对家人挥手告别?那算什么?与他们有关?你十三岁时对家人挥手告别究竟有什么意思?难怪你现在成了酒鬼。

可是他嘴里却说，“好极了，忘了它吧，为什么不?你周围都是朋友。”尽管这样做令人讨厌，可还是得做。他从她一只手里拿走酒杯，从另一只手里取下她刚点上的香烟，把她搂进怀里，这可能是她一直都在渴望的。

“我知道自己又该做个父亲了，”他轻声地对她说，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哭，让瑞典佬的父亲抱着自己摇晃着。她这一生中只是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一次——大约在十五年前，他们到沃库特家的草坪上参加庆祝七月四日的野餐会——她尽力学双向飞碟射击，那也是与娄·利沃夫的犹太人意识不符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乐趣”就扣动扳机，用枪射击。他们疯了。就在那天，他们回家时看见一块公理会教堂自做的标牌，上面写着“帐篷出售”，梅丽拼命地求瑞典佬停下来给她买一顶。

如果杰西因为十三岁时曾对家人挥手告别，十三岁时什么都不带，只牵着马孤独地被人运走，就可以趴在他父亲肩头哭泣，他的那种记忆——“爸爸，停下，他们在卖帐—帐—帐篷！”——那时她才六岁，有什么不可以使他为了他的耆那教女儿快哭出来?

想到沃库特应该知道杰西在这里的事，他也需要时间使自己振作起来。他突然感觉到这种情形的分量，尽量从自己的思想里驱除它，至少要维持到客人回家以后——他已身陷这种情形，是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女儿不仅仅偶然杀了一个人，而是借真理和正义之名，非常冷漠地杀掉另外三个。这个女儿抛弃了从他和她母亲身上学到的一切，事实上现在已经抛弃整个文明，以洁净开始，以理智告终——瑞典佬让父亲暂时独自照料杰西，从房子后面转过去，来到厨房的后门找沃库特。从门上的玻璃他看见桌上那一叠纸，那是沃库特新画的一批图，可能画的就是那讨厌的通道。此时，他在水槽边看见沃库特本人。

沃库特身穿紫红色亚麻裤，罩着宽松的夏威夷衬衫，上面是五彩缤纷的热带花卉，这可以用西尔维尔·利沃夫看到人家穿着打扮令人讨厌时最恰当的一个词语“花哨”来形容。多恩认为那种打扮是过于自信的沃库特向外展示的一部分，她刚来旧里姆洛克时还很年轻，曾经非常可笑地被他这种外表镇住。按多恩的理解——她告诉瑞典佬时，他觉得依然带有一点那种老怨恨——夏威夷衬衫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是沃库特三世，我敢穿周围其他人不敢穿的东西。“在莫里斯县这个伟大的世界里，你越以为自己了不起，”多恩说，“就越想出风头。那件夏威夷衬衫，”她讥讽地笑了笑，“白种新教徒的极端主义——白种新教徒小丑。这就是我在这里生活学到的——然而威廉·沃库特三世们也有许多倒霉的时候。”

就在一年前，瑞典佬的父亲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我注意到这些有钱的异教徒在夏天的表现。夏天一到，这些保守的、正统的人穿上最不可思议的服装。”瑞典佬笑起来。“这是一种特权形式，”他说，重复多恩说过的话。“是吗?”娄·利沃夫问，也和他一块笑。“也许吧，”娄总结道，“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异教徒：要穿那些裤子和衬衫你得有勇气。”

当然，你若看见沃库特在村子里那样穿着打扮，一个魁伟的家伙，高大、结实，也许不会想到——如果你是瑞典佬的话——他那些看起来乱涂一气的画也有它们的特性。照多恩的说法，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对抽象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也许很容易认为身穿那种衬衫的家伙，作起画来就像芬普那个著名的家伙在古老的波罗运动场的第二回合时将登姆普西[28]打出圈外那样。可是，艺术创作的成功很明显不是用瑞典佬·利沃夫能理解的方法，或者为了他能明白的那些道理。瑞典佬认为，这家伙洋洋得意的一切都与他穿的这些衬衫有关——他的浮华、大胆、挑战，也许还有他的沮丧和绝望。

是啊，也许不都这样，瑞典佬想道，他站在外面巨大的花岗岩台阶上透过厨房门往里看。他没有推开门直接走进自家的厨房说，杰西非常需要丈夫的帮助，这是因为他看到沃库特在多恩上面弯着腰的样子，多恩此时在水槽边也弯着腰剥玉米。瑞典佬看到时的第一反应——尽管多恩不需要这种指导——似乎沃库特在教多恩怎么剥玉米，从后面朝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教她干净利落地剥掉玉米壳和穗丝的窍门。可是，如果他只是在教她剥玉米，为什么在他蓬开着的华丽的夏威夷衬衫下面，他的屁股那样扭动?为什么多恩在说——如果瑞典佬正确地解读了她的口型——“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剥玉米?厨房和别处一样好。不，他过了一会才弄明白，第一，他们不只是在一起剥玉米；第二，穿这些衬衫不全是为了对保守的势力的稍许反抗，而是表现出浮华、大胆、挑战、沮丧和绝望。

所以，这就是她为什么总对沃库特不耐烦——要我放松警惕！总谈起他的冷酷、他的教养、他虚假的热情，只要我们上床时，总那样谈到他。当然，她要那样谈——她不得不，她爱上他了。对这房子的不忠决不是针对房子——它就是不忠。“那位可怜的妻子不是无缘无故地酗酒，总是隐瞒一切。这么忙，这么有礼貌，”多恩说，“这么普林斯顿，”多恩说，“这么正确无误。他工作这么努力，都成单向度的了。特权白人的温柔。完全离开自己的地方生活。这个人有一半时间都不在那里。”

可是，现在沃库特在那里，就在那里。瑞典佬很快就转身返回阳台，去照看火上烤着的牛排，他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正是沃库特把自己放到他想放的地方，一边准确地告诉多恩他放在哪里了。“那里！那里！那里！那里！”他似乎不想克制什么。

8

晚饭时——在外面的后阳台上，夜幕渐渐降临，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滞不动了、被悬浮起来，他内心产生出一种忧伤，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可遵循，没有什么事情可发生，觉得进了一口用时间雕凿而成的棺材，他永远无法逃离——客人中还有乌曼诺夫家的马西亚和巴里、萨尔孜曼家的谢拉和希利。只是在几小时前瑞典佬才知道谢拉·萨尔孜曼这位语言矫正师在爆炸发生后将梅丽藏起来。萨尔孜曼夫妇没有告诉过他。要是他们说了——她一到那里就打来电话，那时他们对他负责一点……他不能想下去。他若再往下想的话，假如不让梅丽去逃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样想也没用。他坐在餐桌旁，只顾发呆——静止不动、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看不见他超乎常人的乐观所表现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机活力。这一生作为商人、运动员和美国陆战队员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适应被俘虏、被关进毫无未来的箱子里的处境。他在里面不去想他的女儿会怎样，不去想萨尔孜曼是怎样帮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会怎样。他该快些吃完，不去想他能够想的那些东西。他应该永远这么做。不管他多么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这一刻，留在盒子里。否则，这世界将爆炸。

巴里·乌曼诺夫，瑞典佬以前的队友和高中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每当有老乡从佛罗里达飞过来时，巴里和他妻子都会应邀赴宴。看见巴里，他父亲总是那么开心，部分原因是巴里从一个移民裁缝的儿子变成了大学教授，还由于娄·利沃夫——错误地，虽然瑞典佬装做并不在意——感谢巴里·乌曼诺夫让塞莫尔放下棒球手套进入商界。每年夏天娄都会提到巴里“顾问”——从高中时起他就这样称呼他了——想起巴里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职业的严肃态度树立了榜样，可是巴里总说，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话，没有谁能让他靠近法学院。

在瑞典佬禁止梅丽到纽约之前，她好几次来纽约时都和巴里、马西亚·乌曼诺夫一块过夜。梅丽从旧里姆洛克消失后，瑞典佬也是向巴里进行法律咨询的。巴里带他去见曼哈顿的公诉人谢威兹。瑞典佬要谢威兹对他实话实说——如果他女儿被抓住并证明有罪，对她最重的惩罚是什么?——他被告知，“七至十年。”“但是，”谢威兹说，“如果那么做是由于反战运动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发生，如果尽量采取了措施以防对他人的伤害……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就是知道是她干的我们也不知道。没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没有那么多的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暴力演讲，只是这么个孩子，她自己会故意杀人?我们怎么知道她制造炸弹或引爆炸弹?制造炸弹，你必须非常老练——这孩子能点燃一根火柴吗?”“她理科很好，”瑞典佬说，“她化学课优秀。”“她在化学课制造过炸弹?”“没有，当然没有——不会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她会点燃火柴吗?这都可以是为她进行的辩护。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其他人也一样。她也许得过威斯汀豪斯科学奖[29]，我们却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也许很少。既然你问我，最糟糕的是七至十年。可是我们可以假设她被当成少年犯处理。根据少年法，她将被判二至三年，即使她对什么事情都承认有罪，案底也会保密，谁也看不到。看，这一切要看她在杀人案里的作用。不用想得太糟。如果孩子来的话，即使她与之有关，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不再留下什么。”就在几小时前——他知道在俄勒冈的公社里，制造炸弹是她的专长，从她自己那不再口吃的嘴里，他听到她要负责的不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而是冷酷地杀害了四个人——谢威兹的话有时是他不愿放弃的全部指望。这人不空谈，只要走进他的办公室你就能看出来。谢威兹这种人总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现愿望是他的职责。巴里有言在先，他说谢威兹不是那种让人感觉很好的人。他说，如果孩子来的话，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这并不是针对瑞典佬的期望而言的。但这是在过去，他们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相信她不知道怎样点燃一根火柴的陪审团。这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以前。

巴里的妻子马西亚是纽约的一位文学教授，即使根据瑞典佬宽宏大量的看法，也是个“难缠的人”，一个好战的反传统人士，自我意识惊人，擅长嘲讽，惯于发布处心积虑的预言，让世上的统治者惶惶不安。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楚标明她的立场。她能在那里纹丝不动——你讲的时候，她咽下一切，指头轻轻叩击椅子扶手，甚至点头示意好像完全赞同——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都不对。为了容纳她所有的信念，她身穿带着印刷体字母的束腰长袍——阅历极深的女人，其貌不扬不仅是对传统的挑战，也标志出她是位一针见血的思想家。在她与严酷的事实之间无须废话和陈词滥调。

然而巴里很欣赏她。没人有他们俩这么大的反差，也许他们算是常说的那种异性相吸。巴里是这么深思熟虑、热情周到——从少年时起他就是如此，是瑞典佬认识的最可怜的孩子，勤奋向上的绅士，棒球队可靠的接球手，最后成为班上的告别演说者，服完兵役后享受士兵福利进了纽约大学。他就是在那里遇见马西亚·谢瓦兹的。瑞典佬很难理解，一个这么强壮，也并不是不漂亮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二十二岁时放弃与这世上其他人交往的欲望，选择马西亚·谢瓦兹，一个如此固执己见的女大学生。有她在场，瑞典佬必须奋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可是巴里喜欢她，坐在那里听她讲话，毫不在乎她是个懒汉，甚至在大学里也穿得像人家的祖母，轻松欢快的双眼罩着沉重的眼镜显得更大，让人难受。她各方面都与多恩恰恰相反。马西亚，一个自我造就的革命者——是啊，要是梅丽聆听着马西亚的教诲长大……可是多恩?漂亮、娇小、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多恩——为什么是多恩?你到哪里寻找原因?怎么解释这种不相称?只是他们的基因玩弄的一个把戏?在要求停止越南战争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游行中，马西亚·乌曼诺夫和二十几名其他妇女被扔进囚车。正如她渴望的那样，她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座监狱里关了一夜。她在里面并没有停止抗议演说，直到早上才被释放。如果梅丽是她的女儿，那还说得过去。要是梅丽只斗斗嘴，只用语言和这个世界干，就像这尖刻的长舌妇一样就好了。那么，梅丽的故事也不会以一颗炸弹开始和结束，那会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可是一颗炸弹。一颗炸弹。一颗炸弹讲完了整个该死的故事。

很难说清楚巴里娶那女人的事，也许是他家里太穷的缘故。谁知道?她的敌意、她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她给人的不洁感觉，所有这些都让瑞典佬觉得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东西，更别提伴侣了——似乎恰恰是这些特性让巴里更欣赏他的妻子，真让人大惑不解，但确实如此。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崇拜另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连半小时都难以忍受的人物。只因这是一个谜，瑞典佬才尽量克制自己的厌恶，调整自己的评判，只将马西亚·乌曼诺夫看做来自另一世界的怪物，来自学术圈子，来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总有反叛人物，不管你对他们说的什么提出挑战，都会受到赞赏。他们以否定方式所获得的东西让他难以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克服这些东西会更有出息。马西亚虽然常常刺激他人和研究他人，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喜欢这样做。当他发现这就是她在曼哈顿与人交往的方式时，他不认为她恶毒，而且也不相信巴里·乌曼诺夫——曾经比他亲弟弟还亲近的人——会娶一个恶毒的人。和往常一样，瑞典佬由于无法判断因果关系，只好不作任何反应（这与他父亲的条件反射似的怀疑态度不同），让生活的岁月去衡量，所以他显得宽厚和仁慈。他最多只是认为马西亚“难缠”，“啊，我们就当她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好啦”。

但是多恩讨厌她。讨厌她是因为她清楚马西亚也看不起她，因为她曾经是新泽西小姐。多恩不能忍受人们只把那件事情当做她的一生，而马西亚特别令人烦恼的是她用根本解释不了多恩的故事来解释她的那种爱好——现在也很难解释她——如此洋洋得意地展示出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多恩告诉乌曼诺夫两口子有关她父亲的心脏病，家里没有收入，她意识到大学的校门将对她兄弟关上……整个奖学金的事，没有哪一件似乎能让新泽西小姐喜欢，可是被马西亚·乌曼诺夫当成了玩笑。马西亚懒得掩饰她的表情，她望着多恩时只当眼前并无一人，认为多恩装模作样地养牛，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改变形象——并不是一项严肃的活动，多恩每天干十二到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据马西亚看来，这是一种家与园林的幻境，是由一个富有的愚蠢的女人设计出来的，这个人不是住在臭烘烘的新泽西，不，不，而是住在乡村。多恩讨厌马西亚，因为她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是针对利沃夫家的财产，针对他们的欣赏水平，针对他们喜爱的乡村生活。对她的讨厌已经超过讨厌本身，多恩相信马西亚私下里非常开心梅丽被指控干了那种事情。

马西亚感情中特殊的位置留给了越南人——越南北方的人们。她在政治信念或国际事务中表示同情的看法上从未妥协过，即使近在咫尺、亲眼目睹灾难降临到丈夫最好的朋友身上也不改变。这使得多恩对其大加谴责，可是瑞典佬并不相信，倒不是因为他能为马西亚的荣誉担保，而是因为巴里·乌曼诺夫的正直不容置疑。“我不许她跨进这个家！一头猪都比那女人更有人性！我不管她拿了多少个学位——她毫无感情，是个瞎子！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眼睛最瞎的、自以为是、心胸狭隘、令人讨厌的所谓的聪明人，我不想她到咱家来！”“可是，我也不便邀请巴里单独来。”“那么巴里也不来。”“巴里必须来。我想让巴里来。父亲特别想在这里看到巴里，他希望如此。这是巴里，是他带我去见谢威兹的。”“是那个女人将梅丽拉进去的。你不明白?那就是梅丽去的地方！到纽约——到他们那里！是他们给她提供的藏身之处！有人做过，有人不得不做。她家里有真正的扔炸弹的人——刺激了她。她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在梅丽最需要父母时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马西亚·乌曼诺夫就是把她转入地下活动的人！”“梅丽以前并不愿住在他们那里。她在巴里家只住了两个晚上。就是那样。第三次她没有露面。你不记得了。她到其他地方过夜，再没有到乌曼诺夫家去。”“马西亚就是那个人，塞莫尔。谁还与她有联系?这个好教父，那个好教父，把鲜血泼到征兵登记本上。她那么喜欢她的反战牧师，那么亲密——可他们不是牧师，塞莫尔！牧师不是伟大的思想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牧师。那确实不是牧师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只应该停止为去那里的孩子们祈祷。她为什么喜欢这些牧师是因为他们不是牧师。她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是因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在她看来，这些人在给教会抹黑。他们在做教会以外的事，不是扮演牧师的正常角色。这些牧师是对我们成长所需东西的侮辱，那就是她喜欢的。这条肥母狗对这一切东西都有兴趣。我恨她，恨死她！”“好啦。我听够啦。你想怎么恨她都行，”他说，“但是不要因她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并没有那样做，多恩。你用虚构的东西把自己逼疯。”

那不是真的。不是马西亚拉梅丽进去的。马西亚只动嘴——总是这样：毫无意义、故弄玄虚的谈话，那些为了不择手段地展示自己，决不示弱、争强好胜的言辞只表现出马西亚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她古怪的信仰，她所有的姿态都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是谢拉·萨尔孜曼将梅丽拉进去的，这位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这可爱、和蔼、语气轻柔的年轻女士，有一阵子给梅丽那么多的希望和信心。这位老师给梅丽提供了那些“策略”去克服她的障碍，并取代奥黛丽·赫本成为她心中的女英雄。在多恩服用镇静剂，在医院进进出出的那几个月里，在谢拉和瑞典佬不再忽视自己生命的全部职责的那几个月里，在这两位很有条理的、举止端庄的人能够控制自己以免危及他们珍贵的稳定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谢拉·萨尔孜曼成了瑞典佬·利沃夫的情妇。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情妇。一种最不像瑞典佬式的关系，不协调、难以置信，甚至令人可笑。“情妇”，在那种失去光泽的生活氛围里不太可能——可就是在梅丽失踪后的那四个月里，这便是谢拉对他的意义。

大家在餐桌上谈的是水门事件和《深喉管》。除了瑞典佬的父母和沃库特夫妇，大家都去看过这部X级影片，它是由一位名叫林达·拉维里丝的年轻色情女演员主演的。这部电影已经不局限在成人影院上演了，在泽西城所有社区影院都很火爆。让他吃惊的是，谢拉·萨尔孜曼说，那些选举人竭尽全力把虚伪的、假装强调道德虔诚的共和党政客推选为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应该利用这部用图像夸张口交场面的影片。

“去看这部电影的也许不是同一批人。”多恩说。

“麦克戈文耐茨?”马西亚·乌曼诺夫问她。

“在这桌上是的。”多恩回答道，早已被无法容忍的这个女人在晚宴的开场白激怒了。

“喂，”瑞典佬的父亲说，“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个谜。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看那种垃圾。纯粹是垃圾——顾问，我说的对吗?”他看着巴里希望他赞同。

“是一种垃圾。”巴里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它进入你们的生活?”

“它溜进来的，利沃夫先生，”比尔·沃库特友好地对他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面有的东西都会溜进来。它朝里面涌，社会不一样了，恐怕您没听说过。”

“啊，我听说过，先生。我来自纽瓦克旧城区，听到许多不想听的东西。看，爱尔兰人管理过城市，意大利人管理过城市，现在让有色人管理城市。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轮到有色人接触钱柜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在纽瓦克，腐败是这场游戏的名称。新的、第一位的是种族，再就是税收，还加上腐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七美元，七十六美分。这就是纽瓦克的税率。我不管你们多大还是多小，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种税率你们不可能经营一家企业。通用电器在1953年就搬走了。通用、威斯汀豪斯、雷蒙德大街的布莱耶、赛璐珞，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它们都是大雇主。在暴乱之前，在种族仇恨加深之前，它们都走了。种族问题是蛋糕上的冰块。街道无人打扫，烧毁的汽车无人拖走，人们住在废弃的房子里，剩下的房屋在燃烧。失业、污秽、贫困，更加肮脏，更加贫困。教育没有了，学校是灾难。每个街角都是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事可干，只好贩毒，只好惹事。那些项目——我最好别提项目。警察接受贿赂。人所共知的每一种弊病。早在1964年我就对儿子说，‘塞莫尔，走吧。’‘搬走。’我说。可是他不听。帕特森[30]发展了，伊丽莎白发展了，泽西城发展了。你两眼瞎了，看不见要发生的事。我这样对塞莫尔讲。‘纽瓦克是第二个沃茨[31]，’我告诉他，‘你以前在这里听我说，这是1967年的夏天。’我就是这样预言过。塞莫尔，是吗?实际上可以精确到某一天。”

“确实如此。”瑞典佬承认。

“制造业在纽瓦克完了。纽瓦克也完了。暴乱还是很厉害，即使比不上华盛顿、洛杉矶和底特律。但是，记住我说的话，纽瓦克这个城市再也不能恢复元气。它不行。还有手套业?在美国?毁掉了，也完蛋了，只有我儿子还在坚持。又过了五年，除了政府合同，没有在美国生产一双手套，波多黎各也没有。他们已经到了菲律宾，那些大家伙。将来要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你们会看到的，全世界到处生产手套，除了这里。只是工会，不会让我们破产。当然工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些厂商也不明白——‘我不会再多给狗杂种们五美分了。’这家伙现在开着凯迪拉克，冬天待在佛罗里达。不，很多厂商没有想通。工会根本不了解来自海外的竞争，我毫不怀疑。工会也加快了手套业的消亡，大家做工粗糙，无法赚钱。工会的计件要求将许多人赶出这一行，或者迁往海外。在三十年代，与我们的竞争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战争来临挽救了我们，是政府合同。军需官一下订购了七千七百万副手套，手套商富起来。可是战争结束了。我要说的是，即使早在那些好日子里末日也已经来临。我们的衰败是因为我们绝对竞争不过海外。我们加速了这种结束是缺乏对两方面的正确判断。不管怎样都无法挽回。能够阻止它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也不赞成，我想你们也不能阻止世界贸易，你们也不应该——能阻止它的唯一办法是设置贸易关卡，不只是百分之五的税，而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娄，”他妻子说，“你说的哪样东西与这电影有关?”

“这电影?这些该死的电影?啊，当然，它们并不新鲜，你知道。我们曾有过宾诺克[32]俱乐部，那还是在几年前……还记得，周五夜间俱乐部?我们有个做电器生意的家伙。你记得他，塞莫尔，阿贝·萨克斯?”

“当然。”瑞典佬说。

“啊，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可是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有。在穆尔贝利大街，我们常带孩子到那里去吃中国餐，那里有一间酒吧，你可以进去，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行。你们知道吗?我去看了五分钟就回厨房了，为他说句好话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这样，他现在去世了，多好的伙计，我的心也跟着去了，手套剪裁工，见鬼，他的名字叫——”

“阿尔·赫贝曼。”他妻子说。

“对。我们两个玩了一个小时的牌，直到放电影的客厅里喧闹起来，原来是那狗屁电影，那放映机，你们——随便叫——的东西起火啦。我从没有那么高兴过。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那里和阿尔·赫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厅里像白痴一样地淌着口水。”

他现在把这些讲给沃库特听，只朝着他一个人说道。看起来，虽然娄·利沃夫旁边就坐着一个女醉鬼作为明证，虽然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他有犹太人的渊博知识，可是出身名门的非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让他难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沃库特最能欣赏他的这番陈词滥调。他们应该是能够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们吗?他们标出疆界。不是他们吗?他们制订规矩，就是那些到这里来的我们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规矩。早在1935年，他坐在那间厨房里，耐心地玩牌，直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邪恶，让那肮脏的影片在浓烟里化为灰烬，沃库特能不钦佩他?

“啊，对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说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挡住它，”沃库特对他说，“过去有把它挡在外面的办法，可现在没有了。”

“把什么挡在外面?”娄·利沃夫问。

“您谈的那些，”沃库特说，“纵容。掩饰为意识形态的变态。永久的抗议。那时候您可以走开，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您所说，甚至可以用玩牌来抵抗它。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解脱的办法。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取代人们在这个国家所喜爱的一切普通的东西。今天，被他们称做‘受压抑’的东西是让人们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过去不被压抑的那样。”

“是这样，是这样。让我告诉你阿尔·赫贝曼的事。你要谈过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样子，我们就说说阿尔吧。多好的伙计，阿尔，英俊的家伙。靠剪裁手套富起来。那时候你做得到。有点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几张皮子做起手套来。他们最后有了一间小屋，两个男人剪裁，几个妇女缝纫，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烫，然后出货。他们赚钱了，自己当老板，可以一周干六十小时。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闻的每天一美元的报酬时，一名优秀的剪裁工每天会挣到五美元。但是，那时候一名普通妇女有二十双、二十五双手套算不了什么，很常见。妇女有手套柜，每套服装有各种的手套配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任何天气，妇女外出不能没有手套。那时候，并不奇怪，妇女在手套柜台花上两三个小时，试戴三十双手套，桌子后面的女士有个水槽，每换一种颜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们有四分之一扣，四扣，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了不起的职业——过去是，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像阿尔那样的剪裁工总是穿着衬衫系上领带。那时候剪裁工没有衬衫和领带是决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人们可以像阿尔那样开始，在十五岁，或者更早，干到八十岁。七十岁还是童子鸡。他们可以空闲时干，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人总有工作，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把房子装修漂亮。阿尔能够拿起一张皮子对我说，开个玩笑，‘你想要什么，娄，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断，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准确无误。剪裁工是主角。当然，所有这些技能的骄傲现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百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认为阿尔·赫贝曼也许是在美国能做到的最后一人。当然，那种长手套已经消失了。另一个‘过去的东西’。有一种八扣的手套在那时候流行起来，用丝绸衬里，但也在1865年消失。我们当时有许多更长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来的做另一只手套。从拇指缝这里每一英寸钉上一颗扣子，所以谈起长度我们仍然用多少扣。感谢上帝，在1960年，杰凯·肯尼迪[33]走出来，戴着到手腕的小手套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到肘关节以上的手套，还有圆桶帽。忽然间，手套又流行起来。手套业的第一夫人。戴的是六扣半的。手套业的人们为那位太太祈祷。她自己在巴黎购物，但那有什么?那个女人把精美的女士皮手套又放回地图上了。但是，他们暗杀了肯尼迪，雅克莱恩·肯尼迪也离开白宫。这事件和超短裙成了女士时装手套的末日。暗杀肯尼迪和超短裙的到来，两者连在一起，敲响了女士时装手套的丧钟。在那之前，这是个十二个月的、全年不变的行业。那时候，女人不戴手套是不出门的，甚至在春天和夏天也是如此。现在手套是用来御寒、开车或运动——”

“娄，”他妻子说，“没有谁在谈——”

“请让我讲完。请别打断我。阿尔·赫贝曼很爱读书。没受过教育，可是他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4]。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一部经典小说中，有一段手套匠和鞋匠之间关于谁是更好手艺人的争论，结果手套匠赢了。你们知道他说什么?‘你做的一切，’他对鞋匠说，‘是为脚做一只连指手套。你用不着分清每个脚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难怪他会赢这场争论。你们不知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吧?除了沃尔特爵士和我的两个儿子，你们知道还有谁?威廉·莎士比亚。他父亲是个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手套匠。你们知道朱丽叶在阳台上时罗密欧对她说什么?大家都知道‘罗密欧，罗密欧，你在哪里?罗密欧’——她说的。可是罗密欧说什么啦?我十三岁就开始在一家制革厂干，但我能回答你们，因为我有朋友阿尔·赫贝曼，很不幸，他已经去世了。七十三岁时，他从家里出来，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太可怕了。他告诉我的。罗密欧说，‘看见她将面颊靠在手上的样子吗?我要是那只手上的手套就好了，我就能抚摸那面颊啦。’莎士比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

“娄，亲爱的，”西尔维尔·利沃夫再次轻声地说道，“这和大家谈的有什么关系?”

“别插嘴。”他说，很不耐烦，根本不看她一眼，朝她挥动着一只手，不理睬她的反对。“可是麦戈文，”他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说法。麦戈文与那部恶心的电影有何关系?我为麦戈文投了票。我在整个共管地里都为麦戈文的竞选运动出力。你们应该听听我是怎样忍受犹太人那些话的。尼克松怎样为以色列做过这事，为以色列做过那事，但是我提醒他们别忘了早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就将他称为狡猾的迪克。现在看吧，他们得到的回报，我那些为冯·尼克松先生和他的暴风部队投过票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们谁常去看那些电影：社会渣滓、流浪汉以及没有父母监管的孩子。我儿子为什么要带他可爱的妻子去看这样一部电影，我到死也不会明白。”

“去看看，”马西亚说，“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儿媳是位女士。她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娄，”他妻子对他说道，“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不相信。他们都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

“您太看重智力了，”马西亚对他开玩笑道，“它并不抹灭人性。”

“那是人性，那些电影?告诉我，当孩子们问时你怎么对他们讲?说它不错，健康有趣?”

“您一点也不用告诉他们，”马西亚说，“他们不会问。现在他们直接去。”

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现在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并不使她难受，一位教授，犹太教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人。

“我认为孩子们不会去，”希利·萨尔孜曼插话道，似乎既想打断这无聊的谈话，又想安慰瑞典佬的父亲，“我认为是青少年。”

“萨尔孜曼博士，你赞成吗?”

希利对娄·利沃夫这么多年还坚持使用的头衔一笑置之。希利是个面色苍白、身体肥胖、肩背浑圆的男人，系上蝴蝶结，穿着泡泡纱夹克，一位勤奋的家庭医生，嗓音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种苍白、那种体态、过时的金属框眼镜、无发的脑门、耳朵上边拳曲的银丝——这种天然的性欲匮乏在瑞典佬与谢拉·萨尔孜曼偷情的那几个月里，让他特别为他感到遗憾……然而他，可爱的萨尔孜曼博士，在家里接纳了梅丽，把她藏起来，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他，她的父亲、她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

我就是那样的人，瑞典佬一直在想，秘密地犯罪——甚至当希利和蔼地对瑞典佬的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赞成或者反对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多恩第一次提出要到日内瓦医生的诊所做整容手术是从《时尚》杂志上读到的——他们不了解这医生，一点也不懂该怎么进行——瑞典佬悄悄地找过希利·萨尔孜曼，单独到他办公室见面。他们自己的家庭医生是瑞典佬尊敬的人，一个谨慎、认真的老人，他也会给瑞典佬出主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会替瑞典佬劝多恩放弃这种想法。瑞典佬却给希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来谈谈有关家里的问题。他到达希利的办公室后，方才明白自己是到那里去忏悔的，去讲出已经过去四年的事情，也就是在梅丽失踪后他与谢拉的私情。希利笑着问他，“我怎样帮你?”瑞典佬当时觉得自己几乎要说，“请原谅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瑞典佬每次开口讲话都必须尽力打消想将一切告诉希利的念头，想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整容的事。我来是因为做了我永远不该做的事。我背叛了我妻子，背叛了你，背叛了我自己。”但这样讲的话，又会背叛谢拉，不是吗?他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做更好，该他向她丈夫忏悔还是让她向他的妻子赔不是。不管他多么渴望摆脱这个玷污了他、压迫着他的秘密，想用一次忏悔为自己卸下重负，可是他有权牺牲谢拉来解脱自己吗?牺牲谢拉?牺牲多恩?不，这里有一种叫做伦理维护的东西。不，他不能这么一心只顾自己。拙劣的伎俩、背信弃义的花招，也许今后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瑞典佬只要开口讲话，他就特别想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人说，“我是你妻子的情人，”以便从希利·萨尔孜曼身上神奇般地找回那种宁静，这也是多恩一直希望在日内瓦找到的东西。然而，他只对希利讲了他是多么反对整容手术，只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到希利说，多恩也许早就有了看起来还不错的打算。“如果她认为这有助于她重新开始，”希利说，“为什么不给她机会?为什么不给这女人每一个机会?没有什么不对，塞莫尔。这是生活——不是无期徒刑，只是生活。做整容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想这样做的女人并不轻佻。她从《时尚》杂志得到启发的?那并不是将你抛到一边，她只是找到她想找的东西。你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们经历过可怕的伤害，想随便谈谈，结果发现她们心中只有这东西：整形手术。没看《时尚》杂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暗示也会产生结果，她们得到解脱。那些得到解脱的人，不能小看。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我并不是说它总会发生，但是我看到它反复发生，那些失去丈夫、病入膏肓的女人……你好像并不相信我。”其实瑞典佬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一个满脸写着“谢拉”的人。“我知道，”希利说，“它看起来像用纯粹肉体的方法去对付感情深处的东西。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绝妙的获救策略。多恩也许正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想你不会像清教徒那样看待这件事。如果多恩特别想做整容，如果你陪她去，如果你支持她……”那天晚些时候，希利给在工厂的瑞典佬打来电话——他打听过拉普兰特医生的情况了。“我们这里也有和他一样好的医生，我敢肯定。但是你如果想到瑞士去，让她离开这里，在那里恢复，有什么不行?这个拉普兰特是位顶尖好手。”“希利，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瑞典佬说道，在希利的慷慨大度的反衬下，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自己……然而同样是这家伙，与他同谋的妻子一道为梅丽提供藏身之处，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她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事实所能达到的最荒谬的事实。人们戴的是哪一种面具?我以为这些人站在我的一边，可是站在我这边的全是面具——是这么回事！整整四个月，我自己也戴上面具应付他，应付我妻子，我受不了。我到那里去告诉他，告诉他我背叛了他。我没有去，只是不想把这种背叛搞得更复杂，也决不会去，因为想到他也曾经多么残忍地背叛过我。

“我赞成或者反对，”希利在对娄·利沃夫说，“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但你是医生，”瑞典佬的父亲坚持说，“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娄，”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也许垄断了谈话。”

“请让我讲完。”对着餐桌上的众人，他问道，“是吗?我一个人在讲?”

“绝对没有，”马西亚说，友好地将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兴听到您这些错觉。”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他对她说。

“指的是自从您带孩子们去吃中餐和阿尔·赫贝曼穿衬衫系领带剪裁手套起，美国的社会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真的?”多恩对她说。“它们变了?没有谁告诉我们。”为了克制自己，她起身到厨房去。那里还有几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着多恩的指示，她们是在利沃夫家有客人赴宴时来此帮忙上菜和打扫卫生的。

马西亚坐在娄·利沃夫的一边，杰西·沃库特在另一边。杰西刚倒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厨房里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大家开始喝冷黄瓜汤。她动了动想起身走开，他不让她站起来。“坐着别动，”他说，“坐着吃。你不需要那东西。你需要食物。吃饭。”每次她在椅子上动，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里也不能去。

两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烛台上燃着十几枝蜡烛。瑞典佬坐在母亲和谢拉·萨尔孜曼之间，他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骗性，甚至马西亚的眼睛也这样——那种烛光似乎赐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蔼友善，肝胆相照，生动表现出人们渴望从朋友那里寻找的全部意义。谢拉和巴里一样，每年劳动节都会来，因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临。瑞典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时，几乎没有哪一次父亲不问，“那位可爱的谢拉怎么样?可爱的女人，她怎么样?”“她是多么尊贵的女人，”他母亲说，“这么有涵养。亲爱的，她不是犹太人吗?你父亲说不是。他坚持认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争执会持续数年，但是关于满头金发的谢拉·萨尔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话题却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多恩几十年来一直尽量容忍瑞典佬并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的一样。在她看来，这个话题是他们最难以讲清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最让人恼火的（特别是当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儿梅丽认为谢拉具有多恩没有的东西，便渐渐信任这语言矫正师而不再信任母亲的时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没有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多恩问他。“这与她的相貌没有任何关系，”瑞典佬解释说，“是与梅丽有关。”“她是犹太人与梅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过去是语言矫正师。他们敬畏她，”瑞典佬说，“因为她给梅丽做的那一切。”“她不是这孩子的母亲，不管怎样——是吗?”“他们知道，亲爱的，”瑞典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只因为矫正语言障碍，他们把她看成了某种魔术师。”

他也一样，只是在她作为梅丽的语言矫正师时他还不觉得怎样——那时候他只是感到她的沉着镇静是一种奇怪的刺激，让他老想到性——但是当梅丽失踪和不幸也被多恩带走后，就不同了。

猛力地摆脱了自己狭隘的自尊自大，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需求豁然敞开，一种深不可测的需求。他只好求助于一种陌生的解决方法，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这位安静的深思熟虑的女人曾经让梅丽对她不那么陌生，教她如何克服语言恐惧和控制那些精细的婉转曲折表达的器官。可笑的是，这却增强了梅丽孩童时逃离控制的意识。在这女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个自己想与之合为一体的人。这个在婚姻框架里正确无误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决心要失去理智、非常虔诚地坠入爱河。直到三个月后他才开始明白，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谢拉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没有找到浪漫的情人——只找到坦白直率的情人。她理智地告诉他，对她的这一切爱慕意味着什么，他和她在一起与将自己关在心理诊所的那个多恩差不多。她还对他解释道，他只是在毁掉一切——但是他当时正处于那种状态，总是对她说，他们一块逃到庞塞后，她可以学西班牙语，在那边的大学里教语言矫正技巧，他可以从庞塞的工厂操纵他的企业，他们可以生活在丘陵地带的现代化庄园里，到处是棕榈树，下边是加勒比海……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梅丽就在她家——爆炸发生后，梅丽就藏在她家。除了这事，她对他什么都讲。本来应开始的坦白刹住了。

每个人的脑袋都像他那样不可靠吗?他是唯一看不清人们想干什么的人吗?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滑来闪去，进进出出，每天上百次，从聪明到非常聪明，由和其他人一样愚蠢变成世上最愚蠢的杂种?是愚蠢将他变形，这笨蛋父亲的笨蛋儿子，还是生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每个人都得心应手，只他除外?

他也许对她描述过这种机能不全的感觉。他可以对谢拉谈，谈他的怀疑、他的困惑——她身上所有的恬静使她能做到这些。这位女魔术师曾给梅丽很好的机会，可惜被她扔掉了。按照梅丽的说法，她以一种“奇妙的漂浮感”至少置换了这个结巴一半的受挫感。这位头脑清醒的女人的职业就是为受难者提供第二次机会，这位情人懂得一切，包括怎样窝藏杀人犯。

谢拉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对他只字不提。

他们之间所有的信任，就像他曾经懂得的所有幸福（也像福雷德·康伦被害——像一切事情）一样，是一次意外。

她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只字不提。

而且现在还只字不提。在她罕见的炯炯目光的注视下，其他人讲话时的那种急迫感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病理表现。为什么人们要那样说?整个晚上她一言不发，不谈论林达·拉维里丝、理查德·尼克松或者H.R.赫尔德曼和约翰·艾尔里奇曼。她胜过其他人靠的是她的脑袋里没有装入那些把其他人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东西。她总将自己隐藏起来的做法曾被瑞典佬当做是表示优越性的面具。现在他想，“冷冰冰的母狗。为什么要这样?”她曾对他说，“你任凭人家对你施加影响，绝对是这样。没有什么像其他人的需要能这样迷住你。”于是他说，“我猜你指的是谢拉·萨尔孜曼。”和平常一样，他还是错了。

他认为她无所不知，可她有的只是冷酷。

现在他心里翻滚的是一种对所有人恼怒的怀疑。没有那些保障、那些最后的保障，他似乎一天之内从五岁跳到一百岁。他想，在所有的东西中，只要他知道在他们餐桌对面的牧场上还有多恩的牛群、有那头大牛康特保护着他，将给他安慰。在当时对他有用……深感解脱、超脱现实的片刻转眼即逝。当然他还没有意识到，只要康特还随着牛群在这漆黑的牧场上漫游，这种时候，梅丽总会在客人中穿来穿去。就在这里，梅丽，穿着马戏团那样的睡衣，靠在父亲椅子的后背上，对着父亲耳朵轻言细语。沃库特夫人喝威士忌，乌曼诺夫夫人有狐臭，萨尔孜曼医生是秃头。一种恶作剧似的聪明劲毫无害处——那时候并非无法无天、只是孩子气，完全在限度之内。

此时他下意识地说，“爸爸，再来点牛排。”他知道这是徒劳的——一个好儿子的努力——即使不能让这个自我嫌弃的父亲平静下来，也不要对非犹太民族人性中的机能不全这一点那么恼怒。

“我要告诉你们，我会为谁取点牛排——为这位年轻女士。”他从站在一旁的姑娘端着的大浅盘里叉起一片，放进杰西的盘子。他将杰西当成一个该全面负责的项目。“现在拿起刀叉，吃，”他对她说，“你能吃一点牛肉，坐好。”她似乎相信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他完全可能诉诸武力。杰西·沃库特醉醺醺地咕噜道，“我会的。”但她又开始笨拙地将肉扒来拨去，瑞典佬担心他父亲甚至会为她把肉切开。那些粗俗的工夫尽管很卖力，也无法重建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

“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是关于孩子的事。”让杰西获取了营养后，他又有心情来谈《深喉管》了。“如果这都严重，那还有什么?”

“爸爸，”瑞典佬说，“希利这么说不是指它不严重。他也认为很严重。他说的是一旦你对青春期的孩子讲了，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能将这些孩子拉进房间里锁起来，然后扔掉钥匙。”

他女儿是个失去理智的杀人犯，躲在纽瓦克一个房间里，躺在地板上；妻子有了情人，趴在家里厨房的水槽上就干；他自己的旧情人明知故犯，将灾难带给他家；他却在煞费苦心地规劝自己的父亲。

“您会感到吃惊，”希利对这老头说，“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学会很多东西。”

“可是让人堕落的东西不应该让他们这么容易就学到手！依我看，如果他们轻易就能学到这种东西，就把他们关在房间里。我记得以前孩子们在家里做作业，并不出去看这种电影。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国家的道德问题。啊，不是吗?我在胡说?这是对正派和正派人们的侮辱。”

“可是，正派是什么东西，”马西亚问他，“总是令人那么感兴趣?”

这个问题让他大吃一惊，他只好焦急地环顾四周，想在这餐桌上找哪位用足够渊博的知识的回答来震住这个女人。

沃库特，这个家庭伟大的朋友总算站了出来。比尔·沃库特来为娄·利沃夫解围。“正派有什么不好?”沃库特问道，对马西亚随意地笑了笑。

瑞典佬不敢看他。最要紧的是他不能想到还有这两个人——谢拉和沃库特——他不敢看。多恩觉得比尔·沃库特英俊?他从不这样认为。圆脸盘、大鼻子、噘着下嘴唇……肮脏的杂种。肯定有其他东西才使她在厨房水槽上那样疯狂。是什么?悠然自信?就是那东西让多恩动心?安逸舒适就因为是比尔·沃库特，自满自足就因为是比尔·沃库特?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藐视你，即使你和他都知道你现在很糟?是他的恰当得体让她那样做，那种完美无缺的适当举止，多么恰当地扮演莫里斯县历史的管家?是他流露出来的那种神情，从来不用为任何东西拼搏，或者在乎任何人，或者束手无策，即使怀中的妻子是无可救药的酒鬼?还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那个世界，等待着威夸依克的三项全能运动员也开始等待的某些东西，所以我们之中谁也没等，所以我们其他人即使累死累活地得到这些东西，还是根本无权占有?那就是她为什么要在水槽上发情——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感?或者是值得称赞的环境意识?伟大的艺术?干脆是他的阴茎?亲爱的多恩，是它吗?我需要一个答案！我今晚就要！只是为了他的鸡巴?

瑞典佬忍不住想像沃库特操他妻子的细节，这与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再想那些强奸犯操他女儿的细节的强烈程度差不多。今晚，这种想像不会让他安下心来。

“正派?”马西亚对沃库特说道，也狡诈地对他微笑。“评价太高了，你说的不是对正派、文明和传统的诱惑?这不是我认为的对生活最丰富的答案。”

“你认为什么才叫‘丰富’?”沃库特问她，“直接越轨?”

这位贵族建筑师觉得文学教授很好笑，她装出咄咄逼人的样子，想吓唬老实人。他乐了，很开心！但瑞典佬不能将宴会变成为了妻子的大战。事情够糟了，用不着在父母面前与沃库特交手。他要做的就是不去听他讲的东西。可是每当沃库特讲话时，每个字都令他反感，震动他，使他充满敌意、仇恨和狠毒的想法。在沃库特不讲话时，瑞典佬又会望着桌面，猜想究竟那张脸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妻子如此激动。

“可是，”马西亚说，“没有越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是吧?”

“我的天，”娄·利沃夫叫道，“这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的。对不起，教授，你究竟在哪里有这种想法的?”

“《圣经》，”马西亚有滋有味地说，“最早的时候。”

“《圣经》?哪本《圣经》?”

“以亚当和夏娃开始的那一本。那不是人们在《创世记》里给我们讲的吗?那不是伊甸园故事告诉我们的吗?”

“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越轨，就没有知识。”

“啊，那不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他回答道，“说起伊甸园，那时候我只读到八年级。”

“娄，他们教您什么?”

“那就是天上的上帝叫你别做什么，你就绝对不能做——你做了就会自食其果。做了这一辈子就会遭殃。”

“听从天上那位好上帝的话，”马西亚说，“所有可怕的东西都会消亡。”

“啊……对的，”他答道，虽然还不确定，却意识到正被人取笑。“看，我们离题了——我们谈的不是《圣经》。忘掉《圣经》吧。这不是谈《圣经》的地方。我们谈的是电影，是那里面的一个成年妇女。大家都这么讲，她在摄影机前面，为了钱，为了让成百上千万的人看看，小孩、每个人，公开做出她能想到的一切下流的事。这就是我们在谈的。”

“对谁下流?”马西亚问他。

“对她，看在上帝的分上。第一，是她。她将自己变成地球上的垃圾。你不会对我说你赞成这样做吧。”

“啊，她没有把自己变成任何东西的垃圾，娄。”

“相反，”沃库特说道，大笑起来，“她还吃掉智慧树[35]。”

“还有，”马西亚宣布道，“这使她成为超级影星，至高无上。我认为拉维里丝正在享受一生中的好时光。”

“阿道夫·希特勒也享受过一生中的好时光，教授，他同时还把犹太人铲进焚尸炉。那并不能说明他正确。这个女人正在毒害年轻人的心灵，毒害国家。她在这种交易中将自己变成地球上的垃圾——完了！”

娄·利沃夫在争论时对什么都认真。好像是为了观察一个固执己见、仍被自己对世界的幻觉束缚着的老头，才促使马西亚坚持下去。引诱、撕咬、吸血，她的拿手好戏。瑞典佬真想宰了她。别惹他！不惹他，他就会闭上嘴！不应该让他这样越说越有劲，没完没了——住口吧！

但他很早就学会绕开这个话题，一方面克制自己，表面上看在娄周围的时候，他尽可能顺从父亲的个性——处理父亲的问题，就是要维持对父亲的孝顺，不要冲撞这个不屈不挠的老头。然而这并不是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要考虑的问题。杰里干脆叫父亲滚开，多恩几乎被他逼疯，西尔维尔·利沃夫持续地、焦躁不安地容忍他，她唯一有效的抵抗就是冷落他，自己孤独地生活。她发现自己一年年地被蒸发掉。可是马西亚把他抓住，只当他是个傻瓜，他仍然认为靠自己愤怒的力量就能将现实中的堕落转变为过去的堕落呢。

“那么，娄，你想要她另外干什么?酒吧招待?”马西亚问。

“为什么不行?那也是工作。”

“不太像，”马西亚回答，“不是一种能吸引这里任何人的工作。”

“哦?”娄·利沃夫说，“他们宁愿她干什么?”

“不知道，”马西亚说，“我们不得不对姑娘们进行民意测验。你喜欢干什么，”她对谢拉说，“酒吧招待还是色情影星?”

可是谢拉不愿卷入马西亚的滑稽戏，两眼似乎注视着远方，超脱面前的一切，一直望到自我的中心，她的回答明白无误。瑞典佬还记得谢拉第一次见过马西亚和巴里·乌曼诺夫后，在旧里姆洛克那房子里，他问她，“他怎么会爱上这人?”并不像多恩那样回答说，“因为他是个无性的怪人，”谢拉回答道，“宴会结束后，大家也许都会那样去看某个人。有时大家那样去看每一个人。”“你呢?”他问她。“我总是那样看夫妻们。”她答道。

聪明的女人。可是这聪明的女人窝藏过一个杀人犯。

“多恩怎么认为?”马西亚问。“酒吧招待还是色情演员?”

她甜蜜地微笑着，展现出她最佳的天主教姑娘的姿态——这姑娘坐在桌前一点也不懒散，让修女们很开心——多恩说，“操你妈的，马西亚。”

“这是什么谈话?”娄·利沃夫问。

“餐桌上的谈话。”西尔维尔·利沃夫答道。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不耐烦?”他问她。

“我没有不耐烦。我在听。”

这时，比尔·沃库特说道，“没有谁对你测验，马西亚。你喜欢做什么，好像你选定了?”

她对这种蔑视的暗讽开心大笑起来。“啊，他们肮脏的电影里有高大肥胖的女人。她们也出现在男人的梦里。这不仅仅是为了喜剧性的安慰。注意，你们这些人对林达太严厉啦。为什么有的姑娘在大西洋城脱掉衣服是为了奖学金，被奉为美国女神，而在色情电影里脱掉衣服就是为了肮脏的金钱，却被当做妓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好吧——没人知道。严格说来，伙计们，我喜欢‘奖学金’这个词。一名妓女来到旅馆房间。男人问她要多少钱。她说，‘好吧，如果你要我脱掉，我要三百美元奖学金；如果要我再脱，我要五百美元奖学金；如果要我再脱再脱——’”

“马西亚，”多恩说，“不管你怎么搞，今天晚上你都气不了我。”

“我不行?”

“今晚不行。”

餐桌中央有一盘漂亮的插花。“从多恩的花园采的。”他们坐下来就餐时，娄·利沃夫就对他们讲了。大浅盘装着切成厚块的牛排番茄，拌上油和醋，周围摆放一圈鲜红的洋葱片，那是刚从园子里摘来的。还有两只木桶——旧食物桶，他们以每只一美元的价格从克林顿市的旧货店买的——里面衬着大手帕，边上镶满玉米穗，那是沃库特帮她剥下的。餐桌两端的柳条篮子里有新鲜的法式面包，这些棍子面包是从麦克弗森店里买来后，在烤箱里再加热过，用手撕下时的感觉很妙。桌上摆着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36]，和五六瓶瑞典佬最好的波马特酒[37]，四瓶已经打开，这些酒是他五年前买下来准备到1973年再喝——根据他的藏酒记录，波马特酒放进窖里的时间与梅丽杀害康伦医生的事件相隔只有一个月。是啊，今晚早些时候，他发现那上面写着1968年1月3日，就在他用来登记每次购买量的螺旋芯活页簿上……“1968年1月3日”，他写道，完全没有想到他女儿会在1968年2月3日去干那种事，激怒所有美国人，可能只除了马西亚·乌曼诺夫以外。

负责上菜的两个高中孩子每隔几分钟就从厨房出来，默默地给周围各位添上他烧的牛排，切开后放到锡盘子里还滴着血。瑞典佬这套餐刀是从哈弗里兹买来的，用的是德国最好的不锈钢。为了在旧里姆洛克的家中过第一次感恩节，他到纽约去买来这套餐具和大切肉板。他曾经对这种事很在乎，喜欢在圆锥锉上把刀刃磨好再去抓火鸡。他喜欢那种声音。这些东西可悲地讲述着他对家庭的慷慨，总想让他的家人享受最好的，让他的家人拥有一切。

“对不起，”娄·利沃夫说，“谁能回答这东西对孩子们的影响吗?你们全都离题了。我们还没看够青少年的悲剧吗?色情、毒品、暴力。”

“离婚。”马西亚插进来帮他。

“教授，别让我谈起离婚。你懂法语吗?”他问她。

“我懂，如果需要的话。”她说，笑了起来。

“那好，我有个儿子在佛罗里达，塞莫尔的弟弟，他的专业就是离婚。我以为他的专业是心脏外科，但不是，是离婚。我以为送他到了医学院——我以为账单都是从那里寄来的。但不是，那是所离婚学院，那就是他拿到文凭的地方——离婚。对孩子来说，还有比离婚这个幽灵更糟糕的东西吗?我认为没有。它哪里是终点?什么是极限?你们都没有在那种世界里长大，我也没有。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对社区、家、家庭、父母和工作的感情……啊，完全不同，这些变化让人无法理解。我有时认为，1945年以来的变化比历史上所有这些年的都要大。我不知道这么多事情会有什么结局。人们在那部电影里看到的对他人的感情匮乏，对地区的感情匮乏，就像在纽瓦克发生的事情——这是怎么出现的?你用不着尊敬你的家庭，你用不着尊敬你的国家，你用不着尊敬你居住的地区，可是你得知道你有他们，你得知道你是他们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这样的话，就会孤独地待在那里，我同情你。我真的这么想。我说的对吗?沃库特先生，还是我错了?”

“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沃库特回答。

“啊，是的，”娄·利沃夫说，瑞典佬注意到他——并不是第一次——提到孩子和暴力时，根本没有觉得这个话题与他最亲近的家庭的生活纠缠不休。梅丽是被他人为了罪恶的目的所利用——这种说法很关键，他们紧紧抓住不放。他细心地观察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以确保没有谁对这种说法有片刻的动摇。只要他还活着，这个家中谁也不能怀疑梅丽的绝对清白。

在瑞典佬的禁忌盒子里的这么多东西中，他不敢想像的是当他父亲知道了死亡的是四个人后会有怎样的感受。

“您是对的，”比尔·沃库特对娄·利沃夫说，“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我猜这里的每个人都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每次读报时都在担心结局怎样，除了那个越轨的教授。可是我们都被传统压抑——我们不是伟大的反叛者，比如威廉·巴勒斯[38]、萨德侯爵[39]和圣人简·热内[40]。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文学流派，这个认为文明是压迫、道德更糟糕的辉煌的流派。”

他脸也不红。“道德”令他眼都不眨一下，“越轨”对他而言也很陌生。似乎在这些人中不是他——威廉三世，在沃库特家族那一长串在墓地自我标榜为德行高尚的人中的最后一代——越轨到最严重的程度，破坏一个已经被摧毁一半的家庭的和睦。

他妻子有个情人。就是为了这个情人，她才去接受整容的磨难，去追求、去赢得他的欢心。是啊，现在他才明白那封动情的书信，拼命地感谢整容医生花费“你五个小时，为了我的美貌”，那样感谢他，好像瑞典佬没有为他那五个小时支付一万两千美元似的，这还得加上他们在诊所套房里住的两个晚上所支付的另外五千美元。太妙了，亲爱的医生。似乎赐予我新的生命，从里到外都是如此。在日内瓦，他整个晚上都握着她的手坐在旁边，陪伴她经历恶心和疼痛，而所有这一切却是为了另一个人。为了这另一个人，她才建造这所房子。他们两人在为对方设计这所房子。

梅丽失踪后，他就该逃到庞塞和谢拉一起生活——不，谢拉使他恢复理智，重新变得正直起来，回到妻子身边，生活还和从前一个样，回到连情妇都明白他不能伤害的妻子身边，更别提在这样的危机中抛弃她。然而这另外两人却会成功。在厨房里一看见他们，他就明白了。他们的约定。沃库特抛弃杰西，她抛弃我，这房子就归他们俩。她认为我们的灾难已经结束，她要埋葬过去，从头开始——面容、房屋、丈夫、焕然一新。不管你怎么搞，今天晚上你气不了我。今晚不行。

他们是亡命之徒。多恩对丈夫说，沃库特的生活完全背离他们家族以前的东西——好啦，她的生活也正在脱离她以前成形的东西。多恩和沃库特：两只食肉动物。

到处都是亡命之徒。他们就在大门里面。

9

一个姑娘从厨房出来告诉他，有人给他来了电话。她轻声说，“我想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打来的。”

他到多恩的书房接电话，沃库特将新房子的大纸板模型搬到这里。把杰西留在阳台上，让她和瑞典佬、他的父母，还有酒待在一起后，沃库特肯定又回到货车上取来模型，拿进多恩的书房，把它安放在书桌上，接着便去厨房帮她剥玉米。

丽塔·科恩来的电话。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因为“她们”在跟踪他：夏天早些时候，她们曾跟踪他到过捷克领事馆，那天下午跟着他到过宠物医院，跟着他到过梅丽的房间，然而梅丽在那里还说根本没有丽塔·科恩这个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她问。

“我对女儿没做什么。我去见了女儿。你写信告诉我她在哪里的。”

“你对她讲了旅馆里的事，你告诉她我们没有性交。”

“我没有提到任何旅馆。不知道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

“你在撒谎。你对女儿说没有搞过我。我警告过你，我在信中提醒过你。”

房子的模型就摆在瑞典佬面前。现在他能看到以前从多恩的解释中想像不出的东西——长长的单坡屋顶确实让阳光通过与前墙等长的一排高大的窗户直射到中间门廊。是啊，他现在看到太阳怎样成弧线划过南面的天空，阳光将洗净——看来她多么喜欢在“光”后面说“洗”——把白色的墙壁通通洗一次，这样就为每个人改变一切。

纸板屋顶可以拆下，他将它拎起来后直接看到各个房间。所有内墙都有，里面的门、壁橱也设计好了。厨房里还有橱柜、冰箱、洗碗机和炉灶。沃库特甚至在客厅里连小件的家具都用纸板做好，一张大书桌靠在西面窗下的墙边，一只沙发，几只茶几，一把长软椅，两把安乐椅，在房间这么长的壁炉前面放着一只矮茶几。卧室里的凸窗下是嵌入的抽屉，——多恩称之为震颤派样式抽屉——对面便是大床，等待着它的两个主人。两头的墙上有固定书架。沃库特做好了几本纸板小模型的书放在上面，甚至还有书名。他擅长做这些东西，也更能做这些，瑞典佬想，比他的绘画强。是啊，如果我们能用十六分之一英寸替代一英尺，生活不是就没有那么枉费心机了吗?卧室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条纸板做的鸡巴，上面写着沃库特的名字。沃库特应该做个十六分之一英寸比例的多恩，肚子朝下，屁股翘到天，他的鸡巴从后面插进去。瑞典佬站在多恩的书桌前，望着多恩的纸板美梦，承受丽塔·科恩的愤怒的时候又发现这种东西，他也许好受些。

丽塔·科恩与耆那教有什么关系?一样东西与另一样有什么关系?不，这并不涉及梅丽。这种咆哮与你有何关系，你甚至连水都不愿伤害?没有什么东西搅在一起——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在你的大脑里它有点关系。没有哪里有任何逻辑。

她一直在跟踪梅丽，尾随、钉梢，可是她们并无联系，她们从来都没有！这就是逻辑！

“你走得太远、太过分。你以为你在操纵演出，爹—爹—爹爹?你什么也不能操纵！”

然而，他是否在操纵演出都无所谓了，如果梅丽与丽塔·科恩有联系，以任何方式，如果梅丽说不认识丽塔·科恩是在对他撒谎，那么她也容易撒谎说爆炸后曾由谢拉收留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当多恩和沃库特逃出去住在这纸板房里的时候，他和谢拉肯定也会跑到波多黎各。如果他父亲因此而一命呜呼，好吧，他们只能埋了他。那就是他们要做的：将他深深埋到地下。

（他突然间想起祖父的死对父亲的影响。瑞典佬还是个孩子，才七岁大。前一天晚上他祖父被急匆匆地送进医院，父亲和叔叔们整晚都坐在老人的床边。父亲回家时已是早上七点半。瑞典佬的祖父去世了。父亲钻出轿车，只走到房子前面的台阶就坐下来。瑞典佬躲在客厅的窗帘后面望着他。父亲一动不动，甚至母亲出来安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身子一直朝前弓着，胳臂肘撑在膝头上，双手紧紧捂住脸。他脑袋里有那么多的泪水，他只好用强壮的双手那样把它托住，免得它从他的身躯上掉下来。当他又能抬起头时，便开车回去上班了。）

梅丽在撒谎?梅丽已经洗过脑?梅丽是同性恋?丽塔是她的女朋友?梅丽在操纵整个疯狂的事情?她们不是为了别的，一心只想折磨我?是那种游戏，整个游戏就为了折磨我、给我痛苦?

不，梅丽没有撒谎——梅丽是对的。丽塔·科恩并不存在。如果梅丽相信，我也相信。他用不着去听从子虚乌有的人的话。她设计的这场戏也不存在，她充满仇恨的谴责、她的权威、她的力量都不存在。如果她不存在，她就没有力量。梅丽会有这些宗教信仰和丽塔·科恩吗?你听到丽塔·科恩在电话里咆哮就知道她是哪种人。对她来说，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天上都没有什么神圣的生命形式。她与绝食、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有什么相干?她不存在，因为这里面没有她的位置。这些也不是她讲的话，不是一位年轻姑娘讲的话。这些话毫无根据，是对某人的模仿。有人告诉她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从开始这就是一出戏。她也是一出戏，她自己做不到这些，背后有人，有腐败堕落、愤世嫉俗、变态扭曲的人安排这些孩子做这些事情。他们从丽塔·科恩和梅丽·利沃夫身上夺走她们一切天生的美好的东西，引诱她们参与这场戏。

“你想将她拉回到你们那些愚蠢的享乐中?把她从她的神圣状态拖进那种浅薄的、丧失灵魂的只为生活的假象里?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级的物种——你还不明白?你真的相信，以你对社会的理解，你这种没有因财富的罪恶受到惩罚而还在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东西，不管哪样东西，可以提供给这个女人吗?确切地说有什么?完全过着一种邪恶信仰的生活，就是那样，极端的吸血动物的行为！你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你还未意识到这女人变成什么了吧?你一点也猜不出来她在与什么交往吧?”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控告，对他女儿堕落的祝贺和对他这个阶级的严厉责难：有罪！按照那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说法。“你想将她从我这里带走?你，看见她时感到恶心吧?恶心，是因为她拒绝受到你们可耻的渺小的道德世界的束缚?告诉我，瑞典佬——你怎么会如此精明?”

他挂上电话。多恩有沃库特，我有谢拉，梅丽有丽塔，也许她没有丽塔——丽塔能留下来吃饭吗?丽塔能在这里过夜吗?丽塔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丽塔到村子里去吗?——我父亲死了。如果不得不这样，那也只好如此。他熬过他父亲的死亡，我也会熬过我父亲的死亡，我能熬过一切。我不在乎它有什么意义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它合适或者不合适——他们再也与我不相干了。我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是与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付的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丽塔和我能炸掉那邮局吗?能。你不管要什么，亲爱的。不管谁死了，死吧。

疯狂与挑衅。一切都无从辨认。一切都不可靠。没有它能聚到一块的环境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整体。他甚至连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一种极妙的想法控制了他：他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但是那种想法不管多妙，在他离开这房间后就行不通了。决不应该挂断电话——决不。她会让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六英尺三英寸，四十六岁，一家上百万美元的企业，被一个不计后果、身材娇小的荡妇再一次弄得四分五裂。这是他的敌人，她真的存在。可是她从何而来?她为什么要给我写信、打电话、向我进攻——她与我可怜的、崩溃的女儿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

她又一次让他汗流浃背，脑袋成了痛得嗡嗡直响的圆球，整个身子感到疲惫不堪，似乎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他的敌人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像个神秘的怪物。可不是一个影子敌人，并不是空洞无物——但又是什么?一名信使。对的。彻底挫败他、指控他、掠夺他、躲避他、抵御他、使他完全处于迷茫混乱，靠的是随意乱讲那些钻进她脑袋的疯话，用她精神错乱的陈词滥调把他包围，彻头彻尾地像一名信使。可是，谁的信使?来自何方?

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完美地表现了她那一类人的愚蠢，只知道他依然是她眼中的恶棍，她对他的仇恨也是肯定无疑的，只知道她现在二十七岁，不再是个孩子。一个女人，可是被古怪地固定在她的位置上，行为举止像人类身体的机械运动，像一只大喇叭，是被装配成一只大喇叭的人的肢体，为的是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声音令人分裂和发狂。五年过去了，声音依旧，只是含义更多。梅丽的堕落是耆那教，丽塔·科恩的堕落是含义丰富。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需要比从前更加负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超乎想像。他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不屈不挠的破坏者打交道，应付那么瘦小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东西。五年过去了，丽塔又回来啦。出了什么事，又将发生某种无法想像的事情。

他绝对闯不过今晚这一关。自从他将梅丽留在那个小房间，留在面纱后面，他就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总能避免被压碎的男人了。

我已经放弃了渴望和自我。这全靠你。

有人打开了书房的门。“你还好吗?”原来是谢拉·萨尔孜曼。

“你要什么?”

她随手关上门进了房间。“在餐桌上的时候你脸色不好，现在看来更糟。”

多恩的书桌上方挂着一个有康特照片的相框。康特赢来的那些蓝色绸带都钉在照片的两侧。这就是多恩每年登在西门塔尔养牛杂志上的康特的照片。还是梅丽从多恩建议的三条广告词中选中那一条的。那是某天晚饭后在厨房里的事。康特能为您的牛群创造奇迹。若要用公牛，那便是康特。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梅丽开始时为她自己的建议争辩——你能依靠康特[41]——只是遭到瑞典佬和多恩的分别反对后，梅丽才选中“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这一句。在康特担当多恩这一流派的超级明星期间，这句话成了阿卡狄养牛协会的口号。

从前这书桌上摆放着一张梅丽的快照。那时她才十三岁，站在他们那头身躯长长的获奖公牛、金证菜牛之父的前面，手牵着它鼻环上的皮绳。作为一名4H少年，她已经学会怎样牵牛，怎样洗刷和对付一头公牛，先是一岁的小牛犊，然后才是大家伙。多恩教她怎样控制康特——举起拉着皮绳的手，它的头就会抬起，稍微把手里的皮绳拉紧一点，动一动，先让康特知道自己的优势，但也要它明白想和它交流。这样的话，它会比她将手懒散地放在一边时更听话一些。尽管康特不难对付，也很温顺，多恩还是提醒梅丽绝对不要信任它。他有时也会发脾气，甚至对梅丽和多恩也如此，这两个是他在这世界上最熟悉的人。就在那张照片里——他喜欢这张照片就同他喜欢登在《德威尔—朗多夫信使》第一页的多恩身穿运动夹克，站在壁炉前照的那张一样——他看得出多恩耐心地教梅丽和梅丽认真地向她学习的全部内容。可是它没有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多恩儿童时期的精神寄托物，一张春湖上漂亮的木桥照片，木桥跨过湖面通向圣凯瑟琳教堂。那是在春天灿烂的阳光下拍的，杜鹃花在桥的两端盛开，饱经风霜的宏伟教堂的铜圆顶在这种背景的衬托下显得金碧辉煌。在那里，她还是个孩子，就把自己想像成身穿洁白婚纱的新娘。现在多恩的书桌上摆的只是沃库特的纸板模型。

“这就是新房子?”谢拉问他。

“你这母狗。”

她没有动，直勾勾地盯着他，不说话，也不动一下。他可以从墙上取下康特的相框，用它敲打她的脑袋。她依然会静止不动，他怎么也无法了解她发自内心的反应。在五年前，长达四个月，他们是情人。她那时候都能对他隐瞒，为什么现在要告诉他真相?

“别管我。”他说。

但是当她转身按照他粗暴的要求做时，他抓住她的胳膊，猛力旋转直接撞在紧闭的房门上。“你收留了她。”他压低声音，但冲出喉管的粗声粗气的话根本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她的头骨被他的双手紧紧夹住。她的头以前也曾被他有力地握住过，但是，绝对，绝对不像这样。“你收留了她！”

“是的。”

“你从不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

“我可以杀了你！”他说，这么说着却放开她。

“你见到她了。”谢拉说，双手优雅地抱在胸前。荒谬的镇定，就在他威胁要杀她以后。这可笑的自我控制，总是这种可笑的、细心地自我控制的思维。

“你知道一切。”他咆哮道。

“我知道你所经历的东西。能为她做点什么?”

“靠你?你为什么要让她走?她到了你家。她炸掉一幢楼房。你全知道——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和我联系?”

“我不知道那件事。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她到我那里的时候，只是有些失常。她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是家里出事了。”

“可是，过几个小时你就知道了。她和你一起待了多久?两天，三天?”

“三天。她第三天就走了。”

“那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后来才知道。我不敢相信，可是——”

“电视上播了。”

“她那时还在我家。我已经答应她我会帮她。她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对我讲，我也能为她保密。她要我相信她。在看新闻之前就是这样。那时候我怎么能背叛她?我是她的医师，她是我的病人。我总想做她最感兴趣的事。还有什么选择?让她被捕?”

“给我打电话。那就是选择。给她父亲打电话。如果你当时就找到我，对我说‘她很安全，别为她担心’，而不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她是大姑娘了。你怎么能不让她离开你的视线?”

“你把她关在你家里，把她留在那里。”

“她不是动物。她不像猫或鸟，你可以关在笼子里。她要去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相互信任，塞莫尔，在那个时刻伤害她的信任感……我想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她可以信任的人。”

“在那种时刻，信任不是她所需要的，她需要我！”

“可是我确信他们要搜查的就是你家。给你打电话有什么好处?我不能开车送她出去。我甚至在想他们会知道她在我家。突然间，似乎很明显那是她最可能待的地方。我开始想到我的电话已被窃听。怎么给你打电话?”

“你总可以想法联系。”

“她刚到的时候，非常激动，一定是出什么事了，她只是大声地喊叫有关战争，有关家庭的事。我以为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肯定遇到很糟糕的事。她与以前大不一样，塞莫尔，那姑娘身上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她说起话来似乎非常恨你。我不敢想像……但有时候你会把人往最坏处想。我想那就是我们在一起时我一直要弄清楚的东西。”

“什么?你在谈什么?”

“真的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她真的遭受了什么事情才去那样做?我也糊涂了。我想让你明白，我从不相信那是真的，我也不想相信。可是，我当然也会猜想。任何人都会。”

“还有?还有呢?和我偷情——和我保持短暂的关系，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发现你对人和蔼、有同情心。你尽量做好每一件事，是个聪明正直的人。你和她炸掉那幢楼之前我所想像的一样。塞莫尔，请相信我，我只是想让她安全。我接纳她，给她洗澡，把她弄干净，给她地方睡觉。我真的不知道——”

“她把那房子炸飞了，谢拉！有人被杀！该死的电视全在播放！”

“可是我不知道，直到打开电视。”

“那么，晚上六点钟你也知道了。她在那里待了三天。你却不和我联系。”

“和你联系有什么用?”

“我是她父亲。”

“你是她父亲，可她炸飞了一幢楼。把她带回你这里有什么好处?”

“你还不明白我说的话?她是我女儿！”

“她是个非常坚强的姑娘。”

“坚强得可以在这世界上照顾自己?不！”

“把她交到你手里也不会有什么作用。她不会静下心来吃她的饭、做她的事。你不可能炸掉房子后又去——”

“你的责任就是告诉我她到了你家。”

“我认为那样只会让他们更容易发现她。她经历了这些事，比以前坚强多了，我认为她可以自己处理。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塞莫尔。”

“她是个疯女孩。”

“她陷入麻烦了。”

“啊，我的天！父亲就不能对陷入麻烦的女儿起点作用?”

“我相信你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我只是认为家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百货商店。”

“可是你应该见过她——她长得那么胖。”

“我应该看见过她?你以为她一直在哪里?你的责任是和她的父母联系！不应该让这孩子漫无目的地乱跑！她从来就没有像那样需要我，从来就没有像那样需要父亲。你却告诉我她从来就没有像那样不需要我。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你清楚这一点。一个可怕，可怕的错误。”

“那时候你能为她做什么?那时候谁能为她做什么?”

“我应该知道。我有权知道。她是个未成年人，是我的女儿，你有义务通知我。”

“我的首要义务是对她，她是我的顾客。”

“她已经不是你的顾客了。”

“她曾经是我的顾客，一位特殊的顾客。她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的首要义务是对她。我怎么能伤害她的信心?她本来就受过伤害。”

“我一点也不相信你说的这些。”

“这是原则。”

“原则是什么?”

“就是不能背弃顾客对你的信任。”

“还有另一条原则，白痴——反对杀人的原则！她是一名在逃犯！”

“别这样谈她。当然她跑掉了。她还能怎么办?我想她也许会去自首。但是她会自己安排，以她自己的方式。”

“那我呢?她母亲呢?”

“是啊，见到你我很难受。”

“你见到我长达四个月，天天难受?”

“每次我都在想，如果让你知道，也许完全不同了。但是我不清楚到底会有什么区别。不会有什么变化，你已经完全崩溃了。”

“你这毫无人性的母狗。”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她要我别说，她要我相信她。”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目光短浅。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轻信一个女孩子的话，很明显，她疯了。”

“我知道很难去面对。整个事件都让人难以理解。可是，尽量将这事怪罪于我，以为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那情况就会不一样——这也不可能使她的生活有所改变，也不可能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她在逃。不可能让她回来到那里。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对头。我觉得带她回来毫无意义。她变得那么胖了。”

“别说那些！那有什么意义！”

“我只是在想，她那么胖，那么气愤，肯定是家里出了非常糟糕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错。”

“我没有那样想。我们都有家。那里常常是一切事情变糟的地方。”

“所以你就自作聪明地让这个杀了人的十六岁的孩子逃进黑夜之中，孤立无援，没人保护。你明白只有上帝才知道她将会遇到什么。”

“你谈起她来好像她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

“她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她一直是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女孩。”

“只要她炸掉那房子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塞莫尔。我完全可以背弃她的信任，但那又有什么用?”

“我会和女儿在一起！我可以保护她不让那些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你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没有见过我今天看到她的样子。她完全疯了。我今天见到她，谢拉。她一点也不胖——她是一根棍子，一根披着破布的棍子。她住在纽瓦克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想像得到的最糟糕的环境。我无法对你描述她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告诉我，就完全不同！”

“我们要是没有那段情——将会完全不同。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受到伤害。”

“因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过她。要全部翻出来?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她没有疯。她感到不安，很气愤，但没有疯。”

“炸掉百货商店还不算疯?制造炸弹、在百货商店的邮局安放炸弹还不算疯?”

“我说的是在我家里她还没有疯。”

“她已经疯了。你知道她已经疯了。如果她还去杀其他人那会怎样?连那么点责任心也没有?她干的，你清楚。是她干的，谢拉。她又杀了三人。这事你又怎么想?”

“别说这些来折磨我。”

“我在告诉你！她又杀了三人！你完全可以制止！”

“你在折磨我。你在尽量折磨我。”

“她又杀了三人！”他说着便从墙上扯下康特的照片，朝她脚上砸去。但那也未使她恼怒——似乎让她恢复了自我控制。她以自己惯有的方式，毫不生气，甚至没有一点反应，威严、沉默。她转身离开房间。

“能为她做什么?”他怒吼道，一直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收集散落的碎玻璃，装进多恩的废纸篓。“能为她做什么?能为任何人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她当时十六岁了。十六岁，而且完全疯了。她是个未成年人，是我女儿。她炸掉了一幢房子。她是个疯子。你没有权利放她走！”

没有玻璃，他还是把那不可动摇的康特的照片又挂在书桌上方。此时去聆听人们无休止的关于这样那样的闲聊似乎是命运交给他的职责，他从刚才所处的野蛮状态回归到实实在在、有条不紊的荒谬的晚餐上来。那是残存的、能让他免于崩溃的东西——一顿晚餐。在他生活中整个事业持续地冲向毁灭的时刻，他所能抓住不放的就是——一顿晚餐。

他恪尽职守地回到烛光通明的阳台上，脑袋里想着一切他弄不明白的东西。

菜没有了，沙拉也被吃掉，大家已经用过点心，那是麦克弗森店里买的新鲜的草莓大黄馅饼。瑞典佬看到大家重新就座吃最后一道菜。沃库特，依然把他邪恶的狗屎隐藏起来，躲进夏威夷衬衫和紫红色裤子里，他已换坐到桌对面与乌曼诺夫夫妻交谈。他们都和蔼可亲，一起欢笑，话题已不是《深喉管》了。其实《深喉管》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话题。在《深喉管》的下面不断涌现的是比它可恨得多、更为出轨的关于梅丽、关于谢拉、关于希利、关于沃库特和多恩的话题，关于邻居和朋友间的放荡、背叛、欺骗、奸诈、不和的话题，残忍的话题。嘲笑人类的正直，废除所有道德的责任——这就是今晚的话题！

瑞典佬的母亲走过去坐在多恩旁边，多恩此时正在与萨尔孜曼夫妇交谈。他父亲和杰西已不见踪影。

多恩问，“很重要?”

“是捷克的那家伙，那位领事，是我需要的信息。我父亲呢?”

他盼望她说“死了”，可是她四下望望，只说了声“不知道”，又回头看着希利和谢拉。

“爸爸和沃库特夫人走开了，”他母亲小声说道，“他们一起到哪里去了。我想是在屋里。”

沃库特朝他走过来。他们的个子差不多，都很魁梧，但瑞典佬总是更强壮一些，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梅丽才出生，利沃夫一家刚从纽瓦克的伊丽莎白大街公寓房搬到旧里姆洛克来，这位新来者星期六早上开始在沃库特家后面的触身式橄榄球活动中露面。到那里为的是好玩，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摸着球的感觉和友情，想结交一些新朋友，瑞典佬丝毫没有想到炫耀或显得高人一等，除了他毫无选择的时候以外：沃库特在球场下和蔼可亲，总能为他人着想。他一上场就乱动手脚，连瑞典佬都觉得他不像运动员的样子——瑞典佬认为这样太可耻和遭人烦，是这种临时玩玩的活动里最糟糕的行为，即使沃库特那个队碰巧落后也不该如此。这种事情一连发生了两个星期后，他决定在第三个星期做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把他撞倒。所以在球赛快结束时，用一个快速的动作——借助另一个人的重量来造成这种伤害——他马上就成功地接住了巴克·鲁宾森的一个长传，当他有把握沃库特就趴在他脚下的草地上时，才一跃而起，扑将过去。跃起时，他最先想到的是，“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这正是多恩不愿加入沃库特家族墓地巡游时说的那句话。他独自冲向球门线，并没意识到多恩的易受攻击的脆弱性是怎样影响了他，也没有想到他妻子的那种极少的可能性使他怎样不安分（根据她的面容，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她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爱尔兰人管子工的女儿在伊丽莎白长大，在这里肯定会遭人耻笑。当他得分后回过头来，他看见沃库特还躺在地上，他想道，“两百年的莫里斯县历史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那将会教你小看多恩·利沃夫。下次你会全场球赛都在地上玩”，然后，他才一路小跑回去看看沃库特怎样了。

瑞典佬一踏上阳台他就清楚，自己会毫不费力地拿着沃库特的脑袋在石板上猛撞，想撞多少次就多少次，直到把他送入他那了不起的家族墓地。是啊，这家伙有毛病，一直是这样，瑞典佬早就知道——从那些糟糕的绘画中知道，从他后院临时球赛中粗鲁的手法上知道，甚至在墓地的时候就知道，当时沃库特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以异教徒的方式招待一个犹太人观光者……是啊，从一开始就有了极大的不满。多恩说那是艺术，现代艺术，一直单调地展示在他们客厅的墙壁上，那就是威廉·沃库特的不满。可是，现在他拥有我的妻子。他有了修补过的重新充满生机的1949年的新泽西小姐，以取代他不幸的杰西。成功了，现在都到手了，这贪婪的、盗窃成性的狗杂种。

“你父亲是个好人，”沃库特说，“杰西到外面来时一般没有谁这样关注她。那就是为什么她不愿出来。他是个非常慷慨大方的人。他很坦率，对吧?没有什么不讲。你可以了解他的全部。不用提防他人，问心无愧，自己创业发家，一个令人惊讶的人，真的。了不起的人。他总有自己的特性，即使我这样的人也不得不羡慕这一切。”

啊，我敢说你是这样，你这狗杂种。取笑我们，你这淫棍。就这样笑吧。

“他们在哪里?”瑞典佬问。

“他告诉她，只有一种方法吃新鲜馅饼。那就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就着一杯上好的冷牛奶。我猜他们正在厨房里喝牛奶。杰西学了她不必知道那么多的关于手套制作的知识。那也不错，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不能把她留在家里。”

“我刚才看到你的房子模型，”瑞典佬告诉他，“就在多恩的书房里。”但是他现在看到的是沃库特左边脸上的一颗痣，一颗黑痣，就在从鼻子到嘴角的褶皱里。沃库特除了大鼻子，还配上一颗丑陋的痣。她觉得那颗痣吸引人?她吻那颗痣吗?她根本没有注意这家伙脸上有点胖?或者说，考虑到是一个旧里姆洛克上层社会的男孩，她就不在乎他的长相，就像伊斯顿妓院那些女郎一样泰然自若、职业性地无所谓?

“啊哈。”沃库特说，亲切地装做他是多么地没有把握。他用这双手玩球、穿那些衬衫、画那些画、操邻居的妻子，还成功地做到这一切，让人觉得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理智的、深不可测的人。全是外表和托词。他工作非常辛苦，多恩说，成了一个单向度的人。高贵时超过绅士，低贱时不如耗子。酗酒是藏在他的妻子身上的魔鬼，性欲和敌意则是藏在他身上的魔鬼，是封存起来的、文明化的、掠夺性的。他是为了加强他们家族的进攻性——出身的优越性——那种小心谨慎的作风的进攻性。这仁慈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这老谋深算的掠食者，保护着他生来就有的，同时也秘密地获取所没有的。这是威廉·沃库特的文明化的野蛮，是他动物行为的文明形式。我更喜欢牛群。“晚饭后应该有——长篇大论。”沃库特说。“能想像没有长篇大论?”他问道。“我认为不行。”

当然——做到无人知晓才是目的。然后你便可以有条不紊地生活，窃用那些漂亮的妻子。在厨房里他就应该用煎锅砸这两人的脑袋。

“有过了，那么多。”瑞典佬说。由于他控制不住要和沃库特讲话，他又说道，“很有趣。我现在有了关于光线的想法。我想让阳光照到所有那些墙上，那会很壮观。我想在里面你会感到非常愉快。”

沃库特笑了起来，“你，你指的是你。”

可是瑞典佬并没有听出自己的错误。他没有听到，因为一个重要的想法出现在脑海里：他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做。

他应该控制住她，不应该把她留在那里。杰里是对的。开车去纽瓦克，马上动身，带上巴里。他们两人能够降伏她，用车把她带回旧里姆洛克。如果丽塔·科恩在那里?我就杀了她。如果她在我女儿附近，我将汽油淋在那头发上，让那小阴道烧起来。毁掉我女儿，在我面前炫耀她的阴部。毁掉我的孩子。这就是意义——他们毁掉她就是为了得到毁掉她的乐趣。带上谢拉，带上谢拉。安静下来。带着谢拉一起到纽瓦克。梅丽听谢拉的话。谢拉可以和她谈谈，把她弄出那个房间。

“——让我们来访的知识分子把一切都搞错吧。她玩法国人攻击资产阶级的那种游戏时的自鸣得意的无礼行为……”沃库特对瑞典佬讲，他对马西亚装腔作势感到好笑。“我想在她看来，她不用遵从一般宴会上应该讲些什么的规矩。但这依然令人吃惊，我常常纳闷，空虚怎么会总是伴随着聪明。她真的丝毫没有意识到她谈的什么。知道我父亲常说什么?‘全是脑袋，没有智慧。越机灵，越愚蠢。’很恰当。”

不要多恩?不。多恩不想和他们的灾难再有任何关系。她只是在等待中才和他在一起，直到房子建起来。自己去干吧。回到你那该死的车里，去接她。你爱她，还是不爱她?你向她让步正如你向父亲让步一样，也和你向生活中的一切让步一样。你害怕将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她成了对世俗行为不错的批评家。你却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从不自己拿主意！可是他怎么才能将梅丽带回家，现在，今晚，戴着那面纱，父亲也在此?如果他父亲见到她，会当场毙命。那么到其他地方?他能带她到哪里?他们两人到波多黎各去生活?多恩不会关心他到哪里。她只要沃库特。他必须在她再次踏进那条隧道之前接走她。别去想丽塔·科恩。他才不在乎。给梅丽找个地方住，必须没有那条隧道。那才是重要的。就从隧道着手，以免她在那里被人杀掉。在早晨之前，在她离开那房间之前——就从那里开始。

他在不断地崩溃，以他自己了解的唯一的方式坚持下去，那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崩溃，而是在下沉，整个晚上都由于重负下沉而逐步消失。这人从未完全放开过，爆发过，只是下沉……但是现在，非常明确该做什么。黎明前将她从那里接出来。

黎明（多恩）以后[42]。黎明以后的生活难以想像。没有多恩，他将一事无成。可是她想要沃库特。“那新教徒白人的温柔，”她说过，差不多是打着哈欠表达了她的观点。然而，那种温柔对小小的爱尔兰天主教姑娘却有可怕的魔力。梅丽·利沃夫的母亲需要的就是威廉·沃库特三世。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清楚。当然，现在才清楚这一切。谁能带她回到她一直都向往的梦境?美国先生。有沃库特做伴，她将回到原来的轨道。春湖、大西洋城、现在是美国先生。摆脱我们孩子的污点，在她信任状上的污点，摆脱炸毁百货商店的污点，她又可以开始过洁白无瑕的生活。可是我被百货商店挡住了去路，她也明白这一点，知道我不被容许前行，我再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她和我并肩而行的终点。

他取过一张椅子，坐到妻子和母亲的中间，甚至当多恩正在讲话时，他握住了她的手。握一个人的手有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有和小孩握手的方式，和朋友握手的方式，和年迈的父母握手的方式，和即将分别、濒临死亡、已经去世的人握手的方式。他握着多恩的手，用的是一个男人对他爱慕的女人的方式。所有的激情都传输到他的紧握之中，似乎加在手掌上的压力可以引起两个灵魂的转移，似乎手指的交错连接象征着每一种亲昵。他握住多恩的手，似乎他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一无所知。

就在此时他想道：她也想回到我的身边。可是她不能，因为一切太糟糕。她还能怎么办?她肯定认为她是毒药，生了一个杀人犯。她必须戴上一顶新皇冠。

他应该听父亲的话，永远别娶她。他公然反抗他，仅此一次，但那就是所需要的——奏效了。他父亲曾说过，“有成百上千的犹太姑娘，可你非要找她。你在南卡罗来纳找到一位，邓里维，可你看到了光明，扔掉她。你回到家，在这里发现了德威尔。塞莫尔，为什么?”瑞典佬不能对他说，“南卡罗来纳那位姑娘很漂亮，可是没有多恩一半漂亮。”他不能对他说，“美貌的威力是个毫无理性的东西。”他才二十三岁，能说的只是，“我爱上她了。”

“‘爱上’，那是什么意思?当你有了孩子，‘爱上’会为你做什么?你怎么抚养孩子?作为天主教徒?作为犹太人?不，你将来养大的孩子既不是这种也不是那种——全是因为你‘爱上’。”

他父亲说得对，发生的一切不出所料。他们养大的孩子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犹太人，先是一个结巴，然后成了杀人犯，最终变为耆那教徒。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决不犯任何错误，可那就是他所做的。他将所有的冤屈都封闭起来，藏在自己心里，尽一个人的能力把它深埋下去，可是它还是冒了出来，只因一位姑娘漂亮。他生命中最严肃的事情，似乎从他一出生起，就是避免他所爱的人们遭受苦难，就是好心待人，永远和蔼可亲。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带着多恩到工厂办公室与父亲秘密见面——努力打破宗教僵局，避免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不开心。这次见面是他父亲提出来的：面对面，在“那位姑娘”（娄·利沃夫慷慨地在瑞典佬面前这样提到她）与“食人魔鬼”（那位姑娘这样称呼他）之间进行。多恩并不害怕，让瑞典佬吃惊的是，她居然同意。“我身穿泳装走上T型台，不是吗?那不容易，你可能不懂。两万五千人。那不是种非常高贵的感觉，穿着鲜亮的白色泳装和高跟鞋，被两万五千人盯着看。我穿着泳装出现在游行队伍里，那是在卡姆登市[43]，七月四日。我不得不那样做，我恨那一天。我父亲几乎死掉。可是我做了。我用胶带将该死的泳装粘到皮肤上，塞莫尔，这样它就不会往上爬——把胶带贴在自己背后。我觉得自己像个畸形人。可是我接受了新泽西小姐这个工作，所以就去干。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州里每一个城市，每次出场五十美元。如果你工作卖力，酬金增加，于是我就去干。拼命去做完全不同的、吓死我的那种事——可是我做了。圣诞节我突然向父母宣布联合县小姐的消息——你认为那很有趣?可是我做了。如果我能做那一切，我就能做这事，因为这不是做一个站在巡游花车上的傻女孩，这是我的生活，我的整个未来。这是为了继续！但是你得在场，是吧?我不能独自到那里去。你必须在那里！”

她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勇敢，他毫无选择，只好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去工厂的路上他警告她别提玫瑰经[44]念珠、十字架或天堂，尽量离耶稣远一点。“如果他问家里是否挂着十字架，就说没有。”“可那是撒谎。我不能说没有。”“那么说有一个。”“那是谎话。”“多尼，如果你说三个也没有多大益处。一个和三个是一样。你的意思同样表达清楚了。就这样说，为了我，说有一个。”“我们看着办。”“你用不着提起其他废物。”“其他什么废物?”“圣母玛利亚。”“那不是废物。”“塑像，好了吧?忘了它。如果他问，‘你们有塑像吗?’就告诉他没有，只对他说，‘我们没有塑像，没有画，就一个十字架，完了。’”他解释说，宗教饰物，就像在她家餐厅和她母亲卧室里的那些塑像，和她母亲贴在墙上的那些画，都是让他父亲难受的东西。他不是在维护他父亲的地位。他只是解释说，那个人是以某种方式成长起来的，他就是那种方式的人，没有谁能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去激怒他呢?

反对父亲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反对父亲也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是他慢慢发现的。

反犹主义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小心你说的关于犹太人的话。最好只字不提犹太人。还要离神甫远一点，别谈论神甫。“别告诉他关于你父亲和神甫的故事，他小时候在乡村俱乐部当球童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告诉他那件事?”“我不知道，但是别靠得太近。”“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别那样。”

其实他知道为什么。如果她告诉他，第一次发现神甫们有生殖器时，她父亲正在衣帽间里，当时他周末去做球童，那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生理上也有性欲，他自己的父亲很有可能要问她，“你知道他们在行割礼后用犹太小男孩的包皮做什么?”而她肯定会说，“我不知道，利沃夫先生。他们用包皮做什么?”利沃夫先生会回答——他最喜欢的一个玩笑——“他们把它们寄回爱尔兰。他们等着，直到他们收集够了，就把它们寄到爱尔兰，用它们做出神甫来。”

那是一次瑞典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谈话，正因为他父亲说的那些东西，谈话才不太像他预想的那样。多恩将它变成了一次难忘的交流。她很坦率，并没有那么认真地编造有关她父母的事情或任何他以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她的勇气才是令人难忘的。

她比未婚夫要矮足足一英尺多，按照其中一个对丹尼·德威尔很有信心的评委在大赛后的说法，她未能进入大西洋城比赛的前十名，只是因为脱掉高跟鞋后身高才五英尺两英寸半，而在那一年五六个同样聪明和漂亮的姑娘肯定就要看身材了。这种娇小（是否真的使她在筛选时丧失资格——也难以给瑞典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亚利桑那小姐应该夺得那次的桂冠，而她才五英尺三英寸）只是加强了他对多恩的倾心。在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天生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看来——而且这个英俊男孩总在努力不让人只把他看做徒有惊人的外表——多恩只有五英尺二，这件事在他内心更加激起一种男子汉挺身而出、提供保护的冲动。在那次多恩与他父亲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前，他全然不知自己爱上了一位如此坚强的女孩。

除了她家十字架的个数，她能果断撒谎的另一件事就是洗礼，在这一点上她最后似乎快要停止抵抗了，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三小时的谈判，在这期间瑞典佬觉得令人吃惊的是他父亲竟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话题。后来他才意识到父亲故意拉长谈判的时间，直到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快要筋疲力尽时才作罢。他在洗礼这个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只和她聊了圣诞节前夕、圣诞节和复活节无边女帽就收场了。

梅丽出生后，多恩还是给她进行了洗礼。她本来可以自己举行洗礼，或者请她母亲来干。但她还是想正式一些，所以请了一位神甫和一些教父，把孩子带到教堂举行洗礼。在娄·利沃夫偶然在旧里姆洛克那房子的一间无人使用的卧室抽屉里发现洗礼证书之前，无人知道此事——只有瑞典佬，多恩当天晚上就告诉他了，刚洗礼过的婴儿已经入睡。她已去除原罪、注定将上天堂。等洗礼证书重见天日的时候，梅丽已经是一个六岁大的家中宝贝，她引起的不安很快就平息了。尽管如此，那并不意味着瑞典佬的父亲能够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认为梅丽生活中的艰辛背后就是那次秘密的洗礼：那件事、圣诞树、复活节无边女帽，足够让这女孩永远也弄不清楚她到底是谁。那件事，还有她的德威尔姥姥——她也无济于事。梅丽出生七年后，多恩的父亲第二次心脏病发作，在安装炉子的时候突然去世。从那时起，没有什么能将德威尔姥姥拖出圣吉纳维芙教堂。她每次只要遇到梅丽，便诱使她上教堂，只有上帝知道她们在那里给她灌输了什么。瑞典佬现在要相信父亲得多——关于这事，关于一切事情，真的，比起他自己成为父亲之前——总是对他说，“爸，梅丽把这一切不当一回事。对她来说那只是姥姥和姥姥做的事情。和多恩的母亲一起上教堂对梅丽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可是他父亲不买账。“她跪下了，不是吗?她们到那里做的那一套，梅丽跪在地上——对吧?”“是啊，当然，我猜也是这样，她跪下了。但是那对她毫无意义。”“是吗?对我却很有意义——意义很大！”

娄·利沃夫退却了——也就是说，在儿子面前——不将梅丽的尖叫声归罪于洗礼。但是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小心了。他愤怒地想到那位德威尔女人使孙女受“某种天主教废话”的罪，他大声地质问，梅丽第一年的高声尖叫把全家人都吓得要死，难道不是那次秘密的洗礼一直在暗地里作祟吗。也许发生在梅丽身上的一切糟糕的事情，甚至那件最糟糕的，都起源于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

她尖叫着来到这世上，尖叫声没有停止。这孩子尖叫时嘴张得太大，脸上细小的血管都裂开了。医生起先以为是腹痛，可是持续了三个月。为了找到另外的答案，多恩带她去做了各种检查，看了各种医生——然而梅丽并不让你失望，她当场也会叫起来。有一次多恩甚至从尿布上挤出一些尿来，拿去让医生化验。那时，他们有随遇而安的迈拉做管家，一个高大、欢快的酒吧招待的女儿，来自莫里斯顿的小都柏林。如果梅丽闹起来、放声尖叫，她总是抱起梅丽，让她依偎在她枕头似的丰满胸脯上，低语柔情地安抚她，就像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可是迈拉这样做，效果并不比多恩的好多少。为了控制引发那种尖叫的机能，没有哪一种方法多恩没有尝试过。她带梅丽去超市时，事先要做充分的准备，似乎要用催眠术让孩子进入安静的状态。要去购物，她总会给她洗个澡，睡会儿觉，换上漂亮的干净衣服，把她在车上安顿好，用购物车推着她四下转悠——也许一切都很正常，直到有人走上前来，在推车上弯着腰说道，“啊，多可爱的宝宝，”那就糟了：接下来就是无法安抚的二十四小时。晚饭时，多恩会对瑞典佬说，“所有努力全白费了，快要把我逼疯了。如果有用的话，我宁愿倒立起来——可没有用。”梅丽第一个生日的家庭电影里面，大家都在唱“生日快乐”，梅丽却坐在她的高背椅上高声尖叫。但是只过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种尖叫的狂怒开始减弱，然后次数越来越少，到她一岁半时一切都变得美妙，并保持下来，直到开始结巴。

梅丽身上出现的毛病是她爷爷那天早晨在中央大街见面时就预料到的。瑞典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椅子上，完全脱离战线，每当多恩提到耶稣，他都痛苦地透过玻璃观看车间里正在缝纫机上工作的一百二十名女工——其他时候他总盯着自己的脚。娄·利沃夫铁青着脸坐在桌前，那不是他喜欢的、在外面生产车间喧闹的活动中心的书桌，而是他很少使用的、躲在玻璃隔间里寻求安静的书桌。多恩并没有哭，没有崩溃、撒谎，真的，实际上很少——只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就靠她那六十二点五英寸[45]。多恩——她为这样的严加盘问做过的一次准备是在她参选新泽西小姐时的面试。她的得分已经很高了，当时她站在五位就坐的评委面前，回答有关她生平的问题——感觉不错。

下面是瑞典佬永远也忘不了的问话的开场白：

德威尔小姐，你的全名是什么?[46]

玛丽·多恩·德威尔。

玛丽·多恩，你脖子上戴十字架吗?

我有。高中时我戴了一段时间。

那么，你认为自己是信教的人。

不。那不是我佩戴的原因。我戴它是因为我参加过静修，回家后才开始戴上十字架。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宗教标志，只象征着参加过这种周末静修，我在那里交了许多朋友。这方面的意义远远超过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标志。

你家里有十字架吗?挂起来吗?

只有一个。

你母亲虔诚吗?

啊，她上教堂。

多久去一次?

经常。每个星期天，从不间断。还有就是在大斋节[47]，她们每天都去。

她从那里得到什么?

从那里得到?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她得到安慰。教堂里能得到安慰。我奶奶死后她常去教堂。有谁死了或病了，它会给你某种安慰。有点作用。你为了某种目的念玫瑰经——

玫瑰经就是用念珠?

是的，先生。

你母亲也那样做?

啊，当然。

我明白了。你父亲也像那样?

像什么?

虔诚。

对，对，他是的。上教堂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他在尽自己的职责。我父亲在道德方面很保守。他成长时受到的天主教影响比我的要严厉得多。他是个工人，管子工，烧油的。在他看来，教会非常强大，能使你做正确的事情。他这个人很在乎对与错、做坏事要受到惩罚，以及性生活戒律的这些问题。

我并没有不赞成。

我想你也不会。当你谈到这些时，你和我父亲没有太大的区别。

除了他是个天主教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我是个犹太人，区别也不太小。

啊，可能也算不上太大。

算。

好吧，先生。

耶稣和玛丽怎么样?

他们怎么啦?

你怎么看他们?

作为人?我没有把他们当做人来看。我记得小时候我告诉母亲，我爱她超过爱其他任何人，她却告诉我那样不对，我应该更爱上帝。

上帝还是耶稣?

我认为是上帝，也许是耶稣。但是我不喜欢，我想最爱她。除那以外，我不记得有将耶稣当成一个人或个体的特殊情形。对我来说只有一次这些人是真的，受难节时人们进行苦路祈祷[48]，你跟耶稣上山到他受难的十字架前。那个时候他才成为一个真人。当然，还有马槽里的耶稣。

马槽里的耶稣。你怎么看马槽里的耶稣?

我怎么看?我喜欢马槽里的婴儿耶稣。

为什么?

啊，那种情形里有令人非常开心和欣慰的东西，并且重要。谦卑的时刻。周围全是稻草、小动物，大家拥抱到一起。多么美妙、温暖的场景。在那里你想像不到寒冷和风雪，总燃着一些蜡烛。大家都崇拜那个婴儿。

好了。大家都崇拜那个婴儿。

是的。我看不出那有什么不好。

觉得犹太人怎样?我们来谈点实质问题，玛丽·多恩。你父母关于犹太人说了些什么?

（停顿。）啊，我在家里很少听到谈犹太人。

你父母关于犹太人怎么说?我想听你回答。

我认为，比起你以为可能听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母亲也许意识到她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也许人们不喜欢她作为天主教徒。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不喜欢。在山边路那里我有一个朋友是犹太人，我记得那时我不喜欢的是我会上天堂，可她不去。

为什么她不能上天堂?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就不能上天堂。这似乎让我很难受，夏洛特·威克斯曼不会在天堂上陪我。

玛丽·多恩，你母亲怎么反对犹太人?

请叫我多恩好吗?

多恩，你母亲怎么反对犹太人?

啊，并不是说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而是指你不是天主教徒。在我父母看来，你们和新教徒混在一块。

你母亲怎么反对犹太人?回答我。

好吧，就是你常常听到的那些。

我没有听到，多恩。你必须告诉我。

啊，主要是好胜。（停顿。）看重物质的东西。（停顿。）常用“犹太人闪电”这个词。

犹太人之光?

犹太人闪电。

那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什么是犹太人闪电?

还不知道。

为了获取保险金而纵火。那是闪电。你从未听说过?

没有，我刚听说。

你感到吃惊。这不是我的本意。

是啊，我真的感到吃惊。其实我们可以坦诚布公地谈谈这事，多恩。这就是我们到这里的目的。

不是指所有犹太人，指的是纽约的犹太人。

那新泽西的犹太人呢?

（停顿。）啊，是的，我想他们可能与纽约犹太人不同。

我明白了。不适用于犹他州的犹太人，犹太人闪电。还有蒙大拿的犹太人。对吧?也不适用于蒙大拿的犹太人。

我不知道。

你父亲和犹太人又怎样?让我们敞开谈谈，省去大家今后许多烦恼。

利沃夫先生，即使说过这些东西，但大部分时候却什么也不说。我家里不大说什么。一年两三次我们到饭店去，我父亲、母亲、弟弟和我在一起，我常常很惊奇地发现周围的家庭都在谈论。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就餐。

你改变了话题。

对不起。我并不是要这样寻找借口，只是我不喜欢。我想表明的是，这些也不是他们强烈感受到的东西，不包含有真正的愤怒或仇恨。我要指出的是，他在很少的场合带贬意地使用“犹太人”这个词。不管怎样，这算不上真正的问题，只是每过一段时间会出点事。那倒是真的。

他们怎么看你嫁给犹太人?

他们和你看到儿子娶了天主教徒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的一个堂妹嫁给了犹太人。他们也许开开玩笑，但不是什么大的丑闻。她岁数有点大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她总算找到人了。

她这么老了甚至犹太人也行。她多大了，一百岁?

她三十岁。但也没有谁哭。那不算什么大问题，除非有人想侮辱谁。

那又怎样?

啊，如果你对别人很气愤，你也许会说些贬损的话。我认为和犹太人结婚并非是大不了的事情。

直到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出现。

啊，是的。

那么，你和你的父母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会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

我想给我的孩子洗礼。

你肯定喜欢那样。

你怎么自由都行，利沃夫先生，但洗礼不一样。

什么是洗礼?为什么这么重要?

哦，那是技术性地洗掉原罪。它的作用是，小孩死了后他们可以上天堂。如果他们死前没有接受洗礼，他们只能到地狱的边境[49]。

啊，我们不想那样。让我问你其他事情。假如我说行，你可以给孩子举行洗礼。你还要别的吗?

我想等时候到了，我的孩子们应该接受第一次圣餐。还有一些圣礼，你知道的——

你所要的只是洗礼，你认为那样的话，如果孩子死了，他就上天堂，还有第一次圣餐。给我解释一下它是什么。

就是我们第一次吃圣餐面包。

那又是什么?

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

这和耶稣有关?

是的。你不知道那事?你知道，那时候所有人都跪下。“这是我的身体，吃了它。这是我的血，喝了它。”然后你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再吃了耶稣的身体。

我不能到那一步。对不起，我做不到那样。

好吧，只要有了洗礼，其他东西我们以后再费心吧。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事留给孩子到时候去决定?

我宁愿不把它留给一个孩子，多恩。我宁愿自己来做决定。我不想让一个孩子去决定吃耶稣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最大限度的尊重，但是我的孩子不会去吃耶稣。对不起。那不可能。这就是我能为你做的。我将容许你举行洗礼。那是我能为你做的一切。

完了?

我还给你圣诞节。

复活节?

复活节。她要复活节，塞莫尔。你知道，对我来说复活节是什么，亲爱的多恩?复活节是个巨大的送货标志。巨大，巨大的压力，要将手套做好，让人们在购买复活节服装时有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每个新年的除夕，我们都把这一年的订单全部完成，送大家回家。然后我和男女工头一起，我打开一瓶香槟酒，但在我们还未喝好第一口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家商店的电话，来自威尔明顿，特拉华州，那里的客户要一百打短小的白色皮手套，就在我们为新年干杯的时候，那些手套都是为复活节准备的。

那是你的传统。

是的，年轻女士。现在告诉我，复活节究竟是什么?

他起来了。

谁?

耶稣。耶稣起来了。

小姐，你弄得我非常难懂。我以为那是你们游行的时刻。

我们确实游行。

那么，好吧。我让你游行。那怎么做?

我们复活节吃火腿。

你复活节要一只火腿。你的复活节会有一只火腿。还有别的?

我们戴着复活节无边帽子上教堂。

我希望，还戴一副精美的白手套。

行。

你想在复活节上教堂去，还带着我的孙子?

是的。我们将是我母亲所说的那种一年一次的天主教徒。

是那样吗?一年一次?（他两手拍在一起。）让我们为这握手。一年一次。你赢了！

好吧，也会一年两次，复活节和圣诞节。

你圣诞节做什么?

孩子还小时，我们只是去做弥撒，他们在那里唱那些圣诞颂歌。他们唱所有圣诞颂歌的时候，人们必须在场。否则的话，就不值得去了。你在收音机里听到圣诞颂歌，但是在教堂里他们要等到耶稣出生后，才对你唱圣诞颂歌。

我不关心那事。我怎么也不会对那些圣诞颂歌感兴趣。这在圣诞节要持续多少天?

啊，有圣诞节前夕、半夜弥撒。半夜弥撒是大弥撒[50]——

我不知道有什么意思。我也不想。我给你圣诞节前夕，我也给你圣诞节和复活节。但是我不让你去做那种他们吃他的事情。

教义问答。教义问答怎样?

我不能让你做那事。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用不着知道它是什么。我只能做到那样。我认为这是慷慨的提议。我儿子将告诉你，他了解我——我对你做了更多的让步。什么是教义问答?

你到那里上课和了解耶稣。

绝对不行。好啦?清楚了?我们握手吧?我们要把这些写下来?我能相信你还是我们应该把这些写下来?

这让我害怕，利沃夫先生。

吓坏你了?

是的。（眼泪快下来了。）我认为我不会进行这场战争。

我钦佩你正在进行这场战争。

利沃夫先生，我们以后再解决它。

以后绝对不行。我们现在解决，或者永远别提。我们仍然想谈谈受戒礼。[51]

如果是个男孩，他将参加受戒礼，然后他必须接受洗礼。那时候他能决定。

决定什么?

他长大后，他可以决定更喜欢哪一种。

不，他不会决定任何事情。你和我要在这里马上决定。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等看?

我们不会看到。

（转身看着瑞典佬。）我再也不能和你父亲谈下去了。他太固执。我只会输的。我们不能这样谈判，塞莫尔。我不想要受戒礼。

你不要受戒礼?

希伯来圣经和所有那些?

对的。

不。

不?那么，我认为我们不会达成协定。

那么，我们就不要孩子。我爱你的儿子。我们只是不要孩子。

而我就永远做不成爷爷。是那样吗?

你还有一个儿子。

不，不，那不行。没有什么难受的，我认为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我们不能等等看今后怎样?利沃夫先生，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或者她决定自己想要什么?

绝对不行。我不让哪个孩子来做这样的决定。他究竟会怎样决定?他知道什么?我们是成年人。孩子不是成年人。（在书桌边站起来。）德威尔小姐，你漂亮得像一幅画。祝贺你有这样的进展。并不是每个姑娘都能达到你的水平。你的父母肯定感到非常骄傲。谢谢你来到我的办公室。谢谢你，再见。

不，我不离开。我不会走。我不是一幅画，利沃夫先生。我是我自己。我是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玛丽·多恩·德威尔。我二十二岁。我爱你的儿子。那是我到这里的原因。我爱塞莫尔。我爱他。让我们继续谈，求求你。

那场交易没有达成，年轻人结婚了，梅丽出生，悄悄洗礼。多恩的父亲1959年死于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之前，两家人每年感恩节都在旧里姆洛克聚餐，让大家吃惊的是——也许除了多恩的家人——娄·利沃夫和吉姆·德威尔总是一直在给对方讲述各自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两种伟大的记忆碰在一起，没有办法限制他们。他们关注的东西甚至比犹太教和天主教更严肃——他们谈的是纽瓦克和伊丽莎白——整天里谁也无法将他们分开。“所有的移民都在下面那个码头上。”吉姆总是从码头开始。“在辛格的工厂里干活，它是那里的大厂。当然，那里还有造船厂。但是伊丽莎白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总在辛格的厂里干过。有的也许在纽瓦克大街，在巴里点心公司。人们制造缝纫机或者做点心。但大多数是在辛格的厂里。看，就在码头上，在那边的尽头，靠近河岸。那一带最大的雇主。”德威尔说。“是的，所有的移民，他们过来的时候，可以在辛格的厂里找到工作。它是这附近最大的家伙。它和美孚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就在林登市的海湾区。就在那时候人们称为大伊丽莎白的边上……市长?乔·布罗费。当然，他有煤炭公司，他也是那座城市的市长。然后是吉姆·科克接手……啊，当然还有赫格市长。罕见的人物，我的舅子纳德能够告诉你关于弗兰克·赫格的所有事情。他是泽西城的专家。如果你在那座城里投对票的话，就有一份工作。我所知道的是那个棒球场。泽西城有个很大的棒球场。罗斯福运动场。非常漂亮。他们从来没有抓住赫格，你知道，从来没能把他赶走。后来他住在岸边的一个地方，靠近阿斯贝里公园。他占有多么漂亮的地方……实际上，知道吗，伊丽莎白是个伟大的运动城市，但是没有伟大的运动设施。从来没有一个你只付五十美分左右就可以进去的棒球场。我们有露天场地，有布罗费运动场、玛坦诺公园、瓦拉南科公园、所有公共设施，我们还有伟大的球队和队员。麦基·麦克德莫特为圣帕特里克的伊丽莎白队担任投手。纽科比，那个有色人家伙，也是伊丽莎白的男孩。现在虽然住在科罗尼亚，他却是伊丽莎白的孩子，为杰弗逊队担任投手……在亚瑟河游泳，正是那样。真的，只要假期一到我都这样。一年两次旅行到阿斯贝里公园，那就是度假。在亚瑟河里游泳，钻到哥萨尔斯桥下面。光着背，我回家时头发上沾满油，母亲总会说，‘你又到亚瑟河游泳了。’我说，‘伊丽莎白河?你以为我疯了?’然而我的头发一直都被油污粘在一起，你知道……”

并不是这么容易让两位亲家找到共同的话题一起聊下去。桃乐茜·德威尔虽然自己在感恩节上话多了一些——她的话多和紧张感一样——话题常常是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原来就在那里，在码头上，属于吉姆那个教区。德国人创立了圣迈克尔教区，波兰人有圣阿德尔贝特教区，在第三大街和东泽西大街。圣帕特里克教堂就在杰克逊公园后面，很近。圣玛丽教堂在伊丽莎白南面，在西端区，我父母就是从那里发家的。他们在穆里大街做牛奶生意。圣帕特里克教堂、在伊丽莎白北边的圣心、圣餐、圣灵怀胎教会，全是爱尔兰人的。还有圣凯瑟琳教堂，那是在威斯敏斯特。啊，就在城郊。实际上它在山边路，但是马路对面的那所学校是在伊丽莎白的范围里。还有我们的教堂，圣吉纳维芙教堂。圣吉纳维芙教堂开始时是一座传教士教堂，你知道吗，它是圣凯瑟琳教堂的分支，只是一座木结构的教堂。现在它是一座大型的漂亮的教堂。但是现在这座建筑——我记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那真是要多烦人就有多烦人：桃乐茜·德威尔唠叨个不停，谈起伊丽莎白来，似乎还在中世纪，农夫耕作的田野边只有几处教堂的尖顶把地平线上的大地分割开来。桃乐茜·德威尔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圣吉纳、圣帕特里克、圣凯瑟琳，而西尔维尔·利沃夫此时却坐在她的对面，谦虚好客，只顾点头微笑，但是她脸色苍白如纸。她坐在那里，默默忍受，礼貌的举止支撑她熬过去。总的说来，事情从来没有接近大家预料中那样糟糕的程度。毕竟只是一年一次大家才团聚，并且是在这种中性的无宗教色彩的感恩节，大家都吃相同的食物，没有谁溜出去吃可笑的东西——没有古吉尔[52]，没有苏式冷鱼，没有苦草，只有大火鸡，供两亿五千万人吃——一只巨型火鸡把所有人都喂饱。暂时停止那些可笑的食物、可笑的方式、宗教的排他性，暂时停止犹太人三千年的乡愁，暂时停止基督、十字架和为了基督徒而上十字架。此时，新泽西州和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人，能够比一年中的其他时刻更为消极地表现出他们非理智的东西。暂时停止所有冤屈和怨恨，不只是德威尔家和利沃夫家这样，而是美国所有不相信他人的人们都这样。它是美国最美妙的田园牧歌，持续二十四小时。

“太好了。总统套房。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那是你在那种时候当上新泽西小姐能享受的东西。美国运输公司，我猜并没有预订，我们上船时，他们才给我们的。”

多恩给萨尔孜曼夫妇讲述他们去看瑞士西门塔尔牛的旅行。“我以前没有去过欧洲，途中大家告诉我，‘没有什么像法国一样，只要我们早晨进入勒阿弗尔[53]，你就能闻到法国的气味。你会爱上它。’所以我等着，早晨很早，塞莫尔还在床上。我知道船已在码头靠岸，我跑上甲板，用力闻起来，”多恩说道，笑了，“到处只是大蒜和洋葱的气味。”

她带着梅丽跑出船舱，他这时还在睡觉。但在她的故事里，她是一个人在甲板上，惊奇地发现法国闻起来并不像一朵硕大的鲜花。

“坐火车到巴黎，很壮观。你看见延绵不断的树林，每一棵树都排得整整齐齐。他们把森林栽成直线。我们玩得很开心，亲爱的，不是吗?”

“我们是那样。”瑞典佬说。

“我们到处转悠，口袋里插着很长的面包，露出一大截。它们实际上在说，‘喂，看看我们，来自新泽西的乡巴佬夫妇。’我们大概就是他们取笑的那种美国人。但是谁管它?我们到处走，一点点地咬着面包，什么都看看，罗浮宫、杜伊勒利宫[54]的园林——确实漂亮。我们住在克里隆。整个旅程中最好的招待。我喜欢它。然后我们登上夜班列车，就是东方快车，到苏黎世去，搬运工没能及时叫我们起来。塞莫尔，记得吗?”

是的，他记得。梅丽最后身穿睡衣站在月台上。

“太可怕了。火车已经开动。我只好拿起我们所有东西，从窗户扔出去——你知道，那就是那里的人从火车里出来的方式——我们衣服都没有穿好便跑了出来。太吓人了。”多恩说，想起当时的情景又笑起来。“我们终于到了。塞莫尔和我，带着行李箱，穿着内衣。不管怎样”——她有一阵笑得太厉害，讲不下去了——“我们到了苏黎世，我们住进漂亮的饭店——能闻到羊角面包和馅饼的美味——到处是法式蛋糕，那一类东西。啊，太好了。所有的报纸用藤条挂在架子上，你取下报纸，开始吃早餐，妙极了。从那里我们乘车到佐格——西门塔尔的中心，然后去卢塞恩[55]，它很漂亮，绝对漂亮。我们再到洛桑的比奥海滨[56]。还记得比奥海滨吗?”她问她丈夫，她的手还被他紧紧地握着。

他肯定记得。永远也忘不了。巧合的是，那天下午他自己也想到比奥海滨，就在他开车从中央大街回旧里姆洛克的时候。梅丽在吃下午茶，乐队在演奏，那是在她被强奸以前。她和侍者领班跳舞，他的六岁大的孩子，那是在她杀掉四个人以前。梅丽小姐。住在比奥海滨的最后一个下午，他独自一人到大厅外边的珠宝商店去，为多恩买了一条钻石项链。当时梅丽和多恩一起在外面散步，最后一次看看日内瓦湖上的船只和对面的阿尔卑斯山。他设想她把这钻石项链和那桂冠一起佩戴的样子。她将桂冠收藏在衣橱上面的帽子盒里，这顶有两排人造钻石的银冠是她作为新泽西小姐戴上的。既然他不能让她把桂冠戴给梅丽看——“不，不行，这样太傻，”多恩告诉他，“对她而言，我是‘妈妈’，那就很好了。”——他绝对不可能让她和这条项链一起戴。他明白多恩的感受和自己的差不多，知道连以甜言蜜语哄骗她试试，在卧室里将项链和桂冠戴起来，为他一人摆摆姿势都是不可能的。她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拒绝充当前选美女王那么固执。“那不是选美盛会，”很久以前当人们问到她作为新泽西小姐的那个年代，她就告诉他们了，“参与那次盛会的大多数人都会和任何将它说成是一次选美盛会的人搏斗，我也是她们之一。任何级别的奖项只是一种奖学金。”她头发上面的桂冠可不是奖学金桂冠，而是选美女王的，所以他在比奥海滨商店第一眼看到这条项链时，就想像出她戴上的样子。

他们的相册里有一系列相片是他们刚结婚时他喜欢看的，有时也拿出来给客人看看。它们让他为她特别感到骄傲，这些是在1949年至1950年拍的光面纸相片。那时候她还保住了自己每年干活五十二周的工作，新泽西小姐奖学金大会的负责人喜欢将她描述为州里的官方“女服务员”——这是许多的城镇和组织为每一项活动尽可能提供的工作。真的，干起活来像条狗，五百美元现金的奖学金作为补偿，一件大会奖品，当然，还有每次五十美元的出场费。当然，她的照片也会出现在新泽西小姐加冕礼上，那是1949年5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多恩穿着无背带真丝晚礼服，上边是硬直的圆齿，腰部束得很紧，下面是垂及地面的非常艳丽的长裙，绣上许多花朵，彩珠闪闪发光，头戴桂冠。“穿着晚礼服，戴上桂冠，你不觉得可笑，”她告诉他，“如果你穿上衣服，再戴桂冠，肯定会感到可笑。小女孩总爱问你是不是公主。人们会问这桂冠是不是钻石的。只穿着衣服，戴上那东西，塞莫尔，你绝对会感到愚蠢。”但是她很少显出愚蠢——穿着极为普通的衣服、戴上桂冠，她也显得美丽无比、令人眩晕。有一张她穿着衣服、戴上桂冠的照片——还有她的新泽西小姐的绶带，用胸针别在腰间——在一次农业展览会上和一些农场主在一起，另一张戴着桂冠和绶带，是在一次厂商大会上和一些商人在一起。她还有一张是身穿无背带真丝晚礼服，出现在州长的普林斯顿的官邸、德拉姆斯瓦克特里，和新泽西的州长阿尔弗雷德·E.德里斯科尔翩翩起舞。再就是一些她在州里的游行、剪彩、慈善募捐活动的照片，帮助各地盛会加冕时的照片，百货商店开张和汽车展开幕时的照片——“那就是多尼，此处的强者”。在一些参观学校的照片上，她坐在礼堂的钢琴前面，一般都演奏通俗的肖邦波洛奈兹舞曲。那是她当选新泽西小姐时演奏的，放弃几段黑键音符就可以在两分半钟里演奏完，而不至于在州里竞赛时超时。在所有这些照片里，不管她穿什么衣服，头上总戴着桂冠，无论是她丈夫还是在前来询问她的小女孩们看来，她都像一位公主——比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的那一连串欧洲公主更接近人们所想像中的公主。

还有在大西洋城的照片，那是九月份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她身穿泳装和晚装的照片，让他纳闷她怎么会输呢。她告诉他，“当你走上那展示台时，你想像不出自己穿着泳装和高跟鞋是多么可笑。你知道，等你走一会后，下端开始往上爬，而你又不能把手伸到背后去拉下来……”可是她一点也不显得可笑：每当他看见那些泳装照片，他都会大声说，“啊，她真漂亮。”而且观众也站在她这一边。在大西洋城，大多数观众自然要支持新泽西小姐，在各州巡游时，多恩也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显示出超越了本地的自豪感。那时候的大赛没有电视转播，人们只好挤进大会堂里观看，瑞典佬和多恩的弟弟一起坐在大厅里。事后他打电话告诉父母说多恩没有胜出，但还是讲了人们对她的欢迎情况，毫不夸张地说，“她把大家都镇住了。”

以前的那五位新泽西小姐的婚礼，不管怎么说肯定没有谁能和多恩的相比。她们成立了一个联谊会，这些前新泽西小姐在五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参加相互间的婚礼。他注定要遇到至少十位赢得州里桂冠的姑娘，在州比赛时排演的日子里还要见到两倍多的这位或那位新娘的朋友。姑娘们甚至被命名为海边胜地小姐、中央海岸小姐、哥伦布节日小姐、北方之光小姐，然而，没有哪一个在任何一项里能与他妻子匹敌——天赋、智力、个性和体态。如果他有时碰巧不得不对人家讲，多恩没有成为美国小姐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多恩总要劝他别这样到处说，这会让人家觉得她因为没能成为美国小姐，还耿耿于怀，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输掉反而是一种解脱。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去，不让自己和她家人受辱就令人感到欣慰。诚然，新泽西人给予她这么多的支持，她却没能夺冠或甚至进入前十名，她感到惊讶，也有些沮丧，但是那也可能是一种暗地里的赐福。虽然失败对他这样的竞争者来说算不上安慰，也不是任何一种的赐福，他还是钦佩多恩的优雅——优雅是在那次盛会上人们用在所有落选姑娘身上的形容词——尽管他还不解其意。

首先，落选使她能恢复与父亲的关系，由于她坚持做他强烈反对的事情，这种关系几乎被完全破坏。“我不管他们的奖品是什么东西。”她对他解释大会奖学金的事情时，德威尔先生这么说道。“整个该死的东西，”他告诉她，“就是要抛头露面。那些姑娘要站在那里让大家观看。他们给的钱越多，它就越糟。回答是不行。”

德威尔先生终于同意到大西洋城则应归功于多恩最喜欢的那位姨妈的劝说技巧。她母亲的妹妹佩格，是一位教师，嫁给了有钱的纳德叔叔。她在多恩小的时候还带她到春湖的旅馆去玩。“看见自己的孩子在那上面，会让任何一位父亲感到不安，”佩格以多恩常常钦佩和很想模仿的温柔老练的口吻对姐夫讲道，“它肯定会使一位父亲马上就想不愿和他的女儿有什么牵连。如果是我的女儿我也会有那种感觉。”她对他说，“而我却没有父亲们看女儿的那种自然感情。它会让我烦恼，当然如此。我认为你的感觉和许多父亲一样。他们真的感到骄傲，他们的纽扣都噼里啪啦的裂开了，全都那样。可是在同时，‘啊，我的天，那是我的孩子在上面。’但是吉姆，这很纯洁，没有可责备的，用不着担心什么。那些无用的东西很早就被剔除了——她们去为货车司机大会服务了。这些只是来自小镇的普通孩子，正直、可爱的姑娘，她们的父亲开着杂货店，不参加乡村俱乐部。他们把她们培养成像初进社交界的少女，可是没有任何大的背景。她们只是好孩子，将回到家安定下来，和邻居的男孩子结婚。那些评委是认真的人。吉姆，这是选美国小姐。如果对那些姑娘妥协，他们是不会答应的。它是一种荣誉。多恩想让你也到那里分享这种荣誉。吉米，如果你不在那里，她会很不高兴。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唯一不在那里的父亲，她会垮掉的。”“佩吉，这不值得她去做，不值得我们所有人做。我不会去。”她开始对他反复说明他的责任不仅是对多恩，也是对这个国家。“她赢得本地赛的时候，你不愿来，她赢得州里大赛的时候你也不愿来。你能告诉我，她在全国大赛取胜时你也不会到场?如果她被选为美国小姐，而你不在那里上台去自豪地拥抱你女儿，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认为，‘伟大的传统，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她的父亲不在那里。美国小姐和她家人的照片，没有哪一张上面有她的父亲。’告诉我，第二天将会怎么样?”

于是他屈尊俯就地去了——这有悖于他更好的判断力，同意在那个重要的夜晚和多恩的其他亲属一起到大西洋城，然而它是一场灾难。多恩看见他等在那里，身穿节日盛装，在大厅里和母亲、姨妈、叔叔、表兄弟们在一起，艾塞克斯和哈得逊县的德威尔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来了。她的女伴能让她做的只是和他握握手，他应该被控制起来。那是大赛的规矩，担心在一旁观看的人因为不知道是她父亲，看到有拥抱的表示会以为在背后搞什么名堂。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吉姆·德威尔刚从第一次心脏病恢复过来，脾气很不好，所以也就误解了。他认为她现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敢于拒绝自己的父亲，对父亲不理睬，并且是在这种公众场合，在所有这些人面前。

在大西洋城的那一周里，她受到大赛人员的严格监视，根本就不容许她去见瑞典佬，有女伴在场也不行，甚至在公众场合都不能见面。在最后那一晚之前，他都待在纽瓦克，和她的家人一样，只能满足于在电话上和她交谈。可是，多恩对父亲真诚地讲述这种难处——关于她有一个星期不准与她的犹太人情郎见面的事——并没有打动他。回到伊丽莎白后，她尽力去缓解他的怨恨，他许多年后都还记得她的“势利”。

“那只是一家旧世界的旅馆，最美妙的地方。”多恩告诉萨尔孜曼夫妇。“巨大无比，金碧辉煌，就在岸边，和电影里见到的差不多。宽敞的房间俯瞰着日内瓦湖。我们喜欢那里。我让你们厌烦了。”她突然说道。

“没有，没有。”他们齐声回答。

谢拉假装倾听多恩说的每一个字。她不得不装下去。即便如此，她也无法完全从多恩书房里的那场感情爆发中恢复过来。如果她能够的话——啊，那就很难说清楚她是哪样一种人了。她根本不像他想像的那种。并不是因为她在他心目中留下了其他东西或其他人的影响，而是因为他对她的了解并不比他对其他人的了解多一点。怎样看穿人们的内心是他尚未具备的技巧和能力。他只是缺乏打开那把锁的密码。每个对他闪现出友好征兆的人他都当成友好，每个对他闪现出忠诚征兆的人他都当成忠诚，每个对他闪现出聪明征兆的人他都当成聪明，所以他不能看穿他的女儿，不能看穿他的妻子，不能看穿他唯一的情妇——也许甚至从未开始看看他自己的内心。他是怎样的人，除去他身上闪现的所有征兆?人们到处站着大喊大叫，“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每次你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会起身告诉你他们是谁。实际上他们并不比别人清楚他们是谁、是干什么的。他们也相信自己闪现的征兆，他们应该站在那里大叫，“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如果他们还有点正直的话，他们就应该那样。“这不是我！”于是，你也许知道该怎样对付这个世界里闪现出的狗屁胡说。

谢拉·萨尔孜曼也许在听，也许没有听多恩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希利·萨尔孜曼肯定在听。这位好心肠的医生不只是表现得像好心肠的医生，还似乎有点被多恩的魅力迷住——在这吸引人的外表魅力的下面，就像她在人前展现的那样，是尽可能的迷人的直率。是啊，她总算结束了，从她的神色和举止上看，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紧贴在一起，它过去的模样和它现在的模样。可是多恩讲起来，似乎过去怎样现在还一个样。他们的生活走过这种悲惨的弯路后，她去年成功地回归自我，很明显，靠的是干脆不去想某些事情。所回归的不只是整过容、娇小勇敢、经常崩溃、喂养牛群、能果断改变自己命运的多恩，而是原来那位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山边大街的多恩。一扇大门，某种心理上的大门，被安装在她的脑子里，这是一扇牢固的大门，任何有害的东西都无法穿过。她把这大门锁了起来，正是这样。不可思议，也许他这么认为，直到他终于明白这扇门有一个名称：威廉·沃库特三世之门。

是啊，如果你没见过四十年代的她，在这里你会再次见到伊丽莎白市艾尔莫拉区的玛丽·多恩·德威尔，一位崭露头角的爱尔兰美女，来自于正在发迹的劳动家庭，家人都是城里最漂亮的教堂、圣吉纳维芙教堂教区的居民——离她父亲和父亲的兄弟们曾担任过祭台助手的那座在码头的教堂只有几英里远。她又一次具有她曾经有过的那种力量，二十岁时不管讲什么都能引起别人的兴趣，不知怎的，还能触及你的内心，这并不是那些在大西洋城夺冠的选手经常能做到的。但是她能做到，能揭示那些甚至在成人心里也很幼稚的东西，依靠的只是通过这张确实完美、令人惊讶的心形脸蛋焕发出的普普通通的、充满活力的热情。也许在她开口说话、表现出她的态度和任何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异之前，人们看到她这种样子会感到害怕。发现她根本不是一位女神，也没有什么兴趣装成女神——在她身上发现几乎是一种毫不做作的姿态——人们更加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闪亮黝黑的头发，那不比猫大的有棱有角的面具，还有那双眼睛，硕大苍白，几乎是那么惊人的敏锐和易受伤害。根据这双眼睛透露出的信息，人们绝对不会想到这女孩长大后将成为一位精明的商人，毅然决定以养牛来赚取利润。常常在瑞典佬的心中激起一番柔情的是，她这个毫不脆弱的人看起来却如此弱不禁风和不堪一击。他的心目中总有这样的印象：她是（曾经是）多么的有力，而她的那种美貌又让她显得多么脆弱，对于他——她的丈夫来说，在人们认为婚姻生活早已钝化了那种痴迷以后很久还是如此。

然而谢拉装做在倾听她的演讲，坐在她旁边显得多么平凡，平凡和得体，明智、庄重和阴郁。如此地阴郁。她内心的一切都捂得紧紧的，被隐藏起来。谢拉心里没有什么感人至深的东西，多恩心里倒是有不少，他的心里也曾有过。曾经记下那一切的感觉还在他的心里。很难理解他怎么会觉得这位严谨厉害、藏而不露、身份叵测的女人居然比多恩更具吸引力。他一定是多么的可怜，多么的精疲力竭，一个心碎绝望的人儿，从那崩溃的一切逃出来，不停地往前赶。其他人陷入麻烦早就会逃之夭夭，将事情搞得更糟。对他的所有的吸引力只是因为谢拉是另一个人而已。她的仁慈、直率、镇定和自我控制，在开始时都不重要。从那种令人不知所措的巨大灾难面前龟缩回来——破天荒地与自己一帆风顺的生活脱离开来，从未这般声名狼藉、受辱丢脸——在眩晕迷茫之中，他转向了妻子以外的另一个女人，他本人对她也了解甚少。他就是这样到达那里的，被人纠缠，前来寻求庇护——规矩正直的人有了这么可怜的理由，如此害怕老婆、从无过错地专注于一夫一妻制的人，却在特殊时刻将自己置于一种他本应憎恨的处境：虚伪可耻的失败。他这样紧抓不放与贪色没有多大关系。他无法献出多恩曾从他身上索取到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爱。对于一个被突然扭曲的人——令人极度憎恨的人的父亲——性欲冲动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到那里为的是寻求幻觉，躺在谢拉身上就像被一个遮盖起来的人，正在朝里面深挖，一具藏着的巨大的男性躯体，一个正在消失的男人：因为她是局外人，也许他同样能变成局外人。

正因为她是局外人才将所有事情弄得一团糟。在多恩的旁边，谢拉是一架衣冠楚楚的非人的思维机器，一根接了个大脑的人体针，是他根本不想触摸的人，更别提和她睡觉。多恩才是那种女人，能使他拥有他以前破记录的运动生涯都未曾得到的技巧：超越父亲，勇敢地抗拒父亲。她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看上去与众不同，言谈上却和谁都一样。

这是更大、更要紧、更有价值、能使局外人成为你终身伴侣的东西?还是在每个人的婚姻的核心都有某种无理智、无价值、离奇古怪的东西?

谢拉应该明白，她了解一切。是啊，她对那事也有答案……她已经到了现在这一步，谢拉说，她这么坚强，我想，她能自己处理好。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塞莫尔。她是个疯女孩。她疯了！她遇到麻烦。父亲就不能对陷入麻烦的女儿起点作用?我相信他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还认为是家里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啊，他要妻子回到自己身边——说他多么想妻子回来都不算夸张，这是一位非常想做个好母亲的妻子。这女人极度厌恶被人看成是宠坏的或虚荣的，担心人们认为她对曾经有过的迷人的显赫还那么轻浮地念念不舍。即使闹着玩，她也不愿为家人戴上放在衣橱上面帽盒里的桂冠。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他要多恩马上回头。

“那些农场怎样?”谢拉问她，“在佐格的那些。你刚才要给我们讲那些农场的事。”谢拉的这种兴趣在于把所有事情都弄清楚——他怎么会想与她有任何关系呢?这些深沉的思想家是他难以忍受长期相处的一类人。这些人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东西，或目睹过生产过程，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原料生产，不知道公司该怎样运行。除了一幢房子或一辆车以外，他们从未出售过任何东西，也不懂得该怎样出售。他们从未雇用过、解雇过、训练过一名工人，或被工人欺骗过——这些人毫不了解建立企业或经营工厂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可他们还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所有那些意识，所有那些内省的、谢拉式的、对人们灵魂的暗处和缝隙的关注，都与他所了解的生活背道而驰。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很简单：你只要像利沃夫家族的人这样拼命工作，坚持不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让一切自然而然、有条不紊地进行，日常的生活便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在眼前展开的故事，一个在深层里波澜不惊的故事；起伏波动可以预料、竞争搏斗也能控制、惊奇诧异也令人满意、动荡不停只是带你前行的波动。你可以完全相信这种潮汐式的波浪发端于海外相距成千上万英里的他国——所以在他看来，曾几何时，美貌的母亲、强壮的父亲、聪明欢快的孩子，他们的组合能与那三头熊的三位一体匹敌[57]。

“我被迷住了，是的。很多，很多农场，”多恩说，想到那些农场心里非常高兴。“他们带我们观看他们最好的牛群。多么温暖的牛舍。我们是在早春到达那里的，牛群还没有在外面放牧。它们在房子底层圈养，上面是牧人房间。陶瓷炉子，非常华丽……”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目光短浅。这样轻信一个女孩子的话，很明显，她疯了。她在逃。不可能让她回来到那里。她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女孩。有什么不对头了。我觉得带她回来毫无意义。她变得那么胖。我只是在想，她那么胖，那么气愤，肯定是家里出了非常糟糕的事情。那是我的错。我没有那样想。我们都有家。那是一切事情常常变糟的地方。“……他们给我们倒上他们自己酿的酒、小点心，非常友好，”多恩说道，“我们第二次去时是秋天。牛群整个夏天都在山里度过，他们给它们挤奶。夏天产奶最多的牛第一个下山，脖子上挂一个大铃铛，那是第一号奶牛。他们在它角上挂满鲜花，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他们从山上牧场下来时，排成单行，一号奶牛走在前面。”如果她还去杀其他人那会怎样?连那么点责任心也没有?她干的，你清楚。是她干的，谢拉。她又杀了三人。这事你又怎么想?别说这些来折磨我。我在告诉你！她又杀了三人！你完全可以制止！你在折磨我。你在尽量折磨我。她又杀了三人！“所有人，孩子们、姑娘们、妇女们，这些在整个夏天都忙于挤奶的人，穿上漂亮衣服赶来，都穿着瑞士的服装，还有乐队演奏音乐，广场上举行盛大的庆典。随后那些牛群都进房子下面的牛舍过冬，非常干净舒适。啊，真的壮观，值得一看。塞莫尔给他们那些牛拍了许多照片，我们能在机器上放映。”

“塞莫尔拍了照?”他母亲问，“我以为如果你难受就不会拍照。”她侧过身去吻了他。“我的好儿子，”西尔维尔·利沃夫轻声说，眼里流露出对大儿子的钦佩和赞美。

“啊，他那时拍过，了不起的儿子。他当年是个莱卡[58]人。”多恩说，“你拍了非常漂亮的照片，亲爱的，不是吗?”

是啊，他拍过。那正是他。这个了不起的儿子拍出漂亮的照片、给梅丽买瑞士女孩服装、在洛桑为多恩选购珠宝，还对弟弟和谢拉讲过梅丽杀了四个人。为了纪念佐格之行和他们生命中荣耀的带有瑞士风情的情形，他为家里买了陶瓷枝状大烛台，现在有一半已盛满蜡滴。然而他还是对弟弟和谢拉讲过梅丽杀了四个人。他是一个莱卡人，但却告诉了那两位——这世界上他最不信任、他无法控制的两人——梅丽干了什么。

“你们还到过哪里?”谢拉问多恩，小心翼翼地不让她觉得她会在车上告诉希利，后者肯定会叫喊起来，“我的天，我的天。”他是这么温柔正派的人，但也可能喊叫。但是他们在回到家的那一刻，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警察打电话。他以前曾经窝藏过这名杀人犯，整整三天，非常可怕、糟糕、很伤脑筋。但那次只死了一个人，尽管很糟，你的心思还可以在数字上打转——由于他妻子一再坚持，他居然愚蠢地同意了，没有其他选择。那姑娘是她的顾客，曾经做出过承诺，职业的良心也不容许……可是四个人。吃不消，无法接受。四个无辜的人，把他们杀掉——不，这是野蛮、可憎和堕落。这是罪恶，他们肯定可以选择：法律、对法律的义务。他们知道她在哪里。他们保守这种秘密会受到起诉。不，不会再脱离希利的控制。瑞典佬全明白。希利会给警察打电话——他不得不打。“四个人。她就在纽瓦克。塞莫尔·利沃夫知道地址，他去过那里，他今天和她在一起。”希利正如娄·利沃夫描述过的那样——“一名医生，一个受人尊敬、道德观念强、富有责任心的人。”——他也不会让妻子成为这个肮脏可憎的女孩、这个世界上被压迫阶级的杀气腾腾的救世主、谋杀了四个人的罪犯的同谋犯。丧失理智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虚假的意识形态混在一起——她干了人所能及的最坏的事情。那将是希利的理解，然而瑞典佬怎样才能改变它?在他自己也无法以另一种态度对待这事的时候，他又怎能使希利改变看法?马上将他拉到一边，瑞典佬心想，告诉他，现在就对希利解释，不管说什么，只要能阻止他采取行动都行。不让他想到把她交出去是作为一个遵纪守法公民的责任，是保护无辜生命的方式——告诉他，“她被人利用。她容易受人控制，是个有同情心的孩子，一个很不错的孩子。她只是一个孩子，和坏人混在一起了。她决不可能自己策划出那种事情。她只是仇恨那场战争。我们都那样。我们都曾经感到愤怒至极、束手无策。她只是个孩子，一个正在迷茫的青春期、高度紧张的女孩子。她太年轻，没有任何真正的经验，她使自己陷入了根本不懂的东西。她在企图拯救生命。我并不想给她一种政治借口，因为没有什么政治借口——没有什么能自圆其说，没有。可是你不能只看到她所做事情的骇人听闻的影响。她有她的理由，她认为那很充分，而那些理由现在已不重要——她已经改变了她的哲学，战争也结束了。我们之中没有谁真正理解发生的那些事情，没有谁真正清楚原因。那后面藏有更多的东西，很多，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当然，她错了——她犯了一个悲剧性的、可怕的、惊人的错误。我不是在为她辩护。她再也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她现在成了一个皮包骨头、可怜的女孩，连一只苍蝇也不伤害。她安静了，无害了，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罪犯。希利，她是一个过去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灵魂深处都在忏悔的已经崩溃的人。通知警察有什么好处?当然，正义必须得到声张，可是她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你没有必要牵连进来。我们用不着找警察来保护谁。也没有复仇的必要。她已经遭遇到复仇，相信我。我知道她有罪。问题不在于她是否有罪，而是现在该怎么办。把她交给我，我来照料她。她不会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保证。我保证她受到看管，会对她提供帮助。希利，给我一次机会使她回归人一样的生活——别报警！”

但是他知道希利所想的是：谢拉已经为那个家庭做了够多的啦。他们两人都是如此。那个家庭现在真正有了麻烦，可是再也不能得到萨尔孜曼医生的帮助。这不是一次整容手术。四个人死了，那姑娘应该上电椅。是的，四这个数目甚至可以将希利变成一个愤怒的公民，愿意去拉下电闸。他会坚持将她交出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受到惩罚的小母狗。

“那第二次?啊，我们到处都去了，”多恩说，“在欧洲，你到哪里并不真正重要，到处都是那么漂亮，我们差不多就是那样游玩的。”

但是警方知道了。从杰里那里。不可避免。杰里已经通知了联邦调查局。杰里。她的地址告诉了杰里。告诉任何人。坐在这里如此难受，居然忽略了会暴露出梅丽所干事情的征兆！受到打击，毫无行动——握着多恩的手，再次回忆大西洋城、比奥河、与侍者领班跳舞的梅丽——完全没有注意自己不计后果的泄密，丧失了作为瑞典佬·利沃夫的这一生的天赋，而是任意漂浮，逃离给人打击的重锤。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梦想，梦想，绝望地梦想。此时在佛罗里达，头脑发热的弟弟，总认为他最坏，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弟弟。他从很早就对瑞典佬天生所得的一切反感，讨厌他们两人不得不去对付那种不可能做到的尽善尽美，这怒气冲天、意志坚决、不计后果的弟弟。他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清账——是的，最后的清账，让全世界看看……

他把她交出去了。不是他的弟弟，不是希利·萨尔孜曼，而是他。他才是这样做的人。要怎样才能让我闭嘴?我讲出来想得到什么?解脱?孩子气的解脱?他们的反应?我在寻求像他们的反应那样可笑的东西?张开嘴，他已将事情搞得要多糟就有多糟——把梅丽对他讲的东西都告诉他们，瑞典佬就是这么做的：因为四人被杀把她交出去。现在他安放了自己的炸弹。不想，也毫不了解在做什么，甚至没有人强迫，他却屈服了——他做了应该做的，他做了不该做的：把她交出去。

要再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能闭上他的嘴——完全不同的一天，不是今天。不要带我进入今天！看到太多，发生得太快。他善于忍耐，可以不看，他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让一切走上正轨。可是对这额外的三次谋杀，他面临的是不可能拉上正轨的东西，连他也没有办法。人们已经告诉他，这太可怕。只是在他复述的时候，他才清楚有多可怕。一加三。四个。而这件杀人不眨眼的工具就是梅丽。女儿强迫父亲看，也许这就是她一直想做的。她赋予他这种视力，让他清楚地看到，有的东西决不可能被拉上正轨，让他看看不能看、看不见、不想看的东西，除非一再加三，变成四。

他发现我们要从一点走到另一点是多么的艰难，我们真的从一点走到另一点又是多么的不可能。出生、继承、世代、历史——完全不行。

他明白我们不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只是看起来在这样做。

他发现事情就是这样，从数字四到所有数字，他都清楚，那是无限的。秩序是短暂的，他曾经认为大部分是秩序，只有极少的是动乱。他的想法正好相反。他做起了自己的白日梦，可是梅丽替他破坏了。在她心中的不是那场具体的战争，然而，那确实是一场战争，她带回了美国——带回了她自己的家。

此时他们听见他父亲叫道“不！”，他们听见娄·利沃夫尖叫“啊，我的天！不！”，厨房里的女孩们也叫喊起来。瑞典佬立刻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梅丽戴着面纱出现了，还告诉爷爷死掉的是四人！她乘火车从纽瓦克来，步行五英里才从村子走到这里。她自己来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晚餐时想到她步行穿过那条隧道就不止一次地让他不寒而栗——身着破衣和凉鞋，独自穿过污秽和黑暗，走在隧道里那些知道她的爱的流浪汉中间。然而，他在餐桌前束手无策时，她早已远离那隧道——他马上就想像出——已经回到这乡下，到了可爱的莫里斯县的乡村，这里是被十代美国人耗费几个世纪的时间开垦出来的。九月里，这山边的小路两旁已长满红色和深橙黄色的山柳菊，许许多多的紫苑、一枝黄花和野胡萝卜缠结在一起，大片的白色、蓝色、粉红色、深红色的花朵艺术性地盖满他平时上班的道路。所有这些花，她都在4H俱乐部学会了怎样辨认。他们一块散步时，她还教过他这个城里的男孩——“爸，你知道这花瓣顶端怎么有个切—切口?”——菊苣、委陵菜、草原蓟、加罗林雪轮、斑茎泽兰、残存的黄花野生芥菜顽强地从田野里长出来，三叶草、西洋蓍草、野生向日葵、少量的紫花苜蓿也从临近的农场蔓延过来，开出普普通通的淡紫色花朵和长着一串白色花瓣的白玉草，她还喜欢在手掌中猛力拍响张开的花囊。她喜欢拔去笔直的毛蕊花的天鹅绒似的舌形叶子放在运动鞋里——仿效早期的移民，根据她的历史教师所说的，用毛蕊花当做鞋垫——她总像个孩子，撕开马利筋结构精巧的豆荚，用力将带着种子的绒毛吹到空中、散落开去，感觉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把自己想像成永远吹着的微风。印第安小溪在她左边奔流向前，上面有一座座小桥，沿途都有筑堤而成的游泳水潭，直达开阔的鳟鱼溪流。她曾和父亲在那里钓鱼——印第安小溪由山路下面穿过，从它发源的大山向东奔去。她左边还有褪色柳、沼泽枫和其他沼泽植物，右边是快要结果的胡桃树，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摘果了，剥开壳时她的手指会染得黑黑的，徐徐发出刺鼻的酸味。她右边还有黑樱树、田里的作物和收割后的土地。山丘上面是狗木树，再过去就是林地——枫树、橡树、洋槐，茂密、高大、笔直。她喜欢收集各种东西，给每一种都编目，对他讲解一切，用他给她的袖珍放大镜查看带回家的每一只变色龙似的蟹蛛，她用潮湿的广口瓶装着，给它喂些死苍蝇，最后她将它放回到一枝黄花或野胡萝卜上面（“注意现在要发生事，爸”）。在那里它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颜色，准备伏击猎物。朝西北走就进入一个平坦宁静之处，在光照下还有些生机，步行在画眉黄昏时的叫声中：经过她憎恨的白色牧场围栏，再走过草场、玉米地、她不喜欢的萝卜地和仓房、马群、牛群、水塘、小溪、山泉、瀑布、豆瓣菜、奔腾的急流（“妈，拓荒者利用它们冲刷罐子和烧锅”）、草场、她讨厌的数英亩的树林。她从村子过来，沿着父亲兴高采烈、欢快播撒过约翰尼苹果种的那条路。在最初的几颗星星出现时，她才到达所憎恨的那些上百年的老枫树和巨大的旧石头房子，这些东西都留下了她的身影，这也是她讨厌的；这幢住着一个大家庭的房子也留下了她的身影，然而这些人也是她所憎恨的。

在这一时刻，这个季节，穿过这种长期以来只让人联想到安慰、美丽、甜蜜、快乐、和平的风景，这个前恐怖分子走来了。独自回来，从纽瓦克回到她憎恨和拒绝的这一切，回到她蔑视的这个连贯的、和谐的世界。她这个最奇怪的、最不可能的进攻者，在四面楚歌的时刻以青年人的破坏方式曾将这个世界翻了个底朝天。她从纽瓦克赶回来，立刻，立刻就向她父亲的父亲坦白了她伟大的理想使她干了些什么。

“四个人，爷爷。”她告诉他，可是他的心脏承受不了这事。离婚对于一个家庭已够糟的了，但是谋杀，并且谋杀的不只是一个，而是一加三?杀了四个?

“不！”爷爷对着这个头戴面纱、散发着大粪臭气、宣称是他们心爱的梅丽的入侵者叫喊，“不！”他的心脏能量耗尽、停止工作，他死了。

娄·利沃夫脸上有血。他一直站在厨房的桌边，紧紧捂住太阳穴，说不出话来，这位气质非凡的父亲，身高五英尺七，却是身高六英尺的这一家的巨人，现在沾满血点，要是没有那个大肚皮，看上去几乎不像他。除了不让自己哭泣的克制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甚至这样克制他也显得非常无能，不能阻止任何事情。他从来就没有做到，虽然现在他才显得有所准备，相信生产一种四分之一缩尺的华丽的女士时装手套并不能保证创造出一种生活，让他所爱的每一个人都达到完美。相差太远。你以为能保护一个家庭，可你还不能保护自己。这人身上似乎没有剩下什么，没有谁能让他放弃自己的使命。他在对付动乱、对付人的错误和缺陷的长期问题的圣战中，从未忽略过任何人——从他所站的位置已经看不出这位急迫的、不屈的身躯上的任何部位。仅仅在三十分钟前他还能伸出头去，调动他的同盟者为他忙碌。这位战士尽力忍受了对一切的失望。他的心中早已没有什么结实的东西可以将离经叛道者置于死地。应有的东西并不存在，离经叛道随处可见。你无法阻止。令人难以置信，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应该发生的却没有发生。

产生秩序的旧系统已不起作用。剩下的只是他的恐惧和惊奇，现在暴露无遗。

坐在桌边的是杰西·沃库特，面前放着空掉一半的点心盘和一杯一口未喝的牛奶。她手举叉子，尖齿上被血染红。她用它刺过他。这是水槽边的姑娘告诉他们的。另一位姑娘尖叫着跑到屋外，留在厨房的姑娘一边哭，一边尽量讲述发生的事情。姑娘说道，沃库特夫人不愿吃，利沃夫先生开始给她喂馅饼，一次一口。他对她讲解喝牛奶要比喝苏格兰威士忌好得多，对她自己、对她丈夫和对她的孩子们都要好得多。不久她也会有孙子的，对他们也要好些。她每咽下一口，他都说，“好的，杰西，好姑娘，杰西，多好的姑娘。”他还告诉她，如果她戒酒了，对这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好得多，甚至对利沃夫先生和他的妻子也是如此。在他几乎给她喂完整块草莓大黄馅饼后，他说道，“我喂过杰西。”他太高兴了，很高兴和她在一起。他大笑起来，把叉子递给她，而她却对准他的眼睛扎过去。

后来发现她偏了一点。马西亚对厨房里的人说道，“对于醉得像这个孩子的人来说，还不算糟。”沃库特此时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超出了他妻子以前为了羞辱内心文明、通奸偷情的伴侣所做过的事情。他看上去根本不是所向无敌的、对他自己和其他人来说也根本不那么重要；他似乎像瑞典佬在那场友谊赛中将他撞翻在地的那个早晨一样愚蠢——沃库特轻轻地将杰西从椅子上扶起来。她没有表现出懊悔，一点也没有，似乎被人摘去了所有接受器官和传输器官，没有一个细胞提醒她已经跨越了文明生活的根本界限。

“少喝一杯。”马西亚对瑞典佬的父亲说道，后者的妻子正用湿餐巾轻轻擦洗他脸上细小的伤口。“你会瞎的，娄。”此时，这肥胖的、无人制止的、身着长袍的社会批评家控制不住自己。马西亚身子一沉，坐进杰西空出来的椅子里，面对那杯盛得满满的牛奶，双手捂着脸。她开始嘲笑他们对整个系统的脆弱性的无知，嘲笑他们所有人，这些社会的栋梁。让她非常开心的是，他们正飞快地走下坡路——像某些人经常做的那样，从历史的角度嘲笑和欣赏疯狂的动乱到处蔓延，特别欣赏那些本应强壮的东西易受伤害、不堪一击、软弱无力的另一面。

是啊，他们的要塞被撞出了裂缝，甚至在这个安全的旧里姆洛克。既然它被打开，就无法再合拢，他们永远不能复原。每件事情都与他们作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与他们的生活唱反调。来自外面的所有声音都在谴责和否定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到底错在哪里?究竟还有什么比利沃夫一家的生活能少受一些责难?

【注释】

[1] 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1945—1953）。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匪帮建立的集中营。

[3] 即查尔斯·爱德华·考哥林（1891—1979），加拿大裔的美国神甫和政治活动家，在布道广播中赢得许多观众，后因亲法西斯被禁止。

[4] 美国飞行员（1902—1974），于1927年5月20—21日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

[5] 即杰尼特·兰金（1880—1973），美国改革家和政治家，在其家乡蒙大拿州是该地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代表，后来成为美国众议院第一位女议员（1917—1919和1941—1943）和唯一对两次美国参加世界大战投反对票的议员。

[6] 即马丁·迪尔斯（1901—1972），美国议员，因其在1938—1945年对美国事务委员会有争议的领导而闻名。

[7] 即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1947—1957）。他指责许多人为共产党，并指挥一个永久委员会的分会进行调查和审判。1954年他受到议会的谴责。

[8] 即罗伊·马库斯·科恩（1927—1986），美国律师，因是约瑟夫·麦卡锡的助手而声名狼藉。

[9] 即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刊和杂志出版商，1887年创办旧金山考察人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业帝国，由28家主要报纸组成。

[10] 即安妮·伊丽莎白·奥哈拉·麦考密克（1882—1954），英裔美国新闻作者，纽约时报的驻外记者，第一个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女性（1937）。

[11] 美国新闻记者（1894—1969），为共同社、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世界电讯写稿。

[12] 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将领和叛徒，妄图以20000英镑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方，遭到挫败，后逃亡至英国。

[13] 即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1905—?），美国政治家、参议员（1945—1975），1946年提出富布赖特法案，确立了美国与外国的学者和学生交流进修的方案。

[14] 新泽西州莫里斯镇西北的湖泊，为夏季旅游胜地。

[15] 美国东北部八所大学和学院组成的一个联合组织，包括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也意指名牌大学。

[16] 新泽西州东北部一城镇，位于纽瓦克附近的帕塞伊克河边。

[17] 新泽西中部的城市，在纽沃克西南部莱瑞顿河畔。

[18] 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

[19] 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任国务卿（1817—1825）时帮助制定门罗主义。

[20] 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曾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21] 即美国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以前美国南方和北方由此区分。

[22] 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1953—1961）。

[23] 新政指20世纪30年代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颁布实行的一种旨在恢复经济、改革社会的政策。

[24] 一种通常在临时场地上进行的不穿防护衣的橄榄球运动，不是用扭抱而是通过碰触带球者来阻止对方并自己得球。

[25] 即约翰·查普曼（1775?—1845），美国拓荒者，是许多传奇故事中的角色。

[26] 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1921—1923）。

[27] 一种红色可食的苹果，在美国北部商品化种植。

[28] 美国职业拳击运动员（1895—1983），1919年赢得世界重量级冠军。

[29] 指乔治·威斯汀豪斯（1846—1914），美国工程师和制造家，因其众多发明获得400多项专利。

[30] 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

[31] 洛杉矶市的一个区，1965年种族紧张和暴力冲突的地区。

[32] 一种纸牌游戏。

[33] 指雅克莱恩·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夫人。

[34] 英国历史小说家（1771—1832），主要作品有《艾凡赫》（1819）等。

[35] 指伊甸园中的树，亚当和夏娃曾吃过上面的禁果。

[36] 勃艮第，法国东南部一地区，以产葡萄酒闻名。

[37] 法国波马特地区产的无果味红葡萄酒。

[38] 指威廉·苏厄德·巴勒斯（1914—），美国作家，尤其以对吸毒成瘾者的超现实主义描写的《裸体午餐》而著名。

[39] 即多纳蒂恩·阿方斯·弗朗科斯·德·萨德（1740—1814），法国小说、戏剧、短篇小说作家，作品过多地描写性暴力。

[40] 以荒诞主义戏剧闻名的法国作家（1910—1986），作品有《阳台》（1956）、《屏风》（1961）等。

[41] 康特字面意为依靠。

[42] 黎明一词这里与妻子名字多恩（D a w n）相同，因而引起联想。

[43] 新泽西州西部的一座城市，与费城相对。

[44] 念玫瑰经是天主教对圣母玛利亚表示虔诚的一种修炼方式，所用念珠由5至15颗一串的珠子组成。

[45] 1英尺等于12英寸。

[46] 以下用黑体字的是瑞典佬父亲的问话，原文中用的是大写字母。

[47] 每年复活节前的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作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48] 受难节指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被基督教徒作为耶稣受难节予以纪念。苦路祈祷指在十四个十字架和像前进行祈祷和冥想，这些十字架和塑像设置于教堂中或道旁用来纪念基督受难事件。

[49] 指耶稣降生前的好人因为没有接受洗礼，他们的灵魂不能进入天堂，只能待在此处，但不会受到进一步的惩罚。

[50] 由神父在辅祭、副辅祭的协助下主持进行的一种有焚香、唱诵等隆重仪式的弥撒。

[51] 犹太男孩到13岁时参加的成人仪式，此后被认为已成人并开始承担他的道德与宗教责任。

[52] 犹太人吃的沙锅菜，常用面条、土豆等做成。

[53] 法国北部城市，临近英吉利海峡。

[54] 法国旧王宫，始建于1564年，1871年焚毁，现尚存其园林。

[55] 瑞士中部城市，位于卢塞恩湖的北岸。

[56] 瑞士西部城市，位于日内瓦湖北岸。

[57] 指当时的芝加哥熊队的三位著名的球员。

[58] 指莱卡照相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污秽/(美)罗斯(Roth,P.)著;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美国三部曲)

书名原文：The Human Stain

ISBN 978-7-5447-0491-5

Ⅰ.①人… Ⅱ.①罗… ②刘… Ⅲ.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3253号

The Human Stain by Philip Roth

Copyright © 2000 by Philip Ro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UK)Ltd.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8—187号

书　名 人性的污秽

作　者 [美国]菲利普·罗斯

译　者 刘珠还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Jonathan Cape,200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53千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491-5

目录

第一章 人人皆知

第二章 躲闪重拳

第三章 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

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

第五章 净化仪式

第一章　人人皆知

1998年的夏天，我的邻居科尔曼·西尔克——他直到退休前两年在附近的雅典娜学院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负责教务的院长超过十六年之久——悄悄对我说，他七十一岁，正和学院里一个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私通。她还一周两次给乡村邮政局打扫卫生。那是个灰色的小板屋，就像远在30年代为那些来自大沙窝的流动农业工人家庭遮挡沙尘暴而搭盖的窝棚，孤独凄凉地蜷缩在加油站和百货店对面。门前悬挂美国国旗的地方是两条马路的交叉口，那两条马路标志着这座山区小镇的商业中心。

科尔曼第一次见到这女人时，她正在邮局拖地板，那天他很晚才过去取信，只差几分钟就要打烊了。她是个瘦高、棱角分明的女人，发灰的黄头发被使劲拽到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五官如同刀削般严厉，属于那种传统观念中严守教规、勤俭持家、在新英格兰严苛的早期吃尽苦头却忍辱负重、从不越轨的殖民时代的铁娘子。她名叫福妮雅·法利，无论心中有着多少悲苦，她都将一切隐藏在一张毫无表情、同时又毫无保留地倾诉着无限孤独的皮包骨的面孔后。福妮雅租住在当地牛奶场的一间屋子里，以帮忙挤奶支付房租。她受过两年中学教育。

科尔曼向我吐露有关福妮雅·法利以及他们之间秘密的那个夏天，无独有偶，正是比尔·克林顿的秘密（包括它最后一个令人羞辱的细节）浮出水面的夏天——从头到尾每一个活生生的细节，一切的鲜活味儿，犹如坏疽，都被辛辣、详尽的数据揭发出来。自从有人在过期的《阁楼》杂志的封面上偶然看到新任的美国小姐的裸照以来——那些她优雅地跪着和躺着的，致使这位蒙羞的小姐放弃桂冠、最终成为大红大紫流行歌星的照片——我们还不曾有过一个像那样的夏天。1998年的夏天，在新英格兰应该是酷暑加骄阳，而在棒球场上，则该是一个白色本垒打战神和一个褐色本垒打战神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般的比拼，然而那个夏天席卷全美的却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因为突然，恐怖主义被口交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轻的中年总统和一个举止轻狂、使人神魂颠倒的二十一岁雇员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像两个十来岁孩子在停车场上调情似的。这使得美国最古老的公众再次燃起了激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它最为不可靠、最具颠覆性的快感：伪君子的狂喜。国会里、报纸上、网络中，随处可见满腔正义、哗众取宠、渴望指责、哀叹和惩罚的小爬虫四出游说、唇枪舌剑、大肆说教：全都处于霍桑（19世纪60年代他住在离我家门口没有几英里远的地方）早在建国初期就认为是“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全都热衷于颁布严峻的净身仪式，以抑制官员们的勃起，因而使利伯曼参议员十岁的女儿能够重新舒适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观赏电视。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1998，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做伪道德的。联合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威廉·F.巴克利写道：“当阿贝拉尔那么干的时候，阻止它再次发生是有可能的。”他暗指总统的恶行——巴克利在别处称之为克林顿的“失禁的肉欲”——是诸如弹劾那样温和的手段难以治愈的，不如对他施以20世纪的严惩，如同仁富尔伯教士挥舞着大刀去惩戒阿贝拉尔那样，因为阿贝拉尔教士犯了秘密引诱富尔伯的侄女处女海洛伊丝并与她结婚的罪行。不像霍梅尼处死萨曼·拉什迪的追杀令，巴克利对惩治性腐刑的垂涎并不带有任何对预期行凶者金钱的悬赏。然而，其动机比之于精神领袖的动机在精神上却是毫不逊色的苛刻，并且代表着同样崇高的理想。

这便是那个美国的夏天，令人作呕的场面再次出现，插科打诨无了无休，揣测、推理、夸张没完没了，对孩子解说成年生活的道义废止了，宁可让他们保留对成年生活的一切幻想，人性的渺小简直不堪负荷，某种恶魔在这个国家被释放了出来，双方都惊愕不已：“我们怎么会如此疯狂?”而无论男女，早上一觉醒来却统统发现，夜里，在一种超越忌恨的睡眠状态下，他们都梦到比尔·克林顿的厚颜无耻。我自己则梦到一面大旗，仿佛是一幅基督画像，以达达派手法，将白宫从东到西包裹起来，上面撰写着如下铭文：这里住着的是一个人。这就是那个夏天，即使破烂摊、残害他人肢体罪或大杂烩都被十亿次地证明比这个人的思想或那个人的道德更为精妙。就是在那个夏天，人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位总统的阳具，而他的生活，以其所有无耻的污秽，又一次使得美国不知所措。

有时星期六科尔曼会给我拨个电话，请我在晚饭后从我住的山的另一侧开车过去听音乐或玩牌，一点赢一美分，或喝点杜松子朗姆酒，或在他的起居室里闲坐一两小时，啜饮科涅克白兰地，帮他度过这总是他一星期里最难熬的夜晚。到1998年的夏天，他已经在这儿独居——一个人待在这幢他和妻子艾丽斯共同养育了四个孩子的又大又老的白色木板房里——将近两年了。艾丽斯突发中风死去的那个晚上，他本人正为班上两名学生指控他犯有种族歧视罪而日日夜夜与校方争战不休。

科尔曼那时已在雅典娜度过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他是一个直率、机智、稳健儒雅，颇具大城市风度的男子，魅力十足，既是一名斗士，又善于实际操作，很难和迂腐的拉丁或希腊文教授的原型相吻合（他身为一名年轻助教时，便不拘一格，创立了希腊、拉丁口语俱乐部，此乃见证）。他受人推崇的古希腊文学（译文）概论课——名叫GHM，这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上帝、英雄和神话——广受学生好评，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无一不直截了当，以诚相见，同时又在学术层面上极具说服力。“你知道欧洲文学是怎么开始的吗?”他在第一堂课点过名后发问。“以一场争吵开始。全部的欧洲文学起源于一场争斗。”然后，他拿起他的那本《伊利亚特》对全班朗读头几行，“‘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招灾的愤怒……从他们，阿伽门农王和伟大的阿喀琉斯，第一次争吵开始。’那么，他们为了什么而争吵呢，这两个狂暴威武的汉子?就跟一场酒吧里的骂架同样原始。他们为一个女人而争吵，事实上还仍是一个女孩——一个从他父亲家里偷出来的女孩，一个在战争中被劫持的女孩。Mia kouri——诗文中是这样描写她的。Mia，在现代希腊文里，是不定冠词‘a’；kouri，或女孩，在现代希腊语中演变成kori，意思是女儿。此刻，阿伽门农一定是不再喜欢他的妻子克鲁泰奈丝特拉，而喜欢上了这个姑娘。‘我喜欢她胜似克鲁泰奈丝特拉，’他说，‘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这就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不愿放弃她，对吧?当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门农把女孩交还她父亲以平息阿波罗的怒气时——阿波罗神对劫持她的种种手段已怒不可遏——阿伽门农断然拒绝：他只有在阿喀琉斯把自己的女俘拱手相让的条件下，才会答应，以此凌驾于阿喀琉斯之上。亢奋的阿喀琉斯是自古作家所津津乐道的爆炸性的野人中最具易燃性的一个，特别是当事态关系到他的威望和他的胃口时，他是战争史上最神经过敏的杀戮机器。众口交赞的阿喀琉斯由于名誉受到怠慢，顿时翻脸不认人。伟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对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气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将自己置于集体之外，而他却是此集体光荣的捍卫者，一刻都不可或缺的。那么，一场争吵，一场野蛮的为夺得一个年轻的姑娘，为受用她青春的身体，为满足贪婪的性欲而爆发的争吵，无论如何，损伤了一名如同能源库般的武士王子的生殖器权利，而这场有关男性生殖器尊严的官司，便是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欧洲文学的起源，同样也是为什么近三千年后，我们今天还要从这儿开始……”

科尔曼在被录用时，是雅典娜学院屈指可数的犹太人之一，也许还是美国最早被允许在古典文学系授课的犹太人之一。几年前，在雅典娜，这位孤独的犹太人还曾经是一部几乎已被遗忘了的短篇小说的作者，当时我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四处碰壁，渴望寻求一位师长的提携，曾上这儿来进行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参拜。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科尔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唯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到了1995年，为了将自己的事业在课堂里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辞去院长职务后，他重新开始在由德芬妮·鲁斯主持制定的语言和文学联合大纲的庇荫下，教授他曾使得古典文学系为之倾倒的两门课。科尔曼在担任院长期间，获得一位雄心勃勃的新校长的全力支持，他接管的是一个遭冷落、死气沉沉、犹如“沉睡谷”的学院，但他促使它——并不排斥高压手段——告别了绅士田庄的形象。他大胆激励教职员中的老朽提前退休，同时招募雄心勃勃的年轻副教授，并彻底改革了课程设置。毋庸置疑，在他退休之后，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将会为他出纪念文集，建立科尔曼讲课系列研讨学会，以他的名义设立古典文学席位，而且，也许由于他对这地方在20世纪中的复兴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科楼，甚而至于北大楼，学院的标志性建筑，将会在他死后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在这小小的、他度过大半生的学术世界里，他将早已不再遭人怨恨，不再引起争议，甚或都不再令人畏惧，而是永远享受着正式的尊荣。

大约在他返回全职教授岗位第二个学期的中途，科尔曼讲了那句连累他自己、致使他主动割断与学院一切联系的话——那句他在雅典娜授课及担任行政职务的岁月中大声说出几百万次、唯有这一次殃及他自己的话，那句话，在科尔曼的理解中，直接导致他妻子的猝死。

那个班由十四名学生组成，科尔曼在头几次讲课前都点名，以便了解每个学生的名字。到学期的第五周仍然有两个名字没能引起任何回应，于是，科尔曼在第六周，一上讲台便问道：“有人认识这两个人吗?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

事发当天，科尔曼吃惊地被传召进他的后继者，新院长的办公室，回答那两名缺席学生对他犯有种族歧视罪的指控，原来他们是黑人，虽然缺席，却很快得知他使用了什么词语质询此事。科尔曼告诉院长：“我指的是他们可能具有的外胚层质。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两名学生没来上过一堂课，对于他们我别无所知。我用的是那个词最通常、最基本的含义：‘幽灵’或‘鬼魂’。我又不知道这两名学生会是什么肤色。我也许五十年前听说‘幽灵’有时用做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但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决不会使用它，因为我一向对学生的情感呵护有加。考虑一下上下文：他们是真有其人，还只是幽灵?种族歧视的指控不合逻辑，是荒谬的。我的同事知道，它是荒谬的，我的学生知道，它是荒谬的。问题在于，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两名学生旷课以及他们不可原谅的荒废学业。令人烦恼的是，这项控罪不仅是子虚乌有，而且是弥天大谎。”说完上述足以为自己辩护的话，以为事情到此结束，他便打道回府了。

当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长，据我了解，大凡在介乎于教职员和上级管理层之间真空地带供职的，无一例外都有仇家，他们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请求，或将便利的停车位批给对它垂涎的人，或将更大的办公室批给自信有资格受用的教授任职或提职候选人，特别在弱小的系里，例行公事般地一律拒批。系级对增加教职员数额和文秘助手的请求几乎无一获准，至于减轻教学负担以及免去晨课的请求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申请参加学术会议的旅费通常遭拒绝，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科尔曼可不是一般的院长，他解雇了什么人，以及如何解雇的，他取消了什么，以及建立了什么，他如何大胆力排众议履行职责，其结果绝非仅仅得罪惹恼了几个古怪的忘恩负义者和牢骚满腹的人。在插手院务并委任他为院长的英俊年轻、毛发蓬松、仕途蒸蒸日上的校长皮尔斯·罗伯特——此人对他面授机宜：“一定要进行变革，任何感到不快活的人应当干脆考虑离任或提前退休”——的庇护下，科尔曼将一切都翻了个身。八年以后，当科尔曼的聘任期过去一半时，罗伯特接受了一个“最杰出的十名大学校长”的荣誉称号，凭借的正是雅典娜在破记录的时日里所取得的成就给他带来的声望——然而，一切的取得并非得力于光芒四射的校长，他实际上只是个资金筹集者，最后他毫发无损地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雅典娜，去往别处高就了。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他手下意志坚决的院长。

在科尔曼接任院长职位的第一个月，就把每一位教职员都请去谈话，包括那几名资深教授，他们是县里古老家族的传人，学院便是由他们的先辈出资创办的，他们本身并不缺钱，但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发给他们的薪水。他们每个人都被告知，必须带上自己的履历，倘若有人因为门第太高而不带，科尔曼面前的办公桌上反正已经预备了一份。他整整一小时扣着他们不放，有时还更长，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暗示雅典娜的局面终于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直到他让他们出汗为止。他一上来就毫不犹豫地翻动着履历表，问：“最近十一年来你究竟在干些什么?”当他们和绝大多数教师一样回答说，他们定期在《雅典娜笔记》上发表文章时，当他听腻了他们每个人唠叨的每年从一本发黄的博士论文中摘抄拼凑成哲学、文献学或考古学的鸡毛蒜皮论文，“发表”在灰色硬板纸装订而成的油印季刊上时——除了在学院图书馆目录里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无处可寻——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的礼仪规范，说出使他名闻遐迩的话：“换言之，你们都在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然后，他不仅将捐赠给《雅典娜笔记》的数目极小的一笔款子退还给赞助人（编辑的岳父），关闭了这份刊物，而且，为了鼓励提早退休，他还迫使老朽中的老朽放弃他们近二三十年来因循守旧教授的课程，让他们改教一年级英语、简史，并负责新生入学辅导，而这些课程都安排在夏末最炎热的时段里。他取消了命名不当的“年度学者”奖，将千元奖金用到别的地方。他第一个要求大家为申请带薪假期提交正式报告，报告中必须详细陈述科研项目，这类申请获得批准的仅为凤毛麟角。他取消了以校园内最为精致的橡木镶板室内装修引为自豪的俱乐部式的教职员午餐厅，把它恢复成原先设计的优等生研讨室，从而教职员必须和学生一道在餐厅进餐。他坚持召开教职员会议——从未召集过这类会议使上一届院长深得人心。科尔曼要秘书点名，以致每周只授课三小时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校园里抛头露面。他在学院宪章里找到一则条文说，不设执行委员会，并提出那些有碍重大改革的繁文缛节都只不过是习惯和传统作祟，他将它们一笔勾销，并强行主持这些教职员会议，利用每次开会的机会，宣布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结果当然是进一步触犯众怒。在他的领导下，晋升变得十分困难——也许，最令人感到惊愕的还是：从此以后教师再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好人缘获得提职，不与成绩紧密挂钩的提薪也沦为历史。总而言之，他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得这个地方充满竞争气氛，这，用他的一位夙敌的话来说：“正是犹太人的惯技。”而每次那些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去向皮尔斯·罗伯特投诉，校长都支持科尔曼。

在罗伯特执政期间，科尔曼招募的聪明的年轻人个个喜欢他，因为他为他们创造了发展空间，还因为他着手从霍普金斯、耶鲁、康奈尔聘用研究生，进行——正如他们爱说的——“质量革命”。他们赏识他，因为他迫使统治层面的高贵人士走出他们小小的俱乐部，并威胁到他们的自我形象，而这总会让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来院里教职员中最不称职的老家伙得以苟延残喘，完全仰仗他们的自我标榜——最伟大的公元前一百年学者，等等。一旦这些受到来自上面的质疑，他们的信心便日渐瓦解，在不到几年的工夫里，这些人几乎全都不见了。峥嵘岁月啊！但自从皮尔斯·罗伯特上调到密执安后，而新任校长海恩斯并不与科尔曼特别贴心，对那种在几乎一瞬间将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推土机式的夸张手法和专制独裁的个性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宽容，于是当科尔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轻人开始成为年富力强的教师时，一股反对西尔克院长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他指称似乎不存在的两名学生所用的词汇并不依照他本人坚持的原意（也即基本的词典意义）来加以界定，却偏要当做种族歧视的贬义词加以阐释，从而为两名黑人学生的投诉提供证据的局面而感到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那个四月天，艾丽斯·西尔克死了。在科尔曼完全丧失理智以前，我只是在百货店或邮局碰到他们时对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一位点点头而已，并没有与他们真正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谈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尔曼是在新泽西东奥兰治的艾塞斯小县城，离我家仅几英里远的地方长大的。而且，他作为东奥兰治中学1944年的毕业生，比我从邻近的纽瓦克学校毕业只早六年。科尔曼也没有试图与我相识，而我离开纽约、搬来伯克夏，住进山上乡间小路边田野里的一幢两开间木屋，也并非为了交结新友人，或加入新社区。在我初到的第一个月里，收到各种请柬——邀我进餐、喝茶、参加鸡尾酒会、到位于谷底的学院举行讲座，或者，如果我愿意，对一个文学班随便谈谈——都被我婉言谢绝。自那以后不论我的邻居还是学院都不再管我，让我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科尔曼直接从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的地方驱车来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门，要求进屋。尽管他有急事相求，却不能坐着讲清楚，连三十秒钟都不行。他站起来，坐下，又站起来，围绕我的工作室转了一圈又一圈，大声嚷嚷，滔滔不绝，甚至还恐吓性地在空中挥动着拳头——当他错误地以为需要加强语气时。他让我必须为他写点东西，他几乎是在对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写那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饰，没人会相信，没人会认真地对待，大家都会说那是个谎言，一个企图自圆其说而编造的大谎话，他们会说他这个谎扯得比他在课堂里讲了那个促成他倒台的“幽灵”一词后扯的谎还要大……

他已丧失了所有的自控力，变成一个我并不认识，但无疑是个有修养、有地位，而此刻却精神完全崩溃的人。这如同一起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他歪歪斜斜地侧着身子在房间里打转，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圈养的鸡在被砍了头以后还继续走动的样子。他的头已经被砍掉了，那个头包裹着曾经是无懈可击的院长和古典文学教授渊博的大脑，而我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

我的家门他从没进过，我的嗓音他几乎没有听到过，但我必须放下手头上可能从事的一切，着手描写他在雅典娜的敌人如何瞄准他挥出拳头，却将她置于死地的故事。他们制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种他从没犯过、也永远不可能犯的罪名，他们不仅仅丑化了一个以最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从事的学术生涯，他们还杀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结发妻子。就好像他们将子弹射进她的心脏杀死了她一样。我必须写下这个“荒诞事件”。我，一个当时对他在学院里遭受的苦难一无所知的人，甚至连包围了他和死去的艾丽斯长达五个月的恐怖都还没能理出头绪的人，必须了解：折磨人的无了无休的会议、听证、面谈，提交给院领导、教职员委员会、代表两名学生的公益黑人律师的文件和信件……指控、否认以及反指控，愚钝、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别有用心的误解，费力的、反复的辩白，控方的问题，以及自始至终、无时不刻弥漫他整个身心的不真实感。“她被谋杀了！”科尔曼大叫一声，从我书桌的对面探过身来，用拳头锤击桌面，“那些人谋杀了艾丽斯！”

他给我看的这张脸，这张他放在离我自己的面孔不到一英尺远的脸，现在已是凹陷歪斜的了，而且尽管是一张精心保养、面容年轻、英俊的老人的面孔，却奇怪地让人生厌，非同寻常地被传遍他全身的情绪所产生的毒素弄得面目全非。近看，它伤痕累累，溃烂得不成形状，活像一只水果从货架上给碰掉下来以后再遭到过往顾客的脚在地上踢来踢去一样。

精神折磨可能给一个没有丝毫软弱、老迈迹象的人造成什么后果，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比起五脏六腑的疾患来，它更加难以对付，因为既没有吗啡滴注、脊髓麻醉，又没有彻底的外科手术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一旦被它生擒，便只有死路一条，别无其他。它对人活生生的折磨无可比拟。

“被害死的”，对科尔曼来说，唯有这才能解释一个精力充沛、外表威严、毫无任何病痛的六十四岁女人，一个其油画创作垄断当地画展而本人又独断专行地统治着本城艺术家协会的女人，一个在县级报纸上发表诗作的女诗人，一个年轻时是学院政治上积极反对炸弹、锶90，直至后来反对越战的领袖级人物，一个有主见、个性执拗、不懂得圆通的女人，一个在一百码以外就可根据那一头纠缠在一起的白色鬈发辨认出来的犹如一股强烈旋风似的女人，怎么会突如其来地撒手人寰?如此强壮的一个人，如此强壮，就连院长——他具有众所周知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铁腕，曾不可思议地使雅典娜学院在学术领域起死回生——就连这么一位院长，也只有在网球场上才能击败自己的妻子。

当科尔曼开始遭受攻击时，当种族歧视的指控不仅被新院长，而且被学院的黑人学生小组以及来自匹茨费尔德的黑人积极分子小组所接受，并进行调查时，彻头彻尾的疯狂抹去了西尔克夫妇婚姻中不计其数的困难，艾丽斯为了丈夫的事业，将四十年来始终与他本人固守的领域发生冲撞并引发共同生活中无了无休摩擦的专横跋扈一扫而空。他们虽然多年来不再同床共枕，甚至双方都无法进行像样的对话（连对方的朋友都不能容忍），但这时又肩并肩地站到了一起，冲着仇人的面孔挥舞拳头，他们对那些人的恨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最痛苦的时刻相互间的恨。四十年前，他们在格林尼治作为志同道合的情侣时所共享的一切——那时他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艾丽斯刚从她帕撒克的桀骜不驯的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父母家里逃跑出来，在艺术系学联的人体写生课上当模特，由一头密匝匝的头发武装着，浓眉大眼，妖冶色情，佩戴着民间手工艺饰物，那时就已经活脱脱是个舞台上的高贵公主，是圣经里记载的从犹太教之前的远古时代走来的高贵公主——除了性爱，都重新不顾一切地当着众人的面爆发了出来……直到那个早晨，她醒来感到头疼欲裂，一只胳膊已经失去知觉。科尔曼慌忙将她送进医院，但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辞世了。

“他们想杀的是我，却把她害死了。”科尔曼在那次不邀自来的造访中不止一次对我这么说，然后又在第二天下午坚持对每一位来出席她葬礼的人这么说。他依然这么认为。他不能接受任何别的解释。自她去世以后——同时，自他终于明白我不情愿将他的磨难作为我小说的题材，从我手中拿回那天扔在我书桌上的所有文件以后——他自己就一直在写一本关于他为什么从雅典娜退休的书，一本非虚构性的书，他起名为《幽灵》。

斯普林菲尔德那边有个调频台，每周六从晚上六点到午夜，它停下一档固定节目，改播音乐，头几小时是交响曲，然后是爵士乐。在我居住的这边山上，从这个频道只能收到静电干扰声，但在科尔曼家所住的半山区收听效果却不错。在那些他邀我过去小酌、共度周末的夜晚，一跨出我停在他车道上的车，就可听到从他家传出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40年代不断从收音机和自动唱机里听到的甜蜜蜜的舞曲。科尔曼不仅让它以最大音量从起居室的立体声音响的收音机播出，而且还打开了他床头的、浴室的、厨房面包箱旁边的所有收音机。无论他星期六的晚上在屋子里干些什么，他一刻都不可能不听，直到午夜电台——在每周半小时的仪式性的本尼·古德曼之后——结束全天播音。

奇怪，他说，他成年生活中所听到的任何严肃音乐都从来没有像此刻这首老摇摆舞曲那样，让他心驰神往。“我心中的每道禁欲锁链都打开了，不想死的愿望，永远不死的愿望，强烈得几乎令人窒息。而所有这一切，”他解释说，“统统因为听着沃恩·门罗的缘故。”有的夜晚，每首歌的每句词都呈现出如此奇妙而深刻的含义，以致他会兴奋得独自起舞，或曳步，或飘步，或是来回往复，枯燥无趣却非常实在、撩拨情绪的狐步，他曾经常和东奥兰治高中女生跳这种舞，曾隔着裤子将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勃起紧压在舞伴身上；他跳舞时，没有任何故意造作的感觉，他对我说，无论是恐惧（由于消亡），或欢乐（因为“你叹息，歌声也叹息。你说话，我听到小夜曲”），眼泪都是自动淌下来的——不论他对于自己听到海伦·欧康耐尔和保伯·艾伯利轮唱《绿眼睛》时情不自禁有多么惊讶，不论他对自己竟然会让杰米和汤米·多西变成他做梦也不曾料到的这号多愁善感的男人感到多么不可思议。“但叫随便哪个1926年出生的人，”他说，“1998年独自在家里熬过星期六夜晚，收听狄克·黑姆斯唱《那些小小善意的谎》，然后再叫他告诉我，他是否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著名的悲剧净化论吧。”

在我走进房子侧面通往厨房的纱门时，科尔曼正在洗晚餐的盘碟。因为他在水池边，自来水哗哗地淌着，又因为收音机开得很响，而他正大声跟着年轻的法兰克·西纳特拉唱《一切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连我走进屋他都没听见。那是个炎热的夜晚，科尔曼穿着牛筋布短裤和运动鞋，别无其他。从背面看，这个七十一岁的男子最多只有四十岁——精瘦，健康，四十岁。科尔曼身高不会超出五英尺八，就算是，他也没有十分壮硕的肌肉，但他的身体透出一股劲道，高中体操运动员的矫健仍然清晰可见，还有那种敏捷，那种我们从前称之为活力的冲动。他理得很短的鬈毛头发已变成燕麦色，所以，正面看，尽管他有着孩子气的塌鼻子，还是不会显得像他头发仍然是深色时那么年轻。再说，他两边嘴角都刻上了深深的印痕，绿褐色的眼睛——自艾丽斯死后以及他从学院退休以来——诉说着无边无际的疲劳和精神空虚。科尔曼有着与年龄不相协调的、几乎像娃娃脸似的漂亮相貌，就像你看到过的那些小时候曾经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的电影演员后来变老的面孔一样，上面总是留下不可磨灭的童星印记。

总而言之，即使在他那个年龄，他仍然是个干净利落、外表很讨人喜欢的男子，属于那种下腭是面部重心所在，塌鼻子的犹太人类型——一个头发拳曲、肤色微黄、有着那种常被当做白人的浅色皮肤黑人一样模棱两可气质的犹太人。他在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在南方弗吉尼亚诺福克海军基地当水手时，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又因为它太容易被当做黑人的名字，致使他在一所妓院里，被指认为蒙混过关的黑鬼，给撵了出去。“因为是黑人，给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给撵出雅典娜学院。”那两年中我不断从他嘴里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都是有关黑人反犹主义，有关他背信弃义、胆小如鼠的同事的各种疯话，很明显，这些东西都已经被他直接地、不加掩饰地写进书里。

“给撵出雅典娜，”他对我说，“因为作为那些愚昧的杂种称之为敌人的白色犹太人，就是那些人造成他们的美国苦难，就是那些人把他们勾引出天国，又是那些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拖他们的后腿。什么是黑人在这个星球上受苦受难的主要根源?他们不用来上课就知道答案，他们连书都不用翻就知道。不用读书，他们就明白，不用思考，他们就能回答。谁该负责?就是那群该对德国人的苦难负责的《旧约》恶鬼。

“他们杀死了她，内森。谁想得到艾丽斯会承受不了?但尽管那么强壮，中气那么足，艾丽斯却偏偏承受不了。他们那种品牌的愚蠢即使对一个像我妻子那样的人来说都是太过分了。‘幽灵。’在这个地方又有谁会为我辩护?赫伯特·基布尔?是我当院长时把赫伯特·基布尔调来学院的。当时上任才几个月。把他调来，不仅成为社会科学部门第一名黑人，而且是除了总务部门以外，任何部门都绝无仅有的唯一的黑人。但赫伯特也被像我这样的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变成了一名激进分子。‘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站在你一边，科尔曼。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他在我去向他求援时对我说的话。当着我的面。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

“你真该亲眼看到赫伯特在艾丽斯葬礼上的表现。整个儿垮了。崩溃了。有人死了?赫伯特并不想要任何人死。这些鬼把戏只是为了争权夺利才耍的，为了在学院里获得更大的决策权。他们不过是利用了一个可趁之机而已，一种手法，刺激一下海恩斯以及领导层，迫使他们就范，去做他们原本不可能做的事。校园里要有更多的黑人，更多黑人学生，更多黑人教授。代表权——这就是问题所在。唯一的问题。上帝知道，他们并不想要人死，或要人辞职。这对赫伯特也是个突然袭击。科尔曼为什么要辞职?又没有人要解雇他。没有人敢解雇他。他们那样做就因为他们能那样做。他们的意图是把我的脚放在火上再多烤上一阵——为什么我不能耐心一点，稍加等待呢?不到下学期结束，谁还会记得这件事?事件——这个事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雅典娜这类种族意识滞后地区必要的‘组织效应’。为什么我要辞职?到我辞职时，这事根本都销声匿迹了。究竟为什么我会辞职了呢?”

就在我前一次造访时，科尔曼一看见我走进门便开始在我眼前晃动什么东西，原来又是一份文件，取自于那些藏有几百份文件、标着“幽灵”字样的档案箱。“你看，我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同仁，写的是指控我的两名学生中的一个——一个从来也没有上过我课的学生。她其他的课，除了一门，统统不及格，而且那些课她也难得去上。我以为她不及格是因为看不懂教材，更不要说掌握了，谁知，她不及格是因为她太害怕她的白人教授周身散发的种族主义，鼓不起勇气走进课堂。她指的正是我用言辞表达的种族主义。在一次那种会议、听证，或别的什么名堂上，他们问我：‘是什么因素，据你判断，导致这位学生的失败?’‘什么因素?’我说，‘无动于衷。傲慢。冷漠。个人的不幸。谁知道！’‘但，’他们问我，‘根据这些因素，你给过这学生什么积极的建议?’‘我没有给过任何建议。我从没见过她。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会建议她退学。’‘为什么?’他们问我。‘因为她不适合上学。’

“让我给你读这份文件。听着。由我一名同事所提交的，她支持翠西·卡明斯，认为我们不应当过于苛刻、过于草率地对她做出判断，更不应当排斥她，将她拒之于门外。对翠西，我们必须教育，对翠西，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应当了解，这位学者告诫我们。‘翠西来自什么地方。’我来给你读一读最后的几句话，‘翠西出身于一个相当困难的家庭，她在十年级时和直系亲属分离后，就和亲戚住在一起。结果她不善于处理某种境况里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个缺点我承认。但她准备，愿意，并且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在最近几周内我目睹在她身上诞生的东西是她对逃避现实严重性的实现。’德芬妮·鲁斯的文笔，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的课程包括一门法国古典文学。她对逃避现实严重性的实现。啊，够了。够了。真叫人恶心。简直太让人恶心了。”

这就是我星期六夜晚来和科尔曼做伴时经常看到的局面：一场奇耻大辱正在吞噬着一个仍然精力充沛的人。落难的伟人，还在遭受着失败蒙羞的煎熬。有点类似你无意之间在圣克莱蒙特撞见尼克松，或在佐治亚遇上还没有开始为失败苦行赎罪而当木匠的吉米·卡特。一种非常哀伤的场面。可是，尽管我对科尔曼的痛苦、他被人极不公正地剥夺的一切，以及他似乎不可能停止痛苦怀有深厚的同情，然而在那样一些夜晚，在仅仅啜饮了几滴他的白兰地后，我需要一些像魔术一样的东西使自己保持清醒。

但在这个我正描述的夜晚，当我们漫步走进他那间在夏天当做书房的、有纱门纱窗的、很是凉爽的侧面回廊时，他对世界的态度却是友好得不能再友好了。在我们离开厨房时，他已从冰箱里拿出几瓶啤酒，我们分坐在他当书桌用的长条搁板桌两边，桌子的一头堆放着作文簿，大约有二三十本，分成三摞。

“嘿，你瞧，”科尔曼说，他此刻沉静、开朗、焕然一新，“就是那东西。幽灵。昨天完成初稿，今天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通读一遍，每一页都叫我恶心。单看那笔恶劣的字就足以让我鄙视作者了。要我花一刻钟去看它都没门，更不用说两年的时光了……艾丽斯就因为这气死了，谁会相信?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把那么冗长的东西变成一本书，让一个正常的人倾吐满腹牢骚，并写成个像样的东西，至少要花上两年多时间。而我又能得到什么呢，再花两年去想‘他们’?这倒不是说，我终于原谅他们了。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痛恨那些杂种。我痛恨那些下贱的杂种，就像格列佛跟马一起生活以后痛恨整个人类一样。我是以一种真正的人的本能痛恨他们，不过那些马我总觉得有些可笑。你觉得呢?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总把那些马想象成管理这地方的新教机构。”

“你看上去挺精神的，科尔曼——只有那么一点几乎看不出的过去的疯癫。三星期，一个月，不管多久以前，反正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沉陷在自己的血泊中无以自拔呢。”

“就因为这个东西。但我读过了，一文不值，没事了。我不会像专业作家那样写。我写的是我自己，我想不出调度距离的绝招。一页又一页，还都是原始的东西。不过是一份自我辩白备忘录的蹩脚翻版。无济于事的辩白。”他微笑着说，“基辛格每隔一年能写下一千四百页这一类的东西，但我不行。虽然我可能在自我陶醉的瞬间显得很盲目自信，但我不是他的对手。我退出。”

大多数因为重读自己两年——抑或一年，甚至半年——的劳动所得，发现它无可救药地误入歧途，不得不将它送上断头台，而被迫中途搁笔的作者，都会因此而感到痛心疾首，生不如死，以致一般需要几个月才能渐渐缓过气来。然而，科尔曼仅甩掉一部像他刚完成的那样拙劣的书稿，就不仅成功地从自己书的残骸中，而且还从自己生活的残骸中，游出水面，重获自由。摆脱了这本书，他现在似乎连一丝一毫清算旧账的欲念都没有了，彻底去掉为自己报仇雪耻，将对方作为凶犯绳之以法的狂热，他不再整日沉浸在蒙冤受屈的心理状态下。除了在电视上看到纳尔逊·曼德拉不等最后一顿可怜的牢饭在他肠胃里消化殆尽就原谅了他的牢头禁子以外，我倒还从来没有见过心态的变化竟然会如此神速地使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改头换面。我想不通，而且，起初，我怎么也不相信。

“就这么一走了事，快快活活地说：‘我不行。’甩掉所有的手稿，所有这些讨厌的——那么，你是否打算填补遭受凌辱而造成的虚空呢?”

“不打算。”他拿起纸牌和用来记分的拍纸簿，我们把椅子拖到搁板桌没有文件的一头。他洗牌，我签，他发。然后，在一种奇异的、由于表面不再敌视雅典娜的每个人——是他们蓄意地、背信弃义地，误判、虐待、玷污了他，将他投入到一场斯威夫特式宏大的厌世工程中——而产生的宁静的满足感里，他开始热情洋溢地回顾过去的好时光，那时他的酒杯斟满美酒，他可观的良知天赋都用在了寻欢作乐上。

他既然不再搁浅在自己的仇恨之中，我们便要谈论女人了。这的确是个全新的科尔曼，或者一个过去的科尔曼，最早的那个刚成年的科尔曼，曾经有过的、最为心满意足的科尔曼——并非幽灵事件之前，被诬为种族主义者之前的科尔曼，而是仅受情欲浸染的科尔曼。

“我从海军退役，在格林尼治村找到个栖身之处，”他一面理着手上的牌，一面开始对我叙述，“我只需下到地铁里去，就像下去钓鱼似的，前脚钻进地铁，后脚就捞上一个姑娘来。后来，”他停下来，捡起我打出的牌，“突然之间，拿到了学位，结了婚，有了工作、孩子，钓鱼的事就此罢休。”

“再没有钓过。”

“几乎再没有过，真的，等于再没有过，跟再没有过没有区别。听到这些歌了吗?”屋子里四个收音机同时开着，即使在外面大路上也不可能听不见。“战争过后，唱的就是这些歌。”他说，“四五年中除了这些歌，就是女孩子，满足了我所有的理想。我今天发现一封信。清理幽灵材料时，发现一封当时其中的一个女孩写给我的信。那个女孩。我是在第一次受聘，在长岛亚特尔斐上班，艾丽斯刚怀上杰夫以后，收到她的来信的。一个几乎有六英尺高的女孩。艾丽斯也是个高个子，但还比不上斯蒂娜。艾丽斯块头大，斯蒂娜却是另一个模样。斯蒂娜1954年给我寄来这封信，今天在扔掉档案时它又出现了。”

从他短裤后面的口袋里，科尔曼抽出装着斯蒂娜来信的旧信封。他还是没套上T恤衫，此刻我们早已离开厨房，待在了回廊上，我不禁注意起这一点——这7月的夜晚是热，但并没有热到那个程度。他以前给我的印象从来不是个将自己巨大的虚荣心延伸到肌体的人，可是现在我觉得他这样展示晒成黝黑色的皮肤似乎不止是在表达一种家居的休闲情绪。袒露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个头不大、仍有形有状的漂亮男子的肩膀、胳膊和胸脯，肚皮不再是扁平的了，这是肯定的，但还没有一样东西严重失控——总之，是个似乎曾在运动场上以机灵矫健见长，而并非仰仗过人膂力的赛手的体魄。这一切我以前都不曾见过，一来，他总是中规中矩地穿着衬衫；二来，他一直被愤怒的烈火所包围。

以前同样不为我所见的还有那坐落在他右胳膊顶端、恰好位于肩关节处的小小的瞪大的眼球似的蓝色文身——“美国海军”的字样沿着三角肌斜边，刺在一个隐约可见的小铁锚钩状的两臂之间。一个微小的象征，象征着对方生命中无数的遭际，代表着构成他个人历史混乱的雪片似的细节。一个细微的象征，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提醒我为什么我们对人的了解再透彻也总会有偏差。

“还留着?那封信?没丢掉?”我说，“一定是封有点意思的信。”

“太有意思了。直到收到这封信我才明白原来我身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已结婚了，很负责任地结了婚，我们快要有孩子了，但我并不知道斯蒂娜们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收到这封信我才意识到严肃的生活真的开始了——奉献给严肃事业的严肃的生活。我父亲在东奥兰治的格罗夫街开一家酒吧。你是个威克瓦西孩子，不会知道东奥兰治的。那是城市的贫民区。他是那些犹太酒吧老板中的一个，他们遍布泽西城，当然，他们都和雷恩费尔德以及盗贼团伙有联系——非得如此，为的是和盗贼周旋，以求生存。我父亲不是个暴徒，但相当强悍，他要我比他有出息。他在我读高中的最后一年突然死了。我是独子，受宠的独子。他在我对他酒吧里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开始感兴趣时，就不再让我在那儿帮他干活了。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酒吧——从酒吧开始的——无时不刻不在督促我当个严肃的学生。在那些日子里，我按照当时的课程表，学习高中的拉丁文，还另外选修高级拉丁文、希腊文，酒吧老板的儿子竭尽全力，不可能还有比他更严肃的学生了。”

我们两人玩了一种很快的小游戏，科尔曼摊开手上的牌，给我看他的王牌。当我开始发牌时，他继续讲故事。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我以前除了他怎么会那么恨学院的话以外，别的什么也没听说过。

“好吧，”他说，“一旦我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成了超级体面的大学教授以后，我以为，正如我父亲以为的那样，严肃的生活永远不会结束了。不可能结束，因为你有了证书了。但它结束了，内森。‘他们是否是幽灵呢?’而我就此滚蛋。罗伯特在这儿的时候，他喜欢对别人说我当院长的成功之道源自我从酒吧里学来的规矩礼貌。门第高贵的罗伯特校长愿意把这个酒吧混小子停放在他走廊正对面。特别在那些老字号面前，罗伯特总爱装出因为我的出身而对我大加赞赏的样子，尽管，众所周知，非犹太教信徒实际上对犹太人和他们如何从贫民窟发家致富的故事根本不爱听。不错，在皮尔斯·罗伯特的神情里是有某种程度的讥嘲，即便在那个时候，对，现在回想起来，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但他不再往下发挥了，不愿再谈了。他作为被推翻君主所怀有的一切烦恼都告一段落，永远不会消逝的冤屈以此宣告寿终正寝。

又回到斯蒂娜。想起斯蒂娜大有裨益。

“1948年遇见她时，”他说，“我二十二岁，在纽约大学读书，有海军资历，享受政府奖学金。她十八岁，刚到纽约几个月，有份工作，也念大学，不过是在晚上。明尼苏达来的，自力更生的女孩，挺自信的，至少看上去是那样。一方面有丹麦血统，另一方面有冰岛血统。敏捷。机灵。亮丽。高大。身材特别高。那么优美的睡姿。从来没有忘记过。跟她一起待了两年，老叫她瓦露塔。赛吉的女儿。对罗马人来说，是肉欲快感的拟人格。”

说着，他放下手中的牌，从废弃的档案堆边上捡起丢在那里的信封，抽出信来。两三张纸那么长的一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我们是偶然碰上的。我从亚特尔斐过来，在城里待了一天，斯蒂娜正好在那儿，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了。我们停下来交谈，我告诉她我妻子怀孕了，她告诉我她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吻别，仅此而已。大约一星期以后，这封信寄到学院转给我。信上有日期，她注明的。瞧——‘1954年8月18日。’‘亲爱的科尔曼，’她说，‘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你很有绅士风度。你没有猛扑过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在萨利文街租住地下室的时候，你是（或似乎是）猛扑过来的。你还记得你自己吗?你非常善于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或瞄准目标一把抓住。当我们相遇时我对你飞翔的劲道感到目瞪口呆。记得第一次上你房间，我进去以后，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却绕着房间走来走去，偶尔停下，歇在凳子或沙发边沿。你有张破烂的救世军长沙发，你当床睡的，后来我们把它拾掇一番，塞进那个床垫。你请我喝饮料。递给我杯子时，你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眼光中充满不可思议的惊讶和好奇，仿佛奇迹真的出现了，我居然有手可以端玻璃杯，我居然有嘴可以从杯里喝水，我居然真的会待在你房间里，而我们在地铁里相遇仅仅才过了一天。你讲话，提出问题，有时回答问题，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极其严肃又欢闹的态度，而我也努力地讲些什么，但对答却不是那么流利。于是我就回瞪着你，专心地听着，懂得的比我预计的要多得多。但我找不到话来填补无语的空当：我喜欢你，你似乎也喜欢我。我一直在想：‘我没有准备好。我刚到这个城市。现在不行。但我会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再多交谈几句，要是我能想出我要说的话就好了。’（‘准备好’干什么，我不知道。并不仅仅是为了做爱，而是为了爱。）但那时，你‘猛扑’过来了，科尔曼，几乎飞过半个房间，扑到我坐的地方，我大吃一惊，但高兴极了。好像太快了，其实不然。’”

当他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西纳特拉唱的《意乱情迷》的第一小节时，便停下不读了。“我必须跳舞，”科尔曼说，“想跳吗?”

我笑了。不，这可不是那个凶狠的、怨气冲天的、一心要和幽灵们决一死战、遭生活排斥、被生活逼疯的复仇者——甚至都不是另外一个人。这是另外一颗心，而且是颗小男孩的心。于是我从斯蒂娜的信和光着脊梁读信的科尔曼身上，看到一幅鲜明的、描绘科尔曼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图画。在变成革命派院长以前，在成为严肃的古典文学教授以前——早在沦为雅典娜的贱民之前——他不仅是个用功苦读的小男生，而且还是个勾魂摄魄的大男孩。兴奋，调皮，甚至有点诡谲，一个扁鼻子、长着羊蹄的潘神。很久很久以前，在各种严肃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统领局面之前。

“等我听完这封信。”我以此回答跳舞的邀请，“给我读斯蒂娜信的剩余部分。”

“我们相遇时她才从明尼苏达出来三个月。走进地铁就把她带上来了。嗨，”他说，“那就是你的1948，”随后他回到信上，“‘我喜欢上了你，’”他读道，“‘但我担心你可能嫌我太年轻，一个没意思的中西部乏味的女孩，而且你已经在追求一个“时髦，正派，可爱”的人。虽然你狡黠地笑着补充：“我不相信我会和她结婚。”“为什么?”我问。“我也许已经厌了。”你回答，以此保证我会使出全身解数不让你生厌，包括在必要的时候中断联系，以免冒天下之大不韪，变得让你讨厌。好吧，就这样。够了。我本不该打扰你。我答应你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对，”我说，“那的确是你的一九四八。”

“来吧。咱们跳舞。”

“但你不可以在我耳朵边唱。”

“来，来，来。站起来。”

管它呢，我想，我们俩都快入土了，于是便站了起来，在回廊上科尔曼·西尔克和我开始一起跳狐步舞。他带，我则竭尽所能地跟。我记起他在为艾丽斯葬礼做准备后闯入我书房的那一天，当时，他由于悲愤，神经错乱地对我说，一定要为他写本书，把他案子里所有的荒唐事件都写出来，最后以他妻子的被害为结局。你会以为，这个人再也不可能对生活中的傻玩意儿有胃口了，他身上一切嬉戏顽皮的东西都随着事业、名誉以及令人生畏的妻子一道被摧毁，一道消失了。也许为什么我压根就没想到笑，没想到让他，如果他要跳的话，一个人绕着回廊跳，我只在边上欣赏——也许为什么我把手递给他，让他用手搂着我的背，梦幻般推着我在蓝灰砂岩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是因为她尸骨未寒的那一天我在场，并且目睹了他的模样。

“我希望义务火警部不会有人开车经过。”我说。

“是啊，”他说，“我们可不要什么人拍着我肩膀问：‘我可以插进来吗?’”

我们继续跳着，其中并没有过于肉欲的东西，要不是科尔曼只穿着棉布短裤。而我的手很容易地就放在了他热乎乎的脊背上，好像放在狗或马背上一样。这并不全然是个玩笑。在他领着我在石头地面绕圈子的举止里，有一种半真半假的诚意，更不要提那种不假思索的快乐，只因为活着，纯粹偶然地、滑稽地、不为任何原因地活着——那种你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学会用梳子和卫生纸吹出调门时享受的快乐。

直到我们坐下以后，科尔曼才告诉我那女人的事。“我有个女人，内森，我在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发生关系。我无法向你诉说它对我的影响。”

“我们刚跳过舞——你不必。”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但当这样东西到晚年又回来了，突如其来，完全出乎意料，甚至是不想要的，回到你身上，根本无法加以稀释，当你不再在二十二条阵线上奋斗，不再深陷在日常混乱之中……当恰好这……”

“当她恰好还是三十四岁时。”

“而且是可点燃的。一个可以点燃的女人。她把性欲重新变成了淫欲。”

“无情美人，La Belle Dame sans Merci[1]，已将你俘虏了。”

“看来是这样。我说：‘和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上床你感觉怎样?’她对我说：‘跟一个七十一岁的人一起再好不过了。他的习惯已经固定，不可能改变了。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没有惊奇。’”

“她从哪儿学到的智慧?”

“惊奇。三十四年野蛮的经历给了她智慧，但只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反社会的智慧。也是野蛮的。是一个无所期求的人所拥有的智慧。那是她的智慧，她的尊严，但却是消极的智慧，不是那种敦促你日复一日埋头苦干的智慧。这是个几乎从出世以来就始终遭到生活无情折磨的女人，凡是她学到的东西都是从那儿得来的。”

我想，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了……接着，我又想，我也找到了。一旦一个男人开始对你谈论性，他是在告诉你有关你们两人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而且，不发生可能更好些，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性的问题上达到某种水平的坦率，并且还摆出一副姿态，仿佛从来没有受到过它的侵扰，那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便不可能是完整的。多数男人一生都找不到这么一个朋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可是，一旦有了，一旦两人发现对这个决定男性本质的东西看法相同，不怕被对方裁决、嘲笑、妒忌或取代，完全信赖对方不会出卖自己的信任，他们之间人性的纽带就会非常结实，一种出乎意料的亲密感也就会油然而生。这么做对他来说也许并不是家常便饭，我思量着，只是因为他在最痛苦的时刻找到我门上来，满怀着接连几个月我眼见着的戕害着他的仇恨，他才感到那种可以和某个曾在你重病期间守护在床头的人无拘无束交谈的自由。他并不是有着不可遏制的吹嘘的冲动，而是觉得实在无法将犹如获得新生般令人陶醉的欣喜埋藏在自己的心底。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我傍晚过去拿信，她在那儿，在拖地板。就是那个有时给邮局打扫卫生的瘦精精的金发女人。她是雅典娜总务部门正式雇用的工人。她在我曾当院长的地方是全日制环保工。这女人一无所有。福妮雅·法利，她的名字。福妮雅的确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她什么都没有?”

“她有过一个丈夫。他拼命打她，结果她昏了过去。他们有个牛奶场，他胡乱经营，倒闭了。她有两个孩子。小供热器翻倒，着火，两个孩子都窒息身亡。除了她收在床底下的罐子里的两个孩子的骨灰，她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辆1983年的切维。我唯一一次见到她快哭的时候是当她对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骨灰。’农场的灾难甚至把福妮雅的泪水都榨干了。而她生下来是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她是在波士顿南面一幢面积很大的房子里长大的，五间卧室都有壁炉，珍稀古董、传世瓷器——一切都是古老的，最好的，包括家族本身。她如果愿意，可以把话说得很像样。但她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跌到了社会底层，现在她是一只盛满乱七八糟豆子的大口袋，语无伦次。福妮雅被剥夺了属于她的权利。降级了。就她的痛苦而言，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化。”

“谁毁了她?”

“继父毁了她。上层资产阶级的罪恶毁了她。她五岁时，父母离婚。有钱的父亲发现美丽的母亲和人私通。母亲爱钱，又嫁给了有钱人。有钱的继父不让福妮雅安生。从一进门，就摸弄她，简直离不开她。这个金发碧眼天使般的孩子。他摸她，捏她——在他企图操她时，她逃跑了。她那时十四岁。母亲不愿相信。他们领她去看心理医生。福妮雅告诉医生发生的事，而在就诊了十次以后，医生也和继父站到了一边。‘和那些付给他钱的人站在一个立场上，’福妮雅说，‘每个人都一样。’母亲后来和心理医生上了一次床。这就是她讲给我听的关于她怎样被迫自谋生路、艰难度日的故事。从家里逃出来，从中学逃出来，跑到南方，又回到这里，搞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二十岁上嫁给这务农的、比她大、开牛奶场的越战老兵，一心以为如果他们努力干，生儿育女，把农场搞活，她就可以过上稳定、粗茶淡饭的日子，即使那家伙沉默寡言。尤其难得的是那家伙一副戆样，她以为她就是有脑子的一方，日子会好过多了。她以为这是她的优势，她错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只有烦恼。农场破产了。她告诉我：‘屋漏偏遭连夜雨。’而且他不断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你知道她怎样描述她婚姻生活的高潮吗?‘热牛粪大战。’一天夜里他们挤过奶，在牛棚里为什么事争吵，福妮雅抓起一大把热牛粪朝莱斯特脸上扔过去。他回敬一大把，于是双方开战。她对我说：‘热牛粪大战可能是我们共同生活最好的时光。’最后，他们满头满脸都是牛粪，两人捧腹大笑，用牛棚里的水龙头冲洗干净后，回到屋子里去操。但好事做过了头，连牛粪大战百分之一的趣味都没有。莱斯特从来就没兴趣——据福妮雅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笨得连女人都操不对。’当她说我是完美的男人时，我告诉她，这可能是因为她先跟了他，再来跟我的缘故。”

“那么，自十四岁起就和生活中的莱斯特们用热牛粪斗，造就了一个什么样的三十四岁的她呢?”我问，“除了野蛮的智慧、吃苦耐劳、精明、怒火满腔、疯狂。”

“战斗生活使她变得很有韧性，在性的方面肯定如此，但没有叫她疯狂。至少我还不这么认为。怒火满腔?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呢——也是一种无声的愤怒。愤而不怒。而且，对一个似乎生活完全与幸运无关的人来说，在她身上却找不到怨气——无论如何，她没有向我表露过。但至于精明，绝不。她说的话有时听起来蛮精明的。她说：‘也许你应当把我当做碰巧显得年轻些的同龄伴侣。我想我就是的。’我问她：‘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她说：‘一些友谊，也许一些知识、性、快乐。别担心，就这些。’我有一次告诉她说，她比她实际年龄来得聪明，她对我说：‘我笨得超过我的年龄。’她肯定比莱斯特聪明，但精明，不，在福妮雅身上有种东西永远十四岁，她的精明也就不过如此。她和她的老板睡觉，是雇用她的那家伙，斯莫基·霍伦贝克。是我雇用的他——管理学院的有形资产。现在他是个土木工程师。他雇她当勤杂工，还在招聘的过程中，她就猜到了他的心思。那家伙喜欢她。他被禁锢在一个毫无乐趣的婚姻中，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对她发脾气——他并不蔑视她，心想，你干吗还不安个家?干吗还到处溜达当婊子?斯莫基倒没有资产阶级的优越感。斯莫基的行为无懈可击，而且卓有成效——太太，五个孩子，婚姻美满，仍然活跃在校园里的体育英雄，深受全城人的爱戴和欢迎——但他有天赋，他可以跨越出去。你要跟他交谈的话，你是不会相信的。雅典娜广场先生摆好架势，表现得一丝不苟，尽如人意，显出一副百分之百真实可信的样子。你以为他会想，这不是那个生活作风一团糟的愚蠢婊子吗?把她给我从办公室轰出去。但他没有。不像雅典娜所有其他的人，他并不迷信斯莫基神话，他并非不能这么想，对呀，这才是个真正的骚货，我想操的，而且，也并非不能付诸行动。他操了她，内森，叫福妮雅跟他一起上床，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是勤杂工。操她们俩。整整干了六个月。然后，有个搞地产的女人，新近离婚的，当地市面上的时鲜货，她也加入进来。斯莫基的马戏班子。斯莫基的秘密三轮马戏班。但六个月以后，他把她甩了——把福妮雅剔出车轮战，不要她了。我是一直到她告诉我才知道这回事的，而她说出来也只是因为有天夜里在床上，她闭上眼睛对我叫他的名字，在我耳朵边悄声说：‘斯莫基。’躺在老斯莫基身上呢。她在那个家庭组合里和他在一起，让我对正在交往的这位妇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抬高了她的身价。实际上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个业余的。当我问她斯莫基用什么办法吸引他的部落时，她告诉我，‘用他阴茎的力道。’‘解释一下。’我说。她于是告诉我：‘你知道一个真正的骚货走进房间的样子，男人知道的吧?好吧，反过来也一样。对有些人来说，不管披着什么伪装，你明白他们在那儿要干什么。’在床上才是福妮雅唯一显得精明的地方，内森。一种自发的肉体的精明，在床上当主角——配角则是犯罪的勇气。在床上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福妮雅的眼神。她的肉长着眼睛。她的肉看得见一切。在床上她是个强大的、连贯的、统一的人，她的快感在于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个深不可测的东西。也许这是性骚扰的礼物。当我们下楼到厨房，等我炒好蛋，坐下来一起吃的时候，她是个孩子。也许这也是性骚扰的礼物。我有个目光空洞、思维紊乱、语无伦次的孩子做伴。这种情形在别处看不到，但不论我们在哪儿吃东西，它就出现了：我和我的孩子。似乎这就是她身上仅存的女儿家属性。她在椅子上坐不正，她不会把两句话串在一起表达稍为连贯的意思。所有表面上的关于性和悲剧的冷漠都不见了，统统不见了，我坐在那儿，只想对她说：‘靠桌子边坐好，把我浴袍的袖子从你的盘子里拿开，好好听我说话，见鬼，讲话的时候，看着我。’”

“你说了吗?”

“看来孺子不可教。不，我没有说——只怕维持不了现有的强烈感。我想到她床底下的罐子，她放骨灰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就问她：‘两年了。该埋了。如果你不能把他们埋在地底下，就上河那边，在桥上把骨灰撒掉，让他们漂走。让他们去吧，我陪你去。我们一道做。’但我不是这个女儿的父亲——那不是我正扮演的角色。我不是她的教授。我不是任何人的教授。从教人，纠正人，规劝人，考查人，启蒙人的这一切职责中，我已退了出来。我是个七十一岁的有个三十四岁情妇的老头，这剥夺了我在马萨诸塞州启迪任何人的资格。我在服用伟哥，内森，有着‘无情美人’陪伴。我把所有一切的颠鸾倒凤和快乐都归功于伟哥。没有伟哥，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没有伟哥，我就会对世界有一个与我年龄相称的看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生活目标。没有伟哥，我就不会受情欲干扰，而拥有举止规范的年长绅士的尊严。我就不会做没意思的事。我就不会做不体面的、草率的、考虑不周的，而且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有着潜在危害的事。没有伟哥，我就可以继续在我的晚年发展一个有经验的、受过教育的、荣誉退休的，并早已放弃声色犬马享乐的老年人的那种客观、包容的视角，我就可以继续做深刻的哲理性总结，并一如既往地对青年人进行坚定不移的道德感化，而不至于将自己推回到不断出现的性冲动的紧急状态之中。感谢伟哥，我终于明白了宙斯缘何需要各种多情的化身。他们应当给伟哥起那个名字。他们应当叫伟哥宙斯。”

他对自己告诉我这些是否感到惊讶呢?我想有可能。但他激动得非说下去不可。此刻的冲动与他邀我跳舞时的激情是相同的。是的，我想，撰写幽灵已不再是对羞耻的反弹，操福妮雅才是。但还有别的什么在逼迫着他。那种把兽性释放出来的愿望，把它赶出来——半小时，两小时，不管多久，逼它呈现为自然的状态。他结婚已经很久了。他有儿有女。他是一所学院的院长。四十年来一直做着该做的事。他很忙，作为自然天性的兽性被关进了箱子里。现在箱子打开了。主任、父亲、丈夫、学者、教师、读书、讲课、改考卷、打分数，统统一去不复返了。七十一岁上你当然不再是二十六岁那头易怒好斗的野兽，但兽性的残余、自然天性的残余仍然存在——他与之相接触的正是这种残余。其结果是他很快乐，他对能和残余兽性相接触心存感激。他不仅是快乐——他心花怒放，而且由于心花怒放，已无法与她分开，已牢牢地与她结为一体。并非家庭所为——生物学对他不再有任何用处。不是家庭，不是责任，不是义务，不是金钱，不是共享的哲学或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不是关于伟大理想的伟大讨论。不是。将他与她结为一体的是使他颤栗的激情。明天他可能患癌症，一命呜呼，但今天他享受着这种激情。

为什么他要告诉我?因为要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付给激情，必须得有人知道。他大可放心地去为所欲为，我想，因为不会殃及任何东西，因为不存在未来，因为他七十一，而她才三十四。他身陷其中，并非为了学习，并非为了策划，而是为了冒险；他加入和她加入一样，是为了兜兜风。那三十七年的生涯该签发他不少的许可证了。一个老人，最后一次，性冲动，对任何人来说还有什么更为动人的呢?

“当然我得问问，”科尔曼说，“她究竟和我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跟一个可以当她爷爷的老头上床对她是否是激动人心的新鲜经验?”

“我想是有那种类型的女人，”我说，“会觉得这很新鲜。还有各种各样别的类型，为什么非得是那种呢?瞧，显然，什么地方有个部门，科尔曼，一个处理老人问题的联邦中介机构，她是那个机构派来的。”

“年轻的时候，”科尔曼对我说，“我从来不跟丑女人打交道，但我海军里有个朋友，法利罗，专爱找丑女人。在诺福克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上教堂跳舞，还是夜里到军人联合会去，法利罗总盯着最丑的女孩。我笑他，他告诫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她们感到沮丧，他说。她们不像你们，他对我说，挑选的女皇那么漂亮，因此她们会对你百依百顺。大多数男人都很愚蠢，他说，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知道一旦你接近最丑的，她便是最独特的。当然要看你能否打开她。那么你要是成功了呢?你要是真的打开了她，一开始你都会不知所措，她是那么地鲜活，浑身颤抖。都是因为她丑的缘故。因为她从不被人看好。因为当其他女孩都在舞池里的时候，她却缩在墙角旮旯里。而这就是做个老头的感受。当那个丑姑娘。在舞会上缩在角落里。”

“那么福妮雅就是你的法利罗啦。”

他微微一笑。“或多或少。”

“好吧，不管还有什么别的情况，”我对他说，“反正感谢伟哥，你总算不用受罪去写那本书了。”

“我想是的，”科尔曼说，“我想你说得真的不错——那本蠢书。我有没有告诉你福妮雅不识字?我们有天晚上开车到佛蒙特吃晚饭，我发现了。她不会读菜单把它扔到一边。当她要显出恰当的轻蔑的面相时，总是掀起半片上嘴唇，掀起那么一丝丝，然后有什么说什么。她做出恰当的轻蔑，对侍应生说：‘照他的给我也来一份。’”

“她上学上到十四岁，怎么会不识字?”

“阅读能力似乎随同她的童年一起消失了。我问她怎么会有这种事，但她只是笑。‘很容易的。’她说。雅典娜好心的开明人士鼓励她进识字班，但福妮雅不去。‘你也别想来教我。随便你叫我干什么都行，随便什么，’那天夜里她对我说，‘可别提那污糟事。听别人讲就够难受的了。开始教我读，强迫我读，硬推我读，轮到你来把我推下悬崖了。’从佛蒙特回来的一路上我沉默着，她也不做声，直到我们到了家门口才相互说了一句话。‘你不会操一个文盲，’她说，‘你要把我甩了，因为我不是个体面的、合法的、有文化的人。你会对我说：‘要么学识字，要么就滚蛋。’‘不，’我对她说，‘我会更使劲地操你，因为你不识字。’‘好，’她说，‘我们相互理解。我不会像有文化的女孩那么做，而且也不要你像对待她们那样对待我。’‘我要操你，’我说，‘就因为你是你。’‘这就是门票。’她说。我们两个早就开怀大笑了。福妮雅笑起来像一个在脚边准备好垒球棒以防不测的酒吧女招待，此刻她正那样笑着，那种尖酸刻薄、好像在说‘我早就知道了’的笑——你知道，是那种身世不清白女人的粗俗的毫无顾忌的笑——不等笑完她已经动手拉开我裤裆的拉链了。但她说的我决定放弃她的那番话倒并不假，从佛蒙特回来的一路上我考虑的正是她所说的问题，但我不打算那样做。我不准备把自己美妙的道德强加给她或强加给我自己，那早就过去了。我知道这类事情不会没有代价。我知道不能给它上保险。我知道这恢复你青春的东西可能最终能要你的命。我知道人可能犯的每一个错误通常都有一个性加速器，但此刻我碰巧不想考虑太多。我早晨醒来，地板上丢着条毛巾，床头柜上放着瓶婴儿护肤油。这些东西怎么跑来的?随即我记起来了，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复活了，是因为我又回到了旋风之中，是因为有了一个了不起的男性器官。我不会放弃她的，内森，我已开始叫她瓦露塔。”

由于一场手术，我几年前不得不拿掉了前列腺——癌症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但并不是没留下讨厌的后遗症，因为这类手术必定伤及神经并留下疤痕，后遗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因而小便失禁，所以，从科尔曼家一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我日日夜夜戴着的、像一条热狗躺在面包卷里似的、塞进我内裤分叉处的脱脂棉垫。因为那天夜里很热，又因为我并不是去一个公共场所或参加社交聚会，我就凑合着在棉垫外套了一条普通棉布三角裤，而不是塑料的，结果尿液渗到了我的咔叽裤上。我回到家发现裤子前面已经变色，而且我身上有股异味——棉垫是经过处理的，但这次却有股味儿。我的注意力都被科尔曼和他的故事所吸引，忘了监控我自己。整个晚上我喝啤酒，和他跳舞，关注着他用以减轻生活改变给他带来的不安而进行陈述的清晰度——预见性的推理及描述性的清晰度，片刻都没离开去检查一下我自己，平时除了睡觉我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偶然一遇的事那天夜里发生在了我身上。

不，这样的一次失误不会像过去，当我刚动过手术没几个月，正试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样令我沮丧——当然原来我早已习惯于作为一个自由从容、干爽无味、具备控制身体原始功能的成年人，一个六十年来在从事日常事务时不必担心他内衣裤状态的成年人。然而，在我对付比平日已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不便更为邋遢的情况时，我的确至少会感到一阵心烦，我仍然会绝望地想，这种作为婴儿标识的意外永远也不可能避免了。

手术还使我丧失了性功能。1998年夏天推出的全新药物疗法，上市没多久就证明其功效神奇得犹如仙丹，使像科尔曼那样在别的方面都很健康的男子恢复了性功能，但对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手术导致了大面积的神经损伤。对我这种状况，伟哥不起作用，不过，即使它有效，我也不相信我会服用。

我要说明的是并非因为失去了性功能，我才过起了隐居生活，相反，当时我已在伯克夏山上这两开间木屋里居住并从事写作将近十八个月了，在一次例行体格检查之后我接到前列腺癌的初步诊断，一个月后进行复查，便立即到波士顿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我的意思是在搬到这儿来之前，我已经有意地改变了我与犹如猫叫春似的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劝诫或我的勃起由于年龄在效力上大大减弱，而是因为我已不能支付它嗷嗷待哺的要价，不能调度机智、力气、耐心、幻想、反讽、热情、自私、恢复力——或韧性，或精明，或虚假、伪善、双重人格、色情技艺——以应付它数之不尽的误导和前后矛盾的含义。所以，我能够在手术之后，提醒自己手术只是让我坚守我早已屈从的洁身自好的原则，因而没有对永远丧失性功能的前景感到过分的震惊。手术不过是为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经历了一辈子的纠缠不休、不堪重负而做出最后的断语而已。其时雄性狂热无时不刻不蠢蠢欲动，企图重复这一行为——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尚未受到生理问题的威慑，性功能完好无损，精力充沛，永不安宁。

但在科尔曼对我谈到他自己和他的瓦露塔之后，所有通过理智的退让而取得的令人欣慰的幻觉全都化为乌有，我完全丧失了心理平衡。直到清晨我都没能合眼，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似的无力控制自己的思维，被那对男女以及他们和我惨淡状态之间的对比弄得神魂颠倒。我无法入眠，并不仅仅是因为企图阻止自己在脑子里重构科尔曼拒绝放弃的“越轨勇气”。我像个无害的阉人似的跟那个依然活力旺盛、性欲不衰的同伴翩翩起舞的情景，让我突然感到这绝非是个美丽的自嘲。

你怎么能说“不，这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它始终是?这性的污染物，救赎性的堕落，使得人类的理想幻灭，永无休止地提醒我们切莫忘记自己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

下一个星期，科尔曼收到那封匿名信，只有一个句子，主语、谓语以及直截了当的形容词，以粗大醒目的字体写在一张白色打印纸上，用以表示控诉的二十八个大字从头到尾盖满整张纸：

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

一个受凌辱、没文化、

比你小一半的

女人。

信封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尽管信封上盖着纽约市的邮戳，科尔曼还是一眼就认出是那年轻法国女人的笔迹，这女人在他走下院长席位、返回教书岗位时，是他那个系的系主任，后来又是最积极地要将他打为种族主义分子，并谴责他侮辱缺席黑人学生的那批教职员中的一个。

在他的幽灵档案里，在好几份由他的案子引发的文件上，他都发现笔迹样本，这证实了他的指认：语言文学系德芬妮·鲁斯教授为匿名信作者。除了她用印刷体而不是手写体写出的头几个字以外，科尔曼看不出她还做了什么努力伪装笔迹以蒙蔽他。她可能开始时有那个打算，但在“人人皆知”几个字以后，她似乎不是放弃了，便是忘记了。这位法国出生的教授竟然都没有在信封上避开泄露天机的科尔曼的街名和邮编。这种在写匿名信时对于隐瞒身份标记所表现的疏忽，罕见的粗心大意，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她当时处于某种极端的心态，不允许她在发这封信之前做通盘的考虑。但信又没在当地邮局——急急忙忙地寄出，而是先运送到邮戳所显示的约一百四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再投递的。可能她估计在自己的笔迹中没有任何特殊或离奇的东西可以让当过院长的他至今都难以忘怀；也许她已不记得他案子的那些附件：她曾连同她的亲笔签名一道递交给教师调查委员会的与翠西·卡明斯的两次面谈记录。或许她不知道，应科尔曼的请求，委员会提供给他一份她原始记录的影印件以及委员会针对他的其他所有相关资料。或者她根本就不在乎他会不会认出是谁揭露了他的秘密：她也许既要以一个匿名的控诉奚落他，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挑明控诉来自于一个当今绝非无权无势的人。

科尔曼打电话要我过去看匿名信的下午，从幽灵卷宗里挑出的含有德芬妮·鲁斯笔迹的样本都已整齐地陈列在厨房桌子上，既有原稿，又有原稿影印件。他都彻底查过了，在他看来与匿名信中的笔画雷同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上了圈圈，主要是单个字母——一个y，一个s，一个x，这里字尾打个大弯钩的e，这里一个e跟旁边的d紧挨着，看上去像i，而在r前面，又像个普通的e。虽然信和幽灵文件的笔迹有着醒目的相似之处，但直等到他指给我看信封上他的名字和她与翠西·卡明斯面谈记录上的他的名字时，我才确信他不容辩驳地已将出手给他定罪的罪犯定了罪。

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

一个受凌辱、没文化、

比你小一半的

女人。

我把信拿在手里，尽可能仔细地——如同科尔曼所希望的那样——端详其中的用词及其线条的调度（仿佛并非由德芬妮·鲁斯而是由爱弥莉·荻金森所撰）的时候，科尔曼对我解释说，是福妮雅出自她可笑的智慧，而不是他，让他俩发誓对此事保密，以致德芬妮·鲁斯才有秘密可以识破，而且还含沙射影地威胁要公之于众。“我不要人家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我想要的不过是每周一次没有压力的性交，悄悄的，和一个经历过这些而且已经平静下来的男人。除此之外，阿猫阿狗都别来管闲事。”

所谓阿猫阿狗，福妮雅最有可能指的是莱斯特·法利，她的前夫。并不是因为她一辈子就只跟过这一个男人——“这怎么可能呢?我十四岁就出来自个儿混日子了。”比如她十七岁在南方的佛罗里达当女招待时，她那时的男友不但打她，捣毁她的房间，还偷了她的震颤按摩器。“心里可难受了。”福妮雅说。而起因，无一例外的都是妒忌。她看别的男人的眼光不对，她主动挑逗别的男人以错误的眼光看她，她不能很好地解释前半个小时上哪儿去了，她说了不该说的话，用了不该用的腔调，暗示了，她无中生有地认为，她是个脚踩两条船的婊子——不管什么原因，不论他是谁，都会对她拳打脚踢，福妮雅只有喊救命的份儿。

莱斯特在他们离婚前曾两次把她送进医院，这会儿他仍然住在附近山里，自破产以来，一直替镇上的修路队干活，毫无疑问，他还是那么癫狂，她不仅为自己担惊受怕，她说，同样也为科尔曼——万一给莱斯特发现了的话。她怀疑当时斯莫基陡然甩了她，就是因为和莱斯特·法利有了某种接触或摩擦的缘故——因为莱斯特间断性地跟踪他前妻，发现了她和她老板的事，即使霍伦贝克的幽会地点特别隐蔽，藏在除了学院总务部头儿无人得知或进得去的老房子偏远的犄角旮旯里。虽然斯莫基从他自己的总务部门招募女友，又在校园里跟她们约会，似乎显得有些不知轻重，但在其他方面他处理自己的色情生活却是和他对待学院工作同样地一丝不苟。以他能在暴风雪之后使校园道路在几小时内畅通无阻的干练，他是可以，如果需要的话，同样能迅疾地摆脱一名女友的。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科尔曼问我，“即使没有听说过那个暴躁的前夫，我也不反对就此事保密。我知道这类事迟早会发生。就算忘掉我曾经在她这会儿打扫厕所的地方担任过院长，我七十一岁而她三十四岁，我保证仅此一项就够了，所以，当她说，这不关阿猫阿狗什么事的时候，我心想，她不需要我来管了，我连提都不需要提。这么做好像私通?无所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驱车上佛蒙特吃晚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倘若在邮局碰上，都不打招呼。”

“说不定有人在佛蒙特看见你们了，或许有人看见你们俩同坐在你的车子里。”

“对，很可能就是这样，也只有这个可能。也许是法利本人看见我们了。基督啊，内森，我差不多有五十年没跟人约会了——我以为那饭店……我真是个白痴。”

“不，你不是白痴。不，不是——你只是得了幽闭症。瞧，”我说，“德芬妮·鲁斯——我不想装做知道她为什么如此狂热地关心你退休后和谁上床，但既然我们晓得有些人对不能按世俗方式生活的人老是看不惯，就让我们把她当做那种人吧。但你不是白痴，你是自由的，一个自由独立的人，一个自由独立的老年人。你离开那地方失去了很多，但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你不再有义务启迪任何人——你自己就是这么说的。你也不是在测试自己到底能否彻底摆脱一切社会禁忌。你现在退休了，但你却是个在学术界度过了几乎一辈子的人——如果我对你的理解不错的话，这么做对你来说不是件寻常事。也许你从来就没想有个福妮雅出现，你甚至都会认为绝不应当让她出现，但即使最坚固的工事都满布瑕疵，同样，你万难料想的事也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七十一岁上，有了福妮雅；1998年，有了伟哥；于是那几乎被忘却的东西卷土重来。巨大的欣慰。原始的威力。使人晕头转向的强烈感。科尔曼的最后一次纵情从天而降。据我们所知，这是最后的，了不起的最后一分钟的恣意纵情，于是福妮雅·法利的种种经历便和你自己的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这不符合正人君子构思的蓝图：在你这个岁数，以你的地位，你应当和谁上床——如果真有人应当上床的话。你说了‘幽灵’两个字之后的结果符合正人君子的蓝图吗?艾丽斯的中风符合正人君子的蓝图吗?别理这空洞愚蠢的信。你干吗要让它给唬住了呢?”

“空洞愚蠢的匿名信，”他说，“有谁给我写过匿名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给人家写匿名信?”

“也许是法国玩意儿，”我说，“巴尔扎克笔下不是多的是吗?还有司汤达?《红与黑》里不就有的是匿名信吗?”

“我不记得有。”

“瞧，反正你的所作所为都应该用残忍加以诠释，而德芬妮·鲁斯的则应当永远奉为善举。神话里不就充斥着巨人、魔鬼、蟒蛇吗?把你界定为魔鬼，她自然成了英雄。她这是在刺杀魔鬼，对你吞噬弱者的行为进行复仇。她正在把整件事提升到神话的高度。”

从他宽容的微笑中，我看出即使开玩笑地对匿名指控胡诌一个类似早于荷马的神话阐释也无济于事。“编造神话，”他对我说，“解释不了她的思路。她没有编造神话的想象力，她只会编农民如何诉苦的故事。凶眼。施巫术。我给福妮雅布了魔障了。她的专长是编造尽是女巫和男巫的民间传说。”

我们谈得津津有味，我意识到在我努力强调他应以快乐为首要因素来化解他的冲天怒气时，我使得他对我的感情加深了，而且也对他暴露了自己的感情。我过分热情了，我知道。我对自己如此热切地去讨好别人感到惊讶，觉得未免话讲得太多了，解释得太多了，介入得太深了，兴奋得过了头，就像小时候那样，发现街那边新认识的男孩原来跟你非常贴心时，你会感到一股无法抗拒的追求友谊的冲动，你的举止会超乎常态，你会情不自禁地变得热情奔放。但自从科尔曼在艾丽斯死后敲我的门，建议我为他写幽灵的那天起，我实际上已经不假思索、未经盘算、认真地把他当做了朋友。我对他身陷囹圄的境况给予关注，并非进行思维练习。对他的困难我很在意，而我可是下了决心在我的有生之年除了工作的日常需要绝不多管闲事，除了本职工作，绝不牵扯到任何别的事务中去，绝不到工作以外的任何地方猎奇——我连自身都难保，要我关怀他人无从谈起。

意识到这些我有些失望。维持离群索居的状态，杜绝干扰，自觉远离一切的功名利禄、社会幻影、文化毒品、男欢女爱，恰似虔敬的教徒将自己深藏于洞穴、地窖或密林的茅屋中所过的那种严苛的遁世隐居的生活，要求具备一种比我更为食古不化的材料。我只独自待了五年的光景——五年在马达马斯卡山上几英里的一座惬意的两开间木屋里独自阅读和写作，小屋背后有个小池塘，而前面，穿过一条土路，则是一片方圆十英亩的沼泽。每到黄昏，定期迁徙的加拿大大雁便飞来过夜，还有一只耐心的蓝色苍鹭孑然一身，整个夏日待在这儿捉鱼。能以最小的痛苦居住在闹市中心，其秘诀是将尽可能多的人与五光十色的幻影串在一起；而孤身一人隐居在这儿，远离一切令人烦恼的牵扯、诱惑、企望，特别是远离自身强烈的情绪，其诀窍乃在于赋予静默以想象，将圆圆的山顶设想为国会山，将静默设想为成倍增长的财富。笼罩一切的静默好比你首选的利益源泉，你唯一的密友。诀窍便是从（又是霍桑）“一个孤独的大脑与它自己的交流”中寻得养分。秘诀在于从诸如霍桑那样的人身上觅得养分，从才华横溢的已逝者身上觅得养分。

无视这种选择必然带来的困难需要时间和苍鹭般的耐心去克服对于所消失的一切的渴望，但五年以后我已能够非常娴熟地分割我所过的每一天，以致我拥抱的这种平静的日子竟然没有一个小时不在我眼里显得意味深长——它的日常必须，甚至它的激动。我不再沉湎于另有所图的妄想中，我认为我最不能重新忍受的便是和另外一个人朝夕相伴。我晚饭后所放的音乐不是对静默的舒缓，而是它的实证：每晚听一两小时的音乐并没有剥夺我的静默，音乐是静默的化身。夏日每天我一早起来花三十分钟在池塘里游泳，而在其他季节，早起写作以后，只要积雪不深，仍可步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沿着山间小道行走两三小时。使我丧失了前列腺的癌症没再复发，六十五岁，健康，状态良好，工作努力——我知道得分。我必须知道。

那么，为什么在把彻底的隐居实验变成一种丰富、充实的生活以后毫无先兆地，我会感到孤独呢?因为什么而感到孤独呢?过去的就过去了。自我约束从未懈怠，退隐的决心从未动摇。究竟为什么感到孤独呢?很简单：为了我已厌恶的东西，为了我已背弃的东西，为了生活，为了与生活的纠缠。

这就是科尔曼缘何成了我的朋友以及我如何走出隐蔽的小屋、不屈不挠独自一人与癌症抗争的过程。与科尔曼一起跳舞直接将我送回到生活中来，起先是雅典娜学院，然后轮到我——他果真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确，那场舞使我们成了生死之交，还把他的灾难变成了我的题材，他的伪装也将随之成为我的题材。于是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秘密便成了我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继续远离我本已逃脱的尘嚣和激情生活下去的原因。我只不过发现了一个朋友，竟惹怒了整个世界。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科尔曼领我去离他家六英里远的牛奶场见福妮雅，福妮雅住在那儿，以不时帮忙挤奶代付房租。奶场已经营好几年了，由两名离婚妇女所创办。她们都是大学环保专业毕业生，都来自新英格兰务农家庭，两人集中资金承担起难以想象的以出售鲜奶谋生的任务——包括扶养她们的孩子，六个。孩子们——奶场主人老爱对顾客说——不用靠“芝麻街”了解牛奶是怎么来的。奶场的营运方式颇为独特，与大奶场毫无共同之处，看不到任何非个人或工厂车间似的东西，在当今多数人眼里是个不能称之为牛奶场的地方。场名叫“有机家畜”，它生产瓶装鲜奶，在当地百货店及地区的某些超市有售，奶场也直接出售鲜奶，提供给每周购买三加仑以上的顾客。

十一头奶牛，纯泽西种，每头都有一个老式的牛的名字，而不是在耳朵上挂着号码标签以示区别。因为它们的奶没有混入注射过各种化学药剂的大牛群的奶，因为没被巴氏灭菌法弱化，也未遭均质破坏，牛奶带有母牛随着季节所吃的不同食物（未使用过除莠剂、除虫剂或化肥的饲料）的些微气息，甚至这些食物的隐约的味道。而且，因为它们的奶汁比混合奶更富有营养，深受附近居民的珍视，这些人正努力让全家吃上原汁原味的、而不是经过加工处理的食物。农场有一大群固定买主，多数是那些逃出大城市以躲避污染物、情绪沮丧、人格侮辱而隐居附近的人，有退休的，也有还在挣钱养家的。当地的周报每隔一段时间便登载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自己在乡间新近找到了更为满意的生活，并且必定以崇敬的口吻提到“有机家畜”奶，不仅认为它美味可口，而且把它视为重振他们被城市摧毁的理想主义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抚慰情绪的乡间纯洁剂。在这些发表的来函中，诸如“善”和“灵魂”的字样不断冒出来，似乎喝下一杯“有机家畜”奶便不仅接受了营养的祝福，而且还经历了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当我们喝‘有机家畜’奶时，我们的身体、灵魂和精神全部受到了滋补。我们体内的各种器官接受了它的完整性，并以不为我们所见的方式欣赏着它。”诸如此类的句子的确可以让从那些纽约或哈特佛德或波士顿无论什么烦恼中解脱出来的、在其他方面都属正常的成年人伏在书桌上以假装七岁的稚童过把瘾。

虽然科尔曼也许总共只用半杯奶浇在他当做早点的麦片上，他却跟“有机家畜”签了一周三加仑的合同。这样做使得他有资格直接到奶场去取刚挤出的奶——驱车从路上进去，沿着拖拉机小道驶到牛棚边，走进牛棚，从冰箱里拿出冰镇的奶。他安排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获得订购三加仑以上顾客可以享受的价格优惠，而是因为冰箱正好放在牛棚入口处，离开牛被一头一头领进去挤奶的隔栏不过十五英尺。每天两次，下午五点（当他出现时）的那次，福妮雅一星期有好几次刚从学院下班，就在那儿挤奶。

他不过是看她挤奶而已。即使那时附近极少有人，科尔曼也总待在栏外朝里看，让她继续干活，不必烦神跟他说话。经常他们相互不说话，因为不说话给他们带来的快感更为强烈。她知道他在看她；因为知道她知道，他就看得更起劲，就算他们不能当场在泥地上躺到一块儿也毫无关系，他们能在他床以外的地方单独厮守就足够了。维持被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分离的事实，扮演他们分别为农工和退休大学教授的角色：她是个三十四岁强壮、瘦削的劳动妇女，语无伦次的文盲，只有肌肉和骨头，刚在院子里用丫杈打扫早晨挤奶留下的污物的乡下女人；而他则是个七十一岁思想深沉的年长公民，学富五车的古典文学研究者，精通两门古老的语言、脑子灵通的智囊。各自能如此完美地表现自我，足够了。在充当毫无相似之处的两个人的同时，始终不忘他们能够将各自不可调和的一切——产生一切能量的人类的差异——浓缩成情欲的精华，足够了。感受到双重生活的刺激，足够了。

那天下午我在牛栏里看见那个女人，科尔曼指出这是他的瓦露塔。那女人满身污渍，瘦骨嶙峋，穿着短裤和T恤，脚蹬橡胶靴，乍一看让人很难立即产生肉欲。论肉感，要数那些派头十足的生灵，肉体占据整个空间的奶白色乳牛，它们有着桁架般的肥臀，酒桶大的肚子，奶水充溢的乳头活像卡通画里所见，大得变了形。对于这些大眼、温和、行动迟缓的畜生（从不闹工潮的奶牛，每头都是座自给自足的工厂）而言，一边就着满是饲料的食槽大嚼，另一边被，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四个脉动着的、永不休止的机械嘴吮吸一干。对于它们而言，同时在两个端口接受肉欲刺激，乃是消受性欲快感的义务。它们每一个都过着富足的畜生的日子，幸福地缺乏精神深度：边喷边嚼，边拉边撒，边吃边睡——这便是它们全部的生活理由。有时（科尔曼给我解释）一只戴长橡皮手套的人臂伸进直肠，掏出粪便，然后，隔着手套顺着肠壁摸，引导另一只胳膊进来，将注射器似的生殖枪插入输卵管，植入精子。这意味着，它们繁殖，但无须忍受公牛的骚扰，甚至在怀孕期便受到呵护，生产时享受助产。据福妮雅的话推断，那个时刻可能成为每个相关人员的感情历程，甚至在风雪呼啸、冰点以下的深夜。肉体所需一切的极致，包括用它们懒洋洋、软绵绵、湿漉漉的嘴大口品尝它们自己黏糊糊的反刍物。没有几位达官贵人的情妇过得这么好，更不用说上班族妇女了。

在这些快乐的生灵及它们散发出来的浓郁的、带着泥土气的、与其庞大的雌性器官相吻合的气味里，福妮雅操劳着，恰似一头负重的牲口，她在母牛的反衬下，分明是进化过程中一个更为可怜的蝇量级生物。把它们叫出露天牛棚——它们正悠然自得躺在混合着牛粪的干草堆里——“咱们走吧，戴西，别让我为难。来吧，麦琪，乖妞儿。挪挪屁股，弗洛西，你这个老婊子”——抓住它们的项圈，又撵又哄，将它们赶过院子的泥沼，让它们踏上一级台阶，踩到挤奶厅的水泥地面上，推着笨重的戴西和麦琪们走向食槽，直至它们一个个都安全地进入槽口，为每一头牛计量并倾倒出不同分量的维生素和饲料，给它们的奶头消毒，擦净，用手猛挤几下以促使下奶，然后将消毒过的奶头连接到挤奶臂末端的吸杯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她手脚没有停过，毫不懈怠地对待每一个环节。但和母牛执拗的脾气形成强烈的反差，她始终以蜜蜂般的灵巧操持着，直至牛乳顺着透明的奶管流入铮亮的不锈钢奶桶，她才终于安详地站到了一边，观察着，以保证万无一失，母牛也安详地站定了。不一会儿，她又忙碌起来，按摩乳房，检查乳汁是否已全部挤出，挪开吸杯，把挤过奶的牛从槽口放出，为即将待挤的牛按量倒出饲料，给站在交替使用的槽口前的牛拿来谷子，然后，在那狭窄的空间里再一次抓住挤过奶的母牛的项圈，将它庞大的身躯转过来，用手在它背上一推，用肩膀一搡，蛮横地命令它：“滚出去，滚到外面去，赶快——”随之领它走过泥泞的院子，返回露天牛棚。

福妮雅·法利细腿，细腕，细胳膊，有着清晰可辨的肋骨和突出的肩胛，可是当她使劲的时候，你发现她的四肢很结实；当她伸出手或伸长手臂够东西的时候，你看到她的乳房丰满得令人惊讶；当她用巴掌拍打脖子或屁股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闷热的夏天，苍蝇和小昆虫围着牛群嗡嗡叫——你看得出她可能有多活泼，尽管在别的时候显得很呆板。你看见她的身体结构非同一般地精干严谨，是个毫无赘肉的女人，恰在此时保持了平衡，既不再成熟，又尚未衰颓，一个处于巅峰之巅峰期的女子，她那一小撮白发基本上是误导性的，因为她鲜明的扬基轮廓的面颊和女人味十足的长脖子都还没有臣服于年龄的威力而显示出任何变化。

“这是我邻居，”当她停下用胳膊肘抹脸上的汗，朝我们这边看的时候，科尔曼对她说，“内森。”

我没料到她会如此镇定，我以为会见到一个当众光火的面孔。她只对我扬了扬下巴，但却是个她以此表达许多意思的动作。那是个她借以表情达意的下巴，抬起时，像她惯常的那样，赋予她阳刚之气。在她的反应中也显露出某种男性的、不可通融的、无可争辩的东西，这种表情属于一个把性交和背叛都看得跟面包一样普通的人，是出逃者以及始终走霉运的人惯常使用的表情。她的头发正处于令人心碎的无可阻止的转型初期，在脑后用橡皮筋扎成一把，但有一缕在她干活时老是掉到眉毛上来，此刻，当她默默朝我们看着的时候，她用手将它捋到后面，于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特点——可能看错了，因为我正在寻找征兆——一个泄露天机的特点：眉骨与上眼睑之间外突的眼泡肉。她是个薄嘴唇的女子，有着挺直的鼻梁、清澈的蓝眼睛、整齐的牙齿和突出的下颔，而眉骨之下的眼泡肉是她唯一具有奇异情调的标志，唯一性诱惑的徽号，某种充溢着欲望的东西。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她目光为什么总是令人捉摸不透地平直乏味。

总之，福妮雅不是摄魂夺魄的女妖塞壬，但是个轮廓鲜明的女人，看见她，你会想，她小时候一定很漂亮。的确，据科尔曼说，她是个金发、漂亮的孩子，继父不断骚扰她，被宠坏了的母亲不肯保护她。

我们站在那儿看着，她挨个给十一头牛挤奶——戴西、麦琪、弗洛西、贝西、朵利、美顿、甜心、笨蛋、爱玛、弗兰德和吉儿——我们站着看，她以一成不变的手法逐个伺弄着每一头，当这些都结束之后，她走进挤奶大厅隔壁那间有着大水池、水龙管和消毒设备，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屋子，我们看着她走进那个门，把碱液和洗涤剂混合在一起，将真空管从管线上卸下，将吸杯从挤奶臂上拔下，把两只奶桶从套子里取出，把带进去的挤奶设备全部拆卸完，便开始用各种刷子和一大盆一大盆的清水刷洗每根管子、每道阀门、每个垫圈、塞子、盘子、衬垫、帽盖、圆盘、活塞，直到一切的一切都一尘不染，清洁卫生工作方告一段落。在科尔曼终于取出他的奶，我们一道上他的车离开之前，我和他在冰箱旁足足站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而在此期间，除了他把我介绍给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再说过一句话，你所能听到的只有在牛棚做窝的燕子飞过我们身后牛棚敞开处的椽子时发出的飕飕声和唧唧的叫声，福妮雅摇晃饲料桶时颗粒物掉进水泥槽的毕剥声，以及她又推又拽，领着牛群进入槽口时，牛蹄在挤奶厅地面上发出的喀嗒喀嗒拖拉声，随后便是吮吸声和奶泵轻柔的鸣响。

在他们俩都被埋葬了四个月以后，我回想起那次观看挤奶的经历，感到仿佛是一出舞台剧，我在其中扮演了跑龙套的角色——一个局外人，而现在我果真是个局外人了。一夜又一夜，我无法入眠，因为我忍不住走上台加入两名主角和母牛合唱团，观察全体演员无懈可击地表演一个坠入爱河的老人如何观看他的秘密情人、农场清洁女工干活。这是一个充满催眠术和性压抑的凄婉的戏剧场面，其中女人为牛所做的一切，她如何操纵它们、抚摩它们、伺弄它们、对它们说话，都被他贪婪的痴迷据为己有；这是一个男人被某种长期压抑、几近泯灭却在我眼前重新迸发出令人惊讶的威力的东西所控制的戏剧场面。我想，这犹如见到阿斯肯巴克狂热地观看塔德琪奥似的——前者的性欲由于人必有一死这令人极度痛苦的事实而达到沸点——只不过我们不是身处威尼斯丽都的豪华酒店，也并非是德文或甚至那时就有的英文写成的小说中的人物。我们所处的季节是盛夏，地点是我国东北部的一座牛棚，在美国，正是美国总统遭弹劾的那一年，而且，我们不是杜撰品，动物也并非神话虚构或填充而成的标本。当天的阳光和炎热（那件幸事），与每头牛生性不变的安详相匹配的所有在场者的安静，坠入情网的老人观看能干的、活力充沛的女人的柔韧身躯时心中升起的顶礼膜拜感，他眼里流露的极其赞美的神情，以及与此同时我自己心甘情愿的等待，我自己对他们两人间广泛的差异，对性安排的不协调、多样性和诸多不规则性的迷惑——以及对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包括人与牛高度区别的又几乎无区别的生活，不仅是忍受，而是生活的要求，要求不断地索取、舍弃、喂食、挤奶，并全心全意地认可，此即神秘之所在，生活的无意义的意义——这一切的一切都被千万个细微的印象真实地记录在案。感觉的充实、无所不包、丰富（超级丰富）生活的细节，这便是狂想曲。科尔曼和福妮雅，现在死了，深埋于川流不息的意外之中，日复一日，分分秒秒，他们自己便是超级丰富中的细节。

没有任何东西得以恒久存在，然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转瞬即逝。没有任何东西转瞬即逝，正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得以恒久存在。

和莱斯特·法利的麻烦是那天晚上开始的，当时科尔曼听见房子外面灌木丛里有动静，断定不是鹿或浣熊作祟，便从厨房桌边——他和福妮雅刚在那儿吃完通心粉晚饭——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就着夏日夜晚半明半暗的光线，看到一个人穿过屋后的田野，朝树林飞奔。“嘿！你！站住！”科尔曼大声叫唤，但那人既没停下，也没回头望，迅速地消失在树木之间。这并不是近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有人隐藏在距房子不足几英寸的地方监视他，不过，前几次的时间都要更晚些，天色太暗，他不能确定听到的是个窥视者，还是什么动物。而且那几次他都是一个人在家。这回福妮雅第一次在场，她不需要看见那人奔过田野的剪影便一口咬定闯入者是她的前夫。

离婚以后，她告诉科尔曼，法利一直在跟踪她，尤其在两个孩子死后的头几个月里，当他指控她由于粗心大意导致他们死亡时，他更是变本加厉地凶残。有两次他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次在超市停车场，一次是当她在加油站的时候——冲着轻便货车窗外尖叫：“杀人的婊子！杀人的母狗！你杀死了我的孩子，你这个杀人的母狗！”许多次，在她早晨去学院上班的路上，只要朝后视镜看一眼，必定能见到他的货车，以及他在挡风玻璃后龇牙咧嘴的面孔，仿佛正在说“你谋杀了我的孩子”。有时他会在她从学院回来的路上尾随她，那时她还住在孩子由于加热器着火窒息身亡后剩下的半间没烧掉的车库平房里，出于对他的恐惧，她从那儿搬到西里福的一间屋子住，后来，在一次自杀未遂后，搬入奶场，奶场的两位主人和她们年幼的孩子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身边走动，她被他缠上的机会也就不再那么大了。第二次搬家之后法利的货车较少出现在她的后视镜中，再后来，接连几个月都不见他的踪影，她巴不得他从此消失。但现在福妮雅确信无疑，他还是发现了她和科尔曼的事，于是新仇旧恨交织，重新燃起对她的怒火，又返回到原先疯狂的跟踪状态，躲在科尔曼房子外窥探她在里面做什么，他们在里面做什么。

那天夜里当福妮雅上了她的老切维车后——先前按科尔曼的意思停在他别人看不见的车库里，科尔曼决定驾车尾随六英里，直到她安全抵达经过牛棚通往农庄的土路，然后在他回家的一路上留意地观察是否有人尾随他。到家以后，在从车棚步行前往住房的路上，他一只手挥动着一根轮毂铁条，四面八方地抽打，以防潜伏在黑地里的任何人近身。

第二天早晨，躺在床上与焦虑斗争了八小时以后，他决定不向州警察局报案，因为法利的身份无从确定，警察对他也无可奈何，再说，一旦泄露科尔曼曾与他们有过联系，他的电话便只会证实已经流传得沸沸扬扬的关于前院长与雅典娜清洁女工有染的事不是谣言。那不是办法，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以后，科尔曼能够忍气吞声地以静制动：早饭后，他给他的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打电话，当天下午，他到雅典娜与他磋商有关匿名信的事，不顾普赖姆斯叫他忘记这件事的建议，强制他给在学院上班的德芬妮·鲁斯写了如下的信：“亲爱的鲁斯女士，我代表科尔曼·西尔克。几天前你给西尔克先生发出一封冒犯、骚扰、诋毁西尔克先生的匿名信。你信的内容如下：‘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一个受凌辱、没文化、比你小一半的女人。’你已不幸地介入并参与一件与你无关的事情。与此同时，你损伤了西尔克先生的合法权益，应当被起诉。”

几天以后普赖姆斯收到德芬妮·鲁斯的律师写来的三句简短的句子。中间一句断然否认德芬妮·鲁斯为匿名信作者，科尔曼将它用红线画出。“你信中无一说法是正确的，”她的律师在写给普赖姆斯的信中说，“而且，都是诽谤性的。”

科尔曼立即从普赖姆斯处搞到波士顿一位资深文件鉴定专家的名字，一位为私营公司、美国政府代理处以及本州做法庭辩论工作的笔迹分析家，第二天他亲自驾了三小时的车到波士顿，将德芬妮·鲁斯笔迹的样本连同匿名信及其信封交到文件鉴定专家手中。过了一星期他收到鉴定结果。“应你的请求，”报告称，“我审查并将已知的德芬妮·鲁斯笔迹与一封写给科尔曼·西尔克的可疑的匿名信及其信封进行了比照。你要求获得关于可疑文件上的笔迹作者的认定。我鉴定了笔迹特点，诸如斜度、分隔、字母形状、线条性质、力度规格、比例、字母高度关系、连接、首尾字母笔画的形状，等等，依据所提交的文件，我以专家身份认为，标明为德芬妮·鲁斯亲笔所写的标准笔迹与可疑的匿名信及其信封上的笔迹为同一人所为。此致。道格拉斯·戈登，文件认证专家。”当科尔曼将鉴定报告交到纳尔逊·普赖姆斯手中，指示他送一副本给德芬妮·鲁斯的律师时，普赖姆斯不再提出异议，然而，他看到科尔曼几乎和早先跟学院打官司时一样光火感到非常苦恼。

自他那晚上看见法利逃进树林后总共过了八天，八天中他决定最好还是让福妮雅避避风头为妙，他们相互间用电话联络。为了不招惹任何局外人对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进行窥测，他连到农场取鲜奶的事都免了，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小心观察着，特别是天黑以后，以确定究竟有没有人在周围窥探。同样他也叫福妮雅在牛奶场小心观察，告诫她无论驾车到哪里，都要瞄着后视镜。“就好像我们对公共安全是个威胁似的。”她对他说，一面像她惯常的那样大声笑着。“不对，是公共卫生，”他回答，“我们不符合卫生部的规定。”

八天过去了，他至少可以证明德芬妮·鲁斯是匿名信作者，虽然法利是否是闯入者尚待确定，科尔曼横下心来断言他已竭尽所能抗击了所有一切讨厌的、挑衅性的干扰。福妮雅那天午休时打电话给他，问“隔离期过了没有”时，他终于感到他大可放心地——或咬咬牙决定放心地——发出安全信号。

他预计她当晚七点左右会来，于是在六点吞服了一颗伟哥，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便拿着电话，走到外面，在一张帆布椅上坐定，给他女儿拨电话。他和艾丽斯抚育了四个孩子：两个儿子现在已经四十有余，都是大学理科教授，成了婚，有了孩子，住在西海岸，而那对双胞胎，莉萨和马克，尚未结婚，已三十好几，住在纽约。所有的西尔克后代中除了一个，都设法每年北上伯克夏三四趟，看望父亲，还每月给他打一次电话。那个例外便是马克，马克一辈子都和科尔曼闹别扭，每隔一阵就会完全不理他。

科尔曼给莉萨打电话，因为他知道已经有一个多月，抑或两个月，都没跟她说过话了。也许他不过是屈从于一种暂时的孤独感，这当福妮雅到来时便会消失的，但无论他的动机何在，电话接通前他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可以肯定的是，他绝对不会寻求更多人的反对，尤其是来自那个孩子的，单单她的嗓音——尽管在下纽约东区度过了十二年艰难的教师生涯，依然柔和、韵味十足、少女气不减——就足以让他获得慰藉，使他平静，有时，甚至作用更大：让他重新对这个女儿产生痴情。他当时或许正做着绝大多数上年纪的父亲或母亲所习惯做的事，不管什么理由，他或她把一个长途电话看做重温老关系的机会。科尔曼和莉萨之间连续不断的、明确无误的温柔史使她成为最不可能当面侮辱他、与他仍然心心相印的人。

大约三年前——远在幽灵事件之前——当莉萨不知道自己放弃课堂教学，变成一名“排除阅读智障”教师是否犯了个极大的错误时，科尔曼曾去纽约住了好几天，了解她的处境。艾丽斯当时还活着，还非常活跃，但莉萨要的并非是艾丽斯充沛的精力——并不需要艾丽斯用她喜欢的使人兴奋起来的方式帮助她动起来——宁可要这位老院长以他有条不紊的、斩钉截铁的方式解开谜团。艾丽斯肯定会叫她勇往直前，那只会让莉萨不知所措，越发感到一筹莫展；他用的方法则是留有余地的，倘若莉萨果真不能坚持下去，他会告诉她，如果她愿意，可以立即退出，一走了事，以免损失更大——这样反而促使她狠下决心继续干。

他不仅在第一个晚上在她的起居室里坐到夜深，倾听她诉苦，而且第二天还亲自到她的学校去了解究竟是什么让她心灰意懒。他明白了，原来如此：早晨，首先，四节面对面半小时课程，每一节都是教一个六岁或七岁儿童，全是一二年级里成绩最差的，以后余下的所有时间，都是四十五分钟一堂的课程，每班八个孩子，其阅读能力并不比那些一对一的孩子好，但却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教师进行强化教学。

“正常班过大，”莉萨对他说，“所以教师没办法感化这些孩子。我是担任课堂教学的。学习费劲的孩子三十个当中有三个，三四个，不算太糟。你有着所有其他孩子的进步助你一臂之力。教师不是停下来，提供给无助的孩子所需要的，而是敷衍地对待他们，以为——或者装做——他们跟着全班往前移动。他们给拖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然后真的不及格了。但在这里只有这些孩子，这些教不会的、不开窍的孩子，因为我对我的孩子们和我的教学非常有感情，这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我整个的世界。学校、领导层——爸，不高明。有个校长，她缺乏想象力，不明白她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做着自以为是最好的事情，倒不在于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我十二年前刚来时，多有意思啊。校长真的很优秀，她把整个学校都翻过来了。但现在四年里我们走了二十一名教师。不少啊。我们失去许多优秀人才。两年前我换到‘排除阅读智障’班，因为我对课堂教学心灰意懒。十年来天天如此。我再也吃不消了。”

他让她讲，很少插话，因为她只差几岁就满四十了，他很容易地就抑制住了把这个遭现实打击的女儿搂入怀抱的冲动，在他的想象中她抑制了同样的冲动，没有把不开窍的六岁儿童搂进怀里。莉萨有着艾丽斯全部的激情，却没有艾丽斯的权威感，对于一个只为别人而活着的人——无可救药的利他主义是莉萨的克星——身为一名教师，她无时不刻不处于精疲力竭的边缘。一般她身边总有个颇有要求的男友，她忍不住要对他好，为了他，她不在乎掏心挖肺；对男友而言，无一例外地，她纯洁的伦理上的童贞终会变成极其可恶的东西。莉萨在道德上过分苛求，然而又不忍心看到别人因为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失望，也没有足够的毅力直面自身力量究竟有多大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她永远也不会放弃弱智班教程，为什么他对她所怀抱的父爱不仅负荷着恐惧，而且还带有近于轻蔑的厌烦。

“你得照看三十个孩子，不同的级别，有着不同的经历，而你必须使一切奏效。”她告诉他，“三十个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的孩子，以三十种不同的方式学习。要用很多的精力管理。要做很多的书面工作。要花大量的时间做一切的一切。但还是没有一样能和这个相比。肯定的，即使做这件事，即使在弱智班，有时我也会想，今天我干得挺好，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想跳楼。我思想斗争很剧烈，不知这种教程是否适合我。因为我非常投入，你可能不太明白。我要以正确的方式教学，可是并不存在正确的方式——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一筹莫展，而我又必须进课堂，做出成绩来。当然每个人都在差生身上大费周章，可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想一想——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很困难。爸爸。你的自尊心有些受不了，你知道。”

莉萨，一个心中怀有那么多关爱的人，一个良知从不含糊的人，一个希望只为助人而生存的人，这永不幻灭的毋庸置疑的理想主义者。给莉萨打电话，他对自己说，绝对想不到他会从这个傻气的圣人似的孩子嘴里听到她接电话时那种冷冰冰的厌恶口吻。

“你听起来好像不对劲。”

“我没问题。”她对他说。

“出了什么事，莉萨?”

“没什么。”

“夏季班怎么样?教学怎样?”

“不错。”

“乔西好吗?”他是她最近的男友。

“不错。”

“你的孩子们好吗?那个不识字母n的小鬼怎样了?他有没有达到十级?那个名字里都是n的孩子——赫尔南多。”

“样样都不错。”

他这才轻轻地问：“你想不想知道我过得怎样?”

“我知道你过得怎样。”

“是吗?”

没有回答。

“什么让你不快活，宝贝?”

“没什么。”又一个“没什么”，这是第二个，意思太清楚了，你别叫我宝贝。

出了什么不可理喻的事了。谁告诉她了?他们跟她说了些什么了?在中学时代，以及战后在大学里，他一直孜孜不倦地钻研最困难的课程；任雅典娜院长期间，他在一个繁重劳累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幽灵事件中作为被控方他自始至终与虚假的指控做斗争，从没软弱过；即使他从学院退休也不是一个投降的举动，而是愤怒的抗议，故意表白他不屈不挠的蔑视。但在他所有的与职责，与挫折，或与惊愕相抗争的年月里，他从来没有——即使在艾丽斯死后——感到过如此的无助，而莉萨，这个善良得几乎令人忍俊不禁的典型，在那一个词“没什么”里集中了那么多的恶意——她以前从没有，一辈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领受它的对象。

随后，甚至就在莉萨的“没什么”依然还在散发着它可怕的含义时，科尔曼看见一辆货车从他房子那边沿着黑色路面缓缓开过来——向前爬行一两码，刹住，重又向前滚动，然后又刹住……科尔曼站起来，开始迟疑地走过草坪，伸长脖子张望，然后，边跑边叫：“你！你想干什么！喂！”但货车迅速加大油门，不等科尔曼走近发现任何有关驾驶员或卡车的有用的线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他分不清车型，从他所站的地方甚至都看不出卡车是新的还是旧的，他最后只知道车子的颜色，一种不明确的灰色。

现在电话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在跑过草坪时，他无意触到了挂断键，要不是这，就是莉萨故意中断了联系。当他再拨时，是个男人接的。“是乔西吗?”科尔曼问。“是。”那男人说。“我是科尔曼·西尔克，莉萨的父亲。”沉默一分钟后，男子说“莉萨不想谈话”，就挂断了。

马克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人。不可能是这个他妈的乔西——他是谁?科尔曼想不出马克怎么会听说福妮雅的事的，就像他不明白德芬妮·鲁斯或其他人是怎么知道的一样，但此刻那些都无关紧要——是马克用他们父亲的罪行挑拨了他的孪生妹妹。因为在那孩子看来，是罪行。几乎从他一学会说话起，马克就再也没放弃过他的信念：父亲老跟他作对，喜欢两个大儿子，因为他们年纪大些，在学校里出人头地，毫无怨言地接纳了他们父亲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喜欢莉萨，因为她是莉萨，家里的小女孩，无可置疑的是爸爸的最爱；跟马克作对，就因为他孪生妹妹所有的一切——可爱、有爱心、善良、动人、彻底的高尚——马克没有，并且拒绝拥有。

马克或许是科尔曼命里注定必须努力与之格斗的对象，并非理解的对象——他的怨气是太容易被理解了。在他还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就开始嘀嘀咕咕，生闷气了，不久便和家人及其对世事的感受对着干起来，无视一切安抚劝慰的企图，他的逆反性情随着时间的流逝凝固为他性格的核心。十四岁时在尼克松弹劾听证会期间他大叫大嚷支持尼克松，而家里其余成员无不赞成让总统终身监禁；十六岁时他成为正统犹太人，而其余的孩子都从他们的反教会、无神论的父母那儿接受了熏陶，只是名义上的犹太人而已；二十岁时他在只差两学期就毕业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从布兰迪斯退学，使父亲火冒三丈，现在，几乎四十岁了，在从事又放弃十多个他认为不屑一顾的工作后，终于发现自己是个叙事诗人。

因为他对父亲不可动摇的敌意，马克使自己成为他全家不可能成为的人，更令人悲哀的是，逼自己成为他本来不是那样的人。一个聪明的孩子，阅读广泛，思维敏捷，伶牙俐齿，然而却始终不能绕过科尔曼看清自己的出路，直到三十八岁上，作为一名就圣经题材写作的叙事诗人，他终于得以以一个一事无成者的傲气蕴育了他伟大的赋予生命活力的愤怒。一名忠实的女友，一个毫无幽默感、易激动、严守教规的年轻女子，在曼哈顿当牙科技术员挣钱养活他们俩，而马克则待在他们布鲁克林没有电梯的楼房里，撰写由圣经启发的，甚至连犹太杂志都不愿刊载的诗作，连篇累牍地叙述大卫如何冤枉儿子押沙龙，以撒如何冤枉儿子以扫，犹大如何冤枉兄弟约瑟夫，以及先知内森在大卫和拔示巴犯罪后如何发毒咒——以各种铺张虚浮的手法写成的诗篇，念念不忘地返回一成不变的理念，在那理念上，马克押上了并且输掉了他的全部。

莉萨怎么能听他的呢?莉萨怎么能把马克的任何指控当真呢，她不明白他一辈子都受那些指控的驱使吗?不过莉萨对马克一向宽容，不论她知道扭曲了他性格的敌意有多荒谬，她还是顾念旧情，不忘他们双胞胎的身世。因为她生来悲天悯人，因为当她还是个小女生时她就为自己得宠而感到内疚，她总是容忍她双胞胎哥哥的抱怨，而且在家庭纷争中充当他的安抚者。但她对于他们两者中较少宠幸一位的关注一定得延伸到这疯狂的指控上来吗?父亲犯了什么过错将伤痛强加在了他儿女的身上，以致这一对双胞胎非得与德芬妮·鲁斯以及莱斯特·法利联手?还有另外两个，他的科学家儿子们——他们和他们的自责是否也加入了进来?他有多久没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他此刻回想起艾丽斯死后屋子里那个尴尬的一小时，不仅回想起来，而且再次被马克对他的指责深深地刺痛。当时两个大孩子进来，把他拖到他的老房间里去，他在里头待了整整一下午。以后的几天里，孩子们都还没走，科尔曼愿意将那孩子胆敢说的话归罪于马基，而不是马克，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忘记了，或迟早会忘记。马基在他们从墓地驱车回来几分钟后，就开始训斥他。“学院没干。黑人没干。你的敌人没干。是你干的。你杀死了母亲。你用这方式杀死了一切！因为你必须正确！因为你不愿道歉！因为每次你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现在是母亲死了，而这一切应当很容易就解决的——二十四小时里就能解决一切，只要你知道如何平生第一回向别人道歉。‘对不起我说了“幽灵”。’你只需要这么做，伟人，只要走到那些学生面前，说声对不起，母亲就不会死了！”

待在外面的草坪上，科尔曼突然感到一阵揪心的愤怒，自从马基发火后的第二天他只花了一小时写成并提交了他的辞呈以来，就再没有这么愤怒过了。他知道对孩子怀有这种情绪是不正确的。从幽灵事件他得知如此等级的愤怒是疯狂的一种形式，可能置他于死地。他知道像这样的愤怒不会带来问题的恰当、合理的解决。作为育人者他知道如何育人，作为父亲他知道如何教子，作为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知道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任何事情，尤其在家庭内部，即使这个家庭有个像马克那样怨天尤人的儿子。他并不是从幽灵事件中才得知什么可以败坏、扭曲一个自认为蒙冤受屈的人的性格。他从阿喀琉斯的愤怒中，从菲罗克忒忒斯的怒火中，从美狄亚的狂怒、阿甲克司的疯狂、伊莱克特拉的绝望、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中都统统看到了。当愤怒达到极点时，恐怖事件将层出不穷，复仇将以正义的名义索求，而冤冤相报将从此开始。

幸亏他明白这一切，因为只有这些，只有古雅典悲剧和古希腊史诗的预言才使他克制了自己的冲动，没有当即打电话给马基提醒他，他是个刺头，而且一向都是。

和法利的正面冲突发生在大约四小时后。依我的重构，科尔曼为了证实没人在屋外监视，亲自在福妮雅来到后的几小时里从大门、后门、厨房门进进出出了不下六七次，直到十点左右，当他们二人站在厨房纱门里，拥抱着互道晚安时，他才得以摆脱一切愤怒，从而允许他生活中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最后一次纵情的陶醉，托马斯·曼描写阿斯肯巴克时所称的“感情迟到的冒险”——重新抬头，控制他的全部身心。在她即将离开时，他发现自己渴望拥有她，仿佛除此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都无关紧要，不论他女儿、他儿子、福妮雅的前夫还是德芬妮·鲁斯。这不仅仅是生活，他想，这是生活的结束。不堪容忍的并非他和福妮雅引起的众怒，令人不堪容忍的是他已走到了生命的末端，生命的尽头，时不再来，倘若曾有过时机让他了结争端，放弃反驳，从他哺育四个活泼孩子的意识中超脱出来，忍耐好斗的婚姻，影响固执的同事，尽力引导雅典娜平庸的学生理解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文学。是屈服的时候了，是该让这单纯的渴望作为他的向导的时候了。超脱他们的指责。超脱他们的控告。超脱他们的审判。趁你没死之前，他告诫自己，学会超脱他们令人发怒的、讨厌的、愚蠢的谴责的权限，我行我素地生活。

和法利的冲突。那晚和法利的冲突，和一个永不言败却一败涂地的农场主，一名从不计较工作何等卑贱却始终全力以赴的本镇养路工，一名为祖国出征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回去完成倒霉任务）的忠诚的美国人发生冲撞。法利重新入伍，又回到那儿去，因为第一次回家的时候，人家都说他跟原来大不相同了，他们不认识他了，而他知道他们说得对：他们全都怕他。他从丛林战回到他们中间，他们不赏识他就算了，反倒怕他，所以不如回去。他并不指望别人像英雄似的对待他，可是大家就以那种眼光看着他，所以他第二次出征，这次可是加大油门的。精疲力竭，又重新充气。一个敢作敢为的武士。第一次去时不像这样雄心勃勃。第一次去时他是随和的莱斯特，不知什么叫绝望。第一次去时只是个伯克夏男孩，信任别人，完全不知道生活会有多下贱，不知道吃药打针是什么滋味，不感到自卑，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莱斯特，对社会从不构成威胁，成群结队的朋友，开快车兜风，尽是那一类的玩意儿。第一次去时他割过耳朵，因为他在那儿，而且都那么干，仅此而已。他不属于那种人，那种人一旦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就急不可待地动手，那是些乌合之众，跟着他们起步有点过分，他们只要一个小小的机会就大发兽性。队伍里有个家伙，他们叫他大个子，把一个怀孕女人的肚子劈开了，不见了一两天。法利自己只是在他第一次出征即将结束时才变得娴熟起来。但第二次，他单位里有许多家伙也是重返战场的，他们回来并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或多赚几块钱，这第二次，和这些始终盼望上火线、兽性大发、明知恐怖却感到无比美妙的家伙待在一起，他也就变得疯狂起来。在枪林弹雨中，躲避险情，用枪射击，你不可能不感到可怕，但你可以发疯，可以蛮干，所以第二次他肆无忌惮起来。第二次他赤膊上阵，胡作非为。生存在死亡边缘，开足马力，既兴奋又恐惧，日常生活中没有东西可以和它相提并论。门射。他们正丢失直升机，需要门枪手。他们在某个位置上征求门射手，他跳起应征，自愿报名。高高地在战场上空，往下看，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他只管朝下猛射，只要是移动着的。死亡和毁灭，这便是门射的全部目的。再加上你不必成天待在下面的莽丛里，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但当他回到家里，并不比第一次好，而是更糟。不像二次大战那些家伙，他们乘船返回，他们放松，有人看护他们，询问他们身体怎样。没有过渡。前一天他还在越南进行门射，目睹直升机爆炸，在半空中眼见战友血肉横飞，贴近地面时闻到人皮焦臭味，听见惨叫声，看见整座整座村庄付之一炬，第二天就回到了伯克夏。现在他真的失去了归属感，另外，他对他脑袋里的东西也有些害怕。他不想和别人相处，不想笑，也说不出笑话，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他们世界的一分子，他看见并且亲手干下了周围人绝对想象不到的事，他跟他们接不上气，他们也跟他接不上。他们告诉他，他可以回家。他怎么能回家?家里没有直升机。他独自待着，酗酒，找到退伍军人服务部，他们对他说他只是来拿钱的，可是他知道他要寻求的是帮助。早先他尝试找政府帮助，但他们只给他一些安眠药片，操他政府的，把他当垃圾。你还年轻，他们告诉他，你会好的。所以他试着好起来。搞不过政府，因此他不得不自己对付。只不过出征两次后回来靠自己安顿下来不容易。他平静不下来，烦躁，不安，酗酒，动不动就发火，老想那些东西。他并没放弃：总算有了老婆、家、孩子、农场。他想一个人过，可她想有个家，和他一起搞农活，所以他也努力强迫自己安定下来。那些他记得随和的莱斯特十或十五年前向往的东西他现在也努力让自己重新想要。问题是，他不能真正和家人沟通。坐在厨房里，和他们一起吃饭，什么趣味都没有。他没办法从那儿到这儿，但他仍然努力着。有两三次他半夜醒过来掐她脖子，但不能怪他——政府的错。政府把他变成这个样的。他以为她是该死的敌人。她以为他想干什么?她知道他会恢复正常的。他从没伤害过她，从没伤害过孩子。那些都是谎话。她向来只关心她自己。他当初不该让她带孩子们离开。她一直在等，直到他进了康复中心——那就是为什么她要送他去康复的原因。她说等他身体好了，他们就可以重新在一起，结果她利用这件事和他斗，把孩子从他身边带走了。这母狗。这骚货。她骗了他。他不该让她带孩子走。他也有错，因为当时他烂醉如泥，他们就可以用强制手段送他去康复，但如果他像他说的那样，把他们统统干掉的话，要好多了。应当杀了她，应当杀了孩子，要不是康复捣蛋，早杀了。而且她知道，知道要是她再想把他们带走，他就会像那样杀死他们。他是父亲——如果有人抚养孩子，非他莫属。如果他抚养不成，孩子最好死了算。她无权偷他的孩子。把他们偷走，然后她亲手杀死他们。这是对他在越南所作所为的报应。他们在康复所全都这么说——这个报应，那个报应，但并不因为大家都那么说，它就不成其为报应。是报应，全是报应，孩子的死是报应，她操的木匠是报应。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杀死那家伙。起先他只闻到烟味。他在路那头的灌木丛里监视躲在木匠轻便货车里的这两个人。他们把车停在她门口。她走下楼——她租住的屋子在一栋平房后面车库的楼上——她钻进货车，既没有灯光，又没有月亮，但他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随后他闻到烟味。他从越南活着回来，唯一的收获就是任何变化、响动、动物的气息、莽丛里的任何动静他都能比别人早发现一步——具有丛林中灵敏的警觉感，就好像他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一样。看不见烟，看不见火苗，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突然他嗅到烟味，那些事情闪过他的脑海，他开始朝前跑。他们看见他跑过来，以为他要偷走孩子。他们不知道房子着火了，以为他疯了。但他能闻到烟味，知道是从二楼冒出来的，而且知道孩子在里头。他了解他老婆，愚蠢的母狗婊子，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因为她正在卡车里和木匠在干那事。他径直从他们身边跑过。他此刻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忘记了地点，只知道他必须冲进去。他跑上楼梯，撞开边门，正朝着火的地方跑，突然看见两个孩子坐在楼梯口，蜷缩在楼梯最上层，张大嘴喘粗气，他是在这个时候把他们抱起的。他们在楼梯上缩成一团，他一把抱起他们，冲出边门。他们活着，他肯定。没想过他们会死，只以为他们吓坏了。这时他抬起眼睛，看见谁在门外站着旁观，就是那木匠。一刹那之间他神智不清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冲上去掐他的喉咙，想动手掐死他，那婊子竟然不去管孩子，却担心他会掐死她混账的男朋友。混账婊子担心他会杀死她男朋友，而不担心她的亲生孩子。他们本来可以有救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死掉了，因为她对孩子根本不关心。她从来不管。他们在他抱起的时候还没死，有热气。他知道死人什么样。两次赴越作战，你就不要告诉他死人是什么样的了，他需要的时候都能闻出来。他尝得出死人味。他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死。那个男朋友才要死了呢。结果警察和政府勾结，带着枪来了，把他扣了起来。婊子杀死了孩子，她的疏忽，可是他们把他抓走了。耶稣基督啊，让我正确一分钟吧！婊子不关心孩子！她从不关心。比如说他有预感他们会遭遇伏击，说不清为什么但他知道他们给人下了套子，没人相信他，结果他是对的。有个蠢蛋军官派进他们连，不愿听他的话，结果有人给杀死了，有人给烧死了！这就是那些蠢驴怎么让你最要好的两个伙伴送了命的原因！他们不听他的！他四肢健全地回来了，带着他的阳具回来了——你知道这要什么代价吗?但她不听！从不听！她背叛他，背叛他的孩子。他只是个疯疯癫癫的越战老兵。但他见过世面，妈的，而她一无所知。他们有没有抓那蠢婊子?他们抓的是他！他们给他灌药，然后又把他关进精神病院，他们不让他走出北安普顿退伍军人康复所。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训练他做的，你看见敌人，你杀死敌人。他们训练你一年，然后他们花一年时间企图杀死你，可是当你正做着他们训练你做的事情时，他们给你套上橡皮镣铐，让你吞一肚子的狗屎。他做他们训练他做的事，当他正做着，他混账老婆出卖了他的孩子。他早该把他们统统杀死。特别是他——男朋友。早该把他们混账脑袋砍下来了。不明白他怎么会没砍的。最好别他妈的走近他。要是他知道混账男朋友在什么地方，他会让他死了都不明白怎么死的，他们不会知道是他干的，因为他知道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干掉，因为政府训练他这么干的。感谢美国政府，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他尽自己的职责，按照指令办事。他们就他妈的这样对待他?他们把他关进锁着的病房，他们诓他，竟然诓他！他们连张支票都不给他签。为这一切他得到混账的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二十。送掉整个的家只得到百分之二十。就为这一点他还得求人。“那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那些矮子社工，有大学学位的小矮子心理医生说。“你在越南杀过人没有?”有在越南没有杀过人的人吗?他们送他去越南不就要他干那个吗?杀混账土人。他们说怎么都行，所以怎么都行，都和这个词“杀”相关。杀土人！“你杀过人没有?”不算坏，他们还给他一个混账土人心理医生，这人像个中国瘪三。他为国效劳，还得不到个妈的说英语的医生。北安普顿到处都是中国餐馆、越南餐馆、韩国超市——但他呢?你要是越南人，你要是中国人，你能出头，你开间餐馆，开家超市，你搞个杂货店，你成个家，你受个好教育。但他们却弄个混账活给他，因为他们想要他死。他们巴不得他永远回不来。他是他们最坏的噩梦。他不应当回来。现在又来个大学教授。知道政府把我们一条胳膊绑在背后送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在哪儿?他正在那边领导混账的抗议。他们给他们钱上大学，教书，教孩子，不是让他们去他妈的抗议越战的。他们什么鬼机会也没给我们。他们说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没打败仗，政府打了败仗。但当纨绔子弟大学教授兴致一来，可以哪天不去上课，却跑到外面罢课反战，这就是他为国效劳得到的报答，这就是他一天又一天出生入死得到的报答。他没有一夜睡得着，妈的二十六年来他都没睡过一次好觉。为了这个，就为这个，他老婆跟了个不值钱的犹太人?在越南可没有许多犹太人，反正他不记得。他们搞学位都来不及呢，犹太杂种。那些犹太杂种有点不对劲。他们看上去不对劲。她跟了他?耶稣基督啊。呕吐，老兄。这么做究竟为了什么?她不懂世道，一辈子没过过一天苦日子。他从没伤害过她，从没伤害过孩子。“哦，我继父对我太下作了。”继父常用手指摸她。应当操她，那样可以让她清醒一点，孩子们今天还会活着。他混账的孩子们今天还会活着！他就会跟外面所有的家伙一样，有家庭，有漂亮的车子。而不是关在个混账的退伍军人诊所里。这就是他得到的报答：冬眠灵。他所得到的报答就是氯丙嗪大杂烩，就因为他以为他又回到了越南。

这便是从灌木丛里呼啸着冲出来的莱斯特·法利。这便是在科尔曼和福妮雅站在厨房门里时，从房子侧面黑魆魆的灌木丛里呼啸着冲过来向他们发起袭击的那个人。上述的一切仅仅是他脑袋里所想的冰山之一角，他一夜又一夜，熬过整个春天，进入初夏，接连几小时地躲藏，虽行动受限制，但依然如故，心潮起伏，坚守在隐蔽处等着看她干那事儿——她两个亲生孩子在烟雾里窒息身亡时干的事儿。这回还不是和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家伙，甚至都不是法利的年龄。这回不是跟她的老板、伟大的标准美国人霍伦贝克。霍伦贝克至少可以给她些什么作为回报。你几乎可以因为霍伦贝克而对她刮目相看。但现在这女人无可救药，愿意分文不取，就跟随便什么人干。眼下是个灰白头发、皮包骨的老头，一个高高在上的犹太教授，他那犹太黄面孔快活得都变了形，他颤抖的老手紧紧抓住她的手。还有谁有个老婆和犹太老头睡觉的?还有谁?这回这个放荡、杀人、呻吟的婊子正用她的淫嘴像唧筒似的吮吸一个令人作呕的老犹太稀薄的精液，而罗莉和小莱斯还没下葬。

报应。没完没了。

仿佛在飞翔，仿佛在越南，仿佛回到你发狂的一刹那。更疯狂，突然之间，因为她在吮吸那个犹太人，比上回因为她杀死孩子更疯狂。法利向上飞去，尖厉地叫着。犹太教授也朝他尖叫，犹太教授举起轮毂铁条，只是因为法利手无寸铁——因为那天夜里他直接从火警部训练场过来，没能从他尽是枪械的地下室里带一杆来——他才没有当场把他们毙掉。他怎么没伸手夺过轮毂条，就此了结一切?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能用那根铁条创造多美妙的奇迹啊。“放下！我会用它打烂你脑袋瓜！妈的，放下！”犹太人放下了。犹太人运气，他放下了。

那夜他回到家以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直到凌晨——火警部的五名人员，他的五名伙伴，最终制服了他，给他套上橡皮铐，驾车送他到北安普顿——莱斯特突然看见了那一切，一切，就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忍受着酷热，忍受着淫雨、他自己厨房桌子旁地毡上的泥泞、巨蚁、杀人蜂，他腹泻、头痛，他饥肠辘辘、喉干舌燥，弹药短缺，肯定活不过今夜，等着死亡来临，福斯特踩上地雷，奎林淹死了，他自己只差一点淹死，异想天开，四面八方投手雷，大声叫唤“我不想死”，战斗机乱做一团，朝自己人射击，德拉戈丢了一条腿、一只胳膊和鼻子，康理逖烧焦的身体粘在他两只手上，叫不到一架直升机，驾驶员说他们没办法降落，因为我们遭到攻击。他气得发疯，知道要死了，他准备把直升机射下来，射下我们自己的直升机——他曾目睹的最无人道的夜晚的一幕，此刻就在他自己的破房子里重新上演，也是最漫长的夜晚，他在世上最漫长的夜晚，他的每个行动都受阻，伙伴们嚎叫着，谩骂、哭泣着，他自己没料到会听到这么多哭声。有的伙伴被击中脸部，在等死，奄奄一息，等死。康理逖的肌肤粘满他两手，德拉戈的血流得到处都是，莱斯特拼命想把死掉的什么人摇醒，嚎叫着，不停地嚎叫：“我不想死！”死亡没有暂停。死亡没有休假。从死亡中不可能逃跑。死亡没有中止。整夜和死亡作战，直到凌晨，一切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剧烈的恐惧，剧烈的愤怒，没有一架直升机愿意着陆，还有在他混账房子里的德拉戈的血腥味。他以前不知道这味道会这么恶心。一切都那么剧烈，每个人都离家那么遥远，愤怒愤怒愤怒愤怒，怒火万丈！

几乎去北安普顿的一路上——直到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堵上他的嘴巴为止——法利都在半夜三更掘土，早晨醒来时他总是和蛆虫一道躺在什么人的坟墓里。“劳驾！”他大声呼唤，“我受够了！够了！”所以他们没别的办法，只好封上他的嘴巴。

在退伍军人医院——一个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他进来的地方，一个他多年来始终设法从中逃跑的地方，从他对付不了的政府开办的医院里逃出一条性命的地方——他们将他送进上锁的病房，把他捆在床上，使他再水化，让他安定，给他解毒，帮他戒酒，治疗他的肝病，于是，在随后的六星期里，他每天早晨在小组医疗班上讲述罗莉和小莱斯是怎么死的。他告诉他们每个人所发生的事情，每天告诉他们在他看见两个孩子窒息的面孔，断定他们死了时，所没有发生的事情。

“麻木了，”他说，“绝对麻木。没有感情。对我自己孩子的死麻木不仁。我儿子的眼睛紧闭着，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我儿子没有气了。我的儿子。小莱斯。我唯一有过的儿子。但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我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是个陌生人。对罗莉也一样，她是个陌生人，我的小女儿。混账的越南，都是你的错！我所有的感情都耗尽了。没事的时候我感到好像我的一边脑袋给微型炸弹击中了似的。等到真出了事，出了妈的弥天大祸时，我反而什么感觉都没有。一片麻木。我孩子死了，但我身体麻木，脑子空白。越南。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没为我孩子哭过。他五岁，她八岁。我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难过?为什么我救不了他们?’报应！报应！我不断想起越南，想起我认为我死了的那些年月。这样我开始明白我不能死，因为我死过了，因为我已经在越南死掉了，因为我是个他妈的死掉了的人。”

小组的多数成员是像法利这样的越战老兵，只有两名从海湾战争回来的，像好哭的婴儿，在一场四天地面战里眼睛里进了沙。一场百日战争。一串沙漠中的等待。越战老兵是些在战后岁月里亲身经受了生活中一切罪孽的人：离婚、酗酒、毒品、犯罪、警察、牢房、毁灭性的精神压抑、无可控制的哭泣、想尖叫、要砸东西、双手颤抖、身体痉挛、面部紧绷、从头到脚大汗淋漓。由于重温枪林弹雨、刺眼的爆炸、血肉横飞的场面，由于回想起屠杀俘虏、平民家庭、老妇以及儿童的罪行，所以，虽然他们对罗莉和小莱斯的事点头，并且对他在看见他们翻白眼时不感到难受，对他认为自己已经死掉了表示理解，但他们，这些真是有病的家伙（他们极少谈论他们之外的其他什么人如何在街上游荡，随时张嘴冲天大叫“为什么”，谈起其他什么人怎么不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尊敬，以及只有在他们死了，埋了，被忘得一干二净了以后方才快活）还是一致认为，法利最好把那些事都丢到脑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过自己的日子。他知道那是一派胡言，但他只剩这个了。继续过吧。

OK。

8月下旬他给放出医院，决心继续过。在他加入一个支持小组后，特别是在一个拄拐杖走路、名叫吉米·伯理若的人的帮助下，他至少成功了一半；非常艰难，但在吉米的帮助下，他或多或少地在努力着，驾驶货车将近三个月，直到11月。但突然——不是因为有人对他说了什么或者因为他在电视上看见什么，或者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感恩节即将来临，而是因为对法利而言别无选择，没有办法阻止过去的一切卷土重来、重新复苏、呼唤他投入战斗、引起他强烈的反应——一切并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就呈现在他的眼面前。又一次，它成为他的生活。

【注释】

[1] 济慈十四行诗《无情美人》。原文为法文。

第二章　躲闪重拳

当科尔曼第二天到雅典娜去询问要怎样才能保证法利不再擅自闯入他的领地时，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对他说了他不爱听的话：他应当考虑结束他的风流韵事。他第一次向普赖姆斯咨询是在幽灵事件开始之时，因为普赖姆斯提供了明智的建议，还因为在这年轻律师的态度里有点儿趾高气扬的自信，让他回想起自己当年的模样。虽然普赖姆斯和城里其他律师别无二致，都有着善于交际的随和态度，但语气里却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感情用事的非实质性细节的厌恶——他后来把德芬妮·鲁斯的信也交给他了。

普赖姆斯三十刚出头，是位年轻博士（科尔曼大约四年前聘任的哲学教授）的丈夫，两名幼小孩子的父亲。在一个诸如雅典娜这样的新英格兰大学城里，大多数专业人员都由L.L.比恩提供全套上班服装，但这位时髦英俊、头发乌黑油亮的年轻人——颀长，匀称，犹如体操运动员似的灵活——却每天早晨穿着笔挺的量身定制的西服，铮亮的黑皮鞋和上过浆的、声色不露地绣着姓名首字母的白衬衫。全身行头不仅表现出气势压人的自信和个人的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出一种对任何形式的邋遢的反感，同时也暗示纳尔逊·普赖姆斯所觊觎的不止是校园对面托伯特商店楼上的写字间。他妻子在这儿教书，所以此刻他在这儿，但不准备久留。一头袖口扣着链扣，穿着一丝不苟的年轻黑豹——一头随时准备猛扑的黑豹。

“我不怀疑法利是精神病患者，”普赖姆斯对他说，他字斟句酌，而且两眼紧盯着科尔曼的脸，“他要是想偷袭我，我会很担心的。但他在你跟他前妻交往之前有没有窥测过你?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德芬妮·鲁斯的信完全是两码事。你要我给她写信——虽然我认为不妥但还是为你写了。你要找个专家鉴定笔迹——虽然我认为不妥还是为你找人鉴定了。你要我把笔迹鉴定送交她的律师——虽然我认为不妥也照办了。即使我希望你有小事化了的肚量，我还是履行了你所有的指令。但莱斯特·法利并非小事一桩。德芬妮·鲁斯跟法利不能同日而语，她不是精神病患者，她也不是敌人。福妮雅只是企图在法利的世界中幸免于难，存活下来，而当她走进你的家门时她便不得不将它带了进来。莱斯特·法利在养路队干活，是吧?我们搞到一个对法利实施监禁的法令，那你的秘密便会传遍你那个闭塞寂静的小镇，很快也就会传遍这个镇，这所学院。你将被恶意的清教主义抹上柏油再粘上鸡毛，你以前所遭受的一切羞辱与之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清楚地记得当地滑稽周刊不理解对你的荒唐指控以及你辞职的含义所发表的言词：‘前院长在种族主义的疑云下离开学院。’我记得在你照片下的说明。‘在课堂里使用一个诋毁性的形容词迫使西尔克教授退休。’我记得当时你的感受，我认为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而且我相信当全县都得知在种族主义疑云下离开学院的家伙犯了性越轨行为时，我还将理解你的感受。我并不是说在你卧室门内发生的事除了你，别人都能干涉。我知道这不对。现在是1998年。自从珍尼斯·乔普林和诺曼·欧·布朗改良事态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但在伯克夏这儿还是有人——不论是乡巴佬还是大学教授——就是不愿转换他们的价值观，不愿有礼貌地屈服于性革命。思想狭隘的教徒、礼教信奉者、各种各样的落后群众热切地想揭露和惩罚像你这样的家伙。他们可以让你浑身发燥，科尔曼——可不是以你伟哥的方式。”

聪明的家伙，自己提起伟哥。卖弄，不过他以前帮过忙，科尔曼想，所以不要打断他，不要压制他，不管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有多讨厌。在他的盔甲中没有丝毫同情的缝隙?我无所谓。你征求他的意见，所以听他把话说完。你不想由于缺乏警告而犯错误。

“我当然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普赖姆斯对他说，“但那会约束他吗?一张监禁传票只会让他火上加油。我给你找过笔迹专家。我可以给你搞到监禁传票，我可以给你搞到防弹背心，但我不能为你提供只要你跟这个女人掺和就永远也别想有的东西：远离丑闻、远离非难、远离法利的生活，没有人盯梢的宁静心态，没有丑化，没有斥责，没有误判。顺便问一下，她是否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你有没有叫她测试过，科尔曼?你用不用避孕套，科尔曼?”

他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可是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面前的老人和他的性欲，是吧?在他看来似乎是不折不扣的反常行为。但谁在三十二岁上能够料想到七十一岁时还会完全一模一样呢?他在想，这家伙为什么，又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我老迈的生殖力及其引发的麻烦。三十二岁上，科尔曼想，我也不能理解。然而，他却以比他年长十或二十岁的权威口吻对他讲述着世间的人情世故。他究竟积累了多少经验，遭受过多少生活困境，以至能够以这种居高临下恩赐的口气对一个比他年长一倍的人说话?少得可怜，如果不是一无所有的话。

“科尔曼，如果你没有用，”普赖姆斯说，“她用了什么没有?如果她说她用，你能否相信?就连穷途潦倒的清洁女工都不时隐瞒真相，有时还因为她们接受的污秽不得不求医问药。当福妮雅怀孕了怎么办?她可能会像许多妇女自从生养私生子的法令被吉姆·默里森和多尔夫妇推翻以来所设想的那样进行思考。福妮雅很可能不采取措施而成为一位有名望的退休教授的孩子的母亲，不管你如何耐心地规劝。作为有名教授的孩子的母亲比起作为一败涂地的精神病人的孩子的母亲来，其变化可能是身价的提升。她一旦怀了孕，倘若她决定不再伺候人，想永远不干任何工作，一个开明的法庭会毫不犹豫地判你养活孩子和单身母亲。好吧，我可以在父权诉讼中代表你，而且，如果当我必须那么做的时候，我会为你努力争取将你的义务降低到你退休金的一半。我将竭尽全力保证在你进入八十高龄之际你银行存折上还留下点儿什么。科尔曼，听我一句：这是个失算的交易。在各个方面，无论如何都划不来。如果你找你的享乐至上主义的高参，他可能会给你别的什么忠告，但我是你的法律顾问，我要告诉你这是笔可怕的交易。我要是你，我不会充当莱斯特·法利疯狂的复仇路上的绊脚石。如果我是你，我会撕掉福妮雅合同，一走了事。”

不得不说的一切都说过了，普赖姆斯从他的书桌后站起身来。宽大而光泽度极高的书桌上见不到任何文件或档案，故意只摆放着年轻太太和两个孩子的照相框，除此之外，醒目地一无所有。桌面浓缩了没有污点的一清二白的个人记录，这只会引导科尔曼做出推断：没有任何差错拦在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律师的仕途上，无论是性格的软弱，或极端的观点，或草率的冲动，甚至连因疏忽所犯的错误也没有，不会有任何隐瞒得不好或很好的事情突然冒出来阻止他获得每一项报偿和一切中产阶级的成功。在纳尔逊·普赖姆斯的生活中不会有幽灵事件，不会有福妮雅或莱斯特·法利，不会有马基轻视他或莉萨抛弃他。普赖姆斯已对自己约法三章，绝不允许任何殃及自身的不洁事件破坏章法。但我难道没有约法三章，而且丝毫也不手软吗?我难道在追求一种合法的有价值的平稳的生活中稍为放松过警惕吗?难道我在我自己无懈可击的谨慎后大踏步前进时信心略有过动摇吗?难道我不如你高傲吗?难道这不恰恰是我在充当罗伯特的打手最初的一百天里对付老朽的方式吗?我难道不就是这样逼得他们发疯，将他们赶走的吗?我难道不是同样无情地相信我自己吗?然而那一个词就摧毁了一切。它绝不是英语中最具煽动性、最凶残、最恐怖的字眼，然而却足以让所有的人在无视事实（我是什么人以及我是干什么的）的情况下，干出揭露、认清、裁判、发现等一系列勾当。

直言不讳的律师——实际上在每个词上都添加了某种警告性的讥讽，使之相当于直截了当的教训，其目的也没有用任何委婉的手法对他颇有身份的年长当事人稍加掩饰——从他书桌后绕出来，护送科尔曼走到写字间门口，随后，又陪同他走下楼梯，直到外面阳光下的街道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贝斯——他太太——普赖姆斯才想一定要尽可能明白地将一切讲清楚，不论显得有多不友善也要把该说的都说出来，以阻止这位曾经是重要的学院人士的名誉进一步蒙受损伤。那个幽灵事件——恰巧与他妻子的猝死相吻合——使西尔克院长的精神严重受创，以致他草率地辞了职（当时案件已接近它荒谬过程的尽头），而现在，两年后，他依然不能权衡什么符合以及什么不符合他的长远利益。在普赖姆斯看来，科尔曼·西尔克似乎还没有被冤枉够，他似乎正以倒霉蛋的狡诈的顽固，像个冲撞了神灵的人，疯狂地寻求最后的、恶毒的、使他进一步蒙羞的攻击，那将使他的冤屈盖棺定论地终极不公。一个曾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拥有巨大权力的家伙似乎不仅无力保卫自己不受德芬妮·鲁斯和莱斯特·法利的侵犯，而且，同样有损于他拼死捍卫的自我形象，无力抵挡那种年老的男子往往用以补偿失去的阳刚之气的可怜诱惑。普赖姆斯可以从科尔曼的面色中判断他关于伟哥的猜测是正确的。又一种化学威胁品，年轻人想，这家伙很可能热昏了头，不论伟哥给了他什么好处。

在外面街上，两人握手。“科尔曼，”普赖姆斯说——他太太那天早晨听说他将会见西尔克院长时表达了对院长离开雅典娜的遗憾，又一次轻蔑地提到德芬妮·鲁斯，对后者在幽灵事件里所扮演的角色嗤之以鼻——“科尔曼，”普赖姆斯说，“福妮雅·法利不属于你的世界。你昨晚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塑造了她并碾碎了她的那个世界，由于你我都知道的原因，她永远也不可能从中脱逃。比昨晚更坏的事，坏得多的事还会发生。你不再在一个大家蜂拥而出企图毁灭你、赶你下台、用他们自己的人取而代之的世界里作战，你不再是跟一伙文质彬彬的高雅的将野心隐藏在高尚的理想之后的平均主义者作战，你此刻正在一个没有人会费神将残忍用人道的修辞包裹起来的世界里作战。这些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他们被不公正地榨取了一辈子。你因为你的案子在学院里的处理而不痛快，虽然那非常可怕，却是这些人每分每秒的感受……”

够了，这两个字如此清晰地写在科尔曼凝视的目光中，甚至普赖姆斯都明白是他该闭嘴的时候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科尔曼始终沉默地听着，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努力保持头脑冷静，不去计较普赖姆斯在用花哨词句对着一个比他年长几乎四十岁的教授就美德进行说教时过于明显的愉悦。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科尔曼想，对我发火使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好心情——每个人对我说我错了以后，都感到如释重负。但等他们到了外面的街上，普赖姆斯已不再能够继续将争论从情绪表达中分离出来——或者说，将他自己从他曾经一贯都是的那个负责者、下命令者与颐指气使者中分离出来。普赖姆斯直截了当对自己的当事人说话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讥讽装饰，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律师方式给予劝诫，非常轻微的嘲讽可以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但普赖姆斯对自己才华横溢与前途无量的感觉似乎占了上风，科尔曼思量，以至挖苦一个可笑的老傻瓜吞服十美元一片的药用合成物变得性力旺盛，未免太过分了。

“你是个异常喋喋不休的说教大师，纳尔逊。那么聪颖，那么流利。一个没完没了使用故弄玄虚、精雕细作词句的说教大师。而且对于每一个你从来不必面对的人性问题又怀有那么浓厚的蔑视。”他当时的冲动是一把抓住律师衬衫的前襟，把这目空一切的小狗崽一巴掌打到托伯特橱窗里去。但相反，他后退一步，按捺住自己的情绪，有策略地尽量柔和地讲话——然而却并非如他所愿的那样小心。科尔曼说：“我再也不愿听到你那个自我欣赏的嗓门，或看到你那张自鸣得意的纯白种面孔了。”

“纯白种?”当晚普赖姆斯对他太太说，“为什么‘纯白种’?你永远也猜不出当人们认为自己被利用、被剥夺了尊严时，会用什么样的言词破口大骂。但我有没有故意显出攻击他的样子呢?当然没有。比那更糟，更糟。因为那老家伙晕头转向，而我想帮他一把。更糟，因为那人正处于将错误推向灾难的边缘，而我想阻止他。他所认为的对他的人身攻击，实际上是我这个刚愎自用的人要让他严肃对待、让他刻骨铭心的一番努力。我失败了，贝斯，完全处理错了，也许因为我当时有些心虚。他显出一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样子，内里却蕴涵着一股气势。我从没见过他当大院长时的派头，只是在他倒霉时才认识他的。但你感到大院长的存在。你意识到为什么人家被他吓倒了。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另一个人也在场。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一个你一生中只见过五六次的人很难摸透他的个性。也许主要是我身上的什么愚蠢的东西在作祟，但不论原因何在，我犯了书上所列的所有业余律师的错误。精神病、伟哥、多尔夫妇、诺曼·欧·布朗、避孕、艾滋病，我无所不知，特别是对于我出生前所发生的事，更是了如指掌。我应当简明扼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性；相反，我却是挑衅性的。我想帮他，却侮辱了他，把事情给他弄得更糟。不，我不怪他像那样对我发泄。但，亲爱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纯白种?”

科尔曼已有两年没到雅典娜校园去过，而现在如果不是非常必要，他连城都不进。他已不再痛恨每一名雅典娜教员，他只是不想和他们有任何来往，担心要是他停下来交谈，即使闲聊，也可能掩盖不住他的痛苦或者掩盖不了他掩盖痛苦的企图，阻止不了自己站在那儿冒火，或更糟，阻止不了自己精神崩溃，爆发出蒙冤受屈者滔滔不绝的诉苦。他退休后不几天便在布莱克威尔的银行和超市开了新账户，那是个位于河边的不景气的磨坊小镇，离雅典娜约十八英里，甚至还在当地图书馆弄了张卡，虽然馆藏少得可怜，他还是决定使用它，而不愿在雅典娜的书架之间徜徉。他加入了布莱克威尔的基督教青年会，而且放弃了近三十年来在一天结束时到雅典娜学院游泳池游泳以及下班后去雅典娜体育馆作垫上运动的习惯，宁可每周两次在布莱克威尔青年会不怎么惬意的泳池里游几圈，他甚至上楼去到常年失修的健身房，而且，开始以比40年代慢得多的速度用快速袋锻炼体力并打重量袋，这还是自研究生院毕业后第一次。到北面的布莱克威尔比驱车下山往雅典娜要多花一倍的时间，但在布莱克威尔他不太可能碰见老同事，即使碰上，他也不会过于伤感，最多毫无笑容地点点头，并继续做自己的事。在雅典娜漂亮的古老街道上就不同了，那儿没有一条街道、一张板凳、一棵树，校园里没有一座纪念碑，不会或多或少让他回忆起成为学院种族主义者之前、一切都不一样时的他自己。校园对面的那一排商店本来是没有的，他被委任为院长后引来了各种各样的人到雅典娜来，有教职员、学生、学生的父母，于是，多年下来，他不仅让学院起死回生，而且让周边社区改头换面。气息奄奄的古玩店、饭菜极差的餐馆、维持温饱水平的杂货店、土里土气的小酒铺、乡镇剃头店、19世纪男子服装店、存货不足的书店、穷酸斯文的茶馆、黑黢黢的药房、令人沮丧的小客栈、无报纸可售的报摊、空空荡荡令人莫测高深的魔术店——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构，你可以在里面或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或啜饮一杯香喷喷的咖啡，或按处方配药，或买到一瓶好酒，或觅到一本写的是关于伯克夏以外的人或事的书，或找到除长内衣以外可供冬日御寒的什么东西。曾被认为是他强加在雅典娜教职员和课程设置上的“质量革命”——虽然是无意的——也赠给了市镇大街，这一切只会增加他成为陌路人的痛苦和惊讶。

现在，两年后再度来到镇上，他感到的不再是被他们围困的苦恼——除了德芬妮·鲁斯，雅典娜还有谁仍然关注科尔曼·西尔克以及幽灵事件——而是对他自己勉强压制下去、极易冒出头来的怨恨加倍的厌倦；走在雅典娜的街道上，他现在（首先）对自己比对那些出于冷漠或野心而拒绝提出任何有利于他的抗议的人更觉反感。那些他亲自聘任的有着博士头衔的知识分子，他以为他们有能力进行理性和独立思维，到头来都不愿意衡量指控他的荒唐证据以得出恰当的结论。种族主义分子，在雅典娜学院突然之间成为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最具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在这唯情论（同时对他们个人档案和未来升迁的恐惧）面前，他整个的教职员队伍俯首称臣。官方发出“种族主义分子”一声吼叫，立刻连最后一个潜在的盟友都抱头鼠窜。

步行到学院去?现在是夏天，学校放假了。在雅典娜工作了近四十个寒暑，在一切都毁于一旦之后，在他经历了那一切才来到这儿之后，为什么不呢?首先是“幽灵”，现在又是“纯白种”，谁知道下一个略为过时的惯用语，下一个几乎魔幻般退出时空却不期然地溜出他嘴皮的俚语又将揭示什么可厌的缺陷呢?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圆足的字眼所披露、所毁灭啊，是什么东西烧毁伪装、掩体和隐蔽所?就是这自发吐出的正确的字眼，甚至无须经过大脑思考的字眼。

“这是第一千遍：我说幽灵因为我的意思就是幽灵。我父亲是酒吧老板，但他坚持要我用精确的语言，而我保持了他的信念。字词是有含义的——就连我只受过七年级教育的父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酒吧后面，他藏着两件东西帮他解决与顾客的纷争：一根包皮铅棒和一本字典。我最好的朋友，他告诉我，字典——今天对我也同样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查字典，我们会发现什么是‘幽灵’一词的第一意思，主要的意思。‘1，非正式。鬼魂；幽灵。’”“但西尔克院长，这可不是它被理解的意思。让我读给你听字典里的第二条。‘2，贬义。黑人。’这是被理解的意思——你可以看出其中的逻辑：是否有人认识他们，或者他们是你们不认识的黑人?”“先生，如果我要说：‘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因为他们是黑人，你们不认识他们吗?’我就会这么说：‘有没有人认识他们，或你们没有人认识他们因为这两人碰巧是黑人学生?有人认识他们吗，或者他们是没人认识的黑人?’要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我就会完全像这样说。但如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除了他们的姓名以外对他们一无所知，我怎么可能知道他们是黑人学生?我所知道的，不容辩驳地，便是他们是不可见的学生——表示不可见的、鬼魂、幽灵的这个词，就是我以它主要意思使用的这个词：幽灵。看看它的形容词‘鬼魂似的’，这个词紧接着‘幽灵’，幽灵似的，一个我们自童年就记得的词。根据大词典：‘非正式。1，像或适合一个幽灵或鬼魂；暗示幽灵。2，怪异的；恐怖的。3，（特指马）神经质的；易惊的。’特指马。现在是否有人愿意暗示我的两名学生也被我描述成了马了呢?但为什么不?你们正那么干，为什么不可以顺便再来一下别的呢?”

最后看一眼雅典娜，让羞辱圆满吧。

西尔基。西尔基·西尔克。他已有五十年没听人叫过这名字了，然而他几乎随时都期待着会有人大声呼唤：“嘿，西尔基！”仿佛他又回到东奥兰治，放学后走在中央大道上——而不是穿过雅典娜的城镇大街自退休以来第一次上山往学院走去——和他妹妹，欧内斯廷，走在中央大道上，听着她忍不住要告诉他的关于前一天晚上她偷听到的事情。那晚芬斯特曼博士——犹太医生，妈妈工作的纽瓦克市医院的大外科大夫——来拜访他们的父母。当时科尔曼在健身房和田径队一起锻炼，欧内斯廷在自家的厨房里做功课，听得见芬斯特曼博士说的话。医生和爸、妈坐在起居室里，正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儿子伯特作为班级致告别辞代表对他和他太太如此重要。正如西尔克夫妇所知，现在科尔曼是他们班上的第一名，伯特位居第二，虽然仅比科尔曼差一级。上学期伯特成绩报告单上有一个B，物理学得的B，虽然完全应当得A——那个B就是将四年级两名优等生区分等级的唯一东西。芬斯特曼博士向西尔克先生和太太解释道，伯特想继承父业，学习医科，但那样他必须有一个全优的记录，不仅在大学里，而且奇怪地还要追溯到幼儿园。也许西尔克夫妇不了解为排斥犹太人进入医学界所设计的歧视规定，尤其是哈佛和耶鲁的医学院，芬斯特曼博士和芬斯特曼太太相信只要给伯特机会，他一定能在上述医学院中崭露头角。由于大多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份额微乎其微，芬斯特曼博士自己当年不得不到阿拉巴马求学，在那儿他亲眼见到有色人种所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芬斯特曼博士知道在学术界对有色人种学生的歧视比对犹太人的要严重得多。他知道西尔克一家克服了什么障碍才获得模范黑人家庭的殊荣。他知道西尔克先生自眼镜店在大萧条时期倒闭后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他知道西尔克先生和他一样是个大学毕业生，而且知道他在火车上当乘务员——“他用来指称侍应生的词，科尔曼，一个‘乘务员’”——他的职务与他的专业水平丝毫也不相称。西尔克太太，他当然在医院里是认得的。按芬斯特曼博士的评估，医院员工中没有比她更优秀的护士了，没人比她更聪慧，更有知识，更可靠，更能干——包括护士长本人。按他所想，格拉迪斯·西尔克应当早被任命为外科手术部门的护士长了。芬斯特曼博士要对西尔克夫妇所提的其中一项承诺是他将竭尽所能从人事部长那儿为西尔克太太在努楠太太退休后争取这一职位。而且，他准备一次性提供西尔克夫妇一笔无息、无偿的三千美元“贷款”，到时候科尔曼上大学，家里肯定需要额外支出。而他所要求的回报并不如他们可能想象的那么高。作为第二名，科尔曼仍然是1944年毕业班上排名第一的有色人种学生，更不用提是首次以全优身份毕业的名次最高的有色人种学生了。以他的平均分数，科尔曼很可能是全县有色人种学生中的第一名，甚至是全州的，他以第二名身份而不是以第一名身份从中学毕业对他进入霍华德大学没有任何影响。以他这样的名次，他连遭受最轻微的损失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科尔曼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西尔克夫妇将得到三千美元支付孩子们的大学费用；再说，有芬斯特曼博士的大力支持，格拉迪斯·西尔克将顺利提升，要不了几年，便会在纽瓦克市内的任何医院的任何部门成为第一位有色人种护士长。对科尔曼的要求只是请他选择两门最弱的课程，在期终考试里得B，而不要得A。伯特将尽全力在他所有的课程里得A——以此承担交易的另一端。倘若伯特不够努力，没有得全A，而使大家都失望的话，两个孩子便以平局握手言欢——说不定科尔曼还可略胜一筹当上第一名，但芬斯特曼博士仍然会履行承诺。无需说明，每个参与此项安排的人都必须严守秘密。

听到这番话，科尔曼大喜过望，挣开欧内斯廷的手沿着大街飞奔而去，欣喜若狂地从中央大道跑到长青路，又折回来，口里大声嚷嚷：“我两门最弱的课程——是什么?”仿佛芬斯特曼博士在把学习上的弱点强加给科尔曼时，是讲了个最令人开怀的笑话。“他们说什么，欧内?爸说什么?”“我没听见。他说话声太小。”“妈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听不见妈的声音。但医生走后他们说的话，我听见了。”“告诉我！说什么了?”“爸说：‘我要把那人杀了。’”“他说了?”“真的。是的。”“那妈呢?”“‘我强忍住才没说。’妈就这么说，‘我强忍住才没说。’”“但你没听见他们对他是怎么说的?”“没有。”“好吧，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不会那样做。”“当然不会。”欧内斯廷说。“但如果爸对他说我会呢?”“你疯了，科尔曼?”“欧内，三千美元比爸一整年挣的还要多。欧内，三千美元！”一想到芬斯特曼博士将装满那些钱的大纸袋递到父亲手上，他禁不住再次撒腿飞奔，疯子般地跨着想象中的低栏（他已连续几年是艾塞斯县低栏冠军及百米短跑亚军）跑完长青路，又跑回来。又一次凯旋——他想。伟大的、无敌的、唯一的西尔基·西尔克的又一次创记录的大胜利！他不仅是田径明星，而且是班级致告别辞代表，不错，但他还只有十七岁，芬斯特曼博士的建议在他听来只意味着他在众人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至于弦外之音他无从理解。

在东奥兰治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人，不论是穷苦的意大利人（住在北面奥兰治城区边缘或南面纽瓦克第一看守所旁），还是圣公会成员和富人（住在郊外阿普萨拉边或南哈里森周围的大房子里）。犹太人比黑人还要少，然而那些日子里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科尔曼的课外生活中比任何别的人所发挥的影响都要大。先是奇斯纳医生，去年科尔曼加入他的拳击夜校时都几乎被他领养了，而现在芬斯特曼博士又提供三千美元让科尔曼在学业上退居第二以使伯特能独拔头筹。奇斯纳医生是位牙医，喜爱拳击，一有机会便到四处——泽西的月桂园和梅朵溪保龄球场、纽约的嘉顿园乃至城外的圣尼克——观看比赛。大家都说：“坐到医生旁边才知道自己对拳击原来一窍不通。在奇斯纳医生身边你明白你和他看的并非同一场比赛。”医生在艾塞斯县各地主持业余比赛，包括纽瓦克的金手套赛，犹太父母从奥兰治、梅坡伍德、欧文顿——从远在纽瓦克西南角的威克瓦西区——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他在当地开办的拳击班来学习自卫的技术。科尔曼进奇斯纳医生的训练班并不是因为他不知如何保卫自己，而是因为他父亲发现他自中学二年级起就自作主张在田径队训练后——甚至有时一周三次——溜到位于纽瓦克贫民窟海街下的默顿街上的男生俱乐部，秘密地将自己训练成一名拳击手。开始时他只有十四岁，一百一十一磅，每次他在那儿练上两小时，放松，拳击三回合，击打重沙袋，击打快速袋，跳绳，做体操，然后赶回家做功课。有两三回他甚至跟库柏·福尔汉对阵，后者上一年在波士顿赢得全国大赛冠军。科尔曼的母亲在医院里连着做一个半班的工作，甚至接连上两个班；父亲在火车餐桌上伺候人，除了睡觉，几乎不回家；他哥哥瓦特，先上大学，然后入伍——所以科尔曼进进出出全凭自己高兴。他令欧内斯廷发誓保密，并保证不让自己的分数下滑，在教室里，夜间在床上，在往返纽瓦克的巴士上——来回各乘两路车——他比往常更卖力地做功课以保证不会有人发现默顿街的秘密。

如果你想成为业余拳击手，纽瓦克男生俱乐部便是你该去的地方，如果你干得不错，年龄在十三至十八之间，你就有机会和来自佩特森、泽西城、巴特拉的男生俱乐部队员，来自铁汉的成员以及其他俱乐部的队员交手。在男生俱乐部里有成群结队的孩子，分别来自拉威、林顿、伊丽莎白，甚至还有两名从默里斯城远道而来。有个聋哑儿，他们叫他达米，来自贝尔威。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纽瓦克人，而且全部是黑人。不过俱乐部的两名老板倒都是白人，一个是西区公园的警察，马克·马克罗恩，他有把手枪，他对科尔曼说要是他发现他不好好做路上功课，就毙了他。马克重视速度，这就是他看中科尔曼的原因。速度、步法和反击。当马克教会科尔曼怎样站立，怎样移动以及怎样出拳以后，当他看见这孩子学得有多快，有多机灵，反应有多灵活以后，便不失时机地教他更为精细的技巧。如何转动脑袋。如何躲闪。如何封拳。如何反击。在教他猛刺时，马克反复交代：“就像你从鼻尖上挥走一只跳蚤。一下子把它给挥走。”他教会科尔曼怎样只用快拳战胜对手。出快拳，封拳，反击。一个快拳打来，你闪开，以右拳回敬。或者内侧闪开，用钩拳回击。或者就势低头，右手出拳猛击他心窝，左手出钩拳猛击他胃部。虽然很瘦小，科尔曼有时会用双手抓住对方的快拳，拖住对手，然后用钩拳击打他胃部，再站直身体，用钩拳猛击他头部。“封住他的拳。反击。你是个反击手，西尔基。你是的，那就是你的全部价值。”后来他们去了佩特森。他的第一次业余大赛。那孩子挥出快拳，科尔曼向后仰，但他的双脚扎根在地上，能够回身用右拳打击对手，在整场的过程中他不断用这招对付他。那孩子不断那样出拳，科尔曼也就不断那样回击，连赢三个回合。在男生俱乐部，这成了西尔基·西尔克的风格。当他挥拳时，拳头的力道让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站在那儿时并非无所事事。大多数情况下他会先等对方出拳，然后回敬两三拳，再次退出，等待。科尔曼能够以后发制人而不是先发制人更有效地打击对手。当科尔曼十六岁时，仅在艾塞斯和哈德森两县，先后在军队训练场，在毕地阿司，在老兵医院慰劳演出中，打败不下三名金手套冠军得主。据他统计，他那时已经赢了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六多场比赛，只是他无法参加金手套大赛，因为那样不可避免地要见报，而他家人也就会发现他的秘密。但他们最终还是发现了，他不知道他们怎么发现的，他不必知道。他们发现了，因为有人告诉了他们，就那么简单。

全家在一个星期天上过教堂后围着餐桌吃午饭时，父亲说：“你干得怎么样?”

“我什么干得怎么样?”

“昨天晚上。在毕地阿司。你干得怎样?”

“毕地阿司是什么?”科尔曼问。

“你是不是以为我昨天才出生，小子?毕地阿司是他们昨晚举行大赛的场地。入场券上有几场赛事?”

“十五场。”

“那你干得怎样?”

“我赢了。”

“到目前为止你一共赢了多少场?在比赛中。在展览赛中。自开始你赢了几场?”

“十一场。”

“输了几场?”

“一场都没有。”

“你卖那只表得了多少钱?”

“什么表?”

“你在里昂老兵医院赢的表。老兵奖励你打赢对手的表。你在万宝路街典当的表。纽瓦克城里，科尔曼——你上星期在纽瓦克典当的表。”

这人什么都知道。

“你以为我得了多少钱?”科尔曼大着胆回嘴，虽然说话时没有抬起眼睛，一直盯着星期天专用桌布上的刺绣图案。

“你得了两美元，科尔曼。你计划什么时候当专业的?”

“我那样做并不是为了钱，”他说，两眼仍然不敢抬起来，“我想要的不是钱，是因为我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任何运动都不称其为运动。”

“你知道，如果我还是你父亲，你知道我现在会对你说什么?”

“你是我父亲。”科尔曼说。

“哦，是吗?”他父亲说。

“嗯，肯定……”

“嗯——我一点儿都不肯定。我在想也许纽瓦克男生俱乐部的马克·马克罗恩才是你父亲。”

“别生气，爸。马克是我的教练。”

“明白了。那么谁是你父亲，我冒昧地问一下?”

“你知道。你是。你是。爸。”

“我是吗?是不是?”

“不是！”科尔曼叫起来，“不，你不是！”当即，就在星期日午餐开始的时候，他冲出家门，在马路上不停地练习了将近一个小时，沿中央大街跑过奥兰治线，然后穿过奥兰治直跑到西奥兰治线，然后横穿瓦乔恩大街到罗斯戴尔墓地，然后向南跑过华盛顿到曼因，边跑边挥动拳头，冲刺，然后光跑，然后光冲刺，然后一路作假想拳击返回布里克教堂站，最后冲刺完剩下的路程，再冲刺到家门口，走进去，回到全家人正在吃甜食的桌边，比他一头冲出去的时候要镇定得多了，等待父亲重新捡起话头。父亲从不发脾气。父亲有另外的办法叫你服输。用言词。用话语。用他所谓的“乔叟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语言”，用任何人都别想从你身上夺走的英语，用西尔克先生以浑厚的嗓音说出的始终完美、清晰、满怀激情的英语道白，仿佛即使在日常对话中他也是在朗诵马克·安东尼在恺撒尸体旁发表的演说。西尔克先生给他三个孩子每人一个中间名，都取自于他记得最牢的戏剧，在他看来，那是英国文学最精彩的亮点，是古往今来文人笔下对于背叛最有教育意义的研究：西尔克长子是瓦特·安东尼；次子，科尔曼·布鲁特斯；他们的小妹妹，欧内斯廷·卡尔普尔尼亚，则是恺撒忠实妻子的名字。

西尔克先生自主经营的生意不幸在银行倒闭时结束了，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克服——如果他真的最终克服了失去奥兰治眼镜店造成的哀痛。可怜的爸爸，母亲常说，他总想自主经营。他在南方上的大学，在他家乡佐治亚——母亲来自新泽西——务农并饲养家畜，但后来他不干了，来到北方，在特伦顿进了光学学校。后来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后来遇见母亲，和她一起搬到东奥兰治，开店，买房，破产，现在他是餐车上的服务员，但如果他不能在餐车里，至少可以在家里，以他深思熟虑、精确、直截了当的方式说话，他能用言词把你打蔫。他对于孩子的用词非常挑剔。长大后他们从来不说：“看那只汪汪。”他们甚至都不说：“看那只狗狗。”他们说：“看那头德国鬈毛猎犬。看那头小猎兔犬。看那头小猎犬。”他们得知事物是分类的。他们学到了精确用词的威力。他时刻都在教授他们英语，甚至那些到他们家来的孩子，他孩子的朋友，都在英语方面接受过西尔克先生的教诲。

当他是一名验光师，在牧师似的黑西服外罩着一件医生的白大褂，工作时间或多或少比较正规时，他会在吃完甜食以后坐在餐桌边读报纸，他们大家都会读上一段。每个孩子，甚至小宝宝，欧内斯廷，也会选读一段纽瓦克晚报上的新闻，而不是滑稽笑话。他的母亲，科尔曼的祖母，由她的女主人教会识字，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称做佐治亚州立有色人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读。他的父亲，科尔曼的祖父，曾经是卫理公会牧师。西尔克全家通读所有的古典名著。西尔克夫妇从来不带孩子去看有奖拳击赛，而是带他们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看盔甲，带他们到海顿天文台去学习有关太阳系的知识，定期带他们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后来在1937年7月4日，虽然票价很昂贵，西尔克先生还是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到百老汇音乐包厢剧院观赏乔治·M.科汉演出的《我宁可不做错事》。科尔曼仍然记得第二天父亲在电话里对他弟弟博比叔叔说的话：“当大幕在乔治·姆·科汉谢幕后终于落下时，你知道那人又做了什么?他出来，唱了整整一小时，唱了所有的歌曲。每一首。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戏剧入门教育?”

“如果我是你父亲，”科尔曼的父亲对着庄严地端坐在空盘子前的孩子说道，“你知道我现在要对你说什么?”

“什么?”科尔曼说，声音很轻，并不是因为他长跑过后精疲力竭，而是因为他对父亲——不再是验光师而是餐车服务员，并且直到死都会只是餐车服务员的父亲——说他不是他父亲之后，心灵受到了净化。

“我会说：‘你昨晚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你退休了。’这便是我要说的话，科尔曼。”

科尔曼后来跟他谈话时，要容易得多了，那时他已做了一下午的功课，母亲已经借机和父亲详谈并进行了劝解。他们都多多少少平静地坐在起居室里，听科尔曼描述拳击的精彩，以及他所具备的在拳击上过人的素质如何在田径上也发挥了明显的优势。

现在是母亲提问，回答她没有丝毫的困难。她的小儿子被格拉迪斯·西尔克所有的美梦所包裹，仿佛是上天赐给她的一件礼物，他变得越英俊，越聪明，她就越难将这孩子与梦想相区分。她虽然对医院里的病人既温柔又体贴，但对于其他护士，甚至医生，包括白人医生，她都会既严格又严厉，把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苛刻的行为准则强加在他们身上。她也会那样要求欧内斯廷，但对科尔曼却从来不。科尔曼得到的是与病人同等的待遇：她无微不至的仁慈与呵护。科尔曼享有他想要的一切：父亲的指导，母亲的关爱。古老的模式：严父慈母。

“我不明白你怎么对一个根本不认得的人撒野。特别是你，”她说，“你有着快乐的天性。”

“不是撒野，只是投入。这是个运动项目。比赛前你热身。你作假想拳斗。你做好准备应付任何针对你的举动。”

“如果你以前从未见过对手呢?”父亲问，他尽其所能克制着讽刺。

“我的意思是，”科尔曼说，“你不必撒野。”

“但，”母亲问，“如果那孩子撒野了怎么办?”

“不要紧。头脑决定胜负，而不是撒不撒野。让他撒野，谁在乎?你得动脑子。就像下象棋。就像猫捉老鼠。你可以引诱那家伙。昨天晚上，我和那家伙对打，他大约十八或十九岁，有点迟钝。他一拳打在我头顶上，所以他第二次那么干的时候，我就有了准备，砰的一下，我用右拳，而他不知道我拳头从哪来。我把他打倒了。我平时不把人家打倒在地上，可是我把这家伙打倒在地上了。我赢了是因为我诱使他以为他可以再次用同样的拳法击中我。”

“科尔曼，”母亲说，“我不喜欢听你说话的声音。”

他站起来，演示给她看。“瞧。这是个慢拳，看见了吗?我看见他的出拳很慢，而且没有重击到我。没有伤到我。妈，我心里想如果他再来，我就闪开，用右拳出击，所以当他又挥出拳头，因为慢，我看得很清楚，我出拳对抗，并击中了他。我把他打倒了，妈，但并不是因为我撒野，而是因为我打得比他好。”

“但这些你所斗的纽瓦克孩子，他们跟你的朋友不一样。”她充满爱心地提起他在东奥兰治同年级的两名最有礼貌、最聪明的黑孩子的姓名，他们的确是跟他一起吃午饭、一起在学校里闲逛的伙伴。“我看见街上的那些纽瓦克孩子，那么粗野，”她说，“田径比拳击文明多了，对你更合适，科尔曼。亲爱的，你跑得多美啊。”

“他们有多粗野也罢，或想象自己有多粗野也罢，都无济于事。”他对她说，“在街上起作用，但在场子里不。在街上那家伙说不定能把我打傻了，但在场子里，有规则的情况下，戴着手套，不，不——他一拳都打不中。”

“但当他们真的击中了你怎么办?你就会受伤的。撞击力。一定会的。那多危险。你的头。你的脑子。”

“你边打边转头，妈。就为这他们教你怎么转头。像这样，看见了?这减轻了冲撞力。有一次，只有一次，而且只因为我笨，只因为我愚蠢的错误，因为我当时不习惯和左撇子斗，我感到有点头晕。就像你头撞到了墙似的，感到有点晕或站不稳，但突然你身子复原了，你只需抓住对方或让开，随后你的头脑就清醒了。有时，你鼻子挨了一拳，眼睛有一秒钟湿漉漉的，仅此而已。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一点危险都没有。”

听了这句话，父亲感到听够了。“我见过有人给一拳打得从此人事不省。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西尔克先生说，“他们的眼睛可不会湿漉漉的——当那种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被打得咽了气。即使是乔·路易斯，如果你记得的话，都被打断了气——不是吗?我说错了吗?如果乔·路易斯可以被打得断气，科尔曼，你也可以。”

“是啊，但爸爸，施姆林，在他和路易斯第一次交手时看出一个破绽，那破绽是当路易斯挥拳时，他不是接着上——”孩子又站了起来，向父母演示他的意思，“他没有接着挥拳，而是放下他的左手——看见了?于是施姆林便不断进攻——看见了?这就是施姆林怎么把他打倒的原因。都是要动脑子的。真的。是这样的。爸。我向你发誓。”

“别那么说。别说：‘我向你发誓。’”

“我再也不会说了，不会了。但你要明白，如果他不再在他回到位置后继续挥拳，如果他反而走到这儿，那么对方肯定要用右拳出击，最后打倒他。这就是那第一次发生的事。这恰恰就是当时所发生的。”

但西尔克先生已见过很多比赛，在军队里见过为部队在夜里举行的士兵间的拳击赛，参赛者不仅被当场打得咽了气，像乔·路易斯那样，还有的伤势严重，血流不止。在基地上他还见过有色人种拳击手用头作为主攻武器，他们实在应当戴头套，粗野的街道斗士，用头撞了又撞的蠢人，直到对方的脸不成人形。不，科尔曼必须急流勇退，如果他为了爱好这项运动而从事拳击的话，他可以练习，但不在纽瓦克男生俱乐部，那个俱乐部在西尔克先生眼里是专供贫民窟孩子、文盲以及将与贫民区或监狱终生结缘的无赖消遣的地方，他可以就近在东奥兰治，在奇斯纳医生的管教下练习。医生曾是电器工会的牙医，西尔克先生在生意倒闭前，也曾为工会成员配眼镜。奇斯纳医生仍然是牙医，但却是在教犹太医生、律师和商人的儿子们拳击基本技巧几个小时后才是，在他的班上，你可以放心，没人受伤退出或落下终生残疾。对科尔曼的父亲来说，犹太人，即使像芬斯特曼博士那样厚颜无耻、令人生厌的犹太人，都和印第安哨兵一样，是为外人引路、展示社会可能性、向一个有文化的有色人种家庭演示成功之道的精明人士。

这就是科尔曼如何进入奇斯纳医生训练班，成为享受特权的犹太孩子所认识的黑人孩子（很可能是他们一生将认识的唯一黑人孩子）的过程。很快地，科尔曼当上医生的助手，教那些犹太孩子基本功，而绝不是马克·马克罗恩教给他王牌学生如何节约力气和动作的绝招，因为他们目前的水平也只不过如此——“我说一，你出拳，我说一一，你挥两下。我说一二，左拳出，右拳挡。一二三，左拳出，右拳挡，左钩拳。”在其他孩子都回家以后——偶尔有孩子鼻子淌血需要敷药，从此不再来——奇斯纳医生单独训练科尔曼，有的晚上为增强他的耐力跟他集中进行近身殴斗，在殴斗中被拽，被拖，被击打，所以后来，与此相比，通常的拳击成了孩子的游戏。医生要求科尔曼在送奶人的马一大早拖着车来到街区送奶的时候就起床，到户外作路上作业。科尔曼五点钟出门，在寒风里穿着他灰色带帽的运动衫，下雪也在所不辞，在第一遍上课铃响之前，他已在外面待了三个半小时了。周围不见人影，没有人跑步，早在别人尝到跑步的滋味前他已快跑了三英里，一路挥拳，只是当他阴森森地深藏在修道士似的风帽里，冲刺前进，与送奶人擦肩而过时，为了不吓到那匹块头大、棕褐色、步履迟缓的老牲口，才稍停片刻。他不喜欢单调的长跑，可他一天都没间断过。

在芬斯特曼博士到他们家向科尔曼父母提出请求前约四个月的光景，科尔曼有个星期六发现自己乘坐在奇斯纳医生的车子里驶往西点，医生将在那儿为一场军队和匹茨堡大学之间的比赛做裁判。医生认识匹茨堡的教练，想要教练看看科尔曼斗拳。医生肯定，以科尔曼的成绩，教练可以为他争取到上匹茨堡[1]四年的奖学金，比他搞田径高得多的奖学金，他所需做的只是为匹茨堡队打拳。

现在，医生在路上并没有对他说要他对匹茨堡教练说他是白人，他只是叫科尔曼不要对教练提起他是黑人。

“如果没有人问，”医生说，“你就别提。你既不是这也不是那。你是西尔基·西尔克。这就够了。就这么成交。”医生的口头禅：就这么成交。又是一句科尔曼父亲不准他在家里重复的粗话。

“他不会知道吗?”科尔曼问。

“怎么会?他怎么会知道?他究竟怎么会知道?来的是东奥兰治中学的优等生，又和奇斯纳医生在一起。你知道他会怎么想，如果他真的想什么的话。”

“怎么想?”

“你有那样的相貌，你和我在一起，他会以为你是医生的一个徒弟，他会以为你是犹太人。”

科尔曼从没把医生看做一个讲笑话的高手——不像马克·马克罗恩，会讲纽瓦克警察的故事——但他对医生的这个说法大笑不止，然后提醒他：“我是要上霍华德的。我不能上匹茨堡。我必须上霍华德。”在科尔曼的记忆中，他父亲早已决心把他——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送进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和黑人知识阶层儒雅之士的享有特权的后代一起求学。

“科尔曼，为那家伙打拳。没别的。就这么成交。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除了和家人一道去纽约城受教育，科尔曼以前从没出过泽西，所以他先在西点到处闲逛，假装他是因为打算上西点才到西点来的，然后他为匹茨堡教练打拳，对手跟他在毕地阿司斗过拳的那家伙非常相似——迟缓，那么迟缓，以致科尔曼在几秒钟里就明白那家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他二十岁，而且是大学拳击手。耶稣啊，科尔曼在第一回合结束时想，如果我一辈子将和这家伙比，我宁可当瑞·罗宾森。不仅是因为科尔曼比他在毕地阿司作为业余拳击手上场时重了约七磅，而是一种他甚至都讲不清的东西使他想做出往常不敢做的更具毁灭性的动作，在那天做出不只是赢场比赛的事。是否因为匹茨堡教练不知道他是有色人种?是否因为他真正的身份完全是他个人的秘密?他的确对秘密情有独钟——那种没人知道你脑子里想些什么、爱想什么就想什么而别人无从得知的隐密感。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整天哇啦哇啦吹嘘自己，但那并非威力之所在，也没有快感。力量与快感存在于它的反面，存在于抗拒之中，正如你是个反击手一样，他明白这一点，无需别人多言，也无需自己多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假想拳斗，击打重沙袋的缘故：为了其中的秘密。这也是他爱好田径的原因，但这个更好。有些人只是一味捶打沙袋，科尔曼不，科尔曼思索，与他在学校里或在赛跑时所用的方式一样：把一切不相干的东西都排除出去，不让任何不相干的东西钻进来，一心一意只关注这一件事，题目，比赛，考试——不论必须掌握的是什么，一律成为这一件事。他能够在学习生物学时那样做，他能在短跑时那样做，他能在拳击时那样做。不仅不受任何外部动静的干扰，任何内心活动也都置之度外。如果赛场上人群中有人冲他喊叫，他能充耳不闻，如果与之相斗的人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也可以视而不见。比赛过后，他们有的是时间重修旧好。他设法强制自己无视感情，不论是恐惧、犹豫，甚至友谊——要有这些感情，但和他自己脱钩。比方说，当他进行假想拳斗时，他并不仅仅是全身放松，他同时还设想有另外一个人存在，在脑子里和另外一个人进行一场秘密打斗。临赛时，即使另外那人完全是真实的——臭气熏天的，鼻涕满脸的，汗流浃背的，正在眼前挥拳的——那家伙仍然无从得知你在想什么。没有一名教师要求得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在场上获得的答案你秘而不宣，当你的秘密大白于天下时，它可以出自各种渠道，唯独不经过你的嘴巴。

于是在魔幻般的、神秘的西点——在那个那天飘扬在西点旗杆上的旗帜的每一英寸仿佛都比他所见过的旗帜包含着更多的美国的地方，在那个军校学员铁面无情的面孔对他讲述着最强烈的英雄主义的地方，在那儿，在爱国主义的中心，在他的国家百折不挠的脊柱上，在那个他十六岁的幻想和官方营造的幻象完全吻合的地方——他所见到的一切都使他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热烈的爱。对所见一切热烈的爱。似乎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生命的体现：太阳，天空，山峦，河流，树木，正是放大百万倍的科尔曼·布鲁特斯、“西尔基·西尔克”。即使在那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他在第一回合出场时，便一反常态，不像马克·马克罗恩手下不败的反击手，而是从一开始就施出浑身解数打击那家伙。往常当对手和他不相上下时，他得用脑子；但当对手很容易对付，而且科尔曼一眼就察觉时，他出拳总是会更加凌厉。这便是在西点所发生的情况。不等你回头，他已经打伤那人的眼睛，那人的鼻子正在流血，他的拳头正接二连三地落在那人身上。这时从未发生过的事发生了。他挥出一个钩拳，似乎打入那人四分之三的身体。如此之深，他吃了一惊，但远不如匹茨堡队员惊讶。科尔曼体重一百二十八磅，几乎是个不可能一拳将人打晕的年轻拳击手。他并没有认真拉开架势，以便挥出那凌厉的一拳，这不是他一向的风格；然而打在那人身上的一拳进入得如此之深，以致那人向前弓起身子，一名已有二十岁的大学拳击手，被科尔曼打成奇斯纳医生称之为“捧腹”的状态。就在捧腹中，就在那人蜷曲着身体时，科尔曼有一刹那以为那人会向上跃起，于是不等他跃起，不等他趴下，科尔曼上前再次用右拳猛击，在那白人倒地时他眼里只看见一个他非要将他打得断气的人。但突然匹茨堡教练，比赛裁判，高声叫道，“住手，西尔基！”就在科尔曼举手准备挥出最后一下右拳时，教练抓住他胳膊，终止了赛事。

“那孩子，”医生在驾车回家的路上说，“那孩子也是个优秀赛手。但当他们把他拖到角落里去时，不得不告诉他比赛结束了。那孩子已经退到角落里去了，但还是不明白他是怎么被打中的。”

沉浸在胜利之中，沉浸在那最后一拳的神奇与狂喜之中，沉浸在甜美泛滥的狂喜之中，这种公开发泄的方式，不仅使他手下败将而且也使他自己惊讶。科尔曼一边在脑子里再现比赛场景，一边说——几乎像是在睡梦中嗫嚅，而不是在汽车里大声讲话——“我想我太快了，他来不及招架，医生。”

“没错，太快了。当然太快了。我知道你快。但又非常强壮。那是你挥出的最棒的钩拳，西尔基。我的孩子，你对他来说太强大了。”

是吗?真的强大?

他还是去了霍华德。如果不去，他父亲会——光用言辞，光用英语——杀了他。西尔克先生早就设想好了一切：科尔曼进霍华德，从医，在那儿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再将他们送入霍华德。在全黑人的霍华德，科尔曼智力和相貌上的巨大优势必将迅速送他进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使他成为大家永远景仰的人物。然而在他进入霍华德的第一个星期里，当他兴高采烈地和同室，一个律师的儿子，在周六外出参观华盛顿纪念碑，停在沃尔沃买热狗时，他却被叫做黑鬼。他的第一次。他们不肯卖给他热狗。在华盛顿市中心的沃尔沃买热狗遭拒绝，出门被人叫做黑鬼，其结果并不能像他在赛场上那样，很容易地就将自己从情绪中超脱出来。在东奥兰治中学他身为班级致告别辞的代表，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只不过是另一个黑鬼。在种族隔离的南方，不存在个体身份，即使对他和他的同室也不例外。绝不允许这类细微的差别存在，其撞击力是可怕的。黑鬼——指的是他。

当然，即使是在东奥兰治他也没能逃过略微客气一点的、将他家以及小小的黑人社区与其他东奥兰治在社交方面分隔的排斥形式——一切都源自他父亲称之为这个国家的“恐黑症”。而且他也知道，他父亲为宾州铁路公司工作，不得不在餐车里忍受侮辱和公司的歧视，不论加不加入工会，这远非科尔曼这名东奥兰治孩子所能想象的，况且他的皮肤浅到黑人不能再浅的程度，天性开朗、热情、机敏，又碰巧是体育明星和全优生。他常看见父亲因为工作不顺心，下班回家后尽可能找事做以免发作。对那些不顺心的事，如果他想继续干下去，就只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地说：“是，先生。”浅肤色黑人受到的待遇要好些的说法并不一定是真的。“每当一个白人跟你打交道时，”他父亲总是告诫他家人，“不论他意图有多善良，他总会以为存在着智力低下的问题。即使不直接用言词，他也会用面部表情，用语气，以他的不耐烦，甚至相反，以他的忍耐力，以他美妙的人道的表现跟你谈话，仿佛你是个白痴，而倘若你不是，他就会非常惊讶。”“出了什么事，爸?”科尔曼会问。但，出自于厌恶，同样出自于骄傲，他父亲极少明说。对他们点出要害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就足够了。“所发生的事，”科尔曼母亲会解释，“你父亲认为重复一遍都有失他的身份。”

在东奥兰治中学，有的教师表现出科尔曼感觉得到的偏心，他们对他的肯定与他们慷慨施予聪明白人孩子的赞赏相比，是有偏差的，但并没有达到阻挠他实现目标的程度。不论他遇到什么轻视或障碍，他都以跨越低栏的方式加以克服。即使只是为了假装坚不可摧，他也会将事态轻描淡写地打发过去，而别人，比如瓦特，就做不到或不愿那么做。瓦特是大学足球队员，功课上乘，作为黑人，皮肤并不比科尔曼略深些许，但他总显出愤世嫉俗的样子。比方说，当他没被请进一个白人孩子的家门，而被迫等在门外时，当他没受到邀请参加一个他傻里傻气地当成好友的白人队员生日派对时，和他分住一间卧室的科尔曼就会接连几个月听他唠叨不停。当瓦特在三角学没得到他该得的A时，他直接跑到教师面前，站在那儿，冲着那人的白脸皮说：“我认为你犯了个错误。”当教师查看记分册，又看过瓦特卷子上的分数后，回来找到瓦特，在承认错误的同时，还厚着面皮说：“我不相信你的分数有那么高。”只有在说了这句话后才把B改成A。科尔曼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请老师改分数，他也从来没认为有这个必要——或许因为他不具备瓦特怒发冲冠的倔强，或许因为他很幸运，或许因为他更聪明，在功课上出类拔萃不用下瓦特那么大的工夫，首先是因为他得了A。七年级时，他没被邀请参加一个白人朋友的生日派对（而那孩子就住在街尽头拐角处的公寓里，公寓管理人的小白人儿子，从幼儿园起就和科尔曼同出同进），科尔曼没有把那当做白人的歧视——在最初一阵莫名其妙之后，他把那看做迪基·瓦特金愚蠢父母对他的排斥。当他教奇斯纳医生的班级时，他知道有孩子讨厌他，不喜欢被他碰上，或沾上他的汗水，偶尔会有个孩子退出——再一次，又是因为父母不愿要孩子接受来自一个有色人种孩子在拳击或在任何方面的指导。然而，不像瓦特，瓦特对任何轻慢都耿耿于怀，科尔曼却最终能设法忘记，一笔勾销，或决定做出不计前嫌的样子。曾经有过一个白人田径运动员在车祸中受重伤，队员们争先恐后到他家献血，科尔曼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他的血却是那家人没有接受的。他们对他表示感谢，告诉他他们已有了足够的血，但他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不，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他太机灵，不可能不明白。他跟许多纽瓦克白人运动员在田径赛上竞争：从巴林格来的意大利人，从东区来的波兰人，从中环来的爱尔兰人，从威克瓦西来的犹太人。他看见了，他听到了——他偷听到了。科尔曼明白身边发生的事，但他同样知道此刻没有在身边发生的事，然而那却是他生活的核心。他父母的护佑，他六英尺两英寸半哥哥的保护，他自己内在的自信，他快乐的魅力，他跑步的本领（“奥兰治最快的孩子”），甚至别人有时无法给他定位的肤色——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得科尔曼忍受了瓦特不能忍受的侮辱。另外还有性格的差异：瓦特就是瓦特，绝对是瓦特，而科尔曼绝对不是瓦特。也许没有比这更能解释他们不同的反应了。

但“黑鬼”——指他?这使他怒不可遏。然而除非他想引起更大的麻烦，否则只有走人，别无他法。这不是在毕地阿司的业余拳击赛场，这是华盛顿特区的沃尔沃商场，他的拳头派不上用场，他的脚力派不上用场，他的愤怒也同样无能为力。忘掉瓦特。他父亲会如何接受这个侮辱?每一天都在餐车上以某种形式接受诸如此类的侮辱！科尔曼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尽管他聪明绝伦）他的生活一直受到多少的呵护，也没有测量出他父亲的毅力有多么坚韧，或明白父亲是股多么强大的威力——强大并不因为是他父亲。终于他看清了父亲所必须承受的一切，他也看清了父亲的无助。以前他很天真，以为西尔克先生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不苟言谈，有时令人不堪容忍，定是个刀枪不入的铁人。但因为有人终于（虽然晚了些）当面叫科尔曼黑鬼，才使他最终认识到父亲原来是为他抵挡巨大美国威胁的巨大屏障。

但这并没有使得他在霍华德的生活有丝毫的改善，尤其是当他开始与他同室的孩子相比时，他都能感到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黑鬼的东西，他们有着各色各样的新衣服穿，口袋里有的是钱花，夏天不必在家乡炎热的街道上溜达，而是去“营地”——并非泽西乡间的童子军营，而是高档游乐场。他们在那里骑马，打网球，演戏。究竟什么是“科逖利恩舞”?高地海滩在什么地方?这些孩子到底在谈些什么?他是一年级浅肤色学生中肤色最浅的一个，甚至比他茶色的同室还要浅，但他好像是最黑的、最倒霉的农工，尽管他们都知道他不是。他从入学第一天起就痛恨霍华德，不出一星期，就痛恨华盛顿，所以10月初当得知父亲在从费城三十条街站开往威尔明顿的宾州铁路餐车上伺候乘客用餐时突然倒地身亡时，科尔曼回家奔丧，他告诉母亲他跟那所大学玩完了。她请求他再给它一个机会，告诉他肯定还有和他一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像他一样领取奖学金的孩子，可以相处交友，但不论他母亲说什么，再正确，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只有两个人可以在他下决心后让他改弦易辙：他父亲和瓦特，即使他们也只有在几乎摧垮他的意志时才能做到。但瓦特跟着美军驻扎在意大利，而科尔曼不得不按指令行事才能与之和解的父亲已不在身边以洪亮的嗓音下达任何命令了。

当然他在葬礼上哭了，而且知道是多么巨大的东西被突然夺走了。当牧师朗读圣经上的段落之后，又从父亲最心爱的莎士比亚戏剧集——那本特大号有着松软皮封面的书，科尔曼小时候一看见它总要联想起西班牙长耳狗——选读裘力斯·恺撒的片段时，儿子对父亲的威仪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大起大落的辉煌，对于这种辉煌，身为刚离开东奥兰治狭小家园仅一个月的一年级大学生，科尔曼开始依稀辨认出其中的真谛。

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

勇士一生只死一次。

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

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

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

它要来时谁也不能叫它不来。

牧师吟咏“勇士”一词时，将科尔曼企图保持清醒、冷峻的男子气的努力涤荡一空，暴露出一个孩子回到他永远也无法再见的亲人身边的渴望。他想念他的大气磅礴的、秘密受苦的、谈吐流利、只用言词的威力就在潜移默化中使他向往的伟大的父亲。科尔曼以最原始的、最深厚的感情痛哭流涕，无可奈何地缩减成他不屑一顾的小不点。少年时他向朋友抱怨父亲，总爱以比他实际感到的或能够感到的要多得多的蔑视描述他——假装以不带感情色彩的方式评判自己的父亲好像又是一个为创造并拥有坚不可摧美誉而设计出来的方法。但失去父亲的约束和界定却使他感到好像不论他朝哪个方向看，所看到的钟，以及所有的表，都统统停止了转动，以致无法确定当下的时间。那天傍晚他到达华盛顿，走进霍华德。过去是父亲不由分说地为科尔曼策划未来，现在他将自己决定，前景是可怕的。但却并非如此。可怕的、吓人的三天过去了，可怕的一周、两周过去了，突然，令人振奋的启示从天而降。

“有什么是能够避免的/我们的结局难道不是由众神所安排的吗?”也是裘力斯·恺撒中的诗行，父亲引用给他听的，然而直到父亲进了坟墓，科尔曼才愿意洗耳恭听。当耳边回响起这些词句时，他立刻将它们的意义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是由万能的神有意安排的！西尔基的自由。那个原始的我。充当西尔基·西尔克的一切微妙的滋味。

在霍华德发现他不仅是华盛顿特区的黑鬼——似乎这给他的打击还不够大，他发现他还是个黑人，而且是个霍华德的黑人。一夜之间原始的我变成了牢不可破的我们中的一分子，他不愿和这个身份或随之而来的下一个压迫性的我们沾亲带故。你最后离开了家，我们中的稀有金属，却找到另外一个我们——跟那个一模一样的地方，那个的替代品。在东奥兰治长大，他当然是个黑人，很大程度上属于他们约有五千人左右的小社团，但拳击，跑步，学习，在他全力投入并大获成功的一切之中，在他独立漫游整个奥兰治以及有或没有奇斯纳医生的陪同，名震纽瓦克时，他，想当然地还是其他的一切。他是科尔曼，伟大的先锋中最伟大的那个我。

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在第一个月里他成了黑鬼，别无其他，他又成了黑人，别无其他。不，不，他看见命运等待着他，可他却并不拥有它。根据直觉抓住了它，却又自发地退缩了回来。你既不可以让大的他们将大的偏执强加于你，也不可以让小的他们变成一个我们，将它的伦理强加在你身上。绝不接受这个我们的专制，以及它的我们和我们要压在你头上的一切。永远也别想要他接受这个死命地将你吮吸进去的专横的我们，这个诱骗性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悠久的、无从脱逃的、满口道德经的、以险恶的劣等大多数为特征的我们。既不是沃尔沃的他们，也不是霍华德的我们，而是具备一切灵动性的原始的我。自我发现——这便是造成捧腹状的那一拳。特立独行的个性。为争取独特个性而进行的满怀激情的斗争。特立独行的动物。滑动的人际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滑动的。自我了解，却秘而不宣。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

“留心3月15日。”滚蛋——什么也别顾忌。自由。随着两大防护墙的消失——大哥在海外，父亲死了——他重新充电，自由自在地想当什么就当什么，自由自在地追求最高的目标，他骨子里有信心当独特的我，自由到他父亲无从想象的地步，自由得正如他父亲不自由一般。不仅摆脱了他父亲，而且摆脱了他父亲忍受的一切。强迫。羞辱。阻挠。伤痛和故作姿态和羞耻。内心饱尝的失败及挫折的煎熬。自由地走上大舞台。自由地勇往直前，从事大事业。自由地上演无拘无束、自我定位的有关我们、他们和我的戏剧。

战争仍然在继续，除非明天一早结束，否则他无论如何会被应征入伍。如果瓦特在意大利跟希特勒作战，他为什么不也去打那个杂种呢?现在是1944年10月，他离十八岁还差一个月，但他能够很容易谎报年龄——把生日向前推一个月，从11月12日推到10月12日，不会有任何问题。在他忙于应付母亲的悲伤以及对他退学的惊讶时，他并没有立即想到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照样谎报自己的种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打肤色这张牌，任意选择人种。不，他没有想到，直到他坐在纽瓦克联邦大楼里，对着摊开在面前的所有入伍表格，在动手填写之前，仔细地，如同当年研究中学考卷一样地认真——仿佛不论他手头做的是什么，在他聚精会神的那一刹那，便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头等大事——通读一遍时，即使在那时，他也没有想到。当这念头第一次闪现在他心头时，他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仿佛他处于首次犯大罪的边缘。

1946年，科尔曼退役。欧内斯廷当时已考入蒙特克莱尔州立师范学院的初级教育专业，瓦特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学院读毕业班，两人都和他们的寡妇母亲住在一起。但科尔曼决心单独过，靠自己生活，住在河对面的纽约，进入纽约大学。较之于纽约大学，他更想住在格林尼治村，较之于为学位苦读，他更想当诗人或戏剧作家，但他所能想到的既不用找工作养活自己又能实现理想的最便捷的门路，便是接受政府的军人补助金。但他一开始上课，成绩全优，越来越有兴趣时，问题就来了，不等二年级结束，他已经转入通往全美优等生联谊会的跑道，并为获得古典文学最优学位而摩拳擦掌。他敏捷的思维和惊人的记忆力以及课堂上的应对自如使得他在学校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出人头地，结果他来到纽约最想做的事却被身边所有的人认为他应当做、鼓励他做、羡慕他做得如此辉煌的专业所替代。这似乎成了一种模式：因为他学业上的功力，不断被别人所吸纳。当然，他可以受之无愧，甚至感到喜悦（那种以超然脱俗的态度做个世俗人的愉悦），但这毕竟不是他所心仪的东西。他在中学时代便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奇才，而当他想参加金手套大赛时却得到霍华德奖学金；现在他又成为大学的奇才，而他的诗作在拿给教授看时却没有点燃任何激情的火花。起初他继续长跑，练习拳击，纯粹是为了兴趣，直到一天在体操房有人叫他到圣尼克竞技场跟一名四段拳击手斗拳，以三十五美元的报酬替代一个被拖下去的拳击手，他接受了，主要是为了弥补失去金手套的机会，结果却令他喜出望外，秘密地成为职业拳击手。

这样他便有了学校、诗歌、职业拳击，还有女孩子——懂得如何走路、如何着装、如何摆动裙子的女孩子，和他从旧金山隔离中心前往纽约途中所想象的别无二致的女孩子，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格林尼治村的街道和华盛顿纵横交错的人行道派上用场的女孩子。在一些春暖花开的下午，在整个二战凯旋的美国，更不用说在中古世界里，都难以找到比行走在他前面的女孩的那对美腿更具吸引力的东西了。他并非是从战场回来后被这种景像所包围的唯一男子。那个年头在格林尼治村边待在咖啡屋和露天餐馆看看报纸或下棋，边欣赏过往的女人腿的退役军人并不见得比光顾专为纽约大学老兵服务的夜总会的退役军人要少。谁都说不出所以然，不论从社会学角度或别的什么角度。那年头是伟大的美国性感大腿时代，每天至少有一两次科尔曼尾随其中一对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区，为了不至于看不清它们怎么移动，是什么形状以及在街角路灯由绿转红站定时又是怎么个模样。而当他估计时机成熟了的时候——已尾随得足以想好用词，又情不自禁了——便加快步伐，追上去。他开口讲话，陪着笑脸请求被允许走在她身边，并询问她的芳名，逗她发笑，让她接受约会——实际上是，不论她知情与否，向她的腿提出邀约。

而女孩子们，反过来，也喜欢科尔曼的腿。斯蒂娜·帕森，来自明尼苏达的十八岁少女，甚至写了一首诗献给科尔曼，其中就提到他的腿。诗写在一张笔记本格子纸上，落款是“S”，折成四方形，塞进他地下室楼上铺地砖的门廊的信箱。当时距他们第一次在地铁站调情已有两个星期，现在是他们第一次二十四小时马拉松周日后的星期一。科尔曼已赶去上早课，而斯蒂娜还在盥洗间里化妆；几分钟后她自己也得动身上班，但走之前却赶写了那首诗，尽管他俩在前一天都自觉地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她还是感到不好意思当面交给他。因为科尔曼的日程表催他马不停蹄地从课堂到图书馆，又接着在晚间跑到唐人街的一个破烂赛场去锻炼，所以那天夜里直到十一点半他回到萨利文街时才发现露出信箱口的诗。

他有个身体。

他有个美丽的身体——

他腿后面的以及他脖子后面的肌肉。

而且他聪明又鲁莽。

他比我大四岁，

但有时我觉得他更年轻。

他很甜，安静，又浪漫，

虽然他说他不浪漫。

我对于这个人来说几乎是危险的。

我能说得出多少

我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

我禁不住要问他在将我

囫囵吞下之后会做什么。

就着昏黄的灯光，他急促地读着斯蒂娜的手迹，起初他将“脖子”误认做“黑人”——和他黑人的脊背……他黑人的什么?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惊讶地察觉那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被认为是困难的、羞耻的或毁灭性的事不仅做起来易如反掌，而且并无严重后果，无需付出任何代价。但此时此刻他汗如雨下。他继续读着，比原来更快，但字与字却组合不成意思。他黑人的什么?他们一天一夜都是赤条条地待在一起，大多数的时间里相距不过几英寸。自他不再是婴儿以来，除了他自己，没有第二个人曾经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研究过他身体的结构。既然她颀长苍白的身躯，他没有一处不仔细观察了，没有一处对他隐瞒了，没有一处他现在不能以画家的意识，恋人激动的、过细的行家眼光描绘出来，既然他一整天都不仅被他想象中的她叉开的双腿，而且被她在他鼻孔里的存在所刺激，那么可以推断他的身体也没有一处没有被她以显微镜似的目光所观察，在那无处不铭刻着自我进化特点的表面上，在他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男儿身上，没有一样东西——他的皮肤、毛孔、唇髭、牙齿、双手、鼻子、耳朵、嘴唇、舌头、双脚、睾丸、血管、阴茎、腋窝、屁股、缠结的阴毛、头发，在他笑、睡、呼吸、移动、散发的气息里，以及在他达到高潮时痉挛的抽搐中——没有被她记录在案。记住了。考虑了。

是否是那个行为本身所起的作用——它绝对的亲密性，当你不仅进入另一个人的躯体，而且被她紧紧包裹——或是因为裸体的缘故，你脱去衣服，和一个人躺在床上，那的确是你所隐瞒的一切以及你的特征（不论是什么，不论如何包装）终将被发现的地方，因此，才会产生羞涩，引得人见人怕。在那无政府的疯狂的状态下，我身上有多少东西被看见了，有多少东西被发现了?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穿了你，直到你黑人的脊背心。”

但怎么发现的?根据所看见的哪样东西?会是什么呢?是否只有她看得见?不论是什么，因为她是个金发碧眼的冰岛荷兰人，是源远流长的金发碧眼冰岛人和荷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祖先的后代，不论在家里、学校里、教堂里，在她一辈子与之交往的伙伴中都没有……突然科尔曼认出诗中那个字由四个而不是五个字母组成。她所写的并不是“黑人”，而是“脖子”。哦，我的脖子！只是我的脖子！……他腿后面和他脖子后面的肌肉。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我能说得出多少/我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使得她在他身上所见到的东西显得如此模棱两可?如果她用的是“从……说出”而不是“说得出”，会不会明白一点呢?或使意思更为含糊?他越钻研那简单的诗行，意思就变得越晦涩——意思越晦涩，他就越肯定地认为她已明确地感到科尔曼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什么问题。除非她写的“我在他身上见到的东西”的意思跟怀疑论者常挂在嘴边用来质询坠入爱河的人“你究竟在他身上看见什么了”同义。

那这个“说”字又作何解释呢?她对谁说呢?她用“说”指“理解”——“我能理解多少”等等——不然她是否是指揭露，暴露?“我对于这个人来说几乎是危险的”又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危险”是否不同于“对……来说，危险”?不管怎样，危险何在?

每次他企图探测她的寓意，每次都捉摸不透。在他站在门廊里度过疯狂的两分钟后，他能够肯定的只有他的恐惧，而这使他非常惊讶。如同他一贯的作风，他的疑心令他吃惊的同时，也让他感到羞耻，犹如发出SOS。求救信号，对自我警惕拉响稍息的警铃。

斯蒂娜聪明，活泼，美丽，只有十八岁，刚从明尼苏达的福格斯富尔来到纽约，然而他却感到她（包括她几乎难以置信的毫不含糊的金色）比他在拳击场上所遇见过的任何人都可怕。甚至那晚在诺福克妓院，当那女人——一个大奶头、肥胖、多疑的妓女，并不完全丑陋，但肯定不中看（也许她本人有三分之二的东西不是白的）——躺在床上看着他动手脱军装时，刻薄地笑着说：“你是个漆黑的黑鬼，是吧，伙计?”说着便唤来两名打手把他撵了出去，只有那晚，他的狼狈才能和读斯蒂娜的诗行时的狼狈相比拟。

我禁不住要问他在将我

囫囵吞下之后会做什么。

即使这他也读不懂。趴在房间里的书桌上，他和这最后一段似是而非的含义一直较量到清晨，找出又放弃一个又一个复杂的公式，直到天亮，他所能肯定的是斯蒂娜——美貌惊人的斯蒂娜，虽然他不能彻底将她忘怀——已化做袅袅轻烟，随风飘走了。

大错特错。她的诗没有任何含义，甚至都不算诗，在她自己思维紊乱的压力下，支离破碎的心得、粗糙的想法统统乱七八糟地在淋浴时涌入她的脑袋，于是她从他的一本笔记簿里撕下一张纸，在他书桌上随手写下脑子里蹦出的字眼，然后往邮箱一塞，便赶去上班了。那些诗行只是她做的一件事，她必须做点什么，为她全新的难以言表的晕头转向的感觉。诗人?说不上，她笑起来：只是一个刚跃过火圈的人罢了。

他们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他的床上共度周末，互相吞噬对方，如同单独囚禁的犯人疯狂吞食他们每日定量的面包和水一样。她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站在他两用沙发末端只穿着内裤跳的舞让他大吃一惊——也让她自己大吃一惊。当时她正在脱衣服，无线电开着——熙德交响乐——但首先让她启动，进入情绪，放送的是康特·贝丝和一组爵士乐手即席演奏的《小姐乖乖听话》，野性十足的现场录音唱片，随后，又是格什温，还有亚迪·肖改版的，罗伊·艾尔德里奇将一切都变得火辣辣的主打歌《我爱的人儿》。科尔曼斜靠在床上，正做着他周六晚上在他们最喜欢的十四条街地下室餐馆享受过价值五块钱的奇昂提酒、通心粉和卡诺里回到家后最爱做的一件事：看着她脱衣服。突然，并没有受到他的任何暗示——似乎只因为听着艾尔德里奇的小号——她开始跳起科尔曼喜欢描述的一个在纽约待了不到一年的福格斯富尔姑娘所跳过的最为妖柔的舞蹈。她能用那个舞把格什温本人从坟墓中惊醒，还有她那样唱的那首歌。随着一个有色人种号手吹奏的犹如黑人单恋情歌似的歌曲，她翩翩起舞，她通体白色的威力一览无余。那白色的庞然大物。“有一天他会来到我身旁……我爱的人儿……他会又强大又结实……我爱的人儿。”词句毫无惊人之处，连大多数天真的一年级学童都可随口编造，但当唱片放完以后，斯蒂娜用双手捂住脸，半真半假地表示羞怯。这个动作并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更不用说让他稍许克制，反而使他欣喜若狂。“我在哪儿找到了你，瓦露塔?”他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你是谁?”

就在那个时期，在那最为晕头转向的日子里，科尔曼放弃了晚上在唐人街健身房的锻炼并且缩短了他清晨五英里的跑步，最后，对自己变成职业拳击手一事也无论如何严肃不起来了。他已赢了满满四场职业赛，包括击败三名四段拳击手，以及在他最后一场中击败一名六段拳击手，全部都是在圣尼克竞技场举行的星期一晚间赛中。他从没告诉过斯蒂娜有关拳击比赛的事，也从没告诉过纽约大学的任何人，当然更没对他的家人吐露过半个字。在最初几年的大学生活里，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就是他在赛场上打拳用的是西尔基·西尔克的名字，圣尼克赛场的比赛结果，第二天用小号字作为花边新闻刊载在娱乐报体育版上。从他三十五美元四轮赛事的第一场的第一秒钟起，他以职业赛手的身份进场的态度便与他业余时期的大不相同了，并不是说他作为业余赛手时曾经想输过，但作为职业拳手，他付出双倍的努力，哪怕仅仅为了向自己证明只要他愿意便有能力在那里站住脚跟。没有一场比赛拖延过时间，在最后一场比赛上，碰到六段拳击手的那场——与入场券上的领衔赛手博·杰克对阵——这场赛事他得了一百美元，他只在两分几秒的时间里就把那家伙了结了，而且事过以后一点都不感到累。当他沿着过道去迎击这位六段拳击手时，必须走过场边索利·塔巴克经纪人的座位，在此之前后者已经在科尔曼眼前晃动过一份合同，如果科尔曼签字的话，可以在以后的十年中得到他净赚的三分之一。索利拍拍他屁股，以他有力的耳语声关照他说：“在第一回合测试一下那黑鬼，看看他有什么本事，西尔基，让观众觉得物有所值。”科尔曼对塔巴克笑着点点头，但在走上台时，心里却想，滚你的。我才赚一百块钱，我会让那家伙打我，让观众觉得物有所值?我该给坐在第十五排的什么人弄出点挨打的丑态当回扣?我一百三十九磅，五英尺八英寸半，他一百四十五磅，五英尺十英寸，而要我让他在我头上多打四拳、五拳、十拳，纯粹为了逗乐子?滚它的蛋。

比赛结束后，索利对科尔曼的行为不满意，他感到他在耍孩子脾气。“你可以在第四回合了结那黑鬼，而不是在第一回合，让观众觉得花钱不冤，但你没有。我很客气地要求你，可你不照我的要求做。为什么，聪明的家伙?”

“因为我不跟黑鬼调情。”这就是他说的。这位纽约大学古典文学本科生，死去的验光师、餐车服务员、业余语言学者、语法学家、教育家的儿子，莎士比亚·克莱伦斯·西尔克的学生，本身曾荣获年级致告别辞代表的身份，他就是这样固执，他就是这样有城府——不论他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是这样不讲情面，这个从东奥兰治中学毕业的有色人种孩子。

为了斯蒂娜他结束了拳击生涯。不论他如何曲解她诗行的含义，他坚信使得他们性欲居高不衰的神秘威力——他们变成脱缰野马似的恋人，以致斯蒂娜以新手的身份在自我赞叹、自我解嘲时用中西部人的风格为他们俩提炼出一个标签“两个精神病例”——终将有一天会成功地帮助他当着她的面把自己的身世一吐为快。那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他不得而知；他将如何防止它发生，他也不得而知。但拳击对解决问题有百弊而无一利，她一旦发现有关西尔基·西尔克的事，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她发现真相。她知道他在东奥兰治有个母亲，是正规护士，每周必上教堂做礼拜，有个哥哥，刚开始在阿斯伯里园教七年级和八年级，还有一个妹妹正在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毕业班读学位，每个月有一个星期日他的萨利文街床上的活动得缩短时间是因为东奥兰治有顿饭等科尔曼回去吃。她知道他父亲曾是个验光师——仅此而已，一个验光师——还有他老家在佐治亚。科尔曼十分谨慎，不让她有任何理由对他告诉她的话产生怀疑，当他永远放弃拳击后，连那个谎也不需要说了。他对斯蒂娜没有撒过谎，他不过是遵照奇斯纳医生那天在他们驱车往西点去的路上交代他的话行事（而那已使他在海军顺利服役）：如果不出事，你就别生事。

他请她到东奥兰治吃星期日正餐的决定，如同他现在所有其他的决定一样——甚至包括在圣尼克以把对手在第一回合就击倒的方式一声不吭地对索利·塔巴克说滚你的蛋的决定——都是依据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任何别人的。他们相遇已将近两年了，斯蒂娜二十岁，他二十四，他已不再能够想象自己走在第八街上身边没有她，更不要说继续活下去身边没有她。她日常轻松的随波逐流的外表，与她周末放纵的激情相结合——全都由一种身体发出的炽烈的光所融合，一种少女的、美国闪光灯似的灿烂，几乎具有伏都教的魔力——已经征服了诸如科尔曼那独立不羁的意志：她不仅使他与拳击和浓缩在西尔基·西尔克身份之中的战无不胜的次中量级职业拳手对父母的抗争脱钩，而且使他摆脱了对任何其他女人的欲念。

然而他却不能告诉她他属于有色人种，他耳边回响着那句不得不说的话，那句话必将使一切都显得比实际情况还要糟——必将使他显得比实际上的他更差。如果他这时就让她自己想象他的家人，她脑海里出现的图像肯定会和他们实际的样子大相径庭，因为她连一个黑人都不认识，她会根据电影里所见的或从无线电收听的或道听途说的笑话加以想象。他知道她并不偏执，而如果她能和欧内斯廷、瓦特及他母亲会面的话，她会立刻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世俗，他们碰巧跟她只想离得越远越好的福格斯富尔一样注重令人厌烦的体面礼节。“别误解我的意思——那是个可爱的城市，”她慌忙向他解释，“很美的城市。非同凡响。福格斯富尔，东面有奥特泰尔湖，离我家不远有奥特泰尔河。我认为它比那一带别的城镇要摩登一些，因为它就在法格墨海德东南边不远的地方，法格墨海德是这个国家在那个地区的大学城。”她父亲开一间五金用品店，还拥有一个小小的木材加工场。“一个势不可挡、巨人似的、令人目瞪口呆的人物，我父亲。硕大无朋。像一大板块火腿。他能在一个晚上喝干你酒桶里所有的酒，不论什么酒。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现在还是不相信。他就这么独断专行。有一次他对付一个机器部件时，小腿划开一道裂口——他让它去，连洗都不洗。他们都像那样，冰岛人。推土机类型的。有趣的是他的个性。让人叹为观止的人物。我父亲跟人交谈起来，整个房间就只听见他一个人的声音。他不是唯一的，还有我帕森祖父母。他父亲是那样的人。他母亲是那样的人。”“冰岛人。我都不知道你叫他们冰岛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美国。我对于冰岛人一无所知。他们什么时候，”科尔曼问，“来到明尼苏达的?”她耸耸肩，然后笑了。“问得真好。我要说是跟着恐龙来的。似乎真是那样。”“那他就是你想逃避的人?”“我想是的。做那种成天大叫大嚷的人的女儿真是太难了。他好像把你一股脑儿都淹没了似的。”“那你母亲呢?他把她淹没了?”“那是家里丹麦的一边。名叫拉斯木森的。不，她可是淹没不了的。我母亲非常讲求实际，绝对淹没不了。她家的特点——我认为也不是她一家的特点，我想丹麦人都那样，挪威人在这方面也没有区别——他们只对东西感兴趣。各种各样的东西。桌布。碗碟。花瓶。他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每样东西的价格。我母亲的父亲也这样，我拉斯木森外公。她一家子。他们心里没有梦想。他们身上没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东西。一切都是由实实在在的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卖多少钱，可以付多少钱买到手。她走进别人家里，审视所有的摆设，知道其中一半的来历，告诉他们到什么地方买花的钱更少。还有衣服。每一件。照章办事。实惠。所有的人无一例外，赤裸裸的实惠。节省。极度节省。清洁。极度清洁。就连我放学回家可能会在一个指甲下留着的吸墨水时沾上的一星星墨水迹，她都不会放过。她要是星期六晚上请客，星期五晚上五点钟左右就摆好餐桌了。一样不少，每只酒杯，每件银器。随后她将一块薄纱似的东西往上一盖，防止出现任何灰尘痕迹。一切都井井有条。烹饪手艺堪称绝顶，你要是能对哪道菜的香料或盐或胡椒有意见，我就服了你。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这就是我父母。我特别不能跟她探讨问题。不管是什么。一切都流于表面。她将样样东西摆弄得有条不紊，而我父亲将样样东西弄得落花流水，这样我长到十八岁，从中学毕了业，就上这儿来了。因为如果我到墨海德或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读书我就还得住在家里，我说大学见鬼去吧，就来到了纽约。所以瞧，我在这儿，斯蒂娜。”

她就是这样向他解释她是谁，从什么地方来，以及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的。可是在他那方面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以后吧，他对自己说。以后——等到他能做出解释的时候，等到他能要求她理解为什么他拒绝让自己的前程被种族这个专制的牌号加以不公正限制的时候。如果她平心静气地听他把话讲完，他有把握可以让她明白为什么他宁可将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也不把命运交由一个愚昧的社会任意处置——在这个黑奴解放宣言发表八十多年后的社会里，偏执狂们碰巧发挥的作用过于巨大而不适合他的胃口。他会让她明白他决定冒充白人并没有错，任何具备他的相貌、性情和肤色的人都会自然地做出这个选择。他自童年起所向往的就是自由：不当黑人，甚至不当白人——就当他自己，自由自在。他不想以自己的选择侮辱任何人，也不是在企图模仿他心目中的哪一位优等人物，或对他的或她的种族提出某种抗议。他知道，在循规蹈矩的人眼中，世上的一切都早有安排，都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永远也不会认为他做得对。但不敢越雷池一步、固守正确的界限向来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决不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敌视他的世界以愚昧和充满仇恨的意图主宰，必须由他自己的意志决定。为什么要以任何别的条件接受生活呢?

他将这么对她说，她会不会觉得全都是一派胡言，就像为推销伪劣产品大肆自吹自擂似的?除非她先见到他的家人，猛然面对事实：他和他们一样都是黑人，他们不是她想象的那种黑人，他也不是。说那些话或任何别的话都只会让她觉得又是一种欺瞒。直到她坐下来和欧内斯廷、瓦特，以及他母亲一起吃饭，听他们每个人在一天的时间里轮流交换令人大可放心的套语之前，他对她所做的任何解释都会显得是自我标榜、自我美化、自我表白的弥天大谎，文过饰非的夸夸其谈，那种虚假不仅在她的眼里，就是在他自己的眼里都是耻辱。不，他不可以说那些鬼话。有失身份。如果他要一辈子跟这姑娘在一起，他现在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卖弄辞藻，花言巧语的哄骗，像克莱伦斯·西尔克所做的那样。

在斯蒂娜拜访他家人的前一个星期里，虽然他没有关照任何人，自己却以赛前聚精会神做思想准备的方式准备停当。当他们在那个星期天在布里克教堂站走下火车时，他甚至默念起他总是在比赛铃响之前几秒钟里神秘地念叨的咒语：“任务，只有任务。和任务结为一体。别的不让进来。”唯有那样做了以后，他随着铃声从角落里冲出来——或者在这里，走上通往大门的台阶——他才加上普通大兵的战斗号令：“动手干。”

西尔克一家自1925年科尔曼出生前就住在他们独门独户的房子里。当他们刚来的时候，街上其他的住户都是白人，卖给他们这幢小小的木板房的夫妇由于对邻居恨得咬牙切齿，才决心把房子出售给有色人种以此表示对邻居的蔑视。但私房住户没有任何人因为他们家搬了进来而逃跑的，即使西尔克夫妇从不跟邻居交往，住在通向圣公会教堂和教区长住宅的那段街上的每个人都对他们和和气气的。虽然教区长几年前刚上任的时候，靠在圣坛上，用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看到有不少属于英国国教的巴加人和巴巴多斯人在场——其中许多是东奥兰治有钱白人家的佣工，他们是岛民，知道自己的身份，坐在后排，以为已被接受——在开始他第一个礼拜天的布道前，他说：“我看见我们中间有些有色人种家庭。我们得对这件事采取措施。”可是邻居们依然和和气气的。请示过纽约神学院后，教区长违背教会基本法规，在有色人种家里开设有色人种的礼拜仪式和周日学校。后来，中学的游泳池也关掉了，白人孩子从此不必和有色人种孩子一起游泳了。这个大泳池多年来用于上游泳课和训练游泳队，是体育教程的一部分，但既然雇用黑人孩子父母（当女佣、马夫、车夫、园丁和场地工）的白人孩子父母提出异议，游泳池的水只得被抽干，用东西盖了起来。

泽西这个四平方英里、人口不满七万的巴掌大的居民区小镇，在科尔曼青年时代和全美国一样，存在着种种被教会神圣化，被学校合理化的严格的阶级和种族的区别。但在西尔克家所在的安静的绿树夹道的小街上，普通人不必对上帝和政府亦步亦趋，倒是愿意维持社区人性化，以免游泳池和别的一切遭受不纯洁思想的污染，因此邻里基本上对特别体面、浅色皮肤的西尔克一家——黑人，没错，但用一个科尔曼幼儿园小伙伴通情达理的母亲的话来说：“他们的肤色非常讨人喜欢，像掺鸡蛋的酒”——相当友好，甚至上他们家来借工具，或借梯子或当车子发动不起来的时候主动过来帮忙查找原因。可是街拐角的大公寓里直到战前还住的全是白人。后来，在1945年后期，当有色人种——主要是专业人士，教师、内科医生、牙医的家庭——入住街道奥兰治一端时，每天都有一辆搬家公司的卡车停在公寓外面，仅在几个月里半数白人家庭就不见了踪影。但事态很快平息下来，虽然公寓主人开始租房给有色人种，以维持开销，留在附近的白人一直等到有了并非恐黑症的理由才离开。

动手干。他拉响门铃，推开大门，大声叫道：“我们来了。”

瓦特那天不能从阿斯伯里园赶来，从厨房走进门厅的是他母亲和欧内斯廷。瞧，这是他女朋友，上他们家来了。她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想象。但科尔曼母亲没有问。自从他单方面决定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后，她就几乎没敢问过他任何问题，唯恐听到让她害怕的事。现在她离开了医院——在那里，她最后不靠芬斯特曼博士的帮助当上了纽瓦克一家医院的护士长——她有意于让瓦特照顾她的生活和接管全家的事务。不，她没问过有关这女孩的任何问题，有礼貌地谢绝了解，同时鼓励欧内斯廷不要过问。科尔曼反过来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任何事情，于是就这样，肤色白到极致，而且手中提着与浅口皮鞋相配的蓝色小包，穿着棉印花布翻领连衣裙，戴着小小的白手套和无边帽，与任何活着并且年轻的1950年的女孩一样干净利落、中规中矩的斯蒂娜·帕森出现了，冰岛和丹麦的美国后裔，其血缘可追溯到克努特王或更加遥远的时代。

他做到了，按他自己的方式完成的，谁也没有退缩。谈到物种的适应力，没人张口结舌，没人沉默寡言，也没人胡乱跑题。平庸的话题，不错，老一套，的确——太多的空泛言词、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斯蒂娜没有白白地在奥特泰尔河边长大：尽管都是陈词滥调，可她懂得怎么说得好听。即使科尔曼在介绍三位女士相互认识前就蒙上她们的眼睛，而且一整天都让她们蒙着眼交谈，她们的谈话也不会比此刻微笑地直视对方眼睛所说的话更有内涵，其用意也不会超出标准的范围：即，我不会说任何可能得罪你的话，倘若你不说任何得罪我的话。不顾一切代价地遵守体面的规范——在这方面帕森家和西尔克家不分彼此。

说来奇怪，把三位统统都弄糊涂的是关于斯蒂娜的身高问题。对，她五英尺十一，几乎比科尔曼高出整整三英寸，比他妹妹或母亲高六英寸。但科尔曼父亲是六英尺一，而瓦特比父亲高一英寸半，所以对这个家庭来说高大本身并不新鲜，即使对于斯蒂娜和科尔曼来说女方碰巧比男方高。然而斯蒂娜的三英寸——大约相当于从她的发际到眉毛的距离——却引发出关于身体畸形的具有颠覆性的、几乎酿成一场灾难的对话，直到十五分钟后科尔曼嗅出一丝辛辣味，女士们——三个同时——冲进厨房去抢救快要着火的饼干。

在那以后，从午餐开始到结束，直到年轻的一对动身回纽约，再没有出现过丝毫的纰漏。从外表上看，完全是个体面家庭所梦想的圆满快乐的礼拜天，正因为如此，必然与生活本身形成强烈的反差，即使家里最年轻的成员都已亲身体验到生活所固有的不稳定因素一时一刻都不甘心受到整肃，更不用说当它被逼而显露出预见之中的本质时。

斯蒂娜是在载着她和科尔曼的列车黄昏时分回到纽约，驶入宾夕法尼亚站时才放声大哭的。

据他所知，从泽西出来的一路上她都是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熟睡着——实际上他们在布里奇教堂站一上车她就开始睡觉，以消除下午她出色的努力所造成的极度疲劳。

“斯蒂娜——出什么事了?”

“我做不到！”她大叫一声，接着，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大口喘着气，痛哭流涕，死命抓着手袋捂住胸口——连睡着的时候他一直替她拿在怀里的帽子都忘记了——独自一人冲下火车，飞奔而去，似乎后面有人追杀，自此便杳无音信，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约他相见。

四年以后，1954年，他们突然在中央大车站外几乎撞了个满怀。两人同时停下脚步，拉起对方的手，谈话的长度足以重新召回他们分别是二十二岁和十八岁时相互在对方身上唤起的神奇感，然后各奔东西，都沮丧地明白诸如这次邂逅般精妙的奇迹以后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他当时已经结婚，快要做父亲了，在亚特尔斐当古典文学讲师，进城来办事的；而她在街那头雷辛顿大道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仍然单身，仍然漂亮，但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衣着相当时髦的纽约人，显然跟现在的她到东奥兰治去，结局肯定会大不相同——倘若访问顺延至今的话。

那是个已经被终止的路，现实已明确投了反对票的结局——他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在盘旋。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忘记她，她也根本没有忘记他，在他转身离开时，懂得了过去除了阅读古希腊悲剧外从不费心理解的东西：生活如何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一个人的前途如何偶然地就成了定局……可是在另一方面，当事情看来万无一失时，命运却又显得多么难以捉摸。也就是说他从她身边走开时，什么也没有理解，知道什么也理解不了，虽然他幻想自己可以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理解他固执地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要是这种事情是能够理解的。

她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寄到学院转交给他的迷人信件写在两张纸上，谈到他们第一次在他萨利文街的房间约会时他令人惊讶的“猛扑”技巧——“猛扑，几乎像那些鸟一样，它们飞过陆地或者海洋，窥见什么东西在动，什么血气方刚的东西，便猛地扎下去……一把抓住”。信是这样开始的：“亲爱的科尔曼，我非常高兴在纽约见到你。我们的会面虽然很短暂，但我见到你以后感到一种秋意萧瑟似的惆怅，或许是因为自我们初识以来的六年时光让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绞的事实：我生命中有多少时日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你看上去棒极了，我很高兴你生活快乐……”末尾那有气无力，飘忽不定的旋律由七个短句和一个充满渴望的结语构成，他反复阅读之后，认为这几句话表达了她对自己的损失感到遗憾的程度，也是一种承认自己悔之莫及的暗示，痛楚地向他发出了一个隐晦曲折的致歉的信号：“好了，就这些。我甚至都不应该打扰你。我答应以后再也不会了。保重。保重。保重。爱你的斯蒂娜。”

他一直没有把信扔掉，当他在文件堆里碰到它时，不论正在做什么，都要停下来看一遍。他都有五六年把它给忘了。他思索着那天在马路上轻吻斯蒂娜的面颊，跟她道永别以后的念头：如果她嫁给他——如他所愿——她会知道一切，那么，随之而生发的关系到他家人、她家人、他们自己儿女的一切，都会跟他和艾丽斯结婚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发生在他母亲和瓦特身上的事也会很容易地就避免了。斯蒂娜当时如果说“没关系”，他就会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我做不到。这句话包含着智慧——相对于一个年轻女孩而言的大智慧，绝非那种二十岁女孩普遍拥有的智慧。但正因为如此，他才爱上了她，正因为她这种坚实的智慧——为自己着想的常识。如果她没有……如果她没有，她不可能成为斯蒂娜，而他也不可能要她做妻子。

他反复思索着这些无用的念头——对像他这样并无巨大才华的人无用的念头，如果对索福克勒斯另当别论的话。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定局是多么的偶然……或者说，当它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却显出多么偶然的一派假象。

在她第一次向科尔曼描述她本人及其出身时，艾丽斯·吉特尔曼已具有任性、聪明、暗中叛逆的个性——从小学二年级起就秘密策划如何逃离令她窒息的环境——一个整日轰鸣着对每种形式的社会压迫（那特别是拉比的权威及其弥天大谎）的仇恨的帕萨克家庭。她那说依地语的父亲，如她所刻画，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致没有让艾丽斯的两个哥哥施行割礼。同时，她父母自己也不屑去领取结婚证，并拒绝向世俗婚礼俯首称臣。他们自认为是夫妻，自我标榜为美国人，甚至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两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移民无神论者在看到一位拉比路过时，会立刻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但他们却自由自在地爱怎么称呼自己就怎么称呼，并不要向一切天然及善良东西的敌人的伪君子——如他父亲轻蔑描述的官方以及非法执掌大权的家伙们——征求许可。位于默特尔道，他们拥有一爿家庭糖果铺，一间拥挤不堪的店面，那么小。她说：“你别想把我们五个人并排放进去。”在汽水箱上头，在那面布满裂纹、污渍斑斑的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萨科，另一幅是凡塞逖，都是从报纸的插图页上撕下来的照片。每年8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1927年以谋杀罪名——艾丽斯及其兄长被告知纯属捏造——处决这两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周年纪念日，生意都要暂时停下，全家人退避进楼上那间狭小、幽暗的公寓房间，其疯狂的混乱与楼下的店面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绝食一天。这是艾丽斯父亲，做出教长的模样，以凭空杜撰的仪式，古怪地模仿犹太人的赎罪日。她父亲对他所谓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深深植根于他心里的不过是绝望的愚昧、无从剥夺他人财产的痛苦、一筹莫展的革命者的仇恨。每句话都是咬牙切齿地吐出来的，每句话无不是危言耸听。他知道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名字，但对他们的著作却一无所知。他在公寓房间里无时不刻不把依地语周刊《劳工自由之声》拿在手里，每夜他却很少不是没看上几个字就呼呼入睡的。她父母，她向科尔曼解释——一切都是当他在华盛顿广场邀上她以后，坐在布里克街咖啡馆里戏剧性地，异常戏剧性地发生的——她父母其实是头脑简单的人，被一个他们连说都说不清楚，更无法进行理性辩护的幻想所控制，可是为了这个幻想他们可以狂热地牺牲朋友、亲戚、生意、邻居的善意，乃至他们自身的神志，即使他们孩子的神志也在所不惜。他们只知道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是什么，而那些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艾丽斯眼里，却是身边的一切。社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它不断变动的力量、无处不在的利与害的潜网、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战斗、无休无止的吞并降服、派系的纵横捭阖、狡诈的道德术语、习以为常的仁厚独裁、变幻不定的稳定的幻觉——社会之成其为社会的一切，始终如此、必须如此的一切，对他们而言，居然跟康涅狄格的扬基人眼中的亚瑟王朝一样陌生。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因为他们被最为牢固的纽带与另外某个时代或地域相连，尔后又被逼迫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落户的缘故：他们更像是直接从摇篮踏入成年时期的人，没有接受过有关人类兽性如何发作与控制的中介教育。艾丽斯从她还是个娃娃起就不明白，她究竟是在由疯子还是由幻想家所抚养，她必须分享的激烈仇恨究竟是出自对可怕真相的揭露，还是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笑话，神经错乱的表现。

整个下午她对科尔曼讲述着如同民间传奇般有趣的故事，致使在帕萨克糖果铺楼上活下来并长大成为诸如莫里斯和艾瑟尔·吉特尔曼那样生动愚昧人物的姑娘似乎是引自俄罗斯滑稽小报，并非俄罗斯文学中的恐怖冒险，吉特尔曼夫妇仿佛就是题目叫做《克拉玛佐夫孩子》的星期日滑稽连环画里那个神志不清的邻居。对一个刚从河对岸的泽西逃出来的——他在村里的熟人，有谁不是逃出来的，有的还是从遥远的阿马里洛逃来的呢——刚满十九岁的女孩来说，故事讲得算是出神入化、令人叫绝的了。一个除了自由，别的念头一概全无，第八条街舞台上的又一名身无分文的异乡人，一个舞台效果极强、浓眉大眼、活力充沛、肤色黝黑的姑娘，感情上充满原动力，用当时的时髦话来说，“浑身性感”，在远离闹市的艺术学生联合会半工半读，靠给写生班当模特赚取奖学金，其作派是不加隐瞒的直露，在公共场合招摇过市的胆量似乎并不亚于肚皮舞者。她一头头发颇具特色，由迷宫般错综复杂、起伏不定的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发卷所构成，毛茸茸的，犹如攀援植物。她童年的全部烦恼似乎都转换成了她这一头相互纠缠、扭曲、密匝匝的头发。她不可逆转的头发。你可以倒上一罐又一罐发油，却绝对无法改变它的建构，仿佛是从黑黢黢的大洋深处采集上来的、某种构成礁石的有机物，一种浓稠的珊瑚和海藻的混合物，说不定还富含药用元素呢。

整整三小时她以她的喜剧、她的愤怒、她的头发，以她生产激情的天赋，以一种疯狂的、未经训练的少年的智力，以及演员点燃自身、对自己的每句夸张言词信以为真的能力让科尔曼着迷，使科尔曼——绝无仅有的自我配置者，其配方的专利除了他自己，天下没有第二人掌握——感到相形见绌，活像个对自己一无所知的傻瓜。

但当他那晚把她带到萨利文街时，一切都变了样。原来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一旦穿过她的头发，便发现她所有的一切都是糊状物。

她恰恰与瞄准生活的箭头，即二十岁的科尔曼相反——同样是自我解放的斗士，然而却是一个找不到北的，晕头转向的版本，无政府主义的版本。

如果她得知他是在一个黑人家庭出生长大的，并且几乎一辈子都承认自己黑人的身份，她连五分钟的脑子都不会伤的。倘若他要她为他保密，她也不会有任何思想包袱。容忍出格的人与事绝非艾丽斯·吉特尔曼所不能承受的负担——出格的人与事对她来说反而最符合法理。同时当两个人而不是一个?有两种肤色而不是一种?隐瞒身份，或以伪装面貌走在大街上，既非此，又非彼，而是居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三重、四重人格?在她看来这类离奇古怪的事情丝毫也不可怕。艾丽斯开通的观点甚至都不属于那种自由主义分子或鼓吹自由至上人士引以为荣的道德品质，更像是狂人的特征，褊狭的疯狂。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期待、对意义的假设、对权威的信任、对连贯性和秩序的认可，比生活中任何别的东西更让她感到荒诞不经，莫名其妙。如果生存固有的东西叫做正常，那么世事怎么会那样发展，历史书怎么会那样写?

然而，他告诉艾丽斯他是犹太人，西尔克是埃利斯岛对西尔伯茨威格的简化，由一名慈悲心大发的海关官员强加给他父亲的。他甚至有圣经记载的割礼标志，当时在他东奥兰治的黑人朋友中实属罕见。他母亲由于在一个犹太医生占绝大多数的医院里工作，对刚萌发的割礼重要的卫生意义也深信不疑，因此西尔克夫妇安排了这个传统上只在犹太人中流行的仪式——日后，被越来越多的非犹太教父母选择为孩子出生后的外科手术——由一名医生在他们出生两周后的男婴身上施行。

科尔曼现在已有好几年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了——或允许别人这么以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自从他意识到在纽约大学就像在咖啡馆里一样，他认识的许多人一直以为他是犹太人。他在海军里学到的技法是你只要对自己的身世坚持一种过得去而且始终如一的说法，别人是不会多问的，因为没有人会有那种兴趣。他的纽约大学和格林尼治村里的熟人会很容易地猜想——就跟他在军队里的战友一样——他有中东人血统，但当时正是犹太人的自我陶醉在华盛顿广场知识分子先锋派中达到战后巅峰的时期，当鞭策他们犹太人精神勇气的自我夸张开始显得失控，一种文化重要性的气息不仅从《评论》、《中流》、《党派观点》，而且从他们的玩笑、他们的家庭轶事、他们的笑声、他们的扮丑、他们的讥诮、他们的辩论中渗透出来的时候，他难道会拒绝追赶潮流吗?特别是他在中学时代协助奇斯纳医生当过艾塞斯县犹太孩子的拳击教练，倘若声称自己是个新泽西犹太男孩比假装成有着叙利亚和黎巴嫩血统的美国水手所冒的风险要少得多。披上人造的声望，以一个敢想敢为、自我解析、蔑视礼教的美国犹太人身份，尽情嘲弄边缘曼哈顿生存方式，原来并不那么富有刺激性，比不上他花上几年时间苦思冥想设计出来的伪装——要是他那么做的话。然而，足以令人欣慰的是，它还是相当耸人听闻的——当他回想起芬斯特曼博士提出给他家提供三千美元，要科尔曼假装在毕业考时马失前蹄，致使才华横溢的伯特成为班级致告别辞代表一事时，不禁感到那也是件耸人听闻的滑稽事，一件惊世骇俗的特大笑话。这个世界有着多么巨大的包罗万象的思想，才使他变成这么一个人。多么崇高的世俗恶作剧！倘若曾经有过某种完美的创造物——难道那不始终是他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发的雄心壮志吗——便是他魔幻般变成的他父亲的芬斯特曼儿子。

他不再游戏人生。有了艾丽斯——思维紊乱、未经驯化、与斯蒂娜截然不同、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艾丽斯——作为他重新起步的载体，他最终步入正途。他不再试一个，扔一个，不再无休无止地练习做热身。就是这一个了，这就是答案，他秘密的秘密，其中掺和了一丁点笑料——救赎性的、保险性的笑料，生活对每个人决断的些微奉献。

作为迄今尚无人知晓的最无共通之处的美国自有史以来便遭人嫌弃的两样东西的混合物，他现在终成正果。

不过，其间还有过一个小插曲。在斯蒂娜之后，艾丽斯之前，有个小插曲，名叫埃莉·玛吉，一个身材娇小玲珑的有色人种姑娘，黄褐色皮肤，鼻梁和面颊上散落着零零星星的浅色雀斑，外貌尚未越过少女和女人的分界线，在第六街的村门店打工，兴奋地出售书架部件和门——带腿的书桌门和带腿的床门。饱经沧桑的老犹太店主说，雇用埃莉使他的生意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原来这儿什么都卖不动，”他告诉科尔曼。“勉强糊口。但现在村里每个小伙子都要给书桌配扇门。大家都进来，他们要见的不是我——他们指名要见埃莉。他们打电话来，要找埃莉说话。那小姑娘改变了一切。”此言不虚，没有人能阻挡得了她的魅力，包括科尔曼，他先是被她蹬在高跟鞋上面的两条腿所吸引，然后被她一派的自然而然的风格所折服。今天跟被她吸引的纽约大学白人男生外出，明天跟看上她的纽约大学黑人男生约会——一个晶莹闪亮的二十三岁孩子，尚未受到任何伤害，从她在那儿长大的扬克斯搬来格林尼治村，过着正如广告上所宣称的不落俗套的村生活，只是“不”字写得小些而已。她是一大发现，于是科尔曼也走进去买了张不需要的书桌，当晚就带她出去喝一杯。在斯蒂娜之后，在他经受了丧失心上人的痛楚之后，他重新快乐起来，重新活过来了，而一切都起自于他们开始在店里调情的那一刻。当时她是不是以为他是个白人男生?他不知道。有意思。后来那天晚上她咯咯笑起来，滑稽地斜着眼看他，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她一眼认出了什么，径直朝前走去，并脱口这么问。但此时他没有像误读斯蒂娜的诗时那样大汗淋漓。“我是什么人?你爱当我是什么人就当我是什么人玩好了。”科尔曼说。“你就是这么玩的?”她问。“当然这就是我的玩法。”他说。“那么白人女生以为你是白人?”“我不管她们怎么想，”他说，“随她们自己想。”“也随我自己想?”埃莉问。“同等待遇。”科尔曼说。这是他们玩的小游戏，成为他们的兴奋点，在模棱两可上做文章。他并没有和任何人亲密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但他学校里的熟人以为他正和一个有色人种姑娘约会，而她的朋友以为她正和一个白人男生交往。被别人当做重要人物刮目相看的滋味真是太好了，他们所到之处人家经常以这种目光看他们，那是1951年。朋友们问科尔曼：“她什么样?”“热辣辣的。”他说，把这个字眼拖得长长的同时，还用手作上下扭动的状态，就像当年东奥兰治的意大利人。在这一切之中有着日复一日、分分秒秒的奇妙感，他的生活中多了一丝电影明星的光耀：只要他和埃莉一起外出，他便进入特写镜头。第八条街上没有人了解实情，可他满心喜欢。她有两条美腿。她老笑个不停。她是个毫不矫揉造作的女人，从容随和又天真烂漫，他的心都醉了。有点像斯蒂娜，但她不是白人，结果他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去拜会他的家人，也没有去拜会她的。他们干吗要去呢?他们住在村里。带她去奥兰治的念头，他压根没想过。也许因为他不想听到那一声欣慰的叹息，被告知，即便是无言的，他这次做对了。他想起把斯蒂娜带回家的动机。不欺骗任何人?结果怎样?不，不要家人插手——无论如何至少现在不要。与此同时，他和她在一起时是那样地心情舒畅，以致一天夜里真相滔滔不绝地冒了出来。甚至连他当拳击手的事也没有漏掉，他对斯蒂娜绝对说不出口的，告诉埃莉却不费吹灰之力。她没有表示异议，更使得他对她的评价提高了一分。她不落俗套，却通情达理。他与之交往的是个完全没有小心眼的人。了不起的姑娘什么都想听。于是他侃侃而谈，无拘无束的时候，他的谈锋非同一般，埃莉听迷了。他告诉她当海军的经历，他告诉她他的家庭情况，原来和她的家庭大同小异，只是她在哈莱姆开药房、当药剂师的父亲还健在，虽然不赞成她搬进村，但所幸的是他忍不住一如既往地爱她。科尔曼说给她听霍华德的事，告诉她他怎样无法忍受那个地方。关于霍华德他们谈了很多，因为那也是她父母想要她去的地方。自始至终无论他们谈到什么话题，他都发现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让她忍俊不禁。“我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多有色人种，即使家人在南泽西大团圆时也没有。霍华德大学在我看来是个挤满了黑人的小地方，各种派别的，各种类型的，但我就是不要像那个样子跟他们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和我能扯上什么关系。那儿的一切都高度地集中，就连我曾经拥有的任何自尊都被削减了。”“像一瓶太甜的苏打水。”埃莉说。“嗯，”他告诉她，“倒不是放进了太多的什么，而是别的一切都被抽掉了。”和埃莉开诚布公地交谈使科尔曼浑身舒畅，如释重负。不错，他不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坏蛋。对，她是个斗士，这位。她获得独立的超脱，她成为一名村姑的转化，她处理和家人关系的手法——她似乎是以一种你应当能够做到的样子成长起来的。

一天晚上她把他带到一间小布里克街珠宝店，店主是个白人小伙子，能用珐琅做出美丽的饰品。只是逛逛街，看看橱窗而已，但在他们离开时，她告诉科尔曼那小伙子是黑人。“你搞错了，”科尔曼对她说，“他不可能是。”“别说我错了，”她笑起来，“你才是瞎子呢。”另一个晚上，将近午夜时，她带他到哈得逊街一家酒吧去，画家们常聚在那儿喝酒。“看见那人没有?那个奶油小生?”她轻轻地说，脑袋倾向一个漂亮的白人男生，二十五六岁，正在向吧台上所有的姑娘大献殷勤。“他。”她说。“不可能。”科尔曼说，现在轮到他笑了。“你在格林尼治村，科尔曼·西尔克，美国最自由的四平方英里。每隔一个街区就有一个。你虚荣心那么强，以为都是你自己梦想出来的。”如果她知道有三个——她的确知道——那么就会有十个，只多不少。“他们从全国各个角落，”她说，“直接来到第八条街。就像你从东奥兰治来一样。”“可是，”他说，“我根本看不出来。”这让他们笑啊，笑啊，笑啊，笑个没完，因为他无药可治，看不出别人身上的印记，又因为埃莉是他的向导，把他们一一指出来。

开始时，他尽情享受着他问题的解决。丢掉秘密，他捡回了小男生的感觉。那个有这个秘密之前曾经的小男生。重又像个顽童似的。他从她的自然而然的处世态度中获得返回天然自我的乐趣和从容。倘若你打算当个骑士和英雄，你得全副武装，而现在他得到的却是解除武装的快乐。“你是个幸运儿。”埃莉的老板对他说，“幸运儿。”他重复一遍，真心诚意的。有了埃莉，秘密不再起作用。不仅因为他什么话都能对她说，他正这么做着，而且因为如果或一旦他想回家，他可以马上拔腿就走。他能面对他哥哥，否则，他明白，他永远也不能。他母亲和他也能重归于好，恢复往日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半路来了艾丽斯，一切就了结了。和埃莉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一直都很开心，可是少了某个方面。整个事情缺乏雄心壮志——不能满足他一辈子都受其驱使的自我意识。正好艾丽斯来了，于是他又回到竞技场。他父亲曾对他说：“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此刻他咆哮着冲出他的角落——他重新捡回他的秘密。还有重新拥有秘密的天赋，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另有不下一打的像他这样的家伙在村里流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也就是说，他们即使有，也都是小里小气的：他们总在撒谎。他们不像科尔曼那样，以堂堂正正又煞费苦心的方式保守着秘密。他已拥有秘密的丹方，如同会流利地说另一种语言——仿佛处在一个不断产生新鲜感的境地。他已在失去它的境况下生活过了，很不错的，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没有令人反感的回忆。很开心。天真的乐趣。但其他的一切都有缺憾。诚然，他捡回了童真。不错，是埃莉还给他的。但童真何用之有?艾丽斯给得更多。她将一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艾丽斯使他得以重返他一心向往的那种规模宏大的生活。

他们相遇两年以后决定结婚，这是为了他领取的这份执照、他测试过的这个自由、他胆敢做出的这项决定。他是否真能以更为狡诈或聪敏的手段成就一个可上演的自我，大到足以包容他的雄心，强到足以应付整个世界?这是在他被迫支付第一笔庞大经费的时候。

科尔曼到东奥兰治去见他的母亲。西尔克太太并不知道艾丽斯·吉特尔曼的存在，不过当他告诉她他打算结婚，而且姑娘是个白人时，她一点都不惊讶。甚至当他告诉她姑娘不知道他是有色人种时，她也处之泰然。如果有人感到吃惊的话，反倒是科尔曼。在公布自己的意图之后，他突然怀疑这项决定，他一生最壮观的举措，是否建立在一个所能想象得到的最为不严肃的东西上：艾丽斯的头发，那些宛如灌木丛似的纠缠盘绕，远比科尔曼的头发更像黑人的头发——比他的更像欧内斯廷的头发。当欧内斯廷还是个小女孩时，经常问那个有名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妈妈那样的飘飘头发?”——意思是，为什么她的头发不会在微风里飘扬，不仅不像她母亲的，而且和家庭母系亲属中所有女人的头发都不相同。

面对母亲的极度痛苦，科尔曼心头掠过一丝离奇古怪的恐惧：自己想从艾丽斯身上得到的莫非就是她的相貌以及对他们孩子的发质所能提供的解释。

但诸如这样一个直撅撅、明晃晃的功利主义的动机又怎么会直到现在才引起他的注意呢?因为是无稽之谈?眼见母亲遭受如此的折磨——内心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然而却咬着牙，如同科尔曼一贯的作风，决定将手头的事进行到底——他怎么能够对这令人愕然的念头无动于衷?即使他端坐在他母亲的对面，摆出一副从容镇定的派头，心里却明明白白地感到他出自世界上最愚蠢的理由选择了一个老婆，而他自己则是世界上心灵最空虚的男人。

“那她相信你父母双亡，科尔曼。是你对她这么说的。”

“对。”

“你没有哥哥，你没有妹妹。没有欧内斯廷。没有瓦特。”

他点点头。

“还有什么?你还告诉了她什么?”

“你认为我还会告诉她什么?”

“任何适合你口味的事。”这是她一下午所能说的最刺耳的话了。要她对他生气，她过去做不到，以后也永远难。只要见到他，从他出世的那一刻起，便唤起她无法抵御的感情，和他的身价毫不相干。“我永远也别想认识我的孙儿们了。”她说。

他有备而来。要紧的是忘掉艾丽斯的头发，让她讲下去，让她一鼓作气讲下去，从她自己柔和的语流中创造出他的辩解词。

“你永远不会让他们见到我，”她说，“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妈，’你会关照我，‘妈，你到纽约火车站，坐在候车室的那条板凳上，上午十一点二十五，我会带着穿戴整齐的孩子走过你面前。’那将是五年后我的生日礼物。‘坐在那儿，妈，别做声，我会慢慢走过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会等在那儿的。火车站。动物园。中央公园。不论你怎么说，我当然就怎么做。你告诉我唯一能让我抚摸我孙子的办法是，你雇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护孩子，照看他们睡觉，我会照办。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给你打扫房子，我也会照办。我肯定会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别无选择。”

“没有吗?”

“有选择?是吗?我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曼?”

“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几乎是以嘲弄的态度，她假装考虑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对你如此绝情。是的，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认为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对我自己如此绝情的力量?”

这不是他回忆童年的时刻。这不是他赞赏她的洞察力或她的讥讽或她的勇气的时刻。这不是允许自己被这几乎是病理现象的母爱所淹没的时刻。这不是他听得见她没有说出来然而却比说出来的更有力的语句的时刻。这不是思考他有备而来之外的念头的时刻。当然这不是诉诸解释，开始精明地合计优缺点，假装这只不过是个符合逻辑的决定的时刻。他给她造成的蹂躏，没有一个解释能够说出口。此刻应当强调他上这儿来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与他脱离母子关系对她而言是一个拒绝接受的选择，那么接受打击便是她所能做的一切。安详地讲话，少说为妙，忘记艾丽斯的头发，同时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让她继续使用语言将他所做的最残忍的事情的残忍性吸收进她的身心。

他正在谋杀她。你无须谋杀你父亲。世界将为你动手。有的是各种势力要逮住你父亲。世界会关照他的，正如它关照西尔克先生那样。需要谋杀的是母亲，他正眼见自己对她下手，儿子是被爱过的，就像他被这位女人深爱过一样。代表他令人振奋的自由理想杀死她！没有她，一切要容易得多。但只有通过这个考验，他才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义无反顾地和他与生俱来的东西一刀两断，自由自在地为自由——如同任何个人所企求获得的自由——而斗争。为了以自己的条件从生活中得到这另一个命运，他必须做无可回避的事。难道大多数人不都想要迈出老天派给他们的倒霉命运吗?但他们做不到，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是他们的缘故，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他的原因。挥拳出击，砸烂一切，永远锁上门。你不能对一个无条件爱你、使你幸福快乐的非常好的母亲下此毒手，你不能将这痛苦强加于她，然后还以为能够回到从前。太可怕，你所能做的只有一辈子承受着它。你一旦做了一件像这样的事，你所施加的暴行就永远无法消解——这正是科尔曼想要的。正如在西点那家伙倒下去的那一刹那，只有裁判才能够使他逃过科尔曼心里想对他做的事。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他正体验着作为一名斗士的威力。因为，将真实的、不可宽恕的人性意义赋予断绝关系的残忍性，当你的命运横亘在某种巨大的东西面前时，以当时最强烈的现实感和清晰度给予抗击，乃是又一种考验。这就是他的。这个人和他的母亲。这个母亲和她亲爱的儿子。如果，为了磨练自己，他动手去做想象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事情，那么眼下的正是，只差没有用刀捅她的心窝。这使他直达问题的要害。这是他生命中的最重要的行动，而他也鲜明地、自觉地感受到它强大的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更好的心理准备，科尔曼。我应当有，”她说，“你几乎从你来到这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发出清晰的警告，你甚至认真地拒绝接受我的乳房。是的，你不情愿。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即使那样做都会延误你的出逃。我们家总有某种东西，我指的不是肤色——我们身上有种东西妨碍了你。你像个奴隶似的思维。你是的，科尔曼·布鲁特斯。你白得像雪，但却像黑奴似的思维。”

这不是称赞她智力的时候，她甚至可以使用最动人的词语体现某种特殊的智慧。他母亲常常能够使听者感觉似乎她了解的比她说出来的要多，这是理性的另一面。这是将雄辩让给他父亲，相比之下似乎父亲说了算。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无路可逃，你一切逃跑的企图只会将你带回你起步的地方。这就是你父亲会对你说的话。在裘力斯·恺撒那儿可以找到佐证。但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人见人爱的，一个漂亮、迷人、聪敏的年轻小伙子，有着你这样的体格、你的决心、你的机智、你所有的美好的天赋。你有着绿色的眼睛，深色的长睫毛。唉，对你来说还会有什么难题呢?我想回家来看我是越来越难了，看看你坐在这儿多么镇定啊，这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行为有道理。我知道有道理，因为你不会追求一个没道理的目标。当然你将失望。当然结果不会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尽管你如此镇定地面对我坐着。不错，你特殊的目标将是特殊的——但又怎样呢?二十六岁——你要明白还早着呢。但倘若你什么也不做，难道也会有同样的结果?我猜想生活中任何重大的改变都必须对某人说‘我不认识你’。”

她连续不断地说了将近两个小时，一篇回溯到他婴儿时期的自主性的长长的讲话，老练地以描述她不赞成、无望加以反对，并且不得不忍受的一切来吸纳痛苦。其间，科尔曼竭尽所能不去注意——在那些最普通的东西之中，比如她变稀的头发（她母亲的头发，而不是艾丽斯的头发）、她前倾的头、她水肿的足踝、她鼓起的腹部、她大牙齿夸张的外露——自从三年前的那个星期天当她极尽殷勤之道，帮助斯蒂娜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以来，她已又被向着死亡拖近了多少。在下午过去一半的某个时候，科尔曼似乎觉得她踏上了那巨大变化的边缘：像老年人那样，抵达了转折点，变成一个小得可怜的不成形状的东西。她讲的时间越长，他越相信这种变化正在发生。他努力不去想象将置她于死地的疾病，他们将为她举行的葬礼，在她墓旁将朗读的悼词，以及将为她献上的祝祷。但他也努力不去想象她继续活下去的景象，他离开，她待在这儿，活着，年复一年，她思念他、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更多的岁月消逝，而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断绝在她的心里只会越来越牢固。

不论是他母亲的长寿或死亡都不能影响他正在做的事情，她一家人在劳塞德挣扎求生的经历也不能。她出生在劳塞德的一间破板棚里，跟她父母和四个兄弟住在一起，直到她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为止。她父亲的家人自1855年起就住在新泽西的劳塞德，他们是逃跑的奴隶，由贵格会教徒通过“地下铁道”从马里兰带到北方，送到西南泽西的。黑人开始把这地方称做“自由避难所”。当时没有白人住在那儿，现在也只有一小撮，远远地住在两千座城镇中的一个小镇边上，几乎每个居民都是受到哈登费尔德的贵格会教徒保护的逃跑奴隶的后代——市长、火警队长、警察局长、税务员、小学教师、小学生。但作为黑人城镇的劳塞德的独特性并没有对任何事情产生影响。位于泽西更南面，靠梅角的高德镇的独特性也没有产生影响。她母亲的家人是从那儿来的，她父亲死后她一家便搬到那儿去了。另一个有色人种的聚居地，许多人几乎是白人了，包括她自己的祖母，每个人都跟另一个人有亲缘关系。“很早很早以前。”科尔曼小时候，她常向他解释——尽她所能地将她曾听来的传说简化浓缩——一个奴隶属于一个独立战争士兵，士兵在法印战争中被杀。奴隶照顾士兵的遗孀。他干所有的活，从早到晚手脚不停地料理所需料理的一切。他砍伐拖运木料，收割庄稼，清理地面，搭盖白菜屋，收藏白菜，储存南瓜，把苹果、萝卜、土豆埋起来过冬，把大麦、小麦堆进谷仓，杀猪，腌猪肉，宰牛，腌牛肉，直到有一天寡妇和他结了婚，他们生了三个儿子。儿子们娶了高德镇的姑娘，这些姑娘的家庭源自于17世纪最早建立的定居点。由于独立战争，这些人家都是相互通婚，血缘极其混合的。他们中一个又一个，或全部，她说，都跟一个和瑞典人结婚的住在位于印第安菲尔德的大利内浦聚居地的印第安人的后代密切相关——当地瑞典人和芬兰人已经替代了原有的荷兰居民——那印第安人和他的瑞典人妻子生了五个孩子，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那两个混血兄弟的后代。两兄弟由一条从格林尼治驶往布里奇顿的商船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给为他们出路费的土地所有者当佣工，后来他们自己又给两名荷兰姐妹出路费从荷兰来跟他们结婚；一个又一个或全部都是约翰·芬尼克孙女的后代。约翰·芬尼克，英国男爵的儿子，克伦威尔公国军的骑兵军官，兄弟会成员，在新色萨利亚（位于哈得逊和特拉华之间被英王的弟弟立契转让给两名英国业主）变成新泽西后没多少年去世。芬尼克死于1683年，葬在他购买、建立并统治的私人领地的某处，他的领地从布里奇顿向北延伸到萨勒姆，往南及东延伸到特拉华。

芬尼克十九岁的孙女——伊丽莎白·亚当斯——嫁给一个有色人，高德。“那毁了她的黑人”是她祖父在遗嘱里描述高德的用语，他在遗嘱里剥夺伊丽莎白分享他房地产的权利，直到“主让她睁开双眼看见她对主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候。依据传说，高德和伊丽莎白的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个没有夭折，他是本杰明·高德，娶了芬兰姑娘安做妻子。本杰明死于1777年，此前一年在特拉华对面的费城签订了独立宣言。他留下一个女儿萨拉和四个儿子安东尼、塞缪尔、阿比佳和埃利沙，高德镇由此而得名。

科尔曼从母亲嘴里得知了追溯到贵族约翰·芬尼克时代迷宫般的家史，约翰·芬尼克之于新泽西西南地区犹如威廉·宾恩之于包围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那部分一样，而且有时候似乎高德镇所有的居民都成了他的后代。然后他又从姑奶奶、叔祖嘴里，从曾姑奶奶和曾叔祖嘴里，从将近一百名亲属嘴里重又听说一遍，虽然细节并非全部吻合。那是在他们孩提时代，他、瓦特、欧内斯廷跟父母南下到高德镇参加一年一度的家族团圆的时候——几乎有二百多名亲属，来自西南泽西、费城、大西洋城，还有远远从波士顿来的，吃油炸蓝鱼、煨鸡、炸鸡、自制冰激凌、糖渍桃子、馅饼、蛋糕——整天品尝心爱的家常菜，打垒球，唱歌，回忆往事，述说从前女人如何纺织，炖肥猪肉、烤大面包给男人带下地，缝制衣服，从井里汲水，用主要是从树林里采集的药草泡制而成的药物治疗麻疹，用蜜和洋葱配置的糖浆治疗百日咳。有的故事讲述家庭主妇开办牛奶场制造可口的奶酪，女人进费城当管家、裁缝、教师，女人成为杰出的好客主妇。有的故事讲述男人如何在林子里设套子捕捉、射杀冬季猎物提供肉食，农夫犁田、伐木用做柴火和筑围栏、做买卖、屠宰牲口。发财的人，经商的，把成吨的盐浸过的干草、从他们拥有的海滩和河滩盐碱沼泽地割来的草出售给特伦顿陶器作坊做包装用。有的故事讲述男人们离开树林、农场、沼泽、杉树丛去当兵——有的作为白人，有的作为黑人——参加南北战争。有的故事讲述男人下海当走私贩子，到费城开殡仪馆，当印刷工、理发师、电工、雪茄工和非裔卫理公会主教会牧师——还有一个随特迪·罗斯福及其第一义勇骑兵团出征古巴，也有几个惹上麻烦的，逃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的故事讲述像他们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经常衣衫褴褛，有时都没鞋或外套穿，冬夜睡在简陋房屋冰冷的房间里，烈日炎炎的夏季和大人们一起叉草、装草、运草，但由父母管教，懂得礼貌，在长老会办的学堂里通过问答学习圣经——也学读书写字——即使在那种日子里也始终能吃上足够的猪肉、土豆、面包、蜜糖和野味，长大以后体格强壮，诚实，健康。

但一个人并不因为劳塞德逃跑奴隶的历史、高德镇大团圆丰硕的一切以及盘根错节的家族美国谱系而决定不当拳击手，或因为劳塞德逃跑奴隶的历史、高德镇大团圆丰硕的一切以及盘根错节的家族美国谱系而决定不当古典文学教师——正如一个人可以因为这些而什么也不当一样。许多事情从一个家庭的生活中消失了。劳塞德是一个，高德镇是另一个，家谱是第三个，而科尔曼是第四个。

在近五十多年中，他并非第一个听说过为特伦顿陶器作坊收割盐碱地干草的故事或在高德镇大团圆时吃过油炸蓝鱼，而长大后像这样消失的孩子——消失了，如同过去家里人常说的那样“直到无影无踪”。“对他的家人来说音信全无”是他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祖先崇拜——科尔曼这样阐释它。尊重过去是一回事——偶像崇拜，即祖先崇拜，又是另一回事。让那种禁忌见鬼去。

那个晚上从东奥兰治回到村里后，科尔曼接到他哥哥从阿斯伯里园打来的电话，事态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要快得多。“不准你再靠近她。”瓦特警告他说，嗓音里回荡着勉强压制下去的东西——因而越发可怕——自从父亲走后科尔曼再也没听到过的。家里又有了另一股力量将他一股脑儿推到另一边去。这个发生在1953年的举动，是由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时间做出的，但现在他是永远地不能再回到这边来了。然而，如他所发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由是危险的，自由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没有一件事会长期依从你的条件。“不准你再找她。不准有任何联系。不准打电话。什么也别想。永远不准。听到没有?”瓦特说，“永远不准。永远不准你再在那幢房子里显露你那张白种人的面孔！”

【注释】

[1] 匹茨堡大学简称，下文霍华德亦为霍华德大学简称。

第三章　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

“要是克林顿操了她，她也许就会闭上嘴了。比尔·克林顿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如果他在椭圆办公室把她身子转过来操她，什么事都不会有了。”

“嗯，他从来没有控制她。他很小心。”

“你看，他自从进入白宫就没有控制过任何人。控制不了。他也没有控制薇丽。所以她生他气了。自从他当上总统以后就失去了在阿肯色州控制女人的能力。只要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州的大律师和州长，什么问题都没有。”

“当然。简妮弗·弗劳尔。”

“阿肯色出什么事了?如果倒台的时候还是待在阿肯色，就不会爬得高，跌得重了嘛。”

“对。而且必须是个性交高手。这是传统。”

“可是一旦你入主白宫，却控制不了。当你无法控制时，那么薇丽小姐就跟你翻脸，莫妮卡小姐也跟你翻脸。要获得她的忠诚必须操她才行。这是契约。这才能把你们绑在一条船上。但不存在契约。”

“嗯，她害怕了。她本不想说。斯塔尔威胁她。有十一个家伙待在她旅馆房间里威逼她。团伙施暴。是斯塔尔在旅馆里导演的一场团伙强奸。”

“对。千真万确。不过她原来就对琳达·特里普说了。”

“哦，对。”

“她对每个人都说。她属于那种白痴文化。呱唧，呱唧，呱唧。这一代当中就有一部分人为自己的浅薄深感自豪。只要是真诚的，什么都行。真诚，空洞，十足的空洞。真诚无处不见。比虚假还坏的真诚，比败坏更坏的天真。隐藏在天真后面的全部贪婪。还有隐藏在词藻后面的。他们都善用美妙的言词——他们表面上似乎相信他们‘缺乏自信’，其实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他们应当拥有一切。他们的无耻，他们叫做可爱，而无情被伪装成失去的‘自尊’。希特勒也缺乏自尊，那便是他问题之所在。这些孩子玩的就是这个把戏。把最微不足道的感情高度戏剧化。关系。我的关系。澄清我的关系。他们一张嘴，就让我目瞪口呆。他们全部的语汇是近四十年中所有痴呆的总和。结论。这就是一个。我的学生不能待在必须思维的地方。结论！他们停留在因循守旧的，分成开始、中段和结尾的叙事体上，每件事，无论多么模棱两可，错综复杂，或神秘莫测，都必须纳入到这个规范化、世俗化、报幕员的陈词老调中。只要哪个学生说‘结论’，我就给他不及格。他们要结论，这就是他们的结论。”

“嗯，无论如何她是个自恋狂，诡计多端的小婊子，贝弗利山历史上表现欲最强的犹太女人，被优越感腐蚀透了。他事先统统明白。他可以看透她。要是他连莫妮卡·莱温斯基都看不透，怎么能看透萨达姆·侯赛因?要是他真的看不透莫尼卡·莱温斯基，又不如她狡猾，这家伙就不该当总统。弹劾就有了实实在在的根据。不，他全都明白。我不认为他会长期受她封面故事的蛊惑。她败坏透顶又十足地天真，当然他明白。十足的天真便是败坏——她的败坏，她的疯狂，她的狡猾。这就是她的力量，全部的综合。她没有深度，而这正是她在当了一天总司令的他面前的魅力所在。浅薄的强度便是它的吸引力。更不要提这种强度的浅薄了。她童年的故事。吹嘘她可爱的任性：‘瞧，我只有三岁，可是我已经有个性了。’我能断定他知道凡是他做的不符合她幻觉的事都会成为对她自尊的又一次残忍的打击，但他不了解的是他必须操她才行。为什么?让她闭上嘴巴。我们总统奇怪的行为。那是她给他看的第一样东西。她把它贴到他脸上。她主动提供给他。而他竟然什么也不干。我真搞不懂他。要是他操她，我不相信她还会告诉琳达·特里普，因为她不想说那种事。”

“她倒想说雪茄的事。”

“那不一样。那是小孩子的把戏。不，他没有给她实实在在她不想开口的东西。他要她不想开口的东西。这就是错误。”

“在屁眼里你才能创造忠诚。”

“我不知道那能不能让她闭嘴。我不知道让她闭嘴是否人力可为。那不是个深喉咙，是个大嘴巴。”

“不过，你还是得承认这女孩是自多斯·帕萨斯以来揭露美国最透彻的人。她把一只温度计插进了这个国家的屁眼。莫尼卡的美国。”

“问题是她从克林顿身上得到的是她从那些家伙身上得到的。她想从他身上得到别的什么。他是总统，她是恋爱恐怖主义分子。她要他跟那个她正在搞关系的教师不一样。”

“对，温文尔雅害了他。不是他的野蛮，而是他的文雅。不是按他的规则做游戏，而是按她的。她控制了他，因为他心甘情愿。全都错了。你知道当她来求职的时候，肯尼迪会对她怎么说?你知道尼克松会对她怎么说?哈里·杜鲁门，甚至艾森豪威尔都会对她那么说。那个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他知道怎样不客气。他们都会对她说不仅他们不会给她工作，而且只要她活着一天，就没人会给她工作。她连在新墨西哥的霍斯普林开出租车的活都别想找到。什么都没有。她父亲的事务所将被捣毁，他也将失业。她母亲将永远不能工作，她兄弟将永远不能工作，她一家人再挣不到一分钱，如果她胆敢开口提起十一个人攻击她的事。十一个。连个整数都不是。我想在两年里不到十二个对劫匪来说构不成狂暴。”

“他的谨慎，他的谨慎害了他。绝对是。从头到尾像个律师似的。”

“他不想给她留下任何证据，所以不愿发情。”

“那样是对的。一发情就完了。她有了证据。采集了一个样本。冒烟的精液。要是他操了她，整个国家就省掉了这场灾难。”

他们哈哈大笑。一共是三个人。

“他一直没有真正地投入。一只眼瞄着门。那里他有自己的尊严。是她拼命加码。”

“这不正是黑手党的一套吗?你塞给什么人他们不能说的东西。然后揪住他们不放。”

“把他们扯进来共同犯案，就有了个共同腐败。肯定如此。”

“所以他的问题是他不够腐败。”

“哦，是的。绝对是的。而且不世故。”

“正是他所受谴责的反面。他不足以受谴责。”

“当然。如果你正干着那种事，干吗不到位就收手呢?那不是装腔作势吗?”

“你一旦收手，就表明你害怕了。而当你害怕时，你就完蛋了。你的毁灭不会比莫尼卡的手机更远。”

“他不想失控，你知道。记得他怎么说的，我不想钩在你身上，我不想迷上你。这话听起来倒还真实。”

“我认为那是根钓线。”

“我不认为如此。我想多半是她的记忆作怪，听起来像钓线，但我认为他的动机——不，他不想接这个性爱的钓钩。她不错，但却是可以替换的。”

“每个人都可以替换。”

“但你不了解他过去的经历。他没给任何东西钓上过。”

“肯尼迪就给钓上了。”

“哦，对。真玩意儿。这家伙克林顿，小学生玩意儿。”

“我不认为他在阿肯色的时候是个小学生。”

“对，阿肯色的口径正合适。在这儿一切都失常了。他一定给逼疯了。美国总统，什么都唾手可得，却什么都不能碰。真跟地狱似的。特别是和那个道貌岸然、脚踩两条船的老婆在一起。”

“她是个道貌岸然、脚踩两条船的娘们，你认为?”

“哦，肯定的。”

“她和温斯·福斯特?”

“嗯，她会爱上一个人，但她绝不会做出疯狂的事，因为他是有妇之夫。她能让通奸都变得索然寡味。她才是实际上的有罪者。”

“你认为她和福斯特有染?”

“对。哦，对。”

“现在整个世界都爱上了道貌岸然的脚踩两条船的。这才是他们实际爱上的。”

“克林顿的天才是给了温斯·福斯特一个在华盛顿的职位，把他放在那儿，叫他为政府做他个人的贡献。这是神来之笔。克林顿这一手就像个优秀的黑手党徒，把她钳制住了。”

“是啊。这一手没问题。但他跟莫尼卡就没这么做。你瞧，他只有跟福农谈莫尼卡的事。福农是可以交谈的最好人选，但他们没能猜出来，因为他们以为她只不过是对她愚蠢的加利福尼亚山谷小女伴吹牛而已。没问题。又会怎样。但那个琳达·特里普，那个斯塔尔在白宫豢养的埃古……”

听到这里，科尔曼从他坐的地方站起身，向校园方向走去。这就是科尔曼坐在草坪板凳上思考他下一步行动时无意听到的全部合唱。他听不出他们是谁，因为他们背对着他，他们的板凳在树的背面，所以他看不到他们的面孔。他猜想是三个年轻人，自他走后才来的教职员，刚从镇上的网球场健身回来，聚在小镇绿地上喝着罐装水或无咖啡因饮料，一块儿放松闲聊，谈谈当天克林顿的新闻，然后再回到家里的老婆和孩子身边。在他听来他们在情场方面既老到又自信，是他原来不会跟年轻副教授（特别是雅典娜的）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学界的玩笑来说，这相当粗野，相当不入流。遗憾的是他在的时候这些家伙还没来，他们或许可以发挥骨干作用，抵制……不，不会的。上面的校园里头，可不是每个人都是网球伙伴，这种力量在它没有完全受到自我压制时可能在玩笑里发散出来——当要求集结在他身后时，他们很可能不会比其余的教职员动作快多少。反正他又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不再认识任何人。已有两年时间，在他埋头撰写幽灵期间他已完全断绝了与之交往了一辈子的朋友、同事以及熟人的联系，所以直到今天——正午前，在他和纳尔逊·普赖姆斯面谈后——面谈不仅破裂，而且由于科尔曼出乎自己意料地破口大骂，以令人惊讶的糟糕局面破裂，他才像此刻正在做的这样，偏离市镇大街，沿南区走，在南北战争纪念碑的地方，登上山坡，往校园进发。他料想不会碰到认识的人，也许除了那些给在7月份参加学院老年招待所项目度过两周的退休人士授课的教师，项目包括参观唐格林音乐会、斯多克布里奇画廊和诺曼罗克韦尔博物馆。

当他登上山顶，从老天文大楼背后绕出来，走进光影斑驳的大方形广场时——此刻甚至比雅典娜简介封面上的图片更像是由巧夺天工的手布置出来的，充满书斋风情——首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这些暑期班学员。他们正朝自助餐厅走去吃午饭，成双成对地沿着广场蜿蜒的林荫小道迤逦而行。双行纵队：丈夫和妻子，丈夫和丈夫，妻子和妻子，寡妇和寡妇，鳏夫和鳏夫，以及在老年班相遇后重新组合的寡妇和鳏夫——或许只是科尔曼为他们所做的安排。所有的人都整整齐齐地穿着夏季浅色服装，许多人穿着衬衫或色彩明丽的短袖衫，纯白或浅色咔叽布长裤，有些穿着布鲁克兄弟的夏季方格花纹料子裤。多数男士戴着长舌帽，有各种颜色的，许多上面绣有专业体育队的标志。他见不到轮椅、扶车、拐棍、手杖。他腿脚麻利的同龄人，看上去跟他一样健康，有的稍许年轻些，有的明显地老些，但享受着退休为那些多少尚能顺畅呼吸、思维清楚的幸运儿所提供的自由。这是他应当待的地方。恰当地配对。得体的。

得体的。当下流行的字眼，意思是尽力抑制任何偏离健康指南的行为，以使每个人都觉得“舒服”，不做他那被人指责的正在做的事情，而要做，他想，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我们之中哪位道德哲学家认可的事情。巴巴拉·瓦特?乔伊斯·布拉特?威廉·本奈特?NBC[1]新闻电讯?倘若他在这地方做教授，他可以教“古希腊戏剧中的得体行为”——一门不等到开始就宣告结束的课程。

他们正去吃午饭，沿途看得见北大楼，那幢覆盖着常青藤、历经风雨却美丽依旧的殖民时代砖结构楼房，十多年里，科尔曼作为院长占据了楼内正对着校长套间的办公室。这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有着锥形尖顶，顶上插着国旗的北大楼六角形钟塔——可以从山下雅典娜镇远眺，如同巍峨的欧洲大教堂可以被那些经常徒步赶赴教堂所在城镇的民众所识别一样——敲击着正午时刻，他坐在方形广场最有名的满身树瘤的老橡树浓荫下的长椅上，坐着，沉静地思索着正当的重压。正当的专制。在1998年已经过去一半的时候，即使让他相信美国礼仪的持久力量都是件难事了，况且他感到自己是个遭受专制迫害的人：对舆论仍然具有的约束力，对个人搔首弄姿所提供的灵感，在这个折损阳气的布道坛上促销美德的活动中几乎无处不在，H.L.门肯认为的愚民政策，菲利普·怀利认为的母性崇拜，欧洲人自行其是宣称的美国的清教主义，罗纳德·里根之流宣称的美国的核心价值，并坚持使用某种假面具以及任何假面具出现的广泛的裁判权。作为一种力量，变幻多端，以千百种伪装出现的女性垄断，如果需要，可以作为公民责任、特权白人的尊严、女权、黑人骄傲、少数民族团结或感情充沛的犹太伦理感。看来倒并不像马克思或恩格斯或达尔文或斯大林或希特勒或毛泽东从未出现过——反倒好像辛克莱·刘易斯从未出现过似的。反倒好像，他想，巴璧德从未被人描述过，好像甚至连最基础水平的想象思维都从来没有被引入意识而引发最微弱的不安。一个世纪无与伦比的灭顶之灾戕害着人类，成千上万的百姓被迫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浩劫，一次又一次的暴行，一次又一次的邪恶，半数以上的世人屈从于作为社会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整个社会被套在狂暴迫害的组织枷锁中，个人生命的尊严遭受摧残的规模史无前例，国家破碎，民族沦为将他们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隶，全体国民如此心灰意懒，甚至丧失了早晨起床时起码的面对一天的愿望……这是所有本世纪呈现的可怕的试金石，而在这里他们却端着武器对付福妮雅·法利。在这里，在美国，不是福妮雅·法利便是莫尼卡·莱温斯基！这两人舒坦的生活被克林顿和西尔克不得体的举止搅乱了！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的邪恶。这，在一九九八，是他们遭受的折磨，他们的烦恼，以及他们精神的死亡。他们最大的道德绝望的根源，福妮雅操我，我操福妮雅。我遭到羞辱，不仅因为对一个白人班级说了“幽灵”这个词——请注意，当时我并不是站在那儿重温奴隶制传说、黑豹党人的怒吼、马尔科姆·X的变形、詹姆士·鲍德温的修辞，或者阿摩斯和安迪的无线电高收听率，而是正在点名。我遭受羞辱不仅因为……

这一切都是在他坐在板凳上望着他曾在里面当过院长的漂亮房子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发生的。

但错误已经铸就了。他回来了。他回到了这儿。他回到他们将他撵走的山上，随之而回来的还有对当时没有集结在他身边的朋友、不愿支持他的同事、轻而易举就将他事业的全部意义一笔勾销的敌人的蔑视。揭露他们自以为是的愚蠢所造成的任意妄为的残酷的冲动使他怒火中烧。他是由于愤怒的驱使而回到山上来的，他感觉得到它强烈的张力正在驱散一切，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

德芬妮·鲁斯。

他站起身开始朝她的办公室迈步。到了某个年龄，他想，最好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做我正打算做的事。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的世界观最好采取中庸之道，倘若不是听天由命，倘若不是彻底投降。到了某个年龄，一个人应当安然度日，既不要过多提起以往的冤屈也不要对现存神圣构成挑衅。然而，放弃发挥一切作用，只扮演社会分配的角色，在目前的情况下便是告老还乡者的角色——在七十一岁上，肯定是得体的行为，这对科尔曼来说，如同他很久之前就以必要的残忍向他母亲所展示的，是无法接受的。

他不是个被激怒的无政府主义者，犹如艾丽斯疯狂的父亲吉特尔曼。他绝不是个政治上煽风点火的人，不是个疯子，也不是个激进分子或革命家，甚至从知识或哲学层面上来说都不是，除非相信对规定的社会最具限制性的界限的傲视以及独立要求一个合法并自由的个人选择，不同于基本人权的东西。除非相信当你成年以后拒绝主动接受在你出生时签拟的合同，是革命家的行为。

现在他已走过北大楼的背面，正朝通往巴顿和德芬妮·鲁斯办公室的低洼的保龄球绿地似的草坪走去。他不知道，倘若在这么一个明朗的仲夏日，离秋季班开学还有六到七星期，看到她坐在办公桌边会说些什么——他也没来得及细想，因为，在他还没接近环绕巴顿的宽宽的砖砌小路时，就看到离北大楼背面不远，有五个学院的清洁工聚集在地下室电梯口邻近的一小块背阴的草地上，穿着管理员联合打包公司咖啡色的衬衫和长裤，正从一个快餐盒里分吃比萨饼，给什么人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五人中唯一的女人，同时也是队友午餐时间注意的焦点——开了这个玩笑或说了什么俏皮话或逗弄了什么人，而且也是其中笑得最响的——是福妮雅·法利。

男人们看上去都是三十岁刚出头的样子。两个蓄着胡须，其中一个炫耀着脑后的长马尾，长得非常壮硕，特别像公牛。他是唯一站着的，似乎更能直接居高临下地接近坐在地上的福妮雅。她长长的腿伸在面前，头快乐地朝后仰起。她的头发叫科尔曼大吃一惊，全都放了下来。在他的眼睛里，它们从来都是紧紧地束在一个橡皮圈里——只在床上当她拿下橡皮圈让头发落在她赤裸的肩膀上时才披散着。

她和男孩子们一道——这些一定是她所指的“男孩子”了。其中一个最近才离婚、当过一阵子汽车行技师的人，他一直帮她维修她的切维，而且在那鬼东西无论怎么摆弄都发动不了时，开车送她上下班，另一个想在自己老婆在布莱克威尔纸箱厂做夜班时带她去看色情片，还有一个天真得连什么叫阴阳人都不懂。当他们聊天提到这些男孩子时，科尔曼不加评论地听着，对她所说的有关他们的事没有表现出懊丧，尽管在福妮雅报告了他们的谈话内容之后，他非常想了解他们对她究竟抱有多大的兴趣。但由于她并没有无休无止地谈论他们，他也没有就他们向她提问以助谈兴，这些男孩并没有给科尔曼留下什么印象，也不会给莱斯特·法利留下什么印象。当然，她可以自觉地选择，让自己的举止少些无拘无束，让自己较少地适应他们的幻想，但即使科尔曼很想这么建议，他还是轻易地克制住了自己。她可以自主决定，或漫无目的或有针对性地对任何人说话，而且不管产生什么后果，她都得承担。她不是他的女儿，她甚至都不是他的“女友”，她是——她自己。

但从他躲回的北大楼背光的墙壁后窥视，要采取如此超脱大度的态度却没那么容易，因为此刻他不仅看到他一贯看到的生活的赋予如此之匮乏对她造成的影响，而且或许还看到为什么如此之匮乏。从他不到五十英尺之外的视点，他几乎像透过显微镜似的观察到她如何在没有他的提示下，转而从身边最粗鲁的榜样身上接受提示——最粗俗的、那个生活指数最低下的、自我概念最肤浅的人。因为，不论你可能多有学问，实际上却是瓦露塔使你的一切美梦成为现实，某些可能性从未形成过，更不用说揣测过了，正确评估你的瓦露塔的品格是你完全没有条件进行的一件事……直到，正如此刻，你溜进树荫里，看着她倒在草地上，膝盖弯曲着，微微张开，比萨饼的奶酪从一只手上往下淌，另一只手挥舞着一瓶节食可口可乐，笑得晕头转向——笑什么?阴阳人?而在她面前耸立着、以一个失败的机械工人形象出现的却是与你本人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的一切。另一个法利?另一个莱斯特·法利?也许没有那么不祥，但却是法利的替代品，而不是他的。

倘若科尔曼远在当院长时的某个夏天碰到这个场面，他会把它当做毫无意义的校园风景——无疑他碰到过无数次——那时不仅会显得无害，而且还会是美好夏日户外进餐的迷人乐趣，但此时却有载不动的意义。不论纳尔逊·普赖姆斯，还是他亲爱的莉萨，甚至由德芬妮·鲁斯匿名发出的隐晦的指控都没有使他确认任何东西，而在北大楼后草坪上的这毫无意义的一幕却终于彻底向他揭示了自己的耻辱。

莉萨。莉萨和她的那些孩子。小小的卡门。此刻闪进他的脑海，小卡门，六岁，但用莉萨的话来说，像是个更年幼的孩子。“她很伶俐，”莉萨说，“但像个婴儿似的。”当他看见她的时候，的确是可爱的伶俐的卡门：苍白，浅棕色皮肤，漆黑的头发扎成两条硬邦邦的辫子，眼睛不像他在任何其他晚上看到的，犹如燃烧着蓝色火焰的煤团，从里而外地放着光，孩子敏捷灵活的身躯套在整洁的微型牛仔裤和运动鞋里，脚上穿着彩色的短袜，白色T恤衫几乎窄得和吸尘器管子一样——一个活泼的小女孩，似乎对一切都很关注，特别是对他。“这是我的朋友卡门。”莉萨说，此时卡门一早起来就擦洗得干干净净的小脸上挂着一丝窃喜，一丝自大的嘲弄的微笑，正步态悠闲地踱入房间。“他只是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莉萨解释。“OK。”卡门说，语气够友好的，但她审视他的目光与他审视她的同样专注，似乎带着笑意。“我们来做我们天天做的事。”莉萨说。“OK。”卡门说，但此刻她正以一个更加严肃的微笑对他进行测试。然后，她转过身，拿起吸附在又矮又小的黑板上的活动塑料字母，莉萨叫她推动字母，组合成“want”、“wet”、“water”和“wife”四个字——“我总是告诉你，”莉萨说，“你得看着第一个字母。我们看你怎么读第一个字母。用手指着读。”这时，卡门不停地、间断性地转动脑袋，然后转动整个的身体，看着科尔曼并且靠着他。“任何东西都会分散她的注意力，”莉萨轻声对她父亲说，“好了，卡门小姐。好了，亲爱的。他是看不见的。”“什么意思?”“看不见的，”莉萨重复，“你看不见他。”卡门笑起来：“我能看见他。”“快。快回到我这儿来。第一个字母。对了。好。但你还得把其他的都读出来。对吗?第一个字母——现在其余的。好——‘water’。这个是什么?你认得的。你认得这一个。‘wife’。好。”科尔曼来阅读力恢复班旁听的那一天，卡门已经在班上待了二十五个星期了，虽然她取得了进步，但不多。他记得她怎么费劲地学认她正在朗读的那本看图识字故事书里的“your”这个词——用手指在眼睛四周挠个不停，把衬衫前襟挤捏成球状，将腿盘到她小椅子的边上，慢慢地，却稳稳地，把屁股挪得离椅子座位越来越远，可是仍然不能认出“your”或读不出声。“现在是3月了，爸。二十五个星期了。跟‘your’麻烦够长的了。混淆‘wouldn’t’和‘climbed’也够长的了，但此刻我非要解决‘your’。按规定在班上待二十星期就得离开。她上过幼儿园——她应当看图学过一些字。但当我在9月份给她看列在表上的一些字时——那时她都应当上小学一年级了——她说：‘这是什么?’她甚至都不知道文字是什么东西。还有字母：h她不认得，j她不认得，她把u当c。你知道她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两字母看上去很相似，但二十五个星期以后她依然有这个问题。m和w，i和l，g和d。对她来说还是问题，都是问题。”“你对卡门相当沮丧。”他说。“嗯，每天半小时?教得很多。功课不少。她应当在家里读，但家里有个十六岁的姐姐刚生孩子，父母忘记了她或根本就不管她。父母是移民，他们是第二语言学习者，他们用英文读给他们孩子听有困难，虽然卡门连西班牙语怎么读也从没听见过。而这就是我日复一日要对付的。想象一下，孩子竟然有不会拿书的。我把书给他们，像这样一本书，标题下有大大的一幅图画，我说：‘给我看封面。’有的孩子会，但多数不会。印刷品对他们毫无意义。而且，”她说着精疲力竭地微微笑着，和卡门迷人的笑容不能比，“我的孩子们并不被认为是无法学习的痴呆儿。卡门在我读的时候不看着字。她没有心思。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一天结束时备感沮丧的原因。其他老师任务也不轻，我明白，但经过卡门，卡门，还是卡门的一天之后，你回到家里只能心灰意懒。那时候我什么也不能阅读了，甚至都不能打电话。我随便吃点什么，就上床了。我真正喜欢这些孩子。我爱这些孩子。但何止是消耗性的工作——是在让我赔上一条命。”

福妮雅现在在草地上坐正了，喝干她的饮料，其中一个小伙子——最年轻的，最瘦的，他们当中最像小男孩的，不相称地在下巴尖上蓄着山羊胡，身穿褐色制服，却扎着条红格子方巾，脚上穿着一双好像是高跟牛仔靴似的东西——正在收拾午餐的垃圾，将它们塞进一个垃圾袋，其余的三个站在一边，站在阳光下，每人都在抽上班前的最后一支烟。

福妮雅独自待着，她现在不做声了，严肃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空汽水罐，想着什么呢?想着十六和十七岁在佛罗里达当女招待的那两年，想着不带太太进来吃午饭的生意人，问她是否愿意住漂亮公寓、有好看衣服、一辆漂亮的新车，还有在所有巴尔港服装店、珠宝店和美容屋的消费卡，作为交换，只要每星期一次，外加周末，充当一个女友角色?仅在第一年里就有不是一个、两个、三个，而是四个这样的建议。然后接受古巴人的条件。她从每个男友身上净得一百块，还不付税。对于一个有着大奶头的精瘦的金发碧眼姑娘，一个像她那样高挑、漂亮的女生，精力充沛，又野心勃勃，套上一条迷你裙、三角背心和一双靴子，一夜赚一千块算不上什么。一年，两年吧，如果那时她愿意，她可以退休——她退得起。“你没有干?”科尔曼问。“没有。嗯——嗯，不过别以为我没想过，”她说，“所有肮脏的餐馆、那些讨厌的人、疯狂的厨师、我不会读的菜单、不会写的订单、样样都得用脑子记得一清二楚——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我不会读的话，我会算。我会加。我会减。我不认识字，可我知道莎士比亚是谁。我知道爱因斯坦是谁。我知道谁打赢了南北战争。我不呆。我只是个文盲。区别很小，但有区别。数字不同。数字，相信我，我明白。别以为我不认为那可能根本不是个坏主意。”但科尔曼不需要这样的提示，他不仅认为她十七岁时想当婊子可能是个好主意，他还认为那个念头不只是简单地想想而已。

“你拿一个识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莉萨曾绝望地问他，“这是通往一切的钥匙，所以你必须努力，但努力使我心力交瘁。第二年应当好过些。第三年更好些。可这是我第四年了。”“没有改进?”他问。“很难。这么难。一年比一年难。但如果连一对一的辅导都没有效果，你怎么办?”嗯，他对不认字的孩子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情妇。法利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沙袋。古巴人所做的是让她当自己的婊子，或者是婊子中的一个。科尔曼经常这么想，当他的婊子有多久?这是不是福妮雅在起身前往北大楼打扫走廊之前所想的东西呢?她是否在想她的这些经历持续了多长时间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跑、南方的栖息地、北方的栖息地、男人、殴打、工作、结婚、农场、牛群、破产、孩子、两个死孩子，难怪在阳光中的半小时和小伙子们分一个比萨饼对她来说犹如进了天堂。

“这是我朋友科尔曼，福妮雅，他只是来看看的。”

“OK。”福妮雅说。她穿着一件绿色灯芯绒高领背心，干净的白色长袜，铮亮的黑皮鞋，不像卡门那样活泼——镇定，守规矩，永远地有点自卑，一个漂亮的中产阶级白人孩子，留着金黄色长发，两边别着蝴蝶发夹，而且，不像卡门。当他被介绍时，她对他没有表示出兴趣，也不感到好奇。“你好，”她顺从地嗫嚅着，继续听话地转回身移动磁性字母，将w，t，n都推到一起，而在黑板的另一个部分则将所有的元音字母集合起来。

“用两只手。”莉萨吩咐她，她于是用两只手。

“这些是什么?”

福妮雅读所有的字母。都读对了。

“我们来些她知道的。”莉萨对她父亲说，“拼出‘not’这个词，福妮雅。”

福妮雅动手做。福妮雅拼出“不”。

“干得好。现在来她不知道的。拼‘get’。”

她久久地，紧紧地盯着字母，但没有结果。福妮雅什么也没拼出来。什么也不做。等待。等着下面会发生什么。她一生都在等着下面会发生的事情。总是有事发生。

“我要你把第一部分变动一下，福妮雅小姐。快。你知道的。‘get’的第一部分是什么?”

“G。”她把n移开，在单词的开头用g来代替。

“干得好。现在拼出‘pot’这个词。”

她拼出来了。pot。

“好。现在用手指着读。”

福妮雅在每个字母下面移动手指，一面清晰地读出声来。“扑—啊—突。”

“她满机灵的。”科尔曼说。

“是的，就算吧。”

这间大房间里还有另外三个孩子跟着另外三个阅读力恢复教师在学习，所以科尔曼可以听到周围轻轻的朗读声，遵从着不论内容的相同的幼稚的起伏模式。他听到别的老师说：“你知道这个——u，如umbrella——u，u——”又听到：“你知道这个——ing，你知道ing——”还听到：“你知道I——好，干得好。”而当他环视左右时，他看见别的在学习的孩子也都是福妮雅。到处都是字母表，每个字母都有图画举例说明它的用途，到处都有塑料字母可以随手捡起来，颜色各不相同，帮助你根据读音一次一个字母地拼成字词，到处都堆放着讲述最简单故事的简易读本：“……星期五我们去海滩。星期六我们去机场。”“‘熊爸爸，熊宝宝和你在一起吗?’‘不。’熊爸爸说。”“早晨一条狗对着萨拉叫，她害怕了。‘努力做个勇敢的孩子，萨拉。’妈妈说。”除了所有这些书、所有这些故事、所有这些萨拉、所有这些狗、所有这些熊、所有这些海滩，还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都在教福妮雅，可是他们还是教不会她按她的年龄段认字。

“她上一年级。”莉萨对父亲说，“我们希望如果我们四个人每天整天教她，到年底我们能让她加速，但让她主动学习很困难。”

“漂亮的小女孩。”科尔曼说。

“对，你觉得她漂亮?你喜欢那种类型?你的类型是不是那种，爸，漂亮的，认字认得慢的，有着金黄头发，意志力破碎的，别着蝴蝶发卡的?”

“我没那么说。”

“你不需要说。我一直在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她指着房间里所有四个静悄悄坐在黑板前的福妮雅，她们正在用彩色塑料字母拼了又拼“pot”、“get”、“not”这几个词。“她第一次用手指拼出‘pat’时，你都不能把眼睛从孩子身上移开。嗯，要是那让你兴奋的话，你真该在9月份就上这儿来。9月份她把自己的名字都拼错了，还有她的姓。刚刚离开幼儿园，可是列出的单词中只认得一个词‘not’。她不明白印刷符号包含一个意思。她不懂先看左页，再看右页。她不知道‘金发卷和三头熊’。‘你知道金发卷和三头熊’吗，福妮雅?’‘不。’这表明她在幼儿园的经历——因为她们在那儿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童话、儿歌——不怎么样。今天她知道‘小红帽’，但以后呢?忘了。哦，如果你9月份见到福妮雅，刚以不及格成绩从幼儿园出来，我保证，爸，她会把你逼疯的。”

你拿一个认不了字的孩子怎么办?这孩子在一辆停在她家门口小路上的轻便货车里用嘴吮吸什么人的阴茎，以为在楼上——车库顶上的小公寓里——她年幼的孩子睡着了。取暖器开着——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一场煤油大火，可是她和那家伙在货车里。这个自从十四岁就出逃的孩子，一辈子都在逃出她令人费解的生活。这孩子结婚了，为了他将提供的稳定和保障，一个战斗狂老兵，只要你在睡梦中翻个身，就会卡你脖子。虚假的孩子，隐瞒身份说谎的孩子，不识字却识字的孩子，假装不识，心甘情愿将这个致残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装回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级团伙，为了错误的原因她要他相信她是那个团伙的成员。这孩子的生活在四岁上变成一片幻觉，十四岁上遭恶变，以后便是一场灾难。她的职业既非女招待，也非妓女，也非农场主，也非清洁工，而永远是一个好色的继父的养女，一个自私母亲的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孩子；把每个人都看成是骗子，然而又不加防范的孩子；不受威胁，具有非凡的忍耐力，然而对生活的索取却微乎其微，噩运最爱光顾的严阵以待的孩子。每件可能发生的坏事都发生在她身上，而运道却没有显示任何转换的标志，可是她却是自斯蒂娜以来唯一令他激动、让他发情的女人。从道德层面上来讲，不是最让他产生排斥感，也是最少让他产生排斥感的人。一个他感到被吸引的人。因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的目标一直锁定在相反的方向，因为他朝相反的方向走而失去了一切，因为以前控制他的潜在的正当感正是现在推进他的动力，他以奇特的亲密与之共享灵与肉的结合。她是一个绝非玩物的女人，他一周两次将身体投掷给她以维持自己动物的天性。她是一个对他来说比地球上任何别的人都更像战友的人。

你拿这样一个孩子怎么办?尽快找到一部付费电话，修正你愚蠢的错误。

他以为她正在思考这一切延续有多久了，母亲、继父、从继父身边逃走、南方的栖身地、北方的栖身地、男人们、殴打、打工、婚姻、农场、牛群、破产、孩子、死孩子……也许她正在想这些。也许她想的是这些，即使此刻一个人待在草坪上，小伙子们正在抽烟，打扫午餐垃圾，她以为自己在想的是乌鸦。她常常想到乌鸦。到处都是乌鸦。它们在离她睡觉的地方不远的树林里做窝，它们在她到牧场上给牛群开关栅栏时在那儿，今天它们满校园地叫唤，所以不像科尔曼以为她会以那种方式思考她正在思考的问题，她正在想的是那只经常光顾西里福商店的乌鸦。那时，大火过后她还没有搬到农场住，她在那儿租住一间带家具的房间，企图躲过法利。在邮局和商店之间的停车场上流连的乌鸦，曾被什么人当做宠物的乌鸦，因为它遭遗弃或因为它母亲被杀——她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了孤儿。现在它又一次被遗弃，不得不在停车场盘桓，那儿是每个人白天都得穿梭往返的地方。那只乌鸦在西里福制造了许多麻烦，因为它开始俯冲攻击进邮局的人，追逐小女孩头发上的蝴蝶发卡，等等——如同所有的乌鸦因为它们天生爱收集发光的东西，碎玻璃什么的。于是邮局女局长在和镇上几位感兴趣的居民讨论过后，决定把它送到奥杜本协会，关进了笼子，只是偶尔放飞一下；不能释放它是因为留恋停车场的鸟在自然界根本无法适应。那只乌鸦的嗓门，她无时无刻不记得，白天或黑夜，醒着，睡着或半睡眠状态，都有着一个奇怪的嗓门。不像其他的乌鸦，可能是因为它没跟其他乌鸦一起长大的缘故。大火过后我常去奥杜本协会看望那乌鸦，每当访问结束，我转身离开时，它都会用那嗓门唤我回去。是的，在笼子里，但作为那样一只鸟，待在那儿更好。还有别的鸟关在笼子里，人家送进来的，因为它们不能继续生活在野地里了。有一对小猫头鹰，浑身长着斑点，活像玩偶。我也常探望这对猫头鹰。另有一只灰背隼，叫声很尖厉，很好的鸟。后来我搬到这儿，和以前一样地孤单，我对乌鸦有了从未有过的了解。它们对我也一样。它们的幽默感，是那个吧?也许不是幽默感，不过在我看来像。它们来回走动的样子。它们把脑袋缩起来的德性。要是我没有面包给它们吃它们就冲我尖叫的派头。福妮雅，拿面包去。它们大摇大摆地走起来。它们对周围的鸟差来遣去。星期六在坎伯兰和红尾鹰谈话后，回家的路上，在果园里听到那两只乌鸦叫，我知道出事了。是那种报警的鸟叫声。果然看见三只鸟——两只乌鸦一起叫，呱呱嚷着，要撵走那红尾鹰。也许正是我几分钟前和它说话的那只。撵走它。很明显红尾鹰不想干好事。但对付一只鹰，是不是个好点子?可以让别的乌鸦对它们刮目相看，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那样干。它们俩就想对付一只鹰?好勇斗狠的小杂种。大多数都心存敌意。有种。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一只乌鸦径直走到一只鹰面前，冲着它呱呱叫，鹰根本不理，甚至都没看见它。乌鸦有点门道，它飞的方式不像渡鸦那么漂亮，渡鸦飞起来，会做出那些美妙好看的杂技动作。它们有一个笨重的身体得从地面举起来，可是它们却不一定需要助跑，只要走几步就行了。我观察过，不只是股蛮劲。它们一使劲，可就飞了起来。我以前常带孩子们到弗兰德里去吃东西。四年前。那儿有成千上万的乌鸦。弗兰德里在布莱克威尔的东大街上。下午，天黑前，停车场上有成千上万只。弗兰德里的乌鸦聚会。乌鸦和停车场有什么关系?其中有什么门道?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其中的门道，就和任何别的事一样。其他的鸟跟乌鸦相比都好像有点迟钝。对，蓝背鸟的蹦跳很逗。蹦床上的步子。挺不错的。但乌鸦会蹦还会猛地把胸一挺。令人难忘。脑袋从左转到右，探测周边动静。哦，它们可神气啦。最酷不过的。嘎嘎的叫声。刺耳的嘎嘎声。哦，我爱听。跟它心有灵犀。狂叫的意思是有危险。我喜欢。当时就跑出去。可能是清晨五点，我不管。一声狂叫，就冲到外面，随时都能见到这种场面。其他的叫声，我不能说我懂得它们的意思。也许，没什么意思。有时候一带而过，有时候很深沉。不想跟渡鸦的叫声混淆。乌鸦跟乌鸦配对，渡鸦跟渡鸦配对。从来不会搞错，太奇妙了。反正，据我所知，从来没有搞错过。那些说它们是丑陋的清道夫鸟的人——几乎人人都那么说——统统都是笨蛋。我认为它们很美。哦，是的，非常美。它们的柔滑。它们的色调。乌黑，你都能看见泛出的紫光。它们的头。嘴巴根上的那簇毛，那像唇髭的东西，从羽毛里伸出来的那些绒毛。肯定有名字的。但名字无关紧要。从来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它们在那儿。谁也不知道原因。正如其他的一切一样——只是存在着。它们的眼睛全都是黑色的。每一个都长着黑眼睛。黑爪子。飞起来怎样?渡鸦会翱翔，乌鸦似乎只顾往目的地去。据我所知它们才不空兜圈子呢。让渡鸦翱翔吧。让渡鸦表演翱翔的技术吧。让渡鸦冲刺九万八千里，打破纪录，领取奖杯吧。乌鸦得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它们听说我有面包，所以就到这儿来了。它们听说两英里外有人有面包，于是它们就上那儿去。当我把面包撒给它们吃的时候，总有一只站岗放哨，你能听到远处还有另一只，它们前后递送情报，让每只都明白眼下的形势。简直难以想象每个人都会为别人放哨，但看上去的确如此。我从没忘记小时候一个朋友说给我听的一个美妙的故事，是他母亲讲给他听的。一些乌鸦聪明绝顶，它们想出了把手头无法打开的坚果送到公路上去的法子，它们观察灯光、路灯，它们知道什么时候车子会起动——它们那么聪明，知道灯光怎么变——它们把坚果放在轮胎前，壳子就给轧开了，一等灯光有变，它们就下去取。我当时信以为真。当时什么都信以为真。现在我对它们的了解比对任何别的东西的了解都要多，我就又相信那故事了。我和乌鸦。这是门票。忠于乌鸦，你就无忧无虑了。我听说它们相互梳理羽毛，可从没见过。看见过它们紧紧地挨在一起，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但从没见过它们真正那样做。连它们梳理自己的羽毛都没见过。不过那时候我是它们的邻居，并不住在它们窝里。巴不得住里面。宁愿是只乌鸦。哦，是的，绝对愿意。绝无三心二意。巴不得是只乌鸦。它们不必劳神，为躲避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而搬家。它们要搬就搬。它们不需要收拾行李。它们说走就走。当它们被什么东西撞上了，得，一命呜呼。掉只翅膀，一命呜呼。脚骨折断，一命呜呼。比这个好多了。也许我将做个乌鸦再回到世上来。在我这个样子回到世上来之前是个什么?是只乌鸦！对！我是只乌鸦。而我说：“上帝，我希望我是下面那个大奶头女生。”我如愿以偿，现在，基督啊，我真想回到我乌鸦的原状。我的乌鸦原状。乌鸦的一个好名称。原状。对任何黑色的大东西都是好名称。跟那种趾高气扬的步态相配。地位。小时候我眼睛很尖。我爱鸟。总喜欢看乌鸦、老鹰和猫头鹰。夜里仍然看得到猫头鹰，开车从科尔曼家回家时，要是我从车里出来，就会去和它们说话，我是忍不住的。不应当。应当直接开回家，别让那杂种有机会杀我。乌鸦听到别的鸟唱歌时会怎么想?它们会想好傻帽哦。的确傻帽。嘎嘎叫。唯一的选择。一只高视阔步的鸟唱甜蜜的小调，绝对不合适。不，拼命地嘎嘎叫吧。那才是门票——拼命地叫，天不怕地不怕，当场吃一切死掉的东西。要是你想那样飞的话，在一天里就得有许多死在路上。别费心拉走，就在路上吃掉。有车子驶来时，它们也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起身离开，但并不走远，以致车一开走，可以一脚跳回来，重又埋头大嚼。在路中央吃饭。不知道肉变坏了怎么办。也许对它们来说没有变坏的问题。也许所谓清道夫就指的是这个。它们和土耳其秃鹫都专干这一行。它们照看树林里和大路上所有那些我们不想搭上关系的东西。全世界没有一只乌鸦挨饿。从来不会缺顿饭吃。什么腐烂了，你看不到乌鸦躲开。有死亡，就有它们。什么东西一死，它们就来取。这我喜欢。我非常喜欢。把那只浣熊吃掉，管它三七二十一。等着卡车过来，噼啪爆开，然后回到那儿，将所有的好东西啄食一净，以致有力气把那美丽的黑色身躯能够从地面举起来。当然，它们的举止有些奇特。别的东西也一样。我看到过它们待在那些树上，聚在一起，相互交谈，出了什么事，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做了某种重大的安排，但我一点都不知道它们自己是否明白。也可能像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毫无意义。不过，我敢打赌，不会没有意义，一定比这儿的任何事都他妈的重要一百万倍。难道不是吗?不是有许多东西看上去好像很不一样，其实并没什么不同?也许不过只是遗传基因的“啼”的一下痉挛，或是“托”的一下。想象一下，如果由乌鸦当政，会不会同样乌七八糟?它们的问题是太实际：它们飞行的样子。它们说话的样子。甚至它们的颜色。所有那种黑色。纯粹的黑色。也许我曾经是只乌鸦，也许不是。我以为我有时候相信我已经是一只了。是的，已经有好几个月断断续续地相信。为什么不呢?有的男人被锁在女人的身体里，也有的女人被锁在男人的身体里，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是只乌鸦被锁在这个身体里呢?对啊，哪里去找那个医生来做他们一贯做的事，放我出去?我到哪里去做外科手术，可以让我成为原本的我?我和谁说?我上哪儿去?我该做什么?我他妈的怎么才能挣脱出去?

我是只乌鸦。我知道。我知道！

从北大楼下到山腰处，科尔曼在学生会大楼走廊里发现一个付费电话，正对着那些老年招待所学员在里面吃午饭的自助餐厅。他通过两扇门的门口能一直看到里面的长形餐桌，成双成对的老人正在那儿快乐融洽地进餐。

杰夫不在家——在洛杉矶大约是上午十点，科尔曼听到的是回话机，于是他在他的地址簿里搜索大学的办公室号码，祈祷杰夫还没去教室上课。父亲必须对他长子说的话非得立即就说。他最近一次给杰夫在类似情况下打电话是告诉他艾丽斯的死讯。“他们害死了她。他们打算害死我的，结果害死了她。”这是他对每个人说的话，而且不只是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里。那是崩溃的开始：一切都被愤怒所征用，但现在却是一切的结束。结束——这正是他要告诉儿子的消息，也是要告诉他自己的。结束放逐，返回过去的生活。心平气和地接受不如自我放逐宏伟辉煌的东西，并放弃对自身力量压倒性的挑战。与自己的失败以一种谦和的态度共处，重新以理性作为生活准则，抹去伤痛和愤怒。倘若不屈服，则静静地不屈服——平静地。带着尊严的沉思冥想——这才是门票，正如福妮雅爱说的。以一种不会使自己想起菲罗克忒忒斯的方式生活。他不必像他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过日子。以原始初民为解决之道并非新鲜事——向来如此。欲望乃万变之源。一切毁灭都可从中找到答案。是否选择以坚持抗争的手段延续丑闻?四面八方都是我的愚蠢。到处都被我搞得乱七八糟。还有那粗俗不堪的情感。重温和斯蒂娜的旧梦。开玩笑似的和内森·祖克曼一起跳舞。对他推心置腹。和他畅谈往事。让他大饱耳福。使他的作家现实感变得越发敏锐。填饱那个大投机分子的胃囊。这是一个小说家的思想，不论出现什么灾难，他都可以变成文章。灾难是他的饲料。但我又能把这变成什么?我陷在里头无以自拔。情况正是如此。没有语言、形式、结构、意义——没有三一律，没有净化，什么都没有，却有更多的无可转化的无可预料的人。为什么会有人不知足呢?然而那名叫福妮雅的女人正属于无可预料的人。在情欲上和无可预料相互缠绕，而世俗传统又令人无法忍受。正人君子的处世原则实在令人无法忍受。和她躯体的接触才是唯一的原则。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的了。她讥讽的韧劲，直达骨髓的另类和那个互通。必须使我的生活屈从于她的生活及其离经叛道之处。它的飘忽不定。它的出格。它的离奇古怪。原始性爱的欢愉。拿起福妮雅的榔头对抗一切老八代，一切耸人听闻的辩解，打出一条通往解放的道路。从何处解放?从作假正经的愚蠢荣耀中解放出来。从可笑的对意义的追求中解放出来。从永不休止的追求合法的运动中解放出来。七十一岁时的自由之战，将一辈子的生活甩掉的自由——也称之为阿斯肯巴克式的疯狂。“夜幕降临之前”——威尼斯之死的最后几个字——“一个惊谔而彬彬有礼的世界收到了他的死讯。”不，他无需像任何课程里的悲剧英雄那样生活。

“杰夫！我是爸。你父亲。”

“你好。情况怎样?”

“杰夫，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没接到马基的电话。马克，我是不指望他打电话来的——莉萨上次我打过去时当中挂断了。”

“她给我打了电话。她告诉我了。”

“听着，杰夫——我和那女人的事了结了。”

“是吗?为什么?”

他想，因为她没指望。因为男人已经打得她半死。因为她的孩子在大火里烧死了。因为她的职业是清洁工。因为她没受过教育，而且自称不识字。因为她自十四岁起就不断地逃跑。因为她连这个问题都没问过我：“你干吗跟我在一起?”因为她知道所有的人干吗跟她在一起。因为她已看破世道，而且没有指望。

但他对儿子只说了一句话：“因为我不想失去我的孩子们。”

杰夫最温柔地笑了一下，说：“不管你怎么做，你都做不到的。你肯定没有能力失去我。我不相信你会失去马克或莉萨。马基另作别论。马基渴望得到我们谁也无法给他的东西，不仅是你——我们都做不到。对马基来说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们要离开你。我们自母亲死后以及你从学院退休后就一直在失去你，那是我们一直感到困扰的事。爸，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自从你走上和学院交战的道路，要和你联系上就不太容易了。”

“我明白，”科尔曼说，“我理解。”但交谈了不到两分钟，他已经感到无法忍受了。他理性的、能力超人的、随和的儿子，年纪最大的、头脑最冷静的，能够平静地和父亲谈论家庭问题，而父亲正是问题之所在，其尴尬的程度并不亚于他非理性的小儿子对他发火、大耍犟脾气。他正向他们索取同情——他自己孩子的同情，太过分了！“我理解。”科尔曼又说一遍，而正因为他理解，才更糟。

“我希望她没出什么太尴尬的事。”杰夫说。

“她?没有。我只是决定到此为止而已。”他不敢多说，生怕会说出什么非常不一样的话。

“那好，”杰夫说，“我大可放心了。没有什么后遗症，如果你指的是那个。太好了。”

后遗症?

“我不懂你的意思，”科尔曼说，“为什么说后遗症?”

“你自由了，脱身了，你又恢复原样了。你说话的口气多少年都没像现在这样自信了。你打了电话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等待，我一直在期盼，终于你打电话来了。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原来就担心这个。”

“我不明白。杰夫，告诉我。我们这会儿谈的东西我听不懂。从何而来的后遗症?”

杰夫停顿了一下才又开始说话，当他说的时候，语气是勉强的。“流产。自杀的企图。”

“福妮雅?”

“正是。”

“流产?企图自杀?什么时候?”

“爸，雅典娜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才听说的。”

“每个人都知道?谁是每个人?”

“好了，爸，没有后遗症……”

“从来没有的事，儿子，不存在‘后遗症’。从来没有的事。没有过流产，没有过自杀企图——据我所知没有，而且据她所知也没有。但究竟这每个人是谁?活见鬼，你听到一个像那样的故事，像那样一个无聊的故事，为什么不拿起电话，为什么不来找我?”

“因为轮不到我找你。我不找你那个年纪的人……”

“好，你不找，是吗?相反，无论你听说了什么关于我这个年纪的人的事，不论多可笑，不论多刻薄和荒谬，你都相信。”

“如果我犯了个错误的话，我真的非常抱歉。你是正确的。当然你是正确的。但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难熬的一段日子。你不像以前那样容易找到了，因为……”

“谁告诉你的?”

“莉萨。莉萨第一个听到的。”

“莉萨从谁那儿听到的?”

“好几个来源。熟人。朋友。”

“我要名字。我要知道谁是这每个人。哪些朋友?”

“老朋友。雅典娜朋友。”

“她亲爱的童年朋友。我同事的后代。谁告诉他们的?我不明白。”

“没有过自杀企图?”杰夫说。

“没有，杰夫，没有。据我了解，也没有流产。”

“嗯，好。”

“如果有呢，如果我的确让那女人怀孕，她做了流产，流产过后企图自杀，又怎样呢?设想一下，杰夫，她甚至自杀成功了，又会怎样呢?又会怎样呢，杰夫?你父亲的情妇自杀身亡，又会怎样呢?反对你父亲?你违法犯罪的父亲?不，不，不——让我们回到前面去，走回一步，回到自杀企图。哦，我喜欢那个话题。我真想知道，谁发明了这个自杀企图。是不是因为流产的缘故，她企图自杀?让我们把这个莉萨从她雅典娜朋友那儿听来的情节搞搞清楚。因为她不要流产?因为流产是强加于她的?我明白了。我明白其残酷性了。一个在大火中失去两个孩子的母亲跟情人有孕了。欣喜若狂。一个新生命。一个新机会。一个替代死去的孩子的新孩子。但情人——不，他说，并拽着她头发，把她拖到做流产的人那儿，然后——当然——在用某种手段使她屈从于自己的意志后，将她赤条条、血淋淋的身体……”

杰夫早已挂上了电话。

但现在科尔曼已不再需要杰夫继续讲下去了。他只要看见老年招待所的夫妻们在自助餐厅里吃完午饭再去教室上课，他只要听见他们在里面从容地谈话，尽享天伦之乐——得体的老年人，模样和腔调都符合规范——就明白即使他所做的世俗的事情也没有给他带来安慰。他不仅是个教授，不仅当过院长，不仅保持了——历尽沧桑——和同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的婚姻，而且拥有一个家庭，抚育了聪明的儿女——这一切的一切却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安慰。如果别人的儿女都能理解这些，为什么他的就不能?所有的学前教育。所有对他们的阅读。一套套的百科全书。考试前的准备。晚餐时的对话。就生活的多重性进行的无休无止的指导，艾丽斯的，他的。对语言的一丝不苟的要求。我们做了这一切，然后以这种思想来对付我们?上了那么多学，读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得了那么多优秀的考试分数，让人无法忍受。始终那么重视他们。当他们说了什么傻话的时候，照样严肃地对待。全力培养理性、思维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培养怀疑精神——知识丰富的怀疑精神。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现在竟然听信第一个谣言?所有的教育，却一点都没起作用。无力阻挡最低级的思维。甚至都不向他们自己发问：“这听起来像不像我们父亲?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不像他?”相反，你父亲是个一目了然的家伙。从来不让你们看电视，你们却表现出肥皂剧的思维模式。只允许你们阅读希腊或同类著作，你们却把生活弄成一出维多利亚肥皂剧。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从不回避任何一个。你们问到你们的祖父母，你们问他们是谁。我告诉你们：我年轻的时候，他们死了，你们的祖父母，爷爷在我上高中时，奶奶在我离家当海军时。我战后回家，房东早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街边上了。没留下任何东西。房东对我说，他付不起这个那个，收不到租金。我都能宰了那杂种。照相本，信件，我童年的纪念品，他们童年的纪念品，全部的东西，点滴不存。“他们在哪儿出生的?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出生在新泽西。他们家是出生在这儿的第一代。他是个酒吧老板。我相信他父亲，你们的曾祖父，在俄国干酒店业，卖烈性酒给那些俄国佬。“我们有姑妈和叔叔吗?”我父亲有个兄弟，在我还是个小不点时就去了加利福尼亚，我母亲是独生女，跟我一样。生我之后，她不能再生孩子了——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那兄弟，我父亲的兄弟，还是个西尔伯兹维格——据我所知他一直没用改了的姓。杰克·西尔伯兹维格。他出生在老家，所以保留了那姓氏。当我准备乘船从旧金山出发时，我查遍所有加利福尼亚电话簿，企图找到他的地址。他和我父亲合不来。父亲认为他是个懒汉，不想和他有任何交往，所以没人知道杰克叔叔住在哪个城市。我查找了所有的电话簿。我想告诉他他兄弟死了。我要和他见见面。这是我唯一的那方面的亲戚。所以如果他是个流浪汉，又怎样?我想见见他孩子，我的堂兄妹，如果有的话。我在西尔伯兹维格名下找。在西尔克名下找。在西尔伯名下找。也许在加利福尼亚他成了西尔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我不找了。当你没有自己家庭的时候，你关心这些事。后来我有了你们，不再担心有过一个叔叔和堂兄妹……每个孩子听过同样的叙述。唯一不满意的是马克。大孩子们没问得那么多，但双胞胎穷追不舍。“过去有过双胞胎吗?”我的理解——我相信他们对我是这么说的——曾经有过一个曾祖父，或曾曾祖父，是个双胞胎。这也是他告诉艾丽斯的故事。所有这一切都是为艾丽斯编造的。这是他们在萨利文街第一次会面时他讲给她听的故事，是他始终坚持的故事，原装的。唯一不满足的是马克。“我们的曾祖父母是从哪儿来的?”俄国。“哪座城市?”我问过我父母，但他们似乎不能确定。有时一个地方，有时另一个地方。整整一代的犹太人都像这样。他们从来都不真正了解。老人不多谈，美国孩子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多少好奇心，他们非常兴奋，成了美国人，这样，在我家里，就像在许多人家里一样，普遍存在着地理健忘症。当我问他们时，只得到“俄国”这个回答。但马基说：“俄国大得很，爸。俄国什么地方?”马基不愿意安静。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回答。马基要获得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从哪来的知识——他父亲永远也不可能传授给他的一切。那就是为什么他加入了正统犹太教，那就是为什么他撰写圣经题材的抗议诗歌，那就是为什么马基那么恨他。不可能。有吉特尔曼夫妇。吉特尔曼祖父母。吉特尔曼姑妈叔叔。泽西到处都有小吉特尔曼表兄弟表姐妹。还不够?他需要多少亲戚?必须还有西尔克和西尔伯兹维格?那不能成其为怨恨的理由——不可能！然而科尔曼禁不住怀疑，纵然显得有些没道理，马基生闷气是否跟他自己的秘密有关系。只要马基跟他不和，他就不能不怀疑，而且从来也没有像在杰夫挂断电话后那样使他感到锥心的痛苦。倘若孩子们在自己的基因里带着他的血缘，而且将把这些基因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都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怀疑他对福妮雅犯下了最为残酷的罪行，那么又能作何解释呢?因为他永远不能把家史告诉他们?因为他有告诉他们的义务?因为不对他们传授这个知识是错误的?没道理！报应不是在毫无知觉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存在这样的一报还一报。绝不可能有。但，在打过电话后——离开学生会大楼，离开校园，眼里噙着泪水，驾车一路返回山里时——这正是他心里的感受。

他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回忆着他几乎要告诉艾丽斯的那个时刻。那是在双胞胎出生以后。家庭现在完整无缺了。他们成功了——他终于做到了。他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没有任何他秘密的标记，似乎他从此摆脱了他的秘密。从中解脱出来的欢欣鼓舞几乎让他将全部事实和盘托出。是的，他要将自己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礼品奉献给妻子：他要告诉他四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父亲的真实身份。他要告诉艾丽斯真相。在她生下他们漂亮的双胞胎之后，他是那样地兴奋和轻松，脚下的大地显得那样的结实，他带着杰夫和马基到医院去见他们的新弟妹。为他们的担心——最可怕的担心——从他的生活中一扫而光。

但他永远也没能将这份大礼献给艾丽斯。他有幸躲过那么做的麻烦——或者说他没有为了却心愿而遭殃——都是因为一场降临在她最亲近友人头上的灾难。她在艺术家协会董事会里最亲近的朋友，一位漂亮、文雅的业余水彩画画家，名叫克劳迪亚·迈克切斯尼，她的丈夫——县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惊爆隐私：包二奶。八年来哈维·迈克切斯尼养着一个比克劳迪亚年轻好几岁的女人，那女人在塔科尼克附近椅子厂当会计，他和她生了两个孩子，小的一个才四岁，大的六岁，住在紧靠马萨诸塞州边界的纽约州里，他每周过去看望两次。他养着她，似乎很爱她，而迈克切斯尼在雅典娜的家室却一无所知，直到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定是哈维建筑业对手中的一个——向克劳迪亚及其三个十来岁的孩子揭露当哈维不上班时究竟在干些什么。克劳迪亚当晚就崩溃了，完全垮掉了，试图割腕，幸亏艾丽斯从凌晨三点开始，在一位心理医生朋友的帮助下，组织抢救，天亮前得以将克劳迪亚送进奥斯汀里格的斯多克布里奇心理治疗医院。艾丽斯一边给两个新生儿喂奶，一边看护另外两个学前男孩，每天上医院去，跟克劳迪亚聊天，稳定她的情绪，让她宽心，把盆栽植物带去让她照管，拿艺术书籍让她阅读，甚至给克劳迪亚梳头，编辫子，直到五个星期后——不仅由于心理治疗，而且由于艾丽斯的投入——克劳迪亚回到家里，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摆脱那个造成她一切苦难的男人。

只花了几天的工夫，艾丽斯就打听到了一位住在匹茨费尔德的离婚律师的姓名，带着所有西尔克孩子，包括被绑在旅行轿车后座上的两个婴儿，开车送朋友前往律师事务所，以确保首先安排分居，并同时着手进行克劳迪亚和迈克切斯尼的离婚程序。当天回来的路上需要做许多鼓舞斗志的工作，不过鼓舞斗志是艾丽斯的特长，她决不允许克劳迪亚开始新生活的决心由于后怕而前功尽弃。

“对别人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艾丽斯说，“不在于那个女朋友。够恶劣的，不过发生了。不是那些小孩子，连那都不算——甚至那女人的小儿子、小女儿都不算，任何做妻子发现了都会感到痛苦和残忍。不，是那个秘密——那是伤天害理的事，科尔曼。所以克劳迪亚不想活下去了。‘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那才是每次让她一想到就痛哭流涕的原因。‘亲密无间到哪里去了，’她说，‘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秘密?’他能把这瞒着她，他要对她一直瞒下去——那才是为什么克劳迪亚感到无助，那才是为什么她仍然想一死了之的原因。她对我说：‘就像发现了一具尸体。三具尸体。三具藏在我们地板底下的人的尸体。’”“是的，”科尔曼说，“就像出自希腊著作。出自酒神女祭司。”“更糟，”艾丽斯说，“因为不是出自酒神女祭司。而是出自卡劳迪亚的生活。”

经过几乎一年时间的门诊治疗，克劳迪亚和她的丈夫重修旧好，他搬回雅典娜的家里，迈克切斯尼一家又恢复了和美的生活。当哈维同意放弃另一个女人（但不包括他的那两个孩子，对那两个孩子，他发誓会始终做个负责任的父亲）时，克劳迪亚似乎对保持与艾丽斯的友谊并不像后者那么积极，在克劳迪亚从艺术家协会退休以后，这两个女人就不再在社交场合或任何该组织的聚会上碰头，而艾丽斯通常是那些聚会的主脑。

科尔曼也就没有跨越雷池——双胞胎出生时他的喜悦曾指令他前进——去告诉他妻子他的惊世骇俗的秘密。如此避免了，他想，他所能做出的最幼稚的滥情噱头。突然开始用傻瓜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突然把每件事和每个人都往最好的方面想，完全抛弃对别人的怀疑、自我谨慎、自我怀疑，以为自己的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一切的困扰都不复存在了，不仅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而且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到达的，拱手交出勤勉、纪律、寸土必争的韧劲……就好像每个人的单斗都可以放弃了，就好像一个人可以随手捡回和扔掉自我——独具个性的、不可改变的、从一开始战斗就是为了它而进行的自我。他连最后一个孩子生下来都是雪白的，这几乎使他把自身最强大、最智慧的东西掏出来撕得粉碎。他得以幸免，多亏那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

但先前，早在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他就几乎做出同样愚蠢、同样滥情的事。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来自亚特尔斐的古典文学教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为时三天的关于伊利亚特的研讨会；他递交了一篇论文，建立了一些联系，甚至还收到一位颇具名望的古典学者私下的邀约，鼓励他申报普林斯顿的一个空缺。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他以为自己将登峰造极，在泽西收费站不是向北行驶，去长岛，而几乎要向南转，取道萨莱姆和坎伯兰两县的小路，往高德镇去，到他小时候他们经常举行家族年度野餐的地方，他母亲的老家去。是的，再说那时，他已当上了父亲，他准备让自己享受一下轻松的快感——那种凡是停止思考时人人都会追寻的颇有意思的感觉。但有了一个儿子并不能因此而要求他南下到高德镇去，同样，在这次旅途中，也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儿子，就要求他在到达北面的泽西时取道纽瓦克出口，驶往东奥兰治。还有另外一个冲动必须克制：想见母亲的冲动，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带孩子去看她。他也曾想过去见一下母亲，在抛弃她两年之后，不顾瓦特的警告去做这一切。但是不。绝对不行。于是，他继续往前驶去，直接回家，回到他白人妻子和白人孩子的身边。

现在大约四十年以后，他从学院驾车回家的一路上，内心充满反责，回想起他生活中某些最好的时刻——他孩子的出世，兴高采烈，一副纯真的神情，他决心的动摇，几乎摧毁他决心的巨大宽慰。他也回想起他生活中最坏的夜晚，回想起他海军的差事和他被撵出诺福克妓院的夜晚，那座名叫奥利斯的著名白人妓院。“你是个黑鬼，是吧，小子?”几秒钟后保镖就已经将他扔出开着的大门，甩过人行道边的台阶，丢在了马路当中。他应当找的地方叫露露，在那头的瓦维克路——露露，他们在他身后大声叫着说，才是他黑屁股的归属。他的前额撞在了路面上，但他还是爬起来，朝前跑，直到看见一条小胡同，才钻进去躲避大街和海岸巡逻队——星期六到处都是挥舞着警棍的海岸巡逻队员。最后他狼狈不堪地在唯一他敢进入的酒吧厕所里停了下来——一个有色人种的酒吧，离汉普顿路和纽波特的纽斯渡口（有渡船载水手到露露去）只有几百英尺，离奥利斯约十个街区。自他是个东奥兰治学童以来，这是他去的第一个有色人种酒吧，那时候他和一个朋友常到纽瓦克线上比利夕照俱乐部的游泳池游泳。在中学的头两年里，除了秘密地练习拳击，他整个秋天都围着比利夕照进进出出。他日后声称，在那间犹太老人开办的小酒馆里，他作为一名东奥兰治的白人孩子，获得了酒吧知识。

他回想着他怎样拼命设法止住他脸上伤口的血，他怎样徒劳地拭抹他的白上衣，而血又怎样不住地往下滴，溅得满地都是血迹。蹲坑糊满了粪便，潮湿的木板地上覆盖着小便，水池——如果那是个水池的话——是一个盛满唾液和呕吐物的槽，以致他由于肘部的疼痛开始呕吐时，宁可往墙上吐，也不愿将自己的脸朝着那些污秽物低下去。

那是个可怕、嘈杂的低级酒吧——最坏的、他从没见过的，他所能想象的最令人作呕的酒吧，但他必须有个藏身之处，所以，他找到一条离那些人渣最远的板凳，内心充满恐惧地强迫自己吮吸一杯啤酒，以稳定情绪和减轻疼痛，努力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其实在他买了啤酒，消失在墙角空桌子后面以后，酒吧里就再没人朝他的方向看：正如在白人的低级妓院里一样，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

面对第二杯啤酒，他依然明白他待在了一个他不应当待的地方，但倘若海岸巡逻队遇见他躺在街上，倘若他们发现他被撵出奥利斯的原因，他就全完了：军事法庭，判决，长期苦役，最后羞辱性的退役——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海军谎报了自己的种族，一切都是因为他愚蠢地踏进了一道门，那房屋周围唯有的纯血统黑人不是在刷洗脏衣服，就是在擦拭污水。

这就是结论。他将服完他的兵役，作为白人度过他的时日，这就是结论。因为我不能把军装脱掉，他想，我根本就不想脱掉。他从来没经历过真正的羞辱。他从来没尝过躲避警察的滋味是什么。从没有因为挨打流过血——在所有那些业余拳击赛事里他从没流过一滴血，也没受过伤，或在任何方面受到过损害。但现在他的白上衣跟外科绷带一样红，裤子浸透血块，双膝落地的地方撕裂了，肮脏得发黑。手腕受了伤，也许都骨折了——自从他用手撑地减轻落地的分量起，他就再也不能转动它，不能碰它。他喝完啤酒，又要了一杯，企图麻木疼痛。

这就是没有完成他父亲理想的结果，将他父亲的命令抛到九霄云外的结果，一股脑儿背叛他父亲的结果。如果他像父亲那么做，像瓦特那么做，一切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他先是违反法律，靠说谎进了海军，现在，又出来找个白种女人操，他陷进了不可能更坏的灾难之中。“让我熬到退役。让我退出。以后我再也不说谎了。就让我服完兵役，没别的要求！”这是他第一次在他父亲死在餐车后对父亲说话。

如果他继续这么干，他的生活将毫无意义。科尔曼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他父亲正在回答他——过去权威性的说教再次从他父亲的胸腔里隆隆发出，回荡着一个正直人格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如果科尔曼继续这样下去，他将遭人割喉管，葬身阴沟。看看他此刻待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跑进什么地方藏身了。怎么会的呢?为了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条，因为他目空一切的、傲慢的“我不是你们中的一分子，我不能容忍你们，我不属于你们黑人的我们”的信条。反对他们的我们的伟大英勇的斗争——瞧他现在的德性！为争取宝贵的个性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他为反对黑人命运所进行的单枪匹马的反抗——瞧，这个蔑视一切的伟人落到了什么地步！这就是你，科尔曼，来寻找生活深层意义的地方。一个充满爱的世界，那是你原来拥有的，可是你却为了这个而抛弃了那个！你所作的悲剧性、鲁莽的行为！而且不仅对你自己——对我们大家，对欧内斯廷，对瓦特，对母亲，对我，对在坟墓中的我，对在坟墓中的我父亲。你还在计划什么辉煌的壮举，科尔曼·布鲁特斯?你打算下一步引入歧途并出卖的是谁?

但，他仍然不敢离开酒吧到大街上去，因为他害怕海岸巡逻队，害怕军事法庭，害怕那位准将，害怕将永远追随他的不名誉的退役。他内心翻江倒海，以致手足无措，只能不停地喝酒，直到一名妓女来和他在板凳上做伴，那位妓女，毫不隐讳地说，是他的同类。

当海岸巡逻队在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们把血淋淋的伤口、骨折的腕部和一身肮脏、揉皱的制服全都归咎于他在黑人城过夜的缘故，又是一个醉心于黑婊子的风流家伙，在钻孔、排气、干洗（加上恰当的文身）之后被扔在渡船船坞后的那个遍地玻璃碴的地方，等着清洁工去料理。

“美国海军”，文身只说了这些，高度仅有四分之一英寸的几个字，用蓝色颜料刺在一个蓝色铁锚的两个蓝色臂膀之间，铁锚本身有两三英尺长。就军人的文身而言，是个非常简朴的图案，而且谨慎地、恰恰安置在右胳膊肩关节下，无疑是个相当容易隐藏的文身。但当他回想他如何将它刺上去时，它不仅成为一个唤起他生命中最糟糕夜晚狂乱情景的标记，而且成为一个唤起潜伏在狂乱背后之一切的标记——它是他全部的历史，他的英雄主义与羞耻不可分割性的缩影。镶嵌在那个文身里的正是他的一个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其中可见无法磨灭的身世，如同根深蒂固事物的原型，因为文身恰恰象征着永远无可变更的一切，其中也包含着巨大的业绩，包含着外部势力，不可预知未来的整个链接，一切暴露的危险，以及一切隐藏的危险——甚至生命的无意义性都隐含在那个小小的、傻乎乎的蓝色文身之中。

他和德芬妮·鲁斯的麻烦是在他返回课堂的第一学期开始的，当时他的一名学生，碰巧是身为系主任的鲁斯教授的得意门生，找到她那里去投诉科尔曼希腊悲剧课上的有关欧里庇得斯戏剧的事。一部是希波吕托斯，另一部是阿尔刻提斯，这位学生，埃利娜·米特尼克，发现这两部戏剧有损“女性的尊严”。

“那么我要怎样做才能让米特尼克小姐感到满意呢?从我的阅读名单中删除欧里庇得斯?”

“根本不需要。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你怎样教授欧里庇得斯。”

“那么近来，”他说，“什么是指定的教授方法呢?”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想，这并非是一个他既有耐心又有涵养来进行的辩论。再说，放弃辩论更容易挫败德芬妮·鲁斯。虽然她自以为学识出众，却只有二十九岁，实际上毫无社会经验，新上任，而且对学院，乃至对这个国家而言，都是个新人。他从他们以往的交道中懂得了，对于她装出不仅是他的上司，而且是个目空一切的上司（“十分清楚一切有赖于……”等等，等等）的企图，最有效的克制手段便是根本不理会她的判断。除了她不能容忍他的其他理由之外，她还不能容忍的是，那使得她雅典娜其他同仁赞叹不已的学术证书至今尚未使这位前院长为之倾倒。然而无论如何她却难以逃脱对这人的恐惧，此人五年前非常勉强地录用了她，当时她刚走出耶鲁研究生院的大门。而他以后从未否认过他的懊恼，特别是当他系里的那些笨蛋竟然决定由一个思维如此紊乱的年轻女人充当他们的主任时。

直到今天，她继续对科尔曼·西尔克的存在感到心神不定，以致她一心想要他对她的存在感到坐立不安。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她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和一个早慧的孩子怕被别人看穿的恐惧，同时也使她重新产生早慧的孩子怕别人对自己看得不够的恐惧。唯恐被人戳穿，又渴望被人注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身上的某种东西甚至都让她事后对自己的英语颇感怀疑，而在别的时候她却是完全有左右逢源的自信心的。每当他们面对面时，总有什么东西使她觉得他只想把她的双手绑到她身子后面去。

这个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他在她第一次进入他办公室接受面试时打量她的色情的目光，是他打量她的非色情的目光?要判断他如何判断她是不可能的，而那还是在一个她知道她最大限度地调度了她全部威力的早晨。她想显出惊人的美貌，她做到了；她想要非常流利，她做到了；她想以学者口气说话，她成功了。她肯定。然而他朝她看着，仿佛她是个小女生，微不足道先生和太太的小不点孩子。

回想起来，也许是因为那条折叠短裙——貌似苏格兰短裙的迷你裙可能让他想起女生制服，特别是当穿裙子的人是个苗条、瘦小、黑头发的青年女子，有着一张只看见两只大眼睛的小脸，体重，连同衣服和别的一切，总共才一百磅。她穿着迷你短裙、黑色开司米高领套头衫、黑色紧身裤和黑色高统靴，既非用她的穿着使自己非女性化（她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见到的大学女性似乎无一不在费尽心思这么做），也不是做出一种试探他的姿态。虽然据说他已有六十四五岁，可是他并不比她五十岁的父亲见老，实际上他很像他父亲公司里的一位年轻合伙人，父亲的工程师同事中的一个，那人自她十二岁起就一直端详她。坐在院长对面时，她两腿交叉，短裙前片分开了，她等了一两分钟才将裙片合拢——就像你合拢一个钱包似的不经意——只是因为，不论她看上去有多年轻，她并非心怀小女生的恐惧或小女生的拘谨，并非受制于小女生行为规范的小女生。她不希望给他造成这个印象，同样也不希望留下相反的印象：让裙片始终张开，以此诱使他想象她想要他在整个面试过程中凝视她套在黑色紧身裤里的苗条大腿。她在选择服装和如何举手投足方面绞尽脑汁，为了打动他，让他看到由于自己所有的魅力相互辉映才会在二十四岁上这般丰姿绰约。

甚至她佩戴的一件珠饰——那天早晨她才戴到左手中指上的大戒指，她身上唯一的装饰品——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为了衬托出她是个什么样的知识精英：诚然，她公开地、不加防范地、以她毫不矫饰的品味和鉴赏力享受着生活美的表象，但却将自己纳入为学术事业奉献终身的轨道。那戒指——一枚18世纪罗马图章戒指的仿制品——原来是某位男士佩带的男式指环。在水平镶嵌的椭圆玛瑙上——正是这赋予戒指厚重的阳刚之气——雕刻着达尼接受化身为金雨的宙斯。四年前，在巴黎，当德芬妮二十岁时，教授将自己的这枚戒指馈赠给她，作为定情物——唯一的，她无法抗拒的教授，和那教授她有过一段热恋。凑巧，他也是名古典文学学者。他们第一次相遇，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显得那么高高在上，那么苛严，她感到自己由于恐惧而全身麻木，直到她发现他是在违反本性地勾引她。这是不是眼前这个西尔克院长正在干的事?

不论这戒指大得多么显眼，院长并没有要求看一看玛瑙上镌刻着的金雨，这，她想也无妨。虽然她如何得到这枚戒指的故事至少验证了她既大胆又老成，但他可能会认为戒指是轻浮放纵的结果，是一个她缺乏慎思的标志。除了这个离题的希望，她断定他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起就顺着那些思路在考量着她——她猜对了。科尔曼对她的印象是她太年轻，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充斥着太多又尚未解决的矛盾，有些过于自负，同时又像个孩子似的玩弄着自高自大，一个不完全具有自控力的孩子，对不赞同的语气反应灵敏，具有相当的感到受委屈的才能，既由自我怀疑又由自信心拉动着，即作为孩子又作为女人，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就，吸引一个又一个崇拜者，征服一个又一个领域。一个在她这样的年龄非常聪明的人，甚至过于聪明，但在感情方面却是不及格的，而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严重地发育不良。

从她的履历以及一份十五页长、补充性质的自传性论文——详细描述了自六岁开始的一个知识探索历程——他获得了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她的学业证书的确非常优秀，但她的一切（包括证书）都使他感到对于像雅典娜这么一个小地方而言，特别不对劲。优越的隆榭第十六区童年。鲁斯先生，工程师，四十名雇员的公司老板。鲁斯太太（娘家姓德·瓦林古尔），与生俱来的古老的贵族姓氏，外省贵族世家，妻子，三个孩子的母亲，中古法国文学学者，拨弦古钢琴大师，拨弦古钢琴文学家，教皇历史学家，等等。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等等”，那是！第二个孩子，独生女，德芬妮毕业于詹森·德·赛里公学，在学校里她学习哲学和文学、英语和德语、拉丁语、法国文学：“以非常严谨的态度阅读了全部法国文学作品。”在詹森公学之后，亨利四世公学：“竭尽全力，深入地研究法国文学和哲学、英国语言文学史。”二十岁，在亨利四世公学之后，方丹尼高等师范学校：“……从法国知识精英中……每年只招收三十名。”论文：《乔治·巴戴伊作品中的自我否定》。巴戴伊?并非另外一个而已。每一个酷毙了的耶鲁研究生都不是在写马拉美就是在写巴戴伊。要理解她想要他懂得什么并不难，特别是因为科尔曼作为一个有家室的年轻教授曾经由弗尔布赖特基金赞助在巴黎进修一年，对于那些由高贵的公学培养的雄心勃勃的法国孩子有所了解。他们接受过极端充分的预备教育，与知识界上层有广泛的联系，非常聪明，然而却是不成熟的年轻人，他们被赋予最势利的法国教育，蓄志接受一辈子的羡慕。他们每个星期六的夜晚都聚集在圣·贾克斯路上廉价的越南餐馆里谈论伟大的事物，从不提及琐碎小事或闲聊——只谈理想、政治、哲学。甚至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当他们完全独处时，想的也只是黑格尔在20世纪法国知识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知识分子不应当轻浮。生活只是为了思索。不论经过洗脑成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成为激进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天生都对一切美国的事物感到惊恐。从这么一堆只多不少的东西中，她来到耶鲁：申请获准教授本科生法国文学，并被吸纳为博士生，正如她自己在自传性论文中所强调的，她是全法国申报者中唯一被接受的两名申报者之一。“我来到耶鲁时是个迪卡尔信徒，而耶鲁的一切都更为多元化，各种声音都有。”对本科生颇感新奇。他们的知识层面在哪里?对他们玩耍游戏感到震惊，还有他们混乱的非意识形态性质的思考及生活方式。他们甚至从未看过一部黑泽明的影片——他们的见识可没那么广。她在他们那个年龄早看过了所有的黑泽明，所有的塔科夫斯基，所有的费利尼，所有的安东尼奥尼，所有的法斯宾德，所有的沃特缪勒，所有的撒提亚吉特·雷，所有的雷内·克莱尔，所有的文·温德斯，所有的特吕福、戈达尔、夏布罗尔、利斯奈、罗米尔、雷诺阿，而这些孩子只看过星球大战。在耶鲁她继续履行她的求知使命，选修最新潮的教授的课程。然而感到有点迷茫、混乱。特别不理解其他的研究生。她习惯跟使用相同知识语汇的人交往，而这些美国人……并非每个人都发现她有趣。本来期待到美国来，会让每个人都说：“哦，上帝啊，她是个高等师范生。”但在美国没有人欣赏她在法国所走的那条非常特殊的道路及其崇高的声望。她并没有得到她所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赏识，把她看做法国知识精英的崭露头角的新星。她甚至没得到她接受的训练期待她将得到的那种怨恨。找了个指导教师，写了论文。答辩。被授予学位。非常快地就获得学位，因为她在法国就已经下过苦功。接受了那么多的学校教育，下过那么多工夫，现在就等着到大学校里任职了——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当她一无所获时，她变得垂头丧气。雅典娜学院的一个客座席位?雅典娜学院在哪儿，是个什么地方?她不屑一顾。直到她的指导教师说：“德芬妮，在这个市场上，你伟大的工作可以从另一个工作开始。雅典娜学院的客座副教授?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我们听说过。无可挑剔的正派学院。作为第一份工作也是非常像样的。”她的外国研究生同学告诉她，到雅典娜学院是大材小用，太跌身份，但她的为了一个在便利店锅炉房里教书的职位都会大动干戈的美国研究生同学却认为她的高傲是典型的德芬妮牌的。非常勉强地，她提出了申请——结果便是穿着迷你裙和长统靴，和西尔克院长隔着桌子相对而坐。为了要得到第二个工作，高档的工作，她首先需要这个雅典娜工作，但几乎整整一小时西尔克院长听她说的尽是和雅典娜工作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叙述结构和短暂性。艺术作品的内部矛盾。卢梭隐藏自身但他的修辞却将他暴露了。（有点像她自己，院长想，在那篇自传性论文里。）评论家的语气和希罗多德的一样严正。叙述学。时空宇宙。氛围现实性和模仿的区别。相等经验。文本的预期质量。科尔曼不用问这些都是什么意思。他知道所有耶鲁词汇以及所有高等师范词汇之所指，在希腊文中都有它们的原义。可是她知道吗?他干这一行都有三十多年了，却还没有时间过问这号东西。他想：为什么一个如此美丽的人要将她经历中的人性方面藏匿在这些词汇后面呢?也许恰恰因为她如此美丽。他想：如此自我标榜，又如此自欺欺人。

当然她有证书，但对于科尔曼来说她正是那种有威望的学术骗子，只会让雅典娜学生白白浪费脑力，可是她的魅力对于教师中的二流员工将会是不可阻挡的。

当时他想录用她以示开明，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她那么迷人，那么可爱，那么具有诱惑力，而且因为显得是个女儿家，越发不可抗拒。

德芬妮误读了他的凝视，略带戏剧性地以为这种冲动是有损她灵秀的障碍之一，这不仅匆匆跳至戏剧性的结论，而且性感地屈从于戏剧性魔力。他想要做的是将她的双手反绑到她身子背后，他所要做的，出自一切可能的原因，是不让她四下走动，所以他才录用了她，于是他们真的开始不再交往。

现在轮到她把他传唤到她的办公室来进行面谈了。到1995年——科尔曼走下院长宝座，返回讲坛的那一年——娇小漂亮的德芬妮·鲁斯全方位的风度，隐秘性欲的妖冶暗示，连同她师范大学圆滑世故的殷勤（科尔曼称之为“她永恒的自我膨胀”），在他看来似乎已经赢得了几乎每位可追到手的傻瓜教授的欢心，并且，在尚未越出二十岁范畴的年龄段——可能正觊觎着曾属于科尔曼的院长席位——她已经成功地升任为这个小小的系的系主任，这个系连同其他的语言系科，几十年前吸纳了科尔曼一开始在里面当讲师的古典文学系。这个新的语言文学系里，共有十一名教职员：一名俄文教授。一名意大利文教授，一名西班牙文教授，一名德文教授。德芬妮教法文，科尔曼·西尔克教古典文学，另有五名超负荷工作的助手、羽翼未丰的讲师和几名当地的外国人教授基础课程。

“米特尼克小姐对这两篇戏剧的误读，”他对她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狭隘、偏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纠正。”

“那么你不否认她说的话了——你不想帮助她。”

“一个对我说我跟她使用‘派生语言’讲话的学生，非我的援助所能及。”

“那么，”德芬妮轻声说，“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是吗?”

他笑起来——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目的的。“是吗?我说的英语对一个诸如米特尼克小姐那样文雅的思想而言，不够精致细腻吧?”

“科尔曼，你离开课堂已有很长时间了。”

“而你还从没离开过呢，我亲爱的，”他说，故意的，而且面带一个故意恼人的微笑，“我一辈子都在阅读思考这几部戏剧。”

“但从没有出自埃利娜的女性主义角度。”

“甚至都不曾出自摩西的犹太教视角，更不曾出自时髦的尼采关于视角的视角。”

“科尔曼·西尔克，单独一人在这星球上，除了纯客观文学视角，便没有任何其他的视角。”

“几乎没有例外，我亲爱的。”——再一次?为什么不——“我们的学生无知透顶。他们所受的教育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生活在知识层面上是贫瘠的。他们一无所知地来，大多数也将一无所知地走。他们根本就不懂，当他们走进我的课堂时，如何阅读古典戏剧。在雅典娜教书，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教授美国历史上最愚笨的一代人，就跟你走在曼哈顿百老汇时自言自语一模一样，除了那十八个人是在街上听见你自说自话，而他们是在教室里。他们，别无二致，一无所知。在和这种学生——米特尼克小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打了几乎四十年的交道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使用女性视角阅读欧里庇得斯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向最为天真的读者提供一个女性视角诠释欧里庇得斯是你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封闭他们思维的方法之一，使得他们的思维甚至都来不及有任何机会摧毁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没有头脑的‘同道’。我很难相信，一个有着像你那样的法国学术背景的知识女性竟然会相信的确存在诠释欧里庇得斯的女性视角，而不当它只是个愚蠢的玩意儿。你是当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对它心领神会了，还是仅仅是一种由眼下对自己女性同事的恐惧为出发点的老式的名利思想?因为倘若仅仅是名利思想作祟，我没有意见。那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但如果是在知识层面上赞成这种白痴的论调，那我就大惑不解了，因为你并非白痴。因为你心里很明白。因为在法国万万不会有哪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会把这种东西当真的。他们会吗?读了两部诸如希波吕托斯和阿尔刻提斯的戏剧后，又就每一部听了一个星期的课堂讨论，然后无论对哪一部都无话可说，除了它们‘贬低妇女’，这不是‘视角’，基督啊，这是漱口水——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

“埃利娜是个学生。她二十岁。她正在学习。”

“以感情用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对你绝对不合适，我亲爱的。严肃对待他们。埃利娜并不在学习，她是在鹦鹉学舌而已。为什么她直接跑来找你，正因为你恰恰是她学舌的榜样。”

“不对，不过如果你喜欢在文化层面上对我做那样的界定，同样无所谓，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你感到将我放置在那种痴呆的框子里使你安全地获得优越感的话，那么悉听尊便，我亲爱的，”她此刻喜滋滋地面带自己的微笑说，“你对待埃利娜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所以她跑来找我。你把她吓坏了。她很生气。”

“好吧，我在面对我竟然会聘任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后果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

“然而，”她说，“我们有些学生在面对僵化的教学法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如果你坚持用你习以为常的乏味的方式教授文学，如果你坚持使用你自20世纪50年代就采用的所谓人文主义观点探讨希腊悲剧，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层出不穷。”

“很好，”他说，“让它们来好了。”他随即走出房间。于是就在那个学期，当翠西·卡明斯跑到鲁斯教授面前，两眼含着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十分沮丧地听说西尔克教授背着她对她的同学使用了一个恶毒的种族歧视的形容词刻画她时，德芬妮贸然确定将科尔曼请到她办公室对这项指控进行讨论只会浪费时间。既然她肯定他的举止不会比前次一个女生投诉时更为谦和，而且从以往的经验中她可以推断，她要是传唤他，他会再次以恩赐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又有一个女性新贵胆敢调查他的行为，又来了一名女暴发户，要是他屈尊俯就对她们说话，他就非得将她所关心的问题贬得一文不值，她将这件事上交给了接替他的平易近人的院长。自那以后，她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帮助翠西，稳定她的情绪，安慰她，几乎照顾起这个姑娘来，一个无父无母的黑孩子，受到那么严重的打击，以至在事件发生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还得设法防止她收拾起行李不告而别——无路可逃。德芬妮获准将她从宿舍里搬出来，住进她自己公寓的一个空房间，并且认领她，临时地作为某种被监护人。虽然在学年结束时，科尔曼·西尔克以自动退出教学岗位的方式，在实质上承认了他在幽灵事件中的恶行，但对翠西造成的伤害对于一个一开始就如此缺乏自信的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由于调查，她没办法专心于学业，同时因为害怕西尔克教授以偏见影响其他的教师跟她作对，她所有的课程无一及格。翠西打点行囊，不仅离开了学院，而且干脆从镇上出走——离开雅典娜。德芬妮本希望在雅典娜为她找份工作，给她辅导，监护她，直到她能够返回学校。一天翠西搭乘公共汽车去了俄克拉何马，去投奔她住在塔尔萨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可是德芬妮用这个塔尔萨的地址却再也没找到过这个姑娘。

不久德芬妮便听到关于克尔曼·西尔克和福妮雅·法利的关系，对此他正想方设法加以隐瞒。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退休两年，七十一岁，而这人还干这种勾当。再没有胆敢质问他偏见的女学生供他恐吓，再没有需要呵护的黑人女生让他嘲笑，再没有像她这样的威胁他的权威青年女教授给他当面吹胡子瞪眼地侮辱，他便设法从学院最底层捞上一个可征服的对象，此人是孤苦无告女性的典型：一个不折不扣的遍体鳞伤的妻子。当德芬妮到人事处去设法了解福妮雅的背景时，当她读到有关她的前夫以及两个幼儿可怕的死亡情况时，当她读了由于没有文化而限制了福妮雅只能从事总务部门的纯体力活时，她明白了科尔曼·西尔克设法挖掘到的不亚于一颗厌女癖的心愿：在福妮雅身上，他发现了甚至比埃利娜或翠西更为无助的女性——可以进行压榨的完美女人。不论在雅典娜曾经有谁胆敢顶撞过他荒谬的权威感，现在他都要叫福妮雅·法利做出回答。

而且还没有人阻止他，德芬妮想。没有人出手阻拦他。

他心里明白他已不在学院的管辖权限以内，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对她施行报复——对她，是的，对她，为了她曾采取的一切阻止他对他的女学生进行心理恐吓的措施，对她，为了她所自愿扮演的、剥夺他一切权威的、将他撵出课堂的角色——她不能忍气吞声。他用福妮雅·法利作为她的替身。他正通过福妮雅·法利对她进行反击。除了我的面孔、姓名和身段，她还能让你想起谁的——我在镜子里的形象，她能对你暗示的非我莫属。以引诱一个跟我一样受雇于雅典娜学院的女性，跟我一样不到你一半的年龄然而又是一名在方方面面都是我反面的女人，你精明地伪装了同时又悍然地暴露了你一心一意想要毁灭的人是谁。你并非如此迂拙，不懂得玩这一手，此刻，你正高高在上地残忍地偷着乐呢。但我也并非如此痴呆，认不出你伸出手来要逮的正是以模拟相出现的我。

理解来得如此之快，出现在自发性爆炸的句子里，以致就在她在信的第二页底部签名，并在一个信封上写上由他到邮局待领的字样时，她还禁不住气得七窍生烟，想着天下竟有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把那么个地位低下、丧失了一切的女人变成一件玩偶，又随心所欲地将诸如福妮雅·法利那样受苦受难的人变成玩具，不过仅仅是为了自己向她泄私愤。他怎么能做得出来的?不，她连已经写下的一个音节都绝不更改，也不会费神用打字机打出来让他看得省心些。她绝不会使她的由她向前不断推进的手写体所传递的信息失灵，让他不可低估她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她来说比揭露科尔曼·西尔克——使他原形毕露——更为重要的了。

但二十分钟以后，她将信撕得粉碎。幸好。幸好。当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席卷她的全部身心时，她倒不是总把它当做美妙的幻想曲的。不错，她必须谴责一个如此十恶不赦的食人肉者。但连翠西她都束手无策，还能想象去拯救一个像福妮雅·法利那样堕落的女人吗?谁能够想象与这样一个人开战并压倒他，这个人在他痛苦的晚年，不仅挣脱了任何机构的约束，而且还标榜为人文主义者。这难道是出自一切的人道关怀?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幻想比自以为能够和科尔曼·西尔克较量更荒唐的了。甚至一封如此清晰地表明是在白热化的道德义愤中一挥而就的书信，一封毫不隐讳地告诫他，他的秘密已大白于天下，他已被揭露、曝光、追踪的信件，落到他手里，也会变着手法，弄出针对她的指控，倘若机缘凑合，还会彻头彻尾地毁了她。

他残忍，他是个狂想症患者，而且不论她愿意与否，都有实际问题必须考虑。这些考量早几年当她是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师范生时也许并不会使她有所顾忌，必须承认，她那时制裁非正义的无能往往使她失之偏颇。但现在她是名大学教授，早早地就得到了资格证书，已经是自己系的主任，只差尚未肯定某天将到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或甚而至于衣锦还乡，返回耶鲁。像这样的一封信，有她的签名，而且被科尔曼四下传播，最后无可避免地必定会落入什么人手中，出自嫉妒，出自气愤，因为她太年轻或他妈的太成功，可能希望颠覆她……对，这封信非常大胆，充斥着她的满腔愤怒，但却会被他利用来贬低她，以此说明她不成熟，没有资格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他有联系，仍然有人和他交往——他办得到的。他会那么做，把她的意思大加曲解……

很快地她把信撕得粉碎，在一张干净纸的中央，用一支她平时从不用来写信的红色圆珠笔，以没人认得出是她笔迹的粗大的大写字母写道：

人人皆知

但就此打住。她在这里停下手来。过了三个夜晚，关灯后不到几分钟，她从床上爬起来，恢复了理智，走到书桌边，打算将开头写有“人人皆知”字样的那张纸窝成一团，扔掉并永远忘记，但却不然，靠在桌边，甚至都没有坐下——唯恐一等坐下她会再次失去勇气——就刷刷刷地添上二十四个字，这下足以让他明了曝光只是早晚的事。信封上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没有签名的短笺封在了里面。台灯轻轻地咔哒一声灭了，德芬妮终于果断地解决了在她处境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头等大事，大大地舒了口气，回到床上，怀着心满意足的道德感，打算美美地进入梦乡。

但她必须首先将那驱使她再次爬起来，撕开信封，重新读一遍她写的东西，看看她是否写得太少或者语气太弱，或者用词过于简约的种种思虑压制下去。当然那并非她的修辞手法。不可能是。所以她才那么写——太露骨，太粗俗，太像口号，而不可能追踪到她头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而被她自己误判，并感到忐忑不安。她必须起床看看她有没有忘记伪装自己的笔迹，看看她有没有在那一刹那间鬼迷心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怒火中烧的瞬间忘乎所以，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她必须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地方无意间泄漏了她的身份。她应当签名，她全部的生活便是一场决不屈服于科尔曼·西尔克们的战斗。那些家伙利用手中的特权，蹂躏其他所有的人，以便可以为所欲为。对男人们讲话。冲着男人们讲话。甚至对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也不例外。学会不要对他们装出的权威派头或道貌岸然的造作姿态感到恐惧。肯定她的智力的确是了不起的。敢于想象她与他们平起平坐。学会（当她提出一个论点却不起作用时）克服投降的渴望。学会调遣起逻辑、信心以及酷的派头，不断地辩论——无论他们为了封住她的嘴巴而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学会采取第二步行动，持续努力，而不是瘫倒。学会不退让地论证她的观点。她不需要遵从他，她不需要遵从任何人。他不再是当时聘任她的院长，也不是系主任，她才是。西尔克院长现在什么都不是。她真应当拆开那信封，签上自己的大名。他空空如也。这有着四吠陀咒词的一切安慰：空空如也。

她接连几个星期带着装有那密封信封的钱包四下走动，思索着她的理由，不仅为了要不要寄出，而且为了是否要斗胆签下大名。他选中这个倒霉的女人，一个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女人。跟他较量连门槛都找不到的。在智力上压根都不存在的。他选中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自卫的女人，不可能进行自卫，在这个地球上可供利用的最弱小的女人，在各个方面都绝对比他低劣。选中她，则是出于最明显的对照动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等而下之，因为他惧怕任何有头脑的女人。因为我敢于为自己讲话，因为我不愿意受支使，因为我很成功，因为我很漂亮，因为我独立思考，因为我接受过一流教育，一等学位……

后来，她在一个星期六去了纽约，去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展览，在那儿，她从钱包里抽出信封，几乎想将这封二十八个字的信，没有签名的，丢进港务局大楼里面的一个邮筒——她从波南沙公交车下来第一眼就看见的邮筒。当她乘上地铁时，信还在她手里，但一等火车起动，她就把信的事全忘记了，又将它插回钱包里，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乘坐地铁的快感。她依然保持着对纽约地铁的惊羡和兴奋。她在巴黎的地下铁道里从没留意过它，但纽约地铁里乘客的忧郁和焦虑却一再使她坚信她来到美国是正确的。纽约地铁是她为什么要来的象征——她拒绝回避现实。

波洛克展览在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以至于她从一幅令人惊叹的绘画走向另一幅时，能体会到那种膨胀的、喧嚣的、疯狂欲望的感觉。一个女人的手机突然铃响，而此时标题为1A号，1948的绘画的混乱正狂野地挤进那天早些时候——那年早些时候——原来只是她身体的空间，她一下子火冒三丈，转过身来，大叫道：“夫人，我真想掐死你！”

然后她到四十二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她每次在纽约都这么做。她参观博物馆，看画廊，听音乐，她去看电影——那些绝对不会进入偏僻的雅典娜那唯一的一座可怕的电影院的影片。最后，不论她到纽约来为的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她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坐在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阅读身边所带的书。

她读书。她四下张望。她留意观察。她对那里的男人有点动心。在巴黎她在一个节日里曾看过《马拉松人》这部片子。（没有人知道她在看电影时是个可怕的情感至上主义者，经常掉眼泪。）在《马拉松人》里，那个人物，那个假学生，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外面徘徊，被达斯丁·霍夫曼带走，所以她始终以那个浪漫的眼光思量纽约公共图书馆。至今都还没有人从那里将她带走，除了一名医科学生，那人太年轻，太生硬，立刻说了错话。一开口他就针对她的口音说了些什么，使她没法忍受他。一个根本没有生活的男生。他让她感觉自己像个老祖母似的。她不到他那个年龄就已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爱情，那么多的思考和再思考，那么多层次的苦难。在二十岁上，比他小好几岁，她就已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亲身遭遇了伟大的爱情。她到美国来，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逃避她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为了从一部名为《等等》的长篇戏剧的小角色的扮演中退出，那部戏剧几乎是她母亲罪恶的成功的一生）。但此刻她在自己求偶的困境中却感到异常的孤独。

其他的男人企图带走她的时候有时说的话还算中听，有时讥讽冷嘲或淘气得讨人喜欢，但因为近看她比他们原来所想的还要美，而且，对于一个如此娇小的姑娘来说，比他们所预计的略为过分高傲了些，他们害羞起来，退避三舍。那些对她频送秋波的人又是她自发地不喜欢的人。而那些埋头苦读的人，那些迷人地心无旁骛、迷人地称心如意的，却……忘情于书海。她在寻找的是谁?她在寻找那个将认出她的人。她在寻找那位伟大的慧眼识珠者。

今天她读的是一本法语书，一部由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撰写的研究忧郁的十分精妙的论著，而在她对面的下一张桌子边她看见一个男子读的——无独有偶——也是一本法语书，克里斯蒂瓦的丈夫菲利普·索勒斯的作品。索勒斯的顽主态度她已不再认真对待，尽管在她智力发展的早期曾经当过真；闹着玩的法国作家，不像东欧的那些闹着玩的作家诸如昆德拉，早已不再使她满意……但这并不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问题所在，问题是这种巧合——一种几乎是险恶的巧合。在她饥渴难耐、坐立不安、正阅读着克里斯蒂瓦的境况下，她放飞的思绪进入有关那个正在阅读索勒斯的男子的千百种揣测之中，感到一触即发的将不仅是一次约会，而且是一场恋爱。她知道这个黑头发的四十或四十二岁的男人恰恰具有她在雅典娜任何男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的吸引力。她从他静静地坐着读书的姿态里所能够猜测到的东西使她越来越充满希望，某种事情即将发生。

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位姑娘过来找他，绝对是个女孩，比她还要年轻，他们俩便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于是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图书馆，在她看见的第一个邮筒前，从钱包里拿出信——她放在钱包里拎来拎去都有一个多月的那封信——一把它塞了进去，胸中的怒火与她在波洛克画展上对那女人说她要掐死她的时候颇为类似。好吧！滚吧！我完成了！妙！

足足过了五秒钟，这错误的分量才使她觉得心头发慌，两膝发软。“哦，上帝啊！”即使她没有在上面签名，即使她使用的粗俗修辞并非是她自己的，信的源头对一个诸如科尔曼·西尔克那样把她当做眼中钉的人来说，是不会成为一个谜团的。

现在他绝不会放过她了。

【注释】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第四章　哪个疯狂者的构想

那个7月以后我在科尔曼还活着时只再见过他一面。他自己从没有告诉过我他上学院以及后来在学生联合会给他儿子杰夫打电话的事。我得知他那天在校园里，是因为有人看见了他——无意间地通过一间办公室的窗口。那人是他过去的同仁，赫伯特·基布尔，当基布尔在葬礼上的致辞即将结束时，暗暗提到曾见过科尔曼缩回到北大楼背阴的墙壁后，明显地是为了某种基布尔不得而知的原因，将自己躲藏起来。我得知电话的事，是因为杰夫·西尔克，他在葬礼结束以后跟我说话时提了一下，但足以使我明白电话的内容根本不在科尔曼的控制之中。我是直接从纳尔逊·普赖姆斯口里得知科尔曼曾在给杰夫打电话当天早些时候造访过律师事务所，而那次访谈，和电话一样，以科尔曼厌恶地大发雷霆结束。在那以后，普赖姆斯和杰夫·西尔克都再也没有和科尔曼说过话。科尔曼不回他们的电话，也不回我的电话——原来他什么人的电话都不回——以后似乎还关闭了答录机，因为过不多久当我试图与他联络时，铃声只顾一个劲地响个不停。

然而，他正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并没出走。我知道他在，因为在两个多星期里打电话一直不见回音后，8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天黑后驱车过去查看过。只有一两盏灯亮着，但，果不其然，当我绕过科尔曼家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枫树时，车熄了火，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面——车停靠在起伏不平的草坪尽头的黑色路面上，从装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木板房开着的窗户里飘出阵阵舞曲——那将他带回斯蒂娜·帕森身边和战后萨利文街地下室的调频台周六晚间的节目。他在里面，正和福妮雅一起，相互保护着对方，不受任何外人的侵扰——彼此，对对方而言，构成了整个世界。他们在里面跳舞，很可能光着身子，超越人世的苦难，置身于一个植根于世俗欲望的非凡的天堂里，在那里他们的结合是一出他们倾注生命中所有的愤怒与失望的戏剧。我记得他告诉我福妮雅曾在他们共度的一个晚间的余晖中对他说的话，尽管那时他们之间已经交换过无数的话。当时他对她说：“这不仅是性。”可她却直截了当地回答：“不，不对。你都把性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是性。别假装是别的什么把它搅混了。”

他们现在是谁?他们是自身可能的最单纯的版本。个体的精粹。凝聚成激情的一切痛苦。他们也许都不再为事态发展成这样而感到后悔。他们安全地置身于厌恶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已冲出曾经堆积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东西能够引诱他们，生活中没有东西令他们激动，生活中没有东西犹如此刻的亲热那样消减他们对生活的恨。这两个根本不相似的如此不协调地在七十一岁和三十四岁上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谁?他们是与之联手的灾难。和着汤米·多西的乐队和年轻的西纳特拉温柔的低吟，他们两人一丝不挂地直接舞入一场狂烈的死亡。世上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画上句号：这就是他们的做法。现在已没有办法让他们及时停下脚步去做个了结了。

倾听着从路那边飘来的音乐，我并不孤单。

当我的电话得不到回应时，我自以为是科尔曼希望和我断交。出了什么差错了，我想，友谊突然中断时，人人都会这么想——特别是一个崭新的友谊——我应当负责，倘若不光是为了说过什么不谨慎的话或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深深地惹恼或得罪了他，那么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及我的职业的缘故了。记住，是科尔曼先来找我的，因为他不现实地希望说服我写那本说明学院如何杀死他妻子的书，允许同一位作者窥探他的私生活恐怕是他现在最不想要的事了。我不知道除了下列的结论，我还能做何解释：他对我隐瞒他和福妮雅生活中的细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让他感到比他继续对我吐露心声要明智得多。

当然，当时我并不了解他身世的真相——这，我是在葬礼上明确得知的，所以我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猜想我们在艾丽斯生前的若干年里从未谋面，他不希望与我交接，是因为我自己是在离东奥兰治不过几英里的地方长大的，是因为我对那地区不止是一般的熟悉，可能非常了解，或非常好奇，以至于动手细究他在泽西的根系。倘若我原来曾经是奇斯纳医生业余拳击班上的纽瓦克犹太孩子中的一个，事实上我的确是，不过那是四十六和四十七年前的事，当时西尔基已不再协助医生教授像我这样的孩子正确的站姿、步伐和挥拳，而是拿军人补助金上了纽约大学。

事实上，他撰写幽灵书稿期间与我交往，的确冒了很大的被揭露的风险，一个愚蠢的风险，在几乎六十多年以后，原来，在他以白人身份参加海军以前，是东奥兰治中学黑人学生第一名，来自默顿街男孩俱乐部的，在泽西周边参加业余拳击赛的有色人孩子。在仲夏时分将我甩掉无论如何是有道理的，即使我无法想象其中的原因。

好吧，谈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个8月的星期六，由于孤独，我驾车前往探戈伍德，去听次日音乐会节目的公开彩排。距离我将车停靠在他屋外的那一天已过了一个星期，我仍然怀念科尔曼，怀念曾拥有一位密友的经历，于是我想加入那小小的星期六早晨的听众群。他们已经占据了为彩排搭建的音乐棚的四分之一坐席，其中有来度夏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系的访问学生，但多数是年长的观光客，戴着助听器的人，拿着望远镜的人，乘公车到伯克夏作一日游，翻阅着《纽约时报》的人。

或许是由于我竟然迈出门槛四下走动而产生的奇怪感觉——那种成为一名社会人（或装出有社交性的人）的瞬间经验，或许是由于我突发奇想，将听众中老年人当做起程者或被逐者，正济济一堂地等待乘着音乐的翅膀从老年过度实质性的圈地中飘逝，无论如何，在这个科尔曼生命中最后夏日的风和日丽的星期六，音乐棚的确使我不断联想起曾经一度伸进哈得逊河的多孔敞开式码头。犹如早在远洋轮还停靠在曼哈顿时的那种宽大的钢结构码头此刻似乎从水中被抬了出来，巨大无比的身躯向北延伸一百二十英里，毫发无损地安置在开阔的探戈伍德草坪上——一次在群山环绕的新英格兰的高大树木和辽阔草原之间的完美着陆。

当我走向一个我所瞟见的单人空位时——靠近舞台的寥寥无几的空位之一，尚未被人丢件运动衫或夹克以示预留——我继续思索着我们都正一道向着某个地方进发，并实际上已经抵达，而且已将一切都丢在了身后……突然之间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准备聆听波士顿交响乐团排练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夫耶夫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已。音乐棚底下是夯实了的褐色泥土地面，再清楚不过地提醒你，你的椅子植根于结结实实的大地；在这所建筑的顶端歇息着鸟类，它们的鸣啭在乐队演奏间隙的沉重的静默中传入你的耳鼓，燕子和鹪鹩忙碌地从山脚下的树林里飞过来，然后又嗖的一声飞走，没有一只鸟胆敢如此飞出诺亚漂浮的方舟。我们距大西洋西岸约有三小时的车程，但我却不能摆脱那种双重感觉：既置身于我所在的地方，又已被推了出去，与其他的老年公民一起，驶往一个未知的神秘水域。

思考着这种起程时，在我脑海里盘旋的是否仅仅是死亡?死亡以及我自己?死亡以及科尔曼?或者是否是死亡以及一群人，一群尚能如同夏令营度假者似的在乘坐公共汽车来来去去之中觅得快乐，然而，作为肉体凡胎，又是一个由敏感的肌肉和温暖的红色鲜血构成的实体，只被一层最为稀薄、最为脆弱的生命与泯灭相隔离?

当我到那儿时，彩排前的节目刚刚结束。一位活泼的讲解员，穿着运动衬衫和咔叽布裤，站在空着的乐队椅子前，向观众介绍他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曲子。他用录音带为他们播放着小段拉赫玛尼诺夫，并且声情并茂地讲解着交响乐的“神秘、韵律的品格”。在他讲完以后，观众开始鼓掌，这时有人从两侧出来，揭开定音鼓，开始在乐谱架上摆放乐谱。远远地在舞台的一侧，又出现两名抬着竖琴的舞台工人，随后音乐家出场，他们一边三三两两地信步过来，一边相互交谈，个个都跟那位讲解员一样穿着休闲装——一组双簧管手穿着灰色带风帽的运动衫，两名大提琴手身着退色的莱维，小提琴手不分男女穿的都好像是由芭娜娜公司制作的外衣。指挥架上他的眼镜——客座指挥西尔久·康米西奥纳，一位年事已高的罗马尼亚人，身着圆翻领套头衫，一头白发，脚穿蓝色帆布登山鞋——孩子般懂礼貌的观众又一次鼓掌，这时我看到科尔曼和福妮雅沿通道走过来，寻找两个紧挨在一起的位子。

音乐家们，即将从一群似乎是无忧无虑的度假者转化为一台强大、流动的音乐机器，他们各自就座，开始调音，这时，这对情人——高挑、面孔瘦削、金发碧眼的女子和匀称、英俊、灰白头发、不如她高却比她老得多，但仍然以轻快的体操运动员的步伐行走的男子——正朝我前面三排远、右边离我二十英尺的两个空位走去。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曲子是一首优美的双簧管和长笛吹奏的神话故事，它的甜美令观众陶醉。当乐队结束他们的第一轮演奏时，从年老的观众中爆发出充满孩童般激情的掌声。音乐家们的确揭示了我们生命中最年轻、最天真的思想以及对于非现实、不可能实现的东西的根深蒂固的渴望。这或许是当我扭头朝我以前的朋友及其情人张望时的想法，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是自科尔曼从我视线中消失以来所想象的那般古怪或落寞。他们完全不像举止无度的人，福妮雅尤其是，她轮廓鲜明的扬基五官令我想起一间有窗却无门的屋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两人正跟生活较劲或正发动攻击或正进行自卫。也许独自一人，在这不熟悉的环境中，福妮雅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地从容，但有科尔曼陪伴左右，她与背景的融合不亚于他。他们并肩而坐，不像一对亡命之徒，倒像一对已经取得他们自己最高平衡感的夫妻，对他们的存在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诱发何种感觉与幻想统统无动于衷，更不要提在伯克夏县了。

我想，是否科尔曼曾经事先就他想要她如何举止对她进行过辅导，我怀疑，即使他进行了辅导，她会不会听。我怀疑是否辅导有其必要。我不禁设想他为什么决定将她带到探戈伍德来。仅仅因为他要听音乐?因为他要她听，并且看到音乐家现场演奏?在阿弗洛戴蒂的保护下，以皮格马利翁的形象，在探戈伍德的环境里，退休的古典文学教授执拗的是不是正带给违规的福妮雅一种经过审美教育的卡拉蒂耶的生活?科尔曼是否开始教化她，影响她——开始将她从她的另类悲剧中拯救出来?探戈伍德是否是通往使得他们的越轨行为稍显正统的旅程的第一步?为什么如此之急切?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他们所有的一切——一起所做的一切——都已经从地下及秘密的原始状态逐渐公开的时候?为什么以“夫妻”形象四处转悠，大费周章地甚至企图使这种结盟正常化或合法化?因为公开化只会消减激情的强度，是否，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想要什么?驯化现在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否非常重要，抑或他们在这儿出现并没有上述的含义?这是否是他们所开的一个玩笑，一个设计来刺激别人的行为，一个蓄意的挑衅?他们是否正偷着乐——这两头性感的兽类——或仅仅坐在那儿听音乐而已?

因为他们在乐队休息的间隙中并没有起立活动筋骨或四下走动，又恰好一台钢琴正被推上舞台——为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做准备——我也就留在了座位上。在大棚里有股微微的寒意，更像秋凉，而不是夏日的凉爽，虽然阳光璀璨，普照着大草坪，温暖着那些既喜欢听音乐又待在外面玩耍的人——一个多数由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夫妇、抱着幼儿的母亲和已经从大篮子中取出午饭开始野餐的家庭组成的比较年轻的观众群体。在前面三排，科尔曼，头微微地倾向福妮雅，对她说着什么，静悄悄地，严肃地，但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不得而知。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吗?人人皆知……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在一连串事件的无序状态之下，在莫测的变幻、灾祸、前后矛盾、界定人类生命的令人震惊的阴差阳错现象之下潜伏着什么，无人得知。“人人皆知”是陈词滥调的援引，是经验庸俗化的开始，正是人们在使用陈词滥调时的那种庄重又富有权威感的腔调最令人难以容忍。我们所知道的是，若以非陈词滥调的方式加以表达，人人都一无所知。你什么都不可能知道。你知道的事情你也并不知道。目的?动机?后果?意义?我们所不知的一切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知的一切。

当观众重新鱼贯而入时，我开始以看动画片的方式想象着致命的疾病正不知不觉地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拼命地忙碌着：想象血管在垒球帽下堵塞，恶性肿瘤在烫过的白头发下生长，器官失灵、萎缩、关闭，千万亿的杀手细胞鬼鬼祟祟地将整个观众群押往前方不可思议的灾难。我无法使自己停下来。巨大的什一税——死亡正扫荡着我们所有的人。乐队、观众、指挥、技师、燕子、鹪鹩——设想一下从现在到公元四千年，仅在探戈伍德一地的数目吧。然后乘以一切物种的时限，永无尽头的湮灭。什么念头！哪个疯癫者的构想?然而今天又是个多么可爱的日子，天赐的日子，马萨诸塞度假点——本身如同地球上任何无害又漂亮的地方——完美无缺的日子。

随后，布朗夫曼出场了。布朗夫曼，这头雷龙！嘹亮先生！布朗夫曼上场演奏普罗科菲耶夫，如此的速度，如此的气势，一下子便将我的病态挥出圈外。他上半身突出地粗壮，一股天然的气势伪装在一件汗衫下，从马戏团信步走进音乐棚，在马戏团里他是大力士，钢琴在他手里仿佛是对他洋洋自得的强壮膂力的一个滑稽挑战。耶芬·布朗夫曼看起来不像来弹钢琴的人，更像来搬钢琴的伙计。我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这样对付钢琴，这个壮实得犹如小酒桶似的、满面胡碴的俄国犹太佬。我想，他结束以后，琴一定得扔掉了。他把琴压散了。他不让那架钢琴隐瞒任何东西，不论里头有什么，统统都得跑出来，举着手出来。当一切都跑出来以后，一切都公之于众以后，连同最后的脉动，都会扬长而去，身后留下我们的救赎。扬扬得意地一挥手，他就不见了，虽然他以不亚于普罗米修斯的力量随身带走了他点燃的火，我们的生命此刻却变成不灭之火。没有人会死去，没有人——没有，只要布朗夫曼有话要说！

排演中又有一个间歇，当福妮雅和科尔曼这次起身，走出大棚时，我也这么做了。我等他们走到我前面，不能肯定如何面对科尔曼或——因为似乎我对他并不比周围其他任何人更有用一些——要不要面对他。然而我的确想念他。而且我究竟做了什么了?那种对朋友的思念浮上心头，正如我们初次见面时，又一次，因为科尔曼身上的一股磁力，一种我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找到有效的说法写明白的引诱力。

从后面十英尺开外的地方我看着他们随着脚步拖沓的人群慢慢地沿着通道的斜坡，朝着阳光普照的草坪向上走去。科尔曼再次平静地对福妮雅说些什么，他的手放在她的肩胛骨之间，手掌抵住她的脊柱，一路引领她，边解释着他此刻正在解释的她不知道的什么东西。一到外面，他们便开始横穿草坪，显然是向大门和远处作为停车场的泥土地走去，我没有设法跟上。当我无意中向大棚方向回过头去时，看见，里面，在舞台灯光下，八把美丽的低音提琴整齐地排成一行，是音乐家们在出去稍事休息时将它们横卧在那里的。为什么这也让我想起我们大家的死亡，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个横躺的乐器的坟场?它们难道不能让我愉快地想起一群鲸鱼吗?

我站在草坪上伸懒腰，让我的脊背多接受几秒钟阳光的温暖，然后再回到座位上去听拉赫玛尼诺夫。我突然看见他们走回来——显然，他们远离大棚仅仅是为了绕场地转转，也许科尔曼要让她领略一下南面的风景——现在他们回来听乐队公开排演压轴的交响乐之舞。为了了解我所能了解到的东西，我当时决定朝他们迎过去，尽管他们依然显出一副他们的事务属于他们自己的样子。我向科尔曼挥着手，边挥边说：“嗨，真巧。科尔曼，你好。”我堵住他们的路。

“我想我看见你了。”科尔曼说，虽然我不相信，但还是想，有什么更好的说法能让她不感到别扭呢?让我不感到别扭。让他自己不感到别扭。脸面上没有任何别的痕迹，除了那随和的、精明强干的院长魅力，看不出丝毫被我的突然出现而惹恼的迹象，科尔曼说：“布朗夫曼真有两手。我正对福妮雅说，他至少让那架钢琴折了十年的寿。”

“你的想法跟我的不谋而合。”

“这是福妮雅·法利，”他对我说，然后对她说，“这是内森·祖克曼。你们两个在奶场见过的。”

她更接近我的高度，而不是他的，精瘦且清寡，从那对眼睛里几乎探不出任何信息。绝对沉默寡言的面孔。性感?零。无处可见。出了挤奶厅，撩人的一切都关闭了。她设法使自己成为甚至别人在场都无法看见的人。动物的技巧，无论是猎食者或被猎食者。

她穿着退色的牛仔裤，一双麂皮便鞋——跟科尔曼一样——另外，衬衫袖子卷起来，是一件旧的有着活动领子、浅色底上有深色方格图案的衬衫，我认出是他的。

“我想你呢，”我对他说，“也许哪天晚上我可以请你们二位吃饭。”

“好主意。对。一起吃顿饭。”

福妮雅不再留意我们说的话，她朝远处的树冠望去。树冠在风中摇摆，但她观望着，好像它们正在说话似的。我突然意识到她完全缺少什么，我并不是指注意闲聊的能力。我指的是什么，我会说出名称的，如果我能够的话。并非智力。并非镇定。并非得体或体面——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那玩意儿扯掉。并非深度——肤浅不是问题。并非内心——你看得出她内心世界相当丰富。并非神志——她神志清醒，而且，以一种微微胆怯又傲慢的方式，表现出她的痛苦所赋予她的优越感。然而，她肯定有一部分不在场。

我注意到她右手中指戴着一枚戒指，宝石的，呈乳白色。一颗蛋白石。我断定是他给她的。

与福妮雅恰恰相反，科尔曼形神合一，非常专注，或者看上去如此。毫无瑕疵地如此。我明白他不想带福妮雅到外面和我或者和别的什么人共进晚餐。

“马达马斯卡酒店，”我说，“露天吃。怎样?”

我从没见过科尔曼比他对我说谎时表现得更有礼貌了：“那家酒店——对。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会去的。但还是让我们请你吧。内森，我们谈谈。”说着突然慌张起来，一把抓住福妮雅的手，他用头冲音乐大棚的方向示意，“我要福妮雅听听拉赫玛尼诺夫。”他们随即便不见了，这对情侣。“飞走了，”如同济慈所写，“飞进了暴风雨。”

在几乎两三分钟里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或似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以至我没有返回座位，却开始四下徘徊，起初像个梦游者，毫无目的地横穿散落着野餐者的草坪，又绕着音乐棚走了半圈，然后折回原路，向盛夏时分伯克夏风景可与东落基山媲美的地点走去。我听得见远处从大棚里传出的拉赫玛尼诺夫的舞曲，但除此而外，我可能完全是个独行客，深深地埋藏在层层叠叠的青山翠谷之间。我在草地上坐下，感到惊愕不已，无法解释我心里的想法：他有个秘密。这个有着最令人信服、最可信的感情结构的人，这股具备强大历史背景的力量，这个善意地狡诈，温文儒雅，从头到脚都似乎充满阳刚之气的男子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是个秘密?因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秘密在那儿，而当他不跟她在一起时，也在那儿——正是这秘密才是他的磁力之所在。是某种不在场的东西起着哄骗的作用，一直是那东西吸引着我，那神秘的、非他莫属的、他单独攥在手心里的它。他将自己像月亮似的建构起来，世人只能看到他的一面。我没法使他全部显露出来。有一个空白点。我最多只能这么说。他们，一起，一对空白点。在她身上有个空白点，他身上也有个空白点，尽管他摆出一副稳扎稳打的派头，如果需要，还是个顽固、目的明确的对手——愤怒的教授巨人，宁可拂袖而去，也不愿接受他们羞辱性的垃圾。一个涂抹掉的地方，一个割除的东西。虽然我连猜测的头绪都没有……甚至都不知道，的确，我是在企图剖析这预感还是在动用想象力记录我对另一个人的无知。

仅在三个月以后，当我得知这秘密，并开始撰写这本书时——是他从一开始就请求我写这本书的，不过并不一定是按照他的要求写的——我才觉悟到加固他们契约的基础结构是什么：他已告诉她他的全部故事，只有福妮雅一个人知道科尔曼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我怎么会知道她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连这也不可能知道。现在更不可能知道。既然他们死了，没有人能够知道了，好也罢坏也罢，我只好按每个自以为知道的人的办法去做。我想象。我被迫加以想象。碰巧那是我谋生的手段，我的职业，是我此刻所做的一切。

当莱斯特从退伍军人医院出来并和他的支持小组挂上钩以后——以便远离酗酒，为了疯病不至于发作——路易·伯理若为他制定的长远目标是要他进行一次朝圣，去参拜那座墙。倘若不是那座真的墙（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墙），那么参拜那座活动墙也行，等到它在11月份抵达匹茨费尔德时。华盛顿特区是莱斯特赌咒发誓绝不会踏足的地方，因为他痛恨政府，因为他瞧不起那个自1992年以来就睡在白宫里的那个躲避征兵者。不过无论如何要他从马萨诸塞州旅行到华盛顿也可能要求过高了一些：对于一个刚出院的人，乘坐公共汽车来来往往，经历的时间不免太长，耗费的感情不免太多。

路易为莱斯特参拜活动墙所做的准备和他为每个人所做的一模一样：在一个中国餐厅为他壮行，让莱斯特和另外四五个伙伴一道吃中国饭，要多少次就安排多少次——如果有必要，两次，三次，七次，十二次，十五次——直到他能够完整地吃完一顿饭，从汤到甜点，所有的菜吃完为止。其间衬衫没有给汗水浸透，手没有因为颤抖得厉害而握不稳勺子，不能喝汤，没有每隔五分钟就冲到外面去喘气，没有最后跑到卫生间去呕吐，没有躲在锁上的隔间里不出来，没有完全失控，和中国侍应互射导弹。

路易·伯理若拥有他百分之百的军人联络网，他远离毒品，继续治疗已有十二年之久了，而帮助老兵，他说，是他如何获得治疗的途径。三十多年了，那里仍然有着许多越战老兵忘不了伤痛，因此他几乎每天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驾着他的面包车跑遍全州，指导老兵及其家庭的支持小组，为他们寻医问药，鼓励他们参加戒酒者座谈会，倾听各种矛盾——家庭的、心理的、财经的，对老兵问题给予建议，并且努力把那些家伙送到华盛顿去瞻仰那面墙。

墙是路易的婴儿。他操办一切：包公共汽车，安排吃食，以他天赋的战友情亲自呵护那些唯恐自己会哭得太厉害或感到太恶心或会突发心脏病而一命呜呼的伙伴。预先他们统统都会畏缩不前，说多多少少相同的话：“不可能。我不能去看墙。我不能到那儿去看见某某的名字。不可能。没法子。做不到。”莱斯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对路易说：“我听说你们上次的行程了。听说有多糟糕了。包车费每个人头二十五美元。说好包括午餐，结果大家都说午餐狗屎不如——不值两块钱。那个纽约家伙不肯等在附近，那司机。是吧，路易?要早早赶回，跑一趟大西洋城?大西洋城！操他狗娘养的，伙计。赶着做每件事，催着每个人，好在最后大大捞一票?别找我，路易。他妈的没门儿。如果我非得亲眼看到两个穿老虎套装的家伙相互拥抱着哭泣的话，我会作呕的。”

但路易知道去一次意味着什么。“莱斯特，现在是1998年了，是20世纪末了，莱斯特。是你该开始面对这东西的时候了。你不会立刻就做到的，我知道，没人那样要求你。不过到了该制定你的计划的时候了，朋友。时间到了。我们不从墙开始。我们会慢慢地来。我们从一间中国餐馆开始。”

但对莱斯特来说，那可不是慢慢来；对莱斯特来说，仅仅到雅典娜去取外卖，他都不得不在福妮雅购买食品时坐在货车里等。倘若他走进去，一看见那些有色杂种他就想宰了他们。“但他们是中国人，”福妮雅告诉他，“不是越南人。”“放屁！我才不管他们是他妈的什么东西！他们统统是杂种！杂种就是杂种！”

就好像他这二十六年来睡得还不够坏，在到中国餐馆之前的一星期他根本没睡觉。他一定给路易打了不下十五个电话，对他说他没法去，而其中不止一半是在凌晨刚过三点打的。但路易照样接听，让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说出来，甚至表示同意，从头到尾耐心地喃喃着“嗯，嗯……嗯，啊……嗯，啊”，但结束时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让他闭嘴：“你必须坐着不动，莱斯特，尽最大努力。你只要坐着别动。不管你心里想什么，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愤怒，无论什么——恨也好，愤怒也罢——我们都会和你在一起，你得尽量坐着，不要跑出去，也不要动手。”“但那个侍者，”莱斯特会说，“我应当怎样对付那个该死的侍者?我不行，路易——我会他妈的失控的！”“我来对付他。你只要坐着就行了。”不论莱斯特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包括他可能杀死侍者，路易一概回答说他只要坐着就行了。似乎别的什么都无需做——坐着——就能阻止一个人杀死他最坏的敌人。

一天晚上共有五个人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布莱克威尔去，当时莱斯特出院两星期还不到。首先是身兼父母、兄长、领袖的路易，光头，胡子剃得精光，穿着整齐，衣服都是熨烫过的，头上戴着黑色越战老兵帽，手里拄着拐棍，因为他身材矮小，双肩下塌，大腹便便，又因为他用残疾的双腿行走，步履僵硬，所以看上去有点像企鹅。再就是那两个大块头，从不多话的契特（离过三次婚的房屋粉刷工，原来是海军陆战队员，三个老婆都被这野兽般的庞然大物，愚钝的、扎着马尾巴的、从来都没有说话欲望的笨蛋吓得灵魂出窍）和伯波卡特（过去的自动枪手，一只脚给地雷炸掉了，现在为迈达斯消音器公司干活）。最后是一个营养失调的怪物，骨瘦如柴，抽搐不停的哮喘病患者，嘴里已不剩几颗大牙，自称斯威夫特，在退役之后合法地更改了姓名，仿佛他不再顶着裘·布朗或比尔·格林或应征入伍时的什么名字，就可以在回老家以后每天早晨快快活活地从床上一跃而起。自从去过越南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便几乎被各种皮肤、呼吸道和神经系统的疾病所摧毁，现在他正被一种对海湾战争老兵的敌视所吞噬，比起莱斯特对他们的蔑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去往布莱克维尔的一路上，由于莱斯特已经开始颤抖，并感到恶心反胃，斯威夫特越发抖擞起精神，填补那几个大个子家伙的沉默。他呼哧呼哧气喘吁吁的声音硬是不肯停下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上不了海滩?他们一见到沙就在海滩上给打翻了?狗屎。周末武士，突如其来地，他们不得不领教一下真正的战争。所以个个都疲软疲软的——统统编在预备队里，不曾料过会轮到他们头上，嘿，偏偏轮到他们头上。他们没干特工算运气。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的。那也叫战争?四天地面战?他们杀死多少货?他们不高兴因为没逮着萨达姆·侯赛因。他们就只有一个敌人——萨达姆·侯赛因。让我歇一下。这些家伙也没错。他们要的不就是不花力气赚大钱吗。一粒疹子。你知道我从奥兰治特工那儿得了多少疹子?我活不到六十岁了，而这些家伙还在为一粒疹子担心呢！”

中国餐馆坐落在布莱克威尔北面的边缘上，正好在门窗给木板钉死的造纸厂那头的公路沿线，背朝河。水泥块垒成的粉红色建筑又矮又长，前面有个大玻璃窗，其余一半的墙面涂成砖砌的花式——粉红色的砖头。这儿许多年前是个保龄球馆，大窗户里面，有意做出中国风味的霓虹灯招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几个字母，拼出“和谐宫”的字样。

对莱斯特来说，那块招牌就足以泯灭最微弱的希望火花。他做不到。他永远做不到。他会一败涂地的。

那几个字机械地重复着，那也成了他克服恐惧所需的巨大力量。他走过门口微笑的杂种，到桌边就座，必须趟过这血河。还有恐惧——令人精神错乱、无可抗拒的恐惧——当微笑的杂种递给他一张菜单的时候。那杂种还竟然给他的杯子里倒水，简直太离奇古怪了。给他倒水喝！他所有痛苦的根源可能就是那杯水，可见那杯水让他感到多么惊讶。

“OK，莱斯特，你表现挺好。真的挺好，”路易说，“只要一次叫一道菜。到目前为止真的不错。现在我要你对付菜单。没别的。就这菜单。打开菜单，打开，我要你集中注意力看汤。你所要做的就是点个汤。你只要做这个。如果你决定不了，我们帮你决定。他们这儿的云吞汤棒极了。”

“狗日的招待。”莱斯特说。

“他不是招待，莱斯特。他名叫亨利。他是老板。莱斯特，我们看汤。亨利，他是来查看一下情况的。看看一切是不是运作正常。如此而已。他不知道别的东西。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你的汤怎样?”

“你们大家想吃什么?”他这么问。莱斯特，在这出绝望的戏剧里，他，莱斯特，终于设法从混乱中挣脱出来，询问他们打算吃什么。

“云吞。”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吧，云吞。”

“OK，”路易说，“我们现在来点别的菜。我们要不要伙着吃?会不会太多?莱斯特，要不然你点自己的?莱斯特，你想要什么?你要鸡、蔬菜、猪肉?你要捞面，面条?”

他使劲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来一次。“你们大伙想吃什么?”

“嗯，莱斯特，我们有的要吃猪肉，有的要吃牛肉……”

“我不管！”他之所以不管是因为这一切统统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他们点中国菜的这些伪装，这些都不是真正在眼前发生的事情。

“回锅肉?给莱斯特回锅肉。OK。莱斯特，现在你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行了，契特会给你倒茶。OK?OK。”

“快叫这杂种招待让开。”因为他眼角的余光已经察觉到某种动作。

“先生，先生——”路易大声招呼侍者，“先生，请你待在那儿别动，我们把点的菜单送给你。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们会把菜单送过去给你的——你只要保持距离就行了。”但侍者似乎不明白，当他再次朝他们走过来时，路易笨拙但快速地起身，站立在他残疾的双腿上。“先生！我们会把点的菜单送给你。给。你。好吗?好。”路易说着重新就座。“很好，”他说，“很好。”他对着侍者点头，对方则一动不动地站在十英尺开外的地方。“对了，先生，再好不过了。”

和谐宫是个幽暗的地方，沿墙三三两两地点缀着人工植物，大约共有五十张桌子顺着长形的餐厅排成几行。只有三五张有人，而且隔得很远，似乎没有别的顾客注意到刚才在餐厅尽头就餐的这五个人中发生的短暂的骚乱。为了谨慎，路易总是在一进门的时候就关照亨利给他们一伙人安排一个远离其他所有顾客的桌子。他和亨利以前有过同样的经历。

“OK，莱斯特，我们控制了局面。你可以放掉菜单了。莱斯特，我们放掉菜单。首先你的右手。现在你的左手。好。契特给你合上。”

大块头——契特和伯波卡特——各坐在莱斯特的一边，他们被路易指派为今晚的宪兵，知道倘若莱斯特做出一个错误的动作他们应如何反应。斯威夫特坐在圆桌的另一边，挨着路易，后者直接面对莱斯特。此刻，斯威夫特用父亲可能用来教儿子骑自行车的腔调对莱斯特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这儿来的情形。我以为我永远也不可能坚持到底的。你的表现真的好极了。我那第一次，连菜单都不认得。字母统统朝我游过来，我想我得破窗而出。两个家伙，他们不得不把我架出去，因为我坐不住。你干得挺不错，莱斯特。”如果除了注意自己的双手抖得多么厉害之外，莱斯特还能够注意到任何别的东西的话，他就会意识到他从没见过斯威夫特曾经有过不抽搐的时候。斯威夫特不停地抽搐，却不发牢骚，这就是为什么路易带他上这来的缘故——因为帮助别人吃完一顿中国饭菜似乎是斯威夫特在这个世界上做得最得心应手的事。只有在这儿，在和谐宫——别的地方则都不行——斯威夫特仿佛能有一会儿记得什么是什么。在这儿你会只有最微弱的感觉，他曾经手脚并用地爬着过日子。在这儿，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在这个痛苦的、残障人身上遗留的一星星破损的曾经拥有的勇气。“你干得好极了，莱斯特。你没问题。你只要再来一点茶，”斯威夫特建议，“让契特给你斟上。”

“呼吸，”路易说，“对。呼吸，莱斯特。如果你吃完汤感到坚持不下来，我们就走。但你必须从第一道菜开始。如果你坚持不到吃完回锅肉，那也OK。但你得吃完汤。我们来制定一个暗号，要是你必须出去的话。在绝对没有回旋余地的时候一个你能给我的暗号。用‘茶叶’做暗号怎样?你只要说这两个字，我们即刻就出门。茶叶，如果你需要，这就得，但只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

侍者稍稍离开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捧着摆有他们五碗汤的托盘。契特和伯波卡特一下子蹦起来，拿到汤，端到桌上。

此刻莱斯特光想说“茶叶”，就他妈的冲出去。可为什么他不说呢?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他对自己反反反复复地说着“我要出去”这句话，得以使自己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他即便毫无胃口，也开始吃起汤来。他咽下一小口肉汤。“我要出去。”这让他看不见侍者，这让他看不见老板，但却不能让他看不见坐在靠墙一张餐桌边的两个女人。那两个女人正在剥豌豆荚，将去壳的豌豆放进火锅。三十英尺远，莱斯特能嗅到她们在四只杂种耳朵根处喷的什么劣质花露水——对他来说就跟泥土地的气味一样刺鼻。以他那得以在黑黢黢的越南莽林中觉察到一名无声无息的狙击手没洗过澡的体臭的奇异的救生威力，他嗅到那两个女人的气味，开始失控。没有人告诉过他会有女人在这儿做那些事。她们打算继续多久?两个年轻女人。杂种。她们为什么坐在那儿干那种事?“我要出去。”但他动弹不了，因为他不能将注意力从那两个女人身上移开。

“那两个女人干吗做那个?”莱斯特问路易，“她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她们是不是非得继续那么做不可?她们是不是一整夜都要那么做下去?她们是不是准备一遍一遍地做个不停?有没有原因?什么人能告诉我原因?叫她们停下别干。”

“冷静下来。”路易说。

“我很冷静。我只是想知道——她们是不是打算继续做下去?有没有人能阻止她们?难道没有人能想出个法子?”他的嗓门粗起来，阻止他不见得比阻止那两个女人容易。

“莱斯特，我们在餐馆里。在餐馆里他们烹制豌豆。”

“豌豆，”莱斯特说，“那些是豌豆！”

“莱斯特，你有了汤，你的下一道菜正送过来。下道菜：这就是目前整个的世界。这就是一切。没别的了。你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尝尝回锅肉，就这样。”

“我汤吃够了。”

“是吗?”伯波卡特说，“你不想吃这个?你不吃了?”

四面八方都被即将到来的灾难所包围，痛苦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转变成进食?莱斯特努力压低嗓门说：“吃吧。”

就在这个时候侍者动了一下——明显是来取走空盘子。

“别动！”只听莱斯特大吼一声，路易已再次站了起来，此刻，活像马戏团的驯狮员面对着莱斯特。莱斯特浑身紧绷，准备发飙，对付侍者——路易用手杖指点侍者退回原位。

“你待在那儿，”路易对侍者说，“待在那儿。我们把空盘子送过去给你。你别过来。”

剥豌豆的女人已经停了下来，甚至不用莱斯特站起来，走过去，告诉她们如何停止。

亨利插手了，很显然。这位细长、瘦削、面带微笑的亨利，穿着牛仔裤、花哨的衬衣和运动鞋，又是斟茶倒水，又是老板的年轻人，在门口盯着莱斯特。微笑着，但同时又盯着。那人是个威胁。他堵住了出口。亨利必须让开。

“一切正常，”路易对亨利大声说，“饭菜好极了，棒极了，所以我们又来了。”他又对侍者说：“听我的指挥。”然后他放下手杖，重新就座。契特和伯波卡特收拾起空盘子，走过去，堆在侍应的托盘上。

“还有什么人吗?”路易问，“还有什么人可以讲讲他的第一次吗?”

“嗯，嗯。”契特说，而伯波卡特正愉快地自愿履行着把莱斯特的汤一扫而光的任务。

这次，一看到侍者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他们点的其他的饭菜，契特和伯波卡特便立即起身，朝那个笨嘴拙舌的杂种迎上去，让他连抬腿朝他们的餐桌走过来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它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饭菜。饭菜痛苦。虾仁牛肉捞面。蘑菇。麻辣牛肉。回锅肉。炸小排。米饭。米饭痛苦。蒸汽痛苦。香气痛苦。摆在那儿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用来拯救他免于死亡的，将他和过往的男孩莱斯特相衔接的。这便是循环往复的梦：农场上那个没有破碎的小伙子。

“看起来不错！”

“吃起来更好！”

“你是要契特放些在你盘子上呢，还是你想自己动手，莱斯特?”

“不饿。”

“这就对了，”路易看着契特开始在莱斯特盘子上堆菜，“你不用饿。那不是关键所在。”

“快完了吧?”莱斯特说，“我要出去。我不骗人，伙计们，我真的要出去。吃饱了。吃不下了。我感到要失控。我吃饱了。你说我可以离开的。我要出去。”

“我没听见暗号，莱斯特，”路易说，“所以我们将继续下去。”

现在颤抖已压倒一切。他对付不了米饭。米粒从叉子上往下掉，他浑身哆嗦得厉害。

万能的基督啊，竟然出现了一个端着水的侍者，他围绕桌子走一圈，从背后来到莱斯特身边。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出来另外一个侍应，他们一起突然跟着莱斯特，其间只有一秒钟的间隔，莱斯特狂叫：“呀啊啊！”击向侍应的咽喉，水壶在他的脚下炸响。

“住手！”路易大喝一声，“退后！”

剥豌豆荚的女人尖叫起来。

“他根本不需要水！”路易叫喊着。他两脚站立叫喊着，拐棍举过头顶，他在那些女人眼里活像个疯子。但她们实在并不明白疯子是什么样的，倘若她们以为路易是疯子的话。她们并不明白。

别的桌上有客人站了起来，亨利冲过去，对他们悄悄地说了一番，他们才都又坐下了。他解释说那些是越战老兵，每次他们来，他都认为殷勤地招待他们、花一两个小时容忍他们的问题是他的爱国义务。

在那以后，餐厅里一片寂静。莱斯特吃了几小口，其余的人则吃得一干二净，最后，桌上只剩下莱斯特盘子里的东西。

“你不要了?”伯波卡特问他，“你不吃了?”

这次他连“吃吧”都说不出来，一旦说出这两个字，所有埋在餐厅地板底下的人都会一骨碌爬起来，伺机复仇。只要说一个字，那么如果你不是第一次就在这儿看到那种景象，现在你他妈的肯定也会看到。

送上了签运饼[1]。他们对那总是很喜欢。看看各人的手气，哈哈大笑，喝喝茶——有谁不喜欢?但莱斯特叫道“茶叶”后拔脚就走。路易对斯威夫特说：“和他一道出去。追上他，斯威夫特，盯紧他。别让他跑出你的视线。我们买单。”

回家的一路上只有沉默：伯波卡特沉默，因为他吃得五饱六足；契特沉默，因为他很早以前就从反反复复、无穷无尽的惩罚性的争吵中学到，对于一个像他这样倒霉的人来说，沉默是唯一显示友好的方式；斯威夫特也沉默着，一种痛心疾首、满腹牢骚的沉默，因为一等到忽明忽暗的霓虹灯退到他们的身后，他所拥有的关于他自己的记忆便随之消失——这个自己，他似乎只有在和谐宫时才拥有。斯威夫特此刻正忙着酝酿痛苦。

莱斯特沉默着，因为他睡着了。经过导致这趟旅行的十天十夜彻底的无眠，他终于精疲力竭了。

当其他人都下了车，只剩下莱斯特和路易两个人时，路易才听到他醒过来，于是说：“莱斯特，莱斯特，你干得不错，莱斯特。当时看见你淌汗，我心里想，坏了，坏了，坏了，他要干了。你真不知道你当时的脸色。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那侍者玩完了。”路易，他曾在他姐姐的车库里将自己的双手铐在一台电暖器上度过回家后的头几夜，以保证自己不会杀死那位好心收留他的姐夫。当时他刚从丛林返回四十八小时，现在他将醒着的时间全都用来为他人的需求服务，以致任何邪恶的念头都不可能跻身其间。他十二年来保持清醒和干净，持续练习十二步，虔诚地服药——针对焦虑服氯硝西泮，针对抑郁服盐酸舍曲林，针对火辣辣作痛的脚踝、钻心疼痛的膝盖以及无情酸痛的胯骨服双水杨酯（一种消炎药），却有一半的时间除了给他一个灼热的胃、一氧化碳气和腹泻以外，别无其他。他已经成功地清除掉足够的残渣瓦砾，得以重新礼貌地和别人交谈，并对自己在余下的生命里不得不靠着两条疼痛不堪的双腿效率低下地四处走动，不得不努力在黄沙基础上高高挺立着，倘若并非感到自由自在，至少心中比原先少了许多疯狂的怨恨。乐天知足的路易笑起来。“我想他连一个机会都不会有的。不过，好家伙，”路易说，“你不仅对付了汤，你还坚持到他妈的运气小点心。你知道我用了多少次才坚持到签饼?四次。四次，莱斯特。第一次我直接跑进洗手间，他们花了十五分钟才把我拉出来。你知道我会对我太太怎么说?我会对她说：‘莱斯特干得好。莱斯特行。’”

但在必须再次去时，莱斯特拒绝了。“我在那儿坐过了，还不够吗?”“我要你吃，”路易说，“我要你吃饭。像人家一样走动，谈话，吃饭。我们有了新的目标，莱斯特。”“我可不再要你的什么目标了。我做到了。我没杀人。这还不够啊?”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驱车回到和谐宫，原班人马，相同的玻璃杯，相同的菜单，甚至相同的喷洒在餐馆亚洲女人肌肤上冲着莱斯特鼻息所发出的阵阵廉价花露水的香气——他可以据以追踪猎物的可疑气息。第二次他吃了，第三次他吃了还点了菜——虽然他们仍然不让侍者接近餐桌——第四次他们让侍者伺候他们。莱斯特狼吞虎咽，直吃到几乎要爆炸为止，吃得就好像他有一年没见过食物似的。

出了和谐宫，五个人无一不情绪高昂，就连契特都兴高采烈。契特高谈阔论，契特大声欢呼：“哥们儿！”

“下次，”莱斯特说，当时他们正驱车回家，这种起死回生的感觉令人陶醉，“下次，路易，你会提出过分的要求。下次你会要我爱上它的！”

但下次却是去面对那面墙，他得去看肯尼的名字，而这是他做不到的。在他们从老兵管理局领到的书里看到过一回肯尼的名字就足够了。以后他病了一个月。他心里没有别的念头。他现在也只有这一个念头。肯尼躺在他身边，没有头。日日夜夜，他想，为什么是肯尼，为什么是契普，为什么是巴第，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我?有时他想他们是幸运儿。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结束了。不，不管怎样，无论如何他都是不能走到那面墙跟前的。那面墙。绝对不行。做不到。不愿意。了结了。

为我跳舞。

他们在一起大约有六个月了，一天夜里他说：“来吧，为我跳个舞。”说着他在卫生间里放上一张唱碟，亚迪·肖演唱、由罗伊·艾尔德里奇吹小号伴奏的《我爱的人儿》。为我跳个舞，他说着松开紧搂着她的胳膊，并且指着床前的地面。于是，不惊不乍地，她从那个弥漫着那股气息（科尔曼赤身裸体的气息，经过日光浴的皮肤的气息）的地方爬起来，从她深深依偎的地方爬起来，在那儿她的面孔埋在他裸露的体侧，她的牙齿、她的舌头薄薄地抹上了一层他的精液，她的手掌摊开在他肚皮下方那拳曲的油光光的体毛上，在他盯着她的炯炯目光下——他那目不转睛地透过两排长长的深色睫毛的绿色凝视，根本不像一个随时可能晕倒的衰竭的老人，而恰似一个将自己的面孔紧贴在玻璃窗上的小伙子——她翩翩起舞，并非妖娆地，并非像斯蒂娜在1948年那样，并非因为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为悦己悦人而起舞。她是一个不太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可爱的年轻姑娘，她对自己说：“我可以为他跳——他既然要，我又能跳，看吧。”不，不完全是花蕾绽放或小雌马成为母马的那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福妮雅能为他跳，不错，但全然没有羞涩的成熟才是她的舞姿，没有青春的，朦胧的，对自我，对他，以及对所有活着和死了的人的理想化。他说：“来吧，为我跳舞，”于是，她从容地一笑，说：“干吗不呢?我在这方面一向是慷慨的。”说着开始扭动起来。她抹平皮肤，仿佛在抹一件揉皱的衣服。她特别留意地察看每样东西是否都到位：或绷紧，骨感，或浑圆。如同所应有的那样，她自身的一股气息——诱发性的生物体气息——熟悉地从她手指尖散发出来，她正用手指顺着颈项向上摸过温热的耳廓，然后慢慢地横过面颊，抵达嘴唇，头发（她正在变灰的，由于使过劲而变得湿漉漉，乱蓬蓬的黄头发），她抚弄着它，仿佛是在抚弄海藻。她对自己假称那是海藻，从来就是海藻，一大片滴滴答答浸透盐水的海藻。反正，这又要她付出什么代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纵身投入，倾情付出。倘若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拐骗这个男人，诱捕他，这不会是第一个。

她从一开始就心知肚明：这事儿，这种联系。她蠕动着，从她舞台脚下的地板挪开去，浑身充满诱惑力，并由于前几个小时的缘故显得有点油腻，被此前的行为所涂抹，所润滑。金色头发，没有在农场给太阳晒黑的地方皮肤白皙，在六七个地方可以见到疤痕，一个膝盖头擦伤，像个孩子的，是她在牛棚里滑倒时留下的，在她胳膊和腿上都有一道道细如针脚、半愈合的抓痕，是牧场篱笆所致。她的手粗糙，发红，肿痛，由于扭动篱笆时捡起玻璃碎片，由于每个星期拔出、插入那些木桩的缘故。一个花瓣形状、颜色鲜亮的伤痕，或在挤奶厅受的伤，或是他留下的，恰恰位于她的咽喉和躯干的结合部；另一个伤痕，青紫色，位于她没有肌肉的腿上，那是被咬被蛰的的结果。他的一根发丝，成&形，如同一颗精巧的灰色小痣粘在她的面颊上。她的嘴微微张开，仅露出牙齿的一部分。她并不急于到达某处，因为过程本身才是趣味之所在。她蠕动着，此刻他正审视着她，审视着这细长的身躯有节奏的蠕动。这苗条的躯体，比外表强壮得多，而且有着令人惊讶的沉甸甸的乳房，挂在她修长笔直的两条腿的把柄上，往下坠，往下坠，往下坠，朝他垂下来，犹如长柄勺，盛满了他的琼浆玉液。他不加抗拒地横卧在起皱的被单上，一堆枕头乱七八糟地团成一堆，支撑着他的头。他的头放在与她的大胯、肚子（她蠕动的肚子）同一水平的位置上，他审视着她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他审视着她，而且她知道他也在审视她。他们已结为一体。她知道他要她提出要求。他要我站在这里，舞动，她想，并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才是呢?他。他。他正向我奉献他自己。OK，这是高压电路，不过让我们来吧。于是，她朝下给他递上一个媚眼，并蠕动着，蠕动着，正式的能量转换开始了。她觉得非常舒服，像这样随着那首曲子扭动，而能量便传递过去，心里明白只要她发出一个最微小的号令，像招呼侍者似的打个响指，他就会手脚并用地从那张床上爬出来，舔她的脚。如此欢快地在舞蹈中，她已经能够将他当做水果，剥掉皮，一口吞。并不是只有遭毒打，当清洁工，以及在学院打扫别人的垃圾，在邮局打扫别人的粪便，在那些工作里面，在清除每个人的废弃物的工作里，有着一股可怕的韧劲。要是你想了解真相，这种活计吸你的血，别对我说没有更好的工作，不过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这就是我的工作，三份工作，因为这部车只剩六天就到期了，我得买辆能跑的便宜车，所以我打三份工，并不是头一回，再说，牛奶场也有一大堆要命的活，你听起来以为了不起，你看起来以为了不起，福妮雅和奶牛，但别的先不说，它把我的背都累断了……可是这会儿我赤身裸体和一个男人待在一间屋子里，看着他带着他的阳具和那个海军文身躺在那儿，很平静，他很平静，甚至看我跳舞充了电，还是那么平静。他也是个倒运的人，死了老婆，丢了工作，作为种族主义者教授，当众受到羞辱。而什么叫种族主义教授?并不是说你刚刚变成了一个，人家说的是你刚被发现而已，所以你原来一辈子都是。并不是说你有一次做了件错事，如果你是个种族主义者，那么你就终身是个种族主义者，突然你整个一生成了个种族主义者。这是个污点，而且不是真的，然而此刻他却很平静。我能让他这样。我能使他如此平静，他能使我如此平静。我只要这样不断蠕动。他说我在为他跳舞，我想，为什么不?为什么不，除非这让他以为我会继续下去，我会对他假装似乎这另有含义。他将假装说世界属于我们，而我会让他这么假装，然后我也会假装。但是，为什么不呢?我能跳……但他得记住。不过如此而已，即使我浑身一丝不挂只剩戴着的这蛋白石戒指，一丝不挂，除了他给我的这枚戒指。这就是如何站在你爱人面前，在灯光里赤裸着身子，并且扭动着的情形。OK，你是个男人，已过了盛年，有了你自己的一生，我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知道眼下是什么。你作为一个男人走向我，所以我走向你。这不简单，但不过如此而已。我在你面前开着灯赤身裸体跳舞，你也赤身裸体，那么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是我们所做的最简单的事——就是这回事。别胡思乱想别的含义，把它弄复杂了。你千万别，我不会。不需要比这更复杂。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科尔曼。

然后她说出声来：“你知道怎么了?我看见你了。”

“你看见了?”他说，“那么现在就在地狱里了。”

“你认为——如果你想知道——有没有上帝?你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我?这都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在这儿，我就为你跳舞。就是说不要想你是别的什么人，在别的什么地方。你是个女人，你在床上和你丈夫在一起，你不为干而干，你不为射精而干，你在干，因为你和你丈夫睡在床上，这样做是对的。你是个男人，和你老婆在一起，你干她，但你想要干的是邮局清洁工。OK——你知道怎么了?你和清洁工在一起。”

他笑了一笑，柔声说：“这证明上帝的存在。”

“如果这不证明，没东西能证明。”

“继续跳。”他说。

“当你死的时候，”她问，“你没嫁对人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连你活着的时候都没关系。继续跳。”

“什么呢，科尔曼?什么有关系?”

“这个。”他说。

“这才是我的男人，”她回答，“现在你有了长进。”

“这就是说——你在教我?”

“是该有人教教你了。是的，我在教你。但别看着我就好像我还会做别的什么似的。别的比这更重要的。别那么想。和我一起待在这儿。别走。抱住这个念头不放。别想另外的东西。和我一起待在这儿。我愿意为你做随便什么你想要我做的事。你有多少次听一个女人真心对你这么说而且这么做?我愿为你做任何你想要的事。别错过了它。别把它带到别的地方去，科尔曼。我们在这儿就是干这个的。别以为这是为了明天。关上所有的门，以前的和以后的。所有社交方式的思维，关闭起来。美妙的社会所要求的一切?我们的社会行为?‘我应当，我应当，我应当’?滚它的。你应当成为什么人，你应当做什么事，种种一切，只会扼杀一切。我可以继续跳，如果这是交易。秘密的亲密时刻——如果这是整个的交易。你得到一份好处，付出时间的收益，不过如此而已，我希望你明白。”

“继续跳。”

“这种东西是重要的东西，”她说，“如果我放弃思索……”

“什么?思索什么?”

“我很早以来就是个小婊子。”

“是吗?”

“他总是对他自己说不是他，是我。”

“继父。”

“对。那就是他对他自己说的。也许他都是对的。但我在八岁、九岁、十岁时没有别的办法，那种野蛮才是错的。”

“你十岁时那是什么感觉?”

“就像要我端起整幢房子，背在背上。”

“夜里房门打开他走进来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

“就像你是个陷入战火的孩子。你可曾看过报纸上的那种照片里的孩子，他们的城市被炸毁了以后?就像那样，大的和炸弹一样。但不管我被炸毁多少次，我还是站着没倒。这就是我的堕落：我站着不倒。后来我十二岁，十三岁，开始有奶头。我来月经了。突然我只剩下一个以我的阴道为中心的身体……还是继续跳舞吧。所有的门都关上了，以前的和以后的，科尔曼。我看见你了，科尔曼。你不在关门。你仍然对爱情抱有幻觉。你知道吗?我真的需要一个比你还老的男人——一个肚子里完全没有爱情狗屎的人。你对我来说太年轻了，科尔曼。瞧你。你整个儿是个爱上了钢琴老师的小男孩。你陷入我的情网，科尔曼，而你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太年轻了。我需要一个老得多的人。我想我需要一个至少一百岁的人。你有没有坐轮椅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轮椅好得很哪——我可以边跳舞边推。也许你有个哥哥。瞧你，科尔曼，别用那种小男生的眼光看着我。劳驾，劳驾，去给你哥哥打电话吧。我会继续跳，快叫他听电话。我要跟他谈谈。”

她嘴里说着，心里明白，正是她说的话和跳的舞使他坠入情网。就这么轻而易举。我吸引了许多男人，许多嫖客，嫖客发现我，到我门上来，并不是随便哪个有阴茎的人，并不是那些一窍不通的人，他们当中有九成是那号的，是男人，年轻男子，具有真正阳物的那些人，像斯莫基的真正懂得的人。你可以拼命找到你没有的东西，但我天生就有，即使穿戴得整整齐齐，有些家伙知道——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们发现了我，所以他们来了，但这回，这回，这回却是从婴儿手里取走糖果。肯定的——他记得。他怎么能不记得?一旦你尝到甜头，你就记住了。天哪，天哪。在二百六十次口交和四百次正规性交以及六次肛交以后，却开始卖弄风骚。不过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世人有几回是在性交前就相爱的?我以前有多少回在和一个人睡了以后爱上的?现在这或许就是了，所谓的破土机。

“你想知道我的感觉吗?”她问他。

“想。”

“我感到那么快活。”

“所以，”他问，“谁能活着出去?”

“有我呢，先生。你说得对，科尔曼。这会引来灾难的。七十一岁上进入这种状态?七十一岁上被这个弄得神魂颠倒?啊呀，啊呀，我们最好回到赤裸裸的事情上去吧。”

“继续跳舞。”他说着揿了一下床边索尼的一个键，《我爱的人儿》的音乐再次响起。

“不。不。我求你了。要考虑我作为清洁工的前途。”

“别停下来。”

“‘别停下来。’”她重复一遍，“我以前在哪儿听见过这几个字。”事实上，她几乎从来没听见过前面不带“别”字的“停”字，没从男人嘴里听说过，也没听她自己这么说过。“我一直以为‘别停’是一个词。”她说。

“是一个。继续跳。”

“那么别错过它，”她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赤身裸体。我们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需要爱情。别让你自己缩水——别把你自己当个滥情伤感的傻瓜。你迫不及待地想那样做，可是别。想象一下，科尔曼，想象一下，让眼前的持续下去。”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跳舞，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这样说话。我那么久没这么说过话了，我都以为我早忘了怎么说了。躲躲藏藏了那么久。没人听过我这么说话。老鹰和乌鸦有时在林子里听过，但除此之外，没有人。这不是我通常用来招男人喜欢的手段。这是我最最放纵的一次。想象一下吧。

“想象一下，”她说，“每天抛头露面——会像这样。这个不想占有一切的女人。这个什么都不想占有的女人。”

但她从没感到如此富足过。

“大多数的女人都想占有一切，”她说，“她们想占有你的邮件。她们想占有你的未来。她们想占有你的幻想。‘看你敢操除我而外的另一个人。我才应当是你的梦幻。为什么有我在家你还在看色情片?’她们想占有你本人，科尔曼。但乐趣并不在占有这个人。乐趣在这儿。在于有另外一个竞争者跟你待在一个房间里。哦，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可以把整个儿的生命都给你，却依然拥有你。仅仅靠跳舞。是不是真的?我没说错吧?你喜欢这样吗，科尔曼?”

“多么幸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运气。这是生活欠我的。”

“现在还欠吗?”

“没人比得上你。特洛伊的海伦。”

“无立锥之地的海伦。一无所有的海伦。”

“继续跳。”

“我看见你了，科尔曼，我的确看见你了。你要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当然。”

“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看见了一个老头，是吧?你怕我会看见一个老头，我会跑掉。你怕如果我看见你跟年轻人所有的区别。如果我看见松垮的东西，失落的东西，你就会失去我，因为你太老了。但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了?”

“什么?”

“我看见一个孩子。我看见你像个孩子似的坠入情网。你不可以。你不可以。知道我还看见什么了?”

“对。”

“对，我现在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一个老人。我看见一个垂死的老人。”

“告诉我。”

“你失去了一切。”

“你看见了?”

“是的。一切，只剩下我在跳舞。你知道我看见什么?”

“什么?”

“你不应当挨那一巴掌，科尔曼。那就是我看见的。我看见你怒气冲天。一切都将以那个模样结束。作为一个怒气冲天的老人。可本不该那样。这就是我看见的：你的怒气。我看见怒火和羞辱。我看见作为一个老人你懂得时间的意义。一般直到行将就木才能懂得，但现在你懂了。很可怕。因为你不能从头来过。你不能重新回到二十岁。一去不复返了。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甚至比垂死更坏，比死更恶劣，是那些对你下毒手的该死的杂种。从你手上抢走一切。我在你心中看见了，科尔曼。我看得见，因为那是我了解的事情。该死的杂种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改变了一切。抓住你的性命，一扔。抓住你的性命，他们决定把它扔掉。你找对了跳舞的姑娘。他们决定什么是垃圾，他们决定你就是垃圾。羞辱能压倒和摧毁一个人，由头却是个人人皆知狗屎不如的东西，屁大的一个字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绝对一文不值。真叫人发火。”

“我原来并不知道你注意到了。”

她从容地一笑。跳舞。没有理想主义，没有理想化，没有任何甜美的年轻姑娘的乌托邦主义，尽管她知道现实的一切模样，尽管她的生活已成不可逆转的荒废，尽管她遭遇了所有的混乱和冷漠，她依然跳着舞，同时还讲着从来没有对男人讲过的话。像她那样和男人睡觉的女人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那些不操像她这样的女人的男人喜欢这么想。那些不像她这样和男人睡觉的女人也喜欢这么想。每个人都爱这么想——笨蛋福妮雅。好吧，让他们去。我高兴。“对，笨蛋福妮雅注意到了，”她说，“不然笨蛋福妮雅怎么能活下来的?作为笨蛋的福妮雅——这就是我的成就，科尔曼，这就是脑子最清醒时刻的我。原来，科尔曼，我一直在观察你跳舞。我怎么会知道的?因为你跟我在一起。不然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不是那么气得要死。那才是操得那么痛快的原因，科尔曼。愤怒拉平一切。所以别坐失良机。”

“继续跳。”

“直到我累垮?”她问。

“直到你累垮，”他吩咐她，“直到最后一口气。”

“悉听尊便。”

“我在哪儿找到你的，瓦露塔?”他说，“我是怎么发现你的?你是谁?”他问，揿下按键，重又响起《我爱的人儿》。

“你要我是谁，我就是谁。”

科尔曼只顾给她念周日报纸上的关于总统和莱温斯基的文章，突然福妮雅站起来，叫道：“能不能不搞这要命的研讨班?受够了这研讨班！我学不进去！我不学！我不要学！别他妈的教我——没有用的！”说着就在早餐中夺门而出。

留在那儿是个错误。她没回家，现在她恨他。她最恨什么?他当真以为他受的罪了不起?他当真以为雅典娜学院每个人所想、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毁了他的生活?真是妈的太不喜欢他了——那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对他来说那就是最为可怕的事了?嗨，那没什么了不起。你继父把手指插进你阴道，那才是大事。在你快退休的时候丢掉工作并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她恨他的原因——他痛苦的优越感。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在这个世界上有着真正的痛苦，可他以为他从没有过机遇?早晨挤过奶，他捡起那根铁管子朝你头上打过来。我甚至都没看见怎么打过来的——可是他没有过机遇！生活亏待了他！

总而言之，吃早饭的时候她不想有人教她。可怜的莫尼卡可能在纽约找不到个好差事。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我不感兴趣。你以为莫尼卡会关心我是不是在学院上了一整天的班以后又去挤奶会不会腰酸背痛?在邮局清扫人家扔下的垃圾就因为他们不愿使用那倒霉的垃圾桶?你以为莫尼卡会关心这个?她不断地给白宫打电话，没接到回话肯定让她感到非常失望。对你来说一切都完了?也很失望?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试试看让人家用一根铁管子把你打趴掉吧。昨天夜里?有那事。很舒服。棒极了。我同样需要那样。但我仍然打三份工。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接受它的缘故，因为什么也不会改变。告诉妈妈她丈夫夜里进来把手指伸进你体内——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也许妈妈现在知道了，她准备帮助你，但不了了之，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跳舞度过了一夜。但不会有任何变化。他读给我听华盛顿发生的事——又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读给我听华盛顿的恶作剧，比尔·克林顿的阴茎叫人吮吸了，这对我车子散架有什么帮助?你真以为那些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没那么重要。根本不重要。我有过两个孩子，他们死了。如果今天早晨我没有精力为莫妮卡和比尔感到难过，记在我两个孩子的账上，好了吧?如果那是我的缺点，就算了。我不剩多少精力来关注世界上那些伟大的问题了。

错误就在于留在了那儿。错误就在于完全陷入妖术的蛊惑之中。即使雷霆大作，暴雨如注，她也驾车回家。即使她怕法利跟踪，迫使她离开大路，开到河里去，也还是照样驾车回家。但她却留下了。因为跳舞她留下了，而到了早晨她一肚子的气。她生他的气。多么好的新的一天啊，让我们看看报上有什么说的。昨天夜里之后他要看看报上说了些什么，也许倘若他们没有交谈，倘若他们只是吃早饭，然后她离开，留在那里就不会有问题。但却开始办研讨班。他几乎做不出比那更糟的事了。他应当怎么做?给她些东西吃，让她回家。但跳舞坏了事。我留了下来。我愚蠢地留了下来。半夜走人——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这是最重要的。我有许多事情不懂，但这我却明白：留到第二天早晨便意味着什么。科尔曼—福妮雅幻想曲。这是沉湎于追求永恒的幻想的开始，是这世界上老掉牙的幻想曲。我有个地方可去，不是吗?并不是个最好的地方，但好歹是个地方。回到那儿去！不论操多久，最后走人。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有雷雨，闪电划破天空，雷声大作，在山间隆隆轰鸣，好像战争爆发了似的。伯克夏遭突袭。但我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穿上衣服，离开。雷电交加，噼啪炸响，树木四分五裂，四肢瘫软，豆大的雨点像子弹似的朝我劈头盖脸打下来，我走人。周身被狂风鞭打，我走人。山爆炸了，可我还是走人。我可能就在房子和车之间给杀了，被一道闪电击毙，但我没留下——我走人。但整夜和他一起躺在床上?月亮大大的，整个世界寂静无声，四处都是月色，可我留了下来。即使一个瞎子也能在这样一个夜晚找到回家的路，但是我却没有走。我没有睡觉。睡不着。醒了一夜。不想翻身靠近那家伙。不想碰那人。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人的屁眼我都舔了有几个月了。像个麻风病人缩在床边上看着树木的影子爬过他的草坪，直到天明。他说：“你应当留下。”但他不想要我留下。我说：“我想我就信了你这一回吧。”于是我信了。你可能会以为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保持冷静，但没有。我们两个都屈从于最糟糕的念头。拉皮条的告诉她说，娼妓的伟大智慧是：“男人付钱给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跟他们同床共眠，他们付钱给你们是叫你们回家。”

但即使她知道她恨的一切，她也知道她喜欢什么。他的慷慨。她是极少有机会接近一个略为慷慨的人的。男人与生俱来的力气却没有用来朝我头上挥铁管子。如果他逼我，我就会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很精明。我昨晚不是就那样做了吗?他听我说话，所以我很精明。他听我说话，他对我很忠诚。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责备我。他从不用任何手段陷害我。就为这个原因值得那么要命的疯狂吗?他尊重我，是真诚的。他给我这枚戒指就是表明他的心迹。他们剥光他的衣服，所以他赤身裸体地来到我面前，这是在他最危急的时刻。我一辈子还没有受到过像他这样的男人的支使。只要我愿意，他会为我买车。如果我放手让他做主，他会为我买一切。和这个人在一起，没有痛苦。只要耳边有他声音的起伏，只要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的心就安定了。

这些就是你逃避的东西吗?这些就是为什么你像个孩子似的吵架的原因吗?你碰上他纯属偶然，是你第一次幸运的巧遇，也是你最后一次幸运的巧遇，可是你却光起火来，像个孩子似的跑掉了。你真的想自行了断?回到遇见他之前的日子?

但她跑啊，跑出房子，从大棚里开出车子，驶进山里，去看望奥杜本协会的乌鸦。开了五英里地，她掉头离开大路，驶上一条狭窄的土路，蜿蜒前行，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方才看见那幢灰色木瓦结构的两层楼房子温馨地偎依在绿树丛中。它很久以前是幢民居，现在成为协会当地的总部所在地，坐落在树林边缘，有着野生动物的踪迹。她将车驶上沙砾小道，颠簸着直开到木栅栏前，停靠在钉着指向草药园的牌子的桦树前。她的车是唯一可见的车。她成功了。她可以很容易驶离山边的。

挂在大门口的风铃在微风中丁当作响，明净地，神秘地，犹如某种宗教，并不诉诸语言，正在欢迎来访者驻足。他们不仅四处参观，而且静思冥想——仿佛这里供奉着某种虽小却十分动人的东西——但此刻旗帜尚未升上旗杆，门上挂着的牌子说星期天要到午后一点钟才开放。然而，当她推门时，门却自动打开了，她跨过无叶的山茱萸在晨光中撒下的薄影，进入门厅。门厅地板上摞放着装有各种混合鸟食的沉甸甸的大麻袋，准备出售给冬季买主。麻袋对面，装着形式各异的喂鸟食具的箱子，沿着墙根一直码放到窗口。礼品店，出售食具、自然书籍、勘测地图、鸟叫录音带以及各种由动物激发出灵感的小饰品的地方。没有灯光，她朝相反的方向转身，走进大些的展览室，里面陈列着数量极小的填充动物和种类不多的活标本——乌龟、蛇、几只关在笼中的鸟。她见到一位工作人员，一个十八九岁胖乎乎的女孩。女孩说：“你好。”倒没有在乎还不到开放的时间。这么远地位于山上，一旦秋叶凋零，11月初就没有什么人造访了，她可不准备撵走一个碰巧在上午九点十五分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即使这个女人在伯克夏山区的仲秋季节里并没有完全为户外活动穿着齐整，似乎在她灰色汗裤上套着一件男人的条纹睡衣，脚上什么也没穿，只穿着一双没后跟的室内拖鞋，是那种叫做人造绸的料子做的。她长长的金发也还没梳理，不过，总的看来，她只是显得衣冠不整而已，倒不见得放荡，所以这姑娘，正在给她脚跟前箱子里的一条蛇喂老鼠吃。她用镊子把每只老鼠拎得远远的送到蛇面前，直到蛇猛地张口咬住老鼠，并开始那无限缓慢的消化过程为止。她只说了声“你好”，便回到她周日早晨的职责上去了。

乌鸦关在中间的一只笼子里，相当于衣橱大小的一个空间，介于关着两只锯锉似的猫头鹰和一只灰背隼的笼子之间。瞧它在，她已经感觉好多了。

“王子。嗨，大个子。”她对它喀哒喀哒叩齿，用舌尖抵着上腭——喀哒，喀哒，喀哒。

她转过脸看喂蛇的女孩。福妮雅以前来看乌鸦的时候没见过她，很可能她是新来的，或者相对地新。福妮雅自己也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来看乌鸦了，而且自从和科尔曼约会以来就再没来过，此刻距她跑出去寻找如何与人类绝交的时日已有一阵子了。自孩子们死后她就不是个常客，虽然那时候她有时也会一个星期接连来四五次。“它可以出来，是吗?他可以出来待一分钟。”

“当然。”女孩说。

“我想要它站在我肩膀上。”福妮雅说，同时弯下腰，拉开拴着笼子玻璃门的销子。“哦，你好，王子。哦，王子。瞧你。”

当门打开以后，乌鸦从它站着的架子上跳到门头上，坐在那儿，伸长脖子左右张望。

她轻声笑起来。“多帅的表情。它正在检查我。”她回头对女孩大声说。“瞧。”她对乌鸦说，让鸟看她的蛋白石戒指，科尔曼的礼物。他在那个8月的星期六早晨和她一起驱车前往探戈伍德时在车子里送给她的。“瞧。过来。上这儿来。”她对鸟悄悄说，把肩膀凑过去。

但乌鸦不理会这个邀请，它跳回笼子里，恢复在架子上的生活。

“王子没情绪。”女孩说。

“甜心，”福妮雅柔声细语地说，“来吧，来吧。是福妮雅。是你的朋友。乖小伙。来吧。”但鸟不愿意动弹。

“如果它知道你要逮它，它不会下来的。”女孩说着又用镊子从一个盛着一串死老鼠的盘子里捡起一只，递给蛇，蛇终于一毫米一毫米地将上一只全部吞进了嘴里。“如果它知道你企图逮住它，它通常待在你够不到的地方，但如果它以为你不理它，它就会下来。”

这种充满人情味的行为把她们两个都逗乐了。

“好，”福妮雅说，“我让它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走到女孩坐着喂蛇的地方，“我爱乌鸦。它们是我最喜欢的鸟。还有渡鸦。我原来住在西里福，所以我了解王子所有的事。它老待在西金森商店附近的时候，我就认得它了。它经常偷小姑娘的蝴蝶发卡。冲着亮晶晶的、五彩斑斓的东西下手。它这点很有名。常有关于它的剪报，说的都是它的事，人家在它的窝被捣毁以后收养它的事和它怎样在商店里像个大人物似的走来走去的情形。就贴在那儿。”她说着指着房门边上的一个布告栏，“剪报到哪儿去了?”

“它撕掉了。”

福妮雅哈哈大笑，这次比刚才几次都要响亮得多。“它撕掉了?”

“用它的喙把剪报扯碎了。”

“它不要人家了解他的背景！它对自己的背景感到羞耻！王子！”她大声说，转过去面对笼子，笼门仍然大开着，“你对自己臭名昭彰的过去感到羞耻?哦，你这个乖孩子。你是只好乌鸦。”

这时她留意到屋子里散放着的填充动物标本中的一个。“那是只短尾猫吧?”

“是啊。”女孩说。她耐心地等待蛇慢慢地对新的死老鼠伸出信子，并咬住它。

“是这附近的吗?”

“不知道。”

“我在山里看见过的。就像那只，我见到的那只。很可能就是它。”她又一次笑起来。她没喝醉——当她跑出房子时，连半杯咖啡都没喝完，更不用说酒了——但笑声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已经几杯下肚的人。她只是感到待在这儿，和蛇、乌鸦和做成标本的短尾猫在一起，心情舒畅极了。它们没有一个企图教她任何东西。它们没有一个会对她朗读《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它们没有一个会因为人类过去三千年的历史而跟她过不去。她知道所有她需要知道的人类史：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她不需要日期和名字。残忍的和无力自卫的，这就是全部的他妈的问题所在。这儿没有人试图撺掇她读书，因为这儿没有一个识字的，除了那女孩。那条蛇肯定不认字。它只知道怎么吃老鼠。慢慢的，从容的。有的是时间。

“那是什么蛇?”

“黑鼠蛇。”

“整个儿吞下去。”

“是啊。”

“在肚子里消化。”

“是啊。”

“它要吃几只?”

“这是它的第七只老鼠了。即使对它来说，它吞这一只都有点慢。可能是它最后的了。”

“每天七只?”

“不。每隔一两个星期。”

“有时放它出来还是终身禁闭?”她问这话时指着玻璃柜子，蛇就是从那儿给搬到喂食的塑料箱子里的。

“对。在那里头。”

“好家伙，”福妮雅说。她转过身，隔着房间看着乌鸦，乌鸦仍然待在它笼子里的架子上。“嘿，王子，我在这儿。你在那儿。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你不想飞到我肩膀上，我还不要呢。”她指着另外一只填充标本，“那家伙是干什么的?”

“那是只鱼鹰。”

她仔细打量了一番，朝那双尖利的爪子狠狠看了一眼，随后再一次大声笑了笑，说：“可别跟鱼鹰纠缠。”

蛇正在考虑第八只老鼠。“要是我能让我的孩子们吃七只老鼠，”福妮雅说，“我就是天底下最快乐的母亲了。”

女孩微微一笑，说：“上星期天王子飞出来兜风。我们所有其他的鸟都不会飞。王子是唯一能飞的。它飞得可快呢。”

“哦，这我知道。”福妮雅说。

“我正在倒水，它突然沿直线到达门口，飞到外面树丛里去了。只过了几分钟就又有三四只乌鸦飞过来，在树丛里把它团团围住，一个个凶相毕露，骚扰它，啄它的背。它们发出尖厉的叫声，朝它身子和尾部猛撞。它们只要几分钟就到了。它的嗓音不对。它不会说乌鸦的语言。它们不喜欢它待在那儿。最后它飞下来找我，因为我在外面，它们会杀了它的。”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福妮雅说，“这就是它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人性的污秽。”她说，语气里既无反感，也无轻蔑，更无谴责，甚至连悲哀都没有。事情就这样——她以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说道，这就是福妮雅告诉喂蛇姑娘全部的话语：我们留下污秽，我们留下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染、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要待在这儿就别无二致。和反抗无关。和恩赐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内心。与生俱来。无可描述。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不需留印记。污秽先于反抗，是包围反抗并扰乱一切的解释与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她所有关于污秽的话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它是不可逃避的。这，自然，便是福妮雅的阐释：我们无可避免地都是被污染的角色。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可怕的、原始的不纯净状态吧。她像希腊人，像科尔曼的希腊人，像他们供奉的神。无人不是小心眼。争吵。械斗。恨。谋杀。交媾。他们的宙斯成天只想操女的——女神，女人，母牛，母熊——不仅以他自身的形象出现，还更为令人兴奋地将自己装扮成兽类，作为一头公牛气势雄劲地凌驾于女性之上，化做一只扑打着双翼的白天鹅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进入她的身体。对这位众神之王而言，肌肤之乐永无穷尽，花样翻新也层出不穷。欲望所带来的一切疯狂。放荡。堕落。最粗野的欢乐。还有妻子的怒气。不要那绝对孤独，绝对隐晦，作为现在、过去以及永远唯一主宰的穷极无聊地整日为犹太人操心的希伯来上帝。不要那完全无性别的基督神人和他降孕怀胎的母亲以及所有某种精致的超凡性所激发的罪恶感与羞耻感，而选择纠缠于冒险之中、具有鲜活表达力、朝秦暮楚、沉醉于声色犬马、精力充沛地与他丰富多彩的生活联姻、从不单独行事、从不偷偷摸摸的希腊的宙斯。而选择神圣的污秽。对福妮雅·法利来说，伟大的反映现实的宗教，倘若，通过科尔曼她有所了解的话，如同希伯来幻象所言，是以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好吧，但并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他们的。上帝淫荡。上帝腐败。如果真有过上帝的话，是个活生生的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

“是啊，我想这是人类豢养乌鸦的悲剧。”女孩回答说，既没有完全捕捉到福妮雅的思路，也没有完全没有捕捉到，“它们不认得自己的同类。它不认得。它应当认得。这叫做烙印。”女孩告诉她，“王子其实是只不懂得如何做乌鸦的乌鸦。”

突然乌鸦开始嘎嘎叫唤，并非真正乌鸦的叫法，而是它自己瞎撞上，而且让别的乌鸦发疯的叫法。它此刻出了笼子，正站在笼门上，几乎是尖着嗓子直叫。

福妮雅转身，迷人地笑着说：“我把这当做恭维，王子。”

“它学那些到这儿来学它的小学生，”女孩解释说，“当学校组织孩子们郊游时，他们就模仿乌鸦。这是它印象中的小学生。小学生那样做。它就发明了它自己的语言。跟小学生学的。”

福妮雅以一种特有的奇怪的嗓音说：“我爱它发明的那种奇怪的嗓门。”其间她已回到笼子边，站在离开笼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她抬起戴着戒指的那只手，对鸟说：“看。看。瞧我给你带什么来玩了。”她退下戒指，举起来，让它就近看个仔细。“它喜欢我的蛋白石戒指。”

“我们平时给它玩钥匙。”

“嗯，它在世上的地位提升了嘛。我们不都提升了吗?这儿。三百块钱，”福妮雅说，“快，玩这个。人家给你一只贵重的戒指你都不认得啊?”

“它会要的，”女孩说，“它会拿进去的。像北美鼠一样。拿着食物，塞进笼子的裂缝里面，再用喙把它敲进去。”

乌鸦已经牢牢地用喙钳住了戒指，将头一左一右地两面转动着，然后戒指掉在了地板上。鸟扔掉了戒指。

福妮雅弯下腰，拣起戒指，又一次递给乌鸦。“如果你扔掉，我就不给你了。你知道的。三百块钱。我给你一枚价值三百块的戒指——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小帅哥啊?如果你要，你就得接住。是吗?OK?”

它再次用喙从她的手指上拔出戒指，牢牢地衔在嘴里。

“谢谢你，”福妮雅说，“拿进去，”她耳语，不让那女孩听见，“拿到你的笼子里去。去吧。给你的。”

但它再次把戒指丢在地上。

“它精得很，”女孩在房间那头大声对福妮雅说，“我们跟它玩的时候，把一只老鼠放在容器里，盖上。它竟然想出办法把容器打开。太惊人了。”

福妮雅再一次取回戒指，递给它。乌鸦再一次拿过去扔掉。

“哦，王子——你原来是故意的。做游戏，对吧?”

嘎。嘎。嘎。嘎。冲着她的脸，鸟爆发出一连串它特殊的叫声。

这时福妮雅伸长手臂，开始抚摩它的头，然后，非常缓慢地，从头往下抚摩它的身子，乌鸦让她那么做。“哦，王子。哦，这么美的秀发。它在哼歌给我听。”她说，嗓音欣喜若狂，仿佛终于破解了一切事物的内涵。“它在哼歌。”她开始对它哼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她模仿着鸟，鸟果真在感到抚摩它脊背的那只手的压力的同时，发出一种哞哞的声音。接着突然，喀哒，喀哒，它上下叩起喙来。“哦，棒极了。”福妮雅悄悄说，然后她回头对着女孩，打心底里笑着说，“它出售吗?这种喀哒声让人难忘。我要领养它。”说着，她一点点地将自己的嘴唇凑过来贴近它的喙，对它耳语着：“对，我领养你，我要买断你……”

“它咬人呢，当心你的眼睛。”女孩说。

“哦，我知道它咬人。我已经给它咬过两三回了。我第一次见到它，它就咬了我。但它也叩喙。哦，听它叩，孩子们。”

她回想起她曾经多么想死。两次。在西里福楼上那间屋子里。孩子们死后的那个月，在那间房间里我两次企图自杀。第一次我做足了准备。是护士讲给我听的。监测器都测不出心跳了。通常是致命的，她说。但有的女孩有那运气。而我还是费了大力气的。我记得冲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牛筋棉布长裙，裹过来的。那时，那个夏天在布莱特尔伯罗买的衬衫，绣花衬衫。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我忘了名字。某种鼠药，很苦，我把它混在白脱苏格兰威士忌布丁里。我有没有打开煤气灶?我是不是忘了开?我脸色有没有发青?我睡了多长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决定破门而入的?我还是不知道谁救了我。对我来说，准备停当的过程让我狂喜。生活中有值得庆祝的时刻。凯旋时刻。那种需要精心打扮的场合。哦，我是怎样装扮我自己的啊。我梳了辫子。画了眼睛。会让我亲生母亲感到骄傲的，有点道理。就在一星期前给她挂过电话，告诉她孩子们死了。二十年来第一个电话。“我是福妮雅，母亲。”“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对不起。”随着就挂断了。母狗。在我逃跑以后，她对每个人说：“我丈夫很严格，福妮雅不能按规矩过日子。她永远不能按规矩生活。”经典谎言。可曾有过生活优裕的女孩子因为继父严格而逃出家门的?她逃跑，你这母狗，是因为继父不严格——是因为继父恣意妄为，不让她安生。反正，我用我最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差一点都不行。第二次我没有穿着打扮。而我没有穿着打扮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的心思不在上面了，第一次失败后便没有了心思。第二次是突发的，冲动的，毫无乐趣的。第一次等待了那么久，日日夜夜，不停地期盼。配制药品。购买粉末。搞到处方。但第二次却是草草了事的。没有灵感的。我想我停了下来是因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咽喉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气都透不过来，慌忙解开电话分机线上的节。第一次完全没有这种慌慌张张的状况。平静安宁的。孩子们死了，没有人要我放心不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我那次做对了该多好。里头包含着快乐。终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却有着那最后一刹那的欢乐。当死亡竟然屈就你的愤怒而大驾光临，可是你并不感到气愤，只觉得扬扬得意。我忍不住经常回想起那一刻。整个这一个星期。他对我读《纽约时报》上克林顿的事，可我想的尽是克瓦尔基耶大夫和他的一氧化物机器。深深地吸气。往里吸，直到吸不进为止。

“他们是那么漂亮的孩子，”他说，“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自己或你朋友的身上。至少福妮雅相信她的孩子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某个傻瓜是这样告诉报纸的。两名儿童在当地居民楼火灾中丧生。“‘根据初步调查，’唐诺德森警官说，‘有证据表明一台小取暖器……’乡间路上的居民说他们察觉到起火是在孩子的母亲……”

在孩子的母亲将自己从她正在吮吸的阴茎上恋恋不舍用力扯开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莱斯特·法利，几分钟后冲出走廊。邻居说的。”

准备一次性地把我杀死。他没有成功。后来我也没有成功。太令人惊讶了。怎么还没有人对两个死掉的孩子的母亲下手，太奇怪了。

“不，我没有，王子。那次也没成功。所以，”她悄悄地对鸟耳语着，熠熠闪光的黑色羽毛在她手下的感觉是温暖滑润的，不像任何她曾经把玩过的东西，“我们才在这里相聚。一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乌鸦的乌鸦，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女人的女人。我们相互投缘。娶我吧。你是我的归宿，你这可笑的鸟儿。”接着她后退一步，鞠一个躬，“再见，我的王子。”

鸟有所应答。一声高亢的叫唤，听上去那么像“酷，酷，酷”，以至于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当她转过身向女孩挥手道别时，她对她说：“嘿，比我离开街上那些家伙的时候好多了。”

她留下了戒指。科尔曼的礼物。在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它藏在了笼子里。和一只乌鸦定了终身。这是门票。

“谢谢你。”福妮雅招呼说。

“不客气。星期天快乐。”女孩在她背后大声说。随后，福妮雅驾车回到科尔曼家，去吃她的早饭，看看和他下一步如何发展。戒指在笼子里。它得到了戒指。它得到了一枚三百美元的戒指。

到匹茨堡参观活动墙的旅行是在老兵纪念日进行的，那天下半旗，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百货公司降价售货。和莱斯特有相同感觉的老兵在这一天比在一年中任何别的日子里对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更感到厌恶。现在轮到他在乐队奏乐和人人都挥舞着手中小旗的时候，参加某个廉价的游行队伍，到处走来走去了?现在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越战老兵以换取一分钟的快乐?要是他们现在这么急切地想在那儿见到他，当初他回家的时候又何必朝他吐口水呢?怎么会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个逃避服兵役的家伙却睡在白宫里呢?滑头的维利，三军统帅。狗娘养的。在老兵预算紧缩的时候却在使劲捏那个犹太妞儿的胖大奶子。就性交的事撒谎?狗屎。不要脸的政府什么事都撒谎。不，美国政府已经在莱斯特·法利身上开了足够的蹩脚玩笑，却没有在老兵日的笑话上增添半点佐料。

然而他还是加入了，偏偏在那一天，乘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匹茨堡驶去。他们的目的地是十五年来一直在国内巡回展出的真墙一半大的仿制品，它将于11月10日至16日由匹茨堡国外战争老兵协会筹办，在华美达酒店停车场展出。和他一道的是陪他闯过中国餐馆难关的那同一支队伍。他们将让他单独一个人去，他们将全程安慰他说：我们会陪着你，会站在你身边，如果需要，我们会七天七夜地陪伴你。路易甚至说在那以后莱斯特可以跟他和他太太住在他们家里，不论多久，他们都会照顾他。“你不需要一个人回家，莱斯特，只要你不想，就不必。我认为你不必勉强。你来跟我和苔丝一起住。苔丝目睹了全过程。苔丝理解。你不必为苔丝担心。当我回家的时候，苔丝成为我的动力。我当时的观点是，怎么可以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随时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你知道的。你知道这种事，莱斯特。但感谢上帝，苔丝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如果你要的话，她也将站在你身边。”

路易对他来说是个兄长，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兄长，但因为他不放过他非要他去看墙，因为他那么狂热地执意要他去看墙，莱斯特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扑过去卡他的喉咙，把这个杂种掐死。瘸腿杂种，放过我！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花了十年的工夫才走到墙跟前。住嘴，别再对我说这该死的墙怎样改变了你的生活。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和米基言归于好。住嘴，别再对我说米基在墙面前对你说了什么。我不想知道！

然而，他们却出发了，路上，路易又对他重复这些话：“没关系，路易——这是米基对我说的，而这也是肯尼将要对你说的。他告诉我的是，莱斯特，没问题，我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

“我受不了。路易——调头。”

“伙计，放松。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把这该死的东西转回去！”

“莱斯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须去，”路易温和地说，“你必须知道。”

“我不想知道！”

“再服些你的药怎样?一点劳拉西泮。一点安定。微微过量不会伤到你的。给他倒杯水，契特。”

当他们到达匹茨堡，路易把车停靠在了华美达酒店对面的路边时，让莱斯特下车可不容易。“我不干。”他说，于是其他几个人只好在车外面站着抽烟，好给莱斯特更多的时间，等待过量的劳拉西泮和安定发挥效应。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着他。周围有许多警车和许多大客车。在墙那边正举行着一个庆典仪式，你可以听到有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某个当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发空头议论的人。“姓名镌刻在我后面墙上的这些人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国人。他们发誓保卫和护佑，并且为了遵守誓言而捐躯。没有任何的荣耀、任何的仪式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景仰。下面这首诗是几个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愿与你们分享。我们缅怀你们，微笑着的、骄傲的、强壮的你们/你们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记得那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当这个演讲告一段落时，又来了另外一个。“……我站在镌刻着名字的墙前面，当我放眼望去，看见像我一样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的佩着勋章，穿着部分军服，我看见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微微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摔跤手，步兵。离家万里之遥时，无一没有学会的那种望眼欲穿的眼神——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这面流动墙的固定形式是1982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开放的。我花了几乎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回首那段时间，我明白了，跟许多越战老兵一样，我有意远离它，因为我知道它会引发痛苦的记忆。于是，在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当暮色降临时，我独自来到墙面前。我把妻儿留在了旅店里——我们正在从迪斯尼回家的途中——去瞻仰了墙，并独自在它的最高处，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驻足良久。记忆涌上心头——感情的旋风席卷而来。我回想起一同长大的伙伴，一道打球的伙伴，现在在墙上的人，匹茨堡人。我记起我的无线电发报员，萨尔。我们是在越南相遇的。我们玩‘你来自何方’的游戏。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哪里。他来自西斯普林菲尔德。我说我来自匹茨堡。而萨尔在我离开后一个月死了。我4月回到家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看见萨尔不会在匹茨堡或斯普林菲尔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还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随后，来了一支乐队——很可能是一支陆军军乐队——奏起《绿色贝雷帽战歌》，这使得路易认为最好等到仪式彻底结束以后再让莱斯特下车。路易计算了他们的抵达时间，以致他们不用对付长篇大论的讲演或感情色彩浓重的乐曲，但很可能节目开始得晚了，因此他们还是赶上了。不过，看看表，快到中午了，他估计仪式已接近尾声。啊，不错——突然他们完事了。独支小号吹奏起踢踏舞曲。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边上，被一大批空客车和警车所包围，听踢踏舞曲本来就够受的了，更何况身处此情此景，耳边阵阵啜泣声，叫人怎么能又要应付踢踏舞曲，又要应付墙。踢踏舞曲，合奏的踢踏舞曲，踢踏舞曲最后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后乐队奏起《上帝保佑美国》，路易听见墙下的人都跟着一起唱——“从高山，到平原，直达白色浪花飞溅的海洋”——一分钟过后，完了。

在车里面莱斯特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特的整个生命此刻就构筑在他对即将要发现的东西的恐惧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

“我们叫斯威夫特先去，莱斯特，为你找肯尼。墙相当长，比你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伙一道过去，预先找到确切位置。名字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板上面。他们按时间先后排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我知道肯尼的时间，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

“我不干。”

当斯威夫特回到货车边时，他把门拉开一道缝，对路易说：“我们找到肯尼了。我们找到他了。”

“OK，好了，莱斯特。乖乖听话。你得走到那儿去。就在酒店背后。那儿有其他的乡亲做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举行了一个官方的小仪式，不过已经结束了，你不用为那个操心。没有讲演。没有吹牛皮。只有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他们都准备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准备摆放花圈。他们准备祝祷。但主要是寻找名字。他们会像大家一样相互交谈，莱斯特。有的会哭。差不多就这些。所以你知道你在那儿会见到什么。你慢慢看，不过我们会和你一起去。”

对于11月来说天气反常地热，在走向墙的沿途，他们看见许多人只穿着单衬衫，有的妇女穿着短衫裤。大家在11月中旬戴着太阳镜，不过除此而外，鲜花、人群、孩子、祖父母——无一不和路易所描绘的一模一样。活动墙也毫无令人惊讶之处：他早已在杂志上，在T恤衫上见过了，还有一次在电视上，不等他来得及关掉之前，瞥到一眼真正的、足码的华盛顿特区的墙。顺着碎石路面的停车场一溜排开的是那些熟悉的相互连接的板块，一座垂直的、由矗立着并向两端逐渐下斜的深色板块构成的墓地，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用白色字母刻成的名字。每位死者名字的高度大约占一个男人小手指的四分之一长，这使得他们所有的人都得以登录在册，共有五万八千两百零九人，他们不再散步，不再看电影，然而，不论值得与否，都设法存活了下来——都作为铭文存活在马萨诸塞州一间华美达酒店背后停车场上的一面可移动的、后面由2×4×4见方的框架支撑的黑色铝板上。

斯威夫特第一次来看墙的时候，他不能走下巴士，大伙得把他拽下来，一路不松手，直到他和墙相对而视，后来他说：“你能听到墙在哭。”契特第一次走到墙面前，他开始用拳头砸墙，并尖叫：“那不应当是比利的名字——不是比利，不是——那应当是我的名字！”伯波卡特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伸手去摸墙，突然，手冻僵了似的，再也抽不回来——得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生称之为中风的症状。路易第一次来到墙面前，他没花多长时间就掂量出要害之所在，并且立刻实话实说。“OK，米基，”他大声说道，“我来了。我在这儿。”而米基，用的是路易自己的嗓音，立即回答他说：“没关系，路易。一切都OK。”

莱斯特知道所有这些第一次可能发生的故事，现在是他的第一次，可他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也没发生。人人都告诉他情况会好转，你会接受它，每次回去都会感觉好一些，直到我们把你带到华盛顿，你将在那面大墙上搜索肯尼的名字，而那，那将是真正的精神愈合——这浩浩荡荡的造势，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斯威夫特曾听见墙哭——莱斯特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觉到，什么也没听见，甚至连所有的记忆都丧失了，就像他看见他的两个孩子死的时候一样。这铺张的开台锣鼓，却没有戏。他那么担心，唯恐他会过度伤感，可是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更糟。这表明尽管做了该做的一切，尽管有路易，并多次到中餐馆吃饭，还服药、戒酒，原来他相信自己已经死掉了的想法始终是正确的。在中餐馆里他有点感觉，那使他暂时受到蒙蔽，可是现在他断定他已经死掉了，因为他甚至都回想不起有关肯尼的任何事情。他以前一直备受折磨，现在他无论如何都和它衔接不上。

因为他是首次造访，大伙似乎都在他的附近徘徊。他们短暂地离开一会儿，一次一个，去向自己特别的战友致意，但随时都有人留在身边监护他，每个伙伴回来以后，都用一只胳膊搂着莱斯特，拥抱他一下。他们都相信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心心相印，他们都相信，因为莱斯特脸上挂着所必须的惊讶的表情，所以他正经历着他们都想要他经历的感情变化。他们不知道，当他抬起眼睛凝视着停车场上空的、和黑色的战俘/战斗失踪人员旗帜一同在风中飘扬的三面下半旗的美国国旗中的一面时，他并不在想着肯尼，甚至也不在想着老兵纪念日的事。他心里想的是，匹茨堡下半旗是因为他们最终确定莱斯特·法利死掉了。这是官方的讯息：整个死掉了，不仅是内心。他没把这个告诉任何人。有什么意思呢?事实就是事实。“为你感到骄傲，”路易在他的耳边悄悄说，“知道你做得到。我知道会这样。”斯威夫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谈谈感想……”

此时一种宁静控制了他，他们误解为某种疗效。愈合伤痛的墙——酒店大门外的招牌是这么写的，墙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完成了站在肯尼名字前的任务，他们陪着莱斯特沿着整个一面墙走去又走回，大家都看着乡亲们搜寻名字，让莱斯特将一切都记在心上，让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这不是一座可以爬的墙，甜心。”一个女人轻轻地对一个小男孩说，她把他从他正在仔细打量着矮墙头的地方拉回来。“叫什么名字?斯第夫姓什么?”一个上年纪的人问他的太太，他正用一个手指头仔仔细细地、一行一行地从头梳理着一块面板上的名字。“在这儿。”他们听见一个女子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不点说，她用手指摸着墙上的一个名字。“在这儿，宝贝儿。这是乔尼叔叔。”她在胸前画个十字。“你肯定是二十八行吗?”一个女人对她先生说。“肯定。”“那好，他应当在这儿。第四块板，二十八行。我在华盛顿找到他的。”“这是我表哥，”一个女人说，“他在那边拉开一罐可口可乐，罐子爆炸。饵雷。十九岁。在敌后。他安息了，感谢上帝。”有一名头戴美国军团帽的老兵跪在一块铝板前，帮助两位黑人妇女，两人都穿着她们最体面的做礼拜的服装。“他叫什么名字?”他问其中一位年纪较轻的。“贝茨·詹姆士。”“他在这儿。”老兵说。“他在这儿，妈。”较年轻的说。

因为墙只有华盛顿墙一半的大小，许多人不得不跪着搜索名字，而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要找到它们就尤为困难了。靠墙摆放着玻璃纸包裹的鲜花。有人把用手写在一张纸上的诗用胶带贴在墙根处。路易弯下腰，读上面的字：“星光闪烁，明亮的星星/我今晚见到的第一颗明星……”有人哭红了眼睛。有的老兵戴着和路易相同的黑色越战老兵帽，其中一些人还把战役绶带别在帽子上。有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大约十岁，倔强地背对着墙，对一位妇女说：“我不要看嘛。”有一个穿着第一步兵师T恤衫、浑身上下刺满文身的汉子——“红彤彤的大家伙”，T恤衫上写着——正拼命控制着自己，神情迷茫地转来转去，充满着恐怖的念头。路易停下脚步，一把抓住他，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他们都拥抱他，他们甚至让莱斯特也抱了他一下。“我有两个中学朋友在上面，相继死于四十八小时内，”只听附近有人说，“两人在家乡同时安葬。那在金斯敦中学是个伤心的日子。”“他是第一个去越南的，”另有一个人说，“却是我们当中唯一一去不复返的。你知道他想在那面墙上他名字底下摆什么?就是他在越南想要的。让我确切地告诉你：一瓶杰克·丹尼尔酒，一双结实的靴子，烤成棕褐色的柔软的头发。”有四个人站成一圈聊天，路易听见他们在回忆往事，便停下来听，其他的几个留在原地等候。这四个陌生人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不是头发中夹杂着银丝，便是露出灰色的鬈发，其中一个戴着越战老兵帽，从帽子后面伸出灰白的马尾巴。

“你在那儿的时候是机械化部队吧，嗯?”

“是啊。我们做出许多快速反应，不过迟早你知道还是得回到五十口径。”

“我们可是做了不少脚板功。翻过整个希奇古怪的中央高地，全都是要命的高山。”

“机械化部队还有一点，我们从来不待在后方。我想我在那儿的全部时间差不多有十一个月吧。我刚到的时候，进了基地大本营，后来短期休假又去过一次——仅此而已。”

“路面一有动静，他们就知道你来了，而且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所以那种B40火箭筒就坐在那儿等候了。他有充裕的时间给火箭筒抛光，还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突然路易挤进去大声说：“我们都在这里相聚了。”他对着四个陌生人脱口而出：“我们相聚在这里了，是吗?我们都在这儿了。让我记下名字。让我记下姓名和地址。”说着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一面撑在他的拐棍上，一面写下他们提供的情况，以便可以给他们寄去他和苔丝出版并自费邮寄的一年两期的时事通讯。

然后他们走过那些空椅子。他们在进去的路上没有看见，因为当时正一心一意地设法护着莱斯特走到墙跟前，以防他半路瘫倒或崩溃。在停车场末端放置着四十一张棕灰色的旧金属桥牌椅，大约是从某个教堂的地下室里搬出来的，排成微带弧形的行列，犹如在一个毕业或颁奖典礼上所见到的那样——三排十张，一排十一张。将它们如此摆放，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每把椅子的靠背都贴有一个人的名字——在空座位上方，一个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印在一张白色卡片上。一组椅子单独摆放着，以保证不会有人坐在上面，四边都用黑紫两色的旗布相互扭曲而成的松松的环扣拦了起来。

那儿悬挂着一只花圈。一只大大的康乃馨花圈。当路易——他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停下来数上面的花朵时，发现，如同他所料想的，共有四十一朵康乃馨。

“这是什么?”斯威夫特问。

“匹茨堡死去的人。这是他们的空位子。”路易说。

“狗娘养的，”斯威夫特说，“一场他妈的大屠杀。要打就打赢，要么就干脆别打。狗娘养的。”

但对他们而言下午还没完。在华美达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皮包骨头、戴眼镜的家伙，他穿着一件过于厚重的不合时宜的大衣。他有着严重的问题——冲着路人大喊大叫，对他们指指戳戳，因为使劲叫喊而不断地吐痰。警察从警车里冲过来，企图不等他朝什么人饱以老拳，或，倘若他身上藏有枪支，突然拔出来开上一枪之前，劝说他冷静下来。他一只手握着瓶威士忌——似乎他身上并没带别的物品。“看看我！”他叫道，“我是个废物，你们只要看我一眼就都知道我是个废物。尼克松！尼克松！就是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是尼克松把我派到越南去的！”

他们依次进入面包车时，神情肃穆，每个人都承受着记忆的重担，但看到莱斯特，不像那个家伙在街上胡说八道，而是处于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平静状态之中，都深感欣慰。虽然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却还是在莱斯特面前感觉得到那种与这种渴求相生的情愫。在驾车回家的途中，每个人——除了莱斯特——都以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领悟着活着和流变的神秘性。

他显得十分宁静，但那是个伪装。他心意已决。用他的车。把他们都干掉，包括他自己。沿着河边，直接朝他们开过去，走他们的车道，就在河道拐弯的弯道口。

他拿定了主意。没有什么可丢失的，反而会赚回所有的一切。这并非是一桩如果那个发生了，或者如果我看见了这个，或者如果我这样想我就干，否则就不干的交易。他决心坚定的程度已达到他不再思索的地步。他进行的是一项自杀式的使命，内心忐忑不安。没有言语。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是愤怒，肾上腺素，又是屈从。我们不在越南。我们已走出越南。

（一年以后他再度被禁闭在北桑普顿老兵管理局里的时候，他试图用简单明了的英语对心理医生解说这种纯粹的有却是无的状态。然而内容必须保密。她是位医生。医疗道德。严格地限于他们两人之间。“你当时想什么?”“什么也不想。”“你应当有想法。”“没有。”“什么时候你上车的?”“天黑以后。”“你吃过晚饭没有?”“没吃晚饭。”“你认为你为什么要上车?”“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去逮住他。”“逮住谁?”“犹太人。犹太教授。”“你为什么要那样做?”“逮住他。”“因为你非做不可?”“因为我非做不可。”“为什么你非做不可?”“肯尼。”“你打算杀死他。”“哦，对。我们大家。”“那么，是有计划的。”“没有计划。”“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对。”“但没有计划。”“没有。”“你是不是以为你回到了越南?”“没有越南。”“你眼前闪过过去的景象吗?”“没有过去的景象。”“你认为你是在丛林里吗?”“没有感觉。”“你想着孩子们吗?这是报应吗?”“没有报应。”“你肯定吗?”“没有报应。”“那个女人，你告诉我，杀死了你的孩子，‘一个吮吸阴茎的婊子，’你告诉过我，‘杀死了我的孩子。’你是在企图报复她，为那件事复仇?”“没有复仇。”“你感到压抑吗?”“不，没有压抑。”“你出门去杀死两个人，你不感到愤怒?”“不，不再感到愤怒。”“先生，你上了你的卡车，你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你朝他们的前灯直冲过去。可是你现在想告诉我你没有打算杀死他们。”“我没有杀死他们。”“谁杀死了他们?”“他们自己。”）

只顾开车。他所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有计划同时也没有计划。知道同时也不知道。另一辆车的前灯越来越逼近，随后消失了。没有相撞?OK，没有相撞。一等他们歪到路边，他便改换车道，径自往前驶去。他只是继续开车而已。第二天早晨，他等着和修路队一道出工的时候，在镇上车库里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大伙都已经知道了。

没有相撞，所以，虽然他有一点感觉，却不知细节，当他开车回到家，走出卡车时他并不肯定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是个利好的日子。11月11号。老兵纪念日。那天早晨他和路易一起——他和路易一起到墙那儿去了，那天下午他从墙那儿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出门去杀死所有的人。是吗?不能断定，因为没有冲撞，但从治疗的角度看，仍然是了不起的一天。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疗效更显著。现在方才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宁静。现在肯尼能够和他对话了。和肯尼肩并肩地射杀，两人都打开全自动开关，只听海克特，队长，厉声下达命令：“拿好你们的东西，我们冲出去！”突然肯尼死掉了。就那么快。在一座小山包上。遭到袭击，撤退——肯尼死掉了。不可能。他的战友，也是个农场上长大的孩子，相同的背景，只是来自密苏里，他们将共同经营牛奶场，一个在六岁看着父亲死去、九岁看着母亲死去的小伙子，被叔叔收养，他爱他叔叔，老是谈论他，一名成功的牛奶场主，拥有相当大的牧场——一百八十头奶牛，在挤奶厅的一边就有十二台机器同时给六头牛挤奶——而肯尼的脑袋不见了，他死了。

似乎莱斯特此刻正和他的战友交谈，向肯尼表示他并没有被忘记。肯尼要他那么干，他干了。现在他知道无论他干什么——即使他连是什么都不清楚——他都是为肯尼干的。即使他的确杀了人，去蹲大牢，也没有关系——不可能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就是为肯尼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和他两清了。知道现在肯尼没事了。

（“我走到墙面前，他的名字在上面，却只有沉默。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感觉，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肯尼有问题。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不会就那样离开我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只字片语的缘故。因为我为肯尼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呢?现在肯尼没事了。现在他可以安息了。”“而你还是个死人吗?”“你是个什么东西，笨蛋吗?哦，我跟你说不通，你这个笨蛋！我那么做就因为我已经死掉了！”）

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他在车库里听到的就是她和犹太人遇上车祸。每个人都揣测她正在吮吸他，他失控，他们偏离路面，冲过护栏，越过河堤，车头首先落入浅浅的河水之中。犹太人失去对车子的控制。

不，他并不把这事和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当时不就是开车出门吗，完全处于一种不同的心态之中。

他说：“是吗?出了什么事?谁杀了她?”

“犹太人杀了她。他开出路面了。”

“她很可能正趴在他身上。”

“人家都这么说。”

就这样。对这事也没有任何感觉。还是没有感觉。除了他的痛苦。为什么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那么痛苦，而与此同时她却能够继续在那老犹太人身上干吮吸的勾当?他才是承受痛苦的人，可现在她倒好，一走了事。

不管怎样，他在镇上车库里啜饮早晨的咖啡时，事情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的。

当每个人都起身向卡车走去的时候，莱斯特说：“我看星期六夜里那音乐再也不会从那幢房子里传出来了。”

诚然，如同有时所发生的那样，没人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他们照样哈哈大笑，并且在笑声中开始了又一个工作日。

如果她确定自己的住址是在西马萨诸塞州，那么她订阅《纽约书评》的同事就会根据广告追踪到她的头上，特别是如果她进而描述她的长相和列出她的证书的话。然而如果她不明确地说出她的住址，她很可能到头来在半径为一百，两百，甚至三百英里的范围内都别想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既然在她研究过的刊载在《纽约书评》上的广告里女人所披露的年龄都比她本人的要大到十五乃至三十岁不等，她怎么可以径自暴露她自己的正确年龄——正确地描述她各方面的情况——而不引起怀疑?她不是隐瞒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是曾犯下什么过错。一个女人声称自己如此年轻，如此迷人，如此富有学养，以致感到大有必要通过个人广告寻找一个男人。倘若她用“满怀激情”形容自己，可能立即被那些色胆包天的人解释为故意挑逗，认为言下之意是“不检点”或更糟，于是信件便会如雪片般地飞进她的《纽约书评》信箱，而写信的都是她根本不屑一顾的男人。但倘若她摆出一副女学者的派头，显出性绝对比不上她对学术、学位及知识方面的追求，她就肯定会鼓励那种过于阴柔的类型向她示爱，而她却是能够和一位她能托付的性爱伙伴竭尽颠鸾倒凤之能事的。倘若她将自己描述为“漂亮”，她就把自己和一种模棱两可、来者不拒类型的女人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倘若她直截了当用“美丽”形容自己，倘若她敢于坦诚地启用这个在她情人眼里从未显得过分的字眼——他们曾称她为华美炫目，令人震惊——或倘若，为了在一篇只有大约三十个字的广告文体里求得精确，援引近似于她的长辈对她父亲总是喜欢大加利用的莱斯利·卡伦所做的评论，那么除非是个自大狂，谁都会害怕得退避三舍，或者拒绝把她当做知识分子加以严肃对待。如果她写道：“随信附照片一张，将十分感谢。”或，简单地：“请寄照片。”那可能被误解为她对漂亮长相比对智力、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更加看重；而且，她收到的任何照片都可能经过修饰，多年前的，或压根是个伪制品，要求寄照片来甚至可能恰恰让那些她心心念念想引诱的男人打退堂鼓。可是倘若她不要求寄照片，其结果便可能是她一路跑到波士顿，或华盛顿，或更远的地方，为自己找到的晚餐伙伴却是个根本不合适，甚至大倒胃口的人。而且大倒胃口并不一定单单出自于相貌的缘故。如果他专门说谎怎么办?如果他是个骗子呢?如果他是个精神变态者怎么办?如果他患有艾滋病怎么办?如果他粗暴，凶恶，已婚，或正在接受治疗，怎么办?如果他性情乖戾，是个她无法摆脱的人怎么办?如果她把姓名、工作单位给了一个潜伏的坏蛋呢?但，他们第一次会见时，她怎么能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呢?在寻找一个引向婚姻和家庭的严肃的、热烈的爱情时，一个爽朗、诚实的人怎么能在一开始便如同她的名字那样就基本的事实说谎呢?另外，种族怎么处理?她应不应当加上善意的劝诱“种族不重要”?但并非不重要；该是不重要的，应当是，完全应当是，倘若不是当年她十七岁时在巴黎遭遇的那场惨痛的失败使她坚信另一种族的男人是个行不通的伴侣——因为他是不可知的。

她很年轻又充满冒险精神，她不想谨慎从事。他来自布拉扎维尔一个良好的家庭，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在巴黎的楠代尔当一年的交换生。他名叫多米尼克，她将他视为文学精神爱好者，与自己志同道合。她在一个米兰·昆德拉讲座上遇见他。他在那儿与她结识，讲座外，他们依然沐浴在昆德拉有关包法利夫人的心得体会之中，双双感染上了德芬妮兴奋地暗暗称之为“昆德拉病”的东西。昆德拉作为一名捷克作家，作为一名在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失败者遭受迫害，而被他们所推崇。昆德拉的搞笑并不显得轻浮，一点都不。《笑忘录》是他们之所爱。在他身上有种值得信赖的品质。他的东欧性。知识分子不安的天性。一切无不困难重重的观点。两人都被昆德拉的谦虚所折服，正是超级明星外表的反面，两人都欣赏他思维与忍受痛苦的精神气质。所有那种知识分子的磨难——还有他的相貌。德芬妮深深爱上了这位作家充满诗意的容貌，在她眼里，这是一种内心剧烈冲撞的外在标志。

在昆德拉讲座上结识以后，和多米尼克分享的完全是一种肉体经验，她以前从未有过的。完全和她的肉体相关联。她刚和昆德拉讲座产生了那方面的联系，她误把那种联系当成她和多米尼克的联系，一切发生得非常迅猛。什么都不复存在，唯独她的肉体。多米尼克不理解她不仅仅是对性有所要求。她要的是，不止被当做一块肉放在火上旋转，烧烤。那却是他所做的——甚至也就是他所说的：旋转她，烧烤她。他对其他一切统统不感兴趣，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文学。放松然后关紧——这就是他对她的态度。她却陷了进去，无以自拔，然后那可怕的夜晚来到了，当她出现在他房间里时，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等候着她。并不是她现在持有偏见，只是她意识到她绝不会如此误判一个她本民族的男人。这是她最严重的失败，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救赎仅仅在她和送她罗马戒指的教授交往时才迟迟到来。性，是的，美妙的性，但却是与玄学同在的。和一个富有魅力又不虚荣的男人发生与玄学同在的性关系——一个与昆德拉相似的男子——这便是她的计划。

此刻，她独自坐在电脑前，天早已黑了，巴顿大楼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害怕离开办公室，害怕待在寓所里面对又一个连做伴的猫都没有的夜晚，此刻，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她的广告词里加上——不论措辞多么微妙——一句实际含义为“唯有白人需要申请”的话。如果雅典娜有人发现是她明确定下这么个禁忌——不，对一个在雅典娜学术统治集团内地位提升得如此神速的人来说，绝对不行。她别无选择，只有要求一张照片，虽然她知道——由于她尽可能周详地考虑到每件事，对一切都杜绝天真，并根据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短暂的生活经验思考男人可能的表现——她知道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止一个色情狂或变态者寄来一张经过设计的照片以达到误导的效应，特别是在种族上。

不，整个这件事都太冒险——同时还有失尊严——发广告求见一个她自始至终都没能在像雅典娜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地方的教职员中发现的对口径的男人。她不能做这种事，也不应当做。她思虑着一个女人对陌生人发广告以寻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的不稳定因素、危险性，她思量着为什么一位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向同仁们披露自己并非仅仅是一名严肃的教师和学者——暴露自己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虽然完全符合人性——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她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刚刚给系里的每位教师发去电子邮件，通报她最新的关于高年级论文题的想法，而今正着手编写一篇广告词，既使用标准的《纽约书评》个人广告栏中的陈词滥调，又能真实无误地再现她本人的口径。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她还是不能拟定一个令她满意的不太屈辱的文稿，即使是匿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刊物。

麻省西部。二十九岁。娇小，热情，巴黎教授，教授莫里哀和布雷尼同样得心应手，美妙的伯克夏学术地位，烹调和驾驭人文系科同样得心应手。

寻求严肃的斯特吉—韦伯基金学者。寻求斯特吉—韦伯基金耶鲁博士。出生巴黎学者。瘦小，学者风度，爱好文学，具时尚意识，肤色浅黑。寻求迷人，严肃的学者。寻求斯特吉—韦伯基金博士，法国人，住在麻省。

寻求什么?随便什么，只要不是那些雅典娜的男人——插科打诨的小男孩，娘娘腔的老太太，胆小乏味的妻管严，教授老爹，他们全都那么忠心耿耿，又那么缺乏男子气概。她对他们为自己承担一半的家务劳动而引以为荣的事实大为反感，无可容忍。“对，我得走了，我得替换我太太。我得和她分担换尿布的活，你知道。”当他们吹嘘自己是太太的好帮手时，她总要哆嗦一下。做就做吧，得，可别庸俗地挂在嘴上嘛。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与太太平起平坐的丈夫而大加推销呢?只管去做，但闭上嘴巴。她的反感表现出她和她女同事之间的巨大差别，后者因为这些男人的“多情善感”而对他们崇拜有加。难道对自己老婆大加吹捧便是所谓的“多情善感”?“哦，萨拉·李是如此这般地这和那。她已经发表了四篇半文章……”多情善感先生不提到她的荣耀绝不罢休。多情善感先生谈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某次伟大展览时，断然不可不用下列开场白：“萨拉·李说……”他们要不是肉麻赞誉他们的老婆，便是绝口不提。老公沉默寡言，变得越来越郁闷，而她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萨拉·李是个学者，找不到工作，而他，假如，只是勉强应付他的工作，他宁可丢掉工作也不愿让她以为自己吃了亏。甚至如果形势倒转过来，他成了那个不得不待在家里的人，而不是她，他甚至会产生某种自豪感。一个法国女人，即使一个法国女性主义者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令人厌恶。法国女人智商高，性感，是真正独立的。倘若他话说得比她多，那怎么样，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些激烈的辩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哦，你注意到了吗?她完全受制于她粗暴、权欲熏心的丈夫”。不，女人味越浓的法国女人，越要男人投射他的威力。哦，五年前刚到雅典娜的时候，她曾那么热诚地祈祷，以期能遇上一个威力四射、令人赞叹不已的男子，可是绝大多数年轻男性教职员都是那种依恋家庭、全然没有男子气概的类型，知识方面毫无进取心，平庸，是一味吹嘘萨拉·李的老公们，她在给巴黎友人的信件中已津津有味地将萨拉·李纳入“尿布”目录。

还有“帽子”一族。他们是“住校作家”，美国难以置信地自命不凡的住校作家。很可能，在小小的雅典娜，她尚未见到其中最糟糕的，不过这两名就够糟的了。他们每周来上一次课，都已成婚，他们是主动找上她的，但他们绝无指望。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午餐，德芬妮?对不起，她心里想，我不感兴趣。她在课上喜欢昆德拉的原因是，他总是微微地有点阴郁，甚至有时有些褴褛，尽管如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至少她是那样看的，也是他身上她喜欢的东西。可是她肯定不喜欢，不能忍受，美国的我——是——作家的类型，这些人，她知道，在朝你看的时候怎么想，你的法国信心，法国时尚，法国精英教育，使得你的确非常法国，但你却是学者，而我是作家——我们并不平等。

这些住校作家，就她所能猜想，花大量的时间筹措他们的头饰。是的，诗人和散文作家都对帽子怀有一种异常的迷信，因此她在她的信件中将他们归入帽子一族。其中一个总是打扮得像查尔斯·林伯，一身古老的飞行员装束。她无法理解飞行员装束和写作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住校写作。她在写给巴黎友人的幽默信件中对此事进行过揣度。另一位是松软帽子型，不摆谱的类型——当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他在镜子前花八个小时把自己的穿着弄得马马虎虎。虚荣，不值一看，到现在为止已经结过一百八十六次婚，而且难以置信地自高自大。她对这一个与其说是恨，倒不如说是蔑视。然而身处伯克夏山沟，渴望着浪漫爱情，她有时也会对帽子一族感到游移不决，不知她应不应当至少把他们严肃地当做性爱候选人。不，她不可以，在她给巴黎写了那些话之后，不可以。她必须抵制他们，因为他们企图用她的词汇跟她交谈。因为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稍微不那么自高自大的那个，读过巴戴伊，因为他略知一二，并且读过几本黑格尔，所以她和他外出过几回。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当着她的面如此迅速地解除所有的性冲动；随着他讲的每一个字——以他的方式，她现在都不能确定是否是她自己的语汇——他将自己直截了当地从她的生活中开除了出去。

至于年长的那一号，既不酷，穿着也随随便便的，“人文主义者”……唉，她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和讲演里都不得不按专业要求随波逐流，人文主义者却实在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她有时感到亲手将它出卖了，因此她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他们固守本分，从来不变，因为她知道他们把她认做一名叛徒。她的课有号召力，但他们认为那种号召力只是时下的流行现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年长者，人文主义者，老式的传统人文主义者阅读过一切，再生教师（她在心里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让她有时觉得自己十分浅薄。她的号召力他们加以嘲笑，她的学术成果他们不屑一顾。在教职员会议上他们直言不讳，你会认为他们应当那样；在课堂上他们敢于说出他们的感受，而同样你也会认为他们本该如此；结果，在他们面前她直不起腰杆。既然她本人并不对她在巴黎和纽黑文学到的所谓话语具有充分的信心，内心里她也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她需要那种语汇帮助她成功而已。她独自在美国打拼，要取得成功所欠缺的条件太多了！然而为了成功所做的一切努力无不带来负面效应，这使她感到自己越来越不真实，而将她的困境戏剧化地称做“浮士德交易”也于事无补。

她甚至觉得自己背叛了米兰·昆德拉，于是，默默地，当她独处时，她会在脑海里描绘他的形象，对他讲话，请求他的宽恕。昆德拉讲演的意图是将智力从法兰西的世故中解脱出来，将小说当做与人类生活、人性喜剧相关联的东西来加以讨论；他的意图是将他的学生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将他们身上从中哺育吸收的法国理论荡涤一空，而且倾听他的话语曾经是巨大的缓释，因为尽管她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享有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她始终对使用文学理论应付文学作品感到力不从心。在她喜欢的东西和她应当爱慕的东西之间——在她应当如何评论她应当倾慕的东西和她如何对自己评说她珍视的作家之间——竟然会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致她背叛了昆德拉的感觉，虽然并非她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时也会变成近似于出卖了一位良善的、信任她的、不在眼前的情人的羞耻。

唯一她经常与之相约外出的男人，说来奇怪，是校园里最为保守的人士，一位离过婚的六十五岁的男子，亚瑟·苏斯曼，波士顿经济学家，曾提名任第二届福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略显矮胖，略显拘谨，总是穿着西服套装。他痛恨肯定性的行为，痛恨克林顿。他一星期从波士顿过来一次，在这儿得到天文数字般的酬金，人们认为他将雅典娜放上了学术地图。女人们一口咬定她和他睡过觉，仅仅因为他曾经有权有势。她们看见他们偶尔在自助餐厅共进午餐。他走进自助餐厅，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直到看见德芬妮神色才为之一变。当他询问可否与她做伴时，她就说“您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倍感宠幸”这一类的话。他喜欢听她挖苦他，在某种程度上。吃过午饭，他们进行了德芬妮所谓的“真正的交谈”。他告诉她，政府拥有三百九十亿财政盈余，却不打算退还给纳税人一分钱。是老百姓赚的，他们应当把它花掉，他们不该让官僚们决定怎么使用他们的钱。吃午饭时，他详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保障应当交由私人投资分析家管理：人人都应当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为什么有人信托政府筹划老百姓的未来，当社会保障给予你的只是X报偿，而那些投资股市的人个个获得双倍的回报，若不是更多的话?他论点的核心始终是个人自主权、个人自由。德芬妮斗胆告诉这位从未上任的财长，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进行选择，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进行有深度的测算——对市场没有足够驾驭的能力这一点，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模式，她向他解释道，是建立在激进的个人自由的理念上，而后者在他的脑子里缩减为激进的市场主权。盈余与社会保障——让他烦躁不安的两大议题，自始至终都是他们讨论的热点。他似乎最恨的是克林顿将他心中之所想一律改换为民主党的版本。“好事一桩，”他对她说，“那个小矮子鲍伯·里奇不在那儿了。他会叫克林顿花上几十亿美元让老百姓接受二度培训，以便接手那些他们一辈子也无法适应的工作。大好事，他总算离开了内阁。至少他们有鲍伯·鲁宾，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家伙，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至少他和阿伦把利率保持在应有的位置上。至少他和阿伦使得复苏继续进行……”

她喜欢他的一点是，除了他粗暴的业内人士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碰巧也对所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十分精通。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熟知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部她一向为之着迷、喜爱有加的文本。当他邀请她外出到大巴林顿进餐时，情况就变得更加浪漫，更具才情，绝非自助餐厅所能相比。进餐时他喜欢用法语跟她交谈。他的一个被征服者是巴黎人，他无休无止地谈论着那个女人。德芬妮在他大谈其巴黎艳遇或前前后后多桩感情事件时并没有像初出茅庐者似的张大嘴巴。关于女人他吹个不停，以一种要不了多久就让她觉得丝毫也不文雅的貌似文雅的语气。她不能忍受的是他认为她对他所有的征服倍感兴趣，但她并不计较，只是略感枯燥乏味，因为除此而外，她为和一位聪明、自信、阅读广泛、人情练达的人共进晚餐而颇为高兴。吃饭时当他拉起她的手时，她会撂下话，自然非常委婉地让他明白，倘若他以为他将跟她上床的话，他便是异想天开。有时在停车场他用双手合抱着她，将她紧贴在身上，说：“我不能和你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而不产生激情。我不能请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外出，和她谈话，谈话，什么别的也不做。”“我们在法国有句谚语，”她告诉他，“一个……”“一个什么?”他问，心里想着他也许可以从讨价还价中捡到一个新的好彩头。她微笑着说：“我不知道。以后会想起来的。”随即温柔地推开他那搂着她身子的强壮得令人惊讶的胳膊。她对他是温柔的，因为这样做很有效果，她对他温柔因为她知道他以为问题在于年龄，而事实上，她坐在他的车里往回开时向他解释道，这是一个不那么平庸的问题：问题在于“思想框架”。“关系到我是谁。”她对他说。倘若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句话让他两三个月里没有来找她，直到他下次在自助餐厅露面，环视左右寻找她。有时他夜深时给她打电话，有时在凌晨，从他的后海湾居所的床上起来，他想跟她聊性的问题。她说她宁可谈马克思，而这足以使得保守派经济学家望而却步。然而不喜欢她的女人们却都一口咬定，因为他有权有势，她跟他睡过觉了。她们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她生活惨淡孤独，她对成为仿佛是挂在亚瑟·苏斯曼胸口的小徽号似的情妇角色却不感兴趣。她也听说她们中有一个说她“这么过时，简直是对西蒙·德·波伏瓦的拙劣模仿”。此话的意思是波伏瓦将自己出卖给了萨特——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结果成了他的奴隶。对这些观察她和亚瑟·苏斯曼共进午餐却把什么都弄错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问题，一切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出卖。波伏瓦出卖，德芬妮出卖，等等，等等。德芬妮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们脸色发青。

她还有一个问题。她不愿和这些女人反目。然而在哲学层面上她和女人们的距离并不比和男人们的小。虽然她对她们就这一点直言不讳是不谨慎的，但在美国人的意义上，这些女人却比她更是女性主义者。不谨慎，因为她们的态度相当排斥，似乎总是知道她的立场，总是怀疑她的动机和目的：她迷人，年轻，瘦削，自然地优雅时尚。她这么快地就爬得这么高，名声已远播校外，和她巴黎的朋友们一样。她不用也不必使用陈词滥调（正是由于使用陈词滥调，尿布派才真心实意地使自己丧失了男子气概）。只有在发给科尔曼的匿名信里她才动用了她们的修辞，那不仅纯属偶然，还因为她当时思想负担过重。但，说到底，却是故意的，为了隐瞒身份。事实上，她思想解放的程度与雅典娜的女性主义者相比毫不逊色，抑或更胜一筹：她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她敢于离开法国，她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发表科研论文，一心想功成名就；像她这样孤身奋斗的女子，必须成功。她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自力更生的，无家可归的，没有祖国的——离经叛道的。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却经常感到凄凉地离经叛道。雄心勃勃?她碰巧比所有那些倔强地坚持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加在一起还要雄心勃勃，但因为男人们被她吸引，而其中又有一个如同亚瑟·苏斯曼那样的名人，因为，为了好玩，她穿最精致的夏奈尔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或在夏天穿吊带连衣裙，因为她钟情于开司米和皮革，女人们愤愤不平。她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去关注她们可怕的衣着，所以她们有什么权利老是对她们认为她屡教不改的服装说三道四呢?她知道她们对她看不顺眼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她们说，她勉强尊敬的男人们盛传——这更让人受不了——她是个江湖骗子，非法的。她们说：“她在欺骗学生。”她们说：“学生怎么就看不穿这个女人呢?”她们说：“他们难道看不出她是个穿着女人衣服的法国大男子主义者吗?”她们说她当选为系主任是因为山中无大树。她们还拿她的语言开玩笑。“唉，当然，是她的文本间性的魅力给她赢得了信众。归功于她和现象学的关系。她是个如此出色的现象学家，哈——哈——哈！”她知道她们为了嘲笑她，正在说些什么，然而她记得她在法国，在耶鲁，为了获取这种语汇而玩命的经历；她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她非得具备这种语汇不可。她需要了解有关文本间性。那就意味着她是个骗子吗?不！这意味着她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在某些圈子里这可能被认为是她的奥秘所在！但在这么个偏僻的破地方仅仅具有一点点这种特质就惹恼了所有的人，甚至叫亚瑟·苏斯曼不高兴。究竟为什么她连电话性爱都没有，在这方面也要当另类?他们不能与之和解什么东西，为此，他们折磨你。具备难以归类的特质乃是她这部成长小说的一部分，她一贯由于坚持难以归类性而兴旺发达，雅典娜无人得知。

有一个女性三人帮——一名哲学教授，一名社会学教授和一名史学教授——尤其逼得她几乎要发疯。她们对她充满敌意仅仅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老牛拖破车似的埋头苦干。由于她的时尚风度，她们便以为她没有读过足够的学术性杂志。因为她们的美国独立观与她的法国独立观之间的差异，她们认为她勾引有权势的男性而对她嗤之以鼻。但她究竟做过什么而引起了她们的怀疑，除了她善于调度系里的男教员之外?不错，她是和亚瑟·苏斯曼在大巴林顿共进晚餐，那是否意味着她就不把自己当做他智力上的伙伴了?她心里从不怀疑自己与他平等的地位。她和他外出并不感到受宠若惊——她想听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法。她起初难道没有尝试和她们三位共进午餐，而她们的态度还能比当时更加倨傲吗?当然，她们不屑阅读她的学术论文。三人中没有一个阅读她写的东西。纯属观念的问题。她们见到的是德芬妮在任职期间在男性身上施展她所知的被她们辛辣地称之为“小小的法兰西风味”。然而她却一心想巴结这个三人帮，向她们倾诉她不喜欢法国风情的原因——否则她会留在法国！她并不掌控男教员——她不掌控任何人。不然她为什么会独自待在这儿，成了唯一在夜里十点钟还坐在巴顿大楼办公桌前的人?不到一个星期，她尝试与这三人交结的努力便宣告失败，她们让她无所适从，令她伤透脑筋，但她们却是她无法以任何手段使之陶醉、智取或笼络的。“三女神”，她在给巴黎的信中这么称呼她们，恶意地把“女神”一词拼作“茅草”。三个油脂球。在一些晚会上——德芬妮并非真正想出席的晚会——三茅草毫无例外地到场。当某位大女性主义知识分子莅临时，德芬妮至少想受到邀请，但从来没有过。她可以去听演讲，但从未被邀请出席晚宴。可是召唤大人物的地狱三女巫却总是有份的。

由于对她的法兰西化的不完全的反抗（同时又对她的法兰西化念念不忘），自愿脱离她的国家（如果并不是脱离她自己），陷入三茅草对自己的蔑视之中，以致没日没夜地算计做出何种回应方可赢得她们的尊敬，又不会进一步模糊她的自我意识及导致对她天然的女性性情的表达偏差，由于在必须如何对付文学以赚取功名，与一开始为什么走近文学，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使她不时深感羞愧，德芬妮惊愕不已地发现自己在美国竟然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失去祖国，被孤立，遭冷落，对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东西大感困惑，陷入迷茫渴望的绝望境界，身处将她定为敌人的一片喝骂声中。这都是因为她热切地追寻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这都是因为她非常勇敢，拒绝接受别人对她的指令。她觉得似乎在她令人赞叹的创造她自己的努力中她已经颠覆了她自身。生活中竟有如此卑鄙的东西，对她下这种毒手。这种东西的中心非常卑劣，满怀报复欲望，不按照逻辑推理，却根据敌意悖谬的心血来潮行事。敢于将你自己交给你自己的活力，竟可能落入一个老奸巨猾的罪犯的手中。我要到美国去充当我生活的主宰，她说，我将不按我家庭所限定的正统观念建构我自己，我要和这种限制作斗争，将豪情万丈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表现出最优秀的个人主义——到头来她却以一场非她所能控制的戏剧收尾。她最终一事无成。人人都有掌控事物的动机，可是被掌控的却往往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仅仅想知道该怎么做竟会如此困难?

德芬妮会完全陷入孤立，要不是系秘书。玛格·露兹，一个三十几岁，胆小如鼠，离了婚的女人，也很孤独。她极其能干，害羞至极，心甘情愿地为德芬妮做任何事情，有时在德芬妮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最终成为系主任在雅典娜唯一的成年女性朋友。还有住校作家，他们似乎恰恰喜欢她身上别人痛恨的东西。但她不能忍受他们。她怎么会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她又如何才能抽身?正如将她进退维谷的处境看做浮士德交易、不能提供任何安慰一样，试图将她左右为难的窘状想象做“昆德拉式的内心放逐”也无济于事。

寻求。好，就这样，寻求。按照学生所说的去做——大胆干！年轻，娇小，女人味十足，漂亮，学术上成功的法国出生的斯特吉—韦伯基金学者，巴黎背景，耶鲁博士，麻省工作，寻求……现在就上网。不要隐瞒你真实的情况，不要隐瞒你真正的追求。一位美艳惊人、才华横溢、情欲超亢奋的女人寻求……寻求……明确地，不屈不挠地寻求着什么。

她现在急速地写起来。

有骨气的成熟男性。无牵累。独立。幽默。活泼。不唯唯诺诺。坦率。教育程度优良。具有嘲讽精神。魅力。有知识并热爱伟大的书籍。口才出众，直率。身材修长。五英尺八或九。地中海肤色。绿色眼睛更佳。年龄不限。但必须是知识分子。灰白头发可以接受，甚至很赏识……

就在这时，只有在这时，这位受到热切召唤来到屏幕上的神秘男士终于凝聚为一张她认识已久的某个人的照片。陡然她的手停了下来。此番习作只是一次实验，尝试从禁锢的枷锁中稍稍放松一下，以便重新编写的广告词不会由于拘谨而词不达意。然而她还是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东西，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人物吓出一身冷汗，情急中，她只想尽快地把这一百来字删除殆尽。与此同时思索着导致她加入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策划的种种原因及羞耻，竟然把失败当做福气，并且放弃摆脱两难困境的希望……思索着倘若她留在法国，她绝不需要这个广告，绝不需要任何广告，最不需要的是用广告找男人……思索着来到美国是她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但究竟有多勇敢，她当时却不得而知。她只把它当做实现抱负的下一步，而且是并非不成熟的抱负，一个有尊严的抱负，获得独立的抱负，但现在她不得不面对后果。雄心。冒险。荣耀。到美国去的荣耀。优越感。出门远游的优越感。为了有一天还乡，经过闯荡天下又衣锦还乡的快乐而离开家门。离开家门，因为我想要有一天回家听到他们说——我要他们说什么呢?“她成功了。她做到了。如果她做到那件事，她就什么都能做得到。一个体重一百零四磅、身高不足五英尺二、二十岁的女孩，名不见经传，独自一人，独自一人，上那儿去闯荡，她成功了。白手起家。无名之辈。功成名就了。”我要听见谁说这些话呢?如果他们说了，谁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要他们说，不得不说：“她在美国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因为我不能造就一个法国人的成功，一个真正的成功，而其中不带有我母亲以及她笼罩万物的阴影——她各种修养的阴影，但更糟糕的是她家族的阴影，瓦林古尔家族的阴影，家族姓氏源于13世纪，受封于圣·路易王的领地，至今依然遵从他们自13世纪确立的家族理想。德芬妮恨透了所有族中的家庭，血统的纯粹，古老的贵族，他们所有的人都想着一样的念头，流露出一副面容，墨守成规，谨遵礼教。不论他们有多大的抱负，不论他们如何督促子女上进，他们将子女一律按仁慈、无私、纪律，信仰，尊重——并非尊重个人（打倒个人），而是尊重家族传统——的祷文调教成人。高居于智力、创造性、脱离他们的个人深层次发展之上，高居于一切之上，是那愚蠢的瓦林古尔家族的传统！德芬妮的母亲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将它们强加在全家人头上，若是她唯一的女儿没有力量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可能地远离她，她一定已成功地将她从出生到坟墓套在了那些价值观的锁链上。德芬妮一辈的瓦林古尔孩子或陷入绝对的服从，或以令人不可理喻的可怕方式造反，德芬妮要成功，两者皆不可取。从一个绝少有人能够重新站稳脚跟加以应对的背景中，德芬妮已成功地实现了独一无二的逃跑。来到美国，上耶鲁，到雅典娜就职，她已经，在实际上，超过了她母亲，后者做梦也不会想过离开法国——没有德芬妮父亲和他的钱，凯瑟琳·德·瓦林古尔在二十二岁上几乎做梦也想不起离开比卡第到巴黎来。因为倘若她离开比卡第和她家族的要塞，她将是谁呢?她的姓氏将有什么意义呢?我离开是因为我想要获取一种没有人能够误解的功名，跟他们没有任何牵连的功名，我自己的……想着她得不到一个美国男人的欢心并非因为她得不到的缘故，而是因为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她永远无法理解他们，而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的原因乃是她的英语不流利——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居然被认为是不流利！我认为我理解他们，而且的确理解他们；我不理解的不是他们说什么，而是他们不说的一切，他们不做声的一切。在这儿她只启动了她智力的百分之五十，可是在巴黎她却是对所有的微妙含义都能心领神会的。聪明机灵在这儿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便在实际上成了个聋哑人……想着她唯一真正懂得的英语——不，她真正懂得的美语——只是学术美语，几乎不成其为美语，这就是她不能进入的原因，永远不能进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她永远也不会找到称心的男人，为什么这儿永远也不会成为她自己家园的缘故，为什么她的直觉是错误的，永远是错误的缘故，为什么她在巴黎当学生时享受的舒适自在的学术生活永远不会在这儿重现的缘故，为什么在她的余生中她对这个国家最多只会理解百分之十一，而对这些男人只会理解百分之零的缘故……想到她全部的知识冒险都被她的离经叛道所湮没……想到她已失去视觉神经末梢功能，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东西，却不能以眼角余光见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她在这儿所具备的并不是一个像她这样有才智的女性的眼光，而是一个平板、纯粹正前方的视野，一个移民或更换位置了的，一个被误置了的人的视野……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母亲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了属于我的一切，我熟悉的一切，把我造就成古怪精灵的一切，以致我现在变成了个稀里糊涂的呆子的缘故。我所爱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人家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国家由于法西斯的控制而使得他们无法生存，并非因为他们母亲的阴影……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开，我做了什么，简直无法想象。我的朋友，我们的谈话，我的城市，男人，所有聪明的男人，我能够与之交谈的自信的男人，有悟性的男人，稳定、热情洋溢、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强壮、不受恫吓的男人，合法，又毫不含糊的男人……想着，当时为什么没人阻止我?为什么没人对我说点什么?离家不到十年，可是却仿佛已过了两辈子……想着，她依然是凯瑟琳·德·瓦林古尔·鲁斯的小女儿，并无一丝一毫的改变……想着，作为雅典娜的法国人也许使她在当地人眼中显得异乎寻常，但却不会使她在她母亲眼里变得略微与众不同，永远也不会……想着，对，这就是她为什么离家出走，为了逃避她母亲的亘古不变的笼罩一切的阴影，这也是阻挠她回乡的障碍，而现在她真正地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左右为难，既不在东也不在西……想着，在她异乎寻常的法兰西风情下，她在自己的心里始终是她自己，所有异国风情的法兰西特色在美国却使她成为最可怜、最受误解的外国人……想着，她比走投无路更糟——她身处流放之中，偏偏成了一个由愚蠢所致强迫自己舍弃母亲的焦头烂额的流放者——德芬妮没有发现，此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将广告发给《纽约书评》，而是自动地发给了她先前的收信者、她大多数信件的收取者——雅典娜语言文学系的十名教师。她先是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然后，在她神不守舍、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状态下，她并没有揿下删除按钮，却在这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上，又加上一个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揿下发送按钮。于是乎，这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或摹真本的广告便无法挽救地发送了出去，并非发到《纽约书评》的专栏，而是发到她系里每一位教师的手中。

电话铃响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一点钟。她早已跑出办公室——跑出办公室时，心里只想着去拿护照，逃离这个国家——此时离她通常就寝的时间已过了好几小时，突然电话铃响，报告她这个消息。她由于将广告当做电子邮件错发，并没有入睡，还在她的寓所里来回走动，扯头发，对着镜子唾骂自己，将头伏在厨房桌子上双手捂着面孔哭泣，虽然仿佛是从梦中惊醒——精心防御的成年人的睡梦——她跳起来叫道：“不会有这种事！我没有干！”但谁干的呢?过去似乎总有人拼命设法压制她，以某种方式清除掉他们眼里的她这个眼中钉——那些无情无义、她好不容易才学会如何防范的人。但今天晚上没有人可以指责，她自己的手打出了这毁灭性的一拳。

狂乱地，在剧烈的狂乱状态下，她试图想出什么招数，任何招数，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在她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望之中她可以想见的只是最具灾难性的弹道轨迹：时间飞逝，天色破晓，巴顿大楼的一扇扇大门打开，她系里的同仁一个个进入他的或她的办公室，开启电脑，伴随着早晨咖啡的芳香在屏幕上发现她绝对无心发出的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的广告。她系里的成员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以后，再在网上一字不漏地转发给每一位讲师、教授、职员、办公室秘书和学生。

她班上的每一名学生都将看到它。她的秘书将看到它。不等到下班，校长就已经看过了，学院董事会成员也不会例外。即使她声称广告只是个玩笑，一个圈内人士的玩笑，为什么董事们就一定会允许玩笑的始作俑者继续留在雅典娜呢?尤其是在她的玩笑被刊载上学生的报纸之后——而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当地报纸。在它被《法国人》收录之后。

她母亲！对她母亲的羞辱！还有她父亲！他的失望！所有循规蹈矩的瓦林古尔的表兄妹们——他们由于她的失败而获得快乐！所有那些可笑的保守的舅舅和可笑的虔诚的姨妈，共同维系历史的陈规陋习——这个消息将使他们多么高兴，在他们势利地相互靠拢坐在教堂里时！但假设她解释说，她不过是在实验如何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全然不带感情色彩地玩弄个人广告，当成……当成功利性的俳句。没有用。太可笑了。什么都没用。她母亲，她父亲，她兄弟，她朋友，她老师。耶鲁。耶鲁！丑闻将传到她认识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羞耻将无情地伴随她一生一世。即使用护照能往哪里跑?蒙特利尔?马丁尼克?过日子钱打哪儿来?不，就是到说法语的天之涯海之角，人家也不会允许她教书——一旦他们听说了她广告的事。她为之精心策划、辛勤劳作的纯净，颇有声望的专业生活，未被污染的、无可指责的脑力生活……她想到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亚瑟会为她想出个办法的。他可以拿起话筒，跟任何人谈话。他很坚韧，很精明，是她所认识的在世故方面最聪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像亚瑟这样有权势的人，无论多么正直，都不会受到永远讲真话的限制。他会找着可以解释一切的对策。他会想到对策的。但当她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后，他为什么会想要帮她的忙呢?他会想到的是她喜欢的是科尔曼·西尔克，而不是他。他的虚荣将主导他的思路，引领他得出最愚蠢的结论。他会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想：她朝思暮想着科尔曼·西尔克，她梦想的并不是亚瑟·苏斯曼，更别提尿布派或帽子族了，而是科尔曼·西尔克。想象一下她爱上了科尔曼·西尔克，他将把话筒一摔，再也不跟她讲话。

重现。把当时的情景回想一下。试图获得充足的视角以做出理智的举动。她没有想发送。她写了，不错，但她不好意思发送，不想发送，而且并没有发送——然而信却走掉了。和匿名信相同——她没有想寄出，把它带到纽约，没有寄出的意图，而信却走掉了。可是这次走掉的是糟糕得多得多的东西。这回她如此之绝望，以至凌晨一点二十分决定要做的理智的事情便是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不管他怎么想，亚瑟必须帮助她，他必须告诉她她怎么能消除她已经铸下的大错。突然，正巧在一点二十分，她拿在手中给亚瑟·苏斯曼拨号的电话铃声大作。亚瑟打电话给她了！

但说话的却是她秘书。“他死了。”玛格说，她哭得那么伤心，德芬妮都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玛格——你没事吧?”“他死了！”“谁死了?”“我刚听说。德芬妮。太可怕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必须，必须给你打电话。必须告诉你这可怕的事。哦，德芬妮，时间很晚，我知道很晚了……”“不！不会是亚瑟！”德芬妮喊道。“西尔克院长！”玛格说。“死了?”“可怕的冲撞。太恐怖了。”“什么冲撞?玛格，出了什么事?在哪里?讲慢些。再讲一遍。你在说什么?”“在河里。和一个女人一起。在他的车子里。冲撞。”玛格现在已语无伦次，而德芬妮所受的惊吓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后她回想不起是放下听筒，还是哭着冲到床上，还是躺在那里喊叫着他的名字。

她放下听筒，然后她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堪的几个小时。

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喜欢他?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爱他?但他们会怎么想，倘若他们现在看到她哭得就像是他的遗孀似的?她不能闭上眼睛，因为当她一闭上眼，就看见他的眼睛，他的那对瞪大的绿眼睛，轰地爆炸了。她看见车一头冲出路面，他的头部往前方投射出去，在冲撞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睛爆炸了。“不！不！”但当她睁开眼，看不见他眼睛时，她看见的都是她所做的一切，以及那将引发的嘲笑。她睁着眼看到的是她的羞耻，闭着眼看见的是他的崩溃，整个夜里痛苦的钟摆将她从一端推到另一端。

她醒来时处于和她入睡时同样的极度紊乱的状态之中。她不记得她为什么发抖。她想因为她做了噩梦的缘故。他眼睛爆炸的噩梦。但不，那已经发生了，他死了。还有广告——那也发生了。每件事都已经发生了，无可奈何了。我要他们说……而现在他们说：“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们不谈她。她对我们而言，不存在。”当她企图镇定下来，决定行动计划时，不想是不可能的。只有错乱是可能的，令人揪心的螺旋式上升的隐痛。早晨五点刚过。她闭上眼，试图入睡，将一切排开，但一等她的眼睛刚合拢，便出现他的眼睛，它们瞪着她，随之便轰地爆炸。

她穿衣服。她尖声叫喊。她走出家门时天刚破晓。没有化妆，没有珠饰，只有她受过惊吓的面孔。科尔曼·西尔克死了。

当她到校园时，一个人影都不见，只有乌鸦。时光尚早，国旗还没有升起来。每天早晨她总在北大楼顶寻找它，每个早晨，一看到它，便生出一刹那心满意足的感觉。她离家出走，她敢于这么做——她到了美国！对她自己的勇气感到满足，也为她了解这一切的艰辛而心怀感念。但美国国旗不在那儿，她也没有看见国旗不在那儿。除了自己所必须做的，她一无所见。

她有一把巴顿大楼的钥匙，她走了进去。她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完成了这么多了。她犹豫着。她此刻在思索。OK。但她如何进得了他们的办公室去操纵他们的电脑呢?她昨天夜里就应当这么做，而不是慌慌张张地跑掉。为了恢复她的自控力，拯救她的名声，阻止使她身败名裂的灾祸，她必须继续思索。思索是她做了一辈子的事。她从开始上学所受的训练还教过她什么别的事吗?她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她的目的清楚了，她的思维也明断了。她将直接走进去把那删掉。她有权删除它——她发送的。她根本就没做那事。那不是有意的。她不负责任。它自己发出去的。但当她扭动他们的门把手时，都上了锁。下一步她试图用她的钥匙开锁，先是她大楼的钥匙，然后她办公室的钥匙，但两把都不行。它们现在开不了，昨晚也不会开得了的。至于思想，巴不得她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但思想打不开这些门。

回到办公室，她打开档案册。寻找什么呢?她的履历。为什么要找履历?这是她履历的结束。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女儿的结束。因为结束了，她把抽屉里所有该死的档案一把拉出来，扔在了地板上。整个抽屉都出空了。“我们没有女儿在美国。我们只有儿子。”现在她没有努力让自己动脑子，相反，她开始扔东西。所有堆在她书桌上的东西，所有她墙上的装饰物——什么东西碎了有什么关系?她努力了，她失败了。这是那些无懈可击的档案的结束，也是档案尊严的结束。“我们在美国的女儿失败了。”

她一边啜泣一边拿起话筒给亚瑟打电话。他将一下子跳下床，直接从波士顿驾车赶来。不到三小时他就会抵达雅典娜。九点钟时亚瑟就在这儿了！但她拨的号码却是贴在电话机上的报警号。她并不想拨这个号，就像她不想发送那两封邮件一样，她心里只有一个纯人性的求救愿望。

她说不出话来。

“喂，”另一端的人说，“喂，你是谁?”

她几乎说不出口，在任何语言里的最困难的两个字，自己的名字。无可简约的，不可替代的。代表她的一切。代表她过去的一切。现在世界上最可笑的两个字。

“谁?什么教授?我听不懂你的话，教授。”

“保安吗?”

“大声一点，教授。对，对，我们是校园保安。”

“快来，”她请求说，又一次哭了起来，“立刻来。出了可怕的事。”

“教授?你在哪里?教授，发生了什么事?”

“巴顿。”又说一次让他明白了，“巴顿121，”她告诉他，“鲁斯教授。”

“什么事?教授?”

“可怕的事。”

“你没事吧?出了什么事?什么事?有人吗?”

“我在。”

“没事吧?”

“有人闯进来过。”

“闯进哪里?”

“我的办公室。”

“什么时候?教授，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夜里。我不知道。”

“你没事吧，教授?鲁斯教授，你在吗?巴顿大楼，你肯定吗?”

犹豫。努力想一想。我肯定吗?是吗?“绝对肯定。”她说，此刻啜泣已失去控制，“赶快，求你们！马上赶来，请你们！有人闯进我办公室！一团糟！可怕至极！恐怖之极！我的东西！有人闯入我的电脑！赶快！”

“闯入?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谁闯入?是个学生吗?”

“西尔克院长闯入，”她说，“赶快！”

“教授——教授，你在吗?鲁斯教授，西尔克院长死了。”

“我听说了，”她说，“我知道，很可怕。”然后她尖叫起来，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怖而尖叫，对他最后所做的事，针对她，针对她的——此后，德芬妮的一天便成了马戏团的演出。

西尔克院长和一个雅典娜学院的清洁女工一起死在车祸里的惊人消息刚刚传到学院的最后一间教室，关于德芬妮·鲁斯办公室遭劫，西尔克院长仅在致命事故前几小时企图利用电子邮箱作案的传言便开始扩散。大家正为这一切不知该是否相信时，突然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案发现场情况的故事从镇上传到校园里来，更使大家如坠云里雾中。尽管细节令人发指，故事却据称来自于可靠的源头：发现尸体的州警察的兄弟。据他称，院长失去对车的控制乃是因为坐在他旁边客座上的雅典娜女清洁工，在他驾驶的时候，她正在满足着他的需求。这一点，警察局可以在撞毁的车子被发现并被打捞出河水时，从他衣冠的不整和她身体的部位以及在车里的位置推断出来。

大多数教职员，特别是与科尔曼有多年私交的教授，起初都不愿相信这个故事，而且对将它作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津津有味地钉着不放感到十分义愤——侮辱的残酷性使他们不寒而栗。然而，随着这一天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更多的有关闯入的事实，尤其是更多的关于西尔克跟清洁女工不正当关系的细节也浮出水面：众多的人曾经看到他们俩鬼鬼祟祟地在一起，以至于教师中的年长者也感到越来越难以“坚守”“伤心欲绝的否认”——如同当地报纸第二天在人类兴趣专栏中所称。

此时大家开始记起两年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把两名黑人学生称做幽灵；大家记起他如何在羞辱中退休后和原来的同事绝交，如何对在镇上偶遇他的任何人态度无礼到粗暴的程度；大家记起他大肆张扬地表达对与雅典娜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的厌恶的同时也和自己的孩子分道扬镳……唉，甚至那些在当天一开始根本拒绝流言蜚语、不相信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竟会落到如此可怕下场，不忍心相信一个像他那样享有崇高学术地位、具有超凡魔力的教师，一位精力充沛和富有影响力的院长，一个有魅力、生命力蓬勃、在七十岁依然老当益壮的男子，四个长大成人的棒极了的孩子的父亲，竟然会丢弃一切他曾珍视的东西，陡然滑进一个遭唾弃的乖戾的另类的充满丑闻的死亡。甚至那些人也不得不面对紧接着幽灵事件之后所发生的彻底逆转，这一逆转不仅将科尔曼·西尔克送上黄泉路，而且也造成——不可原谅地造成——福妮雅残酷的死亡。那个不幸的三十四岁不识字的女人，现在人人皆知，他在老年时将她纳为情妇。

【注释】

[1] 中国餐馆的折叠形小饼，内有纸条，上写预测运气的格言或幽默套语。

第五章　净化仪式

两场葬礼。

首先是福妮雅的，战斗山上的公墓，一个我每每驱车经过总令我心惊肉跳的地方，即使大白天我也止不住起鸡皮疙瘩。由于古老墓碑的死寂和时光的凝固而神秘莫测，又由于与原本是印第安坟场相毗邻的州立森林保护区的缘故，更显得阴森可怖——一片广袤、林木森森、巨石累累的蛮荒之地，上面分布着脉络状的山溪，晶莹的水流沿着一座座峭壁跌落而下，林中居住着小狼、短尾猫，甚至黑熊，还有游荡掠食的鹿群，据说其种群的庞大可与前殖民时代相比。牛奶场的女人在黑黢黢的森林边缘购买了福妮雅的墓地，组织了这朴素无华的仪式。两人中较为外向的，称自己为萨丽的那位，发表了第一篇悼词，在介绍她的伙伴和孩子们以后，说：“我们都和福妮雅同住在奶场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原因和你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一样：为了纪念一个生命。”

她讲话的嗓音是欢快嘹亮的，她是一个小个头、强健、圆脸盘的妇人，穿着宽大的黑色长裙，乐天地决心把握一种不会在六个农场长大的孩子心里引起任何消极情绪的观点。孩子们都整整齐齐地穿着他或她的最好的衣服，每人手握一把花，准备在入土前撒在棺材上面。

“我们中有谁，”萨丽问，“会忘记她那爽朗热情的笑声?福妮雅能以她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也能以她突然做出的某件事情让我们捧腹不止。而且她还是，你们知道，一个有着深层精神追求的人。一个有着精神生活的人，”她重复道，“精神生活的追寻者——最能描述她信仰的词乃是泛神论。她的上帝是自然，她对自然的崇拜延伸到对我们小小牛群的热爱上，其实是对所有的奶牛，对作为人类的养母的最为仁慈的生灵的爱。福妮雅对家庭奶场这个机构怀着巨大的敬意。她和佩格，我，以及孩子们，同心协力，努力使家庭奶场作为我们文化遗产的实实在在的一部分在新英格兰蓬勃发展。她的上帝是你在我们农场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你在战斗山四周随处可见的一切。我们选择这里作为福妮雅的安眠地是因为自土著居民在这里向他们的亲人道别以来这地方一直是方圣土。福妮雅讲给我们孩子听的最动人的故事——关于牛棚里的燕子和田野里的奶牛，关于高高地在我们田野上空翱翔的红尾鹰——与你们在这座山顶上可能听到的故事一模一样，当然是在伯克夏地区的生态平衡尚未遭到破坏，尚未有……”

无所不晓的语气来了，赞词其余部分的环境保护论的卢梭主义让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第二名致辞者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原雅典娜体育明星、有形资产总管、福妮雅的老板，以及——据我从雇用他的科尔曼处得知——一度还是别的什么。福妮雅实际上是在她第一天加入他的保管员队伍就被他招募进入他的后宫的，而一等莱斯特·法利不知用什么手段探知斯莫基拿她派什么用场，他便从后宫将她撵了出去。

斯莫基没有像萨丽那样讲到福妮雅崇尚自然的泛神论的纯净性；以他作为学院代表的身份，他将重点放在她管理家务的能力上，从她为本科生打扫宿舍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谈起。

“福妮雅的在场给学生带来了变化，”斯莫基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人，不论什么时间见到她，都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询问身体怎样，感冒好了没，课上得怎么样。她总是花上一两分钟跟他们聊聊，和他们亲近亲近，再开始工作。时间一长，她对学生来说不再是个视而不见的人，不再仅仅是个管家，而是另外一个他们心怀敬意的人物。因为他们认识福妮雅，其结果是他们更加认识到不能丢下一堆垃圾让她去收拾。相反，你可能有另外一个管家，从不用眼睛看着你，真正对学生敬而远之，真正不管学生在干什么，也不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嘿，福妮雅可不是那样——从来不是。学生宿舍的状况，我发现，直接跟学生和他们管家的关系有关。我们要装配的破玻璃窗的数目，我们得填补的墙洞的数目，都是学生用脚踢，用拳头捶，用它们出气造成的……不论什么状况。墙上的涂鸦。全部的。咳，如果那是福妮雅的楼房，一概没有这些。那幢楼就导向良好的生产率，导向学习、生活，产生与雅典娜同舟共济的感觉……”

这位身材颀长、头发拳曲、相貌英俊、年轻的有家男人曾经作为福妮雅的情人而成为科尔曼的前任，表演得实在精彩至极。从斯莫基的完美无缺的与清洁女工的肉体接触中，从他告诉我们的话里，并不比萨丽故事里的泛神论更容易让人想象。“早晨，”斯莫基说，“她打扫北大楼和那里的行政办公室。虽然她的任务每天都稍有不同，可每天上午都有基本的任务得完成，她总是干得好极了。废纸篓倒空，休息室，楼里有三间，统统清扫整理得焕然一新。只要哪里有脏，立即用潮拖把拖干净。人流频繁的区域每天用吸尘器打扫，不太频繁的区域则每周一次。掸尘通常按周进行。前、后门上的格窗几乎由福妮雅按日清洗——根据人流频繁的程度。福妮雅总是非常地专业，她十分注意细节。有时你可以开吸尘器，有时你不可以——从来没有过一次，一次都没有过，由于福妮雅·法利的缘故招来投诉。她很快地就发现什么时候做哪样工作最合适，最不影响其他人。”

我在墓地周围数了一下，不计孩子，共有十四人，其中学院分遣队似乎只包括斯莫基和一小组福妮雅的清洁工同事；四名维修工，穿着西服上装，打着领带，默默地站着，聆听着对她工作的溢美之词。据我的观察，其余的悼念者不是佩格和萨丽的朋友，便是在农场买牛奶以及上那儿参观得以认识福妮雅的当地人。西里尔·福斯特，我们的邮政局局长，义务火警队队长，是我认出的唯一的当地人。西里尔是在小乡村邮局认识她的，福妮雅一周两次去那里打扫卫生，科尔曼也是第一次在那里见到她的。

人群里有福妮雅的父亲——一个块头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萨丽已在她的悼词里对他的到场有所表示。他坐在一张轮椅里，离棺木只有几英尺，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看护着，菲佣或伴侣。那女人直接站在他身后，在整个仪式中都毫无表情，倒是他还将前额伏在掌心里，不时地淌下泪水。

环顾左右，却不见我认为可能是在网上发布了悼念福妮雅文字的人，我是前一天晚上发现的，张贴在雅典娜教职员论坛新闻组上。帖子是这样开始的：

发件人：克莉丹纳斯特拉@houseofatreus.com

收件人：教职员论坛

主题：福妮雅之死

日期：1998年11月12日，星期四

当时我正出自好奇查看教职员论坛日历，看看西尔克院长的葬礼会不会出现在即将安排的事项中，却偶然发现了它。为什么发这个满口脏话的帖子?寻开心?逗乐子?是否只是（或至少是）迫害狂奇思怪想的悖谬张扬，还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背叛行为?会不会是德芬妮·鲁斯张贴的?难道是她的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指控?我认为不会。她在闯入故事后，再玩她足智多谋的把戏也没有更多可赚的了，而且倘若“克莉丹纳斯特拉@houseofatreus.com”被人发现是她的杰作，她会输得很惨。再说，从手头的证据看来，里面没有典型的德芬妮式阴谋的那种技巧或设计的痕迹——她的诡计充满应急的即兴制作、歇斯底里的小家子气、业余作者过分激动的不假思索的冲动，以及事后令犯事者都觉得不足为信的希奇古怪的行为。她的反击缺乏那种刻毒的大师级的挑衅性和深思熟虑的算计，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会令人反感。

不，这，很有可能，是受到德芬妮恶作剧的启发而产生的恶作剧，更加狡诈，更加自信，更加专业化地凶恶——毒性的一次重要升级。现在它又将引发出什么来呢?这种公众扔石子的行为到何时方能告一段落呢?这种轻信盲从又到何处才能了结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对一个又一个的人重复德芬妮·鲁斯告诉保安的故事——如此透明的虚假，如此明显的谎言，他们当中怎么会有人竟然信以为真呢?又如何能证明它与科尔曼之间的联系呢?无中生有的事，但他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相信了。虽然有点离奇——他破门而入，强行打开档案，闯入她的电脑，给她的同事发电子邮件——但他们相信这些话，心甘情愿地相信，迫不及待地重复。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自相矛盾的故事，然而却没有人——当然是公开地没有——提出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这人把她的办公室翻得乱七八糟，以引起对他闯入事件的注意，倘若他要的只不过是设个骗局?为什么他要编出那么个广告，而实际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看了也根本不会想到跟他有什么联系?如果真要做出她声称是他干的事，他非得是个疯子不可，但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发疯了呢?疯狂行为的历史何在呢?科尔曼·西尔克单枪匹马使这个学院起死回生——这人是个疯子?痛苦、愤怒、孤立，不错，但何至于疯狂?雅典娜人完全明白情况并非如此，然而，如同在幽灵事件中一样，他们心甘情愿地表现出似乎他们不明白。仅仅看见有人指控便以为足以证明。一听到臆断便信以为真。作案者不需有动机，更无需逻辑或推理，只要一个标签即可。标签便是动机。标签便是证据。标签便是逻辑。科尔曼·西尔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是个X，因为他是个Y，因为他两者皆是。先是个种族主义者，现在又是个厌恶女性者。在本世纪把他称为共产主义者已经为时过晚，虽然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手法。眼下是一宗仇视女性的罪行，因为犯案者不惜对一名不堪一击的学生口吐凶恶的种族主义评语的能耐是早已不证自明的了，这就为所有的一切提供了解释——这件事以及疯狂。

弹丸之地的魔鬼——闲言碎语、妒忌、刻薄、无聊、谎言。不，乡土毒药无济于事。大家在这儿都待腻了，他们心生妒意，他们的生活不过如此，并将永远如此而已，于是，对这个故事不假思索地、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复述——电话里、街道上、自助餐厅里、课堂上。在家里丈夫对妻子，妻子对丈夫。并不是由于车祸就没有时间证明这是个谎言——事实上倘若不出车祸，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能编造谎言。可是他的死亡却成全了她。他的死亡拯救了她。死亡便是这样插手一切的。一切的怀疑、一切的担心、一切的犹豫都被最伟大的藐视万物者——死亡——横扫一空。

当我在福妮雅葬礼结束后独自走向我的车子时，依然无法确定学院里究竟谁会有这种心思编造出克莉丹纳斯特拉帖子——最残忍的艺术形式，网上艺术形式，因为它的匿名性质——我同样也无法预测还会有谁，任何人，出来以匿名形式散布别的什么。我所能肯定的是邪恶已被释放，就科尔曼的行为而言，没有一件荒唐事会被人放过，不用来制造出煽动愤怒的解释。一场瘟疫正在雅典娜蔓延——这就是在他死后我思路的朝向——瘟疫蔓延的容器是什么呢?这便是。病原体就藏身于此。在以太之中。在宇宙的硬盘之中。永恒的、不可删除的、人类邪恶的标志。

如今人人都在以幽灵为题进行着写作——人人，然而，尚未包括我。

我将请你们（教职员论坛帖子如此开始道）就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进行一下思考，并非仅仅有关一个无辜的三十四岁妇女的惨死，虽然死亡本身已够可怕，而且有关恐怖事件的特定场合，有关这个几乎是用艺术手腕设计了那些场合，以完成他对雅典娜学院及其过去的同事的复仇系列的男子。

你们中有些人或许知道在科尔曼·西尔克上演那出自杀式谋杀——这正是那人当晚将车驶出路面，冲过护栏，落入河里的所作所为——之前，他强行进入巴顿大楼一间教员办公室，洗劫文件，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故意伪造为一名教员所写，以此设计陷害她。他对她及学院所造成的伤害不足挂齿。但指使那个幼稚可鄙的撬门而入及作伪行径的决心及恶意却在当晚稍后时间里——经过大大的加剧——启发他在杀死他自己的同时，以冷血手段谋杀了一个学院总务处工人，后者已在几个月前被他玩世不恭地诱骗得手，供他满足性需求。

设想一下——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妇女的困境，十四岁逃离家门，教育在中学二年级就结束了，在她以后短暂的生活里成为功能性文盲。想象一下她和一名奸诈的退休大学教授所作的斗争吧，后者在他十六年身为学院最专制独裁的院长的生涯中在雅典娜行使着比校长更大的权力。她会有什么机会抵制他的优势?而一旦屈从于他，一旦发现自己遭到一个反常的、远远超过她自己的男性力量所奴役时，她又会有什么机会探测他利用她体力劳动者的身躯达到他复仇目的的深度，首先是活着时，然后是死后?

在所有先后践踏她的无情男人中，在所有粗暴、毫无节制、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地折磨、打击和摧残她的男人中，没有一个人会像这个一心要跟雅典娜学院决一死战的人一样怀抱着如此被狭隘心胸的敌意所扭曲的心态，所以他选择一个雅典娜的自家人，以发泄他的复仇情结，其用心路人皆知。发泄在她的肌肤上，在她的四肢上，在她的阴器上，在她的子宫上。今年早先她被迫进行的人工流产——那曾将她投入自杀的危险深渊——只是无人得知的无数次在她遭蹂躏的肉体上所犯下的强暴行径的一个例证而已。我们现在知道谋杀现场的可怖位置，知道他为福妮雅安排的惨死的色情姿态，以便更好地记录在案——毕其功于独一无二的，不可磨灭的形象——她对他愤怒的蔑视的屈从，她的谄媚（可以延伸为对学校社区的屈从和谄媚）。我们知道——由于警方调查的可怕事实点点滴滴的聚拢，我们正在越来越清楚地了解——福妮雅血肉模糊的躯体上的疤痕并不都出自致命的事故，尽管事故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验尸官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上都发现有与车祸撞击无关的青紫块，是在早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实施的挫伤：不是使用钝物，便是使用拳头。

为什么?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大得足以使我们绞尽脑汁的词。但犹如谋杀福妮雅的凶犯这样生理上阴险毒辣的人，他的心理却是难以探测的。驱使此人的欲望植根于一片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那些先天无暴力倾向或后天无复仇意识的人，那些与文明地限制我们身上的野性及放纵的约束和平共处的人，永远也不会明白这种黑暗。人心之黑暗无可言喻。但他们的车祸绝非偶然，这我敢于断言，如同我确知我与所有悼念雅典娜的福妮雅·法利的人分享哀思，后者所受的压迫开始于她的童贞岁月，并延续到她死亡的一刻。这场事故绝非事故：正是科尔曼·西尔克一直以来所渴望的。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能够回答，而且愿意回答。不仅为了消灭他们两人，而且为了同步消灭他作为她终极迫害者的一切历史印记。为了防止福妮雅揭发他的真实面貌，科尔曼·西尔克带着她和他一道沉入河底。

我们只好留在世上想象他决心隐藏的罪恶多么令人毛骨悚然。

次日科尔曼被埋葬在他妻子的身旁。料理得犹如整洁花园似的公墓，正对着学院平整的绿色海洋似的体育场，坐落在北大楼后的橡树林及六边型钟塔的脚下。我前一天夜里无法入眠，那天早晨起床时，仍然对事故及其意义被有系统地加以曲解并大肆传播感到心烦意乱，以至于坐立不安，连咖啡都没能喝完。一个人怎么能击退所有这些谎言?即使你说明某件事是个谎言，但像雅典娜这样的地方，一旦谎言出笼，就赖着不走了。我并没有绕着房子不安地踱步，等着到时间往墓地去，而是打好领带，套上茄克，往市镇街去——下山去一个我可以在心里琢磨、幻想以我的憎恶可以做点什么的地方。

还有我的惊讶。我从未想到他会死，更不要说看着他下葬。别的一切且不谈，一个已经七十多岁健壮的老人死于一场古怪的祸事本身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倘若他是被突发的心脏病，或癌症，或中风夺去生命，至少还说得通些。而且，那时我就肯定——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断定——这场事故是不可能在附近不见莱斯特·法利及其货车踪迹的地方发生的。当然，凡是发生在任何人头上的事情都不会事出无因，然而，有着莱斯特·法利在视线之内，有着莱斯特·法利作为基本起因，对造成法利蔑视的前妻和法利固执地窥测并使之勃然大怒的情人双双横死的这场便捷的灾难，难道不会因此而获得比捕风捉影更多的解释吗?

对我而言，得出这个结论并非出自于一种不愿想当然地接受不可知事物的思想倾向——虽然这正是州警察局在科尔曼葬礼后的那天上午所持的观点，当时我过去和那两位首先到达现场并发现尸体的警官交谈，他们对撞毁车辆的检查没有揭露任何线索能够证实我想象中的情景。我提供给他们的情况——关于法利对福妮雅的跟踪，关于他对科尔曼的窥伺，关于在离厨房门不远处近乎暴力的交手，当时法利吼叫着从黑地里扑向他们两人——统统都被耐心地记录下来，还包括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然后他们对我的合作表示感谢，向我保证一切都将严格保密，并告诉我，如果查有实据，他们会来找我。

他们再没来过。

走出去时，我转身说：“能问个问题吗?能问一下车里尸体的位置吗?”

“你想要知道什么，先生?”巴里奇警官问。他是两个年轻人中较年长的一位，面无表情，安详殷勤，他的克罗地亚的家人，我记得，曾经是马达马斯卡酒店的老板。

“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姿势。雅典娜的谣言……”

“不，先生，”巴里奇摇摇头说，“不是那样的。谣传也不真实，先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知道，先生。那明显是由于速度的缘故。你不能以那样的速度拐弯。杰夫·戈邓也不可能以那个速度拐弯。一个老家伙，几杯酒下肚，在他的大脑里翻筋斗，像个飙车手似的驶过那个弯道……”

“我不认为科尔曼·西尔克一辈子中曾经会像个飙车手似的开车，警官。”

“嗯……”巴里奇说。他举起双手，掌心对着我，意思是，我满怀对你应有的敬重，但不论是他还是我都不可能知道。“车是教授开的，先生。”

现在巴里奇警官期待我别再像白痴似的把自己当做业余侦探干涉他们的事务，别再进一步发挥我的论点，而是礼貌地告辞。他已不厌其烦地一再称我先生，足以让我清醒地意识到究竟谁才是这儿的领衔主演，于是我离开了，如我所说，事情到此结束。科尔曼下葬的那天又是个反季节的风和日丽的十一月天。上个星期，树上最后的叶子凋零了，山地粗犷的基岩轮廓此刻在阳光中赤裸裸地暴露无遗，它的棱角和条纹仿佛是古老雕塑上以细致的影线铭刻出来的。那天早晨当我驱车前往雅典娜参加葬礼时，一种重现江湖、万象更新的感觉，由于远眺春天以来始终被树冠遮挡、此时方在阳光照耀下尽显峥嵘面目的山景，不合时宜地在我心中升起。地壳朴实无华的结构，经过几个月的耽搁，现在终于首次亮相，领受赞赏，是冰川猛烈攻击所展示的惊人破坏力的纪念物。冰川的攻击曾擦到隆隆向南倾倒的山体的边缘，沿途喷射出体积如酒店冰箱般大小的巨石——喷射的速度就像自动投球机扔出快球一般。当我驶过陡峭的林木森森的被当地人称做“巨石园”的山坡时——这里离科尔曼的房子仅有几英里远——看到赤裸裸的没有被夏日的树叶及其流动的阴影所荫庇的那些巨大的石块全都侧身而卧，犹如倾覆的巨石柱，虽被一起压倒，然而却依然巨大，完好无损。我再次惊骇地想到那一刻造成科尔曼和福妮雅与他们生命断离的巨大冲力，那股冲力将他们射入地球永劫不返的亘古。他们此刻犹如冰川般遥不可及。如同星球的开元。如同创世纪本身。

这就是我决定去找州警察局的时候。而那天，那个早晨，就在葬礼前，我没在那儿下车的部分原因是，在将我的车子停靠在镇上绿地对面时，我看见在波林饭店窗子里，福妮雅的父亲正在吃早饭——他和那个前一天在山上葬礼上为他推轮椅的女人坐在一张餐桌边。我立即进去，在他们旁边的空桌边坐下，点了饭菜，边假装阅读什么人留在我身边的马达马斯卡周报，边尽量偷听他们的对话。

他们正在谈论一本日记。在萨丽和佩格交给福妮雅父亲的遗物中，有福妮雅的日记。

“你不想看的，哈里，你根本不想看。”

“我必须看。”他说。

“你不必，”女人说，“相信我，你不必。”

“它不会比别的更可怕。”

“你不会想看的。”

大多数人自我膨胀，吹嘘他们仅在梦想中取得的成就，福妮雅却谎称自己没能掌握一门技艺——如此之基本的技艺，只消一两年的时间就能让世界上几乎每个学童略知一二的技艺。

这乃是我没有喝完果汁便得知的情况。不识字是一种行为——某种她认为取决于她处境的行为。可是为什么?权利的来源?她唯一的、她仅有的权利的来源?一个以何种代价换取的权利啊?想想看。她同时也以不识字折磨自己。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却并非为扮小，并非为防止自己被当做独立的孩子，恰恰相反，为了突出显示适应社会的野蛮自我。不是把学习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教化形式加以排斥，而是以一种更为强大更为优越的知识而加以践踏。她并不反对识字本身，但装做不识字对她来说感觉更好。日子变得更加麻辣爽口。她就是尝不够那种有毒的东西：决不勉强自己遵循非礼勿做、非礼勿露、非礼勿说、非礼勿思的规矩行事，而偏要做不当做的人，展示不当展示的部分，说不当说的话，思不当思的事。

“我不能烧掉，”福妮雅的父亲说，“是她的东西。我不能当做垃圾一丢了事。”

“好吧，我能。”女人说。

“不对头。”

“你一辈子都走在这个地雷阵里，你不需要再走了。”

“那是她唯一留下的东西了。”

“还有枪。也是她留下的。有子弹，哈里。她留下了那个。”

“她是怎么活过来的。”他说，听起来似乎快掉眼泪了。

“她怎么活的就是她怎么死的。死得活该。”

“你得把日记给我。”他说。

“不给。我们根本不该来。”

“烧掉，烧掉，我连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不过是为你好。”

“她说了什么?”

“不堪入耳。”

“哦，上帝。”他说。

“吃。你必须吃点东西。这些煎饼看上去不错。”

“我女儿。”他说。

“你尽力了。”

“我应当在她六岁时把她带走的。”

“你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不应当把她留在那个女人身边。”

“而我们根本就不应当来，”他的伴侣说，“你只差在这儿病倒，那么一切就功德圆满了。”

“我要骨灰。”

“他们应当把骨灰埋了。在那儿。和她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

“我要骨灰，西尔。那是我的外孙。那是我所有可以展示的一切。”

“我把骨灰处理掉了。”

“不！”

“你不需要那些骨灰。你受的罪够多的了。我不要让你出什么意外。那些骨灰不会上飞机。”

“你干了什么?”

“我处理了，”她说，“我心怀敬意，但它们不存在了。”

“哦，我的上帝。”

“结束了，”她告诉他，“都结束了。你尽了义务。你不仅尽了义务。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了。现在你吃点东西吧。我把房间的东西都收拾了。付过钱了。现在只剩送你回家。”

“哦，你是最好的，西尔维娅，最好不过的。”

“我不要你再受伤害。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你是最好的。”

“尽量多吃点，这些看上去真的不错。”

“来些?”

“不，”她说，“我要你吃。”

“我吃不下那么多。”

“蘸糖浆。这儿。我来，我来倒。”

我在外面等他们，在草坪上，当我看见轮椅出了餐厅大门时，我穿过马路，在她推着他离开波林餐馆时，我做了自我介绍，边走在他身旁，边讲话。“我住在这儿。我认识你女儿。只是点头之交，不过我见过她好几回。我昨天参加了葬礼。我在那儿看见你。我想向你表示哀悼。”

他是个骨架很大、个子很高的人，比当时在葬礼上蜷缩在轮椅里时看上去大多了。他一定不止六英尺，但他严苛、瘦骨嶙峋的面孔（福妮雅的毫无表情的面孔，正是她的面孔——薄薄的嘴唇，高耸的颧骨，轮廓清晰的鹰钩鼻，同样深陷的蓝眼睛，眼睛上方围绕着浅色睫毛的是那相同的眼泡肉，相同的饱满程度，我在奶场看到她时曾鲜明地感到那是她的一个异国标记，她面孔唯一诱惑性的标识）——那张面孔上的表情却属于一个不仅被判终身轮椅监禁，还必须在余生中遭受更严重不幸煎熬的天谴的人。虽然高大，或曾经魁梧，他身上却除了恐惧，别无其他。我在他抬头对我表示感谢的刹那间，看见隐藏在他眼光后面的恐惧。“你太客气了。”他说。

他大约与我同年，但他的用语，可以追溯到我们两人都尚未出生的时代，分明表现出有过一个优越的新英格兰童年。我先前在餐厅里就对此有所察觉——它，仅以这种用语，这种有钱人的、半英国化的用语，受制于完全异于美国的礼仪至上的社会习俗。

“你是福妮雅的继母吗?”这与使用其他方法引起她的注意没有任何区别——也许让她放缓速度也不得不如此。我猜想他们是回到草坪对面街拐角的学院招待所去。

“她是西尔维娅。”他说。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停一停，”我对西尔维娅说，“让我跟他谈谈。”

“我们在赶飞机。”她告诉我。

既然她明显地下定决心要把我当场从他身边赶走，我只好说（同时依然跟着轮椅往前走）：“科尔曼·西尔克是我的朋友。他没有把车开出路面。他不可能那样做。没有迹象。他的车是被撞出去的。我知道谁应当对你女儿的死负责。不是科尔曼·西尔克。”

“别推了。西尔维娅，停一会儿。”

“不，”她说，“真是疯了。真是受够了。”

“是她的前夫，”我对他说，“是法利。”

“不，”他有气无力地说，仿佛我用子弹射中了他，“不——不。”

“先生！”她停了下来，对，但那只没有抓紧轮椅的手却伸出来一把揪住了我上衣的前襟。她是个矮小、年轻的菲律宾女人，有着一张小小的绝不饶人的浅褐色面孔，我可以从她无畏的黑色眼睛的决心里看出人间事务的纷乱决不允许稍稍接近由她保护的一切。

“你能不能停一会儿?”我问她，“我们难道不可以到那边草地上坐下来聊聊吗?”

“这人身体不好。你正在耗费一个重病人的力气。”

“但你们有一本属于福妮雅的日记。”

“没有。”

“你们有一把属于福妮雅的枪。”

“先生，走开。先生，别烦他，我在警告你！”她说着就动手推我——用那只原来抓住我茄克前襟的手，猛地将我推开。

“她有枪，”我说，“是为了防止法利攻击她。”

她尖刻地回答道：“可怜的东西。”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跟着他们拐过街角走到旅馆外的门廊。福妮雅的父亲此刻已经毫不避讳地哭泣着。

当她转身发现我还在那儿时，便说：“你坏事干得够多了。滚，不然我叫警察了。”在这个小个子身上潜藏着一股残暴的力量。我明白了：要维系他的生命似乎非如此不可。

“别毁了那本日记，”我对她说，“里头有记录……”

“脏东西！有脏东西的记录！”

“西尔，西尔维娅——”

“他们所有的人，她，她弟弟，母亲，继父——整个一窝，践踏了这个人的一生。他们抢他的钱。他们欺骗他。他们羞辱他。他女儿是个罪犯。十六岁怀孕生孩子——她把孩子撂在孤儿院。她父亲本可以领养那孩子。她是个众所周知的婊子。枪支、男人、毒品、污秽和性。他给她的钱——她用那钱做了什么了?”

“我不知道。我对孤儿院的事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任何关于钱的事。”

“毒品！她偷钱买毒品！”

“我对那也一无所知。”

“全家——脏东西！发发善心吧，求你！”

我转向他。“我想让犯下这两宗命案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科尔曼·西尔克没有伤害她。没有杀害她。我请求只和你谈一分钟。”

“让他，西尔维娅……”

“不行！再不让任何人！你让他们让得够了！”

门廊里开始有人聚拢来围观，还有人从楼上窗户望下看。也许他们是在人世弥留之际，出门观赏秋日所剩无几的灿烂。也许他们是雅典娜校友，一年到头都会有一小群中年及老年毕业生，参观市镇，察看什么消失了，什么留下了，回忆着在这些街道上在一千九百多少年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一件哪怕是不足为外人称道的最好、最美的事情。也许他们是镇上的观光客，来看看修缮后的殖民时代的居屋，那种居屋沿沃德街两边几乎延伸一英里长，雅典娜历史协会认为，即使不如塞伦市的居屋堂皇，却也绝不亚于有七座阁楼的房子西面州里的任何一幢。这些人来到学院招待所装潢讲究、具有时代特征的卧室入眠并非是为了被他们窗户下的一场叫嚷比赛吵醒的。在一个犹如南沃德街这般风景入画的地方，在一个如同今天这样晴朗的日子里，爆发这样的一场战斗——一个残疾人大声哭泣，一个体格瘦小的亚裔女子尖声叫嚷，一个从外表看很可能曾是大学教授的男人正在说着显然让那两人惊恐不已的话——肯定比在一座大城市中的交通要道口所爆发的战斗更加令人惊惧，更加令人憎恶。

“如果我能看到那本日记……”

“不存在任何日记。”她说。此刻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将他推上台阶边的坡道，进入大门，消失在旅店里。

返回波林餐馆，我叫了杯咖啡，在一张侍者为我从收款机下的抽屉里找出的白纸上，写下这封信：

我是那个在福妮雅葬礼后的那天上午在市镇街的餐馆附近找你讲话的人。我住在雅典娜郊外一条土路边，离已故的科尔曼·西尔克的家只有几英里远。我已向你解释过，他是我的朋友。通过科尔曼，我和你女儿见过几次面。我有时听他谈起她。他们的恋情是热烈的，但其中并无暴力。他主要扮演着她的情人，但同时也懂得如何做个朋友和老师。如果她要求关怀，我不相信会遭到拒绝。无论她可能吸纳科尔曼的什么精神都不会毒害她的生活。

我不知道你在雅典娜听到多少围绕着他们以及车祸的恶意的谣传。我希望一个也没有。然而，却有一件使上述一切的愚昧相形见绌的、与正义相关的事情亟待解决。两条人命遭到谋杀。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没有目睹这场谋杀，但我知道发生过命案。对此我绝对肯定。但如果我要警察局或律师认真对待我的意见，就必须有证据。倘若你掌握着披露福妮雅在最近几个月或甚至回溯到她嫁给法利的时期的思想状况的任何东西，我请求你不要销毁。我想到的是你可能在以往的年月里陆续收到的她的来信，还有她死后在她房间里找到的、由萨丽和佩格转交到你手中的东西。

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下……

我就写了这么多。我打算等他们走后，给学院招待所打电话，编造个什么故事，从总台接待员那儿套出那人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当晚寄出我的信。我会到萨丽和佩格那儿去要地址，如果我从旅馆里搞不到的话。但事实上这两件事我都不会去做。无论福妮雅在她房间里留下了什么，都已经被西尔维娅扔掉或销毁了——我的信在抵达目的地后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那个一心一意不让过去的事情进一步折磨他的小个子，绝不会允许她与我面对面时所反对的东西进入他家的四面墙壁。况且，她的方针是不容我置疑的。如果痛苦在那家庭中犹如疾病似的蔓延，也就别无它法，只好贴上一个我小时候常见的挂在患了传染病的家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隔离”二字，或者给尚未感染的人看的只是一个大大的黑体“隔”字，小个子西尔维娅便是那个不祥的“隔”字，而我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办法绕过去的。

我撕掉所写的东西，穿过市镇，往葬礼举行场地走去。

科尔曼的葬礼是由他的孩子们主持的，四人排列在里山界教堂门口迎接鱼贯而入的追悼者。将他由里山界教堂——学院教堂——送往墓地安葬是家庭内部的决定。依我所见，这是一个计划周密的政变的关键部分，一个将他们父亲的自我放逐一笔勾销，并将他重新融入他在其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学院社团的举措。

在我自我介绍以后，莉萨——科尔曼的女儿——很快把我拉到一边，她用胳膊搂着我，声音哽咽地耳语道：“你是他的朋友。你是他剩下的唯一朋友。你一定最后见过他。”

“我们一度是朋友。”我说，却只字未提几个月前，在那个8月的星期六早晨，在探戈伍德最后见到他的情形，也没有告诉她他在那以前就已经故意地让这短暂的友谊告一段落。

“我们失去了他。”她说。

“我知道。”

“我们失去了他。”她重复一遍，接着便哭起来，不再想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很敬佩他。我和他相识的时间再长一些就好了。”

“怎么会出事的?”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发疯了?他有没有神经错乱?”

“绝对没有。没有。”

“那么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

在我没有回答后（我怎么能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知道答案）她的胳膊慢慢地从我身上滑了下去。在我们继续站在一起的几秒钟里，我看见她与她父亲是多么的相像——正如福妮雅酷似她的父亲一样——有着相同的犹如雕刻出来的木偶般的五官，相同的绿色眼睛，相同的浅褐色皮肤，甚至身架也是肩膀略窄的科尔曼轻量型体操运动员身架的翻版。母亲，艾丽斯·西尔克，其有形遗传基因似乎仅仅留存在莉萨的一头奇妙的纠缠蓬松的深色头发中。在艾丽斯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中——科尔曼拿给我看的家庭照相册里的——面部五官几乎显得可有可无，她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倘若并非她整体意义的，似乎全部集中体现在那头倔强、富有戏剧性的头发上。可是对莉萨而言，她的头发与她的性格之间形成的反差，则远比她单纯长出一头跟她母亲一模一样的头发更令人惊讶。

我与她待在一起的几分钟里明显地感到，她和她父亲之间的联系现在是中断了，但在她的余生中他不会有一天从她脑子里消失。对他的思念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牢牢地与她的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每一件她所做或没做的细小的事情焊接在一起。身为被宠爱的小女儿，她曾经深深地爱过他，又在他辞世之际与他断绝往来，这一切的后果将使得这个女人永无宁日。

三个姓西尔克的男人——莉萨的双胞胎兄弟，马克，以及两个大孩子，杰夫和马基——在跟我打招呼时不像她那样伤感。我没有看见马克作为一个受辱儿子愤怒的激烈程度，可是大约一个小时后，当他冷静的面容在墓地边失去控制时，我见到的却是一个痛失亲人、伤心欲绝的人。杰夫和马基显然是西尔克孩子中最坚定的，在他们身上你清楚地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母亲的印记：如果不包括她的头发（两人都已谢顶）、她的身高、她自信的坚定核心、她的权威。这是两个从不含糊的人，这在他们所表示的欢迎态度及所说的几个字里就让人一目了然了。当你会见杰夫和马基，特别是如果他们两人并肩而立的时候，你必定感到棋逢对手了。在我还没有认识科尔曼之前——在他的鼎盛期，在他尚未置身不断变窄的愤怒的牢狱以至飞速失去控制之前，在曾经造就了他自身的成就从他生活中消失之前——你肯定也在他的身上遇见了你的对手，这大约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旦指控他说过种族歧视性的话语后，与院长折中的愿望便迅速地形成一股合力。

尽管镇上蜚短流长的谣言不绝于耳，出席科尔曼葬礼的人却大大超乎我的想象；自然也出乎科尔曼自己的想象。前面六七排的座位已经坐满，在我身后还有人继续拥进来，我在离圣坛有一半距离的地方找到一个空位，我认出身边的人是斯莫基·霍伦贝克——前一天我见过他。斯莫基是否明白他仅在一年前就有可能在这个里山界教堂里举行他自己的葬礼?也许他参加葬礼与其说是为了向这个他情欲的后继者表示敬意，不如说为了对他自己的好运气表达感激。

在斯莫基另一侧坐着一位妇人，我猜想是他的太太，是四十岁上下，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他一位雅典娜同学。斯莫基早在70年代就和她喜结良缘，现在是他们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我开始环顾左右时，发现霍伦贝克一家人是除了科尔曼的家人外最年轻的了。大多数都是雅典娜的老人——科尔曼在艾丽斯死之前和他退休之前认识了近四十年的学院教职员。科尔曼会对这些来到里山界教堂为他送行的老人作何想法?如果他能够看到他们坐在他的棺木前的话，很可能说出如下的话：“一个多么适合自我赞扬的场合啊。他们肯定对于自己没有因为我对他们的蔑视而排斥我，产生自我崇高感。”

坐在他的同事们中间，我奇怪地想到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且又彬彬有礼的专业人士却如此心甘情愿地成为历史悠久的人类梦想的俘虏，轻信在某种形势下单独一个人就能够体现邪恶。然而这种梦想有其存在的必要，是不会消亡的，是有着深刻含义的。

当外面的大门关上以后，西尔克家人在第一排就座时，我看见几乎三分之二的教堂坐满了人，三百人，或许不止，等待着这古老而自然的人类事件吸纳他们对于生命终结的恐惧。我看见了马克·西尔克，他是兄弟中唯一一个头顶上戴着小帽的。

很可能像在场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期待着科尔曼孩子中的一个跨上圣坛，第一个致辞。但那天早晨将只有一名致辞者，他就是赫伯特·基布尔——西尔克院长聘用的成为雅典娜第一位黑人教授的政治学教授。很明显，家庭成员选中基布尔致辞和他们选中里山界举行仪式出于相同的理由：恢复他们父亲的名誉，将雅典娜的日历翻回原处，将科尔曼送回他以前的地位与威望。当我回想起杰夫和马基分别非常严肃地与我握手，表示久仰大名，并对我说“非常感谢你的光临——全家对此感到十分欣慰”时，当我猜想他们一定对每位悼念者（其中的许多人是他们从小就认识的），都重复了类似的一番话时，我不由得想到，行政楼若不重新命名为科尔曼·西尔克大楼，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么这地方几乎坐满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们一定自车祸以来便不断地打电话，以当年老戴利竞选芝加哥市长时将选民驱赶到投票站的方式将悼念者聚拢到一起。而且他们一定在基布尔身上狠下了一番工夫，说服他自愿地充当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我越是想象着这两个西尔克小伙子反剪基布尔的胳膊，恐吓他，冲着他吼叫，指责他，也许甚至因为他背叛他们父亲的方式而威胁他，就越发喜欢他们，而且也就越发喜欢科尔曼，为他生下了两个魁梧、坚定、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对于为他翻案而必须做的一切是没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这两个人是会帮助将莱斯特·法利绳之以法，让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的。

我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们离开市镇前，他们——用我想象他们说服基布尔一模一样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让我明白我必须放弃它：忘记莱斯特·法利以及事故的境况，千万别敦促警察局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父亲与福妮雅·法利的恋情由于我的强求而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的话，他们的反对将是不计后果的。福妮雅·法利是个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听见的名字，更不要说是在一场牵涉丑闻的审讯中，审讯将被当地报纸大肆炒作，并给本地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科尔曼·西尔克大楼就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实现的梦。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联系的理想的女人，”杰夫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马基则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又重复一遍。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在经营20世纪福克斯[1]。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身材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颠跛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似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矮墙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朗其·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组建第一支黑人篮球队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象西尔克小子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以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上苍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1996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的第一名学术任命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我会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冤案，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

“在所谓种族歧视事件中，我告诉科尔曼：‘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对他这么说的，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投机、野心或怯懦的心态，不过他很快就认定那些正是我的动机。当时我想如果我留在后台消解反对的势力会对他更为有利，倘若我公开与他联手，而且，由于我肯定会被授予那个类似万灵丹、愚昧无知武器的绰号‘汤姆大叔’的缘故，反而会使一切变得无计可施。我认为我可以作为发自那阵线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声音，那些人因受到科尔曼所谓的种族主义言辞的挑衅，为两名学生的失败，对他以及学院进行不公正的诋毁。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机灵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温，如果不能影响那些最极端的对手，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团中有思想的、稳健的成员及其白人同情者，后者的敌意从来都只是被动和短暂的。我认为，我能够及时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让科尔曼和控告者之间开展对话，并发表一篇声明，确认导致冲突的误解的性质，因而将这场令人遗憾的事件以某种较为公正的结论收场。

“我错了。我绝对不应当对我的朋友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说：‘我必须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反对他的敌人，但不是从内部以迂回曲折、隐晦误导的方式，而应该从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诚实的努力，以使他能从支持的话语中获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至于酝酿出毁灭性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发展成为伤痛，导致他与他的同事反目，以及从学院退休，并进而导致自我毁灭性的孤立，后者，我相信——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一点是十分可怕的——导致，并非过于间接地，诸如那天夜里他死在那辆车子里那样的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必要的死亡。我当时应当大声疾呼，正如我现在以雅典娜教员中资深非裔美国人成员当着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职员的面要说的话，特别是，当着他的孩子们——杰夫和马基，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马克和莉萨，来自纽约——要说的话：

“科尔曼·西尔克在他为雅典娜学院服务期间从来没有以任何偏离公正的方式对待过他的任何一个学生。从来没有。

“所谓的错误行为从未发生过。从未。

“他被迫经历的一切——指控、面谈、质询——直至今天，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感到，依然是对这所机构的抹黑。在这里，在新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美国是个人决不屈从于吹毛求疵社团高压的地方——我们不由得想起霍桑、麦尔维尔和梭罗——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规章制度，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拒绝盲目接受习以为常的以及被公认为真理的正统观念，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时刻按大多数人的礼仪和情趣的标准生活——再一次，一位卓越的美国个人主义者遭到朋友和邻居野蛮的践踏，以致他孤立地度日直至死亡，被他们道德的愚昧剥夺了他道德的权威。是的，是我们，道德上愚昧不堪的吹毛求疵的社团，毫无廉耻地玷污了科尔曼·西尔克的好名声，并以此贬低了我们自己。我特别代表那些和我情况相似的人讲话，那些人与他过从甚密，并因而了解他对雅典娜全心全意效忠的程度，以及作为教育家他奉献精神的纯洁性，但他们却出自于各种自欺欺人的动机，出卖了他。我再说一遍：我们出卖了他。出卖了科尔曼，出卖了艾丽斯。

“艾丽斯的死，艾丽斯·西尔克的死，正好发生在……”

我左边第二个座位上，斯莫基·霍伦贝克的妻子开始淌眼泪了，附近还有几个女人也哭了。斯莫基本人朝前倾着身子，额头轻轻地托在两只手里，他双手手指交叉着，放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做出一副模糊的类似祈祷的姿态。我猜想他是要我或他太太或其他可能看着他的人相信科尔曼·西尔克所遭受的不义行为令人无可容忍。我猜想他是想显出充满同情的样子，然而了解他身为模范丈夫所隐瞒的一切，他生活中的狄奥尼索斯层面，上述推断实在是令人难以下咽。

但，不谈斯莫基，聚焦在赫伯特·基布尔每一个字上的全神贯注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在我看来却是发自内心的，足以让我想象在场的所有的悼念者都难以不对科尔曼·西尔克所忍受的冤屈感到悲伤。我怀疑，当然，基布尔对于他自己没有在幽灵事件中站在科尔曼一边的合理化解释是否是他自己的杜撰或是西尔克小伙子们想出来的一招，以便让他按他们的要求办，又保全他的颜面。我怀疑他的合理化解释是否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他的动机——当他说那句科尔曼痛苦地向我重复多次的话：“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情愿相信这个人?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个人的怀疑心修炼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对谁都不相信了?肯定的，两年前，当他保持沉默，没有站起来为科尔曼辩护的时候，原因是人总是不愿多嘴的，因为沉默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私的权宜之计并非是个深不可测的动机，赫伯特·基布尔不过又是一个出来打扫记录的人而已，虽然以一种大胆，甚至有趣的方式，将罪孽拉到自己的身上，但事实仍然是他在紧要关头没有行动，因此，我想，代表科尔曼操他的。

当基布尔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前，停下来和每一个科尔曼的孩子握手时，这简简单单的姿态却更加剧了由他的讲话所煽起的几乎是狂暴的激情。之后会安排什么呢?有一会儿什么也没安排，只有沉默，棺木和人群感情的陶醉。随后莉萨站起来，登上那几级台阶，走上讲台，在读经台后说：“马勒《第三交响乐》的最后乐章。”这就对了。他们不遗余力。他们播放马勒。

唉，有时你是不能听马勒的。当他选中你，让你浑身震撼时，他岂会半途而废。不到结束，我们全都痛哭流涕了。

只是对我自己说说罢了，我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像这样使我悲痛欲绝，除非聆听斯蒂娜·帕森1948年在科尔曼床前唱的《我爱的人儿》。

难忘向公墓走去的三个街区的行程，因为它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有一会儿我们被马勒柔板乐章绵延不绝的脆弱所麻木，那并非艺术、并非计谋的单薄，那几乎显得是随着生活累积的节奏而展开的，随着生活所有的对死亡的不甘而延伸的脆弱……有一会儿我们被那精致绝伦的堂皇与亲昵的结合所麻木，先是由弦乐器静谧、悠扬、克制的激情开始，然后一浪高过一浪地汹涌澎湃着通过厚重的假声结尾，最后汇合成真正的、持久的、气势恢弘的尾声……有一会儿我们被哀歌式的膨胀、升腾、层层迭起、又复归原位的旋律所麻木，那哀歌以一种一成不变、永不妥协的斩钉截铁的步履向前，向前，向前滚动，然后又回归原处，犹如无穷无尽的痛苦、渴望……有一会儿我们，由于马勒不断高涨的情绪，进入科尔曼的棺木，与他分担无底深渊似的恐怖和逃离死亡的热切欲望。突然不知不觉地我们这六七十人的队伍便抵达了墓园，看他下葬，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一个所能设计出来的合乎常理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却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每次你都得亲眼目睹才能信以为真。

我怀疑大多数人是否原来便打算一路陪同尸体来到墓地，但西尔克孩子们具有召唤悲哀并使之持续的能力，而这，我认为，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紧紧地拥挤在将成为科尔曼永恒家园的墓穴周围的缘故。大家似乎都急不可待地想爬进去代替他，献出我们自己，充当他的代理、替身、陪葬品，倘若那将神奇地使得——根据赫伯特·基布尔自己的招供——几乎是在两年前从科尔曼身上盗窃的楷模性的生命重新复活。

科尔曼将被安葬在艾丽斯身边。她墓碑上刻着1932—1996。他的将刻上1926—1998。数字何其直截了当，可它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所能表达的含义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不等我意识到有人在吟诵，已听到珈底什[2]的声音了。一刹那间我以为一定是从公墓的另一个地方传过来的，突然明白声音来自墓穴对面，马克——最小的儿子，愤怒的儿子，像他的双胞胎姐姐一样，长得酷似父亲的儿子——单独一人站着，手中捧着书本，头上戴着小帽，正用柔和、哽咽的嗓音吟咏着熟悉的希伯来祷文。

在美国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大约，马克的同胞手足，都不知道这些字的意义，但几乎每个人都察觉到它们携带的令人清醒的信息：一个犹太人死了。又一个犹太人死了。似乎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结果。

在马克读完以后，他合上书本，然后，在他使每个人心中升起一种阴霾的宁静之后，他自己却被歇斯底里所控制。这就是科尔曼葬礼的结束——这次我们大家都眼望着马克泣不成声，手足无措，他只顾无助地在空中挥舞双臂，大张着嘴巴，放声恸哭。这悲伤的自然之音，甚至比他诵读的祷文更为古老，越变越强烈，直到他看见他的姐姐张开双臂朝他奔过来，他把他扭曲的西尔克面孔转向她，以纯粹是孩子般的惊讶叫道：“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

我心里的想法并不是我最为大度的想法。那天很难产生落落大方的念头。我想，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你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地要见到他啊。

马克·西尔克显然原本以为他父亲会一直待在不远的地方，让他永远地恨下去。恨，恨，恨，恨，然后，在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在指控的场面达到顶峰，并且在他已经用为人之子的怨恨将他鞭打得只剩一英寸长的性命以后，再实施宽恕。他以为科尔曼将一直待在这儿，直到整场戏剧演完为止，仿佛他和科尔曼并非在生活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坐在雅典卫城南面的山坡上，坐在一个供奉狄奥尼索斯的露天剧场里，在这所剧场里，当着一万名观众的面，戏剧的三一律曾经被严格地遵循着，而伟大的净化轮回一年一度地上演着。人类对于开场、中间和结尾的向往——结尾必须与开场和中间大小相称——从来没有像在科尔曼所教授的戏剧里那么彻底地实现过。但除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悲剧里，对事物圆满的期待——更不要说对一个公正、完美结局的期待——不过是成年人所怀有的愚蠢幻想而已。

大家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开。我看见霍伦贝克夫妇向着附近的街道，沿着墓碑之间的小道慢慢走去，丈夫的胳膊搂着太太的肩膀，爱护地引领她离去。我看见了年轻的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曾在幽灵事件中代表科尔曼），和他一起还有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正在啜泣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我看见了马克和他的姐姐，他仍然需要她的安慰。我看见杰夫和马基，两位以如此专业的手腕主持了这场仪式，正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和赫伯特·基布尔轻声交谈。我自己没有离开，因为莱斯特·法利的缘故。在这座公墓外面，他继续不受干扰地逞强霸道，逍遥法外，制造着他自己的残忍的现实，一个野蛮人，与任何一个他喜欢的人，以任何一种他喜欢的方式发生着冲撞，这统统出自于他内心的、将他想要做的一切都合理化的理由。

肯定的，我知道不存在圆满，不存在公正和完美的结局，但这并非意味着——站在离开安放棺木的新坟不过几英尺的地方，我并不固执地思索着——这个结尾，即使如愿以偿地永远重新确立了科尔曼在学院史上受人尊崇的地位，还是远远不够的。仍有太多的真相隐藏着。

我指的是有关他死亡的真相，并非一两分钟后将大白于天下的真相。真相与真相环环相扣。虽然世上满是那种自以为他们将你或你的邻居看透了的人，实际上未知的东西却深不可测。关于我们的真相是无穷无尽的，谎言也同样如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想。遭到思想高尚者的谴责，受到正直之士的污垢，尔后被具有犯罪倾向的疯子消灭掉。遭到被拯救者、被选中者无处不在的当下道德标准的放逐，然后被残酷的魔鬼一笔勾销。人类的两种急需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结合点。纯洁的以及不纯的，双双嗷嗷待哺，蠢蠢欲动，在彼此对敌人的需求上相依相存。遭到双人锯的毒手，我想，被这个世界阴毒的锯齿，被这个世界固有的敌意所腰斩。

一个女人，独自留在敞开的墓穴边，和我一样靠得很近。她沉默着，看上去并没有哭泣。她甚至好像都不在场似的——也就是说，不在墓园里，不在葬礼上。她好像正待在街角，耐心等待下一班公交车。是她将手袋规规矩矩地拿在面前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准备好付款的乘客，然后随车去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可以判断她不是白人——只要根据她突出的下颚和她嘴巴的形状，根据某种暗示性地将她下半部面孔的轮廓突出去的东西，同时，也根据她发式的僵硬质地。她的面容并不比一个希腊人或摩洛哥人更黑，也许我不会将一个又一个线索加在一起，正经八百地断定她是个黑人，倘若不是因为赫伯特·基布尔是仅有的几名尚未回家的人之一。因为她的年龄——六十五，也许七十——我猜测她必定是基布尔的妻子。难怪，她看上去仿佛入定了一般。听着她丈夫公开地将自己（不论由何种动机所左右）作为雅典娜的代罪羔羊绝非易事，我可以理解她会有许多想法，可能要花上比葬礼更长的时间才能化解。她的思绪必定仍然停留在此前他在里山界教堂所说的话上。她正待在那儿。

我错了。

当我转身时，她碰巧也转过身来，于是，只隔着一两英尺，我们四目相视。

“我叫内森·祖克曼，”我说，“我是科尔曼生命后期的朋友。”

“你好。”她说。

“我相信你丈夫今天改变了一切。”

她并没有好像我错了似的看着我，虽然我是错了。她也没有不理我，决定摆脱我，继续往前走。她也没有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虽然她若是进退维谷，是会不得不那样的。科尔曼生命后期的朋友?考虑到她的真实身份，她又如何能说一声“我不是基布尔太太”便径自走开呢?

但她所做的只是站在那儿，面对着我，毫无表情，似乎被当天的一系列事件及启示惊呆了。不设法了解她是科尔曼的什么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注意到的，很快注意到的，以快速的累计法得出的，如同通过你不断放大到正确聚焦点的望远镜所看见的辽远的星辰一样，并不是与科尔曼的相似之处：我所看到的——此时我终于看到，历经一切才看到，清晰地通往科尔曼秘密的东西——是与莉萨面部的相似之处：莉萨较之于她父亲的女儿，更多地却是她姑妈的侄女。

我从欧内斯廷嘴里——葬礼后待在我居屋里的几小时内——得知了大部分我现在知道的有关科尔曼在东奥兰治长大的故事：关于芬斯特曼医生企图叫科尔曼在期终考试时假装失手，以便让伯特·芬斯特曼超越他，成为年级致告别辞代表；西尔克先生如何在1926年发现东奥兰治的房子，至今欧内斯廷依然住在里面，当年卖给父亲的那对“夫妻”，欧内斯廷告诉我：“实在给他们隔壁的人家气疯了，所以决定把房子卖给有色人种以此羞辱他们。”（“瞧，你可以判断我所属的的时代。”她那天后来对我说，“我使用了‘有色人种’以及‘尼格罗’这个词汇。”）她告诉我她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眼镜店，如何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克服了沮丧情绪——“我不肯定，”她说，“他是否真的克服了”——又如何找到一份餐车服务员的工作，并在余生中一直为铁路服务。她谈到西尔克先生如何把英语称做“乔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语言”，并坚持要孩子们不仅学会中规中矩地讲话，而且还要他们逻辑地进行思维、分类、分析、描述、举一反三，不仅学英语还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如何把他们带到纽约博物馆，带他们去看百老汇戏剧；如何，当他发现科尔曼秘密地成为纽瓦克男孩俱乐部的一名业余拳击手时，用那个无须提高音量便辐射出权威的嗓门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说：‘昨晚你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从欧内斯廷的嘴里我得知奇斯纳医生——我本人在纽瓦克参加他的课余班的那一年中的拳击教练——如何在科尔曼离开了男孩俱乐部后对小科尔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如何要他为匹茨堡大学打拳，本可以为他作为一名白人拳手申请到匹茨堡奖学金，但科尔曼如何报考了霍华德，因为那是他父亲的计划。他们父亲如何在一天夜里在火车餐车上服务时倒地身亡，科尔曼如何立即退出霍华德，参加了海军，而且是以白人的身份。从海军退役后他如何搬到格林尼治，上了纽约大学。他如何在一个星期天把那个白人女孩带回家来，那个从明尼苏达来的漂亮姑娘。那天饼干如何烤焦了，因为她们统统一心一意地只顾着别说错话。如何，大家有福，瓦特已经开始在阿斯伯里园教书，那天不能驱车回家吃饭，每件事如何进行得尽善尽美，以至于科尔曼找不出抱怨的理由。欧内斯廷告诉我，科尔曼母亲对那姑娘是如何温厚。斯蒂娜。她们对斯蒂娜是如何地关切和蔼——斯蒂娜对她们也一样。他们母亲如何一贯地辛勤操劳，她如何在他们父亲死后完全凭借优秀的业绩被提升为纽瓦克一所医院的第一位有色人种护士长。她如何疼爱她的科尔曼，科尔曼如何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摧毁他母亲对他的爱，甚至决定以假装他母亲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他从未有过的、从未存在过的母亲，甚至这也不能使西尔克太太放弃他。在科尔曼回家来告诉他母亲，他准备和艾丽斯·吉特尔曼结婚，她将永远也不会成为她媳妇的婆婆或她孙子孙女的奶奶之后，或当瓦特禁止科尔曼再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时候，以及瓦特如何正告他们母亲——以他们父亲统治他们时所用的同样的坚定不移的权威语言——她也不可以再和科尔曼联系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他。

“我知道他是好意，”欧内斯廷说，“瓦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母亲，使她免受伤害。让她每逢生日、节日、圣诞节时不会因为科尔曼而伤心。他相信如果通讯线路畅通，科尔曼就会再让母亲心碎一千遍，跟他那天所做的一模一样。瓦特对科尔曼非常气愤，因为他事先没做任何准备便跑到东奥兰治来，没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告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一个可怜的寡妇，就像法庭宣判似的。弗莱彻，我丈夫，总为瓦特的做法提供一个心理原因，但我却认为弗莱彻不对。我不认为瓦特真正妒忌过科尔曼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他受到侮辱，因而火冒三丈——不仅因为母亲的缘故，而且为我们大家。瓦特是家里的政治成员，当然他要发火了。我自己并没有以那种方式发火，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可以理解瓦特。每年科尔曼生日的那一天我总要打电话到雅典娜跟他谈谈。一直到三天前。那天是他生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我想就是他遇害的那一天。他吃过生日晚宴后开车回家。我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没人接电话，所以我第二天又打。我才得知了他的死讯。房子里有人拿起话筒，告诉了我。我现在知道那是我的一个侄子。我只是在科尔曼的妻子死了，他离开学院，一个人住以后，才开始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在那以前我总是打到办公室。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觉得没有必要。在他生日那天给他打电话。在母亲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在我结婚时给他打电话。在我儿子出生时给他打电话。在我丈夫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他总是想听各种消息，甚至包括瓦特和他提级的消息。每次艾丽斯生孩子，杰夫、马基，还有马克，我都接到科尔曼的电话。他打到我学校来。那对他来说总是个重大的考验。他生那么多孩子和命运较量，因为他们和他所抛弃的过去在基因上是互相连接的，总会有机会，你知道，他们可能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回到过去。他非常担心，这种事很可能发生的——有时的确发生过，但他还是不顾一切生下了他们，那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过一个充实、正常、硕果累累的生活。不过，我相信，尤其是在头几年里，自然每当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时，科尔曼都要为他自己的决定遭受内心的煎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逃得过科尔曼的注意，在感情问题上也一样。他可以和我们断交，却不能和他自己的感情一刀两断，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想他渐渐明白隐瞒对于一个人的身世来说如此关键的事情是很可怕的，知道他们的承传乃是他们生存的权利，而且还隐含着危险。想想看，倘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时一眼就看出是黑人的话，他将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灾难啊。至今为止他还算幸运，我指的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两个孙儿。但想想他的女儿，还没结婚。假设有一天她有个白人丈夫，这是完全可能的，她生下个黑孩子，她有可能——很有可能，她作何解释呢?她丈夫会怎么想呢?他会以为他孩子是别人的。一个黑人。祖克曼先生，科尔曼不告诉他孩子们真相是极其残酷的。这并非瓦特的评判——是我的。如果科尔曼一定要将自己的种族作为秘密加以隐瞒的话，那么他应当付出的代价便是不生孩子。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相反他埋下了一颗没有引爆的炸弹。那颗炸弹在我看来当他谈到他们的时候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特别是当他谈起，不是那双胞胎女儿，而是那双胞胎儿子，马克，跟他麻烦不断的那个男孩时。他对我说马基大约因为他自己的理由而恨他，但却好像已经猜到了真相似的。‘我罪有应得，’他说，‘即使他出自错误的原因。马基甚至连出自真相恨他父亲的奢侈都没有享受到，是我剥夺了，’科尔曼说，‘他那部分生的权利。’我说：‘但他也可能根本不因为那而恨你，科尔曼。’他说：‘你没听懂我的话。并不是他会因为是个黑人而恨我，这不是我所谓的真相，我指的是他会因为我从来没告诉过他，因为他有权利知道。’因为有着那么多引发误解的事情，我们就不再继续谈那个话题了。但很清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谎言上，一个可怕的谎言。马基出于直觉，感到孩子们带着他们父亲相同的基因，并且将把这种相似点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至少在基因里，也许甚至在可察觉的肉体上，却没能完全探知他们现在是谁，他们过去是谁。这有点猜测的性质，不过我有时认为科尔曼把马基看做是他对他自己母亲所作所为的报应。虽然，这，”欧内斯廷谨慎地补充道，“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至于瓦特，我要说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乃是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保证母亲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肠断心碎。”

“她的心碎了吗?”我问。

“祖克曼先生，不可复原——永远没有。在她在医院里临终的时候，在她弥留之际，你知道她说什么?她不断地呼叫护士，就像过去病人呼叫她一样。‘哦，护士，’她说，‘哦，护士——把我送上火车。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一遍又一遍，‘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死去，我知道那生病的婴儿指的是谁。瓦特也知道，是科尔曼。她是不是会好过些，要是瓦特没有用他那种将科尔曼永远驱逐出去的方式加以干涉的话……唉，我还是不能肯定。但瓦特作为一个男子，他的特殊才能是他的果断。也是科尔曼的。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很果断。爸爸是那样，他的父亲也是那样，祖父是佐治亚州卫理公会的牧师。这些男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一言九鼎。不过，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决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我今天明白了。但愿我父母当年也明白。我们是个教师之家。自我祖母开始，当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奴时，就由她的女主人教会了识字，后来，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叫做佐治亚有色人种州立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这么开始的，就这样我们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看见科尔曼的孩子们时所意识到的。他们中除了一个全是教师。我们所有的人——瓦特、科尔曼、我——也都是教师。我自己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他没读完大学。我们之间有些龃龉，现在他有个重要的另一半，就像人家说的，而我们对于那个看法也不尽相同。我应当告诉你，白人阿斯伯里园的学校体制中，在瓦特1947年去报到的时候没有有色人种教师。你必须记住他是第一个。随即又是他们的第一任黑人校长。随后又是他们的第一任学校督察。这让你对瓦特多少有些了解。那儿已经有一个很有根基的黑人社区，但直到瓦特四七年去了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他的果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你出生在纽瓦克，我也不敢肯定你知道1947年前新泽西一直在法律上、制度上赞成种族隔绝、种族歧视的教育。在多数社区里既有有色人种学校，又有白人学校。在南泽西的初级教育中存在着严格的种族隔离。从特伦顿、新布伦斯威克起，一路南下，你看到的都是种族隔离学校。还有普林斯顿。还有阿斯伯里园。在阿斯伯里园，瓦特刚去的时候，有一所叫做斑恩大街的学校，其中一所——东校或西校——是给住在斑恩大街周边的有色人种孩子念书的，另一所则是给住在那附近的白人孩子念书的。其实是一幢房子，但分成两半，当中用一道篱笆隔开，一边是有色人种孩子，另一边是白人孩子。同样的，一边的教师是白人，另一边的是有色人种。校长是白人。在特伦顿，在普林斯顿——而普林斯顿不算南泽西——直到1948年还有隔离学校。并不在奥兰治也不在纽瓦克，虽然曾有一度即使在纽瓦克也有一座有色人种学校。那是在20世纪初期。但在1947年——我回到瓦特在这一切中的位置，因为我要你理解我的哥哥瓦特，我要你在一个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看待他和科尔曼的关系——那时民权运动还远未发生，甚至科尔曼的行为，他所做的决定，抛弃他的黑人血缘，以另一个种族的成员生活，那在民权运动之前绝非匪夷所思的决定。就有电影讲这种事。记得吧?一部叫做《平克顿私家侦探》，还有一部，梅尔·弗乐主演的，不过片名不记得了，也很火爆。改变你的种族——没有民权可言，没有平等，于是大家就往那上面想，做白人也做有色人种。也许有这想法的比付诸实施的要多，但这个念头还是使人着迷，如同迷上神话一般。但在1947年，州长召集了一个宪政会议，修改新泽西州宪法。那是有意义的开端。其中一项修改是此后新泽西不会再有隔离或歧视性的国民卫队单位。新宪法第二部分，第二个改变，说不再强迫儿童在他们的社区经过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措辞大约是这样。瓦特可以逐词逐句地说给你听。这些修改取消了公立学校和国民卫队中的隔离。州长和教育董事会必须执行。州董事会叫所有的地方教育董事会着手履行合并学校的计划。他们建议首先将学校的教员合并起来，然后再慢慢地将在校的学生合并起来。瓦特打完仗回家，还是个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到过阿斯伯里园，他属于那种关心政治的类型——一个享受军队奖学金的退役军人，已经在为新泽西学校合并而积极战斗。甚至在宪法修正之前，当然还有在修正之后，瓦特一直是在合并学校的战斗中最活跃的一分子。”

她所要强调的是，科尔曼并非是那些为消除隔离，为种族平等，为民权而斗争的退役陆军中的一分子；以瓦特的观点，他除了为自己之外，从来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进行过战斗。西尔基·西尔克。那就是他进行战斗的身份，他战斗的目的，也是为什么瓦特永远不能忍受科尔曼的原因，即使当科尔曼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为自己而投入，瓦特过去常说。如果永远只为科尔曼一个人而投入，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走人。

我们在我家里吃过午饭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欧内斯廷却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迹象。每件事都在她脑海里盘旋——并不只是由于科尔曼的死，还由于她在过去五十年里努力探索的有关他秘密的一切——以致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不一定是她这个当了一辈子严肃的小城镇教师的妇人一贯的说话风格。她是个相貌端庄的女人，显得很健康，虽然面孔略显干瘪，你绝不可能想象她有过人的食量。从她的衣着和姿态，从她吃午饭时谨小慎微的举止，甚至从她在椅子上的坐姿，就可清楚地判断出她的个性是委曲求全的，在任何冲突中的条件反射是自动地充当调停者——完全操控着理智的反应，更愿意当个听众，而不是谈话者。然而由于她声称自己为白人的哥哥死亡——一个对她的家人显得仿佛是漫长、悖谬、蓄意傲慢的背叛的生命的终结——其引发的激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却是难以用惯常的尺度加以衡量的。

“母亲直到入土都不明白科尔曼为什么要那么做。‘六亲不认。’她是这样说的。在母亲家里他并不是第一个，有过其他的人，但他们是别人，他们不是科尔曼。科尔曼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黑人而发过脾气。据我们所知没有过。这是事实。当个黑人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你会看见母亲夜里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你知道她正在猜想：会不会是这，会不会是那?是不是为了摆脱爸爸?但等到他那么做的时候，爸爸早已过世。母亲会提出原因，但没有一个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是否因为他认为白人比我们优秀?他们比我们有钱，肯定的——但比我们优秀?他相信这一点?我们连最细微的证据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人一长大便出走，和他们的家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必是有色人种才那么做，这种事全世界每天都有。他们那么恨所有的一切，所以一走了之。但科尔曼小时候心里没有仇恨，他是你看都看不够的最轻松活泼、乐观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瓦特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他有那么多的成功，那么引人注目……不，母亲始终没有明白。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照片。他的成绩单。他的田径奖章。他的年级证书。他当选年级致告别辞代表的证书。甚至到处可见科尔曼的玩具，他小时候喜欢的玩具。她保留着所有这些，她瞪着眼望着它们，仿佛算命的人凝视水晶球，似乎它们会揭示一切。他有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他所做的事?他有没有，祖克曼先生?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他的孩子?”

“我想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他没有。”

“所以他始终是科尔曼。决定要做，做不到，便誓不罢休。这是他从还是孩子时起身上就有的特别的东西——他全身心地坚持一项计划。对他的每项计划他都矢志不移。所有由那个大谎言所必须引发的谎言，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同事，他统统坚持到底。甚至作为犹太人下葬。哦，科尔曼，”她伤心地说，“如此坚定。坚定，先生。”在这一刹那，她更像在笑，而不是哭。

作为犹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确的话，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扮假者遇到的又一个问题。

“如果他曾对什么人坦白过，”我说，“也许是对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对福妮雅·法利坦白过。”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愿听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为她很通情达理，所以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说，“与我感觉得到的他们之间的盟约紧密相连——他必须告诉她。”所谓“他们之间的盟约”一说，我指的是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没有简捷明快的出路，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对欧内斯廷。“瞧，今天从你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事，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而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1953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窄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种。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我能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1944年瓦特是有色人种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是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唯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对，’他对我说，‘对。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一贯对科尔曼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瓦特哥哥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科尔曼哥哥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他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因为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男孩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驭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可是有意义的。”

“你以前知道，”我问她，“为什么科尔曼从学院退休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到了退休年龄。”

“他从来没告诉过你?”

“没有。”

“所以你不会明白基布尔说的是什么。”

“不完全明白。”

于是，我告诉她幽灵的事，告诉她整个的来龙去脉。当我讲完的时候，她摇着头直截了当说：“我不相信曾听到过一所高等院校做出过比这更愚蠢的事了。听起来我觉得更像一个愚昧的故事。迫害一位教授，不论他是谁，不论他的肤色，污蔑他，侮辱他，剥夺他的权威、他的尊严、他的威信，就因为那么一件愚蠢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祖克曼先生，一位讲究辞藻的父亲的女儿，而每一天我听到别人使用的词汇，使我感到越来越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从你告诉我的话里，听起来今天在大学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听起来好像里头的人都忘记了该教什么。听起来好像他们所作所为更接近于演滑稽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反动权威，这儿在雅典娜他们似乎来势汹汹。一个人得那么害怕他所使用的每一个词吗?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哪里去了?在我童年时代，你也一样，每一个新泽西的中学毕业生在毕业时都必须手持两样东西：一张文凭和一本宪法。你记得吗?你必须学一年的美国史和一学期的经济学——当然，如今你不必了：‘必须’已经从课程表中消失了。当时我们许多学校在毕业典礼时传统地由校长给你颁发毕业文凭，另外一个人发给你一本美国宪法。今天没有几个人对美国宪法有个合情合理的清楚的了解。在美国，据我所见，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愚昧。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那些补习班，教孩子他们早该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在东奥兰治中学，他们早就不读古典名著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白鲸》，更别说阅读了。我退休那年，小年轻来找我，对我说为了黑人历史月他们将让一个黑人读一篇黑人写的日记。我想问他们，黑人写的，还是白人写的，又有什么区别?我对黑人历史月根本不感兴趣。我把2月里举办一个黑人历史月并集中学习黑人史比做即将变酸的牛奶——你依然可以喝，不过就是味道不正罢了。如果你要学习马修·韩森，并发现有关他的事，那在我看来在你研究其他的探险者时，研究马修·韩森就得了。”

“我不知道马修·韩森是谁。”我对欧内斯廷说。我怀疑科尔曼是否知道，他是否想知道，是否不想知道乃是促使他做出决定的原因之一。

“祖克曼先生……”她温和地说，但还是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祖克曼先生年轻时没有参加过黑人历史月的活动。”我说。

“是谁发现北极的?”她问我。

我突然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她，她越变得咬文嚼字地好为人师，我越是喜欢她了。我开始和喜欢她哥哥一样地喜欢她了，虽然原因不同。我现在看出来了，如果你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就不难辨别出科尔曼是什么样的人。人人皆知……哦，愚蠢，愚蠢。愚蠢的德芬妮·鲁斯。一个人的真相无人得知，而且往往——正如在德芬妮自己的案件中一样——本人最不知情。“我忘记了是皮尔里还是库克，”我说，“我忘记了哪一个先到达北极。”

“韩森比他先到。当《纽约时报》报道时，他受到充分的赞扬。但等到他们写历史书的时候，你只听到皮尔里的名字。如果爱德蒙·希拉利爵士被称做爬到了珠穆朗玛峰，那你就不会听到有关坦京·诺基的一个字了。我的意思是，”欧内斯廷说，此刻，她置身于她的小天地中，一副专业人士的庄重与训导的模样，但不像科尔曼，她从头到脚都按她父亲对她的期待塑造而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门有关健康或随便什么的课程，那么你会研究查尔斯·德鲁博士。你听到过他吗?”

“没有。”

“很遗憾，祖克曼先生，我过一会儿告诉你。但当你有健康课程时你会研究德鲁博士。你不会把他放在2月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在研究有关探险家、保健人士和其他所有的人时，读他们的书。但现在只有黑人这，黑人那。我尽最大的努力容忍这些，但并不容易。多年前，东奥兰治中学是优秀的。从东奥兰治中学，特别是从优等生班毕业的学生，可以自主挑选大学。哦，可别让我就这个题目开讲。由‘幽灵’那个词在科尔曼身上引发的事端出自同一个巨大的失误。在我父母的时代，你我的时代中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此，责任由那个不及格的人承担。现在则是课程。阅读古典作品太难，所以该谴责的是古典作品。当今学生把自己的无能当成特权加以宣扬。我读不懂，所以作品有问题，而那个非要教这些作品的坏老师就尤其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标准，祖克曼先生，只有意见。我经常思索过去每件事像什么样的问题：原来教育像什么样。东奥兰治中学像什么样。城市更新摧毁了东奥兰治，我毫不怀疑。他们——城市之父——谈论着城市更新将带来的各种伟大的变革。把商人吓死了，商人跑掉了，商人跑掉得越多，生意就越清淡。然后二百八十号和公园大道将我们的小镇化整为零。公园大道取消了琼斯街——我们有色人社区中心让公园大道一笔勾销了。接着是二百八十号。一场劫难性的入侵。对那个社区干了些什么呀！因为高速公路得横穿而过，沿着欧兰顿大道，榆树林大街，枫叶大街一排排漂亮的房子，州政府一下子把它们买断，一夜之间便统统不见了。我过去可以在美荫街购买所有的圣诞物品。嗯，美荫街和中央大道。中央大道当时被称做奥兰治的第五条街。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个礼品店。我们有个泡泡果仁饼干店。还有个多米诺比萨饼店，但关门了。现在又开了一家食品店。有一家卖洁具的。但你不能比较质量。不一样。说真的，我开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但那时候我不需要。没有理由。每天晚上我们出去遛狗，我会和我丈夫一道去，除非天气非常恶劣——走到中央大道，离开两个街区，然后沿着中央大道走四个街区，穿过马路，然后一路观赏橱窗，回家。有家B.奥特曼，一家拉瑟克斯，还有布莱克、斯塔尔以及戈韩姆。有家巴奇拉克，照相馆。一家非常好的男士用品店，明克斯，是犹太人开的，在美荫街上。两所剧院：在中央大道上的好莱坞剧院，美荫街上的皇宫剧院。小小的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

在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什么时候?从前。在城市更新之前。在古典作品被抛弃之前。在他们停止发给毕业生美国宪法之前。在开办大学补习班教授孩子们他们应当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之前。在有黑人历史月之前。在他们建起公园大道和引进二百八十号之前。在他们迫害一位因为在班上说了“幽灵”的大学教授之前。在她驾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之前。在一切——包括科尔曼·西尔克，改变之前。那是在一切都不一样的时候——从前。她哀叹，永远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不论在东奥兰治，还是在美国其他所有的地方。

四点钟，当我把车开出门前小路，准备驶往她投宿的学院招待所时，下午的日光倏然而逝，天空阴云密布，陡地变成了朔风凛冽的十一月天。那天上午他们埋葬了科尔曼——前一天上午埋葬了福妮雅——都是在温暖如春的天气里，但此刻一切都执着于宣布冬的来临，而且是海拔一千二百英尺高处的寒冬。它已经到了。

当时我突发一股冲动，想告诉欧内斯廷仅仅四个月前科尔曼驱车带我到城外奶场看福妮雅五点钟在午后的炎热中挤奶的情景——即他如何观察福妮雅挤奶，但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便克制了下去。不论欧内斯廷对科尔曼生活的感受尚有什么不足之处，她都没有探索的积极性。虽然她很聪明，她却没有就他如何度过他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提出过一个问题，更不要说是什么引起他在那种情况下死去；虽然她很善良而且谨遵操守，但她宁可对他死亡的具体细节不加思索，她也不愿探讨在他二十多岁时使他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造反指令和四十多年后他作为贱民和叛徒与雅典娜脱离关系的愤怒的决定之间有没有自传性的相通之处。这并非意味着我肯定其间存在着联系，存在着一项决定套着另一项的扣环，但我们可以着手找找看，是不是?科尔曼这样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他自己的看法较之于别人对他的看法，哪个更不真实，或更真实?这种事真是可以了解的吗?但认为生活目的捉摸不透的观点，习俗不可思议的观点，社会的自我画像可能存在严重缺陷的观点，个人实在并不符合而且超出界定他的社会因素的观点，后者可能在他本人看来完全是虚假的——总之，一切鼓动人类想象力的疑惑似乎都被排除在她无可动摇地对于以时间为准绳的经典条文的不二忠贞之外。

“我没有读过你的书，”在车里她对我说，“这些日子，我读得最多的是神秘性质的东西，英国神秘书籍。但我回家以后，计划找出一些你的东西。”

“你还没告诉我查尔斯·德鲁博士是谁呢。”

“查尔斯·德鲁博士，”她告诉我，“发现了如何防止血液凝固，从而可以库存的方式。后来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最近的医院不接受有色人种，他死于失血过多。”

这是我们在从山上驶往城里的二十分钟里的全部谈话。发现的激情过去了。欧内斯廷说了她所有要说的话。于是德鲁博士令人不寒而栗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获得了某种意义——一种明显的与科尔曼及其令人不寒而栗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之间的特殊联系——虽然无足轻重，却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一次曝光让科尔曼在我眼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现在我知道了一切，却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欧内斯廷告诉我的非但没有与我对他的想法相互统一，反而使他不仅变成一个未知数，而且变成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以什么比例，在什么程度上，他的秘密决定了他的日常生活，充斥了他每天的思维?随着年月的流逝，它有没有从一个滚烫的秘密变成一个冷却的秘密，变成一个被遗忘的、不足挂齿的秘密——某种早年关系到他接受的挑战，他对自我所下的赌注的东西?他有没有从他的决定中获得他所追求的冒险，或者是否这决定本身便是冒险?是不是那种误导作用使他快乐，隐名埋姓度过一生的成功令他欣喜，或者他不过就是简单地对他不想与之发生个人或官方关系的过去、人物以及整个种族关上大门?是否因为他希望绕过社会障碍?是否他仅仅是另一名美国人，继承伟大的西部拓荒传统，接受民主的邀请，将你的根源丢进大海，倘若那样做对追求幸福有所贡献?或者不止这些?或者少于这些?他的动机有多卑劣?有多病态?假设两者兼而有之——有什么关系?假设两者都对不上号——又有什么关系?在我遇见他的时候，这秘密是否仅仅微微地点染了他整个的生命色彩，或者他整个的生命只是一生秘密的沧海之一粟?他有没有放松过警惕，抑或犹如永远的逃犯?他是否摆脱过他不能摆脱的他正在成功的事实——他能在做过所做的事情后以完好无损的力量面对世界，他能在每个人面前显出一副如同他显出的那副模样，从容自在地活在自己的皮肤之中?假设，对，在某一点上，平衡偏向新生活，另一边退缩了，但他有没有彻底克服掉暴露的恐惧，以及他将被发现的感觉?当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由于他妻子的突然死亡（如他所设想，遭人谋杀），那可怕的、他一辈子与之斗争的，但在临终时刻将他的忠心再次变得坚不可摧信念使他失去了理智。当他受制于那个疯狂的念头，一边跨进我的门槛，一边和我讨价还价，要我义不容辞地为他写本书的时候，他的疯狂本身难道在性质上不就是一个坦白的符号吗?幽灵！被一个甚至都不再有人使用的词汇所毁灭。对科尔曼来说，将他吊死在那上面的乃是对一切的平庸化——他复杂精确的谎言，他妙不可言、口径适度的欺骗，一切的一切。幽灵！可笑地贬低了他大师级出色的表演——他世俗且极其微妙的生活，一种表面上与越轨行为无缘的生活——因为所有的越轨都存放在秘密之中了。难怪，种族歧视的指控使他怒不可遏。似乎他的成就仅仅植根于羞耻。难怪，所有的指控都让他火冒三丈。他的罪行超过了他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一切。他说了“幽灵”，他有个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女朋友——统统是儿戏。这么可怜，这么小家子气，这么可笑的恶作剧，用这么一大堆中学生吵吵闹闹的玩意儿来对付这么一个人，在他循规蹈矩的外表下，别的不说，居然狠心对他母亲做出那种事情：跑到她那儿去，显示他英雄的自我生活观，对她说：“结束了。这场爱情结束了。你不再是我母亲，而且从来就不是。”任何胆敢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不会只想当个白人而已，他要的是有能力那样做，绝对不会只限于为了获得快乐与自由。这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野性——科尔曼最心爱的书中的人类贪婪的精神。每一次杀戮都有其独特的品格，每一次都是比前一次更为野蛮的杀戮。

然而，在那以后，他将机制击败了。在那以后，他大功告成了：再也没有离开过城墙里面的城市，即习俗的保护。或者，宁可说，既完全生活在城墙里面，又鬼鬼祟祟地完全生活在城墙外面，完全关在外面——这便是他，一名创造出来的自我，所享有一切独特的生活。是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将它击败了，直到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是白的为止——突然他又没能击败它，完全忽视了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控制的。这个决心打造一个杰出历史前途的人，这个着手旋开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改变了个人命运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不能完全指靠的历史的掌心：还没有成其为历史的历史，钟表正在一分一秒勾销的历史，随着我的笔不断扩散的、一次增长一分钟的历史，未来将比我们更能把握的历史。这个无处遁逃的我们——当下，共同的命运，流行的情绪，所在国家的思潮，具有制约性质的历史，即我们自己的时代——被一切事物可怕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所蒙蔽。

当我们抵达南沃德街，我把车停靠在学院招待所外面时，我说：“我想什么时候见见瓦特。我想和瓦特谈谈科尔曼。”

“瓦特自从1956年以来就没有提起过科尔曼的名字。他不愿谈有关科尔曼的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最排斥黑人的大学里，科尔曼建立了他的事业。课程设置中被白人垄断的课程，却正是科尔曼选择去教的。对于瓦特来说，科尔曼比白人更加白人。除了这，他没别的好说。”

“你会告诉他科尔曼死了吗?你会告诉他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吗?”

“不会。除非他问起。”

“你会和科尔曼的孩子进行联络吗?”

“为什么我要?”她问，“应当由科尔曼告诉他们，不由我决定。”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没有告诉你。你在葬礼上做自我介绍的。你对我说：‘你是科尔曼的妹妹吗?’我说是的。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我不是个藏头露尾的人。”这是她整个下午对我所说的最严厉的话语——也是针对科尔曼的。直到那一刻她都是谨慎地在母亲的毁灭和哥哥的愤怒之间保持着平衡。

这时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她展开钱包，让我看夹在塑料套子里的一张照片。“我父母。”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刚从法国回来。”

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座砖砌的门廊前，娇小的年轻女人戴着一顶大帽子，穿着长长的夏天的裙子；高个子年轻男子全身戎装，戴着有帽檐的帽子，挎着皮革子弹带，手上戴着皮革手套，脚蹬铮亮的长筒皮靴。他们肤色很浅，但他们是黑人。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黑人的?就因为他们毫不含蓄的姿态。

“英俊的年轻人，特别是穿着那身军装，”我说，“可能是骑兵制服。”

“纯粹的步兵。”她说。

“你母亲我看得没那么清楚。你母亲的脸给那顶帽子遮住了一些。”

“一个人为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只能做那么多了。”欧内斯廷说。下了这个她唯一情愿做出的富含哲理的结论后，她将钱包放回手袋，谢谢我招待她吃午饭，几乎就在我的眼皮下郑重地敛起容颜，重新返回那种秩序井然、寻常百姓的生存方式，严格地与不论是白人的、黑人的或不白不黑的人的任何幻想保持着距离，她下了车。我并没有立即驾车回家，相反，我穿过城区，来到公墓，在将车停靠在马路边后，走进大门，对正在发生的事茫然无知，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伫立在科尔曼棺木上所覆盖的高低不平的土丘边，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开始，它的结尾，于是我当场开始写这本书。

我一开始就好奇地设想，科尔曼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福妮雅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假设他告诉了她，也就是说，假设他不得不告诉她的话。他在那天闯进来一路大叫着“写我的故事，你混蛋”时，隐瞒了不能直截了当对我说的事，隐瞒了他自己（因为这个秘密，我现在明白了）写这个故事时所不能对我说的话，但最后他忍不住要对她——对变成他战友的学院的清洁女工——和盘托出。对这个女人，他能够为她脱光衣服，转过身子，以致暴露出插在他光脊梁上的那把用来给自己上发条，从而启动伟大越轨行为的机械钥匙。这个继埃莉·玛吉之后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人。埃莉，在她以前是斯蒂娜，最后是福妮雅。唯一永远不知道他秘密的是那个他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他的妻子。为什么对福妮雅坦白?正如心中藏有秘密是人之常情，迟早揭露秘密也是人之常情，更不用说，在这件案子里，是对一个从不问问题的女人，对一个你会以为对一个男人——一个保有这样一个秘密的男人——来说如获至宝的女人。甚至是对她——尤其是对她。因为她不问问题并不是因为她愚笨或不想面对问题，她不问问题，在科尔曼眼里，乃是与她遭到蹂躏的尊严相一致的。

“我承认这可能完全不对，”我对我完全改变了的朋友说，“我承认其中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还是开始了：当你尝试发现她是不是个骗子时……当你试图揭露她的秘密时……”就在那儿，在他的坟墓边，他曾经经历的一切都似乎至少被那一抔黄土的重量和体积所取消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说话，终于我听到他问福妮雅她曾经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然后我再一次等待，等待得更长些，终于一点一滴地我听见了她特有的那种脱口而出的与人顶嘴似的口气，那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我一个人站在暮色沉沉的墓地里，进入与死亡的专业竞赛。

“在没有了孩子们之后，在失火之后，”我听到她告诉他，“我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活成了一片雾。嗯，就碰到了那件自杀案。”福妮雅说，“在布莱克威尔城外的树林里。用一把猎枪。鸟枪。粉身碎骨。我认得一个女人，酒鬼，西西，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帮忙。她要去打扫那地方。‘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西西对我说，‘不过我知道你胆子大，什么都能应付。能不能帮我干?’那儿原来住着一对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吵架了，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把脑袋打开了花。‘我去把那里收拾干净。’西西说，所以我就跟着去了。我需要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就去了。死亡的味道。我记得那个。刺鼻的血腥味，只是在我们动手打扫时才闻得到。只有在热水碰到血的时候才产生充分的效果。那是个木头小屋。墙上都是血。呸，呸，粘在所有的墙上，抹在所有的东西上。一等到热水和清洁剂碰上去……哎呀。我戴着橡皮手套，不得不戴上面具，因为连我都受不了了。墙上还有大块大块的碎骨头渣，和血粘在一起。把枪放进他嘴里。砰砰。也把骨头和牙齿打散了。看见的。到处都是。我记得朝西西看着。我看着她，她摇着头。‘我们干吗要他妈的为一笔钱干这种事?’我们好不容易才做完。一小时一百块。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值。”

“给多少才值呢?”

“一千块。把他妈的房子烧掉。再给也不够。西西走到外面。她再也没办法对付了。但我，两个孩子死了，疯子莱斯特到处跟着我，日日夜夜想对我下手，谁管我?我开始四下搜索。因为我是会那样做的。我想了解那个家伙究竟为什么那样做。这种事总是让我很好奇。为什么人家要自杀?为什么有大屠杀?不论什么样的死亡都让我着迷。看照片。看看有没有快乐的表情。看看整个的地方。最后我找到药物柜。药品。瓶子。那儿没有快乐。他自己的药房。我估计是治心理病的药。应当吃的药，而没有吃的。很清楚他设法寻求帮助，但没做到。他吃不下药。”

“你怎么知道的?”科尔曼问。

“我只是猜想。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编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

“也许他吃了药，而且又杀死了自己。”

“不可能，”她说，“血。血迹斑斑。你根本搞不掉地板上的血。一条，一条，又一条的毛巾。还有那个颜色。最后变得越来越像三文鱼的颜色，但你还是弄不干净。就像仍然活着的东西似的。特效清洁剂不起作用。刺鼻子。甜甜的。让人恶心。我没呕吐。控制住了。不过也差不多。”

“花了多长时间?”他问她。

“我们在那儿待了有五个小时。我当了回业余侦探。他三十五六岁。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推销员或别的什么。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山里人类型。大胡子。头发乱蓬蓬的。她个子小小的。面孔很甜蜜。浅色皮肤。深色头发。深色眼睛。非常胆小。被吓怕了。我从照片里就看出这些。他是粗壮的山里人类型，而她是那么个娇小胆怯的女人。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我是个自我解放的选修生。中途辍学的。我上不了学。别的不说，太无聊了。一切像这样真正有趣的东西都发生在人家家里。发生在我家的是他妈的再坏不过的了。我怎么能进学校去学内布拉斯加的首府在哪儿。我想知道。我想走出校门，看看周围的世界。那就是我为什么去了佛罗里达，那就是我怎么会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那就是为什么我在屋子里四处探索的原因。只不过四处看看。我想知道最坏的情节。什么是最坏的?你知道吗?他自杀的时候她在场。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给送去接受心理治疗了。”

“这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事——你不得不做的最坏的事?”

“太离奇了。是的。我见过许多事情。但这一件——并不仅仅因为它离奇，在另一方面它还很有神秘感。我想知道为什么。”

她想知道最坏的。不是最好的，最坏的。她的意思是真相。什么是真相?所以他说给她听。自埃莉之后的第一个人。因为在那一刻他爱她，想象着她刷洗血渍的样子。那是他对她最动心的时刻。可能吗?科尔曼不曾对任何人感到如此亲切过！他爱她。因为那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面对最坏的状况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的时候。不是勇气。不是英雄气概。仅仅是不以为然。他对她没有保留，一概没有。这是不假思索的，未经算计的。一派直觉。几小时后它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念头，但在那一刻，不是。他信任她——事情就这样。他信任她：她刷洗地板上的血渍。她不信宗教，她不伪装虔诚，不论其他的什么邪恶使她面目全非，她却从未被有关纯洁的神话所扭曲。她对评判别人不感兴趣——她见得太多，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话。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像斯蒂娜那样逃跑。“你会怎么想，”他问她，”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个白人?”

起初她只是看着他，倘若是发呆，也只是呆了半秒钟而已。随即她开始咯咯大笑，爆发出那种是她的商标的笑声。“我会怎么想?我会想你在告诉我一件我早就猜到的事。”

“不会吧。”

“哦，是吗?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在南方住过。我遇见过他们所有的人。当然，我知道。不然我又为了什么这么喜欢你?因为你是个大学教授?要是我把你当做那样一个人的话，我就是脑子不正常。”

“我不相信，福妮雅。”

“去你妈的，”她说，“你审问完了吗?”

“什么审问?”

“关于我做过的最坏的工作。”

“当然。”他说，然后等着她审问他是不是白人的事情，但一直没等到。她似乎并不真正关心，她也没有逃跑。当他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的时候，她倒是认真地听了，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故事不真实或不可信或希奇古怪——也当然不会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该受谴责。不，在她听起来恰恰与生活本身相吻合。

2月里，我接到欧内斯廷打来的电话，也许是因为这是黑人历史月，她记起要向我确认马修·韩森和查尔斯·德鲁博士的地位。也许她正想着又该是她对我进行种族教育的时候了，特别要触及到科尔曼所抛弃的一切。一个满满当当、功成名就的东奥兰治世界，蕴藏着丰富的最难以忘怀的个人资料，一个成功少年时代坚实、抒情的河床，一切视之为当然的防卫、忠诚、战斗、合法，无需理论的论证，无需华美或虚幻的掩饰——一个跃动着激动和常理的幸福开端的一切有利质素，她哥哥科尔曼全都抹杀了。

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告诉我星期天瓦特·西尔克和他的妻子要从阿斯伯里来看她之后，说如果我不在意驱车到泽西的话，欢迎我去吃星期日午餐。“你想见瓦特。我想你可能想看看我们的房子。有照相本。有科尔曼的房间，原来科尔曼和瓦特睡觉的。双人床依然放在里面。后来是我儿子的房间，但枫树框架原封未动地保存着。”

我受到邀请去看科尔曼抛弃的西尔克丰饶之家，仿佛是他的宿命，为了生活在一个与他的自我规模感相一致的空间——为了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适合他的人，以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的方式求得他的归宿。抛弃所有的一切，整个的枝繁叶茂的黑人族群，认为他不能以任何别的手段取而代之。那么多的渴望，那么多的计划、激情、狡猾和伪装，统统为了满足离家出走以及脱胎换骨的饥渴。

变成一个新人。双重人格。承载美国故事的戏剧——发达后便一走了之的精彩戏剧——以及狂喜的驱动力所要求的动力和残酷。

“我很高兴去。”我说。

“我不能做什么保证，”她说，“不过你是个成年人。你能照看你自己。”

我笑起来。“你在对我说什么呀?”

“瓦特快到八十岁了，但他还是座熊熊燃烧的大锅炉。他说的话你是不会喜欢的。”

“关于白人?”

“关于科尔曼。关于那个费尽心机的说谎者。关于那个不孝之子。关于那个出卖种族的叛徒。”

“你告诉他他死了。”

“我决定告诉他。我告诉了瓦特。我们是一家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几天以后，欧内斯廷随短笺寄来一帧相片：“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并想到我们的访问。如果你喜欢，请留下，作为对你朋友科尔曼·西尔克的纪念。”一张退色的黑白照片，大约四英寸宽，五英寸长，经过放大的快照，很可能原来是在人家后院里用布朗尼箱式相机拍摄的，相片里的科尔曼是他的对手在铃声响起时将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一架拳击机。他不会超过十五岁，虽然那些小小的轮廓鲜明的五官日后在成年男子脸上显出迷人的孩子气，但在孩子的面孔上却呈现出一副男子气概。他从事运动，像个专业运动员，有着潜行觅食的食肉动物的晦气目光。一切都不存在，只有胜利的欲望和毁灭的技巧。眼光平视，直接发自他内心，犹如一道命令，即使尖尖的小下巴笔直地塞在瘦骨嶙峋的肩膀里。他以典型的架势做好准备——双手摆在面前，手套仿佛不仅承载着他的拳头，而且承载着他一十五年全部的力量，每一只手套的面积都比他面孔大。你不由自主地感到这孩子有三颗脑袋。我是个拳击手，这凶狠的架势趾高气扬地宣布，我不把他们打趴下——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我凌驾于他们之上，直到他们无力招架。毫无疑问，是她命名为坚定先生的哥哥；果然，相片背后有着浅浅的蓝墨水题词，肯定是欧内斯廷小时候的笔迹：“坚定先生”。

她也很有意思，我想，为少年拳击手找到一个透明的塑料镜框，将他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家子的勇气并没有随着科尔曼开始与结束。这是个大胆的礼物，我想，来自一位并不显山露水的大胆的女人。我非常想知道她请我上她家是出自什么想法，我也非常想知道我接受她的邀请是为什么。想到科尔曼的妹妹和我竟然会如此你来我往，真是有点奇怪——虽然只是有点奇怪而已，倘若你记得科尔曼的一切，要奇怪上一万，两万，十几万倍都不止。

欧内斯廷的邀请，科尔曼的照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2月第一个星期日，在议会投票否决将克林顿撤职的动议之后，动身前往东奥兰治；为什么我会走上一条偏远的山道，我平时进进出出时从不走的，除非在我把它当做是从我家到七号路线的一条捷径的时候。那就是我怎么会注意到停在我原来一眼都不会看的一大片田野的边缘的那辆破旧的灰色货车，有着战俘/战斗失踪人员事务局的保险张贴，我肯定，只会是莱斯特·法利的。我看见货车，不知怎么就晓得是他的，不能只顾朝前开，而不记录车的样子和行踪，我踩了刹车，停了下来。我倒车，直到我的车到了他的车前，才在路边停靠下来。

我想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不然我怎么会那样做呢?但那时已有差不多三个月了。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比我自己的更贴近我的心，所以我不假思索地便恰恰在那座寒冷的山顶停了下来，将一只戴手套的手放在那辆车子的发动机罩上。那辆车曾沿着错误的车道高速行驶，将科尔曼猛地撞出公路护栏，使他和坐在身边的福妮雅一起在他七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坠入河底。倘若这是谋杀工具，谋杀者便近在咫尺。

当我意识到我正朝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并再一次为得知欧内斯廷的信息，被邀请与瓦特见面，为我整天，往往直到深夜都在思念着一个与我相识不到一年并从来都不是我最亲密朋友的人而感到惊讶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似乎相当符合逻辑。这是你写书的时候通常发生的情况。不仅会出现一些状况，逼着你去探询一切——某些状况甚至开始将一切都自动地陈列在你的行车道上，突然之间，你连一条可以避免一头栽进你梦魇的退路都不复存在。

于是你便着手做我做的事情。科尔曼，科尔曼，科尔曼，你这个现在连谁都不是的人此刻却统领着我的生存状态。当然你不会写这本书，你的已经写完了——那书便是你的生命。书写个人的事既是揭露又是隐瞒，但对你来说，只能是隐瞒，所以永远不能奏效。你的书乃是你的生命、你的艺术。一旦你开始启动，你的艺术便是成为一个白人。成为，用你哥哥的话来说，“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那就是你独特的发明行为：每一天你睡醒来扮演你创造的自我。

地面几乎没有残雪，只在开阔的田野里的短茬上还残留着蛛丝网络似的雪痕，无迹可遁，于是我拔脚朝另外一边走去。那儿有一排稀疏的树木，透过树木之间的豁口，我可以看见另外一片田野，我便再向前走，直到抵达第二块田野。我横穿过那一块，穿过另一排茂密得多的、长满高大的常青树的林子，眼前出现了一个冰封湖泊的熠熠闪光的眼睛，椭圆形，两端都是尖尖的，被白雪斑斑的棕褐色山岗环绕，而高山，层层叠叠，一个弧形接着一个弧形地向远处退隐。离开大路在走了五百码以后，我来到了——不，是擅自闯入；我心里产生的几乎是一种违法的感觉……我擅自闯入了一个，我设想——一个如同包围新英格兰任何内陆水域那样的原始的、未开垦的、宁静得未经污染的境地。它使你想到，这种地方往往正因为如此而备受众人的喜爱。世界在有人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自然的威力有时具有非常强烈的镇定作用：这正是个具有镇定作用的地方，喝住你卑琐的念头，同时又不使你因为想起生命旅程的短小而感到敬畏。一切都安全地处于世俗崇高的档次。一个人能够啜饮美，而内心却不感到压抑或恐惧。

几乎在冰面的正中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穿着褐色的连衣裤，戴着黑色的帽子，坐在一个黄色的矮桶上，弯腰对着一个冰窟窿，带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根缩短的鱼竿。我直到他抬头看见我时，才踏上冰面。我不想突然或以任何显得似乎是故意的方式接近他，倘若这垂钓者真的是莱斯特·法利。如果真是莱斯特·法利，他便不是一个你想让他受惊的人。

当然我想到转身回去。我想到重新朝大路走去，想到钻进我的车，想到继续朝前开到南七号公路，再往前通过康涅狄格，上六八四号公路，从那儿开到嘉顿州立公园大道。我想到参观科尔曼的卧室。我想到会见科尔曼的哥哥，他因为科尔曼的所作所为，在他死后都不能不恨他。在我一路穿过冰面，去看一眼杀死科尔曼的凶手的时候，只想到这些，别无其他。直到他面前，我说：“嗨。手气如何?”我想：悄悄走上去还是不悄悄走上去，并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你都是敌人，在这一片空旷的、白花花的冰天雪地的舞台上，唯一的敌人。

“钓到鱼了吗?”我说。

“哦，不好不坏。”他只是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又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冰孔上——散落在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湖面上的、在岩石般坚硬的冰面上所凿出的十二或十五个相同大小的冰孔中的一个。很有可能，这些孔洞是用那个放在离他黄色矮桶——原本是装七加仑洗洁剂的大桶——仅仅几步之遥的工具钻通的。钻具包括一根约四英尺长的钻杆，其钻头是一个螺旋刀片式的宽宽的长圆锥体，一个结实的、真正的钻孔器具，相貌堂堂的钻头，由转动顶部曲柄旋转，它在阳光中闪烁，好像是新的。一个不祥的预兆。

“它达到了目的，”他喃喃道，“消磨时间。”

就好像我并非第一个，而更像是第五十个人，碰巧跑到离乡间山地的一条偏僻大路五百码的冰冻湖面的中央，来询问关于垂钓的情况。因为他戴着一顶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又盖住耳朵的黑色呢绒警卫员帽子，还由于他蓄着一撮深色泛灰的山羊胡和相当浓密的唇髭，只有一窄条面孔露在了外面。如果那面孔有任何特殊之处，那便是它的宽度——在水平轴线上，一张空阔的椭圆形平扁的大脸。深色的眉毛又长又浓，眼睛是蓝色的，间隔得特别远，而坐落在唇髭上方的却是一个孩子的扁平、无鼻梁的鼻子。在法利暴露在口套似的唇髭和呢绒帽子之间的一小条自我中，各种各样的原则在起着作用——几何学的和心理学的，但没有一项与其他的相互协调。

“美丽的景点。”我说。

“所以我待在这儿。”

“宁静。”

“接近上帝。”他说。

“是吗?你感觉到了?”

现在他蜕去外壳——他内心的防护罩，蜕去一些他在我撞见他的那一刹那时的情绪，显得似乎准备进行一个比无聊的闲扯更有意义些的沟通。他的姿势没有改变——依然是垂钓，而不是闲聊式的——但至少反社会的气息稍稍被一种我绝对没有料想到的略为深沉、反思的嗓音所驱散。若有所思的，你甚至都可以这么称它，虽然是以一种异常超脱的方式。

“远远地在一座山头上。”他说，“没有房子。没有居民。湖上也没有茅屋。”在每一项陈述之后，都有一个沉思性的停顿——陈述性的观察，大有深意的沉默。任何人在句子结尾的地方都会做出猜测，看看他是否对你讲明白了。“这里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噪音。三十英亩的湖面。没有一个手里拿着电钻的家伙。没有他们的噪声和他们汽油的臭味。七百英亩的空旷良田和树木。一个非常美的区域。只有和平和宁静。还有清洁。干净的地方。远离尘世喧嚣和疯狂。”最后是将我收入眼底的向上的一瞥。为了评估我。一个百分之九十晦涩和难以读懂、百分之十令人惊讶的透明的快速的一瞥。我在这人身上没有看到有丝毫幽默的地方。

“只要我保守秘密，”他说，“情况就不会变化。”

“说得很对。”我说。

“他们住在城市里。他们生活在日常工作的繁忙嘈杂之中。疯狂就要起作用。疯狂正在起作用。疯狂从工作回到家里。交通。堵塞。他们撞上了。我逃了出来。”

我不需要问“他们”是谁。我可能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我可能并不拥有电钻，但我是他们，我们都是他们，除了这个蹲在湖面上，手中轻轻摆弄着短鱼竿，宁愿对着冰窟窿，对着我们脚下僵硬的水——而不是我——说话的人。每个人都是他们。

“也许有个徒步跋涉者会路过这里。或者一个长途滑雪运动员，或者像你这样的人，找到我的车，他们就在这里找到我，所以他们就上我这儿来，就像你这样跑到冰上来——像你这样不钓鱼的人——”说到这儿他又抬头打量一次，神秘兮兮地揣测着我的“他们”性质。“我猜想你不钓鱼。”

“不钓。不。看到你的货车了。不过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驾车兜兜风。”

“唉，他们跟你一样，”他告诉我，似乎自打我在岸边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没有过疑惑，“他们总是在见到有人钓鱼的时候过来。他们好奇。他们问我钓到什么鱼，你知道。所以我要做的是……”但此刻我的脑子似乎突然失灵，被他的思路所干扰。我在干什么呀?我究竟想干什么?当他又拾起话茬时，我的心立刻由于恐惧而狂跳起来。现在他的垂钓被毁掉了，我想，他决定和我玩一把。他要行动了。他不当渔翁了，要当莱斯特以及许多现在又是又不是的东西了。

“所以我要做的是，”他接着说道，“如果冰面上有鱼，我就做我看见你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会马上捡起所有钓到的鱼，把它们放进塑料袋，放进我的桶里，我坐在上面的这只桶。这样鱼就藏起来了。当人家过来说：‘钓得怎样?’我说：‘没钓到。我认为这儿什么鱼也没有。’也许我已经钓到三十条了。成绩很好的一天。但我会告诉他们：‘喏，我准备走了。我在这儿守了两小时，一条也没钓到。’每回他们都立刻转身离开。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会传出话说那个池子没鱼。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秘密的缘故。也许我会变得有点不诚实，但这儿就会成为全世界保守最严密的秘密的地方。”

“现在我懂了。”我说。我看出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和我这个干涉者一道对他的伪装哈哈一笑，没办法以笑嘻嘻听他说话的方式让他稍许放松，所以我连试都没有试一下。我意识到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真正个人性质的事情，按他的决定，倘若并非我的，我们两人已走出微笑可以解决的范围。我陷入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在这个偏远、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地方突然显得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我也知道你坐在一大堆鱼上面，”我说，“在这只桶里。今天多少?”

“嘿，你看上去像是个能守住秘密的人。大约三十条，三十五条。对，你看上去是个老实人。我想我好像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作家吗?”

“正是。”

“不错，我知道你住哪儿。在苍鹭住的那个沼泽对面。杜默奇尔的地方。杜默奇尔在那儿的小屋。”

“我从杜默奇尔手上买的。那么告诉我，既然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为什么你坐在这儿，而不是那儿?这一大片冰冻的湖面。你怎么会单单选中这儿钓鱼?”即使他并没有尽力把我留在那儿，我似乎却主动在尽力让我自己不能够脱身。

“唉，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告诉我，“你到你上次逮住它们的地方。如果你上次逮到鱼了，你会永远到这个地方来的。”

“原来如此。我一直想不通。”现在走吧，我想。这是全部必要的对话。比必要的还多。但关于他是谁的念头吸引我继续下去。关于他的事实吸引我继续下去。这并非揣测。这并非沉思默想。这不是创作小说的思维方式。这是事实本身。谨慎的规则，在我工作之外，在最近五年以来一直严格地控制着我的生活，突然中断了。在穿过冰面走过来的时候不能转身回去，现在我不能转身逃跑。跟勇气没有关系。跟理性和逻辑没有关系。他在这里。这才是有关系的东西。这引起我的恐惧。穿着厚重的褐色连衣裤，戴着黑色门卫帽，脚上蹬着厚底黑胶靴，两只手套在猎户（或士兵）的迷彩无指手套里，正是谋杀了科尔曼和福妮雅的凶手。我肯定。他们没有驶出路面，开进河里。这就是凶手。他就是那个人。我怎么能走?

“鱼总在那儿，”我问他，“当你回到上次所在的地点?”

“不，先生。鱼成群游动。在水下面。一天它们会在池子北边，第二天可能在池子南边。也许有时它们会接连两天待在同一个地方。它们会依然在那儿。它们喜欢的是，鱼喜欢的是成群结队。它们不太移动，因为水太冷。它们能够根据水温自我调节，水这么冷，它们动得就很少，不需要很多的食物。但如果你进入一个鱼聚集的区域，你就会钓到许多鱼。但有些日子你会去同一个池塘——你不可能钓完一池的鱼——于是你会在五六个不同的地点试试，钻洞，却一条也钓不到。一条鱼也逮不着。你是没找准鱼群的地点，那么你就枯坐在那儿好了。”

“接近上帝。”我说。

“你明白了。”

他说话的流利程度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让我感到惊讶；他愿意清晰地解释池塘里的水寒冷时水中生物的习性，同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怎么会知道我是“那个作家”的?他是否还知道我是科尔曼的朋友?他是否知道我参加了福妮雅的葬礼?我猜想在他脑子里此刻有着许多关于我的问题——以及我在这里的任务的问题——正如我脑子里有着许多关于他的问题一样。这个广袤的覆盖着穹隆的空间，这个寒冷的地面墓穴似的山峰，其顶端搂抱着大大的一片。冰冻得犹如岩石般坚硬的椭圆状淡水，湖中生命古老的活动，这是冰的结构，这是鱼的新陈代谢，一切无声无息的，亘古不变的力量不屈不挠地运作着——仿佛我们在世界之巅相会，两个隐秘的脑子互不信任地转动，是两个不顾一切的相互仇恨的偏执狂。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如果你逮不到鱼?当它们不上钩时，你会怎么想?”

“告诉你我刚才正在想什么。我想着一大堆事情。我想着小滑头维利。我想着我们的总统——他的怪运气。我想着这家伙每次都能躲过去，我想着那些什么都躲不掉的家伙。他们没有躲避服兵役，没逃掉。似乎不公平。”

“越南。”我说。

“对呀。我们可得登上怪模怪样的直升机——我第二趟去，当了个门射手——我正想着的是那次我们进入北越去营救两名驾驶员。我坐在这儿，想着那时候的事。小滑头维利。那个狗杂种。想着那个杂种龟儿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着纳税人的钱，让人舔他的鸡巴，然后想着那两名驾驶员，他们是去对河内港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这两人伤得实在厉害，我们从无线电里收到信号的。我们甚至都不是救援直升机，但我们就在附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他们要跳伞了，因为他们所处的高度使得他们不跳伞就要爆炸。我们连救援机都不是——我们是射击机——我们是冒险去营救两条性命。我们都没有得到许可到那里去，我们就去了。你凭直觉行动。我们一致同意，两名门射手，驾驶员，副驾驶员，虽然机会不大，因为我们没有掩护，但我们还是去了——冒险营救他们。”

他在给我讲一个战斗故事，我想。他知道他在讲述这个故事。里面有个他要说明的中心思想。一个他要我随身带走的东西，带到岸上去，带到我车上去，带到他知道地点并希望我知道他知道地点的房子里去。作为“那个作家“带走呢，还是以别的什么身份——一个知道甚至比这个池塘的秘密更大的他的秘密的人?他要我明白并不是很多人看见过他所见过的东西，到过他到过的地方，干过他干过的事，而且如有必要，还可以再干。他在越南被谋杀，他把凶犯带回到伯克夏，然后他从作为战场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回来，回到这个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另外一个地方。

冰上的钻具。赤裸裸的钻头。没有比蛮荒之地中央的这个钻头发出的无情的寒光更扎实地体现出我们的仇恨。

“我们心里想，OK，反正我们快死了，我们快死了，所以我们朝上升，按他们的信号找到目的物，看见一个降落伞，我们在空地上降落，救起那个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的家伙。他一下子跳起来，我们把他拉进机舱，就起飞，没有受到任何还击。所以我们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他向那边飘。’于是我们升到天空，但那时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又向前飞了一段距离，寻找另一个降落伞，这时整个倒霉的地狱都炸开了。我告诉你，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始终没有救起那个家伙。直升机没被击中，你根本不会相信。叮叮砰砰砰。机枪。地面火力。我们只能掉头尽可能快地离开那里。我记得那个我们救起的家伙开始哭起来。这就是我要讲的。他是个海军驾驶员。他们从富雷司达尔号起飞的。他知道另一个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俘了。他开始号啕大哭。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他的伙伴。但我们不能返回。我们不能用直升机和五名战友冒险。我们很幸运，救出一名。所以我们回到基地，钻出来，看着直升机，上面有一百五十一个子弹孔。没一颗击中水压线，燃料线，但水平旋翼上弹坑累累，许许多多子弹打在它上面。把它打弯了一点。如果他们击中尾翼，就会直接掉下去，但他们没有。你可知道他们在战争中打下五千架直升机?我们失去两千八百名喷气战斗机驾驶员。他们在北越作高空轰炸时失去两百五十架B—52。但政府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们告诉你他们想告诉你的东西。小滑头维利一次都没给逮到过。那个服兵役的家伙给逮到了。一次又一次。不行，不公平。你知道我想着谁?我想着要是我有个儿子，他现在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冰上垂钓。这就是你走过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想的东西。我抬起头，看见有人走过来，而我有些像做梦似的，我想，那可能是我儿子。不是你，不是像你这样的大人，而是我儿子。”

“你没有儿子吗?”

“没有。”

“没结过婚?”

这次他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着我，寻找目标，仿佛我像那两名驾驶员似的拉响了警报器，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想，他知道我出席了福妮雅的葬礼。有人告诉他“那个作家”在那儿。他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一名写像他那样的罪犯的作家?一名在书里描绘凶杀犯和谋杀的作家?

“死了，”他最后说，又重新盯着冰窟窿，晃动他的鱼竿，挥动手腕上下抖动了十几下，“婚姻死了。从越南回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怨气。患了伤后神经紊乱症。得了他们叫做伤后神经紊乱症的病。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不想认得任何人，我跟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接不上气，只要是文明的生活都不行，就好像我在那边待得时间过长，一切都疯掉了似的。穿干净衣服，大家相互问候，大家微笑，大家参加派对，大家开汽车——我不再能衔接得上。我不知道怎样和任何人交谈。不知道怎样跟人打招呼。我在很长时间里自我封闭。我常钻进车，到处转，到树林子里，在里面走来走去——最古怪的事情。我甩掉我自己。我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战友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回。他们担心我会死在车祸里，他们担心我会……”

我打断他。“为什么他们要担心你会死在车祸里?”

“我酗酒，我一边开车，一边酗酒。”

“你有没有出过车祸?”

他微微一笑，没有停顿，没有死盯着我，没有朝我递来有特殊含义的威胁目光，没有跳起来卡我的脖子，仅仅微微一笑，微笑中所包含的善意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他以一种故意造作的轻松心态耸耸肩说：“撞到我差不多。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吧?车祸?出车祸?就是出了，我也不会知道的。我认为我不知道。你正患有他们叫做伤后神经紊乱症的病。各种东西不断跑进你的潜意识中，让你以为你回到越南，重返部队。我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连这些都不懂。大家耻笑我，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对，可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受了什么罪，连我也不明白——你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的懂得这些事情的朋友。我只有臭娘们做朋友。哦，伙计，我指的是真正保证回收百分之百或双倍本钱的臭娘们。”又一次耸肩。笑话?有意说的笑话?不，更像是以无忧无虑的腔调表达的恶意。“所以我能做什么呢?”他无奈地问。

哄我。耍我。因为他知道我知情。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个待在这山上，而我是知情的，他又知道我知情。钻具也知道。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你所需知道的一切，一切都铭刻在它弧形的钢刀片的螺旋体上。

“你是怎么发现你得了伤后神经紊乱症的?”

“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个有色人种姑娘。请原谅。一位非裔美国人。一位非常聪明的非裔美国人。她得了硕士学位。你有硕士学位吗?”

“没有。”我说。

“唉，她得了，这就是我怎么得知我得了什么病的，否则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开始了解我自己，了解我正经历的东西。他们告诉我。并不是我一个。别以为只有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和我相同的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半夜醒来又回到越南。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打电话，不回。成千上万的人做那些真正坏的噩梦。所以我把这些说给那个非裔美国人听，她都能理解，因为她有硕士学位。她告诉我那些东西是怎么进入我的潜意识的，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身上。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就像政府一样。政府又从头来一遍。它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成千上万的人结了婚，婚姻死了，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对越南有怒气，有怨气。她对我解释了这一切。他们啪的一下把我从越南拉进一架C—41空军喷气机，送到菲律宾，然后又登上一架世界航空公司的喷气机飞到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然后他们给我两百美元，叫我回家。所以我花了——大约，从我离开越南到回到家里——花了大约三天时间。你回到文明社会。你死了。你老婆，即使十年了，她还是死了。她死了，她究竟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

“仍然还患有伤后神经紊乱症吗?”

“嗯，我还是喜欢孤独，不是吗?你认为我在这儿干什么?”

“但不再酗酒驾车了，”我听见我自己说，“不再出车祸了。”

“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你没听见?我已经告诉你了。反正据我所知没有。”

“婚姻死了。”

“哦，对。我的错。百分之百。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完全没有错。都是我的。向来都是我的。她配得上比我好得多的男人。”

“她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悲伤地耸耸肩，一声叹息——一派狗屎，故意做出的透明的狗屎。“不知道。逃跑了。我把她吓成这个样子。吓坏了那个女人。她不管在哪儿，我都记挂着她。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没孩子。”

“没有。没孩子。你呢?”他问我。

“没有。”

“结婚了?”

“不再结婚。”我说。

“所以，你和我境况相同。和风一样自由。你写什么样的书?破案的?”

“我想不是。”

“真人真事?”

“有时候。”

“什么呢?爱情故事?”他笑嘻嘻地问道，“不是色情的吧，我希望。”他假装这是个不受欢迎的念头，即使一闪而过都令他不愉快，“我肯定希望我们的本地作家不会在山上麦克·杜默奇尔的屋子里写作并发表色情的东西。”

“我写像你这样的人。”我说。

“是吗?”

“是的。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的问题。”

“你有本书叫什么名字?”

“《人性的污秽》。”

“是吗?我买得到吗?”

“还没出版。还没写完。”

“我会买的。”

“我给你寄一本。你叫什么名字?”

“莱斯特·法利。对，寄来。你写完了，寄给镇上的车库代交。六号路，镇车库。莱斯特·法利收。”又一次戏弄我，有种戏弄每个人的样子——他自己，他朋友，“我们的本地作家。”他说，即使这个想法开始让他发笑，“我和那些家伙会看的。”他并没有大声笑起来，而是抿着一个大笑的诱饵，逐步接近它，并绕着它转，牙齿却没有真正咬下去。离危险的欢乐钓钩非常接近，但并非近到可以一口吞的地步。

“我希望你会。”我说。

我不能转身离开。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在他又蜕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感情伪装的时候，不能在有可能更进一步窥视他内心的时候。“你在服役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为了你的书吗?”

“是的。是的。”我大声笑了起来。随着一股可笑的、强悍的、对抗的冲动，我不假思索地说：“都是为了我的书。”

他此刻也比刚才较为放肆地笑出声来——在这个疯人院似的湖面上。

“你原来是个合群的人吗，莱斯特?”

“是呀，”他说，“我是的。”

“和大家相处?”

“没错。”

“喜欢和他们玩个痛快?”

“对。数不清的朋友。飙车。你知道，全是那种玩意儿。我上全日班。但在我不上班的时候，没错。”

“你们越战老兵都在冰上钓鱼?”

“我不知道。”那种抿着嘴的笑声又来了。我想，要他杀死一个人比叫他开怀大笑容易得多。

“我开始冰上垂钓，”他告诉我，“并不很久。在我老婆跑了以后。我租了间小棚子，在树林子里面，在蜻蜓湖上。树林里面，就在水边上，蜻蜓湖。我总是在夏天钓鱼的，钓了一辈子，但我对冰上垂钓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总以为外面太冷，你知道，所以我住到湖上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我不正常——倒霉的伤后神经紊乱症——我就这么看着那个人一步步走过去，看他怎么在冰上钓鱼。我仔细观察他两三回。有一天我穿上衣服，散步到那儿去，那个人钓了一大堆的鱼，黄鲈鱼、鳟鱼，什么都有。所以我想，这种钓法并不比夏天差，说不定还更好呢。你只需要穿上足够的衣服，配备恰当的工具。我照办。我下山买了把钻子，呱呱叫的钻子，”他用手指着，“钓竿，引线。几百种不同的厂家和型号。各种各样的尺码。你在冰上钻一个窟窿，把你最喜欢的引线连同上面附带的诱饵丢下去——只不过手动一动而已，你只要上下抖动一下，你知道。因为冰层下面很黑。哦，真的很黑。”他告诉我，并且，在整个对话中，他脸上第一次显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阻光度。太少的欺骗。太少的伪装。在他讲话的时候，嗓音里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弦外之音：“真正的黑暗。”一种令人头皮发麻、大惊失色的弦外之音，由此而使得关于科尔曼事故的来龙去脉统统变得一目了然。“所以下面任何一点闪光，”他补充道，“都会把鱼吸引过来。我猜想它们能够适应黑暗的环境。”

不，他不笨，他是个畜生，一个杀手，但并非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愚痴。他不缺心眼。在无论什么伪装之下，缺心眼是极为罕见的。

“因为它们得吃东西。”他科学地解释给我听，“它们在下面找得到食物。它们的身体能够适应那种异常寒冷的水。眼睛能够适应黑暗。一有动静它们便能感觉得到。如果它们看见任何一丝闪光，或者它们也许感到了你牵动引线发出的震动，它们就被吸引过来。它们知道说不定有活的东西可以吃。但倘若你不抖动鱼竿，就一条也别想钓到。如果我有个儿子，你知道，这就是我刚才在想的，我会教他怎么抖动。我会教他怎么在引线上挂诱饵。有不同种类的诱饵，你知道，大多数是苍蝇蛆或蜜蜂蛹，他们专为冰钓培养的。我们会下山到商店里去，我和小莱斯特，我们会在冰钓商店选购。用小杯子盛的，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有小莱斯特做伴，你知道，如果我一辈子没有给这种古怪的伤后神经紊乱症毁掉，我就会和他一起待在这儿，教他全部的技巧。我会教他怎么使用钻子。”他指着那工具，工具依然放在他身后稍稍够不到的地方，“我用的是五英寸的钻子。它们从四英寸到八英寸宽。我比较喜欢五英寸的窟窿。再好不过了。我从来没碰上过从五英寸窟窿里拉不出鱼的问题。六英寸太大一点。六英寸太大的原因，刀片宽出一英寸，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如果你看看这五英寸的钻子——瞧，我拿来给你看。”他站起身，走过去，拿起钻具。尽管他穿着棉连衣裤、长筒靴，使他粗大的身躯更显矮壮，却是灵活地走过冰面，只用一只手就一把抄起钻子，其架势就像你打出一个飞球后，小跑步返回板凳时顺手从球场上抄起垒球棒一样。他走到我面前，举起钻子，将雪亮的长钻头直逼我的面孔。“就是这。”

就是这。这就是根源。这就是本质。就是这。

“如果你将这五英寸的钻子和六英寸的钻子作比较的话，”他说，“就大不相同了。当你用手钻过一英尺到十八英寸的冰层时，用六英寸的钻子比用五英寸的要费劲得多。用这把我可以在大约二十秒钟的时间里钻通一英尺半厚的冰层——倘若刀片锋利结实的话。锋利是最要紧的。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刀片锋利。”

我点头。“冰面上真冷。”

“你还是相信为妙。”

“到现在才注意到。我越来越冷了。我的脸。我架不住了。我该走了。”我朝后退了第一步，离开他周边的稀薄的雪水和他垂钓的窟窿。

“不错。你现在知道该怎样冰钓了，是吧?也许你想写本书，谈谈那个，而不是破案的故事了。”

往后面一次退半步，我朝岸边退了有四五英尺远，但他仍然用一只手端着钻子，螺旋刀片对准我眼睛原来所在的高度。我完全溃败。我开始撤退。“现在你知道我的秘密地点了。连这你也知道了。你知道所有的事，”他说，“但你不会告诉别人，是吧?有个秘密地点感觉很不错的。你不会告诉别人。你学会了什么都不说。”

“我会守口如瓶的。”我说。

“山上有条小溪流进来，越过一道道山脊。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说，“我从没探寻过源头。反正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水流，从那儿流到这儿的湖里。湖的南边有个溢洪口，水从那口子里流出去。”他用手指着那边，依然端着钻子，他一只戴着无指手套的大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湖下还有数不清的泉眼。水从湖底上来，所以水不断地更换。它自我净化。鱼必须有清洁的水才能存活，长得大而且健康。这地方具备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上帝创造的。人跟这些没有关系。这就是它为什么这么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如果有人来插上一手，我就立刻走开。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一个潜意识里充满伤后神经紊乱症的人的座右铭：远离人群，接近上帝。所以别忘记这是我秘密的藏身之地。一旦秘密泄露，祖克曼先生，就是你讲出去的时候。”

“我听明白了。”

“还有，嘿，祖克曼——那书。”

“什么书?”

“你的书。把书给我寄来。”

“你一定会有的，”我说，“邮寄来。”说着便开始穿过冰湖往回走。他待在我身后，端着那个钻具，看着我慢慢地走开。路很长。即使我逃脱，我也知道我一个人待在我房子里的五年告一段落了。我知道如果真写完那本书，当我写完书的时候，我将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落脚。

我刚安全跨上湖岸，便转过身，朝回看，看看他最后是否要尾随我到树林深处，把我干掉，让我永远没有机会走进科尔曼·西尔克童年的家，像在我之前的斯蒂娜·帕森一样，作为白人客人，和他东奥兰治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共进星期日大餐。仅仅是面孔朝向他，我都能感到钻头的恐惧——即使他已经重新在桶上就座：皑皑的冰封湖面包围着一个微小的黑点，那是一个人，大自然中唯一的人类标志物，仿佛是由一名文盲留在一张纸上签字画押用的×符号一样。这就是，如果不是全部的故事，也是全部的画面。只有在极为稀有的场合，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末尾，生活会呈现出诸如这幅画面般纯洁宁静的景象：一个孤独的人，坐在桶上，通过十八英寸的冰层垂钓。这位于美国的一座田园牧歌似的山峦顶部的湖泊有着长流不绝的水源。

【注释】

[1] 好莱坞一电影制片公司。

[2] 犹太教徒为死者祈祷唱的赞美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