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 第一章 家 世

- 我的爸爸妈妈

- 童 年

- 第二章 成 长

- 抗战中的磨难

- 南开中学

-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 第三章 立业成家

- 从事铁道事业

- 爱人赵燕玲

- 第四章 悲惨岁月

- 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 下放山东几乎饿死

- “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

- 发配到大同机车厂

- 第五章 转向经济学研究

- 离开铁道研究院

- 改变我命运的人

- 开眼看世界

- 在澳大利亚教书

- 学术总结

- 第六章 社会活动

-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 扶贫与办学

- 渐入老境

- 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 第七章 学界往事

- 经济学探险

- “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 怀念杨小凯

- 留美经济学会

- 第八章 播种观念

- 《择优分配原理》的背后

- 经济学传道士

- 站在风口浪尖

- 第九章 知易行难

- 天则在民间

- 一起为穷人办事

- 公民社会行动者

- 第十章 生活本色

- 和青年人在一起

- 陌生的朋友

- 平凡是真

- 第十一章 经济原理

- 择优分配原理

- 附：茅于轼对择优分配原理的讲解

- 一般均衡与“金钱万能”

- 价格万岁

- 交换创造价值

- 第十二章 财富本质

- 财富创造原理

- 穷国与富国的差别

- 投机的利弊

- 财富如何被消灭

- 第十三章 制度解析

- 平等——市场制度的基石

- 有特权即无人权

- 民主的核心是宽容

- 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

- 第十四章 道德思考

-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

- 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不足

- 建立新的道德观

- 附：茅于轼对市场经济中非自利因素的讲解

- 人生的意义

- 第十五章 未结束的争议

-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 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 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

- 赞同高校学费涨价

- 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第一章 家 世

当我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大多数岁月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有一些零星片断倒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这些片断既有决定我人生命运的大事情，也有无关紧要的小事。这确实是人类记忆之谜，它是如何选择信息，在大脑中长期地载录下来。但这是心理学家的研究课题。

我曾说，希望再有机会活60年，以弥补过去被耽搁了的岁月。这说明了我对生活是满意的，是乐观的。虽然过去的岁月多半是挫折和沮丧，但改革开放之后形势已经逆转。而且即使在最悲惨的年代里，生活中仍旧有幸福的一面。

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2008年因老年痴呆和忧郁症去世），老四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20世纪50年代初就因食道癌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8个，二房有7个，再加我们这房4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3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毕业于金陵女大，学钢琴。她很不幸，在1939年因伤寒去世，终年36岁，她的丈夫叫戴般若，生了两个儿子。戴般若很有才，智商高而情商低，潦倒一生，于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8岁。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70。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女儿是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广州解放后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他得不到信任，有职无权。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享受。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觉得我爸人不错，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新中国成立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学法律，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我们刚结婚时，我妈每次出门访亲都要我爱人陪同。大概有点得意显比的意思，带一个极漂亮的儿媳，自己脸上有光。我妈晚年听力视力都出问题，近乎又聋又瞎，和外界的沟通非常困难，只有我爱人能够跟她沟通。我妈是无疾而终，最后死在医院里。当时我爱人给她梳头，忽然就不行了。

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我们家不拜祖宗，不看风水，不信教，但是也不反对别人信教。我们家里书特别多，其中外文书也多。有一本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书，我会唱其中的每一首歌。我看五线谱是自学的。后来学小提琴，更是离不开五线谱。我儿子也喜欢音乐，我的孙女儿茅尚彬能弹一手好钢琴，在学校比赛时经常得奖。

童 年

我母亲家在苏州，嫁到我父亲家，那是在南京。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大家庭，有大伯伯一家，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杭州铁路又需要人，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我在杭州上了小学，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

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大概淹不死人。

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还有我姨妈。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也是学机械的）拼命追王咏仙。为了追她，送了我不少东西，有小西装、玩具。最后他们终成眷属，是我爸爸、妈妈做的媒。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因此建立了功勋。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不断挨整，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

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住在我家。她的东西一起被抄。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后来钱心因患脑瘤，50多岁就死了。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整人的人死了，挨整的倒还活着。金庆章“文化大革命”后平反，补了一大笔钱，他活到90多岁。

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在钱塘江的对岸，也就是萧山。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再摆渡去萧山。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有时候天气不好，刮风下雨，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我们全家担惊受怕。一直到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过江才变得安全。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大桥建成不过3个月就因日军来到，主动炸毁了。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购买日本的机车。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件。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我还有点印象。

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她聪明好学，中英文都很好。她在家里排行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父母是不操心的。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要写得端正漂亮，我至今受益。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每次都不过一两个月。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他教我读《古文观止》，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我对他的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了衡阳，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因为他刚正不阿，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南京等地上学。到1936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督促我练大字。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开始，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直到抗战胜利。

我的头一个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不会上厕所，要隔壁的姐姐照顾。别的事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我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后来由于抗战，我们跟随父亲的工作辗转大后方，从长沙到桂林，到上海，又回柳州，在桂林、全州等地上学，后来到了重庆，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1946级的校友。总体来看这12年的中小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其中小学6个，中学7个。

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因为好奇心，记得最早看的是关于性方面的文章。初中我上的是桂林汉民中学。家是在柳州，要坐一夜的火车去上学，除了暑假寒假平时不能回家。那时候我11岁就离家住校。记得离家上火车时非常依依不舍，到了学校天天想家。我妈也非常不舍得，写信给我，说梦见我晚上睡觉没盖好被子。我接到这封信，恨不得马上投入妈妈的怀抱里。11岁的孩子的确不会生活，不知道洗澡，不知道换衣服，几个月下来身上长了虱子，我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虫子。最可怕的是我不懂得下水的危险性。有一次差一点盲目下水，如果下水，很可能会溺水身亡。那时候我们同班一个女同学就是溺水死的。学校组织人打捞尸首，晚上点了汽油灯通宵寻找。

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这几位同学都是科学家的孩子。我上的这些学校都算不错，老师都还可以。但是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我开始对学习感兴趣是在中学三四年级。但是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一年。首先是数学老师特别好，他叫伉铁建，大家叫他伉老二。他教解析几何条理非常清楚。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就完全明白了。考试就不害怕了。在南开我喜欢了音乐、体育，培养了我一生的好习惯。

我受的家庭教育有没有使我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比如，我们3点45分就上了飞机，要飞3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4点多钟就开饭，乘务员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要再等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些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不怕与众不同，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既因此而吃了很大的亏，也因此有巨大的得益。我认识几位大学教授，他们的水平都比我高，但是怕与众不同，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非常可惜。

第二章 成 长

抗战中的磨难

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500块钱。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担忧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相当有名气的，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而且他和我同年，我俩很可能是同班同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楚怡小学，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我在杭州的时候讲杭州话，在长沙的时候讲湖南话，后来去了广西，就讲广西话，去了重庆就讲重庆话。小时候学说话的能力极强。成年以后就不行了。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北京话中始终带有南方口音。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达利钟表店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太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吃得慢，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一只是炒肉丝，一只是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跟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这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饿死人也并不普遍。

从1941年到1946年的6年中学时代，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抗战的大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我6年的中学时期换了7所学校。其中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柳州，直迫贵阳，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风声日紧，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也是让我这个15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兵力分散，力不从心。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日本又出兵10余万人攻打衡阳、桂林、柳州、南宁。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47天之外，没有形成抵抗力量。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桂林、柳州之后，于1944年冬，日本仅用了3000骑兵，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1/4，火车只通过金城江。从衡阳、桂林、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一齐拥到了百余公里的铁路线尽头。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车站上堆满了物资，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这些物资都是被认为最有保留价值的，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早知这样的下场，当初何必费劲。

火车按理说比汽车的运输能力大得多。可是由于线路的建筑标准低，坡度很陡；机车用的煤质量太次，烧不上汽油；机车车辆维修状态很差，这种种原因使火车的运输能力锐减。后来火车也走不动了，许多人改坐汽车。可是大部分车辆都是老旧破车，零配件供应不足，状态极糟，再加汽油供应异常紧张。到最后大部分人只好扶老携幼，徒步撤退，其狼狈和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军队于11月占领了桂林和柳州。我方几十万军民沿公路撤退。本来广西、贵州很少下雪，那一年天公不作美，忽然下起雪来，难民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口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几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

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日本人跺一下脚就能把中国人吓得栽一个跟斗，而且让中国人自相残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解放战争中唱的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确实是不错的。

然而，团结的背后是什么？是一种自觉的精神支持和道德约束，还是出于对权威的屈从，两者本质是不同的。同样是抗战中的故事，在平型关大捷中，日军伤亡惨重。我方战士出于人道考虑，将一受伤日军背下火线医治，不料被日本兵咬下耳朵。日本兵的这种至死不屈的精神很典型地说明了，何以日本军队能够打胜仗。中日两国精神的对比反差太大了。日本人的这种精神也可解释何以他们能制造出质量最好的汽车、音响、摄像机，但是日本兵咬八路军耳朵的事，也说明了日本人把优良的精神用错了地方。这也是时至今日，东南亚诸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仍不放心的原因。

我们沿黔贵线撤退时，我的一班高年级同学曾自己组织起来，上山去打游击。其实，既没有枪支弹药，又没有作战知识，怎么打得了仗？后来国民党到贵州地区征召青年入伍，他们就应召，受训后去缅甸与日军作战，成为青年远征军的一部分。这个班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是境遇最惨的一班。除了少数几人跟着国民党撤退去了台湾，大多数留在国内。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因为参加过国民党部队，成为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好几个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写回忆文章时，认为当年应征参军抗日，是一生所作决定中最大的错误。做一个中国人多么可怜啊！黔贵线撤退，对日作战，政治运动，都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事才遭遇的。

人类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变得略为聪明一点了，人权的思想在全世界得到公认。过去侵占别人的土地现在要让出来，抢了别人的珍贵文物现在要归还；奴役了别国的百姓，强迫别人当慰安妇，现在要赔偿。以后谁再要用强权去侵犯别人，将被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群起而攻之。这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但是世界能否保持和平，这还难说。争夺财富和资源的战争可能性似乎变小了，但当今因为民族、宗教、历史冤仇的战乱丝毫也不见少。

中国的百姓有没有进步？再碰到战争、天灾人祸、金融危机、政治运动这些意外，我们能否处乱不惊，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杀人越货，借钱不还。假冒伪劣这种种坏事是少数人做的，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但是在红灯面前抢行，随地扔脏东西，排队加塞却是经常能见到的。事情虽小，但到了紧要关头，这一部分人就可以坏大事情。我已经老了，来日无多，恐怕还能在平安中度过余生。我的身后将如何，仍是一个大问号。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希望青年人能从我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为自己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直到抗战胜利，学校的伙食忽然大大地改进。那时候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每顿饭都有荤菜。最经常吃的是地瓜炖肉。同时美军的剩余物资在市面上出卖，有奶油、冰激凌粉、蛋粉等，价钱便宜，营养丰富。可是和平的好景不长，一年后国共内战开始，生活又走下坡。那时我已经进入上海交大，食堂的伙食很糟糕，幸亏美军的剩余物资供应充足。大学生经常吃美军的ration（配额给养），一个涂蜡包装的纸盒子，重量不过一磅多，但是营养足够一个成人所需。里面有几片饼干，一个肉罐头，一块巧克力，几支香烟和一卷手纸。盒子的内容物不是千篇一律，每次打开，像挖宝藏似的，想发现一些新东西。美军的剩余物资除了吃的，还有穿的用的，有雨衣、皮鞋、军服、军毯、睡袋、信纸、信封等，给当时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缓解了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对比之下，大家也对美国生产力之强大有了切身的感受。那时候上大学是免费的，不但免费，而且还有伙食津贴。

抗战期间我最想念的是吃巧克力。自从1940年我们兄弟几个从上海回到内地以后就跟巧克力绝了缘。抗战胜利后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上海，下飞机头一件事就是在机场的零售店买一块巧克力吃。至今巧克力还是我的所爱。不过年老了，不宜多吃糖。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的入学考试。整个暑假因为我弟弟得了盲肠炎，我陪伴他两个多月，没有时间复习，所以考得很不理想，只是勉强被录取，而且还取在工商管理系。到二年级才转到机械系。

抗战胜利后的一年，全国经济很快恢复，大家的生活很快变好。我父亲在1944年被派去美国准备战后援华铁路物资的接收，他从重庆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在印度登船跨太平洋到美国。由于怕日本人的潜艇攻击，在船上每天都要练习逃生。那次铁路系统派去美国的一共有100多人，大部分是实习生。可见1944年胜利已经在握，开始考虑战后的事。这批人是后来铁路建设的重要人才。可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不喜欢西方留学生，他们的命运都不好，更谈不上重用。

我父亲在1946年回国，带回大批铁路机械物资，有机车、车辆、配件、工厂的设备。由于在国外拿的是国际标准的工资，他回国时带回来许多衣服、鞋、手表、书籍，我家的物质条件大大地改善。那时候我正好上大学一年级。但是不久内战开始，国民党搞通货膨胀，家里大部分的储蓄都损失了。所以我大学4年的生活并不宽裕，要靠做家教维持。

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是1936年张伯苓创办的。应该说这是张伯苓的远见和运气。一年后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接着国民党政府把政府所在地从南京迁到重庆，重庆很快变成了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许多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聚集于重庆。南开中学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所中学。

当时许多国民党要员的子女都在南开上学。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同学就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外甥，但是大多数同学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子弟。而且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我不是政府要员的子女，我也考了两次，头一次没录取，第二次才通过，进了南开的大门。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学校从不趋炎附势，校园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这和现在个别家长开着高级轿车送子女上学，比阔气、比级别的风气截然不同。南开同学个个有志气，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可能和学校的平等气氛有关，和家长不培养子女的特权思想有关。

重庆南开中学直接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办学，但是学校里有充分的民主气氛。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和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对学生都是免费赠阅的。我所在的班上有些关心政治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那时我的思想还很幼稚，不懂得政治，也不关心他们辩论的结果。但是却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讨论政治是老百姓的权利，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从南开中学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当时的民主壁垒之一的上海交大，更加强了我的民主意识。抗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倒行逆施，控制言论自由。我的一位同房间的同学，就因为同情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控制，被抓进去，最后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后来国民党为了争统治权，中国人打中国人，极其不得人心。上海交大发动了“反饥饿、反独裁、反内战”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国民党的腐败无能，道理讲不过共产党，终于败退台湾。

南开中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或政治要求。但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口号适合中学生的理解，容易为中学生所接受，而且学校把这两句话贯彻到行动之中。允公允能就是要求每个学生培养自己的能力，适合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为社会服务。“允公”还有遵守公共秩序，约束自己不损害社会的利益，并且要有社会责任感的意思。南开学校的校规是很严格的。学生在公共道德上犯规是最严重的错误。这使得南开的学生懂得真正的是非界限是什么。我没有听到过南开同学有犯贪污罪的，也没有犯玩忽职守罪的；倒是过分关心国家大事，犯“政治错误”的，被划为右派的特别多。

“日新月异”对青年人来讲特别有意义。青年人每天都应该有进步，每天都是新的，不同的；每天都要有创造。南开中学特别鼓励学生从事各种课外活动，打垒球、照相、唱歌、演话剧、做航模、办壁报，应有尽有。那时我和沈逢吉、张若衡一起办了一张英文壁报，一共出了四五期。为了约稿，我鼓起勇气去女生部联系。说完几句必要的话，目不斜视地赶紧回来。南开虽然是男女合校，但是男生部和女生部是完全分开的。平时从来不来往，只有到了有活动的时候才在一起。上演话剧是男女生见面的机会。我才有机会光明正大地一睹女同学的风采。我们的这张壁报锻炼了同学们用英语写作的能力。这张壁报上的文章有的水平很低，有的很高。这无所谓，只要写了就好，学校领导从来也不过问我们写了什么内容，只有英文老师偶然鼓励几句。沈逢吉有在中央大学英国文学系当教授的父亲，得到家传，英语当然好。张若衡则是班上自学成才的英语状元。他的英语水平超出班上一般水平几个数量级。我们那时所记的单词不过2000多，但是张若衡记的单词超过七八千。他能够不假思索自如地用英语写作。他来自湖南一个贫困家庭，身体很不好。他最怕上体育课。毕业以后听说他患了肺结核，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治疗肺结核的药，所以肺结核是十分致命的病，尤其对于贫困的孩子而言。我非常担心他的命运，但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南开的课外活动特别多，但是正课仍然是主业。几门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不论是谁，都没有例外。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用功，没有一个马马虎虎的。但是要考试及格并不难，因为教几门主课的老师都非常好。4只要上课时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做习题，及格就没有问题。我的中学阶段正值抗战，流离失所，所以一共上了7所学校。回忆起来，凡是老师教得好的课，我都有兴趣。相反，老师教得不好的课，都成了我害怕的课。因为听不懂，还要考试，怎么能不害怕？南开的特点是没有让我害怕的课。

我念完中学念大学，风风雨雨经过了几十个春秋。现在回想起来才懂得南开为什么能够给我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现在中学的问题那么多？过去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目，现在回忆起来才感觉到张伯苓教育思想的意义。他一辈子从事教育，不断思索如何办好教育，改朝换代，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独立的教育思想，那是他自己多年总结出来的。他的一生中直接受他教育的人数达10万人，间接受他教育的（他的学生的学生，按照他的教育思想来教育的）达到上百万人。教育有其本身的规律，并不因为朝代不同而不同。我们有时候把一切都政治化，把教育生硬地和政治扯在一起，甚至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其结果是教育不能适合青年人的具体情况，不能满足青年人的切身要求，最后是事倍功半，不但浪费了资源，尤其是耽误了一代青年人。

张伯苓办学校丝毫不墨守成规，能够适应市场的变化，又能照顾到贫困家庭的困难。他采用董事会治校的办法，一方面把教育办成产业，合理收取学费，不但使得办学能够有持续性，而且还能越办越大；另一方面又用自己的影响力，从社会募捐，多方面筹集资金，还能帮助家境清寒成绩优秀的学子能上得起学。他一生办学不用公家的钱，他办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为的是避免受到政治风向的影响，保持其独立性。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教育思想没有得到承认，更谈不上发展。一直到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他的教育思想才逐渐重新被发掘，被研究。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愿意献身于教育的仁人志士，更多的人懂得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不受干涉的办学环境，让他们难以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大学教育和学问之道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4年教育。这4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授课，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4年培养起来的。后来改革开放，我有机会出国，就能够用上。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于影响到人生观。

那时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很丰富，我们常常去兰心剧院听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由意大利音乐家Foa指挥的古典交响乐。我还学了两年的小提琴，进步很快，能够拉贝多芬的小夜曲，还试着找人给我钢琴伴奏，但是没有成功。我对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是在交大培养起来的。最早引起我兴趣的是莫扎特的G大调小夜曲。每到周末我就去大伯伯家，我的堂兄茅于敏弹一手好钢琴，他家有许多唱片。我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和Krutzer小提琴奏鸣曲。我开始看政治文章也是在交大，看到是共产党地下组织印发的材料，是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开始时感到特别费劲，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我在广西读高中时就开始谈恋爱，追一个女同学。我和她一直保持联系。虽然抗战，国家被分割，邮路很难畅通，但是通信没有完全中断。后来因为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段运昌也追她，他们住得近，最后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是还没有结婚段运昌就变了卦，和他的病人的女儿好上了（他是医生）。而我正在这时候确立了和赵燕玲的关系。最后女同学去了海南岛和一位姓蔡的医生结婚，生活也不错。不过蔡医生去世得比较早。我在大学时追过几位小姐，有两位都是教授的女儿，还有我表姐介绍的她的同学。那时候我的心里很热烈，行动很拘谨。但是相比之下在交大的同班同学中我算是出格的。别的同学很少有谈恋爱的。谈恋爱最大的收获是在语文方面，因为要写情书，锻炼了写作能力。

我喜欢音乐，喜欢运动，喜欢美术。茅家有音乐细胞，茅以升的二儿子茅于润就是一位音乐家，拉小提琴，教钢琴和小提琴。还有堂哥茅于敏钢琴弹得极好。差不多茅家全家都喜欢音乐。陈家也类似，我的表弟陈自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当过右派，又做过学院的党委书记。我在小学时就喜欢唱歌，在南开中学时每天晚饭后是我的唱歌时间。可是在我发育声带变化时把声带唱坏了，从此再也不唱歌了。

在读大学时，茅于敏和我的朋友和同学沈逢吉带我进入了古典音乐的殿堂。我们经常去兰心剧院听Foa指挥的交响乐。我还跟著名的小提琴家杨彬荪学小提琴。我们一起学的几个人中我的进步最快。拉了两年已经能够演奏贝多芬的小夜曲，巴哈的舞曲。可惜去东北后工作繁忙，就此中断。

改革开放前虽然收入微薄，总想方设法买古典音乐的唱片。后来去了美国，经济上有点条件，就买了唱机和唱片。再后来，有了CD，又买了许多CD。现在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听，有不少CD买来之后只听过一两次。如果将来有点空，首先是要听音乐。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心情极受压抑。那时候我最喜欢听贝多芬的Egmont Overture，我理解它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曾经演奏过它。那时候我还欢喜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记得在反右时北京还上演了日本电影《暗无天日》，描写法院如何冤判一件案件。我感到就是在说我的故事。

我喜欢运动，是在南开中学培养起来的。先是长跑，最简单，不需要任何设备。到了上海交大喜欢玩双杠。可惜没有人教，只好自己琢磨，进步很慢。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全国运动会，要把火炬从南京传递到上海，从上海交大的学生中选拔火炬手。我被选中，跑句容往东的一段。当时共产党已经活动到苏北农村。苏南地区也不安定。所以公路两旁有军队防护。而且为了安全，晚上休息，白天接力跑。每人跑6公里，据记录我是跑得最快的一个。我们这些火炬手各得一双跑鞋，一套短裤背心。我还喜欢游泳，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还学过气功，有点成效。

我喜欢画画，这也是在全州中学培养起来的。我们的绘画老师非常好，指导我们怎样把画画好。我最喜欢画雪景，每星期都盼着上图画课。后来研究经济学，很想画漫画，买了几本基础绘画的书，但是没有人教，始终没做成。但是我懂得什么是美，怎样欣赏美，包括画画、风景、人体、图案。

由于我对音体美的爱好，人生变得更丰富。所以音体美的教育十分重要。我在山西临县教育扶贫中特别强调要为小学开音体美的课。可是大部分农村小学都没有这些课。我专门请了我的朋友黄怀仁老先生去临县教音乐，效果非常好。另外买了许多体育用品，羽毛球、跳绳、乒乓球，让孩子们有机会通过游戏锻炼身体。

那时候大学内的政治思想环境不好，国民党经常抓共产党人。我们的同班同学就被抓了好几个，其中有两位就牺牲在监狱里。至今交大的校园里还有他们两人的墓。国民党的警察半夜到宿舍里抓人。挨个点名核对，我们非常紧张。学生中革命的思想感染了一些人，但并不很普遍。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很少。

上海交大虽然学习环境很好，但是不算全面发展，体育课就极不重视，和现在比大大不如。现在的大学都有很好的操场，有一定的体育活动时间。不过我算是一个例外，在大学时特别喜欢体育，每天都锻炼，玩双杠、跑步，所以在选拔参加全运会的火炬接力长跑运动员时我被选中。我也注意下一代的体育。我鼓励儿子参加体育运动，他是灯市口中学的篮球校队队员。交大最热闹的体育事件就是一年一度的和同济大学的足球赛。那时候足球已经职业化，踢球的人都是专职的球员，没看见他们来上课。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机械，毕业20多年以后改行研究经济学。我所学的机械究竟对我后来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大学里对我最有用的几门课是：数学、物理、化学、热工和机械设计。英语和汉语只在大一学了一年，比起中学学的内容没有多大的长进。但是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做习题和考试也都用英文，个别的老师还用英语上课，所以在大学里有充分的使用英语的机会。这一点使我终生受益。工作以后，我一直在研究部门工作，接触英语的机会较多。改革开放以后，和国外交流的机会开始出现，我能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

大学里学的微积分有非常大的用场，微分方程则基本上没用过（这要看是什么专业）。那时我们还选修了高等微积分。毕业以后又花了大约3年时间学数学，其中有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数值计算、概率论、数理统计、变化分法、线性代数、矩阵、矢量和张量分析等。在后来的工作中，有的完全没有用，有的又非常不够。那时没有高级研究员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浪费了许多时间。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教训。

数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但是数学的分支很多，各门专业用的数学差别很大。一定要针对需要来学。我相信不但自然科学，连社会科学也都需要数学知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培养逻辑思想习惯。当然，有些学科本身就需要通过数学才能理解。现在的经济学要用大量数学，连历史学都要用计量经济学。我猜想懂数学的人，头脑中的世界和一般的人不同，因为数学能帮助人理解世界。

有时也有例外。有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往往是跨学科理论的应用。所以从科研角度来看，兴趣的广泛性是有益的。

在大学里学物理和化学，最主要的用场是把中学里学的内容彻底搞清楚了。我记得在中学学的时候，许多内容都没有真正弄懂，或者只会做习题，不会应用。其实就是没有弄懂。举例说，电学里的欧姆定理，说的是电流、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关系。一个人触电会不会死，取决于通过身体的电流的大小，此外再没有别的因素。也就是说，取决于电压和人体的电阻。有人说，除此以外还取决于人的心情。这是不对的。如果心情能起作用，是因为心情会改变人体的电阻。认为除了电压和人体电阻之外还有心情也起作用，正是没有真正弄懂欧姆定理的含义。其他如将力学应用到骑自行车，将气体温度、压力和体积的定理应用到打气筒等等，都是考验是否弄懂了教科书里所说的东西。我体会只有能将理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时，才真正掌握了它。

此外，还要对书本上说的道理有一个量的概念。比如说，地球自转轴对公转平面法线的夹角和自己所在地的纬度，如何决定冬季太阳的入射角；地球自转给人的离心力与地心引力相差大约多少倍；科博摆（一个质量很大、拴在房顶上的摆）在当地应该多少小时一个周期；一个从10米高处落地的物体的速度，和百米赛跑冠军的速度哪个更快？一个压力为5公斤/平方厘米的水泵能把水顶到几米高的水塔；根据我国煤的平均含硫量计算每年要向大气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硫等等。严格地讲，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用高中的知识就够了，但是我是到了大学才弄懂的。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句最通常的格言。但是许多人并没有认真想一想理论如何去联系实际，以致弄出许多笑话。经常碰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百分比有效位的确定。例如有一本书上说，据调查某地人口中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20.1％。这一陈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因为“主观上自认为很快乐”不是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对象，怎么能用3位有效位20.1%呢？连20%都显得勉强。应该说大约1/5就行了。1/5是一位有效位。如果我们对报纸杂志中的每一个百分比捉摸一下，绝大多数的有效位用得不恰当。这无非说明许多人写数目字时，并没有经过自己的头脑想一想，写下的数目字和自己想说明的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在大学学力学培养了我的机械唯物世界观。我相信世界会按照牛顿力学所规定的轨迹发展下去。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唯一的问题是事物的初始条件不清楚。后来我自己又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知道牛顿力学的局限性。相对论确实给我极大的震动。我从来没想到时间也是相对的。相对论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还有一个改变我世界观的是非欧几何。我相信独立思考，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要发现熟视无睹的事物中有什么值得研究的问题。按照这个精神，我经常在观察周围的事物，想一想有什么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把思考的结果写在笔记本上，起名为《一百个为什么》。我问道，为什么植物的种子埋在土里，发芽时会朝上长，不会迷失方向？它凭什么来辨别方向的？（这个问题也有别人提出来，后来用宇宙飞船上的试验来探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棵树的枝叶能均匀地围绕树干生长，树干大体上位于一棵树的重心位置，是什么支配枝叶的生长？

后来我又学了一点量子力学，懂得了测不准原理。它说明一个事物被观察时，它的行为因被观察而受干扰，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事物的真正行为是如何的。例如用温度计测量一杯水的温度，当把温度计放入水中时，水的温度将会发生变化，因为温度计的温度不同于水的温度。用电流表串接入电路来测量电流时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就经济学而言，我们不可能利用经济学的知识来预测未来，因为如果预测有效，人们将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使得预测失效。

贝尔曼（Richard Bellman）的《实用动态规划》（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它用极其显然的常识解释了非常复杂的数学方程。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的最优化是由每一段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他用这个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我虽然懂得如何推导欧拉方程，但是并不懂得欧拉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它能不能用普通的常识来解释。贝尔曼的成功给我的启示是，如果你真正懂得一个数学方程，你应该能够将它用通俗的语言作出解释。不但数学方程如此，任何一个理论都应如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真理是简单的。相对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受到贝尔曼的这一启示，我同样用普通常识解释了微积分中解条件极值的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条件极值问题可以视为将有限的资源一点一点地分配给效益最好的项目，结果使每个项目的边际收益都相等。把这一原理应用到资金分配时，可以得出资金的边际收益均等，这是资金最优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所说的资金平均利润率均等实际上应该是边际利润率均等，因为当时边际概念还没有普及，马克思并不懂边际分析。择优分配原理的发现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成就。它是我在大学打下的基础，以后继续学习的结果。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那时候没有人指导，自己瞎摸，天文地理无所不学。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阅读都是浪费时间。但是有一本苏联翻译过来关于心理学的教科书给我的帮助很大。我认为中学学一点心理学是很有用的。1955年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己学习，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我在铁道研究院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Operational Research（现在叫运筹学，那时候中国还很少有人学这门科学，所以名字还没有确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特别是自己感觉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看了不少历史书。但是因为年龄关系，看了也记不住。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4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可是没有用处，像复变函数轮、向量分析、数值计算，以后从来没用过。该学的数学反倒没有学，像泛函分析、拓扑学。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和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去了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是没学到新东西，因为大部分的课我都能讲。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像Finance and Development杂志一直看了20多年，至今未断。

1990年我应聘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为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Clem Tisdell有关。我们一起在加拿大开会认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底子。在澳大利亚教书更需要看书、看杂志，跟上时代的发展。我给学生写的教材包括当时杂志上最新的内容，包括林毅夫在Cato Journal上新发表的文章。

多年前的大学生活逐渐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在大学时代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培养的思想方法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

第三章 立业成家

从事铁道事业

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我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最艰苦的地方建设祖国。那时候东北急需人才，有一个很大的招聘团到上海招人。先招聘的人去了沈阳、哈尔滨，等我们毕业时就派我们去齐齐哈尔铁路局。那时候一起去的交大同学有6个人，他们是邵旦华、朱金庸、黄心田、钱心、陈永生和我。邵旦华因为要求回上海探亲不被批准而辞职回了上海，回母校教书。朱金庸的事业最成功，他很快被提拔，后来当了哈尔滨铁路局的副局长，最近因脑子里长瘤住院。黄心田去了铁道技校教书，钱心因脑瘤死了。陈永生先在技术科当工程师，后来是铁路局的一个主要技术负责人，退休后去了美国他孩子那儿。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都不是党员，后来除了我和陈永生其余的人都入了党。总体来看我们这些人都有相当的成就，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我从1950年毕业去齐齐哈尔到1955年离开调往北京，一共在齐齐哈尔待了5年。新中国刚成立时整个社会的风气非常好。铁路局对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很重视，给予特别的培养。我们先在机务段实习机车检修，年底时让我去佳木斯实习机车驾驶。我们其他5位同学都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他们都是近视眼。我在佳木斯实习烧火，开车近一年。这一年我的收获极大，也吃了不少苦头。收获是懂得铁路运行的基本情况，学会了机车驾驶和焚火。焚火不但是力气活，更是一门技术。我在开车的时候一直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保证正点的条件下调节机车的速度，使消耗的燃料最少。这个问题我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最后导致择优分配原理的推导成功。

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工人工作的条件十分艰苦，劳动保护的装备不足，没有工作手套。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驾驶机车是非常辛苦的事。焚火时一身汗，机车停下来要下车检查和浇油。如果手上有点水，手抓钢铁的拉杆立刻结冰把手冻住。而且工作不分白天夜晚，十分疲劳，总觉得睡不够。那时候教我开车烧火的两个师傅一个叫刘祥，一个叫马玉琢。2008年国庆我特地去佳木斯访旧，到了机务段问这两个人的现状，不料大家都不知道。显然，他们也都退休多年了。最后找老人询问，说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使我非常失望。还有一位叫杜吉昌，他是一位很独特的人，肯钻研，技术好，但是不合群，人际关系很糟。“文化大革命”时他来过北京上访，目的是想推广他的技术。机务段给每个司机发一块怀表（开车要看时间），那时候发了一块欧米茄表，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的那块表被他的司炉偷了。

火车在轨道上行驶，克服列车的阻力和上下坡的地心引力，实际上是一个力学问题。机车的锅炉烧煤将煤中的热能通过蒸汽机转换成机械能，实际上是一个热机学问题。这些知识正好就是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我用大学所学的知识解释火车的行驶，并提出如何改善牵引，使其能够多拉快跑。当时开火车的工人都只有小学文化，不懂力学和热机学，对火车的行驶有许多错误的认识。我给他们上课，讲解火车行驶的力学和热机学，受到极大的欢迎。我教他们如何多拉快跑，怎样在冬天天气不利的条件下不减少牵引吨位，保证冬运的顺利完成。由于我对多拉快跑和冬运的贡献，我获得了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奖给我一支钢笔，一套绒衣和几十块钱。我又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一篇论文，题目是《郑锡坤动能闯坡的理论分析》，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上。得到的稿费合近两个月的工资。其实这篇文章是很幼稚的，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科学。因为政府要求科学家结合实际，所以碰上了机会。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张志民和冯长辉，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调到铁道研究院以后联系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去了中国社科院，就此失去了联络。

我们这些南方人到了东北最大的问题是找对象。南方人文化高，收入高，比较了解世界。东北人由于十几年被日本人占领做了亡国奴，这些方面都比较差。所以南方人都不大愿意找当地人结婚。我幸亏因病去南方，认识了赵燕玲。当时我并不抱希望，因为我知道追她的人很多很多，她和我又只见过三次面，互相十分陌生。我家很穷，我自己长得又不帅，所以她不大可能迢迢千里来东北，只能姑妄试之。我向人事部门申请以爱人关系把她调到齐齐哈尔。当时铁路局长是余光生。由于我是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受到特殊照顾。所以1954年夏暑假时铁路局就发商调函给无锡助产学校，同时又抄送给赵燕玲本人。没想到正因为追她的人太多，她自己没了主意，干脆远走他乡去齐齐哈尔。她父亲赞成这门亲事，有几点原因。一是我们有点亲戚关系，彼此有基本情况的了解，二是看见我写的信，文字都好，还有可能是因为我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文章。当时我在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同事苏晋峰回南京探亲，我就托他照顾赵燕玲。她先到南京住在苏家一天，然后坐车来到北京。之后由我妈陪送来齐齐哈尔。她俩到达齐齐哈尔时我去火车站接她们。她走下火车，穿的一件红色格子的衬衫，灰色的长裤。我见了她，心中说不出的高兴，真是久梦成真的感觉。她们到了之后，我在齐齐哈尔的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接风请客，忙了一个星期。我帮她安顿下来，住进了宿舍。后来南方来的技术人员多半都娶了当地人，相处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附带说一句，苏晋峰一直服务于铁路局，后来转去了哈尔滨。最不幸的是他的太太被入户强盗杀害，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凶手最后伏法了。

赵燕玲是1954年夏来到齐齐哈尔。次年春，铁道部要编制牵引计算规程，要调一批懂牵引计算的技术人员集中编制。我被铁道部看中，调去大连编规程。同时去的还有沈阳局的关希圣、铁道部的杨居璋、设计院的梅志存、太原的周浩、天津的刘玉梅等。其中最可惜的是关希圣，“文化大革命”时被逼自杀死了。我们在大连的办公室是在“机车定置试验台”院子内。那是日本人建的从德国进口的试验台。机车开上台，车轮对准定置台的轮子，机车就可以像在轨道上一样行走。当时指导我们的是苏联专家沙洛克，中方行政领导是张惠生，团委书记是荣更生，荣更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也被逼自杀。张惠生后来一直是我的领导，他在困难之中暗地里保护我，这是我的猜想。

在大连编规程时，赵燕玲忽然犯胃病，大出血住院。朱金庸打电话给我，说不太要紧。我就没有回齐齐哈尔。她这次发病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又要上夜班，生活也不规律，可能也是离家想家。其实这次的病犯得很严重，以后胃病一直困扰着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好起来。那时北京刚刚成立铁道研究院，需要技术人才，结果把我挑中了。还没有回齐齐哈尔滕代远部长的调令就下到了齐齐哈尔铁路局。编规程结束后我回到齐齐哈尔办理调动手续，回到了北京家中。这当然是喜事。过了一年赵燕玲也调来协和医院。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是先进工作者，是工作上的台柱子，可是到了协和，规矩很严，她是一个小小的护士，工作不大称心。这时候她生了我们头一个孩子茅为星。产假后工作没几个月就又病倒了，请了病假。我感觉请病假不工作还拿工资，于心有愧，所以我劝她停薪留职，安心养病。后来她再也没有拿过国家的工资，再也没有上班。

“吃”是生活中的大事。记得我到齐齐哈尔时，东北的生活比不上上海，食堂里经常吃高粱玉米，细粮是特殊待遇。我经常上馆子，因为没有别的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吃的上面。1954年，赵燕玲从苏州来到齐齐哈尔，她从小没吃过苦，对高粱玉米难以下咽。除了继续上馆子，还叫家里从苏州、北京寄食物。肉松、板鸭、糕点、糖果，甜的、咸的，从来不断。两个人挣的工资吃掉了一大部分。不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候工资每年都长，生活并不困难。次年我们两人先后调来北京工作，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涨到133.5元／月，她作为助产士的工资也有58元/月。1957年我又出版了头一本书《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拿到1600块钱稿费，合十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是我们收入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1958年当了“右派”，我被降职降薪，赵燕玲因病停薪留职，我们的头一个孩子又出生，生活一落千丈。

爱人赵燕玲

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她父母结婚可说是门当户对。但是下面的几个子孙不肖，抽大烟败落了。也幸亏败落，否则1949年之后说不定会变成地主资本家，被斗被杀。

她出生于大户人家，但不是书香门第，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她不像我那样对自由平等有强烈的追求，对社会有责任感。所以她反对我的独立精神和社会关怀，总希望我归顺权威过个好日子。可是我自有我的原则，结果难免磕磕碰碰。她对我的事业的帮助主要是分担了我的家务事，而不在直接的事业上。我曾经设想过，如果我被抓去坐牢，她会怎么办。她不可能发出和我同样的声音，呼吁外界的支持。但是她会很务实地设法营救。

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了。这一点不同说明了我们两家在基本观念上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她家不再有原来的气派。新中国成立那年她15岁。在这之前过的是少爷小姐的阔气生活，住在深宅大院里，家里用好几个保姆，还有车夫。当然抗战之后他们家生活已经大不如前。她是1934年出生于张家口，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的最娇的娇小姐。她有4个妹妹、2个弟弟，但是全家宠爱集于她一身。

她父亲把她看成心中的至爱，不惜成本地打扮她，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满足她所有提出的要求，给她买手表，买派克钢笔，买首饰。那时她还在读小学，因为身体弱，免上体育课，所以她的体育很不行。读书也是马马虎虎，经常因病请假。全家人最怕她生病，一生病全家人都紧张。到了青春发育期她忽然长得健壮起来，体重有150斤，完全没有一点病夫的影子，她大腿上的肉绷紧得捏都捏不起来。但是在齐齐哈尔得了胃病，几乎送命，以后身体一直不好。1975年她妈从苏州来北京看她，见到她落了形，以为她将不久于人世。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她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到70岁以后越来越好，过去的老毛病胃病、糖尿病、肾病都不见了。但是因糖尿病造成的视力减退再也没能恢复。

苏州那时流行伤寒症。可能因为供应开水的老虎灶为了省钱，水没烧开。她生这个病几乎把命送掉，头发都掉了，耳朵也聋了。她父母以为没救了，棺材都买好了。幸亏到丹阳请了一个有名的中医，救了她一命。但是青春期发育大大地推迟，成了一根细长的竹竿子。我头一次见到她的照片就是又瘦又长，但是透出清秀和天真。那时候她大概是15岁。

新中国成立后她家已经搬出了花园洋房，住进了苏州狮林寺巷63号（后来我去访问过它，已经不复存在，被拆掉了）。这是我记忆中最甜蜜的地址。结婚前几次去找她都在那儿。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那儿度过的。以后每次来到这儿意味着我能够见到她，拥抱她。其实我的三舅妈曾经住在同一条胡同里。可能我还去过那儿，甚至还见过她。但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她的童年是快乐的。她们住的63号是一幢典型的苏州大户人家住宅，有好几进深，每一进的大门都有很高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有好几家人家合住在里面。她和弟弟妹妹在院子里跑出跑进，她总是领头，后头跟着一群孩子。每次她谈起童年时的生活，她很开心，总能够感染我。我能够从她至今还清脆的声音，想象她们一边叫喊着，一边奔跑的欢乐气氛。

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或者（舅妈的女儿）。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惊羡不已，恨不得立刻就能见面。那时我在东北开火车，后来因为我生病，请假回南方，才头一次见到她。

说起这场病也极富故事性。莫名其妙地忽然我的睾丸肿胀，而且发烧。我去铁路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附睾结核，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手术割除，这将造成不育。好在我只有一侧睾丸发病，另一侧还可以保留。这样的大事当然要多方核查，所以我请假回北京去别的医院复查。先后去了协和、东单三条的人民医院等地，都要晚上打地铺，排一夜的队。复查的结果都说是附睾结核。看来手术割除是难免了。但是我又非常怀疑，因为我没有结核病，附睾怎么会有结核菌？这菌是从哪儿进入身体的？所以我很不死心。没想到在我转辗看病的时候附睾的肿胀慢慢消退，过了20多天竟然没事了，就算完全恢复了。后来我回齐齐哈尔铁路医院让医生复查，医生也感到吃惊。因为附睾结核的病是不可能自愈的。可见不是附睾结核，当时是诊断错误。可是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人都知道我患附睾结核，现在回来上班，一定是把睾丸割除了。所以齐齐哈尔的女同志都躲着我，表示不愿意跟我谈恋爱，怕我没有性能力。后来我和赵燕玲结婚大家还是怀疑我没有生育能力。我们有了头一个小孩，有人怀疑是不是我的孩子。等到看见茅为星才消除了怀疑，因为为星长得特别像我。

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她没有念过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别人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

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而且是起伏跌宕、情节曲折的故事。我想起德国剧作家席勒（1759—1805）的一句话：魔鬼在谁家下个蛋，他家就生下一个漂亮女儿。意思是说，美色是招来祸害的原因。中国也有一句成语：红颜薄命。其实，不光光是美色，一切人间稀罕之物，都是招来祸害的东西。珍贵的宝石，大笔的财产，罕见的文物，皇帝的宝座等，人们为了追求它，会不惜一切代价，挖空心思，甚至伤天害理去达到目的。所以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美色是天生的，无法抗拒的。天下有美色的女子如果想避免红颜薄命的结局，必须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如何不被命运掌握自己。赵燕玲的故事可以教她们怎样做到这一点。要说也很简单，就是不要利用自己的美色达到目的，不要为环境所左右。她住的63号门里有3位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长得出类拔萃，都是典型的苏州美女。我都见过她们，确实叫人动心。但是那两位的命运都不好。两个都因为贪吃贪玩，还没有结婚肚子已经大了。后来勉强将就，婚后都不愉快，于是离婚，再结婚，甚至一而再再而三。最后老来都很艰难。

她家里不缺吃，不缺穿，所以物质引诱对她不起作用。所以能够抵御俊色和权势。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其中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人。她毕业之后能够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三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买衣服，更谈不上买首饰。我们拍结婚照的时候，照相师傅说我的衣服太寒酸，他把他的中山装借给我穿，可是领子太大，临时用一个夹子在后面夹一把，凑合着拍了。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抄家时没搞丢。

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她的来到引起整个当地的轰动。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就想动手动脚（后来此人因为男女关系问题挨批而自杀）。医院之外的人明里暗里动她脑筋的人不计其数。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每当我出差，这些人就蠢蠢欲动，献殷勤，请看电影、吃饭、打麻将。到了北京以后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在我下放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隔壁的某局长晚上敲她的玻璃窗；欧美同学会舞会上认识的人盯住她不放；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1964年春节来我家拜年，看见了她就邀请我们第二天去养蜂夹道的游泳馆游泳。当时冬天游泳是高干的特权，邀请去游泳是显示特权的姿态。第二天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去了。这位副部长看见她没去，满脸的不高兴。更奇怪的事还有，就不多说了。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共产党以打抱不平起家，为穷人说话，分富人的财产，鼓励穷人反对富人。这样的政策引起的一个风气就是嫉妒心理。对社会上的人才，不管是有钱，有学问，还是美貌，都是嫉妒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来到了，各方面对她的美貌嫉妒有了发泄的机会。在抄我们家的时候，把她剃了一个光头，言外之意是“看你现在还美不美！”“文化大革命”时候每个人完全丧失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管别人怎么侮辱你，只能逆来顺受，不得有丝毫的抵抗，否则会遭到更残酷的对待。我也被剃了光头，我妈妈被剃了阴阳头，就是半边光头。被剃了光头的人出门就会挨打，因为必定是反革命分子，人人都可打他。我们家被抄以后，我被赶去大同，家里就剩下我父母亲，我的两个孩子和她。我父亲要上班，家务事全靠她。可是她被剃了光头，怎么出门？连买菜都成了问题。我弟妹家设法弄来一些剪下来的头发，燕玲自己做了一副假发，戴着假发出去买菜。一路上心惊胆战，生怕被人看穿。人到了危急关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难想象，做假发有多难。但是她居然自己做了一副。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是我们全家的感情中心，不论茅家，陈家的人，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她代表我们联系各方面的亲戚。她为大家出主意，不论找对象、结婚、谋职、搬家，还是小孩儿看病，都来找她商量。她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我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亲戚回国相聚，燕玲留给他们的印象最深。她在国外的声名鹊起，成了茅家的招牌人物。

她不但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结婚前她就为她的弟弟妹妹织毛衣，后来为我们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从百货大楼买零头料，做成大人小孩的漂亮衣服。她的能干是出了名的。当她在齐齐哈尔铁路医院刚上班时，同事们都认为来了一位上海娇小姐，干不了事。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位能手。她是助产士，接生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她干活麻利，干净利落。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因为下班早，不拖拉。一年多后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得了奖励。“文化大革命”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有了极大的提高。从此以后我一直享受她做的美味佳肴。现在开会应酬很多，但是我尽量回家吃饭，因为我喜欢她做的菜。她还为我理发。“文化大革命”后至今的4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上过理发馆，除了在国外的两年里，不得不去理发馆理发，在国内的时候全是她给我理发。我现在都不知道在理发馆如何理发。

有人叫我写自传，想来想去，我一生中最值得写的就是赵燕玲。

第四章 悲惨岁月

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1957年夏天，我出差在陇海铁路做列车阻力试验。从报上得知共产党号召整风，大家都很高兴。后来就回北京铁道研究院参加整风，那时“反右”已经开始了。我当时是整风讨论会的小组长，并不懂得为什么要“反右”。我很相信党，和党是一条心的，没有任何的顾忌。那时我家住在王府井，离单位很远，骑车要一小时。每晚整风讨论到10点钟，我因家远，可以早走一会儿。没想到早走的一小时构成我当“右派”的条件。在我离开讨论会场之后，有人背后偷偷摸摸地整我的材料。某一天拿出我的发言记录，都是断章取义，极度歪曲，但是这些话我确实讲过，成为我的“右派”罪证。据说还有人上厕所的一小会就成了“右派”。

我说了些什么呢？猪肉买不着，为什么不涨价？毛主席要见科学家，是毛主席去见科学家，还是科学家去见毛主席（这一条最要命）。还有其他，我都记不清了。这些话无非是我平等自由思想的表现，和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但是我并不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是表达了我很自然的想法。那时候是要反对平等自由。所以说我是正确地被打成“右派”，打得很准，并不冤枉。现在看来，我当时的主张都是对的。对我来讲后来平反得来的赔偿损失在经济上意义不大，但是对有些“右派”来讲，他们生活非常困难，赔偿是完全应该的。如果不是反右他们绝不至于落到这么可悲的状况。

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委书记是岳志坚，他比较实事求是，曾经在大会上宣布，茅于轼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是认识问题。但是到1958年初，铁道研究院的“右派”人数没够5%，所以把我和商振海补充进去了。那时候是由铁道部派科技局书记柴沫来院里宣布的。有趣的是后来柴沫也挨整，自杀死了。整人的，挨整的，统统都进入绞肉机。对我的处理算是轻的，降职降薪两级，从133.5元降到100元。那时候我爱人停薪留职，又生了头一个孩子，搞得非常紧张。幸亏有些好心人（我猜是办公室主任磨正辉）把情报所的一些翻译工作让给我做，有一些外快收入。每次运动，都有人趁机往上爬，也有人尽量保护人。应该说铁道研究院的历次运动还算比较温和的。“反右”只有一个人，萧定先，在郑州附近火车过黄河大桥时跳车自杀。“文化大革命”时也只有一个人自杀。那时候热心于“反右”的有张攸民和吴光勇。不过我不会记他们的仇。我希望他们懂得真正的是和非。我所在的课题组本来我是组长，当了“右派”后由高强当组长。课题组的成员暗地里都同情我，像龚金炎、王元福后来都跟我保持联系。但是有一位叫杨树森的，他原来是我课题组里的工程师，是一位很正直的同志，但是过于迷信阶级斗争，变成了是非不分，只知搞斗争。他可能以为他的苦难是我们这些人加给他的，所以斗争时表现得很积极热心。他曾经想把我弄去东北劳改，并且通知了我本人。但最后没去，可能是有人保了我。杨树森在“文化大革命”中时过春节回东北老家探亲时，忽发脑溢血死亡。他的一辈子受尽了穷困的折磨，生活非常困难，经常靠救济过日子，他以为靠斗争大家能够致富，至死不悟。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用打倒富人的办法自己求富，是南辕北辙，绝不可能成功的。但是追求公平永远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都失败了，还是前赴后继。所以欺骗穷人为自己的政权谋利，总能得逞。

被划为“右派”之后，我被调到东郊的环行铁道做养路工，跟工人打洋镐，拨铁轨，干了近一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多半是从河北省招来的民工。其中有几个年轻好学习的，知道我是工程师，很愿意跟我学知识，问我许多天文地理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冬至时日照最偏但是天气不是最冷？回答这个问题要讲热的辐射，热的平衡。这批民工后来在人民公社化时被动员回乡。他们很不愿意回乡，希望留在城里工作。我们政府有时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动员人们下乡去劳动。“文化大革命”时经济困难，就动员学生上山下乡，认为劳动能够创造财富，留在城里只能是消费。当时有一句话“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用这句话动员百姓下乡。可是恰恰错了。财富主要不是靠劳动，而是靠交换创造的。我对这个理论也是想了多年才想通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劳动少了，交换多了，大家富起来了。因为交换能够使“物尽其用”。财富和物不同。到现在多数人还不懂交换创造财富的理论。改革并没有改变理论，只是千军万马奔经商，什么理论也挡不住，这才改变了中国。如果还是老理论指导政策，绝没有今天的富裕。

我劳动一年后就被摘了帽，工资只恢复了一级。后来调级也不给我机会，所以一共欠了我两级。现在我的收入主要不靠工资，根本不在乎这两级工资了。当了“右派”，公民权被取消。我的书《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不允许用我的名字，我不得不改用我一岁儿子的名字“茅为星”。

当了“右派”，一切公民权都没有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我的成果不让发表，研究课题的领导位置让给了别人，我只能当下手。但是我的独特的见解，对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抹杀不了的。1962年铁道部要解决秦岭大坡道列车下坡的制动问题，还是用了我的方案。只不过在向领导汇报时不让我发言。这样忍气吞声地过日子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胡耀邦给大家平反。

下放山东几乎饿死

所有的人都有肚子饿的经验，但是这完全不同于长时间的饥饿，那是一种极端痛苦的经验。现在的人不大可能再经受这种痛苦了。

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1960年，我因为是“右派”而被下放到山东藤县。当然那时候下放的不光是“右派”，也有一般同志。不过对“右派”管得特别严，受的罪也最多。我们铁道研究院一起下放的大约有六七十人。我被放到了庄里东村，住在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某的家里。他家有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大的有三四岁，小的刚周岁。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只有干部家里有新生的小孩，一般人根本没有生育能力。我自己在农村待了整整10个月，根本没有任何性欲。我们刚到的时候，就知道隔壁的一家四口人中已经饿死了两个，留下一个户主和他的大女儿，他的爱人和小女儿都在上一年（1959年）死了。妈妈活着时能够保护孩子，妈妈一死，孩子就难逃一死了。当地最惨的是一家12口人，只剩一个人。当时他十几岁冬天冻得没衣服穿，他看上了我一条要淘汰的卫生裤，屁股上已经磨出了洞。我临走的时候把裤子给了他，他感激不尽。后来知道，看上我这条裤子的人很多。有人埋怨我，说不该把这条裤子给他，因为还有人比他更需要。

我们刚刚到藤县时，县里的领导设宴招待我们。从北京来的人还没有挨过饿，而当地百姓已经饿了一整年。我们和当地干部没有共同语言，当地的干部们口口声声说百姓有的吃，粮食不是问题。我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那天的宴会说不上有什么好菜，但是粮食是敞开吃的。我们并不感觉敞开吃有什么奇怪。到了后来，挨了饿才知道敞开吃有多难得。那时候最难看到的是一个人嘴巴在动，这意味着他在吃东西，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盼望的就是能够到县里去开会，有一顿饱饭吃。这种机会很少，只记得开过两次，每次差不多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我每天早中晚三顿饭每顿都吃一斤馒头（五个）。一个礼拜吃下来，并没有解饿。解饿要有油吃。没有油，光吃粮食，肚皮照样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我在藤县饿得没办法，全身浮肿，连鞋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肚子饿了就靠喝水填充饥饿感。因此小便特别多，一个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我之所以挺过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夏天和秋天时吃了许多蚂蚱。在田野里有许多蚂蚱，抓住一个就放入一个信封口袋里。等有了七八个，就把信封放到火里烧。信封烧掉了，蚂蚱也烧熟了，放进嘴里嚼嚼咽下肚去。蚂蚱的消化系统里有一股绿色的水，是它吃草后消化过程中的产物，非常苦，很难咽。但是饿使人不顾一切。

人都说灾年撑死的比饿死的多，这是有道理的。人饿急了，会不顾一切地进食，就有可能撑死。有一位华侨青年，肚子饿得不行。他妈妈从香港寄来一大包食物，他不顾一切地吃，最后活活地撑死了，情况惨不忍睹。他妈妈来领尸时痛不欲生。我从藤县回北京，当天晚上我太太给我开了一个猪肉罐头，我还算有节制地吃了一大碗带猪油的大米饭，到了晚上全吐了。我一生有几次面临死亡，一次是进入深水游泳，那时我11岁，不懂会有淹死的可能。一次是在齐齐哈尔当副司机，冬天，我拎着一桶油追赶前进中的火车头，差一点被车头撞死。再就是在藤县挨饿。如果再在那儿留两个月，我必死无疑。再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用皮带抽，幸亏当时是早上七八点钟，马路上的人不多，没有围观的人，否则几个红卫兵凑起来打人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死。

由于有了挨饿的惨痛经历，后来我每次吃宴席，剩下许多菜时，都有一种沉重感。我吃东西从来不挑食，不管是什么，都是好吃的，因为有挨饿的经验。挨饿真正是“切肤之痛”，而且一直痛到内心的深处，痛到永久。

没有挨过饿的人无法理解挨饿时的心理。三年自然灾害时最高兴的是能够吃一顿不要粮票的饭。有没有这种机会？倒是有的。比如出差坐火车，按规定在吃饭的时候可以供应4两粮食的食品。一般是两个火烧或面包。再有就是有特权的人，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有机会吃不要粮票的饭。那时候到朋友家做客，都要自带粮票，或者自带干粮。

“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

我自从当了“右派”以后，每次运动不是“运动员”就是阶级斗争的靶子。我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这种性格使我能够适应各种环境，不为所动。最近网上有许多网民骂我，有人为我担心，怕我受不了。其实我毫不在乎。比起“反右”、“文化大革命”，这种骂人算文明多了。不过我十分为我们的青年一代担忧，他们怎么样才能变成现代社会的一员。当然，这也不怪他们，他们对是非根本没有搞清楚。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从王府井大阮府胡同的家里骑车到西直门外上班，在路上听到广播，我就知道事情不妙。果然不错，铁道研究院也开展运动了。首先被揪出来的就是老运动员。我被集中挂牌、批斗、劳动。到8月份北京城进入横扫“地富反坏右”的疯狂阶段，我住在靠近王府井东安市场，那里天天都有被打死的小业主从东安市场用板车拉出来。北京市委后来发了通知禁止杀人。但是没用，武斗照样进行着。有一天一大早我从家骑车上班，一出门经过王府井百货大楼（我家就和它挨着）看见地上横着一个人，旁边一摊血，分明是从楼上跳下来自杀死的。1966年8月23日有十来个红卫兵来到我家，说我是“右派”分子、资产阶级，要抄我们的家。把我父母亲、两个小孩、我爱人都赶到隔壁人家的厕所里，翻箱倒柜，想找反动材料，整整抄了一个晚上。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只找到我们集邮册里有蒋介石60诞辰的纪念邮票，算是唯一的反动证据。（我们四兄弟姐妹集邮十几年，集了几万张邮票，用一个大铁箱装着。抄家时被没收，最后不知去向）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抄家。抄家就是要查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掘地三尺。第二天我们回家的时候都不认识自己的家，已经面目全非。接下来把我们的全部衣物封存，一个星期后用三大卡车运走，只剩下身上穿的几件夏天的衣服。我们被抄家，周围的人就趁火打劫，到我们家来“捡破烂”。

最危险的是8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和我父亲被叫出去扫街。一边扫，一边有红卫兵用带铜头的皮带抽打，每打一鞭身上留下一个小洞，血就流下来。我非常恐惧，并且意识到我们很可能像东安市场的小业主一样被打死。幸亏早上马路上的人还不多，没有多少围观的。否则围观的人中很可能有别的红卫兵，一起插手打我们，要不了几分钟就会没命的。我们命不该绝，忽然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女同志，车上插了一面小旗，上面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下款是“西城联动”。那些打人的红卫兵看见联动来了，立刻一哄而散，这才救了我们一命。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联动是一个以打人著称的红卫兵组织，被联动打死的人至少有几百。但是后来纠偏，联动变成了一支和平力量。我们运气好，联动打死人的时候刚过去，反而救了我们父子俩。我妹妹的一个同学叫兆南，是中学老师，就被学生打死，惨不忍睹。

抄家之后红卫兵给我们每个人6块钱的生活费，全家立刻陷入经济绝境。我每天要上班，中午在研究院的食堂吃饭，要花钱。因为劳动我的鞋破了要修理，也要花钱。自行车要配车铃，没有铃不让上路，也要花钱。小孩最难适应这种变化。孩子要买江米条，也没有可能。孩子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原来的日子。茅以升听说我们被抄了家，叫保姆送了两条被子来。起初，我相信被抄的东西会还回来，因为没有理由侵犯个人财产。可是两年后有人看见写着我的名字的计算尺在崇文门拍卖行出卖，我才知道我们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了。最后落实政策，把剩下的没有拍卖价值的东西用三辆板车送回来了。不过存在王府井工商银行里的一个首饰盒折价15元还给我们，里面的首饰都没了。里面本来有我妈和我爱人的嫁妆首饰，还回来时都没有了。最可惜的是那一箱几万张的邮票，影子都没见着。抄家后我们过了一个多月苦日子，到9月15日发工资，我和我父亲都拿的是原工资，这才松了一口气。“文化大革命”中有钱人都挨了整，被抄家、降薪，社会的购买力大幅度下降，物价因而下降。我们的工资没变，所以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顿顿吃鸡鸭鱼肉。一些被降了工资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改善生活，赞不绝口。

不过经济的压力并不可怕，活命才是关键。幸亏铁道研究院是文人居多数，搞运动还没有打人的事。整个运动才死了一两个人。隔壁的铁道学院学生占多数，就死了许多人，包括自杀的和武斗以及被自己的阶级兄弟杀死的。最值得同情的是王光华的爱人李惠韫。王光华是铁道研究院留苏回国的，又是老干部，因为他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他是一个直率的人，当然不容于当局。每次运动都挨整。“文化大革命”时把他关起来隔离审查，他爱人想不通就自杀了。她是一位非常天真无邪的女士。他们的各种把柄都很容易被积极分子抓住，然后无限上纲，夸大他们的错误。清算错误尚且那么难，要十几亿百姓检讨认识上的错误更谈何容易。中国的前途并不是可以乐观的。最近我在网上看见许多骂人的帖子，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

到1966年的9月下旬，也就是抄家后一个月，领导突然通知我，去大同机车厂劳动，同去的还有冯登泰、安汝潜。后来了解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令要把北京搞成水晶城，肃清危险分子，各单位要清查危险分子，铁道研究院一共清查出13个危险分子。我的家被抄，人被打，反而说我是危险分子，天理何在？终于，我在9月下旬被赶去大同。没想到，到了大同机车厂我们这些危险分子的待遇比在北京好多了。我们算是一个正常人，国庆期间还让我们回家过假期。在大同厂先是在车间劳动，以后去农场劳动。也有几次运动，基本上是走过场。后来铁道部要上燃气轮机车，技术人员不够，不得不把我调上来做技术工作。

最好笑的是林彪出事后，铁道部的一位总工姓王，他比大家更早知道林彪的事，恰好我也从小道消息获知此事。王总领着我们设计组去哈尔滨汽轮机厂出差，在很正式的设计组会议上，王总破口大骂林彪，吓得大家面面相觑，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时候骂林彪是要犯死罪的，谁敢闯这个祸。我就暗地里看笑话。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人民大为高兴。因为大家极讨厌“文化大革命”，而林彪和江青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许多人认为是林彪为了夺权才纵容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现在林彪死了，“文化大革命”大概可以结束了。为了反对林彪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判刑，现在林彪一死，这些人可以平反了。一夜之间是非来了180度的变化。林彪死后有一段时间落实政策。所谓“落实政策”就是讲一点道理。我家被抄的衣物就是因林彪死了才退回的。当然，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在那个年代死一个人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毛泽东死的那天，我在铁道部抄资料，听见走廊里有人哭，我知道毛泽东去世了。我感到中国要变了。不过，中国有上亿的人直接或间接受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这个世界上富人总是少数，穷人是多数。穷人总感觉不公，有反抗情绪，所以造反精神总会受欢迎。卡斯特罗、穆加贝、查韦斯、内贾德，还有印度的毛派就是代表，后面有一大群的追随者，追求公平社会。不过他们在改善百姓生活方面乏善可陈，更确切地说，基本上是失败的。用斗争求富裕是缘木求鱼，这个道理太明显不过。

发配到大同机车厂

1966年8月我家被抄，9月铁道研究院命令我调动去大同机车厂。那时候北京乱得不成样子。红卫兵天天打人，各单位纷纷搞阶级斗争，大家都不上班，忙于贴大字报，揪人坐“喷气式”（弯腰，两手反绑在背后，低头认罪）。凡是被抄了家的人都要赶出北京，回自己的老家去。红卫兵问我们的老家在哪里。我们说在苏州。红卫兵说苏州是好地方，不让你们回去享福，要赶去一个边缘老区。当时铁道研究院的党组织自有安排，决定赶我去大同。当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后来才知道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要把北京搞成水晶城，没有一个阶级敌人。于是让各单位拟出阶级敌人的名单，称作首都的危险分子，把这些人都迁往外地。铁道研究院拟出13个危险分子，其中有徐再庸、冯登泰、安汝潜、黄光大、王基厚（他死于唐山地震）、周秉良、李学荣、臧其吉、王秉辉、郑纳、李国兰。这些人都有些“毛病”，有的是脾气倔，有的是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业务尖子只专不红，有的是社会关系复杂，但是没有一个人能称得上是危险分子。相反，倒是他们被真正的危险分子搞得家破人亡。那时候的是非是完全颠倒的。

大概在9月下旬，我被赶去大同。因为上面有令，必须在国庆前把危险分子赶走。临走时我爱人凑了一条被子（我们全家的被子都被抄光了），买了一条毛裤给我，准备让我在大同过冬。我想，这一去不知道哪天能再见面，连性命能不能保都难说。我爱人被剃了光头，出门就可能挨打。街道邻居都用敌意的眼光看我们。她还要带两个小孩，上面有高龄的父母。至于我自己，前往一个动乱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安全感。我也被剃了头，这是反革命的标志，很可能一下火车就会被打死。在这样动荡、朝不保夕的环境中，离别以后还有没有活着见面的机会，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感到有种生离死别的滋味。我带着极简单的行李坐夜车去大同。火车从西直门站出发（现在的北京北站）。车站四周挤满了人，都是被赶走的阶级敌人，他们扶老携幼，狼狈不堪。一个月前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命运。不过他们比起已经被打死的那些人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我一夜没合眼，早上天不亮就到了大同。我背着行李来到机车厂人事部，由王部长接见。我自认为是一个身负重罪的人，只能低声下气。可是王部长却对我极其客气，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原来大同厂在3个月前已经轰轰烈烈经受过阶级斗争的洗礼，人都打死了好几个，现在倒是进入低潮，正在整顿的时候。我来得太凑巧了。人事部的同志安排我的宿舍，介绍我去附件车间劳动，发给我一套工作服，第二天就上班了。工友们听说是北京下放的工程师，对我特别尊敬。我感到忽然换了天地。尤其出乎意料的是，工厂同意在国庆期间让我回北京探亲。这个优待让我喜出望外。果然，离开家仅仅十几天后就有机会回家。我不敢告诉铁道研究院的人，但是又想打听消息，为什么把我们赶出北京。

抄家后幸亏工资没被扣，吃的就不成问题，但是衣被却无法解决。要买全家人的衣被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因为没有布票和棉花票，有钱也买不成。那时候幸亏茅以升给我们一些衣被。但使我心疼的是我的二伯母，茅以升夫人因受抄家惊吓（他们家没有被抄，只是有红卫兵去过，但是听说我们家被抄的情况，非常受惊），心脏病发作去世。她是一位识大体、贤惠、聪明的女性，她特别喜欢我们这一对，因为我和茅以升有共同语言，常常讨论工程方面的问题。我爱人是特别能理解人性情的人，常常去她那里聊天。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住王府井大阮府胡同，他们住在东单裱褙胡同，只不过两站汽车路那么远。我们家被抄后她就让她家的保姆王妈来问情况，后来又送来一些衣被。首先让我父母有被子盖。我爱人和两个孩子用一条破布拼凑的很短的被子过的冬。这些事都是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做的。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戴上反革命串联的罪名，那是非常危险的。最奇怪的是，我在大同居然做梦，梦见二伯母去世了。

她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北京，我爱人在北京。茅以升打电话给我们说二伯母死了，我爱人连忙赶过去。那时候二伯母的身体还没有僵硬，是我爱人给她穿的衣服。后来我回北京，二伯母死时睡的床没人敢睡，是我去睡了三天，赶走了阴气。

到次年（1967年）春天，全国闹评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对革命群众的镇压。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忽然身份也起了变化，变成受反动路线镇压的革命群众，纷纷回原单位造反。我和冯登泰、安汝潜（他俩跟我一样，也调到了大同机车厂）也回去造反。我们在北京造反了一年多，到1968年秋才又回到大同，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一年中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天天碰头商量怎么为自己平反，天天跑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接待小组（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的收获是，搞清了我们是以危险分子的名义被赶走的。对危险分子怎么处理上面没有精神，只能等着。到1968年全国形势极乱，收不了场，中央用进一步搞阶级斗争的办法收场（毛泽东说过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铁道研究院通知我们回各自的单位去参加运动，我们只能回大同机车厂。我回去之后就被下放到农场。在那场运动中大同市每天都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大同一地估计死了上百人，全国可能死了几十万。死的人大多数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反对江青。遇罗克也是这时候被处死的。

我在大同机车厂农场劳动，也逃脱不了阶级斗争，每天劳动之余就是搞阶级斗争。所谓阶级斗争就是找一个老实人做阶级敌人，动员大家去斗他。那时候领导我们小组斗争的是一个姓刘的老同志。他的思想非常“左”，整人也很有一套。他选了李展云作为斗争的对象，天天开会斗他。其实李展云是个再老实不过的人，可是因为是地主阶级出身，所以抓他没错。后来刘同志调离大同厂，临走时向我诉苦，说为党忠心耿耿，可是得不到重用，感到非常委屈。我在车间劳动时，我们小组长姓穆，也是一个为党忠心耿耿的党员。他出身很苦，家里非常穷。他一个月才挣42.5元，二级工的工资，属于最低的一级，所以最有革命性。他工作上处处带头，阶级斗争毫不动摇，是一位党的坚决支持者和依靠者。可是后来我听说他患了附睾结核，必须摘除睾丸。这个病完全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他每顿饭只吃咸菜，没有任何营养，生病可说是必然的。这些人到后来是这样的下场，很令人寒心。

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大同厂的农场有阶级斗争，放假我回北京也碰到阶级斗争。大概是1971年的国庆，我获准回北京探亲，手里拿着农场领导批准的回京探亲证明，没有这个证明就不能买进京的火车票。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路程，天亮时到达北京西直门站。回家团聚的高兴劲自不待言。不料当天夜晚半夜时派出所来查户口，检查我的探亲证明。民警硬说我的证明是假的，他居然能够判断说这张证明是先盖的章后写的字。于是把我拘留，把我塞进一辆吉普车，和其他十来个同样问题的人一起送到了北京建工学院的一座楼里（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感觉绕来绕去，兜了不少地方，收集了更多的人，最后在黑暗中到了这所楼）。这个民警明明是故意刁难，因为他完全知道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要讲出证明是他最有资格出这样的证明。现在别人出了证明他倒反说是假的，可见是故意刁难。这件事发生在国庆节的前一天。

我爱人不见我回家，非常着急，可是没法打听。我在那个楼里和十几个人同处一间小屋，打的地铺，那些人也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看样子都有过类似的经验。管事的警察挨个询问我们，还问我们要粮票，要伙食费，因为不让我们回家就得供饭。由于要粮票、钞票，才能和家里取得联系。我在那儿被关了三天三夜，最后放我们出去，可是假期也满了，只能回大同去。这件事茅以升知道后也非常气愤，说《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这样做完全违反了《宪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可是也对此毫无办法，只能发几句牢骚。我回大同后向领导报告了此事，得到领导的同情，后来农场给我补了假期。

我在拘留期间认识了不少被当成阶级敌人的人，他们大多数是一些文化不高的工人或普通居民，多半是和邻里相处不和，遭受诬告而受到迫害。中国传统的邻里关系是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可是阶级斗争把它改变成互相怀疑和仇视。阶级斗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破坏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百货大楼要扩建，1971年10月我们搬家离开大阮府胡同去了干面胡同，脱离了这位民警的魔掌。干面胡同的民警态度好一些，没有找我们的麻烦。1977年冬我们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南沙沟。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33年。这儿是部长楼，是国务院高干的宿舍，民警对住户非常客气，当然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改变了民警的态度。这里的公安来我家多次，都是为了我的言论有点出格。开始他们不大了解我，后来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反倒同情我起来，每次来都很客气。我过生日的时候还送来花篮，还送我戏票。我们的关系很好。为了上述的几件事派人跟我谈过话。我很理解来谈话的人也是不得不应付，照章办事而已。他们心里真正想的和我差不多。从他们谈话时吞吞吐吐、非常拘束的样子能感觉出来。这和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截然相反。那时候斗人的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挨斗的人垂头丧气。现在却反过来了。

我每次从大同回家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当然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假期中我们夫妇俩推着儿童车去中山公园，车里面坐着茅燕星，她还很小，茅为星跟在后面跑。偶然能在中山公园买到花生，那使我们喜出望外。后来我们搬去干面胡同，离开中山公园太远，就去日坛公园。再后来北京要修地铁，把城墙挖掉，去日坛公园的路变得坑坑洼洼。“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也偷空找乐子。但是一到晚上静下心来，就想到未来的日子，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不幸，被抓？被斗？挨打？坐牢？甚至被杀，都有可能，心里没有任何安全感，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每次回家的一大任务就是教茅为星念书，辅导他的数学、外语、语文，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就能考上大学，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这对他一生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的教育方法很不成功，每次都搞得不欢而散。我不懂得教育要以表扬为主，也不懂得孩子们的心理。当时还有茅以升的外孙徐安泰也在我处补习数学，从初中的代数补到大学的微积分。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帮助他打下的数学底子肯定起了作用。

后来因工作需要把我调到大同机车厂设计科工作。科长叫戴士良，是一位真正的正人君子。他严于律己，待人和蔼，又不失原则。听说后来科长要经过考外语合格才能正式聘任。其实大家外语都不行，考外语只是走过场，没有不及格的。但是戴科长就是不肯去考。大家都劝他，他坚决不去，宁可不当科长也不造假。设计科里还有一位姓孙的工程师，他绝顶聪明，幽默风趣，画的设计图极其漂亮，还会修表。和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一位雷科长，他的特点是脾气特好。大家评论说，脾气好是一个人的幸福。我受他脾气好的影响极大。什么是脾气好？就是不跟人过不去，宁可自己受点委屈，也不要跟别人较真。我学他的榜样，确实得到极大的好处。可惜的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和别人争能得到好处。

农场的负责人姓张，是一位在锦州战役中受伤，失去一条胳膊的伤残军人。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很尊重知识分子，所以大家都愿意和他讲话。后来他和我一直保持联系，他的儿子还常来我家。被下放到农场的人都是不容于当时环境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其中不乏极优秀的人才。当然也有一些确实有毛病的人。

我在大同厂还在水玻璃车间干过一年多。安汝潜跟我一起干，领导我们的是一位工人出身姓王的主任。他很尊重我们，依靠我们改进车间的技术。我们完成了半自动化的改造。水玻璃车间属工厂的五七干校。干校的领导叫詹严，他特别照顾我们，给我们机会出差北京，可以回家看看。很不幸，他的爱人后来患脑瘤，在北京开刀，没成功。他一直跟我有联系。他后来知道我事业有成，特别为我高兴。

我前前后后在大同机车厂待了近10年（1966—1976）。其中最后的几年是在北京驻勤。在大同的几年中，先是在车间劳动，当装配工，后来参加燃气轮机车的设计，又在设计科做非标准设计。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我陪英国专家John Sharpe来大同指导先进蒸汽机车的设计。Sharpe对蒸汽机有专门研究。我陪他一是当翻译，二又是中方专家。大同厂还派车请他去悬空寺、应县木塔游览，也是我陪去的。后来我几次去英国都跟他见面。最后的一次是我在一个英国的NGO，名叫Policy Network的会议上做Freedom in China的报告。他来参加。他为了评教授，需要推荐人，是我给他写的推荐信，结果评上了。我还为黄有光太太的博士论文写过评语，她也评上了博士学位。

在大同的许多年，我没有忘记专业学习。我自己学了偏微分方程、传热学。一个人遭遇打击之后会奋发图强，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在北京被抄了家，来到大同厂发奋读书。我为工厂图书馆订阅了Machine Design，每期都认真地看。还有一件事。工厂“五七干校”往返农场和工厂间的汽车翻车，安汝潜被摔伤，断了几根肋骨。我在医院看护他约一个星期。干校的医生李大夫自己发了精神病，也是我陪伴他。这10年可以说是一段浪费生命的10年，但也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第五章 转向经济学研究

离开铁道研究院

1976年前后，我开始回北京铁道研究院助勤，在运输经济室上班。我们研究的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这个课题成就得到铁道部的奖。室主任是罗东树。他很会用人，能够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我们同一个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有王启煌、闵宝华、刘景惠，另外有胡光荣。王启煌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他是学运输的，但是力学数学的基础极好。他为人低调，从来不跟人争高低，但是在课题中是一个台柱。刘景惠有很好的创意，但是决心不够，没做成什么事，很是可惜。在运输所也有心胸狭隘，妒忌人才的人，就不提了。

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以后又用经济学的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或者说，用常识给出了这个方程的意义，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后来因为清理精神污染被停）。虽然还没有平反，我已经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我希望能调到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去，或者数理经济所去。但是我不被他们承认，因为我不是学经济学出身的，都被拒绝了。最后我去了社科院美国所。这是我的幸运。美国所在李慎之的领导下气氛很正常，没有勾心斗角，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这和经济所及数量技术经济所不同。在这时我认识了杨小凯，成为好朋友。我从工程领域进入经济学是通过数学规划成功的，但是后来我对经济制度感兴趣，离开数学越来越远，很少再用数学。但是数学培养的逻辑思维永远不会过时。

我之所以能调到中国社科院是因为我的“右派”朋友王国乡。他是在北大上学时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打成“右派”是最不幸的，以后他们没有工作，找不到对象，结不了婚。我们有工作的当了“右派”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工作，结了婚。王国乡毕业后没有工作，流落在社会上，做过各式各样的苦力，拉板车、修炉灶、修乐器、运鱼苗。他的爱人姓魏，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居然愿意嫁给“右派”，同甘共苦一辈子。后来王国乡当了郑州大学的教授，又调到北京做国际金融学院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更早得出择优分配原理（他1972年想出这个道理）。1982年在西安召开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会议时我介绍他出席。1984年他介绍我认识李慎之，谈了两次李慎之就接受了我，把我调到社科院美国所。这是我一生改变命运的关键点。

我离开铁道研究院去美国所的时候，运输所的经济室开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会，场面非常感人。全所的人都来了，拍了许多照片（那时候拍照成本很高的）。这些照片我至今还保留着。这个欢送会说明我在运输所的人缘不错。我在经济室年龄最大，但是我天天都是头一个上班，并且把地擦干净。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十分干净。我走了以后，办公室再也没有原来那么干净了。

改变我命运的人

1984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李慎之。是王国乡领我去的，当时我还在铁道研究院工作，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王国乡说可以和李慎之谈谈看，于是就去了他家。那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他简单地听了我的自述，以后我又递去一份简历和申请书，他就痛快地同意了。1984年9月我就坐在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上班了。他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理论上说中间还有一个室主任，但是美国所是一个小所，所以所长和研究人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多。

慎之是一位信奉自由的人。他答应我每年写几篇有质量的关于美国经济的论文，其他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在美国所发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就是动态择优分配。这篇文章将择优分配从静态推广到动态，讨论一个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拉氏乘数法和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文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价格改革的速度问题。它的最优途径应该是每一时刻的调整成本和长远收效在边际上的平衡。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如果没有慎之给我的特别关照，我的这些成果都不可能取得。

到美国所之前的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但是时间太短只有10天，未能仔细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会去美国访问。1985年的夏天慎之派我参加由浦山领队的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访问结束后我多留了两个星期，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者，他们中后来一部分留在美国教书或者做研究，大部分回到国内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后近10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担当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负责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慎之对这一切活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他曾经私下对我说过，所谓现代化就是美国化。这句话虽然不全面，但是部分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他就是这样看待自己作为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职责的。

1986年初，慎之让我利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因为1985年我初次访美的时候认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了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回国以后写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多次再版，长销不衰。

我从美国回来时，慎之已经决定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是他对美国所的工作依然抱着特殊的喜爱，大概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理解，对美国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他虽然淡淡地离开了美国所，但是美国所的同志们没有不想念他的。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但是没有一点官架子。在美国所的时候他经常和研究员们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学术上的，时事上的，生活中的。不论什么问题到了他的话题里就有特殊的见解，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议论。他领导美国所真正做到了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他不仅仅眼睛盯住美国研究，而是为国家、为社会做研究。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各个方面。研究人员的报告他都一一审阅，而且逐篇讨论。他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他能够抓住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和他在大学里最初是学经济学的有关。他为人正直，不容搞任何歪门邪道。所以美国所没有其他所那些复杂的勾心斗角。我很庆幸没有参与到这种搞不清的事里去。

1989年以后是他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他和我相识也不过五六年，但是已经变得非常知己，无话不谈。他多次表露过对自己深刻的检讨。他感觉自己老了，没有那股锐气，顾虑也多了，怎么能够为国家多做点事，感到力不从心。其实这正说明他强烈的责任感一点也没有减退，所以一直到他临死之前还在不停地写作。在他当美国所所长的时候，他有大量的作品，但是绝大多数都没有正式发表。倒是他退休后，他不再拒绝发表文章。在最后的几年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他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做一个教公民课的老师。一方面这是他对当前政治课的不满，一方面也是他对公民教育的重视。

1999年底天则所成立公民教育小组，我们请慎之参加，他不辞辛苦亲身来到天则所，参加讨论，发表意见。他对天则所做的许多事情都表示关切，并且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他对我，从事业到家庭都关心。我们见面没有任何客套，推心置腹，天南海北，这样的谈话是人生一大乐趣。虽然他只比我大6岁，但是从经历上、从学术上，他比我大了一个辈分。我一直以这样的心情对待他，但是他却以极其平等的姿态对待我，所以我们成了忘年交。可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再也不可能再来了。

他年纪虽然老，头脑却特别清楚。他曾经对我说，不知道还能干多少年。他自己认为大概还能干5年左右。我也这么想。他有一大堆要做事的计划。他曾经说要写一篇关于抗美援朝志愿军中被俘人员的文章，为此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是极不公平的，所以他要研究。可是他没有时间完成它。他又想研究公民教育，研究民主化的道路。过去他研究全球一体化，研究自由主义，研究近代史中的胡适，无不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能够继续写下去，中国的现代化还将得益于他。可是谁料得到他走得这么匆促!

我的一生中有几个人对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其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慎之。

开眼看世界

我第一次出国是1982年9月23日去英国。那是中国科协组织的关于能源和经济的访问，由国家科委主持组团。我之所以能被选上是因为清华大学吕应中教授的推荐。我们都在能源研究会工作，他知道我的能力。领队的是科委副主任吴明喻，他很开明，有眼光，会用人。同去的还有原驻英的文化参赞徐肇翔，和已经在瑞典学习的张晓彬。经费由英方的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提供。访问对象是位于Brighton 的Sussex大学。那时候出国是比结婚更大的事。结婚人人都可以结，可是出国绝不是人人有分的。所以我们3个人各有一大群家属送行，开了3辆中巴客车，足有20多人。我们从北京坐波音747先飞香港。我在1946年坐过一次飞机，从重庆到上海，那是军用飞机，面对面的座位，中间放行李，机舱内没有保压，没有空调。虽然是夏天，上升到五六千米机舱内也非常冷。这次坐波音747感觉完全不同。

我们的飞机到香港停一下，下机来到候机楼。那儿的灯光、环境、商品布置着实使我吃惊。我们来自一个物资极其缺乏的地方，糊口尚且不易，忽然来到一个富丽堂皇的商场，只感目不暇接。陈列的商品从来没见过，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没人看管，顾客可以随便拿起来看，不怕有小偷。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飞机不是直飞伦敦，中间经停孟买和罗马。大概因为那时候香港去伦敦的客流不大，为了吸引客流所以多停几个地方。到了伦敦，我和英国朋友Dr.Sharpe会见，他们夫妇俩请我吃饭，陪我看博物馆，我在伦敦住了两个晚上，接着坐火车去Brighton。第二天会议开始，会议的议题是中欧能源合作研究。会议内容很虚，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但是英国的人、环境、市场、风景、古迹、文化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们在英国一共待到10月6日，总计13天，给我们的生活费有350英镑。我们有可能买一些东西。我买了一台收录机，为赵燕玲买了一块电子表。这块表在北京机场进关时我主动报了税，惹出一大堆麻烦，同行的人都埋怨我多此一举。第二天又专门跑一趟机场才把表领出来。我在英国还见到了在铁道研究院的患难之交周秉良的女儿周昭，也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她是学护理的，找机会来到英国，但是没有正式工作，很烦恼。以后就没有再联系了。

第二次出国是1985年中国社科院派代表团访美。对象是著名的Brookings Institute，讨论题目是《中国经济和太平洋经济的关系》。领队的是大名鼎鼎的浦山，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的所长。他的思想极左，竟然批评我用边际分析，说是资产阶级的学说。他这位哈佛大学的博士反对边际分析，使我无法理解。那次访美我在美国多待了一个月，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会，会见了许多朋友，包括杨小凯、汤敏等，还访问了我在美国的几个亲戚，特别是我表哥的儿子陈文俊。后来他是我们家庭的重要参与者。

同去的还有日本研究所的所长何方，我们很谈得来，从那以后我和他变成了朋友。那时候我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方法》已经出版，我带去了美国。在会上我的发言受到美方的重视。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中国学者懂得现代经济学。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Dwight Perkins对我的印象极好，所以他接受我次年申请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至今。第三次出国是1986年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去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一年。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很多，待遇不同，有的就有一个名义，我算是很特殊的，给我一间办公室，可以享受秘书的服务，收发信件、联系约会、安排约会地点等。哈佛大学的校长还给我一个正式的聘书。

我在去哈佛的前后用英文写了一篇《中国经济改革中价格的作用》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投给了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被录用于1989年vol.3，No.2，题目是Chinese Experienc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Mechanism into A Planned Economy： The Role of Pricing，但是要求和另外一位教授，Heriot-Watt大学的Paul Hare联合署名，因为我的英语不行，而且还要补参考文献，这些我都不熟。这篇文章后来又被另外一位从夏威夷大学来哈佛的访问学者Shelley Mark看中，要求跟我合作发表。我也同意了。后来此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18，No.3题目是Price Policy and Pricing Reform in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哈佛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正式通知我将此文作为教学的案例教材。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用手动打字机，经常会打错，写论文特别费时间。

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我到了许多地方参加各种学术活动。第一次是4月13日到印第安那州的Terre Haute的Rose Hulman大学讲中国经济。这所大学很有点名气，以教学严格著称。学生全是男孩子。他们替我出路费还给了200美元的课酬。我一共讲了6次，另外有一次是课堂讨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英语对外国大学生讲课，效果比预想的好。接待我的是台湾去的殷宗舜教授。他曾经来美国所访问，因而认识。这次活动学校的几位教授都参与，还办了一次家庭Party，我是主宾，有20多人参加。我从Terre Haute直接去了普度大学徐安泰（茅以升的外孙）处，是他开车来接我的。类似的活动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召开的讨论中国经济的会，从中国来的讨论改革的代表团有参与，其中有宋国青，那次是林毅夫做翻译。

在美国的这一年中结识了不少国际知名学者。和我最亲近的是Houthakken教授，他是著名的能源专家，他开的一门课叫“需求理论”，我去听过。由于我们在能源理论上的观点相同，成为知心之交。他约我去他的乡间别墅度假，很开我的眼界。他的女儿陪我在森林里散步。那里风景极美，古树参天，又有湖泊小溪，看见水獭在筑窝。别墅里保存着一本签名本，来访问过的人都留名，有教皇、总理等。我也在上面留名，并写了访问感想。教授领我去他的森林地看，他每年来看一两次，平时没人。他又去找了相邻的一块地的地主，他想把相邻的这块地买下来。但是那位老太太不愿意出让。15年后我再次去哈佛大学，他已经退休，没碰着，很遗憾。这一年中我去了加拿大两次，一次是和樊纲同行出席社会经济学国际会议，途中玩了尼加拉大瀑布。那次会议有马凯参加。在会上还遇见了Clem Tisdell教授。后来他请我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高级讲师。另外一次去加拿大是由IDRC（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和能源方面的专家见面，特别是去了Winnipeg，会见了国际著名能源学者Vaclav Smil。从此我们变了好朋友。他几次来华都是我作陪，当翻译。他送给我他的名著：《普通力能学》、《能源，食物，环境》、《中国的环境危机》。他是捷克人，苏联入侵后从捷克逃来美国。在加拿大又认识了印度学者Ansu Desai，他是IDRC能源项目的负责人。他对我极其欣赏，称我是new idea producer，而他是 consumer。我相信1987年是他介绍我去担当非洲能源政策顾问之职。

在美国我又和我们家在美的亲戚相聚，最重要的是和陈熙明、陈修明（我的表兄）两家、翁之达（我的姨夫）、茅为璇等。我和福特基金会商谈让赵燕玲来美国陪同我，得到福特基金会的同意，并发函给我爱人，以便办理签证。那时候我太太出国要我父亲的单位领导批准，现在看来是天大的笑话。但那时候是极其普遍的规则。我父亲的单位是铁道部，铁道部不批准，她就没有来成。不过她对来美国并不很热心，因为我爸我妈都要人照顾，他们都是70多岁的人，她很难脱身。包括后来我去澳大利亚她也没有跟去，都是因为照顾老人。她生性不喜欢到处跑。后来我爸我妈去世后，除了去美国看儿子她很高兴，别的都不积极。出国旅游也要经过动员才能勉强成行。

在美国没有在银行开户是不能生活的。我在哈佛广场上的海湾银行开户，后来一直保留至今。银行改了多次，先是变成了波士顿银行，后来变成了Fleet 银行，最后变成了美国银行。我从美国回国时买了许多旧衣服。这些衣服有的是教堂里出售的，有的是旧货店买的。所谓的旧，其实还很新。儿子女儿都因此换了装，我还送衣服给了我的几个青年朋友。我还带回了音响、电动打字机（现在都用计算机打字，电动打字机已经不用了），这台打字机送给了美国所。我在波士顿住所换了两处。先在哈佛大学经济系的女秘书Jean Schreiner家。她和我同岁，她的丈夫多年前去世，现在拥有一个三层楼的大别墅，把多余的地方出租给访问学者。另外一位房客是来自瑞士的Georges Schmutz。后来他的太太（中国人）来到波士顿，就搬出去自己住了。我和Georges一直保持联系。近年来他带领他教的中学生来华度假，还到我家做客。第二次住在哈佛大学附近，和中国人住在一起，更方便一些，房租也便宜一些。

1987年初从美国回国，当年夏秋之交，在瑞典的Bhagavan博士邀请我去非洲的博茨瓦纳出席非洲能源政策国际会议，并请我为顾问专家，他们叫Resource Person。他们付我1500美元，请我在会上作一发言。我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从此以后我担任这个职务7年之久，由于按国际标准支付报酬，这7年中我家的经济条件得到彻底改善。每次拿到工资，我都主动缴税，成为西城区的纳税模范。这7年中我去了津巴布韦、莱索托、赞比亚、毛里求斯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在毛里求斯遇见在大同厂的好友周维城，他的哥哥在毛里求斯做工业，十分成功。他作为工程师去帮助他哥哥。后来他自己开厂，也有一定成绩。最后退休回上海。第一次去博茨瓦纳途经津巴布韦，给我的印象非常好，经济很繁荣，社会组织良好。但是独裁者穆加贝迷信革命，瓜分白人的土地给革命老战士，破坏了市场经济，最后搞得一塌糊涂，成为全世界倒数第一的失败国家。这个结果完全是人为的，是违背市场原则造成的。当今世界上还有好几个类似的例子。我对此总结认为：追求公平永远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牺牲了市场的效率，终究要失败的。

我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做的顾问工作主要在煤炭方面，讲供给和需求、价格、运输、技术，特别是型煤技术。我用给我的津贴定做了一个型煤技术的科教片，送给几个产煤的国家。我负责指导四五个当地的研究人员。一般来讲他们的水平并不差，但是经济学方面知识不足，这对制定政策是很不利的。非洲国家的普遍问题是迷信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中国的经验对他们非常有用。在非洲的工作中进一步结识了Thomas Johansson，一位瑞典能源专家。他后来成为“中国环境和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组”的外方组长。中方组长是杨纪柯，我是成员之一。后来杨纪柯退下由我代任中方组长，再后任合作委员会各专业组的巡回大使，沟通各组的情况，并提出建议。

我一共去过近30个国家。它们是：英国、美国、加拿大、苏联、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毛里求斯、莱索托、肯尼亚、荷兰、意大利、土耳其、澳大利亚、印度、德国、奥地利、挪威、瑞典、丹麦、法国、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巴西、泰国、日本、埃及、新西兰。最后的4个国家是因旅游而去的，其他的国家都是因公而去。这些国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去苏联，去了莫斯科和彼得堡。那时候苏联还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毛病一览无遗。那时中国已经走出了这些误区。苏联的价格制订得非常不合理。面包、能源、书籍、公共交通等价格极低，但供应充沛，造成巨大浪费。而其他副食品、工艺品、衣着、电器严重供不应求，到处都能看到排长队。服务态度蛮横无理，官僚主义盛行，管理效率低下，办事难，百姓受气无处申诉，人与人经常吵架。与中国不同的是排队很有秩序，很自觉，衣着比较讲究。

还有一次是1989年去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是联合国理事会（United Nations Council）请去讨论环境问题。这个组织是由下台了的首脑组成。会议的规格很高，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我在会上提了一个建议，核废料由国际组织处理，寻求地球上储存核废料最安全且成本最低的地方，作为废料储存地，以解决小国家储存核废料的困难，并有利于发展核能。现在的储存技术足以保证几万年的安全。几万年后国界已经不存在，现在考虑几万年后安全出问题时的国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但是没有下文。

1989年11月去德国的经验也值得一提。我去的目的地是联邦德国，但是飞机票买的国航，只能飞民主德国。飞机到民主德国后再坐大巴去联邦德国。大巴上有不少民主德国获准去联邦德国的居民。当大巴过了边防检查站后全车的民主德国人都起立欢呼，互相拥抱庆祝。原来在边防检查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神色紧张，但是一过检查站气氛完全变了。我本来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因为他们投奔自由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在联邦德国的活动结束后又来到民主德国机场。不巧飞机出故障，要等3天才能飞。航空公司答应为我们支付补贴，标准也还不低，大家商量后多数人都同意了。于是我们就在机场旁边的宾馆里住下了。那时候正好是柏林墙要倒塌的当儿，我们每天看电视、听消息。东柏林的民众热情高涨，反对政府的游行此起彼落。最后终于把柏林墙推倒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离开民主德国。

在澳大利亚教书

1986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认识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教授Clem Tisdell。他看到我写的《计划经济中价格扭曲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文，邀请我参加当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社会经济学年会。那年8月我和樊纲一起去多伦多，由樊纲开车，顺路看了尼加拉大瀑布。稍后9月23日Tisdell教授又邀我去他访问的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我和他非常谈得来。后来他换到昆士兰大学，任经济系主任。1990年初他给我发来一则招聘信息，是昆士兰大学招聘客座高级讲师，有意让我申请。有这样的机会我很愿意试试看，就写了申请书。不久就有了回音，我算录取了。

20世纪90年代初，出国的审批手续非常严。幸亏那时社科院主管美国所的副院长是李慎之，他很痛快地批准我出国的申请。但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根本不发中国人去澳的签证，实际上是一种对华的封锁政策。也不光是澳大利亚，全世界都封锁中国，敌视中国。1989年冬我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坐的中国民航飞机到了法兰克福上空就是不让我们着陆，在空中盘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李慎之感觉形势很不利。在3月召开人大会议时，他抽空从大会堂来我家，叫我赶紧办出国手续，万万不可耽误。幸亏我当时还有去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参加非洲能源政策顾问的邀请。我很容易在津巴布韦大使馆拿到去非洲的签证，接着就经伦敦转机，去了津巴布韦。在那儿办完事，利用空隙时间去维多利亚大瀑布玩，接着就在哈拉雷（津巴布韦的首都）申请去澳大利亚的签证。我国政府驻哈拉雷大使馆的二秘仇伯华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认识澳大利亚驻哈拉雷的大使。他亲自陪我去办签证申请，果然成功。于是我从哈拉雷坐飞机飞越印度洋来到澳大利亚的悉尼，途中在珀斯加油。再从悉尼转机到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的所在地。

昆士兰大学的学术地位在澳大利亚不算最高，但是由于它有一定的历史，科系完备，学生众多，所以是一所有影响的大学。中国学生在此学习的不少。学校给我的任务是同时教两门课，一门叫经济学专题，一门叫经济计划。每门课一周一次，每次两小时，所以任务很轻松。给我的工资是月薪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可剩下2000美元。但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访问学者月薪才450澳元（约合380美元），我两星期的工资超过他们一个月工资的4倍，所以中国来的访问学者都认为我是大阔佬。昆士兰大学还放寒假，我借此机会去美国参加世界银行召开的会议，假期的工资照发。此外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还去了意大利、毛里求斯参加国际会议。学校鼓励老师出国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但经费都是会议召开方支付的。

我教的课是大学四年级的课。澳大利亚的大学学制是4年，但是3年就可以毕业。留校读到四年级的都是准备读研究生的学生。所以四年级等于是研究生的预备班。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在外国大学上过学，能在外国大学教西方经济学，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到今天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我在国内有不少教书的经验，在铁道研究院时给研究生讲过3年经济学的课。后来又在北京经济学院兼课，讲数理经济学，当时听课的有张平等后来成为经济学研究骨干的学生。所以讲课我很有把握，但是用英语讲课经验不足，心里很害怕，生怕学生听不懂。所以我花了几倍的时间来备课，几乎把每句话都写出来了。

结果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学生完全能够听懂。澳大利亚的大学老师最重要的考核是学生的评分。老师最怕学生打低分。学生对我的课的评价都说好。在我离开昆士兰大学系主任给我的鉴定信中肯定了这一点。用英语教课并不难，难的是我不了解澳大利亚的经济情况，所以不能结合当地的经济问题阐述经济学。我的英语能力主要还是在上海交大培养出来的。那时候老师都用英语课本，做习题、考试都是用英语，有的老师就用英语讲课。我在昆士兰大学讲课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儿有一位从坦桑尼亚来的研究生，听了我讲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非常有感慨。他们国家也是走计划经济的道路，造成的问题跟中国的非常类似。但是中国走上了改革之路，而坦桑尼亚还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的毛病。他认为我讲的东西对他们非常有针对性。

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不及美国，富裕程度比美国低，但是生活环境好，自然风光好，工作轻松，竞争压力不大。大学里每到周五下午图书馆就关门了。而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一年四季都开门，而且24小时不中断，只有圣诞节放假一天。在澳大利亚经常会有罢工，我在墨尔本杨小凯那儿，有一次要坐公交车，不料罢工停业。我在站上傻等。幸亏碰到一位太太带着她的小孩路过，主动捎我去了目的地。我对她感激不尽，只能反复说谢谢。布里斯班附近的黄金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那儿有几家赌场（澳大利亚不禁赌），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别人请我去，一次是我请客，和曹阳、杨瑞龙一起去玩。我每次进赌场都是准备输钱的，所以每次都玩得很高兴。偶然也赢过一两次，就更高兴了。

我在澳大利亚最初住在学校专给客座教授准备的公寓，管吃管住，但较贵。条件虽然很好，但是我觉得不合算，更不自由，所以决定搬出来，找了一家房东，经过简单的沟通就定下了。地址是：15#， Holmes Street， Toowong。房东叫Lucas Alice Rose。这是一位二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5岁的女儿。她没有工作，靠政府的救济金和出租房屋维生，她还为客户熨烫衣服赚点钱，应该说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她不大会过日子，常常入不敷出，靠借钱过日子。后来我搬走了，和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她欠我的押金拖了好几个月才付清。2008年我再次去澳大利亚旅游，特地到这所房子忆旧。不想房子已经拆掉，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我深感沧海桑田，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我和中国留学生住在一起，房租很便宜，而且能得到许多中国人所需要的信息。这些留学生都是已经来澳多年，有了一定收入的人。新来的访问学者收入很低，他们另外住在条件较差的地方，也没有长远打算，所以比较脏乱。有些访问学者忙于打工赚钱，好在出国访问没有硬指标，上不上班没人管，于是天天找打工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国内教授的待遇还很低，在国外有赚钱的机会是不会错过的。现在情况又不同了，国内的待遇不低，出国也不至于靠打工赚钱。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有3公里远。可以坐公共汽车，票价倒不贵，但是行车间隔很长，要凑它的时刻表，所以很不方便。后来我找到一条近路，走路半个多小时。这条路的两边都是优美的住宅，门口种满花草，非常漂亮，赏心悦目，这是我看到过最美的住宅区。

在澳大利亚半年多，是我一生中特别值得纪念的一段时间。首先是因为我在西方的市场环境中挣钱谋生。其次我结识了澳大利亚的教授和学生（其中有一名学生后来来中国做生意）。最后，澳大利亚的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2008年我再次去澳大利亚旅游。这次是跟我太太一起去的。可惜时间太短，没有充分回味、重温旧梦。

学术总结

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我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比如《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文章中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

我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铁道部门的工作，也让我终身受益，让我弄懂很多问题。例如：

1.车辆阻力试验。搞明白了各种车辆在不同速度下的阻力。重车的阻力在低速时约为每吨1.5公斤，高速时为3至5公斤，以速度而定。

2.蒸汽机车牵引动力试验，做了各种机车在不同的速度和负荷下的热力学性能试验，包括牵引力、煤耗、热效率。

3.分析了牵引热工试验的误差。每次试验有上万个收据，每个数据都存在误差。这些误差如何影响最终结果，给出结果的误差范围。分析中要用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

4.蒸汽机车的动态牵引热工性能。我发现机车的静态性能不同于动态的性能。讨论了两者的区别，形成的原因，给出了分析方法。

5.铁路安全的概率论分析。那时候铁道部没有人用概率论来分析行车事故，完全用经验方法对付事故，缺乏科学性。我的论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6.列车牵引的能量方程及其应用。我用力学原理推导出列车牵引的能量方程，并证明了国际上用均衡速度法计算行车时分的结果恒偏大，纠正了沿用了几十年的计算运转时分的方法。这篇论文中用到了变分法和牵引动力学，估计铁路系统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懂。此文发表在长沙铁道学院的学报上。

7.列车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配合。这是铁道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室的一个课题。我是其中的主要成员。该课题获得一个奖励。

8.列车最优操纵的研究。在给定线路断面、机车性能、列车阻力的条件下，如何操纵机车，使其安全正点，并消耗的燃料为最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我在1951年开火车时就萌发这个问题，到了铁道研究院后一直在我心目中盘旋。我和几位数学特别好的同事徐再庸、许廷钰等，一起研究了好几年。为此我学了运筹学、数学规划，各种最优化理论、动态规划、变分法。这个研究虽然没有达到能够应用的程度，但是开辟了我通向择优分配原理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发挥专长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由国家科委林汉雄领导的能源研究会。我懂经济，又懂能源，正是我的所长。由于研究能源我得到了许多机会，参加了许多国际活动。以后又研究环境经济，参加了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任能源组专家，还代杨纪柯担任过中方组长，担任过各个专家组之间的巡回大使。

此外还有经济学、人权、制度、道德问题方面：

1.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微观经济学。这个原理包括很丰富的内容。首先是优化分配的必要条件是分配各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这就是百余年前德国数学家戈申已经推导出的戈申定理。其次此定理可以推广为择优分配的一般原理，就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拉氏乘数法。我证明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我善于把复杂的理论简化为常识来理解，对拉氏乘数法解释为择优分配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我又证明了拉氏乘数法中的乘数兰姆达λ就是经济学中的比价。乘数兰姆达λ的量纲或单位就是产出和投入的单位之比。如果讲化肥用于增产粮食，λ的单位就是“公斤（粮食）/公斤（化肥）”；如果粮食的单位用钱表示，λ的单位就是“元/公斤（化肥）”，或化肥的价格。择优分配就是使用化肥的边际收益不得低于它的价格。在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中，最优配置就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

再进一步，通过非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把原问题（一定量的化肥产出最多的粮食）转化为对偶问题，即要产出一定量的粮食，至少需要多少化肥。从而得出λ与资源总量的关系，也就是价格与可供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需求曲线。由于收益递减，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倾斜。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牢靠。最后将这一推导转用到供给关系上，得出边际成本线必定是供给线。这就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构架。这个理论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直接和资源最优配置相联系，证明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择优分配。

择优分配原理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优化理论。不仅仅用于经济学，而且可用于企业管理、产品设计、时间分配、日常生活等方面。这个原理还可以应用到动态过程。在捷降线问题中将落差形成的位能看成资源，将落差分配给不在一条垂直线上的各个小段，使依靠重力降落所用的时间最短。再前进一步可以推导出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它的经济学解释是调整的成本在边际上等于调整所得的收益。在经济学的应用，可以是汇率调整过程的优化，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前进。（动态应用没有包括在《择优分配原理》的书中。但在2007年4月号《经济学季刊》中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常讲，我的经济学不是从哪儿学的来的，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那本书《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2.价格理论。许多学者争论价格理论，但是并没有搞清楚价格为什么重要，以及和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懂得微观经济学。根据价格理论可以推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因此进一步提出价格万岁。想建立一个没有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价格理论还可证明计划经济是不可能成功的，还能够从经济学说明为什么解放初期经济建设能够成功，而后来越来越脱离实际。原因是价格越来越偏离均衡价格。从价格理论可以用通俗的道理解释为什么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也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通俗版。这里也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分子。从择优分配原理进入价格理论，其中的过渡是市场的制度安排。我对制度感兴趣是由于看了盛洪的几篇文章。

3.对道德的功利主义解释。这里用到经济学来解释道德，它能够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并且证明那些传统道德观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先人后己”。证明自利是合乎道德的，但是这个自利是一切人的自利，而不是某些人可以自利，把其他人排除在外。道德中的丑恶不是自利造成的，而是损人造成的。道德的底线不同于道德的高调。可惜的是我们太习惯于高调，而忽视了底线。关于道德的讨论我极大地得益于王国乡，是他领我走上研究功利主义道德观的。他在北大上学时被打成“右派”。他又是首先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人，他早我于1967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后来我们成为莫逆之交。

4.人与人在社会中的对等地位。可以设想，如果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社会永远不会安宁，因为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服气，必定有革命造反的事情。问题在于人与人平等之后，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这就有了民主方法。地位对等，不但是道德理论的基础，也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约束自己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自由的环境中时，每个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府是侵犯个人自由的主要来源，所以当官的人必须是懂得约束自己，不侵犯他人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5.对市场的理解。由于证明了平等自愿的交换必定创造财富（在没有负外部性的条件下），所以市场创建了一个财富“帕累托最优”的环境。这从根本上解释了财富是如何创造的。经济全球一体化不但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消灭了争夺资源的战争。如果破坏了全球市场必将引发战争。所以全世界的政治家应该以保护市场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一切其他争端都要让位于全球市场。

6.市场对于财富的创造是极其有利的，但是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而是快乐或幸福。鉴于市场是财富的“帕累托最优”，全社会的财富只增不减，财富趋于极大。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把快乐代替财富，就能发现使全社会快乐极大化的方法：自己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快乐。这可以作为个人的人生观，也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口号，使全社会走向快乐的极大化，走向和谐。

7.对人权的理解。平等自愿的交换能够创造财富，而且这不用别人教，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个自发过程迟至18世纪才慢慢发生？答案是平等自由的条件不具备。也就是人权方面的障碍。所以市场制度是和人权的发展同步的。当今世界上，讲究人权的国家都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蔑视人权的国家都在经济上遭遇困难。按照人权的理论，我区分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过去国家的执政者总是拿人民的利益偷换成国家的利益，又进一步把政治家的利益代替国家的利益。老百姓上当受骗几千年之久，现在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但是这几千年的谎话已经变成了真理，纠正绝非易事。

8.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于是大家盼望政府出来纠正它，可是其前提是政府的政策必须是正确的。这一点事实上是无法保证的。市场犯错误，最终它自己会纠正，而政府犯错误却不会自动纠正。人们往往假定存在一位智者（政府），他能够帮助我们解难题，就像伯乐那样。可是谁是伯乐，是比原来的难题更难的一个问题。这是人类社会永远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说到底，只能凑合着办，没有万全之策。相比之下，还是市场比较能够自我解决问题，它不需要监督，能够自发地高效地运作。对它的失效只能凑合着纠正，不可能完全放弃它。

9.市场经济中的非自利因素。人们都以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经济人假定，即人都为自利而工作。整个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的。然而仔细分析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中，比自利更重要的因素是责任感。弗里德曼提出的“用谁（自己或别人）的钱，为谁（自己或别人）花”，得出福利国家是荒谬的结论。但是我发现，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钱是为别人花别人的钱（政府花纳税人的钱），而且有大量的钱是为了自己在花别人的钱（企业家花社会储蓄的钱）。要使这些钱花得有效，只有靠责任感。我进一步提出“用谁（自己的或别人的）的劳动为谁（自己或别人）赚钱”，发现只有摆小摊的人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在其他一切组织中，都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公司赚钱，为股东赚钱。要使这些劳动投入有效，只有靠责任感。所以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成功与否，不在于人们是不是经济人，而在于人们有没有责任感。这是对经济学基本假定的极重要的补充。

第六章 社会活动

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

1993年，我快要退休的时候，唐寿宁和盛洪找我，请我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于是我向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提出退休，在八九月份到了天则所。本来是盛洪当所长。但是他联系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当访问学者半年，只有我能够接他的班，于是我就当了所长。他回来后我们两个人轮流当所长和理事长。其中在上世纪末的两三年的时间由张曙光当所长。他也当过一段时间的理事长。

开办天则所的目的，最初是想将学术转化为财富，或者说，想赚钱。但是慢慢地认识到这条路基本上走不通。办所的目的逐渐变成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研究所，一个典型的NGO，从事经济政策和制度理论的研究单位。至今17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推进经济的私有化，建立有规则的市场，强调人权，声援孙志刚和孙大午，寻求政府体制改革之路，土地制度的改进，为政府做制度设计，推进公用事业的市场化等。

办所最大的困难是筹措经费。天则所是一个民办所，没有任何现成的资金来源，全靠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筹措。有一阵连工资都发不出，只好从自己家里拿钱垫付。由于独立于政府，一方面研究比较客观，实事求是，成果的质量好；但另一方面可能不受欢迎。

天则所是由三驾马车领导的，有张曙光、盛洪和我。我们三个人也经常有矛盾。幸亏大家都是君子，没有拉一帮打一帮，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或造谣中伤别人。矛盾放在桌面上，争吵一番，事后就过去了。我体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我们三个人虽然年龄、生活习惯、教育背景、家庭出身都不相同，但是能够合作，就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更因为大家都是君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退休后谁来接班，天则所的危机是后继无人。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找到我的接班人，但是没有成功。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最近我把这件事想通了，找到理想接班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等我死后，或者天则所会解散，或者有风格不同的人接班，把它办成一个风格很不同的单位，甚至变成一个商业性的咨询公司也是可能的。

我办天则所遵循的原则是绝不侵占天则所的利益。如果领导想从所的业务里捞好处，没有不垮台的。在开始的几年里我做课题几乎都是不领报酬的（记账等于打白条）。到现在月工资3000元也算是很低的。我还以身作则认真缴税。在同事之间相处以宽容为原则，尽量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我还把一部分在外面讲课的课酬捐给天则所。近年来一年捐款上10万元。

扶贫与办学

我从小就对弱势人群抱同情心。这或者是茅家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茅以升就是一个心肠特别软的人，他帮助的穷亲戚不计其数，不管什么人求他，他总会关心。所以他一辈子赚的钱不少，可自己没什么享受。我在中学时有一个同学交不起学费，我就求妈妈能不能帮助他。那时候我们家也是穷，当然没有条件帮助别人。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在昆士兰大学教书，同时就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顾问，有了点富余的钱，就想着扶贫。开始是给希望工程捐款。1993年的一次捐款落到了山西临县的一个小山村，受援的小学生给我来信，说他们的老师是一位残疾人，对孩子们特别好。我感觉他可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汇款给他开办小额贷款。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扶贫办法。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植农民的自救能力。设立小额贷款基金可以持续使用，使更多的人能够受益。那一年我去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出差，见到汤敏，他介绍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的扶贫事业，而且他自己出钱帮助我的扶贫基金。以后我又向各方面的朋友募款，充实基金。其中有林毅夫、杨昌伯、石小敏、许医农、钟伟、俞建国、华运海、卢锋、刘肃平、王慧侠、单伟建、廖志扬、孙文盛等。扶贫基金从500元开始，逐渐增加到几万元，十几万元。大概在1998年，我开始向朋友借钱，扩大扶贫基金。当时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属于非法集资。但因为我们的基金是为了扶贫的，所以得到原谅。

这个扶贫基金的名称叫龙水头扶贫基金。所有的规章制度都由我制定，由我监督执行。我在北京遥控，来往的信件非常多，平均每星期一封，足够装一个麻袋。给他们汇款的条子也有一大摞。后来有了电子邮件，通信就很少了。1996年，也就是基金成立3年后，我头一次去了龙水头，那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拍电视叫我去的。以后每一两年去一次。去时也只能走马观花，不可能停下来仔细检查。时间长了难免出问题。我们这个扶贫基金虽然没有发生贪污腐化的事，但是违规放款是相当严重的。2002年，基金的服务面扩大到3个村，受益人数大约近3000人。制度上的松懈导致不良贷款增加，危及基金的安全。幸亏沈东曙加入我的扶贫事业。他逐步把基金的管理工作接过去，大力整顿，派会计师下去核对一笔一笔账，又多次在北京办培训班，强化培训，才使这个基金起死回生。现在小额贷款的扶贫基金已经扩大到4个地方，有山西永济、临县、北京和甘肃。贷款总数达700万元。2009年6月在永济注册了小额贷款公司，资金3000万元。其中有我们募捐得来的，也有企业家投资的。

龙水头的小额贷款基金是国内唯一由私人创办的，而且是吸收存款的扶贫基金会，所以它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的做法和尤努斯在孟加拉的做法有些相同，比如相当高的贷款利息率，放贷对象是农户；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比如我们没有采用多户联保，我们保证还款率的方法是坚守制度，改善小额贷款的文化。信贷员不得摆架子，要有真诚服务的诚意，让我国几千年从来没有享受过服务的农民真正感到有人在为他们的利益考虑。

另外一件扶贫的工作就是开办了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冬天，汤敏和我去临县检查小额贷款工作，在回北京的路上汤敏提出光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得帮农民进城，在城里找到工作。对农民来讲门槛最低的是家政服务业，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上岗。回到北京了解了家政服务员的市场，发现供不应求。于是我们决定凑钱办一个培养家政服务员的学校。我们5个人包括丁晋川、王皓等一共凑了30万元，就把学校办起来了，也找了一位校长和配套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在2002年3月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当时的学生有约40人。

可是只办了三四期，就招不着学生了。我们绝想不到中国这么大，农村妇女多的是，怎么会招不着学生。但事实就是这样。正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候，沈东曙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我们的扶贫活动。起初我们不信任他，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过。但是他打包票能够解决招生问题。我们半信半疑就接受了。后来我跟他去了安徽，见到省的领导，果然把招生问题解决了。所以说也是沈东曙让富平学校起死回生。

办富平很不容易，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有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又发生了我们的服务业所看管的两岁女孩，在自己家的客厅沙发上摔到地上死亡的事故。家长动用了黑白社会的力量敲诈我们，要我们赔款47万元。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和我们自己承担，用50多万元的赔款把案件了结了。通过这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社会秩序的缺乏，个人和企业之缺乏保护以及办企业之困难。但是这一切挫折都没有动摇我们从事扶贫事业的决心。2005年由沈东曙发起，试图登记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我负责筹款，先后一共募捐到1300万元。但是登记不成功。最后我们用这笔钱加上热心企业家的帮助办了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投资公司，专门用于发展小额贷款事业。2009年在永济开办第一个这样的公司。

我在富平工作7年，没有拿过工资，而且不断有大钱小钱贴进去。但是这给后来的继承者造成困难。谁愿意义务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我会找不到继承者，也永远脱不了身。所以到2009年春我改变了办法，拿工资了。

除了上面这两方面的扶贫活动，我们还做了临县的教育扶贫，改善民办教师的质量，补充教学用具，培训当地老师，出资帮助初中生升高中。这些活动都得到各界人士的帮助，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和壳牌公司。

我自己还做了不少帮助贫困的事，每年汇出去的汇款总有三五万元。其中最成功的是兰州刘肃平做的仁爱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我出资帮他们注册，成立一个组织，花了我几万块钱，他们能够发挥作用，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了上百倍。我除了捐款做扶贫，还捐款给天则所。

渐入老境

1970年，我40岁前后，第一次发现自己有老象。是在大同厂看电影，忽然感觉眼睛模糊。其实就是开始老花了。不过老花眼发展得很慢。和其他人比较还算好的。至今我不戴老花镜还能够勉强看报纸。到70岁生日的时候我的体力当然不像年轻人，但是还能够坚持早上跑步，要跑两三千米。但以后跑步就取消了，因为膝盖疼。前后加起来跑步跑了30来年，除了中间因为膝盖出毛病，中断过一两年，就没有断过。我打太极拳有近50年的历史。最初是在铁道研究院工间操的时候向同事梅志存学的。他也是刚刚在街道的体育小组学的，转手就教我们。当然水平很低。以后我自己开发，用心提高。我打的是吴鉴泉88式（或106式），我开发了镜式太极拳（或称对称太极拳），写过太极拳的锻炼日记，用热力学、流体力学来解释太极拳。一度兴趣盎然，但是后来工作一忙，就没有继续开发，现在每周只能打三四次，不能天天坚持。一是忙，二是懒。

游泳是我喜欢的运动。最早是1941年在全州中学时，学校后面有一条小河。夏天时我们天天在那儿游泳。以后就没有机会天天游。到现在有机会的时候我总争取游一会儿。但是我不敢冬泳，怕冷。

由于我爱好运动，到老也还算健壮。可是也未必，我太太从来不运动，年轻时多病，老了反倒健康起来了。可见和运动不运动没多大关系。

我到75岁时，在一般生活上没有感觉和青年人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听力减退，配了助听器，可是帮助不大，所幸视力还好，80岁时视力还有1.0和1.2。在75岁以后，慢慢感到衰老，走路越来越不稳。特别是开始有一种感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的尽头。做事老想着事业的结束，而不是开发一个事业，退的想法越来越强烈。81岁时还能够走动，可以随团去台湾旅游。但是再过两三年恐怕这一切都得停下来。我感觉80岁以后衰老在加速，衰老的速度和70多岁大不一样。

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

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30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一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人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尽。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地反省。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绝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两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个好处，但是有一个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世原则。要么是还处于一些缺乏理性的“文化大革命战士”，要么是还处于逆来顺受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不受限制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有待提高，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从而对症下药。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由于说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谁愿意冒这个险。

第七章 学界往事

经济学探险

茅于轼由一个工程专家改行去研究经济，既偶然又不偶然。经济学研究社会的致富之道，而茅于轼最初学工程的目的，也是想用技术知识报效祖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茅于轼曾经很用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可是越学越糊涂，他的理工思维方式很难理解那一套逻辑。到后来，当他开始深入研究最优化问题的时候，他越来越接近真正的经济学殿堂。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茅于轼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学术探险。当时，他参加格尔木至拉萨窄轨铁路选线工作，随后又碰到铁道部淘汰蒸汽机车、引用内燃机车的利弊分析，涉及一系列经济学深层次问题。往前追溯，由于驾驶火车机车的经历，他一直在思考机车的最优操纵问题，即如何驾驶机车在保持正点的情况下使燃料消耗为最小。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数学中的规划问题。

所谓规划，就是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值。例如，一个人购买粮食和蔬菜的收入有限，这就是一个约束条件，它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表达。把粮食和蔬菜的营养价值加起来，可以用一个代数式表达，这是目标函数。如何用有限的收入获得最大的营养，这就是规划问题。线性规划是指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的方程都是直线方程，而如果规划问题涉及曲线方程，就变成了非线性规划。“线性”就是直线的意思，“非线性”就是曲线的意思。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茅于轼天天在思考非线性规划的生活原理是什么。解决非线性规划的基本方法拉格朗日乘数法很多人都在大学的数学课本中学过，但它的经济意义是什么，没有人能讲清楚。在思考、运算、推导这个问题的日日夜夜里，茅于轼走进了曲折迷人的学术仙境，他描述道：“你会感到无穷美妙的景色在向你召唤。到那时，你变得废寝忘食，整个身心被一个目标所吸引，变得身不由己，无法摆脱。你还可能几次误入歧途，成天成夜地思索着，是哪个逻辑环节上出了毛病。这样经过几天、几周的折磨，忽然一切矛盾全部解开了，你终于从黑暗中走出来，发现了桃花源。”

茅于轼在深入的思考中终于找到了答案，经济学的大门向他打开了。他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经过潜心钻研，于1979年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这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中外经济学教科书中从来没有将经济学的问题直接按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思路提出来过，茅于轼的发现使他从一条捷径来到了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刘景惠是茅于轼从1976年到1983年在铁道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经济室的同事，是茅于轼的事业出现转折的见证人。据他回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左”的残余影响，不少人仍把当过“右派”的茅于轼看作另类人物。党员出于“党性”，要和茅于轼划清界线；一般群众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也要和茅于轼保持一定距离。

有一次，运输经济研究所请中央党校的教员来作国家经济改革方面的报告。在报告结束后，主讲人请大家提问题。于是，茅于轼对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结果主讲人解释半天也说不清楚。这时在场的所党总支书记当即站起来警告茅于轼：说话要注意分寸，超过一定限度要自己考虑后果……作为旁观者的刘景惠也感到了某种压力。

刘景惠回忆，茅于轼干事专一不二，时间利用率很高。每天一上班，就坐在办公桌前，不是看书或资料，就是写作（包括抄写资料）。当时他们那个大办公室有10余个人，常常有人闲聊天，他不大参与其中。报纸他是必看的，但只看时事、带有学术内容的文章和对科研工作有价值的各种信息。除此之外一般人所关心的趣闻之类他是不看的。也正是因为他干事精神十分专注，不为外物所累，不为琐事分神，工作效率才会高。

刘景惠对茅于轼的学问和品德十分钦佩，而且这种敬仰之情常常流露在众人面前，这让他常常莫明其妙地挨一下整。比如他作为主要成员之一参与的课题曾经获得科研成果大奖，但获奖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这表面上似乎是个疏忽，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惩罚。不过刘景惠对此非常坦然，“我把和茅先生长期共事看成毕生最荣幸的事，先生所传授的知识和在思想品德、思维方式等方面对我的熏陶，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

随着“解放思想”运动的深入和言论环境的放松，茅于轼在铁道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的学术活动日益活跃。他先是担任经济室学术小组组长，后来又成为运输经济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他在部室里给同事讲授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连邻近的北京铁道学院老师也来听课；他每周组织固定的学术活动，把活动时间张榜公布，并动员所有人积极参加；他还邀请室外专家来做报告，开办不定期和系统的学术讲座……这些努力使压抑多年的学术活动顿时解放出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火热的景象。后来作为典型，茅于轼被邀请在全院范围内介绍他们的学术活动经验。

不过，由于日益转向了对经济理论的专业层次的思考，铁道研究院的环境已不再适宜茅于轼作进一步的研究。

铁道部是典型的国有大企业，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在铁路部门都有充分的体现。新中国铁路号称半军事化，对下盛行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对上（对国家各级领导人）唯命是从。在铁路系统这个典型的计划经济部门，专家、学者在有关铁路技术经济发展的决策中，经常是充当可有可无的配角。如果不是领导授权或得到领导赏识，个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独立见解从来是不受重视欢迎的。另外，从小环境来说，有一些人出于嫉贤妒能所设置的障碍，以及单位体制问题等等，限制了茅于轼发挥其长处。

1982年，茅于轼入选国家科协组织的能源政策代表团出国访问，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但他在办理手续的时候受到刁难，铁道部的外事单位直到最后一天才同意办理。另外茅于轼所在部门的领导也跟他产生了分歧。有一次茅于轼应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撰写一篇论文，该论文获奖，茅于轼拿到约4000加元的稿费，但因为他没有“上缴组织处理”，受到了领导的追究。其实当时国务院已经明确规定，研究人员在国外发表文章所得稿费归本人所有，只不过个别领导犯有红眼病而已。

茅于轼离开铁道研究院带着极其复杂的感情。虽然在这里他挨整、挨批、挨斗，连住房也不分配，在学术活动中不时被压抑，但是这里是他成长起来的地方，他和周围的同志们有很好的关系，并得到群众的拥护。所以他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究竟要不要离开这里。最后使他下决心的是领导对人才的轻蔑态度，终于作出了离开铁道研究院的决定。

1984年9月，茅于轼从铁道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从此，茅于轼从身份上也完成了由工程师到经济学者的转换。经济学家樊纲的一段回忆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

“我1985年在哈佛大学认识茅于轼老师，不久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聚会中，就听他相当简洁却非常系统地讲述了自由定价机制为什么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市场均衡又为什么会具有‘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福利性质。……在他之前，我除了在西方经济学的书本上读到过‘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之外，没有听到有哪位中国经济学家比茅于轼老师更早对这一概念进行过阐释和介绍。”

“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1981年到1984年间，茅于轼在铁道研究院给研究生讲授微观经济学，吸引了很多外部人员来听课。其中有经济院校的老师，还有一些优秀学子。当时宋国青在北大读书，看到茅于轼发表的关于择优分配原理的文章，写信前去交流，于是就认识了他。茅于轼周围形成了一个研讨经济学的圈子，包括宋国青、张维迎、平新乔、张敢明、范正平等人。

1981年，茅于轼在《经济科学》上看到一篇讲述边际收益递减和择优分配原理的文章，作者叫王国乡，当时在郑州工作。茅于轼感到惺惺相惜，立即写信，开始了他和王国乡以择优分配原理和物价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学术交流。茅于轼多次邀请王国乡当面讨论问题，希望王国乡能加入他身边自发形成的学术圈，为此他曾经为王国乡进京工作的可能出谋划策。此外，茅于轼竭尽全力向经济刊物推荐王国乡的文章，还推荐王国乡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有一次，为了便于王国乡把论文寄给《经济研究》发表，茅于轼特意让自己的夫人帮他描绘了7张精美的配图。

多年以后，王国乡在回顾他和茅于轼的这段交情的时候说：“茅先生给我写这些信时，我刚刚因错划‘右派’改正，在学术界毫无影响可言。而茅先生却不远千里频频写信给我……茅先生对我的热诚帮助只是他一贯扶助学界新人的品格的具体表现。”

张敢明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研究生。那是1978年秋，百废待兴，课程设置和教学秩序正在恢复。他报考的是哲学系，而大学专业则是“工业与民用建筑”，录取时，学校又调剂他到工业经济系就读。一时间仿佛四面无靠，心里七上八下。到1981年早春，他对经济学从一无所知到略微开窍，系统学习充其量不过两年。当年秋季就要完成的学位论文，连题目还未定下来呢！

像荒野中寻路的行者，一天，张敢明在焦虑中到图书馆东翻西看，试图寻找“路标”。临近闭馆，仍然迷茫不知所措。忽然，《经济研究》杂志（1980年12期）一篇名为《择优分配原理简介》的短文映入眼帘。匆匆一阅，那清晰的思路和简洁的叙述令他爱不释手。“就在这条思路上找题目”顿时形成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至今张敢明还清楚地记得看完“简介”后的第一反应：一个最优化的数学原理，不知是国外哪个大家之作，好是好，还不知原文怎么去读。一查看署名：茅于轼，又惊又疑，是个中国人!再细看，其工作单位铁道研究院，竟然就在北京，与人民大学同属一个城区。

第二天，张敢明净面更衣，冒昧登门求教。当时电话还不普及，既无预先联系，也无熟人介绍。在忐忑不安中，他迈进了铁道研究院运输所经济室的门槛。这是一间偌大的办公室，一个挨一个地摆满了10多个办公桌。一些人正在伏案工作。室内宁静而严肃。他环视室内，鼓足勇气询问哪位是茅老师。也许是初登大雅之堂，也许是过于期待，心脏仿佛咚咚作响。蓦然间，在他眼睛没有注意到的方向，传来一声“我姓茅”。张敢明这才把目光聚焦于一个站起来的瘦高男子，说明是来请教择优分配原理的学生。唯恐被认为是给人添麻烦，正在担心被一口回绝时，眼前这位先生亲切地让他坐下，稳重地移步到一个摆满暖瓶的公用茶几前，为他沏茶倒水。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如同接待故乡来的本家子弟。

待细加端详，张敢明明显感到这是一个受到大家尊重的人，也许是个领导？他说话声调不高，缓慢而清晰。最突出的，是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注视着谈话的对方，静静地倾听。如此场景令张敢明多少有受宠若惊之感，不经意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说话也随便起来。记得他的问题中有一句很冒失的话：“这个原理究竟是否你的原创，还是对国外名家的介绍？”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还直眨眼睛。一番简短的交谈之后，茅于轼给了他再次交谈的承诺。时隔多年，那天是怎样走出来的，张敢明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但怎样走进去的，却一直历历在目。就这样，他算是结识了“最优化原理”的这位大作者。

之后，茅于轼成为张敢明的论文指导老师。张敢明初步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择优分配的最优化原理在基本建设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涉及择优分配原理在标准投资回收期、投资方向、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宏观效果评价、基本建设战线调整、规模与效果之间的关系、基本建设自身结构、工期及基本建设产品质量、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最大基本建设规模等10个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属于“热点问题”。写好后，张敢明自我感觉良好，拿去给茅于轼看。茅于轼说，应用范围虽广，但都不够深入。军事上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与其诸多问题泛泛而谈，不如就其中一个问题深入讲透。他帮张敢明一同思考，最后确定就上述第十个问题“最大基本建设规模”深入研讨，拟定论文名称为《积累率控制模型探索》。

这篇文章对当时国家主管部门和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积累率问题，以理工科的严谨给出的分析结果是，我国积累率应在21.6%与28.8%之间为最优，至于偏向区间的哪一头，取决于即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偏好，但无论如何不应超出这一范围。在论文答辩中，虽有人反感（不习惯使用数学方法），但因过得硬的推理和结论得以通过。不久，国内学术界在西安举行全国第一次数量经济学年会，这篇论文入选，会后被收录于《理论研究》杂志（1982年4期）。从形式上看，这个模型对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做了改进和推广，因此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反响，张敢明还收到了美国罗得岛州立大学合作研究的邀请。再往后，经人民大学龚德恩先生从数学上进一步完善，改写为《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我国的积累率问题》，发表于《信息与控制》杂志。数年后，“积累率控制模型”被科学出版社以及至少5所高校分别出版的“经济控制论”类教材所收录，也引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重视。

张敢明多年以后回忆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茅于轼的帮助，他挣扎一番也还是能毕业的，但不会有高水平的学位论文。或者说，这篇论文其实反映了茅于轼在经济理论上的水平，他只不过借此安排了一次“老师引进门，修行在自身”的训练。

除了张敢明，当时聚集在茅于轼身边的有好多年轻人，如宋国青、张维迎、梁天征、粟树和等，一起探讨经济学的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生活还不富裕，茅于轼对他们这些穷学生不但毫不见外，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于饭前饭后讨论书本上的学问和现实中的一些课题。有时聚会的人比较多，茅于轼的夫人赵燕玲上茶上菜格外忙，茅于轼则主动夹菜夹肉给每一位客人。有一个时期，大家甚至感到会定期受到邀请去茅于轼家“讨论问题”，同时足吃一顿。有一次，张敢明自己都觉得吃相太过，有点不好意思：“说来那时真有些傻，还以为我们对他有多么重要。后来才明白，这是茅老师以自己有限的工资，有意识地给学生们改善生活，补充营养。”

茅于轼对青年学生的关心还表现在他的悉心挂念。1981年夏天，当时在北大上学的宋国青有一段时间没到茅于轼家做客，百忙中的茅于轼居然觉察到异样。当时学生宿舍没有电话，茅于轼担心他会不会生病，不顾骄阳似火，戴着草帽，专程骑车几小时，亲自上北大探望。当知道宋国青正在赶写一本著作而紧张忙碌时，茅于轼才放了心，并反复叮咛他注意身体。茅于轼还经常送大家一些学习用具，譬如质量好的钢笔、文具等，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对正在就读的青年学生而言，是很需要而自己又舍不得买的。

“茅老师经常给大家这个那个，他却从来不要我们的任何东西。”张敢明回忆。有一年春节，他回陕西宝鸡探望父母，说起茅于轼，父母提醒他将地产名品西凤酒带两瓶给恩师表示谢意，特别叮咛以酒谢师是古往今来的尊师传统。可回到北京，茅于轼无论如何不收，说自己不喝酒，还说按照择优分配原理，应把它分配给更需要的人。

在茅于轼亲切关怀下，这些青年学生不但在学问上大有长进，而且有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和一种心理上的恬静，如同身边有个随时可以解难救急的宽厚父兄。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在茅于轼手把手的引导下，张敢明进入了数理经济学的大门，并且成为较早传播这类学问的研究人员之一。

1981年秋季，张敢明毕业后，被分配到原国家建委经济研究所。因机构改革，他的工作又变动到国家建设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单位。1988年，他被选调到国家体改委，进入中南海办公。直到1992年又因工作需要调入一个机要单位，因工作的特殊性质，同茅于轼的来往少了许多。

张敢明回忆，就他亲身所感、亲眼所见，茅于轼与青年学生和中年朋友交往的事例很多，都是茅于轼给予大家，没看到也想不出大家给了他什么。按照人生常识，长时期的单向给予，只有父母对子女才可能，连兄弟姐妹之间都难以做到，“可茅老师做到了，做得很平静，做得很自然，做得无悔无终。”在张敢明心中，茅于轼对他和很多人的长期关怀，无私给予，完全称得上“如兄之友，如父之师”。

怀念杨小凯

20世纪80年代初，苏式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统天下，懂得数理经济的人寥寥可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茅于轼认识了具有共同学术思想的杨小凯。

杨小凯在20世纪60年代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引起了政治高层的关注。后来康生要追查这篇文章的后台，年仅16岁的杨小凯被判刑10年。在狱中，杨小凯苦读《资本论》，并自学数学、经济学，掌握了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基本方法。

1980年，杨小凯出狱两年后，以自学的基础知识从湖南直接考上了社科院的经济研究生。在见到杨小凯之前，茅于轼就听说过他的名字，杨小凯写的一篇介绍效用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新鲜，给了茅于轼很深的印象。他也把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寄给杨小凯。

杨小凯和茅于轼头一次见面，是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会议上。那时杨小凯已经被社科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录用，但由于缺乏知音而苦闷，所以他和茅于轼一见如故。杨小凯告诉茅于轼，他从头到尾地、逐字逐句地读了他的“择优分配原理”的油印稿。同时，杨小凯谈了他对分工理论的想法。他说，分工对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但是自从斯密以后，很少有人研究分工，经济学家都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这是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所以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这番理论使茅于轼豁然开朗，马上感觉到他可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后来杨小凯去了美国，曾经和茅于轼讨论博士论文做什么题目，茅于轼坚决主张他做分工理论的研究。而杨小凯的分工理论，也被茅于轼写进了《择优分配原理》一书中。

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数量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担当小组长。参会的包括许多20年后成为大经济学家的人物，有张维迎、田国强、杨小凯等。虽然那时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茅于轼明显地感觉到这几个人是不同寻常的。那次会议也是传统马列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较量。当时主张马列经济学的人还占着绝大多数，主张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论的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已经感觉自己的道理讲不太清了，不少青年学子从传统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

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杨小凯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所处的边缘人的地位，同时与妻子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不过他与茅于轼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茅于轼回忆：“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帮他买书，说我买什么书，也帮他买同样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1983年底，由国际知名经济学家邹至庄推荐，杨小凯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请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茅于轼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杨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还有共同的学术追求，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1985年茅于轼参加社科院的组团头一次去美国开会，这次研讨会大约有两周。其间茅于轼接到杨小凯的通知，要他参加中国留美同学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于是，在集体公务活动结束后，茅于轼单独留下来前往参加成立大会。会后茅于轼和汤敏、杨小凯两对夫妇，还有杨家的女儿小溪，一起坐着杨小凯新买的二手汽车，从纽约开到普林斯顿，一路畅谈来到美国后的种种感想，还谈了对杨小凯论文的设想。老朋友在国外见面，非常高兴。那次会上于大海被选为会长，茅于轼也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中国青年学子。

1986年，茅于轼第二次去美国，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去访问。飞机到达的头一站就是纽约，茅于轼住在亲戚家里。首先就是打电话给杨小凯。杨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望茅于轼。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得到老朋友的热情关心，感到非常温暖。茅于轼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有多次见到杨小凯的机会。

在茅于轼眼中，杨小凯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每天紧张地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精神非常集中，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学者。当茅于轼和他在一起，是他难得的放下工作的时间，和茅于轼谈天可以说是他的享受。如果一起出去吃顿饭，更是难得。

离开美国之前，茅于轼去看杨小凯，和他们一家三口（夫人吴小娟以及女儿小溪）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他们一起去逛超市。对杨小凯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小娟说，小凯好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过。从孩子的欢喜雀跃可以看出来，他们很少去逛超级市场。茅于轼还劝小溪要打扮自己。那天小娟还去穿了耳环眼，可惜后来发炎，没有成功。三四年之后，他们去了澳大利亚，这个耳环眼才重新穿成功。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他有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茅于轼1990年受昆士兰大学的聘请，去教授微观经济学，才有机会再见到他。茅于轼到澳大利亚后，立刻和他通了电话，在那儿见到阔别多年的杨小凯一家。那时杨小凯和小娟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小凯非常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得近乎溺爱；小娟则一面忙着带孩子，一面还忙于工作。临走时，茅于轼买了一个很普通的饰物送给小娟。小娟有些感慨：她和小凯结婚这么多年，他还没有给她买过一件饰物。在茅于轼看来，杨小凯把心思全都用在了学术上，对自己的生活太马虎了。

由于天资加勤奋，使杨小凯成就和影响日益扩大，在国际学术界声誉鹊起，茅于轼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写了一篇文章《从资源配置到分工理论，从价格到制度》，首先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他的理论成果。

择优分配原理是边际分析，杨小凯后来发展了超边际分析。在数学上讲，一个是用的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一个是用的Kuhn-Tucker Method。后者是前者的扩充。它不但把内点边际上的最优解考虑进去，而且把零点解也考虑进去。所以叫做超边际分析。边际分析是解出各种资源的用量，但是没有回答哪种资源应不应该用（是不是等于零）。只有超边际分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杨小凯不但考虑生产，而且考虑消费。再把两者等同起来。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它解决了分工问题，解决了消费多样化问题，和社会生产的专业化问题。

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由于能够内生专业分工，所以就突破了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当企业的规模扩大，边际收益递减之后，会生长出专业化分工的新企业，边际收益递减就被突破。这在经济学里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古典经济学只承认收益递减。然而其结果将会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结构。这不符合现实。所以经济学家都想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杨小凯做到了。他不但保留了内点解的收益递减，又引进了角点解的收益递增。正好像爱因斯坦在微观层面保留着牛顿力学，同时又引进了宏观层面上的相对论。他们的特点都是新的理论涵盖了旧理论，而不是放弃了旧理论。

1990年10月，茅于轼从澳大利亚回国访问。当时杨小凯很想回国来，但国内对国际交流有许多限制，没有把握当局同意不同意，所以委托茅于轼帮助他打听。经过多方面的沟通，也随着大环境的改善，终于成行。茅于轼曾经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请杨小凯回国来讲学。但是领导不置可否，使茅于轼不得要领。大概是怕这个有争议的人物造成麻烦。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发展学术方面存在着障碍。

茅于轼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后，杨小凯成为天则所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所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报告。讲的是如何将他的专业化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用于经济周期研究和发展经济学。茅于轼评价，他的理论有革命性的意义，是经济学的划时代的进步。他认为杨小凯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杨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作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当时天则所的地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这样溢于言表的尊敬和亲近之情，正是两人多年友谊的生动写照。

“后发劣势”是杨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彰显了杨小凯忧国忧民的情怀。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所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当局的骄傲自满，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形。

2002年，茅于轼听说杨小凯得了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让他无法接受，“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从那以后，茅于轼没有机会再见到过他，但是通信还保持着。杨小凯皈依了基督教，信教彻底地改变了他。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茅于轼觉得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锋芒毕露，眼光犀利，而是温和平静，宽容同情。

2004年7月，杨小凯离世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中国经济学界。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知道他去世，虽然并不突然，但是一旦成为事实，心里一阵悲痛。”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追悼会上，茅于轼所写的悼词是：“你一生都在向最高峰攀登，这个精神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茅于轼对杨小凯的离世久久不能释怀，先后写了3篇缅怀杨小凯的文章。在杨小凯逝世3周年时，他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我们纪念小凯，主要应该继承他的学术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留美经济学会

1985年，茅于轼访问美国，同时出席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他成为这个学会以及很多海外学者与国内经济学界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当时很多人的经济学素养还相当粗浅，但是都有敏锐的经济观察能力。有意思的是，后来学会名称中的“同学”换为“学者”，一大批学术精英脱颖而出，茅于轼由此见证了中国经济学的巨大进步。

留美经济学会成立后，茅于轼为它做了许多工作，为此他被评选为学会的荣誉会员。他从1987年就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并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1989年，茅于轼和留美经济学会成员汤敏开始编辑《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系列（1989年、1993年、1997年分别出版一、二、三集），这套书多次加印，几乎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书中收入了杨小凯、钱颖一、田国强、陈平、易纲等一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员的论文，介绍了超边际分析、企业理论、非线形经济学、对策论、实验经济学等新兴成果，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影响深远。

于大海是留美经济学会第一任会长。在学会成立的前一年夏天，他随世界银行代表团回国访问。行前，杨小凯给他介绍了几位在北京的朋友，包括茅于轼。到北京后，茅于轼给他安排了一系列活动。

他印象最深的是茅于轼为他安排的在国务院经济中心的小型系列演讲。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仍很沉闷，理论的研究局限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诠释。由于受斯大林著述的影响，连价值规律甚至商品的概念都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与经济改革的实践完全挂不上钩，所以参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何维凌、宋国青等人，很是希望引进西方的经济理论。

茅于轼虽然年纪大些，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兴趣却是比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于大海只有23岁，进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才刚满一年。茅于轼听说他书读得好，所以一个劲儿鼓励他讲。他简直把于大海当成了偷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于大海当时只能讲得出宏观控制的一些基本理论，如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等，对这些理论在中国能派上什么用场并不清楚。但茅于轼仍鼓励他，说他讲得很好，以后回来再接着讲。茅于轼对新思想、新事物的求知欲和对年轻人的爱护，再次展露无遗。

1985年5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茅于轼向大会提交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曲折道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的论文，还多次发言。据老会员徐滇庆回忆，他应邀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国内改革开放的情况，还语重心长地说，成立一个学术组织一定要注重制度建设，要有健全的规章。有了好的制度，这个组织才能持久运作下去，否则，当发起者因各种原因离去之后，这个组织就会名存实亡，或者干脆消失掉。当时，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讨论会章细则，只是简单地列出几条，大家通过一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这样草草开张了。

1986年夏，留美经济学会在哈佛大学召开第二届年会。茅于轼再次参会，他在会议上对学会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徐滇庆说，正是在他的倡议之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始者们开始认真地思考制度建设的问题。在北美，大家所处的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没有所谓的组织，也没有上级指定的领导。每个早期出国留学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有些人甚至自命不凡，桀骜不驯。如何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干出点事业来，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每个会长只干一届，学会既不能搞个人或小集团垄断，又要保持它的连续性和学术水平。如何才能保证学会健康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坚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受外界来自于“左”的或右的各种干扰，这些都没有前例可循。

当时，在北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组织，许多组织昙花一现，有些打着民主旗号的组织其实根本不懂得民主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群经济学者，能不能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一个学术组织，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趣的一个试验。“茅老师在这场试验中起到了旁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徐滇庆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制度建设。一旦通过民主原则确定了制度，无论是会长还是理事都要自觉地遵守，有不同意见，则在下次年会上提出讨论。通过不断修改、补充会章和各种制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逐渐走上了轨道。

后来，有许多留美经济学会的会员陆续回到国内，大家认为有必要在国内成立一个分会，和国内会员保持密切联络。1988年陈平和徐滇庆回到北京，请茅于轼负责国内分会的联络事务，这是一个只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的活，他毫不迟疑地承担了下来。由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经费非常紧张，只能每年提供400美元，茅于轼将这点经费单独列账，每项开支都记得清清楚楚。茅于轼担任国内联络人期间，曾将学会的通讯在国内重印了传发，并组织过多次国内会员的联谊活动，为学会的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94年，徐滇庆接任学会会长，跟茅于轼有过一次谈话。茅于轼非常认真地对他说：学会马上要庆祝成立10周年了，第一批老会员的奉献精神非常可贵，但是总有一天这些老会员将逐渐离去，当新的会员接手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学会的传统？是否会出现某些人利用学会谋私的现象？学会虽小，但是也要防止“人治”，要建立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这不仅对学会本身有意义，也是在大家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一个试验。“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学会都治理不好，还讨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显然，他把许多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到了学会的建设上来。

听了茅于轼的话，徐滇庆非常感动，在和陈平、田国强、文贯中等人商量之后，他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来修改、完善学会的章程和各种制度。他们把学会的财权从会长手中分离出去，单独成立了学会的财务委员会，并且建立了对会长和理事会的监督、弹劾制度。“由于留美经济学会的制度健全，因此，在海外各个学术组织中留美经济学会运作得最稳健，最有成效。至今仍然很好地保持着连续性。”徐滇庆说。

在徐滇庆眼中，茅于轼始终是一个见解准确、犀利、思辨逻辑性特强的学者。和茅于轼在一起，似乎不觉得他是长辈，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风平易近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只要有茅老师在，我们就依然年轻，依然充满着理想和活力。”这也许是茅于轼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另一个贡献。

第八章 播种观念

《择优分配原理》的背后

1975年，中央打算修建一条青藏铁路。这条铁路起自格尔木，计划通到拉萨，全长1200多公里。为此组织了一批专家对这条铁路的设计作技术经济评价。茅于轼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忙着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为政策的变幻做出种种政治上的诠释。茅于轼则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工程师的眼光，以及深厚的数学修养，领悟到经济学的核心的本质是数学规划问题。

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个人潜心构造他的经济学世界，终于在1979年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茅于轼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他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此后，他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并和自己的想法参详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直到1985年，茅于轼应“走向未来丛书”主编金观涛之邀，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回首遥望，距离当年的思想萌芽已有10年之久。

“十年磨一剑，剑光照人寒”，这本书1985年出版，1998年再版，2008年又再版，累计发行有10万册以上，对很多人走向经济研究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张维迎1987年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上撰文评介此书，称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青年经济学者何帆在大学时读过这本书，他回忆：“这次阅读是一次神奇的思想探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经济理论的魅力。”

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优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从理论上讲，实现最优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计划者事先计算出统一边际收益的数值，再按这个计算结果制订计划，调配社会资源。问题在于，复杂经济系统中边际收益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求出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一边际收益。理想状态中的计划经济神话不过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事实上，计划者总是误把平均收益当成是边际收益，创造出许多拍脑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关系，用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堵塞了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调整的渠道，造成了我们熟知的浪费和低效率。

只有另一种办法，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行得通。因为，按照择优分配原理，无论我们是从哪一种初始分配出发，追求自利的市场参与者总会充分利用价格信号，不断做微量调整，将边际效益低的投入改用于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由于普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公理，最后一切投入的边际收益都会趋于一致，从而达到了最佳分配。从学术贡献来看，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把微观经济理论直接建立在数学规划的基础上，使经济分析的前提条件和逻辑推理都表述得更为清晰，同时也把微观经济学的制度背景从隐含表述为明显。

经济学者平新乔1986年前后读到这本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员，但都没有感到过微观经济学之“妙”，只是觉得其高深，需要数学。1985年冬，他买了一本装帧素雅的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在短时间内读了两遍，才第一次感受到微观经济学之“妙”。从此，他真正喜欢上了微观经济学。

现在看来，这本书所阐述原理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茅于轼在阐发这些基本问题时所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思维，让平新乔深深折服。《择优分配原理》的写法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着一系列问题展开，娓娓道来：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为什么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问题在今天似乎全部存在。经过一个轮回以后，在《择优分配原理》所呼唤的价格改革已经在中国发生了之后，资源配置的基本问题又一次凸显在中国人面前。

平新乔是第一次从《择优分配原理》里知道，价格变化的收入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分离，原来可以用来分析价格改革中的“明补”与“暗补”，第一次从《择优分配原理》中获知，拉氏乘子拉姆达原来便是资源定价的基础，第一次知道“有计划按比例”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原来离不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边际递减”原则。另外，第一次知道“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是平均成本最低点”这句话原来可以用来说明，就平均成本来追求平均成本最小是不行的，第一次知道“偏好显示理论”原来可以与生活里的价贵买少这一常识相对应，第一次知道成本函数为凸的精妙，否则，人们可以一亩地产10万斤粮甚至无穷，一切经济配置的必要性都会荡然无存……学微观经济学的这许多个“第一次”，都来自1985年冬那次短暂的读《择优分配原理》。

后来，平新乔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授微观经济学时，向学生介绍这些心得，得到过学生们的赞许。大家这才知道，微观经济学的数学表达如斯拉茨基公式，拉姆达因子、C2＞0、一次齐次生产函数与欧拉法则，原来并不是凭空乱造，而是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进行严肃、抽象的思维结晶，否认经济学的数学表达与数学思维的必要性，该会阻止自己接受新的理论成果。因为这本书，平新乔认识了茅于轼，他后来去美国留学主修微观经济学的过程中，还得到过茅于轼慷慨解囊的相助。

多年后，平新乔感叹：“读到《择优分配原理》是我的幸运。它影响了我以后这12年的学术方向的选择。”“本人孤陋寡闻，不知道20世纪中国人写出过几本经济学著作会传到下个世纪，但我相信，《择优分配原理》这本书会传到21世纪。”

经济学传道士

深入浅出是学问之道的高级境界。一个学者研究问题如果真正透彻，有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必然可以通过口语和事例表达出来。茅于轼说过：“经济理论必须逐条地都可以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他对经济问题的解析总是贯穿着切实简洁的逻辑美感，这使他成为一个受众广泛、对普及经济学有卓著贡献的“传道士”。

1986年茅于轼在美国游学访问的时候，一些朋友问他，作为经济学家，如何解释中美两国的差距，“为什么大家都想往美国跑？”这些问题成为他在美国生活期间细致地观察和思考的对象。回国后，先是有编辑约稿，他应邀作文，后来他越写越有兴趣，从就业、生活、制度、价值观到宏观经济全面介绍美国的经济体制，最后汇成了一本精炼生动、反响巨大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这本书于1992年和1998年两次出版，到1999年的时候累计发行了5万册以上，以后多次再版，且不断有人继续求购，足以说明它的魅力所在。这本书讲述的是经济学知识和原理，内容却轻松怡人。它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语言引人入胜、观点精炼、思想凝重，使无数的普通人醍醐灌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观念洗礼。

以后，茅于轼又出版了多部受欢迎的经济学文集。对于茅于轼作品广受欢迎的现象，一些媒体上出现的评论作出了很好的注解。《南方周末》评论：“茅先生有的论述不只是有理，而且大出常人意表，经他明示，大有醍醐灌顶之感。”《中华工商时报》评论：“茅于轼先生以他的文章和人品逐渐为学人所倾倒，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中国经济时报》评论：“其家常式的经济学随笔，说的虽是日常琐事，却往往折射出一些惊人的启示……”

茅于轼常说，他的写作能力主要来源于《古文观止》。另外，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读过一本苏联的心理学教科书，里面讲述记忆形成、注意力控制、逻辑思维等心理学问题，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老同事刘景惠说，茅于轼写文章大有学问，他写文章一般总是一次完成，很少见他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他是讲究文字简洁，遣词造句不尚浮华，达意而已。很少用漂亮的形容词或流行的新名词，至于成语、典故，如不是十分必要也很少用。但因行文寓意深刻、逻辑性强，表面看平铺直叙，实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使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开卷有益。

他在论述经济问题时常有奇思妙语：“1个竞争者比10个物价监督员的力量还要大……”（垄断问题）；“如果财富不归生产它的人所有，而是分配给了将钞票锁在抽屉里的人，生产财富的积极性就要受打击。”（通货紧缩）；“人可能会感觉饥饿，或身上某处发痒，而集体或国家则不可能有这种感觉。”（集体主义）。这样微言大义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由于茅于轼擅长用通俗直白、精炼生动的语言去讲述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所以不止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偶然接触到茅于轼的经济学作品，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在生活经验的共鸣中享受到知识和智慧的美感，从此后，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甚至改变了往后的生活轨迹。

龙希成在1996年到1997年间是茅于轼的助理。他回忆，是因为读了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就去找他；然后，跟他去天则所听讲座，有机会进入天则所工作；之后，因为有了在天则所工作的资历，才有机会到三联书店和南方日报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工作；最后，因为有了这些经历，才去清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我的人生旅途上，茅老师起到分水岭的作用。”

徐昌生是江西博能集团副总裁，也是一位热衷于传播经济自由主义的财经评论作者。他刚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打倒“四人帮”，国内掀起了一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他也自学了政治经济学，但对书中“资本主义一定会灭亡”的说法感到有些牵强附会，觉得这样的理论无非一些冠冕堂皇的说教。由此认定，所谓经济学（那时候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简缩）其实都是一些文人学者瞎编滥造的学说，都是一些没有逻辑经不起推敲的纸上文章，它们不是真科学。

大学毕业，他辗转反复后谋得县政府办秘书一职，跟随多任领导鞍前马后参与经济决策，写过指导下面经济工作的讲话稿无数；“但说实在话，除了得益于自己的文字基本功较好以外，我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几乎没有能够在工作中直接应用的。”正因为所学经济学（其实是政治经济学）知识与他所从事的经济工作没有丝毫关联，他对经济学是伪科学的信念就一直没有动摇。

后来他下海经商，一次出差途中，担心旅途无聊，上车前买了一本《生活中的经济学》用于解乏，没想到一下子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书中阐述的一些日常现象背后的深刻道理令他茅塞顿开。由此，他对茅于轼的经济学著作开始关注，“凡是他的作品我是非买不可，哪怕其中有些文章会有重复，哪怕有些文章早已在网上读过。”

通过对茅于轼著作的系统阅读，他窥视到了经济学的别有洞天，体会到了有一门学问与日常生活如此紧密相连，领悟到市场经济虽然并不完美，但却是目前人类最好的经济制度。从此，他走上了业余研究和传播经济学的道路。

张文学从事的职业是计算机软件研发，是纯理工的专业。1999年，当时指导他学习经济学的老师让他去买一本《生活中的经济学》，说此书是微观经济学的杰作，熟读此书，就能理解经济学中的很多道理。从此，张文学便和茅于轼的思想和著作结缘。

张文学是茅于轼众多普通读者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因为有了基础的经济学学习，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已经全然变化了，看问题的角度也更为广阔，不再那么偏激和狭隘，“也许我终生也不会从事经济学研究，可是不妨碍我学习它，不断思考人生的道理。”

茅于轼有很多的社会活动，但他强调，自己的最大价值是在写作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笔来普及经济学。“如果研究诸多历史经验以及事物背后的经济规律，不仅现在大部分错误是可以提前避免的，而且人们可以做得更好。”他的书和文章就是为了增加人们的“纠错功能”，告诉普通读者中国人该如何致富，如何有一个好的道德前景。

茅于轼最希望的是政府官员能看到自己的书，因为他们影响中国的发展。“还有就是学生，他们有可能是以后的政府官员。”

站在风口浪尖

2008年12月24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茅于轼在会上发表观点认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茅于轼特别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他对这一政策表示反对，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其实，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市场能够最优地分配资源。用一条红线来分配资源，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真正懂得经济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一政策的错误。

这次会议的内容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在网络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向茅于轼飞来。攻击者说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很多，2008年前后，茅于轼赞成高校学费提高的观点，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还有反对经济适用房的看法，都引发了网络上洪水般的批判狂潮。不过在喧闹的批判声中，也有一批与茅于轼观点一致的人，对他表示声援和支持。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理所当然。袁伟时认为，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化大革命”。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化大革命”余毒在作祟。

熊建明是南昌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他出生于农村，来自生产粮食第一线的一个现场，在他看来，茅于轼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的言论，其实是很值得当政者思考的。

他认为，为保障国民世世代代的吃饭有根基，国家通过确定耕地的刚性数目来加以实现是一种选择，茅于轼提议的通过市场机制来保障也是一种选择。这并不是与政府唱对台戏；如果作为学者只能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或措施唱赞歌而不能提出任何善意的批评或补正，那么言论自由就不用再谈了。就算政府的选择所具有的真理性成分多于茅于轼所倡议的，根据经济学也应该并且必须对政府提出的18亿亩——凭什么是18亿而不是20亿或15亿亩——底线进行科学的评估，再问一声，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是不是都要有红线来保障？保护耕地的政策各国都有，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要用设红线来保粮食安全的。

在熊建明的老家——湖北省武汉市下辖的一个产粮产棉大县，平时见不到40岁以下的男人，有时甚至同年的女性也不多，他们几乎全部在城里打工，种田的都是50岁及以上的，而且他们种的田地极多，别人不种的他都捡来种。熊建明的岳父岳母一个是74岁，一个是73岁，老两口还种着3亩多田地，他最小的叔叔今年54岁，小婶娘也有50岁了，两个人种着30亩田地。因机械化程度不高，依靠个人能力，还是有些田地种不了，怎么办？在不耕种的田地里种树，以前集体时期开垦的耕地现在几乎都种了树。只有传统的、好种的田地才用来生产粮食。但将以前最好的田地现在都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如西瓜、棉花等。以前是水稻种二季，但现在大都只种一季。原因是不想太累。

相比于从前，用于生产粮食的田地减少了许多，种田的人也少了不少，种的品种也不多，种的季节也减少，但至少从农村看，粮食则是一点也不缺，甚至于比以前多。而在国家的耕地统计数字上，那些种上了树和被荒芜弃种的田地都是被划为耕地而计算在内的；也就是说18亿亩的耕地红线可能是不对的，即使坚持通过保持一定的耕地数目来保证中国人吃粮的做法，也可能要不了18亿亩这么多。“至少从我所经历的农村现场经验看，茅先生的看法是有根基的。”熊建明说。

于莲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当她听说茅于轼因为发表对经济适用房而遭遇网上骂声一片时，想到的是袁崇焕和马寅初。2008年，茅于轼四处演讲，多次提到经济适用房不能解决真正需要住房的人的需求，反而会推高房价，滋生腐败，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立即停止。于莲听到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她认为茅于轼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虽然会有人反对，但实行的阻力应该小得多。但很快，她看到两条新闻：《北京启用闲置公积金拟建经适房金额逾百亿》；《北京短期不取消限价房 公务员将获定向限价房》。“我看后又惊又痛又怒。不知道那些还在骂茅老‘汉奸’‘卖国贼’的人能不能有所思，有所悟。”

在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看来，茅于轼是这样的一个人：宽容大度，海纳百川。但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差不多还像过去一样，灌输似是而非谬论的人大有市场，讲出真理的人反而成众矢之的。茅于轼曾说，社会上有很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但相反，很少有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所以，他提倡“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看到他因此而受到的恶意攻击，陈志武很痛心。

在陈志武看来，权利平等、自由选择是一个和谐良序社会的基础，所以，不管自己是穷是富，都应该像尊重穷人的权利一样去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要对他另眼相看，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剥夺他的人权？后天，会不会因为王五有不同政见而抓进农场“劳动改造”？再后天，会不会因为谭六穿戴“奇装异服”而被打入冷宫？

2006年冬天，陈志武去茅于轼家里访问，看到他还住着原来单位分的旧房子，看出他并不富有。交谈中茅于轼说，希望能给中西部的农家送去太阳能热水炉，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在房顶上装一个太阳能瓦片，到晚上可以有盆温水。他说：不要太多的费用，就能让众多农民避免手长冻疮，如果能做到，那该多好！听到茅于轼的话，陈志武真切感受到，他非常在乎穷苦百姓的处境，在乎他们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如果要说体会农民的艰苦、关心农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师必然排在第一。”

可以说，从山西农村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家政培训，这些事茅于轼完全用不着去做，尤其是还要为此突破各种行政障碍。所以，当陈志武看到一些人针对“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而去攻击茅于轼，说他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时，他感到愤愤不平：“我真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应该一辈子感到惭愧和羞耻。”

张汇泉是人民大学的学生。2008年4月24日，茅于轼到人民大学讲演，纵论中国经济改革。他对茅于轼仰慕已久，也希望能当面聆听教诲，得讯后便早早在讲堂第一排就座。到场后，他发现第一排左侧早有一位听众已经来了，看去才发现是一位长者。张汇泉正欲攀谈几句，老人缓缓转过来，他才认出，正是茅于轼。原定6点半开场的讲座，他提前一个小时就来到了会场。张汇泉与茅于轼聊了几句，还拿到了他的签名，自是欣喜。

讲座开始，张汇泉正用心听茅老讲，后排却传来阵阵杂音。回头一看，却是个年约40岁的中年人，正在跟四周的人大声宣讲自己的观点。听上几句，无非是网上常见的那些反对茅于轼的论调。这人越说越起劲儿，不仅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渐渐有些干扰到茅于轼的讲演，而且言语也越来越粗俗不堪，什么“‘文化大革命’余孽”、“外国买办”种种大帽子都拿了出来。当时他回头说一声“请安静点”，这位才暂时收敛了些……

对于茅于轼受到很多攻击和谩骂的景象，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孜孜不倦传播真理、身体力行造福社会的老人，会遭到那么多人的怨恨？如此不讲道理、动辄咒骂的恶劣风气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财经专栏作家周年洋认为，在中国社会，从幼儿开始，就灌输服从和一个标准答案的教育，对有个性和发问的孩子进行扼杀。而受教育的内容都是对国家的赞美，从来就缺乏对自己民族历史问题的反思。这种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奴化教育和单面教育，缺乏独立的思考，不能容忍反面的声音和立场。如此就可以理解，刚刚从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成了正统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唯独没有学会按照一定的逻辑，自己去思考问题。他们的思维是教科书上的，是正统的意识形态给出的唯一答案。走出校门，他们接触的是报纸杂志——更多的可能是电视，有些媒介传达的内容都是经过筛选和粉饰的，都是伟大的、正确的、获得高度评价的内容；任何来自国外的不同声音都是不怀好意，都是恶意攻击。从学校到媒体，能够影响人们成长的教育渠道都是单面的，鼓励服从，不鼓励质疑。

从幼儿到少年到青年，错过了最好的培养思考能力的时期。中国年轻人的培养过程，可以说是从幼儿开始就往他的脑子里添加“三聚氰胺”，逐渐使其脑子结石化。等到了青年时期，整个精神已经板结成块，只有一种古板的思维模式，可以完全吸收一种固定的内容，而不能容忍任何的异见和不同的声音。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听到“抵制日货很愚蠢”、“经济适用房不可取”、“保护富人穷人才能变富”、“18亿亩耕地红线没必要”等“标新立异”的观点的时候，会觉得碰到了洪水猛兽，恨不得先除之而后快。这大概就是茅于轼在某些问题上受到激烈攻击的原因。

第九章 知易行难

天则在民间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今天看来，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所非常成功的民间学术机构，堪称中国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典范。但在1993年，茅于轼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形成准确的自我定位和成熟的发展思路。当时的情况是，北京大象文化公司以50万元人民币作为资本投入，樊纲、茅于轼、盛洪、唐寿宁、张曙光5位自然人以人力资本投入，形成了一个以大象公司为大股东的企业法人单位，注册于北京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多年以后，问起茅于轼创办天则所的动机，他没有说出什么豪言壮语。他当时正好从社科院退休，由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邀请，就很自然地加入了创始人的行列。事实上，天则所的所长最初是由盛洪担任的。而张曙光在谈到创办天则所初衷的时候则痛陈了身处官方学术机构的困境，“每年只有几百元经费，坐飞机到深圳只能走到半道”、“学术被当作敲门砖，只用来评职称”。他认为：“学术应还给民间，学术不应是意识形态阵地，真正的学术诞生在民间。”

张曙光是从阅读《择优分配原理》认识了茅于轼，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1990年。后来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谈论茅于轼：“他不仅作道德文章，而且非常重视自己的道德实践。”“他不倚老卖老、不讲资历、不摆架子、不搞虚的假的，对同辈人尊重、对年轻人关心，真诚相见、平等待人……”“在工作中，我们也有争论，也有不同意见，我性子急，有几次当面顶撞他，他并不在意，而且耐心与我讨论，因而我们合作得很好。”

2010年初天则所在年度总结会上，用匿名方式征求员工对几位领导的意见。几位员工对茅于轼的意见如下：

1.希望茅老整合资源，对天则进行改革，促进良性发展；

2.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天则的事业；

3.劳逸结合，健康长寿；

4.为茅老的真诚和执著精神所感动，希望茅老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能够继续做想做的事情，为百姓为社会多说话，有很多人都在期待你的声音；

5.继续为天则服务；

6.作为天则所的精神领袖，希望茅老师身体健康；

7.人很好，待人很和蔼，一点都没有著名学者的架子，真的是为社会作贡献；

8.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天则的灵魂，是中国目前少有的绅士，淡定的境界，也是青年学子的道德榜样。

建议：为天则，也为全社会，合理安排工作与了解科学的养生之道，保持身体健康与社会工作的均衡。

批评：对机会主义不易防范。

从天则所的名称和成果来看，它对制度经济学的偏重是显而易见的。而天则所的另一位创始人盛洪就是一位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佼佼者。1989年，茅于轼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上看到盛洪的一篇《中国经济需要制度创新》，非常欣赏文中的见解，便去信和盛洪切磋，并约他见面。他后来说盛洪是他学习制度经济学的老师。他的履历中有这样的语句：“……受到盛洪等青年学者的影响，对制度经济学发生了兴趣……”

曾有一段时间，盛洪和茅于轼每个星期都交谈一次，内容是经济学加上海阔天空的闲聊，地点就是茅于轼的家里。“茅老师的渊博学识和敏捷思路，使我经常感到这样的谈话就是一种享受……”在盛洪看来，茅于轼严于自律，风格简朴，勤奋刻苦，体谅他人。“我经常因学术问题与他争论，也因工作原因与他意见相左，有时言辞过于激烈，但从不用担心会被穿上‘小鞋’。”

天则所的几位创始人在学术上的互相认同和工作上的积极合作，为天则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然而天则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天则所的经济研究水平首屈一指，但它的主要应用领域是政府课题。政府部门都有下属的研究机构，所以研究项目往往“肥水不流外人田”，不愿意请外人做研究。

天则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最初的启动资金是50万元，头一年的费用是30万元。在整个1994年，天则所只承接到3个研究项目。创业初期，规模小、知名度不高，加上整个社会缺乏对民间科研机构的重视，资金来源成为天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时盛洪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茅于轼承担起所长的担子，他和唐寿宁、张平等人为天则所的生存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努力。

天则研究所一方面坚持民间立场、吸引国外的学术基金，另一方面巧妙发挥“中国特色”，它的80个特约研究员，全部分布在社会与政府各个单位，他们按项目取酬，天则所不发工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研究人员专职的只有茅于轼、盛洪与张曙光。这样天则所以低成本渡过了困难时期。即便如此，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出现了人员开支和课题费用难以为继的情况，这时候茅于轼不得不把个人的家庭储蓄拿出来维持项目研究的运转。那时候他常一个人骑车外出，带上天则编的书刊到各个书店去兜售；还亲自出马，向企业募集研究各类课题的资金、跟政府部门协调……

茅于轼和他的同事们之所以苦苦支撑，是为了实践对一个学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学术自由。长期以来，中国的所有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是官方机构，经费由财政拨款，人员由国家分配，工作和活动由宣传教育部门控制和管理。这样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不是以学术发展和思想创造为目标，而是以解释政策、思想灌输和舆论控制为己任。学者们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的空间很小，既难出现真正的教育家、大师级的学者，也很难出现真正的传世之作，反而造成了无数学者的悲剧。

经过多年努力，天则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一个个寒暑的轮回之后，天则所逐渐成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民间研究机构。财政独立成为天则所最大的特点和优势。茅于轼说：“天则所的负责人不是上级委派的，他不对任何上级机关负责，因此，他们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自由度。这对一个学术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天则所还树立了一面经济自由主义的旗帜，吸引了很多有共同理念的人。它强大的凝聚力源于它开放、包容的作风。它虽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但也允许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人来发表他们的观点。它没有什么门户、地位的偏见，它可以邀请只有中专学历的人去讲述自己的思想成果，也可以把研究课题分配给乡一级的基层工作者。“它不仅吸引人，还要影响社会。”

林毅夫曾经评价，在社会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政府扮演的角色通常是在维持它的统治，在某些方面它所考虑的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太一致。“在这样的状态下，像天则所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从30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它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官方还大。”

茅于轼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年鉴中曾经写道：“我们的力量是渺小的，但理想是伟大的。只是由于我们的学术良心才驱使我们去从事力不从心的伟大事业。”——这是他开创天则之路的最佳写照。

一起为穷人办事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茅于轼长期以来在做着一件与他身份不符的事。

1990年，茅于轼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儿子和儿媳去了美国，家里一下子变得空落落的。茅于轼对老伴赵燕玲说，我们干脆赞助一个学生吧。于是，1992年6月，他们给团中央希望工程办公室寄去200元。到了10月，他们收到了来自山西吕梁地区的赞助证书，得知他们赞助的学生叫韩海勤，家住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

不久，韩海勤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汇报学习情况，还提到自己的老师。他在信中说，老师叫雒玉鳌，就像父母一样好，是个残疾人。茅于轼让赵燕玲再给雒老师写封信，问问这个村还有没有失学的孩子。雒老师的回信让茅于轼知道了龙水头村超乎一般的贫困：不仅很多孩子失学，而且条件非常恶劣，200多口人的村子严重缺水，每人每周只能分配3公斤水。

随着跟雒玉鳌的通信一封封增加，茅于轼逐渐了解到这个地处吕梁山腹地的小山村的点点滴滴：交通不便，严重缺水，年收入人均只有几百元，村里文盲很多，只有一个复式教学班，有些女孩子甚至连小学都上不完。他发现，在这个贫困得完全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山村，一笔钱一笔钱的捐助、一个一个孩子的资助，根本解决不了大问题，贫穷、灾难和疾病压得村民无法喘息，村子里的难题像急雨中的水泡，无处不在。茅于轼想用什么办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当地人脱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想到用一笔资金循环使用，周而复始，长生不息。这就是小额贷款。他先用自己的500元钱汇给雒玉鳌，请他代管，借给村民。过了半年，钱还回来了。茅于轼就再增加几百元。1993年秋，小额贷款开始运作。

同年，茅于轼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咨询专家到马尼拉来开会，再次见到在亚行工作的汤敏。他们是在1985年留美经济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认识的，后来一起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算是老熟人了。会后，汤敏带茅于轼到马尼拉的一个著名景观——冒烟山，去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城市贫民窟。

在离马尼拉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高几十米，方圆几平方公里的硕大无比的垃圾山。垃圾每天都在发酵，垃圾山上成天是雾气腾腾，所以被称之为冒烟山。离冒烟山数公里外就已经是臭气熏天。汽车经过一定得紧闭门窗，还要打开空气内循环装置，否则几小时过后汽车内都是一股异味。就在这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冒烟山上却住了近10万人，天天以拣垃圾为生。

看过冒烟山后，他们谈起了中国的贫困问题。茅于轼跟汤敏说，他给希望工程捐款后，收到了不少山西吕梁山区龙水头村的学生与老师给他写的信，介绍当地的贫困状况。他想出了用短期贷款的方法帮助这些贫困孩子。汤敏一听，立即向茅于轼介绍了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运动。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用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贫困家庭脱贫，成效显著，后来还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后话）。茅于轼介绍类似的办法已经在山西临县尝试。汤敏立刻拿出自己的钱支持这项活动。茅于轼大大地受到鼓舞。

于是完全由个人兴办的小额贷款基金就这样成立起来了，这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家完全由私人办的小额贷款业务。基金会的管理章程由茅于轼和雒玉鳌共同起草出来，章程规定了基金的两种用途：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以贷款一年，这类贷款不收利息，期满只需还本金就行了；用于生产，如买化肥、农药、工具、仔猪、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利息每月1%。茅于轼规定基金用途的主次顺序是：医疗、教育、生产。

开始的时候，资金来源都靠捐助，基金扩大很慢。到2002年以后，茅于轼改变了集资办法。他向他的亲戚朋友借钱，并每年付给6％的利息。这样资金来源立刻就扩大了一倍。近10年来，基金的规模由500元扩大到约200万元，其中茅于轼个人的出资大概有10万元。最初，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受他影响跟着出资，包括他的女儿、弟弟、妹妹，还有北大的林毅夫、卢锋，世界银行的杨昌伯等人。后来基金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热心人士，山西省原省长孙文盛等政府官员也加入出资的行列。特别值得一提的有旅顺的林淑玉老师；北京的俞建国、许医农、董秀玉、于奇、钟伟；广州的杨资元和周为其等；长沙的华菱集团；香港的单莲莲、陈民；新加坡的华运海；加拿大的Mark Jaccard教授、Vaclav Smil 教授等。虽说这所有的人都是在履行不求回报的扶贫善举，这些钱大部分都是捐款，少数可以索回自己的资金并享受利息。茅于轼认为，基金只有办成赢利性的，才能规范和活跃存贷行为，达到提高农民生产能力的目的。

基金开始运作时，村民还不敢贷，因为他们没什么可以抵押的。茅于轼让雒玉鳌告诉他们，贷款给你们大家凭的是对你们的信任，你们借了钱去生产，赚回来再还给本金，你们只要讲信用，我们这件事就能办下去。基金就这样逐渐为村民所接受，负责发放贷款的雒老师家也从门可罗雀到外村人都赶来排队贷款。

2001年7月，雒玉鳌受中央电视台邀请，第一次进京。他向媒体介绍了基金给龙水头村带来的变化：8年前，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家家普及了彩色电视机。还有12台VCD、6部手机。女孩子读书比例逐年增加。农民使用基金从事生产的回报率达到100%。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变化是，打麻将的没了，大家都忙着挣钱。2000年，龙水头村民3天之内交齐税款和“三提五统”款项。

茅于轼把龙水头基金的成功之处总结为6点：1.扶持了有生产能力而无资金的人；2.遏制了高利贷；3.6%的利息使城市人的储蓄比存在银行合算；4.政府增加所得税收入；5.救急不救贫的钱改变着农民习惯性的等靠要的懒惰思想；6.缓解了社会贫富矛盾。茅于轼最初的设想在龙水头村得到了印证。

随着更多人的加入，这个扶贫基金从1993年的一个村，发展到2001年的3个村；2007年推广到6个村；2009年覆盖湍水头镇的所有的30个自然村。从1993年9月到2008年12月，扶贫基金共发放治病借款377笔，累计资金501891.50元；上学借款235笔，累计资金389667.08元；发展生产借款2948笔，累计资金7649447.02元；用于其他内容（修建、婚嫁等）的借款31笔，累计资金106100元。发放贷款总计3591笔，累计金额8647106.60元。但由于茅于轼在北京遥控，时间长了制度慢慢松懈，不良贷款率上升。2003年自告奋勇的沈东曙接过去管理，加强了培训，严格了制度建设，将这个小额贷款基金起死回生。

为了考察工作，茅于轼去过几次龙水头，每次回来心情都难以平静。尽管扶贫基金的设立对村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那里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那个地方很穷，但更重要的是缺水。为了省水，当地人不洗脸、不刷牙，干旱时打水要走十几里地。镇里有一段时间通过水管供应泉水，很快（水管）就坏了。属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2001年底，茅于轼和汤敏一起到当地检查工作。汤敏提出来，解决农村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让农民到城里工作，减少农民。这样，农民由农产品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生产者愈少，消费者愈多，农产品价格也就上去了。而在农民进入城市里工作生活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的收入能提高，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社会上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善。等到大部分农民变成了城市居民以后，“三农”问题也就自然消亡了。

茅于轼曾经多次呼吁，必须保障农民在城里就业的公平机会和各项生活权利，这才是改善农民处境和促进城市化最关键的问题。然而，在这些呼吁得不到政府采纳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实现的时候，作为一个务实的学者和关心社会发展的人，应该怎么办？茅于轼又在扶贫工作和实践自己思想理念的道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汤敏提出来的让农民进城务工的想法，得到茅于轼的支持。

汤敏曾经在亚洲开发银行总部所在地菲律宾居住了11年，当地的家政服务业十分发达，“菲佣”的劳务输出已是菲律宾重要的创汇项目。他看到龙水头村里一些男劳力到信阳、太原等城市去打工，而女的则待在家里，不仅没有收入，还增加当地的水资源负担。考虑到中国城市保姆需求的广大市场和家政服务业目前很不完善的现状，他们决定创办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保姆学校”。这样既能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又开辟了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新出路。

2002年4月8日，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在北京通州张湾镇正式开学。富平学校由汤敏、茅于轼等5个人投资兴办。股东投资不分红，办学收入用于学校发展。茅于轼、汤敏两人分别占股26%和25%，为两大股东，后又有其他股东陆续加入。“富平”这个校名是茅于轼亲自命名的，一是因为“富平”和“扶贫”谐音，二是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使平民百姓富起来”的美好愿望。当时，他们也希望以富平学校为试验，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才更有效率。然而后来的经历让他们发现，办好这个被称作扶贫试验的家政学校其实并不容易。

办学难首先体现在招生难。陈祖培是富平家政学校校长兼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总经理。他回忆：“当时我们去农村招生，很多人都觉得你是骗子。有的农民家长就说了，‘就是我们家穷死，也不能让我们闺女去北京侍候有钱人！’”

富平培训学校第一次开学的时候，只有50多名学生。其中一大部分学员还是因为茅先生在山西试点时结下的老关系。这时，前中信集团国际经济咨询公司资深顾问沈东曙（现在是富平学校的股东兼执行董事）毛遂自荐，对茅于轼拍胸脯说他能招到生。

很快，沈东曙陪着茅于轼去了合肥，与安徽省政府正式签署协议。省扶贫办给每位农民工出资800元，资助他们到北京的路费和培训费用。当时一下子就接了80多名学员，陈祖培乐开了花。

但问题也接踵而来，因为是全部免费，一些学员到北京玩了一圈就跑回去了，真正留下来的在3/4左右。

创办人正在想如何解决流失率高的问题时，又一场让富平差点垮掉的灾难不期而遇——2003年的“非典”。培训学校被通州区政府告知不得随意外出，百余位师生被圈在了院子里。那段时间，茅于轼、汤敏四处借钱，又投进去几十万。“当时也真想过，要不就算了。”茅于轼说。

好在“非典”很快结束了。“非典”结束之后，富平对学员培训有了收费要求，从“零门槛”变成“低门槛”。每位学员需要交400元钱，自己先交150元，剩下的250元从以后的工资里扣除，地方政府补助每人200元。“政策改变之后，整个队伍稳定了许多。”

靠着茅于轼和汤敏的名人效应，包括安徽、甘肃、陕西、湖南、河南等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与富平合作，较大规模地向北京输送农民工。甘肃省政府曾一次就向富平输送了3000多人，学员们坐着专列来到北京，甘肃省省长也曾专程来到富平看望学员。

经过几年的努力，富平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学校自2002年到2009年，培训就业了1.7万名来自甘肃、宁夏、陕西、河南等贫困省份的家政女工，在为城市家庭提供专业优质的家政服务的同时，也帮助城乡弱势妇女走上就业与自我发展的道路。“最初创建的时候，我甚至没有想到过它会有现在这样的规模！”茅于轼说。他喜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算这笔账：如果以一个人的月薪800元计，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开支，1万多人可创造1亿多元GDP。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至今，茅于轼的贷款和培训项目不但服务了将近4000户村民，解决成千上万农村妇女的就业问题，也培养出了一批富有爱心、服务的管理人员。在湍水头镇，在北京富平，都有一个成熟的工作团队，在为茅于轼的扶贫事业共同努力。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一句话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认为最好的模式是我帮助了一个人，他成长后，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现在，富平还筹建了几个小额贷款公司，一个社会企业家学校，向着企业的社会投资的方向在努力。

公民社会行动者

苏小和是一位财经作家，读茅于轼的书已经有好多年了，自认为对他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但200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有一些惊讶。

这一年的某个时候，他在网上看到了一封茅于轼的公开信，希望有些部门尊重他的某些权利。

苏小和惊讶的不是茅于轼写这封信的勇气，而是惊讶他在面对强权时的宽容心态，字里行间，他没有火气，没有愤怒，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实，而这样的事实仅仅是基于某种常识。

“我对于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做法深表遗憾。希望有关当局要学习宪法，懂得依法行政，即刻纠正违宪的行为。”茅于轼在信中这么说。

事实上，茅于轼不仅关心自己的权利，也关心整个社会的法治进程。他在很多公共事件上坚守法治的立场，发出捍卫公民权利的呼声，如2000年7月份的苏萍案，2003 年的孙志刚案、孙大午案、黄静案，以及王斌余案、聂树斌案，等等。在评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语调温和平顺，但内容上往往犀利而不回避禁忌。

企业家孙大午对茅于轼非常尊重。有一次到茅于轼家做客，曾对他说：“茅老，你真是我们国家的“国宝”！”茅于轼回答：“我可不是，你们才是呢！”茅于轼表现得很谦虚。但在孙大午心目中，一直敬他为“国宝”。

这尊敬起源于2003年大午集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3年7月31日，茅于轼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为此案组织召开了研讨会，主题是“从孙大午案看民营企业融资的法律环境”。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司法当局对孙大午的指控是不合理的，并出具了支持孙大午融资行为的法律意见书，对减轻判罚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他救我不是出于私心、私情，而是出于一种公义。我觉得他是在为民营经济呐喊，在为改革鼓与呼。”孙大午说。

茅于轼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言论上面，还体现在他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项项民间维权活动。

熊伟是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所长。1996年，当时在湖北工作的他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位卑未敢忘忧国——给朱镕基进言献策》，有2万多字。这封信除了通过邮局寄给朱镕基，还寄给20多位公共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茅于轼。

时隔不久，他收到茅于轼的回信——两页的亲笔回信是写在一面已经用过的纸张反面，让他印象深刻。在信中，除了鼓励他，茅于轼还向他分析了当时的国内重大事件，使他深刻感受到茅于轼作为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

2002年3月，熊伟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公民参与立法之路。为推动公民参与立法，熊伟召开了三次关于推动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茅于轼的大力支持下举办的。

时值2003年12月，熊伟很想在2004年3月的全国“两会”之前召开一次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学术研讨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希望能引起社会关注。

要办一次学术研讨会，首先要找到一个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熊伟第一个想到茅于轼。他向他讲述了自己推动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经历。茅于轼了解情况后，非常支持在天则所召开关于《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学术会议，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2003年12月19日，“建议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暨警惕黑恶势力夺取村委会权力学术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顺利召开。杜润生、茅于轼、党国英、毛寿龙等60多位专家学者、民政部有关官员及新闻记者参与了探讨。

茅于轼在会议上十分肯定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积极意义，指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非常需要一部可操作性较强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会后，茅于轼很关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立法进展，多次鼓励熊伟不要松懈，要多到农村调研，要重视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之道，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

在2004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熊伟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第三稿交给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得到湖北、湖南、江苏、山东、吉林、广东、浙江、河南、新疆、山西、重庆等10多个代表团共4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分别作为议案递交大会，并被大会列为正式议案。这是当年“两会”上代表签名最多的一部议案。

民政部也十分支持，于2003年7月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了《关于建议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函》。

从2002年12月至2007年，累计有1000多人次全国人大代表签名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和建议，呼吁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

“可以说，没有茅老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推动制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工作不会有如此大的进展。”熊伟感慨地说。

茅于轼会经常收到很多像熊伟这样忧国忧民的人写给他的信，人们在信里提出了许多改良国家或者救国救民的建议，要求他转给国家领导人。茅于轼只能回信说：第一，他没有转交给国家领导人的渠道；第二，转交了也没有用。“现在唯一真正有用的，百分之百有效的，就是你们自己开始干。”“你自己不干，光叫人家干？为什么一定要等国家领导下命令才来做？再说，领导人也不是万能的，有许多事只有我们百姓才能够做。”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希望国家走上正轨。茅于轼认为，首先每个人要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政府的主人，要承担起公民的责任，才会有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人民和政府关系的基础。而纳税是这个基础的核心，所以茅于轼对纳税这件事非常认真。

茅于轼第一次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是在1985年，他从加拿大得到一笔4000加元的稿费。他翻阅了纳税规定，找到税务所要缴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税务所的人说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税种。找了几个税务所，最后东城区的税务所派人到他家给办了纳税手续。

茅于轼领导的天则所有一项当时看来“不近情理”的规定：每位员工必须不折不扣地纳税。有些企业所说的合理避税，天则所从来没有提出来过。

过去，每个季度茅于轼都要去税务局报税缴税。他的夫人说：“家里会经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知名目的税单，一问他才知道，原来是他自动去税务局报的税——除开工资以外的各项家庭收入，他都会自觉主动地去上报说明，无一漏掉。”

后来有了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由支付单位扣缴，茅于轼才没有经常跑税务局。但是有些没有扣缴单位的收入，如国外支付的劳务费、稿费，他都主动向税务所申报。所以李慎之曾经说，他目力所及，只有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几百块的稿费还去税务机关缴个人所得税。

有人说，现在的政府不够廉洁，缴税也是给一些腐败官员贪污了。茅于轼却指出，因为政府不够廉洁就不纳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自己做公民的权利，有偷税行为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

茅于轼当然知道，政府中有一些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但因此而拒绝缴税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别人有错，自己也可以做错事；把别人的错误当成自己犯错误的理由，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只要社会上有一个人犯错误，大家都可以跟他学，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将一滑到底。相反，不管别人如何不讲道德，自己坚守道德信条，并进而对不道德的人批评，这样的社会才有希望。

很多人都把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归咎于制度环境，这固然不错。可是茅于轼指出，对于环境，每一个人都在起作用。每个人未必能对别人产生影响，但自己的事却是百分之百地由自己决定的。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感，每个人都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好好工作，社会环境就会慢慢变好。“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制度条件不好而停止脚踏实地的努力，把希望寄托在别人先干，那么大家只好彼此等待下去，听天由命了。”

第十章 生活本色

和青年人在一起

“初识茅于轼先生，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主题演讲完毕，与会想评议和发言的，一律每人5分钟，我在纸片上仔细写了提纲，也发了言。会毕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很诚恳地用双手递过名片说：‘我是茅于轼，能不能认识一下？’一位声望甚隆的老者之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后生，就此结识。”这是青年学者钟伟的一段回忆。茅于轼和许多青年学者都保持着半师半友的密切往来，他对青年学人的提携，被认为可与一代宗师胡适媲美。

20世纪80年代，在铁道研究院时，茅于轼是第一批被批准带研究生的副研究员。茅于轼为研究生讲授的数理经济学课吸引了很多人来旁听，其中包括宋国青、张维迎、张金水（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等人。由于苏式政治经济学的长期垄断，当时与茅于轼有相同学术理念的大多是一些头脑开放、思想先进的青年人。

1980年11月，宋国青第一次给茅于轼写信。当时他正在写一本《中国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均衡初论》的书稿，因为其中运用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思想，而没有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几乎没有人理会。在山穷水尽之际，宋国青在经济刊物上看到茅于轼的一篇《择优分配的最优化原理》，宋国青相信，这就是他想找的人。在写给茅于轼的信中，宋国青表达了对他的景仰和认同，也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宋国青希望他能指导自己进一步的研究，并一起向经济学界推广他们共同信奉的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学术理论。很快，宋国青收到了茅于轼热情和肯定的回复。

宋国青出生在农村，上大学之前就开始思考土地收益递减、集体劳动怠工等问题，经济学天分极高。茅于轼多年以后还说，他从宋国青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宋国青是中国宏观经济学的“一把手”。1977年，宋国青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最感兴趣并深入钻研的是离经叛道的“西方庸俗经济学”，为此，他曾经出现了学业中断的危险。好心人的劝告，未来前途的迷惘，使宋国青一度非常苦闷。他在给茅于轼的信中说：“我多么希望老师把我看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各方面给予严厉督促和指教。”

宋国青从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被分到西安的地质局。茅于轼深知这是对人才的埋没，他亲自找到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周麟，拍着胸脯为宋国青打保票，说他一定是个经济学家的好料子。由于茅于轼和许多热心人的奔波，宋国青最后回到了北京。他先是在社科院做农业经济研究，后来到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成为20世纪80年代推动经济改革的一员干将。后来他经茅于轼的推荐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于1999年前后回国。

另一位与茅于轼有深切渊源的青年才俊是张维迎。他曾说：“20世纪80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我与他交往频繁。我的主要学术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

1978年，张维迎以18岁的年纪考入西北大学新创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成为班上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学生。1981年，张维迎通过经济刊物上的文章认识了茅于轼。1982年3月，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因为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张维迎有机会参加这次研讨会，见到了茅于轼。他们都喜欢用大白话来讲述经济问题。张维迎聪颖过人、目光独到，茅于轼称他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一把手”。他还是研究生时就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文章《为钱正名》，被认为是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典型，但茅于轼却写文章为他大声叫好。

1984年初，张维迎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到了北京后，张维迎经常往茅于轼家中跑，有时一个星期一两次。1987年张维迎到牛津大学进修，1990年正式前往牛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都跟茅于轼的推荐介绍有很大关系，他的入学推荐信正是茅于轼撰写的。从牛津回来之后，张维迎和易纲、林毅夫在北大创办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又转到光华管理学院。后来，在茅于轼的扶贫工作中，张维迎反过来对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在茅于轼80寿辰的时候，张维迎在祝贺文章中写道：“回顾与茅老师交往的20多年，我的成长深受他的影响。”“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除了经济学者，茅于轼有很多普通身份的朋友，在杭州郊区下沙中学教书的张赞华是其中之一，他和茅于轼的交往堪称茅于轼作为一位平民经济学家的典型写照。

那是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尚在一个农场从事统计工作的张赞华在书店里看到了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被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智慧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打动。后来他又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看到茅于轼关于道德观的文章，再次产生了共鸣。1988年，张赞华写了一篇自认为很重要的文章，他想到了自引为良师和知音的茅于轼，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他写了信。结果，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就给他回了信，对他的文章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并把它推荐给了一家杂志。在这封信里，一个社科院的教授和一个农场的普通职工已经像老朋友一样地交谈了。

后来张赞华转到中学当计算机老师，他们的交往依然没有中断。张赞华在跟茅于轼的交流中也经常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主张量刑要跟违法行为的损失以及可能被查获的概率挂钩，以达到准确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效果。茅于轼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有一篇《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合法吗》，是因为跟张赞华讨论政府执法力度不足和“私刑”问题的利弊所引发的。1990年春节，茅于轼邀请张赞华到北京见面，生怕他没有钱，还给他寄了几百元的路费。1997年，茅于轼到浙江大学讲学，年近七旬的他，拖着两个大纸箱不远千里带去一套电脑，捐赠给张赞华所在的学校。

张赞华有一个学生，上初一时因为交通事故被压断双腿，后来截肢成为残障人。这个学生的家庭条件不好，为了帮助她，张赞华专门为她购置了计算机，让她继续上学，希望她能掌握安身立命的技能。茅于轼知道这件事之后，多次汇款给张赞华，要他帮助这个学生。后来张赞华觉得茅于轼也并不富裕，就请他不要再汇款，但经过多次劝告无效，最后只好把茅于轼的汇款从邮局退回。

在张赞华看来，茅于轼是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我这一生一事无成，唯有与茅老师的相遇相知，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

茅于轼的工作非常繁忙。除去上班、主持各类学术研讨会、出差到各地讲学的时间，他每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但无论怎么忙，他总是把帮助青年学生追求知识和提高思想素养的活动放在第一位。若干年来，茅于轼的声音传遍了许多大学校园，他还应邀担任了一些学生社团的顾问。他的原则是，只要有时间，学生组织的邀请都会答应。

李超是中山大学的普通学生。2008年11月9日，他参加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深圳举办的“《佃农理论》40周年研讨会”，第一次见到茅于轼。之前，他策划了首届华南高校经济论坛，联合华南10所高校的学生社团，已经忙了一个多月。大家积极性很高，但要想举办成功，嘉宾最关键。可在研讨会的第一天，他接连邀请几位经济学者，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茅于轼是他最后的希望。

第二天，他拿着邀请函去找茅于轼。那是会议中间茶歇时间，茅于轼正坐在一个沙发上和其他的几位经济学家聊天，好像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话，他把身子往李超靠，说道：“对不起啊，我耳朵不好，听不太清。”这一串动作和言语让李超顿时放松下来，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来意，茅于轼听完，立即表示答应。半个多月后，在这次年会的晚宴上，李超向茅于轼敬酒，对他表示感谢。茅于轼站起来回礼，李超赶紧请他坐下，可茅于轼还是执意站着，并对李超说：“感谢你对我的照顾。”这样的场面让李超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更高的敬意……

茅于轼还把自己在人生观方面的感悟拿出来和青年人分享。有一次，讲座上一位同学问他：“我对经济学有着宗教徒一样的崇拜，作为一名经济学学生，我应该具备哪些素质？”茅于轼回答：“我不赞成对经济学太狂热。我过去认为经济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经济不是最后目标，每个人的快乐的感觉是最后目标……一个人经济改善了，他钱多了，但钱多是不是使得一个人幸福呢？那倒未必，看你会不会用钱，很幸福与有没有钱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茅于轼与青年人的交流也不限于校园。

2002年10月的一天傍晚，他在杭州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面对一群素不相识的青年人，茅于轼神采奕奕地说起了他在山西的扶贫实验、开办保姆学校的情况，还有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政策的许多看法。为了不让邀请他参加聚会的青年人失望，茅于轼推掉了当晚浙江大学领导的宴请。他此行的目的本来是出席杭州西湖博览会“财智论坛”的讲座，在论坛上他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然后，他赶去与网友聚会，从下午到晚上，自始至终平易近人地回答所有人的问题，并和大家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

一位参加聚会的朋友后来说：“这个年代里充满了各式各样装扮成思想家的样子到处叫卖所谓思想的东西，背地里却不过是为了稻粱谋的所谓的思想者，当因为无知而无畏的青年们希望能与他们交流并学习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愿意？……茅老先生的身上，我们也许看到不止是希望，也是一种鞭策！”

对于有机会和茅于轼交往的青年人来说，大多会把这种经历看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笔财富。而对于众多通过茅于轼的文字使自己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得到提升的青年人来说，只能在内心为他的健康和事业祝福。

陌生的朋友

茅于轼成为公众人物之后，有很多人希望拜访或求助于他，对此，只要情况允许，他都欣然接待和回应，不在意求助者的身份或动机。正如张维迎所说，当别人向他请求帮助的时候，只要他做得到，几乎是有求必应。他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

余不讳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他第一次与茅于轼的近距离接触是在2004年的一个夜晚，一家财经杂志的记者朋友带他去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主办的讲座。主讲人演讲完后，茅于轼接着张曙光、贺卫方诸位先生做了点评，其言辞之直接坦率，完全不似通常所见的有资历、有名望的老人。

讲座结束已过10点，他的记者朋友觉得机会难得，央求茅于轼做一个简单的采访。茅于轼没有嫌弃这是一家新办不久的杂志，爽快地答应了。也许因为准备不足，记者的提问中本身就包含一些有违经济学原理的内容。茅于轼和颜悦色地进行解释，指出政府的管制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对另外一些可能别的媒体曾经问过的老问题，他也耐心地再次回答。眼见时间到了11点，张曙光和工作人员催促了两遍，才结束了这场仓促的采访。而当他们离开天则所的时候，发现75岁的茅于轼是骑着自行车回家的。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刘彦回忆，2005年，她曾经组织过一次三农基金活动。在这个奖励当年最优秀的三农学者、记者和服务于农民NGO组织的活动中，茅于轼是她邀请的评委之一。与其他专家评委草草给出意见不同的是，茅于轼在每一篇作品后面，都写上了他之所以评选推荐的详细理由。“在有的评委甚至委托他的博士代劳的情况下，茅先生极为认真地工作，让我有极大的感动。”

2006年，因为想到一个记者的奖学金班去学习，刘彦问茅于轼能否帮她写一封推荐信。之前由于几个活动的关系，她跟茅于轼有过几次交往。但是在邮件里，茅于轼直率地说：“我不熟悉你（的文章水平），怎么给你推荐呢！”刘彦问：“那能不能我把我的作品发给您，您看完再说？”说起来，对于一个毫不熟悉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比较过分的请求，但是茅于轼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他通知刘彦，去他家里取那份推荐函。刘彦去他家一看，一份手写的、工工整整的信已经在桌上了。

几年后，当余不讳写作《摆谱》一书的时候，在头脑中一遍一遍地过滤他所认识的人物，试图找出一个有确凿证据不“摆谱”的人。在经过一次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排除之后，茅于轼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茅于轼让他觉得，在我们的世界中，或许还有保留着赤子之心、纯朴天然的人存在，或许还具有不需装扮、本真生活的可能。

刘万军是安徽的一位中学教师。他上大二时，茅于轼到安徽商讨把安徽农村妇女送到北京富平学校培训的事宜，接受了安徽电视台的专访，谈到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农民工转移、城市化问题。刘万军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次专访的全过程。之前，因为他多次到过农村基层，掌握了一些现实材料，于是对茅于轼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质疑，随后把自己的观点传递给他。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他得到茅于轼的回应。他首先肯定了刘万军好学的精神和关心思考国家大事的好习惯，并鼓励他再接再厉；同时也认同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也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茅于轼给他的感觉是，身为著名经济学家，却没有丝毫架子，很谦恭。回信落款为：祝好，茅于轼上。这令他深受鼓舞，深受感动。

就这样他与茅于轼结识了，也更多地关注茅于轼的观点和文章。在阅读过程中，有一些体会，他及时记录下来，整理后发给茅于轼。刘万军知道茅于轼非常忙，但对他的每一次请教，茅于轼总是抽出时间，不厌其烦地回应，给予指导。多年下来，累积的来往信件就有几十封。“基本上是一个月集中交流一次，每一次都能受到思想的洗礼和启迪。”

刘万军本来就对政治、经济感兴趣，在工作之余，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学习，并致力于政经现象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再加上茅于轼的鼓励和支持，启迪和教诲，使他在研究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所以他称茅于轼为“影响我一生的人”。

茅于轼不仅支持年轻朋友的学习和研究，甚至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作出建议和指导。

2005年8月，茅于轼到甘肃参加“西部企业发展与职业经理人论坛”。会后举办了他的签名售书会，读者徐亮和他面对面进行交流。徐亮握着茅于轼的手说：“您和吴敬琏先生是当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希望您在工作之余多保重身体。”茅于轼冲他笑了笑，点头说：“谢谢你！”次年4月，应兰州大学邀请，茅于轼再次来到兰州，参加“全球通学术论坛”，并给徐亮留下了自己的邮箱地址。

之后，徐亮开始和茅于轼进行邮件联系，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社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茅老师都认真回答，从不敷衍。”2007年，徐亮通过考试进入兰州石化公司工作，在人生选择的茫然之时，他向茅于轼诉说了自己对人生道路选择的想法。茅于轼回复他说：“人生要利用一切机会，条件是利人利己，万万不可损人利己。但是竞争中难免有失败的，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不过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要有竞争。你勤于思考，并有所得，十分可贺。希望你能够多看书，吸收他人的智慧，更进一步。你不妨一边工作一边研究，成功都要付出努力，不要灰心！”

这些话给徐亮极大的鼓舞，激励着他，温暖着他，“每每灰心丧气之时，我都会想起茅老师对我的教诲。”

一方面，茅于轼对很多陌生人予以慷慨的帮助。另一方面，他的热心与平和，真实与宽容，也赢得了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尊敬，包括没有过直接交往的陌生人。在茅于轼80寿辰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陌生人写祝贺文章，表达自己的敬意。

周建洪是一位上班族，在一个全球最大的IT公司工作。他在写给茅于轼的贺寿文章中说：“我不喜欢个人崇拜，不喜欢吹捧别人，所以说这封邮件或者说文章，应该是本人生平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对除我之外的中国人的敬意。”

在他看来，茅于轼的学术研究能力，放到国际上，也许不是顶级的，因为别人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他的敢于说实话的精神，放到国际去，也不应该是异常突出的，因为西方国家文化是多元化的。但是，他的学术水平在国内一定是最顶级的，因为他尊重事实；茅于轼的诚实和敢言，在国内学者中，也是凤毛麟角。

“在这里，我不想赞美茅于轼先生，说他为了社会、为了别人如何辛勤工作，如何大公无私。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工作，都是在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原则生活，都是为了自己生活。可是，茅于轼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做到了对自己诚实；同时，因为对自己和现实的诚实和他的独立的思考精神，他对这个社会作出了大贡献。”这就是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评价。

平凡是真

茅于轼自称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出头露面，要超过别人，出风头。但是年纪越来越老，这种欲望越来越淡，甚至讨厌这种作风。他很怕和大人物同台演讲，因为不习惯那种排场。他讨厌别人摆架子，他自己也从来不摆架子。

有一次在茅于轼演讲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本来主办方给他安排了坐席，但开讲不到5分钟，正在演讲的他突然站起身，走出坐席，用手指着旁边的演讲台：“我可以站在那里讲吗？因为我坐在这里后边有的听众听不见。”这一举动，博得了在场的听众一片热烈掌声。听众黄志伟回忆说：“茅老已经年近80了，如此大的年纪还站着演讲两个半小时，对他的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茅于轼的平和、谦恭与朴素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就像和他的本性一样，是一种自然流露。

唐杰和龙希成都是茅于轼曾经的助手，那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唐杰回忆，在工作关系上，茅于轼是他的老板。“不过他这个老板实在好糊弄，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茅于轼经常出差，走之前就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这次要去哪里、去几天，看样子好像唐杰才是他的老板。他还经常征求唐杰的意见，开会时屡屡点他的名：小唐，你来说说看。“他不会觉得自己说得都对，而是会认真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你尽可以和他辩论，可以和他当面争个面红耳赤，而不必担心他暗地打击报复。”

龙希成回忆，他给茅于轼当助手时，英语听力不好。怎么办？“我本来是他的助手。我陪他去见外国人，我的听说能力不够，他总是耐心把对方的话翻给我听，把我的话翻给对方听。”过后茅于轼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无论做学问还是搞经济，一定要学好外语，要走向世界；还几次向他提起林语堂背《牛津英汉袖珍词典》的事，勉励他学好英语。“我不能奢望今生还能遇到像茅老师这样的领导。”龙希成说。

茅于轼的同事段绍译也提到一件关于他的小事。2007年9月，茅于轼应邀去印度参加一学术会议，有意给另一位年轻助手宋厚泽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但主办单位规定只能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增加房间必须自费。茅于轼问宋厚泽：“新德里的酒店住宿费很贵，如果我带你去印度参加学术会议，你和我住同一个房间，你介意吗？”这让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在北京，茅于轼参加各种活动时，主办方打电话说要派车接送，他总是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不必接送，我自己打车来就可以了。”对方不理解：“为什么您一定要打车来呢？”茅于轼说：“你们来接送我，空车来，空车去，凭空增加了北京两次堵车的机会，同时也浪费汽油，污染空气，北京的空气我自己也要呼吸，那我不是自己害自己吗？”

茅于轼出差住旅馆的时候，基本不用旅馆提供的牙刷、香皂等一次性物品，而是用他自己带的，这是为了避免浪费、节约旅馆的成本，也有利于环保。他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罐头专挑瘪的，食品挑快到期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并不妨碍他的消费，却能帮助超市降低成本，这样反过来对消费者又有利。

生活中，茅于轼的简朴无所不在。平时他写个便条或做计算底稿，总喜欢用废信封或资料包装纸的背面。他不会轻易使用新的稿纸或计算纸。另外用来发资料黏贴邮票或包装纸的合成胶水，时间长了水分挥发，变稠不好用了，一般人会把它扔掉再用新的，但茅于轼往往兑点水继续使用。到他家里串门时，天色即将断黑了，客厅里还不开电灯，没人的房间更是一片黑。他的夫人也是一个勤俭的人，家里买东西带回的塑料袋，她都一个个洗干净，收起来，准备再用。

当然，茅于轼的“吝啬”只用来针对他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茅于轼一行三人到广东茂名做调查，了解当地农村的名优农产品产量及外运情况。当地乡镇领导陪同他们去走访一家荔枝生产专业户，在一棵高产荔枝树下，主人热情地请他们品尝新鲜荔枝，告别村民临开车时，主人把一小篮荔枝（大约不到10斤）送上了车。茅于轼立即掏出100元钱送给女主人，人家不要，他坚决要给。最后他把钱扔在了地上。

也许是因为曾经濒临饿死边缘，茅于轼对食物格外珍惜，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有一次，茅于轼曾经的同事周年洋陪他参加一个会议，午餐时与他一起吃自助餐，周年洋还是像平常一样盛了一大堆吃的，而茅于轼则很细心地盛得恰好，他把饭盆里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一粒米也没有剩下，再去要一点水果和饮料，也都是一点不剩。周年洋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吃法，只得勉强把自己的食物也全部吃完。“这给我很大的触动，从此以后我也很节制。”

茅于轼与人交往的原则是，尽量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意愿，不强人所难。所以，大多数人愿意和他交朋友。但是也有人埋怨他太好说话，对人没有要求，容易“受骗”。但他总是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茅于轼扶贫的钱被个别人骗过（也不能说是存心地骗，是说话不老实），但他认为，自己总比他们有钱，拿一点转移给收入较低的人也不算冤枉。

从茅于轼的种种行为，一般人看到的是一种人格魅力。而在经济学者周业安看来，那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学家的修养。

周业安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认为，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或者说是自由市场和竞争，而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权利明晰界定下的平等交易，这就要求在交易的过程中对他人的权利的认可和尊重。还有，自由市场从来都是有规则的、有规矩的，而不是所谓的自由自在的。因此，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的人，懂得价格机制的人，自然就懂得对他人权利的认可和尊重，以及对规则的尊重。

周业安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接触茅于轼的机会，并有幸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当时茅于轼亲自写信给他，惹得很多同学很羡慕。有一个细节让他极为感动，那就是茅于轼称他为“业安学友”。这个细节足以显示茅于轼的心胸和对他人的尊重。要知道即使撇开他的名望，就年龄来说，他也是爷爷辈的。就因为考虑到平等，才选择这样一种称呼。周业安非常感动，也懂得了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必然对他人充满自然的尊重。

在周业安与茅于轼的交往中，他看到茅于轼对规则的尊重无所不在。在赴约的时候，茅于轼从不迟到。在任何交流时，无论对方是否年纪大，是否有地位，他都认真倾听，没有一点架子。他对任何人交流都是以请教的口吻。即使他的观点被很多人误解，以至于网络上对他出现了无休止的人身攻击，他仍然是一笑置之，“骂我也可以的，但是不要谩骂，那样没意思。如果骂我能讲出道理来，我很喜欢的。”这种胸怀，周业安说只看到过茅于轼才有。

周业安认为，经济学素养应该体现在个人修养当中。特别是自由市场的精髓是和个人品质融为一体的。自由市场的出现，才带来了现代文明，才有了对人的权利的不断保护和尊重，才给人们有更多的幸福。在他看来，茅于轼身体力行，表现出的品行以及种种社会实践，展现的是自由市场的魅力。

第十一章 经济原理

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多次说过，择优分配原理是他这一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这里面有两点值得说明。首先，择优分配原理的基本方法并不是茅于轼首创的。在经济学说史上，19世纪产生的“戈森定理”和“边际革命”中已经出现择优分配原理的运用。在国内，王国乡教授也较早地独立提出了类似的理论。然而茅于轼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茅于轼是因为求解数学规划问题发现了择优分配原理，这相当于一个探索者从数学领域走到了经济领域，跟边际学派运用数学工具证明经济均衡的过程恰恰相反。因为这样，茅于轼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具有更准确和普遍的经济意义，也为他以后产生的思想体系奠定了严密可靠的数理基础。

择优分配原理的前提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比方说，一个人饿了以后，他要吃饭。当他吃第一口饭时候，感觉最好吃，接下去，吃第二口、第三口……每吃一口饭带来的舒适感越来越小，超过一定限度，舒适感等于零，甚至转变为痛苦，这就是消费领域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就是“边上、最后”的意思。边际收益递减也同样存在于生产领域，茅于轼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在一块土地上增加等分化肥的投入所增产的粮食呈递减趋势。“如果收益不递减，我们可以放弃其他的耕地，专耕一块土地，仅靠不断增加化肥就可满足全世界人口所需的粮食。”

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能不顾其他，只从单方面得到满足，再有兴趣的事，做久了都难以为继，所以一个人要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最大满足，就不但要吃饭，还要睡觉，还要看电视、旅游等等，总之什么事情的边际享受最大，就去做什么。如果把时间当作一种投入品，人的正常行为就是把时间分配到不同的活动上；如果把收入作为分配要素，就要把收入用于购买不同的商品。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择优分配原理。它在现实中有着普遍的应用，例如在多块耕地上分配化肥使产量最大，在不同科目上分配复习时间使考分最高等。

择优分配原理可以这么总结：任何一种稀缺资源在许多不同的用途中分配的时候，要使总产出最大，就必须进行择优分配。所谓“择优”，就是选择边际产出最高的用途。但资源的边际产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逐渐递减的，所以要不断地改进分配方案，把产出效率较低的用途改配给产出效率最高的用途。这样不断改进的结果是各种用途的产出效率趋于一致，最终不再有改进的余地，也就达到了总产出最大。因为各个方向上的边际产出相等，这种状况又叫均衡。

择优分配原理在数学上对应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这是一个用于多变量有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方法。在经济活动里，资源是有限的，这是约束条件；资源可以按不同的组合方式去使用，这可以看作一个多变量方程；资源投入要求产出的财富为最大，这就是求极值。经济问题天生是可以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来表述的问题。在求解过程中，首先要引入一个λ因子，构建出普通多元函数，然后对各个未知数求偏导数并分别令其为零，由此可以找出极值点和相应的自变量。当然，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对复杂的经济问题求出一组确定的值，但达到最优解的条件是确凿无疑的。拉格朗日乘数法中作为公共偏导值的λ因子其实就是统一边际收益，也就是价格，或更准确地说，就是比价。它的推导过程说明，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让资源投入在各个用途上有相等的边际收益，才能得到最大产出。

这样可以看出垄断部门的存在如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我国，电信、能源、交通、金融、政府等垄断部门的行业收益远远高于其他竞争部门，按照择优分配原理，如果其他行业的资源（资金、人员）能够转移到收益较高的垄断部门，则社会总产出将进一步扩大，形成经济增长。类似的，我国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了农村和城市巨大的收益差距，如果允许农业劳动力自由流入收益更高的城市工业部门，也会形成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如果不适可而止，它会成为一种损害经济发展的资源浪费活动。道理很简单，资源对某个部门投入的收益是递减的，在基建投资过度的时候，就算其收益尚未变成负值，但与其他收益更高的用途相比，它其实已成为一种浪费。所以完全可以肯定，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希望不在于施行五花八门的财政、货币政策，而要靠破除行业垄断和扩大经济自由。

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是1979年提出的。在这以前，为了求解驾驶火车的最优操纵问题，他对动态最优化进行了长期研究（所谓动态是指一系列的决策选择，而且后一个选择取决于前一个选择，也就是所谓“路径依赖”）。后来茅于轼看到贝尔曼（Richard Bellman）的《实用动态规划》（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这本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贝尔曼在书中论证，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或者说，全过程的最优化是由每一段到终点的最优过程所组成。贝尔曼用这个极简单的原理推导出了变分法中纷繁复杂的欧拉方程。

所谓欧拉方程是一个经典的动态最优问题的解。比方说，要从一栋高楼的楼顶将一个圆球滚落到楼前的垃圾池里，可以在楼顶和垃圾池之间搭建一座滑梯，使圆球从楼顶落到垃圾池的时间最短。使得时间缩短就要缩短路径，但是又要提高速度。所以这条曲线不但很短，而且能在一开始就尽量提高速度。这座滑梯的形状不是直线，而是一条斜凹曲线，这在数学上叫捷降线，它可以用一个偏微分方程来表示，这个方程式必须满足欧拉方程。中国古建筑大屋顶所用的坡面就是很接近捷降线的一个例子。它能使雨水最快地流下来。

贝尔曼的推导给了茅于轼很大的信心，他相信最优化的原理是可以简单表述的。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茅于轼终于用普通经济常识解释了微积分中解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这就是择优分配原理——确切地说是静态择优分配原理，此时不需要考虑不同时间阶段对决策的影响。

接着茅于轼进一步考虑将择优分配原理应用到动态过程，并于1981年获得基本成功。他假设人们在某个动态过程中保持使自己支付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在边际上相等，对假定存在的最优轨迹进行变化率的择优分配，再经过复杂的数学变换，最后得出了欧拉方程。举例讲，我们要将人民币升值10%，是一次性提到位还是分阶段一步步提？哪个方法更有利？最优路径一定满足如下的条件，即每一时刻调整的成本和以后调整的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这就将晦涩难懂的偏微分方程还原为常规的经济理论，也证明了人的某种行为模式符合动态最优化的数学逻辑。茅于轼找到了动态择优分配的关键逻辑，但是在数学上还不严密。他的数学水平不能回答在最优条件下一个二阶变分是否应该为零的问题。本来他想在这方面继续探讨，这或许将耗费他一两年的时间。其结果可能是一个和极大值原理（动态最优化中一个普遍性的条件）同样重要的动态最优原理。但是一系列经济改革的重要问题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终于选择了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研究方向。

动态择优分配原理的意思是这样的：人们瞄准一个未来的目标，从当前的现状出发逐步调整趋近于该目标时，遵循的原则是调整所支付的边际成本（在调整当时发生的）与以后因调整而实现的边际利益相等（以后因调整而获得的收益是一个对时间的积分）。一般而言，调整支付的成本跟调整速度是正相关的。例如，在一个面临淘汰的产业里，它的资本设备和人力资源都代表一定的价值，如果立即更换它们，付出的成本最高，但是以后的收益也最大；如果等到它们完全报废以后才进行更换，则成本最低，调整所得的收益也很低。假设某个调整过程中速度较慢，其成本低于预期收益，说明调整速度还有加快的余地；假设调整速度过快，其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得不偿失，就应该把速度放慢。只有当调整成本跟预期收益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最佳的调整速度。事实上边际损益相抵得到最优点的概念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在静态择优分配中，要求资源投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产生的边际收益相等，此时也可以说，不管资源投入到哪个方向，它获得的收益跟它的机会成本（在其他方向上可能得到的收益）是相等的。

把动态和静态的择优分配原理结合起来，可以对人的决策行为作出更深刻的解释。在静态层面上看，一个人把时间和收入分配在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获得生活的最大满足，这是合乎逻辑的。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人的时间和收入不光用来消费和享受，还要用于学习和工作。这就涉及动态择优分配原理的应用。因为人们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收益，还要考虑将来的收益。为了获得将来的收益，需要在当前付出一定的努力，而付出努力的原则就是成本和收益相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未来期望很高的人，会在当前付出很大的牺牲和努力；而在当前庸庸碌碌的人，基本上不可能有非常远大的生活目标。

动态择优分配原理对于把握现实中的改革进程也具有启发意义。在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虽然我们知道目标所在，但如果调整过快，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就会偏离动态最优化的轨迹，使支付的成本高于目标收益，造成得不偿失。如果调整过慢，虽然在当前支付的成本较低，但却意味着动态过程中应该得到的收益被浪费掉了。所以无论是价格调整，或者制度改革，还是经济结构转变，都应该遵循适度合理的推进原则。这就是动态择优分配应用的一例。

择优分配原理是微观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它可以比较容易地导出一般均衡状态，并解释为什么价格可以表示稀缺性，或物品的经济价值，说明为什么“钱”可以作为度量价值的单位。此原理也可以从制度上解释为什么公平竞争能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每一个个体出于自身利益会寻求资源最有效的使用途径，而且当他找到这种途径时，他成为此种资源有竞争能力的使用者，从而也证明了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

附：茅于轼对择优分配原理的讲解

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是证明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择优分配原理用简单明了的常识证明了这一点。择优分配原理的推导绕了一大圈，才证明了这个理论。不过这个圈没有白费劲。茅于轼搞清楚了微观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下面用最简单明了的常识来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证明，用价格配置资源能够发挥资源的最高效用。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即50公斤的化肥如何分配给两块地，使粮食的增产为极大。最优分配的方法是规定用粮食来交换化肥。比如用2斤粮食换1斤化肥。这样就实现了化肥的最优分配。即每斤化肥所增产的粮食不会低于2斤粮食。因为农民会自己掂量应该使用多少化肥。他投入的每斤化肥都必须能够增产2斤以上的粮食。增产能力低于2斤粮食的化肥农民是不会用的，用了会亏本。因为他所得到的每斤化肥都是用2斤粮食换来的。他绝不会用2斤粮食去换增产效果低于2斤的化肥。规定了化肥和粮食的交换比，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未必正好等于50公斤。如果还有化肥剩余，说明规定的交换比太高，降低一点交换比会促使农民用更多的化肥。反之则应该提高交换比。最后要让农民使用的化肥量恰好等于50公斤。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懂得化肥的增产效果是一个变数。施肥少的时候增产的效果大，施肥多了其增产的效果就逐渐降低。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的道理。农民会将施肥的多少控制到这一点，它的边际收益降低到1斤化肥增产2斤粮食的那一点上。更多的施肥量是不经济的。所以通过交换所用的价格，可以实现化肥的最优配置。这里的价格就是2斤粮食换1斤化肥，也就是化肥和粮食的比价。所谓价格，都是比价。绝对价格是没有的，因为钞票本身的购买力是一个变数。

这里决定化肥量是50公斤，分配的土地是两块。其实，不论有多少化肥，也不论是几块土地，最优分配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即规定一个两者的交换比，分配就自动实现了最优。但此处假定农民想使增产的粮食为极大，或者说，农民是关心自己利益的。这就是“经济人”的假定。用交换比实现最优分配，参与者必须是经济人。所以市场的最优性是建立在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基础上。大家都无私奉献，比如愿意把化肥让给别人多用一些，最优分配就不能实现。

如果将化肥的价格降低一点，比如可用1.9公斤粮食换1斤化肥，农民使用的化肥量就会略有增加。因为放宽了化肥使用的要求。反之，提高化肥相对于粮食的价格就会减少化肥的使用量。所以调整化肥相对于粮食的价格可以控制化肥的用量。我们可以调整化肥的价格，使其用量和我们手中的化肥总量相等。于是我们手中的每斤化肥都实现了最优分配。因为它的增产效果都不低于化肥的价格。这是计划经济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恰好能使供需平衡的价格。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供过于求就会落价。所以，在自由市场上通过价格波动，能够自动实现供求均衡，能够永远使化肥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就是自由市场能够最优配置资源的简单证明。这里我们只用了化肥和粮食的相对价格，不需要化肥或粮食的绝对价格。

在一个有货币的社会中，用粮食换化肥是一个费劲的事，完全可以用2斤粮食的钱来买1公斤化肥。这样可以节省粮食的运输、检验、储藏等工作量。但是这里会引进一个新问题，即粮食的价格是不是正确。如果粮食的价格定低了，会拖累化肥的价格跟着太低。择优分配原理解决了比价问题。一个社会的资源是否有效地分配，取决于比价。绝对价格还跟货币的发行量有关。货币发得愈多愈不值钱。那是一个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至于说粮食和其他商品的比价如何确定，同样是一个择优分配问题。择优分配把一切比价的最优化问题解决了。

以上是化肥用于增产粮食的情况。事实上化肥有多种用途，不但用于增产粮食，也用于增产棉花、蔬菜、药材等等。这时候化肥的分配就不能用相对于粮食的价格来调整，而要用货币价格。比如每斤化肥2元钱。用货币价格来分配化肥也能实现最优分配。这时候每斤化肥所获得的增产效果是不低于2元钱。不论是种棉花或种蔬菜等等，它必须能够增产2元钱或更多。产出效果低于化肥价格的场合是不会使用的。如果我们有1万斤化肥，其中只有很少数化肥其边际产出是正好2元钱，绝大部分的化肥都增产了2元钱以上。买化肥用了2万元钱，但是它增产的价值大大超过2万元钱。社会的财富因择优分配而增加了。所以自由市场能够极大地增加社会财富。

一般均衡与“金钱万能”

一般均衡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日常观察，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关心各自的利益，市场上会出现一种规律现象：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通过价格浮动，可以调剂商品的余缺，最终一定能使供应和需求相等。当部分商品到达供求平衡的时候，称之为局部均衡。而当所有商品都达到供求平衡的时候，那就是一般均衡。

自从19世纪70年代法国的边际学派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最先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之后，微观经济学中就贯穿着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一般均衡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状态。通过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这个命题的产生和推导能够得到通俗直白的表述，这弥补了很多经济学教科书的重大遗漏。不仅如此，茅于轼由一般均衡理论出发，阐释了“金钱万能”的经济学意义，使市场制度和价值理论的特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根据择优分配原理，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要把自己的收入用于购买不同的商品，并且使购买每一种商品的单位货币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为了保持这一点，如果某种商品涨价，消费者就会减少购买，提高从这种商品获得的边际效用（因为较少的消费量对应较高的边际效用），相反，如果商品降价，消费者的购买力提高。这种情况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切身体会，只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背后是择优分配原理在发生作用。如此一来，就可以得出购买量跟价格反方向变动的需求定理，反映在坐标图上，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对于生产者来说，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他将增加产量，这也是遵循择优分配原理的结果。由于生产领域存在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边际投入是递增的。假设生产者同时生产几种商品，要想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会分配使用资源，让每一种商品产生的利润空间相等。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上升，生产者将把资源更多地用来生产这种产品，此时产品边际成本上升，直到利润空间降至其他商品的水平。反过来说，如果商品降价，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由此可以得出生产量跟价格同方向变动的供给定理，反映在坐标图上，是一条向右上攀升的“供给曲线”。

由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平行，它们在坐标图上会相交于一点。也就是说，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动要采取完全相反的举动，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必然倾向某一点，在这个点上，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的购买量，跟生产者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所决定的生产量相等。“在这个过程中，供应和需求的相对余缺决定了价格变动的方向，而价格的变动又改变了供求的余缺。”最终，供求的余缺将变为零，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稳定下来形成均衡。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很难准确指出某种商品的均衡点在什么位置，但它的存在是可以想象必定的，市场上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的短暂局面从反面证明了商品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

如果均衡产生的前提适用于一切商品，则逻辑上必然有一个所有商品都达到供求平衡的状态，即一般均衡状态。一般均衡代表着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高的状态，这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说明，但其中的道理是简明可靠的。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供求平衡都是消费者和生产者根据最大化原则对自己掌握的资源进行择优分配的结果，所以当全部商品都达到供求平衡的时候，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就达到了最高水平。一般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多余的商品，也不存在缺少的商品，而只有价格高低。计划经济中“什么多余出口什么，什么缺少进口什么”的想法就完全行不通了。所谓粮食供不应求的说法也不能成立了，只有粮食价格太低这一说。习惯于计划经济思想方法的人，要转变到市场经济的逻辑上来，并不是很容易的。

一般均衡状态是最优的说法，只限于静态。不适合于一个变动中的经济体。比如把投资引进来，就变成一个动态问题，把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了。由于投资、储蓄、保险，以及不确定的未来诸因素进入运作，一般均衡理论就不能完全适用。

那么如何实现一般均衡呢？最关键的是要让消费者和生产者拥有支配个人资源的自由，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企业有进入和退出的自由，这就是市场制度的要义。另外需要指出，因为一般均衡状态很难在现实中捕捉和度量，所以有人据此对一般均衡理论予以否定，这是没有道理的。正如牛顿定律说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它与现实世界中一切物体趋向于静止不动，但并不妨碍牛顿定律的真实性。一般均衡理论对于认识和完善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有了一般均衡导致全局最优的概念，就可以看出民主政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征税，向全社会提供道路、治安、国防等公共物品，这其实是一种交易，即社会公众用税金购买政府机构的服务和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需求方的公众应该可以挑选作为供应方的政府，政府要在自由竞争中产生，这样才能促使公共物品交易达成均衡，进而保证整个社会经济的一般均衡和最优效率。

茅于轼还创造性地指出，一般均衡状态下钱具有度量价值的功能，钱的这种功能只有在一般均衡条件下才具备。这时候由于供需均衡，任何一种商品要买可以买得到，要卖可以卖得掉。换言之，任何一种商品可以转换为另外一种商品，商品和商品可以任意交换，它们的交换比例取决于价格。一件价格为两块钱的商品可以交换两件价格为一块钱的商品。在其间钱起了度量价值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金钱万能”。但是金钱的万能性只是在可交换的商品中是真实的。对于不可交换的东西，如选票、友谊等等，它们不可以交换，当然不能用金钱度量其价值，金钱对它们无能为力。一般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般均衡理论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但是经过茅于轼的说明，一般均衡的特点就是拿钱可以不受约束地买到东西，也可以拿商品交换成钱。此时钱成为通用的价值单位。这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

金钱万能是一般均衡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市场发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原始自然经济中，金钱的作用微乎其微，没有钱，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也可以正常生活。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时候，金钱万能的作用要大打折扣。在封建等级社会里，贵族阶层有很多消费特权，一般人光有钱也没用；在计划经济中，很多资源不允许进入市场，例如土地、矿山、森林等，有钱也买不到；在行政管制下，对投资和交易设置了种种障碍，金钱只有通过特殊方式才能发挥作用。凡此种种都是对市场原则的背离，它影响一般均衡的实现，导致了社会效率的损失。于是，如果把金钱万能理解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身份和地位在市场交换中不起作用，则可以说，真正的金钱万能代表着完善的市场制度。

不过在某些问题上谈论金钱万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例如，金钱能否赎罪、能否买来健康和感情，能否代表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涉及不同的价值判断，经济分析无能为力。但茅于轼把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分为可交换的享受和不可交换的享受：前者包括一切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的物品，后者则包括寿命、健康、荣誉、创造欲和好奇欲的满足等。这为思考和判断金钱万能的完整意义提供了清晰的逻辑线索。

一般均衡状态下金钱万能的特性还彻底解决了价值理论。金钱万能的事实说明，商品的价值就是价格，而价格取决于商品的供求，或者说是它的稀缺性。例如，同样面积的土地，如果处于闹市中心，需要它的人很多，它的价值就会非常高，而如果这块地处于渺无人烟的沙漠中，没有人会拿它派用场，它的价值就等于零。这个结论不需要用理论来论证，它是事实自己说明的。其他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不具备现实性，不能在现实世界里得到检验和运用。

茅于轼举例说，按照劳动价值论的逻辑，自然资源（不包括人类劳动）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自然资源可以随意处置，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运用到实践中会导致自然资源滥用和产业结构失衡。而按照一般均衡条件下的价格来评估价值，不仅可以避免资源滥用，也为工程项目和市场行为的可行性提供了清晰合理的参照系统。在经济项目建设中，只要按均衡价格比较投入的价值和产出的价值，就可以判断该项目能否创造社会财富，是否应该进行。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比较进出口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可以决定贸易流向，获取国际分工的比较利益。

钱可以作为价值度量的单位，赚钱就是创造财富、赔钱就是消灭财富，这样的结论说明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创造财富的源泉，茅于轼的财富观念和商业理论也在此奠定了基础。

价格万岁

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的引力场之中，我们见到的一切物体的运动、包括我们自己，无时无刻不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可是直到300多年前牛顿发现地心引力为止，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若干亿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地球存在着引力场。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事情。

在经济学中存在类似的东西，那就是价格。虽然价格系统是人类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产生的，但人们已经习惯于它的存在，以至于忘记了它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茅于轼认为，人类在出现货币之前就应该有价值观，他按照事物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强烈程度进行排序，得出先后顺序，这就是价值及其次序化。但价值量化的进步是到了货币出现以后才可能发生的，因为钱能帮助我们度量价值。在一般均衡条件下，钱即货币是价值度量的单位。价值的量化比较，是人类价值观的重大进步。这是和货币的出现同时发生的。

茅于轼因为研究一般均衡理论，得出钱是价值度量的单位、价格是物品稀缺程度的标志的结论，所以他把价格称为“经济学中的地心引力”。他论证了价格系统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极端重要性，并相信只要人类无穷欲望和世界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不能消除，价格就将作为协调这一矛盾的有效手段，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将永远存在，所以他提出了“价格万岁”的口号。

的确，如果不是仔细思考，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价格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繁荣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试想一下，北京王府井的地皮，如果没有价格，如何决定是用来盖商场还是用来建仓库？新疆出产的棉花，如果不问运价，是该用飞机还是用火车运到全国各地？大学里的学生，为什么不全都改学历史？企业里的老板，又凭什么总是比别人少睡觉？经过仔细思考可以发现，一切经济活动的背后都有价格在发生作用。正是因为有了价格，有了各种各样的价格，才引导人们采用最节约、最高效的方式去生产和工作。如果没有价格，人们的经济活动会陷入一片混乱，资源浪费层出不穷，社会效率将无从谈起。

在20世纪70年代参与探讨我国用内燃机车取代蒸汽机车的利弊时，茅于轼开始思考技术性能和经济标准两者的微妙关系。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如果没有价格系统，我们就根本无法判别什么是有用的技术、什么是创造财富的技术，科学发展将迷失方向。假设科研人员没有价格做导向，他别出心裁从兴趣出发，耗费了时间、精力得出某种成果，最后却达不到节约资源的目的，这样的成果就毫无价值。“可见科学技术要成为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作为决策背景。”

正确的价格系统如何产生？这问题的答案又指向了经济学上另一个最重大的课题：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取舍。由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死、影响到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甚至影响到了人类历史的走向。最终，由苏联和中国的实践结果表明，公有制是失败的经济体制。然而公有制为什么必然失败？在茅于轼之前，没有人能用如此简单的语言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可信的回答。

茅于轼指出，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所以不成功，根本的原因是它无法产生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关心各自的利益、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而在全民所有制条件下，人民是企业的主人，又是消费的主体。企业生产的产品价格如果定高了，赚的钱是用之于民的，高就高一点，无所谓；如果价格定低了，企业赔钱，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赔钱，赔就赔一点，也是无所谓。人民自己为自己生产、自己跟自己交易，没有利益的差别，不可能讨价还价，商品的价格只能由计划人员根据主观意志任意规定。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决策者可以沿袭以往的市场价格，参照成功国家的分工结构，较为合理地施行项目建设（这就有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和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但随着时间推移，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价格系统由此出现错乱，生产行为和交易活动也跟着错乱，“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多余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去”，就这样，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最终造成了社会体制崩溃。

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人们普遍以为做计划的人比普通人更聪明。茅于轼指出也许韩愈那篇论千里马的文章的错误跟相信计划经济有关。韩愈说，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主张用伯乐相马的方法去发现人才。但是他没有想一想，如果有两个人，都说自己是伯乐，而他俩相中的马还不一样。请问，谁是真伯乐，谁是假伯乐？按照韩愈的办法我们再去请伯乐的伯乐，先判别一下谁是真伯乐。可是伯乐的伯乐也有真假的问题。可见伯乐相马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错误就在于以为世界上有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聪明人。事实上不存在这样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能找到他。即使能找到他，又怎么能让大家都认同他是真正的伯乐？从而建立起伯乐的权威？大家对真假伯乐看法不同，就算是真伯乐，也没有办法让他起伯乐的权威作用。可是韩愈的文章被我们念了1200年，谁也没有提出过质疑，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彻底明白，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识别人才的聪明人，更没有能做经济计划的聪明人。解决人才和经济的问题，只有依靠众多人的平等参与，从实践和博弈中去寻求答案。此外没有简单可靠的解决办法。世界上有许多类似的复杂问题，比如怎样解决贪污腐化，都没有简单的万灵药，只能从多方面不断改进。想找一个偏方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古今中外的理想主义者无不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安稳社会。在公有制社会中，表面上看，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一致，可以减少社会摩擦，降低社会成本，实现世界大同。但由于价格系统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失去它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价格是通过竞争和讨价还价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希望消除社会内部的利益对立，果真如此的话，也就消灭了价格产生的土壤。正所谓“通往地狱的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意图”（弗里德曼语），茅于轼从价格理论出发，对乌托邦的不可能存在作出了最有力的警示。他说：“全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但是在私有制为主的环境中公有制企业是可以存在的，因为私有制企业为社会产生出价格信号，可供公有制企业使用。”

价格作为度量价值的单位将和价值一同存在下去，除非人类不再需要价值度量为止。如果没有了各种物品的价值度量，我们将失去一切经济活动的判断依据。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就不能没有价格系统。为了有效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维持价格赖以产生的市场制度，并尊重价格所代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这就是“价格万岁”的深远意义。

交换创造价值

传统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考的线索。但后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却没有按这些线索的思路发展下去。原因何在？茅于轼指出，是因为传统经济学中有些基本观念包含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些缺陷有不少是后来的学者凭空杜撰、以讹传讹形成的。所谓“等价交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个价值规律，还出现了等价交换的概念，其大意是说，在商品交换进行时，无论是以货易货还是钱与货的交易，双方的付出和收回的价值（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都是相等的。否则交易的某一方要吃亏，同时另一方就占了便宜。关于企业主在雇佣过程中剥削工人、富国在国际贸易时压榨穷国的说法，依据就在于此。粗一看，等价交换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交换不等价，势必有一方要吃亏，吃亏的事谁愿意干？只有等价交换，双方认可，交易才能达成，市场制度才得以发生。

然而，进一步深究就可以发现等价交换假说的矛盾。问题在于，如果交换仅仅是等价，人们不能从交换中增加利益，为什么人们还要不辞辛苦地去交换？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一头羊换一柄斧是因为两者所花费的生产时间相等，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生产而要交换？“要知道商业交换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它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市场上熙熙攘攘，人们奔走忙碌，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等价交换”一说根本不能描述芸芸众生参与市场活动的真实图景。

事实上，交换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最为基础的重要问题。市场活动以商品交换为核心，除去交换，市场制度的产生和运作也就无从谈起。有了交换，才有了价格、有了货币、有了各种纷繁复杂的经济关系和不断发展的市场行为模式。茅于轼从交换的产生和本质出发，论证了交换创造价值的重大事实；他进而表述了分工和交易对于社会财富增加和物质文明进步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交换的非等价性背后蕴涵的经济政策意义。

在茅于轼看来，商品交换不是等价的，而且交换发生时人们从对方得到的价值要高于自己付出的价值，双方都能从交换中获得利益。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同一件物品在不同的人看来具有不同的价值。暂且不说环境和偏好的差异，仅仅因为拥有数量的不同，同一种物品对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效用和价值。比方说，甲方手里有苹果，但他特别喜欢吃橘子，或者他对两者的偏好相等，但他手里的苹果比橘子多得多，苹果对他来说价值就比较低。此时，如果碰上一个情况跟他相反的乙方，两人之间产生交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现实经济生活来看，从公司收购到股票买卖，各种各样的交易之所以发生，原因就在于交易双方对交易物品的评价不同。买方对商品的评价较高，卖方对商品的评价较低，成交价最后落在两者差距之间，买卖双方都能从交易中获益。

不仅如此，茅于轼还证明，在任何两个人之间，当他们各自拥有一批数量和品种都不相同的物品时，只要他们对各种物品的相对优劣的评价不同（或者说是各种物品的比价不同），就一定能找到彼此都满意的交换物品，使双方从交换中获益。例如，甲是北方人，由于北方气候和土壤适于种苹果，不适于种橘子，多生产一份橘子要以牺牲两份苹果的生产为代价。故甲对于橘子和苹果的相对评价为1∶2。而作为南方人的乙则正的相反，他认为两份橘子等价于一份苹果。此时，以任何一个介于1/2和2之间的比例（例如1∶1）交换橘子和苹果，双方都会感到有价值的增加。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在理论上它与均衡、价格、汇率等经济概念紧密相连。在生活中它可以证明自由交易如何使两个人、两个群体、两个国家彼此受益，从而增进了社会财富总量。它还可以推论，即使在没有专门组织和事先设计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关系也必然在人类历史上萌发。

交换创造财富的道理其实在主流经济学中就是需求线和供应线相交，这两条线之间的面积就是交换所创造的财富。一个物品从生产者交换到需求者手中，它的价值提高了，得到“物尽其用”。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交换，使物的用场最好，效用最大。不通过交换，通过计划就可能在使用中发生浪费。而交换使物品转手，必定能抬高它的使用价值。

可以想象，由于存在物品交换使价值总量增加的客观规律和广泛可能，即使是在纯粹依靠自然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远古时代，只要人类具有自利的倾向和判别优劣的能力，发生交换关系是迟早的事情。一旦出现交换，人们感受到了交换的益处，交换就会成为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并演变出更高级的经济活动。人们一定会利用自己环境资源或身体条件方面的优势，用自己易于获取的物品专门去交换自己不易获取的物品——这就是分工的源头。对于历史上交换和分工的产生过程，后世的学者只能进行粗略的揣测。但时至今日，分工作为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重大源泉的事实和逻辑，已经无可置疑。

茅于轼曾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他在澳大利亚碰到过一个以熨衣服为业的房东，她在干活时速度比一般人几乎快一倍，而且熨得更挺。因为速度快，当然更省电。又因为专门从事熨衣服，她有专用的浆水和喷头，使熨好的衣服更耐皱。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工作，由于分工专业化，可使技术熟练、质量提高；又由于工作量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当分工专业化扩展到全社会、并随着交换的进行不断发展时，生产力被亿万倍地放大了。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盖房子来住、自己造汽车来开、自己种粮食来吃、自己拍电影来看……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享受到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富足生活？现代人的智商和体能跟古代人相差无几，但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却与古代人有天壤之别，“归根究底，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

在分工和交换的作用下，各方面的生产优势都被充分利用起来。包括个人的专长、家庭的储蓄、天时地利形成的特点等。但所谓的优势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市场上通过价格竞争鉴别出来的。对于个人来说，从事某项活动成本低、收效大，说明他有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对于企业来说，生产的商品价格便宜，受到消费者欢迎，能赚到钱，也说明它具有某种优势。概言之，交换为分工提供了契机，分工进一步为交换创造条件，反过来又依赖于交换所产生的价格，它们共同作用，构成了人的自利行为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生动图景。

由于交换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基础地位，围绕交换问题茅于轼产生了更多思考和结论。交换能够创造价值，并且它是分工不断深化的必要条件，所以经济政策应该立足于鼓励交换，消除交换中的各种障碍。在阻碍交换进行的众多问题中，地位不平等是一个关键因素，这涉及人的权利规则。

市场经济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而交换又以牢靠的财产权为前提。所以私人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是市场经济必备的条件。从人与人对等的观念看，财产权的不受侵犯，等同于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在全社会内，每个人的财产要得到保障，其条件就是每个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市场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的很晚阶段才出现，就是因为这种制度出现之前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一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14—16世纪）之后，出现了人权思想的萌芽，又经过英国和法国的几次对皇权限制的斗争，人身权和财产权逐渐得到确认，这才有市场经济。中国的皇权体制自秦汉以来一贯重农轻商，打击商人，打击从事交换、流通的人。皇权体制的核心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礼教的意识形态，目的在维护皇帝一人的绝对权威。在这种体制下，人的权利按照等级划分，根本不是等价关系，私人财产在权力无边的皇权统治下完全没有保障。因此，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市场和交换，可是发展不出市场制度。茅于轼最后总结，“等价交换”一说，应该改为“地位平等的交换”，或者“公平竞争”，这就是他的人权理论的基础。

茅于轼还特别指出，分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必须在价格的引导之下才能够实现。分工而没有价格，分工未必能发挥比较优势，可能反而发挥了比较劣势。计划经济是有分工而没有价格的一个经济，它不能保证发挥比较优势，因为没有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计划经济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这是“价格万岁”的一个理由。

第十二章 财富本质

财富创造原理

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茅于轼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人跟人的利害关系出发进行探讨。自己跟别人的关系，按照有利有害可以分成四种情况：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和损人损己。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2×2的矩阵来表示。

在这四种情况里，利人利己，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这就是财富的创造。何以见得呢？做一件事，对人有利对自己有利，那一定是有新的利益被创造，否则的话我得利你就得受损，或者你得利我就得受损。现在你也得利、我也得利，那肯定是有新的利益能够被创造出来。茅于轼认为，这个道理就是经济学里头最基本，又是最简单的道理。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掌握这个道理。比如说，如果一个老太太养了一只鸡，下了蛋，她把蛋卖给需要营养的人吃，双方都是有利的，那么这就是财第一种情况，富的创造。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去找机会。

这里有个条件，这两个打交道的人必须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必须是两个独立的、自由的人之间，他们自愿地达成一个协议，而不能有一方控制一方的情况发生。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经常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一直到了市场经济开始出现的时候，人跟人才有平等自由。人类社会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到18世纪才出现了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人跟人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关系。今天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情况差别也很大。有的国家很富，那些人就是平等自由的人；有些国家就相反，人被人控制住了，一点平等也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这些国家都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第二种情况，损人利己。我们都知道这是不道德的。从全社会的财富来看，它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是人家损失的多，自己得利的少，社会财富是减少的。当然如果能想出一个办法，让人家损失的总和很小，自己得到的利益很大，这个可以增加社会的财富和利益。这里有一个例子：飞机客舱里的座位靠背是可以调节斜度的，往后靠时可以坐得舒服一些，但是多多少少侵占了后面客人的空间。比较利弊得失，前面的客人得到的比较多，后面客人损失的比较少，而且每个人都能这样做，这种办法就是可行的。

第三种情况，损己利人。从道德上讲是一种很好的行为。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了别人，但是全社会的利益能不能增加，那也不一定。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

第四种情况，损人损己。这种事只有发疯的人才会去干，或者愚蠢的人才会去干。可是事实上我们经常在干。比如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对自己没好处，对别人也没好处。

茅于轼从这四种人的利害关系出发，探讨了人类进步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之所以能进步，就是使得损人利己、损人损己这种事越来越困难，而利人利己的路畅通着。其实，不发生个人利益被侵犯，就是人权。每个人都能受到符合人权的法律保护，就不会发生有人受侵犯的事情。人权的保护要靠政府。个人是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权的。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跟人权有关，跟平等自由相关。平等就是人跟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其中，人的生命和财产必须受到平等的保护。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皇权社会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主要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皇帝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杀人，更不要说财产得到保障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发明，第一个发明是农业，人类从此走上了文明之路；第二个发明就是出现了市场经济，人类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市场经济使我们懂得了财富怎么创造。由于有了人跟人的平等和自由，才会出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人跟人合作，所以它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你也赚，我也赚，财富就生产出来了。大家不是像以前一样靠当官，当皇帝，靠侵犯别人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去追求财富的创造，财富越生产越多，就出现了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其中，股票市场、证监会监督的股票市场、银行、银监会、国际贸易、WTO都很复杂，但它们的道理是简单的。道理就是平等自由，用各种方法来避免不平等不自由，或者使得不平等不自由的成本很高。市场经济，如斯而已。

穷国与富国的差别

经济学的任务是改进资源配置，寻求社会致富之道。1982年茅于轼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为国外超市里丰裕的商品所震惊。1986年他在美国生活了一年，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它有什么地方值得学习？茅于轼最后找到了答案。他还希望把其中的道理传播给更多的人，于是他从一个简单而常见的问题开始讲述他的观点：富国和穷国为什么同工不同酬？

拿美国和中国来比，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大夫做手术，几乎一切行业里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不光从货币收入来看，就是直接比较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众多中国优秀青年想方设法移民到美国去生活的原因。根据劳动价值论，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可见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然而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过任何解释。这样重要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提出来过。

茅于轼指出，劳动创造价值的命题从哲学的观点看固然不错，但却没有说明不同经济制度中劳动报酬的方式是不同的。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劳动的报酬就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而在商品经济中，劳动的报酬是货币，货币的购买力就和别人的劳动效率有关。换言之，商品经济中劳动报酬的多少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杜绝生产浪费，人人努力工作，不仅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较高，整个国家也会富足起来。

关于国家富足的原因，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茅于轼举例说，土地、矿藏是天然的潜在财富，可是它未必能成为现实的财富。非洲一些国家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国力却十分贫弱，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但它富甲一方；人口多少也不能决定国家贫富，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还是发展中国家，而世界首富美国同样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再有，人口素质也很难决定国家贫富，苏联是一个十分注重科学和教育的国家，人民的教育水平很高，科技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可是苏联时期它的人民生活也相当贫乏，国家解体后社会又陷入了动荡；资本的雄厚似乎能证明国家的实力，但资本雄厚是国家富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落后国家进口了资本和设备，却不一定能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更有甚者，把国家贫困的原因归咎于历史上的外来侵略，这样的话，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岂不是意味着受过侵略的国家永远不能致富？茅于轼感叹：“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在中国，有一些现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谁也没有想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但茅于轼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那就是妨碍我们致富的原因，例如：你跑步追上一辆公共汽车，可是刚要跨步上车时售票员把车门关上，按铃起动，扬长而去；马路上有人吵架，大家伫立观望，抱着无穷的兴趣，一定要等“戏剧”结束才肯离开；红灯时众人抢行，十字路口乱作一团，彼此挤得动弹不得；警察把摆摊的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开会时因某人未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会议开始后，听众在下面打瞌睡……

很显然，一个国家穷是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反而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种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而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时，或由于权责利关系不顺，或因为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使得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力眼睁睁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减少社会生产中的浪费，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促成国家和人民的富裕。也可以说，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就在于经济制度的不同。

从理论上说，社会致富问题就是要素就业（让一切可以生产财富的要素都发挥作用）和资源配置问题。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产出。富国之所以富，是因为它的资源运用方式对应着较高的社会产出，穷国则相反。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说明，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流动，形成一般均衡，达到社会产出最大化，这就是富国致富的本质原因。而一般均衡如何实现呢？要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这就是市场制度。

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把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他直观地论述了在市场的指引下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促进社会繁荣的道理，但却没有对市场制度作出明确的定义。到如今，茅于轼把市场制度称为“财产权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这是一个非常精要的补充。笼统地说市场制度可以帮助一个国家走上致富之路是不够的。在现实中，有许多被视为“自由经济”的国家呈现出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困难，例如印度、菲律宾、阿根廷、俄罗斯等，这不免让人对市场制度的可行性产生怀疑。茅于轼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制度正常运行的背后还有着被常人忽视的关键因素。

所谓市场，是实现交易的途径，它不光涉及某个场所，更包括一系列的权利和规则。人们在市场上要交易的是各自拥有的财物，所以建立市场制度的前提是财产所有权的明确划分和严格保护。“交换是以我所有的与你所有的相交换，如果东西属于谁都不清楚，还谈什么交换！”有了清晰的财产权，还要有每个人自由参加或退出交易的权利，这需要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应该平等地普及到每一个人。市场制度的原则说起来十分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却很不容易。出现问题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么是缺乏公正廉明的政府，要么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要么未形成合作诚信的道德文化……这些原因无不侵蚀着市场经济的健康机体，使那些名义上实现了市场制度的社会无法摆脱贫困和畸变的困扰。

如何衡量一个健康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呢？茅于轼提出了一个独到而准确的标准：是否按要素所作出的贡献来分配收入。因为社会上一切财富都来自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力、资本、土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所以社会产出的价值也应该分配给提供要素的个人和集体，它通过要素市场的交易表现为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具体形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说明有人在经济中作出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时有人无偿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果实，这将影响到社会生产中要素的积极使用，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一切不合理的经济制度都跟非要素渠道的分配方式有关，例如贪污受贿、特权消费、强取豪夺、欺诈勒索等等，所以茅于轼把经济制度定义为“人们取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他还指出，按要素贡献取得收入的分配方式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那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进一步，如果把公共物品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把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定位于交易关系，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民主政治是完善的市场制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茅于轼是一个忠实的市场信徒。他对市场制度的信奉来自于他原创经济思想中严密的数理逻辑基础，也来自他对现实经济世界的观察和感悟。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上的富国无例外地都是市场制度的国家”、“我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市场制度在创造财富中的神奇作用”。于是，茅于轼像一个传道士一样，当无数的中国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想方设法移民到市场制度的富裕国度的时候，他却在为中国变成一个市场制度的富裕国度而勤恳工作。

投机的利弊

在很多人眼里，投机不是什么好东西。“投机分子”往往代表一种贬义称号；若干年前，我国的经济领域中还有一项“投机倒把”的罪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美国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斥为整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对投机的批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常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看不到针对投机问题的专门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投机活动是当今社会经济中极其重要的一种交易模式，但很多人对投机活动的利弊和实质不甚了了。在理论上，投机问题跟财富与价值、中间商业环节、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等重要概念紧密相连。凡此种种，使茅于轼对投机问题的阐释成为他经济思想体系中具有重大价值的一个环节。

什么是投机？只要对照日常的经济活动就不难理解，如贩运、囤积、买卖期货商品、炒股票、外汇、房地产等，“不从事生产和消费，只是为了赚钱而进行买卖的活动，都属于投机。”投机的特点是为卖而买，它在买卖差价中获利。从表象上看，投机过程中买卖的物品没有任何变化，只是随着货币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发生了流动，所以，投机能否创造价值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疑问。更有甚者，把投机所赚的钱看作是别人口袋里转移而来的，因而认定投机与赌博相同，投机赚钱是一种不良行为。

然而，投机买卖是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投机的背后是一系列的自由交易，按照商品交换原理，这必定是有益于各个当事人。在茅于轼的一般均衡理论中，钱是市场活动中度量价值的单位，赚钱就等同于创造财富，投机当然也不应该例外。世界上各个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赌博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对投机都予以合法地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投机在社会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投机对社会的贡献如何体现呢？茅于轼通过许多简明的事例做出了解释：投机的贡献在于调剂商品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丰歉，减少资源稀缺性，从而增加了社会财富。

若干年前，长途贩运在我国是被禁止的非法活动。时至今日，众所周知，虽然长途商贩既不生产也不消费，但他们能够调剂商品余缺，使各个地区能发挥自己的生产优势，同时享受到丰富多样的产品，因而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国际贸易正是一种跨国的长途贩运，它不但不应禁止，反而应该大加鼓励。”类似的，囤积居奇能在时间上调剂商品的余缺，也应该得到肯定。茅于轼经常说：“如果将丰盛宴席上剩余的食物调剂到发生饥荒时来消费，大概没有人会反对……”这么做的结果是使相同的物品产生了更大的效用，也就是投机创造价值的过程。

投机创造价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够发现价格，现在的或者未来的。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并没有调剂余缺的功能。但是它有发现一个企业的价值的功能。在期货市场上，投机也能为我们提供某种商品的未来的价格，虽然它未必永远正确。价格是非常重要的，是极其有用的。当你买一所住房的时候，你一定很希望知道类似的住房别人以什么价格买下来过。有这个信息比没有这个信息，对你做出是否成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涉及成交的双方是否有权对价格保密的问题。茅于轼曾经思考过对公开价格的企业奖励的办法。他还提出过一个新概念：交易费用是创造价格的成本。

由于投机能够创造价值，投机者也能从新增的价值中分得一部分利润。以粮食为例，秋收时粮食供应充足，但粮食的消费一年四季变化不大，这造成秋季粮价偏低，有损于生产者；而春季时的供求状况导致粮价高涨，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了投机者，他们在秋季购进，在春季卖出，在自己获利的同时，减少了粮价的波动，对生产和消费都有好处。由此可见，投机者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他们赚的钱出自正确预测价格趋势并促进商品供求平衡的积极行为。

对投机的误解主要源于财富观念的偏差。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只有能够改变物品形态的生产活动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所以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创造物质财富”。然而具备物理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原子核反应，一般的物理化学过程既不能创造物质，也不能消灭物质。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财富，是依附于物质之中的使用价值。茅于轼举例说，江河中的水没有饮用价值，但当它被吸取、过滤、消毒、泵送到水龙头后就逐步增加了价值，因为它越来越接近于可供使用。水被人饮用以后，变成了尿排出，它不再有使用价值，价值就被消耗掉了。概言之，财富就是事物对人的某种功效，在市场活动中赚钱就意味着创造财富。

中间商业和任何生产行业一样，其工作都是使某种物品越来越接近于人的需要，所以它同样都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如果没有商人，商品的供求联系将面临很多障碍，它不可能那么快捷高效地从生产者流向消费者手中。有了中间商业环节，不仅使商品交换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还直接改善了资源的配置状况。例如旅行社可以帮助旅客制订计划，利用航班的空闲座位，避免大家都去挤乘同一架飞机；蔬菜批发站可以均匀分配蔬菜供应，避免某地供不应求而另一地供过于求，减少烂菜损失。如此一来，旅客从旅行社买机票反而比从航空公司直接买更便宜；农民把菜卖给批发站比自己挑担进城卖菜更合算，而消费者还减轻了负担。这些都是中间商业环节的贡献。鉴于此，茅于轼指出，认为商人的贱买贵卖意味着欺骗或剥削的看法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他还提出了“商人光荣”的口号，呼吁建立有利于商业和中间服务业发展的舆论和政策环境。

作为商业的一种特殊形式，投机活动在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茅于轼举例说，如果没有房地产投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的土地价格必然偏低，结果可能导致一些效益低下的经济活动占据了将来变为繁华商业地段的地面，造成土地资源的误用。有了投机活动，土地的未来价格就能提前显示出来，防止错误决策。对于一个前景良好但又不被众人所知的产业或公司来说，如果没有处心积虑去预测价格走势并力图购买升值资产的证券投机者，就无法在金融市场上筹集到足够的发展资金。由此可见，从事房地产或股票投机能赚钱是因为它对经济作出了贡献，它的贡献就是正确地预测了未来的市场价格，并使相关的经济活动及资源利用更趋于合理。对于房地产投机赚钱的活动，茅于轼一方面是肯定的，另一方面也指出，房地产涨价造成的利润，并不完全是投机商的贡献，重要是城市发展的贡献。比如地铁通车会抬高房地产的价格。这部分财富的创造是地铁造成的，没有理由归房地产的所有者。他赞成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学说。房地产涨价所得应该大部分归全社会。

然而，“投机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未来的市场价格预测错误，投机者将赔钱，同时导致社会财富的减少。这方面典型的是泡沫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投机者不可能总是正确地预测到未来的市场形势，相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盲目地跟风，如果一窝蜂式的投入，把房地产或股票的价格炒过了头，就会出现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中，人人都以为资产价格会不断上涨，对赚钱充满信心。殊不知，由于没有实质经济的支撑，泡沫经济最终必定垮下来，个人与社会都将受到重大打击。

为了防止投机失误造成的危害，很多人自然想到了政府的计划和管制。但茅于轼指出，这种想法的毛病在于以为投机者的计划都是盲目的，而政府的计划总是正确的。其实，政府官员的智商不比投机者的智商更高，况且政府人员不像投机者那样具有认真研究市场趋势的强烈的利益驱动力，如果说投机商的预测可能出错，又怎么能保证政府的判断永远正确呢？所以，茅于轼反对政府对投机进行管制，而是主张完善市场制度，在发挥投机活动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其负面影响。

茅于轼不但从价值的角度阐述了投机的合理性，他进一步论证，由于投机交易的特殊性，它最需要投机者具备良好的信用保证和商业道德。对投机的唯一的、根本的要求就是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易。此前提下，投机能够创造价值、投机赚钱有益于社会经济——这其实也是茅于轼从一般均衡理论和商品交换原理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有这样的认识，也就找到了理解金融危机和财富消灭的钥匙。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投机决策是每个人单独作出的。面对同一个市场既有人认为价格将上涨，也有人认为价格将下降，因此投机者必定有人赚钱有人赔钱。作为整个投机集团来讲，赚钱和赔钱的代数和如果大于零，说明投机集团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反之，则消灭了财富。

财富如何被消灭

经济学致力于研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发展分工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使得一些偏离研究主题的重要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根据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人们自动去消灭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财富如何被消灭”的问题很少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

但近年来，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似乎取代经济衰退成为了社会经济生活中驱之不散的梦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的不景气中挣扎；1994—1995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震惊全球；1998、1999和2001年又分别爆发了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2008年再次爆发全球金融危机……

在危机爆发之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会难以置信地在几天之内化为乌有，其损失甚至不亚于一场战争。战争造成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危机时期销毁商品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在金融危机中，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产品被摧毁，财富却不见了。它们跑哪里去了？一般来说，对危机的研究大多着重在危机的原因、它发生的背景、危机是如何传导和扩散的、最终又是如何被制止的，等等。但茅于轼指出，要研究危机中财富如何被消灭，“这原本是金融危机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把它弄清楚，就很难从根本上避免这一悲剧。

正是由于缺乏对投机创造价值的原理和财富概念的正确认识，在看待金融危机中财富损失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偏见与误解：

一些人（例如1998年的马哈蒂尔）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投机者，认为危机中损失的财富是被投机者所掠夺，被转移到了国外。这种认识的潜台词是说金融危机并没有消灭财富，只是财富发生了转移。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纵观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固然可能有人在投机市场上赚了钱，但整个社会出现的损失更是普遍和深重的，总的损失远远大于总的收益。况且在某些金融危机中并没有任何人得益。

有人把价格变动视为财富变动的原因。例如，在金融危机时常常发生通货膨胀，使个人的购买力大大降低，生活状况也随之恶化。或者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下跌，资产大幅度贬值，使持有人遭受了惨重损失。但实际上，市场的价格变动不过是一种表象，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资产贬值，其背后还有更本质的原因。发生通货膨胀必定是由于大量的钞票投入了市场，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往往是政府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财政黑洞，只好靠新增货币抵债。所以说，通货膨胀是政府投资失败的结果，而不是社会财富损失的原因。至于金融危机中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下跌，那确实将导致部分资产持有人的损失，但一部分人的损失跟整个国民经济的倒退不可等量齐观。况且资产贬值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其背后一定有投资行为的失败。

茅于轼把交易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一时点上完成的，例如以货易货、短时间内的货币交易。另一种交易是在不同时点上完成的，付出和收回要相隔一段时间，例如个人在银行存款、企业融资投资等。由于不同时点上的交易的特点，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着投入而不能收回的风险。例如，在油层上钻井，能打出石油的概率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此时，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来说，如果不出油，投入的资源就会造成浪费，如果出了石油，财富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风险和机会并存的道理。

一个地区、一个产业、一个项目，如果蕴涵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必然吸引大量的投资。由于二级市场的存在，这些项目的价格在交易中趋于高涨，再加上投机行为和银行资金的推波助澜，很容易形成一个正反馈机制，使资产的市场价格越推越高，最后造就泡沫经济。在泡沫经济中，股票指数节节上升，项目投资四处开花，消费信心热情高涨，市场上一片火红繁荣的景象。但如果这些投资项目不符合资源配置优化原则，泡沫经济终究是要崩溃的。到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持有的资产凭证贬值而遭受经济损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意味着投资失误导致了财富的消减——与此同时伴随着停工、失业、生活恶化等实质经济的倒退现象。由于投资失误往往涉及大量的银行资金，势必形成高比例的银行坏账，使信用关系和金融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陷于崩溃，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将进一步损害产业部门的正常运行，使经济一蹶不振，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那样。

根据茅于轼的观点，财富在危机中被消灭的实质是投资失误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当。在投资失误中，有些是由项目设计的不合理注定的，例如对某个地区发展潜力估计错误，某项技术的应用条件比最初假定的复杂，某种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调查偏大等，都可能造成投资的巨大浪费。另外有一些行业，本身具有很好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但同一行业吸纳资金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投资过度造成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也可能导致项目失败。“投资失败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个别的失败不会造成金融危机，只有大规模的投资失败才会形成危机。”必定是某个牵涉面很广的事情发生，才会导致普遍的债务链断裂，进而成为金融危机。比如巨大的骗局被揭露，某个宏观指标的大幅度调整，再加上因为投机行为的正反馈效应和现代金融体系巨大的资金吸附能力，才使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现实。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盖了一半的大楼、废弃了的工地、无人工作的厂房、没有多少运量的高速公路……这都是财富被消灭的生动写照，“它们和牛奶倒入大海没有本质的区别。”

同一件东西，外观和内容不变，但它的价值可能随着它的功能和用途而变化，这就是茅于轼的财富观。“同样一吨水泥，如果用来修建交通繁忙地段的立交桥，它是有价值的，如果拿去搞重复建设，它的价值就等于零。”这个简单的道理中蕴涵着深刻的经济学意义，它说明有时候在创造财富和消灭财富之间很难找出一条显而易见的界限。因为到底什么是重复建设和无效投资，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轻易判别的。即使是无效投资，在它进行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增加了购买力，大量的市场需求被营造出来，也会出现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的表象。但如果投资不能产生真正的效益，等到后续资金难以维持的时候，财富被消灭的真相就会通过金融危机显露出来。

投机是导致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投机行为，一个错误的投资方向很难吸收那么大规模的资金、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不过投机者不可能通过刻意制造市场波动来获利。人们看到一部分投机者在汇率下降或股市下跌的时候赚到了钱，以为他们就是灾难的制造者，其实不然。汇率下跌或股市下降是由危机爆发之前的投资失误决定的，后来投机者沽空成功不过是准确预测了市场的趋势。事实上，在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酝酿和爆发的过程中，既有投机者赚钱也有投机者赔钱。赔钱的是那些预测失败、为错误投资推波助澜的投机者，而赚钱的是正确预测了市场趋势、并用商业行为中止了经济泡沫进一步发展的投机者。

在茅于轼看来，财富被消灭的过程实际上发生在危机酝酿的时候，它是由众多的决策错误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每一步投资购买都用常识判断一些，危机的风险就小得多。”的确，要想完全杜绝市场风险恐怕是不可能的。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对策建议，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曾经提出通过提高交易税来抑制过度的投机活动，但无论如何，设想通过取消投机来避免市场风险无异于因噎废食。不管是谁，都不愿意自己的投机或投资出现失误，所以，从制度上建立责任严格的个体产权机制或许是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财富被消灭的根本办法。

第十三章 制度解析

平等——市场制度的基石

近200年来人类社会物质文明上的进步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上几千年的成就。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来，社会繁荣是人们受私利驱动而获得的成果，这个论断被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所印证，也成为整个经济学理论的源头。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无非是论证了市场能够自动有效配置资源的原理，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又表明经济学还处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

问题在于已经建立起市场制度的国家不需要经济学理论去改变它，而对于还没有建立起市场制度的国家，已有的经济学成果并不能提供可靠的改革方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策建议无不着眼于市场化与自由经济，但收到的效果却是事倍功半。更不用说在世界各地出现了一些经济恶化、社会动荡的市场经济国家，使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洪水猛兽。

茅于轼通过研究市场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内在逻辑来到了人权问题的领域。他明确指出：市场制度的基础是人权。“妨碍市场制度建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缺乏人与人的平等地位。”这个结论可以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到印证，它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交换出现很长时期以后市场制度才产生。进一步，它为我们鉴别不同性质的市场制度提供了依据，并为建立真正的市场制度指明了道路。

由于交换具有一种对双方有利的属性，所以它在历史上必然自发地产生。货币是为方便交换而发明的，交换无疑出现在货币发明之前，它甚至可能出现得比文字更早。市场制度是各种交换关系的总和，除去交换，市场经济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茅于轼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出于双方自愿的交换必定能够为参与双方带来利益，因此它必定能够自发地产生。既然交换出现的年代非常久远，而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却出现得很晚，只有三四百年的历史，这是为什么？茅于轼相信，这跟社会中人与人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有关。

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所有的社会组织形态里，人与人在地位和权利上从来没有平等过。古代血族社会中有巫师和族长，在奴隶制社会中有奴隶与奴隶主，以后又有地主和佃农，还有帝王将相和平民百姓。不同的阶级享受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它表现为人身自由的不同，最后也表现为财产所有权受保护的程度不同。甚至到了今天这种差别仍然存在，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和一个山区农民在人身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上得到的保障是不同的。

交换要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没有平等，就不会有广泛真实的交换关系。在不平等的社会中，特权者可以无偿或变相地占有普通人的劳动果实，所以争夺权力成为争取利益的捷径，而下层人民的种种利益，最终难免成为压榨与掠夺的牺牲品。几千年来国与国之间纷争不断，各个国家内部革命迭出、王朝更替，这是社会关系不平等情况下个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相反，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财产得到保障的社会，必然发展成市场经济。”

欧洲从公元4世纪以后有政教分离的政治结构，在权力被分享、被制衡所形成的空隙中人本主义有了生长的机会。到16世纪，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人本主义的思想开始产生影响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单独的一个人，只要他存在于社会之中，他的基本权利即被承认并受到保护。在这个基础上逐渐产生出人权的概念，它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平等的，而且没有例外。当“人人平等”的观念通过文化启蒙和利益博弈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确立的时候，人类社会揭开了全新的一页，市场制度诞生了。

因为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未变，如果通过侵犯别人得利的机会不复存在，就只有通过合作来获取利益。在平等社会中，具有独立人格地位的人，可以自由地与他人订立契约，实现有利于双方的事情，这就是市场制度。商品交换是使双方同时得利的行为，是使双方的财富同时有所增加的一种活动。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交换创造出财富。市场经济中每一笔交换都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有所增加。短短三四百年的市场制度创造出了超过过去几千年人类社会所创造财富总和的十倍、百倍。

今天，当经济学家们在审视市场制度的基本架构和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时候，他们都会强调产权明晰和价格开放的重要性，但对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地位，大多数人却忽略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市场制度能够造就社会的繁荣富足，而在亚洲、南美的一些国家，经济自由主义却与贫困落后形影不离？茅于轼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国家尚未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关系。

以印度为例，那里的女性备受歧视，出嫁时要付高额嫁妆，否则就会被虐待，甚至被杀害。印度的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废止，但实际上低种姓的百姓仍然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没有和富人一样的平等谈判和签约的权利。类似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国。“你不要看它名义上也叫自由经济、也叫市场经济、也叫民主政治，但它的社会非常不平等，那些东西都是假的。”如此一来，权钱交易、垄断管制等违背市场原则的活动在社会中大行其道，并由此造就了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抵制任何形式的制度创新，使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了混乱停滞的泥潭长期无法自拔。

“印度病”和“拉美化”对中国的社会转轨是一种强烈的警示，当我们在吸取畸形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训的时候，茅于轼关于市场制度建设的洞见显得尤其重要。明确了社会中人与人的平等地位是建立市场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民主政治就成为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然而“人人平等”和民主政治并不光是法律条文上作出规定就能实现的，它还需要有相应的道德文化与社会理性来加以保障，所以茅于轼从来没有停止在重建市场经济道德观方面的努力。

在建立市场制度的过程中，“人人平等”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中保护产权、自由竞争等各种要求无不根植在这一基础之上。它对于市场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如此重要，而它自己却存在于某种看不见的社会道德理性之中，可谓市场制度的灵魂。

有特权即无人权

人权问题是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例如，联合国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关于公民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人权公约，是最重要的国际性纲领文献之一；在最近数年引人关注的国际政治军事问题中，“人权高于主权”的准则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因素；中国和美国外交方面几乎每年一次的“人权报告”之争也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到底什么是人权？如何界定人权？怎样保障人权？这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很少有人作出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回答。

在茅于轼看来，人权就是人人都可以享有，而且不会引起冲突的权利。从这个定义出发，生存权、人身权、隐私权、知情权、言论权以及所有权都属于人权。按照这个定义，人权还应包括两种权利，第一是听的权利，或者更一般的，获取信息的权利。不过获取信息的权利是有限制的，别人的隐私是不可以打听的；第二是持有财产的权利应该属于人权，而对于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是一种特权。人人都有权持有物品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对特定物的所有权可以防止因所有权而发生的冲突，两者不可偏废。这是一个科学化的人权理论，因为它不受地域、文化、信仰、传统的影响，而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人权应该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为此，人们在拥有这些权利的时候不能形成冲突。如果某种权利人人拥有将造成冲突，这就不是人权，而是特权，特权只能为少数人拥有。所以说人权的对立面是特权，人权之所以不能牢固地树立，正是因为有特权，取消了特权，人权便自然来到。

从人权与特权相互冲突的角度，茅于轼分析了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历史，并与现代社会状况做了比较。他认为，一部分人有特权，大多数人没有人权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几千年。这几千年是社会不断发生动荡的几千年。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征战不断，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偶然有几十年太平日子就算太平盛世，载入史册。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因为少数人有特权和多数人无人权的矛盾。不能享受起码人权的多数人由于不堪压迫，必将铤而走险，革命造反，而有特权的少数人必将全力镇压。这种尖锐的对抗导致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和社会的倒退。因此之故，从公元1年到公元1800年，全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08%，而人权意识逐渐兴起后的1800年到2000年的200年中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0.1%，为过去的1.25倍；平均寿命的年增长率在前1800年只有0.01%，而后200年为0.5%，后者为前者的50倍。以公元1800年前后为分界点，人类社会的轨迹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就是人权的逐渐觉醒。

茅于轼分别详述了人权观念未觉醒与觉醒之后的社会状况。当社会处于特权和人权矛盾之中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卷入到矛盾的斗争之中。没有人权的多数人希望改善自己的地位，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特权的侵犯，不得不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与特权者的斗争上，进而自己也有机会成为特权分子。而享受特权的少数人则唯恐特权被推翻，自己被替代，因而也不得不把聪明才智用在防范享受不到人权的多数人的攻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皇帝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要大杀功臣。这一出戏虽然历代表现的形式不同，本质上从来没有变过。对以后继位的皇帝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守住皇位。他用尽心计看住近臣，处处防范，必要时不惜大开杀戒。凡有谋反的，甚至仅仅是有谋反嫌疑的，就残酷地株连九族，一次杀人成百上千，所以伴君如伴虎。作为近臣一方，不得不严加防范，当然最彻底的办法是自己当上皇帝。近臣相互之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它的主线还是皇位的安全或篡夺。围绕这个斗争各种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朝廷成为最黑暗的地方。而那些相互争斗的大臣里面，绝少有能够得善终的。皇太子从小就有太傅教导，学的就是“光明正大”的孔孟之道，但是宫廷里真正通行的规则却是阴险毒辣。并不是皇帝天生都坏，而是人处于这样的损人利己的关系之中，不得不如此。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摆布着几千年的君臣关系，没有一个皇帝能够摆脱它。至于皇帝和老百姓之间，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和随后的改朝换代更不能让皇帝掉以轻心。平时苛捐杂税，百姓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住时就揭竿而起，所以剥削、安抚、镇压就是君民关系的全部内容。而且，农民起义建立新政权后，情况并不见得好转，反而是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自从人权观念逐渐建立以后，国家领导人和普通老百姓同样享受人权。每个人得到同样的保护，就是领导人也不再享受特权，而且领导人的位置也不是固定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这就是民主政治。人们不再用心思搞人跟人斗争，而是用心思如何制造财富，享受钱财带来的物质。特权是排他性的，因为不可能人人都享受特权，而赚钱却没有排他性，人人都可以赚钱发财。世界就比较相安无事了。人的聪明才智逐渐用在了提高生产能力，创造财富方面，因此才有前面提到的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的伟大成就。

茅于轼特别指出，人权的确立是靠国家的政权。因为人权的受保护是政府的事。个人自己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人权的。小偷偷了我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抓小偷，我只能报警，靠公安去抓小偷。我和别人有了纠纷，我自己无法解决纠纷，只有靠法官为我维护正当的权益。所以，世界各国的政府分成维护人权的和蔑视人权的两种，也有许多处于转变期中的。每年世界上各种组织发布各国的人权报告，衡量各国保护人权的成败。那些在保护人权上有劣迹的国家往往感到很紧张，生怕劣迹被揭露。而各国的百姓则非常欢迎对自己政府保护人权不力的批评。

如果把全世界各大洲细分一下，人权观念首先在西欧发展，那儿的经济最早得到发展。后来传播到亚洲和拉丁美洲，那儿的经济随后跟上。至今非洲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建立起人权社会，人跟人斗的关系还没有结束，所以经济落后。当今世界上人权问题多的地方经济都比较落后，人权得到尊重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绝不是偶然的。

按照人权的理论，茅于轼区分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治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茅于轼认为，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的话，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人，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少数人的理由。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而那些人民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老百姓去送死。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靠剥削来享受，死了以后还要靠剥削来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近代，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20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关紧要的活动。好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刊，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如何重要，国家如何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

政治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存在的理由就彻底失去了。如果说政治家都是那么一批自私自利的人，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是不对的。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等之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

茅于轼认为，事实上，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许多政治家都是普通百姓变的。要防止政治家上述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而是改变政治的制度，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要在社会中实现人权与自由主义，一方面要靠争取，要反对特权和一切不必要地干涉他人自由的企图。另一方面要通过理念传播，使每个人通过个人修养能自觉地尊重他人的自由，这样的话自由主义不必争取便自行来到。相反，如果每个人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自由，却要求别人顺从他本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理想将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个世界也将永无安宁之日。所以说到底，自由主义不但是一种制度安排，而且是一种个人修养。

对比专制独裁和自由主义，前者只要有足够的武力，注定是会成功的；而后者从本质上说不能去勉强任何人，只能等待别人的觉悟，所以它很难彻底实现。茅于轼说：“自由主义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实施，但却是唯一能逻辑一致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因而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追求它，并为之奋斗终生。”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由宣言。

民主的核心是宽容

一段时期以来，政治改革在我国成为了一个敏感话题。政治改革的字眼虽然偶尔会出现在文件报刊上，但出现的频率远远不及经济改革，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忌讳提这几个字，似乎一谈这个问题就是向现政权挑战。茅于轼认为，这是很不应该和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将不利于政治改革的深入和全民的参与。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改革事业已经明确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来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的层面看，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可以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这是茅于轼的体会，也是他确实在做的事情。

在茅于轼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只因为它是静悄悄的、以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的，从来没有大张旗鼓，所以不被大家所觉察。”的确，政治改革的目标和作用无非是使人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拥有更多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政治经济环境跟改革开放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30余年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发育已经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茅于轼相信，如果按照过去的发展轨迹，继续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市场经济，再过20年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必将发生更为彻底的变化，民主和法治的社会终将被建立起来。

在推进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具有关键作用。人们一旦接受了外界的某种信息并储存在大脑记忆中，就永远不可能被抹去，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不可逆性。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在茅于轼看来，中国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得力于中外交流，“所以开放比之改革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特别是如果我们能在各方面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就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改革的成本。

鉴于政治改革中曾经出现的挫折，茅于轼提出了政府的灵活性和民众的宽容性的问题。他认为要想防止政治改革出现路径错误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需要有随时随地调整的机会，这就要求社会各方树立一种通过协商妥协解决问题的精神。要使政治改革成功，一方面要求政府始终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严肃地承担自己应尽的法律和道德义务。两者之间，政府的灵活性更为关键，因为它能为政治改革开辟一条道路。茅于轼认为完成政治体制调整的过程将是相当长期的，“但如果各方都有意识地明确目标，调整的过程可以大大地缩短”。

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但在目前阶段，不能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制、多党选举、竞选等，也不宜把它理解为人民当家做主。因为“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是我做你的主，还是你做我的主？”茅于轼对民主的解释有两条：首先是清除任何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其次是制定一套通过对话解决冲突的规则，在发生矛盾时通过谈判解决。“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折中。”茅于轼还对“共和”做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共和就是大家讲和平，放弃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肯讲道理，要用武力，社会就会失去正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就需要宽容，彼此尊重。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强调，“容忍”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茅于轼同样认为，民主最需要的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了民主。这两者几乎是等价的。一般说来，好的出发点也能干出坏事，而且一件事是好是坏当时是很难判断的。宽容是一剂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出坏事来。虽然宽容本身也可能犯错误，就是纵容了坏人。从历史的经验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如果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们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一般认为中国缺少宪政，但是仅仅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没有宽容的宪政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宽容也意味着“得理要让人”，人往往容易“得理不让人”。是否宽容这里是一个分界线。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宽容，因为他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而且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是正当的，不能强求他讲宽容而心甘情愿地永远做奴隶。所以，任何人和人不平等的关系将排斥宽容的可能性。当人和人已经处于平等地位时，或者说，在已经有了人权和民主的社会中，彼此之间就既可能相互宽容，也可能相互苛刻。所以说，宽容是人权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原则。在学术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须的。当然，宽容不等于文过饰非，不吸取过去的教训。总之，就是我们要站在长远的、发展的角度，一方面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方面得理还要让人，与别人和谐相处，争取彼此都有更好的未来。宽容近似于孔子的“以德报怨”。

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了实践对政治改革的推动，茅于轼发起了“政府体制改革的技术性措施”的研究项目。课题包括媒体如何监督政府、公务员的待遇与腐败的关系、政府采购环节如何减少贿赂、保障公民在刑事审判中的公平待遇、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的完善等。他在天则所举行学术会议坚决地支持和推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的研究和进展，他和信孚集团合作，编写经济学教材，他甚至提出了政府领导挂牌上岗的设想……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工作，但茅于轼认为：“像这样的小事，积累起来就可以变成大事。”青年学者段振坤甚至认为，茅于轼所提出的择优分配最优化原理，是起草一部最优宪法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个基本工具，在中国这样一个宪政资源极其缺乏、宪政成本十分高昂的国家，要起草一部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宪法，是十分困难的。段振坤认为，择优分配原理在宪政中的运用，只要转化成宪政语言就可以实现。经济学上的分配和宪法学上的分权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所以择优分配最优化，就是择优分权最优化原理，制衡是分权的函数关系。尽管宪政语言不同，但原理始终是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对面临的困难并不盲目乐观。他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中国可能通过政治改革迈上全面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可能出现胶着状态，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如果我们能从不自觉变为自觉地高举自由主义、人权和市场经济的旗帜，中国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

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

“牛顿定律”在物理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进步在于将日常观察到的现象进行理性归纳，得出科学结论，从而改变了人类的认识方法。牛顿最重要的贡献是把事物的关系建立在严密逻辑的基础上。而在过去，对事物的认识是模糊的印象，缺乏对内部逻辑关系的整理和理解。由于“牛顿定律”的发现，宇宙间的各种运动都能够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下作出解释，并且给出预测，开拓了物理学的新时代。

茅于轼是学理工出身的，他认为社会科学至今没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结构，绝大部分的道理都达不到定理的水平，经不起推敲，模棱两可，教人不得要领。换句话讲，社会科学还处于相当于自然科学的中世纪时代。

他希望看到类似于“牛顿定律”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把人们感觉到的事物经过逻辑分析，去伪存真，能够适用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时代；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够发现未来，并进而指导人们今天的行为。为此，他从社会现象与历史事实出发，通过逻辑推导，总结出以下“社会科学的牛顿定律”。

【定律一】A.人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权利，它不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特权则是少数人享受并且会引起人与人冲突的权利。

对于人权的争论源于缺乏逻辑的基础。下面把权利是否会引发冲突来将权利分类，得出包含逻辑的人权定义。一类权利是不会引起人与人冲突的，称之为人权，另一类权利如果人人都有的话，将引起人与人的冲突，称之为特权。马路上的特权车可以横冲直撞，这是一般车同意避让特权车为条件，而且只能个别人有此特权。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特权，就会彼此冲突。

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行动权、财产权、信仰自由权、信息交流权（说和听的权）。过去的人权没有提到过听的权利。实际上听是更符合人权定义的权利。因为听是不可能引起冲突的，这些权利都以不妨碍别人同样的权利为限。

特权则会引起对人权的冲突。比如皇权时代的皇帝可以任意杀人、抄家，侵犯别人的人权。

B.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或者是人与人平等的人权关系，或者是人与人不平等的特权关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许多种分类的方法。每一种分类必须是完备的。这两种分类概括了所有的人，无一遗漏。

C.人与人平等的确切意义是每个人行为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是相同的。这里隐含的一个假定，即这些约束条件是平等地赋予每一个人的。或者这些条件不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里将平等定义为约束条件相同。包括法律、习俗，特别是法律。之所以法治不能贯彻，人权受到侵犯，就是因为有人不受法律的约束。

在相同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同样机会。我不能杀人，你也不能杀人；你能够发表意见，我也能够发表意见；你能够保持财产，我也能够保持财产；你能够信仰一种宗教，我也能够信仰一种宗教。

D.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容忍的不平等是同样的约束条件下因为选择不同，机遇不同而导致的差异。由于初始环境不同而引起的不同也是不能允许的，但是这种不同只能慢慢消除。同时应该看到，由于选择不同造成的差别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它要求每个人慎重地选择，鼓励选择正确的人。

推论一：人与人不平等的特权关系不可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因为处于下层社会的人受压迫、被剥削，他们希望变成上层的有特权者。社会必定经受着革命、反革命、反反革命的动乱。只有改变成为一个平等社会，才会永远避免革命和动乱。

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社会，权力斗争集中在皇位的得失。斗争是你死我活，不容调和的。只要制度不改，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停止。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看穿了这场把戏，但又无力改变它，只好出家当和尚。南朝时年仅13岁的宋顺帝刘准被逼禅位于齐，被王敬则杀死。死时说：“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子家。”可怜一个13岁的孩子，也逃不出这种人与人不平等的制度的必然后果。

推论二：唯一能够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人与人平等的人权社会。因此任何一种专政都不可能稳定。因为专政结构必定有专政者和被专政者，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推论三：人与人平等，或人们遵守同样的约束条件时，由于天生的条件不同（相貌、智力），人生的机遇不同（如出生在什么家庭，出生在什么地方），个人的努力不同，每个人得到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同样地有持有财产的权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结果必定是贫富的不同。如果我们要使得贫富相同，就必须放弃约束条件相同的平等。这两者不可得兼。

推论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之间必须和谐相处，否则社会只能稳定在全部是富人或全部是穷人的状态下。全部是富人不可能，因为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只能稳定在全部都是穷人的状态下。而且必须是全世界都是穷人，否则国际之间还是有冲突，不和谐。

推论五：在人与人平等的社会中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由谁来维持这个秩序。唯一可能找到的办法就是代议制政治，既不破坏人与人平等又有管理者的权威性。由人民选举产生而被委托的代表，由他们代表人民来治理社会。这些代理者可以不费力地被更换。

【定律二】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利益出口让外国人来享受。如果全世界都实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必须把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全社会中只要有一个人例外，他实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其他的实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匹配起来倒是可能的。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主张这个口号的人的真实动机。

推论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可能，人人利己是可能的。只要利己的同时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就有可能。市场制度的道德原则就是利人利己。这一原则将永世长存。

假定人都是关心自己利益的，在平等自由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必定同时有利于这两个人。如果这协议关系到经济事务，则必定能够增加社会的财富（但如果此协议有损于第三者则未必，在此经济学称之为负的外部性）。

推论二：在人与人平等的社会中，不可能建立一方欺侮另一方的制度，只可能建立双赢制度，就是市场制度。一切交换都能够达到双赢。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都是等级制的特权社会。中世纪以后平等自由的思想逐渐崛起，到18世纪末开始有了普通人的私有产权的保护，有了固定的交换，慢慢地出现了市场经济制度。人类社会开始起飞。从那以后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人口和寿命增长的速度比过去几千年加快了10倍以上。社会有了分工，科学技术得到发展。

这个社会起飞过程在全世界是不平衡的。西欧最早起飞，继之而来的是东欧、拉美和亚洲。非洲基本上至今还没有开始。

推论三：到21世纪初，发展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在全世界通过市场配置，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战争还存在，都不是为了资源，而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一推论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它纠正了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争夺资源是战争的原因。而且这一推论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指出人类社会如何解决资源分配问题，进而指出今后的战争都是意识形态之争，指出世界和平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推论四：全世界政治家的任务就是保护市场，而不是用政治来干预市场。一旦市场被破坏，战争将不可避免。所以不能抵制日货（个人选择有其自由，不同于政府行为）。这一推论进一步说明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多重要。虽然一体化有许多缺陷，但反对一体化的人没有看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其他的选择就是打仗。

人类想要避免战争，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彼此让步。别无他路。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有开放态度，对别人的意识形态要有尊重态度。

【定律三】一切交换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出售方对商品的评价较低，购进方对商品的评价较高。否则任何交换都不可能发生。小到一根冰棍的交换，大到企业的并购，莫不如此。

推论一：交换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就是因为商品从低价值转手到高价值。理解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承认一物的价值随时间、地点、持有人的条件而变，并非取决于凝结在其中的劳动量。

推论二：由于出售方的估价较低，购进方的估价较高，所以成交价必定介乎两者之间。但如果没有第三方的竞争或参考，仅有买卖两方面，成交价无法确定。

推论三：金融业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与钱的效用在不同的人手中是不同的有关。虽然1元钱的购买力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但是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人手中价值是不同的。

推论四：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平等自愿的交换都是双赢的，所以如果某人在市场上赚了100万元，那么社会上的另外一些人也赚了大体上差不多的钱。而不是社会因为他赚了100万元而失去了100万元。所以企业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他们帮助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定律四】人己对等关系。从社会的角度看，人与人是对等的。但在特权社会中人与人的地位不对等。

推论一：如果有人损己利人，必定同时发生损人利己。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同时必定有来拣便宜的损人利己者。

推论二：自由主义是每个人限制自己的自由，使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够生活在没有人干预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因此每个人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恰恰不是为所欲为，而是限制自己。因为人和人是对等的。在特权社会中有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可以侵犯别人的自由而不受惩罚。可见，一些人为所欲为，其他人就没了自由。只有人人约束自己才能有普遍的自由。

推论三：希望自己的财产得到保护，必须是自己不可侵犯别人的财产。因为人和人对等。但在特权社会中人和人不对等。少数人可以侵犯别人的财产，同时自己的财产还受保护。

【定律五】由人跟人对等关系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人类社会进入富裕之道。（本定理需要微观经济学的逻辑作基础。微观经济学其实也是建立在以一些公理为基础的推导之上的，不过这个推导需要用到数学。）

推论一：由于欲望的无限制，人类面临着越来越紧迫的资源约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满足欲望的唯一选择。所以市场经济将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主宰人类社会。除非人类能够摆脱欲望的歧途。

推论二：由于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价格万岁。人类社会缺不了价格。一切无商品的社会制度都是幻想。

推论三：价格是由供需双方各自出自自身的利益出发讨价还价而形成的。所以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如果出现公而忘私的社会，人类将进入极度穷困。因为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

推论四：但是物质享受并非人类的最终目的。所以还需要市场经济以外的制度，以满足非物质的享受。这些领域需要利他的原则。

推论五：市场制度就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而言是公平的。因为财富分配给了创造它的人。（就这样的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不存在剥削。剥削只存在于人与人不对等，不平等的社会中） 但是就最终的结果而言分配是不平等的。因此，当这种差距过大时需要市场之外的机构来弥补。

推论六：全面的公有制将供给和需求的对立统一起来了，不可能形成价格。经济活动将陷入混乱，所以是不可行的。但是在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有个别公有制企业则是可行的，因为它们能够利用私有经济所形成的价格信号。

推论七：只要存在价格信号，人类社会有能力对付一切资源约束，不管是能源、淡水、铁矿，更不用说粮食、木材。问题是处于市场之外的环境保护，由于没有市场的约束，管理不善将出现危机。这里包括气候变暖。

推论八：不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只存在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这个规律同时适用于贸易的双方。

【定律六】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上帝独裁制。由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心怀慈悲的上帝来做一切事务的决定。他永远不会犯错误，百姓再也不用犯愁，一切事情交给上帝独裁者去办就放心了。当然上帝不会来到人间，所以办不到。但是从13亿人中找一个最接近上帝的人应该是可以的。可是问题在怎样去找这个人，又怎样能把这个最像上帝的人放在独裁者的位置上。按照韩愈的办法，找伯乐来相马。可是谁是伯乐?找千里马困难，可是找伯乐一样困难，甚至更困难。

推论一：千里马有真假，所以请伯乐相马，但是伯乐一样有真假。可见此路不通。但事实还有更难办的地方。退一步说假定真的找到了最像上帝的人，怎样能让他登上独裁者的宝座?现实生活是通过博弈斗争，在一定的淘汰规则下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这样的选择规则和挑选最像上帝的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规则。

推论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都应该是最像上帝的人，次像上帝的人等等。但是事实上进入领导层的人远不像上帝，而是最能适应当前选拔规则的人。我们把是非的最后判断交给政府处理，是冒很大风险的。弥补的办法是发展非政府组织，分散政府的权力，并且在万一发现领导人太离谱时可以更换他。所以领导人不可以垄断选拔规则。此规则必须控制在另外一些人手里。

推论三：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的问题，而是寻找一套淘汰制度，能够将最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挑选出来。可惜的是现今在独裁国家里，领导人的产生是靠和前任独裁者的关系，或者是善于玩弄权术、排除异己、拉帮结派的人。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靠的是巧舌如簧、讨好选民来获得选票。他们都不是能够安邦治国，有雄才大略的人。现行的淘汰机制与选择正直的政治家无关。所以大政方针一错再错，世界和平依然遥远，核战危险依然如故，军费竞赛大大超过了扶贫用款。再加上从联合国到各国政府都是官僚主义泛滥，贫穷、疾病无法医治，更进而误导百姓，制造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庸人自扰。不改变代理人的淘汰机制，人类社会将永远无法摆脱目前的困境。

第十四章 道德思考

茅于轼回忆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变化时说：“在过去30年里，我们经历了三大变化：首先是个人自由的扩大；其次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取代国有企业；第三是与世界经济相融合。这一切的背后，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人们的道德观念是人们在行为中判断是非好坏的依据，所以，茅于轼从经济学研究进入到了对道德观变迁的研究。他认为，与改革前相比，我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用过去强调的道德原则来要求新的一代，实际上已很难被接受，而且这一套原则在逻辑上包含着严重的缺陷，真正要将它贯彻到底是行不通的。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有许多可贵的规范，但需对其侧重点加以重大调整，特别是要注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的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全新的道德要素。

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

伦理学功利主义的奠基人边沁曾将道德原则确立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各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将社会财富极大化的方法，这是从目标看；从动机看，两者都是要实现自利与利他的统一。所以，茅于轼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道德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适应新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新的道德观念才能够重新建立；新道德观念的萌生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道德观的来源问题难以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道德观在客观上要经受社会的不断选择。或者说，一种道德观如果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它就会随着由信奉这种道德观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发展，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相反，一种道德观如果不利于社会的发展，那么持这种观点的社会将很难发展，这种道德观本身也难以为继。就是说，道德观本身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优胜劣汰而被选择。一种道德观之所以消失，并非因为它是恶的，而是因为信仰它的人消失了。我们甚至有理由猜测，善和恶的区分反而是因此而确立的，即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具有善的特点。这是客观选择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在社会的某个特定发展阶段就会有特定的道德观，或者说，道德标准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组织原则有关系。从较长的历史过程看，由于社会的选择机制，两者必然是互相促进和加强的。所以探讨道德标准，可以从解剖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组织原则入手。

人类之异于动物的根本点在于人有选择地组织了社会。“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L.S.Stavrianos《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了冲突，将团结置于性欲之上……由自然进化产生的人类这类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于同大自然的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血族社会中发展的过程中，持有“恶”的道德观的种群自己被淘汰了，剩下的是持有“善”的道德观的群体。也可以说，在人类社会中人和人长期博弈最后得到的最优解就是“道德和正义”。

道德观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它主要由人类活动中互相加强的心理作用逐渐形成。当人与人的关系只是零星地发生，只能靠简单的语言来表达时，示范作用的心理影响是很微弱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远古时期的道德观念只能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即当时人类生存主要依靠自然界，人和自然界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人和人关系的重要性。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自然经济条件下之后，财产私有的观念与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的方式，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这种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在道德观念的选择中发挥着作用。不能适应这种组织演变的道德观念，由于它阻碍了人类本身的发展而被淘汰。

待到文字产生以后，社会组织更加制度化，人与人关系的处理对人类生存的影响逐渐超过了自然力的影响，道德观念的发展也就相应的更加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的道德观念主要有3个因素：

1. 维护私有财产。私有制并不是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可以说，财产的私有制是道德之神，它防止了对别人财产的非分之想。有了私有制才产生交换，才有商业社会，才有今日的丰富物质盛会。私有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此意义上说私有制是合乎道德的。

2. 维护家庭关系以及由此发展出的封建等级制度。自春秋战国至今的2700多年中，家庭的组织单位始终没变。家庭的顽强的再生力量来源于它提供了人类的生存和繁殖这两个基本职能。当家庭是一个最有利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时，道德准则就应当是维持家庭关系而非破坏这种关系。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尊老爱幼（及其极端化的忠君），顶多再加上一条睦邻。亲戚和邻居就是可能与一个家庭发生关系的全部范围。要使家庭内部稳定，强化伦理约束是唯一的办法。旨在稳定家庭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道德规范，是我国几千年来君主专制社会的无形支柱。由此不难想象，我国传统道德（比如孔子的“仁”、“礼”）何以至今仍有深厚的影响力。

3. 追求个人身心境界的修养。在自然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清心寡欲，乐天知命（比如老子、庄子的“清心寡欲”“无为自然”）。这是当时物质匮乏的社会的必然要求，但即使对于我们当今物质很丰裕的社会来讲，这种道德观念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交换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造成了大生产的利益，给各个地域都提供了发挥比较利益的机会。而参与交换的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人类社会的分工是通过交换和竞争形成的。它们的基本推动力是个人的利益，其结果是全社会得益。这样一种利益关系的变革，不能不对道德观念产生重大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被鄙视的。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化大革命”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的确，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一例外地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理所当然地就与抑制自利有关。仔细分析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对道德的解释，虽然都不尽相同，但牺牲自己造福别人是各种道德观的共同点。在中国，对道德的塑造和要求更是一度达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程度。

茅于轼受到弗里德曼消费矩阵的启发，构造出生产矩阵、人己利害矩阵等理论工具，并由此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改写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观。根据他的观点，无条件的大公无私和利他主义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内在矛盾，所以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和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而道德之所以必要和可贵，是因为人与人有时候会处于不对称的非等价关系中，道德使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茅于轼认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无条件的舍己为人将为另一批人提供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茅于轼经常用义务维修的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为附近群众免费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这样的场景经常被当作宣传好人好事的典型，可事实上除了那个修理人，其他几十个人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而是来捡便宜的。这时候“如果我再找一位做好事的人义务替我排队，岂不是我更捡了便宜？”由此推论，一个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正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那样。

退一万步说，假设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做到毫无私心杂念、真正只为他人的利益着想，结果会如何呢？如此一来，每个人都既要千方百计施惠于人，又要处处提防受到他人恩惠，那必定是一个矛盾重重、错乱纷繁的世界。有人曾经这么描述：比方说，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几位人士，每天一起床就会慌慌张张地寻找他人头天换下的衣服来清洗，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脏衣服藏起来；接着是，你掏钱为我买饭菜，我也掏钱为你买饭菜。结果，钱花去不少，饭菜却浪费很多。如果偶遇天灾，粮食歉收，大家必定在吃饭时你推我让，谁多吃一口，会羞愧得比死还难受。于是大家就会比赛看谁吃得最少。后果必定是：一个个面黄肌瘦、疾病缠身。事情还不算完。到了医院，每个人都会推让最好的医生和设备，如果医生忙不过来，或者医疗条件有限，为了把机会让给别人，每个人都拒绝治疗，最后只好大家一起命归黄泉。这样说似乎很荒谬，其实是逻辑的必然。我们之所以没有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矛盾主张坚持到底。

从社会的经济效益来看，不计得失的利他行为也往往弊大于利。拿义务维修来说，免费修理招引来的人，手里拿的多半是破损得厉害、本来已经不值得再去修的东西。从整个社会来看，花了修理用的材料，花了修理的时间和排队的时间，结果只是将一件很难再用的工具修得勉强能用。而如果把这些修理用的材料和时间、加上排队用的时间去从事更有效的生产活动，一定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价值。

由此可见，“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的无私精神和利他主义不可能成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因为它们具有逻辑上的内在矛盾。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无私，社会利益就成为了一座空中楼阁。这里还包含着一个极深奥而且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有的均衡点。“从这一点来看，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如果人是真正无私的动物，则可能早就在生物进化中被淘汰了。

既然如此，难道一切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事都不应该做么？或者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道德为什么会产生并且一直存在呢？

茅于轼指出，道德之所以存在和必要，是因为人与人的处境经常会出现不对称情况。例如，老人与青年人，男人与女人，强者与弱者，富人和穷人，落水人和站在岸边上的人，上公共汽车的人和下公共汽车的人，如此等等，都是处境不对称的人。在不对等条件下，处于有利条件下的人往往牺牲自己少量的利益就可以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得到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考虑到每个人都有可能陷入不利的条件，社会要求处于优势地位的人随时去帮助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例如青年人要照顾老人和儿童、上车人要礼让下车人、岸上人要搭救落水人，等等，这就是道德。道德的特点是人人遵守、人人受益。

综上所述，茅于轼把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分成两种情况。一般而言，人与人具有对等关系，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因此都不值得提倡。此时需要的是各方追求自己的利益，并通过协商来实现这种利益。双方协商时应该有折中、妥协和退让的精神准备，但并不要求牺牲自己的利益去让对方得利。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经常出现人与人地位、条件和处境的不对称，舍己为人就成为了协调社会活动的高尚的而且是必要的道德原则。“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所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

从社会整体来看，道德准则有利于增加人们的福利。就个人而言，为了道德作出牺牲能换来精神满足，那也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到某种物质方面的利益，所以说道德的本原是功利性的。一种道德观，如果根本不可能得到贯彻，或者贯彻的结果是无人得益，这样的道德观就应该被打破和抛弃。茅于轼对“无私”的反思和剖析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关于道德问题的种种迷思，也使道德的逻辑理性和价值判断在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

茅于轼还指出，与法律相比，道德是成本非常低而效率最高的一种约束。它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约束，不需要人监督，没有诸如监狱一类的执行费用，更没有犯罪之后判刑对个人造成的损失。如果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很好，就根本用不着法律来管事。这样的社会是经济效率最高的社会。

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不足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空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改进。举目四望，市场上商品堆积如山，商品的质量和品种比改革以前提高了几个档次，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而且百姓确实比过去富裕了许多。这样的经济成就是当年我们国民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时候不可想象的。

简单而言，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由奉行经济自由的市场制度带来的。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市场经济中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状况感到忧虑。的确，人生在世，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丰裕，还要追求一种完美的精神生活，而在一个人人自私自利的社会中能否达致那样的境界，实在很成问题。有鉴于此，为了阐明市场经济与传统道德的兼容与冲突，并探索我国改革进程中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与前景，茅于轼对市场经济下的道德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他在1997年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这本书获得1999年安东尼?费雪（Antony Fisher）国际纪念提名奖，该奖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等人评定和颁发。奖金有2000美元，可供他去美国领奖的旅费，但是他选择捐赠给了天则经济研究所。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建立在一个“私”字基础上的。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市场经济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是坏在一个“私”字上。如果确实如此，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大家放弃私心，回复到物质享受匮乏的状态中去；或者我们容忍私心，继续追求物质享受，同时忍受道德沦丧的不幸。然而，在茅于轼看来，前景并非如此黯淡。我们不需要放弃私心，也可以做到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同样丰富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私”原是人的本性。人类如果无私，不要说违背人的本性，而且根本不可能在生物进化中生存繁衍。市场经济中追求自身利益是完全顺乎自然的，而且自利也是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推动力。我们每天所应用的飞机、彩电、计算机等现代文明成果是受利益驱动产生的，而不是出于追求什么崇高理想的结果。过去我们一度以为人去除了私心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因此全国人民甘愿牺牲个人的权利，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可是努力几十年的结果反而距离我们的理想越来越远。倒是后来容许私心的市场经济使中国摆脱了吃不饱、穿不暖、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可见私心是不可以放弃的。

然而从历史看，人类社会中一切罪恶又都是由私心造成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市场经济之前个人的私心是一切罪恶之源，而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它反而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推动力？

茅于轼指出，问题的关键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个人利益和财产能否得到公正的保护，不受别人的侵犯。在市场经济之前，公平保护个人利益的法律和道德一直未能确立，这样一来人的私心就不会着眼于财富的创造，而是致力于财富的争夺，在这种财富争夺中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保护，个人利益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交换，彼此都从交换中得益，这种人际关系使得全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所以，茅于轼说：“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承认了个人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才使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也表现出许多丑恶的东西。人们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但是在精神上感到沮丧、空虚和失望。这些丑恶的东西是如何造成的呢？

在茅于轼看来，市场经济中的丑恶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利，而是一部分人因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所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侵犯他人权利造成的。“要求人们无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树立这样的观念困难何在？首先因为传统上对私字的否认，使正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承认和保障，不能名正言顺地宣扬对私利的保护。它只能在当时流行的口号下伪装起来，造成一种虚伪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其次，由于社会上有特权存在，一些人置身于法律之外，能侵犯别人的利益而不受制裁。由此可见，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应该肯定私利，同时反对特权。这正是长期影响我们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所欠缺的。把别人的私和自己的私同等看待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这两种私的界限很难划分。个人往往不自觉地侵犯了他人的私。大多数的打官司都属于这种情况。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错在对方。其实就是利益的界限模糊。

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本来，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追求私利。然而孔子以后的人出于各种动机，扭曲了孔子的思想，把是否反对私心看成是道德的分水岭。到了计划经济时代，更是彻底地否定了私心，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无私奉献。另一方面，无论是传统道德或计划经济时代道德，都强调要有一个治理社会的智者和权威——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君子”、在计划经济中体现为社会资源的统一分配者，其结果只能塑造了一个有等级、有特权的社会。这也是我国广大民众中“青天意识”和人治观念影响深远的原因。

事实上，儒家思想中蕴涵着人人平等和宽容合作的现代文明观念。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每个人都遵守严格的权利界限，他没有说皇帝老子可以例外，这是避免社会冲突和发展市场关系的重要条件；对待坏人坏事，孔子认为正确的态度是“以直报怨”，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解决利益冲突时应有的宽容和坚持原则的态度；孔子崇尚“仁”、倡导“礼”以及“中庸之道”，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这正是营造一个文明和谐、友爱互助的社会环境的根本要求。仁的确切含义，据孔子自己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其中包含爱、同情、宽恕、勤敏、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牺牲自我以及由此出发的所有原则。

茅于轼深沉地说，在今天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精神来反思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时候，仁的基本精神是万万不能抛弃的。他还认为，大同世界里幻想的社会组织虽然不切实际，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为之奋斗的。

茅于轼认为，把以平等仁爱为内核的儒学改造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儒教，董仲舒是罪魁祸首。从此，儒学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成为强加于百姓头上而且不容怀疑的信仰，它从崇尚辩论变成不容挑战。在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结构中，“百善孝为先”，父子关系居于核心地位，其他如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都是父子关系的推演。父子、君臣、夫妇关系无非是顺从的不同表现方式，忠、孝、随都是不同场合下的顺从。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就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目顺从造成的。敢于反抗君威父命的人，不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更不用说赞同。因为顺从是专制主义道德的主轴，孔子的弟子，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因此，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首先取决于别人的相对地位。根据对象的相对地位来决定拿什么态度相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一个封闭的互相熟悉的小范围内生活，对人的态度依对方的相对地位而定，这造成了人们一种讲面子的社会心理。今天，讲面子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虽然由于商业关系的大规模渗透而减弱，但仍有其牢固的阵地，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地域。

在茅于轼看来，中国人对私德的强调超过西方人，中国的哲学带有深刻的反省精神，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时倾向于个人的自制，西方人则重协商而非自制，即更为注重公德。他最后分析了形成这些情况的原因，认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国民生计严重地依赖于附着在土地上的农业，而古希腊、西欧的国民生计自古以来就更多地依赖于畜牧、航海和商业。农业经济基本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所以依靠农业为生的人不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由此才发展出着重内省精神的私德。而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的形成，或许跟水利工程的兴建和大一统局面的维持有关，和平时期围绕着一条大河（比如黄河）而居的各个小国，因为生活、生产用水相互影响，或者在战争时期为了吞并别的国家而破坏水利工程造成饥荒瘟疫，民不聊生，所以当统一有了一定条件时，首先发生统一的很可能就是黄河流域或者长江流域。而统一又需要有个强有力的组织单位，在战争状态下它需要绝对服从，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单位内成员的利益，可以为了完成单位的利益不择手段。

茅于轼指出，我国的经济改革已将容易挖掘的潜力都开发出来了，现在进行的深层次的改革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而改革成败的根本点在于人人平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否被确立。说到底，是一个道德观念的转变问题。”根据这样的认识，只要对原有违背市场原则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并把世界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纳入社会道德体系，建立一个既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又有良好道德风范的社会环境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建立新的道德观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库兹涅茨曾研究过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共同规律，他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伴随着流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茅于轼很重视吸收西方的文化观念，他认为，把外来文化的新因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基本的道德准则包括什么内容呢？

第一，职业道德。

自然经济下无所谓职业，每个家庭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是大同小异的。所以也就没有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新的道德观。这是我国传统道德范畴所没有的新事物。

在商品经济中，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组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取决于他周围许多为他服务的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自己为别人提供的服务与别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有同样的意义。一个人劳动所取得的物质报酬不仅仅取决于他本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效率。正因为每一个人的劳动效率都关系到全社会的富裕，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这种现象在自然经济中绝不会发生，它是随着社会的分工、职能的出现而产生的。所以，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就具有职业道德的意义。忠于职业成为社会的要求，正像忠于国君是自然经济中的社会要求一样。从事于任何一种职业的人，当他在岗位上工作时，都是在为别人服务。一个商品经济社会就是一个互相服务的社会。只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这份工作，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增加我们的物质财富。一个人无论接受何种服务，也不论他为这种服务付出了多少报酬，他都应该向服务者亲切致谢，这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社会所必不可少的规则。一切职业都应该具备的道德便是微笑服务。而最缺少微笑服务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

第二，商业道德（有助于交换活动的道德）。

商业道德是有益于双方的活动。有碍于交换的行为将损害双方的利益，而促成交换的行为则是符合道德标准的。所以，富有协商精神，善于通过合理的让步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是商业社会新出现的道德要求。它的核心精神是平等态度和灵活精神。另外，商业的兴旺，从长远看是靠信誉和诚实。守信和诚实的品质在商品经济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因为现代商业社会是个契约社会，人和人的交往建立在共同遵守契约的基础之上，而契约必须建立在信用可靠的基础之上。另外，集资用于生产也要靠信誉。整个社会信用关系稳定的基础是财产关系的稳定。因为，整个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商品所有权关系的确立之上的，所有权关系（产权关系）明确到什么范围，商品经济就可以推广到什么范围。而劳动的所有权永远属于个人所有，所以劳动的商品化是最不应发生困难的。而劳动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就逐渐成为一种用于交换的商品。出卖劳动并不是把自己当作奴隶卖出去，而只在规定的时期内，按照契约规定的范围提供自己的劳动，在规定的劳动时间之外，双方是完全平等的。但是，正因为劳动和劳动者不可分，出卖劳动也就可能变成了出卖劳动者。我们的社会要反对毒品、身体、权力成为商品，即成为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物品。

第三，公共道德（处理商品经济下的非交换关系）。

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愉快的社会，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即“君子成人之美”（而非处处较真），只要别人高兴满足，哪怕自己吃点小亏，也愿意去做。人和人接触无所不在，我们都希望周围的人善解人意，易于相处，而不希望到处碰上僵硬较真的人。成人之美，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感到愉快，有什么不好呢？过于较真，先不说他的损人不利己的乖舛，从态度上说，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尊重别人、平等待人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文明社会中的良好秩序也是由尊重、平等待人产生出来的。当然，成人之美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对一个有道德觉悟的公民来说，应该主动地接受合理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收费。这样做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避免浪费，最终增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减少居民的税务负担。这样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公平、更合理。

第四，责任感。

市场经济不光是自利的，更应该是自制的，是有责任感的道德约束的。履行责任感的自我约束，要的不是自利，而是利他。所谓的文化素养，其主要内容就是工作的责任感。严格说来，资本主义社会是靠责任感联系起来的，光有自利建不成资本主义。越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自己为自己赚钱的场合就越少，他们是出于责任感去为集体赚钱。小农经济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责任感，从小农经济发展成资本主义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培养社会责任感。资本主义有好坏之分，其区别就在于人们有无责任感。

总之，茅于轼认为，道德既是一种公共服务，又是社会的共识。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它的维持能保持社会的一种稳定状态。它的利害关系是：当每个人都相信并享受到别人提供的这种道德服务时，自己才愿意提供服务；万一这种信心丧失，别人没有提供这种道德服务时，自己也不大愿意提供服务，社会的道德水准立刻失去了支撑。而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有坚定道德责任感的人，应该是在社会中多数人都不提供道德服务时，他仍能坚持自己的道德信条。越是在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时，仍能不为所动，越能显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鲁迅称这些人为“民族的脊梁”。

道德的这一属性就说明了何以道德必须身教，以及政府部门何以需要做出表率。这还说明了何以要表扬好人好事。对好人好事的表扬可以让大家知道，别人在提供这种道德服务，从而鼓励大家也来提供这种服务。正因如此，一个人做了好人好事没必要保密，如果他把所做的好事告诉了别人，他也就做了第二件好事。因此还可以说，道德观是社会的共识，心理暗示才会起作用，一个人的德行会引起周围人的共鸣。茅于轼用集合论的方法说明了这一点。

道德是社会的共识这一说法包含两层意思。首先，道德判据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而且这个社会包含的范围越大，判据越是具有支配性。其次，道德的是非判断不是单个人的认识，而是全社会的或至少是社会绝大部分成员的认识。由于道德是一种共识，它是发自每个人内心的是非判断，丝毫也不受来自外界的强制性，也正因为这样，道德才具有不可规避的约束力。由此可以推论，诚实和知耻是道德要素中带有根本性的道德组成部分。正因为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如果他又是诚实和知耻的，他就会受到很强的道德约束。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人的道德水平做出评价的话，最简洁的办法就是察知他是否诚实和知耻。

道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从反面来讲，是要对那些缺乏道德的人的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批评，对其行为保持一种舆论压力。道德的维持要靠批评，当然批评是为了能让他从善，批评又允许反批评。

道德既是一种公共服务，又是社会的共识，前者是从性质上说的，后者是从数量上说的。对“囚徒困境”的研究完美地解释了什么是道德。简而言之，道德是为了大家的利益而要求牺牲自己一时利益的行为规范。这种解释强调，道德并不是否认利益的，相反，正是出于利益考虑才有道德要求。这种解释也说明了为什么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使每一个人都得到利益，包括最初牺牲自己利益的那个人。这种解释还说明，并非在一切场合都应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是只有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条件下，牺牲自己的利益才能造福大家。最后，这种解释还给出了何以人们愿意遵从道德规范的原因，因为个人最终也能从中得益，因为个人也是社会中的一分子。

附：茅于轼对市场经济中非自利因素的讲解

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非凡的活力。每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赚钱，从而推动社会在物质上的进步。但是，是不是市场经济就只有自利，不需要别的道德因素了呢？茅于轼认为，答案是一个清楚的“不” 字。市场经济更需要对他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之上的。它又是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所必要的。本节就是说明责任感为什么是必要的。责任感又可区分为自制的责任感和利他的责任感，所以，茅于轼分别通过如何花钱的矩阵和如何赚钱的矩阵分析了责任感为什么是必要的。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承认自利并尊重别人的自利。从自利出发，事情可以做得没有浪费，尽心尽力。而靠着利他，就很难做到这样的程度。对这个道理，获得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

弗里德曼认为通过政府官僚实施百姓的福利计划，弊端很多。官僚们只能靠良心来把事做好，远不如强烈得多、可靠得多的私心（A这种情况）。国家的福利计划还使得管福利计划的官僚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百姓的救星。而另一部分人则把自己看成必须依靠别人才能生活的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因此而萎缩。所以，弗里德曼的主张是给低收入的人们发负的所得税，就是给生活补贴。

茅于轼认为，弗里德曼的主张是有道理的。最好让所有的钱都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自己花自己的钱。但是我们进一步想一想，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里，B、C、D这三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大公司里，每年都要花掉成千上万的钱，买原料、发工资、付房租等等。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归类于自己花自己的钱。一个政府每年也要花掉数目巨大的钱，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属于A类。只有在结构最简单的社会里，没有分工，没有合作，没有政府，才能避免花别人的钱或为别人花钱。在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里，万事不求人，每个人为自己而活着，跟别人的关系很少，连钱都是不必要的。到了有分工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特别是有了政府之后花别人的钱就完全不可避免。我们不能因为花别人的钱效率低就不要政府。我们只能要求每一个人在花别人钱的时候像花自己的钱那样谨慎小心，尽心尽力。所以，茅于轼总结说，一个社会花钱效率的高低，不在于完全取消福利社会，而在于每个人有足够的责任感，把别人的钱看成和自己的一样。这就是道德，就是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所必要的道德。

茅于轼又通过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来说明道德责任感为何是必须的。我们每个家庭的收入，除了开销日常生活之用，剩下的就是储蓄。储蓄的钱经过多个环节转化成投资。比如你把钱存了银行，你的钱通过银行转借给了投资者。这部分的钱肯定不属于A这种花钱的方式，而是B或者D这两种情况。大家知道，我国的银行系统发生巨额坏账，发生坏账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的亏损，就是通过B、D两种情况花掉的。因为用的不是自己的钱，马马虎虎，不负责任，乱用别人的钱，亏了也不心疼。如果你把储蓄买了股票，这笔钱使用的时候同样不属于A，而是上市公司在用你的钱。因为用的不是自己的钱，造成亏损，使股民遭受巨大损失。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发生了许多欺骗和作假行为，想方设法把股民的钱骗来供自己挥霍。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不可能没有银行或股票市场。我们没有办法使所有的储蓄都变成自己花自己的钱，唯一的出路就是责任感的约束，在花别人的钱的时候跟花自己的钱一样认真，谨慎小心。

从宏观上看，我国的GDP（一年中在中国土地上所创造的财富总量）中只有大约一半是消费掉的，其余的一半变成了储蓄。所以储蓄的总量非常大。虽然从家庭的角度看，不感觉储蓄有这么多，因为除了家庭储蓄之外还有公司储蓄和国家储蓄。所有储蓄的钱，最后都不是通过自己花自己的钱用掉的。只有极小一部分例外，就是小业主的储蓄。他们一般会把企业所赚的钱再投入到再生产。他们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储蓄。在美国有些业主自己经营的小企业往往在自己的广告中标榜自己是业主自营（Owner operated），表明他不会浪费顾客的钱，能够节约成本，有效投资。

除了储蓄，还有一大块钱也是不可能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就是政府通过税收、收费和罚款等得到的收入，转变成为政府开销。因为政府不可能自己花自己的钱，政府花钱都是花别人的钱。所以经常发生政府乱花钱。中国的各级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竞相修豪华办公楼，比美国政府的办公楼更豪华。特别是那些掌握实权的政府部门，税务局、法院、检察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它们的楼造得比五星宾馆还豪华，所不同的就是来往的人没那么多，利用率很低。政府部门的公车使用几乎没有限制，官员带家属出门购物、旅游、送孩子上学等等，都堂而皇之地用公车。还假借公事的名义搞大吃大喝，搞豪华旅游，甚至出国旅游。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占GDP的五分之一，也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我们不能没有政府，也不能没有税收。要使这部分钱花得有效率，虽然有审计和各种监督，但是都有办法逃避。最后的办法是让政府官员有花钱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市场经济中必不可免的道德要求。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碰到自己花别人钱的事。比如吃自助餐。一次交了钱，吃多吃少变成别人的开销。我们能不能吃自助餐像吃自己的一样节约？茅于轼说，据我的观察往往不能，而往往是吃得过饱，对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好处，同时又损害了别人的利益。我们入住旅馆之后对旅馆里的用水、用电也不大会像在家里那样节约。我们在超市买东西一般都是挑对自己最方便的。比如买食品会挑到期日子最远的。如果超市是我们自己开的，自己就是超市的老板，一定会先消费到期日子最近的，也是对全社会最有利的方式。这里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是对自己有利还是对全社会最有利。这个区别的存在说明亚当?斯密的“利己即是利人”未必恒久不变，的确有许多例外。

福利国家走到极端就是计划经济，由国家统包一切。这已经证明是极其低效的。所以我们放弃了低效率的计划经济，改换成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纠正的办法还是通过合法的手段从富人那里收税或捐款来帮助穷人。这种情况必不可免地会发生B、C、D的花钱方式。一个社会越是讲究公平，从富人转移钱到穷人那里就越多。像北欧国家，税负很高，但是收入差距很小，社会很安定。这样的社会就不是光讲自利能够成功的。责任感的约束起了很大的作用。

弗里德曼强调福利国家有害于高效率地用钱，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B、D这两种用钱的方式，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里用别人的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提出道德要求。这说明市场经济不光是自利的，更应该是自制的，是有责任感的道德来约束的。

上面我们介绍弗里德曼提出的这个矩阵是描述如何花钱的关系。

这个矩阵说明最有效的挣钱关系是A这种情况，自己为自己挣钱。比如马路边上摆小摊的人。他不会偷懒，更不可能贪污。他每挣得的一分钱都是自己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延长工作时间。这时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得到最高效的利用。B是用别人的劳动为自己挣钱。比如小餐馆的老板叫伙计好好干活，增加餐馆的利润，为自己赚钱。这时候就会发生监督费用。监督费用是用在力量互相抵销的工作上，与A的情况相比较效率就降低了。C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比如义务劳动，像每年的植树节，国家领导人拿着铁锹上山植树，大家跟在后面挥汗挖坑浇水，旁边有电视台的记者拍电视。为别人赚钱而劳动的特点是只求过程不问效果。植的树能不能活不是劳动者所关心的事，只要劳动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社会上这样的劳动多了，产出一定会减少。现在单位的义务劳动也改变了办法，变为出钱请当地的农民去种树，效率大大地提高了。最后是D这种情况，这是用别人的劳动为别人赚钱。比如国有企业的老总督促下面的员工好好干活，为企业赚钱。赚的钱不是他的，劳动也不是他在劳动。

一个社会中就业的人有成千上万，其中像在马路上摆小摊的自我雇佣者只占一小部分。他们还包括其他个体劳动者，像小业主、作家、个体设计和咨询者。在我国最大的个体劳动者是农民。在人民公社时代，他们的劳动不是自己为自己，而是用自己的劳动为公社赚钱，所以没有积极性。后来改成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的使用变成自己为自己，效率大大提高了。靠了这个转变，中国才解决了几千年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然而农民这个职业在迅速减少，从改革前占人口总数的80%多，降低到现在只占50%多。在发达国家里农业人口都在5%左右。我国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也要进一步减少农业人口，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非农行业里就业。他们的劳动主要不是自己为自己劳动，而是自己为别人劳动，或者让别人为别人劳动。

茅于轼强调，越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自己为自己赚钱的场合就越少。一列火车从甲地开到乙地，要安全，要正点，要给旅客良好的服务。这需要成百上千的人配合工作。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赚钱的。他们一点一滴的劳动都是为铁路这个集体赚钱，这和马路边上摆小摊的人完全不同。他们能够好好地工作和自己赚钱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出于责任感。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我们所享受的电力、自来水、电话、马路上的交通、银行、超市等等，全都是单位的员工为集体赚钱而劳动。如果没有责任感这一切都运转不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人在单位中工作表现好，有责任感，会得到提升，工资能够上升。所以，人之所以好好工作还是因为有自己的私利，人际关系最后还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茅于轼觉得，这话是不错的。如果没有这一最后的自利关系，完全靠无私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样的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然而仅仅依靠赤裸裸的自利，没有责任感的约束，就会发生上面两个矩阵中将会发生的问题，花钱没有效率，劳动需要监督，整个社会缺乏互相信任，运作的成本很高，甚至于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履行责任感的自我约束，要的不是自利，而是利他。每一个在大单位里工作的人都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尽管他看不到任何劳动对自己报酬的直接后果。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工作会直接对总体的后果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所以驱使一个人做好一件事的动力是责任感，而不是自利。一个人的工作品质就在于他是否有责任感。

美国学者Deirdre N. McCloskey送给茅于轼一本她在2005年出版的书 The Bourgeois Virtues（《中产阶级的美德》），副标题是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商业时代的道德》）。她在这本书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是牺牲良知的，相反，它是有美德的。她承认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中产阶级的生活远不是完美的，但是它的道德比任何一个别的社会都要好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工作的责任感。茅于轼认为，我们比较一个组织良好的市场经济和一个败坏的市场经济，其主要区别就是个人对自己工作的责任感意识。这种意识不是以自利为基础而产生的。

自利不需要教育和培养，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工作。然而责任感却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长时期的培养和教育。比如讲，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那里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数是外国人，他们拿的薪水远远高于中国人。即使是同样性质的岗位，外国人的工资远远高于类似的中国人。为什么？答案往往是因为个人的文化素养不同。所谓的文化素养其主要内容就是工作的责任感，也即利他心。严格地讲，资本主义社会是靠责任感联系起来的，光有自利建不成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责任感。从小农经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培养社会责任感。大家说，资本主义有好的坏的之分，其区别就在人们有没有责任感。我国改革这么多年，在发展自利，创造财富方面非常成功，但是在责任感的培养方面很不成功。政府花纳税人的钱不心疼，上市公司花股民的钱不心疼，国有企业巨额亏损，银行巨额坏账，官员们腐败成风，政府部门和企业发生各种丑闻，都是没有责任感造成的。因此，大家担心我们会走上坏的资本主义的道路。世界上有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责任感的约束，而不在于是否讲究自利。

我们再回到弗里德曼提出的那个花钱的矩阵，他是强调人的自利是最有效的。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个组织复杂的社会里，更重要的是非自利的责任感。大家知道，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定的基础之上的。意思是说，人都追求自利，所以经济学得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得以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只看到人的自利方面，认为单纯依靠自利就能够建立一个高效互利的良好社会，这是完全错误的。前面的论述说明了不论在消费领域或在生产领域，非自利的责任感在社会运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并不是否定了自利的作用，只是证明了单靠自利是不行的。这是对经济学的道德基础所做的一个重要补充。

茅于轼认为，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和责任感的不足有关。操纵大笔资金的人只有自利的目标，缺乏责任感的约束，甚至连法律都敢漠视。现在是纠正只要自利就能建立起高效和谐社会的时候了。

人生的意义

由于研究经济学，茅于轼看问题总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想。但后来，他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因为他看到，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善，可是大家的怨气似乎也在增加。

茅于轼到了晚年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问题。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少人懵懵懂懂过了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茅于轼认为自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人，是快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才懂得思考对人生的意义，才得到一些深刻的结论：

第一，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

经济学家黄有光曾说：“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茅于轼认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幸福，或者叫快乐。这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也是唯一理性的终极目的。许多人一辈子就忙着赚钱，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做不算很错。因为在市场经济里，一个人没有钱连生存都会有问题，不赚钱怎么能行。但是赚钱不是目的，享受生活才是目的。因为赚钱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快乐地生活。而除了靠钱得到享受，还有许许多多不用钱也能够得到的享受。有些享受有钱也得不到，跟钱完全无关。所以我们要学习，要研究如何得到快乐。许多人会强调，年轻人要多吃苦。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的，因为这是对年轻人坚强意志的磨炼。但是，最终而言，吃苦、磨炼意志或是为了将来的快乐，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如果单纯为吃苦而吃苦，人生永远痛苦大于快乐，这样的人生为什么要过呢？

许多人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爱情、自尊等，认为这些东西比快乐更加重要。这有正确的一面，不过，它们之所以更加重要，就在于增加多数人将来的快乐（黄有光语）。我们的社会要持续发展下去，需要大部分人能够坚持共同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有其内在的价值，是我们的天生禀性。不过，我们的禀性无非是有助于生存与传宗接代，而生存本身没有价值，因为痛苦的生存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因而最终应该只有快乐才有价值（黄有光语）。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制定一些公共政策以维护其短期统治的稳定，往往不重视对大众的长期快乐有贡献的法律、制度等政策的制定。邓小平强调的人民利益、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可以联系起来讲，提高生产力是为了将来的人民生活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为了确保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是为了快乐（黄有光语）。总的来说，人来到这个地球上，不是为了与人斗争，不是为了毁灭自己，毁灭别人，毁灭自然。人生只有一次，或者是快乐量最大的一次，或者是痛苦量最大的一次，虽然人是被决定的，可是我们追求快乐的愿望，是可以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的，甚至是唯一理性的终极目的。

第二，自己快乐，也要使别人快乐。

自己快乐的同时也使别人快乐，这是最理想的行为。其实做生意就是这种活动。做生意时双方都感到有所得益，生意才会做成功。这不是双方都得到快乐吗?一笔生意只要有一方反对，生意就做不成。所以凡是做成的生意必定对双方有利，至少是无害。但是搞假冒伪劣，欺骗对方，那是损人利己的行为，显然不能增加全社会的快乐。自己受一小点痛苦，能使别人得到很大的快乐，这是值得去做的，因为全社会的快乐会有所增加。从事慈善事业就属于这种情况。

类似的，自己得到很大的快乐，别人只受到很小的痛苦，如果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这事也值得去做，因为全社会的快乐能有所增加。接受慈善机构或亲友的帮助，就属于这种情况。见义勇为一般也能够增加全社会的快乐，因为这往往是处于有利条件下的人帮助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但是有不少例外。有些见义勇为的义士事后遭受健康或经济上的损失，造成巨大痛苦。为了鼓励见义勇为，社会应该设立见义勇为基金，帮助因见义勇为而落入不幸的义士。

第三，损人利己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最坏的情况是损人不利己，甚至损人损己。这时全社会的快乐极大地减少。一般来讲，一个有理智的人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可是事实上大多数人经常会干这样难以理解的事。为什么?简单说来因为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绪的动物，由于一时兴起就会做出不计后果的事。尤其是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做事缺乏对后果的充分估计，对人对己造成伤害，事后追悔不及。有些严重的情况触犯了法律，造成悲剧，让人们惋惜不已。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方面要教育青年人和文化水平低的人，做事要三思而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提倡讲礼貌，提倡宽容，礼貌要变成习惯。彼此尊重，并且表现在外，这就是礼貌。有了礼貌就不容易激发情绪。宽容则是一种内在的发自心底的礼貌，尊重别人像尊重自己一样。和先进的文明国家相比，我们在礼貌和宽容两方面都大大的不足，经常在马路上能看到情绪激动的争吵场面，双方满面通红，青筋凸显。至于开车的骂行人更是家常便饭。这些事每年都造成巨大的快乐损失，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有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情况，就是用使人痛苦的方法教训别人。一个人犯了错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理应受到制裁或教训，最普通的办法就是使他感到痛苦，让他牢记不致重犯，这也是为了警示其他可能犯类似错误的人，不要重蹈覆辙。

为了保证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因为受侵犯而感到痛苦，对犯错误的人施加制裁确实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牢记，使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在制裁一个人时，全社会的快乐由于他被制裁而减少，虽然是不得已的，也要十分谨慎。如果我们能找到不使他痛苦而能让他改正错误的方法，就应该用这种方法。比如说，制裁并加以爱的教育，或者说，善意地制裁，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意思是要用符合道德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人，使他在受到制裁的时候又感到有前途、有希望。

茅于轼认为，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现在多数人认为追求快乐是自私的目标，不值得提倡。但是提倡也罢，不提倡也罢，人追求快乐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追求快乐只要不是损人利己就不能说是不道德的。因此倒不如顺其自然，想一想怎样能使更多的人快乐。

从个人来讲，要追求自己更多的快乐；从社会来讲，要使全社会的快乐总量极大化。怎样才能做到？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快乐一点，同时不要使任何人感到不快乐。这样全社会的快乐就能增加一点。

博爱从来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茅于轼提出，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其实就是博爱。这个提法告诉了每个人如何行动能够达到博爱。它可以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实践。只要是自己增加一点快乐而没有人在快乐上受损；或者给别人一点快乐，也没有任何人在快乐上受损，这就是博爱。博爱，或者快乐总量的极大化，不但是社会应该争取的道德目标，也是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和经济目标。政治家制定政策应该以全社会快乐总量极大化为目标。损害人们快乐的政策是不可行的。发动战争是最有害于快乐的事，除非战争比和平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慎用死刑，慎用一切刑罚，是符合快乐总量极大化的目标的。经济政策也应该以快乐的增加为目标，片面追求财富，不顾及人们的快乐感受往往是经济政策出毛病的原因。

茅于轼建议，要把快乐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从小学到大学，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自始至终都要围绕快乐的目的。政府的政策必须符合快乐原则。世界上一切人际关系，小到个人之间，大到国际关系，都要以增加快乐为最高而且不可动摇的普遍原则。如果大家都能同意，全世界将进入一个远比过去更为幸福的新时代。

第十五章 未结束的争议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中国高中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考试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资本家剥削理论仍然占据核心地位，而社会上由于一部分富人不良的行为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至今流行着一股仇富情绪。当茅于轼提出“为富人说话”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争议。

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显然不是针对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那些人，而是针对社会上的对待正当致富的人的不正常现象。茅于轼认为，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用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有些为穷人说话，实际上是欺骗穷人，甚至于是让他们去卖命。说得好听，其实是害人。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民众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结果，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茅于轼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事实上，所谓的“穷人代言人”都是自命的，穷人和代言人之间，并不存在代议制条件下选民和议员之间法律上的信托关系，穷人对这些代言人并无任何授权，也就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检验、制约这些代言人。穷人也只能指望“代言人”的“良心”了，可是这是多么脆弱的指望。“穷人代言人”往往对穷人并无真正的感情和了解，他们的“穷人话语”往往停留于口号，穷人从他们那里到底得到多少实惠始终是个大疑问。

茅于轼首先指明，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他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因为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茅于轼认为，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

茅于轼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但他反而觉得，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就更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当然，茅于轼不仅为富人说话，他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他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他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穷人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就没了前途，所有人一辈子都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虽然大家都知道，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但是茅于轼强调，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旦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当企业家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缴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与“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诸东流，在一个政策不稳定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是，他们做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30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10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开放之前也有工人和农民，但财富创造的很少。现在有了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由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赚钱，但在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他们。

当然，当今社会的仇富情绪也有企业家的原因。在当今社会，有开发商与部分官员勾结大发横财，有工厂老板与当地政府部门一起欺压劳工，有人靠欺诈赢利，有人靠垄断进财，还有一些人经常做出挥霍、炫富的行为，这些情况，茅于轼都是批评的。他反对权力、身体、毒品进入市场，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弄钱”。茅于轼坚信，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只能靠智慧、创新勤劳致富，靠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赢利，因为企业家是建设性的，是创造财富的。然而，在一个非理想的市场经济中，这些人道德表现差，但忌恨他们的人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也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道德表现，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营建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政策和商业环境。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而不在企业家。更重要的是，茅于轼坚信，忌恨、仇视富人，除了能够发泄一时的愤怒外，没有任何人能得到任何好处。仇恨只会激发仇恨。因此，理性之路在于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强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

茅于轼认为，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能踏踏实实地为他们做些实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茅于轼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茅于轼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茅于轼认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一定不错的。他尤其希望人们能勇敢地这么去做。

张维迎了解到茅于轼因为这个观点而遭到非议之后，他说，没有责任心的人是不会去写这种文章的。他认为，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是呼吁我们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文化，这是作为经济学家或者一个理性思考社会问题的人的真实表达。他的“为富人说话”本身就是在“为穷人办事”，因为在产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除了特权阶层，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的着眼点是整个社会要有个良好的心态，“为穷人办事”着眼点是以其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之路。一个追求真理并勇于说出真话，只身挑战大众不合时宜的观念的老人；一个在政府体制之外，面临舆论高压，用尽心血通过平实而坚韧的行动，去改善穷人生存现状的老人；一个中庸平和，致力于国家富裕、人民快乐的老人，说他是民族的脊梁、中国的光荣，并不为过。

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农业低产，农村落后，农民贫困，号称我国的三农问题。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我们一直有“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耕地”之类的口号，近年来又有18亿亩土地红线的政策出台。在经济政策上，提出的办法是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产出，保护粮食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等，可谓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在茅于轼看来，我国对农业的重视和保护跟历史上曾经出现大规模饥荒有关，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我们对粮食匮乏有一种特殊的恐惧。但茅于轼反复澄清，造成各种大规模饥荒的原因是市场失效，而不是粮食生产不足。进一步，他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原因恰恰是农业太受重视，“无粮不稳”、“以粮为纲”等口号导致的是产业政策的僵化。不断强调农业投入，加强农产品保护，反而忽视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结果是农产品价格低下，农民生活贫困，成为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总体上看，农业给农民社会之外的人提供的产品主要是食物，我国有8亿多农民，他们的劳动主要跟“吃”的需求有关。“而全国人民肚子是有限的，现在城里人还要减肥，吃得更少”，所以国内市场的需求相当有限。一方面，国内农产品市场因为城里人只占30%多，容量很有限，另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业缺乏比较优势，这一基本情况限定了我国农业总的市场规模，“不论如何做文章，跳不出这个圈子”。

我国农业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增加投入，提高产出。结果呢？产出得越多，由于市场规模的限制，结果不是农民增收，而是价格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大约15倍，但是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都涨了不到10倍。比如猪肉只涨了8倍，面粉涨了5倍，鸡蛋最惨，只涨了1.5倍。如果还按照老的思路搞下去，产出越多，对农民的伤害越大。近来土地撂荒的情况越来越多，正是这种政策造成的后果。一个土地稀缺的国家，由于不计成本地投入，造成产量过剩，土地多余，农民出走。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茅于轼指出，办法就是减少农民，让农民变成城里人。每有一个农民进城，就减少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者，增加一个农产品的消费者，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升高一点，农民的生活水平就能改善一点。这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农民进了城，增加农产品的政策才能起作用。否则这些政策只会添乱，帮不上忙。”比照世界上富有的发达国家，除了那些地广人稀，依靠高效农业出口为生的国家，农业人口都少于5%，而我国作为土地紧张的国家却有60%多的人生活在农村。

针对我国农民人多地少的问题，国家发布管制条例，设置土地红线，不允许农用土地改作非农的用途。茅于轼认为，这是一项倒行逆施的政策。

冻结农业用地政策的根据是我国只用了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换句话讲，我国的耕地人口负担率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多。可是茅于轼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国的人口密度也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全世界平均每平方公里45人，我国是135人。如果把西藏、新疆、青海等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掉，我国的人口密度要翻番。东部人口最密的12个省份的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公里509人（1998年数据），是世界平均值的十几倍。可见我国东部的人口密度与世界平均值之比远超过耕地的人口负担率和世界平均值之比。“所以问题不是农业用地紧张，而是全面的土地紧张；不是农业用地效率很高，其他用地大量浪费，而是恰恰相反。”

要解决土地紧张的问题，办法是高效率地用好每一块地以节约土地，而不是设置红线、禁止土地的合理更改用途。农民进城是可以节约土地的，因为农民在农村占用的土地比在城市里占用的多，而且多半是比较好的地。每有一个农民进城，虽然占用了一小点城市用地，但是增加了较多的人均农业用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开对城市用地的限制，不能想象，未来几十年有几亿农民要进城，而城市用地不允许扩大。

茅于轼指出，要想鼓励农民进城，还要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土地一方面是农民的财产，起到保护他们的基本生存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农民的自由流动。要兼顾土地的这两方面作用是很困难的。但是不同的阶段每种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或许可以找到让农民进城又能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过渡办法，按照我国各地的具体情况逐渐分阶段予以解决。“解决中有一条原则必须坚持，就是农民的自愿。”

至于农民进城能不能找到工作，或者会不会抢了城里失业工人的饭碗，茅于轼认为，农民进城，他们不但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他们会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或者他们把所赚的钱汇回家去，在他们的家乡发生购买，买的最终都是城里工厂生产的产品，也间接增加城里的工作岗位。况且，根据WTO原则，中国人和外国人还要公平竞争，我们没有理由去歧视农民工，而一定要优先考虑城里人的就业机会。

一块土地可以用于农业，也可以用来修公路、盖工厂、造住宅、修仓库、作停车场、作休闲公园等等，它到底应该派作什么用场，是一个经济问题，要靠市场去解决。茅于轼说，我们应根据它的周围环境从比较各种用途所能产出的经济效益来评价究竟作什么用场最为合理，这不是用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土地交换市场，市场在各个土地使用者的参与之下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绝没有理由认为只有农业用地才是正当的，对非农用地都要加以限制。”尤其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合理的限制土地的使用政策更应及早改正。因为这一政策成为许多投资项目的拦路虎，它严重地妨碍了扩大投资、缓解总需求不足的政策实施。

茅于轼在经过诸多论证，特别是论证了粮食安全与保护耕地面积、经济政策与人口、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等相关数据后，得出结论认为，设18亿亩红线来保证粮食生产是错误的。“我国的现实是房价奇高，许多人说买不起房，很少有人说粮价太高吃不起粮。房价高的原因是土地太贵，不是建材贵，更不是劳动力贵。”土地贵的部分原因是有红线限制，不能占用耕地。事实上许多城市的发展就是受了耕地红线的影响。显然，用红线的方法管理土地是错误的。而政府部门之所以热衷于红线管理，茅于轼认为，这可能与管理土地的官员的利益相关。有了红线，土地转换用途就要审批，管理土地的官员就有寻租的机会。我国土地管理中的腐化，已经成为各种腐化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茅于轼公开呼吁，赶紧停止土地的红线管理，改为市场交换，让土地的使用权在可以自由流转，找到它最适合的用场。

“安全第一，粮食安全更是第一”，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但茅于轼认为，安全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安全是有成本的，过度的安全既设必要，又造成浪费。举行车安全为例，为了安全要有限速，但是我们往往会超速。当路况很好，视野没有障碍，车子自身也好的时候为了赶路，会超一点速。这没有什么不合理。照顾过分的安全反而是不合理的。其原因就是安全是有成本的，除了安全我们还有别的目标，不能光顾一头。

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

2007年以来，茅于轼在多个场合发表观点，强烈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他赞同建廉租房，但廉租房的条件不能太好，“不能有私人卫生间”……这些言论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表示强烈愤慨。那么，茅于轼是怎么考虑的呢？

茅于轼认为，社会要创造财富，前提是要有一个公平的交换环境，即交换的双方要平等自由。房地产业也要追求公平，而现在来了一批经济适用房，它不是按照市场规则买卖的，那就把正常的房地产市场破坏了。

所有的交换都是商品由低价值的地方转向高价值的地方，交换起源于人们对价值的不同判断，商品从低价到高价的交换，就创造了财富。一套成本50万元的房子，按照“交换创造财富”的原理，买房的人出价一定高于50万元，高出的部分就是开发商创造的财富；而在买房人心中，这套房子的价值肯定高于所出价钱，否则他就不会购买，这样一来双方都创造了财富。可经济适用房却是将50万元的房子以30万元的价格卖出去，这个交换，直接导致至少20万元的社会财富的减少，所以，计划分配的经济适用房不是为社会积累了财富，而是“消灭”了财富。

如果社会财富的减少可以换取公平，那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还算合理，但现在的现实却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真正需要买房的人群得不到经济适用房的优惠，而那些可以购买经适房的人其实不是最困难的人。香港地区、新加坡虽然也有经济适用房，但那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已经是最穷的人。经济适用房除了造成社会财富的流失外，还扰乱了房地产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在中国，低收入的人买不起经济适用房，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是阴差阳错照顾了中高收入的人。

“有些地方分配经适房干脆采取抓阄的方法，几十万财富的分配是以抓阄的方式进行，请问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都不是，这是赌博的分配方式。”茅于轼说。

更严重的是，全国大规模地建设经济适用房还给政府提供了腐败的机会，除了经适房的建设用地的出让过程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外，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上，同样也可能造成贪污腐化。媒体披露了很多事例：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2009年6月12日，湖北武汉市5141名困难家庭市民参与一个经适房小区的公开摇号，结果摇中的124名市民中，有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5000余人摇号6人连号的几率是千万亿分之一。经查，6人申请材料系造假，购房资格被取消。

2009年6月17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2幢楼中楼。

2010年3月8日，《深圳晚报》调查证实，2007年面向社会低收入家庭出售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桃源村三期，地下停车库一层，统计停车总数约为380辆车；在地下二层，车辆不多，约70辆；价格在20万元以上的车辆共72辆，约占总停车数450辆的16％。

另外，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如2009年1月，任志强先生指出，经济适用房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务员，在北京尤其如此，大部分的经济适用房都供应给了公务员。

面对这些状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不仅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造成社会财富的损失，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且还容易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政府没有义务满足人们对房产的占有欲”，相反，政府应该加大廉租房建设，以保障人人有房住。

茅于轼赞成发展廉租房，但是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有私人厨房，但不一定有私人厕所。这引起许多人的质问，为什么廉租房没有厕所。茅于轼认为廉租房是有厕所的，而且应该是水洗的，是室内的。但未必是私人的，而是公用的。“要求廉租房高标准，这让我联想起经济适用房盖成了180 平方米的大公寓，它不是经济适用房，而是相当阔气的公寓房。为什么有这种现象？简单说，就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侵占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以经济适用房为名，图他们的私利。”为了防止在廉租房中出现类似的问题，廉租房应该是低标准的。茅于轼认为关于低标准还可以讨论。以香港地区为例，那儿的廉租房就是没有私人厕所的。早上上厕所是要排队的。我们的收入水平不到香港的四分之一，怎么能盖得起高档廉租房？当然，一定要盖也可以盖，但是必须减少廉租房的供应，这样就丧失了廉租房保障公平的原意。

改革开放以前北京（以及许多其他城市）都有所谓的筒子楼，那是一般干部的标准住房。中间一条走道，两边是一间间的宿舍，每间的面积约为15平方米。一间房就住一个家庭，有两三口人，做饭就在自己的房门口。他们既没有私人的厨房，也没有私人的厕所，但有公共的室内水洗厕所。茅于轼心目中的廉租房就相当于过去的筒子楼。

廉租房是为谁建的？是为在城里生活，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主要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现在的住房标准是不得超过15个人一间，这是北京市明文规定的。那儿没有水洗厕所，而且也不是室内厕所。他们能用上水洗的室内厕所就是一个大改进。其实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很普遍的。就在东北，冬天非常冷，上厕所只好去露天挨冻。即使在现在，大部分大学生的宿舍里也没有私人厕所，厕所也是公用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能够住上有私人厨房的廉租房应该感到满意，因为比原来的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

低标准的廉租房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当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会主动退出廉租房，去寻找条件更好的住房。别的国家实施廉租房的经验之一就是客户条件改善之后不愿意退出廉租房，还想继续享受廉租房的优惠，当局很难请他们走。如果条件差，他们比较容易自动退出，去寻找适合于自己收入水平的住房。

有人说，廉租房没有私人厕所是对穷人的歧视。茅于轼承认，这话不错。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倒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了，但是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市场经济能够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是这样的分配原则，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廉租房的建筑标准低，既是对穷人的歧视，又是对穷人的帮助和优惠。他们花很少的代价，能够住上比过去好的住房。靠的是全国的纳税人出钱，帮助低收入群众，改善一点生活。但是最终走出贫困，还得靠自己努力。把希望寄托在提高廉租房标准上，既不合理，也没有可能。因为我国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将来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可以建标准更高的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始于1998年的房改，时至今日，其尴尬的局面越来越凸显出来。国家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是处于廉租房和商品房之间的一个过渡，即意味着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发展到一定成熟的阶段时，经济适用房有可能与廉租房并轨。正如茅于轼所预言的一样，进入2009年12月，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先后停建经济适用房，一改过去重经济适用房轻廉租房的做法，纷纷提出以扩大廉租房保障范围解决低收入者家庭住房困难问题。河北石家庄、山东济宁等城市则拟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并轨”，逐渐减少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分配规模。茅于轼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先知先觉”的角色。

茅于轼分析说，不论是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提供这样的优惠，是谁受到了损失？难道没有任何人受损，只有人受益吗？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那可大大地值得推广。事实上天上掉不下馅饼。受损的是全体百姓，或者是郊区被迫出让土地的农民。看到是谁受损，对经济适用房的主张就不会那么坚持了。

赞同高校学费涨价

2008年1月，茅于轼在出席“岭南大讲坛”作演讲时说，他赞同高校学费涨价，通过提高的学费，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这些言论同样引起了很多批评与争议。

在高校收费的争论中，一般老百姓的意见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不同。发生这样的意见分歧，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一般群众关心的是当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学家要考虑更长远的、更广泛的利益。一般群众希望政府更多的补贴，而经济学家还要考虑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拿高校收费来看，现在公办大学的收费标准，大约只占全部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靠政府的补助。政府本身不创造财富，反而还要消费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政府补贴的钱是从全体百姓所缴的税来的。所以，高校低收费不是政府在拿钱，而是靠全体人民的纳税。于是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要享受全体人民的税收？这部分税收由大学生享受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为什么不让高中生（或别的某一指定人群）享受而让大学生享受？茅于轼相信高中生当中的贫困生的比例要比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让高中生享受可能更合理些。从比较高中生的贫困问题和大学生中的贫困问题可以看到，大学生有较强的话语权。尽管大学生的贫困问题没有高中生大，但是吸引了全社会的注意。真正的弱势群体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的反贫困政策没有仔细的第一手调查研究，很可能被听得见的声音所误导。

茅于轼在这里提及了税收的负担分配问题。大家都只知道个人所得税，其实这部分税收只占了总税收的7%，其余的93%大多是跟消费有关的。比如打电话付的话费，在超市买东西付的款等等，里面都有税。而大家锁在柜子里的钱是不缴税的，政府没有办法对你柜子里的钱征税。同样的存银行的钱也是不缴税的。富人的消费高，缴的税也高，但是他们有较大比例的钱存在银行里，或锁在柜子里，这部分钱是不征税的。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的税负轻，穷人的税负高。让税收补助大学生，是有较高比例的穷人所纳的税在用于补贴。其合理性就更值得探讨了。

义务教育应该免费，是全民都可以享受的。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所以九年制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纳税人所纳的税来出，不论贫富都可以享受，这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初中以上的教育该不该免费或享受补贴就是一个问题，其答案绝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讲享受一部分补贴的话，首先轮到的恐怕是高中生，因为高中教育更接近义务教育，而且高中生当中贫困生的比例比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高。所以，他们更需要帮助。

茅于轼赞成对贫困大学生实施经济补助，因为社会非常需要人才。考取大学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人才，不能因为他们家庭贫困，上不起学而被埋没。提高学费以后，原来不能享受补贴的较低收入的学生也有可能得到补贴。补贴的面可以扩大。

我国教育经费的分配，从总量来看占GDP的比例太低。这大家都知道。从教育经费的内部分配看，高等教育占的比例又特别高，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这种偏向和我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精英轻一般的习惯看法有关。现在这一情况已经在改善。但是，大学生享受的补贴远远超过高中生享受的补贴，因此提高一点大学学费并不是脱离常识的。现在我国两个升学率（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中，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42%）低于高中升大学的比例（75%），另外有36%的初中生升了职业高中。上了学因为贫困而辍学的比例，在高中生中也高于大学生中的比例。高中毕业后上大学的困难因为得到各方面的帮助而得到缓解。茅于轼认为，如果政府有钱的话，应该更多地帮助高中生，而不是扩大对大学生的补贴。

大学生中肯定有相当多的贫困生，而且这个比例因为大学扩招而上升。这个比例有多大？茅于轼每到一所大学去都要问问学校管理学生的部门，得到的回答，在东部地区一般是10%—15%，在中西部就有20%，个别地区甚至超过30%，比如青海师范学院。就全国而言，说10%—20%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贫困生占少数，大多数是一般收入的家庭。大学生中较富裕的家庭比例要比全社会中富裕家庭的比例高。因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富裕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比较重视，也更有能力让孩子得到较好的教育，有更大的机会考取大学。强调大学中的贫困问题，容易发生富人搭穷人便车的问题。名义上是为了穷人，可事实上受惠的大多数不是真正的穷人。结果导致社会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平。

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怕提高的收费不能用于帮助贫困生，而被挪作了他用。高校管理的公平有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管收费提高不提高，高校管理都需要改进。不提高收费，光改进管理也可能有助于帮助贫困生。而提高收费能够更有条件地帮助贫困生。这两者并不矛盾。

跟高校收费相类似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价格的看法。一般老百姓都痛恨涨价，特别是通货膨胀比较高的时候，群众中呼吁政府部门对商品价格实施直接干预的呼声很高；政府部门中也有一部分人自以为有能力降低物价，跑到商店里去发号施令，强制性地压低价格，像“兰州牛肉面事件”。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问题，是钱不值钱。解决通货膨胀要让钱本身更稀缺一点。治理通货膨胀时大家感到钱紧，是让大家感到痛苦的过程。回想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政府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治理，造成大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南方的房地产泡沫因此破裂，形成大批烂尾楼。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和它的治理好像是喝酒。喝的时候很痛快，可喝醉了治理的时候很难受。

大家也许要问，虽然钱紧也许是必要的，为什么不让物价管理部门严管价格，多少也能对治理通货膨胀帮一点忙？这里要用到经济学最重要的结论：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工具。价格扭曲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其结果是生产效率降低，产出减少。当总供给减少时，商品供不应求，价格水平将上升。那么，什么是不扭曲的价格？回答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的市场能够产生出正确的价格。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会破坏正确的价格，导致一个扭曲的价格。物价管理部门只对垄断性价格，如电力、邮政、通讯、铁路等实施管制，因为这些领域里没有公平竞争。这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对价格的干预，而普通百姓往往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政府出来管价格。这里一个关键的认识是：生活的提高不是价格低，而是价格要合理。30年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物价水平很低，可是什么也买不着，生活非常困难。现在价格放开了，生活提高了，但是物价水平也高了。我们到底是要一个低物价的穷日子，还是要一个高物价的富日子？答案是明显的。

茅于轼强调，从经济方面而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一个富裕而且公平分享的社会。达到目的的途径有二：增加财富的创造，改善财富的分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一切与此不同的措施、做法都是有害的。比如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例。因为它既不能增加财富的创造，又不利于财富的公平分配。而廉租房是能够改善财富分配的，能让最低收入的人群得到一些帮助。对高校收费问题的看法，也应该拿这两条标准来判断。

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最近两年，美国一直敦促中国提升人民币汇率，可是中国政府迟迟不肯提升汇率。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茅于轼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

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经常有人说，是由两国货币的购买力决定的。茅于轼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首先，汇率是两国之间发生贸易才引起的概念，它至多是与货币对进出口商品的购买力有关。像房地产、电力、交通等各种无法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跟汇率无关。如果说有关，也必定是通过影响外贸商品的价格间接发生的作用。其次，如果说汇率是两种货币对进出口商品的购买力的比，仍然存在问题。因为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货币对不同的商品购买力的比是完全不同的。举例说，如果买旅游鞋，1美元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4元人民币，但如果买汽车，1美元约合15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如果按照购买力的比来决定，请问是按照买卖旅游鞋的比还是按照买卖汽车的比？正因为购买力之比不同，才有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出口旅游鞋，进口汽车。现在说汇率取决于购买力之比，似乎购买力之比是一定的，岂非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际贸易的可能。所以说购买力评价的汇率学说是完全错误的。

比较贴切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求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进行了描述，并未从理论上说明汇率和购买力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茅于轼指出，正确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边际购买力的比。假设有这样的情况：中美两国是两个隔绝的市场，在中国，40元人民币能买一双旅游鞋，15万元人民币能买一辆汽车，而在美国，上述商品的相应价格是10美元和1万美元。很显然，中美两国市场上旅游鞋和汽车的相对价值是不一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两国的资源条件不同。此时，如果不采用“边际”的概念，我们就说不清1美元的购买力到底等于4元人民币还是15元人民币。设想一下，如果中美两国打破隔绝，就一定有人会把中国的旅游鞋贩卖到美国，同时把美国的汽车贩卖到中国。由于相对价值不等，一笔资金在中国购买旅游鞋销往美国，然后在美国购买汽车销往中国，最后必然获利。随着这种贸易不断进行，中国市场上旅游鞋的价格就会上涨，汽车的价格则会下降，而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到最后，中美两国市场上旅游鞋和汽车的价格比会趋于一致，获利机会消失，也就形成了汇率。在此之前的汇率不能够使两种货币的供求达到平衡，它是不稳定的，因为其中一直存在着进出口商品获利的机会。只有商品不断流动引起比价变化，直到获利机会消失，汇率才稳定在最后部分交易商品的价格比例上，所以是“边际购买力之比”。事实上参与买卖的不止汽车和旅游鞋，还有成千上万种其他商品。最后汇率变成一个国际贸易的衡量尺度，它是一切外贸商品能否赚钱的标准测度。

在现实中，外汇市场上由于有几千几万种商品的进口与出口，形成对外汇的供应和需求，供求关系形成了一个汇率，众多的贸易者根据这个汇率去检验进出口交易是否获利，并不断发掘获利的机会。对于出口商而言，换汇成本高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出口；对于进口商，用汇效益（使用每一外币购买进口货在国内出售所得的本币数）低于汇率的商品都不会进口。进出口商在市场汇率的指导下进行贸易，同时通过贸易行为影响到市场汇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所挣得的每一外币的换汇成本全部低于汇率，而花费的每一外币所创造的经济效益全部大于汇率，从而保证了外贸产生的最大经济利益。

可见，最优的汇率应该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外汇是一种货币，用外汇的目的，是拿来买东西，它不像粮食一样，买粮食就是为了吃，为了消费掉。买外汇是为了要用，不是把外汇消费掉，所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外汇，都是有买有卖，不会只买不卖或者只卖不买。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制定了一个方针，认为人民币升值好，所以当时定的汇率，人民币价格非常贵。外国人到中国来出差、旅游的时候，不得不买一些非常贵的人民币，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少买，能不买就不买，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就赚了呢？茅于轼认为，从表面上看我们是赚了，可是你赚了这么一点点人民币远远不够你进口所需要的，你要进口许多东西，因此就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赔钱出口。你在这个地方赚了很多，在别的地方赔了很多，加起来还是赔了。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做法，不是定得过高，就是定得过低。

茅于轼总结说，从货币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只有两种，一种汇率是利人利己的汇率，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有好处；另一种是损人损己的汇率，对别人有害，对自己也有害。只有这两种汇率：利人利己、损人损己。不可能有损人利己的汇率，不可能有中国制定一个汇率，能通过损害别人得到自己的利益。那美国也一样，美国也不可能制定一个汇率政策，损害中国使美国得到好处，没有这个可能。人民币的汇率只有两种，一种是利人利己，一种是损人损己。近年来我国所制定的汇率政策是一个损人损己的汇率，对美国（以及欧盟等）和我们中国都不利。

茅于轼认为，现在我们的汇率是损人损己的汇率。因为它是不均衡的，它每年有大量的顺差。拿2009年来看，我们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3600亿美元，差不多20%，这么大的外汇储备，现在超过了22000亿美元了。它这个是不均衡的，所以是损人损己的。茅于轼说，我们保持一个低汇率、低的价格、低的人民币汇价，对中国有利，通过损害别人使自己得利，没有这个可能。这个理论不但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美国。如果世界上有许多国家要人民币升值，不只是为了它的利益而已，也为了中国的利益，甚至是对于所有的国家都有好处，因为人民币的汇价定得太低了。

当然，外汇不仅仅是一个支付工具，它也是个金融资产，拿外汇是可以投机的，投机可以赚钱，而且，外汇储备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讲呢，人民币是不是应该保持低汇价呢？也并不如此，因为安全是有成本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可以更安全，但是成本就太高了。如果为了保证那个不必要的安全而支付成本，就不合算了。再说，拿外汇做投机，通过投机赚钱，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按照经济学家都会同意的一条规律，就是边际收益递减（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来看，如果有太多的外汇，它的边际收益一定是递减的。根据这两条，足以认为保持太多的外汇盈余，完全是不必要的，而且，茅于轼认为，通过出口盈余，赚回来的是没有多少用处的美元，因为我国美元已经太多了。

所以说，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安排——汇率，特别是人民币的汇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汇率会影响到其他相关的数据，比如说储蓄。美国就是储蓄率太低，造成它的进口超过出口，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但是，汇率是一个最基础的价格信号。人的行为是通过价格信号来牵动的，汇率的扭曲不仅仅会影响到进出口，也会影响到人的储蓄、投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茅于轼认为，调整汇率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调整的原则，就是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定价。

人民币应该升值，这是基于双方的经济利益而言的。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一方的利益受损，但是增加了他的谈判地位。或者说是以利益交换了一个较强的谈判地位，用钱去买了一个较强的谈判地位。茅于轼认为，这正是我国目前的状况。我们以巨大的经济损失换取了巨额外汇储备。这个外汇储备是有用的，它可以呼风唤雨，使得别的国家有求于我。但是我们的经济利益是受损的。或者说，受损的是双方的老百姓，得到强劲谈判地位的是中国政府。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币调价有这么难。

人民币应该升值，这是一个重大的调整。而调整是有成本的。这也是我们害怕升值的一个原因。但老是不调，能挺得过去吗？新兴经济国家的本币都会升值，这是逃不过去的规律。越是晚调越是被动。今天的被动就是因为过去老是挺着不调造成的。老早就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