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点/（美）贝纳基,（美）格林沃尔德著；葛樱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 Blindspot

ISBN 978–7–5086–4603–9

I. ①盲… II. ①贝… ②格… ③葛… III. ①认知心理学－通俗读物IV. ①B84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9986号

Blindspot: Hidden Biases of Good People by Mahzarin R. Banaji and Anthony G. Greenwald

Copyright © 2013 by Mahzarin R. Banaji and Anthony G. Greenwal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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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

著者：[美]马扎林·贝纳基 [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

译者：葛樱楠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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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点

[美]马扎林·贝纳基 [美]安东尼·格林沃尔德 著

葛樱楠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推荐序 人人都戴着有色眼镜

序言

第一章 社会动物的认知错误

第二章 事实的阴影

第三章 寻找我们内心的潜意识偏见

第四章 思维的鸿沟

第五章 给不同的人贴上不同的标签

第六章 偏见的隐性成本

第七章 “我们”和“他们”

第八章 终极目标

附录一 关于种族态度的科学研究

附录二 关于偏见与歧视行为的研究

致谢

推荐序

人人都戴着有色眼镜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让我至今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18岁的迈克尔·布朗是一个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青年，近期被路易斯的弗格森街区的一名警察击毙。根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他的死引发了当地的种族矛盾冲突。据悉这座小城有2.1万居民，却被种族问题折磨了几十年，该城市的居民原来基本都是白人，后来非洲裔美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但市政府的官员和警察仍以白人为主，市政厅6名官员中只有一名是黑人。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爆出种族冲突新闻，《盲点》一书中就有类似的案例：一个黑人警察奥马尔·爱德华兹在2009年离开家门之后，不久就被一位同行错当成嫌疑犯开枪打死。这些错误的怀疑或者信任，正是社会认知错误的表现。即使平权运动偃旗息鼓几十年，种族平等已经成为绝对的政治正确，类似的新闻还是向我们揭示，基于种族等因素之类的偏见即使在理性层面被规避甚至讨伐，但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做出了难以预测的选择，很多偏见来自潜意识。这并不仅仅涉及政治立场的讨论，事实上也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盲点》中提及一项超过150万美国白人参与的测试，40%的人都明确表示自己崇尚平等原则，但其测试结果却显示了无意识的白人偏好。

当经济学在赫伯特·西蒙、丹尼尔·卡尼曼等先驱的引导下，开始怀疑理性人预期之际，心理学已经更进一步，研究从人类意识深入到潜意识。意识只是潜意识的冰山一角，潜意识以及潜意识所衍生的隐性偏见如何影响人类行为乃至社会行动呢？《盲点》的两位作者——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马扎林·贝纳基与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就是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两人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内隐态度，他们最终设计出一种在线测试来揭示人们的潜在偏见，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的内隐联想测试，“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想测试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以内隐联想测试为基础，“盲点”成为一种隐喻，它不仅仅指视觉上的盲点，更是社会认知上的盲点，“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

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一方面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频繁，大脑也因此进化出相关区域来处理社会性的思考和感觉；另一方面人类的进化速度往往赶不上现代社会的变化程度，比如人权的定义在百年间变化何等剧烈。一向在过去有利于祖先求生的社会认知技能今天则可能成为谬误的起源，因此人类难以避免存在各种社会认知错误，从种族、宗教到性别。换言之，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我们有时候确实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甚至总是“以貌取人”。

《盲点》以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话为例说明社会错误的偏执与强大。萨特曾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那就是皮货商是犹太人。这种看似不相关的解释其实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大家似乎习以为常，“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热情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还是以种族为例，《盲点》列举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加特纳和杰克·维迪奥的研究，他们对自称为“厌恶种族主义者”的美国团体进行了长期研究，结果显示即使这群显然将自己标榜为平等主义者的美国白人，也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种族歧视，比如帮助白人而不是黑人。

公正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之一，一般情况下，多数人往往会以诚实自居，自认为公平或者是没有什么偏见的“好人”，但是通过内隐联想测试还是会暴露出很多隐性偏见，甚至我们不需要对“别人”表示明显的歧视态度，而只是更照顾“自己人”，也能加重这种歧视。

这种行为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也会加重歧视，比如一个白人向一个以帮助白人为主的慈善机构捐款，其结果如何？“不用刻意计划和安排，你的馈赠就增加了一个原本就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口群体的优势。即便你没有违犯任何民权法案，你的行为都提升了美国白人的相对优势，相应也加剧了其他群体的相对劣势。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还会产生可观的集聚效应”。

书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作者的一个好朋友希望实现公平竞争，她原本计划向母校捐一大笔钱，但和作者交流之后，她开始明白她的母校虽然主张多元化，但白人学生数量占大多数，这笔捐赠最终还是会提升白人的优势。她最终做了一个决定，同时向母校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捐赠相同数额的善款，作者如此评价：“她既没有超越也没有消除产生内群体偏好的认知错误，而是将其中和。”

也正因如此，很多看似完美高尚的行为在无意间提升了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优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很多善意举措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歧视而已。随着马太效应在社会上不断强化，正反馈与负反馈不断放大，可能使得强势群体得到更大的帮助，而弱势群体则每况愈下。

不知道为何，反观中国的现实，我认为上面的捐款案例听起来有些“超现实”，今天的中国多少有点儿像美国20世纪初的爵士时代，也就是开篇引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描写的年代，很多歧视直接而粗暴，种种偏见不加掩饰；盖茨比之死，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被上流群体接纳的结果，而这种不接纳本身就是歧视与偏见的产物。对于国人而言，一方面不太习惯把歧视隐性化，生活中各种歧视可谓大张旗鼓，另一方面集体生活也使得不少人习惯裙带关系，青睐校友、靠近同乡、照顾朋友可谓人之常情，而中国富豪也不乏一掷千金向美国名校捐款的案例，而且这一举措几乎难以苛责。

揭露隐性歧视是为了社会公正，但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公正过头有时候也会成为另一种反向歧视。人总是抱团竞争，社会中的个人总被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这样做没有太多问题，甚至我们的大脑在省力之余还可以使得生活更便利。当然，如果这些刻板印象被错误地滥用则可能导致悲剧的产生，尤其过分信任或怀疑，比如上文的黑人警察或者给麦道夫投入过多资金的犹太团体。理想的状况是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人们的抱团方式可以随之调试、变化，变得更开放、更多元。

从种族到年龄，从性别到宗教，有色眼镜无处不在。如何消除社会认知错误带来的各种偏见呢？一方面我们应该更多承认认知偏见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通过更多接触多元化的人和事来改变思维惯性以及刻板印象，比如更多女老板的出现（无论在身边还是媒体报道中）会强化女性作为领导者的关联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认为一方面不必对人们太过苛求，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群体偏好已经善莫大焉。心理学家指出，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是反省思维，二是自发思维，两个系统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偏好。如果隐性偏见大多来自自发思维，而我们又认识到这点，那么反省思维就可能因此触发，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向他们说明，社会认知错误不仅误导、误判他人，甚至也会导致自我认知的谬误，比如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与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有一定的相关性。也正因如此，偏见的受害者不仅局限于别人，也往往包括我们自己。经济学说歧视即价格，不仅别人为我们的歧视埋单，我们也在为我们的歧视付出代价。鉴于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之下还是理性人，相信成本分析多少会提示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

徐瑾

《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版块主编

专栏作家

《凯恩斯的中国聚会》作者

序言

和所有脊椎动物一样，人类双眼的视网膜上也有一个盲点。这个区域叫作scotoma（希腊语的原意是“黑暗”），意思是没有对光敏感的细胞，因此虽然光照射在此区域，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被大脑的视觉区域所感知。

矛盾的是，人们能“看见”自己的盲点。不信让我们尝试一下：下页图中的长方形中间有个“+”号，用手遮住一只眼睛，另一只手将这幅图举起离眼睛一臂距离。然后缓缓将这幅图拉近，这时眼睛还是关注“+”号不变。当距离眼睛大约6英尺[1]时，与睁开的那只眼睛同侧的黑点将会消失。将这幅图继续拉近的时候，黑点又会重新出现。黑点消失的那一刻就是那一点的光线射入视网膜中盲点的时刻。有意思的是，当你将视线转换到另一侧能看见的黑点上时，“+”号就会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黑点消失的位置，并没有在网格背景上留下空缺，你看见的是没有间断的网格线。你的大脑相当了不起，它用合理的事物——这个长方形上网格线的延伸——弥补了盲点的空缺。除了刚才你经历的现象，还有一种病理学条件下的现象叫作盲视。盲视病人能够准确地伸手获取放在他们面前的物体，但是却完全意识不到对于该物体的视觉经历。如果在盲视病人面前放一把锤子，然后问：“你能看见面前的东西吗？”病人会回答：“不能。”但是如果让病人伸手去拿那把锤子，病人却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个动作，可他刚才竟然说看不见面前的锤子。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正是由于盲视的条件创造了一条视网膜与大脑之间的通道，即使在没有视觉意识的情况，也能对行为进行指引。

本书的关注点并不是视觉感知的影响，而是另一种类型的盲点，包括一系列隐性偏见。这种隐性偏见造成的盲点和人们在刚才的网格实验中产生的盲点有一个相同点：我们对这种隐性偏见和自己双眼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察觉不到。这种盲点与戏剧性的病理学现象盲视也有一个共同特征：正如“看”不见锤子的病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不受盲视的影响，隐性偏见也能够在我们无意识的情况下指导我们的行为。

书中所指的隐性偏见包括哪些内容呢？它们缺少一个更加确切的术语，代指我们对特定社会群体有局限性的认知。由于我们在文化环境中反复接触到这些知识，因此将它们储存在大脑里。一旦在我们的大脑中成型，隐性偏见将会影响我们对待特定社会群体的行为，但是我们却对这种区别对待全然不知。通过与人们探讨隐性偏见，我们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自身行为被无意识的思想所影响表示不敢相信。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为什么以作者为主的众多科学家，认为隐性偏见十分可信。大量的科学证据都能证实这个结论。想要说服读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挑战。我们如何在大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证明事实确实存在呢？

几年前，我们给人们提供了一项测试，试图揭示可能存在的隐性偏见。这项测试是询问人们对于两个美国文化偶像——奥普拉·温弗瑞和玛莎·斯图尔特——的偏好。一封措辞完美而幽默的电子邮件证实了我们的行为被处于大脑盲点区的信息所左右这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邮件中写道：“尊敬的哈佛人，我绝对不是那种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胜过奥普拉·温弗瑞的人。请你们调整测试。弗兰克。”

我们明白弗兰克想表达的意思。他清楚，在大家的共识中，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喜欢玛莎·斯图尔特超过奥普拉·温弗瑞。但是，弗兰克不相信，在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他的大脑里有一个附加的偏好。因此，这项测试本身需要重新设计。

弗兰克眼中这份有瑕疵的测试问卷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人于1995年开始研究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正如前面实验中的长方形及黑点帮助我们看到视网膜上的盲点一样，内隐联想测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大脑中隐性偏见形成的盲点。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想测试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我和马扎林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相遇。1980年，马扎林从印度来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士时与我一起共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心理学这个分支的重大改变。研究方法的变革，使心理学成为能够揭示对于内省来说无法触及的强大的心理内容和过程。在那个时候，心理学只是在这个范畴的边缘徘徊。我们两个人试图研究这些方法能否逐渐揭示并解释这些对于社会行为“看不见”的影响。

无意识的心理功能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激增，人们也逐渐加深了理解。25年前，大多数心理学家秉持的观念是，人类行为主要由有意识的想法和感觉所支配。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判断和行为很少是意识的产物。25年前，“无意识”这个词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我们平时阅读或发表文章的科学期刊中——因为在20世纪早些时候，它并不为心理学研究所青睐。现在，“无意识认知”这个术语频繁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它的出现频率被一个相关的术语“内隐认知”所超越。25年前，心理学家研究大脑的主要方法仅限于询问人们的心理状况及意图。现在，研究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大多数都不用研究对象报告他们自己的心理状况或者行为意图。

细心观察参考文献的读者会发现，我们高度依赖过去80年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紧跟其步伐。其中两位科学家的卓越发现，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后人受益匪浅。通过多年的共同努力，纲纳·缪达尔率领的团队于1944年写作完成《美国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这本书与当时其他力量相结合，从此将种族歧视问题列入国家议事日程。戈登·奥尔波特于1954年写成《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为科学研究偏见奠定了基础与组织架构，从而推动了21世纪新的科学研究的继续发展。

正如已故的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所说，“人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观点，却无权拥有自己的事实”。这一点说起来容易，真正实践起来却很难，因为事实的构成往往比较模糊甚至充满争议。政治讽刺作家斯蒂芬·科尔伯特创造了一个相关术语叫作“事实性”。这个词的定义是：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观点，而忽略了常规意义上被证实的事实。

为了嘲讽“事实性”，伪保守主义者科尔伯特假装自己更偏向于事实性而不是事实。他说：“我不相信书籍，书里只有事实，却没有心理感觉。”为了避免沉溺于“事实性”，我们选择更加忠实于证据，尤其是实验结果得到专家们的广泛认同。换句话说，我们一贯坚持并有意识地选择，更加注重事实而不是内心想法。

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我们没有资格断定，现在经过证实真实有效的，今后一样经得起考验。未来的知识一定会超越并取代现在的理解。但是，我们如果以谦逊的态度做好手头的事情，那么就能使本书中的结论在未来几十年避免被推翻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隐性偏见的盲点普遍存在于很多好人身上。

对于“好人”这个词，我们有些惶恐。我们（更不用说道德权威）没有识别好人、坏人的特殊技能。这里的“好人”指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那些出发点很好且能据此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充分解释科学知识，从而使这些好人能够更好地做到自己的行为与出发点保持一致。

[1]　1英尺= 0.304 8米。——编者注

第一章

社会动物的认知错误

这是大学校园里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实验心理学的教授和学生们鱼贯进入讲堂就座，等待一位著名科学家关于人类思维对周边世界的感知方法的演讲。主讲人出现了，他身着粗呢外套，头发邋遢，听众们完全无法把这样随意的形象与他即将讲解的高深问题联系在一起。讲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略带狡黠地指着不远处说：“诸位请看，这两张桌子的形状和大小是完全相同的。”

听众们听闻后纷纷好奇起身看，结果是有的人皱着眉头不以为然；有的人露出尴尬的笑容——这位科学家显然错得离谱；还有一部分人探着脑袋不停地变换角度，想看看这样做是否能得到不一样的视觉效果；甚至还有人无奈地认为如果整堂课都如此荒诞，那么也许没有继续听下去的必要了。

在持怀疑态度的听众纷纷退场之时，这位科学家不为所动地继续演示那些看似荒诞的真理。他镇定地拿出一张印有一个红色平行四边形的透明幻灯片，并用一台投影仪将其投射到第一张桌子的表面，使两者完全重叠。随后，他将幻灯片顺时针旋转，并以同样的方式投射到第二张桌子上，结果投影与桌面的大小也是完全重叠的，备感无聊的听众们不禁一片哗然。当科学家来回移动幻灯片时，原先讲堂的沉寂被一阵阵笑声打破。科学家的嘴角浮现一丝得意的浅笑，在随后的讲解中，他向听众们介绍了眼睛接收、大脑记录、思维处理视觉信息的全过程。

难以置信吗？眼见为实，不如做个实验：找一张足够狭长的纸绕桌面一周，然后再在另外一张桌面上重复一次。如果你发现这两张桌面的轮廓并不能完全吻合的话，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你的实验做错了，因为事实上这两张桌面的确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都被眼睛欺骗了呢？

视觉认知错误：两张桌子完全相同

你和课堂里的学生一样，掉入了著名的视觉陷阱——这是一种能够阻碍我们正确识别一组物体真实面目的错觉。我们将这种错觉称为认知错误，它同时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思维，使我们在认知、记忆、推理和做决定的过程中犯下错误。

天才心理学家罗杰·谢泼德（Roger Shepard）对混淆视听的技术乐此不疲，造成视觉认知错误的“谢泼德的桌子”就是由他创造的：当我们看到两张桌子的表面时，我们的视网膜能够正确辨识出它们是形状相同、大小相等的。换句话说，视网膜能准确辨识两张桌面。然而，当视网膜将信息传递到主管视觉的大脑皮层后，大脑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并开始对深层因素进行思考时，认知错误就此产生。

两个桌面的形状完全不同，大脑毫不费力地产生了这样的错误认知。这是因为大脑能自然而然地将在纸上及视网膜上的二维图形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三维图形，通过思维的自动处理过程，将三维世界中的情形强加到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而意识作为我们思维的反射，将这种幻觉照单全收。因此，当科学家坚定不移地告诉我们这两张桌面的轮廓完全相同时，我们的意识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认为他在胡说。自然选择赋予了人类和其他大型动物在三维世界中游刃有余的思维本能，但也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三维的世界，大脑才会对桌子的二维图形信息进行意识上的更正，并使它们呈现出在三维世界中“应有”的形态。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错觉反映的是适应性的优势而非劣势。“谢泼德的桌子”说明人的视觉系统具有结合二维视网膜信息与三维空间思维的高超能力。大脑在自动处理数据方面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人们无法在任何知识或理解等智力层面战胜错觉。至此，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两张桌子，你会发现即使拥有了相关知识，仍然无法消除错觉。

尽管这样的现实会令人不安，但是它有效地说明了思维信号的特性——我们大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自动的、不知不觉的、毫无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的。提到思维的无意识运作，你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那位抽着雪茄、蓄着络腮胡的弗洛伊德先生，他是将“无意识”这一术语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人，他开创性的观察研究极大地扭转了之后长达一个世纪人们对于大脑无意识状态的理解。在弗洛伊德的描述中，无意识状态无所不知，拥有复杂交错的动机，塑造了人类思维和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梦、记忆、疯狂的举动甚至人类文明本身，都是无意识的杰作。然而，由于弗洛伊德的观点缺乏科学验证，当今社会对无意识的心理状态的研究和理解逐渐式微，不复当年的影响力。

事实上，“无意识推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另有他人，尽管远不如弗洛伊德的名声显赫，他就是19世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姆霍尔茨，他用“无意识推理”的概念解释了“谢泼德的桌子”现象。赫姆霍尔茨对大脑通过物理数据对“有意识思维”的创造进行描述，希望借此分析我们平时主观的“看”的过程。我们的视觉系统之所以会轻易地被简单的二维图形所欺骗，那是因为“无意识”的心理行为通过“意识”对视网膜中的二维图形进行了重构，并以三维图形来代替。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请在精神高度集中的状态下观察以下16个词，并在后几页它们再次出现时尽量进行辨认。

蚂蚁

蜘蛛

触角

网

飞行

毒药

黏性的

爬行

蜜蜂

翅膀

臭虫

小的

叮咬

可怕的东西

黄蜂

令人毛骨悚然的

同时，有另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即通过棋盘和圆柱体混淆我们的视觉，从而证明无意识推理的存在。如果我说A和B的颜色完全相同，你肯定会认为我错了。但是，如果找来一张不透明的纸将整幅图遮住，将A、B两个区域在纸上标出来，再挖出两个比这两个方块稍小一点儿的圆洞。单从两个圆洞透出的颜色来看，你会发现这两部分的颜色的确是相同的。

“没错，你会发现A、B两部分的颜色是相同的。”

导致这次认知错误的罪魁祸首还是无意识推理，这让我们的大脑以错误的方式自动处理了图像。那么，什么是导致这次认知彻底失败的诱因呢？当然，诱因中包含了这个棋盘中的一些特征，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最明显的几处特征：首先，我们发现B被几个颜色深的格子所包围，在对比之下会显得颜色较浅。而A被几个颜色浅的格子包围，在对比之下会显得颜色较深。其次，圆柱体的阴影使其区域内包括B在内所有格子的颜色都显得深了，但大脑自动将B的颜色深归因于阴影的作用，因此意识就会认为如果没有阴影，B的颜色就是浅的。

造成我们在桌面问题上犯下认知错误的机制，也使我们成功地观察并理解这个世界。这个实验的创造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视觉专家——泰德·阿戴尔森（Ted Adelson）。泰德·阿戴尔森说：“很多我们所谓的错觉，都表明了视觉系统的成功之处而非失败之处，我们的视觉系统并不能作为物理学的测光表，这也不是它的存在目的。”这样的例子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概括性的问题：大脑运行方式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从而让我们在环境稍微改变的条件下避免失望？

记忆认知错误：根本没有“昆虫”这个词

当你看到下面的词语时，请回想一下前文中要求你记忆的那些词。当然，在回顾的时候不能翻回到前面，请努力回忆下面列举的词语是否在前文出现过。为了避免对答案有任何疑虑，请用纸和笔写下所有你记得的前文中出现过的词，并排除掉你不记得的。

枫树 蚂蚁 毒药 飞行 茎 浆果 触角 黏性的 桦木 翅膀

树叶 树 根 叮咬 网 臭虫 小的 橡树 爬行 橡子 黄蜂

树枝 昆虫 蜜蜂 柳树 可怕的东西 蜘蛛 松树 令人毛骨悚然的

如果你能准确记忆的话，那么应该已经排除了“枫树”等12个与树有关的词，这些与树有关的词的确都没有出现过。同时，你也应该根据记忆写下所有与昆虫有关的词，当然不包括“昆虫”这个词本身，因为这个词并未在前文中出现。事实上，你却很有可能将“昆虫”这个词写下来，这就表明了一种强大而普遍的认知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形成错误记忆的主要原因。

只要稍加回顾，我们就能轻易看出造成“昆虫”记忆错误的基础：大脑是高度自动化、擅长融会贯通的机器，一旦它接触到包括文字、图片或复杂概念在内的任何信息，它就会自动联系起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信息。在这个实验中，前面出现的词是以昆虫为主题的，当我们试图利用这个共同的主题来回忆时，“昆虫”这个词就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栽跟头。这种错误的记忆被称为“虚假警报”，也就是我们会错误地“记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华盛顿大学进行的这项研究表明，参与研究的学生中有82%的人“记得”从未出现过的词，但这些词却与前面出现的词有主题上的关联，譬如“昆虫”。相比75%的正确记忆率而言，如此高的错误率真是令人瞠目结舌。换句话说，认知错误强大到让我们对从未出现的事物的“记忆”超过了真正出现过的事物。

在日常生活中犯下的这些错误，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毕竟像记错了一个词这样的错误能造成多严重的后果呢？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在受审过程中你作为证人被问到有关目击嫌疑犯的情况时无意中给出了错误的记忆，这种“记忆”是不是会影响你作证的准确性，如果嫌疑犯和真正的罪犯具有部分共同点，比方说相似的胡须，这样会不会造成错误的指认呢？如果这有可能发生的话，概率又有多大呢？

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是心理学界最有创意的实验者之一，她将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目击证人的记忆认知错误作为毕生事业。在这些实验中，她模拟了入室抢劫、交通事故和其他常见的意外，并在事后对目击者的记忆进行测试。令她不安的是，实验结果显示这种错误记忆出现的频率不仅在目击者人群中颇高，而且审问方式中非常细微的变化也可能成为目击者记忆发生改变的诱因。

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洛夫特斯为目击者们展示了两车相撞却无人伤亡的车祸场景。她问其中一半的目击者：“这辆车撞上另一辆车时的速度是多少？”然后，她又问另一半的目击者：“这辆车猛撞上另一辆车时的速度是多少？”听到“猛撞”这个词的目击者对时速的估计竟大大高于听到“撞上”这个词的目击者。可见，即使场景并非亲眼所见，但一开始他们的大脑就被洛夫特斯的问题所引导，出现了类似于“玻璃爆裂”式车祸的错误记忆。

心理学家将这种认知错误命名为“倒摄干扰”（retroactive interference）——指在经历事件之后所接收的信息对记忆的影响。洛夫特斯给它起了一个更朗朗上口的名字——错误信息效应（或误导信息效应）。她认为，语言上非常细微的变化都能引起记忆上的巨大差异，而这往往使案件的目击者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指证。

近年来，由于目击者的错误证词而造成大量错误定罪的现象逐渐露出冰山一角，“清白计划”因此诞生，它是一个致力于帮助被错误定罪的人通过脱氧核糖核酸（DNA）测试脱罪的组织。在该组织的努力下，已有250人通过各种方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在终审时成功脱罪——其中有190件案件都是以目击者的错误描述为基础定罪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示例中，有将近75%的错误审判都可以归咎于目击者错误的记忆（当然，前提是假定这些目击证人并非恶意攻击被告）。而在很多国家，善良的人们通常都无法容忍法律竟然允许“有罪”的人逍遥法外，逃脱法律的制裁，这往往是有罪推定的重要思维惯性和误导诱因。

两种著名的认知错误：可得性启发法与锚定效应

请在以下三组词中选择正确答案：每年，更多美国人死于原因（a）还是原因（b）？

1.（a）谋杀 （b）糖尿病

2.（a）谋杀 （b）自杀

3.（a）车祸 （b）胃癌

大多数人做第1题时会选择（b）选项，而看到第2、3题时会选择（a）选项，实际上每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都是（b）选项。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第1题答对了，剩下的两道题都答错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对这个认知错误的通用版本进行了描述并将其命名为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当大脑对一类事件比其他事件更加熟悉时，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在世界上发生的概率更高。相比自杀来说，谋杀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更别提自杀的羞耻感使人们不愿与外人谈论。由于其可怕的本质，车祸更容易受到关注，而作为众多癌症中的一种——胃癌的情况则相反，尽管它是普遍的致死原因之一。由于谋杀和车祸的相关消息更为人所熟悉，人们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种事件发生的概率较高。这样的结论貌似合理，但却容易误导我们。大脑对于事物的熟悉情况并不代表其发生概率的高低，但类似的错误经常发生，结果就是人们要为此耗费巨大的决策成本。

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先让他的学生们写下自己社保号码的末两位数字，紧接着让他们对键盘、追踪球和设计本等几种并不陌生的物品估价。随后，艾瑞里从每个学生的手中收集这两组数字，并努力找寻社保号码末两位数字和物品估价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当然，从逻辑上讲这两组数字根本毫无关联，所以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应该等于或接近于零。

然而通过实验，艾瑞里却发现了这两组数字之间有趣的关联性：社保号码末两位为00~19的学生愿意花在追踪球上的钱平均是8.6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为20~39的学生则愿意多花一点儿钱，大约为11.8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在40~59的学生则表示愿意花更多的钱，大概是13.45美元；然而，那些社保号码末两位为60~79及80~99的“倒霉蛋”，出价则分别是21.18美元及26.18美元——当然他们的心仪之物是同一款追踪球。

第二种著名的认知错误是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的，它被称作锚定效应，即人的大脑不会凭空搜寻信息，而是以现有的信息作为参照物，或者以“锚”作为基点，然后对信息进行调整。在上述实验中，学生们以随机的社保号码作为“锚”并对物品进行估价的后果，就是不由自主地为虚高价格商品埋单的“自我惩罚性后果”。

那些陷入可得性启发法以及锚定效应陷阱的人并非意志薄弱者或容易受骗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随时可能上钩的猎物。人们能够通过操控锚定价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出或低于实际价值——投资者们对于股票的估价往往取决于其市场价格而非实际价值，这便是金融泡沫长期存在的合理解释。

社会认知错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首先人类是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因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才会进化出对同类特别关注的功能，驱使我们习以为常地对他人的想法进行揣测。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中的某些区域会在我们试图揣测他人想法以及预测他人行为的情况下显得异常活跃。同样是这些大脑区域，在我们看待他人生理方面的信息时却显得平静很多，比如在看待他人身高、体重或者眼睛颜色的时候。这个现象说明人的大脑通过进化，已经产生了专门的区域来处理社会性的思考和感觉，也就是说他人的思维活动如此重要，以至于神经系统中已有“专职部门”来管理社交工作。

戈登·鲍威尔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认知心理学家，他所专注的领域是记忆在人类做重要决定时起到的作用。在一次实验中，他邀请某人客串模拟法庭的陪审团，案件中的被告桑德斯先生无视一处停车指示牌而继续驾驶，结果与一辆垃圾车相撞。尽管案发时警察并未对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进行测试，但因其有酒驾的可能，桑德斯先生还是受到了指控。依据目击证人对桑德斯先生在案发前参加派对的行为描述，两组实验对象分别得到了不同版本的证词：

（1）出门离开的时候，桑德斯摇摇晃晃地撞上了一个桌台，一个碗掉到了地上。

（2）出门离开的时候，桑德斯摇摇晃晃地撞上了一个桌台，碰倒了一个盛鳄梨沙拉酱的碗，弄得白色粗毛地毯上到处都是鳄梨沙拉酱。

这两段不同的证词会不会影响桑德斯案件的审判结果呢？理论上完全不会。食物的颜色和它们在白色地毯上呈现的状态与桑德斯先生可能喝醉的事实之间毫无逻辑关联，但那些了解鳄梨沙拉酱相关细节的陪审员们更倾向于相信桑德斯是有罪的，这主要是由于生动的细节能够加深人们对案件的印象。“生动”使信息在记忆中的可得性更强（还记得可得性偏见吗），假定陪审员对这一情况毫无意识，那么鲍威尔的实验说明，生动的细节提供的可得性能够改变陪审团的判断。

令人费解的是这些事例并非个例或奇闻趣事，受误导者也不在少数。正因为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我们不得不对这种骇人听闻的现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和了解。

显而易见的是，和桑德斯先生一样，我们对于损害他人利益而不是自己利益的错误并不会很在意。那么在攸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会就避免认知错误的产生做出努力呢？假设你和6个朋友一起做一个实验，从这6个人中随机选出3个人，请他们给出爱自己配偶的3个理由，并请另外3个人给出9个理由。然后再同时问这两组人：“你们对这段关系的现状满意吗？”出乎意料的是，被要求说出3个理由的人与配偶相处的幸福感要大大超过需要说出9个理由的人。

对于这种有趣偏见的解释，虽说有些违反直觉但却很简单：谁能够轻易说出爱自己配偶的9个理由呢？“天主教”中“封圣”也只需要两个奇迹！要想凑齐9个理由，人们需要花更多力气努力思考，然后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怎么想几个理由会这么困难啊，是不是我的配偶不如我想得那么好？”这个实验的设计者、密歇根大学的诺波尔特·施瓦茨发现，就算是相当重要且熟悉的感情也经不起这种可得性偏见的考验。

当判断人物性格时，我们很难估量自己凭感觉进行判断的准确程度。即便是基于少数而肤浅的信息也是如此，例如当你看着两个陌生人的照片问自己：

两人之中，谁看起来更值得信任？

两人之中，谁更能胜任这份工作？

两人之中，谁更具优势？

令人惊奇的是，即使掌握的信息只有两张照片而已，人们仍能轻易地（不代表是准确地）做出判断。而事实上，对于我们而言不做判断比做出判断更难。问题是这些判断很可能不仅是不准确的，甚至还是错误百出的。熟悉的面部特征会使我们对求职者或是职位候选人产生信任感，而某些特殊的面部特征，例如娃娃脸，会令我们所有人认为他们值得信任。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克斯·托德洛夫证明，将某人的两眼间距变小会使其他人觉得此人不太能胜任工作，这一现象发人深思。我们应当停下来，反复思考我们做出与他人有关的重要决定时的方式及态度，甚至应当思考这些决定对自己的好处。日常交往需要我们频繁地做出与他人相关的决定，而且大多数时候这些决定都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挑起酒吧里的争斗的，是夏基尔还是斯坦利？也很难判断谁能更好地率领我们的团队进军新兴市场，琼或者乔？谁更能胜任交通安全管理检查站的警卫一职，曼纽尔还是穆罕默德？在这些令人左右为难的决策中，我们往往基于对方所属的社会群体来预测他们成功的概率，我们不禁自问：像他这类人值得信赖吗？她所在的这个群体是不是够聪明呢？这一类人是有暴力倾向还是热爱和平？

前文中让我们认为两张桌面大小不一的认知错误，在这里也起到了作用。社会群体的信息和之前情景里的桌脚一样作为语境提示，让我们不自主地产生了无意识的社会性推断。在多次实验中，我们只给实验对象提供照片，然后问他们诸如“马克喜欢滑雪还是阅读”，“萨利是否会在假期时回家探望”，“希瑟会觉得逛街买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吗”之类的问题。有意思的是，从来没有人回答说“我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会面露难色，大家都是基于极为有限的信息，努力在几秒钟之内给出答案。在没有任何直观信息的情况下——一张二维图是仅有的依据——对他人的可信度及工作能力进行评价，人们在此时所表露出的坦然，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社会认知错误不仅会让我们误信他人，也会让我们轻率地对可信之人产生怀疑。以伯纳德·麦道夫犯下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资诈骗案为例，尽管受害者来自不同民族，但以犹太慈善组织居多——这说明来自同一族群和地区的认同使他们更容易相信麦道夫。同样，毫无根据的怀疑也会造成悲剧——当奥马尔·爱德华兹在2009年5月28日早上像往常一样离开家时，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爱德华兹是一名黑人警察，他在哈勒姆区被一位同行错当成嫌疑犯开枪打死。这些悲剧事件表明我们并不会把个人完全孤立地看待，人们往往被看成所属的各类社会群体的代表。悲剧的产生是由于不妥的信任以及无根据的怀疑，而这两种判断都是在对方的社会群体特征这一基础上自动做出的判断。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一再地证实人们的社会群体属性不能作为他们被对待的方式的决定因素，但我们的工作却引导我们去思考每一个普通的个案——一个微笑或者是可疑的外表，获准或是被拒绝的银行贷款，停下来寻找的决心，推进某件事或是做出放弃的决定，继续进行医疗实验调查，等等。每一次独立的行动都是一个人对他人的独立判断，在这些决定中，我们要对认知错误进行挖掘并纠正。

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加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论断所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皮货商是犹太人。萨特提出疑问，为什么女人不把对皮货商的好恶与他的某种个性相联系呢？他们之间的争执跟他是不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呢？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热情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令人好奇的是，社会认知错误不仅影响了我们对他人做出的判断，还包括对自己的判断。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贝卡·利维对一个惊人的关联进行了验证——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预示了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即使排除了抑郁、吸烟和家族病史等因素，数据依然支持这样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思维定式并不利于我们对他人甚至自己做出判断。认真对待认知错误有很多理由，其中最令人信服的就是维护自身利益：思维定式和有色眼镜对我们自己也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

我们为何会背离效用最大化的原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这位研究人类思维能力的先锋，无情地嘲笑了“人类基于理性分析做出选择”这一观点。西蒙指出：人类既缺乏事实分析以及连贯的价值结构，又缺乏应有的推理能力，从而做出与主观预期相符的判断。这一论断在“柏拉图天堂”中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人类做任何真正的决定时，起不到任何作用。

如果给人们提供一张10美元的钞票和一张20美元的钞票，同样是免费提供，正常人肯定都会选择后者。但是，当情况变得稍微复杂或是不确定的时候，人们就会逐渐背离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用最大化”的假设。我们知道，在日常选择中，不论吃意大利香肠还是蘑菇，去巴厘岛还是巴塞罗那，选择从事投资银行业或者做木匠，我们并不总是以让快乐与幸福最大化为原则。

20世纪后半期的证据逐渐证明，人类的理性行动大大受限。本书的使命就是跟随人类理性行为的界限，探究我们是如何判断自身、他人以及人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

作为如上分析的背景，我们始终牢记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塑造了今日人类社会的本质。我们的祖先生活在相比现在更小、更趋同的群体中，时常面临着客观存在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压力下，他们进化出一种社会选择的机制，以纯粹的求生作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我们描述的社会认知错误当中，有很多认知错误都是从前进化过程的胜利果实。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生活的现代社会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讲已经面目全非了，尤其当是非对错牵涉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人时，我们的思考方法是祖先们无法理解的。人类的价值观念与欲望越来越快地变更，即便是在最近几代人中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几个世纪以来，权利均等以及公平待遇原则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肩负的蓬勃发展的使命不同于之前人类求生的需求。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在以前，远离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或陌生的群体是人类保证自身安全的策略。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如果因为逃避不熟悉的人和环境而不让公司在遥远的国家投资，或者不在语言不通、人力成本低的国家投资，就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

不久前，设定监控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明令禁止给可能为我们的研究出资的联邦政府雇员买咖啡。再想想我们对权力概念在理解上的巨大变化，包括父母凌驾于子女之上貌似“天赋”的权力，以及我们对敌军士兵拥有虐待的权力的观念变化。这些变化各有意识性、反射性的思维根源。这些根源将公平、正义等道理转变成社会本质。

我们改变的原因，是认知错误在使我们的观察、记忆、理性分析及判断有了偏差的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初衷、理想与行为、行动之间的差异。心理科学表明，这种差异不仅破坏了自我意识，威胁到了有意识地控制自身行为的决策方式，而且模糊了自我决定的珍贵想法。了解认知错误如何侵蚀理性思维之后，社会最终才会公平、充裕。了解认知错误是达到内心想法与外在行为平衡的根本要素。

第二章

事实的阴影

——各种颜色的谎言

当回答他人问题的时候，你有多少次明明知道答案是错误的却还是给出错误答案？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几乎不”或“从来不”，我们希望能让你信服，这个答案本身就不正确。

我们并不是质疑你的诚实。你认为自己很少给出自己明知不正确的答案，这可以理解。可以肯定的是，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你可能断定我们问你这个问题是想了解你有意识或者故意说谎的次数，甚至有时候你的答案真的是损人利己。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并非这么复杂或居心不良。我们所指的谎言是指介于完全无意识以及部分有意识的范围之间，这种谎言不仅包括对他人所讲的，也包括时不时说给自己听的。

你可能并不清楚是什么无形的力量阻止你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那些力量反映出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包括（似是而非的）一种对准确与事实的渴望和追求。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你认识到自己无法认知的谎言的范围，以及这些谎言出现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个人们最常被问及并且在经过考虑以后经常会说谎的一个问题：

问题一：你好吗？

有多少次，即使你认为颈椎疼痛难忍，或者刚刚因为朋友的一句指责而伤心不已，又或者因为缺乏睡眠而郁闷的时候，给出的答案却是“我很好”？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你也被体重超重的朋友问过。

问题二：我穿这条牛仔裤显胖吗？

问你回答这两个问题时会不会说实话与问你是不是人，实际上大同小异。你可能会为自己辩解，虽然你对这两个问题说谎，但你的动机是善意的。这仅仅反映了你避免让他人感到烦恼、给他人造成麻烦或伤害的强烈愿望。你可能会进一步为自己辩解说，这些并不真实的答案不仅不可能伤害到任何人，甚至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并没有期待得到真实的答案。但是，请记住，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说过谎话，而不是你是否能够替自己的回答辩解。

在回答问题一和问题二时所说的谎话属于白色谎言（善意谎言）——可能是因为白色与纯洁和天真无邪相关联，也暗示着这种谎言无害。我们用颜色将谎言分成几类，它们象征了谎言的不同性质。可能这些名称并不像白色谎言那么耳熟，但当你读到这些名称的时候就能将谎言区分开了。

灰色谎言：抱歉，她不在家

当回答问题一、问题二你选择说谎时，你可能会想：“好吧，我确实偶尔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但这是我的底线了。其他情况下，我是诚实的。”请继续读下去。

问题三：当你躺在床上呻吟的时候，你的梦中人是谁？

（你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回答爱人说“我不记得了”，其实你很清楚自己在梦里和前任恋人有一段激情的鱼水之欢。）

问题四：能不能施舍我1美元？

（你对街边的流浪汉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带现金。”实际上，你的身上带足了现金，并且给他1美元以后还能剩下不少。）

问题五：（电话里）×女士在家吗？

（×女士对致电者说：“她不在。”）

这些谎话比白色谎言的程度深一点儿，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灰色谎言。如同白色谎言一样，灰色谎言也是用来规避某些感受的。这些谎言更多的是用来规避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他人的感受。例如回答问题三时说谎的原始动机可能是避免自己陷入尴尬，也可能担心自己的真实答案会伤害到自己的爱人。回答问题四时，主要目的就是不给乞讨者钱，但同时也不希望表现出任何敌意。至于问题五，×女士主要想避免不必要的打扰，但是她知道致电者也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所以她想要避免冲突。

无色谎言：我每天只抽半包烟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每个人都有只愿与朋友分享的回忆，也有连朋友都不能分享的秘密，这些事情只能深埋在自己心底。他还有连自己都不忍心面对的事情，即使是君子也会有好几件这样的事情徘徊于脑海。

那些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叫作无色谎言。因为对于说谎者本人而言，这些谎言是隐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意的洞见有其现实的例证，想象一下吸烟者和饮酒者对于例行身体检查时医生问的如下问题的回答：

问题六：你一天抽几支烟？

问题七：你每天喝多少酒？

就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看起来特别真诚，但也肯定会在真实程度上大打折扣。假设吸烟者每天至少抽一包烟，他却回答：“我每天抽半包烟。”这个答案背后的意思可能是我每天买一包烟，但是其中每一支烟我都只抽一半多一点儿，这样我每天就只抽了半包烟。而饮酒者则会在医生判定其日均饮酒量为4瓶的时候，告诉别人自己只喝了两瓶酒。事实上，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数学不好。饮酒者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他去酒吧喝酒，50%的时候喝的量都会比标准量多一倍。

这些无色谎言和其他虚伪的事实不同，这些谎言甚至会被那些说谎者们所忽视。对于说谎者自身和被欺骗者而言，这些谎言往往具有同样的隐蔽性。我们可能会对这一行为在精神病学范畴内的称呼比较熟悉——自欺行为。

红色谎言：我爱你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在他1850年写的悼念友人哈勒姆的哀歌《悼念》（In Memoriam）中，将某种人性描述为“尖齿与利爪之间的赤红”。自此，这句诗就成为人们对于自然选择中激烈竞争行为的简单描述。因而，我们将人们为谋取潜在生存、繁衍后代方面的利益时所说的谎言称为“红色谎言”。这类谎言也许具有某种进化学意义——它们可能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某些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人类在智人阶段就已经将说谎这一行为固化为天性了。这些进化生物学家做出此论断是基于对说谎者在日常生活中种种行为的研究和对人类说谎行为的观察所得出的。但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们则相信另一组更确凿的证据，即说谎行为之所以是天性，是因为许多其他种类的动物在通过欺骗来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从而使欺骗行为成为人类在生存游戏中必需的技巧。一种广为学界接受的说法是，非人类物种的欺骗行为与自然选择有必然联系，因此才会通过基因来传递。迷彩飞蛾、黄粉蝶和新月飞蛾是众多能够通过保护色隐藏自身和伪装的物种代表，它们能够伪装成与所栖息的植物相似的颜色，让人难以区分。而其他一些昆虫则通过拟态伪装来赶走觅食者，它们试着从外形或行为上将自己伪装成有毒或难以下咽的生物，从而避免被吃掉的厄运。

尽管学界一致认为各种动物的欺骗行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加以解释，然而这一理论在推广至人类自身的说谎现象上时却出现了问题。从进化的时间表来看，人类的语言只是近百万年来的产物。因此，我们不得不诘问，在原始人类进化的进程中，某些突变是否能够如此迅速地成为天性，并能体现出进化学方面的意义（出现在距今1 200万年至200万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换而言之，百万年的时间跨度，是否能为产生比普通语言更进一步的欺骗性语言提供足够的时间呢？

进化论学者们认为，自然选择的压力能够让物种在30个世代的更迭中产生决定性的基因突变——这一时间跨度短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如果说谎的行为能够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为说谎者提供生存优势，让他们活得比诚实者更久并繁衍更多的后代，那么百万年的时间跨度的确足够让自然选择优化我们的基因，使说谎成为一项先天优势。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对其潜在的性伴侣宣称“我爱你”，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比其他坦承只要性关系的竞争者们更容易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这就是说谎的优势。对潜在性伴侣的曲意奉承和对物质财富的夸大，同样会让说谎者们在繁衍后代方面占据优势。

蓝色谎言：我总是勇于承认错误

有时候，所有人都会在明知错误的情况下给出一个答案，原因有些自相矛盾而且奇怪——我们往往相信这个错误的答案比真实的选项在本质上更接近正确的一方。“真实的蓝色”是这一类型谎言的象征。以下是一些例子：

问题八：你在上星期二的选举中投票了吗？

（调查者询问了经常投票但上星期二忘记去投票的选民，得到的答案却是肯定的，原因只是他们在调查中被称为“经常投票的选民”。）

问题九：你是否在考试前完成了所有的阅读作业？

（这是教师对考试成绩差的学生提出的问题，这些学生在显然没有完成作业的情况下却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问题十：你习惯收听哪个电台节目？

（在一次高级晚宴的现场，来宾们被问到平时听哪个电台节目，这些车中只预设了脱口秀和流行音乐两个电台节目的精英们往往会回答：“噢，当然是公众电台了。”）

对以上三个问题给出口是心非答案的人们，往往对真实的答案心知肚明，但他们认为在对话中谎言比事实更加令人信服，比如：我一向是会定期投票的选民（即使上星期二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暇投票）；学生当然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了（但是上星期其他科目的作业实在太多，我并没有完成这些阅读作业）；与大众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的精英们必须收听公众电台（但事实上，我只在其他频道无聊透顶时才听听公共电台的节目）。

这些谎言能让别人（真心地）以说谎者自认为的形象来看待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谎言具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这只是源于自我宽恕的观点。如果更客观一点，这些谎言实际上是说谎者希望受众们对其产生好感所采取的策略。社会心理学家熟知这种策略，并将其命名为“印象整饰”。

在一些并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的问题中，回答者们甚至能通过印象整饰来提高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如果某人想要知道你的年龄、身高和体重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尽管许多人会毫不掩饰地将准确的信息告诉对方，研究人员还是不断发现，在进行这些基本信息的问卷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会老老实实地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这些人在意并可以隐瞒的信息是具有系统性的：除了那些很年轻、很瘦和个子很高的三种人之外，信息被篡改的倾向往往是比真实的出生时间更晚的生日、比体重计所示更轻的体重以及比标尺所量更高的身高。

印象整饰已经成为调查工作中广为人知的问题。就算是调查的参与者们知道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会经过任何人工处理而被输入电脑，他们还是会经常提供与事实不符的回答——甚至他们已经再次确认他们所提供的信息不会被用于其他用途，或因其不实而被调查。

这种由印象整饰所导致的调查数据的扭曲非常严重，以至于科研人员们不得不设计出一些策略，将那些为了向外界营造最良好的形象，从而最有可能在调查中对信息进行整饰的被调查者们进行辨别和剔除。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调查的问题中需要加入一些是非选择题，示例如下：

问题十一：我总是彬彬有礼，即使对意见相左者也能保持风度。

问题十二：我总是勇于为犯下的错误向别人道歉。

问题十三：出入境时，就算我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不会被抽查，但还是每次都主动申报携带的物品。

科研人员们认为在上述三个问题上选择肯定答案的很多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有印象整饰的嫌疑。因为如果在足够坦诚的前提下，大部分人应该在这三个问题上选择否定答案。毕竟时刻保持风度的人、总是罪己而不及他人的人或能保持绝对诚实的人——尤其是在出入境时申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额外的金钱损失，同时如果他们只是选择不申报而海关又很有可能无法检测出问题时——在这世上尚属珍稀物种。在调查方法的完善和变化中，社会学家们相信那些承认自己在通过海关时有隐瞒行为的人比那些宣称自己从未隐瞒的人更值得信任，这一结论耐人寻味。

如果你在回答问题十一、问题十二和问题十三时选择肯定答案且问心无愧，那么恭喜你，你是地球上最诚实的人，也是极为稀少的人之一。当然，诚实是一种被高估的美德，如果你愿意向你的朋友们坦露所有缺点，并以同样的方式指出其他人的不足之处，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在社会中已经被孤立。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那么请回顾本书中的问题二（我穿这条牛仔裤显胖吗）。人们往往会用白色谎言来应对这一问题，或者以蓝色谎言的形式来掩饰，通过给自我感觉良好的提问者一面能够审视自我的镜子并表示赞同，将是最好的社交手段（你看，我觉得棒极了）。过于诚实而让提问者感到自尊受损，是社交大忌。

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需要并不停接收这些重复的、大量的虚假信息作为润滑剂，这些谎言能够保持生活的每一个互动齿轮顺畅地转动。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必需品，在科学研究中却没有什么价值。

用问答方式来做研究可行吗？

当我们在描述人们由于不同的压力而对问题给出各种不真实的回答时，我们并没有将严谨的科学引入讨论的范围。但是，当同样的压力对科学研究中参与者的回答产生影响时，这一研究的最终结果将会被严重地误导，这是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不得不正视和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设计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和年龄、身高与体重之类的问题的答案一样会被扭曲，比如对种族观念这类敏感的话题进行调查，我们又从何得知在这类以问答方式进行的研究中能得到多少有用的数据，产生多少偏差？

测量身高和体重时，我们能够将标尺和体重计作为客观有效的工具，但在以问答形式进行的科学研究中却难以找到类似的、可靠的、统一的工具，我们无法得知一个人在填写调查表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如实填写。这就是当用人单位想要对一个人的诚实程度做出评估时，必须要和他们签订保密协议或相关文件的原因。要求更加严格的政府部门则不满足于只向求职者索取信息，而会向他们的朋友、亲属、老师、同事和前雇主了解求职者们的真实表现。这些方式并非十全十美，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多方打听的情况下，那些被询问者们并非对求职者有全面和准确的了解，更因为那些被询问者们同样很容易屈从于求职者们所面临的压力——他们往往会做出对求职者过于宽容（或严苛）的评价。这种通过询问第三方的方式来进行的个人素质评估，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很难搜集到真实的、私人的想法和数据。

20世纪20~30年代，科学家们第一次进行了人们对种族和人种的不同态度的调查，由于条件所限，当时只能运用问答和收集资料的形式进行调查。要知道，这一调查的开展离心理学家们开始热衷于问答调查并将其作为正式的工作方法仅仅40年的时间，我们本章所讨论的各种错误也随之出现了。

毫无疑问，印象整饰对于那些评估种族歧视状况的调查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得出了错误、不准确的结论。关于这一情况，不妨举一个已被证实的例子：在1981年的一次调查中，我们用问题十四、十五对白人中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种族倾向调查（答案的选择范围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

问题十四：黑人和白人通婚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问题十五：总体来说，黑人没有白人聪明。

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一半人的调查问卷是由黑人调查员分发的，而另外一半人的调查问卷则由白人调查员分发。同时，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都被明确地告知他们的答案会被严格保密，调查员看不到任何相关信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黑人调查员分发的调查问卷所记录的答案中，偏向黑人的明显比由白人分发的调查问卷中的要多。尽管参与调查的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调查问卷分发者的种族会对参与者的答案产生影响，但这类印象整饰的情况还是会毫无悬念地发生。

诚如上文所述，印象整饰是对我们诚实问题产生影响的因素之一——从体重到饮酒量，从爱人是否该减肥到对黑人是否存有偏见等，这种影响无处不在。

重新审视我们的诚实度

让我们再次考虑本章开头提到的问题：当回答他人的问题时，你有多少次明明知道答案是错误的却还是给出错误答案？如果你刚听到这一问题时的回答是“几乎不”或“从来没有”，那么也许现在你会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频率比意料中的要多。当我们被问到“你认为你面对其他肤色的人种时，是否会持有偏见”，鉴于我们刚刚对诚实有限程度的了解，不妨扪心自问：我在面对关于种族信仰和对待其他人种的态度问题时，所做出的回答与自己真实的想法差多少？事实上，就算你知道了答案被扭曲的原因，也很难避免对自己的答案进行整饰。

第三章

寻找我们内心的潜意识偏见

人类用了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从心理学角度对人们关于种族问题的态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这一领域的拓荒者，20世纪20~30年代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美利坚合众国，他们在那里进行了关于人们对种族和人种态度的早期研究。他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仅存的一种——通过询问样本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方式让人们在回答问题和表达自己的种族信仰时，成为最重要的权威。尽管在上一章中，我们对这种问答式研究方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最初关于偏见的研究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方法在当时能够如此奏效，也取决于20世纪初期美国民众在公开表达种族主义倾向时，受到的约束和压力比现在要少得多。

关于早期研究者们是如何在几十个不同分组中，发现确凿的证据表明种族歧视的确存在的故事，我们将在附录一中详细地讲述。此外，附录中的内容将让大家更进一步地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的科学家们是如何不断完善和细化研究和工作方法，逐渐减少对于问答形式的依赖并进行方式、方法创新的。

本章重点介绍安东尼在1994年开创的方法，该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传统的问答方式无法叩开的心灵之窗，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并触及实验对象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扑克牌分组测试

为了让读者们真切地体会到这一方法的运作方式，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讲解进行亲身体验——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把手”式体验，因为道具就是一副扑克牌。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尽量准备一副标准的52张扑克牌，以及一块用于计时并能精确到秒的手表或者一个闹钟。

一旦你拥有了上述两样道具——一副扑克牌和一块手表，你就可以开始体验了。首先，请将手中的扑克牌彻底洗几次牌，并将扑克牌牌面朝上放在桌子上。然后，你就可以对自己即将进行的两次略有不同的分类任务进行计时。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项任务是先将扑克牌分成左右两组，左边一组是红桃和方片，右边一组是黑桃和梅花；第二项任务是将牌复归原位之后，把方片和黑桃分到左边，同时把红桃和梅花分到右边。在你开始这两项小任务之前，请想想哪种分类任务对你来说会更容易。

至于哪一项任务更容易，不管你是否有明确的态度，请先用手中的扑克牌和计时器进行一次测试。以最快的速度将扑克牌以红桃和方片在左、黑桃和梅花在右的方式进行分类，请在完成任务之后记下你所用的时间。接下来，请把扑克牌复位、洗几次牌并再一次分组，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方片和黑桃在左、红桃和梅花在右的方式进行分类。

如果你在某一次分组中所花的时间比在另外一次分组中所花的时间要少，那么请默默记下这次测试的成绩，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次实验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常情况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你在第一项任务中的表现会更好，因为第一项任务在区分形状的同时允许你用颜色进行分类——红色的纸牌分到左边，黑色的纸牌分到右边。相较而言，第二项任务所运用的规则就复杂许多。在两次实验之后，马扎林和安东尼在第一项任务（红、黑色纸牌的分组）中取得的平均成绩为24秒；而在第二项任务（黑桃、方片和红桃、梅花的分组）中，他们俩的平均成绩则为37秒。完成第二项任务要比完成第一项任务多花一半的时间，这两项任务之间的难度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

“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

接下来，请各位读者尝试下一项体验任务，在这项任务中，我们将再一次使用手表或闹钟来记录时间，此外我们还需要一支铅笔或钢笔。如果读者不希望不停地翻页，那么请现在往后翻几页，参阅“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

在进行“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时，我们看到在测试表中，词语位于两个圆圈之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在两个圆圈中二选一并做好标记。

测试表中的词语分为四类：

花卉名：兰花、水仙花、丁香花、玫瑰、郁金香、雏菊和百合花

昆虫名：跳蚤、蜈蚣、蠓、黄蜂、蟑螂、飞蛾、象鼻虫

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绅士、天堂、鼓舞、爱、享受、快乐、朋友

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损害、呕吐、受伤、毒药、邪恶、阴暗、丑陋

测试表上方是关于测试的说明和如何正确填写的范例。在阅读完测试说明和后面附加的测试建议之后，诸位就可以开始填写这份测试表了。

请先完成表A，从表格的左上端开始，以最快速度根据要求做好标记。完成左列最后一个词语的标记之后，不要休息，并立即完成右列，要在两个圆圈中选择其一并对词语进行标记。测试表下方是帮助大家完成此次测试的一些小贴士。

如果该词语是昆虫名或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那么请在该词语左边的圆圈做标记。除此之外（花卉名或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请在该词语右边的圆圈做标记。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1. 请用一条斜线做标记，这是速度最快的。

2. 请严格按照顺序来做标记，不要跳过任何词语。

3. 请一次性完成所有标记，切勿停顿或对之前的错误进行修正，否则我们将无法保证测验结果的准确性。

4. 如果要进行计时的话，请从秒针走到“0”或“12”时开始测试，这样是最便捷、好记的计时方式。

5. 请将完成表A的时间记录下来并写在测试表的右下角。

6. 在完成表A之后请开始阅读表B的测试说明，由于表B的说明与具体测试方式和表A有不同之处，请务必仔细阅读说明并在测试时摆脱表A所带来的思维惯性。

7. 请将完成表B的时间记录下来并写在表的右下角。

在本书所有的体验任务中，这个体验任务是最为重要的，只有理解和完成它才能真正抓住本书的精髓和要旨。现在，请完成下面的“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

如果该词语是花卉名或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那么请在该词语左边的圆圈做标记。除此之外（昆虫名或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请在该词语右边的圆圈做标记。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如果该词语是昆虫名或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那么请在该词语左边的圆圈做标记。除此之外（花卉名或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请在该词语右边的圆圈做标记。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如果你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还没有完成“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那么我们建议你往前翻，在进行下一步的深入阅读之前完成这个体验测试。在本书中只有这么一次进行如此重要测试的机会，这个测试可以激发被测试者们受到刺激后的反应和怀疑主义态度，实验结果值得科研工作人员仔细分析和研究。

在完成“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之后，你在两个部分中的表现将会立见高下，差别大到甚至不用比较最终所花费的时间就可以发现。但为了测试的效果，我们在此公布具体的分数计算公式：请将完成表A和表B的秒数（s）分别加上二者的错误数（e），然后将表B的数据（s+e）减去表A的数据（s+e），就得到了此次测试的分数。

如果你在完成表A时表现较好，即更快的速度和更少的错误，那么可以判断你对昆虫的喜爱胜过花卉。但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发现完成表B比较简单，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昆虫和花卉的选择中偏向后者。以“s+e”的方式计算分数，当A、B两表的分差超过18分时，意味着被测试者在昆虫和花卉的偏好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当分差介于12~17分时，意味着被测试者对昆虫和花卉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偏好；当分差在6~11分时，意味着被测试者的好恶非常不明显；当“s+e”所产生的分差小于6分时，我们可以认为被测试者对于这两类事物的好恶不明显到几乎无法分辨。

几年前，我们对一组年龄为38岁的样本人群进行测试，该样本人群的特点是高学历，被测试者们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完成表A所用的时间比完成表B所用的时间平均少16秒。如果你先前认为这些高学历者完成表A只需要耗费百米运动员完成百米比赛的时间，那么你将会相当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在这种测试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关于态度的内隐联想测试

我们刚刚完成了被科学家们称为内隐联想测试的体验任务。这种测试之所以能有相当不错的效果，是因为人们在进行测试时，会自然而然地运用他们常年积累的经验，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直觉来发掘潜意识。例如“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在大脑中储存的想法会帮助人们在分类时将花卉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同时影响人们在分类时将花卉与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相配对。同样，对人们来说，将昆虫与令人不快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更容易。相较而言，将昆虫与令人愉悦的词语联系起来要困难一些。这就是为什么除了昆虫学家及10岁的孩子，其他被测试者会认为表B的任务要比表A轻松很多。

在进行表B的测试时，你会认为花卉名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不是两种不同的分类，而同属于“美好的事物”这个分组。昆虫名及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感觉上同属于“不好的事物”这个分组。这种情况令我们想起在之前的扑克牌分组测试中，将同颜色的扑克牌分成一组比将不同颜色的扑克牌分成一组更容易。

当各个分组能够通过共有的优点或者缺点联系在一起，这种共同财产就是心理学家所称的“效价”或者“情感价值”。积极的效价互相吸引，消极的效价相互排斥。花卉名及令人感到愉悦的事物共有的积极效价，能够像心理一样相互作用，使人们将这两类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没有现成的心理黏合剂时，例如当大多数人将花卉名和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时，会觉得有一定的困难。没有现成的心理黏合剂，使人们在完成表A的分类任务时感到更有挑战性。

将两类事物紧密联系并归为一类的心理黏合剂，相当于心理学中一个古老的概念：联想。人们更容易将桃心和方片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种扑克牌颜色相同。花卉名称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更加容易被人们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加抽象的共同特性——积极效价。

1994年6月，安东尼编写了第一个用于管理内隐联想测试的电脑程序。此程序和之前各位读者做的测试一样，使用了花卉、昆虫、令人感到愉悦的、令人感到不快的类别。在检查从而确认这一程序运行正常的过程中，他成为这个测试的第一个尝试者。以下是安东尼后来回忆首次进行此类测试的心路历程：

我编写的这个程序最初呈现的是稍微容易一点儿的那个测试——对于花卉名称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做出相同的反应。每当屏幕上出现昆虫名或是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时，我就需要按左键；而当屏幕上出现花卉名或是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时，则要按右键。即使需要紧密跟进4组不同类型的词语，每组都有多达25个词语，我都能轻松应对。

第二项任务是当出现花卉名或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时按左键，出现昆虫名或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时则按右键。几秒钟之内，我就觉察到了这项任务的难度。50次按键过后，我想可能多练习几次就没那么难了。事实上，我的想法大错特错。又练习了几次，我的表现仍然没有提高。

之后，我尝试强迫自己对每一个词语迅速做出反应。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我不断出错——不停地按错键。很快，我得出结论：只有慢慢做才能保证正确率。这是证明这种方法有用的第一条重要线索。

接下来的几天，我请华盛顿大学几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进行了测试，他们也反映了第二项任务的难度。后来，我又请了学习入门级心理学课程的大学生参加了测试。从他们的表现可以明显看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遇到花卉名和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时按下同一个键让他们的反应迟缓。不论他们先做哪一个测试，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一新程序初始阶段的测试非常令人兴奋。它说明内隐联想测试能够有效衡量一个由来已久的心理学概念——态度。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态度的含义和其在通常语境中的含义类似，它反映了人们的好恶，例如喜欢花（一种积极的态度）或是不喜欢昆虫（一种消极的态度）。从技术角度来说，态度将事物（这里指的是花卉和昆虫）与积极或消极的效价联系在一起。

态度能够通过很多种方式进行表达，包括诗句“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或者“它们（昆虫）摧毁所有森林，它们将草地蚕食殆尽。你尽可将它们一一踩扁，但它们贪婪的脚步永远不停”。而内隐联想测试通过比较完成两种分类任务的速度这种平淡无奇的方式，就能成功地洞察到人们对花卉和昆虫的态度。

关于种族的内隐联想测试

第二类内隐联想测试很快出现了，它也是关于种族的第一个内隐联想测试，程序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将花卉名称及昆虫名称替换为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名字。人们期待这项新的内隐联想测试能够揭示，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地测试社会上对于不同种族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充满复杂的情感。如果这项测试揭示了相当一部分被测试者对于白种人的偏好，就说明这项测试能够摆脱印象整饰（详见第二章）的影响，这一影响在测试种族主义倾向的自我报告式研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干扰作用。如果内隐联想测试能够成功，那么它将在研究过程中体现极大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还有助于揭示出我们及其他心理学家当时刚开始理解的一种心理内涵——隐性偏见不能通过提问的方式发掘，因为被测试者本身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偏见的存在。

在了解测试结果之前，大家可能很想亲自体验一下这个关于种族的内隐联想测试。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进行测试。和之前一样，你需要准备一支钢笔或者铅笔以及一个用来记录时间的计时器。在开始测试之前，请试着预测自己的表现。你认为你会不会：

· 在把黑人面孔及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分成一类）时，反应更快？

· 在把白人面孔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时，反应更快？

· 在两种情况下，反应一样快？

请注意，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和之前的“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一样，需要被测试者尽快完成。在填写每个表格时，注意记录完成时间。然后使用与“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相同的计分方式，计算出两个表格的分数差。

注意：如果你不想看到与自己的预测不同的结果，你就要避免进行这项测试。包括安东尼和马扎林在内的约50%的被测试者，都得到了与初始预期相偏离的测试结果。

看到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或非洲裔美国儿童的面孔，请在左边的圆圈做记号；看到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或欧洲裔美国儿童的面孔，请在右边的圆圈做记号。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看到令人感到不快的词语或非洲裔美国儿童的面孔，请在左边的圆圈做记号；看到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或欧洲裔美国儿童的面孔，请在右边的圆圈做记号。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以下是安东尼回忆他第一次做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过程：

“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出现后的若干个月内，我编写了第一个种族内隐联想测试。这项测试用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裔美国人的名字替代了之前测试中花卉和昆虫的名称。当测试编写成功以后，我马上测试了一次。因为我对黑人和白人没有明显的偏好，因此我预想自己在将非洲裔美国人及欧洲裔美国人的名字分别与令人愉悦的词语分成一类时不会存在速度上的差别。

当测试结果出来时，我感受到了一种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喜悦——这个测试的重要性得到了印证。但是，这也是与自我洞察相冲突的时刻。我很快发现，自己在将著名白人的姓名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归为一类时的速度，比将黑人的姓名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归为一类时要快得多。洞察到了自己之前丝毫未意识到的想法，我也说不清自己究竟是失落还是因为有所发现而高兴。但是证据确凿，与之前很难把昆虫名和令人感到愉悦的词归为一类一样，这次我也很难把黑人的名字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语联系在一起。

为了检验第一次测试的结果是否会反复出现，我多次进行了种族内隐联想测试。无论如何，我都无法避免自己得出相同的结论：相较黑人来说，我对白人有着无意识的强烈偏好——正如相比昆虫而言，我下意识地更加偏好各种花卉。

如同其他所有社会心理学家，我不禁扪心自问，这种态度是否会影响我对待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方式，特别是班上的黑人学生？我对待他们的态度是否明显没有对待班上的白人学生那么积极？

安东尼问自己的问题触及了测试本身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相较黑人来说，对白人无意识的偏好”是什么意思？这是持有偏见的一种迹象吗？如果是的话，这种偏见有怎样的效应？如果某个人和安东尼一样本来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偏见，结果通过测试发现自己对于白人有特殊的偏好，那么我们是否能断定他表现出了可能会不公平对待黑人的隐性偏见呢？

无意识的偏好是否等同于偏见？

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如同一面明镜，映照出大多数人从前不曾承认的实情。大多数被测试者完成表B（将白人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分为一组）比完成表A（将黑人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分为一组）的速度快，这就表明了一种“相较黑人来说，对白人无意识的偏好”。

几次测试过后，我们俩都惊讶地发现，将白人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分为一组比将黑人与令人感到愉悦的词归为一类容易得多。一开始，我们那种“肯定是哪里出错了”的反应很快就被“难道这意味着我持有偏见”的疑问所替代。自此之后，被测试者们反复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所得出的测试结果不仅与自己的预期大相径庭，而且还颠覆了对自己的认知。

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出现近10年后，如果人们问我们偏好白人的测试结果是否意味着被测试者持有种族偏见，我们会用不确定的回答来逃避这个问题。我们会说种族内隐联想测试衡量的是隐性偏见，并且会不断强调这些隐性偏见明显区别于人们所知道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偏见。

我有充分的理由持谨慎态度。第一个合理的原因是，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揭示了“无意识的白人偏好”，这一结论基于被测试者对于文字与图片的反应速度。这种态度不同于20世纪人们在自我评估中所表达的极端负面的种族主义倾向（详见附录一）。那些通过问答方式得出的测试结果形成了一种对偏见的理解，偏见是一种包含了不喜欢、不尊重甚至憎恨的态度。然而，内隐联想测试并没有挖掘出类似的敌意。

没有任何确凿的研究证据可以用来证实这一结论，这是我不愿意将内隐联想测试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结果等同于“偏见”的第二个合理原因。没有研究能够确定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最明显的被测试者，就最有可能是有种族歧视行为的人群。

但是，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近10年来，大量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研究增多，从而确立了两大重要发现。其一，我们了解到美国社会中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态度。互联网上及实验研究中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参与者中，75%的人都表现出了“无意识的白人偏好”，这一比例高得惊人。我们（马扎林和安东尼）因此得知，在这一测试中，我们并不是持有“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态度的少数群体。

其二，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体现出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现在已被认为是歧视行为的标志。它预言了那些诚挚（我们也相信他们是真诚的）赞成平等主义信仰的被测试者的歧视行为。上一句话的叙述听起来似乎前后矛盾，但这是一条经验性真理。那些自诩为种族平等主义者的实验对象，他们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的表现最终都准确并一再地预言了歧视行为。由于这一结论出人意料，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在此，我们用一些篇幅来列举大量（并不断增长）的实验证据中的关键部分。

从测试结果能否预测人们的行为？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艾伦·麦康纳和吉尔·雷伯德，进行了首个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分数与歧视行为的关联性实验。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42个本科生志愿者。在没有提前告知研究对象的情况下，他们将两次简短的面试录了像。两次面试的主考官不同，一个白人，一个黑人。面试过程中，学生们被问及一系列事先设定好的无关痛痒的问题。例如，“你认为心理学课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或是“你认为计算机测试的难度如何”（计算机测试指的是种族内隐联想测试，被说成是与此不相关的一项实验内容）。

之所以录像，目的是分析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出明显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人群对待白人面试官是否会更加友好。在两组实验分别完成之后，研究者向学生们解释了录像的真正用意，并且就能否对录像进行分析征求他们的同意。

研究者给研究对象的非语言行为打分。在以往很多实验中，这种方法都是衡量友好或者冷淡程度的标准之一。衡量面试更加友好或让人舒服的其他指标包括：微笑、说话时间更长、被面试官的笑话逗乐及主动发表评论。谈话不适的衡量标准包括：言语表达有误以及态度上的犹豫。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研究对象将活动座椅移至距面试官多近的距离。每场面试结束以后，每个面试官也要对面试者的友好程度及让人觉得舒服的程度进行评价。

麦康纳和雷伯德发现，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显示出更明显的无意识白人偏好的研究对象，在面对黑人面试官时明显没有面对白人面试官时那么自然或者友好。尽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但是不能充分支撑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可以预测种族歧视行为这一结论。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可能揭示的重要信息，开始将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与检验种族歧视行为或判断方法结合起来，从而研究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究竟能预测出什么。

经过研究证实，接下来是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预测出的一些种族歧视行为：在一次模拟招聘中，对白人竞聘者的评价高出同等素质的黑人竞聘者；同样是有急性心脏病症状的患者，相比黑人患者，急诊室和主治医生更倾向于建议白人患者采取血栓溶解疗法这一最佳治疗方式；大学生们更容易注意到黑人的愤怒表情。

2007年年初，在32项研究中，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与一个或多个种族歧视行为的实验一起进行。这些研究被纳入2009年发表的184个系列研究实验中，运用荟萃分析法将所有的实验结果整合起来，从而评估内隐联想测试在预测判断和行为方面的成功率。

荟萃分析法解释了内隐联想测试在最初几年让人疑虑重重的原因：它清楚地证实种族内隐联想测试能够预测种族歧视行为。分析结果发表之后，相继有一系列追加实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这里有一些近来证实无意识的白人偏好可以预测种族歧视行为的例子：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投票给约翰·麦凯恩而不是奥巴马；觉得反黑人种族主义的笑话很有趣；接受同一名医生的治疗时，黑人患者的满意度没有白人患者的高。

研究者将荟萃分析法的发现归结为：内隐联想测试的分数与种族歧视的判断及行为呈中度相关。“中度相关”是统计学术语，需要进一步全面并清晰地阐释它的隐含意义。（如果读者不愿深究这些专业术语，可以直接略过接下来的6段话。）

这些用来统计内隐联想测试预测行为能力的数字都属于“相关系数”——数字的范围为0~1。如果相关性为零，说明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分数完全无法为预测被测试者的种族歧视行为的可能性提供依据。如果相关性是满分1，说明被测试者在内隐联想测试中无意识的白人偏好从低到高的分数能够准确反映此人在歧视行为评定中的分数。研究者中有一个传统的共识：0.1属于弱相关，0.3属于中度相关，0.5及以上则属于强相关。荟萃分析法得出内隐联想测试以及歧视行为测试这两种方法呈中度相关，相关系数约为0.3。（更加精确地说，荟萃分析得出的数值约为0.24。）

在这里，我举一个与种族歧视毫不相关的例子，可能会将“中度相关”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阐释得更加意味深长。假设你是一名银行经理，日常工作是挑选合适的贷款申请人。尽管大多数借款人至少都会偿还部分款项，但是有些并不足以给银行带来利润。幸运的是，有一些信息能够帮助银行经理判断每个潜在借款者的信誉，也就是他们的信贷评级分数。

举这一事例，我们需要借助另外一种假设，也就是作为银行经理，你知道只有50%的借款人能够偿还足够的金额使银行获利。如果贷款申请者的信贷评级分数与他们能偿还的金额完全吻合，那么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明确银行能且只能将钱借给那些有能力偿还的人，将贷款批准给全部申请人中信贷评级分数最高的50%即可。这样，你就能保证银行的获利最大化。

当然，信贷评级分数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信贷评级分数与借款人还款金额的相关系数达不到1。假设相关系数是0.3（也就是中度相关），这说明，如果将贷款借给信贷评级分数较高的50%的借款者，他们之中有65%的人会偿还足够的金额使银行获利。相反，如果借给信贷评级分数较低的50%的借款者，他们之中可能只有35%的人能使银行获利。尽管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是总比完全没有信贷评级分数作为参考依据要强得多。如果这样的话，银行只能从其中50%的人的身上获利，而另外50%的人会使银行亏损，结果银行从这群贷款申请人身上没有赚到半毛钱。可见，即使拥有中度相关的信贷评级分数不能使银行获取最大利润，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这个申请贷款的例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荟萃分析法得出的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与种族歧视行为中度相关的结论。0.24这一相关系数表明，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无意识的白人偏好值较高的50%的被测试者中，可能表现出歧视行为的占62%；另外50%的白人偏好值较低的被测试者，可能只有38%的人会有种族歧视行为（相差0.24）。

从荟萃分析法的结论来看，关于种族歧视的研究中，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相比传统的问答式实验，能够更加有效地预测种族歧视的判断或行为。这个结论会让很多人瞠目结舌。与内隐联想测试0.24的相关系数相比，那种自我报告的有效性相关系数只有0.12。谁都没想到内隐联想测试在预测歧视行为上有这么大的优势。

大家这时候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可以直接给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出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人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因为这说明相比其他人，他们更可能有种族歧视的行为。但是，这个实验还需要对一项重要且关键的证据进行考量。这项研究中利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探讨的种族歧视行为并不包括公开的种族敌意行为——例如公开诋毁、不尊重种族的言论，当然也包括攻击或者暴力行为。回想之前提到的研究行为——包括互动采访、医生给心脏病患者的治疗建议以及对于求职者的雇用评估等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种族歧视”的消极性和敌意的特征。

这正是我们对“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是否意味着种族歧视”持否定态度的原因。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与普通衡量种族歧视的标准——敌意、不喜欢以及不尊重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出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被测试者，并不欢迎这一测试结果。当得知这一测试结果能够适当预测种族歧视行为时，这些被测试者更加郁闷了。当然，这些人中也包括郁闷的马扎林和安东尼。内隐联想测试为他们深入了解自身的认知盲点提供了可能，从而揭示了隐性种族偏见是一个潜在的认知错误。这一结果令他们极其不快。

第四章

思维的鸿沟

——沃尔沃家用轿车与红色保时捷

回想起电视情景喜剧《宋飞正传》（Seinfeld）中第57集的场景，难免让人会心一笑。“出柜”这集讲述了杰瑞和乔治发现一位年轻女性在监听他们，他们为引起她的注意而假扮情侣的故事。他们后来才发现，这个女人是一个记者，偷听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报纸上将杰瑞曝光。为了收拾残局，杰瑞和乔治反复向女记者澄清，说他们不是同性恋，其间也反复强调“同性恋并没有什么错”。

即使是对这一情景及主人公一无所知的观众，也能轻易发掘这句反复出现的台词暗含的幽默感：一方面，当代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使得大家认为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杰瑞和乔治可以假扮同性恋情侣）；另一方面，他们之后反复否定的迫切态度又说明，很多人内心深处还是不认同同性恋的。

思维的两个系统：反省思维和自发思维

我们的偏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譬如我们喜欢或排斥、鼓励或反对、接近或避免什么人或者事物。为了构建理论并进行研究，心理学家习惯将人的思维通过不同特征划分为反省思维及思维自发两个系统。一方面，杰瑞的反省思维的确是认同同性恋的。他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认为同性恋没有任何错。但是另一方面，杰瑞也是大文化环境的产物，在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传统中，同性恋都被当作一种不幸的心理错乱，甚至更多情况下被当作一种会下地狱的罪行，遭众人厌恶。如果杰瑞自发的思维自动将同性恋与罪恶相联系，这必然会影响他的想法、感觉以及行为，让他感到不安甚至是耻辱。

当然，这一集的点睛之笔，在于反复出现的台词“同性恋并没有什么错”，以及它瞬间抓住的要点，提醒人们思维存在两个割裂的方面——反省的和自发的。

我们对经过反省后的偏好十分了解，特别是在这种选择对我们而言有重大意义的时候。例如，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宗教观念，或者说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能够清晰地表达选择某一政治候选人的优劣之处。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清晰陈述在认知上和情感上都很复杂的观点，例如：“如果候选人X当选，我本人会从中受益，但是我会投票给候选人Y，因为对整个国家来说，他更适合这个职位。”有时，这种观念及偏好也会反映到行动中。对上帝的信仰促使人们祈祷，帮助教派中的其他成员，或是从军参战保卫宗教国家。正如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思考促成行动。的确如此，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能为行动注入动力。

相反，自发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加陌生。我们隐约认识到或是感觉到一件事，这种想法或感觉同样会反映到我们的行动当中。不同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解释这些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也常常与我们的意识倾向相悖。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谈判学老师，去经销商那里买汽车。由于目前家庭成员日渐增多，离家的时候他内心盘算着应该买一辆家用轿车——可以坐得下孩子们、宠物狗，能放下日常的食品杂货，沃尔沃家用轿车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几个小时之后，他却将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停在了自家的车位上。

我们应该都能想到类似的例子，即使不像这个例子有这么大的反差。是什么造成了教授深思后的意图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差异呢？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自始至终他都没有预料到自己最终的选择呢？这个例子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经历。通常情况下，我们更容易被事物表象化的特征所吸引，例如颜色、形状和风格，从而不理智地忽视了更加实用的特性。例如，当我们选车的时候更加注重时髦的外形而不是车型的维修记录；买细高跟鞋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它对异性的吸引力而不是它的舒适度；买房的时候，更加看重围墙外的法国丁香而不是房子的节能设计。

基本上每一天，自发的偏好都能指引我们做出意识性不强的决定。但由于有意识的动机无法探寻其理，我们很难对此做出解释。这样一来，尽管我们能够详细说明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偏爱的选择有什么好处（如沃尔沃家用轿车的安全性），但当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说服自己买沃尔沃家用轿车）的理智往往就不能和自发的偏好（这个声音说“不行，我就想要那辆时髦的红色保时捷跑车”）统一起来了。我在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同事菲比·埃尔斯沃斯曾经说，有一次她通过做一个资产规模对照表来决定应该选择哪份工作，结果做到一半时她对自己说：“哦，该死，这个结果不对，要想个办法给另外一种选择多加几分！”菲比这种坦诚的自我表白揭示了我们都曾经历的既好笑又令人费解的理性选择行为。不料最后我们还是任由冲动和直觉颠覆了理性，帮我们做出了选择。

分离：互相矛盾的理性与直觉

2005年1月，《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尚卡尔·韦丹塔姆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这项研究的报道。他的一个受访者，是一名同性恋主义者。在受访过程中，她不出我们所料激烈地表达了自己支持同性恋的态度。韦丹塔姆随后邀请她进行内隐联想测试，测试她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中的无意识偏好。后来，这名同性恋主义者被自己的测试结果惊呆了。内隐联想测试表明，她的想法中存在着强烈的“同性恋等同于不好”的关联，而不是“同性恋等同于好”的关联。一个大脑同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偏好：一个是大脑反省思维作用的结果，另一个是自发思维作用的结果。

对于任何一个足够犀利从而能够认识到这种自我矛盾的人来说，这个发现指出了一个实际的冲突。多年来观察Project Implicit网站上各种各样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使我们确信，韦丹塔姆的受访者身上出现的思维系统的分离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虽然大家对这一现象已经习以为常，但每次遇到这种现象都会感到困扰，即使是对每天面对内隐联想测试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例如，长期以来马扎林视自己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为“不及格”。当然，这项测试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及格分数线。那么，测试结果不及格是什么意思呢？马扎林认为测试结果指出了她有无意识的白人偏好，而这个结果与她经过思考后所持的种族平等态度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她判定自己不及格是对测试所揭露出的东西表达不满的方式。

如果没有测试提供的特殊视角，马扎林永远无法发现自己反省思维和自发思维之间的差距（对白人与黑人的态度）。测试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那就是潜意识的威力。这是她所经历的自我启示中最有意义的发现之一，使她对“自我比任何一颗行星都要遥远”的含义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混血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的专访时，对于自己做内隐联想测试的反应进行了坦诚的描述：

我有一次做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有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我对黑人有偏见，轻微的偏见。这个结果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的妈妈就是牙买加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那个人就是黑人。而我做了一个测试，结果表明我对黑人并没有好感。所以，我和其他人一样，又测试了一次。本想可能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是吧？但结果还是一样。第三次测试的结果也是一样，简直令我毛骨悚然、沮丧万分、濒临崩溃。

在这些偏见中处于弱势的人群，他们的观念也会存在这样的分离。例如，参加性别内隐联想测试的同性恋主义者以及参加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他们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同样持有隐性偏见。

心理学家用“分离”来描述这种思维系统的崩溃。这个词包含了人类态度和行为的自相矛盾，也是心理学家提出的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其中一种定义是：大脑中存在的互相矛盾且彼此独立的不同观念。更加确切地说，在本书中，我们感兴趣的前后矛盾的观念，主要是指反省思维的产物及自发思维的产物。这就是存在于意识和潜意识、反省思维和自发思维之间的巨大鸿沟。内隐联想测试就是用来揭示这种差异的，它高效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认知失调带来的困扰

过去10年，许多给反同性恋立法投赞成票的政客都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些一度隐瞒自己性取向的政客在“出柜”前的想法和宋飞的想法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他们的心理与宋飞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公开表达的观点是反同性恋的，而他们的潜意识（决定他们的性取向）又是支持同性恋的。对于这些政客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反省思维与自发思维之间的冲突。为了更加连贯地探讨在同一个大脑中存在的互相矛盾的观点、想法、感觉、判断或行为，我们需要将当下一个著名的专业术语纳入讨论范畴——失调。心理学家们借鉴了音乐领域的这一术语，用来描述这种冲突，不仅包括当事人对此有意识的情况，也包括当事人对这种矛盾完全无意识的情况。如果当事人对这种分离毫无意识，那么就会像钢琴上两个相邻的琴键，虽然被一起按下，但其中一个发出的声响很难被人察觉。

内隐联想测试的角色就是揭示第二种类型的想法失调，它所传递的信息，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描述的一样不受欢迎。“令我毛骨悚然、沮丧万分、濒临崩溃”——这种描述正是很多人直面自己内心隐藏的偏见时的真正感受。

关于这种失调，有一种知名的心理学理论。它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很快便进入了主流语言及文化的范畴。这一理论最早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天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告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信仰与行动之间或是两种共存于大脑的信仰之间的冲突，违背了人类追求内心和谐（或调和）的本性。这种违背本性造成的心理不适和旋律中不和谐的音符一样扰人心绪。

费斯廷格的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许多研究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阐述了人们尝试克服认知失调，回归期盼已久的内心和谐的复杂行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一理论，是因为这与我们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将内隐联想测试引荐给天真的被测试者的一系列决定息息相关。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尚卡尔·韦丹塔姆采访的同性恋主义者以及马扎林和安东尼都能证实，内隐联想测试揭示了人们有意识的想法和无意识的想法的矛盾背后那种让人困扰的心情。

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真正困扰，使我们在鼓励人们做测试前都会再三考虑，为了避免测试结果揭示出一些未知的、不受欢迎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当然，邀请人们进行“花卉——昆虫”内隐联想测试没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测试不会揭示出什么自相矛盾的思想存在。你当然想收到一大束鲜花而不是收到一盒昆虫，做了这个测试只能进一步证明你对前者的偏好（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结果出来，说明你更喜欢昆虫（可能性很小），你也只会感到惊讶，而不会因此感到沮丧。

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和Project Implicit网站上其他关于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体重、年龄和民族的内隐联想测试一样，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不仅会使人们大吃一惊，还会扰乱他们的心绪。现在你已经了解几个人被认知失调困扰的经历，你也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前一章，我们建议读者在进行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前要三思了。对那些宁愿不知道自己持有隐性偏见的人来说，最好还是让那些自相矛盾的思想继续沉睡吧。

令我们惊喜的是，大多数人还是希望了解自己分离的思想状态的。这和人们希望尽早发现自己胆固醇偏高以便采取行动的道理一样，人们希望与潜在的不良思想进行斗争。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保证自己无意识的、自发的想法不会导致与自己经过反省的、理性的想法相偏离的行为。很多法官、律师、记者、作家、警察、地方检察官、社工和老师都选择了进行内隐联想测试，我们被他们的坦诚震撼了。当发现反省思维与自发思维之间的差距后，他们诚实并且谦虚地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们甚至自发地提供了一些自己对他人进行主观臆断的例子。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这些推断是错误的，进一步证明了自己存在认知盲点。他们的故事大多数都充满了喜剧性，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力地说明这些偏见确实存在。很多人向我们询问，他们应当如何为自己，特别是为孩子们创造相应的环境，从而避免他们产生认知错误。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一话题。

你真的了解自己内心的想法吗？

为了更加客观地看待存在于同一个大脑中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我们可以类推一下每个人身体的运转方式。当我们无法精确探测自己的动脉血压时，我们会感到困惑还是尴尬呢？我们似乎能够接受自己没有“动脉意识”的这个现实。实际上，大多数人在给心脏收缩及心脏舒张下定义时都会感到困惑。然而，当任何一个拿着血压计和袖带的医师要帮我们测量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都会伸出胳膊予以配合。我们似乎能轻易接受自己对身体机能知之甚少的事实，包括血液循环、缩氨酸分泌、细胞再生、神经元激发、氨基酸分解这些平均千分之一秒就发生一次的复杂过程。

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思想过程中呢？我们为什么无法接受自己不了解思想中的重要方面呢？可能的原因是，我们认为自己理应不了解各项身体机能，但是坚信应该对自己的思想了解得更深入。正如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所及，对于有能力进行有意识思考的人类而言，被意识之外的力量左右信仰和偏好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因为这些信仰和偏好足以定义人类自身。

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因在记忆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获得过诺贝尔奖。有人曾问他大脑无意识运转的情形如何，他估计80%~90%的时间都是如此。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约翰·巴奇则指出，确切的数字并不重要，也不可能被推断出来。重点是，专家们认同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思想的比率是很低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对自我洞见保持谦卑的态度。

在读者们心怀谦卑之时，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会和入殓师约会吗？

你会和入殓师约会吗？

你遇到一个陌生人，瞬间被他的魅力、才华和外表所吸引。你对自己说，这个人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于是，你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的答案让你大脑发懵：“我在太平间里做入殓师。”即使电视剧《六尺之下》（Sin Feet Under）将入殓师的形象刻画得如此性感，你还是无法克服对眼前这个魅力四射、帅气无比、夺人眼球的男人不由自主地产生负面看法。有意识的思考还让你保持着热情，但是在此之前你就会对自己说：“并不是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因为你非常清楚为已故的人提供服务的职业还是会被人瞧不起。你可能会再多停留一会儿，然后问：“你每天给多少具尸体涂防腐剂？”但是，在你意识到之前，甚至当你觉察到自己对与尸体息息相关的人会自发产生厌恶感之前，你早就把头扭开，加入身边大谈投资银行复杂性的对话当中了。

如果你愿意，自发的偏好能像智能手机中的导航应用软件一样，引领我们在单身酒吧或是相亲场所穿梭自如。它们悄无声息、速战速决，在人们感觉到任何不适之前，就将我们的注意力成功地从入殓师之类的认知失调的诱因上转移开来。这样一来，好像我们在潜意识里已经和妈妈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他是一个入殓师……是的，一个入殓师……不，他不将工作外包出去，那些涂防腐剂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做的。”然而，你已经竭尽全力避免了与家长进行类似的对话。

潜意识的强大力量

潜意识的想法对我们的判断和观点产生影响，最好的例证来自记忆力出现障碍的患者们。在一项研究中，现在就职于耶鲁大学的马西娅·约翰逊和她的同事们找来了一群失忆症患者，这些患者都有某种记忆力障碍。这些患者在患病以前的记忆都很正常，但患病之后，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的记忆就有限了。

这种无法制造新记忆的障碍症会引发十分奇怪的症状。他们可能会记得小时候唱过的歌，却记不起一小时以前听过的歌。他们很难意识到现在的国家总统早就不是他们患病前的总统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失忆之后的经历都没有转化成为记忆，之后的生活成了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和新事件的堆积。

约翰逊向一组病人展示了两个人的照片，并且分别介绍了这两个人的信息。其中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的父亲，得到部队嘉奖等；另外一个人却是劣迹斑斑，偷东西，打架的时候把别人的胳膊打断。分别听过这两个人的相关信息之后，这些病人接受了一个简单的记忆测试。实验人员拿着之前那两张照片让患者对这两个人进行描述。不出所料的是，患者们几乎记不起这两个人的任何信息。

然而，当患者们被问起这两张照片中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时，他们的回答都惊人地准确。在89%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对照片中的两人准确地定性为好或者坏。似乎与正常人一样，好与坏的印象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虽然不能有意识地记起确切的印象，但是他们却能够不假思索、不由自主地对两个人的品性好坏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实验同样揭示出了自发思维与反射思维之间的分歧。或者用约翰逊的话来说，“情感”（感觉）和“思考”（理性）之间的区别。

约翰逊实验中的失忆症患者都是神经学家挑选出来的。这些患者都没有正常的记忆能力，然而，他们有时候也具有正常人某些方面的记忆力。这种失忆病理中不同记忆的分离现象，在神经系统正常的人中是否也是如此呢？相信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与朋友说起不久前看的电影，却想不起来影片的名字、情节甚至是演员，但是能够清晰地记得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之情（或是厌恶）。即使不记得自己当初为什么喜爱这部电影，却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对电影的好感，这样的经历虽然不能与失忆症患者的戏剧性经历相提并论，却也如出一辙。

关于失忆症患者的研究，为我们探索分离现象打开了一扇窗，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潜意识的强大威力。内隐联想测试也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不同的是，不管大脑是否受到损伤，都不影响为人类思想提供宝贵洞见。

你觉得这则幽默好笑吗？

相信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其他人讲了一个笑话，你忍俊不禁。但是，在笑之前你就意识到这个笑话冒犯了某个群体，甚至是你自己所属的群体。由于每个人感觉有趣和感觉被冒犯的标准大大不同，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好笑的笑话。接下来以一个最平淡无奇的种族主义笑话，作为这一观点的简单例证。

问题：怎么判断出将你家洗劫一空的是亚洲人？

答案：你的狗不见了，而小孩的作业却做完了。

尽管很平淡，但是听过之后，有人会发笑，有人会皱眉，甚至这两种反应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出现。某些显而易见的方面是这个笑话本身很有趣，但是考虑到这种幽默是建立在对于某个种族的偏见上，可能就会引起一些心理上的不安情绪。

在心理学领域，同一种诱因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否也是一种很有研究意义的现象呢？这种发笑的反应是否能够泄露一些关于自身的信息呢？罗格斯大学的罗伯特·林奇通过观察人们在观看30分钟喜剧过程中对种族和性别的笑话做出的反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为了证实发笑是否能揭示出人们有意识及无意识的偏见，林奇找来罗格斯大学的学生，给他们播放了单人脱口秀，其中有很多关于种族和性别的玩笑。在学生们观看脱口秀的过程中，他记下了他们发笑的时间，并且录下了他们的面部表情，然后用一套统一的标准为这些表情所传递的积极信息进行了分级排序。同时，通过监测学生进行种族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评估了每个人对黑人及白人的态度。

分别得到测试结果以后，林奇试图寻找两种测试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内隐联想测试结果显示出更明显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人，是否会觉得有关黑人刻板印象的笑话更好笑。结果的确如此。同时，他还做了一个关于性别歧视的平行实验，发现结果也是一样。内隐联想测试结果显示出更强的性别歧视相关性的人，会认为有关性别的笑话更好笑。与内隐联想测试的原理类似，我们认为有趣的事物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感受，因为笑是一种自发的、难以假装的反应。正如林奇所写文章的题目一样——“我们觉得有趣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

相比年轻人，谁更喜欢老年人？

内隐联想测试的发展有很多动力源。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挑剔地认为，现存的研究潜意识思维的技巧虽然很简洁也能很好地应用于理论实验，不过却能充分证明自发思维与反省思维相悖。这些研究技巧不能像本书开头的桌面实验那样让人们豁然开朗——原来两个桌面的形状和大小是一模一样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所探讨的那些强大的视觉认知错误，其好处就是它们咄咄逼人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人们无法忽视它们所揭示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内隐联想测试揭示的认知失调现象让人很难否认，同时也让人大跌眼镜。针对年龄的内隐联想测试得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们对待老年人的看法与我们自己所想的竟然大相径庭。对人们而言，很难想象老年人是我们持有隐性偏见的对象。作为一个群体，老年人看起来十分和蔼可亲。与我们最亲近的老年人多数是我们的祖父母甚至是曾祖父母。他们对我们既耐心又亲切，小的时候还纵容我们早餐吃冰激凌。

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人向老年人表达过强烈的不友好的感情。从来没有人大声呼喊：“年轻人万岁！老年人靠边站！”同时，也没有人会积极推动任何形式的反老年人运动。尽管如此，很多研究表明，我们对老年人的态度并不是那么亲切友好。如果你对此论断表示不满，我们邀请你到implicit.harvard.edu网站上做一个年龄内隐联想测试。我可以事先告诉你，80%的美国人都有强烈的“年轻人等同于好”、“老年人等同于不好”的联想。换句话说，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年轻人都有着不由自主的偏好，只有6%的人有相反的偏好。的确，15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对老年人的歧视是我们最强烈的隐性偏见之一。这种情况在我们做过测试的任何国家都是成立的，包括亚洲国家。

在对年龄不同态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偏差最大的自我报告式实验与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心理学感兴趣的并不是那些在自我报告式实验中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而在内隐联想测试中又表现出无意识的年轻人偏好的年轻人。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才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最清楚地体现出我们观察到的这种“思维系统的分离”。他们在自我报告式实验中对老年人表现出的偏好远远大于其内隐联想测试所揭示的。

如何解释老年人这种态度上的偏差呢？如我们之前所说，尽管老年人在很多方面看起来让人感到亲切，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有很多与老年人相关联的偏见。平时我们在书中读到的，在电影、电视或者广告中也耳濡目染的，都是老年人的弱点和悲哀——孤独、孤立、糟糕的健康状况、孱弱的身体、衰老的外表（有没有人整容）、逐渐丧失的感官功能、大小便失禁、阳痿、记忆障碍、阿尔茨海默等。难怪甲壳虫乐队会唱：“当我64岁的时候（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64岁可能和现在的94岁看起来一样老朽），你是否还会需要我，是否还会喂我吃饭？”

当内隐联想测试揭示出我们对老年人、有色人种和同性恋的隐性偏见时，它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分隔外界文化和内心思想活动的那层障碍是可以消除的。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整个文化的态度都会渗入我们的内心。正如之前提到的同性恋主义者，即使参与到为受歧视的团体争取权益的活动当中，也难免会受到来自文化中源源不断的负面信息的影响。老年人本身对于年轻人的偏好进一步证明外部环境会影响到人们的内心想法。我们的大脑获取很多的外部信息，基本上不可能抗拒根深蒂固的偏见。

老年人自身的年龄歧视，是心理学领域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它揭示了我们大脑处理分离现象的方法。从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来考虑，老年人如何处理明知自己很老但同时和年轻人一样偏好年轻人的这种认知失调呢？

堪萨斯大学的玛丽·李·赫默特收集的一些相关数据，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在一个三段式研究中，其中一段揭示了经过思考的态度，另外两段（都是内隐联想测试）则揭示了无意识的态度。三组实验对象分别是平均年龄为22岁、69岁及80岁的成年人。当被问及对自己心理年龄的估算时，每组人的答案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最年轻的一组把自己说成熟了9岁左右，另外两组将自己说年轻了7岁左右。赫默特同时让这三组人进行了年龄态度内隐联想测试，结果表明，两组年龄较大的实验对象和年轻一组的实验对象具有相同程度的年轻人偏好。

赫默特实验的第三部分是让三组人分别进行年龄内隐联想测试，观测他们对自己年龄段（年轻人或是老年人）的自发联想。出人意料的是，结果清楚地表明，两组老年人中无意识地选择“自己等同于年轻人”的人数远远超过选择“自己等同于老年人”的人数。如果你听到老年人说“我觉得自己只有18岁”，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句玩笑话，其实不然。年龄内隐联想测试（测算自我认知与年轻/年老相关程度的方法）说明很多老年人处理自身对于老年人有意识和无意识认知失调的方法，就是不把老年人的标签贴到自己身上。

将忧虑转化为改变自我的力量

15年来，implicit.harvard.edu网站收集了大量数据来证明人们自发思维与反省思维之间的分离现象。截至2013年，人们完成了1 400万份内隐联想测试，每周平均有两万名新浏览者登录网站。目前，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意识的平等主义与对待种族、性取向、年龄、肤色、体重、身高、残疾、国籍等态度上的无意识偏好存在分离现象。对比39个国家、34种语言的类似测试，我们知道，不是只有美国存在自发思维和自省思维之间的分离现象，也不是只有美国人在直面这种隐性偏见时会感到不安。这种认知失调引发苦恼甚至伤感，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待人公平、平等的自我评价。

日本诗人芥川龙之介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发现有用的忧虑，智慧还有什么意义？”他的意思是，会引起不安的知识只有在有用的时候才能体现其价值。我们可能会向研究自我的科学提问：类似于内隐联想测试这种揭示人类阴暗面的实验，能衍生出什么样的价值呢？

例如，如果宋飞和他的好兄弟乔治那时候有条件进行一次内隐联想测试，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对同性恋的有意识的态度与无意识的态度之间存在认知失调。如果他们有条件做内隐联想测试，和动画片《一家之主》（King of the Hill）中的希尔一样，那一集的情节将会如何发展呢？当希尔家的名叫“瓢虫”的狗咬了一个修理工人以后，人们推断一定是因为希尔在潜意识里是种族主义者，才会潜移默化影响了“瓢虫”。因此，他去做了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但这之后又会怎样呢？内隐联想测试能为宋飞、乔治和希尔做什么呢？我认为，它的首要用途是让人们意识到反省思维与自发思维之间存在认知失调。自此之后，如何走出阴霾，寻找方法理解隐性偏见，然后在偏见转化为行动之前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就要靠每个人自身的力量了。

尽管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潜意识的威力上，但我们也不是说这种想法无法被推翻。到了求变的时候，大脑经过反省的、有意识的那方面（人类独有的一面）有能力去做必要的功课。自我观察的能力以及运用这些观察引导有意识行为的能力赋予了我们力量。大脑能够思考的一面允许我们设想改善现阶段状态之后的情形，然后去实现有意识选定的目标和价值。的确，知识就是力量，通过内隐联想测试实现的自我认知能够扭转人们现有的思维，从而施展能力。如果是这样，内隐联想测试引发的忧虑就有用了。

第五章

给不同的人贴上不同的标签

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发生了车祸，父亲当场就死了，儿子被人匆忙送入医院。手术室里，外科医生看到这个男孩说：“我不能给他做手术，他是我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呢？（接着往下读，你可能会找到答案，也可能得不出任何结论。）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困惑不解，那是因为在读到“外科医生”时你不由自主地将其与“男性”联系起来了。这种“外科医生等同于男性”的联想就属于一种刻板印象。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刻板印象属于第一种认知错误。第二种认知错误是判断上的失误，就是没有意识到或是很久才意识到这个外科医生是男孩的妈妈。这个令人困惑的例子存在了很久，令马扎林懊恼的是，她早在1985年就被这个事例所迷惑。在那些笃信妇女平等权利及能力的人看来，被这个故事所迷惑更加令他们懊恼。女权主义者都对自己持有“外科医生等同于男性”的无意识的偏见深表怀疑——但事实上，女权主义者都有这种倾向。

进一步推敲一下女权主义者。他为什么将自己的思考建立在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刻板印象上？（你刚才是否发现自己有“女权主义者等同于女性”的自动联想？）回想本书开篇的桌面。当看见两个桌面时，你是否马上得出结论说两个桌面的外形轮廓完全不同？但是，即使有人说这两个桌面的形状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还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观点，你还是无法轻易抹去自己的第一印象？造成视觉认知错误的潜意识太强大了。同样，当听到“外科医生”这个词时自动联想成男性，也是一种很难摆脱的大脑思维习惯。即使此人已经做好准备为女性辩护，觉得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资格当外科医生，但还是难以逃出这个怪圈。

当读到外科医生说“他是我的儿子”的故事时感到困惑，这说明“男性等同于外科医生”的联想是自动生成的，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但我们需要承认，产生这种认知错误也不能全怪我们的刻板印象。在这个故事里，如果数一下有关男性和女性两个词出现的次数，你会发现有关男性的词有压倒性的优势：与男性有关的词出现过9次，而与女性有关的词只出现过一次。按照顺序，与男性有关的词有：父亲、他的、儿子、父亲、儿子、男孩、他、他、儿子。这些反复出现的关于男性的词语共同导致我们产生了“外科医生等同于男性”的联想。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受伤的女儿的，这9个与男性有关的词语就会被6个与女性有关的词语所代替，故事就会以“我不能给她做手术，她是我的女儿”结尾。如果这样改写故事，那么人们可能会更快意识到外科医生是孩子母亲的事实。类似措辞等其他诱因进一步促使我们产生“外科医生等同于男性”的自然推测，就像谢泼德桌面实验中精心设计的桌角，其目的是误导实验对象用它们来推断桌面的形状。

“刻板印象”这个词于18世纪晚期被收入英语词汇中，当时用来形容印刷工人整版印刷的金属模板。印刷模板使得大量复制相同版面成为可能。记者及政治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对“固定模板”的含义进行了引申，于1922年赋予了“刻板印象”现在的含义。这一词语自此被用来形容人们脑海中对于某一特定人群的固化印象——往往不是什么正面的特性。李普曼说这种对某一群体的固化印象会在我们遇到这一特定人群时自动从脑海中跳出来。

在现代印刷技术中，金属模板早已过时。然而，很多其他方面的“刻板”不但被保留下来，还被人们频繁、广泛地用于判断陌生人的性格。对于这些陌生人，我们除了他们所属的群体，对其他信息一无所知。完全不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我们就把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作为判断某个人的依据。

刻板印象有对有错

有这样一些刻板印象：

老年人都健忘。

韩国人很害羞。

亚洲人的数学很好。

波士顿司机开车很猛。

女人很有爱心。

这几种刻板印象都体现了一个特定人群和某种特性的联系。我们可以用“=”来表明每种联系的本质，例如外科医生=男人。运用“=”进行速记，这5种刻板印象可以表述为：老人=健忘，韩国人=害羞，亚洲人=数学好，波士顿司机=开车猛，女人=有爱心。

任何一种刻板印象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为了更好地领会这一点，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描述前面自动在脑海中补充一个“有些”：有些老年人、有些韩国人、有些亚洲人、有些波士顿司机、有些女人。你如何能反驳“有些韩国人很害羞”这种描述呢？而且任何一种刻板印象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误。在人们对其持有刻板印象的某一特定群体中，肯定也有与这些刻板印象不符的人。你可能也无法反驳“韩国人也有外向的”或是“也有女权主义者是男性”之类的论断。

正因为这些刻板印象有对有错，辩论它们的准确性看起来也不是很有意义。然而，我们可以说有些刻板印象比另外一些更加合理。例如，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女权主义者=女性”比“波士顿司机=开车猛”要更加有依据。一个合理的疑问是这5种刻板印象都有足够的依据。在我们对某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是否能依据这些刻板印象做出一些判断？假如此人是波士顿的司机。

如果波士顿的司机实际上不比其他城市的司机开车猛，那么这个刻板印象就缺乏依据了，我们如果被它牵着鼻子走，也是不明智的。但如果这个刻板印象有一些合理性，波士顿的司机就是比美国其他城市的司机开车猛——这可以通过他们的事故率和保险费用更高来证实。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刻板印象是否明智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

刻板印象不会一成不变

关于刻板印象的第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科学研究成果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丹尼尔·卡茨和肯尼斯·布雷里于1933年发表的。为了确切描述脑海中的印象，他们找来10组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每组100人。他们向每个学生发了一张表，表上有84个用来形容人的特质的词语。下文所列的一部分特质，其中包括由这些学生选出的最适合用来描述德国人的5个特质。现在有一个小挑战：从中找出这5个特质中的两个（大约在1930年）。当你选好了以后，请翻到后文看看这些学生选择最频繁的词语是哪些。

好斗 有拼搏精神 进取心

聪明 自负 话多

有音乐天赋 脏兮兮 有效率

报复心强 勤勉 对家庭忠诚

有抱负 保守 好争论

诚实 迟钝 不可靠

整洁 天性乐观 喜爱社交

爱钻研 现实 有条不紊

有艺术细胞 迷信 少言寡语

冲动 老套 有智慧

固执 懒惰

其中：

· 爱钻研（78%）

· 勤勉（65%）

· 迟钝（44%）

· 聪明（32%）

· 有条不紊（31%）

括号里的数字，代表了选择这个词语来形容德国人的学生比例。如果你选择的两个词语也在这5个词语之中，说明你可能在心理学及历史常识方面足够敏锐，从而能够推断出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对德国人持有的刻板印象；也有可能是你现在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当初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类似。两者都有可能——我们特意挑选了在1933年的实验和2001年的实验中基本没有改变的刻板印象。在1933年的实验结果中，排名前三的形容词和2001年的实验结果一模一样：爱钻研、勤勉、迟钝。

但是，对德国人的刻板印象长期不变是非同寻常的。自1933年以来，对其他9个国家的人——意大利人、黑人、爱尔兰人、英国人、犹太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和土耳其人——的刻板印象都有很大改变。例如，1933年人们认为最适合形容土耳其人的5种特质依次是残忍、非常虔诚、奸诈、世俗和无知；而在2001年之前，这5种特质中只有一种特质被保留了下来。之后，这5种特质是非常虔诚、极为民族主义、热爱传统、急性子和好斗。虽然这不足以说明当今美国人对土耳其人多么有好感，然而，从列表中消失的3种特别令人讨厌的特质（残忍、奸诈和无知）说明，相比20世纪30年代而言，今天的美国人对土耳其人的评价正面了一些。

显然，刻板印象是会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与社会、文化等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1933年对非洲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中没有“擅长运动”这一项，但是在现代研究中，这一显著特征很有可能会出现，并能清楚地反映出20世纪初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非洲裔美国人有机会投身于自己最擅长的事业及运动。同样，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中也不包括科学和技术这两项，但是在现代实验研究中肯定会出现。与美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印象一样，这些变化都是向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刻板印象都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刻板印象或多或少是负面的

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属的群体给大家留下的典型印象是有魅力、慷慨、诚实、聪明和值得信任的，那么将这样的刻板印象套用在你身上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刻板印象并不都是那么正面、积极的。为了测量正面评价与负面评价之间的平衡度，我们可以看一下1933年的实验中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对于10种国籍的人持有的刻板印象。举两个例子，对土耳其人和非洲裔美国人，10种经常用于评价他们的词语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对于另外3个国家的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中国人），10种特质中的前3个都是负面评价。

10个评价中有3个负面评价的情况看起来似乎不算太糟糕，这毕竟表明另外7个评价不是中性的就是正面的。但一个快速的心理测试可以说明，有30%的负面评价完全算不上是好事。

拿你的朋友来举例。前述32个形容词中有7个完全贬义的形容词，分别是自负、脏兮兮、懒惰、好争论、报复心强、迷信和不可靠。谁会愿意用这7个词中的任何一个来形容自己的朋友？你可能会用其中的一两个词来形容你的一两个朋友。但是，你愿意用其中哪怕一个词来形容你所有的朋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考虑换一批朋友了。

是的，的确有极少数的刻板印象几乎全是正面的——正如火箭科学家（注意，大家印象里是男性）在大家的印象里比其他人聪明得多。但是，绝大多数的刻板印象中至少存在少数人们不喜欢或者不值得尊重的特质。在2001年的实验中，即使是美国人评价最高的美国人，其群体特质中也存在一些负面评价。人们选择最多的两个不那么正面的特质，就是利己主义和追求物质利益。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群体刻板印象是由明显比我们对朋友的评价更消极的特质组成的。

群体分类与我们的行为

当今公认的对刻板印象科学理解的开端，是戈登·奥尔波特于1954年出版的《偏见的本质》。奥尔波特写道：“人类思维需要借助分类这一工具……一旦形成，类别就成了预先判断的一般基础。我们无法避免这一过程，有秩序的生活离不开对分类的运用。”

人类类别（Homo categoricus）这个术语证明了奥尔波特对思维分类这一工具的科学影响的看重。每一个类别都是有足够共性的事物的集合，这样一来把它们当作同类对待会比较方便。同类别事物的共同点不需要特别多。例如，车这个类别就包括玩具车、电缆车以及有轨电车。但是，类别的应用对我们的行为有着很深的影响——看一眼关于车的一些下级分类的情况就知道了：如果你开车在公路上行驶，并且正在快速靠近前方的一辆车，接下来的几秒钟，你的车速将因你将前方快速行驶的车归类为警车还是跑车而大大不同。再举一个例子：你在对待糖和盐这两种同是小体积、白色晶体的方式肯定完全不同，即使你很难用肉眼区分一勺盐和一勺糖。

对于人群的分类也会很明显地影响我们的行为，例如：

· 在百货大楼购物，你放心地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你归为售货员类别的一个人。你相信这个陌生人，因为他是售货员，他不会暗中记下你的账户信息并卖给犯罪组织。

· 进入一家诊所，你就表现为听话的患者（另外一种类型）。即使你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其中任何一个医护工作者，但是你无条件地服从任何一个被你归类为医生或者护士的人。一旦将他们归为这一类，你就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他们——更不用提心甘情愿地在他们面前一丝不挂了。

· 公路上，你开车行驶在车道上，遵守交通灯指示，绝大多数情况下看到红灯就停下来。在未经片刻思考的情况下，作为司机中的一员，你遵纪守法，同时期待其他司机也能和你一样遵守交通规则。

你也可以有其他的做法：要求售货员向你提供犯罪记录；要求医护人员提供学历证明和资格证书；拒绝贸然开车出门，因为害怕被其他汽车撞上。如果你真的行事如此谨慎，那么你可能属于多疑或者恐旷症的类型（另外两种类型）。因此，你无法确认其他人所属的类别，这种不信任给你造成的不便大大超过了你信任他们时所承担的风险。的确，我们听说过有一些售货员盗取客人的账号、医生被人冒名顶替的故事，也听过司机醉驾、驾驶技能不合格或者疲劳驾驶而导致交通事故的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了解这些情况并没有让大家逛街、寻求医疗救助以及开车的念头减轻。分类不仅能为大家提供便利，更是大家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擅长分类的人类思维

为了证明奥尔波特所说的“有秩序的生活离不开对分类的运用”，我们首先需要描述四种大脑在类别的帮助下完成的“壮举”。每一次都这么不遗余力，以至于在归类的过程之中，我们对这种精湛的技术竟然一无所知。

壮举一：多维分类

你明白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吗？

1991年产的斯巴鲁力狮是配置有四缸引擎、前车驱动和自动换挡的四门轿车。

可能你读这句话的几秒钟内就明白了它的意思。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将此处的“自动换挡的四门轿车”替换为“标准变速的旅行车”，你是否知道这样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对于以上两个问题，你的答案都是“是”，那么你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掌握了汽车的七维分类法。详见表5–1。

这些词语对斯巴鲁汽车的描述是表中七个维度排列组合后的几千种可能之一。能够在脑海中想象出各种不同汽车类型的画面是完成“壮举一”的两种重要特性之一。第二种是在大脑中常规、自然而然、轻松自如地运用这个七维分类法的能力。

表5–1 汽车分类的七个维度

型号

年份

车身类型

发动机缸数

动力源

变速箱

驱动

福特金牛

1990

掀背式

4缸

柴油

4速手动

前轮

凯迪拉克赛威

1991

旅行轿车

6缸

电力

5速手动

后轮

大众捷达

1992

敞篷车

8缸

混合动力

自动

四轮驱动

…

…

运动型 多功能车

汽油

斯巴鲁力狮

2007

小卡车

奥迪Turbo

2008

双门轿车

丰田凯美瑞

2009

四门轿车

梅赛德斯550SL

2010

中小型货车

因为有一些人对汽车并不是很熟悉，所以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理解关于1991年产斯巴鲁汽车的描述。如果斯巴鲁汽车的例子对你来说并不能说明问题，稍等一下，“壮举二”中对于更多群体做出的分类，应该可以说明问题。

壮举二：描绘众多陌生人群的样子

表5-2 人的六维分类法

种族

宗教信仰

年龄

国籍/地区

性别

职业

白种人

基督教

年轻

法国

男性

教授

亚裔

伊斯兰教

中年

底特律

女性

主妇

黑人

犹太教

60多岁

澳大利亚

男同性恋

飞机乘务员

拉丁裔

索罗亚斯德教

老年

美国

女同性恋

工人

表5–2表明组成不同类型的人的六个维度，通过排列组合每一栏的词语能够形成迥异的人群。有一些由这6个标签定义的类型包含了为数较多的人。例如，有很多满足中年、白人、男性、基督徒这几个条件的底特律工人。同时，如果你不住在底特律，你很有可能永远都遇不到这种人。然而，看到这里或者听到这6个标签的时候，没有几个美国人会觉得在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工人的画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认为你能轻易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底特律工人的样子，是因为你曾经在新闻里（可能是报道工厂倒闭或是工人罢工）、小说里或是从朋友口中听说过关于他们的事情。

但实际上，你对于表5–2中六维结构的构建并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分类的能力使你在这6个标签任意组合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在大脑中描绘出每个陌生人群的样子。例如，想象一个黑人、基督徒、60多岁、法国人、女同性恋、教授。本书的大多数读者可能连具有其中任意一个标签的人都没见过。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类人的想象。我敢肯定，想象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人并不是一件难事：黑人、基督徒、60多岁、法国人、女同性恋、教授。

对于认可表中4种性别分类的人来说，加上5个群体（表中4个加上美洲原住民），再加上50个国家和地区，表5–2中能排列组合出数量庞大的不同人群——400万个。不论每个群体像底特律工人一样人数众多，还是像法国教授一样数量稀少，我们都能迅速想象出他们的样子，这种能力充分说明了大脑创造及运用分类工具的灵活性。

壮举三：超越既有的信息

你的大脑在得知某人是美国人之后会如何运转呢？例如，“我的英语老师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乘客被拘留并审讯”，或“一名美国彩票中奖者不愿透露姓名”。在阅读下一段内容之前，请你满足我们的要求——想象一下其中任意一种人，比如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彩票中奖者，想象一下他打电话声称自己中奖的场景。

你想象的这个人除了是美国人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我们推断此人很有可能是成年白人男性。如果你想象中的人具有这三个附加特点，很有可能在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思考前，他们的形象就进入了你的脑海中。你不可能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没有性别、没有年龄特征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理论上，你可以想象出是一个西班牙裔美国年轻女孩打电话声称自己中奖。但是，你更有可能想象出一位成年白人男性，附加的三个特征可以当成你脑海中一个典型美国人的种族、性别及年龄特征。为什么白人、男性和成年人是一个未做描述的美国人的默认特点呢？可能是因为不论你一天中最常见到与最常交往的美国人是怎样的，这些特征是你在报纸、电台、电视及与其他人的对话中最常看见、听见和读到的美国人所拥有的特征。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些画面的时候运用了所知信息以外的默认信息，那么请这样考虑：我们附加默认信息的时候是如此理所当然、不假思索，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当这些默认信息不正确的时候，我们肯定也详细拟订了完全不同的一套特征作为备用。这样一来，当你提到美国人的时候，你其实指的是美国白人。但是，当你在讨论其他类型的美国人时，你会说“亚裔美国人”或者是“非洲裔美国人”。同样，当你提到“出租车司机”的时候肯定也是指男出租车司机。如果情况相反，你会称呼“女出租车司机”。

之前在我们讲述1933年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的刻板印象时困扰你的问题，现在终于可以解决了。学生们被要求用词语描述拥有某个国籍或者某个种族的人的特征，例如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或是意大利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未经思考就认定，如果要选出美国人的典型特征，就是要提供美国成年白人男性的共同特征。他们选出的关于美国人的两个最典型的特征是：追求物质利益和有抱负。这并不像是会被用来描述美国女性或是儿童的词语。

壮举四：合作性分类

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类别通常会积极地发出信号。这样，初次见面时我们就能接收到这些信息，从而帮助自己判断出他人的职业：在加油站，我们可以轻易判断出穿工作服的是工人而不是顾客；在医院，穿白大褂的是医生或是护士，而不是病人。利用他人的服装来判断不同的职业，只是人们最常用来对其他人的职业进行正确分类的方法之一。

基本上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合作性分类策略，当属帮助人们辨别性别的了。如果你对这一论述尚存困惑，心想“辨别男女这种事情谁需要帮忙啊”，那么，这种困惑恰恰体现了所有人都是不假思索地、习惯性地利用了这种分类。

我们能够通过身形和面部特征轻易地辨别男女，我们也会通过很多其他的方式辅助这一辨认过程。女人的头发一般比男人的要长。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会穿彰显其性别特征的衣服。很多人的上衣领口、袖口、腰带和鞋子的风格是具有明显的男性或者女性特征的。妆容、美甲、珠宝和肢体动作等更多元素的加入用于表明——或者说“标榜”是一个更准确的词——他们的女性化或男性化。计算美国人用于衣着、化妆品及其他有助于他人辨认性别的配饰的费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济学实践。

种族是一种不需要帮助就能轻易辨认的特征，也是一种人们能通过发型、衣着、言语、动作和其他标签的选择加以突出的特征。

当然，这些标签也可能会被其他种族群体所借鉴，我曾经目睹过城郊白人青少年穿着贫民区风格的服装来吸引人眼球的现象。这使我们认识到合作性分类现象有其不合作的变形——人们发出错误的视觉信号，明显是为了混淆自己所属的类别。

最常见的非合作性分类形式，就是很多人倾向于将自己打扮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老年人在化妆品、染发、整形和药物上投入大量金钱，用来去除皱纹、让松弛的肌肤更紧致、掩饰逐渐灰白的发色和脱发落发。考虑与老年人相联系的刻板印象——动作迟缓、健忘、听力障碍、虚弱无力等——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老年人想要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

相比年龄，很少有人想要掩饰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是民族，但在某种情况下，这两种特性也属于非合作性分类的范畴。一个众所周知的策略就是将那些民族意味浓厚的名字，例如薇诺娜·霍罗威茨、伊苏尔·德姆斯基、安娜·玛丽亚·路易斯·伊塔里亚诺及雅各布·科恩等，用薇诺娜·赖德、柯克·道格拉斯、安妮·班克罗夫特及罗德尼·丹泽菲尔德等（人们更加熟识的名字）加以替换。非合作性分类的最新文化产物就是黑人找工作时将简历“漂白”的现象，包括只字不提自己是非洲裔美国团体组织成员及相关任职，或者略去黑人就读的传统大专院校的名字。

姑且不说参与非合作性分类有多么容易，很多受非议的民族、种族、性取向群体的成员不但会避免他人弄错自己所属的类别，而且会让人们更容易将他们归为受非议的类别。这说明发出正确身份信号的优势往往大于劣势。

例如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虽然在美国大多数地方，他们遭受非议并且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至少是对同类，某些情况下是对整个世界。这种帮助人们“探测同性恋”（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判断其他人性取向的能力）的行为，让男同性恋者更加容易找到同类，并且——当这种信号不是隐蔽型的——使异性恋更容易找出同性恋，从而避免双方可能造成的尴尬状况。

在这4种壮举中，合作性分类独立于其他几种，是唯一一种能表现日常刻板印象发挥作用的壮举。一旦合作性分类启动，刻板印象就开始运转。有趣的是，其运转方式往往与预期相反。我们并不是先知道某人所属的类别（比如女性），然后发现此人符合刻板印象的特征（比如长发），而是我们先观察到了长发，然后判断此人为女性。关于合作性分类的另一种悖论，是可以展示某种刻板印象的特性（比如男教授的烟斗和肘部打补丁的夹克衫）有可能会起到反效果——加强观察者生成刻板印象的合理性。

接下来的篇幅将利用壮举一、壮举二、壮举三中的心理技巧，进一步描述刻板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熟悉刻板印象既有科学解释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意外。

我们所持有的那些刻板印象

大多数读者可能会认为，“鸭生蛋”这一陈述相当合理。但是，对于全世界绝大部分的鸭子来说，“鸭生蛋”实际上是错误的，原因有两点：其一，相比雄鸭，很少有雌鸭能在孵化过程中存活下来，世界上一大半的鸭子都是不生蛋的雄鸭；其二，在雌鸭中，还有很多未到能够繁衍后代的年龄。毋庸置疑，生蛋的鸭子只是极少数的。我们想到了读者们会有的反应：“‘鸭生蛋’是合理的，因为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有一些鸭子能生蛋，而不是所有的鸭子都能生蛋。”

这说得有道理。但是，假设这个描述被改为“狗穿衣服”。对于有些狗来说，显然这个陈述是正确的。但是，你会认为这个陈述合理吗？应该不会。在我们的理解中，“鸭生蛋”看起来比“狗穿衣服”更加合理，因为更多人拥有强烈的“鸭等同于会生蛋”的自动联想。如果你没有受到威廉·韦格曼对于曼·雷·费伊·雷以及他们的继任者的摄影作品的强烈影响，那么你可能并没有“狗等同于会穿衣服”的自动联想。

“鸭生蛋”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线索，告诉我们刻板印象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考。正如我们会错误地判断在池塘游泳的鸭子会生蛋一样，我们也会认为刚才碰到的老年人可能很健忘。“老年人等同于健忘”的刻板印象只有在老年人健忘的比例大于年轻人时才适用。然而，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影响你看待所有老年人，其中包括那些记忆力比你想象中的好得多的老年人。

有另外一个证实思想易受刻板印象影响的例证。你认为下面左列的5项特征，更好地描述了右列两类人中的哪一类？

特点

人群

领导力

男人超过女人？

音乐天赋

非洲裔美国人超过美洲原住民？

法律专业知识

犹太人超过基督徒？

算数能力

亚洲人超过白人？

犯罪行为

意大利人超过荷兰人？

如果有任何一项特征，你的回答为“是”，说明你持有刻板印象。毋庸置疑，其他人同样持有类似的刻板印象。的确，持有这些刻板印象并不意味着你会带着这些偏见去判断每个个体，或是说基于这些偏见做重要的决定。例如，公司经理可能会认为“领导等同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大体正确，但同时他也认同表现出超凡领导力的女性同样能够胜任行政职位。而且，她在担任这一职位之前需要清除的障碍可能比竞争同一岗位的男性要多得多。类似的情况，例如，一个持有“数学好等同于男生”这种刻板印象的老师也会鼓励极有数学天赋的女孩钻研数学。但是，这个老师很有可能在低估其他女生数学能力的同时，更倾向于认可男生的数学潜力，并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刻板印象与独一无二的人类个体

我们可能认同奥尔波特关于“人类思维需要借助分类这一工具”的理论。正如他所说，有秩序的生活离不开对分类的运用。同时，我们也好奇，诸如进行分类、运用分类工具等活动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因为奥尔波特也告诉我们：“……一旦形成，这些类别就成了预先判断的一般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大脑中形成的分类方式自然而然地使我们产生了刻板印象。因而，人们将某类人群与一些带有刻板印象的特质联系起来，非洲人有节奏感、亚洲人的数学很好、漫不经心的女司机，等等。

的确，由于分类产生的刻板印象如此广泛地被人类运用，以至于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特征。科学家们从适应性和有效性的角度理解人类的普遍特征。他们的假定是，普遍特征要么现阶段具有适应性，或者不幸作为其他在现阶段具有适应性特征的副产品，也有可能是之前适应性特征的残留物。

目前，对于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主流的解释是“不幸作为副产品”那一类。刻板印象不幸成为人们通过分类认知世界这种强大能力的副产品。很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解释看似合理，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也有一些人赞同“现阶段具有适应性”这一类解释。这种理论假设，刻板印象使很多人认为自己所属的群体高人一等，从而使有益自身的自尊心膨胀。贬低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就能轻易达到这种效果。但这种理论的可信度没有那么高：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还有其他很多种方式满足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理论会推导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期待——社会等级高的人或是拥有社会默认特征的人比社会等级低的人更容易持有刻板印象。

在此，我们认为有一种新理论（无可否认是推测的）说明了刻板印象的优点，这种理论也属于“现阶段具有适应性”的一类：刻板印象使得我们迅速将陌生人认定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我们希望你们能将最后一句话至少读两遍，试图找出第一次读时漏掉的部分。很多读者认为刻板印象就是认为某种群体中所有成员都是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对于他们来说，“刻板印象使得我们迅速将陌生人认定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论断看似无从理解，甚至有些荒唐。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1922年时沃尔特·李普曼首创“刻板印象”这个词的依据——印刷者反复使用的金属模板。如果刻板印象让我们认为属于同一群体（例如啦啦队队长、意大利人、穆斯林、火箭科学家等）的人们如出一辙，这么说来，它只能阻止而不能促使我们将陌生人视为独一无二的个体。

从人类分类的“壮举二”中，我们得出了这个看似荒诞的结论：人们可以同时运用6个（甚至更多）标签来划分出不同的人类群体，这与李普曼“相同模板”的结论截然不同。

是时候让我们温习一下利用黑人、基督徒、60多岁、法国人、女同性恋、教授这6个标签来描述“壮举二”了。一次只运用一个标签，意味着只从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或是对基督徒的刻板印象，或者是对于其他4个标签的刻板印象来认识她。同时处理她的6个标签，使我们将她与其他所有我们认识的人区分开来。即使在塑造她的形象时没有打破这6个标签的刻板印象，但是她会凸显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所有人的独立个体。

人们能够轻易在几秒钟内找到6个标签的事实，应该可以让似是而非的观点更加可信。想象一下你在等待登机时，有一个人从你面前走过。你马上可以获取5个标签——性别、年龄、种族、身高、体重。衣着使我们得出一些其他附加标签，可能包括收入水平、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民族以及职业。每一个标签都与一类刻板印象相关联。当我们的思维同时自动激活这些刻板印象时，即使这个路过的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们也能就这些标签得出一个复杂、丰富的认知。简单瞄一眼这个人之后，我们就能轻易将这个路人与视线中的其他人甚至机场的所有人区分开来。这就是我们说“壮举二”充分说明人类大脑的精湛技艺能够通过刻板印象将陌生人认定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原因。

刻板印象是一把双刃剑

人类想要避免运用刻板印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刻板印象构成了我们对于老年人、女性、亚洲人等词语潜在且主要的理解。这些潜在的、无意识状态下启动的含义远比字典中的字面定义要深远。例如，在任何英语词典中都不会将老年人定义为“动作迟缓”、“健忘”、“听力障碍”或是“虚弱无力”。但这些词都是与“老年人”相关的刻板印象。没有可以用来给某类人群下定义的刻板印象，就跟认识某个词语却不知道其含义一样。换句话说，每个人都需要运用刻板印象。

“谁被套用了刻板印象”这一问题的答案却没有那么简单。刻板印象不是均等分配的。如果你能用所在社会的内定属性来形容，你会比别人更少受到刻板印象的制约。内定属性指的是无须赘述就被默认的属性，除非明确否认（详见“壮举三”）。群体内的人不会对你抱有成见，他们和你有着共同的内定属性。其他人也不会对你抱有太大成见。在日本，人们对年轻人没有太大成见，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属于社会内定类型的人群，不用那么担心偏见的问题，因为别人对他们有偏见的可能性更小。

相反，人们更容易对不属于社会内定类型的人群持有成见——不光是别人，也包括他们自己。这是他们的一项劣势。这个结论是最近在研究中得出的，这也可能是最不厚道的切入点之一。对一群人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都是这类人对自己抱有的成见，在这种情况下，刻板印象就变成了自我实现或自我毁灭的预言。

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是有利的。对自身持有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引导非洲裔美国人努力成为更好的田径运动员、篮球运动员及爵士音乐人。对于亚洲人的刻板印象使亚裔美国人在学校更加努力读书，赢取奖学金，为自己未来从事科学、医学及工程学的高收入职业奠定基础。

但是，当这些刻板印象如大多数情况一样属于负面评价时，促使人们符合自己所属群体刻板印象的力量可能会造成毁灭性后果：内化老年人刻板印象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内化女性刻板印象的女人在数学和科学学科的成绩更有可能不甚理想；同样，内化非洲裔美国人刻板印象的非洲裔美国人，其学习成绩不好的可能性更大。刻板印象造成的这种负面后果并不是只有火箭科学家们才能理解。

第六章

偏见的隐性成本

我们大家都认识琼，她的身体素质很好。有一天，她和一位医生朋友打网球，其间提到自己的主治医生M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建议她不用进行血液胆固醇测试。这位医生朋友听到之后表现得十分惊讶，并且力劝琼无论如何还是去医生那里测试一下。测试结果表明，琼的胆固醇水平偏高，需要服药治疗。

医生M承认自己不让琼进行血液胆固醇测试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女性罹患心脏病的风险低于男性。换句话说，他套用了心血管疾病在男性中更加普遍的刻板印象。但是，对个体运用这一刻板印象会麻烦重重，因为这样对琼的健康及其家庭幸福、医生做好本职工作的初衷，以及在提前发现致命性疾病的前提下获利的保险公司来说，都会造成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

刻板印象可以在任何情形之下发挥作用，但是上述例子中医生M的刻板印象险些造成了不良后果。当医生M建议琼不进行血液胆固醇测试时，他并没有经过有意识的思考，并不是因为他觉得琼没有必要做这项测试，或者他想帮助保险公司节省费用。这个错误决定更像是源于大脑中对于普通心脏病患者的刻板印象——男性、很有可能超重、习惯于久坐。像琼这样身材苗条、喜爱运动的女人，不太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在之前外科医生和儿子的例子中判断错误的事实说明，依赖刻板印象是无法避免的。类似这种以及其他潜在的具有危害性的刻板印象持续存在，并且经常破坏人们的判断力和行动力。这样的事实要求我们寻找深入研究这些盲点的创新方法。在这一章，我们会介绍各种各样的刻板印象，从而了解它们的本质及产生的后果：第一，它们对刻板印象的对象如何施加影响及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第二，对于持有刻板印象者造成的危害。我们会集中笔墨在刻板印象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引发暴力、监禁甚至死亡上，并且会详述它们如何阻碍人们创造一个完整的、丰富的人生。

地球是球形的vs地球是圆形的

1933年与2001年分别发表的两个关于刻板印象的调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两个调查中（实施第二个调查的直接目的就是与第一个调查进行对比），受访者都被问到犹太人最典型的5个共性特征。1933年的数据显示，得票率最高的几个特征分别是：精明（79%）、唯利是图（49%）、勤勉（48%）、贪婪（34%）。大约70年后，同样的调查表明，这5个特点的得票率大幅下降：精明（30.5%）、唯利是图（3.4%）、勤勉（11.9%）、贪婪（0）。如果问这些特征的得票率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当代人对于犹太人的看法，很多人肯定会认为1933年的调查结果是比较接近的——虽然比率会相对减少，但是肯定不会像实际数据那么低。事实上，2001年的受访者并不这么认为。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如此遥远——脑海中浮现出阿尔·卡彭、“大萧条”、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自己的预测会更加接近1933年的数据，而不是2001年的？

20世纪30年代的人了解历史上人们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刻板印象是历久弥新的。例如，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主要来源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以及克里斯托弗·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的剧中主角，夏洛克和巴拉巴斯都是精明、唯利是图、勤勉以及贪婪的人。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形象依旧深入人心。令人惊讶的是，在2001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些特征的得票率骤然下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2001年的受访者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受访者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吗？或者是为了消除他们对于犹太人刻板印象中的负面特征？在2001年，反犹太主义远不像之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因此受访者们是在刻意与这些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保持距离吗？如果是这样，谁能责怪他们呢？我们自己又何尝不希望尽量避免这些刻板印象，我们希望通过忽视这些刻板印象能够敦促这些负面印象自动消失。

在第四章我们描述了“分离”的概念——人们可以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又彼此独立的想法，因此经历分离现象的当事人并不能意识到这种不一致的存在。实际上，我们运用宋飞的“同性恋并没有什么错”的例子证明了这种观点——在宋飞有意识的观念中对同性恋是很友善的，但是当他真被人当成同性恋，他可就不乐意了。

我们现在需要对分离现象做一个延伸。读者应该还记得分离现象描述了人们拥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思维，一个是反省思维，一个是自发思维。如果在阅读第四章时，你觉得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及是否能够假定人们赞同自己所持有的无意识的想法。

人们很容易理解有一个想法或是了解一个想法的区别，是相信它还是赞同它，比如说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在新墨西哥州降落。这种区别让我们回过头去理解受访者的行为，他们选择了一系列与犹太人传统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特点。可以断言，受访者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他们对于“我很清楚这些刻板印象，但是我对它们毫不赞同”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样一来，受访者在自己与那些愚昧地相信刻板印象的人之间划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从而把自己标榜成相对进步的一群人。就有意识地秉持某种观念而言，这种差别的意义重大。

例如，提到“地球”这一概念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特征包括球体。一听到“地球”这个词，很可能有一个蔚蓝色的球体马上出现在脑海里。大多数读者不仅了解并且赞同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仅仅因为他们看到过各种关于地球的描述，包括教室角落里落灰的塑料地球仪，以及继阿波罗8号从外太空拍到标志性的地球反射光芒的图像之后的其他照片。与意识到或者了解一件事不同，赞同一件事意味着自身需要承担所有风险。

这一论述十分合理，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对于地球的形状所持有的有意识的看法。然而，当我们在无意识的背景下探讨了解与赞同的区别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两种情况不能简单地一一对应。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数学等同于男性”的自发联想，并且在没有认同这一联想的情况下对此加以应用？在探讨有意识的或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时，看起来如此重要的了解与认同的区别，在运用到我们大脑中自发性更强的想法上时，顿时丧失意义。我们的论点是，和反省思维不同，在自发思维的层面上，了解与认同的区别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在自发思维的层面上，没有用来容纳“认同”这一概念的空间。

理解这一概念有一定困难，因为人类对于大脑无意识层面的科学认知不久前才见起色，甚至什么叫作无意识的刻板印象都很难让人理解。无意识的刻板印象就是人们对某一个社会群体持有的特定看法，但自身并不一定认可或赞同这种观点。我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周围文化环境的塑造，事实上是受到了文化环境的侵略。为了充分理解这种影响的范围，想象一下地平说协会这一少数群体的成员在思想上可能受到的挑战，它的成员是塞缪尔·谢尔顿的当代追随者。谢尔顿是19世纪的思想家，他当时所赞同的观点与大多数地球人都不相同。这些追随者坚信自己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平的。

但是，地平说者生活在被“地球是球形的”这一观念所主导的世界。不论他们将目光投向哪里，地球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不论在教学设备中、图片中、语言中，甚至是人们的比喻中，地球都不是他们脑海中想象的二维圆盘。毫无疑问，地平说者认同地球是一个二维圆盘，但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身的自发联想，我们又会发现什么呢？

通过说服地平说者进行内隐联想测试，对比他们“地球等同于平的”及“地球等同于球形”的相关度，我们可以测试出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无意识的看法。与他们公开认同的地平观念恰恰相反，这组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毫无疑问地揭示出被测试者大脑中“地球等同于球形的”知识储备。一旦他们的头脑中这种“地球等同于球形”的认知被测试揭示出来，地平说者们会马上跳起来抗议说测试结果反映的不是他们头脑中的真实想法，而是那些地圆说者们孜孜不倦宣传攻势留下的思想残余令人无处遁形。他们可能没说错，只有那些认知能力接近为零的人才能免受大文化环境中“地球等同于球形”的主流观念的渗透。

如果这是真的，关于犹太人刻板印象的内隐联想测试又能揭示出什么呢？会不会揭示出我们对犹太人无意识的刻板印象，例如贪婪、唯利是图或是精于世故？很有可能并没有人坚信这些刻板印象如此形象，以至于基本上所有犹太人都符合，实际上远非如此。但是，现在马扎林和安东尼都对内隐联想测试臭名昭著的夸大功能习以为常。因此，在当下美国人头脑中发现针对犹太人刻板印象这种难以避免的思想残余时，连我们自己都不感到意外。大家会说，我们之所以会对犹太人持有这种刻板印象，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反复受到主流社会中各种画面、故事、笑话、日常用语及其他宣传方式的影响。

关于“一夜成名”的记忆实验

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份科学期刊中出现了“一夜成名”这个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拉里·雅各比和3个同事记录了一系列简单却不同寻常的实验。实验参与者首先需要读出一张名单中一堆普通人的名字（比如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并判断这样做的相对难度。这些名字都是从本地电话簿中挑选出来的。

第二天，当实验参与者们回到实验室后，会拿到另外一张名单，这张名单将三种类型的名字混在一起。第一种类型是前一天实验中见过的，比如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这种名字（我们将此类名字简称为“熟悉但不出名”）。第二种类型是从同一本电话簿中选出的新名字，比如安德鲁·林格瑞恩（我们将此类名字简称为“陌生但不出名”）。第三种类型是包括冰球选手韦恩·格雷茨基在内的名人的名字（至少在实验地点加拿大还算出名）。针对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参与者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名人吗?要想给出正确的答案，在遇到诸如韦恩·格雷茨基这类名字时，应该回答“是”；而在遇到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这类熟悉的名字和安德鲁·林格瑞恩这类陌生的名字时，应当一律给出否定回答。实验证实了雅各比他们关于记忆运转方式的相关理论。第二天，人们对于那类“熟悉但不出名”的名字的认知出现了偏差。

实验数据表明，相比于安德鲁·林格瑞恩这类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名字，人们更倾向于将之前见过的诸如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这类名字误当成名人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其独特性，正如我们感受丝绸的材质一样，我们能够感受到每种记忆的特性。对于每个名字的熟悉程度，决定了这种记忆的特性。对于塞巴斯蒂安·韦斯多夫这类曾经见过的非名人的熟悉感会引发某种困惑。作为研究对象，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我对这个名字感到熟悉是否因为它出现在第一天的名单中？但是，安德鲁·林格瑞恩这类名字就不会引发类似的困惑。因为这个名字之前并没有出现过，更称不上熟悉。将两种熟悉的感觉混淆就会造成混淆名人与普通人名字的认知错误。

我们对这个绝妙实验稍加修改，从而尝试探究另一种认知错误所带来的代价和好处。我们先从在大多数国家都达成共识的一种看法说起——男人比女人更容易出名。这里出名的标准指的是得到广泛认同，主要是基于获得成就及被认同的程度，包含了人类活动的各种领域——艺术、政治、金融、体育和智力。为了测试熟悉感是否会对男性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根据雅各比及其同事的实验结果，是否给人熟悉感的男性名字比女性名字更容易被误认为是名人的名字？

雅各比及其同事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只将他们使用的清一色男性名字中加上例如萨曼莎·韦斯多夫这样的女性名字即可。在我们进行的几项实验中，女性也有“一夜成名”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概率大大低于男性。显而易见，伪名人认知错误更加适用于男性的名字。我们基本上都不用解释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这充分说明在公众生活中，男性占有更大的优势。相比女性，人们更容易错误地将男性没有取得的成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这种伪名人认知错误的显著特点是，被测试者们完全不了解性别因素在他们关于名人名字的选择中所起的作用。即使是被直接问及，几百个被测试者中也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们的答案受到了名字所暗示的性别因素的影响，以至于当我们稍微提及这种可能性时，他们都会大吃一惊。这些被人们充分利用的刻板印象显然就是我们的认知盲点。

这些研究是马扎林和安东尼在这一课题上的首次合作。这次研究在最初的25年里引领了一系列研究。即使我们的第一项研究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完成的，当时我们也能清楚地推断出，如果这种偏见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证实，就能揭露出无意识的刻板印象造成的巨大代价。如果是这样，包括法律界、商业界、医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会对这些实验结果产生兴趣。

接下来，我们将描述两种后果严重的刻板印象。这两种刻板印象分别将黑人与武器联系在一起，并剥夺了亚裔美国人本该拥有的与美国白人相同的公民资格。

刻板印象的代价：错把好人当成罪犯

即使任何特定黑人是罪犯的可能性很低，但认为“黑人等同于罪犯”的观点依旧存在。无须赘述，将某个特定群体与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刻板印象相当严重，并且对个人、群体及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这个内隐联想测试是为检测种族和武器之间的联系而设计的。和之前一样，你可以先填表A或表B。以下是这个内隐联想测试的四个类型。

美国黑人：非洲特征面孔

美国白人：欧洲特征面孔

武器：加农炮、手枪及刀剑的图片等

无害的物品：手机、易拉罐、照相机的图片等

当你计时并完成测试后，可以回到第三章，那里有详细的计分说明。

看到武器或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孔，请在左边的圆圈内做记号，看到其他事物（无害物品或欧洲裔美国人的面孔），请在右边的圆圈内做记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看到武器或欧洲裔美国人的面孔，请在左边的圆圈内做记号，看到其他事物（无害物品或非洲裔美国人的面孔），请在右边的圆圈内做记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这个“种族——武器”内隐联想测试并没有使用现代武器的图片，而是用了20世纪武器的图片——包括斧子、刀剑、加农炮和手枪。研究人员刻意这样安排，是为了消除人们将种族与现代都市犯罪自动联想在一起的刻板印象。这次测试中所选用的武器和欧洲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测试里选用这些武器的图标，能够增强“白人等同于武器”的自动联想。

然而，正如很多被测试者提供的数据显示的那样，超过70%的被测试者认为完成表B的难度更大。在表B中需要将白人与武器联系在一起；与之相反，在表A中，需要将黑人与武器联系在一起。分析Implicit.harvard.edu网站上超过8万名被测试者进行的“种族——武器”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后，我们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

第一，对于包括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甚至非洲裔在内的所有被测试者来说，“黑人等同于武器”的自动联想都更为强烈。

第二，每个种族所持有的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的程度具有明显差别——白人和亚裔的程度最深，拉丁裔紧随其后，非洲裔美国人最不明显。但是，即便是非洲裔美国人也表现出了轻微的“黑人等同于武器”的刻板印象。

第三，对比自我报告式实验和内隐联想测试，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关于刻板印象持有者的有趣事实。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自我报告式实验中表现出的“黑人等同于武器”的相关度越低。但是，在测试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的内隐联想测试中，教育水平高低没有任何影响，即学历高的和学历低的拥有相同程度的“黑人等同于武器”的自动联想。不论意识观念怎样，我们所有人都不免受到把深肤色人种与暴力联想在一起的各种故事和画面的影响。不论受教育程度如何，人们都会受到潜意识观念的影响。

黑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周围人将自己与暴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中不乏其他非洲裔美国人，只不过他们的刻板印象没有白人和亚裔的程度深。黑人们每天都有类似的经历，不论是走在路上、尝试打车、走进商店，或是找工作、买房子以及申请贷款。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很多人逐渐形成一套方法，明确表明自己是没有恶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记者布伦特·斯蒂博，他承认自己会在公共场合用口哨吹大众古典音乐，从而消除路人们的疑虑。他这么做创造了一个“维瓦尔第等同于无恶意”的关联，人们会认为哼唱维瓦尔第的人肯定不会行凶抢劫。

在自动联想造成的认知错误方面，这种“黑人等同于武器”的刻板印象在公民与法律实施的关系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虽说现在很难下结论说种族歧视在误杀黑人的案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确信黑人经历的这种错误大大多于白人。通常，某个特定的案件会成为这类问题悲剧后果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有代表性的案件是阿马杜·迪阿罗枪击案。

迪阿罗是一位23岁的来自几内亚的移民。由于求生手段有限，他在纽约市的人行道上卖光盘，为圆自己的大学梦攒钱。1999年2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载有4名白人便衣警察的车驶过迪阿罗在布朗克斯的公寓，当时迪阿罗正好站在门口。车里的警察是纽约市警察局街头犯罪小分队的成员，他们将迪阿罗误认为当时被通缉的一宗连环强奸案的罪犯。警察们逐渐接近迪阿罗，认知盲点衍生出的一系列错误为之后悲剧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为了向警察出示身份证明，迪阿罗准备伸手掏出自己的钱包。警官肖恩·卡罗尔错以为迪阿罗准备袭击，于是大叫“是枪”，提醒自己的同事。此时，其中一个同事又碰巧摔倒了，其他人都以为他遭到枪击了。恐慌之下，几个警官在接下来的几秒钟时间内射出了41发子弹，约有50%的子弹击中了迪阿罗的身体。

其中有两点判断上的失误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众所周知，人们更容易识别与自己同属于一个种族的面孔。例如，美国白人更容易区分两张白人面孔，而对于黑人面孔却没有这么强的区分能力。在迪阿罗枪击案中，我们可以推测，是这种辨识面孔的难度造成警官弄混了迪阿罗和强奸犯。

第二，“黑人等同于武器”这种无意识的刻板印象可能也是促使警官误以为迪阿罗的钱包是手枪的罪魁祸首之一。其他几个实验也证实，拿着手机等无害物品的黑人确实更容易被手枪误伤。这些实验都受到了迪阿罗案件的启发，它们比任何一个单一案件都更能无可争议地证实，隐性偏见能够左右生死。

对我们来说，盲点产生的错误稀松平常，后果却是惊人的。因为这些错误的产生并不需要恶意目的却能造成伤害。艾德丽安·里奇在她的《午夜救赎》一诗中，更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幸运的是，在我的人生实践中，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孩童或老人，我杀人也从未留下痕迹。

我们都在生活中不断实践，正是这种实践不断为我们头脑中的联想提供素材，刺激我们采取那些错误的行动，并让我们一如既往地坚信自己是好人。

疑心的负担：奥巴马的总统竞选之路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勒曾提出过“疑心的负担”——每个社会中都有那么一些人，因为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受到怀疑而背负着这样的心理负担。这种负担可能是压倒性的，以一位华裔美国核科学家李文和的悲剧为例。李文和曾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任职。1999年，他因将美国核武器机密泄露给中国的罪名而被起诉。不久后，李文和被解雇。紧接着，陪审团对他提起了59项诉讼，其中包括欺诈罪、间谍罪、误导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接触、在国外寻求就业机会等。李文和在监狱度过了9个月，其间一直申诉自己是清白的。

在接下来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中，李文和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一切要从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梅斯梅尔承认自己提供了虚假证词开始，之前拒绝李文和保释要求的法官对于李文和的监禁及自己的误判也表示了歉意。2006年，在李文和起诉美国政府侵犯个人隐私的案件中，联邦法庭给予李文和160万美元的赔偿金。

这一案件引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最初审理案件时，一群“好人”的盲点如何衍生出一系列错误的决定从而导致起诉李文和的。李文和是华裔这个事实是否和他自身可能有遗传病史一样是他自带的一种危险因素呢？假设他还是姓李，只不过他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个欧洲裔科学家，名叫罗伯特·E·李的话，一切是否会不同？从李文和的故事中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是，华裔身份使得他一直背负着“疑心的负担”。

刻板印象很难发挥作用，通常在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及私人感情的情况下，它才会悄无声息地起作用。毫无疑问，曝出这一新闻的《纽约时报》的记者的初衷只是为了高效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做出虚假证词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主要动机可能也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强烈愿望。但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持有的刻板印象形成了各自本身意识中的可怕证据，即使这些证据是错误的。相反，他们主观意识中生成的各类数据资料让之后的急于报道、坦然说谎以及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拘留嫌疑犯的行为成为可能。

形成刻板印象并不需要刻意的努力。相反，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形成刻板印象，却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克服。想要克服刻板印象并不轻松，因为刻板印象有使我们误入歧途的这种能力，不仅使我们正确地感知并将事物分类，也让我们具备学习和理解的能力。据此，我们才能成功认识并探索世界。如果将我们的思维认知当成审判的法庭，这么做的弊端是，刻板印象直接省略了合理程序而直接进入判决环节。如果对此一味依赖，起诉人还没有出现，我们的大脑已经提起诉讼了。

李文和一案促使我们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做进一步研究——这群人在自己的祖国也被当成外国人。术语“公民身份”在法律上具有清晰明确的定义，这一简单概念广为人知。符合常识的情况是，如果有两个在美国出生并且长大的个体，其中一个人的祖父母是欧洲人，而另一个人的祖父母是亚洲人，他们都是享有平等权利的美国公民。问题是，即使人们主观上承认这两位同样持有美国护照的人享有平等的合法权益，但我们内心深处真的将他们俩当成美国人并平等地对待他们吗？

在李文和案件刚发生之时，耶鲁大学一位博士后蒂埃里·德沃斯设计了一套“亚裔人等同于外国人”的刻板印象的内隐联想测试。测试用学生照片代表亚裔人和白人，并做出清晰假设——这两类人都在美国出生并长大。同时，他分别用纪念碑、货币和地图分别代表美国和外国，以测试刻板印象与国家之间的相关性。

德沃斯设计的内隐联想测试的结果表明，白人及亚裔美国人都更擅长将美国白人与美国的标志（包括1美元钞票和美国地图）关联在一起。对于亚裔美国人本身，虽然区别没有那么明显，但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将自己与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联系在一起。这一结果可能会使我们想起之前研究的“黑人等同于武器”测试。即使被怀疑群体的成员表现出程度较轻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自身也无一幸免地持有这些印象。对于政策制定者，这一测试结果有明显的借鉴意义。他们需要对社会群体受到伤害的整体水平进行把控，同时需要考虑一个文明社会该如何应对刻板印象的劣势。

为了测试这种自动联想究竟有多么匪夷所思，德沃斯接下来分别挑选了包括宗毓华、张德培和克丽斯蒂·山口等在内的亚裔美国名人，以及包括休·格兰特、杰拉尔·德帕迪约、卡特琳娜·维特在内的欧洲名人。然后，他分别测试了亚裔美国人和欧洲人、外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关联。同样的结果再一次出现了。被测试者们更容易将休·格兰特等外国白人而不是宗毓华等亚裔美国人与美国人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即使研究对象进行了测试，但他们似乎知道自己的思维正在揭示一些有悖于主观观念却贴近事实的刻板印象。这项测试的结果是最荒唐认知错误奖的有力竞争者。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之后的几个月，奥巴马“出生地质疑运动”的活跃分子逐渐组成团体并渐成规模，这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很简单，“出生地质疑运动”的成员认为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因此没有资格当选美国总统。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群人当成极端分子，置之不理。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猜测：在无意识的层面，大多数人和“出生地质疑运动”的成员一样持有“美国人等同于白人”的刻板印象。“出生地质疑运动”的成员和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其实在于意识观念。通过给奥巴马投票的方式，其他人证明了他们能够不顾“美国人等同于白人”的自动联想，并且让意识观念支配自己的行为。

在讨论德沃斯的测试时，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之所以“美国人等同于白人”的自动联想如此强烈，是因为白人比亚裔人更早地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这样解释的确算得上公平，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用想就能知道美洲原住民和欧洲裔美国人相比谁更有资格被称为美国人了。

刻板印象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当我们听到那句标准的警告“不要抱有偏见”时，我们的假定是持有刻板印象的人会对自身群体以外的人抱以轻蔑的态度，并且他只对除自己以外的人持有刻板印象。但是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人们也会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有无意识的负面印象。前文中，我们记录了美国黑人所持有的“黑人等同于武器”的刻板印象，以及亚裔美国人持有的“美国人等同于白人”的刻板印象。虽说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主观上会抵制这样的观念，但这些结果与“刻板印象威胁论”的实证相符。这个概念是由克劳德·斯蒂勒提出的，描述的是对自身群体持有刻板印象的人，例如数学领域里的女人，以及成就测试中的美国黑人和穷人。但凡在测试时微妙地提醒他们所属的群体，他们就会在测试中发挥失常。经过一系列实验，有大量有力证据能证实这一结果。接下来，我们会剖析刻板印象的自我毁灭属性。

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女人和男人占领着且持续占领着不同的领域。女人统治着家庭领域，而男人们统治着工作领域。但是，我们也见证了这种安排的重大转变：女人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2010年2月，美国劳工部宣布，非农业工资名单中美国女性劳动力的数量首次超过了男性，分别是6 420万和6 340万。

尽管女性占据美国劳动力市场的50%，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变化，但是家庭主要角色还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正如一位同事所说：“不是说我的丈夫不会做午饭，而是他根本无法想象一顿午饭是怎样的。”她打趣的说法是为了说明，尽管她的丈夫也能够做些家务，但他们在家务方面的能力还是有显著差别的。因此，尽管职场中男女比例已经基本上持平，但我们推测，由于女性在家庭领域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并且男人们占据了职场上最重要的位置，因此，刻板印象还是会存在。

对于那些坚持认为自己不会产生“女性等同于家庭”、“男性等同于职业”自动联想的人，接下来的“性别——职业”内隐联想测试估计能提供一些有用信息。和之前一样，你们可以任意选择两张表格的测试顺序，先做表A或是表B均可。

女性：她、她的、女人、女人们、女孩

男性：他、他的、男人、男人们、男孩

家庭：花园、洗衣服、厨房、婚姻、孩子、家庭

职业：办公室、工作、专业、公文包、经理、薪水

给自己计时，越快完成越好。尽量将每个词语分类，通过选择其中一个圈来决定将每个词与“男性”或是“女性”联系起来，同时与“家庭”或者“职业”联系起来。对于内隐联想测试的评分方式细则，详见第三章。

看到与女性或家庭有关的词语，请在左边的圆圈内做记号，看到其他事物（与男性或职业有关的词语），请在右边的圆圈内做记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看到与女性或职业有关的词语，请在左边的圆圈内做记号，看到其他事物（与男性或家庭有关的词语），请在右边的圆圈内做记号。从左列开始，然后完成右列。最后在右下角记录下所用的时间。

设计“性别——职业”内隐联想测试，旨在解答人们熟知的一个关于刻板印象的问题：我们是否会产生“男性等同于职业”、“女性等同于家庭”的自动联想？如果你同大多数被测试者一样，那么完成表A的速度及准确率会高于表B。因为表A符合传统观念，将女性与家庭分为一组、男性与职业分为一组；表B却恰恰相反。这个结果不出我们所料。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男性毕竟还是在职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仍然挑着家庭生活的大梁。

“性别——职业”内隐联想测试的数据表明，75%的被测试者显示出了“男性等同于职业”、“女性等同于家庭”的无意识的性别刻板印象。女性被测试者稍微领先一些，80%的被测试者表现出同样的刻板印象。马扎林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工作的生活，自从成年之后，她一直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很少做家务，但她还是和大多数女性一样，表现出了性别刻板印象——她会更容易将男性与职业联想在一起，即使这份工作是她自己所从事的，结果也是一样。当问马扎林在“种族——态度”内隐联想测试中的表现时，她说自己不及格，因为最后的得分偏离了她对自己的预期。

对于那些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测试结果中寻找幸福的人们来说，不同年龄层的被测试者的测试结果能让人找到一丝安慰。在这项测试中，年龄的效应尤为明显。年复一年，测试结果无一例外地表明，被测试者越年轻，无意识的性别偏见就越弱。令人安慰的是，“男性等同于职业”的自动联想在年轻人中逐渐变弱，说不定这样的偏见会在未来彻底消失。但是，如果借鉴其他刻板印象在各个年龄层人群中持续的情况，那一天会比我们想象的遥远。

求职时，你是否看重领导的性别？

罗格斯大学心理学教授劳里·拉德曼提出疑问，关于爱情和家庭、成就与职业的性别刻板印象是否会对持有这种刻板印象的女性产生不良后果？问题的一部分可能出在女性本身的观念上，她对这一可能性进行了测试。女性毕生对爱情与婚姻抱有童话般的幻想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拉德曼推测，这样的幻想致使女性相信，只要能成功寻找到理想中的另一半，就能找到通往权力和成就的途径，正如童话中挺身而出将女主角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白马王子。

拉德曼为女性设计了测试各种刻板印象的内隐联想测试，用来衡量“伴侣等同于奇幻英雄”及“伴侣等同于普通人”这两种自动联想的强度。她同时了解到同一批被测试者对于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与经济收益的渴望程度，以及她们为实现这些目标愿意在求学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她发现，越是倾向于将伴侣和白马王子联系在一起的女性，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方面的欲望越小。这种认识使她得出结论：将伴侣和骑士精神或英雄形象相联系，会削减女性对于权力的直接追求。这也可能是无形之中阻碍女性与男性竞争社会地位的心理原因。

有趣的是，女性大脑中无意识或是下意识的观念竟然成为她们追求地位与声望的一种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诸如“这是女性自己真正想要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放弃追求权力与名望并不是女性所承担的一种后果，而是她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因此，我们试图通过从性别偏见造成的工资损失方面找到一些证据。我们向被测试者抛出问题：你是否在意老板的性别？被测试者都是正在寻求第一份工作的人，她们对此问题果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们的答案表明，工作的其他因素对于她们来说更加重要，例如薪酬、工作地点以及老板的个性。测试者们坚称，顶头上司的性别并不属于她们评判工作好坏的标准之一。

当时的哈佛大学在读生尤金·卡鲁索和杜比·莱赫纳，她们运用了联合分析法对测试结果直接进行了评估。数据显示，恰恰与被测试者那种“我不介意老板性别”的态度相反，她们的回答系统性地指向了“老板为男人”的工作。对于平均年收入是42 500美元的工作，被测试者宁愿平均少拿3 400美元也要与男领导合作。换句话说，相比收入相对较高、领导是女性的工作，她们更愿意选择收入相对低但领导是男性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嘴上保证毫无偏好，但不论是男性被测试者还是女性被测试者，都愿意为了与男领导共事的愉悦感而放弃高收入，男女都愿意为做出这一选择付出几千美元的代价。然而，如果求职者现在是为了有一个男领导而选择一份低收入的工作，情况可能就截然不同了。正因为这个自我低估的偏见是个盲点，因此无法被察觉。

在另一项研究中，对其他隐性偏见带来的自我毁灭性后果进行了测试。在测试中，卡鲁索和莱赫纳让被测试者从一群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有实力的队友。结果显示，被测试者不仅会考虑包括智商、受教育程度和过去的竞争经历等相关因素，还会考虑潜在队友的体重因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被测试者宁愿用队友的智商降低9分的代价来交换一个身材更苗条的队友。我们本身评价智力和美德的时候不会有意识地考虑体重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不理智地、自我毁灭性地这么做。

如果在Project Implicit网站上进行内隐联想测试的被测试者能够作为参考的话，就会知道人们对于体重的偏见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有趣的是，网站的测试排名中，体重内隐联想测试的被测试者数量仅次于种族内隐联想测试，排名第二。这也表明了体形在我们心中的分量。

上述的自我毁灭性后果在心理学领域是十分有趣的现象，因为这和“人们的行为总是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推测相悖。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提出，与预期相反，事实上人们更倾向于牺牲个人的利益从而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他的实验表明，我们在认知上和情感上做功课，以便为社会现状做辩护。即便这样意味着我们自己或是我们所属的群体会承担相应的损失，仍会选择这样做。正因为无意识的刻板印象总是能起到维护现存系统的作用，尽管约斯特的实验并非完美，但我们也能从中进一步推断出无意识刻板印象的破坏性。

约斯特收集的一系列证据证实，社会地位低的群体通过接受自我破坏性的偏见，让其在维持他们的不利地位中扮演了令人费解的角色。这样的例子在穷人当中也很常见，他们看轻自身的智力条件，因此认为自己不配享有和其他人同等的社会资源；亚裔美国人认为自己在数学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可是在公共生活中并没有担当领导者的素质；女人们认为自己不适合高收入的工作，因此不会提出加薪的申请，在薪资谈判的时候也会注意分寸；男人们认为自己不能完成看护工作，因此往往疏于照顾儿女或是不选择这类工作。

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刻板印象

为了使刻板印象在重要人生选择中的作用最大化，我们和布莱恩·诺塞克合作，共同测试大学生头脑中诸如“数学等同于男性”、“科学等同于男性”等刻板印象的力量。通过多种内隐联想测试，我们估测了被测试者将性别和几何、数学、化学、爱因斯坦等科学概念，或是文学、艺术、喜剧、莎士比亚等人文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速度及错误率。那些持有相对强烈的“数学等同于男性”偏见的女生往往对数学不太感兴趣。相比于这种偏见没那么强烈的那些女生，她们更不倾向将自己与数学联系在一起。“数学等同于男性”的刻板印象甚至还能够预测女性的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SAT）数学成绩，成见越深的人，数学分数越低。

诺塞克和他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搭档弗雷德·史密斯在数以万计的大学在校生和毕业生中做了广泛实验，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发现持有最强“科学等同于男性”偏见的女性选择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可能性最小，而持有相同偏见的男性最容易选择科学专业。在这项研究中，“性别——科学”刻板印象比有意识地表现出的“性别——数学/科学”偏见或是SAT数学分数，能更好地预测出女性对于科学专业的选择性行为。

这一切说明，刻板印象，特别是无意识的刻板印象，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和想法，还会对我们的选择和行为造成影响。

人们没有对“偏见影响行为”的观点产生质疑，但如果将话锋转向偏见的准确性及其起源的话，就会引发激烈的争议。2005年1月14日，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掀起了一场关于性别和数学的公开讨论，随后逐渐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提出，导致女性在数学领域表现相对落后的三个原因之一，是她们数学方面的天赋能力的欠缺。由于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持其他看法，一场激烈的全美范围内的大辩论随之展开。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不同的群体来区分其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将其用来证实这种区别的存在应该归咎于天赋不足。他们还提出，这种自然主义的谬误会使现状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2 000篇的社论和新闻报道参与了萨默斯的大辩论，但辩论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获胜方。

没有一项绝对的证据能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做出回应，不论是关于性别和数学、种族和运动能力、民族和音乐天赋，或是其他关于种族在不同能力和成就方面的差异。但是，找出不容置疑的相关性数据，不是没有可能。

我们知道，在环境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很多群体差异依旧相对稳定。这种现象至少表明，差异可能是由明确的基因差异造成的。以孤独症和与之相关的心理缺陷为例，在患这种疾病的人群中，男性患者的数量远超女性患者。20世纪40年代，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的这一比例约为4∶1。尽管最近这段时间，人们对于孤独症患者人数激增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患者的性别比例至今都毫无变化。然而，其他有关性别的差异却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其中，性别差异在数学成绩方面的体现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男生取得SAT数学测试高分的比例从10.7∶1下降到了2.8∶1。换句话说，10年前，男生在这一比例上的优势就是现在的4倍。两种性别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在短时间内迅速缩小的事实，对那些支持数学水平的差异源于男女基因差异的人来说，真的是让他们大跌眼镜。因为如果罪魁祸首真是基因差异的话，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克服。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这种差异在一些国家表现得较明显，在另一些国家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在其他国家则毫无征兆。如果数学水平的差异真是由男女基因导致的，那么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折射出不同的差距也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正常情况下，这种基因差异的现象理应有更为普遍的体现。

最后，在与同事布莱恩·诺塞克以及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利用34个国家的不同的被测试者对于“性别——科学”偏见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我们发现，当某个特定国家“科学等同于男性”的成见越强烈，也就意味着在此国家8年级的男女生之间在数学或其他科学学科的成绩差异越大。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性别——科学”内隐联想测试透露出的刻板印象越强烈，这个国家男生数学成绩超过女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首先，曾经风靡一时的两性数学水平差异近年来迅速缩小。其次，不同国家情况各异。并且，举国上下对“性别——数学”偏见能够影响全国上下“性别——数学”成绩。因此，男女数学成绩差异代表了天生的能力差异的观点遭受质疑。然而，即便在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的男女人数相当的情况下，这种差别的基因解释还是存在，只不过呼声不像之前那么高了。这是一种有趣的刻板印象，我们可以对此进行长期监测。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对人们来说，曾经存在这种刻板印象，将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第七章

“我们”和“他们”

不论我们有多么喜爱瑟斯博士，他的类比绝不是最微妙的。我们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史尼奇》（The Sneetches），以轻松、富有韵律感的短诗形式，刻画了刻板印象的特征。史尼奇是一种黄色的、长得像鸭子的禽类，它们分为两类——星肚史尼奇和光肚史尼奇。

星肚史尼奇认为它们天生高贵，它们拒绝与光肚史尼奇有任何关系，从不邀请光肚史尼奇参加野餐或派对；光肚史尼奇貌似对自己的低等地位也全盘接受，成天无所事事，对沙滩上的星肚史尼奇艳羡不已。和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史尼奇王国的等级制度也很森严，直到有一天商人老麦克猴出现了，它让这种以肚皮特征区分等级的制度平静地垮台了。

麦克猴邀请光肚史尼奇利用自己所创造的独创性机会——只花费很少的钱，就可以用打星机器在肚皮上印上梦寐以求的星星装饰。当光肚史尼奇从机器里走出来后，它们的肚皮再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很快，新晋星肚史尼奇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这样一来，惹恼了最初的那批星肚史尼奇，因为它们再也无法判断谁是小群体之内的、谁是小群体之外的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麦克猴此时再献新招：他的最新发明“除星机”，可以去除现在看起来廉价的标志，从而和新晋星肚史尼奇区分开来。当然，这种机器的使用费肯定会稍微高点儿了。在接下来疯狂的阶级战中，星星被反反复复地印上、除掉，使得星肚史尼奇和光肚史尼奇纷纷走向财务崩溃的境地。

直到星肚史尼奇和光肚史尼奇谁都不知道这个是哪个，那个是哪个，或者哪个是哪个，哪个是谁的时候。

在瑟斯博士的故事中，麦克猴钱袋满满，笑着离开了。他坚信史尼奇们永远都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但是他错了，在故事的结尾，史尼奇们终于恍然大悟，不论肚皮上有没有星星，史尼奇终究是史尼奇。

人类社会有朝一日也能如此开化吗？的确，我们在进化成社会性动物的过程中，既产生积极特征也产生消极特征，具体表现为合作和利他主义的倾向，以及冲突和暴力的倾向。在人类对抗其他种族漫长、血腥的暴力史中，我们似乎很愿意为以群体为基础的战争付出巨大代价。而这里的群体以宗教、种族、地理区划和其他稍有不同的烙印和地位作为武断的划分标准。我们密谋、策划、计划了群体内的战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有意识的敌意。但是，即使在群体内的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源于认知盲点的感受和想法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印迹”会如何影响人类和动物的行为模式？

当我们想要了解事物时，不论是神奇的音乐天赋、数学天赋，或者是险恶的癌细胞扩散的过程，我们必须试着从它们的最初阶段开始。事物的起源，例如单个细胞变化的时刻，能够教会我们关于它们本质的很多信息。这也是科学家们通过观察生命体的最初阶段来了解它们的成熟状态的根本原因。物种的“婴儿期”和“少儿期”因而变得十分有趣，从这两个时期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不加修饰的、不成熟的行为。这就为我们判断生物体为何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成长提供了判断依据。

20世纪中叶，澳大利亚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兹为小鸭子及其他雏鸟深深着迷，它们的依恋行为解释了天性与后天养育对生命体的影响。通过对小鸭子的研究和观察，洛伦兹发现了“印迹”现象。刚刚被孵化的小鸭、小鹅、小鸡，会本能地模仿自己遇见的第一个物体，通常情况下是自己的生母。洛伦兹对于它们生命的介入，给我们认识行为科学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群快乐的小灰雁不论走到哪儿都跟着他，而不是它们的生母。这些雏鸟被科学家或者说是科学家的雨靴留下了“印迹”，因为这双雨靴是它们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活动物体，而不是它们的生母。

洛伦兹发现的是一个内置机制，使得新生儿偏向于依赖并识别潜在的照料者——这个角色通常是他的母亲扮演的。“印迹”这一术语完美地契合了洛伦兹的研究，其意思为“打上烙印”。洛伦兹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很像打上烙印，这一现象往往出现在关键时期，这里所指的是刚出生后。最后，相比自己的同类，长大后的灰雁仍然更加喜爱洛伦兹，这说明早期的依恋是多么关键。

当然，我们也会提出疑问：雏鸟对于雨靴和独轮手推车（甚至是黄色大众汽车）的“印迹”怎么能够对我们理解人类群体带来启发呢？“印迹”是进化适应这一大背景下的重要章节。相比其他的适应过程，“印迹”独具智慧，因为它包含了求生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印迹”通过保证动物们早期依赖于能保护自己的照料者，帮助它们生存下来（在这一自然过程中，独轮手推车或康拉德·洛伦兹介入的可能性是十分小的）。同时，“印迹”也是十分盲目和愚蠢的，只要在刚孵化后便出现在它们面前，这些家禽甚至会跟着一个手雷。尽管依恋总的来说无法避免，正如读者刚才所见，动物产生依恋的对象并不一定是自己的生母，而是无条件地接受环境所提供并反复呈现的一切。

洛伦兹最初相信“印迹”是伴随一生的，并只在关键阶段有效（特指被孵化14个小时或16个小时之后）。近来的“印迹”研究证实了这一过程的存在不容置疑，并且证实它拥有更多的灵活性以及更小的不可逆转性。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会受到新生儿视觉刺激的促进，也会对他出生前的听觉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以下是40年前的一项实验：区别于其中一窝小鸡，在另一窝小鸡即将出生前，反复播放一个200赫兹的音调，类似于钢琴曲中比中央C低一点的G大调。在两窝小鸡出生的时候，分别用两只喇叭播放200赫兹和高三个半八度的2 000赫兹的两种音调，出生前对200赫兹音调颇为熟悉的小鸡会奔向那个喇叭，剩下的那窝小鸡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向性。

时刻准备着偏向熟悉的事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根本特征。这点也是依恋、吸引力和爱情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现象对人类的最初状态以及之后的人生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对婴幼儿时期形成的依恋反过来影响我们今后划分熟悉和陌生事物的界限，又了解多少呢？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划分之后，我们会以此为依据划分自己是否应该对他人产生依赖和认同。

当然我们很清楚，人类认知一旦形成，会在今后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会决定我们对朋友、邻居、亲戚甚至球队的爱意，也能决定我们对异类甚至具有细微差异的群体的冷漠。例如，几百年来，无数人为宗教这种群体的认同感献出生命，他们都抱有自己所属宗教为尊的信念。然而，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以色列出生的同民族的人，最后很有可能信仰犹太教；同理，沙特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印度人信仰印度教。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身份的认同开始一成不变了呢？或者它们本就是固定不变的吗？动物行为学家仍在试图理解“印迹”现象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的，并且在何种情况、何种程度下相伴动物一生？鸟类及其他动物的“印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类的行为。即便如此，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过程，因为人类婴儿身上体现的“印迹”与其他动物幼崽不甚相同。有一部分原因是，人类新生儿降生之时的各方面状态、机能都没有雏鹅和雏鸡成熟。例如，大脑的发育状态有待完善，运动技巧也相对有限。由于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发育如此不成熟，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可塑性比任何一个物种都强。因此，相比其他物种，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更少的固定性和永久性。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偏见有诸多助益。我们从中能够得出两个结论：我们和包括水禽在内的其他很多生物类似，会形成依恋；同时，人类行为模式中包含的灵活性也和其他生物大大不同。

婴儿的偏好与选择行为

我们知道，婴儿能够辨别熟悉和陌生的事物。出生之后，他们能够从音调、音乐和故事中辨别出哪些是在妈妈子宫里时听过的，哪些是出生以后第一次听到的。即使是刚出生几天或几周的婴儿也能区分自己的母亲和陌生人的声音，并且相比其他人，他们更渴望看见自己母亲的面孔。如果他们最初的照料者是女性，他们就会更加渴望看见女性而不是男性的面孔。在3个月大的时候，相比属于陌生种族的人，他们盯着与自己同属一个种族的人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是不会有种族歧视的，但后来他们学会了喜爱和偏好，并且是在出生后没多久就学会了。就像初生的小鸡会对熟悉的音调做出反应，婴儿一来到这个世上就随时做好准备形成偏好，这其中包括他们所表达的复杂的社会性偏好。熟悉感似乎总是他们表达偏好的基础。婴儿总是易于被之前接触过的感官信息所吸引，对这些信息的偏好会比不熟悉或者陌生的图像、声音和其他感官信息要强烈。

一旦产生熟悉的感觉，就会促进其在此基础上获取新知识。例如，如果婴儿时期的照料者为女性，那么相比两名男性的面孔，他们更容易区分两名女性的面孔。这种在认知上区分从属于熟悉群体的两名或多名成员的能力同样延伸到了种族这种社会类别上：相比于其他种族的面孔，9个月大的婴儿更容易区分与自己同一种族的人的面孔。这种识别能力也有不好的一面，它成为我们成人所熟知的令人好奇的认知错误的基础，即人们普遍认为其他种族的人的长相（甚至行为）都大同小异。正因为这样，很多美国白人会觉得东亚人都长得差不多，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无法正确区分自己不熟悉的类别的成员，是心理学中有所记录的现象，其专业术语是外群体同质性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

但是，也有不可思议的证据能证实这种技巧的灵活性。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白人婴儿很难区分黑人或者亚裔人的面孔。然而，法国两名发展心理学家表示，让婴儿接触3个外群体面孔就能加强外群体敏感性（如果是白人婴儿的话，需要接触3个亚裔人的面孔）。即使是这么细微的一种介入行为，似乎都足以拓展他们识别面孔的能力。我们现在理解，婴儿的大脑随时准备好锁定以熟悉为基础的偏好，同时，也随时准备好接收新信息从而拓展偏好。

研究婴儿的偏好，研究者必须设计出衡量行为的标准，因为婴儿还不会说话。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婴儿盯着某个物体所花的时间长短。但是，这种衡量方式还需要通过解读才能帮助我们正确判断婴儿的想法，这不是简单的功课。例如，如果一个婴儿面前站了一排女性，紧接着出现了一名男性，那么他会花更长的时间打量陌生男性，这表明婴儿能看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但并不能表明他偏好或是喜欢哪一方。

在这种情形下，吸引婴儿注意力的仅仅是新奇的事物，而不是偏好。而且，即使当男性和女性的面孔同时出现在他面前，他花更长的时间看其中的一个人，我们同样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到底是因为更喜欢其中一个人才看得更久，还是因为其他因素吸引了他的注意。

尽管作为判断婴儿偏好的信息来源有一定的局限性，婴儿看某种事物的时长，直到最近都属于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证据之一。但是，新的衡量方法让我们能更加自信地评定月龄较大的婴儿的真正偏好。在他们到了能够抓住物体的阶段，通过他们选择物体的形式，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偏好做出判断。莉斯·史培基和她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在一系列实验中测试了婴儿会从两人之中的哪个人手里将玩具拿过来。芝加哥大学的凯蒂·金茨勒教授设计了一项实验：为刚满10个月大的美国婴儿和法国婴儿提供两个同样有吸引力的玩具，一个在说英语的成年人手里，而另一个则在说法语的成年人手里。利用这个简单的衡量方法，研究者发现，美国婴儿更喜欢从说英语的人的手中接过玩具，法国婴儿则恰恰相反。和我们之前描述的雏鸡一样，婴儿更喜欢自己熟悉的声音。

这种对于语言和口音的偏好研究证实了，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群体容易产生偏好的倾向性在婴儿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并且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熟悉感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性毫无疑问具有求生价值，这样一来婴儿就能与和他相像并且更有可能保证他安全的人结盟。这说明，即使在刚出生的几个月里，婴儿也未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他们起初通过类似更愿意从谁手中拿东西的简单形式区别对待“像我的”和“不像我的”。但是，婴儿们迅速发育的大脑以惊人的速度吸收新的知识储备，每一次交流都像一块积木，不断强化基础，直到有一天在这个基础之上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我们为这种基础取名为“认知”。即便每个个体都拥有其独特性，认知却与“我们”从属于某一群体的特征紧密相关，从而让“我们”区别于“他们”。

儿童与他们的“性别俱乐部”

在成长的不同节点，一个孩子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女性、爱尔兰人、中产阶级、眼睛是棕色的，并且体格健壮。我的一个同事注意到，在儿童时期，每每提及自己有8个兄弟姐妹时都会有人问：“你是天主教徒吗？”她援引这个经历说明自己对群体研究产生兴趣的原因。那些口音浓重的人肯定经常被问道：“你是×××的吧？”一些群体认知会逐渐形成，并且能够自由选择。例如，只有当数次经历证实你所擅长的技能是该群体身份认知的基础时，你才能将自己看成是运动员或者学者。其他用来区分“我们”和“他们”的标准会突然出现，不会给人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回忆说，当她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另一个小伙伴过来问她“我能舔你吗”，因为很明显她是“巧克力”做的。就在这个瞬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其他小朋友的区别。

表面差别——肚皮上的星星、皮肤颜色以及说话的声音——刺激人们开始拥有识别共性和差别的能力。一旦语言开始起作用，仅仅依靠文字的力量就能迅速给群体打上身份的烙印。

最近，哈佛大学的安迪·拜伦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运用语言确定身份的现象。在实验中，他在一群3~5岁的儿童面前分别展示了两组卡通人物的图片，其中一组是紫色的，另一组是红色的。一组卡通人物专干坏事，例如破坏玩具或是引发撞车事故；而另一组卡通人物总是做好事。如果这些小朋友只是看到它们的颜色差别和行为性质的差异，他们不会单凭这些信息来为卡通人物定性。但是，如果给这两组卡通人物分别取名（一组叫“Nifs”，另一组叫“Lups”），他们就会很快学会辨认哪一组是好人，哪一组是坏人。换句话说，在这个年龄段，两组卡通人物的外貌特征（紫色和红色）并不能自动成为儿童判断群体身份的线索。然而，一旦这个群体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称，儿童就能意识到两组卡通人物之间的差异，并且能意识到它们拥有不同的群体特征。这就是一切刻板印象的开端。

性别是将自己归为某个群体的坚实基础，儿童最先学会辨认的社会类别就是男性和女性。在近期一项实验中，一群3岁大的男孩和女孩并排坐在显示器的前面，屏幕上会显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脸，并且分别和孩子们从未见过的某种新奇食物共同出现。视频中的男孩说：“我是本，我喜欢辣薯条, 辣薯条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女孩说：“我是贝琪，我喜欢苦曲奇饼，苦曲奇饼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接下来，实验者会让看过视频的儿童回答：“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辣薯条还是苦曲奇饼？”

克里斯汀·舒特通过做其他类似的实验，观察群体身份对于塑造儿童喜好的影响。如果吃辣薯条或是苦曲奇饼的群体识别标志（其他实验中的识别标准还包括黑人或白人、年长或年轻）对于观看视频的儿童来说并不重要的话，他们就会随机地选择其中之一。然而舒特却发现，在性别实验中，65%的男孩选择了本（而不是贝琪）爱吃的食物；女孩则更加明显，85%的女孩选择了贝琪喜爱的食物。但是，他们却无法意识到自己做出这些选择偏好的原因。当被问起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辣薯条或者苦曲奇饼的时候，得到的一个典型回答是“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典型答案是“因为我很喜欢它”。

舒特的实验说明，儿童们表面看起来的自由选择其实受到了属于同一性别“俱乐部”的其他成员的极大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其他“俱乐部”，例如相同年龄的群体，貌似也会影响他们的选择。

如何解读这项证据呢？是应该为之感到欣慰还是不安呢，这另当别论。这么早的人生阶段就开始让“我”和“她”的差异决定自己对于食物、玩具和服饰的喜好，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答案取决于我们有多看重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对于认为以性别（或是其他对行为模式造成影响的群体）为基础的模仿是自然合理的人来说，学会行为指令的必要基础是促进社会正常发展的引擎。这是一种保持社会传统运行的合理方式和必要条件。另外，对于那些认为每个个体有必要保证独特性的人来说，人们并不是由自己所属的群体来定义的，匹配群体特征的行为令人担忧，缺点是盲目的模仿限制了选择的自由，导致个体和其所属群体都没法充分挖掘自身潜力。

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舒特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父母都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选择同性别儿童偏爱的物品而感到困扰。事实上，这种模仿行为令他们感到安心。然而，在观察种族选择匹配的实验中，父母们就没有这么积极乐观了。当白人孩子选择其他白人儿童偏爱食物或者玩具而不是黑人儿童喜欢的食物或者玩具时，家长会觉得很尴尬。（请记住，这个实验是在马萨诸塞州进行的。这里是政治氛围自由的“剑桥人民共和国”，家长在努力使孩子受到良好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努力培养孩子养成种族平等的观念。）

这种在性别共性和种族共性实验中的态度对比，是颇为有趣的——身份对于选择的影响并不是平等的。我们在看到自己孩子的选择受到某类身份识别特征影响的时候，不但表示接受，而且感到颇为欣慰，这其中就包括性别匹配。但是，鉴于文化和社会背景，当孩子们进行种族匹配的时候，家长就会表现出沮丧（并且会想方设法为这些行为开脱）。然而，这两种匹配行为在塑造孩子喜好和选择的时候同样重要，并且同样能够决定孩子成年后的机遇和成就。

“最小群体”实验的重大发现

认识到种族身份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读者应该能回想起布伦特·斯蒂博（黑人）曾经以口哨吹维瓦尔第音乐的方式来打消路人的疑虑。涉及种族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法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黑人和白人都会倾向于越来越害怕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交往。纽约大学的伊丽莎白·菲尔普斯在实验室做了一项研究，分别给黑人和白人展示两张照片，照片上分别是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的面孔。为了使实验对象对这两张图片都产生害怕的条件反射，两张照片出现的时候，都会对实验对象进行可以承受却会感到疼痛的电击（电击的强度由实验对象自主选择）。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这是经典的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的标准实验方式。符合预期的是，研究者成功地制造了实验对象害怕的条件反射。与看到的其他图片相比，受到电击时看到的两张图片，会让他们的手心出更多的汗。

研究者想要探究在展示这两张照片时并不对实验对象进行电击的情况下，这种害怕的反应会持续多久。他们同时也调查了实验对象自身的种族是否会对结果造成影响。用经典条件反射实验的语言来说，就是研究消除害怕反应的难易程度。

研究者发现，消除美国白人对白人面孔的恐惧要比黑人面孔容易得多，美国黑人则恰巧相反，他们更容易从对黑人面孔的恐惧中恢复过来。这说明，即使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在实验中受到电击，人在真实情况下的行为）对两个种族的人产生了恐惧，白人和黑人都会从对自己所属种族的恐惧中更快地恢复。

从这个发现中我们可以推测，持续负面的种族联系也会在社会和职场中造成影响。想象一个曾经和白人下属有过不愉快经历的黑人经理，他会发现即使没有其他事件的发生来加深他的不良印象，对于白人职员的厌恶和不认同感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正如菲尔普斯实验室中的评论员所指出的，这个实验结果表明，同种族者的恐怖行为会比不同种族者的类似罪行更容易被人们忘却。

即便这种负面反应的持续效应有其存在价值，这也是一种相关度不高的反应。在现代社会，友谊、合作、生意和经济网络使整个世界相互依赖，我们的幸福、繁荣、效率甚至是存亡，都取决于超越种族的界限寻找盟友的能力。

很容易看出，我们的种族身份和性别身份一样具有深远影响。然而，我们形成群体身份的基础竟然建立在细微到令人发笑的差别上。1970年，社会心理学史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发现，是由英国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做出的。由于对人们的群体身份如何导致歧视很感兴趣——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指的是为自己所属的群体提供更多的资源，而从另外的群体剥夺更多的资源。他和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他们通过告诉实验对象他们生来就是“高估者”或者“低估者”，从而创造了最有限的群体特性。他们究竟高估或低估了什么呢？一个任意图案中圆点的数量，没错，就是这个。

事实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者被随机贴上了“高估者”和“低估者”的标签。为了进一步保证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友谊或者冲突，研究人员在之前确认过不管是同一组人还是两组人之间都没有任何交流。事实上，研究人员只向参与者提供了那些与他们在一项电脑任务中得分接近或有差异的参与者的标识号，使得这个群体的身份建立在最薄弱的共性基础之上。

尽管造成这种差异的基础毫无意义，泰弗尔却发现这两个群体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偏见，表现为给自己的群体成员分配更多的资源。

即使是我们这种年复一年教授这些知识的人，也会被泰弗尔关于最小群体识别动力的发现所震撼——这其中甚至包括他本人。他的实验结果表明，群体识别真正厌恶的是“空缺”。创造一种任意的个人——群体联系，找出欠缺这种联系的人，“我们”与“他们”的心理偏见就会产生。因此，就这样划清界限，而不管这种界限的依据是否合理，歧视也随之产生。

这类最小群体的第一个实验表明，群体成员不只会为自己的小群体分配更多的资源，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会在对自己毫无好处的情况下，愿意为使自己的群体能得到资源而付出代价，从而将“我们”和“他们”的差距最大化。这种在集体和利益中牺牲自我的行为，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了。

在这一重大发现出现之后的几年，几百个实验加深了对社会身份的理解。一个蓬勃发展的团体正试图理解为何个体能够如此轻易、完整地与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兴趣促使我们观察与我们相近和不同的两种人做出的中立反应。

大脑是否在乎“我们”和“他们”的差异？

脑成像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社会认知有着重大影响，它帮助研究者了解大脑如何区分“我们”和“他们”，同时了解社会认知如何更广泛地代表其他人的想法。在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的贾森·米契尔分别展示了约翰和马克这两个年轻人的照片，然后请哈佛大学的本科生根据照片及所附文字说明描述自己对两个人的印象。以下是照片所附的关于两个人的描述：

约翰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敬畏宗教，政治观点激进。他无法理解小布什怎么能当选美国总统。除了对学术兴趣浓厚外，约翰平时也会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比方说2012年，他参加了校内体育活动，还在学院委员会帮忙。毕业之后，他计划在攻读硕士学位之前休息一两年。最后，他希望做一份充实而有收获的工作。

马克是一名传统的基督徒。过去4年，除了在中西部大学校园里参加各种祈愿仪式，他每个星期日都会去教堂。基于他的宗教信仰，他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在上大学期间，马克在校园里是一个共和党联合兄弟会的积极分子，通过一系列基于信仰的筹款活动帮助小布什参选筹集资金。毕业以后，他希望能够尽早地安定下来，组建自己的家庭。马克希望自己的收入足可以使妻子安心在家做全职太太。

看完这两段描述之后，学生们接受核磁共振仪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成像处理，同时回答了关于约翰和马克的一系列问题。以下是他们被问到的两个典型问题：

你认为约翰期待回家过感恩节的可能性有多大？

你认为马克觉得欧洲电影比好莱坞电影拍得好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们大多数人会理所应当地推测，回答约翰这个问题所动用的神经元应该和思考马克那个问题的神经元相同。但是，实验结果表明，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其实，大脑在思考有关其他人的问题时会使用两组神经元，究竟启用哪一组，取决于我们认同他人的程度。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主要是崇尚自由主义的东海岸学生，他们更加倾向于认同约翰而不是马克（这得到了之前一个测验的证实）。那些认同约翰的人，在想到约翰的时候会启用用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腹侧区域的一组神经元，在想到马克时则会启用另外一组位于内侧前额叶皮层背部的神经元。

在同一个大脑中，这两个不同区域的差别看起来并不是毫无规律的。之前在达特茅斯大学进行的另一项实验中，我们得出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腹侧区域被更加频繁地运用于与我们自己有关的思考而不是他人的。然而，米契尔的实验则说明，当我们猜想那些与自己类似的其他人会怎么做时，同样会利用这片相同的区域。心理学家把这种大脑活动叫作对其他人思维的模仿。但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当我们认同其他人时，才会利用大脑的这个区域来思索与他们有关的问题。

由于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大脑思考的不同区域取决于思考对象是谁，以及自身对于此对象的认同程度，因此，这个实验结果和之前我们所探讨的儿童群体身份对于他们发挥潜力的限制一样，存在一些潜在的令人不安的影响。例如，法官必须例行公事地做出关于他人的判决，这其中有一些人与她的性格特征类似，另外一些人却和她的性格特征截然不同。当她分别思考一个经历婚姻危机的职场女性（与自身类似），和一个经历类似情况的职场男性（与自身不同）时，怎么会考虑到她所启用的不同神经元对自己的判断造成的影响呢？

因为没有任何的生理感觉能让她意识到自己思考不同人时会运用大脑的不同区域，她也就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有选择性的神经活动会怎样影响她的决定。例如，如果涉及职场男性和职场女性时，对于这两个人的认同感是否会对她的判决产生影响呢？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

裁缝的手与耶鲁教授的手

研究最小群体认同的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之所以会对偏见心理学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作为一个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他在大屠杀中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直系亲属。战后，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化学专业，转而投身心理学的研究。虽然他对于歧视的最初兴趣是被纳粹分子的犹太人种族大屠杀所激发，他明白即使在最脆弱的条件下也可以建立“我们”和“他们”的认同感；他也明白，即使以牺牲他人群体为代价获取自身群体资源分配利益的形式可能比希特勒的做法要微妙得多，也会使被歧视人群付出巨大代价。

马扎林一个前同事的例子，给相同群体资源分配的问题带来些许安慰。20世纪80年代，卡拉·卡普兰是耶鲁大学美国文学课程的助教。她是一个大约30岁的严肃学者，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她非常热衷于缝纫。当她在做针线活儿的时候，可以全身心投入，仿佛去了自己创造的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一天晚上，当她正在厨房里洗水晶碗的时候，碗一不小心从她的手中滑落。她试图接住碗，可碗还是掉到水池上打破了。锯齿状的碎片划破了她的手心到手腕的位置，鲜血溅了一地，她的男朋友帮她包扎后，急忙出门开车将她送到耶鲁大学附属医院纽黑文医院的急诊室。

在急诊室里，卡拉的男朋友对值班的住院医师说，缝纫对卡拉来说非常重要，他很害怕这次受伤会影响她继续缝纫。医生似乎明白了这种担忧，表示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很快就能将卡拉的伤口缝合。

正当医生准备为卡拉的手进行缝合的时候，一名在此工作的学生志愿者认出卡拉并惊呼：“卡普兰教授，你怎么在这里啊？”他的这句话似乎打断了医生的缝合工作。他说：“教授？你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吗？”几分钟后，卡拉发现自己躺在轮床上，正在被送去医院外科门诊的路上。医院召集了康涅狄格州最好的手外科医生，这组人用数小时的时间努力治疗卡拉的手。后来，卡拉的手完全康复了，她可以像之前一样打字、缝纫，以及做其他任何事。

这个例子可能表现得并不明显，但你能从卡拉在急诊室中的经历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吗？当马扎林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时，明显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偏见的复杂性让她不知所措。这里的歧视行为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这是一种提供帮助而不是造成伤害的行为。这一行为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所引发的，它激发了医生对患者的群体认同，从而将一个满手是血的裁缝转化为一个同属耶鲁大学群体的同事，如此一来，卡拉突然配得上精英待遇了。

最近，当我写信向卡拉求证这件事时，她详细地描述：“突然，他们叫来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手外科专家，态度180度大转弯。做一个裁缝，并不需要他们尽力修复我的右手大拇指神经。但是，作为耶鲁大学的教授，我就有资格接受这个昂贵而复杂的手术了。”

如果卡拉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花呢夹克走进医院，口袋里还露出一支烟斗，那么她的这只手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了。这样也完全不需要任何学生志愿者来激发群体认同了。

也许因为我们只是这个故事的远距离旁观者，才能从给耶鲁大学教授比给区区一个裁缝更多的照顾中看到道德妥协。对于大多数近距离的观察者，医生的行为可能看起来非常值得称赞，因为他们给一位会创造更多价值的病人提供了很好的照料。如果说的极端一点儿，团体之间的歧视行为逐渐从公开的攻击性行为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帮助团体内成员的日常行为。

裁缝卡拉被不合理的行为歧视。请读者们看一下我们在后面附录一中描述的实验结果——这些是从20世纪70年代大量研究帮助行为的实验中得出的。这些研究表明，美国白人一贯比美国黑人更容易得到帮助。在这些研究中，对美国黑人唯一造成伤害的是无所作为的后果——缺乏他人的帮助，这就导致经常受到帮助的白人比黑人更占优势。我们可以称之为隐性歧视，这和卡拉手部手术的故事所体现的歧视一样，是隐藏的。由于在决定帮助哪个人的过程中，歧视不会自动显现，因此很难被发现。这一系列行为是依次发生的，它使其中一个人得到帮助，隐性偏见也不再隐藏在我们的认知盲点之中。事实上，卡拉的故事涉及的“我们”和“他们”至少从4个方面来说是隐性的，其中有两个符合我们一直以来所定义的隐性偏见——持有偏见的人对此一无所知。

首先，对急诊室的医生来说是隐性的，他基本上对自己对耶鲁大学教授抱有隐性偏爱的事实一无所知。其次，对医生来说还是隐性的，因为没有造成任何明显伤害，所以他很难察觉到，自己在面对两种帮助对象时选择救治耶鲁教授卡拉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行为。

再次，医生的行为没有使任何人受到伤害。卡拉作为唯一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在他人揭示她的耶鲁大学教授的真实身份之后，她得到了帮助。最后，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明显的弱势群体，只有被简单定义为那些没有受到同样特殊对待的人。

卡拉的故事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揭示有所作为的行为，还在于揭示不作为的行为。我们因而可以拓展隐性偏见的运作方式。这样也会使我们看清，不作为的人群和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医生，都是相信助人为乐是美德的好人。至少我们能看出，这位医生是一名有责任感、有同情心的专业人员，他并不是有意识地歧视裁缝卡拉。然而，他确实存在着歧视行为，并且如果卡拉作为群体内成员的身份没有被识别出的话，这种行为差一点儿就对卡拉的手造成了伤害。

我们从卡拉的故事中吸取的教训是，即使是看起来最善意的歧视——帮助群体内成员——对于群体内及群体外成员来说都有重大影响。作为心理学家，我们从中认识到，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研究隐性偏见，寻找针对外群体的否定性和敌意的表达方式，细数烧毁外群体教堂和寺庙的数量，我们就无法看清让隐性偏见保持现状的更加普遍的方式——剥夺社会最底层人们的资源，用来供给权贵。这也就是星肚史尼奇总能比光肚史尼奇得到更多好东西的原因。

大多数情况下，作为群体内成员得到的好处都是无形的。这可能也是处于主导地位或多数派群体成员往往在得到的好处被指明时显得尤为惊讶的原因所在。盲点不仅能庇护偏见，也能庇护特权。这样一来，不论是歧视者或是被歧视者，不论是给予特权者还是享有特权者，都意识不到歧视行为的存在。因此，任何为了刻意达到平衡的努力都遇到类似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八章

终极目标

——消除盲点、隐性偏见与歧视行为

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提供了一项绝妙的服务，这是在数字化时代颇受欢迎的副产品——为旧书制作电子书。近来，安东尼提出为一本珍藏了40年的旧书的某个章节制作电子版本的要求。当电子文档做好以后，他发现书的偶数页每一行最右边的一个或两个单词都不见了。安东尼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心理学系管理员，并提出更正申请。当天晚些时候，带着同样问题的书回到了他的手中。他再次将书退回，并对同样问题的存在表示惊愕——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书第三次回到他的手中时，每一页都得到了修正。

由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好奇，安东尼想去管理员办公室探明问题的症结。原来是复印机的智能特性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章节每一页的页边距都应该是相同的。然而，这本需要制作电子版的书的奇数页和偶数页的页边距却是不同的——偶数页正文比奇数页正文的位置更靠右。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新建一个偶数页和奇数页页边距相同的纸质文档，再以此作为制作电子文档的基础。

发现这一现象的管理员揭示了事情的真相：“窍门就是要比机器更聪明。”这种超越机器智能的主意抓住了我们想要迎接更大挑战的精髓：使人脑比存在于其中的认知错误更聪明。我们能利用反省思维设计出技巧，从而用来摆脱自发思维引发的无意识的结果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比带有隐性偏见的机器更聪明吗？

乐团如何才能招募到最优秀的演奏家？

1970年，美国只有不到10%的主要交响乐团的乐器演奏家是女性，并且女性人数不足新招募演奏者的20%。不少人认为，这不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中，相比女性，男性本来就在音乐艺术鉴赏方面天赋异禀。这对于任何熟知世界顶级音乐大师的人来说显而易见，里赫特、戴维·奥伊斯特拉赫、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帕布罗·卡萨尔斯、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格伦·古尔德和弗里茨·克莱斯勒都是男性。

或许又不是。男性在乐器演奏方面所取得的艺术造诣的主导地位，可以看作认可、鼓励、促进男性天赋的文化产物，而不是自然的恩赐。但是，这种观念直到40年前才出现。那个时候，女权运动成为美国重要的文化力量，使得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受到关注和质疑。假如波士顿交响乐团想要招募最好的长号乐手，他们真的会挑选最才华横溢的人吗？如果不是，交响乐团如何保证他们在挑选最好的音乐家的时候能够避免认知盲点呢？

根据长久以来的传统，交响乐团申请者会在选委会面前试奏。选委会是由从交响乐团中选拔出来的行家组成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几家主要的美国交响乐团试验了一个新的招募程序，在选委会和试奏演奏者中间放置一面屏风，从而使评委只能听见演奏而看不到演奏者。采用这种新程序，并不是因为怀疑女性受歧视，而是为了避免师从一小部分有声望的音乐家的学生受到优待。

接下来的20年出现了有趣的证据。自从采用了盲听的招募方式，主要的交响乐团的女性成员比例增加了一倍——从不足20%增加到40%。回顾过去，很容易看出“音乐演奏家等同于男性”的刻板印象是一个无效又有效的认知错误，它破坏了交响乐团选拔最优异音乐家的能力。将盲听引入交响乐团招募程序凸显了两个关键点：第一，他们进行了实验。很少有专家能够如此不自信以至于对自己进行测试。第二，处理方法简单且成本低廉——只需要一块布料。为了避免这个特定的认知错误，需要意识、加以完善的欲望以及方式，而不需要复杂、高昂代价的方式。

毫无疑问，盲听是一个启发人心且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法——摆脱了交响乐团招募过程中“音乐演奏家等同于男性”的刻板印象。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在其他情况下同样有效的类似策略。例如，高中或大学老师在给学生的论文评分的时候，经常不知道学生的确切名字。任何文字形式的测试评分者都可以在不知道被测评者名字的情况下打分。

不巧的是，这种盲式测试策略在大多数涉及雇用决定和成绩评估的工作情况下都不大可能。求职者提供的简历能把名字去掉，但是还存在其他可能揭示性别的必要信息。例如，求职者是女子足球队队长的信息就会泄露她的性别，即使将姓名模糊化，人称代词也会在推荐信中反复出现。

并且，在大多数的雇用情形下，必定很难免去面试求职者的环节。当需要评估雇员的工作绩效时，没有什么办法能对主管隐瞒被评估者的身份。同理，盲式测试策略也不能在大多数认知错误可能导致偏见的情形下使用，例如医疗、司法、房屋买卖，这些无一不涉及面对面的交流。医生不能在见不到病人的情况下进行诊断，法官和陪审员也不能对匿名及不可见的被告做出判决。即使在数字世界，不亲自造访，人们也很难对现成的公寓及住房有所了解。如果房屋卖主及租房者不了解买主及租客的身份，交易行为最终也很难完成。技术使获取任何人口的统计信息比任何时候都容易。只要掌握姓名，电脑查找使获取个人信息变得易如反掌。

认知错误能被消除吗？

尝试超越认知错误，还不如采用解决计算机程序错误的方法——只需在识别它们之后将其消除。不幸的是，消除造成隐性偏见的认知错误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方式。

了解消除认知错误的难易程度的过程，就像坐云霄飞车。20世纪90年代，当内隐联想测试刚刚兴起的时候，马扎林和安东尼进行了大量测试。当测试结果揭示出我们并不希望拥有的联系时，我们感到沮丧；当反复进行相同的实验后发现测试结果基本保持不变时，我们感到更加沮丧。意识到隐性偏见的存在，并不能帮助我们消除它们。至少，在不断进行测试的过程中，没有看到任何转变。早期内隐联想测试的经历使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能被内隐联想测试测量出的认知错误是否无法改变。

就在我们对无法消除隐性偏见感到沮丧之时，其他研究者已经开始对他们设计出来的新程序进行测试。这些程序旨在削弱甚至消除被内隐联想测试检测出来的认知错误。首开先河的是名为尼拉贾娜（布琼）·达斯古普塔的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其在职业生涯早期曾与我们共事过。

布琼设计了一个创新的实验室实验，其中用到20张著名的美国面孔。实验旨在调查如果实验对象在一开始完成的任务就涉及10个备受尊敬的著名美国黑人面孔，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的无意识的白人偏见是否会减少。这些黑人面孔包括：马丁·路德·金、科林·鲍威尔、迈克尔·乔丹、丹泽尔·华盛顿及比尔·科斯比等。每个人都有两个标签选项，评价都很正面，但是一个是正确评价，一个是错误评价。布琼要求实验对象们分别辨认每张面孔的身份。例如，科林·鲍威尔的照片拥有“美国国防部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两个身份的选项。这10张美国黑人的照片中穿插着10个臭名昭著的白人的照片，包括：连环杀人犯杰夫瑞·达莫、泰德·邦迪、查尔斯·曼森、泰德·卡辛斯基以及大屠杀凶手麦克维等。每张白人面孔同样有两个标签选项，都是极端负面的。例如，卡辛斯基的两个选项分别是“利用书信炸弹杀人、伤人的智能炸弹客”（正确选项）和“被证实有罪的恋童癖者”。在对20张照片分别做出两次选择——为保证充分接触——之后，实验对象紧接着完成了种族内隐联想测试。

基于自己的内隐联想测试分数很难驾驭的事实，安东尼始终对变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对布琼实验的成功深表怀疑的他，甚至还拿出5美元打赌，最后服输。在看过10张令人尊敬的黑人面孔及10张令人生厌的白人面孔后，相比那些实验前对令人尊敬的美国白人照片和花卉或昆虫进行对比的实验对象，这些研究对象的确表现出了较弱的“白人等同于好”的自动联想。

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布琼进行了另外一个实验，其中的研究对象见过10位受人尊敬的老年人的照片，其中包括：特蕾莎修女、沃尔特·克朗凯特、埃莉诺·罗斯福以及爱因斯坦等。结果也是类似的。在内隐联想测试中，见过受尊敬的年长者照片的实验对象，比那些见过受尊敬的年轻人的照片的人，表现出较弱的“年轻等同于好”的自动联想。这些实验结果很快就改变了我们关于隐性偏见的可塑性及消除认知错误可能性的想法。

布琼进行实验的同时，其他几个实验室的研究者同样在用简单程序寻找隐性态度或偏见被转变的可能。例如，在科罗拉多大学，艾琳·布莱尔请大学生进行一项简短的想象测试，让他们花几分钟时间想象一个强大的女人是什么形象，她为什么可以被称作强大，她擅长做什么，她有怎样的爱好，以及喜欢怎样的活动。这个简单的心理练习有效地减弱了“男人等同于强大”的刻板印象。对比不同实验对象进行各种心理练习之后的内隐联想测试结果，能够证实这一结果。

科学的魅力此刻就体现在人的思维能被研究证据改变上。我们起初认为改变现有的自动联想需要长时间艰辛努力的想法，现在亟须改变。数据显示，隐性偏见认知错误能被较小的干预行为削弱。同实验中一样，重复进行适度干预可能是消除认知错误的方法之一。

我们经常被问道，想要避免自己的隐性偏见，需要采取哪些步骤。马扎林提出了一个步骤。越来越多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思维的可塑性，受这些结果的启发，同时希望消除自己的认知错误，马扎林为电脑设置了一个屏幕保护程序——能够呈现人类多元化的图片。她认为这些图片能提醒她整个世界的多元化，而不是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日常打交道的少数人身上。同时，她也很偏爱反刻板印象的图片。矮小、谢顶的高级执行官是她最喜欢的反刻板印象的图片之一。还有一张图片出自《纽约客》杂志封面，画面中有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在给婴儿喂母乳。她的目标是建立与刻板印象相抗衡的自动联想，并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及媒体曝光，不断强化这种自动联想。

在布琼研究之后的十多年内，有很多类似的实验持续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始终如一的结果让人感觉前途光明，我们必须在得出如何科学地消除隐性偏见的结论前，设立一个高标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可信证据能表明在这十多年的实验中采取的干预方法能够促成持久性的变化。通过内隐联想测试发现的对自动联想最具持续性改变的是一个长达3星期的治疗方案，这个成功的实验是用来缓解蜘蛛恐惧症的。疗程结束后一个月，还能测出对于蜘蛛的恐惧程度有所减弱。

我们现在推测，应该将布琼、布莱尔及其他人在研究中观测到的变化理解为弹性变化。就像拉伸橡皮筋，在这些实验中被改造的联想有可能很快就能回到它们最初的状态，这种弹性变化是必然的。这种对认知错误的抑制是十分有效的，但它不能和消除认知错误画等号。

还有很多鼓舞人心的发现。布琼发现，当女大学生长时间接触女性教职工后，会加强她们的“女性等同于领导”及“女性等同于数学”的联想。学习更多由女性教职工教授的课程对于削弱刻板印象起到了最显著的作用。在一项尚未公布的由威斯康星大学进行的研究中，帕特丽夏·迪瓦恩对一种多组成训练程序进行了测试，目标是减少内隐联想测试中对白人的种族偏好。她发现偏好减少的效应一直持续到测试结束后的第6周。即使这是一项非常有前景的工作，但我们发现认知错误还是异常顽固。

至少在现阶段，为认知错误找到替代方法看起来还是很有必要的，因此，让我们回到超越机器智能这一方法上。超越的可能性比消除的可能性得到了更广泛的验证，特别是用来应对顽疾上。例如，应对疟疾的超越策略包括使用防蚊网及对携带病毒的蚊子进行消毒等；应对艾滋病的超越策略包括利用避孕套防止性交传播，更巧妙的方法则是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尝试找到消除刻板印象的办法

大家在第六章里看过琼的例子。她的主治医生M认为，琼在48岁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会患上心血管疾病。他的判断部分基于一个合理的医学常识——与中年男性相比，中年女性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更低，同时也基于医生对琼的体重（轻）及运动量（大）的了解。当琼坚持要求检测自己的血液胆固醇水平的时候，医生M发现——与他的猜测恰巧相反——琼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过高而且需要一定的治疗。

琼和医生M的那一段故事是在差不多25年前发生的，那个时候对于女性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意识远没有现在这么强。现在人们了解了，即使患病概率低于男性，女性还是需要定期检测血液胆固醇水平。即使是外表瘦削、有运动习惯的女性也是一样。结果，医疗从业者对胆固醇水平测试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血液病研究所公布的指导原则建议，超过20周岁的人每5年至少需要检测一次血液胆固醇水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血液病研究所的指导原则只用作指导，而不是一种硬性要求。在日常操作中，一些内科医生仍然依据“女性等同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低”的刻板印象，给出不用检测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建议。但是对于那些选择遵守最新指导原则的医生不再需要根据中年女性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做出任何判断。对于阶段性检查的建议因而变成了一种无须动脑的事情：只需要运用指导原则，医生不需要借鉴自身掌握的有关男女患病危险的知识，由此就消除了一种不当运用刻板印象的可能性。

很容易看出，“女性等同于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低”的刻板印象是一种亟须消除的认知错误。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服自己需要克服某种刻板印象。例如，最近美国一只斯塔福郡猎犬的主人向安东尼寻求帮助，请他帮忙设计一种信息宣传，从而战胜人们对这个犬种的消极刻板印象。你可能会对这个犬种感到困惑，它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斗牛犬”。

在美国，数量占全美登记犬总数1%~2%的斗牛犬（根据不同信息来源）对超过25%的记录在案的咬人事件及相当比例的致命案例负有责任。西雅图、华盛顿最近成为斗牛犬反对者的关注焦点，因为一位在西雅图曾被狗咬伤的居民设立了一个反斗牛犬网站。和其他城市一样，动物收容所里被安乐死的狗有一半都是斗牛犬。为了削弱这些关于狗的刻板印象，避免安乐死在斗牛犬中的广泛施行，这位养斗牛犬的人请安东尼帮他出主意。

你有“斗牛犬等同于凶悍”的刻板印象吗？如果有的话，你是否应该尝试改变自己对斗牛犬的看法，并相应转变自己的行为呢？为了帮读者找到答案，我们可用另外3个问题代替这两个，其中前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替你来回答：（一）普遍来说，斗牛犬是否比其他犬种更加凶悍？此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基础，即使此时斗牛犬支持者提出，这种犬种的攻击性通常是刻意训练及不人道对待的结果。（二）所有的斗牛犬都很凶悍吗？当然不是，此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很多斗牛犬都是非常惹人喜爱的，它们会温柔地、安全地和儿童们玩耍，也会和包括小猫在内的其他宠物玩耍。（三）需要读者自己来回答的问题是：当遇到一只不熟悉的斗牛犬时，你是否会在假设它很凶悍的前提下对它做出反应呢？

考虑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时，请同时考虑一下有关女人罹患心脏病风险的三个平行的问题。（一）中年女人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是否小于中年男人？这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这种刻板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是否所有的中年女性都没有罹患心脏病的可能性？答案是否定的——大量中年女性都有心脏病。（三）当遇到一名中年女性时，医生是否应该假定她没有患心脏病的风险？我们都知道，第三个问题的答案被编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血液病研究所规定的指导原则当中，呼吁所有年龄超过20周岁的人定期进行胆固醇检查。因此答案是“不”。

我们之所以纠结于斗牛犬的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很多读者都会觉得这件事情构成了挑战。读者可能很难找出一个不用动脑的解决方案（与血液胆固醇检测事例中的指导原则相对应），从而使人们像对待其他犬种一样对待斗牛犬。我们认为，很多读者都会排斥我们提出的胆固醇事例和斗牛犬事例具有可比性的建议。很多读者会认为，应该将斗牛犬与其他品种的狗区别对待。

对于这种可比性的挑战有待探讨。从我们自身来说，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对两个类型的案例采用平行解决的方案是合理的，两个案例都反映了不公正的刻板印象所起的作用——用来对某类群体中的所有单一成员进行定性。采用非平行解决方案也可以提出如下理由：“斗牛犬等同于凶悍”的自动联想并不仅仅是一个刻板印象，而是一种颇具合理性的自动联想：正如响尾蛇的本质特性是有毒一样，斗牛犬的本质特性也成了凶悍。这种论点的问题在于，尚无证据能表明斗牛犬的凶悍特性是一种普遍现象。

我们可以为自己辩护说，将斗牛犬与其他犬种区别对待只是出于恐惧，即“我不想和斗牛犬有任何关系，这完全是因为我一看到它们就害怕得要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待斗牛犬的反应更像是一种恐惧而不是刻板印象。将其标榜为恐惧而不是刻板印象的意义在于，这种厌恶的产生原因可以归结成人们对狗做出反应的特质，而不是狗本身的特质。

然而，我们认为斗牛犬支持者会认为用恐惧来做辩护是值得推敲的。

在交叉世界中一定有一种执行起来很简单的测试，能够用来测试犬类的攻击性。凡是通过测试确定没有攻击性的犬种，就可以戴一个明显的标识，在某种程度上和医生们在脖子上挂一个听诊器作为身份的象征一样。这样一个交叉的世界并不是完全和现实背离的，因为针对犬类攻击性的测试的确存在。然而，最有效的测试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和标准化的测试环境。因此，目前没有条件定期执行类似的测试。

通过应用指导原则避免做出判断的需要，在琼、医生M及血液胆固醇测试的事例中是适用的。但是，想借此解决类似于对斗牛犬的刻板印象的情况，则是不现实的。通常来说，一种消除认知错误的成功方法处理多类情况的能力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期待看到新一波研究“超越机器智能的方法”的实验浪潮。

血液胆固醇测试和犬类攻击性测试在做得好的情况下，能够得到人们希望的数字信息。我们很容易将测试看成是灵丹妙药，人们也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用数字体现的判断一定能保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没有什么比2002年在盐湖城举办的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裁判打出的分数引发了国际丑闻。

国际花样滑冰比赛采用了一种复杂的打分系统，需要每个裁判对不同得分项评分。这些评分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技术水平和艺术印象。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国际花样滑冰的打分系统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在盐湖城冬奥会上，裁判将金牌授予了一个俄罗斯双人滑组合，但是不论在比赛现场的观察员看来，还是在电视观众看来，他们的表现都不及另一对加拿大选手。这样一来，花样滑冰的评分机制更加声名狼藉了。

比赛结束后不久，有报道称裁判委员会中的一个法国裁判承认和另一个裁判串通，用他给俄罗斯选手的双人滑比赛打高分，换取对方在另一场比赛中给法国选手打高分。比赛过后一周，国际奥委会的官员和国际滑联做出决定，将第二块金牌授予加拿大选手，很多人觉得这种处理远远不够。

2002年丑闻出现之后，国际滑联全面修订了打分系统，旨在达到更加客观的标准。然而，打分系统实行若干年后，人们发现新系统的公正性也十分有限。通过将打分体系与成功完成旋转跳跃的录像联系在一起，新系统几近完美地消除了“技术构建”方面的偏见。然而，艺术印象评判的替代品，虽被冠以“程序构建”的新标签，主观性却和从前一样强，并且容易受到偏见的影响。同理，数字的运用也无法避免选举交易和其他形式的腐败。

歧视行为与好人的内群体偏好

本书中的“好人”指的是，除了其他优秀的特性，不存在有意识的种族偏好的人。即使是那些自认为公平的人，也会在种族内隐联想测试中暴露出无意识的白人偏好。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超过150万的美国白人在互联网上进行过种族内隐联想测试，其中40%的人都明确表示过自己崇尚平等原则，却得到一个有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测试结果。

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加特纳和杰克·维迪奥对自称为“厌恶种族主义者”的美国团体进行了长期研究。这是一群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平等主义者的美国白人，然而不经意间他们还是会表现出种族歧视，例如相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帮助白人而不是黑人。这种“厌恶种族主义者”的标签使加特纳和维迪奥做出推测，对于白人平等主义者来说，种族间的交流会引起焦虑和不适，从而产生逃避交流的想法。

即使我们能够接受加特纳和维迪奥关于厌恶种族主义的理论认识，却还是希望能选择一个不同的标签。（附录一中有一个关于种族问题标签更详尽的处理方法。）此处的原因和之前不愿意给在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出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人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的原因相类似。表现出加特纳和维迪奥的厌恶种族主义综合征的人还可以用另一种标签来定义自己，那就是“不安的平等主义者”。

对于这类“不安的平等主义者”，我们有如下几种观察。第一，他们人数众多，我们也在其中。目前，我们估测的最好情况是，这个群体由超过40%的美国白人和亚裔美国人、较少的拉丁裔美国人和更少的（却不能忽略）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第二，非洲裔美国人的弱势群体地位是由该群体对黑人和白人的区别对待造成的。（关于这一点附录二中有详细说明。）第三，可能也是最迫切需要做出解释的是——不安的平等主义者几乎不可能注意到他们对黑人及白人区别对待的行为，会造成非洲裔美国人的弱势群体地位。

从第七章卡拉之手的故事到现在理解不安的平等主义者，会令人感觉过于跳跃。然而，这其中的联系实际上相当紧密，同时也为不安的平等主义者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歧视行为提供了一些解释。不安的平等主义者很有可能是典型持有隐性偏见的“好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助人为乐的，但是由于跨种族交流引起的不安情绪，他们的帮助只是有选择性地提供。他们的歧视行为因此表现为只愿意或者只能够帮助自己人——自己的朋友或熟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无意识的偏好。

在第七章讲述卡拉的故事时，我们提到她的主治医生——当发现群体内联系时，就改变了对卡拉的治疗方式——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之后对卡拉的特殊照顾会造成医护服务中涉及年龄、性别、社会阶层的不平等现象。他可能只意识到自己给病人提供了额外照顾——明显是医生所做的众多好事之一。和这位医生一样，其他不安的平等主义者也意识不到自己和内群体成员交流时的舒适度是在与外群体成员打交道时不对称的。

读者可能会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把不安的平等主义者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不同帮助的行为定义为歧视行为。怎么能将帮助内群体成员的行为称为歧视行为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区分不同类型的内群体。

如果你是一名家长，当你照顾孩子吃饭、穿衣，给他提供安全的港湾，甚至辅导他的功课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给邻居家小孩提供相同的帮助而指责你有歧视行为。同样的道理，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更愿意把肾脏捐给自己的兄弟姐妹而不是邻居而指责你。

现在，请把自己想象成雇用了大学同学或者是教会朋友的招聘经理。如果这么做，就需要你拒绝其他的申请者，包括那些更符合招聘条件却不是你私下认识的人，或者是来自另一个国家、地区、种族或民族的人。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就构成了歧视。如果你是一名在医院移植委员会上班的医生，在器官移植接受者候选名单上，你用与自己相同宗教信仰的候选者替代了满足条件却与你的信仰不同的候选者，这种行为同样构成了歧视。如果你是学校的管理人员，晋升了与同你种族的教师，与你不同种族、表现相当或更好的教师却得不到升职，这样你也表现出了歧视行为。

前两个事例都属于比较容易判断的。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是处于明确的歧视（任人唯亲的雇用）及非歧视（家长对子女的悉心照顾）之间的行为。以下就是一个典型事例——看似完美高尚的行为，却在无意间提升了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优势。

假设你是一个美国白人，向主要为有需要的白人提供帮助的慈善机构捐款。不用刻意计划和安排，你的馈赠就增加了一个原本就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口群体的优势。即便你没有违反任何民权法案，你的行为都提升了美国白人的相对优势，相应也加剧了其他群体的相对劣势。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还会产生可观的集聚效应。

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例是：假设你是一名银行经理，你告诉你的同事有一份贷款申请是由自己的朋友、亲戚或是老同学提出的，希望能受到“特殊关照”。或者你是一位大学教职工，有朋友请求你为其子女给大学招生办公室写封推荐信。（我们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这些情况将世界划分成通过金钱、社会地位、职业或其他因素与分布不均的精英产生联系的人，以及完全没有联系的人。通过运用这些联系，人们的良好行为会导致使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的负效应。

我们所做的研究使我们自己逐渐相信，这种有选择性的帮助——用一个准确的术语来概括，就是内群体偏好——是导致美国黑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最重要因素。的确，很多人刻意伤害这些群体的成员。他们的伤害行为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些人的不利地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公然受到歧视的人只占美国人的少数，是一个少数群体。

在一个白人比黑人更容易得到帮助、内群体偏好成为准则的社会中，普通的帮助行为必然形成有助于白人的优势。内群体偏好的集聚效应，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分析“马太效应”是由“富人变富的速度使穷人更穷”的行为造成时想到的。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创造公平竞争社会的平等主义者，怎样做才能避免马太效应的产生呢？这里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当一个好朋友听我们解释利他主义行为会增加富有者的既有优势后，她又仔细考量了一下自己打算向母校捐一大笔钱的决定，尽管她的母校一直以来都倡导团结各个种族的同学，也没有歧视的传统。但是，白人在学生数量中占大多数，所以她的捐赠最终还是会提升白人的优势。这种结果与她的初衷相违背。

起初她扪心自问，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是否还会捐钱。后来，她通过同时向母校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捐赠相同数额的善款解决了这个两难困境。有趣的是，她既没有超越也没有消除产生内群体偏好的认知错误，而是将其中和。

向前一步，摆脱对自身的偏见

大多数女人都不认同男人天生注定事业有成，或者在科学、数学及音乐方面比女人更有天赋的观点，但是，“性别——职业”内隐联想测试使很多女性大跌眼镜。通过测试，她们发现自己有如下的自动联想：强烈的“女性等同于家庭”“男性等同于事业”的联想。人们可能认为“男人等同于事业”的自动联想之所以会影响女性的职业前景，主要是由于拥有权力地位的男性会借鉴这种联想来阻碍女人在事业上的发展进步。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影响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近来，人们发现，在女性将无意识的性别刻板印象指向自身的时候，会对其事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女性存在将性别刻板印象应用于自身的危险。“女性等同于家庭”及“男性等同于事业”的认知错误，会对女性造成微妙、持续的影响，并在她们热衷于追求事业、不热衷于相夫教子时，成为其不安情绪的来源。

其他可能的自我破坏的认知错误包括“老人等同于衰弱无力”的刻板印象，事实证明这种观念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同样，还有将白人及亚裔（而不是黑人及拉丁裔）与学术成就自动联系在一起的种族刻板印象（详见第五章）。后者被看作阻碍拉丁裔及非洲裔学生追求学术成就的因素之一。

我们尚不明确如何超越或消除针对自我的认知错误。然而，接触行为榜样被证实为一种有效的纠正方式，这点在达斯古普塔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选读女教授的数学课程，可以使女学生持有的“男性等同于数学好”的刻板印象变弱。在华盛顿大学，与我们同一个专业的同事萨普纳·切尔扬曾经展示过能够加强女性“女人等同于计算机科学职业”刻板印象的情境干预。她的方法惊人地简单，其中包括给计算机科学教室加入更多女性化的装饰。

大众传媒有潜力为对抗刻板印象提供大量的行为榜样。通过增加对有魅力、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的老年人的媒体曝光，能够对抗“老年人等同于衰弱无力”的自动联想导致的认知错误。近年来，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会刊封面上频繁出现有魅力的、60岁左右的电影明星，很有可能是受到这一理念的激励。奥普拉超过25年在美国范围内媒体上曝光，加上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凭借占据足够的媒体空间来转变非洲裔美国人对自己种族的刻板印象。

即便如此，针对自身的刻板印象和针对其他人的刻板印象一样持久顽固。受到另一种错误的刺激，18世纪的爱尔兰作家罗伯特·彭斯在受到克服自我破坏的刻板印象的挑战时，写了一首诗。当他在教堂里看到前排的有钱女人帽子上有一只头虱在爬时，写下了《致头虱》这首诗。诗的最后一节广为流传，诗人假设如果这个体面的女人了解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者推而广之，如果所有人都能了解自己在他人眼中的真实形象，会发生什么。

哦，是什么让我们打破枷锁，

摆脱世俗的眼光！

步态与着装不随大流又怎样？

为何因此而自我拘束！

计划和目标又如何能让我们愉悦？

世间唯有灵感爱世人！

在我们描述的认知错误中，针对自身群体的刻板印象的确导致人们用其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即使完全意识不到。当我们用社会性的刻板印象看待自身时，“用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它并没有显示出迹象能够带来任何伯恩斯所描述的结果（从错误、愚蠢观念及连衣裙和步态的装腔作势中得到解放）。

认识到将文化中存在的刻板印象运用于自身的潜在危害，促使我们改写了彭斯的诗句。我们改写的版本（用现代英语而不是苏格兰语）意在表明不要以外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价值所在。

致认知错误

某种力量专为解放我们而设计

使我们不用理会他人的眼光

摆脱连衣裙和步态方面的错

还有其他局限

找到能够取悦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内心充满热情

认知错误、盲点和解决方案

在书的开头，我们介绍了认知错误的概念，这个名称借鉴了计算机科学家库尔特·瓦伦汀为一种“心算习惯”所取的名字。当这种心算应用于本意之外的情况，就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将瓦伦汀的概念拓展到算数之外的领域，直至范围广泛的无意识行为。这些行为无一例外地会产生不希望得到或非计划中的结果。尽管造成认知错误的无意识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大都表现正常，但是往往会失败。

在前言中，我们用视网膜上的盲点来比喻隐性偏见。一个更为人们熟知的盲点提供了一个更让人信服的比喻，即司机应该都知道的左右两个侧视镜之间的盲点。一种很快能广泛投入使用的雷达设备，在汽车出现在两个侧视镜之间的盲点时会发出提醒信号。当传感器探测到什么的时候，司机可以马上提高警惕，以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与这种新的汽车设备一样，内隐联想测试能够检测出存在于我们心中的隐性偏见或盲点。同样，内隐联想测试也能提醒人们提高警惕，从而避免违背本意的歧视行为。尽管现在还不能够实现，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隐联想测试的衍生测试真的能起到审视盲点、警告提醒，从而避免重要决定受到自发的隐性偏见的影响。

目前，避免由隐性偏见引起的无意识歧视的有效策略，不如防止侧视镜盲点引发交通事故的方法那么容易找到。但是，有很多应对隐性偏见的有效办法。之前提到的帮助女性成功进入交响乐团的盲式策略就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还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另一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策略是无须用脑的解决方法，即形成基于证据的指导原则，以消除带有刻板印象的判断，避免造成隐性偏见的认知错误。如果真正得以应用，明智的指导方法基本上不会给隐性偏见留下空间。

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关于超越认知错误的方法论研究能够不断发展。尽管目前我们对于彻底消除认知错误持不甚乐观的态度，但是我们对于研究出超越认知错误的方法也不是完全悲观的。

在有效消除认知错误的策略尚不存在时，最麻烦的情况就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无意识的内群体偏好将外群体成员置于不利之地。本书中提到的“好人”，也包括很多希望辨认出这种隐性偏见的人，都要做好准备消除认知错误。

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附录一

关于种族态度的科学研究

种族主义目前已经式微，无人在意，无人鼓吹，行将就木并成为丑陋的回忆。

——安东尼·斯诺

2002年10月（斯诺在发表此言论后，成为小布什任内白宫新闻发言人）

我一直惊讶于被如此多的种族话题所包围却鲜有切身体会。

——迪内什·迪索萨

（《美国为何如此伟大》（What’s So Great About America?）

196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人，可能无法理解为何1930年前的40年中，平均每年有50~100名黑人同胞因私刑致死。但是，他们应该知道在《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之前，美国的许多州在法律上是允许或者要求，在诸如学校、公共交通、酒店和餐馆等公共场合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而如今这一切却早已恍如隔世。随着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上任，斯诺和迪索萨所言反映了在过去50年里美国在反种族歧视方面所发生的巨变，这似乎可以宣告美国种族主义的消亡。

但是，许多科学家却并不赞同斯诺和迪索萨所描述的情况，认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本附录收录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种族态度的科学研究，证明了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是如何从表面逐渐演化成更深层次的形式，以及为什么科学家们认同这一现象。尽管这些更加根深蒂固的种族思维比奴隶时代的表现温和许多，但却是种族歧视滋生的温床。

1950年前广泛传播的种族主义

美国最早研究种族歧视时就已经记录了与其本土每个人种和民族有关的歧视。埃默里·博加德斯是第一个对种族歧视进行科学性研究的学者，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开始调查美国人愿意和40个不同种族保持何种距离，这些种族几乎包括了所有人种，但如今美国人更愿意用“国籍”和“族群”来替换“种族”对他们进行描述。在表A–1中，我们能看到三类人：

表A–1 博加德斯关于三个不同族群的社会距离量表

根据本人的第一反应，我允许以下各族群进行下列其一或不定数量的活动（各类族群以平均眼光而言，不以我认识的最好或最坏的人作为评价标准），并在赞同项下面画“×”。

通过联姻成为亲属

加入我常去的俱乐部并成为密友

成为我的邻居

和我成为同事

成为美国公民

以观光客的身份进入美国

应被驱逐出境

墨西哥人

——

——

——

——

——

——

——

希腊人

——

——

——

——

——

——

——

黑人

——

——

——

——

——

——

——

希腊人、墨西哥人和黑人被博加德斯纳入研究中，为了进行相关研究，博加德斯还创建了社会距离量表作为工具。让人深思的是，博加德斯的1 725名研究对象中，有超过半数明确表示了他们对于上述三类人的负面态度，希望与之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甚至不希望在美国看到他们。

几年后，心理学家路易斯·L·瑟斯通建立了“国籍优选”量表，并对他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的239名白人男学生进行了测试。表A–2中选用了瑟斯通研究中的一个版本，但和表A–2中只列出4对国籍配对不同的是，瑟斯通在实际研究中要求参与者对他所研究的21个种族能够组成的210个配对组进行选择，并对每一个参与者的210种选择进行数学分析，从而得出美国人对21个种族所持的不同态度。

表A–2 1928年瑟斯通用于研究国籍优选时采用的4个选择

以下是一项关于对种族和国籍态度的研究。你只要在已经配对的种族或者国籍中，选择自己更倾向于相处的选项并添加下划线即可。例如，第一对是：

希腊人——墨西哥人

如果从整体感觉而言，你更希望与希腊人相处而非墨西哥人，那么请在希腊人下面画线；如果你更喜欢墨西哥人，那么请在墨西哥人下面画线。如果你在选择时觉得无法决定，请在任意一个种族或国籍下面画线。如果你认为对某组中的两个选项观感相同，那么它们在测试中的下划线数应该大体上相同。请确保在每一组配对中都做出选择。

美国人——印度人

英国人——瑞典人

黑人——土耳其人

由于博加德斯研究的40个种族中的20个同时也在瑟斯通的“国籍”研究范围内，因此，我们通过绘制图A–1来向各位展示这两项不同的研究所产生的极为类似的结果，从而得出种族歧视的真实情况。

可以看到在图A–1的右上角是美国人。博加德斯的研究对象中的大部分人都表示欢迎美国人与其家庭联姻，这也是他所提供的最亲密的选项。与之相对应，瑟斯通的研究也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美国人是他们优于其他19个族群的选择。

而在图A–1的左下角是土耳其人，研究对象中的大部分人都表示了他们对土耳其人的厌恶感甚于其他族群。巧合的是，博加德斯的结果与之极为类似——大部分的研究对象希望土耳其人被驱逐出美国。而瑟斯通的研究中地位低于土耳其人的只有黑人，但博加德的种族思维比奴隶时代斯的调查则指出，日本人、中国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这四类人比黑人更不受欢迎，也是美国人民最希望驱逐出境的群体。也许这一差异表明了博加德斯的调查对象对事实更为了解，黑人已经成功地在美国扎根，因此让他们从眼前消失需要更严厉的驱逐措施，而非单纯的禁止入境。

图A–1 博加德斯和瑟斯通的研究结果比较

博加德斯和瑟斯通的发现所表现出来的趋同性可以从图A–1中看出，自左下角至右上角的分布几乎可连成一条斜线。这两名学者通过不同方法所进行的不同研究，产生了类似的效果，揭示了同样的心理学现象——这种心理属性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社会心理学家所关注，并将其称为对于不同社会族群的“态度”。

这个看似简单的图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容辩驳的结论，人们对于不喜欢的族群的态度往往显得极端并且会全面否定——例如，博加德斯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对其所提供的40个族群中超过半数的族群表示了厌烦，同时还表示不欢迎他们成为自己的同事或者邻居。

E·D·欣克利在使用了一种新的评估方式后，得出的结论是，1950年前出生的美国人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情绪比1929年前出生的美国人更为强烈。“对待黑人的态度”的相关研究设计了32种不同的评估，测试了调查对象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我们在表A–3中用了其中的6个问题加以说明。

“受过教育的黑人在法庭上更易于沟通，但相比受过教育的白人，其更难以让人信赖或具有某种先天缺陷。”我相信大多数现代美国人会认为这一评估的语言相当令人反感，以至于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态度。欣克利的调查对象却不以为然，他们毫不犹豫就做出了选择，而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所表现出的认可态度则被看作对美国黑人态度友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黑人们迟钝的思考能力仅仅高于某些高智商动物，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组织水平的认识。”这一评估（和欣克利的其他许多问题类似，本文不予采录）的倾向性如此之明显，以至于现在的美国人会拒绝回答这类侮辱性的调查，要么把这张纸撕掉，要么要求发起者将这些调查问卷通通烧掉。

表A–3 “对待黑人的态度”调查中的6个问题

这是一项关于对待黑人的态度的研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你会找到16种对于黑人的不同态度。

如果你认同，请在括号中打“√”。

如果你不认同，请在括号中打“×”。

如果你无法做出决定，请在括号中标上“？”。

这不是某种测试，人们在此类问题上的回答并不是非黑即白。

请表明你的态度，认同请打“√”，不认同请打“×”。

（ ）1.受过教育的黑人在法庭上更易于沟通，但相比受过教育的白人，其更难以让人信赖或具在某种先天缺陷。

（ ）2.一个清醒的黑人在体能上超越白人，但在其他方面与白人相同。

（ ）3.黑人在能力上与白人大致相当，也应当获得同等社会地位，但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

（ ）4.丰富的宗教生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黑人的先天缺陷。

（ ）5.尽管黑人接受了与白人同等的教育，但是仍然会有许多无法逾越的沟通障碍。

（ ）6.黑人迟钝的思考能力仅仅高于某些高智商动物，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组织水平的认识。

博加德斯、瑟斯通和欣克利的研究成果不言而喻，清晰地揭示了20世纪初期美国人倾向于公开展示自己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而事实上，在20世纪早期的美国整体文化氛围中，表达对于其他种族的宽容与当今21世纪表达不宽容在政治上面临的窘境是相同的。

1950~2000年种族态度的演变

20世纪下半叶，科学调研的发展让科研人员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完善对于“美国人种族态度”的提问技巧。他们逐渐将关注点放在了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上，这也逐渐成为种族歧视研究领域的热点，这种热度保持到了今天。为了能够追踪人们在种族态度和其他领域的思维变化，研究者们会在几年时间内通过问重复的问题来进行分析和调研。下文中的问题一和问题二，是学者们以40年（1960~2000年）为一个周期进行重复调研的问题样本。而回答所呈现的变化揭示的现象，与20世纪晚期其他类似研究的成果非常相近。

问题一：你认为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应该在同一所学校上学还是分开接受教育？

问题二：你认为白人有不让黑人成为自己邻居的权利，而黑人则应该尊重这一权利吗？

图A–2向我们展示了4个10年周期中美国白人对于问题一和问题二的回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只有60%的美国白人对不设种族隔离的学校表示了赞同。到1995年为止，这一数据已经上升到了100%——此后，这一问题被剔除出调查问卷，因为已经毫无意义可言。美国白人在居住环境中的种族问题和教育问题上有类似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期只有约40%的美国白人对混居社区持正面态度，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了80%。

图A–2 美国白人日益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3~1996年）

资料来源：《美国的种族态度》（1997年），舒曼等著，哈佛大学出版社，表3.5A

下面的问题三和问题四则是两个一般都会在美国人所涉及的种族态度调查中出现的问题。这类问题往往牵涉政府扶助对于美国黑人的合法性和普适性。

问题三：你认为华盛顿政府应当尽全力在每一个方面努力提高黑人和其他少数族群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吗？

问题四：你认为政府应当因为黑人历史上长期以来受到的歧视，而对帮助黑人提升生活水平承担特殊义务吗？

研究者往往希望上述两个问题能够对图A–2中问题一、问题二的答案所产生的趋势提供进一步的佐证。但事实上，根据图A–3的数据显示，在3个10年周期中，问题三和问题四的答案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数据几乎呈水平状分布。上方的那条虚线显示反对政府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扶助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下方的虚线则指出大部分对于政府扶助非洲裔美国人的反对意见在调查期间处在较为稳定的状态。

图A–3 美国白人对政府帮助少数族群的行为表示反对（1970~1996年）

资料来源：《美国的种族态度》（1997年），舒曼等著，哈佛大学出版社，表3.1A、表3.1B

在1960~2000年，为什么美国白人在持续地反对政府对少数族群施以援手的情况下，又逐渐地对种族混居表示接受呢？科学家们在理解这种矛盾情况时产生了分歧。其中一方主要以问题一和问题二所产生的数据为理解基础，认为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已经大幅度减弱；而反对方则更多地通过问题三和问题四所表现出来的数据来理解，认为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仍然顽固，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

歧视消失派认为，美国白人之所以在政府为少数族群提供帮助上持反对意见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种族歧视，而是因为白人认为黑人在政府已经向全社会提供了平等机会的条件下不需要任何帮助。根据这一被称作“有原则性的保守派观点”，美国已经提供了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给予了黑人和白人相同的权利与机会。而在这一市场环境中，政府不应该对任何一个族群有偏向性的干预行动。

但是，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们反对根据“有原则性的保守派观点”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政府向少数族群提供帮助的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反对（根据问题三和问题四的答案）是因为种族歧视的存在。他们对于歧视减少的证据（根据问题一和问题二的答案）的解读是，美国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只不过已经转换成了较之前更为隐蔽、更为深入的形式。内隐歧视学派相信，许多持有平均主义思想的美国人在公共场合表达着对少数族群的保护，但在私底下，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却仍然是歧视产生的根源之一。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后，上述两个学派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将近30年，至今仍悬而未决。近期的一项研究旨在结束这一场马拉松式的争论，希望就政府帮助的两个问题，通过对1 077名美国白人的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每一位参与调查的人都将会被问到这两个问题，只不过其中一半的受访者会先被问到与女性相关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因为过去的歧视态度存在，女人应该在就业和升迁上得到照顾。而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对于女性的照顾政策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男性的歧视。关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的？你对女人在就业和升迁上得到照顾是何种态度？

另外112名受访者看到的第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仅有细微差别（他们将“女人”换成了“黑人”，将“男人”换成了“白人”）：

一些人认为因为过去的歧视态度存在，黑人应该在就业和升迁上得到照顾。而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对于黑人的照顾政策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白人的歧视。关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想？你对黑人在就业和升迁上得到照顾是何种态度？

研究结果表明，白人在回答惠及女性的问题时表现出来的反对态度，不像回答惠及黑人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么明显。根据这一发现，作者得出了更倾向于内隐歧视学派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在回答关于黑人和关于女人的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验证种族歧视仍然存在的最佳佐证，同时也证明了种族歧视仍然在我们的选择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尽管这一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并非绝对答案。许多调查问卷的受访者对两个问题都持反对态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有原则性的保守派观点”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同时，因为关于黑人的问题并没有提及潜在的黑人受益者的性别，因此受访者很有可能认为这一问题的默认对象就是黑人男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部分提出反对意见的受访者，很有可能是仅仅考虑反对任何种族的男性在就业和升迁中受益的人。

全面了解这个有趣的研究后，我们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对于政府是否应该向黑人提供帮助这一问题的回答长期以来没有变化的原因，上述的两种解释都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种解释并没有完全矛盾并否定对方，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认为这两种解释各有千秋。换而言之，那些反对政府援助的意见中，有一部分人的确是种族主义者，一部分则是有原则性的保守派，还有一部分人是中间派。

无干扰研究方法

由于通过问答形式进行的研究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研究人员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可替代的方法，这种方法植根于20世纪30年代两个著名的实验。

1934年，理查德·拉皮尔向学界宣布了一项研究成果，而所有的研究装备只是一部移动电话。1930~1932年，在一对中国夫妇的陪同下，拉皮尔游历了美国的西南部。这个三人小组的研究团队在那里停留研究，并要求251家酒店、汽车旅馆、露宿营地和饭店接待他们，有250次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只有一次店家拒绝让他们入内。

在每次入住后相隔6个月左右，拉皮尔会给店主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你会接受为中国人提供服务吗？”令人惊讶的是，超过90%的店主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为什么通过邮件来询问会有这么多否定的答复，而在三个人面对面询问是否能提供服务时却会得到肯定答复呢？

对拉皮尔的研究的解读，常常会因为其中的一些小细节而显得难以令人信服。比如，那些收到他们信件并予以回复的并不总是他们遇到的那位负责人。而更重要的是，拉皮尔所选择的中国旅伴都属于中产阶级，年轻、有礼貌，并且穿着得体，这些情况都没有向接受信件询问调查的人们提及。尽管这项研究因为有太多不可控的变量而显得不太严谨，但不能否认的是，拉皮尔研究的价值在于，他通过观察行为对调查问卷形式进行了补充。

玛米和肯尼思·克拉克都是非洲裔美国心理学家，对黑人儿童的种族倾向有深入的研究，他们通过赫赫有名的“娃娃实验”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这项研究在玛米·克拉克从霍华德大学毕业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她的实验结果表明，3~7岁的黑人幼童在选择黑人娃娃和白人娃娃作为玩具时，2/3的孩子会选择白人娃娃。这一研究因为后来在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被最高法庭引用而在法律界声名鹊起，当时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是违反宪法的。最高法院引用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用于总结陈词，时任首席大法官的厄尔·沃伦认为种族隔离“让儿童产生了自卑感……如果不尽早结束这种行为，那么孩子们的心灵和思想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拉皮尔和克拉克夫妇的研究成果在方法上具有共同点，即不管是在拉皮尔三人组所询问的那些酒店的管理者还是克拉克实验中选择玩具的儿童，都不知道他们接待客人和选择玩具的行为是被记录下来的，更别提知道要被用于种族歧视方面的研究。这就是最初的无干扰研究法的使用。但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专用名称在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确定。20世纪70年代，在两股力量的推动下，研究种族歧视的学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其中一股力量，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种族关系紧张且频频诉诸暴力的情形下科学界对偏见所产生的愈发浓厚的兴趣。另一股力量，则是对问答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社会心理学家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在研究过程中，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回答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往往会带有矫饰色彩——人们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加体面和懂道理（详见第二章）。

20世纪70年代时，第一批使用新的无干扰研究方法来观察种族歧视的学者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了解白人是否能够以帮助其他白人的频率来帮助黑人。然后，他们还希望暗中观察参与者，看他们是否会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提供帮助。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加特纳和莱纳德·比克曼发明了“错数”技术对纽约布鲁克林的居民们进行类似的观察，看他们对于黑人和白人所发出的求助电话是如何反应的。受过他们训练的求助者一共向1 109名布鲁克林区的居民打出求助电话，其中包括了569名白人和540名黑人。（由于20世纪70年代布鲁克林区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情况，研究者们明确地知道这些电话是白人还是黑人接听的。同时，受过训练的求助者们说话的口音也有很明显的种族特征，是非常容易识别的。）

所有的电话都是以下面一段话为开场白的：“你好，请问是拉尔夫修理厂吗？我是乔治·威廉姆斯，我的汽车抛锚了，不知道你是否有时间帮我看看我的车出什么毛病了？”在接听者表明自己并非拉尔夫修理厂的员工时，求助者会对接听者表示歉意，并向接听者表示这通电话用完了他最后一枚硬币（求助者的语气变得非常窘迫），然后就会向接听者提出最关键的请求，希望其提供帮助：“能麻烦你帮我给修理厂打个电话并通知他们来帮我修理汽车吗？我现在就把号码给你，他们会知道我在哪儿的。”

实验的结果是，白人受访者所做出的反应因种族而异——他们明显地偏向于帮助白人（65%）而并非帮助黑人（53%）。对于不愿意向黑人提供帮助的单个样本而言，可能是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但也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听错了给拉尔夫修理厂的电话号码，或者在记电话的时候出现笔误，或者忘记了号码。但在实验中，随机进行测试的话，会有效地减轻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数据不准确等问题。这种利用随机性来提高实验效果的方式，在实验方法中非常重要。随后，盖特纳和比克曼还对样本进行了再次测试，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求助者的种族在本实验中是关键的变量。在所有的结果跟踪中，黑人求助者得到的帮助明显少于白人求助者。

另外一项应用了无干扰研究方法的创新型研究则采用了新思路，通过准备一些盖过邮戳、附有地址并且（非常重要）已经启封的信件，在信封中装了一份完整的就读申请。这些信封被分别放在机场的公用电话亭内，很容易就会被来往的旅客发现。实验将只采用白人旅客的样本值，当604名白人旅客发现信封并（自然而然地）打开看到里面的内容后，他们将不可避免地看到信件中“申请人”的照片，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而信中要求“爸爸”帮他寄出这封信，让旅客觉得是哪位粗心的爸爸弄丢了这封信。最后，实验结果表明，种族因素再次成为人们决定是否提供帮助的重要条件：如果申请人是白人，那么有45%的人会帮助他们将信件寄出去；如果申请人是黑人，百分比则降至37%。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研究者发现如果申请人长得比较可爱，则将会得到更多帮助。

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尝试许多其他的实验，来比较和研究黑人和白人在获得帮助方面的情况，而接受测试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被观察和记录。这类研究提出的要求往往很容易实现，比如帮忙捡一下铅笔盒、换下零钱，或是在圣诞节期间向救世军捐赠站捐献一些财物。只有少数的实验会向被测试者们提出较高的要求，比如帮助一名失足掉入地铁隧道或者是车辆在铁轨道口抛锚的白人或|黑人。

1980年，社会心理学家费伊·克罗斯比、斯蒂芬妮·布罗姆利和莱纳德·萨克斯重新梳理了大量这类无干扰测量的研究数据，他们得出结论，在这些研究中关于种族歧视得到的最终结果和之前通过问答形式得到的结果截然相反：“以无干扰测量为方法进行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中，种族歧视的行为目前仍然非常普遍，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克罗斯比和她的同事们还发现，种族歧视在远程交流中比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显得更为明显。这种结论很容易就和40年之前拉皮尔的观察结合起来，即通过信件与受访者联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对中国籍旅客的歧视态度。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所进行的“丢失的信件”和其他类似的无干扰研究，对于记录人们自然状态下的能力有类似于拍立得相机的快照功能，而这种无疑以最科学的方法，增强了“种族歧视已经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且仍然很普遍”的观点，尽管这种歧视的形式与20世纪初公众所公开表达的形式要含蓄和隐蔽得多。1980年之后，由于科研人员对于以不告知的情况观察研究对象越来越忌讳，这种研究方法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如此，通过无干扰测量进行的研究和调查仍然时有出色表现，并且对于研究种族歧视是否依然存在和消退继续发挥着作用。

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设置的那个问题，即“美国人是种族主义者吗”，是困扰我们很久的一个难题。如果单看图A–2所显示的以问题一和问题二所得出的结论来推断的话，那么美国人民早就不是种族主义者了。这两个问题与其他类似的调查一样，以美国人对于种族隔离的态度来显示他们在4个10年周期内在种族问题方面的变化，而最终几乎没有美国人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另外一种观察方式则支持了另一种类似的结论，即美国社会目前已经是非种族主义社会，因为平均主义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社会以及各类组织中。另外，联邦法律的存在，也让公共生活中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成为“过街老鼠”，同时消除种族歧视已经成为社会对大型组织——包括公司、政府机构、学校、医院或者慈善机构——的基本要求，要求明文规定，不论是在对其自身的雇员还是对客户来说，均不能存在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

平均主义的原则现在已经频频出现在非正式的公共用语中。在20世纪60年代，《1964年民权法案》正式颁布之后，我们就已经明显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经常以“政治正确”来要求正确对待种族问题——这也有效地禁止了种族歧视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出现在公共场所。在这方面，即要求“政治正确”主流意识形态的能量，可以从近期因此而遭受打击的一系列在种族问题上名声扫地的名人的遭遇中略知一二，他们往往因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的不当言论被公众猛烈抨击，从而导致从受人尊敬的位置上跌落至泥潭，其中包括：电台主持人唐·伊姆斯（2007年4月）、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2007年10月）、知名演员梅尔·吉布森（2010年7月）、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劳拉·施莱斯辛格（2010年8月）、电视新闻主持人里克·桑切斯（2010年10月）和电台新闻评论员胡安·威廉姆斯（2010年10月）。

除了上述名人之外，还有两件值得一提的类似事件，表明了在种族问题上的煽动性言论或者观点激烈的言论将受到全社会的指责。在2006年11月于洛杉矶喜剧俱乐部因观众质询而发表种族歧视言论之后，迈克尔·理查兹（在电视喜剧《宋飞正传》中扮演科斯莫·克雷默一角）不得不在几天后，以极为正式的方式在电视中露面，并就自己的不恰当言行向公众致歉。2010年7月，美国农业部的一名高级官员雪莉·施罗德，因其竞争对手诱导而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倾向而被迅速解职，尽管几天之后解聘方公开致歉并同意让她恢复原职，但是她并没有复职。

这些确凿的事实证明了美国人对于种族主义的反感，尽管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项目证实了目前的偏见和歧视仍然存在（详情请见附录二）。即使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有许多人在力证美国现在已经步入一个后种族政治时代，但事实证明，种族问题一直都在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政治。如果奥巴马只依赖美国白人选民的话，那么他将遭受“滑铁卢”——投票后的民调显示，奥巴马在白人选民中输了12%。而12个百分点的劣势比之前奥巴马竞选团队所预计的8个百分点要低不少，也比之前的模拟选举要低。这个在预期与实际票选中产生的令人吃惊的4个百分点的落差，事实上清晰表明民众在向竞选预测者们表述自己的投票意愿时，种族因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尽管种族歧视一直是美国社会的顽疾，但这并非评判当代美国人就是种族主义者的铁证——至少此处的种族主义不同于“种族主义”这一标签长期以来所代表的东西。大部分美国人——绝大多数——是拥护种族平等政策的。尽管仍有一部分美国人在反对政府向非洲裔美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提供免费帮助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表达出一些种族偏见，而另一些人则会根据平均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符合本文的两个关键词——相信美国现在已经实现了种族平等。

同时，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目前还并非一个后种族社会，至少只是看上去比较类似。无干扰研究的成果明确地指出，许多社会科学家将美国白人反对政府向少数族裔提供帮助的政策理解为——正如图A–3所显示的——种族偏见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已经从20世纪初期的形式变成了当前更加隐蔽、更加不为人所知的形式。

我们更多的是将美国人顽固的种族偏见看作社会中强大的暗流，由两种不同的偏见混合而成。至于哪一种暗流更加汹涌，则取决于主导这两种偏见的人们是否能够在政治正确和社会压力方面与时代洪流进行对抗。我们的观点是，目前这两种种族歧视中较为强烈的一股力量，之所以不为人所知，只是因为许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尚未认识到自己的潜意识。而这种与其他知识相联系的意识将能很清楚地被内隐联想测试测出来，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说的。总而言之，这两种隐性偏见在当今美国的种族歧视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并非那些明确表明自身有种族偏见的少数人群。

附录二

关于偏见与歧视行为的研究

本书提到了很多遭遇偏见的对象，包括女性、同性恋者、种族及宗教团体、老年人和肥胖者。但是，我们给予最多关注的还是种族歧视——不仅因为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中占据的重要分量，也因为它比其他偏见受到了更多科学研究的关注。我们在此附录中继续关注这种已对其有众多科学认识的偏见。

第一，我们想知道，根据现有科学研究，在美国万众期待的公平竞争环境——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不留情面地说，还远远未达到公平的程度。）第二，我们想了解一个更难回答的、争议性更大的问题：科学研究到底对造成黑人弱势地位的原因了解多少？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列出一张得到广泛认可的科学研究结论一览表。

结论一览表

首先，我们列出10个受到广泛认可、得到科学证实的关于白人——黑人种族关系的结论。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认可并不能代表广泛的意见，因此，我们联系了24个社会科学家同仁，请他们帮忙在这10个结论中分别选出得到广泛认可的和饱受争议的结论。

最后，在这10个结论中，只有7个被认可为属于得到科学证实的。我们先列出的是看似获得一致认可的。目前，尚不存在科学上的反对意见。

结论一：确实存在黑人劣势

相比美国白人，美国黑人处于劣势地位——也就是低人一等的结果——基本上在所有具有经济意义的层面上都是如此。这就包括了收入、教育、住房、职业、刑事司法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医疗卫生等领域，本附录会一一介绍。

结论一没有涉及造成黑人劣势地位的原因。想要在这一问题上得出站得住脚的解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黑人劣势的群体责任理论

关于黑人劣势的成因有两种理论：一种理论将黑人经历的劣势全部归咎于他们自己；另一种理论则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如此就把全部责任都转嫁出去。这两种理论的差别对于美国颁布的解决黑人劣势问题的政策来说至关重要。

涉及劣势群体的政策都会体现出一种“归责原则”——问题的制造者也必须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这种原则应该在我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如果年幼的苏西弄坏了哥哥的玩具，她很清楚自己需要为此行为向哥哥道歉，有可能的话，还需要弥补或者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使不能修好玩具，把自己喜爱的玩具送给哭闹的哥哥也是一种选择。像其他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都知道当造成伤害时，就算我们不是故意的，就像马扎林勒令自己的妹妹在饭后倒立一样，我们也有义务收拾残局。

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群体责任理论：生物形式的理论认为，种族的基因赋予了美国黑人强烈的暴力倾向，同时决定了其在生产性工作中的较弱倾向；文化形式的理论则认为，美国黑人的文化促使他们走向犯罪生涯而放弃自我完善。

一些美国黑人的劣势事例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身群体责任或是他人的责任。假设有这么一家公司，叫作公平竞争公司，公司黑人雇员的工资报酬大大低于白人雇员。不可否认，对于黑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劣势。公司记录同时显示，与白人雇员相比，黑人雇员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明显较低。当有人质疑公司的行为是否涉及种族歧视时，公司高管指出黑人雇员与白人雇员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差异。他们自信满满地宣称，公平竞争公司都是根据雇员自身的资质及对公司做出的贡献合理分配薪酬和岗位的。

公平竞争公司的例子十分耐人寻味。即使公司的黑人雇员毫无疑问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公司在理论和实践中没有对黑人雇员及白人雇员区别对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算是种族歧视。他们的经理想必在考虑聘用、工作分配、绩效考核和升职加薪时，没有区别对待。公司里的白人雇员工资和职位普遍较高，纯粹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如果公平竞争公司因为歧视员工被起诉，美国的法院会因缺乏证据而驳回诉讼。在公平竞争公司中存在的黑人处于弱势情形则就全部归咎到社会因素这方面，公司本身并不承担法律责任。

歧视：黑人劣势的他人责任理论

有多种涉及黑人劣势的他人责任理论将责任归咎于不同的罪魁祸首，其中公认最久的当属刻意、公开的种族歧视。另一种理论则将责任归咎于本意并非出于歧视，或者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人——他们的歧视行为是由隐性偏见引发的。第三类歧视则是制度歧视，将黑人劣势归咎于主要社会机构——包括政府、学校、法院、医院和公司——的结构性、管理性特征。

不可否认，在美国，制度歧视是造成黑人劣势的历史因素。政策制度歧视包括在学校、餐厅、自动饮水机及公共交通中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吉姆·克劳法》失效之时。但是，这并不意味制度歧视已经停止，只能说明明目张胆的歧视已经结束。这种歧视的残余力量在2000年和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见一斑。美国媒体报道了很多在投票站发生的歧视行为。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日，选区工作人员警觉地在黑人身上执行选民资格法，然而在白人选民身上却放松了警惕，没有对身份甄选实行同样的监管。这种有选择性地实行选举权利法令的行为，可以被看作制度结构及程序上的公然歧视。

歧视新标准的作用

附录一中提到了20世纪70年代用来揭示种族歧视的无干扰实验热潮。实验方法是：在实验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找来黑人或者白人向其寻求帮助。实验中的寻求帮助者包括：尝试与汽车修理厂联系的受困司机；申请研究生院的大学生，申请材料被父亲丢在机场的电话亭；想要换零钱的路人；祈求捐助的救世军志愿者；或是假装将一盒铅笔掉地上的实验者。由于寻求帮助的白人和黑人是随机分配的，因此除了种族，没有其他因素能左右实验的结果：白人全都会为白人而不是黑人提供更多帮助。

这些无干扰实验所揭示的黑人劣势都比较微弱——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不愿提供一些小事上的帮助。在这些实验进行的同时，其他实验开始用同样的方法研究种族因素在更具经济意义的事件中造成的影响。第一个接受实验监督的是住房歧视这一相当重要的领域。

住房歧视

20世纪50年代，一种非正式版本的审计方法被用作检测黑人及拉丁裔美国人在寻求住房的过程中可能受到的歧视。在一些情况下，他们被告知自己看中的房源已经出售或出租，然而假装看房者的白人调查员在之后的看房过程中却会发现房子实际上还是空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审计办法不再事后调查少数客户被房地产商拒绝，而是选取一组白人和少数群体对象，将其训练成在其他特质上相同的人，然后对比他们通过广告方式找房子的有效性。每一组的两名研究对象按照随机的先后顺序联络房屋出租者或是出售者，因此双方作为首位租房者或购房者的机会是均等的。

1977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住房歧视进行了全美范围内的第一次审计研究。1989年和2000年又进行了两次审计研究。这三次审计研究是现有大量住房审计研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记录了针对黑人和拉丁裔租房者或购房者的歧视。

相同的住房审计研究同样表明，黑人及拉丁裔美国人在申请贷款时也处于劣势地位。相比白人买主，黑人及拉丁裔美国人在申请相同金额的房贷时，遭到拒绝的可能性更大，或者需要承担更高的房贷利息。对于少数群体购房者来说，一个附加的难题是，在购买房屋保险时会遭遇更大的困难，因而使他们在白人社区购买住房的愿望化为影。

有时，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申请住房贷款和购买房屋保险的困难是由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政策有意为之造成的。它们这么做纯粹是为了保证社区种族的同一性。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2000年全美范围的住房审计得出如下结论：“住房歧视增加了少数群体寻找住房的代价，为他们购买住房及住房选择设置了障碍，从而导致种族及民族隔离的无限延续。”

这三种全美范围的住房审计研究，旨在通过对比黑人被测试者及白人被测试者受到优待的次数，为歧视行为提供一个净值预估。乐观地估计，白人受到优待的次数超过黑人。在1989的住房审计中，净值预估结果显示：白人租房者受到优待的比例比黑人租房者高出13%，白人买房者受优待的比例则比黑人买房者高出17%。这两个数值在2000年的审计中都有所下降——两者都变为8%。但是，我们并不能武断地将这种现象解读为住房歧视的趋势有所缓解。

求职歧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美范围的求职审计，但是有几次地区性的严格审计。与住房审计中的实验对象配对方式类似，求职审计中也将白人及少数群体求职者分成两组。他们也通过净值预估法发现黑人和拉丁裔求职者受到了典型的歧视。和住房审计中一样，每组求职者的客观条件相当，因而种族及民族因素成为歧视行为的唯一解释。总结求职审计研究的结果，经济学家马克·本迪克发现，白人求职者比黑人求职者受到优待的概率高达16%，而与拉丁裔求职者相比则高出14%。

最近两次求职审计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种族因素在求职中扮演的角色。其中一次是由经济学家玛丽安娜·伯特兰和森德希尔·马莱纳桑进行的。针对报纸上众多波士顿和芝加哥的招聘广告，研究者分别邮寄提交了两份在各方面条件相当的简历。寄出的2 435组简历中，唯一有差别的就是系统自动生成的名字。在每一组中，其中一个人名字是——阿伊莎、埃博妮、达内尔或者是哈基姆——暗示了美国黑人的身份。另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则像典型的美国白人——克里斯滕、梅瑞狄斯、尼尔或是托德。伯特兰和马莱纳桑接下来就坐等电话铃响。白人名字的求职者收到电话回复的比例是9.7%，黑人名字求职者的回复率只有6.5%。于是，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白人求职者通常申请10份工作会得到一个电话回复；想要得到同样的结果，非洲裔美国人则需要申请15份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德瓦·佩吉尔报告了她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进行的求职审计研究中的惊人发现。佩吉尔安排成对的被测试者申请工作，这些职位只要求高等学历背景而对工作经验没有要求。每当在求职网站上完成申请后，同一组的白人求职者获得面试的概率是黑人求职者的两倍。这一惊人的发现在之前任何一项审计研究中都没有记录，声称有过案底的白人申请者收到的电话回复率为17%，相同条件但没有案底的黑人申请者的电话回复率只有14%。然而，如果拥有相同条件的黑人也有犯罪案底，他们收到的电话回复率只有5%。

医疗歧视

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分支机构，美国医学研究所在美国国会的要求之下，审视种族和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在美国医疗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们2002年的《不平等待遇》报告中，复审了600项关于医疗诊断、治疗和健康状况的研究，探寻其与病人的年龄、性别和种族的关系。美国医学研究所得出结论：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受到了医疗上的不公平对待。他们接受的有效治疗少于美国白人。即使少数群体和美国白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当，可以享受相当的医疗保障，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依然会出现。

在美国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中，卫生保障不平等在心脏病、肾脏疾病、癌症和艾滋病的治疗中同样存在。少数群体的定期检查、减轻疼痛药物、手术、透析以及器官移植都比白人的要少。鉴于少数群体具有更高的患病率，加上并发症的严重性，糖尿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由于缺乏早期诊断的正确判断以及谨慎的预防保健护理，少数群体更容易面临截肢的危险。

《不平等待遇》发现，即使没有得到最终确立，隐性偏见仍是一个貌似可能的原因：

委员会为偏见、刻板印象、歧视及临床不确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找到了有力、重要的证据，包括关于社会认知及内隐刻板印象的研究。同时，委员会认为需要进行更多实验，从而了解这些过程何时形成并且是如何形成的。

开展美国医学研究所在报告中推动的社会认知研究并不简单。医疗机构，包括其他大型组织都不愿意介入揭露偏见的调查。然而，一些医疗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利用了内隐联想测试。尽管这样的研究很少得出有倾向性的结论，现有的发现表明，医生在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的种族态度的确能够预言他们提供的治疗方式。那些表现出强烈的无意识的白人偏好的医生，在心脏病治疗决定中更偏袒白人患者。在其他两项研究中，黑人患者普遍认为有强烈白人偏好的医生提供不了太大的帮助。

刑事审判歧视

美国司法部于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监狱中40%的犯人都是黑人，这与当时黑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12%）不符。黑人罪犯由于暴力犯罪被监禁的比例高于白人罪犯，比例分别是27%和22%。同理，贩卖毒品的比例也是一样，分别是31%和19%。我们不敢肯定入狱率的差别与不同种族的犯罪率（群体责任解释）及其在司法体系受到的歧视（他人责任解释）分别有多大关联。然而，通过审视种族因素在警察阻止、搜查及逮捕的行动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群体责任和他人责任的结论。

美国司法部在2006年的一项报告中总结了76 910名16岁以上驾驶者的调查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 16岁及以上的驾驶者中，9%的人曾经被警察拦截。这一比例在白人、黑人及拉丁裔司机中大致相同。

· 大约1/2的交警拦截是由于超速。因超速被拦截后，黑人司机（78%）和拉丁裔司机（85%）明显比白人司机（70%）更容易收到罚单。

· 被交警拦截的年轻男性司机中，黑人司机（22%）和拉丁裔司机（17%）明显比白人司机（8%）更容易被搜查。

尽管每个种族被拦截的概率相同，被拦截之后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比白人，黑人及拉丁裔司机更容易收到罚单、被搜查。24岁以下的男性司机中，认为他们被拦截的理由正当合理的黑人（22%）少于拉丁裔（81%）和白人（81%）。

美国司法部的报告只提供了这些数据，却刻意回避了任何有关种族歧视的结论。报告声称，我们无法确定黑人司机和拉丁裔司机较高的罚单率和搜查率是由种族偏见造成的。

然而，在1994年新泽西州警察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约翰·兰伯思不愿承认交警拦截数据揭示了种族歧视。兰伯思发现，在新泽西收费的高速公路上，黑人司机被警察拦截或搜查的可能性比白人更大。基于他的研究，在法庭上兰伯思做出结案陈词：“大量的不公正待遇为歧视性政策提供了全力支持。”

关于隐性偏见的理解，使得我们倾向于为兰伯思的结论做出一些修正。尽管新泽西州警察有可能存在刻意的歧视——可能出于个人分析政策或是出于上司鼓励的分析政策——但是这些行为也有可能是由隐性偏见引起的。没有任何有意识的企图，警察的隐性偏见使得他们更频繁地拦截黑人司机。

更多歧视

美国人购买了很多汽车。除了少数富裕的家庭，对于其他人来说购买汽车的费用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那些在公共交通无法到达的地方工作而收入又相当低的人来说，这笔费用更加不容小觑。为了调查买车花费中涉及的歧视行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及法学教授伊恩·艾尔斯分别训练黑人及白人被测试者（同时包括男性及女性），让他们表现出相当的购买力。这些被测试者进入汽车样品展厅，并寻找同款车型。结果发现：黑人被测试者得到的同一车型报价往往比白人测试者得到的报价高出几百美元。

艾尔斯将他的研究兴趣拓展到小金额货币交易中，他得到了纽黑文市和康涅狄格市出租车司机的配合，他们为其保留了乘车费用和小费的记录。艾尔斯和同事发现，黑人出租车司机平均比白人司机少赚33%。

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林恩通过研究餐厅的小费，发现了类似的种族差异——黑人得到的小费比白人的少18%。艾尔斯和林恩的研究都有一个有趣的意外进展：不光白人给黑人司机及服务员的小费少，黑人也是一样。

结论二：黑人的劣势地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种族歧视造成的

众多以黑人和白人配对进行的测试，使我们在结论一的基础上有更深入的研究，从大量不容争辩的证据中可以推断：黑人劣势不仅存在，而且其存在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是黑人。

鉴于证据的多样性和分量，我们现在才得出这一结论看起来像是后知后觉。然而，我们这种谨慎貌似是一种合理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得出社会科学家们达成广泛共识的结论。大量结论一致的研究使得这一结论对于包括我们在内所有熟悉这些证据的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研究采用了各种方法，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机测试。这是迄今为止排除选择性解释、找出成因并得出结论的最有效的研究方式。

我们并不是说黑人和白人在寻找住房、求职和申请贷款时普遍具有相等的资格，也不是说黑人和白人一样奉公守法。（有可能黑人比白人更加奉公守法，反之亦然。）我们不能确定，黑人司机或服务员和白人司机或服务员提供了相同质量的服务。同样，两个群体可能提供了同等质量的服务，也有可能其中一个群体的服务质量优于另外一个群体。

我们也没有对群体责任的解释妄下结论，因为现有的研究并不能提供决定性证据。与审计研究及无干扰测试一样，如果这一研究能通过合理的测试方法排除种族因素以外的其他所有因素，就为最后的结论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这些研究表明，即便研究者随机分配任务并且控制除种族因素以外的原因，还是能无一例外地发现黑人弱势的存在，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种族歧视。

这一点重要吗？

附录中阐述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所有研究发现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为它们都获得了统计显著性这一普遍认同的标准。这一标准又称为“0.05的显著性水平”，意味着如果不是种族因素的作用，偶然得出这一结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单纯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也不能完全说明这一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为了使统计显著性与实际重要性相当，需要确定三件事情：第一，这一发现中是否包含理智的人认为重要的后果；第二，这一发现是否能反复影响同一个人；第三，这一发现是否能影响很多人。

重要后果

毫无疑问，使无辜的人入狱或是由于不合理救治导致患者截肢都属于重要后果。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些研究中明显包含了重要后果。

然而，研究中涉及的种族歧视的形式也包含了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后果。不容忽视的是，越来越多这种微不足道的后果累积在一起，就会造成对很多人来说重要的后果。

再三出现的小影响

假设运动员的日常训练每天能将他的成绩提升万分之一。通过为期几天甚至数周的研究，根本无法通过数据探测如此微小的提升。对于百米短跑运动员来说，这种提升意味着在10秒的奔跑中加快千分之一秒——用来前进1厘米的时间。然而，如果这种小的提升持续200天不间断，运动员的成绩将提升0.2秒。这种进步足以拉开世界纪录创造者和无名小卒之间的差距。在男子100米比赛中，0.2秒的时间可以跑2米，并且超越了2002年以来6次世界纪录间的差距。

同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歧视行为反复出现，会造成同样的累积效应，只不过这种影响对于受到歧视的对象来说是负面的。

假设我们对A、B两组人进行为期6年的追踪观察，其中3年时间观察职业教育，接下来3年时间观察职业经历。每个月，这两组人都会接受主管的例行考评。假设这些考评的成功率都是99%——这里的成功指的是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相反，失败指的是放弃职业道路。6年后，同样拥有99%成功率预估值的两组人，继续做这份工作的人都不到50%。对于6年的职业生涯来说，这个比率看起来还算合理。

为了揭示对于A、B两组人来说，细微的考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假定A组的成功率预估值比B组高出1%，分别是99.5%和98.5%。经过6年的考评，每个月的细微差别将变得十分巨大。只需要小学的数学知识就能轻易算出，最后A组留下来的人（70%）将是B组（34%）的两倍之多。

这个例子也解释了为什么少数族群（或者女性）在度过了入职初期的阶段之后，会在职位的晋升方面遇到瓶颈期，而只有在付出额外劳动的情况下才会有所好转。因此，待遇上的细微差别是阻碍少数族群及女性努力工作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反复出现的细微影响的后果：我们不必担心一个人因受到歧视而得不到10美元。但如果一个人连续40年的时间，每个星期都损失10美元，共计损失7万美元（假设年利率为5%）的话，就相当于损失了公共大学4年的学费、总价为35万美元的房子20%的首付，或者几辆全新的汽车。

对很多人的影响

如果这种小影响涉及了很多人，就会引申出一种社会意义。如果只有一个人因为受到歧视而无法正常参与某次选举，人们可能不会感到困扰。但是，如果很多人受歧视阻碍而无法参与选举，特别是在竞选者实力相当的情况下，选举的结果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再举一个给很多人造成重大影响的例子，种族歧视很有可能是造成白人高中毕业率（91%）比黑人（81%）高出10%的原因。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假设种族歧视只造成了其中1%的差别。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1%对全体美国公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要明白，没有人能确定这里假设的1%能够准确说明歧视对于美国白人和黑人高中毕业率差异的影响。）

美国人口普查局于2009年7月发布数据称，美国黑人共计3 960万，其中71.5%（也就是2 830万）超过了高中毕业年龄（18岁以上）。如果将1%的差异置于这2 830万人中，也就意味着约28万适龄黑人人口因为受到歧视无法顺利从高中毕业。换句话说，看起来相对较小的歧视效应，都有可能对超过25万的美国黑人造成严重后果。

结论二可能遭到的反驳

即使科学家们对于结论二的证据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是结论二还是会引发一些争议。反对的声音可能包括：“如果某人不想雇用黑人（租房给黑人，或者是贷款给黑人），这和他歧视黑人没有半点儿关系，说不定只是因为此人不认可普遍存在于黑人身上的某种特性。”反对者可能会进一步论证，普遍来说，黑人的工作技能往往更弱，更不能保证每月能按时交房租或者还贷，对他人财产也没有那么爱惜。反对者最后可能还会说：“如果我有机会分别对黑人和白人在工作能力、每月按时缴费的意识以及爱惜财产的程度进行评估的话，我肯定不会在雇用、租房或者贷款时偏爱白人。”

很多人可能都会利用这种论证进行总结：“在进行这些选择的时候，我是处于盲点状态，并没有种族歧视。”我们可以相信这种自我描述的真实性。然而，30年的研究证实，各方面能力和资质相当的求职者中，白人求职者受到优待的可能性是黑人的两倍。

在审计测试中，面对条件相当的黑人、白人及拉丁裔求租者或求职者，房产经纪及潜在雇主可能会诚实地宣称自己的公平主义价值观，保证在申请人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不会偏袒任何人。然而，当审计测试结果表明黑人及拉丁裔人在找房及求职过程中的成功率远远低于同等条件的白人时，又该做何解释？接下来，我们会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7个结论

我们在此附录中设置的挑战是提出获得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可的关于美国社会种族关系的结论。以下结论中，其中两个已经得到论证。接着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本书其他章节中涉及的观点。

结论一：确实存在黑人劣势。与美国白人相比，美国黑人遭受着多重具有深远意义的劣势的影响——总的来说，包括较少的正规教育、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医疗条件、较少的不动产、较少的工作机会、同等工作较少的工作报酬以及较高的入狱率。

结论二：黑人的劣势地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种族歧视造成的。本附录主要是为确认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提供广泛的证据，从而说明他们受歧视全因是黑人所引起的。

结论三：社会分化确实存在。本书第五章中高度赞扬了我们不断将人类自动区分为各种独特类型的思维能力——例如黑人女性、尼日利亚人、踢踏舞者，或是白人、男性、瑞典人、室内设计师，由此迅速推断出与之对应的类型特征。刻板分类的能力与我们识别、区分人类多样性的能力密不可分。

结论四：态度具有反省及自发两种形式。态度指的是对不同类型的人的喜恶（包括律师、穆斯林、亚洲人、婴儿等）。第四章中将这种态度分成了两大类。反省或显性的态度，指的是我们意识到自己所持的态度（例如，马扎林知道自己喜欢《星际迷航》这部电影，安东尼知道自己喜欢波普爵士乐）。而你自发的或是内隐的态度是由自己意识不到的信息联想组成的（例如，老年人等同于秃顶，马扎林、安东尼和80%的人都有这种自动联想）。这两种态度可以不一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分离现象。例如，反省的观念表明，“我喜欢老年人”的同时，大脑中也可以存在隐性的“老年人等同于不好”的态度。

结论五：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反省和自发及刻板印象之间的分歧。通过内隐联想测试结果及调查问卷结果得出的不同种族态度说明，人们在回答调查问卷时可能故意掩饰了自己在种族问题上的观点。尽管存在这种可能，但我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会精确、诚实地做出回答。只不过，人们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发思维会与反省思维相悖。

结论六：显性偏见时常发生，隐性偏见无处不在。附录一中提到，21世纪早期，美国人在问卷调查中表现出很低程度的显性（公然）种族偏见，与50年前到75年前的调查结果相比，有了显著的减少。尽管当今的问卷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表达了平等主义种族态度，内隐联想测试还是揭示出75%的美国人对白人（而非黑人）有着无意识的（隐性）偏好。理解通过内隐联想测试表达的种族偏好不代表个人授权的种族态度是很重要的。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一样，隐性偏见会产生实际后果，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七。

结论七：隐性偏见（无意识的种族偏好）导致了针对黑人的偏见。在这7个结论中，这是唯一一个不在我们征求意见的初始列表中的。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结论七竟有如此大量的证据作为支撑。2009年的出版物中总结了大量的研究，说明内隐联想测试中表现出的白人偏好能够预测包括狂热平等主义者在内的各类人的种族歧视行为。这则重要证据不容忽视，并且从2007年初起就开始逐渐显现。

最近的调查研究表明，只有10%~15%的美国人公开表达了针对美国黑人的偏见。正如我们在此附录及其他章节中详细阐述的一样，充分的证据说明，广泛的歧视行为使得美国黑人基本上在所有具备经济意义的生活领域都处于劣势地位。即便这些歧视全部可以归咎于少数公开持有偏见的美国人，但是证据表明隐性偏见的作用如此引人注目，使人不得不怀疑黑人劣势的罪魁祸首仅仅只是显性偏见。鉴于只有少数人受到公开歧视，无意识的种族偏好又能准确预计歧视行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结论：隐性偏见不仅是黑人劣势的诱因之一，它在引发歧视行为最终造成黑人劣势中起到的作用甚至比显性偏见更大。虽然隐性偏见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但是它所造成的歧视行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显而易见的。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来说，更是清晰可见的。

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过去25年来很多共事者的想法和实验。其中最核心的当属布莱恩·诺塞克——他不仅是一个好搭档、坚定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对隐性社会认知研究的贡献始于1996年就读耶鲁研究生院，并且延续至今。对他做出的大量工作，我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与学生和其他合作者联手，他们做出的贡献深化了我们对于本书主题的理解，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们是：理查德·艾布拉姆斯、斯科特·阿卡利斯、贝芬妮·艾博森、丹尼尔·艾姆斯、朱迪·安德鲁斯、贾斯汀·盎格鲁、詹森·爱森道夫、雷内·班瑟、约阿夫、安德鲁·拜伦、艾琳·布莱尔、蒂莫西·布洛克、弗雷德里克·布鲁奈尔、蔡华坚、苏珊·凯莉、达纳·卡尼（建议将“盲点”作为书名）、希芮·卡彭特、尤金·卡鲁索、丹尼尔·陈、伊娃·陈、多莉·丘格、艾米丽·考克迪尔、胡安·孔特雷拉斯、凯思琳·库克、莉莎·库珀、维尔·坎宁安、达里奥·茨文切克、布琼·达斯古普特、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蒂埃里·德沃斯、克里斯托弗·戴尔、克劳迪乌·蒂莫夫特、肖恩·德雷恩、本·德鲁瑞、亚罗·邓纳姆、杰弗里·艾伯特、谢丽·法尔汉、瓦尔·菲尔德曼、克里斯蒂娜·冯、马克·弗尔汉、杰瑞·吉尔默、杰克·格拉斯尔、妮可·格里森、斯蒂芬妮·古德温、阿莱克斯·格林、艾登·格雷格、伊丽莎白·海因斯、柯蒂斯·哈登、拉里萨·海菲兹、亨利、阿尔诺德·何、维尔海尔姆·霍夫曼、玛丽·李·胡梅尔特、约翰·乔斯特、杰瑞·康、乔斯林·卡尔兰、凯瑞·川上、金度妍、泰瑞·科尔比、克里斯托弗·克劳尔、马克·克林格、小林千寻、琳达·汉密尔顿·克里格、詹妮弗·库伯塔、凯迪·兰卡斯特、克里斯汀·雷恩、凯斯·列维、斯蒂文·雷尔、克里斯汀·莱姆、丹·列文、贝卡·列维、埃里克·列维、克里斯汀·林德格林、伊丽莎白·罗夫特斯、多米尼加·梅森、史蒂文·马克库洛夫、贾马尔·麦克戴尔、黛比·麦基、保罗·迈因斯豪森、狄波拉·麦洛特、安德鲁·梅尔佐夫、杰森·米契尔、布兰迪·纽维尔、克里斯蒂尔·诺曼、马克·奥克斯、罗因森·奥康纳、奥路达米尼·奥古奈卡、克里斯蒂娜·奥尔森、安德里亚斯·奥尔森、布莱恩·奥斯塔芬、马特·欧顿、朴再云、朴劳拉、安德鲁·佩尔金斯、伊丽莎白·菲尔普斯、杰奎琳·皮卡瑞尔、布拉德·彼特、安德鲁·博伊尔曼、多比·拉涅夫、福勒德里克·里瓦拉、阿莱克斯·洛特曼、劳里·路德曼、杰尼斯·萨宾、昆拉德·舒纳贝尔、埃里克·舒、乔丹·舒瓦茨、佩内洛普·希兹、亚莉西亚·沈、克里斯汀·舒茨、科林·史密斯、凯瑞·斯宝登、埃里克·斯潘戈伯格、伊丽莎白·斯帕尔克、斯里拉姆、萨米尔·斯利瓦斯塔娃、达米安·斯坦利、萨布里娜·孙、简·斯旺森、克里斯汀·特里、布兰恩·提杰、埃里克·乌尔曼、皮尔卡洛·瓦尔德索罗、马克·范德坎普、温蒂·瓦尔森、格雷格·瓦尔顿、格雷格·维拉德、卡洛琳·维尔姆斯、徐开元、山口益、薇薇安·扎雅思和塔里·奇福。

作为活跃的听众、一大批同事帮助我们完善书中的观点。他们在讨论与书信中激发我们的思维，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们的工作，点评初稿中的章节。我们对他们深怀感激：鲍勃·艾博森、艾略特·爱伦森、维斯提·班纳吉、约翰·巴奇、本·巴里斯、凯瑟琳·贝奇特、马克·本迪克、丹尼·伯恩斯坦、保罗·布鲁姆、山姆·鲍尔斯、道纳尔·卡尔斯顿、帕姆·凯西、赛普那·切尔扬、南希·寇特、罗伯特·克劳德、简·德胡瓦、帕特里西亚·迪瓦恩、爱普·迪克特赫斯、罗恩·多伊奇、卡罗尔·德韦克、爱丽丝·意格丽、拉塞尔·法齐奥、苏珊·菲斯克、比尔·乔治、丹尼尔·吉尔伯特、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理查德·冈萨雷斯、约瑟华·格林纳、戴维·汉密尔顿、约翰·赫伦、南茜·霍普金斯、厄尔（布兹）亨特、尚托·艾英格、拉里·雅各比、玛西亚·约翰逊、克里斯汀·乔尔斯、李·贾希姆、谢丽尔·凯瑟、约翰·希尔斯特伦、米拉·考玛拉吉、南希·克里格、约翰·科隆斯尼克、乔恩·兰博斯、艾伦·兰格、劳伦斯·莱斯格、简·洛伊、尼尔·麦克雷、威廉·麦奎尔、温迪·门德斯、菲利普·梅里克尔、沃尔特·米歇尔、戴维·迈尔斯、中山健、莫拉·奥尼尔、李·奥斯特豪特、托马斯·佩蒂格鲁、理查德·佩蒂、史蒂芬·平克、斯科特·普劳斯、芭芭拉·里斯金、丹·奥洛夫鲁思、彼得·沙洛维、劳里·桑托斯、朱塞·佩顿、伊莱因·斯卡里、弗雷德里克·绍尔、戴维·施耐德、罗杰·谢帕德、杰夫·谢尔曼、吉姆·谢尔曼、正田雄一、吉姆·斯达纽斯、艾略特·史密斯、罗恩·史密斯、劳德·斯蒂尔、弗里兹·斯特劳克、迈克尔·塔尔、罗伯特·特里弗斯、吉姆·尤尔曼、弗吉尼娅·瓦连、尚克·威丹特姆、吉福德·万瑞、丹·韦格纳、基普·威廉姆斯、凯伦·韦恩、理查德·亚尔奇、罗伯特·扎伊翁茨、迈克尔·萨拉特。

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所在我们两个最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住宿，那时正值确定本书写作提纲的关键时期（第二年则是住在哈佛大学的MRB研究所）。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在我们的网站成立初期提供了资金支持及公众宣教活动。学术休假及消费支持则来自于哈佛大学MRB研究所文理学院、哈佛大学埃德蒙·萨福拉伦理研究中心、社会科学定量研究院，以及“心智、脑与行为计划”。另外，还要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吉奥中心、印度西姆拉高级研究所、罗素尔·塞奇基金会、思维科学研究院、华莱士基金会以及圣达菲学院，它们在完成本书的最后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写作的避风港。

行政人员和助理研究员桑登·埃弗雷特、克里斯托弗·戴尔、米歇尔·雅各布、威廉姆·卡普兰、道格拉斯·卡尔克、杰森·麦考伊、蒂凡尼·麦特斯、阿曼达·帕森斯、伊丽莎白·卢瑟福、罗伊·鲁林和莎莉·斯托特等都提供了特别支持。

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巴黎实验室、自然历史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科学博物馆、波士顿儿童博物馆、旧金山探索博物馆，以艺术再现、独立的内隐联想测试展示、活跃的数据收集及迅速分享为特色。在这些场所及其各自网站，来访者为研究者观察他们与隐性思维对抗的反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们的好奇心与坦诚激励我们继续学习，对此，我们深表感激。

还有一些人不辞辛苦地在大学、公司、政府机构及非营利组织中支持我们的工作，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使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些想法被应用到了完善教育、法律、政府、医疗等领域的关键决定中。他们是：伊恩·艾瑞斯、罗西尼·阿南德、麦克斯·巴泽曼、杰弗里·贝克斯、埃利斯·博纳特、桑德拉·布什比、彼得·卡罗、吉姆·卡里尔、理查德·科恩（首位将隐性态度描绘为“隐性偏见”的人）、艾米·埃蒙森、穆罕默德·埃里安、德鲁·福斯特、帕特·菲力、詹姆斯·芬伯格、霍普格林·菲尔德、钦蒂亚·冈马雷斯、拉尼·基尼尔、乔恩·汉森、约翰·欧文、米歇尔·卡普尔、弗里达·克莱因、詹妮弗·莱纳、杰莱特、吉姆·罗森、凯伦·米尔斯、艾米·穆尼切尔罗、托马斯·纽柯克、诺瑞亚、朱丽·尤金、伊娃·帕特森、莉莎·吉罗斯、朱迪斯·雷斯尼克、路易·森蒂、苏珊·希尔博曼、朱迪斯·辛格、迈克尔·史密斯、吉姆·特利、亚历山大·扎内罗、妮娜·希普斯。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了最初5年的研究。那时，正值我们开发内隐联想测试之时。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支持了之后8年的研究。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支持了内隐联想测试网站的发布。在此基础上，内隐联想测试被广泛应用并投入教育演示。之后，网站归耶鲁大学独家所有。菲尔·朗将耶鲁计算机中心的资源投入该网站，并实现了我们基于网站进行教育和研究的愿望。2003年开始，这家网络公司移到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慷慨解囊，支持了教育及研究板块在implicit.harvard.edu的运作。

2005年，与布莱恩·诺塞克一起，我们成立了非营利公司——Project Implicit公司，为网站运营提供了科学支持，西恩·德雷恩开发了计算机软件，使得我们迅速实现在数百个实验中应用内隐联想测试的想法。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特殊要求，他都欣然答应，帮助我们迅速完善实验设计，也使实验在不同实验室中转化复制成为可能，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同时，我们要感谢安东尼·伯班克。我们的写作也受到罗杰·勒温和贝斯·罗斯博姆的深度启发，是他们建议我们的写作风格不用那么学术。兰登书屋的编辑威尔·墨菲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要求，我们也感激在他的打造之下，本书最终得以成型。在前后几稿的过程中，出版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我们意识到专业出版者将科学家的接口与大众读者相对应是多么重要的功课。我们还要感谢卡金·卡麦特森和约翰·布罗克曼代表我们创建了一个论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科学与大众联系在一起。

在写作本书的3年时间里，有3个人在精神上和思路上大力支持我们，他们是R·巴斯卡尔、珍·格林瓦尔德和理查德·哈克曼。他们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施加的无形的影响。

我们的父母库米和鲁斯特姆·贝纳基，以及柏妮丝和伯纳德·格林沃尔德，还有其他家庭成员——贝拉·贝纳基·罗德哈、诺瑞亚，施乐·贝纳基、兰迪塔·贝纳基，利亚、戴维和乔纳森·格林沃尔德，艾米丽·格林沃尔德、罗伦·格林沃尔德和乔·韦尔什，埃里克·格林沃尔德、马乔里·克里夫顿，夏洛特、茱莉亚和本·韦尔什，安·亚历山大、理查德·康利恩，他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支持、鼓励着我们。

思想的力量穿越了年龄、性别、民族、宗教、文化、国籍的界限，将人们的思想凝聚在一起，让我们共同探寻更加广阔的天地。对于彼此，我们诚心感激遇到了心灵相通的另一个自己，在这世上，没有另外一个人能超越这种默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