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经典系列:苏东坡传+武则天正传+生活的艺术(全新修订典藏版)(套装共3册)
Author: 林语堂
Date: 2015-07-31T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苏东坡传
武则天正传
生活的艺术

苏东坡传

版权信息

苏东坡传

作　　者：林语堂

译　　者：张振玉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编辑：王　维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原序

卷一 童年与青年
第一章 文忠公

第二章 眉山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第四章 应试
第五章 父与子

卷二 壮年
第六章 神、鬼、人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第八章 拗相公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第十章 两兄弟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第十二章 抗暴诗
第十三章 黄楼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卷三 老练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第十六章 赤壁赋
第十七章 瑜伽与炼丹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第二十章 国画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卷四 流放岁月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第二十六章 仙居
第二十七章 域外
第二十八章 终了

附录一 年谱

附录二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原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作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中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朴，终身不渝。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狗苟蝇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亢言直论，不稍隐讳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需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遒健朴茂，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灼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地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僻，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辞将他刺痛，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于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的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与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为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他自然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须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局促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但苏东坡还是屡遭贬降，甚至遭到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道地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注，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证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注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林语堂

卷一　童年与青年

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嘉祐六年（一〇三六—一〇六一）

第一章　文忠公

要了解一个已经死去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出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在我的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个理由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的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政治生涯的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时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予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在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的，拓下拓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竞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一颗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间壮观惊人地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逊。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逊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庚斯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柏，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斯威夫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的。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之后，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相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相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相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当政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悉数凋零，或是丢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安排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弃世。宋朝国力之削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向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结果，谁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宵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时，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一〇八六—一〇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祐党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竖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宵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祐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一〇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被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者，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苏东坡业已去世，有关时政的感情冲动的争斗风暴也已过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开始阅读苏东坡的遗著，尤其是他那有关国事的文章，越读越敬佩他的谋国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刚大勇。为了追念苏东坡，他把苏东坡的一个孙子苏符赐封高官。所有这些举动，都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地位达到巅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赐他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皇帝对他的天才写照，至今仍不失为最好的赞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苏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钦赐的序言。兹将封他为太师之位的那道圣旨转录于后：

敕。朕承绝学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将兴起于斯文，爰缅怀于故老。虽仪刑之莫觌，尚简策之可求。揭为儒者之宗，用锡帝师之宠。故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资政殿学士、谥文忠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方嘉祐全盛，尝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纷更，乃陈长治之策。叹异人之间出，惊谗口之中伤。放浪岭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夺者，祐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朕三复遗编，久钦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时。君子之道暗而章，是以论世。倘九原之可作，庶千载以闻风。惟而英爽之灵，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赠太师。余如故。

由此观之，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孝宗赐予《苏东坡集》的序言就盛赞他浩然正气的伟大，这种正气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华丽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气屹立如山，不可动摇。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忘记苏东坡主要是个诗人、作家。他当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诗文中有一种特质，实在难以言喻，经过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后，当然更难以捉摸。杰作之所以成为杰作，就因为历代的读者都认为“好作品”就是那个样子。归根结底，文学上万古不朽的美名，还是在于文学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上，但谁又能说究竟怎样才可以取悦读者呢？使文学作品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悦于人的声韵、感情、风格而已。杰作之能使历代人人爱读，而不为短暂的文学风尚所淹没，甚至历久而弥新，必然具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发自肺腑的“真纯”，就犹如宝石之不怕试验，真金之不怕火炼。苏东坡写信给谢民师时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

可是，使作品经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纯”又为何物？苏东坡对写作与风格所表示的意见，最为清楚。他说做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词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词达。词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在此为风格作解释，苏东坡很巧妙地描写了他自己的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辞作文的秘诀弃之而不顾的。何时行、何时止是无规矩法则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实精确地表达出来，表达得够好，迷人之处与独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着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现精妙而能得心应手，则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处所谓文章的简洁、自然、轻灵、飘逸，也就是上好风格的秘诀。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至于索然无味，而我们也就不怕没有好文章读了。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对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被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在世的最后一年，他有时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买祸。他在给刘沔的回信中说：“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更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弃也。”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天赋的才气，特别丰厚，可以说是冲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写诗永远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诗偶尔才达到完美的境界。苏诗无须乎获得那样完美。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辞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拓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极大之危险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为他经常必须在饭后当众作诗，通常他比别人写起来快，也写得好。他的思想比别人清新，类比典故也比别人用得恰当。有一次在黄州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个歌伎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题诗。但是苏东坡从来没听说有此一歌伎，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笔立即开头写道：

东坡四年黄州住，

何事无言及李琪。

至此停下，接着与朋友说话。在座的人以为这是很平淡无味的起头，而且仅仅两句，全诗尚未完稿。东坡继续吃饭谈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诗写完。东坡又拿起笔来，将此首七绝的后两句一挥而就：

却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虽好不吟诗。

此诗音韵谐和，犹如一粒小宝石，有轻灵自然之美。对李琪的恭维恰到好处，因而使此一黄州歌伎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国诗的韵律很严，在用典故时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别人的诗时，也要用同样的字，押同样的韵。不知何故，苏诗的韵，总比别人的用韵自然，并且他的用典，经仔细看来，含义更深。在写散文时，他笔力所及，至为广阔，自庄严纯正的古文风格，至轻松曼妙扣人心弦的小品，无所不能，各臻其妙。东坡之以大家称，不无故也。

因此之故，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触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而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极感兴趣。他曾对神恳求，与妖魔争辩，而且有时他居然获胜。他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词今日用得太俗滥的话，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极讲民主精神的人，因为他与各行各业都有来往，帝王、诗人、公卿、隐士、药师、酒馆主人、不识字的农妇。他的至交是诗僧、无名的道士，还有比他更贫穷的人。他也喜爱官宦的荣耀，可是每当他混迹人群之中而无人认识他时，他却最为快乐。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之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与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当时似乎是只有他一个人关心那千里荒旱，流离饿殍。他一直为百姓而抗拒朝廷，为宽免贫民的欠债而向朝廷恳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独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们确实可以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第二章　眉山

自长江逆流而上，经汉口，过名满天下的三峡，便进入了中国西南的一大省份——四川。再沿江上行，过重庆，直到水源，便可看见一尊大石佛，其高三百六十英尺，是由江边一个悬崖峭壁雕刻而成。在此四川省西部的边界，在雄伟高耸的峨眉山麓，就是乐山，当年在苏东坡时名为嘉州，岷江就在此处流入长江。岷江自大西北原始部落聚居的山岭上，汹涌澎湃奔流而至，与来自峨眉的另一河流汇合后，直向乐山的大石佛奔腾而来，洪流渐渐折向东南，然后向东，便一直流入中国海。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镇。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座小镇便以当地一个杰出的文学世家出了名。这一家便是苏家，亦即人所周知的“三苏”。父亲苏洵，生有二子，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次子苏辙，字子由，父子三人占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席之地。

在乐山，当年也和现在一样，旅客可以乘一小舟自玻璃江逆流而上直到眉山。玻璃江因其水色而得名，因为在冬季，水色晶莹深蓝；夏季之时，急流自山峦间奔流而至，水色深黄。玻璃江为岷江一支流，因眉山位于乐山与四川省会成都两地之间，凡欲赴省会之旅客，必须经过眉山。若坐帆船上行，可以看见蟆颐山临江而立。山势低而圆，与江苏之山形状相似。此处即是眉山，即“三苏”的故乡。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在良好维护之下，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自南方进入眉山镇，沿着整洁的石板路走，便可到达城镇的中心。

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一个现代诗人曾描述眉山，他说眉山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因为邻近各市镇的荷花贩子都来此地采购荷花。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在纱縠巷，有一座中等结构的住宅。自大门进入，迎面是一道漆有绿油的影壁，使路上行人不至于看见住宅的内部。影壁之后，出现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在房子附近，有一棵高大的梨树，一个池塘，一片菜畦。在这个小家庭花园之中，花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

宋仁宗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十二月十九日，在这栋房子里，一个婴儿脚踢着襁褓的包布，发出了啼声。自从第一个儿子夭折之后，这个初生的婴儿便成了这家的长子。现在在这儿趁着这个婴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也可以说只像其他的婴儿一个样地活动之时，我们利用这段时光把这一家大略看一下吧。不过关于这个孩子的生日先要说一说，不然会使海外中国传记的读者感到纷乱。在中国，小儿初生便是一岁，这是由中国人历来都愿早日达到受人尊敬的高龄的缘故。第一个新年一到，人人都长了一岁，那个婴儿就是两岁。根据中国的计算法，一个人在他生日前来算，他总比实际年龄大两岁，在生日之后算，总是大一岁。在本书里，年龄是按西方计算的，不再精确估计生日。不过在论到苏东坡，还是要顾到一点儿精确。因为他一降生就是一岁大，那是十二月十九日，再新年来临，他就已经两岁大——实际上他还不足半个月。因为他的生日是在年终，按中国年岁计算，他总是比实际年龄小两岁。

关于他的生日要说的第二件事，他的降生是在天蝎宫之下。照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生饱经忧患的原因，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谣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韩愈降生也是属于同样的星座，韩愈也是因固执己见而被朝廷流放。

在那栋宅院中，一间屋子墙的正中，挂着一张仙人的画像，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婴儿的父亲苏洵，现年二十七岁，正是一生中精神上多灾多难的岁月。他在市场上看见这张画像，乃用一只玉镯子换来的。在过去的七年之中，每天早晨他向这幅张果老像祷告。数年前他妻子已经生了一个女孩儿，再生的就是那个夭折的孩子。他过去一直盼望生个儿子，现在是如愿以偿了。他必然是非常快乐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他正在饱受屈辱折磨，痛苦万分。

苏家总算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也许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较为富有。家中至少有两个使女，并且家里还能给苏东坡和在他之前的姐姐各雇用一个奶妈。等弟弟辙生下时，家中还能再雇一个奶妈。这兄弟二人的两个奶妈，按照中国的习惯，要一直跟她们照顾到成年的孩子过活一辈子。

苏东坡一降生，祖父仍然健在，正是六十三岁。他祖父以前年轻时，生得高大英俊，身体健壮，酒量极大，慷慨大方。后来苏东坡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文坛泰斗，官居翰林学士知制诰之职，家已移居在开封城皇宫附近。一天，几个至交与仰慕他的人前去拜访，正好那天是他祖父的寿诞之期，他就开始向来客述说这位怪老汉的几件趣事。老人不识字，但是人品不凡。那时他们正住在乡间，自己广有田地。他祖父不像别家那样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别人不知道他何以如此。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乃开仓散粮，先给他自己的近族近亲，然后才轮到他妻子的娘家人，再后给他家的佃农，最后给同村的贫民。这时别人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广存稻谷——因为稻谷可藏数年，而稻米天潮时则易霉坏。他祖父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大家饮酒高歌，令规矩拘谨的农人都大为吃惊。

一天，老汉正在喝酒取乐，重要消息来到了。他的二儿子，苏东坡的叔父，已赶考高中。在邻近还有一家，儿子也是同样考中。那是苏东坡的外祖母程家。因为苏程联姻，所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程家极为富有，算得上有财有势，早就有意大事铺张庆祝，而苏家的老汉则无此意。知父莫如子，苏东坡的叔叔亲自派人由京中给老人家送上官家的喜报，官衣官帽，上朝用的笏板，同时还有两件东西，就是太师椅一张，精美的茶壶一个。喜信到时，老汉正在醺醺大醉，手里攥着一大块牛肉吃。他看见行李袋里露出官帽上的红扣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当时酒力未消，他拿起喜报，向朋友们高声宣读，欢乐之下，把那块牛肉也扔在行李袋里，与那喜报官衣官帽装在一处。他找了一个村中的小伙子为他背行李袋，他骑着驴，往城里走去。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街上的人早已听到那个考中的消息，等一看见酩酊大醉的老汉骑在驴背上，后面跟着一个小子扛着一件怪行李，都不禁大笑。程家以为这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而苏东坡则说只有高雅不俗之士才会欣赏老人质朴自然之美。此老汉也是一个思想开通的人。一天，他在大醉之下，走进一座庙里，把一尊神像摔得粉碎。原来他早已对那尊像怀有恶感，并且那尊神像全村人都很惧怕，更可能的理由是对那庙里的庙祝存有敌意，因为他常向信徒们勒索钱财。

苏东坡的酒量倒不是由祖父那里继承而来的，但是他的酒趣则是得自祖父，以后不难看出。这位不识字的老汉的智慧才华，原是在身上深藏不露的，结果却在他儿子的儿子的身上光荣灿烂地盛放了。身心精力过人的深厚，胸襟气度的开阔，存心的纯厚正直，确都潜存在老人的身上。苏家在当地兴起，和别的望族世家之兴起一样，也是合乎无限的差异变化与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的。对于苏东坡外婆家的才智如何，我们尚无明证，但是苏程两家血统的偶然混合，不知在何种情形之下，竟产生了文学天才。

此外，祖父对他孙子的文学生活并无什么大的影响，只是一点，祖父的名字是“序”。当年对一个作家而言，这确是最为难的事，因为苏东坡是个名作家，必须写很多序。苏东坡若用“序”这个字，便是对祖先失去尊敬。于是他只好把他作品中所有的“序”，都改称之为“引”。不称父母与祖父母的名讳，在中国是很古老的风俗，有时候十分麻烦，尤其父亲的名字是很普通的字时为甚。在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皇皇巨著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谈”字，因为“谈”是他父亲的名字。有一个人名叫“赵谈”，司马迁竟擅自改为“赵通”。同样，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必须避开他父亲的名字“泰”，所以今天我们在他那一百二十卷的大作中找不到一个“泰”字。诗人李翱的父亲名“今”，于是此位诗人必须用一个古字代替现代这个普通字“今”。这种禁忌是由禁写当朝皇帝名字的禁忌而起。科举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之中若有一个字与当朝已驾崩的皇帝的名字相同，则被逐出考场。可是皇帝通常总是称年号或谥号，而不称名，所以就有不少考生忘记了皇帝的名字，而真被逐出考场。有时一个皇帝也会在这方面犯了禁忌，因为谁也不易随时记着十代祖先的名字。一次，一个皇帝一时没记清楚，在给一座亭子起名字时用错了字，忽然想起来犯了禁忌，误用了祖先之名，于是，刚为那个亭子颁赐了名字，立刻又改换。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就其政治上的抱负而言，他算是抑郁终身，不过在去世之前，他想追求的文名与功名，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出现了。苏洵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自然不是易于与人相处的人。直至今日，人人都知道他到二十七岁时，才发愤读书。大人常举这件事来鼓励年轻人，告以只要勤勉奋发，终会成功的。当然，聪明的孩子也许会推演出相反的结论，那就是孩童之时不一定非要专心向学。事实上，苏洵在童年并非没有读书作文学习的机会，而似乎是，苏洵个性强烈，不服管教，必又痛恨那个时代的正式教育方式。我们都知道好多才气焕发的孩子确是如此。若说他在童年时根本没读书写字做文章，恐非事实。他年轻之时，必然给程家有足够好的印象，不然程家不会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另外，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他晚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而能文名大噪，文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的文名所掩，这究属极不寻常之事。

大约他得了长子之后，自己的态度才严肃起来，追悔韶光虚掷，痛自鞭策。他看到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内兄，还有两个姐丈，都已科考成功，行将为官做吏，因而觉得含羞带愧，脸上无光。此等情事，即便平庸之才，都会受到刺激，对一个天赋智力如此之高的人，当时的情形一定使他无法忍受，今日由他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才智看，我们对此是不难了解的。在苏洵给他妻子（苏东坡的母亲）的祭文里，他表示妻子曾激励他努力向学，因为那位程家小姐是曾经受过充分的良好教育的。祖父对他儿子并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在他眼里，他这个儿子，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是一个倔强古怪的孩子，虽有天才却是游手好闲不肯正用。有朋友问他，为什么他儿子不用心读书而他也不肯管教，他很平静地回答说：“这个我不发愁。”他的话暗示出来他那才气焕发而不肯务正的儿子总有一天会自知犯错、会痛改前非，他是坚信而不移的。

四川的居民，甚至远在宋代，就吃苦耐劳，机警善辩，有自持自治的精神，他们像偏远地区的居民一样，依然还保持一些古老的风俗文化。由于百年前本省发明了印刷术，好学之风勃然兴起。在苏东坡的时代，本省已经出了不少的官员学者，其学术的造诣都高于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因为在科举时，黄河一带的考生都在作诗方面失败。成都是文化中心，以精美的信笺、四川的锦缎、美观的寺院出名。还有名妓、才女，并且在苏东坡出世百年以前，四川还出了两个有名气的女诗人。那些学者文人在作品上，不同于当时其他地区文章浮华虚饰的纤丽风格，仍然保有西汉朴质遒健的传统。

在当年，也和如今一样，四川的居民都耽溺于论争，酷爱雄辩的文章。甚至在中等社会，谈话之时都引经据典，富有妙语佳趣，外省人看来，都觉得充满古雅精美的味道。苏东坡生而辩才无碍，口舌之争，决不甘拜下风。他的政论文章，清晰而有力，非常人可望其项背，数度与邪魔鬼怪的争辩，自然更不用提了。东坡和他父亲，被敌人攻击时，都比之为战国诡辩游说之士，而友人则誉之为有孟轲文章的雄辩之风，巧于引喻取譬，四川人为律师，必然杰出不凡。

就因为这种理由，眉州人遂有“难治”之称。苏东坡一次辩称：此地居民，不同于教养落后之地，不易为州官所欺。士绅之家，皆置有法律之书，不以精通法律条文为非。儒生皆力求遵守法律，亦求州官为政不可违法。州官若贤良公正，任期届满之时，县民必图其像，悬于家而跪拜之，铭之于心，五十年不能忘。当地人像现代的学生一样，新教师初到任，他们要对他施以考验。州官若内行干练，他们决不借故生非。新州官若但有扰民傲慢之处，以后使他为难棘手之事多矣。正如苏东坡所说，眉州之民难治，非难治也，州官不知如何治之耳。

在眉州那些遗风古俗之外，民间还发展出一项社会的门阀制度。著有名声的世家列为甲等乙等，而称之为“江卿”。江卿之家不与普通人家通婚嫁，只要对方非江卿一等，再富而有势，亦不通融。另外，农民之间有一种完美的风俗。每年二月，农人开始下田工作，四月份以前拔除野草。农人数百之众，共同动手。选出二人管理，一人管钟漏，一人管击鼓。一天的开工收工完全听从鼓声。凡迟到与工作不力者皆受处罚交纳罚金。凡田多而工作人少者，都捐款归公。收割已毕，农民齐来，盛筵庆祝，击破陶土做的钟漏，用所收的罚金与指派的捐款，购买羊肉美酒，共庆丰收。这项典礼开始时，先祭农神，然后大吃大喝，直至兴尽，才各自归家。

第三章　童年与青年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时间，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事。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洵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母亲，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求道成仙去了。陈太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矮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眼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在他们的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来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方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方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它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的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恩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做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癖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的，此种暗示比明白直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昇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需要下过某等的苦功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需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辞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琅琅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凤清于老凤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淳朴风格，力戒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进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借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辞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辞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妪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各种图书插列满架。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恩封赠为“大理评事”。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

在苏家，和东坡一起长大一起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字子由。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迥不寻常的。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尔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字。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后而缀以“先生”一词。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另外有人身登要职，全国知名，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如曾湘乡、袁项城便是。

老苏名洵，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茔而得名。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以至今日，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中国的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他的全集有时以谥号名之，而为《苏文忠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六十年，赠以“文忠公”谥号。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苏眉州”。小苏名辙，字子由，晚年隐居，自称“颍滨遗老”，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颍滨”。有时又因其文集为《栾城文集》而称之为“苏栾城”。栾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苏姓远祖二百年前，是自栾城迁至眉州的。

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当时至少有八人同叫“梦得”，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

在东坡十六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斑。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事。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去世。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似乎这个新儿媳的公公是个大坏蛋。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毒狠的字眼儿，为女儿之死而自责。然后，他露了一手非常之举。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为庆祝此一盛事，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洵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然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利小人，欺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是三十里之大盗也。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诫族人焉”。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这件事发生之后四十多年内，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之才有往还。不过老泉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苏洵对豪门的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

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女儿很伤心。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她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她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据我们所知，她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她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她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

在中国流行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她颇有诗才，嫁了一位词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了她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地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作奇妙的回文诗，既可以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在此等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若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乃兄。”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相信。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他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始终没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再者，秦观在二十九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她已然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了。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此等民间故事之所以受一般人欢迎，正是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好中国人的癖好。

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他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作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的特殊关系，因为没人肯提。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第四章　应试

在苏东坡兄弟年二十岁左右，已经准备好去赶考之时，不可避免的事，婚姻问题也就来临了。他们若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那时有求婚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着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所以科举考试举行的季节，也是婚姻大事进行得活跃的季节。在父母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他们对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当年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为安排。苏东坡年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时十五岁，家住青神，在眉山镇南约十五里，靠近河边。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岁，妻子比他小两岁。当然算是早婚，但是并不足为奇。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当然并不一定像苏氏兄弟那么早，在选择与吸引合意的配偶时，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时间的浪费和感情的纷扰。在父母看来，年轻人若能把爱情、恋爱早日解决，不妨碍正事，那最好。在中国，父母自然应当养儿媳妇，年轻的男女无须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爱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爱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还不是一样？不过在拼命讲浪漫风流的社会里，觉得婚前相爱更为惊奇可喜罢了。无论如何，苏家兄弟婚后却很美满。但这并不是说由父母为儿女安排的婚姻不会出毛病，也不是说这样的婚姻大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凭怎么安排，都是赌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险。天下毕竟没有具有先见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预知自己儿女婚姻的结果，即便是完全听从他们的安排也罢。在理想的社会里，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进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龄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虽然当地社会伦理和社会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婚姻的比例，也许还是一样。男人，十八岁也罢，五十八岁也罢，几乎没有例外，在挑选配偶时，仍然是以自然所决定的性优点为根据的。他们仍然是力图作明智的选择，这一点就足以使现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堕落到动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长处是简单省事，容易成就，少废时间，选择的自由大，范围广。所有的婚姻，都是缔构于天上，进行于地上，完成于离开圣坛之后。

次子子由成婚之后，父子三人起程赴京。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谒大官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对苏东坡几乎如同严父。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职。他现年四十七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在那段期间，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此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职。苏洵把著作呈献给张方平，张方平对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席。但是老苏意犹未尽。最后，张方平在古道热肠之下，终因情面难却，乃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与欧阳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力陈老苏有“王佐之才”。怀有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需两月有余。

在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五月，三苏到了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陛下亲自监督的殿试。在由眉州来京的四十五个考生之中，苏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试之外，别无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盘桓，在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将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两耳长而特别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时稍露牙龈。欧阳修，看来并非美男子，但是一见这位文坛盟主而获得他的恩宠，却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梦寐之望。欧阳修之深获学术界敬爱，是由于他总是以求才育才为己任。他对苏洵热诚接待，并经他介绍，老苏又蒙枢密韩琦邀请至家，又转介绍认识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之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

苏氏兄弟则游逛华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饭馆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羡慕的心情注视大官在街上乘坐马车而过。宋朝共有四个都城，河南开封为首，称为东都。开封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入城处有两层或三层的城圈，用来围困进犯的敌军。城墙上筑有雉堞，供发炮射箭之用。因为国都地处一低下之平原，无险可守，只有北部黄河绵延约有二百里（今日之陇海铁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卫国都，因此拟订了一个设想极为周密的军事防御计划。

在西部洛阳，距开封约一百三十里，建立西都，用以扼制经军事要隘潼关自西北而来的进犯。在东部约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设立另一军事重镇，是为南都，并不怕有敌人自南部而来。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蛮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国。当时有一军阀，由于向北番异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对抗中国。石敬瑭向契丹王以儿子自称，但自谓深爱中国并关心国家之太平与百姓之幸福。他自称“儿皇帝”，称契丹王为“父皇帝”。他在世之时，使中国形成分裂，获取外族之赞美。但是国家应当慎谋严防有此等情形出现。不论古今，在中国总是有打着爱国旗号的汉奸，只要自己能大权在握显赫一时，便在救国救民的堂皇名义之下，甘心充当异族的傀儡。石敬瑭后来以“儿皇帝”之身，为“父皇帝”所废，羞愤而死，此一事实并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纪时另一傀儡张邦昌之出现。而在张邦昌失去利用价值后，立即被推翻，弃之如敝屣，但并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个汉奸吴三桂向关外借兵，进入长城，让满洲人毁灭了中国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止北方异族的南侵。

开封是中国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伟壮丽，财富之厚，人才之广，声色之美，皆集于朝廷之上。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汴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衢，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桥在皇宫的前面，乃精心设计，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筑成。皇宫位于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楼下面的一段石头和砖建的墙垣开始，皇宫的建筑则点缀着龙凤花样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闪烁的殿顶，是用各种颜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宫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罗盘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宫的西面为中书省和枢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门之外，有国子监和太庙。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轿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两轮车，可以说是现代东洋车的原始型，这些车轿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

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欧阳修对此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激赏，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免招人批评，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四月八日，苏东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时才二十岁，成为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荣誉，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他发挥文意时说，在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几句对白读来蛮好，显示贤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长才之日，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用人之道。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尧与皋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湮没的古籍未曾读过。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一天问苏东坡：

“可是，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

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是我所杜撰。”

梅圣俞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

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录取一学生，即表示自己克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并修函感谢恩德。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贬，即足以关乎一学人之荣辱成败。当年一个作家曾说，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大家都谈论苏东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有人还暗中偷读呢。

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礼，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甚至官为宰相，也须立即退隐，守丧两年三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东坡的姐姐已于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三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两个儿媳妇。母亲死时还没听到京都的喜讯。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见母亲已去，家中一团纷乱，篱墙倾倒，屋顶穿漏，形如难民家园。

正式办完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茔地。这个泉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则消失于水中。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亦称为“苏老泉”。

苏洵在祭妻文里说：

非官实好，要以文称。……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内失良朋……昔余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有蟠其丘，惟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

居丧守礼之下的一年又三个月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东坡常到青神岳父家去。青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巅有佛寺，涉足其间，令人有游仙寻异超然出尘之感。东坡常与岳父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饮为乐。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岳父家为大家庭：有岳父王杰，两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在岳父家约三十个人之中，有一个小姐，名唤“二十七娘”，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

这时，老苏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余，尚无消息到来。最后，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使此翁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谢绝前去，以年老多病为辞。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祐四年（一〇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并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试，自然不足餍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当对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则即搁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考问的，所以他又再度辞谢。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贤达之清誉。他最后结束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妻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当一谒当道，细叙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五十之年，实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试。

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期满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又再度起程入京。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出发之前，已经把亡母之灵柩安派妥当。苏洵使人请了六尊菩萨像，安放在两个雕刻好镀金的佛龛中，供在极乐寺的如来佛殿里。那六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势至菩萨、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王者。出发之前，苏洵正式把这些佛像供在庙里，并且去向亡妻灵前告别。祭文的结语是：“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第五章　父与子

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妥当，即将进京。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三人已是文名大著，宦途成功几乎已确然无疑。这次举家东迁，要走水路出三峡，而不是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这次行程全长一千一百余里，大概是七百里水路，四百里旱路，要从十月起程，次年二月到达。用不着太急，因为有女人同行，他们尽可从容自在，在船上饮酒玩牌，玩赏沿途美景。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但可没料到她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而且其中一个还是诗词巨擘呢。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借以写景抒情，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子由的妻子姓史，出自四川旧家。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她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所以子由的妻子与她相处，极为容易。并且，老父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大家和睦相处。在这位大嫂眼里，三个男人之中，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不轻易向别人低头，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不像哥哥那么魁伟，东坡生而颅骨高，下巴颏儿和脸大小极为相配，不但英俊挺拔，而且结实健壮。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东坡的小儿子，是苏家的长孙，就是那一年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倘若这个孩子早生一年，多少有点儿让人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太失于检点。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要对他侧目而视了。

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嘉州上船，对两对小夫妇而言，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有兴致、有热情、有前途、有信心。真是“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四川为中国最大之省份，其大与德国相似，也是和三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这时三峡之胜才开始，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过去的隐人道士。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的一头白鹿的，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这首诗足以证明东坡精神的超逸高士。那首诗是：

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

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

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

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

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

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此段江流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急流旋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水下暗石隐伏，无由得见，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旅客丧生之事，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一旦沉下，绝无生望。然而三峡确是富有雄壮惊人之美，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与之比拟，在世界之上，也属罕见。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省东界有高山耸立，水路则有三峡之险，敌人无从侵入。

经三峡时如若逆流而上，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六十至七十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套在肩上，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极丰富的经验，才能使船庶乎有惊而无险。三峡也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激湍，其中旋涡急流交互出现，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

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因季节之不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三十尺，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当时正是冬季，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因为水面变窄，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一百尺之多。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这些岩石叫滟滪堆，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水花飞散起来，犹如美女头上的云鬟雾鬓，因此而得名。滟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旋涡，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当地有个谚语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有的地方水位低时宜于行船，有的地方水位高时便于行船，主要以隐藏于水下的岩石之高低为准。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船夫就要等候数天，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纵然如此危险，人还是照旧走三峡，或为名，或为利，而不惜冒生命之险，就像现在苏家一样。出外旅行的人，极其所能，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行经三峡的人，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不管他们上行下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神祇准保有美酒牛肉大快朵颐。

自然界有不少奇妙之事，在这里，三峡正好是奇谈异闻滋生之处，这里流传着山顶上神仙出没的故事。在进入瞿塘峡处，有“圣母泉”，是在岸上岩石间有缝隙，能回答人声。每逢有旅客上去向缝隙大呼“我渴了”，泉即出水，正好一杯之量而止。要再喝第二杯还需喊叫。

苏家向神祈求赐福之后，开船下驶。因为船只行驶时相距太近会发生危险，通常都是在一条船往下走了至少半里之后，另一条船才开出。若逢官家有船通过时，有兵丁手持红旗，按距离分立江边，前面的船已然平安渡过险地之后，便挥旗发出平安信号。苏东坡就曾作诗描写道：

入峡初无路，连山忽似龛。

萦纡收浩渺，蹙缩作渊潭。

风过如呼吸，云生似吐含。

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

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

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

偶尔他们的船驶过一个孤立的茅屋，只见那茅屋高高在上侧身而立，背负青天，有时看见樵夫砍柴。看那茅屋孤零零立在那里，足可证明居住的人必然是赤贫无疑，小屋顶仅仅盖着木板，并无瓦片覆盖。苏东坡正在思索人生的劳苦，忽然瞥见一只苍鹰在天空盘旋得那么悠然自在，似乎丝毫不为明天费一些心思，于是自己盘算，为了功名利禄而使文明的生活受到桎梏镣铐的夹锁，是否值得？在高空飘逸飞翔的苍鹰正好是人类精神解脱后的象征。

现在他们的船进入巫峡了，巫峡全长五十里，高山耸立，悬崖迫人，江面渐窄，光线渐暗，呈现出黎明时的昏黄颜色，仿佛一片苍茫，万古如斯。自船面仰望，只见一条细蓝，望之如带，那正是天空。只有正值中午，才能看见太阳，但亦转瞬即逝；在夜间，也只有月在中天之际，才能看见一线月光。岸上巨石耸立，巨石顶端则时常隐没于云雾中。因为风高力强，云彩亦时时改变形状，山峰奇高可畏，亦因云影聚散而形状变动不居，虽绘画名家，亦无法捉摸把握。巫山十二峰中，神女峰状如裸女，自从宋玉作《神女赋》以来，独得盛名。此处，高在山巅，天与地互相接触，风与云交互鼓荡，阴阳雌雄之气，获得会合凝聚，是以“巫山云雨”一词，至今还留为男女交欢之称。峡内空气之中，似乎有神仙充盈，而云雾之内亦有精灵飞舞。苏东坡青年的理性忽然清醒，他觉得此等神话悖乎伦理。他说：“成年之人也仍不失其童稚之心，喜爱说神道鬼。《楚辞》中的故事神话，全是无稽之谈。为神仙而耽溺于男女之欲者，未之有也。”

这时有一个年老的船夫，开始给他们说故事。他自称年轻时，常攀登那些最高的山峰，在山顶池塘中洗浴，衣裳挂在树枝上晾干。山中有猿猴，但是他爬到那样高处，鸟鸣猿啼之声已渺不可闻，只有一片沉寂与山风之声而已。虎狼也不到那样高处，所以只有他一人，但他并不害怕。神女祠附近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触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东坡听了，颇为所动，心想：“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难忘人欲耳。”（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在东坡一生之中，他也和当代其他人一样，很相信会遇到神仙，相信自己也许会成仙。

他们的船进巫峡之时，“神鸟”开始随船而飞。其实这种乌鸦也和其他聪明的鸟一样，因为在神女祠上下数里之内，这些乌鸦发现有船来，就一路追随，从船上乘客那儿啄取食物。乘客往往与乌鸦为戏，他们把饼饵扔到半空中，兴高采烈地看着神鸦自天空俯冲下来，将食物由空中衔起，百无一失。

这一带地方，自然无人居住，也不适于人居住。三苏行经“东濡滩”时，波涛汹涌，船身被打击抛掷，就像一片枯干的树叶在旋涡之中一般。在他们以为已经过了最危险的地方时，谁知又来到“怒吼滩”。这里更为惊险，怪石如妖魔，沿岸罗列，有的直入江心。然后又来到一个地方，叫作“人鲊瓮”，意思是好多旅客在此丧命，就如同一罐子死鱼。这里是一块特别巨大的圆石头，伸入江中，占了水道的五分之四宽度，水道因之变窄，逼得船只经过此处时，必须急转直下。凡是旅客过了人鲊瓮，都觉得那个老船夫，真不啻自己“生身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样。

出了巫峡，他们不久就到了秭归，开始看见沿岸高高低低散布着些茅屋陋舍。此处是一极小的乡镇，居民不过三四百家，坐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居民极为贫苦。可是想到这一带令人心神振奋的风光之美，觉得在这个半文明的穷乡僻壤，居然出了两个大诗人，一个著名的皇后，还有另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女人，也并非无故了。这大概就是奇山异水钟灵毓秀的缘故吧。一般居住山地的人，在风俗上总是把东西装在桶里或筐子里而背在背上，而且大部分是由妇女背着，这很容易使人肌肉疲劳，但是却永远对她们的身段儿有益。处在这里，未嫁的姑娘总是把头发分开，高高梳成两个扁圆的髻儿，以别于已婚的妇人。髻儿上插着六根银簪子，横露在两侧，另外还拢上一个大象牙梳子，有手掌那么大小，在头的后面。

苏家现在才过了巫峡和瞿塘峡，最要命的一个还在下面呢。大约三十年之前，有一次山崩，尖锐的岩石滚落在江心，使船只无法通过。江面的交通在这带断绝了大约二十年，后来才勉强开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地方因之叫作“新滩”。在此处因为风雪甚大，苏家在此停留了三天。苏东坡曾有诗记此事：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

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梢风多寒更吹。

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

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

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

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

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

霍然一挥遍九野，吁此权柄谁执持？

……

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

高人著屐踏冷冽，飘拂巾帽真仙姿。

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

……

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

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击千夫驰。

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

楚人自古好弋猎，谁能往者我欲随。

纷纭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长江在此处有如此自然的危险，本地人却因此落个有利可图。他们打捞沉船，转卖木板用以修理别的船，以此为业。他们也像一般名胜古迹城镇的居民一样，观光客往往因故不得不在本地停留数日，他们就可以和观光客交易而有生意做。此地江流湍急，船上的货物往往需要卸下，而乘客也宁愿在岸上走走，使身体舒服一下。

从秭归再往下走，已然可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望见大牛的背部耸立在较近的山岭顶端。他们现在正在进入的地区，是以庞大的黄牛山为主要景物的。这里的岩石甚为奇怪，在山岭的侧影蚀刻在遥远的天空时看来，黄牛山这头巨牛似乎是由一个穿蓝衣戴斗笠的牧童牵着。本地有个俗语描写这头黄牛蛮横的面貌说：“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本地的女人脸皮细嫩白净，头上包着小黑圆点儿的头巾。风光之美可与巫峡抗衡，在有些乘客看来，甚至会超巫峡之上。那种风景正是在中国山水画上常可见到的。形状令人难以置信的巨石，矗立天际，望之如上帝设计的巨型屏风；又有如成群的石头巨人，或俯首而立，或跪拜于地面向上苍祷告。河边上的岩石，层层排列成阵，似乎是设计出来欲以大自然之壮丽故意向人炫示。此处有一巨大之断崖，表面平坦，竖立如同巨剑，尖端正刺入江岸。再沿江下行不远，危险的航程即将结束之前，来到了“虾蟆培”。“虾蟆培”是一个巨大的扁圆石头，酷似一个青蛙头，口中有水滴入河中，形状极似水晶屏风。此一巨大的扁圆石头，呈苔绿色，背上满是晶莹的小水珠。青蛙尾尽处为一石洞，其中发出清脆的潺湲之声。有些赴京赶考的举子往往在青蛙嘴边接水，带到京中研墨，供做文章之用。

过了“虾蟆培”不远，大自然一阵子的天威怒气，算是消散尽了，岩石江水的洋洋大观也收场了，从宜昌以下，风光一变而为平静安详。夕阳照着一带低平的稻田与炊烟处处的茅舍，提醒旅客们已再度回到人类可以安居的世界。一般习俗是，旅客到此，因为逃过灾难，转危为安，都相向庆祝。旅客以美酒猪肉犒劳船夫，人人快乐，人人感恩。回顾过去，都以为刚刚做了一个荒唐梦。

到了江陵，苏家弃船登陆，乘车起旱，奔向京都。江上航行完毕之日，兄弟二人已然作了诗歌百首。这些诗另集印行，名之为《南行集》。但是，苏东坡最好的几首诗是在陆地上的行程中写的。那几首诗特别注重音韵情调气氛之美，节奏极好，形式多变化。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如《船夫吟》、《野鹰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滔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

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宫。

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

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且闲。

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苏家在二月安抵京城。他们买了一栋房子，附有花园，约有半亩大，靠近仪秋门，远离繁乱的街道。绕房有高大的老槐树和柳树，朴质无华的气氛，颇适于诗人雅士居住。一切安顿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任命了，当然那一向是需时甚久的。兄弟二人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部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白批评朝政。仁宗求才若渴，饬令举行此种考试，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所有读书人经大臣推荐，并凭呈送的专门著述之所长，都可以申请参加。苏氏兄弟经大臣欧阳修的推荐，都申请而蒙通过。苏东坡蒙朝廷赐予的等级，在宋朝只有另一人获得。他又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其中有些篇已经成为后世学校中必读的散文。后来，皇后告诉人，仁宗曾经说：“今天我已经给我的后代选了两个宰相。”

万幸的是，苏洵被任命为校书郎，并未经考试，正合他的本意，后来又授以新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他自然乐于接受。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需忠实到什么程度呢？苏洵决定采取史家的严格写法，史家不应当文过饰非，即使为自己的先人立传，亦当如此。于是有了争论，在今日苏洵的文集里尚保有下列的文句：

洵闻臣僚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纂集故事……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也。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事无疑之。

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蹴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合，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鬣奔驰。

卷二　壮年

宋仁宗嘉祐七年至神宗元丰二年（一〇六二—一〇七九）

第六章　神、鬼、人

纵然苏东坡才华熠熠，在仕途上他仍须由低级而上升。在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在唐朝，因行地方分权之制，形成藩镇割据，国家颇蒙其害，最后酿成叛乱，陷国家于危亡，而藩镇大员每为皇亲国戚、朝廷诸王。宋代力矫其弊，采用中央集权，武力环驻于国都四周，并创行新制，对各省长官，严予考核节制，其任期通常为三年，因此时常轮调。每省设有副长官连署公文奏议，即为此新制度中之一部分。苏子由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则在京为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人与父亲同住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可使鳏居的老父一人过活。于是子由辞谢外职不就。子由为兄嫂赴任送行，直到离开封四十里外的郑州，兄弟二人为平生第一次分手，子由随后回京。在此后三年之内，东坡在外，子由一直偕同妻子侍奉老父。东坡在郑州西门外，望着弟弟在雪地上骑瘦马而返，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直到后来再不能望见，才赶程前进。他寄弟弟的第一首诗写的是：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由京都到凤翔的函件，要走十天才到，兄弟二人每月经常互寄诗一首。由那些诗函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初登宦途时，苏东坡是多么心神不安。兄弟二人常互相唱和。在唱和之时，要用同韵同字，所以是磨炼写诗技巧的很好的考验。在中国过去，此种写诗方法，是文人必须具备的成就。在这类诗中，可以找到令人惊喜的清新思想，用固定韵脚的字，各行要有自然的层次。犹如在玩纵横字谜一样，韵用得轻松自然时，其困难正足以增加乐趣。在写给弟弟最早的和诗之中，东坡已经显示出他那完美的诗才。他按规定用“泥”和“西”两字做韵脚，写出了下列的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这首七绝成了东坡诗的佳作。此处“飞鸿”一词是人心灵的象征。实际上，本书中提到东坡的行动事故，也只是一个伟大心灵偶然留下的足迹，真正的苏东坡只是一个心灵，如同一只虚幻的鸟，这只鸟也许直到今天还梦游于太空星斗之间呢。

凤翔位于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因为陕西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整个渭水流域富有古迹名胜，其名称都与古代历史相关。强邻西夏，位于今之甘肃，时常为患中国，陕西省因而人力财力消耗甚大，故人民生活甚为困苦。苏东坡到任后第一年内，建了一栋庭园，作为官舍，前有水池，后有亭子，另有一上好花园，种花三十一种。

苏东坡既已安定下来，判官之职又无繁重公务，他遂得出外遨游，到南部东部山中游历，动辄数日。有一次，他因公须到邻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要尽其可能地将甚多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再适合无比，他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有时清闲无事，他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去，去看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

东坡年富力强，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独自生活，只与娇妻稚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做官生活的味道，但并不如他梦想的那么美妙。远离开京都的骚扰杂乱，在外县充任判官，副署公文，审问案件，颇使他感觉厌烦无味。有时难免感觉寂寞，但也有时举杯在手，月影婆娑，又感觉欣喜振奋。

在他还不够成熟老练之时，他需要妻子的忠言箴劝。苏夫人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丈夫。她对丈夫非常佩服，知道自己嫁的是个年轻英俊的诗人。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在婚姻上所表现的，仍然是男女相辅相成。苏夫人知道丈夫那坦白直爽甚至有时急躁火爆的性格之后，她觉得倒不需急于向他表示什么佩服崇拜，还是要多悉心照顾他，才是尽自己身为贤妻的本分。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则少而经久不见，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夫人提醒他说他现在是初次独自生活，而没有父亲照管。苏东坡把人人当好人，但是太太则有知人之明。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之时，太太总是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她问丈夫：“你费那么多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她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东坡承认妻子的忠言很对。我想苏夫人的这种智慧是自“君子之交淡如水”得来的——水没有刺激的味道，但是人永远不会对之生厌。真诚的友谊永远不会特别表白的，真正的好朋友彼此不必通信，因为既是对彼此的友情信而不疑，谁也不需要写什么。一年分别后，再度相遇，友情如故。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一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已经好久不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而求雨是为民父母官者的职责。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心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不然神不会发怒。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就要身蒙其害了。苏东坡现在要写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他现在准备立即在神明之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

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太白峰。太白山上一个道士庙前面，有一个小池塘，雨神龙王就住在其中，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就要到那个道士庙里去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样，他想办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在奉承了几句话之后，他在那篇祈雨文里说：“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

由太白山下来之后，他继续游历各处，特别是上次漏过的名胜。在当月十一日，他曾求过雨，回到城里，十六日，曾下小雨，但是对庄稼则嫌不足，农民也不满意。他研求原因，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一查，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实际上是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颇不高兴。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了一个奏本，请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里取回一盆“龙水”。

十九日，苏东坡出城去迎“龙水”。全乡下人人振奋，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心的事。乡间早已来了好几千人，当地十分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昏黑。老百姓等了好久，雨硬是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在他面前展开。他从农夫手里借了个篮子，用手抓了几把乌云，紧紧藏在篮子之中。到了城里，他祷告乌云的诗里有：“府主舍人，存心为国，俯念舆民，燃香霭以祷祈，对龙湫而恳望，优愿明灵敷感。”祷告已毕，他又和宋太守出城去。他俩走到郊区，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旗帜和长枪上的缨子都在风中猛烈飘动。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把“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这篇祈雨文和其他的祭文至今还保存于他的文集里。仿佛是有求必应，暴雨降落，乡间各地，普沾恩泽。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小麦、玉蜀黍枯萎的秸茎又挺了起来。

现在欢声遍野，但是最快乐的人却是诗人苏东坡。为纪念这次喜事，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这篇文章是选苏东坡文章给学生读时，常选的一篇，因为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又足以代表他与民同乐的精神。

这件事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公爵。苏东坡和宋太守为此事再度上太白山，向神致谢，又向神道贺。次年七月，又有大旱，这次求雨，却不灵验。苏东坡失望之余，到蟠溪求姜太公的神灵。姜太公的神灵直到今天还是受老百姓信仰的。姜太公在周文王时是个贤德有智慧的隐士，据稗官野史上说，他用直钩在水面三尺之上垂着钓鱼。据传说他心肠好、人公正，鱼若从水中跳出三尺吞他的饵，那是鱼自己的过错。常说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是此意。

苏东坡此次向姜太公求雨是否应验，并无记载。但是不管信仰什么神，信佛也罢，信一棵得道的老树桩子也罢，这并不是怀疑祷告不灵的理由。祷告不灵永远无法证明，因为根据佛经，若出什么毛病，总是祷告的人不对，普通是他的信心不足，所谓“诚则灵”，便是此意。所有的神都必须要显出灵验，否则便无人肯信了。再者，祷告也是人根深蒂固的天性。祷告，或是具有祷告的那种虔诚态度，毕竟是很重要的，至于是否灵验，那倒在其次。

无论如何，后来苏东坡做其他各县的太守，只要事有必要，他还是继续祷告。他知道他的此种行动是正当无疑的，他也就相信神明必然会竭其所能为人消灾造福。因为，倘若明理是人性最高的本性，神明也必然是明理的，也会听从劝告，也会服理。但是在苏东坡几篇论到天灾的奏折里，他也按照中国的传统指出来，朝廷若不废除暴政以纾民困，向神明祷告也无用处。这就是中国凭常识形成的宗教，这种看法就使中国古籍上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说法。在知道了中国人所有的愚蠢行为之后，这种谚语又让我重新相信中国人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

我简直不由得要说苏东坡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说他是火性并无不当，因为他一生都是精力旺盛的，简单说来，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这个跳动飞舞的火苗，据说曾经两度和邪魔外祟争辩。因为他深信，不但是神灵，即使是妖魔鬼怪，也得对他那义正词严的攻击顺服，所以他有所恃而无恐。他痛恨一切悖乎情理的事，甚至妖魔鬼怪也得对他的所作所为，要能判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妖魔等物也许有时会遗忘或分辨不清，可是在苏东坡的雄辩口才之下，他们就会自见其行为的愚蠢，也得立即罢手。

有一次，他在从凤翔回京都的路上，正顺着一条山路行走，经过白华山。侍从之中一个人忽然中邪，在路上就把衣裳一件一件脱下来，直到脱了个精光。苏东坡吩咐人勉强给他穿上，把他缚起来，但是衣裳又掉了下来。大家都说一定触怒了山神，那个兵才中了邪。苏东坡走到庙里，向山神说道：

某昔之去无祈，今之回也无祷。特以道出祠而不敢不谒而已。随行一兵狂发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蚁虱耳，何足以烦神之威灵哉。纵此人有隐恶，则不可知。不然人其懈怠失礼或盗服御饮等小罪尔，何足责也，当置之度外。窃谓兵镇之重，所隶甚广，其间强有力富贵者盖有公为奸慝，神不敢于彼示其威灵，而乃加怒于一卒，无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则一事缺，愿恕之可乎？非某愚，其谅神不闻此言。

祷告完毕，苏东坡刚一离开那座山神庙，一阵山风猛向他脸上扑来，转眼间，风势愈狂，竟而飞沙走石，行人无法睁眼。苏东坡对侍从说：“难道神还余怒未息？我不怕他。”他继续向前走，狂风越发厉害。这时只有一个侍从携带他随身的行李在后面跟随，别人和马匹都正在想法避风，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前进。有人告诉他回庙去向山神求饶。苏东坡回答说：“吾命由天帝掌握，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他能奈我何？”然后，风逐渐减弱，终于刮完，并无事故发生，那个兵也清醒过来。

苏东坡对自己有急智和看不见的精灵相斗，坚具信心。有一次，他和一个邪魔力争不让。那是此后数年，他在京师身为高官之时，他的二儿媳妇（欧阳修的孙女）一天晚上也中了邪，是在产后。年轻的儿媳妇以一老妪的声音向周围的人说：“我名清，姓王，因为阴魂不散，在这一带做鬼多年。”苏东坡对儿媳妇说：“我不怕鬼。再说，京都有好多驱鬼除妖的道士，他们也会把你赶跑的。不要不识相。显然是你糊涂愚蠢才送了命，现在既然已死，还想闹事！”然后他向女鬼讲了些佛教对阴魂的道理，又告诉她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地走开，明天傍晚我向佛爷替你祷告。”女鬼乃合掌道：“多谢大人。”儿媳妇于是霍然而愈。第二天日落后，他给佛爷写了一篇祈祷文，焚香，供上酒肉，把女鬼送走。

此后不久，他次子的小儿子说看见一个贼在屋里跑，看来又黑又瘦，穿着黑衣裳。苏东坡吩咐仆人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奶妈又忽然倒在地板上，尖声嘶喊。苏东坡过去看她，她向东坡喊道：

“我就是那个又黑又瘦穿黑裳的！我不是贼，我是这家的鬼。你若想让我离开奶妈的身上，你得请个仙婆来。”

苏东坡对鬼斩钉截铁地说：“不，我不请。”

鬼的声音缓和了点儿说：“大人若一定不肯请，我也不坚持。大人能不能给我写一篇祷告文，为我祈祷？”

东坡说：“不行。”

鬼的条件越来越低，用更为温和的声音请求可否吃点儿肉喝点儿酒，但是苏东坡越发坚强。鬼被这个不怕鬼的人慑服了，只请求为他烧点儿纸钱便心满意足，东坡仍不答应。最后，鬼只要求喝一碗水。东坡吩咐：“给他。”喝完水之后，奶妈跌倒在地上，不久恢复了知觉，但从此断了奶。

苏东坡在凤翔那一段，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有点儿不光彩，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不愿提起。到那时为止，他和上司宋太守处得很融洽，宋太守与他家是世交。此后，来了一位新太守，情形就有了变化。新太守姓陈，是武人出身，严厉刻板，面黑体壮，两眼炯炯有神。他与苏东坡同乡，认为苏东坡少年得意，颇把他看作暴发户。陈太守为官以来，颇负美誉。曾在长沙捕获一恶僧，此一僧人颇与权要交往，他仍将此僧交与有司法办，全境之人，无不惊异。又有一次，他捕获七十余男巫，这些男巫平素皆鱼肉乡民，他将他们强行遣返故乡，耕田为农。那时有些寺庙暗中干些邪污败德之事，他拆除了几座庙。据说他的兵卒奉命站定不动时，敌人的箭从天上稠密飞来，兵卒们仍然屹立不动。

现在苏东坡新来的上司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有的文武官员都向他俯首致敬，但是对苏东坡而言，我们都不难猜测，现在是两个不妥协通融的硬汉碰了面。二人之间遇有争论，便唇枪舌剑，恶语相加。苏东坡年少多才，有才自负的年轻人而要向外在的权威俯首拜服，实在难之又难。也许令苏东坡感到最大的不快是陈太守往往改动拟妥的上奏文稿。陈太守往往在苏东坡造访时不予接见，有时使他久候，久到足够让他睡个午觉的工夫，用以表示不悦之意。二人的龃龉不合，后来竟闹到陈太守向京师上公文，陈明苏东坡的抗命情形。

苏东坡的报复机会不久到来。陈太守在太守公馆里建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公务之暇，登台观望四野景物之胜。不知何故，陈太守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字，预备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个诱惑对年轻多才的苏东坡，是欲拒不能了：他必得借此机会来玩笑一番。做文章刻石留念，自然是为传之久远，必须庄重典雅，甚至富有诗情画意方为得体。显然是他不得直接攻击陈太守，但是知道向老头子放支玩笑的小箭，总无伤于人，亦无害于己。今天我们还可以读到那篇《凌虚台记》：

台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槖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倘若苏东坡年龄再大些，文字之间的语调儿会更温和些，讽刺的箭也许隐藏得更巧妙些。这篇记叙文，本为庆祝而作，却在沉静中沉思其将来坍塌毁坏之状，并含有太守不知所住之城外有山之讽刺，在中国志记文中尚属罕见。但是陈太守这个老头子确实肚量够大，竟不以为忤。这一次他对此文一字未予更动，照原作刻在石碑上。

由此可见，陈太守为人心地并不坏。在二人分手之后，东坡也看出此种情形，因而有修好之举。成了名的作家常有的应酬，就是应子侄辈之请为其先人写墓志铭。墓志文字必须赞美亡故者，但多为陈词滥调，而且言不由衷，故无文学价值。写此等文字古人每称之为谄媚死者，但是此等事仍为作家极难避免之社交应酬。在这一方面，苏东坡自己应有极严格的规定，而且确实做到了。他绝不写一篇此种文章，即使王公贵人相求，也是不写。在他一生之中，他只写了七篇墓志铭，皆有特别的理由，他的确有话要说才写的。几年之后，他也为陈太守写了一篇。除去他为司马光写的那篇之外，这篇算是最长的。因为东坡和那位陈太守，最后彼此都对对方十分敬仰。

陈太守的儿子陈慥，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此子不可不在此一提。陈慥喜欢饮酒骑马，击剑打猎，并且慷慨大度，挥金如土。一天，陈慥正在山中骑马打猎，有两个兵卒相随。他前面忽然有一只喜鹊飞起，他的随员没有将此喜鹊击落。这位年轻的猎人咒骂了一声，从丛林中隐藏处一马冲出，嗖的一箭射去，喜鹊应声落地。这个青年的脸上，似乎有什么特别之处吸引住苏东坡。后来有人传言，说陈慥的父亲在他处做官之时曾有纳贿之事，被判处死刑。传闻是这样的，苏东坡正要遭受贬谪之时，陈慥正隐居在黄州，苏东坡的仇人想起苏东坡当年与陈慥的父亲交恶，就把他贬谪到黄州来，好使陈慥对付苏东坡。也许陈慥要为父报仇，这样苏东坡的敌人就可以借刀杀人了。但是事实上，苏东坡与陈慥父亲之死毫无关系，陈慥反成了苏东坡谪居黄州期间最好的朋友。

苏东坡又遇见了一位“朋友”——章惇，章惇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章惇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现在官居太守之职，所治县份距此不远，也在湖北省境。我们手下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是否苏夫人曾经警告过丈夫要提防章惇，但是章惇确是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正是苏东坡所喜爱的那等人。苏东坡曾经预测过章惇的前途，这个故事是人常说起的。是在往芦关旅行的途中，苏章二人进入深山，再往前就到黑水谷了，这时来到一条深涧边，上面架着一条窄木板，下面距有百尺光景，有深流滚翻倾泻，两侧巨石陡峭。章惇是极有勇气之人，向苏东坡提出从木板上走过去，在对面岩石的峭壁上题一行字，一般游客是常在名胜之地题词的。苏东坡不肯过去，章惇以无动于衷的定力，独自走过那条深涧，然后把长袍塞在腰间，抓住一根悬挂的绳索，坠下悬崖，到对面小溪的岸上，在岩石上题了“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随后又轻松自如若无其事般由独木桥上走回来。苏东坡用手拍他这位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章惇问：“为什么？”苏东坡回答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苏东坡的预测是否可靠，且看后文分解。

仁宗驾崩后，苏东坡受命督察自陕西西部山中运输木材供修建陵寝之用的工事。这时他又忙碌了一阵子，此外平时他并不十分快乐，他颇为想家。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他写信向子由说：

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尘埃虽未脱，暂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涧，春禽始嘤呦，鞅掌久不决，尔来已徂秋。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劬劳幸已过，朽钝不任锼。秋风迫吹帽，西阜可纵游。聊为一日乐，慰此百日愁。

仁宗嘉祐九年（一〇六四），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作“磨勘”。依据考察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琦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考试及格，于是他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柩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茔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柩，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的灵柩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〇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葬礼，苏东坡曾经返回故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闰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闰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闰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叫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茔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旋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地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两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摒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辨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地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丝，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做扬州太守幕府时，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作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的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间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间，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珪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祐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因相处不洽而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对他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辨奸论》，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卢杞的阴险与丑陋，兼有王衍的辩才的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恩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的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邋遢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辨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地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悖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诸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恩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〇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擢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借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珪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说：“坐下。我要和你长谈。”皇帝陛下开始问他为什么过去两个明君（其中一个是唐太宗）一定要获得贤臣为相以辅佐朝政。皇帝提出的两个贤相之一并非别个，正是诸葛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贤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谈话不离三千年前的尧舜之治这一题目，他说他愿谈尧舜的贤相。他说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无足多论。诸葛亮的政治才干，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以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此种做法决不适于像他这等急躁自信的财政经济的鬼才。

王安石接着说：“陛下如今御临一个地大民多的国家。国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国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无贤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无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专故耳。今日虽有非常之才，一如当年辅佐尧舜之贤臣，如受小人之阻挠，亦必弃职而罢。”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尧舜时代，尚有恶迹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诚如陛下所说，正因尧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迹而杀之，尧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阴谋而妒贤害能，贤良之臣亦必弃官而去。”

神宗听了，颇为感动。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轻人一样，雄心万丈，极愿国富兵强。他为人善良而公正，圆脸盘，五官端正，和祖宗长相相似。宋朝的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显出了精力衰颓的样子。王安石心想年轻皇帝对远大可期的热望，终于点燃起来。自从那次密谈之后，神宗皇帝就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为何缘故，每逢贤德的老臣进谏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之时，这位年轻皇帝的头脑中便浮现出那“四凶”的影子来。

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苏氏兄弟回到京师之时，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随后两年之中，但见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职不久，就开始大刀阔斧在政府各部门大事清除异己。抗争之事此起彼落，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缘故。王安石想尽方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皇帝问道：“为什么会闹得这么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说：“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师法先王之道，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旧臣。在反动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是不可免的。倘若他们获胜，朝廷大权将落在他们之手；若陛下获胜，朝廷的大权则仍将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挡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闹出这一番纷乱。”

有年轻好胜志在国富兵强的皇帝在上，有对自己的财政经济学说坚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实行王安石激进的政治财政改革已经如箭在弦了。实行新政的动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残唐纷争杀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没有强盛起来。而且，西夏、契丹（后来称辽）、金，不断侵略中国的边境。中国与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战之后，遂订约言和。和约的条款对中国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条款，因为那些番邦虽然承认中国的皇帝，但那是中国皇帝按年赐予他们金银绸缎换来的，每年付出的财帛要十万到二十五万缗，这自然使国库财力大量外流。国内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经费则捉襟见肘。王安石自命为财务奇才，能凭耍弄纳税征兵制度便可以给国库筹集款项。我相信借在中国西北用武而恢复国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动君心的要点，因为王安石当政时曾在西北由中国发动战争数次，其中有数次胜利，一次惨败。为继续作战，皇帝需要金钱，为了筹款，国家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可是，我们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纯的动机，我们先看看那些财政经济改革的严重后果吧。

王安石到达京都不久，司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争论起来，这次争论就总括了双方基本的歧见。这时国库已到真正空虚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赐予臣子的银两绸缎，这样可以给皇家节省一笔钱。这件事引起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国库空虚完全为朝臣不知理财之道的结果。

司马光反驳他说：“你之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王安石回答说：“不是。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说：“多么荒唐！总之，一国有其固定量的财富。这笔财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实行什么政策，或给此政策什么名称，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马光的说法，于是在随后一两个月内把新政暂行搁置。

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基本上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业方式获利，他不明白政府为什么不应当把他们的利润抢过来而由政府自己经商，自己获利。那结论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称的确很够新奇，他要用资本削减垄断，叫“钱平”；他要取之于富归之于贫以求均富；他要阻止农民向地主高利贷款。在春耕期间由政府借款予农民，在收割后由农民归还政府，自然是仁善之举。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历史上记载，经过了一段踌躇，王安石才决定实行借款予农民的理论，这理论是一个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资五十万两白银，每年政府可赚二十五万缗，因为一年两收，则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两次。

我们无须把这些新政的细节详予说明，总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开始，大约八年之后闹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心烦，二人彼此之间也不愉快。现在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项，为方便计，今归纳为三组。有三种国营企业、三种新税、三项管制人民的登记制度。三种国营企业是均输法（国营贸易局）、市易法（国营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实收三分（加上申请和登记费）的青苗法。三项新税收是免役税、国产消费税、所得税。登记制度是把国民组织起来，编成十家为一组的征兵单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记土地和马匹（方田均税法与保马法）。大体说来，这些方案近乎现代的集体经济政策。

国营企业自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以首先设立全国或省际的批发机构开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图，神宗皇帝拨了五百万缗现款、三千万石谷子作为由政府接收省际贸易的货品和原料的经费。但是这套办法立刻遇到了困难。当年二月，朝廷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负研究条款之责并予以公布。在条例司的官员之中就有苏子由。苏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国贸易，自由企业会立即瘫痪，只因各地的批发商人无力与官家竞争。政府与商人必将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认国库会有利可图。私人商业有相沿已久的信用关系及其他办法，政府经营时则无此种便利。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员，并建筑美轮美奂的官衙。结果不是从事以供与求为基础的商业经营，而是视佣金多寡来处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润，照亲疏远近而订立合同。子由力陈，由于官僚作风的无能，官方无力压低物价，只能以高价买入，远比正常商人购货时价钱高，所以自然失败无疑。

所谓官营的均输法，亦即政府批发生意，因此搁置了一年，从长计议。后来朝廷用一个新名称提出一项修正计划。批发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个呆板硬性的规定，主管大公营商店的贸易局分设在大城市，如成都、广州、杭州。为了这些贸易机构的发展，朝廷又由国库拨出一百万缗，由京都地方的货币中拨出八十七万缗。为成立这些机构所举出的理由为：“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宜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为，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领导者是一个极为能干的官员。他向政府所呈报的利润越厚，则上级认为他越干练。这个能干的官员名叫吕嘉问，成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全权控制全国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务的规矩是，小贸易商必须做该机构的会员，可以把货物与该处的资财联合经营，或由官方出钱收买他们店铺的存货。商人若想歇业，可把存货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货作为抵押向官方借钱，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两分。非该处会员，也可把货物卖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规定；最后是，不论官家需用何等货物，统由该处办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点，而私人营业几乎完全停顿。数年后，贸易和商业大为减少，按理论朝廷获利甚大，而实际上朝廷税收受损却到惊人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经降低为与小民争利的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为不悦。最后，京都市易务和商税的丑闻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为人厌恶的几项。

但是变法中最为人所知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时，先想到的是这一项。这一项措施影响到全国每一个村庄，也是引起朝中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这一项措施本身确实不错，有些近似现代的农民银行。王安石年轻时做太守，曾在春耕时贷款予农民，收割时本利收回。他觉得这个办法对老百姓确实有帮助，因为他任职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还要经官方适当的调查。在陕西省，官方亦曾试办，也颇为成功。而且由于这项办法由陕西春耕时开始，所以农民借款仍叫“青苗”贷款。

在年成好时，当局知道必然会丰收，就贷款与农人购买农具和麦苗；一经收割，官方就去收麦子以供军需，且有利息可赚。据制置三司条例司所说：“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今欲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许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随税输纳斛斗，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

这项美丽纯正的计划原本是为农民之利益而设，结果竟一变而为扰民，弄得农民家败人亡，到底何以演变至此一地步，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在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廪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许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旦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自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化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免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伐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需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作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在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他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十二月。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责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过二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训，此五天相当于现今之一星期，一个月分为六节。家有壮丁者，不必如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此旧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废”。

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他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因而其特务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〇七二）成立，幸而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若不把御史台（相当于现代的报章杂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

显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疏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陆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污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意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自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鹑”“枭”“雉”等字的语源。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见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之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经新义》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为人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在他当权之时，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恨者，是此《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此书之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〇七三）三月，在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后两年出版。这本急就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对疏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

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容忍，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之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新义》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至老年时犹苦研不辍，成书二十五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二十五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写十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的。王安石的字源说有五十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字源学为关键的。

苏东坡喜用“反证论法”。中文里有一个“鸠”字，是“九”“鸟”合成，显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两个，不是九个吗？”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谑道：“‘波’若是‘水’之‘皮’，则‘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字一例，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念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笞。在哲宗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

……籍纳拘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给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以谓某等自失业以来，父母妻子离散，转在沟壑，久无所归。臣即看详，元初立法，本为兴置，市易以来，凡异时民间生财自养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无他业，不免与官中首尾胶固，以至供通物产，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赊贷转变，以苟趋目前之急。及至限满，不能填偿，又理一重息罚。岁月益久，逋欠愈多。科决监锢，以逮妻孥。

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颇获农民支持，将一个极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今日一样。那时，也和现在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若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话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

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侠，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献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戴着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泪来。这次出奇的献图（容后再叙），继之以惊人的彗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擢培养、留作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学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作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予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这次交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腐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没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政府政策之批评，政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申谢而退去。每有朋党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如范仲淹与欧阳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

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台独立，其他各机构，只供做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太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以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绾（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亶（与邓绾同弹劾苏东坡）

王雱（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惇（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抃

文彦博（老好人）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绾等诸人。他的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特性，“神”宗这个谥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腐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亶、邓绾。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四月至六年（一〇七三）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了。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阳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霁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功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需借款，但官家必须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作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黩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等讨论此一情势，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告，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得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来。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个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诰。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乃亲手把诏命交与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〇七〇）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

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又甚于前日矣……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犯之。今陛下躬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不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驾矣。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的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纷纷萌生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诤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作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谪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谪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臣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若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〇七〇）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畿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地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作为回报，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著比作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指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他必要资格。他叫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母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戬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戬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戬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灏，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灏看到他正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抃，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〇七〇），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的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地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的奏折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驾崩这段时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地发挥其功用。民主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

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得以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政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俨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预图而深计，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劓、剕、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饷都遭降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借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收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幸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阳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杭州太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第九章　人的恶行

现在朝廷上平静了，死一般的平静。苏东坡携眷离都之时，当年仁宗在位年间的名臣儒吏都已清除净尽，四散于外地。欧阳修正退隐于安徽富阳。苏家世交张方平家正在河南淮阳。

苏子由年前即被神宗任命为淮阳州学教授。苏子由也有其特点，不像兄长子瞻那么倔强任性，但一直洁身自好，使清誉不受玷染，能照顾自己免于危害，所以挑选一个平安卑微的职位，与贤士大儒相往还。后来张方平辞官归隐，迁居河南商邸，或称“南都”，子由请调至商邸为官。次年，苏东坡往返京都之时，总是路宿张宅，向张方平请求指教，如对叔伯长辈。司马光与吕公著现在西都洛阳，过着退隐的生活。吕晦病重将死，死前，他呈给皇帝一个难题求教：

臣本无宿疾，遇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祸延四肢，浸成风痹。非只惮盩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虽一身之微，固不足恤，而九族之托，良以为忧。

贤德的老宰相富弼不能平安度日，已经被降职为博州太守，当道认为他推销青苗贷款，办理不力。并且他还胆敢上奏折称：“此法行，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这时王安石的心腹邓绾，突然十分活跃起来，一看有机会可以效忠主子了，他向主子说可以控富弼阻碍新政之罪，于是富弼宰相的显爵全被剥除，调至另一县去任太守。但是王安石于愿未足，对皇帝说富弼所犯之罪，情如尧舜时之“四凶”，倘若只将他的宰相官爵褫除而已，何以遏阻其他奸邪之辈？皇帝对王安石所奏，置之不理，任由富弼去担任那一卑小的职位。富弼在往就新职途中，路过南都，访问老友张方平。

老相国感慨系之，他向张方平说：“知人甚难。”

张方平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我认为了解他并不难。当年我有一次和他共办乡试，他就把一切老规矩都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就把他调离我的部下，再不理他。”老宰相自觉难堪，又起程赶路。在老年，他常常仰望屋顶，默然叹息。

苏东坡离京之前，京中曾发生一次暴乱。在前年冬天，保甲制便已实行，新兵在乡村受军事训练，新兵疑心受训的用意，以为会调离家乡，会开至北方去和外族打仗，于是临近京都的村子里发生了示威抗议。骚乱之发生还另有原因。当时官方命令农人自备武器，其实也只是弓箭而已。父子相拥而泣，村民有断腕以躲避征调者。由于这次暴乱，王安石丢掉了他最后的一个朋友韩维。因为韩维正是那一县的太守，他奏明暴乱经过，呈请暂将军训延缓，至深冬举行，因那时农忙已过，空闲较多。就因此一表章，连韩维也遭罢黜了。

要使王安石失势，还须上天显示昭然可见的征兆，需要宫廷门吏的仁行义举。在神宗熙宁六年（一〇七三），南岳华山山崩。皇帝至为慌乱，依照习俗，乃迁居另一宫殿，以示敬仰神祇，并下令以粗粝三餐上进。此外，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一直干旱不雨，皇帝至为忧愁，不知如何是好。他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

“旱涝乃是天灾，在尧汤之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只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说：“我所担心的也是此事，恐怕我们所行的不是善政啊。我听见关于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里人人都听说了，连皇后、太后也听说了。”

另一个阁员大臣冯京也在场，他也说：“我也听说了。”

王安石回答说：“为什么我没听人说？冯大人之所以听说，是因为所有发怨言不满的人都奔赴你的四周了。”

现在命定要成大事的渺小人物快要出现了。他叫郑侠，就是画难民图的皇宫门吏。他呈给皇帝的难民图上，画的是戴着脚镣的难民在砍树挣钱，用以付还官家的青苗贷款。郑侠还随图附上一篇短文：

窃闻南征北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鬻子、斩桑坏舍、流离逃散、皇皇不给之状，图以上闻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皇帝把画卷带到寝宫，给皇后和皇家别人看。先说话的是皇帝的祖母：

“我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其苦不堪。我觉得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回答说：“但是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又说：“我知道王安石自有大才，但是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你还是暂时把他的职务中止吧。”

皇帝说：“我发现在满朝大臣之中，只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

皇帝的弟弟歧王这时正立在一旁，他说：“我认为你应当听听祖母老人家刚才说的话。”

皇帝突然大怒说：“好！好！我不会治国，你来接。”

歧王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家僵住，静了片刻，然后皇太后说：“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闯的，你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早晨王安石罢相，但吕惠卿和邓绾仍然在位。皇帝决定把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一共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天开始下雨。老天爷高兴了。

但是王安石的时刻还未到。弹劾门吏郑侠还得需要技巧。郑侠第一次循正规献画时，宫廷的官吏拒而不受，说官卑职小，无权与皇帝上奏章。郑侠乃到京师城外的官差站，因为此系非法利用官差制度，郑侠要在御史台受审。

审问的结果如何，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是次年正月，郑侠又将一画册呈献给皇帝，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所绘乃唐代贤臣奸佞图像，虽未指明系宋代当时权要，而前代奸佞之辈所作所为，却与当代奸人有其相似处，一看便知，决不致误，即使容有含混难解之处，画册上的故事也可以祛除心中的疑问。与这本画册同时进献的还有一个奏章，推荐一位贤人出任宰相，因为此时王安石已遭罢黜。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邓绾已然改向吕惠卿效忠。在这两个小人狼狈为奸之下，将郑侠贬谪到偏远的广东去。

在郑侠离京之前，一位御史前去看他，对他说：“所有各御史对朝政都钳口不言，独君一人挺立不屈，作此殊死战，殊为可敬！”而今似乎全御史台监察朝政之重任，移到一宫廷门吏的肩上了。那个御史于是交给他包好的两卷名臣奏议，都是弹劾御史台里当权的小人的文章，并且对他说：“我把这些资料交托与你，务必妥为保管。”但是吕惠卿由于他那颇有效能的侦察网，获得了这项消息，他派舒亶在路上追到郑侠，搜查他的行李。按照此两册上曾经批评朝政的官名，吕惠卿、邓绾、舒亶乃按部就班地逐一迫害那些人，并予以监禁。吕惠卿打算把郑侠判处死刑，但是皇帝阻止道：“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勇气，颇可嘉许，不可重罚。”所以郑侠仍准径赴流放之地，未予阻挠。

苏东坡去世之后，一黄某获得苏东坡一珍贵的手稿，其中有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次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出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裂，终至崩溃。在力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只要情况顺利，这群小人各有肥缺在手，邓绾、吕惠卿、曾布之间，则忙得无空闲自相争吵；但在王安石一旦失势，情况开始逆转，此一帮派则内部失和了。

在此失和之前，内部腐坏的种子早已播下。王安石的儿子很恨吕惠卿，而吕惠卿很恨曾布，而邓绾是跟着兔子跑，却帮猎狗忙，吃里扒外，所以往后是够忙的。王安石最后只落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聪明外露，古怪任性，而又残忍凶暴，王氏集团许多恶行他当负其责任。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已经开始管理家中的钱财，他的叔伯不再能像往常那样乱用王安石的钱。这个权倾一时的宰相的傲慢无理的儿子，以为凭态度恶劣，由他的令人厌恶，便可以显得出人头地。据说，新政初期，一天，道学家程灏正在王安石家开会。这个儿子出现了，头发散乱，赤足无鞋，手拿女人的头巾，一直走到父亲跟前，问他们正在说什么话。

王安石回答说：“我正和程先生谈论新政，我们的新政总受到别的大臣批评。”

儿子一下子坐在大人坐的座位上，大笑道：“只要把韩琦和富弼的头砍下来就够了。”

王安石自己为他儿子受了什么罪，随后自可看到。王家不是和睦可喜的一家人，因为这一家有两个叔叔，一直不赞成王安石的做法，特别警告王安石提防吕惠卿那个骗子。孔夫子一次说人应当“驱郑声，远佞人”。有一天，王安石正和吕惠卿商讨政事，弟弟安国在外面吹笛子。王安石向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郑声如何？”弟弟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

现在这一帮派很担心他们的前途。但是吕惠卿并没完全失望，而且正好看到自己得势之日已近，取王安石而代之的机会到了。世界上有些人能随意操纵眼泪，吕惠卿和邓绾便是此等人。他俩去见皇帝，以一副极为动人的样子在皇帝面前哭，好像他们想到国家的前途就悲从中来。应用他们动人的口才，又把皇帝拖回了原来那条老道路，而吕惠卿也官拜了宰相之位。

现在争吵真正开始了。全国的市易务官吕嘉问这时遭到弹劾。市易务的滥权枉法的报告，自然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问王安石，那时王安石还在京都。

王安石回奏道：“嘉问一向认真守法，自然树敌甚众，所以才受攻击。”

皇帝说：“但是朝廷从商税方面收到的钱的确很少，而且我很不喜欢官家卖水果、卖水、卖煤这等事，对朝廷太不体面。”

王安石回奏道：“陛下不必为这些小事操心，这是低级员司管的事，皇帝只要留心朝廷的主要政策就行了。”

皇帝回答道：“即便如此，可是为何朝廷上人人把这种措施看作暴政呢？”

王安石回答道：“请把那些人的名字交给臣。”

这些肮脏龃龉的口角争吵，不值得详谈。实际上的内幕是，市易务官吕嘉问身居要津，开始公然蔑视条例司，污辱了一个叫薛向的官员，而曾布却偏袒着薛向，攻击吕嘉问，吕嘉问因而免职。吕惠卿和曾布奉命调查此一案件。吕和曾二人一向交恶，二人与王安石的关系，正如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与列宁一样。在调查期间，吕惠卿开始攻击曾布，曾布也开始攻击吕惠卿，曾布垮台。

这是纠纷的开端。吕惠卿而今成了朝廷唯一的魁元。他不但抓住郑侠案件的机会罢黜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借着无处不在的邓绾的帮助，想把王安石牵连在山东省一个谋反案件中，其实那是由一个亲王发动的。王安石被控与叛逆串通，因为他与一逆贼是朋友。还有另一个阁员，也曾名义上做过宰相，他与吕惠卿极不相容，他想使王安石官复原职，用以抑制吕惠卿。他除去请皇帝罢黜吕惠卿，重用王安石之外，又送一密函与王安石。控告谋反自然是极严重，王安石以七日之内，火速进京。

王安石与谋反一案确无干系，在神宗熙宁八年（一〇七五）二月，又重任宰相。这使邓绾有几分尴尬，他只好连忙背弃吕惠卿，又投入王安石这边来。为了重获王安石的青睐，他决定出卖吕惠卿。邓绾背着王安石，暗中和王安石的儿子勾结，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五百万缗。朝廷降吕惠卿官，出为太守。邓绾以吕惠卿如此轻易逃过，心有不甘，乃联合吕嘉问请求重新审问，将吕惠卿羁押在京师的御史台监狱中。

一度权势炙手可热的小人权要，一一遭到罢黜，邓绾也非例外。邓绾还依然是精力充沛，他亲眼看到吕惠卿垮台，又看出皇帝对王安石也日形厌倦。他以天纵阴谋之才，洞烛机先，心想下一个身揽大权的人必是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他上一表章，请皇帝将此二人升迁重用。但是王安石和皇帝对邓绾的变节背信早已厌腻，不但不心存感激，反将他罢官斥退。邓绾现在对人性应当是失去了信心吧！

第十章　两兄弟

熙宁四年（一〇七一）七月，苏东坡携眷离京往富有湖山之美的杭州上任。在随后八九年内，他始终在杭州、青岛附近的密州以及江苏的苏州为官，无不政绩斐然。这段时间，他作诗甚多，所写的诗歌很美，或感伤，或诙谐，或愤怒。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几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羁，将心中之所感，尽情歌唱出来。可是这样忧虑愤怒的诗歌触怒了权要，终于给他招惹了灾祸。

他弟弟子由这时在陈州（淮阳）充任教授，淡泊自甘。陈州位于国都东南七八十里，正在苏东坡治下的视察行程之中，他随后几年都常常利用机会到弟弟家盘桓小住，有时会住上七十几天。苏东坡的儿子已经十二岁，还有一个婴儿，才一岁，但是他弟弟则儿女很多。沉默寡言的苏子由，一声不响只顾生儿育女——最后直到生了三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苏东坡帮助婚配的。苏东坡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与他们共度中秋后才走。子由很穷，住的房子又小又矮。东坡常常对弟弟的高大取笑，他写了两句：

常时低头诵经史，

忽然欠伸屋打头。

他们的老朋友，那位退隐的国家元老张方平，也和他们在一个城里住，大家常酒饭相聚。张方平饮酒甚豪，他的酒量是一百杯。据苏东坡自己说，他自己的酒量则小得多，但是他说他并不以自己酒量小而戒酒。欧阳修也是海量，但是张方平却胜过他，因为张方平开始喝酒时，他不向客人说他们要喝多少杯，而是多少天。苏东坡说：“对你们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我喝完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一样得其所哉吗？”

那几个月，兄弟二人和家人悠闲团聚，共度时光。兄弟二人常到柳湖去划船，或是在城郊漫步，谈论政治、家事、前途。一天，二人正在讨论国家情势，子由向哥哥进了些忠言。苏东坡的一个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发挥自己的见解。当时不是什么好年月，子由对哥哥太了解。后来，苏东坡的监禁解除之后，子由用手捂住他的嘴，那是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兄弟二人，气质不同，形貌各异。子由高大，丰满的圆脸，两颊附近的松肉很多，而东坡则健壮结实，骨肉匀称。由他的画像，我们不难判断，他是五尺七八寸身高，脸大，颧骨高，前额高大，眼睛很长而闪闪发光，下巴端正，胡须长而末端尖细。最能透露他特性的，就是他那敏感活动、强而有力的嘴唇。他的脸色红润，热情洋溢，会由欢天喜地的表情一变而成抑郁沉思的幻想状。

苏东坡对他弟弟说：“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发现什么事情不对，就像在饭菜里找到个苍蝇一样，非要唾弃不可。”

弟弟说：“但是你要了解你说话的对方，有的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苏东坡点头说：“这就是我之所短。也许我生来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话，我都是畅所欲言。”

他告诉弟弟，他送出上神宗皇帝书之后，真怕有生命之险。他有一个朋友，也为他担心。那个朋友是晁端彦，正好去看他。晁端彦和他同科考中，正如今之同年毕业的同学一样。

东坡说：“但是我告诉晁端彦说，我曾殿试高中，多少高官显宦立刻把我看作朋友。皇帝已然接受我的忠言。我不坦诚进谏，舍我其谁？我告诉晁端彦，我真正怕的是会因此而被杀害。他一言不发，面色极其严肃。于是我又对他说：‘没关系。皇帝若想杀我，我死而无怨。但有一件，我不愿一身就戮而使你拍手称快。’我二人都大笑起来。”

子由说：“有一件事你知道吗？你留意过没有？一日空闲长似两日。所以人若一生七十年都在空闲中过，他实际上等于活了一百四十年。这是求长寿最容易的办法。”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虽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场相同，二人个性则迥然相异。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之直言无隐，玩笑戏谑，则使人害怕。在亲密朋友之间，东坡谈笑风生夹杂惊人的双关语。天下拘谨实际的人听他说话，都觉得他随时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论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说出口来，此外不知还有什么禁忌！

在文学风格上，也有一种差异——就犹如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东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气上看，威廉原应当写小说，而亨利应当写心理与哲学性的论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却把他的才华和诙谐注入到通常枯燥无味的心理学和哲学教科书，而亨利·詹姆斯则在小说的世界里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观察这样充实的内容，这对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无损。子由没有哥哥才气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内容充实，具有深度，使他在这一类文章之内，足称大家。

苏东坡知道弟弟的忠言大有道理，倘若他的气质像子由那样恬淡沉静，他必然会乐于接受的。但是问题不是他如何想，而是他如何感，不是理性的问题，而是感性的问题。我们论到苏东坡，我们就不能避免“气”这个字。因为每个文学批评家一综括苏东坡的个性，必用孟子所说的这个“气”字。“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气体，是大气，是精神，是力量，是运动，是闷在心里的恼怒。在《孟子》里，“气”是哲学的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气勃勃”，是人格上的“元气”。使伟人和匹夫显然不同的，往往是精力元气上的差异。在孟子的哲学上，“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说，就是人求善、求正义的高贵精神。这种精神，人人皆有，是与生俱来的。人在世界上生活下去，这个“气”可因得其陶冶营养而增长强大，亦可因消减而衰弱。以苏东坡的情况而言，其意义正同于伟大的精神，一个人高升到无极限的精神，至大至刚，激烈冲动，因其本身充沛的元力必要发之于外而不可抑制。佩服苏东坡的人和批评苏东坡的人，就常说到他这种至大至刚之气。孟子在自己本身觉察到有此力量，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孟子的一个弟子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回答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道与义，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苏东坡既然天赋这样生气蓬勃的精神，自然常遭遇到道德的矛盾，一方面要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到同样重要的明哲保身这一人生的本分。在苏东坡一生的官宦生涯中，有某些时期此种冲突特别尖锐，往往他宁愿保持他的英雄本色。所以他内心中的冲突总不会太大的。他那伟大的天才不断自由流露而一发不可抑制。正是：

猿吟鹤唳本无意，

不知下有行人行。

苏东坡与其弟弟子由及家人共度中秋。这次中秋值得记忆，他后来一直思念不止，也是随后六年中唯一的一次中秋聚会。临别时，二人难分难舍，子由决定送兄长至颍河下游八十里外的颍州（今阜阳）。到颍州在欧阳修相伴之下，又一同过了半个多月。但是终须分手。在苏东坡开船出发的前夜，兄弟二人又在颍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彻夜未眠。二人论政的结论，后来苏东坡写在一首诗里，到达杭州之后，寄给子由。其中有句为：

眼看时事力难任，

贪恋君恩退未能。

兄弟二人不觉都想起了孟子的话：“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事实上，二人都明白下面这段话的真理：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那天夜里，苏东坡写了两首诗，足以显示他的心境：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

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第二首诗是：

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

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离别，谁知恩爱重。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

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

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

问我何年归，我言岁在东。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

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六一翁”指的是六一居士欧阳修。“飞蓬”一词正足以象征苏东坡的一生，因为从现在起，他就成为政治风暴中的海燕，直到他去世，都不会再在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度过三年以上的时光。

次日凌晨，兄弟二人分手。苏东坡对子由的深情确是非比寻常，后来，他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第十一章　诗人、名妓、高僧

杭州，在当年一如今日，是一个美妙难言的都市，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人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在他任杭州通判期间，也无权多为地方人建设，但是他之身为诗人，地方人已经深感满足。他一遭逮捕，地方人沿街设立香案，为他祷告上苍早日获释。他离开杭州之后，南方的秀美与温情，仍然使他梦寐难忘，他知道他还会故地重归。等十八年之后，他又回去任太守之职。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公认为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西湖的一首诗，苏东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的美人西施，清晨在家不施脂粉时也好，施脂粉而盛装时也好；晴天也好，阴天也好，都会显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七言绝句是：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当然是个譬喻而已。西施若是描画蛾眉，不论何时，总比不画更好看。苏东坡润饰了湖滨，再以至高无上的艺术手法略予点染，使之看来不失其自然。今日苏堤横卧湖上，此一小小仙岛投入水中的影子，构成了“三潭映月”，湖边垂柳成行，足以证明苏东坡在设计风景方面的奇才。杭州的西湖与扬州的小西湖，都表现出中国布置风景的巧思，并且显示人为的技巧与艺术只增加了自然之美，并未破坏自然之美。艺术家首先把握住那个地方大自然的设计，并将其自然的结构与章法作一全盘的估量。他只是略加点染，以求收紧或铺开，或在此处，或在彼处，加强某一些轮廓而已。

苏东坡携带妻儿来杭州，是在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十一月二十八日。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见钱塘江，出海的大船出没于江面；北望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没于白云中，庙宇与富家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望钱塘江湾，但见惊涛拍岸。杭州为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一人外，另设二官辅佐之。苏东坡之官邸占公馆之北面，可俯瞰西湖。就在凤凰山下，夹于西湖与钱塘江湾中间，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有河道，河道上架以桥梁相通。苏夫人清晨起身，打开窗户，看见下面西湖平静的水面，山巅、别墅、飘浮的白云，都映入水中，不觉心旷神怡。离中午甚早，湖面上早已游艇处处。夜晚，由他们的住宅，可以听见吹箫歌唱之声。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因为有夜市数所，直到次晨两三点始行收市。尤其在女人们看来，总有些令人着迷的货品，如美味食物、绸缎、刺绣、扇子。孩子们则会看到各式各样糖果、玩具、走马灯等东西。宋朝时的糖果商贩都利用特殊广告技巧，以广招徕。有的用赌博，有的装作白胡子老汉，有的戴面具，载歌载舞。有的卖棉花糖，有的卖糖吹的各种小兽，有的做“沙糖”，类似现在的枫糖。有一本书写杭州城的生活情况，写在宋末——在苏东坡以后百年左右，在马可·波罗来中国百年之前，把当时的街道、沟渠、湖泊、食粮、娱乐，写得纤悉无遗，读之令人神往。把当时杭州城的生活描绘得比马可·波罗写的更为详尽。马可·波罗谈到王公贵人的打猎，公主贵妇在西湖边洗浴，富商的游艇往来于杭州、泉州之间，但他对糖果、糕饼、通俗的娱乐等名称，并不熟悉。吴自牧这本《梦粱录》上，像老妪般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精美的各式小食美味，真会使读者观之入迷。

苏东坡有一半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这种想法曾记在他的诗里，他同代人的笔记里也记载过。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他还可以把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向同行人描写。我们倒无须乎相信此等前生之事，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相信有鬼有前生之时，总会有很多此等亲闻亲见的故事，也像鬼故事一样，虽然不能完全证实确有其事，也不能完全证实确无其事。在苏东坡的时代，一般人都相信有前生，此等故事自然不稀奇。有一个关于张方平前生的故事。一天，张方平前去游庙，他告诉别人他记得前生曾在那个庙里当住持。他指着楼上说，他记得曾在楼上抄写经卷，那本经并没抄完。他同一个朋友到楼上一看，果然有一本佛经尚未抄完，字体和张方平的字体一样。他拿起笔来又由前生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抄写。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苏东坡的一个好朋友的事。大诗人黄庭坚告诉人说他前生是一个女子，他左夹肢窝有狐臭。一天夜里，那是他在四川涪州做太守时，他梦见一个女子对他说：“我是你的前身，现在埋在某处。棺木已经腐朽，左侧有一个大蚂蚁洞。把那个蚂蚁洞给我移开。”黄庭坚照办，左夹肢窝的狐臭就好了。

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审问案件，并无重大任务。这种情形他颇为不喜，因为被捕者多为违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条都是他所反对的。可是那是法律，他无权更改。若一读关于他在新年除夕需要审问因贩私盐而被捕的犯人那首诗，就不难了解他在此一时期的心情。但是杭州湾附近产盐区的盐贩子，都不肯放弃他们原来的生意。当地贩卖私盐的整个情形，苏东坡在给一位阁员的书信中说得十分清楚。我们在此先不管贩卖私盐一事，还是看看东坡这位诗人对同胞的态度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和那些他审问的阶下囚，并无不同。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之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对子由他写的才是肺腑之言：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在另一首诗里，他写百姓在保甲制度下所受的痛苦，描写老百姓在鞭笞之下的哭叫，甚至壮丁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了监狱。这些诗句累积起来，后来他被捕受审时，竟确立了他企图摧毁人民对新政的信心之罪行。

但是，他仍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他尽量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之绝佳处，在杭州随处皆是。他的诗思随时得在杭州附近饱餍风光之美。因为不但杭州城本身、西湖，而且连杭州城四周十里或十五里之内，都成了苏东坡时常出没的所在。游客自杭州西湖出发，可以往各方面走去，或沿北岸到有名的灵隐寺和天竺顶；或由南岸出发到葛岭，在虎跑品尝名泉沏的茶，然后顺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溪归来。西湖和城郊，共有三百六十个寺院，大都在山顶上，在这等地方与山僧闲话，可以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若去游览这些寺院，往往需要一整天，而且返抵家中时已是暮色昏黄、万家灯火了。穿过灯火通明人群拥挤的夜市，陶然半醉到家，自己头脑里的诗句，已经半记半忘了。

睡眼忽惊矍，繁灯闹河塘。

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獐。

始悟山野姿，异趣难自强。

人生安为乐，吾策殊未良。

杭州是多彩多姿的，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

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挟妓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望妓而生畏意，而妓女则望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儿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犹如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起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支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

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

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

游翁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争揽顾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时人多，便需要一个可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等住家船上都是雕刻精美，船头有笕嘴。湖上也有船贩卖食品与游客。有些船夫卖栗子、瓜子、夹馅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

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容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息。有时天阴欲雪，阴霾低垂，丘阜便隐而难见。阴霾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鳞西爪，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道青烟雀尾炉。

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阒寂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呼彼应。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人赤足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把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处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尔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宿下界，在人间暂时做客而已。

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晁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晁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如下：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

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

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

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

清流与碧，安肯为君妍。

胡不屏骑从，暂借僧榻眠。

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

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

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寅缘。

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槌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醺醺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词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逸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在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逸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原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牒。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一天苏东坡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多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逸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以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地模仿一段时期之后，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调，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伎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伎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伎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伎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意虚情，或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顿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伎。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论“梦魂出窍”，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铨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吃雪啖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穷居海上。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录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伎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伎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扇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伎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竞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鹭、柳荫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辞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的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辞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伎使之普及流行。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后来的元曲比宋词则又更近于口语。词只是根据乐谱填出的歌曲，所以不说“写词”，而说“填词”。在词里，不像唐朝绝句律诗每行字数固定，行的长短有了变化，完全配合歌曲的需求。

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以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幾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暖玉”“削肩”“柳腰”“纤指”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情欲和纯爱在诗中之难划分，正如在现实人生中之难划分一样。不可避免的是，诗人，也像现代有歌舞助兴的餐馆的艺人一样，偏爱歌唱伤心断肠的悲痛、爱的痛苦、单恋的思念。他们歌咏的是闺中的少妇怨女，怅然怀念难得一见的情郎，默然自揽腰围，悄然与烛影相对。其实，女人的魅力全在她的娇弱无依无靠，她的芳容憔悴，她那沉默无言的泪珠儿，她那睡昏昏的情思，她的长宵不寐，她的肝肠寸断，她的茶饭不思，她的精神不振，以及一切身心两方面的楚楚可怜——这一切，和穷苦一样，都显得有诗意美感。这些文辞都与“苏慵”一词相似，而含有色欲淫荡的意思。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而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伎，他只是喜爱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我们以后再提她。

现在有一份宋拓苏字帖，上面记有一个妓女的一首诗，叫作《天际乌云帖》，是从第一句诗得名的。帖里说的是营妓周韶的故事，周韶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

陇上巢空岁月惊，

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

长念观音般若经。

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需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孩子。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二十四岁左右。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召唤。另外还有周邠、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伎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作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伎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伎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伎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伎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的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地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擓，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作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堂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一〇七三）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省。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瑾一同写作游历，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苏东坡对柳瑾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

厌从年少追新赏，

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于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襄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这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没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

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

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

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

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

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

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喻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作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是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疚。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后来也是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瑕疵，看法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因为他精通哲理，所以不能做道学家；同样，也因为他深究儒学，故也不能为醉汉。他对人生了解得太透彻，也对生活太珍惜，自然不愿把生活完全消耗于醇酒妇人之间。他是爱自然的诗人，对人生抱有一种健康的神秘看法。这个看法永远与深刻精确的了解自然密不可分。我相信，没有人与大自然、春夏秋冬、雨雪、山峦谷壑亲密相处，并接受大自然赐予人的健康治疗的力量后，而同时对大自然还会抱有一种歪曲偏颇的看法。

在熙宁六年九月九日，他拒绝去参加重阳节的宴会。他躲开了朋友，自己去泛舟为乐。按照重九的风俗，他破晓之前起身，到西湖上访孤山的两位僧人。那天晚上，他一人独坐舟中，凝视山顶有美堂窗内射出的灯光，那时他的同僚正在那里一间大厅里欢呼畅饮。他给一个同事周邠写出下面的一首七律：

蔼蔼君诗似岭云，从来不许醉红裙。

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见轻桡破浪纹。

颇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座灌将军。

晚风落日原无主，不惜清凉与子分。

第十二章　抗暴诗

我们最好记住，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苏东坡也不能一直放声大笑纵情高歌，一直演独角丑儿戏，一直月夜泛舟湖上，因为还有一万七千囚犯，因无力还债、因贩卖私盐正待审判，有蝗灾尚待扑灭，有盐渠尚待疏浚，有饥馑尚待调查。在苏东坡这一段生活中写的数百首诗里，很难找到何者是主要的情调。他写戏谑讽刺诗、启人灵思的山水诗、荡气回肠的爱情诗，有的诗轻松愉快惹人大笑，有的诗辛酸凄苦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谑打趣之下，却是一片不安、失望、忧伤，甚至恐惧的气氛。再没有别人把人民的心情反映得更充分，别的作家要表达的，现在苏东坡都用美妙的诗歌表达出来：表达得更为清楚而深刻。可是要知道，苏东坡是离京在外，内心还有以前的创伤。对现时政局演变的方向，他感到不安，感到了隐忧。这种忧伤，他灵魂感受的比别人更敏锐。看他用多么美妙的诗句表达出来：

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

他在密州写的一首诗，是寄给乔太傅的，综括熙宁四年（一〇七一）至九年，他在杭州、后来在密州那段写作多产时期他的一般态度：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自从识此理，久谢少年伴。

在另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气派的蔑视：

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闻声自觉聚，那复受絷维。

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金丝。

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

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

跟着他朗朗笑声的歌，我们也听到怒吼和叹息；在鹭鸶的鸣声之外，我们又听见监狱中的呻吟声；在水车上潺湲的水声之外，我们又听到农村老妪的悲叹声；湖滨楼头的庆祝喧哗声里，我们也听到稀疏灰发人绝望的幽怨声。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寓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清议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

苏东坡不知道他下一行写什么，而且也并不在意。在他那天才横溢之下，他往往抓住一个题目就接连写四五首诗，而且用同样的韵。有一首诗，开始就写天欲雪的气氛，他这样开始：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接到他诗的朋友寄和诗回来，苏东坡又答以诗寄回去，诗的开头如下：

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第三首如下：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

第四首开头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他的第二首诗惹出了麻烦，因为他的思路一直顺着鱼和兽失去了自由的方向发展下去。从此处一步就会跳到在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还有那些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在这些长诗里，他必须押前面字句的韵，而思想也自然要顺着那些同韵的字发展。这诗里有两个要押的韵脚，一个是“逋”，一个是“摹”。在一首诗里他说“作诗火急追亡逋”，在另外一首诗里自然写出“岁荒无街归亡逋”。在押“摹”字韵时，他写出“孤烟落日不可摹”；但在另一首诗写囚犯时，他又说“鹄则易画虎难摹”——这分明是指暴政了。

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难做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酬唱。这时刘恕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批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韩琦和欧阳修已死，富弼和范镇退隐林下，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东坡之弟子由则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得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

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少数几个例子，便已足够。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

在到杭州西南的富阳之行时，他写出天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开始如下：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但是他还是对其他情形闭目不见，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正在吃竹笋，他说竹笋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他若一放手写去，就无法节制，他会写出农民的儿子私用农民的贷款，停留在城内把钱挥霍净尽，回家时两手空空，只学到一口京腔而已，因为官家很精明，在放款处附近就开设了酒馆娱乐场所。

他往北游到太湖地区，看见好友，高大长须的孙觉。他这位书画名家，在友人的名家书法集上题了一首诗。在诗里他说的也是：“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他写了一首极美的诗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他也写快乐的诗歌，给杭州钱塘江潮时的“弄潮儿”。每年八月中秋，各地人都自老远跑到钱塘江岸边观看潮水自海外奔腾而至，不停高涨，涌入狭窄的钱塘江口。在高潮来临之前，总是举行水上特技表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年是如何在波涛上漂浮的。在水上表演的人名叫“打浪儿”，似乎那些深识水性的人乘小舟出海，船上饰以红绿旗帜，出去迎接涌来的高潮。苏东坡给那些“打浪儿”编出通俗的歌曲唱。歌曲里说雪白的浪花吞没了“打浪儿”的红旗帜，浪潮遮蔽住半个越山的景色。但是他也写出早晨酒醒后内心的感触：

众人事纷扰，志士独悄悄。

何异琵琶弦，常遭腰鼓闹。

三杯忘万虑，醒后还皎皎。

……

忧来不自寐，起视天汉渺。

阑干玉绳低，耿耿太白晓。

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权派，把他们暗比作夜鸮。他那时正同周邠游历岭南。根据记载，后来在审问苏东坡时，岭南的一个太守草拟了一篇呈文，请求简化免役税的征收。这位太守曾经带着呈文经过杭州到京都，现今南返，他在杭州告诉苏东坡说：“我被夜鸮逐回矣。”

苏东坡问他：“你的话什么意思？”那位太守说他曾携带呈文到京都，将呈文递交一个税吏，税吏命武装侍卫送他出城。苏东坡要看那篇文字，发现所提的是一个很好的简化征收办法。

苏东坡又问：“你说夜鸮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寓言。一天，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它们去请教凤凰。在路上，它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它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它请假不在，有的说它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鸮正在代替它的职位。你们去问它也没有用。’”

苏东坡写的那首诗，是给周邠的，诗里显出消沉失望，大有退隐之意：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

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

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收集去仔细研究。内容并无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如蚊叮虫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若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诜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章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诵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在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九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离青岛很近。他在密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从熙宁十年（一〇七七）到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三月。

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眷起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鬟，才十二岁，名叫朝云，她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

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份，主要只长麻、枣、桑树，此地的生活和杭州有天渊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杞菊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延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孩童死于道边葬埋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三四十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

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按照中国的标准说，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诗才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无，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知命的心境。甚至他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更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年轻时之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的诗越发爱好，他那首《西斋》诗和陶诗相比，简直可以乱真。在这首诗里，不但可以看到真正的宁静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以及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示出静谧的喜悦。原诗如下：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蝺蝺亦非狂。

褰衣竹风下，穆然濯微凉。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

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以光。

鸣鸠得美荫，因立忘飞翔。

黄鸟亦自喜，新音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

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只有诗人达到这种与自然浑融为一体时，他才能写出下面《吏隐亭》这样的诗句：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从这种神秘观中，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这种解脱正仿佛白云无心飘浮在山峰之上一般。他的《望云楼》诗如下：

阴晴朝暮几回新，已向虚空付此身。

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云人。

说来也颇有趣，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苏东坡在由杭州到密州时，心中思念子由，他写了一首词，调寄《沁园春》：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又在密州时，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调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面这首《水调歌头》是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在密州时作的。

第十三章　黄楼

甚至才高如苏东坡，真正的生活也是由四十岁才开始的。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无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

在熙宁九年（一〇七六）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绾，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无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

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至，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十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章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时，只有三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为一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东坡停留了约一个月光景，直到熙宁十年（一〇七七）二月十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三十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

他们到达京都时，遇到一件怪事。他们到了陈桥门，门吏告诉苏东坡不许他进城。这件事他弟弟子由曾经记录下来，只是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相信这是皇帝的意思。也许是时局酝酿巨变，某些官员不愿让苏东坡见到皇帝；据我所知，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命令。兄弟二人只好折回，住在好友范镇家，是在东外城。

这时，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已经十八岁，到了成家的年龄。钻研历史的学者，始终考证不出那位小姐是谁。我猜想他娶的是范镇的一个孙女。在苏东坡和范镇父子的通信里，他屡次称范家为姻亲。苏范两家到底是何等姻亲关系，尚待解释。范镇也是四川人，那时苏东坡正住在范家。随后两年，苏东坡帮助子由物色了两个佳婿，把子由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一个是王适——“仙妻”传说主角王（字子高）的弟弟，另一个是画竹名家文与可的儿子。

儿子苏迈成婚后，苏东坡携眷东行，到徐州上任。子由也携眷到商丘任通判。他把家眷在张方平家安顿好之后，又与兄长东赴徐州，在徐州和兄长同住了三个月，才回到眷属那里。

徐州不仅是个大城市，地控鲁南，一向为军事要冲。在过去各朝代，徐州四面皆有战事，今日仍位于津浦陇海两铁路交会之处。徐州离一个地区近在咫尺，此地区即在此后数十年内因为一个盗匪巢穴受《水浒传》的渲染而出名。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当地出产上等花岗岩、煤、铁，苏东坡时已开始开采。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著称。苏东坡喜爱此地的自然风光，鱼与螃蟹也种类繁多，因称之为“小住胜地”。

在八月二十一日，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五百万缗，工程竟归失败，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五十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漫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九月，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惶。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之所，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九千八百四十尺，十尺高，二十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哧扑哧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四十五天。在十月初五，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

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未然。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次年二月，朝廷拨予苏东坡三万贯，一千八百石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一百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黄楼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对古老中国的宇宙论的信念而起。根据中国的宇宙论，宇宙中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构成。五行中每一行都代表一种性质，如同坚硬、生长、流动、热、重等，这些性质都具有一种宇宙的意义，不但用以指物质的宇宙，也用以指生命的功能与人的个性行为，也可以用于男女的婚配。生命离不开五行的交互作用，比如相生相克。每一行皆有其颜色，正好象征那种元素的性质。说也奇怪，黄代表土，黑代表水，黄土因具有吸水力量，所以可以克服水。黄楼之命名即含有防水之意。

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九月初九，黄楼举行盛大落成典礼。苏东坡是由衷的欢喜。老百姓得免于水灾，建堤建楼费了半年工。黄楼属于全城的居民，分明是将来防洪的保障。落成仪式举行时，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一看黄楼耸立于东门之上，高一百尺，下面立有五十五尺高的旗竿。楼的形状犹如一座宽广的佛塔。大家一起登楼，一览四周的景物。那天早晨，偏偏浓雾笼罩。他们往窗外瞭望时，只听见下面过往船只桨橹摇动碾轧作响的声音，大家觉得犹如置身于海船之上。不久，雾散日出，可以看见远处渔村错落，在巉岩嵯峨的山峰之下，有六七个庙宇罗列其间。老人觉得寒冷，苏东坡请他们先喝几杯热酒。往近处看，在南方，看见一个高台，以往用为赛马之地，今已建成一座寺院。由那座庙起，一道一里长的新堤防，顺着东城墙向北伸展。他们可以听到远处陆洪和百步洪波涛澎湃之声，与近处下面的鹅鸭之声相错杂。最后，摆设盛筵，款待来宾，有大乐队奏乐。

苏东坡写了一篇文章记此盛事，刻之于石，以垂久远。那块石碑，也经历非凡。后来苏东坡遭朝廷流放，所有带苏东坡名字的石碑都奉命毁坏，当时徐州太守只把这块石碑投在附近的护城河里。约十年之后，老百姓已然忘记了禁令，而皇家也在搜集苏东坡的墨迹手稿，当地另一位太守把此石碑打捞上来，在夜里暗中把那碑文拓了几千份。此事过后，那个太守突然向诸同僚宣布道：“为何我竟会忘记！禁止苏东坡的碑文法令尚未取消，这个碑文还在，应当毁坏才是。”自然在石碑毁坏之后，那碑的拓本的价钱立刻高涨，那位太守名叫苗仲先，发了一笔大财。

苏东坡现在名气甚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

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给旅费，等于是逼良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陋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缗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阅所具见也”。

苏东坡今名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冠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即降到苏东坡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他以前曾遇见他那“苏门四学士”之中的两个，在淮扬与张耒相识，在杭州附近结识晁补之。另外那两个是秦观和黄庭坚，秦黄二人后来成为宋代有名的诗人、词人，而今请求列在苏东坡的门下。五短身材的李常，春天曾去拜访苏东坡，屡次谈到秦观，并拿秦观的词给东坡看。由于李常的介绍，秦观那年夏天曾去拜谒过苏东坡。秦观这位风流潇洒的词人，据野史说曾娶过苏东坡的小妹。秦观尚未应科举考试，还没有功名，但是年轻，文采风流，有不少的女友。后来秦观死时，曾有一歌伎为爱他寻了短见。他的词清新柔媚，如春日的黄鹂。秦观见苏东坡时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他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向苏东坡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

黄庭坚日后成了江西诗派的鼻祖，他与秦观又不相同，他沉默寡言，有学者风，他没去拜访苏东坡，但是写了两首诗，以万分谦逊的语气毛遂自荐，将苏东坡比之为高崖的青松，自己则比为深谷里的小草，希望将来能和青松比高。苏东坡以前曾看过黄庭坚的诗，他说黄庭坚的诗内容充实而深厚，诗思高旷，“数百年来未之见也”。他回黄庭坚的信说：“今者辱书，执礼甚恭，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苏门四学士中，庭坚年最长，在当时人常以苏黄并称。苏东坡去世后，黄山谷遂成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人们也是把他和苏东坡相提并论的。但是黄庭坚终身以苏门弟子自居。黄庭坚后来还是由苏东坡最亲近的朋友引荐的，因为黄庭坚是李常的外甥，孙觉的女婿。

九月间，另一个人后来在宫廷上审问苏东坡的案件时，也深受牵连，现在来看苏东坡。他就是王巩，为人又是另一型。他是宰相之孙，出游之时，携一整车家酿美酒相随，因为他不肯饮酒肆所沽之酒。他随身有三个爱妾：英英、盼盼、卿卿，一起来到徐州。苏东坡对他的爱妾开玩笑，在他那“百步洪涛”前的序言中，描写王巩携带梨窝美女下险滩，自己则身披羽氅立身黄楼高处，俯瞰她们漂浮水面，自己望之若神仙，或如李太白再临人世。

这时，有第四个重要人物在苏东坡生活中出现，就是诗僧参寥，大概是由秦观介绍的。奇怪的是，苏东坡在杭州的三年内，参寥住在附近一个城市，居然苏东坡从未听说过他。参寥为一大诗人，道德崇高，不慕虚名。他只是在遥远之处观察苏东坡而心怀羡慕。由现在起，参寥便成为苏东坡一生的密友了。

在那年的中秋节，我们也许可以把苏东坡看得更近，更清楚一些。八月十二，他得了一个孙子。中秋之夜，他微感不适，稍感寂寞。过了六天，他接到子由写的中秋诗，他也写了一首诗，叙述如何度的中秋节：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

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

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

遂令冷看世间人，昭我湛然心不起。

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

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

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竹鱼龙变。

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

青荧灭没转前山，浪飐风回岂复坚。

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螀鸟露草。

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

南部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

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

苏东坡，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疾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幸而安然无事。可是在他吐到第一百次时，他就被人抓住了，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后的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儿过分的话。只要他单歌咏人民的疾苦贫穷、捐税、征兵，那派小人还能装聋作哑，置之不顾。现在他直接指明那些小人，其中有在王安石势力下蹿升起来的李定和舒亶。朝政是在无以名之的第三流人才的掌握中，这类人是唯利是图随风转舵，既无所谓东，也无所谓西。苏东坡过去曾不断给皇帝上表，每次皇帝看了他的表章，就向侍臣赞美苏东坡。现在我们想起来，这些小人以前曾经阻挡苏东坡进京城。万一苏东坡蒙召当权，可就真有危险，因为新政的领导人物那时不是已经失势，便是已然退隐。

苏东坡到任呈谢恩表只是例行公事，譬如略叙为臣者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以此美缺相赐。但是苏东坡说：“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在王安石口中是指突然升迁的无能后辈。在过去为新政的朋党之争里，这一名词是固定代表那种含义的。李定和舒亶心想苏东坡为什么会自信能逃得出他们的手心呢？并且他说在他那个年纪，担任地方官是因为他不可能再惹是生非。他是不是暗示那些在朝为官的必然会惹是生非呢？古之文人学者，因为没有民权的保障，在措辞造句上，便发明出一种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的表现法，而阅读的学者也养成一种习惯，乐于于字里行间之中寻求含义。在中国古代，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报纸。苏东坡所写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

在神宗元丰二年六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舒亶，当时尚在御史台，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他说写的那种诗，显示苏东坡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舒亶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李定，现今升为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一共有四份弹劾苏东坡的表章。这件案子交与了御史台。李定，当年因隐瞒母丧，司马光骂他禽兽不如，现在担任检察官。他挑选了一个极其能干的官吏到湖州去，免去苏东坡的官职，再押解入京受审。御史请求，一路之上苏东坡必须关入监狱过夜，皇帝不许。神宗皇帝从无意杀害苏东坡，不过这个案子既然依法控告，他也愿予以充分调查一番。

苏东坡的一个好友王诜，是他印了苏东坡的诗集，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去给南部的苏子由送信，子由立刻派人去告诉苏东坡。这可以说是使者之间的大竞赛。朝廷使者偕同他的儿子和两个御史台的兵丁火速出发，但是他儿子在靖江忽然生病，于是耽误了半天的行程，结果苏子由派的使者先到。

这个消息到达时，苏东坡是何等心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他到达湖州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新职位。他常和长子去山林间漫游，同游的还有子由的女婿、女婿的弟弟。在苏东坡记游飞英寺的诗里，他说自己“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他最好的朋友画竹名家文与可已在二月去世，他一直哭了三天。在朝廷的差官正趱程前去逮捕他时，他正再度浏览他搜集的名画，那是七月七日，正拿出来到院子去晾。他的眼光正好看到文与可送给他的一幅绝妙的竹子，不觉流下泪来。那天他写的那一段笔记特别表现他的奇思幻想，记述他与文与可的友情。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今陕西洋县）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谿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根据孔平仲的记载——孔平仲是苏东坡的朋友，他是听湖州祖通判所说，苏东坡遭逮捕时，那位通判正好在场——苏东坡已经先得到子由给他的消息。他可不知道控告的罪名之轻重。使臣一到，苏东坡就正式请假，由祖通判代行太守职务。

官差到时，正式身穿官袍，足蹬高靴，站在庭院中，手执笏板，御史台的两个士兵分立两旁，身穿白衣，头缠黑巾，眼睛里凶光闪动。太守官衙的人慌作一团，不知会有何事发生。苏东坡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还是依礼迎接他。东坡与通判商量应当怎样出来，因为苏东坡心想自己既然被控，就不应当穿着官衣出来。祖通判认为他还没正式被控，应当以正式官阶出现。于是东坡穿上官衣官靴，手执笏板，立于庭中，面向官差而立。祖通判与官衙人员则头戴小帽，排立于苏东坡身后。两个士兵手执御史台的公文，紧握一个包裹，似乎其中藏有刀剑。官差面目狰狞，默不作声，气氛紧张万分。苏东坡首先说话：

“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差皇甫遵淡然道：“并不如此严重。”

这时，通判迈一步向前道：“相信必有公文。”

皇甫遵问：“他是何人？”通判回禀自己的身份。士兵乃正式递交公文予通判。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份普通公文，免去苏东坡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皇差要苏东坡立即起程。

官差允许苏东坡出发前归看家人。根据苏东坡在笔记上记载，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向他们笑着说出下面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在宋真宗时代，皇帝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

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起程前往京师，晋见皇帝。

皇帝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

杨朴回答道：“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他是抵死不愿做官的。

皇帝又说：“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

杨朴回答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

皇帝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

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太太作的诗念出来：

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见这首诗，不由得破涕为笑。这故事曾记在苏东坡的笔记里，但不知是不是他当时现编的。

家中决定由长子迈陪同前往。王适，他一向充任苏家的塾师，现在同他弟弟留在家中，后来才偕同苏东坡全家入京。太守官衙的人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个个躲躲藏藏。但是老百姓都出来看太守起程。根据县志记载，老百姓都泪下如雨。官差与士兵的态度与办事的要求，都蛮横无礼，后来苏东坡在上哲宗皇帝书中，说他们逮捕太守犹如捕盗。官衙中只有王氏兄弟和陈师锡设酒筵饯别。

有人说途中苏东坡曾想自杀。根据他自己给皇帝上的奏章上说，在扬州渡江时，他想跳入江中。但按孔平仲的记载，开船之后不久，船停在太湖上修理船桨时，他想跳水自杀。那天夜里，月色皎洁，湖上风高浪大。苏东坡不知道他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他想把眼一闭跳入水中，反倒省事。等再一想，倘若如此，必给弟弟招致麻烦。在给文彦博的信里，叙述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里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他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有些兵把船包围起来时，女人和孩子们怕得很，那些兵把他们的东西胡乱扔，就如一般兵士执行勤务时一样。兵丁走后，女人们气冲冲地说：“这都是写书招惹的。他乱写东西有什么好处？把人都吓死了。”然后焚烧他的手稿，后来东坡发现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

苏东坡是七月二十八日由官家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审问期间很长，前后四十几天。在监里，那个狱卒心肠非常好，大概知道他是谁，对他十分恭敬，每天晚上给他热水洗澡，直到现在每晚上洗热水澡，还是四川人的习惯。

苏东坡在监狱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结果审问时反倒对他大有益处。他儿子每天到监狱去看他，为父亲送饭当然是儿子分内的事。苏东坡和儿子暗中约好，就是儿子只许送蔬菜和肉食，倘若听到坏消息，他才送鱼去。有几天，苏迈要离开京城到别处去借钱，他把送饭这件事交给朋友办，但是忘了告诉朋友那件暗号。那朋友送去熏鱼，苏东坡大惊。他心想事情已然恶化，大概凶多吉少了。他和狱卒商量，给弟弟写了两首诀别诗，措辞极为悲惨，说他一家十口全赖弟弟照顾，自己的孤魂野鬼独卧荒山听雨泣风号，他表示愿世世为手足。在诗里他又细心地表示以前皇恩浩荡，蒙受已多，无法感激图报，实在惭愧。又说这次别无可怨，只是自己之过。子由接到，感动万分，竟伏案而泣，狱卒随后把此诗携走。到后来苏东坡开释时，狱卒才将此诗退回，说他弟弟不肯收。我相信子由根本知道这条计，故意把诗交还狱卒。因为有这两首诗在狱卒手中，会有很大用处。因为狱卒按规矩必须把犯人写的片纸只字呈交监狱最高当局查阅。这个故事里说，苏东坡坚信这些诗会传到皇帝手中。结果正如他所料，皇帝看了，十分感动。这就是何以苏东坡的案子虽有御史强大的压力，最后却判得很轻的缘故。

幸亏诗人陆游曾编有一本历史，其中包括所有审问苏东坡的亲笔文件。现在我们还有一本书叫“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监狱的名称。此书包括四件弹劾本章、审问记录全部，苏东坡的口供、证物和最后的判词。陆游勤于写日记，对苏东坡留在身后的手稿和拓片特别爱好，这些遗物是苏东坡死后六七十年他才见到的。他曾说出这本书的经过。北宋在靖康元年（一一二六）灭亡时，朝廷官员都向杭州逃难，尽量携带珍贵的文件。在扬州，一个名叫张全真的政府官员看到这一份手稿，从朝廷档案里抽出来。后来，张全真死后，一位姓张的宰相，受张全真的后人请求为先人作一篇墓志铭。这位宰相要以那份手稿为代价。那家后人只答应交出一半，另一半作为传家之宝。陆游记载说，他看见全部手稿都是苏东坡手写的，还有改正之处，都由苏东坡签名，再盖上御史台的官印。我们不敢确言今日流传下来的这本书是完全根据陆游所见的那本手稿，不过内容却记载了朝廷公报的细节，包括苏东坡对自己那些诗句的解释。

我认为对此案件的判断，完全要看我们对苏东坡的批评朝政如何解释。张方平和范镇正设法营救苏东坡，总括起来，他认为坦诚的批评与恶意的中伤显然有别。我们今天不能不认为那些诗是坦诚的批评，而御史们则认为是对朝廷和皇帝恶意的中伤。张方平指出，《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的，但是其中有很多对当时当政者的讽刺，而且邦有道，则坦诚的批评完全合法。在另一方面，倘若我们能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相信那些御史是由义愤而发，是深恨亲爱的君王受辱而弹劾，这也是一种看法。

舒亶在表章中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后世，可谓尧舜之用心矣。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所立者、以有义而无逃于天地之间者，莫如君臣。轼之所为忍出于此，其能知有君臣之义乎？为人臣者苟能充无义之心往之以为利，则其恶无所不至矣……轼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赧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另一御史的弹劾表里，完全是强词夺理的指责。在苏东坡到湖州上任途中，曾为张氏园写了一篇记。在此一篇文章里，苏东坡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这是孟子对孔夫子参政态度的概要结语。那位御史在他忠君报国的热情之下，极力想劝服皇帝相信苏轼正倡邪说异端，实在大逆不道，他说：“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苏轼有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尔。”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东坡死刑。在奏章前面序言中，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他又接着说苏东坡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其当杀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东坡拒不从命。另一个当杀的理由是，虽然苏东坡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审问在八月二十日开始，被告自称年四十四岁（按西方计算法为四十二岁），然后叙述世系、籍贯、科举考中的年月，再叙历任的官职。又把由他推荐为官的列出姓名，因为大臣为国家举荐人才充任公职之贤与不贤，与其本人之贤德大有关系，自然甚属重要。据说，他自为官始，曾有两次记过记录。一次是他任职凤翔为通判时，因与上官不和而未出席秋季官方仪典，被罚红铜八斤。另一次是在杭州任内，因小吏挪用公款，他未报呈，也被罚红铜八斤。“此外，别无不良记录。”

最初，苏东坡承认他游杭州附近村庄时所作的那首诗，对农民食无盐、青苗贷款之弊端，曾出怨言，以及弹劾表章中之其他若干情节。他想不起曾写过其他与时政有关的诗文。有好几天内，他否认给朋友写过讽刺诗，一直声称无罪。至于何者应视为毁谤朝廷，何者不应视为毁谤朝廷，颇难断言。还有，何者构成“毁谤”，亦复如此。但是在九月十三日，他决定服罪。他承认曾写讽刺诗讥刺当政，且与朋友以此等诗互相投寄。不过他“并未隐瞒”，至于内容如何，解释容有不同而已。在审讯期间，他奉命在下列一道供词上签字：“入馆多年，未甚擢进，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见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苏东坡的朋友当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有一百多首诗在审问时呈阅，每一首都由作者自行解释。因为苏轼措辞精练，用典甚多，幸而有此审问记录，我们得见作者自己对好多文句的阐述分析。只有读者完全了解那些典故，才能把握文内的含义。我读诗一向对那类诗避而不观，因为那些隐喻、史实，都需要单独解释，读来甚感吃力，作者自己卖弄学问，为读者加重负担，殊为无谓。其实这样炫耀也并不困难，因为数百年来，苏诗的评注家一直忙着在历史和唐诗里发掘苏诗用典的出处。

对苏东坡的指控，有的十分牵强。最有趣的指控中，有一条是写两株老柏的七律。诗里说柏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两句诗认为是对皇帝大不敬，因为龙是皇帝的象征，而今皇帝正在位，作者应当说有龙在天，不应当说在九泉地下。另外还有一首牡丹诗，在诗内作者叹造物之巧，能创造出牡丹种类如此之繁多。御史解释此诗为讽刺新当政者能制定如此多之种种捐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子，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是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眇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苏东坡在对方大部分指控上，都坦白承认在诗中批评新政，自然有愤怒之感、失望之声，足以表明自己对当道的苛酷批评，罪有应得。

在给朋友驸马王诜的若干首诗里，有一行诗是坐听“鞭笞环呻呼”。又说，“救荒无术归亡逋”。他也提到“虎难摩”，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朋友李常的诗里，他确是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也，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关于他给朋友孙觉的诗里，有一行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是真在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罚酒一杯。在给曾巩的一首诗里（曾巩官位不高，但是一代古文大家），他说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在他给张方平的诗里，他把朝廷比为“荒林蜩蚻乱”和“废沼蛙蝈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给范镇的诗里，他直言“小人”，我们也知道在给周邠的诗里，他把当权者暗比作夜鸮。在写杭州观潮时，他说东海若知君王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在他一个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他写了两首诗给他，把那诗仔细看一下，也颇有趣，并且可以了解官吏的愤怒，也可略知苏诗字里行间的含义。其中一首说：

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

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

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

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

苏东坡承认他很佩服这位朋友，所以用孔子的不怨不容这种说法把他比孔子。第二行指东汉大经学家派弟子东行的典故。第三行指西汉萧何以智勇在朝敉平淮南王之乱于无形。第四行指良马出于冀北，又进而指韩愈《马说》中的伯乐过冀北之野，而冀北骏马遂空一事，亦指满朝已无真才贤士。第五行指鹤立鸡群，亦即贤人与小人之比，隐含之义即在朝之庸庸碌碌者，皆鸡鸭之辈，于是午夜长鸣非鹤莫属。第六行更易令人致怒，因为诗经上有两行“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等于说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

他给那位朋友的第二首讽刺诗如下：

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

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这首诗的前三行指的是虚伪的读书人侈谈仁义，实则以此为求取功名富贵的阶梯，并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麦青青”一典，按苏东坡的意思，是由庄子论追求利禄官爵的人而来，那些人一生迷恋官爵，埋葬时口中含有珍珠，但是他们的坟墓早晚会夷为青青的麦田。第四行包含另一个《庄子》上的典故。楚王愿以高位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谢绝，并且告诉国王的使者一个故事：有一个专吃腐肉的乌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正在一棵树上大享其美味，这时一只仙鹤赶巧从旁飞过，乌鸦以为仙鹤来抢它的美味，就发出尖叫的声音想把仙鹤吓走，但是仙鹤高飞到白云中去了。这个故事的含义就是苏东坡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苏东坡会以为因写诗而被捕、受审为有趣，他一定以在法庭上讲解文学上的典故为乐事。

当时大家深信苏东坡对朝廷至为不敬，他曾把当政者比为鸣蛙，比为鸣蝉，比为夜鸮，比为吃腐鼠的乌鸦，比为禽场中的鸡鸭。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骂他们为“沐猴而冠”，不是人而装人。总之，苏东坡是看不起舒亶、李定那等人，那么舒亶、李定为什么要对苏东坡有好感呢？

审问终结，大概是十月初，证据呈给皇帝。牵连的人很多，尤其是驸马王诜，在审问时牵扯到他，因为他曾和苏东坡交换过各种礼物赠品。皇帝下令凡与苏东坡交换过诗文的人，都得把手中的诗文呈上备查。

仁宗的皇后，她一向支持苏东坡，这时染病而死。她死前曾对皇帝说：“我记得苏东坡弟兄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东坡因为写诗正受审问。这都是小人跟他作对。他们没法子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由他的诗入他于罪。这样控告他不也太无谓了吗？我是不中用了，你可别冤屈好人，老天爷是不容的。”这些话实际上等于遗言。

在十月十三日，御史们将案子作了个提要，送呈给皇帝御览。由于太后之丧，案子拖延了些日子。苏东坡在狱中等待案子的结果和自己的命运吉凶之际，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

数年之后，苏东坡告诉朋友说：“审问完毕之后，一天晚上，暮鼓已然敲过，我正要睡觉，忽然看一个人走进我的屋子。一句话也没说，他往地上扔下一个小箱子做枕头，躺在地上就睡了。我以为他是个囚犯，不去管他，我自己躺下也睡了。大概四更时分，我觉得有人推我的头。那个人向我说：‘恭喜！恭喜！’我翻过身子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安心睡，别发愁。’说完带着小箱子又神秘地走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受弹劾时，舒亶和另外几个人，想尽方法劝皇帝杀我，可是皇帝根本无杀我之意，所以暗中派宫中一个太监到监狱里去观察我。那个人到了我的屋子之后，我就睡着了，而且鼻息如雷。他回去立即回奏皇帝说我睡得很沉，很安静。皇帝就对侍臣说：‘我知道苏东坡于心无愧！’这就是后来我被宽恕贬谪到黄州的缘故。”

遇有国丧，国家总要大赦，所以依照法律和风俗，苏东坡是应当获赦的。那些御史本打算把反对派乘此机会一网打尽，如今倘若一大赦，他们的心血岂不完全白费！李定和舒亶十分忧闷。这时，李定奏上一本，对可能合乎赦罪的那些犯人，力请一律不得赦免。舒亶并进而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东坡另外的五个朋友，一律处死。

副相王珪在诸御史的逼促之下，一天突然向皇帝说：“苏轼内心有谋反之意。”

皇帝大感意外，回答说：“他容有其他过错，但决无谋反之意，你为何这么说？”

王珪于是提起在苏东坡的柏树诗里说龙在九泉一事，那含义是将来某人命定要成天子，要自暗中出现，此人出身寒微。但是皇帝只说：“你不能这样看诗。他吟哦的是柏树，与我何干？”

王珪于是沉默无言。章惇，当时还是苏东坡的朋友，为苏东坡向皇帝辩解说，龙不仅是天子的象征，也可以指大臣，于是从文学上引出例句，用以支持自己的理论。

苏东坡的朋友呈上的证物都审查完毕，皇帝指定自己近人重行查阅。根据御史的案子提要，此种毁谤朝廷要判流放，或是两年劳役，在苏东坡这样的案子，比较严重，应当是削官两级。自法律上看，理当如此。因案情重大，尚待皇帝亲自决定。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亶、李定大失所望，宫廷官员发出了圣谕，把苏东坡贬往黄州，官位降低，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在受到牵连的人之中，三人受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与苏东坡，并时常与他交换礼物，并且身为皇亲，竟不能将此等毁谤朝廷的诗文早日交出，削除一切官爵。第二个是王巩，他并没从苏东坡手中得到什么毁谤诗，他显然是无辜受累，也许是为了私人仇恨的缘故，御史们要处置他。随后几年，苏东坡不断提起王巩因他受累。我们知道王巩的奢侈生活习惯，这次发配到遥远的西北去，日子是够他消受的。

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在证据上看，子由并不曾被控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是因为家庭关系，他遭受降职的处分，调到高安，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约有一百六十里，任筠州酒监。

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和苏东坡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在旧年除夕，苏东坡被释出狱，在监中共度过四个月又二十天。出了东城街北面的监狱大门，他停了一会儿，用鼻子嗅了嗅空气，感觉到微风吹到脸上的快乐，在喜鹊叽喳啼叫声中，看见行人在街上骑马而过。

他真是积习难改，当天又写了两首诗。诗里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一首诗是：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他又诗如涌泉了。即在这两首诗里，至少有两句，若由那些御史仔细检查起来，他又犯了对帝王大不敬之罪。塞翁失马还罢了，因为以失马表示并非恶运，重新寻获也并非即是好运，换言之，人总不知道何者为好运，何者为恶运的。但是“少年鸡”则指的是贾昌。贾昌老年时，他告诉人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而任宫廷的弄臣和伶人，这一点仍可引申而指朝廷当政那批小人，是宫廷中的弄臣和优伶，又是诽谤。另有一行里他自称“窃禄”，意为自己无才为官。但是“窃禄”一词却是从三国时一位大儒给曹操的一封信中摘下来的，而曹操普遍认为是一大奸臣、一霸主。写完这首诗，苏东坡掷笔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药！”

卷三　老练

神宗元丰三年至哲宗元祐八年（一〇八〇—一〇九三）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苏东坡由现在起，于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

在元丰三年（一〇八〇）正月初一，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起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随后再去。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两个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属，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坐船走了几个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还有两个孩子，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时，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矾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蝼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轼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的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随后又叙述当时生活状况：“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

家眷到达之后，苏东坡的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不过等他的钱用完之后，日子要如何过，他还没想到。他的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还能住在临皋亭，此地后来因苏东坡而得名。此处本是驿亭，官员走水路时，经此可以在此小住。苏东坡给一个朋友写道：“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此地是够美，但是其风景之美，主要还是来自诗人的想象。他对那栋夏天对着大太阳的简陋小房子，情有独钟，别的旅客一旦真看见，就会废然失望的。后来，又在那栋房子一边加了一间书斋给他用，他便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苍茫。

临皋亭并不见得是可夸耀的，风光之美一半在其地方，另一半则在观赏风景之人。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在札记里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一封写给范镇儿子的信，语调则近诙谐，他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不过苏东坡确是生活困难，他花钱有一个特别预算方法，这是他在给秦少游的信里说的：“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等于美元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钱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以待宾客。此贾耘老（贾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由临皋苏东坡可以望长江对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有时过江去看同乡好友王齐愈。每逢风狂雨暴，不能过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数日。有时自己独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发现那儿的村酒并不坏。那个地区产橘子、柿子，芋头长到尺来长。因为江上运费低廉，一斗米才卖二十文。羊肉尝起来，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贱，鱼蟹几乎不论钱买。旗亭酒监藏书甚多，以将书借人阅读为乐事。太守家有上好厨师，常邀东坡到家宴饮。

在元丰四年（一〇八一），苏东坡真正务农了。他开始在东坡一片田地里工作，自称“东坡居士”。他过去原想弃官为农，没料到在这种情形之下被迫而成了农夫。在他那《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忽忘其劳焉。”

东坡农场实际上占地约十亩，在黄州城东约三分之一里，坐落在山坡上。房子在顶上，共三间，俯见茅亭，亭下就是有名的雪堂。雪堂前面有房五间，是到黄州后二年的二月雪中竣工的。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此地宴请宾客。宋朝大山水画家米芾，那时才二十二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宋朝诗人陆游是在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十月到的雪堂，是苏东坡去世后约七十年。他曾记述雪堂正中间挂着一张苏东坡像，像上所画东坡身着紫袍，头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

雪堂的台阶下，有一小桥，横跨一小沟而过，若非下雨，沟内常干涸。雪堂之东，有高柳树一株，为当年所手植，再往东，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颇清冽，并无其他可取之处，只是诗人当年取水处而已。往东的低处，有稻田、麦田、一带桑林菜圃，为一片长地，另有一片大果园。他在他处种有茶树，是在邻近友人处移来的。

在农舍后面是远景亭，位于一小丘之上，下面乡野景色，一览无余。他的西邻姓古，有一片巨竹林园，竹茎周长约六寸，枝叶茂密，人行其中，不见天日。苏东坡就在此浓荫之中，消磨长夏，并寻找干而平滑的竹箨，供太太做鞋的衬里之用。

苏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他说：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来下了雨，苏东坡完全和农人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

沛然例赐三尺雨，造化无心怳难测。

……

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

……

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

……

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

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建筑可以说是苏东坡的本性，他是决心要为自己建筑一个舒适的家。他的精力全用在筑水坝，建鱼池，从邻居处移树苗，从老家四川省托人找菜种。在孩子跑来告诉他好消息，说他们打的井出了水，或是他种的地上冒出针尖般小的绿苗时，他会欢喜得像孩子般跳起来。他看着稻茎立得挺直，在微风中摇曳，或是望着沾满露滴的茎在月光之下闪动，如串串的明珠，他感到得意而满足。他过去是用官家的俸禄养家糊口；现在他才真正知道五谷的香味。在较高处他种麦子。一个好心肠的农人来指教他说，麦苗初生之后，不能任其生长，若打算丰收，必须让初生的麦苗由牛羊吃去，等冬尽春来时，再生出的麦苗才能茂盛。等他小麦丰收，他对那个农夫的指教，无限感激。

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儿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夜里像猪一般啼叫。黄州太守徐大受、武昌太守朱寿昌，也是对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再一个是马梦得（字正卿），始终陪伴着苏东坡，而且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非常信任他、崇拜他，现在该陪着受罪过穷苦日子了。苏东坡曾说，他的朋友跟随他而想发财致富，那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四川眉州东坡的一位同乡、一个清贫的书生，名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东坡的内兄在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一年，曾来此和他们住了一段日子，第二年，子由的几个女婿曾轮流来此探望。苏东坡又给弟弟物色到一个女婿。根据子由的诗，对方从来没见过他就答应了婚事。那时苏东坡又吸引了一些古怪的人物，其中两个是道士，不但深信道教，而且是闲云野鹤般四海遨游的。因为苏东坡对长生的奥秘甚感兴趣，子由特别介绍其中一个去见苏东坡，此人据说已经一百二十岁，后来这位道长就成了苏家的常客。第三年，诗僧参寥去看东坡，在苏家住了一年光景。但是东坡最好的朋友是陈慥，当年苏东坡少壮时曾和他父亲意见不合，终致交恶。陈慥住家离歧亭不远。东坡去看过他几次，陈慥在四年内去看过苏东坡七次。由于一个文学掌故，陈慥在中国文学上以惧内之癖而名垂千古了。今天中文里有“季常之癖”这个典故，季常是陈慥的号。陈季常这个朋友，苏东坡是可以随便和他开玩笑的。苏东坡在一首诗里，开陈季常的玩笑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因为这首诗，在文言里用“河东狮吼”就表示惧内，而陈季常是怕老婆的丈夫，这个名字也就千古流传了。不过这首诗解释起来还有漏洞。据我们所知，陈季常的家庭生活很舒服自在，而且尚有艳福。再者“狮子吼”在佛经中指如来正声。我想可能的理由是陈季常的太太一定嗓门儿很高，苏东坡只是拿他开个玩笑而已。直到今天，“狮子吼”还是指絮絮不休的妻子。倘若苏东坡说是“母狮吼”，就恰当多了。

苏东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诗里，他说妻子很贤德。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过去历史上好多名学者的妻子那样凌虐丈夫。虽然长子迈这时也能写诗，但几个儿子并没有什么才华。晋朝大诗人陶潜也以忧伤认命的心情写过一首“责子诗”，说儿子好坏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说：“天意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苏东坡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敬通为东汉学者。苏东坡这句诗自己加的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大约在此时，东坡收朝云为妾。我们记得，苏东坡的妻子在杭州买朝云时，她才十二岁。按照宋朝时的名称，我们可以说她是苏东坡的妾。妻子的丫鬟可以升而为丈夫的妾，在古代中国是极平常的事。如此一个妾，无论在哪方面，都不失为太太的助手。因为妻子要伺候丈夫，比如准备洗澡水，妾就比一个普通丫鬟方便得多，不必在丈夫面前有所回避了。朝云现在已经长大，天资极佳，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很赞赏她。在苏家把她买进门时，有些人作诗给她，就犹如她已经是个富有才艺的杭州歌伎一般。但仔细研究，则知实际并不如此。由苏东坡自己写的文字上看，朝云是来到苏家才开始学读与写的。佩服苏东坡的人都对朝云有好感，朝云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始终随侍左右的便是朝云。

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朝云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遁儿。在生下三天举行洗礼时，苏东坡写诗一首，用以自嘲：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他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他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他又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作东坡汤。这根本是穷人吃的，他推荐给和尚吃。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同时饭菜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荠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在这种农村气氛里，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像田园诗人陶潜的生活，他对陶潜极其佩服。陶潜也是因为任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他应当穿官衣束带相见，陶潜不肯对上方派来的税吏折腰，即解印绶去职，归隐农桑。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这种说法若出自一个小诗人之口，未免狂妄自大，若苏东坡说出来，只觉得妥当自然。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有些乐事，只有田园诗人才能享受。在弃官归隐时，陶潜写了一篇诗《归去来兮辞》，只可惜不能歌唱。苏东坡由于每天在田亩耕作的感想，把《归去来兮辞》的句子重组，照民歌唱出，教给农夫唱，他自己也暂时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农夫一起唱。

苏东坡很容易接受哲学达观思想的安慰。在雪堂的墙上门上，他写了三十二个字给自己昼夜观看，也向人提出四种警告：

出舆入辇，蹶痿之机。

洞房清宫，寒热之媒。

皓齿蛾眉，伐性之斧。

甘脆肥浓，腐肠之药。

失去人间美好的东西之人，才有福气！苏东坡能够到处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这种幽默的看法。后来他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的琼崖海岛，当地无医无药，他告诉朋友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苏东坡现在衣食足堪自给，心满意足。他今日之使我们感到亲切自然之处，是那一片仁爱心。当年在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最使他痛心。他给武昌太守写过一封信，太有价值，并不是因为文辞好，而是内容好。英国十八世纪作家斯威夫特曾向贵族推荐婴儿肉为美味，并说此举为大举杀害婴儿的有力计策，即便是当讽刺话来说，我常常纳闷儿他何以竟说得出口？斯威夫特是当笑话说的，但是这种恶劣玩笑，是苏东坡所不能领略的。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便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这是那封信：

上鄂州太守朱康叔（寿昌）书

轼启：

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名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者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

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

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者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轼再拜。

苏东坡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被。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予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我总以为，不管何处，只要人道精神在，宗教即可再兴；人道精神一死，宗教也随之腐烂了。

第十六章　赤壁赋

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庄稼已然种上，无金钱财务的烦心，他开始享受每一天给他的快乐。他有一群朋友，像他一样，可以把时间自由运用，而且还在一方面像他，身上金钱不多，身边空闲不少。在那些人之中，有一个奇特无比的李嵓，若不是苏东坡笔下记载他的睡量之大，后代便对他茫然无知了。午饭之后，朋友正下围棋之时，李嵓到躺椅上一躺，立刻睡着。下了几盘之后，李嵓翻个身说：“我刚睡了一回合，你们战了几回合了？”苏东坡在他的札记里说：李嵓在四脚棋盘上用一个黑子独自作战。“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此等生活真是睡梦丰足，苏东坡觉得欧阳修的这首七绝描写得最好：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

苏东坡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处住，每天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脏泥路，却大概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在过了城镇中那一段小坡之后，就到了黄泥坂，一直通到起伏的丘陵。那个地方向四周一望，似乎全是黄色，只有树木苍翠，竹林碧绿而已。苏东坡曾在徐州建有黄楼。现今住在黄州，日日横过黄泥坂，而后达到黄冈的东坡。他已经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好使人不能辨识他士大夫的身份。他每天来往走这段路。在耕作之暇，他到城里去，喝得小有酒意，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有一天，他喝醉之后，写出了一首流浪汉狂想曲，名之为《黄泥坂词》。其结尾部分如下：

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

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晏。纷坠露以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

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晏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但是他和酒友的夜游却引起了有趣的谣言，不但在当地，连宫廷都知道了。也幸喜饮酒夜游，这种生活才使他写出了不朽的杰作，也有诗，也有散文。他那篇牛肉与酒的一篇小文，记的就是一件异乎寻常的荒唐夜游行径。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当代有一个人说春草亭位于城外，由此篇文字足以证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乃醉醺醺地爬过城墙而回。“难道纯臣也是个荒唐鬼？”

又一次夜游，他可把太守吓坏了。他在江上一个小舟中喝酒，夜晚的天空极美，他一时兴起，唱词一首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二天，谣传苏东坡曾到过江边，写了这首告别词，已经顺流而下逃走了。这谣言传到太守耳朵里，他大惊，因为他有职责监视苏东坡不得越出他的县境。他立刻出去，结果发现苏东坡尚卧床未起，鼾声如雷，仍在酣睡。这谣言也传到了京都，甚至传到皇帝的耳朵里。

次年，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谣言。苏东坡过去就在胳膊上患有风湿，后来右眼也受了影响，有几个月他闭门不出，谁也没见到他。那时，散文大家曾巩在另一省死亡，这时，又一个谣言传开，说苏东坡也在同一天去世，二人一同玉楼赴召，同返天庭了。皇帝听说，向一位大臣询问，那大臣是苏东坡的亲戚。他回奏说也曾听到此一消息，但不知是否可靠。那时皇帝正要吃午饭，却无胃口吃，叹了口气说：“难得再有此等人才。”于是离桌而去。这消息也传到范镇耳朵里，他哭得很伤心，吩咐家人去送丧礼。随后一想，应当派人到黄州打听清楚才好。一打听才发现传闻失实，都起因于苏东坡数月闭门不出的缘故。苏东坡给范镇的回信里说：“平生所得毁誉，皆此类也。”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遂表现在他的写作上。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倘若哲学有何用处，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在动物之中，据我所知，只有人猿能笑，不过即使我们承认此一说法，但我信而不疑的是，只有人能嘲笑自己。我不知道我们能否称此种笑为神性的笑。倘若希腊奥林匹亚圣山的神也犯人所犯的错误，也有人具有的弱点，他们一定常常自我嘲笑吧。但是基督教的神与天使，则绝不会如此，因为他们太完美了。我想，若把自我嘲笑这种能力称之为沦落的人类唯一自救的美德，该不是溢美之词吧。

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他开始在他的随笔里写很多漫谈偶记，既无道德目的，又乏使命作用，但却成了最为人喜爱的作品。他写了一篇文字，说自己的贫穷，又说到他门人的贫穷。他说：“马梦得与余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另有一篇随笔，是两个乞丐的故事：

有二措大相与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尔。他日得志，当吃饱饭后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则云：“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幸福都是一种秘密。但是凭苏东坡的作品而研究其内在的本性，借此以窥探他那幸福的秘密，便不是难事了。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在这方面，他丰裕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他现在所过的流浪汉式的生活，我们很难将其看作一种惩处，或是官方的监禁。他享受这种生活时，他给天下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又名《酹江月》，也以《大江东去》著称；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单以能写出这些绝世妙文，仇家因羡生妒，把他关入监狱也不无道理。赤壁夜游是用赋体写的，也可以说是描写性的散文诗，有固定的节奏与较为宽泛的音韵。苏东坡完全是运用语调和气氛。这两篇赋之出名不无缘故，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在这两篇赋里，即便不押韵，即便只凭文字巧妙的运用，诗人已经确立了一种情调，不管以前已然读过十遍百遍，对读者还会产生催眠的作用。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正和同乡道人杨世昌享受夜景，那是七月十六仲夏之夜。清风在江面上缓缓吹来，水面平静无波。东坡与朋友慢慢喝酒吟诗。不久，明月一轮出现于东山之上，徘徊于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白雾笼罩江面，水光与雾气相接。二人坐在小舟中，漂浮于白茫茫的江面之上，只觉得人如天上坐，船在雾中行，任其漂流，随意所致。二人开始歌唱，手拍船舷为节拍。唱出了：

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

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东坡的朋友善吹箫，开始吹起来，东坡哼着歌唱，箫声奇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细若游丝，最后消失于空气之中。另一个船上的寡妇竟闻之而泣，水中的鱼也为之感动。

苏东坡也为箫声所动，问朋友何以箫声如此之悲。朋友告诉他：“你还记得在赤壁发生的往事吧？”一千年以前，一场水战在此爆发，决定了三国蜀魏吴的命运。难道苏东坡不能想象曹操的战船，真是帆樯如林，自江陵顺流而下吗？曹操也是个诗人。难道东坡不记得曹操夜间作的“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句吗？朋友又向东坡说：“这些英雄，而今安在？今天晚上，你我无拘束，驾一叶之扁舟，一杯在手，享此一时之乐。我们不啻宇宙中的一蚊蝇，沧海中的一沙砾。人生在瞬息之间，即化为虚幻，还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我真愿挟飞仙而遨游于太虚之中，飞到月宫而长生不返。我知道这些只是梦想，从无实现之望，所以不觉箫声吹来，便如此之悲了。”

苏东坡安慰朋友说：“你看水和月！水不断流去，可是水还依然在此；月亮或圆或缺，但是月亮依然如故。你若看宇宙之中发生的变化，没有经久不变的，何曾有刹那间的停留？可是你若从宇宙中不变化的方面看，万物和我们人都是长久不朽的。你又何必羡慕这江水呢？再者，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我们的据为己有，又有何用？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供人人享受的。凭我们的生命和血肉之躯，耳听到而成声，目看到而成色——这些无限的宝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造物无私，一切供人享受，分文不费，分文不取。”

听了这一番话，朋友也欣然欢笑。二人洗净杯盘，继续吃喝。后来，不待收拾桌子，便躺下睡去，不知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

三个月以后，苏东坡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还是月明之夜，苏东坡和两个朋友自雪堂漫步走向临皋亭。路上经过黄泥坂。地有白霜，树无青叶。人影在地，明月在天。几个朋友十分快乐，开始吟唱，一人一节。不久，一个人说：“月白风清，如何度此良夜，方为不虚？我们好友相聚，竟没有酒菜，岂非美中不足？”其中一人说：“今天傍晚，我捕到几条鱼，巨口细鳞，好像松江的鲈鱼，可是到哪儿去弄酒呢？”苏东坡决定回去央求妻子给他们点儿酒，做酒总是妻子见长的事。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苏东坡的妻子说家里有几坛子酒，收藏已久，就是为了随时喝方便。几个朋友于是携着酒和鱼，又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去了。江水落了很多，好多巨大的岩石都在水面露出，而赤壁尤其显得在水面之上，岸然高耸。不过几个月的工夫，风光已大为不同，几乎不能辨认了。在夜色美妙的魅力下，苏东坡要朋友和他一同攀登到赤壁之上，但是朋友不肯，苏东坡一个人爬上去。他把衣裳塞起来，在灌丛荆棘之中，寻路上去，一直爬到最高处，他知道那里住着两只苍鹰。他立在巨大的岩石上，向夜空大声吼啸，四周小谷有声相应答，他一时都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忽然不知何故，竟感悲从中来，觉得不能在那儿停留过久。他下去，又回到舟中，解开缆绳，任凭小舟顺流漂动。

时将半夜，四周一片寂静。两只仙鹤，孤零零地，自东方飞来，伸展着雪白的翅膀，仿佛仙人的白袍飘动。两只鹤长鸣几声，在船上掠过，一直往西飞去。苏东坡心里纳闷，不知主有何事发生。不久大家回家去。苏东坡上床就寝，得了一梦。梦里看见两个道士，身披羽衣，状若仙人。那个人认得苏东坡，问他赤壁之游是否很快乐。东坡请问姓名，二人不答。东坡说：“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从我头上飞过去了！”两个道士微微一笑，东坡便从梦中醒来。他开窗外望，一无所见，外面街道上只有一片寂寥而已。

苏东坡怎样确立一种气氛，由上面可以看出，他是暗示另外一个境界，一个道家的神仙境界，两只仙鹤自然是沿用已久的道家象征。他表示自己不知置身何处，便引起读者迷离惝怳之感。根据中国人的信念，现在的人生，只是在人间瞬息的存在，自己纵然不知道，但是很可能前生是神仙，下一辈子也会再度是神仙。

大约和写这两篇小赋同时，苏东坡又写了一篇短短的月下游记。一天夜里他不能入睡，起来在承天寺月下漫步，承天寺离临皋亭很近。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这篇游记现在已然成了散文名作，因其即兴偶感之美，颇为人所喜爱。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逐步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这篇小品极短，但确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我们若认识到苏东坡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的道理，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我们便可以看出，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他究竟怎样陶冶出此种恬适的心境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章　瑜伽与炼丹

苏东坡曾经说：“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者。”解脱，或佛道，皆始于此心的自律。人在能获得心的宁静之前（心情宁静便是佛学上之所谓解脱），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感情。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他潜心研求灵魂的奥秘。他问自己，人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宁静？有印度的瑜伽术，有道家的神秘修炼法，为人提供精确的心灵控制法，保证可以达到情绪的稳定，促进身体的健康，甚至，当然是在遥远的以后，甚至发现长生不死的丹药。对于精神的不朽呢？他对寻求长生之术十分着迷。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应当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法，身体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精神若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而高飞到精神界去。身体的不朽，退一步说，至少包括一个可修炼得到的目标，就是延缓衰老，增长寿命。

所谓长寿秘诀，包括很多因素与目的，以及瑜伽、佛道及中国医学传统的要素。长寿的目的包括身心两方面。在身体方面，其目的在求容光焕发的健康、体格精力的强壮，以及祛除缠绵的痼疾；精神方面，在于求取心灵和情绪的稳定以及灵魂元气的放发。再加上朴质的生活，某些中药的辅助，便可返老还童，享受长寿。这些，在道家看来，就与长生术在不知不觉中融合起来。简单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叫作“养生术”或是“炼丹”。所寻求的丹，是内外兼指。“内丹”，按照道教的办法，是练肚脐以下部位；“外丹”是中国炼丹家所寻求的一种长生不死之药，一旦得到手而服用之，便可骑鹤升天。“外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汞的合金。在这一点上，长寿术和炼金术却混而为一了，完全与欧洲的炼金术相似。当然，对一个哲学家而言，人若高寿而健康，又有黄金花费，到天堂去反倒成为次要。因为还有什么要请求上帝的呢？

苏东坡的弟弟子由练瑜伽术倒走在他前面，根据子由自己的话，是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他向一个道士学的。这个道士给苏东坡的次子看病，方法是吹“神”入腹。子由到淮扬送兄长到黄州时，苏东坡发现弟弟外貌上元气焕发。子由在童年时夏天肠胃消化不好，秋天咳嗽，吃药不见效。现在他说练瑜伽气功和定力，病都好了。苏东坡到了黄州，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由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冬至开始。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可以看出，他大部分时间都练习打坐。他在天庆观深居不出，则是练道家的绝食和气功，这种功夫反倒在道家中发展得更高深，其实是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苏东坡同时给武昌太守写信，向他请教炼朱砂的方子。在他写的一首诗里，他说在临皋堂里已经辟室一间，设有炉火，以备炼丹之用。

他在给王巩的信里，道出他对修炼各方面的看法。

安道软朱砂膏，轼在湖亲服数两，甚觉有益利，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公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事，须少俭啬……

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宾（广西宾州，王巩今居此）去桂不甚远，朱砂差易致。或为置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有一奇事，但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羽化，而丹材多在南荒。故葛稚川（葛洪）求岣嵝令，竟化于廉州，不可不留意也。陈璨一月前直往筠州见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唯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轼观之，唯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气流行体中，痒痛安能近人也？

印度瑜伽术功夫及其理论何以中国道家比中国佛家反易于吸收？其理亦至为简单。诚然，中国佛教中亦有禅宗一派，专下打坐功夫，为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教哲学之混合。不过，实由中国道教先有自然之基础，才能吸收瑜伽之要义。道家之特点在于重视自然的冥想沉思，重视由清心寡欲以求心神的宁静，尤其重视由修炼以求长生不死。在庄子《南华经》里，我们发现有几个词语，劝人凝神沉思，甚至于凝思内观，这显然是印度教的特性。即便我们退一步，承认这是后人篡改的，但此种篡改至晚已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纪了。

在其他宗教里，再没有把宗教和身体锻炼结合得那么密切的。练瑜伽术时，由于控制身心，就导人入于宗教的神秘体会。其领域由控制反射和不随意肌，进而叩精神能力较深的境界。其益处为身心两面。由于采取身体的某种姿势与呼吸的控制，再继之以冥坐，瑜伽术的修炼者可以达到对宇宙巨大物体遗忘的心境，最后修炼者则达到物我两忘完全无思想的真空境界，其特点是恍惚出神的喜悦。修炼者承认此种喜悦的空虚状态只是暂时的，除非死亡才能继续；不过，这种恍惚的喜悦感确实是舒服，使练此功夫的人都愿尽量享受。现代练瑜伽术的印度人和中国人都承认他们获得的身体健康、心情宁静，与情绪的均衡，都非以前梦想之所及。中国的修炼者不知道那是瑜伽，称之为“打坐”，或“静坐”“内省”“冥思”，或是其他佛道两家的名称。自然其他身体扭曲过甚的姿势，如“孔雀姿”“鱼姿”，中国学者以其过于费劲，拒而不学，而苏东坡也只是以练几个舒服姿势为满足，这未尝不可以说算是中国对瑜伽的贡献。

一般而论，我们在此并非对练习瑜伽术感兴趣，只是对苏东坡在元丰六年（一〇八三）详细说明的瑜伽术练习有些好奇而已。那时，他对佛经道藏已然大量吸收，而且时常和僧道朋友们讨论。以他弟弟为法，他开始练气功和身心控制。对求长生不死之药的想法，他并不认真，但是即便没法得到，但对获得身体健康与心情宁静，他总是喜欢。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人的养生之道，在实际和理论上，都和西洋不同。按中国人的看法，人不应当浪费精力去打球追球，因其正好与中国人的养生之道相违反，中国人的养生是“保存精力”。而瑜伽对身心卫生的方法最适合中国文人，因瑜伽的精义是休息，是有计划的、自己感觉得到的休息。不但规定在固定时间停止呼吸，并且身体采取休息的姿势，并且还要消灭静坐在臂椅中时头脑里自然的活动。练习瑜伽全部的努力，可以用简单而非专门的术语描写为——在于努力少思索，以至于一无所思。最后这无所思乃是最难做到的。最初是集中思想于一点，这已经够难，因为人的头脑习惯于由这个思想转到另一个相关联的思想。使思想集于一点还是最低阶段；再高一点儿，使专心于一点进而到一点皆无的沉思，最后达到恍惚出神的愉快境界。

瑜伽的特点是全部身心的休息，再由于各种方式的控制呼吸以增加氧气的吸入。这时胃中轻灵无负担，浑身处于一完全放松的姿势，深深地呼吸，身体则保持于非常容易得到氧气的状态，而同时并不消耗同等量的精力，而别的运动则不然，所以说养生之道再没有如此理想的。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如果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在家中练这种功夫，人的头脑可以锐敏到感觉出自身内在的生理功能的活动。因为在最后阶段，人的心灵活动可以脱离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观察者。在更为微妙的阶段，心灵以旁观者之身，可以观察两个思想之间那段空白。最后阶段，在心灵里一无所思，而能觉察比较微妙的次原子物质的形式，消除了一般人与自我的观念，这个阶段各宗教皆有其不同的宗教解释。一种解释是个人的灵魂与世界灵魂完全地融合，这正是印度教修炼的目标。但是，不管人对宗教的看法如何，瑜伽术使人获得的心境，虽然与睡眠和自我暗示状态相似，还是不同于此等状态，因为心灵还保持完全的自觉和反射的控制，而且瑜伽术的修炼者分明记得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一切活动。

苏东坡在描写自己的修炼时，他发现瑜伽术有很多明确的特点。他控制呼吸，似乎是脉搏跳动五次算呼吸的一周期。吸、停、呼的比例是1:2：2。停止呼吸最长的时间是“闭一百二十次而开，盖已闭得二十余息也”，照印度的标准，较低的限制，是大约一百四十四秒。像一般瑜伽的修炼者一样，他计算他的呼吸周期，也和他们一样，他自称在控制呼吸时（吞吐比例规则）有一段时间完全自动而规律。在集中注意力时，他也是凝神于鼻尖，这是瑜伽的一个特点。他也描写了一种为人所知的瑜伽感觉，在此期间，心灵完全休息，再加上内在知觉的高度敏锐，他觉察到脊椎骨和大脑间的振动，以及浑身毛发在毛囊中的生长。最后，在他写的那篇《养生论》里，他描写此种状态的舒服，与从此种运动所获得心灵宁静的益处。

关于此种运动的心灵方面，他的修炼仍是瑜伽术。在给弟弟子由的一封短信里，他描写正统瑜伽默坐的目的。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他致子由的信如下：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而世之昧者，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今日闹里忽捉得些子。……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据我所知，苏东坡赋予了瑜伽几项中国要素。他不但排除了那些弯曲腰、腿、脖子等类似特技的动作，以及其他粗怪的扭曲动作，而且增加了定时的咽唾液，这完全来自道家合乎生理的心得。他向张方平推荐他的修炼方法，在信里他这样描写：

每夜以子后披衣起，面东或南，盘足叩齿三十六通。握固闭息，内观五脏，肺白肝青脾黄心赤肾黑。次想心为赤火，光明洞澈，下入丹田中。待腹满气极，即徐出气，候出入均调，即以舌接唇齿，内外漱练精液，未得咽。复前法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满口，即低头咽下，以气送入丹田。须用意精猛，令津与气谷谷然有声。径入丹田，又依前法为之。凡九闭息，三咽津而止。然后以左右手热摩两脚心，及脐下腰脊间，皆令热彻。次以两手摩熨眼面耳项，皆令极热。仍案捏鼻梁左右五七下。梳头百余梳而卧，熟寝至明。

吞咽唾液是根据下面生理的推论，与道家五行宇宙论密切相关，我们未免觉得怪诞，可是对相信此种宇宙论的人则颇有道理。苏东坡所写最难懂的一篇散文叫《续养生论》，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中国极其难懂的古语“龙从火里出”“虎向水中生”解释得十分令人满意。苏东坡说，我们随时都在焚烧自己的精力，主要是两种方式：第一，包括种种情绪上的纷扰，如恼怒、烦闷、情爱、忧愁等；第二，包括汗、泪、排泄物。在道家的宇宙论里，火用虎代表，水用龙代表。代表火或控制火者为心，代表水者为肾。根据苏东坡的看法，火代表正义，所以在心控制身体之时，其趋势是善。另一方面，人的行动若受肾控制，其趋势则为邪恶（肾一字在中国包含性器）。所以肾控制人体之时，人就为兽欲所左右，于是“龙从火里生”，意即毁损元气。在另一方面，我们就受心火所引起的情绪不宁所骚扰了。我们怒则斗，失望忧愁则顿足，喜则舞。每逢情绪如此激动，身上的精力元气则由心火而焚毁，此之谓“虎向水中生”。照苏东坡说，这两种毁损元气都是“死之道也”。因此我们应当借心神的控制，一反水火正常的功能。而吞咽唾液是把心火向肾方面压下去之意。

此外，道家还努力追求“外丹”，又名“方士丹”，也就是“仙丹”，就是长生不死之药。像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求“方士丹”，一为变低级金属为纯金，一为返老还童，恢复青春。也和欧洲的炼金术士一样，中国道士也主要用汞的化合物来炼制。因为汞的特殊性质，有如金属的光泽，重量大，其比重近于黄金（原子重各自为二百、一百九十七），比较易于流动，和金属物如金与铜，因接触而混合，还有变成气体、粉末、液体等有趣的变化——因此，这种金属自然引起炼金术士的注意，不管东方、西方，都认为是最容易炼成人造金的原料。在苏东坡时代，中国的炼金术大部分是受阿拉伯的影响，就和欧洲一样。但是在汉代，却有记载，说有中国人炼金成功，我们想大概是用金的化合物炼的。在晋朝有道士葛洪，曾说用金与水银炼制成药，可延缓衰老或死亡。他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转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他又说丹分为九品，按炼制程序而效力不同。最精者人服后三日成仙，最次者则需时三年。炼丹之原料为朱砂、白矾、雄黄（硫化砷）、磁石，以及曾青。

《春渚记闻》的作者何薳——他父亲曾由苏东坡推荐为官——曾在书中以一章之多的篇幅记载长生不死之药。有关长生不死之药的种种情形，当时很流行。何薳所说的几个人，本书上已经提过，另有几个人是何薳的亲戚，其中有数则故事是作者经验之谈。此书和一本叫《苏沈良方》的书（传为苏东坡与沈括合编），记载过一些炼朱砂的方法。若读完那些故事和炼丹方法，就会得到下列的印象。总是有一座炼丹炉，炼丹者用水银、硫黄、铜、银、砷、合金、硝酸盐，或是硝石炼制。也许他们还试过硫化金。硫化汞（辰砂）和硫化金，都可用作红颜料。各类汞合金还当药物服用。按当时并不可靠的记载，不少的道士都有化铜成金的秘方。必然有造出紫红色的金化合物，铸成各式器皿，曾经大发其财。也可能有道士在铜器上涂水银，当作银子卖与无知乡民。他们将金汞融合，自然不是难事。他们又将硫和汞混合，称为“黄金”，又称为“死硫”。

有一个故事流传，说有一个道士确能造出真金，京都的商人都试不出是伪造。由于何薳的记述，我相信那个道士用的是金矿砂，他能从中提炼黄金。其中诡诈之处是道士说他用的是一种铜砂，所以用铜变黄金的说法自然就轰动了。他能向何薳的一个亲戚表演铜变金。他说那矿砂是铜，他说他以铜砂状携带，而不以纯铜，是因为纯铜在路途中有被偷窃的危险。那矿砂在火上加热，但并不熔化。等道士在锅中放入一点白色粉末，结果变成了黄金。

道士的经历是这样：道士和两个朋友在几年前决定各奔前程，约定十年之后在某处相会。他们在中间这段日子分头去寻求“道士丹”的秘诀。等再度相遇，便大家共享此一秘诀。寻到此秘诀的人把经过告诉别人，他自己并没做富商，已然出了家。下面便是他的经过。

几个朋友在指定的地方相会时，大家比较寻求的结果。已经出家的那个道士告诉朋友他已得到秘诀，只是所炼成品尚含有杂质，有欠精纯。一个朋友说他已得到一种药粉，可以除去杂质。只要加上此一药粉，他们就可以炼出纯金了。

几个朋友说：“咱们到京都去。听说京都‘栾家金店’为国内最大金店，若能经得起他们的试验，咱们的秘诀就算对了。”他们拿了十两自己炼出的黄金求售。店家将黄金检查、过秤、用火烧，然后按真金价格付了款。朋友很快乐，如此成功，彼此相贺。

众人说：“现在咱们可以成仙了。我们若不愿弃却红尘，可以用此钱吃喝玩乐。咱再炼一百两分用吧。”

那天晚上，大家痛饮，有几分醉意，把铜矿砂放在炼丹炉里就去睡了。夜里，铜水四溅，引起火烧着房子。三个朋友还沉醉未醒，救火队已经来临。“我睡得不太沉，从火焰里逃出来。我怕被捕，又善于游水，就跳进汴河，顺水游下。我料想城门上锁之后，才爬上岸来。在水里时，我向上苍祷告，我忏悔，说我决心出家，再不做此勾当，决不再为自己炼金子。若是修庙筹款，我一定要炼，但也要先求神答应。”这就是为什么那个道士不能将炼金术泄露出来的缘故，但若为行善，他百两也乐捐。他那两个朋友，一个被火烧死，一个为官方逮捕，不久因伤重而死。

苏东坡对于各种硫化汞药剂，特别有兴味。因为大家都知道汞有毒，所以他试验那些药物时，特别警觉。因为那些药物的制造秘诀不为人知，其中什么成分谁也不太清楚。与东坡同时代的一个人，记载过一人因吞服汞化药物而亡，那是因为他要在皇帝面前试验一个药方。也许他是要服氧化亚汞，却误服了氯化汞吧。再者道家也试验别的化学药品，如硝石、硝磺等药物，甚至由钟乳石提炼出石灰质来吃，有时引起溃疡。苏东坡本人吃两种别的食物，据说是仙家的食物，就是茯苓和芝麻。芝麻多油，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自然有食物价值。但是我有几分相信，本被认为此种东西是仙家食物，主要是因为道士住在山上，不易找到别的食物。植物生长得越远，越与普通的五谷杂粮不同，就会越被认为是仙家食物。

关于炼制“外丹”，苏东坡写了两篇札记，一篇叫《阳丹》，一篇叫《阴丹》。阴丹是从生第一胎男婴的母乳中提炼出来的。把乳在文火上加热，用的锅是银汞合金制成的，一边加热，一边用同一金属制的调羹缓缓搅动，直到奶凝结，最后制成药丸状。阳丹是用尿蛋白中的尿素制成的。此一蛋白沉淀物经过多次净化，最后变成白色无味的粉状物，再加枣泥做成药丸，空腹用酒送服。

苏东坡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一直想求得“道士丹”，不过他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还没有入迷。所有的道家仙子都已死去，至少他们每个人都遗留一个臭皮囊，虽然还有学说主张他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无人在时，他们可以升天，或骑鹤而去，或自己变成鹤飞去，叫作“羽化”，所遗留的躯壳便与他们的仙体渺不相干了。遗留下的躯壳只看作如蝉或蛇蜕下的皮，此种去世他们名之曰“蝉蜕”，但是苏东坡却想看到一个长生不死的人。他说：

自省事以来，闻世所谓道人有延年之术者，如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皆近百岁，然竟死与常人无异。及来黄州，闻浮光有朱元经尤异，公卿尊师之者甚众。然卒亦死。死时中风搐搦，但实能黄白，有余药、金皆入官。不知世果无异人耶？抑有而人不见？此等举非耶？不知古所记异人虚实，无乃与此等不大相远，而好事者缘饰之耶？

姑且把求取“道士丹”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摆在一旁，我个人则认为道家谆谆教人的养生术和现代医生对人的忠告，在原理上无何差异。我看还是忘记这种无益的追求，回到单纯有节制的生活上来吧。要有足够的工作，足够的休息，最主要的还是无忧无虑，避免心情上的紧张激动。换句话说，人只要遵从一般常理就好。苏东坡表现他那合乎情理的简单生活原理，只用下列他从古书上摘取下来的四条规则。有一张某向他请求长寿良方，他就写出下列的四句话：

一曰无事以当贵。

二曰早寝以当富。

三曰安步以当车。

四曰晚食以当肉。

夫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而既饱之余，虽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谓善处穷矣，然而与道则未也。安步自佚，晚食为美；安以当车与肉为哉。车与肉犹存于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我最喜爱苏东坡给李常的一封信，以常情的看法论节制与单纯。他说：

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之左右，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一笑。

李常现在已回到京师，连王巩也遇赦回到北方。皇帝现在深悔对反对派的惩处。也许是命运对人的嘲弄吧，苏东坡刚刚安定下来，过个随从如意的隐居式的快乐生活，他又被冲击得要离开他安居之地，再度卷入政治的旋涡。蚂蚁爬上了一个磨盘，以为这块巨大的石头是稳如泰山的，哪知道又开始转动了。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

苏东坡此后一年零八个月的命运足以表示做官身不由己。读书人能用别的方法谋生，最好不要做官，他的遭遇便是充分的理由。苏东坡当前的道路，真是崎岖坎坷瞬息万变，一直到他人生的末日，不是出乎他的本意，却与皇后大有关系。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皇帝最后亲书一道旨意，把苏东坡的谪居地由黄州调到汝州（今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在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三月初。

他当然躲避这个任命，按他自己的话，这犹如“小儿迁延避学”。人做官不外乎为名为利，或为权势，或为报效国家。我们知道苏东坡非以做官为发财致富之道，至于权势，他根本不愿控制别人。有些人身上有一种天性，他本已有钱有名，但想钻入政治圈儿去，只为了去支配别人。初尝权力的滋味，还颇觉味美，但除少数例外不提，二度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是不知“何以利吾身”，大概就是身不由己。他去再度竞选，因为他所属的政党要他去竞选。若说报效国家，于理欠通，因为反对派里不是也有人如此呼喊吗？至于为名，苏东坡知道，即便是身为宰相，也不能在他不朽的文名上有丝毫增减。他又何求于政治？他又能有何成就？

在三月初三，他还胸怀坦荡，与朋友畅游甚乐，在定惠院后面商家花园逍遥终日。酒宴之后，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一觉。醒后，漫步踱出东门，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何家正在房旁添盖厢房，请他稍留，在竹林中喝几盅。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东坡巧予命名为“何甚酥”。大家都喝酒，只有参寥和尚只喝枣汤。苏东坡忽然急想回家。他看见何氏花园里有橘子树，他要了几棵树苗，要回去种在雪堂的西畔。

两三天之后，消息到来，要把他改调他处。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在贬谪中，可是能自由住在一个美丽而富有的城市了。有数天的工夫他犹疑不决，是否应当奏请继续住在黄州。后来又一想，这道新任命是皇帝的一份好意，他终于决定遵奉圣命，放弃农舍。他数年的辛勤，弃于一旦，也许他还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创建一个农舍，一切要从头做起呢。

可是，甚至在他这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调职之后，他的政敌还不肯把他放松。当时一个作家记了下面一个故事：苏东坡给皇帝上了谢表，皇帝向四周一看，告诉群臣道：“苏轼真是天才。”

他的政敌甚至想在他一篇例行公事的谢表里找他的毛病。政敌说：“臣以为他在谢表里还是口出怨言。”

皇帝感到意外，问道：“怎见得？”

“在这谢表上，他说他和他弟弟考过殿试，却用‘惊魂甫定，梦游缧绁之中’，他不是说他们以坦白批评朝政的策论考中，但是现在却以批评朝政而受惩处吗？他是不甘心认错，还是诿过与人呢？”

皇帝泰然道：“我很了解他，他心里是好意。”

小人因此才闭口无言。

苏东坡准备搬家，也费了几十天功夫。他决定先到高安看弟弟子由，留下孝顺的长子迈带领家眷。在他从子由处回来时，大家在九江碰头。

现在官方纷纷为他设宴饯行，很多朋友请他题字留念，这个，他当然提笔蘸墨一挥而就。很快就应酬完毕。就在这时，歌伎李琪也收到他赠的一首诗，使她得以名垂后世。在邻人和朋友为他送行的宴席上，他写了下列的一首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一大群人送他起程，那群人里有士绅，有穷人，有各色人等。我们知道名字的那些邻居朋友，一直把他送到船上的，计有十九人。路两旁也有他的朋友、陌生人、农人，也有感激他的穷父母，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的命就是这位行将离去的文人搭救的。那十九个送他的人一直送到慈湖，在苏东坡最后离去之前，大家又一起消磨了几天。

但是另外有三个朋友，一直陪他到九江。一个是老朋友陈慥。另外一个是和尚参寥，他和苏东坡是在徐州认识的，后来在黄州突然出现，和他住了大概一年。在中国古代，没有人像出家人游踪之广的，不但因他们完全空闲行动自由，也因为他们走到何处都有他们的旅馆住，那就是有他们的寺院。参寥决定到九江庐山去住。

第三个朋友是道士乔仝，他现在大约有一百三十岁，据传说，后来他又从坟里复活。到了九江，苏东坡离开了他本要走的路途，又走了陆路一百多里，为了把这位老道士交给他在兴国的一个朋友照顾。乔仝喜爱鸟兽，永远带着他养的鸟兽一同旅行。据子由说，最后此一老人是被骡子踢伤而死的。又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和尚告诉子由，说最近在某处遇见另一个和尚，那个和尚说他自己是乔仝，并且说在黄州结识了苏东坡。子由打听那个和尚的样子，说此话的和尚所描写的和那个老道士完全一样。在听这个故事的那些人之间，有一个是兴国太守的儿子，他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他父亲。为了要证实乔仝的死而复生，那位太守下令重开乔仝的坟，只发现了一根手杖和两块胫骨，尸体不见了。

苏东坡和参寥一同游庐山数日，在数百和尚之中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消息已在他们中间传开，大家都说“苏东坡来了”。虽然苏东坡只写了三首游庐山诗，其中一首成了描写庐山最好的诗。

东坡去看弟弟子由时，三个侄子迎接他，他们是走出八里地前去迎接的。兄弟们已经四年没见，子由胖了些。他看来并不太健康，因为他夜里费好多时间练瑜伽术。监酒官的办公室就在一所小破房子里，既漏风漏雨又摇摇欲坠，俯首便是江边。据子由说：“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

苏东坡在那儿住了六七天，然后顺流而下到九江，好与家属相会。和家属一同顺长江下行，七月到南京。在南京，朝云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大，患病而死。这对父母是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对年轻的母亲。苏东坡在一首记孩子死的诗里，他说孩子的母亲终日在床上躺着，精神恍惚。东坡虽然能擦干自己的眼泪，听见朝云哭，实在难过。东坡有“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的诗句。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

在南京时，苏东坡去看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和他讨论诗与佛学多日，因为二人都是大诗人并深信佛学，自然有好多话说。有一个故事流传，说苏东坡一次按固定的韵脚和题目和王安石作诗，胜过了王安石，王安石便中途作罢。二人谈话时，苏东坡直言责备王安石不该引发战事，不应该迫害读书人。

苏东坡说：“我有话要跟你说。”

王安石立刻脸上变色道：“你要提起往事？”

苏东坡说：“我要说的是国事。”

王安石才镇静了一点儿说：“说吧。”

苏东坡说：“汉唐亡于党祸与战事，我朝过去极力避免此等危机。但是现在却在西北兵连祸结，很多书生都被送往东南。你为何不阻止？”

王安石伸出二指向东坡说：“这两件事是由惠卿发动，我今已退休，无权干涉。”

苏东坡说：“不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也应当以非常之礼事君才是。”

王安石有点烦躁起来，回答说：“当然，当然。今天的话，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他意思是二人所言，切勿传出此屋，因为他曾一度为吕惠卿所卖，所以如此小心。

二人漫谈下去，王安石有点儿前言不搭后语。他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焉。’人非如此不可。”

东坡说：“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便不惜杀人。”

王安石笑而不语。

根据好多当代人的记录，在这段时间，可以常看见王安石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他有时想到当年已经背弃他的老友，便突然拿起笔来，面色凝重，立刻开始写一封信。但是片刻之后，他又把笔放下，好像也颇以自己为耻，这些信没写完，就永远摆在那里了。他仍然继续写日记，他死后几年，奉命把所有的日记交还朝廷，因为其中有当权派的内幕。在他失意的晚年，变得心内凄苦抑郁，对人非常怀恨，对皇上也常是恶语相加。幸而当时当权者还是他一派。但是他的日记竟写了七十多本，很多人见过。前几年，他听说司马光已又当权，便令侄子把日记烧毁，但是他的日记仍然留在人间，是因为他侄子把日记藏了起来，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去。

王安石现在开始看见幻象。一次，他看见他那独生子，那时早已死去，却正在阴间受罪。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活着时是个坏蛋，无所不为，现在在阴间戴着铁链手铐。后来，他家一个侍卫说在梦里也看见同样的情景，王安石着实害怕起来。为救儿子免于阴曹的折磨，他把上元县的财产卖出去，把钱捐给寺院。王安石曾向朝廷奏明捐款与寺院一事，朝廷因此赐予那个寺院一个名字，同时王安石上朝廷关于此事的表章而今还在。他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看见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递一份诉状，然后消失不见。他记得把诉状放在衣袋里，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也不见了。第二天他因惊吓去世。

等苏东坡到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在往返于南京和靖江之间时，他心中忙着盘算在太湖地区买一个农庄。他的情形是这样：皇帝既然愿把他从黄州调到另一个地方，日后也会听从劝说而准许他在别处安居。不论他往何处去，总是存心找个老年退隐之地。他的不少好友出的主意都不相同。他的方外友人佛印劝他安居在扬州，因为佛印的农庄在扬州。范镇愿他到许下，二人为邻。东坡自己看中了丹徒县蒜山的一片松林。不过这些计划都落了空。长江以北靠近南京有个仪真县，仪真的太守约他前往居住。他虽然没有决心在仪真安居，至少想找个地方暂时安顿眷属。所以家眷暂时住在仪真学校中时，东坡总算没有牵挂，得以各处走走逛逛，寻找一个乡镇的家园。

最后，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中，有一个滕元发，劝他安居在常州的太湖左岸宜兴，滕元发那时正任太湖南岸的湖州太守。苏东坡和滕元发二人暗中订了一项计划，在宜兴买了一块田地，然后奏请皇上允许他在宜兴安居，因为那块田地是他唯一的生活之所出。滕元发的一个亲戚能找到一块地，在宜兴城二十里外，深在山中。那块地很不小，一年可产米八百石，会使苏家生活得蛮舒服。苏东坡当时只剩下几百缗钱，此外只有父亲以前在京都买的一栋房子，但是早已托范镇以八百缗钱卖出去。

九月，他独自下乡去看那块田庄。他曾记此事说：“吾来阳羡（宜兴），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誓将归老，殆是前缘。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于舟中。”

后来他又另买了一块地，是从官家买的，后来曾为此地涉讼将近百年之后，曾有一作者记载苏东坡的重孙子仍住在宜兴那块农庄上。

苏东坡现在总算办了一件事，到底是极其愚蠢，还是宽宏厚道，看法也就因人而异了。他给滕元发写信，说他要在荆溪上找一栋房子，他真找到了。他和友人邵民瞻去找，结果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也付了五百缗钱。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苏东坡很高兴，心里盘算回去把家眷接来住进去。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经过一户人家时，听见里面有女人哭泣声。他俩叩门走进去，一老妇正在屋角里哭。一问缘故，老妇人说：

“我有一栋房子，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我有个败家儿子，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

苏东坡很受感动，又问她：“那栋房子在哪儿？”

苏东坡大惊，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缗钱买的那栋房子。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他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请回旧宅去，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那个儿子到底是已经用那笔钱还了债，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无力付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既没了房子，又损失了五百缗钱。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无法抑制，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顾！事情做得美则美矣——还有什么别的好说！

回到常州之后，在十月里，他给皇帝上书，请圣命谕允居住于常州。在皇帝应允之前，他还是要去接新的任命，远在国都的西部，大约有五百里的旅程。他携带着全家往都城方向前行，慢慢行进，盼望如幸蒙圣命恩准，就不致花费往返两次旅费了。但是迄未获得恩准的消息，他勉强前行，到达京都。我们若相信他的诗上所说，他的眷属真是忍饥挨饿了。到了泗州的淮河边，他给朋友至少写了三首诗都提到饥饿。在一首诗里，他自比为夜里啃啮东西的饥鼠。在太守送食物到船上时，孩子们欢声雷动。看情形他们不能再前进了，他决定再给皇帝上表章，这时住在南都老友张方平家，静候圣旨的到来。

他上皇帝第二书，是二月间在泗州写的，其中一部分如下：

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

他在旅途上，发生了两件有趣事，也可说令人难过的事。在泗州他渡河去游了南山之后，写诗一首。河上有一座长桥，因泗州为军事要隘，天黑以后此桥上不许行人通过，违犯者重罚。实际上，泗州太守是不理会这条规矩的，他在天黑后和苏东坡同过此桥。为了庆祝此次游山之乐，苏东坡很天真地写出了下列两行诗句：

长桥上灯火闹，

使君还。

太守为人老实正直，是山东省一位学究，姓刘。第二天他一见苏东坡的诗，心都快跳出来。他到船上去看东坡，说：“我看了你的诗，这很严重，太严重了！你的诗全国皆知，一定会传到京都。普通人夜里过桥是罚两年劳役，太守犯法，情形更糟。求你把这诗自己收起来，不要给别人看。”

苏东坡追悔不迭，微笑道：“天哪！我一开口就是两年的劳役呀！”

他住在张方平家时，出了另一件动人的事情。在主人请他吃饭喝酒时，他认出了张方平儿子的妾，那个女人以前曾做过黄州太守的妾，深得太守钟爱，名叫胜之。太守当年为苏东坡好友，不幸亡故，此妾亦即改嫁。苏东坡一见此女在张家筵席上出现，状极轻松愉快，颇为感慨，想起老朋友来，两眼泪痕，喉头哽咽。这却逗得胜之发笑，她只得转过头去和别人说话岔开。苏东坡离席时心中很难过。他告诉朋友说人千万别纳妾，就举胜之为例。

皇帝染病，从三月一日起，太后摄政。三月五日，皇帝驾崩；次日颁下圣旨，允许苏东坡在太湖边居住。这对苏东坡十分重要，因为他已如愿以偿，他的计划实现了。一家开始迁回宜兴，在四月初三离开南都，到达湖边新居，是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五月二十二日。

苏东坡而今终于相信他会终身在此安居下来。他的诗里有两句：“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富有田园之美的江南度其晚年了。他可以乘一叶之扁舟悠然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真正优哉游哉了。

但是命运偏偏作梗，正当他把退隐之地已物色到，朝廷对他再度任命的消息又来了。在他到宜兴后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离山东芝罘不远的登州去做太守。原先以为是京城传来的谣言，他拒不肯信，他说京都一向谣言多，并且最近四月十七日的官报上也不曾提过。

苏东坡心乱如麻，心里很恨这种变化。几天之后，正式任命到达。家里人大喜，孩子们喊叫觉得喜出望外。苏东坡在一首诗里，自比为可怜的良马，盛年已逝，再不贪天山的牧野。在另一首诗里说：“南迁欲举力田科，三径初成乐事多。岂意残年踏朝市，有如疲马畏陵坡。”在给佛印的信里他说：“如入蓬蒿藜藿之径。”给米芾的信里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衰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可是，他仍然接受了新任命。太后现在把情势推动起来。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宰相之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苏东坡在六月，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由青岛附近，开始乘船，绕山东半岛而行。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全家开始行动起来，将近元丰八年十二月半，到达京都。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的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中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新皇帝现今才九岁，摄政的是他的祖母。宋朝特别幸运，能接连有贤德的皇后出现。在伟大的汉唐两代，几个皇帝的后妃不是僭取帝位，借有权势的太监或内戚擅权统治，就是在别的情形之下弄得朝代覆亡。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也许她们是女人，所以能明辨是非，在朝中能判别善恶。因为她们生长在宫廷之中，并不能常听到儒臣们论辩国家的政策，听得繁乱到得失难分莫知所从的地步，但是所闻所见，正足以判别清议所趋的主要方向。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度就是根据一般常人的判断，这些人连《纽约时报》的社论还看不懂。皇太后的判断也就是一般常人的判断。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予废除。元祐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之前，在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他官居四品中书舍人，实为一重要职位，因他参与朝廷各部官员的挑选与任用。担任此一职务时，他草拟了几次圣旨，颇为有趣，内容与他颇有关系。一道圣旨是褫夺李定的官职，命他将过去隐瞒未报的母丧三年重新依礼居丧。第二道圣旨是贬谪吕惠卿。内容的决定者不是苏东坡，但圣旨的措辞结构则是他的手笔。在贬谪吕惠卿这个奸佞小人时，苏东坡说：“始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与“党与交攻，几半天下”。不过最有趣的事，是四月王安石死后苏东坡必须草拟一道圣旨追赠荣衔。这道圣旨的措辞必须十分巧妙，寓贬于褒。依照法制，当以皇帝名义发布，赞美其生活与品格，并颁赠“太傅”荣衔。苏东坡只是赞美王安石富有巧思，同时使人知道正是指他的妄自尊大欺人欺己。苏东坡说他“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这篇圣旨很巧妙地发展下去，后来苏东坡说：“胡不百年，为之一涕。”读者不知道自己所读的到底是夸大的颂赞，还是反面的诽谤。

“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在宋朝，“翰林学士知制诰”是三品，宰相是二品，在宋朝一品几乎没有颁赠过。再者，为皇帝草拟圣旨，就使苏东坡得以亲密接近儿童皇帝和太后。这项任命是由宫廷亲自派人送到苏东坡家中的，同时颁赠官衣一件、金带一条、白马一匹，附有一套镀金的缰绳鞍鞯上的零配搭。宰相办公的中书省与皇宫西面相连，翰林院则在靠近皇宫北门，算是皇宫中的一部分。翰林的工作通常都是在晚上。翰林在院中办事时，也是称之为“锁禁深夜”。习惯上是，翰林单日夜里在宫院值班，草拟圣旨，在双日发布。在黄昏时，翰林顺宫中东墙进去，直到内东门，那儿为他留有一间屋子，接连皇帝的住处。有时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只有凝望红烛，静听宫漏，以遣永夜；有时夜间寒冷，皇太后会差人送来热酒。关于要发布的诏令，都是由皇太后口述，他再用极为典雅庄严的文体写出来，以备第二天颁布之用。

在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他拟了约有八百道圣旨，现在都收在他的全集中，无不铿锵有声，妥帖工巧，简练明确。圣旨的文字往往引经据史，富有例证譬喻，这类文字，苏东坡写来轻而易举。苏东坡去世后，另一个人，姓洪，接他的职位。他对自己的文才颇自期许，他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他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说：“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永远不用查书。”

一天晚上，苏东坡正在此一小书斋中坐着，他对政客的嫉妒已是十分厌恶，已经请辞此一职务。皇太后宣他进宫草拟诏命。年轻的皇帝正坐在祖母身旁。苏东坡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立着听记吩咐。在告诉苏东坡草拟圣旨任命吕大防为宰相之后，皇太后突然问他：“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几年前你官居何职？”

“常州团练副使。”

“现在身居何职？”

“臣承乏翰林学士。”

“你为何升迁如此之快？”

“仰赖太后的恩典。”

“这与老身无关。”

苏东坡只好瞎猜：“一定是皇上的恩典。”

“与皇上也无关。”

苏东坡又猜道：“也许是有老臣推荐。”

太后说：“与他们也没关系。”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太后最后说：“这是我老早就想对你说的。这是神宗皇帝的遗诏。先王在世之时，每当用膳时举箸不下，臣仆们便知道是看你写的文字。他常说起你的天才，常想用你，但不幸未及如愿便遽尔崩逝。”

提到先王，三人不觉一齐落泪。太后于是赐东坡座，赐茶叶一包，又对他说：“你要尽忠辅保幼主，以报先王之恩遇。”苏东坡要鞠躬退出时，太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刻有莲花的金烛台当礼品赏与东坡。

在苏东坡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在哲宗元祐元年九月逝世。那天正好是神宗灵位送入太庙的斋戒之日，灵柩停在灵堂，司马光的朋友本当前去拜祭，并且吊丧者应当哭几声。但是偏巧全体官员都要遵礼去斋戒，反倒没有时间去向去世的宰相吊祭。九月初六，依照古礼在盛大肃穆乐声悠扬的典礼中，将神宗的灵位安置在太庙里。朝廷举行大赦，罢朝三日，文武百官都参与大典。但是一件有趣而重大的事发生了。

事有凑巧，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灏的弟弟程颐主办。这位理学家，话往最轻里说，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他的理由是，孝子如果真孝，应当是悲痛得不能见客人才是。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人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程颐也有事要去，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小程想拦阻大家，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程颐说：“你们没念过《论语》吗？‘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苏东坡立刻回答道：“《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

苏东坡十分气恼，不顾程颐的反对，率领大家进了门。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出来接待客人，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说是于古无证。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大家哄堂大笑，程颐满面通红。这句评语极为恰当，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这粒仇恨的种子算播下了。

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都是朱红的轮子。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并在灵前哭泣，以尽君臣之礼。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予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是皇家的赏赐。皇家又赐白银三千两，绸缎四千匹，又派宫廷官员二人护卫灵柩还乡，家中十人赐予官职。

次年，苏东坡除去翰林学士之外，皇帝又于七月畀以侍读之职。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为了对皇帝有益处，仍然是在每单日子要给皇帝讲课。计分两学期，春季期自二月到五月节；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殷鉴。早朝之后，膺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顺着西面走廊到迩英殿。在苏东坡时代，讲学的人站立，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王安石充任讲席时，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此议作罢。在这期间，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精研经典也参与讲学，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侍讲。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他向年轻皇帝哲宗谆谆告诫，要提防恶魅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当时皇帝尚未成年，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二十四岁时驾崩。

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住在京都确是大有益处。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而今的住宅是在百家巷。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若住着那儿，也离官衙太远。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黎明之时，文武百官从此门进宫早朝。所以此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

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他们差不多十五年没住在京都，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三个月来过，另外是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孝顺的儿子迈，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小官，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但是两个小儿子，迨和过，一个十六，一个十四，是在家中。苏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有点儿害怕。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绸缎店、药铺，两三层堂皇闳壮的高楼。

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不管东西卖得多贵，像悖乎节令的鲜花、水果，总是有人愿意买。有一件事很方便，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用仆人。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晚上，一进入酒馆，歌伎在走廊下站一排，等候顾客召唤去侑酒。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眼睛得向前直看，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吃饭时，小贩和求施舍的人按房间去串，卖糖果、干果、卤肉、腌菜等物。在饭馆，据说有四五十种菜，由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那菜单子上的菜若是有的短缺，饭馆就会丧失顾客。

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饭馆都争着做外会生意。这些做外会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即便穷馆子也派得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酒杯、碟子、汤匙，以及银头儿的象牙筷子。当时的风俗是，一家叫了几次外会之后，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四五百两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第二天再去收，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等后来汴梁陷入金人之手，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向往的笔调记载当时的京都，他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若有新住户迁入，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以免上当。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

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伽和养生之道。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一百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早朝最迟十点钟完毕，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他照例可以自由了。他若没有交往应酬，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相国寺只在附近，院内挤满了卖扇子、刀剪、珍品、古物、字画、拓片等东西的商贩。有时，全家到东城的商场去逛，可以理发、买盆花、买鸟买笼子，一天的工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他们倦游归来，有时在“台楼”吃饭，那是汴梁最好的酒馆；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或是在报慈寺街的药铺买点儿上好的草药。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朴质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要求取某职位时，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即表示此种看法：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迩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对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乐处。当以至理语君，今则不可。

元祐三年八月五日书

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蒲家的儿媳终日不做别的，只教丫鬟做各式图样的“酥花”，加糖凝结，以备做饭后小吃之用。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叫客人第二次再吃到，而丫鬟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其中包括“大洗面”“小洗面”“大洗足”“小洗足”“大洗浴”“小洗浴”。他每天洗脸两次，洗脚两次，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在“小洗面”时，他只洗脸，脸盆中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在“大洗面”时，要换水三次，由五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脖子和肩膊。在“小洗足”时，换水一次，由两个仆人侍奉，只洗到足踝为止；在“大洗足”时，换水三次，由四个仆人侍奉，要洗到膝盖。在“小洗浴”时，他用二十四桶水，由五六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也用二十四桶水，但由八九个仆人侍奉。在“大洗浴”时，他用药膏洗，衣裳要放在金属网子上，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他写信给苏东坡说，此种洗澡法对他益处甚大。苏东坡回答说：“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两种绝无可疑的好处。在那种年月，读书人只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做官，一是隐姓埋名，也就是甘于贫贱。人做学问可以得千秋万岁名；但对很多人而言，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也无以搪饥寒。在苏东坡时，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

从前有一个读书人，穷得没钱买馒头。因为饿得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突然大惊而逃，但是没人理会。他到另一家馒头店，门口有一大群人。他看见馒头，大喊一声，做大惊状，拔腿就跑，跑不远，跌倒在地上。一大群人围过来，问他怕什么。读书人说：“怕那些馒头！”人都大笑，从来没听说此等事。馒头店老板不相信，想试试他。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内看。读书人一看妙计成功，大喜，两手抱着馒头狼吞虎咽。老板颇受感动，推开门很客气地问他：“你还怕什么？”读书人说：“我还怕一杯好热茶。”

一天，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有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东坡问他们的岳父近况如何。

一个青年回答说：“他老人家近况很好。他告诉我们说，他已到老年，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

苏东坡说：“我想他做错了，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回去告诉令岳丈听。”

年轻人说：“是，当然。”

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

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死生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曰“老人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遽呼号曰：“大人今日乃与世诀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曰：“本欲无言，今为汝恳，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谕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勾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岂有分别？”老人曰：“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平日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

苏东坡接着说：“令岳丈以为余年无多，所以想尽量享乐。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儿去好不好？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他最好想想，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他能带什么走。”

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苏东坡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于极点。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在这方面，朋友辈都望尘莫及。司马光死后，当代学者之中，无人能望其项背，虽然他并不十分适于宰相之位，但大家公认，以人品论，在整个官场之中，他是巍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有一度他的两个朋友居朝廷最高的官位，一是吕公著，一是范纯仁。他弟弟子由在哲宗元祐元年也已回到京师，任御史中丞，次年，升为尚书右丞。所有当年贬谪到南方的朋友现在都回朝官居要津，包括驸马王诜、王巩、孙觉、范祖禹。他在黄州的老友陈慥也到了京都，不是来做官，而是来看苏东坡，享受友人欢聚之乐的。大诗人黄庭坚，原已与苏东坡通信有年，现已来京相交往，并正式拜在他门下。有数年期间，苏东坡在通信中，屡次赞美他的“苏门四学士”，因此大为提高了四人的名气。这时“苏门四学士”已是尽人皆知，他们就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后来，又增加两个，一是李廌，一是陈师道，共为“苏门六学士”。

苏东坡之深孚众望，却破坏了一门婚事。原来学者章元弼对苏东坡素极崇拜，他本人长得并无足观，却娶妻甚美。婚后，妻子发现丈夫整夜读苏东坡的诗，对妻子不甚理睬。后来妻子终于不能忍受，对丈夫说：“那么你爱苏东坡胜过了我！好吧，把我休了。”丈夫便把她休了。这位丈夫章元弼告诉友人说他妻子遗弃他，全是为了苏东坡。

这时苏东坡之受人欢迎，竟致好多文人模仿苏东坡的帽子。苏东坡戴一个特别高的帽子，顶上窄而微向前倾，这样的帽子后来叫“子瞻帽”。一天，他陪圣驾到醴泉游玩，当地正由宫中的伶工演戏。一个丑角头戴“子瞻帽”在戏台上自夸道：“我这个作家诸位比不了！”别的伶工说：“怎见得？”丑角儿说：“难道你们看不见我戴的帽子？”这时皇上微微一笑，向苏东坡看了一眼。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东坡和朋友们则恣情笑谑。在他官居礼部尚书又兼主考官时，他和几个朋友及几个考官入闱几十天。在办公时间都忙着阅卷，苏东坡则不停地在各屋里转，闲谈笑谑，简直叫人无法专心做事。到了夜晚，他才自己做事，看试卷，评等级，迅速之至。

有好多逸闻，说他如何当场捏造笑话。那些笑话里包括双关语，尤其是他和另一个富有机智的才子刘邠说话的针锋相对。

有一次，苏东坡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极胖，苏东坡到时，他正在午睡。苏东坡等了好久，非常烦恼。最后吕大防出来了，苏东坡手指向客厅中一只大瓦缸里背长绿苔的乌龟。

他向主人说：“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稀奇，难得的是一种三对眼睛的乌龟。”

吕大防眼睛瞪得圆圆地说：“是吗？会有六只眼睛的乌龟？”吕大防心想不对，自己一定被捉弄了，但是苏东坡学问如此渊博，定在什么书上读到过。

苏东坡回答说：“当然，在唐中宗时，有一个大臣向皇帝进献一只乌龟。皇帝问他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什么好处。大臣说六只眼睛的乌龟有三对眼，普通乌龟只有一对。所以，你看，六眼乌龟午睡时，他要睡三个普通乌龟的觉呢。”

苏东坡常向朋友钱勰得意扬扬地夸大，说他多么喜爱他在乡间过的那种俭朴生活。他说吃饭时只有米饭、萝卜、一个清淡的汤，可是他十分快乐满足。一天，钱勰送给他一张请帖，请他吃饭，请帖上说：“将以三白待客。”苏东坡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不知三白为何物。那天他一到，只见钱勰为他准备的只是很简单的一餐，只有三件白东西摆在桌子上：一碗白米饭，一盘白萝卜，还有一碗无色的汤。苏东坡忽然想起自己的夸大，知道是受人愚弄了。苏东坡等过了一些日子，他送给钱勰一张请帖，请吃“三毛餐”。钱勰去赴席，发现桌子上一无所有。苏东坡请他坐下，两人都坐下。过了好久，还没有菜上来，钱勰抱怨说饿了。苏东坡大言不惭地说：“咱们开始吃吧，不用等了，快吃‘三毛餐’吧。‘三毛餐’就是毛米饭、毛萝卜、毛菜汤。”（毛读如“没”）苏东坡这样报复之后，他也宽恕了那个朋友，二人开怀吃了一顿盛餐。

做翰林学士时，苏东坡常在夜里深锁宫中。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秘书交给他，他就给秘书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秘书对友人的口信请苏东坡回复，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秘书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秘书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

苏东坡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论语》里有个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与司马光同姓。一天，苏东坡为国事和司马光争吵得很厉害，而司马光仍是坚持己见。苏东坡回到家，把长袍扔在躺椅上，向朝云叹了口气说：“司马牛！司马牛！”

这几年，苏东坡在他的政论文字里，时常申论“慎思”与“公正”二义为贤臣之所必备。但是慎思与公正实为党人之所憎恶。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而行。他问家中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之中何所有，在中文里是惯于说“一肚子学问”。一个女人说是“一肚子墨水”，一个女人说：“你是一肚子漂亮诗文。”苏东坡都摇头说“不是”。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东坡大呼曰：“对！”遂大笑。

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文人去拜访苏东坡，携带他写的诗一卷，请苏东坡指教。那个可怜的文人自己高声朗诵，抑扬顿挫，铿锵有声，显然是颇为自得。他问：“大人，不知尊见以拙作为如何？”

苏东坡说：“百分。”

那个文人脸上欣然色喜。苏东坡这时又说：“诵读之美七十分，诗句之美三十分。”

第二十章　国画

苏东坡天才横溢，神完气足，在中国艺术上，尤其是表现中国笔墨欢愉的情趣上，他能独创一派，这是不足为奇的。苏东坡最重要的消遣，是他的“戏墨”之作，因为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冲动非此不足以得到自由发挥而给中国艺术留下不朽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创造了他有名的墨竹，他也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他和年轻艺术家米芾共同创造了以后在中国最富有特性与代表风格的中国画。中国绘画的南派重视一气呵成快速运笔的节奏感，这一派诚然是在唐朝吴道子和王维的笔下所建立的，与北派李思训之金碧朱红工笔细描显然是有别。可是，在宋朝，印象派的文人画终于奠定了基础。这一派，重点在于气韵的生动与艺术家坚强的主观性，其中含有的艺术原理与技巧对现代艺术自有其重要性。

由苏东坡、米芾、黄庭坚所保存下来的艺术批评之中，我们能看出文人画在苏东坡生活里的起源，真是一件幸事。这几位文人都是诗人、书法家、画家。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在技巧，在工具材料，在批评的精神与原理，都是如此。若不懂中国书法中的美学原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画南派的起源。因为中国南派画之始祖，苏东坡是其一，都是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的，并且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都已通其奥妙，而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与气势的原理都已窥其真诠。书法为中国绘画提供其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情调的重要，以及对大自然的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在苏东坡降生之前，中国已经有丰厚的艺术传统，在书法绘画两方面皆然。苏东坡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倾其全部时光致力于绘画。现在所有他的诗画朋友都已集会在京师，而气氛也极利于他在诗画上的创造，正如一个弈棋高手发现了城中另一个弈棋高手之后，他的生活便会有所改变，同样，苏东坡的生活现在也改变了。他毕竟是个文人，不是个政客。既然是文人，他的要务仍然离不开纸墨笔砚。他的门人，也都是出色的文人，不断在他的书斋中流连盘桓。米芾后来成为宋朝杰出的画家，曾经有一次，他喜爱自己在悬崖峭壁所画的默然无色的巨石那雄伟的气魄，他乃以“丈人”之名称之。他自称“米颠”，别人也以此名相称。米、苏、李（李公麟），这宋朝三大家，现在时常在一处。

这一群文人时常在彼此的家中相会，饮酒、进餐、笑谑、作诗，而大部分时间都在陶然佳境中过活。此等时光，苏、米、李三人往往走近书案，纸笔墨都在眼前。如果一个人开始作画、作诗或写字，别人便作壁上观，或也技痒而参加，为补上诗句，或增加题跋，当时的情况与气氛理想极美矣。诗、画、字，这三者主要的材料，只是两种液体物——墨与酒；除去最讲究的毛笔和用最贵、最为稀有的原料做的纸之外，他们有上等酒、上等墨。大书法家和大画家一发现有上等纸张当前，就犹如小提琴名家发现面前有一把斯特拉底瓦牌的名琴一样——硬是不胜其魔力之诱惑。苏东坡最喜爱的是澄心堂的纸，宣城的诸葛笔或是鼠毫笔和李廷邦的墨。一个人画完一幅画，一般习惯是由其他文人在上面写几首诗文作评语，或仅仅写刚才说的几句戏言。有时苏东坡和李公麟（西方收藏家多知道他叫李龙眠）合作一幅画，苏画石头，李画柏树，子由和黄庭坚题词。

有一次，在中国艺术史上很出名的事，是十六个此等名家聚会于驸马王诜的庭园之中，这就是有名的“西园雅集”。李公麟画，米芾题词。画里有宋朝三大家，苏东坡、米芾、李公麟，还有东坡弟弟苏子由、苏门四学士。石桌陈列于花园中高大的苍松翠竹之下。最上面，一只蝉向一条小河飞去，河岸花竹茂密。主人的两个侍妾，梳高发髻，戴甚多首饰，侍立于桌后。苏东坡头戴高帽，身着黄袍，倚桌作书，驸马王诜在附近观看。在另一桌上，李公麟正在写一首陶诗，子由、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都围在桌旁。米芾立着，头仰望，正在往附近一块岩石上题字。秦观坐在多有节瘤的树根上，正在听人弹琴，别的人则分散各处，以各种姿势，或跪或站，下余的则是和尚和其他文人雅士了。

普遍都认为苏东坡作品之最精者，都是他醉后或兴致昂扬之时的作品，一想中国绘画、写字时一挥而就的潇洒明快，此话不能不信。在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苏东坡任主考官之时，他和艺术家朋友李公麟、黄庭坚、张耒等陪考官入闱将近两个月，在阅卷完毕之前不得出闱，亦不得与闱外联络。他们空闲无事，李公麟画马自娱，黄庭坚则写阴森凄惨的鬼诗，彼此说奇异的神仙故事。至于苏东坡如何，黄庭坚记载的是：“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过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意味，真神仙中人。”

苏东坡论自己书画时说：“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东坡在世时，曾使人画像数幅，其中最有名者为程怀立和名画家李公麟所画。在李公麟所画的一幅上，苏东坡身坐岩石，一条藤杖斜横于膝上。黄庭坚说这张画像正好把握住他微醉之时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他很轻松地坐着，似正在思索宇宙中万物盛衰之理，也正享受眼前大自然的森罗万象。好像他随时都可能立起来，提笔蘸墨，抒写胸怀中之所感，或是用美妙的诗歌，或是用气韵生动的一幅画，或是用神味醇厚的书法。

有一次，杜几先带来一张上好的纸张，请苏东坡在上面写字，但是他提出了字的大小排列等问题。苏东坡笑着问他：“我现在是不是卖菜？”哲宗元祐二年（一〇八七）三月，康师孟已经出版了苏氏兄弟九本字帖的精摹本。苏东坡自己的若干朋友都是热心搜集苏字的。一天晚上，他的几个朋友在他家，正在翻查几个旧箱子。有人找到一张纸，上面的字是苏东坡写的，还依稀可读。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在黄州贬谪期间醉中写的《黄泥坂词》。有的地方已然污损，连东坡自己都不能辨认。张耒抄写了一遍，交给苏东坡，自己则保留那份真迹。几天之后，苏东坡收到驸马王诜寄来的一封信，信里说：“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得两纸字。有近画当稍以遗我，勿多费我绢也。”

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就是所谓“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起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启里，代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启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

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画，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画的问题，确是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画，只因为不像普通画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得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

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疾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其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美感便是律动感”），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

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对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疾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此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力戒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画，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

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灵这种狗身体平滑，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爱尔兰小型猎犬多毛而粗短的线条，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谐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拙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炼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有的点画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

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二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的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诀。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就产生了可概括地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竿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削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极端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鱼、是鸡、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作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若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再画。

惜墨如金，就说明了中国画纯出自然。但是惜墨如金与高度集中在主体景物上，也产生了别的结果。苏东坡的几枝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他不相干的景物，故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力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单纯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画几竿竹、一条曲线、几块粗犷的岩石的动机，就和写几行字的动机一样。一旦心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了，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于是他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予观赏的人。

所以这一派文人画也叫作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若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intention（意图）、conception（概念）、impression（印象）或mood（心境）。若指这一派绘画用conceptivism（概念主义），则无不可，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

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苏东坡用两行诗充分表达这种反叛精神。他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一个年轻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东坡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汉杰（宋子房号）真士人画也。”

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幅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宋代哲学的派别叫作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借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地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囿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作“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了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一百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筌，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胞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肌理之时，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沮洳之地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的内在精神。

在进一步论到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时，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盗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画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辩。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络，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掠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斲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〇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是，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地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围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咸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作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的。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惇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饭袋”称之。

两派之争在进行中。龃龉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为主考官时，出的考题是：“今朝廷欲施仁祖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入于刻。”其实汉文帝为政尚宽，并未引起百事废弛；宣帝尚严，也未失之过于苛酷。考生必须申论中庸之道。当时那群小政客则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大不敬之罪。

也是和往常一样，每逢太后把这些奏章置诸高阁，群小便继续弹奏。由哲宗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到次年正月十一日，有四五份表章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敕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日，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那些官员竟而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期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章，请求派任外地官缺，离开京都。到十六日，太后显然是要支持苏东坡的，因为她对众臣说，苏东坡的意思是指国家官员的宽严，他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受惩处之说。

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在正月十七日，他给皇太后上了两千字长的一份表章，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章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一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君臣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助益。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便都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屈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他另一点异议是，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在城郊购买土地，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大概在十二日，他写信给好友杨珪，在信中又非难那些人云亦云毫无主见的人，并颇以自己有真知灼见而自负。那封信上说：

某近数章请郡未允。数日来杜门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闻其略。盖为台谏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王荆公）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温公）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无进退得丧，齐之久矣，皆不足道。

最后，在二十三日，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二十七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未能达成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今天在《苏文忠公全集》里还有很多政论文章和奏议，都是此后的两年内写的。那些奏议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日期，看了就知道他所争持的是哪些问题。

他所力争的第一项是“广开言路”。他若生在今天，一定会为言论自由而战，为强大有益的舆论而战。这是他再三再四提到的。他指出来，朝廷有道，皇帝一定是想办法接近每一个人。比如说，唐太宗在位时（唐太宗可以说是中国四千年来最好的皇帝），他许每一个人到宫廷进言，甚至无官无职的老百姓也在内。若有人说有话要见皇帝，宫门的守卫人员不许阻拦。苏东坡提醒皇太后，在本朝初年皇帝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甚至平民亦蒙接待。而今可得见到太后的人只不过十几人，那十几人岂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那十几人赶巧都是庸碌之辈，或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皇太后必致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天下情形岂不糟糕！诚然，别的官员也可以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也就石沉大海了。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再者，还有好多事，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有的事情有时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何况只凭一道表章！在另一道奏章里他说，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但是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无批评的勇气，言论自由也终归无用。就只在这一点上，他赞美欧阳修而非难王安石，因为欧阳修激扬清议，王安石则压制清议。苏东坡极其担心当时的暮气沉沉，读书人已经忘记用头脑思索。这段时期，在他给门人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在哲宗元祐元年，苏东坡总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年初，四月里，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对于这种政治措施勉强改革了一些，常平仓稳定粮价办法予以恢复，而青苗贷款仍然贷于人民，只是款额则以仓谷价值的半数为限。朝廷的如此改革，原出好意。这样，禁止了官吏像以前那样进入农村，召集开会，把官款分配给农民，也禁止小吏按家去催逼捐献。在苏东坡看来，此种不彻底的措施，还难令人满意，其流弊也不减于过去。在八月初四，他又给皇帝上表，第一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第二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他又将四月份之改革措施比如偷鸡贼，此贼自称将改过向善，以后每月只限于偷鸡一只，这是引用《孟子》上的典故。他的表文里说：“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娼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售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苏东坡问，为什么皇帝竟会纡尊降贵借钱与百姓而求利息呢？他建议朝廷下令所有欠官债者分十期归还，以半年为一期，甚至盼望皇帝念及债务人已付过不少利息，慈悲为怀，凡四等以下贫民的债务，全予豁免。下个月，青苗贷款法才全予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直到六年后，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方予接受。

苏东坡又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他想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吏治。朝廷官吏皆来自科举，但是科举制度业已废弛。他有四五次身为主考官，都特别留心为国家选拔真才，有时把别的考官所弃而不取的考卷又找回重阅录取。有一次，考生在御林军例行监视之下进行考试，御林军的傲慢粗野，真使他吃惊。军士对考生呼喊，如对一群新兵。有几个考生被发现挟带作弊而被驱出大殿，警卫军士大声喊叫，声势逼人。当时混乱不堪，军士之恢复秩序，犹如平定暴乱。军士的蛮横无礼，是对士子斯文的侮辱。苏东坡立刻连上二表，将两个军士斥退。

当时最使朝廷感到困扰的，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皆然，就是冗吏充斥。读书人太多，而朝廷可给的官位太少。这是中国多年的积弊，人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阙，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丧尽。中才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伏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黩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于中书省。

比如说，西北番族入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杲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穜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穜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祀。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将其看作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图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虮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蠹”。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这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玷辱诬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述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诬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亶、何正臣……古今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相府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穜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来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胜大愿。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廌去卖钱。

他起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苏东坡在元祐四年（一〇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的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濛雨亦奇”而得名的。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

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

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

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

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

那人回去，转眼拿来二十把素绢团扇。苏东坡拿起桌子上的笔，开始在扇子上写草书，画几棵冬日的枯树、瘦竹岩石。大约一个钟头的工夫，他把二十把团扇画完，把扇子交给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

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有这么好的运气，向太守老爷千恩万谢，然后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外边早已传开太守大人画扇子卖。他刚走出衙门，好多人围起他来，争着拿一千个钱买他一把扇子，不几分钟，扇子卖光，来晚一步的，只有徒叹奈何了。

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都赶考的书生，因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分明是欺诈。

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

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鄙家乡的人送了学生两百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京都，恐怕只剩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您苏氏二昆仲，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敬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

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

那个穷老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盘桓了几天。

苏东坡也做了些帮助太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一百多年的老房子，都是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时代建筑的。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皇帝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征服时，吴越的皇帝为免生民涂炭，甘愿献上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有美堂等新宅第，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主政时期，曾有一栋坍塌，二人惨遭压毙；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又运用自己与皇太后的关系，上表请求拨款四万贯修缮官舍、城门、城门楼、二十七座谷仓。

杭州城有五十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辐辏云集，往往有病疫流行。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作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知道。有一个特别药方，他深信有效，而且一个大钱一服。那些药方里包括好多味草药，有的是为降烧，有的为出汗，有的为开胃口，有的泻，有的补。中医深信，一个器官有病时，全身亦必有病，所以药方是用以使全身健康，并不只是只治某一病的。有一个药方叫“圣教子”，包括二十种药材，其中有高良姜、厚朴、半夏、甘草、草豆蔻、木猪苓、柴胡、藿香、石菖蒲等，还包括麻黄，现在已经证明是胃液分泌的强力兴奋剂。

苏东坡对这些零星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两千缗，自己捐出五十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了一家公立医院。据我所知，这个“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个病人。主办此医院的道士，由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钱。后来，此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后，还照常为人治病。

不过苏东坡最关心的是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还有通过杭州城的运河淤泥。在吴越时代，沿海曾筑有长墙，防止海潮进入运河，免得海盐污染城市内的淡水。但是那道长墙如今年久失修。城内有两道运河，以南北方向穿过城市，直接在闸口连接钱塘湾。钱塘湾的水相混合，所以有好多淤泥，每四五年，运河河床就需要疏浚一次。当年没有现代的机器，由河床挖出的淤泥就堆在岸边居民住家的门前。运河长四五里，疏浚费用很大，讨居民的厌恶，更不在话下。更坏的是交通情形，一只船要走好几天才能走出城去。船要用人和牛拉，而运河上的混乱不堪，简直难以描画。

苏东坡向专家请教，把运河的高度测量过，拟好一项计划，以防淤泥沉淀，才能保持运河地区的清洁。这是他在杭州的第一次工程，始于十月，那是他到任后三个月，次年四月竣工。

问题是，那两条运河需要海水才能保持运河上的交通，而海水则带进淤泥。在仔细研究之后，苏东坡确定的是：盐桥河通过市区，必须保持清洁，但海水可设法使之从别处流入茅山运河，因茅山运河是流经人口稀少的城东郊区。另在钱塘江南部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起，潮低时再放水。两条运河在城北相会。等钱塘湾的水经过郊区的运河之后，已经流过了三四里，泥沙当然已沉淀下。盐桥河必须保持清洁，此河面比另外那条运河水面低四尺，所以郊区那条运河的水可以供给城市中的运河一部分水，那水也几乎很干净了。为保持城内运河的水位，他又在城北余杭门外开了一条新运河，与西湖相通。这样，水之供给不虞匮乏——疏浚城内盐桥河的花费与麻烦也就可以避免了。

这套办法很有效，使运河的水深到八尺，城中父老说，那是前所未有的。

和运河交通同样重要的，则是供水问题。已经试用过很多方法，想把由山泉会聚西湖的淡水引入城中。城中有六个水库，分散在各处，但是淡水干线管道常常损坏。十八年前，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曾帮助修理输水管，但是因为西湖有一种水中植物蔓延生长，根在泥中纠缠生长，遂使湖底上升，湖水变浅。输水管既然破坏，居民只得饮用稍有咸味的水，不然就花钱买西湖的水，要一文钱买一桶。苏东坡与当时仍然健在的和尚商量（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当年曾经监督修理那些输水管），输水管是用大竹管子做成。经时不久，苏东坡乃用坚强的胶泥烧成的陶瓦管子代替，上下用石板保护。这个计划需款甚多，因为要建筑三百码长的陶瓦管，由一个水库通到另一个水库。他又把湖水引到城南郊的另两个新水库，以供军营之用，他因身为军事统领，就派一千个兵参加此顶工程，结果工做得好，时间也快。据说，那些水库完工之后，杭州城中家家都有西湖的淡水喝。

从六个小水库供给杭州用水的工程成功之后，苏东坡自然进而想整理一个大水库，那就是西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苏东坡与今日的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使杭州有“人间天堂”之称，而西湖也是人工创造下美得无以复加的艺术品。虽然人们将西湖发展，在四周建设，可是人知道不可超越的界限，知道不要侵犯自然。西湖是人工点缀后的自然，不是人工破坏后的自然。人类真正的智巧所创造出的，并非过度的精巧。一片仙岛，上面的垂柳映入一平如镜的水中，似乎是西湖本来所自有，是自然从湖水中生出的。长堤上的拱桥，往上看有云峰，往下看有渔船，中间一桥如虹，正相配合。柳丝浅绿鹅黄，轻拂半隐半现的石堤，而千年古塔，矗立天际，使人想起往日的高僧、往日的诗人。苏堤和西湖之与杭州，正如美女花容月貌上的双眸。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秀美的修眉和虹彩般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西湖该望之如何？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是，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一又三分之二里长，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是五十尺宽，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

杭州的繁荣永远和供水一事有关系。杭州发展为一个城市，实自唐朝始，当时有一位大臣把西湖打开，引水供给城中的居民。在以前，只是一个小镇。苏东坡在湖上动工之前，西湖一直在日渐缩小，湖面蔓草丛生，日形繁殖。十八年之前，这些野草遮盖了十分之二三的湖面。他重回杭州之后，看见野草已经将湖面遮盖了一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伤心。在唐朝白居易的时代，湖水灌溉了大部分的稻田，落一寸水足可以灌溉二十五亩田，每二十四小时，湖可以供水八百亩。白居易的工程而今已全毁坏。

苏东坡刚一结束杭州城的输水管和六个水库工程，立即着手整理西湖。从工程方面看，只是件简单事，只在清除水草而已。这种改善工程，岂不是轻而易举吗？但是以前的主政者都没想到去做。那几个小水库完工之前，苏东坡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四月，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他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在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他说若不急行设法，二十余年之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必将失去淡水的来源。他指出五项理由，说明必不可使此种后果出现。说也奇怪，第一个理由，竟是个佛教的理由，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都指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两万五千方丈，或是十一方里。此项工作需要二十万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五十五个钱，加上三升米，全部计划需要三万四千贯，他已然筹得一半，请太后再拨给他一万七千贯。

此项计划蒙朝廷批准，苏东坡开始和数千工人和船夫一起活动起来，费时四个月，工程完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苏东坡计上心来，用以建筑湖上的长堤。那时湖滨已密密地围起来，全是富户的庭园别墅。由南岸步行到北岸的人必须顺着蜿蜒的湖边走大约二里之遥。一条湖上的直堤，除去可以供人步行外，也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且大为缩短往返的距离。此一道堤上有六座拱形的桥、九个亭子。苏东坡在时，其中一个亭子作为他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居民膜拜，纪念他对地方的德政。等势利小人吕惠卿得势之后，他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湖中的恶草不再滋生。苏东坡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把沿岸部分开垦出来让农人种菱角。农人必须注意将自己的地段按期除草。他向中书省上书，请求确保此项税收，必须应用在湖堤和湖的保养上。

除去增加西湖的实用价值之外，不管是有意也罢，无意也罢，苏东坡也增加了西湖的美。但是这种德政后来也遭致政敌的攻击，说他“虐使捍江厢卒，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

苏东坡又试验更庞大的计划，要扩展江苏的运河系统；这是苏州城外一项拖船驳运计划。还有后来他把在杭州西湖所做的工程也施之于阜阳的西湖。这些计划有些没能实现，但是附有地图的详密计划，足以证明他在工程方面的想象力。

我们必须提到他的一项庞大工程计划，不过因为他被召还京未及实现而已。那个详密计划现今依然保存。在钱塘江入杭州湾的江口，有一个小岛，那个地方每年船毁人亡，损失惨重。钱塘江势如奔马的洪流正好与流入海湾来的海水相遇，受阻于此一小岛，遂变成了极其危险的旋涡逆流。这个“浮山岛”之得名，就因为四周沙洲时隐时现，而驾船者无从辨认水道何在。这些沙洲有的一二里长，据说一夜的工夫就会完全失踪不见。旅客乘船到杭州，这一段路最为可怕。自浙江东岸来的人，宁愿在龙山横过海湾，但是从东南地区顺钱塘江而下的人，则不得不冒险经过。有时可以看见落水的大人儿童哭喊救命，还没来得及抢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没。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还是很重要的。贫苦的西南地区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区产的米为生，而杭州人则依赖西南地区的燃料。盐也产在杭州湾，运销西南地区。虽说水运危险，水运仍极繁忙，但运费高昂，因为水上风险大，运输行必须付给工人厚礼。这样，使国家遭受无形的损失，为数达到数百万贯之巨。

苏东坡就想在深知钱塘江情形的人的协助之下，解决这个问题。新计划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运移到此危险地点上面的一条路。在苏东坡主持之下，拟订了一项计划，需款十五万贯、员工三千，为时两年竣工。在此计划下，要将钱塘江引入一条八里长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运，要筑石堤一条，长二里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钻隧道六百一十尺长。不幸这项计划正在拟订中，他必须离开杭州。

同时，他也正在为另一项更迫切的问题忙得要命，那就是饥馑的威胁即将来临。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价七月间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间涨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仓里还有存粮，他又筹集到二十万石，卖出了十八万石，才算稳住米价，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正月，使米价跌到七十五文一石。那年春季多雨，看来年成有望。农人借钱施肥勤耕，满希望夏季丰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带大雨滂沱，多日不止，民家积水将及一尺。农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随便有点儿常识之人都能看出来，一旦存粮吃光，势将挨饿。苏东坡派人到苏州、常州去视察，接到的报告是该两地全境淹水。水库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没，农人在划船抢救残存物品。抢救的潮湿稻子还可烧干，稻草用以喂牛，必须设法以济时艰，而且刻不容缓。

虽然无须大才方可预知，苏东坡却在事前早有准备。他一向相信常平仓制度远胜过饥荒之后的救济，所以他早就不断购买谷子存满粮仓，好来应付荒年。因为淫雨连绵不绝，他越为奋战不懈。在半年之内，自七月开始，他给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陈述实情，吁请急速设法。前两次表章叫“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后面五个叫“相度准备赈济状”，七个表章合成一个情急的呼吁。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觉得厌烦了。他那种急躁是太悖乎中国人的习惯。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当地，人家一言不发，苏东坡喊叫什么？比平常多下了一点儿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是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坟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在当地买，或是由外地进口，这样不断存粮，以防食粮短缺，并随时卖出以平定粮价，饥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粮食向贫病与饥民施舍，永远是浪费无用，只能触到疾苦表面，根本办法则是预防。有远虑的人永远是气躁的。他指出来，在神宗熙宁八年（一〇七五），没有人事先作何防备，结果大饥荒来临。神宗皇帝须要拨出一百二十五万石食米设立粥厂救济贫民，竟有五十万穷人饿死。除去人受的灾难之外，朝廷救济、减免税款和各项岁收，一共损失了三百二十万贯。苏东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粮食就稳住粮价，防止了灾情。现在第二次饥荒会更甚于第一次，就犹如第二次发病会比第一次严重。人民少量的存粮已经逐日减少，必须立即设法。

奇怪的是，除去苏东坡一人外，别人都是无动于衷。他一看朝廷公报，不觉大怒。好多浙江和邻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报丰收有望，但无一人陈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灾。苏东坡奏准以修缮官衙的款项购买食米，因为救饥荒第一。六个月以前，他奏请拨给五万贯购买食米，杭州当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钱拨下来了，但邻省一个名叶温叟的税吏，却把苏东坡应得的款额剥夺了。钱一到，人人都想分润，但是目前却无人肯陈报灾情。苏东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里曾说：“臣近者每观邸报，诸路监司多是于三四月间，先奏雨水匀调，苗稼丰茂。及至灾伤，须待饿殍流亡，然后奏知。此有司之常态，古今之通患也。”他请朝廷下令调查全部灾区。倘若他的担心实属过虑，如果其他官员与他看法不同，要他们签报担保来冬不会有饥荒发生，人民不会挨饿。有一名官员名叫马瑊，苏东坡屡次写信有事与他会商，因为此事须与各地区配合协调。但是此人回信说他正忙于他事，他将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苏东坡在给他正在浙东为官的一位好友钱勰的一封信里说：“虽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在七月的报告中，苏东坡只请求拨米二十万石。那项计划也很简单。杭州本为产米地区，每年只需向京都缴米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石，杭州仍然很殷实，能够付得出那个米价。如蒙允许保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缴同值的绸缎银两。他只盼望朝廷准他们留下一部分充作皇粮的米，转到当地谷仓，也就可以了。

同时，在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另一次狂风暴雨突发。在二十四日，雨稍停，但是当夜又倾盆而至。苏东坡无法入睡，次日清晨，写了“浙西灾伤第二状”。在西湖地区，灾情益形严重。皇太后会对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吗？官差邮政制度还不坏，由杭州到京都，邮递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苏东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办理。照惯例，表章由中书省转到户部，请求在半月之内作一报告。二十天后，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达苏东坡手中。从那份公文里看，他那第一状中催请立即处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删除了。他立刻上文户部，请求联合调查，又要求那些认为不致有饥荒出现的人，应当签署保证文件。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个不停，情况比以前更为可怕，在九月初七，苏东坡请拨的米由二十万石提高到五十万石。这些米是预备稳定粮价的。即使朝廷每斗赔十文钱或一石赔一百文钱，朝廷全部的损失也不过五万缗。他恐怕饥荒真正到来，那时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钱，还不能救那些饥民呢。这番请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僚总会有办法把圣旨变成一张废纸的。苏东坡还有现款在国库，问题不是何处去提款，而是何处去买米。商人都在囤积居奇，待高价而沽。在苏州，米价已经每斗涨到九十五文。苏东坡说要买米，但是买不到多少。他也不过这儿买到三千斗，那儿买到三千斗，如此而已。邻近地区的官员，因为价高，不愿买米。苏东坡认为官方应当到市场去，付出商人提出的价格，准备赔钱卖出。

时间已嫌不足，再过几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卖光了。情况还是很坏，甚至邻近各地也是一样。苏东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后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请求朝廷命官员在河南安徽买米，储存在扬州，以备在饥荒来临时发与湖泊地区的灾民。他的计划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万一不需要，仍可再运往京都。杭州则可以用同等值的钱货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请，又蒙批准，皇太后为此办法拨了一百万贯钱。东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说：“今年灾伤，实信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乐检放。只如近日秀州嘉兴县，因不受诉灾伤词状，致踏死四十余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处，以踏死人多，独彰露耳。”太后若信赖官吏的报告，永远不知实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万人饿死，因为有钱无米。“若来年人户原不缺食，不须如此擘画，则臣不合过当张皇之罪，所不敢辞词。纵被诛谴，终贤于有灾无备，坐视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万拨款的结果是这样：钱是在，但是没有买米。他的五十万石米也被人剥夺了。苏东坡和朝廷算账，官方坚称三十六万石米已经拨下来。苏东坡坚称，在三十六万石之中，元祐四年的（一〇八九）二十万石，不应当算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分内，而且他上表呈请时十六万石已经在官仓之内了。接到圣旨说拨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通过官僚的手脚又是一件事。他在对抗官僚的长期作战中，曾写信给好朋友孔平仲说：“呜呼！谁能稍助我者乎？”

苏东坡的计划是在那年冬天出卖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价飞涨。冬季一到，他开始出卖官仓存米。但是在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二月，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他离杭州时，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写信给继任的林太守，请他与所有的有关官员联系，以作决定。他告诉林太守，在前一个月，他曾经请求保留朝廷的五十万石贡米，林太守应当暂时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苏太守最后上朝廷表章的批示为借口，当然可以将解来进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时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迟。

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邻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满了。饥荒已然来临，人民开始吃稗糠，平常都是喂猪吃的，现在与芹菜或其他青菜等混合煮食。由于缺乏干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胀。苏东坡在表章里曾说：“并是臣亲见，即非传闻。春夏之间，流殍疾疫必起。”

苏东坡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以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饥饿竟成为政客打击他们惧怕的敌人，使之失势的题目了。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呢。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颍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离乡背井，跋涉五百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祐六年五谷歉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算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便要朝廷预作防备，在这一方面他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两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逃避偿还欠债的本金和利息，已经远离了故乡。朝廷有钱收入，国家却破产了。中国老百姓是朝廷常年的债务人。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的最高荣誉头衔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矣。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的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

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只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政局对朔党诸君子是够危险的。因为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他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弟弟子由一直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尚书、中书、门下三省，是宋朝政府的三个主要部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六月，子由又高升了，升成了门下侍郎。按当时广泛的说法，也是宰相之一。政敌的不安，自非无故。现在皇太后又召他那才气过人的兄长还朝。只为了自存也罢，苏东坡的这群政敌，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

贤昆仲二人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谈论很久，究竟二人谁离却京都，好使另一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弟弟应当让兄长。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苏东坡越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易说苏东坡用他一千五百字请辞的表章，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相位。凡是贾易认为在那篇表章中可发掘用以诋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后两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完全在朝廷上喧嚷出来。西湖的苏堤被指责为“于公于私，两无利益”。他被控告关于杭州灾情，他始终误报朝廷。苏东坡上一道名称甚怪的表章，名为“乞外补以回避贾易劄子”，里面说：“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这当然是在朝廷上公开的争吵。在苏东坡的政敌当中，有此贾易，后来等朔党被推翻之后，贾易曾背弃朔党；另一个人，叫杨畏，绰号人称“三面杨”，因为他曾先后背叛过王安石、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等，他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主意。在苏东坡这一面，有不少朋友正在当权。这次斗争成了和局，实在是不得不尔，因为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志在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无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外放到颍州为官时，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

但是苏东坡的任务尚未完成。因为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又是五谷不登，饥馑灾情愈形严重。他在颍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情况。在元祐六年，他在颍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流匪蜂起，他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流为盗贼。

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

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儿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儿麦子，给他们烙点儿饼吃。内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现在我才找你问。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

赵令畤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有几千石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

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

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邻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柴米税呢。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此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

在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二月，苏东坡调到扬州。他的长子迈已由朝廷任命在外地为官。他到扬州去视察安徽各地时，身边带着两个小儿子。他让随员不要跟随，亲自到村中与村民交谈。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多数农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来到了扬州，在谢恩表里他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入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

这是王安石新政的后果。苏东坡在杭州时，除去请款、请米、预防灾荒，不断麻烦朝廷之外，还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商业萧条，富户早已不复存在。朝廷命令以现款缴税，货币在市面上已不易见到。国家的钱现在都集中在国库里，朝廷正用这些钱进行西北的战事。与二十年前相比，杭州的人口已减到以前的百分之四五十。朝廷也在遭受困难，正如苏东坡所指出的，酒税的收入已经从每年三十万贯减到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国家资本派已经把小生意人消灭。使富人为穷邻居担保的办法，已经把很多富人拖累得家败人亡。意想不到的官司和纠纷，都由青苗贷款而起。有人也许是在官员的纵容之下，用别人的名义贷了款，那些人或否认那笔贷款，或根本并无此人。而官家的档案竟是一团混乱。官家手中有千万份抵押的财产，其中有些已然由官方没收。没收的财产难道抵销得了借出的款项吗？足可以抵销本金和利息吗？利息到底怎么计算呢？更有好多人坐监，只因为在官司纷乱当中，买了产业，不知那份财产真正的主权当属何人。每个人都欠人钱。地方法庭只忙于处理人民欠官家的债务案件，私人诉讼就搁置不闻不问了。民间贸易一向以信用为基础，现在因为人人信用不佳，生意也陷于停顿。官场的腐败到了令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杭州每年要向皇帝以绸缎进贡。有些质料差的绸缎往往为税吏所抛弃，他只愿全数收上品货。由于税史抛弃了货色较差的，损失的钱还要补缴。当地太守要从抛弃的坏绸缎弄出钱来，于是强迫人民以好绸缎的高价钱买去那些坏绸缎。地方太守上遭上司的逼迫，下遭小吏的捉弄，那些小吏靠官方的“呆账”压榨百姓以自肥，正如同草原上的羊啃啮青草一般。

朝廷的淡漠拖延，到了惊人的程度。远在元祐五年（一〇九〇）五月，苏东坡曾上表朝廷，呼吁宽免百姓的官债。新当政者上台，司马光已经开始退还官家没收的人民财产。但是朝廷的原意总是被官僚们弄得面目全非。使苏东坡气愤难平的是，对官方办事的程序方式之争，真是一言难尽，无须细说了。有些官僚认为，朝廷下令退还没收的产业，只限于三估以后“籍纳”的产业，并不包括官方在现场“折纳”的案件在内。两者之间是有微妙的差异的。官僚认为当年立即接受官家“折纳”的人，已经承认估价公平，不必再发还他的产业。对这种划分，苏东坡颇为愤慨，他以为不符合圣旨的本意。

不过这只是百姓的权益被官僚骗取的一个例证而已。苏东坡把圣旨被曲解误用的事，一件件指出，都是使百姓蒙受损失的。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这样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比如说，酒务方面欠债的一千四百三十三件案子之中，经过官家二十年来的催缴，尚有四百零四件是人民弃家逃走，不敢重返故乡。而有关钱数不过约有一万三千四百贯而已。即便情况一直不变，一直催讨，也不会收回此一笔欠债，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

在苏东坡等了一百零八天音讯杳然之后，那年九月，他又上一本，追问以前所上的表章，有何下文？这是上太后的机密本章，太后交给了中书省，饬令速办。十二月十九日，户部有给苏东坡的复文，说原本章遗失，要他再上一份。元祐六年（一〇九一）一月九日，苏东坡又抄一本送至。附加注明，说二十年来商业萧条，官家只有恢复老百姓的信用和存款，税收才增收有望。这是那份呈文的结尾语。但是事过两年，朝廷仍然毫无行动。

同时，江苏湖泊地区又逐年歉收。元祐七年（一〇九二）饥荒酿成巨灾。据苏东坡的报告，苏州、湖州（吴兴）、秀州（嘉兴）地区，人民死亡半数，大批逃荒的难民渡江北来。后来虽然积水渐退，田界全失。苏东坡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据苏东坡的看法，在朝廷尽量扶持之下，此一地区需要十年才能恢复。他又指出，倘若当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议的措施，所需款项不及后来赈济所需之半数。他说：“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苏东坡又再谈宽免官债一事。不管别的官吏如何，在自己治下，他把圣旨照自己的看法解释，宽恕了圣旨所列的一切案件，情况不明的疑案，则延期一年再办，等待朝廷决定。他深信人民的信用若不恢复，情况的严重不会和缓，商业也不能复原。巨债高利则像百姓项间的石头枷锁。百姓的信用一旦毁灭，商业必然随之瘫痪。万恶必由此而生。他又上了一道长五千字的表章，细论处理呆账的办法。有些人为买公产而欠债，还有青苗贷款债、官谷债、春税和秋税债，也有人欠市易局的债，而市易局已经废止，朝廷下令分十期（半年一期）清还，有人因旧债还不出而又欠了新债。此等情况和在杭州所上表章中列举的四种债务，共达十种之多，朝廷终于先后下令部分宽免。苏东坡回顾一下全部情形，拟定了详尽的办法。最后，他说：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移扬，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这道表章呈上去一个月之后，他又上一道私人表章给太后，建议皇太后颁布如他所拟的如此一道圣旨：“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京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随后，他又请太后按照他前一道详细的表章分别拟定条文，处理债务。

元祐七年（一〇九二）七月，苏东坡所催请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是如愿以偿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卷四　流放岁月

哲宗绍圣元年至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〇九四—一一〇一）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在元祐九年（一〇九四）秋天，有两个女人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我们几乎相信两个女人都是苏东坡的守护神，说来似乎神秘难解。她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得极巧。苏东坡的妻子死于八月初一，太后则死于九月初三。苏夫人死时，苏东坡正红运当头，这时苏夫人去世，正好躲开了苏东坡一生中最为凄苦伤心的一段。苏东坡应召离开扬州还朝之后，先做两个月的兵部尚书，十个月的礼部尚书，他弟弟子由则官居门下侍郎。苏东坡的夫人曾陪同皇太后祭拜皇陵，享受她那等级贵妇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耀，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已然婚配，都在身旁。迈是三十四岁，迨是二十三岁，过是二十一岁。次子娶的是欧阳修的孙女。所以苏夫人的丧礼是完全按着她的身份隆重举行的。她的灵柩停厝在京西一座寺院里，一直停到十年以后，子由将她的遗骸和她的丈夫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里。苏东坡给她写的祭文措辞妥帖，典雅含蓄。说她是贤德的妻子，贤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丈夫宦海浮沉，穷达多变，为妻子的一直心满意足，绝无怨尤，苏东坡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名画家李公麟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生乐土时，将此十张佛像献与亡魂。

说真格的，皇太后，也就是神宗之母，当今皇帝哲宗之祖母，也曾经是苏东坡的守护神。她之去世也就是苏东坡的没落之始，也是她当政期间那些贤臣的没落之始。这位贤能的老太后已经感觉到一种政情的改变，因为皇孙已经在她身边长大，而且她对此皇孙之品性十分清楚。这个孩子有点儿艺术天分，可是在别的方面则很轻率鲁莽，脾气暴躁，颇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他养成了对祖母的反感，这颇为王安石一帮人所利用，并且很可能最初是由王安石那群小人挑拨而起的。

在老太后去世前十天，六位大臣进宫探病，其中有范纯仁、苏子由。

老太后说：“我看我也好不了啦，与诸卿见面之日已经不多。汝等要尽忠心扶保幼主。”

众大臣将要退去之时，皇太后示意范纯仁留下。皇帝哲宗即命别人退下，只留下范纯仁和吕大防。

皇太后捉到一个窃窃私语之下的谣言，说她阴谋不利于当今皇帝，想使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她说：“先王神宗皇帝嘱咐老身在当今皇帝年幼之时处理国政。在过去九年，诸卿曾否看见我对我娘家高姓特施恩典？”

吕大防说：“没有。太后从未对娘家特别开恩，而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

太后两眼垂泪，她说：“我自信诚然如此，也因此现在我临终见不到我那亲生的儿女。”因为太后没使自己的儿子在京为官。

吕大防说：“臣深信太后必可早日康复，要听大夫的话，现在最好不要说这些事情。”

皇太后说：“我想在你们面前告诉皇帝几句话。我知道我死之后，大臣之中有很多人要愚弄皇帝。孙子，你可要提防那些人。”说着转脸向吕、范二人说，“我的意思是，我死之后，你们二人最好辞官归隐，因为幼主必然另用一批新人。”

然后她问近侍是否已邀请来探病诸大臣留此用膳，她向吕、范二大臣说：“现在去用饭。明年今日，莫忘老身。”

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即获得外放。一如他之所请，他的任所是个问题诸多，号称难治的地方。他奉命统领河北西部，并指挥该地区的步兵骑兵，官衙设在定州，离北平不远。按照宋朝制度，文官往往担任军职，而以武将为副手。苏东坡担任此一官职一段时期，甚为有趣，因为可以看出一个诗人画家如何在军旅中发号施令。当时军中行政腐败，兵饷过低，衣食俱差，军营破烂。处处腐败，军纪废弛。士兵与军官沉溺于酗酒赌博。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饬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

有些低级军官看见苏东坡惩治腐败的军官，前去密告上级。苏东坡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不要管，这是我分内之事。若许下级官兵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也将此告密者一并惩处。他任一地方军之首长，对自己当受之礼貌尊敬，甚为重视。他身着正式戎装，举行校阅，与将校副官按照等级站立。当时军中首领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制此一驻军多年，现在觉得自己的权力渐被剥夺，在一次校阅之时，拒不参加。苏东坡下令命他参加，老将只好听从命令。

一个王朝若是不发生悲剧，若想保有此一王朝的权力，那些皇后则必须生一连串贤德多才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但是这是无法保证的，是人间闻所未闻的，经所未经的。天才不必然产生天才，英明之主早晚也难免生出庸弱邪恶的后代。国家的太平安乐，甚至历史发展的路线，完全要以一家遗传基因偶然的改变为转移。造物不容许某一家一姓将英才独占，所以路易十六不同于路易十四，乔治三世也不同于乔治二世。法国大革命和美利坚民主国之所以得以成功，要拜谢这两位法英帝王的神经质的头脑之赐了。

现在身登王位的幼主，年只十八岁，而性好女色，时常辍学。因为元祐年间的士大夫给太后和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道，好学深思，因此小皇帝对元祐这些儒臣早存厌恨之心。皇帝四周时常有二十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伺候，这也是皇家老例。后来，皇帝告诉章惇，说一天忽然发现十个宫女全都不见，另来了十个接替她们。几天之后，这十个又遭撤换，临走告别时，显然都曾哭过，好像曾被祖母严密盘问过。

这位年轻皇帝何以对两位大臣如此痛恨，必须说明一下。刘安世几遭谋杀，幸遇一个好机会，才得活命，范祖禹则遭流放而死。前四五年，出了一件事。一天，刘安世想为他嫂子雇一奶妈，居然不易找到。徒然等了一个月，刘安世大发脾气，向佣工介绍所的老妇人问为什么找不到人。

老妇人说：“大人，小的正尽力找呢。宫里的总管大人要十个奶妈，今天才找到送去。”

刘安世大惊道：“荒唐！皇帝还没娶后，雇奶妈干什么？”

老妇人解释说，东宫门的老爷们向她严厉嘱咐要她保守秘密。刘安世还是不肯相信。他给宫廷内总管办公室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封短信，那个朋友证明是确有其事。因此，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几件事之中有一项，他说：“乃者民间欢传宫中求乳媪，陛下富于春秋，未纳后而亲女色。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益多。言之所起，必有其端。”他警告说，如果任凭闲话这样传下去，民间恐怕对此事不高兴。

另一个大臣范祖禹，给皇帝上书说：“臣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岂可不爱惜圣体哉？”

有人说这谣言是出乎误会。一天，散朝之后，皇太后要吕大防暂且留下，对他说：“关于宫中雇奶妈之事，刘安世上了一道表章。他用意至善，只是不了解其中实情。皇帝并不需要奶妈，是几个小公主还要吃奶。皇上一直和我在一起，夜里睡在内宫。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我问过宫女，问不出什么。告诉刘安世，不要再奏这件事。”

吕大防说：“刘安世是御史，按照习惯，我做宰相，是不能私下见御史的。”

皇太后说：“那么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他呢？”

吕大防说：“我常在集英殿看见范祖禹。我告诉他太后的意思，叫他告诉刘安世。他俩也是同乡。”

太后说：“范祖禹也奏过这件事，你告诉他也不要再奏了。”

等这话传到刘安世，他对范祖禹说：“这与圣德有关，我怎么可以闭口无言呢？你为陛下近臣，也应当直言无隐才是。”

范祖禹回答说：“我已经说过。”

二人认为雇奶妈之事虽然也许出于误会，他们还是应当忠言直谏才是。但是刘安世得罪的尚不仅是皇帝一个人。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还反对过对章惇的赦免于罪，因而惹起此一邪恶阴险的小人毕生大恨。

在另一方面，章惇，这个苏东坡的故友，则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后来有人因此弹劾他：“以倡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他知道皇帝的宠姬是“刘美人”，并不是皇后。我们不必详叙此皇后的经历，北宋灭亡之后，她还在世，她的荣枯沧桑史，可以写成一部好小说。我们只提她曾被诬告用邪术吧。有人用道士的符咒纸人从窗口扔到她屋里，恰巧又被调查者发现。宫女在折磨笞刑之下，被迫做证说，曾经看见皇后用针刺在刘美人的纸像心上，这是道士的邪术，能使本人心痛。有三十个宫女几乎被鞭笞而死。这件案子不由正式法庭审问，而是在宫中暗中进行的。皇后于是被正式贬为尼姑。刘美人这才扬言心口不再疼痛。她被立为皇后，而年轻皇帝也快活了。可是，后来这位刘美人却因故寻了短见。

帝国命运之所寄，国家治安之所系的宋室皇孙，竟是这样的性格。几个奸佞之臣来玩弄这么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国家陷于无可救药的混乱，已可未卜先知了。

新朝的新口号是两个字“绍述”，是率由旧章无违祖制之意，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合理合法的。皇帝立刻就要将神宗的新政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了。这样，在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都可以被控破坏他父王的德政之罪，这就是不忠于先王。在以前控告苏东坡时，就屡次以此为题。但是神宗自己的生身之母，在皇帝和大臣面前，曾经证明神宗晚年已然深悔过去的错误，这反倒不足重要。众官员曾提醒皇帝皇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也不足为重。对所有反对新政的政党，都挂上破坏先王德政的罪名而贬谪之，倒是方便省事。

现在是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的初夏，在“三面杨”推荐之下，章惇官拜相位。为了使皇帝深信所有元祐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章惇以他们都犯有破坏先王的新政之罪，而予以控告，还嫌不够。章惇这群人都是精明能干的政客，他们必须使皇帝痛恨所有元祐诸臣不可。当然，最足以伤害到皇帝个人的，莫如说某人当年曾与皇太后密谋夺取他的皇位。由于死无对证，又由于对宫廷官吏采用刑逼，阴谋之辈自然能捏造莫须有的造反谣言。

当年老皇太后摄政之时，章惇和蔡家弟兄皆投置闲散。蔡确因怨生恨，因而传播太后要使自己的儿子身登皇位。蔡确的阴谋败露，被流放而死。现在皇太后已死，谣言复炽，成了重要的政治问题。

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珪是此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无证据。已死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此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贬谪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印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孙子。她的两个私人秘书，一个叫陈衍，已经被贬谪到南方，于他不在京都时，把他的案子审问判决，判处死刑。另一个调进京来。章惇和他打过一段交道。在使他受了一段苦刑之后，章惇告诉他面前有两条路走：一是死，一是以皇太后秘书的身份，为这次诉讼，证明皇太后曾经密谋排斥她的孙子。那位秘书大呼道：“天哪，我怎么能证明皇太后没做的事呢！”他不肯屈服，调查就必须再往深进行。但是章惇和蔡氏弟兄，却弄得皇帝对司马光和元祐诸臣觉得疑云重重了。

皇帝问：“所有元祐诸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

章惇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机会实行罢了。”

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糊涂到误听此等谗言的地步。他对章惇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祐期间的大臣受到降官或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众，为往古所未有。章惇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进行疯狂地报复，因为皇太后摄政期间，他曾身遭监禁，当年苏东坡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现在当权了。正如同他当年横过下临不测之深涧的一条独木桥，他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在京都之时，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他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但是那件事情没有认真起诉。在王安石当权之时，正人君子派的大臣都因进忠言而丢官，章惇则左右逢源，步步高升。

现在章惇刚在四月官拜宰相之职，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友都召还京都，畀予重位。这一群人，也非比寻常，都是精力过人，长于为恶。“三面杨”是他的莫逆之交。蔡确已死，但是别的人还活着。巨奸吕惠卿又已得势，但因过去名声狼藉，并未能飞黄腾达。其他王安石的亲信，如曾布，也已经奉召还朝。北宋的歪才巨擘蔡氏兄弟，现在又跨踞政坛的津要之位，以其虐政引导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倘若中国历史上要找一个时期以其极端的残暴混乱著称，则非蔡京当政时期莫属。他给皇帝建造一座精美的花园，因此使百姓遭受的荼毒，在中国历史上，到了使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皇家一座乐园也无须乎压榨那么多的民脂民膏，使老百姓那么肝脑涂地呀！园中的奇花异石，每一件都要了几条人命。一读徽宗的赋和大臣作的诗，赞美御花园犹如神仙世界般的美丽，以及其假山、溪流、岩石等，使人脊椎打战，感觉到中国文学史上无可比拟的悲剧意味。其悲剧意味，是在于这些诗赋作者并不知道那背景之凄惨可悲！

若把这第二次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司马光和吕公著已死，但不得在九泉之下安眠。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遭受降级，并剥夺爵位和荣衔。但是这还不够，章惇曾正式提请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以为不忠于君者诫。在年轻皇帝的心目中，司马光是元祐年间不忠不信、邪恶奸慝的征象。在朝廷上这样讨论之时，所有其他大臣全都认可，只有一个人，许将，一言不发。年轻的帝王对他打量一番。散朝之后，命许将留下。

皇帝问他：“你刚才为何闭口不言？”

“因为臣认为说话并无用处，而且只为本朝留下一个污点。”

皇帝并未下此诏书，章惇并未如愿以偿，但是他的其他迫害阴谋却成功了。司马光家的财产没收了，他的子孙的俸禄官衔取消了，朝廷给司马光坟墓上赐建的荣耀牌坊拆除了，皇太后为司马光赐建的碑文给磨平了。一个官员甚至奏请朝廷应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予以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保全。章惇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则绝不可放宽。曾布屡次劝章惇和蔡氏兄弟不要行为太过。他说：

“我想削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等一事，我们不要开其端。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

章惇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

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惩处司马光和吕公著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削除死者的爵位也就够了。”

章惇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做到的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

曾布说：“你若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创下先例。”

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章惇后来果然作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惇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章惇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章惇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报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怕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官吏都被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冤无仇，四朝为官，在九十一岁高龄，也降级罢黜，遭受屈辱，一个月之后，便呜呼哀哉了。吕大防、范祖禹、刘挚、梁焘，都在流放中丧命。以上最后二人同死在七日之内，而此时章惇曾派出两个特使向各流放中的官员暗示自杀之意，使人相信他们都是被暗杀而死的。章惇胸中仇恨会如此之大，他竟发出命令不许梁焘运尸回籍，归葬祖茔。这是中国人认为最残忍的一类行为。

章惇最恨之入骨的莫如刘安世，因刘安世曾反对朝廷赦免他。朝廷曾派一个使臣远至南方把老太后的一名秘书处决，章惇也要他去看刘安世，因为当时刘安世也流放在南方，让使臣暗示刘安世自杀。刘安世是有名的好人，使臣竟不忍心开口。章惇不能达到目的，乃和当地一商人勾结，给他一个税吏的职位，让他前去谋害刘安世。这个商人已经在前去害人的途中，匆匆忙忙之下去完成此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刘安世来不及逃脱。刘安世家已听到此消息，全家正在哭泣，但是刘安世本人则泰然自若，饮食如常。半夜时分，此商人到达，走到门口，竟口吐鲜血，倒地而亡。刘安世后来竟得寿终正寝。

在此残酷的迫害暗影里，范纯仁的性格人品还放出一道光明。苏东坡遇见名相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甚早，那是在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三人入京途中，在江陵小住休息之时。后来一直相交甚善，彼此敬慕。但是苏东坡与他的交情不像和另外那两个姓范的朋友——范镇和范祖禹之间那么亲密。范纯仁为官清白，为名相之子，而且是接受太后遗诏的两位大臣之一。年轻的皇帝知道他的名望，所以迄今还未予加害。在四月，苏东坡与另外三十人同遭流放之时，范纯仁请辞官归隐。在他的力请之下，皇帝允许他退隐于京都附近家中，而章惇则想把他和那三十人一同流放。

章惇说：“他也属于那一党。”

皇帝说：“纯仁公忠体国，并非元祐党人，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

章惇说：“但是他之辞官表示不服，显然他与元祐党人同调。”

范纯仁并未家居甚久。吕大防，他虽然并非重要领导人物，但为政斐然可观，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身老多病，已然在外流放一年有余。按照儒家的人道精神，如此相待，实属不仁。但是没有别人敢挺身而出，为此老人一言相救，只有范纯仁肯冒此风险。范纯仁的亲友都设法阻止他，但是他说：“我年近古稀，两眼将近失明，难道还愿贬谪外地跋涉千里吗？但是此事我义不容辞。我知道后果如何，但是势在必行。”他上书当朝，请恕此老相，自己当然也被流放到南方去了。

老人欣然就道，由孝顺和睦的一家人跟着。每逢子女痛骂章惇，他就制止他们。一次，翻了船，他被救上来，衣服全都湿透，他转身向子女们戏谑道：“你们把这次翻船也赖章惇吗？”他几乎眼睛已经看不见，但是仍然和家里人过得很快活。后来，这位年轻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即位，对他爱护有加。朝廷派御医前往诊治，并想要他重任宰相，但是他谢绝不就。在他遇赦之时，他家已经有十余人贫病而死，他自己则死于北归途中。

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处调动。朝廷为迫害元大臣，还特别设立机构，所以元大臣无一得以幸免。此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八年（一〇八五）五月至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四月十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予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分类档案计有一百五十二卷。终于在建立元祐党人碑时，迫害达于极点。元祐党人碑见第一章。

三月里，子由遭到罢黜，他是一直反对归回祖制的“绍述”政策。但是他遭罢黜的方式，足以证明那位年轻皇帝的昏庸。子由从历史引证前例，表明后代帝王往往修正前代帝王的政策。在那些伟大帝王之中，他引证的是汉武帝，在汉武帝统治下，中国的疆土开拓到突厥以外各地。那时章惇尚未拜相，当时有一李姓官员，想把子由的地位取而代之。他向年轻的皇帝说，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不敬。小皇帝对历史无知，信以为真，便削除子由的官职，发到汝州为太守。数月之后，又调到高安。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四月，章惇为相，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他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类情形，不过不知道第二次迫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皇太后去世后，在往定州就职前，他正式辞行时，皇帝未允谒见，他就觉得危险即将到来了。他曾先后教过那个年轻皇帝八年之久，对他很了解。一年以前，他曾在一道表章里向小皇帝说得很露骨，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苏东坡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

可是来日如何，他并不真知道。左降英州太守并没有什么特别苦吃。章惇也算他的故交之一，在年轻时他和章惇往陕西山中游历，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二人还始终算是朋友。他自己的遭罢黜失官，他倒不以为奇。向朝廷弹劾他的数十条罪名，也是旧有的，而且已经弹劾多次。不外乎是“毁谤先王”，这个罪名是攻击元祐旧臣的陈词滥调。而罪证是在皇太后摄政期间，他代拟圣旨罢黜王安石一派小人。他代拟一般的圣旨倒无何重要，因为他是奉太后之命行事的。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如下：

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汝轼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怼？

苏东坡现在要跋涉一千五百里，自中国的北部到中国的南部。他觉得他一生只是一站一站地往前走，而现在只是在他人生旅途中的另一步，这旅程是他呱呱落地时已由神灵决定，不过到现在他才充分明白罢了。在他五十七岁时，他已经饱历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转变，在他也不以为奇了。命中注定他最后要完全与政治断绝关系，要符合他的夙愿，使他去度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他现在向前行进，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在过去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何等问题，何等情形，他都以真诚勇敢之态度相向，他愿把一切付诸天命。

苏东坡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尔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起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然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些接济。苏东坡对理财一事，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九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时常各地调动，俸禄随即花光。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宦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前去时，子由只能给他七千缗，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等，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章，请求允许乘船南下，作为对老师的一点儿恩宠。他怕陆行一千五百里，会身染重病而死于道侧。所请得蒙恩准，他送全家，包括三个儿媳妇到宜兴的苏家。大家泪眼相望，苏东坡决定只带朝云和两个小儿子同行。

他们到了南京对岸的仪真，已经是六月天气，迫害元祐儒臣的行动正在雷厉风行，名公巨卿之遭流放者，已有三十余人。苏东坡现在是第三次降官。他已经不够太守的资格，而是改派到广州迤东七十里的惠州充任建昌军司马。情况已完全不同，他决定让次子回宜兴农庄去，自己只携二十二岁的儿子苏过、朝云、另外两个老女仆前往。他的门人张耒，这时是靖州太守，派遣了两个老兵一路伺候他。

但是沿途穿过美丽的乡野，经过高山深谷，看动人心神的急流高山，苏东坡都充分观赏。他坐的是一只官船，在九江以南鄱阳湖停泊时，出乎他的意料，第四道命令又来到，又把他贬低官阶。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东坡与军官商妥，许他在船上住到次日中午。这时离通往南昌的湖上码头还有十二里。他若运气好，明天午前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若遇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到龙王庙去祷告，因为龙王是主管水上安全的。他向龙王陈明他如今身陷困难，他说明天早晨若到不了目的地，便需露宿野外了。他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张满，船向前行走极快，还不到吃早饭时间，船就到达了。后来，在他回程时，他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

在九月，他跨越有名的大庾岭。大庾岭在中国古代为赴广州的旅客必经之地。这道关隘是一条遥远危险的旅途，通过之后，便到了另一个境界，多少旅客往往是有去无回的。一条铺石头的路，在关隘两侧各有三四百码长，道旁有浓荫茂密的树，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得喟然兴叹，多在岩石上题诗寄慨。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咫尺，苏东坡觉得自己犹如梦游，不复知自己肉体之躯在何处所了。从那样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尘思俗念，一扫而空。横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南雄和南华寺，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

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很密切。吴复古是一怪人，在过去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呢？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以何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取？特别是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苏东坡从无所求，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他流落何方，而现在又忽而相遇，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此，苏东坡又遇到他。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身体精神，轻松自在，一心无忧无虑，这是道家极其重视的，由于身体强，欲望少，他们大多能过一种为人所艳羡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要获得此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必须摆脱名利，吃粗茶淡饭，穿衣住处不讲究，步行千里，睡在旷野，不视为苦事。吴复古对此世界一无所求。他时隐时现，等于随时提醒苏东坡，倘若他不为政治所纠缠，他就过那种飘荡不羁的日子。

哲宗绍圣元年（一〇九四）十月二日，是欧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前两年，苏东坡到了惠州。好多事对他都显得新奇，可是又似乎熟悉。广东是亚热带，他看见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还有槟榔树，绝不是个不适于生活的地方。有两条河自北流入，在城东汇合。前半个月，苏东坡在地方太守礼遇之下，住在政府官舍中。他立在两河汇合处的合江楼上，看见宽广的溪流在下面城边流过，对岸归善县的县城，就建筑在陡斜的山坡上。沿河是岩石和巨大的卵石，闲散的人正在那儿钓鱼。城的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他知道以后他会去揽奇探胜的。

这里就是中国的南方，和他以前所想象的不一样，处处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水果，的确是“岭南万户皆春色”。当地百姓看见苏东坡这位诗人，都觉得惊讶，不知他为何故被贬谪到他们这个地区来。苏东坡想到苏武，苏武被匈奴单于流放到漠北，从没料到在暮年还能回到中国；他又想到管宁被流放到辽东，竟愿居住在那里终身不去。惠州很美，当地居民也对他很好。等后来他迁到对岸的嘉祐寺之后，他说不久“鸡犬识东坡”了。

在对岸松风阁里他写了一封短笺，把他对人生的态度表现得最好。搬到嘉祐寺之后，他常在山顶的松风阁里流连不去。一天，他正回家时，看见松风阁高高超出树顶之上，他的两条老年的腿感觉到疲倦。他忽然想：“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人若悟此，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如今他又恢复到“依然故我”了。在广州之时，他买了些上好的檀香，现在喜欢闭门静坐，细闻此香味，思想往日过错。有时窗外凉风徐来，他下午酣睡，等屋顶一只乌鸦把他唤醒，忽然觉得自己已然无官一身轻。看见宽阔的河面反光，映入书斋，他心想，这与明月在天一样好。他不懂为什么有人以为天空有云、有月光会更美。他以为天空无云，正如一尘不染的良心。

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黄州老朋友陈慥写信说想来探望，由汉口到惠州有一千里之遥。苏东坡给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戟，莫作儿女态也……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二子作诗骚，殊胜咄咄，皆有跨灶之兴。想季常读此，捧腹绝倒也。今日游白水佛迹，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辊电散，未易名状，大略如项羽破章邯时也。自山中归来，灯下裁答，信笔而书，纸尽乃已。三月四日（绍圣二年）

他外在的生活绝不寂寞。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计有五县的太守，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抃变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七百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得满脸紫赯色，两脚厚趼皮，他走到了。

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与家庭保持联络。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桂酒”，他说桂酒不啻是仙露。他给陆惟谦写信开玩笑说桂酒一端即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惟谦果然来了。

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麓，旁边有一座大佛塔，两座庙。有时他去钓鱼，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苏东坡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

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有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如蟹螯逸味。率三五日一。吾子由三年堂庖，所饱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

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家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桂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此酒的异香。此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益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此酒，如果此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溺。他打听到桂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所以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寻到。

苏东坡写了至少有五六篇酒赋。最有趣的是《东皋子传后记》。东部某太守以酒相赠，他刚刚读完汉代以酒量之大出名的《东皋子传》。在他谢太守赠酒的信里，他写了又启，叙述他饮酒的习惯，偶尔添写了两条人生至乐，不高明的作家必然会增加到四五条，或写个没完了。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药，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则与之。而尤善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斗，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浊醪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曲蘖有毒，安能发性？乃知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暾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燠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药；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个时期，他曾试做橘子酒和松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醪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未曾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稍带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了“真一酒”的做法。这种酒是白面粉、糯米、清冽的泉水这神圣的三一体之精华，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面粉掺发粉，揉成面曲饼，挂起来干两个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冲净，晾干；再拿三两曲饼，轧成细粉，与米和匀，放入瓮中，压挤极紧，中间留一圆锥形小坑，在中间低处流出酒液时，把刚才留下的一部分曲粉撒在中间低处。等酒液已经够多，把压紧的米切开，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为一斗旧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进两碗开水，过了三天到五天，便酿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天气如何而定。在热天，酵母要减少半两。

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提到的桂酒。两个儿子都大笑。二子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在哲宗绍圣三年（一〇九六）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至。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茔），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楣。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颦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拊棺何在，梦泪濡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樽。”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柩南运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内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惇听到这件亲家嫌隙，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〇九五）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了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穷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借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一〇九六）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帐篷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他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当年赏赐她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别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冢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这纯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观念是轮回思想，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那个池塘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直到清末，当地士绅百姓，还保持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作“浮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作。浮马就像在水面漂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作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浮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这位林太太是酿酒的，总是赊给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吴复古、陆惟谦和罗浮的僧人。他在学者、太守、县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虽然不能做官，但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咫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办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城高很多的地方，有很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需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橛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竹管便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第二十六章　仙居

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苏东坡去世之后，他在白鹤峰的住所经后人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姑娘，她所生的婴儿夭折之后，苏东坡在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程中，真是使人黯然神伤。从那时起，朝云就一直和苏东坡生活在一起，现在又随同他放逐出来。秦观赠她的诗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到惠州时还年轻，才三十一岁。苏东坡那时五十七岁，虽然二人年龄不同，而情爱无殊。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瓣硬是粘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征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苏东坡携眷到惠州那年，给朝云写了两首词，其特点在情爱之中夹杂有宗教情感。第一首是到后半个月内写的，他称赞朝云，说不像白居易侍妾小蛮，因为小蛮在白居易老时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她终生陪伴伶玄。他颇以朝云的孩子夭折为恨，他把她比作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在第二首词里，爱情升华达到宗教程度，更为明显。其中感情与宗教交织而为一。那首词是：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感兴趣。在惠州，苏东坡觉得到了应当认真炼丹之时。在惠州那一段时间，不论住在河的左岸或右岸时，他总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中国读书人给书斋起名字，总是用几个字表示他的人生哲学。苏东坡的思想已然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到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作为长生不死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结合的结论。他在《思无邪斋记》里所言，并不在此。文内称他专心在小腹下部修炼丹田之气。这篇文章是一篇韵文，是他的得意之作，用的是道家法术的神秘文辞。简短说来，他说到吸收饮食的元气、草木的精华，再借铅汞之助，就可以培养元力。还要再辅以日精月华的吸取。他要炼制的是“思无邪丹”。他相信而今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未成功。白居易曾在庐山建一草堂，其中有一丹炉，但是那座丹炉及丹锅在他接到朝廷任命为官之前一日坏掉。这就表示长生不死与享荣华富贵是不可同时兼顾的。所以人必须决定是在热闹场中过此一生，还是逃离此红尘世界而求长生。现在苏东坡相信自己已经向过眼云烟般的繁华梦告别，希望能求得长生不死之术。

究竟苏东坡对在肚脐之下炼丹田之气以求长生，是抱着何等程度的严肃态度，则颇不易言。他是个观察锐敏的人，虽然他也玩玩丹汞的道家神秘法术，他已然看出来，健康之道在于遵从合乎常识的几条简单规则。在他给患有肺痨病的陆道士的一封短信里，他说“嵇中散云，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再辅以山中道士所得的卫生环境与运动锻炼，与现代在疗养院中病人所能享得的利益，即是饮泉水、晒朝阳等养生之道。

另有一个奇怪的办法，朝云也与苏东坡共同合作实行，以求长生。大概从绍圣二年（一〇九五），苏东坡开始独自睡眠，不再亲近女人。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养生亦无他术，安寝无念，神气自复。”另给张耒的一封信里，他说自己已经独宿一年半，觉得颇有得益。他说节欲之难，犹如弃绝肉食开始吃素，并以下列方法劝人：比如，决定不吃肉时，不要决定此后永远不再吃肉。可先试戒三个月，自然易于实行。三个月之后，可再延长三个月，如此继续下去。

朝云在宗教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况。她在尼姑义冲的教导之下，已经皈归佛教。对男女“云雨”一事，佛教有其独特的态度。按佛理所示，吾人凭感官所见的世界，都属虚幻，其终极的真实则是“佛”。人的意识则被知觉习性所包围。人若想到解脱，必须打破知觉的习惯，逃避感官世界的幻觉。苏东坡和朝云（她现在可以算是苏东坡的妻子了），不管儒家怎样看法，现在可以说都是佛教徒。他俩一同创建放生池，根据苏东坡说，朝云很乐于行善，这是佛教谆谆教训的。

但是苏东坡还要更为严肃。在绍圣二年后半年，他患痔疮甚为严重，失血甚多。他自己治疗。他不但遍读中国医书，而且常把旁人分别不清的药草写文字说明其异同性质。关于痔疮，他的学说是这样，比如身内有虫啮咬，治疗之法，是“主人枯槁，则客自弃去”。一切普通食物他全不吃，连米在内，只吃不加盐的麦饼和玉蜀黍饼。如此数月，暂时痊愈。

这时，他对炼丹的成功可能渐趋怀疑。他觉得自己感情太容易激动，不容易修炼成仙。他给子由写信，论到朱砂保存的方法，说子由性情平静，修炼较易成功。《山海经》是中国古代述说远方怪异的书。苏东坡写诗论到《山海经》时，他说：“金丹不可成，安期邈云汉。”即便炼成长生不死之药，又有何用？只要练习深呼吸以控制元液足矣，而他已开始练习了。

他对来日如何，全然没有把握。他刚一到达，说要以惠州为家，可是他却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派往何处。他若能一直在惠州住下去，他自可把孩子们全家自宜兴迁来。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九月，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习俗，应当实施大赦。那年年终，他听说元祐诸臣不在大赦之列。这消息至少有镇定剂的功效，使他觉得心情更为安定。他写信向程之才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话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又在给至交孙勰的信里说：“今者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给曹辅的信内说：“近报有永不叙复旨。正坐稳处，亦且任运也。现今全是一行脚僧，但吃些酒肉尔。”

现在一切既已确定无疑，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房子住。那年年底，他给王巩写了一封长信。他说：“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某既弃绝世故，身心俱安，小儿亦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呵呵。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

次年三月，苏东坡开始在河东四十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离归善城的城墙很近。经过周期性的战事与破坏，这栋房子倒一直保存到现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在苏东坡的作品里，这栋房子叫“白鹤居”，北望可见河上风光，河水由此折向东北流去。这栋房子占地约半亩宽，后面为山所限，前面地势陡然下陷。当初设计此房子时，必须适应那有限的地皮，所以一头宽，一头窄。在城墙那边早已有了两栋小房子。一家是翟秀才，一家是酿酒老妇林太太。这两家既是苏家的近邻，也是好朋友。苏东坡掘了一座四丈深的井，林翟两家也颇为受益。另一方面，苏东坡却可以赊酒喝。后来，他又从此地被调走，但还不断给此老妇寄送礼品。

苏东坡盖的这栋房子十分精雅，共有房屋二十间。在南边一块小空地上，他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几株桧树和栀子树。他告诉帮他物色这些花木的那位太守，要给他找中等的树，因为他已经老大，不能等小树长大，大树又不易移植。倘若树大，苏东坡就告诉朋友在移树之前，先要标出范围。中国人移树的方法，是先斫一条主根和一条中根，再用土埋起来，这样让树先渐渐适应。在第二年，另一面的主根也需斫断，再用土盖好。第三年，在树的四周标好了方向之后，再将树移植，栽种之时，必须留意仍然合乎原来的方向。苏东坡的思无邪斋，现在是在白鹤峰上，另一间房子他名之为“德有邻堂”。孔子在《论语》里说“德不孤，必有邻”，这个堂名便是由此而来。这两个堂名都是四个字，而普通都是用三个字，苏东坡以四个字做堂名，居然开创了一时的风尚。邻人的房子在他的房子后面的东北，完全被苏东坡的房子遮蔽住。他的前门向北，正对河流，数里乡野的美景，一览无余，白水山和更为遥远的罗浮山的庞大山脉，也可望见。

房子上梁时他写的诗，描写从房子各方面所见的景色。上梁就等于奠基，是附近邻居的一件大事。所有邻居都带着鸡和猪肉前来道喜。写来供一般民众唱的喜歌，一共六节，起头都用“起锚了”或是像莎士比亚诗里的“嘿哟”等声音：

儿郎喂！东拉梁！

儿郎喂！西拉梁！

六节歌都是由东西南北四方描写风光，再加上向上看与向下看。东方山上，一个寺院依偎在乔木参天的树林之中。在春季，苏东坡享受甜蜜的春睡时，他能听见寺院传来的钟声。向西俯视，可以看见虹形的桥梁横卧于碧溪之上，每逢城中太守夜间来访，他可以看见长堤上灯光明亮。在南方，老树的影子映入深深的清溪里，在他的花园中，他自己种了两棵橘子树。最美的风景是在北面，河流往城镇婉转流去，正好抱山麓而过。岸上附近，有一个垂钓佳地，他可以整整一上午在那儿消遣，忘记了时光的逝去。

他祈求上苍降福，祈求农民粮食满仓，祈求海上风平浪静。乡间空气清洁，农民可以常保健康，五谷丰登，林太太能有酒赊给他喝。最后为一切朋友祈福，愿大家享福气，寿命长。

但是，他自己又遇到十分痛心的事。在绍圣二年（一〇九五）七月五日，新房子尚未竣工，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然身亡。他们住的是疟疾地区，她得的可能是疟疾。苏东坡的儿子过并未在家，出外去运木材，朝云直到八月初三才埋葬。因为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还念《金刚经》上的偈语：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按照她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在城西丰湖边的小山邸上，离一座佛塔和几个寺院不远。坟墓之后，山溪落下如瀑布，水流入湖中。坟墓在一个隐僻的所在，山坡分数条岗棱自高而下，犹如衣裳的折纹。墓后是一带大松林。站在墓旁可以看西方山岭后的塔尖，往左右两三里，有几座大寺院，游客可听见黄昏的钟声与哗哗的松涛声。邻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用以纪念朝云。

埋葬了三天之后，在八月初六，夜里风狂雨暴。第二天，农人看见墓旁有巨大的足迹。大家相信是有佛来伴她同往西方乐土去了。八月九日，夜里要念经超度亡魂。在典礼开始之前，苏东坡和儿子一同去细看那巨大的足迹。

苏东坡对朝云的情爱，不但记在墓志铭上，还表现在朝云死后不久苏东坡写的两首词上。在《悼朝云》那一首里，他以朝云的幼子夭折为恨，不幸岁月无情，抛人而去，他只能诵小乘佛经以慰亡魂。朝云生在世上，想是要还前世欠下他的一笔债。现在转瞬之间，她已不在，也许是进了极乐世界。佛塔去此坟墓不远，每日黄昏她可以去听经访道，以慰岑寂。

苏东坡以前曾经写过三首极其精妙的词，记松风阁畔的梅花，足以显示他的诗才。那年十月，梅花又盛放，他写了一首词，显然是以梅花象征长眠于地下的朝云。那个象征至为相宜，因为月下梅花一向认为是白衣仙女，隐约朦胧，绝与尘世俗态不同其格调。这首词的用语，既像是写花，又像写他心爱的女人。那首词是：

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丰湖过去一向是苏东坡喜爱的野餐处所。朝云埋葬之后，他不忍心旧地重游。他已经找圣洁之地把朝云埋葬，他二人共同开辟的放生池，就在下面，芳魂一缕，举目下望，也可稍得慰藉。

从现在起，苏东坡一直鳏居未娶。房子在次年二月竣工，果园也已种上果木，水井已经打好，长子迈已经把过和自己的家眷迁来惠州。次子迨则和他的妻儿仍留在宜兴，因为苏东坡对他抱有厚望，希望他专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来的是三个孙子，两个是长子的，一个是三子的。大孙子已经二十岁，已然成家。二孙子符，也到了娶妻的年龄，苏东坡给他安排，娶了子由的外孙女，就是他亡婿王适的女儿。

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东坡的钱花光了，现在就指望迈微薄的薪俸。迈在运用了些关系之后，获得南雄附近的县令职位。

正在苏东坡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际，他又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去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根据一个说法，他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惇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第二十七章　域外

海南岛那时是在宋朝统治之下，但是居民则大多是黎人，在北部沿岸有少数汉人。苏东坡就被贬谪到北部沿岸一带去，这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元祐大臣数百个受苦难折磨的，只有他一个人贬谪到此处。朝廷当政派为防止元祐诸臣再卷土重来，在那一年及以后数年，决定惩处或贬谪所有与前朝有关联的臣子。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岛不久，司马光后代子孙的官爵一律被削除，好多大官都予调职，其中包括苏子由和范纯仁，调往的地方不是南方就是西南。甚至老臣文彦博，已经九十一岁高龄，也没饶过，不过只是削除了几个爵位。打击苏东坡最甚的就是凡受贬谪的臣子，其亲戚家族不得在其附近县境任官职。因为苏迈原在南雄附近为官，现在也丢了官职。

现在苏东坡所有的，几乎只有那一栋房子了。按照他名义上的官阶计算，朝廷三年来欠他两百贯当地的钱币，按京都币值计算，是一百五十贯。所欠的官俸既未发下，苏东坡写信给好友广州太守，求他帮忙请税吏付给他。这个朋友王古曾经听苏东坡的话兴建过医院，周济过贫民，可是不久即以“妄赈饥民”的罪名遭上方罢斥了，前面已然提过。苏东坡的欠薪发下与否，已不能稽考。

他现年六十岁，这是按西方计算。到底以后他还流放在外多久，颇难预卜，生还内地之望，甚为渺茫。两个儿子一直陪伴到广州。苏迨在河边向他告别，苏过则将家室留在惠州，陪伴他同到海南。为了到达任所，苏东坡必须溯西江而上，船行数百里到梧州（在现代的广西），然后南转，从雷州半岛渡海。他一到雷州，听说他弟弟子由在往雷州半岛贬谪之处，刚刚经过此地。据揣测说，苏氏兄弟被贬谪到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俩的名字与地名相似（子瞻到儋州，子由到雷州），章惇觉得颇有趣味。子由也带了妻子、第三个儿子和三儿媳妇，他们几年前一直和他在高安住过的。

苏东坡到了梧州附近的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而今境况凄凉。当地是个穷县份，兄弟二人到一个小馆子去吃午饭。子由吃惯了讲究的饭食，对那粗糙的麦面饼实在难以入口。苏东坡把自己的饼几口吃光，笑着向弟弟说：“这种美味，你还要细嚼慢咽吗？”他们站起身来走出小铺子去，带着家人慢慢向前走，尽可能慢走，因为他知道一到雷州，就要立刻渡海了。

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予二人盛大欢迎接待，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子由在雷州的住处，后来改为一座庙，是他兄弟二人死后，用以纪念他们的。

苏东坡必须出发了，子由送他到海边。离别的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过了一夜。苏东坡的痔疮又发，甚为痛苦，子由劝他戒酒。二人用一部分时间一同作诗，苏东坡试探出子由最小的儿子的诗才。这次离别是生离死别，真是令人黯然销魂，一直愁坐整夜。离别之前，苏东坡给王古写了下面的文句：“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那天，他向先贤祠祈祷。有一个庙，供奉征南二将军的神像。凡是在此风涛险恶之处，过海的旅客，都求神谕，决定吉日良辰开船。过去发现神谕无不应验。苏东坡也遵照习俗行事。

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六月十一日，苏氏兄弟分手，苏东坡和幼子及雷州太守派的沿途侍奉他的几个兵上了船。航程很短，在此晴朗的天气，苏东坡可以看见岛上山峦的轮廓矗立于天际。他心中思潮起伏。大海对他不像对西方诗人那么富有魔力。实际上，他已经是“眩怀丧魄”了。但是一路平安无事。登岸之后，苏东坡父子向西北岸的儋州目的地前进，七月二日到达。

他到达不久，一位很好的县官张中就到了。张中不但对苏东坡这位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他本人又是个围棋高手。他和苏过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二人常常终日下棋，苏东坡在旁观战。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尝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九月二十七日。

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维持生活。

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中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苏东坡是佛教徒，设法改变此一风俗，但风俗改变，谈何容易，他曾写过下列文字：

岭外俗皆恬杀牛，而海南为甚。客自高化载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风不顺，渴饥相倚以死者无数，牛登舟皆哀鸣出涕。既至海南，耕者与屠者常相伴。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间有饮药者，巫辄云神怒，病不可复治。亲戚皆为却药禁医，不得入门，人牛皆死而后已。地产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中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中，官兵根本不想到山中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苏过后来写了两千字的一篇长文，论此种情形，并表示对此丛林蛮族无法征服，只有公平相待，公正管理。他认为此等土著是老实规矩的百姓，因为官府不替他们主持公道，才被迫而自行执法。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煎。”

使章惇和苏东坡的其他敌人烦恼的是，他们竟无奈苏东坡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己的坎坷说：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譬如注水于地，小草浮其上，一蚁抱草叶求活。已而水干，遇他蚁而泣曰：“不意尚能相见尔！”小蚁岂知瞬间竟得全哉？思及此事甚妙。与诸友人小饮后记之。

苏东坡也许是固执，也许真是克己自制，至少也从未失去那份诙谐轻松。僧人参寥派一个小沙弥到海南岛去看他，带有一封信和礼品，并说要亲身去探望。苏东坡回信说：“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在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若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相知者即以此语之。”

他在此岛上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

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子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现在他就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和这些老实人在一起，他无须乎言语谨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像以前在黄州一样，他与身份高、身份低的各色人，读书人、农夫等相交往。闲谈时，他常是席地而坐。他只是以闲谈为乐。但是他也愿听别人说话。他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那些无知的穷庄稼汉，能对他说什么呢？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那些人说并不知道什么有趣的鬼故事。苏东坡说，“没关系，随便说你听到的就行。”后来苏过告诉他的朋友说，若一天没有客人来，他就觉得父亲好像不舒服。

甚至于在如此地远天偏的地方，那群政敌小人也不让他安静消停。绍圣三年（一〇九六）是迫害老臣雷厉风行的一年。在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快到旧年除夕了，两个元祐大官在十天之内先后死亡，情况可疑。在春天，那两个官员的子女也遭监禁，老太后的秘书也被处了死刑。所有遭贬谪的官员，都又调迁地方。那年夏天遭到调迁的官员之中，有苏子由、秦观、郑侠，我们还记得郑侠就是献图推翻王安石的宫门小吏。

三月，神奇道士吴复古又在海南岛出现，和苏东坡住了几个月。他带来的消息是，朝廷派董必来视察并报告受贬谪的大臣的情形，如有必要，再弹劾起诉。那时儋州隶属广西省。最初朝廷打算派吕升卿到广西（吕升卿是恶迹昭彰的元祐大臣的死敌吕惠卿的弟弟）。对苏氏兄弟说，吕升卿一来，他俩不死也要脱层皮。但是曾布和另一个官员劝阻皇帝，说吕升卿必不能从公禀报，必致激起私仇大恨。那样，朝廷就是超乎极端了。因此一劝，吕升卿改派到广东，董必派到广西。果不出所料，董必找出了纰漏，他说苏子由强占民房，雷州太守厚待罪臣并善予照顾。太守乃遭撤职，苏子由改调到惠州以东地区，当年苏东坡曾谪居在那里。

董必要自雷州半岛到海南，就如瘟神下降，但是他的副手彭子明对他说：“别忘记你也有子孙。”董必听了遂停止不去，只派下属过海察看苏东坡的情形。那个官员发现苏东坡住在官舍里，颇受太守张中优待，张中后来遂遭革职。

苏东坡被从官舍逐出，必须用仅有的一点钱搭个陋室居住。他住的地方是城南一片椰子林。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的子弟，亲自来动手帮助他盖房子。那是一栋简陋的房子，面积是五间大，但大概只盖了三间。他名此新居“槟榔庵”。房后就是槟榔林。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黎民猎鹿的声音，鹿在那个地区为数甚多。有时早晨有猎人叩门，以鹿肉相赠。在五月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很少恨别人，但他至少不喜爱董必。他必须向把自己赶出屋去的这个朝廷官员开个玩笑。“必”字在中文其音同“鳖”。他写了一篇寓言，最后提到鳖相公。有一次，东坡喝醉，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有鱼头水怪奉龙王之命，前来把东坡拉往海中。他去时身穿道袍，头戴黄帽，足登道履，不久便觉行于水下。忽然雷声隆隆，海水沸腾。突然强光一闪，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水晶宫中。像普通所说的龙宫一样，龙宫中有好多珠宝、珊瑚、玛瑙，其他宝石等物，真是精工点缀，琳琅满目。不久，龙王盛装而出，二宫女随侍。苏东坡问有何吩咐。不久，龙后自屏风后出来，递给他一块绢，有十尺长，求他在上面写诗一首。对苏东坡而言，再没有比作诗容易的事。他在绢上画了水国风光和水晶宫的霞光瑞气。他写完诗，各水中精灵都围着看。虾兵蟹将莫不赞美连声。鳖相公当时也在。他迈步走出，向龙王指出东坡诗内有一个字，是龙王的名字，应当避圣讳。龙王一听，对苏东坡大怒。苏东坡退而叹曰：“到处被鳖相公厮坏！”

苏东坡写了三四个寓言故事，但是中国文人写的想象故事，直到宋代才真有发展。苏东坡写的也和唐宋寓言作家一样，都是明显的道德教条加上微薄的一点想象而已。

在他自己盖了几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的日子，只是一贫如洗而已。他有两个颇不俗气的朋友，一个是为他转信的广州道士何德顺，另一个是供给他食物、药物、米、咸菜的谦逊读书人。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的。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一天地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太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在哲宗元符元年（一〇九八）冬天，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认真还是俚戏。人人知道，道家要决心脱离此一世界时，往往忍饥不食而自行饿死。苏东坡在杂记《辟谷之法》中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洛阳有一人，一次坠入深坑。其中有蛇有青蛙。那个人注意到，在黎明之时，这等动物都将头转向从缝隙中射进的太阳光，而且好像将阳光吞食下去。此人既饥饿又好奇，也试着模仿动物吞食阳光的动作，饥饿之感竟尔消失。后来此人遇救，竟不再知饥饿为何事。苏东坡说：“此法甚易知易行，然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者何？则虚一而静者世无有也。元符二年（一〇九九），儋耳米贵，吾方有绝食之忧，欲与过行此法，故书以授。四月十九日记。”

实际上，苏东坡不必挨饿，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他似乎是过得蛮轻松。有一天，他在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向他说：“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此后苏东坡就称她“春梦婆”。他有时在朋友家遇到下雨，就借那家庄稼汉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溅泥蹚水而归。狗见而吠，邻人大笑吼叫。他一遇有机会，还继续月下漫步的老习惯。有时他和儿子到六里以外西北海边，那里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像一个和尚面海而望。好多船在那里失事，本地人就说那块岩石有什么灵异。那块岩石下面，长了许多荔枝橘子树。在那里正好摘水果吃。但是倘若有人打算摘得吃不了，要带着走，立刻就风涛大作。

苏东坡一向对僧人很厚道，但是他不喜欢儋州一带的和尚，因为他们有妻子，并且和别的女人有暧昧情事。住在儋州时，他曾写文章讽刺此事。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记处子再生事》，据说是真有其人。那篇文章如下：

予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死两日复生。予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帘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之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飧及数千钱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遣门者，乃持饭入门，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皆擎膝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便过，复见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之，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者耶？书之以为世戒。

这几年，过是父亲时刻不离的伴侣。据苏东坡说，像过那样的好儿子实在是至矣尽矣，蔑以加矣。他不但做一切家中琐事，也是父亲的好秘书。在如此高明的父亲指导之下，过很快便成了诗人、画家。在苏东坡的三个儿子之中，过成了一个有相当地位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已然流传到今日。他遵守父命，受了父亲当年在祖父教导下的教育。他有一次将《唐书》抄写一遍，借资记忆。此后，又抄写《汉书》。苏东坡博闻强记，他把读过的这些古史每一行都记得。有时他倚在躺椅上听儿子诵读这些书，偶尔会指出某些古代文人生平的相似细节而评论之。

他们颇以无好笔好纸为苦，但仅以手中所有的纸笔，过也学着画些竹石冬景。大概二十年后，过到京都游历，在一座寺院里小停，几个宫廷中的兵卒忽然到来，抬着一顶小轿，要他进宫陛见徽宗皇帝。苏过完全不知是何缘故，只得遵命。一进轿，轿帘子即刻放下，所以他看不见是往何处去。轿上无顶，有人持一大阳伞遮盖。他觉得走得很快，过了四五里，到了一个地方。他走出轿来，见自己立在走廊之下，有人过来引他到一座极美的大殿。他一进去，看见皇帝坐在里面，身穿黄袍，头戴镶有绿玉的帽子。皇帝周围有一群宫女环绕，穿得极为艳丽。他觉得那样美的宫女为数不少，但是不敢抬头看。当时虽然是六月，殿中极为清凉。屋里有巨大冰块堆积，点燃的妙香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他想自己必是在一座宫殿里。施礼问安毕，皇帝对他说：“我听说你是苏轼之子，善绘岩石。这是一座新殿，我希望你在墙壁上绘画，因此请你前来。”苏过倒吸了一口气。徽宗自己就是一位大画家，他的作品至今仍在。苏过再拜之后，开始在墙壁上作画。这时皇帝离座下来，站着看他动手。画完之后，皇帝再三赞美，告诉宫女送苏过美酒一杯，还有好多珍贵礼品。苏过自御前退出之后，又在走廊之下乘轿出宫，在路上仍然轿帘低垂。到家之后，刚才的经历，恍惚如梦。

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名制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间小屋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固不好，我们只得到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不久潘先生走了。”不过，在苏过叙述这件往事时，潘衡这家商店的墨已经很好了。显然是他与别人学得的制墨秘诀，而不是跟苏东坡学的，而只是借苏东坡的名气卖墨而已。

现在苏东坡空闲无事，却养成到乡野采药的习惯，并考订药的种类。他考订出来一种药草，在古医书上是用别的名字提到过，别人从未找到，而他发现了，自然十分得意。在他写的各医学笔记中，有一种药可以一提，那就是用荨麻治风湿的办法。荨麻含有荨麻素和黄体素，像毒藤一样，皮肤碰到就肿疼。他说把荨麻敷在风湿初起的关节上，浑身其他关节的疼痛都可以停止。他还深信苍耳的功用。苍耳极为普通，各处都长，毫无害处，吃多久都可以，怎么吃法亦无不可（此种植物含有脂肪，少量树脂，维生素C和苍耳醣）。他告诉人把此植物制成白粉末的办法。方法是，在文火上，把此种植物的叶子灰，加热约二十四小时，即可。此白色粉末，若内服，能使皮肤软滑如玉。他还有些笔记提到蔓菁、芦菔和苦荠。他称这些东西是“葛天氏之民”的美食，营养高，味道好。

除去忙这些事之外，他还在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成了《东坡志林》。过去他和弟弟子由分别为五经作注，他担任两部。在黄州谪居时，他已经注完《易经》和《论语》。现在在海南，他注完了《尚书》。最为了不起的是他的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他在颍州时就开始此项工作，因为当时在被迫之下度田园生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与陶潜当年的生活，可谓无独有偶，完全相似，他又极其仰慕陶潜。离开惠州之时，他已经写了一百零九首，只剩下最后十五首没有和，这十五首是在海南岛完成的。他要子由给这些诗写一篇序言，在信里说：“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觉得他与陶潜的为人也颇相似，许多仰慕苏东坡的人，当必有同感。

第二十八章　终了

哲宗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正月去世，享年二十四岁，留在身后的是一代死亡、颓丧、疲惫的文臣学者。他父亲神宗有子十四人，他只有一子，乃刘美人所生，亦在幼年夭折。他弟弟继位，是为徽宗。徽宗身后遗有儿子三十一人、几幅名画、一个混乱的国家。他兄长所开始的，徽宗给作了结束。他还是任用那些人，遵行那些政策。王安石的国有资本主义，现在和神宗当政时期相提并论，和“祖制”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使人敬而生畏。在丰裕国库的方法，在与北方民族兵戎相见两事上，徽宗也步王安石的后尘。集中财富于国库、于皇家，也许这个政策是为帝王者无法割爱的吧。但是实行此一政策的皇帝，必须付出其代价。在徽宗，那代价是丢弃王位，国都沦陷，是在俘虏中死于敌方。徽宗能画美丽的花鸟，交颈的鸳鸯，但是每一个帝王，只要能忍心对老百姓施虐政而为自己建筑琼楼玉宇园囿亭台，则未有不失其王位者。

徽宗登基之时，国家之组织已烂，国家之元气已衰。有品有才有德之人，乃文明社会产生之瑰宝，要假以长久之时日方能生长成熟。司马光、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那一代，已是往者已矣。那一代的人才，或已惩处，或已流放，或因病因老而死，或遭谋害而亡。清议批评，至大至刚的思想与文章，那种气氛已然窒塞，一切政治生活全已污染腐坏。苏东坡及其门人学士为理想而从政之心，因遭逢迫害过深，已不复再存其壮志雄心，尤其是当时政治的歪风仍与他们的浩然正气相左。凭皇帝一道圣旨，朝中即可立即出现一代新的正直博学勇敢无畏的儒臣，那可真是难矣哉。若使一个享有政权滋味八年之久的大帮派轻易放下政权，那也是所望过奢了。

不过，苏东坡是暂时有好运来临。因为在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四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虽然她在七月还政于其子，直到次年正月她去世之前，她却始终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祐诸臣。在她在世之日，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予升迁，或至少得到完全的行动自由。神宗的这位皇后，就像她的婆婆一样，天性就能辨别人的善恶，这一点远胜过她的儿子，而且在女性单纯的智慧上，也更有知人之明。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所曾服侍的几位太后，似乎从未在朝廷大臣和政治之中涉及甚深。当然，章惇是个坚强有力的人，吕惠卿能言善辩，蔡京有精力有才干，但是皇太后现在只把他们归入“坏人”之列。

在五月，那个时代的闲云野鹤式的人物吴复古又出现了，把苏东坡遇赦的喜信告诉他，并告诉他要调到雷州半岛西边的一县去。这消息不久就由秦观的来信证实，秦观是谪居雷州，刚刚接到特赦令。

由现在起，苏东坡又要漂泊无定了。他渡海到了雷州以后，刚到了一个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住在永州。为了到永州，陡然改变路线，还在到永州的半途中，他终于接到可以随意到处居住的命令。他若一开始就得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兄弟二人很容易便在广州会面而结伴北归。苏子由接到命令调往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地区。因为那时，苏东坡只是奉令移居到海南岛的对面，离广东还很远，子由已经立即携眷北归，那时以前，他的家眷一直住在惠州东坡的房子里。等子由到了汉口附近，正往目的地去的途中，他又升了官，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在颍州他有田产，别的孩子也住在那儿，他就回到颍州去了。

苏东坡和弟弟子由不一样，他费时好久才离开了海南岛。他是等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起渡海。这一群人一起到雷州去探望秦观，然后吴复古自己离去，飘然不见。苏东坡和吴复古二人此生足迹遍中国，所不同者，苏东坡是受别人的命令所驱使，而吴复古则完全听由己意，不受命于他人。回想起来，苏东坡一定很愿和吴复古易地而处。那样，他会更快乐，更自由。

苏东坡如今起程北上，我们无须细表。在每一个他所经的城市，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大可以称之为胜利归来。到每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包围着他，引他去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接受命令到湖南赴任之后，他就同儿子，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伴侣，从沿海城市廉州北上往梧州，他曾经吩咐孩子们在那里等他。他到达时，发现儿媳和孙子们还没到，并且贺江水浅，乘船直往北到湖南行船不易。他决定走一条长而弯曲的路：回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再由江西往西到湖南。这段旅程要走上半年，但是幸而他不需要走完那条路线。

十月，他到了广州，又重新和儿孙等团聚。二子苏迨已经自北方到此来探望父亲。苏东坡在诗文中说自觉生活如梦。

在广州为他设宴者极为繁多。在他居海南之第二年，当时谣传他已死亡。在一次宴席上，一个朋友向他开玩笑说：“我当时真以为你死了。”

苏东坡说：“不错，我死了，并且还到了阴曹地府。在阴间路上遇见了章惇，决心又还了阳。”

这一大家人，有少妇有婴儿，一起乘船往南雄。还不曾走很远，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和这位大诗人在船上盘桓了几天。忽然吴复古生了病，不久死去，就那么简单省事。临死时，苏东坡问有什么嘱托，他微笑一下，闭上了眼。

在离开广东之前，他接到可以自由居住的消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在山北赣县停留了七十天。一大家人在那里等船，但是好多孩子生病，六个仆人死于瘟疫。在停留的那些日子，只要不忙着题字，他就给病人看病，给市镇上的人配药。有些朋友常和他在一起，一同计划去游山玩水。他的行动总是有人探听出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看到一大堆绫绢和纸，请他在上面题诗。他欣然应允，因为他喜欢写。等天色渐晚，他要急忙回家时，人只好求他写几个大字。所有去求他墨宝的人，都称心满意而归。

五月一日，他到了金陵，他已经写信给至交钱世雄，求他在常州城内为他找房子住。但是那半年内他所写的那些信，显得他颇为踌躇不定。子由这时已经回到颍昌的老农庄，而且已然写信要他去同住。但是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定主意。他知道常州地濒太湖，风光甚美，并且他在常州也有田产，是为生活之资。他很愿和弟弟住在一处，但是弟弟有一大家人，而且家境并不富裕。他不知道该不该带一家三十口人、子孙仆人等，去加重弟弟的负担。接到信之后，他决定去与弟弟结邻而居。他在金陵渡江，告诉儿子迈和迨到常州去清理家事，然后在仪真相会。他还真写了公函请求拨四只官船，供一家人往京都方向进发。

但是，那年正月，皇太后不幸逝世，现在正是五月，一切情形显示政策又要全复旧观。苏东坡判断恐怕又要有麻烦出现，所以不愿住得近在京畿。他给子由写了一封长信，把他们不能聚首归咎于天命。他说：“吾其如天何！”情况既然如此，他自然只好定居在常州。家庭安定之后，他再让迈去任新职，他和另外两个儿子则在太湖地区的农庄上居住。

这时，苏东坡在仪真等待孩子们前来相接，他就住在船上。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之热。他觉得自己从热带回来，为什么反觉得在中国中部会如此之热。太阳照在岸边的水上，湿气自河面上升，他觉得十分难过。在六月初三，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他以为自己喝冷水过多（啖冷过度），也可能是一直喝江水的缘故。第二天早晨，觉得特别软弱无力，乃停止进食。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就自己买了一服药，买黄芪来吃，觉得好多了。中医认为黄芪是很有力的补药，能补血、补内脏各经，是衰弱病症的好补药，而并不适于专治某一种病。这味药在现代还需要研究，因为很多现代的中国人天天论碗喝黄芪汤，确有益处。

可是，他的消化系统确是出了毛病，他夜里不能睡。大画家米芾来看他多次。他身体较好时，二人甚至一同去作东园之游。他在仪真给米芾写的九封信把他的病描写得很明白。有一次，他这样写：“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尔。不知今夕如何度？”米芾送来一种药，是麦门冬汤。苏东坡一直把米芾当晚辈看，米芾则对他十分仰望。现在苏东坡读了米芾的一篇赋之后，他预言米芾的名声已经屹立不摇，虽然二十年相交，对他所知，实嫌不足。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他的生命力受到了破坏，不是因为皇帝，也不是章惇，而大概是阿米巴菌。河边的湿潮气闷很难受，他让船移到较为凉爽的地方。

六月十一日，他向米芾告别，十二日过江往靖江去。在这个地区，他特别受人欢迎，到此等于还乡。诗人已自海外归来，即将到达的消息，立刻传开。百姓有数千之众，立在江边，打算一睹这位名人的风采。一般都传说他要做中枢要员，执掌朝政。

他堂妹的坟墓就在靖江，她儿子柳闳现在城内。六月十二日，甚至在他身体疲弱之下，他仍然和三个儿子、一个侄子，到堂妹及其丈夫墓前祭祀。他第二次为亡者写祭文。可能是为堂妹写了一篇，另为堂妹夫写了一篇，不过从内容上看不太清楚，不敢确信。第一篇《祭柳仲远文》，先提到的是他妻子堂妹，然后才说：“矧我仲远，孝友恭温。”第二篇祭文更为真情流露，其中文句有：

我厄于南，天降罪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妇连璧，云何两逝，不慭遗一。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闳也有立，气贯金石。我穷且老，似舅何益……

第二天，客人去看他，发现他侧身面壁而卧，哽咽抽搐，竟至不能起床接待他们。来访的客人之中有已故的宰相苏颂之子，以为苏东坡是为他的亡父而哭。苏颂亡时八十二岁。苏颂家虽然与苏东坡同姓，却不是同一省籍。苏东坡与苏颂相识，已有三四十年，但是若说他听他老友之死会伤心到如此程度，实难令人相信。并且，在前一天，苏东坡听到他死的消息时，也没亲自到墓前去祭奠，只是派长子苏迈去过。他这种悲伤的原因，我相信，必须从上面引证的祭文里去看。

在当地的文人不能见到苏东坡的，其中有章惇的长子章援。因为苏东坡病重，谢绝见许多客人。章惇一年以前也被贬到雷州半岛去了，儿子正在前去探望他父亲的途中。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所以按一般习惯上说，章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那是大概九年以前的事。章援知道他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这种人物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这封信当然很难措辞。他说出不敢登门拜访的理由，并且很坦白地说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曾踌躇再三。他很委婉地提到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章援生怕苏东坡会以他父亲当年施之苏东坡者，再施之于他父亲。他盼望能见苏东坡一面，或者得他一言，以知其态度。

章援若是以为苏东坡会向他父亲寻仇，他就大谬不然了。苏东坡在遇赦北归的路上，就听到章惇被放逐的消息。有一个人叫黄实，与苏章两家都有亲戚关系，他是章惇的女婿，同时又是苏子由第三个儿子的岳父。苏东坡听到章惇被贬谪的消息，他写信对黄实说：“子厚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他给章援的回信如下：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速归毗陵，聊自憩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一一〇一年）六月十四日。

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这一封信，连同他以前给朱寿昌反对杀婴恶俗的那一封信，还有他于元祐七年（一〇九二）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一封信，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精神的文献。

在六月十五，他沿运河继续自靖江北归常州家园。他万劫归来的消息引起了轰动，沿路在运河两岸，老百姓表示发乎真诚的欢迎。他体力较佳，已然能在船里坐起，头戴小帽，身着长袍，在炎热的夏天，两臂外露。他转身向船上别的人说：“这样欢迎，折杀人也！”

航程很短，不久到了常州，住进东门附近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皇帝上表请求允许完全退隐林下。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苏东坡现在被任命为故乡四川省一个寺院的管理人，管理庙产。当时有一种迷信，官员若有重病，辞去官职，有助于病的痊愈，也能延年益寿。意思是在上天看来，做官和抢劫人民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辞官不做就犹如向神许愿不再为恶之意。苏东坡说他也闻有此说，愿意一试。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在家人侍奉之下，好友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他。他在南方时，钱世雄不断写信捎药物给他。每逢苏东坡觉得稍好一些，他就让儿子过写个便条去请钱世雄来闲谈。一天，钱世雄到时，发现苏东坡已不能坐起来。

苏东坡说：“我得由南方迢迢万里，生还中土，十分高兴。心里难过的是，归来之后，始终没看见子由。在雷州海边分手后，就一直没得再见一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然后想打开箱子，但是找不到锁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的病会好，一时不用急。在那一个月里，钱世雄常去探望。苏东坡最初与最后的喜悦，都是在写作上。他把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时，两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有几天，他还能写些小文札记题跋等，其中一篇是《桂酒颂》，他把这一篇送给钱世雄，知道他的好友会细心珍藏的。

七月十五日，他的病况恶化，夜里发高烧，第二天早晨牙根出血，觉得身体特别软弱。他分析症状，相信他的病是来自“热毒”，即一般所谓传染病。他相信只有让病毒力尽自消，别无办法，用各种药进去干涉是没用的。他拒绝吃饭，只喝人参、麦门冬、茯苓熬成的浓汤，感觉到口渴，就饮下少许。他写信给钱世雄说：“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矣。”钱世雄给苏东坡几种据说颇有奇效的药，但是苏东坡拒不肯服。

七月十八日，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几天之后，他似乎有点起色，叫两个小儿子扶他由床上坐起，扶着走了几步。但是觉得不能久坐。

七月二十五日，康复已然绝望，他在杭州期间的老友之一维琳方丈，前来探望，一直陪伴着他。虽然苏东坡不能坐起来，他愿让方丈在他屋里，以便说话。二十六日，他写了最后一首诗。方丈一直和他谈论今生与来生，劝他念几首偈语。苏东坡笑了笑，他曾读过高僧传，知道他们都已死了。

他说：“鸠摩罗什呢？他也死了，是不是？”鸠摩罗什为印度高僧，在汉末来中国，独力将印度佛经三百卷左右译成中文。一般人相信他是奠定大乘佛法的高僧，中国和日本的佛法即属于此一派。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几个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正在替他念梵文咒语。纵然这样念，但是鸠摩罗什病况转恶，不久死去。苏东坡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中，读过他的传，还依然记得。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要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全家都在屋里。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向他耳朵里说：“现在，要想来生！”

苏东坡轻声说：“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最好还是要作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这是他的道教道理。解脱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儿子迈走上前去请示遗教，但是一言未发，苏东坡便去了，享年六十四岁。半月之前，他曾写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由一般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有一次，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他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弟子问孔夫子：“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在读《苏东坡传》时，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附录一　年谱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嘉祐八年（一〇二三—一〇六三）

一〇三六　苏东坡降生（十二月十九日）

一〇五四　娶王弗

一〇五七　中“进士”；母丧；服孝（一〇五七年四月—一〇五九年七月）

一〇五九　举家迁往京都（一〇六〇年二月抵达）

一〇六一　任凤翔判官（一〇六一年十一月—一〇六四年十二月）

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一〇六四—一〇六七）

一〇六四　任职史馆（一〇六五年二月—一〇六六年四月）

一〇六五　妻丧（五月八日）

一〇六六　父丧；服孝（一〇六六年四月—一〇六八年七月）

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一〇六八—一〇八五）

一〇六八　娶王闰之（十月？）

一〇六九　返京（一〇六九年二月），任职史馆（一〇六九年二月—一〇七〇年十二月）

一〇七一　任奏院监官（一〇七一年一月—六月）；往杭州（一〇七一年六月—十一月），任杭州通判（一〇七一年十一月—一〇七四年八月）

一〇七四　往密州（一〇七四年九月—十一月），任密州太守（一〇七四年十一月—一〇七六年十一月）

一〇七六　往徐州（一〇七六年十二月—一〇七七年三月）

一〇七七　任徐州太守（一〇七七年四月—一〇七九年三月）

一〇七九　任湖州太守（一〇七九年四月—七月）；入狱（一〇七九年八月—十二月）

一〇八〇　谪居黄州（一〇八〇年二月—一〇八四年四月）

一〇八四　往常州（一〇八四年四月—一〇八五年三月）

一〇八五　往登州（一〇八五年六月—十月），任登州太守（一〇八五年十月）；往京都（一〇八五年十月—十二月），任中书舍人（一〇八五年十二月—一〇八六年七月）

哲宗（一〇八六—一一〇〇）元祐年间太后摄政（一〇八六年三月—一〇九三年八月）

一〇八六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一〇八六年八月—一〇八九年二月）

一〇八九　往杭州（一〇八九年四月—七月），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钤辖（一〇八九年七月—一〇九一年二月）

一〇九一　任吏部尚书（一〇九一年一月—八月），往京都（一〇九一年三月—五月），任颍州太守（一〇九一年八月—一〇九二年三月）

一〇九二　任扬州太守（一〇九二年三月—八月），兵部尚书（一〇九二年九月—十月），礼部尚书（一〇九二年十一月—一〇九三年八月）

一〇九三　妻丧；太后逝世（一〇九三年八月—九月）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一〇九四　往惠州贬所（一〇九四年三月—十月），谪居惠州（一〇九四年十月—一〇九七年四月）

一〇九七　往海南（一〇九七年四月—七月），谪居海南儋州（一〇九七年七月—一一〇〇年六月）

徽宗（一一〇一—一一二五）太后摄政（一一〇〇年一月—六月）

一一〇一　北返，往常州（一一〇〇年七月—一一〇一年六月）；逝世（一一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一二六　北宋亡

附录二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一　苏东坡诗文的早期版本

苏东坡在世时所出的诗集，按时期分，我们知道的至少有七种：《南行集》；《钱塘集》（杭州）；《超然集》（密州）；《黄楼集》（徐州）；《毗陵集》（常州）；《兰台集》（任翰林时）；《海外集》（在海外）。苏诗就现在所知最早的出版人，是王诜王驸马，书名是《王诜刻诗集》。他刊印了苏诗的一部分，那是在神宗元丰二年（一〇七九）以前。在苏东坡被控受审那一年，有四卷诗呈上作为证物。大概在元丰五年（一〇八二），陈师仲出版了《超然集》和《黄楼集》。在神宗末年，也就是元丰八年（一〇八五），苏东坡自黄州获释之后，苏东坡写信给朋友滕元发，要求把他诗集的木版毁掉。在哲宗绍圣四年（一〇九七）到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刘沔写信给他商量印全集，苏东坡赞美那本集子毫无伪作掺入。苏东坡去世后，各种评注本出现，评论部分都是注出他诗句的出处，注解部分则集中在人名、地名和写诗的背景。大约在徽宗政和元年（一一一一），也就是苏东坡死后十年，“苏诗四注”变成了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苏诗八注”和“苏诗十注”相继出现，由赵夔分题编纂。大约在南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苏东坡大作家的名望已然确立，王十朋有名的《苏诗百家注》，或简称“王注本”出现，本集编者只在审慎选择以前各注解之精当者排印之。那些为人所重视的注解，自然是苏东坡门人、朋友等的解释，也就是黄庭坚、陈师道、潘大临，他们知道诗里有关的实际的情形。在附表中九十七家评注本里，北宋占四十七，南宋占三十一，有正史上可稽。

二　本书参考资料

（凡收入数种丛书者，举其佳者一种。列入“丛书集成”者加*号）

A.最初刻本

1.《王诜刻诗集》（一〇七九年以前）

2.《陈仲师编超然集黄楼集》（一〇八二年前后）

3.《刘沔编文集》（约一〇九七—一一〇〇）

4.《赵次公等苏诗五注》（崇宁大观间，约一一一〇—一一二六）

5.《赵夔等苏诗十注》（绍兴间，约一一三〇）

6.《王十朋编苏诗百家注》（约一一七〇）

7.《施元之苏诗编年注》（一二〇八）

8.《郑羽重刻施注》（一二六二）

B.清代刻本

9.《宋荦编施注苏诗》（邵长蘅李必恒补注）（一六九九）

10.《查慎行东坡编年诗补注》（一七〇二）

11.《纪晓岚苏诗点评本》（一七七一）

12.《翁方纲苏诗补注》（一七八二）

13.《冯应榴苏诗合注》（一七九三）

14.《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一八二二年初刻，一八八八年重刻）

C.现代刻本

15.《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

16.《东坡七集》（四部备要）

17.《苏文忠公全集》（世界书局）

18.《王状元集注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

19.《苏诗补注翁方纲》（国学基本）

D.苏东坡著作

20.《易传》（学洋）*

21.《书传》（学津）*

22.《论语说》（逸）

23.《志林》（学津）*

24.《和陶合笺》（顺德邓氏藏版）

E.选集

25.《东坡题跋》（津逮）*

26.《苏沈良方》（知不足）*

27.《仇池笔记》（龙威）*

28.《东坡文谈录》（学海）

29.《东坡诗话录》（学海）

30.《东坡乐府笺》龙沐勋编（商务）

31.《东坡禅喜集》刘仁舫编（商务）

32.《苏长公小品》王纳谏（康熙刻本）

F.伪托书

33.《艾子杂说》（顾氏）*

34.《广成子解》（说郛）

35.《格物粗谈》（学海）*

36.《物类相感志》（宝颜）*

37.《问答录》（宝颜）

38.《渔樵问答》（宝颜）

39.《杂纂二续》（说郛）

G.年谱事类等

40.《苏氏族谱苏洵》（说郛）

41.《宋史本传》

42.《墓志铭苏辙》（见全集16、17）

43.《年谱王宗稷》（见全集16、17）

44.《纪年录傅深》（见18）

45.《苏颍滨年表》孙汝听（藕香零拾）

46.《眉山苏氏族谱》（一九二九年刻本）

47.《乌台诗案》（学海）*

48.《苏长公外纪》王世贞（明刻）

49.《东坡事类》梁廷枏（光绪五年刻本）

50.《东坡逸事》沈宗元（商务）

H.嘉祐至元祐诸贤文集

51.《嘉祐集》苏洵（四部丛刊本，下同）

52.《栾城集》苏辙

53.《斜川集》苏过

54.《山谷集》黄庭坚

55.《淮海集》秦观

56.《宛丘集》张耒

57.《鸡肋集》晁补之

58.《后山集》陈师道

59.《济南集》李廌

60.《参寥子集》道潜

61.《临川集》王安石

62.《宝晋英光集》米芾

I.宋人笔记（诗话不录）

（a）63.《涑水纪闻》司马光（学津）*

64.《东斋纪事》范镇（守山）*

（b）65.《闻见前录，后录》邵伯温，邵博（学津）*

66.《挥麈前录，后录，三录》王明清（学津）*

67.《挥麈馀话》王明清（学津）*

68.《玉照新志》王明清（学津）*

（c）69.《师友谈记》李廌（学津）*

70.《后山谈丛》陈师道（学海）*

71.《山谷题跋》黄庭坚（津逮）*

72.《无咎题跋》晁补之（津逮）*

73.《宛丘题跋》张耒（津逮）*

74.《姑溪题跋》李之仪（津逮）*

75.《侯鲭录》赵令畤（知不足）*

（d）76.《孔氏谈苑》孔平仲（宝颜）*

77.《孔氏杂说》孔平仲（宝颜）*

78.《冷斋夜话》惠洪（学津）*

79.《石门题跋》惠洪（津逮）*

80.《春渚纪闻》何薳（学津）*

81.《晁氏客语》晁说之（学海）*

82.《道山清话》（佚名）（学津）*

（e）83.《曲洧旧闻》朱弁（学津）*

84.《高斋漫录》曾慥（学海）*

85.《孙公谈圃》刘延世（学津）*

86.《泊宅编》方勺（稗海）*

（f）87.《石林燕语》叶梦得（唐宋）*

88.《避暑录话》叶梦得（津逮）*

89.《东轩笔录》魏泰（稗海）*

90.《铁围山丛谈》蔡绦（学海）*

91.《扪虱新话》陈善（宝颜）

92.《萍洲可谈》朱彧（学海）*

93.《栾城遗言》苏籀（百川）*

94.《枫窗小牍》袁褧（宝颜）*

95.《贵耳集》张端义（津逮）*

（g）96.《老学庵笔记》陆游（学津）*

97.《晦庵题跋》朱熹（津逮）*

98.《益公题跋》周必大（津逮）*

99.《鹤山笔录》魏了翁（学海）*

J.历史

100.《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浙江书局）

101.《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杨仲良（广雅刻本）

102.《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江西书局）

103.《东都事略》王称（四朝别史本）

104.《宋史》脱脱

105.《太平治迹事类统编》彭百川（适园）

K.特种参考

106.《名臣言行录》朱熹（道光壬寅刻本）

107.《宋元学案》黄宗羲（长沙何氏）

108.《王文公年谱》蔡上翔，杨希闵节略（豫章先贤九家年谱）

109.《王荆公》梁启超（广智）

110.《王安石评传》柯昌颐（商务）

L.地理

111.《元丰九域志》（聚珍）*

112.《太平寰宇记》乐史（乾隆刻本）

113.《东京梦华录》孟元老（学津）*

114.《梦粱录》吴自牧（学海）*

115.《武林旧事》（知不足）

116.《西湖游览志馀》田汝成（西湖集览，嘉惠堂重刊）

117.《入蜀记》陆游（宝颜）*

118.《吴船录》范成大（宝颜）*

M.真迹墨帖

119.《西楼苏帖》汪应辰刻（文明书局）

120.《天际乌云帖》（嵩阳帖）

121.《挑耳图二苏题跋》（文明书局）

122.《赠柳子玉诗帖》（文明书局）

123.《故宫博物院周刊月刊》

武则天正传

版权信息

武则天正传

作　　者：林语堂

译　　者：张振玉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编辑：王　维

版权支持：辛　艳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唐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第二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第三章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第四章 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第五章 为了对付那个貌美多姿的妃子
第六章 掐死亲生女儿的收获
第七章 向皇后进攻
第八章 元老重臣的抗议
第九章 开刀
第十章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第十一章 皇帝探监事件
第十二章 《内轨要略》及宫中闹鬼
第十三章 大清洗
第十四章 还剩一个对手
第十五章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
第十六章 封禅大典
第十七章 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第十八章 大典之后的阴影
第十九章 又是一桩疑案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第二十二章 还是接班人问题
第二十三章 高宗驾崩
第二十四章 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基
第二十五章 男妃冯小宝
第二十六章 徐敬业起兵与《讨武曌檄》
第二十七章 讨武兵败
第二十八章 检举箱的发明
第二十九章 冤案少不了酷吏和酷刑
第三十章 也有疾风劲草
第三十一章 公众舆论
第三十二章 人心惶惶
第三十三章 大屠杀
第三十四章 授图大典与禁止屠猪
第三十五章 请求改朝换代
第三十六章 请君入瓮种种
第三十七章 狄仁杰与魏元忠
第三十八章 仍然是接班人的麻烦
第三十九章 无可奈何的情人
第四十章 万人空巷的判决
第四十一章 用贤之患
第四十二章 两个男情妇
第四十三章 其实莫须有
第四十四章 不肯牺牲情郎
第四十五章 精彩的半小时政变
附录

第一章　唐邠王——一个见证人的自述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历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噩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璆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璆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踯躅，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世骇俗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如我对先父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姐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先兆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岐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岐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才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其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生活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游戏，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绝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才能。

现有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项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来我当年知晓的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

第二章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大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在秀丽的终南山里，那苍松绿柏环绕的翠微宫里，先曾祖父太宗皇帝正在含风殿染病在床。那座行宫是祖父的避暑宫殿，和长安有一溪谷相通，溪谷之中，风光佳绝，清流横贯谷中，清澈见底，潺湲成韵，自山峦间泻下，流往长安南郊，南郊近珠江湖一带，别墅山庄，栉比鳞次。终南山再前行，并于峰峦嵯峨的太白山脉。但终南山在长安附近，高出长安约有一千尺，自为一平原，隐僻幽静，别成一天地。终南山这所行宫，构造简单，是一座农庄式的别墅，用一座旧宫殿拆下来的木材建筑。太宗皇帝一向作风如此。以大唐一代开国君王之尊，宫殿楼台，决不求其辉煌壮丽。自己居住在隋朝遗下的宫殿里，数处小补加修，已觉称心满意，因为他深知过去数十年中，兵连祸结，庶民饱受涂炭，贫困未苏，大兴土木，必增税收，并非造福百姓。在皇宫之中，他确曾饬建凌烟阁，但那是为了纪念二十四位开国功臣，因为他们多年保驾，东征西战，奠定邦国之基，使百姓重享太平之福。太宗皇帝极重道义，修建凌烟阁，纯粹是感念当年战场上的将士和友人。把诸功臣的肖像绘在凌烟阁上，一则借以庆重臣之功，一则借以志太宗自己的勋劳。

太宗皇帝两个月前染患痢疾，虽然有时显得轻些，但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全身精力似乎都已耗尽，现在虚软亏损已甚。他觉得大去之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太宗皇帝今年五十二岁，不幸身染重病。因为身为武人，虽然年过半百，但素质极健壮，对猛将谋士真是深仁厚泽，为古今所稀有。太宗以天纵英才，领袖群伦，为人直爽而宽厚，臣子有过，必坦诚相告，自己有过，也命臣子力诤直谏。太宗御下，英才贤士，济济一时，刚毅廉直，尽于朝政。仁圣天子一片爱臣之心，文武百官无限敬君之意。不知为了什么，臣子虽众，竟觉得集众才于一身，也不及太宗皇帝之英伟睿智。太宗皇帝在战场之上，不避石矢烟尘之险，曾亲率大军远征高丽，又统率诸将北征突厥，击溃突厥联军，西方拓边至突厥斯坦，临近了里海。又曾遣将自北部进攻印度，迫使尼泊尔入贡天朝。太宗为人大公无私，平易近人。虽然虬髯如戟，可以悬弓，看来狰狞可畏，实则仁厚爱民，如葆赤子。即此一点爱民之心，就构成了辉映千古的大唐的力量。太宗皇帝深得民心，而人民对大唐皇室的效忠就招致了武氏梦幻的破灭。以上所述正好做本书后文的对照。

太宗一次驾临一所监狱，看见一些已经判决处死的囚犯，便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愿意看看父母呢？”待决的囚犯狐疑不信。太宗说，“我是你们的皇帝。我放你们回家。回家去看看你们的父母子女吧，明年秋天再来受刑。”

囚犯闻听，真是惊喜万分，都被释还家。次年秋季来临，又回监狱就刑。囚犯以为罪有应得，都乐于就死，无所怨尤。在当年，一个死因之定谳，要经过地方级三次审判，再上诉最高审判的大理寺，大理寺要与皇家的门下省的代表和中书省的代表共同审判。太宗皇帝之纵囚还家纯系一时的情感，自然不足为训。但是也可以说此等事不可无一，无须有二，正是太宗宽厚仁德的一股子真情。

太宗皇帝既已染病虚弱，于是想到继承大统一事。太子为晋王治，太宗驾崩后，即位为高宗。

在家庭方面，太宗皇帝并不幸运。一个心爱的好公主几年前死去，死时才三十六岁。太宗皇帝的文德长孙皇后真是贤德之至。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是支持大臣，力陈大臣是忠君爱国，皇上应当察纳忠言。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虽然是太宗的良臣谋士，皇家的股肱，长孙皇后却永不许她兄长掌权太重。当她病势垂危的时候，有人提议要请皇上颁布大赦，借以感动神灵。皇后说：“不可以。这是以我私人之事置于国法之上。人命都由天定。若是行一善而可延长数年寿命的话，我一生从来没做恶事。若是只凭行善不能修得寿数，祈寿又有何用？”临终之时，她遗命葬于山丘足矣，不必广筑陵寝，借以节省民力。她说，埋葬之义，只不过埋秽物，使不暴露于外而已。长孙皇后不愧一个有真知灼见的贤德之女。有如此的贤妻在旁，太宗之圣德伟大自不足怪。但不幸正当盛年，长孙皇后就染病逝世。贤德之名后代景仰不衰，也非无故了。长孙皇后死后，太宗震悼万分。大臣劝慰之时，太宗说：“我当然知道，人都不免一死。不过，以前在危难之时，皇后始终在旁扶助，善进忠言，如今失一良友，失一伙伴，悲痛曷已！悲痛曷已！”

长孙皇后死后，太宗竟大异于前，沉溺于女色，但贤德如长孙皇后之女人，终难再遇。嫔妃虽众，太宗始终没再立皇后。随后最年轻的晋阳公主又不幸早亡，年才十二岁，真是伤透了皇上的心。晋阳公主娴雅可爱，在世时总是跟着太宗皇帝，皇帝上朝时她要送到虔化门。晋阳公主与晋王治两小无猜。当时晋王治身为太子，一次晋王要上朝侍观朝仪的时候，她竟至哭泣，以为再不能相见。在公主亡故之后，太宗的多愁善感的个性全显了出来。一个月之内，他常常垂泪，不思饮食。臣仆请他照常用膳的时候，他说：“我太爱这个孩子，悲伤无法抑制。究竟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太宗皇帝就是这样的人：对人民公正仁爱，在战场之上英勇无畏，箭法如神，部下骁勇善战，突厥人闻声胆裂；在家里的时候，却温和仁厚。

第三章　永远困扰当权者的接班人问题

太宗皇帝为什么立晋王治那样软弱无能的人，做他千秋万岁之后继承大统的人呢？这也许是他生平的一个大错。太宗有十四子，由十位母亲所生。长子常山王承乾，四子魏王泰，九子晋王治，都是贤德的长孙皇后所生，三人都极有机会被立为太子。可是好竹难免生恶笋，在后代子孙方面，皇帝也难免不如意。初立太子，长子承乾粗鄙无赖，与娼优娈童为伍。有一次，他使朋友打扮成突厥人，装作在丧礼中围着死人跳舞，他自己躺在地下假装死人，然后猛然一跃而起吓唬他们。他就以此为乐。虽请国内名儒为师，皇上也没法使他进德修业。泰为第四子，理应立为太子，太宗也已经暗中决定传位于他。泰生得英俊，为人端肃，有学问，善诗文，从各方面看，都会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太宗使他住在武德殿邻近，武德殿为上朝的大殿，并且每月拨给他的花费比其他皇子都多。泰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太子遂有恐惧之心。于是兄弟不睦，继之以凶争恶吵，埋怨不平，父皇烦恼万分。终于太子承乾举兵反。朝廷虽然轻而易举地将叛乱平定，太宗终以太子不肖引为耻辱。

一天散朝以后，皇帝吩咐贤臣长孙无忌及另外两位大臣随后入宫。入内之后，太宗勃然大怒说：“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不肖之子！”于是从墙上摘下宝剑，便欲自刎。长孙无忌自然赶紧拉住。在凌烟阁中，无忌位居二十四功臣之首，忠正贤明，太宗对他言听计从。

太宗问无忌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时太子承乾已废，尚未伏诛。皇帝必须作一个重要的决定。若立四子泰为太子，兄弟相争，必伤一人。无忌奏称：“依臣愚见，当立晋王治为太子。”太宗说：“立那个东西？你的话也许不错。承乾和泰的仇恨已深。立泰则泰将来必杀承乾，否则承乾必会造反而杀泰，我敢断言。若立治为太子，将来继承大统，泰与承乾二人性命尚可保全。治为人仁厚忠诚，只是过于软弱，可是……我真不知道怎么好。”

圣明的太宗皇帝犯了个错误。为了救一个卑劣浪子的一条命，他立了晋王治嗣承皇位。晋王治为人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确没有统治大唐帝国的才能。太宗后来渐渐又犹疑起来。一天，他向长孙无忌说：“你让我立了治为太子……我自己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嗣承大统的问题总得解决，一劳永逸，避免将来的纷争。于是皇帝下诏称：前太子既然已废，并且贬谪在外，今立九子晋王治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如再有人企图继承皇位或重行论及嗣承一事者，立予严办。

当时太子治已二十二岁，业已娶妻，生有四子。虽不失为一位良善青年，但怯懦脆弱，英明不足。因为生来赋有深情，忠诚恭顺，倒颇得太宗皇帝欢心。太宗已经为他选择了一个贤淑的女子，就是将来的王皇后，现在正随太宗皇帝住在宫中。太子地位不同于众，自己有宫殿、太傅、随侍官员，天子照例从高官显宦之中，挑选道德文章一时无两之士，教导太子。即令在终南山里，在太宗皇帝宫殿之旁，太子也占有宫室。

太宗皇帝驾崩的前几天，召他一向倚畀甚殷的两位大臣到榻前。一个是太尉长孙无忌，另一个是中书令褚遂良。褚遂良对君主一片忠心赤胆，太宗皇帝一向视同兄弟。今日被皇帝召来，以备将来执行皇帝遗命，这是殊荣，也是重任。太宗皇帝知道太子登基为帝，将来必然需人辅助，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又堪寄以重任。太宗皇帝托付其人，将来历史自可证明，但是太宗有一事考虑欠周——就是高宗的为人。

现在，褚遂良、长孙无忌、太子、太子之妻都在含风殿太宗皇帝的卧房里。太宗握着褚遂良的手说：

“这些年来，卿二人对孤忠心辅佐。现在将二卿召来，受孤遗命。二卿都知道，太子为人仁厚，事孤至孝。我好儿好妇，托于二卿，望善为辅佐，趋吉避凶，谨守寡人遗范，永保宗社！将来国事，尽付二卿之手。”

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既受太宗遗命，即为顾命大臣，对幼主即如伯叔。当然，长孙无忌原来就是高宗的舅父。

太宗又转向儿子及儿媳，命二人单膝跪下，拜遵遗命。又向太子说：

“有遂良无忌二卿为辅，汝可无忧了。”

于是褚遂良受命将遗命写下。褚遂良写毕，太宗又向遂良说：“自从起兵以来，无忌始终如孤左右手。孤开国登基，大都得他辅助。将来勿容奸人加害，如违朕命，就是不忠。”

褚遂良听毕，郑重承诺。太宗知道遂良一诺千金，却没料到遂良将来要对付一个妇人。现在，那个妇人正在太宗的屋子里——仅仅是一个侍女。

第四章　乱伦，接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则天武后当时正是太宗皇帝的一个侍女。依照唐朝皇室的规矩，皇帝有一后、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三班低级宫女中每班又各有二十七人。以上所述统称为后宫佳丽，皆可承受帝王的恩泽。武后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六级的才人。

她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从十四岁起就在宫廷里。以她那样的能力与雄心，竟没能升到较高的阶级，她一定觉得郁郁寡欢，自不待言。太宗皇帝并不喜爱英明果断的女人；他喜爱的女人要温柔，要和顺。太宗最初在武氏父亲家看见她时（武氏父亲武士彟曾随太宗远征），遂将她选入宫中，因为这样对她父亲也是殊荣。武氏干练尽责，头脑清晰，在宫中专管太宗皇帝的衣库，自然非常称职。武氏亭亭玉立，极其健硕，脸方，下颌秀美，两眉明媚，两鬓微宽，有自知之明，料事如神，治事有方。从武氏的作为上，太宗皇帝已经看出来，女人如此，确属可怕。武氏说过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十足可以表现她的个性。

武氏说：“我年轻的时候，伺候太宗皇帝。皇帝有一匹骏马，叫狮鬃马，无人能驯服。我向皇帝说，我能。只要给我三件东西：一根铁鞭，一个铁锤，一把利剑。我若不能用铁鞭制伏它，我就用铁锤，若还不能，我就用剑刺进它的脖子。皇上很夸我的勇气。”

以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有这种勇气，可谓难能！这真是武则天精神，这话一定会使皇帝为之一惊。并且，若不真个用铁鞭利剑去使马受伤，只是徒托空言，这也就不算个方法。用铁锤制伏马，这真是她的新花样儿！用这种方法制伏的马，瘸不了腿，就得丧命。在我老来这些年，常常思索这件事情。唐朝的皇室就是武氏要制伏的一匹马，她终于把这匹马弄残废了。

武氏这个女人智力非凡，头脑冷静，而野心无限。她对文学艺术并不十分爱好，她只曾受过普通的教育。皇宫的事情，她很感兴趣，朝廷上例行的公事，她似乎很懂，她对周围的情形也很了然。以她那种英明干练的才具，她确有执掌朝政之势，只是太宗在位，不得其时而已。太宗看来，她不过一个才人，平而微方的脸，宽广的前额，而太宗宠爱的却是肌肤细白、绰约多姿的女人，要娇媚娱人，却不必练达能干。所以武氏只得在拘束限制之下过日子，局促若辕下之驹。以她那样雄心万丈，却大才难展，百事拂意，身为皇帝近侍，一入皇宫十四年，而仍然屈居才人之位，她是确已失败！不过她头脑冷静非常，抑郁不达之情，决不形诸声色。

在众多婢女之中，武氏之聪慧，绝非常人可及。她既不得意于老皇，乃另谋出路，专注意于太子。别的婢女若无所见，她却慧眼独具，利用时机。因为老皇千秋万岁之后，太子登基称帝，嗣承大统，自属当然。太子于是成了她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又何其容易！她已经把太子估量清楚。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软弱、任性、多愁善感、不喜运动，玩弄过几个女人，一见美色，心神颠倒，渴求新欢，欲壑难填。在太宗皇帝驾崩前两个月，老皇染病在床，在宫中那样熟悉的地方，太子常常看见武氏。武氏年轻，虽不足言体态丰满，亦可称得上身体健硕，玉立亭亭。宫廷的化妆，宫廷的发式，她极其讲究精致，从不疏忽。太子所爱慕于武氏身上的，正是他自己所没有的——健硕、沉着、机敏，尤其是精神旺盛。

在父皇驾前要端庄矜持，不可失礼，求情之心，反而越发难制。可是，总不愁没有机会，在走廊之下，在前堂之中，在花园之内，遥远的一瞥，会心的一笑，身体有意的一触，偷偷的一吻。当这个成熟丰盈的女人，开始向那个肠柔心软、青春年少的太子一调情，太子的劫数算是注定了。武氏言谈，随时一语双关，意在言外。她说她渴望太子殿下特殊的“恩泽”，她当竭其所能，“善待”殿下。所有宫廷中的辞藻像“献身”“宠爱”“忠诚”等，若由一个谈情求爱的少妇口中说出，都会另有意味，独具色彩。日复一日，太子受了蛊惑，大起胆来，意乱神迷，恋情似火。于是在老皇背后，太子与这位不平凡的宫女，在小心戒备之下，恣情拥抱调笑。太子视礼法若耳旁风，进而想入非非，企图把武氏据为己有，一切牺牲，在所不惜。

一天，太宗皇帝问武氏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武氏两眼噙着泪，苦笑说：“妾立誓削发为尼，为陛下念经求福。”当时宫中风俗如此：帝王驾崩，侍妾必到尼庵出家，以示洁身自持，为君守节。

太宗听说很放心。大臣李淳风，善观星象，精通天文。他曾向太宗奏称，三十年后，有武姓者起而灭唐。现在谁不信命运呢？星象家的话，你纵然不深信，但在你头脑里也不容易完全忘净。当然，一个尼姑总不会把大唐帝国灭亡的。

几天之后，太宗驾崩，灵榇运返长安。为防意外发生，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使太子跪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是为高宗。然后诏告天下，太宗驾崩，新君嗣统。太宗灵榇舆返长安时，六府甲士四千列队街上，举国上下，哀痛失声。

在终南山的行宫里，在料理丧事当中，武氏开始侍奉新君高宗，依照职责，犹如侍奉老皇一样。她仍然位为才人，侍候皇帝梳妆。她曾看见太子在太宗灵前宣誓登基。太子年少怯懦，执掌国家大政，瞻望将来，实感惶恐，难以胜任。高宗为太宗皇帝幼子，一向贴近父母，极受宠爱，现在君临万民，竟伏在遂良肩上，哭泣起来。武氏把这些情形都看在眼里了。

在那些守灵的长夜里，皇帝的灵榇停放在黑黝黝的大殿内，武氏的差事就是伺候新君。大殿之中，高烧巨大的素烛，点着真腊进贡的名香，武氏与高宗两人常常独在殿里。大殿之中，按时念经上供，紧忙一阵，就随有一段闲静。人人用脚尖轻轻地走，低声细语。高宗身为孝子，大多时间，在殿中守灵。武氏按时进去送茶，见皇帝过于疲倦时，请皇帝歇息。她低垂着头，穿一身缟素孝服，出入侍候，哀痛之至。半为自己，半为服侍多年的老皇。自己时蹇运乖，心头无限激愤。想到她最后的下场，以她的才干，将来竟要消磨在高墙深院的尼庵之内，真是痛不堪言。

在只有武氏和高宗单独在大殿里的时候，高宗趁机和武氏说话。武氏真是肝肠寸断。

高宗说：“那么你真要离开我吗？”

武氏说：“我不愿离开你，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前途是命定分道扬镳的。一走之后，我想再不能迈进宫门一步了。不过我的心不会变，不管是在尼姑庵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变心的。”

“你当然不愿意走，是不是？”

“谁愿意呢？我但愿在皇上左右，帮助皇上。可是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有什么用处？我愿意还能再见皇上。皇上若不忘我，我就感恩无边……”

“怎么会忘你呢？怎么会！”

“如蒙皇上不忘，请常到尼庵去，我可以看见皇上。此外别无所求。至于我，一辈子就此完了，跳出红尘之外了。”

“不要说这种话，你还这么年轻。”

武氏眼里噙着泪，心里却在暗笑：“你是皇上，万民之主，我不过一个侍婢。”

“难道就毫无办法吗？”

“哪儿会有办法？”

高宗默默不语。武氏这个年轻妇人往高宗身上打量。她知道高宗是爱感情用事的。于是用话激他说：“你虽然贵为一朝天子，也不会有啥办法的。”

“没办法？我愿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什么不可以？”

“不可任意胡为。我只是说皇上若是想我，就到尼庵去看我。我的心是皇上的，皇上自然知道。我一定还要再见皇上。”

“我一定去看你。”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的长谈。再后几天，高宗始终被臣仆包围着，在丧仪中尽孝子之礼，辛劳万分。殡礼完毕，先皇的侍妾们都预备往感恩寺。因为仆婢及各嫔妃都在眼前，高宗和武氏再没得长谈。只是在离别之时，高宗进里屋去看她收拾东西。她偷偷小声说了一句，擦了一下眼泪。

“皇上答应的事要办到哇！”

“皇上说得出就办得到。”

武氏现在穿着满身的孝服，随着别的女人上了车。在庙里她和别的女人一样，也剪了发。她深信年轻的帝王会如约来看她——因为一个皇帝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知道怎么样才能让皇帝堕其术中。

第五章　为了对付那个貌美多姿的妃子

一次，高宗皇帝去看她时，她哭得泪人儿似的。她苦恼悔恨、羞愧和无地自容。因为以一个尼姑之身，她竟受了孕！高宗不能推脱，因为他已非一次到尼庵去看过武氏。这里我需要指出正史上文饰失实的一个地方。武氏的长子弘死时是二十四岁，那一年是公元675年，他一定生在高宗将武氏从尼庵中带回皇宫的那一年，所以皇子一定是在尼庵受孕的。

高宗回宫向王皇后一说，王皇后认可，而且愿意帮忙。王皇后曾经暗中流过多少眼泪啊！因为她那时也正有她个人的事情，非常为难——萧淑妃生得美貌多姿，娇媚动人，而又机敏多智，能言善辩，日渐得宠，王皇后日渐受了皇帝的冷落。并且萧淑妃已给皇帝生了一子，就是许王素节。王皇后的长子燕王忠那时正是太子，但并不是自己生的，本是后宫刘氏所生，她自己并没有亲生的儿子。萧淑妃貌美阴狠而善妒。由于宫中的阴谋毒计，由于甜言蜜语的中伤，由于背后的谗言，王皇后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王皇后既然无法与萧淑妃相争，于是想引入武氏，以毒攻毒。女人的本性若受了刺激，她是不管体面不体面的——丑闻、乱伦，又有什么关系！

由于王皇后极力帮助，武氏不久就由人私运入宫，隐藏在皇后宫里，直到孩子生下来，头发长了起来。二人共同计谋，对付萧淑妃。这对武氏也许是可耻的事，但是所企图者大，武氏毫不犹豫，立刻就进行起来。两个女人共同恨第三个女人的时候，二人之戮力同心，比什么都牢不可破。

武氏施展这个阴谋，觉得津津有味。她深知皇帝的弱点，她使出浑身解数，满足皇帝欲望，甚或荐贤自代，务使龙心大悦而后已，淫秽无耻，可谓达于极点。平常人，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淫欲过度，本来尚可支持，但是这位年轻的帝王，身体并不强，当房事过度之后，身体渐显不支，既然心满意足，喜出望外，对萧淑妃不觉冷落，渐渐忘记了。高宗虽然欲令智昏，武氏却冷静如常。虽在龙床之上，也许武氏用脑时多，用情时少。武氏正当盛年，比高宗大五岁。心中大计，早已拟定。高宗并非雄伟力壮之人，童年之时，就不喜爱追逐游戏，现在仍然是心肠软，爱感触。武氏深知这种男人，最容易受制于刚强果断的妇人。

自从以尼姑之身，离开尼庵，进入皇宫，受了皇帝的宠爱，在武氏雄心万丈的前途上，已经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其他困难留在日后再清除。一有机会，她就会把握利用，把高宗玩弄于股掌之上，犹如抚弄婴儿，令其入睡一样。怎么对付高宗，她向来没有忧愁过。以武则天之才，自然如此，毫不足奇。武则天既已发动，决不中途而止。她能控制皇帝，控制皇后，控制各嫔妃，而且已经真个把她们控制住。她的命运很清楚，她的道路很明显，她的目标很固定。从地位卑微的侍婢，高升为万人恐惧权倾一时的帝国之主，她不需要半个男人帮助。也可以说，武氏具有女人所有的种种美德，只是欠缺一件——谦卑恭顺。

武氏也有特殊的性质，极其聪明的性质。她的计谋，无不成功。她尽其所能讨皇后欢心。皇后觉得她谦卑恭顺，对皇后向无失礼之处。每进忠言，都能切中利害。她从不直接反对皇帝的意见，总是指点暗示，明明是公正无私的忠言，实则使皇帝所作所为，无不暗合己意。自己所求，都能得到，但绝不明言。高宗觉得她精明强干，处处能迎合自己的意思，实则自己已经进入了她那温柔有力而又坚强不破的圈套。

皇帝已经脱离了萧淑妃的掌握，王皇后无限地傻高兴，不住地在皇帝面前夸奖武氏。武氏不久便升为昭仪，只次于皇妃一级了。王皇后把武氏偷运进宫来，只知道去了个轻薄阴狠的萧淑妃，却不知道换来了一个更聪明更狡猾的女人，口蜜腹剑，会置人于死地的。

二度进了宫还不到一年，武氏已经把整个皇室控制在她的掌中了。宫廷生活里最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愚人所忽略的一方面，不是皇帝，也不是皇后，而是那些仆人，无数的仆人、使女、厨役，各嫔妃以下等还不算。皇后为人端庄有礼，而多少失之固执拘泥，时时不忘自己的地位。一向不体谅仆人，也不屑于俯就他们，讨他们欢心。皇后的母亲刘氏，当年对仆婢也是粗鲁暴躁，为仆婢极其厌恨。武氏深知，若没有仆婢夹杂在内，宫廷之中就不会闹出什么阴谋来的。武氏机敏圆通，对他们又和顺，又大方，也偶尔以目示意，警告他们抗命不恭的危险，因此，颇得仆婢的爱戴。只要她得到了皇上的赏赐，她就把使女叫进去，尤其是服侍她最忠心的，最讨她喜欢的，把皇上赏赐自己的礼物厚赏给她们，如宝石、金饰、银饰、绸缎等，越曲意讨人喜欢的，武氏的赏赐也越丰厚。因此使女什么话都告诉武氏，所以武氏对王皇后那边的事情清清楚楚，对全宫的情形也都明白。她听到的她相信皇上一定也知道。实际上，皇宫只不过一里宽二里长的一块地方，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她若不能控制，她就不要梦想做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皇了。

要照武氏的想法看，继续做个昭仪，的确是荒唐可笑的事，因为她所谋求的是更为远大的。下一步要做的只是把王皇后的地位取而代之了。以武氏的才具，这也不是太难的事。为了达成做皇后的野心，她是不惜用尽一切方法的。王皇后为人谨严方正，无懈可击。武氏需要无限的忍耐。

第六章　掐死亲生女儿的收获

不错，时机终于来到。武氏生了一个女孩。她听说生下的是个女孩之后，心里起了轩然巨波。可是她究竟不会失败的，她会改变恶劣情势，转败为胜。从现在起，武氏所作所为，我们不必惊异，因为她是非常之人，行将要做非常之事。苍天对武氏可谓极厚，使她生个女孩，可谓利莫大焉。

一天，孩子还不足十天。王皇后自己是没有孩子的，她把孩子抱在怀里抚弄了一会儿，又放回床上。使女回禀王皇后来的时候，武氏故意离开了。王皇后一走，她就进来把孩子掐死，用被子盖上。她知道高宗下朝以后一定来看孩子。

高宗果然来了。武氏高高兴兴地讲说孩子多么可爱。

她向一个心腹的使女说：“把孩子抱来给皇上看看。裹好了。”使女把孩子抱了出来，武氏过去接。她一看大惊，孩子不睁眼，不动，不呼吸。孩子死了。武氏惶恐万分，也许是装出来的那么悲痛若狂的样子。

仿佛是万念俱灰，一切都完了。她号啕大哭，她问：“怎么回事？早晨还是好好儿的。”她惊疑不定，纳闷孩子为什么突然死去。

那个被武氏平日训练有素的使女说：“我们还以为静静地躺着睡呢！”

做妈妈的并没有哭得神志昏迷，擦干了眼泪问说：“我不在屋的时候，有什么人进来了吗？”

“皇后来了，她来看孩子，抚弄了一会儿就放下了。”

武氏的眼光和皇帝的眼光碰在了一起。真是无法相信，会有人做出这种罪大恶极的事来！

皇帝说：“皇后近来很嫉妒你。可是我向来也不会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皇后当然不承认。不承认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以前不施恩典于仆婢们，换得他们的忠心呢？就是王皇后来看过孩子，没有别人啊。

高宗本来就不很喜欢王皇后，现在对她只是一心厌恨了。皇后现在嫉妒武氏，正如以前嫉妒萧淑妃一样。王皇后现在做出这种事来，的确不足以为众嫔妃的楷模，何以母仪天下？武氏思念孩子，只是默默不言，暗暗饮泣，其实心里窃喜。

高宗说：“我有心废了王皇后。她已经不适当——不配做……”

武氏很慷慨大方，只说：“不要这样想。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不过我现在应当由昭仪升成妃，和萧淑妃地位相平，你想是不是呢？”

这也并不容易。因为皇帝有四个妃，都由朝礼严格规定的。高宗打算再封一妃，名曰宸妃。但是此事有关朝法，高宗也不能任意变动，黄门侍郎韩瑗和中书侍郎来济都力持异议，以为不可。武氏只好屈从，好在度情量理，人力已尽，只好等四个妃里有一个死去，或是什么别的情形了。若是命运不肯创造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伟大的女人会创造她自己的命运。

第七章　向皇后进攻

到高宗六年，事情发展到了顶点。王皇后显然是用魇魔法害皇上，使皇上心疼，要置皇上于死地。皇帝觉得心疼，武氏也知道。在皇后自己的床底下地里，掘出来一个小木头人，上面刻着皇上的姓名、生辰八字，有一根针插进小木头人的心。这件事之发生又可见王皇后对使女太不留心。因为有人向皇上告密，皇上亲自带着人在王皇后床底下发掘出来。王皇后就仿佛血手淋漓地被人发现，惊慌失措，哑口无言。除去连口否认之外，又何以自解呢？于是跪在地上，力说自己确不知情。可是有什么理由可逃避这个厄运？她猜想那个小木头人一定是别人栽赃，偷偷儿埋在她的床下的，可是一切证据都于她不利。这时她才明白赶走了一只蝎子，换来了一条致命的毒蛇。

宫廷里，朝廷上，议论纷纷，大臣惊骇，小吏疑猜。是皇后真的要害皇上呢，还是别人阴谋要害皇后呢？若是说王皇后用魇魔法去害萧淑妃或是武氏，不是更合乎情理吗？整个这件事似乎都不可置信。王皇后绝不会自己一手做的，一定是用一个女巫，和一个人同谋的。女巫又是谁呢，什么名字？若凭仆婢的话，也可以把罪状确立，也可以把罪状推翻。万一把皇后废了，谁最可能升成皇后呢？武氏一向并没有静止不动，在三年以内，她给皇上生了两男一女，一女就是被掐死的那个孩子，武氏是越发有权做皇后了。

向王皇后的进攻开始了，朝廷之中哗然一片。皇后就要废了，很多人若有其事地这么说。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受了先皇的重托，善事少君与皇后，现在觉得是要闹出事情了。从哪方面看，谋害皇上一事都无法令人信服。武氏知道事情并不容易，可是既然发动起来，绝不立刻收场。武氏背后有皇帝大力支持。皇帝若坚持，大臣还能怎么样？

这时礼部尚书兼国史编修许敬宗，为人口齿伶俐，眼看着利用武氏就可以在这个危急之际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开始活动。他身为史官，向来就擅自篡改史实，把史家的职责看得很轻，有些人向他花钱，就可以在他写的历史上买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战役胜负之记载，功过荣辱之所归，全无定论，都可以花钱买得称心如意。他各处奔走，表示武氏升为皇后，实属合理合法。许敬宗去见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无忌根本不许他张嘴。朝廷的大官十之八九都清楚宫廷里酝酿的是什么，都不愿意提，懒得听。大家都支持王皇后，反对武昭仪，她曾充先皇太宗的才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礼法不容悖乱。自从太宗驾崩之后，褚遂良与无忌都竭忠尽智，辅佐朝廷，不堕太宗政统。两人每日邀请十位官员，到私邸议论国政，检讨得失。太宗当年托孤之时，更特别嘱托二人善事幼主及皇后，如今遭遇此事，所以认为事情非常严重。如无充分正当理由和调查，皇后是不可废的。再者，王皇后还是太宗亲自为高宗选定的。若是允许皇帝娶先王之遗妾，竟承认如此乱伦之事合于国法，真是极大的错误。必将有损王位，削弱朝威。为国家之利害，念太宗皇帝之付之重托，二人反对此种淫乱之事，实属义不容辞。

武氏很知道，朝中大官重臣之中，长孙无忌最有威望。位居三公之首，身为太尉，又是皇帝的舅父，必须争取为己用不可。如果他能认可，别人就容易了。她劝高宗驾幸无忌的府第，亲自拜访舅父，她要随驾前往。

皇帝驾幸臣子之家，是一件殊荣，值得记在历史上的。高宗御驾亲临公布之后，无忌不知何故，颇觉可疑。后来一看武氏也随驾而至，立刻明白了。

武氏很亲切地问：“舅母呢？”

因为是探亲，皇帝与武氏被让到后面。太尉夫人出迎，接进里面款待。两位贵宾极其和蔼，武氏尤其热情、愉快、恳挚。宾主都极力找话欢叙，但是都不肯提到要商量的事情。宾主一直坐着，坐着，直到开晚饭的时候。

太尉自然留请吃晚饭。两位贵宾忽然发觉天已经那么晚，原来并没有理会，因为谈得太痛快了。当然就留下吃晚饭，因为另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武氏说：“大家男女一块儿坐在这张桌子边吃吧。一家人不用拘礼。”

酒菜摆上来，大家举杯欢饮。太尉的四位公子也在座。吃饭的时候，高宗问四位公子的现况。一个刚成年，另外三个都是十几岁。无忌为人刚正不阿。当年太宗在时，他曾坚决反对官爵的世袭。长子现供职弘文馆为校书郎。皇帝听说另外三子尚无官爵，立刻擢授朝散大夫。

太尉颇觉不安，辞不敢受。

武氏说：“舅父，您对国家的功劳比谁都大。接受有何不可？朝廷当然要有所表示，认为他们的官爵是理当授予的。这是舅父的权利。”

无忌在这种情形下，再不能辞谢，赶紧命三个儿子离开桌子，向皇帝磕头谢恩。

大家敬了半天酒。整个的气氛是轻松舒适，人人都非常高兴。这时高宗鼓足了勇气，提起小木头人儿的事情，并且微微暗示，皇后又没有生儿子，应当废掉。

武氏在旁注视，一言不发。太尉像一位老练的外交家，一边咳嗽清嗓子，一边言语支吾，设法避免正面回答问题，既不说是，也不说非。他想，那么重要的问题应当仔细考虑，不能草率从事。

高宗看出来舅父不赞成，自然不高兴。一晚上原来很痛快，但是结果仍然不欢而散。

第二天，武氏用皇帝的名义，给舅父送去了十车的绸缎和金银礼品。是武氏的母亲杨夫人亲自送去的，用以表示武氏对舅父的敬爱。

这种用意无忌很明白。昨天晚上赐给儿子官爵，现在又送金银。武氏是以为长孙无忌可用金钱官爵买动吗？无忌选了一些绸缎留下，略表敬领恩赐之意，其余的退回宫去。

第八章　元老重臣的抗议

武氏现在遇到了死敌。三师、三公、侍中、中书令，似乎完全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废王皇后、立武氏（宸妃）为后。朝廷的上层分为三部分：（一）门下省，与皇帝最接近，处理臣下的奏折、皇帝的批示与诏令。（二）中书省，以中书令为首，另有中书侍郎二人，辅佐皇帝，进忠言，决国策。（三）尚书省，综管诸臣。并无首相之设以为诸臣之首。名义上尚书令即系首相之职，但自高祖武德年间太宗皇帝亲任此职之后，尚书令一官遂阙而不置，以示对太宗尊崇之意。尚书省之中遂以左仆射及右仆射为首，位与门下省之侍中相同。大权集于皇帝之手，下有大臣数人，襄佐皇帝，参与机要，决定大计。

侍中与中书令通常皆为高级官员。门下省之日常公务是阅读圣旨，抄写一份，送与尚书省执行。实则其任务尚不止此，侍中与门下省侍郎有权将皇帝的圣旨送回复议，甚至可以将圣旨驳回，虽是权力，也是职责。在当年太宗皇帝的清平之世，因为门下省将太宗的圣旨都完全通过，似乎漫不经心，曾受太宗严厉的申斥。太宗说：“你们职司何事？我若只是要你们通过我的旨意，我只用几个低级员司就可以，不必用贤能之才了。”三师与三公的权力因人而异，或举足轻重，或位同虚设，他们或根本不过问朝政，或朝政无不过问，可自行决定。

现在朝中人才济济：右仆射褚遂良、太尉长孙无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都拥护王皇后。只有司空李，身为开国大将，堪谓硕果仅存，为人虽好，却较为慎重，遇有缓急，不太可靠。太宗驾崩不久以前，曾把李贬谪在外，可谓惊人之举。太宗私下告诉太子说：“李为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是对我个人的效忠。你并无恩于他。现在把他远谪，以试其忠心。他若抗命，即予诛杀。但是他已遵命而去，将来你把他召回，封以高官，他必然效忠以报。”

现在大臣聚于朝廷的旁殿，等待钟响上朝。无忌把遂良拉到一旁，把皇帝幸临他的府第和说的话告诉了他。别的大臣都站在四周，极其紧张，仿佛等待一场风暴。自然要有人先说话，当然是无忌。

褚遂良忠心耿耿，他向无忌说：“你不要，让我吧。若弄到皇上非难舅父，那情形就太尴尬了。”

“那么让司空李吧。”

“也不要。他的地位太高。如果皇上已经拿定主意，看样子好像是主意已经打定了。据我看来，反对武氏计划的人恐怕是难逃灾祸的。”

“那么你自己呢？”

“我不在乎，我本来就出身微贱。这也本是我的职责。我亲受先帝的遗诏，先帝曾将王皇后托付于我。我若有亏先帝付托之重，有何颜面见先帝于地下？”

钟声一响，群臣鱼贯入朝。高宗皇帝坐在宝座之上，武氏隔一层纱，坐在皇帝背后，谛听与她自己成败攸关的这次朝议。

高宗皇帝先说皇后以魇魔法谋害自己，依法当诛。如此败行何以为贤妻良母的楷模？所以打算把她废掉。

褚遂良迈步向前奏称：“陛下，臣有职责谏止陛下行此废立之事。王皇后为先帝选与陛下。先帝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握臣之手说：‘朕将好儿好妇，托卿辅佐。’陛下曾亲耳听见。皇后犯罪并无明证，不应当废却。”

高宗从容不迫，将小木头人拿出来说：“你们看一看。”说着递与群臣观看。小木头人心里钉着一根针，身上有皇上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褚遂良奏称：“为什么不调查一下？一定是别人雕刻的。一定有共犯，有证人，一定有一个女巫或是男巫与宫女相识。陛下怎么知道不是别人栽赃谋害皇后呢？”

皇帝默然。

侍中韩瑗向前启奏，支持褚遂良的意见。他说：“求陛下恕臣直言。轻易废立皇后并非国家之福。朝野震动，其害非小。臣与褚遂良意见一样。皇后系先帝为陛下所选，不应当废却。”

无忌刚要说话，高宗大声怒斥道：“把他们轰出去！”

褚遂良与韩瑗退出之后，立刻就散朝了。

第九章　开刀

当天晚上，几个大臣在无忌府第商议废立之事，无忌的挚友也在内。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听说中书令柳奭被免了职。柳奭是王皇后的舅父。由此看来，武氏是认真动起手来了。

无忌说：“柳奭竟被免了职！”又问褚遂良说：“咱们明天怎么办？”

“咱们怎么办？当然是坚持，不让步。我的职责清清楚楚摆在眼前，没有妥协。”

长安令裴行俭（后来为名将）一样怒气冲冲。他精通数学阴阳之理，深晓祸福之道。他说：“这种事情若任其发生，就是毁灭之始了。”

第二天早朝，情势显得很紧张。众人正在等候进去的时候，听说裴行俭又遭免职。因为昨天晚上在无忌府里聚会，袁公瑜也在场，会后他连忙把裴行俭的话告诉了武氏的母亲杨夫人。

褚遂良很难过。他说：“这又走了一个了。”他泰然而冷静，告诉其余的人说，他一定要制止此种措施，不然就辞官归隐，或是宁遭贬谪流放——这些他都不介意。他的所作所为，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大臣们又鱼贯入朝，脸上紧张严肃。高宗开口引用孟子的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王皇后未给朕生得一男。武宸妃生了男孩。朕意已决。”

褚遂良迈步向前，在宝座之下叩头。手里拿着象牙朝笏。

“将先帝的遗言提醒陛下，这是臣的职责。臣所承诺于先帝的话不能遗忘。若是圣意已决，臣已无话可说。今将朝笏敬还陛下。尚求陛下赦臣之罪，臣只有如此而已。”

他把朝笏放在宝座之前，在地下叩头出声，以示强烈抗旨之意。

高宗颇为吃惊。遂良态度傲慢，语气粗暴。

突然，帘幕之后传出尖锐刺耳之声：“斩此老贼！”虽是女人的声音，却无娇柔之气，朝廷之上都能听见。

无忌奏称：“遂良因为职责所在，不得不言，不可加罪。”

高宗下命令：“拉出去！”

突然间，又跟昨天一样散了朝。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潭州远在湖南，乃山中小县。遂良赴任而去，良心清白，无愧于中，毫无怨尤。至于来日如何，仍在茫然不可知之数呢。

第十章　终于登上皇后宝座

高宗现在刚毅果断，坚定沉着，颇有帝王之雄风——这只是因为幕后有武氏。臣下的诤言忠谏，一概置之不理，独断独行，毫无顾忌。他不是一国之主吗？谁说不是呢？

从今以后，皇帝那些近臣的个性渐渐变了。以帝王之尊，不会找不到向他随声附和的人们。像韩瑗与褚遂良那样的忠直之臣，逐渐被像许敬宗和李义府那班奸佞贪婪之辈取而代之了。许敬宗以史官之身，出而为皇帝辩护。他说：

“一个农夫遇有丰收之年，尚可娶一新妇，何况贵为天子呢？”

高宗和武氏已经看出来，上次朝议司空李就没有到，他大概态度缓和。高宗当然需要一位重臣给皇后加冕。高宗以废立皇后之事问李。李说：“此系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于是高宗终于决定，颁发圣旨，诏告天下，大意说王皇后魇魔皇帝，罪无可逭，当予废却，监于内宫。宸妃武氏即立为皇后。这道圣旨一颁布，这桩败坏伦常的丑闻遂遍扬于天下，轰动于四方，士农工商议不绝口，都视为笑谈，道之津津有味：新皇后是先王的侍姬，尤其可笑的是，她竟是个尼姑。更糟不可言的是，她身为尼姑时就与皇帝通奸怀上了孩子。这分明是个淫妇烂母狗。国人的廉耻受了刺激。朝廷的元老重臣为什么不阻止呢？

其实，他们已竭其所能了。褚遂良力谏之后，继之还笏求去，结果被谪远方。皇帝铸成大错，老百姓都觉得出来，但是这种事情历史上也有过。皇帝如果犯了过错，并且受制于阴险的妇人之手，的确是不可救药。朝臣的感觉也不次于百姓，都觉得朝廷蒙了灾难，是不祥，是凶险，但是无可避免。茶馆酒肆之中风言风语。太尉长孙无忌闷居在家，愠怒难发。

皇后加冕的典礼定于十一月，离废王皇后只有一个月。武氏不愿在典礼中自己显得心中有所愧怍，不肯偷偷摸摸地举行，要理直气壮，要冠冕堂皇。这才是武则天哪！这一桩皇后加冕要盛大地铺张一下，要壮观，要荣耀，要赛过皇帝的登基，要让天下都知道武氏由此就成了天下的皇后，并且是顺理成章，堂堂正正。那过分的富丽辉煌，对于武氏是适当无比，因为她想那才是她的生活，她的日子。她要向黎民百姓夸耀她的荣华富贵，她知道黎民百姓要看看她的荣华富贵，人生难逢的加冕盛典。许敬宗当然是筹备一切的要角儿。真是千千万万的事情要做，而日子又那么短——加冕时穿的龙袍、乘坐的凤辇、新篆玺，以及歌章、音乐、舞姬、艺人、宴会，以及为皇子、亲王、公主、贵妇准备的参加盛典的一切一切。

册立皇后典礼的日期转眼到了。音乐、钟声、鼓声齐奏起来。大殿里排满了文武百官。在侍女簇拥之下，武氏皇后走进殿来，头戴凤冠，金珠闪烁夺目，身穿祭天地大典时的缎袍，上绘霓虹光彩的舞凤，红色的宽带自正中下垂到裙沿及鞋处，腰带、垂彩，都和皇帝穿戴的一样。武氏宁静而庄严，不大不小的下颌，大而雪亮的眼睛，无处不正派，无处不威严，真是一个一等一的皇后。在加冕的时候，文武百官之中最为泰然镇静的，大概就是武后自己。皇后的印玺放在一个玉质的盒子里，由英国公李正式递与她——而李就是数年之后被武后戮尸的一个人。武氏登上皇后宝座之后，随后是宣读圣旨，朗诵富丽而庄严的四言贺诗，奏出古典的音乐，于是礼成。

然后，在皇宫以西的肃义门，新皇后接受文武百官及番夷诸宾的朝贺，这是特别安排，是史无前例的。皇后御用的长而大的凤辇已经准备好。辇身是蓝色，镶有金花，八个窗子，悬有紫色的绸彩和纱帘，辇顶和后轮都漆得朱红。辇的两旁饰有雉翎，用以表示是皇后，马的鞍辔缰铃都是金光夺目。凤辇之前，有骑士先导，制服盛装，另有勋徽执事，排列成行。

到了肃义门，武后下辇登楼，立在楼台之上。楼下面的广场上跪着各皇子、文武官员、诸番夷的使节，都是衣冠整齐。在前排的都着紫袍，佩玉带，服金饰，或为诸王，或官在三品以上；第二排，身穿浅紫色袍，佩有金带，官为四品；第三排，皆穿藕荷色袍，佩金带，官居五品；第四排，皆身穿深浅两种绿色袍，佩银带，官居六品七品。以后依品次排列。

武后向臣下蔼然微笑，答谢诸臣敬礼之意。然后乘辇回到皇宫，在内宫招待百官和番夷使节的夫人，这也是新出的花样，是前所未有的。人人仰慕武后的威仪，但极力不想她的出身。有些夫人注意到武后的嘴太大，表现出贪婪的个性；有的看出她那嘴唇上的纹，她那尖锐凶狠的眼光，表现出她是一个果决刚强的女人，觉得未免可怕。但武后向来不羞涩，欢喜见人，欢喜认识人，愿意受人阿谀。就在那一天，她就破坏了不少的习俗惯例。

接待会完毕之后，另设宴款待特别邀请的客人，有歌有舞，有御用艺人献艺，以娱嘉宾。欢愉直至深夜。

第十一章　皇帝探监事件

经过三年耐心的等待和努力，武氏的野心可算是实现了。当然，这只是个开始；一个皇后的地位可以是高得不得了，也可以是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关键是看怎样运用一个人的智慧而已。武后现在想到废却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自己笑了——她们真是太愚蠢。武后现在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反对，仍然怀恨在心。可以说是由于女人的一种直觉，她认定遂良、无忌等栋梁之臣都是辅佐她丈夫的，并且这些人在朝一日，她自己就不能一日随心所欲。许敬宗自然是她自己的心腹。她需要一个工具，并且要教人知道附和她的都厚蒙皇恩。她巩固自己政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顺我者荣华富贵，逆我者有死无生。

那年冬天，许敬宗官升待诏之职，充任武后的私人秘书，受命在皇宫上朝的大殿西门每日值勤。武后仍让长孙无忌和另外反对她的那些人官居原职，她不愿一时锋芒太露，手法过急。因为无忌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威望素著。她并非怕他们，只是愿意依理行事。她的所作所为，都做得合乎法度，就因为许敬宗精通法律，娴熟历史，事事经心。她若立刻把无忌、遂良等一一罢黜，那就不是鼎鼎大名的武则天，也就不会成功了。她一定要等到大臣和百姓对她已经习惯，皇帝对她已经驯服，许敬宗的声望已重，力量已成，然后再一一对付他们。这种冷静沉着，深谋远虑，正是武则天过人之处。她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一件十拿九稳的事，就是废了太子燕王忠，立了自己亲生的儿子弘为太子。

可是，就在那年冬天，闹了一件偶然的事情，弄得武后无法自制，暴怒如狂，是女人对情敌的恼怒，凶狠野蛮的恼怒，是与生俱来的怒火。因为高宗竟抢先犯了武后的癖好，亲近了另外的异性。

高宗本应当把已废掉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囚入别院，永不过问。但是他错了。他心肠软，颇感良心不安。一天，武后回家省亲，他就乘机去看王萧二人。他一个人闲荡到后宫，颇觉内心含愧，甚至自觉负罪，内疚不已。忽然发现院门深锁，吓了一跳。门旁有一个小窟窿，供仆婢往里送饭之用。宫中嫔妃等失宠之后往往是贬入冷宫，大多时候是在拘押之下，实则就是监禁。

高宗从小窟窿往里叫：“皇后，淑妃，你们在哪儿？”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有慢吞吞拖着走的脚步声，还有有气无力凄凄惨惨的语声。

“妾等已经失宠，囚入别院，不想皇上还叫妾等的尊称……求皇上顾念当年，把妾放出去吧！让我们重见日月就好了。我们要终生念佛，把这个地方改叫回心院吧。”

高宗非常哀痛：“不要难过，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高宗直到那一天还不明白武后的为人。武后处处有暗探，随时把皇帝的所作所为都禀告给她。高宗自己时时暗中被人监视，自己还不知道。武后归来之后，高宗往探冷宫立即有人禀报给她。他还怀念那两个女人，这是真凭实据！武后无须犹豫。

还没等皇帝向她提，武后先向皇帝提起。她说，据报告，皇帝去看过那两个女犯，是否属实？

皇上赶紧否认。

“那么，没去很好。”

如果昏庸卑怯的男人遭逢果决机敏精悍有为的女人，一种无疑的决定会被推翻，情势发展的常轨也会改变。此种情形，我们是屡见不鲜的。

其实，高宗最好自己认错，说不应当去看她们。武后下令，命仆婢打王皇后和萧淑妃各一百鞭子。然后将手足割下，将两臂两腿倒捆在身后，扔进了酒瓮。

武后说：“让这两个小淫妇如醉如痴骨软筋酥去吧。”

两天之后，当然王皇后和萧淑妃死了。死的消息奏明高宗。武后若无其事地微笑着问道：“她们俩如今如醉如痴骨软筋酥了吧？”

仆婢回奏说：“是的，陛下。”

其余的事，武后让许敬宗去做。依法而论，被武后谋杀的王皇后是犯叛逆之罪。王皇后的舅父柳奭已经在武后加冕前一个月免了职。不过，她还有另一个舅父。武后下令把王皇后和萧淑妃两家的全族流配百粤之地。王皇后之父魏国公仁祐已死，但尚遗有子嗣，袭有官爵。许敬宗对武后一向奴颜婢膝，阿谀逢迎，现在他说皇帝对叛臣仍失之宽厚，应当把魏国公和其子嗣的官爵一齐削除，并且应当把魏国公的坟墓掘开，开棺戮尸才是。高宗颇觉厌恶，不肯采纳，但确把岳父的爵位褫夺。因为这样可以刑及灵魂，也让武后的报仇及于九泉之下了。

武后扬扬得意之余，又以残忍的心肠，邪恶之诙谐，取一语双关之义，追改王皇后为蟒氏，萧淑妃为枭氏，命令王萧两家后代的子孙各自姓蟒姓枭。这样令人知道，得罪了武后都要罪有应得。武后的生活到此已然告一段落，大概她自己会以为如此的。武氏开始得很好——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她在两个女人的尸体上踏了过去，获得了成功，攫夺了权力。

第十二章　《内轨要略》及宫中闹鬼

已经消灭了王皇后与萧淑妃，现在武后泰然自若，从事做一个贤德的皇后当做的事。她自己明白，她并不真恨王萧二人，只是因为她俩不便于己而已。她并不愿意那么做，但为情势所迫。既然做了，也就无须乎感伤，无须乎难过。武后就是这么个脾气，阴狠、冷静、不断盘算些更远大的举动。偶尔谋杀一两个人对她没有什么兴趣。她喜欢做大事，做堂皇奇伟的事，要以帝王的规模，要以皇家的气派。皇后之尊对武氏最适当了。她自己的感觉就很神奇，就不平凡。她的丈夫，懦弱无能，羞怯无为，多愁善感，继承了大唐帝国的皇位，而她却要使大唐更为强大。她愿意高宗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她要尽力辅佐他。设若有人妨碍了她，她会毫不犹豫，像对王皇后一样把他消灭。这是帝王必须具有的才干。

册立武氏为皇后不久，就随同丈夫祭祀太庙，在极为隆重的大礼中，敬告历代祖宗，武氏已成为皇家的媳妇，要忠于丈夫，忠于祖先。这时候，武后的野心大计是否已经成熟，没有人知道，因为以后，她对皇家李氏的祖庙要扮演一出伟大不凡的戏，她要断绝李氏皇家若干祖先的祭祀。现在武后同高宗恭祭祖庙，如果高祖太宗的英灵不泯，在黄泉之下，也必深为不安。不过，现在暂时，武后总算恪尽了妇道。

武后的做法的确不同凡响。次年春天，她遵守古礼，亲身参与“先蚕礼”，表示与平民妇女一样采桑养蚕。这是以身作则，犹如皇帝祭地时，亲扶耕犁一样。这表示民生之本，衣食两端都自农民努力耕作而来。

武后很注意公众的影响，所以尽力在公众面前表现。她不像王皇后，她永远是很活跃的，她颇愿向民间妇女讲论生活的美德。她敕令大臣编一部书，用她自己的名字发表，尽是讲妇女家居之道，名为《内轨要略》，注重妇人对丈夫的服从，对丈夫家人亲戚的和好，尤其侧重重臣巨宦之家，力戒妇人对自己母家族人偏袒维护。若在将发生的事故上着眼，这本书尤其有趣，因为将来武后的族人就权倾一时，不过目前看《内轨要略》这本书的人还未觉察而已。武后深信孔孟之道，她重视宗教，她是贤妻的楷模。为妻者不应当欺压丈夫，不应当窥伺丈夫的行动。国人以为是的，她也以为是，由她那本讲解妇道的著作，就可一目了然。

她主张不可对内戚过于恩宠，是否是针对高宗的舅父太尉长孙无忌而发，还不敢确言。不过，至少她所讲的妇道对自己很方便，很有利，因为她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她极思除去，方为快事。

武后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一名元庆，一名元爽，在武后自己和武后之母杨夫人的心目中，早就是肉中之刺。因为武后之父先娶一妻，生有三男，先娶之妻亡故之后，才娶武后之母杨氏。杨氏生有三女，武后行二。武后的父亲谢世以后，家事为兄掌握，对杨夫人冷淡失敬，杨氏衔恨在心。武后的父亲既然身为大臣，两个兄长也在朝为官。

杨夫人现在身为国后之母。一天，对两个儿子说：“还记得以前的日子吗？现在不同了吧？”不觉得意忘形。

两个儿子说：“这种事情弄得人脸上倒怪不好意思。妹妹现在做了皇后，人们会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地位是因为妹妹，倒与先父没有关系呢！”

弟兄二人还是这么傲慢！杨夫人怒不可遏，告诉了女儿。武后想起来她那本论妇人之道的书。她把两个兄长贬为远省小县的县令，正如圣旨上所说，皇后对自己兄长也是一样大公无私的。这件事是武后做的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元庆一到了大南方的龙州就死了；元爽却死得不这么容易，他又二度流配到更荒远的地方，遭受控告，被处死刑。这二人之死，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半野蛮的荒僻小县，在揖让进退圣德清芬的朝廷上，在那清平安谧的日子里，没有引起一丁点儿波澜，没有一点儿声响。

在武后洪福齐天的生活里，有一件事让她不能安享快乐，那就是宫廷里的猫。她怕猫怕得要命。因为以前王皇后和萧淑妃遭受鞭打的时候（打三个地方：背、臂、腿），王皇后咬住牙关，一声不响，萧淑妃则毒骂不已。她说：“我要祷告，我下辈子托生个猫，夜里一跳咬住那个小淫妇的脖子。皇天后土为证，你看吧！”

武后很信巫术，很信来世，现在恐怕在夜里自己睡着的时候，有猫来咬自己的脖子，简直怕得厉害。这种事情也许会发生。因为宫殿坐落在靠近北面城墙的低处，老鼠很多。她宁愿看见千百个老鼠，也不愿看见一只猫。于是把猫也流配出皇宫之外。不知怎么个缘故，她总是做噩梦……在梦里尖声喊叫……在睡眠时的确常喊出声来。

更坏的是，现在王皇后和萧淑妃被谋害后，阴魂始终不散，在皇宫里徘徊不去，武后一个人的时候，常常看见鬼魂出现，脸上鲜血滴落，头发披散着，向着武后走来，然后又无踪无影。这种情形竟在政治上发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两个女鬼，也许是武后心里看见的那两个女鬼，竟耗费了黎民百姓千百万的金钱，因为武后最后决定再建一座新皇宫，将国都自长安东迁洛阳。

宫中阴魂出现，武后非常不安。她生了第三个儿子泽王上金两个月以后，刚能乘辇出行，就离开长安，迁往东都洛阳，那正是高宗显庆二年正月。还算幸运，武后离开了长安，阴魂就不再扰乱她，可是她一回到长安，就又看见阴魂出现。宫殿阴惨惨的叫她喘不过气来，弄得她非常难过，她又想回洛阳。所以在次年的七月、十二月，又两度往洛阳，尽量多住，不愿回去。她渐渐对洛阳喜爱起来，因为住在洛阳她才觉得平安快乐。

最后，她终于弃置了鬼魂出现的那座宫殿，至少是她自己看见鬼。她总是关心丈夫的健康，见了谁和谁说丈夫患有风湿病，颇以为苦，因为皇宫的地太低，很潮湿，为了丈夫的健康，她打算建筑一座新的宫殿，建筑在较高的干燥的地方，虽然要费些金钱，但是为了皇帝的健康，为了皇帝的幸福，花钱也是应当的。新皇宫后面是御花园，有青翠的山冈与西北的雄山峻岭蜿蜒相连。她择定了地基，在北面城墙以外，旧宫殿以东，与旧宫殿之间有一个花园，东西相连。于是旧宫便废置不用，新宫叫大明宫（最初叫蓬莱宫），便成了皇后的新宫殿。

第十三章　大清洗

武后对事情总不会忘记。褚遂良虽然去了，但对长孙无忌、韩瑗、来济的宿怨还没有了。她还记得有人反对册立她为后，有的人不置可否，有的超然局外。许敬宗把一切事情都奏明给她，大臣的一切她无不知道。比如说，长孙无忌就是超然局外的，一言不发。他不屑于涉身政事，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编辑《武德贞观二朝史》。还有些人置身事外，不肯参加合作。武后最恨的就是思想独立，最不能容忍的是别人和她的意见不同。韩瑗和来济都是元老重臣，耿介刚正，忠言直谏，不懂谄媚逢迎，不知道遇事立即与武后意见一致。高宗这个丈夫，天生的优柔寡断，毫无魄力，不但对武后没有帮助，简直是武后的累赘，正当春秋鼎盛之年，虽然看来还不像一只已经朽废的破船，但是已经各处松散吱嘎乱响了。武后喜爱秩序规律，而她看来，朝廷上却是杂乱无章的一团。

现在到了武后巩固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的政权的时候了。曾记得武后讲那个悍马的故事，还有铁鞭子、铁锤子和利剑吧？现在她要用那根铁鞭子，把全朝廷鞭打成个新样子。像马戏团里一样，她先要摆出个架子，把鞭子噼啪打几下儿。

侍中韩瑗是将挨这第一鞭子的，这因为武后的真正用意是要消灭太尉长孙无忌。但是无忌是皇帝的股肱，最有威望的人，不容拉拢为己用。武后并不插手就去对付无忌，这是她政治手腕高妙的明证。因为无忌是众望所归的重臣，必须先把别人消灭，让无忌孤立起来。

韩瑗给了武后第一个机会。他竟敢奏请高宗赦免褚遂良的罪。因为褚遂良遭受贬谪，韩瑗的良心上始终不安。等待了一年之后，他以为作为一个朋友，作为朝廷的侍中，当朝廷对贤能之士处置有失公正之处，他应当奏请矫正，申雪冤屈。太宗时代的政风，有些仍然存在，贤良之臣对于国事，对于朝政，乐于固执己见。如有必要，即使冒犯君主，失去官位，亦在所不惜。

一天，韩瑗细心缮成一本，上朝奏称：“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政风败坏之征。遂良殚毕生之力以事先王，廉洁自矢，光风霁月。先帝引为知己，视同兄弟。遂良不言则已，言必公忠体国，荩言谠论，先帝受益亦多，是以临终选择，以受遗诏。此事陛下尽知，固不待臣之哓哓也。臣承恩充侍中，夙夜警惧，深恐小有不慎，贻大患于来日。今正义不行，贤臣远谪，臣纵欲默默，岂可得乎？”他接着又从历史上引证实例。他说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远贤直忠谏之臣。古代贤主明君莫不奖励伟论，渴望忠言。因此深望高宗皇帝效法先帝。他结论称：“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已受有一年之苦。陛下其怜而赦之乎？”

韩瑗也许不知道武后正坐在帘后，也许根本并不在乎。他奏完之后，皇帝说：

“你说的话我很敬佩。只是我以为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我知道遂良为人正直，不过对我过于无礼。他对我如此大不敬，我贬谪他难道错了吗？”

韩瑗斩钉截铁地回奏说：“臣意不以为然。一国之兴，在于选用忠良之臣，在使忠良之臣能在其位。问题是究竟陛下需用奴才，还是需用人才。所谓一蝇之微也会使白布玷污。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韩瑗一时失口，竟引用不得体古语，“《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引用周朝亡国的褒姒，这个典故太不妥当了，话说得太不机敏，不够圆滑。这似乎是公开侮辱武后。朝议之时，武后不声不响，不过她的缄默倒更为凶险。韩瑗的命运算是注定了。

高宗怒吼说：“你下去吧！”

韩瑗十分沮丧，回家之后，修本辞官，但是皇帝不准。他这次求高宗赦免褚遂良，反倒使褚遂良立即被贬往更远的地方——广西桂林。虽然唐室组织机构依然如故，看来唐室的灭亡，已经开始了。

次年，韩瑗、来济，被控结交燕王忠，图谋造反。因为武后定了一个庞大计划，要把反对她的人完全罗织在内。她记得前太子燕王忠，在十三岁时被废，孤苦伶仃，无人照顾，生母出身卑微，义母王皇后又死去，情形极为特殊。心想利用燕王忠，诬他僭图皇位，以他为中心人物，设计一个阴谋，把韩瑗、来济，一切与自己相左的人，一网打尽。只要与自己意见不合，只要妨碍自己野心的，都归入燕王忠一党，都算是叛国奸贼。于是，此后几年，在朝廷的政治上，都以这个孩子为中心，将忠良之臣，罗织株连。可怜燕王忠还不满二十岁，惨遭迫害，恐怖万分，只觉得一条性命，朝不保夕。

韩瑗流配琼崖，在广东海南岛，夷民之地，蛮烟瘴雨之乡；来济则流配百越。

此种流放，皆由皇帝随意决定，无须许敬宗特别提供罪名。罪名也许确实可靠，也许子虚乌有，如果确实可靠，燕王忠自然无法逃命，韩、来二人也势必被斩首处死。罪证确凿与否，并不关重要。有证据也罢，无证据也罢，许敬宗知道武后全力支持他。韩瑗流配之后，许敬宗就升任了侍中之职。

不幸，这还不算呢。许敬宗接着煞费苦心，诬构案情，最后坚称这个阴谋造反的领导人物是褚遂良，在广西桂林发动的，并且说这就是韩瑗位居侍中之时，为什么要将褚遂良送到桂林的理由。后来褚遂良更遭远谪，远离了皇权的文教之邦，到了爱州（今越南清化）。遂良修了一个表，简短而动人，追叙当年高宗在太宗灵前即位之时，痛哭失声，伏在遂良肩上。遂良自恨有忤圣意，请求高宗赦免他的罪，准他安度晚年。表奏上去，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一年之后，遂良病故，葬在爱州。两子也贬在爱州，也先后病故。王皇后的舅父柳奭也在远谪后丧身异乡。这都是反对武氏册立为皇后的结果。这也正好表示出武氏一贯的手腕，反对她的不得善终。褚遂良，刚毅忠贞之士，功在国家，竟落了个如此凄惨的下场。

第十四章　还剩一个对手

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

现在刀刃儿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股肱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当然，除去无忌之外，武后还要把几个人消灭的消灭，罢斥的罢斥，例如将军于志宁，也是太宗皇帝的旧臣，始终不向武后附和。武后谋害忠臣，总以那个莫须有的燕王谋反为借口。许敬宗继续不断在他那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捏造那个谋反案。在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魏也许受了贿赂，不过出卖好人，他却不干。用刑之后，魏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高宗大惊，命许敬宗的心腹侍中辛茂再行侦查。虽然魏季方那个垂死之人已经不能说话，侦查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无忌犯罪，完全属实。

高宗说：“辛茂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他又何必呢？”

许敬宗回答得很快。他说，皇帝也看得出来，无忌数年来一向置身事外，凡事退后，实属心存不满。以前他曾经倡言立燕王为太子。燕王被废后，他颇不自安。并且他一向与武后为敌，如今心中恐惧权位将失，所以潜谋造反，拥立燕王，以便自己大权得保。

高宗心里难过，贬斥无忌就如同自断左右手。他犹豫不决，不肯下诏逮捕。自己叹息说：“我家不幸，亲戚当中竟会出这种事！”

可是许敬宗不断催促高宗立即逮捕长孙无忌。他提醒皇帝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做宰辅三十年，百姓服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如今阴谋败露，恐怕被迫之下，朝夕起事。事情急迫，不可延缓。再者，皇帝当以国法为重，亲戚之情为轻才是。

高宗说：“让我再仔细想想。”但他连亲自召见无忌的勇气也失掉了。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

一个大臣一旦失宠，流谪在外，也就不难收拾了。次年，许敬宗从大理寺派大理正袁公瑜往黔州去。袁公瑜就是以前为反对废王皇后，在无忌府邸会议后，立即向武后之母杨夫人告密的那个人。袁公瑜奉命要向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当然无忌严词拒绝了。

袁公瑜向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呢？你死之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

事情已然无可避免，情势也已经山穷水尽，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就接受了袁公瑜的意见，自缢身死了。关于大理正袁公瑜所奏呈的无忌供词一事，据说袁公瑜在从京城起程以前，就把无忌的供词全部预先写好了。

袁公瑜这次出京，也受命去找韩瑗，打算用收拾无忌的办法一样对付他。幸而韩瑗已死。袁公瑜令人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无误才回京。韩瑗和无忌两家都流配岭南，成为奴隶。

燕王忠这时才十八岁，被罗织莫须有的冤狱，自己一无所知。被废为庶人之后，也被流配在无忌遭害的黔州。亲眼看见几年以内发生的一桩桩的事，连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难幸免，于是自己恐惧遭害，惴惴不安，常改穿女服，夜间睡觉则时换床榻，借以躲避刺客的暗杀。他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常有恐怖的噩梦，从床上惊起。远在异乡，孤苦伶仃，无人嘘寒问暖，更兼惊恐惶悚，昼夜不安，于是日形憔悴。在继母武后眼里，他这条命显然还不无用处。因为他一旦死去，谁还能被诬控为一名图谋皇位的皇子呢？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李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

第十五章　过一夫一妻生活的皇帝

高宗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羽翼都剪除了。武后并不是把大权抢去的，大权是从高宗手里轻轻滑落的。在朝议的时候，高宗遇事不能决断，甚至于弄得茫然摸不着边际，这时武后对当行当断之事表示明确的意见，这算是她的过错吗？她渐渐参与朝政，与群臣议事，意见表达得条理清楚，结论下得坚定不移。在这方面，她的确于事裨益不小。在这种情形下，高宗知道群臣和她的意见日形接近，日趋一致，对她的指示都遵命办理。现在再也没有个像韩瑗、来济遇事劝阻的人，再没有像那样坚持己见的人。朝政自然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是过于顺利了。朝廷上很“联合一致”，没有提出异议的声音，无须制伏不肯妥协的人，没有一个人向武后陛下说声“不”。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还有另外一些人，共同结成死党，通力合作。这群狐朋狗党完全是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抢人田产，夺人妻子，只是不直接犯上作乱而已。而李义府的巧取豪夺，尤为远近闻名。他母亲死后，出丧时送殡的行列竟达数里之长。这样又有什么关系呢？皇后愿意看见向她唯命是听的人有权有势，富贵荣华。但是这种权势荣华都是由皇后随时予夺的。

高宗皇帝三十二岁时，越发衰弱多病，朝廷情形也越发不可收拾。从高宗永徽五年，他就时患头晕，并有关节炎，不断地头疼、背疼。两年之后，又两臂麻木，时病时愈。常常不能在朝廷上接见群臣，即使坐朝，精神也不能专注。皇帝的精力日亏，皇后之势日壮。于是皇帝皇后之间的私人秘事，竟成了人们闲谈的话题。

在家庭里，高宗抑郁寡欢，日子过得非常寂寞。有的人是生而贤德；有的人是被迫之下，勉强过着贤德的生活。高宗虽有四妃、九昭仪、九婕妤、四美人、五才人、八十一御妻，在武氏那样阴狠嫉妒之下，有这些女人又有什么用处？只要是记得以前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命运的，谁肯冒生命之险与皇帝同榻呢？这就是为什么武氏一得权之后，高宗的孩子都是武氏所生的原因。这种情形的确是异乎常情。太宗皇帝有十四个皇子，由十个母亲所生，另外有二十一个公主。太宗之父高祖有二十二个皇子、十九个公主。

高宗的婚姻生活，仿佛是被武后洗涤得干干净净，而且高宗的生活，纯属规规矩矩的一夫一妻制，就如同他不是皇帝。武后认为女人太多，会损害皇帝的健康。这种制度必须改革，于是就改革了。皇妃、昭仪、婕妤、才人、美人，都取消了。但是帝王之尊，后宫之内必须有不少的妇女；帝王的生活不能像一个和尚，不能像一个穷庄稼汉，否则要被王公笑话。不过数目上不妨减少，职务也另予规定，成为辅佐圣德的女官。为了提高道德，武氏创立了一个新制度，嫔妃的数目当然是削减，将皇妃改为二人，名叫“襄德”，官居一品；二品者四人，名叫“劝义”。官名堂皇而雅正，而这几个女官，都要劝导皇帝，要使皇帝居德由义，不要越出名教一步，这是当然的事。其他各宫女也各有所司。卧房婢女的任务，是照顾衣橱、登记礼品、传达命令、跑零碎差使。这样一来，宫廷之中，仁义道德之风为之一振。而高宗在皇族弟兄眼中，乃成了可怜虫。

不过，又有一个例外的情形。武后有姐妹各一人，妹妹已经亡故。姐姐嫁贺兰越石，丈夫已死，而今居孀在家，在武氏为后时，已受封为韩国夫人。因为妹为皇后，得以自由出入宫禁，不受宫廷规则限制。与皇帝皇后同桌进餐，在宫中亦有居室。如此天长日久，皇帝不觉对她钟情。于是，人们窃窃私语。据说贤王就是韩国夫人所生，并非武后亲子，此事容后交代。

在皇宫之中，往往有皇帝宠爱的女人吃东西后，突然倒地暴卒的事。韩国夫人一天中了毒，倒地抽搐而死。这也许是巧合，可是后来有些与高宗亲近的女人也死得一样。在御膳房里，不会有什么阴谋，因为皇家设有专门官员在厨房监视烹调，特为提防意外的。高宗又闷又气，可又不敢追问，因为亲眼看见武后，这位中毒而死的韩国夫人的妹妹，从容自若，无动于衷，只好认为韩国夫人自己吃了什么东西，无须派人调查了。

韩国夫人的中毒暴毙，在高宗和武后的夫妇关系上引起了一个突然的变化。高宗现在非常孤独，无人可与畅谈，倾吐一下心里的郁闷，他觉得四周围的墙垣越逼越紧，在大庭广众之下，固然要仰承皇后的鼻息，俨如臣属；即便在家庭生活方面也毫无自由，一举一动也受人严密监视，受人限制约束，什么女人也不能接近。他心里恨谋害自己情人的那个女人，竟然谋害自己的亲姐姐。他心里很不安，很难过，因为与韩国夫人的私通，竟使韩国夫人遭受谋害而死。他觉得羞愧，觉得胆怯，觉得怕武后，在武后面前的时候，他似乎总要动辄失宜，遭受武后指正。

为要纪念韩国夫人，高宗将韩国夫人的妙龄美貌的女儿封为魏国夫人。他的脾气变得很坏，动不动就发怒，心里没有片刻的宁静。那位十几岁的小姐魏国夫人，是他独一无二的安慰。他为什么不能当个大权独握堂堂正正的天子呢？为什么不能为所欲为呢？

一个精明强干的妻子，事事都是她自己做的才算对，什么事情都是蛮有把握的，并不是丈夫的福气。在她跟前，不能松懈一点儿，不能有一霎的放荡，不能有一霎的随便。高宗对武后有点儿厌烦了，于是他策划了一次革命，最后一次革命。发生的经过是这样。

若说蓬莱宫的兴建是为了高宗的健康，也有一些理由，因为他不断头晕，骨头疼痛，筋肉麻木。不过，旧宫里老是有横死女人的阴魂出现，武后要换个地方躲避邪魔作祟，才另盖这所新宫，这么说也颇有道理。新宫并不只是一所新房子，里面有全套成格局的大厅，有坐朝的大殿，有专用住宅，有花园，靠东边有为太子特建的宫院，有书房，有侍中和中书令的公堂等。是由京都附近十五省征来的十万民工建筑的。文武百官奉令捐献一月的俸饷，补足建筑的经费。新宫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比由隋朝接收来的旧宫富丽堂皇得多。

武后时时在活动，没有片刻稍停，真是把高宗折磨得厉害。她喜欢新的宫殿，新奇的官衔，一切新奇的事情。在高宗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武后把文武百官的官衔再议之后，多有更改，其实并无明显之理由。过了八年，又改回旧名。这样，至少她自己觉得是在有所作为，并非因袭历代帝王的成规。因为深信自己的命运，她欢迎一切上天的征兆，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她已经把高宗的年号更改了两次。有一次外省一个农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看见了一条鳄鱼，在浑浊的水里，那条鳄鱼看来像一条龙，的确像一条龙。也许是一条龙。武后相信那一定是一条龙，那是帝王的祥瑞之兆。于是她把高宗的年号改为龙朔。新宫中的朝议大厅含元殿落成的时候，她又把高宗的年号改了一次。据说孔圣人降生之时，曾有灵兽麒麟出现。这次是有人看见了御膳房抛弃的一个鹿趾，奏称大概是麟趾。武后相信那一定是麟趾，于是把高宗的龙朔年号又改成麟德。

把皇帝的年号一改再改，令人计算年代非常不便。可是这种情形竟然愈演愈甚。因为一则武后相信文字的魔力——她一再更改王公的名字，以后再提。二则她喜爱发号施令，一时心血来潮，便颁布旨意。比如说，早饭之后，她说：“我想到了一个新名字！就叫它吧！”就轻而易举地改了。往以后看，就知道她改变历法，把十一月改成正月。她所要做的只是说一声：“一年由十一月开始吧。”后来又说：“一年还是由正月开始吧！”有时在一年中间，她把皇帝的年号改变两次，所以那一年就有三个年号。比如说，武后甲申年就是。她一生所更改的皇帝年号，累积有三十三个之多，真是女人反复无常轻举妄动的奇闻。别的帝王的年号，通常只有一个。

现在新宫里又闹了奇事。新宫之兴建，是好让武后离开旧宫，因为旧宫闹鬼。但是旧宫的冤魂似乎随着武后来到了新宫。这也颇合乎情理，因为新宫原与旧宫接连着。新旧两宫之间，人走起来也不过十五分钟，何况是鬼呢。武后找了一个道士郭行真，画符念咒，燃烧纸符。这种令人怀疑的举动数夜相连。这些夜间的活动武后是何所取意，谁也无法知道。一夜一夜的，只有武后和郭道士在一起。据说，除去武后，任谁也不能走近，否则冤鬼便不肯离去。非得断绝人迹万籁无声才行。

武后连夜和道士秘居室内，由太监王伏胜奏明高宗。高宗一听大怒。与道士秘密相会姑且不提，求男觋和术士作法就是大罪，王皇后就是那么犯罪死的。

高宗的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自己也惊惶不定。自从韩国夫人死后，他和武后的夫妇之情就流于勉强，徒然存个形式。他怀疑武后谋杀了他的情人，武后自己的亲姐姐，不过话放在心里，没有说出来。自己忧郁、凄凉，性情暴躁起来。结婚了五六年，高宗已经看出来武后心肠硬，狡诈刁滑，野心勃勃，狠毒残忍，而且妄自尊大。当年对高宗逢迎阿谀，曲意奉承，现在对高宗竟傲慢不恭，时露愠色，往往教训纠正，像对小孩子说话一样。至于房帏之私，高宗对武后已经很冷淡，正如武后对高宗一样。高宗多么喜爱自由，多么好色！可是，说实话，他是怕武后。若把武后绳之以法，像对付王皇后一样，而且是控以同样的罪名，他不就可以自由了吗？这是个什么想法呀！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要脱离武后裙带的束缚。束缚他的桎梏一旦弄开，他该多么欢喜雀跃呀！他所需要的只是勇气而已。

高宗把心事告诉了中书侍郎上官仪，他很信任的一个大臣。上官仪是个诗人，他曾创了上官体，极为时人爱好模仿。这位诗人与高宗的意思不谋而合，他提醒高宗身为天子，并力劝高宗将武后废掉。高宗只要签发一道圣旨，看吧，哪里还有什么武后！高宗吩咐上官仪说：“好吧，你起草诏书吧，可千万保守机密。”

不过，这件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不像以前他囚王皇后那么简单了。那天晚上，高宗坐在书案前，那道圣旨放在书案上。其实高宗只是欺骗自己，他应当知道他一举一动都有人禀报给武后，虽然武后发表过提倡妇女道德的书，劝妇女对丈夫要恭顺，要服从。那是另一件事。

突然间，武后走进来，两只眼里怒火如焚，怀疑的眼光向高宗瞪着。高宗的脸色变得苍白，好像见了鬼。

“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武后这么问。

“什么是真是假呀？”

“不用假装不知道。王伏胜控告我寻求巫术……先别插嘴……圣旨放在哪儿了？”

武后的眼睛看见书案上那张黄纸。高宗坐在椅子上惊慌不知所措。

高宗说：“不是，不是。只是个草稿。都是上官仪的主意。他想的主意。”

武后怒吼一声：“给我！”

高宗赶紧递过去，这种习惯之养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武后立即把那张纸撕碎。

武后坐下说：“我得跟你好好儿谈一谈。我早就想跟你说，那么今天正好说个明白。你一直不去找我跟我说，反而听信一个太监的话，真是蠢笨得厉害。我只是要把新宫的邪魔驱逐出去，没有别的……我做你的妻子，有什么有亏妇道的地方吗？”

高宗不言语，实在不能说她不对。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现在也是个好机会，正好说一说。新近我看见你很郁闷，很爱发脾气。我以为这都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所以我没说什么。我一向很忙，你也知道，忙新宫殿，还有千千万万的事要费心。我夜里醒着——想将来，拟订计划，决定文武百官的任用升降，决定朝廷大事，不都是帮助你吗？若有人要夺取我的地位，就让她来。我巴不得把辅佐你成个圣德之君的这副重担子放下呢……”

高宗觉得心烦意乱，身子颤抖，头发晕。现在不愿谈论什么朝政国事。忧郁、沉默，像一个闹脾气的孩子。

武后接着说：“不过，我也知道，当然背后还有别的原因。有些事情我虽然做了，其实我并不愿意做，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案子就是。你这个人心肠太软。他俩的事情若不是我一意坚持，谁敢说今天闹到什么地步！总算万幸，乱党破获得还早。我当时若不坚持严办，你今天还能稳坐江山吗？要紧的是，一个天子，应当知道自己是个天子，所作所为要像个天子。我在这里辅佐你。我为什么要盖一所新宫呢？还不是为的你？我对自己，一向不辞劳苦，不求安逸。我只是要帮助你，让你成个名主贤君，英武有为，你还需要勇气，需要自信。你看咱们大唐帝国！突厥、吐蕃，连昆仑山外的夷狄都向咱们求和。看情形高丽不久也可以平定的。我知道我能够做得到。一些远大的计划我都给你订好了。咱们必须兴建新的宫殿，立碑刻石记功，封贵族，赏功臣，功勋彪炳，远胜过前代各朝的帝王。做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吧！我俩携手并进，一定成功无疑。你看你，听信一个太监的话，做这些无聊的事情，简直跟个孩子一样！”

武后这一大顿教训，弄得高宗头晕眼花，心烦意乱，急想摆脱帝王的重任，懒得决断国家的大计，身心痛苦，急需休息。最后，他愁眉苦脸地说：

“我相信，没有我，你一个人也能治理天下的。”

“我相信我能够。不过我只是要帮助你。你看你病得这个样子。现在早点儿去睡吧，好好儿睡一睡。别胡思乱想了。”

高宗无可奈何，回头望了望，重获自由的心烟消云散了，像瘸子倚靠一根拐杖一样，有这么个强有力的靠背倒也不错。

武后凭着她手段敏捷，把一场大祸消灭于无形。设若她是一个平庸的女人，设若高宗是另一个男人，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不过，这次高宗竟萌发废却她的念头，倒真使她吃惊。简直从来连做梦也没梦到过。武则天怎么会梦到受人消灭！她回到屋里，越想越气。真是受了侮辱，竟有人想要消灭她！这种事情，以后再不能有！

她自知大权在手，利刃在握。得给群臣一个教训，一劳永逸才行。杀一个大臣容易得很，下一道圣旨就行。她把许敬宗召进宫去，许敬宗想就妙计，说燕王忠身为太子之时，那个太监和上官仪曾经亲侍燕王忠。那么显然是燕王忠的乱党！于是指以附逆的罪名，把上官仪和太监王伏胜斩首于市，上官仪的家人充作奴隶。后来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进宫为婢女。再往后中宗在位时，上官婉儿扰乱朝廷，此是后话，本书结束时再表。

燕王忠谋反的冤狱用得过于广泛，且已过于陈旧无味。武后觉得这个办法已经失去效用。后来燕王忠这个无知的童子，本来就昼夜恐怖，生怕被刺客暗算，终于被控求巫问卜，求人解梦。其实所控倒与事实相符。这个可怜虫朝夕祈求平安，终于得到了平安。身为王子，不能当众处死，奉旨以三尺白绫，自缢而亡。死时才二十二岁。生身之父虽为一国之主，当然也无法相救。

第十六章　封禅大典

诗人上官仪之死，在高宗当政上正好划一段落。高宗要摆脱开武后的决心还不足二十四个时辰，与武后的交战便大败而退，并且后来对武后更恭顺、更依赖了。一场反抗于是告终，而且是最后的一次。此后，在朝议之时，武后便坐在紫纱之后，参与问答，文武官员耳朵听到的是女人洪亮的声音，不是男人的声音。这样便习以为常，成了定例。男子坐朝之时，女人也出面参与，自然悖于正礼，但是武后借口丈夫患病在身，她出面从旁帮助，并无不可。并且武后从良心上说，认为高宗也是需要她。事实上，谁都知道，武后喜爱政治生活，政治就是她的性命。沿袭日久，在私下谈话，在正式公文上，朝臣都称高宗与武后为“二圣”，不再单用皇帝陛下高宗了。

高宗要将武后废却，出乎武后的意料，一惊之余，武后明白高宗对她已经失去了恩情。高宗当然也够不上一个英俊多情的男人，自从武后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去之后，高宗就对武后有点儿异样。高宗是否怀疑是武后下的毒手呢？在高宗和武后二人之间，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也许高宗对韩国夫人还没有忘情吧？

武后忽然一天想到换一下环境对她和高宗都有益处，可以忘记了那些不快的事故。他俩若往东都洛阳去一趟，这样她可以消散一下自己可怕的心思，逃避一下旧都里谋杀的气氛。不错，她又想起来，他俩常说，也曾几次计划过，去封禅。这样旅途遥远，正好新鲜一下，换换心情。封禅是万分隆重的大典，家庭的事故和争吵自然就淡忘了。

于是在高宗谋废武后的半月之后，正是次年的正月，高宗与武后出发往东都洛阳。这次圣驾出巡，高宗武后心情都不错。武后一向喜爱洛阳，并且愿意建洛阳为国都。隋朝的宫殿已经破旧了，太宗皇帝在世之时，在宫殿上没有大费钱财，在武后眼里，真是美中不足。不过，武后认为洛阳颇可供建都之用。于是就在此次出巡当中，武后下旨在洛阳建一座新宫，名叫乾元殿。长安已然有了两座宫，为什么不可以再盖上第三座呢？不管武后到什么地方，总愿留下碑铭石刻、宏伟的宫殿。这种习惯随着武后的年龄，竟每况愈甚。因为新的建筑，总是表示发展昌盛，表示荣耀权威。那就仿佛一个皇后说：“这里我要盖一座宫殿。”于是，看哪，一座宫殿就盖成了。周王苑迤西，有一座御花园，名叫上阳宫，里面古木参天，真是难得的嘉树，但是楼台简陋，彩漆剥落，房顶上野草丛生。武后于是下诏重修。竣工之后，武后得暇便与高宗幸临，休憩盘桓，近在咫尺，往返极便。武后真喜爱洛阳。

高宗极其佩服武后充沛的精力。现在，她又开始准备泰山之游了，日期定在十月。封禅是国家一年的大典。朝廷之上，忙得不堪，一年一度的百官政绩的察考，升品的遴选，每年要费几个月的工夫，今年也只得暂停办理。除去新殿的兴建之外，四月又在邙山下校阅三军。武后忙个不停，拉着高宗那个可怜虫这里去那里去。

武后身材高大，高宗瘦小枯干。在五月，许敬宗和司空李勣奉旨筹备封禅大典。高宗知道武后喜爱夸耀，喜爱热闹，喜爱辉煌的游行，喜爱隆重的仪礼，而这些在封禅的大典里则无不具备，可是高宗自己却怕这次迢迢长途至为劳人的旅行，要离家六个月，在这漫漫悠长的半年当中，他再享受不到公退闲居的宁静，因为在这封禅的大典里，全朝的文武都要随驾前往。若按他本心，他宁愿安居在家，和美丽快乐的小侄女魏国夫人共同消磨恬静的黄昏时光呢。

到底“封禅”是怎么回事呢？封禅是一个帝王最为浮夸的举动。其庄严炫耀之盛，其宗教含义之深，远出其他典礼之上，仪式隆重，耗费甚巨，但为帝王对神明最虔诚之举，历代明主贤君多遵行此种典礼。其中具有神秘之义，圣灵之旨，借此使凡世之君王与宇宙之神祇，得以相接，得以相通。更进一步说，皇帝的封禅，也可以表示皇帝盛德之隆，配得上尊崇上天之神。在祭典中，皇帝以四海清平，万民安乐，敬告上苍，并对上苍嘉佑，恭致谢忱。武后曾记得少女之时，随侍太宗皇帝，亲见封禅盛典。当年就极其喜爱，并非喜爱典礼之隆重，而是喜爱帝王之尊荣显贵，典礼之堂皇美观。

事实上呢，封禅之行是朝廷皇族和百官一个长而缓慢的行进行列，行经村镇、城市和原野，朝廷行政之常轨为之紊乱，沿途地方为之糜烂。实在无异于整个朝廷跋涉长征，千千万万的人马车辆和王公贵人的侍卫。沿途道路桥梁，必须事先修整坚固，使能负荷车辆的重载。一路停宿的地方，地方官必须给王公、武将和他们的眷属、随员，准备饮食居室，把地方官弄得手忙脚乱，昼夜难安。得罪了王公贵人的小吏，更该大祸临头了。

封禅与祭天地不同，因为封禅的性质极其隆重，并不是每一个皇帝可以举行的。非值国家太平，物阜民丰，或开国鼎盛之祥，或拓疆克敌之庆，皇帝没有理由举行封禅这种大典。此种大典不宜轻易举行，无须明言，妇孺也都知道。当年太宗之父高祖陛下，以大唐开国之君（当然唐朝开国大都仰赖太宗的汗马功劳），虽经诸臣之请，仍自愧德薄功微，不敢僭越。在太宗贞观五年和贞观六年，群臣以华夏一统、四海升平、威被异域、番夷臣服，曾先后两度请太宗封禅，太宗不肯。

太宗与武后对封禅看法，截然不同，颇值一提。当时太宗回答诸臣之请说：“照我个人看来，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丰足，虽不封禅，也不失为一个有道明君。设若天下混乱，百姓遭受战祸之苦，贫困无以为生，虽然举行封禅大典，也不足以粉饰太平。晋武帝统一中国后，自己心满意足，趾高气扬，曾举行封禅大典，但在人心目之中，他仍是一个无道昏君。汉文帝不肯行封禅之礼，也不失为贤明之主。《礼记》上曾经说过，扫净庭院，即可祷告，此心虔诚，何须供坛？我何必登高山祷告，封数尺之土呢？”

太宗的话的确寓有至理，这种话魏征也曾说过。太宗和魏征曾经讨论过封禅之事。有一次，魏征违反太宗皇帝的意见，太宗颇为不悦。魏征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宗茫然不解，问魏征说：“忠良有何不同？”魏征回答说，“后稷、皋陶，全系良臣；龙逢、比干，都是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传业，流祚无疆。忠臣则身受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不同即在于此。”太宗称善。

太宗又问魏征：“你为何谏阻我封禅之礼呢？是不是我德薄功微呢？”

魏征回答说：“封禅，禅梁父，吾君有何不可。只是百姓无辜，遭此蹂躏，有道明君，于心何忍？试看今日国内情况，今年虽幸值一年丰收，但是洪水为灾，自洛水至鲁东，良田千里，全遭水没，村庄房舍，尽付洪流，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固然我朝消灭群雄，天下重见太平，但是百姓十余年来，在隋朝虐政之下，饱遭涂炭，元气损耗殆尽。正如人患肺痨之疾，刚在休养之后，渐就痊愈，岂可使他身负数斗之粮，行百里之路？陛下正如一良医，虽已使百姓休养数年，但仍嫌不足。封禅一行，将有人马千万，络绎于道途。一路之上，试想百姓当纳若干钱粮，出多少劳役？即使免赋一年，也不足偿此损失。”

太宗说：“你的劝阻不错，正足以显示上天的恩德。你的才德功劳，使我得以成个有道之君。我的成就也当归功于上苍。我想为感谢上苍之恩，倒无须乎千里迢迢，远至泰山。河南嵩山较为近便，莫如往嵩山一行。你看如何？”

五年之后，太宗终于依从臣下之请，举行封禅大典，那正是贞观十一年。在贞观十五年，因平定突厥，下臣再度请行封禅之礼，六月有彗星出现，太宗遂取消封禅之行。因上天之嘉许与非难，都可在天象上看出来。只要人间有残忍不义，人与万物不能顺其性而生，于是阴阳失调，必有洪水为灾，祸难出现。太宗皇帝下诏取消封禅之行，原因即在于此。太宗下诏称：“寡人宿夜起居，唯上苍是惧。今彗星出现于西方，斯乃上苍示警，寡人不德，未尽爱民之旨，万方黎庶，不克安享太平之福。夫封禅一事，乃旷古盛典，不宜常行。况今百姓贫困，元气未苏，封禅之行，纵极俭约，亦必费民之时，劳民之力。既非以取悦于上苍，亦无以有获于民心。是以特下诏书，前议封禅之典，当即停止举行。”

武后比起太宗皇帝来，则颇为自信，对百姓，则不甚顾虑。在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发现日食，武后依然欢乐如常，不以为意。本文在此所以不惜笔墨，追述太宗皇帝对封禅之看法，正要表示太宗宗教情感之虔诚，此种虔诚之情感，才是真纯无上之宗教情感。后文描述武后在佛教上之奇行怪举，正是宗教上最低劣之行为。太宗、武后之间，有若干点可以比照，举来也甚为方便。太宗为男，武后为女，二人都竭力开创一个朝代。太宗雄才大略，众望所归；武后在才略方面，堪与太宗比肩。唯太宗之伟大具有道德之崇高价值；若以伟大二字之常义论，武后实不足以当伟大二字之义，可是她的罪恶却非常伟大，不比寻常。

第十七章　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召集百官的诏书已经颁发。除去镇守军事要地的官员、王公、大臣，即将会于洛阳，一齐参加封禅的盛典。日子一到，大街之上，人声嘈杂，郊区兵马云集，俨若大军营垒。因为除去朝廷的官员之外，还有各处王公，以及突厥、波斯、印度、克什米尔、印度北部、西藏北部、日本、高丽、新罗、百济等国的官方代表，各部落的酋长。每个王爷的随员都自成一队，有自己的旗、伞、执事、侍卫、仆从——犹如一个五光十色的骑兵队。历史上的记载说，这个盛典的行列长三十里，车、马、骆驼、帐篷等，挤得大路拥塞不通。夜间只见围绕着原野、村庄，都是一排排圆顶的帐篷。总之，陕西、河南、山东三省的泥土都踩得滚翻过来。

大队人马晓行夜宿，长途漫漫，风尘仆仆。十一月，大队驻在原武；十二月进入山东，驻在济州；歇息十日之后，前往泰山。

封禅的盛典定于新年元旦举行。典礼有关的各官员，在十天以前齐集于山上，各就本位。正月初一，先在山麓祭天；初二，经皇帝遴选的一些官员随从皇帝登山，以名衔封此神圣的山岳；初三，回到平原祭地。天子与参与典礼的官员，必须在几天之前，斋戒沐浴，戒绝房事。

照往常一样，仪礼的各方面都细心准备妥帖，并经博学名儒检查过。不过有一个新的情形，颇招人们的讥评——就是武后的地位问题。武后把封禅的仪式单看了一遍，看见献祭礼中没有把她列入，这当然是依照历来的仪式，她心里非常难过。于是给高宗写了一个奏折，措辞非常得体，力陈此种大典无皇后参与，实属大错，理当予以矫正。她说自己必须参与盛典。否则根本不去。文体堂皇矞丽，兹录于下：

登山拜祭之礼，由来已久，于古有征。惟揆其祭仪，尚未臻于尽善。

伏维祭地之义，所以祭先代之皇后，而以男子大臣行其礼，臣妾愚见，实先代之虑而未周也。

尊崇天地之理，实源于男女之别；如以经典为归，当严内外之守。

祭地之坛其形方，献纳之职宜为女。

男子在前，则先后之灵却步，神不宠临，则圣祭之义何托？臣妾荣居后位，进膳祭以侍先人，愚衷拳拳，调美味于鼎鼎。

孝养之心，无忘于方寸，敬祖之诚，当于见祭典。

呜呼！不克承欢笑与生时，何敢忽祭祀于亡后？

是以居常夜不成寐，五内难安，望天默祷，先灵见宥。

伏望封禅之礼中，允妾率领宫妃，参与献祭，以敬以诚，克尽妇道。

庶乎臣妾孝行，树楷模于来兹，灯烛微火，增光辉于日月。

祭礼向来是庄严神圣的事，载在经典，精确详明。如今武后翻陈出新，要参与封禅的盛典，高宗终于接受了。因为武后不参加，祭典必得取消。天下之事，无不有其原因。弱不敌强，古今一理。

第十八章　大典之后的阴影

在祭天之前，高宗在特辟的行宫里斋戒沐浴，行宫里的灯火彻夜通明。祭坛的三面建有三个高台，四周立有皇帝的黄色旗帜，祭坛是特为皇帝祭天建筑的。祭坛圆形，漆成蓝色，圆是象征天形，蓝是象征天色。祭坛之下，在外面的高台上，另设围墙，供宫乐班演奏。磬与钟在此古礼中特别重要，置于后面，鼓与其他乐器陈列之顺序，与祭祖时相同，祭坛顶上是雕刻在玉石上的祭文，还有三个玉石雕刻的神牌，一尺二寸长，一寸两分宽，上面刻着神名，字上贴有金叶。一个牌位上雕刻着“昊天上帝”，这个牌位在典礼完毕后，就封在祭坛里。另两个牌位上一个写着高宗的父亲太宗的名字，一个写着高宗的祖父高祖的名字，将来典礼完毕之后，这两个牌位便放在金柜里，带回太庙陈列。这三个牌位现在都陈列在石桌上，石桌四尺高，五尺宽，铺着绣有花样的锦缎。奠酒之后，封禅之礼开始。祭文装在玉柜里，用金泥封上，上面盖上皇帝的玉玺，再用金绳缠绕五次。然后放在石桌上一个方槽里，槽是早就刻好的。然后用五色土盖上全坛，于是这个祭坛就成了一个高丘，永志这个神圣的封禅之地。

这三个典礼分别在三天内连续举行，仪式大致相似。祭天在晨光曦微之时举行。休息一下之后，皇帝由参与祭典的官员陪同到山顶，就在山顶过夜。上山也不过两三个时辰，路是用宽大的石板铺成的。这条石板路就是当年孔夫子走过的，千百年来，帝王、诗人、寻常的旅客，都是从这条大石板路走到那大名鼎鼎的山巅上去的。第二天，典礼在山顶举行，参与祭典的人员，都在当天回到山下的住处。

第三天，祭地在社首山举行，社首山离泰山不过一里多远。享祭的神灵为皇帝的母亲与祖母。与祭天不同之处是坛为方形，漆以黄色，方所以象征地之形，黄所以象征地之色。不用“雷鼓”，用低沉的铜鼓。

献祭共有三次，照例皇帝首献，武后亚献。太宗的越国太妃燕氏终献。燕氏参与献祭，这样好符合武后坚持女人参与祭典的意思。

祭礼举行当中，每一个仪式都有宫中的歌唱班唱歌，由钟磬、乐队伴奏。十二个钟摆列如圆环，象征黄道带十二宫。典礼进行之时，钟磬之演奏极为重要。不过由于龟兹的管弦乐器的输入，中国的乐队的乐器日形丰富。龟兹的乐器计有五弦琵琶、筝，都是低音的，筚篥（吐蕃的小短笛）所发的声音非常尖锐。据说在战场之上，中国的战马都闻声震惊的。此外有箫、管，以及各式各样陶烧的管子和鼓。

祭典开始之时，首为一阵钟磬合奏。祭坛之下点起火来。青烟上升霄汉，迎接诸神。歌唱班齐唱祷歌，于是乐队奏乐，天子驾临。天子身穿龙袍，头戴皇冠，皇冠上垂有璎珞十二个，皇帝在歌声中缓缓走上台阶。在祭坛之前独祭，饮酒，倾倒奠酒，诵祷文，每行一礼，必有特定之歌乐相伴。皇帝下坛之时，仍演“青山舞”，轻移缓步，备极优美。舞者一百六十四人，身穿宽袖绸袍，裤腿束带，脚着黑皮靴，头上戴黑色假发。

现在皇后那漆成天蓝与金黄的凤辇到了。在典礼中间停顿之时，歌唱班停止文曲，改唱武曲。在战争之舞里，舞者身披银铠，手执长枪，排列成队，进入祭台。文舞与战舞，皆象征帝王之两面，一以获致太平，一以夸耀武功。

皇后头戴凤冠，有珍珠十二串自冠上垂在前面，身穿缎袍，上面绣有凤凰，由侍女搀扶着，走上台阶。皇后的左右两侧，侍女用双竿抬有丝绸宽帐，遮蔽着皇后。宽帐上绣得灿烂夺目。此种富丽鲜艳的刺绣，颇为当时大儒所不满，以为有悖封禅大典庄严端肃之义。封禅为宗教大典，并非社交集会。

在历史上，女人参与如此庄严神圣的典礼，这还是第一次。不过这个女人是武则天，当然，她应当为后来皇帝树立楷模。至于后来，她决定废去唐朝的宗庙，断绝唐室祖先的血食，那当另行别论。现在却是跪在翁姑的牌位之前，奉献祭品。在仪式中，低音的钟鼓，各以不同的时间，分别伴随着不同的步调。武后内中心满意足，外面容光焕发，徐徐走下台去，侍女捧着牌位，舞者枪光闪烁，与武后的步伐相伴而舞。在这种至高无上的顷刻之间，武后执行了她十五年前侍奉太宗皇帝之时，亲眼看见太宗皇帝执行的职务。不过使武后醉心的，是封禅典礼的壮观华严，至于宗教的虔诚要义，她不懂，她也毫不措意。

三献之后，典礼完成。随后几天都举行宴会，游艺欢乐。正月初四日，皇帝皇后在宫廷接受百官与诸夷使节的朝贺。初五日，皇帝颁发诏书。高宗年号改为乾封，大赦天下，高官受爵，小吏加俸，封禅之行所经各地及泰山地区百姓，豁免田赋。以酒肉与百姓，以志七日之庆。最后一天终日欢宴，由皇帝在祭台之上赐宴，有音乐演奏，有色彩浓艳的民间舞蹈，诸番夷使节有自请献舞者。在诸娱乐项目中，有一通俗的短喜剧，叫《大摇娘》，演一个妻子惧怕丑陋可怕的丈夫。她每向丈夫身边走近一步，即摇摆而舞，表示恐惧之态，每走一步一舞，观众即参加高呼：“摇呀，小娘子！”观众欢呼，乐不可支。

太宗当年创的“破阵舞”，经过很多改进，由一百二十八人参加。舞者身披银铠，手持长枪阔斧，前面一军官，身披金黄色铠甲，手扶大纛。全部一百二十八人，分为八队，舞蹈之时，八队时合时散，用武器相举，表示太宗击败敌人之意。表演极其逼真，真是一片战场景象。观者动容，高宗竟落下泪来。

在四月里，高宗武后返回洛阳，沿路曾至曲阜孔庙祭礼，并至老君庙祭老君，到其他庙去布施，到各名胜游览。前后共离京都六个月。

此次封禅之行，一切应当是很如意了，可是在武后眼里，并不如是。因为一路之上，高宗太喜爱魏国夫人。这时魏国夫人已经出落成一个玉立亭亭美貌多姿的女郎了。在祭典以前斋戒的时候，这件事情让武后心里固然没有一刻安静，在祭坛之前献祭的时候，武后也不能将虔诚敬畏的心思凝集专注。

第十九章　又是一桩疑案

从泰山祭祀还都之后，高宗的新宠魏国夫人突然中毒而死，症状如当年她母亲韩国夫人死时一样。这又是一个悬而不决的疑案。韩国夫人的堂兄惟良与怀运被控谋杀，我不必为他们辩护。他俩是武家族人。后人准会知道这两个青年人被控谋杀魏国夫人，被判死刑，其实二人是清白无辜的。魏国夫人是我的姑母，也许就是先父的亲妹妹，我曾经费了不少事，搜集资料，调查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母女被毒杀的真情。母女二人死时症状相同，若说是偶合，未免也太巧。她俩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宗都愿和她们在一起。

情形是这样。当年武后初得大权之后，把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元庆、元爽借故贬谪在外，二人终于死于异乡。这样，武后的母亲杨氏算报了两个后子傲慢无礼之仇。大概就在这时候，武后的堂兄弟惟良和怀运也被谪往外县，降职为县令，一个是被贬谪到山东，这样足以表示武后对自己的族人，也是大公无私的。这次封禅大典，他俩也去参加，事毕随着魏国夫人同返京都。魏国夫人倚恃皇帝的宠爱，也许对姨母武后唐突无礼过。武后心中怀恨，表面故意做出很喜爱她的样子。并且，魏国夫人和武后的堂兄弟在一起不断畅谈当年的事情。魏国夫人对母亲之死，对元庆元爽的命运，知道得太多了。武后发现了这种情形。年轻貌美的魏国夫人知道得太多，武后的两个堂兄弟也知道了。只有这个是魏国夫人遭害的原因，这两位堂兄弟绝没有谋害自己甥女的动机。

一天，惟良、怀运进宫赴宴。因为武后示意，二人就由外面带去了一些珍肴美味，那一餐高宗也是要去的。大家正等着尝点儿新鲜口味，一个婢女递给魏国夫人先尝了一点儿，她就突然感觉剧痛，脸变得煞白，五内犹如火烧，于是不得不离开餐厅，回到床上躺下。一席欢宴于是作罢，自然也没有别人中毒。

高宗来了，一听出了事，吓得不得了。他看见魏国夫人痛得抽搐不已。显然是精神体力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他也顾不得掩饰自己疼爱的关切，他掩饰不了自己的难过。不由得想起来她母亲韩国夫人死的情形，厨房里虽然监督极严，母女死的情形竟完全相似。

那天夜里，绮年玉貌的魏国夫人死了。那么美貌的女郎，那么年轻就死了！高宗的心真是伤碎了。那么大胆妄为，那么毒狠嫉妒，那么不体谅他！魏国夫人是他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欢乐。上泰山祭天祭地祭祖先，用以使自己的心灵圣洁仁爱，而武后的狠恶的心肝，却和虎狼的心肝一样，完全没有受一丝一毫的感动。武后已经不年轻了，正是女人生理变化的年纪。虽然这并无害于她的精力，可是寂寞凄凉染患风湿骨节酸疼的高宗皇帝，势必与这种如狼似虎的妇人同床。如此前途，确是惨淡阴森。

当时惟良、怀运兄弟二人也吓坏了。武后泪流满面，一边哭一面喊：“可怜的甥女呀！你妈是我的亲姐姐，她留下的这一点儿骨肉我也保不住呀……”她又大怒喊说，“这些个凶手哇……他们原是打算谋害陛下的，我知道，她赶巧先吃了。我这可怜的甥女呀！”

事情表面似乎很有道理。

可是如果仔细调查一下，自外面带来美味食品与端到桌子上中间的时间有多久，再仔细调查一下中间经手的是谁，未尝不能发现一些线索。可是这个案子乍一看来，谁是凶手似乎非常明白，并且武后就是证人。比较不易解释的倒是为什么别人不中毒，武后和武氏兄弟二人也没有中毒。可以这样说，那美味食品里只有一块含有致命的毒药，重点并不是谁把那一整包食物拿进宫去的，而是谁把那块有毒的食物送给魏国夫人。武氏兄弟二人怎么会知道一定把那块有毒的递给魏国夫人吃呢？不过，我们现在只是要确定罪责属谁而已——这种企图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当时武氏兄弟二人立即处了死刑。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以后武氏极力保护，极力提升她的侄儿们呢？其实武后如果要毒杀她的亲儿子，她也毫不迟疑。她就厌恶别人对她不服从，不管是姓李的，或是姓武的，她厌恶的就要消灭。毫无疑问，武后就是谋害她甥女的凶手。

这三个武后不喜爱的人，这三个对武后的阴险毒辣会多嘴多舌的人，在武后的妙计之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处置了。

我特别来提这件案子，就是为让读者更容易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因为皇族中无数人被谋杀，谋杀的方法渐渐形成定型。第一，凡是对武后有妨碍的都要害死。第二，近亲中的女人暗中在宫里对付：或用毒药害死，如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母女；或用苦刑，如王皇后和萧淑妃；用饥饿，如泽王上金之妻；或死得毫无伤痕，如王子旦的前两个妻子，案情在第二十一章及第三十八章中再表。第三，王爷与大官贵臣皆诬以叛国之罪，定罪的方法也并不甚温和，用受贿的法官审问，用酷刑榨取供词，总算依法治罪，或渐行加重，或分期放逐，如褚遂良和燕王忠；或公然处死，如诗人上官仪。再以后整肃异己的方法，都不外以上各种。依照武后心里所谓合法的意义说，她杀人无不于法有据。第四，武后颇能坚忍。有很多人的寿数在她心里早已决定，但经初步流放之后，她再一个一个收拾，为时竟历数年之久。武后在这方面有极高明的方法，能够选定时机，分治那些牺牲的人物。在她头脑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地方放着一个谋杀表，经过仔细的安排，被杀的人有固定的顺序和彼此相互的关系，一个人的处死必然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获罪。

武后，是我所知道的最冷静的一个人。由她对长孙无忌的耐性和叫魏国夫人是她的小心肝，就足可以证明。这是她最可怕的一方面，也说明了她成功的原因。她就如同一个杰出的剑客，决不肯虚耗自己的精力。而是要闪躲，细心战斗，没有机会，决不使出毒手。她会一等数年。然后用一个运用灵活的细作网，那是一个无远弗届的细作网，到文明的人类所知的大地的边缘，大地的角落，搜索出她的牺牲品，在那个人的睡梦之中，用一把利斧把他的头劈个粉碎（见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的审判与整肃）。而她在家里，在京都的中心，大权独揽，安享荣华富贵，把谋杀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个细作首领一经用完，就把他处死，再用另一个人。并不是犯罪的人都处死，而是“处死的人都犯罪”。这样，就把谋杀变得合理合法了。总而言之，武后是细作制度的创始人，是用神经疲劳方法逼取供词的鼻祖。关于此种情形，以后再表（见第二十九章）。先父章怀太子贤也是为阴谋所陷，被迫自杀的。因为案情与韩国夫人有关，在本书以后再详述经过。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武后现在正编另一部书：《列女传》。武后志向远大。她在被迫之下做的那些区区不足道的谋杀，算不了什么，她志不在此。她真正关怀的，唯一觉得有兴味的是大唐帝国。她的生性是统治，是征服，是扫平敌人，是攫夺大权，是在向一个朝臣只要以目示意，就让一个人刀起头落——这才是她觉得兴致勃勃的事。

公平而论，武后的确是最精明强干的政客，胜过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臣，胜过历代雄心大志的皇后。她的后半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暴虐的君王，是个淫荡的女人。我常听见武后拿她自己和汉朝的吕后相比，吕后的情人没有别的长处，只是其势雄伟，房中术见长而已。武后与那个疯和尚的偷情，也可与吕后的与人私通先后媲美。不过汉朝的吕后是个一字不识的村妇，聪明智慧与丈夫刘邦不相上下，是一个精力强盛的妇人，因为地位显贵，才弄得丑事流传。她并不具生而犯罪的天性，也不是生而有谋杀之癖。而武后则根本就有那种原始的掠夺本性，再加以残忍聪慧，这却是吕后所无。而且武后虽非学者，究竟曾读圣贤之书。她像一般政客一样，对自己一知半解的历史文化，也略有敬意。她可以随时引经据典，藻饰自己的言谈。以读书之头脑，而役于原始掠夺之本性，自然比起愚蠢村妇之阴险狡诈，更为危险。

武后的期望堂皇而远大。此外，只有与雄健的男人或俊美的少年调情放荡才是她的消遣，她借此寻求轻松愉快。她要行远大之举，成非常之功，为空前之事，但是都达到疯狂的程度，此种情形容后再表。总之，她醉心于权力，醉心于统治，以杀人为快，以施恩为荣。关于她后半生的统治，究竟为功为过，人们将争辩不已，人们意见之所以不同，大半系于观点之歧义。当时贪污横行，司法败坏，官制摧毁无余，当时学者王公之子竟不入太学读书，向官方检举邻人和朋友，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武后的政治把戏，争夺权力的把戏，的确玩得很高妙。万事万物似乎都协力相助，使她一帆风顺，得以威夺人主。高宗软弱多病，已如尸居余气，真是武后的福气。高宗一向就不是康强雄壮的人，如今是百病丛生，常常头痛头晕，心神不宁。不愿意见人，几乎全无自信，有时闹一阵子脾气，有时又固执刚愎。虽然有心尽力于朝政，总觉得一个安静的时候倒还舒服。在他的中年，他就觉得寂寞凄凉。他的身体本就虚弱，可是以武则天为妻，而没有中途离异，别的男人还做不到。现在高宗性情恬淡，与人无害，精神在被人辖制之下，在天天吹毛求疵的妻子折磨之下，个性已经渐渐消失。他变得虽然和蔼仁厚，不过是愚痴的仁厚罢了。在咸亨四年，高宗病势越发不好，武后与高宗常常接连数月，住在东都洛阳。在这期间，太子弘奉旨摄理朝政。遇有重要政务，才向洛阳请示“二圣”，其实只是向武后请示，高宗皇帝是卧病在床的。

在国外呢？正与邻国交战，战事很顺利，就是因为太宗皇帝留下了纪律严明的大军，能征善战的武将。边塞伸延至高丽、内蒙古、突厥以西。离大唐辽远的国家，平定只是暂时的，反叛时起，这也是意料中的情形。东突厥联盟已告瓦解，西突厥已起而代之。在乾封二年，英国公李在高丽大获全胜，约有三万高丽人又重迁入中国内地。在咸亨四年腊月，突厥王到长安进贡请和。次年腊月，波斯王为回教徒所迫，来长安避难。

大唐的长安有各国男女不同的服装，各种不同的鲜丽的颜色——有天竺的僧人，有日本的留学生，有波斯拜火教的教徒，摩尼教的教徒，景教基督徒，叙利亚犹太人。太宗皇帝对各国的商人教徒一向宽大，所以很多外国商人教徒都来到长安居住，各教徒得自建教堂，自由崇拜。在这些年里，高僧唐玄奘，在阿富汗和印度居留了十七年之后，已经回到长安，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现正在高宗特别赐建的长安近郊的玉华宫里，从事伟大的翻译工作。

而武后呢？她正在铺张夸耀她的权威。咸亨四年过了，她又把高宗的年号改为上元。对普通的称呼“皇后”，觉得太平淡，决定令臣下以“天后”称呼她，自然就叫高宗为“天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高宗号称“天皇”，表面上是为唐高祖与唐太宗增加新头衔，自己与高宗自然也随之改变了称呼。这个新头衔就表示武后和高宗都成了半神。臣下自然都在奏折公文里用了这个新头衔。

简洁说吧，在武后初为皇后的十年，高宗是日日临朝，武后临朝只是偶然。在中间十年，从上官仪之死，就是从麟德元年到咸亨四年，高宗与武后是照例同时临朝，号称“二圣”。在后十年，从上元元年，武后是日日临朝，高宗临朝成为偶然，这是“天后”时期。

武后改高宗帝号为上元，曾大肆铺张夸耀了一番。她打算开始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她敕令百官新制朝服，令百官齐着新朝服，特别举行集会。为了表示皇恩浩荡，下诏恢复无忌的官爵，尸体自南方运回，紧邻太宗的陵寝埋葬。

新时代以冠冕堂皇的新政开始。武后的帝王之才，以及高妙的政治手腕，在以“臣妾”的名义上高宗皇帝的一个奏折里，充分地显露出来。她曾使这封奏折公布于天下。里面有十二项伟大浮夸的政治改革计划，无不合于仁政之旨，并可收笼络民心之效。和政府一切的官样文章一样，十二项都非常动听：（一）促进农桑，减轻徭役；（二）豁免西北各省田赋；（三）发扬道德以致太平；（四）杜绝浪费；（五）减轻兵役；（六）言者无罪；（七）罢黜奸佞之臣。以上七项当然都是官样文章，而（三）、（四）、（六）、（七）四项望之于武则天，更不啻与虎谋皮。下面更特别，更是独出心裁的五项：（八）自王公大臣以下，必须攻研老子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名耳，与唐室同姓）；（九）父亲虽在，为人子者为母居丧仍应三年（如此以示男女平等）；（十）退隐官员，仍保留其品衔爵禄；（十一）京师官员自八品以上当厚给其俸禄；（十二）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应予考察，着即依功绩升迁。武后奏折公布后，文武百官，人人怀德，个个感戴。至于此种改革难以实行，自然另有原因，并非倡言改革所陈未详之过。许而不与，言行不一，迂阔之人才感到不安。由武后的十二项政治改革上，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天才。她演的这场政治把戏，真是处处逼真，十分煞有介事。

武后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决定或用自己名字撰修，或径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上述第三项）。所以除去《列女传》之外，又写作数种。下列各书都是以她的名义著作的：《内轨要略》十卷，大概是以前文字的修正本，计十卷；《百僚新诫》五卷；《臣范》两卷；另编纂《乐书要录》十卷。她之念念不能忘怀者似乎是恢复并进而发扬世人的道德良心，并提高国人的精神理想。

可是，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比“促进农桑”，比“发扬道德以致太平”，比写教训文章使人居仁由义等诏书更复杂。在改元上元四个月以后，蒋王恽被诬阴谋不轨，赐死。因武后不喜蒋王恽，就使亲信小人弹劾他。固然蒋王恽（高宗之弟）为人浮华铺张，若说是阴谋不轨，确是诬陷。高宗发觉蒋王恽遭受诬陷，另派人再审时，已经太晚了。高宗不久又遭遇家庭骨肉的悲剧。过去家中没有毒毙的事几乎已经十年了。真是谈何容易！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高宗皇帝始终有些纠缠不清的烦恼。在上元二年，皇室又遭遇危机，高宗的痛苦更不堪言。从现在起，政治上的把戏就是皇子继承大位的问题了。高宗皇帝共有八子，但都是武后脚上踢来踢去的玩具。因为高宗皇帝显然是活不长了，选择一个年岁轻性情柔顺的皇子继承大统，对武后的独揽大权，极其重要。不幸的是，皇子弘及先父贤都不是性格柔顺，都已成年，都各有见解。先是武后自感业寺回宫以前，高宗已有四子：燕王忠，原悼王孝，泽王上金，许王素节。燕王忠已受迫害而死。原悼王孝二十岁时因病逝世。武后把另外两个皇子打发在外，恶意排斥，严禁再入皇宫，即使在封禅时也不让他俩参加。许王素节乃萧淑妃所生，年最幼，人亦最好。乾封初年，高宗诏素节入朝，武后诬称素节有病在身，不能入朝，其实素节并非生病。大约即在此时，武后削去素节的王爵，停了他的年俸，贬谪在江西一个小县，离京都约七百里，禁锢终身。素节遭受贬谪和惩处的原因是这样：素节已经十年没有见父亲，渴望回朝一行。封禅大典未得参与之后，著《忠孝论》一文，文字悲伤戚恻，打算借此感动父皇的心。当时大臣张柬之，为人良善，把《忠孝论》暗中转呈高宗。事被武后发觉，以为素节“怨言诽谤”，使人弹劾素节，诬控他受人贿赂，于是予以降级贬谪。上金、素节两皇子遭受迫害的大悲剧，尚须待数年之后。武后的复仇进行缓慢，但是万无一失。

武后的亲子命运应当好些，却也不然。武后的四子是太子弘，先父贤，三子显，后继武后为中宗，四子旦，继位中宗为睿宗。

太子弘为人类似学者，富有理想，不切实际，像武后一样，感情敏锐。老臣们常谈论太子弘童年时的一件逸事。当时他读《春秋左氏传》，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他大为吃惊，要求改读他书。率更令郭瑜详细讲解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为的是褒扬善行，劝人效法，贬斥恶行，予人警。太子弘仍然固执，他说：“纵然如此，这种事我总是不乐意听，换一本书读吧。”

自从弘幼年起，就受特别的培养教育，以备将来立为太子，请国内名儒硕彦为师，教育之中包括坐朝临政，以娴习朝廷上的例行公务。他现在已经二十三岁，被赋予的职责也越来越多。在咸亨一年至二年，高宗卧病在洛阳，令他留在长安，在遴选的大臣辅佐之下，监理国政。当时弘已经娶妇。岳父裴居道为一代大儒，自不必说，弘自己左右也有不少名儒。太子弘和他年轻的妻子的前途，从各方面看，都是光辉灿烂。他酷爱文学历史，在博学的朋友协助之下，他从文学与经典里撷英采华，编成一部书，名叫《瑶山玉彩》，内凡文五百篇，书奏与高宗，高宗赐锦三万段。高宗极其宠爱他，一次向侍臣说：“弘真是彬彬君子，仁孝有德，宾礼大臣，未尝有过。”

太子弘研求治国之道的时候，祖父太宗的令德如仁厚爱民等特性，早就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当时士卒生活很苦，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为太子之时最大的善政，就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的妻子没官为奴的条例。当然，这条严酷的法条应用，也可以说明太宗军纪严明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在他上高宗皇帝的一个奏折里，他是知道很多士兵并非逃兵，却遭受妻子没官为奴的待遇。因为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使一些士兵无法在战场上立功。比如说，有些士兵想努力游过一条河，但是终于被水淹死；有的因为患有疾病，未能及时担负勤务。总之，一场战役之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并且有的是被敌人俘虏去的。依军法士卒死于战场的受抚恤，失踪的士兵家属则受惩罚。于是很多情形不明的士卒家属，也与逃亡的士卒的家属同样没官为奴。太子弘引证《左传》说，“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说宁可放宽法律，不可杀无罪的人。他请求将有关失踪士兵的条文详予解释，把不同的条文要区别清楚。因此，由于太子弘的仁爱，很多士兵的妻子得以免除耻辱、劳苦和奴役，甚至进一步把奴役予以期限的规定，并可以赎回。

在咸亨三年到四年的冬天，于前年夏季大旱之后，接着冬季大饥，西北各省最苦，人民不断死于饥馑。太子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有榆皮和草子儿，他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库里的米分发给兵卒。他又奏请皇上把同州沙苑的闲地给贫民耕种。

他这种性格与母后武氏的性格相冲突，乃是必然的事。维持纲纪，施行仁政，他知道；卑劣下贱，细小谄媚，以及刻薄寡恩，他却嫉恨若仇。后来他到洛阳时，发现萧淑妃的两女义阳公主与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一向幽禁在后官，无人照顾，早已被人遗忘。年纪已经将近四十，没人为主婚嫁，真是皇家丑闻。他去向母后武氏说情。他说：“依照圣人的教训，女大当嫁。为什么两位姐姐不出嫁呢？把她俩嫁出去也没什么妨害呀。请母后费心把姐姐嫁出去吧。”

武后没法拒绝这种正当的请求。但是她心里本来就嫌对这两个后女儿过于宽大呢！萧妃的族人在奉命改萧姓为“枭”之后，已然流放在外，却容她的两个孩子住在宫里。这次自己的过错被儿子指出来，自然衔恨在心。她回答说是忘记了，就要把她俩嫁出去。可是她竟把两个公主嫁给了殿上的卫士。这当然不妥当，因为两位公主毕竟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可是武后觉得自己是条龙，别人竟敢倒着抚摸了她的鳞。她不愿自己的行为受儿子批评。

可是，一个月以后，那是咸亨三年四月，皇宫里发生情形更严重的谋杀案，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被谋杀了。太子弘大怒，他的妻子裴氏也很难过。裴氏生于书香门第，可谓贤德之妇，雅静端庄，规矩有礼。不过，做武后的儿媳妇绝非易事。武后不喜爱她，她也知道。武后还另有一个儿媳妇，是周王显之妃赵氏，更为武后所痛恨。这个儿媳的母亲就是太宗之女长乐公主。长乐公主出嫁后，新近常到宫里去，不幸常和高宗在一起，并且似乎与高宗相处很好。武后决不肯冒险。她把长乐公主和她的丈夫派遣到外省去为官，禁止再入宫廷。长乐公主个人的事情当然与女儿无关，可是赵妃却被监禁到一所房子里。饮食据说是要送进去的；究竟送了没有，没有人知道。过了几天，打开门一看，她已经饿死。

太子弘怒不可遏。他容不了这种阴谋诡计，这种施与无辜者的残忍。为什么他们要破门而入呢？可以说因为门锁了。为什么他们会想到赵妃死在里面了呢？因为他们看不见房上烟囱里冒出烟来，并且他们要往房里送生肉和蔬菜。为什么不把做好的饭菜送进去呢？为什么要教一个王妃自己炊爨，像对待犯人一样呢？她没有可控告的罪名。因为母亲而虐待并谋杀女儿，并无必要。太子弘当然知道赵妃饿死是武后的命令。在幽禁的日子，周王显根本连走近他的妻子看一看都不敢。太子弘与先父章怀太子贤性格不同，最幼的兄弟俩显和旦与先父也不同。显和旦性情柔顺，因此颇得武后欢心。

即使周王显不反抗，太子弘也不服。太子弘找了个机会向武后去说。武后很了解她这个儿子。太子弘一走进去，武后一脸怒气。在皇家的家庭里，仪礼一点也不可松懈的。太子弘觉得自己说起话来，要像个太子的气度，年虽轻而尊严端肃，有定见，不动摇。他心里以为嫂嫂是个贤孝的媳妇，从未有失妇道。可是武后蹙眉含怒。嫂嫂已经死了，还提她干什么？

“儿臣记得母后写过一部《列女传》。现在一个贤德的儿媳在您的家里饿死，会惹人说话的。”

这话说得真像投了一枚炸弹。武后的恼怒令人看来恐怖。太子弘是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也许在周妃的母亲被派出京之后，她暴躁发脾气，郁闷恼怒了几天。这不是不敬吗？这不是不贤不孝的儿媳妇吗？她若傲慢无礼，武后处罚她算错吗？那个苦命儿媳若自己执意要饿死，为什么要责备武后呢？后来武后说：“不要忘记你的礼貌。不要大胆越礼来教训我！”

太子弘回驳说：“儿臣并非越礼。我还想到，母后一定愿意让百姓坦白地陈述意见。我记得让百姓自由陈述意见是母后政治改革的一项目标，这样，一切错的事情才可以改正，不公不义的才可以补救。我只是想有补益于朝政而已。有时候我的话说了也有点益处。前些日子我若不大胆向母后说起义阳宣城两位公主，她俩不就一直老在家里吗？可是，母后把她俩嫁给世代书香之家不好吗？为什么嫁给仆役们呢？她们究竟是皇上的亲生女儿呀。”武后说：“你退下去吧！”声音冷酷得可怖，脸绷得狰狞凶险，两眼眯成了一道线。

不多不少，正好在十八天以后太子弘在陪同父母驾临合璧宫的时候中毒而死。又是“吃错了什么东西”。武后不喜爱的人都会吃错东西的。谁都知道“虎毒不食子”，若说武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毒死，不是荒谬绝伦吗？可是从另一方面说，若拿测量普通人的尺度来测量武后，可也是荒唐无稽。在那时候，皇子们就是武后的资本，供她赌博的政治资本。她有那么多的皇子，损失一两个也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最好的解释就是武后是一个天下难寻古今无二的怪人。最后的记载是这样：武后共有八个儿子，一个早死，她自己害死了五个，另外两个幽禁了十二年，她亲手掐死的那个幼小女儿还不在内。

太子弘之死引起了另一桩重要大事。当天晚上，高宗和武后回到皇宫。高宗原是最喜爱太子弘。他对武后已经忍耐够了。在他的家庭里他已经看见了六七件谋杀案——王皇后、萧淑妃，还有姐姐、甥女、儿媳妇、长子燕王忠，现在又害死了这一个！他没法看见儿子许王素节和泽王上金——二人现在流谪远方，终生禁锢。一个月以前，高宗皇帝刚刚与长乐公主处得很投机，武后就把她派遣出京，永远不许再入皇宫，高宗已经够生气的了。现在他烦恼得厉害，也不再想废却武后。他若是个男子汉，为什么不废却武后呢？并且他还依旧“是”皇帝呀。可是他想，若再把武后处死，不又多了一条人命吗？

第二天早晨，他向群臣宣称要退位，用以表示反抗，让大唐帝国亡了吧！他又病又疲乏。他向群臣宣布，真使群臣一惊，他说他要退位，要把帝位让给武后，横竖她一向就统治着大唐的天下呢。武后是“发扬道德以致太平”的；高宗只要太平，道德能发扬与否倒不要紧。大臣郝处俊等坚持异议，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太子弘之死，高宗陛下受刺激太大了。

高宗又仔细思量了一番，第二天改变了主意。在痛失爱子之下，他想起了空前的办法。他封已故的太子弘为孝敬皇帝，以帝王之礼埋葬，只是国丧缩短为三十七天，灵位前祭礼也依祭帝王之礼，这种祭礼保持了好几年。他下诏修建皇陵，名叫恭陵，完全用天子制度。工程浩大，工人厌苦，竟有些工人反抗，投石打伤管理人员，然后逃去无踪。

太子弘的妻子裴妃卧病在床。她不想活下去了。一年之后，忧愤而死。就在手著《列女传》与《阃范》的这位女作家的手下，两个儿媳短命死了。还有两个，要在两年之后。再以后，还有一个皇孙、一个孙女被鞭打而死。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后，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母亲，把自己一家骨肉害得这么多。谋杀成了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而武后之害人性命，一定有一种独揽生杀大权的快乐。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一个超群出众的非常凶手，在她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暴虐之主共有一个特点，就是自我陶醉，进一步而成为自我崇拜。

第二十二章　还是接班人问题

随后就是章怀太子贤，现在身为太子，地位真是令人羡慕。武后虽然不特别喜爱他，按理，他将来继承大统是没有问题的。他精力太强，没有做个唯唯诺诺规规矩矩的孩子。现在正是二十三岁，年轻、英俊，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究竟谁是他的亲生母亲，他心里也许已经有这种怀疑。这种伤心断肠的怀疑，几乎在他对武后的态度上显露了出来。他很清楚，韩国夫人，十之八九就是他的生身之母，是被武后谋害的。遇有不可避免的事情，武后绝不躲避。过去的一切，她认为自己做得都不错，现在也只有严密观察，宁静以待了。高宗皇帝似乎寿命已经没有多么长。那时看来，章怀太子也许会犯大过，会遭废却，武后改立新太子。武后已经确立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在高宗驾崩之后，她要以儿子统治为名，自己以皇太后的身份执政。放弃权力，退而闲居度日，不是她所能容忍的。在她心里，她一定是要立个幼子，她可以甘言诱骗，娇养溺爱，可以支配，可以管辖，就像对高宗一样。这事令人想起一样昆虫来，雌虫认为她们是命定该吃雄虫的。

章怀太子为人爽快活泼，既喜爱苍鹰骏马，也喜爱琴棋书画。自幼聪明过人，七岁能读《书经》，能诵《诗经》百言，又会与诸儒共注范晔的《后汉书》，这是非学问渊博精力过人的人不能做的。此书将永远流传于后世。他比起太子弘来，为人更实际，也更为个性。

因为鉴于太子的早死，他颇愿离武后远些，尤其要与武后的宴席离远些，免得“吃错了东西”，所以他住在长安。武后看出了这种意思，心里暗恨。这个将来的一国之主离母后越来越远了。当时高宗同家人都住在东都洛阳新宫的太子宫。章怀太子实际上是自得其乐。东宫内东苑有一个球场，有很多机会可以打猎，蹴球。他和太宗皇帝一样，也喜爱天山的骏马。

章怀太子为人温和愉快，衣冠整齐，与臣下殷勤有礼，左右儒臣不少。一立为太子，他就与儒臣文人开始著述《后汉书注》。在高宗调露元年，高宗皇帝的病又犯了一次。他曾奉旨共摄朝政。平时如能避免，他决不去见父母。母子的关系变得非常勉强。兄长遭遇的命运，他极力避免。

因为高宗行将不久于人世，而他正年轻有为，自己知道对声色犬马当有节制，以便留心政务。因为天资聪颖，并不觉得朝政繁杂。高宗特予褒奖，文曰：

“太子监国，贤于处决，明审利害，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公余之暇，深究经史之奥秘，阐发圣哲之遗芬，尤能褒贬得宜，折中至当。瞻望来兹，国家得贤明之主，百姓乐太平之治。欣慰曷似，爰赐锦缎五百段。”

武后一看此种情形，非常可怕，在等待四五年之后，眼见章怀太子的发展太成功，太圆满。名望已经牢固不拔，深入人心。章怀太子当时已经二十七岁，并不是软弱无能之辈，不是愚痴可欺之人，若用章怀之名，武后行统治之实，势必无望。武后的伟大计划大受威胁。一旦高宗驾崩，武后前途怎么样呢？

大约正在这个时候，太子贤不是武后所生的旧谣言又传播起来。武后已经给章怀太子写了几封信，信里责备他有亏人子之道，措辞很严厉。章怀太子非常不安，不知闹出了什么事，也弄不清楚要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也许章怀太子将一些武器藏在马厩里了，以防万一，好用以自卫。

武后此时颇信正谏大夫明崇俨。崇俨是一个道士，精通左道旁门，能卜吉凶，断休咎，武后常常接见他。当时医生与道士都可以自由出入武后的寝宫。崇俨已经和武后很亲密，自然知道武后爱听什么话。他向武后说，太子贤的面貌骨骼显露，眉目分明，是福薄寿短之相（照一般的相法看，他说得并不错），鼻子太尖，聪明智慧，不肯服人；而皇子哲（原名显，今更名哲，改封英王）呢，倒很像太宗皇帝。皇子旦的相貌最好。在那种时候说那种话，听来也启人疑窦，结果使武后与太子之间之关系更行疏远。章怀太子最恨迷信，最轻视迷信的女人。武后并不隐瞒星相家明崇俨的预言，而章怀也不掩饰他对星相家的鄙视。

区区一个星相家竟成了太子败亡的原因，却也奇怪。在高宗调露元年的冬天，明崇俨在侍返长安洛阳的途中，为人所害。凶手始终没能擒获，也没有先父串谋的证据。如果说先父曾与此事有关，我也不敢说断无其事。总之，宫廷之中，最好是灭绝这种江湖术士毒恶有害的影响。

这个江湖术士对武后本人究竟有什么重要，无法弄个明白。不管他与武后的关系怎么样吧，他被害的消息一传到武后耳朵里，武后大怒。她立刻怀疑是太子主使谋害的。于是武后又玩弄起法文条例来。先父应诏赴洛阳，他不在的时候，有人到他的府第来检查。马厩里搜出三百件武器。前面说过，也许先父在马厩里藏有武器，是为了自卫，以防意外。也可以说，先父不在时，检查府第的时候，武器是由人从离皇宫不远处一个武器库里拿出来，在先父府里栽的赃，于是先父被控阴谋造反。可是三百支枪，三百身甲，三百个盾，能造什么反呢？他与高宗皇帝离几百里地远，他谋反要谋害谁呢？要反什么人呢？再想他身为太子，登基为天子已经为期不远，这时竟要造反？想来的确荒唐。那种控告真是可笑！

不管怎么说，真凭实据是在先父府第里找到了，就和以前在王皇后的床下找出刻有高宗名字的小木头人一样。太子是有口难辩。武后暗使侍奉先父左右的周某出面做证，诬称道士明崇俨是先父使人谋杀的。搜出的兵器运往洛阳，在皇宫前面的天津桥上烧毁了。几个大臣奉命审问，照着武后的意思定了罪。太子身犯叛国之罪，依法当诛。武后宣称，事已至此，不得不大义灭亲，国家纲纪，不可轻忽。

高宗一想到已死的儿子忠和弘，不由得战栗起来。他主张从宽办理。其实有很多从宽办理的理由。在先父监国之时，贤能之声，无人不知；而且谋反之意并不明显，再者，身为太子，何须谋反？虽在府第中查出兵器，也不是他蓄意谋反的确证；至于谋杀一个道士，更是微不足道，谁又屑于去对付一个江湖术士？总之，皇帝有特赦之权，总可以制御群臣。为一个江湖术士而竟使太子受刑，历史上的确少见。若不是武后预谋废却贤能的太子，绝不会使人搜查太子的府第，也绝不会控告太子。

结果是个暂时折中的办法。太子贤被废为庶人，监禁起来，改立英王哲为太子。武后称了心愿。我家遭此横祸之时，我才八岁。先父未被立为太子时，官为凉州大都督。我们全家一向过得豪奢富足。事情一发生，我当时恐怖得厉害。那种恐怖，只有孩子才知道。次年，先父谪往成都，我们三个孩子，因为年幼，留在宫里。父亲在成都，没法接到一封家书，独自挨着愁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衰弱憔悴。到了适当的时候，武后才将他害死，不是现在，因为高宗皇帝还活着。从那时起，我们就始终没得再见先父一面，直到武后死后，先父的遗骸才运回来，陪葬在乾陵。

有人说，母猫有时吃自己的小猫，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大概以腐肉为食的鸟和狼吃自己的小鸟、小狼吧，不过我也不太清楚。

第二十三章　高宗驾崩

各种事件现在正迅速演变，就将达到大唐皇室的生死关头。现在戏台上的巨幕即将升起，即将演出的一出戏会令人头昏目眩，莫名其妙。

高宗皇帝的病越来越重，桌子上乱摆着些丸散膏丹和熬好的汤药。皇帝陛下正患神经痛，疼痛难忍，一阵阵地昏晕，浑身麻木、气喘，上气不接下气，在开耀元年就不能视朝。武后虽然放荡妄为，但还不会谋杀高宗。她能消灭谁，她不能消灭谁，她自己清楚。谋害一个公主，谋害一个皇子，与她不会有什么不利，因为那多少是宫廷的私事，她为家中长辈，总可以遮掩起来。皇帝若中毒而死，岂不是罪恶滔天，她的亲信也难免会张嘴说话的，恐怕立刻闹起叛变来。她不会像中宗皇后韦后那样做，她不会那么愚蠢，韦后是自寻绝路。她虽然那么热衷于独坐大唐天下，她仍然决定宁静以待。只要高宗染病在床，不能处理朝政，她也就满意了。时间总是于她有利的。

苍天仿佛预示唐朝大祸将临一样，种种的天灾人祸都接踵而至。开耀元年，彗星出现。不错，大将军裴行俭虽然率兵战胜了西突厥联军，不过军队若不能撤回来，战争虽胜，耗费仍然巨大。在仪凤二年至永隆元年，大将李敬玄两次大败于吐蕃之手。汉人惨遭屠杀，士卒死于道旁。自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发生大饥。永淳元年，久雨之后，洪水暴发，洛阳遭水淹。洛水的洪波巨浪，把皇宫前的三座大桥吞卷而去，房屋坍塌倒坏，数万百姓惨遭淹毙。在六月，北方麦子遇雨被毁，随后苦旱，麦田龟裂。西北各地蝗虫猖獗，把地面残留的庄稼，一扫而光。随后痢疫横行，京都里缺乏粮食，死尸堆积，人们饥饿无食，竟至人吃人。结果，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乡间饿殍遍野，盗贼充斥。好像唯恐灾难不够齐全，十月又发生地震，洪水侵害山东。真是苍天赫然震怒了。

武后择定此时，在河南嵩山兴建大庙，打算使嵩山多少可以代替东岳泰山，大庙赐名“奉天宫”，以示奉敬上苍之意。不论天灾痢疫怎么闹，武后是要高高在上统治一切的。她的信心不变动，不动摇。在朝廷应当倾全力赈济灾民的时候，武后却相信由饥民修建的寺院，会讨上苍的喜悦，会给武后的统治增加光辉。

也许有人不迷信，可是武后一打算去朝嵩山，必有灾难发生。武后总是想在外省游历一番，顺便朝一下东岳泰山以外的另四座灵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像晋武帝当年统一三国之后一样。至少，嵩山总算不远。她乐意人们传说，孔子当年赴泰山，使泰山成为传统的昊天上帝所居之所。武则天朝嵩山，也使嵩山成为昊天上帝居住之地。可是，每有“封禅”之计划拟定，必有灾祸随之发生，如战争失利，或突厥或契丹入寇，封禅之行，于是中止。两次拟议封禅是仪凤元年及调露元年。

奉天宫在隆重的仪式下开工，是永淳元年七月，饥馑痢疫最凶的时候，一年以后才竣工。武后敕建奉天宫，固然是要把自己的寺院传流于永久，使人纪念仰慕，也是盼望自己成个半神之体，是自我崇拜与妄自尊大狂的初步征候。她在尘世上的愿望既经满足，以一妇人而统治文化灿烂的世界，进而便盼望与神圣携手，以自己的庄严威仪求宠于上苍。

在弘道元年正月，首次赴嵩山奉天宫。寺院已然竣工，庭院及其他次要建筑一时尚未完毕。大臣中有人奏请竣工之时，在嵩山举行封禅典礼。这是第四次拟行封禅大典，竟而引起非常的惨变。在十一月，高宗与武后赴嵩山，登山莅临奉天宫，一观殿宇宏丽之状。当时高宗忽然头痛如割，进而两目失明。御医张文仲、秦鸣鹤奏请用针砭，刺头出血可愈。武后大惊，怒道：

“两御医应当处死！如何妄用金针刺伤天子龙体！”

高宗痛苦地呻吟着说：“让他俩试试吧，痛死我了！”

于是用金针一扎，高宗疼痛立止。

高宗喊道：“我又看见东西了。”

武后也喊说：“谢天谢地！”于是以锦缎厚赏张秦二人。

可是神经痛又犯了，高宗还想用针砭。武后不答应。她说：“一次就够了！”

当时疼无可忍，高宗连忙回程，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东都洛阳。朝臣在天津桥分班伫立，恭迎二圣还朝。

定于十二月四日颁发大赦旨意，为高宗皇帝求寿。高宗定于那天在则天门楼上颁发圣旨。上马之时，忽觉气短，不能上。门外百姓正奉命齐集，等待颁发大赦旨意呢。

高宗问：“百姓快乐不快乐？”

“他们都很快乐，感谢皇恩浩荡。”

“我恐怕病得很重。如蒙上天嘉佑，再活一两个月，得以回到长安，于愿足矣。”

当天夜里，皇帝病势危殆，中书令裴炎奉召入宫，受皇帝遗命。太子哲即位为中宗，奉遗诏决军国大务，一反武后旨意。高宗皇帝饱经痛苦，如今得以安眠于地下了。

依常例，太子哲应当正式诏告天下，新君即位，以安民心。但是三天、四天、五天过去了，武后似乎不能遵奉高宗的遗诏。到了第七天，武后在裴炎坚持之下，使太子哲布告天下，为新君中宗，继承皇位。

武后如今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高宗驾崩时五十五岁。武后现在六十岁，可生活如今才开始呢。

第二十四章　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就这样登基

以往导致高宗驾崩的诸多事件，可以表示一点，就是：武后如今是如愿以偿了。她如今是真正的大权独揽了。以皇太后临朝称制，幼子太子哲新近登基为帝，当然事事唯命是从。她活过了丈夫，长子弘早已死去，另外几个儿子上金、素节、先父贤，都远谪在外。种种事情都照她的计划一一实现了。把贤能的太子一一废却，本意就是得以利用庸懦恭顺之子称帝为名，受她任意摆弄，和以前摆弄高宗一样。她将再继续独揽大权。一般而论，任何妇女据有此等地位，也心满意足了。

以往种种事件都足以显示武后的热衷权力，轻妄浮动，残忍自私，又辅以政治手段高明，是以在二十年之内，执国政。贬谪贤良，毒杀异己，终使朝廷之臣尽成奸佞谄媚之辈。奸计既招招得逞，信心也逐日增强，贪权夺势之欲望，也越发不可控制。但若认为她现在对她的地位已经心满意足，实属大错。

在高宗驾崩的那几天，武后对太子哲继承皇位，曾经显示踌躇不定，中书令裴炎竟一时不明究竟。武后当时心中盘算，究竟是让太子哲登基继承王位呢，还是采取激烈办法，或假造圣旨，或采用政变行动，立刻自己称帝即位呢？实际说来，她早已不愿再演配角坐第二把交椅，或做帝王之后，或做帝王之母。不自己手执王节，终不称心惬意。六天六夜里，她自己心中争辩不决。她当然可以毒杀太子哲，但是下一步仍要毒杀太子旦。这样做究竟是否得策，颇为犹豫。

她的聪明头脑终于决定不采取阴谋毒害办法，决定采取“合法”手段。她采取的手段“合法”，不怕人反对。她可以想主意使幼君退隐在背后，自己利用幼君之名，行统治之实。有人反对时，就犯叛国之罪，因为她临朝称制，代皇帝行使职权，于法有据。如此决定之后，她才在第七天，依照裴炎的主张，让太子哲登基，继高宗为中宗皇帝。

武后的腹稿既然拟定，朝廷上要有剧变也不足为奇了。有人已然料到，但是发生之早及手段之猛烈，则人人触目惊心。武后在天下稀有的富贵荣华的梦想之下，在即将身为帝王开朝创业的梦想之中，她开始了别的妇女从未想得到的行动。

这场狂风暴雨来得太早，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武后太急切，太不耐烦了。高宗驾崩后还不足两个月，她就废了中宗，贬谪出京。这是她第四次废却她的儿子。在光宅元年二月五日，她把中宗逮捕，以空洞薄弱不成理由的借口，真个把中宗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别的叛徒曾经逼迫皇帝退过位，而现在武后却需要劫夺自己儿子的皇位。可是武后并无顾忌，毫不在乎。

太子哲已经年纪不轻，已经二十八岁。被废的借口是中书令裴炎引起的。中宗要使岳父官居侍中。裴炎反对。君臣争论起来。中宗说：“我乃当今天子，你不要忘记。我若把天下让给他坐，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句话本是一时愤怒脱口而出的，这就是武后废中宗的理由。年轻的皇帝还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如同草原上吃草的小鹿，信步走近了藏有母狮子的丛莽。武后这个母狮子闪电一般，一跳而起，扑在自己亲生儿子身上，凶恶得令人魂惊魄丧。

武后已经和裴炎商议妥当，告诉了她的做法。裴炎并非齐国公长孙无忌，也许是已然认清武后的性格，知道反对武后，并无用处，自然遵命而行。武后又与禁卫军的将军规定妥当。在二月五日早晨，侍卫遍布宫廷。百官早晨照常上朝。出乎百官的意料，武后出现了，身后跟随着中宗。中宗正要迈步走上宝座，中书令裴炎突然把他拦住，随即从袍袖里掏出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把武后的这道诏书当众宣读，说把中宗废却，拘禁在皇宫里。于是中宗被废为卢陵王。侍卫过去用手把中宗拉住，带出了大殿。当时中宗一时不知所措，叱道：“放开手！我犯了什么罪？”武后说：“你犯什么罪吗？要把帝位传给你岳父还不够罪名吗？”

当然，中宗那话是愤怒之下说出口的。愤怒之下的话当然不能认为实有其意，也不足构成被废的理由。可是反抗又有什么用处？

做皇帝刚刚五十四天，在文武百官众目睽睽之下，中宗皇帝被拉下了宝座。群臣大惊。如此专横的做法真是前所未见。中宗暂时被幽禁在皇宫里，下月被迁往均州，不足一月又过往房州（都在今日湖北省内）。中宗的岳父也被贬往南方去。

朝臣与三军士卒不由心中要问，皇太后要怎么办呢？除去燕王忠之外，武后的亲子太子弘、贤、哲都逐一被贬谪、被幽禁，一个为皇后为母亲的这样做，的确是古今稀有的事。一般人都预料，皇子旦当继承皇位。

现在武后首次泄露了自己的政治企图。在二月十一日，皇子旦率领全体王公，在武成殿向武后进献皇太后尊号。出人意料的是并没有新君即位。皇子旦当时已经二十二岁。三天以后，十四日那一天，武后使她内侄武承嗣送去一道诏书，封旦为睿宗，居于东宫。睿宗再不在公众之前露面。更为奇怪的是，更无任何理由，亦无任何借口，更不设法捏造法律依据，这位睿宗“皇帝”便在东宫被幽禁起来，禁止与大臣外人通信息。可算骇人听闻的奇绝办法！

睿宗旦，实际上是武后政治资本上最后的一文钱，其可贵，其幸运，就和第一位皇太子燕王忠一样，不过性质不同而已。燕王忠被诬谋反，因而罗织不少大臣，全予消灭。而睿宗旦是供武后篡窃帝位的一个合法的根据。武后另一个更远大的企图，打算推翻唐室，以武姓为本而改朝换代，时机还没到来，因为那需要另一种方法，另一种气氛，只有武后本人心里才明白。

武后现在以儿子睿宗旦的名义，独揽大权。历史称这个时代为武则天皇帝当政时期，由武后光宅元年开始。因为以后事情的演变更为纷乱，历史学家并不用睿宗年号。在武后天授元年，睿宗并未像中宗哲正式被废，就突然改为“皇嗣”，究竟算是谁的“皇嗣”，并不清楚。武后喜欢改变名字，把儿子的名字改来改去。皇子旦初生，起名叙伦；在高宗总章二年，废弃“叙”，单叫“伦”；在高宗仪凤二年，改名“旦”；武后天授元年，又叫“伦”；武后圣历元年，又恢复“旦”字。这种反复无常，改来改去，大概也给了睿宗一个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性格。

那一年的二月、三月、四月，都有热闹的日子。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武后施展毒手，一而再，再而三，观众看得都来不及喘气。骆宾王在《讨武曌檄》里所写的“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丝毫不错，其实，高宗的陵寝那时还没有动工呢！

先父章怀太子贤还幽禁在成都。我那时才十二岁，已经三年多没见着父亲了。武后对先父的才具敬而且畏。生怕先父谋反，又怕为众人拥戴，起而推翻武后的篡夺。武后曾经深谋远虑，预为提防。谋杀先父，势在必行，方法则一仍其旧。在把中宗哲逮捕废掉的三天之后，武后派左金吾将军丘神到成都去。到了成都，那位特使第一步把先父监禁在后院屋内，然后逼迫先父自缢。

先父去世之前，曾写诗一首，至今尚在，题为《黄台瓜辞》。歌词如下：

种瓜黄台下，

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

摘绝抱蔓归。

为掩饰此次谋杀，武后令在显福门举哀。文武百官恭祭先父之灵，武后以丧子之母，亲与祭奠。此次先父自缢，据说过错都在丘神身上，于是贬丘神为垒州刺史。一般而论，丘神因“过错”而置一个皇子于死地，不会轻易逃出法网的。但是，几乎还没有过半年，丘神又被召还都，官复原职。公众于是恍然大悟，丘神只是奉行武后旨意，并没有犯丝毫的过错。

睿宗旦得幸苟全，只得对一切不听，不看，不说。他现在被监禁在皇宫里，比被流放远处反倒更安全，先父之命运可为例证。他是逆来顺受，知道自己活着是供给母亲武后大权独揽的一个合法根据而已。武后并无须解释何以睿宗身遭幽禁，何以不在朝执政。几个大臣曾窃议此事，立遭贬谪出京，这件事武后不愿再听见有人提。

中书令裴炎看得很清楚。心里颇不以为然，但是也只是徒唤奈何。别的大臣也是如此。武后也知道皇帝不在位，百姓口里虽不说，心里也会有疑问。在垂拱三年正月，武后采取行动。她表示要归政于睿宗，但是睿宗很明白武后的话是言不由衷的。所以在一番谦谢不受之后，仍坚请武后继续执政。武后维护颜面的把戏玩得天衣无缝，对付睿宗手段可谓高妙达于极点。

第二十五章　男妃冯小宝

武后的丈夫高宗已崩，贤能的皇子弘和先父已经逝世，中宗哲囚在房州，皇帝睿宗旦也被幽禁东宫，武后身居皇位，在淡紫色的薄纱之后，独握大权，深信前途光明，来日方长。无人怀疑她的地位，因为她曾归政于囚禁中的皇帝，皇帝恳请她继续执掌政权呀。

在七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光辉极为灿烂，尾巴有二十余尺长，历时三十三日才消失。半夜起床，仰视天空，在彗星华严之美下，颇起敬畏之心。天空中有如此启人畏惧的景象，武后的确不能再有更奢的希求了。神已经说了话。于是武后又改年号为“光宅”。就在那一年两改年号，她把两个皇帝拉上了宝座，又推出了朝门。

新政权的特性上有了不少的改变，宝座上发出的是更为专横霸道的女人声音。更为反复无常，令人更为恐怖，不接受忠告，不容许反对。她发怒时，令人毛骨悚然，动辄暴躁起来。而真正更令人恐怖时，是她对你亲切友好之时。人人觉得朝不保夕。今天她是你的朋友，明天她就下道圣旨叫你人头落地。武氏现在有绝对的自由，欲与则与，欲废则废，可封官赐爵，可赐予权势使人炙手可热，可赐死，可贬谪，可消除毁灭，不管对方是何等人，完全看女皇芳心中一念之转了。无论是在私人生活方面，或是在大庭广众典礼仪式方面，武后之贪权势，爱炫耀，妄自尊大，真是达于极点。武后觉得自己的胜利，是非庆祝不可，用什么方式，则尽可不拘。她觉得仿佛穷人发了财，要兴高采烈，欢饮达旦，放荡喧闹，不然，就不够排场，不够气派。她甚至觉得非建筑一栋房子，要屋顶向地地向天，要建筑一座宝塔，塔座向天尖儿向地，觉得那样庆祝才心满意足。武后现在是兴奋激昂达于顶点。

光亮的彗星既照耀于天上，人间就要改变名称以表示灿烂荣耀。于是洛阳改名为“神都”。武后是无须再假装谦虚了。她采用了新旗帜，金紫两色，浮华炫耀，胆大包天。女皇陛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整个政府机关的名称仔细检查了一遍，换了表示欢乐喜庆华美的名称。只说高高在上的朝廷里的名称吧：金銮宝殿左侧的门下省更名“鸾台”，右侧的中书省更名为“凤阁”，御书房更名为“麟阁”，尚书省改为“文昌阁”。一切都表示昆仑山顶上王母娘娘的神仙福地。要使她在人间的职位和宇宙的组织相配合，于是朝廷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为“天部”，“户部”改为“地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改为春夏秋冬部。在光辉灿烂的“光宅”之中，在此神仙福地的中央坐着那位女神仙。这时她用了一个比较不甚相宜的名称“皇太后”。她成为皇太后的那一年，一时疏忽，“天后”中的“天”字省略掉了。当然应当补救一下，谁能说不呢？

在欢庆假日的心情之下，武后决定要轻松一下，要庆祝一番——要按武后独特的方式。祖母的确似乎很快乐，甚至可以说是在胜利的气氛中，她是过于追欢寻乐了。

现在武后成了一国之主，决定要享帝王当享之乐。当年她曾经限制高宗的嫔妃数目与职责，提高宫中的道德气氛。现在自己身为国君，而无一嫔妃，何以消闲？何以取乐？但是又怎么设置嫔妃呢？当然，是需要一个男人。于是一个和尚现在就要主宰皇宫的生活了。结果，武后弄得声名狼藉，在茶馆酒肆之中，在说书唱词人的嘴里，武后与和尚的丑事，宣扬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绝非骄纵阴狠如武后者梦想之所及。

我并非道学家，历代明主贤君的生活里也有女人。为什么女王不应该与她的情人享乐呢？也许武后要娶一男妃是要提高女权。但是武后于花甲之年，以女王之尊，而找洛阳闹市一个以摔跤卖药为业走江湖的壮汉为情夫，确是淫秽难恕。而这就是她庆祝获得新位之后的举动。

和尚名叫薛怀义，原来并非和尚，也不叫薛怀义，而是洛阳闹市上一个摔跤卖药的，以卖药丸和膏药赚钱，以打拳摔跤吸引观众。身体又高又大，好逞筋骨之能，以御女奇术自夸。我们在孩童之时看见过他出入皇宫，为人粗壮，筋肉结实，摆着架子昂首阔步，无一处不显得雄伟坚强。他原来姓冯，名叫小宝。由于一个宫女，他认识了一个公主，与那个公主很亲密，公主深知小宝其势雄伟，乃非常之器，遂转荐于武后。小宝深得武后欢心，武后常召小宝入宫，最初本是暗中来去，小宝并不注意自己的名字。但是一个粗壮的汉子而叫小宝，不但卑俗，亦且淫邪。武后令小宝改名薛怀义，因为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嫁了薛绍，武后令其婿叫小宝为叔。太平公主也并非贤德之女，与母亲武后共事小宝，如参加宫闱阴谋一样。

武后现在似乎被小宝迷住，没有小宝就过不了日子，放任小宝为所欲为。武后的母爱虽然不足，现在却深深了然自己身为妇人，忘记了自己身为皇后，只觉得是个女人，在一个江湖摔跤卖药的前面竟软弱无力了。自己的无情，自己的克制，自己政治上严厉果决，在对小宝的情爱里，融化得一干二净了。

也许武后觉得富贵荣华非如此不可，也许她觉得神仙一定这样纵情于酒肉淫荡。因为薛怀义渐渐使她相信她是如来佛再世，所以她下令在皇宫宝座后面建一“天堂”，高三百尺，神头之上画有灵光。她自信是如来转生，来到人间审判善恶。她相信皈依佛教会使她的新朝廷昌隆光大。

因为僧道有特权出入皇宫，尤其可以出入武后的寝宫，武后就下令小宝把头发剃光，以便常常进宫。武后使小宝当白马寺的方丈，白马寺是因唐玄奘出名的。因为这个方丈是为唐朝已故的帝王诵念经文的，所以可以常常进宫向武后奏事。

武后似乎愿意把恩宠赐予这个市井无赖，就和帝王把荒村小巷之女纳入皇宫一样。小宝深信掌握住了武后，但已往的市井流氓习气丝毫不改，成了京都街上的一个大害。自己骑在马上，身着皇宫官服的差人在前面开路。在城中的街道上，或让马信步缓行，或放马疾驰。来不及让路的人，不管是谁，就得挨几下铁链子。有一次他打了一个御史，就因那个御史弹劾过他。在皇宫内他受的待遇和一个驸马一样，如果无有其名，也有其实。武后把御马厩的马赐给他；他走过之时，宫中的官员皆卑躬行礼。武后的内侄武承嗣和武三思，向他卑躬屈膝，身如小吏，他上下马时给他拉马，借以讨他的欢心。

有一次，这位大和尚从皇宫前门进宫往武后的宫院去，大摇大摆地穿过门下省的大厅。门下省侍中苏良嗣，道貌岸然，为一谨严长者，向他招呼为礼，小宝假装没看见，不予还礼。苏良嗣大怒，斥道：

“贼秃子，焉敢如此无礼，你进来干什么？”

小宝捋胳膊，卷袖子，就要把他拿手的摔跤本领露几手儿，在朝廷宫门里咆哮一顿。但苏大人令侍卫制伏了他，打了他十来个嘴巴。

小宝赶忙跑到武后的宫院英贤殿，大诉委屈。武后听了大笑起来。

“谁告诉你从前门进来的？你应当从后门进来才是啊。”

侍中苏良嗣什么事也没有。武后真是聪明绝顶，不愿意闹事。武后不愿意让这位方丈离开眼前，也不愿让他到外面街上散播宫闱的丑闻，于是派他管理皇宫和御花园。小宝告诉武后他懂得建筑，至少会盖房子。因此便成了公然进入宫廷后院的借口。皇宫中嫔妃的住所一向只许女人进入。现在允许一个真正的男人进去，颇惹起不少的闲言碎语。御史王求礼，一向恪尽职守，他上了一本，奏请将大方丈薛怀义去势之后，才允许他出入宫中女人住的宫院，以保“宫女的贞节”。

武后阅完奏本，大笑起来。她觉得所奏太荒唐，仍以绝顶聪明态度处之，置之不理。

第二十六章　徐敬业起兵与《讨武曌檄》

这几个月来，废却一个幼主，接连幽禁一个新君，以及其他一件一件的事情，有识之士看得心惊胆战，弄得梦魂不安。“光宅”的年号也被淫行狂暴污秽透了。老百姓口虽不言，心中却不能不想：这位秽乱春宫的武后，太宗之宫女，高宗之后，子女的母亲与凶手。各处风言风语，人人心存疑问。百姓心念当年的太宗皇帝，同情两位被囚禁的幼主，他们是太宗皇帝的孙子。武后最好不要迈进李家的宗庙一步。

在聪明人看来，最危险之举莫过于提升武氏子侄，莫过于在洛阳兴建武氏宗庙，与当年武后不重用皇后内亲的主张恰恰相反。现在武后把子侄们都官封要职，身居显位。因为武后有三个叔伯，如今有十四个内侄，其中以武承嗣、武懿宗、武攸宁最露头角。武承嗣野心最大，也最活跃，不学无术，纯系势利小人，专一恃强凌弱，阴谋险诈，无一刻安静，是一个真正的小政客，五月被任为门下省侍中。但是才不胜任，武后虽亲，也不能任用，在任不足一月即去职。承嗣为武后之父的长孙，今后在朝不断官居显位。武姓子侄们突然一跃而起，而唐室王公则星散凋零，或遭贬谪，或权位遭受褫夺。老百姓的批评是，那个方丈小宝拍武后，武承嗣与武三思拍大方丈，而诸大臣则拍武氏兄弟。其他武氏兄弟或官居大将军，或为一衙门的首长。

武后荒淫放荡，摧残唐室宗族。但唐室宗族却也人数众多。高宗及太宗有弟兄十几人，现在都在五十几岁至七十岁之间，人人都有儿孙。居王位者至少有三十余人。但是由于武后独握大权，朝廷真正的势力已经尽入武氏兄弟之手。武氏兄弟，在教育、品格、仪表上都比不上唐室宗族。武氏兄弟都是专横粗暴，朝廷要职如两都的将军，羽林军将军，都在武氏兄弟手中，这样唐室就自内而亡了。

武后代子执政，合理合法。太宗的一些兄弟都是些温文长者，深为百姓敬爱。其中以韩王元嘉、霍王元轨、鲁王灵夔最为知名。武后都封他们为高官，为朝廷点缀，却无实权。武承嗣要把这些长者罢黜，迁往外省，遂与中书令裴炎正相冲突。但在裴炎去职以前，这些唐室长者都安然在位。但是他们无权无兵，又有何用？

最引公众注目的倒是武承嗣奏请在洛阳为武家立宗庙。这显然是为武家开国立朝的意思。因为武家在长安已然有了宗庙，在东都洛阳按照唐室宗庙的规模，建筑武氏的家庙，当然是反叛的行为。武家祖先都已封有爵位，现在又将五代祖先都追封为王。现在谣言繁兴，百姓寝食不安。武后显然正谋推翻唐室。百姓念念不忘太宗，一定得有人起来中兴大唐天下。两位少主在幽禁之中，无能为力。唐室其他王公子弟，眼看当时情形，心中惴惴不安。武后已经太荒淫专横，心中觉得不会有人起而造反，如果真有，也不难予以敉平。

现在是该一群儒生揭竿而起了。

徐敬业为英国公李之孙，李当年曾亲奉玺绶，进武宸妃为皇后，现在徐敬业起兵声讨武后了。有六七个儒生和几个被武后罢黜的官员相聚于扬州。大家以为武后倒行逆施，荒淫横暴，国人必有同感。于是用计控制住扬州驻军，伪称先父章怀太子贤在成都时并未遇害，现在实在军中，如今起兵声讨武后。主张正大，正顺民心，大家盼望中兴唐室，万分热诚，十日之后，声称聚兵十万。

起兵之始，先由骆宾王起草《讨武曌檄》，传檄州县。这篇檄文已成为中国之散文名作，必会万古不朽。檄文传至京都，轰动一时。而徐敬业起兵一事，反倒显得冷落，不甚惹人重视。文中有些名句，深入人心，人人争相传诵。除去文章的声调铿锵，掷地有声之外，其内容正道出国内百姓的真正心思，表达出儒生、官员平日只敢在家窃窃私语的话。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文字秀拔刚劲，历述武后人神共愤之罪过，对武后名誉之损害，远胜过十万大军。

《讨武曌檄》原文如下：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

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

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

檄文继续描写义军之盛况：

敬业，唐皇旧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涕流，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蘼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文章结尾处，呼吁前朝老臣当尽忠唐室。檄文上说：“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檄文要庶民团结一致，尽忠李唐，若眷恋穷域，徘徊歧路，必遭诛除。义军势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第二十七章　讨武兵败

不幸的是起义大军的领袖都是书生，其中没有一个人有战阵经验。如果战略运用得宜，起义大军可以像《讨武曌檄》上所说，大军之势可以如火燎原，把武后在迎仙院里活活烧死。但是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如果当时依照几个才智过人的谋士行事，只要大军直取京都，即可获胜，一举即可定大局。那时朝廷的兵马措手不及，地方军队中很多都忠心于大唐，尤以勇武善战的山东健儿为甚，必然望风起义，倒戈来降，于是声讨武氏的武力自然声势浩大起来。但是徐敬业决定要谨慎从事。以金陵为根据，不取攻势，而取守势，意在初步失利之后，可以撤退，然后据有东南，继续作战。如此一来，遂无法把握人心；因为偏安金陵一隅之地，以众寡悬殊之势，行将征战连年，于是人心尽失。武后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率兵三十万来击。两军在江北相遇。江北是一带平原，湖沼河流，纵横交错，离扬州不远。

最初，双方胜负不分，敬业军在金陵西北，半绕湖山为阵，以金陵为战事之枢纽。大将军李孝逸踟蹰不前。武后治事必求万全，决不冒险。李孝逸万一倒戈起义，加入敬业叛军，岂不麻烦。武后于是令曾北征突厥的名将黑齿常之率江南之兵监视李孝逸军。李孝逸的谋士向孝逸献计，请孝逸在黑齿常之到来以前，迅采行动，择敌弱点攻击，因为敌军中各处兵马，亦强弱不同，孝逸方面并非不知。于是两军在河水两岸往复厮杀。这两岸芦苇丛生，触火即燃。朝廷大军纵火烧起芦苇，当时秋高风大，火势蔓延甚速，敬业兵马大乱。敬业见自己兵马溃散，力谋在江南重整武力，终归失败。而朝廷大军已火速追踪前来。

最后，敬业见大势已去，想逃到海滨，乘舟前往高丽。在海滨等船之际，又被风涛所阻，不久，被部下刺杀，其他将领，悉数被俘。起草千古杰作《讨武曌檄》的骆宾王，从此失去踪影，再无消息。各被俘将领都遭斩首，将头送往京都献功。此次朝廷平定叛乱，历时不过两月，至十一月全部肃清。

义军二十五个将领的首级，高高悬在洛阳的城门之上。武后深恨反叛。不但敬业全家被灭门，武后余怒未息，还及敬业的祖父司空李。纵然这位极人臣的开国元老，在她进位为后之时曾经亲奉冠冕，曾经使她得升高位，得揽大权，曾经身为元帅，征服高丽，并且是太宗皇帝的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功臣之一，他在九泉之下，也无法安宁。武后下令，将李的坟墓掘开，开棺戮尸。（统率大军平定叛乱的两位将领，也在数年之后为武后所杀。）

在战事仍在进行之时，武后已先向众臣发了一次雷霆之怒。裴炎对武后的内侄武承嗣，处处掣肘，步步阻碍。武承嗣向朝廷控告了裴炎一本，武后遂下旨将裴炎处死。只因裴炎的侄子为敬业谋反事株连，武承嗣遂弹劾裴炎，控以同谋。而真正理由却是裴炎曾经向武后奏称，倘武后归政于中宗，叛军再无借口，势必瓦解。只因如此进谏，武后怀恨，纵然裴炎廉介忠贞，人人尽知，亦难免斩首之罪。裴炎身为宰相，身后抄没家产之时，竟发现相府只是家徒四壁，寥寥几件家具而已。

审问裴炎之时，殊为荒唐可笑，当时全体官员争论的，并非裴炎是否真正参与谋反，而是是否有谋反嫌疑。至于证据，则分毫无有。当时争论如下：

凤阁舍人李景谌：“臣深信裴炎大概会参与谋反的。”

凤阁侍郎胡元范：“不然，裴炎一向廉介忠贞。臣相信他不会。”

纳言刘齐贤：“臣与胡元范的看法一样。”

武后：“朕知道裴炎会参与乱党。诸卿并不知情。”

胡元范：“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

武后：“朕知裴炎反，卿辈不反。”

武后说这种话，心中原有隐秘之意。她的意思是，要使武家代唐室宗族兴起之时，裴炎必反，只是未曾明言而已。她和武承嗣都知道，必须把裴炎处死不可。武后阴狠起来，又将两员大将处死，只控以与叛将有旧，并未审判，仅饬宫中一小臣携带圣旨，驰至两将任所，即将二员大将斩首。一将为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程务挺在世时，突厥闻之丧胆，被杀之后，突厥欢呼称快。另一将为王方翼，为王皇后族人。

敬业叛乱平定之后，武后扬扬得意，一天，召群臣于武成殿，御宝座，向群臣怒斥道：

“朕于天下，无所亏负，汝等可知道？”

群臣齐声道：“是的，陛下。”

武后接着又说下去：“朕辅佐先帝，三十余年，为天下忧劳，竭尽忠智。汝等爵禄富贵，全系朕所赐予。天下太平，全系朕休养生息之功。自从先帝弃群臣，朕以社稷为重，不敢自惜，只知爱人。叛军兴起，首魁竟系将相大臣。似伉扈难制，谁能胜似裴炎？将门之子，谁能胜似徐敬业？宿将善战，谁能胜似程务挺？彼等皆系人杰，不利于朕，朕能戮之。汝等如果自以为才略胜过彼等，尽可早日起事；如若不然，忠心事朕，切勿自作聪明，为天下耻笑。”

群臣顿首，不敢仰视，齐声奏道：“陛下，臣不敢，谨遵圣命。”

以事理而论，武后是代子临朝。她可以正言以告天下所行所为，并无失当；并无公然不忠于唐室之举。她的假面具尚未撕破。她仍然是仁慈之主，她“不敢自惜，只知爱人”。她当然正在君临万民。至于将来如何？她仍然是一代人君。她已然下定决心，要做千年万载女中之魁元。她自知有此能力，有此才略。

第二十八章　检举箱的发明

武后把徐敬业的义兵轻而易举地消灭了，把大将军程务挺和王方翼也从容不迫地杀害了，随之而来的是日甚一日的阴森恐怖。前面第四章曾经提过武后要用铁鞭子打那匹狮鬃马，用铁锤子锤，还要用匕首刺，她要这样把那匹骏马制伏。铁鞭子她早已用过了，在她举起匕首给那匹骏马最后一击结果它性命之前，现在她要抡起铁锤子往马上打下来了。这是她丈夫的马。听来是悖乎常情，实则是一字不虚。

义军被迅雷不及掩耳地扑灭了，这正称了武后的心愿。这不但使她浑身怒火如焚，也刺激起她浑身的勇气，她要采取行动了。这提醒了她会有同样叛乱发生，她的统治并不得民望，提醒她需要加强统治的力量，她须要使天下反对她的噤若寒蝉。她要实行恐怖统治，现在有了借口。由她已往的残暴阴狠上看，她要把全国整肃得如同汪洋血海。她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怀着什么野心，她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之来临，已在预料之中了。只要是专制独裁，无不需要恐怖屠杀。把宰相裴炎、大将军程务挺、徐敬业这几个大臣零星杀害，武后是意在震慑朝臣，略见她专横之一斑。不过这种随随便便杀几个并不够。她那肆无忌惮的野心是消灭大唐，建立自己武姓的天下。换句话说，她自己正是那个最大的叛徒，正在策划规模最大的反叛。她知道此举是胆大妄为，也深知失败的危险。为求自己野心的实现，她必得制造一种气氛，一种不同的政治气候，要使百姓深信她已经是至高无上，抵抗已是徒然无用，然后大唐的天下便像一个熟透的苹果落入她的手中。要使专制得奏全功，必须把压制人民的办法构成系统而有严密的组织。谋杀既然已经合法，下一步要使其富有组织系统。于是武后发明了无处不包的间谍系统，使每个人都成了邻人的间谍。

以事后的聪明来看若干事件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武后现在逐渐让我们洞悉了她的阴谋。在给丈夫的大唐皇室最后的一击之前，她先要创造一种适当的恐怖气氛，要从百姓对她的畏服获有把握，然后，使百姓向她欢呼，请求她改朝换代，而且要显得是出诸自然，形似至诚。制造万人拥戴的把戏比制造恐怖气氛较为简易。要制造血腥的恐怖气氛，她倒有两件事非做到不可：要有一群阴鸷残忍的小人，结成死党，做一个坚固的中心，这群人是否读过书，倒不关重要，而是能由她的暗示，凭她的颜色，不用吩咐，就能行事无误；她还得要一个效力强大的间谍网，要有充足的特务人员，谁要敢反，谁要敢造反，就能立时捕获。任何反抗的声音都要称之为叛国，称之为国家公敌，都要立予处治。只要随时有阴谋的恐怖存在，就要随时有威胁国家安全的组织存在，有这样的借口，国家恐怖紧张的气氛才能不断保持，而恐怖与屠杀才能有理由存在。如果保有这么一个残忍的特务与刽子手的坚强核心，如果间谍组织能充分培养，能发展强大起来，武后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

有了间谍组织，苦刑的技巧，逼供的方法，以及整肃、审问，无一不需要有高度的发展，只有如此，朝廷才能要什么口供，就会使犯人招出什么口供。虽然不是什么光荣头衔，在中国历史上武后算得是间谍组织的创始人，而且在武后的统治之下，苦刑的技巧与逼供的方法才达到最高度的发展（所以，遭杀者无一不“有罪”，而不是“有罪”者无遭杀，这是无人不知的）。就在武后的治下，科学的诉讼法《罗织经》才创作出来。后世的专制魔王，如果能从武后的技巧上学点儿乖，总会获益不浅的。

更简单来说，武后醉心权力，反复无常，而生性专横，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杰出的大刽子手而已。不久，她获得了十几个。这是她虎狼般的臣仆的坚强的中心，他们的武器是苦刑和密探。两个原则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恐怖统治。以后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罕与伦比的血腥的戏剧。然后，她再安富尊荣，享受那些愚蠢狗才忘记了的崇敬，那些蠢材忘记了她之得以攫获无上的威权，是由大屠杀得来的，她之得以称为“圣母神皇”，成为新时代的太阳，成为人类的恩主，也是由她的大屠杀得来的。间谍制度创立得很够纯正堂皇，那就是在武后则天皇帝垂拱二年三月，在朝廷内安装了一个铜质的告密箱。箱子方形，分四部分装妥，每面的上端留有一条缝隙，告密的人可把密告书投在箱内。不论什么人，即便是农夫、学徒、罪犯，只要把朋友或邻人反朝廷的企图、反朝廷的话，或反朝廷的行动，向朝廷告密，便可以往那个铜箱里投下密告书，绝不遭受任何阻碍。

武后诏告天下安装那个铜匦的圣旨，当然是说得冠冕堂皇的。圣旨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箱子的四面对着东南西北，寓有提倡四德之意。东方绿色，用以象仁；西方白色，用以象公；南方红色，用以象诚；北方黑色，用以象智——圣旨作如是说。武后从来不会忘记道德的。这种以四种颜色象征四项道德的纯正无邪的信箱，并不能为什么大害；而重要的却是信箱的用处与装设的用意。贪图利禄的那些御史和走狗用这种信箱作为诬告的工具，使清白无辜的人遭受荼毒，遭受酷刑，无数官员无数百姓，以及他们的家人，都被投入了十八层地狱。这项毒计使人人都成了朝廷的潜伏的间谍，邻人对邻人，罪犯对法官，仆人对主人，朋友对朋友。在生活里人人关心的是如何活命，而奸狡卑劣之徒，则出卖朋友相识，摇身一变，成了告密的人，于是抓住机会，立刻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起来。剧烈的生存竞争真是方兴未艾。

随着安装上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县颁布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发阴谋，要控告言论批评朝廷的，不论其地位贵贱，地方官长当一律妥为招待，即使是监狱里一个囚犯，也应当优礼有加。拒收此种情报或斥退告密之人，与庇护国之叛徒相同。如果告密的人愿意，要请求亲往京都面见武后，一路之上，地方官当供与膳宿，如同接待朝廷的五品官员一样。对于这样告密的人，武后竟然亲予召见。假若他是个长于辞令，面色凶狠，牙床宽大犯过罪的汉子，或者两眼贼光狡猾，可以做武后的爪牙，便立刻封予官职，或授予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与绸缎金银。假若告密的人，情报不实，看来蠢笨无用，任其自去，并不处罚，他总会被认为存心讨武后欢心，用意原极善良的。武后对告密之人决不拒绝。

告密（当时称作“上变”，密报阴谋之意）于是成为一时的狂热，不久就成为无业流氓、赌徒、罪犯等辈获致富贵的捷径。时人把告密和偷窃相比，认为比偷窃益处大。因为偷窃失败，有坐监之险，如幸而成功，便可获得金银珍宝。而告密这种行业，如有才能精力，可以获取官职，即使失败，毫无害处。

就这样，很多有权力的刽子手便平步高升，成了权要，自有很多前来效力的，于是狐朋狗党，结合起来，特务人员遍布全国，彼此竞尚残酷，争奇制胜，以示对武后的忠爱。逮捕越多，定谳越众，越显示其忠诚。

朝廷里那些大刽子手之中，有三个以残忍出众的，因此也权倾一时。三人为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索元礼本为北方胡人，在以告密得势前，原本没姓无名。来俊臣本因抢劫监禁在狱，后来申请释放出狱，前往告密，才得发迹。周兴原有专业根基，他原来即研读申韩之术，在尚书省为尚书令，累迁秋官侍郎。此外还有一些豺狼之辈。侯思止本为贩饼小人，目不识丁，开口方音鄙语，鄙俚可笑，丑态百出。王弘为一乡村莽汉，在家不孝不悌，后因邻人过节欢会，他诬告邻人聚议谋反，竟而官升御史之职。三个掌理讼狱的侍御史索元礼、来俊臣、周兴，就是肃政台的主要角色。他们在武后政变之前几年，都是领导人物，影响极大。索元礼官拜游击将军，为特务首领，有权就地诛杀。来俊臣为御史台中丞；周兴初为刑部侍郎，因谋杀唐室王公有功，死前数月官升尚书省左仆射。来俊臣与索元礼两人之姓合而为来索，当时极为通用，因为来索即来搜捕之意，含义与残酷相同。府第之中女婢听见叩门声，出外一看是肃政台的官员，就回来呼喊“来索！”就和呼喊“鬼来了！”一样。史册上记载，在大约一个月之内，百中有九十九件案是主人被杀，家人流放为奴，家园破坏无余，只成一片废砖烂瓦而已。

一般而论，这些杀人魔王，都杀人数百，毁人之家千余。索元礼为罪恶昭彰的第一个告密者；周兴为处决唐室王公的第一名刽子手；来俊臣野心最大，最为人所痛恨，亦最为人所恐惧。武后灭唐之后，他还谋杀多人，谋杀多年。朝中文武百官之生死大权，都操在来俊臣一人之手。来俊臣最后遭戮之后，很多官员前去供认他们与此令人发指之人，曾在很多情况之下通力合作。武后问：“为什么呢？”

群臣奏称：“事情很明显。臣若犯陛下之法，自己丧生而已。臣等若开罪于来俊臣，臣等全家妻孥必将灭绝，无一幸存。”

武后对自己的爪牙的行径，知道得非常透彻。这种特务首脑一旦失其效用，她决不宽容。如只向肃政台的新侍御史中丞来俊臣吩咐一下，命他谋杀周兴，这样吩咐一声就够了。武后暗暗敬慕那些刚正不阿的忠良之臣，凛然不惧，暂时流放远地。这些杀人的刽子手将来结果如何，武后身登王位根深蒂固之后，那些忠直刚正的大臣如何被召还朝，后文再表。

第二十九章　冤案少不了酷吏和酷刑

那些酷吏所用的酷刑和逼供的妙法，必须在此予以详述，否则削减唐朝国祚的那些事件，当时的审判与整肃，便无法明白。

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索元礼立刻平步青云，成为政要，当时以告密而致身显贵的第一人。徐敬业举兵反，正好供给当时一个搜捕谋反嫌疑犯的紧张气氛。朝廷故意制造一种风声，说有大举谋反的阴谋，说有很多地方在阴谋不轨。比起别人，索元礼逮捕过多，定罪也多。因为他首用逼供之法，而且方法独特。其酷刑之一为制一铁帽，戴在被告头上，用楔子打入，使铁帽逐渐缩紧，至口供逼出来为止；因被告顽强不屈而致头颅夹裂的，并不少见。如果囚犯因此致死，囚犯死就是死了。另一个方法是使囚犯躺平，以大石上悬梁上，下垂在囚犯的头上，可轻击，可重击，视囚犯的神志而定。第三个方法是把犯人两臂背身后，拴在拷问台上。因为索元礼在求逮获众多，在求效率高强，在求成绩优异，所以通常总是逼使犯人牵连别人及亲友相识等，所以每逢一人被捕，便有十余人受株连。结果索元礼深受武后恩宠，常予召见，并予褒奖。于是来俊臣与周兴便接踵而来，如法炮制。

司法制度，至此已荡然无存。所谓“合法”其意义已经与先前不同。在太宗之世，只有一年一度在秋天，并且经大理寺复审之后，犯人才能处死。犯人送往京都经大理寺最后定谳之前，在地方要经三级审判。如今在武后统治之下，犯人可以就地处死，然后申报。以前御史大夫的官廨是用以推详案件，或弹劾与控告之用。现在肃政台这个官署之内有两个监狱，叫作肃政台监狱。其中的侍御史一身而兼调查、审判及刽子手的任务。据李则之武后天授元年的奉议，当时肃政台的十五个巡回侍御史都是八品官，都可以将犯人就地处死，犯人无权上诉。

当时，来俊臣由另一个刽子手万国进帮助，编了一本起诉手册，名叫《罗织经》，使逼供法与互控法升格而成了专门学术。该书编排良善，携带方便，专供当时全国各地特务官员之用，以明显简短的提示，授人以谋杀及施用压力的精巧的合法办法。依据《罗织经》与酷刑的技巧，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效果极佳。铜匦用来也极方便。每逢奸党要株连一位王公或是一位大臣，便从相距遥远的各省县投来密告，各书函内所控告的详情则完全一致，此案便交与秋官侍郎周兴办理。法官自己便准备好谋杀的公文。

来俊臣的高明技巧必须在此一叙。来俊臣的同僚王弘义曾就来俊臣的官署说了一句双关语。来俊臣别有监狱，奉武后旨意设在丽景门内，在皇宫西面不远。王弘义戏呼丽景门为“例竟门”，意谓被告一进丽景门便一例无治。不论密告被控何罪，来俊臣第一步先从鼻中灌醋。然后投置臭气难闻的土坑之中，不与饮食，犯人据说饿至自咬衣絮。再继之以神经疲劳。犯人被接连盘问，不许睡眠。犯人一睡着，就被猛然推醒，所以数夜不眠之后，头脑便昏昏迷迷，于是问什么招认什么，结果便被处死。此法极其灵验，而被告并无受刑痕迹。当时此种办法极为新奇，极为时髦，极为进步，而百试百验，别的人从来不曾想到，堪称奇事。古旧的生活信念至此粉碎无余，新一代的后生小子自以为正值“崭新的时代”，认为一切情况皆属当然。我记下这些情形，意在保持史实。如果后代再有刽子手，想以神经疲劳的逼供之法而以发明人自居时，他要知道，远在武后时，来俊臣已经发明此法，其新奇进步，并不亚于今日。并且，他也是利用一个人的爱护家人子女的情感，逼人招供。利用种种奇怪的整肃审问，以求建立兽性的恐怖统治的每种原则，都在武后统治之下发明净尽了。

来俊臣又造十个大枷是：①定百脉；②喘不得；③突地吼；④着即承；⑤失魂胆；⑥实同反；⑦反是实；⑧死猪愁；⑨求即死；⑩求破家。一个是强扭人四肢的刑具；另一个是把头夹在刑枷之中，胸上压以重物，在地拖行；另一个是放重砖在枷上，自身后猛拉囚犯。在审问之前，先将这些刑枷摆出来。被告宁愿问什么招什么，怎样都好，但求免受酷刑。

根据周兴告发惨刑的奏议，酷刑中还有一种是将污泥倒入犯人的耳内，在其头上重踏，用有楔子的重枷、滚转的刑枷，挤压胸部，以竹签刺人指下，揪住头发挂起犯人，烧焦两眼。

这些审问之可怕，第一，因为告密的人，控告的人，审判的人，不都是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串通一气，不是毁灭他们想毁灭的人，便是奉武后之密旨行事。第二，一般都是控人谋反，家人子孙都要流配远方。一般的暴君都知道，在用酷刑不肯招认时，便利用家庭感情，以危及其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为词。对家人减刑的诺言有时实行，有时背弃。第三，用这样方法，犯人难免受引诱而控告朋友与相识，以图减轻自己的刑罚，以求免除一死，得个流配远方。

就因为一个女人要求野心得逞，遂犯了这些滔天大罪，而且在圣贤以仁爱忠信垂训的华夏中原，人对一切美德，视若无睹，或将美德窃予曲解，失其真义，人人在恐怖之下，又如返回太古野蛮时代，死于恐怖；尤可悲者，是生时亦时时恐怖。人类是进步的，但当时竟一直向六千年以前古老的蛮荒进展下去了。文明当时已经成了人类遗忘将尽的残梦。

第三十章　也有疾风劲草

在武后残杀迫害雷厉风行之时，大唐臣子之中，尚有一些忠贞不阿之士，或为正义而甘心就死，或尽其所能，与淫邪之徒作殊死之争，正直之气得以不绝于人寰，人类之前途，赖以保存一线之希望。中书侍郎刘祎之被害一案，便是一例。曾有人闻听刘祎之说武后当还政于太子，以安天下，因此获罪。武后遣肃州刺史王本立鞫治，王本立拿武后的敕旨给刘祎之看，祎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祎之否认武氏的敕合法，因为未曾经过门下省，这种合法手续，当时的人早已忘光了。在受审之时，虽然朋友严厉警告他，他并不撤销前言。他的确说过武后应当归政于皇上。他说这话并非不忠，并非违犯国法，此种主张应当坚持。来俊臣逼迫他牵累旁人，他严词拒绝。他说：“皇天在上，刘祎之决不做告密之徒！”武后赐他自缢身死。他在狱中上疏自陈，大义凛然。他与家人共进最后一餐，向家人告别，身着朝服，从容自缢。此种情形，完全与韦方质、魏玄同、欧阳通三人死时一样（见《武后谋杀表三》第17、12、30号）。

还有一些御史大夫为维持国法尊严，拒绝同流合污，不肯残害忠良。李日知曾拒绝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判罪。那桩案件在诸御史之间反复论辩多次。一个御史说：“我以侍御史之身份断言，绝不容此人活命。”当时李日知也身为御史，参与鞫治，他说：“我李日知在职一日，此人便不得处死。”

另外还有两个有名的御史，尽力为清白无辜的人辩护，一个是许禹公，一个是杜景俭，在本书后部此二人地位将日趋重要。许禹公不肯用刑逼供，部下都大受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被告常说：“我们不知谁来审判，若是来俊臣、索元礼，我们是活该命终，若是许杜二位，我们就可以活命了。”有一次，许禹公鞫治殷王旦的岳母，发现罪证不足，不予判罪。案子最后闹到武后驾前，许禹公与武后激辩，他说殷王旦的岳母在女儿在宫中神秘地死亡之后（见第三十八章），为女儿念经祷告过，这样祷告不能算犯罪，他自己身为御史，理当维护国法。

武后问：“据我所闻，你把很多人宣判无罪，什么缘故？”

许禹公简洁有力地回奏说：“臣未能把一些人判罪而将他们释放，这或许有。在臣，释放一个有罪之人，乃为大过；而保护无辜，使其免受诬害，当为明主贤君之至德。”

许禹公遭受了贬谪。但是武后还记得他，几年之后又把他召回朝廷，授予官职。由此可见武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时不知道得清清楚楚，把许禹公这样正直贤良之臣，在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恐怖已无必要之后，都曾召回朝廷，重与任用。武后知人善任，或用一恶汉，或用一忠良，全因事而定。

还有诗人陈子昂，在武后垂拱二年三月，逮捕诬陷正雷厉风行之时，觉得理当上书进谏。那时他在尚书省身为小吏，专司公文文字正讹改误。从他的奏折可以看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陈拾遗上武后表

今执事者疾徐敬业首倡祸乱，将息宁源，穷其党羽，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有民涉迹嫌疑，群相逮引，莫不穷捕考察。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希图爵赏，恐非伐吊罪之意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陛下不务玄默以救敝人，而反任威刑以失民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犯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满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子昂书奏达武后，自然没有下文，但也没有直言获罪。在奏折结尾处，子昂征引前代史实，并陈述自己的意见，忠心耿耿，流露于字里行间。他说，如此迫害无辜，一至黎民离心背德，群起叛变，其势将益猛烈。其实子昂所见并不全对。因为一旦恐怖气氛到处弥漫，大批逮捕成为日日常事，行刑处死者拥塞街头，全国之大，无不互相揭发控告，群起反抗便无从实现了。武后没有做错，她深知自己的做法很对。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十月，又在大屠杀如火如荼之时，子昂奋斗不懈，屡次上书，奏请武后罢酷刑行仁政。所以陈子昂可称是为维护人类尊严及国家法律而奋斗之第一人。若与同时专写诗向武后及其面首歌功颂德的两个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陈子昂不愧是百姓的喉舌。

第三十一章　公众舆论

这时唐室的王公，高宗的叔伯兄弟等，还是不声不响。他们默默无言，只是暗中注意观察，在冤狱繁兴之下，这种沉默也不足怪。实在说，他们已是避害之不暇了。武后这时一面依照拟定的计划行事，一面与僧人冯小宝昼夜荒淫。她知道，这时候谁也不敢对她的举动有所批评的。

可是，她的丑事却闹得满城风雨，她算丢了脸。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太子少保郝处俊之孙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被大刽子手周兴控以谋反之罪。象贤坚不认罪，又向另一法官（任宣之）上告。

任宣之为象贤辩护，被免官。象贤终于被处死刑。在押往刑场途中，他不默默等死，却暴怒如雷，从围观的路人手里抢过一根杠子，挣脱了缚索，把押解的人倒弄得不敢过来。就在那儿，他在人山人海当中大骂起来。在就死以前，他还有话要说，他有话要告诉群众。在场的官吏、解差、群众，都很愿意听一听。他向群众讲说淫僧冯小宝的丑事，把冯小宝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来历、他对武后的魔力是什么，滔滔不绝原原本本地全说出来。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淫亵不堪，也都是从没听人说过的，群众越听越入迷。而且说的不只是那位孀居的女皇武后，还有她的亲生女儿太平公主和义女千金公主。他说，为什么冯小宝叫薛怀义呢？因为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曾经认冯小宝做叔父……老淫妇……小婊子……

为什么郝象贤说话没有人拦阻？这当然不难明白。也许解差头子最爱听。象贤说完之后，大家忽然醒悟他原来是个就要处死的罪犯，他当然被处死了。

武后向来没料到有人敢说这种话。可是转眼就要死的人什么事情都敢做。武后觉得在百姓面前丢了脸，怒不可遏，于是下诏将郝象贤的尸体寸磔，刨开他的祖坟，把他祖先的尸体烧毁，并把郝家全家处死。她命令以后犯人出斩之时，一定用木球堵住嘴。这类事情再不可有。

恐怖惨杀在国内到处弥漫之际，武后大权在握，富贵荣华，与冯小宝昼夜寻欢取乐。武后正在准备大兴土木，新建宫殿，向百姓宣告新时代之来临。依照大和尚冯小宝的主意，她开始建筑一所大殿，叫作“明堂”。竣工之后，那种富丽堂皇，是一切宫殿所不及的。由于帝王思想与宗教狂热交织于心头，决定把新的宫殿起个宗教性的名字，并且委派这位大和尚监理兴建。在这所新宫殿明堂之后，有一套这个疯和尚胡诌的政治计划。最后，宫殿竣工了，不再叫明堂，改称“万象神宫”，为朝中大典之时武后延见群臣之所。这样，对人主神君两者的崇拜合而为一了。明堂之后建了一座宏伟的庙堂，叫作“天堂”。明堂之兴建终于引起一个绝大的政治危机。

修建万象神宫与天堂耗费的国帑为数无算（武后向高宗建言十二事中第五条是“省功费力役”呢）。冯小宝征集了千万民工。巨大的木材自山中运到皇宫，一根木材就需要一千人慢慢移动。旧有的乾元殿是这所宫殿的前厅，现在拆除，好建这所“天堂”。天堂阔三百尺，高二百九十四尺，高三层。第一层方形，四面油成白、黑、红、绿四色，用以象征东西南北，其实是一团杂乱。中间一层有十二边，用以象征十二个月及黄道十二宫，上面有一圆顶向周围伸出，有九根龙形柱子支撑。上层有二十四边，正合二十四星宿。天堂的顶为圆形，正上有一铁凤，十尺高，饰以帽钉，全身包金。殿中有一巨柱，自地上至殿顶，所有横梁、柱子、飞檐，都是上等硬木。这所大厦地基周围有铁渠环绕，用以象征“教化流行”，此乃仿周朝辟雍周围环水之意。其实从所流去者只是国帑而已。如以想象而论，这位大和尚真算不坏，和武后狂想的丰富可谓不相上下。

万象神宫的后面，向西更高一层便是天堂，是佛教的极乐世界。由天堂的第三层上可以俯瞰万象神宫。天堂里有一座塑就的佛像，佛像里用麻填满，高达二百五十尺，小手指上能容四人站立。武后爱这座佛像雄伟巨大。大和尚私下里雄伟巨大，天堂里这座大佛爷却在明处雄伟巨大。武后在一切事务上都力求终极、庞大，力求华丽、空前，力求威势无限。

换句话说，武后正在由人变佛。和尚好，佛当然也好。这所宫殿的前部不许公众进入，成了一座庙堂。武后坐在万象神宫里，大佛坐在天堂里，而大和尚为两方通消息。万象神宫与天堂是象征精神上的奇变，这种奇变是敏感的，又灿烂又阴淡，又神圣又平凡，虔敬与色情相结，性欲与宗教合一。万象神宫其实只是武后的闺阃，当然是富丽堂皇无以复加了。武后正在权高位崇，享尽人间的福气，天堂就在她的宫里，她在富贵荣华声威显赫之中陶醉得骨软筋酥了。

大和尚冯小宝现在狂得不得了，披着方丈的袈裟，紫绸紫缎，飘飘若仙，人行彩云之上，心中以为自己已经达到尘世荣耀的顶点。公卿大臣都匍匐在他膝下，国帑任凭他花用。万象神宫及天堂竣工之后，武后封他为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这有何不可呢？女人凭她的花容月貌既然可以成为一品夫人，那么，只要皇帝是妇女之身，男人凭其雄伟之势，难道就不能取王公之位吗？在上元节大放花灯之时，这位梁国公大和尚装了十车银子，向宫殿外面的广场上扔，扔给那些男男女女的。他这是开佛教里的“无遮大会”，这时人无分男女，无分贫富，无分贵贱，芸芸众生，无遮无碍，都平等了。

一天他发了奇想，他要表示他能使佛祖升天。他想那一定非常好看。他使人把宫殿的地挖下五十尺深，把各样的佛都藏在地下，身上披金挂彩。他一声令下，各佛缓缓上升。这时一千支蜡烛照耀得庄严灿烂，看的人都赞不绝口。

武后和大和尚都喜爱硕大无朋的东西。冯小宝命人在巨幅的布上画一个两百尺高的佛头，佛的鼻子就有一个船大。佛头是用牛血画的。可是他一定要看的人相信那血是他自己的膝盖下取出来的。因为虔诚信佛的人有时用自己膝下的血画个小“血佛”，这是贡献之意。可是那张大佛头画好了，一阵狂风吹来，把布刮得粉碎。冯小宝不灰心，再吩咐人照样画一个。

这种作伪真有点儿使人难信。尤其是，这么十大桶血，十头牛的膝下也流不了那么多。可是武则天和她这位情人都相信别人会信他们的话。武后和大和尚真是天生的一对。不但对佛教一味胡乱冲撞，而且都是想入非非，乐此不疲。冯小宝现在又杜撰神话，他说武后是弥勒佛转生，与佛学并无关系，虽然弥勒佛是来世之佛，阿弥陀佛是往世之佛，这也是毫无关系的。可是为什么不说武后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或是释迦牟尼呢？也有一个理由。因为一般人都以为弥勒佛是笑佛。懈怠舒服地坐着，又肥胖又风流，大腹便便，纯粹是肉欲满足的象征。在大和尚冯小宝很多次和武后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忽然看出了世界赤裸的真相，没有丝毫感觉的虚幻。他曾经看见武后的大肚子，在他肉欲与宗教交织的狂想中，武后就与大肚子弥勒佛合而为一了。他当然崇拜大肚子袒在腿上的弥勒佛，而且弥勒佛笑眯眯的。武后倘若是佛的转生，一定就是笑眯眯的大肚子弥勒佛了。冯小宝这位大方丈现在正令十个和尚编著一部新的佛经。在这部新佛经上，记载着弥勒佛是怎样由于对人类无限的慈悲，毅然决定再转生为武则天。这件事后来曾由武则天郑重其事地诏告天下。

武后在自尊自大自己陶醉的梦里，越飞越高，终于想再往前跨一步。她应大和尚与侄儿武承嗣之请，为了适应当时自己威赫一时的气氛，她自起一个狂妄称号。在垂拱四年五月，她很谦逊地把旧的称号放弃，自己改称“圣母神皇”。因为“皇”字可以男女兼指，总是帝王之称，所以存心选择这个意义含混的字。“皇后”只是皇帝之“后”，不好。她真心是要自称“皇帝”。黎民百姓对她称“皇”习惯了之后，她再改称“皇帝”，早晚是要改的。“圣母”二字表示的是坐在万象神宫里的女神，这两个字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武则天一定具有一种所谓不受羁绊束缚的想象力。而疯和尚冯小宝呢？也能把性欲与宗教的狂想合而为一，而产生了力量的新根源。大和尚的雄劲与武则天的淫欲阴阳互补，交互增强。武后很快活，还不只快活——她是受了激动，受了鼓舞，获得灵感了。

因为如此，不可置信的事也就发生了。倘若武则天要挑选个可爱的动物养着玩儿，那必然是茫茫沧海的长鲸。

第三十二章　人心惶惶

唐室王公之起而谋反是由明堂之兴建引起的。革命在酝酿的明证日渐加强，说武后即将篡夺唐室，武氏族人即将改朝换代，唐室就要灭亡了。武后现在是佛，是神。可是她仍使她的新朝代在古代找到个渊源。谣言纷传她将称她的新朝代为“周”，那是孔子的黄金时代。因为周朝初年明主贤君曾兴建明堂，作为宣明政教之所，现在武后建明堂，必然是重兴周室之意，必与周代有关。

武后现在日渐典雅好古。只有至美至善才能配得上这位命运之主宰的妇人。虽然她自认是佛爷转生已够狂妄，在钻研古史上，她之勇于发明也非比寻常。博学鸿儒也无法证明武则天与周朝的帝王有何关系。可是，周朝第一个皇帝是武王，“武”字是周武王驾崩之后的谥法，与武王之姓为姬根本无关，周是朝代名，并非周代帝王之姓。可是这个武则天不管。她姓武，武王为周代开国之君，她的国号称为周，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

武后篡唐之后，她居然把武王的灵牌供在武家的宗庙里，作为她的第四十代祖先，就这样供养起来！她的身世微贱，她的做派倒很高妙。若能办得到，她还要认孔夫子做祖先呢。明堂之兴建与随之而起的传闻，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这种日甚一日的威胁之下，唐室真是岌岌可危了。由兴建明堂上，武后便暗示，由于古今这所宫殿之相似，她的当政之下，周朝那样的黄金时代行将再度出现了。这时已然有学者从书经上指出了预言。书经上不是有一篇庆祝武王成功的“武成”吗？

现在所缺的只是上苍的祥瑞之兆了，一个新朝代创建之始，这种吉兆是必然出现的。这种吉兆是表示天意，天意要改朝换代，人力是无法阻止的。有了上天的吉兆，黎民百姓才有的谈论，才有的信仰。这种吉兆也许是一个明亮的星斗，也许是晨光，也许是真龙天子卧室屋顶上冒出了像龙形的白烟。倒是有一个预兆，而且确实发生过。那是在武后垂拱三年七月，一个农夫报称他养的一只母鸡变成了雄鸡。这种事情当然还会再度发生。在武后永昌元年正月与十月，又有这样事情发生，由各地农夫呈报的。阴阳颠倒，当然预示行有非常之变。武后不愿把这种事情传播起来。她觉得另有良策。上天的预兆自然由武承嗣捏造出来，因为这时冯小宝那位大方丈正在编《大云经》，记载佛爷转生的奇事呢。武承嗣令人伪造一通古碑，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这几个字是刻在一块紫石上的。石碑预先扔在洛水里，然后再由一个农夫无意中打捞起来。若说这件事情是由武后、武承嗣、太平公主、冯小宝四人，共同周密设计的，也不难置信。农夫把那通石碑送到朝廷来时，武后装作惊喜之状。农夫被任命为游击将军。

武后一向爱用“圣母”这个词指自己，并且相信一个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上天的预兆总算利用得很充分。前面说过，下个月，她毫不客气，自称圣母神皇。在那年十一月改年号为永昌，好与石碑上的“永昌帝业”相应。

这时她决定在南郊设祭，答谢天地，洛水改名为永昌水，水神封为显圣侯，石碑上那个图文为“天授圣图”，出图之所称为“圣图泉”，那一带禁止钓鱼。嵩山改名为“神岳”，山神加封“天中王”。为了庆此大典，乃大赦天下。一连串欺骗把戏，武后做得一丝不苟，当时的学者鸿儒当然毫不重视，武后只是存心蒙骗黎民百姓。可是那一套把戏之不足信，就犹如她自称为武王之后一样脆弱荒唐，可是武后深信老百姓是爱神话，爱奇迹，爱预言，而且深信这些东西。

所有那些宗教性的假面趣剧，政治宣传，狂想与妄自尊大，都在那年七月里大吹大擂地闹起来。宫廷里宣布，要举行一个仪礼，武后要亲到圣图泉，恭受神召君临万民。届时必为一旷古盛典，所有皇室王公，文武官员，有爵之夫人贵妇，都要在大典举行之前，在京中庆祝十日。

一切都显示政治上立刻就有激变发生。上天的预兆的含义及一切狂谬的宣传，唐室的王公都明白。一个新的朝代的建立已迫在眉睫，已不可避免。谣言四起，盛传天命已移，革命即起，唐室王公被召入京，即将一网打尽。畿辅一带，谣言更盛，人人信而不疑。

唐室王公本来散居各省，于是彼此之间，密信纷飞，与京都朋友之间，也急传消息。谣言究竟可不可靠呢？王公们是去参与典礼呢，还是不去呢？在京都的王公们自己也不知怎么想才对，也不知道信什么好。由各种征象看来，凶险之事即将来临。纪王慎听到了谣言，置之度外。东莞郡公融（鄷王之子）写信给友人高子庚，高回信：“如欲活命，勿来京都。”

此时，尚有六七个老王，皆是太宗皇帝之弟。其中最得人望者为韩王元嘉、鲁王灵夔，二人为一母所生，至为亲密。其次为霍王元轨，乃高宗伯父，人品高洁，见重于时。箭法高妙，在野猪成群奔驰之际，欲射任何一个，开弓必中，万无一失。学问渊博，仍钻研极勤。为官之时，一切公事尽付诸长史司马，自己治学为乐，手不释卷。性不喜炫耀，淡泊自甘。为人深沉宁静，高宗当年遇事诸多咨询，有大事待决之时，常暗中函询。高宗兄弟之中，纪王慎和越王贞，都已六旬左右，文笔之佳，为他王所不及。诸王都官高爵显，但在武后光宅元年裴炎被杀之后，都奉命离京在外为官，霍王元轨在山东，韩王元嘉在河南，还有其他等等都已东分西散。诸王将何以自处呢？

若说武后与她侄儿武氏兄弟故意散播谣言，说将在京都将诸王一网打尽，用以激起诸王仓促举事，然后像狱吏故意纵放囚犯逃走而自背后射杀之那样，并非无理，而且极为有理。诸将凭借什么自卫呢？还是慎重从事，在武后挑拨刺激之下，隐忍不发吗？还是奉召入都，齐集一处，像成群的猪羊遭受屠宰呢？还是含羞忍辱，受刽子手周兴的酷刑呢？还是像个男子大丈夫挺身而起不比在监狱中憔悴而死好得多呢？

与当时情势有关的唐室宗族计有：

太宗诸兄弟：

霍王元轨　其子求都王绪

韩王元嘉　其子黄国公

鲁王灵夔　其子范阳郡王

灵鄷王元亨（已故）其子东莞郡公融

太宗姊妹：

长乐公主　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

高宗兄弟：

越王贞　其子琅琊王冲

纪王慎　共五子

韩王元嘉使人致书诸王，信中说：“大享后，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

黄国公时为通州刺史，密函致琅琊王冲，冲当时为官近在京畿。云：

“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

当时诸王散处各地（多在今河北、山东诸省），呼应本极困难，况谍网密布，更为不易。但又事不宜迟，必须立即决定。即单为保全生命，也须有所行动。

武后总算把他们吓惊了。她盼望他们仓促起事，而自己袖中藏有利剑冷静等待。因为她正是代子临朝，她的儿子就是太宗之孙，即使把唐室王公杀个净尽，也算是保卫唐室。倘若诸王公不举兵起事，她仍可以指派密探，酝酿事端，将诸王公完全罗织在内，也可以一网打尽。她随时可以饬令肃政台的周兴采取行动。她是十拿九稳的。

第三十三章　大屠杀

在武后光宅四年八月，唐室诸王公举兵讨乱，通称越王贞之讨乱，而实际上是由其子博州刺史琅琊王冲及其侄黄国公发难的。伪造一信，假为中宗哲所写，求诸王起兵将他从房州囚禁中救出。琅琊王冲立即准备起事，并函诸王进兵京都，自己在山东将立即起事。

但是准备不足，联系不佳，计划不周。又因不晓畅军事，起兵七日，即行溃败，为部下所杀。兵败消息传至各王公处，各王公都畏惧不敢发动，只有长乐公主及其丈夫寿州刺史赵瓌举兵响应。长乐公主为中宗哲之岳母，在她贬谪出京之后，其女在宫中是绝食而死的。长乐公主对丈夫说：“若唐室王公为男儿，当早已起事矣。”琅琊王冲与父亲越王贞乃不计成败，单独起事，因为越王贞知道，起事与否，终难免受其子之牵连，与其坐而待毙，莫若举兵讨乱。但手下只有两千人马，并且又邻近京都。朝廷命张光辅为诸军节度，以十万大军来击，越王寡不敌众，大败，自杀死。

武后现在可以把唐室王公一网打尽了。因为王公们公然谋反。她只需要吩咐狗才周兴将各王公株连在内，把各王公的家族也株连在内，究竟参与谋反与否可不必过问。因为有一个似乎很充足的理由，就是越王冲纠合各王起兵的信落入武后的手中。以周兴过去多年来逼供的手段，她知道她要多少人做证都能有，所以分门别类起来，实际上，把唐室王公，各王公之家族、亲戚，以及其他与他们亲近的都罗织在内了。

现在整肃与审判开始了。若以正常审判程序进行，处刑的也不过五六个起兵讨乱的王公。可是那场大残杀——的确是大残杀，因为根本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把唐室的皇族都包括在内的，计有王公的妻子、儿女，儿女的儿女、朋友，全都在内。由当时的事件上看，虽然似乎难以令人置信，唐室王公之起兵完全是武后逼出来的，然后以皇族造反为借口，借故将唐室皇族完全消灭，与罚有罪、惩犯法，是完全不相干的。武后要怎么办，周兴就遵命照行，周兴也有权力，愿把谁处死就把谁处死，愿将谁判刑就把谁判刑。只要说一声某某与犯人相识，就可以把他罗织进去，处以叛国之罪。就这样，一人受审，看来仿佛合法，几十家便遭灭门之祸。整肃一次又一次，就如波浪一个个跟踪而至。押赴刑场处斩的行列就如同游行一般，尽量铺张宣传，借此使恐怖气氛深入人心。宫廷里的谋杀现在也不必找什么勉强的借口了！

审判、逮捕由武后光宅四年起，一直继续到武后天授二年的后半年，株连的关系性质越来越广泛、越细微，可以说，唐室宗族大多数人及重要的王公都已消灭殆尽。看一看唐室的族谱，就可以看出来五家完全灭门（霍王元轨、韩王元嘉、舒王元名、徐王元礼和越王贞），只有鲁王灵夔、纪王慎、许王素节的少数孙子还得以残存。幸免于死的儿孙都流放到亚热带的地方，有的充作奴隶，有的潜踪隐迹，不得出面，都得改姓虺。

武后的假面具现在已经摘了下来，她的目的就是毁灭她丈夫的唐朝。她以前向太宗皇帝夸口，她说她能制伏太宗皇帝的那匹悍马，那匹悍马就是大唐这个朝代。现在她已经抽出了利剑，眼睛连眨也不眨，将利剑刺入了她丈夫的家族的心脏，她可是无时无刻不装作对唐朝爱戴，对唐朝尊崇，对唐朝要竭忠尽力。

现在人间成了地狱，大唐的子孙的日子里是暗无天日。武后对大唐的子孙没有仁慈，从不打算对他们存一丝怜悯。当时情势之惨淡恐怖，现在真令人无法想象，即便亲眼看见，仍然觉得难以置信。公卿的头滚落地上，学者儒生用锁链捆着，在街上成群地赶着走；王公等在贬放远方的时候，都装在囚笼之中，在街道上行行列列地过；王公的家人、妇女、幼儿、仆役，向遥远的南方，草昧未开的南方，不远千里而长途跋涉。我亲眼看见两个弟兄活活被鞭打而死，脸上一片血肉模糊。我自己怎么样得以不死，我自己也不知道。

武承嗣，阴鸷毒狠，遵照他姑母的意思，谋杀、判刑、流放，都操在他手中。

第一次迫害残杀是在武后光宅四年的九月至十二月，正是唐室王公兴兵讨乱之后不久。霍王元轨已是七十高龄的老者，被装进囚笼之中，流放黔州，不到十天便死在陈仓。他的儿子江都王绪被斩于江都。韩王元嘉与鲁王灵夔奉旨在家中自尽，财产没收。韩王元嘉的三个儿子都被斩首。韩王元嘉家中被抄没之时，才发现府中藏书极富，凡一万余册，其中若干册备极珍贵，为宫中秘府所不及，都是由韩王亲手精心注释过的。高宗之弟纪王慎，为人拘谨勤慎，官居刺史之时，有善政，民为立石颂功德，从未参与起兵作乱，可以说他无时不极力避免涉及此事。但被控以知而不举之罪，因为他曾招认知道越王纠集诸王起兵的那封书信。那时他年已六旬左右，被装入囚车里，暴露在风尘之中一个月之后，死于流放巴州途中。五个儿子全被杀。舒王司空无名发配利州，虽未死于途中，一年后改判死刑，被杀。

武后之残杀并非漫无标准，而是做得干干净净的。依朝中官秩而论，最高者，太师、太傅、太保及太尉、司徒、司空，都是皇帝的元老顾问。这些官位现在都空了，人都消灭了。唐室的元老重臣都不在了。再消灭只有消灭一些小人物了。现在唐朝皇室已经完全空虚，消灭唐朝这个朝代还费什么事呢？

第三十四章　授图大典与禁止屠猪

因为唐室王公起兵作乱，武后接受“天授圣图”的大典耽搁下来。把变乱平定之后，唐室王公元老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诸事已毕，现在授图大典在圣图泉举行。这是武后当政期中诸盛大典礼之一。武后身穿帝王的龙袍，头戴皇冕，十二条旒玉垂在面前。典礼完毕之后，将圣图石装入神龛之中，带回去安置在万象神宫。在武后永昌元年新正元旦，这位圣母武后坐在万象神宫，受文武百官朝拜庆贺。

那时我也厕身其间，不住地望着。这时在我身旁的还有伯父旦的妻子刘妃与杜妃，那时她俩还活着。祖母坐在宝座上，手执玉笏。前面陈列着七个与弥勒佛有关的玉器。除去她下巴周围有微细的皱纹——也只有在近处才看得出来——她看来精力充沛，身体康健，显得非常有福气，快快乐乐，心满意足，好像刚吃了一只兔子的毒蛇，现在正盘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酣睡一样。她身旁摆着那个天授圣图的神龛，石碑上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现在这圣母是肉体真神了。

一切都是豪华壮丽，这是毫无疑问的。新年也是热闹非凡。万象神宫点缀得金碧辉煌，万象一新。大和尚左威卫大将军冯小宝，现在已封为梁国公了，因为不惜民脂民膏，建起了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真是立了大功。现在披着紫色绸缎闪光耀目的袈裟，在宫中踱来踱去。伯父旦现在算一度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因为在祭典之中应当由他担任亚献。祖母的眼睛平时总是眯缝着像一条线，现在文武百官跪在她面前，向她这位圣母君临万民欢呼庆贺之际，她的眼睛现在光芒四射，她精神焕发，龙颜大悦。武后手中操着生杀大权，文武百官的官爵禄位也操在她手中，武后自己知道，她知道满朝文武百官也明白。

现在残杀迫害该轮到唐室官位次一等的王公了。用意并不在消灭谋反者及其共犯，而是要在正式宣布改朝换代以前，把唐室的宗族斩尽杀绝，并加强恐怖，慑服人心。

屠杀是一阵一阵的，中间显不出接连的痕迹。第二次是在武后永昌元年三月至四月，这一批处死的是十二个王公。几百户人家要跋涉两千里之遥流配到南方去。这一次过去，情势又紧张起来，第三次残杀跟踪而至。武承嗣现在官封侍中之职。武三思教唆煽动，助纣为虐，王公大臣唯唯诺诺，匍匐左右。在八月七日，王公、大臣、武将被杀者三十六人，其中包括很多鸿儒学者。武后不但专横强悍，又猜忌多疑。间谍满天下，只要有人一言一行似乎对她微有不满，对当时情势不甚赞同，或模棱暧昧，不甚可靠，或对这位圣母不能随时宣誓效忠，她的间谍人员立即予以调查。而且对她不满的人很多。在整肃审判之中，她杀了九员大将，三位中书令，一位中书侍郎，四位侍中，两位仆射，六位大臣（见本书末谋杀表三）。

在鞫讯之时，证人所提供的证据并不重要。在武后光宅元年，徐敬业起兵作乱失败之后，徐敬业的一个弟弟想逃往突厥。当时幽州两个地方官帮助他逃亡。后来，徐敬业之弟被捕，两个地方官遂被逮捕。这两个地方小吏没有资格，也没有福气认识唐室王公或大臣，也无法知道王公大人在京都的行动。而且光宅元年徐敬业之起事与唐室王公之起兵平乱也风马牛不相及。这两个小吏当中有一个要自己活命，朝廷给了他一张朝廷要杀害的人名单，又吩咐他在判官准备好的那张有关那项阴谋及联系关系的宣誓陈述书上签了名。这样，就可以随便将唐室的皇族杀的杀、害的害了。

由永昌元年下半年至天授元年上半年，残杀是一次一次，密密相连。到第四次残杀到来之时，唐室皇族已经零落殆尽了。第四次残杀主要是针对唐室宗族中的文武官员。在天授元年七月，也就是诏告新朝代开始之前两个月，残杀是无休无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所以如此疯狂屠杀，完全是要在天命归武后之时，确切做到没有一个人敢向老天爷说一声“不”。合法而有系统的屠杀步步加紧。武则天是使老百姓死心塌地地相信唐朝的天下已无可挽回，而秉命于天的圣母已经兴起，古代的预言就要应验了。武后知道，两个月之后，就有千万人来请她废除唐室，她那时若是谦谢不肯，而一定还有千千万万的人再来坚请，来请求她开创一个新朝代周。那时，只有在那时，她才觉得难以坚拒，只好勉强俯顺舆情，改朝称“帝”。

也许有人要问何必要屠杀三千人家。这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非常重要，就是，唐朝的一个儿媳当皇后不满意，当大权独揽的皇太后也不满意，至高无上地代子执政还是不满意：她非在历史上当个从古未有的女皇帝不可！只有王子哲和王子旦她不愿杀害。两人还在幽禁之中活着，就好像一个以赌为业的赌徒的最后两文钱，总还要留在钱袋里一样。这两个王子蒙圣母开恩赐姓为武。

武后一向不喜爱许王素节和泽王上金（非武后亲生子），他俩早就被监禁起来了。现在这位后母亲不慌不忙地伸出长长的胳臂，把两个王子轻而易举地结果了。许王素节与其九个儿子及泽王上金与其七个儿子又被杀掉了。只有几个年岁最小的孩子蒙圣恩饶了性命，其中有我的好友堂兄璆，就是现今的英国公，他们几个孩提之童都被流放到琼崖。那正是武后天授元年七月，正在武后诏告天下废唐改周之前不久。

大屠杀是在武后天授二年前完毕的，而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武后长寿二年。那一年，酷吏来俊臣的党徒万国俊已经被派到广东，调查遭朝廷残杀者留下的孤儿寡妇不满朝廷的谣言。万国俊把他们传到官府，命令他们都去自尽。官府的厅堂哭声震天，一片阴森凄惨。万国俊说：“好吧，那么跟我来。”

他把三百个孤儿寡妇领到河边，完全屠杀个光。这样，他才能回到京师，向武后回奏罪人的妻儿对朝廷极为不满，正急谋反叛，幸而他及时赶到，得使阴谋不逞。万国俊立刻官拜御史大夫。别人看见万国俊立功受赏，都奏称其他犯人流放各地，恐怕也难免有不满朝廷之徒。于是若干朝廷官员都被任命为巡回御史，派往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边陲各地。于是残杀之事又层出不穷。为了表示忠于朝廷，刘光业屠杀了男人、女人、儿童约有九百个，王德寿杀了约有七百，另外几个武后的密使大概各杀了二百至五百不等。

血淋淋的事实先不说，就单把遭受残杀的人名列出一个表来看，已足够令人厌恶痛恨的了。一言以蔽之，这些谋杀罪行之发生，并不得归罪周兴及其党徒，而完全是武后狠毒的政策之中的重要步骤。

后面有一个相当详尽的表，表上所列的男女都是由于一个狂妄自大的非常女人要实现她的野心而被杀害的。屠杀表上所列的一个人名，通常都是由于这一个人而株连到一个十口至二十口之家遭受流放，在荒野凄凉的迢迢长途向遥远的琼崖，或亚热带的南部各地跋涉行进。下面各表中并没把三品以下的官员列入。在中外历史上，武则天倘若不是最大的凶手，毫无疑问，她也能列在前几名。

武后在长寿元年四月，在一个放荡狂欢的宴席上，她颁布了一道旨意：禁止屠猪！这是因为她受了大和尚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冯小宝的影响，她也皈依了我佛如来，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第三十五章　请求改朝换代

现在正是武后天授元年，正是凶险不祥的年月。在过去的一年之中，残杀的阵阵浪潮已达于极点（由附表中可以看出）。唐室王公已完全残杀净尽。黎民百姓的心里已知事不可免，只好适应新形势好了。历法已经依照周朝改正，十一月算是正月，周朝指“年”叫作“载”，现在已经改“年”为“载”了。就在改年为载的那一年，周兴奏请削除唐室子孙所有的爵位。这种请求武后当然不难答应。周兴把唐室王公杀得一干二净，他的命运究竟如何，他自己还不知道。

本年由正月到八月，朝廷的政治风涛日趋险恶，随改朝换代之日越近，恐怖之气氛亦越发紧张。在五月和八月里，文武大臣杀得不少，武后一人之意才算至高无上，已经显然可见。向她丈夫的这个朝廷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时机业已成熟，伪装忠顺可以撂开了。现在所需的只是一道圣旨，一张纸条儿下来就可以结束唐朝的命运。武后与侄儿武承嗣，女儿太平公主，情人大和尚冯小宝（现在早已名叫薛怀义），早把计划拟具妥当了。

“革命大业”定在九月发动。在两个月以前，就把《大云经》布告全国。《大云经》上泄露天机，告诉十位高僧，说武后乃系大肚弥勒佛转世。朝廷颁发圣旨，饬令把《大云经》分发全国各寺院。又过了四个月，朝廷又颁布圣旨饬令在长安与洛阳两地各建大云寺一座，专为收藏这部泄露天机的佛教圣典之用。和尚奉令宣讲《大云经》的经文。九个谄媚无行的和尚蒙武后恩宠封为公爵，恩准披紫色袈裟，戴龟甲垂饰。这样，武后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之说了。谁能说不是呢？也许在前生她是弥勒佛呢。

现在一切俱已妥当，在九月初三那天，长安人傅游艺率九百人，到宫门请见武后，递请愿书，请朝廷取消唐室，建立周朝，皇子旦当立为太子，赐姓武，以安民心而顺天命。

武后蔼然微笑，深为感动，但是究竟民心如何，仍无把握。于是谦谢不受，将请愿书放在一旁。但是傅游艺因此封官鸾台侍郎。

但是事情不能就此完了。此后不久，又有六千人，其中有僧有道，有商人，有官吏，有王子，有外族首长，齐来围绕皇宫，喧嚣请愿，请求改朝换代。群众由武承嗣率领，由十二人进宫面谒武后。他们带有一个长折子，上面有六万人的签名。这一定是武承嗣做的，在武后背后用了人们的图章，并没有向武后明讲过！武后一见大惊，不相信。六万人是各行各界的呢！现在是黎民百姓说了话。这好像还不够，皇子旦也上有表章，奏请武后赐姓武。武后一看众望难却。她说，如果全国民心真愿如此，她可予考虑。

这时有传言称，在九月初五日，有赤雀数百噪于万象神宫的殿顶。更有奇者，本来有圣人出生前，凤凰才出现，而这时却有凤凰在皇宫西面的御花园中出现，然后向西南飞去。有一些百姓看见过；后来有百十人看见过；后来传说更甚，说全国人都亲眼看见过。只有呆子才说没看见呢。

武后现在既不能，也不愿深拂民望，也不好逆天而行。在九月七日，她在一番谦逊之后，在国人劝进的表章上批了一个“可”字。

九月九日，圣旨颁布下去。由此日起，唐室废却，新朝代名曰周。年号改为天授。武后御前殿，圣旨宣读毕，诏告大赦天下（来俊臣每在大赦之前，便先将重要囚犯杀害，武后认为他精明心细，极为赏识）。

在九月十二日，按照预定日程，改称圣神皇帝。如此称呼，可谓狂妄已极。圣神皇帝比圣母神皇又尊崇多多了。武后总算野心获逞，现在不再是皇后，而是女皇帝了，而且已经是神了，岂止女皇呢。皇子旦，原来的李姓已成污秽卑贱的字眼儿，现在蒙武后天恩，赐姓武。

在九月十三日，唐室王公的爵位完全削除。武承嗣、武三思兄弟皆封王，堂兄弟封郡王，武后姐妹封公主，堂姐妹封郡主。当日，武后在洛阳正式立七庙，将武氏祖先神牌自长安移至洛阳新庙。武后上五代祖先已经在武后光宅元年追尊为王，如今上七代一律追尊为帝或后，依照皇室礼仪祭祀。唐室太庙现在降而为享德庙，武氏七庙称太庙。唐室七庙之中四庙废却，只许最近三代祖先得按季节奉祭。

改朝换代的大业已经完成，所谓逆臣叛逆都已诛杀净尽。这位最伟大的叛逆者已经成功。武后该多么痛快地笑啊！

但是在那一连串隆重庄严的庆典之中，有一个伟人，比谁都伟大的人物——狄仁杰，却静坐不动声色，在那里严密观察。狄仁杰是大名鼎鼎的审案如神的大理丞，他的名声在民间是家喻户晓的，将来他要推翻武后，恢复大唐，现在正官居鸾台侍郎。他以明智之眼光，静观天下大势，知道时机未到。狄仁杰沉着冷静，不亚于武后。心中所虑，除莫逆之友数人知道外，绝未向他人吐露过。

第三十六章　请君入瓮种种

世事虽复杂万端，然自古至今似乎有一个万古不变之法存乎其间，乱必返乎治，变终返乎常，太平如日月星辰，虽然一时为云雾所蔽，终会否极泰来，得以复其常态。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循环，恶有恶报，正义终得伸张于天下。现在大势推移，凶邪极盛之中，已伏渐衰之势，我当感谢太宗皇帝在天之灵。但我仍当感谢上苍，阴阳变化之理，自古善善恶恶，各有其报，分毫不爽，使天下宇宙之间，保持常态，不失均衡。诚如诗人所说，暴雨不终朝，痢疫终会自行消灭，专制残暴之君未有不玩火自焚的。

我并非在此推演宇宙真理，谈论天下大道，只是为记载天授元年以后，朝廷情势渐有转机，其原因亦颇耐人寻味。如酷吏周兴之辈先后死亡，又由于他们之间相互钩心斗角，正人君子往往死里逃生，得以保全性命。由此可见冥冥之中，必有主宰。当然我并非说霍王元轨和韩王元嘉诸老伯皆得善终。他们都未得善终，诚然不假。但是不少命定要恢复大唐天下的正人君子却逃过了此一浩大的劫难。如今将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每一事件各具有其特殊影响，结果引起一班杰出之士，促使形势发展演变，终于击败武后，使其图谋成就归于泡影。如武承嗣与来俊臣的阴谋诡计总是为正人君子如狄仁杰、魏玄同、徐有功等破坏。结果左右大局的不是来俊臣、索元礼、周兴等酷吏，而是狄仁杰、魏玄同、徐有功等贤良之臣。大臣的气节渐渐刚强，志同道合，相结一体，勇气已然恢复。一个御史台的大夫，甘冒一死，违抗武后旨意，不肯离京去外。一个平常的大理正宁愿辞官不做，不肯遵从武后命令诬陷无辜之人。更因武后与宠臣昼夜荒淫，刚直之臣咸引为奇耻，于是结为心腹，力图恢复大唐皇位。

强暴终有腐败之日，武后亦非例外。武后宠幸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荒淫无度。武后虽然自命不凡，但也逃不出肉体凡胎的人生之道。她的放荡淫乱就是她的灭亡之道。这是自然之理。武后野心得遂，乃纵情享乐，而酷吏特务头子因嫉妒而倾轧，于是自相残杀，卑鄙的小政客如武承嗣、来俊臣又在失和之后相争相斗，也不得善终。

正如冬至之时，天最短，阴最盛。可是就在天最短阴最盛之日，阳则渐升，天渐变长。自今日起，可以看见狄仁杰渐渐得势。狄仁杰老成深算，足智多谋，一身系唐室存亡，能遇大难而得以幸免，皇子旦亦能死中逃生，疯和尚冯小宝死得出人意料，武承嗣之失败，皇子哲之复位，来俊臣奇妙之结果，与最后武后居处控鹤府的变得不安，竟以武后之被幽而死了却此一大公案。以上等等都是小人势消，君子道长，唐室中兴的重大节目。

武后是个杰出的女人，这个无可否认。除去疯狂热衷于权力，极端自尊自大以外，头脑非常清楚，非常冷静，个性聪敏而坚强。在她生活里最后的十年，性格已渐见宽容，胸襟亦渐见开阔，但对政权仍把持过甚，不得不说是一桩遗憾。但是她已停止残杀，把以前用各种方法放逐的贤良之臣又都召回为官。虽然武承嗣与来俊臣时时图逞阴谋诡计，武后并未使大权旁落。武后如果不图谋篡唐自立，本可以成为一个有道之主，比历史上若干帝王都好。她的新朝代刚一建立，立刻把以前用的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残害忠良残害百姓的酷吏，因为目的已然达到，完全弃置不用，把以前私心敬慕而不得不放逐的贤良之臣召回朝廷，给予重用。武后之从容镇静，老成练达，虽然难以洗涤其残忍毒狠之罪，却也使人敬佩。

在辅佐武后窃夺政权且已获得赏赐的一般小政客之中，除去武承嗣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活到一年的。即以傅游艺而论，当初领导关中父老奏请武后废唐兴周，因而屡次升官，终于飞黄腾达，但在武后成功一年之后，即因贪污不法被杀。那一时期死亡的那些人里，以酷吏周兴之死最令人心称快。

在武后的三个刽子手之中，索元礼已死。索元礼以刑逼犯人被控，当时被交与有司审问。现在情形大不同，索元礼不是像以前向别人逼供，而是自己受人逼供了，而且是用他自己那套得意的方法。他不肯服罪，当时的大理正就是他的故友。这位故友说：“好，我派人把你自己发明的夹碎犯人脑袋的铁帽子拿进来吧。”索元礼一想自己的脑袋恐怕要在铁帽子中夹碎，会从铁帽子之中流出了口供，于是立刻服罪，死于狱中。

周兴之死也是大同小异，只是更觉别致有趣。“请君入瓮”这个典故就是由周兴之死流传下来的。这也算毒攻毒，黑吃黑。当时来俊臣野心勃勃，对周兴之权位非常嫉恨，向御史台密告，说周兴在一个案子里株连大将军丘神，丘神因而被杀。来俊臣已陛见武后，曾获武后密旨亲去审问周兴。周兴已无法逃出来俊臣的手心。

那天，来、周两位朋友正一同饮酒。周兴还不知道自己已然受了别人的密告。在武后周朝刚一开国，他因功刚刚官封尚书省左仆射之职。

来俊臣说：“我有一个案子，很不容易办。我不管用什么方法，犯人总不肯招供。那个人太倔强。我真不知道怎么是好。”

周兴得意扬扬地说：“说什么没办法。若照我的办法，把犯人放在一个大瓮里，四周围点上火烤，我敢跟你打赌，一烤到难于忍耐之时，他一定求饶。那时，你要什么口供他也会招的。”来俊臣的眼睛光棱照射出来，他说：“这倒是个好办法！犯人现在就关在这所房子里呢，咱们试试吧。”

下人抬进来了一个大瓮，在四周围点上了火。

来俊臣问：“你看烧得可以了吧？若可以，就把犯人带来吧。”

“我想可以了。”

来俊臣脸上陡然变色。从袖子里掏出武后令他拘捕这位政敌的圣旨，向周兴说：“那么请君入瓮吧。”

周兴的脸蓦然变得煞白，浑身颤抖，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他在供词上签了名，供词呈递给武后。武后（现在按官称应当叫皇帝了）心念周兴过去曾立过功劳，特予体恤，只流放南方，并未杀害。在路上为以前被他诬杀的那些忠良之臣的亲友截住，拿自己的性命还了一份血债。

周兴一死，那些胸无点墨的、也曾胡作非为显赫一时的大理正一群乱党，终于解体了。只有来俊臣还未动。他与武承嗣结为心腹，受其指使，仍思兴风作浪，但是武承嗣的阴谋诡计，在武后的排山倒海的巨浪之下，也不过像一小股逆流的涟漪细波而已。

第三十七章　狄仁杰与魏元忠

狄仁杰不死于武后之乱，进而官升高位，掌握权柄，这就是天不灭唐了。狄仁杰为官以来，始终爱民如子，不惧权要，在武后残杀雷厉风行之时，他终于能运用智谋，免于灾祸。这就是因为他足智多谋，善于自处，何时当言，何时不当言，他拿得极有分寸。因为他本人精通法律，发言能善择时机，能一针见血。不言则已，言则必中。

武后所作所为当然违法越理。狄仁杰当然是忠于唐室，深不以武后为然。对于武氏诸侄平步青云作威作福，只好三缄其口，暂时观望。如同武后图谋大业时一样，狄仁杰也深知他需要忍耐，需要计划，需要时机。他知道，要重兴唐室，要消灭新周乱党，他需要一批胆大心细干练有为之士，并且使他们官居要津实权在手。此外，仍须改变政治气氛，要使纲常振作一新。狄仁杰这位精忠谋国的非凡人物，为大理丞审理案件已是明察秋毫，现在对武后也是了解透彻，洞烛机微。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他自己也知道，武后现在是遇见敌手了。他这番功业之艰巨，自不待言，就如同扭转乾坤一样。要在残忍诡诈的暴君如武则天之前重兴唐室，谈何容易。

狄仁杰并不孤单，他与张柬之等人相知很深，全系志同道合。数年以前，高宗驾崩不久，诸王公多遭幽禁之时，张柬之正为荆州刺史。柬之与友人荆州长史杨元琰相识。曾于黑夜之中泛舟于江心，二人密谈一番，因为船在江中，不怕有人听见。谈到武后幽禁唐室王公，二人目眦欲裂。在朦胧的月光之下，二人挥涕盟誓说，有朝一日机会到来，要诛除乱逆，恢复大唐。这种功业真是拔山扛鼎，岂比等闲。后来政局日坏一日，恐怖残杀如火如荼，如九秋霜气，草木沾之，无不枯萎凋谢，直至唐室岌岌危殆，终而倾覆灭亡，武后以太宗儿媳之身，竟获登皇位。张杨二人都噤若寒蝉，但在内心之中，当年誓言，从未忘记。

狄仁杰现在六十余岁。二十年前，在高宗朝中为官，那时已经官为大理寺卿。狄仁杰在后代的心目中，他究竟是一位断案如神的法官呢，还是恢复大唐天下的中兴名臣呢？颇成问题。在民间，通常把他看作一个铁面无私摘奸除恶的法官。他官为大理寺卿之时，常常微服私访，多少多年难办的旧案件，都遇见他获得解决。人们都相信他判清了一万七千个旧案件，把很多清白无辜的人释放还家。这也许言过其实，但是他的才干与名望，是毫无疑问的。他也曾判错过案子，使清白的人蒙过冤。但是他拯救的人太多了，尤其难得的是他能查获罪犯，把他们判罪下狱。他处处有善政，受他恩惠的百姓极多，所以每离一地，当地的百姓就给他立碑存念。因此他的名字就成了稗官野史里传闻熟见的了。他恨佛教，恨奢侈富有的和尚各处做佛事而不肯周济穷人。他头脑惯于析别理性，对一切迷信全都厌恶。有一次，他官为冬官侍郎，持节江南巡抚，吴楚俗多淫祠，他下令关闭了一千七百所。

他曾官居甘肃宁州刺史，做过工部侍郎及尚书省左仆射，可谓宦海浮沉，小官也做过几处县令。不论官职大小，到处皆有政绩。有一次，越王起兵作乱失败之后，他奉旨到汝南就地查办，那时他正为尚书省左仆射。当时有六七百人株连在监，静等审判。他深知民情。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诸王军中服役的。他不依宰相张光辅的意思将监禁的百姓处死，反而怒斥他不当杀戮降卒，以邀战功。

狄仁杰怒斥张光辅道：“降卒尸体满沟渠，恶气四溢。我若手有尚方剑，先斩汝首，虽死无憾。难道你想驱民造反吗？”

张光辅以狄仁杰出言不逊，奏与武后，狄仁杰遂被贬谪，左迁幽州刺史。

现在狄仁杰又被召回朝廷为官。一天，上朝之时，武后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有善政，但有人谮害于你。你愿知道他的姓名不？”

狄仁杰回奏说：“臣不愿知道。请陛下不必相告。臣若犯罪，甘愿受罚。若不曾犯罪，陛下一定明白，如此，于愿已足。害我者一定是一个朋友无疑。”

狄仁杰的机智诙谐，武后私心极为赞赏。

现在狄仁杰官居户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参与朝政。时武承嗣正赫赫一时，踌躇满志。有五六个大臣曾因为阻止立他为皇嗣，刚刚被他杀害（见谋杀表三：30-33）。狄仁杰现在正踏入了这种危险地步。狄仁杰现在升到如此高位，正如攀登梯子到了梯顶，再一步就是跌落，就是死亡。

在武后长寿元年正月，武承嗣以狄仁杰谋反为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另外有四五个大臣。

狄仁杰曾任大理寺卿，为一大名鼎鼎之法官，如今必须运用智谋，把肃政台的魁凶来俊臣击败才行。来俊臣已经认识他，对他的名望已很熟悉，现在注视这位大法官将何以自处呢？狄仁杰竟出以非常之举，他立刻服了罪。论法律，狄仁杰比谁知道得都清楚。因为法律中有一项条款，只要立刻服罪，不但免除苦刑，判决的死刑也还可以改判。

狄仁杰说：“我自认有罪。大周奉天承运，革命肇兴。我乃唐臣，谋反属实，甘愿受死。”

来俊臣大喜。另外几位被控谋反的大臣都和狄仁杰一样，全都立即服罪，只有魏元忠不肯服罪。来俊臣心情极为愉快，遂不下令用酷刑，只将被告等收监。

这样，狄仁杰算争取了时间。他须要运用才智机谋才能自救。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向武后驾前陈情，狄仁杰要亲自面见武后。他将信写好，藏在棉衣之内，说服一个狱卒将棉衣送回家去。棉衣送到家以后，仁杰之子觉得当时正在冬季，把棉衣送回，其中必有蹊跷。心想棉衣之内必有密函，于是剪开棉衣的里子，果然找到那封信。他立即设法把信送呈武后。

正好时机凑巧，一个九岁的孩子救了狄仁杰的性命。这个孩子是黄门侍郎乐思晦之子（乐思晦见谋杀表三：32）。乐思晦是三个月以前被处死的。思晦之子已交工部为奴，极其聪慧，于是入宫告变。武后一见他生得聪明伶俐，问他是谁。孩子回答之后，说有话启奏。

武后问道：“有什么话要说。你父亲经过正当审判，确系犯罪。他罪有应得，死得并不冤枉。”

孩子回答说：“不是这样。谁都怕来俊臣的酷刑。谁在他的酷刑之下也会招供的。先父确是冤枉。”

“是吗？”

孩子又接着说：“陛下若不信，可以把陛下最信任的人交给来俊臣，问他叛国之罪，来俊臣也会得到供词的。”

武后听了心里一动。所以狄仁杰的信来到时，她立即有心要看，她想弄个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况她早就敬慕狄仁杰呢。于是召来俊臣上殿面奏。

武后问他：“我听说你常滥用刑具。狄仁杰和魏元忠他们的案子情形怎么样？”

来俊臣回奏道：“回陛下，犯人都自愿服罪，在狱里都很舒适。在狱里也允许他们穿袍子戴帽子呢。”

“他们都服罪了吗？”

“除去魏元忠都服罪了。”

“他们都是忠良之臣。再审一次，要公正办理。”

武后不愿信来俊臣的话，特派了一个使者到肃政台的监狱去察看。使者一通报要去看，来俊臣立刻教人去拿了狄仁杰的衣帽，使一个与狄仁杰身材高矮相仿的人穿戴上，这样存心不使狄仁杰见着武后的使者，免得他俩交谈。到时，来俊臣自己出来，在走廊下面向西立着，假扮狄仁杰的那人在来俊臣的身旁。武后的使者向东而立，太阳光正好照着他的眼睛，让他无法看清楚。使者早已知道来俊臣的名声，心中害怕，连直视都不敢。他回宫奏与武后说，他亲眼看见了狄仁杰，狄仁杰的身体很好，显然是很受优待。

来俊臣觉察出来事情出了毛病，连忙把犯人的“谢死表”呈与武后，借使武后相信犯人乐于就死。如此，一切转眼就可以完了。

武后越发怀疑，立刻把判处死刑的大臣们召入宫廷面询。大臣们到后，跪在武后面前，不承认犯罪。

“你们若没犯罪，为什么服罪呢？”

狄仁杰回奏道：“陛下，臣等若不服罪，早已活不到现在，今天哪还能见到陛下？”

“那么为什么都写了‘谢死表’呢？”

狄仁杰听了十分诧异，他回奏说：“臣并没有写。”另外那几个大臣也否认曾经写过。武后吩咐把“谢死表”取出，和各大臣核对一下笔迹。“谢死表”显然是伪造的了。

武后本想把这些大臣释放。但是武承嗣坚持，他说确实知道他们曾阴谋不轨。即使他们真不曾谋反，也都是危险小人，应当远谪。

武后说：“他们并没有犯什么案子啊。”那是武后长寿元年，这时武后觉得天下安定，皇位已经坐稳了。

武承嗣还想坚持。

武后说：“住嘴！我话已经说出，不能再改。”

现在武后和武承嗣之间起了冲突。武后的野心已然达到，武承嗣的可还没有。这几位大臣的性命虽然饶了，但都远谪出京，降职为县令，也算多少合了武承嗣心愿。按理说，来俊臣理应获有重罪，但是他在武承嗣的卵翼之下，这次并未因罪去职。

狄仁杰这次死里逃生，不但是他个人之福，也是武后迫害大臣与肃政台审问大臣的最后一次。这是最后的一个案子。一则武后对来俊臣已失去信心；二则武后地位已经巩固，无须再用恐怖慑服人心。在当年六月与七月里，大臣李敬则、严善思、徐俭、周益猷等先后上书武后，奏请恢复常法，大理寺卿及大理正之官绩当予考核，不肖之辈当予斥除，死刑亦当如太宗时代一样，一律须经复审，并准上诉于法定官衙，八品大理正不得就地将犯人处死。即从治道上讲，新朝亦当广收民心，当以仁爱治天下，以往遭朝廷诛杀者，大都被诬冤死，实皆清白无辜。就是在本年（长寿元年）七月，周益猷写了一篇有名的奏折，描绘酷刑之可怖（酷刑见本书第二十九章），并称忠良之臣，遗尸遍野，将堆积而超越皇帝宝座之上矣。

与狄仁杰同时被捕也同时得以死里逃生的，有一个魏元忠，前面业已提及。魏元忠也是一个豪杰之士，行事诡异奇特，在本节故事中，影响甚为重要。魏元忠为人笃实刚强，不惧权要。被捕之后，坚不服罪，幸赖狄仁杰妙计，得以免于危难。元忠人缘极佳，在与武后宠幸的群小冲突之下，他的官职忽而升，忽而降，忽而降，忽而升，可谓历尽宦海浮沉之极致。在武后失败后被幽禁期中，他官拜中书令，参与国家枢机，政声极美。

魏元忠这个奇人曾经四度险些被处死刑或流配边远之地，却四度由于机缘凑巧，得以逢凶化吉。一次，即将处刑之时，忽然赦旨到临，可谓死里逃生。还有一次，纯粹靠他的辩才急智，把审案的御史中丞当厅驳得无言可对。

在武后杀害大臣的恐怖声中，一次，他已经被判死刑，已经捆绑起来，正和四五个大臣一同在刑场中跪着。这时武后的特使自宫中拿着赦令来了，斩首的执行于是中止。另外那几个大臣当时一惊非小，魏元忠却无动于衷。武后的特使两手举着赦令渐渐走近，行将就戮的大臣都被松开了缚，几个大臣站了起来。魏元忠却跪着不起。他说：“先把圣旨念一遍。我还没听见。”圣旨又念了一遍，魏元忠才缓缓立起，从容镇静，舒了一口气，脸上却丝毫不动声色。

另一次，左台御史侯思止审问他。侯思止本系一贪婪无赖，目不识丁。这时，魏元忠头上肩上都有重枷夹着，侯思止过来拉着他的腿在地上拖。魏元忠觉得好笑——以名儒大臣之尊而被一个目不识丁的无赖在地上拖！他于是表示有话要说，这位御史心想魏元忠是要招供了。

侯思止大声叱道：“你有什么话说？”

“我觉得很不幸，好像骑驴跌下，被驴在地上拖着走一样。”

侯思止大怒，用俚俗不文的话大骂起来。

魏元忠说：“你不应当这么说话。”

侯思止说：“为什么？”

魏元忠说：“你的口音太土，字句卑俗不堪！你根本没有念过书。现在你官为御史，你言谈应当像个御史才是。你若努力求学，每天用点功夫，不是不行。你若虚心向学，我若不教你，谁肯教你！以这么个不学无术之辈，竟能跟我魏元忠说话，算你有福气！”

这位目不识丁的御史大受感动。就好像乡下人尊重读书人一样，他也对读书的非常尊重。他知道他审的犯人是魏元忠，这才走过来为魏元忠松开缚，让他坐。魏元忠开始改正他的字音。魏元忠就被释放了。

恢复大唐天下的重任，上天都是拣选的像魏元忠这类人来担的。狄仁杰的老成深算，魏元忠的刚正不屈，徐有功的忠贞，宋璟的勇敢，张柬之的领导才干，会合成一股浩然正气。这股浩然正气终于制伏了武后的邪恶之气，推翻了武后的统治。

第三十八章　仍然是接班人的麻烦

武承嗣所以要逮捕狄仁杰并予以审判处死，他是要借着来俊臣的帮助，想把反对他的人一齐消灭。他失败了。结果来俊臣在武后眼里信用扫地，他那套肆无忌惮的做法，被狄仁杰揭破了，或者应当说是被黄门侍郎乐思晦的九岁儿子揭破了。不过武承嗣决不罢手。这一次，他与来俊臣算是做得太过火了。

武承嗣这个野心勃勃片刻难安的小人，现在觉得是受了冷落。姑母已然做了皇帝，他自己觉得功劳不小，可是他自己得了什么好处呢？这不是武姓的朝代吗？他不是武家的长子吗？不错，武姓诸侄都封了高官——武攸宁、武懿宗、武三思，还有其他等等，有的官居骁卫上将，卫戍京畿，有的封公拜相，都超权越职，威赫一时。

皇嗣一时悬而未决者数年，武后似乎并不着急。武承嗣自知为了影响武后，他曾杀害几位大臣（如乐思晦、岑长倩等），在朝中极不得人望，为设法使自己立为皇嗣，他曾经费尽了心血。按国法上说，皇子旦现在是“皇嗣”，皇嗣怎么讲先不用说，只要皇子旦的地位不变，武承嗣将来便没有把握，也没有希望做皇帝。真是此可忍，孰不可忍！无论怎么看，他想宝座按理应当属他才对。不然创建这个武姓的朝代干什么？他引诱来俊臣帮助他。来俊臣也是狼子野心，想望将来有朝一日武承嗣身登大宝，他自己好做当朝一品的宰相呢。武后不能老活着哇。

在武后长寿二年，皇子旦先是遭受猜疑，随之遭受迫害。最初，两个低级官员私自去见皇子旦，皆被处死。那时，我们仍禁锢在东宫里，在严密看管之下。有人私下去见皇子旦，就表示皇子旦在谋划重登皇位之意。为要打击皇子旦，要把这件事特别渲染一下，就把私自谒见皇子旦的尚方监裴匪躬和另外一位官员腰斩于市（这种非常之刑本是久已废弃不用了的）。

迫害越逼越近。继之发生的，武承嗣的目光又注意到我的姑母，皇子旦的窦妃、刘妃身上。祖母武后有个心爱的使女端儿，受了武承嗣的引诱，向武后诬告，说窦刘二妃在背后口出怨言，她说曾亲自听见她俩咒骂过武后。此事过后不久，窦刘二妃陪伴武后往嘉猷殿。武后回来了，二妃却一去不返！事后毫无线索。她俩是遭受谋杀，尸体被消灭了。皇子旦一惊非小，这是在腰斩私下谒见他的那两位官员之后发生的。他明白是武承嗣算计上他了。

在晚饭时，武后看了他几眼。就在窦刘二妃失踪的那天晚上武后要他同进晚餐，确是古怪，大概是要看一看他是否敢像皇子弘当年那么对武后反抗，那么出言不敬。可是皇子旦仍然是一副恭顺的孝子的样子，什么也没说，只是吃饭而已。自然了，连个尸体也没有去寻找，也没有举行什么丧葬的仪礼。被谋杀的那位窦妃并非别人，正是如今在位的明皇之母，他当时也不过六七岁。后来，这位幼子长大做了皇帝，他想追赠母亲身后哀荣，于是寻找遗骸，以便与其父举行合葬。结果是找不着，连刘妃的也没有。只好以皇后的衣冠放入空棺埋葬了事。

把私谒皇子旦的二臣处以腰斩与窦刘二妃的失踪，两桩事发生并不出两个月。这种阴谋之发动，完全是要陷皇子旦于心想谋反重掌政权的绝境。来俊臣与武承嗣并未得武后命令，擅自来到东宫审问我们的仆役。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想使仆役证明皇子旦确曾与被腰斩的两位大臣阴谋造反。皇子旦和两位大臣谈论些什么事情？他们听见没听见皇子旦与两位大臣谈话？裴匪躬没说要在宫内起事吗？皇子旦没答应吗？窦刘二妃没有和他们窃窃私语吗？武承嗣与来俊臣在东宫里这样审问，因为他们辖制整个皇宫内院。我们是他治下的囚犯，他愿把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般常用的刑具都摆设出来，开始用鞭子抽打，用醋往几个婢女的鼻子里灌——这是来俊臣审问开始以前惯用的刑法。他们用这种刑法离皇宫西部祖母居住的地方，也不过三百步，顶多也不过四百步。哦，还有，窦刘二妃干什么了？她俩没和裴匪躬们一起窃窃私语吗？仆婢们应当知道，他们若不吐露真情，该当与阴谋不轨者同罪。二妃既然失踪了，做有利于她俩的证词或于她俩不利的证词都很方便。死的人既然不能说话了，活的人却可以随便说死的，在《罗织经》这部杰作上自然漏不了这一个精要之点的。

仆役们、婢女与太监，都吓破了胆子，简直来俊臣要他们说什么他们立刻就会说的。

这时候，闹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有一个人叫安金藏，并不是我们的仆人，也被传来受审问。他忽然大喊说：“不行，你这么做不行！不能骗人！皇子旦一点儿罪也没有。”

他说完突然抽出一把刀，露出肚子，把肚子剖开，掏出肠子来。他这样以死力争。霎时间倒在血泊之中。

武承嗣的脸变得煞白。上刑与审问立刻中止，全屋内乱作一团。婢女吓得尖声吼叫，有的吓得跑出屋去。

有人跑去禀报武后，武后立刻来了，根本没想到就在她的宫里会有这种事情。武承嗣与来俊臣恭立一旁，羞惭满面。武后一边看着躺在血泊里的安金藏喘气，一边向武承嗣大骂。武后一向没有走过这么近看血，当时的情形的确可怕。武承嗣与来俊臣潜藏起来，武后问使女事情发生的经过。御医已然到了。武后命令御医尽力施救，务必保住安金藏的性命。幸而安金藏还没断气，御医奉命不断施救，一定要他苏醒过来。用桑树皮纤维把那么大的伤口缝起来，用布包起来，用大量的烟囱里的黑炭擦在伤处，免得受感染，然后把他抬到床上去。

武后似乎特别受这件事情感动。第二天早晨又问安金藏的病况。安金藏一直睡了一夜，失血太多，受刺激过甚，身体弱得厉害。万幸的是他并没有发烧，大概还能活，只是仍然半昏半醒。下午，武后又去探望，知道安金藏已经能说几句话。

武后说：“多谢你，金藏。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了解，你竟肯不顾性命救他。”

安金藏很受优遇，伤好了之后，武后厚加赏赐，才送出宫去，离开了武后，也离开了皇子旦。

这件事使武后深深受了感动，如果她生平忏悔过，那就是这一次。一连几天，她没和武承嗣说一句话。武承嗣平常所做的蠢事，因而失去武后的欢心，都类似这个。现在武后算深信儿子并未曾阴谋不轨。

第三十九章　无可奈何的情人

武后自己妄言是弥勒佛再世，又谬称自己是周武王的后裔，这样，把迷信与古典混而为一，闹得紧锣密鼓，乌烟瘴气，竟而开创朝代，野心终于实现了。她采用周朝历法，兴建明堂，都是为要表示于古有征，借以取悦百姓。就如赶庙唱戏，虽然不真实有用，却也轻松热闹，足可以创造一种新奇畅快的气氛。她利用佛教的种种仪式玩几套把戏，却也显得辉煌壮观，不过结果是在一把通天大火之中，烧得干干净净。在这一场戏里，武后的情人大和尚冯小宝倒不愧一个丑角，在历代皇后的情郎之中，可算是耗费国帑为数最大的了。

大和尚冯小宝是疯狂的，确是不假。他想入非非，迷恋庞大灿烂。而武后也犯有这个毛病，结果自然是一切都堂皇壮观。在武后天授元年，武后又创造了十二个作为“天”“地”“风”“君”“民”等解释的新字。又给自己的名字创了个新字，上为“明”字，下为“空”字，意思与“照”相同。表示日月向下面的空处宇宙照耀。她是以这样高高在上向下面空处照耀自比的。可是如此太不妥当，因为天下没有女人以其下面庞大之“空处”来号召的。她幸而不知道在茶馆酒肆传遍的淫秽的笑话——谁去填这个巨大的空处呢？当然，一个和尚的秃头就成为一个最好不过的笑料了。

不过，武后在她的迷信之中的佛光普照之下，她相信她和大和尚携手并进之下，他们的成就就是无限的。大和尚曾督建过万象神宫，建过天堂，他也创造了《大云经》里伟大的神话——武后是弥勒佛转生。听来很轻松有趣。没有人对这种说法认真，也没有人真个有什么疑问。武后现在是力倡佛教，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佛。在武后天授二年，武后下旨，凡在行进的行列之中，和尚与尼姑必须排在道士之前。在次年四月，在广州河畔屠杀了三百妇女儿童以前，武后下了佛教中一条有名的禁令——禁止杀猪。

冯小宝、武承嗣，与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现在想尽方法要证明武后是真佛。于是用很多很多形容佛的字加在武后的头衔上。武承嗣永远是领先奏请。有一次，他呈上两万六千人的签名，请武后在名字上加尊尚的头衔，大都是佛名上惯用的。武后最初是“圣母神皇”；后来开创新的朝代“周”以后，改称“圣神皇帝”；等到长寿二年，改称“金轮圣神皇帝”，那是正在万象神宫落成之时；在武后延载元年五月，又加尊号改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就在同年十一月，又加尊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武后对这些尊称是乐此不疲的。

武后对宗教的狂热一直持续到冯小宝对她移情别恋为止。冯小宝终于对武后厌腻了。武后虽然善于化妆，可是已届七十二岁高龄。弥勒佛的大肚子不像以前那么富有魔力了。大和尚冯小宝，现在又富又贵，躺在白马寺里，另有寻欢取乐的办法。武后屡次召他入宫，他都借口推辞不往。武后大怒，冯小宝实际上是胁迫武后任其为所欲为。冯小宝如今所作所为，武后都不清楚。冯小宝业已把数百身体强壮的男子剃度为僧，其中有打拳的，摔跤的，干的都是冯小宝以前干的行当儿。冯小宝把这些人养在庙里，住所极为精美，也都算是“和尚”。

武后无法制止这事。冯小宝是武后唯一惧怕的人。武后当时也另有了情人御医沈南璆。冯小宝闻说此事，怒不可遏，于是对武后越发傲慢无礼，有时勉强去看看武后而已。武后对他已失去了诱惑力。冯小宝了解武后，当然比谁都清楚。他把武后看成一个弃妇一样。冯小宝好像真个疯狂了，可是他也并不真疯，他知道他对武后沉默疏远，武后对他最毒的手段，也不过不再理他，任其自然罢了。

武后别无良策之下，令冯小宝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北击突厥。这样可以使他远离京都。这时冯小宝的权威一时无两，大臣之中无人可及。冯小宝可算贼星发旺，大军到时，突厥因内部倾轧失和，中止入侵，引兵而去。冯小宝立碑记“功”之后，凯旋回京。

现在新年到来了，由初一到十五一直是欢度佳节。照例，善男信女都进庙烧香。这时万象神宫开放，悬挂彩灯，灿烂辉煌。冯小宝已将“战功”奏与武后，并奏知武后他将大事庆祝。他满以为凯旋后，武后必然对他大有升赏。哪知武后表示欣慰之外，别无动静。

冯小宝于是进行庆祝战功。画在布上的二十丈高的大佛像，悬挂在宫门之外。在上元佳节，各处悬灯结彩，真是万人空巷，人山人海。在皇宫前万头攒动，冯小宝吩咐向观众扔钱布施。

大和尚薛怀义满以为武后会照往年前来观看。他曾特为武后准备一项节目，将武后看作一个活佛，以示尊崇之意。他曾向人说武后要驾临观看，大家要等待武后光临。他想武后一来，他脸上特别光彩，因此可以显示他并非已然失宠。他一等再等，武后竟尔没来，原来正和新情人沈南璆在一处欢乐呢！冯小宝怒火难消，决心报复。

当天夜里，一时恼羞成怒，向那座耗费国家无数金钱兴建的天堂放了一把火。天堂里的大佛大概有两百五十尺高，里面用麻外面用石灰做成的，遇火燃烧起来，真像一个万丈金神，全庙都在一团火中，火焰冲天，火星四蹿。大火在北风助威之下，烧着了前面的万象神宫。万象神宫转眼之间也成了一片火海。皇宫前的天津桥一带照耀得如同白昼。在那两座大殿之上火势熊熊，真是辉煌壮观，各处看灯的游人都在远处观看，火势有四五百尺高。这时那二十来丈高的大佛像已撕成片片破布，火星飞蹿过去，也着了起来。看火的观众大吼道：“佛的鼻子着火了！”火把佛的大鼻子一块一块烧完，群众看得好不痛快。油漆与血燃烧的气味与宫殿燃烧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有的火花竟飞蹿到北市那么远。天空中高达一里的红光在全城都可看见。

次日清晨，巨大的木材与硬木雕饰的火还没熄灭，有的地方仍在冒烟，有的地方发着碎裂声，仍然烧着。只有殿顶上镀金的铁凤凰还在，但是熏得焦黑，扭曲着弯在一边，看来非常古怪。这是正月十五灯节夜里一场有名的大火。薛怀义这个大和尚是借此警告武后对他用情不专的。在他的疯狂的幻想之中，这场通天大火就像一个红色的鬼怪，看来也颇为悦目，令人十分舒畅。

武后是不是要惩治他呢？冯小宝知道武后不敢。这事情发生之后，武后觉得很丢脸，但又无策可施。她知道这是谁放的火，也知道为的是什么。她对朝臣说，只是因为工人疏忽，一堆麻引起了火。她下令要重新建筑这座明堂（最初是叫万象神宫的）。还用冯小宝来督修。武后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是仍然不愿开罪这位大方丈。她知道自己诸事慎重，万一一时小有不忍，招恼了冯小宝，冯小宝一打定主意要各处散布武后淫秽的事迹，那时岂不反为不美。

武后现在深恨跟这种粗人、这种流氓、这种骗子纠缠在一起。引用法律审问他当然不行，那未免贻笑四方。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审问这个疯和尚，当场什么事都会闹出来，众人一定会侧耳谛听那种猥亵的故事。她的淫行丑事岂不要传遍全国。结果还是自己吃亏。也许会像郝象贤在刑场上描绘武后的淫行丑事一样（见第三十一章）。何况冯小宝比郝象贤知道得更多；他若把一切的丑事和盘托出，武则天就成了古往今来的第一个淫妇了。冯小宝既受审问，也不能用东西堵他的嘴，还是索性杀害他省事。侍御史周矩上本弹劾冯小宝。说冯小宝擅自招募一千壮汉匪类，藏在白马寺里，伪装僧人，实系阴谋不轨。周矩请武后将冯小宝这位大方丈移交法办。武后不愿认真。

武后说：“我看不必。”武后好似有所顾虑。

周矩回奏说：“臣深信薛大方丈必有异谋。臣有很多事要问他。”周矩颇为坚持。

武后想了想说：“好吧。你下去。我立刻派他到你那里去。”周矩只好回去，不信武后会派薛怀义去。他回去不久，真出他意料，大方丈也到了。大方丈把马拴在门外，昂然阔步走进了这位侍御史周矩的官衙办公厅。这位粗壮的大和尚一坐就坐在一条长椅子上，两只脚也放在椅子上，哈哈大笑了一阵。

周矩叫冯小宝过去受审问。这个大方丈忽然从长椅子上一跃而起，大踏步走出屋去，骑上马走了。

冯小宝这样无礼，周矩奏知武后。八成是武后教给冯小宝故作疯痴的。

武后对周矩说：“大和尚是疯了。这样个疯子不值得去惩治。白马寺里那些别的案子你去办好了，你看怎么处理好就怎么处理吧。”

周矩别无他法，只好照办。他审问了其余那些和尚，都发配到远方去了。

太平公主一向对什么事情都清楚，现在来见武后。她和武后一样担心，恐怕弄出笑话，丑事外扬，自己也纠缠在内。她自己也特别淫荡，十六岁时喜欢着男装。

太平公主向武后说：“怎么您让那个秃脑袋在京里这么胡闹呢？得赶紧制止才好，这样闹下去怎么成？”

武后苦笑了一下，说：“事情不简单。我有什么办法呢？”

太平公主说：“交给我吧。我对付他好了。这种事情谁能忍耐！”

武后心里明白：“好，可要小心。”

太平公主令人给冯小宝去送信，说武后为重建明堂，有事跟他商量。随后找了二十几个健壮的妇人，都拿着绳子、杠子、扫帚把，告诉了她们怎么行事。时间到了，她和那些健妇一同到瑶光殿，瑶光殿是冯小宝去见武后必经之路。太平公主同时告诉武攸宁在羽林军中选一些卫士隐藏起来，预备行动。

一切安排妥当，太平公主站在走廊之下等候冯小宝。冯小宝通常都带着仆从骑马而来。在白马寺的那些和尚被放逐之后，现在又接到太平公主的这封信，冯小宝这位大方丈有点犹疑。后来，他想起武后设法使他免受审问，武后告诉侍御史周矩放了他，新近这样救了他。于是他小心翼翼地进了皇宫的北门，向四周围探望了一下。在宫门和宫里的住宅之间有一座御花园。绕过一个池塘，他走到了宫中住宅的背后，在池塘与住宅当中有一段回廊。他又留心向左右前后打量，没有别的，只有平日的一些宫女。太平公主站在走廊之下，向他微笑着打招呼。冯小宝下了马，把马拴在一棵树上。忽然间，好多健妇窜出来，把好多绳索往他身上套，这样把他绊倒在地，就像一条鱼落在网里一样，随之，那些健妇用木杠和扫帚棒子往他身上乱打下来。冯小宝大声吼叫，他自己的仆从早跑光了。这时，卫士们也从隐蔽处跑出来，蜂拥而上。太平公主下令当场把冯小宝处死，尸体送回白马寺烧化了事。这件事做得干净利落，武后对太平公主非常称赞。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大和尚薛怀义这段插曲就这么结束了，这只在他火焚明堂的一个月之后。武后因为对冯小宝这位大和尚非常厌恶，对佛教也冷淡下来。冯小宝死了十三天之后，武后宣布把“慈氏”和“越古”从她那一长串尊号上删除。她仿佛一个在魔力下苏醒过来的人一样。

因为新情人沈南璆是个儒医，武后也崇拜起儒教来。就在那一年九月，改年号为“天册万岁”，次年正月又改为“万岁通天”。这因为在孔教之中“天”就是“神”。新明堂竣工之后，改称“通天宫”。

第四十章　万人空巷的判决

一出愚蠢非常而又热闹可笑的戏演完了。武后的私人生活虽然可非难之处很多，但她的统治现在已不那么残忍。那群目不识丁的御史中丞和残暴奸诈的刽子手的狐朋狗党，已经瓦解，恐怖政策已成过去。只有来俊臣仍然活着，已经失宠贬谪在外。自从诬陷皇子旦之后，武后对武承嗣就很厌恶，一看见他就发脾气。武承嗣粗俗卑陋，骄横而无知，谄媚而乏术，极为不得人望，武后梦想中大周朝代之临于破败，在这样一个武氏侄儿身上全显出来了。武后逐渐注意到另一个侄儿武三思。

武后现年七十三岁，仍然头脑清清楚楚，身体健康。她想起以前私心敬佩的那些大臣，现在都贬谪在外省各地。如正直无私的御史徐有功，忠诚坦率的魏元忠，精明干练的狄仁杰，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武后一向深知这些人的忠诚正直，只是在她自己一味淫乐放荡的那些年，将这些人都贬谪出京去了。现在和当初贬谪他们时一样果断坚决，她就要把他们重新召回朝廷来。

诚然，武后若不是野心太大，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后。由于任用酷吏如索元礼和来俊臣等小人，她显得凶暴残忍，显得不学无术，可是她心里清楚，她是利用他们做工具。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明白得很。如果魔王能帮助她达成她的野心，她也会跟魔王联宗结盟的。她与和尚冯小宝闹粉红色事件，她以为她有帝王之尊，这算是她帝王的特权。她并不想改善朝政，只是一心想为非作恶。她身为女皇，淫荡邪恶，她的粉红色事件还会更多，要比疯和尚冯小宝的更多呢。她偏偏老而不死，为非作歹，日夜饮酒开宴，享帝王之尊荣，与武家之侄辈，与情夫，终日寻欢取乐——她之所望，正不过如此。至于朝廷，至于国家，她一向懒得费心，她已经这样统治了很多年。她只愿把老实恭顺的百姓交给正直贤良的臣子手中去治理，那就行了。还有什么别的呢？

徐有功业已召回，官居御史大夫。他为官清正，敢与武后力争，决不肯把皇子哲之妻窦妃判罪，后来窦妃终被武后暗中谋害。魏元忠像一株经过飓风而不摧折的大树，一共经过了三次，现在也回来了，官居御史中丞。

武后问魏元忠：“你为什么老是遇见麻烦呢？”

魏元忠说：“臣犹如一只鹿，来俊臣和周兴都想杀臣去做鹿羹。”

狄仁杰现在做幽州刺史，善抚百姓，民心归附，契丹入寇，闻之引去。在武后圣历元年，武后将狄仁杰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参与枢要，为武后左右手。武后任用贤能，朝廷之中，仿佛漫漫黑夜已然过去，天色行将破晓。武后虽然知人善任，却没有看出来重用了狄仁杰正是她自己走向没落之始。大概她忘记狄仁杰受审时曾说过：“仁杰为唐室忠臣，情愿受死。”

狄仁杰之出现，犹如一颗巨大的彗星，后面带着一股灿烂的云彩，许多小的光亮都受他吸引而来。武后对狄仁杰是言听计从。狄仁杰髯须下垂，声音悦耳，天赋雄辩之才，遇事能洞烛机要，言辞犀利明断。遇有他向武后举荐贤才，武后都欣然接受。由他举荐在朝居官者已有二三十人。姚崇是由他提升的，宋璟则已然在朝。政风为之一变。狄仁杰自己擢用贤能刚正之士。有人见狄仁杰亲手擢用那么多大臣，那些大臣都对他极其忠信，于是向狄仁杰备致赞美之词。

狄仁杰回答说：“如此乃国家之福，并非有利于仁杰个人。”狄仁杰现在兼任了御史大夫的职务。杜景俭与徐有功（见第三十章）在来、索权倾一时之日，以廉洁知名于时，现在都官拜门下侍郎。在御史台中，徐有功与魏元忠为御史中丞，狄仁杰在上为御史大夫，武承嗣已不能像往日利用御史台残害贤良了。徐有功为侍御史之后，他弹劾的第一个人就是万民痛恨万民恐惧的大刽子手来俊臣。来俊臣已然回来，只是官职卑微，不再是当年大权在握的御史中丞。小人向来以利而聚，以利而分。现在来俊臣与武承嗣的勾结已经瓦解，而且反目成仇。来俊臣并且威胁要弹劾武承嗣，这事情却是他自己吃亏，因为这里面要牵扯到太平公主。来俊臣一向野心勃勃，现在仍然企图要东山再起。他现在仍极富有，娇妻美妾很多，虽然为人厌恨，自己却越发非法妄为，肆无忌惮。武承嗣与太平公主所作所为，令人议论纷纷的何止千万。即举一端而论吧，武承嗣曾强夺人之爱妾，爱妾自杀身死，丈夫为此爱妾写了一首挽诗，这首诗就传诵人口。这种事就在茶馆酒肆里传来传去。来俊臣居然传播这种闲话，尤其这里还牵扯到太平公主，来俊臣可算极为失策。太平公主为人老成深算，不是好惹的。于是在暗中策动人控告来俊臣许多罪名——如逼供、受贿、枉法、夺人妻妾等。

朝中大臣无不反对武承嗣、来俊臣。在来俊臣受审之日，洛阳全城喜气洋洋。人人都等待把来俊臣处死，食其肉而寝其皮。来俊臣杀过千百个清白无辜的人，把几千人家弄得家破人亡，真是万人痛恨。他犯的罪那样大，这次被人控告的几桩罪，徐有功和另外几位御史自然不难判了。

判决书呈与武后批准。武后把判决书放在桌子上三天没有批。外面千千万万的人等待着非常紧张，随时要急切知道来俊臣是否处死，在何时处死。武后侍卫之中有纪某，以前几乎为来俊臣所害，这一天为武后在御花园中驾车而行。

纪某说：“陛下为何还没把来俊臣的判决书批准？全城的百姓都等着听消息呢。”

武后说：“他对朝廷功劳不小，我还没拿定主意怎么办。”

纪某说：“来俊臣罪恶如山，他手下的冤鬼真是满坑满谷。全朝的官员都非常兴奋，都盼望陛下批准呢。”

现在来俊臣口中堵着木球，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洛阳万人空巷，争看这个最后的大刽子手的处死。他的头刚一落地，群众欢声雷动，蜂拥而前，势如疯狂，不可抑制。群众要看一看，要仔细看一看这个人人闻名丧胆的刽子手，吓得千万人家通宵不眠的刽子手。这时好像人的兽性一发不可止了。群众好像要亲自用牙咬他的肉。可真难得这么个好机会。群众争着过去抢尸体。万众齐上争抢这个战利品，真是千古奇观，尸体在东抢西拉之下，把四肢揪得东零西散，被群众脚踢脚踏，一直到最后成了一些烂骨肉泥。有的人剜着了一只眼睛，有人落得了一个手腕。群众也忘了为什么，后来在厌恶之下又扔在地下。

那天晚上，洛阳的居民在家里说：“而今可以安心睡觉了。”

这时武后才明白老百姓把她的这个杀人工具恨到什么程度。于是她又做了个姿态，下令把来俊臣全家灭门，以息民愤。结果，来俊臣是凶手，武后是执法如山的皇帝。

第四十一章　用贤之患

来俊臣伏诛后，朝廷平静无事。武后觉得情形异于往日，颇为纳闷。一天，她问宋璟为何近来不闻有谋反的阴谋。武承嗣暂时消停下来，朝中的官员才得松一口气。以前来俊臣当权期间，官员早晨上朝去时，总要向妻子说：“今晨一别，不知还能否再见。”那时，高级官员在大街上都会被捕去，闭置在监狱里，被控以叛国之罪，随后就永远消息杳然了。

武承嗣现在已陷于孤立。狄仁杰的第一步就是把继承大统的问题解决。武承嗣为谋求皇嗣的地位已经活动了很久。因为这是武后的周朝，是武姓的朝代。因为安金藏剖腹自杀，武承嗣企图诬害皇子旦已然失败。现在极不得意，希望已极渺茫。武后已经下有旨意赐皇子旦姓武。朝廷高级官员对武承嗣无不厌恶。自宰相乐思晦及岑长倩以下，没有一个人肯支持他的要求。他把乐思晦及岑长倩谋害之后，他又想谋害狄仁杰。幸而狄仁杰没遭他的毒手，如今依然健在。狄仁杰并不是把这件事挂在心上的人。他之反对武承嗣另有重要原因在，就因为武承嗣是姓武，不姓李。道理很明显，如果要恢复唐室，第一步就是把皇子旦或是皇子哲立为皇嗣，要立得确定，要立得分明。但是这件事却极难对武后说。曾经有位大臣李照德试过，不成功，随后由于他与武承嗣互控，在来俊臣伏诛之日，他竟被不清不白地处死了。

武后在朝政上遇见了左右为难的事情，以前从未想到过。一个女人自己要开朝立代，自己却没有子嗣继承皇位，这该如何是好呢？这件事真使她为难。就如同一个男人尽一生之力挣了田产万顷，却举目无亲，不知遗留给何人才好。此种大事，在皇家自然更为严重。武后不幸身为妇人，嫁于李家，儿子却姓李不姓武。虽然可以赐姓武，究属表面形式。皇子哲和皇子旦因系李氏骨血，总是向李不向武。武后现在不想看一看皇子哲，虽然皇子哲被幽禁外地，已经十五年没见武后。武后不想召他入京。现在有皇子旦系在她的裙带上，更确切点儿说，皇子旦是武后留在衣袋里的最后一个赌注。

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武后之父只有两个孙子，即武承嗣和武三思，两人是堂兄弟。武后费尽心血想为武氏子侄开创这个朝代，但是睁眼一看他两人，心就凉了。武承嗣精力很强，时时不安静，如此而已。没有机智，没有头脑，没有尊严。当初不应该给冯小宝做随从，为冯小宝执鞭坠镫。三思和他两人各处乱钻，对某些人傲慢无礼，对另外一些人又逢迎谄媚——又强梁又势利，极尽欺下媚上之能事。结果，只是招惹人人唾弃。武后另有一个侄子武懿宗，虽然瘦小枯干像个稻草人，却也野心勃勃，不逊于承嗣、三思。三人现在都高官厚禄，身披紫袍。不过身披紫袍现在已不足贵。以前身为囚徒的，卖饼的小贩，目不识丁的御吏，像这些无知的小人穿紫袍的太多太多了。不论武懿宗这些武姓子侄穿什么，不论做得多么肥大，穿在身上之后，总没有帝王家的神采仪态。他们身体不够高，没有帝王家的教养，也没有聪明智慧，也没有精神气力。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正式受过教育，尤其坏的是，自己聪明才智不够犹不足为大患，竟对尊重儒士，爱好书籍都不知道。武承嗣，这个一度曾假定为皇位继承人的武家长孙，就那么卑鄙龌龊，以前有人提亲，想将太平公主嫁与武承嗣，连太平公主都不肯嫁给他。太平公主的丈夫在唐室王公起兵平乱期间死去。太平公主当然要再嫁，但是她对武后另一侄子武信暨有意。可是武信暨已娶有妻室，其实这也不要紧，她一向武后表明有意嫁信暨，武后略施小计，武信暨的妻子转眼就死去了，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现在武后觉得武三思比武承嗣更中意，于是征询大臣可否立他当皇嗣。狄仁杰与另一个大臣坚决反对。武后心里很忧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有一次，她问狄仁杰，她说做梦时常常输棋，不知何故。狄仁杰说其中颇有深意。因为棋子即“其子”之意。狄仁杰说：“陛下输棋是因为陛下没了棋子。没有棋子，焉能不输？”

若想说服武后不立武姓子侄而立唐宗皇子，自然不是易事。这根本违反她的心意，违反她开创这个新朝代的宗旨。不过这位断案如神的狄仁杰也有惊人的口才。

狄仁杰问了一个无法辩解的问题，武后无法回答，因此获胜。正如一切大题目一样，他问的问题也是极其简单的。武后认为身后无人按时祭祀，那如何可以，这种看法也与普通老妪无何不同。狄仁杰确是把她吓着了。一天，又提到这件事，狄仁杰向武后说：

“陛下必须立亲生之子为太子，这是当然无疑的。如此，则陛下千秋万岁后，得常享宗庙，乃是身为帝王之母。若三思立宗庙，岂有侄祀姑母之理？陛下试想，侄与子孰亲？即使儿叛其父母，母子终是母子。陛下何以能保侄辈不忘其姑母呢？”

这一番话很有效。狄仁杰把朝廷祭祀之礼解释得很明确，武后自己也明白。她不忍想身后落个饥饿之鬼，无人祭祀，无人关怀。这一点武后非常重视。这是非常实际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空论。在她去世之后，武氏兄弟未尝不会冷落她，甚至辱骂她，这个她也想象得到。她一向佩服狄仁杰的智慧识断。不过她还不能即刻就依从。

她回答说：“这是我的家事，想想再说吧。”

狄仁杰进逼一步。他说：“全国之大尽属皇室，朝廷上事无巨细，皆系皇家之事。继承大统一事虽为皇家所当虑，亦为全国人民所关心，就以臣下而论，也同样关怀。因为此事为国家之根本，必须分明决定。”至此，狄仁杰情不可抑，越发雄辩滔滔，他接下去说，“太宗皇帝亲冒烟尘，东征西战，南伐北讨，始获有天下，冒险犯难，勤劳而创立唐宗基业，传之子孙，传之先帝。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矣。皇子哲与皇子旦为先帝之子，亦即陛下之子。依理当立皇子哲或皇子旦为太子才是。”

武后也愿意把这件费心的事清理一下。现在狄仁杰已经指出来。她自己也看到了这件事：究竟是做下一个皇帝的母亲呢，还是做下一个皇帝的姑母？哪一个更为牢靠？

武后一天又问狄仁杰说：“立哲呢？还是立旦呢？”

狄仁杰说：“当然立皇子哲，哲为长子。”狄仁杰的话总是明快果断。

皇子哲自从被废改封为庐陵王之后，已经十四年没有见武后，现在武后召他夫妇入朝。这次回来，仍保持秘密，并不公开。皇子哲已然四十几岁，此次回来，也不许与大臣相见。一般人认为皇子哲系因病回京就医。皇子哲如今已然变成一个胆小如鼠唯唯诺诺的人。他还记得童年身为皇帝之时，曾被从宝座上拉下来，随即被废。现在也不知道为何被召还朝廷，也不知道将有何事发生。

狄仁杰又进朝去，催促武后决定大计。武后还没拿定主意吗？为什么秘而不宣呢？这次迎庐陵王回朝，意思就是决定继承大统，以安民心。狄仁杰一向能说得人言听计从的。对武后则总是说母子关系非常可比。

最后，武后起了爱子之心，或者说，深信身后的祭祀之重要。于是把庐陵王从后幕唤出，向狄仁杰很亲切地说：

“我将太子还你吧！”

狄仁杰与庐陵王立即跪下谢恩。狄仁杰对武后的睿智决定备致颁扬之后，又向武后说：

“这件事不可秘不告人。”

“你说怎么办呢？”

“庐陵王之还朝，国人并没有看见。臣以为殿下夫妇可以出城去，陛下可到龙门驿正式欢迎殿下回朝。这样，全国臣民都知道陛下之子回来了。”

武后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去迎接庐陵王回朝。这是在武后圣历元年三月。

庐陵王现在被立为太子。武承嗣的梦想已经破灭，再没有一个人肯去支持他，亲姑母都弃却了他。就在当年九月，武承嗣病倒，抑郁而终。

豫王旦的太子地位让与兄长庐陵王哲，改为相王，他并不生气。在次年，我和豫王旦的孩子们，其中有现今在位的皇帝明皇，奉准圣旨离开东宫，重新获得自由生活。那时我是二十七岁，当今的明皇才十四岁。我觉得像从黄金笼子中放出来的小鸟一样。我重获自由，重新看见街道，看见商店，看见街上熙来攘往的民众，应当非常兴奋非常快乐才是。可是我记得当时并不如此，好像我心里缺了点什么东西似的。过了好几年，我往日的担心害怕以及默默无言的态度才慢慢消失，才重新能过平常自然的日子。

狄仁杰如今年老了。他已经尽了人臣的职责，武后待他可谓圣眷优隆。无论在什么地方，对他特别礼遇。武后称他不称名，不称官衔，称为“国老”。狄仁杰已然看透，唐李与武姓的纷争，仍然要继续下去，才能有个水落石出，因为武氏子侄依然大权在握。大局前途如何，他也不十分清楚。但是一件事他看得分明，就是要扭转乾坤，一定需要一个大智大勇干练果断之人。武后近年来对狄仁杰言听计从，他为国荐贤，武后无不重用。在狄仁杰眼里，大局在危急之时，忠正刚直之士并不缺少。贤良之老臣魏元忠还在朝。后一辈的清正忠毅之士不少，姚崇和宋璟便是其中之佼佼者。主要的是官员振奋，朝中已有一股刚正之气。

不过，狄仁杰的心目中尚有更为远大的打算，那就是推翻武后的周朝，要重兴李唐。他的朋友当中有些毕生的好友，遇有缓急，信实可靠。论到这样朋友，他第一先想到了张柬之。柬之当时官居荆州长史。他知道柬之沉默寡言，老成深算，又精明干练。他与柬之志同道合，以推翻武后新周重兴唐室为志。狄仁杰深知此种非常之计须要事先妥为筹划，而雄才大略之人必须身居要津，必须要深沉坚忍才成。

一天，武后问狄仁杰是否可荐一奇士担任要职。

“何等人物？”

“此人要有非常之才，有作为，能领导，要见识过人。”

“要他担当何事？”

“文要领袖群臣，武要统帅三军。”

狄仁杰回奏道：“若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苏味道李峤足矣。陛下如求有才干、有作为、真能领袖群伦的，张柬之堪当此任。”

武后问狄仁杰时，自己心目中究竟所想何事也并不清楚。于是即召张柬之为洛州司马。洛州司马职司拱卫京畿，可谓重要，狄仁杰以前也曾居此职位，武后也许是要看一看张柬之的才干。又一天，武后又要狄仁杰荐贤。

“臣已荐过张柬之。”

“我已任用了。”

“臣荐张柬之做宰相，做司马不能尽其才。”

武后乃授柬之司刑少卿，后迁秋官侍郎，终为宰相。

狄仁杰觉得自己大去之期不远了，他可以含笑瞑目，因为他已布置妥当，人事已尽，其余将听命于天了。后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推翻武后重兴唐室的那些人，如张柬之、姚崇、崔玄、桓彦范、袁恕己、敬晖等人，都是狄仁杰荐与武后的。在武后久视元年，狄仁杰与张柬之密谈一番之后，遂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知道朝政付托得人，毫无挂虑，时年七十一岁。他知时机一到，张柬之就会起事，无须他自己动手。这就好像侦破一个谋杀奇案，狄仁杰就是那个聪明绝顶主持计划安排的大侦探，一代智慧过人的人物。

第四十二章　两个男情妇

狄仁杰去世以前，武后已经有了两个新的宠臣，一个是张易之，一个是张昌宗，兄弟二人声名狼藉，无人不知。狄仁杰自有他的办法。他把二十几岁年纪的张氏兄弟看作武后的“情妇”。武后的宠幸小人是武后的私事，他的心目中另有大事在。他是足智多谋，有时还利用女皇帝的这两个“男情妇”。实际上，他是利用这两个小人替庐陵王哲和豫王旦说话的。狄仁杰雄辩滔滔，什么人他也说得服，他对时机的观测也是无不应验。在他明察秋毫的眼光看来，也许他认为宫廷之中越腐败，对唐室之复兴越有利。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是尽量给武后绳子，好让她自缢身死。魏元忠赋性坦直，他谏止武后亲近此等小人，如此必受其害。狄仁杰却不那么天真，不肯向武后进此等忠言。

武后现在对御医沈南璆已觉得不能满足。已经有了两个情夫，武后现在要有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她现在已经有了应当叫作男性的后宫佳丽。以七十五岁高龄的妇人，在此晚年之际，要纵情逸乐，并不是难于相信的事。她既然以“天册万岁”与“万岁通天”做年号，如今纵情淫乐，自然也不足怪。一个年老的帝王不管其精力能否胜任，往往以青春少女自娱，那么一个女皇帝后宫蓄有美少年，又有何不可呢？

张氏兄弟都是二十几岁，真是面如搽粉，唇若涂脂，都是杰出的美男子，张易之为兄，张昌宗为弟。一般人称易之为五郎，因为他行五；称昌宗为六郎，他行六。两人由入宫时即油头粉面，口中含有鸡舌香，可以气出若兰。六郎美得出奇，人都说他的粉脸美若莲花。有一个谄媚小人内史杨再思一次阿谀张昌宗道：“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张氏兄弟虽蒙武后赐有宅第、仆役和车马，实则都居住宫中。张氏兄弟的母亲戚夫人与兵部侍郎李迥秀私通，曾特蒙武后批准，可谓“奉旨通奸”。

张昌宗最初系太平公主所发现。当时喜不自胜，不愿自秘，献于武后。武后发现女儿所说关于张昌宗的话丝毫不错。当夜封张昌宗为飞旗将军。这时张昌宗向武后这个老淫妇透露他有一个大哥，善制春药，服之使人返老还童，对床上功夫造诣极深。武后把张易之召来，试之，觉得张昌宗所说确系句句实言。张易之蒙武后宠幸不衰，必有使此老淫妇心满意足之处，而武后对张易之的妙术也非常感谢。武后真是精力过人。六十九岁时，又生了一颗智慧齿，在七十六岁时，也许是张易之回春有术，武后两眉又重新生出。其实，她若生出胡须来，也不足为奇的。

张昌宗生得迷人，张易之却干练精悍。二人之中选其一的确很难，不过倒无须乎选择——武后可以同时要两个，而且，武后与女儿太平公主正好分用两人。大和尚冯小宝与御医沈南璆现在早都被忘在九霄云外了。武后现在有青春，有美，有快乐。由现在直到她的最后一天，她始终不肯让张氏兄弟离开她眼前。没有二张武后是活不下去的。

武后与张氏兄弟之间真个有男女之私，并非这个年逾古稀的老妇的幻想，由武后的情妒便可看出来。当时宫中武后有一女臣，为武后掌诏命，颇为张昌宗所钟爱。她不是别人，正是诗人上官仪之孙女上官婉儿。当年上官仪劝高宗废却武后（见第十五章），因而死于狱中，全家没官为奴。上官婉儿实际上在宫中长大，工诗能文，由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就任武后秘书，草拟诏令（中宗时，上官婉儿曾任朝廷主考官）。不用说，上官婉儿和张昌宗双方都是眉目传情。在饮酒赌牌的桌上两人常常见面。两人调情未免过甚。一天，两人正在卿卿我我之际，竟未留意武后到了面前。武后大喊一声“好大胆！”把一把黄光闪闪的小金刀向婉儿投过去。万幸，婉儿急忙躲开了。若不是张昌宗跪下去向武后求情，事情恐怕便不堪设想。那把小刀在婉儿的前额上擦了一下，此后，婉儿总是把一绺头发垂在额前，遮住那个小疤痕。婉儿从此以后再不敢和张昌宗调情，至少在武后面前是不敢了。婉儿确不是个安分之辈，后来又把她自己的情人武三思分与中宗之后韦后共有。她和韦后这两个妇人闹得宫廷天翻地覆。

张氏兄弟转眼成了有名的人物。两人在皇宫里天天干什么呢？官居何职呢？人们自然要问。武后显然不愿意她的情夫为官职所羁绊，做什么左仆射右仆射等大臣，或职掌武库典礼等事。可是要免去人们议论纷纷，两个未经阉割的男人留在宫里要显得合理合法，必须给他俩创制新的官职。于是创设控鹤府，以张易之为控鹤府监。鹤府这个名字与麟台（大内图书馆）对得极其工稳。而且，鹤是道家成仙飞升时所乘之鸟，飞往海外仙山享受红尘外的悠闲，与天地造化共长久，此鸟亦是仙鸟，非等闲可比。若使张氏兄弟充宫内大臣，未免太俗，且职务繁重，难免案牍之劳。若与以卑小之职，掌管溺罐，未免过于分明。再者，鹤之为鸟，乃脱尽世虑，远离名缰利锁，悠闲自在清高雅洁的象征，自属可爱。但是一个官衙必有设置之用意，武后已然想出来。控鹤府乃用以为研究哲理之所。既有官衙，就必须有官吏。官吏之职务为何？其最高的职务乃研究三教，以易之为首，主编孔佛道《三教珠英》，内容以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氏名言为主，亦包括三教中各名哲的精言微义。全书包括三教中名篇的精华，以振聋发聩唤醒愚蒙为宗旨，并不阐述艰深之哲学。一般而论，论及人生之无常与生活的虚幻，可以使人奋发向上；也可以使生活流于放荡享乐，因为人生短促，一切确如云烟过眼。在道家，尤其要修得羽化登仙，并不企求在遥远的来世，而是就在今生现世。不论如何，在控鹤府中虽然也有几个儒士文人在内，哲理的钻研似乎并不重要。那些人的职务由他们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皇帝的“供奉”。

控鹤府里天天的事情不外是饮酒、开筵、赌博。似乎是武后要把这个控鹤府弄成一个神仙洞府。这所建筑围绕在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瑶光殿。武后这种骄奢淫逸狂欢取乐的生活，令人想起以荒淫亡国的隋炀帝来。在控鹤府后面便是一里长的御花园，园中有一个长方的池塘，池塘里有两个小岛，四周全是花草树木，精雕彩绘的牌坊游廊。后来又捏造出神话来，说张昌宗前生就是古代的仙人王子晋。为要把这个道家的仙梦实现在人间，张昌宗乃披鹤氅衣，戴华阳巾，手执洞箫一支，跨木鹤，周行园中，真是人人称羡。

到最后，控鹤府里满是些个美少年，这些美少年便成了武后的后宫佳丽，满足了武后的心愿。可是这个藏满美少年的控鹤府渐渐成了一个男色同性恋的天地。因为秽声四播，结果，有一个平民给武后上了一个奏折，滑稽之至，令人捧腹，为平民给帝王上书以来所未曾有。原来那人是一个青年男子，姓魏，在大庭广众之前公然声称凭他的私处之美，他有入控鹤府充当供奉的资格。这时大臣朱敬则，年已七十岁，为一刚正儒臣，当年曾弹劾来俊臣滥用刑法。现在闻听魏某出此秽言，不由大怒。以为身为大臣，不可不言，乃上书武后：

“窃以为陛下有张氏兄弟亦可以自娱矣。陛下岂以二臣为不足必欲置美少年耶？满朝之中已人言啧啧矣。窃闻有魏厚祥者，以精力过人自炫，公然自请位列宿卫，并尚有……”

武后将奏折阅后向朱敬则说：“爱卿为国勤劳，殊可嘉勉。但此事朕并不知悉！”

一般儒臣都对武后的荒淫侧目而视。宋璟为人秉性刚直，强硬不屈，一天，当面称张易之为“夫人”侮辱他。有一次，侍中韦安石在赌牌桌上，看见张氏兄弟把几个四川商人叫进皇宫赌博。韦安石大怒，以铜臭商人居然进入皇宫，实在有辱皇室尊严，将几个四川商人驱逐出宫。

自从朱敬则与武后上本之后，武后已经觉察出控鹤府的丑声外泄。她觉得应当改一下控鹤府的名称，于是索性改为“奉宸府”。她酒宴之间的时光，一半要消磨在床上。

武后荒淫的传说弄得满城风雨。庐陵王哲之子元亨现遵武后意称皇孙，对武后淫行极为憎恶。他正年轻，才二十岁光景，其姐新嫁与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姐弟之间难免说起武后之淫邪败行。武后后来闻听此事，大怒，以为大不敬。武后虽然年老，暴戾之气未减，反倒越发狠毒。她下令把皇孙孙女二人活活鞭挞而死，令延基自缢死。

第四十三章　其实莫须有

武后杀害孙子孙女和武延基并不能停止人们的纷纷议论，人们谈论得反而越发厉害。武后越荒淫，反对武后的力量越强大。朝中大臣现在都一齐反对张氏兄弟。张氏兄弟的堂兄弟等妄自尊大，在京都之中为非作歹，到处滋事，一如十年前疯和尚冯小宝一样。不过，只要张氏兄弟这些武后宠幸的小人在武后的后宫活动，大臣们也就不闻不问。可是张昌宗与另外两个兄弟昌仪与同休却野心越来越大，竟然干涉起朝政来。朝中儒臣目睹小人当道，以为是奇耻大辱。通衢大街之上，已经有人在墙上粘贴反对控鹤府中五郎六郎的文字。

宫廷中的丑闻散播各地，茶馆酒肆之中一传十，十传百，传播之快胜似驿马使之传递圣旨。后来《鹤府秘史》竟成了一本野史的名字。魏元忠为人刚直严正（见第三十七章），疾恶如仇。有一次张昌宗的家仆滋事被捕，魏元忠当时官居御史大夫，下令将张昌宗的家仆当众鞭挞。张昌宗有一弟昌期在魏元忠下为辅，指使百姓犯法，因为易之昌宗有权有势，昌期任意胡为，无所忌惮。魏元忠在昌期的属员面前，把昌期斥责一番，并且阻挡昌期另调一个肥缺。元忠向武后上奏折称：“臣承先帝之顾，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侧，臣之罪也。”所称“小人”显然指张氏兄弟。

如今两党的仇恨是公然显露了。魏元忠只是一心想扫除朝廷的淫邪。他并不是张柬之与姚崇的内围人物。张昌宗先动了手。他在武后面前控告魏元忠，说魏元忠曾说武后年老，群臣应当迎庐陵王复位。这种控告当然招武后愤怒。还政权与儿子？她只要在世一天，庐陵王休想！

在武后与群小及魏元忠与支持他的那些忠臣之间，这件事成了一场重大的政争。武后认为这个控告很严重，指定大臣开庭审问，庐陵王（哲）及睿宗（旦）都奉命到场。魏元忠将被审问，自行辩护。

张昌宗曾引诱凤阁舍人张说证明曾听见魏元忠说过拥立庐陵王。张说那时官居五品，张昌宗曾答应帮忙使张说升官。张说为人聪慧，答应照办。

各大臣已会集在前厅之中，就要进入正厅了。御史中丞宋璟为人性情暴烈，这时他向张说说道：

“你若助桀为恶，陷害忠良，那太可悲。你有什么可怕呢？怕姓张的那两个巾帼妇人吗？这是我们的一场政争，为了我们大家，堂堂正正地和他争，自有天下公论支持我们。我先支持你，跟那些妇人相争，即使遭受贬谪也光荣。怕什么！”当时有些儒臣在场，史学家刘知几也在。

刘知几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你善自选择吧。”别人也劝他要反对张昌宗。张说一看大家无不反对张昌宗，不管答应没答应张昌宗，现在决定与大家合作。

魏元忠现在走进来，一脸怒气。一见张说，他说：“你来反对我魏元忠，好畜生！”魏元忠一向是个奇人。

张说道：“大人何以说这种话！请相信下官，不必怀疑。”

钟声响了，话不能再说下去。大臣们鱼贯而入。

这场博学儒臣与那些无知小人之争真是有趣。武后开始问张说听见魏元忠说过什么。张说正想回答。张昌宗暗示他道：

“好，说吧！”

张说道：“回奏陛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实在逼迫臣说他要我说的话。他在外面所作所为陛下也可想象得到了。如今在两位殿下和各位大臣之前，臣要郑重言明：臣从来没有听见侍中大人说过要拥立庐陵王反对陛下的话。那是张昌宗要臣说的。臣敢说，那种话纯系捏造，并非事实。”

张昌宗一听，不胜惊愕，不知说什么好，大怒之下，脱口而出：“张说与魏元忠本是一党，同谋造反！”

武后说：“这种控告非同儿戏，如无证据，不可乱说。”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有一次我听见张说向魏元忠说魏元忠是周公，或者是应当作周公。”

各大臣一听松了心，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周公是圣人，是孔夫子心目中的古今完人。张昌宗本意是说魏元忠怀有野心，想做权位显赫的周公。其实周公辅成王，忠心为国，向无不臣之心，为历史上之圣人。如以人比周公，乃是表示致敬之意。

张说回答道：“张昌宗不熟读经史，真是憾事。魏大人回朝之后，臣前往致贺。以周公之尽瘁国家相勉。为大臣者不以周公为法还当效法何人呢？”

全庭大笑。张昌宗局促不安，向武后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武后大怒道：“张说，你这个朝秦暮楚的小人！”于是令人将魏元忠及张说带出，改期再审。

次日，再行审问，张说供词毫无改变。现在各大臣及王公须要共同审问张说。武后的侄子武懿宗也参与审判。

魏元忠的案子成了公众关心的问题。各大臣都极力支援他。魏元忠永远是一个风波中的人物。他前次遭武后赦还重予重用时，黎民百姓大喜，盛赞武后有知人之明。如今很多大臣向武后上本，其中也有桓彦范（桓为狄仁杰向武后保荐的），各大臣一齐向武后以生命保证魏元忠的忠贞。

可是，枕边的一声低语胜过公庭上的一场雄辩。武后一向喜爱魏元忠，如今依然未变。可是不能教她的宠臣失去面子。不管魏元忠有罪无罪，她又把他贬谪出京。

魏元忠来向武后辞行。他向武后说：“臣已年迈，此番离京，恐已不能生还得见陛下。请陛下听臣忠言。将来总有一日陛下想起魏元忠，想起魏元忠的话来。”

武后蔼然问道：“为什么呢？”

这时张易之张昌宗都在殿中，魏元忠即手指二张说：“将来使陛下蒙害的必是此二小子。”

说罢向武后告别而去。

魏元忠去后，武后很感伤，说道：“元忠走了！”

但是这件事并未完结。这件事有失公正。魏元忠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出京的，只是冲撞了武后的宠臣罢了。当年朝臣被谪离京时朋友们总是在城外饯行。魏元忠出京之时，八个朋友为他饯行。张昌宗捏造了一个“蔡明”的名字上书向武后告密，说魏元忠离开京都之日，与八个朋友在京都城外一同谋反。

那几个朋友都是官卑职小，武后指定一个大理寺卿审问那八人。并派一个官员去吩咐那个大理寺卿说：“陛下说这是一件小案子。审问一下回奏就好了。”

可是那位大理寺卿怀素并不以为这是件小案子。他不肯站在要谋害魏元忠的那一边，而且他对魏元忠是非常敬重的。因为张昌宗对那八人控告的罪状如果成立，魏元忠很容易在外遇害，无人能够援救。武后，也许是张昌宗又传话来：“事实很明显，何以延迟如此之久。陛下已经不耐烦了。”

怀素不得已，去见武后。怀素无法找出原告“蔡明”是谁，也无法知道他的职位。

武后说：“我也不知道‘蔡明’是谁。有这封信还不够吗？”

怀素回答道：“回陛下：如不得原告审问，臣无法定案。”

武后说：“根据信里的话判就可以。不必问原告了。”

怀素说：“臣不能以一张纸为证据。因为也许根本就没有‘蔡明’这个人。没有原告，没有证据，臣不能判案。一封无名信是不足为凭的。”

武后说：“那么你就放任被告叛国贼们逍遥法外吗？”

怀素道：“臣岂敢！只是魏元忠为陛下大臣。他离京之时，朋友们显然是为他饯行。臣良心上不相信魏元忠叛国。陛下如欲将他置之死地，陛下自有此种权柄。只要下一道圣旨就行了。如果陛下要命臣以大理寺卿之职判他有罪，臣不依法律是无法判案的。”

武后问：“你意思是说依照法律他们无罪，应当释放吗？”

怀素奏道：“回陛下：臣愚钝，实在看不出那八人身犯何罪。”

如今事实很明显，武后即便要判这位大理寺卿有罪也颇为棘手。她只好把这件案子搁置下去，以其他方法向张昌宗施以恩宠，安慰他一番便了。

魏元忠这是第三次被谪，将来还要再被重用，比以前更蒙恩眷，更受尊崇。

第四十四章　不肯牺牲情郎

武后袒护情郎张昌宗，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魏元忠贬谪出京，朝中文武大为不满。由狄仁杰向武后推荐的侍郎大臣以及其他大臣都紧密联系起来。人心激愤，对武后反感日甚，与来俊臣当权时大不相同了。有人把张昌宗兄弟等男娼的名字在街上粘贴，把他们和武后的秽闻编作山歌小曲唱，茶馆酒肆中把张氏兄弟的名字改用作一些新制的精巧小吃的名字，把那些小吃当作茶食卖，或与西瓜子同吃。二张的名字之令人发笑，之污秽不堪，完全和当年疯和尚冯小宝的名字一样。武后对这种情形觉得很难堪。她觉得她的爪牙现在都没有用了。张昌宗的弟弟张昌期现在已富得惊人，身居巨府大第。张氏兄弟越富有，野心越大，越惹国人痛恨。一个匿名的人夜间在张昌期的府第大门上写道：“看你横行到几时？”第二天早晨擦去之后，第二天夜里又照样写上，一直写了六七天，总是一句：“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昌期不耐烦了，拿笔在门上写道：“为欢一日心已足！”

现在群臣要诛除张氏二小与逼迫武后传位中宗两件事，已经合而为一。由以张柬之为首的十五人暗中进行，将计划密而不泄，外人无从知晓。十五人都是狄仁杰荐给武后任用的，其领袖人物为宰相张柬之，左御林卫将军敬晖，检校左御林卫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凤阁侍郎崔玄。对张氏兄弟抱有反感的还有不少官员，他们并不知道张柬之等暗中进行的计划，但是也切望诛除武后身畔的奸佞。所以大势所趋，张柬之等的谋划极易获得朝中各官员的支持，造成政变最有利的气氛。

控鹤府纵然秽气熏天，只要不越出武后的私室之外，大臣们也可以忍耐不问。可是张氏群小的势力日渐猖獗，阴谋可虑。大臣们准备反击，一心一德，团结坚固，想在国法上向张昌宗找破绽。张柬之这时除暗中与心腹密谋之外，对外人一言未发。

多年以前，张柬之曾与挚友杨元琰立誓恢复唐室，扫除武后（见第三十七章）。所以张柬之官居高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任杨元琰为右御林将军。

张柬之说：“使君身当此任，并非无故。月夜江上之言当未忘怀，愿共勉力。”

杨元琰心里明白。姚崇也是狄仁杰荐任的，是张柬之一圈内的重要人物。张柬之之得任宰相，是姚崇向武后力荐的。

情势日趋危急。魏元忠之被谪是在武后长安三年。长安四年，武后就老病缠绵，与宠臣张氏二小连月在房中鬼混。宰相也不能入见。二张心中忧虑。武后驾崩之后，他俩如何是好？武后已经八十一岁。最好的雄獭补肾丸与其他返老还童剂也阻止不住岁月的消逝，她与张氏兄弟的淫荡生活也增进不了她的健康。张氏兄弟一看自己树敌已众，四面楚歌，于是竭力巩固权位，以求对抗。通衢大街上已出现招贴，说二张正图谋不轨，想篡夺皇位。在当年七月，大臣们发现张昌宗霸占农民田地，于是想绳之以法。张柬之任他们放手做去，因为依法控告张氏兄弟，他俩的名声将越发低落，亦必加甚国人对他俩的愤恨，武后也更难以自处。张氏兄弟身受国法自然是好，如果要像魏元忠的案子一样徇情枉法，国人闻知，与武后与张氏兄弟更不利。不论落到什么地步，对张柬之不会有害。

依照国法，为官者霸占农民田地，当罚钱免官。几个侍御史奏明张昌宗应当削去官爵。武后觉察出这件事情的政治意味。她的宠幸小人为人厌恨，她知道。可是她觉察出来，群臣向张昌宗进攻就是向自己挑战，分明是向她一步步逼近了。

在建议之时，武后说：“我知道你们对张昌宗不满。我想是张昌宗手下人抢了农民的田地。不管怎么样，张昌宗对君有功，看在以往，让他保持官位吧。”

宋璟问道：“他有什么功劳？”

武后向张昌宗的心腹小人宰相内史令杨再思问道：

“你说他有什么功劳？”

杨再思回奏道：“昌宗为陛下治丹药，服后得享上寿，可算有功。”（左补阙戴合言曾赋两脚狐讽刺杨再思。）

杨再思话说得十分郑重。群臣皆窃笑。

武后道：“不错，昌宗官居原职好了。”各大臣不服。鸾台侍郎韦安石与另外大臣正式上本弹劾张昌宗，武后指派两个大理寺卿审理。武后一看两个大理寺卿竟认真办起来，立刻运用手脚把韦安石和另外那个大理寺卿调开京都，弹劾案便搁置起来。

十二月，张昌宗被控罪行严重，因为他引星相家李鸿泰观吉凶，看能否有帝王之命。蓍草显示纯阳之象，表示张昌宗有帝王之命。星相家这样告诉他，并且劝他在定州兴建一座庙祈求福运。星相家李鸿泰被捕获。审问之时，他说蓍草的确出现纯阳之象，并确言与张昌宗会见时谈论张昌宗的帝王命运。案子正式奏与武后。张昌宗也立即上书武后，把李鸿泰的话奏明。这样一来，张昌宗便可以先已自行奏明自解了。这是他自行辩护的方法。他并且设法请武后指定他自己心腹那两个大理寺卿审问。两个大理寺卿把判决书奏呈武后，上书说张昌宗确属犯罪，不过他已经先行奏明，并未隐瞒，罪应当赦免。

左台御史中丞宋璟不肯退让。他认为张昌宗谋反之意彰彰明甚，他向武后上本，为什么张昌宗不早奏明武后，要到案发之后才奏闻？他请逮捕张昌宗交他审问。

武后不悦，把宋璟的奏本搁置起来。宋璟又上本。他说：“此种大逆罪行如不究治，何以塞国人之口？”

武后仍想拖延。她说：

“这件案子要郑重办理。等一等。我要亲自阅卷。”

武后不想把情郎牺牲掉。群臣要食其肉而寝其皮，她知道。宋璟顽强不屈像个骡子，和魏元忠一样。武后命令宋璟往扬州去调查一宗案件，这和以前调开韦安石的手段是一样的。可是宋璟以京都官职重要，拒不肯往。武后又下诏命他往幽州，他仍不肯去。他对武后说：

“臣有职在京，无法受君命。依法御史中丞无大事不外使，如调查案件，亦必案件中涉及品级较高之地方官员，如属品级较低者，亦必为监考御史。今无大事，臣不能前往。”

这件事又悬而不决。武后不肯把张昌宗交出，张昌宗在宫中，自然平安无事。大臣等纷纷上本力争。桓彦范奏道：“张昌宗已两犯国法，至今逍遥法外。请付三司考治。如不绳之以法，何不释放天下囚犯？此案有关国家法统，岂可轻忽。”

御史台既无法鞫讯被告，即依据算命者之供词与张昌宗向武后呈递的自白书判案，结果判决张昌宗为逆臣，依法当诛。手持御史台之判决书，宋璟又进宫见武后，请武后将被告张昌宗交出。

宋璟奏道：“这是侍御史的判决，请陛下将被告交出审问。”武后道：“他已先向我陈明，可见他并非不忠。”

宋璟道：“他向陛下陈明系在案件到御史台之后。如果案子不到御史台，他一定还缄口不言。这也不是一经招认便可赦免的罪。并且招认并不是自甘情愿的。如果陛下宠臣身犯国法而独赦免，国法之尊严势将扫地无存矣。”

武后要安抚宋璟，心想可以劝服这位御史大夫将张昌宗放过。于是对宋璟说：

“你再思索一下好吗？”

宋璟道：“臣知已开罪陛下。然激于大义，虽死不悔。”

在君臣僵持之下，两脚狐宰相杨再思存心偏袒武后，他说：“让陛下明断好了。你下去吧。”

武后真是左右为难。过于分明蔑视国法她也不愿意。她唯一的一条妙计就是重新玩当年救大方丈冯小宝的把戏。

武后把张昌宗派往御史台去了。宋璟一看大功已成，于是进行审问。还没问几句，武后派来了一个特使，持有上谕，把张昌宗立即召回皇宫去了。

宋璟低声说道：“糟了！悔不该不一见面就把此贼鞭死。又放他走了！”

这是又一次正义扫地。由于老淫妇荒淫无耻，任情枉法，又使淫贼逃出法网。老淫妇之玩忽国法纵容奸恶已昭然若揭。张氏兄弟为恶之多已死有余辜，而今日仍在武后卵翼下为非作歹，在人世享受荣华富贵，而多少忠直刚正的大臣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惨死于地下了。

大臣已忍无可忍。张氏兄弟必须铲除，不论什么方法，有效就好。张柬之要动手了。

第四十五章　精彩的半小时政变

现在武后病重，一整个腊月里不见起色，张昌宗的案子还拖延着。新年过后，武后病况加重。大臣概不延见，亲子亦不得见面。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常在床侧。

张柬之决定起事。宫廷中的淫秽无人不知，无人不唾骂，所以张柬之的行动容易得到人支持。张柬之已任杨元琰为右羽林卫将军。宫廷卫士及京都卫戍兵力各有数队，步兵骑兵俱有。大略来说，所谓南卫专掌京城巡警，保持京城之治安；北卫专司保卫皇城，皇城内除皇宫之外，有朝廷各官衙。南北卫又分为若干部，由六个上将军统领。其中以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最为重要。张柬之曾向李多祚下说辞，进行得秘密而慎重。柬之以身为唐臣当报皇帝知遇之恩为辞。李多祚为人刚正，毅然参与平乱，在张柬之府中对天盟誓，光复大唐。随后，张柬之又任命三个密友为羽林卫上将军。姚崇本为张柬之知交，正为官在外，任灵武道大总管，因张柬之派人往请，刚自百里之外赶来京师。

张柬之听见姚崇到来，喜道：“一切完备了。”遂把计划向姚崇说明。

政变预定在正月二十二日举行，正是武后从御史台把张昌宗召回宫去一月之后。一切细目俱已安排妥当。南北卫羽林军预定同时起事。南卫兵力要包围张昌宗的家丁，控制其财产府第；北卫有一千骑兵，五百步兵，要包围皇宫，要迫使武后让位。

武后长安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清晨，皇宫北门外的禁卫军集合于一处。张柬之、桓彦范、李多祚以及其他重要人物都在场，其中也有中宗（哲）的女婿王同皎。

左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与王同皎先进去见中宗。这场政变必须由中宗出面，因为政变的目的便是使中宗复位的。他事前并不知道。李多祚向他说明来意，他在惶惑与几分恐惧之下，竟不知所措，不知说什么话才好。

李多祚按捺不住，说道：“今天是非常之日。陛下知道臣等要做什么吗？臣等要恢复唐室，要恢复太宗皇帝的天下！臣等为正义不惜掷头颅，流热血。陛下只需出面领导臣等就行了。”

中宗仍然犹豫，心里有点发抖，说道：“我知道张氏兄弟罪有应得。可是母后重病在身……而且这也太出乎意料……”

李多祚道：“陛下只要出去告诉众官员陛下不反对就行了。如果大功不成，臣等就全家灭门了。”如果中宗要拒绝，众官员一定要伴随他引兵靖乱，要把他推到宝座上。

王同皎也请求道：“陛下，此事势在必行，不容犹豫。官兵就在门外，立刻就进宫保陛下重登大宝。今日之事如不成功，陛下岂能自保。”

中宗在迟疑不决之下，由众人扶上马，他心中还不知是去登皇位呢，还是去就死。

太子之东宫与北门有一花园相连。中宗一露面，张柬之等人才松了一口气。

众人一进宫门，依照预定计划分往各方向走去，李多祚带兵直奔武后住的迎仙院。

张易之与张昌宗听见人声喧哗，出来一看，知道出了意外。卫士甲胄鲜明，绕过池塘整队而入。一队精锐兵士一直开向武后住室。过了池塘，即向走廊下拥进。张易之张昌宗一被看见，即被认出。二人知道末路已至，拔腿就跑。众兵士奉命追捕，于是大喊一声，拔刀追赶。说时迟，那时快，众兵士早把二张围住，抓住，把擦胭脂抹粉的两个少年头砍了下来。

在两百多步前面就是迎仙院，迎仙院半在花树掩映之中，由南面的迎仙门牌坊下一条路通往里面。在迎仙院的集仙厅，武后正睡在床上。

李多祚将军进入院中，命令一切侍卫人等通通退出。张柬之等进去。

武后问道：“为什么这么吵闹？你们怎么这么大胆，敢进里面来？”声调仍然是命令式的。

张柬之说道：“请陛下恕罪。张易之张昌宗犯有叛国之罪，臣等特来诛除。他俩已经伏诛。未能事先奏闻，深为遗憾。”

武后一眼看见儿子中宗。大声叱道：

“也有你！赶快回去。他俩已死，你也该称心了。”

桓彦范迈步上前道：“臣斗胆冲犯陛下，太子不能回去。先帝以太子付与陛下。陛下早当将皇位传与太子。今求陛下退位，太子登基。”

听到这些话，武后非常镇静，把站在前面的一排官员逐一看了一看。说道：

“怎么，李湛，还有你！你和你父亲（李义府）曾受我厚恩。还有你，崔玄。我亲自提拔的你。我真想不到！你们一群叛徒！一群猪狗！”武后自己仍然像大权在握似的。

崔玄道：“陛下，臣等都感戴陛下的深恩厚德。陛下自然知道，臣等今日所为正是酬答陛下的德意。”

由于张柬之谋划周密，不过半小时，一切行动即已毕事。张柬之等领导人物离去，留下李湛看守武后，几个武官把张氏兄弟二人的头带了出去。

张昌宗张易之的党羽都被悄然围捕了，他俩的其他弟兄也已被捕。昌宗易之的头不久便悬在皇宫前天津桥上，人山人海般的人群挤来看张昌宗的亲兄弟及堂兄弟出斩。

次日，正月二十三日中宗以皇太子监国，二十四日武后正式让位。睿宗旦为相王。唐室王公子孙都被蒙赦回朝，恢复原来爵位。由来俊臣周兴放逐的朝臣及家族都被赦回乡，只有周兴等刽子手的家族未被赦免。

正月二十七日，武后在护卫之下移居城内西部御花园内的住所。中宗每十日必往谒武后问安，像以前一样恭敬。武后日夜有人看守。日子一天天过，武后觉得还不如政变时死了倒幸福。武后这个暴虐专横的妇人，现在是在她一生里第一次觉得没有权力了——被人击败了。李湛现在仍然看守着她，真像对犯人一样。她的威严扫地无余了。她孤独了。她的情郎死了。她甚至连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也无法看见。太平公主事实上已经背弃她而倒在中宗那边去。更坏的是，她那孝顺的儿子中宗常来告诉她些朝廷的新措施。她听来，这些新措施就犹如她一桩桩战败的消息。她的朝代周废除了，她的计划，她的苦心进行的事情都成了泡影。假使她而今还是年纪轻，精力足，假如她能够起身下床，她会知道怎么对付由她亲手培植起来而现在以怨报德的那些无赖们。

对她的打击接二连三地到来。在二月一日，官方举行唐朝光复的仪式。所有旗帜、徽章、官衔、官衙名称，都恢复高宗初年的原样。武后的故乡山西并州，在武后执政后曾改名为“北都”，这个名称也取消了。洛阳曾由武后改名为“神都”，如今又恢复为东都旧名。

魏元忠曾因张昌宗贬谪出京，因众望所归，又由中宗召回朝廷为侍中，后又为中书令。武后如今想起魏元忠临出京时向武后说过：“将来使陛下蒙害的必是此二小子。将来总有一天陛下想起魏元忠，想起魏元忠的话来！”

但是最坏的消息还没到来呢。在三月，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后人奉旨废去了武后给予的恶姓“蟒”与“枭”，恢复本姓。更坏的是，在五月，武后的祖庙被剥夺了“太庙”的名称，武后的祖先的爵位也被剥夺了！这是现世现报。佛爷是真灵验！武后竟亲眼看到！

王皇后萧淑妃后人恢复旧姓的消息传来，武后不由得想起了青春年代的旧事。那些冤鬼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良心上。她若和那些冤鬼在地下相见，是不是应当说她已饶恕她们？说愿与她们和好呢？可是她是弥勒佛呀！她教人为她念《大云经》，她耳畔那悦耳的经声悠扬而平静，她听了觉得舒服点儿。这经声使她回忆起与大和尚冯小宝消磨的那些岁月。她确是可以说她是快活了一辈子，没有第二个女人享过那么大的福。她愚弄了多少人呀！她一想就大笑起来。她深信她是有天地万物以来人世上最出奇、最有威权的女人。不管以后入地狱也罢，上天堂也罢，她仍然是最出色、最伟大的人物。一件事她是十分有把握的，那就是武则天的名字是会传之千古的。

在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武后在富贵豪华的软禁之中死去，享年八十二岁。因为武后很重视身后的祭祀，所以在遗言里说后人要以“皇后”的身份祭祀她，不要把她看作“皇帝”，看作她亲爱的丈夫高宗的贤妻（我想高宗一想到与她再度团圆会不寒而栗的）。在她的遗言里，她饶恕了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以及王皇后的舅父柳奭。这样，她往阴间去的路上不至于太不顺利，不至于太难为情。

中国历史上这个最骄奢淫逸，最虚荣自私，最刚愎自用，名声坏到极点的皇后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她死了，她所作的恶却遗留于身后。后来经过中宗、睿宗、玄宗，把武后族人消灭之后，本书的最后一章才算结束。

附录

武后谋杀表一

（武后近族）

武后谋杀表二

（李唐宗室）

武后谋杀表三

（文武大臣）

初唐世系略表

（括号中数字指在位年代）

生活的艺术

版权信息

生活的艺术

作　　者：林语堂

译　　者：越裔汉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策划：王　维

特约编辑：苗方琴

版权支持：辛　艳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全球范围发行

目录
版权信息
自序
第一章 醒觉
第二章 关于人类的观念
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第四章 论近人情
第五章 谁最会享受人生
第六章 生命的享受
第七章 悠闲的重要
第八章 家庭之乐
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
第十章 享受大自然
第十一章 旅行的享受
第十二章 文化的享受
第十三章 与上帝的关系
第十四章 思想的艺术

自序

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我本想题这书的名字为“抒情哲学”，用抒情一词说明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些私人的观念。但是这个书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标定得太高，即难于满足读者的期望，况且我的主旨是实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现在的书名较易维持水准，且较自然。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我颇想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写这本书。把偶然想到的话说出来，把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琐事安插进去，这将是多么自由容易的方式。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我并不如此做。或者是因我恐怕这种文体现在不很流行，没有人喜欢读，而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阅读。我所说的对话，它的形式并不是像报纸上的谈话或问答，或分成许多段落的评论；我的意思是指真正有趣的、冗长的、闲逸的谈论，一说就是几页，中间富于迂回曲折，后来在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转，仍旧回到原来的论点，好像一个人因为要使伙伴惊奇，特意翻过一道篱笆回家去一般。我多么喜欢翻篱笆抄小路回家啊！至少会使我的同伴感觉我对于回家的道路和四周的乡野是熟识的……可是我总不敢如此做。

我并不是在创作。我所表现的观念早由许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虑过、表现过；我从东方所借来的真理在那边都已陈旧平常了。但它们总是我的观念，它们已经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它们所以能在我的生命里生根，是因为它们表现出一些我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当我第一次见到它们时，我即对它们出于本心的协调了。我喜欢那些思想，并不是因为表现那些思想的是什么伟大人物。老实说，我在读书和写作时都是抄小路走的。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许多是不见经传的，有些也会使中国文学教授错愕不解。我引用的当中如果有出名人物，那也不过是我在直觉的认可下接受他们的观念，而并不是震于他们的大名。我有一种习惯，最爱购买隐僻无闻的便宜书和断版书，看看是否可以从这些书里发现些什么。如果文学教授们知道了我的思想来源，他们一定会对这么一个俗物显得骇怪。但是在灰烬里拾到一颗小珍珠，比在珠宝店橱窗内看见一粒大珍珠更为快活。

我的思想并不怎样深刻，读过的书也不怎样广博。一个人所读的书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我没有读过洛克（Locke，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Hume，十八世纪苏格兰哲学家）或勃克莱（Berkeley，十七世纪爱尔兰哲学家）的著作，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哲学课程。从专门技术上讲，我所应用的方法、所受的训练都是错误的，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做课本，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合惯例的。我的理论根据，大多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没有受过学院式的哲学训练，所以反而不怕写一本哲学书。观察一切也似乎比较清楚，比较便当，这在正统哲学家看来，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种补偿。我知道一定有人会说我所用的字句太过于浅俗，说我写得太容易了解，说我太不谨慎，说我在哲学的尊座前说话不低声下气，走路不步伐整齐，态度不惶恐战栗。现代哲学家所最缺乏的似乎是勇气。但我始终徘徊于哲学境界的外面。这倒给我勇气，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下判断，思索出自己的观念，创立自己独特的见解，以一种孩子气的厚脸皮，在大庭广众之间把它们直供出来；并且确知在世界另一角落里必有和我同感的人，会表示默契。用这种方法树立观念的人，会常常在惊奇中发现另外一个作家也曾说过相同的话，或有过相同的感觉，只不过是它的表现方法有难易或雅俗之分而已。如此，他便有了一个古代作家替他做证人；他们在精神上成为永久的朋友。

所以我对于这些作家，尤其是对于我精神上的中国朋友，应该表示感谢。当我写这本书时，有一群和蔼可亲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们互相亲热。从真实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灵魂是与我同在的，我们之间的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认为是唯一真实的相通方式——两个时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有着同样的感觉，彼此之间完全了解。我写这书的时候，他们借着贡献和忠告，给我以特殊的帮助，八世纪的白居易，十一世纪的苏东坡，以及十六、十七两世纪那许多独出心裁的人物——浪漫潇洒，富于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诙谐，独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独特伟大的李卓吾；感觉敏锐，通晓世故的张潮；耽于逸乐的李笠翁；乐观风趣的老快乐主义者袁子才；谈笑风生，热情充溢的金圣叹——这些都是脱略形骸、不拘小节的人，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这些精选出来的同志人数不多，因此使我享受到更宝贵、更诚挚的快乐。这些人物也许有几个在本书内不曾述及，可是他们的精神确是同在这部著作里边的。我想他们在中国总有一天会占到重要的地位，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些人物，虽然较为晦暗无闻，但是他们恰当的言论也是我所欢迎的，因为他们将我的意见表示得那么好。我称他们为中国的爱弥儿（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年至一八八一年）——他们说的话并不多，但说得总是那么近情，我佩服他们的晓事。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哲人，他们好像是伟大人物的无名祖宗一般，在心灵感动的当儿，在不知不觉之间说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后还有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我不当他们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当他们是我的先生，他们那清朗的理解是那么入情入理，又那么超凡入圣，他们的智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现出来很容易，丝毫不用费力。庄子和陶渊明就是这么一类人物，他们的精神简朴纯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项背。在本书里，我有时加以相当声明，让他们直接对读者讲话；有时竟代他们说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我自己的话一般。我和他们的友谊维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们的影响，我在他们的熏陶下，我的思想就倾向于通俗不拘礼节，无从捉摸，无影无形的类型；正如做父亲的对施予良好的家教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迻译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在这本书里我不想把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思想全盘托出来；假如想要根据本书里所举的少许例证去批判他们的全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结束这篇自序时，必须照例地说，本书如有优点的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我的合作者，至于一切错误、缺点和不正确的见解，当由我自己完全负责。

我要向华尔士先生和夫人（Mr.and Mrs.Walsh）致谢，第一，谢谢他们鼓励我写作本书的念头；第二，谢谢他们坦白有益的批评。我也得感谢韦特先生（Mr.Hugh Wade）帮助我做本书的付印和校对工作，感谢佩弗女士（Miss Lillian Peffer）代我完成书后的索引。

林语堂

作于纽约

第一章
醒觉

一　人生之研究

在下面的文章里我不过是表现中国人的观点。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我知道这是一种闲适哲学，是在异于现今时代里的闲适生活中所产生的。我总觉得这种人生观是绝对真实的。人类心性既然相同，则在这个国家里能感动人的东西，自然也会感动别的国家的人类。我将要表现中国诗人和学者们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经过他们的常识和他们的诗意情绪而估定的。我想显示一些异教徒世界的美，显示一个明知此生有涯，但是短短的生命未始没有它的尊严的民族所看到的人生悲哀、美丽、恐惧和喜乐。

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我不必说我的哲学思想是否适用于西方人。我们要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方的眼光，用他们自己的性情，他们自己的物质观念，和他们自己的头脑去观察。无疑美国人能忍受中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同样中国人也能忍受美国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我们生下来就不同样，这已有显著的区别。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看法。我相信在美国的繁忙生活中，他们也一定有一种企望，想躺在一片绿草地上，在美丽的树荫下什么事也不做，只想悠闲自在地去享受一个下午。“醒转来生活吧”（Wake up and live）这种普遍的呼声，在我看来足以证明有一部分美国人宁愿过梦中的光阴，但是美国人终还不至于那么颓丧。问题只是他对这种闲适生活，要想享受的多少和他要怎样使这种生活实现而已。也许美国人只是在这个忙碌的世界上，对于“闲荡”一词有些感到惭愧；可是我确切知道，一如知道他们也是动物一样，他们有时也喜欢松松肌肉，在沙滩上伸伸懒腰，或是静静地躺着，把一条腿舒服地跷起来，把手臂搁在头下当枕头。如果这样，便跟颜回差不多；颜回也有这种美德，孔子在众弟子中，最器重他。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他能对这件事抱诚实的态度；譬如他喜欢这件事，便应向全世界实说他喜欢这件事；应在他闲逸自适地躺在沙滩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时，他的灵魂喊着：“人生真美妙啊！”

所以现在我们将要看到中国整个民族思想所理解的那种哲学和生活艺术。我认为不论是在好的或坏的方面，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如它想象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由这种思想典型产生了一种簇新的人生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他的思想产物，这话绝无疑义。中国民族思想在种族性上和西方文化是那么不同，在历史上又和西方文化那么隔离着；因此我们自然能从这种地方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答案，或者好一些，找到一些探讨人生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人生问题的新论据。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想的美点和缺点，至少可以由它过去的历史看出。它有光辉灿烂的艺术，也有微不足道的科学，有博大的常识，也有幼稚的逻辑，有精雅温柔的关于人生的闲谈，却没有学者风味的哲学。很多人本来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非常实际而精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也都知道中国人的思想是极灵敏的；一部分人则承认中国人的思想也是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善于用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这比之中国有伟大的哲学或有几个大哲学家的那种说法，更有意义。一个民族产生过几个大哲学家没什么稀罕，但一个民族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那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怎样，中国这个民族显然是比较富于哲理性而少实效性，假如不是这样，一个民族经过了四千年专讲效率生活的“高血压”，那是早已不能继续生存了。四千年专重效能的生活能毁灭任何一个民族。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们关在疯人院里；而在中国狂人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们；凡具有中国文学知识的人，都会证实这一句话。我所要说明的就在乎此。是的，中国有一种轻逸的，一种近乎愉快的哲学，他们的哲学气质，可以在他们那种智慧而快乐的生活哲学里找到最好的论据。

二　一个准科学公式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研究产生这个生活哲学的中国人的理智构造——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

人类似分成两种人：一种是理想主义者，另一种是现实主义者，是造成人类进步的两种动力。人性好似泥土，由理想主义浇灌后即变成了柔软可塑的东西，但是使泥土凝结的还是泥土本身，不然我们早就蒸发而化气了。在一切人类活动里，个人的、社会的，或民族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力都互相牵制着，而真正的进步便是由这两种成分的适当混合而促成；所谓适当的混合就是将泥土保持着适宜的柔软可塑的状态，半湿半燥，恰到好处。例如英国这个最健全的民族，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适当地混合起来而成的。有些国家常要发生革命，这是因为它们的泥土吸收了一些不能适当同化的外国思想液汁的缘故，以致泥土不能保持着它们的形式。模糊而缺乏批判精神的理想主义，是极为可笑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如果太多，于人类颇为危险，它使人徒然地追求虚幻的理想。在任何一个社会或民族里，如果这种幻想的理想主义成分太多，就会时常发生革命。人类好似一对理想主义的夫妻，对于他们的住所永远感到不满意，每三个月总要搬一次家，他们以为没有一块地方是理想的，而没有到过的地方似乎总是好的。幸而人类也赋有一种幽默感，其功用，是在纠正人类的梦想，而引导人们去和现实世界相接触。人类不可没有梦想，可是他也不能笑他自己的梦想，两者也许同样的重要。这是多么伟大的天赋，而中国人就富于这种特质。

幽默感（我在下面一章里将做更详细的讨论）似乎和现实主义或称现实感有密切的联系。说笑话者虽常常残酷地使理想主义者感到幻灭，但是在另一方面，完成了一种极重要的任务，这足以使理想主义者不至于把头碰在现实的墙壁上，而受到一个比幻灭更猛烈的撞击。同时也能缓和暴躁急烈分子的紧张心情，使他可以寿命长一些。如能预先让他知道幻灭的无可避免，或许可以使他在最后的撞击里减少一些痛苦，因为一个幽默家始终是像一个负责者将坏的消息温和地告诉垂死的病人。有时一个幽默家的温和警告会挽救垂死者的生命。假如理想主义和幻灭必须在这世界上并存，那么，我们与其说那个说笑话者是残忍的，还不如说人生是残酷的了。

我时常想到一些机械公式，想把人类进步和历史变迁明确地表示出来。这些公式仿佛如下：

“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

“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普通叫做“理想主义”）

“现实”加“幽默”等于“现实主义”（普通叫做“保守主义”）

“梦想”减“幽默”等于“热狂”

“梦想”加“幽默”等于“幻想”

“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

这样看来，智慧或最高型的思想，它的形成就是在现实的支持下，用适当的幽默感把我们的梦想或理想主义调和配合起来。

为尝试制造一些准科学的公式起见，不妨进一步照下列的方法来分析各国的民族性。我用“准科学”这个名字，因为我不相信那种呆板的机械公式真能够把人类活动或人类性格表现出来。把人类的活动归纳到一个呆板的公式里，这已经缺少幽默感，因此也就缺乏智慧。我并不是说现在没有拟这一类的公式；在今日之下，这种准科学正盛行。到一个心理学家竟能衡量人类的“智能”（IQ）或“性格”（PQ）
1 时，这世界可真够可怜，因为有人性的学问都被专家跑来篡夺了。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公式不过是拿来表现某些意见的简便图解方法，而不拿科学神圣的名义来做我们的护符，则尚没有什么关系。下面所写的是我替某些民族的特性所拟的公式，这些公式完全是照我个人意思而定，绝对无法证实。任何人都可反对它们，修改它们，或另改为他自己的公式。现在以“现”字代表“现实感”（或现实主义），“梦”字代表“梦想”（或理想主义），“幽”字代表“幽默感”——再加上一个重要的成分——“敏”字代表“敏感性”（Sensitivity）
2 ，再以“四”代表“最高”，“三”代表“高”，“二”代表“中”，“一”代表“低”，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准化学公式代表下列的民族性。正如硫酸盐和硫化物，或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的作用各不相同，人类和社会也依它们不同的构造，而有不同的作用。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或民族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却有不同的行为，确是一桩很有趣的事。我们既然不能模仿化学的形式发明“幽默化物”（Humoride）和“幽默盐”（Humorate）一类的名字，自只可用三份“现实主义”、二份“梦想”、二份“幽默”和一份“敏感性”的方式造成一个英国人
3 。

现三　梦二　幽二　敏一　等于英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三　敏三　等于法国人

现三　梦三　幽二　敏二　等于美国人

现三　梦四　幽一　敏二　等于德国人

现二　梦四　幽一　敏一　等于俄国人

现二　梦三　幽一　敏一　等于日本人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等于中国人

我不十分知道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印度人和其他的民族，所以不敢拟议他们的公式，同时上列公式本身就不很靠得住，每一公式都足以引起严切的批评。这些公式与其说是权威的，不如说是含有挑拨性的。假使我能得到一些新见识或新印象时，我预备把这些公式逐渐修正，以供我自己应用。它们的价值眼前只限于此，这无非是我智识的进步和我愚昧的缺陷的一个记录而已。

这里也许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认为中国人和法国人最为相近，这从法国人著书和饮食的方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同时法国人更丰富的理想主义是由比较轻松的性情所产生，而以爱好抽象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请回想他们在文学、艺术和政治运动上的宣言吧）。以“现四”来代表中国人民，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现实化的民族，“梦一”的低分数则表示他们在生活类型或生活理想上似乎缺乏变迁性。中国人的幽默、敏感性和现实主义，我给了较高的分数，这大概是我同中国人接触密切、印象生动的缘故吧。中国人的敏感性，无须我细为解释，从中国的散文、诗歌和绘画即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了……日本人和德国人在缺乏幽默感的方面，极为相像（一般的印象），然而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特性，总不能以“零”为代表，甚至中国人的理想主义我也不能以“零”来代表它。其间完全不过是程度高低的问题：“完全缺乏这种或那种质素”这一类的言论，对各民族有亲切认识者是不会说的。因此我给日本人和德国人不是“幽零”，而是“幽一”，我觉得这是对的。我相信日本人和德国人所以在现在和过去都遭受到政治上的痛苦，原因就是他们缺乏良好的“幽默感”。一个普鲁士的市政顾问官就喜欢人家称他“顾问官”，并且他多么喜欢他制服上的纽扣和徽章啊！一种对“逻辑上必要性”（常常是神圣的）的信念，一种直趋目标，而不做迂回行动的倾向，常常使人遇事过激。其要点不在你信仰什么东西，而是在你怎样去信仰那种东西，并怎样把信仰变成行动。我给日本人“梦三”是特别指出他们对于皇帝和国家的狂热忠诚，这种狂热的忠诚是他们性格上的幽默成分过低的缘故。因为理想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里代表着不同的东西。正如所谓幽默感包括着许多不同的东西一般……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今日之下的美国正在做有趣的拔河竞赛，二种成分都有相当高的分数，便产生了美国人特有的那种潜力。美国人的理想主义是什么，这问题还是让美国人自己去研究吧；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他们对什么东西都很热心。从美国人很容易被高尚的思想或高贵的语词感动这一点来说，他们的理想主义想必大部分是高尚的，但是有一部分也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美国人的幽默感比之欧洲大陆民族的幽默感也有些不同，可是我的确觉得这种幽默感（爱好玩意儿和原有广博的常识）是美国民族最大的资产。在未来的重要变迁的时代中，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十九世纪末叶的英国历史学家，著有《神圣罗马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等）所说的那种广博常识，于他们将有很大的用处，我希望这种常识能使他们渡过危急的时期。我以很低的分数给予美国人的敏感性，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们能够忍受非常的事物。一般说来，英国人好像是最健全的民族，他们的“现三梦二”，这是民族稳定性的表现。我以为理想的公式似乎是“现三　梦二　幽三　敏二”，因为理想主义或敏感性的成分过多，也不是好事。我以“敏一”代表英国人的敏感性；如果以为这个分数太低，那是要怪英国人自己的！英国人随时随地要露着那种忧郁的样子，我怎能知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感觉呢——欢笑，快乐，愤怒，满足？

我们对于作家和诗人也可以用同样的公式，现在试举几个著名的人物来做个例：

莎士比亚
4 ——现四　梦四　幽三　敏四

德国诗人海涅（Heine）——现三　梦三　幽四　敏三

英国诗人雪莱（Shelley）——现一　梦四　幽一　敏四

美国诗人爱伦·坡（Poe）——现三　梦四　幽一　敏四

李白——现一　梦三　幽二　敏四

杜甫——现三　梦三　幽二　敏四

苏东坡——现三　梦二　幽四　敏三

这不过是我随手所写的几个例子。一切诗人显然有很高的敏感性，否则便不称其为诗人了。我觉得爱伦·坡虽有其不可思议的富于想象力的天赋，却是一个极健全的天才。因为，他不是很喜欢做推论的吗？

我给中国民族性所定的公式是：

现四　梦一　幽三　敏三

我用“敏三”去代表丰富的敏感性，这种丰富的敏感性产生一种对人生的适当艺术观念，使中国人很肯定地感到尘世是美满的，因此对人生感到热诚的爱好。不过敏感性还有更大的意义：它事实上代表一种近乎哲学的艺术观念。因这理由，中国哲学家的人生观就是诗人的人生观，而且中国的哲学是跟诗歌发生联系，而不比西方的哲学是跟科学发生联系的。这种对欢乐、痛苦和人生百态的丰富敏感性，使轻快哲学有造成的可能；这一点可以在下文中看得很明白。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由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由于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哲学家的醒觉和哂笑。

在另一面，我们用“现四”来代表浓厚的现实主义，这种浓厚的现实主义就是指一种安于人生现状的态度，是一种认为“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态度。所以这种现实主义使艺术家的信念变得更坚固，觉得这似乎朝露的人生，更为美丽。同时，也使艺术家和诗人不至于彻底逃避人生。梦中人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现实主义者回说：“一点也不错，让我们在梦境里尽量过着美满的生活吧。”但是这里的醒觉者的现实主义是诗人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商人的现实主义；那种趾高气扬，欣欣然走上成功之路的年轻进取者的大笑也将失掉，而变为一个手捻长须，低声缓语的老人的大笑。这种梦中人酷爱和平，没有一个人肯为一个梦而拼命斗争。他会一心一意地和他做梦的同志一起过着合理美满的生活。因此人生的高度紧张生活即松弛下去了。

此外，这种现实感觉的主要功用，是要把人生哲学中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摒除出去，它好似扼住了人生的颈项，以免幻想的翅膀会把它带到一个似乎是美而实则虚幻的世界里去。况且人生的智慧其实就在摒除那种不必要的东西，而把哲学上的问题化到很简单的地步——家庭的享受（夫妻、子、女）、生活的享受、大自然和文化的享受——同时停止其他不相干的科学训练和智识的追求。这么一来，中国哲学家的人生问题即变得稀少简单，同时人生智慧也即是指一种不耐烦的态度——一种对形而上的哲学，以及与人生没有实际关系的智识的不耐烦态度。也指各种人类活动，不论是去获取智识或是东西，都须立刻受人本身的测验以及对生活目标的服从。其结果即是生活的目的，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实物，而仅是生活本身。中国人的哲学因为具有这种现实主义和极端不相信逻辑及智能，就变成了一种对人生本身有直接亲热感觉的东西，而不肯让它归纳到任何一种体系里去。因为中国人的哲学里有健全的现实意识，纯然的动物意识和一种明理的精神，因此反而压倒了理性本身，使呆板的哲学体系无从产生。中国有儒道释三教，每一种教都是宏大的哲学体系，但它们都曾被健全的常识冲淡，因而都变成追求人生幸福的共同问题。中国人对任何一个哲学观念、信仰、派别，都不愿专心地相信，或过分起劲地去研究。孔子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他常常三思而后行，孔子诙谐地回答：“再，斯可矣。”一个哲学派别的信徒最多不过是一个哲学的学生，可一个人是生活的学生，或者竟是生活的大师哩。

有了这种文化和哲学，最后结果，就是中国人和西洋人成了一个对照，中国人过着一种比较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动；是一种不太重视智能的生活，敬重肉体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轻松的快活和熟悉世故但很孩子气的天真，这些成了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所以归纳起来说，这种哲学的特征是：第一，一种以艺术眼光对人生的天赋才能；第二，一种于哲理上有意识地回到简单；第三，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后的产品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农夫和放浪者的崇拜，这是可怪的。

三　以放浪者为理想的人

在我这个有着东方精神也有着西方精神的人看来，人类的尊严是由以下几个事实所造成；也就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第一，他们对于追求智识，有着一种近乎戏弄的好奇心和天赋的才能；第二，他们有一种梦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常常是模糊的、混杂的，或自满的，但亦有价值）；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能够利用幽默感去纠正他们的梦想，以一种比较健全的现实主义去抑制他们的理想主义；第四，他们不像动物般对于环境始终如一地机械地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的能力和随意改变环境的自由。这一点就是说人类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而常常想着，怎样去逃避那些发狂的心理学家和未有夫妇同居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要强置在他身上的机械律或是什么唯物辩证法。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

总之，我对人类尊严的信仰，实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人类的尊严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而绝对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兵士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读者对于我以前的一部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一般印象是我好似在赞颂“老猾”。现在我希望读者对这一部著作的一般印象是：我正在竭力称颂放浪汉或是流浪汉，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能成功，因为世间的事物，有时看来不能像它们外表那么简单。在这个民主主义和个人自由受着威胁的今日，也许只有放浪者和放浪的精神会解放我们，使我们不至于都变成有纪律的、服从的、受统驭的、一式一样的大队中的一个标明号数的兵士，因而无声无息地湮没。放浪者将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后的最厉害的敌人。他将成为人类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卫士，也将是最后一个被征服者。现代一切文化都靠他去维持。

造物主也许会晓得当他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时，他是创造了一个放浪者，虽是一个聪明的，然而总还是放浪者。人类放浪的质素，终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质素。这个已造成的放浪者，无疑是聪慧的。但他仍是一个很难于约束，很难于处置的青年，他自以为比事实上的他更伟大，更聪慧，依然喜欢胡闹，喜欢顽皮，喜欢一切自由。虽然如此，但亦有许多美点，所以造物主也许还愿意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正如一个父亲把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聪慧而又有点顽皮的二十岁儿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愿退隐，而把这个宇宙交给他的儿子去管理吗？

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认为文化须先由巧辩矫饰进步到天真淳朴，有意识地进步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去，才可称为完全的文化；我以为人类必须从智识的智慧，进步到无智的智慧，须变成一个欢乐的哲学家；也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再加上和善与宽容。

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世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名副其实了。只有有快乐的哲学，才有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意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的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一个五十岁的商人，本来可以退隐，在我看来不是哲学家。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念头，而是我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只有当人类渲染了这种轻快的精神时，世界才会变得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类居住生活。现代的人们对人生过于严肃而充满着烦扰和纠纷。我们应该费一些工夫，把那些态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乐的可能，并使人们的气质有变为比较合理、比较和平、比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许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中国民族的哲学，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个派别的哲学。这个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更伟大，因为它是超越这两个哲学家以及他们的哲学的；它由这些思想的泉源里吸收资料，把它们融洽调和成一个整体；它从它们智慧的抽象轮廓里，造出一种实际的生活艺术，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见，触得到，并且能够了解。拿全部的中国文学和哲学观察过后，我深深地觉得那种对人生能够尽量享受和聪慧的醒悟哲学，便是他们的共同福音和教训——就是中国民族思想上最恒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叠句唱词。

第二章
关于人类的观念

一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

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因为佛教的观念太悲观了，所以我不把它包括进去）。这些观念，由它们深湛的讽喻意义上说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尤其是在具有高深的生物学和人类智识的现代人，给予它们一种广义的解释后，更不能分其轩轾，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分别仍是存在的。

依传统的正统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善的、天真的、愚笨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园里生活。后来人类有了智识和智慧，于是堕落了，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谓痛苦，主要是由于（一）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二）女人方面的生男育女的疼痛。为要显示人类的缺点起见，基督教又引进一种人类的新成分，和原来的天真完美相对照。这种新成分就是魔鬼，它大概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这“灵魂”变成了一种实物，而不是一种机能，变成了一种实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灵魂不值拯救的禽兽和人类明确地划分了。在这里，逻辑便发生了问题，因为“魔鬼”的来源必须解释，然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他们平常的学者逻辑去研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界。他们不能承认“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并存永生。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得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又引起了罪恶的来源问题（因为另外总得有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天使去堕落啊）。因此，这种理论便不能使人满意，他们也只好随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相对的奇怪观念；这个玄妙的观念至今存在，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着很大的影响
5 。

接踵而至的，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牺牲的观念假借而来；从这个理论推想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味的神，不愿意无代价赦免人类的罪恶。基督教有了这种理论，人类一下子就可以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方法，因此人类又找到了获得完美的方法。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突的一点就是完美观念。因为基督教是从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产生，所以有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拯救问题替代了人生幸福问题，或者替代了简朴生活本身问题。这观念的含义就是人类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因此，就有了永生的观念。这和《创世记》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始说法是矛盾的。根据《创世记》的记载，亚当和夏娃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为了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上帝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因而得到永生：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身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能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正中央，生命树却是在靠近东门的地方，据我们知道在那边智天使还驻守着，以防人类侵犯。

总之，现在还存有一种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信念，今生的享乐就是罪恶，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人类除了被一种外来的伟大力量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恶仍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教义的根本理论。教士在讲道的时候，第一步是使人体会到罪恶的存在，以及人类本性的不良（是传教士应用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时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诱他做基督教徒。有人曾说过一句颇为刻薄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反省，体面的人士不敢再走进教堂了。”

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绝对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亦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希腊人要他们的神成为凡人一般，基督教徒则反之，要使凡人跟神一样。在奥林匹克那些确是些快乐的、好色的、谈恋爱、会说谎、好吵架，也会背誓的急性易怒的家伙；正像希腊人那样喜欢打猎、驾马车、掷标枪——他们也很喜欢结婚，而且生了许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区别，神不过具有在天上会打雷在地上会培育植物的能力而已，他们都是永生的，喝花蜜酿的仙酒而不喝酒——不过用来酿成的果实是差不多的。我们觉得可以和这班人亲近，我们可以背了一个行李，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或雅典娜（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神）一同去行猎。或在路上拉住墨丘利（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的送差闲谈一样。如果谈得很有趣，我们可以想象出墨丘利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要走了，要把这封电报送到七十二号街去。”希腊人并不神圣，希腊的神却具有人性。这些神跟基督教完美的上帝相较起来是多么不同啊！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地球上的人却不能够。由于这个背景，便产生一切关于得墨忒耳（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珀耳塞福涅（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俄耳甫斯（Orpheus，音乐的鼻祖）等的绝美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苏格拉底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杯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快一点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点很像孔子的态度。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态度必须是这样的；至于希腊精神如果在现代，其对于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很可惜的。大体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接受了这种命运后，便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他们除了专心致志，科学地去理解物质世界外，也应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人的思想里没有类似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丢卡利翁（Deucalion）和他的妻皮拉（Pyrrha）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从地上拾起来向后抛去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忧虑是用滑稽的方法去解释；他们以为疾病和忧虑似一个少妇有一种难于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的箱子。希腊人的想象是美丽的。他们大都把人性就当人性看待，但是基督徒或许会说他们是被“总有一死”的命运所支配。但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家认为人性本善，有些认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总没有像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十五世纪英国的哲学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和卢梭（十六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的互相矛盾。最后，柏拉图认为人类似乎是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理想的人生便是在理论、智慧、真正理解的指导下，三方面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不过个人的灵魂之或贱或贵，根据他们是否爱好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灵魂也是一种独立和不朽的存在；他在《斐德若》（Phaedo）里告诉我们：“当灵魂独自存在时，由肉体解放出来，而肉体也由灵魂解放出来的时候，那时除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呢？”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显然是基督教徒、希腊人、道教和儒教的观念上相同的地方。相信灵魂不朽的现代人，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当做话题。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许多理论根据，如化身转世之类，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

至于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万物之灵”。在儒家看来，人和天地并列成为“三灵”。如果以灵魂说为背景，讲起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风和雷是神灵的本身，每一大山和河流都有神灵统治，可说即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花神，在天上管理季节，看顾它们盛开凋谢。还有一个百花仙子，她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棵柳树、松树、柏树，每一只狐狸或乌龟活了很长的岁月，达到了很高的年龄，就变成精。在这种灵魂说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这神灵和宇宙间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雄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雌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阴的成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在事实上不过是对阴阳电原理的一种玄妙的猜测罢了。附在人身上的这种灵性叫做“魄”；离开人身随处飘荡时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是精神充沛时，便称之为有“魄力”）。人死后，“魂”依旧四处飘荡。魂是不常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或祭祀死者，神灵便会变成“无祀孤魂”来缠扰人，因此，中国人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和客死异乡的鬼。更甚的，假使死者是被杀的或冤枉死的，那鬼魂便到处飘荡骚扰，直到雪冤，方才停止。

人既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世的时候，当然须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 Energy or Nervous Energy），这些东西无所谓好坏，不过是一些和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性质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烈的感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意志，以及良知；也有性欲、饥饿、愤怒，受着疾病、疼痛、苦恼和死亡的支配。文化的用处，便在于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能够和谐地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假使我们能够和这种天赋的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便可以和天地并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六章末再讲。然而佛教对于人类的肉体情欲的观念和中世纪基督教很相同——以为这些情欲是必须割弃的讨厌东西。太聪慧或思想过度的男女有时会接受这个观念，因而去做和尚或尼姑；但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意识并不赞成这种行为。同样，佛教的观念有点近于道教的意味，认为薄命红颜是“被谪下凡的神女”，因为她们动了凡心，或是在天上失了职，所以被贬入尘世来受这命运注定的人间痛苦。

人类的智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力。这种智能即我们所谓“精神”，这“精”字的意义和狐狸精的“精”字相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相近的是Vitality或Nervous Energy，这种东西在人生中每天有许多不同的时候，正像潮水那样涨落不定。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在幼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各时期中循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行。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反过来讲，就是少年爱色，壮年好斗，老年嗜财。

当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所抱的一般态度，可以归纳到“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好像人类是介乎天地之间，介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乎崇高的思想和卑鄙的情欲之间。这样的介乎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智识和渴求清水，喜欢一个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盆美味的笋炒肉，吟哦一句美丽的诗词和向慕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些都是人的常情。因之我们感到人间总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要把这社会加以改良，机会当然是有的，但是中国人并不想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想达到快乐的顶点。这里有个故事可做证明。有一个人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那人回答：“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宅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须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然而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既有了这种人类的天性，就让我们开始做人吧。何况要逃避这个命运，根本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本来是好是坏，空口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者我们反而倒有被束缚的危险。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至少，那批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都抱着这种态度。中国人甚至以为天或上帝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人物，他们以为你只要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着你的良知行事，你就不必再有所怕惧，他们认为良心的安宁是最大的福气，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连鬼怪也不能侵犯他。所以，只要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担任管理那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任务，世界便太平无事，诸事顺利了。专制者死了；卖国者自杀了；唯利是图者变卖他的财产了；有权有势，拥有古董的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用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宝一齐变卖，四散地藏在别人的家庭里了；杀人凶犯伏法了，遭辱的女人得到报复的机会了，难得有个被压迫者会喊着说：“老天爷瞎了眼睛！”（正义不伸）。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最后都以为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如果要用一个名词以便分类，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 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便带着兽性的满足在这世界上生活下去。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另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一句话蕴藏着一种可怕的哲学。由于这种说法，人生将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便绝口不必谈了。这正和一个搀着孙儿到糖果店里去，一面在想着五年或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去的中国祖父一样，他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于生下羞辱门第的子孙来。中国人的整个人生范式就是这样一个观念组合起来的。

二　与尘世结不解缘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起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期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梭罗（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缥缈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缥缈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智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还觉得不够缥缈抽象，更拿什么“精粹”“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冠冕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们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三　一个生物学的观念

如果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功能和智能的程序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们对于人类就能具有较真切较广泛的观念，使“动物”一名词减掉一些旧有的恶味。“会了解便会宽恕”，这句俗语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程序上去。因为我们如果对身体的功能有更深切的认识，我们便绝不会轻视这些功能。这个事实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确是正确的。关于我们的消化程序，要点不在乎批评它的贵贱，而仅仅是在了解它，这样它已变得非常高贵了。这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身体中各种生物学上的功能，如出汗、排泄、胰液、胆汁、内分泌腺，以及更微妙的情感程序和思想程序。我们不再蔑视肾脏，我们只想了解它；我们不再把一对坏牙齿当做身体最后腐败的象征，也不当做拯救灵魂的警告者，我们只跑去找一位牙医，检验一下，把那坏牙齿补好就完了。一个人由牙医处出来后，便不再轻视他的牙齿，反而增加对它们的尊敬——因为他对于啃嚼苹果和鸡骨等，将要感到更大的乐趣了。讲到那些以为牙齿属于魔鬼的超形而上主义者，和那些不承认人类是有牙齿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当我看见他们自己患了牙痛和乐观的诗人患了消化不良症，我就往往感到这是近于对他的一种讽刺而觉得痛快。他为什么不再继续去做他的哲学理论呢？他为什么要像你、我，或隔壁的嫂嫂那样，把手按在面颊上呢？患着消化不良症的诗人为什么不信世上有所谓乐观呢？他为什么不再唱歌了？但一旦内脏工作恢复而不骚扰他的时候，他便把内脏忘得一干二净，只知歌颂神灵，他真是忘恩负义啊！

科学使我们从身体的动作得到一种更奇妙的感觉，它教我们怎样更进一步去尊敬我们的身体。第一，关于遗传学方面，我们开始知道我们人类的生成，绝不是泥土做成的，而是站在动物谱系的最高处。对于这一点，一个神志清楚没有被自己精神麻醉的人，想必会感到相当的满足和快慰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恐龙”在几百万年前由生存而灭亡，因而使我们在今日可以生着两条腿，在地球上行走。生物学没有立出这种无所谓的假设，所以不会损害一丝一毫的人类尊严，也不会对人类优于万物这个观念加上疑点。所以任何一个立意要看重人类尊严的人，对此也曾觉得十分满意。第二，我们对于身体上的神秘和美丽，愈久愈有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身体内的各部动作，以及彼此间的微妙联系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所做成的，而其结果又是那么简单，始终不变。科学在说明体内这些化学的程序时，非但不能把它们弄得简单易解些，反而把它们弄得更复杂更难解，使这些程序比无生理学智识者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困难。须知宇宙外表的神秘和宇宙内里的神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生理学家越是努力分析人类生理上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程序，便越觉得莫名其妙起来。所以一个心胸宽大的生理学家，有时也不得不接受神秘的人生观念。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亚利克西斯·卡莱尔博士（Dr.Alexis Carrel，生物学家，1912年获得诺贝尔奖）为例。不论我们是否赞成他在《未知的人类》（Man, the Unknown）一书中所发表的意见；我们不能不同意实有那些事实和那些事实都未曾解释过，而且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开始觉得物质本身也有智能了。

“器官是依靠器官液和神经系而互相联系的。身体上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互相适应。这种适应的方式是循着目的而实现的。如果我们跟机械学者及活力论者的意见一样，认为思维具有一种和我们人类相同的智能，那么那些生理上的程序好似是为着各自的目的而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具着始终不变性，这是无可否认的。每一部分似乎都知道整个身体的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因而依照这个目的而去工作。时间和空间在我们的纤维和我们的心智的应用上是不相同的。身体意识到近的东西也能意识到远的东西，意识到现在，也能意识到将来。”（《未知的人类》原文第一九七页）

例如我们的内脏受了损伤，它们自己会自愈，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努力，这种现象是值得惊异的：

“受伤的地方，起初变为不能动弹，暂时瘫痪，使粪类不能通过腹部。同时其他部分肠管或是网膜的表面，移近到伤处，表现了腹膜的特性，自动地黏附着。在四五个钟点内，伤处便合口了。有时伤口是被外科医生用针线缝好的，但那伤处仍是由于腹膜表面的自动黏附性而痊愈的。”（《未知的人类》原文第二〇〇页）

肌肉本身既有着这种智能，我们为什么还轻视肉体呢？我们是终究有一个身体，它是一架机器，自己营养，自己管理，自己修补，自己发动，自己生产，在我们出世的时候已装置就绪，像我们祖父用过的那座精美的钟一样，一用就是七十余年，不用我们担心。这架机器装着无线电式的视觉和无线电式的听觉，又有一种比电话机或电报机更复杂的神经系和淋巴系。它有一个规模极大的神经复杂体，担任编排报告的工作效率极高，不重要的案卷放在屋顶的小阁上，较重要的案卷则放在较便利的台架上，放在小阁上的那些案卷即使经过三十年，不常拿出来用，却依然在那里，等要用的时候，又可以马上拿出来用。而且这架机器能像汽车般到处奔跑，机件灵活，有着不发声响的引擎；如果遇到了意外，譬如说玻璃破碎了或驾驶轮弄坏了，它便自动地流出或制造出一种质素去替代玻璃，并且另生出一个驾驶轮来，或者至少想法子不用那根驾驶轴已肿的一端去开车；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体内的一个肾脏被割掉时，另外的一个肾脏就膨胀起来，增加它的效能，使常量的尿可以照常排出。同时，它在平时总保持着差度只在华氏一度（17.2℃）的十分之一以内的温度，自己能制造化学物质，以便将食品变成活的纤维。还有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种生命韵律的意识，有一种时间的意识，它不但意识到几个钟点和几天，甚至意识到几十年的时光；身体统制着自己的童年时期、青春时期和成年时期，到够大的时期，便不再长大，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它早把一颗智齿长出来了。我们的身体也能制造清除毒物的解毒剂，而且有着那样惊人的满意成绩；它在做这些事时绝对没有声息，绝没有那种通常工厂里必有的嘈杂声响，因之，超等的形而上学家尽可以不受骚扰，优游自在地去思索他的精神或他的精粹。

四　诗样的人生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致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如果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做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离开了。

第三章
我们的动物性遗产

一　猴子的故事

如果那种生物学的观念能够帮助我们去欣赏人生的韵律美，那也证明我们能力有限。我们如将人类即是动物这一点描写得更准确清楚，就能使我们得到较正确的印象，使我们更能了解自己，以及人类文化的进步。人类的天性是以我们动物始祖为根据的，当我们对天性有了更正确更深切的认识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较慷慨的同情，甚至产生一种宽裕的玩世态度。由委婉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尼安得特人或北京人（The Neanderthal or the Peking man）的子孙，再说远一点，我们是人猿的子孙，于是我们终于能够轻视我们的罪恶和缺点，同时赞叹我们的猴子式聪明，这就是所谓人类喜剧的意识。克劳伦斯·戴伊（Clarence Day，美国著名作家）在他那篇《人猿世界》（This Simian World）发人深省的论文里，就曾表现出这种美妙的思想，当我们阅读这篇论文时，我们会宽恕一切人类：检察官、宣传主任、法西斯的编辑、纳粹党的无线电报告员、国会议员、立法委员、独裁者、经济学家、国际会议代表，以及那种干涉别人的生活的好管闲事者。因为我们已开始了解他们了。

从这种意义上讲来，我现在愈加能够体会《西游记》这部中国伟大的猴子故事的智慧和见识。我们在这一观点上，对于人类历史的演进，便能得到更亲切的认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那些半人类的动物到西天去参圣的行程，是多么相似啊——孙悟空好似代表人类的智能，猪八戒代表较卑下的天性，沙和尚代表常识，玄奘法师则代表智慧和圣道。玄奘法师在这些怪异的随从保护之下，由中国出发到印度去取经。人类进展的事迹，就是像一群都有缺点的动物的谒圣行程一样，为了他们具着愚笨和恶作剧，所以不断地遭逢着许多危险和好笑的情境。法师每每须纠正并责罚那恶作剧的猴子和风流自赏的猪，因为不完美的心思和卑鄙的情欲，常常陷入各种窘境。在这个由人类到神佛的参拜旅程中，人性脆弱的本能、愤怒、复仇、暴躁、肉欲、不宽恕，尤其是自大和不谦逊的本能，不断地暴露出来。人类的技巧增高时，破坏力同时加高，因为我们现在都像那只有法术的猴子一样，能腾云驾雾，在空中大翻筋斗（即飞机在空中倒飞侧飞），由我们的猴腿上拔下毫毛，使它们变成小猴，去攻击我们的敌人，敲打天门，粗野无礼地把守卫天兵推开，要求和天神同等并列。

这只猴子是聪慧的，但是很自大；他有厉害的法术，可以闯入天门，可是没有相当健全、平衡和冷静的精神在天上安静地过生活。所以他对于这个尘世的生活，资格很够，可是对于天上的那些他比不上的神仙生活，他的资格还差得远呢。他的品性上有一些粗鄙的、恶作剧的、叛逆的质素，好比黄金里有着未曾炼净的渣滓，所以在上半部《西游记》里，当他未曾参加西行取经时，有一次他跑到天上去，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局面，像一只从动物园里铁笼中逃出来的野性狮子一样，为了有一种不能悛改的恶作剧的习性，他曾破坏了西天王母娘娘款待天上神仙所开的年宴。他因为未曾被邀请参加蟠桃盛会，不禁大怒，假扮成上帝的使者，遇着赤脚大仙去赴会，即谎骗他宴会的地址已改，使他走错了地方，而自己变成赤脚大仙的样子，跑去参加盛会。上他当的神仙为数很多。他跑到宝阁，才知道他是最先光临的贵客。除了那些在右厢走廊下看管几瓮玉液琼浆的仆人外，一个宾客也没有到。他就使个神通，拔下几根毫毛，放入口中，嚼碎喷去，喝一声“变”，即刻变做几个瞌睡虫，把那些仆人全弄睡了，于是把那几瓮仙酒喝完，喝得半醉跌跌撞撞地跑进大厅，把摆在台子上的蟠桃也吃光。当那些客人来临看见宴会席上的那种杯盘狼藉的情形时，他已跑到太上老君的家里去弄把戏了，设法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长生不老金丹。后来，他一则恐怕这把戏发生严重的后果，二则因为不曾被邀请去参加蟠桃盛会，心里很是愤愤不平，所以即偷偷地离开天上回到了他的花果山，又做起猴王来，并对小猴们说他厌恶上天。他便举起背叛上天的旗帜，在旗上写着“齐天大圣”的字样。接着，这只猴子就和上天发生猛烈的战争，他并没有败北，后来还亏太上老君在云中用了金刚圈把他打倒，总算把他捉住了。

我们永像这只猴子一样在做叛逆的行为，没有和平，也没有谦卑，一直到太上老君从天上抛下金刚圈，把我们克服了才止。我们直需等到科学把宇宙间的一切界线探索出来后，才会得到真正谦卑的教训。在那部故事里那只猴子被捉住后还在背叛不已，质问天上的玉皇大帝为什么不在神仙中给他一个更高的名位，最后还要和如来佛或者上帝打个赌，才肯降服。他说，以他的法力他能够跑到天地的尽头，如做到了，应实授他“齐天大圣”的名号，如不能他便情愿一辈子屈服。于是他跳到空中，一个筋斗，风驰电掣地不知过了多少路，等他停下来时，只见五根肉红柱子，他便以为一定是人迹罕到的尽头了。为证明他曾到过这地方，他在第三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很得意地跑回来，把他的行程告诉佛祖。佛祖于是张开那只手，叫他闻闻中指下边的气味，告诉他说，他始终不曾跑出佛祖的一只手掌。这时猴子才低头认输，被佛祖用铁链缚在石上，经过了五百年，才由玄奘法师将他释放，跟着到西天去取经。

这只猴子——就是我们的小影——尽管其自大和恶作剧，终究还是一只极其可爱的动物。所以人类尽管有许多弱点，尽管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爱人类。

二　猴子般的形象

因之，《圣经》上所说我们是以上帝的形象来造成的那种观念我们必须抛开，我们觉得我们是由猴子的形象而来的，同时，如把我们和那完美的上帝相比，相差之远，犹如蚂蚁和我们一样的小巫见大巫。我们是聪明的，这一点，我们十分相信。因为我们确有心智，所以对自己的聪明常常有点骄傲。可是生物学家来对我们说，这个心智，可以用言语来表示的思想而论，尚是一种晚近的发展，在那些构成道德本质的要素中，除了心智外，还有一些动物的，或可说野蛮的本能，这些动物力比心智更大，而事实上也就是这些东西使我们在团体生活中做出各个错误行为。这样我们更能了解那个自傲的人类心智的性质。第一，我们见到这个心智是一个相当智慧的心智，但也颇有缺憾。我们考据人类头颅的进化，知道它不过是一根脊椎骨长大而成的，所以它跟脊髓的功用一样，只是在意识到危险，应付外边的环境和保存生命——但不在于思想。思想的工作大多是做得极笨拙的。亚瑟·巴尔福勋爵（Lord Balfour，英国首相中的哲学家）曾说：“人类的头脑对于寻求食物，和猪鼻一样的重要。”这一句话已可使他不朽了。我以为这句话并不代表有真正的玩世态度。我以为他说这话，不过是基于他对人类的一般理解而已。我们由创始的方面了解我们人类的不完美。不完美吗？很对，造物主就是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的。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远祖都像人猿泰山那样，在森林中游憩，由这个树枝荡到那个树枝，或像长尾猴那样，用一只臂膀或尾巴钩住树枝倒悬着
6 。在我的心目中，以人类的进化而论，把各个阶段分开来看，可说都是极其完美的。可是现在，我们须做一种困难万倍的调整工作。

当人类在创造自己的文化时，在生物学方面讲来，所走的路径也许会使造物主吓一大跳。以适应大自然而论，生于大自然的一切动物是极完美的，因为造物主已把那些不能适应大自然的动物都灭尽了。可是现在我们毋庸适应大自然，我们只须适应自己，适应文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一切本能都是美好的、健全的，但是在社会中，我们把一切本能都叫做野蛮。每只老鼠都偷吃东西——但它并不因这种行为而有损于道德或变成更不道德。每一只狗都吠，每一只猫晚上总不回家或是破坏物件，每只狮子都杀害其他动物，每匹马看见危险都跑开，每只乌龟都把一天宝贵的光阴在睡眠中消磨掉，每只虫儿、爬行动物、鸟儿和兽类都在大庭广众之间生产子嗣。以文明世界的语词来说，每只老鼠都是盗贼，每只狗都太会吵闹，每只猫假如不是艺术品的野蛮破坏者，便是“不忠实的丈夫”，每只狮子或老虎都是嗜杀者，每匹马都是懦怯者，每只乌龟都是懒鬼，最后千百种虫儿、爬行动物、鸟儿和兽类一律都是淫猥的，世间事的评价有着多么重大的变动啊！这就是使我们惊讶造物主把我们造得这样不完美的理由。

三　论不免一死

因为我们有这么个会死的身体，以至于遭到下面一些不可逃避的后果：第一，我们都不免一死；第二，我们都有一个肚子；第三，我们有强壮的肌肉；第四，我们都有一个喜新厌旧的心。这些事实各有它根本的特质，所以对于人类文明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种现象太明显了，我们反而不曾想起它。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后果看清楚，便不能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明。

人类无论贵贱，身躯总是五六尺高，寿命总是五六十岁。我疑惑这世间的一切民主政治、诗歌和哲学是否都是以上帝所定的这个事实为出发点。大致说来，这种办法颇为妥当。我们的身子长得恰到好处，不太高，也不太低，至少我对于我这个五尺四寸之躯是很满意的。同时五六十年在我看来已是够悠长的时期，事实上五六十年便是两三个世代（Generation）了。依造物主的安排方法，当我们呱呱坠地后，一些年高的祖父即在相当时期内死掉。当我们自己做祖父的时候，我们看见又有小婴儿出世了。看起来，这办法真是再好也没有。这里的整个哲学便是依据下面的这句中国俗语——“家有千顷良田，只睡五尺高床。”即使是一个国王，他的床似乎不需超过七尺，一到晚上，他也非到那边去躺着不可，所以我是跟国王一样幸福的。无论这个人怎么样富裕，但能超过《圣经》中所说的七十年限度的就不多见，活到七十岁，在中国便称为“古稀”，因为中国有一句诗：“人生七十古来稀。”

关于财富，也是如此。我们在这生命中人人有份，但没有一个人握着全部抵押权。因此我们对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永久的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地主、佃户，都是一样的旅客。这种观念减弱了“地主”一词的意义。没有一个人能实在地说，他拥有一所房子或一片田地。一位中国诗人说得好：

苍田青山无限好，

前人耕耘后人收；

寄语后人且莫喜，

更有后人乐逍遥！

人类很少能够体念到死的平等意义。世间假如没有死，那么即使是圣赫勒拿岛（St.Helena）之于拿破仑也要觉得毫不在乎，而欧洲将不知是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世间如果真没有死，我们便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就是有，作者也一定会有一种较不宽恕、较无同情心的态度。我们宽恕世界的一切伟人，因为他们是死了。他们一死，我们便觉得已和他们消除了仇恨。每个葬礼的行列都似有着一面旗帜，上边写着“人类平等”的字样。万里长城的建造者、专制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腹诽”处死的法律；中国人民在下面那首讲到秦始皇之死的歌谣里，表现了多么伟大的生之欢乐啊！

秦始皇奄僵
7 ！

开吾民，

据吾床，

饮吾酒，

唾吾浆，

餐吾饮，

以为粮；

张吾弓，

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人类喜剧的意识，与诗歌和哲学的资料，大多是如此而产生的。能鉴到死亡的人，也能见到人类喜剧的意识，于是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寻找亚力山大帝的高贵残骸遗灰，“后来他发现这灰土也被人家拿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葬了，亚力山大变成尘土了，我们拿尘土来做黏土，为什么不可以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呢？”莎士比亚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诗人了。莎士比亚使理查二世谈到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又谈到“有一个购买田地的大买主，经过着法令、具结、罚金、双重证据和收回，结果他虽花了如许罚金（Fines），但仍变成一个良好的头顶满装着精致的尘土（Fine Plate full of fine dirt）”。莎士比亚在这地方即表现着最优越的喜剧意识。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十世纪波斯诗人）及中国的贾凫西（别名木皮子，木皮散客，明末鼓词作家），都是从死亡的意识上获得他们的诙谐心情，以及对历史的诙谐解释。他们从那些在皇帝的坟墓里住着的狐狸来借题发挥庄子的全部哲学，也是基于庄子对一个骷髅的言论。中国的哲学到庄子的时代，才第一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幽默的成分：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

“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晖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等到人类看透了这尘世的空虚时，方才开始觉悟起来。庄子说，有一次做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他也觉得能够展开翅膀来飞翔，好像一切都是真的，可是当他醒来时，他觉得他才是真实的庄子；但是后来，他陷入颇滑稽的沉思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庄子在梦做蝴蝶，还是一只蝴蝶在梦做庄子。所以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假如我们不以为人生实是一场梦，或是过路的旅客所走的一段旅程，或是一个连演员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戏的舞台，那么，人生的诗歌连一半也不曾存在了。一个名叫刘达生的中国学者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着：

世间极认真事，曰：“做官”；极虚幻事，曰：“做戏”；而弟曰愚甚。每于场上遇见歌哭笑骂，打诨插科，便确认为真实；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戏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儿，一一俱要养父母活妻儿，一一俱靠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去养父母活妻儿，此戏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至于顶冠束带，装模作样之际，俨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无一人疑我为戏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欢颜笑口；与夫作色正容，凛莫敢犯之官人，实即此养父母活妻儿，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假扮之戏子耳！乃拿定一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而自亦不觉为真戏子。悲夫！

四　论肚子

凡是动物便有这么一个叫做“胃”的无底洞。这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文明。中国号称“美食家”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卷十二《饮馔部》的序言里，对于这个无底洞颇有怨尤之言：

吾观人之一生，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而五刑不得不设。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草木无口腹，未尝不生；山石土壤无饮食，未闻不长养；何事独异其形，而赋以口腹？即生口腹，亦当使如鱼虾之饮水，蜩螗之吸露，尽可滋生气力，而为趱跃飞鸣。若是，则可与世无求，而生人之患熄矣。乃既生以口腹，又复多其嗜欲，使如豁壑之不可厌，多其嗜欲，又复洞其底里，使如江河之不可填，以致人之一生，竭五官百骸之力，供一物之所耗而不足者。吾反复推详，不能不于造物主是咎，亦知造物于此，未尝不自悔其非，但以制定难移，只得终遂其过。甚矣，作法慎初，不可草草定制！

我们既有了这个无底洞，自须填满。那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们有这个肚子，它的影响确已及于人类历史的过程。孔子对于人类的天性有着深切的了解，他把人生的大欲简括于营养和生育二事之下，简单地说来，就是饮食男女。许多人曾抑制了色，可是我们不曾听见过有一位圣人克制过饮食。即使是最神圣的人，总不能把饮食忘记到四五小时之上。我们每隔几小时脑海中便要浮起“是吃的时候了吧”这一句话，每天至少要想到三次，多者四五次。国际会议在讨论到政治局势的紧要关头时，也许因吃午餐而暂告停顿。国会须依吃饭的钟点去安排议程。一个需要五六小时之久而碍于午餐的加冕典礼，将立被斥为有碍公众生活。上天既然赋予了我们肚子，那么当我们聚在一起，想对祖父表示敬意的时候，最好是替他举行一次庆寿的宴会。

所以这是不无原因的，朋友在餐席上的相见就是和平的相见。一碗燕窝汤或一盆美味的炒面，对于激烈的争辩有缓和的效用，使双方冲突的意见会和缓下来。叫两个空着肚子的好朋友在一起，总是要发生龃龉的。一餐丰美的饮食，效力之大，不只是延长到几小时，直可以达到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之久。如果要我们写一篇书评去骂三四个月以前曾经请我们吃过一餐丰盛晚餐的作家的作品，我们真要犹豫不能落笔。正因为如此，所以洞烛人类天性的中国人，他们不拿争论去对簿公庭，却解决于筵席之上。他们不但是在杯酒之间去解决纷争，而且可用来防止纷争。在中国，我们常设宴以联欢。事实上，也是政治上的登龙术。假使有人去做一次统计，那么他会发现一个人的宴客次数与他的升官速度是有一种绝对的关系存在的。

既然天生如此，我们又怎能背道而驰呢？我不相信这是东方的特殊情形。一个西洋邮务总长或部长，对于一个曾请他到家里去吃过五六次饭的朋友和私人请托，怎么能够拒绝呢？我敢说西洋人是与东方人一样有人性的。那唯一的不同点，是西洋人未曾洞察人类天性，或未曾按着这人类天性去合理地组织他们的政治生活。我猜想的西洋政治圈子中，也有与这种东方人生活方式相同的地方，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天性是大抵相同的，而同在这皮肉包裹之下，我们都是一样的，只是那习惯没有像中国那样普遍而已。我所听见的事情，只有政府官吏候选人摆了露天茶会请区内选民的眷属，拿冰激凌和苏打水给他们的小孩子吃以贿赂他们的母亲。这样请了大家一顿之后，人们自然不免相信“他是一个和气的好人”了，这句话是常常被当做歌曲唱着的。欧洲中世纪的王公贵族，在婚事或寿辰的时候，总要以丰盛的酒肉，设宴请佃户们开怀大吃一餐，这也无非是这种事情的另一表现方式而已。

我们基本上受这种饮食的影响非常之深，食物深刻地影响着和平、战争、爱国主义、国际交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整个人类社会组织。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什么？是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不，正是食物。俄国革命和苏联经济实验的起因是什么？还是食物。更有甚者，拿破仑还说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显示了他智慧的精华。还有诸如说着“和平，和平”时候，在横膈膜下面就没有和平吗？这在国家和个人中都存在。当民不聊生时，帝国会崩溃，最强有力的恐怖政权统治会瓦解。在饥饿的时候，人们不肯工作，主角歌女不肯唱歌，参议员不肯辩论，除了在家里图一顿饱餐这目的之外，做丈夫的为什么要整天在办公室里工作流汗呢？因此有一句俗话说，博得男人欢心最好的办法，便是从他的肚子入手。当他的肉体满足了以后，他的精神便比较平静舒适，他也比较多情服帖了。妻子们总是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她们的新衣服、新鞋子、新眉样，或新椅套，可是妻子们可曾有埋怨他的丈夫不注意一块好肉排一客好煎蛋吗？……除了爱我们幼时所爱吃的好东西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在别处说过，对“山姆大叔”的忠诚，是对炸面圈和火腿、番薯的忠诚，德国人对祖国的忠诚，是对煎饼蛋和圣诞果子面包的忠诚。至于国际交流，我觉得我们对意大利通心粉的欣赏要远大于墨索里尼……那都是因为食物，就像死亡一样，都是人类不可缺的手足。

一个东方人在盛宴当前时是多么精神焕发啊！当他的肚肠填满了的时候，他是多么轻易地会喊出人生是美妙的啊！从这个填满了的肚子里透射出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东方人是靠着本能的，而他的本能告诉他，当肚子好着的时候，一切事物也都好了，所以我说在东方人生活是靠近于本能，以及有一种使他们更能公开承认他们的生活近于本能的哲学。我曾在别处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的观念是“温、饱、黑、甜”——指吃完了一顿美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所以有一个中国诗人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

因为中国人有着这种哲学，所以对于饮食就不固执，吃时不妨吃得津津有味。当喝一口好汤时，也不妨啜唇作响。这在西方人就是无礼貌。所谓西方的礼节，是强使我们鸦雀无声地喝汤，静静地吃饭，几乎无法表达愉悦，我想这或许就是阻碍西方烹调技术发展的真原因。西方人士在吃饭的时候，为什么谈得那么有气无力，吃得那么阴森，规矩高尚呢？多数的美国人都没有那种聪明，把一根鸡腿啃个一干二净；反之，他们仍用刀叉玩弄着，感到非常苦恼，而不敢说一句话。假如鸡肉真真是烧得很好，这真是一种罪过。讲到餐桌上的礼貌，我觉得当母亲禁止小孩啜唇作响的时候，就是使他开始感觉到人生的悲哀。依照人类的心理讲，假使我们不表示我们的快乐，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快乐，于是消化不良、忧郁、神经衰弱，以及成人生活中所特有的精神病等都接踵而来了。当堂倌儿端上一盘美味的小牛排时，我们应该跟法国人学学说一声“啊”，尝过第一口后，像动物那样哼一声“嗯！”欣赏食物不是什么可羞的事。有健康的胃口不是很好吗？不，中国人就两样。我们吃东西时礼貌虽不好，可是善于享受盛宴。

事实上，中国人之所以对动植物学一无贡献，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不能冷静地观察一条鱼，而只想着鱼在口中的滋味，想吃掉它。我所以不信任中国的外科医生，是因为我怕他们在割我的肝脏找石子的时候，也许会忘记了石子，而想把我的肝脏放到油锅里去。当中国人看见一只豪猪时，便会想出种种吃法来，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则之下吃掉它。在中国人看来，不中毒是唯一实际而重要的问题。豪猪的刺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这些刺毛怎样会竖立的？有什么功用？它们和皮怎样生连着？当它看见仇敌时，这些刺毛怎样会有竖立的能力？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无聊的。中国人对于动植物都是这样，主要的观念是怎样欣赏它，享受它，而不是它们是什么。鸟的歌声，花的颜色，蓝的花瓣，鸡肉的肌理，才是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东方人须向西方人学习动植物的全部科学，可是西方人须向东方人学习怎样欣赏花鱼鸟兽，怎样能赏心悦目地赏识动植物各种的轮廓与姿态，因而从它们联想到各种不同的心情和感觉。

这样看来，饮食是人生中难得的乐事之一。肚子饿不像性饥渴那样受着社会的戒律和禁例，也大致不会发生什么有损于道德的问题，这是值得愉快的。人类在饮食方面比在性方面较少矫揉造作。哲学家、诗人、商贾能跟艺术家坐在一起吃饭，在众目昭彰之下，做喂饲自己的工作而毫不害羞，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虽则也有些野蛮民族对于饮食尚有一些羞怯的意识，仍愿独个儿到没有旁人的地方才敢吃。关于性的问题，以后再讨论，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看见一种本能，这本能如不受阻碍，即可减少变态及疯狂和犯罪的行为。在社会的接触中，饥饿的本能和性的本能其差异是显然的。可是事实上饥饿这种本能，前面已经讲过，不会牵涉到我们的心理生活，而实是人类的一种福利。其理由即因人类能对这个本能非常坦白，毫不讳饰。因为饮食没有拘束，所以也就没有精神病、神经官能症或各种变态了。临唇之杯不免有失手之虞，可是一进唇内，就几乎没有什么意外。我们坦白地承认人类都要吃饭，可是对于性的本能，非但不如此，并加以抑制。假如食欲满足了，麻烦就少。顶多有些人患消化不良症、胃疮，或肝硬化，或有些人以牙齿自掘坟墓——现代中国少数的要人颇有几个是如此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也并不以为可羞。

所以社会的罪恶从性欲问题产生的多，而从饮食问题产生的少。刑事条文为奸淫、离婚，和侵犯女性等案而设者为多，因饮食而违犯不合法、不道德或背信罪者就很少。顶多不过是有些丈夫去搜索冰箱里的食物，但是我们很少听见因此而遭绞杀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件案件上了法庭，法官对于被告一定也会表示同情。因为我们都愿坦白承认大家必须饮食。我们对饥民表示同情，却不曾对尼姑庵里的尼姑表示同情。

这种推论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我们对于饮食的问题，总比性欲问题明白得多。满族人的女孩儿在出嫁之前，必须受烹调的训练，同时受关于恋爱之术的训练，但世界上可有别处的人实行这种教育吗？饮食问题已接受知识之光，可是性的问题仍是被神仙故事、神话和迷信所包围。饮食问题可以说是见到天日了，但性的问题依然处于暗中。

在另一方面讲，我们人类没有沙囊或浮囊，真是莫大的缺憾，假如有，人类社会的过程一定会有极大的变更，可以说，我们将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类。如有沙囊，人类一定会有最和平、最知足、最可爱的天性，和小鸡、小羊一样。我们也许会长出一个跟鸟嘴一样的嘴巴，因而改变了我们审美的观念，或者也许会生着一些啮齿类动物的牙齿。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或许已足为我们的食物，也许我们会在青翠的山边吃草。大自然的产物是那样丰盛，我们不必再为食物而斗争，不必再用牙齿去咬仇敌的肉，也一定不会像我们今日这样的好斗。

食物与性情关系，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加密切。凡是蔬食动物的天性都是和平的，如羊、马、牛、象、麻雀等；凡是肉食动物都是好斗嗜杀的，像狼、狮、虎、鹰等。如果我们是属于前一类的，我们的天性就会比较像牛羊了。在无须战斗的地方，大自然并不造出好斗的天性。公鸡的搏斗，不是为食物，是为雌性，人类社会中的男人也还有着这种斗争，但今日的欧洲为了输出罐头食物的权利而斗争，其原因又有天壤之别了。

我不曾听见过猴子会吃猴子，可是我知道人会吃人。考据我们的人类学，证明确有人吃人的习俗，而且非常普遍。我们的祖先便是这种肉食的动物。所以，在几种意义上——个人的、社会的、国际的——如说我们依然在互相吞食，并不足为怪。蛮子和杀戮好像是有连带性，他们虽承认杀人是一种不合情理的事，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罪恶，可是依然很干脆地把已杀死的仇敌的腰肉、肋骨和肝脏吃掉。吃人的蛮子吃掉已死了的仇敌，而文明的人类把杀死的仇敌埋葬了，并在墓上竖起十字架来，为他们的灵魂祷告。我们实在自傲和劣性之外，又加上愚蠢了。

五　论强壮的肌肉

因为我们是动物，有一个会死的身体，所以我们也就有被杀的可能，一般的人当然是不喜欢被杀的。我们有一种追求智识和智慧的神圣欲望，可是我们一旦有了智识，便产生各人不同的见解，争论也就此产生。在长生不死的神灵世界里，争论是永不会停止的，如果有异见的双方都不肯认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它。在人类的世界里，便不同了，争论者的对方便是他的眼中钉——越看越觉得看不顺眼，自己的论据也越觉合理——于是把对方干脆杀死，争端就此解决。如果甲杀死乙，甲便是对的；如果乙杀死甲，乙便是对的。毋庸讳言，这就是禽兽解决争端的老法子。所以在动物世界里，狮子始终站在对的地位。

人类的社会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把人类的历史——一直到现代——做一种适当的解释。关于地球圆形说及太阳系的问题，伽利略（Galileo）曾发现了一些观念，但他不能不把他的观念改变一些，因为他有一个会死会被杀戮和被苦刑的身体。和伽利略辩论是件吃力的事，假如伽利略少了一个会死的身体的话，你休想叫他认错，这就变成讨厌的事情了。但在当时，只要有一间行刑房或一间监牢——更不必说断头台和炮烙柱——就可以叫他认错。当时的传教士和绅士们决心要和伽利略一决雌雄，后来伽利略认错了，于是传教士和绅士们更相信他们自己是对的，争端就此爽快地解决。

这种解决方法极为便当，极有效力。侵略战争、宗教战争，萨拉丁（Saladin，十二世纪埃及和叙利亚，也门等的苏丹，历史英雄）跟基督教的战争，宗教的肃清，烧死神巫的事件，以至于近代用战舰去宣传基督福音……这一切的事件——全是依据于这种人类由遗传所得的动物的逻辑……

我们都有一些高贵的狮子性格，我们都鄙视争论。我们崇敬军人，因为他能把意见不同者毫不犹豫地杀死。如果一个人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要使对方闭口无言，最敏捷的方法是把他绞杀，当人们无力强迫人家认错时，才会用说话这方法。所以实际行动的人是少说话的，他们鄙视争论。我们说话的目的是想影响人家，如果我们知道力量足以影响人家或统治他们，那又何必多说话呢？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在上次东三省战争和埃塞俄比亚战争时说了那么许多的话，岂不有点无聊？那是够可悲的，所以国际联盟这种特性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我常以为国际联盟实是一所优良的现代语言学校，注重现代语言的翻译，起先由一个演说家用英语做了一次完美的演说，等到听众熟识了演词的要旨和内容后，又由一个翻译专家把这篇演词译成流利畅达、优雅的法语。关于发音声调之抑扬顿挫等，务必达于上乘，使听众对语言学得到一次极美满的实习，事实上比倍立兹学校更好；它是一所现代语言学兼演说学的学校。有一个朋友甚至对我说，当他在日内瓦住了六个月后，他多年发音含糊的旧习居然纠正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就是在这个虽然是专为交换意见的国际联盟，说话不做别用的机关里，居然也有“大说话者”和“小说话者”之别，“大说话者”是那些有“大拳头”者，“小说话者”是那些有“小拳头”者，可见这种玩意儿根本是骗人的勾当，是十分无聊的，“小拳头”国家的口才不能像“大拳头”国家那么流利似的。我以为信服“大拳头”者的口才的固有观念，仍是上述那种动物遗传性的一部分（我在此不愿用畜生Brute一词，然而用在这里似乎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这件事的要点当然是在人类除了有斗争的本能外，也还有说话的本能。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来，舌头是和拳头或粗臂膀同其久远的。人类之异于其他动物，便是能把说话跟拳脚混合应用，这就是人类特有的性格。这点似乎说明了国际联盟、美国议会或职工大会这一类的组织——只要是人类有机会说话的任何组织——会永远存在着的，我们人类似乎是注定必须要先用谈论的方法去决定正或误，这并不错，因为谈论也是天使们的一个特性。糟糕的是：当我们谈论到某一个程度时，臂膀较粗的一边便会恼羞成怒，由恼羞成怒而捏紧拳头向台一敲，揪住对方的颈项痛殴一番，然后回过头来问那些好似陪审官的观众道：“我对，还是他对？”这种解决方法只有人类会用。天使完全以说话去解决争端；禽兽完全以肌肉和爪牙解决争端；唯有人类拿拳脚和说话去解决争端。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两者比较起来，谈论本能或辩白是非的努力当然比较高尚一些。我们相信终会有一天人类将完全以谈论方式去解决争端，到那时候，人类才是真的得救了。在现在我们只好暂时让茶馆方法和茶馆心理去解决争端，不管是在茶馆里或国际联盟里解决；这两个地方始终一贯地同样表现着人类的特性。

这种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我曾见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最有趣的是：在这两次的争论中，又夹杂了人类的第三种本能——谦让。在一九三一年那桩事件中，两边发生了争端，我们在茶馆里据说是做陪审官的。起诉的原因是一边犯了偷窃产业之罪。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起初也参加争论，做了一次替自己辩争的演说，他说他对这邻人已表示无上的忍耐——他是多么有自制力，多么大量慷慨，他是要替他邻人整顿花园，动机是多么纯洁！但有桩可笑的事情，当他一边在督促我们继续谈论下去时，一边却溜出屋外，在那偷来的产业四周筑了一道篱笆，然后回来请我们去看看他的行径是否正当。我们都去看，看见他那道新筑的篱笆还在慢慢地向西扩大开去，还继续不断地移动着呢，“好吧！我对，还是他对？”我们的判决是：“你错了。”——我们说这句话确有一点轻率。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以为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遭了凌辱！他的谦让之心受了冤枉，他的荣誉遭了玷污，便提出抗议，并且又生气又骄傲地走出会场，用着带讥笑的鄙视态度把鞋上的尘埃拂去，认为我们都不够朋友。试想这样的一个家伙居然以为是受了凌辱！所以我说，谦让这第三种本能把事情弄得愈加复杂。这次之后，这家以科学方法解决私人争端为标榜的茶馆便失掉了不少威信。

后来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又去评判另一个争端。另外一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说，他要把这次争论的始末和盘托出，要求大家主持正义。我听得“正义”一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们鉴于局势的恶劣和我们陪审官的才能不足，所以早具戒心。但因为我们决心要表明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公正裁判者，所以几乎全体一致地当面对他说，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是恃强凌弱的。他也以为他是受了凌辱，谦让之心受了冤枉，荣誉受了玷污，于是揪住对方的颈项，拖到外边把他杀死，然后回转来问我们：“我对，还是他对？”我们齐声说：“你对，你对！”一边说一边还深深地向他鞠一躬。他还是不满足，又问我们：“现在我可有资格做你们的朋友吗？”我们都像茶馆里的顾客一般，嚷道：“你当然有资格做我们的朋友！”杀人者是多么谦逊啊！

这是救世主降生后一九三六年的人类文明。我想法律和正义的演进，在最古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代，一定也有着上述那种情形。由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演进到最高法院——在那里被判罪者并不抗议他是受了凌辱——似乎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十年前当我们创办那爿茶馆时，我们以为我们是走上文明之路了，可是一个更明慧的上帝，一个认识人类和人类的主要性格的上帝，也许早就预料到中途会发生挫折的。他也许起始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踌躇不前，我们又回复了从前的行为，像森林中的野蛮人一样，互相攻击，揪住对方的头发，咬着对方的肉……但我并不完全绝望。因为谦让或廉耻这种本能究竟是好的，谈论也是好的本能。在我看来，现在的人类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但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假想着我们是有廉耻观念的，继续去谈论吧，让我们这样一直谈论下去，总会有一天能够达到天使那种幸福的境界。

六　论灵心

你也许说人类的灵心是造物主最高贵的产物。这话大多数人以为如此，尤其是指像爱因斯坦的那种灵心一般，能以一个长的数学方程式去证明弯曲的空间。或像爱迪生的灵心那样，发明留声机和活动影戏，或像其他物理学家的灵心那样，能测量出一颗行近地球或远离地球的星辰的光线，或去研究无从捉摸的原子构造，或是像彩色电影摄影机发明家的灵心一样；和猴子无目的、善变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较之下，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确有一个高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爱而不是高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高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物，没有罪恶，没有弱点，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物。我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头脑，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不用做新的计划。当我们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里所决定的计划时，我们发现我们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发现，还有三分之一则已经忘却了。人生之美便在这里。一个计划如果可以完全实现，便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确数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便会失掉兴趣，远不如把它放弃不干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对方的灵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坏的，或平常的——而无错误，便不会再想下棋。如果我们看小说时，确知书中每个人物的未来灵心动作，因此而料到小说的最后结果，那么所有的小说无一读的价值了。阅读一部小说，便是在追求一个多变动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是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如在小说中写一个严峻的、无宽恕心的父亲，假如一直没有宽容子女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便不再像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如果永远是这样，读者的兴趣不久就会失掉。你可以假想一位骄傲的作曲家，人家无论怎样规劝他，总不愿替某一位美丽的女人写一出歌剧，可是当他一听见有一位他所憎恶的作曲家想做这工作时，便会马上答应。或试想一位科学家，发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报纸上，可是一看见一位和他竞争的科学家弄错了一个字，他便会忘掉自己所定的规律，拿着作品去发表。这里，我们把握到人类灵心的特性了。

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的、偏见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可爱。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么我们费去一百年在人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为有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灵心仍保存着人猿智力上那种无目的、暗中摸索的性质。

试看人类灵心的演进程序。我们灵心的功用原本是一个觉察危险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终于能够体会逻辑和准确的数学方程式，仅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们的这个灵心确不是为这种功用而创造的。它的原来功用是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那固然也不坏。以我的观念，人类的头脑像章鱼或海星，长了一些触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后就把他吃掉（我对其他动物的头脑观念也是如此）。我们今日总说“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说“思索”（Think）真理。脑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头脑的触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物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眼睛网膜中的紫色怎样感光一样奥妙。当头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器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抽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开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 Reality）而逃进意念的现实世界（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犯下很笨拙的错误。当一个哲学家走出他们的书房，观察市场上的往来群众时，这个错误的见解一定会使他感到幻灭，好像思维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是很有关系似的。

已故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美国历史学家，二十世纪初美国“新史学派”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在《创造中的灵心》（The Mind in the Making）里，曾经想证明我们的灵心是怎样由四个基本阶段而产生，他以为人类的灵心，是由动物的灵心、野蛮人的灵心、孩童的灵心和传统的文明人的灵心渐渐产生出来，现在还在这四个基本阶段上进展着；他又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的人类要想把文明继续发展下去，我们还须产生一颗更善于批评的心。我的思虑比较科学化的时候，颇赞同这个见解，在比较明慧的时候，却怀疑这个阶段在一般的进步上是否能办得到，或甚至是否适宜。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那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没有一所房屋会发生火警，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牧师会跟歌女私奔，没有一个皇帝会因恋爱而牺牲皇位，每个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着自己在十岁时所决定的计划去实行，丝毫不苟——这么一个幸福的人世还是省了吧！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人生的一切兴奋和骚动全都消灭了。世界没有文学了，因为那时已没有罪恶，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人类的弱点，没有混乱的情欲，没有不规则的举动，最坏的是，没有令人惊异的事物，那就等于四五万观众在看他们预先已知道哪一匹马得锦标的跑马比赛一样，毫无趣味。人类易生错误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障碍跑马比赛上的出冷门一样的有趣。试想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花了九年时间独力编写《英文字典》，十八世纪英国文坛执牛耳者）如果没有他的固执偏见将成为怎样一个人？如果我们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那么我们非但不能变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动机器，而人类灵心也只在记录某一些冲动，像煤气表那样机械地记录下来。这便是不人道的行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读者或许疑心我在故意视罪恶为美德，竭力替人类的弱点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而获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会失去人生的欢乐和色彩。跟一个具着美德但是平凡模样的丈夫或妻子同过一生一样，是再无聊也没有的事。我相信种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们固然要想尽种种方法去造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我们不要一个太过于有秩序的社会。我想世界上，也许蚂蚁是最合理的动物。它们无疑已经创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万年。单以合理的行为方面而论，我想蚂蚁应当占第一位，人类占第二位（但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蚂蚁是一种耐劳的、健全的、好储蓄的、肯节俭的动物，它们的生活都受着社会的统制和进行自我的训练，但是我们不然。它们为了国家或社会，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它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有毅力，尤其有着更严明的纪律。人类在纪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连做博物院里的标本也够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纪念堂去看看那些陈列在甬道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便能发觉在他们一生中合理行为是最缺少的东西。那个爱上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的恺撒（Julius Caesar）——高贵的恺撒，他的行为太不合理了，几乎为了一个女人而忘掉了帝国[安东尼（Anthony）却是完全忘掉帝国的]。那个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奈山上铭刻的神圣石版敲碎，以这一点而论，他并不比那些叛弃上帝去崇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那个大卫王（King David）——有时残暴，有时慷慨，有时虔诚，有时亵渎，有时敬拜上帝，有时犯罪，后来写了诗篇来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罗门王（King 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他的儿子一筹莫展……孔子——他回答一个宾客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刚走到门口时，他又在楼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耶稣——在喀西马尼流泪，在十字架上怀着疑心。莎士比亚——把“次好的床”遗赠给他的老婆。弥尔顿（Milton）——因为不能和他十七岁的妻子共同生活，写了一篇离婚的论文，后因受人攻击，便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文里替言论自由辩护。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礼拜堂举行婚礼时，他们那十九岁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斯威夫特（Jonahan Swift）和史黛拉（Stella）……易卜生（Ibsen）和巴达奇（Emilie Bar-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为——这对他是有益的）……

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国人为他们祖先所写的讣闻和传记，大多是无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读，因为他们已把他们祖先写成变态的、完全伪善的人。——他们对于我所著的《吾国与吾民》最大的批评是：我把中国人描写得太有人性了，因为我把他们的长处和缺点都描写出来。他们（至少那些小官僚）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国写成一个乐园，有儒家圣贤居住着，永远过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够替祖国做更有力的宣传！官僚们的愚蠢真是没有办法。——传记之有魔力和传记值得一读，全在其表现伟大人物所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传记里面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都能显示其更有真实性。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画人物时能注意这一点。英国人的健全灵心，可以做极佳的例证，英国人对于逻辑尚欠高明，但是他们的头脑着很好的触角去察觉危险，保全生命。不过我在他们的民族行为上或他们的理性的历史里，还寻不出合于逻辑的东西。他们的大学、宪法、英格兰教会，都是杂凑成章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列颠帝国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国人的脑筋欠高明，在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见，他们深信英国人的工作方法是唯一正当的方法，英国人的食品是唯一精美的食品。英国人一旦懂得了讲道理并失去了倔强的自信心时，不列颠帝国便会倾覆灭亡。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尚且怀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们全然不能了解英国人对他们国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诚和真实敬爱；另一方面却剥夺了国王的言论自由，毫无顾忌地告诉他行为要谨慎，否则“滚你的蛋”……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需要海盗来保护帝国，便居然能够有着相当数目的海盗以应付当时的局势，因而也就崇敬他们。英国在每一时代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着适当的同盟国，对付着相当的仇敌，从事适当的战事，可是总用着一个不适当的名称。英国人从不依逻辑去行事，而是靠着他们的触角去行事。

英国人有着红润的肤色，无疑这是伦敦的雾和玩板球运动的结果。这么一个健康的皮肤在他们思想上当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摸索中过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英国人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多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为“满腹思想”“满腹经纶”“满腹诗文”。此外还有“满腹”的“牢骚”“愤怒”“悔恨”“郁闷”或“期望”等话。中国的情人分别之后写信时总说“愁肠百结”，或在别离的当儿说“肝肠寸断”。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讲词的大意想好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他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这一点是绝对科学化的，可以拿得出证据来，尤其是在现代心理学家对我们思想的情感性质和构造更为明了的今日。可是中国人并不要科学上的证据，他们只要肚里有数。中国曲调的情感性质，全由唱曲者的横膈膜下发出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你就无法了解中国音乐及其浓厚的情感色彩。

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不应该否认人类灵心的伟大才能。我对于科学的成就很乐观，可是对善于批评的灵心在应付人类事件时，或对于人类达到一种超过情欲支配的宁静和理解的境地时的发展，怀着较小的希望。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段，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因之，在进化的过程中有时不免要开倒车，野蛮的本能有时要暴露出来，疯狂的行为和集团的歇斯底里有时也要产生出来。

我们既然了解了我们人类的弱点，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诅骂那许许多多的坏蛋：即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煽动我们参加二次大战的坏蛋；那个灌输仇恨心理（我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的人；那个称颂自夸和自私（这两种东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个利用我们人类的顽固和种族观念的人；那个在训练青年时取消上帝第五诫的人；那个推崇残杀和战争（好像我们还不够好战似的）的人；那个煽动我们人类的情欲（好像我们还不够像禽兽似的）的人。这种坏蛋的灵心，无论怎样的机巧，怎样的聪明，终于是禽兽的灵心。智慧的优美精神被一只禽兽或一个魔鬼绊缠着，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才知道也是我们的动物遗传性之一；也可说：智慧的优雅精神拿着一条破旧的皮带暂时把这个魔鬼缚住，使之驯服，不过这条皮带随时有扭断的可能，魔鬼也随时可以获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来颂赞上帝之声或祈福之语）的颂赞声中，黑天[Juggernaut，印度神话中毗湿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利希那（Krishna）的称号]每年的纪念日，人民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车辗死得升天国），车子将毫无顾忌地在我们身上辗过去，暗示着我们是始终如何近于野蛮，和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肤浅，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伟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尔人（M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鼠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鹫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对他们的过去多多回忆一下，对于他们自己的驾御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性，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乔叟的《百鸟会议》（Parliament of Fowles）、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Swift's Gulliver's Travels）和法郎士的《企鹅岛》（Anatole Frances Penguin I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就很合时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后四千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太浅陋、太冷酷了，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于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教育我们的思想更为重要。

第四章
论近人情

一　论人类的尊严

我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人类的不免一死和在动物界里的地位，以及人类文明本质上因此而发生的后果。可是我们觉得这个轮廓还不完全，我们还需要一种用以造成一个关于人类天性和人类尊严二者联合而成的圆满观念。噢，有了，人类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找寻的名词！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多加说明，我们必须了解这尊严是由什么东西所造成，否则就会有谬误，而失掉它的踪迹。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和后代，我们随时有失掉我们尊严的危险。

如果你一定说我们是动物，那么你以为人类是最奇妙的动物吗？这一点我很同意。只有人类发明了一种文明，这就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世间也许有形式更优良，构造更完美的高超动物，如马就是一例；其他如狮子，有着更优美的肌肉；狗有着更灵敏的嗅觉，更驯良、更忠义的心地；鹰有着更锐利的视觉；鸽子有着更清晰的方向感觉；蚂蚁有着更节俭、更有纪律、更有劳作的能力；鸠鸽和鹿有着更温驯的脾气；牛有着更大的忍耐性和满足性；百灵有着更悦耳的歌喉；鹦鹉和孔雀有着更美丽的服饰。最后还有猴子有着一种更好的才能，使我比较喜欢猴子而不喜欢上述那些动物。人类因有一些猴子的好奇心和聪明，所以我就宁愿做人。就算蚂蚁像我上面所说，比我们有着更合理、更有纪律的社会，有着一个比今日西班牙更稳固的政府，可是它们没有图书馆和博物院，是不是？假如蚂蚁或象有一日发明一个大望远镜，或发现一颗新行星或预知月食，或海豹微积分学，或海獭开浚巴拿马运河，我便要把锦标赠给它们，称它们为世界之主和宇宙的主宰。现在我们觉得很可自负，不过，这使我们足以自负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和人类尊严的精华究竟在哪里？最好都把它探索出来。

我在本书的卷首已约略暗示过，这种人类的尊严是由放浪者（中国文学上所尊敬的人物）的四种特质所造成。就是：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一种梦想的能力，一种纠正这些梦想的幽默感，一种在行为上任性的、不可测度的质素。这些特质并合起来便是由美国的个人学说所蜕变而来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国文学上所表现的放浪者是一幅极其生动的个人主义者的肖像，拥戴美国个人主义最有力的文学家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之所以被人家称为“伟大的闲逸者（Magnificent Idler）”，确是有来由的。

二　近乎戏弄的好奇：人类文明的勃兴

人类的放浪者怎样开始去爬上文明的山巅？他的远大的前程，或他的发展中的智力，事先可有一些什么征兆？这问题的答案，无疑便是人类有一种嬉戏的好奇心，他开头就用他的双手去摸索，把一切东西都翻过来考验研究，像猴子在闲逸的时候把同伴的眼皮或耳朵拨开来，捉一捉虱，或竟是无目的地翻着玩玩。你到动物园去看一对猴子在彼此玩弄耳朵，便可意会到一个牛顿或一个爱因斯坦的前程。

人类以手去做嬉戏摸捉的活动形象，实是一个科学上的真理，而不仅是一个形象。当人类能够把身体直立起来，变成了两足动物后，他的双手已得到了解放，人类文明的根基就这样造了起来。我们甚至在猫的身上，当它们的前肢不必担负走路和支撑身体的任务时，也常可以看见这种嬉戏的好奇心。猫和猴子都有产生文明的可能，只可惜，虽然猴子的手指因为攀握树枝已经有了特异的发展，而猫掌依然还是一个掌——一块块的肉和软骨造成的东西。

让我暂时忘掉我不是一个及格的生物学家，而由这两只手的解放来考据一些人类的文明兴起，因为我有几句话要说，不过这话也许已经有人说过亦未可知。直立的姿势和双手的解放发生了极重大的后果，人类开始能够运用器具，产生了谦逊的意识，而且征服了女人；在这方面也许还有语言的发展，以及嬉戏的好奇心，和探索本能的增强。大家都知道人类文明是由发现器具而开始，而这种发现就是因为人类晓得怎样运用他的双手的结果。当那只大人猿的一部分身体由树上伸下来时（也许因为他的身体太笨重吧），它的进化有两种趋向，不是变成用四只脚走路的狒狒，就是变成学用两只后脚走路的猩猩。由此可以猜想到人类的祖先一定不是狒狒，因为狒狒的前掌太忙了。在另一方面，猩猩至少已经能够直立起来，因此两只手可以得到自由，这种自由在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上，它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啊！那个时候，这人猿一定已经学会用手去采摘果子，而不必再用他的大颚。不久，他就居住在高崖上的山洞里，能搬起石头，由崖上滚下来攻打他的敌人，这是人类所用的第一个器具。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当时怎样地无时无刻用双手去探索操纵，漫无目的地攫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他在漫无目标的摸索之中，偶然摸到一些尖锐的燧石或凹凸棱角的石块，而发觉比圆形的石块更适于斗争杀戮。把东西翻覆察看的简单动作，例如：看看耳后或耳前的简单动作，一定已经增加了他对一切东西的思考力，因而增加了他脑中的印象，于是他头脑的前部因受刺激而发育起来。

我相信人类对于性欲方面的羞怯观念——这在动物是完全没有的——其原因也是由于这种直立的姿势。因为这种直立的姿势（造物主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也许不曾有过这个意思）使身体后面的某些部分立刻变成了身体的中心，而本来是在后边的东西现在在前边了。此外还有其他不良的部位调整与这种新姿势有关，这些不良的部位调整尤其影响到女人，使她们时常发生流产及月经方面的烦恼。依解剖学说来，我们的肌肉构造原本是根据四足动物而成。例如，当母猪怀胎的时候，它就很合理地将它的胎儿由身上的横脊骨悬挂下来，像已洗涤干净的衣服晒挂在一条绳索上一样，重量的分配非常均称。如果要怀孕的女人直立着，正如把那绳索垂直起来，而仍希望挂在上边的衣服保持着原来的地位。我们的腹膜肌肉是极端不适于这种姿势的：如果我们本来是两足动物，那么这种肌肉一定会很适宜地连在肩膀上，而一切也比较合理称职。对于人类的子宫和卵巢的构造有着相当研究的人，在看见这些东西能保持原来的位置并且发生了它们本来的作用，而并没有脱节和引起更多的月经烦扰等时，应当感觉奇怪。月经的整个神秘现象还没有人有过满意的解释，可是我非常相信纵使卵巢里的卵子有按期更换的必要，我们敢说这种机能的现时程序实是太不适当、太冗长和太痛苦，我相信现在这些缺点都是二足的姿势所造成。

于是发生了女人屈服的事情，而人类社会及其现在的特征或许也就这样发展起来。假如人类的母亲能以四足走路，我想绝不会被她的丈夫所征服。这里有着两种力量同时在进行。在一方面当时男女已经是闲逸的、好奇的、嬉戏的动物，好色的本能有了新的表现。接吻还不够快乐或完全美满，这点我们可由两只黑猩猩用坚硬的、突出的下颚互相接吻的情形看出来。有了手却产生出一些较灵巧较温柔的新动作：轻拍、抚摩、搔抓、拥抱，这些完全是因为互相捕捉身上的虱子而偶然发现的。假如我们多毛的人类祖宗身上没有虱子，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不会有抒情诗之类的东西产生，所以对于这好色本能的发展一定是有着很大帮助。

在另一方面，那两足而怀孕的母亲，现在须过着长期的、微弱无力的、一筹莫展的生活。在较早的时候，当人类对于直立的姿势还没有完全适应时，我知道那怀孕的母亲如要带着她的重负到各处去走动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脚腿和后跟还没有完全改变成功，盘骨还没有向后突出，而使前面的负担可以平衡的时候。在最早的时期，直立的姿势尚是拙劣不便的，所以一个洪积期的母亲一定会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匍匐而行，以减轻其背脊的疼痛。人类的母亲因为有了这些不便利和其他方面的女人的困难，于是开始运用其他的手段，而以爱情为媒介，但因此失掉了她的一些独立精神。她在这种困于床褥的时候，当然需要人家的安慰和体贴啊！并且直立的姿势使婴孩难于学步，因此，总须经过一段长的婴孩时期方能走路，但小牛或小象几乎一出世就会走路，而初生的婴孩要二三年的工夫才能学会。担任养育婴孩的责任除了母亲还有更适宜的人吗
8 ？

于是人类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之路。广义的性问题开始渲染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人类社会就是依据这一个事实而发展起来的。女人比其他的雌性动物——黑女比雌虎，伯爵夫人比雌狮——更有着女人特具的女性化，始终不变地成为女性。在文明的意义上说来，男女开始有了明显分野。从前是男人注意修饰，现在却是女人专意修饰了；她们第一步想必是把脸上和胸前的毫毛拔去。这不足为怪，纯然是生存策略之一，在动物间尤其明显。老虎有攻击的策略，乌龟有退避的策略，马匹有逃走的策略——究其目的，无非是求生存。女性的可爱和美丽，以及温柔的和狡猾的手段，在生存目的上自有其价值。男人有着较强壮的臂膀，跟他们战斗是不能取胜的；所以唯有贿赂他，谄媚他，博他的欢心，这便是现代文明的特性。女人不用抵抗和进攻的策略，而用迷惑的手段，不用武力去达到她的目的，而尽力用温柔的方法去求实现。所以总括地说，温和即文明。我认为，人类的文明是由女人开始的，而不是由男人。

同时，我认为在说话（即今日之所谓语言）的进展史上，女人也比男子占着更重要的地位。说话的本能在女人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我深信她们对于人类语言的演进，一定有着比男人更重大的贡献。我想古代的人类一定是沉默寡欢的动物。当男性人猿离开洞穴去打猎时，邻居的女人在她们的洞穴前无所事事，一定谈论威廉是否比哈罗好，或哈罗是否比威廉好，或是哈罗昨晚多情得讨厌，他性子多么暴躁。我想人类的语言必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此外别无他途。人类以手去取食，使腭部不必再担负去拿食物的任务，结果腭部逐渐低平，逐渐变小，这对于人类语言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种姿势最重要的结果，是把两手解放了，使它们可以把东西拿起来观察研究，像猴子捉虱为乐那样，这种动作便是研究精神发展的起点。今日人类进步大抵还须归功于捕捉那些扰乱人类的虱子。一种好奇的本能也发展出来了，使人类的灵心可以很自由地用嬉戏的态度去探究各种题目和社会疾患。这智能上的活动和寻索食物并没有关系，而完全是一种人类精神上的训练。猴子捉虱的目的，不是想把它们吃掉，而是当一种游戏玩着。这便是有价值的人类学术和智识的特征，对事物本身发生兴趣，心中存着嬉戏的、闲逸的欲望想把它们了解，而并不是因为那种学问可以直接使我们的肚子不饿（如果这里有自相矛盾，那么，以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对于自相矛盾这件事是觉得快活的）。我以为这是人性的特征，对于人类尊严有着极大的帮助。追求知识的方式不过是一种游戏：所有一切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以及创立过有价值的伟大事业者，他们都是如此。从事医学研究的人觉得对细菌所引起的兴趣比对人类更大；天文学家很起劲地记录一颗距离我们有几万万里远的星星的动作，虽则这颗星星和我们人类一点没有关系。一切动物，尤其是年轻的，都有这种游戏的本能，但也只有人类把这种嬉戏的好奇心发展到值得重视的地步。

三　论梦想

有人说过，不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不知足是人性的。猴子是第一号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唯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唯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地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特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的、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想做少校或上校。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确没有什么别的意义。老实说，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好莱坞黄金时代著名女影星）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注意，珍妮·盖诺（Janet Gaynor，1928年获得第一届奥斯卡影后）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注意。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伟大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零点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这种特性无疑是由于我们有想象力和梦想才能。一个人的想象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感到快乐知足。同样，离婚的案件在理想主义者和富有想象力的人们当中，一定比无想象力的人们多。一个理想的终身伴侣的幻想会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若在缺乏想象和理想的人们便永远不会感觉。笼统地说来，人类有时也被这种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时则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终是完全靠这种想象力而进步的。

我们晓得凡是人都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可贵的，因为志向和抱负大都被视为高尚的东西。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承认我私下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虽则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也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我觉得人类的构造和无线电收音机很相像，所差者我们收来的不是播来的音乐，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观念和思想。有些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短波，因为这些更远更细的音乐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觉宝贵。

而且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的，这些梦想常和我们终身共存着。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小人鱼》（The Little Mermaid，又名《海的女儿》）的故事，想着那《小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爱迪生、史蒂文森、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较平庸的孩子也曾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许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和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转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分。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使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讲到国家也是这样，她也有其梦想。这种梦想可以经过许多的年代和世纪依然存在着。有些梦想是高尚的，有些却是歹恶的。征服人家和那些独霸世界一类的梦想，都可说是噩梦；这种国家比那些较有和平梦想的国家不安得多。不过另外还有较好的梦想，梦想着一个更好的世界，梦想着和平，梦想着各国和睦共处，梦想着减少残酷，减少不公平，减少贫穷和痛苦。噩梦常想破坏好梦，因之，二者之间不断地搏斗苦战。人们为梦想而斗争，正如为财产而斗争一样。于是梦想即由幻象的世界走进了现实的世界，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真实力量。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所以梦想是真实的。

我们有时也会有混乱的梦想和不符现实的梦想，那是很危险的。因为梦想也是逃避的方法之一。一个做梦者常常梦想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又不知道要逃避到哪里去。知更鸟常常引动浪漫主义者的幻想。人类有一种热烈的欲望，想把今日的我们变成另一种人，脱离现在的常轨。只要是可以促成变迁的事物，一般人便趋之若鹜。战争总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使城市里的事务员有机会可以穿起军服，扎起绑腿布，可以有机会免费旅行；在战壕里已经度过三四年生活的兵士，而觉得厌倦了的时候，休战也是情愿的，因为这又使他们有机会回家再穿起平民的衣服，打上一条红领带了。人类显然需要这种刺激。假如世界真要避免战争，最好各国政府行一种制度，每隔十年募集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人，送他们到欧洲大陆去做一次旅行，去参观博览会一类的盛会。现在英国政府正在动用五十万万英镑去重整军备，我想这笔款子尽够送每个英国人到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地中海边名胜区）去旅行一次了。他们以为战争的费用是必需的，而旅行是奢侈，我不很同意！旅行是必需的，而战争才是奢侈哩。

此外还有其他的梦想，如乌托邦的梦想和长生不老的梦想。长生不老的梦想虽则也像其他的梦想一样模糊，但是十分近于人情，而且极其普遍。不过人类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死，到了那时恐怕他们也要不知所为。长生不死的欲望跟站在另一极端的自杀心理属于同类，二者都厌恶这世界，以为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如果问为什么现在的世界还不够好呢？我们只要在春天到乡间去游览一次，就能知道这句问话不应该问而觉得惊异了。

乌托邦的梦想情形也是如此。理想仅是一种信仰另一世态的心境，不管它是一种什么世态，总之只要和现代人类的世态不同就是了。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往往相信本国是国家中最坏的国家，他所生活的社会是最坏不过的社会。他依然是那个在餐馆里照单点菜的家伙，相信邻桌所点的菜总比自己所点的好吃……

四　论幽默感

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德皇威廉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或者如一个美国人所说，使德国人民损失了几十万万元。威康二世在私生活中也许会笑，可是在公共场所中，他胡须总是高翘着，给人以可怕的印象，好像他是永远在跟谁生气似的。并且他那笑的性质和他所笑的东西——因胜利而笑，因成功而笑，因高踞人上而笑——也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德国战败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或对什么东西应该笑，他的梦想是脱离笑的管束的。据我看来最深刻的批评就是：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下颔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共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

现在我们讨论独裁者的微笑，并不是无聊地寻开心；当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笑容时，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他们有的是枪炮啊。在另一方面只有当我们冥想这个世界，由一个嬉笑的统治者去管理时，我们才能够体味出幽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如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有救了。因为幽默一定和明达及合理的精神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心智上的一些会辨别矛盾、愚笨和坏逻辑的微妙力量，使之成为人类智能的最高形式，我们可以肯定，必须这样才能使每一个国家都有思想最健全的人物去做代表。让萧伯纳代表爱尔兰，史蒂芬·里科克（Stephen Leacock，加拿大著名作家和经济学家）代表加拿大；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英国推理小说著名角色“布朗神父”创造者）已经死了，可是佩德勒·G·伍德豪斯（P.G.Wodehouse，英国幽默小说家，散文大师）或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英国作家，代表作《美丽新世界》）可以代表英格兰。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美国幽默大师及演员）可惜已经死了，不然他倒可以做一个美国代表。现在我们可以请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美国幽默作家）或海伍德·勃朗恩（Heywood Broun，美国著名记者）去代替他。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也有他们的幽默代表，如果派遣这些人物在大战前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想无论他们怎样拼命地努力，也不能掀起一次欧洲的大战来。你不会想象到这一批国际外交家会掀起一次战争，甚至企谋一次战争，幽默感会禁止他们这样做。当一个民族向另一民族宣战时，他们是太严肃了，他们是半疯狂的，他们深信自己是对的，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具有健全常识的幽默家是不会这么样想。你可以听见萧伯纳在大喊爱尔兰是错误的，一位柏林的讽刺画家说一切错误都是我们的，勃朗恩宣称大半的蠢事应由美国负责，可以看见里科克坐在椅子上向人类道歉，温和地提醒我们说，在愚蠢和愚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誉强过其他民族。在这种情形之下，大战又何至于能引起呢？

那么是谁在掀起战争呢？是那些有野心的人、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计划的人、谨慎的人、有才智的人、傲慢的人、太爱国的人，那些有“服务”人类欲望的人，那些想创造一些事业给世人一个“印象”的人，那些希望在什么场地里造一个骑马的铜像来睥睨古今的人。很奇怪，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外交家不低声下气地讲话，装得战战兢兢、胆怯、拘束、谨慎的样子，便不成其为外交家。——事实上，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国际幽默家的会议来拯救这世界。我们大家都充分潜藏着这种所谓幽默感的东西。当欧洲大战的爆发，真在一发千钧的当儿，那些最劣等的外交家，那些最“有经验”和自信的，那些最有野心的，那些最善于低声下气讲话的，那些最会装得战战兢兢、拘束、谨慎模样的，甚至那些最切望于“服务”人类的外交家，在他们被派遣到会议席上去时，只稍在每次上午及下午的开会议程中，拨出十分钟的时间来放映米老鼠影片，令全体外交家必须参加，那么任何战争仍旧是可以避免的。我以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直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来，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这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地冀望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性，而且非由幽默不能产生。

这样的一个新世界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一般讲起来，我们的生活是过于复杂了，我们的学问是太严肃了，我们的哲学是太消沉了，我们的思想是太纷乱了。这种种严肃和纷乱的复杂性，使现在的世界成为这么一个凄惨的世界。我们现在必须承认：生活及思想的简朴性是文明与文化的最崇高最健全的理想，同时必须承认当一种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淳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于是人类变成在他自己所产生的观念、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之下的奴隶，担荷这个思想、志向和社会制度的重担，而似乎无法摆脱它。幸而人类的心智尚有一种力量，能够超脱这一切观念、思想、志向而付之一笑，这种力量就是幽默家的微妙处。幽默家运用思想和观念，就像高尔夫球或弹子戏的冠军运用他们的球，或牧童冠军运用他们的缰绳一样。他们的手法，有一种因熟练而产生的从容，有着把握和轻快的技巧。总之，只有那个能轻快运用他的观念的人，才是他的观念主宰，只有那个能做他的观念主宰的人，才不被观念奴役。严肃终究不过是努力的标记，而努力又只是不熟练的标志。一个严肃的作者在观念的领域里是呆笨而局促的，正如一个暴发户在社交场中那样呆笨而不自然一样。他很严肃，因为他和他的观念相处还不曾达于自然。

说起来有点矛盾，简朴也就是思想深刻的标志和象征。在我看来，在研究学问和写作上，简朴是最难实现的东西。欲求思想明澈已经是一桩困难的事情，然而简朴更须从明澈中产生出来。当一个作家在役使一个观念时，我们也可说那观念在役使他。这里有一桩普通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刚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的大学助教，他的讲辞总是深奥繁杂，极难于理解，而只有资格较老的教授们才能把他的思想单纯地用着简明易解的字句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年轻的助教不用他自矜博学多才的语句来讲解，他确有出类拔萃而远大的前途的。由技术到简朴，由专家到思想家，其间的过程，根本是一种知识的消化过程，我认为是和新陈代谢的作用完全一样的。一个博学的学者，须把那专门的知识消化了，并且和他的人生观察联系起来，才能够用平易简明的语句把这专门知识贡献出来。在他刻苦追求知识的时间中[我们就假定说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心理学知识吧]，我觉得一定有许多次“心神清爽的休息”，好像一个人在疲乏的长途旅行中停下来喝一杯清凉的饮料一样。在那休息的时间中，那些真正的人类专家，会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简朴必须先消化和成熟，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思想会变得更明澈，无关紧要的一点或虚假的一面，将尽被剔去，不再骚扰我们。等到观念有了较明确的形态后，一大串的思想便渐渐变成一个简括的公式，突然有一天在一个明朗的清晨跑进了我们的脑子，于是我们的知识达到了真正光辉的境界。嗣后便再不用努力了，真理已变得简单易解，读者也将觉得真理本身是简易的，公式的形成是自然的，因此获得很大的快乐。这种思想上和风格上的自然性——中国的诗人和批评家那么羡慕着——常常被视为一种逐渐成熟的发展过程。当我们讲到苏东坡的散文逐渐成熟时，我们便说他“渐近自然”——这种风格已经把青年人的爱好华丽、夸炫、审美技艺和文艺夸张等心理一概消除。

幽默感滋养着这种思维的简朴性，这是很自然的事。一般地说，幽默家比较接近事实，而理论家比较注重观念，当一个人跟观念本身发生关系时，他的思想会变得非常复杂。在另一方面，幽默家沉浸于突然触发的常识或智机，它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显示我们的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这样使许多问题变得简单。不断地和现实相接触，给了幽默家不少的活力、轻快和机巧。一切装腔作势、虚伪，学识上的胡诌、学术上的愚蠢和社交上的欺诈，将完全扫除净尽。因为人类变得有机巧有机智了，所以也显见得更有智慧。一切都是简单清楚。所以我相信只有当幽默的思维方式普遍盛行时，那种以生活和思维的简朴为特性的健全而合理的精神才会实现。

五　论任性与不可捉摸

看起来现在的军人代替了放浪者而成为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物了。我们不要那种任性的、无从捉摸的、难于测度的自由人，而要合理化的、有纪律的、受统制的、穿制服的、有爱国心的工人，要在有效的管理和组织之下，五六千万人所结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信仰同一种主义，皈依同一种思想，喜欢同一样的食物。关于人类的尊严，我们有两种相反的见解：一种以放浪者为理想；另一种以军人为理想；前者认为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人，是最崇高的典型，后者认为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将私人意见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和国家，那才是最优越最崇高的人类。两种见解都可加以辩护，前者以常识为辩护，后者以逻辑为辩护。用逻辑去替爱国的自动机式理想做辩护，是不很困难的。爱国的自动机式模范公民，可以当做达到另一个外在目标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是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存在，这个目标就是去克服另外的国家。这一切都可用逻辑很容易证明出来——又简单又坦白，所有的呆子都会死心塌地地相信。欧洲许多“文明的”和“开化的”的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抱着这种见解，这实在使人好似难以相信。理想的公民是那种以为被遣到埃塞俄比亚首都去，结果却是在西班牙登岸的军人。这种公民又可分为“甲”“乙”二等。那“甲”等的是那些在统治者所认为较好的公民，这种人晓得了他们被运到西班牙去时，仍是非常温顺、愉快，自己祷告，或由军中的牧师代为祷告，感谢上帝派遣他们到枪林弹雨中去为国牺牲。那“乙”等的都是些未曾充分开化的人，那些知道了被运错了地方而心中觉得愤恨的人。在我看来，那种内心的愤恨反抗情绪，是人类尊严的唯一标志，是那幅阴森惨淡图画中仅有的希望之火花，是人类在未来世界中恢复原位的唯一希望。所以，不管它是什么逻辑，我自然还是拥护放浪者。我绝对拥护放浪者或流浪者，而口中或者也并不如此。我们这种矛盾心理就是我们的文明唯一的希望，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是猴子的嫡系而不是牛的嫡系，因为我们有矛盾的心理，所以已经变成更优越、更高尚的猴子。我的自私使我愿意让牛有一种温驯而满足的脾性，在人类命令下，无论是被领到草地上，或是屠宰场里，都能保持同样旷达高尚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去为主人而牺牲。也因为十分钟爱人类，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自己也变成牛。等到牛能开始反抗，心中生出反抗的情绪，或等到它们现出任性的样子，现出较不服从的样子时，我就要把它们称做有人性的动物了。我以为一切独裁制度都是不对的，这是一种生物学上的理由，独裁者可以跟牛和睦相处，却不能跟猴子和睦相处。

老实说，我从一九二〇年后，对于西洋的文明已经减少了尊敬。我过去对中国的文明总感到惭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宪法和公权的观念，这是中国文明上的一个缺点：我始终相信建立一个共和或君主的立宪政府，是人类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可是现在在西洋文明的发祥地，我居然也看到人权、个人自由，甚至个人的信仰自由权（这自由权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享有着）都可以被蹂躏，看到西洋人不再视立宪政府为最高的政府，看见欧里庇得斯悲剧（Euripidean）的奴隶在中欧比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还要多，看到一些西方国家比我们中国只有更多的逻辑而缺少常识，这真使人暗中觉得欣慰，觉得中国是足以自傲的。现在我除了将中国人观念中人类最高文化的理想表现出来，把那个中国人理想中听天由命、逍遥自在的放浪者、流浪者和漂泊者表现出来之外，我还有什么更便当的制胜良策呢？西方可也有这么一个势均力敌的良策吗？可也有什么东西足以证明它的个人自由和公权学说是一种严肃的、健全的信仰或本能吗？我拭目以待。

欧洲个人自由的传统怎么会消失，摆子在今日为什么会摆到错误的方向去，这是很容易明白的。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现代集体经济运动的结果，第二是由于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机械观念的遗传。在今日的各种集团主义——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方兴未艾的时候，人类似乎自然地放弃了他的反抗权利，忘掉了他的个人尊严。当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占了优势，遮蔽了其他一切人类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于那种较有人性的知识和哲学，尤其是关于个人生活问题的哲学，便完全不加理会，而淡然置之了，这是极自然的。一种患胃溃疡的人时时在想到他的胃疾，一个社会有着经济弊病时，永远是被经济的思想纠缠着，结果把我们自己完全忘记了，几乎记不起还有个人……

可是我们能知道人类这种机械观是怎样在机械科学完成工业、征服自然的当中创造出来的。人类偷窃了这种科学，把这种机械式的逻辑拿来应用于人类社会，于是研究人事的人们便竭力利用“自然律”这个严肃的名词。因之我们就有“环境比人类伟大”，及“人类个性可以化成方程式”这一类的流行理论。这也许是精湛的经济学，但总是拙劣的生物学。良好的生物学，承认一个人的反应力量跟物质环境在生命的发展上两者是同样重要的因素，正如一位良医承认病人的性情和身体的反应在抗拒疾病时是同样重要的因素。现代的医生已能确定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很多病人如依逻辑和前例诊断起来，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会不死，反而复原起来，使医生也觉得惊奇。医生开着一式一样的药方给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去吃，而不问他们的反应如何，我们真可以把他当做危害社会的人。社会哲学家如果忘掉个人，忘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忘掉他一般任性的、不可捉摸的行为，那么社会哲学家也是危害社会的人了。

六　个人主义

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便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绝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的工具。世界最伟大的不列颠帝国，存在的目的便是使一个住在苏赛克斯（Sussex）的人民可以过着幸福合理的生活；但是谬误的哲学理论会说那个人是为了大不列颠帝国而生活的。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认为个人的生活幸福是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

要批判一种文化的价值，我以为应该以这种文化能产生何等的男女为标准。惠特曼这位最有智慧、最有远见的美国人在他的《民主远景》（Democratic Vistas，也译《民主的展望》）一文里就是基于这种意义去阐明个人原则之为一切文化的最终目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文明本身所根据的是什么——文明跟它的宗教、艺术、学校等，除要达到一个丰富美丽而多变的个人主义外，还有什么目的呢？一切事物都是向着这个目标而进展；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因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才仿着大自然的规模把广漠无垠的人类荒田开垦起来，播了种子，给大家以均等的机会，所以它的地位仍在他种主义之前。一国的文学、诗歌、美学等之所以被重视，乃是由于它们能把个性的材料和暗示供给该国的男女，并以种种有效的方法去增强他们的力量。

惠特曼讲到个性的人生的最后事实时，说：

当一个人神志在最清明的时候，他有一种意识，一种独立的思想，解脱一切而高升起来，像星辰那么沉静永恒不灭。这就是和同思想——不管你是哪一种人，自己的思想终是属于自己的，我为我，你为你，各不相混。这确是奇迹中的奇迹，是人世间最神奇最模糊的梦想，但也是最明确的基本事业，是进向一切事实的大门。在那种虔诚的一瞬间，在意义深远的宇宙奇途中，信条和惯例在这个简单观念之下显觉不足轻重了。在真正的幻象之光的照射下，它是唯一有内容、有价值的东西。像寓言中的黑影矮人一旦被解放了，就能扩展到整个大地天上。

对于这位美国哲学家推崇个人的言论，我本想多介绍几段出来；可是为节省篇幅起见我就用下面几句话做一个结束：

……我们可用一处简单的观念来做最后的结论（不然整个事物的体系将成为无目标的、欺人的）：最后的和最好的方法，是依赖人类本身，及其自己天生的、常态的、充分发展的质素，而绝对不掺杂迷信的成分。

在种种变迁，在不断的嘲笑、抗辩和表面的失败中，民主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冒着任何危险去证明一个学说或原理，就是：在那最健全崇高的自由下训练出的人，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一种法律。

我们所应关心的是我们对于环境的反应而不是环境的本身。法德英美都生活在一样的机械文明中，不过生活的形式和趣味都各自不同；用着各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当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变化的可能时，当我们看见两个汽车夫同坐在一辆货车上，听了同样的笑话而有着不同的反应时，我们即不应假定人类都须很服帖地受着机械式的统制。一个父亲对于他的两个儿子可以给予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生活基础，可是到后来，他们会渐渐依照各自内在的个性去创造自己的前程。纵使两个人都做银行的行长，有着完全相等的资本，然而在各项重要的事务，与一切造成快乐和幸福的事物中，他们完全是两样的，他们的处世态度、腔调和性情无不两样；他们和属下职员间的关系也有相异之处，职员们或许怕他们，也许爱他们，他们也许是好吹毛求疵的，也许是和蔼而宽大的；他们储蓄和用钱的方法也不同；他们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癖好、朋友、俱乐部、书籍和妻子也都是两样的。在同样环境下生活的人居然有那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看见报纸上的许多讣告时，我们也不禁有些奇怪，生于同代，死在一天的人，两者的生活竟是那么不同，有的安居乐业，专心致志地努力着，在工作中获到乐趣；有的没有固定的职业，到处浮沉着；有的成了发明家，有的从事探险；也有些人喜欢说笑话，有的却终日沉默寡欢；有的正在飞黄腾达名利双收之时，而结果无声无息地在角落里死掉了；有的做着卖冰卖煤的买卖，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被人刺死，身后遗下黄金两万元。是的，虽然在这工业时代，人生依然是奇妙的，只要人类还是人类，变化总还是人生的滋味。

不管是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在人事上是没有宿命论这回事的。人性的因素使那些新原理和新制度创造者的计算完全失败，也击败了法律、制度和社会改革政策的创造者，不管所创造的是奥内达团体制度（Oneida，奥内达人系指居住纽约奥尼湖附近的美国印第安人）或美国劳工联盟，或法官林赛（Judge Lindsay）所定的伴侣婚姻制度。新娘和新郎的性格比婚姻和离婚的惯例更为重要，那些执行法律或维护法律的人也比法律本身更重要。

讲到个人之重要，不单是因为个人生活是一切文明的最终目标，并且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个人（个人造成国家）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脾性而产生，所以也完全以个人的脾气和性格为基础。国家的政治和国家每一时期的进化，决定的因素完全是人民的脾性。因为在工业发展的原则之外，一个民族做事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较重要的因素。卢梭不会预料到法国革命的演变和拿破仑的突然出现，法国革命的演变绝不是由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决定的……

所以一个国家内的政事进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是以各种个人的内在观念为根据。这种民族的脾性，这种称为“人民的天才”的抽象的东西，终究是许多个组成国家的个人的集合表现，也就是当一个国家在应付某项问题或危机时动作中所表现的性格。一部分人有着一种谬误的观念，以为这种“天才”的本质是像中世纪神学中的“灵魂”那样一个神话的实物，而不仅是一个比喻。实则国家的天才，不过是它行为的一种性质和做事的方法罢了。对于这种天才，我们又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它和国家的“命运”般同样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本质，这是不对的。这种天才是只能在动作中看得出来，只不过是一种选择的问题，即取舍和倾向，在危急时的特殊局势下，决定着国家的最后行动途径。旧式历史学家往往跟黑格尔（Hegel）一样，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仅是观念在机械的必然性下的一种发展，然而较微妙而现实的历史观念以为这大概是机缘的问题。每当一个危急的时期，国家即做一次选择，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看见相反的势力和互相冲突的欲望在战斗着，情感的多寡即决定天平的倾侧。国家在危机中所表现的所谓天才，即是那个国家对于一件事情所做的取舍决定。每个国家总依着自己的意思去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而排斥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种选择基于思想的潮流、一些道德观念和社会的成见。

最近在英国宪政的危机中（结果迫使一个皇帝的逊位），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所谓的民族性格在发生作用，有时在所赞成和所反对的事物中表现出来，有时在变动的情感狂潮中表现出来，有时在自以为正常的动机冲突中表现出来。这类动机即是对一位深孚众望的君王的私人爱戴，英格兰教会对一个离婚者的偏见，英国人对于国王的传统观念。国王的私事是否真是私事，是否可以以私事视之，国王是否应该做超越傀儡式的人物，他是否应该同情工党，在这些冲突的情感中，只要任何一种情感稍微多一些，便可生出不同的结果。

在现代历史中……不管德国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会在纳粹政权的高压下能不能保持它们的完整（这须看德国人民有着多少人类的弹力），不管英国会不会真正变成工党的国家，不管美国的共产党社会大众对其好感或增或减：这些都须取决于有关国家内的个人思想、个人情感和个人性格。在一切人类历史的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难于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根据这种意义，儒家就把世界和平问题和我们私人生活的培养联系起来，宋朝以后的儒家学者认为每一个人都该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儿童入学时，所读的第一课包括下列一段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第五章
谁最会享受人生

一　发现自己：庄子

在现代生活中，如果真有哲学家的话，那么“哲学家”这名词已变成一个仅是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称了。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也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只要是一个神秘暧昧深奥不易了解的人物即可称之为“哲学家”，一个对现状漠不关心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的这种意义中还有着相当的真理。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一剧中，丑角“试金石”（Touchstone）所说的“牧羊人，你也懂得一些哲学吧？”这句话就是包含后者这种意义的。从这一种意义说来，哲学仅是对事物和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每个人多少总有一点。如果某一个人否认现实的表面价值或不肯尽信报纸上所说的话，他就有哲学家的意味，他是一个不愿被骗的人。

哲学总带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观察人生，正如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这种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琐事软化，容易使我们看出其中的意义。至少中国的艺术家或哲学家是如此思想的。所以，哲学家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观念完全相反；后者熙来攘往忙碌终日，以为他的成败盈亏完全是绝对的、真实的。这种人真是无药可救，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所以不能得到一个起点。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而有意的诙谐语句中，这句实得我心。

我想在这章中介绍一些中国哲学家对生活图案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意见越是参差，越是一致以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过着幸福生活的勇气。孟子的那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的那种比较圆滑和顺的观念，协调起来成为一种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已成了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动和静的冲突，结果却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观念，使人们对于这个不得完美的地上天堂也感到了满足，这种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就此产生。陶渊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着最和谐的性格——就是这种生活的一种典型。

一切中国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寻找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我们认识的只是些不完美的、曾死的人类的本性；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我们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过我们都已承认，我们日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们已经丧失一些东西。例如：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田野里东张西望地在寻找东西。聪明的人可以提出一个难题来让那些旁观者去猜猜：那个人究竟失掉了什么东西？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只钻石别针；各人有各人的猜测。聪明人其实也不知道那人失掉了些什么，可是当大家猜不着时，他可以说：“我告诉你们吧，他失掉魂儿了。”我想没有人会说他这句话不对。我们往往在生活的追求中忘记了真正的自我，正如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一样，为了要吃一只螳螂而忘记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也忘了自身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

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人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俗。’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庄子乃是老子的门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门生一样，二人都富于口才，二人的生存年月都和他们老师距离约一百年。庄子和孟子生在同时，老子和孔子大约也在同时。可是孟子很赞成庄子人性已有所亡，而哲学之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东西这句话。据孟子的见解，以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生活，其影响及于人类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二　情智勇：孟子

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的、无恐惧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为把“仁”字改为“情”字更为确当，而以“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在英语中幸亏尚有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和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这两个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种狭义，但现在都有了更广大的意义。张潮说：“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说：“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乐不能不有表情一样。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快乐地去对付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所用的“情”字译作Passion也许不很对，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少激越的热情所生的冲动性质）去译它？“情”这一字或许也含着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一字的意义，即属于一个有温情的大量艺术化的人的质素。在西洋的哲学家中，除了爱默生（Emerson）、亨·费·埃米尔（Amiel，十九世纪瑞士哲学家）、约瑟夫·儒贝尔（Joubert，十九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和伏尔泰（Voltair）外，很少对于热情能说些好话的人，这是奇怪的。也许我们所用的词语虽不同，而我们所指的实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假如说“热情”（Passion）异于“情感”（Sentiment），两者意义不同，而前者只是专指一种暴躁的冲动的情感，那么在中国字中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字可以代表它，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我很疑惑这是否就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这是否就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去造成那种西洋文学里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这可就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过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这可就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之时饮泣吞声，让敌人带去了他们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观众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在文学上当然也就是这样的了。一个人跟命运挣扎，放弃了争斗，事过之后，随之在悲剧回忆中，发生了一阵徒然的后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他谕令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过后，便神魂颠倒地成天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戏剧结束后，在一阵悲哀中才表现出来的。当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时，在雨中听见隔山相应的铃声，便作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所能看到或扪触到的事事物物，无论是一条余香未尽的小领巾，或是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这悲剧的结束便是由一位道士替他在仙境里寻觅她的芳魂。如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称之为热情，不过这热情已变成一种圆熟而温和的了。所以，中国哲学家有着一种特点，他们虽鄙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鄙视热情或情感本身，反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基础，甚至于视夫妇之情为人伦之本。

我们的热情或情感是随生命而同来，无可选择，正如我们不能择拣父母一样，我们不幸天生就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生来就是冷心的；当我们渐次失掉那种少年心时，我们才会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情。在我们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热情的天性被一种邪恶的环境摧残压制，挫折或剥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我们没有留意使之继续生长，或者是我们不能从这种环境里解脱出来。我们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天性曾多方摧残，我们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因此在一个人自夸他已获得了很多的人世经验时，他的神经显然已变成不敏锐而麻木迟钝——此种现象尤其是在政界为最多。结果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别人挤在一旁，自己爬到顶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不过感情——他称之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在他胸怀中的最后一些灰烬，也渐渐地熄灭了。我很看不起这种人，这世界上冷酷心肠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国家有一天要施行消灭那些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第一步，应该把那些无道德感念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残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坚决一无情义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欢乐的人，一起把他们的生殖机能割掉——而不必亟亟于那些疯狂的人和患肺痨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热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也无情感的人好像是一个笑话或一幅讽刺画了。他跟都德（Dandet）和萨福（Sappho）两者比较起来，只好算一条虫、一架机器、一座自动机、尘世上的一点污点而已。有许多妓女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来得高洁。萨福虽然犯罪，但也懂得爱；我们对于那些会显示深爱的人，应该给予较大的宽恕，无论怎样，她从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总比我们周遭那些百万富翁怀着更热烈的心情。对抹大拉的马利亚（Mary Magdalene，被耶稣拯救的妓女）崇拜是对的。热情和情感有时免不了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受罪是应该的。但是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过于纵容子女，往往因爱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断，不过她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回忆到从前那种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为比那些苛刻严峻的人的家庭生活来得快乐。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纪已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溯过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错事时，我还是觉得快乐的；不过又想到我的愚蠢，我甚至到今天还不能饶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因而跑回家中写出一首悲苦的诗。在中国有许多的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例如喝茶大家张岱，很慷慨地替亲友出力帮忙，甚至把家产也因此花完，结果吃了他最亲密的亲友的亏；后来他把这遭遇写成十二首诗，那诗要算是我所曾读到过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几次几乎穷得要饿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久就会烟消雾散，而他依旧会快乐的。

虽说如此，但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须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联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我觉得智和勇是同样的东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而二，二而一，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无价值。智抑制了我们愚蠢的野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来而生出勇气。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子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小骗子归纳于两个大骗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见中国海上帆船往来如梭，便问他身旁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是干什么的，他的大臣回答，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做“名”，一只叫做“利”。有修养的人士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逃避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谈到这两种俗念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即退隐之学者僧人仍冀得名。彼乐与大众讲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道：“然则师傅可为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的人生观察，佛教徒的那种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止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在美国惯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uccess）这名词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但是有许多智者以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实是失败、贫穷和庸俗无闻的恐惧之一种讳称，而这些东西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全，可是他们还在费尽心机去统治别人，他们就是竭一生心力为祖国服役的人，这代价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请一个真真的智者来，要选他做总统，要他随时向一群民众脱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说七次，这种总统他一定不要做的。詹姆斯·布莱斯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现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国中最优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觉得单是竞选的吃力情形足已吓退美国的智者了。从政的人顶了竭毕生心力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一星期须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自己吃一顿简单的晚餐，随后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迷惑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骗子的奴隶，越陷越深，永无止日。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革社会，想提高人们的道德，想维护教会，想消弭罪恶，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实行，推翻别人所定的计划，在大会中读一篇他的下属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会的蓝纸图样，甚至想创设一间疯人院（真厚脸皮啊）——总之一句话，想干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什么改造人家、实施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问题一股脑儿抛在脑后，或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筋呢。一个在总统竞选中失败了的候选人，两星期过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诸大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什么人，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人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那些大骗子和小骗子会使他踌躇满志地奔忙着，而使他想象着以为他的确是在做一些事情，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有同样的魅力，一样普遍，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原来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现出来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以为已把人类从畏惧上帝和死亡这两个大恐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虽然如此，可是他还不曾把我们从另一个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人们虽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但还有许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都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

这种演戏的才能加上模仿的才能（其实即演戏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出色的质素。这种表演才能无疑可以得到实在利益，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博得观众的喝彩。但是喝彩声越高，台后的心绪也越加紧张。这才能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谁迎合观众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唯一不合之处就是那演员或许会篡夺了那个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这一种人自知是在做戏，他们不会被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当这些东西跑来时，他们只用宽容的微笑去接受，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如此便变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是精神上的伟大，也只有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始终是简朴的。因为他们永不重视这些幻象，所以简朴才永远是真真伟大人物的标志。小官员幻想着自己的伟大；交际场中的暴发户夸耀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跃登作家之林，马上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狭小。

我们的演戏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离开舞台，忘记还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过。因此，我们一生辛辛苦苦地工作，并不依照自己的本性，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为社会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国俗语所说老处女“为他人做嫁衣裳”。

三　玩世、愚钝、潜隐：老子

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类教训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隐逸者的长处，柔弱者的力量和熟悉世故者的简朴。中国艺术的本身，和它那诗意的幻象以及对于樵夫渔夫的简朴生活之赞颂，都不能脱离这种哲学而存在。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能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待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运行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做“傻子”。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道德经》，下同）

我们既知道大自然的运行中，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或是做着傻子，所以其结论竞争是徒劳的。老子曰：“圣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当今的作家也可加上一句：“世间的独裁者如能不要密探来卫护，我愿做他的党徒。”

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有了动力与反动力的规律，便产生了暴力对付暴力的局势：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凡尔赛会议如果请老子去做主席，我想今日一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希特勒。希特勒自以为他在政治上当权之速，证明他得到“上帝的庇佑”。但我以为事情还要简单，他是得到克里孟梭（Clemenceau，“一战”法国总理）神魂的庇佑。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那种人道的和平主义——不以博爱为本，而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

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强。

鱼不可脱于渊；

邦利器不可以示人。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之总能得到胜利，以及隐逸者的长处这一类训诲，没有一个人再能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在老子看来，水便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轻轻地滴下来，能在石头上穿一个洞；水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向最低下的地方去求它的水平线：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谷”是空洞象征，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之根。

绵绵呵！其若存！

用之不堇。

以“牝”来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来代表西方文化，这不会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老子说：“……为天下谷；于天下谷，常德乃足。”恺撒要做乡村中第一个人，而老子反之，他的忠告是：“不敢为天下先。”讲到出名是一桩危险的事，庄子曾写过一篇讽刺的文章去反对孔子夸耀知识的行为。庄子著作里，有许多诽议孔子的文章，好在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死，当时中国又没有关于毁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翐翐，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追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于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我曾写过一首诗概括道家思想：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或者很像耶稣的“山上训言”，而也许同样地对他们不生效力。老子说，愚者得福，因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这句话好似替“山上训言”加了一些诙谐的成分。庄子继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八世纪时的柳宗元把他比邻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愚溪”。十八世纪时的郑板桥说了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有诸如此类不少赞颂愚钝的话。美国有一句俚语是“不要太精明”（Don't be too smart），也可看出抱这种态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上我们看见一种稀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产生（据我所知）唯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潜隐的理论，认为是人生斗争的最佳武器。由庄子的创说“弃智”，到尊崇愚者的观念，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中和文章中，有着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隐逸者、癫僧，或如屠隆的《冥寥子游》中的奇隐士等，在那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尊崇愚者观念的反映。当这个可怜的褴褛癫道变成了我们心目中最高智慧和崇高性格的象征时，智人即从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润色，而进入诗意的幻想境界。

傻子的受人欢迎是一桩实事。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总是憎恶那个过于精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字，说明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用那四个极愚笨但是忠心的仆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细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我们究竟喜欢怎样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是因为他比较老实可靠。和他在一起过日子，我们尽可以写写意意，不必处处提心吊胆。智慧的男人多数要不太精明的妻子，而智慧的女子也多数愿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傻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而讨人欢喜，受人敬爱。例如宋朝著名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要那块岩石做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颠”的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好洁之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赤了足，往来于各大寺院，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的残羹冷饭，不朽的诗便写在庙寺里厨房的墙壁上。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要算是伟大的疯和尚颠僧了，他名叫济公，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演越长，篇幅比《堂吉诃德》（Don Quixote）还长三倍，但好像还没有完结。他生活于一个魔术、能医、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他有一种神力，能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不同城市里同时出现，纪念他的庙宇至今还屹立于杭州西子湖边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他自号“圣叹”，据他说，当他出世时，孔庙里曾发出一阵神秘的叹息）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人，可是他们在外表和举动上多少违背着传统的习惯，所以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四　“中庸哲学”：子思

我相信主张无忧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们渐渐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生于现代的人，大都需要这种玩世主义之熏陶，因为这对他是很有益的。那种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它的遗毒或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为害更大。每个人都有许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动，随时能把这种哲学的力量抵消；这种放浪者的伟大哲学虽到处受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未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是哲学家。

所以这样说来，玩世主义很少会有变成大众所崇拜的流行思想的危险，这一点可以不必担忧。中国道家哲学虽已获得了中国人心胸中的感应，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每首诗歌和每幅山水画里都可看得出来，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若不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所以中国并没有人人都服从玩世主义，他们只在失败后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们的多数同胞依旧还是出力的演员。道家玩世主义的影响，仅在于减低紧张生活，同时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动作和反动作，信仰正义必能因此而得伸张。

然而，在中国的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它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放浪者的哲学，站在对立的地位。自然绅士哲学的对面有社会绅士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对面有儒家哲学。如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含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山中，去竭力模仿樵夫和渔夫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夫一般去做绿水之王。道家主义者的隐士隐现于山上的白云中，一面俯视樵夫和渔夫在相对闲谈；一面默念着青山、流水，全然不理会这里还有着两个渺小的谈话者，他在这种凝想中获得一种彻底的和平感觉。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人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如果一个僧人回到社会上去喝酒、吃肉、交女人，同时并不腐蚀他的灵魂，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有互通性，颇有合并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的理论。

我以为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作者，孔子的孙儿。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清代诗人）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达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无用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吐偏妍；

帆张半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五　爱好人生者：陶渊明

所以我们已经知晓，如果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我们便能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世界上所有的哲学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还有一种结果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相混合后，和谐的人格也随之产生；这种和谐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达到的目的，我们即从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人生的欢乐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要描写这种爱好人生的性质是极困难的；如用譬喻，或叙述一位爱好人生者的真事实物，那就比较容易。在这里，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地浮上我的心头。陶渊明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调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和道家闲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对儒家教义的反抗，在那时的中国已活动了两百多年，这种种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配合起来，就产生了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以陶渊明为例，我们看见积极人生观已经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经丧失了尖锐的叛逆性，在梭罗身上还可找出这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和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的时期。在我看来，陶渊明代表一种中国文化的奇怪特质，即一种耽于肉欲和灵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种不流于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灵始终是和谐的。所谓理想的哲学家即是一个能领会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爱好人生而不过度，能够察觉到尘世间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视人生的人。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兼贵官的曾孙。这位学者在家无事，常于早上搬运一百个甓到斋外，至薄暮又搬运回斋内。陶渊明幼时，因家贫亲老，任为州祭酒，但不久即辞了官职去过他的耕种生活，因此得了一种疾病。有一天，他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了这句话，便荐他去做彭泽令。他因为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里都种秣谷，可是他的妻子不以为善，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后因郡里的督邮将到，县吏说他应该束带相见，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官也不愿做了，写了《归去来辞》这首名赋。此后，他就过着农夫的生活，好几次有人请他做官，他一概拒绝。他家里本穷，故和穷人一起生活，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慨叹他们的衣服褴褛，做着贱工。有一次他送一个农家的孩子到他的儿子那里去帮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喜欢喝酒。他平常过着孤独的生活，很少和宾客接触，可是一看见酒，纵使他不认识主人，也会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时他做主人的时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且去。”（语出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他有一张无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地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时，或是有兴致想玩玩音乐时，便抚抚这张无弦的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他心地谦逊，生活简朴，且极自负，交友尤慎。江州刺史王弘很钦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无从谋面。他曾很自然地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王弘只好和一个朋友用计骗他，由这个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来，在一个凉亭里歇脚，那朋友便把酒拿出来。陶渊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来喝酒，那时王弘早已隐身在附近的地方，这时候便走出来和他相见，他非常高兴，于是欢宴终日，连朋友的地方也忘记去了。王弘见陶渊明无履，就叫他的左右为他造履。当请他量履的时候，陶渊明便把脚伸出来。此后，凡是王弘要和他见面时，总是在林泽间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在煮酒，就把他头戴的葛巾来漉酒，用过了还他，他又把葛巾戴在头上了。

他那时的住处，位于庐山之麓，当时庐山有一个闻名的禅宗白莲社，是由一位大学者所主持。这位学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请他赴宴，请他加入。他提出的条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来这种行为是违犯佛门戒条的，可是主人答应他。当他正要签名入社时，却又“攒眉而去”。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很想加入这个白莲杜，可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那位方丈想跟陶渊明做个朋友，所以请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们三个人，那个方丈代表佛教，陶渊明代表儒教，那个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说终生不再走过某一座桥，可是有一天，当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渊明回家时，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大家都不知不觉地走过了那桥。当三人明白过来时，不禁大笑。这三位大笑的老人，后来便成为中国绘画上常用的题材，这个故事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三个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欢乐。

他就是这样过他的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简朴的乡间诗人，一个智慧而快乐的老人。在他那本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然冲动而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给子孙的一些话里，我们看出一种造成那和谐生活的情感和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归去来辞》那首赋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爱好人生的情感。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〇五年十一月，就是在决定辞去那县令的时候写的。

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他是逻辑家，他或许早已出家做和尚，彻底地逃避人生了。可是陶渊明不愿完全逃避人生，他是爱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伸到他庭院里的枝丫，他所抚摸的孤松，这许多太可爱了。他仅是一个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周旋于周遭的景物之间。他就是这样爱好人生，由种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所特有的能产生和谐的那种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便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他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所以他的结论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里去。所以，结果是和谐，不是叛逆。

第六章
生命的享受

一　快乐问题

生之享受包括许多东西：我们本身的享受、家庭生活的享受，树木、花朵、云霞、溪流、瀑布，以及大自然的形形色色，都足以称为享受；此外有诗歌、艺术、沉思、友情、谈天、读书等的享受，后者这些都是心灵交流的不同表现。这许多享受中，有些享受是易见的，如食物的享受，社交宴会或家庭团聚的欢乐，风和日暖时春天的野游；另外一些较不明显的，则为诗歌、艺术和沉思等享受。我觉得这些享受，不能把它分为物质的或精神的两类，一来因为我不以为应有这种区别，二来因为我在把它们分类每每不知适从。当我看见一群男女老少在享受一个欢乐的野宴时，我怎能说得出哪一部分是属于物质，哪一部分是属于精神？当我看到一个孩子在草地上跳跃，还有一个孩子用雏菊在编造一个小花环，母亲的手里拿着一块夹肉面包，叔父在咬一只甜美的红苹果，父亲仰卧在草地上凝望着天上的白云，祖父口中含着烟斗；也许还有人在开留声机，远远地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或是波涛的吼声。这些欢乐之中，哪一种是属于物质，哪一种是属于精神的呢？享受一块夹肉面包和享受四周的景色（后者就是我们所谓诗歌），其区别是否很容易地可以分出来呢？听音乐，我们称之为艺术的享受；吸烟斗，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享受；可是我们能说前者的享受比后者更高尚吗？所以在我看来，物质上的欢乐和精神上的欢乐，它的分别是紊乱的、不易分辨的、不真确的。我疑心这种分类是根据于一种错误的哲学理论，把美和肉严加分别，而并没有将我们真正的欢乐直接严密研究一下子以为证明。

我拿人生这个未决定的正当目的问题来做论据，我这一假定是否太过分？我总以为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其间没有是非之争，我用“目的”这个名词时有点不敢下笔。因为这种包含真正享受它的目的，大抵不是发自有意的，而是一种人生的自然态度。“目的”这个名词便含有一种企图和努力的意义。人生世上，他的问题不是拿什么做目的，或怎样去实现这目的，而是怎样去应付此生，怎样消遣这五六十年天赋给他的光阴。他应该把生活加以调整，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个问题跟如何去享受周末那一天的快乐一样实际，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如果人们生在这宇宙中另有什么神秘的目的，那么只可以做抽象的渺茫的答案了。

在另一面讲，我觉得哲学家们在企图判明这个人生目的问题时，他们心中大概假定人生必有一种目的。西方思想所以把这个问题看得那样重要，就是因为受了神学的影响。我总以为我们对于这计划和目的这些东西假定得太过分了。人们想解答这个问题并为这个问题争论，甚至于弄得迷惑不解，显见都是徒然的、非必要的。如果人生真有目的或计划，那么这种目的或计划不应该这样令人困惑，那么渺茫而难于发现。

这个问题可以化为两个：第一个是关于神灵的，即上帝替人类所决定的目的；第二个是关于人类的，即人类自己所决定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我不想多加讨论，因为我们心中所存什么上帝的意志，事实上都是我们人类自己心中的思想；只是在我们想象中，上帝心中有这么一种思想而已。然而要用人类的智能来猜测神灵的智能，那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这种理论，其结果就是把上帝当做我们军中保卫旗帜的军曹，以为他和我们同样具着爱国狂；我们自欺欺人地以为上帝对世界或欧洲是不会有什么“神灵目的”或“定数”的，只有对我们的祖国才有之。我相信德国纳粹党的人物心中，上帝一定也带着卐字的臂章。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上帝始终是在自己这边的，绝不会是在对方那边。其实世界上的民族，抱着这种观念的也不仅日耳曼人而已。

至于第二个问题，那争论点不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而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人生的目的“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观念和评价。我们为这个问题而争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评价都不相同的缘故。以我自己而论，我的观念比较实际而少抽象，我以为人生不一定要有目的或意义。惠特曼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够满意了。”所以我也以为我现在活着——也许还可以再活几十年——人类的生命存在着，那就已经够了。这样看法，这个问题便变为极简单，而不容有两个答语，就是人生的目的除了去享受人生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快乐问题是世界上一切非宗教哲学家所注意的重要问题，可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完全置之不理，这是奇怪的事。神学家把人类快乐这问题抛开，而所焦虑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的“拯救”——“拯救”听来真是一个悲惨的名词，觉得怪刺耳的。因为我在中国天天总是听人家谈“救国”。大家都想要“救”中国。这种言论，使人油然而生一种好像是在快要沉没的船上的感觉，一种万事全休，大家只在想逃生方法的感觉。基督教——有人称它为“两个没落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最后叹息”——在今日还保存着这种特质，它还是被拯救问题所烦扰。人们为了离尘世和得救问题而烦扰，结果反忘掉了生活问题。人类如果没有趋近灭亡的感觉，何必去为了得救的问题担忧呢？神学家总是注意拯救问题，而没想到快乐问题，因之他们对于将来，只能渺茫地说有一个天堂。假如我们问道：在那边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在天堂我们要得到怎样的快乐呢？他们的回答只能给我们一些渺茫的观念，如唱诗穿白衣裳之类。穆罕默德至少还用醇酒、甜美的水果和有着黑发大眼多情的少女，替我们画了一幅未来的快乐景象，这是我们这些俗人能够见得到的。如果神学家不把天堂里的景象弄得更生动逼真，更近情合理，那么我们真不想离开这个尘世而到天堂里去。有人说：“明日有一只鸡，不如今日有一只蛋。”即在我们计划怎样去消遣暑假的时候，我们至少也要花些时间在探听我们所要到的地方。如果去问旅行社，而所回答的是模糊影响之辞，我是不想去的，我在原来的地方过假期好了。在天堂里也须奋斗吗？努力吗（我敢说那些希望和相信努力的人一时是这样的假定）？可是一旦我们已经十全十美了，我们还要努力些什么呢？进步到哪一层呢？或者在天堂里可以过着游手好闲，无忧无虑的日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尽可在这尘世上先学过游手好闲的生活，以备将来惯于永生生活，那岂不更好吗？

二　人类的快乐属于感觉

人类一切快乐都发自生物性的快乐。这观念是绝对科学化的。这一点我必须加以说明，以免被人误解，人类的一切快乐都属于感觉的快乐。我相信精神主义者一定会误解我的意思：精神主义者以和唯物主义者永远会有误解，就是因为他们的语气不同，或对同一句话抱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我们在这个获取快乐的问题上，难道也要被精神主义者所欺蒙而去跟着承认精神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吗？让我们马上承认并加以限制，说精神上的舒适是有赖于内分泌腺的正常动作。在我看来，快乐问题大半是消化问题。我很想直说快乐问题大抵即是大便问题，为保持我的人格和颜面起见，我得用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来做我的护身符。这位大学校长过去对每年的新生演说时，总是要讲那句极有智慧的话：“我要你们记住两件事情：读《圣经》和使大便通畅。”他能说出这种话来，也可想见他是一个多么贤明，多么和蔼的老人家啊！一个人大便通畅，就觉快乐，否则就会感到不快乐，事情不过如此而已。

谈到我们的快乐，不要陷入抽象的议论中去，我们应该注意事实，把自己分析一下，看看我们一生中在什么时候得到真正快乐。这个世界中，快乐往往须从反面看出来，无忧愁、不受欺凌、无病无痛便是快乐。但也可成为正面感觉，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欢乐，我所认为真快乐的时候，例如在睡过一夜之后，清晨起身，吸着新鲜空气，肺部觉得十分宽畅，做了一会儿深呼吸，胸部的肌肤便有一种舒服的动作感觉，感到有新的活力而适宜于工作；或是手中拿了烟斗，双腿搁在椅上，让烟草慢慢均匀地烧着；或是夏月远行，口渴喉干，看见一泓清泉，潺潺的流水声已经使我觉得清凉快乐，于是脱去鞋袜，拿两脚浸在凉爽的清水里；或一顿丰盛餐饭之后，坐在安乐椅上，面前没有讨厌的人，大家海阔天空地谈笑着，觉得精神上和身体上都与世无争；或在一个夏天的下午，天边涌起乌云，知道一阵七月的骤雨就要在一刻钟内落下来，可是雨天出门不带伞，怕给人家看见难为情，连忙趁雨未降下的时候，先跑了出去；半途遇雨，淋得全身湿透，告诉人家，我中途遇雨。

当我听着我孩子说话的声音，或是看着他们肥胖的腿儿，我说不出在物质上爱他们或是精神上爱他们；我也完全不能把心灵与肉体的欢乐分别开来。世上可有什么人对于女人只在精神上爱她，而不在肉体爱她，一个人要分析和分别他所爱的女人的媚态——如大笑、微笑、摇头的姿态、对事物的态度等——是件容易的事情吗？女子在衣饰清洁整齐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口红和胭脂使人有一种精神焕发的感觉，衣饰整齐使人感到宁静与舒泰，这在女子方面看来是真实而明确的，然而精神主义者对此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的肉体总有一日会死去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之间只有极薄的隔膜，同时，在精神的世界里，要欣赏它最优美的情感与精神之美，只有用我们的感官才能胜任愉快。触觉、听觉和视觉各方面，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我们大都会失掉享受人生正面欢乐的能力。原因是我们感官的敏感性减退，和我们不尽量去运用这些感官。我们用不着为这问题辩护，让我们拿出一些实在的事实：从东西洋许多酷爱人生的伟大人物里面，试举几个例证出来，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最感到快乐，这快乐和他们的听觉、嗅觉及视觉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在某一节文章里，梭罗
9 对于蟋蟀的鸣声所生的崇高美感说：

先察蟋蟀所住的孔穴。在石头中间，穴隙到处都有。一只蟋蟀的单独歌儿更使我感到趣味。它暗示“出世已迟”，但也只有当我们认识时间和永恒的意义时，“迟延”才感觉得到。其实它什么也不迟，只是赶不上世间一切琐碎而匆忙的活动罢了。它表现着成熟的智慧，超越一切俗世的思想，它就这样在春的希望和夏的炎热中间具着秋的冷静和成熟的智慧。它们对小鸟儿说：“啊！你们真像孩子，随着感情说话；大自然就是借着你们而说话的；我们却两样儿了，季节不为我们而旋转；我们反唱着它们的催眠曲。”它们就这样永恒地在草根脚下唱着。它们的住处便是天堂，不论是在五月或十一月，永远是这样。它们的歌儿具有宁静的智慧，有着散文的平稳，它们不饮酒，只吃露水。当孵卵期过后，它们的宁静无声并不是恋爱心境受了阻抑，而是归荣耀于上帝，与对上帝的永恒享受。它们处于季节转变之外。它们的歌儿像真理那样永垂不朽。人类只有在精神比较健全的时候，才能听见蟋蟀的鸣声。

再看惠特曼的嗅觉、视觉和听觉，它们怎样促进他的精神生活，而他又怎样认为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早晨大雪，至晚未停。我在雪花纷飞中，踯躅于树林里和道路上，约莫有两个钟头。微风拂过松树发出音乐般的低鸣，清晰奇妙，犹如瀑布，时而静止，时而奔流。此时视觉、听觉、嗅觉，一切的感觉，都得了微妙的满足。每一雪片都飘飘地降在常青树、冬青树、桂树的上面，静静地躺着，所有的枝叶都穿起一件臃肿的白外套，在边缘上还缀着绿宝石——这是那茂盛的、挺直的、有着红铜色的松树——还有那一阵阵轻微的树脂和雪水混合的香味（一切东西都有气味，雪也有气味，只有你辨别得出来——这种气味无论在哪一地、哪一时都不完全相同。正午的气味和半夜的气味，冬天的气味和夏天的气味，多风的气味和无风的气味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有人能辨别正午和半夜的气味，冬和夏的气味，或多风和无风的气味？如果人们觉得住在城市里比住在乡下较不快乐，那就是因为一律灰色墙壁和一律的水门汀（混凝土）行人道太过于单调，人们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一切视觉和听觉都引不起感应，总因麻木而消失了。

讲到快乐时刻的界限，以及它的度量和性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观念是相同的。在我要举出一位中国学者的三十三快乐时刻之前，我另引一段惠特曼的话来做一个比较，证明我们之间感觉的相同：

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空气干燥，有微风，充满氧气。在我的四周，有着足以使我沉醉的奇迹，那些健全沉静而又美丽的树木、流水、花草、阳光和早霜——但最吸引我盯着的还是天空。它今天是那么澄清细致，那秋天特有的蓝色，又有那透明的蓝幕上浮着朵朵白云，或大或小，在伟大的苍穹中表现它们静穆的神灵动作。在上午（由七时至十一时）这天空始终保持着美丽洁净的蓝色。近正午时，渐渐转淡了，两三个钟头后，已变成了灰色——再淡下去，一直到日落的时候——我凝望一丛大树圆顶上的落日，在缝隙中闪烁着火红、淡黄、肝褐、赤红，千种颜色的华丽展览，万条灿烂的金光斜映水面那种透明的阴影、线条、闪烁生动的颜色，是图画上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我不解其然，但我只觉得这次秋天所以使我得到许多心满意足的时刻，完全是这个天空（我一生中虽天天见到天空，但事实上过去我并没有真正看见过它）。我读过拜伦的事迹，有一段说他在逝世时，对一个朋友说，他一生中仅仅有过三个快乐的时刻。另外又有一个关于国王的钟的古代日耳曼传说，也讲到同一的感觉。当我在那树林里看那美丽的落日时，我想到了拜伦的故事和那个钟的故事，心中始悟到我在这时也正在享受一个快乐的时刻呢（我也许不曾把那最快乐的时刻记下来；因为当这种时候来临时，我不愿为着要记录而打断了它。我只是任性流连悠然自在，沉醉在宁静的出神中）。

快乐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吗？或是像一个快乐的时刻吗？——快乐的时刻是那么难于理解——是像一个呼吸，或像一点易消失的彩色吗？我不知道——还是让我怀疑下去吧。清澄的天啊，在你蔚蓝的空中，你可有灵药来医治我的病症吗（啊，我三年来损坏的身体和骚乱的精神哟）？你现在可是把这种灵药微妙地，神秘地，经过空气隐隐地撒在我的身上？

三　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欣赏一位中国学者自述的快乐时刻，十七世纪印象派大批评家金圣叹在《西厢记》的批语中，曾写下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刻，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十日的阴雨连绵中，在一所庙宇里计算出来的。下面便是他自己认为是人生真快乐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中，精神是和感官错综地联系着的：

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前后庭赫然如洪炉，无一鸟敢来飞。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于前，不可得吃。呼簟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疾澍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于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

其一：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其理莫措，忽见一狻猫，注目摇尾，似有所。歙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风，唧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其一：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黄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既皆目裂颈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满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语剌剌，势将连年不休。忽有壮夫掉臂行来，振威从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入市闲行，见有小物，戏复买之，买亦已成矣，所差者甚少，而市儿苦争，必不相饶，便掏袖下一件，其轻重与前直相上下者，掷而与之。市儿改笑容，拱手连称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翻倒敞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净，仰看高天，萧然无云。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头赤足，自持凉伞遮日，看壮夫唱吴歌，踏桔槔。水一时湥涌而上，譬如翻银滚雪。不亦快哉！

其一：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搴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来似闻某人素心，明日试往看之。入其门，窥其闺，见所谓某人，方据案面南看一文书。顾客入来，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来，可亦试看此书。”相与欢笑，日影尽去。既已自饥，徐问客曰：“君亦饥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闲钱，试造一屋。自此日为始，需木，需石，需瓦，需砖，需灰，需钉，无晨无夕，不来聒于两耳。乃至罗雀掘鼠，无非为屋校计，而又都不得屋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然一日屋竟落成。刷墙扫地，糊窗挂画。一切匠作出门毕去，同人乃来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其一：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割头发。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箧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后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为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风，苦不得张帆，一快其心。忽逢舟艑舸，疾行如风。试伸挽钩，聊复挽之。不意挽之便着，因取缆，缆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之句，极大笑乐。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损，必无完理。翻覆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圣人，安能无过。夜来不觉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实不自安。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萨之法，不自覆藏，便成忏悔，因明对生熟众客，快然自陈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

其一：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烧，不亦快哉！

其一：还债毕，不亦快哉！

其一：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四　对唯物主义的误解

当我们读到金圣叹三十三则“不亦快哉”时，一定会觉得现实的人生中，精神欢乐和身体的快乐是不可分离的。精神的欢乐也须由身体上感觉到才能成为真实的欢乐。我甚至于认为道德的欢乐也是同样的。宣传任何学说，也须准备接受人们的误解，像伊壁鸠鲁派（Epicureans）和斯多噶派（Stoics）那样受人们的误解。许多人都不能了解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罗马皇帝，著有《沉思录》）那种斯多噶派所不可少的仁厚精神；同时快乐主义者的智慧和约束学说也常被人们误解为追求欢乐的学说。人们对于这种唯物主义的观念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攻击，说它的意识是自私的，完全缺乏社会责任的，说它造成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享受而着想。这一类的辩论完全由于愚昧和无知，说这话的人是自己也不知所云的。他们不晓得玩世主义者的仁厚，也不知道这个爱好人生者的温顺。爱人类不应该成为一种学说，或是一个信条，或是一个智能上的坚信问题，或是一个能发生辩论的题目。对人类的爱如果需要一些理由来做根基，那便不是真正的爱。这爱必须是绝对自然的，对于人类，应该像鸟鼓翼那样自然。这爱必须是一种直觉，由一个健全的接近大自然的灵魂产生出来。一个真爱树木的人，绝不会虐待任何动物。在十分健全的精神当中，当一个人，对人生与同类都具有一种信念时，当他们对大自然具有深切的认识时，仁爱也就是自然的产物了。这一种人用不着任何哲学或任何宗教去告诉他要有仁爱。因为他自己的心灵已经从他的感官上获得适当的营养；他的心灵已经从造作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人为学问解放出来，他已能保持一种智能和道德的健全。所以，当我们挖开泥土，使这个仁爱泉源的洞口扩大时，人家不能责难我们，说我们在宣布大公无私的观念。

唯物主义是被人们误解了，而且误解得很严重。关于这一点我应该让桑塔耶纳（George Santayana，西班牙著名自然主义哲学家、美学家，美国美学的开创者）来说话。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也许是仅存的唯物主义者”，可是，我们都知道在现代他或许是一个最可爱的人物。他说我们对唯物主义观念的偏见乃是一种外表观察者的偏见。人们对于某些缺点，只在拿来和自己的信条比较时，才会觉得惊异。但只有当我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个新世界中的时候，我们方才能够真正了解异族的、信仰宗教或国家。所谓“唯物主义”是含有一种喜悦、一种欢乐、一种健全的情感，这是我们平日不曾仔细看到的。桑塔耶纳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跟德谟克利特这一类的笑的哲学家一样的，我们都是‘不情愿的唯物主义者’，希冀着精神主义，可是事实上过着自私自利的物质生活，我们只是畸形地向着智力方面去发展，而不能发笑。”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生就的而不是半路出家的唯物主义者，应像那个智慧的德谟克利特那样是一个笑的哲学家。他对于那些能够表现各种美妙形状的机构，那些能鼓动极大兴奋的情感，一定会感到欣喜。在自然科学博物院里的参观者，见了那些放在匣中的数千百种蝴蝶、火烈鸟、贝类动物、毛象、大猩猩，一定会感到欣喜；这两种快乐情绪一定含有智能上同样的质素。这世界中的无量数的生命里，当然也有它们的苦痛，不过这些苦痛是马上会消失的，然而当时的行列是何等瑰丽伟大，那些普遍的交互作用也何等引人入胜，而那些专制的小情感偏又何等愚蠢，又无法避免。有活力的灵心里所产生的物质主义，大抵就是下列这种情感吧：活跃的、欢乐的、大公无私的、蔑视私人幻觉的。

唯物主义者的伦理学，对于生理的痛苦也有其感觉。它和另外的慈悲体系一样，对于痛苦也感到一些寒栗，并且想用制欲的那种克制方法把意志收束，不使意志遭遇挫折。绝对乐观的“黑天”巨车上那些颂赞上帝的驾驭者，才不会不顾念到人类的悲哀。可是那些完全虚荣和自欺所生的罪恶，那些自以为人类是宇宙最高目标，对这些笑是适当的防御方法。笑的里面有一种微妙的长处，人们可以一面笑一面仍含着一些同情和友爱，人们对于堂吉诃德所做的荒谬行为和所遭遇的灾难，虽也觉得好笑，但是并不讥笑他的意志。他的热心虽可佩，但他必须去认识世界，然后能合宜地改造世界，并且须在理智当中才能得到快乐
10 。

那么，这种值得我们那么夸耀，甚至胜于情欲生活的智能生活或精神生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可叹现代生物学有一种趋势，想把精神回溯到它的根源，想发觉它就是那么一些纤维、液体和神经组合而成的。我疑惑乐观就是一种液体，或是由某一种循环液体而促成的一种神经状态。可是，我要问问智能生活是从哪一部分产生的呢？智能生活又从何处得到它的生命和滋养呢？哲学家早就告诉我们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由于感官之经验而产生。如果我们没有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便不能获得知识，好比照相机一样，没有了凹凸镜和感光片，便不能拍摄景物。聪明和愚笨的分别就是前者的透镜和感受器更精细更完美，因之摄取的影像更清晰，而能保持得更长久。从书本上所得的知识进展到人生的知识，只靠想象或认识是不足为用的；他必须不停地摸索前进——去感觉各色各样事物的实情，对于人生和人类天性中的万般事物，都去获得一种正确的而不是杂乱的整个印象。对于去感觉人生和觅取经验，我们所有的感官是互相合作的；只有感官的合作和心脑的合作，我们才能得到智能上的热情。智能上的热情是我们所必须的，它是生命的标志，其重要犹如植物的绿色。我们可由热情的存亡去辨认某个人的思想中的生命，犹如从叶和纤维质的水分和结构观察一株半枯的树，可以发现这株树在遇火之后枯，还是有它的生命的。

五　心灵的欢乐怎样

这里让我们来讨论这种所谓心灵和精神的高等欢乐，究竟它们和我们的情感（不是智能）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关系达到何种程度。谈到这件事，我们就不期然生出以下的问题，这些有别于高等欢乐的下等情感欢乐，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可是同样东西的一部分，生于情感而又回到情感？它们是否和情感是难于分解的？当我们研究到这些较高的心智欢乐时——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我们发现，智能比之情感和感觉实占着较为无关重要的地位。一幅美丽的图画，它的功用，只是使我们回想到一片真的风景或者是一个美丽可喜的面貌，因而生出一种情欲的欢乐，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文学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图画，表现它的环境和色彩，表现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沟渠的臭味，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大抵都有一个观念，认为一部小说必须要描写出真正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才近于真正文学的水准。如果一本书的描写脱离了人生，或只把人生做了一个平淡的解剖，那便不是真正的文学；一本书越有真实的人性，也便越是好文学。如果一本小说只淡淡地分析一下，而不把人生的甜酸苦辣描写出来，怎能引得起读者的兴趣呢？

关于其他的东西，例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情感的真理；音乐，是无字的情感；宗教，是由幻象中表现的智慧。诗歌之基于音韵及真理的情感，正如绘画之基于色觉及视觉一样。音乐全然是情感，绝用不着那种运用智能所必需的语言。音乐不但能表现牛铃、繁闹的鱼市场以及战场上的声响，并且能表现花朵的美妙、波浪的澎湃起伏、月光的幽丽恬静；但如果要越出感觉的界限，而想表达一个哲学的观念时，我们可说它是没落的，它是一个没落世界的产物。

那么宗教的衰落可也就是由于理智的本身而开始？桑塔耶纳曾说，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不幸，这种宗教历来已不是在幻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而只变成了推理过多的迷信”。宗教的衰落，就是由于迂腐太过，以及由于信条、公式、学说和谢罪文的树立所致。如果要使我们的信仰变成越加正当合理的东西，一定以为我们是对，那么我们将越加变得不敬虔了。各种宗教相信只有它自己所发现的才是唯一的真理，都成为偏狭的宗派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越是信仰我们是合理的，便越发变得偏狭，这就是目下一切宗教派别的同一现象。因此宗教慢慢地和私人生活中最可憎的偏执仄狭、自私的心理发生了关系。这种宗教造成了个人的自私，不但鄙视其他的宗教，而且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约，在这契约之下，乙方颂赞着甲方，终日在唱着圣诗，祷祝甲方的名字，而甲方为报答起见，也将要降给较旁人更多的福给乙方，较给别家更多的降福给乙方的家庭。因此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按时上礼拜堂最“虔诚”的老太太，都是自私自利的。结果，那种自以为正常的意识，那种自以为发现了唯一的真理，便代替了产生宗教的更微妙的情感了。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为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象，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它应该可以使我们回复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们从过分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昏热中恢复过来。它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感觉变敏锐，重使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由恢复原有的本性，把那脱离生活中已毁坏的部分收集起来，重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讲到哲学这种运用着卓越的精神的东西，其危险比我们失去生命本身的感觉更大。我晓得这种智能上的乐趣包括写一个很长的数学方程式，或是去发现宇宙间的一个大体系这类事情。这种发现或许是一切智能欢乐中的最单纯的欢乐，但是在我看来，反不如去吃一顿丰盛的餐食来得开心。第一，这种意念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畸形产物，即是我们心智活动的副产物；它确是令人愉快，因为它是不费钱的，但无论如何它对我们总好像在生活上不大需要。这种智能上的喜悦，充其量也只是和猜着了纵横字谜游戏（Crossword Puzzle）的喜悦一样。第二，哲学家在这时大都会欺瞒自己，和这个抽象的完美发生爱情，幻想这世界上有一样比现实本身所能证明者更为伟大合理的完美。这好比是我们把星画成五个尖角一样讹误——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化成公式的、矫揉造作的、太简单化的东西了。只要我们不太过分，这种对于完美的东西所生的喜悦倒也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晓得许许多多没有发现这个简单一式的图样的人们，他们照常是快乐的。我们没有这种东西也能生活。所以我情愿同一个黑种的女佣谈话，而不愿和一位数学大家谈话；她的言语比较具体，笑也笑得较有生气；和她谈话至少对于人类天性可以增长一些知识。我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喜欢猪肉而不喜欢诗歌，宁愿放弃一宗哲学，而获得一片拌着好酱汁的椒黄松脆的精肉。

我们只有摆脱思想而生活，才能脱离这种哲学的酷热和恶浊的空气，进而重获一些孩子的新鲜自然的真见识。真正的哲学家对于一个孩子甚至是一只关在笼里的小狮子，应该会觉得汗颜的。试看大自然所赋予那只小狮子的掌爪、肌肉、美丽的皮毛、竖直的耳朵、光亮的眼睛、敏捷的动作，和嬉戏的感觉，这些是多么完美啊！自然完美的东西有时被硬弄成不完美的东西，真正的哲学家对此应该觉得惭愧；好好一个人要去戴着眼镜，胃口不好，常常感到身心不安，一无人生的乐趣，他们对这些也应该觉得惭愧。我们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所说的话大多是无关我们痛痒的。只有那种和诗歌相应的哲学，只有那种使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天性更有真切见识的哲学，于我们才有用处。

无论哪一种人生哲学，它必须以我们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太过于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不久之后，大自然本身也将证明他的错误。依据中国儒学的观念，对于人类尊严的最高理想，是一个顺其自然而生活，结果达到德参造化之境。这便是孔子之孙子思在《中庸》（The Golden Mean）一书里所倡导的学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11 ；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七章
悠闲的重要

一　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

现在当着我们面前的是人生的盛宴，唯一成为问题的是我们的胃口如何，胃口比筵席更为实在。讲到人，最最难于了解的是他对工作所抱的观念，以及他自己要做的工作或社会需要他做的工作。世间万物尽在过悠闲的日子，只有人类为着生活而工作。他因为不能不去工作，于是在文明日益进步中的生活变为愈加复杂，随时随地是义务、责任、恐惧、障碍和野心，这些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由人类社会所产生。譬如当我坐在书桌边时，我看见一只鸽子在那远处的一座礼拜堂的尖塔旁回翔，它绝不忧虑午餐要吃些什么。但是我的午餐就比那鸽子复杂得多，拿到我面前的食物，已经过了千万人的工作，已经过了种种极复杂的种植、贸易、运输、递送和烹饪，正因如此，人类要获得食物比动物困难万倍。如果一只森林里的野兽跑进人类的都市里来，看到人类为生活如此匆忙，这只野兽一定会对这个人类社会发生很大的疑惑和惊奇。

我想那森林中的野兽，它的第一个思想一定是说人类是唯一工作的动物，因为在世间除了一些驮马和磨坊里的水牛之外，所有的动物甚至家畜等都不必工作的。警犬很少去执行职务；看门的狗总是玩耍的时候多，并且在阳光温暖的时候，总要舒舒服服地在地上睡一下；那贵族化的猫更用不着为生活而工作，它有一个天赋的敏捷身体，可以随时跳过邻居的篱笆，它甚至不以为自己是一个俘囚——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去。这样看来，世间只有人类辛苦地工作着，驯服地关在笼子里，为了食物，被这个文明和复杂的社会强迫着去工作，为了自己的供养而烦虑。我虽然知道人类也有人类的长处——知识的愉快、谈话的欢乐和幻想的喜悦，例如在看一出舞台戏的时候，更能表现出来，可是在这里我们不能忘掉根本的事情，就是人类的生活太复杂了，只是一个供养自己的问题，已经要费去我们十分之九以上的活动力。所以文明大约是寻觅食物的问题，而进步便是使食物难于得到的一种发展。文明如果不使人类难于得到食物，人类就绝对不用这样劳苦地工作。人类的危机是在社会太文明，是在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因而在那获取食物的劳苦中，吃东西的胃口也失掉了——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境地。由森林中的野兽或是由哲学家看来，这好像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当我每次看到那摩天大厦或一望无际相连的房顶时，总有些心惊胆战。这种景象确是令人惊奇的。两三座水塔，两三座钉有广告牌的钢架，一两座高入云霄的尖塔，鳞次栉比的沥青屋顶，形成了一些四方形的、垂直矗立的轮廓，全没有组织或次序，只是点缀着一些泥土，褪了色的烟囱，以及几根晒着衣服的绳索和许多交叉在天空的无线电天线。俯视街道，所见的是一排灰色或已褪色的红砖墙，墙壁上开着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阴暗小窗，窗门半开着，一半掩着阴影，有的窗槛上有一瓶牛乳，其余的窗槛上放着几盆纤弱病态的花儿。每天早晨，有一个女孩子带着她的狗儿跑到屋顶上来，坐在屋顶的楼梯边晒太阳。当我再仰起头来极目远望时，我看见一排一排的屋顶连绵数英里，形成了一些难看的四方形的轮廓，一直到极远的地方。此外不过仍是一些水塔和一些砖屋。人类在这里，他们怎样居住呢？每家就住在这种阴暗的窗户里面吗？他们怎样生活呢？说来令人咋舌。在那两三个窗户的后面，就住着一对夫妻，每天到了晚上就像鸽子那样回到那鸽子笼式的房子里去睡觉。早晨起来后，喝了些咖啡，丈夫出去到某个地方为家人寻求面包，妻子便在家里不断地、拼命地把尘埃扫出去，使那一块小小的地方干净一些。下午四五点钟，她们跑到门边和邻居们谈谈天，吸了一些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又拖着疲乏的身体睡上床去。他们就是这样生活下去的。

其他家道较小康的人家便住在较好的公寓里。他们有着较“装作爱好艺术”（arty）的房间和灯罩，房间里布置得较干净！房中稍有空处，也仅是一些些而已。

租上七个房间的已算是奢侈生活，更不用说自己拥有一套七个房间的公寓了！但是住在公寓里，也不一定会有更大的快乐，只不过是少受一些经济和债务的烦扰。情感上的纠纷、离婚案件、晚上不回家的丈夫或夫妻各自在晚上出去游乐放荡等类事件，反而较多了。他们需要的是娱乐。真是天晓得，他们要离开这些单调的墙壁和发光的地板去另找刺激！于是他们去看裸体女人。因此患神经衰弱症啦，吃阿司匹林药片啦，患贵族病啦，结肠炎啦，消化不良啦，脑部软化啦，肝脏变硬啦，患十二指肠溃烂症啦，患肠部撕裂症啦，胃动作过度和肾脏负担过重啦，患膀胱炎啦，患肝脏损坏症啦，心脏胀大啦，神经错乱啦，患胸部平坦和血压过高啦，还有什么糖尿病、肾脏炎、风湿麻痹、失眠症、动脉硬化症、痔疮、瘘管、慢性痢疾、慢性便秘、食欲减退和生之厌倦等，真是比比皆是。这样还不够，还得多养几只狗和几个孩子。快乐的成分完全须看这些住在高雅公寓里的男女的性质和脾气而定。有些人确是过着欢乐的生活，可是其他的人并不见得欢乐。普遍地说来，他们甚至还比不上那些劳苦工作的人，他们只觉得无聊和厌倦。不过他们有一辆汽车，也许还有一座造在乡间的住宅。啊！乡村住宅，这便是他们的救星。人们在乡村中劳苦工作，希望能够到都市去，在都市里赚足了钱，可以再回到乡村中去隐居。

如果你在都市街上散步，你可以在大街上看见美容院、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在后面的一条街上可以看见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铺、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以及报摊。如果那都市很大，就是闲荡了一个钟头，还是在那都市里，只不过多看见一些街道，多看见一些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铺、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都怎样过生活？他们都来此干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洗衣服的去洗理发匠和餐馆堂倌的衣服，餐馆里的堂倌去侍候洗衣匠的饭食，而理发匠替洗衣匠和堂倌剃头，那便是文明。这不是太令人惊奇了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和理发匠或堂倌一生不曾到过十条街以外的地方。总算还好，他们还有电影可看，可以看见鸟儿在唱歌，树木在滋长、在摇摆。也可以看见世界之大，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Andes）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跟蝎子的搏斗、山丘、波浪、沙土、云霞，甚至月亮——一切的一切统统在银幕上而已。

啊！聪明智慧的人类！我颂赞你。人们为了生活而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要活下去而烦虑到头发发白，甚至忘掉游戏，真是不可思议的文明！

二　中国的悠闲理论

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因为相反者必是互相钦佩的，所以我想美国劳碌者之钦佩中国悠闲者，是跟中国悠闲者之钦佩美国劳碌者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上的优点。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系起来了。如将来交通更进步，现代的文明更能远布时，它们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二种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至于东方哲学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这一个问题，无人敢去预言。

机械的文明终于使我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环境也将使我们必须少做工作而多过游玩的生活。这虽然是环境问题，当人类觉得有很多的闲暇工夫时，他不得不去想出一些消磨空闲的聪明方法。这种空闲是飞快进步的结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接受。一个人终不能预测下一代的事物，三十年后的生活怎样，只有大胆的人们才敢去拟想。对于这世界不断的进步，人类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而去清查他对于物质方面的成就。当物质环境渐渐改善了，疾病灭绝了，穷困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时候，人类绝不会像现在一样匆忙，而且我相信这种环境或许会产生一种较懒惰的性格。

此外，主观的因素常是和客观的因素同样重要的。哲学不但变换了人类的观念，也改变了人类的性格。人类对于机械文明的反应，是视人类本性而异的。在生物学上讲到下列一类的情形，如对刺激的敏感性，反应的缓急，以及各种动物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所做的不同行为，有些动物的反应比较迟缓。就是在机械文明里（美英法德俄等包括在内）我们看见各民族的不同气质，对于这个机械时代产生不同的反应，同时，在个人方面，在同样的环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机械文明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一定近于现代的法国生活方式，因为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气质是极相近的。

今日的美国是机械文明的先导者，大家都以为世界在未来的机械控制下，一定倾向于美国那种生活形态，这种理论我却抱着怀疑，谁也不会知道未来的美国人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气质，勃鲁克（Van Wyck Brook）在新著中所描写的新的英格兰文化时代也许会重现于今日，我以为这是可能的。没有人敢说新英格兰文化的产物不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也没有人敢说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义远景》里所预测的理想——自由人类和完美母亲的产生——不是民主主义进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国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许会产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罗与新的罗伯特·罗威尔（Lowells，美国现代诗人，“自白派”的鼻祖）。到那时候，那种被“淘金热”弄糟了的美国旧文化，也许会再开花结果。这样说来，美国将来的气质，不是又要跟今日的两样了吗？不是将接近于爱默生和梭罗的气质吗？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讲些中国人的悠闲过活技巧和分类，只是想说明那种养成他们喜闲散、优游岁月、乐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诗人的性情——的哲学背景。中国人那种对成就和成功的发生怀疑和对这种生活本身如此深爱的脾性研究是怎样生出来的呢？

中国人的悠闲哲学，可以在十八世纪的一个不大出名的女词人舒白香所说的话里看出来。她以为时间之所以宝贵，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了小小的一个房间住着，房里满是东西，一无旋转的余地，因而感到不舒服；一旦薪水略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间较宽敞的房子里，在那里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气炉子外，还有一些回旋的地方，这就使她感到舒适。同样理由，我们有了闲暇，才能感到生活的兴趣。我曾听说纽约公园大道（Park Avenue）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边的无用地皮都买了下来，原因是防止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厦。她仅仅是为了一些弃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但我以为她花的钱，再没有比花在这种地方更精明的了。

关于这点，我可以报告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原先我看不出纽约市中摩天大厦的美点，后来到了芝加哥，才觉得只要在摩天大厦的前边有相当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为庄严美丽的。芝加哥在这方面比较幸运，空地较纽约曼哈顿市区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筑物间的距离比较宽阔，在远处看起来，就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视线。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的美点不能有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乏了。

三　悠闲生活的崇尚

中国人之爱悠闲，有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吞枣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对这种话是很听得进去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作家们指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智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颠”。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颠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者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事必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小说大家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著有《项狄传》）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和柯勒律治（Coleridge）徒步游欧洲，心胸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们想象到这些，对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Walden）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说来，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显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界看得太认真。这样子的心情是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鄙视世欲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短期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厌倦了那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一位诗人白玉蟾，为他的书斋所写《慵庵》，对悠闲的生活竭尽称赞的能事：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

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

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

有琴慵弹，弦外韵孤；

有酒慵饮，醉外江湖；

有棋慵奕，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

慵对风月，内有蓬壶；

慵陪世事，内有田庐；

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枯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从上面的题赞看来，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Carefree Man of a Misty Lake）、襟霞阁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Haze-Girdled Tower）等。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真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正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且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正确，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使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须保持流浪汉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像英国人把游戏当做教规郑重其事一样。他对于他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人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个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遨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少卖出不少货物一样。

四　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这种悲感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享受它。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阿瑟·凯兹爵士（Sir Arthur Keith，苏格兰著名人类进行化学家）曾说过一句和中国人的感想不谋而合的话：“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唯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的诗中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因为如此，所以他那么深刻坚决地爱好人生。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里，有着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曾写下《〈兰亭集〉序》这篇不朽的文章，把“人生不再”的感觉表现得最为典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随时使我们感悟到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心中平安。因一个人的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恶劣遭遇的准备，才能够获得真平安。由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有一种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人生的宴会便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古代新古巴比伦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称，建造空中花园）的宴会。这种感觉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也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观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画家观看山景，是被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或者是空气中有着过多的水蒸气似的。

我们消除了永生观念，生活上的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调整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就是儒家的观念，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人类的活动依着一种固执的常识而行，他的精神就是桑塔耶纳所说把人生当做人生看的“动物信念”。这个基于动物信念，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关系，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我们也能做一个明慧的猜测，这个动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变成唯物主义者了吗？但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怎样回答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筑在物质上的，他们对于尘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体。无疑，他爱物质上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就是属于情感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体的区别，但是上面已经说过，精神和肉体享受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音乐无疑是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它能够把人们高举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必须基于我们的听觉，所以对于食物的味觉享受为什么不如声音的交响曲崇高纯洁这一问题，中国人实在有些不明白。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感觉上，才能意识到我们所爱的女人，要分开女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爱一个女人，不单是爱她外表的曲线美，也爱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那么，这些是属于肉体的呢，还是精神的呢？我想没有人能回答出来吧。

这种人生现实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觉，中国的人性主义是赞成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赞成的。简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知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忘记了，那真是愚蠢琐碎的事，像一个人，只谈谈恋爱求求婚，而并不结婚生子；又像操练甚勤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法国的哲学家要算最无谓，他们追求真理，如追求爱人那样地热烈，但不想和她结婚。

五　运气是什么

道家不信幸运和命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过度，性格胜于事业，静胜于动。一个人能不受祸福的扰动，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道教哲学家淮南子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寓言，名叫《塞翁失马》。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显而易见，这种哲学，使人能够忍受一些折磨而不烦恼，他相信祸福是相连的，正如古钱必有正反面一样。这种哲学能使人得到宁静，不喜忙劳，淡于名利。这种哲学是说：“你以为不要紧，便什么都不要紧了。”成功的欲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有了这个聪明的意念，成功的欲望就不会太热切了。一个人的事业越是成功也越怕失败。不可捉摸的功名报酬及不上隐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来，有识之士在成功时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在失败时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当做绝对真实的。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与世无争，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根本不为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腭都用铁锤敲碎了。

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这是这些哲学理论的必然结论。

六　美国三大恶习

“一个人以为不要紧，就什么都不要紧了。”这种中国人所特有的美妙的观念，同美国人的观念形成了奇特的对比。人生真的是要麻烦到“心为形役”的境地吗？这种观念被悠闲哲学的崇高精神排斥。在一家工程公司的广告上，我曾看到一条大字标题：“差不多正确是还不够的。”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特殊的一张广告。求全的欲望已近于淫。美国人的烦恼也就是一定要把已经近乎正确的东西弄得更正确些；而中国人以为近乎正确已经是够好的了。

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美国人所以那么不快乐，那么神经过敏，是因为这三种东西在作祟。于是享受悠闲生活的天赋权利被剥夺了，许多闲逸的、美丽的、可爱的下午被他们错过了。一个人第一步应相信世界上并无灾难，也应相信“把事情放着不做”比“把事情做好”更要高尚。大体上说，一个人在接信后马上写回信，结果是好坏各居其半。如果不写回信，虽然也许会错过几次良好的约会，但也会避免几次不欢而散的约会。假如把搁置在抽屉里已三个月的信件拆开来看一下，觉得多数的信是无须答复的；三个月后再拿起来看，那么竟或觉得全无答复的必要了，答复只是把光阴浪费掉。写信实也可以变成一种罪恶，它使写信者变成推销货品的优等掮客，能使大学教授变成有效率的商业经理。在此种意义上，对那些时常上邮局的美国人抱轻视心理的梭罗，使我颇能了解他。

讲求效率能够把事情做完，而且做得甚是良好，这是毋庸争论的。我老是不喜欢用中国的自来水龙头而喜欢美国制造的，那也是一种安慰，因为美国所制的自来水龙头不漏水。可是我们对大家“必须有用，必须有效率，必须做官，必须掌握大权”的这个旧观念，我们回答：“世界上自有许多傻子，他们愿意做有用的人，不怕烦恼，劳碌终日，喜欢掌握大权，而自会将一切事业都办好的。”紧要的问题却是：是谁比较聪明——悠闲者，还是劳碌者呢？我们不赞成讲求效率是因为讲求效率太费功夫，为了想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连享受悠闲的乐趣也失掉，连神经也跟着损坏了。美国有一个杂志编辑，为了要严密校正错字，就连头发也校得灰白。中国的编辑便聪明得多，他把几个没校出来的错字留下，以便增加读者发现错误的乐趣，增加读者细心观察的能力。不但这样，中国杂志上都是按期连载一篇小说，登了几期之后，便突然失踪，而读者和编者也就淡忘了，这在美国，那编辑或许因此会大受攻击，但中国的编辑是没有关系的，仅仅是因为没有关系而已。美国工程师在建设桥梁时，核算准确，两端的接榫点，一寸的十分之一也不会相差。要是两个中国工人在山的两面分掘山洞，结果会掘成两个进口，两个出口。只要山洞掘得出，中国人就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有两个山洞反而可以筑双轨铁道了。并不匆忙的话，两个和一个是没有关系的，山洞总是山洞，掘也算掘了，工作也算完毕了，要是火车能够行走如常，那也就算不错了。中国人也极守时，不过须给予他们充足的工作时间。只要这规定的时间够长，那么他们总能把一份工作按照规定时间做完。

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速度下，我们没法享受这种伟大的悠闲生活。何况，现在拿钟来计时，使每个人的脑中对于时间这件物事印下一种特异的观念，以致连我们聪明的人类也变成了钟。这种情形自然会传到中国。譬如一家雇用两万个工人的工厂，如若全数的工人都依着各人兴趣随随便便依着自己的时刻进厂做工，这情形岂不要变得非常可怕？于是这种按时按刻的上工规则出来，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样困苦，那样紧张。一个人如要在下午五时准时到达某地，结果连五时以前所有的时候都会因此牺牲在预备这件事上。在美国，几乎每个成人都参照小学生上课的方式去决定他自己的工作时刻——三时做这件事，五时做另一件事，六时三十分换衬衣，六时五十分上汽车，七时到达旅馆。这样一来，生活险乎失掉了它的重要价值了。

美国人过于注意安排时间，已使这件事渐臻于凄惨之境。他们不但把明天的工作时刻预先排定，不但把下星期的工作时刻完全排定，并且连下一个月的工作时刻也完全排好，甚至三星期后的一个约会时刻也会预先排定，这似乎太过分了一些。一个中国人接到他朋友一张请帖时，不必答复他的朋友到或不到，如在请客名单上写一个“到”字，即表示要来，不来呢，即写上一个“谢”字，这样就算了事，可是另有多数被邀者都直截了当地写上一个“知”字，意思即是已经知道，来不来不一定。一个即将离开上海的美国人或欧洲人，他会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说，他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半天三时正，在法国巴黎参加一个委员会议，之后，又将在五月二十一日乘早班七时的火车直达奥地利维也纳。假如我们要将一个人下午判处死刑，难道一定将行刑期宣布得这样早吗？一个人既然做了自己的主人翁，难道不能随着他的趣味旅行，任着自己的意思来去吗？但是美国人之所以不懂悠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们做事如上所述情趣太高，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世界上一切出名的艺术，大家都一定要求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性，我们的生活同样该要求他具有一种特性。但特性这种奇妙的东西是跟酒的醇熟一样的，它必须要静止着不动，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在东方人的心目中，一概都觉得美国男女老少十分好笑，因为他们渴望工作，用尽方法来获得宝贵的自尊心，使年轻一代尊敬。其实老年人做工作，正如在教堂上装设播音机播送爵士音乐的节目罢了。老人家做了一辈子还不够吗？难道他们一定要永远做工作吗？壮年不悠闲已经是很糟糕的了，若到了老年再不优游岁月享享清福，这真是人类天性上的一种罪恶。

特性常和那些古旧的事物，那些依靠时间去生长的事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性在形成中的标识很多，人到中年时，面孔上一些美丽的线条，就是这标识的表现。但特性在每个人都把旧型汽车去贴换新型式汽车的那种生活方式中，是很难找到的。我们对于自身的好坏正和我们对所造的物事一般，随着时间而变换。在一九三七年，我们男女都是一九三七年式样，到了第二年，每个人又都具有第二年的式样了。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都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上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美的。

第八章
家庭之乐

一　趋近生物观念

依我看来，不论哪一种文明，它的最后测验即是它能产生何种形式的夫妻父母。除了这个严峻而又简单的问题之外，文明的他种成就，如：艺术、哲学、文学和实际生存，都退到无关重要的地位。

对于中国费尽心力以东西文明做比较的人们，我每每用这句话给他们当做一服清凉剂，并且极有效验，这是使我很得意的。研究西方生活和学术的学生，不论远渡重洋或在本国做研究，他们对于西方的灿烂成就，从医学、地质学、天文学，到摩天的大厦、优美的汽车公路和天然色彩的照相机，自然觉得目迷五色，极可惊异。他们必转着热烈羡慕或自惭不如他人的念头，也许两样念头都有，于是一种反抗自卑的意念油然而生，能使他不知不觉地努力替东方文明辩护，甚至斥摩天的大厦和优美的汽车公路为无用之物。——不过我还没有听见过斥照相机为废物的话——这种状态是很可怜的，使他失去了合理地和旁观地衡量东西两方优劣的资格。他在这种被自惭不如别人的思想所烦扰和炫惑的时候，实应给他一个定心丸，使他的心平静下来。

我所建议的这种测验，能扫除文明和文化中的一切不必要的事物，而有使人类归于平等，将一切人类都置在一个简单又明白的方程式之下的奇效。于是文明的其他一切成就都可被认为是促进产生优良夫妻父母的方法。人类之中，百分之九十有夫妻关系，百分之百是人子，而婚姻和家庭确是人类生活中最亲密的部分，所以能产生优良夫妻父母的文明，实造成一种较快乐的人类生活，因此是一种较高级的文明。这是很明显的。和我们同居的男子或女人的素质，较之他们完成的工作重要得多。所以凡是女子，也应对可以给她一个较好的丈夫之文明表示感激。这种事物都是相对成就的，因此理想的夫妻父母无时无地不有之。欲有优良夫妻父母的最好方法或者是优生学，可以使我们节省许多教导他们的辛劳。反之，凡是轻视家庭或揿之于低下地位的文明，往往产生较为低劣的子女。我承认我渐渐趋于生物主义。但我本属于生物，世上男女也都属于生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终免不了是个生物，所以趋于生物主义那句话，其实也是多说的。我们因生物性而快乐，因生物性而发怒，因生物性而有志愿，因生物性而信神或爱好和平，虽然我们自己或许还没有觉得是如此。我们既是生物，自不能逃避出生、吃母奶、婚嫁和生育等事。每个男人都是妇人所生，每个男人（除了少数之外）都须和一个妇人共过一生去做小孩的父亲。每个女人也都是妇人所生，每个妇人（除了少数之外）也都须和一个男人共过一生，生育小孩。中间也有几个不愿意做父母，这等于花木之不肯生子以传它们的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不要父母而生，也正如花木之不能不要种子而生。因此我们就得到生命中最紧要的相互关系，就是男人、女人、小孩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那桩事实，而生命哲学除非是讨论这个必须的相互关系，即不能称为适当的哲学，或不成其为哲学。

但单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嫌不够。这关系必须生出婴孩，否则便不能称为完备。所以无论哪一代的文明，绝无理由剥夺男人女人有婴孩的权利。我知道目前曾发生一个真正难题，有许多男女不肯结婚，另有许多人虽结婚，但因这样或那样理由不肯有婴孩。据我的意见，不论他们所持的是何种理由，凡是男女不遗留子女而离开这世界，实在是犯了一件对于自身的大罪。如若他们的不生育是因为身体关系，那么他们的身体已是退化或有差错。如若是因为婚姻的程度过高，那么这过高的婚姻程度就有不合理的地方。如若是因为一种谬误的个人主义哲学，那么个人主义哲学必是错的。最后，如若是因为整个的社会组织，那么这整个社会组织是不对的。待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对于生物科学已有较高的认识，能更了解我们之为生物时，男女们大概就会见到这个真理。我深信二十世纪将为生物学世纪，正如十九世纪之为自然科学世纪。等到人们更能了解自己，而觉悟到对于造化所赋予的天性即使争斗也是徒然时，他们就会更加重视这类简单智慧。从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劝告有钱的病人回到乡间去饲养鸡、鸭、小孩和栽种萝卜那件事，我们看到这种生物学的和医学的智慧已有发展的征兆。这类有钱的女性病人，她所犯的弊病就在未能顺着生物性发挥本能，或是她们的发挥程度过于低下。

自有历史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学着去和女人共同生活。最奇怪的事是，尽管如此，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脱离女人而生活。一个人如觉悟他绝不能没有母亲而生到这世界上来时，便不会轻蔑女人。从出生到死亡，他的四围没有一天没有女人，如母亲、妻子、女儿等。即使他不娶亲，也免不了和诗人华兹华斯一般依赖他妹妹过日子，或和诗人斯本塞一般依赖他的管家婆。没有一种哲学能拯救他的灵魂，如同他不能和母亲姐妹们建立相当的关系，如若他甚至不能和“管家婆”建立适当关系，那么他简直不能算人。

凡是未能和女人达到适当关系，而又走着道德歧路的人，如王尔德之类，实在有些可怜。他们一面喊着男人万难和女人共同生活，但一方面又说男人不能无女人而生活。这样看来，由一个印度故事的著者，直到二十世纪的王尔德，中间虽已经过四千余年，但是人类的智慧好似没有分寸进步。因为那印度著者正抱着和王尔德同样的心理。据这本印度故事所载，上帝创造女人时，系采取花的美丽，鸟的歌音，虹霓的彩色，风的柔态，水的笑容，羊的温柔，狐的狡猾，云的难于捉摸和雨的变幻无常，将它们交织成一个女人，而拿她送给男人做妻子。印度亚当很快乐，他俩便在这美丽的世界中自在游行。几天之后，印度亚当跑去向上帝说：“请你将这女人带走，我实在不能和她过下去了。”上帝答应他的请求，将夏娃带了回去。于是亚当觉得很寂寞，依旧不能快乐。几天之后，他又到上帝那里说：“你所创造的这个夏娃，仍请你收了回去，我发誓不能和她过下去。”上帝于无限智慧之中仍然顺从了他。等到亚当第四次走来说没有了那个女伴不能生活时，上帝虽允了他的请求，但要他答应以后绝不改变心肠，不论甘苦，以后都和她永远过下去，尽他俩的智力在这个世上共度生活。我以为这幅景象，直到如今并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二　独身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

采取这种简单而自然的生物性观点，包含两种冲突：第一，个人主义和家庭的冲突；第二，富有智力的无生殖哲学和天性的较有热情的哲学的冲突。因为个人主义和崇拜智力往往能蒙蔽一个人，使他看不见家庭生活之美丽。两者比较起来，尤以后者为更可恶。一个相信个人主义者向着它的合理后果而进行，尚不失为一个具有理解力的生物。但专一相信冷静头脑，而毫不知有热情心肠者，简直是个呆子。因为家庭的集体性，就其为一个社会单位而论，尚有可以替代的物事，但是配偶天性和父母天性之失灭，是无从弥补的。在这起点，我们不能不假定人类不能单独无伴地生活于这世界而得到快乐，必须和近旁的一群人做伴，而成一个范围较大的我。这个我的范围并不限于本身身体轮廓之内，而实在是向外伸展到他的心灵和社会活动所以能达到之处。不论在哪一个时代或国度里，不论在什么政体下，一个人所真正爱好的生活绝不和当时的国家或时代同其广泛，而必仅限于他所熟识的人和所做的活动那个较小的范围之内。此即所谓较大的我。他生活、活动于这个社会单位之内，而为其中的一个生物。这种单位可以是一个教区，一个学堂，一个监狱，一家商店，一个秘密社会或一个慈善机关。这类单位有时可以替代家庭，甚至完全取而代之。宗教本身或一场广大的政治运动有时也可以占尽一个人的心力，使他抛弃一切。但在这许多团体中，仍只有家庭是自然的、具有生物性的实在的、可以使人们满意而有意义的生存单位，因为人们在出生时即已置身于家庭之中，并且将终身如此，所以家庭于他是自然的。因为嫡血的关系，导致人们对于较大的我实在是一件看得见的实物的观念，所以家庭是生物性实在的。一个人如不能在这个自然的团体生活中获得成功，则他在以外的团体生活中，大概也难于期望有所成就。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离了这个人所视为重要的团体生活之外，人们必须有一个相当的异性分子和谐地辅佐他，方能使他有完美的表现，完美的尽职，将他的个性发展到最高的程度。

女人具有比男人更深的生物性感觉，所以很明了这一点的中国女孩儿都潜意识地羡慕红裙花轿；西方的女孩儿也同样地羡慕结婚网纱和结婚钟。大自然所赋予女人的母性根深蒂固，所以不易于被人造的文明毁灭。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大自然创造女人，尤其期望她做母亲，而不仅做一个配偶，因此所赋予的心灵和道德本质，都是诱导之于母亲任务之类，而于母性中获得其真正解释和和谐，如现实主义、判断力，遇事不厌求详，怜爱弱小，乐于施助，较强烈的兽性爱憎，较厉害的个人偏见和感情用事和对事物的一般的个人眼光。所以哲学如果离弃了大自然的本意，不计及这个母性（即女人整个生存之具有支配力的特点和中心解释）而要想使女人快乐，实已走入歧途。因此，在未受教育和受过合理教育的女人中，这个母性是从不强自压制的，它萌芽于儿童时期，渐渐强盛而达到充足于成熟时期。但在男人中，这个父性在三十五岁之前大概都隐而不显，或至少须等到子女已经五岁方能感觉。我想二十五岁的少年大概不会想到将要做父亲的事。这时他只知道爱上一个女子，无意之间生下一个孩子就丢开了，等他的妻子去一心照顾。总要到三十岁之后，才能一旦觉得自己已有了一个可以携带到公共场所炫耀于人前的孩子而感觉到他的父性。二十余岁的少年对于孩子的观念大多视为有些可笑，但除了觉得有些可笑之外，便不再加以思索。至于一个有了孩子或将有孩子的女人，这就成为她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桩事情，甚至变更她的整个生命，变换她的性情和嗜好。女人一到怀孕将产，便似进了另一个世界，从此她能认清自己生命的使命和到世上生存的目的，而毫无疑惑。她知道有人需要她，所以即发挥她的效能。我曾看见过最娇生惯养的中国富家女郎，于她的小孩病中变为异常伟大，目不交睫地整个月服侍下去。在大自然的配合中，无须如此的父性，所以并不给他，因为男人也好似雄鸭雄鹅一般，除了种子之外，对于子嗣的其他事情均毫不关心。所以一个女人如若生命的中心主动力得不到表现和发挥的机会，即在心理上受到最大的痛苦。美国容忍那么许多很可爱的女人无辜地失去嫁人的机会，因此，如有人向我称赞美国的文明对于女子是怎样仁慈，我简直不相信。我相信美国婚姻所以调整失当，大多是由于这类女人的母性和男人的父性参差过甚所致。美国人的所谓情感不成熟性，除了这个生物性事实外，没有其他的解释。男人因在青年时代过惯了过于放浪的生活，这种社会制度使他们缺乏负责思想的天然节制，然而女人因了较深大的母性，仍是具有的。大自然如若未曾赋予女人以充分的镇静性去应付将做母亲的心理预备，事情就将不可收拾。所以大自然就如此做去。贫穷人家的子弟由于艰苦的环境，已将负责思想深印于脑筋之中，只剩下那些生活放浪的富家儿郎，在崇拜青春和纵容青年的国度里，于理想的情形中发展成为情感上和社会上的“低能儿”。

说来说去，我们所关切的实在只是如何去度一个快乐生活的问题。一个人除非在外部生活的浅薄成熟之余，能触动内心个性的发条，使它得到合于常规的发挥之外，别无求得生活快乐之道。独身主义在个人事业的形式上成为理想目标时，不但带着个人主义的色彩，并也带着愚拙的智力主义色彩。因了后者的理由，这种独身主义应由我们唾弃。我常疑心立誓不娶不嫁的男女，由于已经变成无用的智力主义者，不肯更变心肠，他们都已被外部的成就所蒙蔽，误信他们以属于人类而言，能从家庭之替代物中得到快乐，或从能使他们满意的智力艺术或职业兴趣中得到快乐。

我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这种个人主义的现象：不婚嫁，无子息，拟从事业和个人成熟之中寻求充足满意生活的替代物和阻止虐待牲畜，在我看来，都是很愚笨可笑的。在心理方面而言，这颇仿佛几个老处女因在马戏团里边看见老虎背上有几条鞭痕，引起疑心，而拟控诉马戏团老板虐待老虎一般。这种抗议用非其地，是母性的畸形发挥。试想真正的老虎会在乎打几鞭子吗？这种老处女是在盲目地摸索一个生命中的位置，而又自以为是地想旁人承认她们为合理。

政治文学和艺术的成熟所给予成功者的报酬，不过是些空心的智力上的喜悦，但眼看自己的儿女长成人，其愉快出于衷心而何等实在。著作家和艺术家，有几个能在老年时对于自己的作品感觉满意？其中大多数无非视之为消遣中的偶然产物，或借以维持生活的工作而已。据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英国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在临终的前几天，将他所著的《综合哲学》（The Synthelic Philosophy）十八巨册放在膝上，当他觉到其沉重时，颇有这分量如若换上一个孙儿岂不更好的感触。聪明的伊里亚岂不是愿意将他所著的论文去兑换一个梦想中的儿女吗？人造粮、人造乳油、人造棉花，已够讨人嫌，如再加上人造儿童，岂不更可悲吗？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feller）的慈善施舍遍及全世界，受益的人不计其数，他对这些自然感到一种道德上的审美的满意，但同时我深信如此的满意是异常淡薄和脆弱的，在高尔夫球棍一挥之际即能完全忘却，而真实的不会遗忘的满意，仍在于他的儿子。

从另一方面看来，世人的快乐大部分在于能否寻到一种值得用毕生心力去做的工作，即心爱的工作。现在男女人所做的职业，我很疑心有百分之九十属于非其所好。我们常听人夸说：“我很爱我的工作。”但这句话是否言出于衷颇是一个问题。我们从没有听人说：“我爱我的家。”因为这是当然的，是不言而喻的。普通职业人士每天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基本上是抱着和中国妇人之对生育儿女一般“人人如此我又何能例外”的心理。个个都在说我爱我的工作，这句话如出之于电梯司机、电话接线女服务员或牙科医生之口，显然是一句谎言；如系出于编辑人、地产经理人或证券经纪人，则尤其属于违心之论。我以为除了到北极去的探险家和试验室中的科学家专心致力于发明之外，人们对于他的工作充其量也不能超过颇感兴趣、颇合性情，而总够不上“爱”字。对工作的爱，万不能比拟母亲对儿女的爱。许多人常因对自己的职业发生厌恶而屡次改业，但从没有一个母亲会对养育教导儿女这桩毕生工作发生疑义。成功的政治家会放弃他的政治成就，编辑人会舍弃他所出版的杂志成就，飞行家会放弃飞行成就，拳击家会放弃比拳场成就，优伶会放弃舞台，但从没有听见过一个母亲不论是成功或失败会放弃她的母职。她觉得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在生命中已有了一个地位，坚信她的职务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这信念比希特勒自信只有他能够拯救德国还要深切。除了这桩自知已在生命中得到切实地位的满意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我敢说执业的人当中，也许有百分之五居然能得到合于自己性情的工作，而能够爱好，但百分之百的父母都觉得抚育自己的儿女乃是生活目标中最深入最切身的部分。因此可知一个女人自然在做母亲的天职中比做一个建筑师更易于获得真正的快乐，而大自然也绝不使她失望。所以婚姻岂不是最宜于女人的职业吗？

我知道女人未始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没有形之于口罢了。现在经我一说破，而又明说家庭的重担终究必须由女人去肩挑，女人听了或许要受到一些惊惧，但这个确是我的本意和题旨。我们等着看罢，究竟哪个待女人好些？因为我们所关切者不过在于女人的快乐，不是社会成就上的快乐，而是自我的快乐。即从相宜或合格的观点上讲起来，我以为没有几个银行经理能像女人般适宜于其职务。我们常听见说才力不及的主任，才力不及的营业经理，才力不及的银行家，才力不及的总理，但难得听见才力不及的母亲，所以女人天然合宜于母职的这桩事，她们自己都知道，并也愿意去做。现在的美国女大学生似乎已有离开谬误理想的趋向，已渐渐知道用合理的眼光去视察生命，而公然宣布她们愿意嫁人了。我理想中的女人爱好化妆品也爱好数学，是个柔媚的女性，而不单是个女性。让她们去调脂弄粉，如尚有余力，则让她们如孔子所说一般去从事数学。

我在上边所说的这些是以普通男女的一般理想而论。女人中也和男人一般有才能杰出者，世上的真正进步即依赖他们的创造才能而成功。我希望一般女人能把婚姻当做理想职业去生育小孩，或者洗一些碗盏。我也希望一般男人放弃了艺术而单去做赚钱养家的工作：如理发、擦鞋、捉贼、补锅、饭店侍者等。生育小孩教养他们，当心他们，使他们成长为有用聪明的国民，这个职务势需有人去担任，而男人显然不但不能生育，即使叫他去抱小孩或替小孩洗澡也手足无措，所以我只好期望女人去担任了。这两类工作：教养小孩和理发擦鞋或替人开门，哪类高尚一些？我也不能确定。但我总以为丈夫既在那里替别人开门，则他的妻子又何必憎嫌洗碗盏，从前立柜台的都是男人，现在被大批女人跑进来占据了这位置，而将男人挤了出去做替人开门的工作。如女人认为这是较为高尚的工作，我们很欢迎她们来做，但须知在生活寻求的方式上，工作无所谓高低之别。一旦女人在衣帽室里收付衣帽，未必高尚于替丈夫补袜子，其间的分别，不过在于补袜子者和这袜子所有人有荣辱与共的关系，而衣帽管理人是没有的。我们自然希望这袜子所有人是一个良好丈夫而值得他妻子的服侍，但人们也不应该悲观到凡是丈夫的袜子都是不值一补的地步，男人也未必都是不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养儿童之神圣工作的家庭生活于女人太为低贱这个普通假说，实不能称为合理的社会态度。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职未能受着相当尊重的文化中，才有这种观念。

三　性的吸引

在女权和增进女子社会权利的门面背后，即便美国也未能把应有的地位给予女人。我希望我这印象是不对的，我也希望在女权增进的当中，男人的中世纪骑士精神没有减退。因为这两件事并非一定联系而行，骑士精神或真心敬重女人精神，并非即是听任女人自由花钱，听任女人自由行动，听任女人担任执行公务，听任女人投票选举之谓。在我这种生于老旧世界，抱有老旧观念的人看来，世上的事情都有切己和不切己之别。美国女人在不切己的事情上，其地位已远胜于旧世界的姐妹，但在真正切己的事情上，依旧相同，没有寸进。骑士精神在美国也未见得较明显于欧洲。美国女人能真正发挥权力之处依旧是在她传统的区域，即家庭中，她在这区域中，以服务安琪儿的精神做她的主人。我曾见过这样的安琪儿，但只有在家庭的神圣私生活中才能见到，只在一个女人飘然往来于厨房客室之间，做专心爱好家庭的主妇中才能见到。她在这里放射出一种灿烂的光明，如移置到办公室去时，便是不合适而不可思议的了。

这只不过因为女人穿了飘逸的长裙比穿着短小的公事服更为动人，更为娇美。这或许不过是我的想象，问题的要点只在：女人居家正如鱼之居水，而一穿上公事服之后，男人就会拿她们当做相类的同事，即可以任意批评。但一等到她们在办公时间之外穿上了飘飘长裙，男人即自然放弃和她们竞争的心思，而只会坐着向她们张口呆看了。一进公事范围，女人更守纪律，对于日常例行公事也更优胜，但一出公事房，例如在喜事茶会等处，同事彼此遇到时，女人即较为活泼，较会发挥本能。她们会随口劝告男同事甚至她们的经理，快去理发，或告诉他们到哪里去买最好的医治脱发药水。在公事房中女人说话时极低声下气，但在公事房之外，即以权威者的态度发言。

从一个男人的观点坦白说起来——其实也无须讳言——我以为公共场所中有了女人，实在使生活上例如办公室中和街上增添不少动人的点缀和自然的礼貌。这于男人很有益处，可以使办公室中的语声变为柔和，色彩较为鲜艳，办公桌上也可以较为整齐。我又以为造化所赋予的性吸引力，或性吸引力的欲望，其程度至今没有变更。不过美国的男人享受较大的艳福，就因为在性诱引上，美国女人较别国女人如中国女人更致力于获得男人的欢心。我的结论是：西方的人们过于着重性，而过于轻视女人。

美国女人所费于整理头发的时间长久，和旧时中国女人差不多。她们对于修饰较为公开、恒久和不择地而行，对于节食、运动、按摩和寻求保持美态的方法较为热烈。早晨在床上做两腿起落的运动以收束腰身，较为严切奉行。在一个中国女子已经抛弃脂粉的年龄，在美国依然会抹粉扑脂，色染头发。她们于生发水和香水上花费较多的钱，所以美国的化妆品如白天雪花膏、夜用雪花膏、无色雪花膏、搽粉之前所用的冷膏、面霜，防止毛孔涨大的冷霜、柠檬冷霜、避日炙冷油、去皱纹冷油、鱼油，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香油，多至不可胜计，销路多而广。也许美国女人有较多的时间和钱可以耗费。她们或者穿衣服以讨男人的欢喜，脱衣服以讨自己的欢喜，或两者都有之，都说不定。中国女人没有这样厉害，也许是中国女人没有得到这许多种化妆品的机会的缘故。但对于女人想要吸引男人的欲望，我实在不敢说各种族之间有什么不同。以前的中国女人也因极力想讨男人的欢喜，将她的双足缠成三寸金莲，不过现在已经解放，而改为穿高跟皮鞋了。我虽然不是先知，但我敢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女人也必于每天早晨在床上做几分钟腰腿运动，以讨她的丈夫或自己的欢喜。然而很显明的事实在这里：现在的美国女人是更致力于身体上的性吸引力，并专在性吸引力方面讲究她们的衣饰，以讨男人的欢喜。其结果是：在公园里或街上所见的一般女人，大多具有较为苗条的身材，都穿着较为讲究的衣裳。这确须感谢女人所费于保持其曲线的努力，因而使男人获得很大的愉快，但据我的想象，她们在神经上必因此受很重大的影响。我所说的性吸引力，均系对母性吸引力，或对女人的一般吸引力而言。我疑心现代文明的这一种状态，已把它的特质深印于现代恋爱和婚姻上了。

艺术使现代男人有了性的意识。对于这点，我毫无疑义。先前是艺术，后来变为商业性的利用，将女人的全体直到最后一条曲线和最后一根染色的脚趾完全开拓起来。我从未见过女人的肢体经过这样的商业性开拓，并且很奇怪何以美国女人竟肯这样驯服地听任去将她们的肢体开拓到这个地步，在东方人的心目中，这种对女人身体的商业性开拓和尊重女人的观念绝不能并立。艺术家称之为美，看戏的观众称之为艺术，只有戏馆老板和经理直称之为性吸引力，而男人们也就因此得到很好的消遣。在这男人所创造，男人所统治的社会中，女人可以剥光了去供商业性的开拓，而男人除了歌舞团团员之外，很少裸身露体的时候，这实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戏台上我们能看到女人几乎不穿着什么，但男人依然都是衣冠整齐。如若这个世界是女人统治的，那么我们当然就要看见裸身露体的男人，而女人都穿上长裙了。艺术家对于男女人的身体构造同样研究，但似乎终没有法子可以将男人的身体美化为商业性的用场。戏院以裸体为号召，但大多是剥去了女人的衣服以吸引男人，而绝不剥去男人的衣服以吸引女人。就是在较为高尚的表演中，虽然是艺术和道德并重，也总是让女人艺术化，男人道德化，而从不坚持女人道德化，男人艺术化（在歌舞杂耍表演中，男演员大都偏重于滑稽，即跳舞的时候也是如此，而观众尚认为是艺术的）。商业广告都抓住这一点，千方百计地利用。所以现在的人们如要知道什么是“艺术”，只须买一本杂志，将里边的广告看一遍，便能一目了然。其结果使女人的脑中深印下极其深刻的“女人必须艺术化”的印象，甚至下意识地默认了这个原则，自愿地忍饥节食、运动、按摩，严格遵守一切纪律，以求对美的世界有所贡献。心地不很明白的人看了，几乎要认做女人除了利用性吸引力外，竟没有其他抓住男人的方法了。我认为这种过于注重性吸引力，造成一种对女人整个天性的不成熟和不充足的观念，影响恋爱和婚姻的性质，也引起了对这两件事的谬误或不充足的见解。因此，女人被认为只是一个可能的伴侣，而不是家庭的主持人物。女人是妻，也是母。但因现在如此注意于性，以致伴侣的意想取代了为母意想的地位。不过我仍坚持女人只在为母时才能达到她的最崇高身份。如若一个女人竟拒绝为母，她便立刻丧失大部分的尊严和庄重，而有成为玩具的危险。我以为一个女人，不论在法律上的身份如何，只要有了子女，便可视之为妻；而如若没有子女，即使是妻，也只能视做姘妇。子女使姘妇抬高身份，而无子女使妻降级。现代女人有许多不愿生育，理由也很明显，无非恐惧怀孕将妨碍她的苗条身段罢了。

好色的天性对于增进人生的生趣有相当助力，但行之过分不利于女人。保持性吸引力的意念当然是一种加在女人神经上的压力，而男人没有。这也是太不公平，因为人们如过于重视美丽及青春，中年女人便陷于对灰白的头发和不可挽回的光阴做必不能胜的奋斗。中国某诗人早已提醒我们说，青春之泉是无稽之谈，无人能系住光阴不让它前进。因此中年女人保持做性吸引力的努力，即等于和年龄赛跑，太不合理。只有幽默能补救这个处境。如若明知和老年白发无从争斗，何不就认白发为美丽？朱杜（明朝女道士朱桂英）的诗：

白发新添数百茎，

几番拔尽白还生；

不如不拔由他白，

哪得功夫与白争。

这整个情形既不自然且太不平，于为母者和年龄较大的女人不平允。重量拳击家将锦标保持了数年之后，势必不得不将宝座让给较为年轻的后进；跑马场里得锦标的马，过了数年，自不得不将第一位置让给年龄较小的马；同样，年龄较大的女人，绝不能战胜年轻的少女。同类相争，其实何必。中年女人想在性吸引力上和少女争高下是愚拙危险而又无望的举动。女人所应重视者尚有比性更进一层的东西。谈情说爱的动作，大部分当然以身体的吸引力为根据，较为成熟的男女自应视之为过去的事情，而不必再斤斤计较了。

我们知道人类是动物中最喜欢表示爱情的动物，但除了表示爱情的天性外，还同样具有一种有力的父母天性，结果产生了人类家庭生活。多数动物大概都和人类一般的具有爱情和父母天性，但人类家庭生活的起点好像是发源于长臂猿。不过在一种过分矫饰的文化中，人类受了艺术上不断的性的刺激如电影和戏院之类，他们的家庭天性便有屈服于表示爱情天性的危险。在如此的文化中，家庭理想的必需性常易于被人们忘却，尤其又有一种个人主义观念的潮流，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我们对婚姻即有了一种新奇的意见，视为不过是许多次接吻，而于结婚的钟声中结束；对女人也有了一种新奇的观念，视为不过是男人的伴侣，而不是为母者，因此理想的女人须具有完美相称的身体和动人的体态。但在我看来，一个女人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前面；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扶着四五岁小孩行走；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或许我对母道有一些迷信，但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心理上的迷信是并无妨碍的。我以为我对女人的见解并非由于迷信母道，实是由中国式家庭理想之影响。

四　中国式家庭理想

我颇以为《创世记》中“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贾宝玉是一个极富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姐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都愚蠢粗鲁，面目可憎。如若《创世记》的作者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一样明白，则《创世记》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非有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掺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有形质，水即于流动生活中而有了具体。

元朝名画家赵孟的妻子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已引用过这个泥土和水的譬喻。当夫妻俩都在中年的时候，孟对她的爱情似乎减退，想纳一个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动，便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

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人所共知，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作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设立祖先祠。

中国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作家称为一种宗教，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对的。至于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于它很少超自然的成分，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时并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礼仪造成一种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为凡属信念是不能没有表现方式的。照这种情形而论，我以为对着一块长约十五英寸的长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国把英王肖像印在邮票之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第一，中国人对于这种祖先之灵并不十分视同神道，而不过当他如在世的老长辈一般侍奉，并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并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间必有一种施必望报的情形；第二，这种崇拜仪式不过是对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礼，不过借这一天使全家团聚一次，并纪念祖先对这家庭所贻的世泽。这种仪式充其量如同替长辈做一次小规模的生日庆典，和平常替父母做寿，和美国的母亲节并没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士不许中国信徒参加崇拜祖先的仪节，其唯一反对理由，是因为祭祖时大家都须跪地磕头，认为这违反“十诫”中的第一条。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谅解的表征之一。中国人的膝盖不若西方人的膝盖那样宝贵，中国人都向他们的皇帝、官府磕头，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头，视为常事，所以中国人的膝弯较为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几个头，也不会使他即记得变为一个崇信异端的人。城市村镇中的中国信徒却因此和一般的社团生活相隔绝，不能去参加大众节日的欢聚，也不便捐助这些节日的戏份儿，所以中国的基督信徒几乎不与本族的人相往来。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河北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火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据吴经熊博士在某篇论文所说，是因为孔子乃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无非也和名歌《家，甜蜜的家》（Home, Sweet Home，约翰·霍华德·佩恩所写）的作者其实从来没有享过家庭幸福完全一样。如若孔子幼时父亲尚在，则他的父职概念不至于会这样深刻远到。再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亲尚在世，则结果恐怕更坏于此，如此他即有机会可以看到父亲的弱点，而会觉得力行纯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总之，他出世的时节，父亲已经故世，并且不知道葬在哪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死后，他就将母亲的遗体葬在“五父之衢”，这当中或许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后来居然有一个年老妇人将他父亲的葬处告诉了他，他方将母亲的灵柩迁去合葬。

这一个巧妙的假说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不必苛求，但中国文学中对于家庭理想的必须，确实举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单位，而只是家庭单位中的一分子为出发点。由“生活潮流”假说（这是我所题的名称）所具的生活观念为之支持，而由认力行天性为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哲理证之为正当。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个人主义的理想显然不能并立。一个人终究不能完全独自过一生，照这样的个人观念，太缺乏实在性。一个人如若不认他是一个人子，一个兄弟，一个父亲或一个朋友，则我们当他是个什么？如此的个人将成为形而上的抽象物。中国人的心理都偏于生物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人类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关系。因此家庭即自然成为人生中的生物性单位，婚姻也成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单是个人事件。

和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人并不是个人，而被认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个必需分子，这就是我所谓“生活潮流”假说的意义。人类生活就整个而论，可以为多种不同的种族生活潮流。但人们所能直接触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东西两方都有家庭如大树这个譬喻，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这大树上的一枝，借着树干而生存，尽他协助树干滋长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们所见，人类生活显然是一种生长或连续作用。在这当中，每个人都在家庭历史上有一番作为，尽他对于整个家庭的义务，不过成绩有优劣，有些替家庭争到光荣，有些使家庭蒙受恶名。

家庭意识和家庭荣誉的感觉，或许就是中国人人生中唯一的团体精神或团体意识。家庭中每个分子因须振其家声，必须好好地做人，而不得贻羞于家族，他应该像一个球员一般将球推向前去。“败家子”不但是个人之耻，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个球员失足而被对方抢去球一般。凡去考试而金榜题名的好像是一个获得胜利的球员，光荣不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一家。考中状元或一个三甲进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连亲戚和同乡都得到精神上的兴奋和实质的权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后，乡人尚会夸说某某年本乡怎样出过状元。从前人中了状元或进士，全家全乡都庆祝，荣归挂匾，大家何等欢欣兴奋，觉得荣耀非凡，人人有份，和这个相较起来，现代学校毕业接受文凭时是何等冷静缺乏意趣啊！

在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内，其变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地受人尊奉，指挥别人。更重要的，女人置身于家庭之中，使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装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一个妻，实是这株家庭大树一个关系生存和必需的分子。因为使连续成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个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来媳妇的体质心性为依归。一个聪明的家长于选择媳妇时，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园丁对于接果树的枝必须加以选择一般。很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乐，都以他所娶的妻为定，而未来家庭的整个性质也由此而决定。子孙体格的强弱，性情的优劣，完全以媳妇的体格性情为依归，因此产生一种根据于遗传性的无形的、界限不分明的优生学，注重于门第的高低，实则无非是家长对于未来媳妇的体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种取舍标准。普通的标准大都着重于她的家教。依传统的说法，最好的媳妇应出于勤俭书礼之家。有时候家长发现所娶的媳妇不贤惠时，便要咒骂亲家的家教不良。所以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种教养女儿将来成为好媳妇而不致贻羞家声的责任，例如不会烹饪，不会做年糕之类，都须视为没有家教。

依照这种家族制度里边的“生命潮流”假说，永生几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触到的东西了。一个祖父看见孙儿背了书包上学校，便觉得他好似已在这个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抚摸这个小孩时，即感到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过是家庭大树上的一枝，或永远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虽死也是快乐的。因此中国的家长所关切的事情就是亲见男婚女嫁，视为比将来自己所葬的坟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须亲眼看见媳妇或女婿是怎样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并且满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无遗恨了。

这种生命概念的结果使一个人对任何物事都有一种伸长的见解，而不再认生命为始于个人，止于个人。球队当中虽有一两个守卫中途退出，但他们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补，球赛依旧可以继续下去，成败也因而变换了性质。中国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须无愧于祖宗，并且无愧于自己的好儿子。中国官员在辞职时每每引用下面这两句老话：

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许就是儿子不肖，不能维持家声、保持家产。一个富翁看见他的儿子好赌，就觉得半生辛劳所积聚的家产不能保持。如果儿子失败，这失败便是绝对的。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如有一个五岁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历尽艰难去教养他。中国历史中这种守节抚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经历多年苦况之后儿子成人、飞黄腾达。蒋介石就是这类事件的一个最近榜样。他幼时和寡母常受邻人的欺侮，但寡母因有这个儿子，终愿奋志抚养。寡居的母亲，由于富有实际见解，常常教养出才德俱优的大人物，这桩情形使我觉得单以抚育儿童而言，父亲竟是不必要的。寡妇的笑声最响，因为她总是末了一个发出笑声的人。

因此，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顾到。此即孔子所关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终理想无疑是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话不单是对于枝节问题的一种表白，而实是政治的最后目标，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学者所谓的达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其目的在于使政治成为不必要，因为这种和平是发于人类本心、极为稳固的和平。

五　乐享余年

据我的见解，中国的家族制度大概是一种对老者和幼者的个别准备的布置。因为童、幼、老三个时期须占到人生岁月之半，所以幼者和老者都应当使他们过满意的生活。其中幼者虽因不知人事而比较不会自己当心自己，但对于物质的享用需要不如老者那么深切。小孩对于物质供给的缺乏往往不太有感觉，所以贫苦人家的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样快乐。他因没有鞋穿而赤脚，但在他未始不是一种舒适，而在老者，赤足便觉得十分难受了。这是因为幼童都较为充满生气。他有时虽也知道忧虑，但一会儿便会忘却。他不像老者那般，并没有钱财观念，有时也会收藏几张香烟里边的赠品券，但他的目的不是积财，而是想去调换一支气枪。老年人便与此不同，而去收藏自由公债了。这两种收藏举动在意趣上是不能比较的。其理由是：因为幼童不像成人那样受过生活的压迫，个人习嗜尚没有形成。他喝咖啡并不一定非某种牌子不可，无非是有什么吃什么；他并没有什么种族偏见，思想和概念都尚没有固定的轨道。所以老者比幼童更需要他人的帮助这事好似很奇怪，但其原因是老者的恐惧心较为明显，欲望较为无限制而已。

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已有优视老年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我以为可以比拟西方的骑士精神和优视女人习惯。其实这种举动也可以称为武士精神。孟子所说“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即表示一种优良政治的最后目标。孟子又列述世上四种最困苦的人为鳏、寡、孤、独。他说，第一第二两种应由一种政治经济的安排方法使他们男婚女嫁，各将其偶。他对于孤儿的处置没有提起，但当时已有养老院，而育婴堂也是各时代都有的。不过人人知道养老院和育婴堂终不足以替代家庭一般的感觉，只有家庭能给老年和幼童以一种相当满意的供给。小孩子自有父母爱护他们，毋庸细说。不过晚辈对于长辈的孝养，正如中国的俗谚“水往低处流”一般，不像长辈爱小辈那么自然，必须由文化去培植出来。一个自然人必会爱他的子女，但只有受过文化洗礼的人才会孝养父母、敬爱老年。这个教训到现在已成为大众所公认的原理，并且据有些学者说来，能得孝养父母的机会已成一种权利，而为人所渴望的了。父母病的时候未能亲侍汤药，死的时候未能送终，已被中国人视为终身莫大的遗憾；官员到了五六十岁尚不能迎养父母，于官署中晨昏定省，已被认为犯了一种道德上的罪名，而本人对于亲友和同僚也必定要时常设法解释不能迎养的理由。从前有一个人，因回到家里时父母死了，即不胜悲憾，说了下面这两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应该可以假定如果人们能过一种诗意的生活，他就会拿晚年当做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代，非但不再畏惧老年，反将希望这个时期早些来临，当它是一生中一个最美好最快乐的时期，而时常来先预备去享受它。我将东西两方的生活拿来做比较的时候，觉得两者之间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绝对不相同的实在只有对于老年的态度这一点。这态度在东西两方绝对不同，而且区别分明，毫无折中调和的余地。两方对于性，对于女人，对于工作娱乐和成就，在态度上虽是不同，但都不过是相对的。例如：中国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西方的夫妻关系，根本上没有什么很大分别。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此外如对于个人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观念，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极大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年一事的态度，两方的态度竟绝对不同，所持的见地竟绝对相反。这一点在向人询问年龄和说出自己的年龄时，就可以极明白地看出来。中国习惯在拜访生人时，问过尊姓大名之后，接下来必问他贵庚。如对方很谦虚地回说只有二十三或二十八岁，问者必以“前程远大后福无量”一语去安慰他。但那人如回说已经三十五或三十八岁，则问者便会表现尊敬的态度，而赞他好福气。总之所回报的年龄越高，所受到的尊敬越深。如答话的已经五六十岁，则问者必低声下气地以晚辈自居，表示极端的尊敬。所以凡是年老的人，可能的话，都应该到中国去居住。因为在那里哪怕是白发龙钟的乞丐，讨起饭来也比别人容易些。中年的人常希望快些过他的五十岁生日。得意的商人和官员常大做四十岁生日，但是五十岁生日，即所谓年已半百，更为人所重视。以后每隔十年必做一次寿，六十岁生日比五十岁更快活，七十岁生日比六十岁更快活，如能做八十岁生日，更将被人视为得天独厚。颔下留起长须来，是祖父一辈人的特权。没有到这资格的人，如还没有孙子或年龄未过五十者，如若留须，常会被人背后讥笑。因此，年轻的人也都喜学做老成持重，抱着和老年人相同的见解。刚从中学毕业的少年书生，已在那里写“青年应知”和“青年应读”等类的文章，并以为父母者的态度而讨论青年的堕落问题了。

我们如了解中国人之如何珍视老年，便能明了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倚老卖老，自认为老。第一，照中国的礼貌，只有长者有发言的权利，年轻的人只许静听，所以中国有“少年用耳不用口”那句老话。凡有年龄较高的人在座时，年轻的人只许洗耳恭听。世人大都欢喜发言而受人听，因此，在中国必须到相当的年龄才有发言权利，使人期望早些达到老年，以便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多说几句话。这种生活程序之中，人人须循序而进，每个人都有同等达到老年的机会，而没有一个人能躐等超前。当一个父亲教训他的儿子时，如若祖母走来插口，那做父亲的便须停口、谨敬恭听。这时他当然很羡慕那祖母的地位。年老的人能说：“我所走过的桥比你所走过的街还要多几条。”因此，以经验而言，年轻的人在长者面前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洗耳恭听，这是很公允的。

我虽然已很熟悉西方的生活，并很明白西方人对于老年的态度，但有时所听见的话仍使我非常诧异，很出我的意料。这种使我奇异的态度，常有所遇。我曾听见过一位年老的妇人说，她已有几个孙儿女，其中以长孙儿使她受到的感触最大，她的意思是长孙儿已如此长大，将反映她自己的年龄之高。我很明白美国人最恨别人说他已老，但意料不到他们的畏惧心竟会到这个地步。五十岁以下的人大都希望旁人视他为依然年富力强，这很在意中，但是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妇人，在旁人提到她的年龄时尚要顾左右而言他，实在使我觉得出乎意料。当我在让一位老者先走进电梯或公共汽车时，心中自不免有认为他已老的意思，但我总不敢形之于口。有一天遇到这样一件事时，我无意间说了出来，不料那位很尊严的老者坐下去时，竟会向坐在他下手的太太用着讥笑的口气说我：“这年轻的人，竟以为他比我年纪轻得多啊！”

这种情形太缺乏意识，使我不解其所以然。我很谅解年轻和中年未嫁的女人因为保爱其青春，所以不愿意将年纪告诉旁人。中国女郎达到二十二岁而尚未出嫁或定亲时，也常常感到一些恐惧。岁月很忍心地按部就班地消逝，一刻也不肯停留，女人常常怕被岁月遗弃，如在公园晚间园门关时不及出去而被关闭在里边一般。因此常常有人说，女人一生中最长的一年是二十九岁，直可以延长到三四年之久而依然是二十九岁。但除了这种情形以外，隐瞒年龄便属毫无意思。在旁人的眼光中，人非老何以能够聪明？年轻的人对于生命婚姻和真有价值的事物能知道些什么？我很谅解。因为西方生活的整个模型都过于重视青春，所以不论男女都不敢将自己的年龄告诉他人。一个年纪四十五岁的女书记，其实很富于精力，办事效能很高，但是她将年龄一旦说破，便将为了不可解的理由被人认为毫无用处，无怪她为了要保全饭碗起见，而不能不隐瞒年龄。这种生活的模型和对于青春的过于重视，都太缺乏意识，照我看来，竟毫无意义。这种情形显然是职业生活所造成，因为我深信在敬老上，家庭胜于办公室。除非美国人民渐渐觉得憎嫌工作效能和成就，上述的情形竟是无可避免的。我颇以为等到美国的为父者能视家庭而不是办公室为他生活中的理想处所，能公然如中国父亲一般泰然自若地告诉旁人他已有一个好儿子可以继续他的事业，并且觉得受其奉养很可夸耀时，他便会期望这种快乐时期的来临，在尚未到五十岁的时候，即要屈指计算，好像等得不耐烦了。

美国身体康健的老年人常对人说他尚年轻，而旁人也说他年轻，但实在的意义是说他康健，这真是一种语言上的不幸。老年健壮是人生的莫大幸运，但改称之为健壮年轻便将减削意义，使原来很完美的东西变为不完美了。实在说起来，这世界上再没有比一个健壮而智慧的老者更美丽的，有着红润的面颊，雪白的头发，以通晓世故的态度，用和蔼的口气，谈着做人的道理，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画起老翁来总是红面白须，视之为人世终极快乐的象征。中国人所画的寿星，美国人大概也看见过的，他那高高的额角，红红的面孔，雪白的长须，笑容可掬的样子，是何等生动。他手抚长须，悠然自得，何等庄严，令人起敬。因为从没有人对他的智慧发生疑问，所以他极端自信。因为他见惯了人世的忧苦，所以极仁慈。对于富有生气的老者，我们每每说他们是老当益壮，像利奥德·乔治（David Lloyd Geroge）这样的人，我们每每称他为“老姜”，意即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我在美国几乎连白须老者的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好似结了伴躲避我。我在美国已那么久了，只有一次在新泽西州看见过一个略具白须老者样子的人。这或者是保安剃刀的成绩，其可惜和愚笨正如中国北方的农民将各处山上的树木一起砍伐净尽，弄得美丽的青山都变成秃顶光皮不相上下。美国尚有一处宝藏需待他们去发现，这就是美丽和智慧的宝藏，美国人民发现时方能觉得这宝藏是何等赏心悦目。飘飘长髯的山姆大叔已不复可见，因为他已用保安剃刀将长须剃去，变成一个双颧高耸，双颊凹瘪，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镜，透出炯炯目光的滑稽样子了。这一变立刻使他失去了旧日的庄严伟大，那是何等可惜！我对最高法院问题所取的态度（这问题其实和我并不相干），完全系以爱好查尔斯·埃文思·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rs，曾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面貌而决定的。他简直已是美洲硕果仅存的伟大老人，试问此外还有别个吗？为了优待起见，自应让他退休，但如果说他已衰老不堪任事，在我看来竟是绝大的侮辱。他的面貌是雕刻家所认为最合理想的。

美国的老人依旧要如年轻人一般的忙劳，显然是个人主义推行得太过分所致。他以自立为荣，而以依赖晚辈为耻。美国宪法曾替人民规定下许多应享的权利，但不应遗漏了老年人应由其子女赡养这一条。因为这也是由服役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为父母者在子女幼小时何等辛劳，子女小有病痛必整日整夜地服侍，换下来的尿布每天必须洗涤，须费二十余年的工夫方能完成教养，使他们可以出去应世做事。他们即费了这大的辛苦，到了老年时，应该由他们的子女赡养并受人尊敬，尚有拒绝不给予他们的道理吗？在普通方式的家庭生活中，凡是人都先受父母的教养，后来则接下去教养自己的子女，最后则受子女的赡养，程序极为自然，其间没有个人自傲的余地。中国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概念是完全以家庭中互助为基础，所以并没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因此，到了老年受子女们的赡养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反而将因有子女赡养他们而自己觉得欣幸。中国人的生存目的也仅此而已。

西方人则不然，他宁可住在底层有餐厅的旅馆中，出于“大公无私”的愿望，不愿为子女所累，不愿去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他其实有干涉的权利，这种干涉即使将使子女们不愉快，但确属十分自然。因为一切生活，尤其是家常生活，本是一种节制课程。试想人在幼时，岂不都受父母的干涉吗？操行主义者以为子女须离开父母，在这种思想中，我们看到不干涉的逻辑。父母曾为我们费过一番极大的辛劳，如若我们在他们老而无能时尚不能容忍他们，则我们在家庭中尚能容忍什么人？一个人无论如何须学习自制，否则连婚姻也失去效力。试想骨肉的情爱奉侍，岂是旅馆仆役所能代替的吗？

中国人对于年老父母的躬亲奉侍概念，系完全根据于“有恩必报”的理由。一个人从朋友方面所受到的恩惠都可以用数字计算，但父母的养育之恩绝不是数字所能记录。中国的教孝论文中，一再提起洗尿布，这件事使轮到自己做父母时觉得有意义。所以为了报答起见，父母年老时，为子女者岂不应好好地侍奉，视其所好，每天以精美的膳食供养吗？为子女者尽孝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单是像医院看护服侍一个陌生病人一般，但求尽职就能算数的。以下是屠羲时所著《童子礼》中的一节。这篇文字从前小学生都当做教科书读，中间详述子女应该怎样对父母尽其孝道：

夏月侍父母，常须挥扇于其侧，以清炎暑及驱逐蚊蝇。冬月，则审察衣被之厚薄，炉火之多寡，时为增益；并候视窗户罅隙，使不为风寒所侵，务期父母安乐方已。

十岁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毕，诣父母榻前，问夜来安否？如父母已起，则就房先作揖，后致问，问毕，乃一揖退。昏时，候父母将寝，则拂席整衾以待，已寝，则下帐闭户而后息。

第九章
生活的享受

一　安卧眠床

我好像终将成为一个走方式的哲学家，但这也是无法的事，一般的哲学好似都属于一种将简单的事情弄成令人难懂的学科，但我的心目中能想象到一种相反的哲学，即是将烦难的事情化成简单的科学。一般的哲学中虽用物质主义、人性主义、超凡主义、多元主义、什么主义的冗长字眼，但我终以为这类学说未必能比我的哲学更精深。人类的生活终不过包括吃饭、睡觉、朋友间的离合、接风、饯行、哭笑、每隔两星期左右理一次发、植树、浇花、伫望邻人从他的屋顶掉下来等类的平凡事情。大学哲学家用深奥的字句来描写这类简单的生活状态，无非是一种遮掩概念的极端缺乏和模糊的技巧而已。所以，哲学实已渐渐趋近于使人类对于自己的事情更加不懂。哲学目前的成就仅是：越加解说，越加使人模糊。

安睡眠床艺术的重要性，能感觉的人至今甚少，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我的意见以为，世上所有的重要发明，不论科学的或哲学的，其中十有九桩都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在清晨二点到五点之间，蜷卧于床上时忽然得到的。

有些人在白天睡觉，有些人则在晚间睡觉。这里的所谓“睡觉”也做说谎解（按：英文中的Lying一字做安睡解，也做说谎解）。我觉得凡是同意我深信安睡眠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者都是诚实人，而不信者都是说谎人。他们简直是在白天说谎。提倡道德者，幼儿园教师，读《伊索寓言》者，即属于这一类的人。至于和我一般肯坦白承认安卧眠床艺术理应有意识地培植者，则尽是诚实的人，都是宁可阅读不含道德教训的故事如《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之类者。

安睡卧床，对身体和心灵，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身体上，这是和外界隔绝而独隐。人在这个时候，是将其身体置放于最宜于休息、和平，以及沉思的姿势。安睡易有一种适宜和舒服的感觉。生活大艺术家孔子从来是“寝不尸”，即不要像僵尸一般地挺睡，而必须蜷腿侧卧。我也觉得蜷腿睡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两臂的安置也极关重要，须十分适宜，方能达到身体上的极度愉快和心灵上的极度活泼。我深信最适宜的姿势不是平卧床上，而是睡在斜度约在三十度的软木枕头上，两臂或一臂搁在头的后面。用这种姿势，不论哪一个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不论哪一个哲学家都能改革人类思想，不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有划时代的新发明。

寂静和沉思的价值，能感觉到的人很少，这是令人惊奇的。安卧眠床艺术，其意义不单是令人在整天的劳苦工作之后，在和人相见谈话、无意义地说了许多废话之后，在哥哥姐姐遇事必要矫正以便保护你升到天堂、致使你的神经极受刺激之后，得到身体上的休息。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这艺术如果加以相当培植，可以成为一种心灵上的大扫除。有许多生意人，办公桌上安着三架电话机，片刻不停地一天忙到晚，还自己觉得非此不可，引以为慰，但他实在不知道倘若在半夜后或清晨间安睡在床上做一小时的沉思，反而可以赚进加倍的钱。一个人即使睡到八点钟方起身，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如在洗脸刷牙之前，先在床上悠闲地吸几支香烟，将这一天所要做的事情计划一下，而不要匆忙地起身，则对他的益处将不仅以倍数计算。这时候他穿着宽大的睡衣，以最舒服的姿势睡在床上，没有紧狭的内衣，牵扳的背带，窒息的硬领，也没有很重的皮鞋束缚他，使他那白天势必失去自由的足趾也得到了解放舒适，这时，他的生意头脑方能真正运用。因为一个人的头脑，只在他的足趾自由时，方是真正自由的；只在头脑自由时，他方有真正思想的可能。在如此舒适的境地中，他能思量昨天的成就和失败，并将当日的事情分其轻重，决定进行。一个商人不妨先预备好一切，到十点钟时再走进办公室去。这较胜于在九点钟，或甚至在八点三刻时，即像奴隶监工一般地赶到办公室，就像中国人的所谓“无事忙”。对于思想家、发明家、“概念家”（有想法的人），在床上一小时的安睡，其所助犹不止于此。一个著作家在这种姿势中，能比整天坐在写字台前得到更多的论文或小说资料。因为这时节，他完全不受电话、来客和日常小节的烦扰。他好似从一片玻璃或一挂珠帘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而现实世界的周围好似悬着一圈云彩，使它增添了一种神奇的美丽。这时他所看见的，不是生硬的生活，而已变为一幅比生活更真实的画像，如倪云林或米芾的名画一般。

睡在床上，所以有益于人的，理由大概如下：一个人睡在床上时，他的筋肉静息，血液的流行较为平顺有节，呼吸较为调匀，视觉听觉和脉系神经也几乎完全静息，造成一种身体上的静态，所以能使心思集中，不论于概念或于感觉都更为纯粹。就是在感觉方面，例如嗅觉和听觉，也是在这个时候最为锐敏。所以好的音乐须卧而听之。李笠翁于他所著的“杨柳”篇中说：人们须在清晨未起身时，卧听鸟的叫声。我们在清晨苏醒后，睡在床上听百鸟的鸣声，这其实是何等美丽的境界啊！百鸟的鸣声就是在大多城市中也可以听到，不过我敢说，能够感觉到的人很少罢了。以下所述，即某天清晨我在上海寓所听到而记下来的：

这天，我在一宵好梦之后，于五点钟时醒来，即听到一阵极为悦耳的声音。最初所听见的是高低不一的厂家笛声。稍停是一阵远远的马蹄“的的”声，大概是几个骑马的印度巡捕在愚园路上经过。在寂静中，我所享受的美的愉快更胜于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又过一阵，即来了一阵细碎的鸟鸣声。可惜我对鸟类没有什么研究，所以不知道叫的是什么鸟，但我的享受相同。

同时，自然还有别的声音。有几个外国青年，大概是在外面狂欢了一宵，这时回家敲后门。一个清道夫在打扫隔壁的弄堂，扫帚的“刷刷”声清晰可闻。忽然之间，大概是一只野鸭在天空一声长唳，悠扬不绝。六点二十五分左右，我听见沪杭甬火车隆隆之声自远而来，到极司非而路车站停止。隔壁房中有一两个小孩的啼叫声。此后各处渐有人声，一刻增多一刻，因而知道各处已在那里渐渐上市了。我自己的屋中，仆人也一一起身，即听见开窗和铁钩插上去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轻轻的足声，杯盘碗盏声，忽然又有一个小孩呼妈妈声。

这些就是那天早晨我在上海寓所听到的音乐会之《协奏曲》。

二　坐在椅中

我向来以喜欢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要写一段坐椅法的哲学。朋友之中，喜欢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个，但不知如何单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国文艺界中是如此。我认为在这现代世界中，我并不是唯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说我者，也有些言过其实。这件事的经过是如此，某年我刊发了一本《论语》（Analects Fortnightly）杂志。其中，我颇力辩所谓吸烟之害并无其事。杂志当中虽没有刊载卷烟广告，但文字中很多称赞尼古丁的美德的话，因此传了开去，说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只是躺在椅中吸雪茄。我虽屡次否认，并极力声明我实在是中国最勤于做事者之一，但传说之词依然风行一时，甚至成为我是被人憎恶的有闲知识阶级之一的证据。两年后，又因我刊行了一种注重通俗文章的杂志，于是更落实我是一个懒鬼。当时我因看不惯流行文章的体裁过于迟钝、不忠实和虚诞，认为还是旧式私塾命十二三岁的孩子做“救国”和“恒心之德”等类题目的文章的遗毒，故而以为必须提倡一种坦白通俗的文体，方能解放中国文章，使之脱去陈腐的桎梏。但我于不经意之间，将通俗文体写成潇洒文体……因而我被认为是中国懒惰成家中最懒惰者之一，“在这国难时期中，更为杀无赦”。

我承认时常躺在朋友家客室里的椅中，但别人何尝不如此？如若沙发椅不是为了躺躺而设，则何必有沙发椅？如若二十世纪的男女都必须正襟危坐，则现代的客室中何必摆着那种沙发椅？而我们极应该坐在挺硬的红木椅子上，身量较矮的妇女，须两脚悬空地挂着。

其实躺在椅中这件事也有一种哲学。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于对恭敬的注重与否。古人的坐，以态度恭敬为主，今人则以舒服为主。两者之间有一种哲理上的冲突。因为依照古人的见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恶，耽于舒服即趋于失敬。这一点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讨论“舒适”（Comfort）那篇文章里已讲得很明白。赫氏所说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产生，直到近时这句话和中国的情形正完全相同。今日凡自认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时，尽可把两足高高地搁在他书桌上而不必有所顾忌，这是熟不拘礼，并不是失敬。不过这种行为，如在老辈面前，当然是要被斥为不当的。

道德和建筑与室内陈设之间，有一种我们寻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关系。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为怕看见自己的肉体，不常洗澡，因而使现代式白瓷澡盆的发明迟延了数百年之久。当我们认识儒教的公私行为都以恭敬为主时，我们就能了然旧式的中国木器为什么制成那种样子。我们在红木椅子上，只有挺起背脊笔直地坐着，就因为这是社会所公认的唯一合适的坐法。中国皇帝的宝座，坐时并不舒服，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钟也不愿意。英王的宝座也是如此。克利奥帕特拉出外时，总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抬着行走。她敢如此，就因为她没有受过孔子的教训。这种样子如被孔子看见，当然也要像对付原壤一般“以杖叩其胫”了。在儒家社会中，不论男女都应该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场合中应该如此。在这种时节，如有人将腿脚略为跷起，便立刻会被人视作村野失礼。事实上，最恭敬的姿势如在谒见长官时，坐的时节应斜欠着身子，将臀部搁在椅子的边沿上，才算知礼。儒家古训和中国建筑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姑且不论。

我们应该感谢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浪漫派运动，它打破了古礼的传统思想，方使“舒服”这件事不再被人认为罪恶。另一方面，除了浪漫运动之外，又因对人类心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对人生也产生了一种较为真切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改变，使人们不再视戏剧为淫猥，不再视莎士比亚作“野蛮人”（barbarian，伏尔泰称他为“喝醉的野蛮人”）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洁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现，并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种较为真切、较为亲热的体裁。在这种意义上，我喜欢躺在椅中的习惯和我拟想将一种亲热自由潇洒的文体导入中国杂志界中的企图之间，确有一种联系存在着。

如若我们承认舒服并不是一种罪恶，则我们也须承认我们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势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对这个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简括地说，客人能自己找寻舒服，实是在招待上协助主人，使他减少烦虑。试看多少做主人者每每为能否使客人舒服自在而担忧啊！所以我坐时，每每将一只脚高搁在茶桌或就近的家具上面，以协助做主人者，因而使其余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机会抛弃他们假装出来的尊严态度。

关于坐卧器具的舒服比较，我已发明了一个公式。这公式可以用简单字句表达如下：椅子越低，坐时越加舒服。有许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种椅中觉得异常舒适，即因为这个理由。当我尚未发明这个公式前，我以为室内装潢家对于一张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其高度阔度和斜度之间必有一种数学的公式。但自从我的公式发明之后，我即知道这事其实比较简单。如将中国红木椅子脚锯去数寸，坐时即立刻较为舒服，如再锯去一些，必更为舒服。这种情形的合理结论当然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平躺在床上。这岂不简单？

从这个基本原则，我们即能演绎出一个附则，即我们倘因坐在一把太高又不便将脚锯去的椅子上而觉得不大舒服时，只须在椅子的前面找一个搁脚的地方，以减少我们的腰部平线和着脚处的距离，也即等于减低椅子的高度。我所最常利用的一个极普通方法就是，将写字台的屉斗拉一只出来搁脚。但这条附则应该怎样聪明地实施，须视各人的常识了。别人说我一天之中倒有十六小时醒着的时间是躺在椅中的，为了化解这个误会，我当说明我也能在写字台或打字机前很耐心地坐上三小时。我所要使人明白的是：松弛我们的肌肉，不一定是一件罪恶，但我并没有说我们可以一天到晚松弛我们的肌肉，或如此办法是最合卫生的姿势。我的原意并不如此，人类的生活终须由工作和游憩循环为用，即紧张和松弛相替为用。男人的脑力和工作能力也如女人的身体一般，每月有一种循环式变迁。威廉·詹姆斯说，脚踏车的链子如若绷得太紧，即有碍于转动的顺利，人类的心力也正相同。无论什么事情终是个习惯问题，人体内有一种调节的无穷能力。日本人惯于盘腿坐在地上，我颇疑心如叫他们改坐椅上，他们即易于犯腿抽筋的毛病。我们只有借着将工作时间中完全挺直的姿势和工作完毕后躺在睡椅中的舒服姿势循环变换，方能成就生活的最高智慧。

至于妇女，坐着的时候如若眼前没有搁脚的地方，则可把两腿蜷搁在睡椅上，你们应知道这是一个最惹人爱的姿势。

三　谈话

“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和他一个朋友谈了一次话以后的一句赞语，这句话中含有不少真理。“一夕话”现在已成为一种口头语，以代表和朋友所做的一次愉快谈话，不论是已过的或期望的。中国有两三种著作，其书名即《一夕谈》（A Night's Talk）或《山中一夕谈》（A Night's Tlak in the Mountains），书的性质和英文的“周末文集”（Weekend omnibus）相似。这种和朋友的一夕快谈，是人生难得遇到的。因为正如李笠翁所说，凡是真正的智者都拙于言谈，而善谈者又罕是智者。所以在高山的寺院中忽然发现了一位深解人生的高士，同时是善谈者，则其愉快自不亚于一位天文家发现一颗新行星，或一位生物学家发现一种新植物了。

现在有许多人都以为围炉聚谈或坐桶聚谈的谈话艺术，已因今日商业生活的动率而丧失掉。我以为动率对于这事确也有些关系。不过谈话艺术的毁灭，实开端于家庭改为没有火炉的公寓，而由汽车的影响完成这桩毁灭工作。这动率是完全不合的，因为谈天这桩事只在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写意、心平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办得到。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显然有分别，这两个中国名词已表示得很明白。在谈话的时候所说的话，天南地北，较为琐碎，态度较为闲适，而没有办公事时那种煞有介事。商务信和文友之间通信也有着相类的区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都说话或谈公事，但不是和任何人可以做一夕之谈的。所以我们如若得到一个能真正谈天的朋友，则其愉快实不下于读一本名著，更不用说亲耳听见他的语音，亲眼看见他的动作的乐趣。这种快乐的谈天，我们有时得之于老友的重逢或回溯当年的谈话中，有时则在夜晚间火车的吸烟室中，或旅行时的旅舍中。所谈的话，狐鬼、神怪、独裁、卖国，谈言微中，料及未来，也是常事。这种谈天，过后可以长在心头，一世不忘。

当然夜间是最宜于谈天的时候，因为白天的谈天总好似缺乏夜间那种魔力。至于谈天的地点我以为毫无关系。在十八世纪式的“沙龙”（即客厅）中，可以谈关于文学或哲学的闲天，但在农家木桶的旁边也未尝不可以谈。或在风雨之夕的航船中，对河船上的灯光微映水波，而卧听船夫闲谈当地的一个女子怎样被选去做皇后娘娘的故事。这类谈天之所以悦人者，实在于所得的乐趣因地点时间和谈者而各不相同。我们所以能牢记不忘，有时因为谈天的时候是正在桂子飘香、秋月悬空的佳景下；有时因为是正在风雨之夕，一炉柴火之前；有时因为是正坐在一个高亭之中，远眺河中船只往来，而有一只船忽因潮流过激而侧翻的时候；或是在清晨坐在车站候车室中的时候。这种眼前即景常和所谈的天联系一起，因而使我们永不能忘。如若在室内，谈者或是两三人或是六七人，老陈微醉，老秦有些伤风鼻塞，都可以使这夕的谈天增添趣味。人生是限制于月不常圆，花不常好，良朋不能常聚之中的，所以我们做这类简单的乐趣，我想不至于为造物主所忌吧？

依常例而言，好的谈天等于一篇好的通俗文章。两者之间的体裁和资料都相仿。如狐狸精、苍蝇、英国人的古怪脾气、东西方文化的异点、塞纳河旁的书摊、成衣铺中色迷迷的学徒、各国元首政治家和军人的逸事、储藏佛手的方法等，都是极好极相宜的谈天资料。它之所以类似文章，即在体裁的通俗。所谈的题目尽可以严肃重大，如本国情形的惨苦混乱，或疯狂的政治概念潮流之下文明的没落，剥夺人民的自由、人类的尊严，甚至剥夺人类快乐的终点，或关涉真理和公平的大问题等，均无不可。不过意见的发表总是出之以一种偶然的、闲适的和亲切的态度。因为在文明的当中，不论我们对强夺我们的自由怎样恼恨，我们至多只许用我们的舌头和笔尖，以轻描淡写的字句来表示感想。至于充分发挥真情感的激烈言论，只可以在少数几个知己朋友之间，私下发泄一下子。所以要做一次真正的谈天，其必要条件是一间关上门的屋子，几个知己的朋友，旁边没有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人，那时，方能悠闲地发表我们的意见。

这种真正的谈天有异于政治上的交换意见，正如一篇优美通俗的文章之有异于政治家的宣言。这类政治家的宣言虽表现着较为高尚的情感，例如：对于民主制度的意见、服务的愿望、穷人的福利问题、精忠报国、崇高的理想主义、酷爱和平、保证维持国交、绝不贪图权位金钱或名誉等动人听闻的说话，但其中终免不了带着些令人远而避之的气息，正如我们畏避一个打扮过分、胭脂水粉搽得太浓的妖娆女人一般。反之，我们在听到一次真正有趣的谈天，或读到一篇优美的通俗文章时，便如面对着一个在河边洗衣的乡村少女，穿着极淡雅的布衣服，头发或者有一绺拖在前面，身上的纽扣或许有一粒未曾扣上，其天真烂漫的姿态自然令人见而生爱，这也就是西方女人特意穿着便服所想要模仿的动人姿态。凡是有趣的谈天和优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这种天然的动人之处。

所以谈天的适当方式应是亲密的，毫无顾忌的。在座的人谈到出神时，都已忘却身处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么衣服，谈言吐语，一举一动都是任性为主。而所谈的，也是忽而东忽而西，想着便谈，并无一定的题目。我们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倾吐肺腑时，方能真正地谈天，而谈时各人也是任性坐卧，毫无拘束，一个将两脚高高地搁在桌上，一个坐在窗槛上，一个坐在地板上，将睡椅上的垫子搬下来当褥子用。因为必须在手足都安放在极舒服的位置，全部身体感受舒适时，我们的心地方能安闲舒适，此即前人所谓：

眼前一笑皆知己，

举座全无碍目人。

这些都是真正谈天的必要条件。谈时不择题目，想到便谈，天南地北，越去越远，既无秩序，也无定法，随意所之，所以谈到兴尽之时，也就欢然而散。

这就是谈天和空闲的联系关系，也就是谈天和散文之勃兴的联系关系。因为我相信一个国家的真正优美散文必须在谈天一道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艺术的地步方能产生。这个情形在中国和希腊文的发展中最为显明。我以为孔子之后的数百年中，思想的活动产生所谓“九家”的学说，其起源即因当时有一群学者，平生唯以说话为事，所以即发展成一种文化的背景。这种发展，除此之外，实在说不出其他的理由。当时列国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时。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数千人，例如：齐国的孟尝君，家中养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数既如此众多，则当时你谈我说，议论纷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这类人的说话，在传于后世的《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氏春秋》诸书中，可以得其大概。《吕氏春秋》据说实是吕不韦的门下所著，而不过用他的名义（这和英国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时代的作家著了书用赞助人之名义发表的情形相似）。这部书中已经发展了一种善处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处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还有一群长于说辞的纵横家，列国君王常利用他们到邻国去下说辞，或去挽回一次危局，或去劝说退兵解围，或去说合联盟，而他们也大都能成功而返。这群纵横家或学者都是长于口才，善于譬喻，他们的言论很多记载于《战国策》中。从这种自由而智巧的言论中产生了几位大哲学家，以“为我主义”著名的杨朱，以“现实主义”著名的韩非子（他和马基维里Machiaevelli相似但较为温和）和以敏捷辩论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这些都可以证实我的假说。

公元前三世纪末叶，楚国李园把他的才貌双全的妹妹献给楚相春申君。这桩事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很文明的一个榜样。后来春申君又将这女子献与楚王，以致楚国渐渐衰弱，为秦始皇所灭。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托敢言？”女环曰：“即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运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来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有问：‘女弟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

园曰：“诺。”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驰人呼女环，女环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就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女子和闲适的文士的社会背景，因而使中国的散文也有了第一次重要的发展。当时有善说辞、通文才、娴于音乐的女子，使男女共处的社会中有着社交的、美术的和文学的动机交织，点缀着社会的性质和气象当然是贵族化的，因为，相国是常人很难于见到的贵官，但他在知道一个女子娴于音乐擅长文才时，便也渴于一见了。这就是古代中国文人和哲学家所度的闲适生活，而当时的一切著作，也不过是彼此谈话的产物而已。

只有在有闲的社会中，谈话艺术方能产生，这是很显明的；只有从谈话艺术中，优美通俗的文章方能产生，这是同样显明的。一般说起来，谈话艺术和优美通俗文章的艺术在人类文明进步史中产生的时间比较迟。因为人类的心灵必须先经过一种敏锐微妙技巧的发展，方能达此地步。而要发展这些，则又非生活有闲不可。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而谈话不过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罢了。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鼾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

一个人的空闲，有时是环境所迫，而不是自我的，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完成。因此我们如遇到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看见他虚靡时间于社交或写作流行的政治论文时，对待他的最好方法是将他关进监狱去。因为我们须记得《周易》，一部讨论人生变迁的哲学巨著，即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写成。而中国的历史杰作《史记》，也是司马迁被囚在狱中写成的。古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大都因为宦途不达，屈在下僚，或是伤心国是，转变生活而产生了他们的文学或艺术杰作。元朝何以产生这许多名画家和词曲家？清初何以能产生名画家石涛和八大山人？即由于这个理由。激于耻为夷狄之民的爱国思想，使他们致一生心力于艺术和学问。石涛实是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因清朝皇帝对于这班心不臣服的艺术家有意埋没，所以他名不甚著，西方人知道的很少。此外还有很多科举考试名落孙山的人也发愤而致力于创作，例如：施耐庵之著《水浒传》和蒲留仙之著《聊斋》。

《水浒传》的序文中（金圣叹本），有一段形容朋友谈天之乐的绝妙文字：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不谈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水浒传》即在如此环境和情感中产生的，而所以能产生，即因他懂得享受空闲。

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希腊思想的清明，散文体裁的简洁，显系空闲谈艺术造成。柏拉图以《会话》为其书名，即能证明此点。在《宴饮》一篇中，我们看见一群希腊文士斜躺在地上，在美酒鲜果和美少年的氛围中欢笑谈天。因为这种人已养成了谈天的艺术，所以他们的思想才能如此清朗，文体如此简洁，与现代作家的夸大迂腐恰成一种对比。这方面希腊人显然已学会了用轻描淡写的态度去应付哲学问题。希腊哲学家动人的闲谈气象，好谈天的欲望，对聆听有趣味的谈天的重视和对谈天的适当环境的选择，都在《斐德若》一篇序文中描写得很分明。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篇中，并不像现代作家用“人类文明从它发展的各个连续梯阶观察起来，乃是一种从多种生殖变化为纯一生殖之动力的运动”。或诸如此类令人费解的话头开场，而只说：“昨天我和亚里士多德的儿子格劳可到比雷埃夫斯去拜女神，同时想去看看他们将怎样庆祝这个节日，因为这尚是第一次举行。”早年中国哲学家的气象，即思想最活泼最有力时代的气象也可以从希腊人的画像中看得到，在这种画像中几个希腊人偶然齐集在一起，如《宴饮》一篇中所描写的，讨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家是否同时必是一个伟大的喜剧作家。集会的气氛中，交织着严肃轻快和恶意的敏捷应对。旁人嘲弄苏格拉底的酒量，但他仍是旁若无人地坐在那里，欲饮即斟酒而饮，欲止即止。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一整夜，直谈到除了阿里斯托芬和阿迦松（Agathon）之外，其余听者都已沉沉睡去。后来连那二人也倦极睡去，只剩下他自己一人，方起身离开筵席，走到教授室去洗了一个澡，即又精神焕发了。希腊的哲学即是在这种善意的谈论之气氛中所产生的。

毫无疑义的，我们在高尚地谈天时，须有几个女子夹杂在座中，以使这谈天具有必不可少的轻俏性。谈天如缺乏轻俏性和愉快性，即变为沉闷乏味，而哲学本身也就变为缺乏理智，和人生相隔离了。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凡是注意了解生活艺术的文化者，都一致发展欢迎女子加入为点缀的习尚。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即是如此，十八世纪法国沙龙时代也是如此。中国男女之间虽禁止交际，但是历代文士都渴欲女子加入他们的谈天，在晋宋明三朝之中，当清谈艺术最为流行的时候，都有许多才女如谢道蕴、朝云、柳如是等掺杂中间。因为，中国人虽对于自己的老婆力主贤德，回避男子，但自己免不了极想和有才的女子为友。因此中国的文学史中，几乎随时能发现才女名妓的踪迹。男子谈天之时，渴望女子加入以调剂精神，乃是一种普遍的愿望。我曾碰到过几位德国女子，她们能从下午五点钟谈到晚间十一点钟。我曾碰到过几位英美女子，她们熟习经济学使我不胜惊异，因为这种学问是我所不敢研究而自认无望的。无论如何，即使一时没有能和我对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做辩论的女子，如若座中杂坐几位善于听人谈论、心地玲珑的女子，实可以使在座者精神格外兴奋。我觉得座中面对玲珑的女子，实胜于和一个满脸笨相的人谈天。

四　茶和交友

我以为从人类文化和快乐的观点论起来，人类历史中的杰出新发明，其能直接有力地有助于我们享受空闲、友谊、社交和谈天者，莫过于吸烟、饮酒、饮茶的发明。这三件事有几样共同的特质：第一，它们有助于我们的社交；第二，这几件东西不至于一吃就饱，可以在吃饭的中间随时吸饮；第三，都是可以借嗅觉去享受的东西。它们对于文化的影响极大，所以餐车之外另有吸烟车，饭店之外另有酒店和茶馆，而至少在中国和英国，饮茶已经成为社交上一种不可少的规矩。

烟酒茶的适当享受，只能在空闲、友谊和乐于招待之中发展出来。因为只有富于交友心、择友极慎、天然喜爱闲适生活的人士，方有圆满享受烟酒茶的机会，如将乐于招待心除去，这三种东西便毫无意义。享受这三件东西，也如享受雪月花草一般，须有适当的同伴。中国的生活艺术家最注意此点，例如：看花须和某种人为伴，赏景须有某种女子为伴，听雨最好在夏日山中寺院内躺在竹榻上。总括起来，赏玩一样东西时，最紧要的是心境。我们对每一种事物，各有一种不同的心境，不适当的同伴，常会败坏心境。所以生活艺术家的出发点就是，如更想要享受人生，第一个必要条件即是和性情相投的人交朋友，须尽力维持这友谊，如妻子要维持其丈夫的爱情一般，或如一个下棋名手宁愿跑一千里的长途去会见一个同志一般。

所以气氛是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先对文士的书室的布置和它的一般的环境有了相当的认识，方能了解他怎样享受生活。第一，他们必须有共同享受这种生活的朋友，不同的享受须有不同的朋友。和一个勤学而含愁思的朋友共去骑马，即非其类，正如和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去欣赏一次音乐表演一般。因此，某中国作家明陈继儒《小窗幽记》曾说过：

赏花须结豪友，观妓须结淡友，登山须结逸友，泛舟须结旷友，对月须结冷友，待雪须结艳友，捉酒须结韵友。

他对各种享受选定了不同的适当游伴之后，还须去找寻适当的环境。所住的房屋，布置不必一定讲究，地点也不限于风景幽美的乡间，不必一定需一片稻田方足供他的散步，也不必一定有曲折的小溪以供他在溪边的树下小憩。他所需的房屋极其简单，只需：“有屋数间，有田数亩，用盆为池，以瓮为牖，墙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余，藜藿饱后，气吐胸中，充塞宇宙……凡静室，须前栽碧梧，后种翠竹。前檐放步，北用暗窗，春冬闭之，以避风雨，夏秋可开，以通凉爽。然碧梧之趣，春冬落叶，以舒负暄融和之乐，夏秋交荫，以蔽炎烁蒸烈之气。”一个人可以“筑室数楹，编槿为篱，结茅为亭。以三亩荫竹树栽花果，二亩种蔬菜。四壁清旷，空诸所有。蓄山童灌园薙草，置二三胡床着亭下。挟书剑，伴孤寂，携琴弈，以迟良友”。

到处充满着亲热的空气：

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在这种同类相引的气氛中，我们方能满足色香声的享受，吸烟饮酒也在这个时候最为相宜。我们的全身便于这时变成一种盛受器械，能充分享受大自然和文化所供给我们的色声香味。我们好像已变为一把优美的小提琴，正待由一位大音乐家来拉奏名曲了。于是我们“月夜焚香，古桐三弄，便觉万虑都忘，妄想尽绝。试看香是何味，烟是何色，穿窗之白是何影，指下之余是何音，恬然乐之而悠然忘之者，是何趣，不可思量处，是何境？”

一个人在这种神清气爽、心气平静、知己满前的境地中，方真能领略到茶的滋味。因为茶须静品，而酒须热闹。茶之为物，性能引导我们进入一个默想人生的世界。饮茶之时有儿童在旁哭闹，或粗蠢妇人在旁大声说话，或自命通人者在旁高谈国是，即十分败兴，也正如在雨天或阴天去采茶一般糟糕。因为必须天气清明的清早，当山上的空气极为清新，露水的芬芳尚留于叶上时，所采的茶叶方称上品。照中国人说起来，露水实在具有芬芳和神秘的功用，和茶的优劣很有关系。照道家的返自然和宇宙之能生存全恃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水实在是天地在夜间和融后的精英。至今尚有人相信露水为清鲜神秘的琼浆，多饮即能致人兽长生。德昆西（De Quincey，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批评家）说的话很对，他说：“茶永远是聪慧的人们的饮料。”但中国人更进一步，视它为风雅隐士的珍品。因此，茶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须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壶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使它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了品茶的资格，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了。苏东坡曾以美女喻茶，但后来，另一个持论家，《煮泉小品》的作者田艺蘅即补充说，如果定要以茶去拟女人，则唯有麻姑仙子可比拟。至于“必若桃脸柳腰，宜亟屏之销金幔中，无俗我泉石”。又说：“啜茶忘喧，谓非膏粱纨绮可语。”

据张源《茶录》所说：“其旨归于色香味，其道归于精燥洁。”如果要体味这些质素，静默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也只有“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够体味出这些质素。自从宋代以来，一般喝茶的鉴赏家认为一杯淡茶才是最好的东西，当一个人专心思想的时候，或是在邻居嘈杂、仆人争吵的时候，或是由面貌丑陋的女仆侍候的时候，自会很容易地忽略了淡茶的美妙气味。同时，喝茶的友伴不可多，因为“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若巨器屡巡，满中泻饮，待停少温，或求浓苦，何异农匠作劳，但需涓滴；何论品赏？何知风味乎？”因为这个理由，因为要顾到烹时的合度和洁净，有茶癖的中国文士都主张烹茶须自己动手。如嫌不便，可用两个小童为助。烹茶须用小炉，烹煮的地点须远离厨房，而近饮处。茶童须受过训练，当主人的面前烹煮。一切手续都须十分洁净，茶杯须每晨洗涤，但不可用布揩擦。童儿的两手须常洗，指甲中的污腻须剔干净。“三人以上，止爇一炉，如五六人，便当两鼎，炉用一童，汤方调适，若令兼作，恐有参差。”真正鉴赏家常以亲自烹茶为一种殊乐。中国的烹茶饮茶方法不像日本那样过分严肃和讲规则，而仍属一种富有乐趣而又高尚重要的事情。实在说起来，烹茶之乐和饮茶之乐各居其半，正如吃西瓜子，用牙齿咬瓜子壳之乐和吃瓜子肉之乐实各居其半。

茶炉大都置在窗前，用硬炭生火。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他用一个茶盘，很整齐地装着一个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随口和来客谈着天，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他时时顾看炉火，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更加用力地扇火，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那时壶底已有小泡，名为“鱼眼”或“蟹沫”，这就是“初滚”。他重新盖上壶盖，再扇上几扇，壶中的沸声渐大，水面也渐起泡，这名为“二滚”。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主人也就格外注意。到将届“三滚”、壶水已经沸透之时，他就提起水壶，将小泥壶里外一浇，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泡出茶来。这种茶如福建人所饮的“铁观音”，大都泡得很浓。小泥壶中只可容水四小杯，茶叶占去其三分之一的容隙。因为茶叶加得很多，所以一泡之后即可倒出来喝了。这一道茶已将壶水用尽，于是再灌入凉水，放到炉上去煮，以供第二泡之用。严格说起来，茶在第二泡时为最妙。第一泡譬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幼女，第二泡为年龄恰当的十六女郎，而第三泡已是少妇了。照理论上说起来，鉴赏家认第三泡的茶为不可复饮，但实际上，享受这个“少妇”的人仍很多。

以上所说是我本乡一种泡茶方法的实际素描，这个艺术是中国北方人所不晓的。在中国的一般人家中，所用的茶壶都较大。至于一杯茶，最好的颜色是清中带微黄，而不是英国茶那样的深红色。我们所描写的当然是指鉴赏家的饮茶，而不是店铺中的以茶奉客。这种雅举并非普通人所能办到，也并非人来人往、论碗解渴的地方所能办到。《茶疏》的作者许次纾说得好：“宾朋杂沓，止堪交钟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吸水点汤，量客多少，为役之烦简。”而《茶解》作者所说的就是此种情景：“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凡真正爱茶者，单是摇摩茶具，已经自有其乐趣。蔡襄年老时已不能饮茶，但他每天必烹茶以自娱，即其一例。又有一个文士周文甫，每天自早至晚，必在规定的时刻自烹自饮六次，他极宝爱他的茶壶，死时甚至以壶为殉。

因此，茶的享受技术包括下列各节：第一，茶味娇嫩，茶易败坏，所以整治时，须十分清洁，须远离酒类香类一切有强味的事物和身带这类气息的人；第二，茶叶须贮藏于冷燥之处，在潮湿的季节中，备用的茶叶须贮于小锡罐中，其余则另贮大罐，封固藏好，不取用时不可开启，如若发霉，则须在文火上微烘，一面用扇子轻轻挥扇，以免茶叶变黄或变色；第三，烹茶的艺术一半在于择水，山泉为上，河水次之，井水更次，水槽之水如来自堤堰，因为本属山泉，所以很可用得；第四，客不可多，且须文雅之人，方能鉴赏杯壶之美；第五，茶的正色是清中带微黄，浓的红茶即不能不另加牛奶、柠檬、薄荷或他物以调和其苦味；第六，好茶必有回味，大概在饮茶半分钟后，当其化学成分和津液发生作用时，即能觉出；第七，茶须现泡现饮，泡在壶中稍稍过候即会失味；第八，泡茶必须用刚沸之水；第九，一切可以混杂真味的香料，须一概摒除，至多只可略加些桂皮或花，以合有些爱好者的口味而已；第十，茶味最上者，应如婴孩身上一般的“奶花香”。

据《茶疏》之说，最宜于饮茶的时候和环境是这样：

饮时：

心手闲适　披咏疲倦　意绪棼乱　听歌闻曲　歌罢曲终　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　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　洞房阿阁　宾主款狎　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　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　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阑人散　儿辈斋馆　清幽寺观　名泉怪石

宜辍：

作字　观剧　发书柬　大雨雪　长筵大席　阅卷帙

人事忙迫　及与上宜饮时相反事

不宜用：

恶水　敞器　铜匙　铜铫　木桶　柴薪　麸炭　粗童　恶婢　不洁巾帨　各色果实香药

不宜近：

阴屋　厨房　市喧　小儿啼　野性人　童奴相哄　酷热斋舍

五　淡巴菰和香

现在的世人，分为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两类。吸烟者确然使不吸烟者有些讨厌，但这种讨厌不过是属于物质性质，而不吸烟者之讨厌于吸烟者是精神上的。不吸烟者之中，当然也有对吸烟者采取不干涉态度的人，为妻者之中，当然也有容许其丈夫在床上吸烟的，这种夫妻，显然是在婚姻上获有圆满结果的佳偶。但颇也有人以为不吸烟者在道德上较为高尚，以为他们具有一种可以傲人的美德，而不知他们即已因此丧失了人类的最大乐趣之一。我很愿意承认吸烟是道德上的一个弱点，但在另一方面，一个没有道德弱点的人，也不是可以全然信任的，他惯于持严肃的态度，从不做错误的事情，他的习惯一般是有规则的，举动较为近于机械性，智能时常控制其心情。我很欢喜富于情理的人，同样憎嫌专讲理智的人。因为这个理由，我踏进人家的屋子而找不到烟灰缸时，心中便会惊慌，觉得不自在。这种屋子中，往往过于清洁有秩序，椅垫从不随意乱摆，主人也必是极严肃毫无情感的人。这将使我也不能不正襟危坐，力持礼貌，因而失去了一切舒适。

这种毫无错误，正直而无感情，毫无诗意的人们，从不会领略吸烟在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裨益。但是我们这批吸烟者，每每被人从道德而不是艺术方面加以攻击。所以，第一步我也须从道德方面加以辩护，而以为吸烟者的道德在大体上高于不吸者。口含烟斗者是最合我意的人，这种人都较为和蔼，较为恳切，较为坦白，又大都善于谈天。我总觉得我和这般人必能彼此结交相亲。我对萨克雷所说的话极表同情。他说，烟斗从哲学家的口中引出智慧，也封闭愚拙者的口，使之缄默；它能产生一种沉思的、富有意思的、仁慈的和无虚饰的谈天风格。

吸烟者的手指当然较为污秽，但只要他心有热情，这又何妨？无论如何，沉思的、富有意思的、仁慈的和无虚饰的谈天风格终究是罕遇之物，所以，需付一笔巨大的代价去享受它，也是值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口含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而快乐终是一切道德效能中之最大者。梅金（W.Maggin）说：“吸雪茄的人，从没有自杀者。”更确凿有据的事情是，吸管烟的人从不会同自己的太太吵嘴，其理由很显明，因为口含烟斗的人，绝不能同时高声叫骂。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人。当一个人吸着管烟时，语音当然很低，一个吸烟的丈夫发怒时，他的办法就是立刻点一支卷烟或一斗管烟吸起来，显出一些抑郁的神气，但这种神情不久即能消灭，因为他的怒气已有了发泄之处。即使他有意想把怒容维持下去，以表示他发怒的正当，或表示他受了侮辱，但事实上绝不能持续。因为烟斗中的烟味是如此和润悦性，以致他所贮着的怒气早已在无意间，跟着一口一口喷出来的烟消逝了。所以聪明的妻子，当她看见丈夫快要发怒时，就应该赶紧拿烟斗塞在丈夫的口中，说：“得了，不必再提。”这个方法万试万灵。为妻者或许不能平抑丈夫的发怒，但烟斗是从不失败的。

从一个吸烟者的短期戒烟中所经验的忽忽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出吸烟的艺术和实际的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在欠少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但经过一番和缥缈的良心责备争斗之后，他必又重新恢复他的理智。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地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立誓在她的神座前做一个终身的敬信崇拜者，直到我年老无能，或许落入一个属于节制会的太太手中而失去了自主的权力时。因为到了这种老年无能时期，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一切行动当然无须再负责任了。但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必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这个有功效的新发明所供给精神上的动力和道德上的安宁观念是怎样伟大，我们如若拒绝它，岂不是不可赦的不道德行为吗？因为按照英国大生物化学家霍尔丹（Haldane）的说法，吸烟是人类历史中四大发明之一，曾于人类文化上留下一种很深的生物性影响。

在我这次做懦夫的三个星期中，我竟会故意拒绝一件我明知具有巨大提升灵魂力量的东西。其经过实在极为可耻的。现在我已恢复了理智。在清明中回想这件事时，我正不解当时这种道德的不负责任行为何以会维持这般的久。我在这痛苦的三个星期中，内心日夜交战着，如要将这段经过描写出来，恐怕用三千句荷马（Homer）体的诗，或一百五十页小字的散文尚且写不尽哩。当时我的动机其实很可笑。我不解对宇宙中的人类而言，为什么不能吸烟？对这句问话，我现在实在找不出答语。我猜想当一个人只为了求一些克服抵抗力的乐趣，借此以消磨他的道德动力的暂时剩余，因而想做一种违反本性的举动时，这种不合情理的意旨或许就会在胸中产生。除了这个理由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会突然很愚蠢地决意戒烟。换句话说，当时我实在和许多人们耽于瑞典式体操一样——为体操而体操，所费的力对于社会一无用处。我当时的举动，其实不过是如此一种道德上的枉费力量罢了。

在最初的三天中，我当然觉得很无聊不自在。食道的上部尤其难受。为了消除这种不自在，我特地吃些重味的薄荷橡皮糖、福建茶和柠檬糖，居然在第三天即消灭了这种不快的感觉。但这不过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所以克服极其容易，而且照我事后想起来，实是这次争斗中最卑鄙的部分。倘若有人以为这已经包括这种卑鄙战争的全局，则他简直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他们忘却了吸烟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凡是对于吸烟的精神上的意义毫无了解之人，可不必来妄论这件事情。三天之后，我已踏进第二个梯阶，真正的精神上的交战也开始发生。我顿时觉得眼前金星乱碰。由这次的经验，我即发现世上实有两种吸烟人，而其中一种实在不能算为真正吸烟者，在这种人之中并没有这第二个梯阶。我因此方恍然知道为什么有许多人能毫不费力地戒除烟癖。他们之能摒除烟习如丢弃一支用旧的牙刷一般容易，即表明他们其实尚没有学会吸烟。有许多人还称赞他们的意志力坚强，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吸烟者，也从没有学会吸烟。对于这一种人，吸烟不过是一种身体上的行为，如每天早晨的洗脸刷牙一般——只是一种身体的兽性的习惯，而并不具有灵魂上获得满足的质素。我很疑惑这种迁就事实的人们是否能有一天调和他们的灵魂，而达到大诗人雪莱或肖邦（Chopin）所描写的境地，这种人于戒烟时并不感觉有什么不自在，或许觉得和自己那不进烟酒的太太共读《伊索寓言》是更为快乐一些的。

但在我们这种真正吸烟者，另外有一个烟酒不入的太太或爱读《伊索寓言》的丈夫所不能梦想其万一的问题。在我们，不久就显然知道这个举动不但是委屈自己，而且实在是毫无意义。见识和理智不久便会反抗而诘问：“一个人为了那一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生理的或经济的理由，而须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意志力去阻抑自己去企求那种完备的精神安乐，那种深切富有幻想的认识和充分反响的创造力的境地？”——这种境地是圆满享受和友人围炉聚谈，或阅读一本古书时心中发生真正热情，或动笔著作时文思佳句有节奏地泉涌出来所必需的境地。在这种时节，一个人天然觉得伸手去拿一支烟是道德上最正当的举动，倘若去拿一块橡皮糖塞在口中以为替代便是一种罪恶。此处我当略举一两个我所经验的实例。

我的朋友某君从北平来探望我。我们阔别已经三十年。当同在北平时，我们时常促膝而坐，抽烟谈天，消磨晚间的时光，所谈者大多是政治、哲学和现代艺术等题目。此次久别重逢，自然有不少甜蜜的回忆，于是我们又随便谈天，谈谈以前在北平时所知道的许多教授、诗人和奇人。每谈到有趣味的话时，我心里屡次想到伸手去拿卷烟，但刚站了起来，便又强自抑制地缩回坐下，我的朋友则边吸边谈，十分恬然自得。我就告诉他，我已戒烟了，为了自尊起见，实在不愿当着他的面前破戒。我嘴里虽如此说，但心底里实在觉得很不自在，使我在知己相对应该两情融洽、心意交流时，很不应该地装出冷淡富于理智的样子。所以这次谈天，大部分皆是我的朋友在说话，而我好似只有半个人在场。后来我的朋友告辞去了，我好似做了一次凶残的争斗，虽借着意志力获得了胜利，但自己深知实在不快乐。数日之后，这朋友在旅途中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已不是从前那富于热情、狂放不羁的人，并说，或许因上海的环境不良，似致如此。那天晚上，我没有抽烟的过失，直到现在，我尚不能宽恕自己。

……

自此之后，我的良心渐渐啃蚀我的灵魂。因为我曾自问，没有想象的思想将成为什么东西？想象这东西哪里能够附在不吸烟者已经修剪的灰色翅膀上飞行？因此，某天下午，我即去探望一位女友，我已预备在这天回头。当时室中只有我们主客两人，显然可以促膝而谈。女主人手中正拿一支已燃着的烟卷，另一只手则拿着一个卷烟罐，斜着身躯，以极娇媚的态度向着我。我知道时机到了，所以我就缓缓地伸手向罐内取了一支，明白这一个举动已使我从道德堕落的妄举中脱身出来。

我回家之后，立刻叫小童去买一听“绞盘”牌卷烟。我的写字台右边有一条焦痕，那是因为我习惯将香烟头放在这个老地方而留下的痕迹。据我的计算，这焦痕大概需七八年的功夫方能烧穿这二寸厚的台面。因为我这次戒烟的间断，这焦痕竟许久没有加添深度，这使我看了很负疚。现在好了，我照旧很快乐地把烟头放在原处，而烧炙台面的工作也能照常进行了。

中国文学中，提到淡巴菰的好处者很少，不像称赞酒类那么随处可见。因为吸烟的习惯是直到十六世纪方始由葡萄牙水手传到中国的。我曾查遍这个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著作，但可称为有价值的赞美言词实在稀若麟毛。称赞淡巴菰的抒情诗显然须如牛津大学般的文人方能著得出来。但中国人对于嗅觉也极灵敏，他们能领略茶酒食物之味即是一个证据。所以他们在淡巴菰未曾传入中国之前，另已发展了一种焚香的艺术。中国文学中提到这件事时，都视之为类于茶酒雅物。远在中国治权伸张到印度支那的汉朝时代，由南方所进贡的香料即已为宫中和贵人的家中所焚用。讨论生活起居的书籍，其中必有一部分讲香料种类、质地和焚法。屠隆所著的《考盘余事》一书中，有一段焚香之趣的描写：

香之为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塌帖，挥尘闲吟，温灯夜读，焚以远辟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侧，秘语谈私，执手拥炉，焚以薰心热意。谓古助情可也。坐雨闭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适，无施不可。品其最优者，伽南止矣。第购之甚艰，非山家所能卒办。其次莫若沉香。沉有三等，上者气太厚，而反嫌于辣；

下者质太枯，而又涉于烟；唯中者约六七分一两，最滋润而幽甜，可称妙品。煮茗之余，即乘茶炉火便，取入香鼎，徐而爇之。当斯会心景界，俨居太清宫与上真游，不复知有人世矣。噫，快哉近世焚香者，不博真味，徒事好名，兼以诸香合成斗奇争巧，不知沉香出于天然，其幽雅冲澹，自有一种不可形容之妙。

冒辟疆在所著的《影梅庵忆语》中，描写他和爱姬董小宛的闺房之乐，屡次提到焚香之趣。中间有一节说：

姬每与余静坐香阁，细品茗香。宫香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烟朴油腻，顷刻而灭。无论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怀袖皆带焦腥。沉香坚致而纹横者，谓之“横隔沉”，即回种沉香内革沉横纹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结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莱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纱，使不见烟，则阁中皆如风过伽楠（佛教寺院的通称），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梦魂俱适。

六　酒令

我生平不善饮酒，所以实在不配谈酒。我的酒量不过绍兴三杯，有时只喝了一杯啤酒便会觉得头脑昏昏然。这显是限于天赋，无从勉强。所以善于饮茶吸烟者，未必同时善于饮酒。我有几个朋友酒量极好，但一吸雪茄不到半支，便会头晕。我则除去睡眠时间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小时不吸烟，而从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但酒不能多饮。李笠翁曾很坚决地记录他的意见说：善饮茶者必不好酒，掉过来也是如此。李笠翁是一个茶鉴赏家，但承认并不善饮酒。所以我最乐于在我所合意的中国著作家中，搜寻口说好饮酒而实在不善于酒的人。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寻这类自承的事实颇费一些时间，但终被我找到好几个，如：李笠翁、袁子才、王渔洋和袁中郎。他们都爱酒，但实不善饮。

我虽然没有饮酒资格，但不能就将这个题目置而不论，因为这样东西，比之别物更有所助于文学，也如吸烟在早已知道吸烟之术的地方一般，能有助于人类的创作力，得到极持久的效果。饮酒之乐，尤其是中国文学中常提到的所谓“小饮”之乐，起初我总视为神秘，不能了解，直到一位美丽的上海女士在她半醉之时，以灿花妙舌畅论酒的美德后，方感到所描写的乐境必是真实不虚。“一个人在半醉时，说话含糊，喋喋不休，这是至乐至适之时。”她说。在这时节，一种扬扬得意的感觉，一种排除一切障碍力量的自信心，一种加强的锐感和一种好像介于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创作思想力，好似都已被提升到比平时更高的行列。这时使人具着一种创作所必需的自信和解放动力。在下文论及艺术时，我们便能了解，这种自信的感觉和脱离规矩及技巧羁绊的感觉是怎样息息相关。

有人说，现代欧洲独裁者如此危害人情，即因他们都是不饮酒的人。这个想法很聪明。我在阅读过去数年的流行文字中，觉得一九三七年六月份《哈珀杂志》（Harper）所载查尔斯·弗格森（Charles W.Ferguson）所著《独裁者不饮酒》（Dictalors Don't Drink）那篇文字最为切当诙谐，富有见识，其思想很可取，而且文章流利。我很想完全引用，但因不便，故只得略为引证几句。弗格森思想的起点是：“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是严肃有节的模范。这些用现代方式行使暴虐行为的人，这些人民的新式统治者，都是希望出人头地的有志青年所足以奉为圭臬的典型。他们之中，不论哪一个都是良好的女婿和丈夫。他们足以代表福音传教士所认为模范道德的理想人物。……希特勒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他在这种闷人的美德之外，再加上更进一步、更可著称的克欲德行。墨索里尼在饮食方面较像一匹马。但他用了坚强不屈的勇气摒绝酵酒，不过偶尔喝一杯淡酒——只要不足以妨碍他征服一个民族的国家大计就是了。斯大林很俭朴地住在一所三间房的公寓屋子中，衣着朴素，食品粗粝，对于白兰地，只如鉴赏家般沾唇尝尝而已。”但是这种事实使我们从中能看出些什么呢？“这些事实是否指出人类现在是处于一小群本性整饬的，过分自谓正直的，很倔强地自认为德行完备的人们的掌握中，以致变为十分危险。因此，如能劝诱他来做一次哄然热闹的畅饮，世界的大部分便会立刻改观而有所进步。……有瑕疵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独裁者，他的无上尊严念头必会立刻破碎。他必以为已在他的子民之前铸了大错，因而受了挫辱。他将降为民众当中一个——最低微的当中一个——这种经验可以调和他那种难堪的自大心。”这位作家以为尚能预订一次国际“鸡尾酒”（Cocktail）会，专请这班特别领袖来畅饮一回，以平静他们的意气，则第二天早晨，“他们决然已经不是今日的超人、世上的特种人物，将一变而为寻常人物，能如最低微的人们一般感觉痛苦，具有如常人一般而不是半神道一般的处事心胸了。”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生活。这种是否近人情的试验，是普遍可以适用于各界人类和各种系统的思想。人类所能期望的最高理想，不应是一具德行的陈列箱，而应是只去做一个和蔼可亲、近情理的人。

中国人能以饮茶之术教西方人，而西方人能以饮酒之术教中国人。当一个中国人踏进一家美国酒店，看见贴有五光十色标签的酒瓶时，必觉得眼花缭乱。因为他在本国所看见的无非是绍兴酒而已。除了绍兴酒之外，虽尚有六七种酒，如药酒和麦米所酿的高粱酒等，但总不过这几种。中国人尚没有发展以不同的酒类配供不同的菜肴的技巧。但绍兴酒非常普遍，各处都有。绍兴本乡甚至在一个女孩儿出嫁时，嫁妆之中至少有一坛二十年陈的美酒。“花雕”之名即由此而得，因为这种坛子的外面都是画着花的。

中国人极讲究饮酒的时机和环境，这一点即弥补了酒类缺少花色的缺点。饮酒应有饮酒时的心胸，所以有人分别酒茶之不同说：“茶如隐逸，酒如豪士。酒以结友，茶当静品。”作家列举饮酒时应具的心胸和最适当的地点说：“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

又说：“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昼，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壮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出自《小窗幽记》）

在我的心目中，中国人对于酒的态度和酒席上的行为，一部分是难于了解应该斥责的，而一部分是可加赞美的。应该斥责的部分就是强行劝酒以取乐。这类事我在西方的社交中似乎没有看见过。在席的人，凡是稍能饮酒者，必以酒量自豪，而总以为别人不如他自己，于是即有强行劝酒，希望灌醉别人的举动。但劝酒时，总是出之以欢乐友谊的精神，其结果即引起许多大笑声和哄闹声，也使这次欢会增出不少的兴趣。宴席到了这种时候，情形极为有趣。客人好似都已忘形，有的高声唤添酒，有的走来走去和别人调换位，所有的人到了这时都已沉浸于狂欢之中，甚至也无所谓主客之别。这种宴席到了后来，必以豁拳行令斗酒为归宿。各人都必用尽心机以能胜对方为荣，还须时时防对方的取巧作弊。其中的快乐，大约即在这种竞争精神当中。

中国的食酒方式当中，可以赞美的部分就在声音的喧哗。在一家中国菜馆中吃饭，有时使人觉得好像是置身于一次足球比赛中。这些具有美妙韵节如同足球比赛时助威呐喊一般的嘈杂声音，究竟是因何而发的呢？其答语就是豁拳。豁拳的方法是，两人同时伸出几个手指，一面即各由口中高声喊猜两方手指加起来的总数，猜着者为胜。所喊的一二三四等数字，都有极雅致的代表名词：如“七巧”“八马”或“八仙过海”之类。豁拳伸指时，双方必须在快慢上和谐合拍，因此嘴里的喊声也随之而生出高低快慢、抑扬顿挫的韵调，如音乐中的节拍一般。还有些人在上下句喊声的中间插入一种如音乐过门一般的句子。所以这种喊声可以连续有节拍地接下去，直到两人之中有一个胜了，由输者喝完事先所约定的杯酒时，方暂时停顿一下子。这种豁拳并不只是盲目胡猜，须极注意对方伸数的习惯，而立刻加以极敏捷的推测。其兴趣完全看豁拳者是否高兴，豁时音调是否迅速合拍。

我们到此，方能算是对中国的酒宴有了真正的认识。因为下述的酒席情形使我们明了何以中国的宴集为时如此之久？菜肴为什么如此之多？上菜为什么如此之慢？一个人坐到酒席上去，并不是专为了吃菜饮酒，也作乐，须一面做富有意趣的游戏如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行令等。这种筵席其实好似一种口令游戏的集会，每隔五六分钟上一道菜，以便客人放松脑筋，进一些酒菜。这办法有两种功效。第一，这种用嘴叫喊的游戏，无疑可以使喝下去的酒易于从身体内发泄出来；第二，这种席面每每延长一小时之久，其时吃下去的东西一部分已经消化，所以会越吃越饿。默不作声，实在是吃东西时一种恶习，这是不道德的，因为它是不合卫生的。有些在中国的西方人，如若依旧疑惑中国人是一种略带拉丁色彩的快乐民族，仍认中国人是静默沉着、缺乏情感的人类，只须去看一看中国人请客吃饭时的情形，便会知道自己的认识错误。因为中国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方露出他的天生性格和完备的道德。中国人如若不在饮食之时找些乐趣，尚有什么时候可以找寻乐趣呢？

中国人的文虎很著名，不过各种酒令知者尚少。他们以酒为罚，从中发明了不少劝客饮酒的游戏。大多数中国小说都忠实地记录每次酒席上所供的菜肴，也描写各种联句和诗酒令，每每占去书中许多篇幅。中国女子所欢迎的小说《镜花缘》中，曾描写许多种通文的女子间所行的酒令（内中包括声韵学的酒令），好似这就是故事的主题。

最简单的酒令是射覆，其方法是选取两个宇，截头弃尾，然后将剩余的部分联成一字，请对方去猜截去的部分。例如Humdrum和Drumstick两字。第一字的尾部和第二字的头部都是Drum，现把这Drum字节截去，而将其余部分联起来，成为Hum-stick字，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又如Acorn和Cornstarch两字，将Corn截去，联成A-starck，请对方去猜这截去的字节。照正式的猜法，猜者不许直接说出所猜的字节，而应另外加上一个头尾，成为两个不同的字，然后说出来。例如射第二个覆时，射者应在Com这字节的前后都加上另外一个字节如Popcom和Comer，而举出Pop-er这样的答案，行此令者固然一听即能了然其是否射着，但边坐的人仍茫然不解。有时答案虽不和出令者心中的字眼相符，但如其较为切贴，则出令者也须认为射着。行此令时，两方可以同时出令请对方去射。这种射有时极简单，有时极深奥。如A-ound所截去的字节之为Prou。至于如Cam-ephant，则一望而知截去的字节是el。如学者们即不妨用极深奥的字眼，如历史的名词，或取自莎士比亚的剧本，或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的人名。

以文字为游戏的酒令，种类多至不能胜计。最流行的一种即联句，由第一个人吟一句诗，即令第二个人联上一句。这种联句极为有趣，联下去时，后来的诗句竟会离题万里，不知所云。联句大都以人物或景色为题，各人挨着次序联一句或两句。要点是前后的诗句必须押韵，如若座中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令官往往有用“女儿羞”“女儿乐”“女儿悲”等为题，而请众人集句联吟。唐诗和曲牌名是酒令中常用的材料，有时并也限用切于曲牌名的药名和花名。为了使英美人易于了解起见，这里当举几个英文名字为例，如切于妇女用品的花名有Queen-Anne's lace, fox-glove等。这类文字上的假借比拟是否可能，须视这种文字中所用以形容花树药草的字眼是否也通用于人类美丽的形容而定，例如英国人的姓可假借以隐射歌曲之题名（如Rockefeller可指Sit down, You're rocking the boat或Whitehead可指Silver threads among the gold）。其比拟是否切贴，视人之才智而异。至于这种游戏的乐趣，则是在于其自然和想象丰富中，而且不必一定需饱学之士才会行的。英文名字中如Lugwell, Sitwell和Frankfurlir等，极易于用以隐射滑稽的意义（如Frankfurlir一字我以为可以隐射Not cold, not pig），学校中的学生可以利用教师的姓名为资料，而行出各种极有趣的酒令。

比较复杂的酒令，行时须用令筹。中国小说《兰花梦》中曾记载着下述这个酒令：其令筹分为三组，以六种人在六种地点做六种事，错综配合为游戏。

六种人是：纨绔子　老僧　佳人　屠夫　妓女　叫花

六种地点是：官道　方丈　闺阁　大街　红楼　坟茔

六种所做的事是：骑马　念经　刺绣　打架　调情　睡觉

每人随意从这三组中各抽一筹，而将人地事配合起来，往往成为极滑稽可笑的事情。例如：老僧在闺阁中调情，妓女在坟茔中念经，叫花在红楼中睡觉，屠夫在官道上刺绣，佳人在方丈中打架，等，都可以拿来当报纸的绝妙标题。待各人将筹抽定，即以所配合的人事为题，令各人说一句五言诗，一个曲牌名，再加一句诗经以咏之，总以意思贴切者为上。

所以一次宴集，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很不足为奇。宴集的目的，不是专在吃喝，而是在欢笑作乐。因此在席者以半醉为最上，其情趣正如陶渊明这弹无弦的琴，因为好饮之人所重者不过是情趣而已。因此，一个人虽不善饮，也可享酒之趣。“世有目不识丁之人而知诗趣者，世有不能背诵经文之人而知宗教之趣者，世有滴酒不饮之人而识酒趣者，世有不识石之人而知画趣者。”像这些，都是诗人、圣贤、饮者和画家的知己。

七　食品和药物

我们如把对于食品的观点范围放大些，则食品之为物，应该包括一切可以滋养我们身体的物品，正如对于房屋的观点放大起来，即应包括一切关于居住的事物。因为我们都属于动物类，所以不能不吃食以维持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在上帝的掌握中，而在厨子的掌握中。因此中国绅士都优待他们的厨子，因为厨子实在掌着予夺他们生活享受之大权。中国之为父母者——我猜想西方人也是如此——大都善视其儿女的奶妈，因为他们知道儿女的健康，完全依赖奶妈的性情、快乐和起居。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自然也应善待职司喂养我们的厨子，如若我们也和留意儿女们一般留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如若一个人能在清晨未起身时，很清醒地屈指算一算一生之中究竟有几件东西使他得到真正的享受，则一定以食品为第一。所以倘要试验一个人是否聪明，只要去看他家中的食品是否精美，便能知道了。

现代城市生活之节奏是如此紧张，致使我们一天更比一天无暇去顾到烹调和滋养方面的事情。一个同时是著名记者的主妇，绝不能埋怨将罐头汤和罐头豆供给她的丈夫。不过一个人如若只为了工作而进食，而不是为了须进食而工作，实在可说是不合情理的生活。我们须对己身施行仁慈慷慨，方会对别人施行仁慈和慷慨。一个女人即使极致力于市政事业，极致力于改进一般的社会情形，但自己只能在一副两眼煤气灶上煮饭烧菜，每顿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这于她又有什么益处？她如遇到孔子，定被休回娘家，一如孔子因太太失于烹调，而将她休掉一般。

孔子之妻究竟是被休，还是因受不了丈夫的种种苛求而自己逃回娘家，其中的事实不很明了。在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不得其酱不食，割不正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我敢断定孔太太对于这些要求纵是能忍受，但是有一天她买不到新鲜的食物，不得已命她的儿子鲤到店铺里去买些酒和熟食以供餐，孔子即说：“沽酒市脯不食。”到这时，她除了整一整行李，弃家逃走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这个孔子之妻的心理设想，是我所创造出来的。但孔子对于这位可怜的太太所立下的许多严厉规条，确是明明白白地列在《论语》中，有籍可稽。

中国人对于食物，向来抱一种较为广泛的见解。所以对于食品和药物并不加以很明显区别。凡有益于身体者都是药物，也都是食物。现代科学直到上一世纪，方始知道食事在医疗上的重要。现时的医院中都已聘有经验丰富的食事专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如若各医院的当局肯更进一步，将这班食事专家送到中国去受一下训练，或许就会减少玻璃瓶的使用。古代医学作家孙思邈（六世纪）说：“谓其医者先晓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疗，不瘥，然后用药。”元代太医院某大夫忽思慧，于一三三〇年著了一本中国的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饮膳正要》，认食物为基本的养生法。他在序文中说：

善摄生者，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勤内顾。不劳神，不劳形，神形既安，病患何由而致也？故善养性者，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

所以这本烹调书，也和其他的中国烹调书一般，实等于一本药方书。

你如向上海河南路走一遭，去那里看看卖中国药物的铺子，竟难于断言这种铺子里边究竟是药物多于食物，还是食物多于药物。你在那里可以看见桂皮和火腿，虎筋和海狗肾及海参，鹿茸和麻菇及蜜枣并排地阵列在一处，这都是有益于身体的，都是富于滋养的。此外如虎骨木瓜酒，显然也难于区别其究竟是食物还是药物。中国补药不像西药般用次磷酸盐三毫升，砒二厘所合成，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生地炖童鸡即是一碗绝妙的补药。这完全是由于中国药物使用法，西药大都以丸或片为式，而中国药物大都为汤式。而且中国药的配制方法和寻常的汤相同，是用许多味不同的药物合煮而成。中国的汤药，其中药物往往多至七八十来种，都是君臣相齐，以滋补和加强身体的整体为主，而不专在于治疗某一部分的病患。因为中国的医学在基本上和最新的西方医学见解相合，认为当一个人患肝病时，并不单是肝部而实是全体都有病患。总而言之，药之为物，其效用不过在于以增强生机力为原则，使其对于人身非常复杂的器官、液汁和内分泌系统自然发生作用，而让身体增加抵抗疾病的力量，自己去治疗其患处。

中国医生对于病人并不给予阿司匹林片，而是给他喝一大碗药茶以取汗，所以将来的病人，或许不必再吃金鸡纳片（奎宁），而只需喝一碗加些金鸡纳皮的冬菇甲鱼汤。现代医院的食事部分势须加以扩充，到了将来，医院本身大概将变成一个类似疗养院的大菜馆。最后，我们必将达到认为健康和疾病二者有交互作用的地步。到那时，人类即会因预防疾病而进食，而不再是为医治疾病而吃药了。这一点目下尚未为西方人所充分注意，因为西方人尚只知有病时去找医生，而不知道在未病时即去找医生。待达到这个程度时，滋补药物和治病药物之间的区别将废除。

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药食不分应该庆贺，这个观念使他们的药物减少药性，而使食物增加其可食性。饕餮之神在人类刚有历史时代即已出现似乎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我们现在发现这神道，远在古代即已是铸像家和雕刻家所爱塑造的目标。我们身体中都有饕餮的精神，这使我们的药方书类似烹饪书，使我们的烹饪书类似药方书，并使植物学和动物学不可能发展为自然科学的一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看见一条蛇、一只猢狲、一条鳄鱼或一个驼峰时，他始终只是想去尝尝它们的滋味。真正的科学好奇心，在中国不过是一种烹饪艺术的好奇心而已。

因为在野蛮部落中药物和法术往往混为一谈，因为道家专心于养生之道和寻求长生的方法，因此我们的食物无形中受着他们的支配，在上文已提及的那部元朝太医院大夫所著的食谱中有许多章即专讲如何长生，如何免病的。道家最尊信大自然，所以偏向于蔬类的花果和食物，把含露的鲜莲视为高人的无上食品。这里边便有诗意和出世思想的交织。据他们的意见，如若可能，单吸所含的露更好。这类食物包括松子、葛粉、藕粉之类，都是道家所认为足以助人长生的仙品，因为它们都是性能清心醒脾的东西，一个人在吃莲子时，心中不可怀有俗念如女色等事。似药物而常为人所吃食，以为足以助人长生的食品有：天门冬、生地、枸杞子、白术、黄精，尤其是人参和黄芪等物为贵品。

中国的药方书可供西方科学研究以广大的研讨领域。西方医学直到上一世纪方始发现动物肝之为食物，具有补血的功用，但在中国极早就拿这种东西为老年人的补食。我颇疑心当一个西方屠夫宰一口猪时，大概将腰子肚子大小肠（肠中显然满含着胃汁）猪血骨髓和脑子一并弃去，而不知这些实是含有最丰富的滋养料部分。现在已渐渐有人发现骨是人体内血中的红血球制造处，这不免使我可惜为什么羊骨、猪骨、牛骨都被随手丢弃，而不拿来熬一碗美味的汤，岂不是虚耗有价值的食物吗？

西方的食物中，有几种是我所爱吃的。第一，我当提到蜜露瓜，因为以“蜜露”为名是很近于中国式的。在古代如能有人拿一串葡萄送给一个道家，则他大概以为已经得到了可致长生不老的仙药。因为道家所欲求的，都是奇花异果的特别滋味。以番茄汁为食品，应为二十世纪西方大发明之一。因为中国也像一世纪前的西方人，尚认番茄是不适于食用的东西。其次是芹菜生吃法，好似中国人爱吃爽脆物品如笋之类。芦笋在未青的时候很好吃，但中国人尚不知道。最后，我当承认我极爱吃英国式红烧牛肉和其他红烧物。不论哪一种食品，只要在新鲜之时，在它的本处烹煮出来，总是好吃的。美国家庭所供的美国式菜肴很合我的胃口，但是在纽约的大旅馆中，我从来没有尝到过美味佳肴。也不能全怪旅馆或菜馆，即在中国，除非预定或特别烹煮，也是难于得到美味的。

另一方面，欧美的烹调法实有极显著的缺点。他们于饼类点心和糖果上一日进步千里，但在菜肴上仍是过于单调，不知变化。一个人只要在旅馆公寓或轮船上连吃三个星期的饭食，吃来吃去无非是皇帝鸡、牛排、羊排、菲力（里脊）这几样菜，便会胃口完全倒尽。西方的烹调对于烧煮蔬菜类更为幼稚：第一，所用的蔬菜类太少；第二，只知放在水中白煮；第三，总是煮得过了度，以致颜色暗淡、烂糟糟的。菠菜从不好好地烹煮，以致儿童见了就讨厌。因为他们总是把菠菜煮成烂糟糟的，而不知用油盐在极热的锅中煎炒，在未烂之前起锅是最可口的吃法。莴苣用同样的烧法也极可口，在烧这类蔬菜时，第一应注意的是煎炒不可过久。鸡肝已被西方人认为美味，铁排羊腰也认做佳肴，但仍有不少食物未经他们试吃。这就是西方菜肴缺乏花色的原因。炸鸡肫和鸡肝用椒盐蘸吃，乃是中国人常吃的菜。烧鲤鱼头连着面颊和颌下的脂肉是佳肴之一。猪肚是我爱吃的，牛肚有一部分也很好吃。如以肚子下面，或将肚子加在别种汤中一滚即起锅离火，其爽脆不下于生芹菜。蜗牛（单用其嘴部厚的部分）是法国人很爱吃的美味，中国亦然，在滋味及耐嚼上和鲍鱼及扇贝颇为相似。

西方的汤类，花色稀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不懂拿荤素之品混合在一起烹煮，其实只需五六种作料如虾米、冬菇、笋、冬瓜、猪肉等间花配合，便能煮出数十甚至百种的好汤来。冬瓜汤是西方菜肴中所没有的。其实，这种瓜如用各种方法煮起来，再加入一些虾米屑，乃是夏天里一样最可口的菜。第二，汤的种类缺少是由于不知尽量利用海产。扇贝在西方只知炸了吃，而不知干的扇贝实是做汤的最佳作料。鲍鱼也是如此。西菜中虽有蛤蜊浓汤这个名目，但我从来没有吃着其中的蛤蜊味道。又如虽有甲鱼汤，但汤中从来看不到甲鱼肉。真正的甲鱼汤应该煮得极浓，乃中国广东菜中的美味，有时则加入鸡鸭掌，在一起同煮。浙江绍兴人有一样佳肴名为“醉大转弯”（the big corners），其中的材料即鸡腿鸡翅，因为这两件东西都是肉中夹着筋和皮，所以十分耐嚼好吃。我所认为最美味可口的汤即蛤蜊鲫鱼汤。凡是用介蛤之类所做的汤，其要点是不可过于油腻。下面我将从李笠翁所著的《闲情偶寄》中引用一段论蟹的文字，以为中国人对于食物见解的例证：

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鳌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饮食中之痴情，在彼此为天地间之怪物矣。

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自初出之日始，至告竣之日止，未尝虚负一夕，缺陷一时。同人知予癖蟹，招者饷者，皆于此日，予因呼九月十月为“蟹秋”。……向有一婢，勤于事蟹，即易其名为“蟹奴”，今亡之矣。

蟹乎！蟹乎！汝与吾之一生，殆相终始者乎？

李笠翁对于蟹如此称美，其理由即蟹完全具有食物必备的三种美：色、香、味。李氏的见解也就是现代大多数中国人的见解，不过中国人所称美的蟹，只限于淡水中所产之一种。

在我个人，食物哲学大概可以归纳为三事，即新鲜，可口，火候适宜。高手厨师如若没有新鲜的作料，也做不出好菜。他们大概都能使你知道烹调的良否一半在于办作料。十七世纪的大诗人和享乐家袁子才在著作中述及他的厨师：他是一个极高尚自重的人，如若作料不是新鲜，即使强迫他，也不肯动手烹煮的。这厨师的脾气很坏，但他因为主人知味，所以依旧能久于其职。四川现在有一位年纪很大的高手厨师，要请他来做一次菜很费事，须提前一星期预约，以便他有充分买办作料的时间，须完全听他自择菜肴，而不许点菜。

普通人都知道凡是新鲜食品都是好吃的。这种知识使力不足以雇高手厨师的人，也有着享用美味的机会。在享受的供给上，依赖大自然实胜于依赖文化。为了这个理由，凡家里有菜园或居住乡间的人，虽然没有高手厨师，也自必能够享受种种美食。为了同样的理由，食物必须在其产地吃过之后，方能评断其美恶。但对一个不懂买办新鲜食品的主妇，或单是吃冷藏食物即觉得满意的人，对他讲何以享受美味实是徒然的。

食物的口味在酥嫩爽脆上，完全是火候关系。中国的菜馆因为有特备的炉子，所以能做出普通家庭中所不能烹煮的菜肴。至于滋味上，食物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专以本味见长的食物，这类菜肴中，除了盐或酱油之外，不可加入别的作料；第二，是必须配以别样作料方有滋味的食物。例如：鳜鱼和鲥鱼都宜清炖，方显其本味；较肥的鱼如鲱鱼，则加酸菜豆腐烹煮更为好吃。美国的豆粟羹是各味调和的一个好例子。世间有许多食品好像都是为调味而出，必须和别种食品合烧，方显其至美之味。笋烧猪肉是一种极可口的配合，肉借笋之鲜，笋则以肉而肥。火腿似乎最宜于甜吃。我住在上海时的厨子有一样拿手好菜，即用火腿和蜜枣为酿的番薯饼。木耳、鸭蛋汤和南乳烧纽约龙虾都属佳肴。专为调味而设的食品甚多。如：麻菇、笋、榨菜等都属于此类。

八　几件奇特的西俗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在行相见礼时，西方人以手互握，而东方人握自己的手（即拱手）。我以为一切可笑的西俗当中以握手为最。我虽然是一个极前进的人，也能领略西方的艺术文学、美国丝袜、巴黎香水，甚至英国战舰的好处，但终不能懂极前进的欧洲人何以竟会听任这个握手的野蛮习俗存留到今日。我相信欧洲中必有人私下很反对这个习俗，如有许多人反对同样可笑的戴帽和戴硬领习俗一样，但他们并无成就，因为旁人总认他们为小题大做，对这种小节不值得费心思。我是一个极注意小节的人，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比欧洲人更憎恶这个西方习俗。我和人相见或辞别时，宁可照中国古礼对人拱手作揖。

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习俗也和另一个脱帽习俗一般，还是欧洲野蛮时代的产物。这类习俗都是起于武士道盛行的中古时代，那时的绿林豪客、英雄武士遇到非敌人时都须除去面具或头盔以示友态或善意。现在的人已不戴什么面具或头盔，若还用这个姿势，岂不可笑？但野蛮时代所遗留的习俗，每每为人所不肯委弃，例如决斗之风至今犹存。

我出于卫生的和许多别的理由，反对这个习俗。握手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个接触方式，握时的姿势和表情各自不同，各类不一。别出心裁的美国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时，大可以“各种握手式的时间和动作之研究”为题，以严肃的体裁讨论其握时的轻重，时间的久暂，是否带着幽默性，对方有无感应等，进而研究不同性别者握手时的种种变态，身体长度的关系。因为高矮之不同，所以握时的姿势亦就各自不同。因职业和阶级不同，皮肤的颜色也如何不同等。此处并可附上几幅图像和表格。这篇论文如若做得充分深奥冗长，则我敢保他博士头衔唾手可得。

现在可以谈谈卫生上的反对理由。居住上海的西方人说我们的铜元是微生物的寻常集合所，所以碰都不敢碰，但是在街上随便和张三李四握手时，并不觉得什么。这实属不合逻辑。因为你怎能知道这张三李四的手没有摸过你所畏如蛇蝎的铜元呢？更坏的是，有时你或许遇到一个咳嗽时常用手帕掩着口部以示卫生，但露出已患肺病气色的人竟也伸出手来和你相握。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习俗实较为科学化，因为中国人不过是握了自己的手拱拱而已。我不知道中国这个习俗从何而起，但从医学卫生的观点说起来，我们不能否认它的长处。

此外对于握手还有感受上和心理上的反对理由。当你将一只手伸出去时，就等于听人宰割。对方可以由着自己的意握得或轻或重，或久或暂。手是人体上感觉最敏锐的器官之一，极易感觉压力，辨其轻重。例如：第一，你所遇到的或许是青年会式Y.M.C.A（基督教青年会）握手。对方一手拍你的肩膀，另一手则握着你的手，重重地抖动一下，直抖得你浑身骨头都几乎脱节。如若这青年会书记也是一位棒球名手（往往是如此），竟可以使被握者啼笑皆非。这种款式的握手，再加上他的坦直、好自我主张态度，简直是等于向你说：“听着，你现在已在我的掌握中，你必须买一张下次开会时的入场券，或答应买一份舍伍德·埃迪（Sherwood Eddy，青年会作者）的小册带回去，我方能放你。”遇到这种情形时，我无非是赶紧掏出皮夹来。

我如挨次列述下去，可以举出许多种轻重不同的握手，从那种漠然无诚意因而毫无意思的握手，到那种伸伸缩缩、微微颤抖、表示畏惧的握手。最后还有那种态度高雅的社会交际花，和人握手时，不过微微伸出指尖，好似不过让你看看她那染色指甲的握手。所以从这种人身的接触，很可以看得出双方关系的深浅亲疏。有几位小说家以为从握手的款式，可以看出其人的性格，如：独断的、退缩的、不诚实的、懦弱的和令人畏惧的重手，都是能一见而辨的。但我极愿省去这种遇到人时即须分析其个性的麻烦，或从他用力的轻重当中，去揣度对我的感情增减的麻烦。

脱帽的习俗更为没有意思，这里面包括许多种极不通情理的礼节。例如女人在礼拜堂，或下午室内茶会时都须戴帽子。这个礼拜堂内须戴帽子的习俗是否和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习俗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我颇疑心它实是起源于盲从圣保罗在礼拜堂中男子不应戴帽而女子须遮没其头部的教训。倘若是如此，则这个习俗简直是基于西方人所弃绝已久的男女不平等的亚洲哲学，这岂不是可笑的矛盾吗？电梯中有女人时，男子须脱去帽子，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简直没有理由可言。这一点，电梯不过是走廊的延长部分，男子既然无须在走廊中脱帽，则何以须在电梯中脱帽？凡是偶然戴着帽子在走廊中行走的人，如若仔细想一想，当即能知道这极没有意义。第二点，电梯和别种行具如汽车之类实在没有什么合于逻辑的分别，一个有良心感觉的人既无须在和女人同坐一辆汽车之中时脱去帽子，又何须禁止他于同样情形时在电梯中戴帽子呢？

总而言之，我们的世界尚是一个缺乏理性的世界，没有一处地方不看到人类的愚钝，从现代国际关系的愚钝直到现代教育制度的愚钝。人类的聪明虽足以发明无线电，但不足以制止战争，将来也是如此。所以我对于许多小节的愚钝，宁可听其自然，而不过旁观暗笑罢了。

九　西装的不合人性

虽然西装已经风行于土耳其、埃及、印度、日本和中国，虽然西装已经成为全世界外交界的普遍服装，但我仍依恋着中国衣服。常有许多好友问我为什么不改穿西装？他们问到这句话，能算是我的知己吗？这等于问我为什么用两足直立。凑巧这两件事正是有相互关系的。下文可以说明我所穿的是世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更何必举出什么理由来呢？凡喜欢在家中穿着土著式长袍，或穿着浴衣拖鞋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人，何需举出不裹扎于令人窒息的硬领、马甲、腰带、臂箍、吊袜带中的理由。西装的尊严，其基础也未必稳固于大战舰和柴油引擎的尊严，并不能在审美的、道德的、卫生的或经济的立场上给予辩护。它所占的高位，完全不过是出于政治的理由。

我所取的态度是矫情的吗？或是我中国哲学已有进步的象征吗？我以为都不然。我取这个态度，富于思想的同辈中国人都和我同感。中国的绅士都穿中国衣服。此外如名成利就的中国高士、思想家、银行家，有许多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有许多则于政治、金融或社会上获得成就立刻改穿中装。他们会立刻回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地位稳固无虑，无须再穿上一身西装，以掩饰他们的浅薄英文智识或他们的低微本能。上海的绑匪绝不会去绑一个穿西装的人，因为他们明知这种人是不值一绑的。你可知道中国现在穿西装者是怎样一些人吗？大学生，赚百元一月薪俸的小职员，到处去钻头觅缝的政治家，党部青年，暴发户，愚人，智力薄弱的人。最后，当然还有那亨利·溥仪，俗极无比地题上一个外国名字，穿上一身西装，还要加上一副黑眼镜，单是这身装束，已足使他丧失一切复登大雅之堂的机会。即使日本天皇拿出全部兵力来帮助他，也不会中用。因为或许可以用种种谎话去欺骗中国人，但绝无法使他们相信一个穿西装戴墨镜的家伙是他们的皇帝。溥仪一日穿着西装，一日用“亨利”为名，则一日不能安坐皇位，而只合优游于利物浦的船坞中罢了。

中装和西装在哲学上不同之点就是，后者意在显出人体的线形，而前者意在遮隐之。但人体在基本上极像猢狲的身体，所以普通应该是越少显露越好。试想甘地只围着一条腰裾时是个什么样子？西装之为物，只有不识美丑者方会说它好。其实呢，“完美的体形世上很少”这句话也是迂腐之谈。你只要到纽约游戏场去一趟，便能看到人的体形是如何美丽。但美点的显露，并不是穿了西装使人一望而知其腰围是三十二英寸或在三十八英寸的说法。一个人何必一定要被人一望而知他的腰围是在三十二英寸呢？如若是一个颇为肥胖的人，何必一定被人知道他腰围的大小，而不能单单自己明白呢？因此，我也相信年在二十到四十之间、身材苗条的女人和身体线形没有被现代不文明生活所毁损的儿童，确是穿西装较为好看。但是叫所有男女不分美丑，都把身体线形显露于别人的眼前，又是另一句话了。女人穿了西式晚礼服的优雅好看，实不是东方的成衣匠所能梦想到的。但一个四十多岁的肥胖妇人，穿了露出背脊的礼服出现于戏院中，其刺目也是西方所特有的景象。对于这样的妇人，中国衣服实较为优容，也和死亡一般使大小美丑一律归于平等。

所以，中国衣服是更为平等的。以上都是关于审美方面的讨论，以下可以谈谈卫生和常识方面的理由。凡是头脑清楚的人，大概都不会矫说硬领——红衣主教黎塞留和瓦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近代英国批评家、作家）时代的遗物——是一种助于健康的东西。即在西方，也有许多富于思想的人屡次表示反对。西方女人的衣服已在这一点上得到了许多以前所不许享受的舒适。但是男人的颈项，依旧被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当做丑恶猥亵、不可见人的部分，认为须遮隐起来，正和腰围大小应尽量显露成一个反比例。这件可恶的服饰，使人在夏天不能适当地透气，在冬天不能适当地御寒，并一年到头使人不能做适当的思想。

从硬领以下，竟是一大篇连续不断同样厉害的加害人类常情的记录。能发明霓虹灯和狄赛尔柴油引擎的聪明西方人，何以竟会缺乏常识到这个地步，至于桎梏人的全身，而仅仅留出一个头部的自由，实令人不解。种种服饰的不近人情无庸一一细说——例如紧绷在身上的内衣裤，妨碍了身体的透气自由，马甲使人连背脊都弯转不来，背带或腰带使人在饥饱不同的时候没有宽紧的分别。其中最不合情理的是马甲，凡略略研究过人体线形者都知道人的胸背两部，除了在身体笔挺的时候之外，是绝不能同时平直的。凡穿过硬胸衬衫的人都从经验知道当身体向前屈时，衬衫必定拱起来。但马甲是假定人的胸背随时都是平直而裁制的，因此令人须将身体时时笔直地挺着。实际上绝没有人能始终维持这个姿势，于是马甲的边沿尖角都因起了绉痕，时时触刺人身。但若是一个肥胖的人，这马甲简直是画了一个突出的弧形线，尽头之处触出空中，再由腰带和裤子接续着向下面渐渐弯去。人类诸发明中，还有比这个更离奇的事物吗？无怪现在已有人在那里发起一种裸体运动，以反抗这束缚人体的离奇东西了。

如若人是四足动物，则腰带还有情理可说，因为还可以如马的肚带一般宽紧随心。但人类已经改为直立的地位，这腰带依旧是假定人是四足动物而制的，正如腹膜肌肉一般根据四足地位完全将它的重量系于背脊骨上。这种不合理的生理配置，使孕妇易于流产——在兽类并无此弊——而男人的腰带也因易于向下脱落，不能不束得极紧，结果是妨碍脏腑的自由活动。

我深信西方人对于身外之物有了更大的进步后，必有一天会对本身所用的物件更费一些心思，而于衣服这件事上变为较近情理。西方男人为了对这件事不肯费力革新，已受了长久的重罪，但西方女人早已于衣服一道上，达到简单和近于情理的地步了。我深信在远期中——近期中尚办不到——男人必会以直立姿势为根据，而终究发展出一种合于情理的衣服，如女人所已经达到的一般。一切累赘的衣带必会被废弃，而男人的衣服必将改为很自然合适地悬挂于两肩的制法；衣服的肩部必不再塞上许多棉花垫高起来，必将改为比现式更舒适像便袍一般的样子。据我的眼光，那时男女服色的区别，必只在男人穿裤，而女人穿裙。至于上半身，则将以同样舒适自在为基本原则了。男人的颈项将和女人一般自由，马甲将被废弃。男人的外褂也将如时下女人的外褂一般的穿法，也将像现在的女人一般以不穿外褂的时候为多。

这个改革当然包括更改衬衫的制法，衬衫将不再是单为穿在里面之用。它的颜色必改为较深的，而可以穿在外面。所用的材料将改为从最薄的绸到最厚的呢绒，以合时令，并改良式样，以求更为美观。外褂可穿可不穿，将以天气的寒暖而不以虚文为标准。因为这一种服色将成为不论到哪里都可以穿着的衣服。为了解除令人难受的腰带和背带，衬衫和裤子将连在一起，穿时只须像现在的女衣一般从头上套进去。腰部的宽紧可以看情形做得大些或小些，以适应身体的肥瘦。

就是现在式样的男服，也未尝不可以保持原式略加改良，即能将腰带或背带废除。它的整个原则是全部重量须悬挂到两肩上去，并均匀分配开来，而不应该借着约束之力紧系于肚皮上面。男人的腰部束缚须加解放，人们须在能领略这个原则时，男人的衣服方有渐渐改变为宽松的长袍的可能。我们现在倘以废除马甲为改革的第一步，只须将衬衫如儿童衣服一般用纽扣扣在裤子上。等到衬衫渐渐变成外衣时，我们即可以改用较好的材料做衬衫，采取和裤子同料同色或相配的颜色。又如我们倘不便把马甲马上废除，则可把马甲和裤子连在一起，以保持其形式。马甲的背部应该改为两条阔带子。此外，马甲即使不和裤子连在一起，腰带或背带也有弃置的方法。我们只须在马甲的反面前后钉上六条带子，前四后二，扣在裤子上，就可以把裤子系住了。因为扣带是在马甲的里面，而马甲是遮在裤子的上面，所以形式上将和现在的束腰带或用背带并无两样。改革一旦实行，人们觉得现在的衣服式样实在不合情理时，他们便会逐步改进，废除马甲，将上下衣裤做成仿佛现在的工人裤子，但较为好看的式样。

在适合时令的调节上，中国衣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近情理。穿西装不论寒暑表低到零摄氏度以下，或高到一百摄氏度以上，总是限于一身内衣裤，一件衬衫，一件外衣，连或不连马甲，但中国衣服可以加减随心。据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中国妇人，看见她儿子打一个喷嚏，即替他加上一件袍子；打两个喷嚏，再加一件；打第三个喷嚏，再加一件。这是西方做母亲的人所办不到的。她到儿子打第三个喷嚏时，恐怕就要手足无措，而只有去请教医生之一法了。我不能不信中国民族所以能够不被肺痨和肺炎所灭尽，全靠那一件棉袍的力量。

十　房屋和内部布置

“房屋”这个名词应该包括一切起居设备，或居屋的物质环境。因为人人知道择居之道，要点不在所见的内部什么样子，而在从这所屋子望出去的外景是什么样子，所着眼者实在于屋子的地位和四周的景物。我常看见上海的富翁，占着小小的一方地皮，中间有个一丈见方的小池，旁边有一座蚂蚁费三分钟即能够爬到顶上的假山，便自以为妙不可言，他不知道住在山腰茅屋中的穷人，竟可以拿山边湖上的全部景物作为自己的私产呢。这两者之间的优劣，简直是无从比拟。山中往往有地位极佳的房子，人在其中能将全部风景收到眼底，无论望到哪里，如遮着山尖的白云，飞过空中的鸟，山泉的琤，鸟喉的清越，种种景色，都等于自己所私有。这就是一个富翁，他的财产之多，远胜于住在城市中的百万富翁。城市中的人也未始不能看见偶尔在空中行过的云，但他绝不会实地去看看，即使看到了，也因这云没有别的景物为衬托，有什么好看的呢？这里的背景是完全不适宜的。

所以中国人对于房屋和花园的见解，都以屋子本身不过是整个环境中一个极小部分为中心观点，如一粒宝石必须用金银镶嵌之后，方能衬出它的灿烂光辉。所以一切人为的痕迹愈少愈妙，笔直的墙垣，应有倒挂的橱藤间节地遮蔽着。一所整方的房屋只合于工厂之用，因为只有工厂才以效用为第一个要件。如若作为住宅，便是大煞风景。依照陈继儒的简明说法，一所最合于中国理想的屋子应该如下：

门内有径，径欲曲；径转有屏，屏欲小；屏进有阶，阶欲平；阶畔有花，花欲鲜；花外有墙，墙欲低；墙内有松，松欲古；松底有石，石欲怪；石面有亭，亭欲朴；亭后有竹，竹欲疏；竹尽有室，室欲幽；室旁有路，路欲分；路合有桥，桥欲危；桥边有树，树欲高；树荫有草，草欲青；草上有渠，渠欲细；渠引有泉，泉欲瀑；泉去有山，山欲深；山下有屋，屋欲方；屋角有圃，圃欲宽；圃中有鹤，鹤欲舞；鹤报有客，客不俗；客至有酒，酒欲不却；酒行有醉，醉欲不归。

房屋必须有独立性方为住屋。李笠翁在他讨论生活艺术的《闲情偶寄》中，有好几处提到居室问题，在序文内曾畅论“自在”和“独立性”两点。我以为“自在”比“独立性”更重要。因为一个人不论有怎样宽大华丽的房屋，里边总有一间他所最喜爱，实在常处的房间，而且必是一间小而朴素，不甚整齐，和暖的房间。所以李笠翁说：

人之不能无屋，犹体之不能无衣。衣贵夏凉冬燠，房舍亦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壮则壮矣，然宜于夏而不宜于冬。登贵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栗，虽势使之然，亦廖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难挟纩故也。及肩之墙，容膝之屋，俭则俭矣，然适于主而不适于宾。造寒士之庐，使人无忧而叹，虽气感之乎，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萧疏，而彼憎岑寂故也。吾愿显者之居勿太高广。夫房舍与人，欲其相称。画山水者有诀云，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使一丈之山，缀以二尺三尺之树，一寸之马，跨以似米似粟之人，称乎？不称乎？使显者之躯能如汤文之九尺十尺，则高数仞为宜；不则堂愈高而人愈觉其矮，地愈宽而体愈形其瘠。如何略小其堂而宽大其身之为得乎？……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譬如人有新衣二件，试令二人服之，一则雅素而新奇，一则辉煌而平易，观者之目，注在平易乎，在新奇乎？锦绣绮罗，谁不知贵，亦谁不见之；缟衣素裳，其制略新，则为众目所射，以其未尝睹也。

李笠翁在他所著的书中，讨论许多关于结构和布置上的要点。所涉及的物事有房屋、窗户、屏、灯、桌、椅、古玩、橱、床、箱、柜，等等。他极富创作思想，对每一件东西都有新颖的议论。他所创作的器具中，有许多种至今为人所乐用。最著名的是他在世时即已有人仿制出售芥子园信笺和窗户板壁的制法。他那部讨论生活艺术的书虽不很为人所知道，但初学画家所奉为圭臬的《芥子园画谱》极为著名。此外《李笠翁十种曲》也很著名。因为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真可谓多才多艺。

他对于床的式样有极新颖的见解。据他说，每次迁入一所新屋时，所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张床。中国式的床大概都有高架可以挂帐子，其本身差不多等于一间小室。里面装置着帐榫床几和屉斗，以便安放书本茶壶鞋袜等零碎物件。李氏以为“床令生花”，就是床上并宜置几盆花草，他的方法是将一只特制的，阔约一尺，高仅二三寸的轻几，从帐顶悬下来。据他的意见，这只花几应该用彩纱包裹，并折成绉纹以像行云。这个几上便可以安放应时的盆花，即使偶缺，或焚龙涎香的炉，或佛手木瓜，以取其香。据他的意见：

若是，则身非身也，蝶也，飞宿眠食，尽在花间。人非人也，仙也，行起坐卧，无非乐境。予尝于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腊梅之香，咽喉齿类，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世间矣。既醒，语妻孥曰：“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世之福乎？”妻孥曰：“久赋常贫，未必不由于此。”此实事，非欺人语也。”

李氏的发明中，在我看来，当以窗户的制法为最杰出。他曾发明“扇面窗”（湖上游艇所用）和“梅花窗”。中国人的习俗，扇面上都有书画，并有人癖嗜收集这种旧扇面，订成册页。扇面窗之制即取意于此。所以李氏以为游艇如安上扇面式的窗子，则艇中人从船窗观望两岸的景物，两岸的路人由船窗窥望艇中人的动作，都像在观看扇面画了。因为窗子之为物，其要点即在能任人从其中看得见外面的景物，正如我们所谓眼睛乃是灵魂的窗户。所以据李氏说起来，窗子的制法应以能在最有利的地位，望见最优美的景物为主。因而可以假借室外的风景，以补充室内自然成分的缺乏。他说：

坐于其中，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象，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

予又尝作观山虚牖，名“尺幅窗”，又名“无心画”。姑妄言之，浮白轩中，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舟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盖因善塑者肖予一像，神气宛然，又因予号笠翁，顾名思义，而为把钓之形。予思既执纶竿，必当坐之矶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遂形此窟以居之。是此山原为像设，初无意于为窗也。

后见其物小而蕴大，有“须弥芥子”之义，尽日坐观，不忍阖牖，乃瞿然曰：是山也，而可以作画；是画也，而可以为窗；不过损予一日杖头钱，为装潢之具耳。遂命童子裁纸数幅，以为画之头尾，乃左右镶边。头尾贴于窗之上下，镶边贴于两旁，俨然堂画一幅，而但虚其中，非虚其中，欲以屋后之山代之也。坐而观之，则窗非窗也，画也，山非屋后之山，即画上之山也。不觉狂笑失声，妻孥群至，又复笑予所笑。而“无心画”“尺幅窗”之制，从此始矣。

李氏对桌椅橱柜，也别有心裁。这里我只能提及一件他所发明的冬天所用的暖椅，凡是没有相当取暖设备的室中，这是一件很实用的器具。其制法是一张长椅，下面连着一个火柜。椅子的两旁各有一个高如矮桌的活动木架，可以随意旋转到椅子的正面，搁上一块板，当做桌子。火柜里有屉斗，以便置放炭盆。在这套桌椅上可以读书写字，坐卧随心。据李氏说，这暖椅每天只费炭四块，早晨加两块，下午再加两块，即可使坐者整天和暖舒服。“这椅子只须穿上两根杠子，便成一乘轿子，可供出门的代步。冷天坐着时，两足既不致受凉，而且可以随意在轿中吃喝。这椅子到了夏天，也可以改为凉椅。其法是将一只水缸安在椅背后，注满凉水，以取其凉意。

西方人已发明各种可以旋转的，可以折叠的，高矮大小可以调节的床椅和剃头椅，但是他们从没有想过创作可以拼拆的桌几和古玩架。这件东西在中国早已发明，并且制作极为精巧。可以拼拆的桌几名叫“燕几”，其制法的原则类于西方儿童所玩的积木，将一方方木块拼搭成种种物形。一幅七件的“燕几”，可以拼出正方长方或丁字形等的式样，多至四十余种。

还有一种名为蝶几。其中每一只几形状不是方的，而是三角形或菱形的，所以拼合起来，又可以拼成许多另外的式样。燕几大都供宴饮或抹牌之用，有时当中并留出一些空闲，以置放烛台。蝶几则既供饮宴抹牌之用，也可当做花盆架子，因为花盆架子本以式样不一为宜。这种蝶几每副共有十三件，可以拼成方形、长方形、菱形等，中间或留或不留空地。拼搭的方法并不一定，全看主妇的巧思去变化。

东西方主妇对于室内位置，大都欢喜时常变更式样，因此这类可以供她们欲望的需要。这种几桌所拼成的式样都是极为摩登式的，因为摩登器具都注意轮廓线简单化。而中国器具本来就是如此的。拼搭的艺术似乎就在轮廓线的简单化中求得各种不同的式样，我曾看见过一只古式花盆架，它的脚不是笔直而是半当中弯曲的。即以方桌和圆桌而言，做的时候即可分做成半圆形的两只，或分做成三角形的两只。如此拼起来时是一个圆桌或方桌，可供饮宴或抹牌之用。不用时，即可拆开来放在墙边，当做书架或花盆架。两只三角形的蝶几，倚墙并排摆在一处，看过去便好似从墙中凸出来的两座尖山。抹牌时所用的桌子，其大小都可以随人数的多寡而定。茶点宴饮时所用的桌子，可以随意拼成丁字形、马蹄形，或S形。如在较小的房间中，大家坐在这种式样的桌子上吃饭，岂不更为有趣？中国江苏省常熟地方现在有一种照可以拼拆原则而制造的“匡几”。可以分拆的书架在西方也很普通，但常熟式的特点是在不用时可以依着大小的次序一个一个地套进去，而只成如衣箱大小一般的一个箱子。这书箱叠好时，很像一具极新式的书橱，但分开来时可以拼成许多个大小不一的书橱，其最小的长只尺余，可以置放在几上或枕边，拼叠的式样因此可以随时变更，以免多看了令人讨厌。

中国人对室内布置好像集中于两个观念：简单和空阔。凡是布置很讲究的房间，家具必不甚多，木料必是柚木，而打磨必极光亮，轮廓线必极简单，而大多必是圆角。柚木器具必须用手工打磨，其精工与否可判别价值的高下。室中一面靠墙处大概安一张半桌，上面放一只胆瓶。墙角边大概安着几个花盆架或古玩架，高矮不一，或安几只老树根所雕成的小矮凳。另一面墙边大概安一个书橱或古玩橱，式样必极曲折玲珑，极为摩登。墙上大概挂一两幅字画，字必雄劲，画取远淡空灵，而室中也须如这画一般空灵。中国的房屋中最特出之点是用石板所铺成的院子，效用和西班牙式房屋的走廊相同，是平和幽静安宁的象征。

第十章
享受大自然

一　乐园已经丧失了吗

在这个行星上的万物之中，植物类根本谈不上对大自然有取什么态度的可能。所有的动物类也差不多全数没有取什么态度的可能。但其中竟有这么一个人类，会自有意识，并能意识到四周的环境，因而能够对它取一种态度，实在是一桩极奇怪的事情。人因为有智慧，便开始对宇宙发生疑问，开始对它的秘密探索，对它的意义开始寻求。他们对宇宙，同时有一种科学的和道德的态度。科学界人士注意寻求本人所生活的地球里外的化学合质，其四周空气的厚薄，辐射于上层空气的宇宙光线的多少和性质，山和石的组成，以及一般的支配、生命的定律。这种科学的兴趣和道德的态度固也有一种联系，但在它的本身，不过是单纯的求知欲和探索欲罢了。在另一方面，道德的态度便有许多差异。某些人是想和大自然融协和谐，某些人是想征服或统治和利用大自然，而某些人是高傲地贱视大自然。这个对自己的星球之高傲的贱视态度，乃是文明的一种奇特产物，尤其是某种宗教的奇特产物。这种态度起源于《失乐园》那个虚构的故事。所奇者是：这个故事不过是太古时代一种宗教传说的产物，现在竟会很普遍地被人信以为真。

对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从来没有人发过疑问。总而言之，这个伊甸园是何等的美丽，而现在这个物质宇宙又是何等的丑恶。其实呢，自从夏娃亚当犯了罪之后，花树难道已不开花了吗？上帝难道因了一人犯罪，已诅咒苹果而禁止了它的结果吗？或他已决定将这花的颜色改为较灰暗而不像以前的鲜艳吗？百灵鸟、夜莺和鹨鸟难道已停止了它们的鸣叫吗？山顶难道已经没有了积雪，湖中已经没有了倒影吗？难道今日已经没有了日落时的红霞，没有了虹霓，没有了笼罩乡村的烟雾，没有了瀑布流泉和树荫吗？所以“乐园”已经“丧失”，我们现在是住在一个丑恶的宇宙中的神话，究竟是哪一个捏造的呢？我们真是上帝的忘恩负义的不肖儿女。

关于这个不肖的孩子，我们可以设一个寓言如下：从前有一个人，姓名姑且慢慢发表，他跑到上帝那里诉说，这个星球于他还不够好，要上帝给他一个珠玉为门的天堂。上帝先指着天空中的月亮，问他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玩具吗？”他摇摇头说，他连看都不要看。上帝又指着远远的青山，问他说：“这不是很美丽的景物吗？”他回说：“太平淡无奇。”上帝又将兰花和三色花指给他看，叫他伸手摸摸花瓣是如何的软骨，并问他说：“这颜色的配合岂不悦目吗？”他爽直回说：“不。”上帝是无穷忍耐的，于是带他到水族动物池里，指着各种各色的热带鱼给他看，问他是不是觉得有趣。上帝又带他到一个树荫之下，用法力吹起一阵微风，问他是否觉得是一种享受？他回说：“并不觉得。”上帝又带他到一处山边的湖畔，指出水中的微波，松林中的风过声，山石的幽静和湖光的反映给他看，但他依然回说，这些物事并不能提起他的兴致。至此，上帝以为这个他所手创的生物必是一个性情不很和善，而喜看较为刺激性事物的人，所以就带他到洛基山的顶上，到美国西部的大峡谷让他看那些挂满钟乳、生满石笋的山洞，那些喷泉沙岗，那些沙漠中的仙人掌，到喜马拉雅山看雪景，到扬子江看三峡，到黄山看花岗石峰，到尼亚加拉看瀑布，再问他说，我岂不是已尽其可能将这个星球变为可以悦耳目，可以充肚腹的美丽世界吗？但是那个人依然向上帝吵着要一个珠玉为门的天堂，说这个星球在他还觉得是不够好。“你这个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畜生，”上帝斥他说，“如此的星球，你还觉得不够好吗？很好，我将要送你到地狱里去，让你看不到行云和花树，听不到流泉，将你幽囚到命终之日。”于是上帝立即送他去住在一座城市中的公寓里边。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基督徒。这个人的欲望显然很难满足。上帝是否能够另造一个使他满足的天堂？实在是一个疑问。即使造了出来，然而以他这种大富豪式心性，恐怕到了这个珠玉为门的天堂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又会感到厌倦，而上帝也将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去满足这个不肖孩子的欲望了。现在我们大概都须承认现代的天文学，由于不断的探索整个可以看得到的宇宙，结果已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天堂。如若不然，则我们所梦想的天堂势必须占着空隙；既须占着空隙，则势必在苍穹里的星中，要不必在群星之间的空虚中。这天堂既然是在有月亮或没有月亮的星球中，那么我就想象不出这天堂怎样会比我们的地球更好。这天堂的月亮或许不止一个而有许多个，如粉红色的、紫色的、碧色的、绿色的、橙黄色的、水蓝色的、土耳其玉色的，此外或许还有更多的虹霓，但我颇疑惑看见两个月亮尚会讨厌的人，看见这许多月亮时，将更易于讨厌。难得看见雪景或虹霓尚会讨厌，常常看见更美丽的虹霓将更易于讨厌了。这天堂之中，或许将有六个季节而不是四个，将同样有春夏和日夜的交替，但我看不出这里边将有什么分别；如若一个人对地球上的春夏季节不感兴趣，又怎会对天堂中的春夏季节感到兴趣呢？我说这番话或许是极愚笨的，也许是极聪明的，但我总不能赞同佛教徒和基督徒以出世超凡思想所假设的虚无缥缈完全属于精神的天堂。以我个人而言，我宁愿住在这个地球，而不愿住在别个星球上。绝对没有一个人能说这个地球上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倘若一个人对于许多的气候和天空颜色的变化、许多随着月令而循环变换的鲜花依然不知满足，还不如赶紧自杀，而不必更徒然地去追寻一个或许只能使上帝满足而不能使人类满足的可能天堂了。

照着眼前可见的事实而言，大自然的景物声音气味和滋味，实在是和我们的看听闻吃器官具有一种神秘的和谐。这宇宙的景物声音和气味和我们的感受器官的和谐是如此完美这件事，使伏尔泰所讥笑的“宇宙目的论”有了一个绝好的论据。但我们不必一定都做“宇宙目的论”者。上帝或许会请我们去赴他的筵席，或许不请。中国人的态度是不问被邀请与否，总去赴席。菜肴既是这样的丰盛，而我们适又饥饿了，不吃也是呆子。尽管让哲学家去进行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探讨，让他们去研究我们是否在被邀请之列，但聪明人必会在菜肴未冷之前，动手去吃，饥饿和好的常识常是并行的。

二　论宏大

大自然本身永远是一个疗养院，即使不能治愈别的病患，至少能治愈人类的“自大狂”症。人类应被安置于“适当的尺寸”中，并须永远被安置在用大自然做背景的地位上，这就是中国画家在所画的山水中总将人物画得极渺小的理由。在中国的《雪后观山》画幅中，那个观望山中雪景的人被画成粗看竟寻不到的尺寸，必须要仔细寻找方能觅到。这个人蹲身在一棵大松树下，在这十五英寸高的画面中，他身体的高度不过一英寸而已，而且全身不过寥寥数笔。又有一幅宋画，画着四个高士游于山野之间，举头观看头顶上如伞盖般的大树。一个人能偶尔觉得自己是十分渺小的，于他很有益处……所以许多中国人都以为游山玩水有一种化积效验，能使人清心净虑，扫除不少妄想。

人类往往易于忘却他实在是何等的渺小无能。一个人看见一座百层大厦时，往往会自负。治疗这种“自负症”的对症方法就是：将这所摩天大厦在想象中搬置到一座渺小的土丘上去，而习成一种分辨何者是伟大、何者不是伟大的更真见解。我们所以重海洋，是在它的广浩无边，重山岭是在它的高大绵延。黄山有许多高峰都是成千尺的整块花岗石从地面生成，连绵不绝长达半里多。这就是使中国画家的心灵受到感动的地方。它的幽静，它的不平伏的宏大和它那显然的永在，都可说是使中国人爱好画石的理由。一个人没有到过黄山绝不会相信世上有这么样的大石，十七世纪有一个“黄山画派”，即因爱好这种奇石而得名。

在另一方面，常和大自然的伟大为伍，当真可以使人的心境渐渐也成为伟大。我们自有一种把天然景色当做活动影片看的法子，而得到不亚于看活动影片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天边的乌云当做剧台后面的布景看，而得到不亚于看布景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山野丛林当做私人花园看，而得到不亚于游私人花园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奔腾澎湃的巨浪声音当做音乐听，而得到不亚于听音乐的满足；自有一种把山风当做冷气设备，而得到不亚于冷气设备的满足。我们随着天地之大而大，如中国一流的浪漫派才子刘伶所谓“大丈夫”的“以天地为庐”。

我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景物是某晚在印度洋上所见。这景物的场面长有百里，高有三里。大自然表现了半小时的佳剧。有巨龙、雄狮等接连在天边行过——狮子昂首而摇，狮毛四面飘拂；巨龙婉转翻身，奋鳞舞爪——有穿着灰白色军服的兵士，戴有金色肩章的军官，排着队来往不绝，倏而合队，倏而退出。在这军队彼此追逐争战时，场面上的灯光忽而变换，白衣服的兵士忽而变为黄衣服，灰色衣服忽而变为紫衣服。至于背后的布景，则一忽儿已变为耀眼的金黄色。再过一刻，这大自然的“舞美师”渐渐将灯光低暗下去，紫衣服的兵士吞没了黄衣服的而渐渐变为深紫和灰色。在灯光完全熄灭之前的五分钟，又显现出一幅令人咋舌的惨怖黑暗景象。看这出生平所仅见的伟大的戏剧，我并没有花费分文。

这星球上面还有幽静的山，都是近乎治疗式的幽静。如幽静的峰、幽静的石、幽静的树，一切都是幽静而伟大的。凡是环抱形的山都是一所疗养院，人居其中即好似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虽不信基督教，但我确信伟大年久的树木和山居，实具有精神上的治疗功效，并不是治疗一块断骨或一方受着传染病的皮肤的场所，而是治疗一切俗念和灵魂病患的场所。

三　两个中国女子

享受大自然是一种艺术，因人的性情个性而异其趣，并且如别种艺术一般，极难于描写其中的技巧。其中一切都需出于自动，都需出于艺术天性的自动。所以在某一时候怎样去享受一树一石或一景，并无规则可定，因为没有景致是相同的。凡是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必有人教他，即会知道怎样去享受自然。哈夫洛克·蔼理斯（Havelock Ellis）和凡·德·威尔德（Van der Velde，十九世纪末比利时杰出的设计家）说，夫妇在闺房静好之中，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是没趣的，绝不是可以用章程来规定的事情。这句话，实在是不朽之论。享受大自然中也同样如此。最好的探讨方法大概还是：从具有这种艺术天性的人们的生活中去研究爱好大自然。梦见一年以前所看到的一个景致，忽然想到一个地方去的愿望——这些都是突然而来的事情。凡有艺术天性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显出这个天性。凡真能享受大自然的作家，都会丢开他已定的纲要，而去自由地描写一场美丽的雪景或一场春天的晚景。新闻家和政治家的自传中，大都充满着过去经验的回忆，但是文学家的自传文中，应多谈一个快乐的夜里，或一次和几个朋友到一个山谷里去游玩的回忆。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和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自传都是令人失望的。他们何以竟会将一生中的经历轻重倒置？真令人不解。他们所提到的，无非是人，人，人，而丝毫没有提到花鸟山丘和溪流。中国文人的回忆文字和他们的信札在这一点上便不同了。信札中最重要的事情每每是告诉他的朋友一个晚上在湖上的经过，或在自传中记录他生平所认为快乐的一天和这天的经过。中国作家至少有很多个都喜爱记录夫妇闺房乐趣的回忆。其中冒辟疆所著的《影梅庵忆语》，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和蒋坦的《秋灯琐忆》，更是极好的例子。冒沈二书是在夫人去世后所著，蒋书则是在夫人尚在的时候老年所著。我这里当先行引用《秋灯琐忆》中的几句话，书中主人公是作者的夫人秋芙，再引几段《浮生六记》中的话，书中主人公是作者的夫人芸娘。这两个女子虽不是极有学问的人或大诗家，但她们都有适当的性情。这并无关系，我们不必着眼于写出可传诸万世的好诗，只需学会怎样用诗句去记录一件有意义的事件、一次个人的心境，或用诗句来协助我们享受大自然。

甲　秋芙

秋芙每谓余云：“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一二年。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

秋月正佳，秋芙命雏鬟负琴，放舟两湖荷芰之间。时令自西溪归，及门，秋芙先出，因买瓜皮迹之。相遇于苏堤第二桥下，秋芙方鼓琴作《汉宫秋怨》曲，余为披襟而听。斯时四山沉烟，星月在水，琤琮杂鸣，不知天风声环佩声也。琴声未终，船唇已移近漪园南岸矣，因叩白云庵门，庵尼故相识也。坐次，采池中新莲，制羹以进，色香清冽，足沁肠腑，其视世味腥膻，何止薰莸之别。回船至段家桥，登岸，施竹簟于地，坐话良久。闻城中尘嚣声，如蝇营营，殊聒人耳。其时星斗渐稀，潮气横白。听城头更鼓，已沉沉第四通矣，遂携琴刺船而去……

秋芙所种芭蕉，已叶大成阴，荫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俱碎。一日，余戏题断句叶上云：

是谁多事种芭蕉？

早也潇潇，

晚也潇潇！

明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

是君心绪太无聊！

种了芭蕉，

又怨芭蕉！

字面柔媚，此秋芙戏笔也。然余于此，悟入正复不浅。

夜来闻风雨声，枕簟渐有凉意。秋芙方卸晚妆，余坐案旁，制《百花图记》未半，闻黄叶数声，吹堕窗下，秋芙顾镜吟曰：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

余怃然云：“生年不满百，安能为他人拭涕？”辄为掷笔。夜深，秋芙思饮，瓦铞温暾，已无余火，欲呼小鬟，皆蒙头户间，为趾离召去久矣。余分案上灯置茶灶间，温莲子汤一瓯饮之。秋芙病肺十年，深秋咳嗽，必高枕始得熟睡。今年体力较强，拥髻相对，常至夜分，殆眠餐调摄之功欤？

余为秋芙制梅花画衣，香雪满身，望之如绿萼仙人，翩然尘世。每当春暮，翠袖凭栏，鬓边蝴蝶，犹栩栩然不知东风之既去也。

秋芙好棋，而不甚精。每夕必强余手谈，或至达旦。余戏举竹坨词云：“簸钱斗草已都输，向持底今宵偿我？”秋芙故饰词云：“君以我不能胜耶？请以所佩玉虎为赌。”下数十子，棋局渐输，秋芙纵膝上猫儿搅乱棋势。余笑云：“子以玉奴自况欤？”秋芙嘿然，而银烛荧荧，已照见桃花上颊矣。自此更不复棋。

去年燕来较迟，帘外桃花，已零落殆半，夜深巢泥忽倾，堕雏于地，秋芙惧为猫儿所攫，急收取之，且为钉竹片于梁，以承其巢。今年燕子复来，故巢犹在，绕屋呢喃，殆犹忆去年护雏人耶？

虎跑泉上有木樨数株，偃伏石上。花时黄雪满阶，如游天香国中，足怡鼻观。余负花癖，与秋芙常煮茗其下。秋芙拗花簪鬓，额上发为树枝梢乱，余为蘸泉水掠之。临去折花数枝，插车背上，携入城闉，欲人知新秋消息也。

乙　芸

（按：在《浮生六记》中，一个不出名的文学家描写他夫妇的闺房中琐事的回忆。他俩都是富于艺术性的人，知道怎样尽量地及时行乐。文字极其自然，毫无虚饰。我颇觉得芸是中国文学中所记的女子中最为可爱的一个，他俩的一生很凄惨，但也很放荡，是心灵中所流露出来的真放荡。他俩以享受大自然为怡情悦性中必不可少的事件。以下三节描写他俩怎样度那快乐的牛郎织女相会节和中元节，以及怎样在苏州过夏。）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一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尽月沉，撤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避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乃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白：“我笑君子爱小人耳。”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唯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悚。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这书中可算是充满着美丽风雅，流露着对大自然的爱好。以下这段在苏州过夏的记录可见一斑：

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沧浪风景，时切芸怀。

有老妪居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巅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妪偶言及，芸神往不置。

越日至其地，屋仅二间，前后隔而为四，纸窗竹榻，颇有幽趣。老妪知余意，欣然出其卧室为赁，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于是禀知吾母，挈芸居焉。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殷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偿其价不受，芸做鞋报之，始谢而受。时方七月，绿树荫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荫深处。

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妪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叹！

四　论石与树

现在的事情，真使我莫名其妙。房屋都是造成方形的，整齐成列。道路也是笔直的，并且没树木。我们已不再看见曲径、老屋和花园中的井，城市中即使有两处私人花园，也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我们居然已做到将大自然推出我们生活之外的地步。我们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子，房屋的尽处即算是屋顶，只要合于实用，便算了事，营造匠人也因看得讨厌而马虎完事。现在的房屋，简直像一个没有耐心的小孩用积木所搭成的房子，在没有加上屋面，尚未完成时，即已觉得讨厌而停工了。大自然的精神已经和现代的文明人脱离。我颇以为人类甚至已经企图把树木也文明化起来，只需看一看大道旁所植的树就知道：株数间隔何等整齐，还要把它们消一下毒，并且用剪子修整，使它们显出我们人类所认为美丽的形式。

我们现在种花，每每种成圆形，或星形，或字母形。如若当中有一株的枝叶偶尔横叉出齐整线之外，我们便视之如西点军校（West Point）学兵操练当中有一个学兵步伐错误一般可怕，赶紧要用剪子去剪它下来。凡尔赛所植的树，都是剪成圆锥形，一对一对极匀称地排列成圆形或长方形，如兵式操中的阵图一般。这就是人类的光荣和权力，如同训练兵丁一般去训练树木的能力。如若一对并植着的树高矮上略有参差，我们便觉得非剪齐不可，使它不至于扰乱我们的匀称感觉、人类的光荣和权力。

所以，当前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去要回大自然、将大自然依旧引进人类的生活里边？这是一个极难于措置的问题。人们都是住在远离泥土的公寓中，即使他有着最好的艺术心性，将何从去着力呢？即使他有另租一间房屋的经济实力，但这里边怎样能够种植出一片草场，或开一口井，或种植一片竹园呢？一切的一切都是极端的错误，都是无从挽回的错误。除了摩天大厦，和夜间成排透露灯光的窗户之外，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欣赏的东西呢？一个人越多看这种摩天大厦和夜间成排透露灯光的窗户，便会越自负人类文明的能力，而忘却人类本是何等渺小的生物。所以我只能认这个问题为无解决的可能，而搁在一旁。

所以，第一步我们须使每个人有很多的空地。不论什么借口，剥夺人类土地的文明总是不对的。假使将来产生一种文明，能使每个人都有一亩的田地，他才有下手的机会。他就可以有着自己所有的树，自己所有的石。他在选择地段的时节，必去选原有大树的地方。倘若果真没有大树，他必会赶紧去种植一些易于生长的树，如竹树、柳树之类。他不必再将鸟养在笼中，因为百鸟都会自己飞来。他必会听任青蛙留在近处，并且留些蝎子、蜘蛛。那时他的儿童才能在大自然中研究大自然，而不必从玻璃柜中去研究。儿童至少有机会去观察小鸡怎样从鸡蛋中孵出来，而对于两性问题不会再和那波士顿高等家庭中儿童一般一窍不通了。他们也有了机会可以看见蝎子和蜘蛛打架，他们的身上将时常很舒服地污秽了。

我在上文已经提过中国人的爱石心性，这就可以解释中国人都喜欢山水画的理由。但这解释还不过是基本的，尚不足以充分说明一般的爱石心理。基本的观念是石是伟大的、坚固的，暗示一种永久性。它们是幽静的、不能移动的，如大英雄一般的具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它们也是自立的，如隐士一般脱离尘世。它们也是长寿的，中国人对于长寿的东西都是喜爱的。最重要的是：从艺术观点看起来，它们就是魁伟雄奇，峥嵘古雅的模范。此外还有所谓“危”的感想，三百尺高的壁立巉岩总是奇景，即因它暗示着一个“危”字。但应该讨论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一个人绝不能天天跑到山里去看石，所以必须把石头搬到家中。凡是花园里边的垒石和假山，布置总以“危”为尚，以期模仿天然山峰的峥嵘。这是西方人到中国游历时所不能领会了解的。但这不能怪西方人，因为大多数假山都是粗制滥造、俗不可耐，不能使人从中领略到真正的魁伟雄奇意味。用几块石头所叠成的假山，大都用水泥胶粘，而水泥的痕迹往往显露在外。真正合于艺术的假山，应该是像画中之山石一般。假山和画中山石所留于人心的艺术意味无疑地是相类而联系的，例如，宋朝的名画家米芾曾写了一部关于观石的书，另一宋朝作家曾写了一部石谱，书中详细描写几百种各处所产合于筑假山之用的石头。这些都显示宋代名画家时代，假山已经有了很高度的发展。

和这种山峰巨石的领略平行的，人类又发展了一种对园石的不同的领略，专注于颜色纹理面皱和结构，有时注意于击时所发出的声音。石愈小，愈是注意于结构和纹色。有许多人对集藏各种石砚和石章的癖好更增长了这一方面发展。这两种癖好被许多中国文士当做日常的功课。于是纹理细腻、颜色透明鲜艳成为最重要之点，再后，又有人癖好玉石所雕的鼻烟壶，情形也是如此。一颗上好的石章或一个好的鼻烟壶，往往可以值到六七百块钱。

要充分领略石头在室内和园内的用处，我们须先研究一下中国书法。因中国书法专在抽象的笔势和结构上用工夫，好的石块，一方面固然应该近乎雄奇不俗，但其结构更为重要。所谓结构并不是要它具着匀称的直线形、圆形或三角形，而应是天然的拙皱，老子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常称赞不雕之璞。我们千万不可粉饰天然，因为最好的艺术结晶也和好的诗文一般须像流水行云的自然，如中国评论家所谓不露斧凿之痕。这一点可以适用于艺术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领略的是不规则当中的美丽，结构玲珑活泼当中的美丽，富家书房中常爱设用老树根所雕成的凳子，即是出于这种领略的观念。因此，中国花园中的假山大多是用未经斧凿的石块所叠成，有时是用丈余高的英石峰，有时是用河里或山洞里的石块，都是玲珑剔透，极尽拙皱之态的。有一位作家主张：如若石中的窟窿恰是圆形的，则应另外拿些小石子粘堆上去以减少其整圆的轮廓。上海和苏州附近花园中的假山大都是用从太湖底里所掘起的石块叠成的，石上都有水波的纹理，有时取到的石块如若还不够嵌空玲珑，则用斧凿修琢之后，依旧沉入水中，待过一两年后，再取出来应用，以便水波将斧凿之痕洗刷净尽。

对于树木的领略是较为易解的，并且当然是很普遍的。房屋的四周如若没有树木，便觉得光秃秃的如男女不穿衣服一般。树木和房屋之间的分别，只在房屋是造成的，而树木是生长的，凡是天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总比人力造成的更为好看。为了实用上的便利，我们不能不将墙造成直的，将每层房屋造成平的。但在楼板这件事上，一所房屋中同层各房间的地板，其实并没有必须在同一水平线上的理由。不过我们已不可避免地偏向直线和方形，而这种直线和方形非用树木来调剂便不美观。此外在颜色设计上，我们不敢将房屋漆成绿色，但大自然敢将树木漆成绿色。

艺术上的智慧在于隐匿艺术。我们都是太好自显本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清代的阮元。他于巡抚浙江的任上，在杭州西湖中造了一个小屿，即后人所称的“阮公屿”。这屿上并没有什么建筑，连亭子碑柱等都没有，他在这件创作上完全抹去了个人。现在这阮公屿依然峙立在西湖的水中，是约有百码方圆的一方平地，高出水面不过尺余，地上所有的不过是青葱飘拂的柳树。如在一个烟雾迷离的日子去远望这屿，你便能看到它好似从水中冉冉上升，杨柳的影子映在水中，冲破了湖面的单调，而使它增加了风韵。所以这阮公屿是和大自然完全和谐的。它不像那美国留学生回国后所造的灯塔式纪念塔般，令人看了触眼。这纪念塔是我每看见一次便眼痛一次的，我曾公开地许愿，我如若有一天做了强盗头而占据杭州，我的第一件行动便是用大炮将这个纪念塔轰去。

在数千百种的树木中，中国名士和诗人觉得有几种的结构和轮廓由于从书法家的观点上具着种种特别的美处，所以尤其宜于艺术家的欣赏。这就是说，虽然凡是树木都是好看的，但其中某某几种更是具着特别的姿势或风韵。所以他们特把这几种树木另提出来，而将它们联系于各种的指定感情。例如：橄榄树不如松树的峥嵘，杨柳虽柔媚但并不雄奇。有少数几种树木是常见于画幅和诗歌中的，其中最杰出的，如松树的雄伟，梅树的清奇，竹树的纤细令人生家屋之感，杨柳的柔媚令人如对婀娜的美女。

对松树的欣赏，或许可算最惹人注意和最具着诗的意义，它比别的树更能表征行为高尚的概念。因为树木也有最高尚和不高尚之别，也有雄奇和平淡之别，所以中国艺术家常称美松树的雄伟，如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称美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伟大。在树木之中，想向杨柳去求雄伟，其徒然无效正如在诗人之中想向斯威本（Swinburne）去求雄奇。

美丽的种类种种不一：如柔和之美、优雅之美、雄伟之美、壮严之美、古怪之美、粗拙之美、力量之美、古色古香之美。松树就因为具着这种古色古香的性质，所以在树木中得到特别的位置。正如隐居的高士，宽袍大袖、扶着竹杖在山径中行走，而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般。李笠翁因此曾说，坐在一个满植杨柳桃花的园中，而近旁没有松树，就等于坐在儿童女子之间，而旁边没有一个可以就教的老者一般。中国人也为了这个理由，于爱松之中尤爱松之老者，越老越好，因为它们更其雄伟。和松树并立的是柏树，也是以雄奇见称。它的树枝都是弯曲虬缠而向下的，向上的树枝象征少年和热望，而向下的树枝象征俯视年轻人的老者的佝偻姿势。我曾说过，松的可爱处是在艺术上意义更深长，因为它代表幽静雄伟和出世，正和隐士的态度相类。这个可爱处常和玩石、在松下徘徊的老人联系在一起，如在中国画中所见的一般。当一个人立在松树下向上望时，心中会生出它是何等苍老、在宁静的独立中何等快乐的感想。老子说，石块无言，苍老的松树也无言，只是静静沉着地立在那里俯视世界，好似觉得已经阅历过多少人事沧桑，像有智慧的老人一般无所不晓，不过从不说话。这就是它神秘伟大的地方。

梅树的可爱处在于枝干的奇致、梅花的芬芳。诗人于欣赏树木时，常以松、竹、梅为寒冬三杰而称之为“岁寒三友”。因为竹和松是长青树，而梅在冬末春初时开花，所以梅树特别象征品质的高洁，一种寒冷高爽中的纯洁。它的香味是一种冷香，天气越冷，它越有精神。它也和兰花一样表征幽静中的风韵。宋代的隐居诗人林和靖曾以“梅妻鹤子”自傲。遗迹现在依旧在西湖的孤山，他墓旁还有一座鹤冢，每年诗人和名士去凭吊者很多。梅树的姿态和芬芳的可爱处，中国有一句古诗描写最好。那句诗是：

暗香浮动月黄昏

后来的诗人都认为这七个字已经尽了梅花的美处，更不能有所增减。

人的爱竹，爱的是干叶的纤弱，因此植于家中更多享受。它的美处是一种微笑般的美处，所给我们的乐处是一种温和的乐趣。竹以瘦细稀疏为妙，因此两三株和一片竹林同样可爱，不论在园中或画上。因为竹的可爱处在纤瘦，所以画在画上时只须两三枝即已足够，正如画梅花只须画一枝。纤瘦的竹枝最宜配怪石，所以画竹时，旁边总画上几块皱瘦玲珑的石头。

垂杨柳极易于生长，河边岸上也可以种植，这树象征女性的绝色美丽。张潮即因此认垂杨柳为世上四种最感人的物事之一，而说：“柳令人感。”中国美人的细腰，中国的舞女穿着长袖宽袍于舞时都模拟着柳枝在风中回旋往复的姿势。因为柳树极易生长，中国有许多地方数里之中遍地是柳，当阵风吹过之时，便能激起所谓“柳浪”。此外黄莺和蝉都最喜欢栖于柳树，图画中画到杨柳时，每每都画上几只黄莺和蝉以为点缀，所以“西湖十景”中，有一处的名称即是“柳浪闻莺”。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种可爱的树木，如梧桐树因树皮洁净，可以用小刀刻画诗词，而为人所爱。也有人喜爱盘绕在树根或山石上的巨藤，它们回环盘绕，和大树的直干适成一种对比。有时这种巨藤很像一条龙，于是称它为“卧龙”，横斜弯曲的老树枝干，也因为这个理由为人所爱。苏州太湖边的木渎地方有四棵老柏，其名为“清”“奇”“古”“怪”。“清柏”的干很直，上面的枝叶四面铺张开来的如同伞形。“奇柏”横卧地上，树干有三个弯曲如Z形。“古柏”光皮秃顶，伸着半枯的树枝同人的手指一样。“怪柏”自根而上树干扭绞如同螺旋一般。

最重要的是爱树木，不单是爱树木本身，而连带爱着其他的天然物事如：石、云、鸟、虫和人。张潮曾说：“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于爱树木之中连带爱着树上的鸟声；爱石之中连带爱着石旁的蟋蟀声。因为鸟必在树上，蟋蟀必在石旁方肯鸣叫。中国人喜爱善鸣的蛙、蟋蟀和蝉，更胜于爱猫、狗或别种家畜。动物之中，只有鹤的品格配得上松树和梅花。因为鹤也是隐逸的象征，一个高人看见一只鹤，甚至一只鹭，白而洁净，傲然独立于池中时，他便会期望自己也化成一只鹤。

郑板桥在写给他弟弟的信中，有一段论到不应该将鸟儿关在笼中，最能表现出人类怎样去和大自然融合而得到快乐（因为动物都是快乐的）的思想：

五　论花和折枝花

现在的人对于花和插花的爱好这件事，似乎都出以不经意。其实呢，要享受花草也和享受树木一般，须先下一番选择工夫，分别品格的高低，而配以天然的季节和景物。就拿香味这一端讲起来，香味很烈的如茉莉，较文静的如紫丁香，最文静细致的如兰花。中国人认为花的香味越文静的品格越高。再拿颜色来讲，深浅也种种不一。有许多浓艳如少妇，有许多淡雅如闺中的处女，有许多似乎是专供大众欣赏的，而另有些幽香自怡，不媚凡俗。有许多以鲜艳见长，有许多则以淡雅显高。最重要的是：凡是花木都和开花的季节和景物有连带特性。例如我们提到玫瑰时，便自然想到风清日和的春天；提到荷花时，便想到风凉夏早的池边；提到桂花时，便想到秋高气爽的中秋月圆时节；提到菊花时，便想到深秋对菊持螯吃蟹时的景物；提到梅花时，便想到冬日的瑞雪；联想到水仙花，便会使我们想到新年的快乐景色。每一种花似乎都和开花时的环境完全融洽和谐，使人易于记忆什么花代表什么季节，如同冬青树代表圣诞节一般。

兰花、菊花和莲花也如松竹一般，具着某种特别的品质而特别为人所重视，在中国的文学中视之为高人的象征。其中兰花更因为具着一种特式的美丽而为人所敬爱。中国诗人于花中最爱梅花，这一点上文中已经有所说明，称之为“花魁”，因为梅花开于新年，正是一年之先。但是各人的意见当然也有不同的，所以有许多人则尊牡丹为“花王”，尤其是在唐代。另一方面说起来，牡丹以浓艳见长，所以象征富贵，而梅花以清瘦见长，所以象征隐逸清苦。因此，前者是物质的，而后者是精神的。中国有一位文人极推崇牡丹，原因是当唐朝武则天临朝的时代，她一时忽发狂兴，诏谕苑中百花必须冬月的某天一齐开放，百花都不敢不按时开放，唯有牡丹独违圣旨，比规定的时刻迟了数小时方始开花。因此触了武则天的怒，而下诏将苑中几百盆牡丹一起从京都（西安）贬到洛阳去。从此牡丹失去了恩宠，但其种未绝，以后盛于洛阳。我以为中国人不很重视玫瑰花的理由，大概是玫瑰和牡丹同其浓艳，而不及牡丹富丽堂皇，所以被抑在下的。据中国旧书的说法，牡丹共有九十种，各有一个诗意的特别名称。

兰花和牡丹的品格截然不同，是幽雅的象征，因为兰花是常生于幽谷的。文人称它具有“孤芳独赏”的美德，它从不取媚于人，也不愿移居城市之中，即使移植了，灌溉看顾也须特别当心，否则立刻枯死。所以中国书中常称深闺的美女和隐居山僻不求名利的高人为“空谷幽兰”。兰花的香味是如此文静，它不求取悦于人，但能领略的人就知道它的香味何等高洁啊！这使它成为不求斗于世的高人和真正友谊的象征。有一本古书上说：“久居芝兰之室，则不闻其香。”就因为这人的鼻已充满了花香了。依李笠翁的说法，兰花不宜遍置各处，而只宜限于一室，方能于进出之时欣赏其幽香。美国的兰花形式较大，颜色较为富丽，但似乎没有这种文静的香味。我的家乡福建是中国有名的“建兰”产地。建兰的花瓣较小，长只一寸，颜色淡绿，种在紫砂盆中，异常好看。最著名的一种名叫“郑孟良”，颜色和水差不多，浸在水中竟可花水不分。牡丹都以产地为名，而兰花都以从前种它的高人为名，如美国花草之以种者的名字为名一般，例如李司马、黄八哥之类。

无疑，兰花的难于种植和异常文静的香味，使它得到高贵的身价。各种花木中以兰花最为娇嫩，稍不经心，便会枯死。所以爱艺兰者都是亲手灌溉整理，不肯假手于仆役，我曾看见过爱护兰花者之专心护视不亚于人之爱护其父母。奇花异卉也如稀有的金石古玩一般，在占有上很易引起同好者的妒忌。例如向人索取枝芽而被拒绝者，每每会变成极端的仇恨。中国某种笔记中，曾载某人向他的朋友索取一种奇花的枝芽未能如愿，即下手偷窃，因此被控获罪。对于这种情形，沈复在他所著的《浮生六记》中有一段极好的描写：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日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

正如梅花是诗人林和靖的爱物，莲花是儒家周莲溪的爱物一般，菊花是诗人陶渊明的爱物。菊花开于深秋，所以也具冷香色之誉。菊花之冷色和牡丹的浓艳，极容易分辨。菊花的种类甚多，据我所知，宋代名士范成大是赐以菊花各种美名的始创者。种类的繁多似乎是菊的特色，其花形和颜色的种类多到不胜数计。白和黄色的是花的正宗，紫和红色的为花的变体，所以品格即次。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有银盏、银玲、金玲、玉盆、玉玲、玉绣球等美称，也有用古代美人的名字如杨贵妃和西施之类的。花的形式有时如时髦女人的鬈发，有时如少女头上一绺一绺的长发。花的香味也各有不同，以含有麝香味或龙脑香味者为最上。

湖莲自成一种，且据我看来，是花中之最美者。消夏而没有莲花，实不能称为美满。如若屋旁没有种荷的池子，则可以将它种在大缸中，不过这种方法缺少了一片连绵、花叶交映、露滴花开、芳香裹里的佳景（美国的水莲和中国的荷花不同）。宋代名士周莲溪著文解释他爱莲的理由，并说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所以可比之为贤人，这完全是儒家的口气。再从实用方面讲起来，这花从顶到根，没有一样是废物。莲根即藕，是绝佳的水果；荷叶可用以包食物；花可供人赏玩；子即莲子，尤其是食物中的仙品，可以新鲜时生吃，或晒干后煮了吃。

海棠花的式样和苹果花很有些相像，也是诗人所爱的花之一。这花虽盛产于杜甫的故乡四川，但他的诗中恰一字不曾提过。这件事很奇怪，猜测之说很多，其中以杜甫的母亲名海棠，所以他避讳一说最为近情。

我以为兰花之外，香味最佳者是桂花和水仙花。这水仙盛产于我的故乡漳州，从前曾大批贩运至美国，但后来因美国国务院说这种过于芬芳的花或有滋生细菌的可能，因而突然禁止进口。水仙的茎和根部都洁净如翠玉，况且种在盆中只用水和石子而不用泥，极为清洁，在这情形之下，何以能滋生细菌？所以这种禁令，实令人莫测高深。杜鹃花虽极美丽，但人都称之为凄凉的花。因为据说从前一个人走遍天下去找寻被后母所逐出的哥哥，但终究未能寻到，死后化为杜鹃终日泣血，而这杜鹃花就是从杜鹃的血泪中所生出来的。

折花插瓶一事，其郑重也和品第花的本身差不多。这种艺术远在十一世纪中即有普遍的发展，十九世纪《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在“闲情记趣”中曾论到插花的艺术，插花适当，可以使之美如图画。

唯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非盆玩不足观，以家无园圃，不能自植；货于市者，俱丛杂无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叶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止。若中高两低，后高前低，成排对列，又犯俗所为“锦灰堆”矣。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

若盆碗盘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胶，以铜片按钉向上，将膏火化，粘铜片和盘盆碗洗中。俟冷，将花用铁丝扎把，插于钉上，宜偏斜取势，不可居中，更宜枝疏叶清，不可拥挤；然后加水，用碗沙小许掩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觅，倩人举折者每不合意），必先执在手中，横斜以观其势，反侧取其态，相定之后，剪去杂枝，以疏瘦古怪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斜入瓶口，方免背叶侧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势必枝乱梗强，花侧叶背，既难取态，更无韵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锯其梗之半而嵌以砖石，则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两钉以菀之。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六　袁中郎的瓶花

关于折花插瓶一事，十六世纪中的作家袁中郎在他的著作中讨论得最为透彻。他所著的《瓶史》极为日本人所爱好，因此日本有所谓“袁派”插花家。他在这书的小引中说：“夫山水花木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他又说明瓶花之乐不得“狃以为常”，它不过是居于城市者的“暂时快心事”，而不可“忘山水之大乐”。

他在《瓶史》中提及书房中插花为饰时所应该留意之处，并说胡乱插供，不如无花。最后则论及插花的各种铜瓶和瓷瓶，花瓶可以分两类：凡富贵之家有汉代大铜瓶和大厅堂者，应供高大的花萆；寻常的韵士则应用小瓶，供小枝。但在选择上须下功夫。花中唯牡丹和莲花必须用大瓶插供。

对于插花一事，他说：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论，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阔厚，宜细滑，凡本地边栏漆桌描金螺钿床，乃彩花瓶架之类，皆置不用。

又对于浴花和浇花一事，他所说的话极能道出花的性情和精神：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浴花者，得其候，乃为膏雨。澹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栱目，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愁也。敧枝困槛，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盻，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晓则空亭大厦，昏则曲房奥室，愁则屏气危坐，喜则欢呼调笑，梦则垂帘下帷，醒则分膏理泽，所以悦其性情，时其起居也。浴晓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

浴之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细微浇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润甲，不可以手触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隐士，浴海棠宜韵客，浴牡丹芍药宜靓妆少女，浴榴宜艳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儿，浴莲宜娇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腊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当以轻绡护之。

据袁氏的说法，凡插瓶的花，某种须和着插，如婢之配主。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大人家的主妇必有一个终身服侍的侍婢，所以就产生了美丽的主妇如有艳婢在旁为配，便更加出色的观念。主婢都宜娇美，但何者是属于主妇式的美，何者是属于侍婢式的美，连我自己亦说不出。主婢如若不相配称，其触目难看等于披屋和正屋的不相称。将这个观念引用到花上，袁氏以为在瓶花的配侍上，梅花宜以山茶为婢，海棠宜以苹婆丁香为婢，牡丹宜以玫瑰木香为婢，芍药宜以罂粟蜀葵为婢，石榴宜以紫薇大红千叶木槿为婢，莲花宜以玉簪为婢，木樨宜以芙蓉为婢，菊花宜以秋海棠为婢，蜡梅宜以水仙为婢。婢也各自具着她自己的姿态，种类不同，正和她们的主妇一般。她们的名称虽是婢，但当中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她们都被比做历史上有名的侍婢，如：水仙神骨清绝，是织女的梁玉清；山茶玫瑰明艳，是石崇的翔风和羊家的净琬；山矾洁而逸，是鱼玄玑的绿翘；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娇然有酸态，是郑康成（郑玄，为汉大儒，曾注经书）的侍儿。

他以为一个人不论对于什么艺术，即小如下棋，也须癖好成痴，方能有所成就，对于花的爱好也是如此：

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古之负花癖者，闻人谈一异花，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躄而从之。至于浓寒盛暑，皮肤皴麟，汗垢为泥，皆所不知。一花将萼，则移枕携襆睡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萎地而后去。或千株万本以穷其变，或单枝数房以极其趣，或嗅叶而知花之大小，或见根而辨色之红白，是之谓真爱花，是之谓真好事也。

又对于赏花一事，他说：

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若夫内酒越茶及一切庸秽凡俗之语，此花神之深恶痛斥者，宁闭口枯坐，勿遭花恼可也，夫赏花有地有时，不得其时而漫然命客，皆为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塞，宜华堂。暑花宜暑月，宜雨后，宜快风，宜佳木荫，宜竹下，宜水阁。凉花宜爽月，宜夕阳，宜空阶，宜苔径，宜古藤巉石边。若不论风日，不择佳地，神气散缓，了不相属，此与妓舍酒馆中花何异哉？

最后他列举十四种花快意，和二十二种花折辱如下：

花快意

明窗　净室　古鼎　宋砚　松涛　溪声　主人好事能诗　门僧解烹茶　苏州人送酒　座客工画　花卉盛开　快心友临门　手抄艺花书　夜深炉鸣　妻妾校花故实

花折辱

主人频拜客　俗子阑入　蟠枝　庸僧谈禅　窗下狗斗　莲子胡同歌童　弋阳腔　丑女折戴　论升迁　强作怜爱　应酬诗债未了

花盛开债未偿　家人催算账　检《韵府》押字　破书狼藉　福建牙人　吴中赝画　鼠矢　蜗涎　僮仆偃蹇　令初行酒尽　与酒馆为邻　案上有黄金白雪　中原紫气等诗

七　张潮的警句

我们已知道享受大自然不单是限于艺术和图画。显现于我们面前的大自然是整个的，包括一切声音、颜色、式样、精神和气氛。人则以了解生活的艺术家的资格去选择大自然的精神，而使它和自己的精神融合起来，这是一切中国诗文作家所共持的态度。不过其中以十七世纪中叶的诗人张潮在他所著《幽梦影》一书中说得最透彻。这书是一种文人的格言，中国古代类似的著作很多，但都不如这书。这种格言都是取材于旧谚，正如安特森的故事之取材于英国古代的童语，和休勃的歌曲之取材民间俚曲。这部书极为中国文人所爱读，有许多人曾于读后加上自己的评注，庄谐都有。但我因为篇幅关系，只能译引其中论及享受大自然的一部分。此外，我因他对于人生问题所说的话是如此澈彻警惕，所以也译引了一些在后面：

论何者为宜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水不可以无藻，乔木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

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有青山方有绿水，水唯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

镜不幸而遇蟆母，砚不幸而遇俗子，剑不幸而遇庸将，皆无可奈何之事。

论花与美人

花不可见其落，月不可见其沉，美人不可见其夭。

种花须见其开，待月须见其满，著书须见其成，美人须见其畅适，方有实际；否则皆为虚设。

看晓妆宜于傅粉之后。

貌有丑而可观者，有虽不丑而不足观者；文有不通而可爱者，有虽通而极可厌者。此未易与浅人道也。

以爱花之心爱美人，则领略自饶别趣；以爱美人之心爱花，则护惜倍有深情。

美人之胜于花者，解语也；花之胜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解语者也。

养花胆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须与花相称；而色之浅深浓淡，又须与花相反。

凡花色之娇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层者多不结实。甚矣全才之难也！兼之者，其唯莲乎。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

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

媸颜陋质，不与镜为仇，亦以镜为无知之死物耳；使镜而有知，必遭扑破矣。

买得一本好花，犹且爱怜而护惜之；矧其为“解语花”乎！若无诗酒，则山水为具文；若无佳丽，则花月皆虚设。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断不能永年者。匪独为造物之所忌，盖此种原不独为一时之宝，乃古今万世之宝，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娶亵耳。

论山水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乐莫如琴，在动物莫如鸟，在植物莫如柳。

为月忧云，为书忧蠢，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益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著；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深邃；画上者妙在笔墨淋漓；梦中者妙在景象变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游历之山水，不必过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则不可不求其妙。

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词曲为文字中尤物。

游玩山水，亦复有缘；苟机缘未至，则虽近在数十里之内亦无暇到也。

镜中之影，著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写意人物也；镜中之影，钩边画也；月下之影，没骨画也。月中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象，地理中天文也。

论春秋

春者，天之本怀；秋者，天之别调。

古人以冬为“三余”，予谓当以夏为“三余”：晨起者夜之余；夜坐者昼之余；午睡者应酬人事之余。古人诗曰：“我爱夏日长。”洵不诬也。

律己宜带秋气，处世宜带春气。

诗文之体，得秋气为佳，词曲之体，得春气为佳。

论声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欸乃声，方不虚此生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

闻鹅声如在白门；闻橹声如在三吴；闻滩声如在浙江；闻羸马项下铃铎声，如在长安道上。

凡声皆宜远听；唯琴声则远近皆宜。

松下听琴，月下听箫，涧边听瀑布，山中听梵呗，觉耳中别有不同。

水之为声有四：有瀑布声，有流泉声，有滩声，有沟浍声。风之为声有三：有松涛声，有秋草声，有波浪声。雨之为声有二：有梧叶荷叶上声，有承檐溜竹筒中声。

论雨

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长。

春雨如恩诏；夏雨如赦书；秋雨如挽歌。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吾欲致书雨师：春雨宜始于上元节后，至清明十日前之内，及谷雨节中；夏雨宜于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后；秋雨宜于孟秋季秋之上下二旬；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论风月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

月下听禅，旨趣益远；月下说剑，肝胆益真；月下论诗，风致益幽；月下对美人，情意益笃。

玩月之法：皎洁则宜仰观，朦胧则宜俯视。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冬风如姜芥。

论闲与友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云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异，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贵也。

上元须酌豪友；端午须酌丽友，七夕须酌韵友，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

对渊博友，如读异书；对风雅友，如读名人诗文；对谨饬友，如读圣贤经传；对滑稽友，如阅传奇小说。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颈之交。大率虽千百里之遥，皆可相信，而不为浮言所动；闻有谤之者，即多方为之辨析而后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为筹划决断；或事当利害关头，有所需而后济者，即不必与闻，亦不虑其负我与否，竟为力承其事，此皆所谓密友也。

求知己于朋友易；求知己于妻妾难；求知己于君臣则尤难之难。

发前人未发之论，方是奇书；言妻子难言之情，乃为密友。邻居须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仅能辨五谷而测晴雨，久苴数，未免生厌矣。而友之中又当以能诗为第一，能谈次之，能画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觞政者又次之。

论书与读书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

能读无字之书，方可惊人妙句；能会难通之解，方可参最上禅机。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成。

《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厢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读书最乐，若读史书，则喜少怒多，究之怒处亦乐处也。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

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昔人欲以十年读书，十年游山，十年检藏。予谓检藏尽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载足矣。若读书与游山，虽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偿所愿也。必也如黄九烟前辈之所云：“人生必三百岁”而后可乎？

古人云：“诗必穷而后工。”盖穷则语多感慨，易于见长耳。若富贵中人，既不可忧贫叹贱，所谈者不过风云月露而已，诗安得佳？苟思所变，计唯有出游一法。即以所见之山川风土，物产人情，或当疮痍兵燹之余，或值旱涝灾侵之后，无一不可寓之诗中，借他人之穷愁，以供我之咏叹，则诗亦不必待穷而后工也。

论一般生活

“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

宁为小人之所骂，毋为君子之所鄙；宁为盲主司之所摈弃，毋为诸名宿之所不知。

人须求可入诗，物须求可入画。

景有言之极幽，而实萧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极雅，而实难堪者，贫病也；声有言之极韵，而实粗鄙者，卖花声也。躬耕吾所不能，学灌园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学薙草而已矣。

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当为花中之萱草，毋为鸟中之杜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胸藏丘壑，城市不异山林；兴寄烟霞，阎浮有如蓬岛。

清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语恨。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苑圃，以书籍当友朋。

延名师，训子弟，入名山，习举业，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无是处。

方外不必戒酒，但须戒俗；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

厌催租之败意，丞宜早完粮；喜老衲之谈禅，难免常常布施。

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忙人园亭，宜与住宅相连；闲人园亭，不妨与住宅相远。

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有园亭姬妾之乐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闲人之砚，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砚，尤不可不佳；娱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广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

……

美味以大嚼尽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浅语传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贵以骄奢处之，俱失造化本怀。

第十一章
旅行的享受

一　论游览

旅行在从前是行乐之一，但现在已变成一种实业。旅行在现代确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设的旅行机关，已尽力下了一番功夫以提倡旅行，结果是现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几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过旅行到了现代，似乎已是一种没落的艺术。我们如要了解何以谓之旅行，必须先能辨别其实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种虚假旅行。第一种虚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必进。这种心胸的必进，现在似乎已行之过度，我很疑惑一个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够这般容易改进。无论如何，俱乐部和演讲会对此的成绩都未见得良好。但我们既然这样专心于改进我们的心胸，则我们至少须在闲暇的日子，让我们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这种对旅行的不正确的概念，产生了现代导游者的组织，这是我所认为无事忙者令人最难忍受的讨厌东西。当我们走过一个广场或铜像时，他们硬叫我们去听他讲述生于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死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我曾看见过女修道士带着一群学校儿童去参观一所公墓，当她们立在一块墓碑前面时，一个修道士就拿出一本书来，讲给儿童听，死者的生死月日，结婚的年月，他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我敢断定这种废话，必已使儿童完全丧失了这次旅行的兴趣。成年人在导游的指引之下，也教成了这样的儿童，有许多比较好学不倦的人，竟还会拿着铅笔和日记簿速记下来。中国人在有许多名胜的地方旅行时，也受到同样的麻烦。不过中国的导游不是职业人员，而只是些水果小贩、驴夫和农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职业导游活泼，但所讲的话不像职业导游那么准确。某一天，我到苏州去浏览虎丘山，回来时，脑筋中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史实和年代，因为据引导我的贩橘童子告诉我，高悬在剑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桥，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妆处（实则西施的梳妆台远在十里之外）。其实这童子只不过想向我兜卖一些橘子，但因此使我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会渐渐地远离事实而变为荒诞不经。

第二种虚假的旅行，即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以便事后可以夸说。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入照片。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重视照片而忘却了茶味。这种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中所见者，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已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以致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这种照片固然可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慢慢地阅看，但如此照片，世界各处哪里买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费了许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摄呢？这类历史的名胜，渐渐成为夸说资料，而不是游览资料。一个人所到的地方越多，他所记忆的也越丰富，因而可以夸说的也越多。这种寻求学问的驱策使人在旅行时不能不于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多的名胜地。他手里拿着一张游览地点程序表，到过一处，即用铅笔划去一个名字。我疑心这类旅行家在假期中，也是讲究效能的。

这种愚拙的旅行，当然产生了第三种虚伪旅行家：定了游览程序的旅行家。他们在事先早已算定将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耽搁多少时候。他们在起程之前，都先预定下游览的程序，临时如上课一般切实遵时而行。他们好似在家时，在旅行时也是受月份牌和时钟的指挥。

我主张真正的旅行动机，应完全和这些相反。第一，旅行的真正动机应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较为诗意的说法——旅行以求忘却一切。凡是一个人，不论阶级比他高者对他的感想怎样，在自己的家中总是唯我独尊的，同时须受种种俗尚、规则、习惯和责任的束缚。一个银行家总不能做到叫别人当他是一个寻常人，而忘却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此在我看来，旅行的真正理由实是在于变换所处的社会，使他人拿他当一个寻常人看待。介绍信于一个人做商业旅行时是一件有用之物，但商业旅行在本质上是不能置于旅行之列的。一个人倘在旅行时带着介绍信，他便难于期望恢复他自由人类的本来面目，也难于期望显出他于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类天然地位。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到了一处陌生地方时，除了受朋友的招待和介绍到同等阶级的社会去周旋的舒适外，还有比这更好的——由一个童子领着到深山丛林里自由游览的享受。他有机会去享受在餐馆里做手势点一道熏鸡，或向一个东京警察做手势问道的乐趣。得过这种旅行经验的人，至少在回到家后，可以不必如平时一样一味依赖他的车夫和贴身侍者了。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屠隆曾在他所著的《冥廖子游》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这游记我译引在下文里边。他在某处陌生的地方并无一个朋友，但恰如某女尼所说：“无所特善视者，尽善视普世人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就是人尽可友，他普爱世人，所以处身于其中，领略他们的可爱处和他们的习俗。这种好处是坐着游览汽车看古迹的旅行家所无从领略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旅馆里边和从本国同来的游伴谈天的机会。最可笑的是有许多美国旅行家到巴黎之后，必认定到同游者都去吃的餐馆中去吃饭，好似借此可以一见同船来的人，并可以吃到和在家时所吃一样的烘饼。英国人到了上海之后必住到英国人所开设的旅馆里边去，在早餐时照常吃着火腿煎蛋和涂着橘皮酱的面包，闲时在小饮室里坐坐，遇到有人邀他坐一次人力车时，必很羞缩地拒绝。他们当然是极讲究卫生的，但又何必到上海去呢？如此的旅行家，绝没有和当地的人士在精神上融合的机会，因此也就丧失了一种旅行中最大的益处。

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这一类旅行家每喜欢到阒无人迹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所以这些旅行家在预备出行时，绝不会到百货公司去费许多时刻选购一套红色或蓝色的游泳衣，买唇膏尚可容许，因为旅行家大概都是崇奉唇骚者，喜欢色色自然，而一个女人如若没有了好唇膏，便会不自然的。但这终究为了他们乃是到人所共赴的避暑地方或海滨去，而在这种地方是完全得不到和大自然发生更深关系的益处的。往往有人到了一处名泉欣然自语：“这可真是幽然独处了。”但是在旅馆吃过晚饭在起居室内拿起一张报纸随便看看时，即看见上面载着某甲夫人曾在星期一到过这地方。次日早晨他去“独”步时，又遇到隔夜方到的某乙全家。星期四的晚上，他又很快乐地知道某丙夫妇也将要到这幽静的山谷中度夏。接着就是某甲夫人请某乙全家吃茶点，某乙请某丙夫妇打牌。并能听见某丙夫人喊着说：“奇啊，这不是好像依旧在纽约吗？”

我以为除此以外，另有一种旅行，不为看什么事物，也不为看什么人的旅行，所看的不过是松鼠、麝鼠、土拨鼠、云和树。我有一位美国女友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怎样被几个中国朋友邀到杭州附近的某山去看“虚无一物”。据说，那一天早晨雾气很浓。当她们上山时，雾气越加浓厚，甚至可以听得见露珠滴在草上的声音。这时除了浓雾之外，不见一物，她很失望。“但你必须上去，因为顶上有奇景可见呢。”她的中国朋友劝她。于是她跟着向上走去。不久，只看见远处一块被云所包围的怪石，别人都视为好景。“那里是什么？”她问。“这就是倒植莲花。”她的朋友回答。她很为懊恼，就想回身。“但是顶上还有更奇的景致哩。”她的朋友又劝。这时她的衣服已半潮，但她已放弃反抗，所以依旧跟着别人上去。最后，她们已达山顶，四围只见一片云雾和天边隐约可见的山峰。“但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啊。”她责问。“对了，我们特为上来看虚无一物的。”她的中国朋友回答。

观看景物和观看虚无，有极大的区别。有许多特去观看景物的，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景物，但有许多去观看虚无的能看到许多事物。我每听到一位作家到外国去“搜集新著作的资料”时，总在暗暗好笑，难道他的本乡本国中，其人情和风俗上已没有了可供他采集的资料吗？难道他的论文资料竟已穷尽吗？纺织区难道是太缺乏浪漫性吗？格恩赛岛太沉寂，不足为一部杰出小说的背景吗？所以我们须回到“旅行在于看得见物事的能力之哲学问题”，这就可使到远处去旅行和下午在田间闲步之间失去它们的区别。

依金圣叹之说，两者是相同的。旅行者所必需的行具就是如他在著名的戏曲《西厢记》的评语中所说：“胸中的一副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其要点在于此人是否有易觉的心和能见之眼。倘若他没有这两种能力，即使跑到山里去，也是白费时间和金钱。在另一方面，倘若他有这两种能力，则不必到山里去，即坐在家里远望，或步行田间去观察一片行云、一只狗、一道竹篱或一棵树，也能同样享受到旅行的快乐。我现在译引一段金氏所论真正旅行艺术的说辞：

吾读世间游记，而知世真无善游人也。夫善游之人也者，其于天下之一切海山方兵，洞天福地，固不辞千里万里，而必一至以尽探其奇也。然其胸中之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则方且不必直至海山方兵，洞天福地，而后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毕其事矣；明之日，又将至一福地，又将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于以从事。彼从旁之人不能心知其故，则不免曰：“连日之游快哉！始毕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离前之洞天，而未到后之福地，中间不多，虽所隔止于三二十里，又少而或止于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于一里半里，此先生则于一里半里之中间，其胸中之所谓一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即何尝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忽然结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骇目惊心之事，不必人道也。然吾每每谛视天地之间随分一鸟、一盆、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则初未有不费彼造化者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而得成名者也。谚云：“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全力。”彼造化者则真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随分之一鸟、一鱼、一盆、一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鳞、一瓣、一叶，殆无不用尽全力。由是言之，然则世间之所谓骇目惊心之事，固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有此，亦为信然也。

抑即所谓洞天福地也者，亦尝计其云：如之何结撰也哉？庄生有言：“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系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此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乎大山，水石同坛。夫人诚知百材万木，杂然同坛之为大泽大山，而其于游也，斯庶几矣。其层峦绝，则积石而成，是穹窿也；其飞流悬瀑，则积泉而成，是灌输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无异于一拳者也；试泉泉而寻之，殆初无异于细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然则一一洞天福中间，所有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为溪，以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涧，虽其奇奇妙妙至于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盖当其无，则是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涧之地也。然而当其无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

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而皆必于当其无处，而后翱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未到于后之中间，三十二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耶？一略彴小桥、一槎枒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别才，眉下之真有别眼也。必曰，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则是善游之人，必至旷世而不得一遇也。如圣叹意者，天下亦何别才别眼之与，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皱、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则皆极秀、极透、极皱、极瘦者也，我亦定不以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诚亲见其秀处、皱处、透处、瘦处乃在于此，斯虽欲不于是焉翱翔，不于是焉排荡，亦岂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为峰、为岭、为壁、为溪、为坪坡梁涧，是亦岂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过能秀、能皱、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一言，然则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不游之处，盖以多多矣。且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洞天福地，亦终于不游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篱、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见之洞天福也，皆适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斲山云：“千载以来，独有宣圣是第一善游人。其次则数王羲之。”或有征其说者，斲山云：“宣圣吾深感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二言。王羲之吾见若干帖，所有字画，皆非献之所能窥也。”圣叹曰：“先生此言，疑杀天下人去也。”又斲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斲山云：“吾知之。”盖斲山奇之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斲山一倾倒其风流也。

二　《冥寥子游》

甲　出游之由

冥寥子为吏，困世法，与人吐匿情之谭，行不典之礼。何谓“匿情之谭”？主宾长揖，寒暄而外，不敢多设一语。平生无斯须之旧，一见握手，动称肺腑，掉臂去之，转盼胡越。面颂盛德，则夷也；不旋踵而背语，蹠也。燕坐之间，实辨有口，乃托简重；身有秽行，谬为清言。惧里言漏实，庄语触忌，则一切置之，而别为浮游不根之谈，甚而假优伶之讴歌以乱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有，嗔喜笑骂，总属不真。俗已如此，虽欲力矫之不能。何谓“不典之礼”？宾客酬应，无论尊贵，虽其平交，终日磐折俯首。何仇于天而目与之远，何亲于地而日与之近。贵人才一启口，诺声如雷，一举手而我头已抢地矣。彼此相诣，绝不欲见，而下马投刺，徒终日仆仆。夫往来通情，非举行故事也。先王制礼，固如是乎？褒衣束带，缚如槛猿，虱肤，痒甚而不可扪。跬步闲行，辄恐逾官守。马上以目注鼻，视不越尺寸，视越尺寸，人即从旁侦之。溺下至不可忍，而无故莫敢驻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议在后。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岂唯绳墨之失哉！虽有豪杰快士，通脱自喜，不涉此途则已，一涉此途，不得不俯而就其笼络。冥寥子将纵心广意而游于漭之乡矣。

或曰：“吾闻之，道士处静不枯，处动不喧，居尘出尘，无缚无解；俄而柳生其肘，有鸟巢于其顶，此亦冥静泬寥之极也。供爨下之役，拾地上之残，此亦卑琐秽贱之极也，而至人皆冥之。子厌仕路之跼蹐，而乐奇游之清旷，无乃心为境杀乎？”

冥寥子曰：“得道之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触实若虚，蹈虚若实。靡入不适，靡境不冥，则其固然。余乃好道，非得道者也。得道者，把柄在我，虚空粉碎。投之嚣喧秽贱，若浊水青莲，淤而不染，故可无择乎？所之余，则安能若柳之从风，风宁则宁，风摇则摇；若沙之在水，水清则清，水浊则浊。余尝终日清静，以晷刻失之，终岁清静，以一日失之。欲听其所之，而在境不乱，不可得也。使天子可以修道，则巢许何以箕颖？使国王可以修道，则释迦何以雪山？使列侯可以修道，则子房何以谢病？使庶官可以修道，则通明何以挂冠？余将广心纵意而于漭之乡矣。”

或曰：“愿闻子游。”

冥寥子曰：“夫游者，所以开耳目，舒神气，穷九州，览八荒，采真访道，庶几至人。啖云芝，逢石髓，御风骑气，冷然而飘，眇不知其何之，然后归而掩关面壁，了大事矣。余非得道者，宅神以内，养德以澹，游气以虚，敢不力诸，然而未也。宅神以内，忽而驰于外；养德以澹，忽而移于浓；游气以虚，忽而著于意。其中不宁，则稍假外镇之；其心无以自得，则或取境娱之。故余之游迹奇矣。”

乙　旅行之法

“挟一烟霞之友与俱，各一瓢一衲，百钱自随。不取盈，而取令百钱常满，以备非常。两人乞食，无问城郭村落，朱门白屋，仙观僧庐戒所。乞以食不以酒，以蔬不以肉。其乞辞以孙不以哀，畀则去之，其不畀者亦去之，要以苟免饥而已。有疑物色者，晦而自免去；有见凌者，屈体忍之。有不得已，无所从乞，即以所携百钱用其一二，遇便即补足焉，非甚不得已，不用也。

“行不择所之，居不择所止。其行甚缓，日或十里，或二十里，或三十、四十、五十里而止。不取多，多恐其罢也。行或遇山川之间，青泉白石，水禽山鸟，可爱玩，即不及往，选沙汀磐石之上，或坐而眺焉。邂逅樵人渔夫，村氓野老，不通姓氏，不作寒暄，而约略谈田野之趣。移晷乃去，别而不关情也。

“大寒大暑，必投栖焉而不行，惧寒暑之气侵人也。行必让路，津必让渡。江湖风涛，则止不渡，或半渡而风涛作，则凝神定气，委命达生，曰：‘苟渡而溺，天也。’即恐，宁免乎？如其不免，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

遭恶少年于道，或误触之，少年行其无礼，则孙辞谢之。谢之而不免，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

有疾病，则投所止而调焉，其同行者稍为求药，而己则处之泰如。内视反听，无怖死。如是则重病必轻，轻病立愈。如其大运行尽，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踪迹所至，逻者疑焉，而以细人见禽，或以情脱，或以知免。如其不免，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行而托宿石庵茅舍，无论也，托宿而不及，即寺门岩阿，穷檐之外，大树之下，可以偃息。或山鬼伺之，虎狼窥之，奈何？山鬼无能为苦，虎狼无术以制之，不有命在天乎？以‘四大’委之，而神气了不为动。卒填其喙，数也，则游止矣。幸而获免，游如初。”

丙　高山之顶

“其游以五岳四渎，洞天福地为主，而以散在九州之名山大川佐之，亦止及九州所辖，人迹所到而已。其在赤县神州之外，若须弥昆仑及海上之十州三岛，身无羽翼，恐不能及也。所遇亦止江湖之士，山泽之臞而已。若扶桑青童，旸谷神王，桐柏、小有、王母、云林诸真，身无仙骨，恐不能觏也。

“其登五岳也，竦立罡风之上，游览四海之外，万峰如螺，万水如带，万木如荠。星河摩于巾领，白云出于怀袖，鹯鹞举手可拾，日月掠双鬓而过之。即啸语亦不敢纵，非唯惊山灵，殆恐咫尺通乎帝座矣。上界睛灏，万里无纤翳，下方雷雨晦冥而不知，唯闻霹雳声细于儿啼。斯时也，目光眩瞀，魂气跃跃出圹垠，即欲乘长风而去，何之乎？或西日欲匿，东月初吐，烟霞晃射，紫翠倏弈，峰峦远近，乍浓乍淡。又或五夜闻钟声，大殿门不关，虎啸有风，飒飒去，披衣起视，则兔魄斜堕，残雪在半岭，烟光溟濛，前山不甚了了。于斯时，清冷逼人，心意欲绝。又或岳帝端居，群灵来朝，幢节参差，铃管萧萧，殿角云气，幕霞绡，恍惚可睹，似近而遥。快哉！灵人之音，何彼冷风之断之也？

“五岳而外，名山复不少矣，若四明、天台、金华、括苍、金庭、天姥、武夷、匡庐、峨嵋、终南、中条、五台、太和、罗浮、会稽、茅山、九华、林屋诸洞天福地，称仙灵之窟宅，神仙之奥区者，莫可殚数。芒履竹杖，纵不能遍历，随其力之所能到而邀焉。饮神瀵之水，问仙鼠之名，啖胡麻之饭，餐柏上之露。或绝壁危峰陡插天表，人不能到，则以索自垣而登。或石梁中断，玉扉忽开，奋而阑入，无恐谽砑，紊之洞，深黑而不见底，仅通一线，仰逗天光，以火自爇而入焉无恐，以寻高流羽士，肉芝瑶草，及仙人之遗蜕处。

“游于大川，若洞庭、云梦、瞿塘、巫峡、具区、彭蠡、扬子、钱塘，空阔浩淼，鱼龙神怪之所出没。微风不动，空如镜也；神龙不怒，抱珠卧也。水光接天，明月下照，龙女江妃，试轻绡，蹑文履，张羽盖，吹洞箫而去，凌波径渡，良久而灭，胡其冷爽也。恶风击之，洪涛隐起，鸱夷贾怒，天吴助之。大地若磨焉，寓县若簸焉，恍乎张龙公挟九子，擘青天而飞去，胡其险壮也，又秀媚靓妆，莫如虎林之西湖。杨柳夹岸，桃花临水，则丽华、贵嫔之开晓镜也。菱叶吐华，芙渠濯濯，朝光澄鲜，芳香袭人，则宜主、合德之出浴也。天清日朗，风物明媚，朱阁朝临，兰桡夕泛，则杨家妃子之笑也。烟雨如黛，群山黯淡，奇绝变幻，亦大可喜，则吴王西子之颦也。”

丁　回到尘世

冥寥子散步西泠六桥，已而深入天竺灵鹫，礼古先生。罢而出，访丁野鹤于烟霞石屋之间。入潮音落迦，则冥寥子之家山也，观音大士道场在焉。采莲花而观大海，岂不胜哉！

意兴既远，汗漫而行万里，足下耳目，偶惬其性，或旬日居之，终朝趺坐，以炼三宝。《道德》五千言，其窍与妙乎？玉清金笥，其忘与觅乎？扶桑玉书，其不问邻乎？阴符二篇，其机在目乎？太上指其观心，古佛操其定慧。因禅定以求参同，则兀如非枯也。

仙灵之宫，真如之寺，金身妙相，焜耀如月。烛既明矣，香既清矣，羽人衲子，分蒲团而坐，啜茗进果，翻经阅藏。小倦则相与调息，入定，久之而起，则月在藤萝，萧籁阒然，沙弥以头触地，童子据药炉而眠，于斯时，虽有尘心，何由而入也？

若在旷野，矮墙茅屋，酸风吹扉，淡日照林，牛羊归乎长坂，饥鸟噪于平田，老翁敝衣乱发，而曝短桑之下，老妇以瓦盆贮水而进麦。当其情境凄绝，亦萧瑟有致哉。若道人之游，以此为厌薄，则不如无游也。

若入通都大邑，人烟辐辏，车马填委，冥寥子行歌而观之：若集百货，若屠沽者，若倚门而讴者，若列肆而卜者，若聚讼者，若戏鱼龙角抵者，若樗蒲蹴踘者，冥寥子无不寓目焉。兴到，入酒肆，沽浊醪，焚枯鱼生菜，两人对饮；微酲，长吟采芝之曲，徘徊四顾，意豁如也。惊诧市人，何物道者，披蓝缕萧然，而风韵乃尔乎？众共疑之。盖仙人云，须臾，径去不见。

高门大笫，王公贵人，置酒为高会，金盈座，玉盘进醴，堂上乐作，歌声遏云，老隶守门，拄杖在手。道人闯入乞食焉。双眸炯碧，意度轩轩，而高唱曰：“诸君且勿喧，听道人歌花上露。”

花上露，

何盈盈，

不畏冷风至，

但畏朝阳生。

江水既东注，

天河复西倾；

铜台化丘陇，

田父纷来畊。

三公不如一日醉，

万金难买千秋名。

请君为欢调凤笙！

花上露，

浓于酒，

清晓光如珠，

如珠惜不久。

高坟郁累累，

白杨起风吼；

狐狸走在前，

狝猴啼其后。

流香渠上红粉残，

祈年宫里苍苔厚。

请君为欢早回首！

歌罢，若有一客怒曰：“道者何为？吾辈饮方欢，而渠乃来败人意。”亟以胡饼遣之。道人则受胡饼趋出。一客谓其从者曰：“急追还道者。”前一客曰：“饮方欢，恨渠来溷人。以胡饼逐之善矣，何故追还？”后一客曰：“仆察道者有异，欲令还而熟视之。”前一客曰：“乞儿也！何异之有彼？渠意所需，一残羹冷炙而足。”又一客曰：“味初歌词，小不类乞者。”

座上若有一红绡歌姬离席曰：“以儿所见，此道者，天上谪神仙也。儿察其眉宇清淑，音吐俊亮。谬为乞儿状，而举止实微露其都雅。歌辞深秀，乃金台宫中语，固非人间下里之音，况吐乞儿口哉！神仙好晦迹而游人间，乞追之，勿失。”

最后一客曰：“何关渠事，亦饮酒耳，试令追还道者，固无奇矣。”

红绡者不服，曰：“儿固与诸公无缘。”

又若有一青绡者复离席曰：“诸公等以此为赌墅可乎？试令返道者，果有异，则言有异者胜；返之而无奇，则言无奇者胜。”诸公大哄曰：“善。”令从者追之，则化为乌有先生矣。从者返命，前一客曰：“吾固知其不可测也。”红绡者愀然曰：“是甫出门而即乌有耶，惜哉，失一异人！”

冥寥子曳杖逍遥而出郭门。连经十数大城，皆不入。至一处，见峰峦背郭，楼阁玲珑，琳宫梵宇，参差掩映，下临清池。时方春日韶秀，鸟鸣嘉树，百卉敷荣，城中士女，新妆服。雕车绣鞍，竞出行春。或荫茂树而飞觥，或就芳草而布席，或登朱楼，或棹青雀，或并辔而寻芳，或连袂而踏歌。冥寥子乐之，为之踟蹰良久。

俄而有一书生，肤清神爽，翩翩而来。长揖冥寥子曰：“道者亦出行春乎？仆有少酒在前溪小阁樱桃之下，朋侪不乏，而欲邀道者助少趣，能从我去否？”

冥寥子欣然便行，至其处，若见六七书生，皆少年俊雅。先一书生笑谓诸君曰：“吾辈在此行春，无杂客，适见此道者差不俗，今日之尊罍，欲与道者共之。诸君以为何如？”咸应曰：“善。”于是以次就坐，道者坐末席。酒酣畅洽，谈议横生，臧否人物，扬扢风雅。有称怀春之诗者，有咏禾黍之篇者，有谈廊庙之筹策者，有及山林之远韵者，辨博纷纶，各极其至，道人在座，饮啖而已。先书生虽在剧谈中，顾独数目道人，曰：“道者安得独无言？”道人曰：“公等清言妙理，听之欣赏而不能尽解，又何能出一辞？”

少选，诸君尽起行陌上，折花攀柳。时多妖丽，蘼芜芍药，往往目成。而道人独行入山径，良久而出。诸君曰：“道者独行入山何为？”曰：“贫道适以双柑斗酒，往听黄鹂声耳。”一书生曰：“道者安得作许语，差不俗。庸知非黄冠中之都水、贺监耶？”道人深自谦抑。

诸君复还就坐，一人曰：“今日之游，不可无作。”一人应曰：“良是。”

有一人则先成一诗曰：

疏烟醉杨柳，

微雨沐桃花；

不畏清尊尽，

前溪是酒家。

一人曰：

厨冷分山翠，

楼空入水烟；

青阳君不醉，

风雨送残年。

……

道人曰：“诸公诗各佳甚。”一人曰：“道人能赏我辈之诗，必善此技，某等愿闻。”道人起立，谦让再三，诸君固请不辍，道人不得已……乃吟曰：

沿溪踏沙行，

水绿霞红处；

仙犬忽惊人，

吠入桃花去。

诸君大惊，起拜曰：“咄咄，道者作天仙之语，我辈固知非常人也。”于是竞问道人姓名，但笑而不答。问者不已，道人曰：“诸公何用知道人名，云水野人，邂逅一笑，即见呼以‘云水野人’可矣。”诸君既心异道人，于是力欲挽入城郭，道人笑曰：“贫道浪游至此，四海为家，诸公谬爱，即追随入城，无所不可。”

遂相携入城，以次更宿诸君家。自是或登高堂，或入曲房，或文字之饮，或歌舞之场，道人无不往者。城中传闻有一“云水野人”，好事者争相致之，道人悉赴。人与之饮酒，即饮酒；与之谈诗文，即谈诗文；挈之出游，即出游；询以姓名，则笑而不答。其谈诗文，剖析今古，规合体裁颇核；或称先王，间及世务，兼善诙谐。人愈益喜之。而尤习于养生家言。

偶观歌舞，近靡曼，或调之以察其意，道人欣然，似类有标韵者。至主人灭烛留髡，燕笑媟狎，即正容危坐，人莫能窥。夜尝少卧，借主人一蒲团，结跏趺其上，倦则即其上假寐而已。人以此益异焉。

居月余，一日忽告去。诸君苦留之，不可得。各出金钱布帛诸物相赠，作诗送行。临别，诸公皆来会，惆怅握手，有泣下者。冥寥子至郭门，第备足百钱，悉出诸公所赠诸物，散给贫者而去。诸公闻之益叹息，莫测所以。

戊　出游的哲学

冥寥子行，出一山路，深窅峭隘，乔木千章，藤萝交荫，仰视不见天日。人烟杳然，樵牧尽绝。但闻四旁鸟啼猿啸，阴风肃肃而恐人。冥寥子与其友行许久。忽见一老翁，庞眉秀颊，目有绿筋，发垂两肩，抱膝而坐大石之上，冥寥子前揖之。老翁为起，注目良久，不交一言。冥寥子长跽进曰：“此深山无人处，安得有跫然者？翁殆得道异人也。弟子生平好道，中岁无闻，石火膏油，心切悲叹，愿垂慈旨以开迷。”老翁佯为弗闻。固请之，乃稍教以虚静无为之旨。无何别去，目送久之而灭。山深境绝处，安得无若而翁者耶？

又或随其所到，有故人在焉——畴昔以诗文交者，以道德交者，以经济交者，以心相知者，以气相期者，思一见之，则不复匿姓名，径造其家。故人见肃，见冥寥子衣冠稍异，怪问之。答曰：“余业谢人间事，通明季真吾师也。”曰：“婚嫁毕乎？”“未也。以俟其毕，如河之清？向子平去则不返，余犹将指家山，聊以适我性尔。”于是款之清斋，追往道故数十年之前，俯仰一笑，俱属梦境。友人乃低回慨叹且羡：“冥寥子其无累之人耶。夫贵势高张，荣华渗漉，人之所易溺也。白首班行，龙钟盘跚，犹恋其物而不肯舍。一旦去之，攒眉向人。业问车马而迟行，出国门而回首。既返田舍，不屑屑焉艺种理麻豆面，日夜间长安之耗，而遗书当路故人焉。胸中数往数来，直至属纩乃已。有大拜命下之日，即其属纩之辰，有目瞑数时，而朝使使后至者，大可笑也。子何修而早自脱屣若此？”

冥寥子曰：“余闲中观焉，殆有所伤而悟也。余观于天：日月星汉，何冗而早夜西驰？今日之日，一去即失；虽有明日，非今日矣。今年之年，一去即失；虽有明年，非今年矣。天日自幻，吾日自短，三万六千朝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天年自多，吾年自少，百岁而外，吾不得而有也。又况其所谓‘百’者，所谓‘三万六千’者，人生常不得满。而其间风雨忧愁，尘劳奔走之日常多；良时嘉会，风月美好，胸怀宽闲，精神和畅，琴歌酒德，乐而婆娑者，知能几何？

“日月之行，疾于弹丸。当其轱辘而欲堕西岩，虽有拔山扛鼎之力，不能挽之而东；虽有苏、张之口，不能说之而东；虽有樗里晏婴之知，不能转之而东；虽有触虹、蹈海之精诚，不能感之而东。古今谈此事以为长恨。

“余观于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江湖汤汤，日夜东下而不止。方平先生曰：‘余自接待以来，已三见沧海为桑田矣。’“余观于万物：生老病死，为阴阳所摩，如膏之在鼎，火下熬之，不斯须而乾尽；如烛在风中，摇摇然泪枯烬落，顷刻而灭；如断梗之在大海，前浪推之，后浪叠之，泛泛去之而莫知所栖泊。又况七情见戕，声色见伐，忧喜太极，思忧过劳，命无百年之固，而气作千秋之期，身坐膏火之中，而心营天地之外，及其血气告衰，神明不守，安得不速坏乎？

“王侯将相，甲第如云，击钟而食，动以千指。平旦开门，宾客拥入；日昃张宴，粉黛成行。道人过之，呵声雷鸣，而不敢窥；后数十年又过之，则蔓草瓦砾，被以霜露，风凄日冷，不见片瓦，儿童放牛牧豕之场，乃畴昔燕乐鼓舞处也。方其鼎盛豪华，谐谑欢笑时，宁知遂有今日。大荣衰歇，何其一瞬也！岂止金谷铜台，披香太液，经百千年而后沦没哉？暇日出郭，登丘陇，郁郁累累，燕韩耶？晋魏耶？王侯耶？厮养耶？英雄耶？子耶？黄壤茫茫，是乌可知？吾想其生时耽荣好利，竞气争名，规其所难图，而猎其所无益；忧劳经营，畴不其然，一朝长寝，万虑俱毕。

“余尝宿于官舍，送往迎来，不知其更几主宰也。余尝阅乎朝籍，去故登新，不知其更几名也。余尝出关门，临津渡，陟高冈，眺原野，舟车络驿，山川莽苍，不知其送人几许也。叹息沉吟，或继以涕泗，则吾念灰矣。”

友人曰：“晏子有言：‘古而无死，则爽鸠氏之乐也。’齐景公流涕悲伤，识者讥其不达。今吾子见光景之驶疾，知代谢之无常，而感慨系之，至于沉痛，得毋屈达人之识乎？”

冥寥子曰：“不然。代谢故伤，伤乃悟也。齐景公恨荣华之难久，而欲据而有之，以极生人之乐，我则感富贵之无常，而欲推而远之，以了性命之期，趋不同也。”

曰：“于今者遂已得道乎？”

冥寥子曰：“余好道，非得道者也。”

曰：“子好道，而游者何？”

冥寥子曰：“夫游，岂道哉！余厌仕路跼蹐，人事烦嚣，而聊以自放者也。欲了大事，须俟闭关。”

曰：“子一瓢一衲，行歌乞食，有以自娱乎？”

冥寥子曰：“余闻之师，盖有少趣在澹。烹羊宰牛，水陆毕陈，其始亦甚甘也。及其厌饱膨膨脝，滋觉甚若，不如青苏臼饭，气清体平，习而安之，殊有余味。妖姬娈童，尽态极妍，挝鼓吹笙，满堂鼎沸，其始亦甚乐也。及其兴尽意败，转生悲凉，不如焚香摊书，兀兀晏坐，气韵萧疏，久而益远。某虽尝滥进贤冠，家无负郭，橐无阿堵，止有图书数卷，载之以西，波臣惧为某累，一举而捐之水滨。此身之外，遂无长物，境寂而累遣，体逸而心闲，其趋讵不长哉？一衲一瓢，任其所之，居不择处，与不择物。来不问主，去不留名。在冷不嫌，入嚣不溷。故我之游，亦学道也。”

其人乃欣然而喜曰：“聆子之言，如服清凉散，不自知，其烦热之去体也。”

……

顷之，一少年来，戟手而骂冥寥子曰：“道人乞食，得食则去，饶舌何为？是妖人也。吾且闻之官。”攘臂欲殴冥寥子，冥寥子笑而不答。或劝之，乃解。

于是冥寥子行歌而去，夜宿逆旅，威有妇人，冶容艳态，而窥于门，须臾渐迫，微辞见调。冥寥子私念：“此非妖也耶？”端坐不应。妇人曰：“吾仙人也，愍子勤心好道，故来度子。且与子宿缘，幸无见疑。吾将与子共游于蓬莱度索之间矣。”冥寥子又念：“昔闾成子学道荆山，试而不遇，卒为邪鬼所惑，失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绝。《真诰》以为犹是成子用志不专，颇有邪心故也。夫鬼狐惑人，伤生殒命，固也，不可近。即圣贤见试，不遇，亦非所以专精而凝神也。端坐如初。妇人瞥然不见。为鬼狐，为魔试，皆不可知矣。

冥寥子游三年，足迹几遍天下。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接，物态非常，情境靡一，无非炼心之助。虽浪迹亦不为无补哉！

于是归而茸一茆四明山中，终身不出。

第十二章
文化的享受

一　智识上的鉴别力

教育和文化的目标，只在于发展智识上的鉴别力和良好的行为。一个理想的受教育者，不一定要学富五车，而只须明于鉴别善恶；能够辨别何者是可爱，何者是可憎的，即在智识上能鉴别。最令人难受的，莫过于遇着一个胸中满装着历史的事实人物，并且对苏俄或捷克的时事极为熟悉，但见解和态度完全错误的人。我曾遇见过这一类人，他们在谈话时，无论什么题目，总有一些材料要发表出来，但是他们的见地完全是可笑可怜的。他们的学问是广博的，但毫无鉴别能力。博学不过是将许多学问或事实填塞进去，而鉴别力是美术的判别问题，中国人于评论一个文人时，必拿他的学行和识见分开来讲。对于历史家尤其应该如此区别。一个满腹学问的人，或许很易于写成一部历史，但所说的话或竟是毫无主见与识别的。而在论人和论事时，或竟是只知依入门户，并无卓识。这种人就是所谓缺乏智识上的鉴别力。强记事实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历史上一个指定时代中的事实，我们极易强记，但分别轻重和是非是一件极难的事情，有恃于一个人的见解力了。

所以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善于辨别是非者。这就是所谓鉴别力，而有了鉴别力，雅韵即会随之而生。一个人如若想有鉴别力，他必须先有见事明敏的能力，独立的判断力，不为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院式诱惑所威胁或眩惑。一个人在成人时代中，四周当然必有无数各种各式的诱惑，如：名利诱惑、爱国诱惑、政治诱惑、宗教诱惑，惑人的诗人、惑人的艺术家、惑人的独裁者与惑人的心理学家。当一个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幼年时代的脏腑效能的种种不同运用切实有关一个人日后生活中的志向、挑衅心和责任心，或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时，凡有识力者对之只可付诸一笑。当一个人错误时，他就是错误的，不必因震于他的大名或震于他的高深学问，而对他有所畏惧。

因此识和胆是相关联的，中国人每以胆识并列，而据我们所知，胆力或独立的判别力，实在是人类中一种稀有的美德。凡是后来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大多在青年时即显露出智力上的胆力。这种人绝不肯盲捧一个名震一时的诗人，他如真心钦佩一个诗人时，必会说出他钦佩的理由。这就是依赖着他的内心判别而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捧一个风行一时的画派，这就是艺术上的鉴别力。他也绝不肯盲从一个流行的哲理或一个时髦的学说，不论他们有着何等大名做后盾。他除了内心信服之外，绝不肯昧昧然信服一个作家。如若那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就是不错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则那个作家是错误的，而他自已是对的，这就是智识上的鉴别力。这种智力上的胆力和独立的判断力，无疑必需一己的内心中先具着一种稚气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内心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一点，所以一个学生一旦放弃他个人判断的权利时，便顿然易于被一切人生的诱惑动摇了。

孔子好像已经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不好，所以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必因看见弟子之中这种学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出这种警告。这个警告其实也是现代的学校所极为需要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学校制度，都偏于割舍了鉴别力以求学问，视强记事实即为教育的本身目标，好像富于学问即会使人成为一名高士。但是学校中为什么要贬视思想？为什么要歪曲学制，而将愉快的求学企图变成了机械式严定尺寸划一的和被动的强记事实？我们为什么要把智识置于思想之前？我们为什么愿意称呼一个仅是读足了心理学、中古历史、伦理学和宗教学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为学成之士？这种学分和文凭何以会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标？何以会使学生们心目中也认为如此？

理由很简单：我们用这个制度，因为我们是在将民众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厂里边一般。而一涉工厂的范围，则一切都须依着呆板的机械式制度去行事了。为了保护学校的名誉和将产物标准化，学校要发给文凭，以为证明。为了须发文凭，便不能没有次第；为了须分次第，便不能没有记分；为了须记分，便不能没有大小考试了。这全部的程序，成为一个整个的合于逻辑的必然事件，而使人无从避免。但机械式大小考试，为害之大，远过于我们所能想见。因为它立刻使人注重强记事实而忽略了鉴别力的发展。我本人曾当过教师，很知道出历史题目确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识题目较为容易，印批分数时也较为省力。

而危险在于这种制度一经订立之后，我们即易于忘却我们已渐渐或将要脱离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标，即我所说的智识上鉴别力的发展。所以孔子说：“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句话，仍有牢记的价值。世上实在无所谓必修科目，无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剧本也是如此。学校好似已采用一种愚笨的概念，以为只须从历史或地理中采集若干有限的资料，便足以供一个学者所必需。我曾受过相当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首都叫什么名字，并且有一个时期还以为哈瓦那是一个邻近古巴的海岛呢。必修课程的规定，其危险在于它义涵一个人只要读完这个课程，便已在事实上知晓了一个学者所应知晓的事情。所以一个毕业生离校之后，即不再企图更事学问或再读一些书，因为已经学完了一切应该知道的学问了。这也无怪其然，因为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结果。

我们须放弃一个人的智识有法子考验或测量的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寻求学识，终不过是像去发现一个新大陆，或如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说：“一个心灵的探险行为。”我们如用一种坦白的、好奇的、富于冒险性的心胸去维持这个探索精神，则这种寻求行为便永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了，我们应该舍弃那种规定的、划一的、被动的强记事实方法，而将这种积极滋长的个人快乐定为理想目标。文凭和学分一旦废除或仅仅值其所实值，学问的寻求即能趋于积极。因为那时做学生的至少要自问为什么而读书了。这句问话，在目下是无须他来答复的，因为现在每个学生都知道他为了要升入二年级，所以在一年级读书；为了要升入三年级，所以在二年级读书。这种外加的意念其实都应该丢弃，因为寻求知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现在的学生，有许多是为了大学的注册主任的关系而读书，有许多是为了他们的父母或教师或未来的太太而读书，以便取悦于耗费了许多金钱培植他们的父母，或以便取悦于看待他们很好很热心的教师，或以便将来可以多赚些钱去养他们的家口。我以为这类思想都是属于不道德的。寻求智识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无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为一种快乐并趋于积极。

二　以艺术为游戏和个性

艺术是创造，也是消遣。这两个概念中，我以为以艺术为消遣，或以艺术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游戏，是更为重要的。我虽然最喜欢各式不朽的创作，不论它是图书、建筑或文学，但我相信只有在许多一般的人民都喜欢以艺术为消遣，而不一定希望有不朽的成就时，真正艺术精神方能成为普遍面弥漫于社会之中。这正如学校中的学生，重在要他们多数能随便玩玩网球或足球，而不必定求他们能产生少数几个能加入全国竞赛的锦标运动员或球员。儿童或成人，也重在能创作一些物事以为消遣，而不必定求其能产生一个罗丹（Rodin，十九世纪之法国大雕刻家）。我宁愿学校中教授儿童做些塑泥手工，宁愿一切银行总理和经济专家能自制圣诞贺卡，无论这个思想是如何的可笑，而以为这样实在较胜于少数几个艺术家为了职业关系而从事这些工作。换句话说，我赞成一切的业余主义。我喜欢业余哲学家、业余诗人、业余植物学家和业余航空家。我觉得在晚间听听一个朋友随便弹奏一两种乐器，乐趣不亚于去听一次第一流的职业音乐会。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里看一个朋友随便试演几套魔术，乐趣更胜于到剧院去看一次台上所表演的职业魔术。父母看自己的子女表演业余式戏剧所得的乐趣，更胜于到剧场去看一次莎士比亚戏剧。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出于自动的，而真正艺术精神只有在自动中方有。这也就是我重视中国画为高士的一种消遣，而不限是一个职业艺术家的作品的理由。只有在游戏精神能够维持时，艺术方不至于沦为商业化。

游戏的特性，在于游戏都是出于无理由的，也绝不能有理由。游戏本身就是理由。这个见地，有天演历史为证明。美丽是一种“生存竞争说”所无从解释的东西；世界上甚至有对生物具着毁灭性的美丽方式：例如鹿的过于发育的美角。达尔文发觉他的“自然选择说”实在无从解释植物和动物中的美丽分子，所以不能不另定一个性的选择为附加原则。我们如若不能承认艺术实只是一种体力和心力的泛滥，自由而不受羁绊，只为自己而存在，则无从了解艺术和它的要素。“为艺术而从事艺术”的口号常受旁人的贬责，但我以为这不是一个可容政治家参加议论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关于一切艺术创作的心理起源的无可争论的事实。希特勒贬斥许多种现代艺术为不道德，但我认为那种替希特勒作画真像，放到新艺术博物院去取媚这个炙手可热的统治者的画家，乃正是不道德之中最不道德的人。这不是艺术，简直是卖淫。商业式艺术不过是妨碍艺术创作的精神，而政治式艺术竟毁灭了它。因为艺术的灵魂是自由。现代独裁者拟想产生一种政治式艺术，实在是做绝不可能的企图。他们似乎还没有觉得艺术不能借刺刀强迫而产生，正如我们不能用金钱向妓女买到真正的爱情。

如要了解艺术的要素，我们必须从艺术是力的泛滥的物体基础去研究。这就是所谓艺术或创作的冲动。艺术家每喜欢用“灵感”这个名词，即表示本人也不知道这行动是从哪里来的。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内心鼓动关系，如科学家去做一种发现真理时的行动，或探险家去做一次发现一个新海岛时的冲动。这里边并无理由可说。我们在今日有了生物学知识的协助，渐能知道我们思想生活的整个组织是受着血液中“荷尔蒙”（Hormones）增减的支配，对各项器官和控制这种器官的神经系所起作用的调节。动怒和惧怕，不过某种液汁的分泌关系。天才本身，在我看来，也不过是腺分泌过量供给的结果。中国某无名小说作家虽然并没有“荷尔蒙”的知识，居然能臆测到一切活动的起源，以为是我们体内的虫的缘故。通奸是由于虫在那里咬大肠，因而鼓动个人泄欲。志愿、挑衅心和爱名位，也是由于某一种虫在那里作怪，使人片刻不得安逸，直到他的志愿达到了目的才罢休。著作一本书，例如一本小说，也是由于某一种虫在那里鼓动和迫促那作者无理由地去创作。“荷尔蒙”和虫这两个名词中，我宁取虫，因为它好像更为生动。

虫的供给过量，或只是常量，一个人便将被迫去做一些创作。因为这时他是自己也做不了主的。当一个小孩的体力供给过量时，他便会将寻常的跨步改做跳跃。当一个人的体力供给过量时，他即将跨步改为跳舞，不过是一种低效能的跨步；所谓低效能者，是从实用主义者耗费力量的见解而言，而并不从美术的见地而言。跳舞者并不径直走向目的地，而是迂回地兜着大圈子走过去。一个人在跳舞时绝不会顾到爱国的，所以命令一个人遵照着资本家或法西斯主义或普罗主义的预定方式跳舞，简直就是毁灭游戏的精神，以及使跳舞的神圣效能减低。如若一个共产主义者企图去达到一种政治目的，或企图去做一个忠实的同志，他只可跨步而不当跳舞……难道人类在和一切别种动物比较之下，还嫌他们的工作不够量，所以连这些些的空闲去从事游戏和艺术，也须受那个怪物（即国家的权力）的干涉吗？

这种对于艺术只为游戏的真性质的了解，或许可以有助于澄清艺术和道德的关系。所谓美者不过是合式而已。世上有合式的行为，如同有合式的画或桥一般。艺术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图画、音乐和跳舞，因为无论什么东西，都有合式的。赛跑中有运动员的合式；一个自幼至长，更自长至老的人，在每个时代中都有相配的行为而具着行为上的合式；一次布置周密，指导有方，因而获得最后胜利的总统竞选活动，也自具着其进行上的合式；即小如一个人的笑和咳嗽，也有合式和不合式之别。如中国旧官僚习气即属于合式。凡属人类的活动，都各有它的表显方式，所以要想将艺术的表显限制于音乐跳舞和图画这几个小范围内，是不可能的。

所以艺术有了这样较广泛的解释之后，行为上的合式和艺术上的优美个性便有了密切关系，并成为同样的重要。我们的身体动作上可以具有一种逾常的美点，如一首音韵和谐的诗的节调上逾常的美点一般。一个人一有那种过量的力量供给，便会在一切行动中显出飘逸和潇洒，并顾到合式。飘逸和潇洒是从体力充足的感觉而产生，他感觉到能把一个行动做到超过仅仅看得过的地位而做得非常合式。在较为抽象的范围中，我们能在一切做得好的动作中看到这种美点。做一次优美动作或简洁动作的冲动，本来就是一个美术的冲动，甚至如一件谋杀行为，或一件阴谋行为，只要在动作上做得简洁，看去也是美的。就是在人生的一切小节上，也可能有飘逸潇洒和胜任的姿势。凡是我们所谓的礼貌，都属于这一类。一次行得适宜恰当的问候，我们称之为优美惬人意的问候；反过来说，一次行得不好的问候，便谓之拙劣讨人嫌的问候了。

中国人说话和一切人生动作上的礼貌的发展，在晋代末叶（三四世纪）达到最高点。这就是“清谈”最流行的时代。这时女子的服装尤其讲究，男子中则有许多个以美貌出名。这时并盛行留“美髯”和穿着宽大的长袍。这种长袍的裁制很特别，能使一个人缩手到衣里去搔身体上任何部分的痒处。当时一切举动都是出之以潇洒的。拂帚，即拿几绺马鬃扎在一根柄上以供驱除蝇蚋之用，成为谈天时一种重要的道具。这种闲谈在文学中至今尚称之为“帚谈”。这帚的用处，是在随谈随拂，以助谈思。扇子也是谈天时一种优美的道具，可以在谈时忽开忽折，或微微地摇动着，正如一个美国老妇在谈天时，将她的眼镜忽而除下忽而又戴上的神情一般，都是悦目。在实用上讲起来，拂帚和扇子与英国人的单面眼镜差不多，但它们都是谈天时的道具，如手杖之为闲步时的道具。我所亲见的各种西方礼貌中，最悦目的当为普鲁士绅士在室内向女客并足行鞠躬礼时和德国少女叉腿向人行礼时的姿势。我觉得这两种姿势都美丽无比，可惜现在都已经被淘汰了。

中国人所行的礼貌，种类很多，一举手一投足中的姿势都经过研究教导。从前满洲人的“打千”，姿势是极为悦目的：她走进房中时，把一只手垂直在身体的前面，然后用优美的姿势，把一只膝屈一下子，如若房中的人不止一个，她可以在屈膝的当儿，将身体向四周旋转一下，对在座的众人，打一个总千。下棋的高手在落子时，姿势也极好看：他用两指拈起一粒棋子，用很优美的姿势，轻轻地推上棋盘。富于礼貌的满洲人，他们发怒时的姿势也极美丽：他穿着装有“马蹄袖”的袍子，这马蹄袖平时都是翻转着里子向外的，他在表示极不高兴时，就将两手一垂，将翻起的袖子往下一甩，走出房去，这就是所谓“拂袖而去”。

文雅的满洲官员，说话时的音调极为悦耳，有着美妙的节奏和有高有低的音韵。他说话时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说话中夹着许多诗文中的成语，以表示学问的渊博。做官人的笑和痰嗽，姿势确实悦人耳目的：他们在痰嗽时，大都出之以三个音节；第一第二是往里一吸，打扫喉咙，到第三节，方把痰从一声咳嗽之中吐将出来。只要他的姿势做得极美化，我倒并不以他把痰吐在地上为嫌，因为我从小即生长于这种微菌之中，并没有觉得受到什么影响。他的笑也是极富有音韵而美化的：起首时略带一些矜持，轻笑两声，然后纵声一笑。他如已有白须，那就更为好看。

笑术更是中国优伶所必须苦练的，为演剧中重要动作之一。观众看见剧中人笑得美妙时，大都报以彩声。笑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笑的种类甚多：如快乐时的笑，看见别人中圈套时的笑，蔑视的笑，其中最难于模拟的则是一个人受到挫败时的苦笑。中国的剧场观众，最注意伶人的各种小动作，称之为“台步”或“做工”。伶人的举手、投足、扭颈、转身、拂袖、掀髯，都有一定的尺寸，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人将各种戏文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工戏，另一类就是做工戏。所谓做工者，即指一切手足的动作和表情。中国伶人在表示不赞同的摇头，表示疑忌的掀眉，和表示满意的掀髯中，都有一定的姿势。

艺术和德行，只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一个特有之点，仍在那个艺术家的个性表现时方发生关系。一个具有伟大个性的艺术家产生伟大艺术；一个具有卑琐个性的艺术家产生卑琐的艺术；一个多情的艺术家产生多情的艺术；一个逸乐的艺术家产生逸乐的艺术；一个温柔的艺术家产生温柔的艺术；一个细巧的艺术家产生细巧的艺术。这就是艺术和德行的关系的总括。所以德行并不是一件可以从外面灌输进去的东西。它只是艺术家的灵魂的自然表现，而必须发于内心。它不是属于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件不可逃避的事实。心肠卑鄙的画家绝不能产生伟大的画作，而心胸伟大的画家也绝不会产生卑鄙的画作，就是有性命的出入时，他也是不屈和不肯苟从的。

中国人对于艺术的品，或称人品、品格的见解是极有兴趣的。其中也包含品第高下的意义，如我们次第画家或诗人为“第一品”或“第二品”。又我们尝试茶的滋味，称之为“品茶”。各种人在他们的各种动作中都表现了所谓的品，例如一个赌徒，如他在赌时的脾气很坏，即谓之赌品不好；一个酒徒如在醉后的行为很坏，即谓之酒品不好。棋手也有棋品高下之别。中国一部最早的评诗著作，书名印为《诗品》。该书的内容即是品评诗人的高下。此外还有评画的著作，书名即是《画品》。

所以，因了这个“品”的思想，一般人都深信一个艺术家的优劣完全系于其人格的高低。这人格是属于德行的，也是属于艺术的。它意在注重人类了解心、高尚心、出世、不俗、不卑鄙、不琐屑的观念。在这种意义上，它类似英文中所谓Manner（风格）或Style（派头）。一个任性的或不肯墨守成规的艺术家必显出他的任性或不肯墨守成规的风格；一个风雅的人必自然显出他的风雅风格；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绝不肯俯就成规。在这个意义上，个性或风格实即是艺术的灵魂。中国人都默信一个画家本身的道德和美术的个性是伟大的，否则他绝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中国人评骘书画时，最高的标准不在于作者的技巧是否纯熟，而只在于作者是否有高尚的性格。技巧纯熟的作品往往会是风格很低的。在英文中我们即谓之缺乏“特性”。

因此，这一来我们达到了一切艺术的中心问题。中国大军事家兼政治家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曾说过，书法的两种重要原则为：形和神。并说当时的名书法家何绍基很赞同他的说法和钦佩他的卓见。一切艺术既然都属于有形之物，其中当然有一个机械的问题，即技巧问题，凡是艺术家都应精通的。不过因为艺术也是属于精神的，所以在一切形式的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是个人的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即是技巧以外的个性。在文字著作中的，唯一最重要的东西即是作者所特有的笔法和感情，如他所表现于爱憎之中的。这种个性或个人的表现常有被技巧所掩没的危险，而一切初学者不论是书画或演剧，最大的难关即在难于任着己意做去。其中的理由当然是初学者每每被范型或技巧束缚而不敢逾越，但不论哪一种形式，如缺乏这种个人的因素，便不能合式。凡是合式的物事或动作，必有一种飘逸的神态，所以悦目的就在于这个神态。不论它是一个锦标高尔夫球员甩动球棍的神态，或是一个人一帆风顺功成名就时的神态，或是一个美式足球运动员抱着足球在场中飞奔的神态，里边必须有一种真性的流露，这个真性必不可被技巧所毁损，而必须在技巧之中自由而愉快地充沛着。一列火车循着弧线转弯时，一只快艇张着满帆饱风向前飞驶时，都有一种极悦目的神态。一只燕子飞翔时，一只鹰攫身扑取别的动物时，一匹赛场中的马“很合式”地冲进底线时，也都有着这种悦目的神态。

我们所定的资格是：一切艺术必须有它的个性，而所谓的个性无非就是作品中所显露的作者的性灵，中国人称之为心胸。一件作品如若缺少这个个性，便成了死的东西。这个缺点是不论怎样高明的技巧都不能弥补的。如若缺乏个性，美丽的本身也将成为平凡无奇了。有许多希望成为好莱坞电影明星的女子都没有能够了解这一点，而只知拼命地模仿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主演《蓝天使》，好莱坞著名影星）或珍·哈露（Jean Harlow，二十世纪美国女电影演员），因此使物色人才的导演觉得非常失望。平庸的美貌女子很多很多，但鲜艳活泼的千中难得其一。她们为什么不去模仿玛丽·德瑞斯勒（Marie Dressier，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的身段和神情？一切的艺术都是相通的，以性灵的流露这一原则为根据，不论是在电影的表现中，或是在书画中，或是在文学著作中。其实从玛丽·德瑞斯勒和莱昂纳尔·巴里摩尔（Lionel Barrymore，第四届奥斯卡影帝）的表演中，即能意会出写作的秘诀。养成这个个性的可爱乃是一切艺术的重要基础，因为不论一位艺术家做一些什么东西，他的性灵总是能在他的作品中显露出来。

个性的培植是道德的，也是美术的，当中需要学问和雅韵。雅韵近乎风味，或许是一个艺术家生而已有的。但要能欣赏一件作品，非有学问不可。这个情形在书画之中极为显明。我们从一幅字中，即能看出作者是否曾见过魏拓，倘若他真的见过，这学问就使他的作品具着一种古气。但除此之外，他也须将自己的个性加进去。至于个性的强弱当然是高低不一的。如他是属于一种细致富于情感的心胸，他于作品的风格上必现出细致和富于情感；如他是喜爱雄豪的，他的风格也必是趋于雄豪的。因此，在书画中，尤其是在书中，我们可以从而看到各式各样的美点。在这种完美的作品中，个性已和技巧融合于一起，不能再加以分析。这美点可以是属于古怪或任性之类，可以是属于粗豪之类，可以是属于雄壮之类，可以是属于自由的性灵之类，可以是属于大胆不循俗例之类，可以是属于浪漫的风韵之类，可以是属于拘泥之类，可以是属于柔媚之类，可以是属于庄严之类，可以是属于简单笨拙之类，可以是属于齐整之类，可以是属于敏捷之类，有时甚至可以是属于故意的鬼怪之类。世上只有一种美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这就是忙劳生活的美点。

三　读书的艺术

读书是文明生活中人所共认的一种乐趣，极为无福享受此种乐趣的人所羡慕。我们如把一生爱读书的人和一生不知读书的人比较一下，便能了解这一点。凡是没有读书癖好的人，就时间和空间而言，简直是等于幽囚在周遭的环境里边。他的一生完全落于日常例行公事的圈禁中。他只有和少数几个朋友或熟人接触谈天的机会，他只能看见眼前的景物，他没有逃出这所牢狱的法子。但在他拿起一本书时，他已立刻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如若所拿的又是一部好书，他便已得到了一个和一位最善谈者接触的机会。这位善谈者引领他走进另外一个国界，或另外一个时代，或向他倾吐自己胸中的不平，或和他讨论一个他从来不知道的生活问题。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互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一个人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能有两小时的工夫撇开一切俗世烦扰而走到另一个世界去游览一番，这种幸福自然是被无形牢狱所拘囚的人们所极羡慕的。这种环境的变更，在心理的效果上，其实等于出门旅行。

但读书的益处还不只这一些。读者常会被携带到一个思考和熟虑的世界里边去。即使是一篇描写事实的文章，躬亲其事和从书中读到事情的经过，其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种事实一经描写到书中便成为一幅景物，而读者便成为一个脱身是非真正的旁观者了。所以真正有益的读书，便是能引领我们进到这个沉思境界的读书，而不是单单去知道一些事实经过的读书。人们往往耗费许多时间去读新闻报纸，我以为这不能算是读书。因为一般的新闻报纸读者，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得知一些毫无深层价值的事实经过罢了。据我的意见，宋朝苏东坡的好友诗人黄山谷所说的话实在是一个读书目标的最佳共式。他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人如读书即会有风韵，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唯一目标。唯有抱着这个目标去读书，方可称为知道读书之术。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使心智进步而读书，因为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我必须读艾略特博士（Dr.Eliot）的全部著作，以便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他必在某天的晚上出于勉强地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放下书时，将好像是从一个噩梦中苏醒一般。其实呢，他除了可说一声已经读过这本书之外，并未得到什么益处。凡是以出于勉强的态度去读书的人，都是些不懂读书艺术的人。这类抱着求知目标而读书，其实等于一个参议员在发表意见之前的阅读旧案和报告书。这是在搜寻公事上的资料，而不得谓之读书。

因此，必须是意在为培植面目的可爱和语言的有味而读书，照着黄山谷的说法，方可算做真正的读书。这个所谓“面目可爱”，显然须做异于体美的解释。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者，并不是相貌的丑恶。所以世有可憎的美面，也有可爱的丑面。我的本国朋友中，有一位头尖如炸弹形一般，但这个人终是悦目的。西方的作家中，我从肖像中看来，相貌最可爱者当属切斯特顿，他的胡须、眼镜、丛眉、眉间的皱纹，团聚在一起是多么怪异可爱啊！这个形容使人觉得他的前脑中充满着何等丰富的活泼思想，好像随时从他异常尖锐的双目中爆发出来。这就是黄山谷所谓“可爱的面目”，不是由花粉胭脂所妆成的面目，而是由思想力所华饰的面目。至于怎样可以“语言有味”，全在他的书是怎样的读法。一个读者如能从书中得到它的味道，他便会在谈吐中显露出来。他的谈吐如有味，则他的著作中也自然会富有滋味。

因此，我以为味道乃是读书的关键，而这个味道也必然因此是各有所嗜的，如人对于食物一般。最合卫生的吃食方法终是择其所嗜而吃，方能保证其必然消化。读书也和吃食相同。在我是美味的，也许在别人是毒药。一个教师绝不能强迫他的学生去读他们所不爱好的读物；而做父母的，也不能强迫子女吃他们不喜欢吃的东西。一个读者如对于一种读物并无胃口，则他所浪费在读书的时间完全是虚耗的，正如袁中郎所说：“若不惬意，放置之俟他人。”

所以世上并无一个人所必须读的书，因为我们的智力兴趣是如同树木一般的生长，如同河水一般的流向前去的，只要有汁液，树木必会生长；只要泉源不涸，河水必会长流；当它碰到石壁时，它自会转弯；当它流到一片可爱的低谷时，它必会暂时停留一下子；当它流到一个深的山池时，它必会觉得满足而停在那里；当它流过急湍时，它必会迅速前行。如此，它无须用力，也无须预定目标，自能必然有一天流到海中。世上并没有人人必读的书，但有必须在某一时间，必须在某一地点，必须在某种环境之中，必须在某一时代方可以读的书。我颇以为读书也和婚姻相同，是由姻缘或命运所决定。世上即使有人人必读的书如《圣经》，但读它必应有一定的时期。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尚没有达到可读一本名著的相当时期时，他即使勉强去读，也必觉得其味甚劣。孔子说，五十读易。他的意思就是说，四十五岁时还不能读。一个人没有到识力成熟的时候，绝不能领略《论语》中孔子话语中淡淡的滋味和他已成熟的智慧。

再者，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部书，可以得到不同的滋味。例如我们在和一位作家谈过一次后或看见过他的面目后，再去读他的著作，必会觉到更多的领略。又如在和一位作家反目之后，再去读他的著作，也会得到另一种滋味。一个人在四十岁时读《易经》所得的滋味，必和在五十岁人生阅历更丰富时读它所得的滋味不同。所以将一本书重读一遍，也是有益的并也可以从而得到新的乐趣。我在学校时教师命读《Westward Ho》（《向西去啊》，英国查尔斯·金斯利著）和《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两书，那时我已能领略《Westward Ho》的滋味，但对于《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觉得很是乏味，直到后来回想到的时候，方觉得它也是很有滋味的，不过当时未能为我领略罢了。

所以读书是一件涉及两方面的事情：一在作者，一在读者。作者固然对读者做了不少的贡献，但读者也能借着自己的悟性和经验，从书中悟会出同量的收获。宋代某大儒在提到《论语》时说，读《论语》的人很多很多。有些人读了之后，一无所得，有些人对其中某一两句略感兴趣，但有些人则会在读了之后，手舞足蹈起来。

我以为一个人能发现他所爱好的作家，实在是他的智力进展里边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世上原有所谓性情相近这件事，所以一个人必须从古今中外的作家去找寻和自己的性情相近的人。一个人唯有借着这个方法，才能从读书中获得益处。他必须不受拘束地去找寻自己的先生。一个人所最喜爱的作家是谁？这句问话，没有人能回答，即在本人也未必能答出来。这好似一见钟情，一个读者不能由旁人指点着去爱好这个或那个作家。但他一旦遇到所爱好的作家时，他的天性必会立刻使他知道的。这类忽然寻到所爱好的作家的例子甚多。世上常有古今异代相距千百年的学者，因思想和感觉的相同，竟会在书页上会面时完全融洽和谐，如面对着自己的肖像一般。在中国语文中，我们称这种精神的融洽为“灵魂的转世”。例如苏东坡乃是庄周或陶渊明转世，袁中郎乃是苏东坡转世之类。苏东坡曾说，当他初次读庄子时，觉得他幼时的思想和见地正和这书中所论者完全相同。当袁中郎于某夜偶然抽到一本诗集而发现一位同时代的不出名作家徐文长时，会不知不觉地从床上跳起来，叫起他的朋友，两人共读共叫，甚至童仆都被惊醒。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描摹他的第一次读卢梭，称之为“一次触电”。尼采（Nietzsche）于初读叔本华（Schopenhauer）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叔本华是一位乖戾的先生，而尼采是一个暴躁的学生，无怪后来这学生就背叛他的先生了。

只有这种读书法，这种自己去找寻所喜爱的作家，方是对读者有益的。这犹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一见钟情，一切必都美满。他会觉得她的身材高矮正合度，相貌恰到好处，头发的颜色正深浅合度，说话的声音恰高低合度，谈吐和思想也都一切合度。这青年不必经教师的教导，自会去爱她。读书也是如此，他自会觉得某一个作家恰称自己的爱好。他会觉得这作家的笔法、心胸、见地、思态都是合式的，于是他对这作家的著作能字字领略，句句理会。并因为两人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融洽，所以一切都能融会贯通。他已中了那作家的魔术，他也愿意中这魔术。不久之后，他的音容笑貌也会变得和那作家的音容笑貌一模一样了。如此，他实已沉浸在深切爱好那作家之中，而能从这类书籍里边得到滋养他灵魂的资料。不过数年之后，这魔法会渐渐退去，他对这个爱人会渐渐觉得有些厌倦。于是他会去找寻新的文字爱人，等到他有过三四个这类爱人，把他们的作品完全吞吸之后，他自己便也成为一位作家了。世上有许多读者从来不会和作家相爱，这正如世上有许多男女虽到处调情，但始终不会和某一个人发生切近的关系，他们能读一切的作品，结果终是毫无所得。

如此的读书艺术的概念，显然把读书为一种责任或义务的概念压了下去。在中国，我们常听到勉人“苦读”的话头。从前有一个勤苦的读书人在夜里读书时，每以锥刺股，使他不致睡去。还有一个读书人在夜里读书时，命一个女婢在旁边以便在他睡去时惊醒他，这种读法太没意思了。一个人在读书的时候，正当那古代的聪明作家对他说话时而忽然睡去，他应当立刻上床去安睡。用锥刺股或用婢叫醒，无论做到什么程度，绝不能使他得到什么益处，这种人已完全丧失了读书快乐的感觉。凡是有所成就的读书人绝不懂什么叫做“勤研”或“苦读”，他们只知道爱好一本书，而不知其然地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也同时得到了答案，即读书用不着相当的地点和时间。一个人想读书时，随时随地可读。一个人倘懂得读书的享受，不论在学校里边或学校外边都可以读，即在学校里边也不致妨碍他的兴趣。曾国藩在家书中答复他的弟弟想到京师读书以求深造时说：

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承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有些人在要读书时常常想起许多借口。刚要开始读时，他会憎厌房里太冷，或椅子太硬，或亮光太烈，而说不能读，还有些作家每每憎厌蚊子太多或纸张太劣，或街上太闹，而说无从写作。宋代大儒欧阳修自承最佳的写作时候乃是“三上”：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清代学者顾千里当夏天时，常“裸而读经”即以此得名。反之，一个人如若不愿意读书，则一年四季之中自有不能读书的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去冬来真迅速，收拾书包过新年。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读书艺术呢？简单的答语就是：随手拿过一本书，想读时，便读一下子。如想真正得到享受，读书必须出于完全自动。一个人尽可以拿一本《离骚》或一本欧玛尔·海亚姆（Omar Khayyam）的《鲁拜集》，一手挽着爱人，同到河边去读。如若那时天空中有美丽的云霞，他尽可以放下手中的书，抬头赏玩。也可以一面看，一面读，中间吸一斗烟，或喝一杯茶，更可以增添他的乐趣。或如在冬天的雪夜，一个人坐在火炉的旁边，炉上壶水轻沸，手边放着烟袋烟斗，他尽可以搬过十余本关于哲学、经济、诗文、传记的书籍堆在身边的椅子上，以闲适的态度，随手拿过一本来翻阅。如觉得合意时，便可读下去，否则便可换一本。金圣叹以为在雪夜里关紧了门读一本禁书乃是人生至乐之一。陈眉公描写读书之时说，古人都称书籍画幅为“柔篇”，所以最适宜的阅读方式就是须出于写意，这种心境使人养成随事忍耐的性情。所以他又说，真正善于读书的人，对于书中的错字绝不计较，正如善于旅行的人对于上山时一段崎岖不平的路径，或如出门观看雪景的人对于一座破桥，或如隐居乡间的人对于乡下的粗人，或如一心赏花的人对于味道不好的酒一般，都是不加计较的。

中国最伟大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自传中，有一段极尽描写读书之乐之能事。她和她的丈夫在领到国子监的膏火银后，常跑到庙集去，在旧书和古玩摊上翻阅残书简篇和金石铭文，遇到爱好的，即买下来。归途之中，必再买些水果，回到家后一面切果，一面赏玩新买来的碑拓，或一面品茶，一面校对各版的异同。她在所著《金石录》后跋中，有一段自述说：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一茶，指堆积书史

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籍会意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犬马之上。

这一段自述文，是她在老年时丈夫已经故世后所写的。这时正当金人进扰中原，华北遍地烽烟，她也无日不在流离逃难之中。

四　写作的艺术

写作的艺术，其范围的广泛，远过于写作的技巧。实在说起来，凡是期望成为作家的初学者，都应该叫他们先把写作的技巧完全撇开，暂时不必顾及这些小节，专在心灵上用功夫，发展出一种真实的文学个性，去做他的写作基础。这个方法应该对他很有益处。基础已经打好，真实的文学个性已经培养成功时，笔法自然而然会产生，一切技巧也自然而然地跟着纯熟。只要他的立意精譬，文法上略有不妥之处也是不妨的，这种小小的错误，自有那出版者的编校员会替他改正的。反之，一个初学者如若忽略了文学个性的培植，则无论怎样去研究文法和文章，也是不能成为作家的。布封（Buffon）说得好：“笔法即作者。”笔法并不是一个方式，也不是一个写作方法中的制度或饰件，其实不过是读者对于作者的心胸特性，深刻或浅泛的，有见识或无见识和其他各种特质，如：机智、幽默、讥嘲、体会、柔婉、敏锐、了解力、仁慈的乖戾或乖戾的仁慈、冷酷、实际的常识和对于一切物事的一般态度所得的一种印象罢了。可知世上绝不能有教人学会“幽默技巧”的袖珍指南，或“乖戾的仁慈三小时速通法”，或“常识速成十五法”，或“感觉敏锐速成十一法”。

我们须超过写作艺术的表面而更进一步。我们在做到这一步时，便会觉得写作艺术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整个文学思想、见地、情感和读写的问题。当我在中国做恢复性灵和提倡更活泼简易的散文体的文学运动时，不得不写下许多篇文章，发展我对一般的文学的见地，尤其是对于写作的见地。我可以试写出一组关于文学的警语，而以“雪茄烟灰”为题。

甲　技巧和个性

做文法教师的论文学，实等于木匠谈论美术。评论家专从写作技巧上分析文章，这其实等于一个工程师用测量仪丈量泰山的高度和结构。

世上无所谓写作的技巧。我心目中所认为有价值的中国作家，也都是这般说法。

写作技巧之于文学，正如教条之于教派——都是属于性情琐屑者的顾及小节。

初学者往往被技巧之论所眩惑——小说的技巧、剧本的技巧、音乐的技巧、演剧的技巧。他不知道写作的技巧和作家的家世并没有关系，演剧的技巧和名艺人的家世并没有关系。他不知道世上有所谓个性，这个性其实就是一切艺术和文学成就的基础。

乙　文学的欣赏

当一个人读了许多本名著，而觉得其中某作家叙事灵活生动，某作家细腻有致，某作家文意畅达，某作家笔致楚楚动人，某作家味如醇酒佳酿时，他应坦白地承认爱好他们、欣赏他们，只要他的欣赏是出乎本心的。读过这许多的作品后，他便有了一个相当的经验基础，即能辨识何者是温文，何者是醇熟，何者是力量，何者是雄壮，何者是光彩，何者是辛辣，何者是细腻，何者是风韵。在他尝过这许多种滋味之后，他不必借指南的帮助，也能知道何者是优美的文学了。

一个念文学的学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辨别各种不同的滋味。其中最优美的是温文和醇熟，但也是最难于学到的。温文和平淡，其间相差极微。

一个写作者，如若思想浅薄，缺乏创造性，则大概将从简单的文体入手，终至于奄无生气。只有新鲜的鱼可以清炖，如若已宿，便须加酱油、胡椒和芥末——越多越好。

优美的作家正如杨贵妃的姐姐一般，可以不假脂粉，素面朝天。宫中别的美人便少不了这两件东西，这就是英文作家中极少敢于用简单文体的理由。

丙　文体和思想

作品的优劣，全看它的风韵和滋味如何，是否有风韵和滋味。所谓风韵并无规则可言，发自一篇作品，正如烟气发自烟斗，云气发自山头，并不自知它的去向。最优美的文体就是如苏东坡的文体一般近于“行云流水”。

文体是文字、思想和个性的混合物，但有许多文体是完全单靠着文字而成的。

清澈的思想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者，事实上很少。不清澈的思想而表现极明白者倒很多。如此的文体，实可称为明白的不明朗。

用不明朗的文字表现清澈的思想，乃是终身不娶者的文体。因为他永远无须向他的妻子做任何解释，如：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之类。萨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英国作家，译有《荷马史诗》）有时也是这样的古怪。

一个人的文体常被他的“文学爱人”藻饰。他在思想上和表现方式上，每每会渐渐地近似这位爱人。初学者只有借这个方法，才能培植出他的文体。等到阅世较深之后，他自会从中发现自己，而创成自己的文体。

一个人如若对某作家向来是憎恶的，则阅读这作家的作品必不能得到丝毫的助益。我颇希望学校中的教师能记住这句话。

一个人的品性，一部分是天生的，他的文体也是如此。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由感染而来的。

一个人如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

世上有合于各色各种脾胃的作家，但一个人必须花些工夫，方能寻到。

一本书犹如一个人的生活，或一个城市的画像。有许多读者只看到纽约或巴黎的画像，而并没有看见纽约或巴黎的本身。聪明的读者则既读书，也亲阅生活的本身。宇宙即是一本大书，生活即是一所大的学校。一个善读者必拿那作家从里面翻到外面，如叫花子将他的衣服翻转来捉虱子一般。

有些作家能如叫花子积满了虱子的衣服一般，很有趣地不断地挑拨他们的读者，痒也是世间一件趣事。

初学者最好应从读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入手。如此，他绝不致误为骗子所欺蒙。读过表示反对意见的作品后，他即已有了准备，而可以去读表示正面意见的作品，富于评断力的心胸即是如此发展出来的。

作家都有他所爱用的字眼，每一个字都有它的生命史和个性。这生命史和个性是普通的字典所不载的，除非是如《袖珍牛津字典》（Concise of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一类的字典。好的字典和《袖珍牛津字典》，都是颇堪一读的。

世上有两个文字矿：一是老矿，一是新矿。老矿在书中，新矿在普通人的语言中。次等的艺术家都从老矿去掘取材料，唯有高等的艺术家会从新矿中去掘取材料。老矿的产物都已经过溶解，但新矿的产物不然。

王中（公元二十七年至一百年）将“专家”和“学者”加以区别，也将“作家”和“思想家”加以区别。我以为当一个专家的学识宽博后，他即成为学者，一个作家的智慧深切后，他即成为思想家。学者在写作中，大都借材于别的学者。他所引用的旧典成语越多，越像一位学者。一个思想家于写作时，则都借材于自己肚中的概念，越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越会依赖于自己的肚腹。

一个学者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

一个人的观念在写作之前，都有一个“怀孕”时期，也像胚胎在母腹中必有一个怀孕时期一般。当一个人所喜爱的作家已在他的心灵中将火星燃着，开始发动了一个活的观念流泉时，这就是所谓“怀孕”。当一个人在他的观念还没有经过怀孕的时期，即急于将它写出付印时，这就是错认肚腹泻泄时的疼痛为怀孕足月时的阵痛。当一个人出卖他的良心而做违心之论时，这就是堕胎，那胚胎落地即死。当一个作者觉得他的头脑中有如电阵一般的搅扰，觉得非将他的观念发泄出来不能安逸，乃将它们写在纸上而觉如释重负时，这就是文学的产生。因此，一个作家对于他的文学作品，自会有一种如母亲对于子女一般的慈爱感情，因此，自己的作品必是较好的，犹如一个女子在为人之妻后必是更可爱的。

作家的笑正好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观念的范围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

一个作家因为憎恶一个人，而拟握笔写一篇极力攻击他的文章，但一方面并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好处，这个作家便没有写作这篇攻击文章的资格。

丁　自我发挥派

十六世纪末叶，袁氏三弟兄所创的“性灵派”或称“公安派”（袁氏三弟兄为公安县人），即是自我发挥的学派。“性”即个人的“性情”，“灵”即个人的“心灵”。

写作不过是发挥一己的性情，或表演一己的心灵。所谓“神通”，就是这心灵的流动，实际上确是由于血液内“荷尔蒙”的泛滥所致。我们在读一本古书或阅一幅古画时，其实不过是在观看那作家的心灵流动。有时这心力之流如若干涸，或精神如若颓唐时，即是最高手的书画家也会缺乏精神和活泼的。

这“神通”是在早晨，当一个人于好梦沉酣中自然醒觉时来到。此后，他喝过一杯早茶，阅读一张报纸，而没有看到什么烦心的消息，慢慢走到书室里边，坐在一张明窗前的写字台边，窗外风日晴和，在这种时候，他必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优美的诗、优美的书札，必能作出优美的画，并题优美的款字在上面。

这所谓“自我”或“个性”，乃是一束肢体肌肉、神经、理智、情感、学养、悟力、经验偏见所组成。它一部分是天成的，而一部分是养成的；一部分是生而就有的，而一部分是培植出来的。一个人的性情是在出世之时，甚至在出世之前即已成为固定的。有些是天生硬心肠和卑鄙的；有些是天生坦白磊落、尚侠慷慨的；也有些是天生柔弱胆怯、多愁多虑的。这些都深隐于骨髓之中，因此，即使是最良好的教师和最聪明的父母，也没有法子变更一个人的个性。另有许多品质，则是出世之后由教育和经验而得到的。但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印象乃是在不同的生活时代，从种种不一的源泉和各种不同的影响潮流中所得到的，因此他的观念、偏见和见地有时会极端自相矛盾。一个人爱狗而恶猫，但也有人爱猫而恶狗。所以人类个性型式的研究，乃是一切科学中最为复杂的科学。

“自我发挥派”叫我们在写作中只可表达我们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出乎本意的爱好，出乎本意的憎恶，出乎本意的恐惧和出乎本意的癖嗜，在表现这些时，不可隐恶而扬善，不可畏惧外界的嘲笑，也不可畏惧有背于古圣或时贤的。

“自我发挥派”的作家对一篇文章专喜爱其中个性最流露的一节，专喜爱一节中个性最流露的一句，专喜爱一句中个性最流露的一个表现语词。他在描写或叙述一幅景物、一个情感或一件事实时，只就自己所目击的景物，自己所感觉的情感，自己所了解的事实而加以描写或叙述。凡符合这条定例者，都是真文学，不符合者，即不是真文学。

《红楼梦》中的女子林黛玉，即是一个“自我发挥派”。她曾说：“若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却使得的。”

“自我发挥派”因为专喜爱发乎本心的感觉，所以自然蔑视文体上的藻饰，因此这派人士在写作中专重天真和温文，他们尊奉孟子“言以达志”的说法。

文学的美处，不过是达意罢了。

这一派的弊病，在于学者不慎即会流于平淡（袁中郎），或流于怪僻（金圣叹），或过于离经叛道（李卓吾）。因此后来的儒家都非常憎恶这个学派。但以事实而论，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全靠他们这班自出心裁的作家出力，方不至于完全灭绝。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他们必会得到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正统派文学的目标明明在于表现古圣的心胸，而不是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所以完全是死的。“性灵派”文学的目标是在于表现作者自己的心胸，而不是古圣的心胸，所以是活的。

这派学者都有一种自尊心和独立心，这使他们不至于逾越本分而以危言耸人的听闻，如若孔孟的说话偶然和他们的见地相合，良心上可以赞同，他们不会矫情而持异说。但是，如若良心上不能赞同时，他们便不肯将孔孟随便放过去。他们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威武所屈的。

发乎本心的文学，不过是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好奇心。凡是目力明确，不为外物所惑的人，都能时常保持这个好奇心。所以他不必歪曲事实以求景物能视若新奇。别人觉得这派学者的观念和见地十分新奇，即因他们都是看惯了矫揉造作的景物。

凡是有弱点的作家，必会亲近性灵派。这派中的作家都反对模仿古人或今人的，反对一切文学技巧的定例，袁氏弟兄相信让手和口自然做去，自能得合式的结果。李笠翁相信文章之要在于韵趣。袁子才相信做文章无所谓技巧。北宋作家黄山谷相信文章的章句都是偶然而得的，正如木中被虫所蚀的洞一般。

戊　家常的文体

用家常文体的作家是以真诚的态度说话。他把他的弱点完全显露出来，所以他是从无防人之心的。

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应像师生的关系，而应像厮熟朋友的关系，只有如此，方能渐渐生出热情。

凡在写作中不敢用“我”字的人绝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

我喜爱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说实话者。我喜爱不谨慎的说谎者更胜于喜爱谨慎的说谎者。他的不谨慎，表示他的深爱读者。

我深信一个不谨慎的蠢人，而不敢相信一个律师。这不谨慎的蠢人是一个国家中最好的外交家，能得到人民的信仰。

我心目中所认为最好的杂志是一个半月刊，但不必真正出书，只需每两星期一次召集许多人，群聚在一间小室之中，让他们去随意谈天，每次以两小时为度，读者即是旁听的人。这就等于一次绝好的夜谈。完毕之后，读者即可去睡觉，在明天早晨起身去办公时，不论他是一个银行职员，或一个会计，或一个学校教师到校去张贴布告，他必会觉得隔夜的滋味还留在齿颊之间。

各地方的菜馆大小不一，有些是高厅大厦，金碧辉煌，可设盛宴；有些是专供小饮。我所最喜欢的是同着两三个知己朋友到这种小馆子里去小饮，而极不愿意赴要人或富翁的盛宴。我们在这小馆子里边又吃又喝，随便谈天，互相嘲谑，甚至杯翻酒泼，这种快乐是盛宴上的座客所享不到的，也是梦想不到的。

世界上有富翁的花园和大厦，但山中也有不少的小筑。这种小筑有些虽也布置得很精雅，但氛围终和朱红色大门、绿色窗户、仆婢排立的富家大厦截然不同。当一个人走进这种小筑时，他没听见忠狗的吠声，他没看见足恭诌笑的侍者和阍人讨厌的面孔。在离开那里，走出大门的时候，他没看见门外矗立两旁的一对“不洁的石狮子”。十七世纪某中国作家有一段绝好这种境地的描写，这好似周、程、张、朱正在伏羲殿内互相揖让，就座之时，苏东坡和东方朔忽然赤足半裸地也走了进来，拍着手互相嘲笑作乐。旁观的人或许愕然惊怪，但这些高士不过互相目视，做会心的微笑罢了。

己　什么是美

所谓文学的美和一切物事的美，大都有赖于变换和动作，并且以生活为基础。凡是活的东西都有变换和活动，而凡是有变换和活动的东西自然也有美。当我们看到山岩深谷和溪流具着远胜于运河的奇峭之美，而并不是经由建筑家用计算方法造成时，试问我们对于文学和写作怎样可以定出规例来？星辰是天之文，名山大河是地之文；风吹云变，我们就得到一个锦缎的花纹图案；霜降叶落，我们就得到了秋天之色。那些星辰在穹苍中循着它们的轨道而运行时，何曾想到地球上会有人在那里欣赏它们？然而我们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天狗星和牛郎星。地球的外壳在收缩引张之际推起了高高的山，陷下了深深的海，其实地球又何曾出于有意地创造出那五座名岳，为我们崇拜的目的？然而太华和昆仑终已矗立于地面，高下起伏，绵延千里，玉女和仙童立在危岩之上，显然是供我们欣赏的。这些就是大艺术造化家自由随意的挥洒。当天上的云行过山头而遇到强劲的山风时，它何曾想到有意露出裙边巾角以供我们赏玩？然而它们自然会整理，有时如鱼鳞，有时如锦缎，有时如赛跑的狗，如怒吼的狮子，如纵跳的凤凰，如踞跃的麒麟，都像是文学的杰作。当秋天的树木受到风霜雨露的摧残，正致力于减少它们的呼吸以保全它们的本力时，它们还会有这空闲去涂粉涂脂，以供古道行人的欣赏吗？然而他们终是那么冷洁幽寂，远胜于王维、米芾的书画。

所以凡是宇宙中活的东西都有着文学的美。枯藤的美胜于王羲之的字，悬崖的壮严胜于张猛龙的碑铭。所以我们知道“文”或文学的美是天成的。凡是尽其天性的，都有“文”或美的轮廓为其外饰，所以“文”或轮廓形式的美是内生的，而不是外来的。马的蹄是为适于奔跑而造，老虎的爪是为适于扑攫而造，鹤的腿是为适于涉水塘而造，熊的掌则是为适于在冰上爬行而造，这马、虎、鹤、熊，自己又何曾想到它们的形式的美呢？它们所做的事情无非是为生活而运用其效能，并取着最宜于他行动的姿势。但是从我们的观点说起来，则看到马蹄、虎爪、鹤腿、熊掌，都有一种惊人的美，或是雄壮有力的美，或是细巧有劲的美，或是骨骼清奇的美，或是关节粗拙的美。此外则象爪如“隶书”，狮鬃如“飞白”，争斗时的蛇屈曲扭绕如“草书”，飞龙如“篆书”，牛腿如“八分”，鹿如“小楷”。它们的美都生自姿势和活动，它们的体形都是身体效能的结果。这也就是写作之美的秘诀。“式”之所需，不能强加阻抑；“式”所不需，便当立刻停止。因此，一篇文学名作正如大自然本身的一个伸展，在无式之中成就佳式。美格和美点能自然而生，因为所谓的“式”，乃是动作的美，而不是定形的美。凡是活动的东西都有一个“式”，所以也就有美、力和文，或形式和轮廓的美。

第十三章
与上帝的关系

一　宗教的恢复

世上有许多人自以为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爱憎。因此一个人在讨论这个题目时，不免被有些人认做亵渎，也被另一些人认做先知。人类以各个分别的说起来，不过是地壳的千百万万分之一，而地壳又不过是宇宙的千百万万分之一，真是极其渺小的物事，竟敢说认识上帝。

然而没有生活的哲学是完备的，没有一个人类精神生活的概念是充分的，除非我们把自己引进到和周遭世界的生活有满意而融洽的关系里边去。人类已很够重要，是我们研究中最重要的题旨，这就是人性主义的要素。然而人类是生活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的，这宇宙也和人类一般的奇特。所以凡是忽视了周遭的大世界，忽视了它的起由和结果的人，都不能算做有着一个满意的生命。

正统派宗教的缺点，在于在历史的进展中和一些完全不涉及宗教范围的物事发生了不可分析的关系——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犯罪学、性的概念和妇女观念。如若它专自限于良心的范围，则重新定向的工作便不必像目下这般的困难了。毁灭“天堂”和“地狱”的观念，较易于毁灭上帝的观念。

反之，科学把宇宙的神秘的一种更新更深的意义和物质之为动力的一种别称的新概念，展开于现代基督徒的眼前。对于上帝本身，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曾说，宇宙实好似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似一具伟大的机器。计算的本身，证明宇宙中实在有所谓算术上不能加以计算的东西。宗教须往后退，它不应该像以前涉及自然科学范围中的许多物事，而应承认它们乃是不属于宗教的物事。宗教也不应该让神灵的阅历去倚赖着完全不相干的说法，如：人类的历史已有四千余年，或一百万年，或地球的形状是扁的、圆的，或是像折叠桌子一般，或是由印度的象或中国的龟所擎着。宗教应该限于道德的范围，限于良心的范围，它自有和花木鱼星的研究的一般的尊严。圣保罗是首先动手术割治犹太教的人。他把饮食（吃有蹄的动物）和宗教分拆开来，使宗教得益不浅。宗教不但从分拆饮食之中可以得到益处，也可从分拆地质学和解剖学之中得到益处。宗教不必再去做一个天文学和地质学的涉猎者和一个古代传说的保存者。宗教尽可以在生物教师讲课时闭口不言，就不像向来那么愚蠢，而易于得到人类的崇敬了。

照现代所有的宗教而论，每个人将不得不把自己从所信仰的宗教中拯救出来，不论我们对于神学信条的意见如何。我们未尝不能在跪在地上默默作礼、眼望着彩色玻璃的教礼和崇拜的氛围下投身于上帝的门下。在这种意义上，崇拜成为真正的美术经验，真是出于本心的美术经验，犹如我们看着太阳向山林的背后落下去一般。在这个人的心目中，宗教是良心的最后事实，因为这个美术经验是非常近于诗意的。

但他对于现代的教会必然蔑视，因为他崇拜的上帝，并不是一个花些小钱即能买得动的上帝。他不能在乘船向北行驶时，叫风向北吹；不能在向南行驶时，叫风向南吹。为着顺风而感谢上帝，乃是绝对的无礼，也是自私。因为这包含着上帝这个特别人向北行驶时，便不顾及另有许多向南行驶的人了。宗教应该是一种灵的交流，当中不能含有此造对彼造有所求的交换情事。他必不能够了解教会的真义，他对于宗教所经过的转变必觉得奇怪。他如将宗教照目前的形式下定义必会愕然无措。宗教是它的现状加了神秘情感的赞颂吗？抑是某种已经成为非常神秘，已经雕饰，已经遮掩的道德真理，庶使教士之流可以从而得到生活吗？启示对宗教的关系，是否也是如“秘方”对用广告宣传的“秘制药品”之关系一般的吗？它抑或是一种利用不能见的、不可思议的事物在那里变戏法，因为不能见的不可思议的事物乃是最便于变戏法的事物吗？信仰是否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还是信仰乃是开始的知识的终点吗？它抑或像一个棒球，可以由爱梅·麦克弗逊（Aimee McPherson，二十世纪初福音传教士和创建者）向观众打去——是一种乔（Joe）可以用接棒球的法子去接过来的事物吗？……基督是否必须在托尔斯泰被希腊的正统教会除名之后，于大风雪中将他抱在怀中吗？或是基督将要立在曼宁主教（Bishop Manning）的窗外，招呼那些坐在长椅中的富家孩子，一再做他的请求说“让这些孩子到我这里”吗？

所以宗教在我们的心中所留下的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然而在我是异常满意的——感觉，觉得宗教所在于我们的生命中的，将是一种对生活的美，生活的伟大和生活的神秘更简单化的感觉。当中虽也有一种责任，但已撇去了神学所堆积于表面的自以为准确的东西。在这个形式中的宗教是简单的，它于现代的人类已是够好。中古时代的神灵神权统治思想已渐渐退化。至于个人的永生问题——即宗教用以打动人心的第二个大理由——现在有许多人都已是抱着要死便死，而并无不满意的态度了。

我们对永生的成见，当中略带一些病理性质。人类的期望长生是可以谅解的，但如若没有基督徒从中推波助澜，则必不至于被人类重视到这般畸形的地步。它已不是一种微妙的回想、一种崇高的幻想、位于虚无和事实中间的诗意境界，而已成为一种十分一本正经的事实。尤其是在修道士的心目中，死亡的意识或死后的生活，已成为生活中主要的关怀事件了。事实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们，不论是异教徒或基督徒，大多并不怕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为死亡所威吓，并不把天堂和地狱十分放在心上的理由。我们常常听见他们很高兴地讨论自己身后的碑铭和坟墓的式样，以及火葬的好处等。我这话并不单说凡是自知必升天堂者是如此，也是指着对死亡抱一种现实见解，以为人死不过似灯烛的火焰熄灭一般者而说的。目下识见高超的名人当中，有许多个都表示不相信有所谓个人的长生而并不在意——如威尔斯（H.G.Wells，英国著名科幻作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阿瑟·凯兹爵士等人——但我以为并不一定需识见十分高超的人们方能克服死亡的恐怖。

二　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

宗教终是一桩属于个人的事件，每个人都必须由他自己去探讨出自己的宗教见解。只要他是出于诚意的，则不论所探讨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上帝绝不会见怪他。每个人的宗教经验都是对他本人有效的，因为我已说过它是一种不容争论的东西。但是，如若一个诚实的人将他对于宗教问题的心得用诚恳的态度讲出来，也必是有益于他人的。我在提到宗教时，每每避开它的普泛性而专讲个人的经验，就是这个缘故。

我是一个异教徒。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对基督教的叛逆，但叛逆这个名词似乎略嫌过火，还不能准确地描写出一个人怎样在他的心理演变中，逐渐地背离基督教。他怎样很热诚地极力想紧抱住基督教的许多信条，而这些信条仍会渐渐地溜了开去。因为其中从来没有什么仇恨，所以也谈不到什么叛逆。

因为我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中，有一个时期也预备去做传道工作，所以在意旨的交战之中，我的天然感情实在是向着基督教方面，而并不是反对它。在这个情感和意识交战的当中，我渐渐地达到了一个确定地否认“赎罪说”的地位。这个地位照简单的说法，实在不能不称之为一个异教徒的地位我始终觉得只有处在有关生命和宇宙的状态的信仰时，我方是自然自在而无所交战于心。这个程度的演变极其自然，正如儿童的奶牙脱落，或已熟的苹果从树头掉落一般。我对这种脱落当然是不加以干涉的。照道家的说法，这就是生活于道里边。照西方的说法，这不过是依据自己的见解，对自己和宇宙抱一种诚恳的态度罢了。我相信一个人除非对自己抱着一种理智上的诚恳态度，他便不能自在和快乐。一个人若能自在，便已登上天堂了。在我个人，做一个异教徒也无非是求自在罢了。

“是一个异教徙”这句话，其实和“是一个基督徒”在意义上有什么高下之分？这不过是一句反面的话，因为在一般的读者心目中，“是一个异教徒”这话的意义，无非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罢了。而且“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句很广泛很含混的说法，而“不是一个基督徒”这句话也同样意义不很分明。最不合理者，是将“异教徒”这名词的意义定为一个不信宗教或上帝的人。因为根本上，我们对“上帝”或“对于生命的宗教”的态度还没有能够定出确切的意义。伟大的异教徒大都对大自然抱着一种深切的诚敬态度，所以我们对异教徒这个名词，只可取其通俗的意义，将它作为不过是一个不到礼拜堂里去的人（除为了一次审美的行动外，我确不大到礼拜堂里去）。是一个不属于基督教群，而并不承认寻常的正统教义的人的解说。

在正的方面，中国的异教徒（只有这一种是为我所深知而敢于讨论的）就是一个以任心委运的态度去度这尘世生活的人。他禀着生命的久长，脚踏实地，很快乐地生活着。时常对于这个生命觉到一种深愁，但仍很快地应付着。凡遇到人生的美点和优点时，必会很深切地领略着，而视良好行为的本身即是一种报酬。不过我也承认他们因想升到天堂去，才做良好的行为，反之，如若没有天堂在那里诱引，或没有地狱在那里威吓，即不做良好行为的“宗教的”人物，自有一些怜悯和鄙视的心思。倘若我这句话是对的，则此间有很多的异教徒，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现在的开明基督徒和异教徒其实是很相近的，不过在谈到“上帝”时，双方才显出他们的歧异点。

我以为我已经知道宗教经验的深度，因为一个人不必一定像纽孟枢机主教（Cardinal Newman，英国罗马天主教领袖与作家）一般的大神学家才能获得这种经验——否则基督教便失去了它的价值，或已经被人误解了。在我眼前看来，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异教徒之间的灵的生活，其区别之点不过是崇信基督教者是生活于一个由上帝所统治和监视的世界中，他和这个上帝有着不断的个人关系。所以也可说他是生活在一个由一位仁慈的父亲所主持的世界中，他的行为水准须谐合于他以一个上帝之子的地位所应达到的标准。这个行为水准显然是一个普通人难于在一生中，或甚至在一个星期中，或甚至在一天之中毫无间断地达到的。他的实际生活实是游移于人类的生活水准和真正的宗教生活水准之间的。

在另一方面，这异教徒住在这世界上像一个孤儿一般，他不能期望天上有一个人在那里照顾他，在用祈祷方式树立灵的关系时即会降福于他的安慰。这就显然是一个较为不快乐的世界，但也自有益处和尊严，因为他也如其他孤儿一般不得不学习自立，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并更易于成熟。我在转变为异教徒之中，始终使我害怕的，并不是什么灵的信仰问题，而就是这个突然掉落到没有上帝照顾我的世界里边去的感念，这个害怕直到最后的一刹方才消灭。因为当时我也如从小即是基督徒的人一般，觉得如若一个人的上帝其实并不存在，这个宇宙的托底便好似脱落了。

然而，有时一个异教徒也会将这个更为和暖的、更为快乐的世界，同时看成一个更为稚气的、更像尚在生长中的世界；一个人如若能够长久保持着这个幻想，确是一件好而有益的事情，他的观念将和佛教徒对生命的观念相近似；这个世界将因此好似更为彩色华丽，不过也将因此成为一个不十分实在的，所以价值较低的世界。在我个人说起来，凡是不十分实在的和彩色过重的事物都是要不得的。一个人如要得到一种真理，必须付一笔代价，不论它的后果如何，我们终是需要真理的。这个境地在心理上，正和一个杀人者所处的境地相同：如若一个人犯了一次杀案，最好办法就是自首。我就是因了这个理由鼓起勇气转变为一个异教徒的。但一个人在承认一切之后，自会没有惧怕的。心里安适就是一个人在承认一切之后的心境（这里我觉得我已受了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我或者也可以将基督徒的和异教徒的境地用下列的说法加以区别：我个人的异教思想同时为了自傲心和自卑心弃绝了基督教，是情感上的自傲心和理智上的自卑心，但笼统地说起来，自卑的成分比自傲居多。我是为了情感上的自傲心，因为我深不愿见除了我们是人类的理由，所以应该做和蔼合礼的男女人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在理论上，如若你喜欢将思想分类，这个当可归入可做代表的人性主义思想。但大半我是为了自卑心，为了理智上的自卑心，因为在现代天文学的面前，我不能再相信一个寻常人类会被大创造者视为一个重要的分子，因为一个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地球也不过是太阳系中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而太阳系更不过是大宇宙中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罢了。人们的大胆和傲然夸张，实是所以使我倾跌的东西。我们对于那个“超人”所做的工作，所知道者只不过是几千万分之一，怎能够说已经知道了他的性质？怎可以对他的能耐做假定之说呢？

人类个人的重要，无疑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但我们试看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这条教义已将他们引向怎样可笑的夸张。在我母丧后出殡的四天之前，忽然大雨倾盆，这雨如若长此下去（这在漳州，秋天是时常如此的），城内的街道都将被水淹没，而出殡也将因此被阻。我们都是特地从上海赶回去的，如若过于耽搁日子，于我们都是很不便的。我的一个亲戚（她是一个极端的但也并不是不常见的中国笃信基督者的榜样）向我说，她向来信任上帝，上帝是必会代他的子女设法的。她即刻做祈祷，雨竟停止了，显然是为了这样便可以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家庭举行我们的出殡礼。但这件事里边所含的意义是：倘若没有我们这件事夹在当中，上帝便将听任全漳州的万千人民遭受大水之灾，如以往所常遭到的一般；或也可说是：上帝不是为了漳州万千的人民，而只是为了我家这少数几个人要赴着晴天出殡，所以特地将雨停止。我觉得实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自私自利，我不能相信上帝是会替如此自私的子女想什么法子的。

还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写了一篇自传，其中述说在他的一生中上帝许多次照顾他的故事，希望因此荣归于上帝。其中有一件上帝照应他的事件是：当他筹集了六百元去购买到美国的船票的那一天，上帝特地将汇兑率降低一些，以便这位重要人物在购买美金船票时可以便宜一些。以六百元所能购买的美金而言，高低的相差至多不过一二十元，难道上帝单单为了使他这个儿子可以得到一二十元的便宜，竟肯使巴黎、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经历一次金融风潮吗？我们应记得这种荣归于上帝的说法，在基督徒群中是并非罕见的。

人们的寿限大都不过七十岁，他们竟会这般厚颜自傲。人类以其集合体而言，也许已有一部很动人的历史，但以各个而言，在宇宙中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或如朝生暮死的蜉蝣罢了。基督徒不肯谦卑。他们对于这股他们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的生命巨流（这股巨流永远向无穷无尽处流去，如一条大河之流向海中，永远变迁，而也是永远不变的）的集体的永存，从来不知道感觉满足。瓦器将向窑工问：“你为什么将我烧成这个模式，为什么将我烧成这般脆法？”瓦器因为易于破碎，所以感觉不满足。人类有了这样一具奇异的身体，几乎近于神圣的身体，也仍感觉不满足。他还要长生不老！他不肯让上帝安宁。每天还要做祈祷，他每天还要从这个万物之源那里讨些个人的赏赐。他为什么不让上帝得些安宁呢？

从前有一个中国学者，他不信佛教，但他的母亲很相信。她极其虔诚，整天不停地念“阿弥陀佛”时，她的儿子即在旁边唤一声“妈妈”，她恼了。“这样看起来，”她的儿子向她说，“菩萨如果也听得见您这般唤他时，他不也要发恼吗？”

我的父母都是极虔诚的基督徒。每晚听我父亲领头做晚祷，便可以知道他的虔诚程度。我是一个对宗教感觉很敏锐的孩子。我以一个牧师儿子的地位，受到教会教育的便利，我从其长处获得益处，但也从其短处获得痛苦。对它的长处，我是始终感谢的，对于它的短处，则将它转变成我的力量。因为依照中国哲学的说法，一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所谓好运或厄运的。

我是不许到中国戏院里边看戏的，不许听说书的，完全和中国的民间神话故事隔绝。当我踏进教会学校之后，我父亲所教我读过的一些《四书》完全荒废了。这或许于我是一种益处——因为这一来，我在从未受过西方教育之后，能以一个西方小孩走到东方新奇世界里的愉快心境再回去研究这些旧学。当我在学校读书时，我完全抛弃毛笔而专用自来水笔，是于我最有益的事情，因为这使我在心理上始终觉得东方是一个完全新的事情，在心理上始终觉得东方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世界，直到我已有了做研究它的准备的时候。如若维苏威火山不将庞贝城掩没，则庞贝的古迹必不能保存得这样完备，那地方石板街上所留下的车辙必不能保存到今日，教会学校的教育就是我的“维苏威火山”。

思想这件事总是危险的。而且，思想总是和魔鬼有联系的。当我在学校受教育时，也就是我最虔信宗教的时代，我心中对于基督教生活的美丽感觉和一种对任何物事都想探求其理由的念头已渐渐地发生冲突。但很奇怪，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几乎使托尔斯泰因之而自杀的痛苦和失望。在每一个阶段中，我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统一的基督徒，在信念上仍很融洽，不过比上一个阶段开通一些，在盲从教条上次数略少一些。无论如何，我终究还随时想到“山上的教训”，圣诗中如“看那些田中的百合花啊！”这种句子太好了，相信它不会是假的。我就因了这些，因了意识到内心的基督教生活，所以生出了新的力量。

但教义很可怕地从我的心头渐渐地溜了出去，许多浅近的事情渐渐地使我觉得不自在。“肉体的复活”这一条，当基督未能在第一世纪中如人所期望的第二次降临里边实现，诸圣徒没有从他们的坟墓里边肉身走出来时，即已证明是不成立的，这一条现在依然存在于圣徒的信条中。这就是很浅近的事情中之一端。

后来，我又加入了神学班，以求深造，于是又发现了教义中的另一条也使我起疑的地方。那一条就是“处女生儿”，美国各神道学院的主任教授对于这一条都各抱着不同的见解。最使我动恼的是：中国信徒在受洗礼之前，必须将这一条囫囵承认，不许稍生疑问，而同一教会里边的神学家不许公然认为是一件疑问。这好似有些虚伪，而且似乎是不公允的。

我读到高级的神学，研究到“水门”究竟在哪里那种细微问题时，便觉得责任已经解除，因而对于神学不肯认真，结果是我学科的成绩渐渐低落。我的教师即以为我的性情根本不适于做一个教会牧师，因此主教也以为我不如从此脱离，不愿再在我的身上耗费徒然的教诲了。这在我现在看来，也好似一种不露相的好运。因为我很疑惑如若我当时依旧读下去而终身穿上了一件牧师的长袍之后，是否真能够心口如一！这种对于神学家和一般的教徒所信仰的信条的反抗意念，在我看来，实在近于我所谓的“背叛”了。

这个时候，我已达到深信基督教的神学家实是基督教大敌的地步。他们有着两个我最不能了解的矛盾点：第一，他们将基督教信仰的整个结构完全系在一个苹果上。如若亚当没有吃苹果，世上即不会有原始的罪恶；如若世上并没有原始的罪恶，世上便不需要什么救赎。不论那个苹果在象征上有怎样的价值，但这一点终是极显明的。基督本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原始的罪恶或救赎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并不符合基督的训诲。总而言之，我从研究文学之后，也如现代的美国人一般，不能意识到我有着什么罪恶，而且绝不相信我有罪恶。我所能意识到的就是：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便绝不会将我打到地狱里边去。这是我内心意识里边的最后一次行为，不论为了哪一种宗教，都不能不承认其为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是尤其不合理的。这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蜜月中吃了一个苹果时，上帝即异常大怒，罚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为了这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受罪，但是，当同是这班子孙将上帝的独子害死时，上帝异常快活，将他们一起赦免。不论人们对这件事有怎样巧妙的解释相佐证，我总认它是极不合理的。这也就是使我不自在的末了一件事情。

我在毕业之后，依旧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会自动地在北京的清华学校（非教会学校）里组织了一个主日《圣经》班，这事曾使当时的许多同事教员心里很不高兴。这《圣经》班的圣诞日集会使我最受痛苦，因为我是在拿一件自己所不相信的伪事在那里告诉给中国的儿童听。自从我将一切都借着理智破解之后，留在我心中的就只剩了爱心和恐惧两件事，一种渴望能依赖一个全智的上帝，庶使我可以觉得快乐的爱心，如若没有了这个一再抚慰的爱心，我便不能如此快乐和安宁——和堕落到孤儿世界中去的恐惧心。最后我居然获救了。我和一位同事辩论说：“如若没有上帝，人民便不肯行善，而世界必将颠倒了。”

“不然。”我的孔教同事回说，“因为我们都是懂道理的人类，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过一种合于道理的人类生活。”

这个令人崇尚人类生活尊严的说法，割断了我和基督教的最后一丝关系，从此之后，我便成为一个异教徒了。

现在我已完全明白了。异教的信仰是一种更为简单的信仰。它没有什么假定之说，也无须做什么假定之说。它专就生活事实而立论，所以使良好的生活更为人所崇尚。它在不责善之中使人自然知道行善。它并不借着种种假定的说法，如：罪恶、得救，十字架、存款于天上，人类因了上天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应尽的义务，等——都是一些曲折难解，难于直接证明的事情——去劝诱人们做一件善事。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借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彼此相爱。基督教在我看来，好似已使道德成为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事情。罪恶反而是一件极动人、极自然和极可悦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异教主义倒好似能够将宗教从神学里拯救出来，而恢复了它的信仰的简单性和感觉的尊严。

其实，我颇已看出有许多神学的谬说怎样从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中渐渐地产生，将“山上训诲”的简单真理歪曲成一种严厉、不合人情、自以为是的结构，以供一个祭司阶级自私地利用。从“启示”这个名词即能看出其中的隐情。这启示就是一种授予一个先知的特别秘密或神圣计划，由这先知以师生授受的方式世代传袭下去；这启示也是各种宗教中从回教和摩门教到活佛的喇嘛教和爱迪夫人的基督教科学所都具有的，以便他们可以各自握着，当做一种得救的特有注册专利品。凡是祭司阶级都是依赖这个启示为他们的日常食粮而获得生活。“山上训诲”这个简单真理必须修饰起来，必须将上帝所重视的百合花镀上金子。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此类推下去。圣保罗的逻辑在基督教的早年时代似乎很能动人听闻，令人很难责难，但在现在较为乖滑、较富于意识的人的心目中，便十分勉强、缺乏力量了。而崇尚启示的弱点即在这种亚洲式演绎逻辑和现代对真理较为乖滑的领悟之间，显露于现代人的眼前了。所以，只有借着回到异教主义和不承认启示，一个人方能回到原始式的（在我看来是较为满意的）基督教。

所以说一个异教徒为不信宗教的人是错误的，其实他所不信的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启示罢了。一个异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过他因恐旁人误会，所以不肯说出来。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唯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光环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

第十四章
思想的艺术

一　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思想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中国和西方的学问之间，最大的对比就是：西方太多专门知识，而太少近于人情的知识；至于中国则富于对生活问题的关切，而欠于专门的科学。我们眼见西方科学思想侵入了近于人情的知识的区域，其中的特点就是：十分专门化和无处不引用科学的与半科学的名词。这里，我所谓“科学”的思想，是指它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而尚不是真正的科学思想，因为真正的科学思想是不能从常识和幻想分析开来的。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科学思想是严格的、合于逻辑的、客观的、十分专门化的，并在方式和幻想的景物中是“原子式”的。这东西两种形式的学问，其对比终还是归结于逻辑和常识的冲突。逻辑如若剥去了常识，它便成为不近人情；而常识如若剥去了逻辑，它便不能够深入大自然的神秘境界。

当一个人检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界时，他将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会察觉那里边没有科学，没有极端的理论，没有假说，而且没有真正的性质十分不同的哲学。例如中国诗人王维，他不过借儒道以正行为，借佛教以净心胸，并借历史、画、山、河、酒、音乐和歌曲以慰精神罢了。他生活在世界中，但也是出世的。

所以，中国即成为一个人人不很致力于思想，而人人只知道尽力去生活的区域。在这里，哲学本身不过是一件很简单而且属于常识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两句诗词包括一切。这区域里面没有什么哲学系，广泛地说起来，没有逻辑，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学院式的胡说；没有学院式专重假定主义，较少智力的和实际的疯狂主义，较少抽象的和冗长的字句。机械式的唯理主义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对逻辑的必须概念都抱着一种憎恶的态度。这里的事业生活中没有律师，而哲学生活中也没有逻辑家。这里只有着一种对生活的亲切感觉，而没有什么设计精密的哲学系，这里没有一个康德或一个黑格尔，而只有文章家、警语作家、佛家禅语和道家譬喻的拟议者。

中国的文学，以其全面而言，粗看似乎只见大量短诗和短文，在不爱好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多得可厌，但其中实有种种的类别和种种的美点，正如一幅野外景色一般。这里面有文章家和尺牍家，他们只需用五六百个宇，便能将生活的感觉表示于一篇短文或短札中，其篇幅比美国低级学校儿童所做的论说更短。在这种随手写作的书札、日记、笔记和文章中，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对一次人生遭遇的评论，对邻村中一个女子自尽的记载，或对一次春游、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荡桨、一次晚间在寺院里躲雨的记载，再加上一些这种时节各人谈话的记录。这里有许多散文家同时即是诗人，有许多诗人同时即是散文家，所有的著作每篇至多不过五七百字，有时单用一句诗文即能表出整个生活哲学。这里有许多警喻、警语和家信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都是乘兴所至，随后写去，并不讲究什么严格的系统。这使派系难于产生。理智阶级常被合于情理的精神压伏，尤其是被作家的艺术的感觉性压伏，而无从活动。事实上，理智阶级在这里是最为人所不信任的。

我无须指出逻辑本能乃是人类灵心的一种最有力的利器，因而科学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也知道西方的人类进步至今还在根本上是由常识和批判精神所统制着，这常识和批判精神是比逻辑精神更为伟大的东西，我以为实在是代表着西方思想的最高形式。我也无须明说西方的批判精神比在中国更为发展。在指出逻辑的思想的弱点中，我不过是指着某一种特别的缺点而说的，即如他们的政治中也有着这一种的弱点，如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机械式政治即属于此类。逻辑自有它的动人之处，我认为侦探小说的发展就是一种逻辑灵心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产品，这种文字在中国完全没有发展过。但是过度耽于逻辑思想也自有其不利之处。

西方学问杰出的特质就是专门化和分割知识，将它们归入各式各类的门类。逻辑思想和专门化的过于发展，再加上好用专门的名词，造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奇特事实，即哲学已和它的背景分隔得如此遥远，已远落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后面，以致一般的人们都会走过它的旁边而竟觉着好似没有这样一件东西。在一个平常人的心目中，甚至在某些有教养的人的心目中，都觉得哲学实在是一种最好不必加以过问的学科。这显然是现代文化中的一种奇特的反常现象，因为哲学本应是最贴近人们的脑怀和事业的物事，现在反倒远在千里之外。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型的文化便不是如此，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如此。也许是现代人对于生活问题——其实是哲学中的正常题旨——不感兴趣，或许是我们已经走离哲学的原始概念太遥远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已经推广到如此广大，由各类专家所热心守卫的知识门类已经如此众多，以至于哲学这一门其实应是人们所宜最先研究的学问，反而被打入没有人愿意做专门研究的场地里边去了。美国某大学的布告可以作为现代教育状况的一个典型，这布告说：“心理学科现在已经开放，凡是经济学科的学生，愿意者都可以加入。”所以经济学科的教授已将自己一科里学生的友爱和幸福托付给心理学科的教授，同时为了答谢好意，他又容许心理学科的学生踏进经济学科的围场以表示友谊。同时，“知识之王”的哲学则如战国时的君王一般，不但已不能从他的学科附庸各国收取贡礼，而且觉得他的权力和国土日渐减缩，只剩较少的食粮和不足的人民效忠于他了。

因为现在我们已达到一个只有着知识门类而并没有着知识本身的人类文化梯阶；只是专门化，但没有完成其整体；只有专门家，而没有人类知识的哲学家。这种知识的过分专门化，实和中国皇宫中尚膳房的过分专门化没有什么分别。当某一个朝代倾覆的时节，有一位贵官居然得到了一个从尚膳房里逃出来的宫女。他得意极了，特地在某天邀请了许多朋友来尝尝这位御厨高手所做的莱肴。当设宴的日期快到时，他即吩咐这宫女去预备一桌最丰盛的御用式酒席。这宫女回说，她不会做这样的一席菜。

“那么，你在宫中时，做些什么呢？”主人问。

“噢，我是专做席面上所用的糕饼的。”她回答。

“很好，那么你就替我做些上好的糕饼吧。”

宫女的答语使他几乎跳起来，因为她回说：“不，我不会做糕饼，我是专切糕饼馅子里边所用的葱的。”

现在的人类知识和学院式学问的场地里边，情形就和这个相仿。我们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生命和人类性质的生物学家；有着一位略晓得一些同一题目的另一部分的精神病学家；有着一位通晓人类早年历史的地质学家；有着一位知悉野蛮人种的心性的人类学家；有着一位如若偶然是个心胸开通者，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人类过去历史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知识和人类愚行的历史学家；有着一个有时也能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行为，但仍是多偏于告诉我们一种学院式的呆话——如：刘易斯·卡罗尔乃是一个忧郁主义者，或从他的用鸡为试验的实验室里走出来而宣布说，巨响对于一只鸡的影响是使它们的心跳跃的心理学家——有些以教授为业的心理学家，在我看来，当他们错误时，他们是使人昏迷的，而在不错误时更令人昏迷。但在专门化的程序中，同时并没有应该并进地完成整个切要程序，即将这类知识的多方面综合成一个整体，以达到它们所拟达到的最高目的——生命的知识——的程序。现在我们或许已经做了将知识完成整个的预备，耶鲁大学中的人类关系学会，和哈佛大学立校三百年纪念会中的演讲词都可以做这一点的证明。不过，除非西方的科学家能用一种较简单的、较不合逻辑的思想方法去从事于这件工作，完成整体这件事简直没有成功的日子。人类知识不单是将专门知识一件一件地加上去而成的，也不能单从统计式平均数的研究中去获得它，只能借着洞察而获得成就，只能借着更普通的常识、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但更锐敏的直觉方能获得成就。

逻辑的思想和合理的思想之间，或可称为学院式思想和诗意的思想之间，有着一种很明显的区别。学院式的思想，我们所有的已很多了，但是诗意的思想现代中尚还稀见。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其实是很摩登的，他们所以如此，不但因为希腊人很近似现代人，而且因为他们实在是——严格的说法——现代思想的祖先。亚里士多德虽也有他的人性主义见解和中庸之道的学说，但他确是现代教科书作家的祖师，他实在是首创将知识分割成许多门类者——从物理学和植物学直到伦理学和政治学。他显然就是首创为普通人所不能了解的不相干的学院式胡说者，而后来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助纣为虐，又比他更为厉害。柏拉图虽有着真正的人类洞察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他实在应负如新柏拉图主义学派所崇尚的对于概念和抽象观念崇拜的责任，这个传统的思想不但没有被加些更多的洞察力以为调和，反而被现代专讲概念和主义的作者熟习，而将它视做好似实有一个独立的存在性。最近的现代化心理学实是剥削了我们的“理智”“意旨”和“情感”部门，并帮助杀害那个和中古时代的神学家在一起时尚还是一个整体的“灵魂”……

很明显，现在所需要的似乎是一种需经过改造的思想方式，一种更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它的整体。正如已过世的詹姆斯·哈维·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所警告我们的：“有些谨慎的观察家很坦白地表示他的真诚意见说，除非将思想提升到比目下更高的平面之上，文明必然将要受到某种绝大的阻碍。”罗宾逊教授很智慧地指出，“良心的驱使和洞察力似乎是在彼此猜忌。但其实它们很可以成为朋友的。”现代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似乎有着太多的良心驱使而缺乏洞察力。对世事施用逻辑的危险这一点是不应该过分重视的，但因科学思想的力量和尊严在现代如此巨大，以致虽有人曾做种种的警告，这一类的学院式思想依旧不断地侵入哲学的区域，深信人类的灵心可以如一组沟渠一般加以研究，人类的思想浪潮也可以如无线电波一般加以测量。它的后果是逐渐在那里扰乱我们的思想，同时于实用的政治学上有着极恶劣的影响。

二　回向常识

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言”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咬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所用字眼的界说，并将它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切己的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思想家——如歌德、萨缪尔·约翰逊、爱默生、威廉·詹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方去著作一本专书。

人的爱好字句，是他走向愚昧之途的第一步，他的爱好界说乃是第二步。他越从事于分析，他越需要界说，他越加定界说，他越是趋向一个不可能的逻辑的完美境界，因为企求逻辑的完美就是愚昧的迹象。因为字句是我们思想的材料，所以定其界说的企图乃是完全可嘉的，于是苏格拉底在欧洲创始了一个定界说狂。其危险在于我们意识到曾由我们定其界说的字眼时，便不能不将用以定界说的字眼也定出它们的界说来，因此，其结果除了用以定生活的界说的字眼以外，我们又有了专用以定别的字眼的界说的字眼，而定字眼的界说这桩事便成了我们的哲学家的主要成见了。忙碌的字眼和空闲的字眼之间显然有一种分别，前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尽它们的责任，而后者只存在于哲学家的研究团体中。此外苏格拉底和弗兰西斯·培根的界说和现代大教授的界说之间，也是有着一种分别的。莎士比亚对生活有着最切己的感觉，但他也居然能从容地过去，并没有做什么定界说的企图，也可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定界说这件事，所以他所用的字眼都有着一种别个作家所缺少的“实体”，而他的文字中也充满着一种现代所缺少的人类悲剧的意味和堂皇的气概。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某一个动作效能的范围之内，正如我们无从将他的文字限制到一个对妇女的特别观念里边。因为它们都在有了定界说的性质时方使我们的思想僵硬，因而剥夺了生活本身发光的、幻想的色彩特质。

但如若字眼为了必须的理由分割了我们的在表示程序中的思想，那对于系统的爱好更能损害我们对于生活深切的知悉。系统不过是一种对真理的从旁斜视，因此，这系统越加有着逻辑的发展，那种灵心上的斜视也变得越加可怕。人类只想看见偶然所能看到的真理的片面，并将它发展和提升到一个完善的逻辑系统的地位的欲望，即是我们的哲学会和生活势必越离越远的理由。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树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他们在真理出丧时所唱的挽歌就是：“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所埋葬的是哪一种真理在根本上无关紧要，不过总是已经埋葬了它。真理便如此在防护它的人手中受到了虐待，而一切哲学的党派，不论古今，都只是专心致力于证明一点，即“我是完全对的，而你是完全错误的”。德国的哲学家们写了一本挺厚的书，想要证明某一种有限制的真理，结果反而将那真理变了一个胡说，这班人大概可算是最坏的冒犯者了，不过这种思想的疾病在西方的思想界中几乎是随处有的，而只在深浅中有些分别罢了，在他们越趋于抽象时，这个病症也越深。

这种不近人情的逻辑，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不近人情的真理。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意义和生活智慧的意旨，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哲学的精英对人生的切己感觉和对生活的知悉。威廉·詹姆斯即称这种对人生的切己感觉为“经验的要素”。等到日子长久之后，威廉·詹姆斯的哲学和逻辑所加于现代西方思想方式的蹂躏必会一天厉害过一天。但我们如想把西方哲学变成近于人情，则必须先将西方逻辑变成近于人情。我们须回到一种对现实和生活，尤其是对于人性急于接触的思想方式，而不单是求得不错、合于逻辑、没有不符之处便算完事。我们对于笛卡儿（Descartes）著名的发现“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所表率的思想的疾病，应该拿惠特曼所说那句较为近于人性和较为有意义的话“我照现在的地位，我已尽够”去替代。生活或存在无须跪在地上恳求逻辑代它证明世上确有它这样的事物。

威廉·詹姆斯终其身在那里企图证明中国式思想方式，并替它辩护，不过自己没有觉得罢了。当中不过有着下列的分别：他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必不会用这许多字眼去做他的论证，而只用那么三五百个字写一篇短文，或在他的日记中写上短短几句话便算完事了。他将要对着字眼胆怯，恐怕越多用字眼，便越加会引起误会。但威廉·詹姆斯在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觉，对人类阅历的透彻，对机械式的理智主义的反抗，对于思想切心想保持它的流动状态，并对那些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个万分重要的、绝对的、无所不包的真理，而将它纳入一个自以为满足的系统中的人们的不耐烦当中，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人。他的坚持在艺术家的意识上，属于知觉的现实比属于概念的现实更为重要这一点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其实所谓哲学家者，就是一个时常将他的感觉力集中于最高的焦点去观察生活的变动，随时预备碰到更新的和更奇怪的矛盾事情、前后不符的事情和一切不合于常例的事情。在他拒绝的一个系统之中，他所拒绝的并非因它不对，而只因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举动中，他实在破坏了西方的哲学派。照他的说法，宇宙的一元概念和多元概念之间的分别实是哲学中最重要的分别。他使哲学有放弃空中楼阁而回到生活本身的可能。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他还有一句聪明的话，很像詹姆斯的口气：“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世界并不是一个三段论法或一个论据，而是一个生物；宇宙不做声，只是生活着；它并不做什么辨认，只是进行着。某英国天才作家说：“理智不过是神秘物事中的一个节目；而在最高傲的意识国统治的背面，理智和惊奇涨红了脸相对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变成了平凡，而疑惑和希望成了姐妹。宇宙是粗野的，如鹰的翅膀带着一些竞技的意味，这还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大自然就是一个神奇之迹，同一的事物不再重回，即使回来也必是已经不同的。”在我看来，西方的逻辑家所需要的只是一些自谦心，如有人能将他们的黑格尔派的自以为是医好，他们就能得救了。

三　近情

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更好一些的说法，还有近情的精神。我以为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世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他只能力争上游去做一个近乎情理的生物。我正期待着世界上将有一个世人在个人的事件上，并在国家的事件上，都会得着这个近情精神之鼓舞的时期。近情的国家将生活于和平之中，近情的夫妻能生活于快乐之中。在我替我的女儿挑选丈夫时，我将只有一个标准：他是否是一个近情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期望世上有终身不吵架的夫妻，我们只能期望他们都是近情的男女，只近情地吵架，并近情地言归于好。只有在世界的人类都是近情的人时，我们才能得到和平和快乐。这近情的时代如果有来临的一天，就是和平时代的来临。在这时代中，近情的精神必会占最大的势力。

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我并没有说中国那些向人民预征五十年钱粮的军阀是近情的，我的意思只是说，近情的精神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她最好的方面。我这个发现曾偶然由两位久居中国的美国人所证实。其中一位居住中国已经三十年，他说，中国的一切社会生活乃是以“讲理”为基础的。在中国人的争论之间，他们最后一句有力的论据必是：“这岂是合于情理的吗？”而最严重的、最平常的斥责之词就是：这人是“不讲理”的。一个人如若在争论之中自承不近情理，则他已是输了。我曾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过：“在一个西方人，一个说法只须合于健全的逻辑，他便认为是已很充足。但在一个中国人，则一个说法虽然在逻辑上已是很对，他也还不肯认为充足，同时还必须求其近于人情。‘近情’在实际上比合于逻辑更为人所重视。Reasonableness这个字，中文译做‘情理’，其中包括着‘人情’和‘天理’两个元素。‘情’代表着可以活动的人性元素，而‘理’代表着宇宙之万古不移的定律。”一个有教养的人就是一个洞悉人心和天理的人。儒家借着和人心及大自然的天然程式的和谐生活，自认可以由此成为圣人者也不过是如孔子一般的一个近情的人，而人所以崇拜他，也无非因为他有着坦白的常识和自然的人性罢了。

人性化的思想其实就是近情的思想。专讲逻辑的人永远自以为是，所以他不近人情，也是不对的；至于近情的人则自己常疑惑自己是错的，所以他永远是对的。近情的人和专尚逻辑的人，不同处可以在他们信札后面的附言中看出来。我最爱读朋友所给我的信后的附言，尤其是那种和信的正文互相矛盾的附言。这种附言里边包括着一切近情的后想，一切疑惑不决之点和忽然而发的聪明说话和常识。一个温和的思想家就是一个企图用长篇大论的论据证明一个说法之后，忽然回到了直觉的地位，由于一阵忽然而发的常识，立刻取消他以前所做的论证而自认错误的人，这就是我所谓人性化的思想。

我们只需拿各人所写的信来看看，专尚逻辑的人必是在信的本文中罄其所欲言，而近情的人，即有着人类精神的人，必是在附言中说他的话。譬如一个人的女儿请求她的父亲许她进大学读书，她的父亲或许在回信之中列出许多极合于逻辑的理由，第一怎样，第二怎样，第三怎样，例如：已有三个哥哥在大学读书，负担已经很重；她的母亲正在家中患病，需要她在旁服侍；等。他在信末署名之后，又加写了一行附言：“不必多说了，一准在秋季开学时入校吧。我总替你想法子。”

或如一个丈夫写信给他的太太，发表离婚的决心，并列出许多似乎毫无驳诘余地的理由，如：第一，太太对他不忠；第二，他每次回家从来吃不到热饭；等。所列的理由很充足极平允，倘若委托给律师办理，则事理上将更为严正，口气将更为有理由。但是他在写完这信时，心中忽然有所感触，便又提起笔来在后面加了一行：“算了吧，可爱的苏菲，我真是一个坏坯子。我将带一束鲜花回家了。”

上述的两封信里边，其论据都是极为合理的，不过当时说这些话的是一个心在逻辑的人，而在附言中已变了一个有着真正人类精神的人在那里说话——一个近人情的父亲和一个近人情的丈夫。如此就是人类灵心的责任，人类有灵心，并不是叫它去做愚笨的逻辑的辩论，而应是在互相冲突的冲动、感觉和欲望永远变迁的海洋中企图保持一种合于理智的平衡。这就是人事中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企图达到的地步。无从答复的论据常可由怜悯之情答复它，充足的理由常可由爱情打破它。在人事之中，不合逻辑的行为常是最能动人的。法律本身就承认它未必能处处绝对的平允，也时常不能不迁就人情，所以一国的元首都另有着一种特赦权，如林肯所用以赦免那个“母亲的儿子”一样。

近情精神使我们的思想人性化，并且使我们不坚信自己总是对的。它的影响在于刨去我们行为的棱角，并使它调和起来。和近情精神相反，就是思想和行为中，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国家生活中，婚姻、宗教与政治中的一切方式的热狂和武断。我以为，在中国热狂和武断是较少的。中国的暴众虽也易于鼓动（例如庚子年的拳匪），但近情的精神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皇帝专制、我们的宗教和所谓“欺压女性”人性化。近情精神在这些当中当然都是有限制的，不过它确是存在着的。这精神使我们的皇帝、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丈夫都成了单纯的人类。中国的皇帝并不像日本天皇那么半神道，而中国的史家已演绎出一个皇帝受命于天，但他如失德，便将丧失天命的假说。他如失德，我们可以杀他的头，在历代的兴衰中，被人砍去脑袋的皇帝已不知道有多少个，这就破除了我们的皇帝乃是神圣的或半神圣的念头。我们的圣人也没有被人尊奉为神道，而不过始终认他们为聪明的教师，我们的神道也不是完善的模范，而不过是像我们的官府一般唯利是图，很是腐败，可以用甘言和贿赂打动。凡是出乎情理之外的事情，我们一概称之为“不近人情”，太过于矫情的人就是大奸，因为他在心理上是反常的。在政治的区域内，某些欧洲国家人们心中的逻辑和他们的行事实在异常不近人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的欧洲并不由近情的精神所统治着，也不是由具有理智的精神所统治着，而实在是由疯狂的精神所统治的。

看看欧洲的现象，使人发生一种不宁的感觉，这种不宁，并不是由于看见国家的目标、国界和殖民地要求的冲突而发生，因为这些都是理智的精神所能够应付的，而实在是由于看见欧洲各统治者那种心境而发生的。这就是等于跨上一辆街车，驶到一处陌生的地方，而忽然对司机发生了不信任的心思。这不信任并不是由于疑心司机不认识路，因而疑心他不能将自己载到目的地，而是由于听见司机在那里胡言乱语，前言不搭后语，因而疑心他未必是清醒的。如若司机还有着一支手枪，而坐者并没有离开汽车的方法，他的不宁当然将更为增加了。我敢信这幅人心的调整画并不是人心的本身，而不过是一时失常，不过是暂时疯狂的一个阶段，将来自会像瘟疫一般自己消灭的。我敢证言，人心是终属有能力的，敢信人类不免一死的灵心虽是有限制的，但其智力实仍是远胜于欧洲之不顾一切的司机，而到了最后，我们终能和平地生活，因为到了那时节，我们都已学会怎样做近情的思想了。

[1] 智能测验自有其相当有限的用处，这我并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他们认为这些测验于人类性格可以获得数学式的准确答案，或可以作为始终可靠的衡量。

[2] 用Sensitively这个词的意义。

[3] 也许有人要根据一些良好的理由，提议另一个“逻”字，以代表逻辑或合理性，认为是造成人类进步的重要元素。但这个“逻”字，总会和敏感性站在反对的地位。因为敏感性是某一种对事物的直接理解。别人尽可以试定这么一个公式。不过据我个人的意见，合理性在人类活动上占着颇低的地位。

[4] 我很犹豫，不知道应该给莎土比亚“敏四”或“敏三”，最后他的“十四行诗”使我决定了。学校教师在批学生分数时，真没有像我批莎士比亚的分数时那么惶恐不安、战战兢兢。

[5] 在现代思想进步的过程中，“魔鬼”是一个被弃掉的东西，这是值得欣幸的事实。我相信今日在一百个不相信有上帝的进步基督徒之中，相信真魔鬼的（除了比喻的意义之外）恐怕不上五人，同时，相信真地狱的也和相信真天堂的同归消灭。

[6] 这就是我们在秋千上，刚要由后荡向前面之时，我们觉得脊髓的末端——从前长着尾巴的地方——有一种刺激的感觉的理由：反射作用还在那里，我们还在想用一条早已脱掉的尾巴去钩住旁边的东西。

[7] 在中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这些歌谣是先知的预言，是上帝借人民的声音表现出来的预言，所以这首歌谣中的动词都是将来式，秦始皇后来的确死于沙丘。

[8] 这种父母的养护时期越来越延长。一个六七岁的野蛮小孩子，差不多可以自立了，文明社会的孩子，却需二十多年的工夫去做求生的准备，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教育之后，还得从头学习。

[9] 梭罗对于人生的整个观念，在一切的美国作家中，可说最富于中国人的色彩。因我是中国人，所以在精神上觉得很接近他。就在几个月前才发现他，至今还觉得高兴。如果我把梭罗的文章译成中文，说是一位中国诗人写的，一定不会有人疑心的。

[10] 节录自史密斯编桑塔耶纳小品集（“Little Essays of Santayana”Edited by Logan Pearsall Smith）《唯物主义者的情感》（Emotions of the materialist）一文。

[11] 儒家的意识里也有浓厚的道家质素，或许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平常人是不太注意到的。无论怎样，这一段确是儒家《四书》中的文字，此外《论语》中也可以援引同类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