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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

- 作者：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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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 日本的挑战

- 第一章 美国的镜子

- 第二章 日本的奇迹

- 第二部 日本的成功

- 第三章 知识：求索与共识

- 第四章 政府：精英领导有方引人进取

- 第五章 政治：综合利益与公平分配

- 第六章 大企业：认同感与绩效

- 第七章 基础教育：质量与均等

- 第八章 福利：不致倚赖的社会保障

- 第九章 犯罪控制：法律制裁与公众合作

- 第三部 美国的回应

- 第十章 启示：西方能否向东方学习

新版序言[1]

有些从未读过本书的人错误地以为我在说日本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或将变为世界最大经济体。那不是我的本意。读过我书的人知道，我说“日本第一”，意指日本的社会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十分成功，所以日本堪称第一。举例来说，日本有着世界上最低的犯罪率以及最高的人寿比例。作为一个大国，日本还有世界最好的教育水平。

当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时，我能看到日本经济正在快速增长，在许多方面都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竞争者挑战美国。在一九七九年，很多美国人认为我夸大了日本的成功。然而在进入一九八○年代后，大家对日本的经济竞争力开始感到担忧，本书在美国于是引起人们兴趣，但只有少数人在日本的成功中开始觉醒。

我相信民族间的竞争就如同国家间竞争一样，只要竞争者致力于把事情做好就可能导致健康的结果。当我写作本书时，我认为美国有很多地方可向日本学习，所以我把此书副标题取为“对美国的启示”。在那个时代，多数美国人认为本国什么都比日本做得更好。作为长期在日本观察过它发展的人来说，我相信日本倒有许多值得美国学习之处。

在我童年时，我有一位老师向我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的故事。老师说：“这个人是那么聪明，他可以向任何他人学习。”现在，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感到，从规模上讲，中国经济已超日本，所以中国也就不再还有什么要向日本学习的了，一些美国人也这么看。但我相信我的老师是对的，每个国家都能从其他许多国家学到许多东西。我相信邓小平绝对正确：他呼吁中国不要跟随任何一种模式，而应研究整个世界发展，考虑中国可以尝试哪些，之后进行实验并改造那些对中国国情最为适用者。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最为发达。尽管如此，美国仍有许多方面能向他国学习。譬如，我们能向中国学习如何在高铁领域取得快速进步。日本向其他国家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它还发展了许多独特的解决方案，成绩尤其显著。

我的这本书在一九七九年发表后不久，我们美国人确实从日本受教，学到了如何改善质量控制。一九八○年代，在本书发表后，美国非常担心来自日本的经济竞争。我则认为，美国对于日本成功的健康应对，应是懂得日本的那些成功之道以及向其取经。我感到本书曾对美国产生相当影响，因为更多的美国企业因此研究了日本公司取得高质量的途径。此书在美国也促进了大家关于美国孩子为什么在国际成绩测试中不能取得更高分数的讨论。当日本公司在美国建立了制造厂的时候，许多美国经理与工人既因日本质量控制与效率的成功而感到印象深刻，他们也学到了日本人所发展的工厂管理方式。

我原先是为西方人写这本书，而不是为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的人们。许多在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把这本书当作一种思想的来源来读，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一些关于推进现代化的东西。本书已被译成韩文、中文、马来语和其他语言。那些国家的读者从本书中获得的信息，不是实现现代化仅仅就是关于技术，而是发展能够增进现代化的宽广的社会系统。

在一九八○年代，本书仍然受到欢迎。但在一九八九年日本的市场泡沫破灭之后，各国许多人士感到日本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榜样。确实，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变慢，股市也不给力。但在事实上，普通日本人还是享受了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国家领导们也发现社会制度运转良好。当日本公司高管面临销售下降时，即使公司亏本，他们出于照顾那些忠诚员工的责任也不愿将其解雇，这样股价就会下跌。对公司利润而言，不解雇员工并非好办法，但对凝聚社会、对促进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却是好消息。

本书中我所描述的日本诸多强项，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于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迄今仍能给它们提供启迪。我曾听说当这本书出版之时，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读者希望通过读这本书从日本获得借鉴，以帮助他们自己的现代化。我希望在三十五年后通过再印此书，仍能激励人们思考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国家能做什么。

目前，日本仍在一些领域表现出色，值得学习。日本人民收入相对均衡，只有较少的极端富裕或贫穷。日本非常富裕的人群不多，绝大多数家庭有着中产阶级的收入。日本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日本医疗保健十分普及，而且价格合理。日本犯罪率极低，民众客气有礼。日本污染水平较低，城市干净。早在一九六四年，日本就已发展新干线快速铁路，迄今没有出过导致死亡的任何事故。由于社会有序，日本年轻人愿意在日本生活。日本人民具有诚信，接受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

同本书三十五年前首次出版时比较，今日日本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但本书那时所讲述的日本做得很好的那些精华今天依旧还在，本书所讲述的日本之成功仍然提供了值得大家学习的榜样。

作为自认为既是中国朋友也是日本朋友的一个人，我希望这两个国家能扩大他们的和平互动。这两个国家和平共处，日本和中国人民密切交往，有利于双方利益。我相信这两个国家能够找到改善彼此关系的方法。然而，本书不是关于对外关系的，而是用来描写关于日本取得非常成功的一些重要特点。

二○一五年四月

[1] 本序由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先生翻译。

初版序言

我在一九五八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最初选定的研究题目是家庭关系与心理卫生，希望通过国际比较，搞出一个概论。我选定日本为研究对象，并非自以为是日本专家。其实，我对日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我只是觉得，在现代国家之中，日本别具一格，为了验证有关现代社会的学说，日本是一个最能发人深思的国家。倘要就日本的家庭和心理卫生问题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我认为先决条件是在生活上同日本人打成一片。于是我和妻子在日本人中间住了两年，完全不同其他外国人来往，边学日语边研究，一头栽进日本生活方式的怀抱里去。其结果，日本这个国家使我大感兴趣，超出我要搞的社会学概论范围。在这段期间，我从事一项专题研究，写了《日本新中产阶级》。在这本书中，我力求从内部深挖日本的家庭生活，而将概论让给其他研究人员去做。有几个日本家庭成了我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我同他们仍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从初次着手研究以来，已历二十年，我对日本社会的好奇心，泉涌不息，从未枯竭。我每年都到日本访问，同朋友们畅叙旧谊，并涉猎其他研究报告。我在哈佛大学教授关于日本社会的课程，每讲一课，总要反复思考自己对日本的看法。日本那些令人惊奇、发人深思、隐而不露的部分，此去彼来，不断出现，而且光怪陆离，引人入胜，犹如发掘一个无尽的黄金宝藏一样。

这些年来，我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对于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这就是，人民愈加不信任政府，犯罪，城市问题，失业，通货膨胀，国家的财政赤字，等等。一九六○年，当我首次访日归来时，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然而十五年之后，当我一九七五年离日回国时，和我的日本朋友们一样，我开始产生了疑问：美国究竟是怎么搞的？

就是在这段期间，我所研究的这个国家，惊人地飞跃发展起来了。当然，目前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并不占世界第一位，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也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是，只要仔细观察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确信，这个国家固然资源贫乏，但在处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1]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上，却是出类拔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日本是名列第一。

日本近年来的成就，使我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我想来想去，终于认为，日本确实具有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我已经不能满足于把日本当作一个猎奇的对象了，我想就具体问题去探索和理解日本的成功。

首先，我曾想去研究日本人引以为美德的特性，例如勤劳、耐心、克己、同情别人等。可是，经过深入探究日本人的现代组织、经济团体和官僚制度等类结构后，我不得不相信，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我于是用了几年工夫来研究日本成功的原因，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总是觉得奇怪，美国人为什么从不大张旗鼓地介绍日本成功的全貌呢？熟悉日本的美国商人、政府官员、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差不多早就敏锐地看到这件事。不过，总的说来，答案倒是很简单的。原来，日本人一般都是秉性自谦，往往低估自己的成就。有些日本人，可能为了巩固国内的团结，或者为了转移外来的压力，时常有意强调日本将来的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人常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自豪，总想自己是世界第一，很难老老实实地承认东方在实际问题上有什么可学之处。但是，我相信，对于日本的一系列成就，应当认真对待，对于由此而出现的许多问题，应当周密研究，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这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从美国的传统思想来看，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乃是离经叛道，将会受到许多指责。人们会说：你是戴了玫瑰色的眼镜在看日本；你光看日本美满和谐的一面，而不看矛盾冲突的另一面；你只是调查了日本的特权阶级，而不接触贫苦的老百姓；你是埋头观察那里的功利，却把民主置诸脑后；你低估了一个文明社会是很难向另一个性质不同的文明社会学到什么的；而且，还会有人批评我是对美国失掉了信心。可是，本书的读者当能感到，我并没有故意隐瞒日本搞得不好的方面，本书的目的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描绘日本社会结构及其个体的形成。本书的目的在于从日本各种制度之中，选择对美国有所裨益的几个良好的侧面，加以分析和论述。本书也将提到，日本还有不少制度，美国是决不想去仿效的。应当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付出了代价的，这一点有研究的必要。日本绝不是乌托邦。世界上现代国家还解决不了的种种问题，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存在的。这本书没有把日本当作一个实际上矛盾重重的国家来描写，可能有时使人感到是在塑造样板。这并不是想把日本化为理想，而是想要强调这个样板的重要部分，从中美国也许可以采而用之。日本各种制度的好处，有许多是从日本独具一格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与美国风马牛不相及，不是简简单单地就可以学到手的。然而，如果考虑到过去日本为了以西欧为借鉴，如何从体制上进行了变革，而且到头来搞成功了，那么，我们不是也可以很好地向人家日本学习吗？因此，本书首先是出于对美国满怀信心之作。因为我深信，美国人遇到困难时，从不退却，对于过去的缺陷，也不会因为那是“美国方式”而供奉起来，把它无休止地传宗接代下去。如果必要的话，即使同自己的传统知识背道而驰，或者即使尚未拜这些国家的人们为师，美国人也将善于向他们领受教诲。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承蒙以下人士指教，谨此致谢。沃尔特·L·埃姆斯、汉斯·贝尔沃德、大卫·贝利、约翰·C·坎贝尔、罗伯特·E·科尔、艾伯特·M·克雷格、威廉·K·肯明斯、理查德·戴克、格伦·S·福岛、威廉·L·古文斯、南森·格雷泽、安德鲁·D·戈登、卡尔·格林、托马斯·豪特、夏洛特·艾克尔斯、罗伯特·伊梅尔曼、艾伦·耶林、尤金·J·卡普兰、苅田吉夫、唐纳德·克莱因、托马斯·里弗森、乔治·洛奇、大卫·麦凯克伦、加里·马克斯、泰瑞·E·麦克杜格尔、迈克尔·麦克马伦、詹姆斯·W·莫利、理查德·诺-施塔特、石黑糠沢、丹尼尔·I·奥奇马特、T·J·潘佩尔、大卫·普拉斯、李·雷恩沃特、马丁·雷恩、赖世和、大卫·里斯曼、托马斯·罗伦、盐田长秀、帕特丽夏·斯泰因霍夫、末次胜彦、武见敬三、雷·弗农、大卫·沃格尔、约翰·惠勒。本人尤为感谢乔治·C·洛奇在美国商贸方面与我的启发性讨论，并感谢原学、船桥洋一、苏珊娜·H·沃格尔、尼科尔·赛利格曼和安娜·罗索在该研究中参与合作。我在此特别致谢无数提供了帮助的日本朋友们，特别是大内勉、佐藤三郎和宫泽洋三人，并且感谢艾达·唐纳德与苏珊·华莱士在编辑方面提供的建议与协助。

[1] Post Industry Society，或译“超工业化社会”，又称“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是美国未来学者丹尼尔·贝尔、赫尔曼·卡恩等人对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今后发展方向的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在这种社会中，提供知识和信息资料将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美、日等国正接近这种社会。

第一章 美国的镜子

一九七六年，美国庆祝独立二百周年，欢天喜地，好不热闹。可是，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究竟有几个人认真地思考过，在下一个一百年里，目前美国的各项制度还能不能适应呢？虽然报刊电视曾编排特辑，提出当前美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缺少深刻的分析。他们固然隐约感到目前美国的各项制度已经不适时宜，却不想从制度上谋求改进，遇事动辄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个人。责怪某一个人的缺点和失误，事情好办，而且有趣。至于善后事宜，则只是提点新建议，搞些新规定，或者找个出类拔萃的新人物来接接班。

如此处理，不见成效，致使美国人莫明其妙。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虽知政府的政策不切实际，但是他们一天到晚忙于应付眼前的政治问题，从未受权去研究根本的变革。实业界的领导人虽痛感到周围的政治、社会、经济状态空前复杂，却无暇应付，也无策可施。学术界则埋头于各自的专业，无从研究整体性、体系性的问题，他们压根儿没有实际管理的经验。

为了重新研究美国各项制度，检查我们的成见以求改进，有一个好方法，就是换一个地方去仔细研究一下，人家是怎样处理类似问题的。今日国际社会，是由几个国家在分担领导工作的。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国家的优点。其中，日本是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和美国一样，是一个拥有自由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民主国家，它为我们提供最佳的前景。

日本迄今在许多领域大有成效，这是事实。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为何不及早向日本学习呢？日本过去是不断拜各国为师的。当许多日本人开始懂得自己的制度比外国的制度更为有效，并从国外学成归来之后，他们仍旧注意从世界上吸收教益，求得启发。与此相反，在美国人发觉自己的制度有缺陷的现在，仍然不肯向欧洲以外的国家求教。美国也有人在研究日本，不过他们津津有味的研究题目主要是日本迷人的文化、有趣味的历史、细腻的文学、独特的风俗、深奥的宗教，等等。对于日本的实际制度，并不想学。日本人已经习惯于向外国学习，一向甘当学生；而美国人在实际问题上则一向是好为人师的，不愿当学生。对外国的经验漠不关心，使我们学不到有益的东西。

为什么说日本的制度是美国的一面明镜？理由如下：

首先，日本所有传统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在合理判断之后建立起来的，这在西方各国是看不到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根据二百年前的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从未进行根本改革或重新研究。新制度都是零碎制定的，对它们的可取之处并没有通盘的构想。日本在过去一百一十年之间，对制度进行了两次大检查。第一次是一八六八年，日本下了二十年工夫，研究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艺等领域的最好的制度。第二次改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盟军的占领政策下，日本进行了民主化大改革。一九五二年结束占领之后，日本人仍然继续致力改进。特别是集中力量大搞落后的工商业的现代化。两次制度改革之中，无论哪一次，领导人都努力选择最适于日本周围的形势和历史传统的制度。结果产生的制度，基本上并非日本历来的东西，而是类似外国的制度。先是在每一个领域选择最好的制度，然后继续进行细致的独自的改良。由于采取了这种方针，日本积极培养了一批能够把现代各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专家。日本对各种制度的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加工改进，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加工和改良，于是建立了最优良的现代制度。

日本之所以是美国的一面有用的“镜子”，其第二条理由是：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只有日本是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在这里，不可过分强调日本自己的传统特殊性，因为本书所谈的许多情况，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也是存在的。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日本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了创造性，把欧洲的各种制度经过革新，加以采用。日本与其他国家不同，它努力对异国的优秀传统，加以融会贯通，在这一点上，它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也最能启发和促使美国重新检查自己固步自封的成见。

第三，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日本早先就领教过了的。在美国，政府对企业活动制定的基本规范，是在优先发展工业的时期。当时为了发展工业，允许无限制地使用资源，允许工厂“三废”横流，用不着担心污染环境。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如果政府不再制定能源政策和防止污染政策，放任自流，将来就要大遭其殃，这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美国人口密度很小，人们只要肯干，就有许多机会，生财有道。当时所要求的制度，是以最低限度的政府干涉，来发挥最高限度的个人自由。但是，现在人口增加了，要求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指引国民行动的方向。过去，交通和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可以让各州的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权限行事。现在人们频繁往返于各州之间，就明显地感到太不方便了。因为各州的制度越来越复杂、重叠和不一致。教育、税制、福利等方面，最好还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起来。过去，美国主要是在国内进行通商交易，当时对外贸易政策还不那么重要。现在国际贸易大增，政府如不制定适应美国经济的对外贸易政策，就难免使一些产业部门衰退，失业者增加。

日本比美国更早就遇到所有这些问题。它积极地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过去几十年在能源政策上大伤脑筋。而美国则是时至今日大呼能源不足的时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人口密度很大的日本，总是努力巩固其共同体，谋求所有成员的利益，防止其分裂。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只是最近发生郊区人口增加的时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八六八年有二百五十个以上群藩割据的日本，同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当时相比，在与外国竞争时，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的。正因如此，日本才更加热心地大搞中央集权。经过了一百多年，为了外御列强，追赶西欧，日本政府发挥了强大的领导作用。一边进行计划、重建、现代化，一边促使亏损行业尽快改行。当今对美国的期望，就是出现这种强而有力的领导。无论是资源还是市场都不得不仰赖外国的小小岛国日本，早在几十年前就奠定了对外贸易政策；而美国则是到了最近，方才感到其必要性。总之，美国现在遇到了新问题而感到要采取的政策，在日本则是早已有之。所以说，日本是美国的老前辈。

日本之所以是一面明镜的第四条理由是，日本的各项制度都成效显著。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也可以看到。虽然如此，还不能过早地断定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人。日本固然把许多问题很好地解决了，然而毕竟是人口过密，资源匮乏，受到很大掣肘。而美国则托天之福，没有这类问题。再者，日本的制度迄今固然大有效应，但不等于今后几十年也能保证日本获得成功。因为世界能源不足，日本首当其冲；各国的保护贸易政策对准了日本的出口；工资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急起直追。不管日本的制度如何行之有效，上面这些问题势必使日本深受打击。况且，现在已进入经济发展速度放慢、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的时代，目前日本的制度在将来不见得也是最好的制度。在日本制度中，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本书未涉及的种种因素，也可能对美国的成功有影响，因此，按照日本的制度如法炮制，是不能保证美国的难题得以迎刃而解的。何况日本的制度并不都是尽善尽美令人羡慕的。但是，当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日本已经遇到了的，而且解决得比我们好，已有事实为证。日本人以前向西方学习，如饥似渴，孜孜不倦，难道美国人不能同样向东方学习从而获益匪浅吗？

读了本书详述日本的成就之后，也许在美国读者当中有人会找到一些借口来贬低日本的制度。他们会说，代价太高了，日本制度也有缺陷，同美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等等。对于想说“它在美国这里不起作用”的人，我只奉劝一声：希望你读完最后一章再来作出判断。

第二章 日本的奇迹

如果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州，那就排在阿拉斯加、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蒙大拿之后，占第五位。在这狭窄的土地上，却住着一亿一千五百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其人口密度，在发达国家中可说是最高的。其中，可耕地只占国土的六分之一，单位面积产量虽高，百分之三十的粮食却仰赖外国进口。几乎没有石油、铁砂、煤炭等矿物资源，能源资源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国外。从北美进口的木材已大大超出国内的产量。据说，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如改为国内生产，那就需要增加两倍的耕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有六百万军人和其他人员从海外陆续回国，全国到处发生粮食不足、营养失调的问题。当时肯定有许多人担心，这个资源匮乏、幅员只有蒙大拿州那么大的小国，怎能养活近一亿人口呢？起码美国人到现在也还抱有这个疑问。

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钢铁产量差不多同美国并驾齐驱，钢铁工厂比美国效率更高、更现代化。一九七八年世界二十二座大型高炉之中，日本占了十四座，而美国不到三分之一。现代化、高效率的日本钢铁工业，在美国以及其他市场上，使美国瞠乎其后。过去，日本靠的是低工资，后来则靠大规模生产，靠最新的技术和经营管理，发展了一连串富于竞争力的工业。

五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声音响设备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却席卷整个市场。日本钟表产业使全球闻名的瑞士钟表行业黯然失色。英国的摩托车工业被日本赶跑了，美国几家摩托车公司，非日资系统的，仅存哈雷·戴维森一家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统治照相机镜头行业的宝座让给了日本。在光学仪器方面，日本的产品也脱颖而出，如此等等。日本在与其传统毫不相干的领域，一再击败西欧的竞争对手。一九七○年，雅马哈牌钢琴的销售额已大大超过美国斯坦威等名牌钢琴。村松牌长笛与美国货竞争，不相上下。日本统治世界的行业，从自行车、滑雪用具、电动雪橇、日用陶瓷到拉链之类，不断扩展起来。

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新造船舶的价格，比欧洲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迫使欧洲各国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日本船舶数量的措施。遭到“石油冲击”的日本造船业界，虽然降低了开工率，但其产量比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总和还要多，约占世界造船总吨数的一半。

一九五八年日本汽车产量不到十万辆。在七十年代初期，美国进口最多的外国汽车还是德国大众。后来，丰田和尼桑超过了德国车。一九七七年型的大众，同占对美出口第三位的日本汽车厂商本田激烈地互争高低。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的美国出口汽车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国内销售日本汽车二百万辆，日本国内销售美国汽车仅为一万五千辆。如果按照供求规律出口，一九七八年日本汽车的出口量本会更多，但日本为了避免同欧美发生政治摩擦，选择了自我限制出口的做法。[1]

把日本成功的原因归于低工资，已是老式的看法。由于美元贬值，一九七八年日本工资水平显得比美国略高一些。[2]不过，要说明日本的优越性，还是从现代化设备和高度的生产率来找原因更为重要。经济学家戴尔·乔根森研究了工业生产的各种因素，他得出一个结论：日本工厂使用的技术的现代化程度，在一九七三年已超过美国。在一九七五年，一个日本工人生产价值一千英镑的汽车，只需九天，而英国利兰汽车厂则为四十七天。在一九七六年，欧洲任何汽车制造厂（菲亚特、雷诺、大众等），每个工人每年产量为二十辆，而日本的尼桑为四十二辆，丰田为四十九辆。一九六二年，日本钢铁工人每人平均产钢一百吨，英国为四百吨，到了一九七四年，日本钢铁生产率却比英国高一至二倍。一九七六年，日本轴承工厂每人平均产量比英国名厂RHP的工人高出两倍半。

美国在计算机、胶卷、化工产品等方面，目前仍占优势。日本政府对这些工业严加保护。虽然近来日本政府对计算机采取的保护贸易政策有所放松，日本计算机在国内的销售比重却增长起来，使IBM公司等美国厂商以及以美国为主的跨国公司感到威胁。复印机的情况与此相似，日本产品的比重正迅速增大。

在军火工业和原子能研究领域，美国显然领先。但日本在这方面的技术也在提高，日美已从事规模宏大的共同研究。至于飞机，美国为了改善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状况，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购买美国飞机，因此日本目前暂缓生产大型飞机。但是美制飞机的许多部件，实际上已在日本生产。

观测日美两国竞争力的指标之一，是两国间的贸易收支。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已达一百亿美元，尽管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美元贬值，逆差仍不见好转。这种不平衡状态说明日本工业比美国更富于竞争力，而美国大部分出口商品是农产品和原料。在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前，日本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它妨碍了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后来，虽然在许多方面迅速进行贸易自由化，日本政府仍根据情况，对竞争力较强的美国商品加以特殊限制。对此，美国政府方面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没有为美国企业打入日本市场采取什么有效措施。但是，波士顿咨询公司受美国财政部的委托，在一九七八年进行了一项研究，它指出，日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而在于美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如日本，美国企业对开辟日本市场并不积极。美国的竞争力不仅不如日本，也不如其他国家。自六十年代后半期到七十年代初期，在日本的进口总额中，美国所占比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一部分被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拿走了。

美国人不大知道日本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已超过美国。然而美国人应当记取，一个重要的日本研究机构的高层曾私下承认：在农业方面发挥强大竞争力的美国，现在犹如战前日本的殖民地，它提供农产品和原料，为先进的现代工业机器效劳。

美国如果不去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只是用美元贬值之类手法来应付一下，是绝不会见效的。今后外贸收支不平衡，将更加扩大。有几件事可供参照：日本日益加强调查研究，而美国最近的调研力量显著减弱；同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的援助相比，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的援助非常之少；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美国手头的外汇则在减少，等等，都是对美不利的。

在日本大肆竞争的领域，美国厂商深受打击。美国只有一个对付办法，就是实行进口限制。六十年代，日本纺织工业大有横扫美国纺织工业之势。美国于是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对此，日本企业为了避免美国设置关税壁垒，进行了自我出口限制。到了七十年代，美国几家主要的电视机厂商，在日本的竞争下，几乎快关门大吉。对此，日本企业自我限制了向美国的销售量。至于钢铁，美国采用了比较复杂的附加税制度，限制进口。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占了上风，在加利福尼亚州超过了美国产汽车的销售量。这时，日本汽车厂商自我限制对美出口，并提高价格，以免美国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日本对美出口纺织品、钢铁、电视机、汽车进行了自我限制，固然缓和了当时日美贸易的紧张关系，可是，美国不应当老是躺在这种不正规的日本自我限制上面。要知道，老是靠它保护下去的话，美国企业就会放松自己，不去提高竞争力追赶日本了。

日本过去在国际贸易上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做买卖要学会英语，要按照西方国家一手把持的生意经从事贸易。这些事日本都不擅长。然而，曾几何时，日本在工业生产上称雄世界，在国际贸易上也名冠全球。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日商岩井、伊藤忠、丸红等公司可以互相角逐，而其他国家的贸易商全非对手。这六家公司占去日美贸易额的一半。他们在世界各地消息灵通，纵横捭阖，连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现在有很大一部分也由他们经营了。日本对美投资额，已远远超过美国对日投资额，由于今后还有更多的日本企业要在美国建设工厂、购买股票和不动产，日本的投资与日俱增，飞速发展。

发达国家无不苦于经济停滞下的通货膨胀。日美两国政府通常害怕引起通货膨胀，不愿贸然采取刺激景气政策。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冲击”留下了后遗症，日本政府却大搞刺激景气政策，造成了一年多的恶性通货膨胀，吃了苦头。但除了这短暂的期间之外，近几年来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批发物价指数也比美国控制得更低些。

五十年代，日本在牺牲消费者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工资提高很慢。但近年来，个人收入和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同国民生产总值一样，增长很快，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消费者的购买力大为提高。那些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不得不要求本公司给予特别津贴，否则简直跟不上日本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反，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却逐渐觉得美国的奢侈品和饭馆收费并不算贵。计算国民个人收入的方法有好几种，如果包括住宅津贴补助的话，那么，一九七八年日本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美国，而且还在迅速上升。

诚然，日本也有不少落后面。下水道搞得不大好。住房面积和汽车普及率虽逐渐接近美国，但还有差距。零售部门的效率赶不上美国，零售价格高于国际水平。从物价指数来看，一九七八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和购买力还是低的。不过，一般日本人并不大买高价牛肉之类，实际支付的房租也低于统计数值。总之，日本与美国的购买力差距正在缩小，有些东西，日本人的购买力较强。电视机（特别是彩色电视）在一般家庭的普及率，日本领先。录像机的普及率，日本已高于美国，绝对数字也比美国多。在日本司空见惯的滑雪场，滑雪装备的质量，并不亚于欧美高级滑雪场。在衣着方面，有人不同意日本好到哪里，不过许多美国人都承认，日本人的运动服、结婚服饰、礼服、制服、便服等类，都比其他国家好得多。对于随身物品，日本人总是比美国人更为细心保管，勤于修理，长期使用。

日本国内的交通和通讯网，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国内乘飞机旅行，美国多于日本，但日本在铁路运输方面搞起新干线，一九六四年先是在东京、大阪之间通车，比美国的任何主要干线都要快速舒适。一九七七年，美国向日本购买了日本十五年前发明的新干线技术。这种铁路已延长到博多，后来虽然因群众反对噪声而推迟，已计划延长到本州北端。日本全国遍布铁路网，快速方便，服务周到，使欧美等国都望尘莫及。

邮电之快，日本无疑凌驾国际水平。尤其杰出的是利用最新电子技术设立的通讯网。录像机和传真电话等设备，日本最为普及。一百多个计算机专家用了四年工夫，发明了银行计算机系统。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顾客可以随意到全国任何支行去，在一天之内办完汇款和兑换，不管金额多大。钢铁生产使用计算机进行控制，也比西欧各国精干。人们正在设想，把书刊杂志编入计算机磁带，从家里打电话或打开电视，就可以得知一切。日本已着手研究有关组织、技术、法律等问题，今后二十年，日本可能比美国抢先一步完成这个体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同时，由于工业化和西方化的进展，社会各个领域的变化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使人怀疑，这是否是造成精神失常、社会混乱的原因。要找到一个文化气温表来测定社会上的颓废状态，那是很难的。不过有一个指标可以说明问题，就是犯罪的增加率。在这一点上，谁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在日本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在深夜走路。日本用支票付款还不普遍，使美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可以携带巨款走路而泰然处之。出租汽车司机似乎也不大在乎他必须警惕什么危险。这些事看来主观，却有充分的材料根据。日本的犯罪记录比美国完整，据研究过这些材料的美国人说，一九六○年左右，杀人、伤害、盗窃、暴行等主要犯罪的发生率，美国比日本高好几倍。自一九六○年至一九七三年，美国的犯罪率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其他国家也是增加的趋势，唯独日本每年不断减少。

也许有人会怀疑，日本人拼命搞高速度经济增长，会不会忽视文化教育？不然。日本人在引进技术的同时，也以同样的热情和速度引进外国文化，并且很快地向日本全国传播。

在教育方面，日本人的高等学校毕业率约为百分之九十，走在世界前列。大学入学率，美国较高，但大学毕业率则日本较高。日美两国的义务教育年限大体相同，但日本学生每天上课的时间较长，每年比美国多上六十天课。日本学生还进行课外补习，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投考高等学校或大学而进行额外学习。据通晓日本教育制度的西方人士说，日本学生平均比西方各国学生更懂得世界史和时事问题。在数学、科学等方面，有的专业可以根据统计材料进行国际比较，从中可看出日本学生的水平很高。音乐、艺术、体育等方面，日本人的才能处于高级水平。日本青年人的英语水平，使美国普通学生的外语水平相形见绌。当然英语会话能力另作别论，日本人大大不如多数欧洲人讲得好。不过，倘若考虑到日本在一九四五年时会讲英语的人寥寥无几，仅仅经过一代人，外语水平就提高得这么快，这是罕见的，而且今后日本还会继续提高。

外国观察家时常指出，日本人为了投考大专院校，总要往脑子里装一大堆知识。这种装法，有时未免过火。但是，日本人在毕业之后，仍然好学敏求。他们对国际关系、政治、历史、科学、艺术，等等，莫不兴趣斐然。订阅报纸的人数，也许有一两个国家比日本多，但是如果把单行本、杂志、报纸三者合起来的话，那么，日本的订阅人数显然是世界第一。外国人有的认为，日本两个国立的电视频道（日本广播协会和教育电视），比其他国家的公共电视频道在质量上高出好多。这话说得对不对，虽不易判断，但日本搞得不错，这是真的。日本主要报纸报道基本国际问题消息，其范围之广可与外国超级大报并驾齐驱。

日本在狭小的国土上密集着与美、苏相匹敌的工业生产量，因而环境严重污染。七十年代初期，这个问题甚嚣尘上。日本人于是积极防治污染，很快就发明了新技术。目前，要求解决污染问题的美国，正在向日本请教技术。在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对新建工厂的防止污染标准，比任何国家都严格，污染对策费用也比任何国家都花得多。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大体上消除了严重的污染来源。例如汽车废气，日本规定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标准，乃至使欧美汽车厂商不得不提出特别请求，以便取得日本的销售许可。

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从西欧的标准来看，其福利并不见得有多高。不过访问过日本的外国人有这样的印象：日本人看来是健康长寿的，很少见到大腹便便或病病恹恹的人。这种印象有统计材料为证：七十年代中期，日本幼儿死亡率是世界最低的。不过测定国民健康水平的更合适的指标还是平均寿命。一九五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比美国人少四岁，而一九六七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超过美国，一九七七年又超过瑞典，成为世界第一。

生活是否美满幸福，这个问题讲起来总是比较主观的。根据国际舆论调查的材料（你是否觉得满足，是否觉得充实），日本有这种感觉的人占较低比率。可是，日本人总是比别人更富于理想和上进心。日本人的生活态度使外国人觉得，他们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严肃态度，衣着整齐，彬彬有礼。在这些方面，日本人的水平不能不说高于外国。外国人时常误以为日本人是个机器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据国际工联一九七七年度劳动统计年鉴，美国每周平均劳动时间为四十小时，日本为四十点二小时。普通的日本人也许每周还多劳动三四个小时，即使如此，也不比欧美的标准差太远。

同日本人有私人交情的外国人将能断言，日本人热爱生活，轻松愉快，他们虽热衷娱乐，但绝非懒惰成性。日本人时常说自己是“干得起劲，玩得痛快”。

此外，还有许多事情使美国人吃惊。城市设施周到，公共交通健全，售货员彬彬有礼，百货店花样繁多，琳琅满目，酒家饭馆精致高雅，既看不到流浪汉，也几乎没有什么贫民窟。日本人访问美国时，总会问及美国的城市和交通机构为什么不像日本那样完备。这些问题是值得美国人好好想一想的。

在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水平、国际政治力量以及文化影响等方面，日本还不是世界第一。根据经济学家的各种统计，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日本已超过美国。不过，日本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金额上超过美国，如果不出现日元极端升值的局面，恐怕还得十年。日本每个家庭的收入，把月薪和各种补贴都算进去，是高于美国的。但在购买力方面，按照过去经济学家的预测，一九七八年美国还是领先的。当然，仅以购买力来断定生活水平高低，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根据美国人的习惯设定的。日本人则更节俭，因为很少负债，需要付的利息也更少，收入用于储蓄的部分比美国人更多。美国人则更爱追求宽敞的住宅和花园。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日本一直谨慎从事。与其带头冒尖，不如同别国协调；为了世界和平与稳定，与其承担重任，不如明哲保身。当今日本的国际影响力，远远不如美国。

日本的文化影响力，与其经济影响力相比，相当落后。在经济力量上早被日本抛在后面的西欧，仍然在文化方面保持强大的影响力。许多日本人对于西欧的文化、艺术、风习，都是十分敬重的。在日本，学钢琴的人比美国多，更不用说学日本艺术、音乐的人了。但是，日本人固然进步得很快，却不如美国出人才。一流艺术家还是美国居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是如此。对于日本人的工作成就，国际上是否能加以正确对待，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日本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的荣誉，毕竟还是少的。一般日本人比美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运动，但在国际比赛中，美国成绩要好得多。这些政治、文化、体育方面的差距虽在缩小，但其进程不如经济方面来得快。

总而言之，探求当前各种制度的成效，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课题而未雨绸缪，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第一位。地小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在经济、教育、保健、治安等方面获得成功，把其他国家抛在后面。何况日本曾遭受过战争的创伤，别说是一九四五年，在五十年代中期，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落人之后，而曾几何时，竟能很快恢复发展起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确实令人惊异。

有不少美国人喜欢寻找理由，试图说明日本为了赶超别国，曾经采取了不光彩的手法。于是时常出现一些说法，认为“日本人无非擅长模仿别人而已”，“鼠目寸光的经济动物”，“老是倾销”，“企业和政府狼狈为奸”云云。对于日本成功的原因，作出这种草率的解释，也许使美国人觉得舒服一点，但是它不但没有公平对待日本人，而且使美国人闭上眼睛，失去向日本人请教的好学心，到头来，还是美国自己吃亏。

当然，日本除了人口过密之外，还有其他种种问题。许多大学，质量不高；朝鲜人及德川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贱民阶层“部落民”受到歧视；有一股排外风气；政府的重点计划，例如修建成田机场等，有时走投无路；大企业盛气凌人，不理睬居民的意见。不过，本书的目的并非要描画日本全身像。我只想介绍一些富于启发的日本制度，供美国人作自我改进。上面我所论述的日本问题，仅择其本质上互有关联者，供美国借鉴。后文要介绍的各种制度，对于理解日本的成功都是很重要的，美国可以引为他山之石。

[1] 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日本出口汽车总数各为四百二十万、四百四十五万、四百九十六万辆，其中对美出口各为一百七十一万、一百八十九万、二百十一万辆。一九七九年日本汽车产量已超过一千万辆，正与美国争高低。

[2] 现在是浮动汇率，本书按一九七八年十月的汇率一美元兑一百八十日元计算。——原注（中译者按：一九七八年十月日元汇价上浮达一美元兑一百七十六点零五日元，其后开始下浮，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比上一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五，即一美元兑二百四十四点六二日元，一九八○年三月一度降至一美元兑二百五十日元，为此，日本政府被迫采取“保卫日元”措施，八月升至二百二十日元左右，日元前景看涨。）

第三章 知识：求索与共识

如果仅举一个因素来说明日本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集思广益。在每一个重要机构和共同体，只要事关公益，从国家机关到私人企业，从城市到乡村，那里的负责人都很注意收集信息资料，以备将来有朝一日之需。

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等人认为，后工业化社会即将到来，在这一时代里，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社会上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新观念，大博日本统治阶层喝彩。本来，自古以来，日本的传统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知识高”。外国人用新式语言表达出来，只是使日本人重新确认了自己的传统观念。

为什么需要知识？这个道理并非总是一清二楚的。日本人觉得，也许有朝一日用得上，总是孜孜不倦地积累到手的信息。这些信息资料，有一般的和特殊的，有长期的和短期的，有公家的和私人的。每个组织机构有时派考察团出去调查，有时邀请专家来作报告。时而听讲以取得信息，时而边打高尔夫球边搜集。采取开会的方式，或者在酒吧间喝一杯的方式，都可以。有的信息来自“智库”[1]，有的来自电视。不分内行外行，敌人朋友，都可以搜集信息。时而同那些可能提供信息的人交朋友，时而成立新机构来搜集信息。只要觉得将来可以从某一来源拿到新东西，就倍加重视。过去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一旦认为可能提供线索解决问题，立即开始钻研。有时还用上几年工夫去研究一个新问题，以备将来从中获利。总之，日本人搜集信息，真是面面俱到。

集体学习：常规性与紧迫性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提供信息，另一个取得信息。讲的人是先生，听的人是学生。日本人认为，任何人都要有时当个学生，倘能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好学生，并且受人尊敬。好学生要虚怀若谷，恭恭敬敬，孜孜不倦，好学敏求。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即使讲课的先生枯燥无味，也要使人看不出是在打瞌睡。如果讲的东西不值一听，也要隐忍持重，不去反唇相讥。先生讲的要点，心领神会，有所提问，要就先生自以为得意的专业方面去提问。学生就是学生，要专心致学，别被人看出自己本来已经学会了。

日本人一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年轻人不但在学校里学习一般知识，而且要懂得自己是在集体中学习。一个人读完一本书之后，要同朋友交谈读后感想。日本的大学与其说是供人学习，不如说是供人毕业，求得文凭。从学术造诣来看，大学的气氛不够。虽然如此，学生在这个集体里，倒是养成了离校之后仍要继续学习的习惯。大学毕业之后就业，日本人并不因此就自封为专家。毕业后在工作单位还要接受专业训练，并且广泛学习一般知识，已成为社会风尚。就业之后，新职员叫作“见习”，职位较低，要接受长期的特殊训练，然后成为普通职员，那时也要时常参加各种学习班。如果企业里没有这类学习组织，则奖励职员自习有关业务。女生毕业后结婚，成为家庭主妇，都很热心学习如何成为贤妻良母，将来还要当个好婆婆好奶奶。为了这些人，地方公共团体、公司、报社、商店、大学等都举办成年人讲座，大受欢迎。

日本人在下班以后，也不断找机会学习对业务有用的东西。即使有时与业务无关，只要觉得重要，就努力去学。因为从长远来看，说不定有用处。日本人接待外宾时，几乎都要动动脑筋，想从外国人那里学点东西。日本人每年有三百万人出国旅行，他们到处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回国后用得上。

日本人的向学心还扎根于集体。这一点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得很明显。体育报、大人看的连环画、好多种类的周刊杂志、许多套电视节目等等，是他们的娱乐中心。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等，以提供大量知识和信息为其主要任务。无论报纸杂志或者图书，日本人平均比美国人读得多。日本大众媒体中，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媒体比例，也比美国高。

日本两家最大的报纸发行量都达六百万份以上，不用说，比美国最大的报纸还要多。日本报社在各个专门领域都配备成批的记者，海外有许多特派员，能够为读者作详细的报道。这些全国性的报纸使日本读者比美国读者更能通晓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一九七六年，日本报纸发行总量为六千一百万份，与美国相同，按人口平均，比美国多一倍。

期刊之多，难以计数，内容五花八门，向人们提供专业性信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赫伯特·帕辛教授说，日本学者提出新的学说时，有很多杂志马上作为话题来报道；而在美国，同样的事情说快也得几个月才能找到一家出版物发表。日本每年出书三万种，同美国数量差不多。从战争结束到现在，日本翻译外文书籍约十五万种，虽然目的不完全出于获取知识和信息，但同翻译成英文而在美国出售的书籍相比，日本得到的外国信息确是无与伦比的。

日本政府为教育电视拨出大量预算，而且相当大的内容并不是为了培养尖子，而是用于基础教育。教育电视每周举办六门外语讲座，有英语（从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芝麻街”[2]到对大人的高级班，分了几个教程）、德语、汉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最近还有对农民和企业主的特殊节目，并为不同年龄的母亲编排节目。这些节目时常使用数字、图表、插画等进行讲解。美国人对于诸如此类的节目，一般都不感兴趣，不屑一看。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有个计算机讲座，许多人收看，讲座教材一年之间就卖了一百万册。私营电视台也编排教学节目，每天还广播译成日语的一些外国节目。

不同年龄的人都同样坚持基础学习。一个单位一旦认为某一问题很重要，整个单位的人就会总动员起来，好像在搞竞选似的。诸如修建铁路计划、促进设备投资、改革地方税法等类问题出现时，本单位几乎所有的人就会用上几年工夫就有关问题的某一部分进行研究，探讨新观点，搜集有关信息，加以综合考察。

这种过程，通常在掌握问题的焦点以前很早就开始了。首先是由官厅或企业的负责人召集有关专家听取意见，并在本单位成立一个班子。他们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研究有关事项，听取别人意见，整理参考文献目录。经过这个阶段，就进入详细观察调查的第二阶段。搜集资料文件，加以摘要，有时翻译外文资料。成立几个研究小组，分头研究有关问题。然后开会讨论研究报告，决定下一步要研究的问题。于是又从头开始，提出同样的问题，重新确认某些问题有无出入，或者换一个角度，把焦点对准新产生的问题。研究班子深入考虑到可供选择的几个重要部分，并重新检查定义，采取最好的方式深入探讨。把情况吃透了，消化了，整理了，再把资料加以消化，最后找到关键所在，作出决定。

基本功：体育

请看日本人是怎样举国对待某一体育项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日本人作为一个整体是怎样学会体育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为了同西方国家接近，手段之一是派遣中国人最拿手的体育项目——乒乓球队出国，接着是男女排球、篮球队，这些球队都具有世界强队的实力。

可是日本的做法与中国不同。日本人从西欧盛行的体育中，选择自己想要提高的项目，然后派人出国学习。最初选定的项目是棒球。棒球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五年即一八七三年首次传到日本，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就普及了。这是美国人最拿手的项目。日本先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美国，参观美国最强的棒球队比赛，并直接向该队求教。日本邀请美国最好的棒球选手到日本举行表演赛。美国棒球史上著名的选手巴贝·鲁思访日时，日本人欢迎如狂，他至今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棒球英雄，并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很快就邀请美国棒球队进行表演赛。接着，日本棒球队从美国大球赛的选手中物色新手。其中有人也许超过了选手的年限，但不要紧。短期看来，这种选手在日本球队里活动的时间虽然较短，但从远处着想，请他们加入日本球队，日本选手可以就近学习球技，培育强队。日本还经常邀请美国最强的球队与日本队比赛，开始时日本队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当时日本人认为，吃败仗并不是丢脸的事，而是学习球技的过程。后来，日本队吃败仗的次数逐渐减少，虽然体格有差距，但日本队近来有时已能打胜仗。

一九六四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女队主导了游泳项目，引人注目，轰动了整个日本。后来，日本青年选手和教练多次访美，向有关人员请教如何培养这种选手。与此同时，日本也邀请美国青年选手访日，观看其表演，并请他们训练日本选手。日本人从这些选手学到一个主要办法，就是美国从中学生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游泳选手，从中再精选一批人进行强化训练。日本游泳联盟的理事们得到一个启发：如果在日本全国的小学和中学，教学生学游泳，并能早日培养更多的优秀游泳选手，那就可以克服在身材和人口基数方面不如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差距。政府并未要求日本的小学修建游泳池，但各地的家长会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学校当局修建游泳池教孩子游泳。果然不出几年，不分城乡，日本全国的中、小学修起游泳池来了。游泳成风，孩子们过分热衷游泳，影响了学习和身体健康。后来虽然稍事冷却，不过游泳训练的基本课程倒是坚持下来了。一九七六年，东德女子游泳队在蒙特利尔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比赛中成绩超群，日本请她们周游日本，表演优秀泳技，并直接指导日本游泳选手和教练。目前，日本女子游泳队的实力虽然还不能战胜美国或东德选手，但是在很短的期间有了显著进步，增强了国际比赛能力。

要决定从国外引进某一项新的体育项目，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首先在引进时机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有没有国际声望。日本体育界有一些体育团体从事这项实际工作。同它们有关系的是各种体育团体的负责人、支援体育活动的企业、教练、一流选手、体育记者、体育用具厂商、有关官厅官员等。这些人员不一定是固定的，但他们都很关心体育活动，在引进新体育项目时，能够通力合作，卓有成效地处理问题。他们善于使人们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搞得风靡一时。不但如此，他们还指导人们如何去获取诀窍，提高质量，博取众望。

对新的体育项目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出于要在国际上称雄的野心。以高尔夫球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实业家发觉，要同外国实业家无所拘束地交游来往，高尔夫球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是这么一来，自己多少得打得像样才好。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首先需要在日本培养一批高尔夫球专业人员，然后让他们教会人们打球。于是外国高尔夫球专业人员应邀访日，过了一些时候，日本的高尔夫球专业人员也开始在国际球场上露面。结果，高尔夫球在日本流行起来。随之而来的风气是，在一流高尔夫俱乐部当个会员，便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某些日本实业家当中，高尔夫球的基础分数同本公司的总销售额具有同等重要的信息价值。日本人把高尔夫球看作一种风尚，同时煞有介事地认真学习这种球技。

无论是什么体育项目，基本学习路径都是相似的。再举保龄球为例。这是从美国学来的。六十年代曾在日本盛行，东京一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保龄球场。最高潮时期，日本打保龄球的人比美国还多。日本人向苏联学体操，向加拿大学冰球，向澳大利亚和美国学网球，向英国学足球和橄榄球，向奥地利学滑雪，向美国学篮球，乒乓球先是向美国学，后来又向中国学。日本人就是这样从外国学过来的。

日本最近引进的新项目是美式橄榄球。学得那么热心，真是不落人后。日本请美国职业橄榄球队联盟到日本比赛，因为现在日本队的实力还不是美国职业球队的对手。

日本引进了许多新的体育活动，但也没有冷落自己传统的体育。相扑、柔道、拳术、气功等类，有时虽起落不定，但一直是人们所喜爱的。新的体育项目盛行一时，达到白热程度，但旧的体育项目依然在日本不断扩大的体育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人在经济竞争中一鸣惊人，但日本体育在国际舞台上还没有取得最高的成绩，这使日本人引以为憾。他们不断分析研究失败的原因。日本人不能以体格矮小来替自己辩解，也不能满足于很多项目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只是同苏联、美国、西德相比略逊一筹。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人今后将在西欧的体育项目上更加精进。

日本人搞体育运动表现出的特点，在他们参加由政府、公司或当地社区组织的学习时，也能看到，这就是：集体领导，小组学习，虚心求教，高瞻远瞩，野心勃勃。

掌管信息的官僚

十九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明治政府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派了一些调查团出国，研究各国的政治和社会，从中采纳认为最好的宪法、军队、工业、科学、技术、农业。日本现政府继承明治的传统，在战后也派遣各种领域的调查团出国。他们从哲学、政治、原子物理学、玩具制造法、企业经营管理法、家庭经济、医学到爵士音乐，无所不学。学得越多，获得的信息资料越精细入微。

日本各官厅的精英们，对工作认真负责，善于指导人们把学问学到手。他们自己分析信息，并且决定需要取得什么信息。在美国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学者和白宫工作人员。日本各官厅拥有大批专家，按照各自的专业，花费很多时间在调查国外情况。他们并不只是追踪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从中探讨日本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门路。

日本政府派到国外进修的不是青年大学生，而是在官厅工作过一两年的年轻有为的官员。这是因为，官员一般在退休以前总是在同一官厅任职，为了将来做领导工作，需要进行基础学习。让新来的官员进行几年特殊进修，这对各官厅是很合算的。同一时期进来的人，随着年龄增大，地位也提升。官厅安排他们到各个重要岗位轮流工作，同期毕业的人对官厅的所有基本工作任务都分头熟悉掌握。就职以后，青年官员首先接受有关业务的一般性训练，然后分配到各专业部门，在世界上被认为最好的大学，学习其专业所需要的外语、技术、理论等。所需学费和生活费都由政府负担。这些被派往国外进修的官员，对自己所属官厅需要什么知识和信息，是很清楚的。因此，他们就能够有的放矢地学习专业知识。官厅在制度上还保证进修的人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充分运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

以外务省为例。每年有两三个人被分配去做中国工作。最初两年，他们在东京外务省内转一圈，然后派往台北或北京进修中文。日本在一九七二年正式承认北京政府之后，最初交换的留学生不是优秀的大学生，而是年轻的外务省官员。他们在那里学一两年中文之后，其中一人或两人又被派往美国大学留学，了解欧美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另外的人则被派往莫斯科，了解苏联研究中国的现状。经过这样的进修之后，再被派到北京或香港，这次就让他们从事分析实际问题。这样，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出国进修，才开始接触实际工作。不过当他们在香港或北京完成任务之前，仍然觉得自己还在进修。然后，这才成为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问题的分析研究上担任一部分工作。在这种制度下，就可以经常掌握重要的门路来取得潜在的信息。

各官厅的其他专业领域，一般不一定都像上面那样彻底地安排进修，不过为了培养业务尖子，方法基本相同。大藏省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官员出国，学习税制、税法、企业管理、经济理论、计量经济等。通产省则研究特定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的理论、能源问题等。研究什么题目，要看将来那个题目有多大重要性而定。例如，六十年代当时，日本对贸易自由化感到不安，通产省派人到法国，研究法国如何对付英国工业产品。一九七三年以后，能源出了问题，就增加这方面的人员从事研究，如此等等。

他们认为，官厅最重要的事是要消息灵通。如果搜集信息的范围超出一个官厅的主管业务，就去找几家直接有关的研究所，成立特别委员会，力求填补空白。但是，各官厅不光是搜集信息就行了，需要去粗取精，加以整理，使本省主管人员在处理重要问题时不至于因情况资料过多而看不过来，也不会发生信息不足的现象。各省内处理信息的人不像美国那样由高级负责人动手，而是由课长或课长助理担任。[3]例如通产省各课的职责，是搜集主管产业部门有关的重要信息，诸如与该行业有关的世界市场趋势、技术水平、新技术的性质和可能发布的时间、什么行业在国外最吃香、为什么，等等。

官员们根据问题的进展情况，制订正式或非正式的日程表，照此搜集信息。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产省官员认为发展钢铁、电力等基础工业对日本事关重大，于是倾全力搜集这方面的信息。五十年代开始关心搜集汽车工业的诀窍。六十年代后半期以前，对计算机还不那么重视。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以后，能源问题压倒一切。主管中东石油的官员认为，日本若要确保中东石油源源而来，光是买油，向当地投资，那是很不够的。他们决定要在中东搞个技术开发计划。计划的目的是使产油国更多地依赖日本的石油技术专利和技术援助。要办好这件事，就需要取得中东商情和社会风俗的大量信息。于是日本攻读阿拉伯文和中东文化的人一下子增加起来。日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加强同中东的联系，以便将来能更可靠地进口石油资源。

日本人一旦看到某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努力去搜集一切信息，哪怕它重复白费也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詹姆斯·阿贝格伦把这种情形叫作“日本人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例如，驻在外国的官员不仅直接搜集信息，并且利用当地的日本人，或者同报社的特派员、学者、商人、实业家以及任何有助于提供这类信息线索的人打交道。官厅根据需要，负担信息调查费用。但通常不用政府的援助来搜集信息，各个企业会提供调查费用。宣传机构对今后可能令人关注的事情是很敏感的，他们也行动起来，请专家学者们写文章，出席电视节目。每逢有人作报告或开会时发表重要内容，杂志时常一一予以报道。在这种时候，编辑工作也许会匆忙而马虎，但他们确实很快就能把人们的意见和情况报道出去。

外国专家们同日本人交往，时常被请去作报告或写文章，报酬从丰，有时则应聘赴日。美国著名的专家受到更多日本而非美国媒体的压力，要将主要观点迅速地让更多普通人知晓。应聘赴日的外国人受到热烈欢迎、殷勤款待，他们所贡献的知识，大受酬谢。日本人作为信息的受惠者，师事远道而来的外宾，执礼甚恭，接待备至。他们洗耳恭听，纷纷提问，务求兼收并蓄。但他们很少反驳，不愿意随便露一手，总是装作自己是个一无所知的外行。

日本政府搜集信息，其范围之广，令人吃惊。越南战争时，世界各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当时，经济企划厅派了一个事务官到美国，访问了一位美国进步经济学者，征求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种种可能性的看法。经济企划厅的目的在于：当制订长期计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又如，日本政府曾请一个会讲日语的美国人参加出国考察团，让他临时离团，了解美国人民对日本的看法。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估计将来可能出现联合内阁，于是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欧洲，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的联合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当时曾遇到什么问题，等等。这一调查的目的是准备将来日本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就可以引为前车之鉴。

“智库”——最少成本，最多信息

日本政府不是自己设立和维持调查研究机构，而是向几个民间研究所提供资金，从中取得专门而详细的信息。其中有一个研究所是亚洲经济研究所，拥有数百个研究员，研究亚洲各国问题。这里的研究员和信息资料的规模，同世界其他研究所相比，毫不逊色。到了六十年代，日本面临的问题愈益复杂，需要更多的研究所来从事燃眉之急的调研工作。于是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工作方法，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著名的研究所，终于设立了日本最好的智库。智库在日本风行一时，研究所接二连三出现，大有雨后春笋之况，不久就成立了智库联合会。日本考察团把世界各国的研究所作了比较，发现美国的研究所有个缺点，就是那里的研究所与其后援单位分离，往往进行一些不相干的研究，结果真正需要的有关信息却残缺不全。于是日本规定，研究所要同有关官厅挂钩，由官厅确保研究所的预算，负责监督信息搜集工作。此外，政府对少数研究人员组成的班子提供援助，订立短期合同，使他们发挥特长，从事专题研究工作。

从美国的标准来看，日本许多研究所不大进行基本调研，缺乏创造性，分析不深刻，论述不完善。然而这些研究所的目的本来不是要搞什么创造。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没有创造性和独到之处。老实说，对能源问题进行分析和估计，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事，而日本人已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高质量的研究工作。日本的智库的任务在于搜集信息，也就是说就某一问题去网罗世界的最高知识。研究所综合信息时，其目的并非要作结论，或者发表每个研究员的分析，而是向委托单位提供一些有用的可能线索。后援单位对研究所的要求，不是整理得很全面的最终报告，而是经常就关键问题所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取得有关信息。研究员一般不坚持什么政治观点，或者固守什么学术意见。他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提供一切事实、见解和预测，以有助于了解所提出的问题，这就足够了。

这种研究所由于以官厅为靠山，就带有一个缺点，即各个官厅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七十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使各官厅进行交流，设立了综合政策研究所，名为NIRA（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其宗旨在于对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不受个别官厅的兴趣和观点所局限。综合研究开发机构从整个国家的立场出发，把问题综合起来，加以整理，并统筹几个官厅管辖下的智库之间的分工。这样一来，就可以从所有角度去研究重要的问题。

有些智库只订立短期合同，要看他们的成绩以及需由政府资助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订立合同，委托他们研究下去。有些智库拥有专职人员，可以由有关官厅给予长期的财政援助。野村综合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等大型研究所为数不多，他们类似美国大规模的研究所，可以满足高质量的长期研究的要求。这些研究所由国家或企业给予财政保证，拥有许多专职研究员。每当有一个问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时，就制订几项有关研究计划，委托智库去研究。如果问题逐渐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研究经费就从较低级的研究所开始予以削减。

总之，智库同日本其他单位一样从事搜集信息工作，他们从世界各处网罗资料，加以消化和整理，从中掌握某一决策的共性和特性，以适应委托单位的要求，并使政府的决策当局便于使用。

企业搜集信息的积极性不亚于政府有关官厅。美国有些企业制订搜集信息的训练计划，大体与日本相似。不过一般日本企业搜集和处理信息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一些。美国有一批学者预测未来，提出最新颖的观点，例如赫尔曼·卡恩、彼得·德鲁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丹尼尔·贝尔等人，日本的实业家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和关心这些美国学者。

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伊藤忠、日商岩井等日本综合商社[4]搜集国际信息的规模，庞大而精密，国内外不能望其项背。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都是庞然大物。他们几乎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全世界的支店星罗棋布。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商社特别重视搜集信息。在搜集详细的经济信息方面，私人企业比政府干得好，特别是利害攸关的生意经，谁也赶不上他们。有时这些商社甚至比外务省更了解最新的政治动态。例如，一九七三年日本客机在阿布扎比遭到劫持，外务省完全依靠当地三菱商事的电传机传递情报。又如三菱系统某公司派驻华盛顿的人员同政界人士过从甚密，被日本一家杂志讥为“三菱驻华府大使”。由于这些商社在小城市也有分支机构，对于当地的信息，他们往往比外务省更了如指掌。

一九七三年，苏联驻美官员同美国的小麦公司签订合同，购买了大量小麦。这件事把美国政府吓了一大跳。可是有一家日本商社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原来该商社派驻莫斯科的人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主管这类贸易的某些官员不在莫斯科。根据东京总公司的指示，纽约的常驻人员立即进行调查，获悉苏联高级官员途经纽约机场前往科罗拉多。于是科罗拉多的常驻人员跟踪追查，又电告总公司说，苏联人正与美国小麦公司开会，看来一定是在采购小麦。这家日本商社收集这种信息的目的，是要在事先掌握大量采购的动向，趁消息传开、小麦涨价之前，抢先调整自己的采购量。这样周到的信息搜集活动并非偶见。不过，长期搜集基本信息的目的，并不在于上述那种秘密的通报活动，而是要长期搜集并分析与本公司有利害关系的资料——从宏观经济理论到中国农村猪鬃的价格。

除了商社，其他日本的企业也同样积极地搜集信息。私人经营的中等企业老板，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婿将来在公司身居要职，例如可能当个总经理，一般就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教育和训练。第一步是把儿子送进庆应义塾大学这类著名的私立大学，在那里学好基本人文课程，同时与将来可能在实业界出人头地的同学交游。同窗故友之交，乃是将来立身出世的重要非正式信息来源。庆应毕业之后，通常的模式是学讲一口漂亮的英语，然后留美，在著名的商学院取得商业学系硕士学位。许多日本人都认为，美国商学院的经济学是先进的，留美可以同美国人广交阔游，有助于通晓美国商业，这对将来担任公司要职大有益处。美国商学院毕业之后，就在欧美等处与父亲同行业的公司，特别是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外国公司工作几年。这个期间当见习生，可不计较薪水。在外国干了几年之后回国，才到父亲的公司工作。开头当一般职员，在各科室转一圈，同大家搞好关系。经过几年，才做领导工作，处理实际业务。这时就有机会运用学过的东西了，同时还要留心与旧友同事继续交游来往。

要在大的非家族企业发展，需要一步步慢慢往上走。日本企业一般采取终身雇佣制，从就业到退休，通常在同一企业里工作。因此，日本的企业为了教育和训练职工，不惜多花点钱，这是有道理的。欧美的企业则与此不同，他们觉得好容易花了钱去培养职工，一旦别的企业觉得这个人很能干，就常常把他挖过去。日本的职工在走上领导岗位以前，先要在各科室转一下，或者派到外部机构去，学会各种技术，增长才干，同时搞好人与人的关系，将来提升之后，在重要经营问题上作出决定时，就可以利用那些老交情而形成一个必要的信息渠道。美国的企业无需自己培养新人才，可以从外面拉进来。日本则很少采用补充雇员，因此企业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这一点好处很大。

企业也和官厅一样，每遇有事需要尽早解决，就加紧搜集有关信息。平时没有急事，也要不断搜集信息。日本有些企业在技术和组织方面，总的实力超过欧美，但他们一直没有放松学习的态度。这些企业时常检查自己的缺点，如果看到别的公司有什么优点胜于自己，不问国外国内，只要是用得上的，他们就去学习，努力改善。例如关西有一家印染厂，职工不过五十人，它订阅同业杂志，通晓世界哪个印染厂最近有什么出色的革新信息，每年都派一两个人到当地去，用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掌握新技术。

日本的大公司对于将来可能有用的信息都很珍视。例如报社对于前程有望的青年政治家，都会指派同他的性格、作风、政治言论等方面合得来的一两名记者去了解他。承担这种任务的记者，在报社内各科室工作期间，仍不断同那个政治家来往，建立特殊联系，成为他的密友，必要时就在报社内或公共场合表示支持这个政治家。不管谁当首相，谁当大臣，一家报馆记者之中，必有人熟悉那个人物，同他有过特殊交情，一旦遇到内阁改组这种重要局势时，就很有用。一般公司也同样，对于将来有作用的关系，不管他是顾客、营业员、批发商、银行家、官员、政治家，还是外国人，都私下安排人手同这些人物交往。

日本的公司还很重视曾在本公司任职而后退休的旧领导人。因为这些人具有对公司很宝贵的知识和判断力。公司给这些人安排名誉职位和各种特殊待遇，同他们接近，使在职的领导人得以随时征求前任的意见。普通职工平均五十五岁前后退休，当了领导人可以再延长几年。董事、专务董事从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总经理在六十多岁以上，董事长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然后再退休。公司的董事会常由过去的老经理、老董事等人组成，不像美国那样用外面的人。日本的企业对这些老人在退休之后还给予那么多的权限，也有不利之处。但是，这些老人的忠告、判断、才干、见识、门路毕竟是很有用处的。

信息大都不保密，当然也有绝密的。如果遇到有被竞争对手所利用的危险时，人们就矢忠矢勤，守口如瓶。日本的公司有一种倾向，不相信外部的中间商、律师、会计师，而相信内部的专家、密友。企业的秘密通过艺伎泄露出去的事是常有的，不过实际上那些艺伎和信得过的新闻记者一样，老板们认为她们也是有信用有眼光的人。整个公司的目的和计划，原则上要使一般职员都了解，但是个别重大事项，只能让少数领导人知道，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另一方面，即使是竞争对手，一遇到有机会参加同行业的共同研究工作，并能从中学到东西，那么双方都要很机灵地对待。五十年代，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介绍到日本，所有大企业，不分敌我，都派人参加讲习会，共同研究。六十年代，计算机开始大规模使用，举行过多次讲习会来研究计算机对日常事务和人事工作的影响，各公司都派代表出席讨论。这类讲习会无所不包，从能源政策到税制、地方建设、福利事业、工资制度、会计程度、污染问题等，无不加以讨论。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这些共同研究大都由日本生产率本部[5]倡导，政府、企业、工会等有关人员出席。有时，主管官厅来不及安排下属企业派人出席，就主动主办讲习会，有系统地进行讲解，以提高公司的质量。主办团体有经济团体联合会、同业公会、各行业的特别委员会、智库、希望宣传自己的商学院等。总之，公司之间虽有竞争关系，职员们一到讲习会来，就离开公司的立场，大家都是学生，友好交往，互相尊敬，共同讨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公司之间的竞争无足轻重，但对大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决定是否派人参加共同研究工作，要充分思考一番。因为竞争固然激烈，但还是要千方百计去把信息弄到手。

为了向职员提供最合适的信息，几乎所有大企业都要成立几种讲习小组，对象有高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新来的职工，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属。不但利用公司的专家来当讲师，而且请外面的专家来讲解所关心的问题，或者开个读书会，讨论新版图书或论文中的有关问题。如果公司未能安排职员接受必要的专门培训，就会鼓励职员们学习相应的课程，或者脱产参加合适的培训项目。

共同体信息工作

各共同体，无论是中等城市或小村庄，对于当地的发展计划都是很热心的，并且广泛进行搜集信息工作。例如，某一个中等城市计划建设交通网，就选择别国同等规模的城市，调查哪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是世界最先进的。由本市的官员、实业家、教育工作者、技术人员等组成考察团出国，详细调查他们认为最好的设施。考察报告在当地有关人员的集会或更大规模的报告会上发表。在人们完全理解这个报告之后，下一步再选定两三个同等规模并拥有最好交通网的城市，由原来的考察团或另行组团前往考察，重新评价。考察团回国后再次作报告，再次讨论。最后就落实到某一个外国城市的交通网了。当然，最好的样板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结合日本城市的实际情况，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结果就诞生世界上最现代化的交通网，而且当地市民事先都详细了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交通网。

一个村庄修建游泳池、文化馆或谷仓，当然不能像大城市或大企业那样进行周密的建设计划。但是同样要有充分的时间去搜集信息，进行讨论。在日本社会中，搜集信息成了自古以来传统智慧的一部分。

共识决策

日本人搜集信息的方法，并不全是日本自己发明的，在技术上，有很多部分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但是可以说，日本以最完善的形式发展了西方的模型。而且，日本在研究和搜集信息方面，其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可谓无与伦比。

综观美国所有大学、政府和民间研究机构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许在基础研究的数量上，美国多于日本。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单纯的数量上，而在于处理信息的方法。在这一方面，日本做得很成功。日本的组织及其成员之间存在长期深厚的互相信赖关系，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培训和继续教育，而流动性较高的组织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日本的职工终其一生属于某一个单位，因此，本单位的信息就有连续性，保存得好，企业的核心人物也能够不断加以运用和更新。搜集信息本身不是目的所在，它是一种以集体为中心的工作，是为本单位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需要经常广加积累，细加整理，以便随时随地都能用上。

日本人对于不同的意见，不采用敌对态度或激烈争论来加以解决，而是通过搜集更多的信息，使问题获得应有的解决。如果一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有时也拿到上级那里去请示裁决。不过上级在考虑几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时，如果一时下不了决心，就命令部下分头去搜集信息，提供材料，以便决定采取哪一种办法。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作出比较高明的决断，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摆脱被动处境，以免仓促行事，采纳了这一个，却扔掉了另一个。在把情况搞清楚并进行分析之前，日本人避免发表意见，袒护一方。最后的结论不来自争论、说服和慷慨激昂的强调，而是来自大家共同努力求得最好的结论。采用这种方法来决定问题，可以减少在组织内部发生丢脸和伤感情的事，避免产生隔阂，还是一团和气。日本人不搞独断专行，他们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尽量求同存异，寻找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搜集信息就是为此服务的良方。

此外，在决定某一问题时，让团队不同层级人员广泛参与，可以增强团队成员的责任感。例如，一家公司决定开辟另一个市场，或者采取新的生产工艺时，职员们无需听取解释，就早已明白原因何在。至于一般市民，当然不如专家能参与问题的决定，但诸如修筑新的交通网或公共建筑时，他们大体上都知道为什么要作出这种决定，从而加深对市政的信任。对于国家的大政方针，市民已在事先得知根本道理，一听到政府作出了决定，就会表示赞成和遵从。日本人的忠心和爱国精神，并不是祖先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而是从整个集体的努力之中产生并焕发起来的。共同努力，搜集信息，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方法是再好也没有了。

[1] Think tank，或译“智囊团”。一种营利的研究所，接受委托，提供研究报告和信息资料。他们通常有一批专业研究人员，能够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提交报告材料。著名的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

[2] Sesame Street，美国一档儿童教育电视节目，用木偶等工具进行生动活泼的教学。

[3] 日本官厅的“课”相当于我国的“处”；“课长”相当于我国的“处长”，“课长助理”相当于副处长。

[4] 综合商社：指日本贸易垄断资本。“九大综合商社”为：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伊藤忠商事、日商岩井、日绵实业、兼松江商、东洋棉花。他们分属三菱、三井、住友、富士、第一劝银、三和等六大企业集团。综合商社除内贸外贸业务之外，还进行海外投资、开发资源、金融信贷、咨询调查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他们在各企业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外广设分支机构和联络网，除了日本同各国的双边贸易业务之外，还进行各种形式的国际贸易。九大商社的外贸成交额占日本外贸总额的一半，其经营范围从“导弹到方便面”，无所不包。

[5] 日本生产率本部，一九五五年三月成立，其目的是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由财界、政府以及美国有关机关给予补助，研究和调查生产率问题，并向各企业提供咨询和奖励。标榜“生产率三原则”，即发展科技以防止失业，劳资协调，生产成果由劳资和消费者公平分配。日本“总评”工会等拒绝参加其运动。

第四章 政府：精英领导有方引人进取

在日本，不管对什么事情，每进行一次民意调查，总有些不满的回答：政府过于袒护大企业啦，政治家自私自利啦，官僚盛气凌人啦，学问不切实用啦，现代文明过分偏重于物质文明啦，通货膨胀过猛啦，住房情况太糟啦，等等。即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最兴盛时期，被调查的家庭，也会表达对经济的不满。可是，关于发展经济、建设城市、控制污染、取缔犯罪等问题，欧美各国政府是否比日本做得更好呢？这不妨问一问考察过外国的日本人。他们往往是遗憾地摇头，慨叹欧美各国为什么颓废到那般地步。欧美以外的国家的状况，不言而喻，那是更糟糕的。日本人虽然全部了解这些情况，但却马上转换话题，问起你来：“你看日本什么地方还不行？”这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真是不知足啊！

日本政府为什么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好地解决了当代社会面临的这些问题呢？日本是怎样选择和培养去解决这些问题的领导人的呢？那些身负重任的领导人们为什么能完成任务而不沉溺于私利私欲之中呢？为什么日本的官僚制度既不腐败又不脱离国民，而一直保持着能充分解决问题的权限呢？而且，中央政府是怎样在不损害地方自治的情况下引导国家发展的呢？

本章想探讨一下上述问题。

向上爬——能力强 阅历广 资格老

日本由两个集团执掌大政方针：一个是以首相为首、包括各省大臣在内的政治家集团，另一个是高级官僚集团。与其他实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一样，首相由国会选举产生。可是，自一九五五年以来，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一直维持着第一大党的地位，国会的权限只是承认自民党所选出的总裁为首相而已。首相主要是从国会议员中任命内阁大臣及各厅的长官。通常，内阁的核心成员都是自民党各派系的首脑。

日本的政治家虽有权决策，但与美国的政治家相比，他们是不容易指挥官僚的。对于各省厅的人事，首相任命的只是大臣和政务次官，而实际左右各个省厅的却是官僚出身的事务次官，可以说各个省厅的重要事务，并非由政治家，而是由官僚们一手包办的。

这样一来，日本官僚的权限很大，相反，比起美国来，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较小，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权限也小。虽然大臣有相当大的权限，但比起美国的议会来，日本国会的权力较弱。在日本，许多行政法规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国会议员起草的。

所有的高级官僚都有足以炫耀的学历。全国共有二百万名大学生，其中最优秀者均集中在东京大学，这一点是为社会所公认的。进入这所大学，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在东大中，法学部又占有特殊的位置。学生们在这里与其说是学政治学、法律学，不如说是在学如何当官执政。应届毕业生经过高等文官考试合格之后，才进入官厅工作。其中，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可进入大藏省、通产省、外务省、经济企划厅等有权力的省厅。这些省厅每年各吸收二十几名精英学生进来，其中十五名左右为东大法学部毕业生。过去，东大法学部毕业生曾占十八九名，现在比以前放宽了一些，也放进一些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其余的名额则为其他的国立大学，如京都大学、一桥大学以及庆应、早稻田等著名私立大学毕业生或东大的经济学部毕业生。这样培养出来的精英官僚，不仅有才能，而且为社会所尊敬。具有这种精英机构的国家，除日本之外，恐怕只有法国了。美国有些官僚的薪金比日本高级官僚多，但是，他们既未受过这样的教育，也不是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如果硬要在美国寻找类似的人，大概就属那些大学毕业后又进法学院学习，然后进最高法院工作的人了。日本善于在本单位内部长期培养人才，直到退休年龄，这一点与美国大相径庭。

每年总共有五百余名精英进入省厅工作，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全面手”。他们一进入机关大门，便按“论资排辈制度”的惯例行事。例如，每天十点上班，比普通职员要晚一个小时，因为惯例如此。可是，普通职员五点或六点钟下班，精英官僚则工作到九点或十点钟，星期六也不例外。他们总是准备承担额外的工作。工作忙时，就在机关里过夜。他们的薪水根据“论资排辈制度”晋升，但比在民间企业工作的同学，收入低一些。官厅的办公室较简陋，特别津贴也少。法律上未规定退休年龄，但几乎所有精英官僚都在五十五岁退职。一般官僚可以多干几年再退职，有的年过六十五岁，仍继续工作。日本的精英官僚要求为国献身，这一点其他国家大致相同。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因此办事得当，就感到莫大的自豪。

这五百多名精英官僚结为一体，形成一种集团思想。他们有时不免受到某种程度的政治压力，但在过多干涉自己工作的政治家面前，官僚们能毫不犹豫地团结起来。工作以“课”为单位进行，“课”的工作如何，根据它对整个机关作出多大贡献来衡量。一个人在“课”内的评价如何，根据他能否同上下左右协调地工作来决定，上司是不会提升一个不能协调工作的人的。每个人在自己的“课”里发挥积极性，以保持本人在整个机关里的地位。

精英们按部就班，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二至四年。开头几年为见习期间，然后安排到地方、国外或机关的主要“课”里工作。他们历任两三个单位的职务之后，就可显出普通精英与超精英的差别来。特别有培养前途的人，被安排到大臣官房等有权力的部局里工作。这批人到了三十岁，就可以显出在同时进机关的人中，谁可能在二十年后当上事务次官。在五十岁前后，同期同学中几个出类拔萃的人，当上主要局的局长，其他的同学，则全体主动辞职。过不了很久，人们又会评论在局长当中谁最适合当事务次官。当现职的事务次官指名谁接他的班时，其他的同期同学则全体主动辞职。辞职并不是规定，而是惯例。辞职之后，他们的未来是有充分保证的。民间企业和各种政府团体的肥缺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他们还可以登上政界舞台。企业和团体欢迎他们，固然是因为欣赏他们的能力，但主要还是期望他成为本单位与原官厅之间的桥梁。因此，他们在辞职之后，仍然努力继续同原官厅的同事保持联系。

在官厅任职年深月久，同届同学中可能登上事务次官宝座的人选将越来越集中，到最后会集中到三四个人身上。一旦觉得自己可能当头头，还要干二十年才行。在美国，政府有权任命一些不甚有知识和经验的人去当各部门的第一把手，这使日本官僚惊叹不已。哪怕他是法律学家、学者或实业家，都有个隔行如隔山的问题，一个外行难道能胜任工作吗？在一个人地生疏的机关，怎么能够掌握确切的信息资料，对别人发号施令呢？他们带着这些疑问，并不完全是在讽刺地对访日的美国人说：“你们能从外面选拔有能耐的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把新的思想带进来……贵国的制度，实在令人不胜敬佩之至。”

同届同学的高级官僚们，不管在本部门，还是在别的部门，随着同时升级，交往也加深。这种交往关系，许多人开始于就读东大法学部时期，或者更早，开始于所谓尖子高中时期。当然，在同一省厅工作的人，接触机会多，容易亲密起来，但与其他单位的人也有交际的机会。互相了解了，就能更好地沟通思想，交换意见，比单纯的公文来往和公式会议上的讨论要方便得多，也容易估计到在某个问题上，其他的省厅会作何反应。一到四十岁，身居要职的官僚便要积极地利用与其他省厅的同届同学交际的机会。这样做，有利于顺利地进行工作，进而，在晋升到真正的高位时，这些交际会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华盛顿，每当新政府诞生，总是任用新人为政府各部的部长，以求克服官僚主义的软、懒、散状态，这种做法已成惯例。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官厅部门完全屈服于总统的权力，等于失去官厅的自主性和无畏精神。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有碍于培养有才干的官僚。日本的高级官僚因平时办事不受别人横加干涉，他们以身为官僚而自信，善于互相配合，能大胆地发挥领导作用。如果他们不得不奉承外来的领导人，那就谈不上有什么自信和威信了。对他们来说，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外来的外行，是难以忍受的。

那么，日本是怎样做的呢？首先，精英官僚的人数少，所以他们无需去干许多下级官僚干的那些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能从大局出发考虑国计民生的大事。第二，日本的精英官僚常常与记者、政治家、各种审议会接触，每每需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省厅的计划和见解。

为协商共同的问题，各省厅的主要官僚们还经常召开会议。每周举行的事务次官会议就是其中之一。为了在这样的会议上不使自己的单位落下坏名声，他们得敏感地了解舆论动向和其他单位的要求。当然，每个单位都各有自己的权限，所以，都能相应地发挥各自的行政效果，而不会一味听命于别的部门的意见。可是，因各省厅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的行动常会引起别的部门的不满，所以，各个省厅都为取得更好的成果而努力。这些高官要人同政界、实业界、新闻界频繁接触，互通声气，从而形成共同的见解。他们不愿意孤立，都希望努力工作，以取得为别人赞誉的好成绩，所以，无需像美国那样用免职的威胁来促其工作。

日本的官厅是如何保持精英官僚们的这种热情和干劲的呢？首先，他们退职的年龄都较早，使权力都集中在正值壮年的人手中，这些人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自己制定的政策的效果。再者，精英官僚的人数少，彼此间的关系紧密，互相切磋的要求强烈。他们因受同事的尊敬而敏求上进，也要善于体察同事的情绪。他们通过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宴会、周末旅行和逛酒吧等私人交往来消除彼此间的紧张关系。日本的官僚还善于互相帮助。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跟眼前的同事同心协力地工作，取得好成绩，自己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精英官僚社会地位高，还享有各种特权。他们的家属十分明白这样做大有好处，对他们加班加点毫无怨言。

政治家也承认官僚的优秀，因此，注意不得罪他们。国会议员没有自己的调查机构，因此，在专业问题上不得不依靠官僚。对官厅持批评态度的政治家很可能受到来自官厅的报复。譬如，官厅故意提供不完整的资料，政治家据此在国会上发表演讲，就会受窘蒙辱。之所以不常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国会议员清醒地知道与官僚搞好关系是上策。对国会议员来说，想要实现自己选区里的建设计划和提高大米收购价格等，无论如何得有官僚的协助。从政界来到官厅当大臣和政务次官[1]的人，对于兴办公共事业、提高米价、帮助中小企业和增加福利预算等涉及政治家本分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要发表意见。在处理农民、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利害关系时，这些政治家就要大讲特讲了。不过他们要掌握分寸，不能使国家的预算发生大变化。至于日常行政事务，都委托事务次官和其他官僚去办。

作为政治家，尽管能就有利害关系的问题行使相当大的发言权，但就拿首相来说，他自己的调查机构也是有限的，所以，他也知道，不挑官僚的毛病，与他们搞好关系，利用他们准备好的材料是上策。各省厅派遣三四名财政、外交、内政等方面的专家，以备首相就近咨询。他们在首相身边工作，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效忠首相的心腹，而仅仅把他们看作是本单位和首相之间的联络员。实际上，首相并不独自制定政策。他只是同官僚们密切联系，把各省厅的意见综合起来，然后作为政策发表。总之，日本的官僚有许多特权和权限，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士气，使他们有所建树。

首相产生的经过同精英官僚的产生一样，也需要经年累月的培养过程，几无例外。一位首相，毕业于哪个大学虽不一定很重要，但要成为首相的候选人，就要先成为自民党内的一派之长，这至少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所谓派系，最初就是以将来有希望当首相的人物为中心的结合，派系内的成员可望在总裁选举中投本派之长一票。作为报答，可以在平日从本派之长那里得到经济上的援助，或者被安排担任国会里的主要职务。

成为派系之长的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时就当上了国会议员的“地道的政治家”。当选三四次，有六年以上议员资格，积累了作为国会议员的经验时，自民党的高层认为他是有前途的新生力量，就会任命他担任某个省厅的政务次官。当他历任过几个大臣职务之后，就建立自己的派系。有的人是接替某个引退的派系之长，也有人脱离某派系而独立。派系原则上在一九七六年取消了。可是，现在结成了与派系有同样机能的政策研究会来代替它。这个政策研究会不用说是共同对付在野党的，但同时又捍卫各自内部成员的利益。

另一种类型是从官界进入政界的人。当几年国会议员后，在被认为有前途时，便形成派系，这与前者相同。最近，有许多立志成为政治家的优秀青年，首先是进官厅工作，在那里取得社会威信和行政经验，再相机出马竞选国会议员。他们转入政界较早，有时三十来岁就出马竞选。当了国会议员并积累了一定的资历之后，就成为一个派系之长。在几位派系之长当中，最有希望当首相的就是这个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他们有行政事务的经验，其卓越的才能已经得到证明，也不像政界那些从下面往上爬的政治家那样受到各种制约。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今天，非官僚出身的首相只有三木、田中两人。这两个人是在特殊情况下崭露头角的，从他们占主导地位时的自民党内的情况来看，今后官僚出身的人可望当首相。

不管原是政界人物还是官僚出身的派系之长，至少历任六种重要职务，才能成为首相的候选人。所谓重要职务是指自民党干事长[2]和重要省厅（大藏省、通产省、外务省、经济企划厅等）的大臣。当党的干事长，可以处理财政和党务，以积累经验。而即使当了大臣，因省厅的实际业务如上所述，是事务次官独自处理的，大臣本人不单独对省厅的工作方针下指示。可是，他需要善于掌握省厅内的主流的动向，与省厅的上层领导和党的领导人协调一致。另外，作为一个大臣，还要对本省的工作了如指掌，在社会上替本省说话。除了履行大臣的职责之外，还要关照本派系的党员，学会掌管派系工作的经验。

历任几个职务的各派系之长后，谁能当首相，还与各种因素有关：资格要老，要能同其他政界领导人打交道，要看各派系的动静和党内的气氛，要看时机与社会上的评价等等。最后决定首相人选的是党内的元老们，他们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过去二十年中，因政治妥协而诞生的首相，只有三木武夫首相。当时，两大派系之长互相牵制，党便选择了第三势力人物三木。虽是意外的决定，但他也曾历任上述被认为是当首相先决条件的各职位。

当首相的人都担任过一些有影响的省厅的大臣，又担任过国会里的重要职务，因此，与官僚和政治家们有几十年的亲密交往，必要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在需要通过非正式途径了解情况和征求意见时，随时可以跟老部下、党内人士或有交情的新闻记者商量。在这一点上，英国的政党领导人和官僚完全没有私人交情，同日本大不相同。

首相在众议院里是议席最多的党的总裁，因此他是由多数党的党员来选定的。即使个人魅力无限，但如无法让中央政府有效运作，还是不会被选为首相的。政治经验丰富、富于领导能力并得到许多省厅协助的人物最有可能被选上来。当他碰到重要事项，不是他一个人的才智所能处理，可以交给下面的专家去解决。在美国，从未在华盛顿官僚体系内任过职，或者从未在首都工作过的人当选，对官僚们发号施令，这种做法使日本人大感不解。在日本人看来，这样做会挫伤高级官僚的自尊心和热情，提出外行或主观武断的政策，而这种模式导致的不够老练的、缺乏一贯性的方针，可能会把外交关系闹僵。

环境自由与慎重鼓励：同私人企业打交道

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美国的官僚制度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事实表明，一切都任其自由竞争未必符合公共的利益。为限制企业的垄断，减少企业带来的弊病，美国制定了许多复杂的法律。其背景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对企业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和政府、公共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那时监管部门的工作是对企业实行监督，揭露其违法乱纪的行为。而企业方面总是尽量少提供情况材料，千方百计地钻法律的空子。偶尔发生从监管部门转入实业界工作的人出来拉拢行贿的情况，但这被视为特殊情况下的例外；某种特定的军火工业，得到国防部的支持和关照，虽然事情不尽合法，但无碍于政府的职责是监督民间企业这条原则。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的官厅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在促进现代化事业，为帮助企业长期发展，努力推行最好的政策。诚然，日本政府设有监督企业的部门，美国政府也设有援助企业的部门。但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更认真负责，关心整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各个省厅每年都发表白皮书，分析各自主管领域的工作情况，提出对前景的指南。日本的官僚对其主管部门在国内、国外发生的一切事件负责。如成田机场发生过恐怖事件，则属警察厅的责任；日元行情变动，则大藏省要受到谴责；白宫的高级官员突然访问北京，外务省主管美国的官员事先未察觉，就会受到批评；钢铁供应过剩，通产省要受到非难；商业公司在行情看涨时囤积居奇，有关的省厅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日本官僚的作用是就各自主管领域的重要问题制订远景规划。自一九七五年以来，通产省每年发表的名曰“长期展望”的远景规划，并不是近几年来才这样做的，而只不过是将迄今日本官厅的基本任务见诸正式文字而已。即便说是援助，也很少有政府向民间企业直接提供补助金的情况，政府的重点倒是努力创造一个使民间企业容易制订自己的远景规划的条件。

在美国政府中，如在商业部工作，可以不和有关科室打交道而一心专注自己的工作。但是，日本官僚在工作中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同朝夕相处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各省厅的精英官僚之间频繁举行的会议也促使他们那样做。这些会议的话题是从全局出发展望经济前景和明确各省厅的使命。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数少，谈得深，但因人员经常变动，又互相牵连，因此，各省厅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些官僚都是终身雇佣制，因此，他们对省厅工作就会作长期打算。大家都作长期打算，省厅的领导就会稳定，政策也会有连续性。

政界领导人也有某种程度的继承性，他们对官厅的实际业务都不太发表意见，因此，官厅里的工作会保持连贯性，不会因内阁改组和一时的政治压力而被打乱。如编制预算时，大藏省的官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听取政治家的意见。可是，如果政治家超过了他的权限，企图过多干预的话，大藏省的官员就可以说“编制预算与政治家并不相干，不应对行政工作插嘴”，而加以拒绝。日本的官僚在自己省厅的权力遇到侵犯的情况下，就会奋起反驳。与此相比，美国白宫是考虑过政府各方面的要求而编制预算的，因此，政治性的压力容易反映在预算上。白宫的预算委员会本身的权限不足以排除成为编制预算障碍的政治压力。而日本的国家预算很少受当时政界领导人的投机和政治性利害关系所左右，它能对民间企业实行首尾一贯的领导。

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计划并未因对军事安全的考虑而削弱。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把国家预算的大部分充作军费。可是，日本的防务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不到百分之一，对防务问题也相应地关注较少。日本的军事专家们认为，国土狭小的日本，最易受到核武器的攻击。从而认为，拥有军备，反而易招风险。宪法规定放弃持有进攻性武器，禁止向国外出兵的，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日本。当然，有人主张日本是处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可是，也不能忽视，驻日美军的维持费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日本负担的。日本人对它的安全保障的好伙伴美国，一般说来是表示尊敬的，但认为美国过于重视军备、在军备上花钱过多，也是事实。日本比起美国来，虽离中国和苏联要近得多，但除了苏联抓捕日本渔船、苏联飞机侵犯领空的情况外，日本并不像美国那样感到外国侵略的威胁。美国认为他派兵驻在日本是重要的，可日本并未感到有那么大的必要性。在日本领导人看来，即使将国防费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以上，也不会使国家的安全得到相应的保证。他们倒是认为，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保证进口资源的来源，才能切实保障日本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防务政策是想在不做军事强国的前提下当强国的大胆的尝试。这种政策或明或暗都起着帮助民间企业经济活动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把它的热情倾注到同共产主义的战争上，而日本却在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的才智、力量专注到发展国内的经济上去了。拿美国的电子工业来说，它不怎么考虑市场的需求，而是重视政府的采购，认为这将使它的利益得到一定保证，视为上策，从而忽视了加强国际竞争能力。而日本的企业却增加了国际竞争能力，扎扎实实地获得了市场占有率。美国政府对发明创造的投资主要用于军事工业、航天工业和基础研究，而日本政府的投资则是面向那些从经济核算角度出发有利可图的、民间企业又拿不出那么多钱的领域。政府独自进行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加强对民间企业的统治，而是要把研究成果转让给民间企业，以增强整个经济界的竞争能力。这一方针在所有的政府所属机构里都是一样的。通产省所属的工业技术院是如此，分别靠赛车、赛马、赛艇资助的通产、运输和农林各省厅的附属研究机构也是如此。

日本的官僚就是这样地为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操劳，同时注意不越权行事。即使行政领导所涉及的范围扩大，也使直接的行动停留在最小限度上。日本与西欧各国不同，国有的基础工业很少。钢铁、矿业、石油等产业全属民间企业。这一点与美国相似，而日本的民间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比美国还要大。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为促进发展，进行了许多公共事业投资。可是，日本的租税负担只不过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五，比当时的美国（百分之二十二）低，比高税率的欧洲更低得多。一九七三年，日本变为百分之二十二，美国变为百分之二十八，西欧各国更高。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日本的防务费和福利费少，但日本的官厅为加强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量而极力减轻政府的财政支出的做法，恐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各省厅的主管经济部门，负责领导各自的产业领域。其中，对整个经济界提出指导方针的是经济企划厅。经济企划厅成立于一九五五年，正值日本经济的重点从战后的恢复和抑制通货膨胀转入发展时期。成立当初的班底是来自通产省和大藏省的人员，直到今天还与这些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济企划厅提出中期经济计划，它是财政、汇兑和技术发明等未来动向的灵活的指南。经济企划厅虽制定经济动向的远景目标，指出必要的事宜，以使整个国家协调发展，但并不直接对经济界发号施令。它的作用在于把各省厅和民间企业对将来的预测加以汇总。它唤起各方面的注意，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银行、大藏省、通产省和大企业等，全都要在经济企划厅汇总的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展经济的方案。而且，这个中期经济计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度提出的预测也有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自由更改的灵活性。一旦更改，马上通告一切有关人士，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跟上去。

对经济发展起带头作用的是通产省。通产省非常热心地关照产业界，甚至有“褓姆”的别称。具体地说，它把工厂和设备的指标设定在高水平上，为达到这个水平，它使没有资金的公司合并起来，诸如此类，总是努力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另外，通产省还大胆地设想改组产业结构的方向，将资本集中到将来能使日本发挥国际竞争力的领域。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工资水平赶上西欧时，通产省把资本集中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以后，通产省又把政策着重于推进服务行业、信息和知识产业，而不是能源消费型产业。帮助亏损行业合并或停办，援助新兴行业向地方上发展，为被解雇的工人重新就业开辟门路，等等，都是通产省官僚的职责。在某种行业还不至于全面破产的情况下，通产省让它们结成“萧条卡特尔”，使这行业中的所有企业都平均减产。此外，通产省在石油冲击后援助了石油化学工业，对因外部因素而蒙受损失的基础工业也进行同样援助。

为提高日本的国际竞争力，确保经济的独立性，通产省致力于培育与外资无关的民族石油资本。通产省还通过积极援助那些计划对外扩展的企业，开辟确保进口资源和国外市场的道路。到七十年代中期，当对外投资和扩大市场处于饱和状态而走投无路时，通产省领导组织了国际贷款团。这个机构是让民间企业协同合作，一起对外承揽大型建设工程，其风险由民间保险公司承担。一般认为，通产省另一个任务是当外国要求日本限制出口时，指导民间的出口产业，让它们缔结自动限制出口的协定。它还劝告那些面临贸易自由化的产业加强国际竞争力，在那些企业具备充分的竞争力之前，通产省则施展其影响力，推迟贸易自由化政策。

通产省的意图并不在于削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要造就一批具有强大潜在竞争力的企业。如果说美国也有与此相似的职能机构的话，那就是足球联盟与篮球协会。它的官员们为了使所有的球队都成为强队，只规定球队的规模、运动员的招收办法或比赛规则，提供对教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而完全不干预各个球队的具体活动及练习的方法等。通产省按产业划分成若干个局，主管对口的行业，使它们成为竞争力很强的行业。通产省通过各个局考察整个产业界的前景，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一批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对有前途的企业，在必要的资本、土地、外汇、技术和市场保证等方面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政府系统的机构提供贷款。但在通常情况下，不用等待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贷款，就可以从普通银行得到贷款。因为一成了通产省偏爱的优秀企业，银行就会主动地向它提供贷款。政府在把土地卖给民间企业的时候，与其说卖给投标最高的企业，不如说优先照顾它认为能利用这个土地获取最高利润的企业。在买外国技术时，也是保护最能发挥这种技术作用的企业，使其不受与之竞争的企业的影响，能以尽量便宜的价格买进。同外国合办企业时，也是根据同样的标准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通产省对占市场比重过大的企业，作种种限制。这是为了防止自由竞争的原则因垄断企业的出现而受到破坏。为保护小商贩的利益，还对大百货公司的规模及建设用地加以限制。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后，还规定要在充分检查设备的实效和污染程度的基础上，才决定是否准许使用该设备。

通产省这些规定的法律权限毕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扩大权限，就会招致其他省厅和国会的反对。这些有限的法律权限之一，是规定产品质量标准。通产省只允许产品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进行营业活动。还规定，有引起环境污染之虞的设备，在投产前，须经通产省批准。通产省也对“萧条卡特尔”和“现代化卡特尔”进行援助，但公正交易委员会当然要对它施加压力。通产省承办批准企业间订立协定、同外国企业合并的手续。可是，通产省之所以取得卓越的行政效果，并不是因为它行使了法律权限，而是因为它善于进行行政指导，特别是因为民间企业认为通产省领导有方，乐于同它合作。

民间企业为何能主动地协助通产省呢？第一，企业方面清楚地知道，通产省是在认真地考虑各领域的企业发展问题。第二，通产省提供的资料和分析是高质量的。第三，通产省的官员和企业主之间，平常在各个级别上的、正式的、非正式的来往很多。能和官员平起平坐的企业方面的人士，往往年龄比官员大得多，薪水也比官员高。比如，拿通产省中主管某个产业领域的局长来说，这些人大体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是和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甚至二十岁的民间企业的经理、董事打交道。他们经常在日式菜馆里会晤。在那里，虽在把酒言欢，但他们绝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是工作。他们是在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互相坦率地交换意见。对通产省的中坚官僚来说，一个星期里，被企业界人士这样宴请三四次，是不稀奇的。这若在美国，就会遭到社会上的谴责，而在日本，不能因为官员受到某个企业的款待，就说他们串通一气了。这个官员也受同行业中的其他公司的招待，但官员如果接受太多的招待或依照个人偏好行事，是会受到公众谴责的。不过，他们也是人，不可否认他们也会在作决定时有倾斜。可是，在官厅里作决定的不是个人，而是主管那个产业系统的集团，所以个人的好恶之情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它们作所有决定的标准，是从长远的眼光出发，考虑如何对日本整个的产业作出贡献。通产省的许多官员在辞职后到民间企业里去工作，发挥官厅和民间企业间的桥梁作用。所以，虽说两者之间不太会有明显的勾结，但可以说互相联络感情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

第四，企业方面也清楚地知道，通产省在批准企业要求时，总是优先照顾平素与其合作的企业。对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企业，即使可以批准，也会加以推迟，要求多提供资料,或提出新的问题。这就足以引起这个企业的不安，使它以后采取合作的态度。

最后，通产省的行动总是反映整个企业界的意志。不管哪个行业，都有代表大家意见的领头的企业集团。他们的意见对各方面都有巨大影响。政治家、银行家也好，官僚、实业家也好，都同样关心他们的意见。企业界与通产省相应部门的人都有关系。采取合作态度的企业，会通过某种办法得到报答；相反，不合作的企业，到头来则要吃亏。比如，通产省在和大藏省一起决定对企业的减税和折旧额时，是会考虑到每个企业对它的合作程度的。大藏省通过日本银行由商业银行向企业贷款时，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言权，因此，银行对不合作的企业也会拒绝增加贷款。银行依靠官厅和企业界大多数的支持，就能够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过，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银行发出停止贷款的最后通牒的事是罕见的，通产省拒绝批准某企业营业乃至整个企业界排斥和威胁某个企业的事也是罕见的。因为企业主最关心的是事前做好工作，同各省厅保持良好的关系，保证经营顺利。另外，通产省与企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能够让有影响的企业对本行业里不安分的人进行教育。实际上可以说，通产省的决定，只不过是把企业界领导人的共同意见拿来重新发表一下而已。

为了制定可以完成的指标，进行细致的指导，通产省的官僚要浏览大量的资料。他们时刻密切注意着外国在经济、技术、实业界等所有领域的发展情况和动向。不但看外国政府发表的正式文件，甚至要浏览学者未发表的论文和智库的研究成果。而且，还要阅读基本的财政报告和关于日本各行业发展情况的报道，甚至要把每个企业内部及各企业间的人事、社会、政治方面的关系装在脑子里。因为只了解表面情况而不通晓企业内情的话，在企业合并等问题上，就无法在各企业间做促进工作。一旦发生了问题，通产省有关人员就要开几次碰头会。必要时，还和其他省厅的官员、专家以及财界首脑人物一起研究。同时，企业方面也单独开会研究发生的问题，他们不需要特意请官员们来参加，因为他们之间平时已有足够的了解，在日后官员与企业方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可以解决。在交涉这种经济问题时，美国的官僚和企业界都远远不如日本有利。这是因为美国的企业往往不能痛痛快快地向官员们提供情况，官员方面则往往容易采取限制企业的态度，而不是帮助。与此相反，日本的官僚掌握的关于本国企业的情况比美国官僚多得多，有时，对美国企业的了解甚至比美国官僚还详细。

在亏损企业部门需要援助时，或新兴企业需要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时，通产省同企业建立最强有力的合作体制。通产省最乐于采取的办法是同行业企业的合并。合并时，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要知道哪个企业和哪个企业在人事、资本、设备等方面能相互补充。从许多对象中确定合并的对象，经过种种调整，最后促成一个大企业诞生，这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有时甚至需十年以上。为做好合并的安排，需要非常了解有关重要人物，并与之保持经常的联系。即使这样做，也未必都能成功。汽车制造行业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日本现在有丰田、日产、本田、五十铃、三菱和东洋工业六家公司，通产省曾想减少两三家，结果以失败告终。通产省对答应合并的企业，能在税制、资本和引进技术方面给予优厚待遇，也能对抵制合并的企业采取对其经营不利的措施。但是，能否合并成功，归根结底还取决于企业自己判断是否对它有利。对通产省来说，合情合理的合并可以由企业之间自行商量决定，它最后表示同意就行了。但是，日本的企业即便是在合并的时候，也很难解雇职工。而职工之间本来就是抱成一团的，在合并后，同新的职工很难融合到一起。这样，合并后的公司在人事关系上往往形成帮派，长期得不到解决。另外，小企业由于怕被大企业吞并，往往顽强地抵制合并。在这种小企业和通产省的关系上，用通常所说的日本这个国家是企业和官厅结成紧密伙伴的“股份公司”来形容是不合适的。[3]而且，拥有强大力量的通产省，未必能成为胜利者。

通产省的官员对任何问题都不提死板的意见。他们认为，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与其按法律和惯例行事，不如根据个人的感觉和具体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行动为好。为解决某个问题，他们起草法令，送国会批准，但这些法令只是一个大概的标准和指针，而不会因此缩小官员们斟酌处理问题的范围。他们不喜欢那种束缚自己的行政权限和妨碍实现本省大目标的繁琐规章。对于重要的问题，不是靠法庭和法律去解决，而是根据世界形势、市场环境、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每个企业的能力等复杂因素，综合考虑，得出结论。在美国，实施法令的部门通常是与商业部等无关的独立组织，而且两者目的相左。而在日本的通产省中，二者共存，在实施法令时，总是考虑是否符合整个省的意图。

通产省与产业界的相互关系状况是这样，其他省与民间部门的关系也完全是这样。其他省，即大藏省、建设省、运输省、邮政省、农林水产省等，无不对有关行业的发展负全面责任。大藏省与银行、保险公司的关系同通产省与制造行业的关系非常相似。大藏省的“窗口限制”[4]相当于通产省的“行政指导”，十三个商业银行及其他小的地方银行，全处于大藏省的监督之下。建设省在考虑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及其建设规划时，也总是努力创造能使几家公司竞相投标的条件。

运输省的使命是谋求发展现代化的航空、铁路、船舶、汽车等运输部门。日本的航空行业被日本航空、全日空、东亚国内航空三家民营公司所垄断。运输省对日本航空提供援助，使其适应国际航空协定的要求；在国内运输方面，帮助这三家公司用廉价提供现代化的服务。五十年代，几家民办的铁路公司曾试图开办航空运输业务，除直升飞机和游览飞机等外，运输省考虑到日本的航空市场超过既存的几家则难以维持，从而表示反对。只是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主张不许飞往北京的航空公司飞入台湾，于是在日本航空公司之外，新增加了一家国际航线用的公司，其他国际航线由日本航空公司垄断着。但就是这家日本航空公司也是因为有了运输省的密切合作和援助，才能提供廉价而周到的服务。

在铁道运输部门，日本远比美国优越。这不仅仅是运输省的政策所致。日本人口密度大，城市之间的来往频繁。在交通工具方面，美国人喜欢利用汽车，而日本人则喜欢利用铁路；对铁路事业的投资，在美国做不到，在日本则能做得到。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运输省在引进技术、研究、规划、建设等程序方面都能做到统筹安排，管理得当。美国在能源问题出现以后，需要研究偏重汽车运输的问题，感到有许多地方应向日本铁路学习，新干线的技术可说是学习内容之一。

日本的东武、西武、阪急、近铁等私营铁路公司办得也很有特色。在乘客多的地区，国营铁路与私营铁路并存。这些私营铁路公司均受运输省领导，其经营方法和组织差不多。各家公司不仅经营铁路，而且在铁路沿线置地产、开商店甚至经营饭店旅馆。这样，即使客运收入不敷支出，但因有这条线路，能将大批乘客送往自己开的百货公司、旅馆去，所以，从整体上讲还是能盈利的。用便宜的运费来长期保证运输顺利进行的经营方式，比起只靠运输收入的美国经营方式，效果好得多。运输省的作用不是简单地去利用这个系统，而是要发明这个系统，并提供援助。在铁路运输成本增高的今天，国营铁路部门也正在制订增加副业收入的计划，如建设终点站大楼、搞综合经营等。

旅游业务也在运输省的管辖之下。在一九七○年之前，运输省已经用计算机或电传机同旅行介绍所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它们可以办理预约手续，订票，订旅馆。运输省还用计算机掌握着全国货车运转情况。

农林水产省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方面，目前还受到政府方针的束缚。政府的方针是使农户和农村的原状固定下来，保持自耕农。这是因为农村是自民党的选举地盘。五十年代后期，尽管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使得每一户农民有可能耕种比自己拥有的土地（平均为三英亩）更多的土地，但由于政府反对土地兼并，而未能采取更有效的农业方式。这样，原将流入城市的人手暂时仍留在农村，但不久，村里的人开始到附近小城镇的工厂里去做工，农业全扔给老年人去做。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使自耕农收入更高，政府采取了高价收购大米的政策。因百分之九十的农户都以种稻为生计。农民得到当地出身的议员的协助，使农林水产省对农产品的进口采取了限制措施。农林水产省在农业规模小和米价高的框框内，进行了多方努力。诸如使用化学肥料，引进农业机械，研究发明插秧机和杀虫剂，指导农民如何利用引进的技术。其结果，使现代化技术迅速地得到了普及，单位面积产量迅速提高。新品种蔬菜和果树的种植大有进步，奶牛饲养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

五十年代，由于日本政府把发展经济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顾不上解决工资、住宅、福利、消费资料和防止污染等问题。可是，到六十年代，这些方面都迅速改善了，到七十年代初期，其速度有时甚至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日本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忽略了这些问题，他们认为，完成经济发展目标才是先决条件。而当发展经济的目标一旦达到，他们便以同样的精力和独创精神转过来对付这些问题了。

以污染问题为例，日本政府当初对此是消极的。当时，过于重视发展经济，而不愿去做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的事情。厚生省很早就认识了水银和镉所引起的污染的严重性，东京都和四日市等地方自治体也面临了空气污染问题。但当时，污染问题并未引起其他省厅和中央政府的重视。到了七十年代前半期，政府狠抓污染问题。首先对机动车辆废气排放量作出了规定。日本汽车行业起初同美国汽车行业一样对此不感兴趣。可是，本田汽车制造公司表示愿意遵守这个规定的消息一发表，其他竞争对手也不得不紧跟上来。结果，制定了一个与《马斯基法》原方案[5]同样严厉的限制排气量的规定。美国的汽车还未达到这么高的标准。环境厅制定的新建工厂排烟标准量的规定，也是世界上最严厉的。日本采取的防治污染对策中，最独特的是向汽车行业征收废气排放税，让排出污染物质的企业负担受害患者的医疗费。在污染地区，受害患者数目很多，不可能靠保健所和法院一一查清原因，所以，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划出一个范围，对在此地区内的受害患者的救济，全由该地区内的企业负担。这么一规定，可以完全省去美国那一套手续。企业方面为减少支出赔偿费用和避免引起社会上的反感，也就要想办法防治污染了。在美国，受害者向法院控诉企业，要办复杂的手续和花费很多调查用的经费。因而美国研究污染问题的人，也有的建议美国采取这个办法。

在基础工业，当污染控制费用成为企业一项重大负担时，政府以低息提供改善设备贷款。官厅和企业一起协商如何防治污染，要求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来除掉污染物质和研究防治污染问题。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一九七五年的报告称，日本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用于防治污染。这个比例在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中是最高的。报告说：“对日本而言，对防治污染的投资比任何国家都重要。”其结论如下：“日本在几个方面降低了污染基准值。尤其在空气污染和有毒化学物质等方面，有很大进步。”尽管工业生产高度密集化，但是，“今日日本城市里的空气，能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的各个城市的空气一样清洁”。想一下日本的实际情况，狭窄的土地上，工厂那么密集，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捕渔业，船舶的现代化，改组行政区划，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平等及提高教育水平等等，官僚们要管的问题真是涉及各个方面。但是，精英集团总是少数人。他们一直是处于制订计划的地位，执行计划的是民间企业。唯利是图的民间企业，积极地努力寻求更有效的方法。企业为了同官厅保持联系，取得援助，欢迎官厅退职的人到企业来当负责人。官僚观察进展情况，需要时才开口。可是，原则上他们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像乐队的指挥一样，他们知道应演奏什么样的音乐，要为演奏出好音乐而呕心沥血，对每个演奏者进行指导，使整个乐队协调起来，而他们自己是不演奏的。总之，精英官僚们是规划、研究、说服、奖励，而不是统治、限制。他们关心的领域涉及整个社会，其优点在于不是自己去干，而是为实业家们准备好大显身手的舞台。

监督官僚

现在的官僚不像战前和战时在强大的天皇制下的官僚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有卓越的才能和行政能力，所以，无论哪方面都重视他们的存在。大企业的领导人依靠官僚，政治家也一样，他们只有和官僚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这种从政治压力下得到保护的官僚机构，在法国等其他国家也可见到，可是，据米歇尔·克罗泽看来，正是法国的官僚糟蹋了法国，使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隔阂，导致精英官僚与群众脱离。日本是怎样使这种情况得以避免的呢？

日本的官僚虽有其相应的权力，但并未达到滥用其职权的程度。虽然他们会让有地位的实业家等着同他们见面，而且一个普通人，除非有当地政界代表的帮助，是不能直接见到高级官僚，当面向他提出问题的。有的官僚在解释政令时生硬无礼，答复问题时抱草率的态度，听取意见时满不在乎。可是，官僚的权力并未大到可以下命令。比如，在搜集信息时，他们需要民间自愿协助，日本官僚比起法国官僚来，必须更善于了解民间人士的想法。

民间人士之所以要协助官僚，是因为他们相信官僚正在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不仅仅是走形式。所以能产生如此信任，记者俱乐部起很大作用。记者俱乐部在各个省厅里都有，一般都位于大臣办公室或政务次官室旁边。这里有来自各报社、电台、电视台的一名或几名记者，一年到头总有二十人以上在这里工作。他们的任期一般为两年，派到这里的记者都是经过几年新闻工作实践的。他们要参加经常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掌握省厅的动态。每星期还要会见负主要责任的官僚，听特别报告。而且，他们还通过阅读省厅的刊物、材料，会见官僚，在记者俱乐部里互相交换情报，做到详细了解省厅的行政情况。当然，在这里工作的记者未必能把省厅所有的活动内容都变成消息公之于世，他们的报道有时要受到同行或官僚的约束，有时会被总编辑删去或否定。总编辑要求记者正确掌握省厅的精神。官厅在酝酿某一件事的过程中，时常向记者提供情况，因此，记者能预先看出最终会作出什么决定，读者从报道中也得以了解官厅的设想，例如修建铁路，最后的结论一出来，周围的居民也都明白了。报纸除了发表官厅的见解，还刊登与此有关的社论。在省厅作出与舆论不一致的决定时，社论也会进行无情的批评。社论与消息不同，它往往对政府采取批评的态度。因为人人都知道争议和批评政府有助于扩大销售量。

当然，一个记者通常是不应该报道他从非正常途径得到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即使读者要求知道关于省厅动向的详细情况，但作为省厅来说，不能逾越一定规矩，有时要把重要情况隐瞒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就需要利用私人关系，或从非正式途径获取信息。这样得来的信息登出来有可能损害记者与官僚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般都不用记者署名方式在大报上登载。这样做，可不必担心他与官僚之间的关系。周刊杂志的报道大多是对官僚来说不关痛痒的杂闻，但在官僚们采取了完全违背群众利益的行动时，这种杂志也会发表文章，进行批评，使他们不能等闲视之。

日本的许多舆论调查是以报社、官厅和首相府等为中心进行的。报社调查的结果要传遍全国各个角落，所以，报纸本身不能发表与舆论调查结果的倾向相反的社论和信息。另外，各个官厅和首相府进行的调查大体是关于政府的政策问题，因调查的结果要立即公之于世，因此，官僚们也不可能采取与调查结果相去太远的政策。这种直接连接官僚和舆论的机构，美国是没有的。

国会代表质询制度也是监督官僚工作的好方式。在代表质询时，在野党追究执政党的立法。可是，负责立法工作的是官僚。对官僚来说，国会是自己的工作受检验的场所。轮到自己提出的法案提交国会审议期间，要提心吊胆地在国会里等候。对议员来说，国会上的质询是追究政府的场所，为此，要特地做调查，要占有详细的材料，有时甚至要直接请教官僚，提什么问题质询才好。但不能因此就说，国会上的质询和答辩全是演戏。官僚们看到在野党议员对他们再三锤炼的法律草案那样吹毛求疵，盛气凌人，不免寒心。质询和答辩时间之长，也使他们满腹牢骚。但他们都意识到，在国会里值班是个重要的任务。如大藏省的官员在国会审议大藏省提出的预算草案期间，心情是十分紧张的，一旦通过，马上通过扩音器把主要情况告诉全大藏省的人，大家听了，莫不鼓掌称赞。

因在野党要利用代表质询之机攻击执政党和官僚，给他们制造困难，所以，官僚们担心他们提出的草案是否能获通过，害怕草案中有什么弱点被抓住，推迟通过或成为舆论批判的对象。因此，国会议员即使不通晓所有的立法，但在答辩时，需要充分说明官僚们起草的法律是为群众所接受的、符合国家利益的、合情合理的东西。

监督官僚制度的另一个机构是审议会。这是由著名的民间人士为审议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而组成的，类似美国的总统特别咨询委员会制度，但审议会的活动范围要比它广泛。除外务省以外，其他所有的省厅至少有一个审议会，一般都有几个。在那里讨论时事问题、政治组织、产业结构、税制等许多有关大局的问题。委员人数总共达二百名。此外，还根据讨论的内容召集许多临时委员会。在问题提到审议会上讨论之前，官僚们要仔细研究其中的基本问题，要判断主要的有关人士在这个问题上会采取什么立场，要事先想到可能遭到挑剔的地方。原则上，审议会的委员是作为个人选出来的，实际上他们是与有待解决的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团体的代表。比如，在开关于工资问题的审议会时，劳资双方的代表就要出席，此外是通晓这个问题的评论家和教授，以中立的态度出席。到最后审议阶段，由这个中立委员掌握决定权。

审议会的任务原则上是提出建议。审议会对省厅提建议和劝告，官僚把它作为希望或要求向政府、国会提出。各种审议会拥有的权限和独立性都不一样，但总的说来，不管哪个审议会的意见都与省厅的意见相差无几。这样做，是因为审议会所需要的材料和数字都是省厅提供的，而作为省厅来说，往往清楚知道审议会希望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因此，能顺着审议会的想法选择材料和数字，提出能导致做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的调查报告。而且，审议会开完后，整理材料、写报告的也是官僚。通常，审议会的成员是不审阅官僚整理的文件的，因此，实际上，官僚可以相当灵活地去整理审议会的讨论内容。

虽说如此，但审议会的委员却都是有才干、有声望的人，绝非听任官僚摆布的人。所以在两种各有道理的观点交锋起来的时候，即使多数人后来表示支持省厅提出的方案，少数派有时还要诉诸舆论。审议会开会期间，审议会的成员有很多机会通过电视、报纸阐述自己的见解，如果舆论认为他的意见比省厅的方案更合情合理，省厅就要陷入困境。

不管官僚在手续上如何巧妙地下功夫，不和公众很好地通气，就经不住舆论的挑剔。即使审议会的任务只不过是在省厅提出的几个方案中加以选择，但在舆论面前，官僚们在提出结论时，还要经过一番细心周到的考虑。由于审议过程中不断报道情况，公众对省厅想法的理解逐渐加深，因此，在最后省厅方案获得通过时，大家也都知道理由所在，能够理解。这样一来，国会议员再表示反对就不容易了。因为大多数国民感到，这个决定是“我们日本人”做的，而不是占极少数的官僚们做的。

中央领导与地方自治

日本在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以前，比一七八九年独立时的美国更处于权力分散于地方的状态。可是，为迅速完成近代化，日本的领导人毫不犹豫地采用了中央集权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进行了民主改革，知事[6]选举等事宜交由地方决定。中央对地方的建设事宜下达指示，虽说由于民主改革而有所修订，但改变不大。

虽然许多行政事务交给地方自治体管理，但与美国相比，经中央政府之手交付地方的税收比例却很高。这种做法在实施国家计划时，能使全国在高水平上收到效果，同时能使地方行政灵活从事。五十年代，政府制定了特别法令，扩大了地方自治体的权限，重新划分了行政区，使它更加合理。这些措施使地方和城市双方得以制订更有效的规划，纠正贫富的地区差别，提高教育水平，使地方运输工具标准化，并把工商业的规章统一起来。

在美国，对特定的建设项目逐项拨给相当数量的补助费，因此，地方自治体要为各项建设尽量争取多得一些钱。在日本，补助金则是发到县里，对穷县，政府发给的钱要多些。这样，地方自治体在财政上的差别可以缩小，而且，各个地方可以独自制订各自的计划。因补助金的用途由地方自治体决定，所以，自治体在决定如何使用时，尽量考虑要使其为本地积累资金。采取这个方式，就不会像美国那样，中央政府一道命令，某一个计划就要开始或停下来。日本这个使地方财源平均化的制度，实际上是美国人卡尔·肖普教授想出来的。也就是在美国占领时，把它作为能使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化、并能促进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最合理的办法引进日本来的。

一九七二年，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通产省的官僚起草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采取税制等方面的优待措施，开发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以图分散人口和工业，避免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为促进开发水平低的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中还提出了修建铁路、桥梁、公路等方案。可是，这项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日本受到了“石油冲击”，政府为刺激景气，不得不开始采取降低国家银行利率的办法。这样一来，市面上涌现出大量低利率资金，田中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引起地价暴涨和无休止的通货膨胀。田中的计划从立案之初就引起了所说的惨淡结果。后来采取了紧缩银根政策，使这个“改造计划”偃旗息鼓了。可是，为了分散工业、发展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而提供低息银行贷款和在税制方面采取优待措施，这个基本想法在通产、大藏、运输各省及国土厅的基本方针中，仍然在起作用。

日本用合并和改组地方自治体等办法，使它能够实行统一的城市计划，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国土厅朝着统一合并行政区划的方向，分析调查人口和经济的长期动向。日本的城市交通网普及全国，还有国营铁路这个全国性的机构，可以按照一定方针和原则，在大城市周围扩建工业、商业、文化娱乐等各种设施。各地自治体尽管有贫富之差，但通过平均税收负担和缩小公共福利的差别，可以使整个日本社会达到同等水平。

除了地方行政，许多地区开发计划都是由地方自治体制订的。中央政府只是提出一个指针，而且，中央的省厅只是在需要援助时出些力。地方应向什么方向发展为好，中央政府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但也给地方自治体留有回旋的余地。地方的实业界、政治家和执政者一边仰仗着中央的支持和援助，一边从事本地区的开发事业。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体的关系同它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一样。像打球似的，组织队伍、决定比赛规则、下达指示和掌握重要事项决定权的是中央政府，实际打球的则是地方的领导人。

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日本采取中央集权制，福利、教育、治安等行政制度，比较统一、均衡、合理，它使中央与地方避免发生公务重叠、繁琐、矛盾和不平等的现象。这并没有挫伤地方行政的积极性，反而鼓励了这种积极性。在美国则是一个州一个样，复杂而范围广泛的问题层出不穷，美国的制度本来产生于现代化之前的农业社会，这种制度是否还能适应今天整个社会的目的了，人们对它越来越有疑问。

然而，也容易找出一些日本官僚在重要的判断上犯了错误的事例。一九五一年，为了建设战后第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钢铁公司要求增加贷款时，日本银行总裁提出日本不可能与美国钢铁业竞争，拒绝了贷款要求。还有，索尼公司曾经不得不延期两年引进半导体技术，是因为政府官员当时认为索尼公司掌握不了这门技术。在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后，政府过分地刺激了景气，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在日元升值浪潮袭来前夕，官员们曾判断目前日元不会升值，而把几十亿日元兑换成美元。六十年代，政府决定修建成田国际机场，因未预料到居民的强烈反对，而费时旷日达十年之久。机场周围的交通问题没有按期解决，对过激派的防备措施也没有跟上。省厅之间职责不明，更使这些问题加剧了。可是，总体来看，日本官僚治理国家还是很有成效的。

日本官僚能使错误停留在最小限度上，迅速地适应事态发展，其原因之一是决定某一问题时，善于动员全体有关人员都来商量，用英语来说是“decision making by consensus”（共识决策）。日本的决策过程在含义上稍有不同。日本的官僚在决定重要问题之前，要花许多时间，与有关各个方面交涉，求得对方很好的理解。这在日语中是用“nemawashi”[7]（事先酝酿）这个词来表达的。还通过记者俱乐部和审议会，使更多的有关人士加深认识。可是，有关人士不见得一定会赞成官僚的决定，有时会有某个集团的利益与官僚的决定格格不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对那个集团说明决定的必要性和公平性，并在事后用某种形式来弥补的办法说服对方同意。由于官僚的权限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有连续性，所以能取得人们的信任。虽然每次事先酝酿未必都能顺利进行，但不能满足于大多数人的赞成，还要下功夫尽量广泛地进行事先酝酿。

事先酝酿时，重要的是要给对方以充分的考虑时间，要给他提供引导他同意你的想法的资料，使他感到有说服力。如果所有的集团步调都很整齐，那么酝酿起来就很简单了，结论也会很快得出。但如有人不同意或有人没考虑好，当然就很难得出结论。在同日本官方打交道的西方人当中，有人对日本迟迟不作答复而感到厌烦和不满。在日本高级官僚中，也有人羡慕西方那些不跟任何人商量就可自上而下发命令、作决定的官僚。但是，认真考虑起来，他们也承认从长远来看，日本式的做法是好的。经过这些过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提交国会的法案，还是其他什么文件，虽然不像白宫制定的文件那样合法入理，井井有条，而是在措辞上模糊、委婉，有时甚至有逻辑不通之处。这并非官僚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要从所有有关人士的意见中得出一个最大公约数，兼收并蓄，不得不如此。

看一看日美两国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就可知道事先酝酿的效果是显著的。卡特政府虽然提出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但由于未得到有关方面和全体舆论的支持，推迟了实施的时间。与此相对照，日本官僚与石油公司等许多私营企业领导人协商后，制定了一系列节约能源政策。这样，汽油价格虽为美国上涨幅度的两倍，但新型汽车耗油每升的行车里程一下子延长了，许多家庭安装了简单的利用太阳能的装置，企业也提出了节约燃料的计划。

这样做的结果，尽管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快，它仍能保证进口石油量平稳，而美国虽然发展速度缓慢，石油进口量却迅速增加了。日本这棵大树纹丝不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文化上很单一，它还是常因恐怖的潜在反对势力而动摇。诚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事情比较好办，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同需要共同合作的重要人物保持密切的联系，取得社会上的谅解，强调国计民生的共同目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点。即使傲慢的官僚所提出的方案受到批评，日本人最后还是觉得这些方案是“我们的”，而不是“他们的”。从而使日本这棵大树盘根错节，根深叶茂。

[1] 政务次官，日本政府各省有两个副部长，一为政务次官（一或两名），由议员担任，与国会取得联系，随内阁改组而更迭；一为事务次官，主持各省日常行政，拥有实权，一般两三年就换班。

[2] 自民党总裁下有干事长、政策调查会长、总务会长三个负责人，称为“党三役”，协助总裁工作。干事长类似总书记。

[3] 指美国商业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调查报告，称日本是一个官厅与企业密切勾结的“日本股份公司”。

[4] “窗口限制”指日本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指导，使其银行贷款保持适当规模。

[5] Muskie Law，美参议员马斯基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原案规定汽车废气的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含量至一九七五年应降低到一九七○年的百分之十，氮氧化物含量至一九七六年降低到一九七一年的百分之十。后因汽车行业的反对，只好相应放宽。

[6] 知事即县的首长。县是地方自治体。

[7] nemawashi，根回，原意为移植树木或促使果树结果时，刨开树根周围的土块，去掉过长的根须，转用于交涉之前，进行准备工作，充分酝酿，然后决策。

第五章 政治：综合利益与公平分配

如果说所谓民主是指在政治上反映各方面的利益，并具有实现那些利益的统治能力，那么，可以说日本比美国更有效地实现了民主。在日本，具有特定目的的集团并不多，但村庄、城镇、团体、公会等类组织十分普遍，它们代表着本集团成员的意见，并向政府和地方自治体进行交涉。日本这样的集团比起美国的特定利益集团来，更有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集团之间还进行频繁的联系，容易反映更多人的利益。当他们合作起来，为一个目的而向政府交涉的时候，效果很好。

从利益（也包括广义的权利和金钱利益）的分配来看，可以说日本实现了公平的分配。日本有综合利益，又能进行公平分配，是因为各种集团能够团结起来，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日本共同社会的团结，并非独一无二。美国东海岸新英格兰的古老村庄，欧洲的村庄（美国移民的来源）也有牢固的集体意识。村民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也受到集体的约束。可是，这种社区意识——或者如乔治·洛奇所说的保持“共同体价值”，在许多国家里已经逐渐减弱了，只有日本一直维持到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注目的特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人认为是由于日本很晚才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现代化企业社会，其间没有像欧洲那样经历过长达几百年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可是，这样的集体意识既不会因个人主义抬头而自然熄灭，也不会仅仅因为有这种传统和历史就能继续下去。总而言之，日本人为了维持这种集体意识，正在付出相当大的努力，这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

无论在城镇、村庄、城市小区，还有工厂里，其负责人都对他的集团竭尽忠诚，努力工作，以不辜负该集体的成员的期望。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为了社会而协作是多么重要的教育。大人们虽有时不免对集体的压力感到厌烦，但也认识到克服利己思想关系到整体利益，因此，能尽量地按照集体的要求而行动。

即使在今天，日本人也会倾向于主要对一个大集体保持忠诚度，在其中他可以展现性格的各方面，从私人交际到正式商务来往。每个成员都强烈感到互相间有一种义务，因为一直保持着这种意识，要加入或脱离这个集体都是不容易的。

美国人一般不会有这样一种基本集体，而是在所属的目的各异的集体中表现自己个性的各个侧面。诚然，日本人也同样属于好几个集体，但他们是把自己所属的集体区别为基本集体和次要集体的，而主要是对基本集体尽忠效力。

以农民为例，他们的基本集体是农业协同组合（农协），即使有人还参加了别的集体，也认为那是次要的。还有，对公司的职工来说，即使他还参加别的集体组织，一般也都认为他是属于某某公司的人。次要集体不会与基本集体发生争执，它信任这个人与否，首先要看这个人在他的基本集体里是否是一个好的成员。即使次要集体是全国性的组织，他也会认为自己所属的基本集体是重要的，根据基本集体的意图行事。

最近，农村里的许多年轻人进城工作，有了农业外的收入，村庄对村里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约束力了。虽说如此，村民仍有全村共同的寺院和神社，全村人都到那里参加民间传统的节日活动；积极参加修筑村子里的道路，谋求本村现代化或为了美化本村的活动。一九六四年在东京举行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农村在村民的合作下建设了游泳池一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农协为村里的人谋利，供给种子、肥料、农具，比市场价格便宜，并为农民联系保险和集体旅行事宜，费用比农民单独参加要便宜。进行储蓄、投资等活动时，通过农协进行，也比个人去做安全有利。在村里要搞什么活动时，村里的富人们拥有很大影响力，同时这些人也有责任给本村多出捐款。这一点，与欧美有传统的村庄差不多。

城市及郊区的老居民区自不待言，就连新建的居民点，其大部分居民也都属于城市的基本集体之一——町内会。此外，商店老板、医生、牙科大夫们也都组织了类似的集体。

大学里也是如此。许多学生以一个俱乐部为主参加活动。像滑雪、英语会话之类的体育、文化俱乐部，它们各有特定的活动目的，与美国的同类俱乐部相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得多。俱乐部的成员互相间赤忱相见，通过俱乐部的活动，人们建立了长期的关系。如果要找美国的例子的话，那就是与美国大学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极为相似。不仅是俱乐部活动，日本人的一切集体活动一般说来都是富有情趣、情感丰富的，什么送别会呀，年底宴会呀，动辄就聚在一起，又是饮酒唱歌，又是拍纪念照。通过这些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大大加深。

在农村，日本人是喜欢定居的，只要看一看许多人祖祖辈辈住在同一块土地上，就可知道这一点。城市居民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屡次三番地买卖房子，搬来搬去，所以，同邻居的关系自然会密切起来。同样，他们也很少调动工作，同时进某个公司工作的人，一起工作到退休，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通过这样长期的交往，人们就会同心同德。其结果，当然也会使人谨小慎微，甚至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和穿衣戴帽等表面上的事情，但也有很有利的一面，那就是使集体中的成员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

综合利益

基本集体的成员花很多时间考虑长远的利益，因此，对与集体利益有关的各种问题，都比美国为暂时利益而结成的集体要了解得多。比如，村里的负责人对政府和本县的政策内容都进行仔细的调查，了如指掌。对上面的官员有不满时，能直接向县议会议员或国会议员陈情。他们往往从一开始就预料到这种情况，所以平素就给议员和政党等捐款，积极支持议员们的活动。他们对政治事务兴趣浓厚，在地方选举时，投票率达百分之七十，而美国仅有百分之五十。从议员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活动受到城镇和村庄的监督，因此，需要努力做到让各方面都满意。如果是仅限于某个村子的问题，那只要考虑如何使这个村子满意就行了。但如果这个问题与别的村也有利害关系，就得在处理过程中，将有关村子的所有村民的利益统统考虑进去。

国会议员的活动要考虑到综合利益，别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做法。日本的村民始终在投票上采取一致行动，村民对候选人及问题所在反复交换意见，各村选出的国会议员努力在更高的水平上找出彼此能追求的共同利益。

全面包揽的基本集体就是为了产生这种综合利益的基本单位。基本集体是由具有同一收入来源的人构成的，即同一个公司的职工、同一个农协的农民、独自行医的医生等同业人员，或在同一条街上开店的老板等。这一点与美国明显不同。在美国，例如从事环境问题、市民的自由问题、人工流产问题等工作的特定集体，其成员各种各样，他们职业不同，又来自四面八方。在日本，收入来源相同的集体又能和不同地区的同类集体或同一地区的形形色色的集体携手合作，互相联合行动。这样的地区性集体有时也同更广大地区的同业集体结合，最后在全国形成横向联系。

日本尽管是个面积狭小的国家，但从国家到市町村之间，有三个不同级别的地区集体存在。一是“地区”，有关东、关西、东北等九个地区。二是“县”，有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三是包括市町村的“广域市町村”。这种区划多少相当于德川时代的“藩”的划分，国土厅等机关在制订地方计划时，这个划分仍在起作用。现在的市町村是一九五五年进行市町村合并、把小村子合并以后形成的行政单位。

首先从地区说起。与九个地区相应的有九个代表大企业的地方经济团体。这些经济团体的目的是制订具体的事业规划以谋求该地区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它起着企业的领导人交际场所的作用。

关于地方经济团体的活动，有一定的规定，虽然这个规定不是正式的。如，选举会长时，不从规模相同的、有竞争对手的地方上的大企业里提名。因为这样做，企业里的人一旦当了会长，难免利用其地位为自己的企业谋私利。会长应能胜任工作，有权威，受人尊敬，年高德劭，必要时能善于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因此，会长一般选自担任过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级的人物，他们已将本企业的工作交给下一辈的人，能专心从事本地区的工作。从这些考虑出发，往往从该地区内没有竞争对手的大企业，或当地不会利用会长职权来谋私利的久负盛誉的企业里选出会长。

关于地方经济团体会长的人选问题，二战之后，因垄断全国电力的国营电力公司按九个地区划成了九个公司而解决了。在一个地区内，电力公司没有竞争对手，而且各个企业都希望与电力公司搞好关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电力公司的代表遂被选为地方经济团体的会长。此外，私营铁路公司、地方银行或在地方上开设分公司的大企业等，也都在地方经济团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全国性大企业设在地方上的分公司的经理，虽是地方经济团体的成员，但不让他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不管它的总公司在全国有多大影响，也不能指望它的分公司能把地方利益放到总公司利益之上来考虑。另外，对那些新建的、与地方上的实力派接触尚少的公司代表，不管它取得多么大的成绩，也不管它发展如何迅速，在证明它能与其他成员和睦相处之前，也不给它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职务。

地方经济团体的副会长，大致由七至九人组成。人选与会长一样，由大家公认为可以为该地区谋利益的企业代表担任，选举出来的都是重要行业或企业集团的代表人物。

地方集体在全国范围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经济团体的代表们不仅跟当地的政治家接触，还经常跟国会议员、中央政府的政治家和官僚接触。正因如此，中央政府的政治家也十分注意地方上居民的情绪，充分了解在地区开发上的不足之处。两者除了正式的关系以外，还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建立起相互信赖关系，认识到关于地方和全国的问题各自有责。地方的经济团体的代表在非正式场合，也是代表本团体的成员与中央政府接触的。

并不是地方上的所有大问题都能在地区集体的内部会议上解决的，因此，要同中央的各级领导人接触。如关西的经济团体的代表多年来一直是每个月在东京的高级日本式菜馆里，与首相会餐一次，就关西的各种问题进行非正式洽商。这样的会晤只讨论宽泛的问题，具体问题的讨论交给经济团体下面的人去做。他们在进行充分调查之后，与东京的官僚进行交涉，拿出解决办法，再征求经济团体的代表的同意，而代表绝不会独断专行，不会在没有下面干部参加和同意的情况下就自作主张。

另外，地方上的财界代表还创造机会同当地的工会领导人、报纸、电台等宣传机构的代表及大学教授等洽商。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会晤，但那是非正式的，而日本是在各个组织内部，先从各个角度进行具体的协商，经过事先酝酿，再同其他组织的代表进行正式会晤。因此，各组织的代表都能提出思虑周详的计划，比较容易取得合乎整体利益的一致意见。

在东京，有代表各县的“县民会馆”。那里的事务局有代表县的相当于第二级领导的作用。这个事务局与政治家、官僚、新闻记者和财界人物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负责收集有关本县的情报消息。他们很重视同中央要人进行非正式接触，因为这样做可以在政府正式发表什么政策之前，及早地得到消息。县的代表不仅关心国家预算对学校、医院及福利设施等建设计划的分配，而且关心与县政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宜。县的各团体的代表经常去东京，到各县的会馆去访问事务局，并同有关官厅的官员和政治家们进行交涉。代表中的许多人在县里和东京各有一个家，一年到头两头穿梭。

县有正式的政府机关，因此，与没有政府机关而不得不依靠经济团体的地区集体相比，县的领导工作主要是通过政府官员进行的。与此同时，县的企业主们也通过他们自己的商工会议所组织，同维护县的经济利益、谋求经济发展的政府官员们一样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这样，与地方集体相比，更有利于进行县一级的协作和交换情报。

可是，实力雄厚的地方出身的政治家，为家乡利益着想，有时办事就偏重家乡的利益。传说有个有名的政治家，硬要在自己的选区修一个高速火车站。在计划修建连接本州与四国之间的桥梁时，因三名政治家在决定建设地点的问题上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不一致，致使动工时间推延了，这也是一个例子。从这些例子就可明白，中央政府为了制订和实行某个计划，就要考虑对各县的影响，逐县调查研究问题所在，并调整各个县的意见。否则，计划就贯彻不下去。

县下面的一级是“广域市町村”，要问它的团结力量从何而来，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的“藩”。可是，现在的组织的目的不在于保持“藩”的传统，重点是为了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作贡献。同县一样，市町村也有经济团体，它为市町村的综合利益服务。各市、町有商工会议所性质的组织，虽组织机能不像县那样，但也有相当大的组织力量和调查能力，它们与经济团体代表地区的利益一样，代表着市町村的利益。

除地区集团、县和“广域市町村”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包括这三级的组织。如农民、医生、牙科医生及工业等集体，它们不仅在地区和县以下各级有组织，而且有全国性的组织。企业也有全国性的同行业组织，代表该行业的整体利益。

工会也是如此。为了提出春季工资斗争的方针，它每年都要开全国会议。另外，以农协为中心的农业团体，为了互相协作，要求提高大米收购价格，也组成联合战线。专种果树的农民知道仅考虑他们自身的利益，组成全国性组织也不会有什么大力量，便跟其他农业团体合作进行斗争。

为了纠正日美贸易的不平衡状态，美国一直强烈要求日本实行农产品进口自由化。但日本的政治家一直反对柑橘、樱桃等的进口自由化。这是因为政治家的背后有紧密团结的农民，他们反对实行自由化，政治家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稍有一点松动，就会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农民的代表们正在对与此有关的政治家和农林省的官员施加压力。

医生和牙科医生的团体也极力要求政治家和厚生省的官员提高医疗费；而另一方面，健康保险组合、共济组合[1]等与这些团体利害对立的组织，则代表被保险者的利益，在医师会与付费者之间进行谈判。

在日本，复合企业不多，几乎所有的企业，如银行、商社、百货店、重工业、家用电器、石油、纤维等，都是专门经营一项事业。企业的专业化，一是有官厅的行政指导；二是为加强竞争能力，促进掌握必要的业务知识和长期发展技术而形成的。

专业化了的企业与其他企业携手，谋求共同利益的方法有二：即利用同行业组织和称之为“某某集团”的企业集团组织。在同行业组织里面，有仅是大企业组成的组织和代表该行业全体企业的组织。企业集团是由各行业内各出一家企业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组织的传统悠久，它来源于三井、三菱、住友等战前的财阀。现在，除三井、三菱、住友外，还有以非财阀系统的银行为中心的芙蓉（富士银行系统）、三和银行和第一劝业银行等非财阀系统的集团。

除了这两类组织之外，还有把经济界的所有企业都统在一起的大机构。这就是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商工会议所。日经联和另外八个地方的经济团体处理大企业的劳资间的问题；经团联对付大企业面临的所有问题；商工会议所负责日本所有企业的登记工作，特别代表中小企业的利益。

在同业公会内部，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共同利益所及的范围，有“常设”和“特设”两种组织，为维护同业的利益而活动。美国因厉行《禁止垄断法》，不可能成立这样强有力的组织。日本的同业公会虽说是强有力的，但为了有利于解决税制、企业的合并、工业水平、各种安全基准及保护日本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渗透等问题，还必须得到政治家的协助。为此，每个同业公会平常都向政治家提供政治捐款。

当遇到更具体的问题时，就需要跟官僚进行交涉。在这一点上，日本大企业的一些领导人因曾在官厅中任职，所以，同业公会与官厅的交涉就比较好办。作为同业公会来说，通产省主管课讨论过的问题，它还要讨论。这是因为通产省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一定充分体现了某行业占统治地位的意见。譬如，对亏损企业，通产省主管的课也要在充分听取同业公会意见的基础上，才决定是否组织“萧条卡特尔”或实行减产。

当美国要求日本限制出口时，由同业公会同通产省合作决定减少出口的配额。可笑的是美国禁止这种做法，因为同业公会进行自我限制是不符合反托拉斯法的。同样，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因景气过热有使生产能力过剩的危险，同业公会便与通产省下属部门合作，制订了抑制扩大生产能力的适当的方案。

钢铁行业为防止涨价风波及钢铁价格上扬，也积极对经团联和政府施加压力，阻止电力和燃料涨价，要求国家确保能源来源。受钢铁涨价影响的汽车制造行业也同样对政府和经团联施加压力，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有时，同业公会独自制订计划，直接进行领导。如银行界引进了计算机系统后，就可在属于银行协会的任何银行里存取钱款。

一九六九年新日本制铁公司合并后，同业公会作为营利集团进行垄断的动向遭到抑制。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时，大贸易商乘社会动荡之机囤积居奇，限制商品流通，哄抬物价，从中渔利，使限制同业公会垄断的运动进一步展开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受到这个运动的支持，参考美国开展了多年的反托拉斯运动，开始限制企业的垄断倾向。在“石油冲击”之后不久，《禁止垄断法》的修正案虽在国会通过了，但结果法律的规定并不大严厉，这可能是同业公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也就是说，大企业的老板们不赞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对这样做的企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当然其中也有的是害怕通过一个严厉的《禁止垄断法》，而故作姿态。但不管怎么说，日本这种运用社会压力和法律威胁两种手段来防止垄断行为的做法，比美国的做法要有效得多。美国只是依靠容易引起打官司的法律行事。

这样一来，企业团体为保护整个同业公会的利益，虽然反对加强《禁止垄断法》及其推动者公正交易委员会，但表面上的言行也不得不慎重，以求尽量不刺激人民的感情。在这方面，倒是通产省官僚与公正交易委员会公开发生对立。这种对立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两者间为争夺地盘而引起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通产省与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观点针锋相对。通产省的官僚想的是应使企业增强竞争能力，他们认为，为防止经济在短期内激烈变动和萧条，不得不要求企业间进行合作，或限制某企业部门中的倾轧。他们坚信，用包括制裁在内的行政指导的办法，能够防止垄断的危险。而国民方面似乎也认为，为避免临时解雇和失业，企业之间不得不在同业公会内部互相合作。另外，官僚和国民也都认为要谋求经济的稳定和遵守环境基准、安全基准，同业公会内部的互相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在同业公会内部，围绕市场占有率，互相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他们又在高级饭馆里聚会碰杯，共谋整个公会的利益。外国人看到这番情景，难免莫名其妙。同业公会的领导人在从事公会的工作时，是把整个公会当作自己的企业一样对待的。正因如此，处于竞争关系的企业领导人之间能推心置腹地互相交谈。对日本人来说，倒是对美国那一套做法感到奇怪，他们会想，如果因《禁止垄断法》而禁止企业内部的协作，那企业怎么能继续发展呢？

不同行业组织到一起的“企业集团”——有财阀系统和非财阀系统——与上面讲的同业公会不同，因集团内部的企业之间竞争少，而工作上的共同利益多，因此，彼此间的协作关系密切。财阀是战前出现的组织，最上面的是母公司，直接统治着与财阀有关的企业。战后，母公司处于违法地位，被占领军解散了。其后，旧财阀系统的企业又聚拢到一起，形成了现在的企业集团。可是，与战前相比，在企业集团中，各企业的独立性增加了，而作为集团的团结力量较弱。非财阀系统的企业集团虽也是按同样方式组织起来的，但与财阀系统的企业集团相比，其组织和团结更弱。但集团内部的企业之间关系很好，各企业的负责人之间定期开会，并根据需要，在产生问题时互相支援，如提供资金援助、稳定股票、派遣骨干、分散保险物品等。这种协作关系，有时也同本企业集团以外的企业进行，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在企业集团内，处于领导地位的是银行和综合商社，因为这两个部门同本集团内的任何一个企业都有密切的关系。企业集团内的各个企业都对电子计算机、石油化学、原子能之类的新领域的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援助，积极地促其发展，加强它们同本集团的关系。另一方面，有传统、本身又有充足资金的企业，脱离集团而独立的倾向很强。在企业集团内部，还有职工从经营不佳的企业调配到经营良好的企业的现象。

企业集团有时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计划工程，如新加坡的住友计划、伊朗的三井计划、沙特阿拉伯的三菱计划等。在这个时候，企业集团内的各个企业都要拿出一部分政治捐款，以便要求政治家协助，使政府批准这项计划。这种规模宏大的计划，往往单凭一个企业集团的力量是做不了的，所以，政府官僚们认为形势对日本企业有利时，就会在制订计划阶段，援助这个企业集团，以使它能在同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取胜。有时政府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提供低息贷款，协助它投付保险以减少风险负担等，使该企业集团在实行其计划时，在资金方面取得更有利的条件。这种计划，工程浩大，需要协同一致的努力，所以在实行时，由企业间关系已经很深的企业集团来做，比起平时互不相干的企业临时合作，效果要好得多。

在联结同业公会和地区的全国性团体中，商工会议所和经团联的作用特别大。商工会议所尤其是代表中小企业的呼声，保护它们的利益不受损失。根据法律的规定，超过二十名职工的企业，全都在商工会议所里登记。日本的企业因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所以，中小企业占商工会议所的会员的大多数，很自然地，商工会议所就成了中小企业利益的代理人。商工会议所设立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里，它起着那个地区的经济中枢作用。它的作用虽跟美国的商工会议所十分相似，但组织比美国的更健全，在制订地方建设计划时，同政府的接触也比美国的更频繁。在填海造地、土地建设和制订建设地方工业地带计划时，都有明显的例子。但是，要比较一下整个中小企业一起干的事业和大企业干的事业却不易办到。因为中小企业数目多、种类杂，彼此利益多有不同，而且，企业本身的独立性不强，对大企业的依赖程度高。

官厅与大企业的关系虽深，但并不因此而无视中小企业。基于公正分配的观念，不管政治家还是官僚，在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和低息贷款方面，都给予照顾。虽有不少中小企业因景气不佳而倒闭，但同时又有新的企业诞生，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的趋势里，中小企业力争适应潮流，顽强地生存下来。

经团联是由七百多个日本的大企业组成的经济团体。它与美国的NAM（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相似的一面，但NAM不像经团联那样有那么多的企业领袖参加，而且是遇到问题就配备专家和官员去办理，而不是以整个大企业的利益为目标开展活动的。

日本新闻界将经团联称为“财界大本营”，将经团联会长称为“财界总理”。本来它是东京的大企业的经济团体，是全国九个地区组织之一，但因日本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把总公司设在东京，它实际上便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在可谓日本的华尔街的大手町，它占据着一座十四层大楼，财界的大人物为协商整个经济界或关系到各同业公会的经济问题，每天都汇集于此。在这座大楼的一层有记者俱乐部，读卖、朝日、每日三家大报等新闻界的经济记者，在这里都有办公桌，长驻在此报道商界新闻。

从某个侧面来说，经团联可谓是“日本财界的外务省”。它曾主持过外国大企业的代表会议；为了解决同主要国家的贸易问题，它也曾向外国派出代表团。在日本与欧美要发生贸易摩擦时，它便同国内的有关企业进行协商，并同外国经济界的领导人，进行充分协商，而且，必要时，就组团出国，缔结协定。在对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上，要制订一个共同计划，事先研究好对策，以免日本企业之间竞争，使对方占了便宜。在制订海外计划时，像正在拟议中的要在苏联、巴西进行的大规模计划，因需要超过同业公会和企业集团的框框进行广泛的合作，所以，经团联要负责统筹、协调。

经团联是代表利益不同的各种企业的组织。在经团联内部的委员会、研究会上，即使谈的是细小的问题，整个经团联的观点始终是高瞻远瞩的。对需要援助的行业，当然是不惜协助的，但并不会因此而偏离了自己的立场。经团联着眼于整个实业界的问题，如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问题，它就要站在整个企业界的立场上，阐明它的设想。如，像福田前首相那样，重视稳定物价而欲对刺激景气采取慎重态度时，经团联就会站在企业的立场上，主张采取刺激景气的政策。另外，在税制问题上，它也将在调整各种企业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但仍然是从整个经济界考虑问题的。

当然，经团联有时也会受到舆论的批评，说它把大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无视中小企业和一般老百姓的利益。的确，经团联是代表大企业利益的，但领导人坚信他们的行动是高瞻远瞩的。这些领导人分别对自己的企业尽到了责任，是在名利双收的基础上才在经团联里任职的，所以，他们对整个日本经济的关心胜过对自己企业利益的关心。他们在活动中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日本财界领导人的这种性格，在美国是见不到的。许多日本财界人士在同美国财界首脑一起开会时，看到美国的企业家只考虑自己公司的利益，而不能高瞻远瞩地对待经济问题，不禁暗暗吃惊。遇到复杂的问题，美国人之间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另外，像已故的石坂泰三[2]所代表的日本财界领导人的政治手腕，也给美国财界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财界领导人不用说在日本历史方面，就是对中国的古典和欧洲的历史、文学也造诣颇深，而且通晓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具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对将来抱有大胆的设想。

经团联的政治资金是按日本独特的方法筹集的。自一九五五年保守党联合以来，由经团联带头向各个同业公会分摊政治捐款。首先由钢铁、电力、银行等大企业捐款，然后再视金额的多少决定分摊给其他同业公会的额度。分摊额每年都有变化，如汽车制造行业，它以前比钢铁行业界少，但后来由于它大有发展，现在的政治捐款额已与钢铁、电力行业等量齐观，别的行业也有这种情况。捐款额分摊到各行业后，在同业公会内部再按企业的经营规模和利润多少分摊给各个企业。经团联把用这种方式从财界筹集的资金，通过“国民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捐献给各政党，主要是捐给自民党，也适当捐给其他政党一些。

财界对政治的期望是防止日本的经济性质变成社会主义性质，希望自民党稳定国家和促进经济发展。

经团联因为主要着眼于全国规模的发展，所以，无论如何总有代表基础工业意见的倾向，但不会因此而像三十年代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那样，受到与政府的一些部门紧密勾结的大军火商的影响，从而做出偏袒它们的政策决定。财界并非指望做什么相应的报答，只是期望政府理解各大企业为健全经营所需要的各方面条件。

从上述情况看，既然以经团联为中心筹集巨额政治捐款，无论怎么说，比起中小企业来，政府容易偏袒大企业。但是，在这同时，也会产生另外一个结果，即政府不是为特定的产业和企业，而是为整个财界进行工作。即使某个企业或某个同业公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但因政府方面不能忽视其他方面对它的支持，就不能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只要财界在追求高水平的综合利益，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也就要从全局观点出发，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不是首先考虑个别或局部的利益。的确谈不上大企业能充分地代表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但它们十分清楚，没有工人、农民的协助，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它们的决定是在倾听了这些集团的意见之后做出的。

归纳综合利益是不容易的。一旦发生了问题，就要同有关企业彻底协商，找出解决办法。不管什么样的个别集团，为了追求利益，总要依赖各式各样的团体。一旦与某团体挂上钩，自然就会受到束缚。即使彼此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其结果也很明显。它得出的结论，未必对个人有利，而是从长远来看，会对财界的大部分带来利益。

在美国，采取的是捐款者直接向个别政治家捐献，借以施加压力。按日本人的说法，这种方法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重大利益。在日本人看来，美国提出的政治性结论往往未经充分酝酿，易受个人意见影响，缺乏一贯性，眼界也不够宽。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政治家本身就一定比欧美的政治家善于制订长期规划，倒是因为日本先在民间一级充分协商，酝酿成熟，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再取得政治领导人的支持，视野广阔的官僚在这个基础上响应政治家提出的方针。由于采取这种做法，国家的领导人也能从综合利益出发去满足大家的要求，而不是满足个别小集团的要求。如果将此讥之为“日本股份公司”，就不能理解日本各个集团在调整意见过程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当前的社会日益散乱，一个集团为了整体的长远利益，要抑制追求眼前的私利，这是很重要的，然而讥笑日本的人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公平分配

如果不怕把问题简单化而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左右美国政治的基本原理是“公平比赛”，而左右日本政治的基本原理是“公平分配”。在美国，比赛必须遵照比赛规则进行，即若进行公平比赛，作为一个好运动员，败者就要赞扬胜者，战利品属于胜者。竞选也是如此。可是在日本，除了真正体育比赛以外，这种明确的胜负是不大有的。在日本的比赛中，成果并不是胜者独占，而在胜负决定之前，就开始考虑如何适当地分配这些成果。对日本人来说，他们看重规则，更重视结果。为了进行最妥善的分配，规则也是可改变的。而且，比赛完后，全体参加者都会享受到成果。如果对决定胜负的方法有疑问，或成果无法分开，而给了某一方的话，那在下一次分配时，没得到利益的一方有优先享受成果分配的权利。选举和政治资金就是这种公平分配的最好例子。在众议院选举（一般称为大选）时，从每个选区选出三至五名议员。他们是从自民党的各个派系和各在野党的代表里选出的。当然，自民党为了维持其政权，是想获得大多数席位的，但因不是小选举区制，反而容易选出在野党议员。关于政治资金，也是一样。大企业是向最有可能当政的自民党的各派系多捐款的，但并不是只向自民党捐款，也向其他主要的在野党捐赠。只是不知共产党是否接受大企业的捐款。共产党即使没接受捐款，那也不是因为企业不愿给，而因共产党本身有出版等方面的收入，它可能是为了保持独立自主而尽量避开捐款。

执政党选举首相后，新首相组阁要吸收各派系的代表参加，而不是只任用本派系的人。在野党的领导人虽未参加过内阁班子，但绝不是把他们排斥在外。在国会里审议重要案件时，都要同在野党的领袖进行谈判。在美国，常有在议会里批评反对派领导人的情况，而在日本，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为了得到全体议员的协助，要讲一些对任何人都无妨的话，致使演说流于形式，这并不是因为首相不会讲话。关于法案也是如此。确实是讲的多为模棱两可的原则，而且枯燥无味，但这样做有抑制在野党反对的效果。结果，往往是得到在野党的支持，法案以全场一致的形式通过。

在编制国家预算方案时，为分沾到公平的利益，各营利团体之间，互相展开争夺预算的较量。关于大规模的节目，如奥运会、万国博览会等，在决定在什么地方举行时，公平分配的原则同样起作用。如果被选定为举行地点，那么，这个地方就要大兴土木，这对那个地区的发展是求之不得的。

战后，在日本举行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活动是奥运会。这当然是在首都东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是在北海道政府所在地札幌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是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举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腹地还有京都和神户两个大城市。如果再有同样的博览会的话，那么，候补地点恐怕是名古屋或福冈了。这两个城市规模相同，双方的条件差不多。这次决定是这个，那么，下一次就轮到那个。中央政府在制订建设计划时，一般也以与此相似的办法进行。

国家每年的预算分配也贯穿着这一公平分配的原则。在编制每年的预算时，除非有特殊问题，大藏省能保证给各县和中央政府各省厅相当于它们在上一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五。因为能有这个保证，接受预算的方面，可以从长计议，制订稳定的计划。旧的机构不会被取消，顶多是减少预算就是了。

各省厅得到的分配是当年度政府全部预算的增加部分，加上前一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余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分配给各省厅的新计划。各省厅为了争得预算，竞相拟订新的、有希望的计划。决定将剩余的预算给哪个新计划，要看大藏省了。尽管政府各分支都占了相对合理的份额，但还是有资助新项目和要求合理压缩现有项目预算的空间。每年，各省可以自行缩减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预算，这样就可避免美国常见的编制预算方与接受预算方的僵局：信息掌握不充分的外部人员武断地砍掉某些项目，为内部管理人员造成诸多问题。

从日本全国的收入统计中，把上层百分之二十的平均收入和下层百分之二十的平均收入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日本人收入的差距是不大的。一九七○年度，上层百分之二十与下层百分之二十之比是四点三比一，这与美国的七点一比一相比，是非常少的。比较一下大学在校学生家长的收入，也可看出这一点。日本最难考的东京大学的在校生中，百分之三十五是上层家庭出身，百分之十四是下层家庭出身，这与美国名牌大学学生家长收入悬殊的情况相比，是非常低的。从这件事也可说日本的财富分配是比较公平的。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仅是由于没有失业，而且，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收入分配政策也起着很大作用。据舆论调查称，百分之九十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等阶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复兴中，政治家、官僚和日本的各级领导人认为经济发展的果实应对全体国民即企业家、职员、工人、农民、官员等所有的人实行均衡分配，并一直为此作了努力。五十年代以后，就如何公平分配经济果实的方法问题，在各级领导人之间有了默契。这就是用使国民各阶层收入平衡的办法来实现公平分配，而不是用通过社会福利来分配果实的办法。在日本，虽然消费者运动很弱，但公务员、农民等工会组织很坚定，他们为自己的阶层谋利益，为提高工资展开着运动。

一到每年的春季斗争期间，工会考虑到经济形势的特点后，就提出高标准的提薪要求。而企业主方面则异口同声地主张，为使企业经营不受太大影响，需要压低提薪幅度。学者和主要的有关团体也分别就提薪问题发表各自的主张，经过一番讨论，舆论慢慢趋向一致。但最后提薪多少还是由各个企业自己决定，而不是像瑞典那样由政府规定哪个行业提多少。虽然如此，但提多少是有规律的。它考虑到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利润和消费品物价上涨率三个因素，根据专家计算出的这三方面的数值，就能相当准确地估计出当年工资的提高率。由于有这个规律，劳资双方就有了提高工资方面的共同认识基础。比如说，不管哪个企业都会想到，如果本企业的工资与其他同业公司比较太低的话，就会影响职工的干劲和使他们不安心工作，因此，要尽量地与其他同业公司看齐。另外，因年轻工人不足，在工资制度上也作了改革，以缩小不同年龄的工资差额。这样一来，经过一些时间，随着各个公司之间对彼此的做法和提薪幅度有了互相了解，技术水平相同的人不管干什么工作也都能拿到相同的工资了。

公务员的提薪，不怎么像企业那样受经营情况的影响。从而，它在经济繁荣时虽拿不到民间企业职工那样高的工资，但在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提薪额也不怎么受影响。从远景看，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提薪率没有多大差别。另外，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提薪率也几乎一样。政府为了不使公务员的干劲受影响，也尽量要按与民间企业相近的做法给公务员增加工资。

公平分配的概念也适用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法律明文规定，对农民也应该实行公平分配的方针。为使农民的收入也能与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一样提高，政府每年都调整大米收购价格。政府每年决定大米收购价格时，都考虑到当年的民间企业职工和公务员的工资提高率。有的年份，大米价格的提高率和工资提高率之间会出现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差距。这个差距取决于自民党议员为得到农民的选票作了什么许诺及当年的大米供求关系等因素。如果大米的供应严重不足，生产大米的补助金就要比其他行业的提薪额稍多一些，如果大米过剩，补助金就要稍微少一些。其差额虽微乎其微，但通过这种方法操纵大米价格，政府就能调整大米的供求关系。

综观日本现代化的过程，可以说政府有明显的优待大企业的倾向，但是，对中小企业，也根据公平分配的原则，采取了一些措施。政府奖励工业的迅速现代化，对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添置新设备的小企业，则劝说它们合并起来，还赞成许多小企业为促进现代化而被编入大企业的系列之下。另一方面，对有竞争能力的轻工业部门，即使它是小企业，也通过给以贷款之便等方法帮助它发展。对零售商也是如此，政府为尽力避免小商小贩急剧减少，限制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等大资本的扩张。小企业虽注定要倒闭或被吃掉，但政府还是通过公平分配加以照顾，以免这个过程太快。

谈到大企业、中小企业、农民三者之间分配的均衡问题，在政治上有很多考虑。给自民党中央组织捐款的主要是大企业；给地方组织捐款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民。因大企业捐款额很大，因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要反映大企业的意图，这是不可否认的。可是，自民党并不仅仅是依靠捐款，它还要依靠选举，而在选举时，对中小企业和农民阶层的依赖程度很大。尤其在农村，有组织的选票多，比起浮动票多的城市来，容易得到有组织的支持。获得这些农民票而当选的国会议员，就要尽力保护农民的利益。农林水产省也得考虑这个问题，不得不保卫农民的利益。

公平分配对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势力均衡也适用。执政的自民党自不必说，社会、公明、民社、共产等各在野党也享有适度的分配。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抗争虽然相当激烈，但实际上，他们也进行谈判，并能经常达成妥协。因为如果在野党感到自己的要求被完全忽视时，尽可以在国会里找岔子。而且，如果在野党一点好处也得不到的话，就必然导致反对现存制度的气氛高涨，说不定会走向“革命”的极端。因此，不仅政治家，而且连官僚和企业家也认为应该给在野党一些好处，以避免上述事态发生。

这样对所有的方面都给以适当好处的想法普及的结果，就是无须怎么担心社会不稳定。因为不管某利益集团再怎么闹得凶，它得到的部分也不会超出公平的范围。另外，由于这个体系，企业经营在具有稳定性与一贯性的同时，还能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投资机会。而且，由于有关集团之间联系紧密，不容许少数人攫取太多的利益，因此，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能比美国做得漂亮得多。日本之所以在“石油冲击”之后能迅速地使通货膨胀问题沉静下来，并能把最近的通货膨胀率压得比美国低，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日本之所以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当然也是由于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这并非单纯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不断进行对话和努力促进互相了解的结果。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绝不是做不到的事情。

新旧威胁：过度服从与混乱

从一九三五年左右到一九四五年，外国传入日本的消息受到政府的审查与控制，让公众知道的只是有限的消息。当时通晓欧洲情况的只限于少数知识阶层、官僚、文化界当中的极少数人。军部逐步向朝鲜、中国台湾，然后向“满洲国”、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并在国内开始掌权。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萌芽于明治时期，经过大正、昭和初期，名副其实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受到了军部的压迫，暴露出它的弱点来了。老百姓过去一直在紧密结合的社会中生活，他们不懂得应该怎样去反对军部独裁与言论镇压。

日本人从“臣民”思想解放出来，意识到应该作为一个“公民”来决定自己国家的政治方向，那是最近才有的事。因此与其他近代国家相比较，日本国民在政治上还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从战前到战争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们，总认为国家大事应由政府来掌管，国民无非唯命是从，这种思想至今似乎仍然根深蒂固地残留着。

在熟知这种背景的日本知识分子及研究日本问题的外国人当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的这种顺从的倾向是颇为危险的，也有人在担心，它甚至有倒退到战前及战争时期的那种压制不同意见、压迫个人自由的独裁制的危险。绝不能把这种危惧的念头看作是杞人忧天而一笑置之。比如以报纸的报道来说，不错，日本的报纸对于国际关系、国内消息，都报道得十分详细，但是，三大报纸[3]的论调几乎没有差别。日本的官僚，大体上被认为是廉洁奉公的，但有时也会发生贪污事件。然而，即使新闻记者探听出这种消息，也会以有损于官僚机构的形象为理由，被主编们把稿子扣压下来。即使是“洛克希德事件”[4]，假如不是发生在“水门事件”后不久，那么日本报纸上的处理恐怕声势要小得多。对于“水门事件”，日本人以感叹的心情注视着美国人是如何把政治上一群最高当权者从他们的权力宝座上拉下来，清除邪恶根源的。许多日本人认为：正是由于“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报纸才大肆报道了“洛克希德事件”。一九七二年，月刊杂志《文艺春秋》详细刊载了当时的首相田中角荣受贿经过，报纸与电视在那以后仍保持了好几个星期的沉默，甚至间接地都没有触及这个消息。当时恰巧田中角荣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演，当场外国记者就《文艺春秋》刊载的消息提出质问，于是在外国报纸上成了一条新闻。这样，日本报纸才开始加以报道。一旦丑闻外传，就再也无法掩盖，报纸于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认为这个事件的全貌并未充分揭露出来。

政治家从求助者取得捐献，并为答谢他的好意而为他出力，这是各国司空见惯的现象，日本并非例外。但是与美国相比，日本的政治家、官僚、新闻记者们接受的捐献或宴请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这类行为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的决定产生影响，外国人是无从得知的。但据某些通晓政治内幕的人看来：至少是发生过几起与此有关的大案件，而每件被揭露出来，都是在发生该事件的几年之后；除此之外，还很可能有相当多的事件被掩盖出来，只有少数新闻记者及财界人士知道罢了。

前面已经反复讲过，日本的集团，比起美国的来，作为集团的约束力要强大得多。正因如此，集团中的每个成员，大多不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是追随集团，与集团的代表见解力求一致，并将它作为自己的见解。市町村这些地区行政部门也好，各工作单位也好，也大多采取如下的形式——由领导人定好具体的框框，然后它的成员在此框框内来考虑问题。其中甚至有的人避免批评该部门的领导人，根本不提个人意见。最近，日本也变得经常使用“共识”（consensus）这个词了，但是，正像前面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它和美国所使用的“共识”，意思有些不同。在美国，一提到“共识”，是由每一个成员思考问题，根据自己的判断得出的结论，如果趋于一致时，才称之为“共识”。而在日本，所谓“共识”，恐怕是指一人首倡，众人附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一致。这种倾向，从整个国家来看，就表现在一些大企业常借势压制那些一向不大听话的企业。财界巨头们诚然休戚相关，互为伙伴，但是，由于各企业的规模、性质、做法不同，不合乎他们规定标准的企业，就会被排除在外，这些向隅者的意见不能在财界的“俱乐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日本人所具有的“集团思想”的消极面与从团结出发力求“共识”的积极面，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从原则来说，谁也不否认在作出决定之前，应该发表所有的看法并加以研究，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时，为了集团的团结，却认为压制不同的意见也是难免的。至今仍然存在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是对日本民主主义的一种威胁。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会立即与法西斯联系起来。战前言论受到法西斯的镇压，是由于那时日本国民不具备防止它的知识与手段。战后，通过外国书刊、电影、电视等等，日本人接触到有关外国的情报显著增加，远非战前可比。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或进行议论的机会也增多了。很多人到过外国，还有派驻国外的人员。今天，日本和外国交流的情报网、电报、电话、电话传真、通信卫星等已十分发达，限制通信与统制思想都不可能了。当然，日本在报道外国问题上，还不够客观，尽管如此，已不可能设想会像战前那样愚弄国民了。日本人已习惯于言论自由，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已不存在独裁政权进行思想统制的可能了。

那么，今天对日本民主主义最大的威胁又是什么呢？军国主义的威胁几乎已不可能设想。那么，是那些外来的侵略或经济封锁、国内极右翼或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吗？是过激派的游击战或“赤军派”的威胁吗？多数老谋深算的领导人认为，哪一个都不是。他们认为最大的威胁是凝聚力涣散。比如，从一九六八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大学闹学潮的那段时期，大学的教授会无法与新左翼进行谈判。因为新左翼作为一个集团并未真正组织起来，成员既不固定，看法也四分五裂，因此不管新左翼的代表们会怎样同意和教授达成妥协方案，却不能保证其余的成员遵守它。

对于现在的消费者运动与居民运动，也同样可以这么说。这些运动作为集团来说，组织力量非常薄弱，从而也就缺乏政治力量。他们虽然反对某一建设计划，或阻挠当局某一机构的行动，但是缺乏持久性，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使谈判达成协议。对此，同样采取反政府立场的社会党、共产党等现在的左翼政党，或这些政党的青年部，则拥有进行谈判的组织力量。固然，在他们内部，可能有反对意见，要进行说服或政治工作，不过到了最后至少能够取得一致意见。而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想要取得那样的一致意见，却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民主主义的特征在于：各集团对其成员具有充分的权限，保持团结，并使其成员懂得以取得一致为光荣。因为整体的利益也好，局部的公平分配也好，都是立足于集团的团结之上的。但是，现在令人担心的是，迁入城市、不能定居、过的是公寓生活，这一切成为普遍现象，集团组织正在逐步减弱。物质丰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年轻人中间，有些人骑着摩托车或开了汽车到处游逛，很少考虑自己的前途。另外也由于外来的影响，产生了新的年轻人文化，所谓“现代儿”。这些年轻的一代，不喜欢依赖集团的生活方式。许多有识之士，大多认为这是今天日本的民主主义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总之，以往的日本，与西方各国相比，在防止利己主义、虚无主义的渗透方面，一直是成功的。日本的政治土壤，在容许那些对现有集团的做法感到不满的人们另行组织集团方面，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同时，这些市民运动的多数领袖，正在竭力加深与现有集团的交流。但是，这些新产生的集团，如果想要进行更富于成果的活动，那么他们在坚持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与其他集团进行协调，此外还应整顿好自己的组织。

当然，不只限于日本，对于所有的国家都可这样说，那就是在现代这样复杂的社会当中，比起法西斯这类极权化的危险来，由于权力趋于分散造成社会混乱的危险性要大得多。在这种世界形势当中，从很久以前一直重视集团与集团之间合作的日本，可以说是仍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日本在维护团结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由于明确的意识形态的力量，毋宁说，它是由于集团的全体成员都具有这样一种心理：为了维护团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换言之，正如哈佛大学商业院的乔治·洛奇教授所说的那样，它多半是由于重视共同体的作用的缘故。政界、财界的领导人看出了全国性的市民运动团体由于组织力量的软弱，很难使谈判达成协议，因此专和地区的市民团体进行谈判，同时也想从消费者运动当中物色出能够进行谈判的对手。对于这种动向，虽然也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这是在利用消费者运动。但是政界、财界的领导人蛮懂得对于这些新产生的团体，归根到底必须分配给它们以适当的份额。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地采纳这些新的想法，衷心地希望将这些富于才能的青年的活力转用于建设性的事业方面，在采纳这些新的思想以改变自己的做法方面，他们是毫不犹豫的。

这样，一方面增添了富有活力的、新的集团，要求许许多多的人参加政治；另一方面，领导人正在细心地致力于防止由于组织过于庞大而造成凝聚力涣散，各行其是。在集团内部，对于进行合作的、取得了成绩的人们的酬劳，很富于灵活性。纵令当时的酬劳不是金钱或地位这类物质的东西，而只是一些表扬或名誉性的，但它总会被人们记住，从长远观点看，这种酬劳不断累积起来，还会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的；相反，如果采取与集团的期待相反的行动，那么集团的成员充分懂得这会给他们留下长期的污点。同时他们也充分懂得如果没有集团的后盾，只是个人向政治家或官僚提出要求，是不会发生任何效果的；公平的分配也只能通过集团才能取得。由于这些原因，人们总希望留在集团之中，总希望与其他成员保持良好关系。总而言之，混乱的威胁，可能大于盲从；但从西方的标准来看，混乱还不是迫在眉睫。

[1] 共济组合，日本的合作医疗组织。

[2] 石坂泰三（1886—1975），前东芝公司总经理，1956年任经团联会长。

[3] 三大报纸为《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三大报纸日报总发行量为一千八百七十三万份；晚报总发行量为一千一百二十四万份。

[4] “洛克希德事件”，一九七六年发生的美国飞机制造商“洛克希德”为了向日本销售飞机而对日本政府官员行贿案件。案件涉及前首相田中角荣等许多人。

第六章 大企业：认同感与绩效

参观过日本和美国汽车工厂流水作业线的人，讲过这样的话：“美国工厂简直像军队一样，工长总是严密地监视着工人，不让他们偷懒；而工人们也绝对不是带有好感来听从工长的指挥的；但是日本的工厂，工人们没有受到监视也干得很起劲，对上司也几乎没有反感，而且似乎在由衷地期望企业的发展。”

日本的工人对企业具有忠诚度，对工作感到很大自豪，大概这就是生产出价廉物美产品的根源。当然，在许多职工——特别是小工厂里的年轻职工——当中，也许会有些人受到企业的冷眼看待；但是与美国相比，大多数的日本工人轻易不歇工，也很少罢工。他们并非为了指望得到加班费而主动加班加点，也很少有人全部用掉带薪的休假。

在工作效率方面，日本工人的平均生产率，足可以赶上美国勤奋的工人的效率。说到对企业的忠诚心，日本工人高出一筹，作业量也多。考察了日本工厂的大多数美国实业家，都为日本工人因罢工或缺勤而造成的时间浪费之少，感到吃惊。他们非常羡慕地说：“如果我们也有这么多的劳动力，那可就好了。”

对于日美之间的这种差别，人们往往喜欢归因于两国传统的不同，但是，在美国，应该说传统本身并没有变，可是近几十年来，工人的质量下降了，相反，日本却日益提高。现在日本大企业工人的质量，与二十世纪初期的纺织工人相比，提高得很多。在美国，把许多劳动问题的原因，归之于生活富裕。但同样富裕的日本工人的工作态度，却仍然良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到美国来投资的日本企业，采取了日本式的经营方法，结果，仅仅在几年当中，在这些企业中的美国工人对公司的忠诚度，要比美国企业中的工人们大为增强。这很难用“东洋精神”来说明日本工人质量之所以好，倒是应该充分考虑日本成功的秘诀与企业的经营方法或工人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

日式企业经营的起源

在现代日本所能看到的企业结构，是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诞生的。但是由老板、伙计、徒弟构成的家族主义性质的手工业，早在数百年之前就存在了。这些“封建性的”手工业，与独立初期的美国或产业革命前的欧洲存在过的徒弟制度，是非常相似的。不过在日本的情况下，这种为封建时期手工业培养起来的家族主义，在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具有崭新的技术与组织形态的近代工业当中，却发扬光大起来。

当然，在初期纺织工业那种不需要高度技术的阶段，也就无须进行长期的训练。在那里，年轻而手巧的工人，要比年老而拙笨的工人受到重视；女工也和男工一样被视为平等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纺织工厂，没有采取按工龄资历分等级的工资制度，而是按照工人的产品多少来支付工资的。由于工资极低，劳动环境极其恶劣，一般的工人都是在两三年内就离职他去，其中有的工厂，甚至不到两三年就替换工人。

日本式的企业经营方法产生于要求高水平技术的重工业工厂。正如萨塞克斯大学的罗纳德·多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踏上现代化道路较晚的日本，与西欧各国相比，需要有比较完整的计划、指导与投资。与钢铁、机械、电机制造有关的大企业，必须有高度的技术与大规模的企业机构，不得不同时造就技术人才与管理人员。不管什么技术，日本都是没有过的，因此为了造就人才，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金。但是，这些基础产业，受到了政府强大的幕后支持，筹措资金比较容易，也能给予受雇用者以安心的、长期的雇用保证。这样，为了将那些经大量投资培养起来的人员一直留在该企业内，使之尽量发挥他学到的技术，终于采用了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与论资排辈制，绝不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制度。这种制度变成了大规模的近代工业中的最普通的雇佣形态，然后又渗透到大商业机构中去。这样，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人被纳入终身雇佣制及论资排辈制中去了。

日本企业的现代化，从一九○○年代起，开始飞速发展。从三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企业受到政府的严格统制，在战后被占领时期，受到了占领军的统制。战后，解散了财阀，但随着占领时期的告终，又逐渐地进行了再合并，以财阀为中心，又开始形成了企业集团。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为了推动现代化，在政府指导下，合并了许多小企业。大量美国式的经营方法及新的美国技术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引进的。当时，在日本的企业中也出现了希望以美国式经营方法为样板的动向，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能简单地解雇工人或进行临时解雇，裁减那些工作不力的职工，对于有才能的职工则可给予高额的奖金，也可做到论资排辈制所做不到的越级提升。这样，一方面企业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而职工们也可不受某一固定企业的束缚，得到更多选择职业的自由。企业在缩小企业或降低企业规模方面也可以少花一些费用了。但是，到了日本企业赶过欧美企业的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论资排辈制要比西欧式的经营方法来得优越，从此以后，他们开始努力去树立自己独创的经营哲学。

这种日本的新的经营方法，采取了近代西欧经营方法的许多概念，有许多想法是与IBM、宝丽来公司、柯达公司等美国的大企业相同的。就是说，他们的共同之处表现在企业战略、产品的寿命周期、市场调查、市场战略、经营管理体制、计量经济学、现代广告学、最新的情报处理等方面。但是，与此同时，这里又含有战前以来的、日本所特有的制度与思想，在这点上，构成了很大的特点。这就是指长期计划、终身雇佣制、论资排辈制以及职工对公司的忠诚度等等。在此基础上，还加强了将战后出现的对经营管理的新思想逐渐形成固定的制度，即：职位与工作分离、同龄者的职位及工资的差距缩小、逐级晋升的人事制度、小组责任制等等。

日本的企业，与其说重视眼前的利益，毋宁说更重视长远的利益。虽然有时轻视计划或预测，但有时为了打下将来成功的基础，不惜牺牲眼前的利益，并想尽一切方法同那些有朝一日会有用处的机关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了将来之需，在职工教育上决不吝惜金钱。一旦认为将来会很合算，即使暂时看来费钱的技术，也要进行投资。即使现在的设备能充分满足当前的需要，还是要对设备的现代化进行投资。产品一旦具有充分的竞争力，就会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去开辟市场。

企业之所以能够从长远观点来决定其经营方针，多半是由于企业不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筹集它大部分的必需资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向银行借款的缘故。美国企业的资金有一半须通过股票来筹集，而日本企业的资金只有六分之一左右是依靠股票来筹集的。因此，在日本，股东不具备为了每年提高分红而施加压力的力量。另一方面，银行对企业的发展前途也很关心，只要保证付息，就积极地贷给企业资金。这样，通过扶植优良企业，银行本身的长期发展和繁荣也就有了保证。一言以蔽之，企业与银行完全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实际上，甚至有这样的事：具有自己资金的优良企业，即使想要还清全部借款以减轻自己的成本，银行方面仍提议要继续贷款给它们。

日本的多数企业，尽管将重点放在有发展前途的方面，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在基础研究与发明上进行大量投资是划不来的。这是因为引进外国的技术更为有利的缘故。虽然在引进的时候，似乎觉得多用了经费，但归根结底，还是这种办法省钱。这是因为日本企业将引进的技术研究得很成功，改造它使之可以应用于各方面，最后终于把它改造到再不受原来的专利拘束的程度。日本的法律，不是对性能给予专利，而是对制造方法给予专利。因此一个企业在取得了外国的专利之后，研制出具有与专利同样性能的新产品，最后就不再依赖外国的技术了。约在一九七○年前，西欧各国以很低廉的价格，将技术卖给了日本。其原因是，这些技术当中有些是无足轻重的产品，不是已经过时了的，就是专利权已有受侵害的可能的产品。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因为西欧各国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看不起今后日本的竞争力量，不打算为了开辟长期的日本市场，而花费力量去投资。近几年来，由于外国的企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专利给日本的大企业带来了多么大的利益，因而技术专利费与条件都提高了。这样，日本的企业开始改变方针，一方面对购入专利采取了严格选择的态度；另一方面，努力进行独立的研究与发明。由于日本的技术水平已赶上西欧水平，所以研究已不再是为了改造外国产品，而是为了独创新技术，并把这种研究集中于经济上充分划得来的领域。现在，日本有与美国同等的人数从事非军事方面的研究。

日本的通商产业省为了加强将来可以进行国际竞争的某些产业部门，正在指导改组产业结构。民间企业，无须等待政府的指导，根据它们自己的判断，早已有意加强那些可以获取利润的部门，尽快缩小那些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部门。

从日本经济增长率开始减慢的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谋求彻底降低成本，拼命保持他们的利润。日本的企业并不是不关心眼前的利益，但是，为了更多地占领将来的市场，不惜牺牲当前的利益。在日本有这样一种倾向：判断一个企业的成绩，不是根据它一年当中取得的利润，而是根据它与其他企业相比，扩大了多少市场占有率。市场上的占有率与长期的利润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为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证实了的。随着市场占有率的增加及企业的扩大，就会保有较多的年轻的劳动力和更加现代化的设备，结果利润也就增加了。因此，日本企业重视市场占有率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立足于长期计划的日本企业的经营方法，与终身雇佣制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这种制度，员工们从学校毕业后，直到平均五十七八岁的满期退职为止，一直是在一个企业内工作的。企业对员工生活自然大有关系。企业对职工灌输了归附企业的思想，并在按资历计薪，与年龄相称职位、个别补助、福利保健及退职金等方面，为员工谋求各种方便。只要经济萧条不长期拖下去，员工不用担心被解雇，即使万一倒闭或被其他企业所兼并，企业也会安排员工到另外的地方去就业。企业保证不论景气好坏能够一直雇用下去是有多种原因的。在暂时的繁荣时期，可以增加临时工，有时还可雇用家庭妇女。有时也可和满期退职的职工再订合同，付给较退职前低廉的工资。有时以临时合同为条件，让小企业包工。

在社会上有信用的大企业，不会因为经营稍为困难就倒闭，因为在大企业幕后，有银行作它的支柱，而且在银行后面，还有政府的支持。大企业向银行大量借款，被看成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日本政府总会设法由大藏省通过日本银行，进而通过商业银行，为大企业的贷款提供方便。

大多数企业从一家主要的银行及其他银行借款。如果企业的负债增加，产生保护债权的必要时，那么那家主要的银行就会派出若干新的管理人员，加强对企业的管理。企业家被撤换，既有伤体面，又丧失权力，总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它。一些成绩逐步恶化的企业，雇主与雇员都极力回避被整顿合并从而丧失权力。过去倒闭的大企业，大体上全是那些对主要的银行采取了不适当的态度或手段的企业。一般地说，大企业可以说几乎不存在倒闭的危险。然而尽管如此，日本的企业家经营企业绝不是高枕无忧的。

日本的企业在进行现代化或制订新计划时，总是相当大胆地做出决断，这是由于日本的企业，较之美国，处于优越环境之中。上面已经讲过，除了通过银行取得财政上的支援外，政府的各省厅为企业的成功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保证充分获得土地、资源及技术等方面,如果企业产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政府随时都会采取救济措施。同时也不必担心政府会采取扼杀企业各项活动的法律措施，诸如反托拉斯法等等。日本的企业大多是通过与同一行业的其他公司的商谈，根据互相信赖关系达成交易，相对较少签合同。因此，对于意料不到的外部压力,能够灵活地应付。而美国的企业，却受到法律的紧紧束缚，当发生新的情况时,这种法律制约便立即成了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

在日本,即使由于企业陷于经营不振，也不会立即放弃终身雇佣制，而是在这以前采取调整措施。首先可以采取调整奖金的办法。企业一般每年发放两次奖金，它的金额是根据企业取得的利润如何来决定的。在经济萧条时，只减少奖金，每月的工资可以不动。基本工资于每年春季决定，每年基本工资的提高额，是按照景气如何来支付的。有时也采取敦促职工短期休假，缩短工作时间，采取越是上层职员越用高比率来削减工资等办法。如果采取这些办法以后，经营收支仍然恶化时，则控制新员工的录用人数，或者干脆停止录用新员工。在这种情况下，把准备分配给新员工干的工作，由现有的员工来承担。

日本的企业一直是立足于长期展望来观察形势的，那些预测本企业的业务将会恶化或停滞的行业，就会做到事先减少录用人员的数目。比如由于韩国及中国台湾工业的抬头而感到受排挤的家庭电气这一行业，就是这样办的。在这种情况下,解雇临时雇员，为正式职工重新分配工作或安排到别处就业。有时,企业的经营状态过于困难,过去由承包公司制造的产品，就会利用合同期满的时机，改为自己生产，停止向外订货。为此，有的承包公司也许会陷于窘境，但是直到今天，在日本社会上，少数人的糊口问题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如因企业情况严重恶化，采取这种应急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为了保证正式员工的工作，有时也会设置新的生产部门。使自己雇来的职工免于失业，这就是日本式的思想方法。如果经营状态更加严重恶化，还会增设特别补助金来征集自愿退职的人，有时也会将业务不振部门的员工调往另一系统的公司里去。当然，实际上在经济萧条时期调往另一公司的员工人数是极少的。这样，由于有终身雇佣制，受到种种缓冲办法的保障，大企业的员工自然会感到安心。日本的企业虽然对它的外围部分有时有所割爱，但它是决不肯毁掉这个制度的。

职工进入公司的头几年，工资虽然相当低,但由于他们知道这是终身雇佣，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工资也会增长,所以不会不满。同时，定期退职一般都是五十五岁左右，因而对于企业来说，也无须担心长期雇用年岁大的高薪职工。这样，可以做到以相当大的比率逐步提高工资。终身雇佣制原是基于如下目的设想的：促使企业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具有工作热情，以后为该企业竭尽忠诚，就会尝到逐步晋升的甜头；另一方面，企业也将出现喜欢雇用年轻工人的倾向。企业所以不喜欢雇用中年人或年岁大的人，固然出于对他们的忠诚度抱有怀疑，但是更大的原因是从年轻人当中以低工资开始来进行雇用，对企业来说有利。如果是经济繁荣时期，高校毕业或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从几家公司中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公司；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毕业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失业的。七十年代后半期，日本整个社会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但新毕业学生的失业率要比它低得多。

官厅也同样采用企业的终身雇佣、论资排辈这一制度。当然，到了后来也会根据职务的重要性产生工资的差别，然而比起论资排辈制定的工资来，这种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负责工资工作的企业首脑人物，尽量把同期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别缩小到大家都能满意的限度。同期毕业生在进入公司的头几年得到的工资完全相同。后来，可能出现差异，但这种差异的用意不在钱，而在心理作用。同等的工资，在开始阶段，可使同期毕业生免于勾心斗角，增强团结。因为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伙伴将来可能崭露头角，但他现在拿的工资同自己一样，就不至于产生嫉妒。以后逐渐产生差距,即使如此,那些不为同期毕业生所佩服的人，是很难升级的。这就防止了由于工资差距所造成的员工间的嫌隙。

有些人虽然被提升，但与其他职工穿着同样的制服,和同期毕业的人仍亲密交往，有时还开开玩笑。日本企业负责人,比美国企业负责人的工资和持有股票都较少，生活也朴素得多。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很强，也不会向往别的公司，因此作为企业来说，较易做到压低工资。企业负责人表现不慕名利，是为了督促职工们竭忠效力。在这点上的确取得了成功。不管是白领阶层还是蓝领阶层，后辈抛开前辈越级提升是轻易不会有的，而且尽量照顾到绝不要将先进入公司的人作为部下来使用。有一段时期，日本的企业家为了刺激年轻职工，使他们越过前辈来晋级，这种做法造成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的难以挽救的紧张因素。在日本，不屑在比自己年轻的人下面工作的感情，比起美国来要强烈得多。员工担当的职务，直到期满退职为止，总是不断上升的，用不着担心会被撤换或被降级。进入公司后，过了几年，有才能的人，就会开始担任被视为公司内的“精英路线”的职务，然后依次担任各项重要职务。但是同期毕业生之间的职衔、工资的差别是极小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不过是比别人早一两年升为课长；或者虽然与大家同时升为课长，但比别人的课长，地位更为重要一些而已。

精英职工，要转遍公司的所有的部门，积累广泛的经验。利用这种办法，将来就任较高的职位时,就能够在经营问题上了如指掌，当机立断。企业的首脑们能够精确地掌握公司的一切部门，使之进行紧密的协作。同时自己当上了首脑的时候，同期毕业的人也都居于各个领导岗位上，彼此容易通气，也容易相互了解。即使某人比同期的人提前被提拔为公司的首脑，如果在所有的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没有同期的友人，那么想要恪尽职责也是很难的。这种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企业或官厅的同期同学。同期同学总是步调一致在晋升，当自己担当了要职的时候，同期的友人也分别担任着种种不同机构的重要职务。因此彼此容易取得联系，商量问题也就容易得到顺利解决。美国的大企业家,一般地说具有丰富的经验，企业雇用具有特殊技能的职工,能够保持技术的先进。但是，美国的企业,却缺少企业内部亲密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给这些日本企业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能够当上企业的高层，在同期的人当中是凤毛麟角的，一旦当上了高层，那么过了期满退职的年限,仍能照常任职。而且其中如果有一个人当上了总经理，其他的人就要全部退职，一般不是去担任子公司的要职，就是担任属下承包公司的要职。这样，该企业的第一号人物，就成为该公司内最年长者。不过有时还有董事局主席，一般是前任总裁，以及董事会成员、顾问，还有先前是企业高层等人，对于重要方案或特殊问题，具有很大的发言权。把最年长者放在第一把交椅上，日本古已有之。一则他们经验丰富，富于判断力；再者日本人不愿受命于自己的后辈，而乐于听从年高德劭者的指挥。

年长者总要居于上位这种制度，当然也可能出现凡庸的前辈站在优秀的后辈之上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仍能顺利进行呢？它的答案是：日本的企业，头衔或地位是与工作分开来考虑的。美国的企业，推动企业的是负有具体任务的某个人和他的秘书及助手，而在日本，则以课为主。某一项工作交给课,全课的成员一致合作，完成这一任务。课里工作的分担，并不像美国企业那样分得一清二楚，日本企业不是根据职衔在分担工作，而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分担工作。因此，对课里的工作好坏负责的课长，总是把重要的工作交给某个能干的干部，因为他懂得，充分发动优秀的部下是最为有利的。同时，他既不用担心被部下抢走他的位置，也不用担心由于部下的才干使他成为无足轻重的人。这是因为大家的工作就是全课的整体功绩。而部下也懂得和他的上司协作，很好完成课里的工作是头等重要的事。课里的人默认他是课里最有才能的，总会有一天高升。但是，在当前只有把课里的工作做到家，才能开辟出将来高升的道路。这样，在日本企业中，把头衔与实际做的工作整个分开来考虑。头衔是根据年龄逐步提高的；而实际的工作，则是根据各课所管辖的范围及个人才能如何，在充分加以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分担的。

如果问日本的企业家“日本企业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指出这一点：比起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他们更重视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说，企业下级部门不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命令就主动地进行活动。课里提出问题，收集情报，和有关部门进行联络与协作，然后向上级建议，制成文件。当然，各课的活动是在上司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是经常与上司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开展工作的。各课提出的建议，在没有经过与其他课进行充分研究、详细地考虑成熟之前，是不会向上级提出的。在这样的一种程序当中，既不需要由下级向上级提出的好几套经过费力研究出来的建议，也不需要由上级做出明确的结论。因为最好的方案是由课里的人经过反复商议之后得出来的，而不是由上级明确地采取二者择一的形式提出来的。有时也可能由企业高层下结论，但那只限于负责的课与其他课经过充分协商，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仍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课里的成员，在完成他们所担任的工作的过程中，由于给予他们以主权，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极大的自豪。

负责全课的课长，责任心很强，在企业内，可以说精力最旺盛的就是他们。日本公司里的课长，必须比美国的课长要远为深刻地理解企业的目标。他们基于长期积累的经验，并通过从上到下与一切人进行商量，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企业的目标，根本不是用死文字加以固定化了的，而是顺应形势不断在变化。课长必须避免陷于琐碎的事情里，必须从大局、全局出发来掌握公司的情况，使之与目标相适应。日本企业的课长们基于长年累月得来的经验及多次的讨论，他们逐渐具有辨别出这种目标的才能。同时，他们也被赋予根据这种判断进行活动的权限。因为他们是终身在这个企业工作的，所以为周围的人所信任，认为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企业兴旺发达。

日本企业把权限交给下级，并不断进行协商的特点，自然会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企业家要不要做出大胆的结论呢（正是它引导日本走向成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下：首先，日本企业家比起美国来，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中掌舵。他们可以从有关当局的官员、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的其他贸易公司以及同行业那里得到帮助。在企业的背后，存在着银行（说到底就是政府），必要时，这些后台随时都会在资金、材料、设备等方面给予方便，也不会采取使经营不稳或加重负担的行政措施。其次，竞争激烈的企业致力于扩大市场占有率，向它们贷款的银行，也在希望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日本，对企业家来说，与其维持现状，不如在大胆的现代化及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向前跃进，更为保险。加之股东的权限很小，不可能向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尽可能多地获取眼前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企业比它们的欧美的竞争对手，更能大胆地进行现代化和扩大企业。

集体意识与个人动力

日本的企业为了保持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除了给他们经济上的刺激外，对于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对于新职工，每年都实行组织周密的集训。集训从几个星期到长达一年左右不等。它的内容不限于基础业务知识，为了向员工灌输爱公司的精神，甚至还要讲授公司的历史及经营哲学。有时，为了加强员工的精神修养，还让他们去“坐禅”，参拜神社，或者进行“特殊训话”。有的企业为了加强员工的团结，在集训期间，让员工离开妻子或父母，集中到企业的集体宿舍。这样，即使规定的集训期满，分配到具体岗位上去以后，他们还不算正式的员工，要继续接受训练或指导，要求他们用彬彬有礼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前辈。如果用美国的社会习惯来说明的话，那么这种制度类似于将美国大学生的“兄弟会”与“实习医生制”合在一起。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有独自的制服、徽章、本企业的歌曲和生活守则。表面看来，各企业都将本企业特有的精神强有力地灌输给职工，如“松下精神”、“住友精神”、“三和精神”等等，但局外人看来，不管哪种精神，都是大同小异，即：对企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

公司设立可以单独举行宴会的大厅，并对员工家属开放。在海滨或山区设立员工休养所。许多企业备有单身宿舍和员工住宅。个人的购房资金，在美国正常的办法是向银行借款，而在日本则多数人可以从自己就职的企业那里得到低息贷款。公司给予员工及其家属以种种优惠，比如除了每年两次发奖金外，还对购买本公司的产品给予特殊的折扣等等。

许多企业每天在开工或开始营业的时候举行“朝礼”。频繁地举行大大小小的宴会，如除夕会、欢送会、欢迎会、升级庆祝会、祝贺期满退职会、招待客人的宴会等等。到了周末，有的还举行公司组织的旅游，去观樱花、赏红叶。对职工家属也给予种种优待，如参加晚会、俱乐部、讲习会、展览会或利用公司的各种设施等。大企业不仅有体育馆、游泳池之类的设备，而且有的还利用这些优良的设备培养一些体育队。正如美国的大学一样，企业招募一些优秀的选手作为本企业的职员，他们在公司里只做很少的一点点工作就可以了。在美国，某些个人或特定的市拥有体育队，而在日本，则由企业拥有体育队。企业的领导人为了去支援自己的球队同竞争对手的企业进行比赛，临时把工作停下来是常见的现象。

在田中内阁时期，曾一度出现过这样的计划——由整个企业来支持某一具体的候选议员，但这一计划马上就取消了。这是因为考虑到候选议员在公司内部如果得不到全体职工的支持而落选，就会有伤企业信誉。

企业的领导人，希望员工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本公司的福利设施来进行集体活动。有的企业，年轻的职工几乎都有自己的小汽车，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工资供自己去享受随心所欲的生活，从而企业的福利设施及集体宿舍的利用率不高。经过调查，公司发现大家都爱玩保龄球，于是立刻准备了漂亮的队服和上等的保龄球，并和附近的最高级的保龄球场预约好，保留出本公司员工专用的游戏时间。这样，企业设法使员工能把较多的业余时间在企业监护下度过，企图以此来巩固集体的团结。

大企业内部的忠诚度极其复杂地层层相叠，呈现出迷宫一般的状态。员工对企业内部形成起来的各种集团，如一个课室，一个工厂，一家分店，或一起工作的集体，都分别抱有忠诚心。那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年轻员工，或已走上特殊的晋升之阶的年轻员工，大都对于他们的前辈感到特别亲近。即使在同一工种的集团内部，如果有上司在时，则以上司为中心，竭尽他们的忠诚；如果没有上司在，则另一种忠诚，即同事之间的相互依赖思想就会加深。同期毕业生经常聚集在一起，回忆往事，交换最新情报。那些私人交往，开庆祝会和欢送会等等，都是这种集体思想及忠诚的表露。

日本企业的前辈给后辈以种种照顾的情景，在欧美人看来，简直就像母亲对子女一般的照顾。在美国，一个人向别人征求私人的意见或给别人出主意，都被认为是不够男子汉的味道；而在日本却不这样。上司为了不使下级在人前丢丑，经常同年轻员工谈心，替他出谋划策。

企业所取得的优异的成就，究竟是从这样温情脉脉的气氛中的哪一点上涌现出来的呢？企业在采用职工时，进行极其严格的录用考试以选拔优秀人才。而且在录用后，为了能够从同期的人当中提拔出优秀人才，那些居于要职的上司，要拿出很多业余时间对每人的才干进行审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们认为人事问题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全部交给人事部门。日本的企业一般每两三年进行一次工作调动，根据一个人的工作情况来决定调到哪里去。想要晋升到高级职位，不能单靠有工作能力，还必须是这样一个人——眼界宽阔，明辨是非，充满自信，既能赢得本公司所有部门的支持，且能与其他公司及政府机关的上层人物结成亲密的关系。

但日本的企业想方设法不让职工用敷衍塞责的态度来对待工作。工资不会单纯靠本人是职工而自动取得，也不会单纯靠一定的年龄、地位、工龄而自动取得。因为企业家认为，为了保证不断提高职工的质量，需要使报酬带有灵活性。对认真工作的人，在奖金、病休、福利设施的待遇上，给予优待；相反，对于工作态度恶劣的人，上司会用各种方法给他们颜色看。

但是，上司很少需要为了使部下发挥干劲而提出报酬的事。由于他们懂得彼此是长年累月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只要上司稍微有意识地加以区别对待，就能取得很大效果。那些受到微妙的暗示迟早会高升的人，就会大卖力气。这是因为这种暗示有非常大的实现可能。相反，如果同期的同事们对自己做了过头的照顾，处处为自己担心，那么他就会明白这是自己的能力太差，就会对自己的晋升陷入绝望的境地。当然，他还是可以论资排辈，定期提升的，但问题是在同期的人当中，自己只能最后才升级，还有人们总是要尽量避免由于自己工作不卖力受到同伙的轻视。只要肯干，即使处于最末位，也决不至于被撵出去，这就是与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或美国政府官员的不同之点。虽然时常会从上司那里隐约地听到“开除”这种威吓，但几乎是从来没有实行过的。

在升级的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善于协调。有出息的人并不是具有独立见解的人，而是能够与旁人合作，能够给所有的人找出满意答案的人。为了做出个人的成绩来，必须在团队内部把工作做好。对于个人的努力和成绩的报答，迟早会以工资或地位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先决条件是获得团队内部的高度评价。美国的企业里集体意识较弱，又无长期雇佣的氛围，员工很容易认为对于自己工作的评价，只表现在职位及工资上。他们总在考虑自己的职位与工资是否与自己的工作成绩相符。按照日本人的想法，这种考虑和小费制度一样，只会降低服务精神，徒增纠纷。在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高瞻远瞩的日本企业中，员工所希求的真正的报酬，是同事对自己的评价。

员工——拼命干与自尊心

西方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德克海姆和帕森斯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的专业化会把每一个人和社会联结起来。但是现代的技术与机构的变化之快，使专门技术转瞬间就成为过时的东西，既不可能保障一个人一生的社会地位，也不能使整个社会统筹兼顾。日本企业善于适应急剧的变化，使多数人怀抱信心，这种优点在西方是看不到的。日本的大多数员工都是“全局主义者”，进入企业以后，就会产生获得广博知识的欲望；而另一方面，美国所采用的专家式的员工，对于专门以外的知识不感兴趣。日本的员工，由于知道他们永久待在同一企业内，在这里接受训练，所以他们不会反对引进新技术，也不会由于技术革新而感到头疼，害怕自己落后于时代。与此相反，今天在美国的企业中，成问题的是，员工不愿意做专门以外的工作，或者要求“虚假的增加雇用”（工会经常采取的一种手段：为了解决失业，故意采取使生产下降的手段，使资方雇用不必要的工人），这是因为他们想要保住自己的技术水平，害怕失业。日本的企业员工充分了解自己的地位与晋升并不是靠自己的技术水平，所以对种种杂活也都主动去做，为了公司的发展，对于引进新技术，也是十分热心的。同时，雇主对员工也充分而且灵活地使之发挥作用。对于员工来说，干各种各样的工作，比起只重复同样工作的美国工人来，在工作上可以避免乏味单调，而是一种幸福。

近代以前的美国、西欧以及日本，在师徒制度下，雇主与雇员之间人与人的关系曾经是亲密的。这种现象，在现代日本的大企业里，仍然可以这样说。通用汽车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艾尔弗雷德·斯隆曾经吹嘘说在该公司萧条时期，曾经不惜解雇工人以维持股东的红利；日本的企业家恐怕决不会这样说的。即使万一他们做了类似这样的事，肯定他们也是要秘而不宣的。如果为了勉强凑出股票的利息而不惜解雇职员，那就必然要破坏劳资关系。日本的企业必须做的，不是对股东负责，而是对职员负责。与此相呼应的是，工人们也喜欢具有人情味的“温暖的企业”，不喜欢那种“冷酷的”处处打算盘的企业。

美国的工人规定好详细的任务与责任，工资是按小时来计算的，他们不会在规定的时间以外劳动，也不会去帮助同事，而日本的工人则不同。日本从一九五三年以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社会调查，其中有一个调查项目是：“一种上司是按就业规定给你分配工作，平时交往只限于工作上必要的范围；另一种上司是给你分配工作超过规定，但在交往上能很好地关心你。在这两种上司当中，你最喜欢哪一种？”在日本，最受社会舆论欢迎的都是那种在业余愿和自己进行私人交往的上司。如果是美国人的话，那么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相反。

员工在下班后或周末，大多在企业的同事当中进行私人交往，打打麻将、下围棋、下将棋，或者一起去喝酒。即使那些“现代派”的员工希望像美国人那样与家人一同过周末，他们全家的交际也会是同一公司的同事。这些私人交往，固然是为了纯粹寻求生活上的欢乐，但是其中也隐含着这样一种想法——通过这种交往，增进彼此感情，使工作容易开展。日本企业的职工懂得在期满退职前必须维持好这种交往关系，所以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彼此之间正面进行争吵。大家各自都在寻找某种方法来缓和紧张关系与竞争心，加深伙伴的观念。当然即使日本人，在他们的内心里也会和美国人一样，怀有竞争的念头、不安和矛盾。但是在日本，由于不可能用辞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因此通过私人交往，尽量想缓和这种心理。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巧妙地回避激烈的工潮，一个原因是由于终身雇佣制。工人方面与公司方面都各自懂得彼此必须长期共处下去；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方面在对待工会的办法上取得了效果的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驻日美军指示扩大工会的时候，资方立即行动起来，使就业人员加入了工会。也就是说，日本的工会不是企业和富于斗争性的工会领导人经过严酷斗争的结果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方的指导之下成立起来的。但是，最初受到占领军保护的工人运动，后来变得强大起来，有时成了过激的政治压力。于是，资方劝说那些诚实的员工加入工会，想以此来防止使企业陷入窘境的罢工。企业让白领阶层与蓝领阶层加入同一工会，并为开展工会运动提供了办公室及其他设施。白领阶层的职员加入工会，为工会尽一定的义务，同时又沿着管理职务的阶梯前进，这并不构成妨碍，根据论资排辈制度进行升级与增加工资，和加入工会的年限毫无关系。工会如果过分富于战斗性，有时公司就会使用种种战术使工会分裂，成立与公司合作的第二工会。这样，企业方面一方面制造反映自己意志的、与自己合作的第二工会，同时为了有利于经营，甚至准备积极有效地利用工会。他们甚至想要通过工会来摸清怎样才能打消工人的不满，提高劳动效率，创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现场的关系。这样，日本的许多工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由企业方面所组成的，因此，作为产业工会，它的力量是软弱的。但是，在要求提高工资时，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十分活跃。因为不这样就会失去工人的支持。工会还就与工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搜集企业内的群众意见。

战争结束后不久，资方曾经担心工会对企业具有危险性，后来逐渐把工会看成是有助于公司稳定的朋友。因此，资方在不发生问题、与工会的对立不激化的时候，经常与工会领导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尽量致力于形成一个好的劳动环境。

由于日本现代化的速度极快，日本经济形成了双重结构，大企业和现代化迟缓的中小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大企业的员工是优秀分子，受过高度的训练，生活有保障，劳动条件也完备。同时绝大多数的大企业都不是个人企业，而是由多头的企业家来管理的，因此站在工人之上的人不是大资本家，而是和工人生活不太悬殊的、靠月薪生活的企业家。日本的企业家本人也认为美国的企业家与董事们和工人比起来，拿的工资过高。日本的企业家与职员的差距较小，这点起着增强员工归属感的作用。所以日本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工潮。不过，当然总会有若干例外的。

地方上的公务员、公立学校的教师、国营铁路及私营铁路的工会、烟草之类的专卖公司的职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矿山工人等等，他们进行过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活动，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他们知道这种罢工不会使自己的组织遭受致命的打击。公务员们知道这和自己所属机关的工作效率、工作成绩无关，可以用国民的税款来提高自己的工资，改善待遇。私营铁路的工人们，当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得到满足时，他们也知道企业的收支会通过修改运费而得到调整。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煤炭是主要能源，煤矿工人知道政府正在援助民间的煤矿企业，即使进行激烈的劳动争议，企业的竞争力也不至于下降。进入五十年代后半期，煤炭的资源减少，开始出现失业，他们举行过罢工，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希望使煤炭这个衰落的产业，通过政府的援助，尽量稳定下来。至于那些工人们希望公司能长期发展下去的一般企业，从占领时期告终、经济状态恢复正常以来，事实上罢工已几乎不再进行。

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越发富裕起来，进入了“全部雇佣”时期以后，许多年轻人即使辞去最初就职的企业，也可以有信心能够生活下去。这种倾向，危及企业的纪律。许多企业家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因此比以前更加倍努力增强公司内的团结。在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一的高速度发展顶峰时期，工人们可以随便找到替换的职业，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主动留在企业内。一九七三年“石油冲击”之后，萧条的魔影潜踪而来，失业率增加，这以后工人们更加深了对企业的依赖程度，企业的纪律也进一步强化了。当前，日本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可以和世界先进各国并驾齐驱的程度，但是，生活的富裕并未使他们失去勤劳的特点。

近几年来，公务员的罢工也发生了。公务员的罢工被认为是违法的，一九七六年某个工会征求社会对这种罢工的合法性的看法，结果那次罢工在预定结束之前，不是由于法律的压力，而是由于舆论的影响，它提前结束了。因为拼死拼活地劳动才勉强获得满意的工资的民间企业工人，不能忍受政府答应给罢工的公务员以更好的待遇。最初对罢工采取同情态度的报纸，由于看到群众反感之大，一下子改变了态度。同时登载了这样的报道：举行罢工的公务员的孩子，由于他们父母的关系，在学校里受到了同学们的嘲弄。这样，公务员想要通过举行使公共事业陷于瘫痪的罢工，来获得比同类的民间企业工人更高的工资，在政治上已近于不可能。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工人认为企业的利益基本上又回到自己的手中，从而感到很满意；另一个理由是，热心于工作、不搞罢工的私营企业工人，形成了不允许公务员罢工的强烈舆论。

这样，企业在驱使工人从事生产，使工人回避无谓的罢工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比这个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个人的自尊心以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工人，当企业陷于赤字，立即会遭到解雇或被临时解雇时，工人很难对自己的劳动保持自尊心。一遇到赤字就立即失业的工人，在能赚到钱的时候就尽量向企业要求更多的工资，他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做法等于他们只用金钱来评价自己对企业的贡献与自己的价值。如果由于自己所在的部门没有取得利润，就立刻遭到降级或调离，或者由于对公司的业务成就不满的声音一大，就立刻被撵出去，那么就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不能不对自己和对公司变得怀疑起来。

日本公司的职工只要不卷入很严重的丑闻中去，就不会从企业那里受到上述的待遇。即便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他的确过去对企业出过力气，有过工作成绩，那么同事也会为他辩护的。对于在职务上引咎降级的干部，一般会给予相应的报酬及荣誉，因此本人不会怎样惊慌失措。因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原是集团的责任，不应归于特定的某个人的责任。即使万一这是由于个人的失败引起的，也不过是任期比通常稍稍提前一些结束，或者对下一次晋升有点妨碍而已。前任不会受到继任者的不名誉的对待，一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不错的。日本的工人，超额完成工作，感受到同事的信赖，他们比起只是应付工作的人，美国员工中这种情况更普遍，具有更为强烈的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的感觉。

这样，日本的大企业建成了能够很好地适应二十世纪后半期要求的有效的现代组织。但是，并不是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既有好的上司也有坏的上司，如果被分配无聊的工作，也会产生不满。既有人与人之间的苦恼，也会对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满。但是从国际的尺度来衡量，现代日本的大企业在组织上是非常成功的。它成功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在日本民族中隐含着的那种神秘的集体忠诚，而是因为这种组织给予个人以归属感与自尊心，使个人觉悟到自己的前途只有靠企业的成功才能得到保障。许多日本人以自己家中有人在大企业工作而自豪，安然自得，这个事实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调，同时也构成了政治稳定的因素。

第七章 基础教育：质量与均等

驻东京的外国特派记者有时对日本记者羡慕不已。因为日本记者可以领到优厚的采访活动费，而且在撰写报道文章时，可以在假定读者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前提下执笔写作。例如英国《波士顿环球报》前任东京特派员克罗克·斯诺曾指出：日本三大报纸的平均读者要比美国东部的第一流报刊的读者，对国际政治通晓得多。

日本民间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经常报道环境污染、核能发电站以及关于其他科学问题，在播映时使用专业术语，并在估计电视观众对这些问题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和可以完全听懂的前提下，进行讲解。《纽约时报》前任东京特派员理查德·哈洛伦指出，日本各大报纸在处理一项报道时，能够投入美国十家报社那么多的人力，关于国际政治和世界形势，可以向读者提供足以同美国第一流报纸相匹敌的详细消息。另外，日本各大报纸对政府的施政方针、各省厅的试行方案以及政策等等，都能够进行详细分析，对此，连美国《华盛顿邮报》也不免相形见绌。日本的这些报纸是激烈竞争的商业机构，因为一般读者的知识和兴趣很高，所以互不相让，精心采访。

日本的国民教育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用统计数字来说明是有困难的，所以只好依靠这种主观印象。但在数学或自然科学这些领域，不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那样，受到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很大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统计数字进行国际比较。把这些数据研究一下，从整体看来，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日本的教育水平。据内森·格莱齐尔报道：一九六四年，在十二个国家里举行了适合十三岁儿童程度的数学比赛，日本的成绩仅次于以色列而名列第二。从少量的抽样调查里，推算一下各国同龄儿童的平均成绩，日本以很小的差距居第三名，但是，在名列前茅的百分之三四的考生成绩中，不论是投考大学或准备就业的青年，日本在数学方面名列第一。

一九七○年，在十九个国家里，以十岁和十四岁儿童为对象进行了一次国际科学测验，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日本儿童的成绩全部优秀。日本的十岁儿童，在地理、化学和生物方面名列前茅。根据测验的总分数，他们在知识量方面虽居第四位，但在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和高度的推理能力方面则居首位，因此整个成绩名列第一。日本的十四岁儿童在生物方面虽然不如匈牙利儿童，但在物理、化学、实用科学方面却名列第一；在知识量方面虽居第二，但在理解能力、应用能力和推理能力方面则居第一位，因此总分数高居首位。看来取得这样的卓越成绩同以下事实不无关系——日本中学有实验室，教授理科的教师有百分之九十三曾在大学里学过自然科学，教师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所罕见的。在这次测验里，美国儿童在这十九个国家里名列第十五位。

在日本居住的美国儿童，很少有人愿意上日本的普通学校。另一方面，居住在美国的许多日本人的子女，则进入该地区的学校，同当地儿童一起学习。在美国富裕的郊区公立小学和中学上过学的日本儿童，归国后转入日本学校，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程度上要低一两年。在日本学校所重视的体育课程方面，在技巧上也要落后一两年。至于日语和东洋史等课程就更不必说了。

那么，在音乐或者图画手工等课程方面又怎样呢？对日本初等教育进行过比较和研究的最有权威的威廉·卡明斯介绍说：“在日本的小学里，几乎所有的学生到六年级时，至少掌握三种乐器。最初，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件事。但是，当我访问了五所小学之后，我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确实所有的日本小学都是如此。在美国的小学里，如果是属于吹奏乐团或管弦乐团等音乐部的小学生，也可能做到这点，但是，其他小学生们则几乎连一种乐器都不能掌握。美术课的情况也是如此，日美两国的小学生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

外国电视导演一行访问日本广播协会（NHK）时，观看了一场音乐演奏会的录制。这时，参观者感觉到电视台的编辑部几乎没有花多少时间彩排就开始录制，他们对此感到既惊讶又钦佩。一打听原因，原来导演、摄影师和技术人员全都认识乐谱，所以节目一开拍，就可以同乐师一起随着乐谱进行录制。这种情况在美国的电视台里是不可想象的。

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可能只是两国学生到校日数的差距。日本儿童比美国儿童到学校的时间要多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儿童到校的日数为一百八十天，而日本儿童到校的日数则为二百四十天。据卡明斯介绍，日本小学和中学的学生缺课率比美国要低得多。

不但日本教育水平之高值得重视，而且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日本达到这样高水平的人数，恐怕并不只限于一部分学生。在美国，要求参加美国陆军的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不能读写而没有被录取。在日本，要说几乎没有文盲也绝非过誉。尽管精确的跨文化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有人估计文盲达到百分之二十，而在日本，则认为不到百分之一。

日本人对教育的热心程度，决不次于政府对国民生产总值所表现出来的关注。在一九五五年，日本的初中毕业生只有半数进了高中，但在一九七○年，升入高中并正式毕业的就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对此，美国升入高中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在日本通常情况下是升入高中的学生几乎可以全部毕业，例如一九七五年，日本的高中生有百分之九十七毕了业。但在美国，高中学生能够毕业的人只有百分之七十九而已。在日本，男女学生大约以同等比率进入大学，其中女生以进入两年制的短期大学者为多。无论在日本还是在美国，都有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但在美国，高中生升入大学后中途退学者大有人在，相反，在日本，大学毕业生和入学时的比率是相当高的。在日本，年龄在二十五岁的男青年大约有百分之四十读完了四年制大学，但在美国，则只有百分之二十。当然，如果加上超过二十五岁的人，那么它的比例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在日本，大学毕业后升入大学院[1]的学生人数是非常少的。这与其说是由于报考人员少，毋宁说是由于日本的大学院还没有做好接纳更多研究生的准备工作。

在美国，高中毕业后任何人都可升入某个地区的大学；但在日本，四名报考大学的人员当中，只有三名可以进入大学。日本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不管公司是否对本人提出要求，总有许多人接受函授教育或参加临时性的专业学习班。日本有相当多的青年毕业后仍继续读书，希望汲取新的知识。

但是，日本的教育也并非没有问题。虽然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但终身立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人数是不太多的。入学后的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投考大学之前相比显著地低落下来，对课程的深入钻研也不够认真，平时来上课的比率也欠佳。大学当局平均为每个学生所支出的经费是非常少的，有很多大学的研究室设备也很差，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参差不齐。日本学生所写的论文，与其说显示出独创的才华，不如说多数论文局限于教师所讲授的内容。由于报考高中和大学的竞争过于激烈，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受到阻碍，课外活动受到限制，对社会所知甚少，一旦考不上学校，有的学生便自暴自弃。

美国人当然不应该接受日本教育这些不好的方面。但是日本人对于学习的热情，平均九年的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广泛地利用电视教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

学习动力：考试与集体责任

日本儿童不仅比美国儿童到校天数多，学习时间长，而且其中约有一多半人，一面上小学、中学，一面进补习学校学习。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补习学校，其规模有大有小，但其教学目的大都是帮助学生补习报考高中或大学的功课，一些中小学生也是为了希望考上较好的学校而去补习学校的。大多数的学生从在校期间开始，就把全副精力放在准备升学考试上，估量自己能考上哪类大学就去报考哪类大学。尽管如此，男生中仍有百分之十八（女生稍低于这个比率）不能考进自己所希望的大学。他们成了失学者，必须为下一次再考大学下工夫。

对投考大学之所以这样拼死拼活，其原因是大学录取学生只取决于入学考试的成绩，而且，这将和今后的就业有着重要的关系。美国人也有这种情况，如果能从好的大学毕业，那么一开始就会有一个好的职业，肯定要比不是这样的人为好。但在美国，普遍有这样的想法——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是有许多次机会的。而在日本，一般人都确信，决定一个人能否立身出世，取决于毕业于哪个大学。因此，学生们为了能赢得一个关系到终身的好职业，就必然要拿出全副力量来应付考试。

入学考试的性质是测验究竟学到了多少已有定论的知识，因此，考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学生所具备的能力、智力商数（IQ）或适应性，而取决于他在备考时如何全力以赴。他们在投考一年前，就要拼命往脑子里装东西。你不能批评他们生吞活剥，应该赞许他们真有耐心。

升学考试有很大的弊病，它使学生精神过度紧张，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促使智力的片面发展，减少课外活动的机会，从而夺去了学生享受青春的欢乐等等。在日本的报刊上，不断报道由于准备升学考试而引起的种种可怕的事例。当然，走上极端的例子毕竟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没有考上学校而自杀的事例也是有的，但这种事例自一九六五年初以来逐渐减少了。其实日本人的自杀率按照欧洲的标准并不高。

日本教育界人士提出了许多缓和这种考试竞争的改革方案，但收效不大。这是因为人们热望通过升学考试立身出世。当然，没有人说这种“考试地狱”是好的，不过，假如这种考试制度为美国所采纳，大概不至于搞得这样过火。

在日本的考试制度下，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能力估计自己大体能被哪类大学所录取，学生就可以按着该大学的考试要求来准备考试。对于升学，大学大都不重视考生毕业学校的成绩单或推荐信，因此评定考生在校成绩的教师是没有权威的。学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对自己将来的前途，至关紧要的是在升学考试中尽可能取得最好的分数。这样，在学生当中自然产生一种想全力以赴的劲头。为了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母校，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们自觉地下定决心，为升学考试而用功。如前所述，在十九个国家里，日本儿童热爱学校的比率比其他国家为高。在升学考试期间，教师也和学生站在一起，来帮助面临升学考试的学生。日本教师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在课余时间也愿意接受学生的请求，提供帮助，即使在暑假里，教师们也腾出很多时间到学校里去。

日本青年这种想要通过升学考试取得成功的决心，在家族小集体观念的影响下，更加强烈起来。通过孩子的升学考试，家族内部连成一个整体，产生了与其他家族相互竞争的心理，全家人把孩子在考试上取得的成就当做家族全体成员的成就。托马斯·罗伦博士在一篇文章里报道说：日本的小家庭，双亲俱全的普通家庭，比起大家庭或因离婚、死亡只剩下双亲一方的家庭来，会为孩子准备升学考试创造更好的环境。据说，因为双亲俱全的小家庭会让孩子上补习学校，或者在家里帮助孩子学习，或者全家所有的人尽量设法为孩子创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双亲、特别是母亲们是十分关心学校如何帮助孩子将来应考的。她们积极参加学校里的各项活动，对那些优秀教师和决心保持高质量教学水平的校长，给予很高的评价。

另外，为了使学生能考上最好的学校，学校之间也相互进行竞赛。宛如街道与街道之间的人们为了在某地修建一座最现代化的大厦而互相竞争一样，学校之间也为多送学生进入最好的学校而各不相让。教师们不仅注意每个学生在学校里的行动，而且还非常注意学生的个人生活和学习热情，他们把学生的升学考试合格率看成是做教师的责任。

这样，考试制度把学生、教师、家长都卷了进去，使他们变为一个整体，一起来应付升学考试。一般地说，无论在哪个国家里，一旦生活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态度就会松弛下来，按理说，日本的学校也有陷入这种倾向的可能。罗伦博士考察了日本几个学校，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的学校之所以仍能保持着严格的纪律和高水平的教学，是因为有严格的升学考试制度的缘故。

在美国，现在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对高中毕业生实行毕业资格审核，与此相比，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显然是有不少优点的。如果进行高中毕业资格审核，需要用功的只是那些有可能毕不了业的学生，其他的学生、教师以及家长就犯不上都卷入备考问题中了。日本的入学考试制度的优点在于：录取考生不因主考人的主观印象而定，而是录取标准明确，招考学校只录取达到一定水平的人。初中毕业生的百分之九十升入高中，高中毕业生百分之五十升入大学，他们都积极备考，以求考进自己所志愿的大学。一个学生考进大学之后，在校期间还会有考试，不过他无须担心毕不了业，他会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大学的，对这个互相帮助的集体加深情谊。

考取名牌高中或名牌大学的日本学生，在这以前就已经充分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当然，日本学生的这种紧张状态，正如被人们称为“考试地狱”那样，并不一定值得欢迎。话虽如此，通过这种考试，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也能养成严格要求自己的精神。即使这种考试制度有过火的地方，但是可以说希望考上所志愿学校的那种心情，也培养了伙伴观念和学习热情。升学考试的竞争并不是和亲密的朋友之间的竞争，而是和希望考入某大学的几千名素不相识的其他人进行的竞争。学校中的同年级同学、教师以及家长的坚强的团结，使他们增强了努力学习的热情。他们都在祝愿升学考试的成功。这样，即使在将来就业之后，他们也能和工作岗位上的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是对自己、对同事、对整个公司有益的事，都会从长打算，努力学到手。

实行这种考试制度的结果，作为国家来说，它使国家拥有人才资源——这种人掌握重要的文化，受过严格的训练。还会培养国民关心新鲜事物，容易接受教育，安分守己，待人厚道，崇尚公德。即使对这种考试制度有所批评，但迄今为止并未削弱，这是因为谁也没有找出更加优越的制度能像它那样调动积极性，使人发奋上进，而且把家庭和学校都联系在一起。

固定教学准绳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日本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是由日本文部省按照不同的年级和各种课程的科目编写出来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后，根据占领军的政策，义务教育需要加进一些民主内容，制定了新的指导方针。日本的义务教育，本来不是根据年龄而定，而是根据儿童在九年里是否学完所规定的课程。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儿童在十五岁时都可以把这些课程全部学完。战后初期，教学科目指导方针的部分内容，是受美国某些州（如加利福尼亚和纽约这些制定有教育指导方针的州）出身的美国教育家的影响而制定的。日本文部省在缔结日美和约后仍继续提倡民主教育，制定了一部教学方针，详细记载各种教学科目的主要事项，被所有的小学、初中、高中称之为《学习指导纲要》。

在小学校的课程里，包括国语、社会、算术、科学、音乐、美术手工、家政和体育。在中学的课程里，包括国语、社会、数学、科学、音乐、美术、保健、体育、工业艺术、家政和英语。这个教学科目同美国比较，内容丰富得多。政治问题、道德、体育技能、美术、职业和国际形势等也列为基础教学科目的内容。为了制定《学习指导纲要》，按照各种教学科目，召集在各学科有地位的教育家二十人，讨论了这个纲要所应包括的范围和内容。在各种教学科目里，不仅制定出学习目的和各教学单元的进度表，而且连教学方法都做了规定。第一部《学习指导纲要》是一九五八年制定的，此后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七八年又进行了两次修订（一九六八年稿有英文版）。此外，为视听教育等教材编写了手册，说明使用方法。

例如，二年级学生的学习目标包括以下内容：“轻松地听懂一个青少年故事；听一个故事并能思考其中事件的发展脉络；传递信息而不丢失最重要的观点；能用清晰的声音向所有听众演说；进行演说并能考虑所讲内容之间的脉络；能够对他方观点作出回应。”

帮助学生培养课堂演说信心的一个常见举措是，首先让学生用响亮而有力的声音应答“到”，之后让他们大声而且清晰地谈论一些他们已确知答案的简单事物，再将话题慢慢转移到更为复杂的事物上去。

初中地理的学习目标有：

一、通过对日本与世界上各个区域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基础的地理观点与思考，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来认识本国，明白用更先进手段来合理利用土地的重要性，借此培养一种为推动国家发展而奋斗的意识。

二、让学生们意识到在任何地理现象中地区独特性与共性是共存的，考虑起作用的地理条件，并建立正确理解各区域和各地人们的生活的基础。

三、使学生们理解，日本与世界，都存在着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区域集群，它们彼此依赖，并思考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借此加深他们作为国家与世界一员的意识。

四、使学生们理解，由于人类活动和各区域因此发生的变化，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不断改变，并且要让他们明白适度发展与保护自然的重要性。

五、培养通过直接接触来正确思考地理现象的必备能力；掌握使用地图和图表、撰写报告等能力。

下面列举的是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所包含的一些案例话题：

五、武家政府（武士阶层）的兴起

通过对镰仓幕府时期行政制度、武士们的生活、文化、蒙古人入侵等的学习，教师应让学生了解镰仓幕府（武士阶层）的来龙去脉、明白镰仓幕府如何取代了公家政府（王室贵族）。

（一）欧洲的形成

通过探讨希腊罗马文化，教师应让学生理解这些文化在日后与基督教文化一起构成了欧洲世界的基础。

（二）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

教师应让学生了解欧洲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发生接触的历史框架，同时探讨伊斯兰世界的自然环境特征与发展进步。

（三）欧洲人的海外扩张

通过讨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教师应让学生理解，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人便开始进行海外扩张。此外，学生还应注意之后荷兰与英国的海外扩张运动。

十六、近现代日本的发展

通过对国际关系与日本对外政策、日本近现代工业和社会变化、日本近现代文化形成、不平等条约修订等的学习，教师应让学生理解，自明治早期起，日本就已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基石，建立起其国家框架，并慢慢提升其国际地位，成长为一个现代国家。学生也应明白日本迅速超越其他强国的姿态导致了许多问题。

类似详细的纲要也存在于历史或其他学科的其他话题中。

对于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首先估计了应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数，根据这种估计，决定了设置课程的种类和数目，然后确定了承担本项教学任务的学校。例如，在仙台附近的某一渔村，就设置了教授渔业的最新技术课。这种先进的做法在美国任何渔村里都是不可能见到的。所以美国的捕鱼法比起日本来十分逊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大体来说，关于职业教育，日本和美国存在着一些共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进入这类学校的学生比起普通学校的学生来，大多是一些不勤奋、缺乏学习热情和不太优秀的学生。尽管如此，日本的《学习指导纲要》同样地为家政、农业、工业、商业、渔业和护士等各种职业学校制定了详细的高质量的指导方针。

和欧美各国一样，在日本，教科书的出版是由私营企业承担的，但是国家对教科书规定了审批制度，各种教科书必须得到教科书委员会的批准，这个委员会是由日本文部省选定的最有权威的专家们组成的。一般情况下，日本文部省对各学年的教科书每一学科只允许出版四五种。和美国的教科书相比，日本的各种教科书没有什么特色，为了得到批准，必须写得浅显易懂，囊括最先进的知识，包括《学习指导纲要》所规定的全部课程。教科书的价格虽然便宜，但因为销路广，主要的教科书出版公司为了出版高质量的教科书，竞争得十分激烈。教科书出版公司首先为了得到日本文部省的批准你争我夺，其次竞相向各学校推销。在这个意义上，书商和厂商是半斤八两，后者也为了获得通产省的批准而相互竞争，接着还要在市场上进行竞争。拥有这种足够财力的出版商为数不多。

审查社会科教科书时如何判断其内容，是个难题。左派知识分子担心权力集中到政府的手里，对文部省可能只批准思想保守的教科书怀有疑惧心理；另一方面，保守派则唯恐日本传统道德教育讲得不够。因此，为了避免审批教科书的争论，教科书尽可能增加客观知识，观点发生显著分歧时，就列举几种不同的观点，阐明这些观点的不同立场。作为一个难以解决的事例，可以举出前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所写的教科书，其他历史学家批评这本教科书的观点过于片面，由于家永拒绝了同时介绍其他历史学家的观点，因此文部省没有给予批准。拒绝批准的理由是：在叙述不同意见的内容时，写明家永的历史观当然是完全可以的，但必须同时也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据说威廉·卡明斯起初曾怀疑日本教科书的内容能否做到客观，但经过调查的结果，他认为，尽管在批准某些有争论的教科书上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整个社会科教科书是“以自由的态度、发展的观点来描写日本社会的。……它使学生了解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科的教科书之所以能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可以说是由于政治力量的平衡，加上教育家和文部省官员具有一种清高自守的职业观念。即使教育受到日本保守政权的压力，由于左派的日本教职员工会的作用，从而取得了两者的平衡，因此教育工作者能够以自己的立场维护教育的质量和中立性。无论在美国的各州，还是在欧洲或者日本，为了使教育达到一定的水平，通常情况下都担心教科书的批准制度有可能产生政治偏向。假如没有这种担心，那么就很难维持高度的教育水平。不过，美国也好、现代的欧洲也好、战后日本也好，只要考虑这些国家的现实情况——它们都有着保持平衡的政治力量，而且年轻人通过电视以及其他大众媒体，可以接触到广泛的世界形势，那么就可以认为不至于发生像战前日本和德国所实行的那种狭隘的言论统制。相反，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没有规定统一的教学标准，而且有很多的州完全没有教学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反倒使人担心教师对学生不进行充分的教学，或者几乎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教师有把个人的偏见强加给学生的危险。而日本孩子们则可以接触到由全国最好的教育家们编写出来的知识和思想方法，而且还可以通过电视接触到多种多样的知识（在日本电视的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平均播映时间和美国几乎相同）。

《学习指导纲要》对大学教育学的课程设置以及对日本都道府县招考教师，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新规定而录用的教师一般要集训七至十天。这也是《学习指导纲要》中规定的，集训所需要的费用由日本文部省开支。另外，教师在工作五年后和十年后，还要集训，学习新的知识。而且，如果是担任教务主任这类教学行政职务的人，还须参加另外的集训。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日本文部省并不以教师仅仅了解《学习指导纲要》的内容为满足，而是期待教师通过这类集训，能够牢固地掌握住教学目标。

除了定期的教员集训活动外，每十年要对《学习指导纲要》进行一次修订，与此同时组织一次向教师介绍新纲要的专门活动。首先，文部省邀请各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委员到中央来，进行两天讨论，然后这些代表回到各个地方，邀请各校的领导人，进行两天的讲解和讨论，最后由各校领导人把讨论的结果带回学校，组织教师讨论。

对日本中学教育实践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托马斯·罗伦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做了如下的结论：在每个地区，采取让教师相互指导和启发的做法，比起全国划一的《学习指导纲要》来，在保持教育质量上起到了更有效的作用。事实上，新来的教师经常就具体问题向老一辈教师请教，他们请教怎样才能使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对讲授的课程完全理解，他们并不以在具体问题上求教为耻。教师们在课毕后经常相互讨论，由于相互进行教学指导，相互帮助，很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日本的教师必须讲授所规定的一定范围的内容，并且虚心地听取前辈教师的意见，教学方法则交给每个教师自由决定。美国的教师则一般认为在教材和教学法方面，以教师能够具有个性和独创性为好。但是令人产生疑问的是，美国培养教师的大学是否教给学生们以足够的知识，以便学生们将来当了教师后，能够自己编写教材。另外，美国中小学生的课堂纪律也是大有问题的。教师是否能充分运用授课时间，在批阅作业的繁重工作之外是否还有备课的积极性，也都是问题。卡明斯认为，日本教师们则不然，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自己教什么为好，但美国教师则似乎被试验性的教学或新的教学法所困惑，从而经常举棋不定。

日本文部省曾经准备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实行全国性的学生成绩测验，并根据这种测验来评价各校的教学成绩，但遭到了日本教职员工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这实际上是用来作为录用或解雇教师的“勤务评定”，结果使文部省不得不停止这种全国性的测验。但是部分试点测验，作为了解一般学力水平而迈出的第一步正在继续进行。即使根据这种测验不足以了解某校的教学成绩，但还有升学考试。根据考入名牌学校的升学率，可以判断这个学校教给学生多少基础知识。这样，教育委员会就可以对达不到平均知识水平的学校给以特别帮助。在美国不仅没有国家确定的教育标准，而且也不想规定孩子们根据各自不同的年龄应掌握哪些知识和多少知识。虽然美国有的州对毕业制定了必要的标准，但一般地说，是否能保证中小学生达到这种标准，是否能保证他们很好地受到了这种训练，在制度上还是很不健全的。现在美国虽然有很多人担心中小学教学质量的下降，但是根本没有关于全国学校实际情况的资料。

在日本，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全国无论在哪个学校，几乎都考虑使所有的学生达到一定程度的学力水平。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一个人也没有，从小学到初中三年级，同年级的中小学生全都升班。在日本，认为用可能考不上学校或者降级的方法来威吓学生是要不得的。尽管没有这种威吓，学生们仍然十分用功，以免名落孙山。日本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学生进入公立学校，不按学习成绩分班，要求所有的学生在各学年都要学完所规定的课程。有的教师发牢骚说：这会产生种种弊病——使成绩好的学生踏步不前，使学习差的学生跟不上学习进度。的确，为了不出一个落伍者，给学生讲授一定分量的教学内容，无论对教师还是对成绩欠佳的学生来说，都会成为很大负担。在美国相当简单地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有的学生就是无法教好，于是把这种学生置之不顾。日本的教师则努力使所有的学生到学年末达到一定的水平，为此目的，甚至动员其他学生或家长极力使有问题的学生积极学习。因为要求教师不仅给学生发教材，并给以学习的机会，而且还要彻底解决学生是否真正学到手。

日本为了在全国所有的学校实行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国家对贫困县份和偏僻地区的学校编制了特别预算。大部分的教育经费是由日本的都道府县和地方共同体支出的，但九年义务教育所需要的四分之一的经费是由国家供给的。东京都那样财政比较富裕的地区，国家只支给小学所需费用的百分之十八，但国家对青森县[2]小学所需费用的支出，却达到百分之三十三。在一个县份里，尽力做到不管对任何学校的学生都给他们同样的教育设备，其结果，对就学儿童少的学校所给予的教育经费，按儿童人数平均，比给城市里学校的教育经费要多。日本学校同美国相比，在设备和预算方面，地区差别要少得多。美国学校的大部分预算现在还是由市镇村的税款中支出，因此，在富裕的郊区学校里平均用于每一个儿童的教育经费，比贫困的市镇或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学校，要多出一倍。另外，也有这种情况，在美国贫困的州里，平均用于每个儿童的教育经费，即使将国家的补助部分包括进去，也比富裕的州要少得多。

在日本，教师的工资和教师的质量是多少有些地区差别的，但这种差别非常小，再加上由于发给地区特别津贴，使教师的工资有所改善，因此，为教师自愿地希望到偏僻地区学校去工作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城市里的教师不足，所以像美国学校那样教学水平的地区差别，是相当小的。取得教师资格的证书虽然由各都道府县直接发给，但由文部省严密地监视着教师的资格，极力使每个县录用教师的资格不致出现太大的差别。卡明斯说，他对理科学习成绩测验进行了国际比较与分析，其结论是日本的大城市儿童和地方儿童的学力差别不到百分之一。

在美国，没有国家制定的教学标准，课程也是五花八门，因此，全面评价教学成绩非常困难。当然，在民间，有的地方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教学质量检查，从“斯坦福成绩测验”的结果来看，可以推测出学生的学力。根据国际性的比较测验的结果，关于数学和科学，美国的平均分数比日本低得多，而且美国学生之间的分数差距也很大。总之可以这样说，美国的学校不像日本那样对学生进行高质量的平均发展的教学。

日本全部实行高质量的教学，造就出任何国家都罕见的优秀劳动力，他们在就业后很快地就能适应工作岗位的生活，而且还不断地学习特殊的技能。如果说这种高质量的教学水平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由于整个社会成员学历都很高，从而导致了蓝领阶层劳动力的不足。但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把体力劳动看得那样低贱。例如，日本和美国不同，学校不雇用专门打扫卫生的人，教师和学生都一起来做“肮脏的”清扫工作。没有人认为这种劳动仅是社会底层的人们所干的工作，而是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接受下来。此外，在日本的学校里，还对学生们讲解关于储蓄的好处，因此在小学校里所有的学生每周都进行少量的储蓄，然后把这笔储蓄充做修学旅行的费用。

日本学校和日本家庭一样，对学生进行关于礼貌和教养的教育。学校一般在道德课的时间里，或者在社会科的讲课里，或者利用国语教科书里的伟人传记，有时还利用班里发生的实际问题，来讲授什么是礼貌和教养。同时，还教导学生对老师要彬彬有礼，对同学要关心体贴。如果学生不遵从这些教导，老师并不进行直截了当的申斥，而是既平静又严格地使学生明白自己的错误。学生每周都要召开“反省会”，在会上同学们自发地相互交流自己对同学有哪些不够体贴的地方，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例如有人吸烟，这时教师就走访学生的家庭，或者把家长请到学校来，同家长交换意见，指出学生的品行好坏同将来就职大有关系。通过这种教育，学校教导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也能适应工作岗位或那个地区的环境。因为青年学生进入社会后，重要的是能克己待人，不能只靠规则来约束自己。

学生的许多学习时间，不管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教室外，都用在小组学习上。学生通过小组的研究活动、集体旅行、学生自治会工作以及紧密的团体活动，对集体生活产生乐趣，同时还学会和同学进行合作，学会克制自私自利思想。在学校生活里养成的这种态度，将有助于走上社会就业之后，使自己和同事之间形成长期互相体贴的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划一的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在社会上形成整体观念，有利于向社会提供熟练的劳动力，而且也减少了由于家庭迁居，孩子必须转学时产生的许多问题。在美国由于学校所在的区域不同，从而产生教学质量地区间的差距，一旦父母调动工作，孩子必须转学时，孩子就得适应那个新学校的课程水平。至少可以说，它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在原来学校所学的大部分课程同另一个学校所学的课程是不衔接的，其结果，在流动性很高的美国社会里，儿童教育常常会陷于混乱和中断，效果下降。在日本，虽然由一个公司转到另一个公司的这种变动不大，但在公司内部的调动还是经常发生的。由于日本教学质量各地大致相同，所以孩子转学后发生的问题比较少。不过，进入高中以后再转校，一般认为这对投考大学是不利的。

在美国人之间，有这样一种意见：对于过去社会里由于人种关系受到歧视待遇的孩子们，即使学习成绩在规定的水平以下，也应发给毕业证书，或者像波多黎各人那样，对于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美国人，应该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的学校。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日本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通过补习，尽力使这些儿童进入普通班。访问过加拿大的法语区以及美国纽约和比利时等两种文化混合地区的日本人，对不强制属于少数民族的学生学习所在国家的国语和主要文化的做法，感到十分惊异。日本人认为，如果不要求这些少数人口和多数人口接受同样水平的教学，就会永远使这些人停留在最低的水平上，这等于使他们在社会上失掉竞争的能力，不管怎样实施一些特别保护他们的法律，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总要处于力量非常软弱的地位。在日本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朝鲜族人和受到歧视的部落民[3]，尽管从数量来看，比美国少数人种的人数要少得多，但是日本人对待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办法是根本不同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坚决地认为有必要对所有的人进行高水平的教育。

人们经常说美国是由多种人种构成的国家，而日本是单一的民族，这确实是事实。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之前，与其说日本是文化统一的国家，不如说还是许许多多的封建领地的集合体。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文化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不只是由于广播和电视这些媒体的影响，还由于它具有共同的文化核心，并且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日本人珍视文化、艺术、饮食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但是共同的文化核心是根深蒂固的。由于这种核心的作用，才能防止社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同心同德地不使犯罪或暴乱发生，并在事关国家利益时能够齐心协力地采取行动。日本人这种共同性质并不是仅仅出于悠久的民族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地区方言还很严重，虽然同是日本人，有的也会彼此语言不通，地区间的文化差别也相当大。文化上的平均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社会政策培养起来的，而教育则是这种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由于这种政策，人人都可以得到共同的基础知识，而且国家也可以实施高水平的教育。美国由于没有努力建设共同的文化基础，教师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对不同文化基础的学生讲授一些程度很低的基础知识。日本由于普及了教育的机会均等，因此成绩不好的学生不能归咎于社会，这一切只能由本人负责。不但如此，将来这种同一水平的学生就业之后，企业方面也自然容易向他们提出和在学校一样高的要求。

电视教学

日本的电视教育是在一九五九年开办的，一九七七年NHK的教育电视每周播映五十二小时的教学和文化节目。一九七六年初，日本的一万三千所幼儿园当中有一万所幼儿园，二万四千六百所小学当中有二万三千所小学，一万零七百所中学当中有四千七百所中学，利用了电视教学节目。至于哪套节目利用多少时间来代替学校里的课程，则由每个学校自己决定。

在电视教学节目当中，有专为残障儿童设置的特殊课程，有专为晚入学的学生播映的补习节目，也有以一般成年人为对象的节目。美国的电视教育，就其内容来说，毋宁近于高级娱乐节目。与此相比，日本电视教育无论对学校播映的节目，还是对成人播映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以提供知识为目的的。虽然他们尽力想把这种节目办得更活泼一些，但他们不是根据人们的兴趣来选择节目的，而是取决于这些节目是否适合教学目的、是否提供丰富的知识和信息。

日本国营电视台中的NHK和NHK教育频道，这两个频道是以收取视听费作为财源来经营的。由于这种独立的财源，NHK有完全自治权。日本国会也好、议员也好，对NHK的预算不仅不能干预，就连对收取视听费也只能起个批准NHK决定的作用。

教育频道为了能够有更优秀和新颖的节目，不断与学校取得联系。每年八九月间在各县选择几个学校进行调查，十一月召开中央咨询委员会，参加这个会议有四名学者、四名广播界代表（作为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代表各一名）和四名文部省官员，他们都是各个领域的第一流人物。这个委员会花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的时间，经过反复讨论，最后为下一年四月开始的新学期制订新节目规划。

另外，还有一个叫作“节目开发委员会”的组织，来审查和制定八九月份的新节目。这个委员会由NHK工作人员和一些有专门学识、能协助制定新节目的人们所组成。据说为了编排出一套新节目，大约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不但如此，每年还要进行一次对电视教育节目的调查，并由NHK主办邀请学校教师召开每个县的会议，听取意见，了解哪种节目最受欢迎。每年在日本全国八个地方召开为期三天的这种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还要举行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分组会议。这八个地区的会议集中了一批教师，他们是电视教育节目的实际观众，并能评价电视节目对学生产生多大效果。

和教育制度一样，电视教育节目的预算主要用于义务教育。电视教育节目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水平，不仅仅是靠外部的智慧，而且也靠直接参与节目规划和编排的优秀编导人员的努力。在NHK教育部门里约有一百二十五名教育专家，他们本身都是在各自专门领域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进入NHK工作的人，不仅要通过激烈的竞争，而且进入该协会后还有三个月的集训期。因为，在各种学术领域里虽然集中了专家或评论家的智慧，但是想要编排一套好的节目，仍然须由协会自己拥有的编导人员来最终编订。

由于以上的种种努力，才做到了向全国各地学校播映高水平的电视教育节目。这些节目提供了各个学科领域里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知识，而且同义务教育的课程配合得很好。电视教育同其他领域一样，集中全国上下的力量制订计划，产生了质量非常高的节目，它比富裕的美国所想象的要先进得多。

[1] 相当于我国的研究生院。

[2] 青森县，位于日本本州岛最北端，多山，工商业不甚发达。

[3] 部落民：日本封建时期遭受歧视的“贱民阶级”，全国约有五六百万人。明治维新后，表面上他们得到解放，事实上仍然受到种种歧视与压迫，数十年来，“部落民解放运动”日益壮大。战后由于城市与农村人口的巨大变动，部落民遭受的歧视有所缓和，但仍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第八章 福利：不致倚赖的社会保障

一九五五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男性六十五岁，女性六十七岁。此后，从六十年代起到七十年代初，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更加严重了。其结果，当然会设想到日本人的健康将受到严重的危害，但事实恰恰相反，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直到现在，在雇用职工五十人以上的企业里，对全体职工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结果是：除了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这三年之外，每年的患病率都有所下降。到一九七七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超过了瑞典，居于世界第一位，男人达到七十二点七岁，女人达到七十七点九岁。

五十年代的日本，尽管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但有关福利设施仍处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城市居民愈形互相疏远。日本的下水道设备和公园的面积，即使是现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是落后的。住宅方面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增建户数达到八百六十万户；而美国人口比日本多两倍，只增加一千零五十万户。日本增建的住宅数目，已达到美国增建住宅数目的百分之八十。但在居住面积方面，日本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二。虽然如此，美国大城市市区的私人住宅或公共建筑物，往往破旧不堪，显示出一种颓废破落的景象，而日本则没有这种情形。

日本养老金制度近几年来接近于欧美先进国家，由此可以想象在日本会有许多同社会隔绝过着凄惨生活的老年人。的确，日本有一些为孤独而苦恼的老年人，而且和美国一样，出现年纪越老自杀率越高的倾向。但是根据厄尔德曼·帕尔莫尔关于日美老年人对比的研究，日本的老年人更富于活力，根据对不同年龄的老年人的舆论调查，日本老年人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对生活的满足感。

六十年代，当日本生产力达到世界水平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开始主张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增加相应的社会福利开支。人们议论问题时采用“纯国民福利”（NNW）的指标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NP），以表明他们并非狭隘的“经济动物”，而是十分关心提高生活水平的。与此同时，日本开始把更多的资金投到福利方面来了。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和财界领导人开始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以后又以间接的方式逐渐加以强调，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舆论，其主要内容是：瑞典、英国和美国这类“福利国家”是“高福利、高负担”，日本不要走这条路。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强调高福利对国民将会带来更重的赋税，一方面控制福利费用开支，可以说在争取国民对这一点的支持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在现时从正面反对福利政策，对这些领导人说来是不利的。因此，这种新的舆论还没成为公开的口号，当前的状态是只从理论上进行了一番探讨，然后被搁置起来了。日本国会过去虽然通过了超出官方和财界领导人认为妥当的福利方案，并正式制定了有关法律，但是也不能说国会已就这个问题作了充分的讨论。这种新舆论的基本观点已广为日本领导阶层所理解（特别在最近经济发展滞缓时期，国家财政困难，还无法充分保证用以消除经济不景气的必要的财政开支）。日本的舆论界也经常议论这个问题。它们认为日本领导人对福利问题的想法是：国家应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到经济生产部门，由企业家和家族成员担负福利所需的开支，只有当他们做不到这点时，才由国家来代替他们承担这一任务。

国家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在日本，国家对福利费用的开支并不充分，这一点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说它将来永远如此。但在新的舆论影响下，福利经费的支出很难增加，从而福利计划也仅限于某一方面。战后，日本的领导人是沿着下列顺序制订长期计划的：首先发展工业，其次成倍增长国民的收入和使国民过上富裕的消费生活，最后再增加福利费用的开支。一九七三年，公共支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用于社会福利，而这项费用在英国是百分之二十六，在美国是百分之二十八，其他西欧各国的比率也比日本高得多。但是，在日本，随着福利经费支出的增加，其重点六十年代放在医疗上，七十年代放在养老金制度上，至于其他领域，可以说几乎无人问津。

在医疗保健领域里，修改了《国民健康保险法》，保健卫生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迅速增长，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虽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停滞不前，但是保健卫生费的增加幅度与物价上涨幅度相同。保健卫生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一九六一年是百分之二点六，一九七五年增长到百分之四点三。在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六倍，医疗保健费的支出达到了十二倍。日本对医疗保健费的支出，包括医生、护士、医院和医院病床等对全国人口的比例，现在已达到了与西欧相等的高水平。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允许患者可以自己选择为自己看病的开业医生，支付健康保险所规定的一定数额的费用。患者负担的比例是整个费用的百分之三十，余下部分由国家支付。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医疗费，全部由国家支付。诊费一般地说是便宜的，比起别国的医生来，日本的医生大多喜欢劝告病人连续来院治疗。随便请医生看病不一定是件好事，它往往是出于医生想多赚钱，即使这样，其结果还是有利于医生早日发现患者的病症的。日本医生从开方中获得很大的收入，日本的患者较其他国家的患者更喜欢依赖药物，服用更多的药品。对于这种医疗制度，现正热烈地展开讨论，研究新的改革方案。另外，对病床费用，国家付出的金额规定得较低，医院正在努力降低使用病床的成本费。同时，和欧美相比，患者住院时间要长得多。在日本，也有人指责医疗费过于昂贵，实习医生制度和实习药剂师制度有时只不过是剥削这些人的劳动，不像美国的大学附属医院那样，对这些人的临床实习用先进的指导方法给予充分的监督和指导。但是，医生开业制度、低廉的出诊费和住院费以及患者承担百分之三十的医疗费等，使得日本大多数国民可以请医生到家里来看病，在这点上，可以说比美国的医疗制度优越。

到了六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对老年人问题的关心高涨起来，养老金的支付额迅速增长。日本的养老金制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一般被雇佣者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另一类是以不包括上述人员的、以独立的居民为对象的“国民养老金”。这两项大约相当于养老金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国民养老金”里又包括两种：一种是“储存制”[1]养老金，一种是不需要事先储存的对老年人和残疾者支付的福利养老金或残疾福利养老金。一九七一年，厚生养老金以被雇佣者一百二十万人为对象，发放了一千七百六十亿日元；在一九七六年领取这项养老金的人增加到二百四十万人，发放金额上升到九千五百亿日元。另一方面，不需要“储存制”的国民养老金，在一九七三年达到一千六百五十亿日元，发给了四百四十万人。到了一九七六年，以五百一十万人为对象，发放了七千零六十亿日元。而“储存制”的国民养老金，一九七三年仅用了五百亿日元，发给了七十五万人。到了一九七六年，发放的金额以三百万人为对象，达到了五千六百三十亿日元。尽管日本大藏省十分注意保障用于养老金的资金，但由于政治压力，支付额的增长还是超过了他们的计划。除福利养老金等外，其余部分政府负担了百分之二十五，资金的大部分是从公积金来的。公积金在一九七五年达到十四万亿日元，在大藏省的管理下用于公共投资。

健康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外的福利支出额，从美国的标准来看，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失业保险由于日本的失业率低而支出较少。企业方面认为，与其参加国家主办的失业保险制度，不如平时自己在这方面储蓄些所需的基金，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使用这项基金，避免临时解雇或者完全解雇，这样是较为合算的。日本职员在失业的时候，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间较西欧要短得多。例如职员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或者工作一年以内失业时，不能领取三个月以上的补助费，一般情况下，都低于这个额度。

日本同美国相比，适用于福利对象的项目很少。虽然也有“保护最低生活”这种规定，但必须是申请生活补助者的工资收入低于厚生省所规定的根据保护标准计算出来的最低生活费，才能对其不足部分给予保护最低生活的补助。保护最低生活补助金包括不至于挨饿的饭费、医疗费、义务教育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生活补助费。但是这些生活补助费的开支，从总额来看并不太多。这是因为在日本离婚的家庭较少，从而对受扶养的子女也不需要支出大量经费的缘故。附带说明一下，在一九七五年，日本母子家庭是一百四十万户，而美国是七百二十万户。补助日常生活需要的金额，都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在日本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之前，享受生活补助的家庭是一百六十万户，随着经济的发展其数量减少了，进入七十年代之后，减少到一百三十万户。在一九七五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平均一个家庭的生活补助费是六万七千日元，支付总额是六千八百五十亿日元。其中三分之二是作为医疗费支付的。日本人一般认为，只要不是由于年老或健康的原因，是没有享受福利的资格的，对接受这种生活补助，心理上也是有抵触的。另一方面，就发放生活补助费的一方来说，也总是企图设法削减补助金额。日本人一般都认为福利问题应由家庭、亲友和工作单位来负责，并且认为人们都应进行储蓄以备患病时或年老后之用。

集体福利

从历史上看，日本政府没有制定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一项整体的福利政策，而是发展对各种职工的福利保健制度。可以说这是在原则上遵照俾斯麦所实行的办法：各种企业分别制订福利计划，而国家则尽量避免直接参与这一计划。二十世纪初期，日本产生了以公务员、船员和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保险制度，然后逐渐将全部大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包括了进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保险制度又包括了普通工人、农民和个体小企业者。

日本政府认为原则上各企业对本企业从业人员的福利应该负责。这种想法和下述想法如出一辙，例如关于污染，政府认为发生污染的公司应做好善后处理。这种对福利想法的出发点，虽然是从希望从业人员能健康地为公司进行劳动出发的，并不一定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是这种办法逐渐地在大公司的从业人员以外的一般人员中也应用起来了。

从这种福利制度出发，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既然原则上是由雇主各自对职员的福利负责，那么从雇员来说，只要对自己所在的公司或者政府机关竭尽忠诚，就能够受到照顾。在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职员可以向其他单位寻找雇佣的机会，不受一个公司的束缚。尽管如此，这种做法通常有利于加强雇主和雇员的联系。

以医疗制度为例，这种制度还没有统一起来，现在有以一般雇员为对象的“健康保险”、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公务员共济组合”[2]、以临时工为对象的“临时工健康保险”、以船员为对象的“船员保险”、以没有加入这些组织的地区居民为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等。同时还有伴随这些医疗制度的养老金制度，亦即厚生年金、共济组合和国民年金。

不把社会保险制度统一起来而分成各种不同行业来办理的想法，受到大企业暗中热心的支持。根据最近的调查发现：大企业发给职员较法定的金额高出一倍的补助金。作为大企业来说，它们反对政府负担过多的福利费用。其理由是如果这样做，企业必须支付高额税款，而且它们不愿意担负政府由于统一各种福利制度而增加的各项行政开支。但是，对大企业说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保持现行的保险制度，那么在新雇用人员时，就会处于比中小企业十分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即便工资相同，从长远来看只要大企业可以给予更好的生活保障，当然大企业就可以招收更优秀的人才。工人无论在工资方面还是在生活保障方面，都可以在感情上和公司融汇在一起。大企业正是利用这种福利待遇，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的。

很难比较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在保健福利上的问题，因为两国的福利范围不同。在日本企业里，利用福利使之有利于把职员长期吸引在企业里。在美国，职员患病带薪疗养的时间相当长，带薪休假或每天休息时间也比日本公司长得多。与此相比，在日本，占人口百分之七的职员住在公司或官厅拥有的家属住宅里。日本总人口的一半——这大约等于美国个人拥有住房的人数——有自己的房子，而且他们购买房屋所需的一半费用是从公司里借来的。一九七五年，在商业银行对住宅贷款利息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时，如果从公司借款，利息只不过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的低息。即使那些无条件向本公司职工提供公司住宅的小企业，有的也由公司租些房子，然后以比市价便宜得多的租金租给本公司的职工。

日本的大企业，大都拥有本企业专有的医疗设施，有的企业还设有医院和疗养所。这些地方可以提供比根据国民健康保险兴办的设施还要好得多的医疗服务。在日本的企业里，一般情况下把男职员的退职年龄规定为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大多数人，退职后还需要再找工作，公司方面，通常也会对退职后要求再就职的人给予照顾。在公司给予职员许多福利之中，有的是难以用金钱换算的，如职员可以利用公司所主办的“山之家”、“海之家”[3]以及俱乐部这些设施等。公司允许作为交际费来报销的范围很广泛，哪笔费用是为公司用掉的，哪笔费用是为个人用掉的，很难截然划清。即使这些给予职工的福利中有难以计算的地方，但是正如长期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劳动问题专家罗伯特·伊梅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很显然，日本企业用在企业内部的福利保健费的总额远远多于美国这方面的费用。

日本的公司避免与职员或工会之间制定正式的协议，而是尽量使公司的首脑部门保留更多的自由处理的余地。另外，公司并不满足于预先了解职员的希望和采取最小限度的手段来满足工会的要求，而是尽量设法为职员做更多的服务。由于公司避开签订契约性的协议，公司方面可以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对于那些遵守信义的勤勤恳恳的职员给予优厚的待遇。通过公司设置的借款制度，照顾退职职工的再就业，或使职工享受公司里的福利设施，公司的首脑部门可以洋洋得意地充满温情地告诉职工们说，这种额外好处是不会自动到手的，只有对公司竭尽忠诚才能取得这种奖赏。

政府希望个人和公司之间维持强有力的联系这一意图，清楚地表现在为了恢复不景气的行业重新制订的计划上。一九七五年，作为“职业介绍计划”的一环而开始实行的这个计划规定：被迫停业的萧条行业，如果不解雇停工期间的就业人员，由政府补贴给这些没有工作的就业人员的一半的工资，如果该公司属于中小企业，则补贴三分之二的工资。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接受政府这种补贴的公司达到六万九千四百一十四家，约有三百五十万人领到了累计为二千九百万个工作日的工资。虽然这些公司的董事们认为政府的援助决不能说是很充分的，但是由于有这种国家援助，起到了维持社会安定、把每个就业人员吸引到公司里的积极作用。在没有这种制度的美国，由于不景气而不需要的就业人员只能临时退职，或者被解雇，领取失业保险津贴。

至于自由职业或个体企业，它们很难同大企业的福利待遇进行比较，但是，它们组成团体，不但把共凑福利款项作为相互的义务，而且还对参加这一团体的成员实行某些团体保障。这种团体，有的通过保险公司加入集体保险，形成很大的组织，拥有自己的福利基金。

由于经济增长率停滞不前，无疑这些小企业受到了巨大打击，特别在那些不景气的行业中，有许多公司倒闭。但从整体来看，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就业人员的总数是非常稳定的，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人数反倒有所增加。这是由于估计经济增长率将趋于下降的大企业，减少或停止了新雇用人员，这样，在一些人员不足的大企业里，无法完成某种短期的生产，就把这种生产转给中小企业去做。根据我妻洋和乔治·德·沃斯关于零散企业的研究，认为日本这类企业家对环境的适应性非常强，他们具有和美国发家致富者那种同样的心理特性——即使牺牲现在，也要为将来的成功努力干下去。据说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虽然某些公司倒闭了，但这类公司的企业家却从其他倒闭的公司里吸收人才，重又组织新的公司。这种富于适应性的倾向，既适用于手工作坊，也适用于小制造厂，同时，像餐饮店和酒吧这类服务行业，其就业人员的人数也超过日本人口的增长率，并在继续上升。

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是由日本全国所有农家参加的强有力的组织，该组织的社员所受的生活保护范围更为广泛。对社员，规定必须通过“农协”参加国家的福利制度，“农协”本身也进行大量的投资，进行着个体农民无法企求的、十分稳妥的资金运转。一九七○年，有五百万农户和农村居住者，向“农协”存款，其总额达到五万亿日元。到一九七六年这种存款总额已上升到十四万亿日元，平均一户存款三百万日元，而且根据一九七六年度的调查结果，平均每一户的存款金额比他们提取的金额要多出八十万日元。这样，即使是已不再参加农业劳动的农民，除了依靠“国民年金制度”取得养老金外，还依靠在“农协”的存款和领取利息，足可以维持很高的收入水平。

而且农业还在另一种意义上构成晚年生活的保障。根据战后的占领政策，日本进行了农村土地改革，加上后来的立法，使农村土地很难集中化，因此日本农家平均占有的土地很少（平均每户约一万平方米）。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农业机械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不是那样太需要了。其结果，农家的青年们到附近的市镇或大城市去，在各种企业里就业。加上汽车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发达，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每天从自己的家里到工厂去上工。假设他们在五十岁或五十五岁不太老的年龄退休，回到农村后还是有他们可干的农活，至少他们可以从事维持他们自己平时的饭费和其他生活费用的工作来度过他们的晚年。这是人数达五百万的日本农家生活的实际情况，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全国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在这里，不仅晚年生活可以得到安定，而且还给这些老年人提供了一个以自豪心情进行活动的场所。

在城市里那些规模较小的零售业，由老年人经营的事例是很多的，这和农业具有相同的意味，起着类似保障社会生活制度的作用。这些小的店铺，在经济上虽然谈不到高效率，但它受到限制大商店非法活动的国家法律的保护，而且它对附近的顾客很方便，受到顾客们的欢迎。开这种小店铺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它给孀妇、离婚者和从中小企业退休者等人提供了难得的维持生活的机会。日本在一九七八年有一百六十一万零售商，而且这个数字还有增长的趋势。相反，美国只有一百五十五万，而且还有减少之势。

过去，不论城市和农村，家家户户莫不想为自己的晚年做些准备。但最近，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养老金发放的金额迅速增长，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样一来可以设想出它将会对未来产生何等的影响。一九七三年，日本人平均把自己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储蓄起来，与此相比，美国人的储蓄率只相当于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八。根据过去几年统计调查的结果发现：日本直到七十年代的中期，储蓄额都在持续增长。直到几年前，人们是以住宅资金、子女教育资金等为目的进行储蓄的，但近几年储蓄中用于防老的资金比例在上涨。在日本，使子女受教育显然是父母和家庭的责任，他们要为此进行储蓄。但是在美国，使子女受教育究竟是父母的责任还是国家或财团的责任，并不清楚。反正父母为子女的教育而进行储蓄的事是几乎看不到的。

比起美国的家庭来，日本的家庭对护理病人也肩负着很大的责任和义务。例如一个人住了医院，医院方面不仅鼓励患者家属有人来陪伴患者住院，而且有的医院还为家属在医院住宿提供被褥，并设有可以做简单饭菜的厨房，使家属不用花钱就可以亲自照顾病人。

另外，日本的家庭对老年人的照顾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一九五三年，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百分之八十一同他们的子女住在一起，到了一九七四年，这个比例也不过减少到百分之七十五而已。正如约翰·C·坎贝尔和鲁思·坎贝尔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六十五岁以上进入养老院的老年人仅占全部老年人的百分之二，但在美国进入养老院的老年人则达到百分之六。根据帕莫尔的调查，在一九七三年，六十五岁以上的夫妇同一个孩子住在一起的人，日本达到百分之七十九，在丹麦、美国和英国其比例则低得多，只有百分之十四到百分之十八。另一方面，失掉配偶的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男子、百分之八十四的妇女同子女住在一起。六十五岁的老人没有同配偶或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仅占百分之十。这样，老年人同子女住在一起的这种生活方式，会对年轻夫妇特别是妻子方面，造成种种负担，研究如何获得这笔费用便成了这种制度的今后的课题。另一方面，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显然有很大好处。日本的老年人一般都是爱动的，他们大多能从工作和爱好中感到人生的意义，通过他们家属同社会保持着联系。六十年代以后，六十四岁以上仍在工作的人数减少了，但在一九七三年，六十五岁以上的男人有百分之四十七仍在工作。对此，在北美和西欧各国，其比例仅占百分之十五。一九七六年的调查也同样证明，六十五岁以上的日本男人有百分之四十三、妇女有百分之十五仍在工作。帕莫尔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老年人之所以能够感到生活得比较有意义，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活动环境以及保持着同家属的关系。最近，由于养老金发放的金额降低，因此不得不同子女住在一起，这也的确是原因之一，但在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从小就受过在家庭中一举一动都要顾及别人的心情和要求的教育。正因为如此，同美国人相比，日本人能够比较和睦地做到三代同堂，或者年轻夫妻住在老年人的附近。

日本的雇佣制度使年轻人抱有希望。一方面，中年阶层为了晚年的生活从平时起就加紧储蓄，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蒙受过很大的失业痛苦。即使在一九七七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要求雇用年轻人的人数，要比整个寻求工作的人数大过一倍左右。这是因为对于实行终身雇佣制、论资排辈制的公司说来，雇用工资低的年轻人更为合算。同这一情况相比，美国青年人的失业率较高。青年时期正是人生培养事业心的重要时刻，日本青年产生孤独和悲观情绪是比较少的。

许多日本人（包括日本医师会领导人）都认为，按照不同行业实行的福利制度，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因此主张应尽早地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过去日本福利制度最大的缺点是，与大企业的人员相比，其他企业的人员在享受福利范围上相差很大。用于大企业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的基金，盈余不断增加，相反，用于个体企业的国民养老金的基金，却始终苦于慢性赤字。由于福利上的这种差别，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存在困难的团体，这使得非常关心社会福利的日本人深感忧虑。人数达六十万左右的居日朝鲜族人、多达二百万的受歧视的“部落民”，到中年以后，找工作就相当困难，而且享受不到充分的社会福利。孀妇、离婚妇女等这些人，不仅享受不到充分的福利待遇，而且即使想要寻找新的工作，同那些早已长期在公司里工作的年龄相仿的人们相比，得到的工资要少得多，从这点来说，她们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对于那些中年以后被中小企业解雇从而陷入不得不另找职业的窘境中的人们来说，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是极其困难的。

很明显，如果这种差别越来越大，那将会酿成问题。这样，厚生省以及社会保险厅，现在都在朝着逐步修改这一差别的方向前进。举一事例来说，一九七二年，增加了对七十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医疗费的制度。不过，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消除这种差别，并不需要牺牲各公司或团体承担的福利保健制度本身，可以想出其他一些办法。例如，也可以对大企业的基金课税，然后把这部分税收用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也可以考虑使大企业增加它所负担的退职老年职工的养老金额。对于只有母亲和子女的家庭中的那些妇女，也可以制订特别职业训练计划以及雇用计划，使之优先受到雇用。一九七六年以后，政府已经制订了对于那些优先雇用孀妇和抚养残障丈夫的妇女的公司，给予特别奖励金的制度，并且也可考虑增加这种奖励金的金额。总而言之，日本的公司、行业公会、农村共同体以及家庭的团结力量，对于人与人关系日益疏远的“后工业化社会”是一种贵重的财富，不能把这种有利于加强人与人关系的纽带作用的福利制度，一概作为封建的东西加以排斥。

精简机构 讲求实效

日本的官僚机构在保健、福利的领域里，也同其他领域一样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他们掌握方针政策，但在具体行政事务上则尽量不介入。在美国，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权限经常混乱与重复，而且缺少一贯性。与此相比，日本采取的是全国性的一贯的社会福利政策。当然，日本各种团体所实行的福利保健计划，在行政上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如此，福利行政机构却可以使全国均可享受到统一的福利，很少重复地成为一个效率高而又统一的机构。

正如经济工作机关要对国家经济的健全发展负有广泛责任一样，厚生省对全体国民的健康也负有从各方面提醒注意的责任。在这方面，和其他领域一样，日本官僚所起的指导作用要比美国大得多。例如，主管官员定期检查饭店、医院等是否遵守营养和食品卫生方面所规定的标准，同时，对青少年的健康检查也起到积极作用，对于学生儿童定期的牙齿和身体检查进行监督。对于一般人，也利用学校或地区的保健所进行疫苗接种以及其他必需的预防注射，可以说在健康管理方面比美国要进步得多。

为了提高国民的营养，避免一氧化碳、煤气等中毒，政府通过报刊积极地对国民进行宣传教育。日本广播协会的教育电视片，关于营养和儿童健康，录制了专给母亲看的节目加以播映。另外，在各地区的中、小学校里，开设母亲班，举行了诸如关于儿童健康管理的报告会，等等。

在美国，政治家们受到福利团体的压力，常常造成个别福利拨款或开支达到天文数字，从而打乱了整个福利计划的均衡和秩序。在日本，由于政府官员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强大，因此对这种压力团体[4]的活动，有着一定程度的抵抗力量，能够做到合理分配预算。当然，正如约翰·C·坎贝尔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一下国会上所通过的有关福利的决议案，可以看出在全国进行大选之前，福利的支出往往会增加，因此，不能说日本政治家完全不受压力团体的影响。

关于生活保护制度所规定的救济事项，日本政府不太使用专职社会事业家来进行家庭访问，而是更多地使用被称为“民生委员”[5]这种经过正式任命的志愿人员。这种民生委员的人数达到十六万人，他们都是在各个地区为人们所尊敬的老年人，他们把全国一百三十万接受生活救济的人们的穷困状况向政府提出报告。选为民生委员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他们听取来自他所负责地区的生活被保护者提出的要求，并给予照顾。他们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没有一定的标准，往往缺少专家们所具备的那种判断。因此，对于这种方法，曾经受过占领军的责难，现在也受到专职的社会事业家们的批评。但这种制度的优点是，住在各地区的这些老年人，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判断力上都受到当地人的信任，他们充分了解自己所负责的地区的被保护人的家庭情况，他们能够对节俭的办法、内心的苦恼以及就业等等方面，热心地向被保护人提出劝告。由于民生委员自己住在同一地区，可以直接进行家访，因此，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十分了解当地居民都有哪些想法。这样，从各个地区都选出一个关心当地居民和帮助困难户的人，经过多年的累积，其总人数现在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数量。这种不拘形式的制度，不仅受到当地人的支持，而且用美国的标准来比较，日本在这方面只用少数专职的福利部门人员就可以担负起这项工作，从而可以节省许多有关这方面的福利预算。一九七六年度，在美国卫生、教育及福利部（HEW）工作的人员多达十五万人，但是，把日本厚生省和文部省合在一起，其工作人员也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二百人而已。

再分配与不致倚赖的福利

日本人对于一般福利的根本想法是，应该给予任何人被雇用的机会，只要在公司或机构里就业，努力工作，就应该享有权利，受到与其劳动相应的照顾。日本政府认为，应该把财富平均分配给整个社会，这一政策与其说表现在公共福利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将工资、税金和预算再分配给贫穷的县份以及给农民补贴“消费者米价”[6]的差额。这也就是基于如下想法：一个人如果不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就只能从社会上得到最低的必需品。这样做的结果就不会产生由于所得的数量少而感到不满，也不会产生由于不能发挥实力从而感到自卑的人群。另外，在那些主张不要帮助不劳而食者的纳税者，和对发给的救济款数、日期或发放方法感到不满的被救济者双方之间，也就不会造成一条鸿沟。

日本的实业家们有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国家的普通工人已丧失劳动热情。他们认为在低工资的工人和接受福利补助者之间，如果在收入上没有差别，那么人们就不愿意留在那个组织内干下去了。虽然福利的支出，实际上是在不断增加，但是政府官员们仍在尽力保持着经过劳动取得的最低工资和不劳动而接受补助金额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例如日本大藏省主税局[7]的官员们正在考虑制定一种新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能促使人人努力储蓄以及担负起作为公司或家庭一员的责任。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把别的国家拉得很远，几乎没有失业，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当他就业时还是要选择能对自己生活给予保障的公司，并始终为这个公司而努力工作的传统趋向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如此，是因为单单由国家给予社会保障，是不能过舒适的生活的。

在局限于狭小地域内的、工业化时代以前的西欧，出于宽大为怀并受到被救济人感激的慈善事业，过去曾经是能够带来最低生活保障并富有人情味的。但是由于社会现代化、情况复杂起来以及人口增加的缘故，人和人的关系疏远了，随着这些变化，慈善事业也离开了原来的出发点，逐渐为官办的、没有人情味的做法所代替，同时被救济人也把这种救济看作是理所当然。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人们不再为没有得到救济而感到困惑不解，反而对于得到的救济品挑三拣四表示不满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对欲望的不满足、缺少劳动的热情、雇用者方面的不满，最后则是自暴自弃，这种恶性循环，给西欧各国的社会结构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日本人并不想大事吹嘘他们自己所办的那种小规模的社会保险制度，但是当他们到美国的许多城市旅行时，看到贫民窟的颓废情景，公共设施缺乏公德心等等状况时，总要对美国城市衰退的情景大为吃惊。虽然这在美国人看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日本人除了健康保险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以外，没有其他像样的福利政策，他们却用很少的一点资金，消弭社会上颓唐绝望的风气，远比美国高明。

日本具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以提高士气、自觉性、自尊心和合作精神。也就是说，提供就业机会，可以弥补福利支出之不足而绰绰有余。由于经济情况开始恶化，这种制度是否能继续发挥作用，要等待今后才能见分晓。但是从日本整个国家的生命力来看，在短期内未必出现这种考验。总之，日本只有老年人和残废者才能在经济上依靠国家生活，这种福利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加强共同体的理想。

[1] 储存制，规定预先按期交纳保险金，到年老后再领取养老金的制度。

[2] 福利互助会之类的组织。

[3] 公司修建在山麓或海滨附近的如俱乐部似的建筑物，专供职工假日休息游玩用。

[4] 日本有些群众性的社会团体，在大选时握有较集中的选票，他们时常进行请愿活动，被称为“压力团体”。

[5] 民生委员，由厚生大臣委任的义务职。主管某一市、镇、村内的福利保健事业，负责调查本区域的生活状况，担当生活被保护人的保护指导，与社会福利设施进行联系等任务。

[6] 日本根据食粮管理法，对大米实行统购统销，收购价称“生产者米价”，销售价称“消费者米价”。政府设特别会计，给农民补贴。日本大米自一九六八年后过剩，已放松统购统销制度。

[7] 大藏省所属五局之一，最被重视，掌管国家税收行政。

第九章 犯罪控制：法律制裁与公众合作

一个国家的犯罪发生率会随着它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上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少，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各国是可以这样说的。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威廉·克利福德曾主持制定联合国防犯及刑事司法程序，据他回忆，一九六九年各国专家注意到日本的犯罪发生率趋于下降，当时他们几乎不肯相信，反而公然预言，日本城市如进一步发展，犯罪率就会开始上升。可是，过了几年，犯罪率继续减少，后来就停留在一定比率上面。以一九七三年同一九四六年相比，犯罪案件减少了一半，不但比战争结束时下降，而且比明治初期还少。

政治学者戴维·贝利对日本警察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指出，犯罪案件发生后，被害者的报警比率，日本大大高于美国，因此，实际犯罪发生率，美国比日本更大。贝利根据一九七三年的统计指出，美国的恶性犯罪发生率比日本各种犯罪发生率还要高四倍，即美国的恶性犯罪发生案件为八百六十三万八千四百起，日本的全部犯罪发生案件为一百一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九起。以美国的犯罪发生率同日本相比：杀人多四倍半，强奸多五倍，盗窃多一百零五倍。日本对麻醉剂取缔极严，违反案件较少，一九七三年只检举五十起，其中麻醉剂案件只占百分之六。对此，美国人口约为日本的两倍，而同年触犯麻醉剂取缔法而被检举的达六十二万九千人，其中麻药占百分之二十。

日本罪犯的检举率也很高。一九七四年美国仅为百分之二十二，同年日本为百分之六十九。凶恶犯的检举率日本更高，强盗为百分之七十七，强奸为百分之八十三，收贿为百分之九十三，贪污为百分之九十七，杀人为百分之九十六，伤害为百分之九十三，放火为百分之八十六。

日本警察遇险率比美国低得多。美国殉职警察比日本多十六倍。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三年，四年之间日本警察殉职者十六人，而美国仅一九七三年这一年，殉职警察竟达一百二十七人。

为什么日本警察最近能把犯罪率控制得这样好呢？一个原因是公众主动报警（日本全国有共同的呼警电话号码，任何人都记住这个号码。），而警察的反应十分迅速周到。一九七六年，从群众报警到警察赶到，平均所需时间为三分二十三秒。美国没有类似的统计，而且往往在报警之前已过了好长时间。日本城市有五千八百个派出所，星罗棋布，它们各自保护着约一万名市民。在地方上每五千人有一个驻在所，共一万个。日本人口密度很高，所以派出所或驻在所的管辖区较小。

其次，为什么日本警察接到警报时能有效采取行动呢？这是因为派出所或驻在所平时同居民保持密切联系，从每家每户有什么成员到有什么贵重物品，都一清二楚。居民理解警察为什么要掌握这些情况，对警察的查询抱合作态度。有一次舆论调查问道：“如果你的亲戚犯了罪，你怎么办？”大多数日本人都答道：“劝他自首。”

在美国，嫌疑犯有权先找律师商量，不同警察合作、提供情报。在日本，嫌疑犯却认为要主动帮助警察搜集情报。日本发生犯罪时，很少因嫌疑犯精神失常或受环境影响而从宽论处，或者请能言善辩的律师在法律的字里行间做文章找遁词。日本的刑罚不大严厉。（一九七○年徒刑者约三万八千人。）检察官对每一事件都进行彻底调查。如果从宽论处，是由于嫌疑犯合作态度特别好。美国的法律各州各市不同，因此常发生法律纠纷。日本检察官就没有这种情况。日本警察分属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通过警察厅建立合作体制。全国统一刑法，嫌疑犯不能因为跑到另一个县去而逃避原县法律的制裁。不管是多么小的案件的嫌疑犯，只要在自己管区抓到，就毫不犹豫地送交案件发生地的警察。

第三，犯罪发生案件很少，而按人口比例，警察人数又较多，因此能够动员较多的警察去办案，从所有方面去了解破案的线索。

日本为什么能够很好地控制犯罪？除了以上三条理由，还有两个因素，即警察忠于职守，公众通力合作。

职业精神

日本警察与美国相比，地方出身的较多，但社会地位则两国可说彼此近似。警察这种职业，一般都是埋头苦干的差事。可是在日本，警察和其他终身的公务职位一样，投考警察的竞争率有好几倍。虽然不像第一流大学那样要求考生有那么多的知识，但投考警察的人都很认真看待考试。警察这一行的学历，同日本全国各行业的平均学历大体相同。

考生事先都有思想准备，知道干警察这一行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录取之后还要受严格训练。招募一方因为投考的人多，可以从中挑选那些不仅能力合格，而且甘心情愿当警察的人。还要仔细查明本人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刷掉那些有反社会倾向、品行不牢靠、不善于合作、不能克己奉公的人。

警察活动纪律极为森严，超过美国。例如，穿着制服时不准在警察署、派出所以外的地方吸烟、饮食，无论何时对一般市民都要讲究礼节，骂不还口，保持冷静，执行任务。

据贝利调查，日本警察比美国警察更守纪律。一九七三年日本全国警察十八万二千人中，被罢免的仅五百二十四人，而同一年间，仅纽约市被罢免的警察就比这个多一倍。日本法务省有人权拥护局，任何国民都可以去控告警察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控告案件，一年只有一百二十三起。

在过去日本历史上，警民关系一向不好。特别是战前的三十年代和战时的四十年代，警察的态度高傲粗暴，人人对之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警察对群众的态度好起来，公众也积极协助警察。有人曾询问：“日本警察的行动有什么重大问题?”警察厅的负责人答道：“下班之后有交通事故、酗酒、男女关系等问题，但执勤时几乎不发生这类问题。”

警察厅由二千名警察和六千名事务官组成，并为全国都道府县警察制定警察守则、工资、人事、组织机构等规章。与其他官厅一样，警察厅每年论资排辈选拔十五名优秀警察作行政领导工作，决定政策问题。

这些人在中央和各都道府县警察本部之间轮流任职，每个县的警察本部都配备了几个优秀干部。他们的任务是提高地方警察的水平，并疏通地方同中央的联系。任何国家的警察为了取得特殊的情报，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同地方上的地痞奸商打好交道。为了防止他们打进警察内部，建立特殊联系，腐蚀地方警察，需要经常调换工作岗位：中央高级官员调往地方，地方上级官员调往同一县内的另一个小单位，等等。

警察厅还指导各都道府县警察的训练工作。贝利说，美国警察一般受训八个星期，日本则为一年。警察厅不仅指导地方的训练课程，而且训练各都道府县的高级警察，此外还编制各种专业课程。巡逻人员占日本警察的百分之六十八。美国各地情况不同，约占百分之七十五。日本领导干部的编制较多，提升路子宽，同时领导和管理巡逻人员的上级也多。日本任何单位都是前辈照顾后辈，警察行业也是一样。贝利说，日本对每一个警察的训练和指导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上级要对下级的行动负责，下级犯了错误，即使与上级直接无关，也会因此受到批评，有时还受处分。同其他单位的情况一样，小集体内部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纪律森严，因而防止了警察的堕落。警察同事之间互相来往，通过体育娱乐活动，加深感情，不需要以什么权威从外面强迫他们干什么，而是从他们对工作的责任感自然而然产生出高尚的品德。

有一部分警察称为机动队，他们更需受到特殊训练。东京是首都，大学生也多，一万名机动队员有一半配备在东京。为了对付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其他集会，要制订巧妙的作战方案，并装备盾牌、钢盔、面罩、棍棒、步话机等。在美国，为了应对暴动，要依靠各州的军队或地方警察的力量，但毕竟他们不善于取缔示威和暴动，步调也不一致。与此相反，日本的机动队受到特殊训练，互相配合得好，每个队员受到危害较少，对行使武力采取慎重态度。六十年代末期，“全学联”的领导人到美国访问，他们说，美国学生游行队伍不带钢盔、棍棒、步话机等装备，使他们惊讶。原来，他们以为美国警察也同日本一样有同样的装备。

在美国，法官担心警察可能采取侵犯人权的行动，比较偏于抑制警察行动。在日本，警察首先是克制的，因此法官往往采纳警察的决定，警察也无需多为自己辩解。美国的警察有时滥用职权，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往往受到法院的约束或驳回，这就很难树立整个警察队伍的威信和克己奉公精神。日本的警察则不然，他们同高级官员或公司的中级领导人员一样，以本身的职务自豪，对工作有信心，并且得到上级的尊重。

日本警察处理问题时，也同其他行政单位一样，只要合乎目的，可以灵活掌握。他们不在法律上寻根问底、咬文嚼字，而是从大处着眼，看一个人基本上是不是干了坏事，将来是不是还有重犯的可能，由此而作出判决。日本式的思想方法认为，法庭的对立斗争不会产生真理，因为律师们总是想方设法曲解法律，自我辩解。

日本人认为，采取灵活态度，可以避免徒费唇舌争论不休的偏向，可以维护正义，有效地执行刑罚。法律允许嫌疑犯同律师商量，对传讯官行使沉默权，但实际上很少行使这个权利。传讯官的讯问通常不使人难堪。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公开搜集情报，才能发现真相。

在日本，依法惩处和不依法惩处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除了罚款坐牢之外，有时只给予警告，或者通过朋友邻居的批评，使本人知道行为不当。传讯官自始至终注意观察嫌疑犯的态度，判断他将来是否有决心改恶从善。

由此可见，日本警察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一般，巡警只负责初期搜查。即便是罪行较轻，也要从全国一千二百个地区的警察署派出专案人员，搜集材料，决定如何处理案件。虽说警察的回旋余地较大，但根据案情如何，对其基本处理方法是有规定的。

一般说，没有受害者的犯罪，如果没有影响或危害别人的生活，可以从宽论处。例如在市中心的酒楼饭馆街道上，夜里常有几个喝醉的人扭成一团，歪歪斜斜地走路，乱唱一气。警察并不去责备，却往往和一般行人一样瞧着他们有趣。不但如此，还要关心这些常到繁华街来喝醉酒的人是否受了伤，丢了东西，坐什么车回家，等等。当然，如果发生酗酒行凶，当即取缔，对于酒后驾车的人也非常严厉。

对赌博是宽宏大量的。玩弹子是一般群众最普遍的很随便的赌博。有一个时期，每二十八个日本人就有一台弹子机。至于赛马、赛自行车、赛汽艇之类，则是政府公认的。警察对于出没弹子店、赛马场的流氓，只要他们不犯法，不予取缔。对于同性恋爱也不像美国那样横加指责，说是伤风败俗。卖淫是禁止的，这从盟军占领时期就进行取缔，《旧金山和约》签订后，这个法律仍然有效。虽然禁止卖淫，但不作为刑事处分的对象。对于拉客、经营妓院、网罗一批妓女做买卖，是要处罚的。只要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引人注目的勾当，妓女和嫖客也就无所谓了。警察在负责巡逻的地区发现妓女，只要不胡来，并不加以处罚。

所谓流氓也会作案犯法，其中有些人拥有“国粹思想”，结社集会，刊行杂志，进行社会活动。他们公开与警察打交道，关系还挺密切，这在美国是令人惊讶的事。警察与流氓一直保持联系，只要不危害公共秩序，均予默认，只是取缔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

无受害人的犯罪行为，警察从宽处理，但有一个例外，就是麻醉剂案件。约十年前，日本年轻人曾流行吸胶毒，警察不怎么取缔。但只要事关麻醉剂，无论栽种、生产、进口、吸用，全部严加取缔。因此很难买到麻醉剂，吸毒者被捕的人数每年仅三千人。

日本警察对汽车交通秩序采取坚决措施。首先要求汽车整修完善，这比美国任何一州都严格。一经发现行车没有整修，警察立刻下令停驶。行车执照很难拿到手，付给教练所的费用一般达三十万日元才能取得执照。司机不愿被罚，所以严守信号。虽然日本司机有超速五到十英里的余地，但对于超速十英里以上者，日本警察比美国同行会更系统地追踪，因此很少看见以异常高速开快车。在宽阔的交叉路口，警察指挥交通，沉着自如。发生事故时，不但指挥行车，救死扶伤，搬移事故车辆，并且查明事故原因，比美国的警察起的作用更多。他们勘查现场，熟练敏捷，查明经过，判定基本责任所在。赔偿损失也搞得快，时常在当场就把问题解决了。因此，交通事故及其有关案件，很少提到法院去，汽车得以早日修复，花钱不多。由于很少请律师出面，所以汽车的保险费也不高。

日本警察经过几年的严格训练之后，就可以独立执勤。同教师一样，他们知道什么问题应当怎么办理，沉着坚定，充满信心。这里反映出一个警察应当如何行动的统一意志。日本警察不争论，不自作主张，也不喜欢挑起争论。他们总是待人以礼，但不敷衍了事。他们深信，只要自己作风正派，整个警察组织永远是自己的后盾。

公众通力合作

公众为什么同警察通力合作呢？首先是他们十分敬佩警察品质高尚，忠于职守，为公献身的精神。警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公众承认警察的威信和能力，佩服其才干。另一方面，警察也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总是努力争取人们同自己合作。警察同嫌疑犯或普通市民个别接触时，总是端端正正，彬彬有礼。他们充满自信，无需炫耀权势。他们谨慎从事，不去惹怒对方。贝利指出，日本训练警察要绕弯子进行讯问，除非事关重大，不能逼供。日本俗话说：“猛鹰利爪，深藏不露。”日本的警察也和老鹰一样，不去张牙舞爪，耀武扬威。

每个地区的派出所或驻在所都配备几名警察。日本老百姓称之为“到处转”，他们就是在主管地区来回走动的。他们不但在派出所为群众办事，而且经常在主管地区走动，和居民结识，打成一片。他们一般骑自行车或徒步，服装容貌和邮递员差不多。派出所负责调查本地区的户口，对本地区居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了如指掌。在日本，居民要向派出所填报户口成员，警察一年两次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家庭成员有无变动，并且查明有无汽车及其他贵重物品，以及存放地点，掌握一家人上班、上学的日常活动。派出所的警察最熟悉当地详情，外地有人来访，首先找警察问路。给孩子们上学带路，办理失物招领，利用派出所门前的黑板出版墙报沟通地区消息，都是警察的工作。

警察为本地老百姓办好事，居民每遇见可疑的人物或事态，就会想到要立刻报警。每个村庄街镇都成立防犯协会，当选会员的人负责协助当地警察。有了情报来源和群众基础，警察一接到居民的通报，就能够很快查明可疑的线索。在追踪罪犯时，可以依靠当地的力量。因此，不必每遇一事都去重起炉灶，警察能够很快地从各方面收到情报。同美国比较起来，日本的地区社会结构较好。在警察当中，上级警官每过两三年就调动工作，但其他人员一般都长期任职，以便同本地区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有些警察调走了，居民总觉得派出所的警察是可靠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怪事。

警察对于提供情报、态度恭顺、通力合作的人，总是宽大为怀的，因为警察行事，缺此不可。贝利说，美国的罪犯往往主张自己无辜，同警察争论；而日本的罪犯则主动坦白，接受搜查。有人认为这是战前日本警察盛气凌人，欺压老百姓的后遗症。在美国，往往强调个人的权利；在日本，一般对搜查不大在意，可能是由于社会统制较严。实际上，日本警察也会强调自己有权行事，主张自己做得对，对态度随和的人宽，对态度顶撞的人严，往往用很长的时间追根问底。

日本人一般同警察进行合作的原因，可以说是他们具有服从上司的传统。日本人听从权威，比美国人为甚。美国人的社会组织很松散，自古以来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国民性，对反抗政府或大企业的罪犯向来寄予同情。六十年代末期，日本上万人举行反政府示威，或者批评政治制度，但是公然攻击基本社会制度的人恐怕只是少数极左分子而已。一般群众对于那些反抗权威的人到头来总是不赞成的。日本人对于那些擅离职守、越轨行动的人，本能地表示厌恶，他们常在言谈之中流露出来，有时则正言厉色表明自己的态度。日本人对犯法的人决不宽恕，总是主动帮助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他们对迟到早退、散漫游惰，不像美国人那样宽容，这种国民性与上述对警察的态度也有联系。

日本人的社会组织比较紧密，这同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和岗位感到自豪有关。无论是日本还是其他国家，流浪者的犯罪发生率都高于在某一地区安家落户的人群。例如，有一个政府调查机关调查鹿岛临海工业地区的犯罪案件，发现临时雇工增加时，犯罪发生率也升高，而固定职业的人口所占比率增加时，犯罪发生率则显著下降。日本是一个富于集体意识的、比较稳定的社会，人们对于所属的集体，克尽忠勤，一致反对危害秩序的人。在美国社会中，小城镇还可以说有同样情况，遗憾的是近来在大城市里，集体思想大大削弱了。

一个人只要肯干就有机会出人头地，这种思想在日本和在美国一样深入人心。不过日本人认为，可贵的在于才干和事业，不在于操纵什么制度。只要好好干，就有好报；只要出色地完成任务，对自己对家属都有好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集体团结的力量强大时，想要投机钻营的人通常没有什么好下场。但在社会动乱时，这种异端人物就可以横行一时，难以管制。在美国社会，有几个少数族群的社会共同体是比较坚固的，但许多大城市，这种共同体力量很弱，社会风气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因此异端人物很少受到社会的制裁。

在日本社会，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为了防止异端分子损害集体的声誉，整个集体互相牵制，要求每个人安分守己，以免产生异端分子。以日本家庭为例，对每个成员的行动，整个家庭要负责任，这一点比美国强得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浑为一体，难以划分。七十年代大肆活跃的过激派、“赤军派”[1]的所作所为，给每个家庭招惹了很大麻烦，有一位家长因而被迫自杀。六十年代学生示威游行盛行一时，但学生的家长反以为耻，总是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去游行，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有时可以从电视里看见做母亲的人气急败坏地拉着孩子离开游行队伍，而这些孩子已是上大学乃至更大岁数的人了。

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职员犯了什么罪，特别是公之于世的时候，这家公司就名声扫地了。丸红公司出了洛克希德事件，报章大肆渲染，有的周刊杂志就报道：丸红的年轻职员悔不该到这个倒霉的公司工作。

又如学校，校长和教员是要对学生的行为负责的，如果发生学生被警察找了去的事件，那么他们如不提请辞职也得当众谢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单位的内部就会加强对捣乱分子的压力，强调一人出错会使全体遭殃，从而防止出事。倘使有人不听忠言劝告，干了越轨的事，这个人在集体中不是被孤立起来，就是被撵了出去。

警察处事稳妥，善于争取舆论的支持。就是说，当舆论批评某种行为的时候，对于有这种行为的人并不急于逮捕，也不过分追究，以致越出舆论的范畴。警察方面的估量和推测，在闹学潮时表现得很明显。警察不被学生挑动，等到舆论责备警察太老实，要求马上采取措施的时候，才开始行动。警察就是这样不断争取舆论，注意不越雷池一步。学生占领校舍，赤军派闭守山庄，日本恐怖分子把外国人绑架，遇到这种事的时候，警察总是十分耐心地进行持久的攻心战，说服对方自行投降。因为如果直接诉诸武力，对方有人为此死难，就会被尊为烈士，博得群众的同情。成田机场事件[2]当时，本来警察能够轻易地把占领机场的人赶走，但是鉴于反对修建机场的人群当时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就避免采取激烈行动。

机动队的作战原则是：不要伤人，争取舆论，削弱反抗者想要造成的威胁。日本警察一般对游行示威比较宽大，也许因此东京的游行示威比华盛顿还要多。但如发生暴动危险，或者示威队伍占领车站、机场、公共建筑物等市民所利用的公共场所，这时警察才出动加以制止。机动队一旦出动，其数惊人。例如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向成田机场运输燃料时，曾遭到示威反对，六千名以上的机动队出动护卫。训练有素、纪律森严的几千名机动队员，虽然没能防止指挥塔被破坏，但终于制止了伺机生事的反对派，使成田机场开放以后几个月安然无事。机动队举着大盾牌，徐步进逼游行队伍，促其后退。这样就不怕群众扔东西，也不至于因防止群众扔东西而诉诸行动。队员们逼近游行队伍时，谁都不大叫大嚷，只听领队的人冷静地使用扩声筒讲他所该讲的话。

日本对枪支管制极严，警察平时对接近战训练有素，应对示威时警察人数总是远超示威者，且他们可以倚赖公众的支持，因此警察很少会出于恐惧而攻击嫌疑犯。胜券在握，可以断然采取行动时，警察也不向嫌疑犯进行恫吓或直接下手。他们坚信，犯法的人终究要依法制裁，有时甚至对这种罪犯抱有恻隐之意。

日本搜查当局可依法拘留嫌疑犯，最长不超过二十天。一般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随便行使这个权力的。总之，查询的时间是充足的，可以力争早日结束搜查，但不必急于作出结论。

日本对罪犯的判刑比美国轻。一九七三年美国判决有罪的人，百分之四十五进监狱，百分之四十一保释，百分之六罚款。日本则是百分之九十五罚款，进监狱的只有百分之五以下。据一九七二年统计，日本送往少年教养所的实数为四万人，而美国为三十四万人。警察和地方政府为刑满罪犯找出路并防止其再犯，起了很大作用。对于刑满出狱的人，即使不是缓期执行的，警察均加以监护，地方政府也予以协助，监视有没有可疑行为。警察掌握前科罪犯的住处，一旦出了问题，就迅速行动。

在日本犯了罪，差不多都逮捕归案，但判刑较轻。而在美国被捕率虽较少，但一旦就擒，判刑较重。结果，美国有很多人怀疑刑事制度是否正当，犯了罪不逮捕，逮捕之后就去钻法律的空子，委托能干的律师进行活动，常能变成不予起诉了事。日本则是犯了罪一般抓起来，判刑也不怎么重，因此国民对刑事司法制度不大表示不满。

国际政治学者唐纳德·克莱因观察日本的犯罪情况时指出：“美国人迄今抱悲观态度的几种学说不得不被推翻了。他们认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是犯罪和反抗的温床，这种说法错了。固然日本的历史同其他国家一样，有不少血腥事件，日本的电视节目也有很多暴力镜头。”但现在日本的暴力事件确是很少很少了。

日本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口密集的地区比偏僻地区更成功地控制了犯罪行为。为什么？威廉·克利福特作了这样的解释：

“一般流入大城市的人不大关心别人，他们是为追求个人的方便和最大限度的自由而来的。……这使控制犯罪发生困难。……但是在日本的大城市里，有社会的纪律，对集体的忠诚，对地区社会的关心，这一些都约束了市民。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犯罪都在增多，一到夜间，市民们关在家里不敢出门。人们靠夜警、狗、公安人员、防犯电铃、双重锁等等保护起来，如陷重围，坚壁清垒。可是在日本，起码是现在，他们把宽容和统制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1] “赤军派”：原称“共产主义者同盟赤军派”，主张在日本进行游击战争，在妙义山区成立据点，一九七二年在轻井泽山庄被镇压。

[2] “成田机场事件”：成田机场位于东京附近成田市三里冢，一九六六年日本政府决定在那里修建新的国际机场，曾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机场于一九七八年建成使用。

第十章 启示：西方能否向东方学习

任何社会要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结构，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美国人长期以来相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第一的，要他们承认亚洲那边有个国家在许多方面比自己强得多，必须向人家学习，这就难以忍受了。例如，说什么日本在经济上有强大的竞争力，这是无从接受的。对日本那种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总想归因于某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为废墟，因此急于生产现代设备；日本惯会引进西方的技术；日本企业大肆倾销；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援助和保护；日本工人甘于低工资；日本企业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往往触犯《禁止垄断法》和关税规章，云云。

美国人把这些解释说得过了头，而真正的原因却充耳不闻，这就是：战后日本对现代化的努力，有效的组织，利用技术的才能，辛勤的劳动，坚韧不拔地开辟市场的努力，等等。就拿倾销来说吧，如果日本的出口是靠倾销的话，这种获利无几的买卖怎能老是干个没完没了呢？可见倾销对于扩大出口并没有起那么大的作用。到头来，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日本人依靠卓越的计划性、组织和努力，打败了经济竞争对手。然而，美国政府和企业在详细调查研究日本的做法的时候，往往偏重于要发觉日本是否在搞倾销呀，触犯《禁止垄断法》呀，等等。这么说来，美国人为什么不肯向人家日本的成功学一点东西呢？实在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漫不经心的代价

对于日本的挑战，美国漫不经心，已如实表现在一九七一年一事无成的外贸政策和产业结构改造方案。当时美国苦于对日贸易逆差，白宫的贸易特派员彼得·彼得森领衔制定对策。由于日元升值，贸易不平衡有所改善，美国的危机感淡薄了，“对策”于是束之高阁。到了一九七七年，问题又来了，美国又重新感到需要采取综合贸易政策。可是，自一九七一年以来，政府一直无所作为，现在却急于制定这样的政策，又没得到国民和企业的广泛理解，那就未免太勉强了。结果,一筹莫展，情况恶化，一九七八年美元惨跌到一九七一年的约一半水平。这时，政府为了避免国会采取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只好权宜从事，缓和一阵子，以为在传统市场力量的影响下，贸易不平衡状态会自行消除。他们以为，美元贬值，美国商品价格下降；与之相反，日本商品价格上涨，美国就可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从这种古典的、一成不变的经济学方法论出发，美国采取了姑息政策。这种政策暂时可能有些见效，但从以下三方面来看，已归于失败。

第一，日本的原材料几乎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费用占价格很大比重。例如，钢铁、汽车这类产品的价格，四分之三是原材料费用。美元贬值，使日本得以廉价购买原材料，因此出口价格不必提得过高。而且美元贬值，使日本容易从美国采购石油、木材、粮食等资源，因此会使美国国内市场产生混乱，结果可能导致一场新的通货膨胀。仰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但进口外国资源的企业相反可以大获其利。第二，美国的企业因美元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就不大觉得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商品的售价。对此，日本人则因日元升值，需要认真研究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了。第三，日本商品质量好，受欢迎，价钱高一点在美国仍然销路畅通。即使日本商品的出口数量受到限制，由于质量好，单价高，出口总额还是增加，这就使美国对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期待落了空。

美国政府每逢美元贬值，就松了一口气，因为美国货的出口价格下降，就容易卖出去了。但是，他们却往往把改革政治机构、修订经济政策以及企业的合理化、现代化这些根本问题放到脑后去了。前国务院的日本问题专家威廉·吉文斯曾经筹划美国对日经济政策，他说得好：“浮动汇率制和贸易保护政策一样，是效率不佳的生产者的鸦片，是无能的政府的拐杖。”

美国竞争力的削弱将对今后国民生活发生广泛的影响，这是美国人还没有想到的。例如，美国产业合理化落人之后，就会使电视机厂不得不减产，钟表厂迁往国外，钢铁厂关门大吉，失业率上升。如果让日本企业买下一些电视机厂之类的工厂，加以合理化，也许可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是日本等国的资本不管怎样帮忙，竞争力每况愈下的整个美国产业无非苟延一息而已。日本获利愈大，贸易不平衡愈甚，那么，日本在美国的企业，就不向美国银行，而是更多地向日本银行或资本筹措资金，到头来，美国获利愈少，日本企业财富愈大，日本就会买下更多的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抢走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当然会使美国企业减少盈利。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调查，在市场上占的份额越大，则企业盈利越多，对发明创造和设备现代化的投资也越多。然而随着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利润也减少，那就更没有钱去搞什么发明和现代化了，于是将失掉市场，每况愈下。

美国的企业利润率下降，就会影响政府的岁入。这么一来，政府只好增加税收，来维持人们理应享受的公益事业。增税一来，企业对现代化的投资就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当然还会引起纳税人的反对。地方自治体要么削减公益事业，要么增加税收，或者双管齐下，别无出路。

政府财源枯竭，就会影响外援。接受美援的国家，本来在经济上军事上同美国相依为命，他们看见美国经济力量衰退，理所当然地要怀疑今后美国还有没有维持这种关系的力量。美国当局官员虽想证实美国仍然有意维持友好关系，但受援国的领导人有的已经难以置信了。

更有甚者，美国经济力量的衰退不仅表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而且也影响到根本姿态。例如，一九七八年，美国认为世界钢铁市场已达饱和状态，吁请欧洲各国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专利。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对那些处于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并非大开门户进口其商品，但日本凭借其强大而灵活的经济力量，大力发展那些有销路的优质钢生产，能够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他们想要的基础炼钢技术。美国不会采取这种灵活策略，结果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技术的手段。嘴上标榜的是人道主义，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设置鸿沟！

由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不但对日本，而且对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也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不管是要求日本、韩国自我限制出口，还是美国国会公开设置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奏效甚微。与其说这种政策的效果是降低了美元价值，不如说它只是保护了那些顶不过国际竞争的弱小生产者。而为了制定和执行这一套官方的保护政策，势必造成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归根结底，贸易保护主义一事无成。美国这个社会，漏洞百出，虽然筑起壁垒，人家总可以想办法绕过去的。

在经济上，别的国家富于竞争力，使美国处于守势。在此影响下，美国的企业主为了同外国的经济竞争进行对抗，往往采取简易的办法，进行粗制滥造，降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工会担心银根紧缩，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反对企业主搞合理化从而解雇工人。官员们看见政府财源枯竭，首先要确保本身的收入，以求站住脚跟。不但如此，竞争力的削弱和国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将使美国人失去信心，国内悲观论调丛生，从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即使政府能及早洞察事态，采取切实措施，也难以力挽狂澜了。国会一见财源吃紧，就不得不突然大幅度地削减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中央和地方政府遇到财政困难或纳税人开展抗税运动，就削减预算，得过且过。走下坡路的产业一经法律上判定倒闭、倾销、反托拉斯，老板们立即关掉工厂，他们是不会花时间去为工人找新工作的。在美国，因倾销而被告发的公司，即使可望在法庭胜诉，但是再同别家进行竞争，就为时太晚了。此外，财政困难逼到头上，政府就派贸易谈判代表去日本施加政治压力，要求解决贸易收支不平衡这类需要一长段时间解决的问题。国外对美国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不愿同美国合作。然而，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领导地位下降之日，却是国际合作更加必要之时。

美国人容易以为自己的社会很富裕，不用在经济竞争上伤脑筋，只需关注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就行了。然而，当前的时代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忽视国际竞争力是不行的，这已有英国为证。目前整个美国，好比一个人买了新房子，打算过个好日子，但是他的收入赶不上物价涨得快，结果弄得债台高筑，连房子也修理不起了。

如果世界各国不那么起劲搞国际竞争，美国碰到的许多问题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各国为了取得优越成就，莫不积极吸收新制度，而美国却固步自封，不管把美元的价值贬得多低，或者把保护贸易的壁垒筑得多高，都难望同别的国家旗鼓相当了。

一个新的基本模式

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渊源于各自的传统，别的国家是很难生搬硬套的。过去，日本等发展中国家曾经向西方学习，有过经验教训，足以为证。美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比日本已经向美国学习过的东西，可能少得多，而学习的过程是不能简单地按计划进行的。要抓住问题的本质，然后研究方法论，网罗一批会搞调研的人才，进行调研，作出结论，这就起码得花上几年工夫。而且还要分析问题，去粗取精，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新问题一出现，往往出乎意料。困难是有的，不过美国倘要向日本学习，不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侧面，而是为了制订一个综合性的改善计划，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看来应当考虑到下列几个方面：

（一）产业贸易政策。美国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一直是维持市场自由活动。目前贸易不平衡和美国产业的衰退，也许最终能够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恢复过来。但是，坐等这些市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新的平衡，以观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前景，那是不行的。

日本没有选择从自由主义经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它承认市场的最终价值。但是，日本一边使人们适应经济的变化，一边高瞻远瞩改革制度。进行这种改革，只靠民间的力量不够，日本政府在调研和财政方面给予积极协助。日本的产业贸易政策，确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欧洲各国近年争先求教于日本。美国现在以资源储备富庶而洋洋自得，然而倘要在今后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保障国民的幸福生活，就应当在贸易产业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才是。

为美国产业考虑，必须看清哪些产业在将来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通过租税政策、财政政策、反托拉斯政策、行政指导，加强培养这些有可能竞争的产业。对于纺织工业之类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当努力采取临时措施，指导其减产，并安排职工转业。

举行贸易谈判时，不要为保护走下坡路的中小企业而浪费政治力量，应当放眼未来，发展高效率的大企业。对于这种全局性的问题，要使劳资双方都有充分的认识。要为他们准备制定更加稳定可靠的政策。要对将来美国产业的国际影响进行周密地研究，以便制订积极的综合计划。

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更积极地帮助他们搞工业化，根据每个国家的利益，安排好国际分工。凡是不符合这种整体目的的规章及其行政机构，应当裁减。

（二）培养精干的干部。从长远来看，领导一个国家，需要有高水平的、连贯性的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力量必须有能力有责任对外交、财政、能源、环境、运输、地区计划等专门领域进行统筹。国家的重要问题，在作出结论之前，需要进行长期规划并具有连贯性。就是说，职掌中枢工作的人，如果每隔两年或四年就换班的话，就不可能执行长期政策。这类重要问题很复杂，如果政治家一换班，他们作为左右手从外面带进来的人，即便很有才干，也不如各部门的少数老成练达的官僚，后者训练有素、阅历较深、了解内外政局、掌握民间动向、并且通晓今后趋势。

美国的官僚机构过于臃肿，效率太差，而且用人不当，照此下去，难望在各方面调理得当，领导有方。白宫的官员们往往按照短期政策行动。诚然，政府有许多优秀人才，但是他们未经充分训练，阅历不广，也不负责执行政策。

在他们之下负责组织健康运转的官僚们，则对目的各异的政府监管机构毫无影响力。总而言之，为了制定更好的政策，只有完全委托少数精干的行政专家去办才行。这些人因为少而精，能够互通情报，不为日常行政琐事所干扰，他们在一定部门能够担负起全盘领导工作。

建立专家领导集团，需要把积极从事长期工作的优秀中层官员和其他行业的专家结合起来。还要物色少数优秀青年人，加以训练，放手让他们干，并给予优厚待遇。要使他们在各个部门留有充分的余地去执行长期计划。应当从这种精干的专家集团中去挑选到白宫工作的各种专家，让他们负责同国会或民间代表人物进行联系，取得推行有效政策所必要的理解。

（三）共同体的展望。在美好的美国历史上，独立的企业主和实业家像牛仔般，在自由企业时代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如鱼得水。

哈佛大学商业系教授乔治·洛奇指出：现在美国实业家明知大企业面临许多复杂问题，过去那一套自由企业的模式已经不切实际了，然而他们却怀念个人主义的旧时代。一般美国人似乎也有这种倾向。美国人喜欢的类型，不是拼命维护组织统一的勤劳的人，而是对组织横加批评的人。实际上，组织的领导人成为形式主义、繁文缛节的俘虏，他们只能在这种状态下设法运用组织机能而已。

近年来，对于学术自由，企业经营自由，律师、医生、记者的保密权，被告的沉默权，以及保护人民的私人生活等，未免宣传得太过分了。这些事固然重要，但也应当考虑到国民对社会的义务以及整个集体或社会的利益，使两者得以兼顾。人们往往以自由之名，逐一己之利，乃至损害集体或公共的利益；他们关心保护罪犯的利益胜于一般人民的利益。结果就很难防止犯罪，提高教育水平，有效地进行组织管理。要做到这一步，必须造成一种以克己利人为尚的风气才行。

日本人能够在大集体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日本是先驱者，而美国则是常把集体看成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外来压力或负担。日本人从小就受到集体生活的重要性的教育，他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学校生活和工作单位的乐趣。日本的工作单位，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很严格。日本人认为拼命干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一个单位里互相交往、娱乐、礼宾、宴请、庆祝，都热心得很。职员在休假日也会因事上班。他们能这样做，是出于关心集体。对比之下，美国人虽然知道组织的必要性，但是组织并没有起作用。过去美国的市镇农村是重视共同体的价值的，知道它对于搞好集体生活是必不可缺的。然而现在的城市和复杂化的大单位，却搞不起来。

在组织问题上，美国的大学、企业和政府机关需要更灵活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人，不是为实现整个组织的目标而努力，而是为了免犯规章和法律而行事。应当向日本学习，要讲究道德，要协商一致，使有关人员发挥积极作用，以实现组织本来的目的。当局执法而不考虑整个组织的机能，办事呆板，一成不变，就容易引起对立，从而削弱社会道德观念。只凭规章办事，不顾道德观念，则难以达到目的。对立分裂的状态将破坏和衷共事，有害公益。从政府机关到每个人，都必须克制自己，消除对立分裂。

（四）集体利益。国际贸易谈判、能源政策、环境保护、调整亏损行业等类复杂问题，应在各行业的同行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高度的合作。应当修改反托拉斯法，以利于发展这种合作，不靠生硬的法规，而靠灵活的行政手段，去处理垄断问题。

同行业的人进行合作，有触犯反托拉斯法的危险，所以美国企业往往个别找官员或政治家办交涉。结果政府同个别公司产生特殊关系，被绑住手脚，政策很难奏效。即使有一个组织一心为公，但它的力量要对付另一个唯利是图、力量更大的公司，那是很难的。本来，政府机关理应欢迎其管辖的行业互相合作，并通过他们致力于公共利益才是。

各行业的代表，平时无论有事没事，倘能经常交往，互相信赖，就有利于求得集体的利益，遇到难关，也好解决。每个代表需要取得本单位成员的信任，全面掌握他们的利害关系和性质。为此，同一单位的人与人之间，要充分协商，深入研究。这样就可以取得一致，并得以同其他单位在更高一级办好交涉。

美国工会领导人和资方不到对垒时候是不见面的。而日本的劳资双方则时常在非正式的集会上碰头，这对于加深互相了解，缓和对立，作用很大。日本遇事不随便请律师，而是请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来当调解人。挑选调解人时，时常是看他同对方有特殊联系，至少能同对方的某一个人谈得来。美国挑选调解人的条件是要求他善于把委托人的主张一清二楚地告诉对方；日本则要求调解人善于理解对方的诉求，取得其信任。美国人靠议论来解决问题；日本人靠协商一致来解决问题。

日本人善于利用高尔夫球场和歌楼酒榭等非正式的社交场面来求得协商一致。美国虽不能把日本式的歌楼酒榭搬过来，但社交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如能好好利用，可以加深各集团之间的信赖关系，创造最好的条件，来解决重要的问题。

代价与风险

美国在引进日本这个模式时，很可能会遇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一）压制个人权利、个性和创造性的问题。在美国，法律上习惯上都保证个人和私人集团的权利。在日本，“官尊民卑”的传统还没有打破，一般国民、民间组织、地方自治体等，往往对官员和政治家唯命是从。特别是民间组织，如果不同政府官员很好合作的话，以后就会碰到很大困难。届时，因为你不合作，就跟你过不去，你也无处去诉苦。日本教职员工会的领导人反对“考勤”，是由于担心政府利用它来清洗有左派思想的教员，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就是这样干的。

按照日本的传统，一个组织出了异端分子，就会遭到蔑视、孤立、嘲笑、隔绝。在日本，那些标新立异、奇谈怪论、不合时流的人，很难同周围的人搞到一块儿，这同美国是大不相同的。陈规旧套，只能适从，否则要挨骂跌跤的。

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等同划一，几乎没有什么灵活性使孩子们发挥创造能力。不过，日本人是在集体合作的条件下发挥创造能力的，我们不可轻视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最近，这种研究的成就是很显著的。当然，直到现在，在需要个人独创的基础研究领域，日本人的成绩比其他领域要差得多。

（二）忽视异端分子、反对派和少数派的问题。日本人对自己人是公道的，但对侨居日本的朝鲜族人、中国人、西方人，无论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则往往不当作自己人对待。“部落民”虽是日本人，但在就业、结婚等方面实际上遭到社会上的歧视。这种歧视观点，有如美国之于黑人，二十年前开始逐渐有所变化，日本也在变。但是日本人同欧美不一样，他们不想把外国人同化于自己的社会。

在日本，反主流派集团的主张虽受到公平对待，但分量轻得很。对于在野党、工会、各种消费者运动的团体、过激派等等，政府并不看在眼里，冷眼相待。这类人物不能参加统治者的私人集会，被关在门外。同一集团内部，老手和新手也有区别，待遇大不相同。

精英官僚们每天忙于处理重要的经济问题和地区计划，往往不去倾听相反的意见。例如成田机场反对斗争，虽然众说纷纭，如果政府尽早同农民谈得更靠拢一点，就不至于搞成那个样子。在日本，内部的团结是很好的，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消费者运动、反公害团体等外部集团，则是排斥的。在这一点上，像美国这种内部不大团结的社会，倒不怎么排外。从长远来看，日本有些新的集团也可以参加所谓“体制集团”，而标榜反体制的名流不知曾几何时也被“体制集团”吸收进去了。但是掌权的官僚对人民的要求总是感觉迟钝的。这一点法国比日本更明显些，不过日本也有问题。至于美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会演变成分裂美国的问题，尤其是在美国普遍存在反精英情绪的状况下。

（三）如何安排掉队的人的问题。在日本，换工作的事不常见，因此，就业问题是终身大事，如果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公司，就会觉得自己一生掉了队。学生考不进著名学府，也同样苦闷烦恼。日本青年自杀率较高，原因之一在于，学生进不了自己心仪的学校或公司，比遇到同样情况的美国人更为悲观失望，因为日本不像美国那样能够找到其他很多的机会。

日本人对当前的工作不满，想要另找工作，也不见得没有机会，不过寥寥无几，而且很难超过目前的待遇，结果很多人只好将就下去。等到发现到别处工作更为合适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得不到上级和同事赏识的人，转业很不如意，只好心怀不满，得过且过，直到退休为止。

对婚姻生活不满的妇女，也是同样命运。法律上离婚不成问题，手续也不麻烦，但是社会压力太大，不容易下决心离婚。家庭法院裁决男方离婚后应向女方交付抚养费和财产，男方不一定照办。美国有离婚津贴制度，日本没有。妇女离婚想要工作，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待遇。结果，她们只好忍受不幸的婚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没有财产而想要离婚，或者变成寡妇，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真是走投无路。

（四）鼓吹爱国主义的问题。日本的领导人为了巩固内部，团结一致，就宣传外国的威胁，向人民灌输受人欺侮的思想。日本的报纸每逢日本同外国在某一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时，很少详细介绍外国的观点。

日本有关官厅使尽各种手段保护那些缺少国际竞争力的日本产品，不管这些手段是否触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外国汽车在日本很有竞争力的时期，日本要求外国厂商不能只送样品车来检验，必须把流水作业线上全部完成的汽车送到日本检验，才允许在日本销售。这么一来，汽车运到日本的时候，美国已经进入生产另一种新型汽车的阶段，而调整流水作业线的工艺，是要花很大费用的。日本检验汽车，比欧美严格，商检官员连镜子和车门把手的位置都挑毛病。外国汽车给这么一折腾，不易在日本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

除汽车外，其他行业也存在这类问题。日本的“公社”（国营公司）尽管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关，他们也往往不买外国货，即使比日本货还价廉物美。日本电信电话公社为了扶植国内的计算机工业，外国货再好也不买。医疗方面还有一个肾脏透析器的例子。日本产的透析器做一次要十四五个小时，而外国产品只消几个小时。正当日本的医院改用外国产品时，日本政府就修改保健收费制度，过去是用一次透析器收一次费，这回改成按使用时间收费。这么一来，由于使用外国的透析器时间短，医院嫌收费太少，结果又改用时间长的日本产品。外国游艇进入日本市场时，日本的商检人员对游艇的高度规定了新要求，把检验手续搞得很繁琐，还要外国公司负担改造费用，借此削弱外国游艇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饮料厂商席卷日本市场时，日本政府一方面禁止该厂商使用人造糖精，企图加以阻挠，而另一方面却允许日本厂商使用糖精。美国的公司准备在日本修建烧碱厂，其竞争力优于日本厂商，日本政府担心国产品没销路，拖延不批准达一年之久，结果美国商人只好放弃在日本建厂。在日本有竞争力的外国药品，遇到日本制药厂出新药时，三年之内不许外国同类药品进入日本市场。而每当外国制药厂出新药时，日本同类药品不能进入外国市场的期限仅为一年而已。

由于几年来屡遭外国抗议，这些做法有的不得不中止。但日本官僚巧施烟幕，故意拖延，直到现在还有不少阻挠外国产品进口的事件发生，既不充分说明原因，也不明确标准何在。这种问题本来只有各有关厂商和主管官员才知道，日本报刊并不报道外国的抗议，因此即使有些人对这种问题很关心，也无从得知其究竟。

日本人的子弟在外国生活，回国后，对于他们在外国所学，日本社会并未给予应有的评价。因为在国外住过，英语讲得较好的学生，为了准备入学考试，却不能发挥他们的实用口语，只能去钻研那种陈腐的英语习题。公司职员在国外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几乎失去升至要职的机会，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有点太“洋里洋气”。曾经旅居国外的人，倘要出人头地，就要刷掉些洋习气，表明他是属于日本这个社会的。

日本的一流大学多属国立，外国人因为不能成为正式政府雇员，所以也不能当国立大学的全职教授、副教授。最近虽出现改变这种规定的动向，然而外国教职人员数目也不可能大幅增长。日本许多公司的外籍人员，即使日本话讲得呱呱叫，也几乎没有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和记者招待会，事实上几乎禁止外国记者参加。即使外国人懂日语，也只能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记者招待会。

在国际经济援助或国际机构中，日本代表几乎一直只关心那些同日本本身的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他们固然为国际和平恪尽职责，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日本人一般对外国人是彬彬有礼、和颜悦色的，但是并不欢迎外国人参加自己的组织或集团，成为自己人。大公司里有一批涉外专业人员同外国人打交道，他们会讲英语，懂得外国规矩。这些人在外国人与公司职员之间居中斡旋，对外宾另眼看待。外国人容易同日本人交私人朋友，但组织问题另当别论。他们对日本人的组织，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做客。

（五）僵局问题。日本集团内部以及各集团之间，存在一个大问题：一些有势力的人一表示反对意见，协议就达不成，闹成僵局。在日本，以力服人不是正道。成田机场之所以推迟启用，原因之一是政府同反对派之间的谈判闹僵了。大学之所以不能改革，是因为文部省同各大学教授对立起来。大学要求增加更多的预算，政府要求通过增加预算扩大干涉大学的权利，于是政府同要求保卫自由的大学对立起来。

解决集团内部的问题，意见很难完全一致，于是有时要依靠外来的压力。集团内部的对立状态有时持续较久，这是因为既要保存集团，又要尊重组成人员的意见，谁也没有解决问题的威望，谁也不想去打破僵局。

日本人的成功花了很大代价。这个代价就是用强大压力来达成协议，牺牲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以及不属于集团的弱者。美国人若要学日本人的做法，应认真考虑这些过火的做法，力求避免。美国人不会采取日本那种极端的做法去达成协议。美国的问题是，那里的集团对于掌握和维护自己的宗旨，缺少坚强的意志。而非为了实现多数人的要求，必须抑制少数利己的人。就是说，美国人需要尽一切努力增强集体思想，同心合作。

日本模式的成功能否持续

美国人向日本模式学习之前，必须考虑到许多日本和外国专家提出的问题，即：二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日本模式，今后在日本是否仍然会行之有效？人们常说，在高速发展时期，日本的制度很合适，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环境也起了作用。但是有些专家学者对日本的现在和将来，也有悲观看法。他们认为，过去日本国内对高速发展经济，思想一致，因而日本模式迄今行之有效；现在，这个思想一致遇到了困难。人们更关心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社会福利。在高速发展时期的富裕社会里长大的新的一代青年人，对经济发展简直漠不关心了。

这些悲观论者说：高速发展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高速发展时期，银行对企业具有很大影响力，而银行对新的投资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财政援助。但是现在企业已储备了资本，不像从前那样需要进行设备投资，因此逐渐减少对银行和政府的依赖，准备独立行事了。在新产品层出不穷的时期，国内市场一片兴旺景象。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子产品，用坏了再去市场买新的。日本货在国际市场上也开始达到了饱和状态，不可能再用加速扩大生产规模的办法去推销商品了。日本的企业家们十分了解这种趋势，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恢复景气政策，将不像从前那样进行设备投资。韩国和中国台湾有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他们逐渐拥有现代设备，可以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比日本更便宜的商品，取得从前日本曾享有过的地位。这么一来，日本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移交给这些国家，自己去发展高精尖技术、服务行业、情报产业。但不管怎样发展也罢，高速发展的全盛时期是以重工业产品讴歌经济繁荣的，相比之下，今不如昔。

进入低速发展时期后，支持日本高速发展的制度也行不通了。过去，企业欠银行很多债务，由于得到高速发展的好处，还账并不困难，而且在这个时期，还能够用低工资雇用许多青年工人。可是经济增长率一往下掉，还账困难起来了，工人平均年龄升高，工资开支的负担越大。因为是终身雇佣制，即使开工不足，也不能随意解雇，企业内部实际上存在失业者。拼命维护终身雇佣制的结果，却是整个制度开始出现裂痕。二十五年来，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据说今后二十五年还要翻一番。这么一来，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就接近欧洲的水平了。在整个人口中，劳动人口相对下降，社会福利开支增加，租税负担加重，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种恶性循环正出现在人们眼前。

青年工人、中小企业工人、大企业临时工、女工等，过去接受低工资待遇，现在由于高速发展，已有所改善。但是一闹经济危机，这些人就要先遭殃。高速发展时期，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许多青年，开始时还能忍受低工资、强劳动，但一经习惯城市生活之后，他们的要求和欲望就比过去高得多了。可是现实情况是，他们立身出世的希望是越加渺茫了。一些中层技术人员，先前对自己的工作是很自负的，现在看见自己屈居于青云直上的“精英”之下，怎能心甘情愿？

在经济低速发展的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也难以下决心了。现在同高速发展时期不一样了，满足了这个集团的要求，就不得不叫另一个集团忍痛吃亏，要使所有集团都心满意足，那是办不到的。

社会愈加分裂，对保守的领导阶层就不那么支持了。自由民主党在国会的地盘逐渐被侵蚀，联合执政的可能性出现了。在野党和处于劣势的集团的力量逐渐增强起来，政界、官界、财界的领导已不能独行其是。对政治有影响的集团活动逐渐扩大并多样化起来，于是领导人就越加难以取得各方面的协商一致去采取紧急行动。结果是行政工作效率下降。

过去，日本善于对外国的思想和习惯进行分析，去粗取精，并借以维护人民的团结。但是，今后外来的强大压力正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国际化，同外国的接触密切起来，西欧的影响也更大了。对此，既要保护日本的传统本色，又要防止西方社会扩散其黑暗面，这就更加困难了。

资源贫乏、仰赖世界各国的日本，比过去碰到的问题更多了。既要考虑石油等天然资源停止供应的问题，也要考虑今后欧美拿贸易保护政策来限制日本出口的问题。而且，韩国、中国台湾、巴西等处提高了生产率，日本称雄国际市场的局面有崩溃之虞。二十年来天然资源的稳定供应和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已经告终，危机正从四面八方逼近。

高速发展时期，整个社会目标明确，要赶上并超过富裕的外国。这一仗打赢了，理想实现了。可是，日本现在迷失了将来的方向。悲观论者说：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人们是兴高采烈，秩序井然，勤劳有加的，可是，今后要走的将是富裕的欧美社会所走过的道路了。

悲观论者这种看法，有极为现实的一面，并非毫无根据。外国人这样讲，是希望日本经济失去国际竞争力；日本的发言人重复这种论调，是反对要求日本放宽进口、控制出口的外来压力。日本将来究竟如何，在熟悉并了解日本的人们当中，当然有不同意见。一个学者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他最佳的专业判断。

二十年来，日本经历了一连串的冲击和危机，有时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五，使日本人感到“不景气”。然而恐慌汹涌而来，日本却闯过来了，不免使悲观论者吃惊。日本和外国的经济学者预测，今后十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每年百分之四至七左右，高于美国。

日本企业借了银行很多钱，不还不行。但许多企业已找到还账的办法。根据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政策，由于公定利率降低，利息负担已比高速发展时期减轻。企业倒闭件数虽在增加，但生意兴隆的公司也不少，目前总的雇佣数已上升，不久将来，失业率将在百分之三以下。

企业开发新产品，改善经营管理，裁减多余工人。工资的工龄差距逐渐缩小，一面维持论资排辈制度，一面采用按劳付酬办法。中小企业有时受大企业剥削，但两者之间的生产率和工资差距逐渐缩小，中小企业部门今后总的来看还会继续发展。许多大企业需要可靠的包工厂，于是帮助他们搞现代化，这就促使中小包工厂工人和大企业工人的雇佣条件接近起来。

日本的产业结构是服务行业比别的行业发达，这是事实。过去日本顺利地闯过了轻工业、重工业、高精尖工业这几道关，看来下一道关也能闯过去。

信息产业越来越重要，东京可能成为世界信息中心。在掌握世界经济和政治情报方面，日本六大综合商社可谓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电话传真像日本这样普及。把所有国家的文献有系统地组成一个信息网，把专利法等法律搞得很完备，这些方面，日本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目前，日本的计算机还赶不上美国最大的厂商IBM公司，不过美国政府准备根据《禁止垄断法》，分散过于庞大的计算机跨国公司。与此相反，日本政府正大力扶助计算机、电讯器械公司，不要多久，日本在这方面将大占优势。

日本还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取得新的跃进。在东京设有办事处的经济专家泰特·拉特克利夫认为，一九八○年的日本对外投资将比前五年增加两倍，往后还会不断增加。过去日本对外投资不如欧美发达国家，现在日本投资的增长率在发达国家中占第一位。

支持自由民主党的比率下降了，这是事实。但下降趋势已停下来，在地方选举方面，自由民主党甚至卷土重来。各在野党在这三十年来，有的某一时期上升，以后又停顿不前，或者掉下去。从整个在野党来看，还不是自由民主党的对手。自从谈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以来，官员们打算对在野党议员采取合作态度，并且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比较稳健的在野党政治家们也要同自由民主党协调关系。由此可见，即使出现联合政府，日本的政治也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在年轻一代人中，从属于集团的倾向确是逐渐减弱了。但是，“石油冲击”带来了对石油短缺的担忧，一九七七年以来欧美的保护贸易主义又带来了威胁，人们重新走向团结。

外国的天然资源如被切断，确是对日本的威胁。对此，聪明的日本官员正扩大石油来源（例如在中东之外，从印尼、苏联、中国、澳大利亚等进口），同时重新利用煤炭，发展核能。此外，在日本近海停泊备用油轮，储满石油，陆上也修建储油设备，可供九十天之用。这些努力加上积极的保护资源政策，日本的能源问题并不那么严重。一九七八年以后，日元升值，进口石油比“石油冲击”之后便宜一些，因此紧急改变产业结构以节约能源的必要性，已经比先前减弱了。

由于国际上对日本货的反感，个别行业确实出了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善于灵活疏导，又拥有很快就知道世界动向的情报组织，企业的适应性很灵敏，由此看来，日本还是大有可为的。今后日货在世界市场上仍然有很大的竞争力。日本把纺织品和简单的电气部件等劳动密集型工业让给别人去干，而转向计算机、电讯器械等高精尖领域，这对美国所余无几的还有竞争力的领域，倒是一个威胁。

消费品的出口今后还会增加，而且在世界各处大搞综合建设计划。外国政府对消费品往往是抵制的，日本货却能幸免，扩大销售。日本对外投资额已赶上美国，势将超美。日本对美投资开始的晚，今后也将迅速增加。

临时女工每遇不景气时首先遭解雇。但一九七七年正当不景气最差的时候，就业妇女却增加百分之二左右，比妇女人口增加率还要高。

左派政治家们如今仍叹惜日本工人的觉悟太低。果然，日本社会风平浪静，看不见预言中的社会动乱。

有人担心，外国人来日本太多，会不会搞乱了日本的传统秩序。日元升值了，旅居日本和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减少了。这就是说，下一个十年，日本的制度不会有大变化，他们拥有维持超工业化社会的领导力量、团结力量和集团的支持。

创新与借鉴

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的美国，能否引进前提条件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呢？——假定这个制度又美好又见效。

十九世纪后半叶，日本引进西方种种事物的时候，曾经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并不会丧失东方的精神。结果怎么样呢？日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精神和制度，变得比当初的设想更厉害。别人看来，日本已经大功告成，但那是尝过苦头，经历过一番社会混乱的。其结果是日本巧妙地引进了一个自己无力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欧美重视个人和创造才能，从而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这并非偶然。

欧洲开始工业化时，工人是日积月累才学到了技术。日本从外国搬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也是下了很长时间的功夫的。在明治初期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崭露头角的企业家和野心勃勃的领导人，在日本工业化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促成日本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央政府的计划和领导，政府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资本集中导致大企业迅速形成，还有教育制度。

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罗纳德·多尔说得好：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后进国家”。当时日本的制度是独特的，目的是急追直赶先进国家。这样，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制度产生于要求迅速改变面貌，所以具有强烈中央集权色彩。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超工业化社会的复杂问题，日本的制度比产业革命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西欧社会制度，更为适宜。这是因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美国的制度渊源于西欧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起了很好的作用。自由经济、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各州的独立自主等思想，使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各得其所，互相适应。美国这个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在法律制度方面，由于总结了西欧专政的教训，贯彻了尊重个人自由的原则。美国的慈善事业和教育制度，有益于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行，优于别国。在这种制度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美国人以自己的国家自豪，并有献身报国的精神。

但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过去运用自如的各种制度的缺点暴露出来了，甚至濒临崩溃的地步。美国的组织机构，失去力量和灵活性，效率下降。现代的美国城市，缺乏严密的组织，不能保护市民免于犯罪与混乱。美国社会每当出现新问题的时候，政府就推行种种新规定，于是对这些规定又出现许多争议，结果使社会在财政上和组织上背上更多的包袱。

美国政府的公约是以资源取之不尽、财政用之不竭为前提的，现在仍然使人们怀抱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人民赋税沉重,纳税人和受益人之间矛盾重重，低工资工人劳动积极性降低，受益人在实现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理想中抱有自卑感，等等，这一切问题，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

近年来，经济变化急转直下，依赖国际贸易的程度增多，但美国的中央政府很难说具有充分的力量来对付这种变化和处理经济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六十年代，由于摘棉机械化，南部的黑人大量流入北部城市。这种现象容易造成混乱和悲剧，而中央政府没有任何对策。大量移民来到北部大城市，当然会造成很大的混乱。现代社会的情况很复杂，非常需要有全局的观点，取得协商一致，应当避免引起对立，不要搞法律一边倒，什么事都拿去诉讼。但美国的做法却一直是鼓励人们这样干的。结果，法官除了依法裁判，既没有什么灵活性，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又一窍不通。日本则不然。日本摆脱封建社会较晚，它的现代化是在具有集体主义传统和中央政府领导下实现的，它有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是遇事就靠法律的美国人所想不出来的。美国在实现工业化社会的变化过程中，既不需要中央政府的领导，也不需要政府和企业进行合作去实现新的社会体制。但是，美国迎来后工业化社会的现在，如果要建立更为现代化的秩序，就不可没有中央政府的领导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日本同美国虽然传统不同，工业化的经验也各有所长，但是美国没有理由不拜日本为师，向人家学习应当学会的东西。

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社会土地上，取出某一部分土壤，移植到另外一个国家，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然而，尽管日本的活动方式与美国大不相同，两者的价值体系却是惊人的一致。美国以自由竞争为价值，而日本的国民总产值比美国更依赖于民间企业。美国尊重言论出版自由，日本也一样。美国以实现公平的社会为理想，日本也力求保护弱者权利、改变机会不均等状态。乔治·洛奇指出：日本集体领导强，这一点美国过去也有，在殖民地时代的新英格兰农村，具有社区的价值观，这是美国传统的重要因素。无论从美国从前的地区社会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家集团的作风来看，或是从美国高度评价集体活动的价值观念来看，集体主义的活动方式同美国社会的传统并非互不相容。

地区社会的秩序发生变动，人们的团结思想松散，在这种时候，要唤醒美国人的社区意识，比起集体主义的力量从未松散的日本，将会困难得多。但是只要在坚强的中央领导下，满足各种集体的要求，建立团结一致的机构，集思广益，采取更能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政策，那么唤醒人们的社区意识以适应后工业化社会，应当说是可能做到的。

美国人现在能不能对付日本的挑战？今后能不能对付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挑战？这还说不清楚。十九世纪许多国家受到西方列强的压迫和蹂躏，其中，日本能及早积极地学会西方的办法，不但没有成为受害者，反而应对自如。

日本是成功了，美国也要面对新的挑战，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不要当事后诸葛亮，要有先见之明，不要临阵磨枪，要运筹帷幄，应付自如——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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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日文版序言

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是在一九五八年。当时我全然未想要从事政治经济问题的学术研究。我选定的研究对象是日本的家庭关系和心理卫生，因此，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同日本人打成一片，同日本老百姓交朋友。我便带上妻子和孩子，一踏上日本土地，就在备有日本古式的澡盆、厨房、铺着草席的房子开始生活。

在日本从事两年研究工作之后，我回到美国执教，讲的是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

一九六七年我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一九七三年兼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在此前后，我被卷入广泛的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之中。这是由于新闻记者不断向我采访日美关系问题，我出席国际会议，同日美政界、经济界领导人接触的机会也增多了。结果，我的关心逐渐从国内问题扩大到国际问题。

对于美国和日本，以及日美两国的长远关系问题，我的基本立场是乐观的。虽然如此，并非无所忧虑。一个国家可能犯严重的错误，并且陷于悲惨的结局，对此，我是作为十分现实的问题来看待的。

关于国家之间发生这种悲剧的可能性，古希腊人比我们更富有洞察力。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那些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们，如何骄傲自大，获罪于涅墨西斯这位主管复仇的女神[1]，得到因果报应，有极好的描写。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主人公天资聪颖，初获胜利便得意洋洋，结果却走向反面，自招沦亡。伊卡洛斯[2]得到翅膀，得意忘形，竟向着太阳飞去，结果蜡制的翅膀熔化了，终于葬身海底。

这本书，在后面讲到的意义上，是希望日本人读一读的。不过与此同时，我是发自对自己的祖国美国的不可抑制的爱国心而写的。美国现在正背着一个骄气横溢、老大自尊的包袱。丰富的资源，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光辉历史，对国际问题纵横捭阖的优越指挥能力，这些以往的成就，使美国完全沉溺于自我陶醉之中。头戴夜郎自大的桂冠，洋洋自得，一旦碰到需要采取新的对策的时候，却依然故我，墨守陈规。

现在是时候了，美国必须拜别国为师，顺应新的形势，检点过去的做法。我不能不忧虑，骄傲自满是否将使美国和全世界演成一幕悲剧。有些外国人，看见美国势力相对削弱，就兴高采烈。但是，这些人如果真的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则其眼光未免太短浅了。美国如能身强力壮，朝气蓬勃，采取积极的态度，就能够继续对国际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此相反，如果身负创伤，态度消极，则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忧虑及此，使我拿起笔来写这本书。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篇文章里问道：当一座房子快要倒塌下来的时候，要不要唤醒在房中熟睡的人呢？他的结论是：“必须大敲警钟。”我的答案同鲁迅一样。

一九五六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给了美国科技教育以很好的积极影响。美国为此下了很大的力量和本钱，来提高整个国家的科技教育水平。我所期待者，不外乎此。如果日本的经济成就也能很好地刺激美国，使我们美国人急起直追，那就好了。然而，如果美国对日本的成功熟视无睹，不求上进，甚至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埋怨别人，那么，涅墨西斯的报应，就在劫难逃了。

反过来看日本，我想指出，这个国家同美国一样，也有获罪于复仇女神的危险。不过据我看来，日本人背上骄傲自满的包袱，其危险程度还不如美国那样严重。日本的骄傲自满，同美国性质不同，这也是事实。但是到头来，涅墨西斯的因果报应迟早要应验，同美国一样，结局惨重，十分危险。

美国由于骄傲自满，看不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不善于采取有效对策来适应国际形势。日本人则没有这种危险。这是因为日本人自己意识到这种危机，勤于自我检点，善于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灵活自如。

日本人的骄傲自满，倘使只是对本身的长处逐渐增强信心，那还可以。但是，倘使盛气凌人，看不起外国人，为了追逐一己之利，置国际友好关系于不顾，弄得谁也不肯帮他的忙,那么，日本人就很可能遭到涅墨西斯的天谴。

日本当前最需要的是重新懂得什么是“国际化”，需要培养胸怀全球的政治家。迄今日本讲的“国际化”，可以说是按照日本自己的方便，去利用世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而是为了日本一己的利益，为了从世界上采购原料，引进技术。十几年来，日本虽然加入了国际社会，却往往是胸襟狭隘，只为自己打算。

明治初期，萨摩和长州[3]的武士们把誓忠于藩主扩大为誓忠于国家；现在，日本人有必要把他们对日本一国的忠诚扩展到全球。

我断定，日本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力量。诚然，美国整个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然而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来看，日本具有生产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的能力。而且，在对内统筹和对外交涉等方面，日本的手法比美国高明得多。只是，日本人在国际社会上所表现的风度，同他们新近获得的地位和能力相比，是不大相称的。

有一部分日本人因为成功，有了新的地位，竟比先前更加自私自利，有时甚至盛气凌人，满以为日本可以举足轻重。殊不知这正是骄傲自满的人走上获罪于复仇女神的道路！

现在，世界正在寻求新的领导人。过去美国起了领导世界的作用，这种力量由于最近经济情况恶化而大大削弱了。加上美国内部矛盾重重，特别是由于行政首脑更迭频繁，很难制定长期政策和规划。对比之下，日本具有善于组织、团结一致的能力，如能加上对外合作，则在建立全人类所向往的新的国际秩序方面，应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日本迄今对外国的经济援助，只占其国民总产值极小的比重。日本的外援几乎毫无例外地、明目张胆地为日本企业的利益服务。如果日本继续这样干下去，就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和友谊。

当然，世界形势比综观一个日本要复杂得多，困难重重。不过据我看来，就一国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力量而言，在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上，没有比日本再合适的了。如果日本能做到戒骄戒躁，胸怀新世界的展望，那么，日本就不至于受到涅墨西斯的报复，而对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衷心祝愿，读了这本书的日本读者将看到，你们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遍于政治、教育、社会等领域。一旦有了这种新的觉悟，你们可不要骄傲自满，而要真正满怀信心，在国际政治上发挥领导作用，开花结果。我确信不疑，这不但有益于其他国家，从长远来看，也有益于日本。

[1] Nemesis，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2] Icarus，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3] 日本江户时代，地方诸侯（日本称“大名”）的领地为“藩”，明治维新时废藩置县。萨摩、长州均为地名，这里出了一些著名的维新人物，现为鹿儿岛县、山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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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目录

新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部 日本的挑战

第一章 美国的镜子

第二章 日本的奇迹

第二部 日本的成功

第三章 知识：求索与共识

第四章 政府：精英领导有方引人进取

第五章 政治：综合利益与公平分配

第六章 大企业：认同感与绩效

第七章 基础教育：质量与均等

第八章 福利：不致倚赖的社会保障

第九章 犯罪控制：法律制裁与公众合作

第三部 美国的回应

第十章 启示：西方能否向东方学习

附录 日文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