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卑与超越

（又译名“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奥地利]阿德勒

译序

思想是从生活之中孕育出来的。在阅读本书之前，如果能够先了解作者的生平，那么对了解作者的特殊见地，必然有很大的帮助。

A·阿德勒（Alfred Adler）一八七○年出生于维也纳郊外一个米谷商人的家庭中，排行第二。他的家庭富裕，全家都热爱音乐，但是他却认为他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来自他的哥哥，他觉得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部无法赶上哥哥的成就。他的哥哥是母亲的宠儿，他的父亲却比较宠爱他。他自小患有驼背，行动不便。因此，他哥哥的蹦跳活跃使他自形渐愧，而觉得自己又小又丑，事事都比不上他的哥哥。尽管如此，他却是个友善而又随和的孩子。五岁那年，他患了一场几乎使他致命的病，痊愈之后，他便决心要当医师。以后，他说他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要克服儿童时期对死亡的恐俱，他的许多心理学上的观点都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的记忆中，寻出其蛛丝马迹。

后来，他进了维也纳大学，一八九五年得到了医药学位。两年后，他和来自俄国的留学生蒂诺菲佳娃娜（Raissa Tinofejewna）结了婚。她是个飞扬跋扈、能言善道的女性，最关心她祖国的社会改革。她的特立独行和阿德勒所处阶级的保守风气并不十分协和，阿德勒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男女平等这件事，说比做容易得多。由此可见，他们的婚姻最初可能有些小磨擦，不过后来两人倒也能相敬如宾，白首偕老。

他在维也纳居住的期间，也象维也纳人一样，经常到咖啡馆和朋友及学生们一起饮酒作乐，谈天说笑。他友善谦和，不拘小节，因此和三教九流的人都交上了朋友。

阿德勒曾经熟读弗洛伊德所著的《梦的解析》一书，他认为它对于了解人性有莫大的贡献。有一度，他曾在维也纳一本著名的刊物上，写文章辩护弗洛伊德的观点，结果弗氏写信给他，邀他加入弗氏所主持的讨论会——有人因此而认为阿德勒是弗氏的学生，其实大谬不然，他们是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虽然他的观点和弗氏迥然不同，但是，他仍然在一九○二年加入了弗氏的集团。此后，他即成为此一集团的领导人之一，饱受弗氏的赞誉，并继承弗氏之后，成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的主席，及心理分析学刊（Zentrablatt fur Psychoanalyse）的编辑。

一九○七年，阿德勒发表了有关由身体缺陷引起的自卑感及其补偿的论文，而使其声名大噪。他认为。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脚补偿自己的弱点。例如古代希腊的戴蒙斯赛因斯原先患有口吃，经过数年苦练竟成为名演说家。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患有小儿麻醉症，其奋斗事迹，更是家喻户晓之事。有时候，一方面的缺陷也会使人在另一方面求取补偿，例如尼采身体羸弱，可是他却弃剑就笔，写下不朽的权力哲学。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历史上或文学上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早先，弗洛伊德已经主张：补偿作用是由于要弥补性的发展失调所引起的缺憾。受了弗氏的影响，阿德勒遂提出男性钦羡（masculine protest）的概念，认为不论男性或女性都有一种要求强壮有力的愿望，以补偿自己不够男性化之感。

以后，阿德勒更体会到：不管有无器官上的缺陷，儿童的自卑感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因为他们身体弱小，必须信赖成人生活，而且一举一动都要受成人的控制之故。当儿童们利用这种自卑感作为逃避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借口时，他们便会发展出神经病的倾向。如果这种自卑感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存在的下去，它便会构成“自卑情结”。因此，自卑感并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

此时，弗洛伊德将阿德勒的观点认为是对自我心理学的一大贡献，可是却觉得它未谈及本我和超我等部分，而且所谓的补偿作用也只是自我一种功能而已。这时候，阿德勒的观点尚未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然而，当阿德勒主张补偿作用是其中心思想时，两人便势同水火了。

起初，两人还彼此容忍对方，可是当弗氏要求阿德勒登在其学刊上的文章要先受杨格（Jung）的检查时，他们便正式闹翻了。弗氏致书给心理分析学刊发行人：要把他学刊封底里的阿德勒的名字除掉，否则就把自己的名字去掉！维也纳心理学会为了阿德勒的观点曾经开了许多次会，由于弗洛伊德和其它许多人都坚持阿德勒的观点无法见容于心理分析学派，阿德勒便率领他的一群跟随者退出心理分析学会，而另组“自由心理分析研究学会”并称其为“个体心理学”。

在和弗洛伊德决裂之后，阿德勒便摒弃了弗氏泛性论的心理观点，他讥之为对性的迷信，并以社会的概念来解释男性钦羡。他并不否认潜意识动机的实在性，但是他比弗氏更重视自我的功能。他也不否认梦的解释有其重要性，不过他却认为梦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象弗氏那样，事事都以性来解释。例如奥迪帕斯情结的发生，他也认为史是被宠坏孩子对母亲的依赖而已。当然，性欲是存在的，不过它和饥饿或口渴样，这种生物上的因素只有在追求优越地位时，才能进入心理学的领域。

一九一一年有一位德国哲学家怀亨格（Hans Vaihinger）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虚假’的心理学》（The Psych ology of‘As If’）,它对阿德勒的思想立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怀亨特主张：人类都是凭借一些在一些现实上不存在的虚假目标而生活着的。我们认为宇宙是一个井井有条的实体，并以此种虚假的观念为基础，作出种种行为，其实宇宙是紊乱不堪的。我们造出了虚假的上帝，并且装模作样，仿佛他是真有其人一般，其实哪里有什么客观存在的神？尽管这些东西在经验上都是虚假的，我们却不怀疑其真实性，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其影响。阿德勒把这种概念引用到心理学上，尤其是因果关系的问题。弗氏把因果关系当做是心理学的一项基本定律，但是阿德勒却在怀亨特概念中看到足以打倒弗氏观点之物。他认为：促使人类作出种种行为的，是人类对未来的期望，而不是其过去的经验。这种目标虽然是虚假的，它们却能使人类按照其期待，作出各种行为。个人不仅常常无法了解其目标的用意为何，有时他甚至不知其目标何在，因此，这种目标经常是属于潜意识的。阿德勒把这种虚假的目标之一称为“自我的理想”，个人能借之获得优越感，并能维护自我尊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德勒曾在奥国军队服役，充当医生。以后，他又曾在维也纳的教育机构从事儿童的辅导的工作。此时，他发现：他的观点不仅适合于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而可涵概师生关系。他对教师们的影响既深且远，有许多个体心理学家都是出身自将其观点用于教育上的教师。

在一九二○年左右，阿德勒便已经声名远播了。在维也纳，有许多学生和跟从者包围着他，他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然后，他便周游各国，到处讲学。一九二六年，他初抵美国，受到热烈欢迎。一九二七年，他受聘为长岛医学院教授。同年，他出版了《自卑与超越》，全书主要有生活的意义、心灵与肉体、自卑感与优越感、早期的记忆、梦、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青春期、犯罪及其预防、职业、人及同伴和爱情与婚姻等十二个主要论点。原书名为《生活对你的意义》（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一九三四年，阿德勒决定在美国定居。次年，他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刊。一九三七年，阿德勒受聘赴两个城市演讲。过分劳累的结果，他终于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于苏格兰亚伯丁市的街道上。

阿德勒一生著作丰富。笔者之所以选译此书，不仅是因为此书著成于阿德勒思想最为成熟的一九三二年，书中所言能包括阿氏最主要的思想，而且是因为此书平易近人，结构严谨―阿德勒的著作大多是依其演讲稿写成的，因此略嫌傲漫―是以笔者不揣浅陋，勉力译成，书中若有疏漏之处，尚祈读者先生不吝指正。

又本书在翻译期间承蒙瞿海源学长对翻译技术多方指导，朱品芳、陈丽明、陈竹华三位同学不厌其烦地订正我多处的错字，均令我十分感激。尤其是挚友陈正承，抱病为我检阅全书，更是令我感激万分，谨此一并致谢。

六○、一、三○黄光国 谨识子

国立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目录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三项任务

社会感

成长期儿童的经历

身体缺陷

娇纵

第二章 心灵与肉体

心灵与肉体的相互作用

情绪的作用

心理特征和身体类型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情结

优越感的目标

第四章 早期记忆

了解个性的关键

早期记忆与生活方式

分析早期记忆

第五章 梦

过去对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派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第六章 家庭影响

母亲的作用

父亲的作用

注意与忽视

兄弟姐妹间的平等

家庭格局

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教育的改变

教师的作用

课堂里的合作与竞争

评价孩子的发展

先天素质与后天培养

认识个性特征

对教育工作的一些观察

顾问会议的工作

第八章 青春期

何谓青春期

成人的挑战

青春期的一些问题

青少年的性欲

期待青春期

第九章 犯罪及期预防

理解犯罪者的心理

罪犯类型

合作的重要性

早期生活对于合作的影响

第十章 工作中的问题

平衡生活的三大任务

早期训练

找到孩子的兴趣所在

影响职业选择的一些因素

检查解决方法

第十一章 个人与社会

人类为统一而奋斗

缺少社会兴趣及无法与别人相联系

社会利益与社会平等

第十二章 爱情与婚姻

爱情、合作与社会兴趣的重要性

婚前准备

婚姻的承诺与责任

求爱

成功的婚姻

婚姻与男女平等

忽视

早期记忆与梦

学会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增强生活方式

符号与暗喻

一般的梦

一些个案研究

长子

第二个孩子

最小的孩子

独生子女

性格培养的重要性

老师与孩子的关系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宗教的作用

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自私自利

精神障碍

犯罪性疏忽

平等的伴侣关系

生活方式、父母以及婚姻态度

友谊与工作的重要性

性教育

对配偶抉择的影响因素

常见的循辞

婚姻的生理方面

一夫一妻制、辛苦的工作和现实

解决婚姻中的问题

人类对优越地位的追求

环境、遗传和变化

儿童期的影响与罪犯的生活方式

罪犯的个性结构

犯罪、疯狂和胆怯

一些案例

个性、生活方式和三大任务

家庭环境

贫穷

生理缺陷

社会缺陷

犯罪问题的解决办法

体罚的无效

培养合作精神

一些实用的方法

一项预防措施

家庭影响和学校影响

纠正潜在的错误

天才与早期努力

才能的培养

童年时代的宣称

早期记忆

表演的游戏

心理学范畴

生理范畴

被宠坏的孩子

固守儿童期

犯小罪

神经症行为

对立的期望

寻求表扬与赞同

男性抗议

我们的形成期

阿德勒年谱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所经历的事物，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人的角度来体验的。即例是最原始的经历，也受限于我们人类的看法。“木头”指的是“与人类相关的木头”，而“石头”指的是“作为人类生活中因素之一的石头”。一个人如果试图脱离意义考虑环境，那将十分不幸。他将因此与他们隔离开来，而他的行动于人于己也毫无益处。无人能脱离意义。我们是通过我们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的。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不现现实本身，而是经过阐释的现实。因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下结论：这一意义或多或少总是未竟的、不完整的，甚至不完全正确。所以，意义的领域就是充满错误的领域。

如果我们问某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可能他会哑口无言。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或试图寻求其答案。这个问题确实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了，而且在我们的年代，有时候年轻人——老人亦如此——会这样发问：“活着为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但是也可说他们只有在遭遇挫折后才会想起这样的问题来。假若一切都一帆风顺，他们不经历逆境的考验，这些问题就决不会提出来。人们在自己的行为中提出这些问题并找到答案，这不可避免。假若我们对一切言词都充耳不闻，而只专注地观察行为，我们会发现：任何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所有观点、态度、行为、表情、礼貌、抱负、习惯及个性等都与这一意义吻合无疑。任何人的举止都表明他似乎只对生命的某种阐释深信无疑。他的一举一动都蕴藏着他对这个世界及自身的看法。这是他的断言：“我就是这样，世界就是那样。”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和赋予生命的意义。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命的意义不可胜数，并且如我们所说，每种意义都可能有其不实之处。既然无人知晓生命的绝对意义，任何能为人所用的意义就不是完全错误的。所有意义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些意义很有效，有些却较糟糕，有些错小些，有些却错得大。我们还能发现什么为较好的阐释所共同具备的，什么为那些稍欠人意的阐释所缺少。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真理的一个公共尺度，一个公共的意义。该意义能帮助我们解释与人有关的现实社会。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是针对人类而言的，针对人类的计划和意图而言。除此之外，别无真理。即使别有真理，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既无法知道这些真理，而这些真理也毫无意义。

生命的三项任务

任何人的生活都受限于三个约束，而且他必须考虑到这三个约束。它们构成了他的现实，因为他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三个约束。由于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缠绕他，他因此总是被迫回答并处理这些问题。从他的答案里，我们就能发现他对生命意义的看法。

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小行星上，而非其他地方。这是第一约束。我们尽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和限制而生存。为了能在地球上延续自己的生命、确保人类的繁衍，我们必须发展自己的肉体和心灵，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它向每个人都提出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对人类生命状况的回答：它们揭示了什么东西是我们所认为是必要、合适、可能和可取的。我们是人类的成员之一，人类居住在地球上，任何答案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

如果考虑到人类肉体的脆弱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危险，重新评价我们的答案就极其重要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全人类的利益，我们要使这些答案具有远见并且前后一致。正如做一道数学题，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答案，不能靠运气或猜测行事，而必须用尽全身解数坚定不移地从事此事。我们虽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建立一劳永逸的真理的绝对完美的答案，然而我们必须用尽所有的才能去找到相似的答案。并且，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为找到更完美的答案而奋斗。当然，我们受限在地球上，这会给我们带来各种有利与不利，这是所有答案都须考虑在内的事实。

第二个约束就是：无人是人类的唯一成员，我们身边有其他人，我们与他们息息相关。个人具有脆弱性和种种限制，这使他无法孤身一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只想独自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他只会灭亡。他既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因此，由于个人的脆弱、缺陷和限制，他总是与他人相联的。一个人对于自己和全人类利益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与他人相联系。因此，对于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回答，都必须考虑到这个约束。我们的生活是与人相联的，一旦孤独而居，我们就会灭亡。这是所有回答都必须考虑到的事实。假若我们要生存下去，甚至我们的情感都必须与这个最大的问题、计划和目标相协调，那就是：在这个与其他人一起居住的星球上，延续我们自己的生命及全人类的生命。

我们还受限于第三个约束：人类由两性构成。个人以及团体生命的维持都须顾及到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就属于这个约束。任何男女的生命都会经历这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他对此的答案。人类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方式以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行为总是揭示出他们所相信的唯一解决方式。

这三个约束构成三大问题：第一，我们的地球家园有种种限制，怎样在此限制下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呢？第二，如何在同类中谋求一个位置，用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第三，人有两性，人类的延续依赖这两性的关系，我们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一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一切人类问题均可主要归为三类：职业类、社会类和性类。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阐释，无一例外地显示于他对这三大问题的反应之中。举个例子，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他没有爱情或者爱情不尽人意，工作又不是很努力，又没有多少朋友，而且还以为与其他人相处苦不堪言，那么从他生活里自愿承受的这些约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推断：他认为“活下去”是件苦不堪言而且险象环生的事，机会寥寥，而挫折无穷。他活动范围狭窄，这可以解释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生命意味着：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逃离别人不受损害。”

反过来，假若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甜美融洽，工作成绩斐然、朋友很多、交游广泛而且成果累累。我们可以断言：这个人将生命视为富于创造性的事情，它充满机遇，而且没有克服不了的挫折。在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时，他充满勇气。这可以诠释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同类感兴趣，作为团体的一分子，为人类幸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会感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所有错误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和所有正确的“生命意义”的共同之点。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同类感和社会兴趣。他们在处理工作、友谊和性生活中的问题时，都不相信这些问题能通过相互合作得到解决。他们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一种个人所有的意义。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从个人成就中获益。这种人成功的目标实际上仅仅是谋求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而他们的成功也只对他们自己有意义。

例如，杀人犯承认武器在手时，他们有一种权力感，但是很明显，他们只能让自己相信其重要性。对于其他人而言，拥有武器根本不能提高丝毫身价。属于个人的意义事实上就是毫无意义。我们的意图及行为亦是如此：它们的真正意义仅在于它们对于他人的意义。每个人都努力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人的重要性在于他对其他人所做的贡献。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必会误入歧途。

有这么一则故事，是关于一位小宗教团体的领袖的。一天，她将所有教友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下周三就是世界末日。教友们惊恐万分，马上变卖一切财产，抛弃所有尘世杂念，惴惴不安地等待这个所说的灾难到来。星期三过去了，然而什么事都没发生，于是星期四他们要她解释：“瞧瞧你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抛弃了所有财产，告诉遇到的每个人星期三是世界末日。受到嘲笑时，我们还毫不气馁地重申我们消息的来源绝对可靠。但是现在星期三都过了，而整个世界还是丝毫未变呀！”这位女先知回答道：“我的星期三与你们的星期三不相同嘛！”这样，她用私人的意义来逃避谴责，因为私人的意义是无法考验的。

所有真正“生命意义”的标志在于：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是他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他人能够接受的意义。一个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方法必然也会为他人所效仿，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出用成功的办法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即使天才，也只能用具有卓著有效性来定义：只有当别人认为某个人的生命对于自己极为重要时，我们才称其为天才。这样的生命体现的意义必然是：生命的意义是给团体做出贡献。在此我们指的不是所宣称的动机，因为我们不管此类宣称，而只关注真正的成就。成功地解决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似乎已经使他完全自发地认识到这一点：生命的基本意义在于对他人的兴趣以及与他人合作。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为其同类的利益所指导，而他克服困难所用的方法也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

对许多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新观点。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对他人感兴趣，相互合作。他们也许怀疑我们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他们也许会发问：“那个体怎么办？要是一个人老想着别人，老为别人的利益奉献自己，那岂不是损害个性？为了得到适当的发展，至少某些人应当首先考虑一下自己吧！难道有些人不应当首先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加强自己的个性吗？”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根据他所赋予生命的意义，想于人有所贡献，而且他的所有情感都指向其目标，他自然必会以能使他做出最大贡献的方式发展。他会调整自己，适应目标，他将培养一种社会感，并通过练习娴熟于这种感觉。一旦确立目标，学习便接踵而至。此时，他会开始充实自己以解决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发展自己的能力。且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自己的伴侣，竭力使其生活得惬意而充足，而同时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潜力与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至。然而如果不想于他人有所裨益地凭空发展个性，我们只会变得飞扬跋扈，而且郁郁不乐。

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与合作，这从另一点也可得到证实。回顾一下我们现在从祖先那儿得到的遗产，我们都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他们给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我们看到耕种过的土壤，我们看到公路和建筑物，在传统和哲学里，在科学烽艺术中，在处理人类处境的技巧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经历的果实，正是从这些为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人那里，我们得到了这些遗产。

其他的人怎样了呢？那些从不与人合作的人，那些对生命另赋他意的人，那些只会追问“生命给了我什么”的人，他们又怎样了呢？他们的生命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们不仅已经死去，他们的生命也劳而无功。就连地球都似乎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根本不配拥有生命，你们的目标和奋斗，你们的价值观，你们的灵魂和心灵，通通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你们不受欢迎！死去吧！消失吧！”对于那些对生命另赋他意的人，我们最后的断语是：“你一无是处，没有人需要你，滚一边去！”当然，当今社会存在许多不尽完美之处。我们一旦发现弊端，就必须改正它。但是这种改变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的福利为前提。

明白这一观点的人处处都有，他们深知：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全体人类感兴趣，并且他们努力培养自己的社会感和爱心。我们发现：所有宗教都关注于对人类的拯救这一问题。在一切伟大运动中，人们总是努力增强社会感，而宗教就是这方面所做的最大努力之一。然而，宗教常常受到歪解，除非它能更直接地致力于工作，否则我们很难从它己做的事情中看出它还能有其他作为。通过科学的办法，个体心理学也得出相同结论，并且提出了科学的解决办法。我相信，这是一大进步。通过增强人们对于同类以及人类幸福的兴趣感，科学在该方面也许会比其他任何政治运动或宗教运动所曾做的都更有成效。我们从另一角度来对待这一问题，然而目的始终如一——提高对他人的兴趣。

成长期儿童的经历

可以看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比重。快6岁的时候，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形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儿得到什么，他对此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经验还未被接受就已经得到阐释了，而且这种阐释总是符合小孩赋予生命的最初意义。

即令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令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生命意义的错误看法才能得以纠正。然后自己才能成功地调整处理方式。然而，要走出这一步，就必定会面对社会压力，就必定会意识到继续旧方式无异于自我毁灭。一般来说，修正一个人生活模式的最好方法就是得到受到心理学培训的人的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意义，能帮助他找到最初的错误，并能建议一种最为合适的意义。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童年的境地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得以诠释，童年期的不愉快经历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人也会对生命的意义得出截然相反的诠释。例如，只有当一个人的不愉快经历能对将来有些启发后，他才会对这个经历念念不忘。他会想：“我们要努力消除这些不幸处境，让我们的孩子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另一个具有类似经历的人会觉得：“生活不公平。别的人总占便宜，这个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何要善待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父母谈起孩子们时总说：“我们小时候就受尽了苦心，我都熬过去了，他们怎么就不可以？”还有一个人会觉得：“我的童年这么不幸，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得到原谅。”这三种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都会见于其行为，除非他们改变其诠释，否则他们决不会改变其行为。

这就是个体心理学与决定论分道扬镳的原因：经验决非成败之因。我们不会受损于经历的冲击——即所谓的“创伤”——而只会从中摄取适于我们的目标之物。我们不会决定于自己的经历，只会决定于我们所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如果我们以某些经历作为未来生活的基础，那么我们必要受到一定的误导。意义不由境地所决定。我们通过自己赋予境地的意义决定自己。

身体缺陷

然而，童年期的某些境地却容易孕育严重的错误意义，而大部分失败都来自经历过这些情境的儿童。这类儿童包括那些幼时身体有缺陷或患病的小孩。这些儿童历经苦楚，难以感觉生命的全部就是为社会奉献自己。除非有亲密的人能使其注意力脱离自己的问题而对他人发生兴趣，否则他们只会关注自身。并且在当今社会里，由于同龄人的怜悯、挖苦或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他们的自卑感还会加深。这些环境都会使这些小孩变得孤僻内向，觉得自己不可能对社会有用，他们还会觉得这个世界羞辱了自己。

我想，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的儿童所面临的困难的，我是第一人。这门科学已取得长足进展，但发展方向却非我所愿。自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各种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而没有寻求什么证据来把这种失败归咎于遗传因素或身体条件。身体缺陷不会迫使一个人采取扭曲的生活方式。我们决找不出两个小孩各自的腺组织(glands)会对他们产生相同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常看到小孩克服自己的困难，并且同时发展了一种有用的异常才能。

因此，个体心理学根本不鼓吹优生选择理论。许多出类拔萃的人，对人类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他们的生命之初都有身体缺陷。他们中许多人备受病魔摧残，许多则英年早逝。然而，这些与身体上困难或环境困难抗争的人，往往造就各种进步和发明。这种抗争使他们更为坚强，也使他们奋勇向前。我们不能仅以身体表征来判断心灵会沿正途或歧途发展。然而，身体或内分泌有缺陷的儿童，大部分没有得到正确的培养，他们的困难不被了解，因此他们大多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在早期因身体缺陷而感到压力重重的儿童中，会发现许多失败者，这就是其原因之所在。

娇纵

导致错误地诠释生命意义的第二种情况，就是那些被宠坏的小孩的情况。宠坏的小孩所受的教养会使他期望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无需努力，他就受到重视。他通常还会认为这种重视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旦他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一旦他人不以考虑他的感受为主要目标，他就会若有所失、惊慌失措。他会觉得这个世界辜负了他。他所受的教育使他只会索求，不会付出。除此之外，他没学到任何其他面对问题的方法。别人老是对他唯唯喏喏，因此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知道他是能为自己做点事情的。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他本人，他不知道互相合作的益处与必要。一旦遭遇困难，他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乞求别人的帮助。他相信，如果重获显要地位，别人就会承认他是个特殊人物，而他则可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此后，他的情况就能得以改善了。

被宠坏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里最危险的群体。他们有的可能会声明他们是好意，会装得“惹人喜爱”以获取机会控制他人。但是在日常事务中，一旦要求他们像一般人那样相互合作时，他们就不干了。有的人的反抗更加公开大胆：一旦失去习已为常的谄媚和顺从，他们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觉得，整个社会都对他们充满敌意，所以他们总是尽力向别人报复。假若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显示敌意，他们就会把这种敌意作为自己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之所以毫无效果的原因。它们仅仅证实了“每个人都反对我”这一观点。但是，无论被宠坏的孩子是开公反抗还是反叛，无论他们是以柔术驾御别人还是以暴力进行报复，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基于对世界的同一错误观点。他们甚至会发现人们因时而异两种方法都尝试，而其目标却始终如一。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一马当先，被认为是最重要之人，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只要他们继续赋予生命这样的意义，他们采取的任何方法都将是错误的。

第二章 心灵与肉体

心灵与肉体的相互作用

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心灵支配肉体呢，还是肉体支配心灵？哲学家也加入这一争论，各有说法。他们自称为理想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辩论，然而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个体心理学或许能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心灵与肉体的日常相互交流。对亟待治疗的人(包括心灵与肉体)，如果我们的疗法基础错误，我们便无法帮助他。因此，我们的理论必须源于实际经验，并能接受实践的考验。我们必须处理这些相互影响的结果，并满怀激情地去寻求明确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这一问题所引起的大部分紧张局面。它不再是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将心灵与肉体二者都视为生命的表达，是生活整体的部分。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在这一整体中的相互关系。生命在于运动。仅仅是生理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运动意味着一个起统率作用的头脑。植物生根固定了，它停留在固定地方，无法移动。因此，假使植物有心灵，或至少是我们能在某种意义上理解的心灵，那太令人吃惊了。即使某种植物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对它来说也毫无用处。“有人来了，他马上便会踩到我，我要死于他的脚下了。”植物这么想有什么用？它还是跑不了。

然而，一切能动的生物，都能预见事物并决定行动方向。这意味着他们具有心灵或灵魂。

“当然你有情感，否则你无法行动”——《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

这种预见并指导行动的能力是心灵的首要功能。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心灵是如何控制肉体的：它为行动设定目标。只是不时地乱动于人毫无作用，行动必须要有目标。因为心灵的功能决定行动目的，因此它处于推动性的地位。但是既然运动的是肉体，肉体对心灵也施加影响。心灵只能在身体的极限中根据其能力使肉体运动。例如，如果心灵想使肉体到达月球，不找到一种能超越身体极限的技术，心灵注定会失败。

人类比任何其他生物都运动得多，不仅仅是运动方式更多——这可从手的复杂运动中看出——而且他们更能通过其活动来影响环境。因此，我们可以预料：人类心灵预见未来的能力发展极为完善，而且他们会表现明显的有目的的努力以改善其命运。

此外，在人类身上，除了朝向部分目标的部分行动外，我们还能发现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动作。我们的所有奋斗都朝向一种安全感：觉得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已克服，我们最终安全地胜利摆脱周围的环境。针对这一目标，一切行动和表现都必须协调统一。这样就迫使心灵似乎为了达到最终理想目标而发展。

肉体也是如此，肉体也是尽力使自己统一，它也朝一个早已存在于胚胎中的理想目标发展。例如，假使皮肤破了，身体就会行动起来使自己再次成为一个整体。然而，从体不能独自发掘自身潜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它还会得到心灵的帮助。运动、训练以及一般卫生学的价值已得到充分验证。这些都是肉体朝最终目标努力时，心灵所能提供的帮助。

自始自终，生命中成长与发展的这种合作关系从未中断。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心灵与肉体相互合作，心灵就像一个马达，调动它在肉体里所能发掘的所有潜力，帮助肉体到达高枕无忧牢不可破的境地。在肉体的任何运动中，在任何表情的病症中，我们都能看到心灵目的的印记。人活动，他的活动之中必有意义。他活动其眼、其舌、其脸部肌肉，他的脸会有一个表情，这就是一个意义。给予这种意义的正是心灵。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看心理学(即心灵的科学)真正的探究之物。心理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人的各种表情的意义，找出他的目标，并以之与别人的目标相比较。

在争取安全这一最终目标之时，心灵必须不断地使这一目标变得具体，必须计算出安全的位置及达到它的方法。当然，在此可能会走错路，但是不确定目标、选定方向，就根本没有行动。如果我动手，我心中必然已想这样动了。心灵所选择的方向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但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心灵误以为这是最佳抉择。所有心理上的错误，都是选择运动方向的错误。安全这一目标为人类所共有，但有些人误断了它的所在之处，而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因此便误入歧途。

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情或病症而无法认清其意义，了解它的最佳办法就是：先大致将它简化为一个动作。试以偷窃这一动作为例：偷窃就是拿走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动作的目标：偷窃的目标就是使自己富起来，并通过占有更多的东西加强自己的安全感。因此这一运动的起点就是一种贫穷感，一种受剥夺之感。第二步是要找出这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他觉得受到剥夺。最后，我们可看看他是否会通过正当途径改变这种环境、克服自己的受剥夺之感。他是走正道呢，还是错用了获取所欲之物的方法？我们无需指责他的最终目标，但是却能指出他采取了错误的实现办法。

第一章中已提到，到四五岁的时候，个体已经统一了自己的心灵，并且已形成心灵与肉体间的关系。在此期间，他从周围环境中继承到各种品质，接受到各种观念，并将它们进行调节以适应自己对于优越感的追求。他赋予生命以意义。他所追求的目标、他的行事风格、他的情感特征，这一切都已成定局。这些在日后也可以改变，但他必须首先消除童年期形成的所有错误观点才行。他以前的思想及行为会与他对生命的诠释一致。现在也一样，如果他纠正了错误的统览观，他新的思想及行为也会与新的诠释相一致。

个体正是通过其感官与环境发生联系，并从中获得种种观念。因此，从个体发展自己肉体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他打算从环境中接受的观念，以及他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他看和听的方式，注意一下什么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就能对他产生大量了解。这就是站姿极其重要的原因之所在。它们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如何发展他的感官，又如何利用它们来选择观点的。任何站姿都有一个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加上我们对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学是了解个体对其肉身接受的感官印象的态度。我们还可以开始看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肉体不适应环境，难以完成环境的要求，它往往就会成为心灵的负担。因此，那些生来就身体有缺陷的儿童，智力的发展也会稍为迟缓。他们的心灵难以朝一个优越的位置影响、移动并且控制其肉体。如果他们要实现与别人同样的目标，他们要付出更大的心灵努力，心智也必须更为集中。因此，他们的心灵负荷不堪，他们也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如果小孩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缺陷和行动困难，他的注意力便无法分散给外界事物，他既无时间又无自由对他人感兴趣。结果，他长大成人后，社会感便会很淡，合作能力也相当低。

身体缺陷会造成诸多障碍，但是这样障碍决不代表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倘若心灵本身积极活跃，努力克服这些障碍，个体也能与那些生来健康的人一样成功。事实上，尽管他们有重重阻碍，身体有缺陷的儿童比那些生来具备一切优势的儿童往往成绩更大。例如，有个孩子视力不佳。要想看清楚的话，他得比目光敏锐的同龄人更专注。他对这个可见的世界更加注重，对区分各种颜色及形状更加感兴趣。最后，比起那些从未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个世界的儿童来，他们会能更欣赏这个世界。因此，有缺陷的器官最终也能产生巨大的优势，但心灵必须找到克服缺陷的途径。

在画家和诗人当中，很多都视力不好。这些缺陷因高度发展的心灵而得到克服，最后他们更能比正常人使眼睛服务于更好的目的。在左撇儿童中也许更易看到这类补偿。他们的左撇不为人所知，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开始上学的时候，人们都训练他们使用有缺陷的右手。因此，他们并没真正训练好来写字、作画或手工。假若心灵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可以预料：这只有缺陷的手会掌握一种高度技能。事实正是如此。很多情况下，撇儿童字写得更漂亮，画画得更出从，手工也做得更灵巧。通过找到合适的技巧，通过动力，培训和练习，他们化不利为有利。

只有那些想为团体做贡献的儿童，那些兴趣不在自己的儿童，才能教会自己成功地弥补自己的缺陷。如果只想摆脱困难，他们只会一直落在后面。只有当心中有努力的目标，当实现这一目标比遇到的障碍对他们更显重要时，他们才会斗志昂扬。

这是一个兴趣和注意指向何处的问题。如果他们朝一个身外的目标努力，他们自然而然会训练、武装自己以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只会将困难视为成功路上要清扫掉的阻碍而已。反之，如果他们的兴趣只在强调自己的障碍，他们与这些障碍相抗争也只是想摆脱它们，非这样他们就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一只笨拙的右手，单靠想、单靠希望它没这么笨拙，单靠躲开不可避免要笨拙的场景，是训练不成灵活的。只有当想在以后做得更好的动机比因现在的笨拙而产生的气馁感更加强烈时，笨手才能通过实际活动中的锻炼而变得灵活。倘若一个小孩想调动力量克服困难，他必须有一个身外的行动目标。这个目标应基于对现实的兴趣、对他人的兴趣、对与人合作的兴趣。

当我调查一些具有遗传性肾病的家庭时，发现了一个关于遗传性格及其可能作用的好例子。这些家庭的许多小孩都尿床。这种身体缺陷是真实的，它可以肾、膀胱或脊椎分裂中(spinabifida)得到显示。往往腰部皮肤上的一颗痣就能令人怀疑该部分有缺陷。然而，这种生理不是决非尿床的唯一原因。小孩不完全受控于其器官，他还以自己的方式使用它们。例如，一些小孩晚上会尿床，但白天却绝不会。有时候当环境或父母态度发生改变时，这种习惯会突然消失。如果小孩不再以其缺陷服务于错误的目的，尿床是可以克服的，除非这个小孩心理上也有问题。

但是，大多尿床的儿童，都有继续下去而不克服的动机。经验丰富的母亲能进行合适的训练，但如果不甚熟练，尿床就会持续下去。那些肾或膀胱有毛病的孩子的家庭，通常会过分关注便溺情况。如果小孩注意到这件事极为重要，他通常会抵制。这只会给他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全力抵制这类训练。抵制父母处理方式的儿童，他们总能抓住父母的弱点来反击。

德国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发现：大部分罪犯的父母的职业都与打击罪犯有关，比如说法官、警察或狱监。这些儿童的老师在学术上往往顽固落后，笔者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还发现：数目惊人的神经症小孩都出自医生之家，许多少年犯都出自牧师之家，同样，如果父母过分关注便溺，小孩更会通过尿床显示他们有自己的意志。

尿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说明：梦被很好地用于激起与我们想做的事相符合的情感。经常尿床的儿童会梦见他们下了床到了洗手间。这样他们就原谅了自己：现在他们就完全可以尿了。尿床有几种目的：引起注意、操纵他人，整天整夜地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时尿床也用以与别人为敌，这个习惯就是一纸宣战书。不管我们怎么看，很显然尿床真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表现方式：这个小孩不是在用嘴说，而是用膀胱说话。身体缺陷只是给他一种表现自己观点的方式。

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愿望的小孩往往处于某种压力之下。他们一般是被宠坏的孩子，但现在不再是注意的中心。也许又有一个小孩降生了，他们越来越觉得难以得到母亲一心一意的关注，因此，尿床标志着他们试图与母亲更加亲近，即使是通过这种不大令人愉快的方式。实际上，尿床就是在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大，我还需要照顾。”

在不同环境，或对于不同的缺陷，儿童会选择实现这一目的的不同方式。比如，他们在夜晚又闹又哭制造声音来与母亲接触亲近。有的小孩还会梦游、做恶梦、掉下床或说口渴要喝水。以心理学背景来对此进行解释，原因都是一样。至于小孩选择何种症状，一部分在于他们的身体情况，一部分在于其环境。

这些例子清晰地表明了心理对于肉体的影响，心灵完全可能不仅影响到对某种生理症状的选择，而且可以控制并影响全部素质。我们对此假设没有直接的证据，也看不出来如何能找到这种证据。然而，证据似乎是明白无疑的。一个胆怯的小孩，其胆怯会反映于他一生的发展之中。他不会关心身体上的成就，甚至不敢想象自己能得到这种成就。因此，他决不会想到要有效地训练自己的肌肉，对于外界那些通常会刺激肌肉发展的观念，他只会充耳不闻。而其他儿童，他们对训练肌肉感兴趣，与那些兴趣封闭的胆小儿童相比，身体发展会更快更好。

由此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断定：肉体的整体形状及发展受到心灵的影响，并反映其谬误和不足之处。我们往往还可以观察到：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满意的途径来弥补其身体缺陷，他的身体状况就是其心智或情感问题所造成的结果。例如，在四五岁之前，内分泌腺肯定会受到影响。虽然有关腺的缺陷对行为不会产生强制性影响，但是，它们会不断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受到小孩所极力接受观念的方向的影响，及其心灵创造性活动的影响。

情绪的作用

人类对环境所作的改变，我们称之为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心灵为其肉体所激发的一切运动的结果。心灵给我们的工作以启发，指导并帮助我们肉体的发展。最后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的各种表情中，心灵的决断无处不在。但是，如果心灵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这决不可取。我们如果要克服困难，身体就必须健康。因此，心灵致力于控制环境，以保护肉体，不受疾病、死亡、损伤、意外及各种功能损害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自己感受苦与乐的能力、想象力以及认清环境优劣的能力。

情绪为肉体面对情境提供一种具体反应。幻想和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都是预见未来的途径。不仅如此，它们还能激起有关情感，而肉体就会依据这种情感采取行动。这样，一个人的情绪形成于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为自己决定的奋斗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情绪虽然能操纵肉体，它们并不依赖肉体。它们往往主要是依赖个人的目标及其生活方式。

显而易见，个人的生活方式并非控制其行为举止的唯一因素。缺少其他辅助力量，一个人的态度不会导致其行动。它们必须得到情绪的增援，才能产生行动。个体心理学的新观点就是我们观察到：情绪绝不会与生活方式背道而弛。只要目标确立，情绪就会自我调节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已不属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了。情绪的产生不能用化学理论进行解释，也不能用化学检验加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必须首先假设存在生理过程，但我们更对心理目标感兴趣。例如，我们并不十分关注焦虑对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但非常关心焦虑的意图及目标。

依照这种研究方法，焦虑并不来自对性欲的压抑，也不是难产的后果，这些解释都太离谱。我们知道，如果小孩习惯于被母亲陪同、帮助，受到她的支持，他可能会发现表现得焦虑不安——不管原因何在——是控制她的有效途径。我们也不仅仅满足于对愤怒的生理描述。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用以控制人或情况的工具。我们也承认，一切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都是先天而成，但我们却应当注意在努力实现最终目标中，这些先天之物所起的作用。这就是心理学的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感情依照对实现个人目标最为重要的方向和程度成长、发展。他的焦虑与勇气、欢乐与悲伤，都与他的生活方式相吻合，与他们相关的力量和优势、也与我们的期望相一致。如果一个人通过悲哀来实现他的优越目标，他决不会为自己实现目标而感到愉悦和满足。只有在痛苦万分的时候，他才会感到幸福！我们还注意到：感情可随意来去。一个患恐惧症的病人，当她在家里或控制他人时，她的焦虑感便会随之消失。每个神经症患者都避开生命中任何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控制的部分。

如生活方式一样，情感也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懦夫总是懦夫，不管他面对弱者是如何傲慢，受人保护时又是如何勇敢。他给门上三重锁，养上看家狗，装上防盗铃来保护自己，但仍坚称自己如猛虎一样勇敢。无人能证实他的焦虑感，但他不厌其烦地来保护自己，这就足以暴露其性格中的懦弱。

性与爱这两者也能提供类似的证据。当一个人心中有对性的目标时，他对性的情感就会产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性的目标上，尽力排除与此冲突、不相容的趣味，因此能够激发适当的情感和功能。如果缺乏这些情感和功能(例如阳萎、早泄、性欲倒错和性冷淡)，很明显就是他不愿放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趣味所导致的。这些反常都是由错误的优越目标和生活方式所引起的。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往往发现：他们总是倾向于期望得到伴侣的体贴而自己不体贴他人，他们缺乏社会感，缺乏勇气和乐观精神。

我有一个病人，在家里排行老二，他因无法摆脱一种犯罪感而痛苦万分。其父兄都高度重视诚实做人。这孩子7岁时，他在学校告诉老师是他自己做的作业，但实际上是哥哥代他做的。这个小孩的犯罪感隐瞒了3年。最后他跑到老师那里承认了自己可怕的谎言，但老师只是一笑置之。接着，他又哭着去见父母并再次认错，这次他更成功，父亲对他尊重事实深以为荣，安慰表扬了他。但尽管父样原谅了他，这小孩还是非常沮丧。我们只能下这种结论：他为了这种小错而如此严厉地谴责自己，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极其审慎正直的。家里高尚的道德风气，促使他想在正直方面优于别人。在学习中和社会上，他都觉得不如哥哥优秀，因此他尽力以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优越感。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还会通过各种其他方式来自责。他染上了手淫，在学校也未完全戒掉欺骗行为。每当他参加考试之前，他的犯罪感就更加强烈。接下来，他的这类困难越来越多，因为完全知晓自己比哥哥心理负担要重得多，因此当他没能取得哥哥那样的成就时，他就总以此为遁辞。离开大学后，他打算找一份技术性工作，但是这种强迫性的犯罪感对他纠缠不放，他整日整夜地祈求上帝原谅。这样，他当然就没有时间找工作了。

现在，他的心理状况极为恶化，被送到精神病院，在这儿，人们以为他无可救药。但一段时间后，他大为起色，离开了医院，只是请求如果复发请院方再次收容。他改行学艺术史。又要考试了，他竟在一个假日跑到教堂，五体投地地拜倒在众人面前，大声喊道：“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这样，他再次使人注意到自己的良心是敏感的。

这样在医院又呆了一阵，他回家了。一天他竟然全身赤祼祼地跑去吃午饭！他身体健美，这方面是足以与哥哥和其他人相媲美的。

他的犯罪感是使他显得比别人诚实的工具，也是他奋力实现优越感的方式。然而，他的种种努力走的都是生活的旁门左道，他逃避考试，不找工作，这都表明了他的懦弱和高度的力不从心感。他的所有神经症症状都是故意逃避任何他害怕会失败的活动。他在教堂自责、令人咋舌地冲进餐厅，这都表明他用卑劣的手段来获取同样的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就要求他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他产生的感情与其目标也完全一致。

也许另外一个例证更能清楚地表明心灵对于肉体的影响，因为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更为熟悉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的也是短暂而非永恒的身体状况。这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每种表情都会有其身体表现方式。个体会以某种可见形式表现其感情，可能见于他的姿势态度，可能见于他的脸部，也可能见于他索索发抖的四肢。同样的变化也可发现于器官本身上。例如，如果一个人脸色发红或变青，他的血液循环必定受到了影响。愤怒、焦虑、悲伤，每种情感都会通过我们的“身体语言”得以表达，而且每个人的身体都有自己的语言。

当处于令人惊恐的情况下，有的人索索发抖，有的人毛发直立，有的人会心跳加速。还有的人会出汗、咳嗽、哑着嗓子说话，或身体缩成一团向后退。有的身体平衡会受到影响。有的会没有胃口，呕吐不已。对有些人来说，这些情感影响的是膀胱，而对另外的人来说却是性器官。进行考试时，许多儿童觉得性器官受到了刺激，而且众所周知：罪犯犯罪后，经常会跑到妓院或女友那里。在科学领域，我们发现有的心理学家声称性与焦虑密切相关，而有的却认为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这些都是基于他们个人经验的主观观点。

这种反应属于不同类型的人。调查又会揭示出这些反应多少来自遗传。某些身体表达也能给我们提供暗示，看出整个家庭族的弱点和怪癖，在同种情况下，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会产生类似的身体反应。然而，这里最有趣的是：观察心灵是如何通过情感激发各种身体状况的。

我们可以从情感及其身体表现中看出：心灵在它认为有利或有害的情况下，是如何采取行动、作出反应的。例如，当某人突然发脾气时，这个人是想尽快解决自己的困难，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痛打、非难、或者攻击别人，愤怒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器官，它使器官行动起来或紧张起来。有些人一发怒就会胃疼或脸红。他们的血液循环产生巨大变化，他们甚至会因此而头疼。在偏头疼和习惯性头疼的背后，我们往往会发现受到压抑的暴怒或羞辱。而且对于某些人，愤怒会引起三叉神经痛或癫痫性痉挛。

情感影响身体的方式尚未被完全探究清楚，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完全了解它们。心理紧张对自主性神经系统和非自主性神经系统均有影响。只要有紧张感，自主神经系统必会采取行动。这个人会拍打桌子、紧咬嘴唇，或撕纸。只要人一紧张，就好像有某种东西推动他以某种方式采取行为。咬铅笔头或咬手指头都能让他释放紧张感。这些举动告诉我们，他觉得某种处境威胁到了自己。在陌生人当中脸红、发抖、抽搐，都是同样的道理。它们都是由于焦虑或紧张而引起的。通过非自主性神经系统，这种紧张感传到全身各处。这样任何情感一经产生，全身就会处于紧张之中。然而，这种紧张感表现得并不总是和这些例子一样明显，我们在此指的也仅是那些身体上的病症，它们与神经紧张的联系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一下，主浍发现：身体的任何部分都参与感情的表达，而且身体表达都是心灵与肉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审视心理对肉体以及肉体对心灵的相互关系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我们所关注的整体的两个部分。

从这些证据中，完全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情感特征，会对身体的发展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如果儿童的性格及生活方式很早就定型，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就应当能够预见他以后生活中的各种身体表现。勇敢者会显示自己的心理态度影响于自己的体各中，他的身体构造会异于常人，肌肉会更加结实，仪态会更加规矩。姿势很可能对身体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是肌肉更为健美的部分原因。勇敢者的面部表现与众不同，而且最终他的全部特征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头盖骨的形状都可能改变。

今天已很难否认心灵影响大脑的运作。病理学有许多这样的病历：一个人因大脑左半球受伤而丧失读写能力，但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又重获这些能力。当一个人中风或不能恢复大脑受损部分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大脑的其他部分进行弥补，并恢复各器官的功能。当要表明个体心理学可能能运用于教育时，这一点极为重点。如果心灵能对大脑施加这种影响，如果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虽然重要，但也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了发展并改善这种工具的方法。大脑有缺陷的人，不必一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其约束：他可以找到各种方法来训练大脑，使其更适于生活。

倘若心灵将目标确定在错误的方向上(例如没有发展与人合作的能力)，它就无法对大脑的成长施加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如果儿童缺乏与人合作的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就不能完全发展其智力及理解力。因为成人的全部举止显示出他在四五岁时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因为他的世界观和赋予生活的意义所产生的结果都显而易见，所以我们能够找出他所遇到的在合作上的障碍，并帮助他矫正其失败之处。在个体心理学当中，我们已朝这门科学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心理特征和身体类型

许多学者指出：在心灵表达与肉体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关系。但似乎没有哪一个人曾试图找出两者的桥梁和因果关系。例如克雷奇默曾描述过如何通过研究一个人的生理特征来找出与此相应的心理及情感特征。这样，他得以把绝大部分人分成几个类型。比如，那些脸圆、鼻短、有肥胖倾向的人，如凯撒大帝所说：

愿光周围的人都肥壮，脑袋光滑，通宵安眠。《凯撒大帝》第一幕，第二场。

克雷奇默认为特定的心理特征与这样的体格有关，但他没有说明这种关联的原因何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这种体格的人似乎并没有什么身体缺陷，他们的身体完全适应于我们的文化。在身体上，他们觉得自己与别人一样健康。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们并不紧张，如果想打架，他们觉得自己是能行的。然而，他们无需将别人视为仇敌，也不必认为生活充满恶意而苦苦挣扎。有一派心理学家称其为“外向者”，但没有说明其原因。然而我们称其为外向者，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并未导致焦虑感。

克雷奇默分类的另一种相反类型的人是有神经质的人，他们有的长得像小孩，有的越高得超常，鼻子长长，头呈蛋形。克雷奇默认为这类神经质的人性格内向，喜欢内省。他们一有心理障碍，容易得神经分裂症，他们是凯撒大帝所说的这种人：

杨·卡修斯又高又瘦，他思虑过多，这种人很危险。——《凯撒大帝》第一幕，第二场

这种人可能有生理缺陷，成人后较为自私、悲观、内向。他们也许会要求得到更多的帮助，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他们就会充满怨恨、疑心重重。尽管如此，克雷奇默也承认，有许多是混合型，甚至肥胖型的人也会产生属于瘦长型人的心理特征。如果环境使他们朝这个方向发展，使他们变得胆小沮丧，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通过系统性打击，我们也许能把任何小孩变成神经质的人。

如果具有长期经验，我们便能从各种部分表现中，看出一个人与人合作的能力大小。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寻找这类人号。合作的需要不断地给我们提出各种要求，我们也凭直觉而非科学的方法找到各种暗示，来指导自己如何在混乱喧哗的生活中找到更好的方向。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历史大动荡之前，人们在心里早已认识到必须改革，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奋力拼搏。因为这种拼搏纯属本能，错误也就容易造成。人们总是不喜欢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对畸形的人和被毁容者总是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地推断这些人不大适于合作，这自然大错特错，但他们的推断也可能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对于具有这些生理异常的人，目前尚未找到合适方法来提高他们的合作程度不同，他们的缺陷也因此被过去强调，而他们自己也成为大众迷信的牺牲品。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在四五岁的时候，小孩就统一起自己的心理奋斗目标，建立起心灵与肉体之间根本关系。固定的生活方式，与此相应的情感和生理习惯及特性都已成型。这种生活方式融合了或多或少某种程度的合作精神。以其程度，我们去理解并评价一个人。例如，所有失败者的共同之点就是合作能力极低。我们现在可以给心理学再下一个定义：它是对合作精神缺陷的了解。既然心灵是一个整体，同样的生活态度又贯穿于它所有的表达之中，那么一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必会与其生活方式相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情感造成明显的困难，而且违背人的私利，只想改变这种情感是毫无用处的。它们是个人生活方式的真实表现，只有改变生活方式，这些情绪才能得以根除。

对于教育和治疗的未来，个体心理学在此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暗示。对于人的个性，我们决不能只去治疗一个病症或单一方面，我们必须在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在他的心灵对经历的解释方式中、在他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在他对从身体和外界得到的印象做出反应而采取的行动中，找出其错误的看法，这就是心理学的真正任务。真正的心理学不会用针扎小孩看他蹦得有多高，不会搔痒看他笑得有多乐。这类做法在现代心理学中极为常见，可能也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个人心理的东西，但也只限于证明个人有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而已。

生活方式是心理学最适合的研究对象和调查对象，采取其他研究对象的心理学家主要研究的是生理学或生物学，对于那些调查刺激反应的人，那些企图找到“创伤”——即震惊经历——所产生影响的人，那些研究遗传能力、观察他们如何发展的人，这一说法都是正确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考虑的是灵魂本身，是统一的心灵，我们研究的是个人赋予世界和自己的意义，他们的目标、奋斗方向，以及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迄今为止，我们了解个体的最佳办法，就是研究他与人合作的能力大小。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情结

“自卑情结”，个体心理学的最大发现，已经驰名于世了。不同派别和学科的心理学家都已采用这一术语，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中。但是，我并不确信他们都已完全理解并正确运用了这一术语。例如，告诉病人他有自卑情结，这毫无用处。这样做只会加深他的自卑感，并不能让他知道如何克服它。我们必须找到他的生活方法所暴露的力不从心感，并在他失去勇气的时候鼓励他。

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有自卑情结。这样划定他们，是因为在某种情况里他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和活动设定种种限制。只告诉他患了那种病无济于事。我们说：“你有自卑情结！”这根本不能使他更加勇敢。这正如对一个患头痛的人说：“我知道你哪儿有毛病，你患了头痛病！”

许多神经症患者，如果问他们是否觉得自己自卑时，会回答：“没有。”有的甚至会说：“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要高出一筹。”我们不必去问他们，我们只需观察其举止，因为只有举止才会揭示他们用什么方法安慰自己。说自己很重要。比如，如果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能猜到他在想：“别的人可能会忽视我，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可是个人物。”如果看到一个人说话时手势很有力，我们猜到他在想：“如果我不强调的话，我的话就会没有力量了。”

在各种显示优越性的行为后面，我们都可以怀疑有一种需要极力掩藏的自卑感。这正如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太矮，便踮着脚跟走路以使自己显得高大一点。有时，这种行为正可见于比高的儿童。担心自己比别人矮的人，他们会挺起身子站得笔直，他们会尽力使自己比实际要高大。倘若我们问小孩：“你觉得自己态度太矮吗·”我们很难看到他会承认。

因此，我们不能推出：有强烈自卑感的人会显得驯服、安静、拘束、不令人讨厌。自卑感的表达方式有数千种。下面这个故事也许能说明这一点。有三个小孩，他们头一次去动物园。当他们站在狮子笼的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到妈妈的身后说：“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孩子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站在原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孩子恶狠狠地瞪着狮子，问他妈妈：“我能向他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实际上都怕，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这种感觉。

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处于自己想改善的处境中。如果保持勇气，我们就能以直接、现实、有效的唯一途径——改善处境——来摆脱这种自卑感。没有人能长期忍着自卑感，他必会被甩入一种要求某种行动的紧张状态之中。但假使一个人气馁了，他看不到脚踏实地的努力能改善处境，那他依然承受不了自卑感，他依然会设法摆脱它，只是他采取的方法对他无所裨益。他的目标仍然是“不为困难所动”，但他不设法克服阻碍，而力图劝服甚至强迫自己采取一种优越感。而在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更加强烈，因为其产生情境丝毫未变。因为根本原因依然存在，他采取的每一步都让他更加自我欺骗，他的所有问题也会更加迫切地迫使他去解决。

如果只看其行为而不予以理解，我们会认为他没有目标。他给我们的印象，并没有像所想的那样去改善其处境。但是，我们一旦看到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努力使自己有一种充实感，但却放弃任何改变其处境的希望，他的所有行为就都有意义了。如果他觉得软弱，他会创造使自己觉得强壮的情境。他不是把自己训练得更为强壮，更为能干，而是训练自己在自己的眼中“显得”更强壮。他努力地欺骗自己，但只会获得部分成功。如果他自觉不能胜任工作，他会在家里当一个暴君，企图以此来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是重要人物。不管他怎样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自己，真正的自卑感依然存在。它们依然是同样的昔日情境促发同样的昔日自卑感。它们会形成他心理结构中的一股永不消失的暗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谈及真正的自卑情节。

现在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了：如果一个问题出现，某个人对此无法适应或无法应付，并强调确信自己无法解决，这是他表现的就是自卑情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与泪水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由于自卑感总会造成压力，所以往往会产生朝向优越感的补偿性举动，但这些举动不是针对解决问题的。因此，朝向优越感的举动只会朝向生命中无用的一面，而真正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或推到一边。这个人就会想尽办法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绞尽脑汁地去避免挫败，而不将心思用来奋力追求成功。他给别人的印象只会是犹犹豫豫、僵滞不前，甚至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

在恐惧症状的病例中，很清楚地就能看到这种态度。这种病症表现了这样的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呆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各种危险，我得防着点。”如果总是抱有这种态度，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或者呆在床上不下来。

在困难面前，最彻底的退缩方式就是自杀。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这个人通过自杀放弃一切，并表达了自己相信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们如果认识到自杀往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行为，就能理解在自杀中也有对优越感的争取。自杀者总是把自己的原因归咎于他人，仿佛在说：“我是世界上最脆弱最敏感的人，你却这么残忍地对我。”

在某种程度上，神经症患者总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他把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压挤到一块，把自己局限在自感能控制的环境中，并不遗余力地与生活中的现实保持距离。这样，他给自己修筑了一间狭窄的小屋，对自然界不闻不问，关上门度此一生。至于是以刚还是以柔来进行控制，这就要视其教养而定：他会选择他所发现的最为奏效的工具来实现其目标。有时候，如果他对一种方法不满意，他会尝试另一种，但不管怎样，目标还是如一——不通过努力改善处境而获得优越感。

例如，一个沮丧的小孩发现眼泪是能使自己随心所欲的最佳途径，他会变成爱哭的娃娃。爱哭的娃娃又会直接变成忧郁的成人。泪水和抱怨——我称其为“水的力量”——是中断合作奴役他人的极为有效的武器。就像那些害羞、拘谨、有罪恶感的人一样，在爱哭娃娃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自卑情结。这种人总是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十分脆弱，无力照料自己。他们总想隐藏自己所念念不忘的超越他人的目标，隐藏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要高人一等的愿望。相反，一个爱吹牛的小孩，一见之下，似乎有一种优越情结。但如果我们研究他的行为而非言语，很快便能发现他所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只不过是神经症患者有“狭窄小屋”的一个特例而己。如果一个人害怕认真地面对世界上的爱情问题，他就无法消除自己的神经症。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家庭的圈子里，那么他的性欲也会在这些限制中得以表达。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从不正眼看最熟悉的几人之外的人。他已惯于控制自己圈子里的人，但害怕不能同样控制其他的人。被母亲宠坏了的儿童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他们所受的教养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但他们从未意识到：在家庭范围之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情感和爱情。长大成人后，这种人还会抓着妈妈的围裙带过日子。对爱情，他们寻找的不是平等的伴侣，而是仆人，而他们所最能放心依赖的仆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在任何小孩身上，我们可能都能看到俄狄浦斯情结。这样的推断需要的只是这些：妈妈宠爱他，不许他对其他人发生兴趣，而爸爸却相对比较冷漠甚至冷酷。

所有的神经症症状都表现出受限制性的行为。在口吃者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态度犹豫。残余的社会兴趣推动他与人交往，但他又自我菲薄，害怕尝试失败，这都与他的社会兴趣相冲突，结果他在言语上就会犹犹豫豫。学校里的“后进”儿童，三十来岁仍无工作的人，逃避婚姻问题的人，不能重复相同动作的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过度疲惫无法面对白天工作的失眠症患者，这些人都表现出一种自卑情结，阻止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上取得进展。性特征有手淫、早泄、阳萎和性欲倒错的人，他们都体现出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他们在接近异性时的力不从心感而造成的。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力不从心感呢？”我们还能看到与此相伴的要高人一等的目标。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太野心勃勃，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不异常，它是人类处境得以改善的原因所在。例如，人们只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意识到自己需为将来有所准备时，才有可能取得科学进步。科学进步是人类改善自己的命运、更加了解宇宙，以及更好地与之相处的结果。确实，依我之见，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基于自卑感。试想象，如果有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员访问我们的星球，他肯定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啊，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奋力争取安全感，筑屋顶来避雨，穿衣服以保暖，修街道来方便交通，显而易见：他们自觉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在某些方面，人类的确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我们没有猴子和猩猩的力量，许多动物比我们更适宜于单独面对各种困难。一些动物以联合——它们成群结队——来弥补其弱小，但是比起自然界中所能发现的其他生物，人类需要进行更为多样更为基础的合作。

人类的幼儿极为软弱，需要得到多年的保护和照看。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最稚嫩最弱小的生物(即儿童)走过来的，因为人类如果不合作就会完全受环境宰割，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假若一个儿童没有学会与人合作，他就会被卷入悲观失望和一种牢牢的自卑情结之中。我们还能明白：即使是对于最富于合作精神的人，生活也会不断提出问题。没有人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已实现了出类拔萃、完全主宰环境的最终目标。生命短暂，身体虚弱，而生活的三大问题又不断要求得到更丰富更完美的答案。我们总能找到暂时答案，但决不会完全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不管哪种人都会坚持奋斗下去，但只有与人合作的人进行的才是充满希望富有成效的奋斗，是针对真正改善我们的共同处境的奋斗。

我们永远无法实现最终目标，我想没人会对这一点忧心忡忡。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个人或整个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再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这种处境中的生活肯定枯燥无比：每件事都能被预料到，每件事都能被提前计算出。明天不会带来任何出乎意料的机遇，对于未来也没有什么好期望的。生命的乐趣主要源于缺乏肯定。我们如果对每件事都已确定，如果知晓了每件亟待了解的事情，那再也无需进行探讨或发现了。科学也将走到尽头，身边的茫茫宇宙也只不过是一个说过两次的故事罢了。艺术和宗教本来给我们提供一个瞄准的理想，如今也失去所有意义。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但是从一开始，神经症患者的发展就受到障碍，他对生活中问题的解决办法停留在极为肤浅的水平，他的个人问题相应地也就很大。对于自己的问题，正常人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式。他能接受新问题，找到新答案。这样，他就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不拖后腿成为别人的负担，不需要也不要求得到特殊照顾。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优越感的目标

优越感的目标属于个人，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它显示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宛如他自己创造的一支奇异曲调贯穿其中，他并不把自己的目标表现得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反之，他表达得极为间接，这样我们只能从他给予的线索中猜到。了解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如同了解一个诗人的作品。诗人只是用字词，但他的意义却远多于他所用的字词。意义的大部分必须通过研究或凭直觉推出。我们必须在字里行间仔细推敲，对于个人的生活哲学这一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创造，情况亦是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学会仔细推敲，必须学会发觉隐藏意义这一本领。

怎么可能有其他方法呢？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已决定生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是通过数学计算而做的决定，而是通过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受不能完全理解的情感、通过捕捉暗示摸索解释而得到的。同样，我们通过摸索和猜测决定自己的优越感目标。这是一个一生的欲望，一种动态的倾向，不是地理上已用图表示的一个定点。没有人对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清楚得能完整地描述出来。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他的全部奋斗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比如，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而且会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显示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奇特程度的兴趣。我们会看到他训练自己帮助他人的程度，以及他为自己的帮助性所设限制。他已把这门职业作为弥补某种自卑感的目标。以他在工作中和其他地方的表现，我们能够猜到他要弥补哪种自卑感。

例如，我们经常发现：医生在儿童时期很早便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死亡给他们最深印象是人类不安全的一方面。也许是兄弟姐妹或父母去世。他们以后的成长方向，便是要为自己和他人找到一种更能与死抗争的方法。还有一个人也许会宣布自己的目标是当教师，但是我们都知道教师有许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他通过当老师获得优越感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做个“鸡头”而已。只有与那些比自己更弱小、更缺乏经验的人在一起，他才可能觉得安全。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会平等对待学生。他会真心希望为人类福利做出贡献。在此我们只需提一下，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兴趣大相径庭，他们的表现也明确表明其个人目标。一旦目标确定，个人的潜能就会受到削减和限制以适应这一目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整体目标，即我们所说的原型，总会推拉着这些限制找到一个途径，来表达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和争取优越感的最终理想。

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必须看到表面以下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会改变确立自己的目标和宣布自己目标的方法，正如他可能会改变他所宣布目标的一种表达——职业——一样。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隐藏的连贯性，看到人格的统一性。在任何表现中，这种统一性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我们拿一个不规则三角形，把它旋转到不同的位置，我们会从每一个位置看到一个不同的三角形。但若看得仔细点，就会发现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三角形。原型也是如此。其内容不会在行为的某一方面暴露无遗，但我们能从它的各种表现中认出它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事实上，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将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急于评价任何对优越感的追求，但在所有目标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共同之点——努力要像神一样。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公开表达自己的小孩，他们说：“我想成为上帝。”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超人”的观念是变得神圣这一观点较为温和的一种形式。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时他就表现了这种观念。

疯子常毫无顾忌地表示自己要获得像神一样的优越感的目标，他们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他们希望成为世所瞩目的中心，希望不断受到公众注意，希望通过无线电与整个世界接触并聆听到一切谈话。他们希望自己能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能力。

这种要神化的目标，也许会以一种更温和和而理性的方式，表现于要无所不知、智慧异常或长生不老的欲望中。不论我们是想在尘世中长生不老，是想象能经各种化身多次重返人间，还是预见在另外一个世界能永存不朽，这些期望都是基于一种想成为上帝的欲望。在宗教教义中，只有上帝才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采取了这个意义——成为上帝，变得神圣。即便是无神论者，他也想征服上帝，比上帝略高一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的生活方式便不会犯错，所有的行动都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这样的行为。

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道：“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他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直至今日，各种问题一般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都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微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

成年神经症患者的情况也完全如此。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会极为有用，如果他非常需要，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作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工具呢·依他看来，他给自己的痛苦只不过是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而它给自己带来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回报。毫无疑问，如果给他一个让他震惊的解释，就能吓走他的头痛病，正如有时电击或假手术能吓跑战士的弹震症一样。也许药物治疗能减轻他的病情，使他更难于维持所选择的某种病症。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放弃这种症状，他也还会再找一种。头痛病“治好”了，他会患失眠症，或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如一，他便会不断地追求它。

有一种神经症患者能惊人地快速甩掉病症，此后又毫无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成为患神经症的高手，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看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这只能给他们提供更多尚无机会一试的神经性毛病而已。我们必须审视的是：采用这种症状的目的以及这种目的与一般的优越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使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任何人看到我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他们不会知道梯子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这么个不舒适的地方。但如果他们知道：“他想坐在黑板上，因为如果身体位置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他们便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我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这样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计划得当、施行巧妙了。

我只是疯狂一点：对优越感的解释。如果有人能让我信服我的确定目标实在是下下之选，那么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目标不变，即便梯子被拿走，我还会用椅子来再爬。假使椅子也被拿走，我会看可不可以蹦着爬上去，通过自己爬上去。每个神经症患者都是大同小异：他选择的方式都没什么错，都无可厚非。我们只能改善他的确定目标。改变了目标，他的心理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不再需要有旧有习惯和态度，适于新目标的新习性和新态度会取而代之。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有个30岁的女工来看我，她有焦虑症，并且无法与人交友。她养不活自己，因此仍是家里的累赘。时不时她也会做一些秘书之类的小职员，但不幸的是，她的雇主总想占她的便宜。她大受伤害，不得不辞去工作。然而有一次，她又找到一份工作。这次老板对她不大感兴趣，也没占她便宜，她又觉得大受其辱。因此又辞去了这份工作。她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心理治疗——我想是8年——但治疗未能使她更好地与人交往，也未能使她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职位。

我给她看病的时候，把她的生活方式追溯到了童年初期。不首先学会了解儿童，就无法了解成人。她是家里的老小，长得漂亮，受宠得难以置信。当时她父母很富有，她只要开口，愿望就能得到满足。听到这些后，我说：“哦！你真是像公主一样养大的。”她回答说：“真奇怪，那时他们就叫我公主呢！”我问她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她说：“4岁时，我记得我走到屋外，看到许多小孩在玩游戏，他们动不动就跳起来大叫‘巫婆来了’”。我害怕极了，回到家里就问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老太婆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存在，她说：‘有的，有许多巫婆、小偷、强盗，他们都会跟着你。’”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她害怕单独在一起。她在整个生活方式中，表达了这种害怕。她觉得自己不够强壮，不能离开家，家里人必须在各方面支持她、照顾她。她还有这样一个早期记忆：“我有一个钢琴教师，是男的，一天他想吻我，我停下来，跑去告诉了妈妈。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弹钢琴了。”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学会了要与男性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而她性发展也与保护自己不谈恋爱的目标相一致。她觉得恋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必须说：许多人恋爱时都会觉得软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恋爱时，我们必须很温柔，我们对另外一个人的兴趣会使我们容易受伤。只有当一个人的优越目标是决不软弱，而且这种目标不会暴露时，他才会逃避爱情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人总是远离爱情，也不会恋爱。经常会发现：如果感觉有掉进爱河的危险，他们便会嘲笑这种情况。他们讥笑、嘲弄、并且排除那些他们觉得威胁到自己的人，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摆脱这种软弱感。

在婚姻爱情方面，这个女孩也觉得软弱，因此当工作中有男人接近时，他便会大可不必地大受影响。除了逃走之外，她觉得无计可施了。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父母也相继过世。这位“公主”的王朝也随之土崩瓦解了。它样，她想找一些亲戚来照顾自己，但事情也不那么如意，没过多久，亲友们便对她厌倦了。不再给予她自觉所需的注意。她责怪他们，说让她孤伶伶的一个人太危险了。这样，她才摆脱了靠自己想办法的悲剧。

我确信，如果家里人再也不管她了。她一定会发疯。她实现优越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强迫家人支持她，让她不必考虑一切生活问题。她在心里这样想：“我不属于这个星球，而是另一个，在那儿我是位公主，可怜的地球不了解我，不知道我这重要。”再进一步，她就要发疯。但因为她还有点小小的消遣办法，还能让亲友照顾她，也就不会迈出最后一步了。

还有一个例子，从中可以同时清楚地看出自卑情结和优越情结。有个16岁的女孩被送到了我这儿。她六七岁时就开始偷东西，12岁就开始和男孩在外面过夜。她2岁时，父母在长期的激烈争吵后离婚了。她被判给母亲，一起住在外婆家里。在这种情况下，外婆总是容易溺爱孩子。她外婆就这样。她出生在父母争吵的最高潮。因此她母亲根本就不欢迎她的降生，她不喜欢女儿，两人的关系十分紧张。

这个女孩来看我时，我以友好的方式与她交谈。她告诉我：“我并不真的喜欢偷东西，跟男孩子瞎荡，我只是想让妈妈知道，她管不了我。”

“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吗？”我问她。她回答道：“我想是的。”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强，但她之所以有这样的目标，只是因为她觉得比母亲更软弱。她觉得母亲厌恶她，便产生了自卑情结。她能想出的唯一一种肯定自己优越的方法，就是惹事生非。儿童有偷窃或其他不良行为，通常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16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找到后她被送上了少年法庭。她在法庭上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绑架了她，把她捆起来，关在一间屋里，关了8天，没有人相信她。医生私下跟她交谈，要她说出真相。她见医生不相信她的故事，非常愤怒，便煽了他一耳光。看到她后，我问她想当什么样的人，告诉她我只关心她的幸福，只想尽自己所能来帮助她。当我要她讲一个梦时，她笑了笑，讲了这个梦：“我在一出来时，遇到了我妈，一会儿爸爸也来了，我要妈妈把我藏起来，觉得爸爸看到了我。”

她畏惧自己的父亲，总是与他作对，他总是惩罚她。因为怕受惩罚，她只好说谎。我们一听到撒谎的事情，必定会看到说谎者有严厉的家长。除非觉得说出真相会有危险，否则撒谎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引诱她进了一个酒吧。她在那儿呆了8天，因为父亲的缘故，她不敢承认真相；但同时她的行为的动机又是想战胜父亲。她觉得受到父亲的压制，只有通过伤害他，她才会觉得战胜了他。

我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些在追寻优越感时误入歧途的人？如果认识到对优越感的追求是人所共有，这就不难做到了。这样，我们便能设身处地地同情他们的奋斗了。他们的唯一错误是：他们的追求不能达到任何有用的目标。正是对优越感的追求，它给予我们每个人以动力。是我们对人类文化所作一切贡献的源泉。整个人类生活都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之线而前进——从下至上，由负到正、从失败到胜利。然而，那些真正能够处理并且主宰生活问题的，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利人倾向的人，那些奋进方式也施益于他人的人。

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我们便能发现：他们并不难以说服。归根结底，人类对于价值与成功的一切判断，都是基于合作，这是人类一个伟大而普遍的自明之理。我们对于行为、理想、目标、行动以及性格特征的所有要求，就是它们应当有益于人类的合作。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贵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也许就如我们所看到的，每种目标都可能有一些小错，我们总会找到可指摘的东西。但是，人类的合作需要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知识；对于另一个，可能是艺术；对于第三个，可能是体力。消化不良的小孩可能会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是营养问题而已。他的兴趣可能会转向食物，因为他相信这样便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结果他可能成为一名专业厨师或营养专家。在这些相对目标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困境的真正弥补，而且可以看到对可能性的一定排斥，以及对自我限制的一定培训。例如，我们可以理解：哲学家必须时不时隐退才能冥思立著。但如果优越目标伴有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目标就不会有什么大错。

第四章 早期记忆

了解个性的关键

因为一个人为实现优越地位的奋斗是了解其全部个性的关键，我们在其心灵发展的每一点上都会看到这种奋斗。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以此来了解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有两个要点要记住：其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开始进行这种了解工作。任何表现都会将我们引向同一个方向——朝向这个人的个性所赖以构成的那个动机和主题。第二，可供我们使用的材料异常丰富。每一个字、每个理想、每种感觉、每个手势，都有助于我们的了解。在轻率真评价个性某一方面或某一表达时所犯的任何错误，都可以通过参考千百个其他方面和表达得以遏制和纠正。只有看到某一方面在整体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才能最终决定其意义，但每一方面说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它们都促使我们达到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就像考古学家：搜寻陶器和工具的碎片、建筑物的残坦断壁、破损的纪念物、以及纸草纸的残页，然后从这些碎片中推断已经毁灭的整座城市的生活。但我们研究的不是毁灭之物，而是一个人身上相互关联的各方各面，是有生命的个性，将一个充满它对生命诠释所显示的万花筒展现在我们面前。

了解一个人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所有的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学或许最难以学会和应用。我们必须聆听所有来龙去脉；必须抱以怀疑态度，直至关键之点不言而明。我们必须从大量细小信号中——他如何走进房里，如何打招呼、握手，如何微笑，如何走路——得到提示。在某一点上，我们可能误入歧途，但其他点总会来纠正或者确定我们的印象。治疗本身就是一种合作的练习和测验。只有真正地关心他人，我们才能成功。我们必须设身处地，通过他的眼睛来观看，通过他的耳朵来倾听。他也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共同的了解。我们必须同时找出他的态度和困难。即即使自觉已经了解他，但如果他不了解自己，我们也无法证明我们就是对的。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绝不会是全部的真理，它说明我们还了解得不够。

也许是因为没有了解这一点。其他心理学派别才会提出“正、负转移”的概念。而这在个体心理学中从未出现过。放纵一个惯于受宠的病人可能容易得到他的好感。但他潜伏的控制欲会更显而易见。如果轻视他、忽略他，可能很容易招致他的敌意。他可能会中止治疗，或者在继续治疗中，希望为自己找到借口，让我们难过。不管是放纵还是轻视都帮不了他。我们必须展现给他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兴趣、关心。这是最真实、最主观的兴趣。我们必须与他合作来找到其错误。这是为了他的利益，也是为了别人的福利。带着这个目标，我们决不能冒险去产生“转移”，以权威自居，或使他处于依赖他人、不负责任的位置。

在心灵所有表现中，最能揭示事物的是早期记忆。这是人的随身之物，提醒自己想起自己的种种限制以及各种事物的意义。记忆绝不是“偶然的”。在一个人接受到的不可胜数的印象中，他会选择记住那给他认为与自己的问题有关的东西，不管记得多么模糊。这些记忆代表着他的“生活故事”。他会反复从这个故事中寻求温暖和慰藉，以这个故事来使自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标。以过去的经历和检验过的方法准备应付将来。在日常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记忆被用于稳定人的情绪。如果一个人遇到挫折、感到沮丧，他会回想起以前的挫折经历。但当一个人兴高采烈、充满勇气时，他便会选择不同的记忆。他回想的事都令人愉快，使他更为乐观。同样，如果一个人遇到困难，他便会唤起所有能有助于形成其处理态度的记忆。

因此，记忆能起跟梦一样的作用。许多人在要作决定时，会梦见自己成功地通过了一场考试。他们将自己的决定看成一场考验，想重造一种曾经使自己成功的心境。在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中，那些对于心境的变异能站住脚的东西，对于一般心境的结构与平衡也能站住脚。忧郁的人如果回想起那些好时光和成功经历，便不会再忧郁。如果他想“我一生都不幸”，他便只选择那些他可以解释为不幸命运的事例来记。

早期记忆与生活方式

记忆绝不会与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倘若一个人的优越目标要求他感到“其他人老是羞辱我”，他会选择只记住那些他认为是羞辱的事情。随着生活方式改变，他的记忆也会改变。他会记下不同的事，或对记住的事产生不同的解释。

早期记忆极为重要。首先，它表现了生活方式的起源及其最简单的表现。从这些早期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小孩是被宠坏了还是被忽视了、他学习与人合作的程度、他想同谁合作，以及他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怎样去对付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小孩视力不好，曾训练自己更细心地观察事物，我们会从他的早期记忆中发现各种与视觉有关的印象。他的回忆一开始就会说“我环顾四周……”，或者他会描述颜色和形状。如果一个小孩有身体缺陷，希望自己能走、能跑、能跳，他也会把这种兴趣表现在他的记忆中。儿童期就记得的事情肯定与这个人的主要兴趣息息相关。而我们一旦知道了他的主要兴趣，便能知道他的目标和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早期记忆对于职业指导才会有极大价值。而且，我们还可以从记忆中发现这个孩子与母亲、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至于记忆的准确与否，这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有价值的是这些记忆体现了这个人这样的判断：“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了”，或“打小我就这样看这个世界”。

在所有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忆起的头件事。最初记忆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这是他第一个感到满意的对自己态度的表达。它让我们一眼便看出他以什么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我在研究一个人的个性时，总会问到他的最初记忆。

有时人不会回答，或说不知道哪件事发生在先，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有启示性。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不想探讨自己的基本人生哲学，不想合作。当然，一般人都很愿意谈论自己的早期记忆。他们只把它看为简单事实，意识不到隐藏其后的意义。很少有人了解最初记忆，因此，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己的早期记忆不偏袒地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与别人的关系以及对于处境的看法。早期记忆的另一个有趣之点是：这些记忆非常浓缩、简练，因此我们能利用这一点来作群体调查。我们可以要一群学生写下自己的早期记忆，如果知道怎样去解释，我们对每个小孩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分析早期记忆

为了说明起见，我举几个早期记忆的例子并加以解释。除了他们的早期记忆之外，我对他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小孩还是成人。我们在这些早期记忆中发现的意义应当得到个性其他表现的检验，但是，只看到这些记忆而磨炼我们猜测剩余部分的能力，也能使我们的技能得到锻炼。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哪些是真的，能够对不同的记忆进行比较。尤其是我们能够看出这个人的发展是通过合作呢，还是远离合作，他是胆大还是胆小，他想受到支持和照顾还是想独立，他是准备付出还是只急于得到。

例一：“因为我妹妹……”。早期记忆中出现了哪个人，这是必须加以重视的。如果出现了一个姐妹，我们便可确定这个人觉得深受其影响。这个姐妹给另一个孩子的发展投下了一层阴影。当小孩友好地与人合作时，他能有效地将自己的兴趣扩展到他人。但如果心中老想着要竞争，他便不能如此了。然而我们也不能轻率地下结论，也许这两个小孩是好朋友。

“因为我和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太小不能上学的时候，我也不许去。”现在这种竞争就明显了：“妹妹拖了我的后腿。她比我小，但我却被迫要等她。她限制了我的机会！”如果这就是这个记忆的真正含义，我们便可以想到这个女孩或男孩会觉得：“我生活中的最大危险就是有人限制我，妨碍我自由发展。”这个人可能是个女孩。男孩似乎很少受到这种要等到妹妹可以上学了才可以去上学的限制。

“因此，我们在同一天开始上学。”处在她的位置，我们不认为这是对女孩子最好的一种培育方式。这可能给她这样一个印象：因为她年长，她就必须站在别人后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都是这样解释的。她觉得大家都喜欢妹妹而忽视她。她会因这种忽视而怪罪于某个人。这个“某个人”很可能就是她母亲。她会便依恋父亲，尽量使自己成为他的宝贝。这就不足为怪了。

“我记得很清楚，妈妈对每个人说我们第一天上学时她有多寂寞。她说：‘那天下午我好几次跑到大门口去看女儿回来。我觉得她们再也不会回家了’”。这是对母亲的描述。这一描述显示出母亲的行为并不十分聪明。“她觉得我们再也不会回家”——母亲显然很慈爱，女儿也感觉到了她的慈爱，但同时她又紧张焦虑。如果我们能和这个女孩谈谈，她会说出很多关于母亲偏爱妹妹的事情。我们不会对这种偏爱感到吃惊，因为最小的孩子总会受到宠爱。从这种种记忆中我们可以判断：姐妹俩中的姐姐觉得自己在与妹妹的竞争中受到妨碍。在她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各种嫉妒和害怕竞争的信号。我们也不会对发现她不喜欢比自己年轻的女人感到吃惊。一些人一生都觉得很老，许多好嫉妒的女人会觉得不如比自己年轻的女人。

例二：“我的早初记忆是祖父的葬礼。当时我3岁。”一个女孩是这样写的。她把死亡视为生活中最大的不安全，最大的危险。从童年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中，她得到这样一个教训：“祖父会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祖父的宝贝，他很宠她。祖父母几首总是宠爱孙子。与父母相比，他们对孩子的责任要求，总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表现自己还能获得感情。我们的文化使老人难于肯定自己的价值，有时他们便会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找到这种肯定——譬如说发牢骚。在此，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女孩很小的时候，祖父很宠爱她。正是因为他宠爱她，这个女孩对他的记忆才这么深刻，他的死亡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她失去了一个仆人，一个盟友。

“我清楚地记得他躺在棺材里，身体僵硬，脸色苍白。”我认为让一个3岁小孩看到死人并非明智之事，尤其是当他们并没有任何准备之时。许多小孩告诉我他们对看到死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永远无法释怀。这个女孩就没有忘掉。他们觉得医生比其他人更能对付死亡。如果要医生讲他的最初记忆，它往往会包含一些关于死亡的记忆。“躺在棺材里，全身僵硬，脸色苍白”，这是对所看到的东西的记忆。这个女孩可能属于视觉型，喜欢观察世界。

“然后到了墓地，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我记得绳子被从这个箱子下抽出来。”她告诉我们她所看到的东西，这肯定了我们对于她属视觉型的猜测。“这次经历使我害怕。只要一提到哪位亲戚、朋友或熟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就会感到害怕。”

我们又可以看到死亡留给她的深刻印象。如果有机会和她交谈，我会问：“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她很可能会回答：“医生。”假如她不回答或逃避这一问题，我会提示：“你不想当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吗？”当她说“另外一个世界”时，我们可能看出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补偿。我们从她的全部记忆中知道：她祖父很宠她，她是视觉型，死亡在她心中有重大作用。她从生活中得出的意义是：我们都会死去。毫无疑问这是事实，但没人会为此忧心忡忡。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例三：“我3岁时，爸爸……”一开始，她爸爸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推断这个女孩对父亲比对母亲更感兴趣。对父亲感兴趣往往就是发展的第二阶段。开始时小孩会对母亲更感兴趣，因为在一两岁时，小孩与母亲的合作非常密切。小孩需要母亲、依恋母亲：他的一切心灵活动都与母亲有密切联系。如果小孩转向父亲，母亲便失败了。这个小孩不满于自己的处境。这通常是由于一个更小的孩子降生了。如果我们从这种回忆中听到还有比自己更小的孩子，我们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

“爸，铁公鸡给我们买了一对小马。”孩子就不只是一个，我们很想听到关于另外一个小孩的情况。“他牵着马绳，把马带到了屋外。比我大3岁的姐姐……”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解析了。原以为这个女孩是姐姐，原来她是妹妹。也许姐姐是妈妈的宝贝，所以女孩提到父亲和礼物——两匹小马。

“姐姐牵过一条缰绳，得意洋洋地牵着马走在街上”。这是姐姐的胜利。“我的小马紧跟着那匹马。它走得太快了，我都赶不上”——这是姐姐首先出发的结果！——“我摔倒了，小马却拖着我在地上跑”。这次经历原以为皆大欢喜，却落得个这么个不光彩的结局。姐姐胜利了，她赢了一分。我们可以完全肯定这个女孩的意思是“我如果不谨慎，姐姐就会赢。我总是被击败。总是趴在地上。得到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马当先。”我们也可以了解姐姐已经赢得了母亲的欢心，妹妹因此就转向了父亲。

“尽管后来我比姐姐骑得更好，这丝毫未能减轻这次失意。”现在，我们的所有假设都得以证实。我们可以看到姐妹俩之间的竞争。妹妹觉得：“我老是落后，我必须尽力冲动前面去，超过其他人。”这种类型的人我已经描述过，常见于第二个孩子或者老幺。这种儿童往往有哥哥或姐姐作带领人。他们总是设法要超过这些带领人。女孩的记忆加强了她的态度，她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我前面，我便受到威胁。我老是要当第一。”

例四：“我的早期记忆都是姐姐带我去各种聚会和社交场合。我出生时，姐姐快18岁了。”这个女孩记得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记忆中，我们也许能发现她的合作程度比别人要高。比她大18岁的姐姐，对她来说肯定就要像妈妈一样，是家里最宠她的人；但她似乎用了一种聪明的方式扩展了这个小孩的兴趣。

“因为在我出生前，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的唯一女孩，她自然喜欢拿我倒处炫耀。”这看起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如果一个小孩被“炫耀”，他感兴趣的可能只是得到社会的欣赏，而不是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到处跑。对于这些聚会，我只记得一件事：姐姐不断强迫我说诸如告诉这位女士你的名字之类的话。”这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方法——我们对于发现这个女孩口吃或有言语困难就不会感到吃惊了。如果小孩口吃，通常是因为别人太注意他的讲话。他不会轻松自然地与人交谈。他学会了要自觉、要得到赞赏。

“我还记得，我如哑口不语，回家后肯定会挨训，这样我就变得讨厌外出，讨厌与人交往。”我们的解析应彻底修改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隐藏在她的最初记忆后的意义是：“别人带我去与人接触，但我发现这很不令人愉快。由于有这些经历，我从此就讨厌与这类人合作和交往。”因此，我们可以料定，即使是现在，她还是讨厌与人交往。我们能够发现，与别人在一起时，他会局促不安，过于注重自己形象，她认为自己应当表现出众，觉得这种要求太沉重。在与其他人相处时，她已经失去了一种轻松感，一种平等感。

例五：“我小时候，有件大事非常显著。在我4岁左右，曾祖母来看我们。”我们已经注意到，祖母常常宠爱孙子，但我们还未看到曾祖母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她来看我们时，我们拍了一张四世同堂的照片。”这个女孩对自己的家很感兴趣。因为她对曾祖母的来访和拍的照片记得如此清楚。我们可能可以推出，她对家庭非常依恋。假若说对了，我们便可以发现：她的合作能力不会超过家庭圈子的限制之外。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驱车到了另一个镇上，到照相馆后，我换了一件白色绣花的衣服。”这个女孩可能也是视觉型。“在照四世同堂相之前，我和弟弟拍了一张合影。”在此我们又看到了她对家庭的兴趣。她弟弟也是家庭的一员，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关于她与弟弟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他坐在我身边椅子的后扶手上，手里拿着一个明亮的红球。”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女孩的主要追求了。她想弟弟比自己受宠。我们或许能猜到：弟弟出生了，抢走了自己年纪最小最受宠爱的地位，她一点都不高兴。“大人要我们笑。”她的意思是：“他们想使我笑，但我有什么好笑的·他们让他坐在正位上，给了他一个明亮的红球，但他们给了我什么？”

“接下来就要拍四世同堂的相片了。除了我，每个人都想照出最好的样子。我却一点也不笑。”她在反抗家庭，因为家里人对她不够好。在这个最初记忆里，她没有忘记告诉我们家里人是怎样对待她的。“要弟弟笑时，他笑得那么好。他真逗人喜爱。直至今日，我还憎恶照相。”这类记忆让我们很好的领悟到我们大多数人面对生活的方式。有了一个印象，我们就用它来解释一系列行为。我们从中得出结论，好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很明显，照这张相片时，她很不高兴。她至今仍憎恶照相。我们经常发现：一个人如果特别厌恶某种事物，他会从以往经历中选出某种东西来解释这种厌恶，承担所有解释之责。这个最初记忆给我们提供了两条线索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其一，她是视觉型；其二，这一点更重要，她很依恋家庭。她最初记忆的唯一行为就发生在家庭圈子里。她可能不大适于社会生活。

例六：“我的一个早期记忆，可能不是最早的，是我三岁半左右发生的一件事。一个给父母工作的女孩把我和表弟带到了地窖，让我们尝了苹果酒。我们很喜欢它的味道。”发现地窖里的苹果酒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这是一次探险的旅行。如果我们现在就要下结论，我们可以在两种猜测中选择其一。这个女孩也许喜欢新的经历，勇于面对生活。或者相反，她的意思是意志较强的人会欺骗我们，把我们引入歧途。其他记忆能帮助我们下决定，“不久以后，我们想要再尝一点酒，便自己动手了。”这是个勇敢的女孩，她想独立。“一会儿，我的脚发软了。我们把酒倒得满地都是，地窖因此特别潮湿。”在此，我们看到一个禁酒主义者的形成。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与我讨厌苹果酒和其他含酒精饮料有关。”一件小事又成为整个生活态度的成困。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件事的轻重似乎不足以导致这个深远的结论。然而，这个女孩却私下认为这足以解释自己为什么讨厌酒精饮料。我们可能会发现：她是一个懂得如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也许她很独立，勇于改错。这个性格可能显示出她一生的特征。他似乎在说：“我是犯了错，但我一发现错了便会纠正。”假若果真如此，她也会具有极好的性格：主动、勇于奋斗，迫切地想要提高自己、提高自己的处境，过一种美好而有益的生活。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所做的是训练自己一种聪明地去进行推测的能力。我们必须看看一个人性格方面的其他特征，才能确定我们的结论准确无疑。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个性在其所有表现中，都是前后一贯的。

一个35岁的男子，一直有焦虑性神经症，来找我看病。他一离开家门，便会感到焦虑。他也曾数次被迫找到工作，但一坐到办公室里，他便会整日呻吟不已，哭叫不已，这种情况只有当他晚上回到家中与母亲呆在一起时才会终止。当问起他的最初回忆时，他说：“记得4岁时，我坐在家里窗边，观看窗外人们兴致勃勃地干活。”他想看别人干活，而自己却只想坐在窗边看他们干活。如果要改变他的症状，我们只能使他摒弃这个想法：自己不能与别人一起工作。他一直认为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被别人赡养。我们必须改变他的整个观点。斥责他、要他吃药或荷尔蒙制剂，都无济于事，他只对观察感兴趣。我们发现他有近视，因为这一缺陷，他对可见事物就更为注意了。当长大后应当开始工作时，他仍想继续观望，而不工作。然而，这两件事也并非完全对立。治愈后，他有了一份事业，与他的主要兴趣也一致。他开了一家精品店。这样，他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和劳动分工做出了贡献。

一个32岁的男子来看病了，他患有歇斯底里失语症。他只能嚅嚅低语，这种情况有两年了。起因是这样的：一天，他踩了一块香蕉皮，滑倒在一辆出租车的窗上，吐了两天之后，从此就得偏头痛。无疑他得了脑震荡，但既然喉部器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开始的脑震荡根本就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能说话了。有8周完全是哑口无语。他告上了法庭，但这个官司很难打。他把这个意外完全归咎于出租车司机，要求出租车公司赔偿。我们可以理解，如果他能把某种伤残露出来给人看，他在这个官司中的地位会更有利。我们不是说他不诚实，但没有什么大的动力使他正常地说话。也许在这次事故的震惊之余，他真的发现说话有困难，但也看不出他要改变这种情况。

这个病人看了一位喉科专家，但专家也找不到什么毛病。当问及最初记忆时，他告诉我们：“我躺在摇篮里，摇篮是挂着的。我记得看见挂钩脱落了，摇篮摔下来，我受了重伤。”没有人喜欢摔倒，但这种人却过分强调掉下来，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掉下的危险上。这就是他的主要兴趣。“我一掉下来，门就打开了。妈妈冲进来，她都吓坏了。”通过摔下来他得到了母亲的注意：但这个记忆又是一种谴责——“她没有照顾好我。”同样，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犯了这种错——他们没有照顾好他。这个被宠坏的小孩的生活方式是：总想让人负责。

他另外一个记忆说的是同样的事：“5岁时，我从2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头上压着一块重板。整整5分钟，我说不出话来。”这个人擅长于装作失去语言能力。他对此训练有素，常以摔倒为原因拒绝讲话。我们不能将这个作为一个正当理由，但他却似乎就这么看的。他对这种方法十分拿手，他一摔倒，自然就会不能说话了。只有当他明白这是个谬论，在摔倒与失语之间并无联系，特别是看到事故之后他并没有必要嚅嚅低语达两年之久，他的病才能治愈。

但是，在这个记忆中，他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对此难以理解。“妈妈跑出来，”他接着说，“看上去很激动。”他两次摔下来都吓坏了他母亲，并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他是个要得到过分注意、成为关注焦点的小孩。我们能够理解，他非常想弥补自己的不幸。在相同的情况下，其他被宠坏的孩子也会这么做。他们只是可能不会想出产生言语障碍这个策略而已。这是这个病人的明显特征，是他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一个26岁的男子来找我，他抱怨自己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8年前，父亲把他安插进了经纪行，但他从来就不喜欢这一行，最近终于辞职了。他想再找份工作，但一直未能如愿。他还抱怨自己难以入睡，并且常常想到自杀。放弃经纪行的工作后，他离开了家，在另一个城里找到一份工作，后来接到了一封信说他母亲病了，于是他回来了，同家人住在一起。

从他的描述中，我们怀疑，他母亲很宠他，但父亲却想对他施加权威。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他活着就是反抗父亲的严厉。当问及到在家里的位置时，他回答说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有两个姐姐：大姐姐总想对他颐指气使，小姐姐也差不多。父亲老是对他吹毛求疵。因此他深深觉得自己受到家里所有人的控制，只有母亲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到14岁才去上学。后来，父亲送他上了农校，这样他就能在父亲计划购买的农场上帮忙。这个孩子在学校表现很好，但却未当农民。因为他父亲给他在一家经纪公司里谋了一份工作。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8年，他自己认为是想为母亲多做点事。

小时候，他不爱干净，怕黑暗，怕一个人呆着。我们一听到有孩子不爱干净，就必定看到有人在后面为他收拾东西。一听到有小孩怕黑、不喜欢独自呆着，就必定看到有一个注意他、抚慰他的人。对于这个少年，这个人就是他母亲。他觉得难以与人交朋友，但在陌生人当中，他却觉得很自如。他从未谈过恋爱，他对爱情也不感兴趣，也不想结婚。他认为父母的婚姻很不幸福，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自己拒绝婚姻。

他父亲仍然逼着他在经纪行干下去，而他自己想进入广告业，但他相信家里不会给他钱培养他干这一行。在每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其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反抗父亲。他在经纪公司的时候，尽管是自己养活自己，他就从未想过要用自己的钱来学习广告业。只有现在他才想起要以此来作为对父亲的一个新要求。

他的最初记忆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受宠的小孩对严父的反抗。他记得自己如何在父亲的饭馆干活。他喜欢洗碟子，把它们从一张桌子换到另一张桌子。他拿着碟子玩的样子惹火了父亲，他当着客人的面扇了他一巴掌。他用这个早期经历证明：父亲就是敌人。他的一生都是与他作战。至今为止他还不想工作。只有伤害了父亲，他才感到心满意足。

他自杀的念头很容易解释。任何自杀行为都是一种谴责。通过想要自杀他是在说：“这全是爸爸的错。”他对工作的不满也是针对父亲。父亲提出的任何计划，儿子都会反对。但他又被宠坏了，无法独立创业。他并不真想工作，他更想游手好闲，但他与母亲还是保留了一些合和。尽管如此，对父亲的反抗又怎能解释他的失眠呢？如果他一夜未眠，第二天便会没有精神去工作。父亲希望他去上班，可他却疲惫不堪，觉得无法工作。当然，他也能说：“我不想干活，不想受到强迫。”但他还得考虑母亲，考虑家里的经济状况。如果直接拒绝工作，家里人会认为他无可救药，会拒绝再养他。他必须有个借口。这就由“失眠”这个表面看来很不会平的平幸来承担。

开始他说自己从不做梦。但后来，他又想起了一个常做的梦。他梦见有个人朝墙扔球，但球老是弹开了。这个梦似乎无足轻重。我们能发现这个梦和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联系吗？

我问他：“接着又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球一弹开，我就醒来了。”现在他揭示了失眠的全部结构。他用这个梦作为一个闹钟来唤醒自己。他想象每个人都把他往前推，强迫他做不喜欢做的事。他梦到有人朝墙扔球，这时他便总会醒来。结果，第二天便很疲惫，他便不能工作。父亲急着要他去工作，通过这种间接方法，这样他便击败了父亲。倘若我们只看他对父亲的反抗，我们应当想：他发现这样的武器真是太聪明了。但是，于人于己，他的生活方式都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帮他对此加以改变。

我给他解释过这个梦后，他便不做这样的梦了，但他告诉我在夜间有时他还是会醒来。意识到这个梦的用意后，他再没能勇气做这样的梦，但他还要使自己在第二天疲倦不堪。我们怎样才可以帮他呢？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他与父亲和好。只要他的努力都集中于惹恼并击败父亲，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按照势在必行的惯例，我一开始便承认病人的态度是有正当理由的。

“你父亲似乎大错特错”，我说，“他真是太不明智了，老想在你身上施展自己的权威。也许他有病，需要治疗。但你能做什么呢？你又不能改变他。譬如天下雨了，你能做什么？你只能撑把伞、或叫一辆出租车，若老想反抗它、制服它，那是毫无用处的。现在你就是浪费时间同它反抗。你以为这样能表现自己的力量，能占上风，但实际上你比其他人受的伤都重。”

我指出了他所有问题的潜在一致性：对事业的不确定，逃避家庭、失眠。还给他指出：在所有这些事中，他怎样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父亲的。并且，我给了他一条建议：“今晚上床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要不停地让自己醒来，这样明天便会疲惫。想象你明天太疲惫了，不能去上班，父亲便雷霆大作。”我想要他面对现实，他的主要兴趣就是要惹恼并伤害父亲。只要我们未能阻止这种反抗，任何治疗都无济于事。他是个被宠坏的小孩，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他自己也可以看到了。

这种情况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极为相似。这个年轻人一心一意只想着要伤害父亲，但却十分依恋母亲。然而，这与性却无关。母亲很宠他，但父亲却对他没有一点同情心。他没有得到正当的教养，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错误的解释。对于他的毛病，遗传未起一丝作用。他的毛病并不是作为一种本能从杀死部落首领由自己充任的野蛮人那儿得来的，而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在每个小孩的身上都可能激发出这样的态度。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像这个母亲一样宠他的母亲，一个像这个父亲一样对待他的父亲。如果小孩反抗父亲，不能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便会知道这样太容易采取一种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第五章 梦

几乎人人都做梦，但没有几个人理解自己的梦，这真是令人吃惊。尽管这样，梦仍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普遍活动。人们一直对梦深感兴趣，迫切地想知道它们有什么意义。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梦意义重大，奇异而重要。这种兴趣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但是，整体而言，人们仍不知道做梦时自己在干什么，甚至为什么会做梦。据我所知，关于梦的解释只有两种理论包罗万象，具有科学性。这便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和个体心理学派。两者之中，也许只有个体心理学家才可声称自己采取的是一种具有常识性的研究方法。

过去对梦的解析

当然，以前对于梦的理解虽不科学，但它们也值得加以重视。至少，它们揭示出人们过去是怎样看待梦的，以及他们对梦持什么态度。梦是心灵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如果我们细看一下人们过去是如何理解梦的作用的，我们便差不多看出了他们有什么目标。研究一开始，我们便发现，人们一直认为梦与未来有一定关联。人们通常觉得，在梦中，某个有控制能力的精灵、神、或祖先会操纵自己的心灵。还有些人在困境中用梦来指导自己。

解梦的古书对梦做了一些解释，还说明了它们是如何预示做梦人的未来的。原始民族会在梦中寻找各种征兆和预示。希腊人和埃及人到神庙去，希望能做一个神圣的梦，影响一下以后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些梦能治病，能消除生理毛病或心理毛病。美洲印弟安人用洗罪、斋戒、汗浴的方法不遗余力地来引梦，并根据自己对于梦的解析来行动。在《旧约全书》中，梦总被解析为能揭示将来的事情。即使今天，还有人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梦后来真的成为了事实。他们相信自己在梦里具有远见，相信梦能预示未来。

站在科学的角度上，这些观点都属无稽之谈。从我一开始想解决梦的问题时，我就很清楚：比起那些清醒、视、听、说、理解等能力更好的人，做梦的人更不能预测未来。梦似乎不可能比日常思维更理智更有预示性，相反它更混乱，更会令人费解。但这种传统观念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原因，其中也许有些真理。倘若我们把它放在适当的环境溃来看待，也许能找到我们所寻觅的线索。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认为梦能为自己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做梦的目的是想为未来找到指导，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这和认为梦能预示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们还必须考虑他要找的是哪种答案。希望在哪儿找到这个答案。显而易见，梦所提供的答案都要次于清醒地对整个形势分析后所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做梦时，个体是希望在睡觉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弗洛伊德派的观点

弗洛伊德派的方法是认为梦有一种可以得到科学理解的意义。但是，在好几点上，弗洛伊德派的解析已经使梦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例如，它假定，心灵在白天的活动与在晚间的活动之间有差异。“有意识”与“无意识”彼此对立，梦被赋予与日常思维法则截然相反的特殊法则。我们一看到诸如此类的对立，就必会看出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在原始民族和古代哲学家的思维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各渴望：把概念强烈对立，把它们视为对立之物。在神经症患者中，这种对立思维，或二层思维，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对与错相对立，男与女、冷与热、轻与重、强与弱都相互对立。从科学角度上看，他们并非对立事物，而是变体。他们是根据与某种假定理想的相近程度而排列在一个刻度上的各点。好与坏、正常与异常也并非真正对立。任何理论，如果认为睡与醒，梦中的思想与白天的思想相互对立，它在本质上就不科学。

原始弗洛伊德派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把性作为梦的背景。这也将梦与人们的平常努力和活动分离开来。果若其然，梦的意义便不再是全部个性的体现，而是部分个性的体现。弗洛伊德派自己也觉得光用性来解释梦很不充分，弗洛伊德便建议在梦中还可能看到一种想死的潜意识欲望。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我们已经注意到，梦是想为问题找到一个轻松的解决方法，梦可以揭示出一个人缺乏勇气。但是，弗洛伊德的术语却太富隐喻了，根本无助于发现梦是如何反映全部个性的。又一次，梦里的生活与白天的生活似乎又被截然分开了。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趣而珍贵的暗示。例如，这一暗示极为有用：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梦所隐藏的思想。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也几乎得到类似的结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所缺少的是心理学这门科学的首项基本条件——认识到个性的一贯性，以及个体所有思想、行为及言语的统一性。

从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析几个关键问题中，可以看到这一缺点。“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梦？”心理分析学家回答道：“是为了满足一个人未实现的愿望。”但这个观点并不能解释一切。例如，如果梦想不起来了，如果这个人忘了自己的梦，或理解不了，那么满足又从何谈起呢？所有人都做梦，但没有多少人了解自己的梦。从做梦这一行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快乐？如果梦里的生活与白天的生活截然分离，而满足感又来自梦，我们或许能让作梦人了解其梦的目的。但如果这样解释，我们便失去了个性的一贯性这一原则。对于醒着的人来说，梦就不再有任何目的。

以科学的角度看，做梦的人与醒着的人就是同一个人，因此梦的目的也适应于这一连贯的个性。确实，对于有一种人，我们可以将在梦中实现愿望的努力与全部个性联系起来。这种人就是被宠坏的儿童。他们老是问：“我怎么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生活给我什么？”正如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一样，这种人可能会在梦中寻求满足。确实，如果仔细观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被宠坏小孩的心理学，他们觉得自己的本能绝不能受到拒绝，认为别人的存在对自己不公平。他们老问：“我为什么要爱我的邻居？我的邻居爱我吗？”

心理分析学基于被宠坏的孩子这一前提，并详详细细地对这一前提进行了详尽描述。但是，在不可胜数的对优越感的追求的表现中，对满足感的追求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己，我们也不认为它是个性所有表现的主要动机。而且，我们如果真的找到了梦的目标，也会有助于我们看出遗忘梦或不了解梦有什么目的。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25年前当我着手研究梦的意义时，这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我看到，梦中的生活与醒时的生活并不对立，它必须与生活的其他动作和表现相一致。如果我们白天专注于要实现优越目标，在夜间我们想的也必是同一问题。与白天一样，任何人在梦中都有隐藏的目标，好象他们在梦中也要努力实现优越感。因此，梦肯定是生活方式的产物，并与生活方式相一致。

第六章 家庭影响

母亲的作用

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婴儿便力求与母亲连结在一起。这是他一切行为的目的。在数月内，母亲在他生命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几乎完全依赖于她。合作能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发展的。母亲让孩子第一次与别人接触，第一次对自己以外的人发生兴趣。她是他走入社会生活的第一座桥梁。一个婴儿如果不能与母亲产生任何联系，或者与另外一个取代母亲地位的人产生联系，他肯定会灭亡。

这种联系十分亲密，而且影响深远。这意味着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像遗传影响这样的特征了。遗传产生的各种倾向都会被母亲加以调整、训练、教导和改造。母亲有否技巧，影响了孩子的一切潜质。所谓母亲的技巧，我们指的只是她与孩子合作的能力、以及她使孩子与她合作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作为一套规则来传授。每天都会出现新情况，其中有千万处她必须运用自己对孩子的领悟和了解。只有当她关心自己的孩子，一心一意要获得他的感情、保护他的利益时，她才能得到这些技巧。

在母亲的一切活动中，我们都可看到她的态度。每当她抱起孩子、背着他，与他说话、给他洗澡喂饭的时候，她便有了机会与他发生联系。如果她对这些工作不太熟练，或对孩子不感兴趣，她便会笨手笨脚，引起婴儿的反抗。如果母亲没有学会如何给孩子洗澡，孩子就会觉得洗澡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不会与母亲联系在一起，反而要尽力避开她。她把孩子放到床上的方式，她的一举一动，她发出的任何响动，都必须做得很有技巧。她还必须长于照看他，让他独处，她必须考虑孩子的全部环境——新鲜的空气、房内的温度、营养、睡觉时间、生理习惯、卫生等等。任何情况下，她都给了孩子机会去喜欢她或讨厌她，去合作或拒绝合作。

母亲的技巧没有什么特别秘密，所有技巧都是兴趣与训练的结果。做母亲的准备工作在生命中很早的时候便开始了。第一步可见于一个女孩对更小的孩子的态度，她对婴儿的兴趣、以及对将来工作的兴趣。对男孩和女孩采取同样的教育方式，好像他们以后会干完全相同的工作一样，这种方法并不可取。如果要做个有技巧的母亲，女孩必须受到如何当母亲的教育，她们的教育方法必须使她们喜欢充当母亲这样一个前景，认为这是件有创造性的工作。在以后真正当母亲的时候，便不会对这一角色感到失望。

很不幸，我们西方文化并不十分尊重母亲这一地位。如果人们重男轻女，如果这会上男性的地位要优越，女孩自然不会喜欢自己未来的工作。没有人会满足于一个从属地位。如果这样的女孩结了婚，自己要生小孩了，她们便会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抗拒。她们不愿或还没有准备好要小孩，她们不期盼孩子的降生，也不认为这是件有趣的创造性活动。

这可能是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努力来处理它。整个人类社会与妇女对于母性的态度密切相关。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妇女在生活中的作用几乎被人低估，认为是次等的，我们即使是发现男孩子常把家务活看成是仆人干的事，动动手帮帮心好像都侮辱了他们的尊严似的。人们往往不会把持家、做家务看作女人的职业，而是视为分配给她们的苦役。

如果妇女真正能把家务和持家视为一门艺术，从中她能感到兴趣，能点亮并丰富其他人的生活，她便能使这份工作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作。反之，如果人们认为男人做这种事太卑贱了，那么女人便会抗拒她们的工作，反抗男人，并且要证明——这从一开始便很明显——她们与男人是平等的，有权得到发展自己全部潜质的考虑和机遇。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然而，揩油必须通过社会感才能得以完全发展。如果女性的发展中没有外来的限制和约束，社会感会将女性引向正确的方向。

女性的作用一旦被低估，婚姻生活的和谐便会完全毁坏。如果一个女人认为照料孩子是件低下的事，她便不会正确地去发展自己的技巧、关心、了解和同情，而这些对于小孩有个好的开端又极其重要。对自己充当的角色不满的女人，生命中会有一个目标阻止她与孩子产生正常的联系。她的目标与其他女人不同，她总是念念不忘证明自己的优越。从这个观点看，孩子便只会令人讨厌，让人分心。倘使我们追溯生活中失败的原因，我们总会发现做母亲的没有完成好自己的作用：她没能给小孩一个好的开始。如果母亲失败了，如果她们对自己的任务不满，没有足够的兴趣，那么整个人类便濒临危机。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失败归咎于母亲。罪过无从说起。也许母亲本身就未受到与人合作的训练，也许她在婚姻生活中抑郁不乐。她也许对自己处境感到困惑、焦虑、甚至会陷入一种无助感，一种绝望感。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阻碍。如果母亲病了，她可能想与孩子合作，但回家后却觉得身心疲惫。如果经济状况很困难，孩子就得不到适当的食物、衣服和保暖。并且，孩子的行为并不是由体验决定，而是他从体验中得到的结论。调查问题儿童的背景时，我们往往发现这个儿童与他母亲的关系有问题，虽然在其他儿童中也会发现同样问题，只是他们处理得更为成功而已。我们回顾一下个体心理学的基本观点：性格的发展没有什么固定成因，但是儿童会利用其经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使其成为自己生活观的成因。例如，不能说一个小孩如果营养不良，便会成为罪犯。我们必须看看他从经验中得到什么结论。

但是很明显，如果一位妇女对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颇不满意，她的孩子便都会遇到困难和压力。但我们知道母性本能是十分强大的。调查已经表明：母亲保护孩子的倾向要强于任何其他倾向。在动物当中，例如老鼠和猿，母性本能已被证明比性驱力和饥饿驱力强。如果要她们选择追随某一种驱力，母性本能总会获胜。

这一行为的基础与性无关，它来自一个合作的目标，母亲通常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通过孩子，她才会与全部生活联系起来。她觉得自己有决定生死的力量。在每一位母亲身上，我们总会或多或少发现一种感觉：通过孩子，她确实是创造了某种东西。我们几乎可能说，她觉得自己的创造与上帝造人一样——是从虚无中创造了一个生命。事实上，对母性地位的渴求是人类追求优越地位、追求神圣目标的一个方面。这给了我们一个最清楚的例子说明：这一目标完全可以与最深刻的社会感相吻合，用来服务于人类的幸福和他人的利益。

当然，每位母亲都可能会夸大孩子是自己一部分的这种感觉，强迫他为实现自己的优越目标服务。她可能还会设法让孩子完全依赖自己，控制他的生活，这样他便会永远依恋她。我来举一个75岁的农妇为例，她的儿子在50岁的时候还与她住在一起。两人同时得了肺炎，母亲活下来了，儿子却送到医院死了。当母亲得知儿子的死讯时，她说：“我就知道我没法把这个孩子平平安安地带大”。她觉得自己要对孩子的一生负责，从来没尽力要使他成为社会完整的一个成员。我们开始明白，如果母亲未能扩展她与孩子的联系，未能引导他平等地与生活中其他人合作，那么她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母亲拥有的关系并不简单，她与孩子的联系不应当过分强调，这既是为了她们自己，也是为了孩子。如果一个问题受到过分强调，其他问题便会受到忽略。如果我们过于重视某个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与母亲关联的，有孩子，有丈夫，还有她身边的整个社会。这三个联系都必须受到同等重视：三者都必须带着常识冷静地面对。如果母亲只考虑与孩子的联系，她便不可避免地会娇纵他、溺爱他。她会使孩子难于发展独立精神和与人合作的能力。成功地将孩子与自己联系到一起后，她的第二项工作便是把孩子的兴趣扩展到他父亲身上，但如果她自己对孩子的父亲没有兴趣，这项工作便几乎不可能实现。她还必须把孩子的兴趣引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家里的其他小孩身上，朋友、亲戚和一般人身上。因此她的任务是双重的：她必须让孩子首先信赖一个人，最后她必须将这种信任和友谊扩展开来，直到包括全部人类社会。

如果母亲只关心使孩子对她产生兴趣，孩子以后便会憎恨任何想要他对他人感兴趣的企图。他会永远寻求母亲的支持。对于那些他认为与自己竞争母亲注意的人，则充满敌意。只要她对丈夫或对家里其他孩子表示一点兴趣，这个孩子便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会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妈妈只属于我，不属于任何人。”

现代心理学家大多误解了这一情况。试举弗氏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它假设男孩有一种爱上母亲想与她结婚，而憎恨父亲想杀死他的倾向。假若了解了孩子的发展过程，这种错误使无从犯起了。只有在那些想成为母亲注意的焦点而排除他人的小孩身上，俄狄浦斯情结才会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欲望，想要控制母亲，完全操纵她，使她成为自己的仆人。它只会出现在这种儿童身上：他们受到母亲的溺爱，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同类感。有一些患孤僻症的病例：这种男孩只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把她作为解决自己婚姻爱情问题的对象。但这种态度的意思便是：除了母亲，他不能想象与别人合作。他不相信会有其他女人像她一样温顺。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往往是错误教养的一个人造产品。我们毫无理由去假设有什么遗传性乱伦本能，或者想象这种异常的本能来源于性欲。

一个被母亲束缚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一旦处于一个不再与她密切相关的环境，便会产生麻烦。例如，他上学的时候，或与其他小孩去公园玩的时候，目标仍会是要与妈妈在一起。他会对与她分开憎恶万分。他会老是想把妈妈带在身边，占据她的思维，让她注意他。有各种行动可供他采用。他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心肝宝贝，总是软软弱弱，温温柔柔，要博取同情。一旦不如意，他可能就会哭泣、生病，来表明自己是多么需要受人照顾。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大发脾气，为了引起注意他会不听母亲的话或与她争执。在问题儿童当中，我们发现了各种各样被宠坏的儿童，他们施尽全力要得到母亲的注意，而抗拒外界大环境的任何要求。

如果设想纠正母亲这种错误的最佳方法是不要母亲照料孩子，而把他们交给护士或各种慈善机构，这也太荒诞可笑了。我们如果要寻找母亲的替代品，就要找一个能起母亲的作用的人——能像母亲一样，让孩子对她感兴趣。训练小孩的亲生母亲做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

在孤儿院长大的儿童往往对别人缺乏兴趣：没有人让自己成为这种小孩与其他人之间的一座桥梁。

有人对福利院那些发展并不很好的儿童做过实验。他们找个护士或嬷嬷给孩子特别的照顾，或者让孩子被一个家庭收养。这个家庭的母亲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好照顾。这样结果就会大大改善，只要养母选择得当的话。养育这种孩子的最好办法，就是为他们找到代替的父母和家庭生活。如果我们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找到能符合父母条件的人。许多问题儿童都是孤儿、私生子、被遗弃的孩子和来自破裂婚姻的孩子。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母亲对孩子的感情和兴趣是多么重要。

众所周知，继母这一角色很难当，前妻留下的孩子往往会反抗她们。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见过许多成功的继母。但是，许多妇女往往不理解这种情况。失去母亲后，孩子也许会转而要得到父亲的注意，而且会被他们宠坏。现在他便会觉得父亲的注意被人抢去了，因而会攻击继母。继母觉得自己必须反击，那么孩子便真的有了委屈了。她向他们挑战了，他们的反抗会更激烈。与小孩的战争只会失败：永远无法通过与他们对抗来击败他或赢得他们的合作。在这种战斗中，弱者总会胜利。如果问他要他不愿给予的东西，用这种方法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意识到武力不可能赢得合作和爱，这个世界便可省去无数的压力和无用的努力了。

父亲的作用

在家庭生活中，父亲的作用与母亲的作用一样重要。开始时，他与孩子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后来，他的影响才产生效果。如果母亲未能把孩子的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对此我们已经提到会出现的一些危险。在发展社会感的过程中，这种孩子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如果婚姻不美满，孩子的处境便会充满危险。母亲会觉得无法把父亲包括在家庭生活之内，她可能想使孩子完全属于自己。也许父母双方都会把孩子作为自己战争中的一颗棋子。每个人都想把孩子绑缚在自己身边，希望孩子爱自己甚于爱对方。

如果孩子看到了父母之间裂缝，他们会十会善于对他们挑拨离间。这样，父母就会开始竞争，看谁更能控制孩子，谁更宠他。处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孩子不可能训练得乐于合作，孩子第一次与别人合作的经验就是与父母合作，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好好合作，那也不要希望能教会小孩合作。而且，小孩对于婚姻和异性伴侣的最初观念，也是从父母的婚姻中得来的。不幸婚姻产生的儿童，除非他们的最初印象得以纠正，否则他们长大后会形成悲观的婚姻观。即使长大成人后，他们也会觉得婚姻是注定要不幸的。他们会设法躲避异性，或者认定自己与他们接触会失败。因此，如果父母的婚姻不是社会生活中富于合作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不能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这个小孩肯定会有严重障碍。婚姻应是两人的伴侣关系并谋求两人的共同利益、孩子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如果它在哪一方面失败了，它便不能满足生活的要求。

因为婚姻是一种伴侣关系，所以没有哪一方会更优越。对这一点，我们应当给予比以前更多的重视。在家庭生活的一切行为中，没有必要使用权威，如果一方特别突出，或比另一方大受尊重，这就很不幸了。倘若父亲脾气暴躁，想控制其他家庭成员，儿子便会对男性的概念得到错误的观点，女儿会更受其害。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们会把男子想象成暴君。对她们而言，婚姻意味着征服和奴役。长大成人后，她们有时会对其他女性产生一种性的兴趣，从而保护自己不受男性伤害。

如果母亲非常跋扈，对家里其他人唠唠叨叨，情况便会倒过来。女儿很可能会效仿她，变得刻薄挑剔。男孩则会时刻戒备，害怕批评，总是警惕别人会控制他。有时不仅母亲是暴君，姐妹和姑姑姨妈都会联合起来管束他。这样，他便会变得内向，不愿走出来、融入社会生活。他害怕所有女人都会这样唠叨挑剔，因此希望避开所有女性。没有人喜欢受到指责，但如果一个人把逃避指责作为自己生命当中的主要专注之事，那他与社会的一切关系都会受到影响。看待每件事的时候，他都会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判断：“我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把与别人的一切关系都视为胜负潜伏的关系，自然便不可能有忠诚的友情了。

父亲的任务可以总结为几句话。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妻子的好伴侣，儿子的好同伴，社会中的好成员。他必须正确处理生活中的三大问题——工作、友谊和爱——他必须平等地与妻子合作，照顾并保护自己的家庭。他不应忘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无法替代。他的任务不是贬抑妻子，而是与她合作。有一点要特别强调：即使他是家里的经济来源，这也是共享的事。他绝不能显得好像自己总在施舍，而别人总在接受一样。在幸福的婚姻中，他挣钱只是家里劳动分工的结果。许多父亲利用自己的经济地位来统治全家。家庭中不应当有统治者，任何可能造成不平等感的场合都应避免。

每位父亲都应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的文化过于强调男子的特权地位，因此，妻子与他结婚后，都可能或多或少会害怕受到控制，处于劣势。他应当知道：不能只是因为妻子是女的，不能像他一样赚钱养家，她就应处于卑下地位。无论妻子对养家糊口是否出过一臂之力，只要家庭生活真正富于合作，那么至于谁赚了钱、钱属于谁，这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十分重大。许多孩子在一生中都会把父亲视为自己的偶像或死敌。惩罚，特别是体罚，总会伤害孩子。伤何不是以友善的方式进行的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但很不幸，家庭中惩罚孩子的任务总是落到父亲身上。有许多道理可以说明这是不幸。其一，这揭示出母亲坚信女性不能真正教育孩子，她们是弱者，需要得到有力臂膀的帮助。当母亲对孩子说：“等你爸回来再说”时，她就是在教育他们把父亲视为最终权威和生活中的真正有权者。其二，这破坏了孩子与父亲的关系，使他们害怕他，而不把他视为良友。也许有些妇女担心如果她们自己来惩罚孩子，便会失去孩子对她们的感情，但解决方法不应是惩罚之责推给父亲。因为母亲给自己召来一名复仇者来帮助孩子，孩子一点也不会少责备她。许多母亲还用“告诉你爸”这一威胁来强迫孩子听话，那孩子会对男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如果父亲以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法处理生活中的三大问题，父亲便会成为构成一个家庭的必要分子，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他必须平易近人，好交朋友。他结交朋友之时，就是使自己的家庭成为更为广阔的外界社会的一部分。他不应当与人隔绝，受缚于传统观念。家庭之外的影响应当能够进入家庭，他也应当给孩子指明如何培养社会兴趣和合作精神。

然而，倘若替夫妻俩有各自不同的朋友，那便会产生真正的危险。他们应当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圈子之中，避免因为不同的朋友而分离。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应当紧缠不放，寸步不离，但不应当有什么东西妨碍他们在一起。例如，如果丈夫不愿把妻子介绍给自己的朋友，这种问题就会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社会生活的中心便处于家庭之外了。孩子应当知道小家庭是大社会的一个单位，家庭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信赖的人，这一点对于他们的发展极为宝贵。

如果父亲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关系融洽，这对他的合作能力来说，是一个有利的征兆。当然，他必须离开家庭而自立，但这并不是说他就应当讨厌自己的至亲，与他们决裂。有时候，两个仍然依赖父母的人结婚，他们会夸大与原来家庭的联系。当提起“家”时，他们指的是父母的家。如果他们仍把父母视为家庭的中心，便无法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这是一个关系到各方合作能力的问题。

有时，男子的父母会嫉妒。他们想知道儿子生活中的任何事情，经常给新家庭制造麻烦。他的妻子便觉得自己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并对丈夫的父母的干涉感到十分生气。当男子是不顾父母反对而结婚时，这种情况更会产生。他的父母可能错了，也可能没错。如果他们不满意，在儿子婚前还可以反对儿子的选择，但结婚之后，他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尽其全力促使婚姻成功。如果家庭分歧在所难免，丈夫应当理解这些问题，不必为之忧心忡忡。他应当将父母的反对看作是他们错了，而尽力证明是自己对了。夫妻并不必顺从父母的意愿，但如果大家彼此合作，如果妻子觉得公婆在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而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这样很显然会轻松愉悦得多。

每个人对于父亲最期望的一个作用便是：他能解决工作问题。他应当受过职业训练，能养家糊口。妻子在这方面也许能帮他一把，而且以后孩子也许也可以。但在我们西方文化中，经济责任通过是落在男人的身上。解决这一问题意味着他必须工作，必须勇敢，必须了解自己的职业，知晓其利弊，必须能与工作中的其他人合作，受到他们的尊敬。

其含义甚至远不止这些。通过自己的态度，他以身作则地告诉了孩子要如何面对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此，他必须审视一下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来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一份有益于全人类并为之做出贡献的工作。重要的不是他自己是否认为他的工作有用，重要的是这件工作应当确确实实“有用”。我们无需聆听他的言语。如果他喜欢自吹自擂，那自然是憾事，但倘若同时他所做的事有利于大众利益，那也无甚大碍了。

我们现在来谈论一下爱情问题的解决——包括婚姻和建立幸福有效的家庭生活。对丈夫的首要要求是他应当喜爱自己的伴侣。很容易便可看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喜爱与否。如果他爱她，他会喜欢上与自己的伴侣相同的事情，会把她的幸福作为自己自发的目标。不只感情能证明喜爱，还有许许多多的感情能作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夫妻一切顺利。他还必须成为妻子的同伴，应乐于使她高兴。只有当双方置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时，才会产生真正的合作。每一方都应对对方比对自己更感兴趣。

在孩子面前，丈夫不能过于公开地表露对妻子的感情。确实，夫妻之爱与他们对孩子的爱无法相比。二者完全不同，不能彼此削弱。但如果父母过于明显地表示彼此的感情，有时孩子会觉得自己的处境受到了威胁。他们会忌妒，想给父母制造麻烦。

配偶之间的性关系不应受到轻视。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当父亲向儿子、母亲向女儿解释有关性的事情时，他们不要主动去讲什么信息，而只当孩子想知道、而且在其发展阶段能理解时，才做出解释。我相信，当今时代有一种倾向，要告诉孩子许多他们还无法理解的性知识。结果孩子便会产生不应有的兴趣和感觉。这样有关性的事情便会变得无足轻重了。过去人们对孩子撒谎，对孩子绝口不提任何性知识。与这种老办法相比，新方式并无多少高明之处。最好的方法应当是找出孩子想知道什么东西，并且回答他所思考的问题，而不是把我们认为是常识的知识强加给他们。我们必须保留住他的信赖和这种感觉：我们是与他合作的，想帮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是这样做的，便不可能错得太甚。

金钱不应过分强调，或成为争执的对象。那些自己不出去挣钱的女人，她们对钱比丈夫所意识到的要敏感得多，如果受到奢侈浪费之类的指责，她们会觉得深受伤害。经济方面的事情，应当在家庭的经济能力之内、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妻子和孩子没有理由来施展其影响让父亲来支付非其所能的开销；从一开始，大家就应对开支达到一个统一意见。这样便无人会觉得大家都依赖自己或受到虐待了。

父亲不应当认为单凭金钱就可确保孩子的将来。我曾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有趣的小册子。书中他描述了一个出身贫穷的富人竭力希望能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再受贫困之苦。他到一个律师那儿请教他该怎么做，律师问他多少代子孙富裕才能让他满意。这个富人回答说他想为十代子孙提供足够的钱。

“这一点你能做到的”，律师说，“但是你意识到没有，你的每一个第十代子孙的产生都有与你一样五百多名祖先的作用，五百个其他家庭都能宣称他是自己的子孙。他还能说是你的子孙吗？”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无论我们为自己的子孙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为整个社会服务。我们无法避开与其他人的联系。

家庭中权威的存在是毫无必要的，而是应当有真正的合作。父母应当共同努力，对有关孩子教育的一切事情都应达到统一意见。父母都不能在孩子中表现任何偏爱，这一点尤为重要。偏爱的危险性再怎么强调也决不过分。儿童时期的任何沮丧，几乎都是因为觉得别人受到偏爱而产生的。有时这种感觉毫无理由，但如果真的是一视同仁，这种感觉灺就无从产生了。如果男孩比女孩更受偏爱，女孩几乎不可避免就会产生自卑情结。小孩是极为敏感的，即使是最好的小孩，如果疑心别人受到偏爱，也可能在生活中走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有时，有的孩子会发展得更快，或比其他孩子更可爱，这样父母很难不对这个小孩表示更多的喜爱。父母应当有十分的经验和技巧来避免表现这样的偏心。否则，发展较好的孩子会给其他孩子蒙上阴影，让他们感到沮丧；他们会忌妒他，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他们的合作能力便会遭到挫折。父母光说自己没有偏心还不够，他们应当时刻警惕孩子们心中是否会怀疑父母有偏爱。

注意与忽视

儿童很快便会熟练于找到各种方法来引起注意。例如，受宠的儿童往往害怕把自己一人留在黑暗中。他害怕的并非黑暗本身，只是利用害怕来使母亲对自己更亲近。有一个这样受宠的孩子常在黑暗中大哭。一天晚上，当他母亲回应他的哭声进来时，她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太黑了。”他回答道。但他母亲已经知道他这一行为的意图了。“我进来以后，”她说，“是不是没那么黑了？”黑暗本身并不重要——他怕黑只是意味着他不喜欢与母亲分开。他的一切情感、一切体力和脑力都在参与要建立一个情境，这样母亲便会走到他身边，又与他在一起。他会通过大哭大叫，通过无法入睡，或者用其他方法让自己成为一个讨厌鬼，来竭力使母亲靠近自己。

有种感觉业直吸引着教育者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害怕。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不再关注寻找害怕的原因，而是要找出其目的。所有受宠的孩子都会害怕，通过害怕这种办法，他们能吸引到注意力，并把这种情感添加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利用它来达到与母亲在一起的目的。胆小的孩子肯定受到溺爱，而且还想受到宠爱。

有时，这些被宠坏的儿童会做恶梦，睡觉时会嚎啕大哭。这是个众所周知的症状；但如果将睡眠视为清醒的反面，就不可能明白这一点。这是个错误。睡眠与清醒并非对立之物，而是同一事情的变异。在梦中，儿童的行事方式与白天大同小异。他要将形势变得有自身有利的目标影响着他的整个肉体和心灵。有了一些训练和经验之后，他会找到实现这一目标最为成功的方法。即使在熟睡中，与他目标相一致的思想、图像和记忆都会进入他的头脑。有了一些经验后，受宠的儿童便发现如何利用一些能产生恶梦的想法来使母亲再次靠近自己。即使长大成人后，被宠坏的孩子还会做焦虑的梦。在梦中害怕是一个能获得注意的久经考验的策略，这已经固定为一个习惯了。

这种对焦虑的利用这么明显，如果听到有被宠坏的小孩晚上从不惹麻烦，那真是太奇怪了。吸引注意的这些花招非常之多。有的小孩会觉得睡衣很不舒服，或者要水喝；有的会害怕夜盗和怪物；有的非要父母坐在身边才能睡觉；有的做梦；有的掉到床下；有的尿床。我治过的一个被宠坏的小孩似乎晚上从不惹麻烦，她母亲说她睡得很香，不做梦，不醒来，一点麻烦都不惹。她只在白天惹麻烦。我发现这太奇怪了。我提示了所有用来吸引母亲注意使她更靠近的花招，但这个女孩一个都不曾用。最后，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

“她睡在哪儿？”我问这位妈妈。

“在我床上。”她回答道。

受宠的儿童常常求助于生病，因为一旦他们生病了，便可受到比往日更多的宠爱。生病过后，这样的小孩往往会显示一些问题儿童的迹象。一开始好象是因为生病他才变为问题儿童的。然而事实上是，病愈后他想起了生病时自己受到的那些关注。母亲不会再像那时一样宠他，他就用做问题儿童来报复。有时，如果一个孩子注意到另一个孩子通过生病成了注意的焦点，他也会希望自己生病，甚至会吻生病的小孩，希望这样能染上他的病。

有个女孩在医院呆了4年，医生护士都非常溺爱她。她回家后，一开始父母也很宠她，但数周后，注意便减弱了。一旦别人不给她想要的东西，她便把手指放到嘴里，说：“我住过院的。”她不断地提醒别人自己生过病，尽力要重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环境。有些成人老是喜欢提起自己的病史或做过的手术，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行为。另一方面，生病之后，老让父母头痛的儿童往往会改变，不会烦他们了。我们已经看到身体缺陷对小孩来说是一个额外负担，但也看到了它们不足以解释所有性格方面的坏品质。因此我们怀疑治好身体本身会与这种改变有任何关系。

有个男孩是家里的老二，他又撒谎、又偷东西、又逃学、又粗暴不驯，惹了许多麻烦。老师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急得想把他送到劳教所去。这时，这个男孩病了。他臀部得了结核，在石膏夹里躺了半年，痊愈后，他成了家里表现最好的孩子。我们认为病对他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很快便清楚了：这一变化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以前所犯的错。他一直认为父母偏爱弟弟，一直觉得受到拒绝。生病期间，他发现自己成了关注的焦点，每个人都照顾他、帮助他，他很聪明，抛弃了自己一直被忽视的想法。

兄弟姐妹间的平等

现在我们要谈论家庭合作另一个同等重要的部分：孩子们之间的合作。除非孩子觉得相互平等，否则人们不会受到社会感良好的基本教导。除非男孩和女孩觉得彼此平等，否则两性关系会不断提出严重问题。许多人问：“为什么同一家庭里的孩子差距会这么大？”有些科学家试图将它解释为不同的遗传结构造成的结果；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只是一种迷信。试把儿童的成长与幼苗成长做一比较。即使一群树是一起长大的，但事实上，它们的处境也各不相同。如果有一棵树长得要快些，因为它得到的阳光更充足，土壤也更肥沃，那么它的生长会日益影响到其他树木的成长。它遮住了它们的阳光，它的根向四周伸展，夺走了它们的养分。而其他树却变和矮小，发育受阻。如果一个家庭中某位成员过于显要出众，情况也会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父母哪一方都不应在家中处于控制地位。往往，如果父亲很成功，才华出众，孩子会觉得自己绝不可能取得同样的成就。他们就会变得气馁，对生活的兴趣会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名人子女会让父母和社会其他人大失所望的原因。这些小孩看不到有任何可能取得与父母相媲美的成就。因此，如果父母的事业极为成功，他们不应当在家中太强调自己的成功，否则孩子的发展便会受到阻碍。

对于孩子们自己，情况亦是如此。如果某个小孩发展得特别好，很可能他会得到最多的注意和欢心。这对他来说很好，但其他孩子会感觉到这一差异而憎恨他。一个人不可能毫无怨恨和恼怒地忍受不能受到和别人一样的尊重。他们不会停止追求优越地位，因为这种追求永无止境。但是，这种追求会转到其他方向，可能毫不实际，可能于社会没多大用处。

家庭格局

由于探究了儿童根据自己在家里的地位而体验到的利弊，个体心理学已成为研究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天地。为了能用最简单的形式来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设想父母合作良好，并且在尽心尽力地养育孩子。每个小孩在家中的地位仍然会对这个小孩产生很大的影响，每个小孩的成长仍然会与其他小孩迥然不同。我们必须重申，同一家庭中两个小孩的处境绝不相同，每个小孩的生活方式都会反映出他尽力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的特殊环境。

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教育的改变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父母能承担起教育孩子的工作，完全教会他们去解决自己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学校便无需存在了。在过去，小孩几乎完全在家中接受训练。工匠会用自己的手艺来培养儿子，把自己从欠亲的实践经验那儿得到的技巧传授给他。然而，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提出了更为复归西的要求，需要学校来减轻父母的负担，继续父母刚刚开始的工作。前进的社会要求年轻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而我们在家里无法给予他们。

在美国，学校还没有经历完欧洲业己完成的所有发展阶段，在有的学校，我们还可能看到权威或传统的遗迹尚存。以前，在欧洲的教育史上，只有王子和贵族子弟接接正规教育，唯有他们是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其他人只要干自己的本分，不要想爬得高一点。后来，被认为于社会有用者的范围扩大了。宗教机构接管了教育一职。在那儿，少数经过挑选后的人能够学习神学、艺术、科学，接受职业训练。

随着技术的发展，老式的教育形式已经不能胜任了。对更广泛教育的争取是个长期的过程。村镇里的教师通常是当地的补鞋匠或裁缝。他们教书时手中提着一根木棍，效果却很不好。只有教会学校和大学才教授艺术和科学，有时甚至皇帝都不学读写。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就有必要会读会写、会算术会作图了，我们所知的公立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然而，这些学校往往都是根据政府的需要而建立的，当时的政府需要的是有教养的顺民，学习去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并且随时能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就是为了适应这一目的的。我本人仍记得在奥地利，有一段时间这些情况还残存着。当时，对无权阶级的教育就是旨在使他们驯服，让他们做适于其社会地位的工作。但是慢慢地，这种教育的缺陷便暴露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壮，要求也越来越多。公立学校进行调整适应了这些要求。如今流行的教育理想是：儿童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应当得到更多的机会来熟悉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长大后应当能够分享全部人类文明，并为之做出贡献。我们不再只希望教会孩子谋生或到工厂找份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为大众利益共同努力的人。

教师的作用

无论我们知道与否，任何建议学校改革的人，他都在寻找一个途径以增加社会生活的合作度。例如，这就是进行性格教育这一要求所隐藏的目的。如果我们这样理解了这一点，这一要求的理由便十分明显。然而整体而言，教育的目标和技巧尚未得到彻底理解。我们必须找到许多教师，他们不仅能教会孩子谋生本领，而且教会他们以有益于人类的方式来行事。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他们自己也要接受训练以完成这一任务。

课堂里的合作与竞争

在现今体制下，我们往往会发现：小孩刚来学校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要比合作充足，在他们的学校生活中，对合作的训练会持续不断。这对小孩来说是一个灾难，这种灾难不亚于他冲动前面去击败其他人，也不亚于落在后面放弃奋斗。在后两种情况中，他主要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主要目标不是奉献、帮助，而是尽力为自己捞取利益。家庭应当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其中平等的一员，班级也是如此。如果受到这样的教育，小孩会真正相互感兴趣，喜欢与人合作。

我看到过很多“有困难”的儿童，通过对同学的兴趣、与他们的合作，这些儿童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想特别提一个一个小孩。他来自一个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对他有敌意的家庭，认为学校里每个人也会对他有敌意。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在学校得了一张很差的成绩单，在学校被训责了一顿，拿回家后又受到一番惩罚。这种经验一次就够令人沮丧了，两次受惩真是太残酷了。难怪这个小孩成绩极差，是班里的捣蛋分子。最后，他找到了一位老师，他理解他的处境，向其他孩子解释这个孩子原以为大家都与他为敌。他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大家都是他的朋友。后来这个男孩的行为发展有了出人意料的改善。

有些人怀疑能否教会小孩这样理解并帮助别人，但是以我的经验看，小孩往往会比大人更能理解这些事情。有位母亲有次把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孩和一个3岁的男孩)带到我的屋里。小女孩爬到桌子上，把她妈妈给吓呆了。她吓得无法动弹，只是大叫：“下来！下来！”小女孩根本不予理会。3岁大的儿子说：“呆在那儿！”这个女孩马上安全地爬下来了。他比他母亲更理解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对于发展班级的统一和合作，一个常常提出的建议便是让孩子进行自治，但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谨慎而行，要有老师的指导，而且要确信孩子也作了充分准备。否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自治并不太认真：他们视之为一个游戏。因此，他们会比老师严厉苛刻得多，或许利用开会来获取个人优势、散布不和、彼此嘲笑，或用来争取优势地位。因此从一开始，老师就要观察、建议，这很重要。

评价孩子的发展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小孩智力发展、性格和社会行为的最新标准，就不可避免要进行某种测验。实事上，有时候这种智力测验能拯救一个小孩。譬如，成绩不好的小孩，老师会希望他留级。对他进行一个智力测验后，发现事实上他能上更高的年级。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无法预料一个小孩将来发展的限制，智商低只能用以说明一个孩子的困难，以便找到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智商测验的结果没有揭示真正的心理障碍，当我们找到正确的方法后，我们总可以将它改变。我发现，如果允许小孩来玩智力测验，熟悉它们，发现它们的工作原理，增加经验，他们的智商分便会提高。总之，任何智商都不应视为对孩子未来发展设定一个由命运或遗传决定的限制。

也不应当告诉小孩本人或其父母他的智商分。他们不知道它测验的意图，也许会认为这代表着一个最终判决。引起教育中最大问题的，不是小孩的任何限制，而是他认为自己有什么限制。如果小孩知道自己智商分很低，他可能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不可能成功。在教育占，我们应当将能力用于增强小孩的信心和兴趣，并消除他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诠释而对自己能力所设的种种限制。

对于学校的评语也是如此。如果老师给的评语很坏，老师可能认为他是在激励孩子更加努力，但如果孩子家教甚严，他会害怕把评语拿回家，他们不敢回家，或者涂改评语。小些小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自杀。因此，老师必须想到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不对孩子在家里的生活及其对孩子的影响负责，但是也必须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家长很有野心，那么如果小孩带着一张很差的评语回家，就可能出现吵闹和斥责。倘若老师稍微宽容和蔼一点，小孩可能会受到鼓励，继续进步而取得成功。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的评语总是很差，每个人都认为他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他自己也会慢慢相信这一点，并且相信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然而，即使是最差的学生，也能进步、提高。在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有充足的例子说明：在学校落后的孩子可以重获信心和兴趣，继续取得杰出的成就。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孩子们自己无需评语的帮助，能对彼此的能力做出合理的评判。他们知道谁的数学最好，拼写、绘画最好，最会玩游戏，也知道每个人在班里的强弱顺序。然而，他们共同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了。他们看到了自己前面的人，以为自己不可能赶上去。如果一个小孩这种态度十分坚决，他会让这种态度伴随其终身。即使成人之后，他也会计算自己与别人的位置，肯定自己总会落在后面。

在读过的所有班级里，大部分小孩在学校都会占据大体相同的位置。他们总会是靠近最好，处在中间，或在最下面。我们不应认为这一事实能表现一个人的天赋如何。它只是说明一个人为自己设置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活动范围。在班上排位最末的小孩会突然改变并开始取得惊人的进步，这绝不异常。孩子们应当了解自我限制会产生的错误，老师和孩子都必须打消这个神话：小孩正常智力的发展与遗传息息相关。

先天素质与后天培养

在教育的所有错误中，最严重的便是相信遗传对于发展的限制。这使老师和家长有了可乘之机而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放松努力，并且轻松地卸下他们对孩子们的影响和责任。任何避免责任的企图都应遭到反对。如果一个教育工作者真的要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归于遗传，我看不出他怎么可以在这一行中干出任成绩来。相反，如果他看到自己的态度和努力能影响孩子，他就逃不掉自己的责任。

在此，我所指的并非生理遗传。生理缺陷的遗传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了解了这些遗传问题对于心灵发展的重要性的，唯有个体心理学。小孩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缺陷，并根据自己对这一缺陷的判断限制自己的发展。影响心灵的并非缺陷本身，而是小孩对自己缺陷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因此，如果一个小孩有生理缺陷，这一点极为重要：让他明白自己并不一定缺少智力或个性。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同样的生理缺陷，可能成为进行更大努力或取得更大成功的刺激之物，也可能成为必会妨碍发展的障碍。

当我首先提出这一观点时，许多人指责我不科学、提出只是不合事实的个人信念。然而，我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得出这些结论的，而且正面证据也在稳步增加。现在，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对性格中遗传特征的信仰可以称之为迷信。这当然是一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迷信。一旦人们想逃避责任，对人的行为举止抱一种宿命观，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肯定会抬头。简单说来，这就是相信小孩一生下来就已决定是善是恶。这自然很容易便可证明是胡说八道，只有强烈希望逃避责任的人才会任其存在。

正如性格的其他表现一样，“善”与“恶”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里、在其他人之中训练的结果，它们隐含了这个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有利于他人的利益”呢，还是“有损于他人的利益”。孩子出生前，他没有这种意义的社会环境。一出生，他便可能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他选择的道路会依赖于他从环境和自己身体中所接受到的印象的感觉，依赖于他对这些印象与感觉的诠释方式。最重要的是，它会依赖于他的教育。

智力的遗传亦是如此，尽管正面证据也许还不太明显。智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兴趣”，我们已经看到兴趣的受阻，并非遗传使然，而是由于沮丧、气馁和对失败的害怕。毫无疑问，大脑的实际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遗传所得，但大脑是心灵的工具，而非来源。只要脑部的缺陷不至于严重到，运用我们的现有知识无法克服的程度，否则便可以训练大脑来使之得到弥补。在不同凡响的能力后面，我们发现的不是不同凡响的遗传，而是坚持不懈的对兴趣的培训。

即使我们发现有些家庭，数代为社会贡献出许多才华横溢的人，我们也不能断定起作用的是遗传影响。我们宁可这样假设：家里某一成员的成功激励了其他人，家庭的传统的期望也促使孩子们继承先人的志趣，并通过锻炼和练习训练自己。因此，譬如我们知道伟大的化学家利比格(Liebig)的父亲是位药店老板后，我们无需断定他在化学方面的才能来自遗传。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他的环境允许他追求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孩子对化学还一无所知的年纪时，他已经熟悉了大量化学知识。

莫扎特的父母喜欢音乐，但莫扎特的天才并非来自遗传。其父母希望他喜欢音乐，并对他极力鼓励。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音乐。在杰出人物当中，我们通常会发现有一个“早的开始”：在4岁时弹钢琴，或者很小时便给家里其他人讲故事。他们的兴趣持续长久，而他们的训练则自发而广泛。他们不气馁，不犹豫，也不后退。

如果老师相信孩子给自己的发展所设置的限制已固定不变，那他决不可能消除这些限制。如果他这样对孩子说：“你没有学数学的天分。”他自己是会更加轻松，但这只会使孩子泄气，我自己便有这类切身体会。好几年我都是班里的数学笨蛋，坚信自己完全没有数学才能。幸运的是有一天，我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解出了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这个突如其来的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全部态度，以前我对这门功课已完全失去兴趣，后来我开始喜欢数学，并利用这一个机会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我成了全校数学最好的人。我想这个经验帮我看出：特殊天赋或天生才能理论是个谬论。

认识个性特征

任何人只要学习过如何了解儿童，就很容易区分不同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小孩的合作程度可见于他的姿势、他倾听和观看的方式、与其他小孩保持的距离、交朋友的容易与否、以及注意与集中的能力。如查他忘了任务或丢了课本，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功课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如此讨厌学校的原因。如果他不加入其他小孩的游戏，我们可看出他有一种孤独感，并且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老是要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看到他缺乏独立精神，并希望受到别人的支持。

有些小孩只有受到秀才不出门赞美和欣赏时才会做事。许多受宠的小孩，只要得到了老师的注意，功课便会做得很好。如果他们丧失了这个得到照顾的位置，麻烦便产生了。没有听众，他们便无法工作；如果观看，他们便会失去兴趣。数学往往会给这种小孩带来巨大的困难。当只要他们记住一些规律或句子时，他们记得极为精彩，但一要他们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他们便束手无策了。

这似乎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但正是那些老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和注意的人，会给别人的幸福带来最大的危险。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他会终身继续需要并要求得到别人的支持。只要一遇到问题，他的反应就是算计着强迫别人为他解决问题。他的终身都不会为别人的利益做出贡献，只会成为别人的永久包袱。

想成为注意中心的小孩还有一种不同的类型。如果处境不如意，他便会做鬼脸，扰乱全班，引其他孩子开小差，让大家都讨厌他，这样来引起注意。斥责和惩罚对他毫无效果，他以此为乐。他宁愿受罚，也不愿受到忽视。在他看来，自己的恶行所带来的不快是为自己所得到注意付出的正当代价。许多小孩只把惩罚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他们视之为一场看谁坚持得最久的比赛或游戏，而他们总会赢，因为结果就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因此，与父母或老师对抗的小孩，他们在受罚时，不但不哭，反而会学会笑。

如果一个小孩很懒，除非他是用懒惰直接攻击父母老师，否则他往往是个害怕失败的雄心勃勃的小孩。成功这个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发现孩子把什么视为失败能让人大吃一惊。许多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会觉得得自己被击败了。即使他们成功了，如果有人做得更好，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懒惰的小孩从来不会品尝到真正的失败感，因为他从未面对过一次真正的考验。他避开问题，不与别人一较长短。每个人都相信，如果他没有这么懒的话，他肯定能克服自己的困难。他总是逃进这个快乐的白日梦之中：“我要是肯做的话，我什么事都能做成。”只要一失败，他便可以将失败化小，一边想：“我只是懒而已，并非没有能力。”这样便维护了自尊。

有时老师会对懒学生说：“你努力一点的话，就会成为全班最聪明的学生。”如果他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名声的话，为什么他要努力学习来冒这个险？也许如果他不再懒惰了，人们便不再认为他才华未显了。人们会用实际成就来评判断他，而不是用可能的成就。懒孩子的另外一大优势就是：如果他做了一点点事，便因此受到表扬。人人都希望他至少已经开始改过自新了，都急着鼓励他继续进步。但同样一件工作，如果是勤劳的孩子做的，人们便甚至不会对此加以注意。这样，懒孩子便靠别人的期望过日子了。他已经被宠坏了，从婴孩期便学会了要通过别人的努力来得到一切。

还有一类孩子往往很容易便可辨认出来。他们喜欢在同龄人中起带头作用。人类确实需要领袖，但需要的只是能为大众谋福利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比较罕见。大多数儿童要做带头人，只是对他们能够控制、操纵别人的这种处境感兴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与同伴玩成一片。因此，这些儿童的前景并不一派光明。在以后的生活中，各种困难必会出现。两个这样的人在婚姻、商场或社交关系中碰头时，往往不是悲剧的结果，便以闹剧靠终。每一个人都力求寻找一个机会来控制对方，建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在一个家里，长辈看到宠坏的小孩对自己颐指气使时，他们会以此为乐，对他开怀大笑，继续怂恿他。然而，教师很快便可以看：这种性格发展方式不利于在社会上过一种有益的生活。

自然，孩子们各不相同，我们的目标绝非要把他们切成同一个式样，铸成同一个模子。我们想做的只是要防止那些显然会导致挫败和困难的习惯的发展，而这样的发展在童年期相对而言要易于纠正或防止。如果这类习惯未得以纠正，那成年后生活的社会后果便不仅严重，而且会造成损害。童年期错误与成人期失败之间有一个直接联系。没有学会与人合作的儿童，以后会成为神经症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

儿童的焦虑性神经症是受到黑暗、陌生人或新环境的惊吓。忧郁症患者曾是爱哭的娃娃。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希冀走到每个父母身边帮助他们避免错误，特别是因为最需要得到建议的父母往往反而从不去寻求建议。然而，我们却有希望能接触到每一位教师，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接触到每一位儿童，尽力帮助他们纠正已经犯下的错误，培养他们去过一种独立、勇敢、乐于合作的生活。这便是人类未来福利的最大保证之所在。

对教育工作的一些观察

即使是在大班里，我们也可观察到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我们如果了解他们的性格，而不是对他们一无所知，那便更能教导他们。然而，大班肯定是一大不利。有些孩子的问题被隐藏起来了，难于适当地进行处理。一位老师应当对他所有的学生了如指掌，否则他便无法吸引他们的兴趣与合作。我认为，如果孩子几年都是同一位老师，这对于他们会有极大的帮助。在某些学校，老师半年左右便是一换。教师们没有足够机会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无法看出其问题，追踪其发展。倘若一位教师与同一帮孩子呆上三四年，他便更能找出他们生活方式中的错误并予以纠正，也更容易帮助这个班级发展为一个互相合作的小集体。

让小孩跳级往往并无益处，通常他承担着各种无法实现的期望。如果一个孩子比同班同学大许多，或比其他同学发展快得多，也许可以考虑把他升到高一点的班级中去。然而，如果这个班级如我所主张的一样是个小集体，那么一个成员有了成功的话，也会有利于其他人。

如果班中有光芒四射的学生，那么整班都会加速进步，大步提高。剥夺其他成员这样的刺激力，这是不公平的。我更愿意建议，对于一个聪颖过人的学生，除了让他做班里普通的功课外，应当让他参加其他活动，培养其他兴趣，比如说绘画。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扩大其他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也大步前进。

让孩子留级就更不幸了。每一位老师都认为留级的孩子通常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中都是一个问题，尽管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有极少数留级生也不会造成丝毫问题。但是，绝大部分孩子留级后依然落后，老惹麻烦。同学们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持悲观看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现今学校结构中，也难于使某些孩子免于留级。有些教师利用假日来训练孩子，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之处，这样尽力使一些落后生免于重读。认清错误后，这些孩子能顺利地度过下一学期。确实，我们只能运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差生，让他看到他在估计自己能力时所犯的错误，这样便能使他无拘无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发展下去了。

我曾看到孩子们被分为聪明的学生和愚笨的学生，并被分开不同的班级。一旦这样，便可看到一种十分突出的现象。当然我也必须声明我的经验主要来自欧洲，不知道美国也否也会如此。在慢班里，我发现智力迟钝的孩子与出身贫寒的孩子堆成一片。而在快班中，我发现大部分孩子父母都比较富裕。这一现象似乎很易理解。对于贫穷的家庭，小孩对于上学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父母的困难重重，他们不能分出太多时间来教育孩子，或者则便是自己的教育程度不高，不能帮助他们。

但是，我并不认为应当把那些未为上学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放到慢班。一个训练有素的老师懂得如何来纠正他们的准备不足。并且，通过与那些准备更充分的孩子相处，他们会获益良多。如果把他们放到慢班，他们对这一事实会十分清醒，而快班的孩子也会知道，因而会瞧不起他们。这便促生了产生沮丧气馁及对优越地位不正当追求的沃土。

大体上，男女同样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对男孩和女孩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相互了解，来学会与异性合作。然而，如果认为男女同校可解决一切问题，那便是大错特错了。男女同校有其特殊问题，除非这些特殊问题得到承认并予以处理，否则混合学校里性别疏远比单性学校更甚。

例如，有一个问题便是：在16岁之前，女孩比男孩发展得快。如果男生了解这一点，便难以维持自尊。他们看到女生超过了自己，因而垂头丧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害怕与异性竞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失败仍记忆犹新。一位赞同男女同样并了解其问题的教师能从中取得极大成就，但如果他不完全赞同，对此不感兴趣，他便会以失败告终。还有一个问题便是：除非孩子受到良好培养和管理，否则肯定会产生性的问题。

学校的性教育问题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教室并非进行性教育的适当场所：如果老师对全班说，他无法知道是否每个孩子都正确理解了他。这样的话，他可能激起了他们的兴趣，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否已做好了准备，否则他们会如何调整这些兴趣以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如果孩子想知道得多一点，并私下问他，那老师应当坦白地说出实情。这样，他便有了一个机会来判断这个孩子真正想知道什么，并帮他找到正确答案。然而，如果在班上不断地谈论性，这极为不利。有些孩子肯定会曲解，把性当成似乎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这就毫无益处。

顾问会议的工作

为了接触到教师以及建立学校顾问服务项目的这一目的，大约在15年前，我在个体心理学中开始发展顾问会议，这在维也纳及许多欧洲城市中已证明非常有价值。拥有崇高理想的远大希望固然不错，但是除非找到其实际方法，这些理想毫无价值。有了这15年的经验，我认为是可以说顾问会议被证明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所拥有的最好工具来处理儿童的各种问题、及将儿童教育成有责任感的公民。自然，我坚信，如果顾问会议基于个体心理学，那么它们成功会更大，但我也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们与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当与心理学其他学派联系起来，应当对各派所得结果进行比较。

在顾问会议的建立过程中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他擅长解决教师、父母和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他与某校的教师一起探讨他们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在访问这所学校的时候，有教师向他描述某个孩子的情况及问到：这孩子很懒，也许还爱吵、逃学、偷窃、或许还老拉功课。这位心理学家运用了自己的经验，然后进行了一场讨论。大家谈论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和性格发展，以及她的问题首先出现时的情境。教师们和心理学家讨论了问题的可能起因，以及如何进行处理。因为他们经验丰富，所以很快就得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在心理学家来访的当天，孩子和她母亲也须在校等候。心理学家和教师决定如何与父母交谈最好，如何对他们施回影响，告诉他们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就把他们叫进来。父母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料，然后心理学家与父母进行一场讨论。在讨论中，他向父母建议如何来帮助孩子。通常，父母会很高兴有一次咨询的机会，都很愿意合作，但如果他们抵制，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讨论一下类似的情况，从中推断出可以运用到这个孩子身上的办法。然后把孩子叫进来，心理学家与她交谈，不是谈她的错误，而是其问题。在这个小孩身上，他要寻找妨碍他健康成长的观点和判断，以及她所轻视和其他孩子所注重的信念，等等。他不是斥责这个孩子，而是与她友好地交谈，以了解其观点。如果他要提到这个小孩有某种错误，他得作为一种假设，然后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这件工作没有经验的人，看到孩子正确理解并迅速改变态度，会大吃一惊。

我所训练的教师对这件工作都是乐此不疲，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这使得与他们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更有意思，而他们的努力也会获得成功。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额外负担，因为往往半小时左右他们便可以解决一个拖了多年的问题。全校的合作精神增强了，经过短短的一段时间，大问题没了，只需要治疗小问题了，教师本人也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学会了去理解个性的统一性，及其各方面所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程中突然出现什么问题，他们自己就能解决它。事这站，我们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教师都受到心理学的培训，那么心理学家就成多余的人了。

因此，比如说，如果一位老师在班上有个懒孩子，他会向孩子提议讨论一下懒惰的问题。讨论一开始，他便问：“懒惰从哪儿来？”“为什么有些人会懒？”“一个懒孩子为什么改不了？”“什么东西非改不可？”孩子们会讨论这人问题，然后得出结论。懒孩子并不知道自己便是讨论对象，但既然讨论的是自己的问题，他会对此感兴趣，并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如果只是攻击他，他必一无所获，但如果让他聆听一场心平气和的讨论，他便会仔细考虑，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意见。

没有人能像老师那样了解孩子的心灵。他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娱乐。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如果富有技巧，他能与每个孩子建立良好的关系。小孩的早期错误是继续下去还是得以纠正，这完全在于他。像母亲一样，他是人类未来的保护者，他能做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第八章 青春期

何谓青春期

关于青春期的书可谓层出不穷。在对待这一话题时，几乎所有的书都视之为一个危险，威胁到会改变一个人的全部性格。青春期是有许多危险，但这些危险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青春期使成长中的孩子面临新的环境和新的考验。他觉得自己正接近生活的前沿。在他的生活方式中，以前未视观察到的错误开始显露出来了，但一双有经验的眼睛应当早已看出来了。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这些错误已很有威胁性了，不容再受忽视。

成人的挑战

有时，对成人生活未做好充分准备的孩子，在诸如立业、友谊、爱情、婚姻等成人挑战逼近时，会惊慌失措。他会丧失一切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与别人在一起时，他害羞抱谨，更愿自己一个人守在家里；在工作领域，他发现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吸引自己，相信自己干什么都会失败，对于爱情和婚姻，他一与异性在一起便会局促不安，害怕见到他们。与他说话，他便脸红，无言以对。他一天比一天更绝望。

对于这种人，有些极端的例子完全不能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也没有人能了解他。他不正视别人，不与他们说话，也不听他们说；他不工作，也不学习，退入一个虚幻的世界，只会做一些粗鄙下流的性活动。这便是早发性痴呆症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源自一个错误。如果能鼓励这样的孩子，向他证明他入了歧路，并给他指出一条更好的路，便能治愈他。这并不容易，因为他的全部教养都必须纠正。他过去、现在和以后的意义都必须用更客观、更科学的方式来看待，而不是用他自己的逻辑来看待。

青春期的各种危险都是由于未能学会去处理生活中的三大任务之故。如果孩子害怕未来，对未来充满悲观，他们很自然会尽力以最不费力气的办法来对待。然而，这些轻松的方法却毫无效果。这样的孩子愈是受到命令、勉励和批评，他愈会感觉自己是处在深渊之边。我们愈是把他往前推，他愈是尽力往后退。除非能鼓励他，否则一切帮他的努力都是错的，会伤害他更深。如果他非常悲观非常恐惧，我们无法期望他能付出更多的努力。

青少年的性欲

在青春期，男孩女孩都有注重或夸张性关系的倾向，以证明自己已长大了。例如，如果一个女孩反抗母亲，老是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她会不断与所遇到的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来抗议。她并不在意母亲发现与否；事实上，如果能让母亲焦虑不安，那她就再高兴不过了。一个女孩与母亲大吵一架后，也许也同父亲吵一架，然后离家出走，与她遇到的第一个男子发生性关系。这并不奇怪。人们往往以为这些女孩是好女孩，教养很好，谁也不会料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来。然而，这些女孩并非真的有罪。她们并未为生活做好适当准备；她们觉得受到忽视，觉得自卑，这好像是她们所有的能取得较好地位的唯一方法。

期待青春期

一般而言，人的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被赋予一个增大的私人意义，而且被视为好像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例如，大家几乎都相信：青春期是一段特别奇异的时光。更年期也是被这样以为的。然而，这些阶段并没有带来剧烈变化，它们只是生命的延续，它们的各种现象也没有了不起的重要性。重要的是一个人想在这一阶段发现什么东西、赋予这一阶段什么意义，以及他自觉的面对方式。

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小孩往往会大吃一惊，好像碰到了妖魔鬼怪一样。如果正确理解了这一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一点都不担心青春期的生理方面，只是社会环境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做出新的调整。然而，问题往往是他们认为青春期是一切的结束，他们的一切价值和尊严都丧失殆尽了。他们再也无权合作和奉献：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青春期的一切困难都出自这类感觉和担忧。

如果小孩已经学会将自己视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明白了自己要为大众做出奉献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他学会了把异性看作同伴和与自己平等的人，青春期只会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开始为解决成人生活的各种问题设计自己富于创意而且独立的答案。倘若他觉得不如别人，对自己的环境有错误的观点，他便会显得还没准备好去面对青春期的自由。如果有人总是推动他去做应做之事，他便能完成。但如果让他独立完成，他便会踌躇、失败。这种孩子受人奴役会适应良好；但一有自由，便束手无策了。

第九章 犯罪及期预防

理解犯罪者的心理

个体心理学能帮助我们认清人的各种类型，并且让我们明白：尽管有这种差异，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并非十分显著。譬如，罪犯的行为所表现的失败与问题儿童、神经症者、精神病者、自杀者、酗酒者、及性欲倒错者都属同一类型。他们都是在处理生活问题上失败了，并且在某一固定而且明显的领域，他们失败得完全一样：每个人都在社会上失败了，他们都不关心其他人。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没有人能作为完全乐于合作或具有完全社会感的典范，因此罪犯与普通人只是在失败的严重程度上不同而已。

罪犯类型

您好会发现罪犯分为两类。有的确实知道世界上有友谊，但从未体验过。这种罪犯对别人抱有恶意，他们觉得受到排挤，不被欣赏。另一类就是被宠坏的儿童，我常常在囚徒的声明中注意到这样的抱怨：“我犯罪是因为妈妈太溺爱我了。”对于这一点，我们确实可以详加讨论，但我在此提到它，只是想强调：由于各种错误方式，罪犯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养，没有学到适当的合作程度。

父母也许也曾想把孩子培养成社会的好公民，但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如果盛气凌人、严厉苛刻，他们一定会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宠他让他站在舞台的中间，他们只会教会他仅以自己存在这一事实便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无需付出努力来争取别人的赞扬。因此，这样的孩子失去了不懈努力的能力；他们总是想受到注意，总是期望得到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找到获得满足的轻松办法，他们便会归咎于别的事或别的人。

合作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所提到的正题：所有罪犯——所有其他人——都努力要获得胜利，要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些目标又类型繁多。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总是在私人意义上优越于人。他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于其他人毫无益处。他不乐于合作。社会需要所有成员——我们也彼此需要——为共同利益做出贡献，需要一种合作的能力。罪犯的目标并不包括这种于社会有用的目标。这便是每个罪犯生涯中真正最为重要的一面。我们在后来将会看到这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我想说清楚，如果想要理解一名罪犯，主要要寻找的便是他在合作上失败的程度及性质。

罪犯的不同之处是他们的合作能力，只是有些人的失败程度较轻而已。例如，有些人只犯小罪，绝不超过这一限制。而有的却喜欢犯大罪。有的是头儿，有的是小喽罗。要了解犯罪生涯的各种类型，我们必须审视一下罪犯的生活方式。

早期生活对于合作的影响

在此我会探究一下导致合作失败的一些情境。

第十章 工作中的问题

平衡生活的三大任务

束缚人类的三大纽带提出了生活的三大问题，但这三大问题都不能分开来解决。任何一个问题需要其他两个问题的成功处理。第一根纽带提出了工作问题。我们居住在这个星球的表面，拥有它的一切资源、沃土、矿藏、气候和空气，寻求这些环境呈现给我们的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一直是人类的工作。即便是令天，我们也不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总是有争取更大进步和成功的余地。

解决第一问题——即工作问题——的最佳途径来自对第二问题——即社会问题——的解答。把我们束缚在一起的第二根纽带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同属人类这个种族，必须彼此相联地生活。倘若我们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唯一生存者，那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将会完全不同。但是，我们总得去考虑他人，使自己适应他们，并对他们发生兴趣，这个问题通过友谊、社会感与合作得到了最佳解决，解决于第二问题，我们便可以大步朝前，去解决第一大问题。

正是因为人类学会了合作，我们才能有劳动分工这一伟大发现，这一发现是人类幸福的首要保障。如果每个人都靠一己之力在地球上奋力谋生，不进行合作，不依造过去合作产生的结果和裨益，人类的生命绝对不可能延续下去。通过劳动分工，我们得以将许多不同训练的结果运用起来，将许多不同的能力组织起来。这样，每个人都能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保证了人类的安全，并且增加了社会每个成员的机会。确实，我们还不能宣称自己取得了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也不能宣称劳动分工已经发展到尽善尽美。然而，解决工作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必须在这一大纲之中：劳动分工、以及为大众利益做出贡献的共同努力。

有些人试图逃避工作问题，要不就是企图完全逃避工作，要不就是忙碌于那些符合人类利益的一般领域之外的事情。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如果有人逃避这个问题，他们实际上是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以某种方式，他们依赖别人的劳动生活下去，但自己却毫无贡献。这便是受宠孩子的生活方式：遇到任何问题，他总是要求别人努力为他解决。这些被宠坏的孩子，主要就是他们阻碍了人类的合作，并把不公平的负担抛到那些积极解决生活问题之人的身上。

第三根纽带便是：我们要不是男性，要不便是女性。在人类的延续中，我们的职责依赖于我们去接近异性，并完成自己的性别角色。而性关系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像生活中的其他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也不能孤立地解决。要成功地解决婚姻爱情问题，必须要有一份有利于大众利益的职业，要与其他人进行友善的接触。我们已经看到，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一问题最完美的解决办法，最能符合社会和劳动分工的办法，就是一夫一妻制。从一个人谈论这一问题的方式中，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出他的合作程度。

这三大问题决不会单独出现，他们总是缠绕在一起，并且对一个问题的解决总有助于其他二者的解决。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同一环境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这个问题便是：人类必须在其所处环境中保存生命、延续生命。

有时，事业会用来作为逃避社会问题和爱情问题的借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人往往会选择过分地投入工作之中，以此来逃避爱情与婚姻问题。婚姻失败时，我们发现有时这也用来作为借口。一个人疯狂地工作，他想：“我没有时间去分给婚姻，因此我不必对自己的不幸负责。”对于那些尽力逃避社会与爱情这两大问题的神经症患者来说，这尤为常见。他们不接近异性，不对别人发生兴趣，只是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他们对工作日思夜想，把自己累得紧张不堪。在紧张中，神经官能症的症状便出现了，比如胃病或其他毛病。这样，他们便觉得自己有了胃病，便不要去面对社会和爱情问题了。还有的人不断地变换工作，他总能想到有适于自己的工作，但事实上是他无法坚持某份工作，而要常变常换。

影响职业选择的一些因素

毫无准备就遇到疾病问题或死亡问题的儿童，他们常常会对这些事情保留浓厚的兴趣。他们想当医生、护士或药剂师。我认为，他们的努力也应当加以鼓励，因为我总是发现：具有这种志趣而且成为了医生的孩子，他们很早便开始了训练，并且非常热爱自己的职业。有时候，死亡的经历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加以补偿。这个小孩会希望通过艺作创作或文学作品而获永生。或许他会对宗教非常虔诚。

还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努力就是要尽力超过家里的其他人，特别是要超过父母。这极有价值，我们很高兴看到新一代超过老一代。而且，如果孩是想在父亲的行业中胜过其父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其父的经验便能为他提供一个极好的开始。一个孩子的父亲如果是警察，这个小孩子的抱负往往是要当律师或法官。如果父亲受雇于医院，孩子便想成为一名医生，如果父亲是老师，孩子便想当大学教授。

如果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了金钱的价值，孩子便只会凭赚钱的多少来看待工作问题。这大错特错，因为这个孩子追求的不是能使他有益于人类的兴趣。确实，每个人都必须谋生，确实也有人忘记了这一点，使自己成为了别人的负担。但倘使一个孩子只对赚钱感兴趣，他很容易便会脱离合作之道，只追求自己的一己私利。如果他的唯一兴趣便是“赚钱”，没有任何社会兴趣，他怎么会不去偷、去抢来“赚钱”呢？即使情况没有这么极端，这一目标中仍有少量的社会兴趣，这个人虽然可能会腰缠万贯，但他的所作所为对其他人却毫无裨益。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走这条路很可能会致富，会成功。在某些方面，即使是旁门左道有的也会显得成功。我们不能保证一个以正确态度走过一生的人会取得快速成功，但可以保证他会保持勇气，而且不失其自尊。

检查解决方法

对问题儿童的第一步解决法就是要找到其主要兴趣所在。这样，帮助和鼓励一个孩子便要容易得多。如果是职业上未定的年青人，或是工作失败的中年人，我们应当找出其真正的兴趣，以此作为职业指导的基础，并且还要努力帮他们找到工作。这并不容易。在今天，高失业率是件极受关注的事情。当人们正努力提高合作能力时，这是一种不利环境。因此，我认为，每一个认识到合作之重要性的人，都要尽力确保没有失业者，确保每个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

通过继续发展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我们可以改善这一处境。许多失业者从未受到训练，无一技之长。有的也许还对社会生活兴趣寥寥。这些未受训练的社会成员和对大众利益毫无兴趣的人，对人类是个很大的包袱。这些人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处于不利地位。很大比例的罪犯、神经症患者和自杀者都是不学无术的人，这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他们缺少训练，落在其他人的后面。父母、教师以及所有关心人类的未来发展和进步的人，都应当努力保证孩子们受到更好的训练，使他们为在劳动分工中占有特殊席位而做好充分准备。

第十一章 个人与社会

人类为统一而奋斗

人类最古老的奋斗，就是与其他人合而为一。正是通过对他人的兴趣，人类才得以成长，得以进步。在家庭这个组织中，对别人的兴趣至关重要。从亘古时代起，人类便倾向于把自己聚集在家庭里。原始部落运用共同的符号团结在一起、获得一共同的身份感，这种符号的目的就是团结人们进行合作。

社会利益与社会平等

对其他人要有兴趣，这在学校和家里都已教过。我们也已看到儿童的成长中可能出现的障碍。社会感或许并非遗传本能，但是潜能却是遗传而来，这一潜能的发展与以下因素相一致：父母的技巧和对小孩的兴趣、以及小孩自己对其环境的判断。如果他觉得其他人都心怀敌意，觉得四周都是敌人而做困兽斗，我们便无法期望他能交到朋友，能成为别人的良友。倘使他觉得别人应当成为自己的奴隶，他便不会想到帮助他们，而只想控制他们。倘使他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及自己的身体疼痛不适，他会把自己与社会隔绝开来。

我们已经知道怎样才能让小孩最能觉得自己是家里受到同等珍惜的人，怎样能让他们最容易对别人产生兴趣。我们已经看到：父母本人应当平等相待，与外界也应保持友好而亲密的朋友关系。这样，小孩才会觉得家庭内外都有值得信赖的人。我们还看到：小孩在学校也要觉得是班里的一分子，是其他孩子的朋友，并且能够信赖他们的友谊。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都是为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家庭和学校的目的都是要把小孩培养成具有社会性的人，成为人类之中平等的一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保持勇气，充满信心地面对生活问题，并找出促进他人幸福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一个人成为大家的好朋友，并通过有用的工作和幸福的婚姻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便不会觉得不如别人或被别人击败了。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个友善的地方，他在这儿轻松适意、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能得心应手地应付自己的困难。他觉得：“这是我的世界，我必须去行动，去筹划，而不是坐等观望。”他完全清楚，现在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段，并且自己属于整个人类进程——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他也觉得这个时代正是自己能完成创造工作以及为人类发展有所贡献的时代。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邪恶、困难、偏见和灾难，但这是我们的世界，它的有利与不利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工作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要改善的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相信：如果人人都以正确方式面对其任务，他在改善世界的事业中，便能尽自己的力量。

面对任何，这意味着要以合作方式担负起解决生活三大问题的责任。我们对一个人的全部要求，我们所能给予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他在工作上应当是位好同事，在爱情和婚姻中应当是好伙伴，是个真正的伴侣。总而言之，可以说他应当证明自己是一个“人”。

第十二章 爱情与婚姻

爱情、合作与社会兴趣的重要性

德国某个地区有一种古老的风俗，可以考验订婚男女是否适于过婚姻生活。婚礼前，新郎新娘被带到一块空地上，那儿有一棵砍倒的树。他们要用一把两端有柄的锯子，把树干锯成两段。这个考验可以看出他们彼此合的愿意程度如何。这是两个人的工作，如果两人彼此不信任，他们便会持着拉锯，结果一事无成。如果其中一个想当主力，什么事都自己做，即使另外一个甘于如此，这件工作也会事倍功半。两人都必须积极主动，协调努力。这些德国村民已经认识到合作是婚姻的首要前提条件。

如果有人问我爱情和婚姻意味着什么，我会这样下定义，尽管可能不甚完整：爱情、及其成果婚姻，是对异性伴侣最亲密的挚爱。它表现于肉体吸引、同伴关系、以及生儿育女的决定之中。爱情与婚姻于人类不可或缺——这不仅是有利于两者幸福的合作，而且是有利于全人类幸福的合作。

爱情与婚姻是为人类幸福而进行合作这种观点，有助于说明本课题的各个方面。即使是肉体吸引，人类这一最为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发展。我常常说到，人类由于其各种弱点，并不完全胜任在地球上的生活。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繁衍，因此我们就必须有生育能力、以及不断受到肉体吸引的刺激。

今天，在爱情的所有问题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困难和纷争。已婚夫妇面临着这些问题，父母关心这些问题，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因此，倘若我们要得到正确结论，就必须采取客观公正、毫无偏见的方法。我们要尽力忘记所知道和所尝试过的东西，全面自由地加以讨论和探究，而不要受到其他顾虑的干涉。

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当作一个完全孤立的问题来进行判断。任何人都决不可能获得这种自由。只基于自己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找到其问题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每个人都受某些确定纽带的束缚，他只能在一定框架下发展，他必须按照这个框架来做任何决定。我们已经看到，这三根主要纽带主要源于这些事实：我们生活在宇宙中的某个特定地方，必须在环境的限制和可能中发展；我们生活在别人之中，必须学会调整自己适合他人；人类有两性，我们这个种族的未来即依赖于这两性间的良好关系。

很明显，如果一个人关心他人，关心人类幸福，他做任何事情都会照顾别人的利益，他会尽力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就好像这也关系到别人的幸福一样。他不一定“清楚”自己在这样解决问题。如果问他，他也许不能客观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但他会自发地去追求人类的幸福与进步，这一兴趣可见于他的所有行为。

这些人却不甚关心人类幸福。“我能为其他人做点什么？”“我怎样可以成为团体的一分子？”他们从来不把这类问题作为自己潜在的人生观，相反，他们会问：“生活中有什么给我的？其他人充分注意我了吗？我受到了适当的欣赏吗？”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态度来面对生活，在处理爱情与婚姻问题时，他也会尽量采取同样方法。他只会问：“从中我能捞到什么？”

爱情并不如一些心理学家所想的那样，纯粹是种自然作用。性欲是一种驱动力，一种本能，但是爱情与婚姻问题并不仅仅是满足这种驱动力。不论怎么看，我们发现这些驱动力和本能都已经得到发展，它们文雅而高尚。我们压制了一些欲望和意愿。例如，为了其他人的利益，我们学会了如可避免触犯对方。我们学会了如何显得干净漂亮。甚至饥饿也不纯粹是自然发泄；我们有高雅的口味以及有关进食的礼仪。我们的驱动力已经适宜于我们的共同文化：它们反映出我们为人类利益和自己的社会生活所做的种种努力。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爱情和婚姻问题，我们会再次发现：这总会牵涉到所有人的兴趣、对全人类的兴趣，这是一种基本兴趣，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只能通过采取一种开阔观点，全面考虑人类幸福而解决，否则，讨论爱情婚姻的任何方面，提出任何妥协、改变新的规则和机构，都毫无益处。也许我们能改进，也许我们能为这个问题找到更圆满的答案，只要找到稍好的答案，这就更好，因为它们会更加全面地顾及到这一事实：人类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由两性构成，合作对于生存必不可少。只要答案考虑到这些条件，其中的真理便会永存。

婚前准备

在当今社会，很少有人做好了合作的充分准备。我们的教育太注重个人成功，太注重我们能在生活中得到什么东西，而不是能注入什么。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当两个人生活在婚姻所要求的亲密关系中时，任何合作方面和关心他人的能力方面的失败，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大部分人都是首次经历这种亲密关系。他们还不习惯于顾及另一个人的兴趣、意图、欲望、希望和报负。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去处理“共同”工作的问题。这解释了我们在四周所见到的许多错误，但现在我人应当审视这些事实，学会在以后避免错误。

婚姻的承诺与责任

如果一个人只学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人做的准备最差。如果他这样长大成人，他时时刻刻便只考虑从生活中可以得到什么愉悦和刺激。他只会要求得到自由和别人的让步，而不会考虑怎么样去使伴侣过得轻松富足。这是一种会招致不幸的方法，这种人可与在马尾套马缰的人相比，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做事方法。

因此，在爱情观的准备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味寻找借口和逃避责任的途径。存在犹豫和猜忌，爱侣关系便不会发展。合作需要一生的承诺，只有许下一个坚定不变的承诺，婚姻才能成其为婚姻。这个承诺包括生儿育女的决定，教育他们、培养他们的合作的决定，并决定尽其所能将他们培养成于社会真正有用的成员、人类真正平等负责的一分子。美满婚姻是养育下一代的最好方式，任何婚姻都必须具有这一目标。婚姻其实是一项工作，有其法则和规律。如果只关注其中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我们便会犯触犯合作这一永恒规律。

如果我们限制只承担5年的责任，并把婚姻视为一个试验期，便不可能得到真正亲密和忠诚的爱情。如果男子或女从预备这么一条退路，他们对这件工作便不会全力以赴。在生活中其他严肃重要的工作中，我们是不会安排这样一个“退出条款”的。爱情是不能限制的。有些用意良好本性善良的人，他们想为婚姻找到其他变通方式，这都是走入歧途了。他们提出的这些变通方式会削弱那些已婚夫妇的努力，会使他们更容易选择退出婚姻，躲避他们在这件工作中应做的努力。

我知道社会上存在许多问题，它们阻碍人们正确地去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尽管他们有心于此。然而，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因此便舍弃爱情和婚姻，而应当消除这些社会问题。我们知道甜蜜的爱侣关系需要的特征——忠诚、正直、可靠、不保守、不自私……

求爱

一个人的勇敢程度和合作能力大小可见于他对异性的接近方式。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方式，独特态度和求爱时表现的气质。这些与他的生活方式总是一致的。他在恋爱中的行为方式，揭示出他对人类未来是乐观、充满信心、乐于合作，或还是只关心自己、临场退缩，还这样责问自己：“我留下的是什么印象？他们会怎么想我？”一个男子追女性时可能慢条斯礼、小心谨慎，也可能大胆冲动、狂攻猛追。不管怎么样，他的求爱行为决定于他的目标及生活方式，而且是生活方式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们无法完全从一个人的求爱行为来判断他是否适于结婚，因为此处他目前有一个直接目标，而在其他方面，他却可能优柔不决。然而不论如何，这还是对他的性格给予了一些可靠提示。

在我们这种文化中(也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通常希望男子采取主动，首先表达爱意。因此，只要这一传统存在，就必须训练男孩去学会男性态度——主动、不犹豫、不后退。只有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整体的一分子，并且视其利弊为己有，他们才能学会这些态度。当然，女孩子和女士们也可以去求爱，她们也会采取主动，但在我们西方的主要文化气候中，她们觉得必须要比男性更加保守，她们对异性的接近表达在她们的风姿仪态、穿着打扮、活动方式以及顾盼谈吐中。因此，可以说男性的方式要较为简单肤浅，而女性则较为深觉复杂。

婚姻与男女平等

可以肯定，我们决不可低估或者小看爱情问题，而应当置之于重要地位。在我所听到的所有处方中，真正处于不利地位的往往是女性。在我们的这会中，男性无疑要比女性轻松。这是社会错误地处理婚姻的结果。个人反抗是无法克服它的。尤其是在婚姻当中，个人反抗既会影响到两者关系，又会影响到对方的幸福。只有认识到社会的一般态度并加以改变。这才能得到克服。我有一个底特律的学生拉西教授。她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40%的女孩都希望自己是男孩，这就意味着她们对自己的性别不满。如果人类的一半都失望沮丧，痛恨其社会地位，痛恨另一半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怎能解决爱情与婚姻问题？如果女性等待的只是受到轻视，如果她们认为自己不过是男子的玩物，认为男人自然是要花心的，这个问题能够容易解决吗？

以后所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明了而且极为有助的结论：人类的天性既非多夫多妻，也非一夫一妻，但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并且尽管人人平等，但还是分成了两性。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必须解决面临自己的三大生活问题，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只有一夫一妻制，才最能保障一个人在爱情与婚姻中得到最为完美最为充分的发展。

忽视

第三种容易导致错误的情形，就是被忽视的小孩所处的情形。这样的小孩从不知道受与合作为何物，他所形成的对生命的诠释根本就没有这些积极力量。不难理解，当他面对生活中的诸种问题时，他会极力应付困难，而低估自己在别人的帮助和善意下解决它们的能力。他发现社会冷酷无情，而且以为它永远冷酷无情。特别的是，他意识不到自己可凭有益于他人的行动来赢得感情和尊敬。因此，他既怀疑他人，又不能相信自己。

确实，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无私公正的感情。母亲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让孩子感到她是位值得信赖的“其他人”。然后她要将这种信任感拓宽加深，真到它涵盖孩子周围的一切之物。如果她的第一项工作——赢得孩子的兴趣、感情与合作——以失败告终，孩子就难于发展社会兴趣及与周围其他人的同类感。任何人都有对别人产生兴趣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养得以练习，否则其发展就会受到挫折。

如果一个小孩受到忽视、憎恶或抛弃，我们在研究这种极端例子时便可能会发现：他无视合作的存在，自我封闭，不能与人交流，并且完全不知道任何能帮他与人和睦相处的事物。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必会灭亡。小孩度过了婴儿期这一事实，便可证明：他受到了一定的关爱。因此，没有完全被忽视的儿童。我们所讲的只是那些所受照顾较一般要少的孩子，或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视而其他方面如常的小孩。总之，受忽视的儿童从未找到一个真正值得依赖的“他人”。生活中的许多失败者都来自孤儿或私生子，通常我们把这类儿童归于被忽视儿童的范畴，这样评价我们的文明，的确令人悲哀。

这三种情形——身体缺陷、受娇宠、被忽视——最易使人对生命的意义得到错误结论。经历过这些情形的儿童，几乎都需要得到帮助以修正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应当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生命为何物。假若我们有心于此，也就是说，对他们真正感兴趣，并朝这方面努力，我们将会在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中，看到他们对生命的解释。

早期记忆与梦

探究一下梦境和联想可能能证实有效：不论做梦还是清醒，人格都毫无二致。但是在梦中，社会要求的压力较弱，又因为防戒和隐藏少了，人格就要表露无遗。然而，要破解一个人赋予自己和生命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他的记忆库。任何记忆，不管他以为多么微不足道，也相当重要，因为这对他来说意味着“值得记忆”的东西，而它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这与他所想象的生命相关。它对他说：“这就是你必须期望的”，或者“这就是你必须避免的”，甚至“这就是生活”！特定的经历停留在记忆中，并且使生命所赋的意义更为明确。我们必须重申：经历本身并没有上述事实重要。任何记忆都是经过筛选的提醒之物。

对于表明个人对待生活的特定方式存在的时间，以及提示其生活态度形成的最初环境，儿童期的早期记忆极为有用。早期记忆之所以有特殊地位，原因有二：其一，它包含了个人对自己及其境况的最初估计，这是他第一次对自己外貌的总结，第一次对自己几乎完整的概念，以及对自己最初的要求。其二，这是他的主观起点，是他的自传的开端。因此，我们往往能从中发现他所察觉的脆弱或不安全地位与被他视为理想的那个强壮和安全目标的对比。于心理学的目的而言，一个人是否认为这个最早记忆是他所能想起的最早的事，甚至是否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忆，这都毫不重要。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生命的解释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

我们来看看几个早期记忆的例子，看看它们所体现的“生命意义”。“咖啡壶从桌上掉下来烫伤了我”，这就是生活！如果一个女孩的自传这样开头，她的终身将伴随一种无助感，她会夸大生活里的危险和困难，这样的发现一点都不会令人奇怪。在她心底，她责怪其他人没有照料好她，对此我们也不会奇怪。有人这么不小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处于这样的危险之中。另一种最初记忆描绘出一种相似的世界之图：“记得3岁时，我从婴儿车里摔下来”。这种最初记忆会导致不断做这样一个梦：世界末日快到了。我在午夜醒来，发现天空被大火照得通红。星星纷纷坠落，我们与另一个星球相撞了。但正要爆炸之际，我就醒来了。这个病人是个学生，当问他他是否害怕什么东西时，他说：“我害怕我的生活不会成功。”很明显他的最初记忆和他反复做的梦让他气馁，并且加重了他对失败和灾祸的恐惧之心。

有个12岁的男孩，因为尿床，并且总和妈妈发生冲突，被带到了诊所，他说起他的最初记忆：“妈妈以为我丢了，冲到街上大叫我的名字，她害怕极了，但其实我一直藏在屋里的橱柜里”。通过这个记忆，我们得到这个解释：生命的意义在于通过制造麻烦以博取注意；获得安全感的途径是欺骗；我不受重视，但我能愚弄别人。他的尿床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使他处于受担忧得到关注的焦点。他妈妈这么焦虑紧张，正证实了他对生命的诠释。

就像这里所提的例子，这个男孩早已形成了一个印象：外面世界的生活充满危险，他断定：唯有别人都为他担忧时，他才安全。只有用这种方法他才能安慰自己；如果自己需要的话，别人便会来保护我的。

一位35岁的女士有这样一个最初记忆：“黑暗中，我在楼梯上，比我略大的表哥打开门，跟着我走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这个记忆看来，她可能不大习惯与其他小孩一起玩耍，与异性在一起尤其不自在。一问，她果然是个独生女，而且35岁了还未婚。

下面的例子体现出一种发展更为完善的社会感：“我记得妈妈让我推小妹妹的婴儿车。”然而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可看到这样的迹象：只与弱者在一起才自如，并且可能还依赖母亲。当新生婴儿降生时，最好是得到年纪较长的孩子的合作来照料他，使他们对家里的新成员感兴趣，并分担保护他的责任。如果父母得到了他们的合作，大孩子就不易认为对婴儿的关注削弱了自己的重要性而憎恨这个婴儿。

想与别人在一起的欲望不一定表明对他人真正感兴趣。当一个女孩被问及到最初记忆时，她回答道：“我与姐姐和另外两个女伴一起玩。”在此，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正在学习与人和睦相处。但是，当她说她的最大恐怖是“孤伶伶的一个人”时，我们对她又有了新的了解。从中我们看到她缺乏独立性的迹象。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了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我们就找到了打开他整个人格的钥匙。有人称人的性格不可能改变，实际上这种观点只属于那些没有找到解开情境之匙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任何证据或疗法如果没有揭开原始错误，它就不可能奏效。而改进的唯一途径，就是培养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更勇敢无畏的生活方式。

学会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相互合作精神是我们能抵制神经症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这一点极其重要；培养并鼓励小孩参予合作，允许他们与同龄人一起作事或玩耍以找到自己的行为方式。任何对合作的阻碍都会造成严重后果。以被宠坏的小孩为例：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并且会把这种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们对功课感兴趣，只因为他们以为这样老师会喜欢自己。只有他们以为于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才听得进去。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这种缺乏社会感的结果会愈加明显。一旦开始曲解生命的意义，他们便不再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独立感。从此他们也就无法应付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和挫折了。

我们不能将一个人的早期错误归咎于他，只能在他开始品尝苦果时帮他改正错误。一个小孩若没有学过地理，我们不能期望他在地理考试中得高分。同样道理，一个小孩若没学过与人合作，我们不能期望他在需要合作的工作中表现良好。但是，生命中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合作的能力；任何困难的征服，都必须是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之中，并增加人类幸福。唯有那些懂得生命在于奉献的人，才会充满勇气并很可能获得成功。

倘若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都清楚赋予生命意义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错误，倘若他们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就能确信：缺乏社会感的儿童最终会对自己的能力和生活中的机遇产生一种更为良好的感觉。遇到挫折时，他们不会放弃努力，不会另寻捷径，不会逃避责任或将责任推卸给他人；他们不会谋求额外照顾或特殊同情，他们不会觉得颜面扫地而施行报复，不会追问：“活着有什么用？它给了我什么？”他们只会说：“我要自己开始生活。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完全能做好。我是自己行为的主宰。推陈出新的工作，只能靠自己。”倘使这样面对生活，做一个独立而合作的人，那么人类文明前途无量。

增强生活方式

下面这一事实马上就帮我们澄清了梦的意图。我们做梦，但早晨醒来一般忘了自己的梦，似乎不留一丝痕迹。果真如此吗？一丝痕迹被未留下？是有东西留下的：我们还留有梦中所引起的感觉。图像不复存在，对梦的了解也丝毫未留——留下的只是萦绕于心的感觉。梦的意图肯定存在于它所激发的感觉之中。梦只是激发感觉的方式和工具。梦的目的在于它所遗留下来的感觉。

一个人产生的感觉必定与其生活方式保持一致。梦中想法和白天想法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这两者之间并无严格区分。这种差异简单说来，就是我们在梦中比在醒时与现实的接触要少，但并未真正脱离现实。如果白天我们牵挂某个问题，那么在睡眠中也会牵挂这个问题。即使在熟睡中，我们仍能使自己不掉下订。这一事实说明，在熟睡中，我们与现实的联系依然存在。大街上喧嚣吵闹，父母也能安然入睡；但孩子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马上醒来。即使在熟睡中，我们与外界也依然保持联系。然而，这时感官知觉虽然存在，但已经减弱了，我们与现实的联系也减少了。做梦时，我们只是孤身一人，社会的要求并不那么急迫地压着我们。在梦里的想法中，我们也不必那么忠实地应付周围的环境。

只有当我们没有紧张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睡眠才不会受到干扰。做梦是对宁静睡眠的一种干扰。我们可以断定：只有当我们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只有当现实即使在熟睡中也压迫着我们，并向我们展现我们所面对并要求找到答案的问题时，我们才会做梦。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在睡眠中心灵是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因为在梦中面对的不是全部环境，某些问题看上去要容易一些，所提供的解决方法要求我们作的调整也最小。梦的意图是要支持并增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激发与之最相适宜的感觉。但是，生活方式为什么还需要支持？有什么东西可能威胁到它？从现实和常识的角度看，生活方式不堪一击。因此，梦的意图就是保卫生活方式抵御常识的种种要求。这使我们有了一个有趣的了解。如果一个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不想依照常识来解决，他的这种态度便可通过梦所激发的感觉得以确定。

初见之下，这似乎与我们醒时的生活相对立，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对立。我们可以通过与醒时完全一样的方式来激发各种感觉。如果一个人遇到困难，又不想用常识来解决，而想继续沿用他落伍的生活方式，他必会施展浑身解数来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使它显得令人满意。例如，有个人的目标可能是轻轻松松地赚到钱，而不通过奋斗和劳动，不为他人做贡献。他也会想到有人在赌博中输了钱，遭了灾，但他想过上舒适的生活，想暴富。他会怎么做呢？他为自己构想出这样一幅图画：通过投机赚了钱、买了汽车，过着奢侈的生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个阔佬。通过这些幻觉，他激起了促使自己行动的感觉。最后，他便抛开了常识，开始赌博。

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一部他看过并喜爱的戏剧。我们便会开始觉得好像放下工具，跑到戏剧去了。如果一个人在恋爱，他会为自己构想未来。如果他真的神魂颠倒，他会把未来构想得很美好。有时，如果他觉得悲观，他对未来的构想便会浑浑噩噩。但不论怎样，他都会激起自己的感觉。通过注意他在自己身上激起的是哪种感觉，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哪一类人。

如果做梦之后只有感觉留下，那常识又怎样了呢？梦与常识是一对死敌。我们可能发现：那些不想受到感觉欺骗、喜欢以科学的方式行事的人，他们不常做梦，甚至根本不做梦。还有些人不想通过正常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想运用符合常识的解决方法。常识是合作的一个方面，那些没有很好地学会合作的人讨厌常识。这些人常常做梦。他们担心生活方式会获胜、会得到正常理由，他们想逃避现实的挑战。我们断定：梦是试图在生活方式和现实问题之间架一座桥梁，以免于对生活方式做出调整。生活方式既是梦的创作者，又是它的制片人和导演。它总会激发一个人所需要的感觉。在梦中发现的东西，我们都可在其他特征和行为中找到。无论做梦与否，我们都会用同一办法来处理问题，但梦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支持和理由。

果真如此，对于梦的了解，我们便迈出了极为重要的新的一步：在梦中，我们是在愚弄自己。每个梦都是一次自我陶醉，自我催眠。其全部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心境，使我们为面对某种情况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在梦中，我们能看到与日常生活完全一样的个性。但也要看到，在心灵的作坊中，这种个性正在为白天所要运用的各种感觉做准备。如果真的如此，在梦的构造中，在它所采用的意义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自我欺骗。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首先，我们发现，对于各种图像、插图和事件，会有某种选择。我们曾提及这种选择。回顾过去的时候，这个人便是把图像的事件整编为一部选集。我们发现这种选择是有目的的，他只会从记忆中选择那些能支持其优越感目标的事件。是人的目标操纵他的记忆。同样，在构造一个梦时，我们选出的事只会加强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我们遇到某些问题时，揭露生活方式对我们的要求。这样，这种对于事件的选择性表示出与我们的现实困难有关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现实地处理这些困难需要常识，但生活方式拒不让步。

符号与暗喻

梦还有其他哪些来源呢？人们在古代便已观察到，现代又有弗洛伊德特别强调了：梦主要由暗喻和符号构成。如一个心理学家所说：“在梦中，我们都是诗人。”梦为什么要用新的语言和暗喻来表达？答案很简单，如果直来直去，不用暗喻和符号，我们便无法避开常识。暗喻和符号可以滥用。它们可以综合不同的意义，可以同时说两件事，其中一件还可能是假的。从中还可以得出不合逻辑的结论。它们还能激发感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在运用它们。如果想纠正某个人，我们会说：“不要这么小孩气！”我们使用暗喻时，不相关的事情、只诉诸情感的事情，都会混进来。或许有一个大个子对一个小个子生气，他说：“他是条毛毛虫草，只配让人踩。”用这个暗喻，他在为自己的愤怒找正当理由。

暗喻是一种奇妙的表达工具，但我们可以欺骗自己。当荷马描述希腊军队如雄狮般弛骋疆场时他给了我们一个壮观的形象。难道我们相信他想准确地描写一群可怜、肮脏的士兵怎样在战场上爬行吗？不，他是想让我们把他们视为雄狮。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雄狮，但如果诗人描述士兵们怎样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怎样鼓起勇气或避开危境，他们的甲胄如何破旧等细枝末节，我们便不会有这么深的印象了。运用暗喻是为了美，为了想象，为了幻想。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错了，那他所动用的暗喻和符号便十分危险。

一个学生面临考试。这个问题浅显，他应当鼓起勇气，运用常识来处理它。但倘使他的生活方式是想逃避，他可能会梦见自己在作战。他用暗喻将这个浅显的问题描绘出来，这样便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害怕了。或者他会梦到自己站在悬崖旁边，必须后退才不会掉下去。他必须产生这种感觉来作为一种躲避的策略，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他把考试比拟为悬崖，欺骗自己。同样，我们还可认出梦中常用的另一个花招，这就是把一个问题化小，只留下原来问题的精髓部分，然后剩余部分用一个暗喻表达出来，视为原问题一样加以处理。

例如，还有一个学生，充满勇气，有长远的生活观，希望能完成功课，通过考试。当然，他还是需要支持，想安慰自己——他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要求。考试前夜，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高山顶上。这幅表现其处境的图像已被大大简化了。他的全部生活环境只有最小的那部分表达出来了。考试问题对他来说非常重大。但通过排除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只集中在成功的前景上，他激发了感觉来帮助自己。次日早晨起床时，他觉得心情比以前更愉快，精力更充沛，而且也更有勇气了。他已经成功地化小了自己所必须面对的困难。但尽管他是安慰了自己，他实际上也愚弄了自己。他没有运用常识来面对全部问题，只是激发了一种自信的心态。

这种故意激发某种感觉的事极为普通。一个人要想跳过一条小溪，在跳之前，他可能会数到三。数一二三难道真的这么重要？跑过去与数一二三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一丝一毫都没有。他数一二三只是激起自己的感觉，集中所有力量。我们具备一切必要的心理资源，来精心构成一种生活方式，并加以固定、加强。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就是激发感觉的能力。我们不分昼夜地进行这个工作，但可能在梦中更清晰。

我来举个自己的例子，说明我们如何愚弄自己。大战中，我是一家治疗患了弹震症士兵的医院院长。看到那些再也无法面对战争的士兵，我竭尽全力让他们做一些轻松的事来帮他们。这样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紧张，往往很成功。一天，有个士兵跑来找我。他是我看到的体格最健壮的一个人。他垂头丧气，给他检查时，我就想怎样可以帮他。当然，我也可以把这些有病的士兵打发回家，但我的每一份诊断书都必须得到上司的通过，因此我的慈悲之心也必须克制在一定限度之内。这个士兵的情况很棘手，最后我终于说：“你有弹震症，但身体却很健康，很强壮。我会让你做一些轻松的事，这样你就不必上战场了。”

看到自己不能回家，这个士兵很沮丧，说：“我是个穷学生。要靠教书养活年迈的父母。不教书的话，他们会饿死。如果我不养他们，他们就只会死了。”

我希望能送他回家，找一份办公室工作，但又害怕诊断书这样写的话，长官会勃然大怒而打发他上前线。最后，我决定实话实说。我要证明他的身体只适于做哨兵的工作。当晚回家睡觉时，我做了一个恶梦。我梦见自己成了杀人犯，在黑暗狭窄的街上四处乱跑，使劲想自己杀了谁。我记不得谁是被害者，只是觉得：“我杀了人，我完了。我的生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

一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样了谁？”然后我想起：“如果我不给这个士兵一份办公室的工作，也许他就会被派到前线，然后牺牲了。这样我就成了凶手。”可以看到我是怎样激起自己的感觉欺骗自己。我没有谋杀任何人，即使我预见的不幸真的发生了，我也不会有罪。但我的生活方式不允许我冒这样的险。我是名医生，我是来拯救生命的，而不是让它处于危险之中。我想起如果要帮他，唯一可做的事就是遵从常识的规律，而不要管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我证明了他宜于做哨兵。

后来的事证明遵从常识总是上策。上官看过诊断书后，划了一条横线。我想：“他要把他派到前线去了。”尽管如此，我应当给他一份机关工作的。长官批道：“干半年机关工作。”原来这位长官已经受了贿，是要对这名士兵高抬贵手。这个年青人从来就没有教过书，他对我讲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他讲这个故事只是想要我给他一份轻松的工作，然后让这位受了贿的长官来批署我的诊断书。自那以后，我就想最好还是不要做梦。

梦是用来欺骗和愚弄我们的，因此它们就很难懂了。如果了解了梦，它们就再也无力激发我们的感觉和情感，也无法欺骗我们了。我们就会选择符合常识的方式来行事，而拒绝听从梦的驱使。因此，如果了解了梦，梦的意图也就失去了。

梦是当前的现实问题与生活方式之间的桥梁，但生活方式不应得到任何增强。它与现实必须直接接触。梦的种类繁多，但每一个梦都揭示出根据所处的特定情境，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哪一点上需要增强。因此，梦的解析总是为个人所独有。因此，根本不可能用公式来解析符号和暗喻。梦是生活方式的产物，来自个人对自己特定环境的解析。我简要描述一些更有典型性的梦的类型时，不是要为梦的解析提供一种死板的指导，而是想用以对梦及其意义有一个一般的了解。

一般的梦

许多人都梦见自己会飞。这个梦的关键，像其他梦一样，在于它所激发的感觉。它留下一种轻松快乐、勇气十足的心境。它使人的心情由低沉到高涨。它把克服困难，追求优越描绘为轻松容易的事。它让我们把自己想象为勇敢者，高瞻远瞩，雄心勃勃。即使在熟睡中也不放弃自己的雄心。这种梦包含这样一个问题：“我是继续向前还是就引打住？”而梦建议的答案是“我的路上没有阻碍。”

许少有人没有做过掉下来的梦。这很值得注意。它表明：人类的心灵更专注于对自己的保存、以及对失败的害怕，而不是想法去克服困难。如果我们记起按惯例我们总是警告小孩，要他们警惕点，这就容易理解了。小孩子早被吓坏了：“不要爬到椅子上去！”“不要去摸剪刀！”“不要玩火！”他们总是处于虚构的危险的包围之中。但是，让一个人成为胆小鬼绝不能帮他应付真正的危险。

如果一个人常梦见自己瘫痪了或错过了火车，这个意义通常就是：“如果我不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就会过去，那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要走一条弯路，我要晚点到，这样就能免于遇到这个问题了。我一定要让火车开走。”

许多人梦到了考试。发现自己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考试，或者还要通过一门自己很久以前就已通过的考试，他们有时会大吃一惊。对于有些人，这个意义是：“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眼前的这个问题。”对其他人，它的意义是：“你以前通过了这种考试，那现在也会通过面临的这个考验。”一个人的符号与别人的决不一样。对于梦，我们应当主要考虑它留下的心境，以及它与整个生活方式的配合方式。

一些个案研究

曾经有一个32岁的神经症患者来找我治病。她是家里的老二，像其他老二一样，她雄心勃勃。她老是争当第一，无可挑剔地解决所有问题。来看病时，她的神经已崩溃了。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大的有妇之夫，他做生意失败了。她想嫁给这个男人，但他却离不了婚。她梦见在乡下时，她把自己的公寓租给了一个男子，这位男子搬进来后不久便结婚了，但却没钱交租，他为人不诚实，工作又不努力，她只好把他赶走了。我们马上便可看出，这个梦与她的现实问题有某种联系。她是在考虑要不要嫁给一个事业失败的男人。她的爱人穷困潦倒，养不起她。当他有次带她去晚餐又无钱付账时，这一反差尤其得到了加强。这个梦的效果就是激起对婚姻的反感。她是个雄心勃勃的女人，不想同一个贫穷的男人联系在一起。她用一个暗喻问自己：“如果他租了我的房又付不起租金，我拿这样的房客怎么办？”答案是：“他只能搬出去了。”

然而，这个有妇之夫不是她的房客，不能与他完全等同起来。一个不能赡养家庭的男子不同于一个交不起租金的房客。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更放心地遵从自己的生活方式，她给了自己这种感觉：“我不能嫁给他。”这样，她就避免了用一种符合常识的方法来处理整个问题，而只选择处理很小的一部分。同时，她又化小了爱情与婚姻的整个问题，好像这一问题可以在这个暗喻中得到充分表达：“一个男人租了我的房，如果他交不起租金，就必须滚蛋。”

因为个体心理学的治疗技巧总是针对增加一个人在面对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勇气，因此很明显，在治疗过程中，梦会改变，体现一种更为自信的态度。一个患忧郁症的病人在出院时做了这样一个梦：“我一个人坐在一条凳子上。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雪，幸好我避开了，因为我赶紧跑到屋里，与丈夫在一起。后来，我帮他在一家报纸的广告栏里找合适的工作。”这个病人自己不能解析这个梦。这梦清楚地表现出她想与丈夫重归于好的感觉。起先，她恨他，尖刻地抱怨他的弱点，抱怨他不能谋一份好工作，缺乏上进心。这个梦的意义是：“与其独自面对危险，还不如与丈夫呆在一起好。”尽管我们赞同这个病人的结论，可是她与丈夫和好及使婚姻重合的方式，隐隐现出那些焦虑的亲戚们常提出的建议。独处的危险得到过分强调，她还没有准备好勇敢地独立与丈夫合作。

一个10岁的男孩被带到了诊所。在学校，老师抱怨他对同学很恶毒。他在学校里偷东西，又把东西放到别人的桌子里，诬陷他们。只有当一个小孩觉得有必要去羞辱他人，证明是他们恶毒而不是自己时，这种行为才会发生。如果他用的是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猜到他肯定是在家里学到的，在家里他肯定想陷害某个人。这个10岁的男孩在大街上向一个孕妇扔石头，因此惹上了麻烦。在他的心里，他可能已经知道怀孕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可以怀疑他不喜欢怀孕，我们还必须看到是否有个妹妹或弟弟的降生让他不高兴。在老师的评语中，他被称为“这一带的害虫”；他老烦其他小孩，辱骂他们，到处讲他们的坏话。他还追打小女孩。这表明他可能是与妹妹在竞争。

我们得知他是两个孩子中的老大，有一个4岁的妹妹。他母亲说他很爱妹妹，一直对她很好。我们绝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话——这样的男孩不可能爱他妹妹。后来就可能看到我们的怀疑是有理由的。这位母亲还声称自己与丈夫的关系非常融洽，这对这个小孩来说很不幸。显然父母对他的任何错事没有任何责任。这来自他自己邪恶的本性，命运的安排，或许是某个远祖！

在个案研究中，我们常听到这样理想的婚姻：父母如此优秀，而孩子却如此可怕！教师、心理学家、律师和法官都是这种婚姻的见证人。事实上，“理想的”婚姻可能会对小孩产生这样严重的问题：看到妈妈很爱爸爸，他会感到恼怒。他想独霸母亲的注意力，可能会憎恨她对其他人表示爱，如果幸福婚姻对孩子有害，而不幸的婚姻又害处更甚，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使小孩从一开始就与人合作，必须防止他只依恋某个家长。这男孩被宠坏了，他想留住母亲的注意，因此只要一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注意，他便会故意去招惹麻烦。

在此，我们的怀疑又马上得到了证实。这位母亲自己从未惩罚过这个孩子，她总是等孩子的父亲回来处罚他。她许她觉得自己心太软，觉得只有男人才能发号施令，才有力量去惩罚。也许她希望保住孩子对她的依恋，害怕失去他的感情。不管怎样，她是在引导孩子不对父亲发生兴趣，不与父亲合作。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产生了。我们又听到这位父亲很爱妻子和家庭，但因为这个男孩的缘故，下班后不愿回家。他对他惩罚很严厉，经常痛打他。这样，这孩子也就不可能不心灵脆弱了。他只是学会了怎样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感觉。

他爱妹妹，但从不与她好好玩，常扇她耳光、踢她。他睡在餐厅的一张睡椅上，而妹妹却睡父母房中的小床。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为这个男孩想想，分享一下他的感受，我们也会对父母房中的这张小床恼火。我们尽量通过这个男孩的心灵来想、来看、来感受。他想成为母亲注意的焦点。而在晚上，妹妹与母亲却那么接近。他必须设法让她更与自己亲近。这个男孩非常健康，出生很顺利，喂了7个月的母乳。当他第一次用奶瓶时，他吐了。直到3岁，他才停止呕吐，很可能他胃不大好。现在他饮食正常，营养充分，但仍是担心自己的胃。他认为胃是一个薄弱之点。为什么他会向孕妇扔石子，现在我们了解得更多一点了。他对食物非常挑剔。如果他不喜欢面前的食物，母亲就给他钱，让他出去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但是，他却向四邻抱怨父母没有让他吃饱。这一招他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了。他总会这么说：通过诋毁别人，重获自己的优越感。

现在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来诊所时所说的这个梦了：“我是一个西部牛仔，”他说，“他们送我到墨西哥去了，我必须一路杀回美国。有个墨西哥人来拦我，我就踢了他的肚子一脚。”这个梦的感受是：“我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必须挣扎，必须奋战。”在美国，牛仔都被视为英雄，他认为追小女孩、踢别人的肚子就是英雄事迹。我们已经看到，肚子在他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视之为最薄弱的地方。他自己胃不好，父亲也以常唠叨有神经性胃病。在这个家庭里，胃已上升到最为重要的位置。这个男孩的目的就是要打别人最弱的地方。

他的梦和行为表现了完全吻合的生活方式。他活在梦里，如果我们不能使他从这个梦中清醒过来，他会一直这样活下去。他不仅会反抗父亲、打妹妹、小孩子，特别是女孩，还会想去反抗那些要阻止其反抗的医生。梦里的冲动会鼓舞他继续下去，当英雄、征服别人。除非他看到自己是怎样在愚弄自己，否则一切治疗都是白费。

在诊所，我给他解释了他的梦。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度，任何想惩罚他、阻拦他的人都是墨西哥人，他们都是敌人。第二次他来到诊所的时候，我们问他：“我们上次见面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坏孩子。”他回答道。

“你干了什么？”

“我追赶一个小女孩。”

这远远不仅是一个坦白，还是一个夸耀，一次进攻。这是诊所，人们想让他变好，但他却强调自己是个坏孩子。他就是在说：“不要幻想会有什么改进。我也会踢你的肚子。”我们该拿他怎么办？他还是在梦中，还在扮英雄。我们必须消除他从这一角色中所得到的满足感。

我们问他：“难道你相信你的英雄真会去追赶小女孩吗？这种英雄行为不也太蹩脚了吗？如果你想成为英雄，那就应当去追那些强壮的大个子女孩，或者你根本就不应当去追女孩。”这是治疗的一面。我们必须让他认识清楚，不要想再继续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说，我们必须“对他的美汤吐痰”。这样，他就不再喜欢自己的美汤了。治疗的另一面就是要鼓励他去与人合作，以一种于社会有益的方式来获得重要性。除非一个人害怕处于生活社会性的一面会遭到失败，否则他不会采取反社会的行为。

有一个24岁的女孩，单身，从事文秘工作，抱怨老板恃强凌弱，让她无法忍受，她还觉得无法交友，保持友谊。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留不住朋友，那肯定是因为他想控制别人，他只关心自己，他的目的是要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她的老板也许也是同一种人。他们都想控制别人。如果两个这样的人碰到一块儿，那肯定会有问题。这个女孩是家里7个孩子中的老幺，是家里的宠儿。她的外号叫“汤姆”，因为她老想自己是个男孩子。这就更使我们怀疑，她的优越感目标就是要控制他人。她想，变得男性化，就是变为主宰，能控制他人，而不受控于自己。

她很漂亮，但她认为别人喜欢她只是因为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因此很害怕脸部变形或受到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漂亮女孩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控制别人，她也完全知道这一点。但是，她却想成为男孩，以男性化的方式来控制别人。因此，她也不太在乎自己的美丽。

她的最初记忆是被一个男人吓坏了，她承认至今为止还是害怕遭抢或遭劫。一个想成为男性的女孩，竟会害怕强盗和打劫者，这看上去似乎很奇怪，但事实上并不奇怪。是她的软弱感决定了她的目标。她只想生活在自己能操纵控制的环境中，要避开其他所有环境。夜盗和打劫者是控制不住的，她便想把他人通通消灭。她想轻松地变得男性化。这样，如果失败了，就有所凭借来掩饰自己的处境了。这种女性角色的深刻不满，即我所说的“男性化抗议”，往往伴随着一种紧张感——“我是一个与身为女人的种种不利抗争的人”。

我们来看看在她的梦里是否也可以找到同样的感受。她常常梦到被一个人留下来。她是个宠坏的孩子。她的梦意味着：“我必须受到照看。把我单独留下来很不安全，别人会攻击我、操纵我。”另一个她经常做的梦是丢失了钱包。这时她是在说：“小心，你有失去东西的危险。”她不想失去任何东西，特别是不想失去操纵别人的权利。她选择生活当中的一件事——丢失钱包——来代表全部生活。在此，我们又有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梦是如何通过产生感觉来加强生活方式的。她并没有丢钱包，但梦见自己丢了。这种感受就会留下来。

她还有一个长一点的梦，能帮我们更清楚地看出她的态度：“我到了一个游泳池，那儿有许多人，”她说，“有人注意到我站在别人头上，看到有人站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好像大叫起来，而我就处在掉下来的危险之中了。”如果我是个雕刻师，便会这样雕刻她：站在别人的头上，把别人作为自己的垫座。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她想激发的感觉。但是，她认为自己的位置很危险。并且以为别人也应当看到她的危险。别人应当小心照顾她。这样她才能继续站在他们的头上！她觉得在水中游泳很不安全，这就是她的生活的全部故事。“要做男人，不做女孩”，这就成为了她心理上的目标。像其他老幺一样，她雄心勃勃，不对现实处境做适当反应，而是想“看上去”比别人优越。而且她每时每刻都处于对失败的恐惧之中。如果要帮她，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让她安于自己的女性角色，消除她的害怕和对异性的高估，帮她在其他人当中感受友善、平等。

有个女孩在13岁时，弟弟因一次事故丧生。她说了自己的最初记忆：“弟弟小时候学走路的时候，一次他抓住一把椅子想站起来，但椅子却掉在他身上。”还有一次事故，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世界上的危险有很深的印象。“我做得最多的一个梦”，她回忆，“非常奇怪，一条街上有一个我没看到的洞，我老是走在那条街上，走着走着，就掉到洞里了。洞里都是水，我一触到水，马上便惊醒了，心跳得好厉害”。

我们不会像她那样觉得这个梦很奇怪，但如果她继续用这个梦来惊吓自己，她肯定会觉得它神秘莫测。这个梦告诉她：“小心点。有许多你不知道的危险。”然而，这个梦告诉我们的不止于此。如果你已经在下面了，你肯定掉不下来。如果她有掉下去的危险，她肯定想象自己比别人要高。在后来这个梦里，她是在说：“我高人一等，但要小心不掉下去。”

还有一个例子，从中我们会看到同样的生活方式在最初记忆和梦中是否也发生作用。我个女孩告诉我：“我记得曾喜欢看别人修楼房。”我们能够猜出她有合作精神。一个小女孩不可能参与建房，但通过她的兴趣，可以表现出她喜欢与人分担工作。“我当时是个小娃娃，站在一扇很高的窗子旁，那些玻璃格子至今还历历在目。”如果她注意到了窗子很高，他肯定在脑海中对高矮有个对比。她的意思是：“窗户很大，而我很小。”听到她身材娇小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为这样，她才会那么喜欢比较大小。她说自己记得那么清楚只不过是吹噱而已。

我们还是回到她的梦上：“还有几个人同我坐在一辆车上。”正如我们的想，她是个乐于合作的人，她喜欢同别人在一起。“我们一直开，到一片树林前才停车。大家都下了车，跑进林子里。大部分人个头都比我大。”她又注意到了大小差异。“但我还是尽量及时赶到，搭上了电梯。电梯下到一个大约有10英尺深的矿坑里。我们想不走出去的话，一定会被毒气毒死。”现在她在描述一个危险处境。大部分人都害怕某些危险。人类并不十分勇敢，但是，她继续说：“我们全部安然无恙地出来了。”在此可以看出她很乐观。如果一个人乐于合作，他往往勇敢乐观。“我们在那呆了一分钟，然后又集合起来，飞快地跑到汽车上了。”我深信这个女孩一直乐于合作，但她觉得自己应当再高大一点。在此我们会发现她有一点紧张感，就好像站在脚跟上一样，但由于她喜欢别人，喜爱与别人一起取得成就，这种紧张感便会得以抵消。

长子

任何长子都经历过一段独生子女的时光，第二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便骤然强迫自己进行调整来适应新形势。头胎孩子通常得到了大量的注意和宠爱。他已经习惯于处在家里的中心地位。往往他会发现自己措不及防被驱逐出这一位置。又有一个小孩出生了，他不再是唯一了。现在他只能与一个对手分享父母的关注了。这种变化往往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许多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罪犯、酗酒者、乖癖者，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他们都是家中的老大，对另一个孩子的到来有深刻的体会，他们的被剥夺感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生活方式。

以后的孩子也会以同样方式丧失他们的地位，但也许他们的感受不会有这么强烈，他们已经与别外一个孩子合作过，他们从未独享过关怀和照顾。而对老大来说，这是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如果他确实因新生儿的到来而受到忽视，我们不能期望他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现实。如果他怀恨在心，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当然，倘若他的父母让他确信他们爱他，倘若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安全可靠，更重要的是，倘若使他做好充分准备来迎接弟妹的到来，教会他一起来照顾小宝贝，那么这种危险就会过去，不会留下任何影响。但通常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新生儿确实从他那儿抢走了关爱和赞赏。他便开始尽力要把妈妈拉回到自己身边，开始想出各种办法来重获她的关注。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位母亲被两个孩子拉来拉去，每个人都力争比对方多占有她。

老大更能使用武力，能想出新点子。我们可能想象一下他在这种处境中会怎么做。假若我们是在他的处境，追求他的目标，我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会毫无二致。我们会竭力让母亲担忧、反抗她，做出一些她不可能忽视我们的行为。他也会这样做。最后，他会让母亲耐心尽失。他运用各种能用上的东西，孤注一掷地反抗。母亲对他给自己惹的事不胜其烦，现在他开始真正品尝到不再受人疼爱的滋味了。他为得到母亲的爱而战，但结果却失去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但由于其行为，他现在真的受到冷落了，他觉得理直气壮了。“我就知道。”他说。别人都错了，自己才是对的。他好象陷入了一个陷阱：他挣扎得越激烈，处境越坏。他对自己处境的看法，无时无刻不可以得到印证。当他的全部直觉都告诉他说自己对了时，他怎么会放弃反抗呢？

对于所有这些反抗，我们都必须探究其特殊处境。如果母亲予以回击，孩子便会变得脾气暴躁、难以控制、吹毛求疵、不听话。当他背离母亲时，父亲往往会给他提供一个机会来重获受宠地位。他对父亲兴趣日益浓厚，竭力要赢得他的关心和感情。老大往往会更喜欢父亲，会倾向于他们。小孩只要开始更喜欢父亲，我们便可肯定这是第二阶段了：一开始他会依恋母亲，但如今他已失去了她的爱，为了谴责她，他把这种爱转到了父亲身上。如果一个小孩更喜爱父亲，我们便知道他已经受过一次挫折了；他觉得受到了拒绝和忽视，对此他再也无法忘怀，而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建立在这种被拒感之中。

这种反抗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会持续终生。这个小孩已经学会了去反抗、去抵制，他在所有环境中都会继续反抗。也许他不会对任何人感兴趣。然后，他便失去希望，认为自己得不到任何人的真情。他会变得暴躁易怒、内向、无法与别人合作。这个小孩已经学会了与人隔绝。这种小孩的一切行为和表现都是针对过去，那段时光他曾是注意的焦点。

因此之故，老大通常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对过去的兴趣。他们喜欢回顾，喜欢谈论过去。他们羡慕过去，对未来却充满悲观。有时候，一个小孩如果丧失过权力，丧失过自己统治的小王国，他会比别人更能理解权力和威信的重要性。长大以后，他会喜欢行使权威，夸大法律和纪律的重要性。每件事情都必须依法而行，而法律也永不更改。权力只能掌握在那些被予以权力之人的手中。我们可以理解：儿童期这样的影响会造成保守主义的强烈倾向。倘若这种人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好的地位，他会老是疑心背后有人要赶上来，想把他赶走，取而代之。

长子的处境提出了一个特殊问题，但这个问题也可以用来化为优势。当小宝贝出生时，如果头胎孩子已经学会了合作，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在这样的老大当中，我们发现他们会产生一种愿望去保护别人、帮助他们。他们学会了去模仿父亲或母亲；在与弟妹相处时，他们往往会扮演父母的角色，照顾他们，教导他们，觉得应对他们的利益负责。有时他们发展出一种善于组织的巨大才能。这都是一些有益的情况，尽管这种要保护别人的努力也会夸大，想延长别人对自己的依赖，控制他们。

依我自己在欧美的经验，我发现绝大部分的问题儿童都是老大，其次便是老二。真是有趣，这些极端的位置会造成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未能成功地解决老大的问题。

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处境完全不同，他的处境与其他孩子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从出生之时起，他即与另一个孩子分享注意，因此，他比最大的孩子会容易合作一点。他的身边有许多人，如果老大不与他对抗、不把他往下压，他的处境是相当不错的。然而，在他的整个童年期，他的处境有一点十分重要：他有一个带领人。无论是年龄还是发展方面，他前面总有一个孩子，无时无刻不刺激他施展浑身解数要迎头赶上。典型的老二很容易便可认出来：他表现得好像在参加一场比赛一样，好像有个人比他快一两步，他得加紧步伐超过他。他时时刻刻都要全力以赴。他一直学着要超过哥哥，征服他。

《圣经》中有许多奇妙的心理学暗示，通过雅各(Jocob)的故事，精彩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次子形象。他想当第一，想取代以扫的地位，攻击他、超过他。老二会恼怒地感到自己落在后面，便竭尽全力要征服别人。他往往会成功。老二往往比老大更有才华，而且更成功。在此，我们不能说在这一发展中遗传起到了什么作用。如果说他赶得很快，这只是因为他非常努力而已。即使当他长大以后，离开家庭这个圈子后，他也通常会利用一个带领人；他会把自己跟一个他认为位置更有利的人相比，而尽力要超过他。

我们不仅只在醒着的生活中能看到这些特征，个性的一切表现中，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迹。在梦中，它们也更容易找到。例如，老大常会梦见掉下来。他们站在高处，但他们不能肯定自己能否保持这一优越地位。相反，老二往往会想象自己在赛跑。他们跟在火车后面跑，或者骑自行车跟人比赛。有时，这些匆匆忙忙的梦非常明显，我们很容易便可猜到做梦者是老二。

然而，我们必须说，规律也非死板不变的。无需表现得像一个老大才能成为老大。决定的是环境，而非出生顺序。在大家庭中，有些较晚出生的小孩处境与老大也完全一样。也许有两个孩子出生得比较靠近，然后很长一段时间，第三个小孩子出生生，后来又生了两个。第三个孩子可能会表现出老大的一切特征。所以，不只是老二，四五个孩子出生后，也许还会出现一个典型的“老二”。如果两个孩子年龄相近，一起长大，而且又同别的孩子年龄差距较大，他们便会表现出老大和老二的种种特征。

有时候，老大在这种竞赛中被击败了，这时就会发现他出现问题了。有时候，老大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压住弟妹，这时候老二就会有麻烦了。当老大是个男孩，老二是个女孩时，老大的处境便极为困难了。他有被一个女孩击败的危险，在当代社会，他可能会视为奇耻大辱。比起两个男孩或两个女孩之间的竞争，一男一女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在这种争斗中，女孩天生就会得到偏爱；在16岁之前，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比男孩发育得要更快。很多时候哥哥会放弃这场争斗，变得懒散沮丧。他会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得更高权威，譬如说吹牛、撒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女孩会赢。我们会看到男孩走上了各种歧途，而女孩却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但事先必须意识到危险的存在，并在未造成任何损害之前采取措施。家庭是一个整体，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相互合作。无需竞争，不能让小孩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威胁、花时间去反抗。只有在这样的家庭中，才可能避免任何不良后果。

最小的孩子

除了最小的孩子，其他小孩后面都有弟妹，因此他们的地位都可能被取代。但是最小的孩子却永不可能被取消地位。他没有弟妹，但有很多带领人。他总是家中的宝贝，很可能最受宠。他面临任何受宠孩子的所有问题，但是因为他受的刺激这么大，因为他面临这么多竞争，最小的孩子通常会发展得出奇的好，比其他小孩发展得都快，把其他人都抛在后面。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老幺的地位从未改变。在最古老的故事中，都可以发现老幺如何超过兄妹的记载。

在《圣经》中，获胜的总是最小的。约瑟夫是作为老幺被抚养大的。尽管班杰明在约瑟夫出生17年后出生，但他在约瑟夫的发展中未起丝毫作用。约瑟夫的生活方式是典型老幺的生活方式。他总是维护自己的优越，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其他人必须对他弯腰低头，他的光芒掩盖了所有人。他的哥哥们对他的梦非常理解。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困难，因为约瑟夫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态度十分明了。他们也体会了约瑟夫在自己梦中所激发的感觉。他们害怕他，想除去他。但是，约瑟夫从最后变成了第一。以后，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家中的支柱，这决非偶然。人们一直就知道一点，编了许多关于老幺的力量的故事。事实上，他的处境十分有利：父母兄姊都帮助他，许多人都刺激他的雄心和努力，而无人来攻击他，分散他的注意。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最小的孩子在问题儿童中，数量占据第二位。通常，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全家对他们的宠爱方式。被宠坏的孩子不可能独立起来。他缺乏勇气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功。最小的孩子通常都雄心勃勃，但大部分有雄心的孩子都很懒。懒惰是雄心与沮丧相混的一个信号：一个人的野心太大，以至于他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希望。有时候，最小的孩子不承认有一个什么雄心，但这是因为他想一切方面都优秀，他希望不受限制，自己是唯一。最小的孩子有很深的自卑感，这一点也很明显。周围的人都比他大，比他强壮，比他更有经验。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有其特殊的问题。他有一个对手，但他的对手不是兄弟姐妹。他的竞争感是针对父亲的。独生子女受到母亲的宠爱。她害怕失去他，总想置之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他产生了所谓的“母亲情结”；他总是拉着母亲的围裙，想把父亲推出家去。这件事也一样，只有父母共同努力，让孩子对两者都感兴趣，才能防患于未然。但在大部分情况下，父亲与孩子的联系不及母亲多。最大的孩子与独生子女的情况往往极为相似：他们要征服父亲，喜欢同比自己年长的人在一起。

独生子女往往深怕自己的弟弟妹妹。家里的朋友说：“你应当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他对这一前景恨之入骨。他们一直是注意的中心。他确实觉得这是自己的权力，如果地位受到挑战，他便觉得自己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在以后的生活中，如果他不再是注意的中心，他便会出现许多问题。如果他出生在一个小心翼翼的环境之中，这也会妨碍他的发展。如果父母因为有病的缘故不能再生育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解决独生孩子的种种问题。但是，在那些可能养育更多孩子的家中，我们往往也会发现只有一个孩子。这些父母既胆小，又悲观。他们觉得自己在经济上只能养活一个小孩。家里的整个气氛充满焦虑，孩子受到许多不良影响。

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小孩间相距的年龄较大，那么两个孩子都会表现一些独生子女的特征。这种情况不是很妙。总是有人问我：“你认为一个家的顺序要怎样安排最好？”“孩子们之间的年龄是相差小一点好，还是相差大一点好？”以我的经验看，我以为最好是相差3年左右。一个3岁的小孩，如果有弟妹出生了，是能够合作的。他的年龄已经使他明白了家里可以有许多小孩。如果他只有一岁、一岁半或两岁，我们便不能与他讨论，他无法理解我们的道理。因此，我们无法使他为这件事做好充分准备。

在全是女孩的家里长大的独子，日子也不会好过。如果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他便完全生活在一个女性环境中，他看到的只有母亲、姐妹、或许还有女佣，他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长大后会与人隔绝。如果女性们联合起来对付他，这就更加会成为事实了。她们认为自己都必须联合教育他，或者想证明他毫无理由骄傲自大。这会造成许多敌对的竞争。如果他排行在中间，他便可能是处于最糟的位置——腹背受敌。如果他是长子，便有被一个女孩紧咬不放的危险，这个女孩是个非常锋利的竞争者。如果他是幼子，便会宠坏。

独子在女孩中长大这一情况并不太妙，但如果他们过一种积极的社会生活，与其他孩子交往，这一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否则，处在女孩之中，他们也会表现得像女孩一样。女性环境与混合环境截然不同。如果一间房子不仅根据居住者的品味来设定标准，而且还以此来装修，我们可以肯定，女性居住的房子定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颜色会经过精心挑选，每个细节都会受到注意。如果里面有男人或男孩，房子便不会如此整洁；里面会有更多的粗糙之处，有更多的喧闹和异样的家具。在女孩子中长大的独子，都倾向于带有女性品味和女性的生活观。

与此相反，他也可能激烈地与这种气氛作反抗，极力强调自己的男性特征。他会总是保持警惕，决心不受女子的控制。他觉得必须维持自己的个性的优越，但总会有一些紧张感存在。他会朝极端发展：或者把自己训练得十分强壮，或者特别虚弱。与此相似，在男孩中长大的独生女儿也会倾向于长得特别女性化，或十分男子气。通常，她一生都会有一种不安感和无助感。这种情况很值得研究和探索。我们并非每天都遇到这种情况，在下更多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研究更多的例子。

我研究成人的时候，总会发现一些童年早期留下的印象，而且这些印象从未曾消失。在家庭中的位置会给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发展的每一个困难，都是由于家庭中存在竞争缺乏合作引起的。我们如果环顾一下我们的社会生活，或确确实实把这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并问一问为什么敌对的竞争是它最明显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各处的人都在追求一个成为征服者的目标，想要征服别人、超越别人。这一目标是童年早期经验的结果，是那些觉得自己不是家中平等成员的儿童敌对竞争的结果。只有通过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我们才可能消除这些不利后果。

性格培养的重要性

性格培养的有效性仍在实验之中。我们必须掠过法律体制，因为它并没有做认真而有组织的尝试去进行纠正性的性格教育。然而，即使在学校，结果也并不如意。在家庭生活中已经是失败者的孩子来到学校，他们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尽管接受了许多的教导和劝勉。因此，别无它法，只能改善教师的培养，使之能理解并帮助学校里孩子的发展。

我主要是在学校从事工作，我相信维也纳的许多学校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别的地方，虽然精神病学家给孩子看病，对他们的照顾提出建议，但除非教师同意他们的建议，并明白如何执行，否则，这有什么用呢？心理学家每周给小孩看一两次——也许每天一次——但他并不真正了解来自环境的影响、来自家庭内外和学校的影响。他写个条子，说这个孩子应当加强营养，或者应当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还会提示老师要给这个孩子个别对待。然而，老师却不明白心理学家为何要开这个处方，也对避免错误毫无经验。除非他理解这个小孩的性格，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心理学家和老师需要进行最亲密的合作。老师必须知道心理学所知道的一切，因此在谈论过孩子的问题之后，他不需要进一步帮助便可以独自进行下去了。如果出现什么意外问题，他应当知道该怎么做，就像心理学家如果在场时会做的一样。最实用的方法似乎是我们在维也纳建立的顾问会议。在本章结束时，我会描述一下这种方法。

当一个孩子刚刚送到学校时，他的社会生活中遇到了一个新的考验。这个考验将揭示他发展中的任何缺点。现在，他合作的领域比以前广泛了。如果他在家中被宠坏了，他可能不愿离开自己受人呵护的生活，而与其他孩子打成一片。这样，在孩子上学的第一天，我们便可看出受宠孩子社会感的局限。他可能会大哭，要回家。他不会对功课或教师感兴趣。他对别人说的听不进去，因为他一直只想着自己。很容易看到：如果有父母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儿童在家里根本不惹麻烦，只有在学校时才会出现问题。然而，我们可以怀疑这个孩子觉得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极为有利。家里并未设置任何考验，他发展中的错误也不明显。然而在学校，他不再受宠，因此便觉得自己被击败了。

有个孩子在上学的第一天，什么都不做，就只嘲笑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对功课没有一丝兴趣，老师都认为他肯定智力迟钝。看到他时，我说：“每个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你在学校老笑个不停。”他答道：“学校是家长开的玩笑。他们把小孩送到学校去愚弄他们。”

他在家里受到了逗弄，坚信每一个新环境都是对自己开的玩笑。我终于让他相信了他自己过分强调了要维护自己尊严的必要，没有人想玩弄他。结果，他开始对功课感兴趣，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老师与孩子的关系

注意到孩子的困难，纠正父母的错误，这是教师的职责。他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已经准备好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这些孩子已经在学校学会了对别人感兴趣。有些人却没有做好准备。一旦某个人没有对某个问题做好准备，他便会犹豫畏缩。表面迟钝但实际并非如此的小孩，他们对社会生活的适应问题感到犹豫。教师的位置能帮助他们直面眼前的新环境。

但老师要怎样才可帮助他们？他要做的与母亲做的完全一样——与孩子联系在一起，获得其注意。孩子以后的全部适应在于首先捕捉住他们的兴趣。没有人可以通过严厉和惩罚做到这一点。如果一个小孩到学校后，觉得难以与老师和其他同学沟通，最坏的事情就是批评他、斥责他，这种方法只会更让确信自己讨厌学校是对的。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在学校总受到谴责的小孩，我会极快地失去对老师的兴趣。我会寻找各种方式来逃离这种环境，完全避开学校。逃学、表现极差、显得极笨或难以对付的小孩，主要是那些将学校视为令人不快的人工环境的孩子。他们实际上并不笨，在编造理由不去上学或模仿父母的笔迹时，他们展现了极高的天分。但是，他们在校外发现了许多其他逃学的孩子，从这些同伴之中，他们获得了比学校多得多的欣赏。他们感兴趣并且觉得受到尊重的圈子，不是学校，而是这些团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孩子在班里不被接受为平等的一员，他们很容易便会转向犯罪生涯。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如果老师要吸引孩子的兴趣，他必须找出孩子有些什么样的兴趣，并要使他相信自己能在这些兴趣上和其他兴趣上取得成功。当小孩对某一科目感到自信时，很容易便可激起他对其他科目的兴趣。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必须找出孩子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哪种感官运用得最多，并且训练程度最高。有的小孩对看最感兴趣，有的是听，而有的是动。视觉型的小孩会更容易对诸如地理和绘画之类的科目感兴趣，这样他们便要使用自己的双眼。老师讲课时，他们不会听，他们不大习惯于听觉注意。如果这种小孩没有机会通过眼睛来学习，他们便会学得很慢。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缺乏能力，没有天分，而归咎于遗传。

倘若有人应对教育失败负责，那应当是那些没能找到让孩子发生兴趣的正确途径的教师和家长。我并不是建议对小孩要鼓励进行早期的专门教育，但对他们产生的任何兴趣都应加以运用，以激发他们对其他方面的兴趣。现在有一些学校，课程的教授方式对孩子的所有感官都适应。例如，把模型制作的绘画与传统课程结合在一起。这种潮流应当受到鼓励，加以推广。教授任何科目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它与生活的其他部分紧密相关，这样孩子们便可看到这种教育的意图，看到他们所学东西的实际价值。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只教小孩汲收事实好呢，还是教会他们独立思考好？我觉得无需将两者完全对立，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譬如，联系房屋建筑来教小孩数学，让他找出需要多少木头，算出可住多少人，等等，这对小孩会极为有利。

有的科目很容易可以放在一起教，许多老师很善于将生活的一面与另一面联系起来。譬如，老师可以与小孩散散步，找到他们对什么最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可以教他们了解植物及其结构、植物的生长及用途、气候的影响、山川的自然特征、人类的农业史等等，实际上可以是生活的任何方面。当然，我们必须首先假定这位教师对所教孩子真正感兴趣，如果不是这样，教育便毫无希望可言。

宗教的作用

最简单的原始宗教是图腾崇拜，一个部落会崇拜蜥蜴，另一个部落则崇拜公牛或蛇。崇拜同一图腾的人居住在一起，并且相互合作，这个部落成员都情同手足。这些原始习俗是人类获得合作、并且维持合作的最伟大的方式之一。例如，在与这些原始宗教有关的节日上，崇拜蜥蜴的人会与同伴一起，讨论收成，讨论如何抵御野兽和天灾。这就是这种节日的意义。

那时，婚姻被视为是一件关系到整个部落利益的大事。根据社会限定，每个人都必须找自己部落之外与自己崇拜不同图腾的配偶。即使是今天，认识到爱情与婚姻并不是私事，而是全人类在心灵与精神上都必须参与的共同事物，仍然相当重要。婚姻涉及到一定的责任，因为这是全社会所托付给他们的一种责任。全社会都希望他们生育健康的孩子，并以合作精神将他抚养成人。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乐于去帮助每一个婚姻。对我们现在而言，原始社会的制度、图腾、以及他们用以控制婚姻的繁文缛节，可能显得滑稽荒谬，但是它们在当时的重要性却不可低估。其真正目的是要增加人类的合作。

宗教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职责就是“爱你的邻居”。在此，我们又以另一种形式来努力增加自己对其他人的兴趣。我们现在可以从科学角度来肯定这一努力的价值，这真是有趣。被宠坏的孩子问我：“我为什么要爱我的邻居？他们爱我吗？”这样便揭示出缺乏合作的训练，只对自己感兴趣。正是这些对其他人不感兴趣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会有最大的困难，会对别人造烦忧最严重的伤害。人类所有失败都源于这些人。许多宗教和政治行动都以自己的方式增加合作。于我而言，只要将合作视为最终目标，我都赞同，没有必要去相互争斗，相互谴责，彼此贬低。没有哪个人有幸拥有绝对真理，有许许多多的途径都通往合作的最终目标。

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即使是最好的办法也可能遭到诋毁。但是，如果没有合作精神，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政治取得任何成就。每一位政治家都必须以人类的进步作为其最终目标，这往往意味着具备一种高度的合作精神。我们往往不足以断定哪位政治家或哪个改善能带来真正的进步。每个人都会根据其生活方式进行判断。但倘使某个政党能使人们在其圈内愉快地合作，我们便没有理由去憎恨其活动。对社会运动也是如此，如果这些运动参与者的目的是要把孩子们培养成社会的好公民，并增强其社会感，这些运动就可以继续其传统，宣传其文化，并努力把法律影响改变成自己所认为的最好的形式。我们不能反对他们的各种努力。班级活动也一样，是团体活动和合作。如果其目的是促进人类进步，我们就不应当对它抱有偏见。

因此，对于一切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应当基于它们扩大我们对其他人的兴趣的能力大小进行判断。我们发现，有助于增加合作的方式有许许多多。也许有的方式要比较好，但只要有合作的目标，就不必攻击某种方法，说它不是最好的。

自私自利

我们要继续探讨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他们只以个人私利为动力。这种态度对个人、对集体的进步都是最大的障碍。只有通过我们对其他人的兴趣，我们人类的各种能力才得以发展。说、读、写，这些都必须以与别人相联系为前提条件。语言本身为全人类所共有，它是社会兴趣的产物。理解是彼此的事，不是私人的作用。理解意味着以一种我们希望别人也能如此的方式去领悟。它使我们通过一个共享的媒介与别人联系起来，并服从于全人类的共同经验。

有些人明显地在追随自己的兴趣，寻求个人的优越地位。他们赋予生活一种私有意义。他们认为，生命应当只为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共同的理解。这种观点在整个世界上都无人会赞同。这样，我们发现这种人不能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看到那些被教育成只以自己为中心的孩子时，我们往往发现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卑劣或空虚的表情。在罪犯和疯子的脸上，也会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不用眼睛与别的接触。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与别人不同。有时候，这类儿童或成人根本不会正眼看其他人，他们转移视线，望向别处。

精神障碍

在许多神经症患者的症状中，也会看到他们不能与别人相联系。例如，在强迫性脸红、口吃、阳萎以及早泄中，这种症状特别明显。这些都揭示出他们不能与其他人发生联系，这些病症都来自缺乏对别人的兴趣。

孤僻的最高程度表现为神经症，假使病人能够激发对别人的兴趣，神经症也不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比起任何其他症状，也许只有自杀除外。神经症与周围社会的距离都要更遥远。治疗这种病需要极大的技巧。我们必须争取病人来进行合作，这只有通过耐心和最友善的治疗才能做到。有一次，有人请我尽力去治疗一个患有早发性痴呆症的女孩。她这个样子已经有8年之久了，最后两年是呆在精神病院。她像狗一样狂吠，吐口水，撕裂衣服，而且还要吃手帕。这些都揭示出她已经远远脱离对别人的兴趣了。她想扮演狗的角色。这完全可以理解：她觉得母亲把她当狗一样对待。也许她是在说：“我见到的人越多，我越想当一条狗。”我对她连续说了8天，而她一言未发。我继续说下去。一个月后，她开始含混不清地讲话了。我对她很友善，她受到了鼓舞。

即使这类病人受到了鼓舞，他也没有自己处理问题的勇气。他对其他人的抵制还是非常强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预料得到他重获勇气后会做出的举动，他仍不想合作。他就象个问题儿童，会竭尽全力让别人讨厌他：他会砸碎任何摸得着的东西，或者打护士。我再与这个女孩讲话时，她打了我。我必须考虑要如何反应，唯一能让她吃惊的反应就是毫不还手。这个小姑娘的体力并不强，我让她打，只是友善地望着他。她没料到会这样，这让她失去任何对她的挑战。

她还是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自己苏醒的勇气，于是打碎我的窗子，用玻璃划自己的手。我没有批评她，只是把她的手包裹起来。通常对这种暴力事件最普通的反应，就是把她关起来，锁在自己的屋里，这是一种错误的处理方法。如果希望争取像这个女孩一样的人，我们就必须做出不同的反应。希望精神有毛病的人有正常人一样的举止，这是极大的错误。许多人都对精神病人感到恼火、愤怒，因为他们的反应与正常人不同。他们不吃不喝，撕裂衣服，等等。就让他们做好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从那以后，这个女孩痊愈了。一年过去了，她还是十分健康。一天，在去收容过她的精神病医院时，我在路上遇见了她。

“您干嘛？”她问我。

“跟我走。”我回答说，“我要去那座你生活过两年的医院。”我们一起去了医院，见到了给她治过病的大夫。我建议他在我看另一个病人的时候与她谈谈。我回来时，这位大夫非常迷惑。

“她非常健康。”他说，“但有一件事让我不高兴：她不喜欢我。”

我仍然不时地观察这个女孩，十年来，她一直非常健康。她自己谋生，与别人相处融洽，见过她的没有人相信她得过精神病。

狂想症和忧郁症这两种情况特别清楚地表明病人与其他人的疏远。有狂想症的病人控诉所有人，她认为别人都在密谋反抗她。而忧郁症病人则控诉自己。譬如，他说：“我毁灭了全家”，或者：“我丢了所有的钱，孩子们全饿死了。”尽管这个人控诉的是自己，然而，这仅仅是她表现的外表，实际上，他还是在控诉他人。

例如，有一位影响广泛的著名女士，遭遇一次意外事故后，无法再继续她的社会生活了。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觉得很孤单，便开始到外国去旅游。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在国外时，开始得上忧郁症，她的新朋友也离开了她。

忧郁症这种疾病对所有与患者有关的人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这位女士打电报要女儿来一趟，但每个人都有借口，结果一个也没来看她。回家后，她说得最多的话是：“我的女儿真是太好了。”她的女儿让她一个人生活，请了一位护士照顾她。而现在她回家了，她们也只是偶尔才看看她。这些话便是一种控诉，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忧郁症就像长期对别人的愤怒和谴责，目的是要获得照顾、同情和帮助，尽管病人看上去只对自己的过错感到悲伤沮丧。忧郁症病人的早期记忆通常是这样：“我记得我想躺到沙发上，但哥哥已经躺在那儿了。我拼命大哭，他只好离开。”

忧郁症病人往往喜欢用自杀来报复别人，因此医生首先要关注的事就是要避免给他们一个自杀的借口。我本人给他们解除这种紧张感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建议治疗中的第一原则：“绝不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这件事看上去很小，但我认为它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源。如果忧郁症病人可以随心所欲，她能指控谁？她要向谁报复？“如果你想去剧院，”我告诉她，“或者想去度假，你就去好了。如果在路上又不想去了，就不要去了。”

这是任何人能找到的最佳处境，这满足了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需要。他就像上帝一样，可以为所欲为。这并不易于与他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他想控制别人、指控别人，如果别人都迎合他，那就没有办法去操纵他们了。这种方式极富成效，我的病人当中从来没有自杀的。当然，可以理解：最好是有人看管这样的病人。我的有些病人就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受到密切看管。只有要有在一边盯着，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对于我的建议，有的病人常会回答到：“可是我什么东西都不喜欢。”

我对这种回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我已经听到无数次了。我说：“那就不要做你不喜欢做的任何事。”

但是，有时候病人会回答道：“我想成天呆在床上。”

我知道一旦我允许了，他便再不想这样做了；也知道只要制止他，他便会开始反抗。我因此总是表示同意。这是一种策略。另一种方法比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攻击更为直接。我告诉他：“如果用这个处方，你在两周之内便可痊愈：每天都要想想自己怎样可以取悦别人。”想想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通常，他们会绞尽脑汁地想：“我怎样可以让别人烦恼？”

回答非常有趣。有人说：“这对我来说真是易如反掌。我这一辈子就一直这样做的。”

当然，他们从未这样做过。我要他们仔细考虑清楚，但他们并没有仔细考虑。我对他们说：“如果睡不着觉，你就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考虑怎样可以取悦他人，这样，你的健康便会大幅度改善。”第二天见到他们时，我问：“你想清楚我的话没有？”

他们会回答：“昨晚，我倒床便睡了。”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一种诚恳、友善的方式进行，不能流露一丝优越感。

还有人会回答道：“我绝不会这样做，我太烦了。”

我告诉他们：“不要停止烦恼，但同时你还是可以时不时想想别人。”我们再把他们的兴趣引向别人。

许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取悦别人？别人也没有尽力来取悦我呀。”

“你也想想自己的身体，”我说，“其他人以后会得病的。”很少有病人会回答：“我仔细考虑了你的话。”我的一切努力都要增强病人的社会兴趣。我知道，他们患病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合作精神。我也想让他们自己看到这一点，只要他们能够平等而合作地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他们便痊愈了。

犯罪性疏忽

缺乏社会感的另一明显的例子是“犯罪性疏忽”。一个人丢下一根火柴，便引起了一场森林大火。最近还有个案子，有个工人在下班回家时，把一根电缆横放在路上。一辆车开过去，结果车上的人死亡了。在这两个案子中，肇事者都未存害人之心。对于这些已经发生的灾难，他们在道德上似乎也没有什么罪过，但是他们没有学会去为他们着想，他不会自发地去注意保证别人的安全。脏兮兮的小孩、踩别人脚的人、摔碟子摔碗的人、以及敲下壁炉前饰的人，在他们身上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合作精神的高度缺乏。

平等的伴侣关系

我们运用这一方法时，对爱情问题的第一个发现便是：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对许多人而言，这肯定是件全新的事。我们的早期训练有的教导我们独自工作，有的教会与一群人一起工作，但成双成对工作的经验相对来说却非常少。因此，这些新情况造成了一个困难，但如果两者都对其他人感兴趣，这个问题便容易解决，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很容易便能学会对彼此发生兴趣。

我们甚至可以说，要完全了解两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任何一方都应当关心对方甚于自己。这是爱情与婚姻能够成功的唯一基石。我们马上便能看出各种婚姻观点以及改革提议的错误之处。如果每一方都关心对方甚于自己，两人肯定是平等的。如果形成了这种亲密关系，双方彼此忠诚，那么每一方都不会觉得受到控制和压抑。然而，只有双方都持这种态度，才能实现平等。双方都应当竭尽全力使对方生活得舒适。这样，每人都会安全，都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觉得别人需要自己。在此，我们看到了婚姻的基本保证，看到了婚姻关系中幸福的基本意义：这就是觉得自己有价值、无可取代，伴侣需要自己；觉得自己行为正确，是个良好的伴侣、真正的朋友。

在合作的工作中，不可能让一方接受一种屈从的地位。如果一方想操纵另一方，强迫他顺从自己，两者便无法成功地生活在一起。在现在的情况下，许多男人(事实上还有许多女人)都坚信：男人就是要控制，要发令，他们要起主要作用，他们是主人。因此，我们便有了这么多不美满的婚姻。没有人会毫无怨言地忍受卑下地位。伴侣之间是平等的，只要人们平等相待，他们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譬如，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他们会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知道，如果决定不生育，便反是非曲直自己不愿出力去争取人类的未来。对教育问题他们也会达成协议。一旦出现问题，他们会立即解决，因为他们知道不幸婚姻的孩子会处于不利地位、不能得到良好发展。

生活方式、父母以及婚姻态度

成人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危机与我们早先受到的训练是相吻合的，我们总是遵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反应。婚前准备并非旦夕可就。在小孩的行为特征中，他的态度、想法和举止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训练自己去应付成人环境的。在五六岁的时候，他的主要性格中对爱情的处理方式已经定型了。

在儿童发展的早期，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形成自己的爱情观和婚姻观。我们切不可以为他是在感受我们成人意义上的性冲动。他觉得自己是社会普遍生活的一分子。而他只是对这种生活的某一方面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已。爱情和婚姻是他所处环境的特征：它们会进入他对自己未来的构想之中。他必须对此有所理解，对这些问题保持一个立场。

当小孩很小便表现出对异性的兴趣，并且为自己选择对象时，我们切不可将此理解为错误、故闹、或早熟的性冲动，更不可加以嘲弄、取笑。我们应当认为这为爱情与婚姻的准备迈出了前进的一步。我们不能轻视爱情，而是应当同意小孩的看法，认为爱情是个奇妙的挑战；应当为这个挑战做好准备，为了全人类，他应当接受这个挑战。这样，我们在孩子们的心灵中便输入了一个理想。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便能做好充分准备，彼此以同伴和朋友相待，形成一种亲密关系。有些小孩的父母婚姻并不总是和谐美满，但是这些小孩会自然而然地全心拥护一夫一妻制。这现象太有启发性了。

如果父母的婚姻和谐，我们的准备总会更加充分。孩子对婚姻的最初印象来自父母的生活。生活中大部分失败者都生长在破裂家庭或生活不幸的家庭，这便不足为奇了。如果父母自己无法合作，他们就不可能教会教子去合作。我们看一个人是否适于结婚时，往往最好是看他是否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看他对父母及兄弟姐妹的态度。

最重要的因素是看他是从哪儿获得对爱情和婚姻的准备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并非决定于其环境，而是决定于他对环境的诠释。他的诠释非常有用。其父母可能有一个十分不愉快的家庭生活，但这只激励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更加用心，他可能努力在婚前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便以此来判断他、拒绝他。

友谊与工作的重要性

友谊是产生社会感的途径之一。从友谊中，我们学会用另一个人的眼睛来观看，用他的双耳来聆听，用他的心来感受。如果小孩受到挫折，总是受到看管和保护；如果他在孤独中长大，没有朋友，没有伙伴，他便不会产生与别人认同的能力。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总是迫切地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友谊的训练是为婚姻的一种准备。如果游戏包括了对合作的训练，那这种游戏是很有益的；但是在孩子们的游戏中，我们经常只会发现竞争和超过别人的欲望。建立一些孩子们可以共同工作、共同读书、共同学习的环境，这是极有用的。我认为我们不可低估跳舞。跳舞是一种必须由两人共同完成的娱活动。但是，如果教会孩子们走简单容易的舞步，这会大大有助于他们的发展。

另一个有助于婚前准备的问题是工作问题。今天，人们通常在爱情婚姻问题之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某个配偶或者夫妻双方必须有份工作，这样他们才能养家糊口。婚姻准备很明显也包括对工作的准备。

性教育

我从不鼓励家长过早地向孩子解释性和肉体方面的问题，或者给孩子说太多他们还不想知道的东西。小孩看待婚姻问题的方式显然十分重要。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他会把这些事情神为危险，或认为自己无法胜任。据我的经验，在四五六岁这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成人关系的小孩，以及有过早熟经验的小孩，他们在以后生活中往往会更加害怕爱情。肉体吸引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危险。如果小孩在较为成熟之后才得到初次的解释和经验，他便不会这么害怕，他在这种关系中犯错的机会也要少得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决不要欺骗孩子，不要逃避他的问题，而要理解其问题隐藏的含义，只要向他解释他希望了解的东西、以及我们确信他能理解的东西。过分殷勤地插入性格识会造成巨大伤害。这个生活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最好是让孩子自主、学会通过询问来获得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如果他和父母彼此信赖，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有这么一种常见的迷信，认为小孩会从同龄人的解释中受到误导。受到良好的合作和独立训练的小孩，他们决不会受到这些玩笑打闹的伤害。我从未见过健康的小孩这样受到伤害的。孩子们不会盲目轻信同学告诉他的一切。大多数孩子都爱吹毛求疵，如果不确定听到的东西是否真实，他们会问父母或兄弟姐妹。我还必须承认，在这种事情上，我发现小孩往往比他们的长辈更灵敏、更机智。

对配偶抉择的影响因素

即使是成人性生活中的肉体吸引，其启蒙知识也是在童年期学到的。小孩对于爱怜与吸引的印象、对于周围异性给予他的印象——这些就是肉体吸引的启蒙知识。一个男孩从母亲、姐妹以及周围女孩那里得到这些印象后，他在以后选择肉体上有吸引力的人，就会看她们是否与自己早期环境中的这些人有相似性。有时候，他还会受到艺术作品的影响。就这样，每个人都受其个人审美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广义上说，一个人并没有选择的自由，而只能受教养的影响来进行抉择。

对美的追求，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追求。我们的审美情绪总是基于对健康和人类进步的渴望，我们的所有机能，所有能力，都会把我们吸引到这一方向。我们无法逃避这一点，我们视为美丽的东西，是会永垂不朽的东西，有利于人类利益和人类未来的东西，代表着我们所希望的孩子们的发展方式。这就是永远吸引我们的美。

有时，如果男孩与母亲相处不和，或女孩与父亲不和(这在合作不甚愉快的婚姻中往往发生)，他们在以后便会找与父母相反类型的人。例如，如果一个男孩的母亲老是责骂他，而这个男孩又很软弱，害怕受到控制，他会只觉得那些表面上不飞扬跋扈的女人具有吸引力。如果他很容易犯错，他可能会找一个表面强壮的妻子，因为他喜欢力量，或者他觉得她是能证明自己的力量的更好的挑战。如果男孩和母亲之间的裂缝极宽，他对爱情与婚姻的准备便会受阻，甚至异性对他而言会毫无肉体吸引力。这种阻碍有许多种程度。到达最厉害的程度，他会完全排斥异性。

常见的循辞

如果一个人认为一天之内便可看出忠诚与否，很明显，他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充分准备。甚至如果夫妻双方都同意保留彼此的“自由”，那么他们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伴侣关系。这不是同伙关。在同伙关系中，我们不能随意活动。我们已经同意要进行合作了。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这种对于个人的协议，完全不适合婚姻的成功和人类的幸福，而且会伤害到夫妻双方。有一对离过婚的男女又结婚了。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衷心希望这次婚姻比前一次要美满幸福。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原因，他们想找到一种更好的夫妻关系，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社会感。他们自称思想开放、想拥有一种现代婚姻，这样便不会彼此厌烦了。因此，他们约定两人在一切事务上都完全自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又必须彼此信赖，把自己的一切事情告诉对方。

在这一点上，丈夫似乎比妻子要勇敢得多，每次他一回家，便给妻子讲许多风流韵事。而妻子似乎也深以此为乐，对丈夫的魅力也深以为荣。她自己也想去卖弄风情、有婚外恋，但每次行动之前，便会有公共场所恐惧症。她再也无法单独出门了，因为这种神经过敏，她只能呆在家里。出门一步，她便惊恐万状，赶紧后退。这种恐惧症使她无法实现其决定，但它的意义远非如此。最后，因为她不能单独出门，她的丈夫只要陪在她身边。可以看到，这种关于婚姻的逻辑打破了他们的决定。丈夫再也无法作思想开放者了，因为他必须陪伴妻子。她自己也无法享受自由，因为她害怕单独出门。如果要治愈这位妇女，应当迫使她对婚姻有个更好的理解，这位丈夫也要将婚姻视为一种合作的同伙关系。

有些错误在婚姻一开始便已铸成。在家里受宠的孩子，他在婚姻中往往会觉得受到了忽视。他还没有学会去适应婚姻的要求。爱宠的孩子结婚后会变成大暴君，另一方又会觉得受到虐待和束缚，而开始反抗。两个被宠坏的人结婚，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双方都要求得到关心和注意，双方都无法得到满足。下一步他们便会找一个脱身之法：有一方开始与第三者勾搭，希望这样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有的人无法只与一个人恋爱：他们必须同时与两个人相爱。这样他们才觉得自由：可以从一个人那儿逃到另一个人那儿，永远不要负爱情的全部责任。事实上，脚踩两只船就是一无所有。

有的人会想象一种浪漫、理想、或不可企及的爱情；这样他们便可沉迷于感觉中，而不需在现实中找一位伴侣。浪漫的理想会排除掉所有恋爱对象，因为现实中没有什么爱人能达到理想水平。

由于发展中的错误，许多男女学会了讨厌，并且拒绝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压抑了自己的自然机能，不经治疗的话，他们在肉体方面便无法获得成功的婚姻。这已经提到了，就是我所谓的“男性抗议”，这是由当今社会对男性的过高评价引起的。如果小孩不清楚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便容易觉得不安全。只要人们认为男性的角色是支配角色，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自然便会觉得男性角色令人羡慕。这样，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一角色，过分强调男子气概的重要性，并且要竭力避免受到考验。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对自己的性别角色十分不适应的人。这可能就是女人性冷淡和男人心身性阳萎的根本原因。在这些情况中，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抗拒就表现在这种肉体的抗拒中。这些问题无法避免，除非我们真正认为男女平等。只要一半人类还有理由不满其社会地位，这种不满便会为婚姻的成功造成巨大的阻碍。补救方法就是要进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同时，应当让孩子完全清楚自己未来的角色。

我认为，如果婚前没有发生性关系，人们便很容易获得亲密而忠诚的爱情和婚姻。我发现大多数男人私下都不喜欢自己的情人在结婚时不再是处女了。有时候，他们会把这种献身视为太随便，因此而大为震惊。并且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婚前发生性关系，女子的精神压力要比男子大。

因恐惧而不是勇敢而结婚，这也是一大错误。我们知道勇气是合作的一面，如果男女出于害怕而去选择伴侣，这表明他们并不真正相合作。如果他们选择酗酒或者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远不如自己的人，情况也是一样。他们是害怕爱情和婚姻，想要创造出一种受到伴侣尊敬的地位。

婚姻的生理方面

夫妻双方有性的吸引力是必不可少的，但必须符合对人类幸福的渴望。倘若双方真正彼此吸引，他们便不会觉得性的吸引力在减弱。这种问题只意味着他们缺乏对彼此的兴趣，这告诉我们这个人不再平等地看待其配偶、友好地与之合作，也不再想去充实对方的生活了。有的人也许认为兴趣还在，但肉体吸引却消失了。这决非事实。有时候嘴巴说谎，脑筋也不明白，但是身体的机能只会吐露实情。如果有机能缺陷，便一定是两者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协调，他们彼此失去了兴趣。至少有一方不再想面对爱情与婚姻这一任务，而想寻找逃脱之路了。

人的性冲动与动物的性冲动还有一点不同：它是连续不断地。这是保证人类幸福和繁衍的另一途径；这是人类得以增大繁殖的途径；这样人类才能得以生存，获得幸福。对于其他生物，老天爷则运用了其他方式来确保其生存，例如，我们发现许多雌性动物产下大量的卵，这些卵却不会成熟。一些丢失了，一些被损坏了，但因为数量如此之巨，有些还是能生存下来。

人类也是如此，确保生存的一种方式便是生儿育女。这样我们便发现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中，那些最自发地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就是那些最可能生育的人，而那些有意无意对其他人不感兴趣的人，便会拒绝生育的负担。如果人们总是索求、期待，而不给予，他们便不会喜欢孩子。他们只关心自己，而把孩子视为累赘和麻烦，视为要花去时间和精力的东西，而他们更愿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要圆满地解决爱情与婚姻问题，就必须下定生育后代的决心。美满婚姻是我们所知的养育人类下一代的最佳方式，所有婚姻都必须达到这一点。

一夫一妻制、辛苦的工作和现实

在现实社会中，对爱情和婚姻的解决办法就是一夫一妻制。任何进入这种要求对对方忠诚不渝、关怀体贴的关系的人，他们不会动摇这种关系的基石，去寻找逃脱之径。我们知道婚姻是可能破裂的，不幸的是，我们却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点，但倘若我们将爱情视为一种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功能，一个我们必须完全的任务，这就容易避免多了。

夫妻双方没有尽力而为，这样婚姻往往会破裂。他们没有设法使其婚姻成功美满，而只等待有人会用碟子装着成功送给他们。如果他们这样处理问题，当然便会失败了。将爱情与婚姻视为理想状态，或是一个故事的幸福结尾，这是一种错误。两人结婚后，他们的各种关系才得以开始；在婚姻中，他们面临生活的真正任务，以及为社会而创造的真正机会。

另外一种观点，把婚姻视为终结、视为最终目标的观点，在当今社会也非常显著。例如，我们在成千上万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小说总以两人结婚而告终，但其实他们的共同生活还刚刚开始。而作者却总是这样处理，好像婚姻就圆满地解决了所有事情，好像两个人已经到达终点，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样。要认识到的另一要点就是：爱情本身并未解决一切问题。爱情有许多种类，解决婚姻问题最好是依靠工作、兴趣和合作。

婚姻关系中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任何人对婚姻的态度都是对其生活方式的表达，因此，只有整体了解这个人，我们才能了解其婚姻态度，这与他的所有努力与目标相一致。例如，我们会发现许多人都在寻找逃脱之计。我可以准确判断哪些人持有这种逃避态度：他们都是那些被宠坏的孩子。

这种人对社会可能会造成危险。在四五岁的时候，这些如今已长大成人的受宠小孩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问：“我能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吗？”倘若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他们就会认为生活毫无目的。他们会问：“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用呢？”他们因此悲观失望，构想一种“求死的希望”。他们把自己弄出病、神经兮兮；从错误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又形成了一整套社会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错误观点无与伦比，至关重要；认为如果要他们压抑自己的冲动和情感，这纯粹是这个世界出于恶意才这样。这就是他们受到的教养。很久以前，他们有过一段黄金时间，那时他们可以得到一切想要的东西。也许他们中间还有人会认为如果使劲地哭、使劲的抗议，如果拒绝合作，他们还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们不去全面地看待生活和社会，而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兴趣。

结果，他们不想奉献，只想天上会掉下大馅饼。对于他们，婚姻也不过是件要么便“出售”要么便“退货”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露水夫妻式婚姻、尝试性婚姻、容易离婚的婚姻。婚姻一开始，他们便要求有自由，如果感觉对头，还要有权不忠于对方。如果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他会表现出这种关心的所有特征：可靠、忠诚、负责，是个真正朋友。如果一个人的婚姻和爱情生活没有达到这些要求，他在生活的第三大问题上便失败了。

夫妻还必须关心孩子的幸福，如果婚姻不是以我所说的观点为基石，在养育孩子方面便会遭到很大的困难。如果父母争争吵唾沫，轻视其婚姻；如果他们不积极地看待婚姻，视之为一桩不断发展的事情，认为其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便不利于帮助孩子成为乐于交际的人。

解决婚姻中的问题

也许许多人不能生活在一起有其原因，也许对某些人而言分开要更好。但这由谁决定·我们能将这种权利置于这些自己都不明白婚姻是件任务而只关心个人生活的人之手吗·他们看待离婚就像看待婚姻一样：“我能从中捞到什么东西？”

显然他们不是能做出决定的人。我们会发现许多结了又离，离了又结，但总犯同样的错误。那又应谁来决定呢·我们或许可以去想象：如果婚姻出现问题，精神病学家应当决定这个婚姻是否应当破裂。这里有个问题，我不知道在美国是否也是如此。但是在欧洲，我发现大部分精神病学家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人幸福。因此，如果有人向他们请教这类问题，他们一般会建议这个人去找一个情人，认为这样可能便解决了问题。我肯定，到某个时候，他们会改变观点，不再这样建议。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解决办法，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地理解爱情与婚姻问题，没有理解到它与我们在地球上的其他生活问题的联系方式。我一直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种整体观。

如果把婚姻视为对个人问题的解决方式，那也会铸成类似的错误。在此我还是不能说美国，但是在欧洲，我知道如果有男孩或女孩神经过敏，精神病学家往往会建议他们找一个情人，发生性关系。对成人他们也如此建议。这实际上是将爱情与婚姻沦为一种专利药品，而服用这种“药品”的人必定只会茫然不知所措。要正确解决爱情婚姻问题，必须完美地实现全部人格。这一问题与幸福以及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角色紧密相联。我们切不可小而化之。不能将爱情与婚姻视为对犯罪、酗酒或神经症的处方。神经症患者只有在得到正确治疗后才能适于爱情和婚姻。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两件事就冒然着手，就必会遭遇到新的危险和不幸。婚姻是个崇拜理想，它的解决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进行许多创造性活动，我们再不能给它再增加上述的额外负担了。

有的人结婚还带有其他不正当目的。有的是为经济原因而结婚的，有的是因同情别人而结婚，而有的则是要得到一个仆人。婚姻之中无法容许这种毫不相关的东西存在。我还知道甚至有的人结婚是想增加自己的困难。一个年轻人也许在学业上或将来的职业上有许多困难，觉得自己可能失败，便想为自己失败找一个借口。于是，他便结婚了。这个额外的负担便使他有了一个借口。

人类对优越地位的追求

要了解罪犯，有一点极为重要，尽管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点他们与我们其他人也毫无二致：我们都想克服困难；我们都努力要达到一个未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助于我们觉得强壮、优越、完美。这种倾向被人称为是对安全感的追求，这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人称之为对自我保全的追求。但不管我们如何称谓，我们在所有人身上都会发现这条贯穿终生的主线——奋斗着要从卑下地位到优越地位，由失败到胜利，由下至上。这在我们童年早期便已开始，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结束之时。生命就是要继续生存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要努力跨越障碍、克服困难。因此，当在罪犯身上发现的正好是这种哲学时，我们就不必惊讶了。

在罪犯的所有行动和看法中，他表现出自己在努力要变得优越，要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他与众不同的不是努力这一事实，而是努力的方向。如果认识到采取这一方向是因为他没有明白社会生活的要求，他对其他人漠不关心，我们便会马上觉得他的行为都是容易理解的。

环境、遗传和变化

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有些人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以为罪犯是异常的人，与普通人完全不同。例如，有些科学家宣称所有罪犯都智力迟钝。其他人则强调遗传因素，他们以为罪犯生来便邪恶，无法不犯罪。还有人称“一旦犯罪，终身都会犯罪！”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可用来反驳这些观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一旦接受了这些观点，便再也没有机会来解决犯罪这一问题。我们想要尽快地结束人类这一灾难。历史告诉我们：犯罪总是灾难性的。但现在我们迫切地想有所作为，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用这种说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都是遗传，没有办法。”

不论是环境还是遗传都不会强迫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中的小孩，他们的发展会迥然不同。有的罪犯出自清清白白的家庭。而有时，在不断有人进监狱或劳改所的声名狼藉的家庭中，我们能发现品行皆优的小孩。另外，有的罪犯在后来痛改前非。罪犯心理学家都难以解释：有的强盗快到30岁时，突然洗手不干，成了一个好公民。倘若犯罪倾向是天生缺陷，或是儿童期的环境必然产生的，那么这些事实便无法解释了。然而，运用我们自己的观点，这种变化便一点都不难理解了。也许这个人的处境好了；也许对他的要求少了；他的生活方式中的错误也没出现了；或者他已通过犯罪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这样犯罪便不再是生活目标了；或者，他最后变老发胖了，不再适于犯罪生涯，关节硬了，不再像以前一样灵活：他已经不能做强盗了。

儿童期的影响与罪犯的生活方式

改造罪犯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找出在他的童年期发生了什么事情，妨碍他学会与人合作。此处个体心理学为我们在一个漆黑的领域投下了一些光芒。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到5岁时，孩子的心灵已成为一个整体；他的个性之线已经偏到一块儿了。遗传和环境对其发展有一定影响，但我们关心的不是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东西，也不是他遭遇的经历，而是他运用它们的方式，如何把它们作为解释以及他如何处理它们。调查这个方面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实际上对遗传的能力和缺陷一无所知。我们所要考虑的只是人的处境和各种潜力、以及他运用这些潜力的程度。

为所有罪犯掩饰罪行的情形便是：他们都有一定的合作能力，但是还不能满足机会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负主要责任的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她必须明白如何去扩展小孩的兴趣范围，如何将这种兴趣扩展到对其他人感兴趣。她的行为应当让小孩对全人类感兴趣，对他未来的生活感兴趣。但也许母亲并不想让小孩对别人感兴趣。也许婚姻并不美满；这两位家长关系不融洽。也许他们在考虑要离婚，也许他们彼此忌妒。因此，母亲也许希望只让孩子属于自己。她宠他惯他，不给他任何独立机会。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中，合作的发展便极为有限了。

对其他小孩的兴趣对于发展社会兴趣也非常重要。有时如果一个小孩受到母亲的宠爱，其他小孩便不愿友好地对待这个小孩，不愿让他进入他们的社会圈子里。一旦这种处境受到曲解，便有可能成为犯罪生涯的起点。如果家里有个小孩能力非凡，国一个小孩往往便是问题儿童。还有可能次子更加友善更加迷人，长子便会觉得自己的爱被剥夺了。这样的哥哥很容易欺骗自己，老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他会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没错。他的行为会越来越恶劣。大家对他更苛刻，因此他便更加坚信别人反对他，把他往一边推。因为觉得受到了剥夺，他便开始偷东西；被发现并受到惩罚后，他更加相信没有人喜欢他，大家都反对他了。

在孩子面前，如果父母抱怨时世难过，处境困难，他们会对孩子社会兴趣的形成造成障碍。如果他们老是控诉亲戚或邻居，老是批评别人，表现恶感和偏见，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倘若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对其他人的形象持扭曲的观点，这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也不会奇怪于他们最终也会反抗自己的父母。只要社会感受阻，剩下的便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这个小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因为他在这种心境中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他肯定会犹豫不前，想找一个轻松的办法。他觉得去奋斗的话太艰难了。如果伤害到别人，他也毫不在意。这是战争——在战争中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再来举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您可以探索一下罪犯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家里，次子是个问题儿童。就我们看来，他很健康，没有任何遗传缺陷。长子是家里的宠儿，弟弟一直尽力要赶上他的成就，好像在赛跑一样，他尽力要超过前面的赛手。他的社会感未得到发展——他对母亲非常依赖，想从她身上得到一切。与哥哥竞争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在学校里，哥哥在班里名列前茅，而他则最落后。

他想要控制、想要操纵的欲望非常明显。他以前老是命令家里的老仆，要她在房里前进，像士兵一样训练她。这个女很疼爱他，在他20岁的时候，还让他当将军玩。他经常变得焦躁，被自己要完成的工作吓倒，但从来没有做成什么事。有困难时他总能从母亲那儿得到钱，尽管他也会因为其行为受到谴责和批评。

突然，他结婚了，这使他所有问题都加剧了。但是，对他重要的是他结婚比哥哥早这一事实，他视之为一个辉煌的胜利。这表现他对自身价值的估计确实是非常之低——他竟然想通过这种滑稽可笑的方式来取得胜利。他对于结婚关未做好准备，老是与妻子吵闹不休。当母亲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资助他时，他订了一些钢琴，没有付款便廉价把它们出售了。这让他进了监狱。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在他的童年早期看到他以后生涯的根源。这长大的过程中，哥哥遮住了他的光芒，如同一棵大树遮住了一棵小树的光芒一样。与本性善良的哥哥相比，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和忽视。

我要讲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12岁的女孩。她被父母宠坏了，野心勃勃。她有一个妹妹，对这个妹妹她非常忍，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要与她竞争。她时时刻刻警惕着妹妹会更受人喜爱，会得到更多的糖、更多的钱。一天，她从同学的口袋里偷了钱，被发现后受到了处罚。幸运的是，我能够把整个形势给她解释清楚，使她不再以为自己不能同妹妹媲美。与此同时，我还把情况解释给她全家，他们竭力制止了这种竞争，并且避免使她产生大家更喜欢妹妹的印象。这已是20年前的事了，如今这个女孩是位非常诚实的女士，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从那时起，她在生活中再未犯过大错。

罪犯的个性结构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特别妨碍到孩子发展的情况，但是我还是想简单地再提下这一点。强调一下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是正确的话，只有看到这些情境对于罪犯观点的影响，我们才能引导他们真正去合作。有特殊困难的儿童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有生理缺陷的儿童；第二类，受溺爱的儿童；第三类，被忽视的儿童。

通过研究我亲自接触过的犯罪，研究从书上报上看到的罪行记录，我一直想要确定罪犯的个性结构，并且我总是发现个体心理学是深入了解的关键之所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康拉德的案子。他在另外一个人的帮助下谋杀了自己的父亲。这个父亲一直忽视这个男孩，对他很残酷，对全家人也很粗暴。一次这个男孩还手打他，这个父亲竟然把他送上了法庭。法官说：“你父亲太凶太吵了，我实在没有办法。”

您注意到法官本人为这个男孩也提供了一个借口。全家竭尽全力要弥补他们的麻烦，但徒劳无功，他们都绝望了。后来这位父亲竟带回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同居，并把儿子赶出去。这时，儿子认识了一个短工，这个人喜欢血腥手段，他建议这个儿子杀了他父亲。因为母亲的缘故，男孩很犹豫，但是情况越来越糟了，考虑良久后，儿子下了决心，在短工的帮助上杀死了父亲。

在此，我们看到这个儿子甚至不能把社会感扩展到自己父亲的身上。他还是非常依恋母亲，非常尊敬她。在捣毁掉他残存的社会兴趣之前，他必须找到能减轻自己罪行的情境。只有当得到短工的支持后，因为他喜欢残忍的手段，这个儿子才在激动之下犯下罪行。

例二：玛格丽特·史万基格(Margaret Zwanziger)，又名“有名的下毒女”。她是个弃儿，身材瘦小，而且变形。对此，个体心理学认为这刺激她变得虚荣，急于吸引注意，而且她还有着讨好般的礼貌。

几次经历后，她绝望已极。她曾三次对三个女人下毒，想要得到她们的丈夫。她觉得自己已受到了剥夺，但想不出其他办法来“夺回自己的东西”。她还假装怀孕、试图自杀，以控制这些男人。在其自传下(许多罪犯都以写自传为乐)，她无意中证实了个体心理学的观点，但却没有理解自己的话：“我一做坏事，便想‘没人为我难过的：如果我让别人难过，我为什么要担心？’”

在这些言辞中，我们可能看出她如何激起犯罪之心，如何驱使自己继续下去，如何寻找为自己开脱的情境。当我建议要与人合作，要对别人有兴趣时，我常听到的话便是：“可别人对我也没表示什么兴趣！”

我总是这样回答：“总得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合作，那不是你的事。我建议你自己应当开头，不要担心别人是否合作。”

第三：N.L，长子，教养极次，一脚跛，在弟弟面前充当父亲的角色。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关系视为一个优越目标，在开始也许是有益的。然而，这也许只是一种个人骄傲和夸耀的欲望。后来，他把母亲赶出家门去讨饭，说：“滚出去，你这个老巫婆。”

我们应当可怜这个男孩：他甚至对母亲都不感兴趣。倘若我们从他小时候起便认识他，便能看出他是如何走向犯罪生涯珠。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工作。他没有钱，又染上了性病。一天，寻职无阒后，他在回家的路上，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以支配他微薄的收入。在此，我们看出他极不愿意合作——没有工作、没有钱，又有性病。极限总是存在，每个人都会觉得无法超过这些极限。

例四：有个孩子很早时是孤儿，后来被收养了，养母对他的溺爱程度简直难以置信。因此，他成了被宠坏的小孩，后来的发展非常恶劣。他很有商业头脑，总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总想一马当先。养母鼓励他实现自己的野心，并为他的魅力所倾倒。他成了一个大骗子、诈骗者，不持手段的赚钱。他的养父母是小贵族的后代，他便装出贵族派头，大肆挥霍他们的钱财，又把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门。

不良的教养和溺爱惯坏了他，使他无法诚实劳动。他把通过说谎和欺骗来胜过别人视为自己生命的任务。养母喜欢他基于自己的孩子和丈夫。这种待遇使他觉得自己有权得到一切，但他对自身价值估计很低，这从他觉得通地正当方式无法成功这一事实可以看出。

犯罪、疯狂和胆怯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必须首先澄清罪犯都是疯子的观点。的确有精神病人犯罪，但他们的罪行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他们犯罪是源于我们丝毫不理解他们、以错误的方式对待他们。

同样，我们也必须排除智力低下的人。他们只是那些策划罪行的真正罪犯的工具而已。他们通常头脑简单，受到别人的利用。这些人描绘出一幅未来会成功的诱人图画，激起他们的贪心和野心，而自己却藏在背后，让这些轻信的牺牲品去犯罪，去承担受罚的危险。当然当年青人受到年老而经验丰富的罪犯利用时，情况也是如此。策划犯罪的是经验丰富的罪犯，孩子们是受到诱惑去犯罪的。

所有的罪犯都是懦夫。他们在逃避问题，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强壮，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们面对生活以及犯罪方式看出他们的怯懦。他们躲在黑暗中或僻静之处，恐吓受害者，在他们自卫之前便亮出武器。罪犯认为他们自己很勇敢，而我们决不能受其欺骗也这么想。犯罪是胆小鬼模仿英雄的行径。他们努力要实现虚构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相信自己是英雄，但这又是一种错误的生活观，是缺乏常识。我们知道他们是懦夫，如果他们也知道我们清楚这一点，必然会大吃一惊。想到自己智胜了警察，这使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大为膨胀。他们常想：“他们永远逮不到我。”

不幸的是，我相信：如果对每个罪犯的生涯进行仔细调查，一定会发现他确实犯了罪而没被发现。这一事实真是令人遗憾。一旦被发现，他们会想：“这次我不够聪明，但下次我会比他们聪明。”如果他们真的漏网，便会觉得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觉得高人一等，受到同伙的尊重和欣赏。消除这个认为罪犯很勇敢很聪明的普遍神话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应当从何下手呢·我们可以在家里、在学校、在拘留所里进行。以后我会谈到最佳的切入点。

一些案例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案例，看看我们是否可以说明这些要点：尽管这些例子都不是为这一目的而写的。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自谢尔登(Sheldon)和埃莉诺·T·格卢克(EleanorT.Glueck)合著的《500个人的犯罪生涯》中，“热血约翰”的案子。这个男孩这样解释他犯罪生涯的起因：

“我从未想到我会尽情倾吐心声的。十五六岁前，我和其他男孩子差不多。我喜欢运动，自己也参加。我从图书馆借书看，时间安排得很合理，就这样。后来，父亲让我辍学了，要我去工作。他们拿走了我全部的薪水，每周只给我5毛钱。”

这儿，他是在控诉。如果问他与父母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对他的整个家庭环境有个公正的观点，我们能发现他真正体验到的东西。我们只能把他的话视为其父母不太合作的肯定。

“工作一年左右后，我开始同一个爱玩的女孩来往。”

在罪犯的生涯中，我们经常能发现这一点。他们很迷恋喜爱玩乐的女孩。回想一下我们已提及的情况——这是一个问题，并且考验合作程度。他与一个喜爱玩乐的女孩来往，但他一周只有5毛钱。我们不能说这是真正的爱情因为他同时与很多女孩来往。他没有走在正路上。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会说：“如果她只是喜爱玩乐，这个女孩不适合我。”对于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这是不同的估计。

“这年头，即使是在小镇上，一周5毛钱也无法让女孩玩乐。老头子不愿再给我钱了。我气坏了，心里总是想怎样可以多弄点钱。”

常识会说：“也许你可以四处找找，多赚点钱。”但是他想赚轻松钱，他想有个女朋友，也只是想自己乐乐，不是为别的。

“一天来了个男子，我跟他混熟了。”

来了陌生人的时候，这对他又是一个考验。有适当合作能力的男孩是不会被引入歧途，但这个男孩却有可能。

“他是个聪明的小偷。很聪明，很能干，精通此道。他会与你分钱，不会陷害你。我们在这个镇上许多次都得手了，没有被逮住。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干这一行了。”

我们得知他的父亲有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的工头，这家人刚刚能收支相抵。除了这个男孩，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直到他有劣迹为止，家里没有人犯过罪。我很想知道相信遗传的科学家会对此如何解释。这个男孩承认，15岁时，他便与异性发生了关系。我肯定有人会说他好色。但这个男孩对其他人不感兴趣，只想享乐。任何人都可能好色。实际上，他是在以这种方式寻求别人的欣赏——他想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

16岁时，他与一个同伴因闯入私宅行窃而被捕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符合并且证实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他希望在外表上显得成功，吸引女孩的注意，在她们身上大把花钱以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戴着宽边帽，系着红丝巾，腰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他取了一个外号叫“西部歹徒”。这是个虚荣的男孩：想看上去像个英雄，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对所指控的罪行供认不讳，说：“还多得多”。他完全不顾忌别人的财产权。

“我并不认为生命值得一活。对于一般的人，我只有最强烈的蔑视。”

所有这些表面上清醒的想法实际上都是潜意识的。他并不理解它们真正的意义。他觉得生命是个累赘，但又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如此沮丧。

“我学会了不要相信别人。人们说小偷不会彼此欺骗，但他们是会的。我曾经对一个家伙很好，他却暗算我。

如果有了足够的钱，我也能像别人一样诚实做人，我是说，如果有足够的钱，我可以不需工作，为所欲为。我从来就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工作。永远不会工作。”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最后一点：“该对我的犯罪生涯负责的，是压抑。我被迫压抑自己的欲望，结果就成了罪犯。”这一点很值得考虑。

“我从来就没有要为了犯罪而犯罪。当然，有时会突然兴起，驱车到某个地方，干了活，然后便开溜。”

他认为自己是个英难，并不把自己的行为视为懦弱的行径。

“有次我被逮住了，之前我身上有价值五万四千美元的珠宝，但我傻乎乎地跑去看女朋友，只换了足够去看她要花销的钱，结果被逮住了。”

这些人在女友身上花钱，这样轻易便获胜了。但他们将这个视为真正的战胜了异性。

“他们在监狱里有学校。我要去尽可能地接受教育——不是洗心革面，而是使自己对社会更危险。”

这种表达是对人类极度痛恨的态度。但他并不想与人类有任何关系。他说：

“我要是有个儿子，我非把他绞死不可。难道你认为我会犯这种罪，把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吗？”

现在我们要怎样改造这样的人？除了提高他的合作能力，让他看到他对生命的估计错在哪儿之外，没无它法。只有在追溯他童年早期的各种误解时，我们才能说服他。在这个例子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些描述并未涉及到我所认为的重要之点，肯定是他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才让他如此痛恨人类。如果我来猜的话，他想他一定是长子，就像一般的长子一样，开始受尽宠爱，后来，又出生了一个孩子，他便觉得自己被篡位了。如果我没错，大家便可发现：即使是这类小事，也能妨碍合作的发展。

约翰后来又提到他被送到了一所少年感化院，在那儿受到粗暴待遇。后来离开时，对社会便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提几句。从心理学的观点看，犯人在监狱中受到的各种粗暴待遇都可解释为一种挑战，一场对力量的考验。同样，当犯人老是听到别人说：“我们必须结束这股犯罪之风”时，他们也视之为挑战。他们想当英雄，他们太乐于接受这么多风险了。他们觉得社会在刺激他们坚持下去，他们便更加坚定地做下去了。倘若一个人认为他在与整个世界作战，还有什么比挑战更能“激励”他？

对于问题儿童的教育也一样，如果对他们提出挑战，也是最大的错误之一。“看看谁最强！看看谁撑得久！”这些小孩与罪犯一样，都醉心于要感到强壮。如果他们很聪明，他们还清楚怎样能逃避惩罚。在监狱和拘留所中，常有人对犯人进行挑战，这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策略。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案子。这个人因谋杀罪而被处以绞刑。他惨无人道地杀了两个人。在此之前，他写了自己的意图。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描述一下罪犯心里所进行的策划。没有人不经策划便去犯罪。在策划中，总会对这一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在所有这类自白书中，我从未发现有一例是简单明了的描写案情本身的，也从未发现有一例犯人没有为自己辩解的。

在此我们看到了社会感的重要之处——即使是犯人，他们也必须尽量与之协调一致。同时，在犯罪之前，他必须扼杀自己的社会感、冲破社会兴趣这堵墙来为自己做好准备。同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要不要去杀人。他用这个问题来激励自己：“我是拿破仑，还是只小虱子？”罪犯总是自我欺骗，用诸如此类的幻想来激励自己。实际上，每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过的并不是有益的生活。他们也知道有益的生活是什么意思。然而，出于胆怯。他拒绝它；他之所以胆怯，是因为他缺乏成为有用之人的能力。生活中的问题需要合作，而他却未受过合作的训练。在以后的生活中，犯人想摆脱自己的负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想为自己找理由，找可以掩饰罪行的情境。

这是从上面提到的杀人犯的日记中所摘录下来的：

“我的家人与我脱离了关系。我受人唾弃，受到鄙视，痛苦几乎把我压倒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我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可以甘于被人遗弃的处境；但是肚子，肚子空空如也，总得填饱啊。”

他道出了为自己掩饰罪行的情境。

“有人预言我会死于绞刑架上，但我想：‘饥饿而死与绞死又有何差异’？”

在另外一个案件里，一个小孩的母亲预言道：“我肯定有一天你会勒死我。”17岁的时候，他却勒死了他姨妈。预言会起到挑战样的效果。日记接着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后果如何，我反正得死。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人愿意与我有任何关系。我喜欢的女孩也躲着我。”

他想吸引这个女孩。但他既没有漂亮的衣服，又没有钱。他把这个女孩视为一件财产——这便是他对爱情与婚姻的解决方法。

“怎么都一样，我要不就是提到拯救，要不就是走向灭亡。”

在此我必须说，尽管我想有更多解释的空间，这些人却都喜欢极端或完全对立。他们像小孩一样，要不就是一切，要不就什么都不是。只有两个极端间进行选择：“饿死或者绞架”、“拯救或者毁灭”。

“一切都定在星期四，对象也已选定，我等待着时机，时机一到，发生的事便不是每个人都干得出的了。”

他视自己为英雄：“这件事惨无人道，不是每个人都干得出来的。”他拿着一把刀，突袭一个男子，然后杀了他。这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的。

“就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饥饿的痛苦也驱使人去犯最残暴的罪行，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另一天了，可我不在乎。最可怕的事莫过于受到饥饿的折磨。我已被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消磨殆尽。当他们坐在那里审判我的时候，我最后的严酷考验来到了。一个人必须偿罪，但这总比饿死好。如果饥饿而死，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现在大家会成群结队地来看处决我，可能有人还会为我难过。我下定决心要依计划而行事。没有人像我今晚这样恐惧过。”

他究竟不是自己所想的英雄人物！考虑再三后，他说：“尽管没有刺中他的心脏，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自己是被绞定了。遗憾的是那个人穿的衣服那么精美。我一辈子都穿不上那样的衣服。”他不再说他的动机是饥饿，现在关注的倒是服装了。“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他这样辩解。这类说法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有的罪犯在犯罪前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经过巨大努力的挣扎才能冲破社会兴趣这堵墙。在对犯罪生涯的任何一个描述中，我相信我都能指出我在此所提到的各点。

个性、生活方式和三大任务

我们发现，在四五岁时，一个人特有的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都已形成。因此，可以断定：要改变它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人的独特个性，只有认识到他在形成个性时所犯的错误，才能将它改变过来。因此我们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时候有的罪犯，尽管多次受罚，饱尝侮辱和唾弃，被剥夺了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依然不改其道，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罪。

并不是经济困窘迫使他们犯罪。确实，当时世艰难，人们处境困难时，犯罪会增加。有统计数字表明：有时候犯罪率的增长是与小麦价格增长成正比的。然而，这并非担保经济形势便是犯罪的导因，不如说这表明人们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他们的合作能力有一定限度，一旦达到这些限度，他们便再也无法奉献了。他们会丧失最后残存的合作精神而去犯罪。从其他事实我们也发现：有许多人，处于顺境时便不会犯罪。但一旦出现促不及防的问题，他们便也可以去犯罪。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在个体心理学进行所有这些调查之后，我们最终可以弄清这极其简单的要点了：罪犯对其他人不感兴趣。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合作。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便开始犯罪。考虑一下生活的普遍问题，罪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极有意思。最终，我们的生活中似乎除了社会问题之外，别无其他问题。只有对其他人感兴趣，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简单提到，个体心理学教会我们把生活问题分为三大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即友谊问题。有时罪犯也有朋友，但只限于他们的同类，他们会成帮结伙，甚至会彼此忠诚。但明显，他们限制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他们无法与普通社会圈交朋友，无法和普通人交朋友。他们好像是一群处在陌生之地上的陌生者，与别人在一起时，不知道要如何才觉得自在。

第二类问题包括所有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当问及这些问题时，许多犯人回答道：“你不知道这儿的工作条件有多糟。”他们觉得工作不合意，不愿像别人一样与自己的困难搏斗。一份有益的工作意味着对他人感兴趣、为他人的幸福而奉献，但这正是罪犯的人格中所缺乏的。这种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便表现出来了，因此，大部分罪犯都没有准备好迎接工作的要求。大部分罪犯都未受过训练，无一技之长。如果回顾他们的生活，便会发现他们在学校时便有了障碍，失去了兴趣，并且不愿合作。合作非学会不可，可是罪犯却从未学过与人合作。因此，倘若他们提及工作问题时失败了，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我们如果对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无异于要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人去参加地理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要不就是错误答案，要不便是白卷。

第三类问题包括所有与爱情有关的问题。美好而有结果的爱情需要彼此对对方有同等深厚的兴趣以及相互合作。有件事值得注意：半数罪犯在入狱或进拘留所之前，都有性病。这可以表明，他们想轻松地解决爱情问题。他们把恋爱对象视为一件财产。我们经常还会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买到的。对这些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是他们去占有别人的方式，而不是终身关系中的一部分。许多犯人说：“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一切，活着有什么用？”

如果在所有生活问题中都缺乏合作精神，那么这便是个大问题。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合作，我们合作能力的程度大小便显示于我们观看、讲话和倾听的方式之中。如果我没看错的话，罪犯观看、讲话和倾听的方式是有异于常人的。他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其智力的发展很可能便受到了这种不同性的阻碍。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理解自己。理解本身是一种社会功能。我们赋予言语以共同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方式与其他人完全一样。但罪犯却并非如此。他们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才智。这可以从他们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们并不愚笨，智力也不迟钝。如果我们认同了他们虚构的个人优越目标，他们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至情至理。

有的犯人也许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好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就得干了他。”倘若我们也同他一样认为他的欲望再重要不过，他无需以有益的方式来谋生，那他的结论也很理智了，但这不是常识。最近在匈牙利有一宗刑事案件，有一群妇人被指控通过放毒犯了多重谋杀罪。其中有一个被送到监狱时说：“我儿子有病，又不力正业，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要合作了，她还能做什么呢·她不傻，但她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有不同的生活观。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如果她看到了吸引人的东西，想要轻而易举地拥为己有，她便会断定自己必须从这个充满敌意而自己又毫无兴趣的世界中夺到手。他们对于生活有一种误解，对自身的重要性及他人的重要性也做了错误的估计。

家庭环境

有时，我们必须归咎于父母。也许母亲没有经验，不能让孩子与她合作；也许她表现得好像自己永不犯错，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也许她自己便不能与人合作。在不美满或破裂的家庭里，很容易便可看出合作精神未能得以适当发展。孩子与母亲产生联系是第一次联系，然而母亲也许不愿把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父亲、其他孩子或成人的身上。

或者又是一种情形，孩子可能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中心人物；当他三、四岁时，又来了一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便觉得受到了挫败，他被篡位了，于是既拒绝与母亲合作，又拒绝与弟妹合作，这些都是必须考虑到的因素。如果追溯一个犯人的生活故事，几乎总会发现，在其早期家庭经历中，毛病便已产生了。起作用的并非环境本身，而是小孩误解了自己在家中的处境，而身边又没有人对他解释清楚。

如果家里有个小孩特别突出，天赋奇才，这对其他孩子来说往往是麻烦事。这样的孩子会受到最多的关注，其他孩子便会觉得气馁，受到挫折。他们不会合作：他们想去一争高低，但又没有足够信心。这些孩子因此黯然失色。在他们身上，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不幸的发展。他们中间可能发现罪犯、神经症患者或自杀者。

在缺乏合作精神的儿童上学的第一天，我们便可以从其行为举止中看出其不足，他不喜欢教师，不集中注意力，也不听讲。并且，如果不极为悉心地对待他，了解他，他便可能又受到一次新的挫折。他没有得到鼓励、学会合作，倒是常常受到谴责和训斥。难怪他会觉得功课比以前没劲了！如果一个人的勇气和自信不断受到打击，他不可能会对校园生活感兴趣。在罪犯的生涯中往往会发现：13岁左右，他在慢班，而且还被训斥为愚不可及。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都因此受阻了。他对别人越来越失去兴趣。他的努力也越来越针对生活中无用的一面，反对社会或干其他与人无益的事。

贫穷

贫穷也为对生活产生误解提供了种种机会。出身贫寒的小孩，在家庭之外可能会遭到社会歧视。他的家庭被剥夺了许多东西，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磨难和悲伤。他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得去工作，帮助父母。后来他遇到一些有钱人，他们过着轻松惬意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东西。他便觉得自己与他们一样，有享受悠闲生活的权利。大都市里贫富悬殊显著，也就不难理解罪犯数量会很大了。有益的行为决不会来自嫉妒之心。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误解这种处境，认为获得优越地位的途径便是对金钱的不劳而获。

生理缺陷

自卑感也可能集中于生理缺陷上。我是我本人的一点发现，我曾认为这为神经学与心理病学找到了根据，但是现在我有些拿不准了。但从一开始我写到器官低劣(即生理缺陷)和这个人的心灵补偿时，我便认识到了这一危险。自卑感不应当归咎于生理缺陷，而应当归咎于我们的教育方式。如果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具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便不仅会对自己，而且也会对他人产生兴趣。如果身边没有人帮他发展对别人的兴趣，有生理缺陷的小孩只会以自我为中心。

许多人内分泌腺有毛病，但我想澄清一下：我们还无法断定某种内分泌腺的正常功能究竟是什么。内分泌腺的工作可以发生巨大变化而不会伤及个性。因此，这一因素应当排除在外，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要找到正确方法来使这些孩子成为社会的好成员，并对他人产生合作的兴趣。

社会缺陷

在罪犯之中，孤儿占很大比例。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文化一个严重的控诉：我们没有对这些孤儿灌输合作精神。同样，还有许多是私生子。他们身边没有人去获得他们的感情，并将之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被遗弃的孩子往往会去犯罪，特别是如果他们知道并且觉得没有人需要自己。在罪犯中间，我们常常也会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这一事实常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想一想丑陋的孩子会怎么想！他非常不利。或许他是某些种族的混血孩子，这些种族恰好会生出丑陋的小孩，或遭到社会歧视。如果这种孩子很丑，这会打击他的整个一生：他没有我们如此珍惜的东西——儿童时代的魅力和美好。但倘若以正确的方式来善待这些孩子，他们也能产生社会感。

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在罪犯当中常常还会发现相貌很好的人。外貌丑陋的罪犯尚可以成为不良遗传特征的受害者，也许他们天生便有真正的生理缺陷——例如残手、兔唇——然而对于俊美的罪犯，我们又做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他们在成长环境中也难以产生社会兴趣；他们都是被宠坏的孩子。

犯罪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们能怎么办？这是个问题。如果我们没错，如果我们在一定罪犯的生涯中发现他追求一种虚假的优越目标，他缺乏社会兴趣，又没有受过合作方面的教育，我们能怎么办？对于罪犯，就如同神经症患者一样，除非我们成功地得到了他们的合作，否则答案绝对找不到。再怎么强烈强调这一点也不会过分：倘若我们能使罪犯对人类福利发生兴趣，倘若我们能使他对其他人发生兴趣，倘若我们能教会他与人合作，倘若我们能使他们走上正道，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那我们便稳操胜券了。如果没有做到这些，我们便一事无成。

现在我们知道治疗罪犯该如何下手了。我们必须教会他们与人合作。只到监狱去看看他们不会有多大成效，释放他们又于社会有害，在现今条件下，这都不能予以考虑。应当保护社会防止罪犯——但这绝不是全部。我们还必须想想：“他们没有准备好过社会性生活，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这件工作不是听起来这么简单，我们不能通过使他过上轻松日子来争取他，也不能通过故意刁难来争取他，指出他的错误之处或与之争辩也无法把他争取过来。他的心意已定。他这样对待这个世界已经许多年了。如果要改变他，我们必须找出其思维方式的根源。我们必须找出他从哪儿开始失败，并找出引起这些失败的情境。他个性中的主要特征在四五岁时便已形成：在那里，他在犯罪生涯中所体现的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估计，已经犯下错误。我们所要理解并予以纠正的正是这些早期错误，我们必须找到其生活观的最初发展。

此后，他会把自己的一切经历用来为这种观点辩解；如果经历与这一模式并不十分吻合，他便会冥思苦想，并加以改变，直至它们更加符合这一模式为止。如果某人的生活观是“别人侮辱我、亏待我。”他便会找出许许多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会搜寻只对自己及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有自己的观看和倾听方式，常常对与自己对生命的诠释不符的东西不予注意。因此，只有在其所有诠释后面，在所有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培养后面进行深深挖掘，并找到这种观点首先开始的方式，我们才能使他信服。

体罚的无效

体罚是无效的，因为这只能使罪犯更加确信这个社会充满敌意、无法与之合作。罪犯也许在学校里经历过类似事情。他没有学过合作，因此功课做得很差，或在班里表现糟糕。于是便受到斥责和惩罚。这能鼓励他去与人合作吗？他只会觉得处境比以往更无一丝希望，大家都在与自己作对。他当然会讨厌学校。我们有人会喜欢一个只会受到斥责和惩罚的地方吗？

这个孩子失去了任何一丝信心。对功课、老师和同学都失去了兴趣，开始逃学，躲到不能被找到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他发现其他孩子也有同样的经历，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理解他，不责怪他。与此相反，他们还奉承他，激起他的野心，让他希望以一种反社会的方式成名。因为他对生活的社会要求毫无兴趣，他自然会把他们视为知己，而把社会大众视为敌人。这些人喜欢他，他觉得与他们为伍要舒服得多。就这样，万千上万的孩子加入了犯罪团伙，即使我们以后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这也只会证明他们的观点：我们是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为什么这样的孩子会被生活的任务所击倒，这毫无理由。我们决不能让他失去希望。如果将学校组织起来，让孩子们都得到信心和鼓舞，这便可以轻易防止了。对这一建议，以后我们将详加讨论，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说明：正如他一直所想的一样，罪犯会将惩罚解释为社会与自己作对的一个标志。

还有其他原因来解释体罚毫无效果。许多罪犯并不十分珍惜自己的生活。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有的人甚至差点自杀。体罚，甚至死刑，根本吓不倒他们。他们十分醉心于要战胜警察，以至于甚至不会感到任何痛楚。这便是他们对自己所认定的对挑战的全部反应之一。如果狱警对他们很粗暴，如果他们受到虐待，他们便会奋起反抗。这就更使他们相信自己比警察聪明一筹了。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将自己与社会的接触视为一场永无止尽的战争，竭尽全力要在其中获得至高地位，我们自己如果也这样处理，便只会有利于他们。在这个意义上，电椅都可以成为一种挑战。犯人想象自己在挑战令人胆战心惊的风险。处罚越大，他要表现自己更加聪明的欲望也越大。很容易便可看出许多罪犯都只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罪行。一个被处以坐电椅的囚犯，他在最后的时间里往往会想自己怎样便可以逃脱侦破：“我的眼镜要是没掉下就好了！”

培养合作精神

我们已经指出，任何孩子毫无理由地感到气馁，这是一种顽固的信念：自己不如别人，与人合作毫无用处。没有人一定要被生活问题击倒。罪犯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式。我们必须让他看到自己在哪儿，为什么做了错误的选择，必须让他产生勇气，对他人发生兴趣，并与人合作。如果这一点得到普遍认识，罪犯最大的自我辩解便荡然无存，小孩也不会选择以后去犯罪。在所有的案例中，无论描述得正确与否，我们都可以看到童年期错误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看到一各缺乏合作的人生观。

我要强调一下：这种合作能力必须学会。这决不是遗传所得。确实有一种合作潜力，这种潜力必须认为是天生而来，但是，对任何人而言，要发展这种潜力必须经过培训和练习。除非我们能找到证据，证明人人学会了合作但还是成了罪犯，否则其他对于犯罪的观点对我而言都无关紧要。我从未遇到过这种人，也从未听说有人遇到这这种人。防止犯罪的恰当办法便是恰当的合作程度。只要这一点没有认识到，我们便无法希冀避免犯罪这一悲剧。

对于犯罪问题的科学调查，我们已走近尾声。现在必须鼓起勇气面对现实了。数千年来，人类还未找到应付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尝试过的所有方法似乎都毫无用处。这一灾难始终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调查告诉了我们原因：从来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改变罪犯的生活方式，来防止错误生活观的发展。缺少这些，任何办法都不会真正奏效。因此，我们完全知道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必须教会罪犯去合作。

我们已经有了这类知识，而现在也有了这类经验。我深信，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去改造每一个罪犯。但是，要这样对待每一个罪犯，改变其生活方式，试想这是一件多么艰苦的工作。不幸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大部分人在困难超过某一限度后，合作能力便消失殆尽了。因此我们发现：在艰难时世，犯罪量便会增加。所以，我认为如果确定要这样消灭犯罪，我们要矫治的便是大部分人；而要想立竿见影地将每个罪犯或潜在罪犯改造为社会的有用成分，这决不现实。

一些实用的方法

然而，我们可以做的还有许多事，即使不能改造每一个罪犯，我们也能做点事情，来减轻一下那些不胜负荷者的负担。例如，对于失业以及缺少职业训练和技能的问题，我们应当帮助每个想要工作的人获得一份工作。这是在当今社会中实现生活要求的唯一途径，这样大部分人便不会丧失最后残存的合作能力了。毫无疑问，如果这一点做到了，罪犯数量便会大大减少。我不知道提高经济条件的时候是否已经成熟，但我们肯定要为这一改变而努力。

我们还应当让孩子为以后的职业受到更好的训练，这样他们便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去面对生活，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这种训练也可以在狱中进行。在这一方面，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也许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加大我们的努力。虽然我认为不可能对每个罪犯都进行个别矫治，但是通过集体矫治也能提供大量帮助。例如，我建议我们应当与犯人进行一场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就像我们在这儿所考虑的一样，然后让他们回答。我们应当启迪他们，使他们从终生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应当使他们摆脱他们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解释，以及对自己潜质的过低评价的有害影响，我们要教会他们不要限制自己，并消除他们对所必须面对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恐惧感。我确信，从这类矫治之中，我们能获得巨大的成果。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应当还要避免一切会对罪犯和穷人产生诱惑的东西。如果贫富两极分化极其明显，便会激怒那些境况窘迫的人，引起他们的忌妒。因此，我们必须消灭夸耀之风：没有必要夸耀财产。

在对智力迟钝以及犯罪儿童的治疗中，我们已经知道，挑战他们，考验他们的力量，这毫无用处。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与环境作战，他们才坚持一种消极态度。罪犯也是如此，在全世界，我们都会看到警察、法官以及制定的法律在挑战罪犯，使他们更加振奋起来，我们对犯罪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绝不能威胁罪犯，最好要更加谨慎，不要提到罪犯的名字，不要对他们进行太多的宣传。我们要相信，无论是高压手段还是怀柔政策都不能改变一名犯人，只有当他更加理解自己的处境，他才能改变，当然我们必须人道，不能幻想罪犯会被死刑所吓倒。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时候死刑只会使这场游戏更加激烈。即使犯人被处死，他们也只会想起令自己被捕的致命错误。

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去提高破案率，这将十分有用。据我所知，至少40%的罪犯，也许更多，逃脱了侦破。这一事实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似乎每个罪犯都有过犯了罪而没被查出的经历。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而且也正朝正确方向前进。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不论是在狱中，还是出狱后，都不应当侮辱抑或挑战罪犯。如果任用得当，增加缓刑监视官的数量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他们也要知道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合作的重要性。

一项预防措施

如果这些建议得以采用，我们能取得很大成功，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如愿以偿地减少犯罪数量。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供利用。这是一个极为实用而且非常成功的办法。如果我们教会孩子们适当的合作度，发展他们的社会兴趣，罪犯数量便会急剧下降，在不久的将来便可见成效。这样，小孩便不会因受到刺激和引诱而犯罪。不论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他们对别人的兴趣都不会完全被摧毁。比起我们这一代，他们的合作能力和满意地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都会得以更好更完全的发展。

大部分罪犯在很早的时候便开始了犯罪生活。他们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的，在15岁到28岁之间，犯罪率最高。我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此外，我还确认，如果孩子们受到了正确的教育，他们会影响到自己的整个家庭生活。对父母而言，独立、向上、乐观并且发展良好的孩子是一个帮手，又是一个安慰。合作精神将会传遍全球，人类的社会发展也将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水平，我们在影响小孩的同时，也要集中影响家长和老师。

剩下的唯一问题上：我们如何来选择最好的切入点，采取什么方式来教导孩子应付以后的工作和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培训所有的家长？没用的，这一建议不能带来多少希望，家长是很难教导的，而且最需要培训的家长正是我们见不着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找其他办法。或许我们可以把小孩教抓起来、锁住、时时刻刻监视他们，看管他们。这个建议似乎也好不了多少。

然而，有一个办法既实际可行，又保证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教师作为取得社会进步的工具，我们可以训练教师来纠正家庭中所犯的错误，来发展并扩展小孩对他人的兴趣。在学校的作用下，这是个完全自然的发展。因为家庭不能教会小孩去应付以后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人类才设立了学校，来助家庭一臂之力。为什么不利用学校来使人类更友善，更乐于合作、更对人类福利感兴趣呢？

您将会看到，我们的活动应当基于下列观点之上。我将简略地谈一下。我们在当今社会中所享受到的一切便利，都是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某些人不乐于合作，对别人不感兴趣，对全体人类没有做出贡献，他们的生活便毫无成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便从这个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只有那些做出贡献的人，他们的成就才保存下来，他们的精神继续活着，他们的精神永存不朽。倘若我们以此为基础来教育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便会喜欢富于合作的工作。遇到困难时，他们不会示弱。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最困难的问题，并以符合大众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

家庭影响和学校影响

母亲是第一个影响到孩子职业兴趣发展的人。生命中头四五年所受到的努力培养，对于孩子成人后的主要活动范围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当有人请我做职业指导时，我总会问及这个人的早期生活，以及他在小时候对什么感兴趣。他对这一时期的记忆，确定无疑地揭示出他始终不渝地想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它们会体现他的理想、以及这些理想如何与其精神世界相适合。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早期记忆的重要性。

培养的第二步由学校执行。我相信，现在的学校更加注重学生将来的职业，注重训练他们的眼、耳、手，他们的能力和作用。这种培养和各学科的教育一样重要。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各学科的教育对于孩子的职业发展也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说他们早就忘了在学校学的拉丁文或法语，但教这些科目还是没错。从过去积累的经验中，我们发现，学习所有这些科目，是训练所有功能的一个绝佳办法。有些新式学校还特别注意手工艺，这样便可以丰富孩子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纠正潜在的错误

有些人可以任意选择职业，但仍不会满意。他们所想要的并非一份职业，而是要轻轻松松地获得优越地位。他们根本就不想再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对他们提出任何问题都太不公平了。这些人都是被宠坏的孩子，他们只乐于接受别人的帮助。

还有些孩子根本就不愿意处于领导地位。他们的主要兴趣就是找到一位领导来仰慕，找到另一个孩子或成人，自己来做他们的下属。这并不是一种良性发展，我们最好是打击这种奴性倾向。这些倾向如果在儿童时期不加以制止，这些儿童以后便起不到主导作用，只会选择小职员的职位，从事一些一切都已经规划好的例行工作。

逃避工作、心不在焉、好吃懒做等错误倾向，都开始于生活早期。看到这样一个走向困境的小孩，我们必须以科学的办法找出其错误原因，并以科学的方法来尽力纠正他。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需工作便能应有尽有的星球上，那懒惰或许成为一种美德，而勤劳却是一种恶行了。但是，从与我们所在的星球——地球——的关系来看，我们只会明白：符合逻辑的答案，符合常识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工作、合作和奉献，人类一直凭自觉就感觉到了这点，现在从科学的角度也看到了其必要性。

天才与早期努力

童年早期的训练在天才身上极为明显，我相信，天才的问题有助于说明整个这一课题。只有那些为大众利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能称之为天才人物。我们无法想象会有死后对人类没有留下任何益处的天才。艺术是那些富于合作精神的人的产物，人类伟大的天才人物也提高了我们整个文化的水准。

荷马在其史诗中仅提及三种颜色，这三种颜色要表达出所有颜色的深浅和细微差异。是谁教会我们去分辨我们现在周围的各种颜色？我们必须承认这是艺术家们和画家们的功劳。作曲家们也将我们的听力提炼至一个无与伦比的程度。我们现在之所以唱着和谐的调子，而不是祖先们那些刺耳的调子，这是音乐家们所教会的；正是他们丰富了我们的心灵，教会我们去训练自己的听力和声音。是谁使我们更加深刻、教会我们更清楚地表达感受，更完全地理解感受？是诗人。他们丰富了我们的语言，使之更加灵活，适应生活的各种意图。

毫无疑问，天才是最乐于合作的人，在其行为和观点的某些方面，我们或许看不出他们的合作能力，但能从他们的整个生活之图中清楚地看出来。他们比其他人更难以去与人合作，因为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要与无数障碍搏斗。他们在开始时往往还有严重的生理缺陷。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都有某种生理缺陷。但是人们往往会产生这种印象：尽管他们在早年历经磨难，但他们奋斗不息，克服了自己的困难。更清楚的是，我们看到他们很早便产生了各种兴趣，并且在童年时代就极其艰苦地训练自己。他们磨练自己的判断力，以接触这个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并理解它们。从这种早期训练中我们可以断定：他们的才华和天赋是自己所创造的，而不是上苍或遗传偏心的赐予。他们艰苦奋斗，而我们因此享其余荫。

才能的培养

早期努力是后来成功的最佳基础。假设有一个单独被留在家里的三四岁女孩，她要给自己的布娃娃缝顶帽子。看到她干活时，我们告诉她什么样的帽子漂亮，还建议怎样可以缝得更好。小姑娘大爱鼓舞和激励，她加倍努力，去提高手艺。但设想我们这样对她说：“把针放下！你会伤到自己的，没有必要去做顶帽子，我们可以出去给你买顶漂亮得多的帽子。”这样她便会放弃努力。如果以后比较这两个女孩，我们会发现：前者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喜欢工作；后者却不知道拿自己如何是好，认为买的东西总比做的好。

童年时代的宣称

如果孩子在儿童时期便知道了自己以后会从事哪种职业，他的发展便简单多了。当问孩子们他们想当什么样的人时，他们大部分都能给出一个答复。他们的答案通常并没有经受深思熟虑，当他们说想要当飞行员或汽车司机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选择这些职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清其潜在动机，看出其努力方向，找到其推动力量、目标，以及他们认为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他们对我们所给的关于未来职业的答复，只表明了一种他们认为代表优越地位的职业，但是从这项职业，我们也能认出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的其他机会。

十二三岁的孩子更加清楚自己会钟爱的职业。听到这样大的孩子还不知道以后想干什么，我真感到悲哀。表面上他缺乏雄心壮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兴趣。或许他野心勃勃，但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去找出他的主要兴趣，加以训练。有些孩子，他们在十六岁高中毕业时，对自己将来的职业仍然拿不定主意。他们往往是出色的学生，但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孩子野心勃勃，但不会真正地去与人合作。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法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来及时实现其野心。

因此，早一点询问孩子们他们想从事的工作，这是有利的。我经常在班上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孩子们便得考虑这一问题，不会忘记或隐藏自己的答案。我还问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项职业，他们的答案往往很有启发性。一个孩子的全部生活方式都可以从他的职业选择中观察到。他在向我们显示他一切努力的主要方向、以及他认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必须随他支珍惜他所选择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说清哪种职业高尚，哪种职业低下。倘若他真心专心工作，把时间用于为别人的幸福做贡献，他完全可以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有用、重要。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劳动分工这一大纲下，训练自己，努力自谋生存，并追求自己的志趣。

大多数的男男女妇，他们的志趣也许依然在于他们在头四五年间所培养的方向，他们也没有将它忘怀，但后来迫于经济原因或父母的压力，他们从事了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这也表明了童年期训练的影响和重要性。

早期记忆

在职业指导中，早期记忆应受到仔细考虑。如果我们在孩子的早期记忆中看到他对视觉东西感兴趣，我们便可推断他更适于从事那些主要运用双眼的工作。有的小孩会提到这样的印象：有人同他说话、声音、风吹或铃响，我们便可认出他属听觉型，可以猜到他适于做一些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在其他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动作的印象，这样的人需要进行更多的运动，或许他们会喜欢做那些需要体力劳动或到处跑动的工作。

表演的游戏

观察小孩时，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他们在为成人生活的职业做准备。有的小孩对机械和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倘若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这也为以后的生活保证了一份成功的事业。儿童的游戏能让我们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例如，有的孩子希望当一名老师，我们便能看到他们聚集一帮更小的孩子，玩在学校上课的游戏。

渴望当妈妈的女孩，她们会玩娃娃，并培养自己对婴儿的强烈兴趣。我们应当鼓励这种对母亲这一角色的兴趣，不要害怕让小姑娘玩娃娃。有的人觉得给她们娃娃就是使她们脱离现实，但她们实际上是在训练自己去认同并且完成一个母亲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在幼年便开始这一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她们的兴趣很可能就己定型了。

在此，我要再次强调，我们不可能会高估母亲通过母性为人类生活所做的贡献。如果她关心子女的生活，为他们铺平道路，使之成为于社会有用有贡献的成员，如果她扩展了他们的兴趣，培养他们去合作，她的工作便极为宝贵，无法报答。在我们的社会中，母亲的工作受到贬低，往往被视为毫无吸引力或毫无价值的工作。它只能得到间接报酬，而以此为主要职业的妇女在经济上也往往处于依赖地位。然而，一个家庭的成功，对母亲的工作与对父亲的工作有同等的依赖性。不论一位母亲是主持家务还是在外工作，她作为母亲的工作与丈夫是同等重要的。

心理学范畴

对几乎每一个年青人而言，青春期意味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他必须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小孩了。或许我们可以让他视之为理所当然；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这个处境中的许多压力便可一扫而光了。但如果他一定要证明自己成熟了，不可避免地会过分强调自己的特征。

青春期行为大多出自想要表现独立，与成人平等，有男子气概或女人气的欲望。这些行为采取的方向依赖于孩子对“长大成人”所赋予的意义。如果“长大成人”意味着无拘无束，这个孩子便会反抗一切约束。这一阶段的孩子这样做极为常见。许多青少年开始抽烟、骂脏话、整夜不归。有些人会突然反抗父母，而父母看到以前这么听话的孩子突乎其来变得桀骜不驯，会大失所措。但其实他的态度并未改变；表面听话的孩子一直反对父母，但只有到现在，他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力量，他才觉得能公开表示自己的反抗。有一个男孩，一直受到父亲的压制，在外表上显得安静驯服，但他只是在等待时机找机会报仇。他一觉得自己已经很健壮了，便挑衅跟父亲打了一架，痛打了他一顿，然后便离家出走了。

在青春期，孩子通常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独立。父母觉得自己有权老是看管着他们。然而，倘若父母真的想继续监督他们，孩子便会更加有力地摆脱他们的控制。父母愈想证明他还是小孩，他愈会反抗，来证明并非如此。从这种争斗中，会产生一种反叛态度。我们马上便可以看到典型的“青春期反叛”。

生理范畴

我们对青春期无法下严格的界线。通常它是从14岁左右到20岁左右，但有些孩子在10岁、11岁时便已进入青春期。身体的所有器官在这一时期都在成长发展，有些孩子在协调方面有问题。孩子们长得更高，手脚更大，也许不如以前灵活好动。他们需要运动来提高这些器官的协调性，但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嘲笑和批评，他们便会慢慢相信自己天生就笨。如果孩子的动作受到嘲笑，他就会变得笨手笨脚。

内分泌腺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在青春期，各种腺的活动加强，并非完全改变——在婴儿期内分泌腺就很活跃——但现在，它们分泌物增多，第二特征也更为明显。男孩子开始长胡须，声音变粗哑。女孩子的线条更加丰满，更女性化。这些都是青少年会误解的事实。

被宠坏的孩子

青春期的许多失败者在小孩时就被宠坏了，很容易便可以看出，对于那些习惯于事事都由依赖父母亲的孩子，成人责任的逼近是一种特殊的压力。他们仍想受到宠爱，但慢慢长大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注意的中心，便觉得生活欺骗了自己，让自己失望。他们是在一种人造的温暖氛围中长大的，但外面的空气却凛凛刺骨。

固守儿童期

在这一时期，一些年青人会流露出一种继续当小孩的希望。他们甚至会娃娃腔，与比自己小的孩子玩，假装自己可以永保童心。然而，绝大部分人尽量要以成人的方式行为。他们并非真正勇敢，只是刻意去模仿成人；男孩模仿男人的手式，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开始调情、谈恋爱。

犯小罪

有些情况更加棘手，有些男孩不知道如何去处理生活中的问题，只是老往外跑，很活跃，走上犯罪生涯。如果他已经犯了错而未被发觉，认为自己很聪明，能够再次逃过，这种情况就可能再次发生了。犯罪是逃避生活问题的捷径之一，特别是逃避谋生问题。因此，在14岁到20岁之间，青少年犯罪会急剧增加。在此还是一样，我们并未遇到新的发展阶段，而是更大的压力揭示出孩子的生活方式中早已存在的瑕疵。

神经症行为

对于不太活跃外向的小孩，最简易的逃避方式便是患神经症。正是在青春期，许多孩子开始有功能性失调和神经性疾病。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旨在为拒绝解决生活问题找到正当理由而同时不会降低自己的优越感。如果一个人面临社会问题，却未准备好以社会方式来面对时，便会表现神经症症状。这一困难造成了高度紧张。在青春期，身体结构对这些压力非常敏感，所有的器官都会因此受刺激，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这便为犹豫和失败提供了又一借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私下还是对别人，这个人便开始认为自己不必负任何责任，因为自己有病：神经症便也完全形成了。

每个神经症患者都自称自己用意良好。他清楚必须要有社会感，要面对生活问题。只有在自己身上，才会逃避这个普通的要求。他的借口便是神经症。他的全部态度在说：“我急着要解决所有问题，但很不幸，我无能为力。”在这一点上，他与罪犯不同。罪犯往往是公开宣称自己的不良用心，他们的社会感也隐藏起来了，受到压制。很难决定哪种对人类福利产生的害处更大：神经症病人的动机这么好，但他们的行为却恶毒、自私，并且旨在阻碍其他人的合作；而罪犯呢；他们的敌意很明显，而且费尽心机要压住剩下的那点社会感。

对立的期望

这时，我们发现业已形成的倾向出现明显的倒错。期望最高的孩子学习和工作都开始失败，而以前被评为资质平平的孩子却开始取代他们，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才能。这与以前的事并不冲突。一个极有前途的孩子，他也许非常害怕会辜负自己所承受的期望。只有当受到支持和赞美时，他才会前进，一旦要靠他自己努力，他便勇敢尽失，开始后退。而其他人可能会受到新找到的自由的鼓舞。他们清楚地看到前面实现雄心的大道。他们充满了各种新主意和新计划。他们的创造力大增，对生活各方面的兴趣更加鲜明，更加热情。这些孩子保持了自己的勇气。对他们而言，独立自主不是意味着困难，不是失败的危险，而是更多成功与奉献的机会。

寻求表扬与赞同

对于以前觉得受到轻视和冷落的孩子，如果现在同别的人建立了更好的关系，他们也许会开始希望自己最终会受到欣赏。许多人会十分醉心于追求欣赏。男孩子太注重寻求赞扬已够危险了，许多女孩更缺乏自信，把别人的赞同与欣赏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唯一方式。这种女孩很容易成为那些懂得如何吹捧他们的男人的猎物。我遇到许多女孩，她们觉得在家里不受欣赏，便开始与人发生性关系，不仅仅是想证明自己已长成大人了，而且还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希望这样可以受人欣赏，成为注意的焦点。

我来举一个15岁的女孩为例，她出身贫寒，有一个哥哥，在她还很小时就老生病，母亲不得不对他格外关心，而没给女儿足够的照顾。另外，在她童年早期，父亲也生病，这就更加限制了母亲所能给予她的时间。

因此，这个女孩非常注意并理解被人关怀的意义。她总是渴望受人关怀，但在家里却不能得到。后来妹妹又出生了，父亲的病这时也痊愈了，妈妈便把全部的时间用来照顾小妹妹。这样，这个女孩便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得到爱与关怀的人。但她坚持下来了，她在家里表现很好，在学校也是最好的学生。因为她的成功，大家便主张她应当继续学业，将她送到了一所高中，那儿的老师都不认识她。一开始，她不明白新学校的教授方式。功课开始下降，老师也批评她，她便逐渐地心灰意冷了。她急切地想很快得到别人的欣赏，如果在家里和学校都得不到，那还有哪儿可以呢？

她要找一个可以欣赏她的男子。有了几次经历后，她离开家与一个男人同居了半个月。家里人很为她担心，尽量去找她。可以预料得到，她很快便发现自己还是不受欣赏，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荒唐事。

她想到了自杀，送了一个纸条回家：“不要担心，我服毒了，很快乐。”事实上，她并未服毒，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她知道实际上父母在意她，她觉得自己还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因此她并没有自杀，而是等着母亲来，发现她，把她带回家。倘若这个女孩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她的所有努力都是想得到欣赏而已，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如果高中教师了解她，也可以防止问题的产生。在以前，这个女孩在学校的评语一直是很优秀的。倘若老师注意到这个女孩对这一点非常敏感，需要更多的仔细照顾，她就不会这么心灰意冷了。

还有一个例子。有个女孩，其父母的性格都很软弱。母亲一直想要个儿子，生了女儿后，觉得很失望。她自己低估了女性的作用，做女儿的肯定也感觉到了。不止一次她听到母亲对父亲说：“这个女孩一点都不可爱。她长大后，没人会喜欢她。”或者：“她长大后，我们该拿她怎么办？”在这种不良气氛中生长了10年后，她发现了母亲一位朋友的来信，安慰她只有一个女儿，并说她还年轻，还可以再生一个儿子。

不难想象这个女孩会有怎样的感觉。几个月后，她到乡下去看望一位叔叔。在那儿，他遇到一个智力低下的乡下男孩，并成了他的情人。他离开她后，她还是依然如故。我看到她时，她已经有了一大堆情人。但在任何关系中，他都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欣赏。她来看我是因为她患了焦虑性神经症，不能独自离家。对获得欣赏的一种方式不满意，他尝试了另一种。她开始利用自己的痛苦来控制全家，没有她的允许，谁也不能做任何事。她会哭泣、威胁要自杀，要使这个女孩认清自己的地位，要使她相信自己在青春期过分强调了逃避拒绝感的需要，这确实是件费力的事。

男性抗议

许多受宠的女孩觉得难以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的女性角色。我们的文化总是给人这样一个印象：男人优于女人，因此这些女孩不想当女人。现在她们便表现出我所提出的“男性抗议”。男性抗议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行为得以表达。有时只会表现出对男子的讨厌和躲避；有时这些女人会很喜欢男子，但一与他们在一起，便会局促不安，无法说话，不愿参加有男子的聚会，对性的问题也往往觉得不自在。年经稍长的，她们会声称自己急着想结婚，但并不接近异性，不与他们交朋友。

在青春期，有时对女性角色的讨厌之情会更加激烈地表现出来。女孩会比以前表现得更男孩气，尽力模仿男孩，特别是他们的劣迹：抽烟、喝酒、骂人、结帮成伙，大肆展现性交自由。她们往往会争辩说如果不这样做，男孩便不会喜欢她们。

如果对女性角色的讨厌进一步发展，我们便会看到同性恋女子、性欲倒错和手淫。从童年早期开始，每一个妓女都坚信没有人喜欢自己。她们以为自己生来就地位卑微，决不会赢得任何男子的感情与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解她们多想自暴自弃、轻视自己的性别角色，只把它视为一种赚钱方式。对女性角色的讨厌并非缘于青春期。我们在她们很小的时候便可发现她们一直讨厌做女人，尽管在小时候她既无必要表达自己的讨厌也无机会这样做。

不仅仅只是女孩会有“男性抗议”，过分注重有男子气的孩子都会视男子气为理想，而怀疑自己是否强壮，是否能实现这一理想。这样，与女孩一样，我们的文化对于男性化的强调也会给男孩子气造成困难，尤其是当他们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还不十分肯定的时候。许多小孩长到几岁时，还迷迷糊糊地认为在某个时候自己的性别便会改变。因此，这一点很重要：从两岁起，就应当让孩子们确定地知道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长得像女孩子的男孩，他们往往会经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光。有时候陌生人会弄错他的性别，而家里人的朋友也会说：“你应当做个女孩儿。”这样的孩子很可能会把外表作为自己能力不足的象征，并会以为爱情与婚姻这种考验对自己太残酷了。对胜任自己的性别角色没有信心的男孩子，在青春期便会有模仿女孩子的倾向。他们的举止带有娘娘腔，像被宠坏了的女孩一样，虚荣心重、卖弄风情、乱发小脾气。

我们的形成期

一个人对异性的态度，是在生命中的头四五年定下基础的。性的驱力在婴儿的最初几周便已明显，但除非它能做出适当发泄，便不必去刺激它。如果性驱力未受刺激，它便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不会造成惊吓。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一岁的小孩查看自己的身体，或许还会触摸自己，那也不必担忧；但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影响与这个孩子合作，使他不再对自己的身体那么感兴趣，而多注意周围的世界。

如果这些自我满足的行为无法制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我们便可以肯定这个小孩别有用意：他并非受到性驱力的影响，而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一般来说，小孩的目标是要受到注意。他们感觉得到父母在担心、害怕，他们知道如何来利用这些情感。因此，如果他们的习惯不再能达到吸引注意的目的，他们就会放弃这些习惯。

触摸小孩时要特别小心。只要对孩子的生理反应没有不当刺激，父母与孩子之间完全可以亲密地拥抱和亲吻。并且，有些小孩曾告诉我(还有成人在回忆童年时也说起)他们在父亲的书房发现色情书籍或看到三级片时所激起的感觉。最好是保护小孩，使他们不接触到这类书和电影。我们只要不刺激他们的性欲，便能防止这类问题。

我曾提起过另外一种刺激方式：坚持要传授给孩子们一些大可不必的不适当的性知识。许多成人似乎狂热地想要进行性教育，深怕有人长大后会对这方面一无所知。看看我们和别人的经历，我们找不到他们所意料的这些灾难。因此最好是等到孩子自己感到好奇，想知道一些东西时才告诉他们。倘若父母很细心，即使孩子不说出来，他们也会明白他的好奇。如果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友好，他会问他们，他得到的答案应当让他能够理解和吸收。

另外，在孩子面前，父亲最好要避免做出过分亲密的举动。如果可能，不应当让孩子与父母睡一屋，更别说一张床上了。并且女孩最好也不要与兄弟睡在一间屋里。父亲应当留意孩子的发育，不要自我欺骗。如果他们不熟悉孩子的性格和发育，便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阿德勒年谱

1870年

2月7日出生于维也纳郊外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的米谷商人之家。

父亲李奥伯。阿德勒（LeopoldAdler）祖籍伯琴兰（Burgen Land），家境富裕，在六个孩子中，阿尔费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排行第二。全家都热爱音乐。

1873年

3岁

从小羸弱，患有佝偻症，行动笨拙，喉部也有毛病。这一年睡在旁边的弟弟死了，生性敏感的他已熟悉死亡的滋味。

1875年

5岁

罹患肺炎，几乎丧命，决心将来要当一名医生。童年时代在街上被车子撞到两次，使他对死亡感到极度恐惧。对音乐有强烈的兴趣，熟记许多歌剧的内容。爱花成癖，医生认为新鲜空气对他对他的佝偻有益。开始上学。

1880年

10岁

在野外游玩时伤害了同伴，以后他情愿待在家里读书和工作。

1881年

11岁

进入中学读书。

1887年

17岁

高中毕业。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

1895年

25岁

通过考试，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医学课程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病理解剖学。社会问题和社会情况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1897年

27岁

和来至俄国的留学生蒂诺菲佳娃娜（Raissa Tinofejwna）结婚。她个性张扬，能言善辩并关心祖国的社会改革。两人个性、家境迥然不同，初期虽有小摩擦，日后却能相敬如宾，白头偕老。

1898年

28岁

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不久他成为一个全科医生，对他来说，病人不只是一个病例，他也探索人格、心理与身体的全盘情况。良好的诊断和博通的学识赢的病人的信赖和称赞。阿德勒熟读弗洛伊德的名著《梦的解析》，深为其折服，行医生涯中面对束手无策的糖尿病患者，深有挫折感，由于克劳夫特，爱宾斯（Krafft Ebings）的鼓励，渐从一般行医工作转到神经科的研究。

1902年

32岁

由于他曾在维也纳一本著名的刊物上写文章辩护弗洛伊德的观点，结果大师级的弗洛伊德写信给他，于是加入弗氏主持的讨论会，是年进而成为弗氏集团一员，并成为此集团的领导之一。后来继弗氏之后成为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主席和《心理分析学刊》（Zentrablattfur Psychoan,alyse）的编辑。

1904年

34岁

出版第一篇心理学论文《教育家的医生》。

1907年

37岁

出版《器官缺陷的研究》，书中包含许多新的概念，虽然此书仍显示颇受弗洛伊德的影响。

1911年

41岁

弗洛伊德要求讨论会的成员无条件的接受弗氏的性理论时，阿德勒起而与之争辩，他认为性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原因，而是个人奋斗向上的途径与因素，遂与另外7个职员离开心理分析学会。他在这个团体中工作了9年。读德国哲学家怀亨格（Hans Vaihinger）的著作《“虚假的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s If”）深受其影响。

1912年

42岁

率领一群追随者退出心理分析学会，另组“自由心理分析研究学会”（Society for Free Psychoanalytic Research）,并自称其研究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

1920年

50岁

声明远播，周游列国，到处讲学，一系列重要著作陆续出版。

1926年

56岁

初抵美国，受到热烈欢迎。

1927年

57岁

受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讲座。并在一所“社会研究新学校”担任教授。

1932年

62岁

长岛医学院（Longoing Island College of Medicine）任命他为医学心理学客座教授。出版《超越自卑》[原名：《生活对你的意义》（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1934年

64岁

和夫人定居美国纽约。在1935年，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出版著作除《超越自卑》之外，尚有《了解人类的性情》《问题孩童》《优越感与社会兴趣》《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自卑与生活》[原名：《生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Living）]。

1937年

67岁

受聘赴欧洲讲学。由于过分劳累导致心脏病吐发，客死于苏格兰亚伯丁市（Aberdeen）,享年67岁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 生命的意义

第二章 心灵与肉体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第四章 早期记忆

第五章 梦

第六章 家庭影响

第七章 学校的影响

第八章 青春期

第九章 犯罪及期预防

第十章 工作中的问题

第十一章 个人与社会

第十二章 爱情与婚姻

阿德勒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