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丽丝•门罗作品(套装共7册)(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
Author: 艾丽丝•门罗
Date: 2013-11-01
Publisher: 译林出版社

目　录

快乐影子之舞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爱的进程

公开的秘密

好女人的爱情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幸福过了头

出版后记

快乐影子之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乐影子之舞／（加）门罗（Munro, A.）著；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ISBN 978-7-5447-4570-3

Ⅰ．①快…　Ⅱ．①门…　②张…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584号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68, copyright renewed 1996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66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快乐影子之舞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张小意

责任编辑　袁楠　姚燚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0-3

定　　价　2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快乐影子之舞
目　录

快乐影子之舞

沃克兄弟的放牛娃

亮丽家园

重重想象

谢谢让我们搭车

办公室

一点儿疗伤药

死亡时刻

有蝴蝶的那一天

男孩和女孩

明信片

红裙子，1946年

周日午后

去海滨

乌得勒支的宁静

快乐影子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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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兄弟的放牛娃

晚饭后，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还在不在？”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正在帮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给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一条花格羊毛裙。因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点，只好叫我没完没了地试衣服。站着，转身，燥热的羊毛闹得我汗流浃背，浑身发痒。不识好歹的小孩儿。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门廊顶头狭小的封闭阳台上。有时候，他跪在床上，脸贴在纱窗上，凄厉地嚎叫：“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不过，我连头也不回：“你该睡觉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光通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似乎要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孩子们还是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已。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已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们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张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再远一点，通往小镇中心的方向，则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条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区周围的救生圈，一个摇摇欲坠的救生观望台。还有一座长长的暗绿色建筑，像座带顶棚的长廊，大伙儿都叫它长亭。每到星期天，这里就坐满了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一个个身着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们住在邓甘嫩时，长亭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湖边三四次，每次都要来这里，看看长亭，或者去码头看运粮的船只。那些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水面上颠簸前行，我们甚至纳闷这样的船是怎么穿过防波堤的，更别说怎么到达威廉姆堡了。

流浪汉们就在码头附近闲荡，某些傍晚也会偶尔步入渐渐退去的沙滩，爬上一条男孩子们开辟的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小路，在干涸的树林里停下脚步。他们和爸爸说了什么，爸爸被他们吓一跳。我太紧张了，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爸爸说他也没有钱。“要是你愿意，我帮你卷根烟吧。”他这么说，小心翼翼地把烟草抖落在一张薄薄的烟纸上，舌头飞快地轻舔一下，封起来，递给流浪汉。流浪汉接过烟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点上火，开始抽烟。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我试着让自己看着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已。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鬈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我今天下午不可能做衣服了。”妈妈说。

“那我带她去吧。我带他们两个去，你休息一下。”

我们怎么了，怎么把我们带走算是让她休息？不过没关系。我高兴地找到弟弟，让他先去上厕所，然后带他上车。我们都没戴护膝，头发也没打卷。爸爸从屋子里拎出两只沉甸甸的灰色行李箱，里面装的全都是瓶瓶罐罐。他把行李箱搁在后座上。他穿着白色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夺目，系了领带，裤子是轻便的，是他夏天穿的一套西装的裤子。他还有一套葬礼穿的黑色西服，伯父去世后留给他的。他戴了一顶淡黄色的草帽，一身销售员的装束，衬衫口袋里还别了铅笔。他又回去了一次，可能是和妈妈说再见，问她是不是肯定不想去。她说：“不用了，谢谢，我只想闭着眼睛躺一会儿。”随着车倒出车道，一种对奇遇的渴望油然而生。因为这种小小的渴望，我们没觉得颠簸。上了马路以后，炎热的空气开始移动，成了一阵微微的风。沿着爸爸认识的小路出了小镇，路边的房屋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陌生。这个下午，等待我们的，除了在蔫蔫的农庄里的灼热时光，大概还有乡村小店的逗留，三个冰激凌筒，或者瓶装汽水，也许还有爸爸的歌声？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首，还有名字，“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大概是这样开头的：

老尼德·菲尔兹啊，他已经死了，

所以如今是我走这条路……

尼德·菲尔兹是谁？爸爸接的是这个人的班，显然。要是果真这样，他现在应该真的死了。爸爸的嗓音有种悲伤的喜悦感，让他的死亡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像是喜剧里的不幸事件。“多么希望回到里奥格兰德河畔，走过黑漆漆的沙石。”爸爸一路几乎都在唱歌。就连这会儿，出了小镇，过了桥，一个大转弯拐上公路，他也还是叽叽咕咕，哼着小调，实际上是找调子，准备即兴创作。我们沿着公路，路过一个浸信会教友的营地，就是圣经度假营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了：

浸信会教友在哪里，浸信会教友在哪里，

今天浸信会教友都在哪里？

他们都在水里，在休伦湖的水底。

湖水把他们的原罪冲洗……

弟弟信以为真，起身跪在窗口看湖面。“我没看见有浸信会教友。”他抱怨说。

“我也没看见。”爸爸回答说，“我说了，他们都在水底。”

一离开公路，就没有铺好的路了。灰太大，我们只好摇上车窗。地上空荡荡的，平坦坦的，烧焦了。农户家后头的树林一片阴冷，乌黑的松树树阴如同没有人下水的池塘。我们在一条漫长的小径上颠簸不已，终于到了路的尽头。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不好客，更荒凉了。高大的农舍连油漆都没有漆，门前的杂草丛生，也不曾修剪过。绿色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一推开楼梯上的门，发现它通往的方向，除了空气什么也没有。许多人家都有这种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爸爸。爸爸说，这门是梦游的时候用的。什么？哦，是这样，万一你做梦的时候要出来梦游，可以从这里走出去。我这才明白他在开玩笑，恼羞成怒。他总是这样。不过弟弟执著地认为：“要是他们真的从这里走，会摔断脖子的。”

1930年代，这样的农舍，这样的下午，对我而言，就代表了那个十年。正如爸爸的帽子，他明亮的带火焰图案的领带。我们那辆踏板宽大的汽车，是很久之前就风光不再的埃塞克斯。农庄里停了不少这样的车，远比我们的旧，但没有我们的脏。有的已经不用了，车门也掉了，座位被拿到走廊上用了。除了狗以外，看不见什么活物，鸡或者牛，都没有。狗儿们都在阴凉的地方躺着，做着梦，斜摊开来的身体飞快地起伏。我爸爸一开车门，它们就起来了。他只好和它们说话：“乖孩子，男孩子吧，一个老男孩。”它们安静了下来，回到自己的阴凉处。他知道怎么让动物们平静。他曾经需要控制脖子被夹子扣住的绝望的狐狸。以一种亲切的声音对付狗，用另一种快活的，昂扬的声音来叫门。“嗨，你好，太太，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你今天还好吗？”门打开了，他就消失了。他不让我们跟着他，甚至不让我们下车。我们只能等，猜他都说些什么。有时候，为了逗妈妈笑，他会装作是在某家农舍厨房的样子，把样品一个个地摊开：“现在，好了，太太，寄生虫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我的意思是，你家孩子的头皮。这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小东西，爬到了你最爱的家人的脑袋上。通常因为礼貌，大家都不好意思提……光用肥皂是不行的，煤油的味道又不好闻，不过呢，我这里有……”或者是，“相信我，我整天都坐着开车，深知这些药丸的价值。自然缓解。对老人来说，这个问题挺普遍，毕竟活力不如以前啊……老奶奶，你怎么样？”他在妈妈鼻子底下挥舞那个不存在的药盒，终于，她心不甘情不愿地笑了。“他不会真的这么说吧，是不是？”我问。她回答说，当然没有，他就是太绅士了。

汽车一个院子接一个院子地开过去，眼前出现破旧的车、水泵、狗、一个个灰色的谷仓、倒塌的棚屋，还有不再转动的风车。田野里看不见男人，如果男人还下地干活的话。孩子们也在很远的地方，不是沿着干涸的溪流玩去了，就是找黑莓去了。也许他们藏在屋里，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悄悄地打量我们。因为出汗，车座变得滑溜溜的。我煽动弟弟按喇叭，我自己想这么干，不过不想挨骂。他更清楚怎么脱身。我们玩视觉大发现游戏，但是找不到多少颜色。谷仓、棚屋、房子、厕所都是灰色的，院子和田野都是褐色的，狗则不是褐色的就是黑色的。生锈的汽车上有缤纷的色斑，我费尽全力分辨出了紫色，或许是绿色。我还在门上剥落的油漆上认出了栗色，或者黄色也不一定。识字游戏更好玩，可惜玩不了，弟弟年龄太小，还不会拼写。总之，游戏玩不下去了，因为他宣称我发现的颜色不漂亮，想让自己多来一把。

有一幢屋子的门全是关着的，不过有汽车停在前院里。爸爸敲门，吹口哨，叫道：“嗨，有人吗！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座房子没有走廊，光秃秃的。爸爸站在一块倾斜的水泥板上。他转身去谷仓找。谷仓一定是空的，因为隔着谷仓能看到天。终于，他弯下腰，提起行李箱，恰恰就在这时候，楼上的某扇窗户开了，窗台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壶，倾斜，里面的东西泼下来，溅在了外墙上。窗户并不是恰好在爸爸头顶上方，所以大概只有几滴溅到他身上。他提起行李箱，不慌不忙地朝汽车走过来。他没有继续吹口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我问弟弟。“尿。”他笑了又笑。

开车前，爸爸卷了一根烟，点上。窗户“啪”地关上了，百叶窗也拉上了。我们连一只手或者一张脸也没看见。“尿，尿，”弟弟欣喜若狂地唱，“有人泼尿下来了！”“别告诉你妈妈。”爸爸说，“她不喜欢这种玩笑。”“你会在你的歌里唱吗？”弟弟很好奇。爸爸说不会，不过他会想想怎么编进歌里去。

隔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我们没有朝任何一条小路拐弯，看起来也不像要回家。“这是去森夏恩的路吗？”我问爸爸，他回答道：“嗯，不是。”“那我们还在你负责的地盘吗？”他摇头。“我们在开快车。”弟弟欣喜地说。这会儿，我们的车在一个个干巴巴的泥坑上弹来弹去，行李箱里的瓶瓶罐罐撞来撞去，发出欢快的叮当声。

另外一条小路上，一座也没有刷过油漆的房子，在太阳的暴晒之下变成了银色。

“我觉得这不是你的地盘。”

“确实不是。”

“那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

屋子前，洗干净的衣服晒在草坪上，一个矮小结实的女人正在收衣服。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她目光严峻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弯腰又捡了两条浴巾，塞在她胳膊下的篮子里，才朝我们走过来。她用一种平淡的声音问：“你们迷路了？”既谈不上欢迎，算也不上不友好。

我爸爸慢慢地下了车，说：“我猜没有吧，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乔治·高里才是我们这里的沃克兄弟公司推销员。”这个女人说，“他刚来过，这还不到一个星期呢……哦，我的上帝，”她急促地说，“是你。”

“没错。直到上次照镜子的时候，我还是我。”爸爸回答道。女人把她面前的浴巾全捡起来，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浴巾抵住她的胃，好像胃疼似的：“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你。你还告诉我你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

爸爸谦卑地回答说：“要是你希望见的是乔治·高里，我很抱歉打扰了你。”

“看看我，我刚准备收拾鸡舍，你大概以为我是找借口，不过是真的。我不是每天都打扮成这样的。”她戴了一顶农民的草帽，阳光穿过草帽，针针点点地落在她脸上。她穿了一件肥大的工作服，衣服上到处都是污渍，脚上是跑鞋。“车里是谁，是你的孩子吗？”

“嗯，我希望，也相信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爸爸回答，告诉她我们的名字和年龄，“来吧，你们出来吧。这位是诺拉·克罗宁小姐。诺拉，你最好告诉我，你依然单身吗，还是丈夫这会儿正躲在柴房里？”

“要是我有丈夫的话，也不至于把他藏在那儿，本。”她说，他们一起笑了起来，她的笑显得有些生硬，似乎生气了。“我穿得像个流浪者，你大概觉得我不体面吧。”她说，“来吧，躲躲太阳，进屋去。屋里凉快。”

我们穿过院子。“抱歉带你走这条路。不过自从爸爸的葬礼之后，前门就再也没开过。我想大概铰链掉下来了。”我们上了门廊的台阶，进了厨房。那里是真凉快，高高的天花板，当然百叶窗拉下来了。简单，干净的老式房间，磨损的油地毡上了蜡，盆栽的天竺葵，水桶和舀水的勺，圆桌上盖了擦得干干净净的油布。尽管屋里干净，所有的东西表面都擦洗过，屋里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酸味，也许是抹布，也许是舀水的锡勺子，或者是油布，甚至有可能是老太太。屋里有一位老太太，就坐在钟架下面的安乐椅上。她朝我们的方向微微抬了抬脑袋，问：“诺拉？有人来了？”

“瞎了。”诺拉用解释的语气飞快地对爸爸说，然后回答说：“你猜不出来是谁的。妈妈。你听听他的声音。”

我爸爸走到她面前，弯下腰，满怀期望地说：“下午好，克罗宁太太。”

“本·乔丹。”老太太毫无意外地说，“你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来看我们了。你是不是出国了？”

爸爸和诺拉互相看了看。

“他结婚了，妈妈。”诺拉欢快地说，颇有些挑衅的意味，“结婚了，还带了两个孩子来，孩子都在呢。”她把我们往前拽。她说我们名字的时候，我们分别碰了碰老太太干燥冰冷的手。瞎了！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地看一个瞎子。她的眼睛闭着，眼睑垂了下来，里面似乎没有眼球，只有两个洞。从一个洞里流出来一滴银白色的液体，是药水，还是奇迹般的泪水？

“我得去换件体面点的衣服。”诺拉说，“和妈妈说会儿话吧，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喜事儿。我们很少有客人来，是吧，妈妈？”

老太太平静地说：“没人能认得这条路了。以前住在附近的老邻居们，很多都走了。”

“哪里都这样。”爸爸回答道。

“你太太呢？”

“在家。她受不了热天，天热她就难受。”

“好吧。”这是个习惯，乡下的老人说“好吧”，意思其实是，“真的吗？”有一丝额外的礼貌和关心。

诺拉的古巴式鞋跟沉重地踩在楼梯上。当她再次出现时，浑身的花。妈妈从来没有这么花哨的衣服，棕色的底，绿花和黄花，是某种沙沙瑟瑟的薄绉绸面料，没有袖子。她的胳膊很粗，每一块皮肤上几乎都能看见细小的黑斑，就像麻子似的。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短短的鬈发，发质粗糙，牙齿非常白，看上去很健康。“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还有绿色的罂粟花。”爸爸看着她的衣服说。

“什么没见过的你都觉得稀奇。”诺拉回答道。她走动的时候，一股强烈的古龙水的味道飘了过来。衣服一换掉，她的声音也随之变化，仿佛更友好，更青春洋溢了。“但这不是罂粟花，只不过是花罢了。你去帮我抽些凉水，上好的凉水，我给孩子们做点喝的。”她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沃克兄弟的浓缩橘汁来。

“你告诉我你是沃克兄弟的推销员！”

“这是真的，诺拉。要是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我车里看看，车里还有样品呢。我负责的地区就在南边。”

“沃克兄弟？真的？你替沃克兄弟卖东西？”

“千真万确，伯母。”

“我们一直听说你在邓甘嫩养狐狸。”

“我以前是养狐狸，不过，我在这一行的运气已经耗光了。”

“那你现在住哪里？你出来卖东西有多久了？”

“我们搬到图柏镇了。我在这一行，哦，嗯，两三个月吧。能让我们不至于饿死，差不多把死神挡在院子篱笆外头吧。”

诺拉笑了起来：“好了。我想有份工作，你应该算很走运了吧。伊莎贝尔的丈夫在布兰特福德，已经失业很久了。我觉得，要是他不赶紧找到工作，我就得把他们全家都接到这里来养了。跟你说实话吧，我可真不想这样。我和妈妈生活就够紧巴的了。”

“伊莎贝尔结婚了，”我爸爸说，“穆里尔也结婚了？”

“她没有，她在西边一所学校教书。她有五年没在家了，我想她大概找到更好的办法把假期消磨掉了。要是我是她，我也这样。”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了一叠照片，给爸爸看，“这是伊莎贝尔的大儿子，已经上学了。这是小的，在婴儿车里。穆里尔，和她的室友在一起。这个人，以前和她约会过。喏，这是他的车。他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一家银行工作。这是她的学校，有八个班，她教的是五年级。”爸爸摇了摇脑袋：“我对她没什么印象了，就记得她上学的时候很害羞。我去见你的时候，偶尔在路上碰见她。她一句话也不说，连天气不错这样的招呼也不回答。”

“她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你们在说谁？”老太太发问了。

“穆里尔，我说她没以前那么害羞了。”

“去年夏天她回来了。”

“没有，妈妈，回来的是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全家去年夏天都来了。穆里尔在西部。”

“哦，我说的就是伊莎贝尔。”

没一会儿，老太太就睡着了，脑袋歪向一边，嘴巴张着。“对不起啊，这么仪容不整的，人老了。”她给她妈妈盖了一块阿富汗披肩，叫我们去前面的房间说话，在那儿说话不会打扰她妈妈睡觉。

“你们两个，”我爸爸说，“是不是想到外面玩？”

外面有什么可玩的？反正我想待在屋里。前面的房间比厨房有意思多了，虽然装饰更少。这里有一台留声机，一架脚踏风琴，墙上挂了一幅马利亚的图片。耶稣的妈妈，我只知道这些。画像的背景是明亮的蓝色和粉红色，锥形的光环围在她脑袋四周。我知道只有罗马天主教徒的家里才有这种画像，那么，诺拉肯定就是教徒了。我们不了解罗马天主教徒，从来没有熟悉到可以到人家家里去参观的地步。我想起来了，住在邓甘嫩的时候，奶奶和蒂娜姑姑经常说哪些人哪些人是天主教徒。某某人是踩铲子用错脚的异教徒。她们是这么说的。她是踩铲子用错脚的异教徒。她们也会这么说诺拉吧。

诺拉从脚踏风琴上面拿了一个瓶子，里面还有一半东西，她把东西倒进两个玻璃杯，就是她和我爸爸喝完了橘子汁的空杯子里。

“留在这里生病的时候喝？”我爸爸问。

“绝对不是。”诺拉回答，“我从来不生病。我留着，就是因为我留着。一瓶就能喝很久了，因为我不在乎自己一个人喝。嘿，祝你好运！”她和我爸爸都喝了。我知道是什么了。威士忌。妈妈告诉过我，爸爸从来不喝威士忌。现在我看见他是喝的。他喝威士忌，他谈起一些人，这些人的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不过，一会儿，他就提到了我知道的事儿。他说起人家往窗户外头倒夜壶。他说：“想想，我站在那儿，热情洋溢地叫喊，哎呀，女士，我是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员，有人在家吗？”他大叫大喊，咧嘴大笑的样子很是荒诞，先是以一种喜悦的期待神情抬头看着，等着，紧接着，猛然一闪，用胳膊抱住脑袋。他的样子仿佛是在乞求怜悯—其实他根本没有，我当时都看见了。诺拉笑了起来，笑得和弟弟当时一样乐不可支。

“肯定不是这样的！没一句真话！”

“哦，女士呀，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沃克兄弟公司有英雄排行榜的。你觉得可笑，真让我高兴呀。”爸爸阴郁地说。

我怯生生地求他：“唱支歌吧。”

“什么歌？原来你成了个超级歌星呀？”

爸爸尴尬地说：“得了，是我开车时胡编的。开车的时候打发时间，编一些节奏韵律啥的。”

不过，几经催促，他还是唱了。唱歌的时候，他用一种抱歉的滑稽表情看着诺拉。她笑得太厉害了，他只能停下来几次，等她笑够了再继续唱，因为她把他也逗笑了。然后他又说了几段推销员的演说辞。诺拉手臂交叉，笑的时候双臂就压在她硕大的胸脯上，说：“你看你疯疯癫癫的，你就是这德行。”她看见弟弟朝留声机里面探头探脑地看，跳起来走了过去，“我们聊得热闹，把你忘记了，是不是很讨厌呀？你是不是想要我放唱片？你想来张好听的唱片吧？你会不会跳舞？你姐姐会不会跳？她会跳舞吗？”

我回答说不会。“像你这种年纪的姑娘，而且还长得这么好看，竟然不会跳舞！”诺拉说，“现在就是学的时候了，我打赌，你一定能跳得很好。来来来，我放一张以前我跳舞用的吧，就连你们的爸爸在他也跳舞的日子里，也跟着这张唱片跳过，是吧？你们的爸爸很有天赋的！”

她把留声机盖子放了下来，出其不意地抱住了我的腰，抬起我的胳膊，开始推着我往后走。“就这样，好，他们都是这么跳舞的。跟着我走。看，这只脚。一，一，二。一，一，二。真不错，很好，不要看脚！跟上脚步。对了，明白了吧，多简单啊。你一定能跳得很好的。一，一，二，一，一，二。本，看看呀，你女儿在跳舞！”

当你拥我入怀中，轻声细语。轻声细语，在没有人能听见的地方……

绕着油毡，一圈又一圈，我一腔的自豪，专心致志。诺拉一直在笑，轻快地转动，她奇异的兴奋把我包围了。她散发出威士忌的味道、古龙水的香气，还有汗水的气味。她胳膊下面，衣服已经湿了，微小的汗珠沿着她的上嘴唇往下淌，悬挂在贴近她嘴角的，柔软的黑色汗毛梢上。她带着我在爸爸面前旋转，把我转得脚步趔趄。明显，我完全不是她说的机灵的学生。终于，等她放开手，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和我跳舞。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跳得更糟。诺拉，你不是知道吗？”

“我从来没这么觉得。”

“你会这么觉得的。”

她站在他面前，仿佛充满希望似的，双臂张开。她的胸脯，刚才还让我觉得尴尬，因为温暖，而且还硕大。这会儿，她的胸脯在宽松的花衣服下起伏不止，她的脸因为刚才的活动和喜悦而闪闪发光。

“本。”

爸爸低下头，静静地说：“我不跳。诺拉。”

她只好走开，把唱片取了出来。“我能一个人喝酒，却没办法一个人跳舞。”她说，“除非，我比我自己以为的还要疯。”

我爸爸笑了：“诺拉，你没疯。”

“留下来吃晚饭吧。”

“嗯，不行的。我们不能麻烦你。”

“没麻烦。我会高兴的。”

“再说，他们的妈妈会担心的。她会以为我把车开到沟里去了。”

“嗯，这倒也是。”

“我们已经占用了你很长时间了。”

“时间。”诺拉讥讽地说，“你会再来吗？”

“能来的话，我会来的。”爸爸回答道。

“带上你的孩子们。还有你太太。”

“会的。”爸爸说，“要是我能来的话。”

她送我们朝汽车走过去，他又说：“你也来看看我们吧，诺拉。我们就住在林荫道，左手进去，就是朝北走，第二个门，贝克街东面。”

诺拉没有重复路怎么走的话。她穿着她那一身轻柔的衣服，亮丽的裙子，站在车边。她碰到了挡泥板，在挡泥板的灰尘上留下了一个难以觉察的记号。

回家的路上，爸爸没有给我们买冰激凌，也没有买汽水。不过，他进了一家乡村小店，买了一包甘草糖。他和我们分了这包糖。踩铲子用错脚，我想起这句话。以前这句话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这么悲伤，这么黑暗，这么不合情理过。爸爸也没叫我回家别提，不过他的心事重重，他递给我们甘草糖时的心不在焉，让我明白，有些事不能提。也许是威士忌，也许是跳舞。至于我弟弟，不用担心，他什么也没注意。他至多可能记得瞎了眼的老太太，圣马利亚的画像。

“唱歌。”弟弟命令爸爸说。爸爸黯然回答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想不出来了。你看着窗外，要是有兔子，告诉我一声。”

所以，爸爸开车，弟弟看着窗外找兔子。我感觉到爸爸的生命从车里飞了回去。这是下午的最后时分，天色渐渐变暗，变得陌生，仿佛一幅被施了魔法的风景画，当你望着它，它看起来熟悉，平凡，而又亲切，但一转身，就变成了一种你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东西，有着各种各样的天气，以及根本无法想象的距离。

接近图柏镇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暗了。正如往常一样。湖边的夏夜，几乎永远都是这样。

亮丽家园

玛丽坐在富勒顿太太后门的台阶上，和富勒顿太太说话。实际上，是在听富勒顿太太说话。富勒顿太太卖鸡蛋。玛丽要去伊迪斯·黛比家参加生日聚会，顺便过来付鸡蛋钱。富勒顿太太自己从来不上别人家拜访，也不会请人到自己家来，不过，一旦有事成了借口，她就喜欢说话。玛丽发现自己在刺探邻人的生活，正如当初，她也曾刺探外婆和姨妈的生活一样—明明知道的，装作不知道，去问一些她早就听说过的故事。用这种办法，每次能想起来的片段都会稍许不同，内容，意思，色彩，从而从一些半真半假的道听途说中获得简单的事实。在此之前，她都已经忘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些人的生活可以这样窥得。如今的她，很少和老人聊天。她身边的大部分人和她的生活差不了多少。她们的生活还没来得及整理，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也都不能确定是不是值得严肃对待。富勒顿太太就不会有这种怀疑，不至于提出这类问题。怎么可能不严肃对待？比如，在某一个夏日，富勒顿先生那轻松的，宽厚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从此再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这件事儿。”玛丽说，“我一直以为富勒顿先生去世了。”

“他不至于比我死得早。”富勒顿太太坐着，挺直了后背。一只莽撞的普利茅斯洛克鸡在底层的台阶上漫步，玛丽的小儿子丹尼好奇地跟在它身后撵。“他就是走了，上路旅行去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也许北上，也许往南走去了美国。我不知道。总之没有死。要是他死了，我会感觉到的。他还没老呢，你明白吗？没我这么老。他是我的第二个丈夫，比我年轻。这个事实，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富勒顿先生出现之前，我就住在这座房子里，养了我的孩子们，葬了我的第一个丈夫。喔，有一回，在邮局，我们站在一起，都在售票窗口旁边。我去把一封信塞进邮筒里，结果随身的包就丢在那儿了。富勒顿先生就在我后头，有个姑娘叫他，哎，你妈妈把钱包忘在这里了。”

玛丽笑了，以此回应富勒顿太太强度过高，着实令她生疑的笑声。富勒顿太太已经老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比大家以为的年龄更老一些。看上去，她的头发还是毛茸茸的，还是黑的，衣服总是鲜艳欢快的样式，廉价商店里买来的胸针别在松散的毛线外套上。她的眼睛像李子一样乌黑，覆盖着一层淡淡的，死气沉沉的光，仿佛一切都会在她的眼里沉没，而这双眼睛自己，则永远都不会改变了。她面容上的生命力在鼻子和嘴巴上。它们不停地抽搐、悸动，从双颊拉下无数扭曲的线条来。每个礼拜五，她到周围的人家送鸡蛋的时候，总是会卷了头发，用一束棉花做成的花朵系在宽松的外套上。她的嘴唇也画过了，成了一条细长而突兀的红线。她不会让自己像一个生活混乱的悲苦老太太，出现在新邻居的门口。

“以为我是他妈妈。”她接着说，“我没在乎，大笑了一通。不过，我跟你说，那是夏天，有一天他没去上班，搬了架梯子，爬到家里的黑樱桃树上帮我摘樱桃。我出来晾衣服，看见一个人，以前没见过的男人，手里提着我丈夫递给他的樱桃桶，而且毫不犹豫地坐下来，吃我桶里的樱桃。这是谁啊？我问我丈夫。他说，就是一个过路人。我说，要是你的朋友的话，就留下来吃晚饭吧。他说你说什么啊，我以前都没见过他。然后我就没再说话了。富勒顿先生过去和那个人说话，一起吃我打算做馅饼的樱桃。不过，我丈夫和谁都能说上话，不管是流浪汉还是耶和华的见证人，反正谁他都聊，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那家伙走了大概只有半小时，”她说，“富勒顿先生就穿着他的灰夹克衫，戴着帽子出门了。我得到市里见个人。我问，多久？不太久。就这样，他走上马路，朝老电车的方向走了。那时候，我在树丛里，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穿这样的外套，肯定很热吧？我说。就在这时候，我明白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他喜欢这里。他还说过要在后院养栗鼠。男人的心思啊，就算和他生活在一起，也不会知道。”

“很久以前的事儿吗？”玛丽问。

“十二年了。儿子们想让我把这里卖掉，搬到公寓去。但我不同意。那时候，我还有一群母鸡、一只母羊。多多少少都像养了宠物。有段时间，我还养了一只树狸当宠物，喂它口香糖吃。我说啊，丈夫们也许来了又去，但你住了五十年的地方，是另一回事了。算是和家里人开玩笑。另外其实我也想，万一富勒顿先生回来了，他肯定会先到这里来，他不知道别的地方啊。当然了，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找到这里了，现在的变化太大了。不过，我总有个念头，他可能失去了记忆，记忆恢复了就会回来了。有过这种事的。

“我不是抱怨，有时候我觉得，男人吧，要走，要留，都合情合理。我也不在乎什么变化，比如开始做鸡蛋生意了。但我不会去给人看孩子。总有这个人，那个人，来请我照顾孩子。我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房子住，也照顾了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永远都要照顾孩子吧。”

玛丽想起了生日聚会，站起来叫她的小儿子。“我想，明年夏天，我可能要卖我家的黑樱桃。”富勒顿太太说，“你要是要，就来摘，一盒五毛钱。我这把老骨头，已经爬不上去了。”

“这可太便宜了。”玛丽微笑，“比超市里便宜太多了。”富勒顿太太对超市降低鸡蛋价格已经怀恨在心了。玛丽从烟盒里摇出最后一根烟，留给了她，说包里还有一盒。富勒顿太太很喜欢烟，但是只能出其不意地给她，否则她是不会接受的。用照顾孩子的钱偿还烟钱，玛丽想。富勒顿太太如此不肯通融的性格，倒是让她感觉颇为愉快。每回从这里出去的时候，玛丽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路障中穿行。这座屋子和它周围的环境，都显得是那么的自给自足。花园和菜园错综复杂的布局似乎是恒久不变的。苹果树、樱桃树、用金属线加固的鸡舍、浆果地、木头铺就的步行道、木料堆，还有大量给母鸡、兔子或者山羊准备的简陋而阴暗的小棚子。这块地方，没有开放的规划，也没有干脆的设计，初来乍到的人完全看不懂秩序。当初的偶然就这么变成了最终的形态。一切已成定局，固若金汤，所有日积月累留下来的东西都似乎必不可少，就连走廊后头的洗衣盆、拖把、睡椅弹簧，以及一叠旧警察杂志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玛丽和丹尼沿着马路走。这条马路在富勒顿太太的那个时代还叫威克斯路，不过在如今的地图上，标的是石南花大道。这个地区叫花园宫，所有街道的名字都是以花命名的。马路两边的土地都还是裸露的，排水沟里流水满当当的，敞开的沟上横搭了一块块木板，一路铺开的木板就通往新盖的房子门口。这些白色的，崭新的，闪闪发亮的房子，在这块开裂的土地上，肩并肩，排成长长的一行又一行。她一直以为这些房子都是白色的，其实当然了，不完全是白的。外墙刷了灰泥，上了墙板。粉刷层是白色的，墙板都涂上了蓝色、绿色、粉色和黄色的图案，所有颜色都鲜亮而活泼。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三月份，推土机开到这儿，清理了这里的小树林、再生林，还有山林里的参天大树。没隔多久，这一排排的房屋便从巨石、残破的大树桩，以及一个个不可想象的隆起的土堆之间站了出来。开始时，这些房子还不太真实，在寒意料峭的灰暗天色里，只有新搭的木制框架。不过，接下来装了屋顶，黑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然后外墙，壁板，窗户。窗户上都贴着广告标记，幕丽玻璃，法兰西硬木板材，房子越发真实起来。每逢周末，未来的主人们便出现了，在屋子周围的泥浆里脚步沉重地走来走去。这些房子里住的都是像玛丽、她的丈夫和孩子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希望富有起来。花园宫，这个地方在对地址有所领悟的人心里自有位置。它没有松山那么昂贵，但比惠灵顿公园更为理想。这里的浴室很漂亮，三面墙都是镜子，铺的是瓷砖，管道也是彩色的。厨房的碗橱是轻型桦木，或者桃花心木。厨房和餐厅拐角的照明装置都是铜的，花架是砖砌的，和起居室和客厅的壁炉相配。所有的房间都宽敞明亮，地下室也干燥，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无瑕。优点已然清晰，每座房子的表情都骄傲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些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房子，沿着公路站成了一溜儿，坦率而又平静地互相凝视。

今天是星期六，所有男人都在自家房子附近忙忙碌碌，挖排水沟，盖假山，清理树枝灌木然后堆起来烧掉。他们一边劳作，一边互相竞争，比拼体力。他们以前也没做过这类事，都不是靠体力劳动吃饭的男人。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整天都在体力劳动。这样下去一两年后，就会有绿色的庭院、石头墙、美观的花床、装饰性的灌木丛。现在的地面挖起来肯定很艰难，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在下雨，不过这会儿天色已经放亮了，云层破开，露出了一缕细长的三角形天空。天的蓝色仍然是冷淡的，羸弱的，这就是冬天的色彩。在这群屋子的后头，路的一边种着笨重而匀称的松树，什么样的风都吹不弯。这些树随时都会被砍掉，因为这里要盖一排购物中心，卖房子的时候就是这么承诺的。

在这个新区的框架之下，还可以看到些别的，那就是老城区了。荒凉的老城区就在山脚下。之所以被称为城区，是因为那里有通往森林的有轨电车，屋子也有编号，沿着河岸则有城市的公共建筑。不过，像富勒顿太太家那样的老房子，都已经被没有修剪过的树丛，或者一丛丛野生的黑樱桃、悬钩子树隔开了。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房子，浓烟从烟囱中升起，外墙没有粉刷过，也没有修补，显示出岁月长短不同的沉积来。这样的房子都是被简陋的棚屋、成垛的木料、堆积的肥料以及灰色的木栅栏包围的。在含羞草大道、金盏花大道和石南花大道新盖的大房子中间，经常还能看见这种屋子—阴沉沉的，被围困着。它们的无序和突兀、不协调的屋顶角度和斜坡，透露出某种近似原始的气息，与这些街道格格不入。

“她们说什么？”伊迪斯问，添了点咖啡。她在自家的厨房里。生日聚会之后狼藉一片。蛋糕、盒装果冻、动物脸形状的饼干。一个气球从脚底下滚了过去。孩子们已经吃饱了，为照相摆过姿势了，也熬过了生日的游戏。现在，他们到后头的卧室或是地下室去玩了。他们的父母在喝咖啡。“她们在那儿说什么呢？”伊迪斯问。

“我没听见。”玛丽捧着空空的冰激凌杯子说。她走到水槽边的窗户跟前。云层的缝隙更大了，阳光从中射了出来。屋里似乎太过闷热了。

“在说富勒顿太太的房子。”伊迪斯说着，急匆匆地去了起居室。其实玛丽知道她们在说什么。邻居们的对话，如无意外发生，任何时刻都会岔到这个话题上，再一次掉进让耳朵生老茧的抱怨之中，逼得她只好绝望地看着窗户外头，或者盯着自己的膝盖，想方设法找出几句漂亮的解释，中止这个话题。她没有成功。她还得回去。大家都在等冰激凌。

一群邻居家的女人坐在起居室里，心不在焉地抱着自己孩子的气球。因为住在这条街的人家的孩子都还小，又住在一起，大家都觉得聚聚挺好的，所以大部分的生日聚会都会是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参加。这些每天都会见面的女人，今天都戴上了耳环，穿上了裙子，套上了尼龙袜，化了妆，做了头发。还有一些男人也在。史蒂夫，就是伊迪斯的先生，以及他请来喝啤酒的男人们。男人们都穿着劳动服。刚刚谈到的话题，则是少数几个男人女人都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要是我住她隔壁，我告诉你我怎么办。”史蒂夫表情愉快而温和，显然在期待随后的笑声，“我把孩子带过去，让他们带上火柴。”

“哦，可笑。”伊迪斯回答道，“这个笑话真老。你在开玩笑，我却得努力做点什么。我都给市政厅打过电话了。”

“他们说什么？”玛丽·罗·罗斯问。

“喔，我说，他们至少可以让她刷刷墙，或者把那些棚屋推掉一些。他们说不行，做不到。我说对这种人，肯定应该有现成的条例吧。他们说他们明白我的感受，他们非常抱歉……”

“没有条例？”

“没有。”

“但是，那些鸡，我觉得……”

“哦，对，他们不会让你我养鸡，但是她嘛，就有特殊许可。我忘记是怎么回事儿了。”

“我以后再也不买她的鸡蛋了。”贾妮·英奇说，“超市更便宜。再说，谁在乎要什么新鲜？还有，我的天呐，那个味道。我和卡尔说，我知道我们住在边远地区，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隔壁就是家畜棚。”

“街对过可比住隔壁更糟糕。我都纳闷，我们干嘛费半天劲要景观窗。每次家里来客人，我都想把帘子拉上，别让人家看见我家对面是什么东西。”

“得了，行了。”此起彼伏的女人声音中，史蒂夫突然插了嘴，“我和卡尔想告诉你们，要是我们能把道路的事儿办妥，她就得走。简单，合法。这就是巧妙之处呀。”

“什么道路的事儿？”

“我们正在准备。我和卡尔正在准备这件事儿，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了。不过，我们以前都不想说，怕办不成。你说吧，卡尔。”

“哦，道路许可。就是这样。”卡尔说。卡尔是一个房产销售员，长得结实，态度认真，踌躇满志的样子。“我想到可以这么解决，就去了一趟市政厅，查了一下。”

“什么意思，亲爱的？”贾妮以一种妻子的腔调，语气轻松地问。

“就是说，”卡尔回答道，“按规定可以给我们修条路，这个规定一直都有。因为一个地方建好了，必然要通一条路。他们大概没想到，大家高兴从哪里走，哪里就成了路，她的房子，还有七八堆东西，正好挡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市政厅通路。反正我们是要一条路的。这样，她就得搬走。这是法律。”

“法律。”史蒂夫流露出赞许的神态，“多么聪明的孩子。房产人都是聪明孩子。”

“她能得到什么？”玛丽·罗·罗斯问，“我看见这房子就恶心。不过，我还是不想看见别人住进救济院。”

“哦，会付给她钱的。远远超过实际价值的钱。看，这是为了她好。她得到了钱。这房子她既不能卖，也没法送人呀。”

玛丽开口之前，放下了咖啡杯。她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哆哆嗦嗦。“不过，你们想没想过，她在这里住了很久了。我们大部分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她就已经住在这里了。”她拼命地想找一些别的话，比现在这些话更保守，更理智的话，她不能让这群意志坚定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的话浅薄，浪漫主义。这样或许就把自己的辩论毁了。但她没有什么辩论。她就是花一个晚上，也找不到任何一句话反对他们的说法。这些战无不胜的说法，现在，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她侵袭。棚屋。扎眼。肮脏。私有产权。价格。

“你真的觉得能把自己的私有产权也弄得这么破败的人，还需要我们来考虑她的权利和主张？”贾妮觉得丈夫的计划受到了攻击，发出了质问。

“她在这里待了四十年了。现在我们来了，”卡尔回答，“所以，她的时代已经走了。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你想想，这栋房子压低了这条街每一座房子的价格。我做这行，我知道。”

另外一些声音也参与进来了。他们说什么都不太重要了，既然话里已经充满了独断的自信，而且还怒气冲冲。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力量，他们已经成年的证明，他们自我能力的证明，他们严肃态度的证明。愤怒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蔓延，在他们的声音中散发，如同一股狂热的洪流席卷了他们。对这个即将采取的行动，他们作为房主相互赞美，就像醉酒的人互相赞美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争取到每一个人了。”史蒂夫说，“用不着一家一家跑了。”

这时候已经是晚饭时间了，外头的天色暗了。大家都准备回家。妈妈们在帮孩子们扣扣子。孩子们不太高兴，手里紧紧抓着他们的气球、口哨、装满软糖的纸篮子。孩子们不再打打闹闹，几乎已经不再注意别的孩子了。聚会已然溃散，大人静了下来，感觉到疲惫了。

“伊迪斯，伊迪斯！你有钢笔吗？”

伊迪斯拿来一支钢笔，道路申请书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卡尔清理掉黏着冰激凌污迹的纸盘子，在餐厅桌子上起草了这份申请书。大家一边说着再见，一边机械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史蒂夫的表情还有些愠怒，卡尔一手压着纸站在旁边，一副办事的姿势，不过充满了自豪。玛丽跪在地板上，和丹尼的拉链斗争了半天，然后站了起来，穿上外套，理了理头发，戴上手套，随即又摘了下来。她再也想不到什么能做的了，于是走向餐厅的桌子，那是通往大门的必经之路。卡尔把笔递给了她。

“我不能签字。”她回答。她的脸刷地红了，声音战栗。史蒂夫碰了碰她的肩。

“出了什么事儿，亲爱的？”

“我不觉得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没有权利。”

“玛丽，你不在乎这里的环境吗？你也住在这里呀。”

“哦，我，我不在乎。”嗯，这真是奇怪。想象之中，每当你支持什么的时候，总是会声音洪亮，而周围的人被你惊醒，感到羞愧不安。但，在真实生活里，他们却都笑得别有意味。你立刻就会明白，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自己变成大家下次一起喝咖啡时的笑料。

“别担心，玛丽，她银行里有钱。”贾妮说，“她肯定有。有一次，我想叫她帮我照顾孩子，她的唾沫都溅我脸上了。她确实不是一个可爱的老太太，你也清楚。”

“我知道她不可爱。”玛丽回答道。

史蒂夫的手还搁在她的肩上。“哎，你觉得我们是什么人呀，一群妖魔鬼怪？”

“大家不是为了好玩想赶她走。”卡尔说，“这很不幸，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得为社区着想。”

“没错。”玛丽回答道。但是，她把双手塞进了外衣口袋，转身对伊迪斯说谢谢，谢谢你的生日聚会。她突然想到了，他们是对的，为了他们自己，不管为了什么，这都是他们必须做的。富勒顿太太老了，她的眼睛已经死了，没什么能触动她了。玛丽出了门，和丹尼走在路上。她看见一间间起居室的窗帘都已经拉上了。各种各样的花朵，叶子，几何图案，把房间和夜色隔开。户外已经很暗了，白色的房子模糊不清。云彩分裂，散开。一股浓烟从富勒顿太太家的烟囱里冒出来。花园宫的姿态，白天时是如此自信，到了晚上，仿佛就缩成了一片黑色的，原始的山脚景色。

起居室里的种种声音已经烟消云散了。玛丽想。如果真的烟消云散了，他们的计划也将被遗忘，一切都会顺其自然的。但是，这些人都是成功的人，他们都是良民。他们想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家，遇见困难他们会互相帮助。他们打算成立一个社区—社区，一说起这个词，他们仿佛在其中发现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恰如其分的神奇力量，丝毫没有犯错误的可能性。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把手插进口袋里，保留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以外。

重重想象

玛丽·麦奎德来了，我装作不记得她了。这似乎是最明智的反应。她说：“你连我都不记得，估计你是什么也不会记得了。”似乎让这个话题过去了，不过随即又补了一句：“我敢打赌，去年夏天你没去你奶奶家。我肯定你连这个也不记得了。”

叫我奶奶家，就连那个夏天，爷爷还活着的时候，也叫奶奶家。爷爷自己缩在一个房间里，就是前头最大的卧室，窗户里面装了木头百叶窗，起居室和餐厅也是这样的百叶窗，其他的卧室装的都是普通百叶窗。另外，走廊挡住了光，便于爷爷整天都能躺在昏暗的光线里。他雪白的头发，洗过后还做了护理，几乎和婴儿的胎毛一样柔软。还有，他的睡衣，他的枕头，都是白色的。他在房间里像是一座孤岛，人们靠近他的时候变得小心翼翼，同时却也是毅然决然的。身着制服的玛丽·麦奎德是房间里的另一座孤岛。大部分时间，她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风扇旁边，风扇似乎已然筋疲力尽，搅动空气的模样仿佛是在搅拌浓汤。她待的地方，要是想看书或者织毛衣什么的，肯定嫌暗，所以她只是在那儿等着，呼吸，发出来的声音如同风扇的声响，充满了苍凉的，一种无法描述的控诉的声音。

那时候我太小了，所以被放在婴儿床里睡觉。在家里我不睡婴儿床，不过，在奶奶家，给我准备的就是这个。床放在门厅对面的房间里，里面没有风扇，没有屋外那么灿烂。这座屋子的外头，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在阳光之下，仿佛水面炫目的光辉，给拉下来的百叶窗添了一道道闪电般的裂缝。谁能睡着？妈妈，奶奶，姑姑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来回重复她们每天都要叨来叨去的话。她们的声音在走廊上，在厨房里，在餐厅里。妈妈用一把黄铜把手的刷子，把餐厅的白布清理了。还有，圆桌上方垂下来的灯具上那些不亮的沉甸甸的奶油色玻璃花，也清理过了。每一顿饭都在这屋里吃，在这里烧，来这里拜访、谈话，屋里甚至有人在弹钢琴，弹琴的是我最小的姑姑伊迪斯，她还没有结婚。她用一只手弹钢琴，唱着歌儿：妮塔，胡安妮塔，南边的月亮轻轻地落下来。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屋子的天花板非常高，中间有大量阴暗的空间是浪费的。每当我躺在婴儿床上，燥热得难以入睡时，我就看着屋顶空荡荡的，污迹斑斑的墙角。我能感到—虽然并不确切知晓，房子里的其他人也一定能感到—潮湿炎热的空气中死亡的气息，就像一小块神奇的冰。而玛丽·麦奎德穿着她浆洗过的白色制服，等待。她自己就像座冰山，巨大，阴沉，愤怒，等待，呼吸。我把责任归咎在了她身上。

所以，我装作把她忘掉了。她没有穿白制服，白制服也并没有让她变得不危险。不过至少说明，她的力量施展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在户外的阳光之下，没有穿白衣服，她就显出浑身的雀斑，但凡能看见的地方，全都有雀斑，好像麦片撒在她身上了。她的头发是天然的铜黄色，闪闪发亮，弯弯曲曲地盘在头顶。她的声音刺耳，粗哑，而抱怨则是她每天日常的谈吐。“我就得整天一个人来洗这个吗？”她在后院冲我嚷嚷。我跟她走到晾衣服的阳台上，她叹了一口气，放下搁了湿衣服的篮子，“把夹子递给我。一次递一个。递上来给我。这么大的风，我不该出来的。我支气管已经有问题了。”我仰着脑袋，像一只被拴在她身上的动物，给她一个接一个地喂夹子吃。门外是寒冷的三月天，她看起来没那么肥硕了，气味也淡了不少。在屋里，我永远会闻到她的气味，就连她很少进去的房间都有。是什么气味呢？像金属，又隐约像某种香料，或许是丁香？她最近牙疼。或者像我感冒的时候，往胸口擦的配方药水。有一次我跟妈妈说，妈妈说：“别犯傻了，我什么气味也没闻到。”所以，我就再也没提口味。对，也有一种口味。玛丽·麦奎德准备的食物都有这种味道，或者说但凡她在场的时候，我吃的东西就有这种味道。我早饭的麦片粥、中午的烤土豆，还有在后院她给我吃的面包片、黄油、红糖。这是一种奇怪的，咬到沙子般疙疙瘩瘩的，阴沉的味道。我爸爸妈妈怎么会不知道呢？不过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某些原因，装作不知道罢了。而这，我一年前并不知道。

她把衣服都晾好了，就开始泡脚。她的腿笔直，像从热气腾腾的盆里钻出来的排水管，圆滚滚的，两只手分别搁在两个膝盖上。她弯下腰对着热气，发出疼痛或者是满足的叹息。

“你是护士吗？”我问。妈妈说她是护士。所以我这个问题像在挑衅。

“是的，我是护士，我真希望我不是啊。”

“你也是我的姑姑？”

“要是我是你姑姑，你就应该叫我玛丽姑姑，对不对？但你没这么叫，是不是？我是你家的表亲，是你爸爸的表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找我，没去找别的护士的原因。我是个职业护士。家里总有人生病，我就要照顾他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我怀疑。我怀疑真的有人会请她。她来了就做她自己喜欢的饭菜，重新摆放东西以方便她来用，然后抱怨说工作负担重，在屋子里释放她的气味。再说，要是她不来，我妈妈就不会整天跟床拼了。

我妈的床支在餐厅，省得玛丽·麦奎德爬楼。妈妈梳两条粗粗的麻花辫，双颊发黄。她的脖子暖暖的，永远都散发出一股甜葡萄的花露水味道。不过，她层层衣服下的身体，则成了一些硕大而又脆弱的，神秘兮兮的部位，举动艰难。她以一种第三人的语气，郁郁寡欢地形容自己说：“小心，别伤到妈妈，别坐在妈妈腿上。”每回，她只要一说妈妈，我就浑身发冷，像提到耶稣的名字一样，一种悲惨以及羞愧感顿时贯穿了我全身上下。这个“妈妈”，我真正的，有一个温暖的脖子的，脾气暴躁的，能赐予安慰的人类妈妈，在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永久的，受伤的幻觉。她如同耶稣一般悲伤，俯视我的一切邪恶罪行，而我自己还不知道会不会犯下这些罪行。

妈妈替一个阿富汗人织方巾，各种紫色的图案。方巾掉在床单被褥里，她也不在乎。只要一完工，她就把它们忘记了。她还忘记了自己讲的故事。塔楼里的王子。一个王后被砍头的时候，把小狗藏在了自己的裙子底下。还有一个王后把毒药从她丈夫的伤口吸吮出来。还有她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对我来说，陌生的时代仿佛都是传奇。她把自己托付给了玛丽。她像个孩子一般呜咽：“玛丽，帮我揉揉背吧，我都要急死了。”“玛丽，你能帮我倒杯茶吗？要是我再喝点茶，我觉得我能跳到天花板上，就像个大气球一样。你明白吗，我的要求就这么多了。”玛丽的笑声短促：“你，你想跳到哪里去？你哪儿也去不了。要让你动一动，还得有台起重机呐。现在赶快吧，喝吧，反正你只会更糟，不会更好了！”她嘘嘘地叫我下床，开始拽床单，动作一点也不温柔。“你把你妈妈累坏了吧？这么好的天气，你打扰你妈妈干什么？”我妈妈说：“我想她是寂寞了吧。”一个虚弱又虚伪的辩词。“她在院子里不会比在这里更寂寞。”玛丽回答道，语气带着她特有的傲慢、含糊和恶毒。“穿上你的衣服，出去！”

自从她来了以后，爸爸也变了。他进屋吃饭的时候，她总是守候在那儿，几个玩笑就让她膨胀得像只牛蛙，面露凶相，脸色通红。她把生白豆放进他的汤里，硬得就像鹅卵石，站在一旁等着看他会不会好脾气地把这些豆子吃掉。她把什么东西粘在他水杯底下，看起来像只苍蝇。她给他的叉子，上面的刺少了一根，装作她自己根本没留意似的。他把叉子往她身上砸过去，没砸中，却把我吓了一大跳。妈妈和爸爸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安静严肃地谈话。但在爸爸家，就连大人也拿橡胶虫子或甲壳虫恶作剧。他们总是叫体型肥胖的姑妈们坐摇摇晃晃的小凳子，叔叔伯伯则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屁，嘴上还说着：“喔，坚持住！”一脸骄傲的样子，仿佛他们刚吹了一首复杂难学的小曲儿。就连问问他们的年龄，他们都要说上一段冗长的废话。所以，一和玛丽相处，爸爸就恢复了自家的态度，就像他回到他的家里，吃的是一堆堆烤土豆、腊肉、厚面饼，喝的是从马口铁壶里倒出来的又黑又浓，口味像药水的茶水。他感激地说：“玛丽，你知道男人该吃什么！”接下来的一句是：“你不觉得你应该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男人去喂养吗？”这句话的结果是，飞过来的不是叉子，而是抹布。

他调戏玛丽的话总是和丈夫有关。“今天早上我替你想了一个人。”他会这么说，“我不是和你开玩笑，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她紧闭嘴唇，发出几声冷笑，随之喷出一股愤怒的喘息。她的脸红了，红得不是一般二般，身体在椅子上猛然抽搐，压得椅子发出吓人的轰轰声。勿庸置疑，她享受这些玩笑。这些不合情理的荒谬婚配，肯定会被我妈妈说成是残酷的玩笑。对一个老姑娘开男人的玩笑，残酷，没有礼貌。不过，在爸爸家里，他们一直拿这个话题取笑她。还有别的可说的吗？她越阴郁，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们的玩笑就越多。在这种家庭，他们说你“敏感”，就是缺点了，正如他们对我妈妈的评价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们，对任何针对个人的残酷、鲁莽，早已经锻炼得心如铁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拥有的瑕疵或者失败，要是能够博得大家笑声一片，应该倍感骄傲。

晚饭的时候，屋里暗下来，尽管白天的时间已经拉长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电。后来很快就通电了，大概是第二年的夏天。不过那会儿，桌子上有一盏酒精灯。爸爸和玛丽·麦奎德在火光中投下了巨人般的身影，他们脑袋的影子随着谈话和笑声笨拙地摇来摆去。我没看他们人，我看着他们的影子。他们问：“你在做什么美梦？”其实，我没有做梦，我在试图明白面前有什么危险，解读侵犯的迹象。

我爸爸说：“你想跟我去看陷阱吗？”爸爸沿着河岸布置了一条诱捕麝鼠的陷阱路线。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花好几天，好几夜，甚至好几星期在丛林里待着，沿着瓦瓦娜什的溪流来来回回。那个时候不光是抓麝鼠，还有赤狐、野生水貂、貂鼠，所有入了秋，皮毛就变得昂贵的动物。春天唯一能抓到的就是麝鼠。他结婚以后安定下来以务农为生，只留了这一条线，即使这条线也只存在了几年。这一年大约是最后一年了。

我们穿过田地。这块田去年秋天用犁翻过了。犁沟上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但其实不是真正的雪花，只是一层轻而薄的冰渣，就像结了霜的玻璃，脚后跟一踩，便分崩离析了。这块地位于下山的缓坡之上，通往河边的岸滩。一些篱笆墙已经被沉重的积雪压塌了，我们跨过去就行了。

爸爸的靴子走在前头。对我而言，他的靴子是独一无二，格外熟悉的，仿佛是他本人的一个信号，如同他的脸。当他脱掉靴子，靴子就搁在厨房的角落里，散发出一种综合了肥料、机油、黑泥浆的气味，腐烂的碎屑一条条镶嵌在靴底上。它们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他们只是暂时分离，它们在那儿等着他。它们有一种顽固的，毫不妥协的表情，甚至还有些冷酷。我想这种冷酷，和随时准备开玩笑的机敏以及谦恭的态度一样，都是爸爸外表的一部分，是他的脸上浑然天成的搭档。冷酷也不会让我害怕。爸爸总是会回来的，从我们并不知晓的地方，回到我和妈妈身边。

比如说一只麝鼠在陷阱里。开始，我看见它在水边浮动，像一种什么热带的东西，黑压压的蕨类植物似的。爸爸把它拉上来，毛发便不再飘动，而是粘在了一起。蕨类植物变成了一条尾巴，连着一个老鼠的身体，滑溜溜的，还在滴水。它的牙齿露了出来，它的眼睛在头顶，死气沉沉，呆滞阴暗，像洗过的鹅卵石一样闪着光芒。爸爸晃荡它，它急速打转，冰冷的河水雨点一般落了下来。“一只漂亮的老老鼠。”爸爸说，“这是一只老鼠王，这么大，你看它的尾巴！”然后，大概是觉得我害怕了，或者只是想给我看看样品的真正魅力，看看完美的机械设备，他把陷阱从水中拎出来，和我解释怎么用。老鼠的脑袋立刻就被拖了下去，仁慈地溺死了。我没明白，也不是太在乎。我只想摸一摸它浸泡在水里的僵直的身体。这是一个死亡的证物。但是我却不敢。

爸爸拿出几个冬天里起了皱的黄苹果，放进陷阱当新诱饵。他把老鼠的尸体扔进了挂在他背上的大黑口袋，样子像画里走街串巷的小贩。他切苹果的时候，我看着那把削苹果皮的小刀。刀锋细长，闪亮。

接着，我们沿着河往下走。瓦瓦娜什河的水位很高，奔流冲激。水流的中间，被阳光照耀到的地方一片银光粼粼，河水如同飞箭一般穿梭，汇集成滚滚的洪流。这就是波浪。我想。我觉得，波浪是一种和河水并不全然相同的东西。正如风和空气并不是一种东西，也有自己的形状一样。河岸陡峭、打滑，这时节，排成行的柳树依然光秃秃的，弯着腰，看起来和小草差不多虚弱。河水的动静并不喧嚣，倒有几分幽深，仿佛这些声响来自远方，来自河流中间的深处。在某些个隐匿的地方，水流从地下咆哮着，滚滚而出。

河水蜿蜒，我失去了方向感。我们在陷阱里找到了不少老鼠，都拎了出来，摇晃，扔进口袋，重换诱饵。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脚，越来越冷，不过我没告诉爸爸。我没法和他说，而且他也永远不会告诉我小心一点，离水远一点。他觉得理所当然，我自己应该有足够的理智，不至于掉到水里去。我也没有问我们走了有多远，没有问他的陷阱到哪里结束。隔了一段时间，树林就被我们甩在了后头，下午的阳光也暗了下来。片刻，我突然想了起来，从我们家院子看见的，就是现在我们在的这片树林。一座扇形的山从树林中间升起。冬天的时候，山上都是光秃秃的树，在天空的映衬下，看起来就是一些细瘦的树枝。

这会儿，我们所在的河岸上不再是柳树，而是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比我的个子还要高。爸爸下水的时候，我在小径上停下了脚步，差不多是站在离河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朝陷阱弯下腰，我就看不见他了。我慢吞吞地往四周看。我看见了什么东西。更远点的地方，往岸上更高一点的地方，一个男人正在往下走。他无声无息地穿过灌木，动作轻巧。可能他正沿着一条小路走，但是我看不见。开始，我能看见他的上半部分，他的脑袋。他肤色阴暗，高高的前额光秃秃的，长发披在耳后，双颊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在灌木稀疏的地方，其他部分也能看见了。他的双腿修长，灵活，细瘦，穿着土褐色的迷彩服。他手里拿着的东西被阳光照得发亮。是把斧头，或者是短柄小斧。

我没有跑去提醒爸爸，也没有叫他。这个男人抄了条近道，继续走到河边。大家常常都说吓得一动不动，我就被钉在了原地，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让我震撼的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是熟识感。我没有意外，这样的情景并不会让人意外。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永远都有，发生得自然而然，进展得微妙，轻松，不急不忙，仿佛起初，此事源于你自己的愿望，希望有个最终的结果，一种可怕的结果。这样的男人，我这辈子只见过一个。在一座大厅里，黑漆漆的尽头，他躲在角落的门后头。所以，我现在看见他，我只是等着，如同老照片里的孩子，在阴暗的正午天空之下，浑身通了电似的，一头燃烧的头发，孤儿安妮般灼热的眼睛。这个男人穿过灌木，一路溜下去，朝爸爸的方向去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会有别的可能，更别提抱着希望。我以为只会有最糟糕的结果。

爸爸还不知道。他站直身体的时候，这个人离他三英尺不到，正好挡住了我的视线。静悄悄的片刻之后，我听到爸爸的声音，平静，并且亲切。

“乔，你好吗？嗯，乔，好久没见到你了。”

这个人一句话没说，只是缓缓地走近爸爸，仔细地看着他。“乔，你认识我的。”我爸爸说，“我是本·乔丹，我出来查查陷阱。今年河里可有不少好老鼠，乔。”

男人用不信任的眼神，飞快地扫了一眼爸爸刚放过诱饵的陷阱。

“你应该拉条线，自己待在线外头。”

没有回答。男人拿着他的小斧头，在空气里轻轻地劈来劈去。

“这季节已经太晚了。河水已经退下去了。”

“本·乔丹。”这个人突然开口了，费了这么半天劲，让他说话仿佛和跳窗户一样难似的。

“我以为你早认出我来了，乔。”

“我不知道是你，本。我以为是赛拉斯家的人。”

“哦，我都告诉你了，是我。”

“他们老是跑到这里来，砍我的树，弄倒我的篱笆。你也知道，我已经受够了。就是他们干的。”

“我听说了。”爸爸回答道。

“我不知道是你，本。我没想到是你。我带了斧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他们。要是知道是你，我就不带了。你跟我去看看我现在住在哪里吧。”

爸爸叫我：“我今天带孩子一起出来的。”

“喔，你们两个都来吧，来暖和一下。”

我们跟在这个男人身后。他还是拿着斧头，漫不经心地晃着他的斧头，爬上了斜坡，走进了树林。树林里的空气冷飕飕的，脚底下是真正的雪，冬天留下来的雪，有一英尺到两英尺深。绳子在树干上绕了一圈又一圈。一个奇特的阴森森的地方，奇特如呼吸制造的暖意。

我们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走在一片枯草地上，从一条小路岔到另外一条稍宽的小路上。有什么从地里冒了出来，是一个朝一边倾斜的屋顶，没有顶点。屋顶上伸出来一根加盖的管子，烟从里面飘出来。我们顺着形似阶梯的路走下去，进了一个地窖。就住在这里，一个加了屋顶的地窖。爸爸说：“看起来你把它整理得挺适合你自己住的，乔。”

“挺暖和的。这样藏在地底下当然暖和。我想，再盖座房子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既然能烧一次，就会再烧一次。再说，我要房子干什么？这里的地方已经够用了。我收拾得挺舒服的。”他站在最底下的台阶上，开了房门，“小心碰头。我不是说大家都应该住在地洞里，本，虽然动物都住在地洞里。总之一般来说，动物做的事，都是有意义的。不过，结了婚的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笑笑，“至于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呢。”

地窖并非完全晦暗，装了老式地窖的窗户。微弱的，灰蒙蒙的光从外头洒了进来。他点亮煤油灯，把灯搁在了桌子上。

“喏，现在你们能看清楚了。”

只有一间房间，地上铺着的木板并没有钉在一起，只是用木板铺了一条可以走的路。类似平台的地方搁了一个炉子。桌子，沙发，椅子，甚至还有个碗柜，几块厚厚的，脏兮兮的毛毯，这种毯子一般是放在雪橇上，或者给马盖的。也许，要是这儿气味没这么难闻（煤油味儿，尿味儿，泥土的味道，空气里陈旧霉变的味道），我会觉得这种地方也是我自己想要安身的地方。它就像我自己冬天的时候，用雪堆起来的屋子。再用木柴棍搭起家具。像很久以前我在家里走廊下搭的屋子。那块从不曾被太阳照耀，也不曾被雨水淋湿的布满灰尘的古怪地面，成了我的地板。

不过，我还是保持警惕的。我坐在灰尘遍布的沙发上，装作什么都没在看。爸爸说：“你这里真温暖舒适啊，乔。这就对了。”他坐在桌子边，桌子上搁着那把斧子。

“你应该在化雪之前来看看，除了烟窗什么也看不见。”

“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寂寞？”

“不会。我从来不是怕寂寞的人。而且，本，我还有只猫。猫哪里去了？喔，他在这里，炉子后面。也许他不太喜欢有客人。”他把猫拽了出来，一只硕大的褐色公猫，长了一双郁郁不乐的眼睛。“给你看看他会干什么。”他从桌子上拿下来一只小碟子，从碗柜里取出一个有金属螺盖的玻璃瓶，把什么东西倒在碟子里。他把碟子放到了猫面前。

“乔，猫不喝威士忌的吧？”

“你等着看吧。”

猫站起来，不自然地舒展了一下身体，不怀好意地朝周围望了望，低下脑袋喝了。

“纯威士忌。”我爸爸问。

“我打赌，你以前没见过。大概以后你也没机会见了。不管什么时候，这只猫都喜欢威士忌，不喜欢牛奶。事实上，他已经不喝牛奶了，他忘记那是啥了。你想喝点吗，本？”

“不知道你从哪里弄来的酒，我的胃不见得有你的猫那么好。”

猫已经喝完了。他从碟子旁边走开，等了一会儿，纵身一跃，落地时摇摇晃晃，不过也没摔倒。它来回地摇晃，爪子在空气里刨了几下，绝望地喵喵直叫，然后朝前冲过去，一直溜到了沙发底下。

“乔，你要再这么干，猫会挂掉的。”

“这对他没坏处，他喜欢。来，让我们看看，给小姑娘吃什么？”什么也不吃，我希望。但是，他拿过来一罐圣诞糖果。这些糖似乎是化过以后又凝固了，然后又化过，所以彩色的花纹都变形了。糖有股指甲味儿。

“赛拉斯家的人老是来烦我，白天来，晚上也来。他们一直骚扰我，晚上我都能听到他们在屋顶的动静。本，你要是碰到赛拉斯家的人，可以告诉他们，我等着他们。”他拿起斧头，砍在桌子上，砍破了本已经破烂的油布。“我还有一把鸟枪。”

“也许他们不会再来了，永远也不会骚扰你了，乔。”

男人咕哝了一声，摇了摇头：“他们永远不会住手的。不会的。他们不会停手的。”

“试试吧，别再注意他们了。他们一累，就会走了。”

“他们会把我烧死在床上。他们以前就想这么干。”

我爸爸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指在刀刃上试了一下。沙发底下，猫还在喵喵叫，用爪子挠，不过似乎幻觉发作的痉挛越发无力了。我太累了，寒冷之后的暖和，外加无法忍受的困惑，我睁着眼睛就睡着了。爸爸把我放了下来。“现在你该醒了吧？站起来。看，一袋子老鼠呢，我没法背你回家。”

这时候，我们在一座蜿蜒的山顶上，我就是在这里醒来的。天已经黑了。被瓦瓦娜什河汲干的乡间盆地，就在我们面前。还没有长出树叶的树丛，像一块发绿的灰色污迹。一片枯黄的田野那边，常青树林经过一个冬季，显得晦暗模糊，破败萧条。其他一些土地经过去年的翻犁，再被一层层的雪慢慢清洗过后，颜色更加沉着（就像几个小时之前，还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路过的田野）。远处能看见微小的栅栏和一群群的棕色谷仓。房屋四下散落，显得微不足道。

“那是谁家的房子？”爸爸手指指向远方，问。

我们家的，过了大概一分钟，我明白了。我们绕了半个圈子，走到了冬天的时候没人能看见的这一边。从十一月到来年四月，前门就不开了，边边角角都塞了抹布和纸片，挡住从东边吹来的风。

“这是下山的路，还不到半英里，你自己走回去就行了。很快我们就能看见餐厅的灯了，你妈妈就在那儿。”

路上，我问：“他为什么拿着斧子？”

“嗯……听着，”爸爸回答道，“你在听我说话吧？他拿着斧子，但是没打算伤害人。这是他的习惯，他习惯带着斧子到处走。不过，在家里不要提这件事。不要告诉妈妈，也不要和玛丽说。谁也不要说。她们会吓坏的。我们没吓坏，她们就未必了。说了没用，没好处。”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什么你不要说？”

我回答：“斧子。”

“你没有害怕吧？你害怕吗？”

“没有。”我积极地回答，“谁想烧死他，还要烧掉他的床？”

“没人。除非他自己这么干。上一回就是他自己干的。”

“赛拉斯家是什么人？”

“什么人也不是。”我爸爸说，“没有这号人。”

“我们今天替你找了个合适的人，玛丽。哦！我真希望我们把他带回家来呀。”

“我们以为你掉进瓦瓦娜什河了。”玛丽·麦奎德迅速地回答，马上就把我的靴子和湿袜子剥了下来。

“乔·菲彭就在树林那头。他快乐地生活在一块没有人的土地上。”

“他！”玛丽炸开了，“我可知道他！他把自己的房子都给烧了！”

“没错。现在他没房子，但过得挺好，住在一个地下洞里。你会像土拨鼠那样安逸的。”

“我打赌，他住进自己的臭屎堆里了。好吧。”玛丽递给爸爸晚饭。他则告诉她乔·菲彭，带屋顶的地窖，地上铺的木板。他省略了斧头，但说了威士忌和猫。对玛丽来说，这就够了。

“能做出这种事的人，应该被铐起来。”

“也许吧。”爸爸回答道，“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不要那么早抓住他。老乔啊。”

“吃你的饭。”玛丽朝我弯下腰来。刚开始，我都没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她了。“看看她，”她说，“眼珠都快掉出脑壳了。她一直在场，都看到了吧？难道他也让她喝威士忌？”

“一滴也没有。”我爸爸回答说。他隔着桌子，平静地看了看我，就像童话故事里，孩子们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可怕的陌生人达成了协议，然后发现了真相，明白自己的恐惧只是无端的猜测。刚刚从绝无仅有的惊险中逃跑，他们拿起刀叉，谦逊而又端庄地想，从此之后要快乐地生活。我就是这样的状态，心怀秘密，感觉茫然，内心却又充满了力量。我一个字也没有说。

谢谢让我们搭车

表哥乔治和我坐在一家名叫波普咖啡的餐馆里，这是在靠近休伦湖的一个小镇上。室内光线昏暗，灯还没有开。不过，在落了苍蝇的，微微发黄的草莓圣代和西红柿三明治剪纸中间，贴在镜子上的告示还是能看清楚的。

“别打听，”乔治读道，“要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还有：“要是你闲着没事儿干，不如去找个适合你的鬼地方。”乔治什么都要大声念出来，不管是海报、公告，还是缅甸刮胡水的广告词：“教堂湾，人口一千七百人，公路布鲁斯出口。我们爱我们的孩子。”

我想知道这是谁的幽默感，给大家看这种告示。我想，也许是收银台后头的那个男人。波普？咬着一根火柴，看着外头的马路，也不看别的，就看着有没有人被人行道上的裂缝绊了一下，或者车胎爆了。也许波普只是在自嘲。扎根一般地坐在收银台后头，体型庞大，冷嘲热讽，漠不关心，怎么看也不像会做这种事。甚至不用这样，也许只要来回走走，开车逛一圈，去一些地方，这个地方就能证明它的荒谬。在小镇上，你可以看见往窗外瞅的人们，坐在台阶上的人，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见这样的判断。他们脸上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是如此之强烈，仿佛他们已经承受了足够的幻灭，并且，暗暗以满足的心情保持着他们的幻灭。

这里只有一个女服务员，一个矮矮胖胖的姑娘。她靠在柜台上，正在抠自己手指甲上的指甲油，把拇指上的指甲油剥得差不多的时候，她就把大拇指搁到自己的牙齿上，专心致志地前后磨。我们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没理我们。大概两三分钟后，她把手指放下来，一边打量手指，一边说：“我也想知道呢，等你们发现呢。”

“好吧。”乔治回答说，“我叫你米奇怎么样？”

“我不介意。”

“你让我想起了米奇·鲁尼〔1〕。”乔治说，“喂，这镇上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大家都跑到哪里去了？”米奇背过身子，开始喝咖啡。看起来，她不打算再和我们讲话了，所以乔治有点神经质的不安，就像他被强迫要安静下来，被强迫一个人待着一样。“喂，这镇上，连姑娘都没有了吗？”他说话的表情，简直是忧郁。“这里没有姑娘，没有跳舞的地方，或者其他什么？我们在这里谁也不认识，你不愿意帮我们一点忙吗？”

“舞厅往下走，在海滩边。劳动节关门。”米奇冷漠地说。

“没有别的舞厅？”

“威尔逊学校外头，今天晚上有舞会。”米奇回答道。

“老式舞会？我不去老式舞会。所有人都跑过去，那种以前在教堂的地下室办的舞会。哦耶，大家转起来，我可不喜欢。美好的教堂地下室。”乔治的语气带着无来由的怒气，“你不会记得的，当时你太小了。”

这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乔治已经在百货公司的男鞋部工作了三年，这就是区别。不过，我们都还没操心回城的事儿。我们现在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出其不意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相遇。我有一点钱，乔治则身无分文。我有我爸爸的车，乔治以前的车没了，以后的车还没有来，这事儿让他一直有点暴躁，不太高兴。不过，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些让他不开心的事儿。我能感觉到，他在制造一种自足的良好感觉，老朋友的感觉，假装我是一个老男人，一个好孩子，一个真正的人物，不在乎这么复杂的角色有没有冲突。尽管如此，当我看着他温柔的，笨头笨脑的，金发碧眼的英俊模样，就不会多想了。他有性感的粉红色嘴唇，经常的困惑给他的额头添了些惊异和恼人的纹路。我能想象出他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

碰到他之前，我开车去湖边接我妈回家。她参加了一个女人的湖畔休假营。她们在营地靠喝果汁，吃白软干酪来减肥，清晨在湖里游泳。这种休假显然是有宗教目的的，因为那儿还有一个小礼拜堂。我的姨妈，乔治的妈妈，也在那儿。我到了大概一小时，乔治也到了。他不是去接他妈妈回家的，而是去问她要钱的。他和他爸爸关系不太好，而且他在男鞋部赚的钱也不多，所以经常身无分文。他妈妈说，要是他肯留下来过一夜，第二天陪她去教堂，就借给他一些钱。乔治就同意了。然后我和乔治就开车跑了，沿着湖边开了有半英里远，到了这个小镇。我们以前都没来过这个小镇。乔治说这里有丰富的私酒和大把的姑娘。

这是个连柏油路都没有的小镇，宽阔的沙石路面，光秃秃的院子。只有耐寒耐旱的东西，比如黄的红的旱地金莲花，卷曲的褐色叶子的丁香花，能从干裂的地面钻出来。房子和房子之间的距离遥遥，每座屋子后头都有自己的水泵、棚屋以及厕所，大部分都是木头盖的，刷成了绿色、棕色、黄色。这里的树，都是粗大的柳树，或者白杨树，它们精致的叶子积着灰土。小镇的主干道两边都没有树，只有一块块光地，长着高高的野草、蒲公英和蓟类植物。商店建筑之间是开阔的乡村。镇公所大得惊人，塔楼上有一座漂亮的大钟，塔楼的红砖在小镇褪色的白色木墙之间格外的耀眼。大门边的告示说，这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难战士纪念堂。我们在外头的饮水处喝了水。

我们在主干道上开着车，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乔治说：“什么垃圾！”然后说：“嗨，看看这个！喔，也不是太好。”路上的人都要赶回家吃晚饭了，商店的影子气势磅礴地落在地上，我们于是进了波普咖啡馆。

“哎呀，这镇上就没有别的饭店了吗？你看见别的饭店没？”乔治说。

“没看见。”我回答道。

“我去过的其他镇子，”乔治说，“窗户外头挂着猪，实际是从树上挂下来的。不是这里，上帝！我猜现在的季节太晚了。”

“你想去看场戏不？”

门开了。一个姑娘走了进来。她走上台阶，坐在一条长凳上。走路的时候，裙子摇来摆去。她长了一张昏昏欲睡的长脸，没有胸，头发卷曲，脸色苍白，几乎可以说丑陋。但是，她浑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性的光环。乔治顿时愉快起来，尽管也没有非常愉快。他说：“没关系，够了。紧急情况嘛，危急情况嘛。”

他走到柜台那头，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开始攀谈。过了大概五分钟，他们一起朝我走过来了，女孩在喝一瓶橘子汽水。

“这是爱德莱德。”乔治说，“爱德莱德，爱德莱德，甜蜜的爱德莱德呀。我叫她甜蜜的爱，甜蜜的爱。”

爱德莱德只顾吸她的吸管，根本没理会。

“她没约会。”乔治说，“甜心，你没约会吧，是不是？”

爱德莱德摇了摇头，动作非常之轻。

“你和她说的话，她一半都没在听。”乔治说，“爱德莱德，甜蜜的爱，你有没有朋友？你有没有年轻的，可爱的小姑娘朋友愿意和小伙子出来？你，她，和男人？”

“看情况。”爱德莱德回答道，“你们想去哪儿？”

“你说哪里就去哪里。开车去。也许去欧文桑德。”

“你有车？”

“是啊，是的。我们有车。来吧，你肯定有男人喜欢的可爱小姑娘。”他用手臂搂住这个女孩，手指搭在她衣服上，“出来吧，我们带你看看车。”

爱德莱德说：“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可能愿意来。和她约会的那家伙已经订婚了。他的未婚妻来了，待在他那里。他住在湖边，他爸爸妈妈的房子……”

“哦，好吧，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乔治问，“她叫什么名字？来吧，走，咱们去接她。你想坐在这里喝一晚上的汽水？”

“我喝完了。”爱德莱德回答说，“她也可能不会出来。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出来？她妈妈晚上不让她出门？”

“哦，她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爱德莱德说，“不过有几次她不想出来。我不知道。”

我们出了门，上了车。乔治和爱德莱德坐在后座。从咖啡馆沿着主干道只过了一个街区，车经过一个瘦削的金发女孩身边，她穿了一身家常衣裤。爱德莱德叫道：“停车！就是她！洛伊丝！”

我靠路边停车，乔治的脑袋探出窗户，吹口哨。爱德莱德叫她，女孩毫不犹豫，从容不迫地走了过来。爱德莱德对她解释的时候，她笑了，谈不上热情，只是礼貌。乔治一直在说：“快，上车，来吧，我们上车再谈。”女孩笑，根本没看我们一眼，让我惊讶的是，过了一会儿，她打开车门，钻进了车里。

“我没什么事儿。”她说，“我男朋友不在。”

“是这样？”乔治说。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爱德莱德给了他一个不高兴的警告表情。洛伊丝似乎没听到他的话。

“最好开车到我家去一下。”她说，“我刚出来买可乐，所以只穿了家常衣服。最好到我家停一下，我换件别的衣服。”

“我们去哪里？”她问，“我看看我要换什么衣服。”

我回答道：“你想去什么地方？”

“好吧，好吧。”乔治说，“万事之首就是我们要先喝一瓶，然后再决定去哪里。到哪儿买酒？”爱德莱德和洛伊丝都说知道，然后洛伊丝对我说：“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可以进屋等我，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扫了一眼后视镜，想，她大概已经和爱德莱德有了默契。

洛伊丝家有一张旧沙发，就在门廊上，几块毯子挂在扶手上。走在院子里时，她走在我前头。她淡淡的长发扎在脖子后面，皮肤上的雀斑如同遍布的灰尘，但颜色不深。就连她的眼睛，色彩都是淡淡的。她冷淡，瘦小，苍白。她的嘴巴看起来有种嘲弄，也有明显的庄重。我估计她大概和我差不多大，可能还稍长几岁。

她打开前门，以一种清楚的，却又不自然的腔调说：“很高兴介绍你认识我的家人。”

狭小的前屋地板上铺了油地毡。窗户上挂着印花的纸窗帘。光滑的躺椅是尼亚加拉瀑布的图案，躺椅上搁了一个靠垫，上面印着“给妈妈”。一个黑色的小加热炉，盖了一个夏天用的纱罩。大花瓶里放的是纸折的苹果花。一个清瘦的高个子女人进了房间，用毛巾擦手，顺手把毛巾扔在了椅子上。她的嘴里全是青白色的陶瓷牙，脖子上挂着长长的绳子，晃来晃去。因为洛伊丝的通告那么突然，那么别有用心地变成了传统方式，我只能和她问好了。我困惑她是不是误解了约会的意思，以为乔治策划的约会是为了这个。我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她的脸看上去并不无知。她看起来经验丰富，镇定沉着，心怀敌意。也许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嘲弄我，把我变成一幅约会漫画：傻笑的男孩小心翼翼地进了前厅，等着认识好姑娘的家人。但有点离谱。她连看都没好好看我一眼，就一边答应和我出去，一边故意让我难堪。她为什么要费这心呢？

洛伊丝的妈妈和我一起坐在躺椅上，她开始和我攀谈，解释我的约会。我留意到屋里的味道，狭小空间内的陈腐味道。床单、油炸食品、清洗剂以及药膏的味道。还有灰尘的味道，尽管屋里也没有多少灰。洛伊丝的妈妈说：“停在外头的车不错。你的车？”

“我爸爸的车。”

“哦，多可爱的车！你爸爸有这么好的车。我一直觉得，这样的车谁都想要。我没时间搭理那些内心充满忌妒的人。我觉得它就是可爱。我相信你妈妈要是喜欢什么，就直接出门去商店买回来。新衣服，新床单，新水罐，新锅。你爸爸干什么的？他是医生，律师，还是什么工作？”

“他是个会计师。”

“哦，坐办公室吗？”

“是的。”

“我的弟弟，就是洛伊丝的舅舅，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伦敦办事处。他在那儿的职位相当高，我知道。”

她开始告诉我洛伊丝的爸爸是如何在工厂的一场事故中丧生的。我注意到一个老太太，也许是奶奶，站在门口。她不像其他人那样瘦，而是像塌方的布丁一样松弛，没有形状。淡淡的褐色斑点一摊摊地化在她的脸上、胳膊上；湿润的嘴角长了一丛毛。屋里的某些味道仿佛就来自她的身上。这是一种隐隐的腐烂味道，就像有某种黑暗的小动物死在了走廊下面。这些味道、邋遢的模样、倾诉的声音—这种生活有我从不曾了解过的东西。这些人的某些东西，我想，连我的妈妈和乔治的妈妈也是不知道的。就连乔治也一无所知。而这些人，却生来狡诈、悲戚、世故。

关于洛伊丝的爸爸，我没听进去多少，除了他的脑袋被砍下来以外。

“掉下来了，你想想，滚到了地上！棺材不能打开。那是六月，天气太热。镇子上的人都在花园准备葬礼，摘院子里的绣线菊、铁线莲。我想，这件事儿应该是这个镇子出过的最最严重的事故了。”

“去年夏天，洛伊丝有一个不错的男朋友。”她说，“他常常带她出去，有时候也在这里过夜，都是他家人不在度假屋，他又不想一个人待在那儿的时候。他给孩子们带糖来。就连我，他也会带礼物。上面的那个瓷象，可以在里面种花的，就是他送给我的。他还帮我修好了收音机，我再也不用送到店里去修了。你家里人在这里有没有度假屋？”

我说没有，然后洛伊丝就进来了。她穿了一件黄绿色的衣服，硬邦邦的，闪闪发亮，简直像圣诞节的包装纸。她穿了高跟鞋，戴着莱茵石，为了掩饰雀斑，扑了一大堆暗色的粉。她妈妈兴奋了。

“你喜欢这衣服吗？”她说，“她千里迢迢跑到伦敦去，买了这件衣服。不是在这里买的！”

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必须经过老太太身边。她看着我们，突然认出来的表情。她凝胶般的淡色眼睛里，有一种毫不动摇的神色。她颤抖着张开嘴，脸朝我探过来。

“你和我孙女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你喜欢就好。”她的声音苍老，语气强硬，就是乡下妇人的粗糙嗓门儿，“不过你得小心点。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洛伊丝的妈妈把老太太拉到身后，笑了起来，她扬起眉毛的时候，皮肤紧紧地绷在额头上，“没关系。”她装腔作势地对我说，做了一个心烦意乱的鬼脸，“没关系，返老还童而已。”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皮肤被笑容往后拉。似乎所有的时候，她都在倾听自己大脑里永无休止的喧嚣和躁动。我跟着洛伊丝出去，她抓住了我的手。“洛伊丝是个好姑娘。”她轻声地说，“开心点，别让她难过哦。”她飞快地挤了挤眼睛，样子颇为古怪。我猜她的本意是调情取乐吧。“晚安！”

洛伊丝生硬地走在我前头，她薄纸一般的裙子沙沙作响。我说：“你想去跳舞，还是什么？”

“不一定。”她回答道，“我不在乎。”

“喔，你穿成这样……”

“星期六晚上我都穿成这样。”洛伊丝回答道。她的声音飘向我，低低的，语带讽刺，随后便笑了。我在她身上看见了她妈妈的影子，粗鄙，而且歇斯底里。“哦，天哪！”她悄悄地感叹。我知道她指的是屋子里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反应，就也跟着笑。所以我们笑着回到车上，仿佛我们是朋友似的。其实不是。

我们驱车出了小镇，到了一家农舍，一个女人卖给我们一个威士忌瓶子，里面装的是浑浊的家酿酒，这种东西我和乔治以前都没有喝过。爱德莱德说这个女人也许会让我们用她的前屋，但事实上她不愿意，因为洛伊丝。当这个女人从她头戴的男帽底下悄悄打量我时，对洛伊丝说了一句：“换一个就当休息了，嗯？”洛伊丝没说话，冷着脸。然后这个女人说，要是我们今天这么硬邦邦的，她的前屋就不太适合我们了，我们最好还是回树林去。我们走在小路上准备回车里时，爱德莱德一直说：“有些人就是开不起玩笑，是吧？一点没错，硬邦邦的，说得对……”我把酒递给她，她才安静下来。我知道乔治不在乎，因为她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上，就不会再想着开车去欧文桑德了。

我们把车停在小路尽头，坐在车里喝酒。乔治和爱德莱德比我们两人喝得多。大家都没说话，只是把瓶子传过来传过去。这酒和我以前喝的任何酒都不一样，喝下肚子后，人昏昏沉沉的，除了让我作呕以外，根本没有其他感觉。我有点沮丧，觉得自己不可能喝醉了。每回洛伊丝把酒瓶传回来给我，都要说一句“谢谢你”，这种过分的礼貌，包含了微妙的不屑。我用胳膊搂住她，其实也不太想这么做，我想知道到底怎么了。姑娘躺在我的臂弯里，轻蔑，顺从，愤怒，不善言语，遥不可及。相比去抚摸她，我更想和她说说话。但是，这不可能。对她来说，谈话可不是摸摸碰碰的小事儿。同时，我也意识到，我应该更进一步了。现在不再是第一阶段，应该进入第二阶段了（因为我知道在车里相互勾引的惯例。有序地进行每个步骤，并没有那么容易把握）。我几乎希望和我在一起的是爱德莱德。

“你想散散步吗？”我问。

“整个晚上，你只提了这么一个好主意。”乔治从后座回答我。“别急。”我们下车时，他说。他和爱德莱德低声地笑着：“别急着回来。”

洛伊丝和我沿着树丛边一条货车的车辙散步。月光照亮了田野，寒冷，有风。现在，我想报复了。于是，我轻声地说：“我和你妈妈谈得挺多。”

“可以想象。”洛伊丝回答道。

“她告诉我你去年夏天约会的男人。”

“今年夏天。”

“现在看已经是去年了。他已经订婚了，是不是？”

“是的。”

我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他喜欢你，”我问，“对吧？他喜欢你吧？”

“不对吧。我会说，他喜欢过我。”洛伊丝回答道。我觉得，她的腔调有故意强调的挖苦，她已经醉了。“他喜欢过妈妈，对孩子们也不错。不过，他不喜欢我。喜欢我？”她反问，“这是什么意思？”

“哦，他和你约会……”

“他只是夏天的时候，和我一起到处走走。湖边的男人都这样。他们来了，找一个姑娘一起跳跳舞，到处走走，过个夏天。他们一直都这样。”

“我怎么会知道他喜欢不喜欢我呢？”她继续说，“他说我永远是个贱货。你必须对这种男人感恩戴德，否则他们就说你是个贱货。”

引了这种话出来，我吃了一惊。我问：“你喜欢他吗？”

“哦，当然了！我应该喜欢。难道我不应该吗？我应该跪下来，感谢他。我妈妈就是这么干的。他送给她一个脏兮兮的廉价大象……”

“他是你的第一个？”我问。

“第一个稳定的。你是这意思吗？”

不是这意思。“你多大了？”

她想了一下：“我快十七岁了。人家会相信我已经十八岁，或者十九岁了。我以前装过一次，在一家啤酒屋工作的时候。”

“你在学校念几年级？”

她看看我，有点惊讶的样子：“你以为我还去学校？我两年前就不去了。我在镇上一家手套厂工作。”

“肯定是违法的。你退学。”

“哦，要是你爸爸死了什么的，你就能得到一张特别许可证。”

“在手套厂做什么？”我问。

“哦，我操作一台机器。就像缝纫机一样。我很快就能算计件工资了，挣的钱多一点。”

“你喜欢这工作？”

“哦，不能说我爱工作。工作就是……你的问题真多。”她说。

“你介意吗？”

“我没必要回答。”她的声音又泄了气，再次平淡下来，“除非我高兴。”她掀起裙角，裹住自己的双手，“刺果儿粘在我裙子上了。”她说，“这件是我最好的衣服了。会不会留下印子？慢慢地拔下来，不会把丝拽断吧？”

“你本来就不该穿这衣服。”我问，“你穿这衣服干什么？”

她摇晃她的裙子，一颗刺果掉了下来。“我不知道。”她说着，把裙子拉开。僵直的，闪闪发光的面料。她带了一丝醉酒后的满足感：“我想给你们男人看看！”她的话，仿佛是怨恨突然的小小爆发。她醉了，用拇指压住鼻子，做出蔑视的姿态，脚尖撑在地上打转。这一切给她带来的满足感，现在确认无疑了。她傻乎乎地站在那儿，嘲讽地展开裙子：“我有一件仿造的开司米毛线外套，花了我十二块钱。”她继续说，“我买了一件皮毛外套，钱要一直付到明年冬天。我有一件皮毛外套……”

“真不错。”我回答道，“皮毛外套是可爱的东西，我觉得谁都想要。”

她松开裙子，手掌掴在我脸上。我一下就轻松了。自始至终，我们都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对抗情绪。我们面对面地站着，两人都有点醉了。我们都尽力保持自己的警惕。要么她再奋力过来扇我，要么我抓住她，回她一记耳光。我们要一决雌雄，解决我们之间的敌意。但是，紧张的时刻过去了，我们放松了呼吸，并没有及时行动。下一个片刻，便用不着费心摆脱相互的憎恨了，也没有去设想怎么从这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接吻了。对我来说，这样的亲吻是第一回，没有预谋，没有犹豫，也没有过分仓促，更没有通常的暧昧不清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她在我怀里笑得花枝乱颤，又开始继续我们刚才的对话，仿佛中间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不是很好笑吗？”她说，“你知道吗，整个冬天，所有的姑娘都在说去年夏天，不停地说，说，去年夏天，那些男人。我打赌，你们这些男人，早就把她们忘记了，大概连名字都想不起来……”

但是，我再也不想说了，我发现她又有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她的敌意大抵相当的一种力量，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装出客观而冷淡的模样。片刻后，我轻声问：“我们去什么地方？”

她回答说：“过了这片田地，有一个谷仓。”

这片乡村她熟悉。她以前来过这里。

午夜后，我们开车回镇上。乔治和爱德莱德在后座上睡着了。我想洛伊丝没有睡着，尽管她一直闭着眼睛，什么也没有说。我在哪里看到过“动物伤感”〔2〕，我想告诉她这句话，但随即想到，她不懂拉丁文，大概会以为我自命不凡，盛气凌人。后来，我希望我说过。她会明白是什么意思的。

完事后，随之而来的是身体的倦怠，寒意，疏离。摘掉身上的干草，整理好自己，一连串毫无关联的行为后，钻出谷仓的时候，发现月亮已经下山，而平坦的茬地仍然在那儿，还有白杨树，群星。发现自己还是一样的自己，冷得浑身颤抖。我们开始了这么一趟轻率的旅程，现在，安静地站在这里。回到车里，发现那两个人手脚摊开，坐在车里睡着了。这就是，伤感。这就是伤感。

轻率的旅程。事实如此。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我有一点醉了吗？不是。其实是因为洛伊丝。有关爱的行为，有些人只能走一小段路；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走很远，他们能够做更大的妥协，如同神秘主义者一般。洛伊丝便是个爱的神秘主义者，她这会儿坐在车座上，距离遥远的另一端，神情冷淡，容装不整，将自己彻底地封闭起来。我想和她说的一切，都只能在自己脑海里空荡荡地格格作响。下次再来看你，怀念，爱，这些词儿，我一个也说不出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让这些话显得那么不真实。我想，到下一棵树之前，我要和她说话。到下一根电线杆之前。但我终于还是没有。我的车越开越快，实在是太快了，小镇越来越近了。

街灯的光亮在前方黑暗的树影里开放。后座上开始骚动。

“现在几点了？”乔治问。

“十二点二十。”

“我们肯定把酒全喝光了吧？我不舒服。哦，救世主，我感觉实在不爽。你感觉如何？”

“挺好。”

“好？嗯？感觉像今天写完了作业，嗯？你是不是这么感觉的？你睡了没？我睡了。”

“我没睡着。”爱德莱德昏昏沉沉地说，“我的腰带呢？乔治，哦，还有，我的另一只鞋呢？今天可是星期六晚上，这会儿还算早呢，是吧？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

“我不想吃了。”乔治回答道，“我要睡觉了。明天要早起，和我妈去教堂。”

“耶，我知道。”爱德莱德以一种不信任的语气说，不过她幽默感还不算太差，“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给我买个汉堡包。”

我已经开到了洛伊丝家附近。直到车停下，洛伊丝都没有睁开眼睛。

她又坐了一会儿，双手用力拉裙子，努力把裙子拽平。她没有看我。我挪过去吻她，但是，她似乎轻轻往后缩了一下，让我感觉自己最后的姿态，终究还是欺骗，矫揉造作。她不喜欢这样。

乔治问爱德莱德：“你住哪里？你住的地方近吗？”

“近，半个街区。”

“好的。那你在这里下车怎么样？我们今天晚上得回家的。”

他吻了吻她，两个姑娘都下了车。

我发动了汽车。我们开始倒车。乔治在后座上舒舒服服地打算睡觉。然后，我们听见车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的，粗糙的女孩子的嗓音，凄凉，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谢谢让我们搭车！”

不是爱德莱德。是洛伊丝。

注释

〔1〕Mickey Rooney（1920—　），美国演员，娱乐明星。

〔2〕拉丁谚语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做爱后一切动物都伤感。—译注

办公室

某天晚上，我在熨裙子的时候，我人生的解决方案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很简单，不过，大胆而且奇特。我去了起居室，我丈夫在看电视，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有间办公室。”

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这想法是异想天开。我要办公室干什么？我已经有座房子了，这座房子舒适、宽敞，还能看见海。房子里有相宜的空间，用来吃，用来睡；几间浴室，有和朋友说话的地方。我还有花园。家里不缺地方。

也不全然如此。对我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实为不易。我是个作家。听起来不太对。太自以为是了，不过是个冒牌货，至少并不令人信服。再试一下，我要写作。听起来是不是好一点？我想试试写作。更糟。虚伪的谦虚。那，怎么办？

没关系。无论如何，我说出来了。我的话为它们自己赢得了沉默一片的空间。说出口之后的敏感时段。但是，大家都是体贴的，沉默很快就被友好的声音所表示的关切吞没了。各种各样的赞叹。真棒。对你是好事儿啊。哦，诱人的好主意。他们颇有兴致地打听，你要写什么？虚构的小说。这一回，我轻而易举地克服了羞耻感，甚至语气还有一丝尖刻。我并非一贯如此。每一次，明显的焦虑都会被机敏的圆滑措辞安抚下去，消灭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的回答把他们准备好的安慰之词一扫而空。现在，他们只好回答：“哦，这样。”

就是这样，我想要一间办公室。我对丈夫说，我要在办公室里写作。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似乎是个苛刻的要求，算是难得的一回自我娇纵。大家都认为，写作，需要的只是一台打字机，或者一支笔，一叠纸，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些东西卧室的角落都有。但现在，我又想要一间办公室。

而且，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想在办公室里写作，我能不能真的静下心来这么做。也许我会坐下来，盯着墙发呆；其实这样的前景对我而言，也不算太煞风景。我喜欢的，其实是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办公室”，自信，安宁，有方向，而且还挺重要。不过，我不想告诉丈夫这些感觉。恰恰相反，我发表了一通非常形而上的详尽解释，我大抵记得是这样的：

对一个男人来说，房子用来工作挺合适。他把工作带回家，为此还特意清出一块地方给他工作。为了尽可能地配合他的需要，房子的布局要重新安排。谁都能看出来他的工作存在。没人指望他接电话，也不会指望他能找到找不到的东西，或者孩子哭了他能起来看看，更不会盼着他去喂猫。他完全可以关上房门。我说，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一个女人，坐着那里，看着空气，看着一片乡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所以，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真话。不过通常情况下，每每争论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不应该这样说，把话说得太过断然，太过情感用事。某些时候，也许是漫长的春天的夜晚，天上下着小雨，氛围忧伤，花丛里只有索然无味的球茎。想去海上漂流，光线又太暗了。我推开窗户，感觉到房子仿佛怕得缩回了树林之中，灰泥，以及其他简陋的建筑材料，包括这屋子里的生命，都已经退去，将我一个人留下来，暴露在外，两手空空，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拘无束的颤动，自由且孤独的颤抖。艰难，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完美的时机来承受。于是我知道了，我的一生是如何受到保护，如何被保护所牵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我是如何被温暖所限制的。）

“去看看吧，要是你能找到一间不算贵的话。”我丈夫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和我不一样，他并不真的需要解释。别人的心，都像一本合上的书。这是他常说的话，并不觉得遗憾的样子。

即使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事儿能办成。也许在心的深处，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愿望，并不应该被满足。要是我要的是一件貂皮外套，一条钻石项链，就容易得多了。这些都是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孩子们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漠不关心。不过，我去了购物中心，那儿离我家有两个街区远。我注意到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不过没有想过适合不适合我。其中一座楼上有两个窗口挂了几块出租的牌子，是一家药店和一家美发沙龙。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感觉。当然了，租用办公室算是一项复杂交易，并没这么简单：不只是要在空荡荡的房门上敲两下，等人家答应。租办公室必须要办理很多手续。而且，还要很多钱。

结果是，我连门都没敲。一个女人拖了一台真空吸尘器从一间空办公室里出来，用脚把吸尘器往前踢，走向了走廊另一头一扇敞开的门。这扇门显然通往位于建筑后部的一座公寓。她和她的丈夫住在这套公寓里，他们姓麦利。实际上，这座楼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要出租办公室。她对我说她刚刚吸尘的房间，适合当牙医的办公室，我不会感兴趣的。不过，她可以带我看看另一间办公室。她去放吸尘器，拿钥匙，叫我在她的公寓里等她。她的丈夫，她叹了一口气，说，他不在家。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叹气。

麦利太太一头黑发，是个精致的女人。她的模样应该是四十出头，尽管不修边幅，却依然散发出隐隐约约的动人魅力。鲜亮的口红画的那道纤细的唇线，透露出女性化的专断气息。粉红色的羽毛拖鞋里，是一双柔软的，胖胖的脚。她有一种摇摆不定的被动，疲惫，无语的忧虑气质，透露出来的，是对某个男人的密切关注，而这个男人，时而精力充沛有魄力，时而任性顽固，丝毫也不独立。我一眼便看了出来，立刻便决定，这种看法一点也不能说出来。不过，我估计她肯定没孩子，生活的压力，或者不管是什么压力，让她没法要孩子。这一点我没有猜错。

我在房间里等她。这个房间明显同时做起居室和办公室。我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模型船。大型横帆船，快速帆船，玛丽皇后号，一个个模型搁在桌子上、窗台上，以及电视机上。没有放船的地方，则摆了盆栽植物，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有时被视为“男性化”象征的装饰品—陶瓷鹿头、铜马、硕大的烟灰缸，都是用各种沉甸甸的、有纹路的、闪闪发亮的材料做的。墙上的相框里放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和荣誉证书之类的东西。有一张照片是狮子狗和牛头犬，一个穿男装，一个穿女装，一副对这种友爱姿态感觉很无聊的尴尬，底下写的是“老朋友”的字样。但不过实际上，在这个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肖像照，这张照片搁在镀金的相框里，有自己的灯光。这是张英俊的中年男人照片，他一头金发，坐在一张书桌后头，穿了一套西装，看起来相当的成功，健康，并且和蔼可亲。也许又是后知之明，我突然觉得，这张照片上的男人也有明显的不安，有这个男人对自己扮演这种角色的不信任，仿佛他不得不充分地，坚持不懈地展现他的形象，而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展现通向的也许是灾难。

不用管麦利家的人了。总之，我一看见办公室，就想要它。它比我真正需要的空间更宽敞。它被分隔出来的格局，非常适合当医生办公室。（我们本来有个按摩医师，不过他走了。麦利太太以一种抱歉，却不透露任何信息的方式说。）这间办公室是冷色调的，没有任何装饰，白色掺了一点点灰，以消除眼睛的疲劳。既然这里现在没有医生，麦利太太自己也告诉我，已经有段日子没有医生来租了，我提议二十五美元一个月。她说她得和她丈夫商量。

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建议被接受了。我见到了麦利先生本人。我对他解释说，其实我已经和他太太解释过了。我说我不打算在通常的办公时间用办公室，而是周末用，或者晚上用。他问我用来干什么。我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我是做速记的？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

他以一种不错的幽默感表示理解：“哦，你是个作家。”

“嗯，是吧，我写作。”

“那么，我们会尽量让你在这里过得舒服。”他慷慨地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热衷于种种业余爱好的人。这里的船模型都是我有空的时候自己做的。对耐力很有好处。人都需要用什么事儿来锻炼锻炼耐力。我敢说，你也是这样。”

“有一样的地方。”我立刻同意他的看法，甚至感觉颇为如释重负，因为他对我行为的看法，是如此不求甚解，如此的包容。至少他没有问我，而我本来以为他要问的是，那么谁来照顾孩子，丈夫同意没有。十年，也许已经十五年了，岁月让这个照片中的男人柔化了许多，胖了。照片中的那个他消失了。他的臀部和大腿如今已经积攒了惊人的脂肪，让他只要一动，就会发出声响来，皮肉轻轻地沉淀下来的动静。一种女家长式的，沉重的不自在。他的头发和眼睛都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容貌也变得模糊不清，和蔼可亲的强者表情早已瓦解，变成了浑浊的谦卑，以及天长日久的猜疑。我没有看他。我没有想到，因为这间办公室，我有责任了解更多的人。

周末的时候，我搬了进去，没有叫家人帮忙，虽然他们会很乐意帮忙。我带了一台打字机、一张轻便的小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木头桌子，把电炉、水壶、速溶咖啡罐、调羹和一个黄色的杯子都搁在了上面。就这么多了。我心满意足地计划，一干二净的墙面；种种必需品给我带来的并不算昂贵的尊严。东西不多，还省了我打扫、清洗、擦拭的麻烦呢。

对麦利先生来说，这样的景象谈不上怡人。我安置下来没一会儿，他就来敲门了，说他要和我解释清楚几件事—要把外头房间的灯摘下来，因为我用不着；还有暖气片，怎么用窗户外头的遮阳篷之类的。他四下走动，把所有东西都看了一遍，以一种神秘兮兮，而且忧伤不已的神态说，对一个女士来说，这里绝对不算舒服的地方。

“对我来说够好了。”我说，没能表现出我希望告诉他的气馁。因为我一直有一种倾向，想要安慰我毫无来由就不喜欢的人。或许不是毫无来由，只是自己不想知道原因罢了。有的时候，我处心积虑地表示自己的恭敬态度，傻乎乎地希望他们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

“你需要一把坐着舒服的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等待灵感。我地下室有把椅子，我妈妈去世以后，所有东西都放在那儿了。角落里还有一卷小地毯，用起来还挺好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装饰一下，让你感觉更像家。”

我说，但是，说真的，我并不希望这里像家。

“要是你想挂窗帘的话，我可以付材料钱。什么地方都需要颜色来点缀，否则我担心你坐在这地方，会生病的。”

哦，不用了。我说，笑了起来，我不会的。

“要是你是个男人，就不一样了。女人喜欢舒适一点。”

于是，我站起身来，走向窗口，透过软百叶窗的缝隙，俯看星期六空荡荡的街头，躲开他那张面露责难而又脆弱的胖脸。我试着让自己用一种冷淡的腔调，这种腔调我在自己的心里听过无数次，但从懦弱的嘴里说出来却艰难无比：“麦利先生，请不要再打扰我了。我说过了，这样适合我。我想要的东西都有。谢谢你告诉我灯的事儿。”

结果挫败不堪，几乎让我惭愧。他回答说：“我绝无希望打扰你的梦想。”一种演讲的精确态度，表现的是冷淡的恶劣心情，“我只是为了你的舒适，提了几个建议。要是我知道打扰你了，早就走了。”他走后，我觉得好多了，甚至胜利让我感到几分兴奋。不过，这么轻松就做到了，还是让我有点羞愧。我告诉自己说，反正迟早都要打击他，开始就做更好。

下一个星期，他又来敲我的门。他逾常的谦卑表情，几乎让我觉得是嘲弄，不过也有相反的感觉，他的谦卑是真的。我没把握了。

“我不会占用你一分钟以上的时间。”他说，“我一点都不打算让自己招人讨厌。我只是想告诉你，上一回我很抱歉，我冒犯了你，所以我向你道歉。这是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他带来的是一种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浓密的，光滑的叶子，花瓶用银色的、粉红色的锡箔扎住，显得很奢侈。

“放这里吧。”他把这瓶植物放在房间角落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会自责的。而且，我想，也许她不要家具，不过一株漂亮的小植物又怎么样呢？它能让人豁然开朗。”

这一回，我不可能告诉他说，我不想要这盆植物。我讨厌室内盆栽。他告诉我怎么照顾它，多长时间浇一回水，之类之类。我谢了他。除此以外，我没什么能做的了。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在他的歉意和礼物背后，他对自己的做法有清醒的意识，而且还颇感满足。他还在说“不好的感觉”、“冒犯”、“道歉”之类的话，我试着想打断他，想告诉他，我对自己的生活有清楚的界定，有自己的范围，不会轻易让什么好的感觉、坏的感觉破坏它。我和他之间，坦率地说，根本没有必要有任何感觉。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无望的任务。我怎么能公开反对这种亲密的愿望呢？再说了，闪闪发光的纸包着的小植物，确实让我迷惑。

“写得怎么样了？”他问，仿佛要把我们令人遗憾的不同之处都隐藏起来。

“哦，和平常差不多。”

“嗯，要是你想写的东西写光了，我这里还有一大桶呢。”停顿。“不过，我猜我在这里，只会浪费你的时间。”他的语气中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轻浮。这是一个试探，结果我没通过这个试探。我笑了笑，目光停留在那株华丽的植物上，回答说，没关系。

“我刚刚想到在你之前租这个房间的人了。一个按摩师。你可以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我摆出一副倾听的姿态，双手不再拨弄钥匙。要是说怯懦和伪善是我的两大缺点，好奇显然就是第三个。

“他在这里开业，做得很不错。唯一的问题是，和我们列下来的按摩所合同比较比较，他改动实在是太大了。他把左边和右边都改了。他搬走以后我进来看，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隔音板！整个房间都隔了音，所以他改动房间的时候，没人听见。就是你坐在这里写作的房间。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有一天一位女士敲我的门，想问我要一把备用钥匙进他的办公室。他不让她进去，特意锁了房门。

“我猜测，他大概只是厌倦了给她的特殊待遇吧。我想，他觉得这种事儿已经耽误得太久了。你也知道，几年也就差不多了。他是个年轻男人，有个不错的年轻老婆，还有两个漂亮的孩子，是谁都喜欢。这是世界上最猥琐的事儿了。”

片刻之后，我才算明白。他告诉我这些事，不仅仅是简单的闲话，而是他以为，作家会特别有兴趣的。淫荡和写作，在他心目中，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总之，这种观点如此的热切，如此的幼稚，我受了打击，觉得自己在浪费精力，所以懒得反驳他。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为了自己，也不能去伤害他。觉得一点小小的粗暴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件礼物是个茶壶。我坚持说我只喝咖啡，叫他把茶壶送给他太太。他说茶对耐力有好处，他一看见我就知道了，我是个神经敏感的人，和他一样。茶壶是镀金的，还有玫瑰花。我知道这茶壶并不便宜，尽管极端的难看。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我还要继续照顾那株植物，它在我房间的角落里欣欣向荣，看着真是猥琐。但我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他给我买了一个废纸篓，奇形怪状的，前前后后八面都写着中国字。他给了我一个泡沫橡胶靠垫放在椅子上。我鄙视自己，竟然向他的这些讹诈屈服。我并不是真的可怜他，只是因为我做不到掉脸走开，我无法逃避他一心谄媚的渴望。他知道我的忍受是他花钱买来的，所以他必定痛恨我。

现在，当他在我的办公室逗留的时候，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有种想法，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生活，大约是希望我写下来。当然，也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以前就曾告诉过无数人，而我却迫切需要他的故事。他的一生由一系列的灾难组成，当然人生一般大抵如此。他信任的人辜负他，他依赖的人拒绝他，他关心过资助过的朋友背叛他。其他人，仅仅是些陌生人，过路人，也要以各种各样虚构的创造性手法，搭上自己的时间无偿地折磨他。甚至，有时候，他的生命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另外，他太太也很棘手，她的健康情况糟糕，而且性情不稳定，他该怎么办？你知道这有多艰难，他摊开双手说，但是，我活着。他看着我，指望我回答我明白。

我开始踮着脚尖上楼，试图拧钥匙时不发出任何声响。当然很傻，因为我肯定没办法给打字机装上消声器。实际上，我真的考虑用速记的办法来写，希望他把那个邪恶的按摩医师的隔音板给我。我把我的问题告诉了丈夫，他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告诉他你很忙，他说。但事实是，我告诉过他。每一回他上门拜访，总是用一样小礼物，或者一件小事儿来武装自己。他问我今天怎么样，我说我今天很忙。哦，那么，他隔着门安慰自己，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而且，正如我所料，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多么虚弱地希望摆脱他。他知道，却没有时间关心。

一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我把一封打算寄出去的信丢在办公室了，于是回去拿。我在马路上就看见办公室的灯亮着，然后，我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前弯着腰。当然了，他晚上进我的房间，看看我写的都是什么！他听到我在门口，我进来的时候，他赶紧拿起我的废纸篓，说他进来帮我打扫卫生。他立刻就出去了。我什么也没说，我浑身颤抖。因为愤怒，也因为满足。找到一个理由，真是奇迹，这是一个几乎不堪忍受的安慰。

下一回，他再敲我的门，我就把门从里面锁上了。我听到他的脚步，他亲热的哄骗之词，我继续大声打字，不过并没有不停地打，所以他知道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叫我的名字，仿佛我在和他开玩笑。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应声。一如继往，不理智的罪恶感困扰了我，但是我依然继续打字。这一天，我看见植物也已经枯了，随它去了。

对之后的事情，我没有心理准备。我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去他的办公室，麦利先生将感激不尽。我立刻就去了，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坐在自己的桌子前，身边是各种各样模糊的权威迹象。他隔着一段距离打量我，仿佛被迫以一种全新的，令他难过的，责备的目光来看我。他表现出来的局促，似乎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他说话的语气有一种造作的勉强。他一开口，说的是，当然，他收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作家。

“我没有因此担心什么，尽管我早就听说过艺术家、作家这类人的种种事迹。这些事迹并没有给我留下鼓舞的印象。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这听起来很新鲜，我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讲什么。

“你来了，你对我说，麦利先生，我想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相信了你。我给了你。我没问什么问题，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还有我想了解的东西。”

“想了解什么？”我问。

“还有你的态度，也让我不放心。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不答理别人。这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要是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话，用不着这样。更别说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跑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

“不过，我不觉得……”

他抬起一只手，做出原谅的手势：“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坦率地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我值得这样的态度。你用这间办公室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有没有不经同意，把你的朋友，或者连朋友都不是的人叫来看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你自称是个作家。好吧，我读过不少东西，从来没见过你的名字。难道你用笔名写作？”

“没有。”我回答道。

“好吧，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个问题就算了吧。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在你占用的这间办公室里，不会再有欺骗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端。”

不知何故，我的怒火迟迟未发。一种愚蠢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妨碍了我的表达。我能做到的只是站起来，走到走廊上去。他的话余音未了地跟在我身后，还有锁门的声音。我想，我得走了。但是，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看着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想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好。于是我决定不能被逼走。我觉得，毕竟，我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到了死局里。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便条，碰到他时拒不说话。我的房租提前付过了，要是我现在走，看起来他也不会退给我钱。我决心不在乎。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稿子带回家，防止他偷看。现在看来，似乎这种防范措施都是在贬低自己。就算他看了，又何妨？难道比黑暗中，一只老鼠爬过我的稿纸更严重吗？

几个回合之后，我又在门上看见了便条。我每回都不想看，但每回都看。他的指控越来越具体了。他听到我屋里的响动。他太太要午睡的时候，我的动静影响她的休息。其实，我除非是周末，从来不会在下午来办公室。还有，他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按摩医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明白麦利先生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建立的，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当便条变得越发恶毒以后，我们的私人碰面便没有了。有一两回，我在走廊上看见他佝偻的，汗流浃背的背影消失。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纯属虚构的白日梦阶段。他用便条谴责我，说他和五号的人关系很好。五号是邻社区的一座咖啡屋，我估计他这么说是出于某种象征主义目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再发生了，便条会继续，内容大概会越变越怪诞，因此也就越发不会影响我了。

星期天的上午，他再次敲我的门。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刚进门，脱掉了外套，把水壶放在电炉上。

这次，是另外一张面孔了。疏远，神圣不可侵犯，闪烁着一脸发现了罪行证据的强烈快感之光，让人浑身发冷。

“我问一下，”他激动地说，“你不介意跟我去一趟走廊吧？”

我跟他去了。盥洗室的灯开着。这间盥洗室是我的，没有别人用，不过他没给过我钥匙，所以门一直是开着的。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把门一推，眼睛垂下来，小心翼翼地吐了口气。

“这是谁干的？”满腔的悲痛。

梳洗台和脸盆上方的墙上，遍布各种线条画，还有那类常常在海滩的公共洗手间看到的评论。我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市政厅洗手间里也见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一管口红画的，通常也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

她拿起我装咖啡和杯子的包。她那么平静。我感觉到，怒火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趣的沮丧。

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办公室。我想哪天我要去试着找找，不过还没来得及。至少，我要等到那幅情景渐渐淡化的时候。现在它在我心里，还是清清楚楚的。尽管在现实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场面。麦利先生，带着他的抹布、刷子，还有一桶肥皂水，以他特有的笨拙姿势刷墙。他的笨拙是故意的。他面朝梳洗台艰难地弯下了腰，伤心地喘着粗气。他的心里，又在编造一桩离奇的，背信弃义的故事，但是无论怎么叙述都不尽如人意。而与此同时，我在字斟句酌，觉得自己有权利摆脱他。

一点儿疗伤药

我爸爸妈妈不喝酒，以前也没好过这一口。我还记得，读七年级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郑重其事，其实又转瞬即逝的洗脑课上，签了禁酒的宣誓辞，妈妈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尽会瞎胡闹，做白日梦。”天气热的时候，我爸爸会喝一杯啤酒，不过妈妈不会陪他喝，而且，不管是偶尔还是象征性的，他总是在屋外喝。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我们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说正因为如此，才让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因为我陷入的困境是我狭隘天性的如实表现。正是出于同样一种天性，在任何需要表现母亲传统的自豪以及成就感之时，我妈妈都是一脸阴沉和深深的绝望。我指的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舞会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铁了心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时候，她的样子，仿佛她不可能指望，也不曾要求我会像其他女孩一样经历这些。女孩们梦寐以求的心爱之物，兰花、好男孩、钻石戒指，到了应有的阶段，她朋友的女儿们都会自然带回家，我却不会。而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带回家的是小灾难，不是大灾难—比如说，和一个连养自己的钱都赚不来的男孩私奔，要比被当成白奴拐卖强。

不过，我妈妈说，无知，也许你喜欢称之为天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我不确定对像你这样的姑娘来说，算不算危险。然后，她还要强化她的看法。她有引经据典的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是天真的自以为是，一股封存已久的樟脑丸味道。我倒一点不意外，因为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说给贝里曼先生听，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我帮贝里曼家看孩子的那个晚上，应该是在四月。我整年都在谈恋爱，至少从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算是。在学校集合的时候，一个名叫马丁·柯林伍德的男孩给了我一个惊喜的，欣赏的，相当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我不知道什么让他这么惊喜。我看起来和平时一样，穿了一件旧的宽松衫，自己在家卷的头发已经变形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第一次带我出门，在走廊黑暗的角落吻了我。另外要补充的是，吻的是嘴。这是第一次有人有力地吻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也许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洗脸，以便完整无缺地保存这些亲吻的印记。你看，我向你们展示了这场艳史最痛苦的琐碎片段。两个月后，经历了一些性爱的步骤之后，他把我甩了。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和他在为圣诞节准备的戏剧《傲慢与偏见》里演对手戏。

我说，我再也不想和这场演出有关系了。我让另一个女孩替补我的角色。不过，当然，最后我还是去看演出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乔伊斯一起坐在前排，当我看见穿着白色马裤和丝绸背心，贴着连鬓胡子的达西先生，感到痛苦或者喜悦之时，乔伊斯就会按住我的手。我把马丁当作达西先生，这个办法挺有用的，反正每个女孩都爱达西先生。在我的眼里，这个角色赋予了马丁一种别样的傲慢，一种男性的光彩，因此我没办法清楚地认识到，他其实只不过是个高年级学生，长相普通，智力中等，因为喜欢戏剧俱乐部和少年军乐队这类活动，有点小名气。他恰好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第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也能拿得出手的男孩子。演出的最后一幕，他们给了他一个拥抱伊莉莎白的机会。（玛丽·毕晓普，肤色菜黄，毫无身段，不过她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面对这个现实的挑战，我心酸地把指甲抠进了乔伊斯饱含同情的手掌心里。

这天晚上，是几个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开端，其实多少都是自我折磨。对我而言，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为什么总是忍不住轻易提起这种事，而且，发现自己对一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了如此这般的荒唐情绪，会感觉反讽，甚至惊奇呢？这便是我们的倾向，讲到爱，当然是指青春期的爱情，几乎觉得义不容辞的倾向。你想想，无所事事的那些无聊午后，我们挑几段痛苦的回忆作为消遣。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回忆没有让我格外快乐，更糟的是，甚至没能让我惊讶—我还记得我做过的愚笨的，伤心的，丢人的事，恋爱的人通常都会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游荡，然后装作根本没有看见他。聊天的时候，我用尽荒谬的办法，转弯抹角，以便偶尔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种苦涩的愉悦。我无边无际地做白日梦，要是你想要一个准确的数字，那么，我花在想马丁·柯林伍德上的时间，对，说的是为他苦苦相思和泪流满面的时间，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的十倍。对他的想念无情地主宰了我的心，并且，这以后的日子，变得不由自主。如果说一开始，我夸大了自己的感情，当我想从这种情感中脱身的时候，我那些旧时的白日梦就变得阴沉沉的，连暂时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机械地，无助地折磨自己。马丁亲吻我喉咙的记忆历历在目。每一件事我都历历在目。某个夜晚，我有种冲动，想把卫生间橱柜里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过，吃了六颗以后，就没有再吃了。

我妈妈觉察出我不太对头，让我吃铁丸。她说：“你确定，你在学校真的挺好？”学校！我告诉她我和马丁分手的时候，她说的是：“喔，这样更好。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自恋的男孩子呢。”“马丁很聪明，他能让战船沉没。”我忧郁地回答后，上楼哭去了。

我去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礼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喜欢开车去贝利维尔，二十英里外一个大得多，也活跃得多的城市。他们大概去那儿吃晚饭，然后看演出。他们在我们的小镇只生活了两三年。贝里曼先生是这里一家新的制门厂引进的经理。偶然地，我想到他们仍然是社区的边缘人，他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夫妻，出生在别的地方，住在农场式的新房子里，位于小镇外头的山上。我们以前常常来这座山上滑雪。这个礼拜六晚上，他们打算去贝利维尔参加一个新餐饮俱乐部的开幕式。出发之前，两对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厨房里，装出学习拉丁文的样子。昨天晚上学校的春季舞会，我没有去，因为唯一问过我的男生是米纳德·克朗普顿。他问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怀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在全班一个个问的。舞会在军备厂举办，和我家也就隔半个街区。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装，女生外套底下穿着淡雅的长礼服，看看他们庄严地走在街灯下，走在斑驳的雪地上的模样。我甚至听到了音乐声，我不会忘记的。这一天，他们会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还有让我隐隐作痛的心灵之歌—《开往中国的慢船》。乔易丝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像是在讨论我无法治愈的某种疾病。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对，马丁和玛丽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礼服，肯定是谁家的旧花边桌布做的，就挂在身上。

贝里曼和他们的朋友走了以后，我去起居室看杂志。通常我都很忧郁。这个灯光柔和的大房间，绿色和枯叶色的色调，为情绪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整洁的背景，就仿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时候，情绪的控制都还可以，把情绪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补情绪的事里，补铁，玩拼图游戏，收集小石头，诸如此类。我家就是这样的类型，在楼梯上永远会撞上别人，永远在听广播里的曲棍球赛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贝里曼的《死的舞蹈》〔1〕，放进电唱机，关掉了起居室的灯。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灯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块薄薄的灰尘照成了金色。光秃秃的树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风中，在金色之中晃动。这是一个温和的黑夜，上一场积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这所有的一切—音乐，风，黑暗，树枝的影子，会让我感觉无限喜悦。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它们只能唤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隐密的念头。我就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我进了厨房，决定灌醉自己。

不，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去厨房，是去找一瓶可乐，或者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餐桌的前头放了三个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个瓶子里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体。不过，我瞅了瞅，拎起来感觉了一下重量。这时候，我也没决定要把自己灌醉。我决定喝一口试试。

这就是我的无知之处，我灾难性的天真。是的，我确实见过贝里曼夫妇偶尔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喝掺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尔喝杯可乐差不多，但我对自己，却没有用上这样的态度。没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极端状态下喝的东西，指望发生一些不管这种那种，总之是放纵的后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药水的小美人鱼，也没有比我更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户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脸，表情黯然。我从每个酒瓶里都倒了一点威士忌出来，把酒杯倒满了。现在我回想，记得有两种牌子的黑麦酒，还有一种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别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里掺水、加苏打这类东西来稀释。我穿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贝里曼家的客人拿着酒杯，杯里差不多是满的。

我尽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来，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脸，希望能看见变化。我的喉咙像在燃烧，但没有别的感觉。当我试图有所感觉时，非常失望。但是，我不打算就这样算了，于是我又倒了满满的一杯，然后往每个酒瓶里加水，大概加到我进厨房的时候看见的水平线。我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喝第一杯慢一点。我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大约是感觉到脑袋里沙沙作响，有什么就要来临了。于是我去了起居室，坐到椅子上。我摸到了椅子边的地灯，拧亮。房间扑到了我身上。

我说我盼望的是放纵的后果时，指的不是这样的后果。我想的是某种情绪的彻底变化，一种兴奋的，没有任何责任的情绪高涨，一种逃避以及失控的感受，伴随的是微微的眩晕感，也许还有一种大声傻笑的冲动。我丝毫不知道是这样的，天花板打转，像有人朝我扔过来一只无比巨大的盘子；也没有想到，椅子上淡绿色的斑点膨胀，从不同方向汇聚到一起，瓦解，和我玩一个充斥着巨大的，毫无意义的，单调的，恶毒的游戏。我的脑袋往后仰，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我立刻又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离开椅子，往走廊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到了贝里曼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我浑身不舒服，哪里都不舒服，我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再也想不起来接下来的任何情景了。我对于接下来的一小时，或者两小时的记忆，碎成了生动的，却未必真实的片段。片段与片段之间，除了黑暗与无常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我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看着脸一侧的六角白色小瓷砖。它们在一起拼凑出来的图案逻辑清晰，令人赞叹。我以一个刚刚被呕吐撕碎的人的心智，怀着一腔支离破碎的感激之情，看着这些图案。接着，我记得的是，我坐在走廊电话前的凳子上，虚弱地问乔伊斯的电话号码。乔伊斯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在凯·斯特林格家。乔伊斯的妈妈是一个没脑子又多嘴的女人，她一点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尽管我感觉虚弱，机械地和她说谢谢。我不知道凯家的电话号码，只能问接线员了，我想我没办法查电话号码本。

凯·斯特林格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乔伊斯的新朋友。她似乎有一种放浪的声名，还有一头长发，颜色从肥皂的淡黄到焦糖的棕色都染过。色泽虽自然，颜色本身却很奇怪。她认识许多比马丁·柯林伍德更让人兴奋的男孩子，退学的男孩，或者被送到城里曲棍球队打球的男孩。她和乔伊斯坐这些男孩子的车到处游荡。有时候，她们和他们一起去小镇北边公路上的快活舞厅。当然了，肯定是对她们的妈妈撒了谎。

我和乔伊斯通话了。她非常兴奋，因为她身边总是有男孩子，她几乎没有在听我讲话。

“嗯，我今天晚上不行。”她说，“这里有几个小孩。我们要打牌。你认识比尔·科林吧？他在这里。罗斯·阿莫……”

“我吐了。”我试着说清楚，发出来的是非人声的嘶喊，“我喝醉了！乔伊斯！”然后，我从凳子掉了下来，听筒也从手里掉了下来，凄凉地重重敲在墙上，敲了好一会儿。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乔伊斯我在哪里，所以她想了一会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找了一个借口，就是那种年轻女孩最乐于编造的，毫无必要的借口。她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和凯，还有那些男孩子当中的三个，对凯的妈妈撒了谎，然后一起跳进车里，出来了。他们发现我躺在阔幅织机织成的走廊地毯上。我又吐了，这一回，我没能到卫生间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斯特林格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只是偶然来到现场，她喜欢危机事件，特别是像这样的危机，有可疑的，可以诽谤的一面，而且必须对成年人的世界保密的危机。她立刻兴奋起来了，变得积极能干，以前被称为的放浪，实际上不过是强烈的女性本能泛滥，管理、安慰和控制的本能。我听到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她叫我不要着急，叫乔伊斯去找一个最大的咖啡壶，装满咖啡。她说，要浓咖啡。她叫男孩把我扶起来，抬到沙发上。稍后，一片离我遥不可及的雾气之中，我听见她在要板刷。

接下来，我躺在沙发上，盖了一块他们在卧室找到的针织围巾。我不想抬起头来，屋里充满了咖啡的味道。乔伊斯进来了，看起来脸色苍白。她说贝里曼家的孩子醒了，她给了他们一块小甜饼，叫他们回床上去，所以没事。她没让他们出房间，她觉得他们什么也不会记得的。她说她和凯已经清理了卫生间和走廊，不过她担心地毯上还是有一块污迹。咖啡已经煮好了。我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男孩子打开了收音机，把贝里曼家的唱片全翻了一遍。他们把唱片都放在地板上。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凯给我用早餐杯倒满了咖啡。

“我不知道能不能喝下去。”我说，“谢谢你。”

“坐起来。”她轻快地说，仿佛她每天都要对付喝醉的人，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似的。（几年之后，在产科病房，我又听到并认出了这种腔调。）“现在，喝吧。”她说。我喝了，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只穿了一件衬裙。乔易丝和凯把我的上衣和外裙都脱了。她们把裙子刷了刷。因为上衣是尼龙面料的，就把上衣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我把围巾拽上来，盖在胳膊上。凯笑了。她给大家都倒了咖啡。乔伊斯把咖啡壶拿进来，在凯的指示下，只要我喝了一点，她就帮我把杯子倒满。有人颇有兴致地问我：“你一定是很想喝醉吧？”

“没有。”我生气地回答，继续顺从地喝咖啡，“我只喝了两杯。”

凯笑起来：“好吧，我只好说你上头了。你知道他们几点回来吗？”

“一会儿，我想应该是一点以后。”

“那时候你就没事儿了。多喝点咖啡。”

凯和其中一个男孩开始跟着收音机的音乐跳舞。凯的舞姿非常性感，不过和把我拉起来叫我喝咖啡时的冷漠表情比较，跳舞的她，脸上有些许高傲的，放纵的神情。男孩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她笑了，摇了摇头。乔伊斯说她饿了，她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土豆片或者饼干，或者随便什么吃了也不容易被发现的东西。比尔·科林过来了，坐在沙发上，就在我旁边。他的手钻进围巾抚摸我的腿。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摸我的腿，用一种我觉得特别愚蠢，相当恶心，让人害怕的荒唐表情看着我。我感觉十分不舒服。我奇怪为什么比尔·科林有这么一副表情，大家还都说他长得英俊。我紧张地挪开腿，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有住手。然后，我爬下沙发，用围巾裹住自己，想去卫生间看看我的上衣有没有干。我刚走路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吧，微微有些蹒跚。也许是为了让比尔·科林明白他没有吓倒我，我立刻夸大了这个事实，大声嚷嚷说：“看我还能走直线！”我突然歪了一下，朝门廊方向摔了一跤，随之而来的，是大家的哄笑声。当前门的把手转动，发出轻轻的滴答一声时，我站在走廊和起居室之间的拱道上，身后的一切动静都消失了，当然，除了收音机。围巾也出于某种妙不可言的恶毒，滑到了我的脚下。哦，编排杰出的滑稽剧，精彩时刻！门口站的是贝里曼先生和太太，他们脸上的表情，完全符合所有传统滑稽剧导演对这类场景的设想。当然，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表情，他们也不可能在震惊之初就炮制出这样的表情。我们在屋里的动静，他们毫无疑问一下车就听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回家了，是因为头疼，还是吵架了？以我的立场，不适合打听。

贝里曼先生送我回了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上的车，怎么找到我的衣服，然后穿上，怎么和贝里曼先生说晚安，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晚安。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是怎么办的，不过我估计，他们拿起外套，拔脚逃窜，发出勉强的咆哮来表示自己的蔑视，以掩饰逃跑的羞辱。我记得乔伊斯手里还捧了一盒饼干，嘴里还在解释说我是因为吃多了，所以病得厉害。我记得她说的是，晚上吃了德国泡菜。还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求助。（后来我问她怎么解释的，她说解释有什么用，你浑身酒气。）我记得她还说过，啊，贝里曼先生，我求求你，不要，我妈妈是个很神经的人，我不要让她崩溃。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跪下来求你，你千万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我没有印象她真的跪下来了，这只是一个威胁，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否则她应该立刻就这么干了。

贝里曼先生对我说：“好吧，你自己也知道，你今天晚上的行为是件很严重的事。”他说得好像要控告我刑事过失之类，甚至更可怕的。“要是我视而不见，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他说。我猜，除了生我的气，讨厌我以外，他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回家，我古板的父母肯定不断地唠叨我是在他家喝醉了酒。大多数禁酒会的人认为这就足以认定他的过失，把他抓起来。而且这个小镇上全都是禁酒会的人。从工作角度出发，对他来说，和小镇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不是头一回吧。”他说，“要是头一回的话，一个小姑娘，会聪明到往酒瓶里再加水？不可能。她很聪明，却没料到我会提前回来。你怎么说？”我张开嘴想回答，尽管我觉得自己十分镇定，但是唯一发出来的声音却是洪亮的，绝望的傻笑。到了我家门口，他停下了脚步。“灯是开着的。”他说，“现在，进门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全部真相。记住，要是你不说，我会说的。”他没有再提付我今天晚上看孩子的钱，我也完全没想起来。

我进了屋，打算直接上楼，但是妈妈叫住了我。她到了前厅，我就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开灯，她肯定已经闻到了我的味道，因为她立刻惊讶地尖叫着跑过来，仿佛看见有人摔倒了似的。当我真的冲着栏杆倒下去时，她抓住了我的肩膀。怪诞的霉气打倒了我，我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她，甚至没漏掉马丁·柯林伍德，以及那瓶并没有认真考虑的阿司匹林，承认了错误。

星期一早晨，我妈妈坐大巴去了贝尔维利，找到了那家卖酒的商店，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她等车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她没能藏好包里的那瓶酒，她为自己没带个合适的包出来十分生气。她一回来，连午饭也没吃就去了贝里曼先生家。贝里曼先生还没有去厂里。妈妈到了以后，和他们夫妻两人都聊了，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贝里曼先生开车送她回家。她和他们说话很坦率，这是她特有的理性，这种印象总是会给以为自己即将应付的是一个当妈的人一个愉快的惊喜。她告诉他们，虽然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实际上却已经大大退步了，或者说是心智失常。我想，关于我的行为分析，对贝里曼太太非常有效，她是儿童指导书的热心读者。当我妈妈举出一个我目前困境的具体事例，讨好地献上马丁·柯林伍德的故事时，她们之间的关系便亲热起来。

几天之内，整个镇子，还有学校，都知道我为了马丁·柯林伍德打算自杀。但是在此之前，全校和全镇就已经知道当贝里曼夫妇星期六晚上回家时，发现我喝醉了，摇摇晃晃，除了衬裙什么也没穿，和三个男孩子待在一个房间里，其中一个是比尔·科林。我妈妈说她带给贝里曼先生的那瓶酒，费用要从我看孩子的收入里扣。但是，我的客户如同上一场四月的雪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要不是七月份的时候，镇上的新邻居们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和左邻右舍八卦一番就要找人看孩子，这钱就付不上了。

我妈妈还说，让我和男孩子出去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所以直到十六岁生日以前，不许我再和男孩子们出去玩。事实证明，这不算苛刻，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人约我出去。要是你以为，在贝里曼家的经历让我变成小镇举行的各类娱乐、狂欢活动上大受欢迎的人物，你就大错特错了。它成了我第一段非凡的堕落历史，给我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倒霉烙印，仿佛一个姑娘非婚生子，结果生了三胞胎，谁都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了。无论如何，那段时间，在整个中学，我的电话大约是最安静的，声名绝对是最为罪孽深重的。这种情形我一直忍受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十年级的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跟一个已婚男人跑了，两个月之后，在苏圣玛丽城被人发现，过着堕落的生活，但已经不是和与她私奔的那个男人了—这下，大家把我忘光了。

不过这件事的结果之中，有一个是积极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好结果：我彻底克服了马丁·柯林伍德这个挫折。不仅仅是因为马丁立刻当众说，他一直觉得我是个疯子，我还对他失去了骄傲感。早在一个月，一个星期之前，我脆弱的爱慕就该从他那里绕开了。到底是什么把我又重新带回了世界？是我的灾难本身，是可怕的现实，魅惑的现实，是事情发生的方式。我并不喜欢这样，我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姑娘，这种暴露让我感觉非常痛苦。但是，那个周六的事件却迷住了我。感觉仿佛是，我匆匆的一瞥，看见了无耻的，不可思议的，一片片剥落的荒谬。这不是虚构，这是生活的设计偶然完成的作品。我没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那年六月，马丁·柯林伍德考上了大学。他去了城里的一所学校，去上殡仪专业的课程，我想课程大致是这么一个名字。他回来以后，和他叔叔一起做起了丧葬生意。我们住在一个小镇上，彼此的大部分事情都会听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碰到过，几年来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远远地瞥到一眼。我参加了他要娶的那个女孩的送礼会，不过，几乎每个人都要参加任何人的送礼会。我想，我是没有真的再见过他，直到我结婚几年后回家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那一次，我看见了他，不太像达西先生，不过在一身黑衣服的衬托之下，还是挺好看。在这种场合，我发现他注视我的表情，几乎是缅怀往事的微笑。我知道他不是想起了我对他的仰慕，就是想起了我那段尘封已久的小小灾难，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回以温和的不解表情。如今我已经成年了，让他挖他自己的灾难去吧。

注释

〔1〕原文为法语，尤指中世纪绘画中出现的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人们走向坟墓的舞蹈。—译者注

死亡时刻

后来，那位母亲，利昂娜·帕里躺在沙发上，身上裹了一床被子。女人们一直在往火里添木柴，尽管厨房里已经非常热。没有人开灯。利昂娜喝了一些茶，不肯吃东西。她要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她还是坚持要说，但也没有过度兴奋。她说，我几乎都没有出门，我出门也就二十分钟。

至少有四十五分钟，阿莉·麦吉想。不过当时她没有说，她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她要听的故事连播，正好播了三段。她每天都听，不想错过。利昂娜在自家的厨房里，唠唠叨叨地说着帕特里夏。利昂娜用阿莉的缝纫机给帕特里夏做了一件女式牛仔外套。她转动缝纫机，把线拽出来直接扯断，没有把线拉回去，尽管阿莉之前提醒过她不要这么干，容易损伤针头。帕特里夏的衣服是为了一个晚会准备的，她要在山谷的一场音乐会上唱歌。她唱的是西部歌曲。帕特里夏要和梅特兰山谷的演员一起唱歌，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音乐会，跳舞，他们要帕特里夏来充当梅特兰山谷的小甜心，金发碧眼的小宝贝，拥有了不起的宽广音域的小小孩，把她这样介绍给观众。她确实是一个嗓音洪亮，身形娇小，脆弱得几乎让人担心的孩子。在她三岁的时候，利昂娜就开始让她上台演唱了。

一次也没有害怕过。利昂娜说。她身体往前倾，打算用力踩踏板。对她来说，表演就是自然而然的。她的晨衣松开了，露出干瘪的胸脯。萎蔫的乳房上青筋暴露，压在发白的粉红色睡衣底下。她不在意，就算是英格兰国王看着她，她也会站在那儿唱歌，唱完了就坐下来，她就是这样。连她的名字也适合当歌手，帕特里夏·帕里，这像不像从广播里听到的名字？还有，天然的金发。每天晚上，我都要给她一点点地卷头发。不过，天生的金发远远少于天生的鬈发。她的头发颜色不会变深。我们家族的遗传特点，天然的金色头发，颜色不会变深。我的表姐，1936年得了圣凯瑟琳小姐桂冠的那个，就是天然金发，还有我去世的姑妈……

阿莉·麦吉没吭声。利昂娜吸了口气，继续说：二十分钟。我最后和她说的话是，我出去二十分钟，你看着小家伙。她九岁了，对吧？我到对面去把衣服缝好，你看着小家伙。然后我就出了门，下了台阶，出了花园。就在我把大门上的钩锁拿下来的时候，停了一下。我想，有什么不对！到底有什么不对？我问自己。我站在那儿，从花园里往回看，我能看见玉米秆、结冰的甘蓝。那年我们没有一直摘甘蓝。我来回看那条路，只看见芒迪的老猎犬躺在他家门口。哪个方向都没有汽车，所有的停车位都是空的。天气太冷了，我想，没有孩子在外头玩。我想，我的天，也许我把日子记混了，今天不是礼拜六上午，也许是其他什么特殊日子吧。然后，我想的是，我从空气里感觉到了，下雪了。你知道有多冷，地上的水坑全都结冰了，裂成了一片片的。但其实没有下雪。没有，还没有开始下雪。我跑过马路，去了麦吉家。一上前门的台阶，阿莉对我说，利昂娜，你怎么了？你脸色这么白。她说……

阿莉·麦吉也听到了这句话。她没吭声，因为现在不是纠正什么话的准确性的时候。利昂娜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激昂。这会儿，她随时都会停下来，尖叫：不要让孩子们靠过来，不要让我看见她，不要让她到这里来。

厨房里的女人们便会聚拢到沙发边。在昏暗的光线下，她们巨大的身体边界模糊，她们逼近的面孔暗淡而又沉重，挂着仪式化的悲伤、同情的面具。现在，躺下来。她们会说，仪式化的安慰，庄严的语调。躺下来，利昂娜，她不在这里，没事儿。

那个救世军的姑娘会以她不变的温和嗓音说，你必须要原谅她，帕里太太，她只是个孩子。有时候，救世军的姑娘会说，这是上帝的意志，我们并不理解。救世军来的另一个女人年长许多，长了一张油滑的脸，面露菜色，她的声音几乎像个男人。她说，在天堂的花园里，孩子们如同花儿一样盛开。上帝需要另一朵花，于是带走了你的孩子。姐妹，你应该谢谢他，你应该感到高兴。

她们说话时，一个女人紧张不安地听着。她们的脸因为这些话，显出孩子一般尴尬的严肃。她们做好了茶，搁在桌子上。桌子上堆着人们送来的自家做的烤饼、果糕和馅饼。因为利昂娜不吃，所以大家也都没有吃。许多女人在哭，不过救世军的两个女人没有哭。阿莉·麦吉哭了。她是个矮矮胖胖的女人，有一张平和的脸，大胸脯。她没有孩子。利昂娜哭的时候，在被子底下屈着腿，滚来滚去，脑袋抬起来又垂下。有人羞愧地看见她脖子上肮脏的纹路露了出来。然后，她安静了，带着一些情绪，似乎是惊讶，说，我照顾他，照顾到他十个月大。他那么乖，你在屋里都不会听到他的动静。我总是说，这个孩子是我最好的孩子。

在这间幽暗的，燥热的厨房里，这群女人以她们作为母性的血肉，感觉到这种悲伤的尊贵。在这个和平时全然两样，凄凉一览无余的利昂娜面前，她们是谦卑的。男人们进来了，一个父亲，一个堂兄，一个邻居，带了一堆木柴来，有人面色惭愧地问有没有吃的。但是，他们立刻意识到不对，闭了嘴。他们出去了，对其他男人说，啊呀，她们还在忙个不停。那位父亲有点喝高了，好斗，因为他觉得有什么事需要他来承担，但他无法胜任。这不公平，这对本尼没好处，她们都快把眼珠哭出来了。

那时候，乔治和艾琳在玩剪纸游戏，从纸样上把东西剪下来。他们从纸样上剪下来一个家，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他们还为这一家人剪了衣服穿。帕特里夏看着他们剪图，说，看看你们这些孩子剪成什么样子了！看，边上全是白的！你们把衣服放在哪里？你们连放衣服的橱柜都没剪！她拿来一把剪刀，剪得干干净净，边上一点白色都没留下。她伶俐的，苍白的小脸歪到一边，她的嘴唇咬在一起。她做事的样子像个大人。她从来不会装腔作势。她不会假装自己是个歌手，即使她长大后确实会成为歌手，也许在电影里，也许在广播里。她喜欢看电影杂志，电影杂志里有衣服和家居照片。她喜欢从郊外住宅区的窗户往屋里看。

本尼正在试图往沙发上爬。他抓住纸样，艾琳打他的手。他开始抽泣。帕特里夏利落地把他抱起来，带到窗口。她让他站在椅子上往窗外看，和他说话。汪汪，本尼，看，汪汪。他们看的是芒迪家的狗。狗站起来，摇了摇身子，朝马路走过去。

汪汪。本尼疑惑地说，伸直了手，靠在窗户上，想看狗到哪里去了。本尼十八个月大了，只会说汪汪和叭布。会说叭布是因为有个偶尔出现的男人，磨剪刀的，名字叫布兰登。本尼记得他。他来的时候，本尼就要出去迎接他。其他十三四个月大的孩子，会的词都比本尼多，也能做更多的事，比如挥手说拜拜，鼓掌，大半看起来都聪明一些。本尼细细长长的，瘦骨嶙峋。他的脸长得像他的父亲，苍白，缄默，不抱期望的模样。他唯一想要的就是尖顶帽。不过，他是个好孩子，可以连着几个小时站在窗口往外看，嘴里说着汪汪汪汪。这会儿，他用一种略微困惑的语调轻柔地哼哼，用双手拍打窗台。尽管他已经挺长了，但他喜欢有人抱他起来，像小婴儿那样把他抱在怀里。他会躺着，看着上空，笑，带有一丝羞怯或者是恐慌的表情。帕特里夏知道他笨。她讨厌笨蛋，而他是她唯一不讨厌的笨蛋。她会帮他擦鼻子，动作很熟练，没有什么柔情可言。她想让他说话，跟在她后头学说话。她会用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脸上，迫切地说，嗨，本尼，嗨。他会望着她，以他特有的，缓慢的，犹豫不决的样子冲她微笑，让她感觉到一种悲伤的，疲惫的情绪。于是，她会走开，让他自己待着，她去看她的电影杂志。

她早餐喝了一杯茶，吃了半个糖面包。这会儿，她又饿了。她在厨房桌子上的牛奶糊糊、脏盘子和麦片粥里东翻西找，拿起了一块小圆面包。但是面包被牛奶泡透了，她又扔回去。

这个地方真臭。她说。艾琳和乔治没留意她的话。她踢了踢地毯上一块凝固的麦片。看看，她说，看看这个！这里怎么永远是乱七八糟的？她走来走去，到处都随便踢两脚。然后，她从水槽底下拿出提桶，还拿了一把长柄勺，开始从炉灶的蓄水池里舀水。

我要把这地方刷干净。她说。这地方从来都没刷干净过。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地板刷干净，你们这些小孩子帮我……

她把桶放在了炉灶上。

那水是热的，先用吧。艾琳说。

不够热。要烧沸了才好。我见过麦吉太太刷她家的地板。

他们整夜都在麦吉太太家。自打救护车来了之后，他们一直都在这里。他们看见利昂娜、麦吉太太，还有其他邻居。她们一起撕掉本尼的衣服，他的皮肤似乎也随之被剥了下来。本尼发出的声音不像是哭，倒更像是车轮压住狗的后腿，狗发出来的声音。不过，本尼的声音更难听，更响。麦吉太太看见他们，叫道，走开，走开！到我家去。后来，救护车就来了，送本尼去了医院。麦吉太太过来告诉他们本尼要在医院住一段时间，他们待在她家就行了。她给了他们花生酱面包和草莓果酱面包。

他们睡的床是羽毛褥子，床单熨得平整光滑，已经褪了色的毯子松软，闻起来有淡淡的卫生球的味道。搁在最上头的是一床圣诞之星的被子。他们知道这叫圣诞之星，因为他们准备上床的时候，帕特里夏说，喔！多漂亮的被子！麦吉太太看起来有些惊讶，心不在焉地回答，哦，是吗，是圣诞之星。

帕特里夏在麦吉太太家表现得很有礼貌。这房子，不像郊外住宅区某些房子那么好，但是它外头是仿造砖，里面有仿造的壁炉，篮子里还放着蕨类植物，和这条路边的其他房子都不像。麦吉先生也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在工厂工作，他在商店上班。

乔治和艾琳在这屋子里变得羞涩，小心翼翼，以至于有人和他们说话，他们都答不上来。

他们起得都非常早。他们躺在床上，在崭新的被单里辗转难安，看着房间渐渐亮起来。这个房间用的是紫红色的丝绸窗帘，还有软百叶窗。墙纸上是紫红色和黄色的玫瑰花。这是客房。帕特里夏说，我们睡在客房里。

我要上厕所。乔治说。

我帮你看看卫生间在哪里。帕特里夏说，就在走廊那头。

但是，乔治不打算去走廊那头的卫生间，他不喜欢。帕特里夏想叫他去，他不愿意。

看看床底下有没有尿壶。艾琳说。

他们有卫生间，不会有尿壶的。帕特里夏生气地说。他们要一个臭气熏天的老尿壶干什么？

乔治不为所动，说他不去。

帕特里夏起来，踮着脚尖走到梳妆台边，拿了一个大花瓶过来。乔治尿完了以后，她异常小心地打开窗户，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倒空了花瓶，再用艾琳的内裤擦干。

现在，她说，你们这些孩子闭嘴，安静地躺着。不要大声说话，只能轻轻说。

乔治轻轻说，本尼还在医院里吗？

对的，他在医院。帕特里夏飞快地说。

他会不会死掉？

我告诉你一百次了。不会。

会吧？

不会！只是皮肤烫坏，里面又没烫坏。他怎么会因为皮肤烫坏就死掉呢？别这么大声说话。

艾琳开始在枕头里扭动着脑袋。

你又怎么了？帕特里夏问。

他哭得真可怕。艾琳回答道，她的脸埋在枕头里。

嗯，疼，他当然就哭了。他们把他送到医院以后，会给他一些东西，能止痛的。

你怎么知道？乔治问。

我就是知道。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帕特里夏说，我一辈子也没听说过，会有人因为皮肤烫坏就死了的。所有皮肤都烫下来也没关系，会再长的。艾琳你别再哭了，否则我要揍你了。

帕特里夏安静地躺着，看着天花板。在麦吉太太家客房的紫红色的丝绸窗帘的映照下，她清晰的轮廓变得惨白。

早餐，他们吃了葡萄柚。他们以前没有吃过葡萄柚。他们还吃了玉米片、烤面包、果酱。帕特里夏看着乔治和艾琳，厉声说，要说请！谢谢！她对麦吉太太和先生说，多冷的天啊，就算今天下雪，我也不会意外。你们觉得呢？

但是，他们都没有回答她的话。麦吉太太的脸肿肿的。早餐之后，她说，不要站起来，你们听我说，你们的小弟弟……

艾琳开始大哭，乔治立刻跟着她哭。他抽抽噎噎地，胜利一般地对帕特里夏说，他死了，就是死了，他确实死了！帕特里夏没有说话。就是她的错！乔治呜咽地说。麦吉太太说，不不不不！帕特里夏还是静静地坐着，表情警惕而礼貌。她什么话也没有说。直到哭泣声渐渐平息了一些，麦吉太太才叹着气站起来收拾桌子。帕特里夏帮她收拾盘子。

麦吉太太带他们去市里，帮他们买参加葬礼的新鞋。帕特里夏不能去参加葬礼，因为利昂娜说她自己只要活着，就再也不想看见她了。不过，还是要给她买一双。唯独不给她买，实在是太残酷了。麦吉太太带他们去了商店，让他们坐下来，对店主解释了一下情况。他们站在一起严肃地点着头，说话。男人叫他们脱掉鞋子袜子。乔治和艾琳脱了，伸出脚来，露出他们脏兮兮的脚指甲。帕特里夏对麦吉太太说她要上厕所，麦吉太太告诉她厕所在哪里，就在商店的后面。她回来以后脱掉了鞋和袜子，她的脚被她用厕纸和冷水洗得干干净净。她回来的时候，听到麦吉太太轻声对店主说，你该看看我让他们睡过的床单。帕特里夏经过他们身边，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艾琳和乔治买的是牛津鞋，帕特里夏自己选了一双系皮带的鞋子。她看着脚镜里的鞋子，走来走去地看，直到麦吉太太说，帕特里夏现在不用在意鞋了！他们走出商店的时候，麦吉太太用同样温柔的声音对店主说，你能相信吗？

葬礼结束后，他们回了家。女人们收拾了房子，把本尼的东西都清走了。葬礼后，他们的父亲在后头的棚屋里喝醉了酒，呕吐不止。他要离这座房子远远的。他们的母亲上床休息了。她在床上躺了三天。姑妈来照顾这个家。

利昂娜说，不要让帕特里夏靠近她的房间。不要让她上来。她又哭又叫，我不想看见她，我不会忘记我的儿子的。不过，帕特里夏也没有打算上楼。她丝毫不关心这些事。她看她的电影杂志，一点点地卷她的头发。要是有人哭了，她也当作没看见。对她来说，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

梅特兰山谷演艺团的经理来看利昂娜，告诉她，他们打算在罗克兰办一个大型音乐会，还有谷仓舞会。出了这种事，会不会太快？要是不太冒昧的话，他想让帕特里夏去唱歌。利昂娜说她得好好想想。她起了床，下了楼，帕特里夏正坐在沙发上看她的电影杂志。她始终低着头。

你的头发做得相当好。利昂娜说。我看见你自己在做头发。给我把梳子和发刷拿来！

她对小姑子说，什么叫生活？总之，非得继续不可。

她去了市里，带了几张唱片回来。有两首歌：《马戏团能不能永不解散》和《没有秘密，上帝能做些什么》。她让帕特里夏学这两首歌，帕特里夏在罗克兰的音乐会就唱了这两首歌。观众席上的人们窃窃私语，因为他们听说过本尼的事。这桩事故上了报纸。他们对利昂娜指指点点。利昂娜身着盛装，坐在平台上，低着头，正在哭。观众席上的有些人也哭了。帕特里夏没有哭。

十一月的第一周，雪还没有开始下，到现在还没下雪。磨剪刀的人推着手推车沿着公路来了。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还在远处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他莫明其妙的圣歌，悲伤，刺耳，格外的古怪。要是你不知道是磨剪刀的人，你会以为是哪个疯人院跑出来的家伙在唱歌。他还穿着同一件污迹斑斑的棕色外套，下摆已经撕破了，戴着同一顶已经没有顶的毡帽，沿着公路走来，发出这样的声音。孩子们跑回屋里去拿刀和剪刀，还有的跑到路上，兴奋地大声叫他的名字，老布兰登，老布兰登。

紧接着，在帕里家的院子里，帕特里夏开始尖叫，我恨磨剪刀的！我讨厌他！她尖叫，我恨磨剪刀的，我讨厌他！她叫着，如同树干一般直直地站在院子里，她的脸看起来枯瘦，苍白。吓人的尖叫把利昂娜叫出了门，还有邻居。他们一起把她拽回屋里，而她还在尖叫。他们没法让她说清楚到底怎么了，他们以为她一定是得了痉挛。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嘴张得大大的。她尖利的小牙齿几乎是透明的，边上有点坏了。她看起来像一只雪貂，一只可怜的小动物，因为害怕或是愤怒，完全失去理智。他们试图摇醒她，扇她耳光，往她的脸上浇冷水，最后他们逼她咽下了一大口镇定糖浆（里面掺了大量威士忌），让她上床睡觉。

这是利昂娜最珍视的孩子，邻居们回家后说。那个歌手，他们说。因为这时候，一切都回到了正常轨道，他们和以前一样讨厌利昂娜。他们忧伤地笑笑，说，是啊，那个未来的电影明星在院子里尖叫，你一定会以为她疯了。

就是这座房子。其他的木头房子从来没有刷过油漆。陡峭的屋顶到处是补片，走廊狭长而歪斜，烧柴的浓烟从烟囱里钻了出来，孩子们模糊的脸压在玻璃窗上。屋子的后头是一片细长的土地。有的地方犁过了，有的地长出了杂草，全是石块。房子的前头是院子，是无人种植的花园。灰色的公路从小镇延伸出去。下雪了，雪缓缓地落下来，静静地落在公路上、屋子上、松树上。开始时是大片大片的雪花，然后，雪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落在坚硬的犁沟里，落在地面的石头上，不再融化。

有蝴蝶的那一天

我不记得迈拉·塞拉是什么时候来到镇上的了，她来我们班里至少也有两三年了。去年，她的小弟弟吉米·塞拉来学校上一年级，我开始想起了她。吉米·塞拉还没有习惯自己一个人上厕所，只好先来到六年级的门口找迈拉，迈拉再带他下楼去。他经常没办法及时找到迈拉，棉布裤子的小扣子边上便有了大块暗色的污迹。接下来迈拉只好去找老师：“请问我可以带弟弟回家吗？他尿湿了裤子。”

第一次她这么说的时候，尽管声音非常轻，前排所有的同学还是都听到了，随即便是小声的吃吃笑，把全班都惊动了。我们的老师是个冷静的文雅的姑娘，戴一副金边眼镜，动作像一头长颈鹿。她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关切，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拿给迈拉看。迈拉犹豫不决地重复说：“我弟弟出了意外，老师，求你了。”

这下，大家都知道吉米·塞拉的耻辱了。课间休息时（要是他没有被留在座位上，因为他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被留在座位上），他不敢到操场上去，否则在操场上别的小男孩，还有些稍大一点的男孩子等着追他，把他逼到后面的栅栏边，用树枝抽他。他只好和迈拉待在一起。我们的学校有两边，男孩一边，女孩一边，要是你的脚踩进了不是你的地界，很容易被皮带抽。吉米不能到女孩这一边来，迈拉也不能到男孩那一边去，也不允许回教室去，除非外头下雨或者下雪。所以迈拉和吉米，每次课间休息都站在两边之间的后走廊上。也许秋天里，他们看人打篮球，看追追闹闹的游戏，看跳绳，看用叶子盖房子；冬天里，看人堆雪堡。也许他们什么都没在看。不管什么时候看见他们，他们都是微微低着头，瘦小的身体有些驼背，非常的安静。他们都有一张椭圆的，光滑的长脸，忧郁，慎重，都长着黑色的，油腻的，闪闪发亮的头发。小男孩的头发一长，就在家里剪了。迈拉的头发则编成粗粗的麻花辫，盘在头顶上，远远看起来仿佛裹了一条穆斯林头巾，对她来说略微嫌大了似的。他们黑色的眼睛上，眼皮似乎从来没有全抬起来过。他们都长了一张困乏的脸，但还远甚于此。他们看起来像中世纪画里的孩子，像木头雕像的小人儿，崇拜的，或是祈求神灵的模样。光滑的面孔有老人的神态，驯服，神秘，难以言说。

学校的大半老师都要上很长时间的课，一到休息时间，他们就消失在教师休息室，不会来烦我们了。不过我们自己的老师，一个戴金边眼镜的瘦弱的年轻女人，会隔着窗户盯着我们，有时候也出来，生气勃勃又心神不宁的样子，阻止小女孩打架，或者会召集凑在一起玩真相秘密游戏的大孩子开始玩跑步的游戏。有一天，她出来叫道：“六年级的姑娘，我想和你们谈一谈！”她的笑容让人信服，恳切，但还是有一种极为不安的神情，牙齿上质地良好的金边也露了出来。她说：“六年级有一位女生，叫迈拉·塞拉，她是你们班的，对吧？”

我们小声咕哝。格拉迪斯·希利回答：“是的，达林小姐。”

“哦，那么，为什么她从来不和你们一起玩？每天我都看见她站在后面的走廊上，从来不玩。你们是不是觉得她站在后面很高兴？要是你们谁一个人站在后头，会高兴吗？”

没人回答。我们面对达林小姐站着，一个个都恭敬有礼，冷静自制，宽容了她这个不切实际的问题。然后，格拉迪斯回答：“迈拉不能和我们玩，达林小姐。迈拉得照顾她的弟弟！”

“哦。”达林小姐颇为怀疑，“好吧，总之，你们应该想办法对她好一点。你们不觉得吗？你们试过了吗？你们会试试吧？会不会？我知道你们会的。”可怜的达林小姐！她的战役这么迅速就陷入了一片混乱。她坚定的信念立刻变成了虚弱的抱怨，不切实际的恳求。

她走以后，格拉迪斯·希利柔声说：“你们会试试吧？会不会？我知道你们会！”然后嘴唇缩回去，盖住她的大牙，感情充沛地呼唤道：“我不在乎是下雨还是霜冻。〔1〕”她背完了全句，以她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格子呢裙的一个自然旋转而结束。希利先生开纺织品女装店，而他女儿在我们班里的领导地位，部分便是因为她闪闪发亮的格子呢裙，蝉翼纱上衣，黄铜扣子的天鹅绒外套，以及她早熟的胸部，还有她天然的粗暴无礼。现在，我们都开始模仿达林小姐了。

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怎么注意过迈拉。不过，现在，发展出了一种新游戏，开始是说：“让我们对迈拉好一点！”接着，我们会排成三人或者四人一组的正式队形，朝她走过去，大家一起喊口号：“你好，迈拉，你好，迈拉！”随后就是这样一些话：“你用什么洗头？头发真不错，光光亮，迈拉。”“喔，她用的是鳕肝油，是不是，迈拉，用的是鳕肝油，你竟然闻不出来吗？”

说实话，迈拉身上真的有一股味道，仿佛是坏掉的水果散发的腐烂的香甜味道。塞拉家开了一家小水果店营生。她爸爸整天就坐在窗户边的板凳上，衬衫在他鼓鼓的肚子上敞开，纽扣上方露出一丛黑毛来。他嚼大蒜。不过，要是你进了店门，来照料生意的是塞拉太太，她从挂在商店后面的软塌塌的印花帘子后静悄悄地现身。她的头发卷成黑色的波浪，笑的时候嘴唇抿在一起，嘴角一定已经拉到了最远的距离。她用颇有些严厉的嗓音告诉你价格，看你敢不敢讨价还价。要是你不还价，就递给你一个水果袋。她眼睛里有明显的嘲讽。

冬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走上了去学校的山坡，因为一个邻居让我搭车去镇里。我住在离镇子大约半英里的农场里。我本来不应该到镇里的学校来上学，不过，附近的乡下学校只有六七个小学生和一个自从生活改变以后就有点发疯的老师。而且，我妈妈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说服了镇上的托管人接受我。我爸爸付了更多的学费，让我到镇里的学校上学。我是班级里唯一中午带饭盒的。每天中午，我就在高高的，芥末色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衣帽间里吃花生三明治；我也是唯一春天里还穿橡胶鞋的，因为那时候路会化成厚重的泥浆。因此，我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又说不清楚是什么危险。

我看见吉米和迈拉走在我前头。他们到校总是非常早，有时候，甚至早到不得不站在外头等看门人开门。他们走得很慢，迈拉不时地半侧身体。我自己常常在这条路上闲荡，想和某些走在我后头的重要女生一起走，但又不敢停下来等。这会儿，我有了个念头，迈拉对我，恐怕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人看见和她走在一起，我甚至也不想和她一起走—不过，另一方面，这谦卑的，满怀希望的转身举动之中的谄媚还是对我起了作用。这么一个为我度身定做的角色，我忍不住想去扮演。我感到一股自以为善良的快乐激动，甚至想都没想怎么办，便叫道：“迈拉！嗨，迈拉，等一下，我有爆米花！”她停下脚步，我加快了脚步。

迈拉在等我，不过并没有看我。她保持了她特有的孤僻和呆板姿态。和我们在一起，她一贯如此。也许她认为我在骗她，也许她觉得我会跑过去，把空爆米花盒子朝她脸上扔。我开了盒子，抓出来给她，她拿了一点。我递给吉米，吉米急忙闪到迈拉的外套后头，不肯要。

“他害羞。”我鼓励地说，“很多小孩子都这么害羞。以后就不会了。”

“是的。”迈拉回答道。

“我有个四岁的弟弟。”我说，“他害羞得要命。”他才不害羞。“再吃点爆米花。”我说，“我以前从早到晚吃爆米花，现在不会了。我觉得对脸色没好处。”

他们都没说话。

迈拉怯怯地问：“你喜欢艺术课吗？”

“不喜欢。我喜欢社会学、拼写和健康学。”

“我喜欢艺术和算术。”迈拉的心算速度比班上任何同学都快。

“算术，我要是和你一样好就好了。”我这么说的时候，感觉自己很高尚。

“不过，我的拼写不好。”迈拉说，“拼写我犯的错误最多了，也许会不及格。”她听起来并没有为此不高兴，而是为有这样的事可说感到愉快。说话的时候，她的脑袋始终没有转向我，她盯着维多利亚街肮脏的雪堤看。她说话的声音，仿佛她正在用舌头湿润她的嘴唇。

“你不会不及格的。”我说，“你的算术实在太棒了。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她看起来颇为困惑。“我要帮我妈妈，”她回答道，“在店里工作。”

“喔，我想当空中小姐。”我说，“不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很少告诉别人。”

“哦，我不说。”迈拉回答道，“你看了报纸上史蒂文·康永的漫画了吗？”

“看了。”想到迈拉也看漫画真是奇怪。实际上，除了在学校的样子，她干什么都会让我觉得奇怪，“你看瑞普·科比〔2〕了吗？”

“你看过《孤儿安妮》〔3〕吗？”

“你看过《伊莉莎白和男孩子们》吗？”

“你没吃多少爆米花。”我说，“吃点。拿一大把。”

迈拉往盒子里看，“有奖品。”她伸手拿了出来。是一枚胸针，一个小小的锡蝴蝶，涂了金色，一点点的彩色玻璃镶在上面，看起来像珠宝似的。她把它放在自己棕色的掌心里，微微地笑了。

我问：“你喜欢？”

迈拉说：“我喜欢蓝石头。蓝石头就是蓝宝石。”

“我知道。我的生日石就是蓝宝石。你的生日石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七月。”

“那你是红宝石。”

“我还是更喜欢蓝宝石。”迈拉说，“我喜欢你的生日石。”她把胸花递给我。

“你拿着吧。”我说，“谁发现，就是谁的。”

迈拉的手还是伸着，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又说：“谁发现，就是谁的。”

“爆米花是你的。”迈拉说，声音有些惊恐，很严肃的样子，“你买的。”

“哦，是你发现的。”

“不……”迈拉说。

“好吧。”我把胸花从她手里拿起来，又放回她的掌心，“好了，我给你了。”

我们都愕然了。我们看着对方，我的脸刷地红了，不过迈拉没有。当我们的手指碰触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承诺。我惊慌失措，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以后可以早点来，和她一起走。休息时间，我可以去和她聊天。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行？

迈拉把胸花搁进衣服口袋里，说：“穿好衣服的时候再戴。我的好衣服是蓝色的。”

我知道是蓝色的。迈拉在学校，已经把她的好衣服穿旧了。甚至在隆冬时分，在清一色的格子羊毛呢裙子和斜纹哔叽外套中，她还是一抹悲伤的天蓝色塔夫绸，一件半旧的青绿色绉绸外套，显然是成年女人的衣服改出来的，V字领口一鞠躬便挂了下来，在迈拉狭窄的前胸，空荡荡地折起来。

我很高兴她没有戴上。要是有人问她从哪里来的，她说了，我该怎么说呢？

第二天，或者是第二个礼拜，迈拉没有来学校。她以前就经常留在家里帮手。但是，这一回，她再也没有回来。一个星期，然后，两个星期，她的桌子始终是空的。再然后，学校换教室的时候，迈拉的书被从桌子里拿了出来，搁在了储藏室的架子上。达林小姐说：“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给她安排座位。”考勤的时候，她再也没点过迈拉的名字。

吉米·塞拉也没有来学校。没有人带他去上厕所了。

迈拉消失后的第四个星期，或者是第五个星期，格拉迪斯·希利来到学校，说：“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儿吗？迈拉·塞拉住医院了。”

这是真的。格拉迪斯·希利有一个当护士的姑姑。拼写课的时候，格拉迪斯举起手，告诉达林小姐：“我想你可能想知道。”她说。达林小姐回答道：“是的，我已经知道了。”

我们问：“什么病？”

格拉迪斯说：“贫血症之类的吧。她在输血。”她对达林小姐说，“我姑姑是个护士。”

于是，达林小姐用了整堂课的时间，给迈拉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每个人都说：“亲爱的迈拉，我们大家在一起给你写信。我们希望你很快好起来，回到学校。你真诚的……”达林小姐说：“我想起来了，三月二十号，有谁愿意去医院看迈拉，办一个生日聚会？”

我说：“她的生日是七月。”

“我知道。”达林小姐说，“是七月二十号。不过，今年她可以三月二十号过，因为她病了。”

“但是，她的生日是七月。”

“因为她病了。”达林小姐说，语气是一种警告的强硬态度。“医院的厨师可以做蛋糕，你们大家每人送一件小礼物，两毛五分钱左右吧。探视时间是两点到四点，所以只能在这段时间办了。我们不能全都去，人太多了。这样，谁想去，谁想留在学校补充阅读？”

我们全举起了手。达林小姐拿出了拼写记录，选了前十五个，十二个女生和三个男生。结果，三个男生不想去，于是达林小姐又选了接下来的三个女生。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过我估计大约就是这一会儿，迈拉·塞拉的生日聚会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

也许是因为格拉迪斯·希利有一个当护士的姑姑，也许是因为生病住院的兴奋感，或许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迈拉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她非常彻底地摆脱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规矩和环境。我们开始讨论她，仿佛她是我们拥有的某种东西。生日聚会成了一个理由，休息时间我们怀着女性特有的沉痛谈论这次聚会，一致觉得两毛五实在是太少了。

雪开始融化后的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去了医院，带着我们的礼物。一个护士带领我们上楼。我们排成一列，经过一扇扇半掩的门，听到隐隐约约的谈话声，穿过走廊。护士和达林小姐一直在说“嘘，嘘”。不过，反正我们已经踮着脚尖走路了。我们在医院的举止堪称完美无瑕。

这家小乡村医院并没有儿童病房，而且迈拉也不能真的算儿童。他们把她和两个头发斑白的老太太安排在一间病房里。我们进去时，一个护士拉开了她们之间的屏风。

迈拉从床上坐了起来。她穿了一件笨拙僵硬的病号服。她的头发放下来了，长长的麻花辫搭在她的肩头，一直垂到被单上。但是，她的脸还是一样，永远都是这样。

聚会的事已经告诉过她了，达林小姐说，所以这个惊喜不会打扰到她。不过，看起来，她不相信，或者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看着我们的样子，还是以前在学校操场上，她看我们的样子。

“好了，我们来了！”达林小姐说，“我们来了！”

我们说：“生日快乐，迈拉。你好，迈拉，生日快乐！”迈拉说：“我的生日是七月。”她的声音比以往更加轻了，游移不定，毫无感情。

“别管它实际上是哪天。”达林小姐说，“假装是今天！你多大了，迈拉？”

“十一岁，”迈拉回答说，“七月的时候。”

接着，我们都脱下了外套，穿着我们的聚会服装，拿出了礼物，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堆在迈拉的床上。有些同学的妈妈用精致的缎带扎了庞大的，复杂的蝴蝶结，甚至还有一些在盒子上粘了一束小小的仿真玫瑰和山谷百合。“迈拉，迈拉，”我们说，“生日快乐。”迈拉没有看我们，她看的是缎带，粉红的、天蓝的、散落的银色斑点，微型花束。这些礼物让她高兴，正如那只蝴蝶曾让她高兴一样。她的脸上浮起一种天真的表情，一种隐隐约约的，似是而非的笑意。

“打开吧。迈拉。”达林小姐说，“是给你的！”

带着这样的笑容，迈拉拿起她身边的礼物，手指抚过它们，一种小心翼翼的心领神会，还有未曾预料到的自豪感。她说：“星期六我去伦敦，去圣约瑟芬医院。”

有人说：“我妈妈在那儿住过。我们去看她来着。那儿全是修女。”

“我爸爸的妹妹就是修女。”迈拉平静地说。

她开始拆包装纸，那神情，仿佛就连格拉迪斯都不会收到比这更好的礼物。她把包装纸、缎带都折了起来，拿出了一本本书、七巧板、剪图游戏，仿佛这些都是她赢来的奖品。达林小姐说也许她应该每打开一份礼物，就说句谢谢你，说出送礼人的名字，以便清楚地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于是，迈拉说：“谢谢你，玛丽·路易斯，谢谢你，卡罗尔。”到我的时候，她说：“谢谢你，海伦。”每个人都对她解释她们送的礼物，叽叽喳喳，兴奋不已。迈拉引导了欢乐的气氛，虽然她本人并没有那么高兴。送进来一个蛋糕，上面写了“迈拉生日快乐”的字样，白色的底，上面是粉红色的，有十一支蜡烛。达林小姐点燃了蜡烛，我们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并且叫着：“迈拉，许个愿，迈拉，许个愿。”迈拉吹熄了蜡烛。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吃了蛋糕和草莓冰激凌。

四点钟，蜂鸣声响起来，护士端走了剩下的蛋糕和脏盘子，我们穿上外套回家。每个人都说：“再见，迈拉。”迈拉坐在床上，看着我们离开，她的后背挺得笔直，没有用枕头撑住，手搭在礼物上。但是，走到门口时，我听到她叫：“海伦！”只有一两个人听到了，达林小姐没有听到，她走在前头出去了。我回到了床边。

迈拉说：“东西太多了。你拿点。”

“什么？”我回答说，“这都是你的生日礼物。生日的时候，大家都会收很多东西。”

“嗯，你拿点吧。”迈拉说，她拿起一个里面装着镜子的人造革盒子，还有一把梳子，一把指甲锉刀，一管本色的唇膏，一块四边绣金线的手绢。之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份礼物。“这个你拿去。”她说。

“你是不想要吗？”

“你拿走。”她放在我手上，我们的手指再一次碰到了。

“等我从伦敦回来，”迈拉说，“放学以后你到我家来玩。”

“好的。”我回答。医院的窗户外头，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的声音清晰地传过来，也许是在用今年的最后一个雪球互相追逐。这种声音让迈拉，她的成功，她的慷慨，以及她为我找到一个位置的未来，都变得虚幻、阴暗起来。床上的礼物，折叠起来的包装纸、缎带，这些沾染了负疚气味的礼物，都落在了阴影之中。它们不再是纯洁的，可以抚摸，交换，接受，而不会有任何危险的礼物了。现在，我不想再拿走这个盒子了，但是，我想不出怎么再把它放回去，该用什么借口。我想，我送给别人吧，我不会用它的。我会让弟弟把它拆掉。

护士回来了，带了一杯巧克力牛奶。

“怎么回事，你没听到蜂鸣器响了吗？”

于是，我走了，我自由了，从已经包围迈拉的，众所周知的，庄严的，散发着乙醚气味的医院生活的种种壁垒中逃离开来，从我自己内心的背叛中逃走。“好的，那么谢谢你。”我回答道，“谢谢你给我的东西。再见。”

迈拉有没有说再见？似乎没有。她坐在高高的床上，她优雅的棕色脖子从不合身的病号服里伸了出来。她轮廓分明的棕色面庞对背叛没有丝毫的反应。也许她的赠予已经被忘掉了，已经准备好被隔离开来派特别的用场，和当初她在学校后面的走廊上一样。

注释

〔1〕原文“I don’t care if it rains or freezes”，出自美国一首民谣“Plastic Jesus”。

〔2〕瑞普·科比（Rip Kirby），由美国漫画家亚历克斯·雷蒙德（1909—1956）创作的漫画侦探人物。

〔3〕均为美国漫画作品。

男孩和女孩

我爸爸是养狐狸的。就是说，他在围栏里，养殖银狐。秋冬时分，狐狸的皮毛是最好的，他把它们杀了，剥了皮，卖给哈德逊海湾公司，或者蒙特利尔皮毛交易商。这些公司送给我们的英雄挂历，厨房的门上一边挂了一个。寒冷的蓝色天空，黑色的松林，变幻莫测的北方河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头顶羽毛的冒险家插上英格兰国旗，或者法兰西国旗，健壮的野蛮人弯着腰做搬运的苦力。

圣诞节前几个礼拜，爸爸晚饭以后都要在地下室工作。地下室的墙刷成白色，照明用的是工作台上一百瓦的灯泡。我和弟弟莱尔德坐在最高的台阶上，看着。爸爸把狐狸皮剥下来，把里面翻成外面，要是忽略沉甸甸的毛的骄人重量，那么仅仅是皮的话，看起来分外小，分外简陋，倒更像老鼠。光溜溜的身体都被放进一个大口袋，扔进垃圾堆。有一回，爸爸雇来的帮工，叫亨利·贝利的家伙，挥起口袋朝我扔过来，嘴里说着：“圣诞礼物！”我妈妈觉得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玩。实际上，她厌恶整个剥皮的过程—杀掉，剥皮，皮毛的预处理。她希望不要在家里做这种事儿，屋里会有味道。把反过来的狐狸皮铺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爸爸开始小心翼翼地刮，清除血管上凝结的细小血纹，脂肪泡，血的气味，以及动物脂肪。狐狸身上强烈的原始味儿弥漫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里。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镇定的季节性的味道，如同橘子和松针的清香。

亨利·贝利的支气管有毛病，他会不停地咳嗽，咳嗽，一直咳到瘦长的脸变得猩红，带着嘲弄的淡蓝色眼睛充满泪水。然后，他便去把炉子的盖子掀开，退后几步站好，喷出大团的浓痰来—嗖—直接扑进火焰中心。我们对这种表演赞不绝口，还会赞美他能随心所欲地让肚子咕咕叫，还有他的笑声充满了尖锐的哨音，以及潺潺的水声，把他胸腔内一切系统故障都囊括其中。有时候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大半可能就是在取笑我们。

上床以后，我们仍然能闻到狐狸的味道，听到亨利的笑声，不过，这一切提醒我们璀璨的、温暖的、安全的世界似乎失去了，渐渐消沉下来，在楼上陈腐的冷空气中飘浮。我们惧怕冬天的夜晚。我们不害怕屋外，尽管冬天是这样的时节，风吹成的雪堆绕着我们的房子，像入睡后的鲸鱼；而来自深埋的田野和结冰的沼泽地的狂风，整夜袭扰我们，仿佛一群凶险而又不幸的老怪物在大合唱。我们害怕的是屋里，我们睡觉的房间。那时候，房子的楼上还没有修好。砖筑的烟囱在一面墙上砌了起来，地板中间是一个方形洞口，旁边一圈木头栏杆，这里是修楼梯的地方。楼梯井的另一边，则是谁也不会再用的东西，一卷竖放的军用油毡，一辆柳条编的婴儿车，一个放蕨类植物的篮子，有了裂缝的陶瓷罐和陶瓷盆子，一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画，看起来十分悲惨。莱尔德刚刚能听懂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住在那里的，都是蝙蝠和骷髅；一旦有人从二十英里外的乡下监狱里跑出来，我就想象他不知怎么从我家窗户进来了，就藏在油毡后头。不过，我们自有保证安全的办法。灯亮的时候，只要不越过那块被当成卧室分界线的磨坏了的地毯，我们就是安全的；灯熄灭的时候，除了床以外，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我不得不跪在床头，用尽全力伸手够灯绳，关上灯。

黑暗中，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我们狭小的救生筏上，唱着歌儿，凝视着楼梯井透出来的微光。莱尔德唱《铃儿响叮当》，他随时随地都在唱这首歌，也不管是不是圣诞节。我唱的是《男孩丹尼》。我喜欢自己的声音，轻柔、恳切，从夜色中缓缓地升起。这会儿，我们能分辨出结霜的窗户的高大形状了，阴森、惨淡。每当我唱到“当我死去，就这么死去……”，便不自主地浑身战栗，不是因为冰冷的床单，而是因为一阵舒坦的情绪几乎要让我沉默下来，“你将会跪下，祈求，天上的福哉马利亚……”什么是福哉马利亚？每天我都忘记去查查。

莱尔德唱着唱着就睡着了。我能听到他漫长的、心满意足的轻快呼吸。提醒我了，这是我最完美的私人时间，也许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候。我紧紧地用被子裹住自己，继续给自己讲故事，讲我夜复一夜给自己讲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我长大后的故事，这些故事都仿佛发生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是一个为勇气、胆量和自我牺牲提供机会的世界，而我生活的真实世界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在爆炸的楼房里救人（真正的战争离我们的朱比利如此遥远，这个现实着实让我沮丧）。我射杀了两只狂暴的狼，在它们试图威胁校园安全的时候（老师们恐慌地躲在我的背后）。我神采奕奕地骑着一匹好马，走在朱比利的大街上，答谢小镇居民对我的感激之情，大概是因为某种我还没想出来的英雄事迹（小镇上，没有人骑马的，除了橘子节游行的时候，金比利骑过马）。在我的故事里，却总是骑马、射击，尽管我实际上只上过马背两次，而且还没有马鞍，因为我们家没有马鞍。而第二次我直接滑了下来，掉在了马蹄下，马平静地从我身上跨了过去。我千真万确学过射击，只是什么都没有打中过而已，就连篱笆上搁着的罐头盒也没打中。

狐狸活着的时候，住在爸爸为它们筑造的空间里，被一排高高的护栏围住，像一座中世纪的小镇，大门到了夜晚便上锁。这座小镇的街道两边，是大块大块坚固的畜栏。每一座都有一扇真正的门，人能进出。顺着金属线用木板搭了一道斜坡，让狐狸们跑来跑去。还有窝，一个留着气孔的布箱子，这就是它们睡觉、过冬、生宝宝的地方。吃饭喝水的盆子都拴在金属线上，从外头就可以方便地倒空、清理盆子。盆子都是用旧罐头盒做的，斜坡和窝则是旧木材的零头废料做的。一切都设计精巧，井井有条；我爸爸是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书就是《鲁滨逊漂流记》。他在独轮车上装了一个锡桶，用来给畜栏带水。夏天的时候，狐狸每天要喝两次水，这事儿由我负责。早晨九到十点，另一回则是晚饭后，我用水泵把桶里装满，经过谷仓把车推到畜栏去，在那儿我停下车，把喷壶倒满，沿着街道走。莱尔德也会来，拿着他的小乳酪盒，还有绿色的园艺罐，罐里盛得太满，一碰到腿，水就洒在了他的帆布鞋上。我拿的是真正的喷壶，是我爸爸的，虽然我拿着它，只能装到四分之三满。

所有的狐狸都有名字，名字都刻在一块锡板上，挂在它们门口。它们的名字不是出生时取的，而是第一年被剥皮后幸存下来，放进繁殖群以后取。爸爸取的名字，就叫王子、鲍勃、沃利、贝蒂。我取的名字，都是星星、土耳其人，或者莫琳、戴安娜。莱尔德取了一个名字叫莫德，是他小时候爸爸雇过的一个姑娘的名字，还有一个叫哈罗德，是他学校同学的名字，另外一个叫墨西哥的，他没说为什么。

取名字并没有让它们变成宠物，或者类似宠物的情况。除了爸爸以外，没有人进过畜栏，而他两次因为被咬血液中毒。当我给它们送水的时候，它们在畜栏里自己走出来的小径上来回奔跑，偶尔吠叫—它们把叫声都留给了夜晚，那时候它们有可能集体发了狂。但它们总看着我，眼神热烈，成了它们尖尖的、恶毒的脸上清澈的金光。它们长得很漂亮，有优雅的四肢，贵族式沉甸甸的尾巴。后背亮丽的毛皮上散落着暗色的斑点，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叫银狐的缘故。不过，它们最漂亮的还是脸，异常尖锐，散发出来的是全然的敌意。还有它们金色的眼睛。

除了送水，除草的时候，我也要帮爸爸。畜栏中间长出来各种藜属植物，还有花儿已经盛开的钱麝香。爸爸用长柄镰刀砍，我则用耙子把杂草堆起来，然后他拿干草叉把刚砍下来的草都扔到畜栏顶部，给狐狸降温，给它们的毛皮遮阴，因为如果日晒过度，毛的颜色会变成深棕色。除了我们手上的活儿以外，爸爸不和我聊其他的。在这点上，他和妈妈全然不同，妈妈只要高兴，什么事儿都告诉我，比如她小时候狗的名字，她长大一点后，和她约会的男孩名字，当时她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以及她现在实在想不出来他们变成什么样子了。而爸爸，他的想法和故事都是私密的，我在他面前很羞涩，永远不会问他什么问题。然而，我会欣欣然在他眼皮底下干活，感觉颇为自豪。有一次，一个饲料推销员到畜栏里和他说话，我爸爸说：“我想让你见见我新雇的帮手。”我转过脸，拼命地耙草，激动得脸都红了。

“耍我。”推销员说，“只是个小姑娘罢了。”

草砍掉以后，似乎突然就到了下半年。清晨，我走在残梗上，便注意到了秋天那变红的天空以及渐近的静默。我推着车子走出大门，挂好了锁，天便要黑了。某晚正是这个时候，我看见爸爸妈妈在说话，他们站在一小块高耸的地上，我们称为跳板的地方，就在谷仓前头。爸爸刚从屠杀房里回来，还戴着他那块血迹斑斑的、硬邦邦的围裙，手里拎了一桶剁开的肉。

在谷仓前看见妈妈，是件奇怪事儿。她不经常从家里出来，除非是要干活，比如，出来晾洗好的衣服，或者到花园去挖土豆。她在四处打量这个地方。她粗笨的腿光溜溜的，从来没有被太阳晒黑过，围裙还挂在身上，大概是因为洗晚饭的碟子，肚子那儿湿淋淋的。她用一块手帕扎住的头发掉出来好几缕。早上她总是这样扎头发，说她没有时间好好梳头，于是整天其实都这样扎着。不过，她说的也是真话；她的确没有时间。最近这些天，我们家后廊上堆的都是篮子，从镇里买回来的桃子、梨、葡萄，自家种的洋葱、西红柿、黄瓜，都等着要做成果冻、果酱、蜜饯，或者腌成咸菜、辣酱。厨房的炉子里终日点着火，瓶子在滚开的水里叮当作响。有时候两把椅子之间搭一根杆子，挂一个棉布包，用来挤压黑蓝的葡萄果浆做果冻。我也被分派了任务，坐在桌子边，剥掉浸泡在热水里的桃子的皮，或者切洋葱，切得我眼睛生疼，泪水直流。活儿一做完，我就跑出家门，试图在我妈妈想起来再叫我干什么以前，就跑出我耳力所及的范围。我讨厌夏天闷热黑暗的厨房，讨厌绿色的百叶窗和捕蝇纸，讨厌破旧的油布桌，讨厌摇摇晃晃的镜子和崎岖不平的油毯。妈妈太累了，没有精力和我说话，没有心情谈师范学校的毕业舞会；汗水在她的脸上流淌，她心里永远在数数，指着那些瓶瓶罐罐，要倒几杯糖。对我而言，家里的活儿似乎永远都没完没了，疲惫不堪，特别令人情绪低落；而屋外的事儿，帮爸爸打下手，则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性。

我推着小车走到谷仓，车子就是放在这里的。我听到妈妈说：“等莱尔德大一点，你就有真正的帮手了。”

爸爸说什么，我没听见。他站在那儿听的模样，让我感觉愉快。他的样子，就像对推销员，或者任意的陌生人那样，有礼貌，但是明显感觉他想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想妈妈来这里其实没什么事儿，我想让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她为什么要提莱尔德？他谁也帮不了。现在，他到哪里去了？荡秋千把自己荡恶心了，绕着圈走来走去；或者在抓毛毛虫。但凡我的活儿没干完，他是从来不会和我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就可以让她多干屋里的活儿了。”我听到妈妈说。她提起我的语气，有一种疲倦的平静和惋惜，总是让我心神不宁。“我刚一转身，她就跑了。我感觉就像家里没有女儿一样。”

我进了谷仓，坐在饲料袋上，想等这场谈话结束再出去。我觉得，不应当信任妈妈了。她比爸爸亲切，容易受骗，但你根本不可能依靠她，她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真正的理由是从来不会说出来的。她爱我。为了给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我想要的一件样式复杂的衣服，她晚上睡得很晚。但是，她同样也是我的敌人。她永远在密谋，她现在就在密谋，让我更多地待在屋里，而不是给爸爸干活儿，尽管她知道我讨厌待在屋里（恰恰是因为她知道我讨厌待在屋里）。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出于任性，试一试她的权力罢了。而我没有想过，她可能是孤独，或者嫉妒。我以为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实在太幸福了。我坐在那儿，用脚后跟敲打饲料袋，扬起了一层灰土。直到她走，我都没有出去。

至少，我不觉得爸爸会有多么重视她的话。谁能想象莱尔德能干这些活儿？莱尔德会记得锁门，会从树枝上摘一片叶子清理水罐，甚至还能把水桶车推过去，不至于打翻吗？妈妈对这些事情了解得太少了。

我忘记说怎么喂狐狸的了。爸爸血迹斑斑的围裙提醒了我。狐狸吃的是马肉。这个季节，大部分的农场主都还有马匹，马太老了，干不动活儿，或者摔断了腿，或者有时候，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农场主就会叫我爸爸去，他和亨利就开着卡车去。他们通常是当场射杀，就在原地杀了它，付给农场主五到十二块钱。要是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马肉，他们就会把马活着带回来，在我们家马厩里养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直到需要肉的时候再杀。战后，农场主都买了拖拉机，渐渐地完全不养马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买到一匹健康的好马，它再也没什么用处。冬天的话，我们就会把马养在马厩里，一直养到春天，一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干草，还有，要是雪下得太大，犁不一定能把路清理干净，有一匹马，再加一个轻便雪橇，就非常方便了。

那年冬天，我十一岁，我们的马厩里有两匹马。我们不知道他们以前的名字，总之我们叫他们马克和弗洛拉。马克是一匹老黑马，以前是驮马，乌黑，什么都泰然处之的样子。弗洛拉是匹栗色马，拉马车的。我们让他们拉雪橇，马克脚步慢，好控制。弗洛拉每每撞见汽车，或者别的马匹，都表现出暴烈的警告态度，不过我们喜欢她的速度，以及她傲慢的步调，她纵情又勇敢的风度。弗洛拉猛然抬起头来，眼珠转动，竭力嘶鸣，当场让自己体验极度的精神沸点。想走进她的马厩不安全，她可能会踢人。

这年的冬天，妈妈在谷仓前头聊起的这个主题，我开始经常听到了。我不再觉得安全。我身边的人们，他们心底的想法大约就是这样一股稳定的潜流，在这个话题上不再会轻易拐弯。女孩这个词，原本对我来说是无害的，没有什么负担，和孩子差不多，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象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笑话。有一回，我和莱尔德打架，那是我头一次用尽全身力气揍他，即便如此，他还是没一会儿就抓住了我的胳膊，拧住不让我动，真的把我弄疼了。亨利看见了，笑着说：“喏，莱尔德迟早有一天，会让你看看！”莱尔德长大了一点。但是我也长大了一点。

奶奶来和我们住了几个礼拜。我又听说了别的。“女孩子不要这样甩门。”“女孩子坐下来的时候，双膝要并拢。”更倒霉的是，当我问问题的时候，“这不是女孩子应该关心的事情。”我继续甩门，坐相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觉得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让自己获得自由。

春天来了，马被赶到了谷仓前的院子里。马克靠谷仓的墙站着，试图给脖子和屁股搔搔痒。弗洛拉来回小跑，跳到栅栏上，蹄子敲得横栏噼啪作响。飘落的雪花飞快地收缩，露出了坚硬的灰色地面。熟悉的高高低低的地面，经历了一个冬天虚幻的情景之后，再无遮蔽，变得平坦赤裸。有一种强烈的如释重负般的开阔感觉。现在，我们只要穿橡胶套鞋，脚上的感觉异常轻便。一个星期六，我们去马厩，发现门都敞开着迎接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亨利在闲逛，欣赏他收集的挂历，挂历就钉在马厩上，畜栏后头的那部分，这个妈妈可能永远也不会看见的地方。

“过来和你的老朋友马克说再见吧？”亨利说，“来，给他尝尝燕麦的味道。”他把燕麦倒在莱尔德捧起来的手心中，莱尔德去喂马克了。马克的牙齿都坏了，吃得非常慢，慢条斯理地把嘴里的燕麦转过来转过去，想找一颗结实的磨牙碾碎它。“可怜的老马克。”亨利忧伤地说，“马的牙齿没了的时候，它也就没了。就是这道理。”

“你今天要打死他？”我问。马克和弗洛拉在马厩生活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差点忘记他们都是要被枪决的。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唱起了歌，他的声音高昂、战栗，有一种嘲弄的伤感语调，哦，再也没有工作了，可怜的尼德叔叔，好黑鬼去了哪里，他就去了哪里。马克发黑的厚舌头勤奋地在莱尔德手里找寻。歌还没有唱完，我就出了马厩，在跳板那儿坐下来。

我还从来没有见他们枪杀马匹，不过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做这事儿。去年夏天，莱尔德和我偶然发现了一匹马的内脏，他们还没来得及埋掉。我们原以为是一条在太阳底下蜷起身体的大黑蛇。那是在从谷仓旁边上去的一块空地上。我想，要是我们到谷仓里，找一条宽大的裂缝，或者从木板上的孔洞里看出去，应该能看见他们是怎么干的。并不是我想看这样的事儿；不过，如果这事真的要发生，最好看看，了解一下。

我爸爸从屋子里出来，拎着枪。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问。

“什么也不干。”

“回去，到屋子周围去玩。”

他把莱尔德送出了马厩。我对莱尔德说：“你想不想看他们对马克开枪？”我根本就没等他回答，就带着他到了谷仓的前门边，小心谨慎地开了门进去。“不要有声音，他们会听见的。”我说。我们听见亨利和爸爸在马厩里说话，然后，便是马克沉重的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从后头出了它的马厩。

阴冷的楼顶，稀薄的太阳光交叉穿过裂缝。干草堆很矮。这块乡间的土地绵延起伏，土堆与土坑在我们脚下滑动。四英尺高的地方，有一根绕墙一周的房梁。我们把干草堆在角落里，我把莱尔德推上去，自己也爬了上去。房梁并不算宽，我们手扶住谷仓的墙，沿着房梁爬过去。有许多洞，我给自己找到了个想要的视角。谷仓的一角，大门，一部分田地。莱尔德没有找到合适的洞，开始抱怨。

我把两块木板之间的缝隙指给他看。“安静点，等着。别让他们听见，你在给自己惹麻烦。”

我爸爸拿着枪，出现在我的视野内。亨利牵着马笼头，拉着马克来了。他松开手，掏出烟叶和烟纸，替我爸爸卷了一根烟，然后给自己卷了一根。他们抽烟的时候，马克的鼻子在栅栏边的枯草里嗅来嗅去。接下来，我爸爸开了门，他们带着马克往外走。亨利领着马克，从一条小径走到另一条小径上。他们在说话，但声音不大，我们听不见。马克又开始低头寻找新鲜的草叶，但这时节不可能找到的。我爸爸笔直地走开了，隔了一段距离，大约他觉得合适了，突然停下了脚步。亨利也从马克身边走开了，不过是侧着身子，仍然漫不经心地提着缰绳。我爸爸举起了枪，马克抬头看，仿佛注意到了什么，接着，我爸爸开了枪。

马克没有立刻就倒下来，而是摇摇摆摆，突然歪向一边，倒了下来，开始是侧躺，接着，翻滚着后背倒地，接着，他令人吃惊地在空中踢腿，踢了足足有几秒钟。亨利看见这场景，笑了，似乎马克在和他开玩笑。枪声响起时，莱尔德惊奇地呼了一口长气，呻吟一般，大声叫道：“他没死！”我觉得也是。但是，他的腿已经不动了。他又歪躺了下来，肌肉的颤抖渐渐平息。两个男人走了过去，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看着他；他们弯腰检查他的前额，子弹就是从这里打进去的。这时候，我看见褐色的草地上有马克的血迹。

“现在，他们要剥他的皮，砍他的肉了。”我说，“咱们走吧。”我的腿有点颤抖，满心感激地跳进干草堆。“好了，你见过他们怎么杀马了。”我用祝贺的语气说，仿佛自己以前看过无数次似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猫在干草堆里生小猫吧。”莱尔德跳了起来。似乎他又变小了，听话了。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他还小的时候，我是怎么带他到谷仓里来，叫他从梯子爬到顶梁上去。那也是个春天，干草堆还很矮。当时我之所以这么干，完全出于某种兴奋，希望出点事儿好让我到处去说。他穿了一件肥大的小外套，棕色和白色格子花纹的，是用我的一件衣服改小的。他听了我的话，一路爬上去，坐到了横梁上。干草堆远远地在他身下一边，另一边则是谷仓的地面，搁了一些老机器。然后，我就尖叫着跑去找爸爸：“莱尔德爬上房梁了！”爸爸来了，妈妈也来了，爸爸爬上梯子，轻声细语的，把莱尔德抱了下来，妈妈靠在梯子上开始哭。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看着他？”没有人知道真相。莱尔德还没有到能清楚说出真相的年龄，不过，每每我看见那件格子花纹外套挂在衣橱里，还有，当最后衣服不要了，被塞到破布袋里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有什么压在肚子上，是一种无法根除的愧疚难过。

我看着莱尔德。莱尔德恐怕都不记得这件事儿了。我不喜欢他消瘦的深冬一般苍白的脸。他的表情不是惊恐，也没有不安，而是冷淡的，专心致志的。“听我说，”我的声音比往常更加清亮，还十分亲切，“你不会说的，对吧？”

“不说。”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发誓。”

“发誓。”他说。我一把拽过他背在后头的双手，以免他悄悄地交叉手指，说话不算数。即便发了誓，他也有可能做噩梦的时候把事儿说出来。我决定最好我努力让他把看到这一切的感受都说出来。不过我分身乏术。那天下午，我带着自己存的钱，和茱迪·卡诺瓦一起去朱比利看演出，演出把我们笑坏了。后来，我想应该没事儿了。

两个礼拜以后，我知道他们要杀弗洛拉了。头一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我听到妈妈问干草准备好了没有，爸爸回答说：“哦，明天以后就只有那头母牛了，哪个礼拜放它出来吃草。”所以，我知道，早晨就要轮到弗洛拉了。

这一回，我没想看。这种事儿，只要看一次就好。看过以后，我也没有经常想那场景。不过，有时候，我在学校忙成一团的时候，或者站在镜子前梳头，想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不会漂亮的时候，整个场景便闪进我的脑海。我看见爸爸轻松地、熟练地端起枪，听见当马克在空中踢腿时亨利发出的笑声。我并没有强烈的恐慌或者反感情绪，也许城市里的孩子会这样，而我早已经非常习惯目睹动物死亡，我知道我们活着就需要它们死。但是，我仍然感觉有些羞愧，对爸爸和他的工作有了一种全新的谨慎态度，要保持距离的感觉。

那天天气很好，我们要去空地上转转，捡冬天的狂风扯断的树枝。他们叫我们干这活儿。另外，我们自己也想用树枝搭帐篷。我们听到了弗洛拉的嘶叫，接着是爸爸的声音、亨利的吼叫，我们赶紧往谷仓跑，想看看出了什么事儿。

马厩的门是敞开的。亨利刚刚把弗洛拉带出来，她挣脱了，在谷仓前的空地上奔跑，从这头狂奔到那头。我们爬上了栅栏，眼睁睁看着她跑，嘶叫，后腿支着身体站起来，腾跃，狂野得像一匹西部电影里的骏马，一匹未被驯服的农场马，而她只是一匹老去的拉车马，一匹栗红色的老母马而已。我们看得兴奋不已。我爸爸和亨利跟在她身后跑，试图抓住飞舞的缰绳。他们想把她挤进角落，她在他们两人之间一转身，他们离成功只差了一点。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在谷仓角落附近消失。我们听到她跨过栅栏时，栏杆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亨利狂吼：“她跑到田里去了！”

这就是说，她现在跳进了包围房子的L形田里，要是她到了中间，朝着小路方向跑，那儿的门是敞开的，今天上午卡车往田里开过。爸爸朝我吼，因为我在栅栏的另一头，离小路最近。“你去关门！”

我跑得很快。我跑过花园，经过挂着秋千的大树，跳过壕沟，跑上了小路。敞开的门就在这里。她还没有跑出去。我在公路上没有看见她的身影，她一定是跑到田的另一头去了。门很重，我把它从沙砾路上抬起来，沿着车道往前推，刚到一半，弗洛拉就跑进了我的视线。她朝我飞奔而来。要把链条锁拴住。莱尔德匆忙跳过壕沟，来帮我了。

我没有关上门，相反，我把它尽可能敞开。我并没有决定这么做，只是我确实这么做了。弗洛拉没有放慢速度，她笔直地从我面前跑过去，而莱尔德则跳上跳下，尖叫不已：“关门！关门！”其实已经晚了。过那么一会儿，亨利和爸爸会出现在田里，等他们看到时，就已经太晚了。他们只会看见弗洛拉往市区的公路飞奔，他们会以为我只是没有及时赶到。

他们没有浪费时间来盘问我。他们回到了谷仓，拿起刀和枪，放进了卡车，然后，卡车调头，一路颠簸地朝我们开过来。莱尔德喊他们：“让我也去吧，带我去吧！”亨利停下了车，让他上了车。他们走后，我关上了大门。

我想莱尔德会说出来的。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之前我从来没有违抗过爸爸的话。我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弗洛拉是跑不掉的，他们开卡车总能追上她。就算追不到她，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也终归有人会看见她，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这个地方没有让她逃跑的开阔田野，这里只有农田。再说了，我爸爸付钱买了她，我们需要她的肉喂狐狸，我们需要狐狸养活我们。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爸爸再多花力气，而他的工作已经够辛苦了。要是爸爸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他会觉得，我并不是永远站在他一边。我站在弗洛拉一边，这个立场，让我对谁都没有用了，即使是对弗洛拉，也没有用。但同样，我也并没有后悔；当她朝我跑过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门敞开。

我回到家里，妈妈问：“那么乱，出了什么事儿？”我告诉她，弗洛拉踢倒了栅栏，跑了。“你可怜的爸爸。”她说，“这下他只好跑遍乡下去追她了。嗯，一点之前别想吃饭了。”她铺开了熨衣板。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想了想，上楼，坐在我自己床上。

最近，我一直打算把我的那一半房间布置得别出心裁，我用一块旧花边窗帘铺在床上，用做裙子剩下的印花棉布给自己做了一个梳妆台。我打算在我和莱尔德的床之间放个什么当路障，隔开我的这一半和他的那一半。但在阳光下，花边窗帘不过是块肮脏的破布。晚上，我们也再没唱歌了。有一天晚上，我唱歌的时候，莱尔德说：“听起来真蠢。”我还是继续唱，但是第二天晚上，我就不唱了。反正，也不需要唱，我们已经不害怕了。我们知道那儿放的不过是旧家具，乱七八糟的杂物。我们不再遵守自己定的规矩。莱尔德睡着以后，我还是醒着，还是和自己讲故事，但即便是故事也有所不同，已经有了奇妙的改变。同样的开始，一个激动人心的危险处境，一场火灾，或者一头野兽，也许我救了大家；然后情况就变了，可能有人救了我，也许是我们学校的哪个男生，甚至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坎贝尔先生，他喜欢胳肢女生。这种故事中最详细的往往是我的样子，比如我的头发有多长，我穿了什么衣服，等我把这些细节想出来以后，故事中真正激动人心的部分早已消失了。

一点以后，卡车才回来，后头用防水油布盖着，这就意味着底下放的是肉。妈妈把菜饭又热了一遍。亨利和爸爸换掉了血淋淋的外衣，换上了在谷仓劳动的普通工作服。他们在水池里把脖子、脸和胳膊都洗了一遍，水溅到了他们的头发上，他们又梳了头发。莱尔德举起胳膊，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我们朝老弗洛拉开枪。”他说，“把它切成五十片。”

“哦，我不想听。”妈妈说，“还有，你这个样子，别上桌子。”

爸爸让他去把血迹洗掉。

我们坐了下来，爸爸说谢谢恩典，亨利把他的口香糖粘在叉子上，他向来都是这么干的，等他拿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赞叹口香糖的花纹。我们开始传递碗，里面有热气腾腾的煮过头的蔬菜。莱尔德隔着桌子，看着我，清晰地、骄傲地说：“总之，让弗洛拉跑掉，是她的过错。”

“什么？”爸爸问。

“她本可以关上门的。但她没有。她开着门，故意让弗洛拉跑掉。”

“是吗？”爸爸问。

桌上的每个人都在看我。我点点头，费很大劲咽下了食物。可耻的是，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爸爸发出简短的反感：“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没有回答。我放下叉子，等着他们叫我从桌边走开，没有抬头。

但是没有。大家都沉默了片刻，然后，莱尔德指出了一个事实。“她在哭。”

“没关系。”爸爸回答，一种听天由命的语气，甚至还有点幽默感，他说的一句话，永远赦免了我，也放逐了我。“她只是个女孩子。”

我没有反对，即使心里也没有反对。也许这是真的。

明信片

昨天下午，昨天，我走在去邮局的路上，心里想的是，我是多么讨厌下雪啊。在这个迟迟没有结束的冬天末尾，我喉咙疼。我真希望能被寄到佛罗里达去，就像克莱尔那样。这是星期三的下午，只上半天班。我在金氏百货商店工作，尽管叫这么个名字，实际上商店里没别的东西，除了成衣和纺织品。他们以前也卖杂货，不过我也只是能隐隐约约地想起来而已。以前妈妈常常带我去，就把我放在高凳子上，老金先生会给我一把葡萄干，说，我只给漂亮的小姑娘。他去世以后，他们就把杂货撤了，甚至这里现在也算不上是金氏商店，它属于克鲁伯格家。克鲁伯格家从来没有人来过，只是派了霍斯先生来当经理。我负责楼上的童装，圣诞节的时候，童装柜就布置成了玩偶世界。我在这里工作了十四年，霍斯先生不会挑我的毛病，因为他知道就算是挑了，我也不会当回事儿。

星期三，邮局的窗口是锁着的。不过我有钥匙。我打开我们的邮箱，拿出了《朱比利报》，报纸上写的是妈妈的名字，还有电话费单，我差点就漏了一张明信片。我先看看图的那一面，是棕榈树，炎热的蓝色天空，一家汽车旅馆的前方，广告牌做成个高大结实的金发女人形状，身边的霓虹灯照亮了她，所以我猜想应该是晚上。她在说，来我这里睡觉吧—她嘴里冒出一个气球，上面是这么写的。我翻了一面，看见的是：我没在她那里睡觉，因为太贵了。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七十多华氏度。朱比利的冬天对你怎么样？我希望不算太坏。当个好姑娘。克莱尔。日期是十天前。好吧，有的时候，明信片确实很慢，但是我敢打赌，事实是他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放了好几天，然后才想起来寄走。三个礼拜前，他出发去佛罗里达，这是我收到的唯一一张明信片。现在，我希望他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人就能回来。每年冬天，他都会和他妹妹胖胖、妹夫哈罗德一起去佛罗里达，他们住在温莎。我有种感觉，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不过，克莱尔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迫不得已要和胖胖说话，都会犯点错误，比如我明明知道都是无关的话，还是会说和我毫无关系的事儿。她从来不会说什么，不过之后我总是会千想万想，坐如针毡。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试图用一种完全不同于朱比利日常说话方式的方式说话，想让她对我留下好印象，因为她是麦奎恩家的人，毕竟，我那唠叨的妈妈说，我们和他们一样优秀。

我以前和克莱尔说，你要是出门了，要记得给我写信。他问，你想让我写什么？于是，我告诉他，描写风景，描写他见到的人，不管什么事儿，我都会乐意听，因为我离家最远也只去过布法罗，只是一场消遣（我没有算那一趟火车之旅，那是带妈妈去温尼伯看亲戚）。但克莱尔回答说，我回家不是一样可以告诉你。所以，他从来没写过信。见面的时候，我会说，好吧，告诉我你的旅行。他则会说，你想让我说什么？这话会激怒我。因为，我怎么知道呢？

我看见妈妈在等我，她隔着前门上面的小窗户往外看。我走上步行道时，她打开门，叫道：“小心地滑。送牛奶的家伙今天上午差点栽进牛奶桶里。”

“今天我倒是不太在乎会不会摔断腿。”我回答。她说：“别这么说话，要有报应的。”

“克莱尔给你寄了一张明信片。”我说。

“哦！不会吧！”她翻看了一遍，说，“写给你的，我想就是。”但她用微笑消灭了失望的痕迹，“他选什么图都没关系。不过，也许那儿也没什么选择吧。”

克莱尔自打会走路开始，就是老太太们的最爱。对她们来说，他仍旧是那个乖巧的胖男孩，有礼貌，尽管他是麦奎恩家的人，却不自负，他的玩笑总是让她们精神大振，脸色粉嫩。克莱尔和我妈妈有超过一打的游戏要玩，我一个也不懂。有一个是他敲门，说这样的话：“晚上好，老太太，我只是想问问，你对身体发育课感兴趣吗？我是来勤工俭学的。”妈妈则会噎一下，摆出一副严厉的表情，说：“你来看一看，年轻人，难道我看上去像该学身体发育的？”或者，他会扮出忧郁的神色，说：“老太太，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关心你的灵魂。”妈妈便狂笑不已：“你关心自己的灵魂吧。”她给他做鸡肉丸子和柠檬蛋白酥皮卷饼，都是他最爱吃的东西。他在饭桌上和她讲的笑话，我从来都没想过她愿意听。“你听说过没，一个老绅士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他去看医生，他说，医生，我有一点小麻烦……”妈妈说：“闭嘴。”但是，其实她在等他继续。“你让海伦·路易丝很尴尬。”我只在家里用路易丝这个名字。克莱尔从妈妈那儿学来了。我说不介意，于是他就继续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是他们两个的孩子，坐在他们中间，他们互相开玩笑，而我享受他们的食物。他们会告诉我你烟抽得太多，或者你要是不挺直腰，会得永久性的圆肩病的。克莱尔比我大十二岁，所以我只记得他成年的样子。

我以前在路上常常碰见他，那时候的他对我来说年纪挺大，至少是和每个成年人差不多老。他是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成，等到真老了的时候，就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老是在王后酒店附近。作为一个麦奎恩家的人，他永远不需要努力工作，他自己有一间小办公室，当公证人，也从事一些保险和房产业务。他如今仍然在那地方办公，前面的窗户永远模糊不清、灰尘遍布，后头则烧了一盏灯。冬天和夏天，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梅特兰小姐帮他打字，或者做他布置的其他事儿。要是他不在王后酒店，就是和一两位朋友坐在附近某个暖和的地方玩纸牌游戏，安静地喝小酒，大部分时间只是聊聊天。朱比利有这样一种男人，我估计哪个小镇都有，也许你可以叫他们公众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公众人物，重要到能管理议会甚至市长，不过克莱尔如果想严肃一点的话，这也是能做到的。我只是说这样的男人总是在马路附近，所以你一定认得他们的脸。克莱尔和他的朋友们就是如此。

“他和他妹妹一起回来？”妈妈问，好像我没告诉过她似的。我和妈妈的大量对话都是一再的重复。“他们叫她什么来着？”

“胖胖。”我回答。

“对。我记得我当时还想，这可真是个成年人的名字啊。我记得她受洗的名字叫伊莎贝拉。老早以前的事儿了，我结婚以前，还在唱诗班唱歌的时候。他们给她穿了一件花哨的长洗袍，你应该见过。”妈妈对克莱尔有一腔柔情，但并非是对麦奎恩一家这样。她觉得即便他们呼吸的样子也显得自以为是。我记得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我们经过麦奎恩家，她说了句什么话，大概的意思是不要踩在人家庄园的草坪上。我说：“妈妈，几年之后，我就要住在这里了，这里会变成我家，所以你最好不要用这种语气说什么庄园。”我们两人一起抬头看那座房子，深绿色的遮阳篷装饰有大大的、白色的古英语麦奎恩家字样，所有走廊和褪色的窗户都位于边墙，像教堂一样。没有生命的迹象。楼上，老麦奎恩太太静悄悄地躺在那儿，她半边瘫痪，已经不能说话了。白天，威拉·蒙哥马利照顾她，晚上则是克莱尔。屋里的陌生声音会让她不安，所以每一次克莱尔带我去的时候，我们只能细声低语，以免她听到我的声音，开始瘫痪病人式的大发作。注视良久，妈妈回答说：“有意思，不过，我很难想象你也姓麦奎恩。”

“我以为你很喜欢克莱尔。”

“哦，我是喜欢。不过，我只以为他星期六晚上来带你出去，星期天晚上来咱们家吃饭，我没想过你们要结婚。”

“等老太太去世，你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他是这么告诉你的？”

“这不难明白吧？”

“哦，想象。”妈妈说。

“你用不着说得像他在帮我的忙似的，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人的想法和你恰恰相反。”

“什么时候我开口说话你不会生气呢？”妈妈温和地说。

星期六晚上，我和克莱尔习惯从侧门溜进屋，在高高的老式厨房里煮咖啡，做点东西吃。我们尽量蹑手蹑脚，潜行无声，简直像两个放了学的孩子。然后，我们就踮着脚尖从后楼梯到克莱尔的房间去，打开电视，这样她就会以为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要是她叫他，我就一个人躺在大床上看节目，或者看看墙上的老照片—他高中的时候是曲棍球队的守门员。胖胖穿着她的毕业典礼服。他、胖胖和他们的朋友度假的照片，我不认识这些朋友。要是他在老太太那儿耽搁的时间太久了，我就会在电视机声的掩护下悄悄下楼继续喝咖啡。（我从来不喝更烈的东西，那些东西都留给克莱尔。）借着厨房微弱的灯光，我走进餐厅，拉开抽屉看老太太的亚麻布，打开陶瓷柜、银具柜，感觉像个贼。不过，我觉得，既然这些事儿并非我必须做的，为什么我不能享受这种乐趣，不能拥有麦奎恩的名字呢？我们约会不久，克莱尔就说：“嫁给我。”我说：“别烦我，我还不想考虑结婚。”他就放弃了。经过这些年，我自己提出来，他似乎颇为愉悦，说：“嗯哪，像我这样的老野牛，没几人有机会听到一个漂亮姑娘说想嫁给自己。”我想，等我结婚以后，再进金氏百货商店，要把霍斯先生支使得的溜乱转，一路小跑侍候我，这个老粗脖子。我倒不是不想好好治治他，但是我得克制，这是个品位问题。

“我把明信片拿走了，放在我的盒子里。”我和妈妈说，“另外，我觉得，我们最好各自去午睡，这是打发这个下午的最好办法。”我上楼去换了睡衣（中式绣花，克莱尔的礼物）。我往脸上涂了护肤霜，拿出我存放明信片、信件和其他纪念品的盒子，把明信片和他往年从佛罗里达寄来的明信片放在一起，还有一些是从班夫、贾斯珀、大峡谷、黄石国家公园寄来的。然后，我就随便翻翻我上学时的照片、成绩单，还有《比纳佛》节目表，这是高中时学校的演出，我在戏里演女主人公，叫什么名字来着，总之是舰长的女儿。我记得克莱尔在街上碰到我，还赞美了我的歌声，说我看上去有多么多么漂亮，我对他小小地卖弄了一下风情，因为他对我来说太老了，卖弄风情很安全。一调完情，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我感觉称心如意。要是我知道之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会觉得意外吗？那时候，我甚至还没有遇见泰德·福吉。

只要看见信封，我就知道是他的信。我从来没有重读过。仅仅因为好奇，我又打开了看。我通常讨厌用打字机来写信，因为感觉这样没有私人的接触。不过，今天晚上实在是太累了，陌生环境的一切都给我压力，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打字机打的，或者手写的信，我以前习惯据此判断有没有爱，如果这种感情能称之为爱的话，它强烈到几乎足以令我崩溃，让我晕厥。泰德·福吉当了六个月的朱比利广播电台播音员，大概正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妈妈说他对我来说年龄太大了。她可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克莱尔。可是，那时候，他也不过二十四岁。他在一家结核病疗养院待了两年，所以显得比实际年龄大。我们常常去爬沙勒维山，他对我说当死亡和他面面相觑时，他是如何活了下来。他明白亲密关系的价值，但是他能得到的，却只有孤独。他说，他想把脑袋靠在我的腿上哭泣，但是每一回他真正做的可不光是这个。他离开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梦游者。我只有下午的时候才起来，腿轻飘飘的，去邮局开邮箱，看看有没有他的信。除了这一封，从来没有。地点也让我烦恼。沙勒维山，电台，王后酒店的咖啡店。我不知道在这家咖啡店里度过了多少辰光，脑海里不断地温习我们曾经有过的每一句对话，眼前他的每一个表情都栩栩如生，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渴望并不会把他再次拽进这扇门来。在那里，我和克莱尔成了朋友。他说，我看来需要打起精神。他告诉我一些他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的问题是什么。不过，当我们开始外出约会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能给的，只有友情。他说，他会珍惜我的友情，耐心等待。他的确这么做了。

我从头到尾把信读了一遍，我想—我也并非第一次发现，看这种信，任何一个傻瓜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对你有多么感激，感激你的温柔，感激你的理解。而那个时候，温柔则是唯一滞留在我心里的词，它给了我希望。我以前想，等我和克莱尔结婚的时候，我就把这封信扔掉，那么，现在为什么不扔呢。我把信从中间一撕为二，再撕，和下课就撕碎笔记一样容易。因为担心妈妈对废纸篓里的东西评头论足，我把碎片揉成一团，放进了钱包里。我躺在床上，开始想几件事儿。比如，要是我没迷恋泰德·福吉，我对克莱尔的想法会不会有所不同？不太可能。要是我没有迷恋泰德·福吉，那大概永远也不会为克莱尔费心了。我会离开这里，做些全然不同的事儿。但是，现在想这些没有用。他开始的过分激动让我内疚。我以前瞧不起他秃掉的圆脑袋，听到他的种种叹息和骚动，心里想的是，除了有礼貌点以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他对我也没有什么指望，从来没有指望过别的，除了躺下，让他—而我对此也已经习惯。往回看的时候，我想，我是不是一个没心肝的人，只是躺在那儿，让他占有我，爱我，在我的耳边呜咽，诉说他的经历，却从来没对他说过一句深情的话？我从来不想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我从来没有对克莱尔苛刻过，我让他占有我的，不是吗？十之有九如此吧？

我听到妈妈午睡起来的动静，去放水壶，她要喝茶看报纸了。没一会儿，她发出的尖叫声简直像死了人。我跳下床，跑下客厅，她站在那儿说：“回去睡你的觉，对不起吓到你，我犯了个错误而已。”我回房间听到她在用电话，可能是打给她某个老闺中密友，聊聊报纸上的新闻。然后我想我就睡着了。

是汽车的刹车声惊醒了我。有人从车里出来，从院子前的步行道走了过来。我想，难道是克莱尔提前回来了？然后，在半梦半醒的混乱中，我想撕了那封信真好。不过，却不是他的脚步声。门铃还没来得及响，妈妈就开了门。我听到是阿尔玛·史德豪斯的声音，她在朱比利公共学校教书，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在走廊上朝楼下喊：“咳，阿尔玛，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她在贝利家搭伙，那儿的食物时好时坏，有时候，只要她一闻到土豆泥肉饼的味道，就不请自来地跑到我们家吃饭。

阿尔玛没有脱外套就上了楼梯。她消瘦的黑脸上闪烁着兴奋的光芒，由此，我知道出事儿了。我想一定和她丈夫有关，因为自从他们分居后，他给她写信就非常可怕。她回答：“海伦，咳，你怎么样，刚醒吗？”

“我听到你的汽车来。”我说，“我想了想，以为是克莱尔，不过，我觉得他这两天不会回来。”

“海伦。你能不能坐下来？进你的房间去坐下来。有一个震惊的消息，你得有点准备。我真希望我不是这个必须告诉你的人。请镇定，镇定。”

我看见妈妈在她身后，于是我问：“妈妈，这是开什么玩笑？”

阿尔玛说：“克莱尔·麦奎恩结婚了。”

“你们两人想干什么？”我问，“克莱尔·麦奎恩在佛罗里达，我今天刚收到他的明信片，妈妈也知道。”

“他在佛罗里达结婚了。镇定一点，海伦。”

“他在佛罗里达度他的假，怎么结婚的？”

“他们现在正在回朱比利的路上。他们要在这里生活。”

“阿尔玛，不管你从哪里听说来的，总之都是垃圾。我刚收到他的明信片。妈妈……”

我看见妈妈望着我，仿佛我只有八岁，出了疹子，发烧到一百零五度。她把手里的报纸铺开来给我看。“这里。”她说，也许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她是在窃窃私语，“就在这里，《号角报》。”

“我相信这种东西，还不如相信一只苍蝇。”话这么说，我还是看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仿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不过确实有名字没听过。在佛罗里达的珊瑚阁，举行了一场静悄悄的结婚仪式。来自朱比利的克莱尔·亚历山大·麦奎恩，本镇居民詹姆斯·麦奎恩太太暨仙逝的詹姆斯·麦奎恩先生之子，其父为一位杰出的商人，长期担任国会成员；玛格丽特·索拉·利森，仙逝的克莱夫·蒂巴特夫妇之女，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哈罗德·约翰逊夫妇，即新郎的妹妹及妹夫，是这场婚礼唯有的见证人。新郎身着庄严的绿色礼服，配深棕色配饰，胸别一束青色兰花。约翰逊太太身着米色正装，配黑色配饰，胸别绿色兰花。这对新人的汽车现在正在来朱比利，他们未来家园的路上。

“你现在还觉得是垃圾？”阿尔玛简短地问。

我回答说不知道。

“你现在觉得还好吧？”

挺好。

妈妈说，要是我们一起下楼喝杯茶，吃点东西，别困在狭小的卧室里，大家感觉都会好一点。反正这会儿已经是晚餐时间了。于是我们拥下了楼，我还穿着睡衣，妈妈和阿尔玛一起准备晚餐，是那种晚餐，只让你保持精力，在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太在乎吃什么。黄金肉卷三明治，不同的腌菜每样一小碟，切成片的奶酪，糕饼。“要是你想抽根烟，就抽吧。”妈妈对我说。她这辈子第一次和我那么说。于是，我抽了，阿尔玛也抽了。阿尔玛说：“我这里有些镇定剂，就在包里，不是非常烈的那种，你可以来一两片。”我说不用了，谢谢，现在还不用。我说，我似乎也咽不下去。

“他每年都去佛罗里达，是不是？”

我说是。

“嗯，我想是这样的，他以前就见过这个女人，寡妇，要么离婚，总之是这类吧，他们一直都有通信来往，一直在计划。”

妈妈说，很难想象克莱尔会这样。

“我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她肯定是他妹妹的朋友，我敢打赌。这位妹妹策划了一切。妹妹和妹夫参加了婚礼。海伦，我记得你告诉我，你和她不是朋友。”

“我几乎不认识她。”

“海伦·路易丝，你告诉过我，你和他只是在等老太太去世。”妈妈说，“这是他说的吗？克莱尔告诉你的？”

“用老太太当借口吧。”阿尔玛敏捷地回答。

“哦，他不会。”妈妈说，“唉，理解不了啊，克莱尔！”

“男人永远会出去找他们能得到的一切。”阿尔玛说。然后，一阵停顿，她们两人都望着我。而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不能告诉她们我在想什么，我想到的是上一个礼拜六晚上，在他的屋子里，在他出发之前。他裸露得像个孩子一般，拉着我的头发放到他脸上，放到他牙齿间，装作要咬断我的头发。我不愿意忍受任何人的口水沾在我头发上，但是我让他这么做了，只是警告他说，要是他把头发咬断，他就得付我去理发店修头发的钱。他那天晚上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即将出发去结婚的人。

妈妈和阿尔玛继续说着猜着，而我却越来越困，越来越困。我听到阿尔玛说：“还有更倒霉的事儿呢，我就在活地狱里过了四年。”而妈妈说：“他永远是个善良的人，他爱那个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困，我下午睡过觉，这会儿也根本不算晚。阿尔玛说：“你能困就太好了，自然反应，自然就这样，就像被麻醉了一样。”她们一起扶我上楼，把我送上床，我甚至没有听见她们下楼的响动。

我醒来的时候，也已经不早了。我起床的时间和往常差不多，吃了早餐。我听见妈妈的走动，我像平常一样嚷嚷着叫她别走了。她朝楼下喊：“你真想去上班？要么我给霍斯先生打电话，说你病了。”我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让别人高兴呢？”我没开灯，对着走廊的镜子化了妆，出了门，走两个半街区便是金氏百货了，我没有注意早晨的天气，反正不至于一夜之间就变成春天。店里，大家都在等着见我。哦，气色真好，早上好海伦，海伦早上好。平静亲切而又满怀希望的声音，等着看我会不会晕倒在地，或者歇斯底里发作。贝里尔，即麦库尔太太，戴着她的订婚戒；克雷斯太太自己二十五年前就被遗弃了，然后和某个人来往密切，没错，克雷斯先生消失了。她看着我干什么？老霍斯但凡一笑，总是在嚼自己的舌头。我快活地说早上好。上楼。感谢上帝，我有自己的盥洗室。我想，我敢打赌，对童装部来说，今天可是大好的日子。果然不出所料。从来没有哪天早上像今天这样，我接待了这么多仅仅为了一条发带或者一双小袜子就愿意爬楼梯的妈妈们。

我给妈妈打电话，中午不回家了。我想我应该去王后酒店吃个汉堡，那里吃饭的都是电台的人，我基本都不认识。但是，十二点差一刻，阿尔玛就来了。“今天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吃饭的。”我们只好一起去王后酒店。她强迫我吃一个鸡蛋三明治，不让我吃汉堡包，喝一杯牛奶，不让喝可乐，因为她说我的消化系统可能会紊乱，但我不觉得。等我们的东西到了，准备开始吃了，她说：“好吧，他们回来了。”

我花了一分钟才明白她在说谁。“什么时候？”我问。

“昨晚大概晚饭时间吧。就是我开车到你家，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可能都碰见他们了。”

“谁告诉你的？”

“嗯，比彻家不是在麦奎恩家隔壁吗？”比彻太太教四年级，阿尔玛教三年级。“格蕾丝看见他们了。她也看见新闻了，所以知道是谁。”

“她什么样子？”我不由自主地问。

“不年轻了。格蕾丝说。和他差不多大吧。我不是告诉你是他妹妹的朋友吗？外表上看，她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提醒你一下。她也就是一般吧。”

“高还是矮？”我停不下来了，“黑发还是金发？”

“她戴了顶帽子，格蕾丝看不清楚她头发的颜色。不过她觉得是黑头发。高大啊，格蕾丝说她的臀部像架三角钢琴。也许她有钱吧。”

“格蕾丝这么说？”

“没。我说的。我只是猜。”

“克莱尔没必要为了钱结婚。他自己有钱。”

“有钱也是我们的标准，也许不是他的。”

那天下午，我不停地想，我觉得克莱尔会来看看我，至少也会给我打电话。那么，我就可以问他，他以为他在干什么。我自己在心里设想他会给我的几个发疯的理由，比如这个可怜的女人得了癌症，只能再活六个月，她一直穷困潦倒（是他住的酒店里的清洁工），因此他想给她一段安宁时光。或者她因一桩不道德的交易敲诈他妹夫，因此他娶了她，以便让她闭嘴。不过，我没有时间编太多故事，客人川流不息。老太太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楼，送给我一个个给孙子买生日礼物的故事，看来朱比利的每一个孙子都是三月过生日。他们应该感谢的是我，我想，难道不是我给他们的生日增添的乐趣吗？就连阿尔玛，看起来也比冬天的气色好了。我想我不是责备她，只不过是个事实。而且，谁知道呢，也许我也一样，如果唐·斯通豪斯像他的威胁那样跑来强奸她，给她从头到脚留一身发紫的伤痕—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我肯定会很难过，会尽我所有地帮助她。但是我可能会想，好吧，出事儿都这么可怕，出了事儿，这个冬天真漫长啊。

即使我不想回家吃晚饭也没用，事情要由妈妈来告一段落。她做了大马哈鱼面包、甘蓝和胡萝卜沙拉，里面还放了葡萄干，都是我喜欢吃的，还有苹果布丁。但是，吃了一半，眼泪就流过她脸上的胭脂。“我就是觉得，如果必须有人要哭，应该是我。”

我问：“你有什么倒霉事儿？”

“嗯，我这么喜欢他。”她说，“我那么喜欢他。到了我这把年纪，不会有多少人是我整个星期都会盼望他来的了。”

“嗯哪，我也为你难过。”我说。

“不过，一旦男人对一个女孩失去了尊重，他就会很快厌倦她的。”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妈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应该觉得羞愧。”我也开始哭。“对自己的女儿说这样的话。”好了！我一直以为她根本就不知道。不怪克莱尔，当然，怪的是我。

“不会，应该觉得羞愧的不是我。”她抽泣，继续说，“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知道。要是男人对女孩不尊重，就不会娶她了。”

“要是真这样，咱们镇大概就没有婚姻了。”

“你自己毁了自己的机会。”

“他来这里的时候，你这种话一句也没有说过。现在，我不想听了。”我说完，转身上楼。她没有跟上来。我坐下来，抽烟，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我没有脱衣服。我听到她上楼，上床。然后，我下了楼，看了一会儿电视，交通事故的新闻。我穿上外套，出了门。

一年前的圣诞节，克莱尔送给我一辆小车，一辆小型莫里斯。我不会开车去上班，两个半街区也开车去，实在太蠢了，就像炫耀似的，尽管我知道有人会这么做。我进了车库，把车倒出来。星期天我开车带妈妈去塔珀镇看住在养老院里的凯姨妈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车。夏天的时候，我开车的机会多一些。

我看了看表，吓了一跳。十二点二十分。坐的时间太长了，我虚弱得直哆嗦。这会儿，我想要吃一颗阿尔玛的药了。我有种只想飞起来开出去的念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我绕着朱比利的大街开，一路上，除了我自己的车，没看见别的汽车。所有的房屋都在黑暗笼罩下，街道黑漆漆的，最后一场雪让院子发白了。我似乎觉得，这每一幢房子里住的人，都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许早就知道将会是如此结果，而我是唯一不知情的人。

我开出了格罗夫街，上了明尼街，看见了他家后面。没有灯光。我绕到前头看。他们难道也要蹑手蹑脚上楼，再打开电视机吗？我想知道。屁股像三角钢琴的女人，估计是做不到的吧。我敢肯定他直接带她上楼，进老太太的房间，说：“这位是麦奎恩家的新太太。”

我停了车，摇下车窗。我甚至都没想要做什么，便靠在了喇叭上，让它响，响到我自己不能忍受为止。

这种声音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尖叫了。于是我尖叫。“咳！克莱尔·麦奎恩，我想和你谈一谈。”

没有人回答。“克莱尔·麦奎恩！”我冲着他黑暗的房子大喊大叫，“克莱尔你出来！”我又按响了喇叭，两声，三声，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声。不按喇叭的时候，我就嚷嚷。我感觉仿佛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看着自己。过了一会儿，我握紧拳头，尖叫，按喇叭。我失态地继续胡闹，怎么想就怎么做。某种程度上说，我颇为享受。我甚至都快忘记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我有节奏地按喇叭，同时大叫道：“克莱尔，你不打算出来？克莱尔·麦奎恩五月果，要是他不来，我们就离开他〔1〕……”我一边哭，一边叫，就在大街上，也不觉得有什么。

“海伦，你是不是要把全镇人都叫醒？”巴迪·希尔兹说，脑袋贴在我的车窗户上。他是值夜班的巡警，我以前在周日学校教过他。

“我只是为新婚夫妻表演一曲喧闹的庆祝。”我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得不告诉你，请不要发出这种噪音。”

“我还不想停下。”

“哦，是的，海伦，你不过是有点心烦而已。”

“我叫了又叫，他还是不出来。”我说，“我只是想叫他出来。”

“嗯，好吧，你得做个好姑娘，不要再按喇叭。”

“我想叫他出来。”

“停。不要再按喇叭，一次也不行。”

“那你能叫他出来？”

“哦，海伦，如果一个人不想走出自己家门，我不能叫他出来。”

“我以为你是法律，巴迪·希尔兹。”

“是，不过，法律能做的也有限。要是你想见他，为什么你不能白天再来，敲开他家的门，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更适合女士？”

“要是你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他结婚了。”

“哦，海伦。他晚上和白天一样，都结婚了。”

“你觉得很好笑吧？”

“哦，不，不太好笑，我想是真的。现在，要么你换个位置，让我开车送你回家？看看这条街的灯，格蕾丝·比彻在看着我们。我看见霍姆斯家的窗户开了。你不会想再给他们添上谈资吧？”

“反正他们除了说话以外，也没别的事儿可做，说我有什么不可以。”

巴迪·希尔兹站直身体，离车窗稍稍远了一点，我看见有个穿黑衣服的人穿过麦奎恩家的草坪。正是克莱尔。他穿的不是睡衣，他穿戴整齐，衬衫、长裤和夹克衫。我坐在那儿等着听，听我自己会说什么。他径直向车子走过来了。他一点也没变，他是个胖胖的，愉快的，神情带有睡意的男人。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平时一样的随和表情，便让我不再想尖叫，不再想哭泣。我本可以又哭又叫，直到自己的脸变绿。不过，这也不会让他的表情有什么改变，甚至没能让他起床和穿过他家院子的速度快一点点。

“海伦，回家吧。”他说，仿佛我们在一起看了一晚上的电视，现在到我回家上床睡觉的时候了，“转达我对你妈妈的问候。回家吧。”

这就是他想说的话。他看看巴迪说：“你开车送她？”巴迪说是。我看着克莱尔·麦奎恩，想，这是一个一意孤行的男人。当他做了弃我而不顾的事情时，我的感受也不会让他烦恼；即使是他结婚的当时，我在街上大吵大闹，也不会让他烦恼。他是不会解释的那种男人，也许根本没有解释，要是有什么他没法解释的，好吧，他会直接忘掉。现在，他所有的邻居都在看着我们，但是明天，在街上遇见的时候，他会和他们说笑话。那么，我呢？也许某一天，他在街上遇见我，他只会说：“你还好吗，海伦？”然后和我开个玩笑。要是我早想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要是我早点留心克莱尔·麦奎恩，和他的相处开始就会大为不同，也许感受也会不同，尽管老天才知道那样到最后又有什么要紧呢。

“现在，你有没有觉得闹这么大的动静很抱歉？”巴迪说。我滑到旁边的位置上，看着克莱尔回家。我想，是了，我本就应该留心。巴迪说：“现在，你不会再打扰他和他的太太了吧？海伦？”

“什么？”我问。

“你不会再打扰克莱尔和他的太太了吧？因为，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结束了，就是这样。你明天早上起来，想想你自己今天晚上干的事儿，感觉会很糟糕。你会不知道怎么继续生活，怎么面对别人的。不过，让我告诉你吧，什么时候都有事情发生，唯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前进。记住，你不是唯一一个。”看来，他似乎没有想到，他滔滔不绝的演讲颇为可笑，我毕竟是那个以前听他朗读《圣经》，抓到他偷看《利未记》的人。

“我想告诉你，就像上个星期，”他说着，在格罗夫街减了速，并不急于把我送回家并结束他的演讲，“上个星期，我们接了个电话，就去了篱雀湿地，有辆汽车陷在那里。那个老农场主拿装了子弹的枪挥来挥去，说如果这一对不走，就要因为他们非法侵入私人领地而开枪。天黑后，他们只能跟货车走。这种季节，连白痴也知道车子会陷在里面。要是我说出他们的名字，你就知道是谁了，你也就知道，他们两人在同一辆车上没什么事儿可做。女士已经结婚了。最糟糕的是，这时候她丈夫不知道为什么唱诗班排练结束了，她还不回家。我不告诉你是哪位，反正他报警了。所以，我们只好找辆拖车，把他们的车拖出来，把男人留在那儿受惩罚，让老农场主镇定，天色大亮的时候单独送她回家。一路上都在哭。这些事情就是我要说的，昨天，我看见那个男人和他太太，一起采购生活用品。他们看起来算不上非常快乐，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个好姑娘，海伦，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前进，很快春天就要到了。”

哦，巴迪·谢尔德，你可以继续说下去，克莱尔会开玩笑，妈妈会哭到她自己恢复了为止。而我，永远不会明白的是，为什么，恰恰是现在，明白了克莱尔·麦奎恩是不会解释的男人之后，我第一次感觉想伸出手去抚摸他。

注释

〔1〕此处原文押韵。

红裙子，1946年

妈妈在给我做裙子。整个十一月，我每次从学校回来，她都在厨房里，被裁剪成片的红色天鹅绒和一片片纸样包围着。她用的是老式踏板缝纫机，放在窗前方便看清楚，这样她也可以看看外头，目光越过收割后的田地和光秃秃的菜园，看看路上有谁走过。很少能看到什么人。

天鹅绒不那么好处理，面料滑，而且我妈妈选择的式样也不容易。她不是好裁缝。她只是喜欢做东西，这就完全是两回事儿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可以，她就想省略疏缝和熨平。至于精雕细琢的裁剪，纽扣孔的完工修整，接缝的包边针脚，她一点也不会引以为豪，我姨妈和外婆就很以此为傲。和她们不一样的是，她从灵感开始。先是一个勇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念头，然后，她的愉悦便每况愈下。第一，她可能永远找不到合适她的纸样。这不奇怪，没有什么现成的纸样配得上在她脑海里怒放的灵感。我更小的时候，她给我做过一件蝉翼纱花裙子，高高的维多利亚式领口，镶着参差不齐的花边，配有一顶宽边女帽。还有苏格兰花呢披肩，天鹅绒夹克衫，绣花村姑衫，配上大红的裙子和黑色花边紧身马夹。我顺从地穿上这些衣服，在我尚未了解这个世界的观点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快乐。现在，我明智多了，我想要的衣服，是像我的朋友朗妮那样，从比尔商店买的衣服。

我必须试衣服。有时候，朗妮和我一起从学校回家，她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试。妈妈轻手轻脚地在我旁边打转，我很尴尬，妈妈的膝盖嘎嘎作响，还有她重重的呼吸。她对自己咕哝不已。在家里，她既不穿束胸，也不穿长袜；她穿着楔形高跟鞋和短袜，腿上布满一块块蓝绿色血管。我觉得她蹲下来的姿势不知羞耻，甚至伤风败俗；我试图不停地和朗妮说话，尽量不让她注意到妈妈。朗妮表情镇定，有礼貌，一副心怀感激的样子。有长辈在场的时候，她通常都这么伪装。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她会嘲笑他们，她是个残酷的模仿秀爱好者。

妈妈把我拖来拖去，大头针刺疼了我。她逼我转身，她叫我走路，她让我站直别动。“你觉得怎么样，朗妮？”她嘴里咬着大头针问。

“很漂亮。”朗妮诚恳地回答，态度温和。朗妮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她和爸爸一起生活。她爸爸很少关照她，我觉得，这种生活让她容易受伤，不过也是一种恩赐。

“要是我能做出来的话，应该很漂亮。”妈妈回答说，“嗯，好吧。”她语气夸张地说着，站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忧伤的嘎嘎声，再长叹一声：“我怀疑她不领情啊。”她激怒了我，这种话当着朗妮的面说，仿佛朗妮和她一样是大人，只有我是孩子。“站直了。”她说着，从我头上把用大头针别起来的衣服拽下来。我的脑袋被天鹅绒蒙住了，身体露出来，只穿了一件学校的旧棉布连身衬衣。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大笨蛋，手脚笨拙，浑身疙疙瘩瘩的。要是我像朗妮那样就好了，小巧，苍白，瘦弱，她一出生就有先天的心脏缺陷。

“嗯，自从我上中学以后，没有人再给我做衣服了。”妈妈说，“我给自己做，没有新衣服也过得去。”我担心她又开始讲她的故事，步行七英里到镇子里，在一家寄宿公寓找到一份餐桌侍应的工作，才上了高中。妈妈的故事一度吸引过我，现在已经变得像情节剧一样，脱离时代，让人厌烦。

“有一次，人家送了我一件衣服。”她说，“米色的开司米羊毛，前面是品蓝色的开襟。珍珠母纽扣很可爱。我真想知道，它现在怎么样了？”

我终于能脱身了，和朗妮一起上楼到我的房间去。屋里很冷，但我们就待在那里。我们谈班上的男孩子，按座位一排排地谈，“你喜欢他吗？哦，那么有一半喜欢吗？你讨厌他？要是他请你出去，你会去吗？”没人请我们出去。我们十三岁，进中学只有两个月。我们做杂志上的问卷，想看看我们有没有个性，会不会受欢迎。我们看文章，学怎么化妆，怎么强调优点，第一次约会怎么对话，要是男孩子过分了该怎么办。我们还看了绝经期的性感缺失，堕胎，为什么丈夫要到外头寻求满足。我们不做作业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来收集、交换和讨论性方面的信息。我们约好了什么都要告诉对方。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没有说过。舞会，中学的圣诞舞会，妈妈正是为此给我做新衣服，也正因为如此，我不打算去了。

在学校，我一分钟也没有舒畅过。我不了解朗妮的想法，每到考试前，她就手脚冰冷，心跳加速，但我所有时间几乎都在绝望。当我在课堂上提问，不管是什么样的小问题，我的声音不是短促尖利，就是嘶哑颤抖。我被迫走到黑板前的时候，坚定不移地相信裙子上有血迹，即使在一个月时间内都不可能真有血迹。一用黑板圆规，我的手就出汗打滑。玩排球的时候，我没法打球；要到别人面前做个什么动作时，我的本能就是不去。我讨厌商务课，因为必须要用一根笔直的笔在纸上画线，画成账簿，老师从我的背后看见的都是脆弱的线条东摇西摆地挤在了一起。我讨厌科学课，我们一个个坐在长凳上，坐在刺眼的灯光下，身后是堆放了陌生的、易碎的仪器的桌子，这课是校长教，他声音冷淡，带着自我欣赏的腔调—他每天早上都要朗诵经文，将羞辱强加于人是他的天赋异禀。我讨厌英语课，因为男生都在教室后头赌博，而那位矮矮胖胖、轻声细语的年轻女老师，在前头微闭双眼朗读华兹华斯的诗歌。她威胁他们，恳求他们，脸都红了，声音简直和我的差不多。他们语带讽刺地道歉，只要她再开始朗读，就摆出痴迷的姿态，一脸狂喜，闭上眼睛，用力拍打自己的胸口。有时候她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也无济于事，她只能狂奔到走廊上去。随后，男生们便发出哞哞的叫嚣声，女生们发出渴望的笑声。当然，我也笑了，这些声音会继续折磨她。这种时候的教室总是充满了残酷的狂欢气氛，让软弱、猜疑的人，比如我，陷入恐慌情绪。

但是，学校里真正的事情不是商务课，也不是科学或者英语课，是别的东西给了生活以紧迫感和光彩。湿冷的老教学楼，地下室里摇摇晃晃的墙，黑漆漆的盥洗室，死去的皇室成员和失踪的探险家的照片，充斥着性竞争的紧张兴奋感。在这种气氛中，尽管做着巨大成功的白日梦，我有的却是彻底失败的预感。必须要出点什么乱子，我就可以不去参加舞会了。

十二月到了，下起了雪，我有了主意。开始，我想的是从自行车上跌下来，扭伤踝关节。我骑车回家，走在车辙深深、路面被冻得坚硬的乡间小路上，我试了好几回，可是太难了。不管怎么样，我的喉咙和支气管似乎比较虚弱，为什么不让它们暴露一下？我开始夜里起床，把窗户推开一点。我跪在床头，风，有时候夹杂着雪花，扑向我裸露的喉咙。我把睡衣上面的扣子解开。我对自己说，“冻得发青”，跪在那儿，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的胸和喉咙变成蓝色，挨冻的时候血管在皮肤下变成的灰蓝色。一直待到自己再也忍不下去了，就从窗台上握一把雪涂在胸口，再扣上睡衣的扣子。雪会在法兰绒底下融化，我穿着湿衣服睡觉，这应该够糟糕的了。早上，我一醒来，就清了清嗓子，试试看疼不疼，咳嗽一下权当试验，再憧憬地摸摸额头，看看烧不烧。没用。每天早晨，甚至包括舞会的那天早晨，我都挫败地起了床，身体十分健康。

舞会那天，我用铁发卷做头发。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头发，因为我的头发是自然弯曲的，不过，今天我需要一切可能的女性化仪式来保护自己。我躺在厨房的沙发上，读《庞培的最后时光》，希望自己身在庞培。我永不满足的妈妈，正在给裙子缝白色的花边领口，因为她觉得这衣服看起来太像大人了。我看着时间流逝，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短的一天。沙发上头的墙纸是益智解谜游戏图，还有我和弟弟得支气管炎时的涂鸦作品。我看着它们，热切地希望自己能回到童年的安全中。

我摘下发卷，不管是自然卷的，还是人工卷的，都被烫弯了，密密麻麻地冒出来，闪闪发亮，乱蓬蓬的一堆。我把头发打湿，梳，用发刷反复地刷，沿着脸颊用力地拉。我涂了粉，热辣辣的脸上突兀地白了一片。妈妈拿出她的古龙玫瑰香水，让我在胳膊下面喷一点，这种香水她自己也没用过。她帮我把衣服拉链拉上，把我拽到镜子前头。公主裙的式样，小腹勒得非常紧。我看见我的胸部在硬邦邦的新束胸下面神奇地凸起。孩子气的荷叶衣领下，竟然是成熟的证明。

“好啦，我想拍张照片。”妈妈说，“我真为这身衣服自豪。另外，你能不能谢谢我？”

“谢谢你。”我回答。

我打开门，朗妮说的第一句话说是：“上帝，你的头发怎么了？”

“我做了一下。”

“看起来像祖鲁人。〔1〕哦，别急，给我一把梳子，让我把前面的头发卷一下。看起来好多了。这发型看起来老了。”

我坐在镜子前，朗妮站在我身后帮我梳头。妈妈似乎离不开我们。我希望她走开。她看着发卷渐渐成形，说：“你真是个奇才啊，朗妮。你以后应该当美发师。”

“我也想过。”朗妮回答说。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绉绸裙，腰上有装饰性的褶裥饰边和蝴蝶结。就算我的裙子没有荷叶领，比起她的来，也算不得成人化。她的头发，精致得如同发夹广告上的姑娘。我私下一直觉得朗妮不算漂亮，因为她牙齿畸形。但是现在看起来，不管她牙齿畸形不畸形，她时髦的衣裳，精致的头发，让我觉得自己多少像个怪物木偶，被塞进一团红色天鹅绒里，眼睛大睁，头发狂乱，颇有点精神谵妄的意思。

我妈妈跟着我们走到门口，冲着外面的夜色叫：“再会！”这个词，通常是我和朗妮道别用的，从她嘴里说出来显得荒谬又凄凉。她用这个词，真让我愤怒，所以我没有回答。朗妮欢快地回头叫道：“晚安！”算是对她的鼓励。

体育馆里闻起来有松树和香柏的味道，折出凹槽的红色和绿色纸风铃从篮圈上垂下来，浓密的绿色树枝将高大的木栅窗藏在了身后。高年级的学生似乎都是一对一对来的，有些十二年级、十三年级的女生，带来了已经毕业的男朋友，他们已是镇上的商人了。这些年轻男人在体育馆里抽烟，没人能阻止他们，他们是自由的。站在身边的女孩，偶尔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们男子汉气的衣袖上，表情厌倦，冷淡，迷人。我真希望自己也是这样的。她们的举止仿佛她们，大姑娘们，真的是在出席舞会，而我们这些人，在她们身边穿行，隐约地张望，就算不至于让人看不见，看见也不过是死气沉沉的一群罢了。当第一支舞曲，保罗·琼斯的一首歌开始的时候，他们没精打采地走动，互相看着笑，仿佛迫不得已来参加一个大半已经忘却的儿时游戏。朗妮，我，还有其他九年级的女生，手握着手，浑身颤抖，紧跟其后，一拥而上。

外圈的人经过身边，我甚至不敢看他们，生怕看见没有礼貌的催促。音乐停了，我待在原地不动。我半抬起眼帘，一个名字叫梅森·威廉姆斯的男孩正在勉强朝我走过来，开始和我跳舞，几乎没有碰到我的腰和手指。我两腿下面空空的，胳膊直哆嗦，讲不出话来。梅森·威廉姆斯是学校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打篮球，玩曲棍球；经过走廊的时候，神情是高傲的沉默，以及肆无忌惮的鄙视。对他来说，和我这么无足轻重的人一起跳舞，简直像被迫背诵莎士比亚，根本是污辱。对此，我们的感觉一样敏锐。看，他正和他的朋友们交换沮丧的目光。他引领我，跌跌绊绊地朝舞池边上走去。他的手离开我的腰，放下了我的手。

“再见。”他说。他走了。

花了一两分钟，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不会再回来了。我自己站到了墙边。体育老师精力充沛地从我旁边跳过去，她被一个十年级男生搂着，朝我投来好奇的一瞥。她是学校里唯一会说“社会适应”这种词汇的老师。我担心如果她看见了，被她发现了，也许会当众要求梅森·威廉姆斯和我跳完这支舞。对于梅森的行为，我一不生气，二也并不意外，在学校这个小小的世界里，我接受他的位置，如同接受自己的位置。我明白他也不过是现实的做法。他天生是个英雄，而不是学生委员会那种一心要在学校取得成功的类型，这类人倒是有可能周到，他们屈尊俯就地和我跳完一支舞，我的感觉也不会好一点的。再说，我也不想让更多人看见。我讨厌大家看着我。我开始咬自己的大拇指。

音乐结束的时候，我加入一群女生，一起朝体育馆的尽头走过去。装作什么也不曾发生，我对自己说。装作舞会刚刚开始。

乐队再次开始演奏。我们这头舞池里密集的人群一阵骚动，人迅速地少了。男孩子过来了，女孩子去跳舞了。朗妮也去了。我旁边的另一个女孩也去了。没有人邀请我跳舞。我记得我和朗妮看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快活！让男孩们看见你的眼睛火花闪烁，让他们听见你的笑声！易如反掌，显而易见，但大部分姑娘都忘记了！真的，我确实忘记了。我的眉毛紧张地挤在一起，样子一定又惊恐又难看。我深深呼吸，试图让自己的脸放松。我微笑。不过，我觉得荒唐，眼前没人自己却在笑。我观察舞池里的姑娘，那些受人欢迎的姑娘，她们都没笑，她们中的大部分表情懒散阴沉，大概从来都不会笑。

女孩子们继续走进舞池，有一些大约是绝望了，就和女孩子跳。不过，大部分还是和男孩子跳。肥胖的姑娘，脸上长脓疱的姑娘，有一个没好衣服穿的可怜姑娘只穿了一件毛线衫配了一条裙子就来参加舞会了，她都被人领走了，越跳越远。为什么选择她们，不要我呢？为什么别人都有人请，唯独我没有呢？我有红色天鹅绒裙子，我的头发卷成了波浪，我用了除臭剂，喷了香水。祈祷。我想。我不能闭上眼睛，但至少可以自己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求你，和我跳，求你。我的双手在背后紧紧相握，这是比手指交叉更有用的姿势，朗妮和我经常用这个手势祈祷数学课不要上黑板。

没用。我担心的一切成了事实。我被剩下了。定有某种神秘的原因，没法改变的原因，比如呼吸的气味难闻，也不像脸上长脓疱那样可以掩饰。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自始至终都知道。只是我一直不那么肯定，我希望自己错了。确定的感觉从体内升起，仿佛一阵恶心。我匆匆忙忙走过一两个姑娘身边。她们和我一样，被剩下了，我冲进洗手间，把自己藏在小隔间里。

我就待在里面，不时有跳舞的女孩进来，又飞快地出去了。卫生间有许多小隔间，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待在里面不出来。一首首舞曲过去了，我听着我喜欢的乐曲，但是没有我的份儿。我再也不想试了。我只想躲在这里，谁也不要见，自己回家。

有一回，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有人在我后面一个隔间，冲了很长时间的水，洗手，梳头。她大概觉得很有意思，竟然有人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我最好还是出去洗手，也许我洗手的时候她就走了。

是玛丽·福琼。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是女子运动协会的干事，永远名列光荣榜，总是组织活动。这次舞会，她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她到所有的班级来，问有没有人志愿布置舞厅。她大概十一年级，或者十二年级。

“这里挺舒服，凉快点。”她说，“我来凉快一下。实在太热了。”

我洗完了手，她还在梳头。“你喜欢这个乐队吗？”

“不错。”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很意外，一个高年级女生，竟然这种时候和我搭讪。

“我不喜欢。简直受不了。不喜欢乐队的时候，我就讨厌跳舞。听听，简直是支离破碎。这样跳舞还不如不跳呢。”

我也梳头，她靠在洗手槽前，看着我。

“我不想跳舞，也不太想待这里。我们出去抽根烟吧。”

“哪里啊？”

“来，我带你去。”

洗手间的尽头有一扇门。门没有锁，通往一间放满了拖把和提桶的储藏室。她让我扶着门，让门开着，洗手间的光能洒进来，然后她摸到了另一扇门的把手。这扇门后抵达的是黑暗。

“不能开灯，会有人看见。”她说，“这是大楼管理员的房间。”我想起来了，运动员总是比其他同学更了解教学楼；他们知道学校的东西都放在哪里，永远从未经许可严禁出入的门出来，浑身漫不经心的大胆气息。“看清楚你在哪里。”她说，“那边顶头有楼梯，上楼梯就是二楼的储藏室。门锁着，不过楼梯和房间中间有一个隔断，所以，要是我们坐在台阶上，就算有人进来了，也看不到我们。”

“不会闻到烟味儿吗？”我说。

“嗯，好吧，活着就有危险。”

楼梯上头有一扇高高的窗户，从窗户里透进来一点点光线。玛丽·福琼的包里有香烟和火柴，我以前没有抽过烟，除了我和朗妮自己卷的烟，用的是从她爸爸那里偷来的纸和烟末，烟卷中间开裂。这种烟好多了。

“我今天晚上来只有一个原因。”玛丽·福琼说，“因为我负责布置会场，所以我想看看，你明白吧，大家都进来以后会场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效果。否则干吗这么麻烦呢？我又不是男生狂。”

借着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我看见她细瘦的面孔，轻蔑的表情，脸上有粉刺留下的疤痕，牙齿往前突出，让她看上去像个大人，居高临下。

“大部分女孩都这样。你发现了吗？你完全可以相信，这个学校是男孩狂的姑娘最大的聚集地。”

我感激她对我的关注，她的陪伴，还有她的香烟。我回答说，我也这么想。

“就像今天下午，今天下午我让她们挂铃铛，还有那些破烂，她们就爬上楼梯，和男孩鬼混。她们可不在乎什么布置，不过是借口。她们这辈子的唯一理想就是和男孩鬼混。据我所知，她们就是一群白痴。”

我们聊起了老师，还有学校的其他事儿。她想当体育老师，因此她必须上大学，但是她的父母没有钱送她上大学。她说打算自己打工来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会到餐厅打工，夏天的时候，她可以干农活儿，比如摘烟叶。听着她说话，我感觉仿佛自己敏感的不快时期已然过去了。她和我一样，我们承受了相同的挫败感。我明白了。只是她精力旺盛，并且尊重自己，她已经开始计划自己要做的事儿。她将来要摘烟叶。

音乐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响了，她们到外头去吃油炸圈饼、喝咖啡，我们待着说话，抽烟。音乐再响起来的时候，玛丽说：“我们还要待在这里吗？我们去拿外套，走吧。我们可以到李家小店喝杯热巧克力，舒舒服服地说说话，对吧？”

我们摸索着走过管理员的房间，手里还有烟灰和烟屁股。我们在储藏室停下脚步听，确定卫生间里没有人。我们回到了灯光下，把烟灰扔进马桶。我们只能出去，穿过舞池，才能到大门边的衣帽间。

一首舞曲恰恰开始。“绕到边上走。”玛丽说，“没人会看到我们。”

我跟在她身后，没有看任何人。我也没找朗妮。朗妮也许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总之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她就是玛丽称为“男孩狂”的那种姑娘。

我发现，我不再那么害怕了。现在，我决心再也不管舞会，不等任何人来挑选我，我有自己的计划。我再也不需要微笑，不需要为了好运气打手势。已经没关系了。我要去喝热巧克力，和我的朋友。

有个男孩对我说了句什么，他拦在我面前。我想他大概是说我掉了什么东西，或者我不应该从这条路走，或者是衣帽间锁着之类。我没明白他是请我跳舞，他只好又说了一遍。他是我们班的雷蒙德·波廷，我这辈子都没和他说过话。他以为我答应了，将手放在我的腰上，我几乎想也没想，就开始跳舞了。

我们走到了舞池中间，我在跳舞。我的腿不再颤抖，我的双手也没再出汗。我和一个请我的男孩一起跳舞。没有人叫他请我，他完全不必请我，但他请了我。我自己会相信吗，这确实对我毫无影响，可能吗？

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搞错了，我正打算要走，我要和女朋友一起去喝热巧克力。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终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就是那些被选中的跳舞的姑娘的表情。这便是玛丽·福琼从衣帽间望出来时看见的我的脸。她的围巾已经围在脑袋上了。我的手搭在男孩肩上，朝她做了个无力的挥手动作，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告诉她不要等我了。然后，我的头转向其他方向，等我再看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雷蒙德·波廷送我回家，哈罗德·西蒙斯送朗妮回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朗妮家的街道拐角。男孩子们为曲棍球争论，朗妮和我都插不上嘴。然后，我们分成两对，雷蒙德和我继续讨论刚才和哈罗德未尽的话题，他似乎一点都没留意他在跟我说话，而我说了一两次：“嗯，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没过一会儿，我决定只回答：“嗯嗯嗯嗯。”他好像只需要这个答案。

他说的另一件事儿是：“我没想到你住得这么远。”他吸了吸鼻子。寒冷让我也有点流鼻涕，我的手指在口袋里的糖果包装纸中翻找，终于找到了破烂的舒洁面巾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给他，不过，他吸鼻子的声音也实在太响了，所以最终我还是说：“我只有这一张，可能不太干净，也许有墨水。不过可以撕成两半，我们都能用。”

“谢谢。”他说，“绝对可以用。”

这么做挺好的。我想。走到我家大门口，我说：“好了，晚安。”他也说：“好的，晚安。”他倾向我，快速地吻了我一下，吻在我的嘴角，那感觉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回城了。他不知道他是我的救星，他把我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

我绕房子一圈，走到了后门，我想，我跳了舞，有个男孩陪我走回家，还吻了我。这都是真的。我的生活并不坏。我路过厨房窗口，看见了妈妈。她坐在那儿，双脚搭在烤箱敞开的门上，她在喝茶，却没有用茶托。她坐在那儿，只是为了等我回家，告诉她舞会怎么样。我不会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说。不过，当我看见等待的厨房，看见妈妈褪色的佩斯利花呢和服，看见她困乏却坚持等待的表情，我就明白了，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重的义务，要快乐，我差点就没有尽到义务，每一次都可能弄砸，都不能让她知道。

注释

〔1〕非洲东南部的一支班图人，主要居住在南非纳塔省的东北部。

周日午后

甘尼特太太走进厨房，步调优美，应着她脑袋里响起的旋律，漂亮的花棉布太阳裙飞快地飘动。阿尔瓦在厨房洗杯子。现在是两点半，十二点半以后，大家就开始到厨房找东西喝。还是平常那些人。自从阿尔瓦在甘尼特家工作之后，大部分人都见过那么两到三次。甘尼特太太的弟弟也在，还有他太太、万斯夫妇、弗雷德里克夫妇。甘尼特太太的父母在圣马丁教堂做完祷告后也进来待了一会儿，带来了一个年轻的侄子，也许是甘尼特太太的表弟，他们回家后，他留了下来。甘尼特太太娘家的亲戚们在右边，她有三个姐妹，都是金发碧眼、性格直率、粗心大意的女人，比她和她那非常坦率的健美双亲更加像运动型的，两位老人的头发都已经完全白了。甘尼特太太的爸爸拥有乔治亚湾的某座小岛，他在岛上为每一个女儿都盖了夏天的度假屋。一个礼拜之内，阿尔瓦就能看见这座小岛了。另外一方面呢，甘尼特太太的妈妈住的街道靠近市中心，半数都是红砖盖的房子，街上没有树，全是几乎一模一样的红砖房，她住了她家那红砖房的一半。甘尼特太太每星期去接她一次，开车把她带回家一起吃晚饭，只喝葡萄汁，除此以外什么都不喝，一直喝到送她回家。有一回，甘尼特先生和太太有急事，晚饭后就出了门，她便到厨房里来帮阿尔瓦整理盘子。她的态度颇为怪僻、冷淡，正像阿尔瓦家的女人，她们和女仆相处时也是这样子。同甘尼特太太姐妹们老练而体谅的亲切态度相比，阿尔瓦倒不这么在意这个。

甘尼特太太打开冰箱，撑住门站在那儿，终于开了口，似乎带着咯咯的笑意：“阿尔瓦，我想我们可以吃午饭……”

“好的。”阿尔瓦回答道。甘尼特太太看着她。阿尔瓦从不会说不好，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好，这么说太粗鲁了。甘尼特太太不会不切实际地期望一个高中女生，即使是乡下高中女生会回答“是的，太太”。这是她妈妈厨房里的老女佣说的话。但是，阿尔瓦的语调，经常有一种造作的轻松感，某种夸大的随意和愉悦语气，没有比这种腔调更气人的了，因为甘尼特太太实在找不出反感的理由。无论如何，她不再咯咯地笑了，她晒黑后又涂了粉的脸顿时严肃了，看上去不甚愉快。

“土豆沙拉。”她说，“肉冻，口条。别忘了热一热面包圈。西红柿剥皮了没有？很好—哦，对了，阿尔瓦，我觉得这些萝卜看起来不太好了，你觉得呢？最好切一下，你记得吉恩把萝卜切成玫瑰花吧，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绕着切出花瓣来的。看起来很漂亮呢。”

阿尔瓦开始笨手笨脚地切萝卜。甘尼特太太在厨房里绕来绕去，皱着眉头，指尖滑过蓝色和珊瑚色的餐桌。她的头发在头顶盘了一个髻，突显出纤细的褐色脖颈，似乎被阳光晒粗糙了。晒黑的皮肤令她看起来结实而干巴。然而，几乎从来不晒太阳、每天最热的时间都待在屋里的阿尔瓦今年十七岁了，她希望自己的腰和腿能够细一点，她嫉妒这样的褐色皮肤，以及纤瘦的优雅形体。甘尼特太太的样子，仿佛完全是人造的，拥有超一流的体型。

“用根线把白蛋糕切了，你知道怎么切吧。我告诉你用多少冰冻果子露和枫糖慕斯。甘尼特先生只要香草味儿的，就在冰箱里……哦，冰箱里还有很多给你的甜点……哎呀，德里克，你这个怪物！”甘尼特太太跑到院子里叫，“德里克，德里克！”尽管严厉，愤怒之中却颇有几分愉快。阿尔瓦知道德里克就是万斯先生，是一个股票经纪人，她刚刚及时地想起来不能从两截门的上面往外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她星期天面临的困境之一。大家都在喝酒，都在放松，都那么兴奋，而她不得不时刻记住，她不能表现出一点点轻松和兴奋。当然了，她不能喝酒，除非是他们送回厨房的杯底酒—除非是杜松子酒，冷而甜。

但是，冷漠与鲁莽交替的不真实感觉，到了下午这种时候非常强烈。阿尔瓦看见从洗手间出来的人都全神贯注，神情忧郁。她瞥见女人们在昏暗的卧室里，对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左摇右晃，慢吞吞地涂着口红。有人已经在书房的长沙发椅上睡着了。这个时候，起居室和餐厅的玻璃墙帘子拉上了，炎热的阳光被挡在外头。这些挂着帘子、铺着地毯的房间，色调清冷，仿佛在水下的光线中飘浮不定。阿尔瓦发现自己几乎记不清楚家里的房间了，那儿那么小的房间能容纳那么多东西，而这里则是一片毫无扰动的柔和表面，这里的空间，整个又长又宽的通道都空荡荡的，除了两只高大的丹麦花瓶站在尽头的墙角。地毯、墙面和天花板，都是灰蓝色。阿尔瓦悄无声息地走在走廊上，想看见一面镜子或者撞上什么东西。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把午餐送到院子以前，她在厨房餐桌那头的小镜子面前梳了梳头发，把脸侧的发卷推了上去。她重新系了围裙，把宽大的腰带拉紧些。她没办法，这件制服是吉恩的，第一次试衣服的时候阿尔瓦就说衣服是不是太大了。不过，甘尼特太太不觉得。制服是蓝色的，厨房的制服大半都是这种颜色，配着白色的袖口和领子，扇形的围裙。她必须穿长袜，穿白色古巴高跟鞋，相比轻舞鞋或者便鞋，这种鞋踩在院子里的石头路上，发出一种沉重的、故意的、粗俗的声音。不过，没人看她，她端着盘子、餐巾纸、碟子走向长长的铁桌。只有甘尼特太太过来，把东西重新排了一遍。阿尔瓦摆放的餐桌似乎总感觉缺了点什么，尽管也没什么错。

他们吃饭的时候，她坐在厨房桌前吃午餐，翻看一本旧《时代》杂志。院子里当然没有铃，甘尼特太太叫道：“好了，阿尔瓦！”或者简单点：“阿尔瓦！”效果和铃声一样，小心翼翼而又有穿透力。和人说话说到一半，突然这么叫，然后继续说笑，情形颇为古怪。仿佛她的嗓子是机械的，只需要为了阿尔瓦，特意按一下开关。

这顿饭吃到最后，他们带着自己的甜点碟和咖啡杯进了厨房。万斯太太说土豆沙拉味道好。万斯先生已经喝醉了，说，味道好，真好。他就站在阿尔瓦的身后，正好在水槽前面，太近了，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甚至感觉到他的手所在的位置；他没有真的碰到她。万斯先生身形庞大，头发拳曲，肤色红润。他的头发是棕色的，阿尔瓦觉得他让人担心，因为他是她以前最尊重的那类男人。万斯太太则永远滔滔不绝，当她和阿尔瓦说话的时候，似乎显得对自己颇不自信，比其他女人的态度要更热情。这种场合，万斯一家的情况似乎不太稳定，阿尔瓦不清楚是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们没有别人有钱。不管怎么样，他们一直都非常有趣，非常热心，而且万斯先生永远喝得大醉。

“一路朝北，去乔治亚海湾吧，阿尔瓦？”万斯先生说。万斯太太说：“哦，你会喜欢的，甘尼特家的地方相当好啊。”万斯先生说：“到那儿去晒晒太阳，嗯？”然后，他们就走了。阿尔瓦现在能走动了，她转身去拿脏盘子，一眼看见甘尼特太太的表弟还在，天知道他是谁。这个人瘦瘦的，外表颇为粗糙，长得也像甘尼特太太，不过皮肤更黑些。他说：“你这里还有咖啡吗？”阿尔瓦把剩下的倒给他，只有半杯了，他站在那儿喝完，看着她把碟子堆成堆后，说：“很好玩吧？”她抬起头，看见他笑了笑，出去了。

洗完碟子阿尔瓦就没事了。晚餐很晚才开始。但她不能离开这房子，甘尼特太太也许会有什么事情找她。她也不能到院子里去，他们全在那儿。她上了楼，然后想起来甘尼特太太说过她可以去书房随便拿书看，于是又下楼准备找本书。在走廊里，她碰见了甘尼特先生，他十分郑重地看着她，眼神专注，不过似乎本来打算沉默着走开，然后才改变了主意，说：“这个，阿尔瓦，嗯，这个，你吃饱了吗？”

这不是玩笑，甘尼特先生从来不开玩笑。实际上，这个问题，他之前已经问过两三次了。似乎他觉得他对她有责任，有责任把她喂得饱饱的。阿尔瓦总是说放心，尴尬得脸色绯红。难道她是头母牛？她说：“我去书房找本书看。甘尼特太太说我可以……”

“嗯，可以，可以，你喜欢哪本就拿哪本。”甘尼特先生说着，出其不意地替她推开书房门，把她带到了书架前。他站在那儿，皱着眉头问：“你喜欢什么书？”他指着封面颜色明亮的悬疑和历史小说那一层，不过阿尔瓦说：“我没看过《李尔王》。”

“《李尔王》。”甘尼特先生重复了一遍，“哦。”他不知道这本书在哪里，阿尔瓦自己找到拿了下来。“我也没看过《红与黑》。”她又说。这本书不会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却是她可能愿意读的东西，她不想只带一本《李尔王》回房间。她走出书房的时候相当快活。她已经告诉他了，她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做。《李尔王》给男人留下的印象，往往要比给女人的印象强烈。反正对甘尼特太太来说，没什么不同。女仆就是女仆。

不过，等她回了房间，却并不想看书。她的房间在车库上头，非常热。坐在床上制服就皱了，而且她没有另外一件烫平的可以换。她不能脱下来只穿衬裙，因为甘尼特太太可能随时叫她，让她立刻就出现。她站在窗口，看着两边的街道。街道像一枚新月，是一道曲线平缓的宽大圆弧，没有人行道。阿尔瓦曾经有一两次沿着这条街走，感觉自己有点过分惹人注意。这条街上，从来看不到有人走动。房子互相隔得远远的，都缩在漂亮的草坪、假山、观赏植物后头，离马路很远。而位于房子前头的区域，除了中国花匠以外，也不会有别人逗留。整理草坪的装置，还有秋千、花园桌，都在后面的草坪上，用栅栏、石头墙、仿乡村的篱笆围住。今天下午，街上停了一溜儿汽车，屋子后头传来说话的声音，还有喧嚣的笑声。天气炎热，但天色甚为清晰，所有的一切，从石头到刷了灰泥的屋子，从花儿到花花绿绿的汽车，看起来都真实无疑，光彩闪耀，精密而且完美。视力所及之处，没有任何随意的东西。街道也恍若广告，有的是一幅积极进取的景象，一种欢快的夏日精神。阿尔瓦头晕目眩，因为这种笑声，因为这些生活和这条街紧密相关的人。她坐在一把硬实的椅子上，面前是一张老式儿童桌。这间房间的所有家具都是从别的房间拿来重新布置的。唯有在这里能找到不太匹配的东西，它们彼此互不相关，木头家具也谈不上宽大，低矮而且暗淡。她开始给家里写信。

—这座房子，和其他房子一样，巨大无比，基本上可以说非常现代。草坪上没有一根杂草，他们雇的园丁每个礼拜都要花一整天时间修剪看上去已经够完美的草坪。我觉得男人们都够感情丰富的，他们对完美的草坪这类事儿总是大惊小怪。他们偶尔也会出门，生活过得糙一点，不过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复杂，每样东西都得这样。所有的事情，他们去的每一个地方莫不如此。

别担心我寂寞，别担心我被糟蹋，别担心诸如此类女仆的命运。我不会让任何人对我做这样的事情。再说，我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仆，不过是暑期工。我不觉得寂寞，为什么要寂寞？我只需要观察，而且我很有兴趣观察。妈妈，当然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吃饭，别嘲笑了，这和雇工不是一回事儿。而且，我也更愿意一个人吃。要是你给甘尼特太太写信，她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的。我真的不介意。千万别写！

我想这样好一些，马里恩来的时候，我请一个下午的假，在市里和她见面。我不太想让她来这里。我还不知道女仆的亲戚来怎么办。不过，要是她想来，也不会有问题。我不知道甘尼特太太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这样，我会尽力让她待得舒服，不让她偷偷做什么坏事，虽然她挺好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要去乔治亚海湾，当然我也很想去。到了那儿，我就可以每天游泳，她（甘尼特太太）说的—

房间实在太热了。她把没有写完的信放在桌子上，搁在吸墨纸底下。玛格丽特的房间里广播在响。她朝玛格丽特的门口走过去，希望门是开着的。玛格丽特还不到十四岁，年龄上的差距弥补了其他差距，和玛格丽特待在一起不错。

门开着。摊在床上的是玛格丽特的衬裙和夏天的裙子。阿尔瓦以前一直不知道她有这么多衣服。

“我不是收拾行李，”玛格丽特说，“我知道我是发疯，嗯，我只是想看看我有什么衣服。我希望我的衣服还不错，”她说，“我希望不要太—”

阿尔瓦摸了摸床上的衣服，精美的色彩让她非常开心。平滑窄小的紧身胸衣，缝褶和收身都非常考究，以及衬裙底下卷曲的、奇形怪状的、膨胀开来的网线。这些衣服显示出一种人为的、美丽异常的纯洁。阿尔瓦不嫉妒，不是嫉妒，这和她全无关系。这是玛格丽特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私立学校苛刻的模式，束腰短外套，黑色长袜，曲棍球，唱诗班，夏天的帆船，聚会，穿运动夹克的男生—

“你穿这些衣服去什么地方？”阿尔瓦问。

“去欧及布威。酒店。每个周末都有舞会，每个人都乘船去。星期五晚上是孩子，星期六晚上是父母，还有其他人，我要去的就是这个舞会。”玛格丽特忧郁地说，“要是我还不是一个社交失败者的话。戴维斯家的两个姑娘都是。”

“别担心。”阿尔瓦俨然是屈尊俯就的态度，“肯定会很好的。”

“我其实不喜欢跳舞。”玛格丽特说，“比如吧，我更喜欢帆船。不过，不得不跳舞，是吧。”

“你会喜欢的。”阿尔瓦回答道。那么是要有舞会了，他们会坐船去，她会看着他们离开，再听见他们回家的声音。而这一切，是她理应期望的—

玛格丽特盘腿坐在地板上，用她迟钝又纯洁的表情看着阿尔瓦说：“你觉得我今年夏天应该开始拥抱亲吻了吗？”

“可以。”阿尔瓦回答道，“我会的。”她几乎是报复性地补充了一句。玛格丽特看起来有点困惑，她说：“我听说，这就是斯考蒂复活节没有请我的原因……”

没有声音了，玛格丽特悄悄站起来。“妈妈来了。”她没发出声音，只是动了动嘴唇。甘尼特太太几乎立刻就进来了，努力克制地微笑着说：“哦，阿尔瓦，你在这里。”

玛格丽特回答说：“妈妈，我在告诉她小岛的事儿。”

“哦，阿尔瓦，楼下现在堆着一大堆玻璃杯。也许你现在可以去打扫一下？现在清理掉，做晚饭的时候就不会碍事儿了……对了，阿尔瓦，你有没有干净的围裙？”

“黄色的那件太紧了，太太，我试过……”

“亲爱的，没必要把这些东西全拿出来，还有一个星期我们才走……”

阿尔瓦下了楼，经过蓝色的走廊。她听到书房里有人在严肃地谈话，有几分醉意，看见她走过去的时候，缝纫房的门轻轻地从里面关上了。她进了厨房，这会儿她想的是小岛了。他们拥有整整一座岛，目力所及，没有什么不是他们的。岩石、阳光、松树，以及海湾里幽深、冰冷的水。她到那儿去干什么？一个女仆能去干吗？她可以去游泳，有空的时候去。也可以一个人去散步。有时候，也许他们去采购的时候，她可以坐坐船。在那儿，不会像这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甘尼特太太说的。她说女仆都很喜欢去那里。阿尔瓦想到其他女仆，那些更聪明的、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女孩，她们真的喜欢吗？她们到底发现了什么自由或满足，而她却没能发现？

她往水池里注满了水，把滤水架拿出来，开始洗杯子。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听着周围难以理解的隐约的声音—别人的生活、船、汽车、跳舞的声音—看着刺眼的、无休无止的阳光下这条街和允诺给她的小岛，她却因闷热而觉得沉重，觉得疲倦和淡漠。在这里，她没法发出声音，一丁点儿力量也没有。

晚饭时间以前，她必须记得上楼去，换一条围裙。

她听到门开了，有人从院子里进来。是甘尼特太太的表弟。

“又有一个给你的杯子，”他说，“放在哪里好呢？”

“随便哪里。”阿尔瓦回答说。

“说谢谢。”甘尼特太太的表弟说。阿尔瓦用围裙擦擦手，惊讶地回过头去，随即她便不觉得惊讶了。她背靠在餐桌上，等着，甘尼特太太的表弟轻轻地抓住她，仿佛在做一个熟练的游戏，吻了她一小会儿。

“她叫我八月哪个周末去小岛。”他说。

院子里有人叫他，于是他往外走，步态优雅，更准确地说，是像小人物那种可笑的悄无声息。阿尔瓦仍然背靠餐桌，站在原地不动。

陌生人的抚摸让她放松，她的身体变得舒适，仿佛心怀期待似的。她感觉到房子里有一种她之前不曾发现的轻盈和自信。所以，一定有什么她没有想到，关于她自己，关于这些人，还有，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并非那么不真实。现在，她不再介意想到那座小岛了，想想那些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岩石，还有黑色的小松树。现在，她看待这一切已经有所不同；甚至有可能她是真的想去了。不过，事情总是接踵而至，会有她还没有探索的地方存在—某种弱点，某种崭新的、她尚且不能明白的羞辱感吧。

去海滨

地图上，这个地方叫黑马，不过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家商店，三栋房子，一座公墓，一间属于一个已经烧毁的教堂的出租马车棚屋。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很热，马路上没有树荫，附近也没有溪流。房子和商店都是红砖房，日晒雨淋的褪了颜色，变成了姜黄。烟囱和窗户旁边，用了随意的白色或者棕色砖来装点。屋子的后头是长满了马利筋草、秋麒麟草以及硕大的紫蓟花的田野。去穆斯科卡湖区以及北边林区的人们会经过这里，他们也许会发觉这葱郁的风景渐渐地稀薄、平淡，逐渐消退的田野间露出岩石磨损的棱角，幽深悦目的榆树林和枫树林被一片稠密却不甚宜人的桦树、白杨、云杉和松树的林子取代—在午后的炎热中，路尽头的尖树变成蓝色，透明，消隐在远方，仿佛一众幽灵。

梅躺在商店后头装满了箱子的房间里。夏天她就在这屋睡觉，楼上实在太热了。黑兹尔睡在前屋的长沙发椅上，听广播听到大半夜；外婆还睡在楼上，狭小的房间里塞满了大家具，挂满旧照片，屋里有一股热烘烘的油布味道，还有老太太的羊毛袜味道。梅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她很少这么早起床。大部分清晨，她都要等到脚下的地板映上阳光，农场主的牛奶车嘎嘎吱吱地经过公路，外婆脚步急快地穿梭在店面和厨房间，把咖啡壶和一锅厚熏肉放在炉子上。经过梅睡觉的旧沙发时（沙发坐垫仍然有一股淡淡的松针和土壤味道），外婆会机械地猛然一抽被单：“快起来，起来。你是不是想睡到晚饭？外头有人加油。”

要是梅不起来，相反却抱紧被单气恼地嘀咕，外婆下次路过时，就会带一勺冷水，浇到外孙女的脚上。梅立刻就跳起来，挡在脸上的长发甩在了背后，睡觉的欲望让她变得愠怒，但还不至于愤怒。她接受外婆的规矩，正如她接受暴风雨，接受胃疼，并且有一种牢固的，基本的确信，认为这种事儿都会过去的。她把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在睡袍下面穿上所有衣服：她十一岁了，正是又疯又端庄的年龄。这时的她拒绝在屁股上种牛痘。要是穿衣服的时候，黑兹尔或者外婆进屋来，她就会愤怒地大叫大喊，因为她以为她们之所以这么干，不是为了取乐，就是为了取笑她的隐私感。她出门去，给汽车加油，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彻底醒了，饿了；她吃了四五片夹了果酱、花生酱和培根的吐司三明治。

但是，今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后屋才刚刚亮，光线只够她勉强看清箱子上印的字。她看见海因茨番茄汤，金山谷杏子。她开始自己私密的仪式：把字母分割成三个一组，要是拼出来的和原来的意思一致，那么今天就有好运。她在拼的时候，仿佛听到了什么动静，似乎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一种巨大的不安立刻从脚心升起，抓住了她的身体，让她蜷起脚趾，伸开腿，直到碰到了沙发的一头。有一种感觉在她的身体里穿行，仿佛要打喷嚏时大脑里的感觉。她尽量安静地起身，小心翼翼地走过后屋的素地板—那地板踩上去有沙砾感、有弹性，朝厨房粗糙的油毡走过去。她穿了一件黑兹尔的旧棉布睡衣，衣服在她的身后翻滚出柔和的幽幽的线条来。

厨房里空荡荡的。钟在水池上方的架子上机警地滴答着。有个龙头永远都在滴水。碗布折成的一个小垫子，就放在龙头下面。一个熟透了的黄西红柿几乎挡住了钟，前面还摆了一罐外婆的假牙用的牙粉。五点四十。她朝纱门走过去，经过面包箱的时候，一只手自觉地伸进去，拿出两个肉桂面包来。她看都没看就放进了嘴里。面包已经有点干了。

这个时间的后院看起来颇为古怪，潮湿，阴冷：田都是灰的，沿篱笆生着的灌木乱蓬蓬地挂满蛛网，都藏了许多鸟儿；天空苍白，素净，平滑地布着光的罗纹，边缘则是红晕，如同一只贝壳的内侧。她很高兴黑兹尔和外婆没能看见这一切。她们还在睡觉。还没人谈论今天；它的纯净令她惊讶。她有一种微妙的预感，预感到自由和危险，仿佛一道横过天空的晨曦。屋角的木料堆就是她听到的轻微枯燥的咔嗒声传来的地方。

“谁在？”梅咽下一嘴的面包，大声问，“我知道你在那儿。”她说。

外婆用她的围裙包了几根引火的干木条出来了，发出一种私密的莫名其妙的声音，令人恼火。梅看见她过来，没觉得意外，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失望，这失望似乎自当下的一刻薄薄地漫延至她人生的每一处，从过去到未来。对她而言，似乎她去的每个地方，外婆都提前去过了；她发现的任何东西，外婆都已经知道了，要么这发现也许毫无价值。

“我以为有人在院子里。”她辩解说。外婆看看她，就仿佛她是只烟囱，随后径直进了厨房。

“我没想到你起这么早。”梅说，“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外婆没回答。你说什么，她都听见了，但除非她高兴，否则就不回答。她开始生炉子，今天她穿了一条印花裙，蓝色的围裙擦来擦去，肚子附近已经脏了，套了件没扣子、开线、没染颜色的毛线衫。这件毛线衫以前是她丈夫的。脚上是一双帆布鞋。尽管她想让自己整齐利落，可是身上的衣服仍然在晃荡。因为她的身材已经没有哪件衣服能正好了，她扁平而又瘦小，除了那像怀孕四个月的小山一样的肚子，可笑地横在皮包骨头的胸脯下。她的腿疙疙瘩瘩，一点肉都没有。她的胳膊是褐色的，遍布青筋，如同鞭痕一般蜿蜒曲折。相对身体而言，她的脑袋显得硕大，而且还把头发紧紧地盘在头顶。她看上去仿佛一个营养不良，颇有敌意的聪明婴儿。

“你回去睡觉。”她对梅说。梅反而走到厨房的镜子前开始梳头，用手指卷发梢，看能不能变成向里卷的齐肩发。她记得今天尤妮·帕克的表姐要来。要是外婆不会发现的话，她就要去拿黑兹尔的发卷做头发。

外婆把前屋的门关了，黑兹尔在里面睡觉。她倒空了咖啡壶，添了水和新鲜咖啡，从冰箱里拿出一罐牛奶，闻了闻，确定还没有坏掉，然后用调羹把两只蚂蚁从糖碗里舀了出来。她用自己的小卷烟机卷了一根香烟，坐在桌子前看昨天的报纸。咖啡还没有煮好，她是不打算再和梅说话了。她调好了火炉的风门，现在，房间几乎和白天一般亮了。

“要是想喝的话，自己倒一杯。”她说。

一般外婆会说梅太小了，不适合喝咖啡。梅给自己选了一个漂亮的杯子，杯子上印的是绿色的小鸟。外婆什么也没说。她们坐在桌前喝咖啡。梅穿着她长长的睡衣，觉得自己享受了恩典，感到局促。外婆环视厨房，看着污迹斑斑的墙和日历，仿佛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的表情狡猾而心不在焉。

梅闲谈一般地说：“尤妮·帕克的表姐今天来，叫希瑟·苏·默里。”

外婆根本就没留心。她随即问：“你知道我多老了？”

梅回答说：“不知道。”

“好吧，猜猜。”

梅想了想，说：“七十？”

外婆好久都没有说话，梅以为这大概是她们对话的又一个死胡同。她主动提供信息：“希瑟·苏·默里是高地的舞蹈演员，她从三岁就在那里表演了。她也参加各种各样的舞蹈比赛。”

“七十八。”外婆回答道。“没人知道，我也没告诉过别人。没有出生证明。没领过养老金。也从没领过救济金，”她想了一会儿，“也没住过医院。我银行里有足够的钱给自己下葬。墓石这种事儿，都是慈善捐助，或者亲戚们坏掉的良心搞出来的。”

“你想要墓石干什么？”梅闷闷不乐地回答，手指在拉油布上的一个洞。她不喜欢这样的对话。这让她想起三年前，外婆对她耍了一个恶毒的花招。她从学校回来，发现外婆躺在后屋的沙发上，就是现在她睡觉的沙发。外婆躺在那儿，双手垂在两边，脸色如同凝固的牛奶，眼睛闭着，一脸纯粹的、打不破的漠然。梅先试着说了声“喂”，然后叫“外婆”，多少还是平常语气，外婆一贯生机勃勃而焦躁的脸上的肌肉都没动一下。梅再叫她，声音越来越恭敬，“外婆”。她弯下腰都没听到最轻微的呼吸声，她伸出手想碰碰外婆的脸颊，却因为她冰冷、衰老、深凹的双颊上某种细微的、令人不安的东西停了下来。接下来，她开始哭，焦虑而短促，就像一个人在没人能听到的地方哭。她不敢再叫外婆的名字，不敢碰她，同时却也不敢将视线挪开。但是，外婆睁开了眼睛，没抬胳膊，也没抬头，她看着梅，一脸假装的令人愤慨的无辜，眼神里闪过一丝古怪的胜利的火花。“这里不能躺吗？”她说，“你这么胆小，羞不羞啊。”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外婆回答说。梅试着把一只肩膀从睡衣宽松的领口耸出来，外婆冷冷地说：“去穿衣服。除非你觉得自己是哪位埃及王后。”

“什么？”梅看着自己的肩头，把人晒脱皮的太阳弄出来的斑点看起来真刺眼。

“哦，哪位埃及王后，我听说埃及王后要去参加金凯德交易会。”

梅回到厨房的时候，外婆还是在喝咖啡，饶有兴致地看城市版的广告，似乎她今天不开店，也不做早饭，一天什么事儿也不干似的。黑兹尔也起来了，正在烫她工作穿的裙子。她在金凯德的一家商店工作，离这里有三十英里远，所以每天都要早起。她试图说服她妈妈把商店卖掉，到金凯德去生活，那儿有两家电影院，很多商店和饭馆，还有一家皇家舞厅。但老太太死活就是不松口。她跟黑兹尔说，去吧，你爱住哪里就住哪里去。不过，大约总有某些理由，黑兹尔没有真去。她今年三十三岁，是个萎靡不振的姑娘，头发漂了白，长了一张机警的长脸，歪着脸，带着怨恨，因为有点斜视，就更明显了，一只眼睛任性地斜到一边。她有一只箱子，放满了绣花枕套、浴巾、银餐具。她买了一套碟子，一套铜底锅，都放在箱子里。而她和梅，还有老太太，三人一起继续用缺口的碟子吃饭，她们用的锅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放在炉子上都东摇西晃。

“黑兹尔结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差一样。”老太太这么说。

黑兹尔开车跨过整个乡间，和那些也在金凯德工作或者教书的姑娘们一起去跳舞。星期天早上，她起床的时候总是略带宿醉，就着咖啡吃阿司匹林，穿上她的印花丝裙开车去公路那头的唱诗班。她妈妈嘴上一边说她根本没信仰，一边打开商店的门，卖给旅客们汽油和冰激凌。

黑兹尔打着哈欠把烫衣板挂了起来，温柔地揉搓她模糊的脸。老太太大声地读：“高大勤劳男子，三十五岁，欲求生活习惯良好，不吸烟不喝酒热爱家庭生活的女性为友。非诚勿扰。”

“哦，妈妈呀。”黑兹尔说。

“什么叫非诚勿扰？”梅问。

“正值壮年的男性，”老太太不留情面地继续读，“觅无负担的健康女性为友，来信请附照片。”

“够了，妈妈。”黑兹尔说。

“什么叫负担？”梅又问。

“要是我结婚了，你怎么办？”黑兹尔阴森森地说，表情倒有一丝满足，叫人气恼。

“想结婚，你随时。”

“我有你和梅。”

“哦，继续吧。”

“好吧，我会的。”

“嗯，去吧。”老太太反感地说，“我自己会照顾自己，我一直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她还想说许多话，这种演讲确是她阐述此生的标志，但是，当她兴冲冲地回想起那个画面以后—它就像孩子的蜡笔画一样鲜亮质朴，呈现出如此奇妙的失真感，她闭上眼睛，仿佛困扰于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困扰于一种对一切是否存在过的合理的质疑。她用汤勺敲打桌子，对黑兹尔说：“哎，你肯定没有做过我昨天晚上这种梦。”

“我反正不做梦。”黑兹尔回答说。

老太太坐在那儿，敲着她的汤勺，眼神空洞地望着炉子前头。

“我梦见我在一条马路上走，”她说，“走着走着，路过西蒙家门口，我觉得有云彩遮住了太阳，感觉冷了，好像是。所以我抬头看，看见一只大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鸟儿，跟这个炉子一样黑。它就在我的头顶上，在我和太阳中间。你梦见过这种事儿吗？”

“我什么梦也没做过。”黑兹尔语气骄傲地说。

“记得我起红疹子睡在前屋的时候做过的噩梦吧？”梅说，“你记得那个噩梦吗？”

“我谈的可不是什么噩梦。”老太太说。

“我觉得，屋里有人走来走去，戴着花帽子。走得越来越快，帽子都混在一起了。除了花帽子，他们的其他地方都看不见。”

外婆伸出舌头，舔掉粘在嘴唇上的烟末，起身掀开炉盖，往火里吐了一口痰。“我还是告诉谷仓的墙算了。”她说，“梅，往火里添几根柴禾，我来煎几块咸肉。今天不能让炉子一直烧了，我可受不了。”

“今天要比昨天热。”黑兹尔镇定地回答，“我和洛伊丝商量好了，今天不穿袜子。皮布尔先生要是敢说一个字，我们就要说，你以为他们雇你来干什么，难道就是叫你走来走去，看我们的大腿？他会尴尬的。”她漂白的头发缩进了上衣里，发出了一声寂寥的咯咯笑声，仿佛钟意外地响了一下，然后戛然而止。

“哼。”老太太回答说。

下午，梅、尤妮·帕克，希瑟·苏·默里，一起坐在小店前的台阶上。中午时分，云层就把太阳挡住了，但这会儿，天气似乎反倒更热了。听不到蟋蟀的叫声，也听不到鸟的啾鸣，不过，有一点微弱的风。燥热的、滞缓的风从乡间的草丛吹来。因为是星期六，难得有人来店里买东西，汽车经过小店，都往市里的方向开去。

希瑟·苏说：“你们这些小孩儿有没有免费搭过车？”

“没有。”梅回答。

尤妮·帕克两年来一直是梅最好的朋友。尤妮说：“哦，梅家里人不会让她去免费搭车的。你不知道她外婆，她什么也不让。”

梅在泥地上拖着脚慢慢地走，用脚后跟踩平一座蚁丘，说：“你也不行。”

“我可以，”尤妮回答，“我想干什么都行。”希瑟·苏瞅着她们，目光颇为苦恼：“好吧，你们这会儿想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小孩想干什么？”

她的头发贴着脑袋剪得短短的，黑色，拳曲，粗糙。她涂了苹果味口红，看起来好像腿毛也刮过了。

“我们去公墓。”梅闷闷地回答。她们就是这样的。她和尤妮几乎每天下午都坐在公墓里，因为那里有一个阴凉的角落，没有别的小孩子打扰她们，她们可以大胆讲话，不会被听到。

“你们要去哪儿？”希瑟·苏强调地又问。尤妮皱着眉头看着她们脚下的土地：“哦，不去，我讨厌那个笨蛋公墓。”有时候，她和梅会花一下午的时间看墓碑，找她们感兴趣的名字，给这些埋在地下的人编故事。

“天，别让我起鸡皮疙瘩。”希瑟·苏说，“真是热得可怕，对不？要是在家，我估计我会和女朋友一起去游泳。”

“我们可以去三号桥游泳。”尤妮回答。

“在哪儿？”

“沿着这条路下去，不算远，半英里。”

“这么热的天走过去？”希瑟·苏问。

尤妮说：“我骑自行车带你。”她对梅的语气里洋溢着分外的快乐和热情。“你骑你的自行车，一起去吧。”

梅想了一下，走上台阶进了小店。店里白天总是阴沉沉的，也非常热，墙上挂了一座大木头钟，还有几个装满小甜饼碎屑、软橘子和洋葱的筐子。她走到后头，外婆坐在冰激凌制冷柜旁边的凳子上，制冷柜的上头是巨大的发酵粉招牌，贴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薄片，看上去像圣诞卡似的。

梅问：“我和尤妮、希瑟一起去游泳，行吗？”

“你去哪里游泳？”外婆不露倾向的语气。她明明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三号桥。”

尤妮和希瑟进屋来了，站在门边。希瑟·苏朝着老太太的方向露出礼貌而圆滑的笑容。

“不行，不能去。”

“水不深。”梅说。

老太太神秘地咕哝着什么。她坐在那儿，弯着腰，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大拇指抵住下巴。她甚至连头也不抬一下。

“为什么不能去？”梅顽固地问。

外婆没有回答。尤妮和希瑟·苏站在门边看着。

“为什么不能去？”她又问，“外婆，为什么不行？”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男孩们都会去。我以前就说过，你得长大才能去。”她的嘴紧紧地闭上了，脸上的线条是那么难看，仿佛在掩饰某种满足；这会儿，她抬起头看着梅，直到看得梅因为愤怒和羞耻脸色通红。她自己脸上则显出颇有兴趣的神情。“让其他人追在男孩后头跑吧，看看她们能得到什么。”她从没有看一眼尤妮和希瑟·苏，但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她们转身出了小店。梅听到她们跑过了油泵，暴发出一阵狂野的几乎不顾一切的笑声。老太太仿佛没听到似的。

梅没有说话。她正在黑暗中探究辛酸的一种全新程度。她觉得外婆也不相信她自己的理由，但她并不在乎，只是把这些理由从包里亮出来，恶毒地挥来舞去，想看看能造成什么破坏而已。外婆说：“希瑟小姐，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早上看见她从巴士上下来的。”

梅穿过后屋、厨房，出了小店，到了后院。她在水泵边坐了下来。从水泵的喷水口接下来的旧木头水槽已经发霉变绿了，通向干草丛里一片冰冷的泥浆地。她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看见一只大癞蛤蟆，相当老，相当累，她觉得。癞蛤蟆在草丛里啪啪地跳来跳去，她用双手堵住它的路。

她听到纱门关上的声音；她没有回头看。她看见外婆的鞋子，外婆那神奇的脚踝穿过草地，向她走过来。她一只手抓住癞蛤蟆，另一只手捡起一根小树枝，开始一下下戳它的肚子。

“住手。”外婆说。梅扔掉树枝。“把那可怜的家伙放开。”外婆又说。她非常缓慢地松开手指。空气沉闷的下午时光，她能闻到外婆身上独有的气味。外婆居高临下地站在她面前。这种气味，像老去的、发软的苹果皮的味道，甜腻腻的，腐烂的，渗透了更为日常、更为强烈的肥皂气味，烫过的棉布衫味道和烟草味道，她随身总是带着烟叶。

“我打赌，你不知道，”外婆大声说，“你肯定不知道，在店里的时候我有了什么念头。”梅没有回答，而是低下头，兴致盎然地开始拨弄腿上的伤疤。

“我想，我可以卖掉商店。”外婆语调一点没变，大声地继续说下去，仿佛在和一个聋子说话，或者在和上天说话。她看着远处高高低低的松蓝色地平线，以一个老太太特有的姿势把围裙抓在手里，说：“你和我坐火车去看刘易斯。”刘易斯是她的儿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她已经有二十年没见过他了。

这下，梅只能抬起头来，看看外婆是不是在开玩笑。老太太总是说，游客都是傻瓜，总以为别的地方好，其实最好还是待在自己家里。

“我们一起到海滨旅游。”外婆说，“不会花很多钱的。我们晚上也可以坐着。路上带点吃的。你最好自己收拾想吃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你太老了。”梅残忍地回答说，“你都七十八了。”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有的是千里迢迢赶回家乡的，到处都是。你可以看报纸。”

“你可能会发心脏病。”梅回答道。

老太太说：“那可以把我装在装莴苣、西红柿的车里，冰冻起来用船送回家。”这时候，梅似乎看见了海滨，看见了漫长的沙滩曲线，仿佛湖滩，只是更长、更亮一些。海滨，这个词，让她心底生出了一种清凉和欣喜之感。但是，她不相信这些感觉。她不明白，外婆什么时候答应过她什么好事儿呢？

一个男人站在店门口喝柠檬酸橙汁。这是一个小个子中年男人，因为炎热，肥胖的脸闪着光。老太太把她的凳子挪到了前面的柜台那儿，坐在那里和他说话。梅背对他们，从前门望出去。云层阴暗，整个世界充斥的是衰老的、风尘仆仆的、一点也不宜人的光线，仿佛不仅来自天空，也来自单调的砖墙、白色的路面、瑟瑟作响的灰色树叶、闷热的风中啪啪晃动的金属广告牌。从外婆跟着她到后院开始，她仿佛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在裂开；是的，她在这个世界上看见了新的光明。她感觉自己的身上有种东西，也许是力量，似乎她自己的敌意中有了一种不为人知的、尚未开发的新力量。她想把这种力量保留一段时间，让它如同她手心里的一枚冰冷的硬币那样翻转。

“你是和哪个旅行公司来的？”她外婆问。男人回答说：“瑞格公司。”

“周末他们让员工回家吗？”

“我现在不是出差。”男人说，“至少可以说，我不是替瑞格公司出差。可以这么说，我是为自己的事儿旅行。”

“哦，是这样。”老太太的语气分明透出一种不管别人闲事的态度，“你看看这天气，就要下雨了吗？”

“可能吧。”男人说着，喝了一大口柠檬酸橙汁，把瓶子放了下来，用手帕把嘴擦干净。他是那类无论如何都要说点私事儿的人；实际上，他就没别的事儿可说。“我要去看个熟人，他在他的度假屋。”他说，“他严重失眠，这七年来，没有一天能好好睡觉。”

“嗯。”老太太回答。

“我去看看我能不能帮他治好。失眠症，我有过成功的几例。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已经很好了。”

“你还是医生？”

“不是，我不是。”小个子男人愉快地回答，“我是个催眠师。业余的。我只认为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

老太太一句话没说，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这种注视没有让他感到不快，他在店前走来走去，把东西捡起来，用自我满足的活泼表情看着这些东西：“我肯定，你这辈子没人告诉你自己是个催眠师。”他以玩笑的语气对老太太说：“我和别人长得没什么不一样，是吧？我看上去很驯良的。”

“我不相信这种事儿的。”她回答。

他只是笑。“你说不相信，什么意思呢？”

“什么迷信我都不信。”

“女士，这不是迷信，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我知道是什么。”

“嗯，很多人观点都和你一样，不信的人多得惊人啊。可能你没看过两年前发表在《文摘》上的文章吧，就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我要是带在身上就好了。”他说，“我知道，我治好了一个人的酒瘾，我治好了长各种各样的疥疮和皮疹的人，还治好了他们的坏习惯。神经质。我不是说我一定能治好所有人神经质的坏习惯，不过有些人，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对我感激不尽呢。感激不尽啊。”

老太太双手按在头上，没有吭声。

“怎么了，老太太，你是不是不舒服？头疼吗？”

“我很好。”

“你怎么给这些人治病？”梅大胆地问。尽管外婆总是告诉她：别让我抓住你在店里和陌生人说话。

小个子男人殷勤地转身说：“年轻的女士，我催眠他们。我用的是催眠术。你是不是想让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催眠术？”

梅并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意思，脸刷地就红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看见外婆盯着她看。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梅，仿佛就算全世界都着了火，她都不会管，甚至连着火这个事实都不会和他们说一声。

“她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外婆说。

“哦，很简单。”男人是直接对梅说的，声音异常轻柔，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更适合孩子，“就是你让人家睡觉，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睡着。明白吗，小甜心？你和他们说话，听—听着，你可以深深地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现那些就连他们醒着的时候也许都不再记得的事儿，发现他们隐藏的焦虑、恐惧，给他们带来麻烦的东西。是不是很神奇？”

“我不会让你对我这么干的。”老太太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你没法对我这么干。”

“我打赌，他做得到。”梅说。她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嘴一下就合不拢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一次又一次，她眼睁睁地看着外婆和外面的世界对抗，并不是出于骄傲，更多是因为一种坚定的、基本的信念，她相信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就是会赢。这是第一次她好像看到外婆有输的可能。她在外婆的脸上而不是在小个子男人的脸上看见的。她觉得这个男人必定是个疯子，她已经想笑了。这种想法让她惊慌不已，让她有一种烦人却无力抵抗的兴奋。

“嗯，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男人仿佛开玩笑似的回答。他看着梅。老太太下定了决心，轻蔑地说：“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她把胳膊肘压在柜台上，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仿佛要把什么压进脑袋里：“请珍惜自己的时间去吧。”

“你应该躺下来，好好放松一下。”

“坐着……”有一会儿，她似乎喘不上气似的，“我坐着就够了。”

男人从她们店里的一堆摆件里拿下来一个开瓶器，然后走到柜台前面，站住了，不急不忙的样子，当他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自然，但是又有稍许变化，变得和缓而冷静。“我知道你反对，我也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害怕。”老太太发出抗议，也许是警告的声音，他轻轻地举起手。“你害怕。”他说，“我想给你看，我打算让你看见，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值得害怕，没有。我只是想让你的眼睛盯住我手上这块发光的金属。对了，就这样，盯着我手上发光的金属。看着它。别想，别怕，告诉你自己，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梅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她靠在搁了软饮料的冰箱上。她想笑，忍不住要笑出来。她看着这个男人多少有点邋遢的后脑勺，还有他圆溜溜的、抽搐的、白晃晃的肩头。不过，她没有笑，她还要等着看外婆的反应。要是外婆认输了，那么无异于地震或者洪水的骚乱，会动摇她生活的基础，赋予她极大的自由。老太太眼睛眨也不眨，驯服地、直勾勾地盯着男人手中的开瓶器。

“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他说，“你是不是看见了，你看见了吗？”他俯下身体看她的脸，“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看见……”老太太的脸上，硕大的、冷淡的眼睛，以及坚硬的、粗暴的表情，和他自己的差不多。他停下，往后缩。

“咳，怎么回事儿？”他问道。不再是催眠的腔调，而是正常声音。实际上，比正常的声音还要尖利，梅一下就惊得跳了起来。“怎么回事儿？女士，来来，醒醒。醒醒啊！”他说着，扶住她的肩摇晃。老太太的脸上还有无法克制的讥诮，她扑倒在柜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几包面巾纸散落下来，泡泡糖和蛋糕上的装饰品全掉在了地上。男人手中的开瓶器也掉了下来，他惊恐地看了梅一眼，喊道：“不关我的事儿！以前从来没这样过！”他跑出小店，冲向自己的车。梅听到他发动了汽车，她跟在后头跑出去，仿佛想叫“救命”，或者是“停停”。但她什么也没有叫出口，她站在汽油泵前的尘埃中，张大了嘴。反正他也不会听见她的声音了。他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拼命地摇，表示什么他都不会同意的。车子咆哮地向北开走了。

梅站在店外，公路上没有别的车，一辆也没有。黑马空荡荡的。刚才天上下起小雨，雨点一滴滴地打在她身上，溅在地上。终于，她往回走了，坐在小店的台阶上。这里也挡不住雨，不过天气热，她不在乎。她盘起腿，坐在那儿看着公路。现在，她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呈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平坦、静默，可以接近的世界。她坐在那儿，等着，等她不能再等下去的时候到来，到那时，她会再站起来，走进小店。这会儿，因为下雨，店里比平时更暗了。她的外婆，横扑在柜台上，死了。而且，她赢了。

乌得勒支的宁静

1

我在家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这段经历并不成功。我和麦迪，尽管一直在开心地说这一趟亲密旅行能在一起待这么久很享受，不过要是真的结束，我们都会如释重负。沉默会让我们烦恼，我们总是笑得太过头。我担心，很可能是我们两人都担心，说再见的时候，除非我们飞快地吻吻对方，热情地、开玩笑地拍打对方的肩膀，否则我们只能直视进彼此之间的一片荒凉，我们不仅互不关心，内心深处还彼此排斥。这么久以来，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两人心里都在猜疑，都觉得对方已经变成了外人，没有了权利。

夜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外头走廊的台阶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烟驱蚊，一直待到很晚才会上床睡觉。天气很热，要入夜很久，热气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里，直到下午三点之前都颇为凉爽，然后天黑很久以后，白天的热气还是困在屋内。永远如此。麦迪和我回忆，我们当初是如何把床垫拖下楼，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数流星，试图挨到破晓时分。我们从来没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气流携带了河岸芦苇和软泥的味道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睡着了。十点半，有一辆穿行小镇的公交车路过，车子不会放慢速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经过我们这条路。以前从大学回家，我坐的就是这辆公交车。记得某些温暖的晚上，我经过朱比利镇，看见巨大的树根周围裸露的土地，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包围了街上的自动饮水机。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光线编织出柔和的潦草字样：台球，咖啡馆。认出这些标牌上的字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和解放感，仿佛我用学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还有，用我的爱情，换来的是阴沉的家庭世界，这里只有永不间断的灾难。四年前，麦迪有过同样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我想问问她，那些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过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没法生活在宁静的现实中。但是我没有问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问题。念咒于事无补。我们就别互相破坏情绪了。麦迪会用她微弱的、机敏的声音这么说，还会用她喜欢的俚语，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谈这些问题。

有一天晚上，麦迪带我去参加湖边的一个聚会，从家往西大约有三十英里路程。聚会在一座度假屋里举行，两个朱比利的女人租了这座度假屋，为时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单身、分居或者离婚，男人则大部分都年轻、未婚。从朱比利来的男人实在太年轻，我记得他们似乎都只是低年级男生，有两三个年长的男人，都没带太太来。不过女人们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时就认识我，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上见过她们，只见过她们在商店里，办公室里，有时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学校里。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她们稍许活泼一些，锐利一些，不得体一些—不过，我也觉得其中只有一两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个问题。

尽管她们穿着中年妇人的衣服，款式却很时髦，在她们坚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紧身内衣上沙沙作响。她们在人造花上洒了很多香水。麦迪的朋友们就要现代许多了，头发染成紫铜色，眼睑涂成蓝色，喝起酒来个个精力充沛。

我想麦迪并没有注意这些人。她身材纤瘦，仍然披着漫不经心的黑发。她的脸变瘦了，皮肤变紧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过，她说话有刺耳的鼻音，就是当地口音。我们以前习惯取笑说，她调情和喝醉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地说话。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些人。没过一会儿，她得手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她想让我看看她是怎么成功的，看着她否认那种隐秘的，让人振奋的，真正可怕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

不过，坐在外面台阶上的不总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有个叫弗雷德·鲍威尔的男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参加了那个聚会，默默无闻地充当背景人物，记住都是谁的酒，友好地帮人撑住走廊上摇摇晃晃的横梁，不让它碰到谁的脑袋。他和我们一样，在朱比利长大，不过我不记得他了，我估计是因为他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然后就去参战了。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麦迪就让我吃惊，把他带回家来吃晚饭，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如同我们之前消磨过的许多个夜晚。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我们一起讲故事。“你们女孩子就是记性好。”弗雷德·鲍威尔说，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或者还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为然，就像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人看到逗乐的人夸张的洋相时脸上的表情。

这会儿，想到弗雷德·鲍威尔，我承认，我的反应—我称之为情境，比我自己预料的远为保守；甚至感觉荒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麦迪是这么告诉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说了。她说的时候不过是提供信息的态度。他的太太是残疾人。他带她来湖边消暑，麦迪说，他对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麦迪的情人，麦迪也不会告诉我。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麦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终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阶上的样子，手摊平，放在伸展开的双膝上，麦迪说话的时候，他温和的脸转过去看着她，几乎是溺爱的表情。他有温柔的男子气的外表，被她逗乐了，仍然不动声色。麦迪取笑说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烟了。这话题把他拖入一场私密的、紧张的、温情的争执。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而他乐意。他乐意，这句话吓我一跳，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乐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时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说，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说，他也会这么说的。没有别人会这么说。我不清楚。

后来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吗？朱比利的一些清规戒律，我已经忘了。有一条，所有的口袋小说谈到小镇的说法，肯定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节奏是以天然季节为周期的。死亡发生在冬天；婚礼则在夏天举行。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日漫长而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过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这样的灾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会有一个。你能看见街上的人行道开裂，仿佛小镇遭受过轰炸。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了。我发现人们会在路上拦住我，聊我妈妈。我从他们的口中听说了她的葬礼，她戴了什么花，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现在，她已经死了，当他们说“你妈妈”时，我不再觉得这是针对我的骄傲，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击。我以前一直这么觉得。这些词语让我感觉，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历程都开始土崩瓦解。

现在，我听着他们谈她，如此温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这是她的成就，因为我们一再试图把她困在家里，不管残酷的还是狡猾的手段我们都用过。我们让她远离可悲的声名狼藉，并不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我们看着她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眼珠翻白；听到她恐怖的声音，还有她让人尴尬的发音。她和别人说话，要我们帮她翻译，这一切都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我们的骄傲日渐被磨灭，我们一起画讽刺漫画以发泄狂暴的情绪，哦，不是，不是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我们早该把她送给小镇，小镇对她会好一点。

至于麦迪，至于她十年来的看护，他们说得很少，也许因为他们想到我早已远走高飞，顾及我的感受。我的两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麦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不是因为这个。这不是朱比利分担他人感受的方式。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我很高兴那个星期有延误航班的暴风雪当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气合适我会不会回来。麦迪那么激烈地给我写信，力劝我不要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她这么希望的话，她有权利自己来处理这一切，至少这一回，她有权利。

至少这一回是。麦迪是留下来的人。她先离家上大学，然后才是我。你给我四年，她说，我给你四年。然而我结婚了。她也并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无用的负疚感激怒了。她说她一直都打算留在这里。她说妈妈不再让她“心烦”了。“我们哥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随便她了。我再也不会要求她像个人样了。你知道。”要是说麦迪是个虔诚的人，她感觉到了自我牺牲的愉悦和彻底弃绝的强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谁会这么说麦迪呢？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的老姨妈们，安妮姨妈和卢姨妈，都对我们说，有责任感的儿女会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自己的一切。麦迪便丝毫也不虔诚地引用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纵然如此，她还是留在了这里。对我能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换个话题，大家会问我回到朱比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终还在等有什么来告诉我感觉如何，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那天，我从多伦多开车北上，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两千五百英里的旅程，开到最后我非常疲惫。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看见车的前方是市政厅墙皮剥落的、华而不实的楼顶，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厅的建筑和镇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单调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关系。楼顶下挂了一口大钟，万一有惊人的灾难发生，就会响起来。我的车驶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务站，王后酒店的外墙新刷了灰泥。再转向安静的、衰败的旁路，这里路边住的都是老处女，花园里放着鸟澡盆，种着翠雀花。这些大砖房我都很熟悉，木头长廊，装了纱窗的幽深窗户宛如张开的洞口，在我眼里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对谁说我的感觉，说这条街半梦半醒，即将沉没，他们都会想带我去镇北，那里有一座新的软饮料灌装厂，几座庄园风格的大房子，一家太妃冰激凌店。最后，我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房前停下车，停在一小片树荫下面，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用难以置信却力图公正的语气说：“妈妈，这就是你家？”

我感觉到了，女儿的声音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失望情绪，明显，她似乎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甚至预先就放弃了希望，声音中包含了此时全部的枯燥和陌生，就在此时，传说的源头，令人不满足的、抱歉的、持久的现实都被揭示了。太阳底下，房子上的红砖看起来粗糙而燥热，有两三处裂出了长长的、扭曲的纹路。走廊上单调的装饰已经开始剥落。前门旁边的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以前就有，现在还在。我坐着，看着它，令我困惑的是，竟然没有情感的认知。我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房子。遮光帘没有动静，房门也没有打开，没有人出来，没有人站到走廊上来。没有人在家。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现在麦迪在市镇文书的办公室工作。另外，因为没人在家，房子竟然呈现出如此封闭、荒凉、贫困的外观，着实有些让我意外。当我穿过前院，走上台阶，我意识到这些年住在海边，自己已经忘记了内陆浩瀚无边的炽热，那感觉仿佛头顶着整个燃烧的天空。

贴在前门上的告示是麦迪潦草夸张的手迹，宣称来客欢迎，孩子自便，价格后议，包你后悔。门厅的桌子上搁了一束夹竹桃，在这样的夏日午后，夹竹桃醇和的香味弥漫在封闭的屋子里。“上楼！”我对孩子们说。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不过，这并非我转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在等妈妈叫我，她躺在餐厅的沙发上叫我。在炎热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儿，拉下百叶窗，喝一两杯茶，反正这一两杯茶从来都没有喝完过。每到吃饭时间，就分给她一些食物，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一小碗果脯，几片蛋糕。我觉得，仿佛没听到妈妈荒凉的叫声，我就没办法关上身后的门。当我准备回答她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谁在那儿？

我把孩子们领到屋子后头的大卧室里去，以前我和麦迪就睡在这里。房间里，薄薄的白色窗帘几乎要磨破了，地板上放了一块正方形的油毡，一张双人床，一个盥洗柜。我和麦迪上中学的时候，就用这个盥洗柜当书桌。纸板做的衣柜，门里面装了一面面小镜子。我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在想—慢慢地想，不要急—当她叫谁在那儿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让自己听，仿佛以前我从未有过勇气倾听，听她求助的叫嚷，毫无伪装，坦率到可耻，原始而恳切。这一切，都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经常重复的嚷嚷，而事情该如何仍然如何，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我和麦迪通常把她的嚷嚷当成家居动静之一而已，只是为了避免恶化而必须处理的动静。你去处理一下妈妈。我们会对对方说。或者说，我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妈妈。

她叫我们，可能是叫我们做些琐事儿，要求我们没完没了提供并不愉快的服务，或者是让我们进行五分钟临时性的欢乐谈话。因为她如此坚持不懈地随机提议，所以没有一回我们确信她是真的有事儿。对她长期的眼泪疲劳战，我们也不曾有过一回打算表现出一丝同情。不过，就算拒绝同情，眼泪还是一样会再来，我们终归要被打败，我们被迫用天堂般的爱意来阻止她的噪音。不过，我们越来越狡猾，一贯的冷淡的关心，让自己剥离对她的愤怒、急躁和嫌恶。处理她的问题时，我们剥离一切情绪，就仿佛夺走犯人的肉，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到她死。

我们叫她看报纸，听音乐，享受季节的变化，对她没得癌症要心怀感激。我们补充说她不必承受任何疼痛。这是真话—如果囚禁不算疼痛的话。她穷尽一切手段索要我们的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爱。我们又如何能够爱她？我绝望地问自己。我们爱的来源并不充足，而对我们的需要又太过宏大。无论怎么样，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她会这么说。她对陌生人说，对我们的朋友说，因为我们总是没法成功地让我们的朋友离她远一点。她也对她自己的老朋友说。这些人偶尔内疚地来看她，她就会说这样的话，用一种异常缓慢、异常悲伤的腔调说。这么说不明智，也不人道，我们只好打断她的话。这种夸张的表演让我们几乎羞愧得想要去死。不过现在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如此的自我中心在顽固地滋养—即使滋养的是灾难，她也许很快就会消沉下去，过一种昏昏沉沉的植物生活。她竭尽全力，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还受欢迎。她无止无休地在屋里打转，在朱比利的街道上打转。哦，她不想听天由命，她想必哭了，在这座石头房子里苦苦挣扎，挣扎到最后一刻。是的，我可以想象，但是我不会去想象。

不过，我觉得，画面仍不完整。我们的哥特式妈妈。冰冷的、可怕的帕金森病面具横在她的脸上，她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后跟，抽泣不止，贪婪地掠夺任何她可能得到的关注。目光呆板，却也在熊熊地燃烧，她一心一意，只能看见她自己。这还不算完。疾病飘忽不定，没有规律，从容不迫地前进。某些上午时分，她醒来的时候感觉好些，就到院子里清理植物，宛如一个居家太太，和我们平静地聊天，说话条理明晰，还能认真地听新闻。她仿佛从噩梦中清醒，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打扫屋子，强迫自己用颤抖的双手用缝纫机修修补补，给我们做她最擅长的香蕉蛋糕，或者柠檬蛋白酥皮卷。后来，渐渐地，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相隔遥遥，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她去世后，我偶尔会梦到她。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在梦里，她就是这样的。我想，为什么我要对自己夸张这些不舒服的东西呢？看看，她很正常，她只是双手颤抖罢了—

在平静的最后阶段，某种毁灭性的能量便抓住了她，她会喋喋不休地说话，越来越逻辑不清。她会要我们给她涂胭脂，帮她打理头发，有时候甚至会叫裁缝上门给她做衣服。裁缝就在餐厅里干活，方便她随时能看见，因为她待在沙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管从实际的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在浪费钱，根本没必要。（她要衣服干什么？她穿到哪里去？）而且还是对精神的折磨，因为没有裁缝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记得，我走后收到过几封麦迪的信，信写得逗人发笑，东拉西扯，平静克制地描述了一系列的裁缝事件。我怀着同情读完了信，不过没能进入这种曾经熟悉的氛围，那些因妈妈的需要而导致的癫狂和挫败情绪。在一个平常的世界里生活，想要重新复制她是不可能的。她的脸在我心中留下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并不真切。同样的，和她共同生活的种种复杂压力，那种需要靠麦迪和我暴发出没完没了的无情大哭才能抵消的歇斯底里的感受，现在看来也带有一些想象的成分。我觉察到了一种心怀内疚的隐秘疏远。

我和孩子们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全新的睡觉地方。看着他们在房间里，我觉得他们真是非常幸运。他们的生活安全，轻松。这种念头大约是大部分父母都不时有的，这时候或者那时候。我看了看衣橱里面，没有东西，只有一顶帽子，用从杂货店买来的小花装饰的帽檐，一定是我们哪个为了复活节特意装上的。我拉开盥洗柜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活页笔记本的纸。我看到，“乌得勒支和平协议，1713年，结束了西班牙王位抢夺战”。让我震惊的是，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字迹。想到这东西在这里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为久远，感觉真是惊愕。看来，大概是我那天写的。

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些字迹对我会有强烈的影响。我感觉仿佛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围，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时候的几个瞬间，身在自己的老房间里，会有这样的感觉。老中学的一幢楼已经拆了，灰色的礼堂重新为我打开。我还记得春天的星期六夜晚，雪融化以后，乡间的人们全都拥向城里。我想起我们走在主路上，和两三个女孩子手挽着手，一直走到天黑，去了艾尔，在一串五彩缤纷的小灯下跳舞。舞厅的窗户都会打开，把初春的空气放进来，掺杂了土地和河流的气味。农场男孩子的手皱巴巴的，跳舞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白上衣弄脏。如今，旧时经验似乎再也不值得纪念了（实际上，艾尔不过是个阴森森的地方，而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这种炫耀自己的办法既粗俗又可笑，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抗拒它的诱惑）。这样的经验现在对我而言，有了一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十分完整，它并不仅仅是跳舞的女孩，宽阔的大街，它覆盖了整座城镇，覆盖了在巨大苍白的天空之下小镇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树木，积雪初化的泥泞空地，一条条挤满了驶向市里的汽车的闪烁着灯光的土路。

而且，我们还穿了芭蕾舞鞋，纯黑的塔夫绸裙，短外套是蓝色的，像知更鸟蛋的颜色，还配了樱桃红，柠檬绿。麦迪在她的衬衫领口打了个巨大的蝴蝶结，像参加葬礼一般严肃，头发上系了人造菊花环。这些行头很是时髦，或者只是我们这么以为。那正是战后的几年。麦迪，以及她鲜亮的、怀疑主义的面容。我姐姐。

我问麦迪：“你还记得她以前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麦迪回答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犹豫不决地说，“不过也不是经常这么觉得。”我胆怯柔弱的怀旧之情试图退回到优雅的现实中。

“我觉得，你只能别去想。”麦迪说，“只能不要想，最后几年—其实还有不少年—不要有那些记忆。”

正是这时候，她说：念咒于事无补。

别的只有一件事，她说的只是：“她花很长时间分类整理各种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贺卡，纽扣，线。分类，一堆堆地放好。这样能让她在那短暂的时间保持安静。”

2

我去看安妮姨妈和卢姨妈。自从我回家之后，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了。每次来的时候，她们都在用一下午的时间，把碎布片做成小地毯。她们现在已经非常老了。她们坐在一个燥热的小阳台上，阳台用竹编的百叶窗来遮光。布头和没完工的毯子在她们身边堆得一团混乱，营造出鼓舞人心的家居气氛。她们已经不出门了，不过早上还是早起，洗脸，涂粉，穿上没腰身的印花裙，裙子镶着荷叶边，还有白色的流苏。她们煮咖啡，煮粥，然后清理房间，安妮姨妈打扫楼上，卢姨妈则打扫楼下。她们的屋子非常干净、阴暗，外表光亮，散发着醋和苹果的味道。午后，她们躺一小时，然后穿上下午的衣服，领子上别着领针，坐下来做手工活。

她们是这类人，一老肉体便消散了，或者说是神奇地消瘦了。卢姨妈的头发还是黑的，但是束在发网里显得僵硬、干燥，仿佛玉米成熟之后僵死的穗子。她笔直地坐着，骨瘦如柴的胳膊移动时分外精心、缓慢。她修长的脖子，尖尖的小脸盘，满是皱纹，越来越深的皮肤，让她看起来像埃及人。安妮姨妈，也许是因为她优雅甚至可以说妖娆的仪态，看起来似乎更加脆弱疲惫。她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始终要戴帽子，这种漂亮的帽子是专门为戴发卷上床睡觉的年轻太太设计的。她叫我看她的帽子，问我觉得好看不。她们都特别擅长反讽，要把自己的怪诞说出来，获得些许的愉悦感。与她们为伴，有着非同寻常的快乐轻松，而她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场娴熟的揶揄与抗议。这样的场景蛊惑了我，仿佛我瞥见的是麦迪和我自己，我们已经老了，一切都已经消失，又被姐妹关系的血脉抓到了一起。我们为某个喜欢的，本质上又并不重要的年轻亲戚泡茶，展示出来的正是如此精练的关系。别人又怎么会了解我们呢？我看着这一对逗乐的老姨妈，想知道，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无论如何，我感觉就是被她们控制在一段距离之外，至少在第三次拜访之前是这样。第三次的午后，她们在我面前表现出了彼此之间并不默契的信号。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拜访时就已经发生的。当然，那些年，我和麦迪看她们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她们争执，而且我们是经常去的。并非完全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活跃和理智的氛围令人安心，尤其我们在自己的家里经历的是混乱、威胁和压迫，这种环境能给我们安慰。

安妮姨妈想领我上楼，让我看些东西。卢姨妈表示反对，表情冷淡，很不高兴，似乎这个话题让她尴尬。迂回的遁辞是这个家的传统，慎重起见，要是我问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就太过分了。

“哦，让她喝茶。”卢姨妈说。而安妮姨妈说：“好吧，她本来就在喝茶。”

“那你想干嘛就去干嘛吧，楼上热得很。”

“你上来吗，卢？”

“那么谁看孩子？”

“哦，孩子，我都忘记了。”

于是，安妮姨妈和我走到屋子阴暗的那一头。我突然想到一个颇为荒唐的念头。她打算给我五块钱。我记得以前有时候，她把我带到前厅，就是这么神秘兮兮地打开钱包。我觉得卢姨妈也不知道她给我钱的事儿。不过这一回，我们上楼去了安妮姨妈的卧室。房间看起来实在整洁，简直是纯洁无瑕。墙上贴的是青涩的花墙纸，梳妆台上摊放着洁白的丝巾。真的热得很。卢姨妈说得没错。

“来，”安妮姨妈说，有点气喘，“帮我把橱顶的箱子拿下来。”

我拿了下来。她打开箱子，用一种同谋般的欢快语气渴望地说：“现在，我想，你想知道吧？你妈妈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我一点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坐在床上，忘记了在这座房子里是不能坐在床上的。卧室里都有把椅背笔直的椅子，专门坐人的。安妮姨妈并没有阻止我。她开始把东西拿出来，嘴里说着：“麦迪从来没有提过，是吗？”

“我没有问过她。”我回答道。

“哦，我也不会的。我不会和麦迪说一个字的。不过，我想呢，我可以给你看看。为什么不给你看呢？看。”她说，“我们能洗的，都洗了，烫了，我们不能洗的，都送洗衣店洗了。我自己付的洗衣费。然后，我们把要补的，都补过了。看，都挺好的呢。看见了没？”

我无助地看着。她现在撑给我看的，是一件放在最上头的内衣。她给我看，哪里娴熟地织过了、补过了，哪里的橡皮带换过了。她给我看一条磨破的衬裙，说，曾经磨破了而已。她一件件地拿出了睡衣，晨衣，针织家居外套。“这件。我最后一次见她，她穿的就是这个。”她说，“我想就是这件。就是。”我惊恐地认出来了，这件桃色的家居外衣，是我送的圣诞礼物。

“你看得出来，很少穿。哇，其实没穿过几次。”

“是的。”我回答。

“下面是她的裙子。”她的双手在这些锦缎、花丝绸下面翻找。衣服一年比一年怪异，我妈妈就希望这么打扮自己。想到她穿着这些花孔雀的颜色，甚至连安妮姨妈都踌躇了。她拉开一件衬衫：“这件我是手洗的，看上去还是全新的呢。还有一件外套挂在衣橱里，堪称完美呀。她从来不穿外套，这衣服，她只有去医院的时候才穿，平时从来不穿，看看你合适吗？”

“不。”我回答说，“不要。”安妮姨妈已经朝衣橱走过去了。“我刚买了一件新外套。我有好几件外套。安妮姨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买呢？”安妮姨妈以她温和的顽固态度继续说，“这里有这么多，和新的差不多。”

“我更愿意买。”我回答。我立即后悔语气的冷酷了，然而还是继续说：“我需要什么，我会自己去买。”这种我已经不再是穷人的暗示，让我的姨妈脸上出现了责难和傲慢的神色。她什么也没说。我走过去，看一张卢姨妈和安妮姨妈，以及她们的哥哥和父母的照片。照片就挂在书桌上头。他们也在注视我，一脸阴沉的谴责和抗议表情，因为我违背了他们奉为生活基石的朴素、讨厌的唯物主义信条。东西一定要用，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不能再用。省下来补补，做成别的东西再用。布要用到磨坏。我感觉到了，我伤害了安妮姨妈的感情。进一步说，可能我证实了卢姨妈的预言，因为她对这个世界保有一些敏感，而这对安妮姨妈来说，则太复杂了，她想不过来。卢姨妈很可能说过，我不会要我妈妈的衣服。

“她走得比任何人想象得都快。”安妮姨妈说。我惊讶地回过头去。她说：“你妈妈。”然后，我想，难道只是衣服。也许衣服只是个开端，好借此谈起我妈妈去世，也许安妮姨妈觉得这是我们来访的必要部分，而卢姨妈不这么想，她几乎是迷信般地厌恶诉诸于感情的礼节，这样的对话永远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住院两个月，”安妮姨妈说，“两个月就走了。”我看见她失神地哭，正如通常老人的哭泣，流下少许可怜的眼泪。她从衣服里拿出一块手帕擦脸。

“麦迪告诉她，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做个检查。”她说，“麦迪告诉她，大概三个礼拜就好了。你妈妈进了医院，以为她三个礼拜就可以回家。”她轻声细语，仿佛怕有人偷听我们说话似的，“你觉得她想待在那儿吗？在那儿，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他们甚至不让她下床。她想的是回家！”

“但是她病得很重。”我回答说。

“没有，她的病不重。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只是随着时间过去，一点一点地恶化而已。但是，她去医院以后，就觉得自己要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封闭了，那么快她就不行了。”

“也许，总之都会变成这样的。”我说，“也许只是时间到了。”

安妮姨妈没有留心我的话。“我去看她。”她说，“她那么高兴看见我，因为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安妮姨妈啊，他们不会把我永远关在这里吧，不会吧？我说，不会，不会的。

“她说，安妮姨妈，叫麦迪带我回家，否则我要死了。她还不想死。你不觉得吗，想死的人，都是因为其他人觉得这个人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后来，我就告诉麦迪了。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每天都去医院，都会见到你妈妈，但就是不带她回家。你妈妈告诉我，麦迪和她说，我不会带你回家的。”

“妈妈不是永远都讲实话的。”我说，“安妮姨妈，你知道的。”

“你知道吧，你妈妈从医院逃出来过。”

“不知道。”我说。但是，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惊讶，只有一种身体上的恐怖感，一种渴望，不想知道的渴望。这种感觉以外，我知道她要告诉我的事儿，我其实一直都知道。

“麦迪，她告诉过你？”

“没有。”

“嗯，她逃了出去。她逃到了边门，那个门是救护车进出用的，也是医院唯一不上锁的门。那是晚上，没有多少护士看着他们。她穿上晨衣，拖鞋，这些年来，她头一次自己穿衣服穿鞋子。她出去了。那是一月份，下着雪，但她没回去。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街上走了挺远了。后来，他们就在她床上横了一块木板。”

雪，晨衣，拖鞋，横在床上的木板。这是一幅我竭力要抵制的景象。而且，我丝毫也不怀疑，都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确切地发生过。她是会这么做的。据我所知，她的一生，都在为这种逃跑做准备。

“她要去哪里？”我问，不过，我心里清楚，没有答案。

“我不知道。也许我不该告诉你。哦，海伦，他们追她的时候，她想跑，她试着要跑。”

逃跑关系到所有的人。甚至，在我姨妈柔软的、熟悉的面孔后头，还躲了一个更不开化的老太太，她的信念从来不曾触及的某部分，也被恐慌感染。

她开始叠衣服，把衣服放回箱子里。“他们在她的床上钉了一块木板。我看见了。你不能怪护士，她们没法看着每一个人。她们没时间。”

“葬礼以后，我跟麦迪说，麦迪，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忍不住要说，我说了。”现在，这会儿，是她自己坐在床上了。她叠衣服，然后放回箱子里，努力让声音恢复平静。很快，她就做到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谁能不变成自我控制、克制悲痛的老手呢？

“我们觉得，太艰难了。”她最终说的是，“卢和我都觉得，太艰难了。”

这是老太太最后的功能。除了用破布做地毯，给我们五块钱以外，还要确保我们惹上身的鬼魂还在，不让任何一个人逃跑。

她害怕麦迪，正是恐惧把她永远地驱逐了。我在想麦迪怎么回答的。没有人说同样的语言。

回家的时候，麦迪在后头的厨房里做沙拉。正方形的阳光落在粗糙的油毡布上。她脱了高跟鞋，光着脚站在那里。后面的厨房是一间宽敞的、凌乱的、舒适的房间，火炉和碗布的后头能看见后院的斜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服务站，一条几乎包围了整个朱比利镇的泥沼般的河流。

我的孩子们刚到陌生房子时感觉到一点点压抑，随即钻到桌子底下去玩了。

“你去哪里了？”麦迪问。

“哪里也没去，看看姨妈而已。”

“哦，她们怎么样？”

“不错。她们坚不可摧。”

“是吗？是了，我想也是。我有段时间没见她们了。其实，我已经不怎么去看她们了。”

“是吗？”我说。她立刻就知道了她们告诉了我什么。

“葬礼后，她们让我有点神经紧张。而且，弗雷德帮我找了这份工作，这么多事儿，我这么忙……”她看着我，等我说什么，笑容颇有点嘲笑的意味，耐心地等着。

“别内疚。麦迪。”我轻轻地说。这时候，孩子们跑进来，又跑了出去，在我们的腿边冲对方尖叫。

“我不内疚。”她回答道，“你从哪里得来的印象？我没有内疚。”她拧开了收音机，歪着头和我说话，“弗雷德今天一个人，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买了悬钩子做甜点。今年的悬钩子快下市了。你觉得看上去怎么样？”

“看起来不错啊。”我回答道，“你要我准备吗？”

“好啊。”她说，“我去拿个碗。”

她去了餐厅，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粉红色的玻璃碗，是悬钩子映红了玻璃。

“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我要自己的生活。”

她站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台阶上，手突然松了，或者是因为她开始发抖，或者是没端稳。这是一个相当精致且沉重的旧碗。碗从她手中滑落，她想抓住它，但它还是掉在地上，摔碎了。

麦迪开始笑。“咳—难啊。”她说，“海—难啊，海—伦。”我们以前就是用这种傻乎乎的断句来表达绝望的。“看看，我干的好事儿。我还光着脚。给我拿一把扫帚。”

“过你自己的生活，麦迪。过吧。”

“我会的。”麦迪说，“是的，我要过的。”

“走吧，别在这里待着。”

“我会走的。”

然后，她弯下腰，开始捡地上粉红色的碎玻璃。孩子们站得远远的，看着她，面带敬畏。她一边笑，一边说：“没什么损失。架子上全是玻璃碗，整整一架子。我一辈子的玻璃碗都够用了。哦，别站在这里看着我，去帮我拿把扫帚来！”我走遍了厨房。我不记得扫帚放在哪里了。她说：“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

快乐影子之舞

马萨利斯小姐又在准备另一场聚会。（出于对音乐完整性的追求，或者是她内心对欢宴明显的渴望，她从来没有称之为演奏会。）我妈妈不是一个有创意的人，也不是擅长撒谎说服别人的人，她能想出来的借口明显都是二流的。油漆工来了。渥太华的朋友来了。可怜的卡丽摘掉了扁桃体。最终，她只能说，嗯，不会太麻烦吗，现在？现在，掂量起来有几种讨厌的意思；你可以选择。现在，马萨利斯小姐从银行街的砖结构平房搬出来，在那儿最近举行的三个聚会相当拥挤，搬到了一个甚至更小的地方—要是她的话还算准确的话—她搬到了巴拉街。（巴拉街？在哪儿？）或者：现在马萨利斯小姐的姐姐中风以后瘫倒在床；现在，如同我妈妈所说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马萨利斯小姐本人，已经实在太老了。

现在？马萨利斯小姐问，她受刺激了，还是故作神秘，也许真的这么想也不一定。她问六月不管什么时间地点办聚会，会太麻烦吗？这是她唯一能给予的欢乐了。（据我妈妈所知，以前她唯一给过的也是这样的欢乐。不过，马萨利斯小姐用她柔和苍老的声音和热爱交际的不倦心灵，举办了种种茶会、私人舞会、家庭小聚，甚至庞大的家庭晚宴。）她说，如果她决心放弃，内心的失望和孩子们差不多。比孩子的失望大多了，我妈妈说。不过，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她放下电话转过脸的表情，着实有点恼羞成怒—仿佛她看见东西乱七八糟，但又不能收拾。这是她对遗憾的个人表达。而且，她答应参加，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她一直软弱地谋划不去的种种办法；尽管她知道自己会参加。

她给玛吉·弗伦奇打电话，玛吉·弗伦奇和她一样，都是马萨利斯小姐过去的学生。玛吉·弗伦奇正在给她的双胞胎讲课，她们互相同情了一会儿，答应一起去，互相鼓劲加油。她们回忆起前年，下了雨，小小的门厅里雨衣堆在一起，因为没有地方可挂，雨伞在深色的地板上滴下一个个的水洼。小姑娘的礼服都皱了，因为她们只能挤在一起，起居室的窗户也不能打开。去年，有个小孩鼻子出血了。

“当然了，这不是马萨利斯小姐的错。”

她们失望地吃吃傻笑。“确实不是。不过这样的事儿本来用不着发生。”

这是真的；这就是事实。对马萨利斯小姐的聚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事情会脱离控制，一切变得皆有可能。甚至有这样的时候，开车去参加聚会时产生这样的念头：除了我，还有没有人？前两三次的聚会最吓人的事儿之一是常客们之间深深的阶层鸿沟。以前学生的孩子，似乎是马萨利斯小姐新学生的唯一来源。每年六月都有新的，当然也会有大量辍学的情况。玛丽·兰伯特的女儿不上了；琼·克利伯的女儿也不来了。怎么回事儿？想想我妈妈和玛吉·弗伦奇，这些搬到郊区的女人们，有时会被自己已经落伍的感觉困扰，所以她们想做正确的事儿的本能便混乱不堪起来。钢琴课如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人们相信舞蹈对儿童身体的发育更有利—不过孩子们，至少女孩子们似乎并不那么在乎。然而，你怎么对马萨利斯小姐解释？她会说：“所有的孩子都需要音乐。所有孩子的内心深处都热爱音乐。”这是马萨利斯小姐坚不可摧的信念之一，她觉得她能看到孩子们的内心深处，觉得那里是一座良好意愿和对一切美好事物天然热爱的宝库。老处女的多愁善感欺骗了她天生的良好判断力，谎言变成了无所不在的传奇。她一旦谈起孩子们的内心，就仿佛孩子们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孩子的父母往往拙于应付。

以前，我姐姐威妮弗雷德还在上课的时候，马萨利斯小姐住在罗斯代尔，她一直住在那里。一幢狭窄的房子，砖是烟灰和悬钩子色的，从二楼的窗户开始，装饰用的阴暗的小阳台向外翻转出来。屋子没有阁楼，但造出了塔楼的效果；阴暗，造作，一幢表面诗意而其实不堪入目的家居房屋。而且，在罗斯代尔的时候，一年一次的聚会也没这么糟糕。上三明治之前，总是有一小段尴尬时光，因为找来下厨房的女人并不习惯聚会，动作相当慢，不过三明治出现以后都非常不错，鸡肉、芦笋卷，都是健康的、熟悉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育儿食品。钢琴表演通常不是神经紧张、起伏不定，就是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也会偶尔出点意外，或是有趣的小灾难。马萨利斯小姐对孩子们的理想主义看法，她的温柔，或者说是在这方面的头脑简单，让她作为一个老师，变得彻底没用了。她没办法批评孩子们，除非用最为细腻抱歉的方式，而她的赞美简直不诚实得难以原谅；那能鼓励一个异常一丝不苟的学生去成功完成一场荣誉演出之类的事儿。

但是，那些日子，这一切都是稳定可靠的，有传统的，有自己宁静古老的方式，就是有它自己的风格。每件事总可以预测；马萨利斯小姐本人在门厅的入口处迎接客人，地上铺了瓷砖，有一股教堂小礼拜室的气味儿。她涂了口红，发型做得古色古香，除了这种场合，哪里都不适合。曳地长裙上有暗紫色和桃红色的斑点，大约是某种旧装饰面料做的，倒是没吓到别人，只是吓坏了最小的孩子。连她身后的影子，另一位马萨利斯小姐，稍许老一些，高大一些，阴沉一些—从这年的六月到下一年的六月间，这位马萨利斯小姐的存在总是会被遗忘，也并不叫人难堪—尽管显然是一个令人侧目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一张这样的面孔，而是两张，两张都是长脸，都脸色阴沉，态度慈爱，奇特又滑稽，鼻子巨大，一双好脾气的近视眼又小又红。总之，长这么难看，最终大约成就了她们的好运气，保护她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多变化，不可能。因为她们像那些刀枪不入的孩子气的人一样快乐。她们看起来一点也不性感，她们是原生态的，文雅的人，古怪但是居家，住在罗斯代尔自己的屋子里，远离时代的复杂性。

妈妈们待在房间里，有些人坐在硬沙发上，有些人坐在折叠椅上，听孩子们弹《吉卜赛之歌》，《快乐的小铁匠》，还有《土耳其进行曲》。屋里有一张玛丽的照片，苏格兰王后玛丽，她穿着天鹅绒衣服，戴了绢丝面纱，站在圣鲁德宫前头。也有些棕色的模糊的历史战役照片。还有哈佛经典作品，铁制炭架，一座铜制的神马。没有哪位妈妈抽烟，屋里也就没有烟灰缸了。这个房间，恰恰在这个房间，她们在这里充分表现了自己；房间不显著的、非个人的风格（有一束迷人的芍药和绣线菊，花瓣从钢琴上垂下来，这确实是马萨利斯小姐自己的口味，花的样子谈不上快乐）并不舒适，却叫人安心。她们年复一年地来到这里，她们是一群忙忙碌碌的还算年轻的女人，不耐烦地让自己的车灵活穿行在古老的罗斯代尔街道上，她们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开始抱怨损失的时间，为了孩子们的衣服大惊小怪。最重要的是厌烦，但是她们还是会因为一种几乎不近情理的忠诚来到这里，聚在一起—与其说是对马萨利斯小姐的忠诚，不如说是对她们童年仪式的忠诚，对某种更为激动人心的生活方式的忠诚，即使它断断续续，但毕竟还是存活了下来，就在马萨利斯小姐的起居室里，莫名其妙地存活到了现在。穿礼服的小姑娘，裙子僵硬得如同大钟的形状，走在阴暗的房间里，身后是一墙的书，自然有一种仪式感。她们的妈妈表情迟钝，但也不算不愉快，彼此默契，荒唐感甚至是些许人为怀旧带来的感伤将把她们带入种种冗长乏味的家庭仪式。她们交换着笑容，好礼貌一点不缺，对彼此相近之处表现出耳熟能详的幽默的惊诧感，甚至对弹奏的乐曲选择和三明治的填料都是这种态度；于是，她们承认了马萨利斯小姐和她的姐姐不可思议、和现实全然脱节却坚持不懈的生活。

弹完了钢琴，就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总让人多少有点尴尬。马萨利斯小姐有座花园，非常窄小，市里的花园就是这样，不过仍然算是花园，有篱笆，有树阴，四周种着黄百合，一张长桌盖着粉红和粉蓝色这些幼稚色彩的皱纹纸。让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以前，厨房的女人先会把装了冰激凌、三明治、有色无味的冰冻果子露的碟子都放在上头。她们被迫接受一学年一回的礼物，一个接一个地收礼物，马萨利斯小姐包装好，用缎带扎好。除了那些最为天真的新学生以外，礼物不会让人兴奋。它可能是一本书。问题是，她从哪里找来这些书的？它们属于那种古老的周日学校图书室的年代，可能曾经放在二手书店的阁楼或者地下室，不过，都是没有看过的崭新的硬皮书。《北方的湖泊和河流》、《了解鸟类》、《灰色猫头鹰的故事》、《小教友》。她也会送画片，《醒来的丘比特和睡着的丘比特》、《出浴》、《小小警员》，大部分画似乎以柔和的、孩子气的裸体为特色，让我们这些世故的假正经觉得既可笑又反感。甚至，她给我们的盒装游戏都让我们觉得无聊，根本没法玩，这些游戏充斥着复杂的规则，让每个人都赢。

这种时候，妈妈们的尴尬并非是因为自己收到的礼物，而是出于强烈的怀疑：马萨利斯小姐能不能付得起这些礼物的钱。不用提醒大家也记得，她的学费十年来只涨过一次（即便如此，那次涨价还是让两三个妈妈再也不来了）。大家总会以猜测她必然有其他生活来源来结束这个话题。这似乎显而易见，否则她住不起这幢房子。还有，她姐姐也教书，或者已经不教书了，退休了，但还会开一些私人课程。她们相信是法语课和德语课。她们想，她们一定有足够的钱。要是你是马萨利斯小姐，你想要的东西很简单，生活成本也就不会太高。

不过，当罗斯代尔的房子不复存在，当它变成了银行街的平房，关于马萨利斯小姐的财产的讨论就消失了；马萨利斯小姐生活的这一方面，落入了一种痛苦的主题。讨论它是粗鲁的，也是不人道的。

“要是下雨，我就死了。”我妈妈说，“这种时候下雨，我会忧郁死的。”不过，聚会的那一天并没有下雨，天气非常炎热。一个酷热的夏日，我们开车进城时迷了路，找不到巴拉街。

找到的时候，印象是比我们想象的好一些。但这大半是因为这里的一排树，而我们沿着铁路路基驶过的其他街道，都没有树阴，太不修边幅了。这里的房屋是那种在房前走廊中间，用倾斜的木头分割为二的房子。房子都有两级木头台阶，一个泥土小院。显然，马萨利斯小姐住在这种一分为二的房子中的一座。房子都是红砖的，前门、窗框还有阳台都刷了奶油色、灰色、油腻的绿色，或者黄色的漆。房子挺整洁，保存得很好。马萨利斯小姐家的隔壁被改装成了一家小小的商店，挂了个标牌，上面写着：杂货和糖果。

门开着，马萨利斯小姐站在门、衣帽架和楼梯之间，剩下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从她身边过去进起居室，依现在的格局，要从起居室上楼是不可能的。马萨利斯小姐涂了口红，还是古典的发型，锦缎长裙，这样的衣服真是勾人去重重踩上几脚。明亮的光线下，她看起来就像是要参加化妆舞会，如同毫无幽默感的清教徒心中狂热的、奇思怪想的高级妓女。不过，狂热只在于她的口红，她的眼睛，等我们走得足够近，看到的和以前一样，只是唇边抹了红色，她看起来毫无忧惧且兴高采烈。我妈妈和我吻了吻她们，我像以前一样被欢迎，好像我现在还是只有五岁似的。然后我们过去了。我觉得，马萨利斯小姐吻我们的时候，看的是我们的身后。她在往街上看，在等哪个还没有到的人。

有一间起居室，一间餐厅，中间用橡木门隔开，两个房间都很小。苏格兰玛丽王后的照片挂在墙上显得非常大。屋里没有火炉，所以炭架也就没有摆在这里，不过钢琴还在，甚至还有不知道从什么花园里采来的一束芍药和绣线菊。屋子小，起居室显得拥挤，不过加上孩子，也没有十来个人。妈妈和大家打招呼，微笑，坐了下来。她和我说，玛吉·弗伦奇还没来，她是不是迷路了？

坐在我们旁边的女人不太熟。她是个穿塔夫绸裙的中年女人，别了一枚莱茵石领夹；身上有清洁剂的味道。她自我介绍说是克莱格太太，是马萨利斯小姐旁边那一半房子的邻居。马萨利斯小姐问她愿意不愿意来听孩子们的演奏，她觉得这是种享受。不管什么音乐，她都喜欢。

我妈妈情绪很高，但看起来似乎不太舒服，她问马萨利斯小姐的姐姐是不是在楼上。

“嗯，是的，她在楼上。她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她了，可怜的人。”

太糟糕了。我妈妈回答。

“是啊，挺惭愧的，我给了她一点东西，好让她今天下午睡觉。她没有力气说话了，你知道吧。她的控制力，没了。”那故意压低嗓门的腔调，提醒我妈妈还有更多漫长的、隐秘的故事细节在后头。于是妈妈飞快地回答，哦，太糟糕了。

“另一位小姐上课的时候，我照顾她。”

“你真是太好了。我相信她一定很感激你。”

“嗯，是呢，这样一对老太太，我有点同情她们。她们真是一对宝贝，一对。”

我妈妈咕噜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她根本没有看克莱格太太，一眼也没看她砖红的健康肤色。让我惊讶的是她牙洞之巨大，妈妈也没看。她望着克莱格太太身后的餐厅，努力克制自己焦虑的情绪。

她看的是铺开的桌子，聚会的食物全准备好了，一样都没缺。三明治的盘子摆出来了，似乎几个小时前就准备好了，最上面的三明治边角已经稍微弯曲。苍蝇在桌子上方嗡嗡打转，在三明治上驻足，舒畅地爬过从蛋糕房里买来的小冰糕的碟子。刻花玻璃碗像以前一样，摆在桌子的中央，装满了紫色的潘趣酒，显然没有放冰，一点泡也没有。

“我告诉她不要提前全摆出来。”克莱格太太轻声地说，很高兴的模样，好像她说的是某个任性的孩子的错误和奇思怪想。“你知道，她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做三明治了。不知道尝起来味道怎么样。担心自己没准备好吧，我想是的，担心忘记了什么东西。忘记就不好了。”

“这么热的天，食物不该放外面。”我妈妈回答说。

“哦，我想，不至于毒死人。我想的是，要是三明治干了的话，就尴尬了。中午她往潘趣酒里倒姜汁的时候，我只能笑笑。反正也没用。”

妈妈换了个姿势，整理了一下她的巴里纱裙，似乎突然发现这样是不得体的，让人讨厌—在女主人的起居室里，这样议论人家的安排。“玛吉·弗伦奇没有来。”她对我说，声音变硬了，“她说过要来的。”

“我在这里是最大的女孩儿了。”我反感地说。

“嘘，意思就是你最后一个弹。今年的节目表不会太长，对吧？”

克莱格太太朝我们靠过来，她胸口的两个乳房间散发出一股温暖的不新鲜的气味，“我去看看她冰箱的温度有没有调到最低，里面有冰激凌，要是化了，她会不高兴的。”

我妈妈穿过房间，和一个她认识的女人说话。我知道她在说什么，玛吉·弗伦奇说她会来。房间里女人们的脸，之前化了妆的脸，开始显现出炎热以及相当程度的焦虑带来的后果。她们互相询问什么时候开始。当然很快了；有十五分钟没有人来了。不来真是太过分了，她们说。这么热，而且到了这地方热得格外可怕，这里肯定是城中最糟糕的地方了。她们的意思很明显了。我在屋里四处张望。没有和我年龄差不多的。

小孩子们开始弹琴。马萨利斯小姐和克莱格太太热情地鼓掌，而妈妈们每次不过拍两三下手，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我妈妈似乎做不到，尽管她费了半天劲，才让自己的目光离开餐桌，不去看那群抢劫的苍蝇得意洋洋的旅行。终于，她重新换上了半梦半醒、漠不关心的表情，目光留在潘趣酒碗上方的某个地方，这个姿势让她能把脑袋持续转向那个方向，也不会明显地出卖她的想法。马萨利斯小姐也很难把目光停留在演奏的孩子身上，她一直在看着门。难道她到现在，还在等哪位没有解释就没出现的客人？钢琴边那个必然会有的盒子里面，有超过半打礼物，用白色的纸包装，扎着银色的缎带，不过不是真正的缎带，而是撕开的便宜带子。

我弹钢琴的时候，客人终于光临了。我表演的是《贝瑞尼斯》里的米奴哀小步舞曲。别人都没想到的，唯有马萨利斯小姐苦苦盼望的客人终于来了。开始的感觉似乎是，弄错了吧。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一队孩子，总共八到十个，带他们来的是一个红头发女人，穿着一件类似制服的衣服，和他们一起上了门前的台阶。他们看起来像是私立学校的孩子，正在进行某种远足（因为他们的衣服都一样的单调乏味）。不过要是如此，他们的队伍实在太过混乱了，根本是毫无秩序可言。或者这只是我的印象而已，因为我不能回过头去看。他们是不是走错门了，也许他们实际上要去医生那儿打针，或者是去参加暑期圣经班的？不是，马萨利斯小姐站了起来，欢快地说了声抱歉，就去迎接他们了。我的背后是人们挤在一起的动静，还有打开折叠椅的响声，不合时宜的咯咯笑声，以及好奇心无处安置的傻笑。

他们的到达引起的谨慎骚动背后，或者说除此而外，是一种特别全神贯注的静默。发生了一些事儿，前所未有的事情，也许是灾难性的事件，你能感觉到背后是这样的事儿。我继续弹琴，在一开始的严酷缄默中，我用自己格外顽强而又杂乱的手法阐述了韩德尔的音乐。我从钢琴凳上站起来的时候，差点砸在几个新来的孩子身上。他们坐在地板上。

其中一个九到十岁的男孩，打算接在我后头弹。马萨利斯小姐牵住他的手，朝他微笑。他的手没有抽开，她的脸上也没有瞬间的尴尬来否定微笑。好奇异，又是一个男孩。他脑袋转向她，坐了下来。她对他说些鼓励的话。不过，当他抬头看她时，我被他的轮廓吸引了。一个阴郁的，还未成形的面孔，小得反常的斜眼。我开始打量坐在地板上的孩子们。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见相似的面孔。我还看见一个头颅巨大，头发剃得极短的男孩，纤细得像个婴儿。还有些孩子面孔正常，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神气和婴幼儿无异，率真而平静。男孩子穿着白衬衫，灰色的短裤。女孩子们穿着灰绿色的裙子，上面有红色的扣子和腰带。

“有时候，这类人有非常的音乐才能。”克莱格太太说。

“他们是什么人？”我妈妈轻声问，她肯定一点也没有发觉自己的声音有多么不快。

“她在格林希尔学校教的那个班的孩子。这些孩子很可爱，有些挺有音乐天赋。不过今天，学生没有全都来。”

我妈妈心烦意乱地点点头；她左顾右盼，遇上了其他女人困惑警觉的目光，但是她们似乎没有达成什么共同结论。没什么事儿她们必须要做。这些孩子要开始弹琴了。他们弹得并不坏—不算太坏，相比我们来说。只是他们似乎进展得极为缓慢。现在，没别的地方可看了。尽管对这样的孩子，不要紧盯着看是礼貌，不过，钢琴演奏的时候，你不看演员，还看哪里？这房间里的氛围，仿佛是一场不能逃脱的怪梦。我妈妈，其他妈妈，她们自己心里说的话，其实几乎每个人都能听见：我知道拒绝接受这样的孩子不对，我也没有拒绝接受，但是没有人告诉我，我来这里是为了听一群小……小白痴，他们本来就是白痴……这是什么聚会？不管怎么样，她们的掌声变响了，变轻快了—至少先做到这个吧—不过，节目没有结束的意思。

马萨利斯小姐叫每个孩子的名字，那语气仿佛他们的名字都是一个个值得纪念的理由。这会儿，她说：“德洛丽丝·波义耳！”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孩从地板上站了起来，腿很长，人比较瘦，金色的头发几乎发白，辫子已经松开了。她长了一张忧郁的脸。她坐在钢琴凳上，身体扭了一下，把头发别在了耳朵后头，开始弹琴。

我们已经适应了把注意力放在演出上，放在马萨利斯小姐的聚会上，但是肯定不能说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听音乐。不过这一回，音乐毫不费力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几乎不需要注意力，我们也并不觉得意外。她弹的曲子并不是耳熟能详的，而是虚幻的，典雅的，欢乐的什么，传达着一种自由，充溢着不动声色的喜悦感。而这个女孩所做的唯一的事儿，却是你从来没想到能这么做的事儿，她只是弹曲子，于是这一切便能被感觉，所有的一切都能被感觉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荒谬的下午，在马萨利斯小姐位于巴拉街的房子的起居室里，你也能感觉到。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不管是格林希尔学校的孩子，还是其他孩子。妈妈们坐着，她们的脸上分明写的是反对，比刚才更多了一层莫明的焦虑，仿佛她们想起了什么，想起了她们已经忘记自己忘记的事儿；这个白头发的女孩，有点笨拙地坐在钢琴前，脑袋垂了下来，而音乐穿过敞开的门，敞开的窗户，飘到了灰蒙蒙的夏日马路上。

马萨利斯小姐坐在钢琴边，以她一贯的仪态冲每个人微笑。她的笑容并不是得意洋洋，也谈不上谦虚。她并不是魔术师，要看每个人的脸，看看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反应；并不是这样的。你也许会想，既然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终于找到了她能教的人—她必须要教的人，教他们弹钢琴，她就会因为这个发现的重要性而振奋不已。不过，似乎这个女孩的表现她早已预料到，她认为这样的表现很自然，算让人满意罢了。相信奇迹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碰到了一个奇迹就大惊小怪。她也并不认为，这个女孩会比学校其他爱着她的孩子，或者我们这群并不爱她的孩子，拥有更多奇迹。对她来说，没有礼物可以期待，没有庆典会成为惊喜。

女孩弹完了。而音乐留在了屋里，然后，消失了。自然而然，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弹完的那个瞬间，显而易见，她和刚才没什么不同，只是格林希尔学校的女学生而已。即便音乐并非如我们的想象。这两个事实还没有融合在一起。几分钟以后，尽管出于无意，演奏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伎俩，当然是非常成功的有趣的伎俩，但也许—怎么能直接说出来呢？也许，总而言之，不得体。女孩的才艺不可否认，但终归一点用也没有。错位。这不是每个人都想谈论的话题。对马萨利斯小姐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但对其他人，其他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不。没关系，他们一定会说些什么，于是他们便说，他们对音乐本身心怀感激，多么美妙的音乐，这么美丽的曲子叫什么名字？

“《快乐影子之舞》。”马萨利斯小姐说。“Danse des ombres heureuses〔1〕.”她说，这下，没有人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了。

不过，随后开车回家，驶出这条炎热的红砖马路，驶离城市，远离马萨利斯小姐，这次聚会的结果就是，她以后再也没可能聚会了，几乎肯定地说，永远不会了。当我们一定想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不出来这句，可怜的马萨利斯小姐？是《快乐影子之舞》阻止了我们；快乐影子之舞，是她生活的另一个世界发出的公告〔2〕。

注释

〔1〕法语，意为“快乐影子之舞”。

〔2〕原文为法语。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加）门罗（Munro, A.）著，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ISBN 978-7-5447-4573-4

Ⅰ．①女…　Ⅱ．①门…②马…③杨…　Ⅲ．①自传体小说—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23号

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71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68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马永波　杨于军

责任编辑　何本国　方　芳

特约编辑　金　薇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2

字　　数　184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3-4

定　　价　2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目　录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弗莱兹路

活体的继承者

伊达公主

信仰之年

变迁和仪式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洗礼

尾声：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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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吉姆

弗莱兹路

我们在瓦瓦那什河边待了很多天，帮班尼叔叔捕鱼。我们还帮他抓青蛙。我们悄悄爬着接近它们，在泥泞的河岸，在柳树下，在充满圆锥花序植物和剑状叶草的沼泽洞穴，我们光着的腿上留下了不易察觉的划伤。老青蛙经验老到，总能避开我们，不过我们也不想要它们；我们喜欢那些小个儿的幼年的绿色青蛙，我们要找鲜嫩可口的，小小的黏黏的青蛙；我们用手轻轻把它们捏碎，扔进蜂蜜桶里，盖上盖子。它们会待在里面，直到班尼叔叔准备好把它们叉在钓鱼钩上。

其实他不是我们的叔叔，也不是任何人的叔叔。

他站在浅而呈棕色的河水那边，鹅卵石和沙子覆盖了多泥的河底。他一生中每天都是穿着同样的衣服—胶皮鞋，外套，不穿衬衫，裹一件黑色夹克，锈迹斑斑，系着纽扣，露出V形的粗糙的红皮肤，带着柔和的白边，无论在哪里见到他都是这样。他头上的毡帽还保留着窄窄的丝带和两根小羽毛，已经完全被汗水浸成了深色。

他从来不需要转身就能知道，我们是不是把脚放到了水里。

“你们这些小孩要想趟泥水把鱼吓跑，就到别处去，别在我的河岸捣乱。”

河不是他的。他经常钓鱼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不过，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按照他的思维，河和树林，还有整个格兰诺沼泽差不多都是他的，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它们。他声称他是唯一走过整片沼泽的人，而且不仅仅是在边缘走过几次那么简单。他说那里有一个流沙坑，吞没两吨的卡车就像一口吃掉早餐似的。（我记得看见它闪着光，一层黏稠的液体卷起来—我把它和水银混淆了。）他说在瓦瓦那什河中央夏天会出现二十英尺深的洞。他说过要带我们去看，但是从来没有。

如果谁有一点点儿疑惑，他都随时准备辩护。

“等你掉进去就相信我的话了。”

他长着浓浓的黑胡须，有着锋利的眼神和有点儿贪婪的脸。他的穿着和蓄胡子的习惯并没有使他显得那么老；他是那种还没到二十岁就变得顽固怪异的人。他所有的陈述、预言和判断中都有一种极度投入的热情。有一次，他在我们院子里望着彩虹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它是上帝的许诺，说不会再有洪水了！”他为这种许诺的力量颤抖着，仿佛那诺言是上帝刚刚许下的，而他本人就是信使。

他钓到想要的鱼后（他把黑鲈鱼扔回河里，留下白鲑和红鳍淡水鱼。他说红鳍很好吃，虽然像针垫一样有很多刺），我们大家都会从多荫的河槽爬出来，穿过田野朝他家走去。欧文和我，我们光着脚，在收割过的庄稼地上轻松地走着。我们那条不合群的狗，梅杰，有时远远地跟在后面。离树林边缘—树林与沼泽相接的地方—一英里远处就是班尼叔叔高大的闪着银光的房子。没有油漆的旧木板，在夏天显得苍白干燥，墨绿色窗帘破旧不堪，挡住了所有的窗子，有的地方已经被撕碎了。房子后面的树林黝黑浓密，长满多刺的灌木，昆虫成群地翻飞。

树林和房子之间有几道围栏，圈养着一些抓来的动物—半驯化的金毛雪貂；几只野水貂；一只火狐，名叫公爵夫人，它的腿在陷阱中被撕裂了，跛着脚在夜里哀嚎。浣熊不需要围栏，它们住在院子旁边或树林里，比猫还驯服，会到门口来吃给它们准备的食物。它们喜欢口香糖。还有松鼠也会来，大胆地坐在窗台上，在门廊的报纸堆里寻找食物。

一些较矮的围栏或者在屋墙边的地上挖的浅坑，周围用木板圈起来，大约两英尺高。班尼叔叔在这里养海龟。一年夏天，他放弃了其他一切去抓海龟。他说打算把它们卖给一个来自底特律的美国人，那人会按每磅三十五美分付钱给他。

“用来煮汤。”班尼叔叔一边说，一边探身看他的海龟池。就像他喜欢驯养动物一样，他也以它们不幸的命运为乐。

“海龟汤！”

“给美国人喝的，”班尼叔叔说，似乎这就足以作为解释了，“我连碰都不会碰的。”

不知是美国人没有出现，还是他不愿意付班尼叔叔那么多钱，或者根本一开始他得到的消息就是个谣传，总之计划不了了之。几个星期后，如果有人再提起海龟的事，他就会显出茫然若失的样子。他会说：“哦，我不想再考虑那个问题了。”好像他在为你担心，因为你的思想这么落后。

他坐在我们厨房门口那把他最喜欢的椅子上—他坐着的样子就仿佛很少有时间坐着似的，仿佛他不想打扰任何人，一分钟就会起身离开—班尼叔叔总会提起别人赚钱发家的事儿，而且往往不同寻常，就在不很远的地方，县城南边或者像格伦雷镇那么近的地方，人们赚到了大笔大笔的钱。他们养南美栗兔。养相思鹦鹉。一年有好几万块进账，而且不需要费什么力气。他继续为我父亲工作，很可能是因为父亲养银狐—虽然他也从来没有什么其他的稳定工作—这工作带有某种不稳定和不寻常的东西，富有刺激和冒险性，还有点儿令人恐怖，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实现的，发财的梦想。

他清洗了门廊上的鱼，如果他想吃，就马上放到锅里煎一煎，锅里总是沾有长期烟熏味的油脂。他直接就着锅吃。不论外面多热多明亮，他总是点着灯，一个小灯泡吊在天花板上。深色的层层叠叠的百叶窗和屋里的灰尘吞没了光线。

欧文和我，在回家的路上，有时会列举一下他房子里或者只是厨房里的物件。

“两个烤面包机，一个有门，另一个是把面包放在上面烤的。”

“汽车的座位。”

“卷着的床垫。一架手风琴。”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连一半都说不到。我们记得的那些东西可能已经被毫不留情地搬出了房子；只是有很少的东西显露在外面，仿佛失事船只的一大堆残骸宝藏上可辨认的部分：油腻、暗淡、几乎腐烂的地毯，漆布，家具的部件，机器的内部零件，钉子，电线，工具，各种器皿。这是班尼叔叔的父母婚后一直居住的房子。（我只记得他们衰老笨重的样子，眼睛半盲，坐在门廊上晒太阳，穿着一层层深色的破烂衣服。）所以，这里的一部分东西是五十多年来的家庭生活积攒下来的。不过这里也有别人扔掉的东西，被班尼叔叔要来拿回家去，甚至有些是直接从诸伯利垃圾场拖回来的。他说，他希望修补修补，变废为宝，然后再卖掉。如果他住在城里，他会经营一家巨大的旧货店，在成堆的肮脏家具、破旧电器、碎盘子和别人亲戚的脏兮兮的照片里生活。他珍惜碎片、残骸只为它们本身，只是假装对自己也对别人说，他打算让它们发挥些实际作用。

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房子的地方，且从不感到厌倦的是堆在门廊上的报纸。他不拿诸伯利《先驱导报》或迟一天到达我们信箱的城市报纸。他没有订阅《家庭先驱报》或《星期六晚邮报》。他的报纸每周送来一次，有三英寸高的大标题，是糟糕地印在粗糙的纸上的那种。那是他唯一的外界信息来源，因为他的收音机很少正常工作。这里有一个和我父母在报纸上读到或在每日新闻上听到的不同的世界。标题和当时已经打响的战争无关，也没有选举、热浪或意外，而是下面这些东西：

把孪生女孩喂给猪吃的父亲

一妇女生出猴孩

疯狂僧人在十字架上强暴处女

邮寄丈夫残骸

我总是坐在松垮的门廊边上阅读这些东西，我的脚扫着美洲石竹，那一定是班尼叔叔的母亲种的。最后，班尼叔叔会说：“你想把报纸拿回家就拿吧，我全都看完了。”

我不会那么做。我读得越来越快，只要是能吸引我的，然后，头昏脑涨地走出来，顶着阳光，穿过田野踏上回家的路。让我头昏脑涨、眼花缭乱的是罪恶的暴露，它的多面性、宏大发明和可怕的戏谑。不过，离家越近，这种虚幻的感觉就越淡。为什么家里的普通后墙、暗淡的破砖、厨房门外的水泥平台、悬挂在钉子上的洗手盆、抽水机，还有长着棕色斑点叶子的丁香花丛，会让一个女人把丈夫的残肢包裹成圣诞礼物寄给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女朋友这样的事情显得不可信了呢？

我们的房子位于弗莱兹路的尽头，这条路从镇子边上的巴克尔商店那里向西延伸。这座摇摇欲坠的木头房子，从前到后如此狭窄，看起来就像立起来的纸板盒，上面随便贴了些金属，涂着面粉、茶、燕麦卷、软饮料和香烟的标志，对我来说它就是镇子的尽头了。人行道，街灯，遮阴的行道树，卖奶人和卖冰人的车，庭院里供小鸟戏水或饮水的盆形装饰物，花圃，有柳条椅的阳台，女士们坐在那里观望着街景—所有这些文明的、令人渴望的东西都被抛在身后了，我们走在宽阔弯曲的弗莱兹路（欧文和我放学回家，或者母亲和我星期六下午购物归来），从巴克尔的商店一直到我们的房子，一路上都没有遮阴之地，田地间长有参差不齐的杂草、黄蒲公英、野芥菜或秋麒麟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植物。这里的房子彼此隔得更远，整体上比镇上所有的房子都显得更荒凉、贫寒和怪异：有的墙壁只粉刷了一半就停工了，梯子还架在那里；有的门廊被掀掉了一部分，还没有遮盖起来；一个前门没有台阶，离地面有三英尺高；有的窗子根本没有窗帘，而是用发黄的报纸遮着。

弗莱兹路不属于镇里也不属于乡下。虽然它名义上属于镇里，河湾与格兰诺沼泽却把它和镇子的其他部分隔开了。这里没有真正的农场，只有班尼叔叔和波特家的土地，分别是十五和二十英亩。班尼叔叔的地在后面，靠近树林。波特家的男孩子们养羊。我们有九亩地，饲养狐狸。大多数人家有一两亩地和一些牲畜，通常是奶牛和鸡，有时也有稀奇古怪的东西，是一般农场不会有的。波特家有一群山羊，沿路放养吃草。桑迪·史蒂文森是个单身汉，养着一头灰驴，就像《圣经》故事里的插图那样，在田地多石的角落吃草。我父亲的产业在这里非常显眼。

米切·普利姆和波特家的男孩是弗莱兹路的走私贩。他们风格不同。波特家的男孩整日快活，虽然喝醉酒时会变得暴戾。他们让我和欧文在放学路上搭过便车：我们坐在小货车的后面摇来晃去，因为他们开得飞快，加上地面很颠簸；我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大口大口地吸着气。米切·普利姆住在窗子糊着报纸的房子里；他自己不喝酒，因为风湿病，走路一瘸一拐的，和谁也不讲话；他妻子会在一天的任何时候，穿着破烂的家居便服，光着脚，慢慢走到信箱那里取邮件。他们整个房子似乎就是罪恶和神秘的化身，我从来不敢正眼看它，每次经过时总是把脸僵直地朝着前面，极力控制着才不会拔腿就跑。

这条街上还有两个白痴。一个是弗兰克·霍尔，他和哥哥路易·霍尔一起住，在一个没有粉刷的临时搭建的商店里开钟表修理店，就在巴克尔商店的旁边。他肥胖，苍白，好像是用乳白色肥皂雕刻出来的。他坐在外面的太阳地里，在猫睡觉的肮脏的店铺窗子旁。另一个是艾伦·布罗克斯，她不像弗兰克那么温和，那么傻；她会在路上追小孩子，或者靠在她的大门上咯咯地笑，拍打着胳膊，活像一只喝醉了的公鸡。因此，经过她的房子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顺口溜：

艾伦不要追赶我

不然我就把你的乳头

挂到山楂树上

和母亲经过那里的时候我说过这首顺口溜，不过有意地把“乳头”改成了“脚跟”。这首打油诗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连班尼叔叔都知道。艾伦的头发是花白的，不是因为年老，她天生就是那样，她的皮肤也像鹅毛一样白。

弗莱兹路是我母亲最不想住的地方。她的脚一踏上镇里的人行道，她就昂起头，感激在弗莱兹路一路暴晒后享受到的荫凉，一副欣慰的样子。她有时有什么东西用光了，就让我去巴克尔的商店，不过她真正购物时要去镇上。我们路过时，查里·巴克尔可能正在里屋切肉；我们透过暗黑的纱窗看见他，像一个部分隐藏在马赛克镶嵌图案里的人物，我们低下头快速走过，希望他没有注意到我们。

当我说我们住在弗莱兹路的时候，母亲总是纠正说是弗莱兹路的尽头，仿佛这就有什么不同了。后来她发现她也不属于诸伯利。不过，现在她满怀希望并开心地抓住这里，相信这里会留意到她：她大声和女士们打招呼，她们会转过身，带着尽管友善，还是显得有点儿惊异的神情；在浑身燥热、尘土飞扬地走了一路后，她会走进光线很暗的干果店，坐在一张高高的凳子上，请人给她倒杯水。我还是跟着她，并不感到尴尬，享受着这种喧哗和骚动。

我母亲在弗莱兹路并不太受欢迎。她对这里的人讲话的语气不像在镇上那么热情友好，也不那样注重礼节和可以明显辨出的、使用正规的语法。她从来不和米切·普利姆的妻子讲话—我当时不知道，米切·普利姆的妻子曾经在迈克奎德太太的妓院里干过。她在哪里都是站在穷人的一边，支持黑人、犹太人、中国人和妇女，但是，她不能容忍酗酒，决不，还有性生活放荡、说脏话、生活随便、满足于无知等等；因此，她要把弗莱兹路的人排除在她仍然热爱的、真正受压迫受剥夺的大众之外。

我父亲则完全不同。所有的人都喜欢他。他喜欢弗莱兹路，尽管他自己几乎从不喝酒，也不乱搞女人或说粗话，尽管他相信工作并一直努力工作。他在这里很自在，而对镇上来的人，任何穿衬衣打领带工作的人，他不免要留着点儿神，有点儿自负又担心受侮辱，对于虚荣嗅觉特别迅速和敏感，这是某些乡下人的天赋。他和母亲一样在偏远乡下的农场长大（而她早已把那一切都抛在脑后了）；他在那里也不适应，不适应那些顽固的传统，自负的贫穷，以及单调乏味的农场生活。弗莱兹路对他来说就够了。他可以和班尼叔叔做朋友。

我母亲已经习惯了班尼叔叔。除了星期天以外，他每天中午在我们家吃饭。他把口香糖粘在叉子把儿上，吃完饭拿下来给我们看上面的图案，那图案印在白蜡色的口香糖上很好看，嚼了真是可惜。他把茶倒在碟子里然后用嘴吹。他还用叉子叉着一片面包，把盘子擦得像猫舔的一样干净。我不太喜欢他把一股鱼腥味儿、毛皮动物和沼泽的气息带到厨房里。虽然我记得他的乡下作风，他却从来不自己拿东西吃，要等到三番五次的邀请才再加点儿吃的。

他讲的故事里总是有些我母亲坚持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桑迪·史蒂文森结婚的故事。

桑迪·史蒂文森娶了东边很远地方的一个胖女人，是完全不属于本县的一个地方，她有两千美元存在银行里，还有一辆庞蒂克轿车。她是个寡妇。十二到十五年前，她刚搬来弗莱兹路和桑迪一起生活，就发生了些奇怪的事情。夜里盘子会自己摔到地上；炉子上炖的菜飞起来，溅到墙壁上；桑迪半夜醒来感觉好像有类似山羊的东西隔着床垫用头顶撞他，可当他查看床下面又什么也没有；他妻子最漂亮的睡衣被撕成一条条的，系在百叶窗的绳子上；还有晚上，他们想安静地坐一会儿聊聊天的时候，墙壁上会传来敲击声，声音大得使人心烦意乱。最后，他妻子告诉桑迪，她知道是谁干的了。那是她死去的丈夫，被她的再嫁气疯了。她听出了他敲击的方式，就是用他那指关节。他们试图不理会他，可是无济于事。他们决定开车去旅行，看这样能不能让他罢休。但是他也跟着一起去了。他在车顶上用拳头砸、用脚踢、乱打、摇晃，让桑迪无法继续开车。最后他的神经彻底崩溃了。他靠路边停下来，让女人开车，自己干脆下了车，步行或者搭便车回了家。他说她最好开回自己的家，把他忘记算了。她哭了起来，但是知道已经别无选择了。

“可我还是不相信，你呢？”母亲开心地说。她开始解释一切都是巧合，是想象和自我心理暗示的结果。

班尼叔叔看着她，带着强烈的同情。

“你自己去问桑迪·史蒂文森吧。我看过那些瘀伤。亲眼看见的。”

“什么瘀伤？”

“山羊从床底撞的。”

“两千美元的存款。”我父亲沉思着，让争论持续。“现在说到女人。你应该找一个这样的女人，班尼。”

“我正有这样的打算，”班尼叔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最近就准备好好考虑一下这事儿。”

“有一个那样的女人在身边应该是很方便的。”

“我也常这样对自己说呢。”

“问题是要娶个胖的好还是瘦的好啊？胖的一定会做饭，但是可能会吃得很多。不过特别瘦的也有能吃的，很难说。有时候娶一个大块头的，她的脂肪多少能让她挺一段时间，那实际上是会节省不少花销的。牙口一定得好，不然就是掉光的，镶了全套假牙。最好也割了阑尾和胆囊。”

“你好像是在买奶牛。”我母亲说。不过她不是真的在意；她有些时候会不经意地开开玩笑—然后不久就恢复过来了—那时，她身体的轮廓会变得柔和，她冷漠的动作，比如拿起盘子，给人一种从容的高高在上的感觉。她曾经是个丰满白皙的漂亮女人。

“但是她也许会骗你，”我父亲继续冷静地说，“对你说她已经割了阑尾和胆囊，实际上还留着。你最好要求查看她手术的伤疤。”

班尼叔叔打着嗝，脸红了，差不多是无声地笑了，头向盘子低得更近了。

“你会写字吗？”当我在他家门廊上读报时，班尼叔叔问我。他正在把一只马口铁茶壶的茶叶底倒出来，茶叶滴落到栏杆上。

“你上学多久了？读几年级？”

“开学就四年级了。”

“进来。”

他带我到厨房的餐桌，推开一个他正在修理的烫斗和一口底部有洞的炖锅，拿了一叠新的信笺、一瓶墨汁和一支钢笔。“练习写点东西给我。”

“你要我写什么？”

“无所谓。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写字。”

我写了他的全名和完整地址：宇宙，太阳系，地球，西半球，北美洲，加拿大，安大略省，瓦瓦那什郡，诸伯利，弗莱兹路，本杰明·托马斯·普尔先生。他站在我后面读着，然后尖声说：“和天堂有什么关系？你写的还不够远。天堂不是在宇宙之外吗？”

“宇宙就是一切。所有的一切。”

“好吧，既然你觉得自己懂得那么多，走到宇宙尽头又是什么？那儿总得有些什么，否则就不会有尽头，得有什么东西作为尽头，不是吗？”

“没有尽头。”我怀疑地说。

“有的。有天堂。”

“那么你到了天堂的尽头又有什么？”

“你不会到天堂的尽头的，因为上帝在那里！”班尼得意扬扬地说，仔细看我的字，它们圆滚滚的，颤抖而不自信。“任谁读上去都够费劲儿。我要你坐在这里帮我写封信。”

他识字但是不会写。他说学校的老师总是打他，想把字打进他的脑袋里，他为此尊敬她，但是怎么打也没有用。他需要写信时通常找我父亲或母亲帮忙。

他靠过来，看着我在顶上写：诸伯利，弗莱兹路，1942年8月22日。“没错，就是这样！现在开始写内容。亲爱的女士。”

“先写亲爱的，然后加上人名，”我说，“除非是商务信函才写尊敬的先生或尊敬的女士。这是商务信函吗？”

“又是又不是。就写亲爱的女士吧”。

“她叫什么名字？”我嚷嚷着，“我直接写她名字就好了嘛。”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的语气很不耐烦，拿来了报纸，翻开到背面的分类广告，一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栏目，伸到我鼻子底下。

某女，一子，欲觅安静乡村家庭，帮助持家。喜欢田园生活。若适合也可结婚。

“这就是我要写信的女士，我不叫她女士还能叫什么？”

我让步了，照他说的写，然后是一个大大的认真的逗号，等待按照老师教的在dear下面一行对齐第三个字母处开始写信的正文。

“亲爱的女士，”班尼叔叔略显鲁莽地说，“我写这封信—”

是因为在邮寄的报纸上读到了你的启事。我三十七岁，独自住在弗莱兹路尾十五英亩土地上，房子很好，是石头地基的，就在树林边，冬天从来不缺木柴。还有一口六十英尺深的井和蓄水池。树林里有吃不完的浆果，河里有鱼，有办法避开兔子的话还可以种菜。我圈养了一只狐狸、一只雪貂和两只水貂，这里到处都有浣熊、松鼠和花栗鼠。欢迎你带孩子来。你没说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男孩，我可以教他设陷阱和打猎。我为隔壁养银狐的人工作。他妻子是个有文化的人，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拜访她。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你忠实的，本杰明·托马斯·普尔。

不到一星期，班尼叔叔就收到了回信。

亲爱的本杰明·普尔先生，我代我妹妹玛德琳·豪威小姐写信，告诉你她愿意接受你的邀请，准备9月1日后随时过去。去诸伯利要搭大巴还是火车？或许你能过来就再好不过了，我在信尾把我们的完整地址告诉你。我们家不难找。我妹妹的孩子是女孩，十八个月大，叫戴安。盼望收到你的来信。忠实的，曼森·豪威，安大略，基奇纳市，贾尔玛大街121号。

“这是在冒险，”我父亲说，班尼叔叔吃饭时给我们看了信，“你怎么认为这是你想要的？”

“我认为去看看应该没什么坏处。”

“我看他哥哥倒是急于把她甩掉。”

“带她去看医生，做个体检。”我母亲语气坚定地说。

班尼叔叔说他一定会的。从那时开始，他迅速做了一些安排。他给自己买了新衣服。他借了车，准备开到基奇纳去。他一大早就出发了，穿着浅绿色西装，白衬衣，绿红橙三色领带，墨绿色毡帽，棕白相间的皮鞋。他理了发，修了胡子，还洗了澡。他看起来很奇怪，脸色苍白，像是准备赴死一般。

“高兴点儿，班尼，”我父亲说，“又不是去上绞刑架。如果情况不好就掉转车头回家来。”

母亲和我拿着地板擦、扫帚、畚箕、肥皂盒和荷兰去污粉。不过母亲以前没有进过那间厨房，从没有真正进去过，所以它让她感到挫败。她开始往门廊外扔东西，不过一会儿就发现毫无希望。“你得挖个坑才能放得下它们。”她坐在台阶上，扫帚把儿支在下巴上，想着故事里的女巫，笑了。“如果我不笑，我会哭出来的。想想那女人要来这里，她一个星期都待不住。哪怕走路都得回基奇纳去，不然也会投河自尽。”

我们擦净了桌子、两把椅子、地板的中央部分，用面包袋擦了炉子，敲掉电灯上的蜘蛛网。我采了一束秋麒麟，放进水罐，摆在桌子中间。

“干吗要擦窗子，”母亲说，“想让里面的不幸更亮一些吗？”

回到家她说：“现在我开始同情那女人了。”

天黑后，班尼叔叔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他看着我们，样子像一个长途旅行归来的人，无法恰当地述说惊险的经历，虽然他知道他不得不尽力说明。

“你顺利到达了？”我父亲鼓励地说，“车子没出什么毛病吧？”

“没有，先生。它跑得很好。我走错了一次路，没多远就意识到了。”

“你看了我给你的地图了吗？”

“没有，我向一个开拖拉机的人问路，他让我掉头。”

“那么你到了那儿了？”

“哦，是，我到了那儿。”

母亲插进来：“我还以为你会带豪威小姐进来喝杯茶呢。”

“她有点儿累了，这一路也挺辛苦的，还要照顾小孩睡觉。”

“小孩！”母亲懊悔地叫着，“我忘了小孩的事儿了！小孩睡哪儿呀？”

“我们会搭个小铺什么的。好像什么地方有个婴儿床，就是得铺几条板子。”他摘下帽子，露出大汗淋漓的头顶那道红印儿说，“我正要告诉你们，不是豪威小姐，是普尔太太了。”

“啊，班尼。恭喜你了。祝你们幸福。一见面就决定了，是吗？”

班尼叔叔吃吃地笑着，显得很不安。

“是—是他们都准备好了。他们把婚礼都准备好了。我还没到就准备好了。请了牧师，买了戒指，托人帮忙快速拿到了结婚证。我看得出来一切都办妥了。是的，先生。他们没漏下什么。”

“那么你现在是结了婚的人了，班尼。”

“哦，是啊，是结了婚的人了！”

“那么你应该带新娘子过来看我们。”母亲大胆地说。她使用“新娘子”这个词令人震惊，让人联想起长长的白面纱、花束、庆祝，而不是想到这个地方。班尼叔叔说他会举行婚礼的。他一定会的。他说等她从旅途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他们就办事儿。

可是他没有。也没见过玛德琳的人影儿。母亲想现在他该回家吃饭了，但是他还是照常来厨房。母亲问：“你妻子怎么样了？她还适应吧？她会用那种炉子吗？”每个问题他都含含糊糊地给了肯定的回答，吃吃地笑，摇着头。

下午晚些时候，他做完工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点儿东西？”

“什么东西？”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欧文和我跟着他穿过田地。到了他的院子边上，他转身让我们停下来。

“欧文想看雪貂。”我说。

“他得等下次了。别再走近了。”

过了一会儿，他从房子里出来，抱着一个小孩。我失望了—原来这就是他要给我看的东西。他把她放在地上。她弯下身，踉踉跄跄地走着，捡起一根乌鸦的羽毛。

“说你的名字，”班尼叔叔哄着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呀？是戴—安吗？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她不说。

“她想说的时候是会说的。她会叫妈妈、班尼、戴安，还有喝水什么的。呵，是喝水吗？”

一个穿红夹克衫的女孩出现在门廊上。

“你进来！”

她是在叫戴安还是班尼呢？她的语气里有威胁的意思。班尼叔叔抱起小姑娘，轻轻对我们说：“你们最好赶快回家吧。改天再来看雪貂。”然后朝房子走去。

我们远远地望见她，穿着同样的红夹克衫，沿着街道走向巴克尔的商店。她的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长长的腿像剪刀一样。母亲最终在商店里见到了她，特别留意地打量过她。母亲看见班尼叔叔抱着戴安在门外，就问他在这儿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在等她妈妈呢。”

母亲进到店里，走到柜台前，女孩站在那儿，查里·巴克尔正给她开账单。

“你一定是普尔太太吧。”她做了自我介绍。

女孩没说话。她看着母亲，听见了她说的话，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查里·巴克尔看了母亲一眼。

“我想你一定在忙着收拾东西。你想过来时就来我们家坐坐。”

“除非万不得已，我是不走碎石路的。”

“你可以穿过田地。”母亲最后和女孩说了一句，她不想就那么走出来。

“她还是个孩子，”她和父亲说，“不超过十七岁，不可能。她戴眼镜，非常瘦。人不笨，她家要快点把她嫁掉不是因为她笨而是精神有些错乱，或许处于临界状态。哎，可怜的班尼。不过她来这里生活就对了。她会适应弗莱兹路的生活的！”

这儿的人们已经知道她了。她把艾伦·布罗克斯追到她院子里，追上了台阶，迫使她跪在地上，双手抓着她孩子一样的白头发。人们这样传说。母亲对我说：“别去那边了，别在乎什么雪貂啦，我可不想任何人残废。”

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我没带欧文，因为他会说出去的。我想我可以敲门，礼貌地问在门廊上读报可不可以。可是，没等我走到台阶，门就开了，玛德琳手里拎着炉盖夹子出来了。她听见我的声音时一定是正在揭炉盖，应该不是故意拿起来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简直就是一个武器。

她看了我片刻。她的脸和戴安一样，瘦削，苍白，第一眼看上去不可捉摸。她没有马上发怒。她需要时间回忆，需要时间重新聚集起力气。她打从一看见我，除了愤怒什么别的可能性都没有。愤怒或者沉默好像是她仅有的选择。

“你来监视我干什么？你最好赶快走开。”她开始下台阶了。我慢慢向后退，仿佛中了魔似的。“你这个小坏蛋。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你就是个卑鄙的监视人的家伙，是吧？”她的短发没有梳，她扁平年轻的身子穿着破旧的印花裙子。她的暴力似乎是有计划的，戏剧性的，让你产生想要留下来观看的欲望，就像一场表演。不过，毫无疑问，当她把炉盖夹子举过头顶的时候，如果她想的话，会把它砸到我的脑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她感觉剧情需要的话。她在观看自己，我想，任何时候她都可以停止，回到面无表情的茫然状态，或者像一个吹牛的孩子：“看我把你吓的，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是吗？”

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场面带回家讲给他们听。玛德琳的故事在街头巷尾都传遍了。商店里有什么让她不开心，她就把一盒高洁丝朝查里·巴克尔摔过去。（好在她不是拿着一罐玉米糖浆！）班尼叔叔现在经常生活在虐待和辱骂下，从路上就可以听见。“找了个悍妇是吧，班尼？”人们这样说，他只是笑笑，点着头，窘迫不安，好像受到了祝贺一样。过一会儿他就开始讲故事了。说她把水壶扔到窗外，就因为里面没有水了。她拿剪刀剪碎了他的绿西装，他只在婚礼上穿过一次。他不知道她对衣服有什么仇恨。因为他给她买烟买错了牌子，她还说过要放火烧掉房子呢。

“她酗酒吗，班尼？”

“不，她不喝酒。我从不带酒回家，她自己怎么能弄到呀，而且如果喝，我会闻出来的。”

“你真的能离她那么近，能闻出她身上的味道来吗，班尼？”

班尼叔叔低下头，吃吃地笑着。

“你靠近过她吗，班尼？我敢说她一定像野猫一样反抗。或者等她睡着后，得把她绑起来才行啊。”

班尼叔叔到我们家来剥兽皮时，把戴安带过来了。他和父亲在地下室工作，剥狐狸皮，然后翻过来，铺在长板子上晒干。戴安在地窖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地玩儿，或者坐在最上面的一层看热闹。除了班尼叔叔，她不和任何人讲话。她对玩具、饼干、牛奶和任何我们给她的东西都很好奇，从不抱怨和哭闹。摸她或抱她，她会小心地顺从，她的身体慌乱地颤动着，心脏跳得很厉害，就像被抓在手里的小鸟一样。不过，她会躺在班尼叔叔的膝上或靠着他的肩膀睡觉，四肢垂下，像意大利面条儿似的。他的手遮着她腿上的瘀伤。

“她总是跑来跑去撞在家里的东西上。我那里很多东西，她一定会撞到东西，或者爬上高处摔倒什么的。”

那是初春，雪还没有完全融化。有一天，他过来说玛德琳走了。说是前天晚上的事，他回到家就发现她已经走了。他原以为她会去诸伯利，还在等她回来。后来他注意到一些东西也不见了—一个他打算换电线的台灯、一块不错的地毯、一些盘子、一把他母亲留下来的蓝色茶壶、两张完好的折叠椅。当然，她把戴安也带走了。

“她一定是搭卡车走的，那么多东西不可能塞进小车里。”

接着母亲想起来，她见过一辆有挡板的小货车，应该是灰色的，朝镇上开去了，大概是前天下午三点左右。不过当时她没留意车上面的人。

“灰色货车！我敢说那就是她！她应该是把东西放在车后面了。你看见上面有没有罩着帆布？”

母亲没注意。

“我得去追她，”班尼叔叔激动地说，“她不能带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这么一走了之。她总是对我说，要把这些垃圾收拾掉，把家里清理一下！现在她自己想要的时候，就不算是垃圾了。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我最好和她那个哥哥联系上。”

七点钟以后，是话费优惠的时间，班尼叔叔家没有电话，父亲用我们家的拨通了玛德琳哥哥的长途，然后叫班尼叔叔说话。

“她到你那儿去了吗？”他立刻大叫起来。“她是搭货车走的。是一辆灰色货车。她到你那里去了吗？”电话线那一端似乎有些迷惑；也许班尼叔叔声音太大了，无法听清楚。父亲接过来，耐心解释了发生的情况。结果得知玛德琳并没有去基奇纳。她哥哥似乎也不太在意她去了哪里。他竟然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父亲开始试图说服班尼叔叔，说摆脱玛德琳这样的女人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他指出她不是一个特别适合过日子的人，也没有让班尼叔叔生活得舒适安静。他说得委婉圆滑，没有忘记自己是在谈论一个人的妻子。他没提到她缺乏美感或衣着邋遢什么的。至于她带走—班尼叔叔说是偷走—的东西，真是太糟糕了，不该发生这样的事（父亲知道注意不该说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不过也许那就是摆脱她的代价呀，从长远来看，班尼叔叔应该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那不是问题，”母亲突然插话说，“关键是小姑娘，戴安。”

班尼叔叔苦笑着。

“她妈妈打她，是吧？”母亲以恍然大悟的警觉语气大声地说。“就是那样。难怪她腿上有瘀伤—”

班尼叔叔一旦吃吃地笑起来总是没完，就像打嗝似的。

“哦，是—是她—”

“她在这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去年冬天你不告诉我们？哎，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呢？当时要是我知道了事实真相，我就报警了—”

班尼叔叔抬起头，显得很震惊。

“向警察揭发她！那可能会定她的罪的。那我们就能要回孩子。不过我们现在应该让警察追踪她。他们会找到她的。不用担心。”

班尼叔叔并不对这种保证感到高兴或欣慰。他机警地说：“他们怎么知道到哪儿去找呢？”

“省警察局，他们会知道。他们可以进行全省范围的搜查。如果必要的话，全国范围。会找到她的。”

“慢着，”父亲说，“你怎么知道警察会愿意这样做？追踪罪犯才那样呢。”

“那一个女人打小孩不是罪犯又是什么？”

“你得上诉。要有证人。如果想要公开事件，就得有证据。”

“班尼就是证人。他会告诉他们的。他会作证，控告她。”她转向班尼叔叔，现在他又开始打嗝了，不动脑筋地说，“我必须要这么做吗？”

“现在就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们等等看吧。”

母亲站起来，显得气愤又迷惑。她还想说些什么，所以就重复了大家都已经弄明白的问题。

“我不明白，你们还犹豫什么。我已经完全清楚了。”

但是，对母亲来说完全清楚的事，显然对班尼叔叔还是模糊和恐惧的。很难说他是在害怕警察、公众和这个计划的正式气氛，还是围绕这个话题的言辞，以及他可能要被带去的陌生地方。不管是什么，他崩溃了，不想再谈论玛德琳和戴安了。

怎么办呢？母亲思索着要自己采取行动，但是父亲告诉她：“介入他人的家事，就是你陷入麻烦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知道我是正确的。”

“也许你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你能做什么。”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狐狸的繁殖期。如果空军训练学校的飞机在湖上飞得太低，陌生人靠近围栏附近，任何突然或破坏性的东西出现，它们就会决定杀掉它们的幼崽。没人知道它们这样做是出于盲目愤怒，还是母性受到了激发和惊吓—难道它们想让那些围栏中眼睛还尚未睁开的幼崽，脱离它们觉得是自己招致的危险境地吗？它们和家畜不同。它们只是近几代才生活在圈养环境中。

为了进一步说服母亲，父亲说玛德琳也许去了美国也不一定，那里没人能找到她。很多不安分的野心勃勃的人最终都去了那里，还有坏蛋和疯子。

但是玛德琳没有去美国。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寄来了一封信。她竟然有胆量写信，班尼叔叔说，并把信拿过来给大家看。没有称呼，她写道：我把黄色毛衣和绿伞，还有戴安的毯子落在你那里了，给我寄过来。安大略，多伦多，里德雷街1249号。

班尼叔叔早就下定决心要去一趟。他借了车。他从来没去过多伦多。父亲把交通图摊在饭桌上，告诉他怎么走，尽管他说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班尼叔叔说，他打算把戴安带回来。父母亲都说这是不合法的，建议他别这么做。但是害怕采取法律和官方手段的班尼叔叔，竟然一点儿也不担心采取也许会变成绑架的行动。现在他讲了玛德琳的所作所为。她把戴安的腿用皮带绑在婴儿床的栏杆上，用鹅卵石打她。他想也许他不在场的时候，她还做过更糟糕的事情。还有孩子背上拨火棍的印记。说着这些的时候，他语气里充满哭笑不得的歉意；他不得不摇着头，把那种情绪强压下去。

他出发的两天后，父亲打开十点钟的新闻广播，说：“呵，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老班尼的新闻！”第二天晚上，他开车进了我们的院子，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也不看我们。然后慢慢从车上下来，庄严而疲惫地朝房子走来。他没有把戴安带回来。我们真的期待他得到她吗？

我们正坐在厨房门口的水泥板上。母亲坐在条带帆布椅子上，想象着城市的草坪和休闲时光，父亲坐在垂直靠背的厨房椅子上。这一季尚早，只有很少几只虫子飞来飞去。我们在看夕阳。母亲偶尔会召集大家来看夕阳，仿佛那是她安排好的演出一样，这样做反而有点儿扫兴—过一段时间，我就拒绝这样做了—不过，世界上再没有比弗莱兹街口更好的看夕阳的地方了。母亲自言自语道。

父亲那天已经装上了纱门。欧文不听话地在上面悠来荡去，听弹簧拉伸的熟悉的声音，然后猛地弹回来。告诉他不要那样，他就停下来，但是父母一转身，他又悄悄开始了。

阴郁的情绪顽固地笼罩着班尼叔叔，连母亲都不敢直接问他。父亲小声让我从厨房搬出椅子。

“班尼，坐下吧。是不是路上累坏了？车子怎么样？”

“车没问题。”

他坐下来。没有摘掉帽子。他僵硬地坐着，就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不期待也不希望受到欢迎。最后母亲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开心的语调对他说：

“那她们是住在房子还是公寓里呢？”

“不知道。”班尼叔叔表情严峻地说。过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找到。”

“你根本没找到她们的住处？”

他摇摇头。

“那么你就没有见到她们啦？”

“没有。”

“是不是把地址搞丢了？”

“没有。我记在这张纸上了。喏，还在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纸给我们看，并且读了出来。“里德雷街1249号。”他折起来放回去。他所有的动作似乎都放慢了，郑重其事，带着遗憾的意味。

“我找不到它。没法找到那个地方。”

“可是你没买张城市地图吗？记得吗？我们说过到加油站要买多伦多地图。”

“我是这么做的。”班尼叔叔带着悲哀的、胜利的语气说，“我去了加油站问，他们说没有城市地图，只有全省地图。”

“你已经有省地图了。”

“我告诉他们说我有。想要多伦多市地图。可是他们说没有。”

“你试过别的加油站吗？”

“如果一间没有，我想其他也不会有吧。”

“你可以去商店的。”

“文具店！百货商店！你可以问加油站哪里能买到的。”

“我想与其跑遍那里找地图，不如直接到那儿问路，既然我有地址。”

“那是很冒险的，向人问路。”

“还用你说。”班尼叔叔说。

现在他有心情开始讲他的故事了。

“我先问了一个人，他告诉我过桥，遇到红灯应该转左。当我到了那儿，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清楚红灯转左，还是绿灯转左。”

“绿灯转左。”母亲绝望地叫着，“如果红灯转左就会和交叉的车辆撞上的。”

“是呵，我知道，但是，如果绿灯转左，就要穿过对面开过来的车。”

“你得等他们让个空位给你。”

“那要等一天呢，他们不会给你让路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坐在那里试图想想清楚，他们都开始在我后面按喇叭，所以我想就转右吧，轻而易举，接着我就转头往回开了。我想我应该走对方向了。但是看不到拐弯处，就径直开。最后转下一条横街，继续开，现在我想我完全迷路了，这不是第一个人告诉的路。所以应该再问一个人。我停下来，问一个遛狗的女士，但是她说从来没听说过里德雷街。她说她在多伦多住了二十二年了，从没听说过。她叫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他倒是听说过这条街，他说在城的另一边，而我正走的方向是朝城外去的。但是我想环城走也许比穿过市中心更容易，尽管距离长些。所以我就继续向前，感觉是在绕着圈开，我想我得赶快，天黑前我得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摸黑开车—”

结果他在车上睡着了，在一家工厂院外，被拖下了公路。他在工厂区、死胡同、五金店、垃圾场、铁路线中间迷路了。他给我们描述了每个转弯，问过路的每个人；汇报了他们每个人说的话和他当时的想法，他考虑的选择，以及每次决定那样做的原因。他记得所有的细节。旅途的路线仿佛刻在他的脑海里了。他讲述着不同的风景—车辆、广告牌、工业建筑、道路、锁着的大门、高高的铁丝网、铁轨、陡峭的煤渣筑堤、铁皮屋、棕黄色的水沟，还有锡罐、破碎的纸板卡通人物、各种各样阻塞或漂浮的废物—所有这些都是由他单调的、不厌其烦的回忆的声音再现出来，我们可以看见那里是多么令人迷惑，你无法找到任何东西，也无法继续寻找。

母亲还在抗议：“可是城市就是那样的！所以你需要地图！”

好像没有听见她的话，班尼叔叔继续说：“我今天早上在那里醒来，我知道最好是走出来，随便什么路，只要能出来。”

父亲叹息着点点头。的确是这样。

所以，与我们的世界并行存在的是班尼叔叔的世界，像一个令人烦恼的扭曲的投影，类似但是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人们可能沉到流沙坑里，被鬼魂或恐怖的城市征服；幸运和邪恶同样巨大而无法预测；没有什么是想当然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失败匹配着疯狂的满足。那是他的胜利，他无法了解或让我们看到的胜利。

欧文在纱门上悠荡，小心地唱着歌，带着嘲笑的声调，人们长时间谈话时，他总是这样。

希望和光荣的土地

自由者的母亲

是您生育了我们

我们怎么能离开您

是我教给他的那首歌—那一年我们每天在学校唱这样的歌，祝愿人们从希特勒手里拯救英国。母亲说是赞美您，但我不相信，那怎么能押韵呢？

母亲坐在帆布椅子上，父亲坐在木头椅子上；他们不看彼此。但是他们是连通的，这种连通像篱笆一样平常，它存在于我们和班尼叔叔之间，我们和弗莱兹路之间，存在于我们和任何事物之间。在冬天也是一样，有时，他们坐在餐桌旁玩两手纸牌。把我们安置好上楼睡觉，他们一边玩着，一边等待十点钟新闻。楼上似乎离他们很远，黑暗并充满风的声音。在上面，你发现了在厨房里从来想不起来的事情—我们住在船一样狭小封闭的房子里，在狂风呼啸的大海中。他们好像不合时宜地在谈天说地，玩纸牌，在遥远的一个微小的光点里；有关他们的这种想法，像打嗝一样平凡，呼吸一样熟悉，在我入睡时攫住我，从井底对我闪烁着光亮。

班尼叔叔没有再收到玛德琳的音讯，或者是他收到了但从来没提过。问起来或开有关她的玩笑时，他才好像毫无悔恨和遗憾地想起了她，略带轻蔑，只是作为一件事或一个人，被长久地抛弃，就像海龟一样。

过一会儿我们都会笑起来，回忆起玛德琳穿着红夹克衫走在路上，腿像剪刀，回头嘲笑着尾随而来的抱着孩子的班尼叔叔。我们想到她怎样对待艾伦·普罗克斯和查里·巴克尔就会笑起来。我的母亲最后说，打孩子的事可能是班尼叔叔编造的，当作安慰；他又怎么能令人信任呢？连玛德琳也像是他编造出来的。我们把她当作一个故事，没有别的好给她，我们就给她陌生的、迟到而无情的掌声。

“玛德琳！那个疯女人！”

活体的继承者

詹肯湾房子的名字写在招牌上—那是克雷格叔叔所为—挂在前面的阳台上，在红色徽章和英国国旗之间，看起来好像征募站或边境上的分界点。过去它曾经是邮电局，还有点儿官方和半公开的味道，因为克雷格叔叔是费里镇区的办事员，人们到他那儿领取结婚证或其他许可；镇议会在他的小房间或办公室开会，那里有档案柜，黑色皮沙发，大型的拉盖书桌，旗子，一张联邦创始者们的相片，另一张是国王、王后和小公主的相片，全部身着加冕礼的华丽服饰。还有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原木屋的相片，它曾经就坐落在这间宽敞漂亮的砖房的位置上。这张照片仿佛是另一个国度，一切都比这里要低矮得多，泥泞而暗淡。污浊的灌木丛、大量长有黑斑的常青树围绕着建筑，房子前面的路是原木铺成的。

“就是人们所说的木排路。”克雷格叔叔告诉我。

几个只穿着衬衫的男人，留着八字胡，面目狰狞却不知怎么透露出些许无助，他们围着一匹马和马车站着。我问克雷格叔叔他在不在上面，这可真是个错误。

“我还以为你识字呢。”他说，指着潦草地写在马车轮下的日期：1860年6月10日。“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孩子呢。他在那儿，就在马头后面。他到1875年才结婚。我1882年才出生。你明白了吧？”

他对我很不满意，不是出于对自己年龄的虚荣心，而是因为我对时间和历史的错误认识。“我出生时，”他继续严肃地说，“相片上所有的灌木都消失了。那条路也没有了。换成了碎石路。”

他一只眼睛瞎了，动过手术，可还是看不清，有暗影；那眼皮可怕地低垂着。他体形臃肿，脸方方的，皮肉松弛。还有一张相片不在他房间里，而是在大厅对面的前屋，照片里，他伸展着身体卧在地毯上，后面坐着苍老的父母—一个丰满自足的金发少年，头枕在胳膊肘上。格雷斯姑妈和埃尔斯佩思姑妈是他的两个妹妹，她们刘海卷曲，穿着水手裙，分别坐在他头脚两侧的厚垫子上。我祖父，也就是父亲的父亲，站在克雷格父母的椅子后，他死于1918年的流感；一边是莫伊拉姑妈（那时还很苗条呢！），她住在波特菲尔德，另一边是海伦姑妈，她嫁了个鳏夫，他们周游世界，现在在英属哥伦比亚过着富裕的生活。“看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擦拭相片上的灰尘时，经常说：“他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喔，就像一只舔光了所有奶油的猫！”她们说话的语气仿佛他还是那个小男孩，躺在那里，悠闲而傲慢，是她们纵容和取笑的对象。

克雷格叔叔爱发布新闻；有些我感兴趣，有些不。我想听听詹肯湾这个名字的来历，它是以一个被树砸死的年轻人命名的，就在路的上坡不远处；那时他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克雷格叔叔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里盖了房子，开了邮电局，创建了他希望并相信将来会很重要的镇，并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为之命名。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单身汉，有什么好纪念的？

“他在哪儿死的？”

“就在上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是哪里吗？”

“没有标记。人们一般不为这样的地方做什么标记。”

克雷格叔叔不赞成地看着我，他不会为好奇所动。他总是认为我爱突发奇想，而且很愚蠢，我不怎么在意；他的判断中含有某种宽泛的非个人的东西，让我感到释然。我的不满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和贬损，虽然他会指出来。这一点是令他失望和令别人失望之间最不同的地方，比如令我母亲甚至姑妈们失望。男性的自我中心感能让他和人们平静相处。

他告诉我的另一部分新闻和瓦瓦那什郡的政治历史有关，家庭的忠诚，人们的关系，选举中发生的事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真正相信公共事件和政治的人，而且对自己本身是这些事件的一部分相当笃定。虽然我父母总是听新闻广播，无论所听到的让他们灰心还是欣慰（多数是气馁，因为那是战争初期），我觉得，对我和对他们一样，世界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不真实且充满了灾难和不幸。克雷格叔叔不这样畏缩。在他自己处理的镇区事务—通常都是很麻烦的事务—和总理在渥太华处理的国家大事之间，他能看到简单的联系。他对战争持乐观态度，认为那是终将自我耗尽的普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爆发；他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战争会对选举有怎样的影响，征兵问题会在何种方面对自由党有利，而不关心战争本身。尽管他是爱国的，他还是挂出了旗帜，他出卖胜利公债。

不为镇区工作时，他埋头做两个项目—整理瓦瓦那什郡历史和我们1670年在爱尔兰开始的家谱。我们家族没有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生养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没有结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里有四个人死于一场火灾。有一个人的两个妻子都是死于难产。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对克雷格叔叔来说，有必要查到这些人的名字，血缘关系，出生、结婚和死亡三个重要的日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出生和死亡两个日期。要完成这些，他通常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惊人数量的世界范围的通信（他没有忘记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分支），并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细的字体记录在这里。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家族中有没有人做过比娶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红笔在名字下标注出来）更有趣的事情；的确，如果有人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他所有的记录。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整个牢固而错综复杂的生命结构，它支撑着我们的过去。

这和本郡的历史一样，它的创建，稳定，发展，直至进入现在缓慢的下降趋势，只有一些小灾小难发生—杜伯敦的火灾，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滥，某些寒冷的冬季，几起并不神秘的谋杀。郡里只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学家，他在乔治亚湾发掘印第安村落，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一位女士，她的诗歌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档案和抽屉堆满了剪报、信件，里面包括天气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马的记录、出席葬礼者的名单，那是大量累积的最为平凡的事实，他要把它们按顺序整理好。一切都要进入他的历史，他要让它成为瓦瓦那什的整个历史。他不会遗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时才整理到1909年。

当我多年后读到《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娜塔莎的部分，我就想到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尽管娜塔莎不理解，她还是认为她丈夫的抽象的智力追求非常重要。不论克雷格叔叔是否真的有抽象的智力追求，或者他是否一整天在把鸡毛分类，都没有差别，她们愿意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台古老的黑色打字机，键盘带有金属边，所有长的黑色键盘座都露在外面；当他开始缓慢、大声、犹豫但是很有权威性地打字时，她们都压低了声音讲话，如果锅发出撞击声，她们会对彼此作出可笑的责备的表情。克雷格在工作！她们不许我到阳台上去，以免我会走到他窗前干扰了他。她们重视男人的工作胜过一切，她们也嘲笑它。这很奇怪。她们一边绝对相信它的重要，同时又做出判断，认为从某一点来看，它是琐碎和无足轻重的。她们从来不会管闲事；男人和女人的工作界限分明，任何超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遭到轻轻的、惊异的、令人后悔的高傲的嘲笑。

阳台是她们下午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整个一上午，她们都在忙着擦地板，锄黄瓜地，挖马铃薯，摘黄豆和西红柿，装罐，腌制，洗衣服，上浆，喷洒，熨烫，打蜡，烘烤等工作。她们也不是在那儿闲坐着，而是膝盖上堆满活计—给浆果去籽、豆子剥壳、苹果削核。在她们的手中，古老暗淡的木柄削皮刀，以蓄意报复的速度神奇地挥舞着。每小时有两三辆坐满城里人的车经过，通常都会放慢速度招手。格雷斯姑妈或埃尔斯佩思姑妈会以热情的乡下方式叫着：“一路烟尘，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车上的人会回应：“有时间一定！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爱讲故事。似乎她们不是在对我讲，逗我开心，而是反正要讲，为了自娱自乐，即使在她们独自待着的时候。

“哦，父亲雇的那个人，记得吗？那个外国人，他脾气真是操蛋，请原谅我的用词。他是干什么的，格雷斯，他不是德国人吗？”

“他是奥地利人。他一路过来找工作，父亲就雇了他。母亲一直害怕他，她不信任外国人。”

“啊，难怪。”

“她让他在谷仓里睡觉。”

“他总是用奥地利语大叫，骂人，还记得我们从他的白菜上跳过去吗？一大堆外国骂人的话，能让你的血液凝固。”

“等我下定决心我得告诉他。”

“那次他烧什么来着，在果园那边点燃了一堆树枝—”

“黄褐天幕毛虫。”

“对了，他在烧毛毛虫，你穿上克雷格的外罩和衬衫，里面塞上枕头，把头发塞进父亲的毡帽里。把手和脸涂黑，看起来像个黑—”

“我拿了屠刀，我们现在还用的那把长长的吓人的屠刀—”

“然后蹑手蹑脚爬进果园，躲在树后，我和克雷格一直从楼上的窗子看着。”

“母亲和父亲应该没有在。”

“没有，没有，他们进城了！他们坐马车去诸伯利啦！”

“我离他还有五码远，从树干后溜出来—哦，上帝呀，他不是大叫起来了嘛！他呼喊着，点亮了谷仓的灯。他是个懦夫，彻头彻尾的懦夫！”

“然后你进到房子里，脱掉衣服，擦洗干净，在父母从镇上回来之前。我们都围坐在晚餐桌子旁，等待他。我们都暗自希望他跑掉了。”

“不是我。我没有。我想看看他的反应。”

“他走进来，脸色苍白，像撒旦一样阴沉沮丧地坐下，什么也没说。我们期待他至少提一下，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黑流浪者。可他一直没提。”

“不想泄露自己是多么懦弱！”

她们乐得水果都从膝盖上滚落了。

“并不总是我，我可不是唯一想恶作剧的！我们出去跳舞时，是你想出把锡杯绑在前门的！咱们可别忘了那事儿。”

“你和梅特兰·克尔。（可怜的梅特兰，他已经去世了。）你们去杰里科的舞会—”

“杰里科！是石头学校的舞会！”

“好吧，不管是哪里，你带他进到前厅说晚安，哎，你偷偷把他带进来，悄悄的像两只小羊—”

“接着他们下来了—”

“听起来像雪崩袭来。父亲从床上跳起来，抄起猎枪。你记得他们房间里的那把吗，总是放在门后的？真是一片混乱！我藏在被子下，用枕头堵住嘴，这样才不会有人听见我笑出声来！”

她们现在也没有停止恶作剧。格雷斯姑妈和我进了埃尔斯佩思姑妈的卧室，她正在午睡，仰面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我们小心翼翼地掀起被子，把她的脚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克雷格叔叔在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睡着了，我被派去叫醒他，报告外面有一对年轻人来申请结婚证。他气急败坏地起来，到后面厨房的水槽洗漱了一番，沾水梳理了头发，打上领带，穿上马甲和夹克—为人办理结婚手续，他从来都是穿戴整齐的—来到前门。有一个老太太穿着长格子裙，头上围着围巾，躬着身子，靠在拐杖上，老头也是弯着腰，穿着闪亮的西装，戴着旧式浅顶软呢帽。克雷格叔叔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疑惑地问：“哦，你们好—”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埃尔斯佩思！格雷斯！你们这两个女魔鬼！”

挤奶的时候，她们用方巾系住头发，发梢像小翅膀一样扑动着，还穿上各种破烂的打补丁的衣服，沿着奶牛的路径走，在路上什么地方捡起一根棍子。母牛脖子上系着重重的铃铛，发出叮当声。一次，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我跟随着零星懒散的铃声来到树林的边缘，看到一只鹿静静站在树桩和浓密的蕨类植物中间。埃尔斯佩思姑妈没说话，伸出棍子像君主一般命令我不要动，我们望了好一会儿它才看见我们，跃起身来，好像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圈，就和跳舞的人一样，然后跳开了，翘着尾部，隐入深深的灌木丛。那是一个炎热而安静的傍晚，一道道阳光停在树干上，像杏子皮一般金黄，埃尔斯佩思姑妈说：“哎，我们小时候，上学路上常看到很多鹿。可是现在没有了。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见过一只了。”

在牛棚里，她们给我示范怎么挤奶，那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她们轮流将奶喷进一只谷仓猫的嘴里，它在几英尺外用后腿立着。那是只脏兮兮带条纹的公猫，唤作罗伯。克雷格叔叔也过来，还穿着浆过的衬衫，袖子挽起，闪光的背心口袋里插着钢笔和铅笔。他控制奶油分离器。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挤奶时喜欢唱歌。她们唱：“在圣路易斯等我，在集市等我！”“我有六便士，响当当的六便士”，还有“她来的时候会绕过山路—”她们会同时唱不同的歌，每个人都想压过对方，并且抱怨：“不知道那个女人怎么会认为自己会唱歌！”挤奶的时间她们变得大胆而喜气洋洋。格雷斯姑妈害怕进储藏室，因为可能有老鼠，她跑过畜棚场，抽打长角的大奶牛屁股，把它们赶出大门，回到草地上。埃尔斯佩思姑妈抬起奶油罐，动作轻松有力，几乎有种轻蔑的意味，就像个小伙子似的。

可是同样的两个人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就变得沉闷了，老是绷着脸，狡猾，老气横秋，又爱攻击别人。母亲听不到时，她们喜欢对我说：“你就用那把梳子梳头吗？我们以为是给狗用的呢！”要不就说：“你们就是用那个来擦盘子的吗？”她们会弯腰察看锅盘，不停地刮，刮下自从上次她们来访后积聚的最后一片黑渣。无论母亲说什么，她们都报以足够使人晕倒的微笑；她的直截了当，蛮横粗暴，让她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好快速而无望地对她眨眨眼，好像面对一道残忍的强光。

她说的最善意的话是最没有道理的。埃尔斯佩思姑妈能够凭听觉记忆弹钢琴；她会坐下来弹她知道的几首曲子—《我的美人在海上》和《去小岛的路》。母亲主动教她识谱。

“那样你就可以弹出真正动听的曲子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拒绝了，她微妙地、不自然地笑着，好像有人主动要教她打台球似的。她到外面找到一块荒了的花圃，跪在地上，在午后的烈日下，薅杂草。“那块花圃我再也不关心了，我已经放弃了。”母亲轻描淡写地，从厨房的门里大声说，带着警告的语气。“除了那种单调的虎耳草，花圃中啥都没有种，不管怎样，我要尽快拔掉它们！”埃尔斯佩思姑妈继续锄草，像没听见一样。母亲一脸恼怒，最后放弃了话题，她实际上已经坐在了帆布椅子上，向后靠着，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地微笑了大约十分钟。母亲惯于单刀直入，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则擅长迂回，撤退，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悄然无声，牢不可破。她把她们像蜘蛛网一样推出她的视线；我很清楚。

回到詹肯湾的家—我和她们度过了漫长的暑假—她们精神饱满，膨胀得好像被浸泡在水里似的。我可以看到发生的变化。我也以些许叛逆的痛苦告别了我母亲的世界里那些严肃的、持怀疑态度的问题，无休止但显然不受重视的家务，捣碎的马铃薯里的硬块，令人不安的想法，代之以她们的工作和玩乐、安慰和秩序、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礼节。在她们家里，要学习一整套的语言。那里的交谈有许多层次，什么事情都不能直接说，每一个玩笑都可能是绵里藏针。母亲的不赞成是不容分辨的，像阴沉的天气；她们的不赞成则像细小剃刀的割伤，令人困惑地夹杂在善意中间。她们有爱尔兰人那种用顺从和尊重装饰嘲弄本质的天赋。

邻近农场上有一家人的女儿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律师，他们家为此感到很骄傲。他们带他过来，介绍给大家。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刚烤完面包，擦洗了银器，为这次拜访专门拿出了手绘的盘子和珍珠手柄的小刀。她们给他吃蛋糕、奶油脆饼、果仁面包和水果馅饼。他是个贪吃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不知所措，只好用吃东西来缓解紧张情绪。他拿起整个蛋糕塞进嘴里，蛋糕被弄碎了，糖衣沾在胡子上。晚饭时格雷斯姑妈什么都没说，就模仿他吃东西的样子，不断地夸张着，发出狼吞虎咽的咯咯声，形象地从盘子里抓着食物。“哦，律师啊！”埃尔斯佩思姑妈优雅地叫着，从桌子对面倾身问道：“你一直—对乡下生活—感兴趣吗？”在她们对他展现的绝妙礼节后面，我感觉有些毛骨悚然—那是一种警告。他不是自以为了不起吗！那是她们轻轻说出的最后的谴责。他自视高人一等。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吗！虚荣和做作真是无处不在。

她们反对的不是能力。她们在自己家里，在我们家里，认可能力。但是应该把它或多或少隐藏起来。她们对野心抱有警觉，因为有野心就得经受失败，有让自己受愚弄的风险。最糟糕的事，我推断，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被人们嘲笑。

“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对我说，“你叔叔克雷格在瓦瓦那什是最精明的，是最受爱戴和尊重的人之一。他可以竞选立法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内阁。”

“他没有当选吗？克雷格叔叔？”

“别傻了，他从来没有参加竞选。他不想出名。他不喜欢。”

这就是在我看来十分神秘和新奇的暗示：选择无为，到最后会证明比有为更明智和自重。她们喜欢拒绝选择的人们，拒绝婚姻、职位、机会和金钱。我的表姐，露丝·迈克奎恩，住在杜伯敦，获得了读大学的奖学金，因为她非常聪明，但是她在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她决定待在家里。

“她宁愿不。”

为什么这样做就值得羡慕？就像某种音乐或颜色的微妙和谐，消极之美是我无法欣赏的。但是和母亲一样，我还没准备好否定它们。

“害怕把头伸出洞口。”母亲对露丝·迈克奎恩如此评价。

莫伊拉姑妈嫁给了鲍博·奥利芬特姑父，他们住在波特菲尔德，有一个女儿叫玛丽·艾格尼丝，是他们婚后很久才生的。夏天，莫伊拉姑妈偶尔会开三十英里的车来詹肯湾，带玛丽·艾格尼丝来待一个下午。莫伊拉姑妈会开车。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认为她很勇敢（母亲也在学开车，她们却认为这是轻率鲁莽，没有必要）。她们会看着她那辆老式方顶车过了桥，从河那边开过来，出去迎接她，鼓励、羡慕、欢迎地叫着，仿佛她刚刚穿越了撒哈拉沙漠，而不是经过炎热、烟尘滚滚的路，从波特菲尔德而来。

她们对世上其他人的那种客套后面隐藏的机智的恶意，在她们兄弟姐妹间的彼此关注中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对彼此只有温柔和自豪。对玛丽·艾格尼丝也是。我禁不住想，她们喜欢她胜过我。我也受欢迎和喜爱，但是，会受到其他因素和我的一半遗传的影响—我的教养中有异教成分，永远不可能纠正。对我来说，玛丽·艾格尼丝得到的是更纯粹、欢快、信任的感情。

在詹肯湾，从来没有人提到任何与玛丽·艾格尼丝有关的事。事实上，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她几乎和其他人一样。除了你无法想象她一个人进商店买东西，独自去任何地方。她总是和她母亲一起。她不是白痴，不像弗莱兹街的弗兰克·霍尔和艾伦·布罗克斯，她当然没有傻到会被允许整天免费玩金斯门集市的旋转木马，即使莫伊拉姑妈让她这样，她自己也不会答应。她的皮肤是土色的，好像蒙着一层薄薄的彩色玻璃或浅色油纸。

“她缺氧，”母亲带着某种满足的意味解释说，“她出生时缺氧。去医院的路上，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莫伊拉姑妈的腿，因为医生告诉过他们，她可能会大出血。”

我不想再听了。首先，我厌恶这话里面的暗示，亦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可能理解迟钝，就是因为缺乏像氧气这样可命名、可测量的普通的东西。“产道”这个词让我联想起一条笔直的血河。我想象着当莫伊拉姑妈呻吟着努力生产的时候，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她沉重的布满血管的大腿的样子。之后每次见到他我总会想起。我们每每会看到他在自己家里，坐在收音机旁，抽着烟斗，听《波士顿黑人》或《警察巡逻》节目，伴着轮胎尖利的声音和枪弹爆裂声，严肃地点着坚果一样的秃头。他抬着莫伊拉姑妈的大腿时也抽着烟斗吗，她乱动乱叫时他也会认真地表示同意吗，就像他对待波士顿的黑人暴乱一样？

也许因为这个故事的缘故，对我来说，莫伊拉姑妈散发出的阴沉气息，带有一种妇产科的气味，像她腿上有绒毛的涂了橡胶液的绷带一样。我现在知道她受过很多病痛的折磨：静脉曲张、痔疮、子宫下垂、卵巢囊肿、发炎、流产、肿块和不同地方有结石，作为女性生活灾难的幸存者，她要沉重而小心地移动，她身上有很多故事可讲。她坐在阳台的柳条摇椅上，尽管天气很热，仍然穿着庄重的多层的裙子，色彩暗淡，点缀着颤抖的珠子，一顶大帽子好像穆斯林的头巾，土色的长筒袜，有时会翻卷下来，让绷带“透口气”。至于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你把她和她的两个妹妹相比，她们能很迅速地跳起身，散发出清新健康的气息，偶尔还不以为然地提到她们腰身的尺寸。而莫伊拉姑妈，甚至站起坐下，在摇椅上动一动，都会埋怨地嘟囔着，不知不觉，自然流畅，就像打嗝或放屁一样。

她讲波特菲尔德的事。那儿不像诸伯利这么干燥，主街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啤酒屋，每家旅馆里也都有啤酒屋。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街上会发生恐怖的打架斗殴事件。莫伊拉姑妈的房子离主街只有半个街区远，靠近人行道。从发黑的前窗，她看见男人们像野人一样叫喊，一辆车翻了，撞到电话线杆上，压碎的方向盘插进了司机的心脏；她看见两个男人拖着一个喝醉酒的站都站不起来的女孩，她在街上撒尿，撒在衣服里。她把粉刷的栅栏上醉鬼的呕吐物擦洗掉。所有这些都在她意料之中。不仅是星期六的醉鬼，杂货商、邻居和投递报纸的男孩，都会骗人，粗鲁，作奸犯科。莫伊拉姑妈悠闲地讲着这些故事，她的声音能弥漫上一整天，弥漫在院子里，像黑色的油脂，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会同情地看着她。

“哎呀，不行，那可不能容忍！”

“我们在这里不知有多幸运。”

接着她们会跑进跑出，取来成杯的茶，成杯的柠檬汁，新涂了黄油的发酵粉饼干，玛撒·华盛顿蛋糕，加了葡萄干的糕饼，还有沾椰粉的小水果蜜饯，可供小口细品的美味。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那里听着，微笑着。她对我微笑。这并不是毫无狡诈的笑，而是一个专横跋扈，甚至有点儿手腕的人教给小孩子的社交礼仪，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恐惧和习惯而学会的那种微笑。她戴着眼镜，黑发剪短，绑成一束，细细的橄榄色脖子上有皮刺。莫伊拉姑妈把她打扮得像个高中生，尽管她从来没有念过高中，腰身宽松的格子花呢褶裙，仔细洗好的过大的长袖白色上衣。她没有化妆，没有涂粉盖住嘴角柔和的黑色汗毛。她以苛刻的、恃强凌弱的语气对我说话，并不仅仅是嘲讽，而是在模仿嘲讽，模仿她听过的某些苛刻快活的人的腔调，也许是店员和小孩子说话的口气。

“你那是干什么呢？”她走过来，发现我在透过前门附近的彩色玻璃窗格张望。她把眼睛凑到红色的玻璃前面。

“院子着火了！”她嘲笑地对我说，好像是我说了刚才的话。

其他时候，她会藏在黑暗的厅里，跳出来从后面抓住我，用手捂住我的眼睛。“猜猜是谁，是谁呀！”她会捏我，掐我，搔我的胳肢窝，直到我尖叫起来。她的手又热又干，她的拥抱很热烈。我极力挣脱，但是不能像我在学校骂别人那样骂她、朝她吐口水或拽她的头发，因为她的年龄—她名义上是个大人—还有她受保护的地位。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恃强凌弱之人而且明说我恨她—但不是在詹肯湾。同时，我好奇且并非完全反感地发现，在某些对我无足轻重的人看来，在某种我甚至不能理解的程度上，我会是这么重要。她会把我摁倒在客厅地毯上，残忍地踢我的肚子，好像我是一条狗。每一次，战胜我的，不仅是她大到无法预料的力气和不公平的骗局，还有惊愕；我的惊愕一定就像被抓住和绑架的人那样，意识到在绑架者的奇怪世界里，他们有一种价值，完全和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无关。

我也知道发生在玛丽·艾格尼丝身上的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多年前，她在波特菲尔德的房子前院，当时莫伊拉姑妈正在地下室洗衣服，来了几个男孩子，有五个人，劝她和他们走一走。他们把她带到露天市场，剥光她的衣服，让她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她因此患了支气管炎，几乎死掉。因而，她甚至在夏天也总要穿着保暖内衣。

我能想象这种侮辱—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想警告我，如果和男孩子出去，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被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想到自己要被迫光着身子，赤裸裸，就像羞耻刺进了我的肚子深处。每次想到为了预防天花，医生拉下我的裤子，用针戳我的屁股，我都会愤怒得发狂，难以忍受，简直觉得是羞辱。我想到玛丽·艾格尼丝的身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露天市场，冰冷刺痛的屁股突出着—在我看来，那是人身上最可耻最无助的部分—我还想，如果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样曝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一定是活不下去的。

“黛尔，你应该和玛丽·艾格尼丝去散散步。”

“你们去谷仓转转，看能否找到罗伯。”

我顺从地站起来，绕过阳台的角落，用棍子敲打着格子架，狂怒而沮丧。我不想和她一起出去。我想留下来吃东西，听有关波特菲尔德的故事，那个邪恶阴沉的城市，充满不可信任的为非作歹之人。我听见玛丽·艾格尼丝脚步平稳轻快地跟了过来。

“玛丽·艾格尼丝，别让太阳晒着。别到河里去蹚水，你随时会感冒的。”

我们走下路堤，沿河岸而行。干燥的留茬地，开裂的河床，白色的土路，到处都同样炎热，瓦瓦那什河成了清凉的水槽。细柳树的阴影，像筛子一样过滤着阳光。沿岸的泥干了，但还没有干成泥土；就像蛋糕上的糖霜，恰到好处地形成一层硬壳，但下面还是潮湿清凉，走在上面感觉不错。我脱下鞋子，光着脚走。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呵斥：“我会告发你的！”

“喜欢告就告吧。”我暗自骂她是讨厌鬼。

牛群来过河里，在泥浆上留下了蹄印，也留下一堆堆牛粪，圆圆的，干燥后像人造品，像手工的陶土盖子。河两边都有荷叶舒展，偶尔会有黄色的荷花，颜色很淡，很安静，让人很想去摘。我把衣服塞到裤子里，蹚过缠脚的根须，黑泥从我的脚趾缝里渗出来，让水变得污浊，让叶子和花瓣淤满泥水。

“你会淹死的，你会淹死的。”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叫喊着，又兴奋又恼怒，虽然水还没有没过我的膝盖。拿到岸上的花看起来有些粗糙，又脏又臭，并且立刻开始枯死。我继续走，不再理会它们，把花瓣在手中攥碎。

我们发现一只死牛躺在那里，后腿浸在水里。黑苍蝇聚集在它棕白相间的皮肤上，爬动着，阳光照射到它们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像珠饰的刺绣。

我拾起一根棍子，敲打死牛。苍蝇轰地一下子飞起，盘旋着，又落下。我看出牛皮上是一幅地图，棕色是海洋，白色是漂浮的陆地。我用棍子描画它们奇异的形状、弯曲的海岸，试图让棍子尖保持在白色和棕色的临界线上。然后我把棍子指向脖子，沿着一条拉紧的肌肉移动—牛是伸着脖子死的，好像想要接近水，但是它躺倒的方向正好相反—我敲打着它的脸，碰到脸，我有些畏缩。我不敢看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大睁着，乌黑，光滑，一无所见地凸出着，有丝绸般暗红的光泽，反射着阳光。仿佛一只橙子塞在黑色长筒丝袜里。苍蝇在一个角落筑巢，优美地聚集成彩虹色的胸针。我很想用棍子去戳它的眼睛，看看它会不会崩裂，会不会颤抖着像果冻一样破碎，表明它从里到外都是一种东西，或者表面会不会裂开，露出腐烂的一团，顺着它的脸流淌下来。我的棍子一路围绕眼睛转着，但最终我抽回了手—我做不到，我不能戳它的眼睛。

玛丽·艾格尼丝没有靠近。“别碰它，”她警告说，“那头死老牛。好脏啊。你会弄脏自己的。”

“那—头—老牛，”我说，夸张地拉着长音，“那—头—老牛，那—头—老牛。”

“快点儿上来。”玛丽·艾格尼丝命令着我，但我想她自己是不敢再靠近的。

因为死掉了，它吸引人去侮辱它。我想戳它，踩踏它，蹂躏它，在它身上撒尿，或者任何能惩罚它的做法。痛打它，锤裂它，对它吐口水，撕烂它，把它扔到一边儿去！但是，它还是有力量的，躺在那里，背上奇异的地图闪着光，还有变形的脖子，光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对着一头活牛像现在这样思考：为什么这儿会有一头牛？为什么白色的斑点会是那样的形状，不会再有任何牛或动物拥有完全同样的形状？描着一个大陆的轮廓，把棍子深入，让线条更分明一些，我注意看着它的形状，就像有时候在真正的地图上注视真的大陆或岛屿一样，仿佛形状本身有语言无法表达的意义，我能够参透它，如果我足够努力，如果我有更多时间。

“我料你不敢摸它，”我对玛丽·艾格尼丝说，“你不敢摸死了的牛。”

她慢慢走过来，令我吃惊地俯下身，对着那眼睛咕哝着什么，好像知道我一直对它很好奇，然后她用手—她用自己的手掌—盖住了死牛的眼睛。她的动作十分严肃，有些犹豫，但是带着一种温柔的镇定，完全不像她平时的样子。不过她很快站了起来，把手举到面前，手掌对着我，手指分开，这样它看起来很大，比她整个脸还大，很黑。她在嘲笑我。

“现在你会害怕让我抓到你了。”她说，我只好尽量装作傲慢地从她身边走开。

那时，经常是除了我，没有谁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人们会说“可怜的玛丽·艾格尼丝”或者这类含义的话，用压低的语调、柔和的保护性的声音，仿佛她没有秘密，没有她自己的空间，而这不是真的。

“你叔叔克雷格昨天夜里死了。”

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小心翼翼的。

我正在吃我最爱吃的秘密早餐—膨化麦饼沾红糖蜜—坐在门口的水泥板上，享受着早上的阳光。我从詹肯湾回来两天了，当她说到克雷格叔叔，我的想象中闪现出他站在门口，穿着马甲和衬衣，亲切地，也许不耐烦地，挥手和我告别的样子。

现实的网令我迷惑。他死了。听起来好像是他自愿做的、自己选择的一件事。仿佛他说：“现在我要死了。”仿佛情况还不是这么不可挽回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了。

“在蓝河的橙色厅，他当时在打纸牌。”

纸牌桌，明亮的橙色厅。（虽然我知道应该是橙色党员厅，它的名字和颜色无关，就像蓝河并不意味着河水是蓝的一样。）克雷格叔叔在发牌，他垂着沉重眼睑的认真的样子。他穿着背面是锦缎的马甲，钢笔和铅笔夹在口袋里。可是现在呢？

“他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突发。听起来像是爆炸，像放烟花，光柱朝四面八方迸射，射出一颗小光球—克雷格叔叔的心脏，或者他的灵魂—射进高空，翻滚着消失。他有没有跳起来，伸展着胳膊，呻吟？要多久，他才能闭上眼睛，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平时的信心似乎蒙上了乌云，我对细节的冷酷胃口激怒了她。我跟着她在房子里转，皱着眉，坚持着，重复着我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够保护我，除非让我明白。我想要板上钉钉一样确定的死亡的事实，不是悬浮不定，无知而又强大，等待从任何地方渗入的死亡。

但是葬礼那天情况改变了。母亲重新恢复了自信，我也安静下来。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克雷格叔叔或者死亡的事。母亲把我的深色格子呢连衣裙从樟脑球箱子里拿出来，刷好，晾在绳子上。

“夏天没问题，轻毛料比纯棉的凉快。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唯一深颜色的衣服。我没关系。是我的话，你穿红色的都不要紧。如果他们真的信仰基督，应该都穿红色。要跳舞庆祝—毕竟，他们整个一生吟唱祷告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堂。是的。但是我了解你的姑妈们，她们希望看到深颜色的传统衣服，从头到脚！”

听到我不想去时她并没感到吃惊。

“谁都不想去，”她坦白地说，“从来没有人想去参加葬礼。不过，必须要去。有时你要学习面对一些事情。”

我不喜欢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她的敏捷和热心让人感觉虚伪和庸俗。我不信任她。当人们告诉你有时候你要去面对，当他们催促你面对摆在你面前的痛苦、猥亵、讨厌的事实时，在这接近背叛的边缘，他们的声音里总是掩饰不住那种冷酷的庆幸意味，以及对伤害你的贪婪渴望。是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父母亲尤其是这样。

“死亡是什么？”母亲继续带着不祥的欢快说，“死了是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人是什么？大部分是水，只是一般的水。人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碳，最简单的元素。他们是怎么说的？值九十八美分？就是这样。不过它的构成方式很奇特。构成的方式，心脏和肺，还有肝、胰腺、胃、大脑。所有这些东西，它们叫什么？元素的化合！把它们化合在一起—化合物的化合—你就得到了人！我们把它叫作克雷格叔叔，或者你父亲或者我。可就是这些化合物，这些构成成分，暂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运作。然后，某个零件磨损了，坏掉了。克雷格叔叔的情况是心脏出了毛病。所以我们说他死了，人死了，但这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人类的方式。如果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如果我们考虑的是自然界，自然的一切都生生不息，一部分坏死—不是死，而是改变，我想说的是改变，变成别的，所有组成人的元素改变，再次回归自然，在鸟类、动物和花草身上一再重现—克雷格叔叔不一定是克雷格叔叔！他可能是一种花！”

“我会晕车的，”我说，“我会呕吐。”

“你不会的。”母亲穿着连身衬裙，在往露出的胳膊上涂古龙香水。她把藏青色绉纱裙套过头顶。“过来帮我拉上拉链。这么热的天穿这种裙子。我能闻到上面的清洁剂味儿，天热时味道更浓。让我告诉你我几星期前读的一篇文章。它和我现在所说的状况太吻合了。”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拿了帽子，在我的小衣柜镜前戴上，匆匆把前面的头发塞进帽子，后面留了一些。那是一顶战争期间流行的颜色讨厌的碉堡帽—空军蓝。

“人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她接着说，“当一个人死掉—像我们说的—只是一个或若干部分磨损了，某些其他部分可能还会运作三四十年。比如克雷格叔叔—他的肾也许非常健康，可以给一个患了肾病的年轻人用。这篇文章说—将来这些部分会被利用起来！应该是这样。下楼吧。”

我跟着她下楼到厨房。她开始对着洗手盆上挂着的黑乎乎的镜子涂胭脂，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化妆盒放在那里，在洗手盆上方油腻的架子上，和又黑又旧的药瓶、剃须刀片、牙粉还有凡士林一起，堆在一堆东西上面。

“移植它们！比如眼睛。已经可以移植眼睛了，不是全部而是角膜，我想是这样。那只是开始。将来一定能移植心脏、肺和身体所需要的所有器官。甚至大脑—我想，能移植大脑吗？那样所有这些部分都不会死，它们会作为别人的一部分活下去，另一个化合物的组成部分。那样你就不能恰当地谈论死亡了。‘活体继承者’，这就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可能都是其他身体的继承者，也都是捐赠者。我们现在知道了，死亡将被彻底摆脱！”

父亲已经下楼来，穿着黑西装。

“你打算在葬礼上和他们讨论这些想法吗？”

母亲以现实的语气说：“不会。”

“因为他们有另一套观念，他们很容易沮丧。”

“我从来不想让任何人沮丧，”母亲说，“从来不！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妙。有它的独特之处。它不是比天堂和地狱更好吗？我真不明白人们，我从来不明白他们实际上相信什么。他们是不是认为你克雷格叔叔现在正穿着白色长睡衣飘浮在来世呢？或者认为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腐烂呢？”

“两种想法都有。”父亲说，在厨房中间，他把胳膊搭在母亲肩上，轻柔而严肃地搂着她，小心不碰到她的帽子和刚涂好粉的脸。

以前我有时希望这样，希望看到父母亲用眼神或拥抱表明的那种浪漫—我没有想到感情—它曾经把他们吸引并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看到母亲变得温顺和不知所措—这一点是从她弯着的背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从她的语言中—看到父亲如此轻柔、怜惜和忧伤地抚摩着她，他的忧伤和克雷格叔叔没有多大关系，让我很是震惊，我想要对着他们大叫，制止他们，让他们回到分开的、最终的、没有支撑的自己。我害怕他们会继续表现出和克雷格叔叔的死一样我不想看到的情况。

“欧文不必去。”我痛苦地说。我把我的脸压在纱门疏松的网孔里，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旧马车上，光着腿，肮脏，遥远，假装他是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大篷车上的阿拉伯人，或狗拉雪橇上的爱斯基摩人。

我的话让他们拉开了距离，母亲叹息着：“欧文年纪还小。”

房子好像拼图上的迷宫，纸上的拼图，在某个方块或房间里有一个黑点；你要找到通向它的路，或者离开它出来的路。现在，那个黑点就是克雷格叔叔的尸体，我关心的完全不是如何找到通向它的路，而是怎样回避它，不去打开甚至显得最安全的门，因为担心后面会有什么伸出来。

干草垛还在那里。上星期我在这里时，收割了干草，它们一直长到阳台的台阶边缘。我把它们卷成光滑完美的蜂巢，有一人多高。傍晚，当太阳落山，它们先是投下长长的突出的影子，然后变成灰色的实体，形成了一个村子，或者如果你环顾房子四周的田地，这些草垛就组成了一整个城市，全都是秘密的一模一样的紫灰色小屋。但是，其中一间倒塌了，它柔软而残败，吸引我跳进去。我会向后退，退到台阶附近，然后双臂热情地张开，向它奔去，降落到新鲜干草的深处，它还是温暖的，散发着正在生长的草的气息。草垛中满是凋谢的花—白紫相间的麝香、黄色的云兰、不知名的小蓝花。我的胳膊、腿和脸上都是划伤，当我从草垛爬起来，在河边刮过的微风中，这些划伤会刺痛，发热。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也加入进来，跳进干草垛。她们的围裙飞舞着，彼此大笑着。到一定时候，她们会变得犹豫，不再继续忘我地跳跃，以高雅的坐姿降落，手张开，就像撑在软软的垫子上，或者抱着头发。

当她们回来，坐在阳台上，把一盆盆的草莓剥皮，做草莓酱的时候，格雷斯姑妈气喘吁吁地说话，但是声音镇定，带着沉思的意味。

“要是车开过去了，难道你不会想到去死？”

埃尔斯佩思姑妈从头上取下发针，把头发放下来，搭在椅子背上。别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几乎都是花白的，一放下来，才看到丝绸般的深棕色，貂皮的颜色。她愉快地小声喷着鼻息，前后甩着头，伸开的手指梳过头发，摘掉吹起来粘到上面的小草屑。

“我们真是傻瓜！”她说。

这会儿克雷格叔叔又在哪里呢？在他关闭的、拉着百叶窗的窗子后，在毫不泄气地打字。

被压扁的草垛也是一样。但是男人们走在残株茬上，都穿着黑西装，像高高的乌鸦，谈着话。一个百合花环挂在前门，门微微开着条缝。玛丽·艾格尼丝高兴地走过来，让我站着别动，帮我把肩带系了又系。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是人。从多伦多来的亲戚坐在阳台上，看起来慈眉善目，但是自动和大家保持着距离。我被带过去和他们说话，我避免看他们后面的窗子，因为那里面有克雷格叔叔的尸体。露丝·迈克奎恩提着一柳条篮子玫瑰出来，放在阳台栏杆上。

“房子里还有拿不完的花，”她说着，好像这才是我们应该为之悲痛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放在这里。”她的头发很美，慎重而热切，但是显得苍白无力—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她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她把我和母亲介绍给南方来的一对夫妇。男士穿着西装外套和宽松裤子。

“是他给我们办的结婚手续。”女士骄傲地说。

母亲说她得去厨房，我跟着她，想至少他们不可能把克雷格叔叔放在那里，那里有咖啡和食物的香味飘出来。大厅里也有男人，你要像绕过树干一样从中穿过。前屋的两个门都关上了，一篮子剑兰放在门前。

莫伊拉姑妈一身黑衣，像巨大的公共台柱，正站在餐桌旁数茶杯。

“我已经数了三遍了，每次结果都不同。”她说，语气听起来好像这是一种只发生在她身上的特别的不幸。“我今天脑子不好使。我的脚支撑不了多久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穿着好看的浆烫过的围裙，上面有白色亚麻边饰，吻了母亲和我。“好啦，”她说，带着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样子退回几步，“格雷斯在楼上，休息一下眼睛。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多人！格雷斯说，半个国家的人都来了，我说半个国家，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来我都不会感到意外！海伦还没有来呢。不过，她送了一篮百合。”

“应该足够了，天哪！”她实在地说，看着茶杯。“所有好杯子和厨房的再加上从教堂借来的！”

“就像普尔的葬礼那样，”桌子旁的一位女士小声说，“她把好杯子收起来，锁着，用教堂借来的。说不想拿她上好的瓷器冒险。”

埃尔斯佩思姑妈感激地翻着她一圈红边的眼睛—这是她通常的表情，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调节。

“食物还是足够的。我想应该够五千人的了。”

我也这样认为。不论朝哪里望，都是食物。冷烤猪，肥烤鸡，看起来像涂了油漆，硬皮扇贝状的马铃薯，西红柿肉冻，马铃薯色拉，黄瓜和甜菜色拉，玫瑰红色的火腿，松饼，发酵粉饼干，圆面包，果仁面包，香蕉条面包，干果糕饼，深浅色交替的千层糕，柠檬蛋白酥皮卷，苹果草莓馅饼，一碗一碗的果脯，十到十二种不同的甜泡菜和小吃。腌西瓜皮是克雷格叔叔最喜欢的。他总是说他可以一顿饭光吃它加黄油面包。

“刚好够吃，”莫伊拉姑妈诡秘地说，“他们都带了好胃口来参加葬礼。”

走廊一阵骚动；格雷斯姑妈过来了，男人们让开路，她向他们致谢，柔顺而心怀感激，好像她是个新娘子似的。牧师跟在她后面。他带着有节制的热诚和厨房里的女士们说话。

“女士们！你们看起来不想让时间过得这么枯燥无味。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忧伤的时候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

格雷斯姑妈俯身吻我。古龙香水下有淡淡的酸味，一种警告：“你要不要去看看克雷格叔叔？”她小声问，温柔而轻快，仿佛在许诺一个奖赏。“他在前屋，在海伦姑妈送的百合花下面他显得那么帅。”

所以，趁一些女士和她讲话时，我逃掉了。我又穿过大厅。前屋的门还关着。楼梯下面，前门那边，父亲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踱着步子，转身，用手谨慎地度量着。

“这里会是困难的地方。这里。”

“把门拿掉？”

“太迟了。你不想引起骚动吧。看着我们拆掉它会让女士们感到不安的。如果我们这样向后退—”

侧厅里有两个男人在谈话。我低头从他们中间快步走过。

“不像冬天，记得吉米·普尔的葬礼吧。地面像岩石一样硬。用什么工具都挖不出一点儿坑来。”

“要等两个月才能解冻。”

“到那时一定已经有三四个等候的了。我们看看。吉米·普尔—”

“他没问题。还有弗瑞莉太太，老的—”

“慢着，她是结冻前去世的，没关系。”

通过侧厅尽头的门，我来到房子最早建造的部分。这里叫作储藏室；从外面看，它就像大砖房旁边附加的小木屋。窗子小而方，稍微有些歪斜，就像姑娘闺房里那些不太真实的窗子一样。也没有什么光线透进来，因为到处都高高堆积着暗淡的旧物，甚至堆到了窗子前—搅乳器和手动式旧洗衣机，拆开的木床架，旅行箱，浴盆，长柄镰刀，大帆船一样笨重的婴儿车，倒在一边。这是格雷斯姑妈拒绝进入的地方；如果她们想要拿什么东西，就得埃尔斯佩思姑妈进来。她总是站在门口大声吸气，说：“什么地方啊！这里的空气简直就像坟墓（tomb）！”

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单词的发音。我并不确信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把它和“子宫”（womb）混淆起来了。我看见我们在一个中空的大理石卵里，充满蓝色的光，不需要光从外面照射进来。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搅乳器上，看起来并不吃惊。

“你来这里干吗？”她轻声地问。“你会迷路的。”

我没有回答，也没转身，我在屋子里转悠。回忆起来的时候，我经常很好奇，婴儿车里是否有什么东西。应该会有的—一堆旧的《家庭先驱报》。我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声音里有点儿焦急和不情愿的顺从。我没出声，玛丽·艾格尼丝也没有。她在这里做什么？她找到了一双老式女靴，前面有蕾丝，皮毛镶边儿，她紧紧地握着它们，用毛皮轻擦着她的下巴。

“兔子毛。”

现在她过来把靴子伸到我面前。

“兔子毛？”

“我不想要。”

“来看看克雷格叔叔。”

“不去。”

“你还没看过他呢。”

“不。”

她一手拎着一只靴子，挡住我的路，然后用狡黠、引诱的语气说：“过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不去。”

她扔下靴子，用手拉我的胳膊，手指掐住我。我尽力抖开她，她用另一只手把我拉到门口。对于一个这么笨拙，三次几乎死于气管炎的人来说，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她的手滑到我的手腕下面，像熊爪一样抓住我的手。她的声音仍然悠闲，轻柔而自得。

“你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垂下头，她的胳膊正好在我张着的嘴旁边，她结实的有绒毛的胳膊就在我肘下，我一口咬了下去，咬啊咬啊，咬破了她的皮肤，什么都没想，我就做下了此生做过的可能最糟糕的事情，我尝到了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血。

我不必去参加葬礼了。没有人强迫我去看克雷格叔叔了。我被放在他的办公室，在他午睡和夫妇们等待领取结婚证的皮沙发上。尽管天气很热，我膝盖上还是搭着毛毯，旁边有一杯茶。他们还给了我一块磅蛋糕，我立刻就吃掉了。

我咬玛丽·艾格尼丝的时候，我想我这一咬会使我摆脱所有一切。我是想置身事外，没有人再敢叫我去看一个死人，或干任何其他事情了。我想他们会憎恨我，而憎恨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就像上天恩赐的翅膀。

但是，没有；自由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莫伊拉姑妈，总是说她不得不把我从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上拽下来，我嘴上还带着血呢（撒谎—我已经放开了，玛丽·艾格尼丝，她可怕的恶魔般的力量缩小了，蜷缩在那里，震惊地哭泣着）。她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她搂着我，我的脸紧挨着她穿了盔甲似的胸部，她的身体嘶嘶作响，在我头顶颤抖着，像一座就要爆炸的纪念碑。

“疯狗！疯狗才会那样咬人！你父母应该把你关起来！”

埃尔斯佩思姑妈用手绢裹住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格雷斯姑妈和其他女士吃力地把她拖走，拍抚着她。

“我得带她去看医生。得给她缝针，打预防针。那孩子可能有狂犬病。有些孩子是有狂犬病的。”

“莫伊拉，好啦，亲爱的莫伊拉。不用啊。她只是破了点儿皮。只是暂时的疼痛。洗一洗，包上绷带很快就会好的。”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都把注意力从玛丽·艾格尼丝转向她们的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安抚着她，好像在努力不让她崩塌下来，直到爆炸的危险过去。“不会疼很久的，亲爱的，很快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呀。”母亲清晰而危险的声音传来。“今天我根本就不该带那孩子来这里。她太敏感，太脆弱了。让这样的孩子来葬礼真是粗野。”她那么无法预料，不可信赖，在最不寻常的时候也不能让人心存感激，严格地说，她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才会施以理解和援手。

但是她也有一点作用—有时候只用“粗野”这样的词，就能在周围引起一片沉默，一片惊愕。这次，她找到了同情，女士们竞相接过她的解释，并加以扩大。

“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过度疲劳让她歇斯底里。”

“我也在葬礼上晕过一次，在我结婚前。”

露丝·迈克奎恩把胳膊搭在我肩上，问我要不要阿斯匹林。

这样，当玛丽·艾格尼丝被众人安慰、清洗和包扎起来的时候，当莫伊拉姑妈也镇静下来（她倒是吃了阿斯匹林和一些特殊的药片—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就在她的手袋里），我也有人围着，照看着，像赶羊一样带到这间屋子，放到沙发上，盖上毛毯，好像我生病了似的，还给了蛋糕和茶。

我的行为并没有破坏葬礼。门关着，我看不见，但是我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一开始很刺耳，不整齐，然后随着不断不断的努力，变得充满渴望和信心。

你眼中的千年

只是转瞬即逝的一晚

短暂如黑夜和日出

交替的一霎

房子里都是人，他们挤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像粗而钝的蜡笔，温暖，彼此默从，唱着歌。我在他们中间，只是被单独隔离在这里。他们有生之年都会记得，我在克雷格叔叔的葬礼上咬过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胳膊。记起这件事，他们就会记得我异常敏感，古怪偏执，教养不好，或者处于崩溃边缘。但是他们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不会的。我将是这个家族中高度敏感、教养很差的一员，完全是一个另类。

被人宽恕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羞耻感。我感觉到热，不仅是因为盖着毛毯。我感觉被抓紧，窒息，我在其中行动和讲话的这个世界仿佛没有空气而是棉花一团。这种耻辱感是生理上的，但是远超过了对性的羞愧，我先前对裸体的羞愧；现在仿佛赤裸的不是身体，而是里面的全部器官—胃、心脏、肺、肝—都光秃秃而无助地显露在那里。以前与此最接近的感觉是被搔痒到无可忍受的程度—暴露、虚弱、自我背叛的恐怖又撩人的感觉。耻辱感从我这里弥漫开去，充满了整个屋子，覆盖了每一个人，甚至玛丽·艾格尼丝，甚至克雷格叔叔，尽管他现在处于任人摆布的作废状态。拥有肉体是一种耻辱。我被困在一种幻象中，大概和神秘主义者不能传达的秩序和光的幻象恰恰相反；这种幻象也是不能传达的，混乱而淫秽—无助，以最猥亵的形式显现出来。但是和另一种幻象一样，它转瞬即逝，由于自身的强烈而崩溃瓦解，不能重建，一旦结束也就变得令人不可置信。到他们开始最后一段赞美歌时，我又清醒过来，只是有点儿正常的虚弱，任何咬了人类胳膊的人大概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对面的“联邦缔造者们”穿上了他们的衣服，恢复了可信的尊严，我喝光了杯里的茶，探索着它属于成人的、陌生的、重要的滋味。

我站起来，慢慢打开门。前屋的两扇门都开着。人们正缓缓移动，他们那弓形的令人担忧的后背离我而去。

基督，召唤我们，

在我们生命的汹涌大海之上—

我进了屋子，没有人发现。我在一个不认识我的善良而大汗淋漓的女士前插入人群，她弯腰用鼓励的语气小声说：“你刚好赶上最后瞻仰遗容。”

所有窗帘都放下了，挡住了下午的烈日；屋子里闷热阴郁，有一条条的光束射进来，像正午烈日下的干草棚。屋子里有百合的清香，蜡色的纯白的百合，屋子也像是口菜窖。我被其他人推动着，来到棺材的一角。它摆在壁炉前—那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漂亮壁炉，瓷砖像翡翠一样。棺材里面都是白缎子，堆成褶，像最华丽的衣服。克雷格叔叔脚下遮着抛光的盖子，上半部分—从肩膀到腰部—都摆放着百合花。所有这些白色衬托着他古铜色的脸，显得轻蔑而倨傲。他不像是睡着了，也完全不像我星期六下午进去叫醒他时的样子。他的眼睑轻轻地盖在眼睛上，凹痕和皱纹变得非常浅。他自己被消灭了；这张脸像脆弱的皮肤面具，经过修饰，覆盖在真正的脸上—或者任何你用手指戳一下就会开裂的东西。我的确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完全不可能实行，就像你可能有去碰带电的电线的冲动一样。百合覆盖下的克雷格叔叔就是那样，躺在丝绸枕头上；他就是那可怕、沉默、无动于衷的力量的导体，可以在瞬间迸发出火焰，烧掉这间屋子，烧掉所有的现实，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带着耳朵里的嗡嗡声转身离开，但是感到解脱，我毕竟做到了并幸存下来了。我穿过拥挤的、萦绕着赞美歌的屋子，走到母亲那里，她独自坐在窗子旁边—父亲和别的护柩者们在一起—没有唱歌，咬着嘴唇，荒诞地显出充满希望的样子。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卖了詹肯湾的房子、土地和牛，搬到诸伯利去了。她们说选择诸伯利而不是蓝河，是因为她们在那里有更多的熟人。她们也没有选择莫伊拉姑妈住的波特菲尔德，因为她们想要像过去一样帮到我父亲和家人。她们坐在城北小山上她们的房子里，像受惊的受伤而忠实的护卫者，为我们的安宁操心，对我们的生活半信半疑。她们织补父亲的袜子，他习惯把袜子带给她们；她们还有一个花园，是为我们保留的；她们为我们缝补、编织、烘烤面包。我一星期要去看她们一两次，开始是自愿去的，虽然部分是为了食物；上高中后，我就越来越不情愿去了。每次她们都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来呀？你对这里已经陌生了！”她们会坐在那里等我，好像她们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会坐在小而暗的有纱门的门廊里；她们可以看见外面，但是经过的人看不见里面。

我能说什么呢？她们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国度，有自己华丽的风俗和优雅古怪又复杂的语言，外界的真实消息并没有被严格禁止，但是越来越难以传送进来。

在浴室里，马桶上面挂着她们古老的训诫，是用十字绣缝的：

离开前换换空气

是他人能领会的礼节

一盒新火柴挂在下面。读那些文字我总是感到难堪，但是我总是会点一根火柴。

她们老是讲同样的故事，开同样的玩笑，现在它们似乎已经干透了，一碰就破；到时候，每个单词，每个表情，手的每次摆动都会变成久已熟悉的东西，令人记忆犹新，而她们两个人也形成了极其小心的组合；随着年华渐老，她们的这种组合也越发显得脆弱，令人惊叹，却没有人情味儿。这就是她们没有男人在身边，滋养她们欣赏她们的结果，她们离开了她们后天的一切可以自然生长的地方。埃尔斯佩思姑妈慢慢耳聋了，格雷斯姑妈双手患了关节炎，以致最后她不得不放弃哪怕是最粗糙的缝纫活儿，但是她们没有遭到改变或被摧毁；她们以最终的责任感，努力保持着外形的完整无缺。

她们保存着克雷格叔叔的手稿，时不时地说要给什么人看看，可能是高中的历史老师布坎南先生，或《先驱导报》的富克斯先生。但是她们不想显得是在请人帮忙。而且，你能相信谁呢？有些人也许会拿到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

一天下午，她们拿出红色烫金的马口铁罐，有亚历山德拉女王肖像的那只，里面装满了圆的燕麦曲奇饼和炖红枣，还有一个大黑铁盒子，防火的，并上了锁。

“克雷格叔叔的历史。”

“差不多一千页。”

“页数比《飘》还多呢！”

“他打字很漂亮，没有错误。”

“他死的那天下午打完了最后一页。”

“拿出来，”她们催促着我，“看看吧。”就像她们让我吃曲奇饼的样子。

我快速翻着，直到最后一页。

“读一读吧，”她们说，“你会感兴趣的。你不是历史科总得高分吗？”

那年的春夏和初秋，费尔迈、莫里斯和格兰特里镇区都出现了大量建筑。在费尔迈，第五租界与河滨路的角上，建起了一座卫理公会派教堂，为这个地区不断聚集的大量人口服务。这就是人称的白砖教堂，不幸的是它只保留到1942年，毁于不明原因的火灾。车棚虽然是木头的，却幸存下来。街角对面，亚历克斯·海利先生建了一家综合商店，他开张两个月后死于中风，他儿子爱德华和托马斯继续经营店铺。第五租界下面还有一间铁匠铺，老板是欧·唐尼尔。这个街角叫海利角或教堂角。现在那个位置除了商店没有什么建筑，有一家人租来做生意且居住在里面。

我读着这些的时候，她们告诉我手稿将属于我，她们为此犹豫了很久。

“还有他的旧文件、报纸都归你，当我们—去世，或者之前，没必要等我们去世了—如果你准备接受的话。”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将来你能够完成它。”

“我们过去考虑给欧文，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不过你有写文章的天赋。”

这会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她们说，也许对我要求太高，但是她们想让我现在就把手稿带回家，保存好，偶尔读一读会更容易找到克雷格叔叔写作时的感觉。

“他有这种天赋。他可以把所有人和事都写进去，而读起来依然很通顺。”

“也许你可以模仿他的方式。”

她们在对某个相信作家唯一的职责就是创作出杰作的人说话。

我离开的时候，胳膊下笨拙地夹着盒子。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站在门口，庄重地目送我走远，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艘船，满载着她们的希望，正驶向地平线。到了家，我把盒子放在床下；我不准备和母亲讨论它。几天后我想到，那是个保存我写的几首诗和小说片段的好地方；我想把它们锁在别人找不到也不怕着火的地方。我抬起床垫，把它们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把它们藏在那里，折起来夹在宽页的《呼啸山庄》里。

我不想让克雷格叔叔的手稿和我的文字放在一起。它如此死气沉沉，沉重而枯燥，一无用处，也许会把我的东西也染上死气，让它们失去活力，给我带来厄运。我把它拿到地下室，放在纸壳箱里。

去年春天我在诸伯利学习，准备期末考试。地下室被水淹了，进了三四英寸深的水。母亲叫我帮忙，我们下去打开了后门，把冰冷的、带着潮味的水，扫到外面的排水沟里。我发现了那个盒子和里面的手稿，我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它变成了一大叠浸水的纸了。

我没有察看损坏的情况，或者还能不能挽救。对我来说它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

我没有想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的感受。（现在格雷斯姑妈在诸伯利医院，因为尾骨骨折，正在恢复期，埃尔斯佩思姑妈每天去看她，坐在床边和护士们说—她们两个人都挺讨人喜欢的—“你相信有些人躺在床上被人服侍着还会做什么吗？”）但是我想起她们看着装在上了锁的盒子里的手稿离开她们房子的情形，还是感到懊悔，那种淡淡的懊悔；可另一面又带着残忍的纯粹的满足。

伊达公主

这些日子，母亲在卖百科全书。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把那叫作“上街”。

“你母亲最近经常上街吗？”她们会这样问，我一般都说不是，她不再出门了，但是我知道她们知道我在说谎。“没什么时间烫衣服，”她们又继续同情地说，查看着我的上衣袖子，“她要上街就没有时间烫衣服啦。”

我感到母亲的古怪荒诞和尴尬行为给我造成的压力—姑妈们一次只是表现出一点点—落在我怯懦的肩上。我不想评判她，来获得他人的恩惠，像被抛弃的孤儿，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同时我还要保护她。她永远不会明白她多么需要保护，免受两位老妇人略带困惑的幽默和难对付的礼节的伤害。她们穿着深色棉布裙子，有新鲜的浆洗烫熨好的白色细麻布领子，戴着陶瓷花胸针。她们的房子有报时钟，每过一刻钟准时响起；还有要浇水的蕨类植物，非洲紫罗兰，钩编的长而窄的桌布，有花边的窗帘，以及笼罩在一切之上的过于清洁的蜡和柠檬的香味。

“她昨天来拿我们给你做的烤饼。好吃吗，我们想知道软不软？她说她被困在杰里科路了。独自一人，被困在路上！可怜的伊达！但是想到她一身泥，我们又忍不住笑！”

“我们要擦洗客厅的油毯。”格雷斯姑妈带着歉意说，好像她不想让我知道似的。

从这个有利的观点来看，母亲确实疯了。

她开着我们的三七年雪佛兰，转遍了瓦瓦那什所有的高速路和小路，开过碎石路、土路和羊肠小道，只要她认为这样会找到一个顾客。她的车上带着千斤顶和铁锹，还有一些厚木板，以防路上遇到泥水坑。她一直在开车，似乎离前轮十英尺处的地面裂开也不会让她吃惊；到了乡下的死角时，她就拼命地按喇叭；她一直担心木桥不够结实；什么都不会把她逼到危险的容易塌方的路肩上。

那时战争还在继续。农场主们靠卖猪、卖甜菜或玉米最终赚了些钱。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花钱买百科全书。他们考虑的是冰箱和小车。但这些是紧缺之物，与此同时，母亲不屈不挠地拖着她的书箱，想方设法进入他们的厨房、散发葬礼气息的冰冷的前屋，小心但乐观地讲述知识的重要性。大多数人对这种东西都很冷淡，认为没有它照样可以生活。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它对孩子来说是好东西。母亲指望的就是这种心理。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就是相信你所销售的东西，那么母亲就是快乐的。对于她来说，知识不是冷酷的，不，而是温暖可爱的。以她现在的状况，知识甚至可以成为纯粹的安慰：知道苏拉威西海和碧提宫的位置，把亨利八世的皇后们排好顺序，了解蚂蚁的社会体系，阿兹特克人屠宰祭牲的方法以及克诺索斯宫的管道系统等。她讲这些事情往往很入迷，她可以对任何人讲。“天哪，你母亲懂得的知识真多呢。”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轻松地说，我看出她们并不是真羡慕。对一些人来说，或许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知识仅仅是一种奇异古怪的东西，像瘤子一样突出。

不过，我情不自禁地分享了母亲的相同爱好。我喜欢那一卷卷的百科全书，喜欢在我膝上打开时它们的分量（充满神秘而美妙的信息）；我喜欢安静稳重的墨绿色镶边和装订，书脊上蜘蛛网一般的沉默而有节制的金色字母。它们可能向我展示出一场战斗的钢雕版画，发生在荒野上，背景里有一座城堡，或者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所有血腥场面，溺死，砍头，马匹痛苦的样子，都以某种歌剧风格的华丽来描绘，给人一种绝妙的非现实感。在我印象中，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天气总是戏剧性的，带有预兆；大地会蹙眉不悦，大海在暗淡或有灰色金属光泽的阴影中闪烁。这里是夏绿蒂·科黛走在通往断头台的路上，苏格兰玛丽女王走向通往绞刑架的路上，大主教劳德从监狱的铁栏后向斯塔福伸出祝福之手—没有人怀疑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样子，黑色长袍，举起的手和苍白的脸，镇定自若，英勇无畏。百科全书当然也提供其他信息：各种甲虫，各类煤炭，发动机内部结构的图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烟熏火燎的阴暗日子里拍摄的阿姆斯特丹或布加勒斯特的照片（可以从那些小而高的四方形小车看出来）。我特别喜欢历史。

产生这种兴趣一开始是偶然，然后我很快开始有意地从百科全书上学习。我对记忆的偏好也异于常人。记住一系列事实对我是不可抗拒的测试，就像试图单脚跳过障碍。

母亲想到我可能对她的工作有帮助。

“我自己的女儿也在阅读这些书，她学到的知识简直令我震惊。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你知道，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黛尔，把从乔治·华盛顿到现在的美国总统背一遍，好吗？”或者说说南美的国家和首都。主要的探险家，他们是哪国人，都去了哪些地方。请把日期也说上。我会坐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哇啦哇啦、喋喋不休地背出来。我摆出一副严肃、要和谁比试比试的表情，不过大多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心里有一种怦怦跳的满足。我知道我背得出。谁会因为我知道基多在哪里而不喜欢我呢！

事实上，有些人还真是如此。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可能是抬头在欧文的脸上看出来的，他没有办法把人尽皆知的两个日期、首都或死去的总统串在一起，正苦恼地，把一长条嚼过的口香糖悄悄绕在手指上。或许我是从乡村孩子转过去的脸上那种敏感复杂的尴尬表情上看出来的。终于有一天，我不想再这样做了。这个决定来自生理层面；耻辱感刺痛着我的神经末梢和肚子里面。我开始说：“我不知道—”但是要撒这种谎真是太痛苦，太让人害羞了。

“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弗逊—”

母亲尖声说：“你是不是恶心了？”

她担心我就要呕出来了。我和欧文都是特别爱当场呕吐的人。我点点头，从椅子上滑下来，躲到车里，捂着肚子。当母亲过来时，她看出情况还要更糟糕些。

“你自我意识太强了，”她以过来人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喜欢呢。”刺痛又开始了。的确，我确曾喜欢过，她这样说很不恰当。“害羞和自我意识，”母亲自负地说，“我从来不敢奢求的东西。”她启动了车子。“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父亲家族的有些人房子要烧塌了都不肯当众开口讲话。”

那以后，每当被问到—轻轻地问—“你今天想回答些问题吗？”我就会缩到座位上，摇摇头，捂着肚子，表示我的疾病很快就要发作了。母亲不得不放弃，现在当我星期六和她一起开车出去时，我和欧文一样，成了免费而无用的货物，不再能分担她的事业。“你耍性子装傻，那可不关我的事，”她说，“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我还朦胧地渴望着冒险，欧文也是如此，至少在较为具体化的层面。我们都希望去买一种装在袋子里的金黄色糖果，像一块块水泥，放在舌头上几乎马上就能融化，在那间挂着马具、散发着马的气味的乡村商店里就有卖的。我们希望至少能在卖冰汽水的地方停下来加油。我希望到波特菲尔德或蓝河那么远的地方去旅行，和诸伯利不同的城市，有不为我们所知的起源的神奇城市。走在那些城市的大街上，我感觉自己的默默无名就像一个装饰，像孔雀拖着的长尾巴。但是到了下午某些时候，这些希望就开始退潮了，或者是其中一些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总是留下一个空隙。在母亲这一方面，一开始推动她来这些地方的明亮残忍的力量也会有所消退。天快黑的时候，冷风从车底的一个小洞钻进来，发动机疲惫的噪音，乡间的冷漠，会让我们互相和解，让我们渴望回家。我们驶过我们喜爱的乡间，却毫无知觉—没有起伏，没有平地，而是断断续续的不可辨认的节奏；低低的山丘，灌木丛生的山谷，沼泽，树林和田野。高大的榆树，各自耸立，每一棵都显露出清晰完整的形状，注定毁灭，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辨识不出。它们像微微展开的扇子，有时也像竖琴。

在四号高速公路上，从三英里外的高处就能望见诸伯利。中间是河滩，每年春天都有洪水泛滥，瓦瓦那什河隐藏的河湾，河上的桥漆成银色，悬在黄昏里，像一个笼子。四号高速公路也是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可以看见邮电局和市政厅的塔楼彼此相对，市政厅异国情调的塔里藏着有传奇色彩的钟（战争开始和结束，有地震或大洪水时都会鸣响），邮电局的钟楼四四方方的，事实上很是实用。城市几乎等距离分布在主街两边。我们回来的时候，街灯勾勒出它的轮廓，差不多像一只蝙蝠，一只翅膀微微翘起，翅膀尖上支撑着没点灯的朦胧的水塔。

母亲决不会什么都不说就放这幅景色过去。“那是诸伯利。”她可能只是简单地这么一提，或者说：“哎呀，那边是大都会了。”或许模糊地引用一首诗歌，大概是说离开与回归都是通过同样的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令人厌烦的讽刺，还是充满真正的感恩之情，诸伯利还是出现在我面前了。仿佛没有她的默许，她的接纳，这些街灯，人行道，荒野中的堡垒，这座城市或公开或秘密的模式—一个庇护所和一个神秘的所在—就不会存在。

我们的历险和归途，还有世界，都被她的这种神秘骇人的权威所笼罩，对此我还无计可施。

母亲在城里租了一套房子，我们九月到六月住在那里，夏天才回到弗莱兹路尽头的房子。父亲来吃晚饭，在这里过夜，直到下雪的季节；那以后，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半天待在这里。

我们租的房子在河水街尽头，离火车站不远。它是那种看起来比实际要大的建筑；有高而倾斜的屋顶—二楼是木头的，一楼是砖的—饭厅有凸出的窗子，前后都有走廊；前走廊有一个多余的小阳台嵌进屋顶，实际上是无法进入的。房子的所有木制部分都漆成灰色，很可能是由于灰色比较耐脏，不像白色那样要经常重新粉刷。天气暖和的时候，楼下的窗子上安装有遮阳篷，有条纹的那种，已经褪了色；这惨淡的灰色和倾斜的阳台令我想到海边—阳光，还有风中坚韧的草。

不过这是一套城里的房子；它的一切让人联想到休闲时光和仪式礼节，那是在弗莱兹路不可能有的。有时我会想起我们的旧房子，它扁平苍白的前脸，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带着被遗弃的、有些负疚的隐隐的痛苦，就像你想起你不再喜欢与其一起玩乐的祖父祖母。我怀念河水和沼泽就在近旁，还有冬天极寒肆虐，大风雪把我们关在房子里就像躲进诺亚方舟。但是我喜欢秩序和完整，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这些只有局外人能看得出来。冬天下午从学校回家，我感觉整个城市都围绕着我，所有的街道，河水街，曼森街，约翰街，维多利亚街，休伦街，还有奇怪的喀土穆街；克拉女士时装店橱窗里薄纱的晚礼服像淡淡的番红花；浸礼会乐队在教堂地下室中唱着“荣光中写下一个新的名字，那就是我，我的名字！”塞尔利特商店笼中的金丝雀，图书馆里的书，邮电局里的信件，翻印的奥利维亚·哈维兰德和埃尔罗·弗林的照片，莱森戏院外的女装—所有这一切，仪式与消遣，脆弱和鲜亮，都编织在一起—这就是城市！城市里有度假的士兵，穿着卡其布制服，散发着莫名的野蛮气息，好像燃烧的味道；有漂亮耀眼的姑娘，每个人都知道她们的名字—玛格丽特·邦德，桃乐茜·盖斯特，帕特·蒙蒂—而她们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除非她们愿意知道；我看着她们从高中走下坡来，穿着皮毛镶边的天鹅绒般光滑的靴子。她们一起走着，散发出光芒，像夜晚的灯火一样，映得她们看不到世界其他的一切。虽然有一天，其中一个—帕特·蒙蒂—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笑了一下，我做起有关她的白日梦—她救出溺水的我，然后她成了护士，照看我，当我几乎死于白喉病时，冒着生命危险用光滑的手臂轻摇着我。

如果是星期三下午，母亲的房客弗恩·道夫提，会在家喝茶，抽烟，在餐厅和母亲聊天。弗恩嗓音低沉，会用不着边际的漫谈、咕哝和大笑来对付母亲较为锋利简洁的评论。她们聊城里的人，聊她们自己；她们的谈话像永不干涸的河水，是我触摸不到的戏剧，生活的酵母。我会走到餐具柜的镜子那里，看投影在里面的屋子—暗色的壁板，暗淡的光线，黄铜灯具像一棵枝叶分布均匀但却长歪了的小树，五条树枝僵硬地弯曲着，树梢上是玻璃花。为了让它们在镜中组成一个场景，我可以让母亲和弗恩像橡皮筋一样拉伸，歇斯底里地摇晃，让我自己的脸悲惨地垂向一侧，中风一般。

我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那幅画带来？”

“什么画？什么画？”

“睡椅上那幅。”

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经常在想—我们农场上的厨房，父亲和班尼叔叔很可能正在煎马铃薯作晚餐，用没洗过的锅（为什么要把好好的油洗掉呢？），炉子上烘着棒球手套和围巾。我们的狗梅杰—母亲从不让它进屋子—睡在门前的脏油毯上。报纸铺在桌子上代替桌布，床上是带狗毛的毯子，猎枪、雪鞋和洗衣盆挂在墙上。臭味弥漫的单身汉的舒适生活。睡椅上有一幅画是母亲很早以前画的—那时的日子可能还是悠闲，晴朗，柔情绵绵的—那时他们刚刚结婚，画中有一条石路，山间小溪，一个戴红围巾的小姑娘赶着羊走在路上。山和羊看起来很相似，波浪起伏，团团簇簇，灰色中透着青紫。很久以前我以为那个小姑娘就是母亲，画上是她年轻时荒凉的乡间生活。后来我了解到那是她从《国家地理》杂志上临摹的风景。

“那幅啊？你想把它放在这里吗？”

我并不是真的想要。在我们的谈话中，我经常试图引导她，以得到答案，或有所发现。我特别想让她说它是留给父亲的。我记得她曾经说过一次那是为父亲画的，那是他喜欢的风景。

“我不想把它挂在人们都能看见的地方，”她说，“我可不是什么艺术家。只是无聊才画画。”

她开了个女士派对，邀请了考特太太，有时称作劳雅·考特太太，百斯特太太，她先生是商业银行经理，和其他在街上聊天认识的人，还有邻居，弗恩邮电局的同事，当然还有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她请她们做奶油鸡烤饼、柠檬馅饼和结婚蛋糕，她们照做了。）派对提前安排好了。女士们到了前厅，先要猜罐子里有多少颗豆子，把数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晚会进行中有猜谜节目，从百科全书上选出的小测试题，看手势猜字谜游戏，后者通常很难顺利进行，很可能是因为许多女士不明白怎么玩，或者太害羞，还有铅笔和纸游戏，写下一个男人的名字，折叠起来，传下去，写一个动词，然后再写一个女士的名字，折叠起来等等。最后打开所有纸条，读出来。我穿着粉色羊毛裙和前开襟的短上衣，开心地给大家分花生。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在厨房忙个不停，微笑着，不屑一顾的样子。母亲穿着红色连衣裙，半透明，点缀着小小的黑蓝色紫罗兰，像刺绣的一样。“我们还以为她裙子上是甲虫呢，”埃尔斯佩思姑妈悄悄对我说，“它让我们大吃一惊！”那以后派对就不像我原来设想的那么美好了；我注意到一些女士没有参与什么游戏，母亲的脸兴奋得发热，声音充满做作的热情，当她弹钢琴时，学过声乐的弗恩会唱“没有爱人的生活是什么？”这时，女士们都显得拘谨，远远地拍着掌，好像这只是在炫耀。

下一年，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事实上会不断地对我说：“你们那个寄宿的女人怎么样了？没有爱人的生活如何？”我会解释说那是一部歌剧的片段，翻译过来的，她们就会大叫：“哦—是吗？我们还一直在为她感到难过呢！”

母亲希望她的派对会促使别人也举行这类的聚会，但是没有，或者有，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她们继续举办桥牌会，母亲说那是愚蠢、势利和假充内行。她渐渐放弃了社交生活。她说考特太太是个无知的女人，一次知识测试中竟然不清楚尤利西斯·恺撒是何许人—她还以为是希腊人呢—还犯了语法错误，混淆主格和宾格—附庸风雅的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

冬天，她加入了“伟大图书”讨论组，在市政厅会议室隔周星期二聚会。除了她，小组还有五个人，包括一个退休的医生，库伯医生，他表面很虚弱和谦恭，实际上却傲慢专横。他头发纯白，柔软，戴着宽领带式的围巾。他妻子在诸伯利住了三十多年了，几乎还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哪条街在哪里。她是匈牙利人。她有时会告诉人们她的名字，很华丽，像浅盘上的鱼，泛着银色光泽，鳞状的音节完整无缺，但是没有用，全城没有人能发出那些音来，更不要说记住了。开始时母亲很喜欢这对夫妇，一直想结识他们。应邀去他们家时欣喜若狂，看着他们在希腊度蜜月的照片，喝红酒，以免冒犯他们—虽然她不喝酒—听他们在诸伯利经历过的可笑而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和知识分子。她的这种敬意一直坚持过了《安提戈涅》，到《哈姆雷特》时感到有点泄气了，在《理想国》和《资本论》之后变得越来越黯淡悲观。好像任何人都没有思想，除了库伯夫妇自己；他们懂得的东西更多，他们见过希腊，听过H．G．威尔斯的讲座，他们总是正确的。库伯夫人和母亲意见不统一，她搬出母亲没有读过大学的事实，只念过—母亲模仿她的口音—落后的高中。母亲评价了他们讲给她的故事，确定他们有迫害综合征（“那是什么？”弗恩问，因为这类词汇刚开始流行），甚至可能有一点儿精神错乱。当时她没对我们提过，他们的房间里有股难闻的气味，喝了那红酒之后她不得不使用的厕所，也让人感到恐怖，满是黄色的浮渣。你从不清洗厕所，读柏拉图又有何益？母亲问完这话，又转到诸伯利的价值观上来。

第二年她不再去读书小组了。她报名参加了西安大略大学开办的叫作“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函授课程，她还给报纸写信。

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儿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着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像幻灯片一样，投射在当前的混乱背景上。

一开始，一切的一切的开始，出现的是那座房子。在一条长长的小巷尽头，有铁丝栅栏，两边都有松弛的铁丝窗格，在田野中间，那里的石头—寒武纪前地盾的一部分—像骨头从肉中支出来一样伸出泥土。我从来没在相片里见过的房子—也许它从来就没有照片—也没听母亲描述过，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烦的平淡语气说起：“那只是一间木屋—从来没有粉刷过。”尽管如此，在我脑海里，它就像在报纸上见到的一样普通—所有木屋中最光秃、黑暗和高大的一间，简单而熟悉，却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围困着恶魔，就像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

而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叫艾迪·莫里森的小女孩，我想一定是又瘦又高，留着短发，因为她母亲要确保她没有虚荣心，放学后会走长长的令人担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午餐桶敲打着她的腿。难道不是在十一月，地面冻得硬邦邦，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从铁丝上耷拉下来？是的，树林就在附近，幽灵般怪异，奇怪的断续的风把一条条树枝卷起。她会走进房子，发现火已经熄了，炉子冰冷，盘子和煎锅里凝固着男人们晚餐留下的油。

没有父亲的影子，也没有哥哥们的迹象，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不在家里逗留。她会穿过前屋，来到父母的卧室。在那里，她往往发现母亲跪在床上，在弯身祈祷。她现在能想起的，是母亲弯曲的背，比母亲的脸更清晰，窄窄的肩膀，脏脏的宽大晨衣外面套着灰色或茶色毛衣，脑后稀疏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绷得很紧，露出白得不健康的头皮，像大理石或香皂一样白。

“她是一个宗教狂。”母亲谈论着那个跪着的女人，其他时候，她会发现她仰面躺着，哭泣着—为了母亲不想了解的原因—用一块大而潮湿的布压着前额。有一次，她对基督教的笃信达到了疯狂的最后阶段，屠夫们就要来了的时候，她漫游到谷仓，想把一头小牛藏在干草里。讲述这些事情时，母亲的声音变得生硬，她相信自己受骗了，她的气愤和迷惘从来没有减轻。

“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我告诉过你她干了什么吗？我说过钱的事吗？”她吸了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对啊。她继承了一笔钱。她的一些家人有钱，他们住在纽约州。她得到了两百五十美元，不是很多，但当时还是很值钱的，你知道我们不富裕。你觉得这是贫穷。我们的贫穷没人能够想象。我记得我们桌子上的油布，磨出了窟窿，可以看得见光光的木板。已经成了碎片了。是破布不是油布。我有鞋穿也是穿男孩子的鞋，从哥哥他们那儿捡剩。那种农场连繁缕都不长。圣诞节我得到了一条海军蓝灯笼裤。我告诉你，我非常开心。我知道天冷起来是什么样子。

“哎。母亲拿到钱，订购了一箱子《圣经》。快递过来的。是最贵的那种，圣地的地图，书页上有金边，耶稣的话都用红色标出。精神贫困的人才是真正的贫困。精神贫困有什么了？她花得一分钱都没剩下。

“然后，我们就要出去发《圣经》。她是给那些异教徒买的。我想哥哥们在谷仓里藏了一些。我知道他们藏了，但是我不会蠢到要那样想。八岁我就穿着男孩子的鞋走遍了乡间，发《圣经》，连手套都没有。

“一个好处是，那让我永远地摆脱了信仰。”

一次她吃了黄瓜同时喝牛奶，因为她听说这两样东西合起来有毒，她希望死掉。她的好奇多过伤心。她躺下，希望在天堂里醒来，那是她听说过那么多次的地方，但是睁开眼睛却是另一个早晨。那也对她的信仰造成了影响。当时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大哥有时从城里给她买糖。他在厨房桌子旁刮胡子，用一面镜子对着灯。她认为他很虚荣，他有胡子，他收到女孩子的信从来不回信，而是随便放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地方。母亲对此似乎并不赞成。“我对他不存什么幻想，”她说，“我猜他和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现在住在新威斯敏斯特，在渡轮上工作。另一个哥哥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寄贺卡来，她也给他们寄。他们从来不写信，她也不写。

她恨的是二哥。他做了什么？她的回答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他邪恶，傲慢，凶残。凶残的胖子。他给猫吃爆竹。他把一只青蛙绑起来，剁成了碎块。他在牛饲料槽里溺死了母亲的小猫，它叫米斯蒂，后来又不承认。他还抓住母亲，把她绑在谷仓里折磨她。折磨她？他虐待她。

用什么？但是母亲从来不往下说了—那个词，虐待，她像吐血一样吐出来。于是我就自己想象她被绑在谷仓的样子，就像绑在树桩上，她哥哥，一个胖印第安人，叫喊着，在她旁边窜来跳去。但是她还是逃脱了，没有被剥掉头皮，没有被烫伤。故事进行到这里时，没有真正涉及她阴着脸说虐待的原因。我还没有意识到接近性的话题的边缘时笼罩她的那种忧郁。

她的母亲死了。她本来是去做手术的，两边乳房都有肿块。母亲经常说，她死在手术台上。在手术台上。我小时候经常想象她挺直身体躺在普通的桌子上，就躺在茶杯、番茄酱和果酱中间。

“你伤心吗？”我满怀希望地问，母亲说是的，她当然伤心。但是，她没有在这种境遇里久留。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很快她就要毕业了，她通过了入学考试，想到城里去读高中。但是她父亲不同意，要她待在家里管家直到嫁人。（“上帝呀，我会嫁给谁呢？”每次母亲讲到这里总会生气地叫道，“在这所有人都因为同系繁殖而变成斗鸡眼的世界尽头？”）在家里度过悲惨的两年后，她从一本她母亲的旧高中教材上自学了一些东西（她母亲结婚前是老师，然后突然迷上了宗教），她违抗了父亲的意志，步行九英里进城，每听到马蹄声就躲到路边的草丛里，担心是父亲他们赶着旧马车来抓她回家。到了卖鸡蛋认识的一处寄宿公寓，她敲门问能不能住在这里，在厨房帮工，招待客人。老板娘收留了她—这是个讲话粗野的好心人，大家都叫她席勒婆婆—暂时帮她瞒住了父亲，甚至还给了她一条粗毛呢花格裙，裙子太长了，第一天早上她穿着去上学，站在都比她小两岁的全班同学面前，按照在家自学的方式读拉丁文时，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每每回忆到这里，母亲都不禁会发抖，显出自怜的样子；她对过去年轻的自己感到惊奇。哦，如果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可以选择被谁人评判，完全赤裸，困难重重，狂欢而得意，那么那就是她的时刻。后来，也许会有妥协和错误发生，她虽然可笑却牢不可破。

就在寄宿公寓，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剥蔬菜，泡在水里准备午餐之用。清洗夜壶，喷撒滑石粉。那个镇子没有冲水马桶。“我是靠清洗夜壶来赚学费的！”她经常这样说，不管听众是谁。有很多人使用夜壶。银行职员，国家无线电台的接线员，教师拉什小姐。拉什小姐教会了母亲缝纫，给了她很多美利奴羊毛做衣服，一条黄色有花边的围巾（“它成了什么？”母亲愤怒而忧伤地问），还有古龙香水。母亲喜欢拉什小姐，她帮她清理房间，将盘子里和梳子上的头发留下，凑够了就用头发做了个小麻花辫儿，绕成环儿系在绳子上，当作项链。她就是那么喜欢她。拉什小姐教她识谱，在放在席勒婆婆前屋她自己的钢琴上练习，尽管她很少弹，她还是记得那些曲子怎么弹。《用你的眼睛为我干杯》，《塔拉的竖琴》和《阿盖尔漂亮的玛丽》。

后来，漂亮、会刺绣又会弹钢琴的拉什小姐怎么了？她嫁人了，死于难产。孩子也没活下来，像一个蜡做的娃娃躺在她的怀里，穿着长裙，母亲见过。

过去的故事总是讲不完，一遍又一遍，直到死亡，我想是这样。

比如，夏天的一个早上，席勒婆婆被发现死在床上，那时母亲刚完成四年的高中学业，席勒婆婆答应借给她一笔钱去读师范学校，等她当了老师再还。有一张字据，但是没有找到，或许，母亲认为，席勒婆婆的侄子和他妻子找到但是毁掉了。他们继承了房子和财产。世界上充满了这样的人。

所以母亲必须去工作了，她在欧文湾的一家大商店工作，很快就负责纺织品和小饰物。她和一个年轻人订了婚，他一直像一个影子—当然不是她二哥或席勒婆婆的侄子那种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也不像拉什小姐那么睿智可爱。不知什么原因，她被迫解除了婚约。（“他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她遇到了我父亲，他一定是她想象的样子了，因为她嫁给了他，尽管她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她绝不嫁给一个农夫（他经营的是饲养狐狸的农场，曾经以为他会以此发家；那真的有什么区别吗？），他的家人已经开始对她说些不友善的话了。

“但是你爱他。”我会坚决而热切地提醒她，想要这一点永远确定下来。“你爱他。”

“那是当然。”

“你为什么会爱他？”

“你父亲总是彬彬有礼。”

就只是这样吗？我感到困惑，觉得这里少了点儿什么，虽然也很难说究竟缺了什么，有什么不对头的。她的故事的开始是黑暗的幽闭，痛苦，然后是勇敢、挑战和逃离。挣扎，失望，更多的挣扎，有好心人也有恶棍。现在我希望，就像在所有重要的令人满意的故事中一样—有荣耀，有回报。和父亲结婚？我希望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我希望她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在弗莱兹路的尽头，我经常看着她走过院子，去倒洗碗水，高高地举着洗碗盆，像个女祭司，步履从容庄严，然后姿势优美地把水抛过栅栏。那时我觉得她是个强大的统治者，也很满足。她仍然有力量，但也许不像她认为的那么强大了。可她一点儿都不满足。不是一个女祭司。她的肚子总是大声地发牢骚，她不理会它所传达的信息或一笑了之，却让我尴尬得无法忍受。她的头发像棕灰色的草皮或灌木丛，每次烫发都变成小羊毛卷。她所有的故事都将以她为结局吗，以她现在的样子，只是以诸伯利我的母亲的身份？

一天，她到学校来了，代表百科全书公司给以“为什么买胜利公债”为题的优秀论文颁奖。她还要去波特菲尔德、蓝河和斯特灵的学校，那个星期她很自豪。她穿着糟糕的男子气的深蓝色套装，只在腰部有一枚纽扣，戴着栗色毡帽，她最好的帽子，但是我苦恼地发现上面有细细的灰尘。她做了简短发言。我眼睛盯着前面女孩的毛衣—淡蓝色，有块状的羊毛突出来—好像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就可以让我不至于淹没在耻辱中。她那么与众不同，轻快、满怀希望而直截了当，戴着她的栗色毡帽，开些小玩笑，自以为很成功。为了两分钱，她就会开始大谈她自己的学习经历，走九英里进城，还有夜壶。谁的母亲像她这样？人们对我做出狡猾、幸灾乐祸和怜悯的表情。突然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了—她说话的语气，不计后果匆匆忙忙的动作，她活泼可笑的手势（随时可能把校长桌子上的墨水瓶打翻），最要不得的是她的天真，她不知道别人在笑她，还认为这样就可以侥幸成功。

我憎恨她卖百科全书，憎恨她演讲，还有戴那种帽子。我不喜欢她给报纸写信。她那些关于地方问题、提倡教育和妇女权利、反对学校必修宗教课等等的信，会署名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其他的信会出现在城里报纸为女通讯员准备的版面上，那些信她使用笔名伊达公主，是她崇拜的丁尼生笔下的一个人物。它们充满冗长的装饰性描写，有关她逃离的乡下（今天早上，奇异的银霜结在每个枝条、每根电话线上，把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令人陶醉—），甚至还提到我和欧文（我的女儿很快就要长大成人了，也忘记了她的新身份，在雪中嬉戏），真叫我羞愧得牙根都疼。除了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别人都会对我说：“看见你妈妈在报纸上的信了吗？”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轻蔑、优越感和沉默的忌妒，那些人一辈子可以静静地待着，不必做任何不平常的事，说任何不平常的话。

我其实和母亲很相似，但总是隐藏起这一点，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有怎样的危险。

我们住在诸伯利的第二年冬天，有人来访。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锄人行道上的雪。我看见一辆大卡车在雪堤间缓缓开过来，几乎没有声音，就像一条鲁莽的鱼。美国车牌。我还以为是迷路的人。经常有人开到河水街的尽头—那里根本没有人费心立上“此路不通”的标志—等他们到达我们的房子前面就会开始疑惑了。

一个陌生人下了车。他穿着大衣，头顶灰色毡帽，冬天还戴着丝绸围巾。他高大笨重，下垂的脸上带着忧伤和傲慢。他令人恐慌地向我伸出手来。

“过来向我问好！我知道你的名字，但是我肯定你不知道我的！”

他径直向我走过来—我像木桩一样钉在地上，手里还拎着铁锹—吻了我的脸颊。甜甜酸酸的男性气味；美容水，不舒服的胃，干净的浆过的衬衫，某种秘密的毛茸茸的不洁之物。“你妈妈是艾迪·莫里森对吧，呃？”

没有人再管母亲叫艾迪了。这让她听起来很不一样—圆润，懒散，简单。

“你妈妈叫艾迪，你是黛拉，我是你舅舅比尔·莫里森。这就是我。嘿，我吻了你，你还从来没吻过我呢。你们这里管这叫作公平吗？”

这时母亲带着随意的刚涂上去的口红从房子里出来了。

“啊，比尔，你从来不提前通知，是吗？不过不要紧，我们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语气里有一种严肃，好像在争辩什么论点似的。

那么真的是她哥哥了，这个美国人，我的亲舅舅。

他转身朝车子招手。“你可以出来了。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会咬你。”

另一边的车门开了，一个高个子太太慢慢地，费了些力气才和帽子一起出来。那帽子一侧高一侧低，支着的绿色羽毛让它变得更高了。她穿着中长的银狐毛皮大衣，绿裙子，绿色高跟鞋，没有穿胶皮套鞋。

“那是你舅妈尼萝。”比尔舅舅对我说，好像她听不见或者不懂英语似的，好像她是地球上某种可怕的生物，需要专门鉴别似的。“你从来没见过她。你见过我，但是那时你太小了不记得。你没见过她。我是去年夏天才认识她的。以前见你我还是和卡丽舅妈一起，现在我娶了你尼萝舅妈。我们是八月份认识的，九月份结的婚。”

人行道的雪还没有清理干净。舅妈尼萝的高跟鞋磕磕绊绊地走着，抱怨着，说鞋里进了雪。她可怜地呻吟着，像个小孩子。她对比尔舅舅说“我差点儿扭伤了脚踝”，旁若无人。

“很快就到了。”他鼓励地说，拉着她的胳膊，搀扶着她走过人行道，上了台阶，穿过阳台，让我想起中国的小脚女人（我在市图书馆借来的《大地》里读到过），对于她们来说，走路是稀少和不自然的活动。我和母亲没有和尼萝打招呼，我们跟在后面，在光线很暗的厅里，母亲说：“欢迎你们！”比尔舅舅帮尼萝脱掉大衣，和我说：“来，把这个拿去挂起来。单独挂，可别和干活的脏衣服挂在一起！”摸着毛皮，母亲对尼萝说：“你应该去我们农场看看，你可以在活物身上看见这样的毛皮。”她的声调诙谐而不自然。

“她是说狐狸，”比尔舅舅告诉尼萝，“就是你大衣的材料。”他又对我们说：“我想她甚至不知道毛皮是从动物背上割下来的。她以为是在商店里加工的呢！”尼萝显得很惊异，也不太高兴，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的人，忽然被凭空扔到了外国，周围每个人都说着做梦也没听过的语言。适应新环境可能不是她的强项。为什么要适应呢？那会让她怀疑自己的完美。她是完美的，比我开始想的要年轻，也许只有二十二三岁。她的皮肤洁白无瑕，像粉红的茶杯；她的嘴就像是从勃艮第红酒色的天鹅绒裁下来贴上去的，她的气息甜美无比，还有她的指甲—让我震惊、喜悦，又有些许的疑惧，仿佛她太过分了—它们被涂成了绿色，来搭配她的衣着。

“很漂亮的大衣。”母亲不失尊严地说。

比尔舅舅抱歉地看着她。“你丈夫做这行赚不了什么钱的，艾迪，都被犹太人控制着。那么，你家里有咖啡这东西吗？让我和我的小妻子暖和起来？”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种东西。母亲和弗恩早上都是喝茶或波斯特（粉类冲泡饮料），那样比较便宜。母亲把大家带到餐厅，尼萝坐下，母亲说：“你不喝杯热茶吗？我们的咖啡全都喝光了。”

比尔舅舅从容应对。不要茶，他说，如果没有咖啡了他要去买些回来。“城里有食品店什么的吗？”他问我。“这城里一定有一两间。像这样大的城市，还有街灯呢，我看见了。我们开车去买些食物吧，让她们姑嫂好好聊聊。”

大车中散发着奶油巧克力的清香味道，我摇摇晃晃地坐在他旁边，一路途经河水街、曼森街、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在一排畜拉雪橇后的“红色前线食品店”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食品店？”

我没有表态。假如我说是，而却没有他想要的东西怎么办？

“你妈妈在这里买东西吗？”

“有时候。”

“那么，对我们来说这里就不错了。”

从那辆车上看去，那些拉雪橇的牲畜和放有几袋饲料的雪橇，“红色前线食品店”，还有整条街，显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诸伯利不再是我想象中那样独特和永久，而几乎是勉强凑合的，简陋不堪，根本够不上档次。

商店刚刚改成自助的，是城里第一间。过道窄得推不了购物车，但是有篮子可以挎在胳膊上。比尔舅舅要推车。他问城里有没有别的有购物车的商店，有人告诉他没有。决定之后，他开始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叫出货物的名字。好像商店里没有别人似的，好像只有当他叫他们，问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才会复活过来，好像商店本身不是真的，只是在他说他需要的那一瞬间才拼凑起来的。

他买了咖啡和罐装水果、蔬菜、干酪、枣儿、无花果、布丁混合料、通心粉和热巧克力粉，还有牡蛎罐头和沙丁鱼。“你喜欢这个吗？”他不断地问，“你喜欢这些吗？你爱吃葡萄干吗？脆玉米片呢？你要冰淇淋吗？冰淇淋在哪里？你喜欢什么口味儿的？巧克力的？你最喜欢巧克力吧？”最后我都不敢看任何东西了，不然他都会买的。

他停在塞尔利特橱窗前，那里有散装糖果柜。“你一定喜欢糖果。要哪种？甘草糖？水果果冻？花生糖？我们掺合着买一些吧，三种都要。那会让你很口渴的，花生糖吃了口渴。我们最好再买些汽水。”

这还没完。“这里有面包店吗？”他问。我带他去了迈克亚特面包房，他买了两打水果馅饼，两打表面撒了糖和坚果的小圆面包，半英尺高的椰味蛋糕。这就像我在家中读过的一个幼稚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设法实现了她的所有愿望，那种一下子过完所有日子的故事，结局当然总是悲惨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她爱吃的所有东西。我过去经常拿出书来，为了好玩把里面对食物的描写读了又读，不去理会随后降临的惩罚，因为神仙总是不喜欢贪婪之人。不过现在我认识到，太多真的不行。甚至欧文最后也会对这种白痴的慷慨感到沮丧，打破了奖励和开心的平衡。

“你像个神话中的教父。”我对比尔舅舅说，我想显得我并不幼稚，而且还带点儿讽刺，我还想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表示恐怕我并没有充分感觉到的感激之情。但是他把这当作简单的孩子气，我们到家后还重复给母亲听。

“她说我是神话中的教父，不过我还得付现金！”

“我不知道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比尔，你得带回家一些。”

“我们从来不会从俄亥俄州开车来这里买食物。你收起来吧。我们不需要。只要有巧克力冰淇淋做甜品，我就不管别的了。我爱吃甜食的口味从来没有变过。不过我瘦了一些，你知道，从去年夏天以来，我减了三十磅。”

“你还是不需要战争救济。”

母亲撤掉粘着一天的茶渍和番茄酱的桌布，换了张新的，她把它叫作马德拉桌布，那是她婚礼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小个子。小时候特别瘦。两岁时，差点儿得肺炎死掉。妈妈救了我喂养我。我很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变胖了。”

“妈妈，”他说，带着忧郁的奢望，“她真是地球上的那种圣人。我告诉尼萝她应该了解她。”

母亲惊异地看了尼萝一眼（她们姑嫂相互熟悉了吗？），但是没有说她是否认为这是个好注意。

我对尼萝说：“你要带小鸟儿图案的盘子还是带花儿的？”我只想让她说话。

“没所谓。”她说，声音很微弱，看着她的绿色指甲，好像它们是她在这里的护身符似的。

但是母亲在意。“摆上和桌子搭配的盘子，我们还没有穷到只有一套盘子！”

“你穿尼罗绿是因为你的名字是尼萝吗？”我问，还在刺激她。“这种颜色叫尼罗绿吗？”我认为她是个白痴，但是我却疯狂地崇拜她，感激她掷下的每个小而无味的单词。她达到了女性装饰的极致，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完美的造物存在；看着她，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这么漂亮。

“我的名字叫尼萝只是巧合。”（她可能连“巧合”这个单词的发音都不太准确。）“在我听说尼罗绿之前它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

“我不知道还有绿色的指甲油。”

“你得订购。”

“妈妈希望我们待在农场上，一直过同样的生活。”比尔说，遵循着自己的思路。

“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住在农场上。你在那里连繁缕都种不了。”

“经济方面不总是唯一要考虑的，艾迪。还要考虑靠近大自然。没有这些—你知道的，到处跑，做些对你没好处的事情，过奢侈的生活。忘了基督教。妈妈觉得这种生活不错。”

“自然有什么好的？自然完全是一种动物掠食另一种动物。自然仅仅是大量的浪费和残忍，也许从自然的角度不是，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就是这样。残酷是自然的法则。”

“我不是那个意思，艾迪。我不是说野生动物之类的。我是指我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没有多么舒适的条件，我同意你的话，但是我们生活简朴，辛苦工作，空气新鲜，妈妈是我们的精神榜样。她去世得早，艾迪，她死得很痛苦。”

“打了麻醉剂的，”母亲说，“严格说来，我希望她死的时候不怎么痛苦。”

晚饭时，我告诉舅舅她卖百科全书的事。

“我去年秋天卖了三套。”她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她只卖了一套，还在努力争取两个有希望的客户。“现在乡下有钱了，你知道。是由于战争。”

“对农民兜售赚不了什么钱。”比尔舅舅说着，趴在盘子上慢条斯理地吃着，就像老人一样。他看起来很老。“你说你卖什么来着？”

“百科全书。书。是精装的。我小时候要是在家里能有这样一套书让我放弃什么都行。”这大概是我第五次听她这样声明了。

“你受了教育。而我没有。那没有影响我。你不能卖书给农民。他们很理智。不会随便花钱。钱不是买那类东西的。钱是要用来投资的。如果你目标明确的话，钱要投在财产和投资上。”他开始长篇大论，讲有关买卖房产的事情，夹杂着复杂的追溯，不断纠正细节。买进，卖出，再买进，建造，传闻，威胁，风险，安全。尼萝根本没听，而是把盘子上的罐头玉米推来推去，用叉子一次刺起一粒—这种孩子气的把戏，是甚至我和欧文都不能逃脱处罚的。欧文一声不吭地吃着，口香糖粘在大拇指指甲上，母亲没有注意。弗恩不在，她去镇医院看她妈妈了。母亲听她哥哥讲话，带着不赞成但又参与其中的狡猾表情。

她的哥哥！这才是关键，这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这个比尔舅舅是母亲的哥哥，这个可恶的坏男孩，天性残忍，狡猾，敏捷，恶魔一般，是那么可怕。我一直盯着他，试图把那个男孩从这个淡黄色的人身上拉出来。但是我找不到他。他消失了，窒息了，像一条小斑点蛇，曾经有毒又活跃，埋在一袋粉里边。

“记得毛虫吗，它们总是爬到马利筋草上？”

“毛虫？”母亲怀疑地问。她站起身，拿来一个小的铜把儿刷子和平底锅，那也是结婚礼物。她开始扫除桌布上的碎屑。

“秋天它们爬到马利筋草上。它们是在找奶，你知道—草里面的汁。它们喝光它，变得很胖，昏昏欲睡，然后钻到茧里去。她在草上找到一只拿进房子里—”

“谁呀？”

“妈妈，艾迪。还有谁会惹这个麻烦？你回来时它已经在那了。她发现了这只毛虫，拿进来，把它放在门上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不会伤害它，但是我像男孩子一样爱玩。它在茧里待了一冬天。我忘记了它在那里。复活节晚餐后我们坐在那里—复活节星期天，外面刮着暴风雪—妈妈说：‘看呀！’看，她说，我们都朝门上看，那个东西开始动了。茧刚刚变薄，它从里面拉动着，努力着，累了就停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工作。它花了半个小时，或许四十分钟，我一直盯着看。接着我们看见蝴蝶出来了。好像茧最后变得虚弱了，像破布一样掉了。那是一只黄蝴蝶，有斑点的小东西。它的翅膀低垂着，粘在一起。它要努力展开翅膀，不停地努力，让一只翅膀拍动起来。然后是另一只，等两边都有点儿力量了，就低低地试飞一下。妈妈说：‘看看它。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你们在复活节看到的。’千万别忘记。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后来它怎么了？”母亲不偏不倚地问。

“我不记得了。不会坚持很久的，那样的天气。不过，很好玩儿—一只翅膀，一只翅膀地展开。慢慢飞一下。第一次用它的翅膀。”他带着歉意笑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笑。然后他看起来很疲倦，还有些失望，胳膊交叠在肚子上，那里发出威严的、必不可少的消化的声音。

那是同一座房子。同一座房子，在那里，母亲过去经常发现火熄灭了，她的母亲在祈祷。在那里，她把牛奶和黄瓜一起吃下肚，希望升到天堂里去。

比尔舅舅和尼萝待了一整晚，睡在前屋的沙发上，可以拉出来搭成床的那种。尼萝长长的、散发着香水味儿的、瓷釉般的四肢是那么亲密地放在舅舅那一身懒肉旁边，迎着他的气味。我没有想象他们可能还会做什么，因为我想使人发痒的性游戏只属于小孩子，体面的大人是不做的，他们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只是为了生小孩。

星期天早上，他们一吃完早餐就走了，我们没有再见到他们。

几天后母亲突然对我说：“你舅舅快要死了。”

差不多是晚饭时间，她在煮香肠。弗恩还没有下班，欧文刚练完曲棍球，正把冰鞋和棍子放回后厅。母亲把香肠煮得硬而闪亮，外表颜色很深；我们总是这样吃。

“他快要死了。星期天早晨他坐在这里，我进来烧水，他告诉我的。他得了癌症。”

她继续用叉子翻滚着香肠，报纸上撕下来的字谜完成了一半，放在炉子旁边的台子上。我想起比尔舅舅去闹市区，买黄油烘饼、巧克力冰淇淋和蛋糕，拿回家来吃。他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他胃口一直很好，”母亲说，好像她也在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活不长了，胃口却好像并没有减小。谁知道呢？也许吃少一点儿，他能活得久一些呢。”

“尼萝知道吗？”

“她知道什么有什么要紧。她嫁给他只是赚点儿饭票。她会过得不错的。”

“你还恨他吗？”

“我当然不恨他。”母亲快速而有保留地说道。我看着他坐过的椅子，有一种害怕被玷污的恐惧，不是对癌症而是对死亡本身。

“他说他在遗嘱里给我留了三百美元。”

那么现在，除了回到现实，还能做什么？

“你打算拿那笔钱来做什么？”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的。”

前门开了，弗恩走进来。

“我总可以买一箱《圣经》吧。”

弗恩刚一进来，欧文就从另一扇门进来了。屋子里仿佛有一只翅膀或一把刀一闪而过，疼痛的感觉非常强烈，但是迅疾消失了。

“有一个四个字母的埃及神，”母亲说着，皱着眉在思考字谜，“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伊希斯。”

“伊希斯是个女神。你真让人感到意外。”

不久，雪开始化了；泛滥的瓦瓦那什河漫过河岸，冲走了路标、栅栏柱和鸡舍，然后退去；路上几乎可以划船了，母亲下午又开始外出了。父亲的一个姑妈—是哪一个无所谓—说：“现在她不能给报纸写东西了。”

信仰之年

我们住在弗莱兹路尽头那边的房子时，母亲还没学会开车以前，我们经常走路进城。城就是指诸伯利，在一英里外。她锁门时，我要跑到大门口，看路的两边，确保没有人过来。那条路上除了邮差和班尼叔叔还会有谁呢？我摇摇头，她就会把钥匙藏在阳台的第二根柱子下，木头已经腐烂了，露出一个小洞。她认为会有盗贼。

我们背后是格兰诺兹沼泽，瓦瓦那什河，还有远处的山，都空荡荡的只有树木，不是出于地理知识缺乏，有时我觉得那就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就是沿着最多两道车辙宽的弗莱兹路，来到了这个尽头，路中间长着茂盛的车前草和繁缕。我总是想着盗贼的事情。我想象他们只有黑白两色，忧郁专注的脸，专业的服装。我想象他们在不远处等待着，比如沼泽旁长着蕨类的湿软的野地，等待着，对我们的房子和里面的一切一清二楚。他们知道涂金的蝴蝶手柄的杯子；我的珊瑚项链，我觉得很难看还扎人，别人却说很有价值，因为是父亲的姑妈海伦环游世界时从澳大利亚寄来的；结婚前父亲买给母亲的一条银手镯；一只有日本图案的黑碗，看起来很宁静，是结婚礼物；母亲白中带绿的拉奥孔墨水池（镶在桌上），是高中毕业成绩优异的奖励—那条蛇巧妙地缠绕和遮住了三个男性雕像，我永远都无法知道他们下面有没有大理石生殖器。盗贼最想要的就是这些，我明白，但是他们不会行动，除非我们的粗心大意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和贪婪，让它们看起来的确具有了价值和独特之处。我们的世界切实地反映在盗贼的头脑中。

当然，后来我开始怀疑盗贼的存在，或者至少他们会这样行事。依我看，他们的方式极有可能是很偶然的，他们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们的贪婪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近乎无意。当我不那么相信他们的存在时，我可以轻易地沿着河边去沼泽，但是好一段时间，我想着他们，怀念对他们的想象。

在我脑海里，上帝的形象远没有盗贼那么清晰、纯粹。母亲不太愿意提起他。我们属于—至少父亲和父亲的家族属于—诸伯利的联合教堂，弟弟欧文和我小时候都在那里受洗，显示出母亲这边令人吃惊地软弱或慷慨；也许孩子的出生让她成熟了，也迷惑了。

联合教堂是城里最现代、最大也最繁荣的教堂。在教会联合时，它纳入了所有以前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公理会教徒和一大批长老会成员（包括父亲的家族）。城里还有四个教堂，都很小，相对贫穷，按照联合教堂的标准来说，都走向了极端。天主教堂是最严重的一个。它是白色的木制建筑，简单的十字架，立在城北部一座小山上，为天主教徒举行特殊的仪式，像印度教徒一样，他们的圣像、告解和圣灰星期三的聚会都奇异而神秘。在学校，天主教徒是一个虽然很小但并不怯懦的部落，大多是爱尔兰人，他们不待在教室里受宗教教育，而是被允许到地下室去，猛敲管子。很难把他们的粗暴吵闹和奇特而危险的信仰联系起来。父亲的姑妈，我的姑奶奶，住在天主教堂对面，经常拿他们“有点事儿就急着告白”开玩笑，但是他们可以告诉你，他们知道，婴儿的头骨，女修道院地板下那些被勒死的修女，是的，肥胖的牧师和妓女，还有黑人老主教，这些可不仅仅是玩笑。这些都是真的，有讲述这些事情的书。一切都是真的。就像学校里的爱尔兰人，教堂建筑也显得与此不符，空荡，简单，直接，无法让人联想到骄奢淫逸和流言蜚语。

浸礼会教徒也很偏激，但是完全不带邪恶，倒有些喜剧的味道。有社会地位的要人都不加入浸礼会，所以连波克·蔡尔兹这样给城里送煤和收垃圾的人，都能在里面成为领导人物，成为长老。浸礼会教徒不可以去舞会或看电影。女士不准涂口红。他们朗诵赞美诗的声音很大，嬉戏耍闹，心态乐观，尽管生活节俭朴素，他们的宗教却比任何其他教派都更通俗开心。他们的教堂离我们后来在河水街租的房子不远；很端庄，但也很时髦很可怕，是用灰色水泥砖建造的，碎石砌的玻璃窗。

长老会则由那些剩下来的拒绝加入联合教堂的人组成。大多是老人，他们反对星期天练习曲棍球，并且唱圣歌。

第四类教会是圣公会，没有人了解它，也没有人怎么谈论它。在诸伯利，它没有威信或资金支持，不像在那些残存着古老的家庭契约，或者有某种军事或社会团体维持它的运作的城市。定居瓦瓦那什郡和建立诸伯利的是来自英国北方的苏格兰圣公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派教徒。因此圣公会在这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流行，也不像加入天主教或浸礼会那么有趣，甚至不能像长老会那样有强大的说服力。不过，教堂里有钟，是城里唯一的教堂钟，我觉得钟是教堂里应该有的好东西。

联合教堂内部，光滑的金色橡木的靠背长凳摆成带有民主意味的扇型，中心是讲道坛和唱诗班。没有祭坛，只醒目地陈列着管风琴。彩色玻璃上描绘着行奇迹的耶稣（虽然不是把水变成酒）或寓言故事。星期天的圣餐礼上，红酒是用托盘传递的，装在小而厚的玻璃杯里，就像每个人都在吃茶点一样。甚至也不是红酒而是葡萄汁。这就是星期天大家统一着装聚集而来的教堂。狮子会成员也会来，拿着紫色流苏的帽子。医生、律师和商人传递盘子。

我的父母亲很少去教堂。父亲穿着不习惯的套装，显得恭敬而缄默。祷告时，他会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前额搭在手上，闭上眼睛，礼貌而矜持。母亲则一分钟都不会闭上眼睛，很少低头。她会坐在那里谨慎但不加掩饰地东张西望，像一个人类学家在记录一个原始部落的行为。她听布道的时候，身子挺直，眼睛明亮，怀疑地咬着口红；我担心她随时会跳起来，对什么事情发起挑战。她很明显没有唱圣歌。

我们在城里租的房子有一个房客叫弗恩·道夫提，她在联合教堂唱诗班。我会和她一起去教堂。我一个人坐着，是家庭唯一在场的人。父亲的姑妈住在城的另一端，不经常这么远道而来；反正诸伯利电台上也有礼拜的广播。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首先，很可能是为了让母亲心烦—虽然母亲没有直接反对—并以此引起别人对我的兴趣。我可以想象人们看着我，然后说：“你看见那个约旦小女孩了吗，每个星期天都是独自一人？”我希望激起人们对我的兴趣，被我的虔诚和坚持不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母亲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有时，我把诸伯利人看成一大批观众，我的观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对每个住在那里的人，城里的其他人都是观众。

但是在我们搬过来的第二年冬天—我十二岁那年—我的理由改变了，或者说是具体化了。我想解决有关上帝的问题。我一直在读关于中世纪的书，越来越对信仰感兴趣。上帝的存在对我来说一直是有可能的，现在我明确地渴望着他，深受折磨。他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需要确信，需要说明他存在的证据。我去教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我不能对任何人说。

刮风下雨的星期天，下雪的星期天，喉咙痛的星期天，我都怀着这个不能说出的希望坐在联合教堂；希望上帝，至少对我，会像一道光亮，耀眼和清晰地出现，出现在现代的靠背长凳上；希望他像一片萱草在管风琴下突然开花。我觉得必须严密地藏起这个希望；以热情的声调、语言或手势透露这个希望，会像放屁那样不妥当。在仪式指向上帝的前半部分（布道会以时事问题开始），人们脸上引人注意的那种凝聚力很强的表情，是母亲尤其反对的，她气愤而疑惑，仿佛要一下子站起来，质问所有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在教堂里你从来遇不到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唯一的关键是他赞同什么，或通常他不赞成什么。祝福结束后会有一阵骚动，好像每个人都打呵欠一样舒服地放松下来，虽然实际上没有人打呵欠，人们站起来，愉快而放松，祝贺一般地互致问候。这样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发痒，闷热，沉重和沮丧。

我没想过向任何信徒提出我的问题，甚至牧师麦克劳林先生。那会是无法想象的尴尬。同时我也感到担心。我担心信徒会支支吾吾地维护自己的信仰，或者解释自己的信仰，那对我将是一种挫败。比如，如果麦克劳林先生万一对上帝的理解还不如我切实，那对我即便不是绝对令人气馁的事情，也是相当大的挫败。我宁愿相信他的理解很有把握，也不想去试探。

不过，我的确想过把我的问题带到另一间教堂，圣公会。因为那只钟，因为我好奇另一个教堂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仪式，圣公会教堂是唯一可以尝试的。自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打算，而是和弗恩一起走到联合教堂的台阶处，在那里我们分开，她要绕道去小礼拜室换上唱诗班的服装。她一走开，我就转身向反方向，走过两倍的路程，去圣公会教堂，回应那只钟的邀请。我进去，希望没有人注意我。

大门外有遮雨门廊，用来挡风。然后是一个又小又冷的入口，地上铺着棕色的席子，赞美诗堆在窗子的壁架上。然后我进到教堂里面。

那里显然没有炉子，门口只有一个小型取暖器，发出家里那种不断的噪音。过道上整个铺着一条同样的棕色席子；不然就只有木头地板了，没有打蜡或油漆，宽宽的木板，有时在脚下会感到震颤。两边各有七八条靠背长凳，就是这样了。两条唱诗班的长椅子和长凳呈直角摆放，一架风琴在一边，讲道坛—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立在另一边，像鸡棚一样。然后是栏杆，一道台阶，接着是一个小小的高坛。高坛的地上铺着旧地毯。一张桌子，一对银烛台，粗呢边的捐款盘，还有十字架，看起来好像是表面覆盖了银纸的纸板，像舞台上的王冠。桌子上方是霍尔曼·亨特《耶稣敲门》的绘画的复制品。我以前没有见过这幅画。上面的耶稣和联合教堂窗子上创造奇迹的耶稣有些细小却非常重要的差别。他看起来更加富丽堂皇，更有悲剧性，他的背景也更阴暗和丰富，更有异教或至少地中海风情。我习惯了主日学校的彩色蜡笔画上他无力的牧羊人形象。

教堂里总共有大约十二个人，包括荷兰修道士、屠夫夫妻和女儿格洛里亚，她上五年级。只有我和格洛里亚是四十岁以下的人。还有一些老年妇女。

我刚好赶上时间。钟声停了，风琴开始弹奏圣歌，牧师从唱诗班前面的侧门进来，那一定和小礼拜室是相通的。唱诗班有三位女士和两名男士。牧师是一个长着圆脑袋，样子很开心的年轻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知道圣公会没有钱来独立支付牧师的费用，是与波特菲尔德和蓝河共同聘请的；他一定是住在这些地方之一。他袍子下穿的是雪靴。

他讲话带英国口音。亲爱的教友们，《圣经》让各个地方的人了解并忏悔我们人类的过失和邪恶……

每条长椅前都有可以跪在上面的木板。大家都悄悄走到前面，迅速打开祈祷书，牧师讲完后，其他人相应说些话。我浏览了从面前的架子上找到的祈祷书，但是找不到他们读的地方，所以就干脆听他们说。过道对面，前一排的座位上，有一个高个子的金发老妇，戴着黑色天鹅绒头巾。她也没有打开祈祷书，她不需要。她笔直地跪着，向空中仰起白垩色的狼一般的侧面—让我想起家里百科全书上一个十字军可恶的肖像侧面—她的声音高过教堂里的其他人，实际上已经主宰了其他声音，让它们接近模糊失真的边缘，她的声音响亮，潮湿，富有旋律，悲哀却令人欢快。

……我们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却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失去了健康，但是，你，主啊，怜悯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主啊，请宽恕他们承认的错误吧。让悔过者重新做人；按照你的诺言，以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名向人类宣布……

在同一行祷文上，牧师接着继续说，声音纤细、悦耳，虽然有点儿拘谨的英国口音。这种对话不紧不慢地进行，抑扬顿挫，充满信心，将生动的情感蕴含在最优雅的声道中，齐声祷告，最后达到完全的安静平和。

上帝啊，怜悯我们

基督，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我从来不知道但总是怀疑的东西，就在这里存在着，那就是所有卫理公会、公理会和长老会教徒已经畏惧地废除的—宗教的戏剧性。从一开始我就非常开心。许多事情都令我满意—跪在硬木板上，起来再跪下，听到耶稣的名字时要对着圣坛点头。我喜欢朗诵信条时那些奇异华丽的连祷；我喜欢偶尔读耶稣（Jesus）的名字时省略最后的“s”，让他听起来更高贵和神秘，像一个圣人或印度神；我喜欢讲道坛上的横幅，丰富、古老又俗套的设计。教堂的贫穷、卑微、简陋和光秃让我满意，还有弥漫着发霉或老鼠的味道，唱诗班有气无力的声音，参加礼拜者的孤立隔绝。如果他们在这里，我感觉，那么很可能是真的。在其他场合显得完全虚伪、没有生命的仪式，在这里却有一种贯彻始终的庄严。那种辞藻的华美和建筑及陈设的贫乏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我不能感受到上帝，至少我可以感受他昔日的力量，真正的力量，不是他现在在联合教堂拥有的那种力量；我可以记得他模糊的虚构的等级制度，有关节日和圣徒的可爱的发霉的日历。它们都在祈祷书里，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圣徒的日子。有人保存它们吗？圣徒的日子让我想到与诸伯利迥然不同的事情—敞开的干草堆，一半用木材搭建的农舍，祈祷钟和蜡烛，雪中的一队修女，修道院回廊的散步，一切都那么安静，一个织锦挂毯的世界，安稳可靠。如果能找到或回想起上帝，一切都将是安全的。那时你就会看到我看见的东西—地板上单调的纹理，平板玻璃窗映出细小的树枝和飞雪的天空—看到创造的事物就要消失的陌生而急切的痛苦。对我来说，显然这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世界原本的样子—如果所有原子，原子系，始终安全地在上帝的头脑里急速旋转。在确信这一切之前，人们何以安息，何以呼吸和存在？可他们确实在继续存在，所以他们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而母亲呢？作为我的母亲，她可以不算在内。但是即使她，陷入绝境时也会说是的，是的，一定有某种东西—某种设计。可是浪费时间想这些没有用，她警告说，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如果我们花上足够的时间思考，开始努力改善这里的生活，那么现在就是改变的时机；等我们死后会弄清楚剩下的事情，如果有的话。

甚至她也不愿意说什么也没有，看着自己和世界上每一条树枝，每一块石头，每一根羽毛，一起在巨大无助的黑暗中散漫飘浮。不。

我想象的上帝和善并没有联系，考虑到我听到的所有有关罪和邪恶的事情，这也许有点奇怪。我相信只凭信仰就可以获救，只要抓住灵魂。但是我真的想要它发生吗，我真的想要它发生在我身上吗？是又不是。我想要它发生，但是我明白它必须是一个秘密。否则我怎么能和母亲、父亲、弗恩、我的朋友内奥米以及诸伯利的其他人一起活下去？

牧师在门口轻快地和我说话。

“在这样的寒冷的早上见到漂亮年轻的女士真是开心。”

我和他握手时很费力，因为我偷了一本祈祷书藏在外套里，弯着胳膊夹住。

“没在教堂里看见你。”弗恩说。圣公会的礼拜比我们的短，布道也很简洁，所以我有时间回到联合教堂的台阶处，在她出来的时候碰到她。

“我在一个柱子后面。”

母亲想知道布道的内容。“和平，”弗恩说，“还有联合国之类的，等等。”

“和平，”母亲令人愉快地说着，“那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呢？”

“他完全支持联合国。”

“那么我想上帝也是。多么让人安慰。不久前他和麦克劳林先生还支撑战争呢。他们两个真是善变啊。”

一星期后，我和母亲在沃克商店，戴黑头巾的高个子老妇人走过来和她说话，我担心她会说出在圣公会教堂看见我的事，但是她没有提。

母亲对弗恩·道夫提说：“我今天在沃克商店看见老谢里夫太太了。她还戴着那帽子。让我想起英国警察。”

“她总是到邮电局来，如果三点钟她的报纸没到就当众吵闹，”弗恩说，“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母亲试图打发我走开，但是没有成功—我想，她只是走形式吧，她只说过一次让我离开，但并不管我是否真的照做了。从弗恩与母亲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谢里夫太太家里有不寻常的麻烦，使她变得有些古怪和疯狂，或者是她的古怪和疯狂给家里造成了问题。她的大儿子死于酗酒，二儿子几次进出避难所（在诸伯利他们总是这样叫精神病院的），女儿自杀了，实际上是投河自尽，就在瓦瓦那什河。她丈夫？他开纺织品店，是社区的核心人物，母亲冷淡地说。也许他有梅毒，弗恩猜测说，遗传到下一代，损害了大脑。他们都是伪君子，那些穿硬领衬衣的老头子们。母亲说谢里夫太太很多年都穿她死去的女儿的衣服，在家里种花种菜，一直到穿坏为止。

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红色前线食品店”忘了给她定一磅黄油，她拿着斧子追赶杂货店的伙计。

基督，怜悯我们吧。

也是在那个星期，我做了一件粗俗的事情。我要求上帝回应我的祈祷来证明自己。祈祷和“家庭科学”有关，我们在学校每周四下午上一次这种课。我们学习编织、钩边和刺绣，还有踩缝纫机，这些事情我们一样都做不来。我的手被汗水弄得黏糊糊的，“家庭科学”教室本身，那三架古老的缝纫机，裁剪案板和敲碎了的假人，在我看来就是折磨人的竞技场。事实上就是这样。老师福布斯太太肥胖而矮小，脸像涂了颜色的胶皮赛璐珞娃娃，大多数女孩都让她很高兴。但是我笨手笨脚，我的短而粗的手总是把应该镶边的手绢或者悲惨的钩边弄皱弄脏，让她气得跳起来。

“看看这丑陋的活儿，太不像话了！我听说过你，自以为记忆力好（我以快速背诵诗歌闻名），可是你缝的针脚让任何六岁的孩子都会感到羞耻！”

现在她让我尝试学习给缝纫机穿线。我不想学。我们在做贴花郁金香围裙。一些女孩已经完成了郁金香或者在镶边，而我还没有缝上腰带呢，因为我不会给缝纫机穿线，福布斯太太说她不想再教我了。她怎么教我也没有用；在我面前，她的手带着轻蔑灵巧地穿梭，令我震惊和眼花缭乱，彻底束手无策。

于是我开始祈祷：请让我星期四不去给缝纫机穿线。我在脑海里重复了好几遍，快速、认真而冷静，仿佛在施魔咒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恳求或讨价还价。我没有要求任何超常的东西，如“家庭科学”教室失火，福布斯太太在街上把腿摔断之类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调停干预。

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没有忘记我。刚一开始上课，我就被叫到机器旁边。我坐在那里，试图弄清楚该把线放在哪儿—毫无希望放在正确的地方，但总得放在什么地方，以表明我在努力—她过来站在我身后，厌烦地喘着气；像平时一样我的腿开始发抖，抖得很厉害，以致我的脚踩到了踏板，机器开始动了，虚弱地空转着。“好吧，黛尔。”福布斯太太说，她的声音让我吃惊，当然不友好，但也没有生气，只是精疲力竭的感觉。

“我说好啦。你可以起来啦。”

她拿起我绝望地想拼凑成围裙的碎片，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

“你学不会缝纫，”她说，“就像音盲的人学不会唱歌一样。我已经尽力了，我认输。跟我来吧。”

她递给我一个扫把。“如果你知道怎么扫地，我想要你把屋子扫一下，把废纸片扔进纸篓，负责保持地板干净，做完后可以坐到这边的桌旁—背诵诗歌，我才不管呢。”

尽管当众受辱，我还是感到轻松和开心，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认真地扫了地，然后拿出从图书馆借的写苏格兰的玛丽女王的书来读，很丢脸但是没有负担，独自在教室后面。开始时我想，所发生的事情简直不可思议，我祈祷的事实现了。但是不久我开始产生了疑问：假如我没有祈祷，也许照样会发生吧？我无法得知；我的实验无法控制。一分钟接一分钟，我变得更加吝啬和不领情。我怎么能确信？当然这太微不足道了，上帝显然不会这么快注意到如此琐碎的要求？好像他是在炫耀。我想要他以更神秘的方式行动。

我想要告诉别人，但不能告诉内奥米。我问过她相不相信上帝，她立刻轻蔑地说：“我当然相信，我不像你妈妈那样。你认为我想要下地狱吗？”我不再和她谈论此事。

我挑中了弟弟欧文。他比我小三岁。他曾经敏感而轻信。在农场上我们有一间旧木板棚，可以在里面玩过家家，他坐在木板的一端，我拿给他花楸果，告诉他是玉米片。他都吃光了。他还在吃的时候我想到它们也许会有毒，但是我没告诉他，为了我自己的威信和游戏的重要性，后来我慎重地决定保守这个秘密。现在他学会了滑冰，练习曲棍球，靠在栏杆上往我头上吐唾沫，他成了一个普通男孩。

但是在某些方面他看起来仍然脆弱而年幼，对我来说，他的追求是迷惘而无望的。他参加比赛。这是母亲的遗传，她时刻准备迎接外界的挑战和希望。他喜欢奖品：可以看到月球上环形山的望远镜，可以让东西消失的魔术师的工具箱，制造炸药的化学装置。如果他早知道，他可能会成为炼金术士。不过，他不信奉宗教。

他坐在房间的地上，用纸板刻小小的曲棍球队员，排成队，来打比赛；他战栗而全神贯注地玩着这庄严的游戏，似乎居住在一个离我很远的世界（真实的世界），一个如此不相关，其种种骗局薄弱得令人心碎的世界。

我坐在他身后的床上。

“欧文。”

他没回答，他玩游戏时不喜欢别人打扰。

“你认为人死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欧文反抗地说。

“你相信上帝让你的灵魂活着吗？你知道你的灵魂是什么吗？你相信上帝吗？”

欧文转过头，迷惑地看了我一眼。他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也没有什么可表现的，除了他的单纯的冷漠。

“你最好相信上帝，”我说，“听着。”我告诉他关于我的祈祷和“家庭科学”课。他不高兴地听着。我所感觉到的那种需要他没有。这个发现让我气愤。他似乎茫然，毫无防备，却像个有弹力的硬皮球。如果我坚持，他会听，如果我坚持要他同意，他也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想他内心里完全不在意。真愚蠢。

从现在起，当我发现他独自一人时，我会经常威吓他。别告诉妈妈，我说。我只能在他身上尝试我的信仰；我得有一个人。他的极度缺乏兴趣，他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满意，是我忍受不了的，我不断地敲打他；我还觉得，既然他比我年幼，并且那么久以来一直听我的话，他有义务跟随我；他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反叛的标志。

在我房间里，我把门关上读《普通祷告词》。

有时走在街上，我会闭上眼睛（欧文和我过去常常玩的，装瞎子）对我自己说—皱眉，祈祷—“上帝，上帝，上帝。”然后我会想象，经过危险的几秒钟之后，一朵明亮的浓云降临到诸伯利，包裹住我的头颅。但是我的眼睛惊慌地睁开，我无法放它进去，也不能让自己出去。我还担心撞到什么东西，被人看见，丢丑。

耶稣受难节到了。我准备出去。母亲进了客厅说：“你戴上贝雷帽干吗？”

是时候表明立场了。“我要去礼拜。”

“没有礼拜。”

“我去圣公会教堂。他们耶稣受难节有礼拜。”

母亲无奈地坐在台阶上。她带着打探、苍白、激怒的表情审视着我，就像一年前，她在草稿本上发现我和内奥米画的画一样，那是一个丰满的裸体女人，长着气球般的胸部和一大片蓬勃、漆黑的阴毛。

“你知道耶稣受难节是为了纪念谁吗？”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简洁地回答。

“那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日子。那是他们告诉我们的。现在你相信吗？”

“是的。”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母亲说着，跳了起来。在客厅的镜子里，她大胆地看着自己暗淡的脸。“那么，好吧。用血解救。这是个可爱的想法。你也可以学习阿兹特克人剜出活人的心，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太阳就不会升起和沉落。基督教也好不到哪里去。你认为一个要求血的上帝会怎么样？血，血，血。听听他们的圣歌，都是有关血的。直到有人在十字架上吊了六小时或九小时才感到满意，这样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如果我是上帝，我不会这样残忍。一般人不会这样残忍。我没有算上希特勒。也许他们曾经是，但是现在不是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知道。”我真诚地说。

“上帝是人类创造的！不是上帝创造人类！上帝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我们希望是在比现在低等和残忍的发展阶段创造的。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我和牧师辩论过。我愿意和任何人争辩。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能够有道理地反驳这一点的人。”

“我可以去了吗？”

“我不拦着你，”母亲说，尽管她实际上已经走到了门口，“去经受一下吧。你会明白我是对的。也许你像我母亲一样。”她认真地盯着我的脸，想看看有没有宗教狂的迹象。“如果你是，我想我也是管不了的。”

母亲的论说没有让我灰心，即使是别人这样说我也不会动摇。尽管这样，我穿过城里时还是在寻找反面观点的证据。商店都锁上了，窗帘也放了下来，这个事实让我感到安慰。它们证明了一些东西，不是吗？如果我一路上敲所有房子的门，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吗？—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并且无疑会带着惊讶和尴尬。

我意识到我自己不太在乎，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我只想要上帝。但是如果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是通向上帝之路，我会继续努力的。

耶稣受难节那天，不合时宜地温和晴朗，垂冰滴水、坠落，房顶蒸汽升腾，街上有小溪流淌。阳光透过教堂的普通玻璃窗。因为母亲的缘故，我迟到了。牧师已经站在前面。我溜进后排凳子，戴天鹅绒围巾的女士—谢里夫太太—气愤地白了我一眼；也许不是生气，只是夸张地吃惊；好像我是坐在了栖木上的一只鹰的旁边。

不过我见到她很兴奋。我高兴见到所有人—六个，八个，或十个，真实的人，他们戴上帽子，离开自己的房子，穿过融雪的街道，出现在这里。他们这样做不可能没有理由。

我想找到一个信徒，一个真正的信徒，我可以释放疑虑的人。我想从这样的人身上汲取力量，让自己振作起来，而不是和他们交谈。开始我以为会是谢里夫太太，但是她不行，她的疯狂让她失去了资格。我的信徒必须是理智而能给人启发的。

啊，主啊，出现吧，来帮助我们，以你的名义解救我们。

啊，主啊，出现吧，来帮助我们，以你的荣誉解救我们。

看看耶稣，是他带走了世人的罪。

我开始想象耶稣的痛苦。我紧紧握住双手，这样我就可以把一个指甲用全力压进另一只手掌心里。我手指弯曲地挖着，却连血也没有流出；我感到惭愧不安，知道这无法让我分享他的痛苦。上帝，如果他有辨别力，会不屑于这样的愚蠢的（但是他有吗？看看圣徒们做的，并获得了认可的事情）。他会知道我真正的想法，试图把它们赶出我的大脑。那就是：耶稣的痛苦真的那么深重吗？

当你知道，他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会完整地复活，明亮而永恒，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然后审判活人和死人，他的痛苦还有那么深重吗？很多人—也许不是全部，甚至是大多数人，如果他们能够确信像他那样死后复活，会将自己的肉体交付给相似的痛苦。事实上很多人做到了，那些圣徒和殉教者。

好吧，但是有差别。他是上帝，对他来说更多的是降级，是屈服。那个时候，他是上帝，还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儿子？我无法彻底弄清。他是否明白整个事件是有目的的，最后一切都没问题，还是他的神性暂时熄灭了，以致他只看到失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带有预言的有关衣服和命运的绵长圣歌之后，牧师走上讲道坛说，他将做一个有关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临终遗言的简短布道。这正中下怀。结果，耶稣最后的话比我知道的要多。他以“我渴望”开始，他说这就表明，耶稣在身体上和我们在同样情况下一样，要承受相同的痛苦，一点儿也不会少，而且他不耻于承认和求助，给可怜的士兵一个以沾了醋的海绵获得恩典的机会。“人，注视你的儿子……儿子，注视你的母亲”，说明他最后或者几乎是最后的时刻还在想着他人，当他离开后让他们互相安慰（虽然他并没有真的离开）。即使在痛苦和受难中，他也没有忘记，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美好和重要。“今天你将和我同在天堂”表明，他仍在关心着吊在旁边十字架上的罪人，被社会摒弃的罪犯。上帝呀，你不憎恨你创造的一切……不希望罪人死亡，而是要他摆脱邪恶继续做人—

但是为什么—我忍不住这样想，虽然我知道这会带给我痛苦—为什么上帝要憎恨他创造的一切？如果他憎恨，为什么要创造？如果他是按照他的意愿创造，它就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这或多或少推翻了关于罪的整个思想，不是吗？那么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牺牲？布道对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让我迷惑，让我的看法有了争议，甚至让我感觉讨厌耶稣了，虽然我不能承认，因为不断有人指出他的尽善尽美。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牧师简洁地，非常简洁地说，耶稣和上帝失去了联系。是的，即使是他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失去了这种联系，在黑暗中绝望地呼喊。但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必须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疑惑，我们的悲惨是和耶稣同样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困惑很快就会过去。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它们要这么快地过去？也许那是耶稣最后、最真实的呼喊，人们听到的最真实的东西？我们至少有必要这样设想，不是吗？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点。假如他呼喊，死去，不再复活，不再发现那都是上帝难解的戏剧呢？有痛苦。是的；想象他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真的。全都不是真的。那么手脚撕裂的痛苦也比不上那种清醒后的痛苦。看穿这个世界，经历他所经历的，说他说过的话，然后看到—什么也没有。说说吧！我在内心对牧师叫喊。啊，说说吧，把它亮到明处吧—然后战胜它！

但是我们做我们力所能及的，牧师也只能到此为止。

几天后我在街上遇见谢里夫太太。我这次是一个人。

“我认识你。你一直在圣公会教堂做什么？我还以为你是联合教堂的呢。”

雪差不多都化了，河水流淌，每个星期六，欧文和我分头去弗莱兹路的农场。班尼叔叔住了整个冬天、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住着的房子—他只有一些周末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简直太脏了，根本不能算是房子了，就像是室外扩建的棚子。厨房油布的图案没有了；灰尘本身形成了图案。班尼叔叔对我说：“现在清洁女工来了，正是我们需要的。”可我不这么认为。整个地方都是狐狸的腥臊味儿。到晚上炉子才有火，门是大敞四开。外面有乌鸦在泥泞的田地里叫着，河水涨得很高，闪着银光，地平线的轮廓神秘地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我忘掉然后又记起来。狐狸紧张地叫着，这是母狐狸生幼崽的季节。大人不允许欧文和我接近围栏。

欧文在白蜡树下的绳子上荡秋千，就是我们去年夏天荡秋千的地方。

“梅杰咬死了一只羊！”

梅杰是我们的狗，虽然它不特别在意欧文，欧文还是很喜欢它。它是一只金棕色混血牧羊狗，去年夏天太懒惰了，连车都不追，光是在阴凉处睡觉；不论醒着或睡去，它都有一种迟缓的参议员般的尊严。可是现在它在追羊；老了反而开始犯罪了，就像一个骄傲的并且到目前为止小心谨慎的老参议员可能会公然堕落。我和欧文去看它，欧文在路上说羊是波特家的，他们的土地挨着我们的，他们家的男孩子从卡车上看见梅杰，停下车，跳过栅栏大叫着，但是梅杰已经把一只羊和其他的分开，一路追赶过去咬死了它。

咬死了！我想象羊浑身是血，被撕开的情景；梅杰一辈子从来没有捕猎或咬死过任何一个活物。“它要吃吗？”我感到疑惑而厌恶，欧文不得不解释说从某方面来看是个意外。好像那只羊可能是奔跑而死，惊吓而死，它们那么软弱、肥胖和恐慌；尽管因为体形的缘故，梅杰获得了战利品，满嘴都是羊脖子上温暖的毛，搞了突然袭击，并且有点儿撕咬的动作。然后它要飞跑回家（如果它能飞跑的话，梅杰！），因为波特家的男孩们跟来了。

它被绑在谷仓里，门开着，以便让它透透光和空气。欧文跳起来跨到它身上，弄醒了它—它总是很快醒来，庄重，并不忙乱，很难知道它究竟是不是真的睡了，还是假装的—欧文和它在地上打滚，想和它玩。“老杀羊犯！老杀羊犯！”欧文说，骄傲地拍打着它。梅杰忍受着，但是不再像平时那样顽皮；他好像只是以这种令人惊骇的方式恢复了青春活力。它俨然以施恩的态度舔着欧文的头顶，等欧文放开它，就又躺下去睡了。

“要把它拴起来，这样它就不能去追羊了，这个老杀羊犯。波特家的人说，如果再让他们逮到，就开枪杀了它。”

这不是开玩笑。梅杰的确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父亲和班尼叔叔来看它，在谷仓地板上，它装出一副威风和无辜的样子。班尼觉得它命运已定。他认为染上追羊习惯的狗不可能有希望再摆脱掉。“一旦它尝到滋味，”班尼叔叔边说边抚摩着梅杰的头，“就会染上这个嗜好。就不能留着它了，一个杀羊犯。”

“你是说要杀掉它？”我大叫着，并不是完全出于对梅杰的爱，而是因为让一个大家都认为有喜剧色彩的故事这样结束未免残忍。就像白发的参议员因为令人尴尬的恶作剧被当众行刑。

“杀羊凶手不能留。为赔偿它咬死的羊，会害得你一贫如洗。如果你下不了手就让别人干吧。”

我让父亲说句话，父亲说，也许梅杰不会再追羊了。毕竟它被拴起来了。如果必要，以后可以一直拴着，直到死，或者至少等到它摆脱这段老年的智力衰退期，那时它会衰弱得什么也追不了；要不了多久的。

但是父亲错了。班尼叔叔充满讥笑的悲观主义是对的，他悲哀的预言得到了满足。一大早梅杰就挣脱了囚禁。谷仓的门是关着的，但是它撕开没有玻璃的窗子上的铁丝网，跳了出去，跑到波特家又开始了它新发明的游戏。早餐时它回来了，但是波特家农场上咬断的绳子和碎玻璃，还有死掉的羊都说明了问题。

我们正在吃早饭。父亲在城里过夜。班尼叔叔打电话告诉了他。父亲回来，走到桌子前说：“欧文，我们不能要梅杰了。”

欧文开始颤抖，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父亲简单地述说了狗的逃脱和死羊的事。

“哎呀，它已经是只老狗了。”母亲带着虚伪的热心说，“它已经老了，它一辈子过得不错，谁料想现在会变成这样呢，都是老年的疾病和痛苦。”

“它可以来住这里，”欧文胆怯地说，“那样它就找不到羊了。”

“那样的狗不能住在城里。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回来。”

“想想要在城里把它拴着，欧文。”母亲用责备的口吻说。

欧文起身离开桌子，没再说什么。

母亲也没有叫他回来说对不起。

我习惯了看宰杀。班尼叔叔喜欢打猎，用陷阱抓麝鼠，每年秋天，父亲都要杀狐狸卖毛皮，赚钱养家。一年中，他把老了、瘸了或没有用的马杀掉喂狐狸。我以前曾经做过两个噩梦，隔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我还记得。一次我梦到去父亲的肉类储藏间，谷仓旁边一间有纱窗的棚子，夏天他把杀掉的马剥皮挂在钩子上。棚子在海棠树的树荫下；纱窗上爬满苍蝇，变成了黑色。我梦见我向里望，并不意外地发现他真正挂在里面的是剥了皮的肢解人体。另一个梦和英国历史有关，是我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的。我梦见父亲在厨房门外的草地上竖了一块普通的粗陋的木头，把我们排成一行—欧文、母亲和我—要砍我们的头。不会疼的，他告诉我们，好像我们只是怕疼，一下子就好了。他友好、镇定、通情达理的样子，令人厌烦地有说服力，解释说这全是为了我们好。逃跑的思想在我脑海里挣扎着，就像掉进油里的鸟，无助地伸着翅膀。这种合情合理，这么简单、熟悉又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安排，这疯狂又被视为安宁的表情，都吓得我动弹不得。

白天我不那么害怕这些梦意味着什么。我从不担心经过肉棚，或听见枪响。但是当我想到梅杰要被射杀，当我想象父亲像平常一样，仪式性地，不紧不慢地上子弹，唤着梅杰，它习惯了人们带枪，不会有任何怀疑，他们两个走过谷仓，父亲找一个好地点—我又看到那通情达理的亵渎神明的脸的轮廓。我反复思索的是这种故意性，有预谋地选择把子弹射入大脑让系统停止运转—这种选择和行动，不论多么必要与合理，是认可让死亡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不可避免，而是因为人们想要这么做—那些大人、管理者、刽子手们想要这么做，带着善良却毫不留情的面容。

我呢？我不想要它发生，我不想要梅杰死，但是我心中充满遗憾的同时也满怀兴奋。我想象的行刑场面，让我感到一刹那的黑暗—真的绝对令人讨厌吗？不。我想着梅杰的轻信，对父亲的感情—它确实喜欢父亲，以那种矜持的方式，就像它对任何人的爱一样—它半盲的开心的眼睛。我上楼去，看欧文怎样接受这个现实。

他坐在卧室地板上，在玩抓子游戏。他没有哭。我暗自希望能说服他去闹事，不是因为我认为会有什么用，而是觉得剧情需要。

“如果你祈祷梅杰不被杀它就不会被杀吗？”欧文以苛刻的声音说。

我从没有想过要祈祷。

“你祈祷不给缝纫机穿线你就真的不需要穿线了。”

我悲哀地看到宗教和生活不可避免的冲突出现了。

他站起来，站在我面前紧张地说：“祈祷。怎么做？现在就开始！”

“你不能，”我说，“为这样的事情祈祷。”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我本可以对他说，因为我们不祈祷让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而是祈祷拥有力量和恩典去承受发生的一切。一个好方法，但可恶地含有挫败的意味。但是我没有想这一点。我只是在想，并且知道，祈祷不会阻止父亲出去，沿弗莱兹路开车去拿枪，叫“梅杰！过来，梅杰—”。祈祷不会改变那一切。

上帝不会改变它。如果上帝站在善良、仁慈和怜悯的一边，他为什么让这些东西那么难以达到呢？不要介意说，那才让痛苦显得值得；不要介意那一切。祈祷行刑不发生是没有用的，很简单，因为上帝对这些抗议不感兴趣，它们和他无关。

有没有不存在于教堂之内，通过咒语和十字架也无法做出安排的上帝，真实的上帝，真正存在于世界上，像死亡一样陌生和不可接受？可能有奇异、冷漠、不可相信的上帝吗？

“你怎么祈祷的？”欧文固执地问，“要双膝跪下来吗？”

“那不重要。”

但是他已经跪下了，手紧握在身体两侧。然后不是低头而是用力地仰起脸。

“起来，欧文！”我粗暴地说，“不会有用的。不会有效的，欧文，站起来，好孩子，亲爱的。”

他用攥紧的拳头狠狠地打我，始终没有睁开眼睛。祈祷的时候，他的脸显示出几种绝望而隐秘的表情，每一种都似乎是责备和揭露，像剥开皮肤的血肉一样让人目不忍睹。看到有人有信仰，接近信仰，比看见有人把手指剁掉更难受。

传教士们曾经有过这样震惊和羞耻的时刻吗？

变迁和仪式

男孩子的憎恨是非常危险的，激烈而炽热，神奇的天赋权利，像七年级读物中讲的亚瑟王的石中剑。相对来说，女孩子的憎恨，似乎模糊而眼泪汪汪，蹩脚地带有自卫性质。男孩子会骑着自行车冲向你，堂而皇之地劈开你所处的空间，毫无自责和同情，仿佛他们希望车轮上装有刀子。而且他们什么都说。

他们会轻声地说：“你好啊，小傻瓜。”

他们会说：“哎，你的屁眼在哪儿？”语调开心得令人作呕。

他们说的话剥夺了你想要的自由，把你降格为他们眼睛中的形象，而那就足以让他们取乐了。我的朋友内奥米和我彼此叮嘱“假装没听见”，因为我们骄傲得不想走到街道另一边来回避他们。有时我们会对他们大叫：“回到牛饲料槽里洗洗你们的嘴，干净的水你们不配！”

放学后我和内奥米不想回家。我们看莱森戏院的电影广告和摄影师橱窗里的新娘子，然后去图书馆，它是市政厅里的一个房间。市政厅大门一侧的窗子上写着“女—息—室”。另一边写着“公—阅—室”。缺失的字母从来没有补上。不过大家都学会了读懂它们的意思。

门旁边有绳子，从圆顶塔的钟下面垂挂下来，一侧的褐色标志写着：损坏图书罚款一百美元。农夫的妻子们坐在女士休息室的窗旁，戴着方巾，穿着橡胶套鞋，在等候丈夫来接她们。图书馆里除了管理员贝拉·费潘，很少有什么人。她聋得像石头，因为小儿麻痹症瘸了一条腿。委员会让她做图书管理员，因为她干不了正当的工作。大多数时间她待在桌子后面，用垫子、毛毯、饼干罐、轻便电炉、茶壶和缠绕的漂亮丝带组成了一个窝。她的爱好是做针垫。它们都是一个样式：顶上是一个穿着丝带的丘比特洋娃娃，给针垫围了一圈裙摆。她给诸伯利每个出嫁的女孩都送一个。

我曾经问她在哪里找什么东西，她爬过桌子，跛着脚艰难地沿着书架走去，拿了书回来。她递给我，用聋子孤寂的声音大声说：“有一本有趣的书。”

那是《芭芭拉·沃斯的胜利》。

图书馆充满了这类书。它们古老的封面，浅蓝、绿色或棕色，已略微变软变松。前面总是有淡淡的水彩女士肖像，穿着庚斯伯罗绘画中的服装，下面写着：桃乐茜女士独自在玫瑰园，更适合思考这个神秘信息的地方。（第112页）

杰弗里·方诺、玛丽·科里利、《大卫家的王子》，有趣的、让人怀念的、卑鄙的老朋友们。我读过它们，不再读了。我非常熟悉其他书的书脊，书名的每个字母的弯度，但是从来没有碰过它们，没有拉出来看看。《乡间传教士的四十天》。《女王的和平与战争》。它们就像你年复一年每天在街上遇到的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只不过是面熟而已，在诸伯利这样的小城甚至也会这样。

我很开心待在图书馆里。印刷的书页构成一面面墙壁，那是如此繁多的受造世界的证据—这对我是个安慰。内奥米则相反，这么多书对她是负担，让她感觉压迫和怀疑。她过去经常读书—女孩子的怪诞小说—但是现在长大了不再读了。这在诸伯利是正常的，读书就像咀嚼口香糖，是一种开始成人严肃而满足的生活时，就要放弃的习惯。大多数未婚女士会坚持这个习惯，可对男人来说却是可耻的事。

我看书时为了让内奥米保持安静，会找到一些她根本不相信会写进书的东西给她读。她坐在贝拉·费潘从未用过的小活梯上，我给她拿了厚厚的绿色《克丽丝汀·拉芙兰斯达忒》，找到克丽丝汀生第一个孩子的部分，一小时接一小时，一页又一页，写的都是她的流血和痛楚，蜷伏在稻草堆上。把书递给她时，我感觉有些悲哀。我总是在背叛某个人或某些人，似乎这是唯一继续下去的方法。这本书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不想生活在十一世纪，甚至像克丽丝汀一样在稻草堆上生小孩—当然前提是我可以生活在那个时代—尤其是有一个像鄂伦德那样的恋人，一个如此不完美的皮肤黝黑的孤独骑手。

内奥米读完后找到我问：“她必须结婚吗？”

“是的。”

“我想也是。因为如果女孩子必须要结婚，她不是死于难产就是九死一生，或者有别的问题。或者兔唇或畸形足，再不就是智力障碍。我妈妈见过的。”

我没有和她争辩，尽管我不相信她的话。她妈妈是有经验的护士。根据她的说法—或者内奥米宣称是她的看法—我听说婴儿生下来有胎膜的会成为罪犯，男人和羊交配生下皱巴巴的有毛小动物，人脸羊尾，死后保存在什么地方的瓶子里。还有一些疯女人不知怎么用衣服架弄伤了自己。我信或不信这些怪事，要看我当时的心情是轻松还是恐惧。我不喜欢内奥米的妈妈，她的声音刺耳，喜欢虚张声势，眼睛暗淡而突出—和内奥米一样—她还问过我是否开始来月经了。但是任何经历生死，必须目睹、接触那些事情—大出血、多肉的胞衣、惨死—的人都不得不倾听，不论这些怪事会带来怎样的消息。

“书上有没有写到他们做那事儿？”

急于证明内奥米眼神里对文学的渴望的合理性—就像牧师试图证明宗教多么有实际作用，并且有趣—我翻了半天才找到克丽丝汀和鄂伦德在谷仓里躲避的情节。但是她并不满足。

“那就是描述他们做那事儿的场面吗？”

我指出克丽丝汀心里的想法：这就是所有歌里面赞美的事情吗？

我们出来的时候，天就要黑了，农夫们的雪橇朝城外滑去。内奥米和我搭上了一辆去维多利亚街的雪橇。农夫裹着围巾，戴着毛皮帽子，就像戴头罩的古斯堪的那维亚人。他转身骂骂咧咧地让我们下去，但是我们赖在上面，像带胎膜出生的罪犯，因为开心的挑战而得意；我们靠在雪橇上，边缘抵着肚子，用脚把雪踢飞起来，到了曼森街角，我们才冲向路边的雪堤。拾起书喘过气来，我们对着彼此大喊。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你们这些小混蛋，下去！”

我们希望同时又担心街上的人会听到我们讲粗话。

内奥米住在曼森街，我住河水街，这是我们友谊的基础。我刚搬进城来时，早晨内奥米会在家门口等我，她家就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她会说：“你怎么那样走路？”

“哪样？”我说。她就奇怪地扭来扭去地走，茫然的样子，下巴缩在衣领里。我不太高兴但还是笑了。她的批评只是她个人的。我吃惊而高兴地发现，她把我当朋友看。我以前从没有朋友。朋友干预我的自由，让我多少变得不诚实，但也扩展了生活并带来共鸣。这样叫喊诅咒着，冲向路边的雪堤，是不能一个人做的。

现在我们太了解对方了，无法不继续做朋友。

内奥米和我报名管理黑板，放学后留下来擦黑板，把红白蓝的刷子拿到外面，在学校的砖墙上磕掉粉尘，用粉笔摆出扇形的图案。进来的时候，我们听到教师办公室传出陌生的音乐，范里斯小姐在唱歌，我们想起来了，那是小歌剧。对了。

每年三月，学校上演小歌剧，发动了各方面的力量，暂时改变了一切。范里斯小姐负责，平时她没有什么事情干，只教三年级，她每天早晨弹的《土耳其进行曲》，伴着我们走回教室。联合教堂的风琴师博奥斯先生，每周来学校两天，教音乐。

博奥斯先生引来了人们的关注和轻视，因为他不同于普通的老师。他身材矮小，柔软的胡须，圆眼睛湿漉漉的，像吮过的饴糖。而且他是英国人，战争开始时，从陷落的雅典逃生过来的。想象博奥斯先生漂泊在北大西洋的救生船上！冬天，即使从停车处跑到学校，他都气喘吁吁，气愤不已。他总是拿一台录音机来教室播放《1812序曲》这样的东西，问我们对这段音乐有何想法和感觉。因为只习惯于实际的一般的提问，我们就看着地板，咯咯笑，身体颤动着，就像对一个猥亵问题做出反应一样。他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说：“我想你们不是没有什么想法，而是不用心去听。”他耸肩的样子，对于老师来说，过于敏感，也过于个人化了。

范里斯小姐是本地人。她原来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曾经走过这些长长的楼梯—有两处因为年深日久的踩踏已经凹陷了，那时一定是别人在弹《土耳其进行曲》（因为一开始上课就必须有音乐）。人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艾莉诺。她住在曼森街靠路边自己的小房子里，内奥米家也在那附近，她去联合教堂做礼拜。她还去滑冰，整个冬天每周傍晚一次，穿着自己做的深蓝色天鹅绒衣服，因为她不可能买得起。衣服镶着白色毛皮边，她戴着相配的白皮帽子和皮手笼，她的裙子又短又宽，有浅蓝色的塔夫绸镶边，她还穿白色的舞蹈紧身裤。这样的装束暴露了很多，而且不只一个方面。

范里斯小姐也不年轻了。她的头发染成棕红色，束成二十年代的式样；她总是涂上两团胭脂和轻率微笑的口红唇线。她绕着圈滑，让天蓝色条纹的裙子飞舞。尽管如此，她显得很干巴，僵硬而天真，她的滑冰更像是学校老师的示范动作，而不是自我的展示。

她的衣服都是自己做。她穿高领衫，朴素的长袖子，或农民的拉带和曲折型花边，或在下颌和手腕处有一团泡沫似的白色花边装饰，或大胆的亮纽扣，带有小亮片。人们确实会嘲笑她，好像她不是诸伯利土生土长的。我母亲的房客弗恩说：“可怜的人，她只是想抓住个男人。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去这样做，我认为。”

如果那是她的方式，它并不奏效。每年，在她和博奥斯先生之间，都会建立起假想的浪漫，或丑闻。通常是在准备小歌剧期间。人们会报告说，他们两个一起挤在钢琴凳上，他的脚在踏板上轻推她的脚，有人听见他叫她艾莉诺。但是当你凝视她的脸时，各种奇特的流言蜚语就都粉碎了，她瘦小的脸骨骼突出，有意识地擦了胭脂，显得很生动，嘴角闪动着细纹，眼神明亮惊讶。她追求谁都不可能是博奥斯先生。尽管这样，弗恩说，她追求的也许不是男人。

小歌剧是她的激情所系。一开始她谨慎地投入热情，在迷蒙的雪天的下午两点，当她和博奥斯先生进入教室时，我们半梦半醒，抄写着黑板上的东西，一切如此安静，可以听见屋子下面深处水管里汩汩的水声。她差不多是耳语般地低声让大家站起来唱歌，博奥斯先生给我们发了谱子。

你认出穿着大衣的快乐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黎明时的约翰·皮尔吗

你认出站在很远处的约翰·皮尔吗

在早上，还有他的猎犬和马？

我们的老师麦肯纳也是学校校长，他继续在黑板上写着，以此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尼罗河谷被三个周边的沙漠保护着，免于遭到侵略，它们是利比亚沙漠、努比亚沙漠和阿拉伯沙漠。他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到最后他还是会无能为力。小歌剧会一直继续，推翻他的所有规则，还有他划分得像火柴杆栅栏似的时间。现在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多么有策略呀，庄严地踮着脚在教室里转，低头倾听每个人的声音。这不会持久。目前整个小歌剧由他们两个控制，但是到时候他们就会放手，它会像马戏团的气球一样膨胀，我们只需要坚持下去就行。

他们轻轻地示意一些人坐下。我也要坐下，我高兴地看到，内奥米也被叫坐下了。他们让其他人再唱，招手让他们需要的人向前迈一步。

排演小歌剧是不可预知的事情。像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你可以从停战日把罂粟花环拿到纪念碑那里，到上演少年红十字会节目，还有穿过奇怪的空荡荡的大厅，把谱子拿给一个个老师，事先看出谁大多数时间被选中，谁偶尔被选中，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选中。名列前茅的是玛乔里·考茨，她父亲是律师和省立法会成员，还有格温·蒙迪，父亲是家具店的经营者和所有者。没有人反对他们的位置。的确，如果自由选举少年红十字会官员，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自己认为的适当人选。在城里和学校，围绕他们多年的善意，让他们成为最佳人选—自信而有外交手段，谨慎而善良忠厚。那些在工作中或去纪念碑的路上变得独断专行的人，在大厅里读老师的谱子希望找到些什么的人，是不受信任的，他们只是偶尔被选中，他们野心勃勃，又没有把握—就像阿尔玛·科迪，一个传播性新闻的专家，再比如我和内奥米。

在另一方面，像玛乔里和格温一样可靠的人，却从来没有被选中过—一个叫比乌拉·鲍维斯的胖女孩，她的屁股能盖满整个座位—男孩子把笔尖插在她的座位上—还有从来不吭声的意大利女孩，经常因为肾病缺席，以及一个虚弱的爱哭的白化病男孩，父亲是开杂货店的，他总是带着一袋袋橡皮糖、鸡骨头和蛋奶甘草甜点等生存必需品。这类人坐在教室后排，不会被要求大声朗读，不会被叫到黑板上做算术题，都会收到两份情人节礼物。（一定是玛乔里和格温不怕被玷污，给每个人都送卡片。）他们一年又一年，一个年级又一个年级，在梦幻般的不受侵犯的孤独中度过。意大利女孩将是我们中第一个死去的，那时我们还在高中；那样我们就会惊愕地记起，带着迟来的自豪。

“不过她曾经和我们同班。”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现美妙的歌喉。那绝不是比乌拉·鲍维斯，或意大利女孩，或白化病男孩，但是它也许存在，并且很近。会像某种战利品一样被范里斯小姐和博奥斯先生争夺的，只有坐在我后边的男孩，我会把他放在偶尔被选中的名单末尾：法兰克·威尔士。

我本不应该吃惊。我每天早晨听见他在我后面唱《上帝拯救国王》，每周一次，在博奥斯先生来上课时，唱《约翰·皮尔》和《美丽的阿夫顿河静静流淌》，还有“像公鹿渴望清凉的小溪一样，当它因奔跑而燥热”［很久以来我都把“公鹿（hart）”听成了“心（heart）”］。他的嗓音还是童声的高音，非常自然，实际上几乎不像人类的声音，纯净而孤独，像笛子吹奏出的音乐。（后来他学会播放的在小歌剧中代替他的录音机，就像他声音的延续。）他自己对拥有这样的嗓音很是漠然，不觉得有什么，当他停止歌唱，它就完全消失了，你不会想到和他有什么联系。

我只知道法兰克·威尔士的拼写很糟糕。他要把他的拼写交给我批改。然后再走到黑板前，温顺而泰然自若地，把每个单词写三遍。这样做似乎对他也没有什么帮助。很难相信这样的拼写实属平常，它像一个激烈而固执的玩笑，但是有关他的其他一切都无法表明这是真的。除了拼写，他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他很可能知道地中海在哪里，但是不会知道马尾藻海。

等他回来时，我在尺子上写“你演什么角色？”向后传给他，就像借给他一样。教室是停战区，中立而隐蔽，男生和女生是有可能交换信息的。

他在尺子另一面回复：“吹笛手。”

所以我知道我们要演的歌剧是《吹笛手》了。想到没有法庭的场面，没有侍女，没有漂亮的衣服，我很失望。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得到角色。范里斯小姐来为“农夫婚礼舞会”选舞者。

“我需要四个女孩，要挺胸仰头，脚上有乐感的。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还有谁？”她的眼睛一行行扫射着，在一些位置上停顿下来，然后停在我身上，我挺胸抬头，肩膀笔直，表情欢快，但为了保持自尊，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态度，我的手指在课桌下用力地绞成十字，那是秘密地表示幸运的手势。“艾尔玛·科迪—琼·甘尼特。现在要四个能跳舞的不会把幕拉下来的男生—”

当时我真是痛苦万分。假如我只是群众演员，被推到台后呢？假如我根本上不了台呢？班上的一些人不会上台，他们要坐在台下的阶梯长凳上，在博奥斯先生弹的钢琴两边，和那些被选来做合唱的低年级学生一起，全部穿暗色的裙子和白衬衫，白衬衫配深色裤子。我在那里坐了三年了，坐过了《吉卜赛公主》、《克立舞者》和《被盗的王冠》。意大利女孩，胖女孩，白化病男孩，可以想见都会坐在那里，直到《吹笛手》从头到尾演完。但是我不会！我不会！我无法相信会这样不公正，连台都不让我上。

内奥米也没有得到角色。我们在回家路上没有谈这件事，而是拿与小歌剧有关的一切取笑。

“你做范里斯小姐，我当博奥斯先生。啊，我的挚爱，我的小蜂雀，吹笛手的音乐让我痴迷疯狂，何时能让我紧紧把你抱在怀里，直到你的脊骨断裂，因为你瘦弱得这么让人心痛？”

“我并非瘦弱得让人心痛，我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的胡须让我起鸡皮疙瘩。我们该怎样对待博奥斯夫人？哦，我的爱人？”

“不要伤心，我甜蜜的天使，我会把她锁在黑暗的蟑螂滋生的储藏室里。”

“可是我担心她会逃出来。”

“那我就让她吞砒霜，把她锯成小块，冲到马桶里。不，我会用碱液把它们溶解在浴缸里。我会熔化她的金牙套，打成我们可爱的结婚戒指。”

“哦，你好浪漫啊，我的爱人。”

后来内奥米被选去做妈妈的角色，她的台词是：“啊，我可爱的小玛塔，早上我给你梳辫子时你怎么跳来跳去！哦，我竟然责骂了你！啊，但愿我现在还能看见你跳舞！”最后一场，她说：“现在我有多么感激啊，我永远不会讲邻居的秘密了，也不再是小气的长舌妇了！”我认为她被挑中是因为她矮墩墩的个子，容易化装成家庭主妇。有台词的人放学后要留下练习，我得自己回家了。母亲说：“小歌剧进展得怎么样了？”意思是问我有没有得到角色。

“他们还什么都没干呢。还没有挑演员呢。”

晚饭后我去曼森街，经过范里斯小姐的房子。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来回走着，没有在堆积的雪上弄出声音。范里斯小姐没有拉起窗帘，这不像她的做派。她的房子很小，像玩具小屋一般；蓝色百叶窗，尖屋顶，小山形墙，门和窗子上有扇贝形的木板。这房子是她用父母死后留给她的钱专门为自己建造的。虽然在电影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房子—装饰得迷人而古怪，看起来是为了玩乐，而不是居住—但在诸伯利还没有见过。和城里其他的房子相比，她的房子好像没有什么秘密和矛盾之处。人们说：“太漂亮了，看起来不像是真的。”他们没有别的可说了，没有什么可期待的。

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做的，过了一会儿，我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范里斯小姐走进教室，后面跟着琼·甘尼特，她让她径直走到我的桌子旁边，说：“站起来，黛尔。”好像我不用告诉就知道要做什么—她一副小歌剧的神态—让我们背靠背站着。我明白是琼的高度不合适，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太高还是太矮，所以我无法根据需要挺直或收缩。范里斯小姐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重重地移开。她靠得很近，我能闻到强烈的汗味儿，她的手微微颤动；细小、危险而兴奋的哼声从她身体里发出。

“你高了半寸，亲爱的琼。我们看看怎么把你装扮成妈妈。”

内奥米和我，还有其他人，交换了刻意装得平淡的眼神；麦肯纳先生皱着眉，敏锐地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

“你的舞伴是谁？”后来在更衣室争夺靴子时，内奥米小声问。我们要一排排出去，把户外穿的衣服拿进来，坐在座位上穿好，保持秩序。

“杰里·斯多利。”我坦白地说。我对舞伴的分配不满。舞伴应该要适合。格温·蒙迪和玛乔里·考茨，找到了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他们差不多是班上与她们相配的男伴，都聪明，爱运动，在重大场合表现得文雅体面；艾尔玛·科迪跟戴尔·麦克劳林，联合教堂牧师的儿子，高大，四肢松弛，白痴一般莽撞，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只眼睛游移不定。他差不多和维奥莱特·图姆斯在学校后面的自行车棚发生过性关系。我的舞伴是杰里·斯多利，他长着一头孩子气的羊毛卷，眼睛突出，不加掩饰的精明。他会在科学课上举手，用枯燥的鼻音描述他用化学装置做的实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元素，植物，地图上的河流和沙漠。他会知道马尾藻海在哪里。我们练习舞蹈的时候，他从来不看我的脸。他的手出汗。我的手也是。

“我同情你！”内奥米说，“现在大家都以为你喜欢他了。”

不要紧。现在小歌剧是学校唯一的大事。就像战争期间你无法想象人们战争前在想什么，担心什么，有什么新闻，所以，现在也不可能记得在小歌剧带来的这种兴奋、混乱和紧张以前，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放学后练舞蹈，上课期间也练，在教师休息室。我以前从没有去过老师休息室；看到有印花棉布帘的小碗碟橱、茶杯、轻便电炉、阿斯匹林瓶，还有粗笨的皮沙发，给人很奇怪的感觉。难以想象老师们和这些普通甚至简陋的家庭生活用品有联系。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景象接连出现。教师休息室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检修孔，一天我们来练习时发现，麦肯纳先生当着大家的面扭动着满是灰尘的穿着棕色裤子的双腿，从检修孔倒着爬下来，脚摸索着踩着折梯。他把纸板箱拿下来，范里斯小姐接了过去，叫着：“是的，那个，就是那个！啊，我们找到了什么，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到了财富！”

她猛地拉断了绳子，倒出红色、蓝色的粗棉布，边缘有装饰圣诞树用的那种金银线环。然后是一些贴着金银箔片的王冠。铁锈色的天鹅绒马裤，黄色涡纹花呢披肩，像纸一样薄的满是灰尘的平纹法官礼服。麦肯纳先生只是站在旁边，拍着裤子上的灰，好像并没人领他的情。

“今天不跳舞！男生出去，去打曲棍球吧。”（她以为男孩子不上学的时候就是玩曲棍球。）“女生，留下，帮我整理。我们这里的东西适合德国中世纪村子用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裙子太隆重了，它们到台上会碎掉的。它们用来演《被盗的王冠》时最漂亮。马裤适合市长吗？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得做市长的项链！还有法兰克·威尔士的服装，我们上次的吹笛手的服装大了一倍呢，是谁呢？我竟然忘了是谁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我们选他只是因为他那副好嗓子。”

“有几部不同的小歌剧？”格温·蒙迪说，她在老师面前很自在，语气礼貌而友善。

“六部，”范里斯小姐听天由命地说，“《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等我们演了一轮，又演到同一部，我们就全是新演员了，我们非常信任的观众就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的演出。”她拿起一件黑色印花棉绒斗篷，镶着红边，抖了抖，披在肩上。“这是皮尔斯·默里穿的，你们记得，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当然你们不会记得，那是1937年。后来他在空军里死掉了。”但是她讲这些的时候相当心不在焉；他在《吉卜赛公主》里扮演船长后，他的身上又发生了什么，这很重要吗？“每次他穿上都会摇摆—像这样—把衬里露出来。”她虚张声势地摇晃着身体。她在做舞台指导和舞蹈指挥时，都特别夸张，好像她想让我们震惊，进入忘我状态。她侮辱我们，说我们跳得像五十岁患关节炎的人，她说要在我们鞋子里放爆竹，不过自始至终她都在我们周围徘徊，好像我们有潜力跳得更可爱更投入，好像她可以从我们身上激发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的力量。

博奥斯先生进来拿录音机，他在教法兰克弹奏。他看到了摇摆的场面。

“热烈激昂地，”他带着英国式的冷静惊讶地说，“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

范里斯小姐，继续堂而皇之地摇摆着，殷勤地鞠躬，我们体谅甚至在那一刻理解了，她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遮住了胭脂的红晕，和博奥斯先生没有什么关系，那只和她自己的快乐行为有关。我们抓住了“热烈激昂地”，我们打算把这话传播开去。我们不懂也不在意它的意思，只觉得它很荒诞可笑—所有外来语本身都荒诞可笑—而且有戏剧般的爆发力。我们承认它使用得很是恰当。小歌剧结束以后，很长时间，每当范里斯小姐走过学校大厅，在上约翰街的路上经过我们，都要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这已经成了习惯（“参战的吟游少年—早上好，姑娘们！—已经离去—”），在她附近总是会俏皮地飘过这个短语。热烈激昂地，范里斯小姐。我们感觉这是给她最后的赞美，这让她振奋。

我们开始去市政厅排练。我记得，那里的礼堂宽敞通风，台上的帷幕是古老的深绿色天鹅绒，镶着金边。那些冬天黯淡的日子，灯光亮起来，但是没有照亮大厅的所有角落，有时范里斯小姐会躲到后面大叫：“我在这里听不到一个词！我什么都听不到！你们害怕什么？你们是不是要大厅后排的观众叫喊着要退票呢？”

她已经快到绝望的极点了。她手上总是拿着缝纫活儿。有一天她招手让我过去，给了我一片金线编织的辫子，要缝到市长的天鹅绒帽子上。她让我快去沃克的商店买九英寸配套的线。她确实在颤抖，她身体里的哼声更明显了。“别耽搁。”她说，仿佛她是派我去买急救药品一般，或者去送能够挽救一支军队的情报。所以我外罩没有扣好就奔出门外，诸伯利笼罩在刚下的雪中，大街上一派安静的毛茸茸白色；我身后，市政厅的舞台篝火般明亮，被狂热的献身精神点燃。创造不真实事物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小歌剧让我们从日常的惯性中解脱出来，记得麦肯纳先生让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同学忙于拼字比赛和心算，教室里像平时一样悲哀阴沉，我们现在都是范里斯小姐的支持者。我们把不同的角色合起来排演，看成一个整体。故事打动了我，现在仍然是。我想象着吹笛手是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的背信弃义能真正令他吃惊；世界利用了他，将他猛击，可他依然像汉弗莱·鲍嘉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即使是他的复仇（被改变的结尾搞砸了）似乎也没有恶意，而几乎是温柔，极其温柔的复仇，是为了更大的正义。我想到法兰克这个不可教的拼写者，轻易自然地融入了角色，并没有刻意努力。他每天在台上就像平时一样克制而冷静，的确如此。我第一次看出他像什么—长而窄的脑袋，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像金属丝做的擦鞋垫，忧郁的脸也可能成为喜剧演员，虽然在这里不是，脖子后面有疖子留下的旧疤，还长了一个新的。他的身体和脸一样瘦长，身高在班上的男生中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我矮不到一寸—走起路来快速而轻盈，就像那种既不需要刻意低调，又不需要引起特别注意的人。每天他都穿蓝灰色毛衣，胳膊肘有一块补丁，这种烟熏的颜色，普通、谨慎而神秘，对我来说，那就是他的颜色，他自身的颜色。

我喜欢他。我喜欢吹笛手。我喜欢法兰克·威尔士。

我得和什么人说说他的事儿，所以就假装用客观而批评的语气和母亲说起来。

“他嗓音不错但是不够高。我觉得他站在台上不突出。”

“他姓什么来着？威尔士？是卖束腹胸衣的女人的儿子吗？我以前在威尔士太太那儿买胸衣—原来她有瘦身罩衣，现在不卖了。她住在百格斯街，乳品店那边。”

“一定是他妈妈。”得知法兰克·威尔士家和我们家，他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还有这点儿联系，我奇怪地兴奋起来。“你去她家还是她来这里？”

“我去她那里，买东西得到她的店里去。”

我想问房子的样子，前屋有没有画，他妈妈说过什么，她有没有提到过她的孩子？我太希望她们成为朋友，谈论各自的家人，希望威尔士太太晚上吃饭时说：“今天有一位很好的女士来试胸衣，她的女儿和你同班—”那有什么用呢？让他听到我的名字，眼前出现我的形象。

这些天，市政厅的气氛让我越发沉浸在这种状态里。男生和女生间仪式化的敌对到处都在打破。不可能继续保持敌对，即使保持，也是开玩笑式的，混杂着友好的潜流。

内奥米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吃五分钱的糖棒，在冬天特别难咬，也很难嚼。我们边吃边小心地说话。

“如果可以不选杰里·斯多利，你愿意谁做你的舞伴？”

“我不知道。”

“墨里？乔治？戴尔？”

我有把握地摇着头，大声吸着糖味儿的口水。

“法兰克·威尔士。”内奥米说着，样子像魔鬼。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她说，“快点儿呀。要是我的话，就会告诉你我喜欢谁。”

“我不介意法兰克·威尔士。”我小心而克制地回答。

“我喜欢戴尔·麦克劳林。”内奥米言之凿凿，我吃了一惊，她比我还保密呀。她把头靠在雪堤上，边垂涎边啃糖棒。“我知道我是疯了，”最后她说，“我真的喜欢他。”

“我确实喜欢法兰克·威尔士，”我完全承认了，“我看我也疯了。”

之后我们就一直谈论这两个男生。我们把他们称作“超迷”，意为有致命的吸引力。

“你的超迷来了，可别晕倒呀。”

“怎么不给你的超迷一点洁肤霜治治他的疖子啊？”

“我想你的超迷正盯着你呢，不过他斜视，很难说是不是在盯你。”

我们开发了一套密码系统，用扬眉毛、在胸前划手指、做口形无声地说“痛苦，噢，痛苦”（当我们在台上站在他们附近）。“狂怒，双倍狂怒”（当戴尔·麦克劳林和艾尔玛·科迪讲话，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打响指），还有“狂喜”（当他抓住内奥米的腋下说：“别挡我的路，胖妞儿！”）。

内奥米想谈论自行车棚事件。和戴尔·麦克劳林一起做下了那事儿的女生，患哮喘病的维奥莱特·图姆斯已经从城里搬走了。

“还好她搬走了。她在这里丢了丑。”

“不都是她的错。”

“是她的错。是女孩的错。”

“如果是他把她压倒，怎么能是她的错呢？”

“他不可能压倒她，”内奥米不让步地说，“因为他不可能把她弄倒，同时—把他的东西插进去—这怎么可能？”

“你干吗不问他？我会告诉他你想知道。”

“我妈妈说是女生的错。”内奥米说，不理会我。

“女生要负责，因为我们的性器官在里面，而他们的在外面，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欲望。男孩子不能自禁。”她用有预感又纵容的奇怪语调教导着我，承认我们临近的世界盛行着那种混乱、神秘的野蛮行为。

这方面的话题不可抵挡，但是走在河水街我经常希望倒不如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正如我们都希望的那样。“法兰克·威尔士不可能勃起，因为他还没有变声呢。”内奥米告诉我—无疑是在转播她妈妈的另一条信息—我感兴趣的同时又有些不安，好像我对他的感情出了岔，被引向了完全意外的轨道。我还不真正清楚我究竟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对他怀有白日梦的想象，而且往往是重复的。我想象他在一场小歌剧演出后和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已经知道，那天晚上，男生—一些男生—会和女生—一些女生—一起走回家，但是内奥米和我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我们羞于说出真实的愿望。）我们穿过诸伯利寂静无声的街道，街灯下，我们的影子旋转着沉落到雪地上，在美丽黑暗阒无人迹的大街上，法兰克就会用真实得令人难以置信，又冷淡而柔和的歌唱围绕我，或者在更真实的梦境里，只用表明他的存在的听不到的音乐围绕着我。他会戴尖帽子，几乎傻瓜才戴的帽子，范里斯小姐给他做的披风，补着以蓝色为主的各种颜色的补丁。我在睡眠的边缘经常为自己创造这个梦，它奇怪地令我满足，让平和与安慰的气息在周遭流淌，我会闭上眼睛，漂进真正的梦境，它们远没有这么友善，而是充满砂砾般的小问题，丢了袜子，找不到八年级的教室，或者恐怖的场面，比如在大厅舞台上跳舞，却忽然发现自己忘了戴头饰。

服装彩排时，范里斯小姐大声嚷着让大家听见：“我也许最好是逃出市政厅！我最好是现在就走！你们都准备好负起责任来了吗？”她把分开的手指猛地从脸颊上拉下来，以至似乎会留下犁痕一般。“回去—回去—回去，别管最后十五分钟了！别管最后半个小时了！再次从头开始！”博奥斯先生舒心地微笑着，敲出开场合唱的音符。

那个夜晚终于到了。时间一到，观众们拥进来，我们习惯了黑暗与回声中的混乱、咳嗽、满怀期待的装扮。舞台比我们想象的要明亮许多，也拥挤许多，因为多了纸板做的房屋正面和一个纸板喷泉。一切来得太快，然后就结束了，消失了；它是怎么结束的没关系，它必须结束，无法复原。一切都无法复原了。在所有的练习之后，小歌剧真的上演了，这几乎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博奥斯先生穿着燕尾服，人们会说看起来挺怪异。

会议室就在舞台下面—有后楼梯通向它—被分成一个个化妆间，绳索上挂着布帘。范里斯小姐腰部有装饰的樱桃色新裙子外面系着围裙，正在描眉，画唇线，在眼角涂些红点，在耳垂上轻拍些赭黄，用玉米淀粉增稠剂把头发弄湿。可怕的喧闹。关键的服装不见了；有人踩在市长夫人的裙摆上，把裙子从腰间撕裂了。艾尔玛·科迪声称她为了镇定神经吃了四片阿斯匹林，现在头昏，冒冷汗，坐在地上，说要晕过去了。一些布帘脱落了。男生看见女生穿着内衣，或者是反过来。合唱队员根本不应该进入会议室，现在却进来了，而且大胆地站成一排，穿着深色裙子和白衬衫。范里斯小姐没有留意，也去给她们化了妆。

她忽略了很多事情。我们期待她像整个一星期以来一样狂热。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想她是不是喝醉了，”内奥米说，穿着妈妈装，脸颊红润，“我闻到味儿了。”我什么都没闻到，除了野玫瑰花露水和强烈的汗味儿。不过，她全身闪闪发光—金属片镶嵌在衣服边上，马戏团的款式—和往常不同，她滑行，轻柔地说话，极其宽容地穿行在骚乱中。

“把裙子用别针别起来，路易丝，”她对市长的妻子说，“现在没有其他办法。观众看不到的。”

看不到！她一直在挑剔最微小的细节，强迫妈妈们把衣服撕掉，返工了三次！

“像你这么强壮的女孩可以吃六片阿斯匹林，眼睛都不眨。”她对艾尔玛·科迪说，“快站起来，我的女士！”

舞蹈者穿着明亮的棉布裙，红黄绿蓝白各色的绣花拉带上衣。艾尔玛松开了拉带，放肆地露出了刚开始发育的胸部。即使对这，范里斯小姐也只是笑笑，就飘走了。好像任何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

舞蹈快开始时，我的头饰—高高的中世纪纸板圆锥体，包着黄色的网，带有柔软的面纱—开始灾难性地微微滑向我头的一侧。我不得不斜着头，好像脖子歪了似的，那样坚持跳完，牙齿咬紧，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上帝拯救国王》之后，当最后的幕布落下，我们跑到街上的照相馆，还穿着服装，没有外套，去拍照。我们拥挤在一起，等待着，背景是废弃的棕褐色瀑布和意大利花园。戴尔·麦克劳林找到了一把椅子，那种家族拍照时父亲们坐的椅子，妻子和儿女成群围绕着他。他坐在上面，艾尔玛·科迪大胆地坐在他膝盖上，懒洋洋地靠着他的脖子。

“我这么虚弱。我是个病人。你知道我吃了四片阿斯匹林吗？”

我正站在他们前面。“坐下，坐下。”戴尔开心地说，一把拉我坐在艾尔玛身上，她尖叫起来。他打开长长的腿，把我们两个都甩到地上。大家都笑了。我的帽子和面纱正好掉下来，戴尔拾起来，反着戴在我头上，面纱遮住了我的脸。

“你这样棒极了。什么都看不见。”

我试图抹掉灰尘，戴好。突然，法兰克·威尔士出现在帘子间，他独自拍完了照，穿着他那气派的乞丐服装。

“舞蹈者！下一张！”摄影师的妻子生气地叫着，把头探出帘子。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我还在试图把头饰弄好。“看着我的眼镜。”戴尔说，我照做了，尽管在我的影像后看见他孤独、斜视的眼睛让我分神。他在向我抛媚眼。

“你应该送她回家。”他对法兰克·威尔士说。

法兰克·威尔士问：“谁呀？”

“她。”戴尔说，对我点着头。我的头在他的眼镜上颤动着。“难道你不认识她吗？她就坐在你前面。”

我担心会闹出笑话。我感觉汗水开始从我的腋下冒出来，担心受辱的最初迹象总是这样。我的脸游移在戴尔愚蠢的眼睛里。这样被抛进我的梦的主题，可是太严重，太危险了。

不过，法兰克·威尔士还是考虑周到，像任何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殷勤地说：“我愿意。如果她不是住得太远的话。”

他想的是我住在弗莱兹路那边的时候，我走长路上学是在班上出了名的。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住在城里了吗？没有时间告诉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而且，我绝不会冒一点儿险，让他嘲笑我—他安静的沉思的喷着鼻息的笑，说他仅仅是在开玩笑。

“所有舞者！”摄影师妻子喊叫着。我茫然地转过身来，随她穿过帘子。我的失望一瞬间被淹没在感激当中。他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重复响起，仿佛它们是赞扬和宽恕之语，声调那么轻柔可爱，实事求是，充满谢意。一种特有的平和像我的白日梦一样充盈了我的身心，在拍照过程中，在寒冷中回到会议室的一路上，在换衣服的时候，也一直陪伴我，即使内奥米说：“大家都笑死了，你跳舞时歪着头。像折断了脖子的木偶。尽管你是没有办法。”她的情绪很糟糕，并且还在恶化。她悄悄对我耳语：“你知道我告诉过你关于戴尔的事儿？都是谎言。是我演的戏，让你说出你的秘密。哈哈。”

范里斯小姐机械地把服装拾起和折叠起来。玉米淀粉洒在她的桃粉色裙子上，她的胸部看起来凹陷了，仿佛什么东西在她里面崩溃了。她几乎不想费心地注意我们，只是说：“把鞋子上的玫瑰形饰物取下来，姑娘们，都留下来吧。将来一切都会派上用场的。”

我走到大厅前面，母亲和弗恩在那儿等我呢，弟弟欧文穿着打旗子时穿的套装（在小歌剧帷幕拉开之前，低年级学生要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打旗子），把让他保存的旗子插在雪堆上。

“你怎么耽搁了这么久？”母亲问。“很可爱呀。你脖子抽筋了吗？威尔士家的男孩是整个台上唯一忘记摘掉帽子唱《上帝拯救国王》的。”母亲总是能注意到这些奇怪老套的小细节。

小歌剧后发生了什么？一个星期后，它从视野里消失了。看见要归还的服装的某个部分挂在更衣室里，就像看到粘着金属箔片的褐色圣诞树倚靠在一月的后门廊上一样，让人想起一段忙碌的充满期待和努力的时光，现在却似乎充满了错误。麦肯纳先生结实的地面又回到我们的脚下。每天我们要做十八道算术题，作为弥补，无疑还会听到诸如“因为我们失去了时间，现在我们要埋头苦干”之类的话。把鼻子放到磨刀石之间，肩膀推动车轮，脚踩到踏板上—所有这些麦肯纳先生喜爱的句子，其中的陈腐和毫无悬念，现在却似乎奇怪地令人满意。我们拿着大叠堆积如山的书本，画安大略和五大湖区的地图—世界上最难画的地图—学习《朗弗尔爵士的幻影》。

每个人的座位都被搬走了；清除了课桌的房屋以及邻座的改变原来是让人兴奋的事。法兰克·威尔士现在坐在教室另一面。一天，看门人抬着长梯子进来，除掉了万圣节挂的彩灯中触目可见的一个物件。我们都觉得那是个法国避孕套，戴尔·麦克劳林的名字和它联系在一起；结果发现那是一只旧袜子，这件神秘的事没有那么令人反感。似乎该是驱散幻想的时候了。着手解决实质性问题，麦肯纳先生会这样说。

当然，我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季节的改变而消亡。我的白日梦在继续，但是和过去有所不同。因为没有补充新鲜的养料，季节的改变的确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来说，冬天是恋爱的时间，不是春天。在冬天我们栖息的世界缩小了；冲出狭小的空间，奇异的幻想会繁盛开花。但是春天显露出大地普通的地理特征；漫长的棕色道路，脚下古老的有裂缝的人行道，所有在冬天的风暴中折断的树枝，都要清理出庭院。春天显露出距离，如其所是。

法兰克·威尔士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不同，他没有读高中，而是去诸伯利的干洗店工作了。那时的干洗店里没有卡车。人们多数是自己去取衣服，很少送上门。法兰克·威尔士的工作就是在城里送衣服，我们放学时有时能遇见他。他总是像生意人或工作的人向还没有走进社会的人那样，匆忙、严肃而彬彬有礼地和我们打招呼。他总是抱着一摞衣服，直堆到肩膀处，尽责地弯着肘臂；他开始工作时还在长个子。

有一段时间—大约六个月—我会带着掩盖不住的兴奋和不安走进干洗店，希望能看见他，但是他从来不在前台；能看到的总是老板或老板娘—两个人都很矮小，样子疲惫，皮肤发蓝发青，好像被干洗液染的，或是进入了血液。

范里斯小姐在瓦瓦那什河溺死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读高中，也就是《吹笛手》演出才三四年之后，可是当我听到消息时，我感觉她的存在属于一个旧时代，她活在最为天真原始的情感和一些错误观念之中。我觉得她被困在那个时代里，我吃惊于她以这个行为突围出来。如果这算是一个行动的话。

虽然不能肯定，但有可能她是在城北沿着河岸散步，靠近水泥桥，不慎落水，无法自救。诸伯利《先驱导报》指出，她是从家中被一个或数个陌生人带走的，然后被强行推入河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她晚上就离开了房子，没有锁门，所有的灯都亮着。一想到神奇寂静的夜晚发生的罪行就很兴奋的人，一直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其他人出于善意或恐惧坚持认为是意外。这是人们谈论和争辩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是自杀的人—最后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不太急于谈论此事，他们为什么要谈呢？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没有希望解释的神秘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这里没有启示。

范里斯小姐穿着她的天鹅绒溜冰服，戴着时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的人们中间来回滑着，非常显眼。热烈激昂的范里斯小姐，在市政厅往脸上化妆的范里斯小姐，脸朝下的范里斯小姐，没有抗议地，漂浮在瓦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发现。虽然没有可靠的方式把这些图像联系起来—如果最后一个画面是真实的，它会不会改变其他的画面？—它们现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

她像吹泡泡一样，将那些小歌剧吹送上水面，颤抖着，精疲力竭地努力着，然后，几乎是不经意地放弃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远牢牢地陷在了我们改变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战胜的，没有回报的爱。

至于博奥斯先生，他已经离开了诸伯利，就像人们所说，他在这里从来没有在家的感觉，他在伦敦的一座教堂弹风琴，教音乐—不是真正的伦敦，我必须解释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个中型城市。传闻他在那里干得不错，那里有和他属于一类的人。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么—他们被杀死了吗？”

“他们出事了。我当然没有再看见他们。噗！”

“被自己的人杀死，多么恐怖。”母亲说，很愤慨但是没有平常那么自信。

“战争中那样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父亲安静而严肃地说，仿佛在反对对此表现出任何女性的天真无知。张伯伦先生只是笑笑。继续讲战争最后一天的行动。他们摧毁了户外厨房，把枪里最后的子弹都朝它猛烈地射了出去。

“听起来像一群孩子，”弗恩说，“好像你们还没有大到能参战的程度。你们只不过是傻乐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吗？开心。”

一次他讲在佛罗伦萨的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是母亲坐直了身体，在椅子上惊动了一下，因为专注而微微颤抖。

“你在佛罗伦萨？”

“是的，夫人。”张伯伦先生毫无热情地说。

“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母亲重复着，迷惑而开心。我略微知道一点儿她的感觉，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她说，“呵，我当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议—”她的意思是我们谈论的这个意大利，战争发生的意大利，就是历史上的罗马教皇、梅第奇、列奥纳多所在的地方。先驰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对未来的热情来看，她应该不会对过去这么兴奋。她冲到前屋，拿回百科全书的艺术与建筑增刊，里面满是雕塑、绘画和建筑，大多是在阴霾清凉的博物馆式的灰色光线中拍摄的。

“看！”她把书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开。“这就是你的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去看过吗？”

一个裸体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东西挂在他身上，任由人们观看，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坚定天真得可怕的母亲，谁还会把这个给一个男人看，给我们大家看呢？弗恩鼓着嘴，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笑出来。

“我没有见过。没有。那里到处都是雕像。著名的这个，著名的那个。没有办法回避。”

我看得出不该和他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母亲还在继续。

“那么你一定见过青铜门了？华丽壮观的青铜门？艺术家花了整整一生制作它们。看，在这里。他叫什么来着—基伯堤。对，是基伯堤。他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

张伯伦先生说有些见过，有些没有。他非常耐心地看着书，然后说他不怎么喜欢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许那没有什么问题。是意大利人。”

“你认为他们很颓废是吗？”母亲遗憾地说。

“颓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在乎。在意大利的街上我碰到过一个人走上来，主动说要把女儿卖给我。这种事经常发生。”

“他们要卖掉女儿干吗？”我说，做出我擅长的鲁莽简单的天真表情。“做奴隶吗？”

“说是这样。”母亲合上书，放弃了米开朗基罗和青铜门。

“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先生带着厌恶的语气说，这对他来说有点儿虚伪，“有些还没有她这么大。”

“她们早熟，”弗恩说，“热带地区的人。”

“黛尔。把这本书放回去。”母亲声音里的警觉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一下。

其实，我听见了。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镜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刚好可以塞进宽的空圣代冰淇淋锥型纸卷。我把梳妆台旁边的灯打开；柔和温暖的光穿过奶油糖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肤上投下光泽。我看着自己高而圆滑的额头，粉色有雀斑的皮肤，我的脸像鸡蛋一样天真无辜，眼睛在努力改变着，让我变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浅棕色的灌木丛般的头发，变成金色而不是泥土色的丰富的波浪。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我想着那些佛罗伦萨的女孩，罗马的女孩，男人可以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毛发。嘴角有点儿黑。热带地区的人早熟。罗马天主教徒们。一个男人花钱和你做那事儿。他会说些什么话呢？是他脱掉你的衣服，还是会等你自己脱？他脱下裤子，还是只拉开拉链，把东西对着你？这是一个过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为，与神奇的、兽性的行为之间的桥梁，我无法想象的行为。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诸伯利城里有一家妓院，里面有三个妓女。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老板娘迈克奎德太太才三个人；她至少有六十岁了。它在主街北端，一个长满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里，在B. A. 加油站旁边。阳光好的日子，两个年轻些的女人有时会出来坐在帆布椅子上。内奥米和我去那里转过几回，曾经看见过她们一次。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和拖鞋，光着白色的大腿。一个在读《明星周报》。内奥米说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里在同性恋舞厅男厕所里，她被说服同意给一排站着的男人服务。这可能吗？（我在其他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换成了迈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这种壮举，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恋舞厅，而是在蓝猫头鹰咖啡店的后墙。）我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个佩吉，而不只是报纸上方那个柔软的老鼠皮般的棕色卷毛形成的鸟巢；我希望能看见她的脸。我的确期待着什么—堕落的愚蠢闪念，像沼气般散发出来。我有点儿惊奇，她竟然读报，上面的文字对她和我们其他人竟会有相同的意义，她也像普通人类一样吃喝。我认为她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机能，进入一种完全堕落的状态，与圣徒处于相反的一极，但同样孤立，不可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明星周报》，有点缀的窗帘拉着，妓院窗子的铁罐里有天竺葵在充满希望地生长，对我来说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象伸展开来，覆盖着如此无耻、如此强烈的爆发的欲望。

我隔着凉凉的人造丝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体应该已经派上用场了，它会充满淤青，老于世故。那不会是我的错。想到卖淫，不是我的错，它让我有片刻感到厌烦；一个宁静诱惑的想法，因为它是决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虑。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

传来这个季节特有的喧闹声。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清晰、认真地唱着歌。

山上站着一个女人，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

她穿的都是金和银，

她只需要一双新鞋！

孔雀在叫。我们从树上下来，去看孔雀，经过公园，经过一条破旧的没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个叫作波克·蔡尔兹的人养的，他开垃圾车。这条街没有人行道。我们沿着小池塘走，软软的泥闪着光。波克·蔡尔兹的房子后有谷仓，用来喂家禽。房子和谷仓都没有粉刷。

孔雀在光秃的橡树下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会一连几个春天都忽略了它们？

雌孔雀不太显眼，它们的院子颜色暗淡。但是雄孔雀从不令人失望。奇异的理想的颜色，胸脯、喉咙和脖子是蓝色的，较深的羽毛像墨渍，或者热带水下的柔软植物。有一只开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环形图案，染色的绸缎。高贵而愚蠢的小脑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诸伯利的奇观。

喧闹声又开始了，不是孔雀中发出来的。我们抬眼看去，马上看到了—一只白孔雀，从树上，尾巴全部展开，穿过树枝飘落，仿佛水漫过石头。纯白色，纯粹的恩赐。原来是它躲在上面，发出疯狂、责骂、杂乱的叫声。

“它们在呼唤异性。”内奥米说。

“猫叫春。”我说，想起了农场的事情。“公猫和它们交配时，它们狂叫。”

“你就不会狂叫吗？”内奥米说。

我们要走了，波克·蔡尔兹出现在孔雀群中，快步走来，摇晃着。他的脚趾都截掉了，我们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没有加入浸礼会时，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沟里冻坏的。“晚上好，小伙子们！”他对我们喊着，他老是这样打招呼，开玩笑。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好，姑娘们！他从垃圾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路叫着，不管天冷天热，从没有人回答他。我们跑开了。

张伯伦先生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前。

“我们进去吧，”内奥米说，“我想看看他在对老弗恩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在饭厅，弗恩在试穿带花的雪纺绸裙子，母亲帮她为多娜·卡灵的婚礼做的，到时她要表演独唱。母亲斜坐在缝纫机前的椅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转动着，像一把半开的大阳伞。

张伯伦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开车去波特菲尔德买威士忌，诸伯利没有威士忌。我又骄傲又羞耻地让内奥米看餐具柜上的瓶子，那是从来不会在她家出现的东西。母亲原谅他喝酒，因为他打过仗。

“两位可爱的女士来啦，”张伯伦先生虚伪地说，“充满春天的气息和优雅。带来外面的新鲜空气。”

“给我们点儿喝的。”我说，在内奥米面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放在杯子上。

“你们得先说说去了哪里。”

“我们去波克·蔡尔兹那儿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张伯伦先生唱着。

“给我们喝一杯。”

“黛尔，规矩点儿。”母亲嘴里都是别针。

“我只是想尝尝看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给你喝。我没看见你给我做什么把戏。我没看见你坐直身体，像乖巧的小狗一样请求。”

“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装海豹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从来不担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我从不害怕让任何人把我当成傻瓜。我甚至在学校也做过，在少年红十字会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这奇异的笑声如此让人安慰，让人宽恕，以至于我可以永远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两侧，手像鳍一样摆动，同时叫着，我的叫声美妙而刺耳。我是从玛丽·马丁的一部老电影里学的，她在绿松石池塘边唱歌，海豹们用叫声与她合唱。

张伯伦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边。弗恩背对着我，她的胳膊抬起；母亲的头被遮住了，她在缝弗恩的腰部。内奥米看过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对做衣服更感兴趣，她在看弗恩和母亲。张伯伦先生终于让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边缘，他一只手拿着。另一只做了别人都看不见的事情。他隔着我潮湿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后摸进我无袖长衣的袖口。他隔着棉布，快速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软的肉都撮起，摊平。然后一下子缩回手去。就像打了一巴掌，让我刺痛。

“是什么味道？”内奥米后来问我。

“像小便。”

“你没有尝过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总是能察觉秘密。

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没有，我缩了回去。如果告诉了她，就要再现整个场面。

“怎样？开始时他的手是怎么放的？他是怎么伸到你的衣服里的？他摸还是拧，还是又摸又拧？用手指还是用手掌？像这样吗？”

城里有一个牙医，费潘先生，聋子图书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白的地方发出。粗鲁的骚扰，那么自信而强制，毫无情趣。

下次他来时，我给他提供了机会，当他在黑暗的厅里穿套鞋时，我靠近他站着。每次我在等信号时总能等到。他不会拧一下胳膊，拍拍胳膊或搂搂肩膀，带着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他直接摸乳房，屁股，大腿上部，像闪电一样野蛮。这是我期待的性接触—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我已经放弃了对法兰克·威尔士的感情所滋养起来的爱的理念、安慰和温柔，那一切似乎都苍白无力，异常幼稚。我将认可秘密的性冒犯，脱离了仁慈，超出了人的善意。

我不是打算尝试性。闪电的一击不一定要有什么结果，而是通向下一次闪电。

尽管如此，当张伯伦对我按喇叭时，我的膝盖还是感觉发软。他在离学校半个街区处等我。内奥米没和我在一起。她患了扁桃体炎。

“你的女朋友呢？”

“她病了。”

“真可惜。想搭车回家吗？”

在车上我开始发抖。舌头干，整张嘴都干得说不出话来。这就是欲望吗？想知道，又害怕知道，因此苦恼？和他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或环境的保护，一切都不同了。他会干什么呢，大白天的，在他的车座上？

他没有靠近我。他也没有开向河水街，而是镇静地沿着不同的小街行驶，避开冬天留下的凹坑。

“如果我请求你，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好吧。”

“你认为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把车停在乳品店后，在刚发芽的苦黄绿色的栗子树下。就在这儿？

“你能进弗恩的房间吗？家里没有人时你能进她的房间吗？”

我的思路慢慢从强奸的预想中转回来。

“你可以进她的房间帮我做点儿调查看看她有什么东西。我会感兴趣的东西。你觉得怎样？什么会让我感兴趣？”

“什么？”

“信。”他的语调突然降低了，煞有介事地，被他可以看到但我无法认清的事实所苦恼。“看看她有没有旧信。可能在她的抽屉里，柜橱里。很可能是放在一个旧盒子里什么的。绑成一捆，女人都是那样的。”

“谁的信？”

“我写的。你以为呢？你不必读，看看签名就行了。有些时候了，纸张可能发黄了。我不知道。用钢笔写的，我记得是，应该还看得清楚。看。我给你一份我笔迹的样板，会有帮助。”他从手套格层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道：黛尔是个坏女孩。

我把它夹在我的拉丁语书里。

“别让弗恩看见，她会认出我的笔迹。还有你妈妈。她会好奇我写了什么。她会大吃一惊的，是不是？”

他开车送我回家。我想在河水街口下车，他说不好。“那样好像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那么你怎么通知我呢？星期天晚上好吗？我来吃晚饭，我会问你作业做了没有。如果你找到了，就说做完了。如果找了，没有找到，就说没有做完。如果有什么原因你没有机会看，就说你不记得留了作业。”

他让我重复：“做完意思是找到，没做完是没有发现，忘了做是没有机会找。”这种操练真让我耻辱；我的好记性是众所周知的。

“好吧。加油。”别人从外边看不见，他把拳头捶在我大腿上，很疼。我把自己和书拖下车，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大腿还在刺痛着。我拿出信封看他写的字。黛尔是个坏女孩。张伯伦先生毫不费力地就看出我身上隐藏的背叛，以及可耻的淫荡，等待被利用。当他摸我的乳房时他就知道我不会叫的，他知道我不会告诉母亲，现在他知道我不会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弗恩，而是会照他吩咐监视她。他发现我的真正自我了吗？确实，我在学校摆弄量角器和圆规的单调无聊中，曾用拉丁文写下句子（搭起帐篷，秘密地杀掉敌军马匹之后，野蛮人首领维钦托利准备第二天开战），并且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恶习像春天的麦苗一样蓬勃，我的身体被摸过的地方有看不见的创伤。穿着蓝色连背心的背带裤，打完排球，用香皂洗得几乎要掉了皮，我望着女厕所的镜子，诡秘地对着自己红润的脸笑，想着我被怎样的邪恶所诱惑，我多么善于欺骗。

星期六早上，母亲到农场去做清洁，我进了弗恩的房间。我从容地四处张望，看着她枕头上的考拉熊、梳妆台上撒落的粉、干了的去味剂瓶子、止痛药膏、晚霜、旧口红、已经封住的指甲油瓶。一个穿着有很多层花边裙子的女士画像，像是披了很多围巾似的，很可能是她妈妈，抱着一个胖小孩，应该是弗恩。仔细看看，能确定是她，蝴蝶袖子，拿着一束玫瑰，头上一层层的鬈发。镜子上贴着的快照，边缘卷曲。张伯伦先生戴着时髦漂亮的草帽，白裤子，看着镜头，仿佛他比它懂得更多。弗恩不像现在这么臃肿，不过也很胖，穿着短裤，坐在度假森林的原木上。张伯伦先生和弗恩穿着整齐—她胸前有花饰—一个陌生城市的街头摄影，走在去向电影院的门口，那里正在上映《起锚》。邮电局员工在杜伯敦公园野餐，天上多云，弗恩开心地穿着休闲裤，拿着棒球拍。

我没有找到任何信件。我翻遍了橱架上的抽屉，床底，甚至衣服箱。我的确找到了三捆纸，用橡皮筋扎着。

一捆是连锁信，和同一首诗的很多抄本，用铅笔或钢笔，以不同的笔迹写成，还有打字和影印的。

这个祈祷已经环游世界六次了。是一个威特岛的千里眼在梦中见到而写下来的。抄写六遍寄给六个朋友，然后抄写附件的祷告寄给名单上前六个人。如果你没有打破这个连锁，收到这封信的六天后你就会收到世界各地的祷告的抄本，它们会带给你祝福和好运。如果打破了连锁，收到信起的六个月后你就会遭遇悲哀和不幸。不要打破连锁，不要省略结尾的秘语。这个祈祷会把幸福带到世界各地。

上帝啊，我祈祷和平与爱

今天降临到这位朋友身上。

治愈他（她）的烦恼，祝福他（她）的心，

永远和力量与爱的源泉同在。

卡卡蒙德

第二捆是模糊不清的印刷品，有隐约的灰色插图，我开始以为是有弯管子的灌肠袋，读了上面的文字才知道是男女人体解剖的横截面，带着阴道环、棉塞、避孕套之类的东西（这些名词我听都没听说过）。看着这些插图我感到震惊和一种强烈的不安，于是我开始读起来。我读到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农妇发现自己怀了第九个小孩，冲到马车下自杀了；读到妇女在家里死于怀孕或生产，死于用可怕的帽针、毛衣针、空气泡做的流产。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然后还有使用各种避孕用具的指导方法。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有一章是讲这些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全，困惑于“病历和各种性交”这一部分内容。现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泡沫和明胶，甚至“阴道”这个词的使用，都使整件事显得繁琐，让人联系起膏药、绷带和医院，让我感觉就像在医生那里不得不脱衣服一样讨厌、荒谬和无助。

第三捆是打字的诗。有的有标题，“自制的柠檬汁”，“卡车司机妻子的悔恨”。

我亲爱的丈夫，我该怎么办？

我等待你带给我强烈的满足，

可你总是不在家或者酩酊大醉。

（只要把你的大东西放在我里面就行了！）

我很吃惊，竟然有成人会知道，或还记得这些话。贪婪的句子，粗短的词汇，无耻的形式，激起情欲，像煤油喷到篝火上。但是它们是重复的，详细的；机械的努力需要设计谋划才能被感知，让它们进展艰难；它们单调得让人困惑。但是这些词汇本身还是闪现出力量，尤其是“性交”，我们从来没有真的在篱笆或人行道上看见过。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它的插入会是粗暴的，催眠一般的炫耀。

当他问我有没有完成作业时，我说没有。他整个晚上都没有碰我。可是星期一我从学校出来时，发现他在等我。

“你的女朋友还在生病吗？太糟糕了。不过也好。不是吗？”

“什么？”

“鸟很好。树木很好。你和我去兜风，帮我做些调查都很好。”他的语调显得幼稚。对他来说，邪恶从来不会堂而皇之。他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做什么事都可以，任何事情，就像开玩笑一样，拿所有的庄严和内疚，世界上所有有道德有情感的人开玩笑，那些“严肃对待自己”的人。那是他让人无法忍受的一面。他的笑容令人反感，自鸣得意，在不负责任的深渊上伸展，甚至更糟。可是这些没有让我犹豫和他一起出来，做他心里想做的事。他的道德对我不重要；甚至有必要让它变坏。

弗恩肮脏的文字带来的兴奋完全控制了我。

“你仔细看了吗？”他的声音显得很平常。

“是的。”

“什么都没找到？你翻了所有的抽屉了吗？我是说她梳妆台的抽屉。帽子盒，衣箱？看了柜橱了吗？”

“我找遍了所有地方。”我庄重地说。

“她一定是扔掉了。”

“我想她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多愁善感？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小姑娘。”

我们开出了城。在四号高速公路上向南开，然后在第一个叉路拐下来。“今天早上天气不错。”张伯伦先生说。“哦，对不起，是下午。美妙的天气。”我向窗外望着；他的存在，他的声音，对我们一起要做的事情的强烈预感改变了我熟悉的乡间风景。有一两年，我带着隐秘而强烈的兴奋看着树木、田野和风景。某些情绪下，某些日子里，从一簇草、一条围栏、一个石堆，我可以感觉到这样纯粹的无限的情感，就像我盼望的那样，接受到和上帝相关联的暗示。我和任何人一起的时候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现在和张伯伦先生一起，我看到整个自然都被贬低了，变得疯狂而色情。现在是一年最为丰茂蓬勃的季节，沟壑里长满雏菊、云兰和毛茛；山谷里满是不知名的淡淡的金色灌木丛，和高处小溪的闪光。我把这一切当作一个巨大的藏身处，开垦的田野像是无耻的床垫。小路，灌木丛中的开阔地，草间被牛躺过压倒的地方，对我来说特别具有急切的诱惑力，像某些话语或压力一样。

“开到这里，希望不会碰到你妈妈。”

我觉得没有可能。母亲和我现在处在不同的现实中。

张伯伦先生开下小路，很快就到了尽头，一片被灌木丛占领的田地。停车，我悬浮其中的声音和运动的暖流的消失，让我一惊。事件就要变成真的了。

“我们到小河那边去吧。”

我们分头从驾驶室两侧下了车。我跟着他，走下山楂树间的一个斜坡，树在开花，发出酵母的味道。这里经常有人走，草上扔着烟盒、啤酒瓶、方块形口香糖盒。小树和灌木包围着我们。

“为什么不在这里停一下呢？”张伯伦先生很实际地说，“河边太潮了。”

小河边这个半阴凉的地方让我感到寒冷，我急切地想知道什么事情会降临到我身上，我腿间的热度和舞动的麻痒感觉麻木了，仿佛一块冰被放在了那里。张伯伦先生解开上衣，松了皮带，然后拉开拉链。他伸手进去分开里面遮挡的什么东西，然后说：“嘘！”

并不像大卫雕像的那个大理石的东西，它直接从他前面支出来，和我在书上读到的一样。它有一个像头似的东西，像蘑菇，颜色红紫。和手指脚趾的丰富表现力或者只是和胳膊肘或膝盖相比，它都显得又迟钝又笨拙。但是对我来说它并不可怕，尽管我认为张伯伦先生可能想要吓唬我。他站在那儿，表情专注，手拉着裤子展示着。那家伙猥亵而蠢笨，颜色像伤口一样丑陋，让我觉得脆弱、可笑和幼稚，像长着突出的长鼻子的动物，奇形怪状的单纯样子反而是善意的保障。（和通常意义上的美相反。）它没有唤起我的兴奋。它似乎和我毫不相干。

他还在看着我，笑着，他把手放在上面开始上下抽动，不是太用力，不失控而有节奏。他的脸变得柔和；眼睛还盯着我，变得湿润。渐渐地，几乎是实验性地，他加快了手抽动的速度，节奏也没有那么平滑流畅了。他蜷缩着，笑容展开，嘴唇拉到牙齿后，眼睛向上翻。他的呼吸急促而颤抖，现在他的手疯狂地动着，呻吟，痉挛，仿佛临死的痛苦挣扎。他弯腰时，脸还对着我，像棍子上插着的面具，盲目而摇摆。那些声音从他的嘴里不情愿地发出，人处于绝境的声音，同时又戏剧化，不真实。事实上，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我读过人体处在极度喜悦中会仿佛妖魔缠身，但是那些表情和这里进行的可怕的愚昧努力和故意的狂乱完全不同。如果他没有尽快达到他想要的程度，我想他可能会死掉。但是，这时他发出一种新的呻吟，最绝望最强烈的呻吟；颤抖着，好像有人敲了他的喉咙。这呻吟奇异地平息下来，变成安静的感恩的呜咽，这时有东西喷射出来，真正的稍带白色的东西，精液，溅到我的裙摆上。他直起身，颤抖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快速把它塞进裤子里。他拿出手绢，先擦他的手，再擦我的裙子。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这样的骚乱后，这样的展示后，一个男人怎么能把手绢放回口袋，检查好拉链，就开始向回走—脸仍然红着，眼睛还在充血—按我们来的原路返回？

我们在车上坐了一会儿，他恢复过来，准备启动车子前只说了一句话。

“没见过，是吧？”他说。

风景是高潮后的，遥远而没有任何意义。张伯伦先生可能也感觉有点儿发愁，或者担心，因为进城后他让我蹲在车子里，然后绕路把我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那条路靠近火车站。不过，他用拳头敲了一下我两腿之间，这感觉更像他的风格，仿佛在检验椰子的声响。

这是张伯伦先生的告别场面，我本应该猜到的。下午回到家我发现弗恩坐在餐桌旁，准备吃晚饭，母亲从厨房的叫声，压过了马铃薯捣碎机的噪音。

“别管人们说什么。你没有结婚。没有订婚。不关他们的事儿。你的生活由你做主。”

“想看我的小情书吗？”弗恩把信放在我鼻子底下扇动着。

亲爱的弗恩，因为我无法控制的情况，我今晚要开着我的庞蒂克离开去西边。世上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识过的东西，没有意义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我可能会从加利福尼亚或阿拉斯加给你寄明信片，谁知道呢？做个好女孩，就像你一直以来一样，继续舔邮票，熏蒸气拆封邮件，你可能发现百元大钞呢。妈妈去世时我会回来，但是时间不会长。再见，阿尔特。

和黛尔是个坏女孩出自同一只手。

“私拆他人邮件是弥天大罪。”母亲说着走了进来。“我认为他说的不明智。”

她搅拌着罐装胡萝卜、马铃薯泥和肉馅糕。不论什么季节，我们中午都要饱餐一顿。

“不管怎样，看来它没有影响我的胃口。”弗恩叹息着说。她倒了番茄酱。“我本来可以拥有他，很早以前，如果我愿意的话。他甚至写信谈到结婚的事。我本该保留那些信，我本可以说他违背诺言。”

“好在你没有，”母亲精神十足地说，“不然现在你会在哪里呀？”

“没有什么？说他违背诺言还是嫁给他？”

“嫁给他。违背诺言是对妇女的贬低。”

“啊，我没有结婚的危险。”

“你有你的歌唱。你有你的生活情趣。”

“我通常过得太开心了。我了解婚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

弗恩说玩得开心是指去湖滨亭跳舞，去杜伯敦的帝豪酒店喝酒吃饭，星期六晚上从一家客栈被赶到另一家客栈。母亲试图理解这样的开心，但是不行，就像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在集市上开车，下车，呕吐，然后再上车。

弗恩不是个爱伤感的人，尽管她了解歌剧。她表现出来的感觉是，离开的总是男人，而且最好是在你开始厌倦他们之前离开。不过她变得很健谈；她从来不能安静下来。

“和阿尔特以前一样糟糕，”吃晚饭时，她对欧文说，“他不会碰黄色的菜。他小时候他妈妈就应该打他。我过去经常这么说。”

“你的身材和阿尔特正好相反，”她对我父亲说，“问题是他身长腿短，做衣服要去杜伯敦的兰森裁缝店，那是唯一适合他的地方。”

“只有一次我看见他发脾气。在湖滨亭跳舞时，一个家伙请我跳，我站起来，因为无法拒绝，他把脸放低，就在我脖子上狂吻，仿佛我是巧克力糖霜似的！阿尔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要流口水，别弄在我女朋友身上，我自己还要她呢！然后用力把他推走了。他是那么做的！”

当我走进房间，她和母亲的谈话会出现不自然的、等待的安静。母亲带着困惑而坚定的同情心，以及悲惨的表情倾听着。她能怎样呢？弗恩是她的好朋友，也许是唯一的。但是也有些事情她认为自己不该听。她可能想念张伯伦先生。

“他对待你很卑鄙。”她对弗恩说，但是弗恩耸着肩暧昧地笑了。“他是那样。我看人从来没有错过。不过尽管如此，听他们试图读广播新闻时我还是想起他。”

现在诸伯利的电台还没有找到一个像张伯伦先生那么好的播音员，能不慌不忙地读出很多俄罗斯名字。电台有一个人，在《纪念》那档节目中，播放《耶稣，人类渴望的欢乐》时把巴赫叫成巴兹，这让母亲忍无可忍。

我本想告诉内奥米张伯伦先生的事，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病好后她瘦了十五磅，对生活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了。她的直爽坦白和矮胖的身材一同消失了。语言也纯净了。勇敢的精神泯灭了。对自己慎重起来。她坐在树下裙子摊开，看着我们打排球，不断地摸额头，看自己有没有发烧。她甚至对张伯伦先生离开的事实漠不关心，只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病情。她体温升到一百零五度。所有关于性方面的粗野话题都从她的谈话中消失了，显然也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虽然她很多次谈到沃利斯医生，在她生病时，他是怎么用海绵擦拭她的腿，而她为暴露在他面前感到怎样的无助。

所以我没有把张伯伦先生的事编成恐怖却滑稽的故事，并从中得到释放。我不知道该拿这件事怎么办。我无法让他回到原来的角色，不能让他扮演我白日梦中头脑简单至极、活泼、热心、谦和的淫棍了。我对单纯的堕落的看法减弱了。也许只有在白日梦中陷阱门才会那么甜蜜轻松地打开，让身体没有思想没有身份地投入彼此，自我放纵，沉迷于疯狂和淫荡。相反，张伯伦先生让我明白，人们有很多要忍受的东西—不能克服的肉体，要压榨出狂喜和心醉神迷，还有所有固执的迷惑和自我的阴暗曲折。

六月，联合教堂后的草坪上举行一年一度的草莓大餐。弗恩穿着母亲帮她做的花雪纺绸裙子到场。现在裙子的腰部看起来很紧。自从张伯伦先生离开，她就胖了起来，所以她现在不只是柔和圆润，而是真的胖了，像蒸好的布丁一样膨胀了，有斑点的皮肤不再阴暗而是舒展发光。

她拍着自己的肚子。“不管怎样人们不会说我憔悴了。要是胀开了线可就丢丑了。”

我们听见她的高跟鞋走下人行道。夜晚茂盛阴暗又安静的树下，声音传到很远。联合教堂里人们聚会的喧闹甚至冲到我们的台阶前。母亲不希望戴着帽子穿着夏天的薄裙子去参加聚会吗？她的不可知论和善于交际与诸伯利格格不入，这里的社交和宗教生活是合一的，一致的。弗恩叫她去。“你是成员。你不是说结婚时就加入了吗？”

“那时我的思想还没有形成。现在我是伪善者。不是信徒。”

“你觉得他们都是吗？”

我在阳台上读《凯旋门》，从图书馆借的。图书馆有人捐了钱，购买了不少新书，多数是沃利斯太太，医生的妻子推荐的，她有大学学位，但是市议会也许不重视她。有人投诉，人们说应该把钱留给贝拉·费潘，但是只有一本书—《广告商》—从书架上被撤下来了。我先读过。母亲拿起来读了几页，很不满意。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利用印刷文字的。”

“是关于广告业的。多腐败啊。”

“恐怕这还不是唯一腐败的事情。恐怕明天连怎么上厕所都要写了，为什么把这个漏掉了呢？在《赛拉斯·马纳》里可没有那些东西。经典作家都不写那些。他们是好作家，他们不需要。”

我已经不读原来喜欢的那些书了，《克丽丝汀·拉夫兰斯达忒》，历史小说。我现在读现代的书了。萨默赛特·毛姆，南希·米特福德。我读到有头衔的富人们对诸伯利上层社会的人—药商、牙医、店主—不屑一顾。我知道了诸如巴仑西亚伽、夏帕瑞丽这类的名字。我了解了喝的东西。威士忌和苏打水。杜松子酒和滋补剂。沁扎诺牌苦艾酒，汤姆利乔酒，金万利橙酒。我了解了伦敦、巴黎、新加坡的旅店、街道和饭店的名字。那些书中提到人们上床，人们总是做爱，但是没有具体细致的描述，不管我母亲怎么想。一本书把性交比喻成穿过火车隧道（假设你是整列火车），然后冲进高高的山间草地，神圣美丽，感觉你仿佛在天上。书上总是把它比喻成别的东西，从来不直截了当。

“你不能在那里读，”母亲说，“你不能在那么暗的光线下读书。过来台阶这边。”

我便过去，但是她根本不想读书，只要我给她做伴。

“看，丁香花变色了。我们很快就要去农场了。”

我们院子前面的人行道旁，紫色的丁香花变得像清洁布一样柔软，暗淡，锈迹斑斑。远处的路也是尘土飞扬，野黑莓树丛在木板圈起来的工厂前长着，木板上还可以辨认出大而褪色的虚荣的字母：蒙迪钢琴。

“我为弗恩难过，”母亲说，“我为她的生活难过。”

她难过而隐秘的语调让我警觉。

“也许今天晚上她会找到一个新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她不会去找新男朋友的。她已经受够了。她打算唱《你将去何方》。她嗓子还是很好听。”

“她胖了。”

母亲用她那严肃、充满希望和训斥的语调对我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是的。我们需要自己努力实现这种改变。到现在女人所有的一切都和男人有联系。我们所有的一切。和家畜一样没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真的。当他的热情消耗掉那奇异的力量，他会拥抱你，比他的狗亲近一些，比他的马珍贵一些。丁尼生写的。过去是这样。虽然你希望有小孩。”

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但是我希望你会用你的脑筋。动脑筋。不要被迷惑。一旦你犯了错误，受到迷惑—被一个男人，你的生活就不再是你的了。你就会负上重担，女人总是这样。”

“现在有人口控制了。”我提醒她，她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是她自己公开写信给诸伯利《先驱导报》，提倡“避孕器具应该发给瓦瓦那什的妇女，帮助她们防止家庭人口增加”，这让我们家人很尴尬。学校的男生对我大叫：“嘿，你妈妈什么时候发避孕器具呀？”

“那还不够，虽然很方便，但宗教是最大的阻碍，仿佛它就是一切，可以缓和人世间的痛苦。我说的是自尊。自尊。”

我不是太明白，或者即使我真的明白了，我还是决定反抗它。我会抗拒一切她那么热切、固执、充满希望地告诉我的东西。她对我生活的关注，我需要并视为理所当然，可我不能容忍它表现出来。我还感觉这和她给其他女人、女孩的建议没有什么两样，她认为作为女性就是要受到伤害的，需要一定的谨慎、严肃和自我保护，而男人可以出去，尝试各种经历，摆脱他们不需要的，然后志得意满地回来。甚至不用考虑，我就决定了我也要这么做。

洗礼

高中三年级时，内奥米转到了商贸专业；突然不用学习拉丁语、物理、代数，她升到学校的三楼。在倾斜的屋顶下，打字机整日噼啪作响，墙上挂满了镶在镜框里的格言，为进入商界做准备。时间和精力是我的资本；如果浪费掉，就再也得不到。结果是，楼下教室的黑板上写满的外语单词和抽象公式、战斗和沉船的黑暗照片、鲁莽但可敬的神话冒险，进入了冷漠平凡的生活和真实忙碌的世界之中。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一种解脱。内奥米喜欢这样。

那年三月，她在乳品店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她已经完成了学业。她让我四点以后去看她。我去了，没有想我会碰到什么。我还想着内奥米会从柜台后对我做鬼脸呢。我准备装出老太太颤巍巍的声音对她说：“这是什么意思？昨天我买了一打鸡蛋，每一个都是坏的！”

办公室在低矮的灰泥粉刷的附加建筑里，建在旧乳品店的前面。日光灯和新的金属文件柜和桌子—我本能地感觉到不自在的那种环境—打字声和计算器的嘈杂声。内奥米旁边的两个女孩在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她们的名字是莫莉和卡拉。内奥米的指甲是珊瑚色的，头发整齐而漂亮地盘起，穿着粉绿色的格子裙和粉毛衣。新的。她对我微笑，手指从打字机上最小限度地微微一摆，跟我打招呼，然后继续飞快地打字，一边和同事愉快地、不连贯地谈话，我听不懂她们在谈什么。过了几分钟，她大声对我说她五点完工。我说我得回家。我感觉莫莉和卡拉在看我，看我光秃发红的手上的墨水、松弛的羊毛方巾、蓬乱的头发，还有女学生们经常抱着的一大叠书。

我最害怕梳洗整洁的女孩了。我甚至不敢走近她们，担心我有味儿。我感觉我们之间有本质的差别，仿佛我们是由不同物质构成的。她们冷冰冰的手上不会有斑点，不会出汗，她们的头发保持着适合的形状，她们的腋下从来不会潮湿—她们不了解要把胳膊肘夹在体侧挡住衣服上不体面的深色半月形痕迹是怎么回事—她们从来、永远都不会感到有一点儿特别的血流的涌动，连高洁丝也无法容纳的一点儿血流，会恐怖地流下大腿内侧。的确没有；她们的经期是小心谨慎的，是自然度过的，不会出卖她们。我的粗糙也永远不可能变成她们的精致；太迟了，差别太大了。但是内奥米又怎样呢？她曾经和我一样：手指上也曾长过流行的疣；也曾患过脚癣；我们同时来月经时，也曾躲在女厕所里，害怕去翻跟头—一次一个人，在全班同学面前—害怕滑倒和流血，尴尬得不敢请假。她现在涂了指甲油，穿着浅色柔和的毛衣，是要去参加什么化装舞会吗？

她很快和莫莉、卡拉成了好朋友。来我家时或她召集我去她家时，她谈论的都是她们的饮食、护肤法、洗发液的用法、衣服、子宫帽（莫莉已经结婚一年了，卡拉六月份就要结婚）。有时我在她家时，卡拉也过来；她们两个总是谈论洗东西这类事，不是洗毛衣，就是洗内衣或者洗头发。她们会说：“我洗了我的开襟羊毛衫！”“是吗？你是用冷水还是温水？”“温水，不过我觉得没有问题。”“那领子怎么洗的？”我会坐在那里，想我的毛衣有多脏，我的头发油腻腻的，我的文胸变了色，一条带子还用安全别针固定着。我不得不逃离那里，但是当我回到家，我不会去缝文胸吊带，也不会去洗毛衣。我洗的毛衣总是缩水，领子松弛；我知道我没有花心思去做，但是我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无论我怎么做，它们注定要缩水或松弛。有时我的确会洗头发，用卷发夹子把它束起来，以免我睡着；事实上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偶尔，在镜子前，痛苦地拔眉毛，观察我的侧面，用深色、浅色的粉让脸显得有轮廓，突出漂亮的地方，遮掩不好看的地方，像杂志里介绍的那样。我只是没有持久的耐心，尽管一切，从广告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到无线电里恐怖的歌曲—我要娶的女孩要像护士一样温柔、粉嫩—都在告诉我，我需要，我必须学习。爱情不是给没有脱毛的人准备的。

至于洗头发：大概这时我开始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关于男性和女性思维习惯的差异，主要和他们的性经验有联系（标题让人觉得它实际上能告诉你更多性方面的东西）。作者是纽约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信徒。他说男性和女性思维模式的差异很容易用坐在公园长椅上看满月的男孩和女孩来说明。男孩想着宇宙，它的广袤和神秘；女孩则在想“我必须洗我的头发”。这篇文章让我极其沮丧，我不得不放下杂志。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不像女孩子一样思维；满月在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提醒我要洗头发。我知道如果把文章拿给母亲看，她会说：“哎，那不过是发狂的男性的废话，说女人没有头脑。”那不能说服我—纽约的心理学家当然知道。像母亲这样的女人是少数，我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我不想像母亲那样，老是带着处女般的直爽和天真。我想要男人爱我，同时当我看满月的时候，我渴望想象着宇宙。我被困住了，进退两难；似乎我要在没有选择的地方进行选择。我不想再读什么文章了，但又被吸引回来，就像小时候会被吸引到童话故事书中的一幅画前一样：深色的海洋，高耸的鲸鱼；我的眼睛紧张地跳过书页，对这样的断言感到震惊：对于女人，一切都是个人化的；没有任何思想本身对她有意义，而是必须被转变成她个人的经验；在艺术品中，她总是看到自己的生活，或者她的白日梦。最后我把杂志拿到垃圾桶那里，撕成两截，塞了进去，试图忘掉它。后来当我在杂志上读到标题为“女性特质—又恢复了！”的文章，或者给青少年的小测试“你想要做男孩是你的问题吗？”，我会快速翻过去，就像有什么要咬我似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个男孩子。

通过莫莉和卡拉，通过她作为职业女性的新身份，内奥米成了我们两个曾不知其存在的诸伯利生活圈的一部分。这个圈子包括在商店、办公室、两家银行工作的女孩子们，还有一些已婚的，最近辞掉工作的女孩子。没有结婚且没有男朋友的女孩们经常一起去跳舞。去杜伯敦打保龄球。结婚、生小孩时，她们给彼此淋浴（这后来成了一个新习俗，冒犯了一些城里的老太太）。她们彼此的关系中尽管有令人反感的自信，但又被各种各样微妙的礼节所羁绊，表现得谦恭得体。不像在学校；没有野性、卑鄙、吝啬，也没有粗话，但总是有转弯抹角的争执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总是潜伏着某种危机—怀孕、堕胎、抛弃情人—这一切，她们都了解，经常谈论，但又作为秘密保护着，不让城里的其他人知道。她们说的最天真、最给人安慰和讨喜的话很可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她们对城里大多数人认为的道德沦丧很宽容，却不能容忍衣着和发型背离潮流，还有人们不切掉三明治的皮这类事情。

一拿到薪水，内奥米就开始做似乎所有女孩子结婚前一直在做的事情。她去逛各种商店，让人家把东西给她留着，她每月付一部分钱。在五金店，她存了一整套锅和壶；在珠宝店，存了一盒银器；在沃克商店，存了毛毯、一套毛巾和两张亚麻床单。都是为了将来结婚开始操持家务用的；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在明确地计划什么事情。“你将来也得开始准备了，”她兴奋地说，“不然你拿什么结婚呀，两个盘子和一块旧洗碗布吗？”

星期六下午，她想要我陪她逛商店，付款，看看她未来的财产，像莫莉一样谈论为什么她赞成无水烹饪，还有如何根据每平方英尺中线的数量来判断床单质量。她从未有过的乏味和全神贯注，让我感到大为吃惊和恐惧。仿佛她已经把我远远抛在了后面。她去的地方我不想去，但是看起来她愿意去；事情在按照她的计划进展。而我呢，也可以这样说吗？

星期六下午我真正想做的是待在家里听大都会歌剧。这个习惯是从弗恩·道夫提到我们家来住时开始的，她和我母亲经常听。弗恩·道夫提已经离开诸伯利，去温莎工作了，她偶尔给我们写信，模糊而开心地提到去底特律的夜总会，去赛马，在轻歌剧协会演唱，过得很愉快。内奥米说到她：“那个弗恩·道夫提简直是笑话。”她是站在她新的优越地位这样说的。她和所有其他女孩都确定要嫁人的；没有结婚的老女人，不论是完美的老处女还是谨慎的女冒险家，像弗恩那样的人，都不能期望得到她们的同情。她怎么成了笑话了？我想知道，不顾让她讨厌，但是内奥米对我睁着她浅色、明亮、得意的眼睛，重复道：“一个笑话，她只不过是个笑话！”像一个人在给不知所措的异教徒宣讲不言自明的信条。

母亲不再关注歌剧了。她熟悉了人物和情节，能分辨出著名的唱段；没有什么可学的了。有时她外出；她还在卖百科全书；已经买过一套的人要被说服买每年的增版。但是她身体不好。一开始，她染上了一连串不常见的病—农场疣，眼睛感染，腺体肿胀，耳鸣，鼻出血，不明原因的可怕的疹子。她不断去看医生。一些症状消除了，可另一些又出现了。关键是精力减退，衰老，没有人希望这样。她的情况不稳定。她偶尔还给报纸写信；她在试图自学天文学。但是有时她会躺在床上，让我给她盖上毛毯。我总是很粗心；她会叫我回去把膝盖处塞好，还有脚底。然后她会用任性的、假装孩子气的声音说：“亲亲妈妈。”我在她前额上干巴巴地、不情愿地吻一下。她的头发已经变得很稀疏了。额头上的白色皮肤显出不健康的痛苦样，我不喜欢。

不管怎样，当我听《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卡门》和《茶花女》时，我更喜欢独自一人。一些音乐片断让我兴奋得无法安静坐着，就在饭厅里走来走去，心里和着无线电的声音一起唱着，抱着双臂，压着胳膊肘。我的眼睛充满泪水。迅速形成的幻象在心里沸腾。我想象一个恋人，暴风骤雨的场面，我们的感情注定惊心动魄。（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像那篇文章说的，女人一贯把艺术品个人化。）性感的屈从。不是屈从于男人，而是屈从于命运、黑暗、死亡。我最喜欢《卡门》的结尾。“让我经过！”我从牙缝里发出这个句子；我颤抖着，想象另一种屈从，甚至比对性的屈从更加诱人，更加令人倾心—对于姿势、形象、自我创造的自我的最终意义的英雄的、爱国者的、卡门的屈从。

歌剧让我饥饿。听完后我去厨房做煎蛋三明治，一大堆苏打饼干和蜂蜜、花生酱、可可、玉米浆、黄糖、椰子和剁碎的核桃，丰富、秘密的令人作呕的混合物，要用勺子才能吃下去。我首先贪婪地大吃一通，使胃口得到了满足，接下来，我的情绪低落下来，就像自慰一样。（自慰。我和内奥米在她妈妈的书里读过，东欧的农民用胡萝卜、日本的妇女用加重的球体自慰，习惯性的自慰者可以从其暗淡的眼神、萎黄的皮肤分辨出来，我们在城里巡视，寻找有这样症状的人，觉得整个事情奇异可笑，令人厌恶—我们发现的关于性的一切似乎更像一个狂欢节，让我们嘲笑或作呕，或者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让我们笑到恶心。不过现在我们根本不再谈论这些了。）有时大吃后我会节食一两天，或用温水喝大剂量泻盐，我想如果我快速冲掉一切，卡路里就不会留下。我没有真的发胖，只是丰满了，结实了，我喜欢读细致、色情地描写女主角大致体形的书，对总是把理想女人写成苗条身材感到担心；为了安慰自己，我会给自己朗读诗句，“大而光滑，肢体结实硬朗的情妇”。我喜欢那样；我喜欢“情妇”这个词，脂粉气的一个词，有一种仪式性；情妇不应该太苗条。我喜欢看百科全书艺术增刊里塞尚的《浴女》，然后照镜子看自己的裸体。但是我的大腿内侧会颤抖，仿佛透明袋子里的松软干酪。

这时节，内奥米在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一个叫伯特·马修斯的人，未婚，二十八九岁，焦虑而和气的脸，头发像一顶羊毛帽子，从有皱纹的头皮上向后推去，经常到乳品店的办公室来。他是家禽检查员。内奥米反感地告诉我他对莫莉和卡拉说的话。他总是问莫莉有没有怀孕，偷偷进来看她肚子的侧面，给将要去度蜜月的卡拉提建议。他把内奥米叫作“黄油馅饼”。他在街上看见她就会按喇叭，把车速慢下来，她会转过头说：“哦，上帝呀，救救我，别让那个白痴缠着我！”她会朝橱窗上自己的影子恍惚地皱眉。

伯特·马修斯打十块钱的赌，说她不会被允许去同性恋舞会上与他见面。内奥米真的想去。她说是为了十块钱，并且想让他看到她敢去。她妈妈确实不会同意，但是她出城护理病人去了。内奥米也不必担心她爸爸。“他，”她总是说，“他老了。”她似乎喜欢这个词的客观超然的发音。他在自己房间里埋头看《圣经》和宗教文学，把寓言书分类。

内奥米想要我和她一起去，在她家过夜，告诉我母亲说我们去莱森戏院。我感觉别无选择，不是因为内奥米要我去，而是因为我特别憎恨和害怕同性恋舞厅。

同性恋舞厅在城北半英里处，高速公路上。覆盖着巧克力色的仿制原木，窗子没有玻璃，宽宽的百叶窗白天紧紧关着，舞会时才打开。母亲和我开车路过时，她会说：“啊，看看所多玛和蛾摩拉！”她指的是长老会教堂劝诫的布道，把同性恋舞厅比喻成那些罪恶之地，并预言了类似的命运。当时母亲指出这种比喻不合逻辑，因为所多玛和蛾摩拉行的是非自然的行为。（她对弗恩·道夫提惬意而神秘地解释说：“那么，自然还是非自然，不是要看情况而定吗？”）母亲所处的位置很不舒服；原则上她嘲笑长老会教堂的立场，但是同性恋舞厅的情况又让她深有感触，我看得出，就像长老会教友那样，她感到同样的冷漠荒凉。我和她看法相同—那昏暗的窗子，坑洼肮脏的地面，完全是一个黑暗而充斥传闻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后面的松树林里，到处乱扔着法国避孕套。

星期五晚上，我们走上高速公路，穿着花色休闲裙。我已经尽力了，我洗了澡，刮了毛，喷了除体味剂，还盘了头发。我穿着布衬裙，大腿部分坚硬粗糙，长型的胸罩本打算让腰部收紧，结果露出的部分反而更加突出，我不得不扎上塑料皮带。我把皮带拉到二十五英寸，皮带下面不断地出汗。我用米色粉底把脸和脖子都涂了；我的嘴也很红，厚厚的一层，就像蛋糕上的糖霜花。我的凉鞋踩在路边的石子上。内奥米穿着高跟鞋。现在是六月，空气温暖而轻柔，有昆虫的鸣叫和振动，黑色松树背后的天空像桃子皮一般，世界可真令人享受，如果不用去舞会多好。

内奥米走在我前面，我们经过没有铺砌的凹凸不平的停车场，走上一个黄色小灯泡照亮的台阶。即使她像我一样害怕，她也不会表现出来。我眼睛盯着她趾高气扬的高跟鞋，饼干一样苍白的、肌肉发达的、故意露出来的光腿。男人和男孩在台阶周围晃来晃去。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也没有看。我只看见他们的烟头、皮带扣、黑暗中闪烁的酒瓶。我努力封闭自己的听觉，就像屏住呼吸一样，想忽略他们说出的轻柔、随便、肯定是轻鄙而恐怖的话。我一贯的自信心哪去了—先前那种对幽默感和优越感的虚假信心？一点儿都没剩下，完全消失了；我会怀旧和怀疑地想象我曾经是怎样的勇敢，比如对张伯伦先生。

一个胖老女人在我们手上印了紫墨水。

内奥米立即朝站在舞台边的伯特·马修斯走过去。“啊，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她说，“是你妈妈让你出来的吗？”

伯特·马修斯拉着她去跳舞。人们在一座两英尺高的木头平台上跳舞，栏杆上缠绕着彩灯，角落里的四根柱子和两条对角线上也装饰着彩灯，让平台看起来像点亮的轮船，漂浮在土地和锯木屑地板上。除了这些灯，以及从卖热狗、汉堡包、软饮料和咖啡的厨房窗户中射出来的光，整个地方都是黑的。人们在昏暗中成团地聚在一起，脚下是潮湿的锯末，发出泼洒的饮料的霉味儿。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把纸杯伸过来。我想他一定是把我错当成别人了，我摇摇头。然后又后悔没接。他也许会待在我旁边请我跳舞。

跳了两圈，内奥米回来了，带来伯特·马修斯和另外一个男人，瘦削，狡诈，红脸，红头发。他头向前倾站着，长长的身体弯曲得像个逗号。他没有邀请我，而是在音乐响起时拉着我的手，把我拖上平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是个时髦的、有创意的跳舞高手，不断地把我抛出又用力拉回，旋转，跳跃，打着响指，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毫无笑容，表情严肃，好像还带着敌意。我不但要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还要辛苦地听明白他的话，因为他还在讲话，趁着舞蹈难以预料的简短空隙，我们靠近彼此的时候。他有荷兰口音，并不纯正。现在荷兰移民已经买下了诸伯利周围的几间农场，当地的笑话和妙语警句里经常出现他们温和而天真的口音。“无拘无束地跳。”他说，用了一个口头禅，恳求地对我翻动着眼球。我不懂他的意思；我当然是在和他跳舞，或者是他自己在跳，像任何人一样无拘无束？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一类；我听到那些单词，但是弄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许他只是在开玩笑，不过他脸上一直没有一丝笑容。他只是古怪滑稽地翻动着眼球，冷漠忧郁地把我叫作“小可爱”，好像我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我只想弄清楚，他认为和自己在跳舞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并且假装成为她—一个矮小伶俐、善于调情的女人，但是我所做的一切，我的每个动作，我试图去看他时的每一个表情都不够及时；他早就该继续去找别人跳了。

我们一直跳到乐队休息，我高兴舞曲结束了，高兴他没有离开我；我本来还一直担心他会发觉我是多么不适合，而继续找别人。他把我拉下平台，拉到厨房窗子那边，拨开人群，买了两杯姜汁饮料。

“喝点儿吧。”他命令道，放弃了他的荷兰口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我喝了一些。“两杯都喝掉，”他说，“我从来不喝姜汁饮料。”我们这时正在地上移动。我可以看清楚一些面目，我看见一些熟人，对他们微笑，尝试为在这里感到自豪，自豪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我们走到内奥米和伯特那边，伯特拿出一瓶威士忌说：“来吧，伙计，我给你们倒点儿吧？”他往我们两个的杯子里倒了一些。内奥米对我笑笑，眼睛像玻璃一样，就像游泳的人刚从水里出来。我感到温暖，口干。三四口就喝光了我的黑麦威士忌酒加姜汁。

“天哪。”伯特赞叹道。

“她喝得像鱼一样。”内奥米说，对我很满意。

“那么她不需要姜汁了。”伯特说，给我倒满。我喝下去，想要提高我的新声望，并不在意味道如何。伯特开始抱怨说他不想再跳舞了。他说他的背支持不住了。和我一起的人—当时或者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克里夫—发出令人吃惊的、机枪般的咯咯笑声，用拳头捶着伯特的皮带扣。

“你的背怎么会疼呀，哦，你的背为什么不行了？”

“我只是躺在那儿，警官，”伯特用高而哀怨的音调说，“她过来坐在我身上，我能怎么办呢？”

“别这么下流。”内奥米愉快地说。

“什么是下流？我说了什么了？你想帮我按摩背吗，甜心？内奥米，给我按摩背吗？”

“我才不管你的无聊的背呢，去买膏油吧。”

“你给我涂吗，啊—”他的鼻子在内奥米的头发上嗅着，“帮我涂好吗？”

彩灯变得模糊，像弹力橡皮筋上下跳动。人们的脸颊微微变宽，好像映在弧形的光滑表面上；头看起来也似乎大了许多，和身体不成比例；我想象他们—虽然我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脱离了身体，飘浮在看不见的托盘上。这是我醉酒所致，意识不清。我正迷醉的时候，克里夫去买了热狗，用纸餐巾包着，还有一箱姜汁，我们都离开了舞厅。我和克里夫坐到车的后座上。他用胳膊搂着我，粗暴地搔着我全副武装的腰。我们似乎飞快地在高速路上行驶，伯特和克里夫在唱歌，用假声互相配合：“我不在乎太阳不照耀，夜晚我献出我的爱。”车窗都摇下来，风和星星闪过。我感到开心。我不再对任何事情负责。我醉了，我想。我们到了诸伯利。我看到主街的建筑，它们似乎在启示我，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活跃和快乐。我忘记了克里夫。他俯身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把他巨大、潮湿、冰凉、弯曲的舌头塞进我的嘴里，就像一块洗碗布。

我们在布伦瑞克旅馆停下来。

“我住在这里，”伯特说，“这是我的欢乐之家。”

“我们不能进去，”内奥米说，“他们不准你带女孩子进房间。”

“等着瞧吧。”

我们从一个后门进入旅馆，上了楼梯，走过一段走廊，尽头有一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形状的容器，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显得漂亮极了。我们进了一间卧室，彼此分开，坐在突然炽热起来的灯光下。伯特坐着，后来是躺在床上。内奥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旧的膝垫上，我们的裙子体面地展开。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气片上，但是又起来去修理纱窗，给我们倒了威士忌，和他买的姜汁混在一起。我们吃了热狗。我知道停下车进来是个错误。我的快乐情绪渐渐消逝了，虽然我又喝了许多，希望那种感觉会回来，我只觉得膨胀发热，身体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脚趾。

克里夫敏锐尖声地对我说：“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权利吗？”

“是的。”我努力恢复神志，鼓起勇气，感到一种责任，希望讨论这个话题。

“你也相信对女人的死刑吗？”

“我不相信死刑。不过如果要有的话，是的，对女人。”

他又像发射子弹般问：“你相信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被绞死吗？”

我闷闷地大声笑着。我的责任感又回来了。

于是，伯特和克里夫开始讲笑话了。每一个开头都很严肃，持续一段时间，像引发思考或有教育意义的奇闻趣事，所以你要始终保持警觉，到了该笑的时候，不要被留下来愚蠢地张着嘴。我担心如果没有立即笑起来，就会给人以我太天真无知、听不懂笑话的印象，或让人觉得我受了冒犯。许多这样的笑话都和第一个一样，我或内奥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线索以及进行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感觉愚蠢，被迫以不情愿的、恼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应，眯着眼睛、微露笑容跟随故事情节，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谈笑之间，伯特对内奥米说：“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里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馆的杯子里弹着烟灰。

“你对床有什么反感吗？在那里你可以变得更有精神头儿。”

“那么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静。他在屋子里跳来跳去，练习拳击，举例说着他的笑话，向床上的伯特冲去，直到后来伯特也跳了起来，他们假装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弹跳，大笑。内奥米和我不得不把脚缩回来。

“一对白痴。”内奥米说。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后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对我们，就像是台上武打表演结束那样。

“从你的装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说。克里夫唱着回答：“我看你的穿着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说。

“啊？”

“你四岁还是五岁？”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岁还是五岁。”

“嘿，拉斯特斯？你了解女人吗？”

“不，不了解。”

“你四岁。”

我们笑了，但是内奥米说：“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门化装黑人乐队演出，我以前听说过。”

“我要去洗手间。”我说着站起来。我一定是还醉着。一般我不会当着男人面这样说。

“我批准你去。”伯特宽容地说。“你去吧。你获准离开房间。走过大厅，到上面写着—”他仔细盯着我看，然后把脸伸过来，几乎触到我的胸部—“啊，我现在看见了—女厕所。”

我找到了厕所，使用时没有关门，后来才想起来。向回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和那边走廊尽头的一盏灯。我朝它走去，经过伯特的房间。过了灯有一扇门，因为这个夜晚很暖和，门开着，是防火应急出口。我们在旅馆的三楼或者顶楼。我迈步出去，绊了一下，几乎翻过栏杆，然后回到原位，弯腰费力地脱下凉鞋，我责怪它们害得我绊倒。我一路走下楼梯。离地面大约有六英尺的距离。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这一点很聪明。然后坐在最下一层台阶上，尽可能矮下身，然后跳下去，落到旅馆和无线电台之间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来是想回到房间的。我想不起现在该去哪里。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还想着我们是住在弗莱兹路呢。最后我记起了内奥米家的房子；仔细计划一番，我想我会到达那里。

我沿着布伦瑞克旅馆的外墙走，不时磕碰在砖上，从旅馆后面出来，再沿着对角街走—先走错了方向，不得不转回来—径直过主街，太晚了，街道两边都没有车了。朦胧的月光下看不清邮电局钟上的时间。一走下主街，我决定在草地上走，经过人们的前院，因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脱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须把我的发现告诉大家，人行道硌脚而草地很柔软。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呢？我来到曼森街内奥米家，忘记了我们没有锁后门，走到前门的台阶上，试图开门，打不开，锁着，开始我还保持着礼貌，然后越来越大声。我想内奥米一定在里面，会听见，来给我开门。

没有灯亮起来，但是门的确开了。内奥米的爸爸穿着睡衣，光着腿，灰白的头发在大厅的黑暗中发着光，像复活的尸体。我说：“内奥米—”这时我想起来她在哪儿了。转身踉跄着走下台阶，朝河水街走，现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后我越发谨慎，躺在门廊的秋千上睡着了，卷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涡中，无助，打着散发热狗气味的嗝。

内奥米的爸爸没有回去睡觉。他坐在厨房的黑暗中，直到内奥米回家，然后用皮带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顿乱打。他让她跪在厨房的地板上，向上帝发誓，说她绝不再喝酒了。

至于我，黎明醒来时，冻得发抖，恶心，周身疼痛，及时离开门廊，在房子侧面的一片牛蒡中呕吐。后门一直开着。我把脸和头发伸到厨房的洗手池里，试图去掉威士忌的气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亲醒来我告诉她，我在内奥米家病了，夜里回来的。一整天我都躺着，头疼得像被重重击打过，胃里翻江倒海，异常虚弱，有一种挫败和放松感。我感觉被幼稚的东西救赎了—我的旧斯佳丽·奥哈拉灯，固定我那带点的柔软窗帘的蓝白色金属花。我读《夏绿蒂·勃朗特的一生》。

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铁轨那边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点儿瓦瓦那什河，水位还相当高，还有银色的柳树。我梦想着十九世纪的生活：散步、学习、正直的品行、礼节、少女时代、平和宁静。

内奥米来到我的房间，粗暴地低语：“天哪，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你怎么可以就那样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个头啊。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克里夫不是个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险金理算员。你想和什么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后她给我看鞭痕，说了她爸爸是怎么对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后悔那样做。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我没有说。他也没有。也许他搞错了，认为我是某种幽灵幻象。内奥米第二个周末又和伯特·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气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办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壶，锅，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然后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舞厅，夜里在黑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并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的这一面没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过经历和习惯两种状况，一个女孩把自己置于通向婚姻的路上。没有别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绿蒂·勃朗特。

“起来穿好衣服跟我下来。对你有好处。”

“我感觉太虚弱了。”

“你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剩下的一辈子都趴在洞里吗？”

我们的友谊从那天开始渐渐消失了。我们不再去对方的家。我们第二年冬天会在街上遇见，她穿着新的毛边外衣，而我还是抱着一大叠课本，她会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出去，某个来自波特菲尔德、蓝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马修斯。原来，他的角色只是带着年轻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没有经验的那种，虽然并不真的打扰她们，或让她们有麻烦，尽管他爱讲话。克里夫出了车祸，她告诉我，一条腿膝盖以下截肢。“难怪他们都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她说，语气里带着母性的纵容，甚至骄傲感，仿佛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还是恰当的行为，可叹但是必要。过了一阵，她不再向我汇报最新的进展。我们在诸伯利城里见到时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觉她已经远离了我，置身于那个我模糊而担心地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而我则置身于学校所教授的各种各样遥远且无用的、特别的知识里，也远离了她。

我在学校得了A等成绩。我从来不满足。一旦拖回家一个A，就开始考虑下一个。它们似乎是有形的，铁一样沉重。我让它们堆在身边，像防护屏一样，如果我失去一个，就会感觉到危险的缺口。

高中大厅里，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动中死掉的学生的光荣榜周围挂着木屏，每年级一个；里面插着小小的银质姓名标牌，是每年分数最高的学生的，直到他们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妈妈。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虽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杰里·斯多利会超过我。他的智商是诸伯利高中有史以来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里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头于理科，让他有时不耐烦于他所说的“需要记忆的”科目（法语和历史），还有英国文学，他似乎焦躁地认为那是某种人身侮辱。

杰里·斯多利和我一起游逛。我们在大厅里交谈。我们渐渐开发了一个词汇游戏，主题范围是别人都不懂的。我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小小的滚筒油印的几乎辨认不出的校报上。大家似乎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我们被半宽容半轻蔑地称作“智囊团”或“神童”，杰里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们。我们因为被配成一对儿感到很伤心，就像动物园里某种奇异物种的仅有成员，憎恨人们认为我们相像，因为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杰里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没有我有魅力，很显然他认为把我的头脑和他的归为一类是由于没有鉴别区分的能力，就像是说托斯卡尼尼和地方乐队指挥同样有天赋一样。当我们讨论未来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我所拥有的是一流的记忆力，对于语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赋，而女性逻辑推理相对要弱，几乎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说，我比诸伯利大多数人聪明得多，这并不应该让我盲目，因为事实上我很快会在外界的智力竞争中达到极限。（他严肃地补充：“我也是同样，我总是力争保持希望。我在诸伯利高中看起来不错，在麻省理工学院呢？”谈到他的未来，他充满远大的抱负，但谨慎地以讽刺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冷静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开。）

我像个士兵一样对待他的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也就是说，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够强大，在我认为他看不到的领域，他判断的方式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不赞赏他的思维技巧，因为人只能赞赏和自己相似但要强大一些的能力。他的头脑对我来说仿佛一个马戏团帐篷，充满灰暗的设施，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让他发现我的想法。显然他忠实地告诉了我他对我的看法；我不想这样对他。为什么？因为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女人对男人的感觉一样，一种温柔、膨胀、专制、荒诞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冒险干预它；我对他隐藏了我近乎轻蔑的冷漠。我觉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从不认为自己骄傲。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去学校舞会，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识强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恋人的伪装让我们羞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利用这种身份，直到我们发现摆脱这种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乐。戏仿和自我解嘲是我们的救赎之道。我们尽可能开心，安然，有时残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对结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红色平纹皱丝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我们一下子变穷了，战后的银狐生意不好。）母亲改裙子的时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会令人满意，让我宽大的臀部看起来有诱人的光泽，就像吉尔达广告上的丽塔·海华斯裙子；我穿上时试图告诉自己是这样的，但是杰里做了个鬼脸，夸张地笑着，用尖厉开心的声音说：“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试图马上和他一样觉得好笑，这几乎奏了效。在街上我们继续即兴乱编。

“参加昨天晚上的诸伯利群星冬天舞会的有杰里·斯多利三世，优秀的化肥家族的子孙，还有精致敏感的黛尔·乔丹小姐，银狐帝国的继承人，他们独特得无法形容的舞蹈风格让所有倾慕者惊叹不已—”

我们去看的很多电影都是战争题材，战争是在我们开始上高中的前一年结束的。之后我们去海因斯饭店，而不是蓝猫头鹰，因为高中的其他人都会去那里，去玩投币式自动电唱机和钉球机。我们喝咖啡，抽薄荷醇烟。在每排座位间有高的深色木隔断，上面有黑金玻璃排气窗。杰里谈论战争，把纸餐巾折叠成几何形状，包在勺子上，又撕成飘舞的条带。他给我描述巴丹死亡行军，日本监狱营里的酷刑，东京的轰炸，德累斯顿的毁灭；他一连串说了那么多暴行，还有歼敌的数字。全无抗议之意，而是带着一种有节制的兴奋，奇怪的持续的享受感。然后他会给我讲现在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正在开发的武器；他把它们的杀伤力描述成不可避免，巨大无比，宇宙本身的力量都不能与之匹敌。

“生物战争—重新引进腹股沟淋巴结鼠疫—他们在制造没有解药的疾病，储藏起来。神经性毒气—通过半弱智药物控制全部人类—”

他确信会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会被消灭。在他那博学男孩的眼镜后面，显示出一副心甘情愿而又执拗的样子，他期待着巨大奇异的灾难。很快，我以惯常的恐惧、踌躇的女性理智做出了答复，这激发他走向了极端，把一切描述得更加恐怖，挑战我的理智。这轻而易举。他接触到了真实的世界，他知道原子是怎么分裂的。我接触的唯一世界是我用书籍创造的，只对我来说是独特的、滋养的。但是我坚持着；我感到厌倦和气愤，我说好吧，假设这是真的，你为什么早上还要起来去上学？如果都是真的，你为什么还打算做伟大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完结了，如果没有希望了，为什么你还要什么都做？”

“我还有时间获诺贝尔奖。”他玩世不恭地说，想逗我开心。

“十年以后？”

“就二十年吧。大多数伟大的突破都是男人三十五岁以前做出的。”

说过这类话之后他总会喃喃低语：“你知道我在开玩笑。”他是说诺贝尔奖，不是战争。我们逃脱不了诸伯利的信条—吹嘘或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会招致超自然的危险。但是真正把我们拉近和绑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希望，我们对彼此既否认又承认，既讥笑又尊重。

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长途散步，从我家后面开始，沿着铁路线走。我们会走到瓦瓦那什河湾栈桥，然后返回。我们谈论安乐死、遗传控制群体、是否有灵魂、宇宙是否最终是可知的。我们没有达成任何一致的看法。开始我们在秋天散步，接着是冬天。在暴风雪中，低着头争辩，手插在口袋里，细腻刺骨的雪打在我们脸上。争辩累了，我们会把手拿出来，伸开双臂保持平衡，试图在铁轨上走。杰里的腿又长又瘦，小脑袋，鬈发，圆而明亮的眼睛。他戴方格呢帽、羊毛边耳罩，我记得他从六年级就一直戴着。

我记得我过去像别人一样嘲笑他。我有时仍然羞于被内奥米之类的人看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现在认为，在他循规蹈矩接受在诸伯利的角色的方式中，有一种值得敬佩的东西，一种奇异而无情的优雅。他的必要的、令人满足的荒诞，带着宿命甚至勇敢的色彩，是我永远无法达到的。这就是他出现在舞会上带着的精神，僵直地带我舞过变化莫测的数英里的地板，在每年必须参加的棒球赛上，他无用地对着球晃来晃去，和军校学生一起行军。他不想假装成普通男生，但却做着普通男生做的事情，知道他的表现永远不会被接受，人们总是会嘲笑他。他不愿意变成别的样子，他表里如一。而我，我的自然边界要更为模糊，尽可能地吸收保护色。我开始明白也许像杰里这样生活会悠闲自得。

他违背我的意愿，到我家来吃晚饭。我憎恨带他见母亲，担心她会兴奋，试图过分表现自己，因为他有聪明的名声。她的确是这样，她试图让他解释相对论—点头，鼓励，用会意的伶俐的叫声欣然接受。他的解释不合逻辑。我挑剔饭菜，有同伴时我经常这样；肉似乎做得过火了，马铃薯有点儿硬，罐装豆太凉了。父亲和欧文从弗莱兹路过来，因为那天是星期日。欧文现在全部时间都住在弗莱兹路，养成了粗俗的习惯。杰里谈话时，欧文大声地咀嚼，直视父亲，简单，无知，带着男子汉的轻蔑。父亲不回应这些表情，很少说话，也许被母亲的热情弄得有些难为情，也许他觉得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已足够热情了。我生每一个人的气。我知道他对欧文和父亲也同样生气—虽然他不会表现出来，那是他知道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杰里是个怪胎，游离于男人的世界之外；他知道什么没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太笨了，看不出他的力量。对于他来说，我的家人是大众的一部分，甚至不值得对他们解释；他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具有力量。大家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人们以为问几个问题就能明白什么，不去了解基本原理，这真让我觉得好笑。”

“那就笑吧，”我酸溜溜地说，“我希望你开心。”

但是母亲对他很有好感，从那以后总是盼着他来，问他对实验室创造的生命或机器代替人类的看法。我可以理解她一通兴奋的问题让他有多么困惑和沮丧。这不就是我的感觉吗？当他自己从我的一堆书顶上拿起《天使，望故乡》—我准备拿回图书馆的—打开，用单调迷惑的音调读着：“一块石头，一片叶子，一扇门—啊，迷失，在忧郁的风中，幽灵—”我抢过书来，好像它有危险一样。“那是什么意思？”他理智地说，“在我听来很无聊。给我解释解释。我想听听。”

“他特别害羞，”母亲说，“他是优秀的男生，不过他应该学习更好地表达自己。”

在他家吃饭要轻松一些。他妈妈是寡妇，死去的爸爸是老师。他是独子。她在高中做秘书，我早就认识她。他们住在对角街一间拼连住宅里。擦碗巾折叠烫好，像高档的亚麻手绢，放在柠檬香的抽屉里。甜品我们吃三色模子果冻布丁，像在清真寺里，有很多罐装水果。晚饭后杰里去前屋钻研每星期邮寄来的象棋问题（这是我所指的他让人印象深刻的循规蹈矩的一个例子），他关了玻璃门，这样我们的谈话就不会干扰他。我擦干了盘子。杰里的妈妈和我谈论他的智力。她说话的样子仿佛那是某种稀有物体—一个考古发现，也许，非常有价值，非常恐怖，她一直包裹起来保存在抽屉里的东西。

“你也很聪明，”她确定地说（学校里所有档案记录她都知道，事实上是由她保管的），“不过你了解杰里的智商，是百里挑一的。想想这不是很奇妙吗？我是他妈妈，多么大的责任呀！”

我同意。

“他会在大学待很多年。要拿博士学位。然后还要继续，博士后，我不知道一共要多少年呢。”

听到她严肃的声调，我以为她可能要谈到费用了。

“那么你们一定不能有麻烦，你知道，”她实际地说，“杰里不能结婚。我不允许。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因为女孩子怀孕被迫牺牲前途。我觉得这不对。你和我在学校都见过，你知道我是指谁。强制婚姻。这是诸伯利的风格。我不赞成。我从来都不赞成。我不同意这是男孩子的责任，他不应该牺牲事业。你说呢？”

“不应该。”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你非常聪明。你有子宫帽吗？”她说得很快。

“没有。”我麻木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上呢？我知道你们现在年轻的女孩子。贞操是过去的事情了。不管它了。我没说我同意或不同意，但是时光无法倒流，是吧？你母亲应该带你去上。如果我有女儿，我会这么做的。”

她比我矮得多，是个丰满伶俐的小女人。她的头发蓬松，呈黄郁金香色，发根灰白。她总是戴着耳环、胸针、项链，颜色鲜亮，协调，有创意。她还抽烟，也允许杰里在家里抽烟；事实上他们总是像老朋友和夫妻那样争吵哪根烟是谁的。我原来就预料到她的思想会很新潮，虽然知识上不像我母亲那么新—谁是呢？—但对一般事物上要新潮得多。但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低头看她灰白色的发根，想着她说的要母亲带我去上子宫帽的事，我想到母亲，她公开游说提倡控制人口，但是从来没有想到需要和我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她确信女性—有知识的女性—不会屈从于性，除非需要。我更喜欢那样。这种方式比杰里妈妈荒谬的接受性和不得体的实用性更适合于一个母亲。我认为一个母亲提到女生和自己儿子的亲密行为是很唐突冒犯的。想到和杰里·斯多利亲近本身就令人讨厌。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会偶尔发生。

为什么不喜欢？真是奇怪的事。谈话结束后，我们心情沉重。我们的手潮湿地握在一起，毫无疑问，我们都在想，要握多久才算是符合体面和礼节。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并非不愿意，但也没有什么愉快的感觉，像两袋潮湿的沙子。我们的嘴张开，对着彼此，就像我们读过和听说过的那样，但是我们的嘴唇冰冷，舌头粗糙，像两块不协调的肉。每当杰里把注意力转向我—这种特别的注意—我就会被激怒，却不明白为什么。但我最后还是抱怨地屈从了。我们互为通向对方所发现之事的唯一途径。

好奇可以让这种情况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他妈妈的前屋—她出去参加东方之星的会议—杰里叫我脱掉衣服。

“为什么要我脱衣服？”

“难道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真的裸体女人。”

这个主意并不是没有吸引力。“裸体女人”这个词让我隐隐地感到满足，好像成了财富的施与者。另外，我认为我的身体比我的脸要好看，我不穿衣服比穿了好看；我常想对什么人炫耀它。我曾经希望—更准确地说，我对某种可能性充满好奇—如果有了更进一步的亲密，我对杰里的感觉可能会改变，我可能会接受他。难道我不了解欲望吗？我处在陈腐的婚姻般的状况里，试图把没有动力的折磨引向可资利用的身体。

我不会在前屋脱。争辩拖延了一阵，他说我们可以上楼，到他的房间去。走上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热望的刺痛，仿佛我们还是七八岁，要去什么地方拉下我们的裤子。放下他屋子的窗帘时，杰里把桌子上的台灯碰掉了，我几乎转身跑下楼去。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笨拙的动作更能让一切恢复原状，除非你们碰巧是坠入了爱河。不过，我决定保持幽默。我帮他捡起台灯，把灯罩摆好，也不憎恨他，甚至打开灯看有没有摔坏。然后我转身，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他没有动也没有摸我，我很开心—躺在床上。

我感觉荒诞，眩晕。

他站在床边，低头看着我，吃惊地现出有点儿滑稽的表情。难道他觉得我的身体不合适，不可利用吗，就像我对他的身体的感觉一样？他想把我变成某种顺从的女生，怀着没有被自我意识变得复杂的欲望，一个并非敏于应答、掌握大量词汇、对宇宙秩序有兴趣的女生，只是准备拥抱他的女生？我们都咯咯地笑了。他把手指放到我的一只乳头上，好像是试探有没有刺。

有时我们用方言模仿喜剧连环漫画《弹簧单高跷》里的对话：

“你的身材很美。”

“你看我所有的器官位置都对吧？”

“啊，是的，我得拿出手册查一查。”

“你不会认为有第三个乳房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三个乳房吗？你真是孤陋寡闻哪。”

“老天爷，你真的有—”

“嘘—”

我们听见他妈妈在外面的声音，和开车送她回来的人说再见。车门关上了。不是东方之星会议比平时提早结束了，就是我们争辩了太久才上楼。

杰里把我拉下床，拖出房间，我还试图抓起我的衣服。“衣橱，”我小声对他说，“我可以躲—衣橱—穿上衣服！”

“闭嘴。”他悄悄恳求着，恼怒得几乎要哭出来了。“别说话，别说话。”他脸色苍白，颤抖着，但还很有力气，这就是杰里·斯多利。我挣扎着，往回拽，抗议，仍然试图说服他我得穿上衣服。他把我向前拉着，从后楼梯下去。打开地下室的门时，他妈妈也刚好打开前门—我听见她欢快的叫声：“没有人在家吗？”—他把我推进去，插上了门闩。

我独自在地下室楼梯上，被锁着，光着身子。

他开了灯，让我看清方向，然后又快速关上。这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让地下室显得更黑了。我小心地坐在楼梯上，能感觉到光着的屁股下面那冰冷粗糙的木头，我试图想出任何可能的逃脱方法。一旦适应了黑暗也许我能找到窗子，用力打开，但是那有什么用，我什么都没有穿啊。或许我可以找到破旧的窗帘或一片油布，把自己裹起来，可是我怎么能那样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我怎么能穿过诸伯利城，穿过主街，在夜里不到十点的时候？

也许要等他妈妈睡了，杰里才会来放我出去。他来时，如果他来，我会杀了他。

我听见他们，杰里和他妈妈，在前屋谈话，然后是在厨房。“想睡个美容觉吗？”我听见他妈妈说，然后笑着—我想这是不怀好意的笑。他对他妈妈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着。我听见壶和杯子的哗哗声。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干面包。而我被锁在地下室，寒冷地光着身子。杰里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钝。如果他妈妈那么新潮，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女孩子是处女，为什么我还要被推到这里？我憎恨他们。我想到要敲门。那是他罪有应得。告诉他妈妈我想要逼他结婚。

我的眼睛有点儿适应了黑暗，这时我听到嗖的一声，楼梯上的一个盖子关了。我正朝着那个方向，看见一个罐子样的东西从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来。那是一个衣服滑槽，一个浅颜色的东西飞出来，沉闷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楼梯，经过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祷着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杰里的妈妈扔下来要洗的脏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裤子、胸罩和长筒袜，还有挂在楼下衣橱里的夹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刚才砰然跌落的声音。除了我的吊袜带，其他东西都齐了。没有吊袜带，我无法穿上长筒袜，就团起来塞进胸罩里。现在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我看见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钩子挂着。我爬上洗衣盆，打开钩子，爬了出去，穿过雪地。厨房的收音机开着，也许是为了盖住我的动静，也许只是要听十点钟的新闻。

我光着腿穿过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现在想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那张床上我就怒火中烧。除了杰里没有人那样看过我，咯咯地笑着，惊恐，带着口音讲话。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献礼的人。我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人了。

第二天在学校，杰里走过来，拿着一个棕色纸袋。

“对不起，女士，”他用《弹簧单高跷》里的方言轻声说，“我想这是您的一件私人物品。”

当然，那是我的吊袜带。我不再恨他了。放学后，沿着约翰大街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昨晚的事改编成一个宏大的喜剧场面，默片里愚蠢错乱的部分。

“我猛拉你下楼，你却拼命地朝反方向去—”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做什么。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像被抓住通奸的女人那样扔到大街上去呢—”

“当我把你推到地下室时，你应该看看你当时的表情。”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当你听到你妈妈的声音。”

“真不凑巧，妈妈，”杰里试图尝试英国口音，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说话，“不过刚巧我有一个年轻女人裸体在我床上。我正要进行试探性的，初步的—”

“你什么也没打算做。”

“对。”

于是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经过这次惨败，我们奇怪地比以前相处得更好了。现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身体既谨慎又熟悉，不再提出要求。不再有长久无望的拥抱，不再把舌头放进对方嘴里。我们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们填表，参加奖学金考试，我们拿到了几所大学的总目录，我们开始盼望着六月，那时我们将愉快而恐惧地参加考试。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都没有那些考试重要，那些教育部发来的密封的考试卷。高中的校长会当着我们的面打开封条。“学习”这两个字连一半都不能描述我们让自己经受的训练；我们像运动员一样甘心服从。我们要的不仅是高分，不仅是奖学金和进入大学，而是尽可能最高的分数：荣耀，小尖塔般耸立的A等成绩顶端的荣耀，终极的保障。

晚饭后我会把自己关在前屋。春天来了，傍晚变得长了；我迟些才开灯。但是我什么都不关注，占据我的意识的只有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监狱或小礼拜堂。地毯褪色的图案，缝隙的稻草色，不工作的旧收音机，像墓碑一样大，其电台调节器指示着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城，生苔的睡椅和两幅图画—一幅是夏兰城堡，暗淡的珍珠湖背景，另一幅是一个小女孩躺在两把不相配的椅子里，玫瑰色的灯光，父母在后面的阴影里哭泣，她旁边的医生看起来安静，但不乐观。我时常凝视着这一切，把动词、日期、战争、生物类群固定在我头脑里，这一切呈现出意义，一种训诫的力量，仿佛这些平凡的形状和图案实际上是我所掌握的事实与关系的外在形式，而它们一经掌握就显得可爱、简朴、顺从。从这间屋子出去，我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像祈祷数小时的修女一样无法思考，或者一个恋人经历了惩罚性的奉献。我会在主街上游荡，来到海因斯饭店，我和杰里约定在十点钟见面。在小气窗的琥珀玻璃下，我们喝咖啡，抽烟，很少交谈，慢慢浮出水面，能够理解和赞同彼此憔悴的坚持的表情。

我对爱的需求转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

那年春天在市政厅有一个复兴会。布坎南先生，我们的历史老师，站在学校的台阶顶端，发放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信仰耶稣吧”。他是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不是浸礼会教徒，长老会在复兴会的所有项目中都被安排在前面；城里所有的教堂，除了天主教或圣公会—小得不会有什么影响—都给予支持。全国的信仰复兴又受到尊敬。

“你不会在乎这些的，黛尔。”布坎南先生说，他平淡悲痛的声音中毫无质疑的意味。他高大，干瘦，头发中分，上世纪末前后自行车手的风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自行车手了—他的胃因为溃疡被切除了一半，他对我微笑，含着淡淡的抽搐的讽刺，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帕内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这样的微笑，他们曾经优秀，但由于雄心过大而失败。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对，我说：“是的，我要一个。谢谢。”

“你真的要那样做吗？”杰里说。

“没错。”

“为什么？”

“科学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对它们好奇没有意义。”

复兴会在市政厅楼上举行，就是我们表演小歌剧的地方。现在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突然热起来。每年洪水过后就是这样。八点前大厅已经开始拥挤了。和七月十二日的游行，或者金石门集市同样热闹—大量城里的人，但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溅满泥水的车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热的黑西装，女人戴帽子，还有些男人穿干净的套装，女人穿宽松的印花裙，脚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样粗壮、红润，抱着被子包裹的婴儿。老年人要被搀扶着，带领到座位上。他们来自乡下厨房，穿着似乎发霉的衣服。我想是否能从他们的样子看出是从哪个地区来的。我和杰里从科学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辆满载的校车—老式的驼背的汽车，好像从南美的山路摇晃而来，有活鸡在窗子里扑闪着翅膀—我们过去玩过这个游戏，像社会学家一样，用优雅智慧的语气讲话。

“蓝河来的人衣着考究，非常可敬。很多勤劳的荷兰人。他们去看过牙医。”

“几乎是城里人的样子。”

“圣奥古斯丁来的开磨坊的，农场上的人。他们的牙很黄。好像吃过很多燕麦粥似的。”

“他们来自杰里科山谷，又蠢又笨，是潜在的罪犯。他们的智商从来不会超过一百。他们斗鸡眼，内翻脚—”

“豁嘴—”

“驼背—”

“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父亲和女儿。祖父和孙女。哥哥和妹妹。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

“哦，那里的状况真是糟糕透了。”

座位都坐满了人。我站在后面，最后一排椅子后。人们不断涌入，填满了大厅两侧和我后面的空间。男生坐到窗台上。窗子尽量敞开，可还是闷热。低低的太阳照在有裂缝和污渍、刷了灰泥、有护墙板的墙壁上。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大厅是这么破旧。

联合教堂的麦克劳林先生做开幕祷告。他儿子戴尔很早以前离家出走了。现在在哪里？最近有人说是在高尔夫球场割草。我感觉我一生都是在诸伯利度过的，人们离开，回来，结婚，开始他们的新生活，而我继续上学。内奥米和乳品店的女孩们。她们的头发都盘成一个样式，在耳朵后系成两团，她们戴蝴蝶结。

两男两女四个黑人走上舞台，大家探头伸脖，一阵安静。大厅里很多人，包括我，从来没有见过黑人，就像从来没有见过长颈鹿、摩天大楼或远洋客轮。一个瘦子，皮肤呈黑红色，干枯，声音有力、可怖；他是低音歌手。高音歌手肥胖，黄色皮肤，微笑，大方。两个女人都很丰满，佩戴饰品，咖啡色皮肤，穿着华丽的宝石绿和铁蓝色服装。歌唱时汗水让她们的脖子和脸显得油光光的。他们歌唱时，复兴牧师谦逊地走上舞台，站在讲坛后，转向歌者，面带欣赏的表情，抬起脸，仿佛歌唱像雨水一般落在他脸上。从他的面孔可以认出他来，他的头像几星期前就被张贴在电话线杆和商店橱窗上了—他现在只是小一些，疲惫，比图片上看起来要显得苍白。

一个年轻男人，在大厅另一侧盯着我看。我想以前没有见过他。他个子不高，深色皮肤，骨感的脸，深陷的眼睛，长脸颊略微凹陷，一副严肃、不经意、傲慢无礼的神情。黑人歌唱结束，他从原来站立的窗子下走开，随后消失在大厅后面的人群中。我立刻想到他会过来站到我身边。然后，我想这真荒唐，就像歌剧或糟糕的、多愁善感的、激动人心的歌曲中相认的场景。

大家都站起来，把流汗的背上粘住的衣服拉好，开始唱第一段圣诗。

吉卜赛男孩躺在帐篷里

在一天结束的时刻孤单死去

我们带来救赎的消息

他说，没有人告诉过我—

我迫切地希望他会过来。我集中全部身心祈祷，但愿他会出现在我身边，即使我一边告诉自己，现在他正在我身后徘徊，现在他正朝门走去，他正在下楼梯—

我身后出现不同音高的变化，让我断定他在那里。人们闪开，闪出一个人的空间，但是没有唱歌的声音。我闻到淡淡的灼热的棉衬衣、阳光灼晒的皮肤、香皂和机油的味道。他的胳膊轻擦我的肩膀（像人们说的，火一样炙热），他滑到我身边的位置。

我们都直视着舞台。浸礼会牧师介绍了教会复兴派领袖，他开始友好而客套地讲话。过了一会儿，我把手搭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一个小女孩身体前倾坐着，在抠膝盖上结的痂。他把手放在椅子靠背上，离我的手大约两英寸。然后，似乎我身体上的所有知觉，所有希望，生命，潜能，都涌向那只手。

教会复兴派领袖开始温和地站在讲坛后讲话，然后渐渐激动起来，在台上走来走去，声调越来越强烈，显得极度绝望和忧伤。他不断地摆脱悲哀，转动，直接朝着观众咆哮。他画了条索桥，就像他在南美传教时看到的一样，他说。这座桥，脆弱而摇晃，悬在无底的峡谷上，峡谷充满火焰。那是火河，火河在下面，里面是溺水但永远不会溺死的人，都在叫喊、尖叫、咒骂、受着折磨，他一一列举描述—政客、黑帮、赌徒、酒鬼、通奸者、电影明星、金融家、怀疑论者。我们每个人，他说，都有我们自己个人的索桥，它在地狱上摇晃，另一端系在天堂的岸上。但是我们听不到也看不到天堂，有时甚至想象不到，因为深渊里的咆哮、扭动和罪恶的火焰围绕着我们。那座桥叫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的每宗罪恶，每句话语和每个行为，每个罪恶的想法，都将绳子渐渐磨损—

你们一些人的绳子不能再承重了！你们一些人的绳子已经无法恢复。它们被罪恶磨损，被罪恶侵蚀，只剩下一条线了！只有一条线把你悬在地狱之上！你们都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清楚了解自己索桥的状态！再咬一下地狱的禁果，再多一天的罪恶，一旦那条绳子断裂，你们就再没有绳子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即使是一条线也能拯救你！上帝并没有把它所有的奇迹都交给圣经时代！没有，我可以从我的内心和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他把奇迹带到了这里，带到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抓住他，不放松，直到审判日，你就不必担心灾难。

平时我对听布道和看人们的反应是很感兴趣的。大多数人都显得祥和而愉快，和听摇篮曲一样安静。麦克劳林先生坐在台上，始终低垂着温和的脸，这不是他布道的风格。浸礼会牧师带着主持人般明朗的笑容。观众里的老人会唱出“阿们！”并轻轻晃动身子。电影明星、政客和通奸者无可救药；对于大多数人，这似乎是一种温和的安慰。现在灯亮起来了，昆虫从窗子飞进来，是那些早出来的虫子。你不时地能听见一声短促、歉意的拍击声。

但是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放在椅子靠背上的双手上了。他轻轻地挪动他的手。我移动着我的手。再移动。直到皮肤轻轻而明显地触碰到一起，挪开，回来，贴在一起，压在一起。现在，我们的小指互相轻擦着，他的叠在我的上面。犹豫；我的手一点点儿伸开，他的小指触到我的无名指，无名指被俘获，然后继续，逐步地，不可避免地，沉默而确定，他的手盖住了我的手。成功后，他从椅子上拉起它，握在我们之间。感激让我像天使般，仿佛我来自另一种存在的境界。我感觉不需要更多的谢意，不可能更亲密了。

最后的圣歌。

我喜欢讲故事，

它是我光荣的主题，

讲述古老又古老的故事—

黑人引领我们，除了小个子黑人，他们都在激励我们，举起胳膊让大家大声唱。人们一起唱着，晃动着。强烈旺盛的汗味，像洋葱、马和猪粪的味道，感觉被俘获，绑住，带走；疲惫、阴沉的快乐像云一样升起。我拒绝了布坎南先生和其他教堂神职人员发的圣歌歌词，我记得词，跟着唱。我可以唱任何东西。

但是当圣歌结束，他放下我的手离开了，加入一群走向大厅前面的人当中，应邀向耶稣决志，在誓约上签名，给这个晚上盖上成功的印记。我没想到他要这样做。我还以为他去找什么人了。一片混乱，我一下子就看不到他了。我转身走出大厅，下了楼梯，环顾了好多次，看是否能看见他（做好准备假装在找别人，如果我看见他在看我）。我慢吞吞地走在主街上，望着窗子。他没有来。

这是星期五晚上。整个周末我都在想着他，不论我那时要思考什么，它都像一张马戏团的罗网一样铺在下面。我被不断地放开，却又跌进去。我试图重新构想他皮肤的纹理，触摸着我的皮肤，试图回忆他手指变换的压力。我会把手伸展在自己面前，奇怪它竟然不能告诉我什么。它和那些被过往国王们使用过的博物馆展品一样缺乏明确的意义。我会分析那种气味，把熟悉和不熟悉的元素分类。我会想象他像我第一次看见的那样穿过大厅，因为他走到我身边之后我就没有真正地看过他。他长着黝黑、谨慎、固执的脸。对我来说，他的脸包含所有的猛烈和甜蜜、傲慢和屈从、暴力和自制的可能性。从他的脸上，我再也没有像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东西，因为我那时已经看到了一切。我将要爱的他所有的一切，我永远不会理解或得到解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再见到他。

星期一放学后，我和杰里走在约翰街上。一辆旧卡车的喇叭对我们响着，车上挂着切细的稻草和灰尘，一张脸探出车窗外。这张脸在白天也没有丝毫改变或缩减。

“百科全书，”我对杰里说，“他要给母亲钱。我有话和他说。你先走吧。”

这次期待但没有抱希望的再次出现，让我眩晕，传奇实在地侵入了真实世界，我上了卡车。

“我想到你是在上学。”

“我快毕业了，”我连忙说，“我十三年级了。”

“真幸运看见你了。我要回木材场。那天晚上你怎么没等我呢？”

“你去哪里啦？”我问，假装当时没有看见他。

“我要到前面去。那里有那么多人。”

我意识到“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他要去誓约上签名，或被复兴派拯救。他就是这样，不会说得更明确。除非必要，他不会做解释。那天下午以及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一系列事实，只是问到时才回答。他的名字是加内特·弗兰奇，住在杰里科山谷过去的农场，在诸伯利木材场工作。两年前他在监狱里待过四个月，因为参与了波特菲尔德酒吧外严重的打架事件，其中一个人眼睛被打瞎了。在监狱里，一个浸礼会牧师去看望过他，让他改变了信仰。他八年级就辍学了，在监狱里被允许上了一些高中课程，因为他想可能会去圣经学院，将来做牧师。他并不急迫地谈论着他的目标。他二十三岁。

他对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参加一个浸礼会青年团的集会。或者他并没有要求我，他只是说：“好吧，我晚饭后来接你。”开过短短的距离，领着茫然沉默的我，进入诸伯利最后一个地方，那里除了妓院我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别的。

这是整个春天和夏初每星期一晚上我要做的事—坐在浸礼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总是吃惊而孤单，就像沉船中被抛起的人。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去，我在那里的想法，任何事情。他的确说过一次：“我很可能又会回到监狱，如果没有浸礼会教堂。我只知道这些，这对我就够了。”

“为什么会呢？”

“因为我习惯了那样打架和酗酒。”

浸礼会教堂后排长凳上有几块旧的口香糖，银黑色，铁一样硬。教堂散发出酸酸的味道，像一间厨房，流着灰色污水，炉子后晾着擦布。青年团并不都年轻。有一个女人叫卡蒂·迈奎格，在蒙克的肉店工作，把大块生肉放进绞肉机，用大型的锯子锯下牛腿，包在带血的白色围裙里，像达其·蒙克一样强健快活。在这里她穿着花的细薄棉裙，擦干净的手放在风琴上，短发里露出红红的脖子，谦和而专注。有一对矮个子，猴子一样的尖脸兄弟，从乡下来，伊万和奥林·沃波尔，他们表演体操杂技。一个大胸脯、脸色阴沉的女孩，和弗恩·道夫提一起在邮电局工作过；弗恩总是叫她圣贝蒂。柴恩威商店的女孩，脸色苍白，灰扑扑的，收入最低，是在诸伯利商店工作的所有女孩中社会地位最低的。其中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个，据说有过小孩。

加内特是主席。有时他带领祈祷，以坚定礼貌的声音开始：“我们神圣的父亲—”五月初的热度已经消退，寒冷的春雨冲刷着窗子。我奇怪地感觉我是在梦中，可以立刻醒来。在家里前屋的桌子上，放着我打开的书和诗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我出门前在读的，还在我脑海里回响：

平淡的灰色让万物闪出银光，

笼罩在月光下，你和我一样—

礼拜仪式过后，我们去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要举行乒乓球赛。卡蒂·迈奎格和柴恩威商店的其中一个女孩会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在热盘子上做可可茶。加内特教人们打乒乓球，鼓励柴恩威商店的女孩，她们似乎拿球拍都有困难，并和卡蒂开玩笑，她一到地下室就变得狂暴，就像在肉店一样。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让人担心，卡蒂。”

“你说什么？你担心什么？”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它对你来说太小了。”

“你觉得它有消失的危险吗？”她气愤而兴奋地大声说，脸像鲜肉一样红。

“呃，卡蒂，我从来没这样想。”加内特说，面带悔恨和沮丧的表情。

我对大家微笑着，但是充满了忌妒、沮丧，等待这一切结束，可可茶杯刷好，教堂的灯关好，加内特会带我去卡车那里。然后我们会在土路上开往波克·蔡尔兹家。（“我认识波克，如果我陷住了，他会借给我链子，把我救出来。”加内特说。想到和波克·蔡尔兹这样的浸礼会教徒平等，我产生了那种安静的、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低落情绪。）现在什么都不要紧了。不真实、长久的尴尬和夜晚的单调都在卡车驾驶室里消失了，在撕裂的旧座位和家禽饲料的气味中，看着加内特卷起袖子，光着前臂，看着他的手，放松而警觉地放在方向盘上。窗上的黑色雨渍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和庇护。如果雨停了，我们会摇下窗子，去感觉一下那看不见的河的浓郁气息，将车停靠在路边，闻车轮碾过的薄荷的清香。我们用鼻子在灌木深处闻着，灌木刮擦着汽车的引擎盖。卡车随着最后“砰”的一声停下，一个成功的信号，让车灯微弱地切进浓密的夜色，逐渐熄灭，加内特总是带着同样的叹息转向我，同样掩饰的严肃表情，我们会走到乡间完全隐蔽的地方，所有的动作都会带来欣喜，不可能存在失望。只有我病了发烧时，才有这样飘拂的感觉，感觉自己软弱无力，被保护着，同时又拥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还处于向性靠近的阶段，盘旋，后退，犹豫，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是约定了各类“不准越线”的禁忌（在那个乡间，和加内特一起，简直不可想象这样明确的禁忌），而是因为我们感觉有责任，就像我们的手在椅子靠背上游戏那样，不慌不忙，面对这般愉悦，做着害羞的、正式的、暂时的撤退。那个词，愉悦（pleasure），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过去认为它是温和的，表明一种低调的自我沉浸；现在它似乎是爆炸式的，第一个音节的两个元音像烟花一样喷出，结束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高原上，梦幻般颤抖的尾音。

河边的这些幽会之后，我会回到家，有时直到天亮还无法入睡，不是因为人们料想的那种没有释放的紧张，而是我需要回放刚刚经历的场面，无法放下我收到的这些美好的礼物、绝妙的奖赏—手腕上、胳膊肘内侧、肩膀和胸部的唇印，手放在小腹、大腿、两腿之间的感觉。礼物。各种各样的亲吻，舌头碰触，哀求的、感激的声音。大胆无礼和意外的发现。嘴唇坦白地在乳头上合拢，好像要做出天真而毫无防备的声明，不是因为它模仿了婴儿，而是因为它不担心荒诞。性对我来说是全然的屈从—不是女人对男人，而是人对身体的屈从，是一个纯粹信念的行为，谦逊中的自由。我会躺着，接受这些暗示与发现的洗礼，像一个人悬在清澈温暖无法阻止的水流上，一整夜。

加内特也带我去打棒球，有时雨刚停就去。在傍晚，在对角街尽头的空地上和临近的城镇。加内特是诸伯利队的第一守垒员。球员们穿红灰制服。球场都有摇晃的露天看台，木板护栏上是旧的饮料和香烟广告。看台上的观众从来坐不满三分之一。老人会来—就是那些总是坐在旅馆前长椅上的老人，或者夏天在纪念碑后水泥棋盘上下棋的老人，或者每年春天出来观察瓦瓦那什河洪水，站在那里点头、评论，仿佛是他们自己把它抚养大的老人。十或十一岁的男生坐在护栏边的草地上抽烟。漫长阴郁的一天之后，太阳经常会出来，安静地在球场上洒下一道道金光。我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一些女朋友和年轻的妻子，她们尖叫，上下跳跃，我从来不能尖叫。棒球和浸礼会教堂一样令我迷惑，但是也不会令我不安。我喜欢把这个男性的仪式当作我们的前奏。

其他晚上我继续学习。我学习，还没有忘记怎样学习，但是我会落入持续半小时的白日梦。我仍然在海因斯饭店和杰里见面。

“你干吗和那个尼安德特人约会呢？”

“你说尼安德特人是什么意思？他是克鲁马努人。”我说，背叛让我又开心又羞愧。

但是杰里没有心思考虑我。有关他未来的决定沉沉地压迫着他。“如果我去麦吉尔大学—”他说，“另一方面，如果我去多伦多大学—”他要考虑奖学金问题，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哪所大学能给他提供最好的机会去美国的好大学读研究生。我感兴趣。查看日历，和他一起对比各种选择，在心里反复掂量上次和加内特见面时交错融合的细节。

“你还是要读大学，是吗？”

“为什么不呢？”

“那样的话，你最好小心了。我不是讽刺。不是忌妒。我是为你着想。”

母亲也这样想。“我认识弗兰奇家。在杰里科山谷那边。那是你有望看到的最贫穷的边远地区。”我没有告诉她浸礼会青年团的事，但是她自己发现了。“我不明白，”她说，“我想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了。”

“难道我不能去我喜欢的地方吗？”我粗暴地说。

“一个男生让你头脑混乱。你和你的理智。你想一辈子都在诸伯利生活吗？你想做一个木材场工人的妻子？你想进浸礼会妇女救济会吗？”

“不想。”

“哦，我只是想让你认清事实。我这是为你好。”

加内特来家里时，她客气地对待他，询问木材场的生意如何。他称她夫人，就像我和杰里在戏仿乡下人时那样。“嗯，我不太了解那些情况，夫人。”他会礼貌而矜持地回答。任何这类一般性谈话的尝试，任何想让他这样思考、理论化、系统化的尝试都让他脸上现出茫然、有点冒犯的高傲神情。他讨厌人们用夸大的词汇，谈论他们生活以外的事情。他讨厌人们试图把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是我的爱好，他为什么不讨厌我呢？也许我很好地隐藏了我喜欢的东西。更可能的是，他重新组合了我，只取他所需要的，来适应他自己。我也配合着他。我喜欢他阴暗、奇异的一面，我不了解的一面，而不是他作为重生的浸礼会教徒的一面；或者说我所看见的这个自豪的浸礼会教徒就像他正在玩弄的面具，可以轻易丢弃。我试图让他讲述波特菲尔德酒吧外的打架事件和在监狱里的情况。我关注他本能的生活，而不是他的思想。

我试图让他说出那天晚上在复兴会走向我的原因。

“我喜欢你的样子。”

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告白。

我们之间无法说清楚的东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话语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彼此的了解仅仅是被它们所困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性”或“身体的吸引”。当我想到这个时，我感到震惊—一直感到不可思议—那种轻松，甚至诋毁的语调，仿佛是每天都能随便找到的东西。

他带我去见他的家人。那是星期天下午。考试星期一开始。我说我打算学习，他说：“那可不行。妈妈已经杀好两只鸡了。”

擅于学习的那个人事实上已经迷失了，被封锁起来了。和加内特在房间里，我读不进去任何书，无法把一个词和另一个词按顺序排列起来。我只能读开车时看到的布告栏上的字。和杰里出去时情况正好相反，那时看见的世界密集复杂，但是极度清晰；我和加内特一起时看到的世界和我想象动物眼里的差不多，是没有名字的世界。

我以前和母亲开车去过杰里科山谷。有些地方正好宽到足够卡车通过。野玫瑰擦着驾驶室。我们在茂密的树丛间开了好几英里。有一片满是树桩的地。我记得，记得母亲说过：“曾经都是这样，所有这片乡间。他们没有什么进步，还停留在垦荒阶段。也许他们太懒惰了。或者土地不值得开垦。或者两种原因都有。”

烧毁的房子和谷仓的骨架。

“你喜欢我们的房子吗？”加内特问。

他的房子其实在山谷里，周围有高大的树木紧密围绕，无法看见整体。只能看到棕色的墙板，褪色的山形墙和门廊，黄色是很久以前漆的，油漆只残存在一条条开裂的木头上。我们开进院子，拐弯，一群鸡突然围过来，还有两只狗大声叫着，舔着打开的卡车窗子。

两个女孩，九到十岁，正在弹簧床上跳，蹦床在院子里已经放得很久了，周围的草都变白了。她们停下来盯着看。加内特带我走过去，没有向她们介绍我。他没对任何人介绍我。家人一个个出现—我不清楚哪些是他自己家的，哪些是叔伯、姑婶或者表亲—和他说话，斜眼看我。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了一些名字，他们没有叫我的名字。

有一个女孩我想可能在高中见过。她光着脚，化浓妆，在门廊的一根柱子旁随意地晃来晃去。“看塞尔玛！”加内特说。“她涂口红时可以把一整管都涂上。亲她的人会被粘住。再也脱不开身。”塞尔玛鼓起满是脂粉的脸颊，发出粗鲁的声音。

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子女人，气呼呼地走出来，穿着没有鞋带的跑鞋。她的脚踝臃肿，腿看起来像排水管一样圆。她是第一个和我直接说话的人。“你妈妈是卖百科全书的那位女士吧。我认识她。怎么不找个地方坐下呀？”她把一个小男孩和一只猫从摇椅上推开，站在旁边直到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开始大叫着，吩咐和重复让大家干这干那。

“把鸡关到后面去！从菜园给我拿些莴苣、青葱和萝卜来！莱拉！菲莉斯！别再乱跳啦！难道不能做点更好的事情吗？博伊德，从卡车上下来！把他从卡车上弄下来！他那天挂了挡，卡车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差几寸就撞到门廊上了。”

她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袋烟草和卷烟纸。

“我不信浸礼会，我偶尔抽点儿烟。你是浸礼会的吗？”

“不是。我陪加内特去的。”

“加内特出事后才去的—你知道他的事儿了吧？”

“知道。”

“他出事后入的会，我一直觉得这对他是件好事，但是那里有严格的观念。我们以前都是—现在也是—联合教堂的，不过离得太远，我有时要工作，在医院里星期天也不例外。”她告诉我她在波特菲尔德做医护助理。“我和加内特，我们两个养家，”她说，“这样的土地无法维持生计。”她讲了一些事故，最近一个中毒的小孩被带到医院，像鞋油一样黑；一个男人手被压碎了；男孩把鱼钩弄到眼睛里；还有个人胳膊和肘部只有一层皮连着。加内特不见了。门廊角落里坐着一个男人，穿着宽大的黄大衣，像一尊佛似的，但是没有那种平和的神情。他不断抬起眉毛，露出牙，现出很快又消失的讥笑。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在嘲笑医院的故事，后来才意识到是面部痉挛。

女孩们不再跳蹦床了，来到妈妈身边，补充着她可能遗漏的细节。男孩子在院子里打起架来，在坚硬的土地上滚来滚去，野蛮粗暴，没有声音，他们光着的后背像树皮内层一样光滑而呈棕色。“我去烧壶开水！”妈妈警告着，“把你们的皮剥掉！”一个女孩问：“她想去看小河吗？”

“她”是指我。她们带我去小河边，平坦的白色石头中间有一条棕色的溪流。她们告诉我它春天流到哪里。有一年洪水涌进了房子。她们带我去干草垛，看一窝小猫，橙黄色和黑色相间，还没有睁开眼睛。她们带我穿过空空的马厩，告诉我谷仓是用临时代用的横梁和柱子搭建的。“如果起风暴，谷仓一定会倒塌的。”

她们跳过马厩，编唱歌曲：古老的谷仓就要倒下来，倒下来—

她们带我看了整个房子。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稀疏而奇怪地摆着些家具。在好像是卧室的里面有一张铜床，角落里有成堆的衣服和被子，堆在地上，好像这家人是刚搬进来的。很多窗子都没有窗帘。阳光透过安静的树木，照进高高的房间，墙壁被叶子飘拂的影子覆盖。她们指给我看洪水在墙上留下的印记，一些从杂志上剪下的图片钉在墙上。有电影明星，给餐巾做广告的衣裙飘飘的女士。

厨房里，他妈妈在洗蔬菜。“你会喜欢住在这里吗？对城里人来说太单调了，不过我们衣食无忧。空气新鲜，夏天，河边舒适凉爽。冬暖夏凉。是我知道的位置最好的房子。”

所有的油毡都是黑的，起皱了，桌子底下和窗子旁边，有旧图案留下的海岛部分，那里的磨损不太严重。我闻到闷鸡肉的灰暗的味道。

加内特打开纱窗门，站在阴影中，对着后院强烈的阳光。他穿着工装裤，没穿衬衫。

“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我们走到后门，他的妹妹也跟来，他让我朝上看。房顶一条梁的底面刻着一排女孩名字，每个后面都有一个斜叉。“加内特的女朋友们！”一个妹妹叫着，她们咯咯地大笑着，但是加内特认真地读着：“桃瑞丝·迈克伊娃！她父亲开锯木场，在蓝河那边。现在还在。如果我娶了她，一定很有钱了。”

“如果那是发财的方式的话！”他妈妈说道，走到纱窗门边。

“杜丽·法德斯通。她是罗马天主教徒，在布伦瑞克旅馆咖啡店工作。”

“要是娶了她就会很穷，”他妈妈意味深长地说，“你知道罗马教皇叫他们做什么！”

“没有教皇你活得也不错，妈妈—玛格丽特·弗瑞莉。红头发。”

“你无法相信那种脾气的人。”

“她的脾气和小雏鸡差不多。索洛·威洛比。在莱森戏院卖票。她现在去了布兰特福德了。”

“斜叉是什么意思，儿子？你和她们停止交往的时间？”

“不是，夫人。”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军事机密！”加内特跳到门廊的栏杆上—他妈妈警告他：“那可经不住你的重量！”—他开始在名单底下刻着什么。是我的名字。刻完后用星星把它圈起来，又在下面划了一条线。“我想我该结束了。”他说。

他合上刀，跳下来。“吻她！”他妹妹叫着，疯狂地咯咯笑着，他用胳膊搂住我。“他吻她的嘴了，看加内特，在吻她的嘴呢！”他们围上来，加内特用一只手把他们打走，还在吻着。然后他开始搔我，我们互相搔痒，他妹妹加入我这一边，我们想把加内特按倒在门廊地板上，但是他最终逃脱了，朝谷仓跑去。我进到屋子里，骄傲地问他妈妈要不要帮忙做汤。“你会弄脏你的裙子的。”她说，不过还是让步了，让我切萝卜。

晚饭我们吃炖鸡，肉汁让鸡肉很是松软鲜嫩，清淡的饺子，马铃薯（“糟糕的是新鲜的还没有出来！”），圆的、扁的面粉饼干，家里做的罐装豆子和番茄，几种腌菜，几碗青葱、萝卜、莴苣叶，浸在醋里，糖浆蛋糕，黑莓果脯。算上菲莉斯有十二个人围桌而坐。沿着一边，大家坐在两个锯木架搭一块木板做成的长凳上。我坐前屋搬来的涂过漆的椅子。那个高大的黄皮肤的人从阳台被带过来，坐在桌子一端；他是爸爸。一位老人与加内特一起从谷仓回来，说他前晚因为牙痛不能睡觉。“那你最好别吃鸡了，”加内特告诉他，关切地戏弄他，“我们最好给你热点儿牛奶，把你卷到床上去！”老人吃得津津有味，描述他如何尝试用热丁香油止痛。“如果还有比那还厉害的东西，我用我的结婚戒指打赌！”加内特的妈妈说。我坐在莱拉和菲莉斯中间，她们在打闹，拒绝给彼此递东西，把黄油藏在碟子下。加内特和老人在讲邻近的荷兰农夫射杀浣熊的事，以为它们是危险的森林动物。我们喝茶。菲莉斯悄悄把盐碟的盖子拿下来，把盐倒进糖碗里，递给老人。她妈妈及时抓住了她。“我哪天非活剥了你的皮不可！”她警告道。

毫无疑问，我在那个家里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我想对加内特说：“我喜欢你的家人。”但是我意识到那在他听起来会很奇怪，因为他从没有想到我不喜欢他们，或不是他们的一员。他的这类判断似乎过于自我和虚伪。

在诸伯利，卡车刚出了主街就抛锚了。加内特下车，看看引擎盖下面，他认为是传动装置的问题。我说他可以在我家前屋睡，但是我看得出他不想，因为我的母亲；他说他会去在木材场一起工作的朋友家里。

因为我到家没有卡车声音作为信号，我们可以走到侧面，靠着墙接吻和爱抚。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后的结合会有某种特别的停顿，然后才正式开始，就像戏剧最后一场拉开帷幕。但是根本不是那样。等我明白他真的要做的时候，我想躺在地上，我想脱下裤子，它就围在我脚上，我想松开我的裙带，因为他用力地压着它，把我的肚子弄得很痛。但是来不及做这些了。我尽量叉开腿，裤子还缠在我脚上，尽力抵着墙保持平衡。和我们原来的亲热不同，这需要用力和专注。我被弄疼了，虽然他的手指以前曾探入过。除了其他一切，我还要提着他的裤子，担心他闪出白光的屁股会让我们暴露，被过路人看见。我的足弓越来越痛，无法忍受。正当我想叫他停下，至少让我把脚跟落到地上一会儿，他开始呻吟，剧烈地推送，然后瘫软在我身上，他的心脏怦怦地跳着。我平衡不了他的体重，我们都倒了下来，不是卡在中间，而是落在墙边的牡丹花丛中。我用手摸了摸湿乎乎的大腿，手上有暗色的东西。是血。当我看到血，我就清楚了整个情节剧的壮观。

早上我去看折断的牡丹，一小片血渍，是地上的干血。我得告诉什么人。我对母亲说：“我们房子侧面的地上有血。”

“血？”

“我昨天看见猫在撕咬一只鸟。是只带条纹的大公猫，不知道哪里来的。”

“邪恶的动物。”

“你应该来看看。”

“什么？我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呢。”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考试了。有杰里和我参加，默里·希尔和乔治·克莱分别要成为牙医和工程师。还有琼·甘尼特，她父亲要她读完大学四年，才允许她嫁给一个宽胸膛、样子放荡的男孩，他在商业银行工作。还有两个乡下女孩，比阿特丽斯和玛丽，她们准备读师范学院。

校长当场开封试卷，我们签署誓言，说以前没有拆开过。学校里只有我们，所有低年级的学生都放暑假了。我们的声音和脚步在大厅里显得空旷。楼里炎热，有油漆味。管理员把课桌都搬出教室，叠在走廊上；正在油漆地板。

我感觉这一切离我很远。第一场考试是英国文学。我开始写“悲喜之间”。我完全明白题目的意思，但是不知怎么，我无法确信真是那个意思，它像梦中的句子一样荒诞，躲闪，充满恶意。我缓慢地写着。偶尔会停下来，紧锁眉头，活动一下手指，试图有紧迫感，但是没有用，我无法更快了。我答完了题目，但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甚至没有愿望去检查一遍试卷。我怀疑我漏了部分题目；但我故意不去对照试卷弄个清楚。

我感到荣耀，身体的庄严。我疲倦地移动，夸张地显出有点儿不舒服的样子。我现在记起了加内特的脸，一遍又一遍，在我们倒下前，最终的努力和胜利的瞬间的脸。我可以让人这么痛苦这么放松，这让我为自己惊奇。

比阿特丽斯，乡下女孩中的一个，带了家里车来，因为校车不开了。她请我和她一起喝可乐，在城南一家铁匠铺重新装修和油漆成的汽车商店里。她邀请我是因为想问我的答案。她是个丰满勤奋的女孩，穿绒面呢裙子，前面系扣子。内奥米和我曾讥笑她，因为她冬天外套上带着白色马毛就来上学了。

“你这道题是怎么答的？”她问，慢慢读出题目：重视形式高雅和社会稳定的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引用一首十八世纪的诗歌来论证。

我在想，如果我下车，走到我们停车的碎石场后面，我就到了通向木材场后的街上。木材场的工人把车停在这条街上。如果我走过去，站在街中央我就能够看见后围墙、入口和长长的没有顶篷的木材棚，还有木材堆的顶端。城里有一些有鲜明标记的地方—木材场、浸礼会教堂、加内特加油的服务站、他理发的理发店、他朋友的家—还有他习惯开车经过的街道，把这些地方联系起来，它们像明亮的电线一般出现在我脑海里。

现在，我们早期甜蜜的探索和卡车上多雨的游戏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热切地做爱。我们开着车门在车座上做爱，在灌木丛下，在傍晚的草丛中。改变很大。开始时我感到麻木，被我们所做事情的重要性、名称和想法所迷惑。然后我有了一次高潮。我知道是这样叫的，从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久前，我自己已经发现了它，利用许多不耐烦的、贪婪的、想象中的恋人。但是和同伴一起经历高潮让我惊奇；原来似乎是那么私人化的，甚至孤独的事情，在爱人的心中找到了。它很快达到了应该达到的所在—我无法想象会这么短就结束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层次—更坚固，不那么奇妙，原因和结果都很清楚，我们的爱开始以从容的方式流动。

关于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对彼此说过一言。

这是我和母亲住在诸伯利的第一个夏天，没有去弗莱兹路。母亲说这不公平，但无论如何，父亲和欧文和班尼叔叔，还是像过去那么开心。有时我过去看他们。他们在厨房的桌子旁喝啤酒，用钢毛清洗鸡蛋。狐狸农场的生意不做了，因为战后皮毛价格跌得厉害。狐狸没了，围栏拆了，父亲转去饲养家禽。我坐着，也清洗鸡蛋。欧文喝了半瓶啤酒。当我要喝时父亲说：“别喝，你母亲会不高兴的。”班尼叔叔说：“女孩子喝酒没有好处。”

这也正是加内特说的，一模一样。

我擦地板，擦窗子，扔掉发霉的食物，把食橱换上干净的纸，带着不平的、被动的姿态。欧文对我咕噜着表示他长大了，是个男人了，君主般迈着大步走着，当我说“走开！我要擦这里了。走开”，他只挪动一点儿。有时我会踢他，或者他绊我，我们就会开始踢打争斗。班尼叔叔会笑我们，大口吸气，一脸羞耻的老样子，但是父亲会制止欧文和女生打架，让他出去。父亲客客气气地对待我，夸奖我清理房间，但从来不和我开玩笑，像和弗莱兹路的女孩开玩笑一样，比如波特家的女孩，她八年级期末就辍学了，在波特菲尔德的手套厂工作。他赞同我，却不知怎么被我冒犯了。他认为我的远大抱负是一种自傲吗？

父亲睡在厨房的沙发上，不是楼上他过去住的房间。在沙发上面的架子上，收音机和墨水瓶旁边，有三本书—H. G. 威尔斯的《世界史纲》、《鲁滨逊漂流记》和詹姆斯·瑟伯的短篇集。他把相同的书读了又读，直到瞌睡。他从来不谈论读过的书。

傍晚我走回城里，太阳还有一个多小时才落山，我长长的身影落在前面的碎石路上。我看着这个奇怪的拉长的身体，小而圆的脑袋（一天下午，无事可做，我剪了头发），看起来像一个庄严陌生的非洲女孩的影子。我从来不看弗莱兹路的房子，我从来不看腾起灰尘来接我的车，除了我自己的影子在碎石路上飘动，我什么都看不见。

晚上我回来，身上某些地方奇怪地疼—我胸部上面和肩膀总会疼—而且变得潮湿，害怕自己的气味。母亲坐在床上，灯光正好照在她头发上，照到柔和的头皮，床边小桌上的茶已经凉了，和白天早些时候或者前几天的其他茶杯放在一起—有时它们会放在那里，直到里面的牛奶变酸—她会给我读她邮购的大学目录。

“告诉你我会选择什么—”她不再担心加内特，他在我清晰的未来中消失了。“我会选天文和希腊语。希腊语，我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愿望想学希腊语。”天文和希腊语，斯拉夫语和启蒙哲学—她冲着我脱口而出，我站在门口。这些话不会在我脑子里久留。我在想加内特手臂上黑色的汗毛，不太重，有光泽，顺从得好像被梳理过，他窄窄的手腕，开车时镇定地皱着的眉，一种很特别的表情，加上他带我进入灌木丛或沿着河边想找地方躺下来时的那种急切和熟练。有时我们甚至不等天真的黑下来。我不担心被发现，就像我不担心怀孕一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和他人无关，和常理无关。

我自言自语，把自己称作她。她恋爱了。她刚和恋人分开。她把自己给了恋人。精液流下她的大腿。白天我经常感觉我需要闭上眼睛，不论在哪里，倒头便睡。

考试一结束，杰里和他妈妈就乘车去美国了。夏天，时不时地我会收到一张明信片，有华盛顿、里士满、弗吉尼亚、密西西比河、黄石公园等地的风景，背面还附有简短的信息，开心地用大写字母写着：沿着自由大地旅行，被汽车旅馆老板诈骗，住车库等，吃汉堡包，喝瓶装美国啤酒，在饭店读《资本论》，让当地人吃惊。他们没有反应。

内奥米要结婚了。她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她家。曼森街还是老样子，除了范里斯小姐的房子住进了一对新婚夫妇，他们把房子刷成了知更鸟蛋的蓝色。

“你好，陌生人，”内奥米埋怨地说，仿佛中断我们的友谊都是我的主意，“你在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是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能守得住秘密吗？你入浸礼会了吗？他不过是杰里·斯多利的改良版。”

“你要和谁结婚呀？”

“你不认识他，”内奥米沮丧地说，“他是杜伯敦人。啊，不是，他最初是从巴里来的，现在在杜伯敦工作。”

“他是做什么的？”我问道，只是出于礼貌，表示兴趣，但是内奥米皱起眉来。

“他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他没有上大学。为贝尔电话公司工作。他是巡道员，叫斯科特·乔弗根。”

“斯科特什么？”

“乔弗根。”她拼读出来。“我得快些习惯这个姓，它就要成为我的姓了。内奥米·乔弗根。四个月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姓。我遇到他时还在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交往，斯图亚特·克莱莫。我和他分手后，他又找了个姓普利茅斯的。过来我给你看看我的嫁妆。”

我们上楼，经过她爸爸的房门。

“他好吗？”

“谁？他。他脑袋上太多窟窿了，鸟正在那里下蛋呢。”

她妈妈出现在后楼梯顶部，陪我们一起进了内奥米的房间。

“我们决定只办个小型简单的婚礼，”她说，“大张旗鼓的有什么用，只是给别人看的。”

“你得做我的伴娘呀，”内奥米说，“毕竟我们是这么久的好朋友。”

“打算什么时候？”

“再下个周六。”她妈妈说，“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准备在花园的格子凉亭下。我们找联合教堂借椅子，W. A. 会负责饮食，我们不会需要太多。亲爱的，你要穿礼服。内奥米的是粉蓝色。给她看看你的裙子，内奥米。珊瑚色应该不错。”

内奥米拿出她的裙子、蜜月套装、内衣和新婚睡衣。现在她变得开心了一些。然后她打开嫁妆箱和另一只箱子，还有很多抽屉，她从橱柜里拿出盒子，给我看她保存的所有装饰和理家的物件。我郁闷地想，作为伴娘，我要给她淋浴，用粉色皱折纸装饰椅子，把三明治的面包屑切掉，做萝卜玫瑰和胡萝卜卷。她买了素色枕套，每个都绣了花环、水果篮和戴着宽檐帽拿着水罐的小女孩。“贝拉·费潘一定会送你一个针垫。”我说着，悲哀地想起我们过去放学去图书馆的日子。

这个主意让内奥米很开心。“我希望是绿色、黄色或橙色，因为这些是我装修用的颜色。”她给我看她用钩针编织的小布巾和花边桌垫，都是这些颜色的。一些已经用糖水溶液浆过，边缘挺立，像花篮似的。

她妈妈已经下楼了。内奥米折好所有东西，关上抽屉和盒子，对我说：“哦，你听说了关于我的什么事了吗？”

“什么？”

“我知道。这个城里很多人都爱说闲话。”

她重重地坐在床上，屁股压出一个大坑。我记得那个床垫，我们一整夜待在一起时会滚到中间，互相踢着，顶来撞去地醒过来。

“我怀孕了。别那样傻乎乎地看着我。怀孕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是幸运的事。并不都是。现在变得就像打招呼那么轻易了。”她躺到床上，脚还在地板上，手枕在脑袋后面，斜眼看着灯。“那个灯上都是虫子。”

“我明白。我也做过了。”我说。

她坐起来。“你真的做过？和谁？杰里·斯多利。他不懂这些。那么就是加内特了？”

“是。”

她猛然躺下。“那你觉得怎么样？”语气有点儿怀疑。

“还好。”

“慢慢感觉就更好了。第一次太痛了。也不是和斯科特。他戴着那东西。弄得很疼！本应该涂凡士林的。你怎么弄到凡士林的，半夜在树林里？你第一次在哪里做的？”

我告诉她牡丹花的事，地上的血迹，还有我编造的猫杀鸟的故事。我们趴在床上，讲了所有下流的细节。我还告诉内奥米有关张伯伦先生的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东西，以及他用它做了什么。她用拳头使劲捶着床，大笑着说：“天呀，我还没有看见任何人那样呢！”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始伤感，坐起来低头看自己的肚子。

“你真幸运。最好用点儿什么办法。真得小心了。一切都没有把握。那些差劲的旧避孕套有时会裂开。最初知道自己怀孕时，我吃了奎宁。我用红榆、泻药和枣子，坐芥末浴，直到觉得自己快要变成热狗了。什么都没用。”

“难道你没有找你妈妈？”

“那就是她的主意，芥末浴。她只是假装懂得多罢了。”

“你不一定要结婚。可以去多伦多—”

“当然，把我塞到救世军之家去。谢天谢地！”她颤抖着，又说了些和使用芥末、奎宁不同的看法，“不管怎样我觉得把孩子带给陌生人是不对的。”

“好吧，那么要是你不想结婚呢—”

“啊，谁说我不想结婚？我准备了所有这一切，就是要结婚的。一开始怀孕总是情绪不好，是激素的问题。我已经开始可怕地便秘了。”

她陪我走到人行道。站在那里看路的两边，手搭在屁股上，肚子从旧方格呢裙子下凸出来。从她身上我可以看出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一个专横、劳累、满足的年轻妈妈，出来找孩子，叫他们回家睡觉或编辫子，要么就是干涉他们。“再见，非处女。”她亲切地说。

当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走到路灯下，她大声叫着：“嘿，黛尔！”她笨拙地跑过来追上我，喘着气，笑着，等走近了，她用手括在嘴巴上，喊着说出悄悄话，“也别相信他们会拔出再射！”

“我不会的！”

“混蛋们从来不会及时拔出来！”

然后我们朝各自的方向走，转身挥手两三次，带着模仿的夸张，就像过去一样。

晚饭后，加内特和我去第三桥游泳。我们先做爱，在长长的草地上，没有荆棘的地方，互相拥抱着跌跌撞撞走下一人宽的小路，一路走走停停，亲吻着。亲吻的情况也有所改变，从前到后，不断深入；至少加内特是这样，从激情到安慰，从恳求到投入。他一路大叫着，又那么快速地恢复过来，抬起眼睛，全身悸动，瘫倒在我身上，像射空了子弹的枪！有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我问他在想什么，他会说：“我在想怎么能修理好那个消声器—”但是这次他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内奥米现在已经结婚了，住在杜伯敦。盛夏已经过去。野生花楸也没有了。几个星期少雨，河水下降，露出水草茂盛的半岛，看起来足够坚实，可以在上面行走。

我们走进水里，陷到泥里，直到触到石头沙子的水底。那个星期考试结果出来了。我通过了。我没有获得奖学金。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一等分数。

“你想要小孩吗？”

“想。”我说。水和空气一样温暖，抚摩着我刺痛的臀部。我因为做爱而虚弱。我感觉自己温暖而懒惰，像一棵伸展的卷心菜，我的背、胳膊和胸部没入水里，像松弛地舒展在地上的大叶子。

这样的谎言从何而来？它不是谎言。

“你得先入会，”他腼腆地说，“你要受洗。”

我胳膊伸着，漂在水上。青蝇振颤着，水平飞行在我眼睛的高度。

“你知道我们教堂的仪式？洗礼？”

“什么样的？”

“把你直接浸到水里。布道坛后有一个水箱，盖着盖子。就是在那里进行。不过还是在河里更好，几个人一起。”

他钻进水里，在我身后游着，试图抓住我的一只脚。

“什么时候？这个月就可以。”

我仰过身，漂浮着，把水踢到他脸上。

“你总得在什么时候获救。”

河像池塘一样安静；看着它你说不清它在朝哪个方向流动。水面映射着对岸的影子，费尔迈城，因为松树、云杉和西洋杉林而呈暗色。

“我为什么要？”

“你知道原因。”

“什么原因？”

他追上我，抓住我胳膊，把我轻轻地在水里上下推动。“我现在就应该给你洗礼，完成这个程序。我现在就应该给你洗礼。”

我大笑着。

“我不想受洗。如果我不想，受了也没用。”虽然屈服会很简单，是个笑话，可我不能这样做。他继续说：“给你洗礼！”并把我按到水面下，越来越用力，我继续拒绝，笑着，冲他摇头。渐渐地，挣扎着，笑声消失了，坚决的痛苦的笑容僵硬在我们脸上。

“你认为你好得不需要洗礼。”他轻轻地说。

“不是！”

“你觉得你高于一切，比我们任何人都好。”

“不是的！”

“那么就接受洗礼吧！”他把我突然按到水下，让我吃了一惊。我冲出水面，喷着水，擤着鼻子。

“下次你不会这么容易脱身了！我会按着你直到你答应！说你要受洗，不然我也要给你洗礼—”

他又把我压下去。不过这次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屏住呼吸和他搏斗。我用力而自然地搏斗着，就像任何被浸到水中的人一样，没有想是谁在按着我。但是当他让我浮上来时，我只听到他说：“现在说你愿意受洗。”我看见他的脸上流着水，是我泼溅上去的，觉得吃惊，不是因为和加内特打闹，而是任何人都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以为可以真正控制我。我吃惊得忘记了生气，忘记了害怕，我觉得他不可能不明白我给予他的权力都是闹着玩的，他自己是—在游戏，我只是想让他永远披着金色恋人的外衣，即使五分钟前我还在谈论嫁给他的事。我对此很清楚，我张开嘴对他说，让他明白，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他知道，我用我欺骗性的奉献回应了他善意的奉献，无论我有意无意，我是把我的复杂和装扮同他的真心实意配合在一起了。

你认为你好得不需要洗礼。

“说你愿意受洗！”他那阴沉、可亲但是不坦率的脸，因为气愤和屈辱的无助感而变了形。我为让他屈辱而感到羞愧，但不得不坚持，因为它只是我的特性，我的保留地，我的生命。我想象他在波特菲尔德酒吧前踢那个人。我以为我想了解他，但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真正想知道他的秘密，他的暴力，从那个特别神奇，现在看来似乎是致命的游戏情节中脱离出来的他自己。

假如在梦里，你甘心跳进洞里，人们往你身上扔轻飘的草，你在笑着，当你的嘴和眼睛都被覆盖时，你意识到这不是游戏，即便是游戏，也是要你被活埋的游戏。我在水下挣扎，就像你在这样的梦里挣扎一样，带着一种不是很直接的绝望感，要向上努力穿过一层层的迟疑和不信。我以为他会淹死我。我真的以为那样。我想我是在为我的生命而斗争。

当他再次放我上来，他试图采取传统的洗礼姿势，让我向后弯腰，这是个错误。我可以踢到他的小腹下面—不是生殖器那里，虽然我不在乎，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踢了哪里—我踢得足够用力，让他放了手，倒退了几步，我逃脱了。我们隔着有一码距离的时候，我们争斗的荒诞和恐怖就显而易见了，不可能伪装。他没有靠近我。我慢慢安全地从水里走了出来，这个季节，到处的水深只到腋下。我颤抖着，喘息着，畅饮着空气。

我马上在卡车后穿好了衣服，很困难地把腿伸进短裤的裤腿，屏住呼吸才系好了上衣的扣子。

加内特叫我。

“我送你回家。”

“我想走路。”

“那我星期一晚上来接你。”

我没有回答。我猜这只是客套。他不会来的。如果我们年纪大一些，我们当然会继续相处下去，以妥协为代价，协商，解释，辩护，也许会宽容，把这些带进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这么近乎孩童，相信某些冲突的绝对严肃性和决定性，无法宽恕一些打击。我们看到彼此不能容忍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别人也是这样，但是他们会继续，以各种方式憎恨和打斗，试图杀掉彼此，然后更加相爱。

我开始沿着通向公路的小径走，走了一会儿路让我镇定下来，坚强起来；我的腿没有那么虚弱了。我走过墓园街路口的第三租界。我一共要走三英里半。

我抄近道穿过墓地。天快要黑了。八月和四月离仲夏一样遥远，一个总是难以记住的事实。我看见一个男生和女生—我看不清是谁—躺在穆迪家墓碑旁边剪过的草地上，在那水泥墙上我和内奥米曾写过我们自己编造的墓志铭，邪恶搞笑，我记不全了：

这里躺着穆迪家族的许多人

他们死于星期天在他们的汤里小便—

我看着这对恋人躺在墓地的草上，毫无忌妒和好奇之心。我继续走进诸伯利，我重新拥有了世界。树木，房屋，篱笆，街道，都回来了，以它们自己严肃而熟悉的形状。脱离了爱的生活，没有了爱的色彩，世界回到原来的样子，恢复了它的自然和无情的重要性。这一开始是个打击，然后变成一种奇怪的安慰。我感觉到我原来的自我—我原来的狡猾的、讽刺的、孤单的自我—又开始呼吸，舒展，安定下来，尽管围绕它的我的身体还是破碎的、迷惑的，处于愚蠢迷惘的痛苦中。

母亲已经上床了。我没得到奖学金，她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事情—她寄托在孩子身上的对未来的希望—破灭了。她面临着我和欧文一无是处、无所作为的可能，我们平庸，或是感染了父亲家族可怕的、傲慢的、神圣的倔强任性。一个是欧文，住在弗莱兹路，连“恐怖”和“溺水”都说不对，用班尼叔叔的语法，说他不想上学了。还有我，和加内特·弗兰奇交往，拒绝谈论这事，没有拿到奖学金。

“你必须做你想做的事情。”她尖刻地说。

但是真的那么容易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我走到厨房，开了灯，弄了炸薯条和洋葱、番茄和鸡蛋，我站在那里，贪婪、郁闷地直接从锅里吃着。我自由也不自由。我放松了，孤单了。那么，假如我没有清醒过来呢？假如，我让自己躺在瓦瓦那什河受洗礼，又会怎样呢？

我时时想着这样的可能性，仿佛它仍然存在—连同他家里的树影和水渍，我爱人身体的慷慨施与—很多年。

他星期一没有来。我等待着，看他会不会来。我梳好了头发，等着，带着古典主义风格—在前屋的窗帘后等着。如果他来了我不知道我会怎样；我渴望看见他的卡车，他的脸，这种渴望吞没了其他一切。我想走到浸礼会教堂，看看卡车是否在那里。如果我那样做，如果车在那里，我也许会像梦游者一样僵直地走进去。我只走到我家的阳台。我发现，我在哭泣，像孩子显示伤害那样单调地抽噎。我转身回到厅里，望着暗淡的镜子里自己扭曲潮湿的脸。我观察着自己，痛苦丝毫没有减弱；我惊异地想着这个受苦的人是我，因为根本就不是我；我是在观看。我在观看，我在受苦。我对着镜子说了丁尼生的一句诗，从母亲的《丁尼生全集》上看到的，是她的老师拉什小姐送给她的礼物。我绝对真挚，又绝对讽刺地说。他没有来，她说。

是《玛丽安娜》中的句子，我读过的最愚蠢的诗之一。它让我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静静地观察着自己，我回到厨房，冲了一杯咖啡，端到饭厅，当地报纸还放在桌子上。母亲已经把字谜撕下，拿去床上解了。我打开报纸，寻找招聘广告，拿起一支铅笔，这样就可以圈出有可能性的工作。我尽量让自己明白读到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印刷出来的文字，这些奇怪的可能性，起了一种轻柔而明确的感激之情。城市存在了；需要电话接线员；没有爱和奖学金也可以应付未来。现在终于摆脱了幻想和自欺，摆脱了过去的错误和迷惘，严肃而简单，拿着一个小衣箱，搭上公交车，像电影里离开家、女修道院和恋人的女孩子，我想我会开始真正的生活。

加内特·弗兰奇，加内特·弗兰奇，加内特·弗兰奇。

真正的生活。

尾声：摄影师

“这个城市流行自杀”，这是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很长时间我都记得这个神秘而独断的说法，信以为真—相信诸伯利比其他地方有更多人自杀，就像波特菲尔德有更多的斗殴和酗酒一样，自杀是这个城市的象征，有如市政厅上的炮塔。后来我对母亲所说的一切的态度变得怀疑和鄙视了，我争辩说，事实上诸伯利很少有自杀事件，数字肯定不可能超过平均数，而且我会向母亲挑战，让她列出来。她会在脑海里系统地沿着不同的街道历数：“—妻子和孩子在教堂时，他上吊了—他早餐后出去朝自己头部开枪—”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很可能比她更接近真实。

如果算上我原来的老师范里斯小姐的话，有两起溺水自杀事件。另一个是马里恩·谢里夫，母亲和其他人会略带自豪地说：“哦，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家庭！”一个哥哥酗酒身亡，另一个在杜伯敦的精神病院，马里恩自己走进了瓦瓦那什河。人们总是说她走进去的，而说到范里斯小姐的时候用的却是投河自尽。因为没有人看见任何当时的情形，差别只是两个女人本身的不同，范里斯小姐做什么事都冲动而激烈，马里恩·谢里夫则深思熟虑，不紧不慢。

至少那是她在照片里看起来的样子，挂在中学的主厅里，在装着马里恩·谢里夫女子体育奖的盒子上方，那是一个银杯，每年拿出来颁发给学校的最佳女运动员，刻上女孩的名字后再放回去。在这张照片里，马里恩·谢里夫拿着网球拍，穿着白色褶裙，白毛衣的V型领子上有两条深色的边。她头发中分，不合适地在鬓角处向后夹着；她体格结实，没有微笑。

“自然是怀孕了。”弗恩·道夫提常常这么说，内奥米也说，大家都这样说，除了我的母亲。

“没有确实证据。为什么要给她抹黑呢？”

“有人让她陷入了麻烦，把她弄了出去，”弗恩确定地说，“不然她为什么要跳河，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有一段时间，市政厅图书馆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我，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我选择了写谢里夫家族；他们家发生的事情让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让他们注定成为故事和传奇。我把他们的姓改为霍洛维，死去的父亲由店主改为法官。我从大量阅读中了解到，在法官家庭，和大地主家一样，堕落和疯狂比比皆是。我就照原来的样子写那位母亲，和我在圣公会教堂看见她时一样，她风雨无阻，憔悴而庄重，她的祈祷响亮如同喇叭。我把他们搬出他们一直住的芥末色灰泥粉刷的平房，它位于《先驱导报》大楼后面，甚至现在，谢里夫太太还有整齐的草坪、没有杂草的花圃—搬到我自己虚构的房子里，高高的像塔一样的砖房，狭长的窗子，有供车辆出入的通道，还有大量灌木被反常地修剪成公鸡、狗和狐狸的形状。

没有人知道这部小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我写了一些片段，放起来，可是很快我就发现，把它写下来的企图是一个错误；我所写的可能玷污了我头脑中故事的美妙和完整。

我到处带着它—有关它的想法—好像童话故事中的好人拿着的那种魔法盒；触摸一下，麻烦就消失了。我带着它，和杰里·斯多利在铁轨上走，他告诉我将来，如果世界继续存在的话，可以用电波激励新生婴儿，可以像贝多芬或是威尔第一样作曲，想做什么都行。他解释说，人类能够以合理的数量把智能、天赋、喜好和愿望内置到头脑中。为什么不呢？

“像《美丽新世界》一样？”我问他。他说，那是什么？

我告诉他，他清高地回答：“不知道，我从来不读小说。”

我想着小说的情节，感觉好些了；这似乎让他所说的话变得不重要了，即使是真实的。他开始唱一首感伤的歌，带着德国口音，试图像鹅一样正步在铁轨上走，像我预料的那样掉下来。

“相信我，如果你所有可爱的魅力—”

在我的小说里，我去掉了长子，那个酒鬼；三个悲剧命运甚至对一本书来说也是太多了，我也驾驭不了。老二看起来温和、可爱，我对他不太了解；他长着雀斑的粉红的脸，没有戒备心，有点胖。他在学校受欺负，学不会算术和地理，每年只有一次开心的时候，就是被允许在金石门市场坐旋转木马，幸福地笑着。（这件事我当然是听福兰克·霍尔说的，那个大白痴，他过去住在弗莱兹路，现在已经死了；他总是被允许免费坐木马，整天玩儿，还会带着高贵的懒散向人们挥手，尽管在其他时候他从来不感谢任何人。）男孩子们会拿他的妹妹奚落他—卡罗琳！她的名字是卡罗琳。她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嘲讽，隐秘，把矮胖的网球手马里恩整个覆盖了。她是个女巫吗？色情狂吗？没有这么简单！

她任性，像叶子一样轻，在诸伯利的街上滑动，好像试图从看不见的墙上的裂缝中侧身穿过。她头发长而黑。她任性无常地把天赋挥霍在男人身上—不是那些认为她有资格的英俊的年轻人，不是阴沉的高中英雄、体育健将、习惯将征服写在热血的脸上的人，而是中年的疲惫的丈夫、在城里失败的生意人，甚至，偶尔还有变形的轻度精神错乱的人。但是她的慷慨大方挫败了他们，她伤心但愉快的肉体，呈剥了皮的杏仁色，让男人迅速消耗殆尽，留下死亡的味道。她是一个牺牲品，为性而伸展身体，躺在发霉的、不舒服的墓碑上，被推靠在粗糙的树皮上，她脆弱的身躯被挤压在畜棚的泥浆和鸡粪里，支撑着男人可怕的体重，但是是她，而不是他们，幸存了下来。

一天，一个男人来高中拍照，一开始她看见他被摄影师的黑布遮着，一团灰黑色破旧的衣服，在三角架、大眼睛、老式照相机的黑色折叠箱后面。他出来又是什么样子呢？黑头发中分，两侧向后梳，有头皮屑，狭窄的胸部和肩膀，薄而易剥落的苍白皮肤—尽管不整洁，病态，却有一种邪恶的流动的能量，一种灿烂又铁石心肠的笑。

他名不见经传。人们总是叫他摄影师。开着高高的方形车往返于乡间，车顶上有折叠的黑布。他拍的照片非同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恐怖。在他拍的照片中，人们看到自己衰老了二三十年。中年人在面部特征里看到与他们死去的父母可怕的又不可避免的相像；年轻鲜活的女孩和男人现出他们五十岁时才会有的憔悴、呆滞、笨拙的面目。新娘子看起来好像孕妇，小孩则如同患了腺状肿疾病。所以他不是个受欢迎的摄影师，虽然收费不高。但是没有人拒绝他的生意；大家都害怕他。他的车沿路开过来时，小孩子会掉到壕沟里。但是卡罗琳追求他，在炎热的路上徘徊，寻找他，等待他，伏击他，把自己献给他，完全没有对其他男人的那种轻蔑、冷漠的服从，而是带着热切、希望和哭喊。一天（那时，她已经能感觉自己的子宫在小腹中像坚硬的黄色葫芦一样膨胀），她发现车在桥边翻了，倒在干涸的小溪旁的沟里。车是空的。他不见了。那天晚上，她走进了瓦瓦那什河。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她死后，她可怜的哥哥看着摄影师拍的他妹妹高中班级的照片，发现卡罗琳的眼睛是白色的。

我没有全部弄清楚这些事实，而是感觉它们多变而有力。

在这本小说里，我也改写了诸伯利，着重选取了一些特点，对其他的则予以轻描淡写。它变得更古老，更黑暗和腐败，充斥着没有粉刷的木板栅栏、破烂的马戏团海报、破落的市场、一直起起落落的选举。里面的人不是像卡罗琳一样瘦弱，就是胖得像气泡一样。他们的话语微妙莫测，含糊其辞，奇怪而愚蠢；他们的陈词滥调疯狂地噼噼啪啪。季节总是仲夏—白热化的酷热，狗躺在路边好像死掉了，高速路上气流像果冻一般战栗。但是，为什么—对事实琐碎的考虑会冒出来，偶尔，让我担忧—瓦瓦那什河怎么会有足够的水？卡罗琳不是漂着，弓着头，像月光一样赤裸，顺从地漂向河水深处，而是俯卧着躺在水里，就像是溺死在浴缸里似的。

所有的照片。事情发生的原因我大概了解，但无法解释；我期待一切能慢慢清晰起来。关键的是它对我是真实的，不是真的但却真实，仿佛是我发现而不是编造了这样的人物和事件，仿佛那个城市就紧贴在我每天穿行其间的这个城市的背后。

一旦我把他们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我对真的谢里夫家的人就不太关注了。精神病院的博比·谢里夫，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好像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人看见他在诸伯利街上走，和人们聊天。我离他近到可以听到他轻柔恭顺、不慌不忙的声音，我观察到，他总像是新刮了胡子，扑了滑石粉，穿着高档衣服，个子矮小结实，悠闲自在地走路，带着无所事事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无法把他和我的霍洛威疯哥哥联系起来。

杰里·斯多利和我散步归来，可以清晰地看到诸伯利的景色，现在叶子落光了；以战争、女士、君主和开拓者命名的街道，以并非很复杂的形式呈现在眼前。一次我们在高架桥上走，一辆满载我们班同学的车从下面经过，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产生了一个仿佛来自外面的幻象，多么奇怪—杰里沉思着盼望着未来会消灭诸伯利和其中的生活，我自己悄悄计划着把它变成黑色的寓言，加入我的小说。城市，真正代表城市的人们，都在按汽车喇叭—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嘲弄走路的没有开车的人—从来不知道我们将他们置于怎样的危险之中。

在诸伯利的最后一个夏天，从七月中旬开始，每天早上，我九到十点总是走到城里。我会走到《先驱导报》大楼，看看它们的前窗，然后走回家。我在等待六月参加的考试的结果。结果会邮寄过来，但总是会提前一两天到报社，用胶带粘在前面的窗子上。如果早上没有邮来，就不会有了。每天早上，当我看到没有纸条，只是波克·蔡尔兹在花园里挖出的状如鸽子的马铃薯，立在窗台上，等待压扁变形的胡萝卜和巨大的南瓜加入进来，我感到暂时的解脱。我又有一天可以安然度过。我知道那些考试题我做得很糟糕。我被爱情耽误了，很可能得不到奖学金了，我们都期待着它能带我们离开诸伯利。

一天早上，我从《先驱导报》大楼回来，没有像平常那样走上主街，而是经过谢里夫家，博比·谢里夫站在门口向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早上好。”

“早上好。”

“可不可以到我家院子来吃块蛋糕？蜘蛛对苍蝇说，啊？”我想，他的礼貌谦卑但含有讥讽。“妈妈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了，所以我想，既然我已经起来了，就试着烤个蛋糕吧？”

他把大门敞开。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就跟着他走上了台阶。

“门廊这里很凉爽。坐这儿吧。要一杯柠檬水吗？我做柠檬水可是很拿手的。”

我坐在谢里夫家的门廊上。希望没有人会经过，看见我。博比·谢里夫用一个小盘子端给我一块蛋糕、一只专门的蛋糕叉子，还有绣花的餐巾。他进去给我拿了一杯柠檬水，加了冰块、薄荷叶和酒浸樱桃。他抱歉地说没有用托盘把蛋糕和柠檬水同时端来；他解释说托盘在橱柜的什么位置，在一大堆盘子下面，很难拿出来，他宁愿和我一起坐在这里，而不是跪着去翻又暗又古老的橱柜。然后他又为蛋糕道歉，说他烤得不好，只是喜欢偶尔尝试不同的方法，他觉得不应该给我上面没有撒糖霜的蛋糕，但是他一直没有掌握这门技术，总是得依赖妈妈，所以现在只好这样。他希望我能喜欢柠檬水里加薄荷叶—好像很多人都对这个很挑剔似的，你无法弄清楚他们会不会想到把薄荷叶扔掉。他把让我坐在这里、吃东西和喝饮料看成意外的荣幸。

门廊地板上有一张地毯，很宽，中间有裂缝，涂成了灰色。像一张旧的客厅地毯，从里面磨损了。两把柳条椅子，褪色臃肿的印花棉布垫子，我们坐在上面，还有圆的柳条桌。桌上面有陶瓷杯子或者说花瓶，里面没有花，却有一枚小小的红色徽章，以及一面英国国旗。是1939年国王和王后参观加拿大时卖的纪念品；年轻高贵的面孔，闪着善意的光芒，就像在公立学校八年级的教室前面一样。这样的物件放在桌子上并不意味着谢里夫家特别爱国。你可以在诸伯利很多人家里看到这些纪念品。就是这样。平凡的一切让我不满足，让我记得。这是谢里夫家。透过纱窗门，可以看到一点儿走廊，棕色和粉色的墙壁纸。马里恩就是从那条走廊进来的。去学校。去打网球。去瓦瓦那什河。马里恩是卡罗琳，她是我故事的开始；她的行为和秘密。我一开始走进谢里夫家的院子，或者我坐在门廊上等博比给我拿蛋糕时，并没有想起这些。我没有想到我的小说。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它，不再想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说我失去了它，我相信它只是被小心地储存起来了，预备将来什么时候拿出来。事实是它受了损伤，不能恢复正常了。它已经损坏；卡罗琳和其他霍洛威家的人，以及他们的城市已经失去了威信；我失去了信心。但是我不想考虑，也没有考虑。

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回忆起我是怎么利用它的，整个神秘，结果它成了不可信的结构，从这座房子，谢里夫家，升起一些可怜的事实，还有所有没有讲述的故事。

“我认识你，”博比·谢里夫羞怯地说，“难道你认为我不认识你吗？你是要拿奖学金读大学的女孩。”

“我还没拿到呢。”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

于是我问自己，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卡罗琳发生了什么事。马里恩发生了什么事？当他停止烤蛋糕回到精神病院，博比·谢里夫又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小说怎样，这些问题不断重复。当你巧妙而有力地处理完事实的时候，回来发现它们还在那里，这让人震惊。博比·谢里夫现在会给我一点有关疯狂的线索吗？他会用客气的会话式的声音说“拿破仑是我的父亲”吗？他会朝地板的缝隙吐口水说“我在给戈壁滩送雨”吗？他们真的是那样的吗？

“你知道我上过大学。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是的。”

“我没有获得过奖学金。”过了一分钟他继续说道，好像在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个普通的学生。妈妈想我可能成为律师。送我去是一个牺牲。大萧条，你知道大萧条期间人们都没有钱。现在他们好像有钱了。哦，是的，自战争以来。人们都在购买。费格斯·科尔比，你认识的，科尔比车行的，他给我看了名单，人们买新的奥尔兹莫比尔车和雪佛兰车时要填写表格。”

“去读大学时要注意饮食。那非常重要。大学里的人容易吃含大量淀粉的食物，饱肚子又便宜。我认识一个女孩，在自己房间做饭，只吃通心粉和面包。通心粉和面包！我把自己的垮掉归罪于食物，对大脑没有营养。你要动脑筋就得给大脑补充营养。维生素B是有好处的。维生素B1、B2和B12，你听说过吧？粗米里有，未精炼的面粉里也有—我让你感到乏味了吗？”

“没有，”我内疚地说，“没有。”

“如果你觉得枯燥，我很抱歉。我一说到这个话题就停不下来，我知道的。因为我想，我自己的问题—从小时候以来的所有问题—都和营养不良有关。学习辛苦，没有给大脑补充。当然，我本来也不是很聪明，我从来不说自己聪明。”

我一直仔细地看着他，这样他就不会再问有没有让我厌倦了。他穿着柔软的烫好的黄色运动衫，领子开口。他的皮肤是粉色的。他和我所描写的卡罗琳的哥哥一点儿也不一样。我可以闻到剃须液的味道。想到他刮胡子，脸上和其他男人一样长胡子，裤子里有那个东西，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象它蜷缩着，潮湿柔软。他对我甜甜地微笑，有理智地谈话；他能看出我在想什么吗？疯狂一定有某种秘密，某种天赋的成分，某种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在给我讲老鼠，它们甚至拒绝吃白面粉，因为里面有漂白剂，化学物质。我点头同意。越过他的头，我看见福克斯先生从《先驱导报》大楼后门出来，把废纸篓里的东西倒到焚化炉里，沉重缓慢地走回去。后墙上没有窗子，有些痕迹，破损的砖，一条呈对角线蔓延的长长的裂缝，从中间稍上边一点开始，直到靠近柴恩威商店的墙角处。

十点钟银行开门，对面街上的加拿大商业银行和自治银行。十二点半，公共汽车经过城市，从伦敦的欧文湾向南开。如果有人乘车，海因斯饭店前会挂起旗子。

博比·谢里夫谈到老鼠和白面粉。他妹妹的头像悬挂在高中的大厅里，靠近发出嘶嘶声的饮水喷泉。她的脸固执，无动于衷，向下稍微倾斜，所以影子落在眼睛上。人们的生活，在诸伯利和其他地方一样，枯燥简单，却又不可思议和深不可测—铺着厨房油毡的深深的洞穴。

那时我从没有想到，将来我会对诸伯利这样贪婪，就像克雷格叔叔对詹肯湾一样贪婪，误入歧途地写他的历史。我想把事情写下来。

我试图列出名单。主街上下所有店铺的名单，主人、家人的名单，墓地石碑上的名字和下面的刻字。1938年到1950年莱森戏院上映的电影清单，大致而言。纪念塔上的名字（一战多过二战）。街道的名字和它们的排列式样。

对这些任务的准确性的希望是疯狂的，令人心碎的。

没有什么名单可以包括我想要的，因为我想要的是最后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层话语和思想，树皮或墙壁上的每一道光，每一种气味，坑洼，痛苦，裂缝，错觉，静止地聚拢在一起—灿烂，持久。

目前，我还不太指望这个城市。

博比·谢里夫留恋地对我说着话，拿走我手上的叉子、餐巾和空盘子。

“相信我，”他说，“祝你好运。”

然后他做了对我做过的唯一特别的事情。他手里拿着那些东西，踮起脚像跳舞的人一样，像一个丰满的芭蕾舞女。这个动作，伴随着他优雅的微笑，似乎是一个笑话，与其说和我分享，不如说为我表现，它似乎有一个简明的含意，程式化的意思—一个字母，或一个单词，在我不认识的字母表里。

人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奉献，是我想当然接受的东西，令我有点儿心烦意乱，似乎它们从来就不是我应得的。

“好的。”我说，没有说谢谢。

爱的进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进程／（加）门罗（Munro, A.）著；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The progress of love

ISBN 978-7-5447-4571-0

Ⅰ．爱…　Ⅱ．门…②殷…　Ⅲ．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93号

The Progress of Love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85, 1986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70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爱的进程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殷　杲

责任编辑　吴莹莹

特约编辑　武梦如　王　玥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46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1-0

定　　价　3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爱的进程
目　录

爱的进程

爱的进程

苔藓

双帽先生

蒙大拿的迈尔斯城

发作

奥兰治大街溜冰场的月亮

杰斯和美瑞白丝

爱斯基摩人

怪胎

祈祷之圈

白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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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进程

我上班时接到电话，是父亲打来的。那是我离了婚，干起房地产行当后没多久的事。我两个儿子都在上学。九月挺热的一天。

父亲礼貌周全，哪怕对家人也是如此。他不厌其烦，先对我问候一番。乡下人讲究礼节。就算为了通知你家房子着火了，电话里也必定先是一通寒暄。

“我很好啊。”我说，“你呢？”

“不咋样吧，我觉着。”父亲答道，还是他那老一套口气—带点歉意又有点矜持。“我想，你母亲去了。”

我知道“去了”意味着“死了”。这个我懂。然而有那么一两秒钟，我看到的是母亲戴着她的黑色草帽，沿小巷走远的样子。“去了”这个词好像满载的不是别的，而是一股子深深的欣慰甚至欢乐—门一关，你家回到正常状态，你可以无拘无束地享用空间时的兴奋感觉。我父亲的语气里也流露出这种情绪—在歉意的后面，有一种类似屏住呼吸的奇怪音调。然而，我母亲从来都不是个负担啊—她一天也没病过—而且，对于她的去世，我父亲远非感到宽慰，而是难以接受。他说，他从来过不惯一个人的日子。他心甘情愿地搬进内特菲尔德县立老人之家。

他告诉我中午进门时发现我母亲躺在厨房沙发上。她摘了些西红柿，摆在窗台上捂熟，然后一定是觉得不舒服，躺了下来。讲着讲着，他声音颤抖起来—正如你能预料到的，变得结结巴巴—是因为不知所措吧。我在脑海中看到那张沙发，它铺着旧被子，就在电话下方。

“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给你打个电话吧。”父亲说。然后等着我吩咐他该干什么。

每天中午、晚上，还有早上，一睁眼，母亲都要跪下祈祷。对她来说，每一天的开始都蕴含着上帝的旨意。每晚她都要总结所做、所说、所想的，看看能否得到上帝的认可。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生活挺无趣的吧，但他们没看到关键。首先，这样一种生活永不会令人厌倦。没有哪件事对你而言不是意味深长的。即便困难重重，生病、穷困、丑陋，你依然能珍惜你的灵魂，就像用盘子端着一枚珍宝走过人生。午饭后上楼祈祷时，我母亲总是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庄严地微笑着。

她是十四岁那年，在一次营地聚会时被拯救的。就在那个夏天，她自己的妈妈—我外婆—去世了。有好几年，我母亲都会和其他许多被拯救的人一起聚会，其中有些人被拯救了一次又一次，是些热情洋溢的老罪人了。她会讲述聚会上都发生了些什么：唱歌、喊叫、手舞足蹈。她讲过有个老人站起来嚷道：“下来吧，主啊，下到我们中间吧！穿过屋顶下来吧，屋瓦的钱我来赔！”

结婚后，她做回一个简单的圣公会信徒，一个认真的信徒。那会儿她二十五岁，我父亲三十八岁。一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的人儿，出色的舞者，打牌高手，擅长社交；不过也是一对认真的人儿—要我一准会这么形容他们。现如今没什么人这样认真地生活啦。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笃信宗教。他是圣公会信徒，奥兰治党员，那也是一个保守党派，因为他从小就受那样的教育。几个儿子当中，他留在农场上和父母同住，照料他们一直到去世。他遇到我母亲，等着她，和她结婚。然后他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家庭，为此倍感幸运。（我有两个兄弟，以及一个婴儿时就夭折的妹妹。）我总感觉，在我母亲之前，我父亲从没睡过别的女人，而且娶她之前也没和她睡过。他不得不等啊等的，因为我母亲一直不肯结婚，直到她把她妈去世后，她爸花在她身上的每一分钱都还了回去。一笔一笔账她都记着—食宿啊，书本啊，衣服啊—以便日后偿还。身为教师，她结婚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有积蓄，也没嫁妆、床上用品或餐具。父亲时常开玩笑地做出一脸忧郁神情，感叹他本指望娶个银行里有存款的女人。“不过，要弄到银行存款，就得接受那存款的脸蛋儿，”他说，“有时候那样划不来啊。”

我们家有大大的、屋顶高高的房间，装着墨绿色百叶窗。百叶帘拉下、挡住太阳的时候，我常喜欢晃着脑袋，捕捉从孔穴和缝隙里透进的光线。我喜欢看的另一样东西是烟囱的污渍，不管旧的还是新的，我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各种动物、人脸，甚至远方的城市。我给两个儿子讲这个，他们的爸爸丹·凯西说：“瞧，你们妈妈家里穷透了，他们连电视都买不起，只好在天花板上弄出这些污渍—你们的妈妈只有天花板上的污渍可看！”他素来喜欢取笑我以贫穷为荣的想法。

父亲很老的时候，我发觉他并不怎么介意人们尝试新做法—比如说吧，我的离婚—他更介意的是他们编出各种新理由来作解释。

谢天谢地，他无须知道嬉皮士公社那类事。

“主可从来没想这样。”他常这么感叹。在绣线菊灌木丛后头，和老人之家的其他老人们围坐在漫长昏暗的走廊里，他会感叹，主可从来没想要人们骑着摩托车或雪地摩托车在乡下乱闯。还有主可从来没想要护士们的制服变成长裤。护士们对此毫不介意。她们管他叫“帅哥”，还告诉我他是一个真正的老甜心，一个真正虔诚的老绅士。她们对他那头浓密乌发惊叹不已，他一直到死都是一头密发。她们给他洗头发，梳得漂漂亮亮的，趁还湿着，用她们的手指给它绕出波浪。

有时，尽管她们百般照料，他还是有点闷闷不乐。他想回家。他担心母牛啊，篱笆啊，还操心谁来起床生火的问题。偶尔也会有个把刻薄的瞬间—不过非常少见。一次我进门时，他带着敌意，轻蔑地瞥我一眼，说：“这会儿你膝盖上的皮还没全磨掉啊，真叫我意外。”

我笑了。我问：“为啥？擦地板吗？”

“做祈祷嘛！”他唾弃般道。

他搞不清自己是在和谁说话。

我不记得母亲的头发除了白色以外还有过什么别的颜色。母亲二十出头时头发就白了，而且一缕年轻时的头发都不曾保留—它曾经是棕色的。我常常缠着她告诉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棕色。

“深色的。”

“是像布伦特，还是像多莉？”它们是我们家的两匹工作马，组成一支马队。

“我说不清。那又不是马毛。”

“是像巧克力吗？”

“有点吧。”

“它变白了，你不难过吗？”

“没有，我很高兴。”

“为什么？”

“我很高兴我头发的颜色不再跟我爸爸一样了。”

恨始终是一种罪过，母亲告诉过我。记住这个。你灵魂里的一滴仇恨，会扩散开来毁掉所有色彩，就像白牛奶里的一滴黑墨水。我被这个震住了，挺想做个试验来着，但我知道不能浪费牛奶。

我记得所有这些事情。关于我从未见过的人的各种事情，都知道或者听说了。我取名尤菲米亚，这曾是我母亲的母亲的名字。一个可怕的名字，现如今没人叫这个了。在家里他们叫我菲米，不过，我工作后，自己改名叫费玛〔1〕。我丈夫，丹·凯西，就管我叫费玛。多年后，我离了婚，某次在夏姆洛克饭店的酒吧，我正要出门，一个男人问我：“费玛，我一直想问你来着，你到底为什么有名呢？”

“不知道啊，”我告诉他，“我也不清楚，莫非是因为我会浪费时间跟你这样的傻瓜讨论？”

之后我想过彻底换个名字，诸如琼之类的，可除非我从这里搬走，否则如何能做到呢？

1947年夏，我十二岁，帮着母亲给楼下一间闲置的卧室贴墙纸。母亲的妹妹贝瑞尔要来看我们。两姐妹已多年未见面。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们的父亲很快就再婚了。他带着新老婆和小女儿贝瑞尔搬到明尼阿波利斯，然后是西雅图。母亲不愿跟他们走。她留在他们之前一直住着的拉姆塞镇上，在一对没孩子的邻居夫妇家寄宿。她和贝瑞尔长大后只见过一两面。贝瑞尔住在加利福尼亚。

墙纸是白底矢车菊花纹的。它是一卷纸的最后一截儿了，母亲以打折价买了来。这意味着我们得煞费苦心地对图案，门背后只能用碎片和纸条拼拼凑凑。那时还没有自粘墙纸这种玩意儿。我们在前厅支起一张搁板桌，调了糨糊，用板刷刷到墙纸背面，挑掉疙瘩。我们忙活着，窗子推上去，留着纱窗透气，关着纱门，敞开前门。透过纱网和不平整的旧玻璃看出去，田野炎热无比，百花盛开—牧场上开着乳草和野胡萝卜花，芥菜疯长，几片田当时种着荞麦，一片奶油色。母亲唱着歌。一首据说是她妈妈常在她和贝瑞尔还是小女孩时唱的歌。

我从前有个情郎，现在落了单。

他走啦，留下我一个人泪汪汪。

他走啦，把我抛下，可我不悲伤。

我呀要再找个情郎，比他还要强！

我兴高采烈，因为贝瑞尔要来了，一个客人，从加利福尼亚远道而来。此外，也因为我六月底进镇参加了高中入学考试，希望很快收到高分录取的消息。乡间学校所有读完八年级的人都要到镇上考试。我喜欢这个—沙沙响的大张考卷，庄严的寂静，石头造的巨大的高中校舍，刻在桌上、涂了清漆变成深色的古老缩写字母。屋外首度绽放的夏天，绿色黄色的光线，带有城镇气派的栗子树，还有金银花。这一切都是同一个镇子，我如今住了大半辈子的镇子。我对这些惊奇不已，对我自己也一样—这个能够轻而易举地绘制地图、解答难题、知道许多答案的人。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聪明。不过我还不够聪明，不足以理解最简单的事实。我甚至不明白，参加考试对我毫无意义。我不可能上高中。怎么上呢？那时还没校车，你得住到镇上。我父母供不起这个。就像那时候的很多农夫一样，他们只有一点点现金。奶酪厂付的钱就是唯一的固定收入。而且他们也不觉得我的生活该往那个方向发展，去读高中。他们觉得我该待在家里，帮母亲做事，或许还可以出门打工，到邻近的人家照料生病或生孩子的女人。一直干到比如说我结婚为止。那就是我收到成绩之后，他们要对我宣布的。

你或许会以为我母亲未必这么想，她本人可是当过老师的。可她说，上帝不在乎。上帝对于任何人做什么工作受什么教育都不感兴趣，她告诉我。他才不在乎那个呢，只有他在乎的事情才值得我们关注。

这是我头一回意识到，上帝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敌对者，而不仅仅是某种小麻烦或者大摆设。

母亲小时候的名字叫玛丽埃塔。当然了，那一直就是她的名字，可在贝瑞尔来之前，我从没听人这样叫过她。我父亲一直用的是“母亲”。我有个孩子气的想法—我知道它是孩子气的—觉得我母亲比别的母亲们更适合“母亲”这个叫法。“母亲”，而不是“妈妈”。不在她身边时，我总想不起来母亲的脸是啥样，这让我害怕。坐在学校里，离家只隔了一个山坡，我会试图想象母亲的脸。有时我觉得要是做不到，就有可能意味着母亲死了。不过我总能感觉到她，会因为一些最不可思议的东西想到她—一架立式钢琴，或者一条高高的白面包。挺荒唐吧，可这是真的。

在我心里，玛丽埃塔是独立的，没被吸纳进母亲成年的身体里。玛丽埃塔还在她那个拉姆塞镇，在渥太华河边乱跑着哩。那个镇子，路上全是马匹和水坑，街头黑压压的，挤满周末从矮树林涌出的人群，伐木工们。大街上开了十一家旅馆，供伐木工入住、酗酒。

玛丽埃塔住的房子坐落在河岸往上延伸出的一条陡峭街道的中间。那是一幢双宅建筑，前方有两扇飘窗，两个前廊由一道木栅隔开。另一半住着萨克里夫一家，玛丽埃塔在她妈妈去世、爸爸离开镇子后，就寄宿在他家。电报员萨克里夫先生是英国人。他老婆是德国人。她总是冲咖啡而不是沏茶。她会做奶酪卷。面团从桌边挂下，宛如一张精致的桌布。有时，玛丽埃塔觉得它看起来像一张皮肤。

正是萨克里夫太太说服了玛丽埃塔的妈妈不要上吊。

那是个星期六，玛丽埃塔待在家里没上学。她醒得很迟，家中一片寂静。她向来害怕这个—一幢寂静无声的房子。她放学后一开门就会大声嚷嚷：“妈妈！妈妈！”妈妈经常不回答。但她都在。玛丽埃塔听到炉子格栅的咔咔声，铁熨斗稳稳当当的啪啪声，心头一阵宽慰。

那天早上，她什么也没听到。她走下楼，切片面包，涂上花生酱和糖浆，折起来吃。她打开地窖门招呼几声。她走进前厅，透过蕨草朝窗外看。她看到妹妹贝瑞尔和几个邻居孩子从人行道边一小片长草的斜坡上滚下来，翻起身爬到坡顶，再滚下来。

“妈妈？”玛丽埃塔嚷道。她穿过房子，走向后院。时值暮春，天气多云而暖和。发芽的蔬菜园里，泥土濡湿，树上的叶子好像突然长满了，滴答着夜里积下的雨水。

“妈妈？”玛丽埃塔在树下，在晾衣绳下喊。

院子尽头是一个小谷仓，存放柴火、工具和旧家具。透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一把椅子—一把直背椅。椅子上，玛丽埃塔看到妈妈的脚，妈妈的黑色系带鞋。然后是印花棉布做的夏季工作长裙、围裙、卷起的袖口。妈妈白得发亮的白胳膊、脖子，还有脸。

妈妈站在椅子上没回答。她没看玛丽埃塔，自顾自微笑着，脚底板叩击着椅子，好像在说：“我在这儿哩。你想怎么着吧。”除了站在一把椅子上，用这种奇怪、紧张的表情笑着之外，她还有哪里不大对劲儿。站在一把椅背的横档都不见了的椅子上，这椅子被她拖到谷仓中间，摇摇晃晃地立在不平整的地面上。她的脖子上有一道阴影。

是一根绳子，从头顶横梁挂下来的一根绳子尽头绕出的一个环。

“妈妈？”玛丽埃塔用突然虚弱的声音请求道，“妈妈，请你下来吧。”她的声音变得虚弱，因为她担心任何嚷嚷或者哭喊都会惊动妈妈，让她蹬开椅子，把全身重量挂上绳子。不过，就算玛丽埃塔想喊，也喊不出来。她全身只有力气发出这可怜的细线一样的声音—就像在梦里，一只野兽或者一台机器正往你身上碾来的时候。

“叫你爸爸来。”

妈妈命令道。玛丽埃塔赶紧照办。她拖着灌满恐惧的双腿跑起来。穿着睡衣，在星期六早上，她跑了起来。她跑过贝瑞尔和别的孩子，他们还在斜坡上打滚。她沿着那会儿还是木板栈道的人行道跑着，跑上没铺路面、布满昨夜积起的水坑的马路。马路穿过铁轨，在山脚下与镇上的大街交叉。大街和河流之间有一些仓库和小工厂。玛丽埃塔的爸爸的马车制造厂就在其中，运货马车、轻便马车和雪橇都有生产。事实上，玛丽埃塔的爸爸发明了一种在矮树林中运木材的新型雪橇，申请到了专利。他的事业在拉姆塞刚刚起步。（后来他在美国发了财。一个喜爱旅馆酒吧、理发店、马车赛和女人的男人，但也不畏惧工作—公允地讲。）

玛丽埃塔在工厂没找到他。办公室空无一人。她跑到工人正在干活的院子，在新鲜锯末中跌跌撞撞。工人们哄笑起来，冲她摇脑袋。不。不在这。这会儿不在。不晓得。你干吗不到市中心找找？等等。等一下。你不先找点衣服穿上？

他们并没恶意。他们没觉察到出事了。但是玛丽埃塔向来无法忍受哄笑的人群。有一些地方她连路过都憎恨，更不用说进去了，原因就在于此。哄笑的男人们。因为这个，她厌恶理发店，厌恶它们的味道。（她后来和我父亲去舞会时，特意请他不要往头发上涂发胶，因为那味道会让她想起这些。）某家旅馆外头站在大街上的一群男人，这对玛丽埃塔而言简直就是一团毒药。你竭力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可你能肯定那一准是些恶毒之语。哪怕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也会哄笑，那同样恶毒—恶毒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毒药。玛丽埃塔在得到拯救后，才做到了从他们面前昂首走过。上帝是她的武装，她径直从他们当中穿过，没有任何东西能磕绊她，没有任何东西能灼伤她。她像但以理〔2〕一样安全无虞。

现在她转身又跑起来，沿来路跑回去，攀上山坡，一路往家跑。她觉得她离开母亲是个错误。妈妈为什么吩咐她走开？为什么想要她爸爸来？很可能她是打算用自己悬挂在绳子尽头，尚且温热的尸体迎接他。玛丽埃塔本该留下—她本该留下，劝说妈妈收手。她本该跑到萨克里夫太太，或者任何邻居那里求助，而不是这样浪费时间。只是她想不到谁可以帮她，谁居然会信她的话。她以为所有人家，除他们家之外，都活得太太平平，她以为威胁和痛苦这类东西根本不存在于别人的房子里，所以对别人无法解释。

一列火车正开进镇里。玛丽埃塔不得不停下等着。乘客们从车窗里看她。她当着那些陌生人的面，忍不住放声痛哭。火车开过，她继续朝山上跑去—这场面真值得一看。她头也没梳，光脚沾满泥泞，只穿着睡衣，发疯一样，脸上泪淋淋的。她跑进自家后院，看到谷仓便哭嚎起来。“妈妈！”她哭嚎着，“妈妈！”

里面没人。椅子摆在原处。绳子在椅背上晃荡。玛丽埃塔断定妈妈已经走出那一步。她妈死啦—绳子被切断，她被放下来，运走啦。

不过，一双温暖肥胖的手按上她肩头，萨克里夫太太说：“玛丽埃塔。安静点。玛丽埃塔，好孩子。别哭了。进来吧。她很好，玛丽埃塔。进来你就看到了。”

萨克里夫太太的外国口音说着“玛丽—埃—达”，给这个名字平添一种浓郁、不同寻常的韵味。她满怀慈爱。后来，玛丽埃塔住到萨克里夫家，被当成这家的女儿一样对待，而这是一个完全和她想象中的别人家一样平静舒适的人家。不过，她在这里始终没找到做女儿的感觉。

在萨克里夫太太家的厨房里，贝瑞尔坐在地板上啃着一块葡萄干饼干，和黑白两色的小猫迪基玩耍。玛丽埃塔的妈妈坐在桌边，面前搁着一杯咖啡。

“她真傻。”萨克里夫太太说。她指的是玛丽埃塔的妈妈还是玛丽埃塔呢？她掌握的英语单词不多，没法说清。

玛丽埃塔的妈妈笑了。玛丽埃塔眼前一黑。在这么个温暖潮湿的早上，哭嚎着一口气跑上山，弄得她昏过去了。她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正从萨克里夫太太手中的汤匙里喝着黑黑的、甜甜的咖啡。贝瑞尔抓着迪基的前爪，当作一件逗她开心的礼物递过来。玛丽埃塔的妈妈依旧坐在桌边。

她的心碎了—每次我母亲都是这么总结的。这就是结局。这几个字收拢了整个故事，一锤定音。我从没问，是谁弄碎了它呢？我从没问，男人们毒药般的话都说的啥呢？“恶毒”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玛丽埃塔的妈妈没上吊，反倒笑了。很久以前，她坐在萨克里夫家的厨房桌边笑了。她的心碎了。

对于母亲的闲聊和故事，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它们后头有什么东西膨胀着，就像一个你没法看透、找不到尽头的云团。有一团乌云，或者一剂毒药，侵入了母亲的生活。当我让母亲难过的时候，我也成了它的一部分。于是我会用头撞着母亲的肚子和胸部，撞着她高高的、坚实的身体，祈求宽恕。母亲总会叫我去问上帝。可我不得不与之理顺关系的并非上帝，而是母亲。看起来，她仿佛明了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比寻常的谎言、诡计和劣行更糟糕，糟糕得多。那真是一种令人恶心的耻辱啊。我撞击着母亲的身体，想要她忘掉。

我的弟弟们却毫无这种烦恼。我从没觉得他们有。我觉得他们就像些开心的野人，无拘无束地乱逛，根本不用明白什么。当我自己有了两个儿子，而没有女儿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有什么事情终于可以从此打住—那些故事，那些悲伤，那些你无法抵御亦无法解决的古老谜团。

贝瑞尔姨妈说，不要管她叫姨妈。“我不习惯当谁的姨妈，亲爱的。我甚至连谁的妈妈都还不是呢。我就是我。叫我贝瑞尔好了。”

贝瑞尔是速记员出身，现在创建了自己的打字速记公司，雇了很多女孩。她和一个男性朋友一起来，叫弗洛伦斯先生。她信上写，会搭朋友的车来。但没提这个朋友是打算住下，还是打算马上就开走；甚至没提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弗洛伦斯先生要住下来。他是一个瘦高的男人，一张晒黑的长脸，眼睛颜色非常浅，还有个抽抽嘴角的习惯，没准是在表示微笑吧。

到头来，他成了在我和母亲贴了墙纸的房间里睡觉的人；因为他是陌生人，而且是个男人。贝瑞尔只好跟我睡。一开始我们觉得弗洛伦斯先生相当粗鲁，因为他不习惯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也不习惯他的。头天早上，父亲对弗洛伦斯先生问候道：“呃，希望你在那张旧床上好歹能睡个囫囵觉吧？”（其实闲置房间里的床铺着羽毛褥垫，再舒服不过。）而弗洛伦斯先生应该回答说，他从没睡得比这更舒服了。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说：“比这更糟的我也睡过。”

他最喜欢待的地方是他的车里。一辆宝蓝色的克莱斯勒，战后生产的第一批。座椅、地板、车顶和车门上的软垫全都是珠灰色的。弗洛伦斯先生牢牢记着这些颜色的名称，一旦你只说“蓝色”或“灰色”，他就会纠正你。

“我觉得这就是老鼠皮的颜色嘛，”贝瑞尔大大咧咧地评价道，“我告诉他这就是鼠皮色！”

汽车停在房子边的槐树丛下。弗洛伦斯先生坐在车里，摇上车窗，在奢华的新车味道中抽烟。

“恐怕我们没怎么让你的朋友快活哪。”母亲说。

“我才不会操心他呢。”贝瑞尔说。她说到弗洛伦斯先生，总好像关于他有个只有她明白的笑话似的。之后很久，我都怀疑他莫非在仪表板下的抽屉里藏了那么一瓶，时不时呷一口振作精神。他一直戴着帽子。

贝瑞尔本人则享受了双份的快乐。她不像通常的女客人那样坐在家里，跟母亲聊天，而是要求参观农场上的所有东西。她说，我得带着她四处走走，解释各种事情给她听，还要提防不要让她跌进什么肥料堆里。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展示的。我带贝瑞尔去冰屋，一块块冰像梳妆台抽屉那么大，更大的冰块埋在锯末里保存着。每隔几天，父亲就会砍下一块冰，搬进厨房，在一个锡皮盒里融化，用来冰镇牛奶和奶油。

贝瑞尔说她从不知道冰有这么大块的。她似乎热衷于发现各种事物是多么奇特、可怕，或者滑稽。

“你们到底是打哪儿弄来那么大的冰块的呢？”

我搞不清这句是不是玩笑。

“从湖上。”我说。

“从湖上！你们这儿有整个夏天都结冰的湖吗？”

我告诉她父亲如何每年冬天从湖上取冰，拖回家埋在木屑里，木屑可以防止冰融化。

贝瑞尔说：“不可思议！”

“嗯，化还是会化一点的。”我说。我对贝瑞尔失望透了。

“太不可思议了。”

我去赶牛，贝瑞尔一个人继续溜达。一个穿白色休闲裤的稻草人（父亲后来就是这么叫她的），戴一顶白色太阳帽，用夺目的红色缎带系在下巴上。她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她穿的是凉鞋—都涂成和缎带一样的颜色。她戴着当时人们都戴的小小的深色太阳镜。（我认识的那些人不算—他们可没有太阳镜。）她有一张大红嘴，发出响亮的笑声，头发是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异常耀眼，像樱桃木。她是那么热闹、闪耀，打扮得那样炫目，以至于很难判断她到底好不好看，开不开心，或者任何事情。

我们沿牛群走的小道走着，没再怎么交谈，因为贝瑞尔与牛群保持距离，忙着小心下脚的地方。等我把它们全拴进牛栏，她又凑了过来。她点了支烟。没人在谷仓里抽烟。父亲和别的农夫在这里总是嚼烟草来替代。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贝瑞尔嚼烟草。

“你会给它们挤奶吗，还是由你爸来弄？”贝瑞尔问，“那很难吗？”

我抓住母牛的奶头，挤下一点奶。谷仓猫群里的一只跑过来跃跃欲试。我把细细一股牛奶射进它嘴里。我和猫都扬扬得意。

“那样会痛吗？”贝瑞尔问，“想想看，要是换了是你的话。”

我可从没把母牛的奶头和我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联系起来过，这猥亵的意味让我大吃一惊。事实上，从此我再也无法像这样不假思索地随手抓住一个温暖、粗糙的奶牛奶头了。

贝瑞尔睡觉时穿一件缀有本白色花边的桃色尼龙睡衣。她还有一件配套的袍子。她说“本白色”，就像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他的宝蓝色和珠灰色一样郑重其事。

我设法在脱衣服或换睡袍时都不暴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这是很难弄的。我没脱内衣裤，希望贝瑞尔也这么做。与一个成年人睡一张床，对我而言真是折磨。不过，我倒是趁机研究了贝瑞尔称之为美容套装的玩意儿们。装了一团团棉花球的手绘玻璃罐、滑石粉、乳液、冰蓝色的紧肤水、小罐红色和紫红色的唇膏—看起来油亮亮的。蓝色和黑色铅笔。指甲锉板，一块浮石，散发着浓烈香蕉味儿的指甲油，装在一个贝壳形状赛璐珞盒里的敷面粉—它有个听起来像甜点的名字—“甜杏花”。

我在夏天用的煤油炉上热了一点水。贝瑞尔擦干净脸，突然像是变了个人，我几乎以为脸盆里会有片片剥落下来的化妆壳儿，就像我们浸湿、剥下的旧墙纸一样呢。贝瑞尔的皮肤现在变得苍白，遍布细细的裂纹，挺像初夏时分水坑底部渐渐干涸的发亮的淤泥。

“瞧我的皮肤变成啥样了，”她说，“节食。我过去有一百六十九磅重呢，减肥减得太快，脸整个陷下去了。不过，现在我弄到了这种膏。是用秘方做的，你在市场上都买不到呢。闻闻。你看，它闻起来一点也不香，一股子正经八百的味道。”

她用棉花球往脸上拍膏，拍来拍去的，拍到一点也不剩。

“闻起来像猪油。”我说。

“全能的上帝啊，我出了那么大价钱，可不是为了往脸上涂猪油啊。别告诉你妈我拿上帝说事了哦。”

她往水杯里倒点干净的水，打湿梳子，把头发梳湿，用手指绕起一缕缕头发，用两个交叉的发夹把绕好的发卷别到脑袋上。再过两三年，我自己也做起这种事来了。

“永远记得把头发打湿，不然卷起来一点用也没有，”贝瑞尔说，“而且永远记得要向下卷，哪怕你想要它耸起来。明白了吗？”

我卷着自己的头发时—卷了好多年—时不时想起这话，寻思着人们给过的所有建议中，我遵守得最严格的就数这一条了。

我们熄灯上床。贝瑞尔说：“真不知道天会这么黑。真不知道还有这么漆黑的晚上啊。”她喃喃低语着。我很迟钝地意识到，她是在将乡间夜晚与城市的夜晚作比较。我好奇着内特菲尔德县的黑夜是否果真比加利福尼亚的黑夜更黑。

“亲爱的？”贝瑞尔低声说，“外面有动物吗？”

“有母牛啊。”我说。

“不错，但是野生动物呢？有没有熊？”

“有。”我说。父亲有一次在灌木丛中发现过熊脚印和熊粪，还发现一棵野苹果树上的苹果全都被扯掉了。那是好多年以前，他年轻时的事了。

贝瑞尔呻吟着，咯咯地笑。“想想看，要是弗洛伦斯先生晚上不得不出门，结果撞上一头熊！”

第二天是星期天。贝瑞尔和弗洛伦斯先生开着克莱斯勒车送我和弟弟们去主日学校。那是早上十点。他们在十一点回来，带我父母去教堂。

“快跳上来。”贝瑞尔吩咐我，“你们也一样，”她对男孩们说，“我们开车兜风去咯。”

贝瑞尔穿了件缎子样的象牙色红点连衣裙，屁股那里有一道镶红边的荷叶皱褶，脚上是红色高跟鞋。弗洛伦斯先生穿了一身浅蓝色夏季西装。

“你们去教堂吗？”我问。根据我的经验，人们为了这事才盛装打扮。

贝瑞尔笑了。“亲爱的，弗洛伦斯先生信的可不是那种宗教哦。”

我习惯从主日学校直接走到教堂，再坐上一个半小时。夏天，敞开的窗户飘进墓园的雪松气味，还会传来路上偶尔一辆汽车嗖地驶过、几近亵渎的声响。今天，我们把这段时间用来在我从未见过的乡村驱车穿行。我从没到过这里，尽管它离家不到二十英里。我们的卡车只会开到奶酪厂、教堂，或者在星期六晚上去镇上，开到垃圾场就算是最接近兜风的了。我见到过贝尔斯湖靠我们的这头，因为父亲冬天在那里取冰。夏天你可没法走近那里，湖岸满满当当地长着芦苇呢。我以为湖的另一头差不离也是这么回事。可今天开车过去，我看到村庄、码头和小船，深色的水面倒映着树木。所有这一切，我以前都一无所知。这里，同样也是贝尔斯湖呢。我很高兴终于看到它了，但不知怎的，对于这种惊喜并不怎么感到开心。

最后，一幢白色的框架建筑出现了。它有走廊，摆着盆栽植物，房前还有一些亮闪闪的白杨树。野树林酒吧。今天，这幢房子涂上灰泥，重装了都铎风格的横梁，取名叫作“幽居”。白杨树被砍掉，给停车场让路。

回头去教堂接我父母的途中，弗洛伦斯先生拐到我们隔壁的农场上，它的主人是麦克阿斯特一家。麦克阿斯特夫妇是天主教徒。我们两家是邻居，但不怎么往来。

“来吧，男孩们，下来。”贝瑞尔招呼我的弟弟们。“你不要动，”她吩咐我，“你待在原处。”她推搡着小男孩们走上门廊，麦克阿斯特家的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家常衣服，因为他们的教堂仪式，或者弥撒，或者不知道叫什么的玩意儿，早早就结束了。麦克阿斯特夫人走出门，目瞪口呆地听着贝瑞尔快活的说话声。

贝瑞尔独自回到车边。“好了，”她说，“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去啦。”

和麦克阿斯特一家人玩？可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家所有孩子，除了那个婴儿，都是女孩儿啊。

“他们还穿着好衣服呢。”我说。

“那又怎样？他们就不能穿着好衣服过点好时光吗？我不就是这样！”

我父母同样被弄了个猝不及防。贝瑞尔走下车，告诉父亲他可以坐前排，那里搁腿的空间宽敞些。她挤到后排，与母亲和我坐一道。弗洛伦斯先生再度掉头，开上贝尔斯湖边小路，贝瑞尔宣布我们要一起去野树林酒吧吃晚饭。

“你们全都穿戴整齐了，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呢？”她说，“我们把男孩子们丢在你们邻居家了。我想他们还太小，不懂享受这个。邻居很乐意接待他们呢。”她特别强调是他们请客，她和弗洛伦斯先生。

“嗯。可是—”父亲说，他口袋里可能五块钱都没有，“嗯。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让不让农夫进门。”

他沿着这条思路开了很多玩笑。在旅馆餐厅里，到处都是白色—白桌布，白色描花椅子—还有结满水珠的玻璃水罐，转个不停的高高的吊扇。他拿起一块尿布一般大的餐巾，出声地对我低语道：“你能告诉我这玩意儿该怎么用吗？我可以把它包在脑袋上挡风吗？”

当然了，他以前在旅馆餐厅吃过饭。他知道桌上的餐巾和馅饼叉子该怎么用。我母亲也知道—她甚至算不得乡下女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件大事。说实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有违贝瑞尔的本意—不过仍是一件重大的、令人不安的事。当众吃饭，在离家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在一个装满陌生人的大房间里吃饭；由一个陌生人—一个模样傲慢，多半是个打暑期短工的女大学生端来食物。

“我想要大公鸡。”父亲说，“它在罐子里待了多久啊？”按照他的理解，跟服务他的人开点玩笑，是一种礼貌。

“您说什么？”女孩问。

“烤鸡，”贝瑞尔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吧？”

弗洛伦斯先生样子挺阴郁。或许在花他的钱的时候，他不乐意听什么玩笑吧。也有可能他指望杯子里能有点比冰水更强劲的玩意儿。

女招待放下一碟芹菜和橄榄，母亲说：“稍等，我做一下感恩祈祷。”她低下头，轻声但是一清二楚地祷告道：“主啊，请赐福我们所用的食物，请赐福为您服务的我们，为了基督。阿门。”她容光焕发，坐直身子，把碟子推向我说：“小心橄榄，里面有核。”

贝瑞尔冲房间里四下点头讪笑。

女招待回来了，带来一篮面包卷。

“派克屋面包卷〔3〕！”贝瑞尔俯身嗅着香味，“趁它们还热，能把奶油融化，赶紧吃！”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瞥了一眼奶油碟。“就是这个吗—奶油？我还以为是秀兰·邓波儿的发卷子呢。”

他的脸和先前差不多阴郁，不过这是一句玩笑啊，而他说出了它，就好像授予了我们刚刚才当众请求得到的东西—赐福。

“每次他说些有趣的话呀，”贝瑞尔说—她经常用“他”来称呼弗洛伦斯先生，哪怕他就在场—“你们瞧见他是怎样不动声色的吧？这让我想起妈来了。我说的是咱们的妈，玛丽埃塔和我的。爹地呢，他说笑话的时候，你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出来了—他脸上啥都藏不住—可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能从头到尾一脸酸溜溜的模样儿。不过她一直到尸床上都还能说笑话呢。事实上，她真是那样的。玛丽埃塔，你记得她死前那年春天，躺在前厅那张床上的情形吧？”

“我记得她躺在那房间的床上，”母亲说，“是的。”

“嗯。爹地进门来，她躺在那里，穿着干净睡袍，被子掀开，因为隔壁那个德国女人刚帮她擦了个澡，还在忙着整理床铺哩。所以，爹地想显得开心些，就说：‘春天肯定就要来咯，我今天看到了一只乌鸦。’那时想必是三月吧。妈妈快嘴快舌地答道：‘哼，那你最好把我盖起来，免得它从那扇窗户看进来，打起什么坏主意！’那个德国女人—爹地说她差点把盆子都掉地上了。因为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妈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嘛。她快要死了。可她还能说笑话呢。”

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了哭也没用的时候，倒不如这样。”

“不过她也会玩笑开过了头，我说的是我妈。有一次，有那么一回，她想吓爹地一跳。他好像对一个常跑来工厂的女孩有了兴趣。哎，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嘛。妈说了：‘好吧，我自个儿死了算了，你尽管跟她厮混下去，等我回来找你闹鬼，看你咋办吧。’他告诉她别傻了，就进城去了。妈跑到谷仓，爬上一把椅子，把一根绳子绕在脖子上。不是吗？玛丽埃塔？玛丽埃塔跑去找她，发现她就那副模样儿！”

母亲低下头，双手按着膝盖，几乎像是打算再做一次祷告。

“爹地告诉了我这个，不过我自己其实也记得。我记得玛丽埃塔穿着睡衣跑下山，我猜想那个德国女人看到她跑开，就出门来找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全都跑到谷仓—我也去了，还有和我一起玩的小孩子们—妈就站在椅子上，打算好好吓唬爹地一次。她打发玛丽埃塔去找他了。德国女人哭嚎起来：‘哎呀，夫人哪，快下来啊，夫人哪，想想你的哈子们。’—哈子是德语里孩子的意思吧—‘想想你的哈子们’，诸如此类。到头来，是站在那里的我—我只是个小娃娃，不过是我注意到那绳子的。我的眼睛顺着那绳子朝上又朝上看去，看到它挂在横梁上，就搭在那里—根本没打结！玛丽埃塔没注意，那个德国女人也没注意。可我就大声说了：‘妈，绳子都没系在横梁上，你打算怎么上吊哩？’”

弗洛伦斯先生说：“这话问得好。”

“我破坏了她的游戏。德国女人冲了咖啡，我们坐下来吃了些点心。然后，玛丽埃塔，你根本没找到爹地，对吗？隔了一个街区，都能听到玛丽埃塔在哭嚎，一路哭上山。”

“她害怕是自然的嘛。”父亲说。

“那是当然。妈做过头了。”

“她是来真的，”母亲说，“她其实是想那样的，不像你以为的。”

“她是想惹怒爹地来着。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么回事。他总是说，她是个不容易相处的女人，不过很有性格。我相信，和格莱迪斯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怀念她这一点。”

“我可不知道，”母亲用她提及她爸爸时永远异常平静的口气说，“不管他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

“他们都死了，”父亲说，“我们不该去评判了。”

“我知道，”贝瑞尔说，“我知道玛丽埃塔总是另有看法。”

母亲看了看弗洛伦斯先生，相当轻松、富有感染力地笑了。“我相信我们这些家务事把你都搞糊涂了吧。”

我拜访过贝瑞尔一次，那时她已是个老太太，得了风湿病，关节扭曲，佝偻着身子。贝瑞尔说：“玛丽埃塔遗传了爹地的好相貌。她从不打扮。记得我们去旅馆那次，她穿的那件旧的深蓝色绉绸裙子吗？当然了，我知道那可能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但她非得只有这件衣服吗？你知道，我有点怕她。我没法跟她单独待在一间房间里。不过她的相貌真是出众。”我试图想起我什么时候注意过母亲的相貌，涌上脑海的就是那家旅馆，母亲浅橄榄色的皮肤被一头盘起的茂密白发衬着，明朗、端庄的脸对着弗洛伦斯先生微笑—仿佛他才是要被宽恕的人。

当时我对贝瑞尔的故事没什么想法。首先，我又饿又馋，注意力都放在烤鸡、肉汁、用冰激凌勺扣在盘子上的土豆泥，以及富有光泽的罐头蔬菜丁上，我当时觉得后者比园子里现摘的高级多了。甜点我吃的是奶油糖布丁圣代，我在它和巧克力口味之间作选择时可谓痛苦万分。其他人吃的是普通香草冰激凌。

贝瑞尔的故事干吗不可以是另一个版本呢？尽管与母亲讲的是同一件事。贝瑞尔在所有方面都怪怪的—她的一切都挺别扭，都是从一个新的视角看过来的。有那么一阵子，为主的还是母亲的版本。它吸收了贝瑞尔的故事，覆盖了它。不过贝瑞尔的故事没有消失。它被封存多年，却始终存在。就像关于那家旅馆和餐厅的印象一样。尽管我想我不会再有机会去那地方，可我知道它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贝瑞尔或者弗洛伦斯先生买单，我是不可能再去的。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事实上，我下一次到野树林酒吧，是结婚之后的事了。雄狮俱乐部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宴会和一场舞会。我嫁的男人，丹·凯西，是俱乐部成员。那时候，你在那里可以买到酒喝。丹·凯西可不会去任何买不到酒的地方。然后它被改造成“幽居”，现如今，除了周日之外，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周四晚上还有个男脱衣舞表演者。我和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们会去那里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

农场在1965年以五千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买下它，也许是为了建个休闲农场，或者纯粹是投资。两年后，他把它租给一个公社。它维持了十来年，其间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养山羊，卖羊奶给镇上开的健康食品店。他们在谷仓面对马路的墙上画了一道彩虹。他们在窗户上挂扎染床单，任院子里的长草和野花繁茂。我父母后来终于给房子接了电线，可这些人并不用电。他们选择油灯和烧木柴的炉子，脏衣服都送到镇上洗。人们说，这些人不懂摆弄油灯或柴火，迟早会把整个地方烧掉。但是他们没有。事实上，他们干得不赖。修理了房子和谷仓，辟出一个大园子。甚至给土豆田撒药粉，防止枯死病—尽管我听说这个做法在他们中引起一些争执，导致一些比较刻板的成员退出。实际上，这地方变得比周围留在原先的农户手中的农场要好得多。麦克阿斯特家的儿子在他家农场上做起旧车零件生意。我的弟弟们早已远走高飞。

我知道这没什么道理，不过我有种感觉，宁愿看到农场完全荒废—宁愿看到它落入流氓和乞丐手中—也不愿看到谷仓上那道彩虹，还有墙上绘制的几排类似埃及文的文字。那像是个嘲讽。我甚至不喜欢看到那些人进城的样子—男人头发梳成辫子，大衣上有破洞，我相信那是故意割出来的。女人留长发，不化妆，一脸恭顺超然的表情。你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我很想质问他们。你们凭什么觉得可以过来嘲弄我父母，嘲弄他们的生活和贫穷？不过，一想到彩虹和那些字母，我就明白他们其实无意嘲弄或模仿我父母的生活。他们用自己的生活，把我父母的取而代之，几乎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他们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和习惯。我真希望它们失败。

结果果然差不离。公社解体了。山羊消失了。女人们有些搬到镇上，剪短头发，化了妆，当起女招待或收银员，抚养她们的孩子。那个多伦多男人给这个地方挂上出售牌，一年后它卖了个比当初他付的十倍还要高的价钱。一对渥太华来的年轻夫妇买下了它。他们把外墙刷成浅灰色，用牡蛎色缀边，开了几扇天窗，装了一扇漂亮的前门，门两侧各安一盏马车灯。他们对内部也进行了彻底改造。人家告诉我，我再也不会认出它了。

在这一切之前，在房子清空、准备出售的那一年，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它由我的公司经手，归另一个经纪人管，不过我有一把钥匙。我是在一个周日下午去的。有个男人陪着我，不是客户，而是一个朋友—博比·马科斯，我那会儿经常和他厮混。

“这是个嬉皮士的地盘嘛。”我停车的时候，博比·马科斯说，“我以前到过这里。”

他是个律师，一个天主教徒，与妻子分居。他想要安顿下来，在这里的镇上开业。不过此地已有一个天主教律师，生意清淡。每周总有两回，博比·马科斯晚饭前就喝得酩酊大醉。

“不止如此。”我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在这里长大。”我们穿过野草，我打开门。

他说，以前听我的口气，他还以为那是在远得多的地方呢。

“那会儿它确实显得挺偏远。”

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地板扫干净了。木制家具新近涂了油漆—我吃惊地发现，窗玻璃一尘不染。有些是新玻璃，有些仍是坑坑洼洼的旧玻璃。一些墙面上的墙纸被撕掉，刷了颜色。厨房的一堵墙涂成深蓝色，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鸽子。前厅的一面墙上画了巨大的向日葵，还有一只几乎同样巨大的蝴蝶。

博比·马科斯吹了声口哨，“还是个艺术家呢。”

“你要这么说也行啊。”我说着，转身走进厨房。烧柴的炉子还在。“我妈有一次烧掉了三千块，”我指着，“她在那个炉子里烧掉了三千块。”

他又吹声口哨，不过含义与刚才大大不同。“你什么意思？她丢进了一张支票吗？”

“不，不是。都是现金。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进城到银行，让人把它全部兑成现金，装了一鞋盒。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她一次只丢几张钞票，免得火烧太大。爸爸站在那里看着她烧。”

“你在说什么啊？”博比·马科斯说，“我以为你们穷困潦倒呢。”

“不错，我们是穷得要命。”

“那她怎么会有三千块？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三万块了。真的。比今天的三万块还要多啊。”

“那是遗产，”我说，“从她爸爸那里得到的。她爸爸住在西雅图，给她留下三千块。她把它都烧了，因为她恨他。她不想要他的钱。她恨他。”

“那得多恨啊。”博比·马科斯说。

“这不是关键。她对他的恨，还有他是不是足够坏，让她有理由这样恨他，很有可能他没那么坏，都不是关键。”

“钱嘛，”他说，“钱总是关键。”

“不。我爸爸任由她这么做了，这才是关键。对我而言是这样的。爸爸站着，看着她这么做，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要是任何人试图阻止她，他会保护她。我想那就是爱吧。”

“有人会认为那是发疯。”

我记得那就是贝瑞尔的看法，一字不差。

我走进前厅，盯着那蝴蝶看，看它粉色和橙色的翅膀。我又走进前面的卧室，看到墙上画了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拉手的正面像。他们赤裸着，比真人还要大。

“这让我想起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那张照片，”我对跟在后头进来的博比·马科斯说，“那张唱片的封面，记得吗？”我不想让他觉得他在厨房里说的话弄得我不高兴了。

博比·马科斯说：“头发颜色不一样。”

不错。这两个人都有浓厚的大色块涂出的黄头发，就像漫画里的画法一样。马尾般的黄头发卷曲着挂下他们的肩头，小猪尾巴一般的黄色发卷装点着他们并不显得隐私的部位。他们皮肤的颜色是一种平淡的卡其粉色，眼睛是一种直勾勾的蓝色，就像厨房墙上的蓝色。

我注意到他们在画这幅画之前，没怎么撕干净墙纸。角落里还残留了一点墙纸，呼应着另外几面墙—一种现代派的粉色、灰色和紫红色泡泡交错的图案。想必是那个多伦多男人贴上去的。贴新墙纸的时候，底下的旧墙纸没撕掉。我能看到它的一角，白底上的矢车菊。

“我猜这是他们玩那些性游戏的地方吧。”博比·马科斯用一种熟悉的语调说。那种凝重、悲哀、不自在却又毅然决然的语调，那种体面中年男子的并不特别友善的欲望。

我不作评论。我撕掉几片泡泡墙纸，想看下面的矢车菊。突然我撕到一片松动的地方，一撕一大片纸。不过矢车菊墙纸也被带了下来，掀起一小股灰泥粉末。

“为什么？”我说，“来说说看，为什么一提到这样的地方，没哪个男人不是两秒钟不到就要扯到性的话题？只要一提到‘嬉皮士’或者‘公社’，你们所有这些人能想到的就只有性交！就好像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只有狂欢、滥交，没完没了的性交！我烦透了—这蠢透了，真让我恶心！”

在车里，从旅馆回家的路上，我们像原先一样坐—男人坐前排，女人在后排。我坐中间，两侧是贝瑞尔和母亲。她们发热的身体隔着衣服贴着我。她们的味道压过了我们正穿过的雪松树丛，以及一个个小水塘的味道，在那些小水塘边，贝瑞尔对睡莲花啧啧惊叹过。贝瑞尔散发出的是罐子和瓶子里那些东西的味道。我母亲散发出的是面粉、硬肥皂和她那好衣服上温热的绉绸味道，以及用来擦掉污渍的煤油的味道。

“一顿可爱的晚饭，”母亲说，“谢谢你，贝瑞尔。谢谢你，弗洛伦斯先生。”

“我不知道谁还能去干挤奶的活儿了。”父亲说，“我们都已经这么气派地吃过饭啦。”

“说到钱嘛，”贝瑞尔说—尽管其实没人提这个话题—“介意我问一句吗？你们是怎么处理你们的钱的？我把我那份都用来投资房地产了。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你不会亏的。我在想，你们该弄个电炉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在大夏天费神点火，或者摆弄那个煤油玩意儿了，不管是哪个吧。”

车里所有其他人都笑了，甚至包括弗洛伦斯先生。

“那是个好主意，贝瑞尔。”父亲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搁东西，直到我们通上电为止。”

“哦，天哪，”贝瑞尔说，“我怎么这么蠢？”

“而且我们实际上也没钱。”母亲快活地说，好像在继续这个笑话似的。

贝瑞尔尖锐地说：“你写信说你收到了。你收到了和我一样多的钱。”

父亲在座位上侧过身子：“你们在说什么钱啊？”他问，“这是什么钱？”

“从爹地的遗嘱中得的，”贝瑞尔说，“你去年得的嘛。唉，或许我不该多嘴。就算你不得不用它还什么账，那也算是派上了用场，不是吗？没关系的。都是自家人。不是吗？”

“我们不需要用它来还什么账，”母亲说，“我烧掉它了。”

然后她说了大约一年前的某天她如何坐卡车进镇，让人把钱装在一个她特地带去的鞋盒里。她把它带回家，丢进炉子里，烧了。

父亲转回身，脸对着前方的路。

我能感觉到母亲讲述的时候，贝瑞尔在我身边扭动着。她抽搐着，微微呻吟着，好像强忍着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故事讲到最后，她发出一声震惊、痛苦、愤怒的呻吟。

“你竟然烧钱！”她说，“你在炉子里烧钱！”

母亲的声音依然欢快：“你这口气，好像我烧掉的是自己的一个孩子似的。”

“你烧掉了他们的机会啊。你烧掉了这钱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一切。”

“我的孩子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钱了。我们谁也不需要他的钱。”

“那是犯罪啊。”贝瑞尔嘶哑地说。她把声音转向前排，“你干吗不管管她？”

“他不在场，”母亲说，“当时没人。”

我父亲说：“那是她的钱，贝瑞尔。”

“都一样，”贝瑞尔说，“那是犯罪。”

“犯罪是你报警了才算的。”弗洛伦斯先生说。就像那天他说的其他话一样，这引起了一点点惊奇，还有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不过感激之情并非发自所有人。

“别假装这不是你听过的最疯狂的事，”贝瑞尔冲前排吼道，“别假装你没这样想！因为确实如此，而且你确实是这么想的。你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父亲不曾站在厨房里，看着母亲把钞票放进火焰。不会有这种事。他甚至不知道它—事情一清二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直到那个星期天下午，在弗洛伦斯先生的克莱斯勒汽车里，在母亲讲给他们所有人听的时候，才知道这事的。那么，我为什么能如此真切地看到那一幕，就像我对博比·马科斯（以及对别人—他并不是第一个）形容的那样呢？我看到父亲站在屋子中央的桌子边—有装刀叉的抽屉、铺着刷洗干净的油布的桌子—桌上搁着那盒钱。母亲正小心地把钞票丢进火里。她一只手用熏黑的钳子拉着炉门盖子。父亲站在旁边，似乎不仅允许她这么做，还在保护她。一幕庄严的景象，但并不疯狂。正在做着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情的两个人。至少，是他们中的一个在做着自然而然、别无选择的事，而他们中的另一个相信，重要的在于让第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继续。他们知道别人未必认同这些，但他们不在乎。

要我相信这都是我想象出来的，该有多难啊。看起来它完全就是真的。这就是我对他们的信仰吧。我从没停止过这种信仰。不过我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自打博比·马科斯之后，我再没对哪个人讲过。我想再也没有了吧。我不再讲，不是因为它严格说起来不是真的。我不再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意识到不能指望别人像我一样理解它。不能指望他们对这事表示出任何一点赞许。我甚至都不能说自己也赞同它呢。要是我属于会赞同它、会这么做的人，又何至于干出后来那些事呢—十五岁离家出走，到饭店打工，去夜校学打字和速记，进入房地产公司，最后成为一名有执照的经纪人。我也就不会离婚了。父亲就不会在县立老人之家去世了。我的头发，也本该遵循多年前就开始的自然变化，一直是白色的，而不是弄成一种叫作“日出铜”的颜色。这一切，就算我能，我也一件都不会改变，真不会。

博比·马科斯是个体面人—心肠好，有时还有点想象力。我像那样冲他发火之后，他说：“你不用对我们这么苛刻嘛。”很快又说，“这是你小时候的房间吗？”他觉得那就是提到性游戏的话题让我生气的原因。

我想，不妨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我回答说是的，不错，这是我小时候的房间。最好还是当场就和解吧。纵然分手是迟早的事，善意与和解的时刻仍旧值得拥有嘛。不知道这些时刻在一些人（比如说我本人）的处境中，是否更会被珍惜，被刻意追求，甚于在那种旧式婚姻中呢—在那里，爱与恨每每都是悄悄滋生，如此混沌一团、冥顽不灵，好像真能熬到地老天荒似的。

注释

〔1〕原文为“Fame”，作为名词有“名声”之意。—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2〕《旧约》中的一位先知。

〔3〕1870年由波士顿的派克屋酒店首创的一种面包卷，在面包卷里加入额外的黄油烤制而成，味道香浓。

苔藓

斯泰拉的爸爸在俯瞰休伦湖的白垩岩上造了这幢房子，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她家人称之为“避暑小屋”。第一次看到它时，大卫很是吃惊，因为它毫无这一叫法所暗示的那种松木虬曲的风韵、遮风挡雨的温馨。他是一个被斯泰拉家人称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城市男孩，对于夏季避暑地毫无概念。这房子过去是，现在还是一幢高大的光秃秃的木屋，涂成灰色模仿附近的旧农庄，尽管或许没有后者结实。房子前方是陡峭的岩壁—同样不怎么结实，不过毕竟延续至今—以及一条通向下方沙滩的长长的台阶小径。屋后是一个围着篱笆的小院子，还有一条短短的沙子小路和一片野黑莓灌木。斯泰拉在小院子里以相当的技术和手段种着蔬菜。

大卫将车拐上小路，正逢斯泰拉拿着一小篓黑莓，从灌木丛中走出。她是个矮胖的白发女人，穿着牛仔裤和脏兮兮的T恤。根据他的判断，这些衣服下没有穿戴任何支撑或束紧她身体的东西。

“瞧瞧斯泰拉成什么样了，”大卫气呼呼地说，“都快变成个巨魔了。”

凯瑟琳之前从未见过斯泰拉，礼貌地评论道：“是啊。她更老了。”

“比什么更老，凯瑟琳？比这幢房子更老？比休伦湖更老？比那只猫更老吗？”

菜园边的小路上躺着一只睡眼蒙眬的猫。一只老大的姜黄色雄猫，耳朵打架撕碎了，一只眼蒙着白翳。它叫大力神，自打大卫在的时候就在了。

“她是年纪更大了嘛，”凯瑟琳在抗议的冲动下反驳道。即便是在抗议，她仍旧显得很温顺。“你明白我的意思。”

大卫觉得斯泰拉是故意这样出场的。这不仅是对自然老化的逆来顺受—唉，不是的，比这糟多啦。斯泰拉总喜欢把事情搞大。不过，这不仅限于斯泰拉。就有一种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非得从女性的外形中挣脱，炫耀起满身的肥肉或者难看的皮包骨头，长起鼓突的疙瘩和脸上的毛发，拒绝遮挡住苍白的、青筋暴突的腿部，而且对此几乎是沾沾自喜，好像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理想似的。彻头彻尾就是些憎恨男人的女人嘛。现如今，你还不能大声说出这类观点。

他停得离黑莓灌木太近了—对凯瑟琳而言太近了，她从副驾驶座挤出车门，立刻遇到了麻烦。凯瑟琳身材苗条，但她的连衣裙裙摆很长，还有长长的、波浪起伏的袖子。这是一件蛛网似的棉布做的裙子，从粉色过渡到玫瑰色，打着很多小小的不规则的褶子，形似皱纹。是一件漂亮的裙子，不过在斯泰拉的地盘上，这可不是一个好选择。黑莓灌木密密地钩住它，凯瑟琳没完没了地摘着钩子，试图脱身。

“大卫啊，天哪，你可以给她留点空当的嘛。”斯泰拉说。

凯瑟琳对自己的窘境发笑了。“我没事，我很好，真的。”

“斯泰拉，凯瑟琳。”大卫介绍着。

“吃点黑莓吧，凯瑟琳。”斯泰拉同情地说，“大卫？”

大卫摇摇头，凯瑟琳拿起两枚黑莓。“真可爱，”她评论道，“给太阳晒暖了。”

“我看它们都看得恶心啦，”斯泰拉说。

凑近看，斯泰拉稍微像样了一点—光滑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头发像孩子一样剪得短短的，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凯瑟琳比她高出不少，高挑、瘦弱、骨感，满头金发，皮肤细嫩。她的皮肤是那样细嫩，以至于根本不能用化妆品，而且动辄由于感冒、食物或者情绪而发红。最近她试着用起蓝色眼影和黑色睫毛膏，大卫觉得这是个错误。刷黑那些稀疏的睫毛，正好突出了她水汪汪的蓝色眼睛，那颜色浅得好像都无法承受日光，也强调了眼睛下面干巴巴的皮肤。大约一年半前，大卫第一次遇到凯瑟琳，以为她只有三十出头。他觉得她保留了不少女孩气质，爱上了她的美貌、高挑和脆弱。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日益老去。而且，她根本也比他以为的要老得多—已近四十了。

“但是你打算拿它们做什么？”凯瑟琳问斯泰拉，“做果酱吗？”

“我已经做了差不多有五百万罐果酱了，”斯泰拉说，“把它们灌进有那种艺术兮兮的方格棉布盖儿的小罐子，送给所有邻居。他们要么是太懒，要么是太精了，都不去摘自己的黑莓啦。有时我也不明白，我干吗不让这些大自然的慷慨赠品在藤上烂掉算了。”

“不是长在藤上，”大卫说，“是长在那些人神共愤的带刺灌木上的，它们该被清空、烧掉才对。那样就有地方停车了。”

斯泰拉对凯瑟琳说：“听听，他好像还是我丈夫似的。”

斯泰拉和大卫结婚二十一年。分居八年。

“不错，大卫，”斯泰拉大度地回答，“我应该清掉它们的。我该干而一直没着手干的事有一长串啦。进来吧，等我换件衣服。”

“我们还得去一趟卖酒的店，”大卫说，“我路上没来得及。”

每年夏天，他都要进行一次这样的拜访，时间尽可能安排在斯泰拉爸爸的生日前后。他总是带去同样的礼物—一瓶苏格兰威士忌。今年是岳父九十三岁生日。他住在几英里远的一个护理中心，斯泰拉一周可以去看他两三回。

“我得洗个澡，”斯泰拉说，“然后穿件鲜艳点的衣服。不是为了爹地，他现在完全瞎了。不过我想其他人会喜欢的，看到我穿件粉红啊蓝色啊什么的，他们会像看到个气球一样开心起来呢。你们两个还有点时间喝一小杯。对了，也可以帮我倒上一杯。”

她领着他们，一个接一个沿小路走进屋。大力神没动弹。

“懒畜生，”斯泰拉说，“他快要像爹地一样了。你觉得这房子需要油漆吗，大卫？”

“是啊。”

“爹地总说每隔七年就要刷一次。我不知道啊—我正在考虑装上外墙。我得有更好的防风设施。虽然已经装了点御寒设备，可我总感觉像住在个透风的板条箱里似的。”

斯泰拉全年住在这里。一开始，两个孩子中的这个或者那个时不时会陪她住住。但现在，保罗在俄勒冈学习森林学，迪尔德丽在巴西一所英语学校教书。

“不过，你可不可以涂上外墙那种颜色呢？”凯瑟琳说，“它多好看呀，那种可爱的风吹日晒的颜色。”

“我想用奶油色。”斯泰拉说。

独自一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幢房子里，斯泰拉过的是一种忙碌的，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生活。他们穿过后走廊和厨房走向起居室，一路上这种生活的痕迹随处可见。这里有几盆她种的盆栽植物，还有她提到的果酱—她解释说，并不曾全部送掉，留了一些等着在糕点拍卖会和秋季集市上用。这里还有她的全套制酒设备。此外，俯瞰湖面的长条形起居室里有她的打字机，周围一摞一摞都是书和纸。

“我在写回忆录，”斯泰拉说。她向凯瑟琳做了个两眼朝天的鬼脸。“给我钱我就不写。不，没事啦，大卫，我是在写一篇关于老灯塔的东西。”她把远处的灯塔指给凯瑟琳看。“你朝窗外看，看到最远那里，就可以看到它了。我在给历史学会和本地报纸写一篇文章。差不多算是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啦。”

除了历史学会，她说，她还加入了戏剧阅读小组、教堂合唱团、制酒人俱乐部，以及一个非正式团体，其成员每周举行价钱固定（便宜）的晚餐聚会，互相做伴。

“测试我们的创造力，”她说，“总是会测试点什么。”

而这些仅仅是其中多少比较有组织的那部分罢了。她的朋友可谓五花八门。退休到此的人们，在重新装修的农场房子里，或者安装了过冬设施的夏季小屋里安下家；背景各异的年轻人们，他们接手了土生土长的农夫再也不想要了的岩石嶙峋的老农场。还有一个本地的牙医及其朋友，是同性恋。

“现在我们这儿宽容得出奇啊，”斯泰拉嚷道，她走进浴室，努力压过水流的声音。“我们并不是非要男女搭配。这对我们这些被淘汰的老婆们来说挺不赖的。我们有差不多半打人呢。其中有一个会织布。”

“我找不到汤力汽水。”大卫从厨房里喊道。

“是一罐一罐的。在冰箱旁边地板上的盒子里。这女人自己养羊。我是说会织布的那个女人，她有自己的纺车。她会纺羊毛，织成布。”

“老天爷啊。”大卫若有所思地感叹道。

斯泰拉关掉龙头，啪啪地拍水。

“我以为你会喜欢那样呢，你瞧，我还没到那个地步。我只是做做果酱。”

很快，她用毛巾裹着身子走出来，问：“我的酒在哪里呢？”毛巾上方的两角掖在她一只胳膊下，下方的两角晃荡着，摇摇欲坠。她接过一杯金汤力〔1〕。

“我要在试衣服的时候喝。我有两套新的夏季套装，一套是火红色的，另一套是绿松石色的。可以混着搭配它们。反正不管怎么穿，看起来都挺抢眼。”

凯瑟琳从起居室走来取她的饮料，像喝水一样猛喝了两口。

“我爱这幢房子。”她带着一种柔和的热情说道，“真的。它是这样质朴、谦和。到处都亮堂堂的呢。我一直在琢磨它让我想起了什么，现在我明白了。你看过英格玛·伯格曼的那部老电影吗，讲一家人住在岛上的一幢夏季别墅里？一幢可爱的简陋的房子。那女孩疯了。我记得那会儿就思忖过，那才是避暑小屋该有的样子呢。可它们从来都不是那样的。”

“就是那部上帝变成了一架直升机的电影吗，”大卫说，“女孩和她兄弟躲在一艘小船底下鬼混。”

“我得说，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斯泰拉在卧室墙那边说，“我可不能说什么时候真的喜欢过伯格曼的电影。我一向觉得它们有点阴森，神经兮兮的。”

“这里的谈话到处都能听到，”大卫对凯瑟琳说，“注意到没？没有哪堵墙连到天花板的。浴室除外，感谢老天。这可真有助于家庭生活啊。”

“每次大卫和我想私下说点什么，都得把脑袋埋到被子里才成，”斯泰拉说。她从卧室走出来，穿了一条绿松石色的弹力裤和一件无袖上衣。上衣是白底绿松石色的花朵和树叶图案。她好像总算穿了件文胸。一条浅色带子若隐若现，啮进肩膀的皮肉里去。

“记得有天晚上我们上了床，”她说，“聊着是不是买辆新车，在说不晓得哪种车的油耗是多少之类的，我记不清了。好了，爹地向来迷恋汽车，他精通这些，突然间我们听到他说：‘一加仑跑二十八英里。’诸如此类的。就好像他就在床的另一边似的。当然了，他不在—他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呢。大卫非常淡定，他只是答道：‘哦，多谢，先生。’就好像我们一直就在和爹地聊着天似的。”

大卫从村里的售酒商店走出来，斯泰拉摇下车窗，正在和一对夫妇说话，她介绍了他们：罗恩和玛丽。他们大概六十多岁了，不过晒得黑黝黝的，样子挺利索，穿着情侣格子裤和白色运动衫，戴着格子帽。

“很高兴见到你啊，”罗恩说，“这么说，你过来看到聪明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啦？”他听起来很快活，让人想到拳击中的佯攻，或者开玩笑的捶打。“你啥时退休来加入我们啊？”

这让大卫狐疑，斯泰拉有没有说过他们已经分居。

“我还没到退休呢。”

“早点退休吧！我们这儿很多人都是这么干的！我们摆脱了所有那些束缚，那种成天跌爬滚打，挣钱花钱的日子。”

“嗯，我不在其中，”大卫说，“我只是个公务员。我们用纳税人的钱，然后尽量啥事都不干。”

“那不是真的，”斯泰拉谴责道—像个妻子一样。“他在教育部工作，干得很卖力呢。他只是永远不肯承认罢了。”

“一条大蟒蛇〔2〕！”玛丽咯咯地笑道，“我过去在渥太华上班—那是几辈子之前的事啦—我们通常管自己叫大蟒蛇！公务蛇。公务员。”

玛丽一点也不胖，但她的下巴不知怎的像个胖女人的下巴。它软塌下去，像一系列梯田那样过渡到脖子。

“说实在的，”罗恩说，“这种生活很棒啊。你不会相信我们找到多少事来忙活。每天都嫌短啊。”

“你有很多爱好吗？”大卫问。他突然显出一脸认真相，彬彬有礼、一本正经的。

这种语调让斯泰拉警惕起来，赶紧试图分散玛丽的注意力。“你打算怎么用从摩洛哥带回来的那料子呢？”

“我拿不定主意。可以做成一条迷人的裙子，但实在不像我穿的东西。或者干脆就把它铺床上算了。”

“有那么多活动，你永远有事儿干，”罗恩说，“比如说吧，滑雪。越野的。我们二月份整整十九天都在外面。今年天气太棒了，都不用开车出门。只要沿着后门外的巷子滑出去……”

“我也尽量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来着，”大卫说，“我想那会让人年轻。”

“毫无疑问！”

大卫一只手搁在外套内袋里。他不以为然地笑着，把握在手心里的一个东西给罗恩看。

“我的兴趣之一。”他解释道。

“想知道我给罗恩看的是什么吗？”他们沿着悬崖开往护理中心的途中，大卫问。

“不，谢了。”

“希望罗恩喜欢它。”大卫快活地说。

他唱起歌。他和斯泰拉在大学里因为唱古典牧歌而相识。至少斯泰拉是这么跟人说的。他们也唱些别的，不止牧歌。“大卫是个瘦瘦的纯洁小伙子，有纯净甜美的男高音，我呢是个敦实粗野的小姑娘，有响亮深沉的女低音，”斯泰拉经常这样说，“对此他毫无选择。缘分呐。”

“哦，我的情人啊，你要去往何方？〔3〕”大卫唱道，直到今天仍未失去优美的男高音。

哦，我的情人啊，你要去往何方？

哦，我的情人啊，你要去往何方？

哦，不要走，再忍忍，真正的爱人就要到来，

哦，不要走，再忍忍，真正的爱人就要到来，

他会唱歌，高音低音通通擅长。

下面沙滩上，斯泰拉的宅子的两头，各有一堵长长的、低矮的岩石墙，一块块岩石由铁丝网兜着摞起来，通到湖里。它们摞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沙滩被侵蚀。凯瑟琳坐在其中一堵墙上看着水面，薄薄的裙子和长发被湖风拂动。她的姿态简直可以入画。她真像在拍广告呢，斯泰拉想—要么是为了某种非常私密的、有可能会令人厌恶的东西，要么就是某种体面的、相当盛大的东西，比如人寿保险。

“我一直想问你来着，”斯泰拉说，“她的眼睛有什么问题吗？”

“眼睛？”大卫说。

“她的视力。凑近的话，你会发现她好像不怎么能聚焦。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斯泰拉和大卫站在起居室窗口。从护理中心回来后，他俩都喝了一杯新调的提神酒。归途中他们几乎没有交谈，不过那种沉默不带敌意。他们觉得自己变温和了，变得比较融洽起来。

“据我所知，她视力没什么问题。”

斯泰拉走进厨房，端出烤盘，用蒜瓣和新鲜鼠尾草叶擦着烤猪肉。

“你知道，女人身上会发出一种气息，”大卫站在起居室门口说，“一旦知道你再也不想要她们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来。一种陈腐的气息。”

斯泰拉拍打着猪肉。

“那两道堤坝要彻底换换铁丝了，”她说，“有些地方铁丝已经磨得像蜘蛛网一样了。你真该去看看。水流的力量，它能把坚硬的铁丝也磨光。我今年秋天得举行一个干活晚会啦。得做好多吃的，邀请一些人过来，确保他们当中体力好的人足够多。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她把烤肉放进烤箱，洗洗手。

“你去年夏天跟我说的就是凯瑟琳，是吗？她就是那个你说的，有点超凡脱俗的人。”

大卫呻吟一声。“我说了什么？”

“有点超凡脱俗，”斯泰拉一边说，一边砰砰地倒出苹果、土豆、洋葱来。

“好吧，告诉我，”大卫说，他走进厨房，凑近她。“告诉我吧，我都说过些什么？”

“就这么多，真的。我不记得别的了。”

“斯泰拉，跟我说说我都是怎么形容她的。”

“不记得了，真的。我不记得了。”

她当然记得。真真切切地记得他说“有点超凡脱俗”时的口气。他声音中的骄傲和嘲讽。在爱情的阵痛中，他总是会带着温柔的轻蔑来形容那个女人—甚至带着一种惊叹。他总说这真是发疯啦，说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明明看得出那人其实根本就不是适合他的类型嘛。然而，然而，然而啊。然而那绝非他所能掌控的，根本无法抵御。他告诉斯泰拉，凯瑟琳信占星术，是个素食者，会画一些怪异的画，比如关在塑料泡泡中的小人儿。

“烤肉，”斯泰拉突然警醒地说，“她肯吃肉吗？”

“什么？”

“凯瑟琳吃肉吗？”

“她没准什么都不会吃。她没准会迷迷糊糊的。”

“我要做个苹果洋葱炖菜。量很大。或许她会吃这个。”

去年夏天，他说：“她是一个幸存下来的嬉皮士，真的。她甚至不知道那年代已经过去了。我想她是从不看报的。她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可以算是一无所知，除非她能从哪个占卜者那儿听说。那就是她眼中的现实。我想她连地图也看不懂。她全凭本能做事。你知道她干了什么吗？她跑到爱尔兰去看了凯尔经〔4〕。她听说凯尔经在爱尔兰。她就直接从香农机场的飞机上走下来，向人打听去凯尔经的路怎么走。结果你知道吗，她真的找到了！”

斯泰拉问，这个超凡脱俗的人儿哪来的钱去爱尔兰。

“哦，她有份工作，”大卫说，“算是工作吧。教艺术课，不是全职的。天晓得她会教什么。没准是根据星座来画画吧。”

现在他说的是：“有别人了。我还没告诉凯瑟琳。你觉得她察觉到没有？我感觉是的。我想她察觉了。”

他靠着厨房台子站着，看斯泰拉削苹果。他飞快地伸手到衣服内袋，趁斯泰拉没来得及扭过头去，把一张快照塞到她的眼前。

“我的新女友，”他说。

“看起来像苔藓嘛，”斯泰拉说，削皮刀陡然停止。“再说，它太暗了。在我看来，就是岩石上的一团地衣嘛。”

“别傻了，斯泰拉。别装了。你能看到她的。瞧见她的腿了？”

斯泰拉放下削皮刀，顺从地眯起眼看向照片。地平线上远远地有一对放平的乳房。前景是叉开的双腿。双腿大大地打开—光滑、金色、盛大：一对倾倒的石柱。当中是那团她称为地衣或苔藓的黑色毛丛。不过实际上更像一只动物的深色毛皮，脑袋、尾巴和爪子都被砍掉了。某只倒霉的啮齿动物深色的，丝绒似的毛皮。

“嗯，现在我看出来啦。”她心平气和地说。

“她名叫蒂娜。蒂娜，不是蒂楠哦。她二十二岁。”

斯泰拉没法请他收起照片，哪怕只是不再举在她眼前。

“她是个坏丫头，”大卫说，“哦，她真是个坏丫头！她到修女们那里上学。一旦变野了，就再没有比修道院的女学生更坏的姑娘了！她是凯瑟琳教书的艺术学校里的一个学生。退学了。现在是个鸡尾酒会女招待。”

“在我听来，这并不算多堕落嘛。迪尔德丽读大学时，不也当过一阵鸡尾酒会的女招待。”

“蒂娜跟迪尔德丽可不一样。”

终于，举着照片的手放下了，斯泰拉拿起刀子，重新削起苹果。不过大卫还不肯收起照片。他想要收，旋即又改了主意。

“这个小巫婆，”他说，“她要索我的魂呐。”

他谈论这女孩的声音在斯泰拉听来尤其做作。不过哪里轮得到她来评价大卫怎样是做作，怎样不是呢？他这种特别的声音高亢，单调，顽固，带有一种刻意的，残忍的甜蜜。他想对谁残忍呢—斯泰拉，凯瑟琳，那个女孩，他本人？斯泰拉叹了口气，没料到比预想的更大声，更恼怒。她放下削了一半的苹果，走到起居室，朝窗外看去。

凯瑟琳正从墙上爬下。或者说正在试着爬下来。她的裙子钩在铁丝上了。

“那件漂亮的小破裙儿今天可给她添足了麻烦，”斯泰拉说，被自己糟糕的口音和不乏恶毒的语气吓了一跳。

“斯泰拉。希望你替我保管这张照片。”

“我来保管？”

“我怕我会拿给凯瑟琳看。我一直想这么做。我怕我真会这么做。”

凯瑟琳已经挣脱了，看到他们在窗子后面。她挥了挥手，斯泰拉也挥了挥手。

“我相信你还有别的，”斯泰拉说，“我是说照片。”

“不在身上。我并不是想伤害她。”

“那就不要嘛。”

“她弄得我想伤害她。她用眼泪汪汪的样子缠住我。她吃药。‘心情电梯’。她喝酒。有时候我想，最好的做法或许就是给她来个迎头痛击。致命一击嘛。致命一击，凯瑟琳。拿着吧。迎头痛击。不过我担心她的反应。”

“‘心情电梯’，”斯泰拉说，“‘心情电梯’，直上云霄！”

“我是认真的，斯泰拉。那些药丸能要命的。”

“那是你的好事嘛。”

“真有意思。”

“我其实根本没这意思。不过，每次脱口说出这类话，我都会假装是故意说的。得到的承认越多越好嘛！”

晚餐时，这三个人都感觉好多了，比他们预想的都要开心。大卫心情好多了，是因为他想起售酒商店对面有个电话亭。斯泰拉在做出一顿美餐之后，心情总会大好。凯瑟琳感觉好多了则是药物的原因。

谈话并不困难。斯泰拉讲了几则为自己的文章做调查时读到的故事，关于五大湖区的沉船事件。凯瑟琳对于沉船也知道一些。她有个男朋友—前男友—是个潜水员。大卫慷慨地宣布他妒忌这个家伙，不想听他在深水中的本领。没准他说的是真话。

晚饭后，大卫说他要散个步。凯瑟琳请他随意。“去吧，”她快活地说，“我们这里不需要你。没有你，斯泰拉和我会相处得很好呢。”

斯泰拉很好奇凯瑟琳这种新的声音是打哪儿来的，这种时髦的，相当愚蠢的，像是在调情的声音。喝点酒不至于这样。她吃下的不知什么东西并没有让她变得迟钝，相反倒让她利索起来。层层叠叠的柔弱的歉意，犹犹疑疑的谄媚、畏缩或者希冀，全都一下子被这阵轻快的化学之风刮得无影无踪。

不过，凯瑟琳站起身试图清理桌子时，很明显这种利索仅限于精神层面。凯瑟琳撞到了厨房台面的一个角上。她让斯泰拉想起被截肢的人。截除得不是太多，只是切掉手指尖，或许还有脚趾尖。斯泰拉不得不盯着她，趁碟子还没滑下地，赶紧从她手中拿开。

“你注意到那头发了吗？”凯瑟琳说。她的声音像摩天轮一样忽高忽低。它猛地下降，又陡然爆发，热情洋溢。“他染发啦！”

“大卫吗？”斯泰拉问，这回是真吃惊了。

“每次他想起这个，都会把脑袋朝后仰一点，免得你凑得太近看出来。我想他很怕你会说什么吧。他有点怕你呢。其实，头发看起来很自然。”

“我真没注意。”

“他两个月前开始这么弄的。我说：‘大卫，这有啥关系呢—我爱上你的时候，你的头发就已经开始变灰了，你以为现在我还会在意吗？’爱真是奇怪啊，它会导致奇怪的事情。大卫其实是个敏感的人—他是个容易受伤的人呐。”斯泰拉从凯瑟琳的指缝中抢救下一个正在滑落的酒杯。“它会让你变得刻薄。爱会让你刻薄。要是你觉得离不开谁了，你就会对他们刻薄。我知道大卫就是那样的。”

他们晚餐喝的是蜂蜜酒。斯泰拉这批家酿蜂蜜酒是首次开封，她这会儿回想着它有多么棒，浓稠，冒着泡泡。看着都像香槟了。她查看瓶子里还有没有剩下。大概有半杯。她给自己倒出酒，把杯子放到搅拌器后面，洗起瓶子来。

“你在这里过得不错嘛。”凯瑟琳说。

“我过得很好，确实。”

“我觉得我生活中要有变化了。我爱大卫，但我淹没在这爱中太久了。太久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在下头的时候看着波浪，数了起来，‘他爱我，他不爱我。’我经常那么做。然后我想，嗯，波浪是没有尽头的，和雏菊花瓣可不一样。甚至和我的脚步也不同，如果我开始计算走到街区尽头的步数的话。我想着，波浪永远、永远都不会有尽头。所以我明白了，这对我来说是个信号啊。”

“别碰那些罐子，凯瑟琳。我等会儿来洗它们。”

斯泰拉为什么不说“坐下吧，我自己弄更方便”？哪怕对那些比凯瑟琳强的帮手们，她都经常这样直言不讳来着。她没这样说，是因为有点警惕。凯瑟琳的状态看起来不怎么稳定，蠢蠢欲动的。万一刺激到她，后果堪忧。

“他爱我，他不爱我，”凯瑟琳说，“就像这样。没完没了的。那就是波浪设法告诉我的。”

“只是好奇问问，”斯泰拉说，“你相信星座吗？”

“你是说我有没有让人帮我占过星座？没有，其实并没有。我知道有人这么干过。我也想过。我猜我没有信到愿意花这个钱的地步吧。我有时会看看报上的这类东西。”

“你看报纸？”

“看一部分。我订了一份，不会全读完。”

“那你吃肉吗？你晚饭时吃猪肉来着。”

凯瑟琳看起来并不介意被盘问，或者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是在盘问。

“嗯，我可以只吃沙拉过活，尤其是这样的季节。不过我时不时也会吃肉。我是个非常不坚定的素食者。真好吃啊，那烤肉。你用了大蒜吗？”

“大蒜、鼠尾草和迷迭香。”

“真好吃。”

“那就好。”

凯瑟琳突然坐下，男孩子气地叉开两条长腿，裙摆从两腿当中滑下去。晚餐期间，大力神一直在桌子另一头的第四把椅子上睡觉，现在决然地一跳，落在她的膝盖上。

凯瑟琳笑了：“疯猫。”

“要是你不喜欢，就赶它下去好了。”

现在斯泰拉不需要紧盯着凯瑟琳了，就开始忙着擦洗、摞好碟子，清洗杯子，擦桌子，抖干净桌布，擦洗台面。她感觉心满意足，兴致勃勃。她呷了一小口蜂蜜酒。一首歌谣的旋律涌上心头，她不由自主地唱了几个字，才意识到这就是大卫早些时候唱的那首，“未来如何尚无法预料！”

凯瑟琳发出轻轻一声呼噜，猛地抬起头。大力神没逃开，相反用爪子抓住她的裙子，竭力趴得更稳些。

“是我睡着了吗？”凯瑟琳问。

“你需要喝点咖啡，”斯泰拉说，“撑着点。你恐怕不该现在就睡呢。”

“我累啦。”凯瑟琳固执地说。

“我知道。可你不该现在就睡。撑着点，我们马上就给你灌点咖啡。”

斯泰拉从抽屉里取出一块手巾，浸透冷水，敷到凯瑟琳脸上。

“好啦，接着，”斯泰拉说，“拿着它，我开始弄咖啡了。我们不会让你在这里昏睡过去的，对吗？不然大卫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这事。他会说是因为我的蜂蜜酒，或者我做的饭，或者我的陪伴，或者别的什么。撑住，凯瑟琳。”

电话亭里，大卫开始拨蒂娜的号码。旋即他想起这是长途，必须先找接线员。他拨了接线员的电话，询问电话费是多少，掏空口袋找零钱。他掏出一些二十五分硬币和角子，点出总共一元三十五分，摞在架子上备用。他又开始拨号。手指颤抖，掌心冒汗。腿、腹部和胸部都充满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电话在蒂娜那间挤挤挨挨的公寓里响起第一声铃，这让他的五脏六腑都沸腾起来。真是疯了。他往里塞硬币。

“我会告诉你何时开始投币，”接线员说，“先生？我会告诉你何时开始投币。”他的二十五分硬币叮当叮当掉到退币口，他费了点劲才摸出它们。电话又响了一声，在蒂娜的梳妆台上，在那堆混乱不堪的化妆品、连裤袜、珠子和链子、长羽毛耳环、一个可笑的烟斗、一大堆发条玩具当中。他觉得它们近在眼前：绿色的青蛙、黄色的鸭子、棕色的熊—全都一样大小。青蛙和熊一般个头。此外还有一些太空怪物，都是根据电影中的角色来的。上发条后，这些玩具就会在蒂娜的地板或者桌子上摇摇晃晃，咔嗒走动，嘴里冒出火星。她喜欢让它们赛跑，或者让其中两个相撞。它们奔向未知的路途时，她会兴高采烈地嚷嚷，甚至尖叫。

“好像无人接听，先生。”

“让它再响几声。”

蒂娜的浴室在大厅对面。她和另一个女孩共用它。要是她在浴室，或者甚至在浴缸里的话，要多久才能决定要不要接电话呢？他决定数到十下铃声，从现在开始。

“还是无人接听，先生。”

再数十下。

“先生，你愿意等会儿再打吗？”

他若有所思地挂上。旋即，激动万分地，他拨了询问台。

“你要哪里，先生？”

“多伦多。”

“请讲，先生。”

他询问了一位迈克尔·里德的电话。不，他不知道街道名称。他只知道名字—她的上一任，或许还藕断丝连的男朋友的名字。

“这里没有叫迈克尔·里德的信息。”

“没关系，试试看利德。利—德。”

确实有一位M.利德，在戴文波路。不叫迈克，不过至少首字母是M。那回头再查查。有没有一位M.里德呢？里德？是的。是的，有一位M.里德，住在西姆科大街。还有另一位M.里德，里—德，住在哈伯德。她怎么不早说呢？

他凭直觉选了哈伯德的那个。那里距离蒂娜的公寓不算太远。接线员告诉他号码，他拼命记住。他没有什么用来记录的东西。他觉得不能让接线员再报一遍号码，这一点很重要。不该透露出他在一个电话亭里，手边没有铅笔和钢笔。他觉得他的询问之绝望与鬼祟是昭然若揭的，任何时刻都有可能遭拒，不允许他知道关于住在哈伯德或者西姆科或者戴文波，或者随便哪里的M.里德或者M.利德的任何进一步信息。

现在必须从头打一通了。多伦多的区号。不，要打给接线员。然后是记住的号码。要快，趁他还没失去勇气或者忘记号码。要是她接电话，他说什么好呢？但是她不大可能会接电话，哪怕她真的在那里。M.里德会接电话。然后大卫必须问蒂娜在不在。不过很有可能要换种声音。或许根本就不用男人的声音。他过去经常能在电话里装出各种声音，一度甚至能蒙过斯泰拉。

没准他可以装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尖利的那种。或者一个孩子的声音，一个小妹妹的声音。蒂娜在吗？

“请再说一遍，先生？”

“没什么。抱歉。”

“电话响了。我会告诉你何时投币。”

要是M.里德是个女人怎么办？根本就不是迈克尔·里德。是玛丽·里德。吃养老金的。职业女郎。你给我打电话干吗？性骚扰。那么，就回到信息台。试试看西姆科的M.里德。试试看戴文波的M.利德。继续试。

“很抱歉，看来无人接听。”

电话在M.里德的公寓里，或者宅邸里，或者房间里响了一遍又一遍。大卫靠在金属架子上，他的硬币就搁在上面等着。一辆车在售酒商店的停车场停下。里面的两个人正盯着他看。显然是等着用电话。不凑巧的话，没准接着就该是罗恩和玛丽开车来了。

蒂娜住在一家印度进口商店楼上。她的衣服和头发上，除了香烟、麻醉剂和性的味道（大卫觉得那是她的自然体味）之外，总有一股咖喱粉、肉豆蔻、熏香的味道。她的头发染成死沉沉的黑色。脸颊上涂了一团粗野的颜色，眼皮有时涂成砖红色。她有一次去为她认识的什么人在拍的一部电影试镜。她没得到那个角色，因为要把一只驯服的老鼠夹在大腿间，让她犯了恶心。这次失败令她倍感羞耻。

大卫浑身冒汗，不再想捉住她，而是一心只想以随便什么方式找到她，听听她沙哑的年轻的声音，它带有天然的颤音和挥之不去的猥亵感。哪怕在这个时刻，听到它即意味着她已经背叛了他。当然她已经背叛了他。她一直就在背叛他。只要她能接电话（他几乎已经忘了接电话的应该是M.里德才对），他就可以冲她吼叫、斥骂，而要是他感觉足够卑微—他肯定会感到足够卑微的—还可以哀求她。这种机会让他求之不得。任何机会都成啊。晚餐时，他兴致勃勃地与斯泰拉和凯瑟琳聊天时，手指一直在木餐桌底部描着蒂娜的名字。

人们对于这种痛苦不会有任何耐心。又怎么会有呢？受难者必须放弃同情，断绝尊严，自己对付灾难。最糟的是，人们还会煞费苦心地告诉你，这不是真正的爱情。这一波一波的欲望，依赖，膜拜和悖逆，这些心甘情愿但是可怕的转变—它们不是真正的爱情。

斯泰拉过去时常告诉他，他对于爱情并不感兴趣。“甚至也不是性。我觉得你甚至对性也不感兴趣，大卫。我觉得你感兴趣的只是当一个坏坏的大男孩。”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和斯泰拉继续生活下去，或者娶了凯瑟琳。所谓懂得真正的爱情的人应该是罗恩吧，罗恩和玛丽的那个罗恩。

大卫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他这么想，也这么说过。他知道蒂娜并非真的那样狂野、贪婪或者堕落，像他假装的那样，或者像她自己有时候假装的那样。再过十年，她也不会被她疯狂的生活毁掉，也不会变成什么迷人的婊子。她只会变成个在洗衣店里被孩子们缠着的妇人。那个老派的词“娼妓”，他用来描述她的，其实并不贴切—和她其实没多大关系，就像“嬉皮士”与凯瑟琳没多大关系一样—这会儿凯瑟琳他连想都不愿想。他知道，蒂娜的伪装一旦破裂了，就像凯瑟琳的那样，那他迟早不得不再换人。无论如何，那对他来说都是迟早的事—再换个人。

他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冷眼旁观着自己，不过这种认知和洞察，对于他此刻腹部的震颤、急切甜蜜的腺体分泌和狂乱的祈祷都丝毫不起作用。

“先生？你想继续打下去吗？”

他们这天早些时候拜访的护理中心叫作白壳杨之家，是根据湖边大量生长的白壳杨树命的名。这是十九世纪一位百万富翁建造的一幢巨大的石头宅邸，现如今到处搭着活动坡道和救生梯，已经面目全非了。

前院草坪上那堆轮椅中间，有不少声音召唤着斯泰拉。她喊了好几个名字作答，特地绕过去握握手，送上几个吻。她这里那里来来回回，好似一只肥胖的蜂鸟。

她回到大卫身边时唱道：

我是你的小阳光，矮矮又胖胖

把我转一转，倒一倒！〔5〕

她气喘吁吁地说：“实际上应该是茶壶啦。我想你不会觉得爹地有多大变化的，除了现在眼睛变成全瞎了。”

她领着他穿过刷了绿油漆、装了低矮的假天花板（以节省取暖费）的走廊，走廊里挂着按照数字序号填色的图画，还有消毒水味儿和其他各种味道。后门的门廊上，她爸爸独自坐着，裹着毯子，绑在轮椅上，这是为了防止他跌下来。

爸爸问：“大卫？”

声音仿佛从他体内一个深深的、阴湿的洞穴里发出，受嘴唇、下巴或舌头的阻碍而走了样，后者似乎动也没动。他的脑袋也没挪动。

斯泰拉走到椅子后，搂住他的脖子。她的动作非常轻柔。

“是的，是大卫来了，爹地。”她说，“你认得他的脚步声！”

爸爸没回答。大卫弯腰摸摸老人的手，与想象中不同，它们并不冰凉，而是温暖干燥的。他把威士忌酒瓶塞进这双手。

“小心点，他抓不住。”斯泰拉轻声说。大卫用手稳住酒瓶，斯泰拉推来一把椅子，这样他可以坐在她爸爸对面。

“还是同样的礼物，”大卫说。

岳父发出一声认可的哼哼。

“我去拿几个杯子，”斯泰拉说，“在外面喝酒是违反规定的，不过我通常可以说服他们放宽一点。我会告诉他们这是在庆祝。”

为了习惯岳父的模样，大卫尽量把他想象成一种后人类的产物，某个新物种。活下来对他不仅意味着苟延残喘，还意味着样貌的改变。散布着深蓝斑点的灰蓝色皮肤，发白的眼睛，瘦骨嶙峋的脖子，上面有脆弱的深深的凹洞，仿佛是个雾化玻璃做的瓶子。从这脖子里冒出了更多的声音，一种类似于交谈的表示。发出的是每个音节的核心，湿润的元音由前后的辅音勉强烘托出来。

“路上—挤吧？”

大卫描述了高速公路和次级公路的状况。告诉岳父他最近买了一辆车，是日本货。他讲述了一开始如何没能获得和广告里哪怕有点接近的油耗。不过他去投诉了，坚持不懈，把车退给了交易商。进行了各种调整，现在情况已经改善，油耗比较让人满意了，尽管还没达到之前允诺的水平。

这番谈话看来挺受欢迎。岳父好像听进去了。他点着头，他狭窄、瘦长、发青、后人类的脸上显现出昔日表情的遗迹。一种精明的、庄严的忧虑，对于广告、外国汽车和汽车商人的怀疑。甚至还有一丝狐疑—就像过去一样—操心大卫是否真能像样地处理这类事，以及为他确实有这能力而感到的宽慰。在岳父眼中，大卫始终是个正在学习如何成为男子汉的家伙，某个有可能永远也学不会，永远都无法达到那种坚定沉着、稳重含蓄境界的人。大卫这家伙，选择杜松子酒而不是威士忌，读小说，不懂股票，喜欢撩女人，而且起初只是个教书匠。大卫，这个老是开微型车、外国车的人。不过现在那已经没问题了。微型车不再拥有昔日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了。即便在这里，在休伦湖边的悬崖上，在生命的尽头，也有一些变化得到了确认，一些改变得到了理解—被一个无法抓握也看不见东西的人。

“有什么关于—拉达的消息吗？”

幸运的是，大卫有个同事开的就是拉达车，许多次无聊的午饭和咖啡茶点时间都进行着关于这辆车的讨论，性能、缺点、购买配件的困难之类。大卫复述了这些，岳父似乎很满意。

“灰色。多尔。灰色多尔。第一辆车—有生以来。杨格大街。六十英里，六十英里。一……一小时。”

“他当然从来不曾以一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在杨格大街开过什么灰色多尔，”他们推着她爸爸和他的酒瓶回到他的房间，告了别，沿绿色走廊往回走的时候，斯泰拉说，“根本没有。谁的灰色多尔？它们在他有钱买车之前早停产了。他也从没冒险开过别人的车。这是他的幻想罢了。他已经到达了那个让人飘飘欲仙的阶段—修订过去，让所有他希望发生的事都真的发生。在想我们是否也会到达那个阶段吗？大卫，你的幻想会是什么？不，别告诉我！”

“你的会是什么？”大卫说。

“你没有离开我？你从没想要离开我？我打赌那一定就是你以为的，但我可不那么肯定！爹地看到你真高兴，大卫。对爹地来说，男人就是更重要啊。我猜，要是他想到你和我的事，他会不得不站在我这一边，不过没关系，他不用想这个。”

在护理中心的斯泰拉似乎恢复了一些从前的圆融和柔顺。她对爸爸的关注，甚至对那群坐轮椅者的关注，都让她的举止又有了几分温顺优雅，让她的声音也多了一丝娴静。大卫脑海中涌出十二年或者十五年前她的一个形象。他看到她端着一锅炖菜，在一个郊区派对上穿过草坪。她穿了一条夏裙。那些日子里，她总抱怨自己太胖了，穿不得长裤，尽管那会儿还没现在一半胖。这一幕缘何令他如此动容？斯泰拉走过草坪，一头秀发在阳光中闪耀—那会儿灰发只有几缕，头发显出一种淡金色—赤裸的肩膀晒得黝黑，她嚷嚷着跟邻居打招呼，笑着，诉说着烹饪过程中的某个意外。当然了，她带来的食物美味无比，而且她不光带来了吃的，还带来了人们所期待的邻里聚会的气氛。她用强大的社交魅力，把所有人都吸引到身边。尽管有时斯泰拉的这类天赋令大卫浑身不自在，但这一次他毫无气恼之感。她活泼的佯怒，她的夸大其词，她瞪大眼睛寻求同情的幽默恳求，都曾经让他不快过。他听过她为了讨人开心，添油加醋地描述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情节—孩子们平时的小事故和不听话，送猫去看兽医，儿子的第一次醉酒，电动割草机的古怪表现，给楼上大厅贴墙纸。她是可爱的妻子，在聚会上光彩照人，她看待事物的方式是那样有趣。有时她简直太奇妙了。你妻子真是个妙人儿啊。

好吧，他原谅了她—他爱着她—在她走过草坪的时候。那一刻，他正用光脚逗弄一个住在附近的有夫之妇的冰冷、棕色、剃过毛、粗里粗糙的小腿肚子，她刚从游泳池里出来，胡乱套着件长长的掩盖一切的猩红色浴袍。一个深色头发，没有孩子，没完没了地抽烟的女人，始终保持着令人心猿意马的沉默—至少在他们关系的那个阶段。（是他的第一次—那个女人—是他和斯泰拉婚姻中的第一次。罗斯玛丽。一个甜蜜阴郁的名字，尽管到头来其实是个声音尖细的平庸女人。）

不仅如此。对本色的斯泰拉油然而生的这种欢喜感觉，这种与她和平共处的意外感受，并不仅仅来自这个—他的大脚趾的非法动作。关于他和斯泰拉的这份醒悟，其实内涵颇深—他们到底是唇齿相依的，只要还能感到这份对于她的好意和温柔，他那隐秘的个人行为就仿佛是在她的祝福底下完成的。

结果斯泰拉并不这么想。而且他们并非唇齿相依，或者说，即便密不可分，也是一种他不得不打破的关系。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就不能设法熬到头吗？斯泰拉当时这么说过，试图开个玩笑。她不明白，或许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其实那正是原因之一，让事情变得不可能。这个白发苍苍、和他肩并肩穿过护理中心的女人一路拖拽着如此沉重的分量—里面不仅有他的性秘密，还有他夜半时分对上帝的思考，因为精神压力导致的胸痛，他的消化不良，他的逃跑计划—它一度是包括她的，涉及非洲或印尼。他的所有普通和非凡的生活—甚至一些她不大可能知道的事—似乎都为她所掌控着。在一个知道这么多的女人身边，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轻松，不可能有什么隐秘、舒展可言。她因为洞悉一切而洋洋自得。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搂住了斯泰拉。他们拥抱了，两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

一个年轻女孩正推着推车沿走廊走来，不知是中国还是越南姑娘，她穿着浅绿色制服的身形像孩子一样瘦小，却涂着口红和胭脂。推车上摆了一些纸杯和装了橙汁、葡萄汁的塑料瓶。

“喝果汁的时间到喽！”女孩愉快地，公事公办地吆喝道。“喝果汁喽！橙汁。葡萄汁。果汁来喽！”她没注意大卫和斯泰拉，不过他们还是赶紧分开了，继续走路。大卫感到一阵轻微的，非常轻微的不悦，因为被这样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看到自己拥抱斯泰拉。这种感觉不值一提—仅仅是在他心头掠过，旋即消失—不过，他帮斯泰拉推门的时候，她说了：“别介意啊，大卫。我可以是你的姐妹嘛。你可以是在安慰你的姐妹嘛。你的老姐。”

“斯泰拉夫人，著名窥心术大师。”

真怪，他们这样交谈的态度。他们过去常说些辛辣、伤人的话，说的时候偏要假装挺开心：心平气和，甚至故作亲切。如今，这种一度是伪装的语调渗进了他们所有尖锐的情感，被吸收了，深入心底，而那份辛辣虽然还在，却显得陈腐、平庸、流于形式了。

大约一周之后，在清理起居室，为在她家举行的历史学会活动做准备时，斯泰拉找到了这张照片，一张快照。大卫到底还是把它留给她了—藏了起来，但又藏得不够深，就塞在起居室长条形窗子的一角，在窗帘后面，也就是你通常站着看灯塔的地方。

当然，因为躺在阳光中，照片有点褪色。斯泰拉一手抓着抹布，站着打量它。天气真好。窗户开着，她的房子秩序井然，赏心悦目，炉子上炖着一锅美味鱼汤。她看到照片上那团黑色毛发已经变成灰色。一种蓝灰色，或者绿灰色。她记得她第一次看到它时的评价。她说它是苔藓。不对，她说它看起来像苔藓。其实她一下子就知道是什么了。这会儿，她感觉甚至大卫刚把手伸进口袋那会儿，她就知道它是什么了。她感到自己体内那个古老的小穴正在敞开。不过她假装若无其事。她说：“像苔藓。”现在，瞧啊，她的话应验了。胸部的轮廓线已经褪掉。你再也看不出腿是腿了。黑色变成灰色，变成植物柔和、干燥的色泽，这植物神奇地从岩石上得到滋养。

这就是大卫干的好事。他把它留在这里，暴露在阳光下。

斯泰拉的话应验了。这一想法将不断地重现—在她努力延续的日日夜夜的流动中，它是一个停顿，是心跳漏掉的一拍，是一次短暂的，生硬的喘息。

注释

〔1〕一种常见的鸡尾酒。—编注

〔2〕“公务员”一词中的servant与大蟒蛇（serpent）发音近似。

〔3〕歌谣出自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4〕凯尔经，或译凯兰书卷，是一部精美的圣经福音手绘书卷，其中的插画异常精美。约完成于八世纪，被誉为爱尔兰的国宝。—编注

〔5〕原歌词应为“我是你的小茶壶”。

双帽先生

“外面那是你弟弟吗？”戴维森问，“他要干吗？”

科林走到窗口，看看罗斯在做什么。很正常嘛。罗斯在用长柄剪刀修剪人行道边的草地，人行道一直通到学校大门口。他干得不紧不慢，看样子还挺投入的。

“他在干吗？”戴维森问。

罗斯戴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去年夏天从饲料库找来的绿白相间的尖顶帽，上面叠着另一顶，是他们的妈妈在花园干活时戴的粉色旧草帽。

“我真不知道。”科林说。戴维森一准会以为他是在装聋作哑吧。

“你是问他干吗戴两顶帽子？我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没准他自己忘了吧。”

这是在学校前部的办公室里，正值星期五下午的上课时间，秘书们都俯在桌子上，耳朵却都支棱着。科林在上体操课—他刚进办公室，想看看半小时前请病假的一个男孩怎么样了—没料到撞上在这里溜达的戴维森。要他为罗斯的事做解释，这真叫他猝不及防。

“他是个健忘的人吗？”校长问。

“也不算特别健忘吧。”

“或许是为了搞笑。”

科林没回答。

“我不是不懂幽默，可你不能在孩子们面前搞笑啊。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就算不给他们什么理由，他们也找得到足够的东西来寻开心的。任何一件小事，他们都能用作分散注意力的理由，然后你就晓得厉害了。”

“你想要我出去跟他谈谈吗？”科林问。

“暂时不要。没准已经有两教室人在盯着他了，那只会让他们更兴奋。非得有谁去跟他说说的话，可以让伯克斯先生去。实际上，伯克斯先生已经跟我提过他了。”

库尼·伯克斯是学校的看门人，他雇用了罗斯来清理春季草坪。

“哦，都说了什么？”科林问。

“他说你弟弟在时间上有点自作主张。”

“他完成自己的工作了吗？”

“并不是说他没有。”戴维森冲科林做出一个抿紧嘴唇、打发人的微笑，这笑被人们争相模仿过。“只是说他有点倾向于自行其是。”

科林和罗斯模样很像，跟他们的爸爸一样是高个子，金发白肤则来自他们的妈妈。科林是运动员的体态，表情害羞而严肃。罗斯尽管比他小，腰部却已发福，整个人看起来松垮多了。他的眼神偷偷摸摸，却又天真无邪。

罗斯并不迟钝，他一直和同龄人一起上学。他妈妈说他是个机械天才，不过没别人会如此抬举他。

“怎么说？罗斯习惯早上起床了吗？他有闹钟吗？”科林问他妈。

“能雇到他是他们的运气呢。”西尔维娅说。

科林之前并不知道能否在家里碰到她。她在医院做三班倒的护士助理，不上班时经常会出门。她有很多朋友和事情要应付。

“而你在家碰到我，也够运气的，”她说，“我这周和下周都上早班，不过下班后通常要去埃迪家，帮他做点清洁。”

埃迪是西尔维娅的男朋友，一个衣冠楚楚的七十岁老头，做过两次鳏夫了，膝下无子，很有钱。他是个退休的修车厂老板和汽车交易商，本该出得起钱雇个打扫房子的人才对。再说，西尔维娅对于清洁活儿又懂得多少呢？整个去年夏天，她都任由冬天的塑料护板继续钉在前窗上，省得回头还要再钉上。科林的老婆格伦娜说，这感觉就像戴着副模糊的眼镜—她可受不了这个。而房子本身—西尔维娅、罗斯和科林一直住着的这幢覆盖着沥青的房子—塞满了家具和破烂，有的房间已沦为走道。大多数地方都覆满杂志，报纸，塑料袋和纸袋，宣传目录，推销传单，关于一度有过又早已结束的打折活动的宣传单子，其中一些单子宣传的公司已经倒闭了，产品已退出市场。在任何一个烟灰缸或者装饰碟里，你都有可能发现一两枚扣子，几把钥匙，剪下来的可以便宜十分钱的优惠券，一个耳环，一个仍裹在塑料包里的感冒胶囊，一片碎成粉末的维生素药片，一个睫毛刷，一个破晾衣夹。西尔维娅的碗橱里塞满各种清洁液和上光剂—并非商店里通常能买到的那些，而是些据称有奇效的产品，都是在各种活动上签字认购的。化妆品、盆盆罐罐、烤箱用具、各种塑料碗—为了给签字认购的所有这些东西买单，她总是处在破产状态。她喜欢举办和参加这类活动，新娘送礼会和欢迎新生儿派对，还有给离开医院的同事举办的告别聚会。在这儿，这些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她仅凭一己之力东拼西凑，兴致勃勃地散发出了许多好客之情。

她把水壶里的水倒进杯中的咖啡粉，杯子只是在水槽里稍微冲了冲。

“水开了吗？”

“差不多啦。”

她从塑料袋里抖出一些粉色白色的软糖饼干。

“我告诉埃迪我下午要休息。他好像觉得我差不多属于他了似的。”

“真受不了，”科林说。

关于她的男朋友们，他通常采用一种淡淡的批评口吻。

西尔维娅是一个矮个子、大脑袋的女人—脑袋因为毛茸茸的灰白头发，显得尤其硕大—臀部和肩膀都很宽阔。她的一个男朋友过去常说她看起来像一头小象，她视之为一种爱怜之语—在开头那阵子。科林觉得她的体型，她那又柔又软的粉色肌肤，她宽阔的脸，那几近于无的眉毛下面清澈湛蓝的双眼，她那急切的没心没肺的微笑，都显得既笨拙又讨喜。不过也有点让人受不了。

罗斯是少有的几个能让她脸色变得凝重的话题之一。再有，就是她男朋友们的索求和古怪之处了，一旦他们开始失去她的欢心。

埃迪也快失去她的欢心了吗？

西尔维娅说：“我一直在跟他说，他的占有欲太他妈的强了。”然后她给科林讲了一个医院里流传的笑话，关于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在小便池前的故事。

“要是你上早班，”科林说，“你怎么知道罗斯几点起床呢？”

“有人告罗斯的状了，是吗？”

“嗯，他们只是说他在时间上有点自作主张。”

“他们会明白的。要是他们有什么机械或者电器坏掉的话，他们会很庆幸有罗斯在的。罗斯的脑袋像你的一样够用，只是它使力的方向不同。”

“这个我没意见，”科林说，“不过他的工作是对付地面。”

格伦娜说过，西尔维娅之所以宣称罗斯是个天才—除了他确实挺擅长对付机器之外—是因为他具有天才的缺陷。他心不在焉，邋里邋遢。他总是引人关注。他有点怪异，那正是天才该有的样子。不过单凭这个，格伦娜说，并不怎么让人信服呐。

她总是补充道：“不过，我喜欢罗斯。你没办法不喜欢他。我喜欢他和你妈。我也很喜欢你妈妈的。”科林相信她确实喜欢罗斯。至于她是不是喜欢他妈，他不能肯定。

“我只有得到邀请才会去你家，科林，”他妈说过，“那是你家，但也是格伦娜的家。不管怎样，罗斯在那里受到欢迎，我也很高兴了。”

“我今天去办公室了，”科林说，“戴维森在那里往窗外看来着。”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跟他妈妈提帽子的事。和平时一样，他想让她对罗斯有点紧张，但又不要过于紧张。罗斯独自一人在学校的草地上，用电动剪刀干活，一顶粉色阔檐草帽压在那顶尖顶帽上，这对科林而言是某种新情况，某种新烦恼。他以前见过罗斯奇装异服的样子—有一次是在超市里戴着西尔维娅的金色假发。比起今天的装束，那次似乎经过了更精心的策划，比较像一个针对明确的目标观众开的玩笑。今天也一样，罗斯有可能针对的是窗后的所有孩子们，还有老师、打字员、戴维森和任何开车路过的人。不过又不全是为了他们。罗斯今天的表现中，有什么东西表明，他的目标观众扩展了，同时也隐退了—它囊括了整个镇，整个世界，而罗斯对它几乎已经漠然了。这是个迹象，科林想。他说不准是关于什么的—只是一个迹象，表明罗斯已经在罗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西尔维娅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她很紧张，但不是因为这个。

“我的帽子啊。他肯定会弄丢它的。我真要给他点厉害瞧瞧。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通。那顶帽子看起来或许没什么，可我真的很在乎它啊。”

罗斯对格伦娜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你唯一的问题在哪里吗？”

“什么？”格伦娜警觉地问。她是个高挑、瘦弱的女孩，深色卷发，白皮肤，非常浅的蓝眼睛，经常习惯性地咬住下唇，这让她显得惆怅、忧心忡忡。她是那类经常穿淡蓝色衣服（她现在正穿着件淡蓝色的毛茸茸的毛衣），脖子上挂条细链，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心形或者名字坠儿的女孩。（格伦娜戴的坠儿是她自己的名字，因为人们经常拼错它。）

“你唯一的问题，”罗斯一边咀嚼，一边点着头说，“就在于没让我先找到你！”

悬着的心落下了。他们全都乐了。这是格伦娜头一回到西尔维娅家吃晚饭。西尔维娅、科林和格伦娜吃外卖中餐，西尔维娅在硬纸盒边摆了一叠盘子、刀叉，甚至还有纸餐巾。而罗斯吃的是一个比萨，西尔维娅专门给他订的，他不喜欢中餐。

格伦娜提议罗斯晚上跟他们开车兜风去，他接受了。他们三个坐在科林的车顶喝啤酒，格伦娜坐中间。

这变成了一则家族笑话。要是格伦娜先遇到罗斯，会发生什么？

那就根本不关科林什么事啦。

最后，科林忍不住问她：“要是你先遇到他会怎样？你会跟他约会吗？”

“罗斯很可爱啊，”格伦娜回答说。

“但你会跟他约会吗？”

她有点窘，这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科林想知道的所有答案。

“罗斯不是那类你会与之约会的人嘛。”

西尔维娅说：“罗斯，总有一天你会找到一个好女孩的。”

但是罗斯好像已经放弃了寻找。他不再给女孩们打电话，冲着电话听筒学公鸡叫了。不再沿街慢慢开车，跟着她们，像发莫尔斯电码一样按喇叭了。一个星期六晚上，在科林和格伦娜家里，他宣布对女人断了念想。找一个像样的女人实在太难啦，再说他也忘不掉威尔玛·巴里。

“威尔玛·巴里，那是谁？”格伦娜问，“你恋爱过吗，罗斯？什么时候？”

“九年级。”

“威尔玛·巴里！她漂亮吗？她知道你对她的感觉吗？”

“是的，是的。是的吧，我想。”

科林说：“天哪，整个学校都知道！”

“她这会儿在哪里呢，罗斯？”格伦娜问。

“消失啦。结婚了。”

“她也喜欢过你吗？”

“她受不了我。”罗斯自鸣得意地说。

科林回忆起对威尔玛·巴里的迫害—罗斯如何溜进空荡荡的教室，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的点子或小小的心形图案拼成她的名字。他如何跑去看她参加的女孩篮球赛，每次她靠近球或篮筐，他都像疯子一样欢呼。她退出了球队。她躲在洗手间里，派出侦查员，帮她侦查道路是否通畅。罗斯知道这个，他躲在扫帚柜里，以便突然跳出，冲她吹悲伤的口哨。她干脆彻底辍学了，十七岁就嫁了人。罗斯让她崩溃了。

“多可惜啊！”格伦娜说。

“我确实爱过那个威尔玛，”罗斯说道，摇了摇头，“科林，告诉格伦娜我和那片饼的事！”

科林便讲了那则轶事。上高中那会儿，它曾被全校人津津乐道。科林和罗斯向来带午饭上学，因为妈妈要上班，而餐厅太贵了。他们带的总是香肠番茄酱三明治和店售馅饼。一天，不知何故，他们中午全都被留在学校，九年级和十年级都是，因此罗斯和科林待在同一间教室里。罗斯桌肚里有午饭，就在他们听的不知什么训话正进行得起劲的时候，他摸出一大片苹果馅饼啃起来。“你到底在干什么？”老师咆哮道。罗斯毫不犹豫，将饼塞到身子下，一屁股坐在上面，无辜地拍拍黏答答的双手。

“我不是为了搞笑！”罗斯对格伦娜解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饼，除了塞到屁股下面！”

“我能想象你那样子！”格伦娜笑着说，“哦，罗斯，我能想象你那样子！就像电视里的什么角色一样！”

“我们以前没告诉过你这事吗？”罗斯说，“怎么会从没告诉过你呢？”

“我以为我们说过呢。”科林说。

格伦娜说：“你说过，但是再听一遍还是很好笑啊。”

“好啦，科林，告诉她那次你开枪射死我的事！”

“那个你也给我讲过了，我可不想再听一遍。”格伦娜说。

“为什么不？”罗斯失望地问。

“因为太可怕了。”

科林知道，他从西尔维娅家里回到自己家，罗斯会在那里，修着汽车。他猜对了。快到五月底了，罗斯一等雪化，就在科林的院子里干起拆车拼车的行当。西尔维娅家里嫌小。

而这里地方够大。科林和格伦娜买下了一幢远离大街、位于一座果园遗址上的破败小房子，正对它进行修整。他们过去住在洗衣店楼上，格伦娜怀上了丽奈特而不得不辞职—她也是老师，是个小学教育专家—之后，干起了管理洗衣店的工作，这样就不用交房租了，可以省点钱。他们会谈起搬家—说走就走，搬到一个偏僻的、听起来充满冒险气氛的地方，比如拉布拉多、穆索尼或者黄刀镇〔1〕。他们谈论着去欧洲，给加拿大军人的孩子们当老师。突然间，这幢房子开始出售了，碰巧它是格伦娜用童车或小推车推着丽奈特散步时，经常兴趣十足地打量的一幢房子。她在全国各地的空军基地长大，喜欢看老房子。

现在，格伦娜说，这地方有这么多修整工作要做，似乎他们已经知道自己该待在哪里，该干什么了，这辈子都是。

罗斯要拆开两辆车，拼成一辆。1958年的雪佛兰出过事故。挡风板碎了，散热片和风扇都被压到发动机上。电线烧坏了。罗斯说不准引擎能不能发动，直到他把风扇、散热片和碾碎的金属通通清除掉。他给水箱灌满水，用电线短路法发动引擎，成功了。罗斯说早知道它能行，所以他才买下这车来着。车身已经毁坏，没什么用处了。他用的车身来自一辆1971年的科迈罗。他用剥离剂处理车身，车顶油漆成片剥落，不过现在得用水管和砂纸对付剩余的油漆。他要用铁锤敲平车顶的凹坑，切除地板上生锈的部分，换上铝板。此外还有很多别的活儿。估计要干上一个夏天。

这会儿，罗斯忙着修理轮子，格伦娜给他打下手。格伦娜负责打磨拆下的轮毂盖和中心盖板，罗斯抓着一把钢刷，俯身在轮子上方刷洗。丽奈特站在前门边的婴儿围栏里。

科林嗅着鼻子，看看有没有剥离剂的味道。罗斯没用面罩，他说在新鲜空气中不需要这个。科林知道，他应当相信格伦娜不至于让她自己和丽奈特暴露在这种气味中。但他还是嗅了嗅，一切正常，没用剥离剂。出于掩饰，他说：“闻起来是春天了嘛。”

“没必要由你来告诉我，”格伦娜说，她是花粉热患者。“我能感觉到成团花粉正在袭来。”

“你打针没有？”科林问。

“今天没去。”

“那太蠢啦。”

“我知道，”格伦娜说，她疯狂地磨着擦着，“我正准备走去医院来着。然后就开始傻乎乎地摆弄起这些，走火入魔啦。”

丽奈特抓着围栏边，颤巍巍地在围栏里走来走去，举起胳膊嚷道：“起喽，爹地。”科林对于她说“爹地”时一本正经、像模像样的口气很高兴—不像别的宝宝只会喊“爹”。

“我的打算是这样的，”罗斯说，“我要刷上一层除锈剂，那是一种软化剂，然后上一层转化涂层，然后再刷一层底漆。但是，我得把最后一点旧涂料全部清除掉，因为剥离剂有可能渗进去，那样一来，新油漆一刷，难看极了。我打算用丙烯漆。你们觉得呢？”

“什么颜色？”科林问。他正对着两个穿着牛仔裤的臀部说话。格伦娜是一条毛边短裤，露出修长、粉白色的双腿。罗斯脑袋上这会儿一顶帽子也没有。他一旦走近他的车，立马变得一本正经。

“我想过黄色。不过我又想着，红色科迈罗向来挺漂亮。”

“我们要拿油漆色表来，举到丽奈特面前让她挑，”格伦娜说，“行吗，罗斯？不管她指哪个？我们可以那样做吗？”

“行啊。”罗斯说。

“她会指红色的。她喜欢红色。”

“别紧张，”科林朝屋里走去，从丽奈特身边走过时安慰她道。她发出抱怨的声音，不过有点心不在焉。他从冰箱里取出三瓶啤酒。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室内忙活，撕下墙纸，扯掉地毯，现在他们已经让这地方的内部全都暴露出来。一片片粉色的绝缘材料安装到位，盖着塑料布。用来做新隔断的一堆堆木材四下摆放，等着干燥。厨房里铺着有弹性的木板地面。罗斯定期过来帮忙，不过自打开始摆弄汽车，他就不再提出帮忙了。

格伦娜说过：“我猜想，他意识到不会跟我们一起住在这房子里，于是就开始研究他的车了。”

科林说：“罗斯向来就爱摆弄汽车。”

不过罗斯以前没这么在乎车的外表。他在乎的只有启动速度、最高速度，以及能逼迫车子发出的各种可怕或古怪的噪音。他出过两次车祸。一次把车滚进沟里，自己毫发无伤地走出来。另一次，按他的说法，抄了条近路，穿过镇上一片空地，结果撞上了一堆垃圾，里面有个旧浴缸。科林周末从大学回家，看到罗斯的脸一半全是青紫，一只耳朵被划伤了，肋骨上打着绷带。

“我撞上了一个浴缸。”

他喝醉了？还是嗑药了？

“我想没有吧。”罗斯回答。

这一次，他好像脑袋里盘算的不只是让发动机轰鸣，飞驶过街道，在人行道上留下一道焦痕。他想要一辆真正的汽车，他读的杂志上所谓的“街车”。那有可能是为了要吸引女孩子吗？或者就为了出出风头，用一种体面的方式开车，只有在亮起绿灯、车发动的时候才偶尔表现出一点惊人的速度或强劲油门？没准这次他甚至不会装那种恶作剧的喇叭了。

“这辆车在大街上开来开去的时候可不会像个疯子一样，也不会在碎石路上开到一百码。”他说。

“很好啊，罗斯，”格伦娜说，“你也该毕业了。”

“啤酒。”科林招呼道。把它放在罗斯可以够到的地方。

“罗斯？”格伦娜说，（“谢谢。”她对科林说。）“罗斯，你必须把门上的毯子撕掉。你必须这么做。它看起来还行，其实很难闻。我能闻到那味道，在这里。”

科林让丽奈特趴在他的一个膝盖上，在台阶上坐下，他知道自己不会提什么准不准时的问题，更不用说帽子了。他不会提醒罗斯这是他一年来找到的头一份工作。刚才他是太累了不想说，现在他又太安逸了。这种安逸感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格伦娜。格伦娜不会与任何彻底不可理喻的人做伴，也不会与任何毫无意义的事业为伍。而此刻她在这里，对着盖板照自己的脸，嗅着门板毯子的味道，认真地对待罗斯和他的汽车—如此认真，以至于科林一走出车门，看到她蹲在那里擦洗的时候，真想问问她是否整个夏天都会这样，她是否打算一直如此关注罗斯的汽车，以至于自个儿的家都不顾了。要是真这么说了，他现在肯定会后悔得想踢自己。如果她不喜欢罗斯，如果她不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他、愿意与他相处的话，科林他又该怎么办呢？第一次见面时，当罗斯说了那个唯一的问题，而格伦娜报之以一个并非礼貌或者屈尊俯就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惊讶、快活的微笑时，科林不仅仅是松了口气。他的感觉是，仿佛从那时开始，罗斯不再是他心头的一个秘密负担了。他可以有另一个人来分担罗斯了。他从没算上过西尔维娅。

另一个令科林烦恼的想法，则彻头彻尾是肮脏的。罗斯绝不会的。罗斯是个对性充满抵触的人。他每次看到电影上出现性爱镜头，都瞪着眼睛，噘着厚厚的嘴唇，好像快要哭出来似的。

星期六早上，厨房台面上放了一大包鸡肉在解冻。这让科林想起，格伦娜邀请了西尔维娅和埃迪还有她的朋友—他们的朋友—南希来吃晚饭。

格伦娜推着丽奈特走路去医院打花粉热的针了。罗斯在忙活。他进屋放了一盒磁带，开着门听。《烈火战车》，是格伦娜的。罗斯通常听的都是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

科林刚从建材店回来，店里还没进到他要的吊顶板，尽管他们答应过。他出门看看上星期六种的草坪，它位于房子侧面，用绳子做成篱笆。他浇了点水，看罗斯打磨轮子。没多久，不知不觉地，他也开始磨起来。正像格伦娜说的，这让人着魔。你没法停下来。轮子彻底打磨后，要刷上底漆（轮胎部分要贴上防护胶带和防护纸，免得沾上漆），底漆干了后，要用铜片刮擦，再用油蜡清洁剂清洗。罗斯对这一切早已计划停当。

他们整个早上都在干活，然后又干了一下午。格伦娜做了汉堡包当午饭。科林告诉她没法装厨房吊顶，因为板子还没到，她回答说反正也不可能在厨房里搞装修的，因为她要做甜点。

罗斯进城买来一个补漆喷枪、一些金属木炭涂料和轮胎护理亮泡。这真是个好主意—补漆喷枪使轮胎的凹处变得容易对付多了。

午后过半，南希来了，开着她的微型雪佛兰，穿了身奇怪的新衣服—相当长而松垮的短裤，上衣有点像一个口袋，剪了几个洞用来露头和伸胳膊，整套衣服都是泥土色，用一条破破烂烂的紫色长腰带拦腰一扎。由于当局新出台的规定，南希今年刚刚被学校聘请，负责教从幼儿园到八年级的法语。她是个瘦高、苍白的平胸女孩，一头卷曲的玉米黄色头发，一张聪慧、悲伤的脸。科林觉得她可爱又让人不安。她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过来，带着自己的啤酒和音乐。她和丽奈特聊天，给她取了个编造出来的名字—维尼维尼。不过她算是谁的老朋友呢？去年九月之前，他们谁也没见过她。她三十出头，和三个男人同居过，觉得自己永无结婚之日。她头回见到西尔维娅和埃迪，就跟他们讲了这三个男人，以及她吃过的药。西尔维娅自然怂恿她多讲点。埃迪则根本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扯到什么酸，他以为说的是电池酸液。每次你遇到她，她都会告诉你她的感受。不是头痛啊感冒啊腺体肿胀啊脚痛啊之类，而是她是否沮丧或者快乐，等等。她谈起这个镇来有一种古怪的态度。她谈论它，好像它是一个物品，一团混沌，好像里面的人全都黏成一片，好像这团混沌—对她而言—有着一些特殊的，通常都是令人沮丧的特点。

“我昨天看到你了，罗斯。”南希说。她坐在台阶上，开了罐啤酒，换上琼·艾姆特里丁〔2〕的磁带，《流露情绪》。她站起身，把丽奈特从围栏里抱出来：“我在学校看到你了。你真漂亮啊。”

科林说：“这里到处都是她会放到嘴里的东西，小螺丝之类的。你得盯着她。”

“我会盯着她的，”南希说，“维尼维尼。”她用腰带的流苏给丽奈特挠痒痒。

“双帽先生〔3〕，”她说，“我让三年级的学生往窗外看、欣赏你来着。我们决定给你起这个绰号。双帽先生。戴两顶帽子的先生。”

“我们能听懂点法语。虽说这听起来有点怪。”科林说。

“不懂，”罗斯说，“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哦，罗斯，”南希说，一边挠着丽奈特，“你不是我的小熊熊吗？我的小维尼维尼？罗斯，你那会儿很漂亮呐。在无聊漫长的星期五下午，那是多棒的一个灵感啊。”

南希总会让罗斯陷入愠怒。当着她的面，或者在她背后，他常说她是个疯子。

“你是个疯子，南希。你根本没看见我。你在幻想。你幻视了哦。”

“确实，”南希说，“绝对如此，双帽先生。你是在干吗？给我讲讲。你拆起车了吗？”

“这会儿我们正在涂这些轮子，”科林说。罗斯不会开口的。

“我有回上了一种课，”南希说，“我上了一种基础机械课，好知道我的车出了什么问题，不用像个小女人一样尖叫着冲进修车厂。”她像个小女人一样尖叫起来，“哎哟，出了点奇怪的噪声，告诉我这罩子下是什么，好吗？老天爷啊，这是个引擎！嗯，好吧，我不想那样，所以去上了这种课，结果突然兴趣大增，又上了一轮，实际上都开始考虑当个修车工了。我差点就要到修车厂去干咯。但我真的太保守了。我可受不了非议。还是教法语得了。”

她把丽奈特搂到胯部，走过去看引擎。

“罗斯？你要用蒸汽清洗这个吗？”

“是啊，”罗斯说，“我得考虑租一台。”

“此外，我还和一个跟汽车打交道的人住过。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他非得租蒸汽机的时候，总会到处问问谁还要用，然后收他们十元。这样他租机器反而赚了钱。”

“不错嘛，”罗斯说。

“只是个建议罢了。你要换一种散热器支架脚撑，对吗？V8的散热器装在脚撑后面。”

打这之后，罗斯不再那么愠怒了—他发觉最好还是换个态度—开始介绍她看这看那的。

“来吧，科林，”南希招呼道，“格伦娜说我们还得买点发泡奶油。我们可以开我的车去。你抱着丽奈特。”

“我衬衫都没穿。”科林说。

“丽奈特不会介意的。我来进商店好了。来吧。格伦娜现在就要。”

在车里她说：“我想和你谈谈。”

“我猜也是。”

“是关于罗斯的。关于他做的事。”

“你是说他戴那些帽子到处跑的事吗？怎么了？戴维森说什么了吗？”

“我根本没想说这事。我想说的是那汽车。”

科林松了口气。“车怎么了？”

“是引擎，科林。那引擎太大了。他不能把那个引擎塞进那个车身里。”

她的声音富于戏剧性，低沉、平静。

“罗斯很懂汽车的，”科林说。

“我相信你。我绝不是说罗斯是个蠢蛋。他确实懂。但是那个引擎，要是他把它放进去，我恐怕它会扭断驱动轴—不是立即，但是迟早会。而且很有可能用不了多久。小孩子们常干这种事。他们会装个巨大强劲的引擎，好得到他们想要的加速和速度，但总有一天，你知道，说真的，它会毁掉整辆车。不夸张地讲，它真的会把车子弄翻。驱动轴会断掉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十有八九别的地方会先出点毛病，或者他们干脆就直接把车开坏了。所以他大有可能以前这么干过，却没出事。所以他以为不会出这种事呢。我不是在假装大专家，科林。我向上帝发誓我没这意思。”

“好吧，”科林说，“你没有。”

“你知道我没有吧，科林？”

“我知道你没有。”

“我只是没法亲自对罗斯说这个。他一个劲儿想弄它。这是这里人的说法，对吗？‘一个劲儿’？我没法把这种彻头彻尾的反对说出口。反正，他未必会信我的话。”

“不知道他会不会相信我，”科林说，“听着，你肯定得要命对吗？”

“别说‘要命’！”南希请求道，声调做作，但他又不得不相信那是真诚的。“我绝对、毫无疑问地肯定，不然的话，我大可不必开口的。”

“他知道他在装进一个过大的引擎。他清楚的。他想必是以为不会有问题。”

“他的想法错啦。科林。我爱罗斯。我也不想破坏他的计划。”

“你最好不要让西尔维娅听到你说这话。”

“说什么？她也不想他被害死吧？”

“说你爱罗斯。”

“我爱你们所有人啊，科林，”南希说，一边拐到麦克斯米尔克便利店的停车场上，“真的。”

“这就是我干的事，我来告诉你吧，”喝到第四杯玫瑰红，西尔维娅主要是冲着南希说道，“我给自个儿举办了一次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聚会。你有何感想？”

“太棒了！”南希说。西尔维娅刚跟她说了那则小便池前的黑人和白人的笑话，科林能看出她有点难以接受。

“我的意思是，在没有老公的情况下。我说的是，他不再和我一起生活了。我不再和他一起生活了。他那会儿还活着哩。在彼得伯勒。现在他已经不在啦。不过我说：‘我已经结婚二十五年啦，我仍旧是已婚。我干吗不配举行一个庆祝晚会呢？’”

南希说：“那当然。”

他们坐在后院的野餐桌边，在一棵开花的黑莓树下，距离厨房门只有几步之遥。格伦娜铺开一张白色桌布，摆上结婚用的瓷器。

“到明年，这里就会是一个露台了。”格伦娜说。

“瞧啊，”西尔维娅说，“要是你用塑料桌布的话，这会儿只要把这些拎起来，丢进垃圾桶就行了。”

埃迪给西尔维娅点了烟。他自己吃饭时烟就没停过。

南希从酥皮饼残余的顶部拿起一枚浸湿的草莓。“这里现在就很可爱呐。”她说。

“至少还没有虫子，”格伦娜说。

西尔维娅说：“不错。草莓下周就会便宜好多了，不过你们那时就不能在这里吃饭了，因为虫子也多啦。”

在南希听来这话很好笑。她笑了，埃迪也跟着笑了。因为某种不得明说的原因—就他而言，那是当然不能明说的—他仰慕南希和她所做的一切。西尔维娅的脸蛋这会儿像朵粉色软纸做的玫瑰一样，边缘部分已经揉得挺皱。她有点困惑，不过依然好脾气地问：“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我说什么了吗？”

“继续呀。”罗斯说。

“继续什么？”

“继续讲你的纪念日晚会。”

“哦，罗斯，”格伦娜说。她站起身，打开装在彩色塑料灯罩里的灯，它们成串缀在房子的墙上。“我应该让科林爬上去，在樱桃树上也挂一些的。”

“好吧，科林当时十三岁，罗斯十二岁，”西尔维娅说，“哦，所有人都知道来龙去脉了，只有你不知道，南希。怎么回事，结婚二十五年了，我最大的孩子才十三岁？你可以说，问题就在这里。这么久都没孩子，我们以为再也不会有了。先是一心想要，然后失望了，然后习惯了，然后习惯了这么久，都结婚十多年了，我竟然怀孕了！那就是科林。之后过了甚至不到十二个月，就在十一个月零三天之后，又生了一个！那就是罗斯！”

“哎哟哟！”罗斯说。

“可怜的人，我猜想他从此担心他一来我就会生个宝宝下来，所以他走啦。”

“他被调走了，”科林说，“他在铁路上工作，他们取消了穿过这里的客车，他就调到彼得伯勒了。”

他对爸爸没有多少记忆。有一次，沿大街走着，爸爸给他吃了一片口香糖。这个举动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表示友善的味道—他爸当时身穿制服—而不是一种父爱的亲切。科林的感觉是，西尔维娅不知怎的，没法应付两个儿子和一个老公—她搅乱了她的婚姻，尽管并非刻意为之。

“他不光在铁路上工作，”西尔维娅说，“他是个列车长。他调走后，起初经常坐大巴回来，不过他讨厌坐大巴，自己又不会开车。慢慢就不怎么来了，然后刚要退休时就死了。所以，他没准本来可以回来的，谁知道呢？”

（格伦娜的想法—又传给了科林—则是，所有这些关于自己一个人开周年纪念晚会的瞎扯都是西尔维娅的臆想，其实她请求或者要求过她老公来参加，但是他没来。）

“哼，别管他了，聚会还是开啦，”西尔维娅说，“我请了很多人。我本来说不定也会请埃迪，只是那会儿跟他还没现在这么熟。我那时候觉得他层次太高啦。”她用胳膊肘捣捣埃迪的胳膊。所有人都知道层次太高的其实是他的第二任妻子。“那是在八月，天气好极了，我们可以在户外活动，就像现在这样。我架起几张搁板桌，做了整整一洗衣盆的土豆沙拉。我做了肋排、炸鸡、甜点、馅饼和一只周年蛋糕，让糕点房的人帮忙刷了奶油。还有两种水果潘趣酒，一种带酒精，一种不带。带酒精的那种夜越深酒精越多，人们不断往里面倒伏特加、白兰地和随便什么他们手头有的酒，而我都不知道！”

罗斯说：“所有人都以为科林跌到潘趣酒里了！”

“不，他没有，”西尔维娅说，“那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科林和南希一起清理餐桌，他俩单独在厨房，南希说：“你跟罗斯说了没有？”

“还没。”

“不过，你会说的吧，科林？这不是开玩笑。”

格伦娜端着一大盘鸡骨头进来，听到了这个，不过什么也没问。

科林说：“南希觉得罗斯在汽车的问题上犯了个错。”

“一个能要命的错。”南希说。科林回到外面，留下她用一种压低的、急切的声音对格伦娜说了起来。

“我们还放音乐来着，”西尔维娅说，“我们在前院周围的人行道上跳舞，后院也热闹着。我们在我的前屋放音乐，把窗户开着。夜班巡警过来了，他和我们一起跳舞！他们刚刚点亮街上的粉色街灯，我就说啦：‘瞧瞧他们为我的晚会开的灯！’你去哪儿？”她问科林，后者正站起身。

“我想给埃迪看点东西。”

埃迪站起身，绕过桌子走来，似乎很高兴。他穿着棕色和黄色格子裤，不过格子并不明显，搭了一件黄色运动衫，围着深红色领巾。“他样子难道不是很棒吗？”西尔维娅感叹道，她不是头一回这么说了。“埃迪，你真会穿衣服！科林只是不想听我说剩下的部分而已。”

“剩下的才是最好的，”罗斯说，“马上就到了！”

“我想给埃迪看个东西，再问他件事，”科林说，“私下的。”

“这部分就像你会在报上读到的那种。”西尔维娅说。

格伦娜说：“太可怕了。”

“他要给埃迪看他的宝贝草，”西尔维娅说，“而且，他真不想听我说那个。何必呢？又不是他的错。好吧，只有部分是他的错。不过这种事在别人家里发生过一遍又一遍，只是我们的结果更糟一点罢了。悲剧啊。”

“真的差点成了悲剧。”罗斯笑道。

科林领着埃迪绕到房子前院，一路上还听到罗斯的笑声。他带埃迪走过绳子栅栏和新草坪。前院里有一点点街灯光，不过不够亮。他打开前门边的灯。

“好了。你能看清罗斯的汽车吗？”科林说。

埃迪说：“我以前都看过了。”

“等等。”

科林的汽车停在旁边，可以让车灯照到想要看的位置，钥匙就在他口袋里。他钻进汽车，发动引擎，打开车灯。

“来吧，”他说：“趁我开着灯，看看那引擎。”

埃迪说：“好吧，”他走进车灯光中，站着打量那引擎。

“现在看看车身。”

“嗯，”埃迪应道，转过一点身子，但没弯腰。穿着这样的衣服，他不想凑近任何东西。

科林关掉灯，熄灭引擎，钻出了汽车。黑暗中，他听到罗斯又在笑。

“有人跟我说，这引擎太大，不适合装在这里面，”科林说，“这人还说，它会扭断万向节，主轴会断掉，造成翻车。可我不大懂车。真会那样吗？”

他不打算说那人是南希，并非因为南希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埃迪会像着魔一样对南希说的做的任何事都感到高兴，你就没法听到他说出自己的见解了。事实上，任何时候要听他发表见解都不容易。

“这是个大引擎，”埃迪说，“这是一个350的V8。是一辆雪佛兰的引擎。”

科林没说他已经知道这个。“它太大了吗？”他追问，“有危险吗？”

“是大了点。”

“你以前看到过他们把这种引擎装在这样的车身里吗？”

“嗯，是的。我知道他们啥事都干过。”

“会造成事故吗，就像这人说的？”

“难说。”

大多数人说完这话，都会接下来告诉你为什么难说。埃迪除外。

“它肯定会扭断万向节吗？”

“哦，不一定，”埃迪随和地说道，“我可不会那么说。”

“那有可能吗？”

“嗯。”

“我应该提醒罗斯吗？”

埃迪不安地笑了笑：“你每次提醒罗斯什么，西尔维娅都不大开心呐。”

科林没跌进那缸深褐色的潘趣酒里。他、罗斯还有其他六七个男孩没跑到离晚会核心那么近的地方。他们对晚会不屑一顾，只待在它的边缘地带，喝几罐听装饮料—不知谁带来放在后院台阶边的可乐和橙汁。他们吃人家带来的土豆片，但不耐烦去吃桌上要用碟子或叉子的食物。他们不关心大人们在做的事。几年前，他们或许会到处乱跑，盯着所有东西瞧，一心想着寻点乐子或者捣个乱。现在他们却根本不打算承认那个世界—晚会上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成人世界—的存在。

属于大人们的东西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仍旧是有趣的。从停在黑暗小巷边的车子里，他们找到不少东西。工具啊，铲子啊，去年冬天用的铁链啊，靴子啊，还有一些夹子。破雨衣，一条毯子，有下流图片的杂志，一把枪。

这枪躺在一辆没锁门的车的后座上。是一把狩猎用的来复枪。毫无疑问他们必须把它弄出来，打量打量，用一种无所不知的态度评价评价，用它瞄准想象中的鸟儿。

有人提醒他们小心点。

“它没装子弹。”

“你怎么知道？”

科林再也没听到那个男孩是如何知道的。他想的是不能让罗斯摸到那枪，不然，不管装没装子弹，它都会爆炸。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科林亲自抢到了它。之后的事，他实际上根本搞不明白，或者说再也想不起来了。他不记得拿这枪瞄准过。他不可能拿它来瞄准。他也不记得扣下扳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扣下扳机。他不记得枪响的声音，只知道出事了—感觉就像你被一声巨响从梦中惊醒：有那么一会儿，它显得过于遥远，过于必然，你都不会去琢磨。

同时尖叫和嚷嚷在他耳边炸开。其中一声尖叫来自罗斯，它本该让科林明白过来的。（被射死的人通常会尖叫吗？）科林没看到罗斯倒下。他看到的—刻骨铭心的—是罗斯仰天躺在地上，胳膊摊开，头顶那里冒出一摊深色的东西。

不可能有那个的—是个水坑吗？

男孩们再也不厌恶大人的世界或者帮助了，其中一两个沿小巷飞奔到西尔维娅家，嚷嚷着：“罗斯中枪了！科林射中了他！罗斯！他中枪了！科林开的枪！罗斯！科林！罗斯！”

等他们让坐在后院桌边的人们明白过来—他们中有些人听到了枪声，以为是鞭炮—等到第一个人沿小巷跑来，赶到悲剧现场，罗斯已经坐起来了，伸着胳膊，带着一种耍恶作剧的羞愧表情。没跑去求救的男孩们看到他动弹起来，觉得他一定没死，只是受伤了。其实他根本没受伤。子弹挨都没挨到他。它击中了巷子远处的棚子，只有一个老头冬天会在里面磨冰刀。没人受伤。

罗斯说他是被枪声吓昏，或者吓得跌倒了。但是所有了解罗斯的人都相信或者疑心，他是一时兴起，故意那么干的。枪躺在小巷边的草地上，是科林丢下的。没有哪个男孩捡起它。没人想碰它或跟它扯上关系，尽管他们所有人都知道现在什么都瞒不了啦—他们如何没事找事，将它从车里弄出来，他们如何全都要为此受罚。

不过主要还是科林。科林才是该受罚的人。而他溜掉啦。

关于罗斯的最初骚乱平息之后，喊声四起。

“发生什么了？罗斯，你还好吗？你中枪了吗？枪在哪里？你真的没事吗？你们从哪儿弄来的枪？你为什么假装中弹？你肯定没中枪吗？谁开的枪？谁？科林！”

“科林呢？”

甚至都没人记得他往哪里跑了。没人记得看到他跑开。他们喊他，但是没回音。他们沿小巷寻找，看他有没有躲在哪里。巡警钻进警车，其他人钻进各自的汽车，在街上来回开着，甚至开了几英里到公路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找到逃跑的他。蛛丝马迹都没有。西尔维娅跑进家里，在壁橱和床底下找。人们四处搜寻，动辄互相撞上，往杂木林里照手电，喊科林的名字。

然后罗斯说他知道去哪里找。

“在提普莱蒂大桥下。”

这是一座老式铁桥，横跨提普莱蒂河。尽管上游建起了一座新的混凝土大桥，让拓宽的公路穿过镇子的这个部分，但铁桥仍然保留着。通往老桥的道路已禁止通车，当局已警告此桥不安全，但人们还会去那里游泳、钓鱼，晚上总有汽车摸索到“道路关闭”的告示牌周围去停车。路面中断了，街灯坏了，没有换。关于街灯传出一些谣言和笑话来，暗示说在这里停车的包括几位议员，所以宁可任其这么黑着。

大桥离西尔维娅家只有两个街区。男孩子们跑在前面，并不是由罗斯打头，相反他跟在后面，若有所思地迈着步子。西尔维娅紧挨着他，督促他快走。她穿着高跟鞋和一条水鸭蓝的筒裙，臀部裹得太紧，令她行动不便。

“你最好没搞错。”她说，她现在都搞不清到底对哪个儿子更恼火了。她还没来得及从罗斯没中枪这个事实中回过神来，旋即就要担忧是不是会从此失去科林。几个晚会客人喝醉了，或者是有欠考虑，竟然大声讨论起他会不会跳进了提普莱蒂河。

巡官把脑袋从车里探出，吩咐他们搬开路障。他开过去，把车灯对着大桥。

这种灯光中，看不大清楚桥顶，不过他们能看到有人坐在那里。

“科林！”

科林爬上了大桥顶梁，坐在那里。他在呢。

“科林！真不相信你会干这事！”西尔维娅冲他嚷道，“快从桥上下来！”

科林没动弹。他好像呆掉了。其实他被警车灯照得两眼昏花，就算想爬下来也做不到。

巡警对他下令，别人也对他大吼大叫着。他毫不松动。在这些吼叫和责备当中，西尔维娅突然想到，他当然不晓得罗斯没死。

“科林，你弟弟没中弹！”她对他嚷道，“科林！你弟弟活着呢，就在我身边！罗斯没死！”

科林没回答，不过她觉得好像看到他的头动了动，似乎正往下看。

“把那该死的灯光挪开！”她对巡警嚷道，后者算是她的一个男朋友。“要是你非得用它对着什么，那就对着罗斯吧。”

“我们干吗不让罗斯站到灯光里？”巡警说，“然后我们可以关掉灯，让那孩子爬下来。”

“好啦，科林，”巡警吼道，“我们让你看看罗斯就站在这里—他根本没受伤！”

西尔维娅把罗斯推到灯光中。

“张开嘴，大声喊几句，”她命令，“告诉哥哥你没死。”

科林帮格伦娜清理餐桌。他想到他妈妈说的，如果用塑料碟子和桌布，你就可以把它们一兜，丢进垃圾箱。格伦娜这么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妈妈根本不懂格伦娜，对她毫不了解。

格伦娜操办了一个过于精致的晚餐聚会，除了她自己，没有别人能欣赏得来。现在她精疲力竭了。

不，这样说不对。他是欣赏的，尽管他也不理解为何非要如此。她的任何举动，但凡能让他忘掉他妈妈的混乱，他都是欣赏的。

“不知该怎么跟罗斯说啊，”他说。

“说什么？”格伦娜问。

她太累了，他想，以至于忘掉南希跟她说的话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婚礼前的那个晚上。格伦娜找了五个伴娘，挑选标准不是友谊深浅，而主要是她们的身高发色。她亲自设计，动手给她们所有人做了礼服。婚纱也是她自己做的，还有所有手套和头饰。每只手套上都镶有十六枚小小的包布纽扣。她直到婚礼前夜九点半才做完。她上了楼，脸色非常苍白。科林也在房子里，他上楼查看情况，发现她在抽泣，手里还抓着一些彩色布片。他没法让她安静下来，只好打电话给她妈妈，后者说：“她就是那样的，科林。她总是用力过猛。”

格伦娜抽泣着，发了通抱怨，说她根本看不出活着有什么意义。第二天，她打扮得像天使一样美丽，一丝憔悴的痕迹也没有，祝着酒，赞美祈求着她的幸福。

这个晚宴不大可能像那些伴娘礼服一样把她累垮，不过她还是一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苍白、严厉，好像对许多事都疑虑重重。

“他不会愿意再去找一个新引擎的，”科林说，“他哪里买得起呢？这一个还是借西尔维娅的钱买的。再说，他就想要个大引擎。想要那种动力。”

格伦娜说：“区别有那么大吗？”

“总归有区别吧，就启动和加速而言。真的。那样一个引擎，区别大了。”

随后，他发觉她或许指的不是这个。她或许并不是想说：“引擎区别有那么大吗？”也许她想说的是：“就算不是这个，也会出别的事吧。”

（她坐在草地上。她擦洗着盖板。她嗅着车门垫子的味道。她说：“让丽奈特选颜色吧。”）

也许她想说的是：“我们为什么不干脆一切都撒手？”

科林摇晃着垃圾倒进塑料袋，把口扎紧。“要是那样，我不想你和丽奈特坐他的车。”

“科林，我不会的，”格伦娜温柔、困惑地说，“你以为我会跟他一起坐进那汽车，或者让丽奈特坐他的车吗？我才不会。”

他把垃圾送出去，她扫起地来。等他回来后她说：“我刚想到件事。我想，很快我就要扫着黑白相间的瓷砖地了，我会记不起这些旧地板的样子。我们会想不起来的。我们该拍些照片，这样才会记住我们做过什么。”

然后她说：“我想南希有时会夸大其词。我是说关于我和丽奈特。不过我觉得她做过头了。”

事实上，格伦娜设想各种事情的本领令他震惊。房子，每间房间，它们装修完毕的样子。她已经摆好了他们还没买的家具，她已经根据朝北或朝南的方位、早上还是晚上的光线，搭配好了家具的颜色。格伦娜能够在脑海中秩序井然地构筑出一系列房间，一种既定的、和谐的，对她来说完全水到渠成的安排。

没有什么问题能砸到格伦娜身上，让她堕入怀疑和痛苦。各种解决方案就像一系列房间一样随时恭候。她有一种无须谈论或思考就能解决问题的本领。平日她再耐心、再甜美，这本领都不会改变，也不会被侵犯。

起初，在灯光和喊叫声中，他唯一的想法是他们都跑来谴责他了。对此他毫无兴趣。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逃开，跑到这里，摸黑爬上大桥，并不是为了躲开他们的惩罚。他并不害怕，并没有因为受惊而瑟瑟发抖。他坐在细细的桥梁上，感到铁条是那样冰冷。尽管这是一个夏夜，他自己也浑身冰凉，不过心情依然平静，他自己的以及镇上其他人的混乱无序的生活现在全部翻转回来，就像一张照片剥离、翻转起来一样，露出了一直以来就藏在其下的东西。那就是一片空白。罗斯躺在地上，脑袋周围有一摊东西。罗斯沉默了，而他是谋杀者。仍旧一片空白。他既不高兴也不伤心。这类情感过于细弱、过于私人了，不合时宜。事后，他发现大多数人，尤其是他妈，相信他爬到那里是因为追悔莫及，正考虑跳进提普莱蒂河。其实他从没想这么干过。在某种意义上，他都忘了下面是河流。桥是一种修在河面上的建筑，以及他妈妈是一个可以命令他做这做那的人，这些他都忘记了。

不，与其说他忘了那些事，不如说意识到了它们有多蠢。他有一个名字，叫作科林，而那些人正嚷嚷着它，这有多蠢啊。在某种意义上，就连想到他射死了罗斯，也够蠢的，尽管他明知自己确实这么做了。愚蠢之处在于，得用这样一个个字眼儿来思考。科林。射死。罗斯。将它理解为一个行动，某件尖锐、独立的事情，一个事件，一种区别。

他并没想着跳进河里，或者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或者从现在开始，生活将如何继续。这样的继续看起来不仅毫无必要，也绝无可能。他的生活已经撕裂，再也不需要为之思索什么。

他们正告诉他罗斯没死。

他没死，科林。

你压根没射中他。

那是个玩笑啦。

是罗斯的一个玩笑。

罗斯的玩笑。

你压根没射中任何人，科林。那枪走火啦，但是没打到任何人。

看啊，科林。他在这里呐。

罗斯在这里呢。他没死。

“我没死啦，科林！”

“你听到没？听到他的话没有？他说他没死！”

现在你可以下来啦。

赶紧下来吧。

科林。快下来。

那就是一切重新恢复如初的时刻。他看到罗斯毫发无损，确确实实是他本人，被车灯照亮着。复活的罗斯，看起来挺开心，又有点不安，但并非真的抱歉。罗斯，哪怕一动不动站着都好像在雀跃，哪怕竭力闭紧嘴巴都好像在哈哈大笑的罗斯。

还是老样子。

科林感觉头昏目眩的，事物恢复生机的速度，这种混乱和激情，都让他眩晕。这就像滚烫的血液推进你身体冻僵的部分一样疼痛。他按照人家的吩咐爬下来。有些人开始鼓掌、欢呼。他不得不集中注意力，免得失足。他因为一直坐着，感觉腿发软、抽筋。而且他得努力不去思考，以免自己突然琢磨起刚才全凭侥幸而并未发生的事情。

他知道，从此以后，防止那样的事件发生—对罗斯，以及对他自己—将成为他毕生的使命。

注释

〔1〕均为加拿大地名。

〔2〕1950年出生的英国黑人女歌手，曾获数次格莱美提名。

〔3〕原文为法语。

蒙大拿的迈尔斯城

爸爸扛着淹死男孩的尸体，穿过田野走来。搜索归来的共有好几个男人，不过扛尸体的是我爸。他们全都浑身泥泞，精疲力竭，走路时耷拉着脑袋，好像深感羞耻。狗儿也没精打采，浑身滴答着冰冷的河水。几小时前他们集结出发的时候，狗儿们劲头十足地吠叫着，男人们精神抖擞、意志坚定，整个场面充盈着一种紧绷绷的、难以言喻的激动气氛。大家都知道，很有可能搜到不幸的结果。

男孩叫斯蒂夫·高雷。八岁。他的头发和衣服现在都是泥浆色，沾着枯叶、树枝和杂草。他就像一堆整个冬天都丢在外面的垃圾。他的脸扭向我爸的胸膛，不过我还是能看到一个鼻孔、一只耳朵，塞满绿莹莹的烂泥。

我想不是这样吧。我想我没有真看到这些。或许我看到爸爸扛着他，其他男人跟在后面，还有狗，但我不可能被允许凑那么近，居然能看到鼻孔里的烂泥。想必我是听人谈到这个，想象成自己看到的。我看到他的脸一如既往，只是多了些烂泥—斯蒂夫·高雷熟悉的、瘦精精的、鬼头鬼脑的脸—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水里泡了那么多小时，它应该已经发胀、变形，或许还被泥浆完全覆盖了。

不得不带回这样的消息，这样的证物，给等待的家人，特别是给一个做妈妈的，这足以让搜索者们步履沉重，不过事实上更糟糕。（人们窃窃私语道）不是一般的可怜呐，等着接收斯蒂夫·高雷，对他表示应有的哀悼的，并没有什么妈妈，根本就没什么女人—没有祖母或姨妈，就连姐妹也没有。他爸是个雇工，是个酒鬼但不是醉鬼，是个怪人却并不好玩，不友好但也不惹祸。他成为父亲似乎是个意外，做妈的开溜了，孩子留给他，父子从此生活在一起，好像也纯属偶然。他们住在一幢斜顶灰墙的破烂房子里，仅比小棚子稍好一点—做爸爸的挨到没办法了，总算修了屋顶，在走廊上装了支柱，勉强凑合着用—他们的生活同样七拼八凑，也就是说，差一点就要接受儿童救助了。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也不给对方做饭，不过吃的总归是有的。有时做爸爸的会给斯蒂夫钱去商店买吃的，也有人看到过斯蒂夫买一些相当正常的东西，比如煎饼粉和通心面晚餐。

我和斯蒂夫·高雷挺熟，对他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他比我大两岁。到了星期六，他会到我们家晃荡，对我做的一切都不屑一顾，但就是不肯从我身边跑开。我每次玩秋千，他肯定要在旁边跃跃欲试，要是我不给他玩，他就跑过来拼命推我，弄得我摇摇晃晃的。他欺负狗。他常让我陷入麻烦—事后看来，我觉得他是不怀好意，故意为之—会挑逗我去做平时根本想不到的事：在土豆只有弹子大小时就挖出来，看看它们长多大了；推倒摞得好好的柴火，堆成一大堆，我们再从上面跳下来。在学校里我们从不跟对方说话。他独来独往，但好像并不在乎。不过，星期六早上，看到他瘦削、冷静的身影从雪松丛中滑过，我就知道我准得出点事，而他正在策划。有时也会一切顺利。我们会扮作牛仔，驯服野马。我们在河边牧场上玩，距离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在一条流到安大略省南部、汇入索津河的无名小河边，我们既是马又是骑手，一边尖叫一边学马叫，既要扑腾蹄子，又要挥舞着树枝做的鞭子。

葬礼在我家举行。斯蒂夫爸爸家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我记得房间里挤挤挨挨的，不过不记得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斯蒂夫，或者牧师，或者花圈。我记得举着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么人在室内催熟的盆栽，因为这会儿树林里连翘、延龄草或金盏花都还没开呢。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我们唱儿童赞美诗，有人在我们的钢琴上弹伴奏：“等主回来，快要回来，要收聚他珍宝。”我穿着白色编织长袜，被它们弄得很痒，膝盖和脚踝处都皱巴巴的。袜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觉，与我记忆里的另一种感觉混在一起。说来有点复杂。它与我爸妈有关。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不过我的感觉更糟。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

大约二十年之后，1961年，我丈夫安德鲁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我们的第一辆—也就是说，我俩的第一辆全新的车。一辆莫里斯牛津车，牡蛎色（卖车的人对这颜色有个更动听的叫法）—一辆挺大的小车，有大量空间给我们和两个孩子，六岁的辛西娅和三岁半的梅格。

安德鲁拍了一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裤子、黑色高领毛衣，戴着墨镜。我慵懒地靠在车门上，侧着臀部，以便看起来苗条些。

“不错，”安德鲁说，“很棒。看起来像肯尼迪夫人。”或许这整片大陆上，所有黑发、还算苗条的年轻女人，穿得比较时髦的时候或者拍照片时，都会被赞美为像肯尼迪夫人。

安德鲁给我、孩子们、我们的家、我们的花园、我们的远足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拍了好多照片。他冲洗了很多张，仔细贴上标签，寄给他在安大略的妈妈、姨妈和叔叔。他也给我一些照片，让我寄给我爸，他也住在安大略。我寄是寄的，不过没像他那么频繁。安德鲁看到原以为我已寄出的照片还搁在家里，不由得困惑不解，而且很不开心。他一心希望这些记录都传出去。

那年夏天，我们要展示我们自己，而不是照片了。我们打算从眼下住着的温哥华去安大略，后者我们叫作“老家”，要开新车去。路上开五天，到了待上十天，然后再开五天回来。这还是安德鲁头一次有三周的假期。他在加拿大能源公司法务部工作。

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把手提箱、两个热水瓶（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画画本、蜡笔、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中寒冷），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一本正经地说：“再见啦，房子。”

梅格说：“再见，房子。”然后她问，“现在我们住哪呢？”

“不是永远再见啦，”辛西娅说，“我们要回来的，妈妈！梅格以为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我没有。”梅格踢着我的靠背抗议。

安德鲁和我戴上太阳镜，开车出发了。我们开过狮门大桥，穿过温哥华的主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交界点—我们的国家。我们横穿美国，沿最北的路线朝东开，在安大略省的萨尼亚会再次进入加拿大。我也说不清选了这条路线是因为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那种滋味：开车横跨一个外国，或者说一个有点外国感的国家—想要那种额外的趣味和冒险感。

我们全都兴致勃勃。安德鲁数度赞美这车。他说，开它的感觉，比开我们的老车，那辆1951年的奥斯汀好多了。后者上坡时速度会可怜地减慢，而且形象像个紧张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鲁这么评论道。

“这辆车的形象像什么呢？”辛西娅问。她听我们说话很仔细，喜欢尝试诸如“形象”这样的新词。通常都能用对。

“活泼的，”我说，“有点运动型的。但并不卖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档次，”安德鲁说，“就像我的形象一样。”

辛西娅想了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得意问道：“那就是说，像你希望你是的样子，对吗，爸爸？”

至于我嘛，我对于离开感到很高兴。我喜欢出发。在自己家里，我好像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有时是躲开孩子们，不过更多时候是躲开要做的工作、要接的电话，以及邻居的搭讪。我想躲起来，投身于我真正的工作，那有点像是在遥遥召回我自个儿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顿中，总找不到想要抓住的东西。但旅行时却是一帆风顺。我可以跟安德鲁说话，跟孩子们聊天，可以看看他们向我指出的各种东西—标牌上的一只猪啊，田里的一匹小马啊，旋转展台上的一辆大众车啊—同时把柠檬水倒进塑料杯。所有这些时刻，魂魄的碎片都飞回我体内各就各位。基本结构于是便成形啦。这让我充满希望，心情愉快。做一个观望者，正是这件事的关键。做一个观望者，而不是守护者。

我们在埃佛瑞特〔1〕向东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图上给辛西娅指出我们的路线。我先给她看全美地图，上面也绘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后我打开要穿过的每个州的地图。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我给她看穿过密歇根湖的虚线，它就是我们要搭的渡船的路线。之后我们会开车穿过密歇根，开到安大略省萨尼亚，那座连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桥。就到家啦。

梅格也想看。

“你看不懂的。”辛西娅说。不过她还是把道路图册拿到后座。

“靠后坐，”她命令梅格，“坐好，我给你看。”

我听到她给梅格讲解路线，讲得非常精确，和我跟她讲的一样。她知道如何按字母表找到各个州，把所有州的地图都查阅一遍。

“你知道这条线是什么吗？”她说，“它是路。这条线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路。我们正沿这条线开呢。”

梅格默不作声。

“妈妈，指给我看我们这会儿在哪里。”辛西娅说。

我取过地图，指指穿过山区的路线，她拿回地图册指给梅格看。“看到我们的路在这里歪来歪去的吧？”她说，“它歪来歪去的，因为这里有好多拐弯。这些歪的地方就是拐弯。”她翻了几页纸，等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指给我看看我们在哪里。”然后对我嚷道：“妈妈，她懂了！她指出来了！梅格看懂地图了！”

这会儿，我感觉是我们创造了孩子们的个性。我们给她们严格地规定了角色。辛西娅聪明、勤奋、善解人意、懂礼貌、擅长观察。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她过于敬业了，一心想成为我们希望她会变成的样子。任何责备或失败，任何冷落，都会深深地影响她。她是个金发白皮肤的孩子，太阳一晒，风一吹，感到得意或者羞耻，都会在皮肤上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梅格则体格结实、不爱说话—并不叛逆，不过有时挺固执，显得高深莫测。我们觉得她的沉默展示了性格的力量，她的拒绝也被我们视为一种冷静独立的表现。她长着棕色头发，我们把它剪成齐刘海。她的眼睛是浅栗色的，清澈透亮。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些个性，欣赏着它们的矛盾与确定。我们不喜欢那种沉重兮兮、毫无创造的父母之路。我害怕变成那类母亲—身体肥胖，周遭笼罩着一团羊毛味儿、奶味儿的迷雾，因为负担着各种琐碎杂务而显得大义凛然的。我相信，就是这类母亲没完没了的关注、她们对于承担重负的需求，才导致了绞痛、尿床和哮喘。我喜欢另一类做法—开专栏的职业妈妈们那种开玩笑的绝望和夸张的嘲讽。杂志文章里，小孩一律迷人地自有一套，难以说服，不可思议而又不可战胜。做妈妈的同样才华横溢而不可战胜。我一心想成为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是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小希特勒这会儿是不是碰巧在你家啊”的那种人。她们凌驾于奶味儿迷雾之上，利落地谈笑风生。

我们看到一辆卡车的前厢横放了一只捆着的死鹿。

“有人把它打死了，”辛西娅说，“猎人打鹿。”

“还没到狩猎季，”安德鲁说，“他们没准是在路上撞到了它。看到有鹿出没的标志了吗？”

“要是我们撞到一只的话，我会哭的。”辛西娅严厉地说。

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奶油果酱三明治，给我们自己做了鲑鱼蛋黄酱三明治。不过我没放生菜，安德鲁很失望。

“我没有啊。”我说。

“你不能带一点吗？”

“我不能为了做点三明治，就买来一整颗生菜吧，那样太浪费了。”

这是谎言。我其实是忘了。

“加生菜叶会好吃得多。”

“我觉得没那么大区别嘛，”沉默一会儿，我说，“别激动。”

“我没激动。我喜欢三明治里夹生菜。”

“我只是觉得没那么重要嘛。”

“要是我也懒得给油箱加满油，那会怎样？”

“那不是一回事。”

“唱首歌吧。”辛西娅说。她唱了起来：

五只小鸭出门玩，

翻过山，跑得远，

一只小鸭叫，

嘎嘎嘎，

四只小鸭赶紧游回来。

安德鲁捏捏我的手说：“别吵架。”

“你说得对。我该买生菜来着。”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希望我对安德鲁的感觉能变成一种效劳的、依赖的感情。我甚至试过列出两份清单，一份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一份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在亲密生活的熔炉中，我所喜欢的和我所厌恶的事情—仿佛我指望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得出这种那种结论。到头来我发现它证明的无非是我早已知晓的事—也就是说，我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于是半途而废了。有时，他的脚步声都让我感觉专横无比，他的嘴巴显得自鸣得意、挑剔刻薄，而他结实笔直的身体是一道障碍—相当刻意，甚至是尽职的，带着讨厌的男权主义的自鸣得意—挡在我和我生活中各种可能的快乐或轻松之间。旋即，不经意间，他又成了我的好朋友和最重要的伴侣。我体会着他轻灵的骨骼和严肃的思想带来的甜蜜感觉，他充满爱情的脆弱，我想象着那爱比我自己的更加纯净坦荡。我会被他的固执、他一丝不苟的得体深深打动，换个时候又会对此嗤之以鼻。我会思忖，他是多么谦卑啊，扛起这种现成的重担，成了丈夫、父亲、养家的人，相形之下，我实在就是个隐蔽的自我中心的怪物啊。或许不该说隐蔽—至少对他而言不是的。

我们吵到口无遮拦时，会说出我们以为的最丑陋的真相。“我知道你这人骨子里就有点自私，不可信任，”安德鲁有一次说，“我一直就知道。我也明白那就是我爱上你的原因。”

“不错。”我说，既悲哀又有点得意。

“我知道要是没你我会过得更好。”

“不错，你会的。”

“你没我会更快乐。”

“不错。”

最后—到头来—被折磨、被涤荡之后，我们握手言欢，嘲笑那两个愚昧的家伙，也就是我们自己。他俩的狭隘、他俩的委屈、他俩的自我辩解。我们超越了他们。我们宣称他们是撒谎者。我们晚饭时会喝酒庆祝，或者决定搞一个聚会。

我已经多年未见安德鲁了，不知他是否依然清瘦，头发是否已经完全灰白，是否仍旧一心喜欢吃生菜、坚持说真话，或者是否仍旧爽朗而带着失望。

我们在华盛顿州的韦纳奇过夜，此地已有数周没下雨。我们在一家绕树而建的饭店吃晚饭，那可不是一棵种在盆里的小树苗，而是一棵大大的、结实的三角叶杨。借着清晨的光线，我们开出人工灌溉的山谷，驶上干燥、多石而陡峭的山路，似乎通向连绵的群山。山顶是片广阔的平原，巨大的斯波坎河和哥伦比亚河纵横其上。一连几英里都是麦田和草地。道路笔直，点缀着不少小小的农业镇，镇上粮仓林立。事实上，一个标牌上介绍说，我们正穿过的这个县，道格拉斯县，拥有全美各县第二高的小麦产量。各镇都种了遮荫树。至少我觉得是种植的，因为乡下没这么大的树。

这一切都让我兴奋异常。“我为什么这么爱这里呢？”我问安德鲁，“是因为这儿不是风景区吗？”

“是因为它让你想起老家啦，”安德鲁说，“强烈的思乡之情。”不过他并没有戏谑的意思。

我们说“老家”，指的都是安大略，不过我们脑海里涌出的是截然不同的地方。我的老家是一个火鸡农场，我爸住在那里，是个鳏夫，那幢房子尽管是我妈住过的，由她贴了墙纸、刷了油漆、打扫过、装了家具，但如今已经是一副荒废相，被粗野的集体生活给整糟了。这宅子里过的日子，估计是我妈根本无法想象，也不可能饶恕的。火鸡工人们，也就是掏膛工人和拔毛工人，在这里开聚会。有时他们中的一两个年轻人会在这儿住上一阵，邀来自己的朋友，开他们自个儿随心所欲的聚会。我觉得这种生活比独处更适合爸爸，所以并不反对，当然也无权反对。很自然，安德鲁不喜欢来这里，他显然不是那种会和火鸡工人们围坐在厨房桌边讲笑话的人。他们既畏惧他又瞧不起他。而且在我看来，他们在的时候，爸爸没法不站在他们一边。不过不爽的不光是安德鲁。我虽说能勉强应付那些笑话，其实也觉得够呛。

我真怀念小时候，我们养火鸡之前的时光。那时候我们养母牛，把牛奶卖给奶酪厂。火鸡农场和美丽的奶牛场或牧羊场可不是一回事。你都能看到火鸡直接走向冻肉和桌上美餐的结局。它们连一点点自己生活的影子都没有，不像牛群有自由觅食的田野，猪群有光影斑驳的果园。火鸡房都是高效的长条形建筑—锡皮棚。没有房梁、干草或温暖的马厩。就连鸡粪闻起来都比普通的牲畜粪便更尖锐、更刺鼻。没有任何稻草捆、木栅栏、鸣鸟或开花的山楂树之类的东西。火鸡们统一被赶进一片长条形地里，把它啄得一干二净。在那里，它们看起来不像什么大鸟，只像一堆堆洗好的衣服哗哗掀动着。

有一回，在妈妈去世后不久，我结婚以后—事实上，我正在打包，准备去温哥华的安德鲁那里—我在家里和爸爸待了两天。一场少见的大雨下了一整夜。黎明的光线中，我们看到火鸡场被淹了。至少，低矮的部分被淹了，好像变成了一片遍布岛屿的大湖。火鸡们挤在岛屿上。火鸡是很蠢的。（爸爸常说：“你了解鸡吗？你知道鸡有多蠢吗？好吧，与火鸡比，鸡简直就是爱因斯坦了。”）不过它们全都设法挤到了高地上，没淹死。它们没准会互相把对方推下去，会挤死，或者着凉病死。我们可不能坐等水退，于是划着一艘家里的旧船出去了。我负责划桨，爸爸把沉重湿透的火鸡拉到船上，我们再把它们弄到谷仓里。天仍旧下着零星小雨。这活儿很艰难、很搞笑，也很累人。我们都笑着。我很高兴能和爸爸一起干活。我挺喜欢所有艰难、机械、让人害怕的活计，干这种活儿，身体会累垮，思想会沉寂（尽管有时精神倒是出乎意料地轻快），我已经开始提前思乡了，已经开始预先怀念起这种生活和这个地方。我想着，要是安德鲁看到我冒着雨，两手通红，浑身泥泞，一边试图抓住火鸡腿，一边还要划船，他只会一心想带我离开这里，让我忘掉它。这种原始的生活让他恼火。我对它的依恋也让他恼火。我想，我不该嫁给他的。但是不然嫁谁好呢？难道嫁个火鸡工人吗？

此外，我也不想待在那里。我纵然舍不得离开，可要是有人让我留下，我会感觉更糟。

安德鲁的妈妈住在多伦多一幢俯瞰穆尔公园的公寓大楼里。安德鲁和妹妹都在家住的时候，他妈妈睡起居室。她丈夫，一位医生，在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时就死了。她去上文秘课，以大萧条时期的廉价卖掉房子，搬进这套公寓，在一些亲戚—她姐姐卡罗琳和姐夫罗杰—的帮助下设法养大了孩子们。安德鲁和妹妹上了私立学校，夏天还去夏令营。

“我猜想，那是清新空气基金会〔2〕提供的机会咯？”某次他抱怨过去生活穷苦时，我不屑地质问道。在我看来，安德鲁的城市生活可谓风雨无忧、精美考究。他妈妈在百货商店的办公室工作，回家后总会因为一天下来办公室里的嘈杂声和刺眼灯光而犯头痛，但我并不觉得那是一种艰苦或令人钦佩的生活。我想她自己也未必相信她值得钦佩吧—她只是不走运而已。她操心的是她坐办公室的工作、她的衣服、她的烹饪和她的孩子们。她最担心的还是罗杰和卡罗琳会怎么想。

卡罗琳和罗杰住在公园东面，一幢漂亮的石头房子里。罗杰是个高个儿秃顶男人，脑袋上遍布雀斑，肚皮肥硕结实。他喉部做过手术，失去了声音—说话用的是一种嘶哑的低语。不过所有人都会注意倾听。有一次，在石头房子用晚餐时—这房子的餐厅里，所有家具都巨大无比，散发着深色光泽，富丽堂皇的—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想它一定是与韦塔克·钱伯斯〔3〕有关，后者的故事当时登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这个问题尽管措辞温和，但他嗅出了内容的离经叛道，针对他所谓的我的“同情心”，他开始管我叫葛罗米柯〔4〕夫人。没准他其实就想找个对手，只是一直没如愿吧。那次晚餐，我注意到安德鲁给他妈点烟时手直抖。安德鲁的罗杰姨父付了他的教育费用，还担任着好几家公司的董事呢。

“他就是个固执己见的老头，”安德鲁事后对我说，“跟他争论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离开温哥华之前，安德鲁的妈妈写信说：“罗杰对于你们买了一辆小型车很有看法！”感叹号传达出她的担忧之情。当时，尤其是在安大略，选择一辆小型欧洲车而不是什么大型美国车，足以被视为一种宣言—朝罗杰向来嗤之以鼻的那些方面靠近的宣言。

“那车其实没那么小。”安德鲁气呼呼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问题在于，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我们的第二晚在米苏拉度过。在斯波坎的一家加油站，我们得知2号公路上很多地方在修，我们接下来这一路肯定暑热蒸人、灰尘呛鼻，而且还有漫长的堵车，所以我们拐上州际公路，穿过科达伦和凯洛格，开进蒙大拿州。过了米苏拉，我们掉头往南，朝比尤特驶去，途中绕了下道，去看看这个州的首府赫勒拿。我们在车上玩“猜猜我是谁”。

辛西娅是某个死去的人，是个美国人，是个女孩子。或许是位女士。她不是故事人物。她没上过电视。辛西娅不是在一本书里读到她的。她不是任何去过幼儿园的人，也不是辛西娅的朋友们的家人。

“她是人类吗？”安德鲁灵光一闪问道。

“不是！这个你们忘了问了！”

“原来是动物。”我恍然大悟。

“那是个问题吗？已经十六个问题了！”

“不是，那不是问题。我只是在思考嘛。一只死去的动物。”

“是那只鹿啦。”没参加游戏的梅格插嘴。

“这不公平！”辛西娅说，“她没参加！”

“什么鹿？”安德鲁问。

我说：“昨天那只。”

“是前天啦，”辛西娅说，“梅格没在玩。所以没人猜中。”

“卡车上那只鹿。”安德鲁说。

“那是一只母鹿，因为它没角，而且是一只美国鹿，而且死了。”辛西娅说。

安德鲁说：“我觉得这有点病态吧，居然是一只死鹿啊。”

“我猜对了。”梅格说。

辛西娅说：“我想我知道病态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人难受。”

赫勒拿是个古老的银矿小镇，即便在清晨的光线中也显出一派荒凉。然后是波兹曼和比灵斯，它们可就毫无荒凉之态了—都是活力四射、交通便利的小镇，成英里成英里炫目的金属饰带在二手车市场上空飘拂。我们又累又乏，没劲头玩“猜猜我是谁”了。这些平庸忙碌的城市让我想起安大略类似的地方，我想着那里真正在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罗杰和卡罗琳的餐厅里硕大的墓碑似的家具，我必须烫好孩子们的衣服、提醒他们好好用叉子才能去赶赴的晚宴，然后是一百英里外的另一张餐桌，我爸爸的火鸡工人们的笑话。我心心念念的那些快乐，比如欣赏欣赏乡间景色，或者在一家装有电扇、有高高的压模锡制天花板的老式药店喝杯可乐，都只能在那两张餐桌之间偷空觅得。

“梅格睡着了，”辛西娅说，“她太热啦。我跟她坐一张椅子都嫌热。”

“希望她没发烧哦。”我头也不回地说。

我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我思忖着，答案浮现了—为了出风头。为了让安德鲁的妈妈和我爸爸享受享受见到孙辈的愉悦。那是我们的责任。不过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向他们展示什么。安德鲁和我，我们是何等顽强不屈的孩子，是何等坚定的赞美寻求者啊。仿佛在某个时刻，我们收到过一则令人刻骨铭心、无法消受的信息：我们远不足以让人满意，生活中哪怕最普通的成功也是遥不可及的。自然，罗杰发来过这类信息—这就是他的风格嘛—但是安德鲁的妈妈，还有我自己的爸妈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们想告诉我们的只是“小心点，好好过”。读高中时，爸爸跟我开玩笑说，我准会以为自己太聪明了，结果到头来连男朋友都找不到。他没准一星期之后就把这话抛到脑后了，我却永世难忘。安德鲁和我把一切都牢记心头。我们耿耿于怀。

“希望有个海滩。”辛西娅说。

“或许会有的，”安德鲁说，“就在下一个拐弯那里。”

“前面根本没拐弯。”她答道，好像深感受辱。

“我就是那个意思嘛。”

“再有一些柠檬水就好了。”

“我来挥舞魔棒，直接变出一些吧，”我说，“好不好，辛西娅？或者你想要葡萄汁？我要不要顺便变个海滩出来？”

她沉默着，很快我就知错了。“没准下个镇会有游泳池的。”我安慰道。我查看着地图。“在迈尔斯城。反正那里总会有点冰饮料喝。”

“它有多远？”安德鲁问。

“不远了，”我说，“三十英里吧，大概。”

“在迈尔斯城，”辛西娅念咒般说道，“有一个给孩子们玩的美丽蓝色游泳池，还有一个长着好看的树的公园。”

安德鲁对我说：“你真能惹事。”

不过还真有一个游泳池呢。还有个公园，尽管并不完全符合辛西娅幻想中的绿洲。细叶子的草原树—三角叶杨和杨树—磨损的草地，一道高高的金属丝篱笆围着的游泳池。篱笆里有一道混凝土块垒起的墙，尚未完工。没有欢叫声，也没有泼水声。在入口处上方，我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游泳池每天中午到下午两点不开门。这会儿是十二点二十五分。

虽说如此，我还是喊道：“有人吗？”我想总有人在吧，因为入口附近停了一辆小卡车。卡车一侧印着：“我们有头脑，通你下水道。（大力神抽来帮忙！）”

一个女孩走出来，游泳衣外披了一件救生员的红色衬衫。“抱歉，我们关门了。”

“我们是正好开车路过的。”我说。

“我们每天十二点到两点不开门。牌子上写了。”她啃着一个三明治。

“我看到牌子了，”我说，“但这是我们这一路看到的第一片水，孩子们热坏了，我想问问她们能不能在水里泡泡就出来—就五分钟。我们会看着她们的。”

她身后又冒出一个男孩。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T恤上印着“大力神抽”。

我想解释说我们是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开往安大略省的，不过旋即想起美国人对加拿大地名通常毫无概念。“我们开车横穿美国来着，”我说，“没时间等泳池开门了。只希望能让孩子们凉快一下。”

辛西娅光着脚跑到我身后。“妈妈，妈妈，我的游泳衣在哪里？”随即她停下了，嗅出成人谈判的严肃气氛。梅格正从车里爬出来—刚刚才醒，上衣拉上去，短裤朝下拽，露出粉红色的小肚皮。

“就这两个吗？”女孩问。

“就这两个，我们会看好她们的。”

“我不能让大人进去。要是就这两个，我想我可以看好她们。我正在吃午饭呢，”她问辛西娅，“你想进游泳池吗？”

“是的，请让我进去吧。”辛西娅坚定地说。

梅格盯着地面。

“只能一小会儿哦，因为游泳池其实关门了呢。”我提醒道。“真的非常感谢。”我对女孩说。

“嗯，我可以在里面吃午饭，要是就她俩的话。”她看着汽车，好像以为我会让里面蹦出更多孩子塞给她似的。

我找出辛西娅的游泳衣，她带着它进了更衣室。她不让任何人，包括梅格，看到她光身子的样子。我让梅格站在汽车前座上，给她换了衣服。她的是一件粉色棉布游泳衣，上面有一些带子交叉打结。衣服下部镶着花边。

“她真烫啊，”我说，“不过我想她没发烧。”

我喜欢帮梅格穿衣服脱衣服，因为她的身体仍旧任人摆布，沉甸甸的，有着可爱的迟钝和宝宝特有的奶香。辛西娅的身体很久以来就已经消瘦、成形、变化了，已经变成辛西娅。我们都喜欢抱着梅格，搂紧她，爱抚她。有时她会发怒，会打开我们，这种直截了当的独立要求，这种凶巴巴的害臊劲儿，反而使她更可爱，让家人更想捉弄她，挑逗她。

安德鲁和我坐在车里，开着窗。我听到一台收音机的声音，心想它一定是那女孩或她男朋友的。我渴了，下了车，想看看公园里有没有小卖部或者软饮料出售机。我穿着短裤，腿后面滑溜溜的全是汗。我看到公园另一头有个饮水喷泉，便尽量躲在树阴下，迂回地朝它走去。你只有下了车，一个地方才会真实起来。我走得很慢，那热劲儿，还有那照在晒得起泡的房子、人行道和灼焦的草地上的烈日，都让我头昏目眩。我注意到一片踩坏的树叶，凉鞋后跟踩上了一根冰棒棍儿，又瞟了瞟绑在树上的一个垃圾箱。你在长时间驱车之后，就会这样注意到重新浮现的世界中最平庸的细节—你会感觉到它们的独一无二，注意到它们浑然天成的位置，还会意识到你恰巧就在这里遇上它们，这种因缘际会令人倍感惆怅。

孩子们哪去了？

我转过身，半走半跑地赶到尚未完工的水泥墙外面的篱笆边。我可以看到水池的一部分。我看到辛西娅，她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在水面上拍拍打打的，一边谨慎地看着游泳池另一头我看不见的地方。根据她小心翼翼的姿态，还有她的神情，我猜想她一定是在看救生员和她的男朋友之间的什么举动。我没法看到梅格。不过我想她肯定在浅水区吧—水池的浅水和深水两头我都看不到。

“辛西娅！”我喊了两次，才让她顺着我的声音看过来。“辛西娅！梅格在哪里？”

每次回想这一幕，我总觉得辛西娅无比优雅地扭头看我，又在水中转了一圈—让我想起一个站在足尖上的芭蕾舞者—用一种舞台上的姿势摊开胳膊。“不—见—了！”

辛西娅确实很优雅，也上了舞蹈课，因此这些动作有可能确实是我描述的那样。她确实是在游泳池里四下看过之后说了“不见了”，但是这些话语和动作的怪异造作的风格，这种不急不忙的态度，大有可能出自我的想象。看不到梅格，一阵恐惧立刻涌入我心中—甚至就在我自我安慰她一定是在浅水区的时候—这想必让我觉得辛西娅的动作是那样缓慢和不合时宜，简直叫人难以忍受，而她在尚未明白其含义时说出的“不见了”的语调（或者是否有可能她也在掩饰某种已经涌出的负罪感呢？），在我听来也未免太平静了，显得典雅无比，令人震惊。

我喊着安德鲁，救生员冒出来了。她指着深水区那头问：“那是什么？”

那儿，就在我的视线中，出现一簇粉红色的花边，一个花束，沉在水面下。身为救生员，怎么会站在那里指指戳戳？怎么会问那是什么呢？她为什么不径直跳进水中游过去？她没游水，而是绕着池边朝游泳池那头跑去。不过那时安德鲁已经翻过了篱笆。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辛西娅的举止，然后是救生员的—现在我的感觉是安德鲁一跃就翻过了看起来大约有七英尺高的篱笆。他一定是抓着金属线，飞快地爬过去的。

我没法爬过或者跳过它，只好跑向入口，那里有一道锁着的隔栅门，不是很高，我设法翻了过去。我冲过水泥走廊，跑过足部消毒池，赶到游泳池的一头。

事情已经结束。

安德鲁第一个赶到梅格那里，把她从水中拉出来。他只需伸手一抓，因为她其实是在游泳，脑袋埋在水下—她打算朝游泳池的一头游过去。现在他抱着她，救生员小跑着跟在后面。辛西娅从水里爬出来，跑向他们。唯一一个置身事外的是那个男朋友，他一直坐在浅水一头的椅子上，喝着杯奶昔。他冲我笑了笑，我想着他是多么没心没肺啊，纵然危险已经过去。但或许他是善意的吧。我注意到他没关收音机，只是把声音调小了。

梅格一点也没呛水。她甚至都没怕。她的头发贴在脑袋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散发着惊奇的金色光辉。

“我是去拿梳子嘛，”她说，“我不知道水深。”

安德鲁说：“她在游泳！她自己游泳来着。我看到她的游泳衣在水里，然后就看到她在自己游泳呢。”

“她差点淹死，”辛西娅说，“不是吗？梅格差点淹死啦。”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救生员说，“她在那里好好的，一转眼就不见了。”

事情是这样的，梅格从浅水区那头爬出来，沿着游泳池边，朝深水区跑去。她看到水底有一把不知谁丢下的梳子。她搞不清水深，就弯腰去够它。结果她翻过池边，滑进水中，发出的声音很轻，以至于没人听到—救生员没听到，她正在和男朋友接吻，正看着他俩的辛西娅也没听到。那想必就是我在树下想到“孩子们哪去了？”的时刻。想必就是在同一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梅格吃惊地滑进了危险的、清澈湛蓝的池水中。

“没事的，”我安慰快要哭出来的救生员，“她有时动作飞快。”（尽管我们通常可不会那样描述梅格。我们总说她凡事都会思索半天，不慌不忙。）

“你会游泳啦，梅格。”辛西娅用一种祝贺的语气说。（后来她告诉我们接吻的事。）

“我不知道水深嘛，”梅格说，“我没淹水。”

我们在一家外卖店买了午饭，坐在公路附近的一张野餐桌边吃汉堡和薯条。由于激动，我忘了给梅格买一个素汉堡，只得用塑料调羹刮掉调味品和芥末酱，用餐巾纸擦干净肉饼给她吃。我利用垃圾桶清理了车厢。之后，我们敞着前排车窗，再度朝东驶去。辛西娅和梅格在后座上睡着了。

安德鲁和我轻声讨论着刚才的事。假设我那会儿没有突然一阵冲动，想到去看看孩子，会怎样？要是我们像原先计划的那样进城去买饮料，会怎样？安德鲁是怎么翻过篱笆的？他是爬过去还是跳过去的？（他记不清了。）他怎么做到那么快就抓住梅格的？想想看，救生员竟然没有盯着。还有辛西娅，就顾着看接吻了。别的什么都没在意。都没看到梅格从边上跌进水里。

不见了。

不过她游泳来着。她屏住呼吸，游起泳来啦。

多么幸运的一长串关联啊。

我们所谈论的就是这个—幸运。不过我总忍不住去想象相反的结果。此刻，我们大有可能正在填表格。梅格从我们身边被夺走了。梅格的尸体准备运回国。运到温哥华—我们在那里还从未关注过墓地这类事—或者运到安大略？她今天早上画的图画还躺在后座上。突然降临的这一切该如何承受呢？人们都是如何承受这些的呢？那胖墩墩的、甜美的肩膀和双手小脚，那细柔的棕色头发，那心满意足、高深莫测的表情—全都与她活着时一模一样。最平凡的一种悲剧了吧。阳光明媚的中午，一个孩子淹死在游泳池里。一切很快就将被打扫干净。水池两点正常开放。救生员有点受刺激，下午请求休假。她和男朋友一起开着大力神抽卡车离开。尸体在某种运输用的棺材里密封好。镇静剂、电话、作安排。如此骤然的一种缺失，一种茫然的下沉和剧变。从药丸的作用中昏沉沉醒来，暂时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想着要是我们没停车，要是我们没走这条路线，要是他们没让我们用游泳池，会怎样。那把梳子或许再也不会有人知晓。

这种想象挺犯傻的，不是吗？怪丢人的。就像把手按到电线上，接受安全范围内的电击，体验一下感觉又迅速收回。我相信安德鲁对这类事比我更谨慎，此刻他正竭力不去想这些。

我在斯蒂夫·高雷的葬礼上，隔开一段距离观察我父母，对他们产生全新的讨厌感觉时，我想我头一回理解了某些和他们有关的事。一件严肃得可怕的事。我理解了，他们其实是沆瀣一气的。他们高大、僵硬、盛装的身体并不曾挡在我和夭折或者任何别的死亡之间。他们给出了许可。至少貌似如此。他们对于孩子们的死亡、对于我的死亡给出了许可，这并非通过他们的话语或思想来达成，而是由他们生下孩子—生下了我—这个事实来完成的。他们生下我，因此我的死去—无论他们多么悲恸，如何难以承受—在他们看来都绝非不可思议，绝非违背自然。这是事实，而即便在当时，我也知道不该谴责他们。

但我仍旧谴责了他们。我控告他们无耻、虚伪。我代表的是斯蒂夫·高雷，还有所有孩子们，他们知道他们有权自由自在地长大，展开一种新的、精彩的生活，而不是被那些溃败的大人们设下陷阱，被他们的性爱和葬礼所捕获。

斯蒂夫·高雷淹死了，人们说，是因为他和孤儿差不离，没人管。要是有人给他足够的警告，给他活儿干，看着他，他就不会从一根不牢靠的树枝上跌进一个春天的池塘，跌进河边一个灌满水的砾石坑—就不会淹死了。他被忽略啦，没人管，所以淹死了。他爸认为这是个意外，就像狗会遭到意外。他都没有体面的套装穿来葬礼，也没在听祈祷时低下头。不过，他是唯一一个我放过的大人。他是唯一一个我觉得没有给出那种许可的大人。他没法阻止任何事，但他也没跟任何东西沆瀣一气—不像其他人，那些人用造作的沉痛语调念着祷文，渗出虔诚和耻辱。

在距离北达科他州边境不远的格伦代夫，我们面临选择—是继续走州际公路，还是往东北方，朝威利斯顿开，走16号公路，再开一段次级公路，最后回到2号公路。

我们都同意州际公路会快一点，而且我们最好不要花太多时间—也就是说，太多钱—在路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回到2号公路。

“我就是觉得这样更好。”我说。

安德鲁说：“因为这是我们一开始计划的路线。”

“我们错过了看到卡利斯佩和哈弗尔的机会。还有‘狼角’。我喜欢这个地名。”

“我们回程时会看到的。”

听到安德鲁说“回程”，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当然了，我一直相信我们会顺利回程，我们会跨越所有这些距离，我们的车、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都仍旧完好无损，而且还设法厘清了忠诚和各种别的问题，以如此蛮勇的方式，昂首接受了检验。但是听到他说出这话，我还是倍感宽慰。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安德鲁说，“你是怎么得到信号的呢？那一定是做妈妈的才会有的某种直觉吧。”

我有点愿意相信这个，好为我的直觉得意一番。同时我又有点想警告他—警告所有人—绝对不要指望依靠它。

“我想不明白，”我说，“你究竟是如何翻过篱笆的。”

“我也不明白啊。”

我们就这么开了下去，后座上的两个人信任着我们，因为别无选择，而我们自己呢，相信着这一点：我们那些事，孩子们一开始必定会注意到、会谴责的那些事，到头来总归会得到原谅的。我们所有那些冒失、武断、草率和冷漠—我们所有那些无法避免，或是纯属人为的错误。

注释

〔1〕位于美国华盛顿州。

〔2〕一个旨在为贫穷儿童提供免费夏令营的基金会。

〔3〕1901—1961，美国作家、编辑。

〔4〕前苏联外交部长，曾任前苏联驻美国大使。

发作

死的两个人都是六十出头，都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体重都稍微多了那么几磅。他一头灰发，脸盘扁平，方方正正的，只是鼻子略宽，否则称得上十足地尊贵英俊。她一头金发，一种泛银的金色，你不再会觉得它是人工染色的了—尽管明知并非天然—好多这个年纪的女人都变成了这种发色。在节礼日〔1〕，他们顺路过来与佩格和罗伯特喝过几杯。她穿件浅灰色套裙，上面有亮亮的细条纹，配灰丝袜和灰鞋，喝金汤力水。他穿棕色休闲裤和奶油色毛衣，喝兑水的黑麦威士忌。他俩刚从墨西哥旅行回来。他尝试了降落伞飞行。她不想玩那个。他们参观了尤卡坦半岛的一个景点—看起来像一口井—据说人们曾把处女抛进去，祈祷丰收。

“不过，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十九世纪的观念，”她说，“那只是十九世纪崇尚处女的老观念罢了。没准他们抛人下去时根本不分辨。女孩啊，男人啊，老人啊，或者随便什么他们能抓到的人。所以不是处子之身也并非安全保障！”

房间那头，佩格的两个儿子—大一点的克莱顿还是处男，小一点的凯文已经不是—板着脸，厌倦地打量着这个谈笑风生的淡金色头发的女人。她说她从前是高中英语教师。克莱顿事后评论道，他知道这种人。

罗伯特和佩格结婚近五年。罗伯特之前没结过婚，佩格十八岁时结过一回。两个儿子都是她和前夫与公婆住在农场时生的。她前夫找到一份开卡车的活计，运家禽到多伦多的加拿大屠宰包装公司。之后别的卡车送货活计接踵而至，走得越来越远。佩格和两个儿子搬到吉尔莫，她在凯珀家的商店“吉尔莫商场”找到份工作。她前夫最后到了北极，穿越冰冻的波弗特海，把卡车开到钻探平台。她离婚了。

罗伯特家拥有吉尔莫商场，不过从未在吉尔莫住过。他母亲和姐妹都不相信人在那种地方能活上超过一个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罗伯特的父亲买下这家商店和附近镇上的另外两家店，雇用当地人做经理，一年从多伦多开车过来查看几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罗伯特对父亲的各种生意都兴味索然。他读了土木工程学位，想去不发达国家工作。他在秘鲁找到一份活儿，游遍南美洲，有段时间又放弃土木工程，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个农场干活。父亲病倒后，他不得不返回多伦多。他到省高速公路局当了一名工程师。对这个年纪的男人来说，这工作不怎么样。他盘算着考个教育学学位，一旦父亲去世，就去北方教印第安人，过上彻头彻尾的新生活。他那会儿年近四十，正经历着有生以来第三段与有夫之妇的风流韵事。

时不时地，他开车去吉尔莫和其他镇视察商店。有一次他带上了李，他的第三个—事实上也是最后一个—有夫之妇。她带了一份野餐午饭，在车里喝“飘仙一号”甜酒，把整趟旅行当成一次欢乐的远足，一场对穷乡僻壤的突袭。她一心指望在露天野地做爱，到头来发现那里到处是牛群或戳人的玉米秆儿，不由勃然大怒。

父亲去世了，罗伯特确实过上了新生活，不过不是变成教师去荒蛮之地教书，而是到吉尔莫过起日子，亲自管理商店。他娶了佩格。

居然是佩格发现了他们，这实属偶然。

星期天晚上，给凯珀家送鸡蛋的农场女人敲响了门。

“别介意啊，我今晚就把鸡蛋送来了，而不是明早。”她说，“我得带儿媳妇到基奇纳去做超声波检查。我把韦伯家的鸡蛋也带来了，可我想他们不在。我把他们那份留在你这里，行不？我一大早就要出发。她说可以自己开车去，不过我想那可不行。她快五个月了，还是吐。告诉他们下次付钱给我就成。”

“没问题。”罗伯特说，“不麻烦。我们早上送过去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罗伯特是个矮壮、有着运动员体格的男人，一头鬈发正在变成灰色，棕色眼睛亮闪闪的。他经常格外强调他的友好热情，让人感觉全身上下都被他捶打了个遍似的。这种态度让他在吉尔莫挺吃得开。这里，人们习惯于不断重复信誓旦旦之语。事实上，大部分交谈都是在不断重复，类似一种表达善意的回旋舞，毫无新意可言。只是偶尔，在与人们交谈时，他会有点不是滋味，好像有什么阻碍。他难以确定其性质（是恶意，还是固执？）。不过它就像你游泳时河底的巨石—清澈的河水会托着你浮过去的。

就吉尔莫人而言，佩格是相当安静的。她走到女人身边，接过她拎着的鸡蛋。罗伯特还在继续向她保证毫无问题，关心她家儿媳妇的怀孕状况。佩格像在店里找零钱时那样一笑—一个公事公办、转瞬即逝的微笑，客客气气。她是个娇小苗条的女郎，长着柔软的棕发，看起来能干又青春。她穿百褶裙，清新整洁的衬衫纽扣一直扣到最顶上一粒，外搭浅色毛衣，有时还打一个黑缎领结。她举止优雅，很少发出声音。罗伯特有次告诉她，他从没遇到过任何像她这样自成一体的人。（他的女人们通常都饶舌、精干，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毛毛糙糙的，但她们劲头十足，活泼而“有趣”。）

佩格回答说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解释起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是什么样的。那会儿，他对吉尔莫的词汇表理解得极不准确—现在仍免不了犯错—日常交流中他时常会表现得拘束生硬。

“我知道这词是什么意思。”佩格微笑道，“只是不明白你用它来说我是什么意思。”

她当然知道这词的意思。佩格去上课来着，当地高中可以进修。她每年冬天选一种不同的课上，她上过艺术史、伟大的东方文明史、发现和探索史。她每周去一次夜校，哪怕很累或感冒也不间断。她参加考试，写论文。有时罗伯特会发现冰箱上或他们房间的梳妆台上摆着一张写满她整洁的小字的纸。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导航者亨利王子的重要性在于启发、鼓励了葡萄牙的其他探索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参加航行。

她认真的叙述、拘谨仔细的小字体，以及对于如此用功写出的论文得分从没超过B+而感到的愤怒，都让他感动。

“我不是为了分数。”佩格说。雀斑下面的脸颊发红，好像正在剖白内心似的。“我是为了自己开心罢了。”

星期一，罗伯特天不亮就起床，站在厨房台边喝咖啡，远眺白雪覆盖的田野。气温下降了，天空清澈如洗。一连几个星期刮西风、大雪呼啸之后，典型的一月天来了：明亮，冰冷，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小溪、河流和池塘都结冰了。休伦湖在目力所及范围内也都上了冻。今年没准它整个冻上了。这种情况虽说不常见，但不是没有过。

他得开车去科尼利的凯珀商店。屋顶结冰了，水分回潮，从天花板渗下。他得去砍掉那些冰块，清理屋顶。那至少要花他半天时间。

店里所有修理和维修工作都由罗伯特亲自包揽。他学会了通水管和接电线。他喜欢自己能搞定这些事的感觉。他喜欢这里的艰难，以及这里冬天的麻烦，虽说距离多伦多也就一百英里多一点，但此地完全像另一个国度。所谓的“冰雪带”。说到底，北上来此度日，与一头扎进蛮荒之地可能也差不离。暴风雪仍旧让各个镇子和村庄与世隔绝。冬天严酷地降临，就像数千年前两英里深的冰层在此冻结一样。本地人以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过冬。他们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疲惫不堪却又兴高采烈。

这幢房子令他喜爱的一点在于后院景色，可以俯瞰乡间旷野。它弥补了门口那条没有出口，没有林荫树，也没有人行道的破败小路。战后这条路就拓宽了，当时人们相信大家都会开车，不再有人步行。事实也确实如此。房子和房子、房子和小路都挨得很近，几幢房子里所有人都在家时，汽车便轻而易举地填满了本该是人行道、林荫道和林荫树的位置。

自然，罗伯特想再买一幢房子。他以为他们迟早会这么做。过去—现在也一样—有不错的老房子在吉尔莫出售，与城市相比，价钱都低得可笑。佩格却说，她没法想象自己住在那些地方。他提议给她在镇另一头的地皮上造一幢新房子。那个她也不要。她就想待在这幢房子里，这是第一幢她和两个儿子独自居住的房子。所以罗伯特买下了它—她之前只是租住—加盖了主卧室和另一间浴室，又在地下室里打造了一间电视房。凯文帮了一点忙，克莱顿基本上是袖手旁观。从路上打量过来，这房子仍旧是他第一次开车送佩格下班回家，在前面停车时的样子。一层半楼高，斜屋顶，起居室的窗子划分成很多正方形格子，就像圣诞卡上的窗子一样。白色铝质护墙，细细的黑色百叶窗，黑色边框。回到多伦多后，他想着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佩格，想着她过的井井有条、循规蹈矩、严肃而令人向往的生活。

他注意到台面上摆着韦伯家的鸡蛋。他想亲自把它们送去，但现在为时过早。门可能锁着。他不想吵醒他们。反正佩格去开商店门时会把蛋带上的。他拿起架子上压在她便条本下的标记笔，在一张餐巾纸上写道：不要忘记给韦伯家的蛋。爱你的罗伯特。这些鸡蛋不比在超市买的便宜。不过罗伯特喜欢从农场买它们。它们是棕色的。佩格说，城里人都很迷恋棕色壳儿的蛋—他们以为棕色蛋更自然，就像红糖一样。

他把汽车倒出去，看到韦伯家的车停在车棚里。这么说他们不管昨晚去了哪里，这会儿都已经在家了。然后他发现，镇上的扫雪车推到韦伯家的车道前方的雪依然如旧。扫雪车想必是夜里来的吧。他自己的车道上却无雪可扫。其实夜里没下雪，扫雪车没来。积雪是昨天的。那么昨晚他们想必没出门了。除非他们是步行。除了大街边和通往学校的路边，其他地方的人行道都没扫。在堆着高高的积雪、变得狭窄的路上步行是很困难的；不过，没准他们初来乍到，搞不清状况，所以还是这么出门了吧。

他没有仔细看看是否有脚印。

他构想出了当时的情形。先是根据警官的报告，然后根据佩格的说法。

大约八点二十分，佩格走出家门。克莱顿上学了，凯文因为耳部感染，待在地下室，一边放比利·爱多尔〔2〕的磁带，一边看电视上的游戏节目。佩格没忘记鸡蛋。她钻进汽车，发动车子预热，然后走下小路，走过韦伯家门口没扫的雪地，沿他们的车道走到边门。她围着白色毛线围巾，戴着白色毛线帽，身穿淡紫色羽绒服。这些衣服把吉尔莫的大多数女人都变成了水桶，不过佩格非常苗条，所以看起来倒还好。

小路边的房子起初只有三种式样。现在大都旧貌换新颜，装了新窗、走廊、侧翼和平台，再也不容易找出真正相同的了。韦伯家的房子原本和凯珀家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前窗已经改过，圣诞卡风格的窗格子拆了，屋顶也抬高了，现在对着小路的是楼上一扇很大的窗子。房子的护墙是浅绿色的，边框是白色的，没装百叶窗。

和佩格家一样，边门通往一个杂用间。她先是轻轻敲了敲门，以为他们都在距离杂用间只有几步的厨房里。她自然也看到了汽车，心想不知他们是否很迟才回到家，这会儿正在睡觉。（她还没意识到扫雪以及扫雪车昨晚没来的问题。这个是她事后回到自己车里倒车时才突然想到的。）渐渐她敲得越来越响。脸在光线明亮的冰天雪地里已经冻痛。她试着推推门，门没锁。为了避寒，她推门进屋，一边大声招呼着。

小屋很暗。厨房没透进任何光线，而且边门上还挂着一道竹帘。她把鸡蛋搁在干衣机上便打算离开。旋即她想，最好把它们送进厨房，免得韦伯夫妇早餐时想吃鸡蛋，却发现已经一个不剩。他们不会想到去杂用间找的。

（事实上这一点是罗伯特自己的理解。她没说所有这些细节，不过他忘了她没说。事实上，她只是叙述道：“我想最好把它们送进厨房。”）

厨房水槽上方的窗子和早餐桌边的窗子上挂着同样的竹帘，这意味着尽管和凯珀家的厨房一样，这间厨房也朝东，而且太阳这会儿高挂天顶，但并没有多少光线透进屋来。在这里，一天尚未开始。

不过房子里很暖和。或许他们不久前起来过，打开暖气又上床了；或许他们整晚都没关暖气—尽管佩格觉得他们不像这么大手大脚的人。她把鸡蛋放到水槽边的台面上。厨房的布局和她家几乎一模一样。她注意到几个碟子摞着泡在水里，还没洗。看来他们上床前吃了点东西。

她站在起居室门口又招呼了一声。

起居室非常整洁。佩格觉得有点整洁过头了。不过—正如她对罗伯特解释的—一对退休夫妇的起居室十有八九会给一个身边总围绕着小孩的女人带来这种感觉吧。佩格自己从来没能过上秩序井然的生活，尽管她或许不乏此愿。她自己娘家有六个孩子，前公婆家的农场房子同样也是挤挤挨挨的，然后她又生了两个孩子。她告诉过罗伯特一件往事。有一次她想要一块美丽的肥皂作圣诞节礼物，一块上面有玫瑰浮雕的粉色肥皂。她得到了。每次用过，她都把它收好，免得它像家里的所有其他肥皂一样开裂，裂口处发霉。她那时已经长大了，或者自以为如此。

她在杂用间跺跺脚，跺掉靴子上的雪。不过还是犹豫着不愿踩上起居室干净的米色地毯。她又招呼了一声。她喊的是韦伯夫妇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她挺陌生的。瓦尔特和诺拉。他们去年四月才搬来，之后两度出门旅行，所以她感觉跟他们一点也不熟。但是要是喊：“韦伯先生和夫人。你们起床了吗？韦伯先生和夫人？”未免也太傻了。

没有人回答。

起居室有一道楼梯通上去，跟佩格和罗伯特家一样。这会儿，佩格走过干净的米色地毯，走到楼梯脚下，楼梯上铺着同样的地毯。她爬上楼梯，没再招呼了。

她想必那时候就心里有数，否则就会继续招呼了。那才是正常的做法啊，越走近正在睡觉的人，你越会不断喊他们，以便提醒他们。他们没准睡得很沉。没准喝醉了。根据人们的了解，那不是韦伯夫妇的习惯，不过没人真的熟悉他们。退休夫妇。早早退休了。他从前是个会计，她是个老师。他们过去住汉密尔顿。他们选择了吉尔莫，因为瓦尔特·韦伯的姑姑和姑父以前住在这里，他还是小孩时来过他们家。现在姑姑和姑父都去世了，但这地方想必给他留下了美好回忆。此外这里物价便宜，这房子想必比他们的预算还要便宜不少。他们打算把余钱用来旅行。他们没有孩子。

她不再招呼了，也不再迟疑。她爬上楼梯，一路上没有四处打量。她径直朝上爬去。前方是浴室，门开着。里面干干净净，空荡荡的。

她在楼梯顶部转向韦伯夫妇的卧室。她从没到过这幢房子的楼上，不过她知道卧室在哪里。是房子前部延伸出来的那个房间，俯瞰小路的宽阔窗户就在那里。

房门开着。

佩格走下楼，穿过厨房、杂用间和边门，走了出去。她的脚印留在地毯、油布地毡和屋外的雪地上。她把身后的门带上。她的车一直发动着，已经笼罩在一小团它自己造成的白汽中。她钻进汽车，倒出去，开向市政大厅的警察局。

“今儿早上真够冷的，佩格。”警官说。

“是啊，够冷的。”

“有什么事吗？”

罗伯特打听到了更多，消息来自卡伦。

卡伦·亚当姆斯是吉尔莫商场的店员。她是个年轻女人，已婚，体格健壮，平时脾气很好，机敏麻利，忙而不乱。她与主顾相处融洽，跟佩格与罗伯特处得也不错。当然了，她认识佩格时间长些。她向来帮着佩格说话，反驳那些说佩格自打嫁了有钱人就变得傲气的人。卡伦说，佩格一直就没变过。不过，自打今天的事情之后，她改口道：“我还一直以为佩格和我是好朋友呢。不过现在可不那么肯定咯。”

卡伦上班时间是十点。她到得稍早一些，问是否已有顾客来了。佩格说没有，还没人光顾。

“不奇怪，”卡伦说，“太冷啦。要是再刮点风，真能出人命了。”

佩格煮了咖啡。他们有台新咖啡机，是罗伯特给商店买的圣诞礼物。过去他们总从街角的糕点房买外带咖啡。

“这玩意儿不是很棒吗？”卡伦一边喝咖啡，一边评论道。

佩格回答说确实。她擦着地板上的一些印记。

“哎哟哟，”卡伦说，“是我还是你弄的？”

“我想是我吧。”佩格说。

“所以我也没多想，”卡伦事后回忆道，“我想她肯定是带进来了一些泥巴。我没顾得上想，地上全是雪，你上哪儿去沾的泥巴呢？”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客人，是西莉亚·西姆斯，她听说了。卡伦在收银台，佩格在后头整理发票。西莉亚告诉了卡伦。她知道得不多。她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道佩格跟这事的关系。

卡伦冲后头嚷道：“佩格！佩格！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是你隔壁的邻居！”

佩格回答：“我知道。”

西莉亚冲卡伦挑了挑眉毛—她正是对佩格的态度不满的人中的一个—卡伦忠诚地偏过身子，耐心地等西莉亚走出商店。然后她急忙赶到后面，一路把挂着的衣架撞得乱响。

“韦伯夫妇都被枪杀啦，佩格。你知道吗？”

佩格说：“知道，是我发现他们的。”

“你！？什么时候？”

“今天早上，上班之前。”

“他们被杀了！”

“是被杀和自杀。”佩格说，“他枪杀了她，然后自杀。事情就是这样。”

“她跟我这么说的时候，”卡伦说，“我发起抖来。我浑身上下抖个不停，停都停不下。”她对罗伯特说着，为了演示，又抖了一回，双手捅进蓝色绒布运动服的袖子里。

“我就问：‘你发现他们之后做了什么？’她回答：‘我去报告了警察。’我说：‘你有没有尖叫什么的？’我问她腿有没有打战，因为我知道换了我肯定会。没法想象要是我的话，怎么可能走得出去。她说不记得是怎么出去的了，但记得关上了门，那扇大门，想着：一定要关上门，免得狗溜进去。那不是很可怕吗？她说得没错，但这事想想都可怕。你说她是被吓坏了吗？”

“没有吧。”罗伯特说，“我想她没事。”

这段对话是这天下午，趁着佩格出门去买三明治，在商店后屋展开的。

“她对我一个字也没提。什么都没说！我说：‘你怎么一个字都没跟我说啊，佩格。’她回答说：‘我知道你很快就会听说的。’我说没错，但她可以先告诉我的嘛。‘抱歉，’她说，‘很抱歉。’就好像她只是在为件小事道歉，比如用了我的咖啡杯什么的。只不过佩格永远不会那么干就是了。”

中午时分，罗伯特干完科尼利商店的活儿，决定不吃午饭就开回吉尔莫。快到镇上时有一家高速公路餐厅，位于科尼利出口边上，他打算在那里停车用餐。常有卡车司机和旅行者到那吃饭，不过大多数主顾还是当地人—归途中的农夫，开车出城的生意人和工人。罗伯特喜欢这个地方，今天进门时更是兴致勃勃。在寒冷的户外干活之后，他早已饥肠辘辘。今天的美景也让他高兴，田野上白雪皑皑，宛如雕塑，光洁耀眼，好似恒久不变的大理石一般。他有一种在吉尔莫常有的感觉，仿佛迈上了一个非正式的舞台，台上正演着一出漫长、愉悦的戏。而他熟知自己的台词—或者至少知道他的临时发挥准会大获成功。他在吉尔莫的整个生活有时似乎就是这样。不过，要是他这样去讲，人家准会觉得这是一种造作的生活，像某种刻意的、半闹着玩的东西。但事实正好相反。因此，比如在去多伦多的时候，当他遇到从前的熟人，一旦人家问起他在吉尔莫的生活，他总是回答：“真没法形容我有多喜欢它！”这是真话。

“你干吗不联系我呢？”

“你在屋顶上。”

“你可以打电话到商店，告诉艾丽。她会告诉我的。”

“那有什么用呢？”

“我至少可以赶回家来。”

他点好的饭菜都没顾上吃，直接从餐厅开到店里。他并不担心会看到一个陷入崩溃的佩格—他对她已有足够的了解—但他确实以为她会想回家，让他给她调一杯酒，花点时间跟他聊聊这事。

但她不想那样。她想上街去，到糕点店买平时的午饭—一个火腿奶酪面包卷。

“我让卡伦出门去吃饭来着，但我一直没时间去。要我给你带一份回来吗？要是你在餐厅没吃的话，我最好给你带点。”

她给他带了三明治回来，他坐在桌边吃着，刚才她一直在这张桌上摆弄发票。她往咖啡机里倒了点新鲜的咖啡和水。

“没法想象要是没有这玩意儿，我们该怎么办。”

他打量着佩格挂在洗衣房门上的淡紫色外套，它挂在卡伦的红外套边上。淡紫色外套上有一条变硬的红棕色颜料污渍，一路拖到衣服边缘。

那当然不是颜料。但是在她的衣服上？她衣服上怎么会弄到血的？想必是在那房间里拂到了他们。想必凑得很近。

他马上想起餐厅里的聊天，意识到她不必非得凑那么近。她有可能是在门框上蹭到血迹的。警官也在餐厅，他说到处是血，而且不只是血。

“他真不该用猎枪干那种事。”餐厅里有人评论道。

另一个人说：“没准他只有猎枪。”

下午大多数时间店里都很忙碌。街头、糕点房和咖啡馆、银行和邮局里的人，都在议论。人们想面对面聊聊，为此不得不冒着严寒出门。电话里说不过瘾。

罗伯特事后发觉，起初人们是打电话，打给想得到的任何有可能还不知道此事的人。卡伦打给她的朋友谢莉，后者因为感冒在家卧床；又打给她妈，她正在医院治疗髋部骨折。结果她妈已经听说了—整个医院都知道了。谢莉说：“我妹妹已经在你之前说过啦。”

确实，人们珍惜着、向往着爆炸性新闻传来的一刻—卡伦对于谢莉的妹妹感到相当恼火，后者不用上班，什么时候想打电话就可以打—不过这种冲动背后也有真正的善意和体贴，罗伯特这么认为。“我想她肯定不愿意自己被蒙在鼓里。”卡伦解释。确实如此，没人愿意自己毫不知情。走上街头，却不曾听说这事。像平日一样忙碌，却还不知道这事。就连罗伯特，一想到自己居然毫不知晓，佩格居然没告诉他，也难免觉得不自在，甚至有点丢人。

闲言碎语从早上的事件往前追溯。韦伯夫妇在哪里露过面？他们是如何与世无争、心平气和？当时距离变故发生的时刻有多远？

她星期五下午还在蒙特利尔银行排队来着。

他星期六上午还理了个发来着。

星期五晚上大约八点，在IGA超市，他俩一道采购食品来着。

他们买了什么？很多吗？特价品、广告打折的商品，比两天所需的食物更多吗？

更多。比如说吧，他们买了一大袋土豆。

然后是原因。话题转到原因方面，自然而然，餐厅里没人提得出什么说法。没人知道原因，也没人想象得出。不过，下午将尽时，已经涌现出太多的揣测。

经济问题。他在汉密尔顿卷入了某种糟糕的投资，某项赚大钱的疯狂交易，结果失败了。他们的钱全没了，余生只能靠养老金度日。

他们在所得税上昧下钱来。身为会计，他以为能瞒天过海，但是被发现了。他会被揭发，或许还会被指控，当众蒙羞，变得穷困潦倒。即便只是欺骗政府，这类事情一旦败露，仍旧是种奇耻大辱。

是一大笔钱吗？

当然咯。一笔巨款。

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他们病了。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都病了，癌症、导致瘫痪的关节炎、老年痴呆症、难以治愈的精神病。是因为健康问题，而不是钱。他们怕的是受苦无助，而非贫穷。

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明显有分歧。相信并坚持问题在于钱的几乎总是男人，讨论疾病的总是女人。谁会因为穷就自杀呢？有些女人不屑地反问。或者甚至就因为可能要蹲监狱？提出婚姻不幸说的也总是女人，要么是有什么不忠行为被发现了，要么是对于过去的某次出轨耿耿于怀。

所有这些说法罗伯特都听到了，但一个都不信。失财、癌症、老年痴呆，他觉得这些全都一样，煞有介事，空洞无聊。事实上，每种说法都让他信不到五分钟。要是能相信其中哪种，一直信下去，那他就能喘过气来了，就像有什么东西终于把爪子从他的胸口挪开了似的。

（“他们不是吉尔莫人，算不上是。”银行里有个女人告诉他，旋即满脸困窘地补充道，“我不是指您。”）

佩格忙着准备一月份销售的儿童毛衣、露指手套和滑雪服。她填着标签，人们走到面前，她便问：“您要买什么？”这样他们立刻就被安置到顾客的位置上，不得不说想买什么。商场出售女士和儿童服装、床上用品、毛巾、毛线、厨具、散装糖果、杂志、杯子、人造花，还有很多别的东西，想出个要买的东西并不难。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当然不大可能是细节和描述。没多少人真想打听那个，或者愿意贪婪地、直截了当地承认。他们想，但又不想。他们开口问了，又住了嘴。他们竖起耳朵，又退缩了。或许，他们想从佩格那里得到的只是某种能让他们满意而归的承认、几句话或者某种眼神，好让他们感叹：“佩格·凯珀真是要吓瘫啦。”“我看到佩格·凯珀了。她没说什么，不过你能看出，她都快吓瘫啦。”

不过，仍有人试图跟她搭话。

“你们那儿发生的事够可怕的吧？”

“是的，确实。”

“跟他们也算认识吧，邻居嘛。”

“谈不上。我们跟他们完全不熟。”

“你从没注意到什么迹象，会让你料到可能发生这种事吗？”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注意到。”

罗伯特回想韦伯夫妇从停在车道上的车里进出的样子。那是他最常看到他们的地方。他回忆着他们节礼日的来访。她穿灰袜的腿让他想到修女。她提起处子之身的话题，搞得佩格和男孩子们有点尴尬。她有一点让罗伯特想起他从前认识的那些女人。她丈夫话少些，不过并不害羞。他们谈论墨西哥食品，似乎做丈夫的不喜欢那个。他不喜欢在饭店吃饭。

佩格说：“噢，男人都这样！”

这话让罗伯特有点意外，事后他问她这是否意味着她希望多出门吃几次饭呢。

“我那样说只是为了声援她罢了。因为我觉得她丈夫好像在瞪她呢。”

他在瞪她吗？罗伯特没注意。那男人看起来很有自控力，不至于当众瞪自己的老婆吧。总体而言，他过于慵懒，有时可能甚至是过于无动于衷了，不至于在任何地方瞪任何人。

但是佩格又并非夸大其词之人。

各种琐碎的信息接踵而至。诺拉·韦伯结婚前的姓：德瑞斯克。诺拉·德瑞斯克。有人认识一个与她在汉密尔顿同一所学校教书的女人。她是个备受欢迎的老师，衣着入时，不大擅长维持秩序。教的是法语口语课，还开了法式烹饪课。

这里有几个女人问过她是否有兴趣组织一个图书俱乐部，她说有。

他在汉密尔顿比在这里活跃一些。扶轮社。雄狮俱乐部。或许是出于工作需要。

据人们所知，他们不上教堂，在两地都如此。

（罗伯特对于那些揣测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吉尔莫，一切总归会真相大白。隐私和保密均有违大众的兴趣。总有个把人嫁给保管各种档案的各个办事处的什么人，或者是他们的亲戚。人们构成了一个大网络。

没什么投资计划，在汉密尔顿或任何别处都一样。没什么收入税调查。没有钱的问题。没什么癌症、出问题的心脏，也没有高血压。她找医生咨询过头痛，但医生觉得并非偏头痛，也没什么别的大毛病。

星期四的葬礼上，通常负责接手宗教归属不明者的联合教会牧师谈及现代生活的压力和紧张，但没给出什么更详细的线索。有些人很失望，好像他们原指望他会这么做似的—或者至少可以提一提脱离信仰和教会组织的危险，失去信仰之罪什么的。另有些人认为，他再多说一个字都难免显得做作。）

另一个埋怨佩格没告诉自己这事的是凯文。他等到他们回家，身上还穿着睡衣。

她干吗不先回家，而是开去了警察局呢？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她可以回家打电话。或者凯文可以打电话。至少，她可以从商店打个电话给他。

他整个早上都待在地下室看电视。他没听到警车来。他没看到警察进进出出。对于发生的事他一无所知，直到他的女朋友莎娜午饭时从学校打来电话。

“她说他们用垃圾袋装着尸体出来。”

“她怎么知道的？”克莱顿问，“我以为她在学校。”

“有人告诉她的。”

“她是从电视上看的。”

“她说他们用垃圾袋装着他们出来。”

“莎娜是个白痴。她只适合干一件事。”

“还有人什么事都不适合干呢。”

克莱顿十六岁，凯文十四岁。年纪差两岁，但在学校里差了三级，克莱顿跳了一级，凯文没有。

“别吵啦。”佩格说。她从冰箱里取出意面酱，搁在双层蒸锅里加热。“克莱顿，凯文，快干正事，帮我做点沙拉。”

凯文说：“我生病了。会弄得它不卫生。”

他抓起桌布，像披巾一样裹在肩膀上。

“我们要用那个吃饭吗？”克莱顿说，“他把病毒弄到上面啦。”

佩格问罗伯特：“家里有酒吗？”

星期六和星期天晚上，他们通常会喝点酒，不过今天罗伯特忘了这茬。他去地下室拿酒。等他返回时，佩格已经把意面倒进锅子，凯文放下了桌布。克莱顿在做沙拉。克莱顿骨架瘦小，像他妈，此外，用功得可怕。一个明星赛跑者，一个魔鬼式考试高手。

凯文在厨房里游荡，挡着道儿，缠着佩格说话。凯文的身高已经超过克莱顿或佩格，或许比罗伯特还要高。他肩膀宽阔，双腿瘦精精的，一头黑发剪成他有胆量弄成的近似于鸡冠头的发型—莎娜帮他剪的。他皮肤苍白，经常冒粉刺。女孩们对此似乎都不介意。

“是真的吗？”凯文问，“那里真的到处都是血和黏糊糊的东西吗？”

“食尸鬼。”克莱顿说。

“他们是人，凯文。”罗伯特说。

“过去是。”凯文说，“我知道他们过去是人。节礼日是我给他们调的酒。她喝的是金酒，他喝的是黑麦威士忌。他们那会儿是人，但现在只是些化学物质了。妈，你最先看到的是什么？莎娜说那里到处都是血和黏糊糊的东西，一直溅到走廊里。”

“他看的那些电视，已经让他变野蛮了。”克莱顿说，“他以为那是录像。他根本分辨不出什么是真正的血，什么是录像上的血。”

“妈，真的到处都是吗？”

罗伯特恪守着让佩格自己对付儿子的信条，除非她向他求助。但是这回他忍不住开口说：“凯文，你知道你得住嘴了。”

“他忍不住，”克莱顿说，“像食尸鬼一样了。”

“你也一样，克莱顿，你也住嘴吧。”

但过了一会儿克莱顿又问：“妈，你有没有尖叫？”

“没有。”佩格沉思着说，“我没有。我猜想是因为没人能听到，所以也就没叫。”

“我没准能听到的。”凯文小心翼翼地重新加入谈话。

“你开着电视。”

“我没开声音啊。我在放磁带。要是你叫得足够响，我没准可以透过磁带音乐听到你的声音。”

佩格挑起一根意面尝尝有没有熟。罗伯特时不时看看她。他本可以说，他是想看看她有没有什么麻烦，是否显得呆滞、古怪，或者微微颤抖，看看她是不是会掉东西，或者把罐子撞得叮当响。但是事实上他看着她，正是因为她毫无这类迹象，而且他知道不会有。她正在煮一顿寻常的晚饭，用寻常的那种有点批评，但始终心平气和的态度听男孩子们说话。罗伯特觉得，唯一比平时更加明显的，就是她在厨房里是那样优雅、轻盈、敏捷、驾轻就熟。

她对儿子们说话的声调听起来挺严肃，骨子里却惊人地平静。

“凯文，要是你想在桌边吃饭的话，就快去穿点衣服。”

“我可以穿睡衣吃。”

“不行。”

“我可以在床上吃。”

“那就不能吃意面，不行。”

他们一起洗盆盆罐罐的时候—克莱顿去跑步，凯文在跟莎娜打电话—佩格跟罗伯特开口说了她那部分故事。他并没有要她开口，至少没想她讲这么多。他只是随口问：“那么你走过去的时候，门没锁吗？”她就全盘托出了。

“你不介意谈这个吗？”罗伯特问。

“我知道你会想听的。”

她告诉他她知道出事了—至少感觉有点不对劲—在上楼梯之前。

“你害怕吗？”

“不。我没想到那个—害怕。”

“可能有人带着枪躲在上面呢。”

“不会。我知道没人。我知道房子里除了我，没别的活人了。然后我看到了他的腿，我看到他的腿伸进大厅里，那时我就明白了，但我得过去确认一下。”

罗伯特说：“我知道。”

“伸在外面的不是他脱掉鞋的那只脚。他脱掉的是另一只脚上的鞋，以便用脚趾扣下扳机，射死自己。他就是那样做的。”

从餐厅的聊天中，罗伯特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了。

“就这些，”佩格说，“真的就这些了。”

她甩掉手上的洗碗水，擦干双手，带着批评的表情涂护手霜。

克莱顿从边门进来。他跺掉鞋子上的雪，跑上楼梯。

“你们真该看看那些汽车。”他说，“这条路上爬满了愚蠢的汽车。然后它们到了尽头就不得不掉头再爬回来。我真希望它们堵在那里。我站在外面瞪着它们，可我快冻僵了，只好回来。”

“很正常嘛，”罗伯特说，“看起来挺蠢，其实很正常。他们没法相信，所以想过来亲眼看看现场。”

“真搞不懂他们有什么问题。”克莱顿说，“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法相信。妈就不会不相信。妈就没吃惊嘛。”

“嗯，我当然有。”佩格说，这是罗伯特头一回听到她的声音流露出一丝不安。“我当然很吃惊，克莱顿。我只是没有失声叫出来罢了。”

“你没对他们这么做感到吃惊。”

“我几乎不认识他们嘛。我们对韦伯夫妇差不多一无所知。”

“我猜他们吵架了。”克莱顿说。

“这就不清楚了，”佩格说，机械地往皮肤上揉着护手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吵架了或是别的什么。”

“过去你和爸像那样吵架的时候，”克莱顿说，“记得吗？我们刚搬到镇上那会儿，他还在家的时候，在洗车店那里，你们那时候经常那样吵架，你知道那会儿我是怎么想的吗？我常想，你们中的一个就要过来用刀捅死我了。”

“不是那样的。”佩格说。

“就是。我就是那样想的。”

佩格在桌边坐下，用手捂住嘴。克莱顿的嘴抽搐着。他看起来没法停下抽搐，便把它扭成一个小小的、嘲讽的、抽搐的微笑。

“我从前躺床上时就是那么想的。”

“克莱顿，我们两个无论是谁，永远都不可能来伤害你的。”

罗伯特相信他该插嘴了。

“这个就像—”他说，“就像地震或者火山爆发。就像那类事情。这是一种发作。就像地球会发作一样，人也会发作。不过这在很长时间内只会发生一次。这只是一种偶然事件。”

“地震和火山爆发并非偶然事件，”克莱顿指出，明显带着一种漠然的愉快，“要是你管那个叫发作，那也是一种定期发作。人会定期发作，尤其是结了婚的人。”

“我们就不会。”罗伯特说。他看着佩格，好像想等她表示赞同。

佩格却看着克莱顿。这个女人平日总是苍白、柔滑、顺从，又像细纸中的水印一样难以捕捉，眼下却好像干涸了，死灰一般，她的轮廓固定成一种僵硬、无助、无法道歉的痛苦。

“不会。”克莱顿说，“不会，你们不会。”

罗伯特告诉他们他去散个步。他走到门外，发现克莱顿说得没错。许多汽车沿路探头探脑，开到尽头再掉头，又探头探脑地开回来，就为了窥探一番。车里坐的都是同样的那些人，或许就是他下午与之聊过的那些。不过，此刻他们仿佛与汽车合为一体，变成一种新怪兽，以一种野蛮的好奇，在这里来回摸索。

为了避开他们，他走上与他们家门口的死巷交叉的另一条短短的死巷。这条小路两侧尚未建房，所以扫雪车没来扫雪。不过雪已经发硬，容易行走。他一开始没意识到在雪地上走是多么容易，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小路尽头，爬上一段坡。那不是寻常的土坡，而是一堆雪。雪完全盖住了平时用来分隔小路和旷野的篱笆。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翻过篱笆。雪硬到这个程度。

他这里那里走走，踩着雪。体重压在硬壳般的雪地上，连一声咯吱或一道裂缝都没造成。到处如此。你可以像走在水泥地上一样走遍整片覆雪的田野。（今天早上看着雪地的时候，他难道不是觉得它像大理石吗？）只是雪地并不平坦。它时而鼓起，时而凹下，与下面的地表起伏并非直接关联。大雪创造出了自己的地貌，以一种辉煌、霸道的气势横扫一切。

他不用在镇上扫过雪的街上散步，而是可以走上旷野了。他可以穿过去，一直走到公路边的餐厅，它营业到半夜。他可以在那里喝杯咖啡，再掉头回家。

大约在罗伯特和佩格结婚之前六个月，一天晚上，他和李坐在他的公寓里喝酒。他们讨论着把家族姓氏缩写刻到银器上是可被接受的呢，还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做法。突然之间，争论爆发了—罗伯特记不得具体过程，但它突然爆发了。他们不知不觉对彼此说着能想出来的最残忍的话。他们原先扯着嗓子的争论，变成了一种带着微妙厌恶的低语。

“你总让我想到一条狗，”李说，“你总让我想到那种跳到人身上，用爪子扑他们，吐着恶心的大舌头的狗。你是那样急不可耐。你所有那些友好热情的表示—真是一种骚扰。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看你的人。很多人都设法避开你。他们受不了你。你肯定想不到吧。你用那种急不可耐又可怜的样子，又跳又扑的，但其实一脸精明相。那就是为什么我根本无所谓会不会伤害你的原因。”

“或许我也该说说我不喜欢你的一点。”罗伯特平静地说道，“那就是你笑的样子。特别是在电话里。实际上你每句话说完都会笑。我以前以为那是一种神经质的表现，但它真的一直让我不舒服。我琢磨出来为什么了。你总是在告诉别人你在什么地方遭到的不公待遇，或者哪个人对你说的恶毒的话—那在你那种无聊透顶、自我中心的谈话中占了差不多七八成。然后你就会那样笑，呵呵，你能接受，你没指望还能遇到什么好事。那笑真恶心。”

又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之后，他们自己，罗伯特和李，不禁笑了起来。那并非一种突破僵局进入和解的笑。他们并没有宽慰地扑向彼此，嚷着：“都说了些什么啊，我才不是那个意思呢，你呢？”（“不，当然不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笑是因为认识到了他们的窘境，就像在别的时候，在与此截然不同的、温柔得吓人的倾吐时刻一样。他们带着残忍的快乐颤抖着，因为说出的话覆水难收而激动。他们因为发出的攻击，也因为收到的攻击而狂喜。后来他俩不知谁说了：“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说真话！”那些话虽多少出于当时的冲动，却似乎也是最紧要的真相，它长期以来始终蠢蠢欲动，寻求破土。

从发笑到做爱距离并不远，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一切都无法收回了。罗伯特学狗吠，粗暴地用鼻子推搡着李，带着真正的欲望啮噬她的肉体。事后他们都深深地、最终地对彼此厌恶了，不过也不再互相谴责。

“有些事情我真希望能永远彻底忘掉。”罗伯特告诉佩格。他跟她谈了要即时止损，弃绝过去的恶习、昔日的欺骗和自我欺骗、对生活和自己的错误观念。他说他过去是一个情感上的挥霍者，任自己陷入无望而痛苦的纠缠，以避免一切有着正常可能性的事情。那统统是在做实验、摆姿态，是对于正常体面的生活契约的排斥。他对她如此倾吐。都是因为逃避而铸成的错误，他却自以为在冒险，在获取丰富经验。

“因为逃避而铸成的错误，我却误以为是激情导致的错误。”他说。他想，这话听来矫揉造作，其实是发自肺腑，他因为努力和宽慰都浑身冒汗了。

作为回报，佩格也告诉他一些事。

我们和大卫的父母同住。那里从没有足够的热水给宝宝洗澡。最后我们搬出来了，搬到镇上，住在洗车店旁。大卫那时只有周末过来。那里很吵，尤其是晚上。之后大卫又接了个活儿，往北方去了，我就租下这房子。

是逃避之错，还是激情之错。她没说。

大卫小时候得过肾病，一整个冬天都休学在家。他读了一本关于北极的书。那可能是唯一一本他不是被迫读的书。反正，他总是梦想着那里。他想去。最后这么做了。

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开车开得越来越远，就这样从他老婆的视野中消失。哪怕始终梦想着北极也不能那样。在他离开之前发生过什么。婚姻之结不会仅仅因为距离的拉力而毫无痛苦地断开。肯定还得有一些撕扯和劈砍才成。但她没说，他也没问，甚至都没朝那方面多想，直到今天。

他在发硬的雪壳上走得飞快，到餐厅时，他还不大想进去。他打算穿过公路，走远一点，归途中再进餐厅暖和一下。

等他回头，停在餐厅外的警车应该已经开走了。在里面抽空休息的该是夜班警察了，而不是罗伯特从科尼利回来时，在餐厅说这事的警官。这一个估计没掌握什么第一手情报，也没找佩格问过话。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谈论这事。餐厅里所有人都会聊这事，形容着同样的场景，重复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可能性。不能怪他们。

他们要是看到罗伯特，会问佩格怎样了。

克莱顿进门之前，他正想问她一件事。至少，他正盘算着这个问题，想知道问出来是否合适。在这么多讨厌的细节当中的一处，一点出入。

现在他知道那是不合适的，绝不适合问出口。它和他无关。一点出入，一个细节—一个谎言—但根本与他毫不相干。

走在这片魔幻的地面上，他一点不累。如果说有什么感觉，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变轻了。他走着走着，过了好久才意识到离镇子越来越远。空气清澈，吉尔莫的灯光显得分外明亮，好像和他只隔了半片旷野，而不是半英里，然后是一英里半，然后是两英里。承托住他的硬雪壳上躺着细小的雪花，像尘土一样精细，闪闪发亮。他逐渐走近的那些树和灌木的枝条也亮闪闪的。不同于冰暴过后小树枝和细枝上结起的冰壳。这有点像是树木本身变成了冰雪，熠熠发光。

这是那种鼻子和手指都能被冻僵的天气。不过感觉却一点不冷。

他很靠近一片大树林了。他正在跨过一条长长的倾斜的雪带，树木就在他前方和侧面。在那里，边上，有什么吸引了他的目光。树下有一种新的光亮。一种奇形怪状的聚合体，当中有不少黑洞，许多乱七八糟的臂状或花瓣状物，朝上方低矮一点的树枝探去。他朝那些东西走去，但仍旧看不出它们是什么。那不像他知道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它们看起来不像任何东西，只是有点像一个半瘫的铁甲巨人，仿佛在战斗中突然凝住，或者说像一个疯狂的小城市里横七竖八的塔楼—太空时代的小小城市。他琢磨着，始终不得其解，直到走得很近。他凑那么近，几乎可以碰到那些怪物之一了，这才突然发现那不过是些旧车。旧汽车、旧卡车，甚至还有一辆校车，被推到这里，丢在树下。有些彻底翻了个个儿，另一些角度古怪地互相搭着。它们部分盛满了雪，部分被雪覆盖着。那些黑洞洞就是它们的空腔。扭曲的铬合金块、破碎的车头灯，都闪闪发亮。

他想象着向佩格讲述这件事—他是凑得多么近，才看出让他迷惑不解的不过是些废旧汽车，然后他感到多么失望，又有点想笑。他们需要有些新话题。现在他有点想回家了。

中午，警察在餐厅讲着这事，描述了射击的力量如何让瓦尔特·韦伯朝后弹去。“把他一半人都炸出了房间。脑袋掉在大厅里。炸剩的脑袋就掉在大厅里。”

那不是一条腿。并非一条暗示性的腿，完整体面地裹在裤子里，脚上穿着鞋。让人爬上楼梯转过去一看，然后走上去，迈过它，走进卧室，去看一看里面还有什么—那可不是这么一条腿啊。

注释

〔1〕英联邦部分地区的一个节日，为每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

〔2〕英国摇滚明星，出生于1955年。

奥兰治大街溜冰场的月亮

山姆走进卡丽的杂货点心铺，大吃一惊。他本以为会撞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杂货、廉价针头线脑、一股子陈腐味儿，没准还有褪色的毛条彩带，无人问津的旧圣诞节装饰品什么的。结果正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几乎被电子游戏全面占据的地方。红蓝色蜡笔手写的告示牌上警告不许在此饮酒、打架、闲逛、说粗话。店里满是尖声怪叫的电声噪音，光线闪烁，挤满现如今那些令人生畏、发型古怪、涂脂抹粉的孩子们。不过，柜台后坐着的正是卡丽本人，她也画着浓妆，戴顶粉金色假发。她在读一本平装书。

为了试试她，山姆表示想买香烟。她放下书，他瞥了眼书名：《我的爱情里强风肆虐》，维罗妮卡·格雷著。她给他找了钱，拽拽肩头的毛衣，又拿起书，自始至终都没看他一眼。她的毛衣上满是粉色和白色羊毛线编成的小球，晃悠悠的，挺像爆米花。最后一刻她才开了口。

“你老来反而抽起烟了，山姆？”

“还以为你没认出我呢。”

“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卡丽得意地说，“打你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

山姆今年六十九岁，是个鳏夫。他去宾夕法尼亚州看出嫁的女儿，路上抽几天空，在公路边的三只小猪汽车旅馆小住。尽管过去常跟太太说起加拉格尔，但他从不肯带她来。相反，他们去了夏威夷，去了欧洲，连日本都去了。

现在他可以去加拉格尔散散步了。他通常是唯一一个步行者。交通很繁忙，也不像过去那样选择多样。制造业已经让步给服务业。山姆觉得环境有点脏乱。不过或许是因为他如今住在维多利亚的缘故—在橡树湾，一个昂贵而美丽的街区，住的都是像他一样的退休的有钱人。

从前，科纳汉寄宿屋是挨着镇子边缘的最后一幢房子—最后一幢建筑物。它仍在原地，坐落在人行道边。不过镇子各处的边缘已经延伸开去。一个加油站，一家有巨大停车场的加拿大轮胎商店，一些低矮的新房子。科纳汉的房子刷上一种淡淡的冰蓝色，却依旧一派凋零模样。房前的走廊—从前，寄宿者每人都有一张自己的专座—不见了，现在山姆眼前是一个玻璃走廊，被一片片绝缘材料、一张竖起来的床垫、几副帘子和几扇厚重的旧防风窗填得满满当当。从前这房子是浅褐色的，镶棕色边儿。所有东西都干净得吓人。尘土是个难题，道路挨得那么近，那时又没铺路面。老有马匹路过，以及步行者，还有汽车和农用卡车。“你只能跟在后头打扫。”科纳汉小姐声调阴沉地说着那些尘土。事实上，跟在后头打扫的是卡丽。卡丽·科纳汉，山姆和埃德加·格拉吉亚初次邂逅她时，她十九岁，不过大有可能被看成十二岁。一个魔鬼一样工作的人。有人管她叫包身工，科纳汉小姐的包身工，或者也会管叫她女奴—女奴科纳汉。他们错在以为她是被迫的。

有时，扛着奶油和鸡蛋的女人从乡下过来，会在前门台阶上歇歇脚。或者某个女孩子会坐在那里，脱掉胶鞋，换上镇上穿的鞋子—把胶鞋藏在沟里，回家时再换上。这时科纳汉小姐就会在餐厅窗户后头的黑暗中吼道：“这可不是公园长凳！”科纳汉小姐是个高大、阔肩、丑陋的女人，身材前平后扁，头发用指甲花染红，脸在厚粉之下若隐若现，还有一张涂了厚厚唇膏的嘴，嘴角闷闷不乐地下垂着。关于她的淫荡故事四下流传，远比关于她惊人的贪婪和吝啬的轶事更扑朔迷离。比如有人透露，身为弃婴的卡丽其实是科纳汉小姐的亲生女儿。不过，寄宿者们不得不乖乖遵守规定。不许喝酒、禁止抽烟、禁说粗话、不得无礼—格拉吉亚家的男孩们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对他们三令五申。后来她又提醒道，不得在卧室吃喝。那是在感恩节之后，他们从家里带来一大盒油乎乎的饼子。“会招老鼠。”她说。

科纳汉小姐不断指出，她以前从来不招男孩子。听那口气像是给了他们什么恩惠似的。她还有另外四个寄宿客人。一个是寡妇克鲁兹夫人，年纪老迈，不过仍能自理生活。一个是职业女性维尔纳小姐，手套厂的簿记员。一个是单身汉亚当·德拉亨，在银行工作，兼在主日学校教课。还有一个是爱丽丝·皮尔，时髦、傲慢的年轻女郎，跟个警察订了婚，本人是电话接线员。这四个人占据着楼上的卧室。科纳汉小姐睡餐厅沙发，卡丽睡厨房的沙发。山姆和埃德加分到阁楼。里面摆了两张窄窄的铁床，由一个五斗橱和一条编织地毯隔开。

四下打量一番后，山姆推搡着埃德加下楼，问有没有地方给他们挂衣服。“我想你们这样的男孩子不会有多少衣服。”科纳汉小姐说，“我以前从来不招男孩子。你们干吗不能像德拉亨先生那样？他每晚把裤子压在床垫下面，那会让裤缝笔挺的。”

埃德加以为没戏了，但是很快卡丽带着一根扫帚柄和一捆铁丝上来了。她站在柜子上，竭力弄出一根有一环环铁丝绕在上面的晾衣杆儿。

“我们可以自己做那个。”山姆说。他们好奇但并不怎么愉快地研究着她松松垮垮的灰内衣。她没接腔。她甚至带来几个衣架。不知怎的，他们一看便知全是她自己的主意。

“谢谢你，卡丽。”埃德加说。他是一个瘦高个儿男孩，长了一头金色卷毛，对着她发出那种怯生生、温和的微笑。那微笑刚才在楼下一无所获。

卡丽像在杂货店要人家给她上好的土豆一样，粗声大气道：“你们用这个成不？”

山姆和埃德加是表兄弟—虽然一般人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弟。他俩同年—十七岁—为了上商学院，到加拉格尔寄宿。他俩在距此地大约十英里的地方长大，上了同一所乡下学校，又上了同样的乡村成人补习学校。在商学院待上一年，他们就可以找份银行或办事处的工作，或者去会计行做学徒。他们不会再回农场。

可他们真想做的，也是自打大概十岁起就一直渴望的，是成为杂技演员。他们练习了好多年，在成人补习学校还做过表演。那所学校没有体操馆，不过地下室里有几副双杠、一个平衡木和一些垫子。在家时，他们到谷仓练习，天气好的话就在草地上练。杂技演员如何谋生呢？山姆是第一个想到这个问题的人。他没法想象他和埃德加加入马戏团。首先，他俩不够黑。（他一直觉得马戏团里都是吉卜赛人。）他思忖道，想必有自立门户、到处表演的杂技演员吧，在集市上、在教堂大厅表演绝活。他记得小时候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从哪来？怎么挣钱？怎样才能加入他们？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山姆，埃德加却从不操心。

初秋时节，晚饭之后，趁着还有点光线，他们在科纳汉寄宿屋街对面的空地上练习，那里地面很平坦。他们穿着汗衫和羊毛裤，先做侧手翻、双手倒立和头着地倒立、翻筋斗和双重筋斗来热身，随后便扭作一团。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符号—各种象形文字—令人称奇地合为一体，看不出头和肩膀的存在。当然了，有时这些创造物会垮塌，一切突然分崩离析，胳膊和腿松开了，变回两个扭得弯弯的身体—只是两个男孩的身体而已，一个高而瘦，另一个略矮壮。然后他们再次开始，飞速地构造成形。身体摇晃着，力图维持住平衡。他们或许会倒下，或许会撑住。一切取决于他们能否使自己柔软得像纯粹的线条，衔接得天衣无缝，达到魔术般的平衡。成了。不成。成了。再来。

观众就是坐在走廊上的寄宿者们。爱丽丝·皮尔对他们不感兴趣。她要么和未婚夫约会，要么就待在房间里，保养衣服或身体—涂指甲、洗毛衣洗丝袜、擦鞋。亚当·德拉亨也是个大忙人—要去参加戒酒会和基甸会〔1〕的聚会，还要监督他的主日学校班的社会活动。不过他会坐一会儿，和克鲁兹夫人、维尔纳小姐、科纳汉小姐一道观赏。克鲁兹夫人视力仍旧不错，爱看这表演。她用拐杖捣着走廊地板，嚷嚷道：“抓住他，孩子！抓住！”好像这杂技表演是摔跤比赛似的。

德拉亨先生给山姆和埃德加介绍了他的主日学校班，叫作“三个V”，代表的是贞洁、勇气和胜利〔2〕。他说，要是他们加入，就可以使用联合教会的体操馆。不过男孩子们在家是克德沃特浸信会教徒，没法答应。

如果说卡丽也在看的话，那准是在窗子后面。她总有活儿要忙。

科纳汉小姐评价道，那么多锻炼，会弄得两个男孩子胃口惊人。

每当山姆想起和埃德加在空地上—如今它被纳入加拿大轮胎商店的停车场—的练习，总感觉自己也坐在走廊上，看着那两个男孩在草地上用力、摔倒、跃起—一个飞身一跃，双手支撑平衡，成功地立在另一个的肩头—然后快活地翻着筋斗跳下来。这些回忆总被一种潮乎乎的棕色阴影所覆盖。或许是科纳汉寄宿屋里墙纸的颜色。那会儿，路边种的都是榆树，秋天树叶都变成一种带棕斑的金色。树叶形似烛火。在他心中，这些树叶是在一个无风的傍晚飘落的，彼时天空清澈，夕阳却为云层所遮挡，乡间薄雾朦胧。小镇为树叶和燃烧树叶的烟雾所笼罩，带着它的教堂尖塔和工厂汽笛、富人宅邸和联排房子、网络系统、流行口号、利益集团，显得神秘莫测、难以捉摸，仿佛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他收到过警告。人家提醒过他镇上的人都自以为是。其实远不止这样。

锻炼确实令格拉吉亚家的男孩们食欲大增，不过即使不是这样，他们的胃口也已经够惊人的了。他们习惯了农家饭菜，从不知道人们靠着这里供应的这点口粮也能过活。他们困惑地看到维尔纳小姐连盘子里那一点点食物也要剩下一半，爱丽丝·皮尔拒绝吃土豆、面包、咸肉、可可，担心会造成肥胖。她也不吃芜菁、卷心菜和豆子，认为会影响消化。她还不吃任何带葡萄干的食物，因为受不了那味儿。他们很想把爱丽丝·皮尔放弃的食物，或者维尔纳小姐剩在盘子里的东西弄来，但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辙儿，尽管那样肯定是合情合理的。

晚上十点半，科纳汉小姐会提供所谓的“晚间餐”。一盘切片面包，一点奶油和果酱，几杯可可或茶。寄宿屋不提供咖啡。科纳汉小姐说那是给美国人喝的，会腐蚀人的食道。奶油事先分成可怜的小块，果酱碟摆在桌子正中间，任何人都不大容易够到。科纳汉小姐指出，甜东西会毁掉面包和奶油的味道。出于长期的习惯，其他客人都遵从她的意见，山姆和埃德加却总把果酱碟蘸得干干净净。很快果酱的量缩减为分开的两小勺。可可是用水兑的，只添了一点脱脂奶来结成一层奶皮，好支撑科纳汉小姐口中它完全是由牛奶冲成的说法。

没人提出质疑。科纳汉小姐扯谎并不是为了愚弄人们，而是为了堵他们的嘴。要是哪个住户提出“昨晚楼上有点冷啊”，科纳汉小姐便会立刻反唇相讥：“真不明白。我点了一堆熊熊烈火，烟管烫到没法摸。”事实是她把火减弱，或者彻底熄灭了。住户都心知肚明，或者会产生强烈的怀疑，但是个别住户的疑虑哪能与科纳汉小姐坚定、华丽的谎言相抗衡呢？克鲁兹夫人一定会赶紧道歉，维尔纳小姐会嘟囔说是自己的冻疮在作怪，德拉亨先生和爱丽丝·皮尔会闷闷不乐，但不会坚持。

山姆和埃德加不得不把所有零花钱都用来买吃的，尽管这钱本也不多。一开始他们在快活烧烤买热狗。后来山姆想到他们可以大胆一点，到食品店买一整盒果酱馅饼或者无花果牛顿饼干。他们得在回家路上把一整盒都吃掉，因为在卧室禁止吃东西。他们喜欢吃热狗，但去快活烧烤总感觉不自在，那里全是闹哄哄的高中生，比他们小，也老练得多。山姆担心有可能遭到羞辱，尽管并没真发展到那一步。从食品店回科纳汉寄宿屋途中，他们不得不路过快活烧烤，然后是迪克森药店，它后头有个冰激凌店。商学院的同学们放学后和傍晚时分都会去那里去买樱桃可乐和香蕉船。从迪克森药店窗前走过时，他俩会停止咀嚼，淡漠地直视前方。他们从不进去。

他们是商学院里唯一的农场男孩，单单衣着就足以让他俩显得格格不入。他们没有天蓝色或浅咖啡色V领毛衣，没有看起来比较成熟的灰色长裤，只有硬邦邦的羊毛马裤、厚实的家织毛衣和当作运动服穿的旧西服上衣。他们按要求穿衬衫、系领带，但他们每人只有一条领带、两件衬衫。科纳汉小姐只允许一个人每周洗一件衬衫，因此山姆和埃德加经常穿着领口和袖口都脏兮兮的，甚至沾着污渍—或许来自果酱馅饼—的衬衣。他们试着擦掉污渍，但没成功。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部分与衣服有关，部分与衣服里面的身体有关。寄宿屋从来就没有足够的热水，爱丽丝·皮尔用的超过了她的份额。倦意沉沉的早上，男孩们会像在家里一样只洗洗手和脸。他们身体上和日常衣服上的味道挥之不去，他们也习以为常—它堪称一份他们的努力和行动的记录。这没准是件幸事。否则的话，女孩们或许就会对埃德加更加关注了—他的相貌颇讨她们喜欢—却会对山姆视若无睹。他长着邋遢的沙土色头发，满脸雀斑，还习惯低着脑袋，好像打算掘宝似的。那样一来，他们之间就要产生隔阂了。或者，换句话说，隔阂就会更早出现了。

冬天来了，空地上的杂技表演终止了。山姆和埃德加很想去溜冰。溜冰场在奥兰治大街，只有两个街区远。有人溜冰的晚上，也就是星期一和星期四晚上，可以听到音乐声。他们来加拉格尔时带着冰鞋。他们好像打记事起就开始溜冰，在沼泽地的湖塘里，或者村里的户外溜冰场。这里溜冰要十五分，付了这钱，就得放弃买吃的。可因为天冷，他们的胃口前所未有地大。

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趁着溜冰场周围空无一人，走到那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又去了一次，夜间溜冰已经结束，没人拦着他们。他们进了溜冰场，混进正离开冰面、脱下冰鞋的人群。在灯熄灭之前，好好研究了周围一番。回家路上，以及在自己的房间里，他们轻声讨论着。山姆喜欢琢磨无须付钱就混进去的办法，不过仅限于纸上谈兵。埃德加却坚信可以从计划发展到行动。

“不行的，”山姆说，“我俩都太大啦。”

埃德加没接腔，山姆以为这事就算完了。他真不该想得这么简单。

在山姆的记忆中，奥兰治大街溜冰场是一个昏暗的长条形棚子，摇摇欲坠。板子间的缝隙透出暗淡、晃动的灯光。留声机唱片放着音乐，声音沙哑、刮擦—就像从一道摇摆不定的荆棘墙中硬钻出来似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快乐寡妇》、《金银华尔兹》、《睡美人》。板子裂缝中晃出来的灯光来自一个叫作“月亮”的设备。溜冰场顶棚上的月亮是一个装在大锡皮罐里的黄灯泡，罐子是个截掉一头的糖浆罐。月亮打开，别的灯都会关掉。通过一系列电线和绳子，你可以左右拉扯罐子，造成一种光线变幻的效果—光源本身，那强劲的黄色灯泡，则藏而不露。

冰场小弟们负责控制月亮。冰场小弟都是些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男孩。他们清理冰面，把雪从雪门扫出去。雪门是一扇紧贴在内墙低处的小门，在墙里侧用钩子钩住。除了拉控制月亮的绳子之外，他们还负责操控顶棚上的百叶窗—打开透进空气，关上挡住落雪。冰场小弟们负责收钱，有时会故意少找钱给那些害怕他们的女孩子，不过他们不会欺骗布林科。他不知怎的哄骗他们信以为真，以为他一个溜冰人都不会漏算。布林科是溜冰场经理，一个面色蜡黄、皮包骨头的男人，样子挺凶。他和朋友们总坐在他位于男厕所和更衣室后面的房间里。屋里有一个烧柴火的炉子，炉顶上坐着一只高高的、烧黑的圆锥形咖啡壶，此外房间里还有几把缺胳膊少腿的直背椅子，一些脏兮兮的旧扶手椅。像溜冰场各处的地面、板凳和壁板一样，这里的木头地面也嵌满新旧不等的冰刀划痕，被烟熏和尘土弄得黑乎乎的。房间里热气腾腾，烟熏火燎。都说他们在里面喝酒来着，尽管有可能只是用脏兮兮的搪瓷缸盛咖啡喝而已。当然了，有则传闻说，某次一些男孩在那些男人们到来前先溜进房间，往咖啡壶里撒了泡尿。另一个版本则是布林科出屋去捞门票钱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干了这事。

冰场小弟们在溜冰场各处晃悠，有时忙碌，有时悠闲，他们攀上墙梯，沿长凳踱步，甚至在顶棚的几个开口下方那片没有防护栏的平台上跑动。有时扭着身子，从开口处爬到顶棚上，又原路爬下来。当然了，有时也溜冰。他们是不用买票的。

没多久，山姆、埃德加和卡丽也做到了这样。他们趁着溜冰生意如火如荼、冰场上拥挤喧闹的当儿过来。房子一角附近有几棵樱桃树，一个非常瘦小的人可以爬上一棵，跳到顶棚上。然后这个瘦小、勇敢、灵活的人可以沿顶棚爬动，从一个开口爬进去，跳到下方的平台上，冒着跌到下面的冰面上摔断骨头甚至摔死的风险。不过男孩们对于这种冒险向来乐此不疲。从平台上，你可以顺着墙梯爬下，在长凳附近偷偷挪动，溜到用来铲雪出去的雪门那里。然后只须躲在阴影里，等待合适的时机，打开雪门，放进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山姆和埃德加，他们总是争分夺秒地换上溜冰鞋，直奔冰面。

别人为什么没试过这种把戏呢？多年后，每次山姆想起来讲这个故事，常有人这样问。而他总是答道，没准他们做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冰场小弟们当然可以打开雪门，想放进多少朋友就放进多少，但他们大概不愿这么干，因为他们吝于使用自己的特权。夜晚来溜冰的人中，几乎没有哪个瘦小、敏捷、轻盈、勇敢得足够从顶棚爬进来。孩子们或许会试着这么干，但他们都是在星期六下午溜冰，没有黑夜可以利用。为什么没人发现卡丽呢？好吧，因为她很敏捷，而且她从不大意。她懂得伺机而动。她穿一身东拼西凑的破旧衣服—马裤、风雪衣、鸭舌帽。溜冰场上总有一些穿着别人扔掉不要的破衣服的男孩。小镇并没有那么小，不是每张脸都会被人一下认出。镇上有两所公共学校，这一所学校的男生看到她，准会以为她来自那一所。

山姆的太太有一次问：“你们是怎么说服她的呢？”卡丽—卡丽在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她根本就没有溜冰鞋。

“卡丽的生命中只有干活儿，”山姆说，“所以任何干活之外的事—对她来说都是刺激。”不过他也纳闷了一阵—他们是如何说服她的呢？想必是用激将法吧。与卡丽交朋友一开始有点像与一只暴躁、狐疑的小狗打交道，后来又像是在跟她看起来像是的那种十二岁女孩交朋友。起初，她根本不肯停下活计看他们一眼。他们赞美她做的刺绣画，上面有青山、圆形的碧水潭和一艘大帆船。她却把它紧紧搂在胸前，好像他们是在嘲笑她似的。“是你自己设计的这些图案吗？”山姆问，本想恭维她，没料想却惹毛了她。

“邮购来的，”她回答说，“从辛辛那提买的。”

他们坚持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她是个小奴隶，永远跟不上趟儿，模样古怪，身材瘦小，有她做陪衬，他们就是主流，他们就是幸运儿。他们想对她苛刻就苛刻，想对她慷慨就慷慨，不过还是慷慨更让他们开心。此外，这也是一种挑战。到头来，是恶作剧和激将法最终解除了她的武装。他们送给她小块包在巧克力糖纸里的木炭。她在他们的床单下塞进干荆棘。她告诉他们她从不拒绝挑战。这就是卡丽的秘密—永远不愿开口承认有什么事是她干不了的。她远没有被那些不得不干的活儿压垮，而是以之为荣。一天晚上，山姆在餐厅桌上做会计作业，她把一本练习簿捅到他眼前。

“这是什么，卡丽？”

“不知道！”

那是她的剪贴本，里面都是跟她有关的新闻报道。报纸邀请人们参加各种比赛。谁能在八小时内纫好最多的纽扣眼？谁能在一天当中装最多罐的覆盆子？谁能用钩针钩出最多的床罩、桌布、桌旗和桌巾？卡丽，卡丽，卡丽，卡丽·科纳汉，是她，还是她。在她自己看来，她哪里是什么奴隶，根本就是一个奇才，倒是对别人混吃等死的活法怜悯不已。

他们只有星期一晚上才能去溜冰，因为这天晚上科纳汉小姐要到军人礼堂玩宾戈游戏〔3〕。卡丽把那身男孩子服装藏在柴火棚里。它们是从克鲁兹夫人的一个破布包里翻出来的，她把这包破布从老房子里带过来，打算缀被面，但从没真正动手。只有帽子来自别处。它是亚当·德拉亨的，他把它塞在一捆衣物里，让卡丽捐到传道会去，不过科纳汉小姐命令卡丽把这捆东西收进地下室，以备万一能派点用场。

卡丽一旦完成任务，就可以从溜冰场上溜走—可以从大门走出去，没人会管她。但她从没这么干过。她爬到长凳顶端，沿凳子走着，研究板子的弹性，或者在一个墙梯上爬爬，单手单脚吊在上面晃荡，挂在隔墙上方，看溜冰的人。埃德加和山姆总是争分夺秒地溜冰，一直到月亮被关掉，音乐停下，别的灯都亮起来为止。有时他们会比赛，在安静的恋人和一排排摇摇晃晃的女生当中穿梭来去。有时他们也会卖弄卖弄，张开胳膊，在冰面上掠过。（埃德加在溜冰上更有天赋，尽管赛速度时没那么不顾一切—要是那会儿男孩们已经开始玩花样滑冰，他准是个中高手。）他们从不和女孩溜冰，不过与其说是因为害怕邀请女孩，不如说是因为不愿受任何人的束缚。溜冰结束后，卡丽总在门外等他们，然后他们，三个男孩子，一起走回家。卡丽不会刻意吹口哨或丢雪球来表示自己是男孩。她有一种拖着脚的男孩步法，显得若有所思、潇洒独立、来者不拒—随便打架还是冒险。她沉甸甸、乱蓬蓬的黑发塞在鸭舌帽里，正好免得帽子太大戴不住。周围少了那堆乱发之后，脸蛋显得没那么苍白了，也不再皱着眉头—她时不时挂着的不屑、嘲弄、冷酷的表情不见了，变得严肃矜持。他们管她叫卡尔。

他们从后门溜进屋。男孩们上楼，卡丽在冰冻的柴房里换掉衣服。她只有十分钟左右把晚间餐端上桌。

星期一晚上溜完冰，山姆和埃德加在黑暗里躺在床上，话比平时多。埃德加喜欢提到克丽西·杨的名字，他去年在老家的女朋友。埃德加宣称已有过性经验了。他说去年冬天跟克丽西搞过，某次他们摸黑滑雪橇，撞上一个雪堆的时候。山姆觉得那没可能，想想那冰天雪地的，还有他们穿的衣服，再说其他雪橇很快就赶过来了。不过他也不能肯定，而且听得越多，渐渐越觉得躁动，或许还有点妒忌。于是他提起别的女孩，在溜冰场上穿着超短裙和小小的毛皮镶边上衣的女孩们。山姆和埃德加比较着这些女孩飞旋而过或者她们中哪个摔倒在冰面上时他们所看到的。你会对谢莉，或者多丽丝做什么？山姆问埃德加，并且很快地抛出新的问题，带着一种嘲笑和兴奋混合的奇特情绪，问他会对别的女孩或女人做什么，如果正好撞上她们无法自卫的时刻？商学院的老师们—男人婆会计老师刘易森小姐，瘦弱的打字老师帕金森小姐；邮局的胖女人，艾顿汇兑局的贫血金发女人；后院里俯身在洗衣篮上、撅着屁股的家庭主妇们。这些选项的变态趣味比受到普遍仰慕的女孩们的优雅美丽更让他们兴奋。爱丽丝·皮尔几乎是被心不在焉地打发了—他们下楼吃晚饭时顺便把她绑在她的床上蹂躏了一番。维尔纳小姐则被公然按倒在楼梯上，因为她双腿缠在楼梯中心柱上宣泄，被他们逮个正着。他们放过了老克鲁兹夫人—他们毕竟还有底线。那么科纳汉小姐，这个患风湿病、套了一层又一层烂糟糟的衣服、嘴巴涂着怪异口红的女人呢？他们听过闲话，所有人都听过。据说卡丽就是一个《圣经》推销员兼寄宿客留下的种。他们想象《圣经》推销员就在他们现在待的地方做这事，干着老科纳汉小姐。《圣经》推销员一下一下撞她，撕扯她古老的灯笼式内裤，把她饥渴双唇上的唇膏弄花，让她发出最狂乱的欲求和感激涕零的叫唤与呻吟。

“还有卡丽呢。”埃德加说。

那么卡丽呢？一提到她，这个游戏顿时让山姆兴味索然。她居然也算女人，这个事实让他发窘。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恶心与可悲。

埃德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只能想象对卡丽做什么。

“我们可以让她真来。打赌我们能做到。”

山姆说：“她太小了。”

“不，不小啦。”

对于那次劝服，山姆倒是印象挺深。是靠激将法成功的。正因为这他才觉得溜冰场冒险想必也是以同样手段促成的。冬天几乎过去了，农人的雪橇从压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驶过，路过科纳汉寄宿屋时，会咯吱咯吱地碾上一片片光秃秃的土地。一个星期六早上，卡丽带着打湿的拖把、水桶、抹布爬上阁楼台阶。她把编织地毯从楼梯上踢下，准备拎到门外抖干净。从床上扯下法兰绒床单，它们犹带着一股子慵懒私密的体味。科纳汉寄宿屋没有新鲜空气涌入，窗子外还罩着一层防风窗。这时机，这地点，正好对卡丽展开引诱。

引诱这词并不恰当。卡丽一开始气呼呼的，很不耐烦，不肯停下活计，后来她阴沉着脸，再然后就莫名其妙地顺从了。成功之策想必就是嘲笑她该不是害怕了吧。他们那会儿应当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年龄，但他们仍旧像哄小孩一样待她—不觉得该视她为一个女孩儿，爱抚她、恭维她。

即便她肯合作了，事情也根本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山姆可以确定关于克丽西的故事实为谎言，尽管埃德加这会儿正借用着这姑娘的名字。

“来吧，”埃德加说，“给你瞧瞧我是怎么对我女朋友的。我就是这样对克丽西干的。”

“我打赌一准是的。”卡丽挖苦道，不过还是任着自个儿被拉倒在窄窄的床垫上。冬天穿的灯笼式内裤的松紧带在她腿上腰上勒出红印。内衣外穿着一件扣扣子的法兰绒马甲，她的棕色编织长袜用长长的、粗笨的吊袜带固定着。除了灯笼式内裤之外，什么都没脱掉。埃德加说吊袜带弄痛他了，打算扯下它们，但是卡丽嚷道：“别碰！”好像非得捍卫它们似的。

山姆对那个早上的回忆中，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血。他毫不怀疑卡丽是个处女，因为他记得埃德加的挣扎，然后是他自己的，那样的刺啊戳啊的，却每每无功而返。卡丽轮流躺在他们两个人身下，既不大情愿又义不容辞，她容忍着他们，一句痛都不抱怨。抱怨是她永远不会干的事。不过她也不打算刻意做什么来帮忙。

“张开你的腿。”埃德加急切地说。

“已经张开了嘛。”

他不记得看到血了，原因或许是确实没血。他们没进得足够深。卡丽那么瘦，髋骨直戳出来，但是山姆依旧觉得她相当广阔、笨重、复杂。她身上被埃德加弄湿的地方冷冰冰、黏糊糊的，别的地方则干巴巴的，还有些意料之外的凸起、平地和死胡同—她摸起来像皮革。事后回忆起来，他仍旧不能确定是否就此摸清了女孩们是怎么回事。那感觉就好像他们用的是一个人偶或者一只顺从的小狗。从她身上爬起的时候，他看到她裸露出来的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那团死一样的毛丛周围一圈都是。此外，还看到他们的液体弄湿了她的一条长袜。卡丽用抹布擦着身子—确实如此，好像是块干净抹布—并评论说，这让她想起擤出来的鼻涕。

“你没生气吧？”山姆问，部分是认真的，部分的意思是，你不会说吧？“我们弄疼你没有？”

卡丽说：“要弄疼我，这点蠢事哪够啊？”

之后他们就没再溜冰了。太暖和了。

科纳汉小姐的风湿病加重了。卡丽要干的活儿前所未有地多。埃德加得了扁桃腺炎，待在家里没上学。孤身一人的山姆在商学院里，突然发现自己深深喜欢上了这里。他喜欢打字机的声音—叮叮的铃声，滑筒砰地复位的声音。他喜欢用直杆笔在账本上画线，画出规定的粗线和细线。他尤其喜欢计算百分比，迅速加出一栏栏数字的总和，处理X先生和B先生的问题，他们分别拥有一个木料场和一个五金销售连锁店。

埃德加停了几乎三星期课。回到学校，他所有课程都落后了。打字打得七零八落，比圣诞节时还慢了不少，尺子给他沾上了墨水，而且他看不懂利率表。他没精打采的，一派消沉，看着窗外发呆。他的模样让女教师们不由得心生爱怜—自打生病以来，他瘦了，苍白了，甚至金发颜色也变浅了—有好一阵他都不曾因为慵懒迟钝而遇上什么麻烦。他作了点努力，偶尔试着和山姆一起做家庭作业，中午去打字室练习。但进步不明显，或者说不够见效。他开始一请就是好几天假。

埃德加生病期间收到了一张祝福卡。上面画着一条从床上坐起的穿条纹睡衣的龙。卡片封面上印着“听说你的尾巴被拖住了？很遗憾”，里面印着“希望你很快又能让它摇摆起来！”。卡片底下用铅笔写着克丽西的名字。

但是克丽西这会儿还在斯特拉特福接受护士培训呢。她怎么可能知道埃德加生病了？信封上写着埃德加的名字，是通过邮局寄来的，盖的是本地邮戳。

“是你寄的。”埃德加说，“我知道不是她。”

“不是我。”山姆实话实说。

“是你寄的，”埃德加声音嘶哑、激动而失望地说，“你甚至都懒得用钢笔写。”

“我们在银行里还有多少钱？”埃德加问。这是在五月初。他们的钱足够把寄宿费付到学期末。

埃德加好几天没上学。他去了火车站，打听去多伦多的单程票价。他说，如果山姆不跟他走，他就自己去。他铆足了劲要走。山姆很快发现了原因。

“卡丽有可能怀娃娃了。”

“她还不够大吧。”山姆说，旋即想起其实她已经不小了。不过他还是对埃德加解释道，他确信他们没干得足够深。

“我不是指那一次。”埃德加愠怒道。

那是山姆第一次了解到埃德加不上学时都在干什么。但是山姆再次理解错了。他以为是卡丽告诉埃德加她遇到了麻烦。她没有。她没告诉他任何事，没提出任何要求或发出任何威胁。但是埃德加很害怕。他惊恐万状，都变得病怏怏了。他们在食品店买了一盒蛋糕甜甜圈，坐在圣公会教堂前的石头墙上吃。埃德加举着甜甜圈，啃了一口就停下。

山姆说，他们在大学里只需要再待五个星期。

“我反正不会再回那里了，落后太多啦。”埃德加说。

山姆没说他最近正在想象自己作为商学院的毕业生，在银行工作的模样。他想象自己坐在出纳室里，穿着三件套西服。他会蓄胡须。有的出纳员会变成银行经理呢。他最近刚刚意识到，银行经理并不是天生的，也是从别的位置升上去的。

他问埃德加他们在多伦多能干什么。

“我们可以演杂技，”埃德加说，“可以在人行道上演杂技。”

现在山姆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了。埃德加不是在开玩笑。他坐在那里，举着只啃了一口的甜甜圈，畅谈在多伦多的这种谋生方式。在人行道上演杂技。

那他们的爸妈怎么办？这问题仅仅激发出更加疯狂的计划。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被绑架了。”

“那警察怎么办？”山姆说，“警察会去找所有被绑架的人。他们会找到你的。”

“那就不要告诉他们我被绑架了，”埃德加说，“告诉他们我目睹了一次谋杀，只好从此躲起来。告诉他们我看到一具装在麻袋里的尸体被推下雪松林大桥，我看到了干这事的那些家伙，后来在街上又撞上他们，被认出来了。就跟他们这么说。告诉他们不要去报警，也不要提这事，因为我的生命有危险。”

“你怎么知道麻袋里是尸体呢？”山姆白痴似的问道，“别再扯了。我要想一想。”

然而走回科纳汉寄宿屋的路上，埃德加一直在喋喋不休，编造这种那种故事。比如他被政府招去做间谍了，不得不染黑头发，隐姓埋名。

他们走回寄宿屋，正好爱丽丝·皮尔和她的警察未婚夫从前门走出来。

“绕到后门。”埃德加说。

厨房门大开着。卡丽刚擦洗了炉子的烟囱。她把管子重新装好，擦起炉子。她用打蜡的面包纸擦炉子上黑色的部分，用干净抹布擦炉沿儿。炉子看起来漂亮极了，就像一块嵌在银底座上的黑色大理石，但是卡丽本人从头到脚都黑乎乎的。连眼皮都黑了。她唱着《我亲爱的耐利·格雷》，唱得飞快，以便跟上擦洗的动作。

哦，我亲爱的耐利·格雷，

他们把你带走喽，

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宝贝。

科纳汉小姐坐在桌边喝热水。她除了关节炎之外，还遭受消化不良之苦。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肚子深处传来咕噜声、呻吟声，甚至还有尖啸声。她面无表情。

“你们这两个男孩啊，”她说，“干什么去了？”

“散步。”埃德加说。

“你们不练杂技了。”

山姆说：“地面太湿了。”

“坐下。”科纳汉小姐说。

山姆能听到埃德加颤抖的呼吸声。他自己胃里也感觉沉甸甸的，好像对那些甜甜圈的所有消化工作—差不多整盒都是他吃的，除了一个—都停止了。卡丽告状了吗？她没抬头看他们。

“我从没跟你们这些男孩讲过卡丽是怎么出生的。”科纳汉小姐说。她滔滔不绝起来。

“那是在斯特拉特福的皇后旅馆。我和我的朋友路易·格林住在那里。路易·格林和我开着一家女帽店。我们正在去多伦多进春季货品的路上。不过那时还是冬天。事实上，正刮着暴风雪。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吃晚饭。后来，我们从餐厅出来，旅馆门突然被撞开了，闯进来三个人。是旅馆负责到火车站接送的司机，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男人和司机架着那女人，把她夹在他们当中拖着。她尖声惨叫着，肚子鼓得吓人。他们把她放到沙发上，但她又滑到地上。她还是个女孩儿，十八九岁光景。婴儿从她身体里直接就掉到了地板上。那男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脑袋埋在膝盖中间。是我跑去喊来了旅馆老板和他老婆。他们跑来了，他们的狗冲在前头叫个不停。路易抓着楼梯栏杆，担心会昏过去。这一切就在一眨眼间。

“司机是个说法语的加拿大人，所以他或许见过婴儿出生。他用牙齿咬断脐带，从口袋里掏出一团脏兮兮的绳子把它扎起来。他抓过一张地毯，塞到她两腿中间。血从她身上涌出，像灭蝇剂一样黑乎乎的—在地板上摊开来。他嚷嚷着让人去弄点雪来，那个做丈夫的，或者天晓得是做什么的吧，只知道把脑袋埋在腿中间。是路易冲了出去，两手捧得满满的回来，司机看到她弄回来的只有不像样的那么一点点，气得冲她破口大骂，把那点雪砸在地上。然后他踢飞了那狗，因为它一个劲往上凑。他踢得那么重，让它飞到房间另一头。旅馆老板娘尖叫起来，说狗被踢死了。我抱起婴儿，用外套裹住它。那就是卡丽。看起来是那样一个病怏怏的小家伙。那狗根本没死。地毯浸透了血，法国人连珠炮似的咒骂着。她死了，不过还在往外流血。

“是路易提出希望我们能收养她。那个做丈夫的说会和我们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我们不得不弄个瓶子，把一点牛奶和玉米糖浆煮开了，用抽屉给她做一张小床。路易渐渐非常喜欢她。但是一年不到，路易就结婚了，搬到里贾纳，再没回来过。再喜欢也就那么回事。”

山姆觉得这十有八九全是胡扯，不过仍旧令他胆战心惊。为什么这会儿告诉他们这个？不管是真事还是扯谎，或者是不是真有谁踢飞了狗或者流血而死吧，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科纳汉小姐讲这事时一字一句的冰冷口气，她不曾明说却显然不怎么友好的意图，她那份突如其来的残忍。

卡丽没有停下活儿来听这故事的一个字。她压低了唱歌声音，但没停下。厨房溢满春季傍晚的光线，到处是卡丽的粗肥皂和清洁粉味儿。山姆之前也会时不时感觉身陷麻烦，不过总是明白地知道麻烦是什么，惩罚又会是什么，总能想出办法蒙混过关。但现在他觉得撞上的是一种高深莫测的麻烦，其惩罚难以预料。令他们不寒而栗的甚至都不是科纳汉小姐那种病态的决心。到底是什么呢？埃德加有数吗？埃德加也觉得风雨欲来—那将是某种足以令人崩溃的重击。他觉得这想必与卡丽、婴儿，以及他们干的好事有关。山姆感觉情况会比这更严重，但也只好相信埃德加的直觉。

星期六早上，他们穿过后街，走向火车站。他们趁卡丽拖着一辆当作食品篮的婴儿车出门做周末采购时离开了寄宿屋。他们事先从银行取出钱，在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门打开就会掉下：“我们走了。山姆，埃德加。”

“我们走了”字样是前一天山姆在学院里用打字机打的，不过他们的名字是手签的。山姆本想加上一句“食宿费付到星期一”或者“会写信告知父母”，但是科纳汉小姐自然知道他们的食宿费付到星期一，而提到会写信给父母则表明他们并非直接回家。“我们走了”听起来挺傻，可他担心要是不留个说法，人们会以为出事了，会展开搜寻。

他们留下了本打算期末卖掉的沉重、破旧的书本：《会计实务》、《商业算术》，把衣服尽可能塞进两个牛皮纸袋。

早上天气很好，很多人都出了门。孩子们占据了人行道，拍球、跳房子、跳绳。他们不得不对两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袋作着解释。

“你们袋子里都装了些啥？”

“死猫。”埃德加说，把手中的袋子朝一个女孩的脑袋晃去。

可是她胆子挺大。“你们要怎么处理它们？”

“卖给中国佬做剁猫杂碎汤。”埃德加用吓人的声音说。

他们脱了身，女孩在后头嚷嚷着：“剁猫杂碎汤！剁猫杂碎汤！吃得病怏怏！”快到火车站时，成群结队的孩子们变少、消失了。周围换上了十二三岁的男孩们—差不离就是曾经在溜冰场一带闲逛的那些—在月台附近溜达、捡烟头，试图点着。他俩装出大人的傲慢神情，免得再被盘问，露出马脚。

“你们这些男孩可真闲啊。”车站管理员说。火车要到十二点半才开，但他们的出逃时间是根据卡丽的购物时间决定的。“你们知道进城后要去哪儿吗？有人来接吗？”

山姆被问了个猝不及防，不过埃德加回答道：“我姐。”

他根本没姐姐。

“她住在那里吗？你们要住她家吗？”

“她和她老公家，”埃德加说，“她结婚啦。”

山姆都能猜到接下来会是什么了。

“他们住在多伦多什么地方？”

但是埃德加毫不露怯。“北部，”他说，“每个城市都有个北部，不是吗？”车站管理员看起来居然好像满意了。

“看好钱。”他提醒他们。

他们坐在条凳上，面对铁轨对面的木栅栏，抓着车票和牛皮纸袋。山姆脑袋里计算着他们还剩多少钱。他十岁时跟爸爸去过一次多伦多。他记得搭街车时遇到的窘事。他们上车时或者是下车时走错了门。人们对他们嚷嚷。爸爸嘟囔道，他们全都是他妈的蠢蛋。山姆断定自己必须准备好接受某种可怕的羞辱，他力图想象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免得到时弄得措手不及。然后，仿佛天赐的礼物，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他也不知道这念头是怎么来的。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可以去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过夜。到达时估计已经接近傍晚。可以先买点吃的，向人打听去基督教青年会的路。没准可以走着去。

他跟埃德加描述了这个前景。“然后明天我们得四处走走，熟悉熟悉地形，找到最便宜的吃饭地点。”

他知道埃德加此刻任何提议都会接受。埃德加尽管无中生有地炮制出了一对姐姐和姐夫，但对于多伦多还是毫无概念可言。埃德加这会儿坐在车站条凳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火车开过来，他们上火车之类。汽笛尖啸、出发—逃脱啦。像爆炸一样让他们突然挣脱束缚的逃脱。他从没想过他们要下火车，抱着牛皮纸袋进入一个喧闹、骚动、拥挤、完全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但是山姆有了一个启动计划以后感觉好多了。既然能凭空涌出一个好主意，第二个想必也会接踵而至。

过了一会儿，其他人陆续赶到，都在等同一列火车。两位女士穿戴整齐，准备去斯特拉特福购物。她们戴着刷清漆的草帽，这表明夏天将至。有个穿一身闪亮黑西装的老头抱着一个用麻绳捆好的硬纸盒。在附近闲逛、哪儿也不去的男孩们也作好准备迎接火车—他们都坐在月台尽头，晃荡着双腿。两条狗在月台上像模像样地巡逻，嗅着一个箱子和几个包裹，研究行李车，甚至朝铁轨打量，仿佛它们像人一样知道火车将从哪个方向开来。

一听到镇子西部的十字路口传来汽笛声，山姆和埃德加就站起来，等在月台边。火车到了，仿佛是个好兆头似的，他们恰好站在列车员搬着小台阶爬下车的地方。列车员没完没了地帮着一个抱孩子、拎手提箱、领着两个小孩的女人上车，之后他俩终于上了车。他们抢在戴夏季帽子的两位女士、抱盒子的男人和不知还有什么别的排队的人前面。他俩一次头也没回。他们走到几乎全空的车厢尽头，挑了两个面对面的位置，靠着木栅栏一侧，而不是月台。刚才他们整整四十五分钟多的时间里一直在盯着这道木栅栏看。这么坐着等了两三分钟，车外一片如常的混乱，传来几声貌似充满权威的喊叫，列车员吼道：“开车！”这吼声不知怎的从人的声音过渡到了火车的高鸣。火车动啦。他们开始动啦。他俩一只胳膊依旧搂着牛皮纸袋，另一只手攥着车票。他们动啦。他们看着栅栏上的木条来证实这事。已经把栅栏完全抛在后头啦，正穿过镇子逐渐消隐的郊区—各家的后院、屋后的棚子、房后的走廊、开花的苹果树。铁轨边铺天盖地的丁香花疯长。

正当他们看着窗外，镇子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候，一个男孩儿在过道对面的座位上坐下。山姆感觉准是月台上晃荡的男孩中的一个溜上了车，或者不知怎的被允许免费搭一段车，没准是要到铁路交汇处去吧。他没抬头，不过还是感觉到了那男孩的衣服—穿得太破烂、太古怪了，不可能是为了什么正经的旅行。他定睛一看，发现男孩抓着一张票，和他们一样。

冬夜里，走向溜冰场时，他们并不经常互相打量。在街灯下，他们看着自己在雪地上扭动的影子。在溜冰场里，人工月亮变幻不定，有些角落几乎完全陷入黑暗。因此过道对面这个男孩的衣服并没有立刻让他明白过来。除了它们不是人们旅行时通常会穿的之外。胶靴，沾满油渍或油漆的厚重马裤，一条胳膊下撕了个口子，就现在的天气而言已经嫌热的风雨衣，一顶大得离谱的帽子。

卡丽穿着这身衣服，是怎么从车站管理员的眼皮下溜过的？车站管理员对山姆和埃德加狐疑地看了又看，盘问他们打算住哪儿、谁来接，却不闻不问地让这个古里古怪、肮里肮脏、衣衫褴褛的假冒男孩买了一张票（到多伦多—卡丽是猜的，而且猜对了）并且上了月台。这一点，在男孩们认出她之后，更加坚信她施展了某种几乎称得上是魔法的本领。（或许埃德加对此尤其深信不疑。）她是怎么知道的？哪来的钱？怎么会到这里？

没什么不可能的。她买完食品回来，去了阁楼。（为什么？她没说。）她发现了字条，立刻猜出他们没回农场老家，也不会在公路上搭便车。她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出发。她知道它会去两个地方—斯特拉特福和多伦多。她从钢琴凳里面压在赞美诗本子下的铁盒里偷拿了买票的钱。（科纳汉小姐当然不相信银行。）等她赶到车站买票时，火车已经进站，车站管理员忙不过来，没顾得上盘问她。她交了不少好运—幸运的时间、对每一个步骤的幸运猜测—但仅此而已。不是什么魔法，根本谈不上。

山姆和埃德加没认出那些衣服，她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举动或姿态引起注意。男孩卡丽坐着，看着窗外，偏着脑袋，避开了他们。山姆再也想不起来是何时意识到那就是卡丽了，也记不得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他也搞不清他是看了看埃德加，还是立马意识到埃德加也在同时得知了此事。这认识就好像渗进空气中，等在那里让他们吸收似的。他们驶过一条长长的洼地，两侧都是清新的绿草堤岸，然后穿过雪松林大桥—镇上的男孩在这座桥上互相挑战着爬下去，在火车从头顶驶过时，把身子紧贴在桥枕下的支柱上。（要是他们挑战卡丽，她也敢做这个吗？）就在开过大桥的时候，他俩都知道卡丽坐在对面了。他俩也都知道对方知道了。

埃德加先开口：“你想挪到我们这儿坐吗？”

卡丽站起身，挪过走道，坐到埃德加旁边。她一脸男孩子的表情—与平时狡猾暴躁的表情截然不同。她变成了一个或多或少好脾气的男孩，通情达理的。

她开口说话的对象是山姆。“你不介意逆着方向坐吗？”

山姆说不介意。

接着，她问他们包里是什么，他俩同时开口。

埃德加说：“死猫。”

山姆说：“午饭。”

他们并没觉得被人抓住了。他们立刻就明白了，卡丽并不是来抓他们回去的。她是来加入他们的。她用那套男孩衣服，提醒他们那些幸运而巧妙的冬夜，那执行得天衣无缝的计划，免费溜冰，速度和快乐，耍滑头的愉悦。那会儿没出任何差错，也没可能出任何差错，成功势在必得，他们的每一步都拿捏得恰到好处。穿着男孩衣服，用偷来的钱混上火车的卡丽，看来与其说施加了威胁，毋宁说是消除了它。就连山姆也不再担心他们在多伦多能做什么，他们的钱能撑多久了。要是他的脑筋能像平时一样转，他就该看出，一旦降落到真实世界，卡丽的存在注定要带来各种麻烦。然而他的脑筋没那样转，没看出任何称得上麻烦的东西。这会儿，他看到的是力量—卡丽不愿被落下时展示出的力量—这力量慷慨地分给了他们三个。此刻似乎满满当当—满是力量，还有各种可能性。不过真开心。真是不折不扣的开心。

那就是山姆的故事惯常采用的结尾—省掉了一些细节和原因。要是有人问，打这之后又怎样了，他或许会回答说：“嗯，比预想的复杂一点，不过我们都大难不死。”具体地说，那意思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啃着鸡蛋洋葱三明治的办事员两分钟不到就看出卡丽不对劲儿。疑问、谎言、冷笑、威胁、电话，诱拐未成年人，试图把一个姑娘带进基督教青年会干不道德的勾当。她父母在哪里？有谁知道她在这里吗？谁允许她来的？谁是监护人？冒出了一个警察。两个警察。供认不讳和一个电话，车站管理员想起了一切。他想起了扯谎。科纳汉小姐已经发现丢钱，发誓绝不宽恕。再也不想看到她。一个生在旅馆大厅的弃婴，父母没准都没结婚，收留了养育了，不知好歹，天生的坏种。就当个教训吧。太丢人了，哪怕卡丽不是个未成年人。

再往后，那意思就是：他们全都大难不死，而且发生了许多事。他本人，哪怕在多伦多最初的那些困惑、蒙羞的日子里，也想到了像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正午的影子投在深邃狭窄的市中心街道上，各个办事处装潢气派，街车频频开动，喧闹刺耳，这里正是他想待的地方。一个可以工作、挣钱的地方。所以他待了下来，待在基督教青年会，在这里他的危机—他的和埃德加的和卡丽的—迅速被淡忘。第二周便发生了一些别的事情。他找到一份工作。过了几年，他发现这里并非挣钱的真正宝地。西部才是发财的好去处，所以又挪了地儿。

埃德加和卡丽回到农场上，埃德加的爸妈家。不过没待多久。科纳汉小姐发现少了他们，简直没法过日子。

卡丽的商店位于一幢属于她和埃德加的房子里。楼下是杂货店和一家美发店，他们住楼上。（美发店从前是食品店—山姆和埃德加过去正是在那里买果酱馅饼来着。“可是谁要听那个啊？”卡丽说，“谁想听过去的事啊？”）

山姆对于好品位的概念是由他太太对灰色白色蓝色和笔直线条，还有单只花瓶的崇尚培养而成的。卡丽楼上的住所令他眼花缭乱。金色锦缎做成窗帘，挂在没窗的墙上，假装有个大窗户。金色长毛绒地毯，糙面白石膏天花板上群星闪烁。一堵墙整面都是哑金色镜子。山姆看到里面的自己周身遍布黑色和银色纹路。许多盏灯从链子上垂下，装着琥珀色玻璃灯泡。

屋子当中坐着埃德加，几乎一动不动，恰似一个精心擦拭的装饰品。他们三个当中，他的容貌保持得最好，几乎没什么变化，高大、瘦削，精心拾掇，衣着优雅。他的胡子是卡丽刮的。她每天都给他洗头，头发变成雪白色，像圣诞树上天使的头发一样闪闪发亮。他可以自己穿衣，不过她什么都帮他拿好—裤子、袜子、配套的领带和胸袋手帕，还有柔软的深蓝色或酒红色衬衫，它们能衬出他粉色的脸颊和他的头发。

“他晕倒过一次，”卡丽说，“四年前的五月份。他没失去说话能力或别的什么，不过我带他去看了医生，他说不错，他是晕了一下。但他很健康，状态不错。”

卡丽同意山姆带埃德加出去散步。她平时都待在店里。埃德加正在楼上的电视机前等着。他认得山姆，好像很高兴看到他。山姆说：“穿上大衣吧，我们这就出发。”他顺从地点点头。山姆从衣柜里取出一件新的浅灰色大衣和一顶灰帽子，想了想，又拿出一副橡胶鞋套，以便保护埃德加闪闪发亮的皮鞋。

“行吗？”山姆问，不过埃德加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等一等”。他正在看一个俊俏的年轻女人采访一位年长女士。年长女士是做娃娃的。面团制成，大小不一，不过都带着同样的表情。这在山姆看来白痴极了。埃德加好像对它们很感兴趣。或者也许他感兴趣的是那个一头蓬松金发的采访者吧。

山姆站着等节目播完。然后是天气预报，埃德加示意他坐下。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在出门散步前关心一下天气。山姆打算走到奥兰治大街—那里的溜冰场和樱桃树已被一个老年中心取而代之—然后绕到老科纳汉寄宿屋和加拿大轮胎商店看看。天气预报过后，山姆又坐着看了一会儿新闻，有个关于新税率规定的新闻引起他的关注。当然了，不断有广告干扰，不过新闻最后还是播完了。换上了几个花样滑冰运动员。过了差不多一小时，山姆意识到，要让埃德加出门是没指望了。

不管山姆说什么，埃德加总是举起手，好像想说稍等一分钟。他永不厌烦，看所有节目都兴趣盎然。看到花样滑冰选手穿着闪闪发亮的服装，他微笑起来。他似乎真心想走，不过山姆察觉出他其实别无所求。

电动壁炉前的仿壁炉台上，摆着一张卡丽和埃德加的婚纱照。卡丽的面纱还是很久以前的古老式样，连在一顶缀珍珠、在她额头处拉下的帽子上。她坐在扶手椅中，怀里满满地搂着玫瑰，埃德加站在她身后，忠诚、瘦削。

山姆知道这幅照片并非他们结婚当天所拍。那时很多人都会在事后穿着结婚礼服，到摄影棚拍照片。不过这些甚至都不是他们的结婚礼服。山姆记得有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女人送了一条裙子给卡丽，一件没形没状的闷粉色玩意儿。埃德加则根本没什么新衣服，他们在多伦多由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牧师主持着，匆匆忙忙结了婚。而这张照片一准想营造截然不同的印象。或许它是多年之后补照的。卡丽的样子比她真正的婚礼那天老了很多，脸庞变宽了，变厚重了，显得更加充满权威。事实上，她有一点点像科纳汉小姐。

那就是让人永远捉摸不透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埃德加在多伦多的第一晚就宣布要和卡丽结婚。没这必要啊—至少山姆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卡丽没怀孕，而且事实上，据山姆所知，她从来不曾怀孕。或许她确实太小了，或者没正常发育。埃德加迈出这一步，干了没人逼他干的事，接纳了本想逃离的东西。他是感到良心谴责吗？是感到有什么事令他无处可逃吗？他说要和卡丽结婚。可那并不是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这么计划的，对吧？火车上，山姆看着对面的他俩，他们三个都宽慰地笑着，那可不是因为预见到了这样的结局。他们只不过在笑罢了。他们很开心。他们很自由。

五十年后才想到问，太迟了，山姆想。不过当年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埃德加突然让他感觉陌生。卡丽变回了可怜的女性状态。和他们分享过的快乐时刻仍令他记忆犹新，但始终不知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时刻是否果真如它们所呈现的，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快乐的生活，但对它的触及只能是偶然的，会意的？它们是否放射出如此强大的光辉，以至于此前此后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或者说我们主动促成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

卡丽上楼时，他没提婚纱照的事。“楼下来了个电工，”卡丽说，“所以我得再下去，盯着他点儿。我可不想他坐在那儿抽抽烟就找我要钱。”

他正学着不去触及一些话题。科纳汉小姐、寄宿屋、溜冰场、旧日时光。一个早已开溜的人对留在原地不动的人喋喋不休什么旧日时光，真够讨厌的—简直就是一种微妙的侮辱。卡丽则正学着不去打听他的房产值多少钱，他在夏威夷的公寓值多少钱，他在各种休假和女儿的婚礼上花了多少钱—简言之，正学着永远不去打听他到底有多少钱。

他看得出她还在琢磨另一个问题。他看得出，这问题令她的眼睛—它们展示出她运筹帷幄、稳操胜券的一生—涂成蓝色的眼窝的皱纹加深了。

山姆为何而来？这就是卡丽的问题。

他打算告诉她，他或许会待下去，直到找出答案。他或许会做一个寄宿客人。

“埃德加好像不想出去，”山姆说，“他好像没有要出去的意思。”

“当然，”卡丽说，“当然。他很快乐。”

注释

〔1〕信奉基督教的商界和学界人士建立的一个协会，旨在促进基督的福音传递给每一个人，并使之最终接受基督作为其个人的救主。

〔2〕英文中这三个词首字母均为V。

〔3〕一种由多人参加，手中卡片上的数字全被读中者胜的游戏。

杰斯和美瑞白丝

高中时，我和一个叫作梅瑞贝斯·克罗克的女孩有过一段温柔、忠诚、无趣的友谊。我完完全全地投身于它，就像夏天在美特兰河里投身于温暖浑浊的浅浅河水一样—仰浮着，手脚拍拍，任水流把我冲向下游。

这始于某天的音乐课，歌谱不够用，我们被吩咐合用课本—当然咯，男孩和男孩，女孩和女孩。我四处寻找同样没有好朋友一块儿坐的女孩，突然梅瑞贝斯就坐到身边了。她刚转学过来，和姐姐贝特丽丝住，姐姐在本地医院当护士。她们的妈妈去世了，爸爸再婚了。

梅瑞贝斯个头不高，胖嘟嘟的，不过挺优雅，一双从榛绿色过渡到深棕色的大眼睛，一身杏仁色好皮肤，不带一个斑点或雀斑，美丽的小嘴时常迷惘地噘着，好像想起什么秘密的伤心事。我能闻到她用的香皂味儿。甜甜的花香味儿飘过来，穿透层层尘土味儿、消毒水味儿和汗味儿—寻常学校的味道—穿透了噩梦般的无聊和缭绕不去的焦虑感。居然挑中了我，真不可思议啊，我都有点晕了。接下来几星期，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莫名其妙很开心。然后就会想起这一刻。

梅瑞贝斯和我经常谈起它。她说滑向我身边时，心脏怦怦跳个不停，但她告诉自己，现在就去，不然就永远没机会了。

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读的书里面，女孩子们纷纷本着强烈的献身精神，两两成对，结成牢固的友谊。她们发誓永远为对方保密，永远不向对方隐瞒任何事，也永远不与别的女孩产生深沉持久的友情。婚姻不会改变什么。她们会长大，恋爱，结婚，但仍在彼此心头占据头号位置。她们用彼此的名字给女儿取名，时刻准备在对方得传染病时前去照料，或者在法庭上为对方作伪证。这种不可亵玩、繁琐复杂的忠诚，以及郑重其事的情意绵绵，正是我现在渴望，或者觉得可以施加给梅瑞贝斯的。我们发了誓，下了保证，互相倾吐了秘密。她对一切都全盘接受。她天性温顺。每当想到什么悲伤或可怕的事，她总喜欢贴过来依偎着你，握住你的手。

第一个秋天里，我们沿铁轨一直走出镇子，互相讲述我们一生中遇到过的所有疾病或事故，我们害怕什么，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首饰、花朵、电影明星、甜点、饮料和冰激凌口味。我们讨论着将来要几个孩子、男孩还是女孩，想好了他们的名字。还有我们丈夫的头发和眼睛颜色，希望他们干的是哪一行。梅瑞贝斯害怕田里的牛群和铁轨边没准会有的蛇。我们手里抓满绽开的乳草荚果里面的绒毛—那真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了，然后又松开手，任它们飘到别的干草上，像一团团绒雪或小花儿。

“打仗时，他们就是用这个织降落伞的。”我告诉梅瑞贝斯。那不是真的，可我相信。

有时我们会去梅瑞贝斯和贝特丽丝住的地方，她俩住一个房间。我们坐在走廊上缝东西，或者上楼到她们的房间去。房子大而朴素，刷成黄色，看起来好像乏人打理。它坐落在大街旁。房主是一个盲人和他老婆，住房子后部的两间屋。盲人总坐着帮他老婆削土豆，或者钩一些小桌巾和桌旗，让她拿到镇上的商店设法卖掉。

房子里的女孩会互相挑战，看谁敢趁他老婆出门时，跑下楼去和他聊聊。她们互相挑战只穿奶罩和内裤，或者干脆一丝不挂地跑下去。他好像猜出正进行着什么把戏。“过来，”他会招呼，“凑近点，我听不到哟。”或者，“过来让我摸摸你的衣服。让我瞧瞧能不能猜出它的颜色。”

梅瑞贝斯从不玩这个游戏，听都讨厌听它。她觉得有的女孩实在讨厌。

房子里的女孩们总是不得安生。她们拉帮结派、明争暗斗，动辄赌气互相不搭理。有一次，两个女孩为了指甲油吵起来，一个揪下了另一个的一团头发。

浴室药柜上常贴着一些直截了当、充满威胁的纸条：

请在自己的房间烘毛衣，羊毛烘干时会发出异味。A.M.和S.D.，敬请注意了。

某个人，我闻出你身上有我的夜巴黎香水的味道，我不喜欢那样。你该自己买。B.P.致意。

总有东西在洗：长袜啊，胸衣啊，吊袜腰带啊，毛衣啊—当然了，还有头发。在浴室里那么一转，你的脸必定会拍上什么东西。

烧饭用小电炉。一心为买嫁妆或搬去大城市而省钱的女孩们都自己煮卡夫速食晚餐。其他女孩从附近餐厅带回油腻、喷香的牛皮纸袋。薯条、汉堡、热狗、甜甜圈。香味儿顺楼梯往上飘，正在减肥的女孩们咒骂着，砰地关上门。

时不时地，梅瑞贝斯的姐姐贝特丽丝也会减肥。她靠喝醋来减轻食欲。她还喝甘油，好让指甲长结实。

“她想找男朋友呢—真让我恶心。”梅瑞贝斯说。

梅瑞贝斯和贝特丽丝是朋友的时候，不用打招呼就可以穿对方的衣服，在床上搂着睡，互相为对方描述她的头发从后面看起来是什么样。不是朋友的时候，就互相不说话了。梅瑞贝斯会在小电炉上烧一种红糖、奶油和椰子做成的喷香冒泡的糊糊，把香味扑鼻的平底锅在贝特丽丝的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然后才和我用勺子舀来吃。或者她会到商店买一袋棉花糖，她相信这是贝特丽丝最喜欢的。她要当她的面吃。我不喜欢单吃棉花糖—有点讨厌它们软软肥肥的样子—梅瑞贝斯却丢一颗到嘴里，将它像个瓶塞似的叼着，把脸在贝特丽丝面前晃来晃去。这种时候，我都有点不知所措，只好去研究衣柜。

梅瑞贝斯的爸爸不希望她同住，不过给了她很多钱买衣服。她有一件深蓝色的冬大衣，带着一个我觉得很奢华的松鼠皮领子。她有很多抽绳上衣，当时流行这个—粉色、黄色、淡紫色、天蓝色、柠檬绿色。还有一大堆令人艳羡的银手镯。我记得两件百褶裙—海军蓝间白色，绿松石间樱桃色。我打量它们时，与其说是妒忌，不如说是敬畏。我在手指尖上晃着那些沉甸甸的手镯，研究着精致的粉扑和眉毛钳。我自己是不可以拔眉毛的，要化妆也只能在上学路上溜进市政大厅的洗手间。上学时，我住在镇上恩娜姑妈家，她对我严加管束。我当作粉扑的只是一团粗糙的法兰绒，看起来真是脏兮兮的。在梅瑞贝斯旁边，我感觉自个儿就像是个粗糙的物件，双腿粗壮、胸部肥大—强壮、多汗、衣着狼狈、微不足道、感激涕零。同时，又深深地、不由自主、难以言喻、不可思议地—这个没法说，也不能多想—充满优越感。

暑假里她去了多伦多，住她爸爸和继母家。回来后，梅瑞贝斯说我们再也不可以沿铁轨走远了，不然会沾上坏名声。她说如今在头发上裹围巾是时髦做法，哪怕大晴天也一样，为此她带了好几条方巾回来。她让我挑一条，我挑了粉色渐变玫红色的那条。她钦佩地嚷道：“哎哟，这是最好看的一条啦！”我试图还给她。我们互相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我收下了。

她告诉我在伊顿中心和辛普森百货都可以买到什么，她如何差点把鞋跟卡在电动扶梯里，继母说的一些冷言冷语，以及看过的电影情节。她在展览馆玩过山车晕车了，街车上有个男人跟她搭话，穿一身灰西装，戴灰色浅顶软呢帽，提议带她去河谷动物园玩。

现在，听梅瑞贝斯说话，我好像时不时会走神了。我感觉思绪飘散开去，就像在学校里听数学演算时，或者在教堂布道之前的大祈祷刚开始时一样。并不是说我想走开，或者想独处。我明白了友谊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决定改变名字的写法。我从杰茜变成杰斯，她从梅瑞贝斯变成美瑞白丝。在学校里，我们把新名字写在考卷上。

老师晃着我的考卷。“我没法给这人打分，我不认识这人呐。”她说。“杰斯是谁？”她大声拼出这个名字，“是个男孩名。谁认识叫杰斯的男孩？”

美瑞白丝这个名字却没遭到任何异议。这再正常不过啦。因为她的相貌、打扮和外来者身份，也因为她柔和、讨喜的声音和礼貌的举止，梅瑞贝斯人见人爱。粗野的女孩们和刻薄的老师们无一例外都喜欢她。男孩们自然也是，不过她说姐姐不让她和他们约会。我从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梅瑞贝斯擅长撒点无伤大雅的小谎，不伤人地表示拒绝。

既然我的改名没通过，她也就不改她的了。我们互相写便条或者夏天通信时才用这两个新名字。

高三念到一半，恩娜姑妈给我找了一份活儿。我放学后要到辛德曼家上班，一周两次。恩娜姑妈认识辛德曼夫妇，因为她是他们家的清洁工。我的工作是熨衣服，打扫卫生，准备晚饭用的蔬菜。

“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晚饭。”恩娜姑妈用一种无动于衷的语调解释道，让你没法听出她究竟是在谴责辛德曼夫妇装模作样呢，还是承认他们的地位高高在上，有特权这么吃晚饭，还是仅仅想表明，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完全超出她的理解范畴，对我来说也该如此就对了。

恩娜姑妈是我爸爸的姑妈，她确实有那么老了。作为镇上的女清洁工，她的地位独一无二，就像镇上的医生就是医生，镇上的音乐老师就是音乐老师一样。她受人尊重。她不接受吃剩的食物，不管有多美味，也不会把人家不要的衣服带回家，不管有多新。趁她还没上门，很多女主人都会事先匆忙收拾几下，把空酒瓶丢进垃圾箱。恩娜姑妈可不好惹。

她和女儿佛罗瑞斯、儿子乔治一起，住在一道斜坡上的一幢狭小、整洁的房子里。这条街上的房子挤挤挨挨，紧贴马路，你从人行道上几乎可以直接摸到走廊栏杆。我的房间在厨房后头—从前是餐具室，装着浅绿色的壁板墙。躺在床上时，我会试着数那些壁板，不过总是有始无终。冬天早上，我会把所有衣服拉到床上，在被子里穿好。餐具室可没有暖气。

恩娜姑妈回到家时，总是精疲力竭的，因为刚在全镇施展了一番权威。不过依旧斗志昂扬。她对我们也施展着这种权威。她让我们—佛罗瑞斯、乔治和我—知道，我们都很优秀，尽管，或者毋宁说正因为，我们比别人穷。她教育道，我们每天都要证明这一点，通过擦亮我们的鞋子，缝好所有纽扣，从不说粗话，不抽烟（对女人而言），考高分（对我而言），绝不喝酒（对所有人而言）。现如今，没人会认同这种小家子气，这种骄傲的矜持，这种陈腐的自尊啦。比如我自己就不认同，不过当时我也没怎么为它烦神。我学会绕过一些规矩，和别人处得也不错。总体而言，我觉得这种优越感，纵然倔头倔脑的，总比毫无优越感来得强。再说我也没打算像乔治和佛罗瑞斯一样在这里过一辈子。

佛罗瑞斯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可地位好像没因此上升多少。她在鞋店打工，参加唱诗班排练，嗜好玩拼图，那可是能摊满一整张牌桌的大拼图。尽管我纠缠不休，她就是不肯好好讲一讲她的浪漫故事、她的婚姻或者丈夫年纪轻轻就因为血液中毒死掉的事—我本打算用它来抗衡梅瑞贝斯关于她妈妈去世的真正悲惨的故事的。佛罗瑞斯长着一双灰蓝色眼睛，分得奇开，简直像在看往不同方向。它们流露出一种恍惚、无助的神情。

乔治在学校只读到四年级。他在钢琴厂干活，人称“小飞象”〔1〕，对此他没什么特别的讨厌或不开心。他是那样害羞、安静，跟他一比，佛罗瑞斯那种疲惫的不耐烦简直称得上生机勃勃了。他会从杂志上剪下图片，在房间钉一满墙—不是什么半裸美女的照片，而是一些样子讨他喜欢的东西：一架飞机，一块巧克力蛋糕，伯顿奶业的明星母牛艾尔茜。他会玩跳棋，有时会邀请我和他下一盘。通常我都推辞说没空。

我把梅瑞贝斯带回家吃晚饭时，恩娜姑妈批评那些手镯在桌上撞出声响，纳罕这种年纪的姑娘怎么会被允许拔眉毛。她还说—让乔治也听到了—我的朋友看起来没什么脑子。我并不奇怪。我和梅瑞贝斯都知道，与成人世界只可能展开那种最最虚伪、最最痛苦、最最刻板的交流。

辛德曼夫妇的宅邸仍被称作斯图尔家的房子。不久前，辛德曼夫人还是伊万杰琳·斯图尔。房子是她父亲斯图尔博士造的。它离大街有一段距离，坐落在一个人工垒起的平台上，与镇上任何别的房子都不一样。事实上，它不像我见过的任何房子，它让我想起银行，或者别的重要公共建筑。它只有一层，平顶，装了矮矮的落地窗、古典的柱子，屋顶有一圈雕花栏杆，每个拐弯处都有一个装饰坛。大门口的台阶两侧也点缀着装饰坛。坛子、雕花栏杆和柱子全刷成奶白色，房子本身刷的是浅粉色灰泥。现在，涂料和灰泥都开始剥落，脏兮兮的。

我从二月份开始去干活。装饰坛积满雪，活像盛满冰激凌的盘子，院里各种灌木都像铺着北极熊皮毯子。别人家门口都铲出宽阔干净的走道，这里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通向大门。

“辛德曼先生不肯铲雪，因为他相信它留不了多久，”辛德曼夫人说，“他相信哪天早上一睁眼，就会发现它们都消失了。就像雾一样。他对这玩意儿可没啥了解！”

辛德曼夫人说话充满强调，好像所说的每件事都无比重要，同时又好像一切都是笑话。这种说话方式真让我大开眼界。

进屋后，你就再也看不到外头了，除了透过水槽上方的厨房窗子。起居室是辛德曼夫人打发白天的地方，她躺在沙发上，周围摆着烟灰缸、茶杯、酒杯、杂志和垫子。她穿一件中国式晨衣，或者一件长长的深绿色拉绒羊毛袍子，或者一件黑缎子夹棉上衣—没多久就撒满烟灰—和一条孕妇裤。外套有时敞开，让我瞥到一眼她的肚子，已经怪怪地鼓起。她开着灯，拉拢窗上的酒红色窗帘，有时会在铜盘上点一团小小的锥形香。我喜欢这些锥形香，它们是灰扑扑的粉色的，像子弹一样整整齐齐躺在美丽的盒子里，哪怕烧成灰，形状也丝毫不变，像有魔法似的。屋里到处都是神奇的东西—带雕刻的中式红木家具，插孔雀毛和蒲苇的花瓶，铺展在褪色红墙上的扇子，一堆堆天鹅绒软垫，带金色流苏的缎面垫子。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房间。捡起地上的城市报纸，把垫子摆回椅子和沙发，收走残留着冷茶或冷咖啡的杯子、剩着发硬的食品残渣的盘子，还有一个个杯子，里面或许有几片泡软的水果和一点酒渣—甜甜的、冲淡了，仍旧隐隐散发着酒气的混合物。在厨房里，我会把残余的所有东西都喝掉，吮吸水果片，尝一尝陌生的酒精味道。

辛德曼夫人的宝宝预产期大约是六月底七月初。日期没法确定，因为她的月经周期不正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人家说“月经”。我们一般都说“例假”、“那好事”或者用一些更委婉的说法。）她本人确信是在辛德曼先生生日那晚怀上的，当时她灌了一肚子香槟。九月二十九号。那是辛德曼先生三十三岁生日。辛德曼夫人四十岁了。她说最好干脆承认了吧，她就是个啃嫩草的。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呢。四十岁生宝宝可太迟了。这把年纪生第一胎，实在太老啦。真是个错误。

她数落着她的损失。首先是脸上脖子上的浅褐色斑点，她说它们布满她周身。它们让我想起开始腐烂的梨子肉—那种软绵绵的变色部位，那种看了难受的色浅却根深的瘀伤。接着，她展示了肿胀的血管，为此她只好躺在沙发上。蔓越莓色的蜘蛛脚、青绿色的青筋遍布她的双腿。她一站起来，它们就变成黑色。踏上地面之前，她不得不用长长的橡皮绷带把腿紧紧缠住。

“听我的话吧，趁着年轻赶紧生娃娃。”她说，“要是能的话，赶紧去怀个孩子吧。我还以为我不会干这些事呢。哈哈！”不过她并没真昏了头，因为她补充道：“千万别告诉你姑妈我这么和你说话哦。”

辛德曼夫人还是伊万杰琳·斯图尔小姐的时候，不住在这幢房子里，只是经常带朋友们来玩玩。她在镇上的露面总是昙花一现、引人注目。我看到过她开敞篷车，娃娃头发型的深色头发上系一条橙色围巾。我在药店也看到过她，穿着短裤和露背背心，腿和肚子都光溜溜的，晒得黝黑，好像裹着棕色丝绸一般。她笑着，大声承认因为宿醉犯头痛。我看到过她在教堂里戴着一顶黑色薄纱帽，饰有粉色丝绸蝴蝶结，一顶用于晚会的帽子。她不属于这里。她属于我们在杂志和电影上看到的那个世界—那里有着各种光鲜玩意儿、满嘴俏皮话却故作严肃的喜剧演员、公共舞厅里的乐声、装饰着倾倒的粉色酒杯图案霓虹灯的酒吧大门。她是我们与那个世界的纽带，是我们的一个证物，证明那个世界存在着，而且我们与它共存着，它那些铺张的恶习和无情的奢侈都并非与我们毫无关联。她只要待在那里，时不时像旋风一样回趟老家，就可以得到原谅了，或许还会被遥遥地仰慕着。就连我姑妈恩娜，尽管不得不收拾壁炉里的碎酒杯、地毯上踩扁的烤鸡块、浴缸边沾的鞋油，也同意伊万杰琳·斯图尔可以享有某些邪恶的特权—尽管或许只是一些充当反面教材的特权，展示着金钱如何让你变得无耻，无所事事如何让你变得无用，自我放纵如何会招来各种引人注目的灾难。

但是，伊万杰琳·斯图尔现在做了啥哟？她变成某人的老婆，就像所有人一样。她买下当地报社给老公经营。她怀孕了。她失去了功用，打乱了秩序。做一个抽烟喝酒、放肆迷人的单身女孩是一回事，做一个抽烟喝酒、放肆而再也不迷人的怀孕母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咯。

“别盯着我瞧哦，杰茜。我以前才不会像这样躺着。我以前老是动来动去的。那个触霉头的医生，他唯一做的就是宣布说我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有进就有出。五分钟的享乐，九个月的折磨。’我问他：‘你啥意思哟，才五分钟？’”

我确实盯着她瞧。以前从未这样大开眼界。我一五一十地统统讲给梅瑞贝斯听。我描述了起居室，辛德曼夫人的衣服，餐具柜里装着金色、绿色和红宝石色玩意儿的瓶子，厨房碗橱里的陌生罐头—熏牡蛎、凤尾鱼、栗子浓汤、朝鲜蓟，还有大大的罐装火腿和水果布丁。我描述了血管、绷带和淡斑—讲得添油加醋—还讲了辛德曼夫人与朋友们的长途通话。他们的名字是邦特、扑哧、趴狗和斯皮提，所以你听不出他们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她在他们中的名字是杰丽。她跟他们讲完电话后，会给我讲他们损失的钱啊，发生的事故啊，或者他们干的恶作剧，或者他们遇到的错综复杂、不同寻常的浪漫故事。

恩娜姑妈注意到我没熨多少衣服。我说不是我的错—辛德曼夫人老拉着我在起居室聊天来着。恩娜姑妈说，要是辛德曼夫人坚持要聊天，那我大可以在起居室支起熨衣板。

“让她说好了，”恩娜姑妈说，“你熨衣服。人家付钱就是要你干这个的。”

“我不介意你在这里熨衣服，但是一旦辛德曼先生回来，你就得赶紧开溜。”辛德曼夫人说，“他讨厌那个—在他待的地方干任何家务。”

她告诉我辛德曼先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生长大，住在一幢周围全是香蕉树的大宅子里，他妈有几个黑人女佣。我觉得这听来有点混乱，就好像《乱世佳人》被搬到澳大利亚了，不过我想没准真是那样吧。她说，辛德曼先生离开澳大利亚，到新加坡当记者，然后随英国军队到缅甸作战，在那里英军被日本人打败了。辛德曼先生从缅甸一直走到印度。

“和一小撮英国兵和几个美国人一道，还有几个土著女孩—是护士。不过他们可是清清白白的。那些女孩只是唱唱赞美诗。她们都皈依了基督教。‘前进，基督徒士兵们！’〔2〕反正，他们那会儿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病怏怏的，受了伤，在可怕的热天里一天一天赶路。遭到野象群进攻。他打算写一本关于这些的书。辛德曼先生打算这么干呢。他们只好自己扎筏子，沿河向下漂流。他们得了疟疾。步行翻过了喜马拉雅山。他们都是英雄，可惜没人知道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听起来也挺可疑。喜马拉雅山哪有什么可怕的热天？那里不是据说四季积雪吗？

“我告诉邦特：‘艾瑞克在缅甸跟英国人一起打仗。’邦特说：‘英国人根本没在缅甸打仗—是日本人在缅甸用英国人擦了擦屁股罢了。’人可真是无知啊。邦特连央街〔3〕的街顶都爬不上去。”

多年后，或许整整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读到史迪威将军率领手下从缅甸步行到印度的记录。他们穿过德穆山顶的山口，下到钦敦河边。这伙人中包括一些脏兮兮的、饥肠辘辘的英国突击队员。没准艾瑞克·辛德曼就是其中一员。

辛德曼先生和辛德曼夫人初次邂逅，是因为他上门要求转租她在多伦多的公寓。他计划在加拿大当个记者。她计划开车和朋友们去墨西哥玩。她再也没去成。她和辛德曼先生一碰面，事情就那么着了。朋友们都劝她不要和他结婚。比她小七岁，离了婚—前妻和孩子还在澳大利亚某处—而且身无分文。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冒险者。可她不为所动。过了六个星期就嫁给了他，没邀请任何朋友来参加婚礼。

我觉得也该参加一点谈话，所以就问：“他们为啥因为他是个冒险者就反对他？”

“哈哈！”辛德曼夫人说，“他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的意思是说，他图的是我的钱。其实我甚至都没办法说服他一边写他的经历，一边先靠这些钱过日子。他坚持要独立，只好去报道那些愚蠢的伴娘都穿什么衣服、嫁妆展示会，还有镇议会的所有那些废话，这简直要把他逼疯了。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人，总有一天，你会跟人吹嘘你认识他的！”

我们一听到辛德曼先生到门口了，我就会按照指示，抓着熨衣篮溜回厨房。辛德曼夫人换上一种又甜又傻、戏谑而激动的声音嚷道：“是我的宝贝男孩回家了吗？是小勋爵弗契特勒里〔4〕回来了吗？是那只澳洲小疯狗吗？”

辛德曼先生在大厅一边脱靴子，一边回答说他是至尊神探〔5〕，或者是大力水手。他走进起居室，径直走向沙发，她躺在上面张开胳膊等着。他俩响亮地接吻，我狼狈不堪地抓着熨衣板撤退。

“他结婚是为了她的钱。”我告诉梅瑞贝斯。

梅瑞贝斯想知道他长什么样。

“像是沼泽地里捞出来的玩意儿。”我回答。不过那是恩娜姑妈头一回看到辛德曼先生之后的描述。我借用了它，因为喜欢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它并不准确。确实，辛德曼先生很瘦，高而瘦，面带菜色。但他看起来并不是那种没精打采、病怏怏的样子。事实上，他有一副骨骼清奇、五官鲜明、清新爽利的好相貌，正符合这时的潮流。一条铅笔线一样的胡子，冷静的细眼睛，充满嘲讽的淡淡微笑。

“像草里的蛇，”我修正道，“但她发了疯，爱极了他。”我表演他们每天的相见，咂巴着嘴，做着搂抱的动作。

辛德曼夫人告诉辛德曼先生我博览群书，而且是个历史天才。这是因为我帮她搞清了她正试着读的一本历史小说中的几处困惑。我解释了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关系。

“是吗？”辛德曼先生说。他的口音听起来比加拿大人更温和，也更精明。“你最喜欢哪个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或者以为自己是这么说的。

“陀思托—维斯基，”辛德曼先生沉思道，“你最喜欢他的哪部作品？”

我太紧张了，都没注意到他模仿我的发音。

“《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那是我读过的唯一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我是在夜里，在房子后部的冰冷卧室里读的这书，因为匆忙和贪婪，跳过了好多关于宗教大法官的描述和其他一些我读不下去的章节。

“你最喜欢哪个兄弟？”辛德曼先生微笑着，好像已经把我逼入死角。

“米嘉。”我答道。这会儿，我不那么紧张了，挺愿意继续聊下去，解释为什么喜欢他—阿历克塞太纯洁了，伊凡又太富知性了，等等。回家路上，我想象着说出了这些，想象着随着我的滔滔不绝，辛德曼先生的表情渐渐变得肃然起敬，还带点隐隐的懊恼呢。旋即我意识到在发音上犯的错。

我没机会继续说下去，是因为辛德曼夫人躺在沙发上嚷嚷起来：“最喜欢，最喜欢！谁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个肥胖发胀的怀孕老女人呐？我倒想知道这个！”

不管我对梅瑞贝斯如何挖苦辛德曼夫妇，我仍想从他们那里博取些什么。关注、认可。我喜欢辛德曼夫人说我是个历史天才，尽管我知道这说法够傻的。对他的话我会更在乎。我感觉他瞧不起这镇子和镇上所有人。他根本不在乎他们对他不铲走道是怎么看的。我真想在他的轻蔑上啮出一个小洞。

可是，他还是要被称为宝贝男孩，并且屈从于那些亲吻。

梅瑞贝斯也有新鲜事要告诉我。贝特丽丝有男朋友了，一心想订婚。梅瑞贝斯说，他们正又急又累地朝那使劲儿呢。

贝特丽丝的男朋友是个理发师学徒。他在下午过来看她，那时她正好从医院倒班回来，理发店也正好空闲下来。那会儿，公寓里别的女孩还在上班，梅瑞贝斯和我呢，要是我们知趣，设法在学校逛逛，去喝杯可乐或者花点时间逛逛街的话，也不会出现在那里。可梅瑞贝斯坚持径直回到出租屋。

我们会发现贝特丽丝正在铺床。她扯下所有被子，熟练地铺好床单，然后在床单上的关键位置横铺一张吸水棉垫。我想起从前偶尔尿床，丢人地垫着橡皮垫睡觉的日子。

她重新铺好被子，拉扯齐整，藏起这个秘密。她拍松枕头，把被子上面的毯子掀开一个小角。我顿觉心头袭上一阵儿时欲望造成的眩晕感，一种对于被子的亲密触感的回忆。粗糙的毯子，舒服的法兰绒床单，那些秘密。

贝特丽丝穿过大厅走向浴室，就像收拾床铺一样，她也要去收拾身上的相关部位。她带着一种严肃、尽职的表情，一种家庭主妇般的专注。她依然没跟我们说一个字。

“要是接下来她当着我们的面做起那个，我也不奇怪。”我们下楼经过浴室门口时，梅瑞贝斯大声说道。水哗哗冲着。贝特丽丝在做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在用浴棉吧。

我们坐在走廊台阶上。秋千在冬天收起来了，还没装回去。

“她真不知羞啊，”梅瑞贝斯说，“我还要在那张床上睡觉呢。她以为把垫子铺在床单上就没事了。垫子是她从医院偷来的。根本不能相信她，哪怕在她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打架了，她说：‘我们和解吧，来握握手吧。’我握住她的手，可她手心里捏着一只小蛤蟆，是在浴室里跳到她身上的。”

雪还没化完，刺骨的寒风正把沼泽、小溪和潮水的味道扫进镇上。不过理发师学徒依然懒得穿外套。他穿着白色工作服，沿小巷匆忙赶来，一路心无旁骛地低着头。他没料到会撞上我们。

“你们好啊！”他招呼道，故作轻松地装出一副热情样儿。

梅瑞贝斯没接茬，出于忠诚，我也不能开口。我们没站起身，只是挪了挪，让出仅容他走上台阶的空间。我竖着耳朵，却没听见卧室门开关的声音。

“他们就像两条狗一样，”梅瑞贝斯说，“干着那种事的两条狗。”

我想着此刻正在发生的事。互相问候，交换眼光，脱衣服。以什么顺序呢？伴随以什么样的语言和爱抚呢？他们是陷入疯狂呢，还是有条不紊的？他们是脱了一半就滚到床上呢，还是像在看病时一样脱衣？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更符合他们。

脱掉那个。对的。现在躺下。打开双腿。平静的命令，麻木的执行。贝特丽丝目光呆滞而顺从。而理发师的学徒，那个瘦骨嶙峋、满脖子雀斑的家伙，变得专横起来，准备实施他那邪恶的力量。就这样。是的。就这样。

“有一次，一个男孩让我做这事，”梅瑞贝斯说，“我弄得他差点被开除。”她告诉我，七年级时，一个男孩传了张纸条给她，上面写着：“你想干××吗？”她把纸条交给了老师。

“有人想让我做这事。”我说。这话让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垂着眼睛，没看梅瑞贝斯。是谁？她问，他是怎么说的？在哪里？什么时候？是我们班上的什么人吗？我为什么没告诉她？

她跳到下方的台阶上，盯住我的脸。她把手按在我的膝盖上。“我们答应什么事都不向对方保密的。”她说。

我摇摇头。

“你居然没告诉我，我好伤心啊。”

我咬着嘴唇，好像打算锁住秘密。“其实，他和我相爱了。”我说。

“杰茜！快告诉我！”

她答应把自动铅笔给我用到学期末。我没接茬。她说我还可以用她的钢笔。自动铅笔和钢笔，全套都给我用。

我本想多逗她一会儿，然后承认这只是个玩笑。起初，我脑袋里一个人名也想不起来。突然我想起来一个，但它太丢人了。我没法相信我会说出它。

“杰茜，我给你一个手镯。不是借。是送给你。你想要随便哪个都行，就送给你了。”

“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可不是为了手镯哦。”我说。

“我向上帝发誓我不会说的。我保证，说了就死。”

“对上帝发誓就够啦。”

“我会的。我对上帝发誓，杰茜，我对上帝发誓了。”

“辛德曼先生。”我轻声道。我感觉出奇地轻松，毫无撒谎的负担。“就是他。”

梅瑞贝斯从我的膝盖上缩回手，坐直身子。“他太老啦，”她说，“你说过他很丑！他结婚了！”

“我从没说过他丑啊，”我说，“他只有三十三岁。”

“你根本不喜欢他！”

“你恋爱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就是那样的。”

从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谈到自己的生活时她告诉我，她跟罗伯特·勃朗宁发生了三年私情。她根本没老糊涂。她是个非常精干、爽朗的老太太。她没说热爱勃朗宁的诗歌，或者花所有的时间读他。她也没说她有过幻想。“哦，是啊，”她说，“后来我就跟罗伯特·勃朗宁发生了三年私情。”我等她笑起来，或者补充几句解释的话，但没有。因此，我不得不认为，她在想象中开展的私情是如此严肃、投入，她不容许自己把它说成是想象。

那年春天我和辛德曼先生—在我的头脑中，在梅瑞贝斯面前—展开的私情，或许并没在我生命中占据那样重要的位置，不过它还是让我有事可忙。我和梅瑞贝斯相处时不再走神和厌倦了。我不得不安排再安排各种情节，通过选择要透露的信息让它们一一到位。我安排了和他的交媾，但没告诉她，后来不禁倍感庆幸，因为我又决定还是不要让它发生为好。否则我没法令人信服地想象那过程，或者事后要说些什么话。扯谎丝毫不曾让我为难。一旦一头扎进了错误之路—说出了辛德曼先生的名字—犯错的感觉便分外美妙起来。

我不仅通过所说的话，还通过我的模样来演示事情的进展。我并没有勒紧皮带、涂脂抹粉，表现得像个年轻的诱惑者。相反，我特意把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彻底放弃胭脂和口红，只是仍旧敷着厚厚的粉，好显得脸色苍白。我穿着一件恩娜姑妈的鼓鼓囊囊的绉绸上衣去上学。我告诉梅瑞贝斯是辛德曼先生要我穿成这样，把头发盘起来。他受不了任何人盯着我的头发看，或者看到我胸部的线条。他因为爱的重负而痛苦。我也一样。我弓着肩膀，表现出受难的气质。激情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这就是我想给梅瑞贝斯传达的信息。必须让负罪感、心事重重和一种炽热的欲望成为我的日常伴侣。

同样也要成为辛德曼先生的。在我的想象中，他越来越不顾一切。他爱抚我，低语喃喃，然后又自责、呻吟一番，变得虔诚起来，吻我的眼皮。

那么，真正的辛德曼先生呢？这一切是否让我一听到他进门便全身颤抖，对他充满期望，希望看到什么暗示呢？根本没有。他在我的想象中扮演角色的时候，就从现实中隐退了。我不再期待什么有趣的交谈，或者哪怕冲我的方向点点头。在我脑海中，我设法改善了他的相貌—给了他一种比较健康的脸色，压制了他习惯性的微微冷笑，让他显出一副忧郁温柔的模样。我设法不看他的真人，免得又要从头到脚改造他。

梅瑞贝斯追问着细节，但是对一切都不满意。她督促我永远不要屈服。“你不能向辛德曼夫人告发他吗？”她说。

“那会要了她的命的。反正她生孩子时也大有可能死掉。”

“要是她死掉的话，你们会结婚吗？”

“我还不够大哦。”

“他可以等嘛，要是他真像他说的那样爱你的话。他需要有人照顾宝宝的嘛。他会继承她的所有财产吗？”

提到宝宝，让我想到某件最近在辛德曼家发生的真事，也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的窘事。辛德曼夫人招呼我去看宝宝踢她。她躺在沙发上，掀起袍子，用一个垫子遮住私处。“在那儿，看啊！”她嚷道。我看到了，那可不是表面上的一下颤动，而是整个布满淡斑的山丘从底下传出的起伏翻滚。她的肚脐眼鼓突，像一个随时会弹出的瓶塞。冷汗从我的胳膊和额头上直冒出来。我喉咙里也翻上来一团硬邦邦的恶心感觉。她笑了，垫子滑了下来。我冲进厨房。

“杰茜，你有什么好怕的？我想他们中没有哪个会像你反应这么大！”

在辛德曼家的另外两幕。

辛德曼先生早早回了家。我放学后到那里时，他和辛德曼夫人一起待在起居室里。辛德曼夫人仍旧整天拉着窗帘，尽管外面已经是春天了，炎热的五月天。她说不许任何人看到屋里，看到她这副模样。

我从炎热、明亮的下午走进屋子，发现拉着窗帘的闷热房间里点着熏香，两个苍白的人咯咯笑着，喝着酒。他坐在沙发上，她的脚搁在他大腿上。

“正好来参加庆祝！”辛德曼先生说，“这是我们的告别聚会！我们的告别聚会，杰茜。告别了，走喽，再见！”

“别胡扯！”辛德曼夫人说，用光脚后跟捣他的大腿，“我们还没走呢。得等到这个可怕的宝宝出生才行。”

喝醉了，我想。我经常看到他们喝酒，不过此前从未看到他们酒后举止上有什么可笑的不同。

“艾瑞克要去写他的书了。”辛德曼夫人说。

“艾瑞克要去写他的书了。”辛德曼先生用愚蠢的尖声说道。

“确实嘛！”辛德曼夫人说，一边又用脚后跟捣了几下，“等这个怪物一生下来我们就走。”

“那真是个怪物吗？”辛德曼先生说，“它有两个脑袋吗？我们可以用它办个怪物展，赚一大笔钱吗？”

“我们不缺钱。”

“我缺。”

“给我住嘴吧。我可不知道它是不是有两个脑袋，不过我觉得它足足有五十条腿。前几天它把杰茜吓坏咯。”

她告诉他我是怎么逃开的。

“你得习惯这些事啊，杰茜。”辛德曼先生说，“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女孩，在你这个年纪已经有一两个孩子了。你在自然面前可没法讨巧。小小的棕色皮肤女孩，其实她们自己也还只是孩子，就已经有孩子了。”

“哦，我敢肯定。”辛德曼夫人说，“杰茜，做个乖孩子。你知道什么是金酒，对吗？在这个杯子里倒一点金酒，然后倒满橙汁，这样我可以补充点维生素C。”

我接过她的杯子，辛德曼先生想站起身，但她按住了他，他只好说：“香烟。我想它们在卧室里。”

他从卧室回来后没去起居室，而是进了厨房。我在水槽边往冰盘里倒冰块。

“找到没有？”辛德曼夫人嚷道。

“正在这里找呐。”

他手里抓着一盒烟，却在水槽边的柜子里动作很大地翻找。他挨到我身边，和我肩并着肩。他把手搁在我肩膀上捏着。他把手揽到我的背上，摸我赤裸的后脖子。我手里端着冰盘站着，盯住窗外一辆停在后巷的旧巴士，就在福音堂后头。车身一侧印着“圣体龛”字样。

辛德曼先生只用指尖拂过我的喉部。它们的触摸起初轻得像水滴。然后重了些。越来越重，最后用力刻着我的皮肤，好像要划出几道沟似的。

“找到啦。”

我给辛德曼夫人端去饮料，辛德曼先生正坐在立式烟灰缸边的扶手椅里。

“过来坐在刚才的地方嘛。”她用那种愚蠢甜腻的声音说。

“我在抽烟。”

我的喉咙刺痛着，好像刚挨了一拳。

几天后的第二幕，在我又一次去干活的时候。

辛德曼先生在花园里忙碌。他只穿衬衫，仍打着领带，在花园一角，用锄头清除覆盖在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凉亭上的藤条。他警告地喊了我一声，等着我穿过没修剪的草地走到他面前。他说辛德曼夫人不大舒服，医生给她开了点药让她睡觉，让她不要乱动，安静下来，防止早产。他说我今天最好不要进屋。

我离他两码远。突然他说：“过来。到这儿来。问你件事。”

我凑近了些，双腿直发抖，不过他只是指着脚下一棵长势旺盛、多叶红茎的植物。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该挖掉它吗？我分不清这里什么是杂草，什么不是。”

这是一株大黄属植物，我向来就管它叫草，或者叫蒲公英。

“我也不知道啊。”我说，那会儿确实脑袋一片空白。

“你不知道？那你对我有什么用呢，杰茜？这个难道不是个古怪的小窟窿吗？”他冲凉亭挥挥手，“真不知道它是给什么东西造的。侏儒吗？”

他抓住一把藤蔓，扯开，命令道：“进去。”

我照做了。里面是一个奇妙的隐身之所，阴森森的，无人打搅，起伏不平的泥地上点缀着几丛枯萎的植物。屋顶确实很低，我俩都只能弯着腰。

“热吗？”辛德曼先生问。

“不热。”事实上，我全身发寒—一阵阵虚弱感，浑身不自在。

“没错，你是热。你那团头发下面全是汗。”

他例行公事地摸摸我的脖子，就像医生检查身体一样，然后把手挪到我的脸颊和发际线一带。

“连额头都出汗啦。”

我能闻到他手指上的香烟味，还有报社油墨机器的味道。我只希望能坦然面对这些。自打在厨房水槽边，辛德曼先生摸过我的喉部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正在亲身体验我的谎言，我的幻想的魔力。我是一个会施巫术却手足无措的家伙。毫无选择，唯有屈从，屈从于其结果。我琢磨着，不知那激情的进攻是否不再有什么铺垫了，直接就要在这里发生—就在此地，在凉亭的遮蔽中，在泥地上，在枯死的树叶和刮人的小树枝当中，里面没准还藏着老鼠或小鸟的尸体呢。我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我的幻想中辛德曼先生经常发出的那些痴情告白，那些美妙的请求和缠绵，是绝无可能了。

“你以为我想吻你了，杰茜？”辛德曼先生说，“我毫不怀疑你是个接吻高手。可是不行。”他说，好像是我在请求他似的。“不，杰茜。我们坐下吧。”

凉亭里有几块嵌在墙上当长凳的木板。有的断掉了。我坐在一块没断的上面，他坐在另一块上。我们得朝前俯身，避开从格栅墙上钻进来的硬邦邦的树枝。

他把手按在我的膝盖上，按住我的棉布裙。

“辛德曼夫人会怎样呢，杰茜？你觉得她这会儿要是能看到我们，会很高兴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提问，可他又问了一遍，我只好回答：“不会。”

“因为我对她做了你可能会希望我对你做的那种事，她要生孩子啦，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儿。”

他隔着薄棉布拍拍我的腿。“你是个冲动的女孩呐，杰茜。你可不该男人一喊，就跟他们进了这样的地方。你不该这么急着让他们吻你。我想你这人性子急，对吧？你这人性子急呐。你该学点教训。”

事情就这么继续着—拍打和说教，同时冲我而来。他宣称这都是我的错。同时，他的手指掀起我皮肤下的骚动感，挑起一种温和的、隐隐的痛楚。他用干巴巴的声音谴责我。他的手令我兴奋，他的话让我羞愧，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嘲弄着，深深地嘲弄着这两种反应。我不知道这样不公平。至少，我没想到抗议这不公平。我确实感到羞愧，还有困惑，还有渴望。但我羞愧并非因为他宣称的那些我应当为之羞愧的事情。我羞愧，是因为被逮个正着，被弄得一脸蠢相，因为被如此诱惑又被如此谴责，而且我已经身不由己。

“有一件事你得学会啊，杰茜。要为别人着想。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对你来说，会很难呐。”

他或许是指他老婆，我没为她着想过。不过我对这话的理解有所不同。难道不是这样吗：迄今为止我在世界上认识的所有人，对我而言都只是些用来填充我的美妙幻想的木偶罢了？确实如此嘛。按照恩娜姑妈喜欢的说法，他这话说得可谓一针见血。不过，在这种事情上，对个人挫败的一针见血，并不会让人羞愧难当、感激涕零、洗心革面。相反，错误被赤裸裸地揭穿，逼出的是尊严。我现在就是这样。尊严被逼出来了，尊严终止了所有偷偷摸摸的甜蜜爱抚，浇熄了愉悦的希望和暗地里的诱引念头。对于一个可以如此洞穿我的人，我还能有什么念想呢？事实上，要是这会儿能将他从地球上抹去，我会的。

他察觉到了变化。他收回手，站起身。他吩咐我先出去，直接回家。没准还警告了几句，不过我没再听下去。

除此之外，梅瑞贝斯宣布她不相信我。“我一开始信。真的。后来我就开始怀疑了。”

“我们分手啦，”我说，“全都结束了。”

“我不相信你，”梅瑞贝斯悲痛地摇着头，声音颤抖地说，“我不相信你和他之间有过任何事情。我不得不告诉你。别生气啊。我实话实说。”

我没回答。我快步走着。我们正在上学路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在道明银行的一角碰头。她走过整整三个街区，才脱口说出刚才那些话。她只好快步小跑着跟上我。就在遇到别的几个女孩之前—就在我友情洋溢、心情愉快地招呼她们的名字之前—我狠狠瞪了她一眼。我就像对叛徒一样瞪了她一眼。我觉得她罪有应得。她错了—我和辛德曼先生之间发生了好多事。当然，她也是对的。但是我狠狠地按捺住了那方面的想法。遭到谴责时，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都会爆发出这种理直气壮的怒火。

我不假思索便采取了不搭理梅瑞贝斯的策略。她在衣帽间凑上前来，温柔地说：“我们一起回家吧，杰茜。”我没理她。她走在我身边，我假装她不存在。考试开始了，我们的日程改变了，避开她变得很容易。

一封信出现了，夹在我的法语书里。我没把它读完。她说我在伤害她，她吃不下饭，夜里在床上哭泣，哭得头痛欲裂，都没法看清考卷上的试题了，肯定会不及格。她道了歉，希望自己没有这么大嘴巴。要是我再不跟她说话，那她怎么才能跟我说道歉呢？她只知道一点—她永远不可能像这般狠心对我。

我径直看到末尾，看到两颗用小小的x组成的心形，里面写着我俩的名字。杰斯和美瑞白丝。我没再读下去。

我想摆脱她。我厌倦了她的抱怨和信任，她美丽的脸蛋和温柔的性格。我已经超越了她，不再需要她能提供的任何东西。还不止如此。她哭肿的眼睛、备受折磨的模样隐隐令我满足。我享受着伤害她的感觉。毫无疑问。我赢回了一点点在辛德曼家的凉亭里失去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

几年—现在看来也没几年，不过当时感觉过了很久—之后，我又到读高中时的镇子，在大街上逛着。我已经是研究生了。我赢得了奖学金，不再会读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恩娜姑妈去世了。给地板打完蜡之后，她刚坐下来，就死了。佛罗瑞斯结婚了。貌似一个药剂师秘密追了她很多年，他拥有鞋店隔壁的药店，但是恩娜姑妈反对他：他酗酒（也就是说，会小呷几口），而且是个天主教徒。佛罗瑞斯连生两个男孩，她把头发染成褐色，晚上会和丈夫一起喝点啤酒。乔治和他们住一起。他也喝啤酒，帮助照看宝宝。佛罗瑞斯不再害羞或局促。她变得很乐意交朋友。她送给我花朵图案的围巾和人造珠宝，都是我用不上的，还送给我从药店拿来的润肤露和唇膏，这些我倒很喜欢。她邀请我一有空就去看她。我有时真去了，不过那乱糟糟的家庭生活，那些以宝宝们为中心的快乐忙碌，很快便逼着我出门散步。

我沿大街逛着，突然听到有人叩窗。是保险公司的窗子，叩窗的是梅瑞贝斯，她在那儿上班。高中最后一年，她上了打字和簿记课。她跟贝特丽丝和她的丈夫一起生活，后者很快就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在那一年里，她没再尝试和我做朋友。看到对方迎面走来，我们会走到马路对面，或者盯着橱窗—尽管更多是出于窘迫而非真正的敌意。之后她就进了保险公司。

辛德曼夫妇在此之前就离开了。宝宝出生前，他们锁上房子，去了多伦多。是个男孩—据大家所知非常正常。恩娜姑妈对于他们没有正确地封上房子十分不满。她说，里面会生耗子的。不过他们卖掉了它，把报纸也卖了，走得彻彻底底。

梅瑞贝斯招呼我进门。

“我好久好久没看见你了。”她说，好像我们分别时有多友爱似的。她插上电水壶，给我冲速溶咖啡。保险商不在。

她胖了点，不过依然很美丽，楚楚动人。她一如既往衣着入时，穿了件漂亮至极的粉蓝色毛衣，拉绒羊毛裹着柔软的胸部。她在桌子抽屉里存着巧克力，在锡皮罐里放着果酱塔。她请我吃裹着锡纸的杏仁蛋白软糖。她问我是否还在上学，学什么。我跟她提了一点我的学业和打算。

“太棒啦，”她诚心诚意地感叹道，“我一直就知道你可聪明了。”她说她听到我恩娜姑妈的事很难过，她觉得佛罗瑞斯过得不赖。她听说佛罗瑞斯的小宝宝们可爱极了。

贝特丽丝生的都是女娃娃，也很可爱，不过都被宠坏咯。

我们都感叹说，她居然看到了我，多幸运啊。我们发誓找个时间好好聚聚—我知道对此她和我一样，都并非发自真心。她赞美我的安哥拉羊毛围巾和帽子，问是不是在城里买的。

我说是的，唯一的问题是：掉毛掉得一塌糊涂。

“把它们放进冰箱冻一夜，”她说，“我不知道原理，不过很有效。”

我打开门，寒风从街上刮进来。

“记得我们过去有多疯吗？”梅瑞贝斯感叹道，声音悲伤而惊奇。她忙着四下打转，按住纸张。

我想起辛德曼先生和我的所有谎言，以及凉亭里那种难以言喻的混乱感觉。

“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咯。”梅瑞贝斯说，扑到桌上按住东西。

我笑了，也发了点类似的感慨，然后赶紧关上门。我从门外挥挥手。

那会儿，我感觉到了变化—从十五岁到十七岁，从十七岁到十九岁—却没意识到其实一直以来，我还是我。我看到梅瑞贝斯关在办公室里，更甜美、更丰满了，四周是她的点心和打字机，我看到辛德曼夫妇远在天边，陷在他们没完没了的博弈之中，可我自己却是变幻不定的，挥却了一个又一个梦想、谎言、誓言和错误。我不曾看出的是，拥抱着又决绝着的，其实是同一个我。我还以为我可以一遍遍重新来过，磕磕碰碰地走过世界而毫发无伤。

注释

〔1〕迪斯尼动画形象。

〔2〕此为一首十九世纪的英文赞美诗的标题。

〔3〕多伦多最著名的街道，亦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世界上最长的街道。

〔4〕1886年英国作家弗朗西斯·伯内特撰写的儿童小说的主人公。

〔5〕美国畅销漫画主人公。

爱斯基摩人

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

丽亚尽管戴了头盔，头发还是湿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玛丽·乔的办公桌上。

“丽亚，小心点，拜托。”

“你的世界是什么呢，玛丽·乔？”

“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尽忙着帮我爹地咯。”

玛丽·乔为斯齐特医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楼上的公寓住了十年。丽亚小一点的时候—还是个喧闹、肥胖、烦人却可爱的十来岁丫头的时候—喜欢到公寓找玛丽·乔玩，玛丽·乔只好煞费苦心地确保斯齐特医生频频短暂逗留的痕迹都已消抹干净。如今丽亚对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质问过什么。她经常像是试探性地围着这个话题绕圈子。玛丽·乔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却时不时觉得好累。

“不过，你能去趟塔希提，真不赖。”丽亚说，仍旧危险地微笑着，头发和眼睛都闪闪发亮。“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

“当然了，”玛丽·乔说，“谁不是呢？”

“并不是说他不欠你这一趟哦。我觉着吧，是他对你的奉献作点回报的时候了。”

玛丽·乔不做声，继续填病历。过了一会儿，丽亚平静下来，讨论起了从她爸爸那里弄点钱来修摩托车的可能性—她来诊所就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丽亚，在那些老一套的嘲弄、说教和宣传之外，总能问中个把烦人的问题呢？“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塔希提，事实上，玛丽·乔想都没想过要去那里。塔希提对她而言意味着棕榈树、红花、碧波翻滚，以及她毫无兴趣的热带的繁茂和慵懒。这份礼物有种缺乏想象力却挺感人的味道，就像情人节的巧克力。

冬天到塔希提度假！我打赌你激动得要跳起来了！

是啊，我当然是！

她告诉病人们、朋友们，还有妹妹们—她疑心他们都觉得她没有真正的生活—她是多么激动。而且昨夜她辗转无眠—如果那也算数的话。今天早上六点不到—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她就站在公寓窗前，从里到外一身新衣，等着出租车送她去机场。一段短暂、颠簸的飞行去多伦多，一段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长途飞行，然后就上路啦，朝太平洋飞去。在火奴鲁鲁暂停，再然后就到塔希提啦。没回头路可走。

要是希腊就好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好吧，或许斯堪的纳维亚不适合这个季节。或者爱尔兰吧。去年夏天，斯齐特医生和妻子去了爱尔兰。他妻子正在“研究”一些爱尔兰诗人。玛丽·乔根本不认为他们会开心。跟这样一个邋遢、乖戾、麻烦不断的女人一起，谁会开心呢？她相信他们喝得不少。他去钓鲑鱼。他们住在一幢城堡里。他们的度假—以及他独自的休假，通常都是去钓鱼—总是很奢侈，而且在玛丽·乔看来，无非都是例行公事，无聊透顶。他的宅邸也一样，还有他的社交和家庭生活—全都一个样，她想，全都是例行公事，无趣而昂贵。

玛丽·乔开始为斯齐特医生工作时，获得护理学位已有三年，不过她手头从没余钱，要还读书贷款，也要帮几个妹妹还。她来自休伦县的一个小镇。她爸在镇上的维修队干活。她妈因为所谓的“心脏病”去世了—后来玛丽·乔才得知，这只是一种心脏方面的小毛病，斯齐特医生可以诊断出来，并推荐手术加以治疗。

玛丽·乔一有足够的钱，就开始整牙。它们让她羞愧。她从不涂唇膏，笑起来总是小心翼翼。她拔掉犬齿，补了门牙。但她仍不满意，于是戴上了牙箍。她计划牙箍一取下，就把头发染成浅色—现在是平淡无奇的褐色—买点新衣服，甚至搬走，换个工作。等牙箍真摘掉之后，她的生活果然不同于以前，不过并非因为这些策略。

随着时间流逝，更多变化出现了。她从一个模样严肃、全神贯注、声音温柔、胸部肥大的水桶腰女孩，变成一个苗条、衣着入时的女人，一头夹杂金色的头发—如今她超过了年轻时比她漂亮得多的同龄女人们—说话讨人喜欢且不乏权威。这些变化对斯齐特医生起了多少作用，这一点不好说。他过去经常戏言她不要变得太迷人，不然会有人盯上她，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这类话流露出一丝令她沮丧的意味，让她好不自在。后来他不再这么说了，为此她很高兴。不过最近他又开始了，在提到她的塔希提之旅的时候。她想，现在她知道如何对付他了。她调戏他道，谁说得准呢？真要那样也不奇怪嘛。

他喜欢上她的时候她还戴着牙箍。他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牙箍还在。她把头扭到一边，担心一嘴金属块块不会讨人喜欢。他闭着眼睛，她想，或许是因为牙箍吧。后来她知道他那种时候总会闭上眼睛。那种时候他不希望记起自己，没准也不愿意记起她。他的快乐是一种猛烈而孤独的快乐。

隔着走道，玛丽·乔对面是两个空座位，之后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妈妈和爸爸带着一个宝宝和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或者西班牙人吧，玛丽·乔想，通过他们跟空姐的交谈，她很快判断出是希腊人，不过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的座位位于电影屏幕下面，是飞机上唯一有足够空间供他们摆放行李和照料孩子的地方。保温包、塑料食碟、和宝宝一般大的枕头、可以当椅子的折叠床、奶瓶、果汁瓶，还有一个巨大的熊猫玩具，用来哄小女孩的。做父母的忙着照料孩子们—给他们换上颜色粉嫩的睡衣，喂他们吃，逗他们玩，唱歌给他们听。是的，他们告诉啧啧惊叹的空姐，年龄相差不大，只隔了十四个月。婴儿是个男孩。他有点出牙期的小问题。小女孩时不时会吃醋呢。两人都非常喜欢香蕉。她能整根吃，他吃香蕉泥。亲爱的，把他的围嘴拿来，在蓝色包里。毛巾也拿出来吧，他有点流口水。不，毛巾不在那，在塑料袋里。快点。对了。快点。好咯。

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她对这个无害的家庭充满厌恶。你们为啥把食物硬塞进他嘴里？她恨不能这么问（他们在一个蓝色碗里调燕麦粥）。他这个年纪吃固体食物完全是浪费，只会让你上下两头都忙着擦洗。多么小题大做，多么累赘繁琐、哗众取宠和沾沾自喜啊，就因为他们设法生出了孩子。此外，他们还耽误空姐给别的乘客端饮料的时间。

他们后面坐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家庭，印度人。做妈妈的穿一件金线绣的红纱丽，做爸爸的一身紧绷绷的奶油色西装。苗条、沉默、遍体金色的妈妈；营养过剩、模样懒散的父亲，正听着耳机里的摇滚频道。你可以根据他拍打绷在圆滚滚大腿上的奶油色布料的手指判断出是摇滚频道。父母之间坐着两个小女孩，都穿红衣服，戴金手镯、金耳环，脚蹬漆皮鞋，还有一个小弟弟，或许跟前排的希腊小女孩一个年纪，一身西服，完全就是爸爸那身的微缩版—马甲、暗门襟、口袋，一应俱全。空姐给他们送来蜡笔和画画本，但是浑身金光闪烁的小女孩们只是掩住脸咯咯笑。她给他们送上一杯杯干姜水。小弟弟对干姜水摇摇头。他爬到妈妈的膝盖上，她从纱丽中拉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他安顿下来，懒洋洋地躺着吮吸，瞪着大眼睛，看起来不可一世、心满意足。

这也没让玛丽·乔好受一点。她不大习惯现下的这种厌恶感。她知道这实乃无中生有。她在诊所从不会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各种古怪或粗鲁的举止、令人不快的习惯、不好闻的味道和令人无语的问题。她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晚上失眠来着。她的喉咙有点堵，脑袋沉甸甸的。可能要发烧了。不过这更像是她的身体在抗议用这种不断拉开的距离，太快地把它从习惯的归属地和休憩地挪走。今天早上，她还可以从窗口看到维多利亚公园一角、街灯下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木。公寓和诊所都位于一幢好看的旧砖房里，它属于斯齐特医生。周围的整排房子模样都差不离，用途也都类似。玛丽·乔看着泥泞的街道、肮脏的二月积雪、周围房子的灰墙，还有公园后头高高的办公大楼区，那里夜灯通明。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留下。她想取消出租车，换掉新买的麂皮套装，穿回护士服，下楼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给植物浇浇水，准备好面对漫长的又一天，它充满各种难题和例行公事、恐惧和宽慰，以及对于被缠着谈论糟糕天气的担忧—这时不时会发生。她爱这诊所，这候诊室，这昏暗冰冻的下午亮起的灯光。她爱这些挑战和日复一日。一天到头，斯齐特医生有时会上楼到她那里。她做晚饭，他会待上半个晚上。他妻子出门去开会、上课，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了。她出门喝酒，或者已经回家，直接上床了。

空姐终于走过来，玛丽·乔点了一份伏特加马天尼。她向来选择伏特加，希望说它不容易闻出酒味儿的传闻是真的。出于很显然的原因，斯齐特医生不喜欢女人身上飘出酒味。

又有两个人沿过道走来，显然是想换座位，他们挡住了饮料车。另一个空姐手忙脚乱地跟在他们后头。她和那个女人拎着几个购物袋、一只旅行包和一把伞。那个男人两手空空走在前面。他们一屁股坐在玛丽·乔对面的位置上，在希腊一家的旁边。他们试图把行头塞进座位底下，没成功。

空姐说，顶上的柜子里地方足够。

不。男人发出几句低低的抗议，女人则嘟囔着道歉。空姐终于明白，他们决定盯着自己的所有行李。饮料车推走了，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行李—在玛丽·乔前面，空姐起飞和着陆时坐的小弹跳椅后头。

空姐说，希望不会太妨碍那位女士哦。她语调轻快，表明这两个乘客已经惹过一些麻烦。玛丽·乔表示不会，对她没什么影响。那两个人便安顿下来，男人坐靠过道的位置。他又嘟囔一声，颇为专横，但不意味着心情不佳。空姐端来两杯威士忌。他朝玛丽·乔的方向轻轻举举杯。一个傲慢的姿态，可能是表示谢谢吧。显然不是道歉。

他身形肥胖，可能比斯齐特医生老一些，但更精神。一个轻率、乖戾的男人，一头相当长的灰发，身穿昂贵的新衣。棕色袜子上套着凉鞋，上面是锈色长裤，明黄色衬衫，一件体面的金色麂皮上衣，有很多小小的垂片、褶子和口袋。他的皮肤是棕色的，眼睛细长。不是日本人或中国人—他是干什么的？玛丽·乔觉得似曾相识。不是一个病人，不是在诊所里。在哪里呢？

女人从他肩膀后面窥出来，抿嘴微笑，讨人喜欢地皱着宽宽的脸庞。她眼睛细细的，比他更明显，皮肤也更苍白。黑发中分，用橡皮筋扎成小孩一样的马尾辫。她的衣服廉价但挺齐整，或许还很新—棕色休闲裤，印花上衣—不过跟他站在一起很不匹配。拎着购物袋沿过道走来时，她像是个中年人—水桶腰，肩膀浑圆。不过，这会儿她在男人壮实的肩膀后面冲玛丽·乔微笑着，看起来相当年轻。这个微笑本身也有点古怪。她张开嘴对男人说话，古怪的原因揭晓了。少了前排牙齿，整整一排都不见了。正因为此，她的微笑显得偷偷摸摸的，又挺天真—一种看起来狡黠又持久的欢乐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宝宝的微笑一样。

现在，玛丽·乔想起在哪里可能看到过这个男人了。几星期前，她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关于阿富汗一个深深的山谷里的一个部落，靠近西藏边缘。节目是几年前俄国人入侵之前拍摄的。部落民住兽皮屋，成群的绵羊、山羊和骏马就是他们的财产。有个男人似乎积累了最多的这种财富，借助个人魅力和经济实力当上了部落统领，而不是通过继承权。他被称作“可汗”，在兽皮屋里铺上美丽的地毯，装了一台收音机，养了好几个老婆或小妾。

这个男人让她想起这人—可汗。或许正是他本人，不可能吗？难道真没可能吗？他没准离开了他的国家，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就走了，带着毯子、女人，没准还有大量金子，尽管不大可能把山羊、绵羊和马群都带上。你要是搭乘各大航班周游世界，不是迟早会撞上什么电视上见过的人吗？大有可能就是一个异国首领，就像撞上演员、政治家或者心灵治愈大师一样。在现如今这个不安宁的时代，那也大有可能是某个被当作与世隔绝之国的异域风情甚至遗迹而拍摄下来，现在却跟大家一样出来到处溜达的家伙。

女人想必是他的老婆之一咯。最年轻，或许也是最受宠的一个，才被带着进行这番旅行。他带她去了加拿大或美国，儿子们在那里上学。他带她去看了牙医，帮她装假牙。或许假牙就放在手提包里，她还没适应，时戴时不戴。

玛丽·乔被自己这番编造逗乐了，或许伏特加也起了点作用。她在脑海里草拟起一封描述这两人和电视节目的信。当然是写给斯齐特医生的，她看那节目的时候，他就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不过睡着了。她会提到女人的牙齿，以及它们是被特意拔掉以迎合某种古怪的女性审美观的可能。

“要是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后宫，我发誓决不接受任何这类古怪做法！”

电影屏幕放下来了。玛丽·乔乖乖打开顶灯。她考虑着再点一杯喝的，但旋即改了主意。在这个高度，酒精会比平时更强劲。她试着看电影，不过从她的位置看过去，人物都被拉长了，看起来既阴郁又古怪。开头两分钟就有一场谋杀—某个一头迷人金发的女郎在空无一人的走廊被跟踪，然后根据画外音，显然遭到枪杀。玛丽·乔几乎立刻兴味索然，过了一会儿便摘下耳机。这时，她注意到过道对面好像在吵架。

女人，或者女孩，好像想站起来。男人把她按下。他冲她嘟囔了一阵。她回答的语调从抱怨过渡到保证再过渡到抱怨。他好像不搭理她了，仰头看起屏幕。女孩从座位上挤出来，踉踉跄跄爬过他。他突然激动地嚷嚷起来，拽住她的腿。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女孩跟他说的是英语。

“我没有，”她固执地说，“我没有。没醉。”语调激动而绝望，喝醉的人坚持自己没醉时通常都是这副腔调。

男人厌恶地哼了一声，放开了她。

“你不能控制我，”她说，声音中、眼睛里都有了眼泪，“你又不是我爸。”她没沿过道走向洗手间—如果这是她的目的地—而是站在他够得到的地方，悲哀地低头看他。他佯作又要抓住她，动作迅速凶狠，好像这次，或者下次，他真的不惜伤害她了。她踉踉跄跄躲到一边。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屏幕。

女孩仍旧没沿过道走开。她冲玛丽·乔俯下身。

“原谅我。”她说，眼泪汪汪地微笑着。困惑、受辱的脸皱着，抿着嘴做出大大的、或是道歉或是推心置腹的微笑。“请原谅。”

“没关系。”玛丽·乔说，以为女孩是为了吵架而道歉，旋即意识到“请原谅”意思是“可以借过吗”。女孩想跨过玛丽·乔的腿，这腿正脚踝交叠，舒服地伸直着。她想坐到靠窗位置。

玛丽·乔让开路。女孩坐下，用食指做了一个直直的横掠动作抹干眼睛，不慌不忙、总结性地吸了一下鼻子。又要怎样呢？

“别告诉任何人，”女孩说，“别告诉任何人。”

她把宽宽的手搁在玛丽·乔的膝盖上，又收回去。

“不会。”玛丽·乔说。不过能告诉谁呢？又干吗要告诉别人这样一场不伦不类的吵架呢？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爱斯基摩人。”

自然，女孩一站上走道，一张嘴，玛丽·乔就意识到什么可汗和他最宠爱的老婆之类全是瞎扯。她点了点头，不过“爱斯基摩人”这个词比它表明的事实更让她不自在。人们不再用这个词了吧，对吗？“因纽特人”，这才是现在的叫法。

“他是米提斯人〔1〕。我是爱斯基摩人。”

真不赖啊。米提斯人和爱斯基摩人。加拿大老乡。够离谱的，玛丽·乔想。她在脑海里寻思着，得重写一封信啦。

“别告诉任何人。”

女孩的样子，好像在吐露什么秘密—一个羞耻的秘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很害怕，同时竭力保持尊严。她又说了一遍：“不要告诉任何人。”并把手指在玛丽·乔嘴上按了几秒钟。玛丽·乔可以感觉到她皮肤的炙热，还有在这手指里和女孩整个身体里贯通着的颤抖劲儿。她就像一只身陷完全无法言喻的恐惧中的动物。

“不，不，我不会的。”玛丽·乔再度保证。她想，最好还是假装完全明白这个要求的含义。

“你要去塔希提吗？”她友好地问。她知道，这种时候问个寻常问题，可以帮惊恐的人分分神。

女孩又绽放出一个微笑，好像理解了这个问题的目的，它的善意，尽管对她而言这点根本微不足道。“他要去塔希提，”女孩说，“我，也一样。”

玛丽·乔看看过道对面。男人的脑袋正懒洋洋地靠着，或许已经打起瞌睡。即便掉开脸，她仍能感到女孩的炙热和颤抖。

“你多大了？”玛丽·乔问。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女孩摇摇头，好像她的年龄确实是件荒谬、悲惨的事。“我是爱斯基摩人。”

有什么相干吗？她说着这事，好像它是一个玛丽·乔终究会读懂的密码似的。

“不错。可是你多大了？”玛丽·乔更坚定地问，“有二十岁吗？过了二十没有？十八岁？”

继续摇头和困窘，继续微笑。“不要告诉任何人。”

“多大了？”

“我是爱斯基摩人。我十六岁啦。”

玛丽·乔又看看过道对面，确定男人没在听。他好像睡着了。

“十六岁？”

女孩重重地晃晃脑袋，几乎笑了。颤抖依旧。

“你是吗？不是？是吗？是吧。”

再次地，沉甸甸的手指像羽毛一样在玛丽·乔嘴上掠过。

“你想跟他去夏威夷吗？是吗？”

“他要去夏威夷。我，也一样。”

“听着，”玛丽·乔温柔而小心地提议，“我要站起来，走到飞机后头。我要去洗手间。洗手间。我在那里等你。过一会儿，你就站起来，朝后走。你到飞机后头，洗手间那里，我们在那里聊聊。那里说话方便。行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好。”

她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拿起滑到椅子上的外套，理理好。男人在垫子上扭过脑袋，冲她投来茫然、阴郁的一瞥，眼神像一只半睡半醒的狗。他的眼珠在眼皮下转了转，脑袋又扭了回去。

“好吗？”玛丽·乔做着口型问女孩。

女孩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按在微笑的双唇上。

玛丽·乔朝飞机后头走去。早些时候，她脱掉靴子，换上了拖鞋。现在，她舒服地吧嗒吧嗒走着，不过还是挺怀念靴子带来的成就感和坚定感。

她不得不站在排队上洗手间的人中，因为别处没地方可站。队列延伸到窗边那块小小的地方，她本打算站在那里等的。她不断四下打量，等着女孩跟在后面走来。还没来。有几个高个子也来排队，她不得不设法绕过他们朝后看，想确保女孩可以看到她。她只能跟着队列前进，轮到她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只有进去。不过反正也差不多该用洗手间了。

她尽快出来了。女孩还是不见。没在排队。没在厨房附近晃荡，也没坐在后部的哪个座位上。队列现在比原先短，玛丽·乔可以站在窗边了。她站在那里等着，直发抖，懊悔没带上外套。

在洗手间里，她没顾上补口红。现在，她对着黑色的窗子映出的脸涂了起来。假设她决定跟什么人说女孩的事—他们会怎么想她？她现在可以跟什么人讲讲的—那个年长些、看起来相当严肃、画着铜色眼妆的空姐，她似乎是领头的，或者那个空中先生，他看起来心不在焉，不过似乎更平易近人。她可以告诉他们女孩的话，女孩的颤抖，可以说说她的怀疑。不过这些有什么用呢？女孩没说任何可以直接引起怀疑的话。她是个爱斯基摩人，十六岁，要跟一个比她大得多、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去夏威夷。十六岁到法定年龄了吗？带一个女孩去夏威夷犯法吗？毕竟，她有可能不止十六岁。看起来当然不止。她或许醉了，在扯谎。或许是他老婆，虽说没戴戒指。他也当然有可能是她的什么亲戚。玛丽·乔现在不管说什么，估计都会被视为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刚灌过一杯，没准还不止一杯呢。没准会被认为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试图控制那女孩。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女孩得自己说点什么。

不提出要求，就得不到帮助。

得说出你要什么。

得开口。

玛丽·乔慢慢走回座位，一路上注意着女孩有没有行动，有没有坐在别处。她寻找着那个梳着马尾辫的硕大驯服的脑袋。

哪里都不见。

不过快回到座位时，她看到女孩已经挪动了。她坐回原来的位置，在男人旁边。他们又要了两杯威士忌。

或许他趁她起身之后，把女孩拽了回去，强迫她坐在身边。玛丽·乔该让女孩先走的。不过当时能说服她，让她明白吗？女孩真的明白她有意相助吗？

玛丽·乔站在过道上穿外套。她低头看着那两人，但他们都没看她。她坐下，打开阅读灯又关上。电影已经没人看了。希腊宝宝正在哭闹，做爸爸的抱着他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印度小女孩们彼此依偎着，她们的小弟弟在妈妈窄窄的大腿上睡着了。

斯齐特医生会让玛丽·乔很快就明白过来。有些关心—他让她承认过这点—实属无事生非、自作主张。人们出于自作主张的好心，每每会惹出麻烦，而不是做好事。这次她就差点如此。

不错。不过他自己总是关心着人们的体内，关心着他们的胸腔内部。要是这女孩心脏有毛病，哪怕她比现在大上二十岁，四十岁，哪怕她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团糟，等同废物，脑子因为酗酒而荒废近半—就算如此，他也会全力治疗。他会毫无保留，为了这样的拯救或者说拯救的努力而竭尽全力。要是事关真正的心脏，要是事关人们胸膛里血淋淋、怦怦跳、承受重负的心脏。

斯齐特医生的声音里有种隐隐的悲哀。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呼吸也是悲哀的。在电话里，还没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能感到一种无药可救、平静得体的悲伤从他的呼吸中传来。要是告诉他这个，他会不高兴。不是说他特别希望你觉得他开心，而是他会认为有人断言他很悲伤，这既无意义又过于唐突。

这种悲伤似乎是恭顺所致。玛丽·乔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永远无法理解它。她觉得男人身上有一种恭顺是女人无法理解的。（丽亚对此会作何评论？）问题并不在于他所知道的—那个玛丽·乔能对付—而在于他所逆来顺受的。他令她困惑，压力重重。她以一种困惑、谨慎、永恒不变的爱情爱着这个男人。

她想到他的时候，脑海中的他总穿着棕色三件套。那是一套老式西装，让他看起来酷似他童年时代—道道地地的贫困乡村的童年时代—的医生。他有一些好看的休闲服，她看到过他穿它们，可她觉得他穿那些并不自在。他对变有钱不怎么适应，她想，尽管他觉得必须如此，而且对于任何有可能阻碍他的政府都仇恨无比。恭顺、逆来顺受和悲哀。

要是她对他这样讲，他不会相信的。没人会信。

尽管穿着外套，她还是直发抖。她好像有点传染了女孩顽固、古怪的不安。或许真的病了，发烧啦。她扭着身体，试图恢复平静。她闭上眼，忍不住又要睁开。没法不看看过道对面。

这会儿发生的事，她要是够明智、够得体，就该扭头避开才对。不过她没有，而是眼睁睁看了下去。

威士忌酒杯空了。女孩朝前探身，吻着男人的脸。他的脑袋靠在垫子上，没动弹。她眼睛闭着，或者半闭着，朝他贴过去。她的脸宽阔、苍白而冷漠，好一张银盆大脸。她吻他的嘴唇，他的脸颊，他的眼皮，他的额头。他任由着她，纵容着她。她吻他，舔他，舔他的鼻子，他脸颊、脖子和下巴上淡淡的胡茬。舔遍他的脸，吸口气，又开始吻。

吻得不急不忙，心平气和。并非机械性的吻。没有任何被胁迫的迹象。女孩很投入：身陷一种奉献的痴狂。真正的奉献。这里面没有什么像原谅或者安慰那样冒昧的意味。这是一个仪式，占据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和自我，她的自我迷失在其中。它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即便女孩眼睛睁开，带着一种并非茫然迷惑，而是直率尖锐的表情径直朝过道对面看过来—即便这时，玛丽·乔仍旧没法不盯着她看。她作了巨大的努力，花了难以估量的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把双眼挪开。

要是有人问她，看这一切时有何感受，玛丽·乔会回答，她觉得恶心。这并非敷衍。恶心不仅仅是出于发烧的最初症状，或者别的什么令她头晕发抖的原因，而是一种让她厌恶不已的恶心，就好像她能感觉到那温热、肥厚的舌头在自己脸上缓慢舔过。旋即，等她挪开视线，另一种感受涌出，那就是欲望—突如其来、摧枯拉朽的欲望，仿佛松动的泥土从高山奔涌而下。

同时，她听到斯齐特医生的声音，它一清二楚地说道：“你知道，那女孩的牙齿没准是被撞掉的，在哪次吵架的时候。”

这是斯齐特医生熟悉的、有条有理的声音，它要求你应当认清某些事实，某些条件。不过她还从中听出了一些新鲜的意思—一种会心的、自然的满足感。他不仅仅是悲哀的，不仅仅逆来顺受着，而且还因为某些事情如其所是而心满意足着。这种满足感深藏在他的声音里，呼应着她体内松动的感觉。她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羞耻和厌恶，一种仿佛从胃部扩散出来的热度。这个会过去，这波浪潮会退却，可这种厌恶的感觉不会消失。从你心里散发出的厌恶、恶心、不快，可以比痛苦更糟。它会比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想到这个，并给她的感觉定了一些名目之后，她终于稍稍平静。想必是飞行的陌生感，还有酒精，还有女孩带来的困惑，或许还有某种病毒，让她不自在。斯齐特医生的声音与真正的幻觉相差无几，不过毕竟不是幻觉。她知道是自己炮制出了它。她炮制出了它，以便可以扭头躲开它，因为她是那样恨他。要是这感觉变成真的，要是这样一种幻觉征服了她，那她的处境可就太悲惨了，想想都可怕。

她竭力让自己平静，做着深呼吸，假装自己快睡着了。她开始给自己讲故事，故事中各种事情都变得更加顺利。假设女孩刚才跟她去了飞机后部，假设她们有机会交谈，那会怎样？故事不知怎的发展到了火奴鲁鲁的候机室。玛丽·乔看到自己坐在软垫椅子上，房间里装饰着矮小的盆栽棕榈树。男人和女孩从她面前走过。女孩拎着购物袋走在前面。男人把旅行包甩在肩膀上，抓着雨伞。他用卷起来的雨伞一头捣捣女孩。并非想伤害她，甚至都不是为了吓唬她。只是一个玩笑。女孩小跑着，咯咯笑，带着一种深深的道歉、发窘、无助、好脾气的神情看看四周。然后玛丽·乔迎上她的目光，男人对此毫无觉察。玛丽·乔站起身，穿过候机室，走进女洗手间这个明亮的、铺着瓷砖的避难所。

这回女孩果真跟在她身后。

玛丽·乔打开冷水，以一种鼓励的姿态，用水泼泼自己的脸。

她敦促女孩也这么做。

她平静地、不容置疑地跟她说话。

“对啦。给你的脸降点温，让头脑清醒点。你必须清醒地思考，必须非常清醒地思考。对啦。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别怕。他进不来这里。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告诉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跟当局联系。”

不过，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玛丽·乔陷入了僵局，她的梦—因为她正在做梦—笨拙地将这个转译为水槽底部搪瓷脱落的地方露出的一块歪歪扭扭、出乎意料的铁锈。

这个女洗手间保养得够糟的。

“热带地区都像这样吗？”玛丽·乔问站在旁边水槽前的女人，女人用手掩住她的水槽，好像不想让玛丽·乔看或者用它。（并不是说玛丽·乔想这么做。）她是个高大、白发、穿红纱丽的女人，貌似在女洗手间里颇有权威。玛丽·乔四处寻找爱斯基摩女孩，吃惊地发现她躺在地上。她缩小了，长得跟橡皮人似的，一张洋娃娃一样粗糙的脸。不过真正惊人的在于她的脑袋从身体上脱落了，尽管仍由一根内部的松紧带连着。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白发女人说，玛丽·乔觉得指的是你自己的惩罚方式。她知道自己不必担心—她不用负责，又不是她打了女孩或者把她推到地上。那女人准是疯了。

“抱歉，”她说，“我得回飞机了。”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她们已不在女洗手间里了。她们回到了斯齐特医生的诊所。玛丽·乔隐隐察觉到事情有点混乱，令她无所适从，时间中出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缺失。她仍旧惦记着要回到飞机上，可上哪儿去找候机室，又如何去火奴鲁鲁呢？

一个高大的、完全裹着绷带的人形被抬过，玛丽·乔急于搞清那是谁，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送一个烧伤患者来这里。

穿红纱丽的女人也在。她非常友好地问玛丽·乔：“判决〔2〕是在花园里吗？”

这或许意味着玛丽·乔仍旧要因为什么事受指控，花园里正进行判决呢。另一方面，“判决”也可能指的是斯齐特医生。女人想说的或许是“伯爵”，只是发音不准。要真是那样，那她准是在嘲讽他。管他叫“伯爵”是个玩笑，“在花园里”也意味深长，玛丽·乔要琢磨出它的含义，得绞尽脑汁才行。

不过女人张开手，给玛丽·乔看几朵小小的蓝色花—像雪花，却是蓝色的—她解释说这些就是“攀蕨”，“攀蕨”指的是花。

这是个诡计，玛丽·乔明白，但她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她正在醒来。在一架飞越太平洋的巨大客机中，电影屏幕收起，灯光几乎全部熄灭，就连那个宝宝也入睡了。她没法穿过梦境中的层层屏障，回到清晰的部分。女洗手间里，她们正用冷水泼脸，她—玛丽·乔—正告诉女孩可以如何自救。她没法回去。周围人都盖着毯子沉睡，脑袋枕着橙色小枕头。不知何时，她自己也给枕了一个小枕头，盖着一床毯子。过道对面的男人和女孩都睡着了，张着嘴，他俩流畅、纯洁的鼾声二重唱终于让玛丽·乔浮上现实。

她的假期的开始。

注释

〔1〕加拿大原住民的一族。

〔2〕原文为court，与count（伯爵）音形均相似。

怪胎

一、匿名信

紫罗兰的妈妈—艾维阿姨—生过三个小男孩，三个男宝宝，然后她失去了他们。接下来她生了三个女孩。或许是为了弥补她之前在南舍布鲁克小镇一角遭的厄运—抑或是为了提前弥补她不能施予的慈母之爱—她给女孩们取了能想到的最华丽的名字：紫罗兰宝石、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她想出这些名字，十有八九只是想先美一美再说。紫罗兰好奇过—她妈有没有想过呢，过上六七十年，等女儿都变成肥胖衰老的老太婆，她们还得顶着这种名字做人？估计她是以为女儿们也都活不长吧。

“失去”意味着死掉。“她失去了他们”意味着他们死了。紫罗兰明白这个。但她还是忍不住浮想联翩。艾维阿姨—她妈—糊里糊涂走进沼泽，也就是谷仓那头远远的一片荒地，光线昏暗，遍布茅草和赤杨丛。就在那里，在阴沉的光线中，艾维阿姨弄丢了她的宝宝们。紫罗兰会从谷仓尽头溜上荒地，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她钻到红茎的赤杨丛和无名的刺灌丛当中（她去的时候好像都是一年中最潮湿荒芜的时节—晚秋或者初春），让冰冷的水漫到橡胶靴子的脚趾位置。她想象着迷失的感觉。迷失的宝宝们。水从粗草地上漫出。深处还有一些池塘和水洞。人家警告过她这个。她慢慢走进去，看着水贴着靴子淹上来。她从没跟他们提过这个。他们从不知道她去了哪里。迷失啦。

起居室是她可以独自溜进去的另一个地方。窗上的百叶一直拉到窗台。空气沉重浓厚，好像被切割成一个正好填满房间的方块。在几个固定的位置上，躺着饱受风吹雨打的带刺贝壳，里面藏着大海的啸声。一个小小的穿百褶裙的苏格兰人端杯琥珀色的酒，杯子歪着，不过酒绝不会泼出。一把用闪闪发亮的黑羽毛做的扇子。一个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纪念碟，图案和麦片盒上的一样。墙上还挂了个画框，它对紫罗兰的影响是如此强烈，刚进屋时她都不敢看它。她只好用眼角的余光瞄着，绕开它走路。画上是一个戴王冠的国王，以及三位穿深色衣服、王后模样的高挑女士。国王熟睡着，或者是死了。他们都在海岸边，有艘船在等待，画里仿佛有什么涌进了房间—一股平滑、黑乎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甜蜜和悲哀之潮。在紫罗兰看来，这像是一个允诺。它以一种她说不清、理不透的方式，与她的未来、她的生命有所关联。屋里还有别人的时候，她都没法看那画。不过很少有别人。

紫罗兰的爸爸人称比利大王，比利大王·托姆斯，尽管他原名并不叫威廉〔1〕。名叫比利大王的还有一匹灰斑马，是他们家的拉车马，冬天拉雪橇，夏天拉轻便马车。（紫罗兰成年后在1930年代买了一辆汽车，之前这里一直没有汽车。）

比利大王这个名字通常让人想到的是游行，也就是七月十二号的奥兰治游行〔2〕。挑来演比利大王的人要戴硬纸王冠，穿件破烂紫袍，骑马走在游行队伍前头。本来应当骑一匹白马来着，不过有时最多只能找匹灰斑马凑合。紫罗兰从来没弄清她家的马，或者她爸爸，或者马和爸爸一道，是不是在这游行中挑过大梁。她眼中的世界谜团重重，请大人们作点解释吧，可他们每每又恼羞成怒。

不过她确实知道她爸爸一度在北方，在一列火车上干过，它从矮树林中穿行而过，树林里有熊出没。伐木工周末会搭这趟火车，从矮树林里出去喝个烂醉。要是他们归途中放肆过了头，比利大王就会停下火车，把他们踹下去。不管火车开到哪儿，哪怕正在野地里呢—照踹不误。他只管踹他们下去。他是个打架高手。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就因为是个打架高手。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他生命中更早些时候。他还是毛头小子那会儿，在老家雪道镇参加了一场舞会。舞会上另外几个小子侮辱了他，他却只能吃哑巴亏，因为他对打架一无所知。此后他跑去拜了一个职业拳手为师，那是个真正的拳手，住在沙波湖。又一个晚上，又一场舞会—发生了跟上次同样的事。同样的侮辱。只不过，这回比利大王跟他们开战，一个接一个扫平了他们。

跟他们开战，一个接一个扫平了他们。

那片乡村再也没人敢那样侮辱他了。

再也没有啦。

（对他的侮辱想必和他的私生子身份有关。他没明说，不过紫罗兰从妈妈的嘟囔中推断出这个。“你爹地他一个亲人都没有。”艾维阿姨用阴郁、困惑、闷闷不乐的语气说，“从来就没有。他从来就一个亲人都没有。”）

紫罗兰比黎明玫瑰大五岁，比美丽小希大六岁。后两个家伙堪称一对难姐难妹，不过大多数时候还算听话。她们像比利大王一样长着红头发。黎明玫瑰丰满红润，脸庞宽阔。美丽小希骨架小、脑袋大，头发刚长出来的时候，有一绺没一绺的，活像只瑟瑟发抖的小雏鸟。紫罗兰却一头深色头发，在同龄人中个头偏高，像她妈妈一样强健。她有一张略长、端庄的脸，深蓝色的双眸乍看上去像是黑色。后来，特里夫·奥斯丁和她恋爱的时候，拿她的眼睛颜色和她的名字联系着，说了不少情话。

紫罗兰的妈妈和她爸爸一样，也有个怪称呼，大多数时候人们都叫她艾维阿姨，连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叫。这是因为她是一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孩子。她有很多亲人，尽管都不怎么来看她。家里所有古老或珍贵的东西—起居室里的小玩意儿们、一个拱顶箱，还有几把发黑的勺子—都来自艾维阿姨的老家，他们在白湖岸边有一个农场。艾维阿姨在那里生活了那么久，一直都没结婚，侄女和侄儿们对她的称呼渐渐被所有人沿用，连她自己的女儿们也宁愿用这个叫法，而不是叫她妈妈。

没人料到她还会结婚。她自己也这么说。后来她居然真成了家，嫁给那个站在她身边挺不般配的勇猛的矮个儿红发男。人们又评论说，她好像不大能适应这个变化。她弄丢了头几个男宝宝，对于操持家务也兴趣缺缺。她喜欢在户外干活，在花园里掘掘土，或者劈劈柴，就像在娘家常干的那样。她忙着挤牛奶、清理马厩、喂鸡，是长大一点的紫罗兰接管了家务活。

紫罗兰十岁的时候，已经对家务事很上心了，而且自有主张。她会整个星期六在家里刷洗、打蜡，然后呻吟着瘫倒在沙发上，一旦看到有人把泥浆和牛粪带进屋，就气得直咬牙。

“那丫头长大后，嘴里只能啃草皮，她的坏脾气就配那样。”艾维阿姨评论道，好像说的是哪个邻家孩子似的。通常艾维阿姨就是把泥浆带进家里，把地板踩脏的人。

有的星期六紫罗兰会全部用来烤东西，以及编食谱。有一年，整个夏天她都在尝试发明一种类似可乐的饮料，它将天下闻名，人见人爱，让他们发大财。她在自己和妹妹们身上尝试了浆果汁、香草、罐装水果香精和香料的各种组合。有时她们全都冲到果园里高高的草丛中呕吐不已。两个妹妹通常对紫罗兰唯命是从，对她的话深信不疑。一天，屠夫伙计过来买牛犊，紫罗兰告诉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有时屠夫伙计对牛犊肉不满意，就会去寻找肥美多汁的小孩子，做成牛排、排骨和香肠。她完全是凭空捏造，只图个开心，至少她后来把各种往事当故事讲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小女孩们躲进干草棚，比利大王听到动静，把她们赶出来。她们告诉比利大王紫罗兰的话，比利大王说，她们居然会听信这种蠢话，真该吃几个巴掌。他说，他娶的老婆活像骡子，管家的是个恶棍一样的女儿。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跑去找紫罗兰。

“骗人！屠夫不会砍小孩！你撒谎啦，骗人！”

紫罗兰忙着清理炉子，没搭腔。她抓起一盆灰—还是热的，不过幸好不烫—朝她们的脑袋上一倒。她们学乖了，再也不敢去告状。她们冲到外面，在草地上打滚，像狗一样晃着身体，抖着头发、耳朵、眼睛和内衣上的灰。她们开始在果园一角搭起自己的游戏屋，拔草堆成椅子，用一些碎瓷片做碟子。她们发誓不将这事告诉紫罗兰。

可她们又离不开她。她把她们的头发裹在碎布里弄卷，给她们换上旧窗帘做的袍子，给她们的脸化妆，用的是浆果汁、面粉和擦炉粉。她发现了游戏屋，想出一些点子来装饰它，远比她们高明得多。即便她根本没时间搭理她们的时候，她们也忍不住去看她忙活。

她在厨房磨损的黑油毡地毯上画红玫瑰图案。

她在绿色旧百叶窗上剪出波纹边缘，让它们显得很雅致。

在她们家，正常的家庭生活好像恰好颠倒过来了。在别的农场上，你沿小巷走过去，最先看到的通常都是孩子们—在玩耍，或者在做什么杂活儿的孩子们。做妈妈的都在屋里忙活。在这里，你先看到的却是正在堆土豆，在院子里或养鸡场闲逛的艾维阿姨。她脚蹬胶靴，头戴男式毡帽，穿一身脏兮兮、东拼西凑的衣服：毛衣、裙子、邋遢的衬裙和围裙，还有皱巴巴、脏兮兮的长袜。倒是紫罗兰在屋里忙活，是紫罗兰决定何时以及是否该端出面包、奶油和玉米糖浆。好像比利大王和艾维阿姨，尽管不是没努力过，却依旧没弄明白该如何正常度日。

不过这个家还是维持了下去。他们挤牛奶，把牛奶卖给奶酪厂，养小牛卖给屠夫，收割干草。他们是圣公会成员，虽说不怎么去教堂，因为要艾维阿姨把自个儿收拾干净并非易事。有时他们倒会参加在学校举办的牌聚。艾维阿姨会打牌，打牌时愿意摘掉男式毡帽和围裙，尽管还坚持穿靴子。比利大王唱歌小有名气，打完牌，人们会劝他唱几首。他喜欢唱学自伐木工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歌谣，唱歌时拳头紧握，双眼紧闭：

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欧盆果大道，〔3〕

我驾着马车替胡里汉和海伊斯卖命。

如今马儿不在，剩我一人，老来无用，

唯愿我还在欧盆果大道把马车赶。

谁是胡里汉，谁是海伊斯呢？

“是什么公司吧。”比利大王用刚唱完歌，依旧洪亮的嗓门回答。

紫罗兰在镇上读完高中，到渥太华上师范大学。人们奇怪比利大王哪来的钱。要是他手头还剩一点铁路上的工资的话，那就意味着他带着艾维阿姨离开她娘家、买下这片农场时，从她娘家人那里弄到了一笔钱。比利大王说他可不会剥夺紫罗兰受教育的权利—他觉得当老师挺适合她。不过也没什么别的给她了。上高中以前，她带着从箱子里翻出的一匹彩条绉绸，穿过田野，走到隔壁农场。她想学会使用缝纫机，给自己做一条裙子。她果真学会了，尽管邻居女人评论道，这是她有生以来见到的最古怪的女学生装了。

读高中时，紫罗兰每周末都回家，给妹妹们讲拉丁语和篮球，像从前一样持家。不过去渥太华读书后，她圣诞节才回来。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已经长大，足以持家—有没有持则是另一回事。黎明玫瑰本该上高中，但她在本地学校的最后一年没能毕业，正在复读。她和美丽小希同班。

圣诞节紫罗兰回家度假时，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过她以为变的是周遭的一切和别人。

她纳闷他们是不是一直就这样说话。什么样？带口音啊。他们不是故意这样做来寻开心的吧？什么“你那啥”之类的，他们是不是为了逗乐，特意这么说的呢？

她忘记了摆东西的老位置，发现煎锅塞在炉子下，居然大惊小怪。她也不喜欢狗儿跳跳虎了，它老了，被允许待在室内。她抱怨它有味道，沙发毯上沾满狗毛。

她说起居室闻起来一股霉味，墙纸也该换了。

不过让她最为吃惊和不满的还是她的妹妹们。她们自从夏天以来已经长大。黎明玫瑰变成一个高大粗壮的女孩，松弛的乳房在裙子里晃来晃去，宽阔的红脸膛上，昔日狡黠的孩子气换成了一副愚蠢固执的呆相。她散发出成年女人的体味，而且不洗澡。黎明小希的身体仍像小孩，但是卷曲的红头发从来不曾好好梳理，全身遍布跳蚤咬出的疙瘩，都是她在谷仓和野猫玩惹上的。

紫罗兰想帮这两个人拾掇拾掇，却无从下手。最糟的是，她们开始叛逆了。她跟她们说话，两个妹妹互相一对眼神，哼哼冷笑，回避着她，骡子似的不吭声。她们好像藏着什么愚蠢的秘密。

也确实，她们是有个秘密，不过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第二年夏天出事之后才揭晓的。然后转弯抹角地，由美丽小希先告诉几个女孩，她们再告诉另一个，然后又传到另一个耳中，别人渐渐也听说了。终于，一个邻居女人告诉了紫罗兰。

那年晚秋—紫罗兰上师范那年—黎明玫瑰来了例假。她羞愧难当，跑进小溪，坐在冷水中，想让血止住。她脱掉鞋袜和内裤，一屁股坐进冰冻的浅水。她把内裤上的血迹洗掉，拧一拧，没等干就穿上身。她没感冒，也没生病，不过接下来一整年都没再来例假。邻居女人说，这种做法说不定把她的脑子弄坏了。

“所有那些坏血又被赶回她的身体里了，那不是没可能的呀。”

那年圣诞，紫罗兰唯一的快乐就是说起她的男朋友，他叫特里夫·奥斯丁。她给妹妹们看他的照片，是从报上剪下的。他戴着牧师领圈。

“他看起来像个牧师嘛。”黎明玫瑰咯咯笑着说。

“他就是啊。这照片是授予圣职时照的。你们不觉得他很帅吗？”

特里夫·奥斯丁确实很帅。他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人，长着细细的眼睛和完美的鼻子，下巴高高翘起，还有一个抿着嘴唇、自信满满，甚至可以说是仁慈的笑容。

美丽小希说：“是个牧师哦，那他想必很老啦。”

“他刚开始当，”紫罗兰说，“他二十六岁。他不是圣公会牧师，是联合教会的牧师。”她补充道，好像有什么区别似的。对她来说确实不同。紫罗兰在渥太华转了教会。她说联合教会在那里更活跃。它有一个羽毛球俱乐部—她和特里夫都会打—一个戏剧俱乐部，还有滑冰晚会、雪橇晚会、搭干草车巡游活动和联谊会。紫罗兰和特里夫就是在一个万圣节联谊会上，在玩咬苹果游戏〔4〕时初次邂逅的。或者不如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因为紫罗兰在教堂早已注意过他，他是助理牧师。他说他也留意过她。她觉得这话或许不假。部分是因为特里夫的缘故，一群师范学院的女生总是结伴去教堂，她们会通过玩游戏吸引他的注意力。所有人都起立唱赞美诗的时候，她们直盯着他看，一旦他回视，她们便立刻垂下眼睛。然后她们这几排中便传出几波咯咯笑声。不过紫罗兰径直对着他唱歌，仿佛她只是偶然将目光投在他身上而已：

起来哟，上帝的信徒，

披戴上你的盔甲……

唱赞美诗时交织的目光。在这个新的联合教会中，传统卫理公会教徒雄浑的赞美诗和长老会成员严厉的圣歌兼而有之。因此，这个教会的教职当时吸引了许多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与跻身政界寻求机会的年轻人没多大差别。一个动听的声音和一张英俊的脸庞并没什么坏处。

目光交织。在紫罗兰住的出租屋门前的接吻。凉爽的、刮得干干净净却仍有点扎人的陌生的男性脸颊，滑石粉和剃须膏一本正经却又令人宽慰的味道。很快，他们溜进门边的阴影，隔着冬天的衣服紧紧拥抱。他们不得不对于自我控制展开严肃的讨论，但讨论本身却显得那样撩人。他们越来越相信，一旦结婚，他们将会拥有想想就足以让你昏倒的快乐。

紫罗兰过完圣诞节回来不久，他们就订婚了。之后，他们除了性爱，又有了别的事情可以考虑和期待。一种气派体面的生活在等待他们。他们作为订婚伴侣，被邀请去年长牧师和教区里富裕、有权有势的教友家参加晚宴。紫罗兰给自己做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一件越橘色羊毛哔叽呢裙，打着宽褶—与她炮制的七彩条纹绉绸衣服相比，堪称一个巨大进步。

晚宴的饮料是番茄汁。桌上搁着装冰水的水罐。教会禁止饮用含酒精的饮料。就连圣餐酒也是用的葡萄汁。不过吃的总有巨大的烤牛肉或烤猪肉块，或者火鸡，用大大的银盘盛着，烤土豆和烤洋葱，厚厚地涂着酱汁，然后还有重油蛋糕、馅饼，以及形状美妙的布丁，浇着发泡奶油。吃不是一桩罪过。打牌是罪过，只有一种被专门发明出来的卫理公会玩法，叫作“失落之子”的除外。跳舞在一部分人看来是罪过，另一些人觉得看电影是罪过，星期天参加除了无须购票的宗教音乐会之外的任何娱乐活动，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罪过。

对紫罗兰而言，这非常不同于她童年时代随心所欲的圣公会教规，与她家里的规矩—如果说有什么规矩可言的话—更有着天壤之别。她不知道特里夫看到比利大王每天早上出门干活之前都要灌下那么多威士忌会作何感想。特里夫提过想和她回去见见家人，但她不断设法拖延。他们没法在星期天去，因为他要去教堂，工作日也不能去，因为她要上课。她暂时尽量不去想回家这事。

联合教会的繁文缛节固然一时不那么容易适应，但它那种信誓旦旦、不同凡响的感觉，那种活泼振作，却非常对紫罗兰胃口。牧师和首席教友们仿佛都在一个兴旺的大公司里忙忙碌碌。她看得出做牧师的妻子是一项艰难、充满挑战的工作，不过她并不畏惧。她想象着自己在主日学校教课，筹集慈善捐款，带领祈祷，穿得体体面面坐在前排听特里夫布道，不知疲倦地从银茶壶里倒出茶来。

她不打算回家过暑假。考完试她会回家一个礼拜，然后整个夏天都到渥太华的教会办事处打工。她申请了一份离渥太华不远的贝尔角的教职。她打算教一年书，然后结婚。

考试开始前一个星期，她收到一封老家来信。不是比利大王或艾维阿姨写的—他们不写信—而是隔壁农场的女人，也就是缝纫机的主人写的。她叫安娜贝尔·莱尔利，对紫罗兰挺有好感。她自己没女儿。她过去觉得紫罗兰很可怕，不过现在觉得她大有长进。

安娜贝尔写道，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搅紫罗兰，但她觉得应该告诉她。紫罗兰家出事了。具体情况她不想在信里说。要是紫罗兰可以设法搭火车回来，她会去镇上接她。她和丈夫现在有一辆汽车。

于是紫罗兰搭火车回了趟家。

“我只好直话直说了，”安娜贝尔说，“是你爸爸。他有危险。”

紫罗兰以为，她的意思是比利大王病了。不过并非如此。他不断收到匿名信，可怕的信。它们威胁要他的命。

信里写的东西，安娜贝尔说，实在恶心得超出想象。

家里的所有正常生活似乎都已停止。全家人战战兢兢的。他们害怕到后头的牧场挤牛奶，害怕走到酒窖尽头，也不敢在天黑后去打井水或上厕所。比利大王直到现在也不怕打架，但是一个不知名的敌人时刻准备袭击他，这个想法把他击垮了。从家走到谷仓途中，他必须不停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挤奶时，他会让奶牛在畜栏里掉个头，自己躲在角落里，免得有人偷偷凑近。艾维阿姨也是如此。

艾维阿姨在家里到处乱走，用棍子敲打碗橱门、柜子和箱子顶儿，嚷嚷着：“要是你在里面，最好就待在那儿，活活闷死！你这个谋杀犯！”

这个谋杀犯准是个侏儒，紫罗兰评论道，不然哪能藏进这些地方呢？

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都待在家里不上学，尽管这会儿本该准备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她们晚上不敢脱衣，身上的衣服全都揉得皱巴巴的，发出馊味儿。

他们不再开伙。不过邻居们会带来吃的。似乎总有几个来访者坐在厨房桌边，某个邻居，甚至某个不怎么认识的人，听说了他们的麻烦，特地远远赶来看热闹。盘子要么不洗，要洗也是用冷水。地板只有狗还有兴趣去清理。

比利大王彻夜坐着，以防不测。艾维阿姨把卧室门抵得死死的。

紫罗兰提出看看那些信。它们被取了出来，摊在桌子的油毡布上供她研究，就像对所有邻居和来访者们做的一样。

第一封信是从邮局寄来的。然后是第二封，也是邮寄的。之后的就是纸条，从农场各处冒出来的纸条。

在畜栏的一个奶油罐顶上。

钉在谷仓门上。

裹在比利大王每天都要用的牛奶桶柄上。

关于哪张便条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他们争论不休。

“邮戳呢？”紫罗兰打断他们，“邮寄来的两封信的信封在哪里？”

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信封哪去了。

“我想看看是从哪里寄来的。”紫罗兰说。

“从哪儿寄来有啥用，反正他晓得俺们在哪。”艾维阿姨说，“反正他现在没寄啦。他天黑后就溜进来，丢下它们。天黑后直溜进来，丢下它们—他晓得俺们在哪。”

“那跳跳虎呢？”紫罗兰问，“它没有叫吗？”

没。不过跳跳虎现在太老了，当不了看家狗啦。这么多人来来去去的，它早就没兴趣叫了。

“哪怕瞧见地狱大军从大门进来，它也不会叫。”比利大王说。

第一封信告诉比利大王，他最好把牛都卖掉。他命中有劫，绝对活不到收干草那天。他死定了。

比利大王吓得去看了医生。他以为没准脸上有什么迹象，让人看出他得了毛病。但是医生在他身上敲敲，听听他的心跳，对着他的眼睛照了照灯，收了两元钱，宣布他健康得很。

你个大蠢蛋，还去看医生，第二封信这么写道。不如留着你那两块钱钞票擦擦你那臭烘烘的老屁股吧。我才没说你要病死。你要被杀死。这才是你要遭的事。你再健康也没用。我会在晚上溜进你家，割断你的喉咙。我可以在树后开枪打死你。我可以从你背后扑上来，用绳子勒住你，把你勒死，让你永远看不到我的脸。咋样？

这么说，并不是什么占卜者，或者哪个能预测未来的人。而是一个打算亲自动手的敌人。

我才不介意顺便把你那丑老婆和蠢娃子们一起杀死。

你就配脑袋朝下被丢进茅房。你这头罗圈腿的老烂猪。真该用个剃刀片把你那玩意儿给割喽。你还是个骗子。你吹嘘自己打赢那么多架，全是扯谎。

我要用刀子捅你，用个碗接你的血，做他一碗血布丁。我要拿这个喂猪。

你想让一根烧红的拨火棍捅进眼睛里吗？

看完这些，紫罗兰建议：“我们该把这些送到警察局。”

她忘了这一带哪有什么抽象的、官方意义上的警察。警官倒是有一位，可他待在镇上，比利大王去年冬天还跟他发生过一次口角。根据比利大王的说法，布特·洛马克斯法官开车在一个十字路口撞上比利大王的雪橇，洛马克斯喊来了警官。

“抓住那个人，他在十字路口没停车！”布特·洛马克斯（醉醺醺地）嚷道，挥舞着戴着巨大毛皮衬里手套的手。

比利大王捏紧拳头，跳到硬邦邦、积得高高的雪地上。“看哪个穿铜纽扣的敢给我戴手铐！”

最后这事情和解了，只是去找警官仍旧不是什么好主意。

“不管怎样，他会记仇的。没准就是他写的这些信哩。”

不过艾维阿姨认定是一个流浪汉干的。她记得几年前，有个难看的流浪汉上门来，她给了他一片面包，他却没道谢。他问：“没有腊肠吗？”

比利大王觉得更有可能是他有一次雇来帮忙收干草的人。那人一天半后就辞职不干，说是受不了在干草堆里干活。他说差点没被灰尘和干草籽呛死，而且肺部受损，为此索要额外的五毛钱补偿。

“给你五毛钱！”比利大王吼道，挥舞着干草耙，“有种过来拿你的五毛钱！”

或者没准是某个打算报旧仇的家伙，他很久以前从火车上踹下的人中的一个？或者更早先时候，他在舞会上收拾的人中的一个？

艾维阿姨回忆起小时候一个对她有过意思的男孩。他去了西部，不过没准又回来了，发现她已经结婚。

“过了这么久又来追你？”比利大王说，“我才不信这种鬼话！”

“反正，他对我有意思来着。”

紫罗兰研究着这些字条。是用铅笔在廉价的横线纸上写的。铅笔颜色很深，好像写字的人很用力。没有擦改痕迹，书写也没问题—比如说吧，连“蠢蛋”这样的字都没写错。造句和大写字母都很准确。只是这些又能说明什么呢？

门夜里闩着。百叶窗一直拉到窗台。比利大王把霰弹枪搁在桌子上，旁边放杯威士忌。

紫罗兰把威士忌倒进垃圾桶。“你不需要这个。”她说。

比利大王冲她举起手—尽管他并不是打老婆孩子的那种男人。

紫罗兰朝后躲了躲，却没停嘴：“你不需要醒着。我醒着就行了。我还有力气，你累啦。好啦，爸爸。你需要睡觉，不是喝酒。”

争论一阵之后，协议达成。比利大王让紫罗兰证明她知道怎么开枪。之后他就去客厅，睡在硬沙发上。艾维阿姨在卧室里已经用梳妆台堵住了门，要让她再推开，肯定又得嚷嚷着解释半天。

紫罗兰打开灯，从架上取下墨水瓶，给特里夫写信，告诉他家里的麻烦事。她没有添油加醋，只讲了讲现状，让他知道她如何接管此事，安抚家人，她准备如何保护自己的家。她甚至讲了倒掉威士忌的事，解释说她爸爸寻求威士忌的安慰，主要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之故。她没提她很害怕。她描述了初夏夜晚的寂静、黑暗和孤独。对于生活在镇上或者城里的人来说，未免太黑暗、太孤独了—但其实又并非真的那么寂静，要是你仔细倾听的话。远远近近，到处是细微的声响，树木生长、晃动，动物奔跑、觅食。躺在门外的跳跳虎发出一两声哀鸣，那是在梦中吠叫。

紫罗兰在信末签上了爱你、想念你的准妻子，又加上一行，全心全意地。她关掉灯，拉起一扇窗上的百叶，坐守着。在信里，她说这个时候的乡间非常可爱，路边盛开毛茛花；但是，当她坐着，提防着有什么移动的形体从院子里挤挤挨挨的阴影中挪出，竖着耳朵听有没有偷偷摸摸的脚步声时，她觉得自己真恨乡下。公园里的花草要好看得多，渥太华街道两侧的树木更是美不胜收。那里秩序井然，而且有文明。而在这里，只有空虚、谣言和荒谬。要是看到她这么枯坐着，面前搁把霰弹枪，邀请她赴晚宴的那些人会作何感想？

假设冒犯者，也就是谋杀者，果真沿台阶走来，会怎样？那她只有冲他开枪了。距离如此之近，霰弹枪打出的任何伤口想必都会非常严重。免不了有一场法庭审判，她的照片会上报纸。“乡巴佬闹纠纷”。

要是不冲他开枪，结果会更糟。

她听到一个响声，顿时一跃而起，心脏怦怦乱跳。她没抓起枪，反倒推开了它。她觉得声响来自门口，不过仔细一听，她就明白来自楼上，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睡着了。

只是她的妹妹们而已。美丽小希不得不出门上厕所。

紫罗兰给她们打开灯。“你俩不用都起床，”她说，“我可以陪你去。”

美丽小希摇摇头，拉着黎明玫瑰的手。“我要她陪。”她说。

因为受惊，她俩都快变成白痴了。她们不敢抬头看紫罗兰。她们还记得昔日吗？她教育她们，宠爱她们，竭力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昔日时光？

“你们就不能换上睡衣吗？”紫罗兰叹息道，关上了门。她坐在枪边等她们回来上床。然后她点起炉子，煮了点咖啡，因为担心会再睡着。

她看到天边开始发白，就打开房门。狗爬起来抖抖身子，到水泵边塞住的洗碗槽里弄水喝。院里白雾弥漫。房子和谷仓之间是一片多石的凹凸地，因为夜间的潮湿，石块都黑乎乎的。他们的农场，除了散布在多石的山地和沼泽当中的几亩薄田，还有什么呢？得有多蠢，你才会觉得能在这里安顿下来，待上一辈子，还要成家立业呢？

台阶上有一样异常的东西—一团整齐、发亮的马粪。紫罗兰找根棍子想把它捅开，旋即看到下面的纸条。

别以为你那自命不凡的荡妇女儿能帮你。我一直在盯着你们。我恨她也恨你。把这玩意儿填进你喉咙咋样？

他想必是夜里最后一刻把它放进来的，就在她在厨房桌边喝咖啡的时候。他大有可能瞥进屋里，透过窗子看到了她。她奔过去摇醒妹妹们，问她们出去时有没有看到什么，她们说没有，什么也没看见。她们举着灯下了台阶，又走回来，什么也没见着。他是在那之后才放进来的。

这下子，有一件事让紫罗兰暗自庆幸：艾维阿姨与这事无关。艾维阿姨整晚都锁在她的屋子里。并不是说紫罗兰真觉得她妈有这么可恶、这么疯狂，以至于做出这种事。但她知道人们的议论。她知道准有人在交头接耳，说这里出这种事一点也不奇怪。他们没准正讨论着，说有些人就是惹麻烦的命，注定要遭遇怪事。

紫罗兰一整天都忙着打扫。给特里夫的信搁在梳妆台上，根本无暇去寄它。访客不停上门，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同样的交谈，同样的怀疑和讨论。唯一的不同在于，又有一张新字条可以展示了。

安娜贝尔给他们带来新鲜的面包。她看了字条，评论道：“这真叫我恶心。都凑那么近了。你估计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了，紫罗兰。你的神经估计都快要崩断了吧。”

“没人能明白，”艾维阿姨骄傲地宣布，“俺们在这块都过的是啥日子。”

“天黑之后，谁还敢踏上这里一步，”比利大王说，“从现在起，他就要挨枪子儿了。我就说这么多。”

他们吃完晚饭，挤完牛奶，关好牛群，紫罗兰走到邮箱把信塞进去，好让邮递员早上把它收走。她在信上压了几分钱买邮票。她爬上邮箱后头的河堤，坐了下来。

路上没人过来。现在到了白昼最长的那几天。太阳刚刚下山。一只小水鸟吱吱叫着，耷拉着一只翅膀，想引诱她跟上去。想必它把蛋下在了附近。水鸟们都喜欢几乎就在大路上下蛋，就下在砾石路面上，然后又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把人引开。

她变得像比利大王一样不对劲了，开始怀疑身后有人。她竭力不扭头去看，不过还是没忍住。她跳起来，猛转过身，发现刺柏灌木后头的斜阳余晖中闪过一缕红发。

是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想吓死我吗？”紫罗兰生气地说，“我们受的惊吓还不够吗？我看到你们了！你们以为自己在干吗？”

她们钻出来，给她看她们在做什么—在摘野草莓。

从瞥见那缕红发，到看到她们手中的红色野草莓，这么一点时间里，紫罗兰突然恍然大悟。但她不可能让她们承认，除非她哄骗、哀求，甚至还要装作钦佩、同情。或许就算那样也不会奏效。

“不给我吃个草莓吗？”她说，“你们生我气了吗？我知道你们的秘密了。”

“我知道了，”她说，“我知道是谁写的那些信。我知道就是你们干的。你们真是好好地耍了他们一把，不是吗？”

美丽小希的脸抽搐起来。她咬住下嘴唇。黎明玫瑰神色如常。不过紫罗兰看出她捏紧了抓着草莓的拳头。红色汁水从黎明玫瑰的指缝中渗出。然后，她似乎判定紫罗兰是站在她这边的—或者是根本不在乎了—竟然微笑起来。这个微笑，或者说是冷笑，令紫罗兰刻骨铭心。它既纯洁又邪恶，就像梦中某个你信任的人突然变成或者被揭发为敌人时的笑。这是她妹妹，胖嘟嘟的小黎明玫瑰的微笑，也是一个冷酷、狡猾、成年、邋遢、坏心肠的陌生人的冷笑。

全都是黎明玫瑰干的。这一点现在清楚了。一切都真相大白。是黎明玫瑰写了所有的信，想出放它们的地方，美丽小希什么也没做，只是默许着。头两封信是从镇上寄出的。第一次是黎明玫瑰被带到镇上看耳朵痛的时候。第二次是她们搭安娜贝尔的车的时候。（自打有了汽车，安娜贝尔几乎每天都要找个机会进城。）这两次都很容易有机会溜到邮局。之后黎明玫瑰就把纸条塞在别的地方。

美丽小希轻声咯咯笑着。然后打起嗝。然后抽泣起来。

“安静！”紫罗兰说，“又不是你干的！”

黎明玫瑰没有流露出任何害怕或者悔过的表情。她把手拢着伸到脸前，吃起碾碎的草莓。她甚至没问紫罗兰会不会告发她。紫罗兰也没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紫罗兰觉得，要是冒冒失失地问了，黎明玫瑰或许会说，只是开个玩笑而已。那样真没什么意义。又万一她什么都不肯说呢？

那天晚上，妹妹们上楼后，紫罗兰告诉比利大王，他再也无须守夜了。

“为什么？”

“叫我母亲来这儿，我来告诉你们。”她故意说“我母亲”，而不是“艾维阿姨”，或者甚至“妈妈”。

比利大王在卧室门上乱捶，“把那玩意儿推开，出来！紫罗兰要见你！”

紫罗兰收起百叶窗，拉开门闩，打开门。她把霰弹枪靠着角落放好。

她的消息花了颇长一段时间才被消化。做父母的耷拉着肩膀，手搁在膝盖上，一脸失魂落魄、困惑不解的表情。比利大王似乎第一个明白过来。

“她跟我有啥仇咧？”他问。

他反复唠叨的就是这么一句，每次想到这事，他能说的就只有这一句。

“你觉得她跟我有啥仇咧？”

艾维阿姨站起身，戴上帽子。她感到夜间的凉风从纱门吹进来。

“人家要好好笑话俺们啦。”她说。

“别告诉他们，”紫罗兰提议（好像有这种可能似的），“什么也别说。就让这事自己平息下去吧。”

艾维阿姨坐在沙发上晃着身子，她头戴毡帽，身穿邋遢睡衣，脚套胶靴。“这下，他们会说咱家出了个怪胎啦，一准的！”

紫罗兰吩咐父母上床去，他们照做了，好像他们才是小孩。她自己尽管昨晚彻夜未眠，眼皮像被砂纸揉过，但她相信自己肯定是睡不着了。她从钟后取出黎明玫瑰写的所有纸片，看也不看，折叠起来塞进一个信封。她在信封里塞了张字条，写上特里夫的地址。

我们发现是谁写的这些了，她的字条上写道。是我妹妹。她十四岁。我不知道她是疯了还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快过来接我走吧。我恨这里。你可以看看她脑袋里都是些什么哟。我在这里没法入睡。要是你爱我的话，请快来接我走吧。

她摸黑把信封塞进邮箱，又添了几分钱买邮票。她已经忘了里面原先的信和钱。那封信好像是多少天前的事了。

她躺在硬邦邦的客厅沙发上。黑暗中，她没法看到那幅从前她觉得那样强大、那样神秘的画。她试着记起它给她的感觉。她转眼就睡着了。

紫罗兰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这些丑陋的信寄给特里夫，并附上这样一张字条？她真希望他来拯救她，指导她吗？她真希望他帮忙解决黎明玫瑰的问题吗—甚至为此做点祷告？（自打这事一开始，紫罗兰压根就没想过祈祷，也不曾以任何方式想到上帝。）

她永远也搞不清楚自己为何要这么做。她失眠、焦虑，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这就是原因吧。

这些信被取走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紫罗兰亲自站在邮箱边。她要搭邮递员的车进镇，坐一点钟的火车回渥太华。

“你们这些人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邮递员说，“你爹地出事了吗？”

“没事了，”紫罗兰回答道，“都结束了。”

她知道从这里寄出的信会在第二天到达渥太华。有两次投递时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要是特里夫一整天都不在家—他一般都这样—信会放在他租住的房子大厅里的高桌上，房子的主人是一位牧师遗孀。前门通常都不上锁。紫罗兰可以赶在他之前取走那些信。

特里夫在家。他得了一场严重的热感冒。他坐在书房里，脖子上裹块白围巾，好像伤口上的纱布。

“别靠近我，我全身都是病菌。”紫罗兰穿过屋子向他走去时，他拒绝道。从他的语调里，你会以为她才是那个全身病菌的人。

“你忘记把门开着了。”他说。紫罗兰去的时候，应该开着书房的门，免得牧师遗孀遭人非议。

在他的桌子上，他的书和布道笔记当中，摊着黎明玫瑰写的那些脏兮兮、皱巴巴、不堪入目的纸片。

“请坐，”特里夫说，声音疲倦、嘶哑，“请坐，紫罗兰。”

因此她不得不在他的书桌前坐下，像一个苦闷的教友，某个陷入麻烦的可怜的年轻女人。

他说并不奇怪她会来。他知道她没准会露面。他用的就是这个词：“露面。”

“要是你先到的话，你打算把它们撕掉。”他说。

是啊，确实。

“好让我永远不会知道。”他说。

“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我表示怀疑。”特里夫说，还是那种难听的嘶哑的声音。旋即他清清嗓子，“很抱歉，但是我表示怀疑。”他努力想表现得仁慈一点，耐心一点，更像个牧师的样子。

他们从下午一直谈到天黑。都是特里夫在讲。他摩擦着喉咙，让声音能继续发出来。他一直说到嗓子哑得不行，休息一会儿，然后又说起来。他说的话没有一句出乎紫罗兰的预料，从他迎上她的第一眼，她就全料到了。从他说“别靠近我”的那一刻。

此外，几天之后，她接到的他的来信里—他写下了没法当面对她说的最后一些话—也没有任何令她意外的东西。她其实都能帮他写出这封信。（信中还附上了黎明玫瑰写的所有纸片。）

身为牧师，很不幸，是没有太大自由去选择爱情的。牧师的妻子必须不会随身带来任何问题，以至于分散她丈夫的注意力，影响他对上帝和他的教友的奉献。牧师的妻子还必须身家清白，没有任何会引起谣言或者造成丑闻的亲戚。她经常要面对重重困难，所以她必须身心健康，没有任何遗传缺陷或毛病，才能承担起这种生活。

在那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重复、详述和打岔，其间还有过一些争论，讨论该不该带黎明玫瑰去看看这里的什么医生，是不是该把她关进什么地方。特里夫说，黎明玫瑰显然是神经错乱了。

不过，紫罗兰现在已不再希望特里夫帮她解决黎明玫瑰的问题，取而代之，她感觉必须在他面前捍卫黎明玫瑰。

“我们不能请求上帝治愈她吗？”她说。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觉得她在侮辱他。应当由他，而不是她来提到上帝。不过他平静地解释道，上帝是通过医生来治愈人类的。通过医生、治疗、法律和医院。上帝是通过这些来运作的。

“在那种年纪，女性是容易得一种疯病的。”他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她恨男人。她谴责他们。这一点很明显。她对于男人有一种疯狂的仇恨。”

事后，紫罗兰好奇过，他当时是否在给她提供一条退路。要是她同意送黎明玫瑰去疯人院，他是否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或许不会了吧，尽管他力图表现得高人一等、头脑清醒，但其实他可能也很绝望吧。

有好多次，他不得不跟她说同一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没法跟你说下去，除非你不再哭了。”

牧师遗孀进门来，问他们是否要用晚餐。他们说不要，她摇着头走了。特里夫说他咽不下东西。天黑后他们出了门。他们沿街走到一家杂货店，买了两瓶奶昔，又给紫罗兰买了一份鸡肉三明治。鸡肉在嘴里味道像木屑。他们朝基督教女青年会走去，她在那里可以开一个房间过夜。（她在出租楼里的房间还给她留着，但她没法忍受回那里去。）她说她要搭一大早的火车走。

“你不用这么做。”特里夫说，“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饭。我的嗓子不行了。”

确实。他现在只能嘶嘶低语。

“我来接你。”他低语道，“我八点半来接你。”

但是再也没有把他的嘴唇或者凉凉的脸颊贴上她的。

早班火车七点五十发车，紫罗兰上了车。她打算写信通知出租楼的女主人和她打算去打工的教会办事处。她不会参加考试了。她在渥太华一天也没法多待。脑袋在早晨的阳光中疼痛不已。这一次，她真的彻夜无法合眼。火车开动时，她感觉好像特里夫正从她身边被拉走。不止是特里夫。她的整个生命都被拉走了—她的未来、她的爱情、她的运气，还有她的希望。所有一切都像皮肤一样被拉扯掉，也像皮肤被扯下时一样疼痛，只剩下一个赤裸、剧痛的自己。

那么，她鄙视他吗？就算有，她也不曾察觉。那不是什么她能体会出的感觉。要是他跟来了，她会回到他身边—那样开心，开心地。直到最后一刻，她还希望能看到他冲上月台。他知道早班火车什么时候开。他或许会醒来，知道她在做什么，会来追她。要是那样，她会在黎明玫瑰的事情上让步，会对他百依百顺。

但他没来找她，没跟来。人群中没有他的脸。她没法忍受再看任何人。

这样的时刻，紫罗兰想，想必就是人们做出你听说过或者在报纸上看到过的那种事的时刻吧。那种你会试着想象，或者竭力不去想象的事。她可以想象它，可以体会到它的感觉。阳光中的下坠，然后往砾石河岸上那么一撞。淹死可能更愉快一些，不过那需要更坚定的意志。你得坚决地，始终坚定不移地，拥抱河水，咽下它。

除非你是从桥上跳下。

这是紫罗兰干的事吗？她是思考着这些念头，被逼得无路可走，生命遭到彻底颠覆的人吗？她感觉像在看戏，只是自己身在其中，在戏里。她陷入了疯狂的危险。她闭上眼睛，飞快地祈祷起来—这也是戏的一部分，不过是真实的。她想，这是她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祈祷。

救救我，救救我。让我恢复理智吧。求求你，请赶紧啊。求求你。

她后来相信自己从这趟火车旅行中，在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学到了一件事：祈祷是灵验的。绝望的祈祷果然灵验。她后来相信，她从前对于祈祷，对于灵验，其实毫无概念。现在，在火车里，有什么东西降临到她身上，包裹住她。神意降临到她身上，像凉丝丝、凉丝丝的衣服，包裹住她。

你生来不是为了嫁给他。

那不是你生命的意义。

不是要嫁给特里夫。那不是你生命的意义。

你的生命有一个目的，你知道那是什么。

照料他们。他们所有人，你家里的所有成员，尤其是黎明玫瑰。照料他们所有人，尤其是黎明玫瑰。

她望着窗外，醍醐灌顶。阳光照在羽毛一般柔软的六月草上，照在毛茛花、云兰花和古老光滑的岩石上，照耀着整片她原本绝不会喜欢的乱糟糟的乡间，一个字眼儿涌入她的脑海：“黄金”。

黄金般的机会。

关于什么的机会呢？

你知道是关于什么的。屈服。放弃。照顾他们。为了别人而活。

那就是紫罗兰发现的可以用来抛却痛苦的方式。一股沉甸甸的重负从她身上挪开了。如果她能够谦卑屈身，将昔日的自我，还有对于未来的所有设想也同样挪开，那么重负、痛苦和耻辱都将神奇地消失。她还有得到拯救的可能。她可以像六月草一样，清晨的光线掠过它，点燃它，把它变成粉色羽毛，变成一缕缕日出时分的云霞。只要她努力祈祷，努力尝试，就不是没有可能。

人们都说，比利大王自打受了惊吓之后便一日不如一日。他再也没有真正恢复。他们说他老了，明显枯萎了。不过，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老了，早已不复当年。他四十多岁才结的婚。他继续挤牛奶，在家和谷仓之间来来回回，这样过了几个寒冬之后，得肺炎死了。

黎明玫瑰和美丽小希那时已经住到镇上。她们没上高中，在鞋厂找到了工作。美丽小希长成一个擅长交际的美人儿，迷住了一位名叫科拉德的销售员。他们结了婚，搬到埃德蒙顿。美丽小希生了三个女儿，会给家里写一些挺正常的信。

黎明玫瑰的模样和脾气也有了长进。她在鞋厂被公认为一个勤奋的工人，一个不好惹的人，心情好的时候，会讲一些精彩的笑话。她也结婚了—嫁给一个叫康普的，县城南部来的农夫。她再也没有什么古怪、不正常或疯狂的举止。据说她为人有点生硬—不过也就这点毛病。她生了一个儿子。

紫罗兰和艾维阿姨一起生活在农场上。她在市电话公司找了份工作，买了一辆汽车，开车上下班。她难道不能再参加一次教师资格考试吗？或许能，或许不能。她决定放弃，就是真的放弃了。她不想回头。她在工作上得心应手。

艾维阿姨仍在院子和果园里逛荡，寻找母鸡可能偷偷下蛋的地方，还是戴着帽子，穿着靴子。她努力记着进门前刮干净鞋底的泥，免得紫罗兰又要发火。

不过紫罗兰再没发过火。

一天下午下班后，紫罗兰开车去看黎明玫瑰。她们处得不错—黎明玫瑰的丈夫对紫罗兰很有好感—所以像这样不请自去并不唐突。

她发现房门敞开着。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发胖了的黎明玫瑰沿走廊出来，说今天不宜待客，她正给地板刷清漆。确实如此—紫罗兰能闻到清漆的味道。黎明玫瑰没端来柠檬水，也不曾请紫罗兰在门廊上坐一会儿。那天她太忙了。

她那个害羞的小胖儿子，起了个古怪名字叫戴恩的，过来缠住她的腿。他平时很喜欢紫罗兰，但是今天表现得很奇怪。

紫罗兰开车走了。她当然不会知道，再过一年不到，黎明玫瑰就会因为慢性静脉炎导致的血栓死去。她沿一条低低的路开着，两边都是树木和浓密的灌木丛，她满脑袋想的不是黎明玫瑰，而是她自己，突然间她听到一个声音说：“她的生命是场悲剧。”

“她的生命是场悲剧。”这个声音一清二楚、不带情感地宣布。紫罗兰像瞎了一样，径直把汽车开出了路。路边的沟渠并不深，但里面非常泥泞，她没法把汽车倒出来。她绕着车子走，想看看轮子陷在什么地方，之后她站在车边，等有人过来帮她推一把。

真听到有辆车开来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想被人看见。她没法忍受那个。她从路上跑开，钻进树丛，钻进灌木丛，却被钩住了，被那些浆果灌木和小小的山楂刺灌给钩住了。她脱不了身。想躲，是因为她不想被看到，如果说她的生命是场悲剧的话。

二、附体

戴恩相信他对紫罗兰—他妈妈的姐姐—有一段记忆，那是在他妈去世之前。再往前他就不记得什么了。他几乎不记得他妈。他好像看到过他妈妈站在厨房水槽边的镜子前，把红头发塞进一顶深蓝色草帽。他记得帽子上有一截鲜红色缎带。想必她是为了去教堂穿衣打扮。他还记得看到过一条肿胀、深棕色的腿，他觉得那是她最后的病造成的。不过他疑心自己是否真看到过。腿怎么会是那种颜色呢？想必他是听到过人们谈论它吧。他听到过他们说她的腿肿得有水桶粗。

他想，他记得的那一次是紫罗兰像当时经常做的那样过来吃晚饭。她带来一个布丁，放在屋外的雪地上冰镇着。（那会儿农场人家都没冰箱。）然后下雪了，雪盖住布丁盘，把它完全埋住。戴恩记得天黑后，紫罗兰在积雪的院子里踩来踩去，嚷嚷着：“布丁，布丁，布丁快过来！”好像在唤狗一样。他笑得前仰后合，爸妈在走廊里也乐得不行。紫罗兰表演得更卖力了，干脆停下来吹口哨。

他妈妈去世后不久，外婆也去世了—她跟紫罗兰生活在一起，戴顶黑帽子，会不知疲倦、惟妙惟肖地学母鸡咕咕咯咯叫，召唤鸡群。之后，紫罗兰卖掉农场，搬到镇上，在贝尔电话公司找了份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男人短缺，紫罗兰很快当到了经理。战争结束后，有人觉得她该让位，把职位让给要养家的男人。戴恩记得听到过谁这么议论来着—某个女人，没准是他爸的一个姐妹吧，说那样才是做善事呢。但他爸爸说，不，紫罗兰做得对。他说紫罗兰有胆识。

与已婚妇女—做母亲的女人们—穿的千篇一律的打褶子、缀珠子的连衣裙不同，紫罗兰穿半裙和衬衫，用活泼的格纹花呢、深蓝色或灰色华达呢百褶裙，配上好看的象牙色缎子衬衫，白乔其纱花边衬衫，或者粉色、黄色或银色绉绸衬衫。她的高级外套是皇家紫色的，带银狐领。她的头发没用手指绕出波浪，或者电烫出波纹，而是盘成一个大大的、深色的、非常贵气的发髻。她脸上敷了粉，透出娇嫩的粉红色，就像她那个大大的贝壳的颜色一样，有时她会让戴恩听一听那个贝壳。戴恩现在知道了，她的衣着和妆容其实就是那些日子里女商人和职业女性的装束。时髦而不失高雅，体型姣好又不至于过于纤细，既不像男人婆，也没有小女孩相。他曾经以为非凡独特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他长大后发现的关于大多数事情的真相。不过，在他记忆里，紫罗兰仍旧是个独树一帜、无法归类的人，昔日的紫罗兰绝不可以被抹杀。

在镇上，紫罗兰住的是皇家银行楼上的一套公寓。去那儿得爬上一段长长的、封闭的楼梯。起居室里高高的落地窗户叫作法式窗。它们通向两个小小的阳台，阳台上装着铸铁齐腰栏杆。墙上刷涂料，而不是贴墙纸，用的是一种浅绿色。紫罗兰买了一把鲜艳的苔绿色布料包裹的软垫沙发椅，还有一张咖啡桌，木头桌面上嵌着一个玻璃盘子。窗上挂的叫落地窗帘，配有拉杆。它们拉拢起来，便露出闪闪发亮的奶油色树叶从素淡奶油色底纹上飘出的图案。没有顶灯，只有落地灯。厨房里有节疤松木柜子和节疤松木打造的早餐区。再走一段楼梯—这回是露天的陡峭楼梯了—可以下到一个小小的后院，周围围着树篱，专属紫罗兰使用。它与外界隔绝，你可以尽情调整它，装点它，就像在起居室里一样。

在镇上上高中的头两年，戴恩经常去看紫罗兰。要是赶上暴风雨，就在公寓过夜。紫罗兰会在苔绿色沙发上给他铺一张床。那些日子里，他是个皮包骨头、饥肠辘辘的红发男孩—现在可没人相信他曾经皮包骨头过—而紫罗兰给他吃得很好。她让他睡前喝浇着发泡奶油的可可汁，给他吃装在塔皮里面的奶油鸡块、夹心蛋糕，还有叫作石头饼的玩意儿，是用枫糖浆做的。她只吃一片，其余都交给他对付。这些与他在家里跟爸爸和雇工吃的简陋速成饭相比，真是天壤之别。紫罗兰给他讲她在农场的童年，包括他妈和紫罗兰另一个现住埃德蒙顿的妹妹，以及他们的爸妈（她管他们叫作“角色”）。在这些故事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所有事情都很好玩。

她买了一台留声机，给他放唱片，让他挑最喜欢的一张。他最喜欢的是她参加一家介绍古典音乐的唱片俱乐部时作为奖品得到的唱片。雷斯毕基〔5〕的《鸟》。她最喜欢的是《肯尼斯·麦凯莱〔6〕演唱的圣歌及世俗歌曲》。

她再也没去过农场。戴恩的爸爸过来接戴恩，从来都无暇喝杯咖啡。或许他害怕穿着农夫的衣服坐在这样一套雅致的公寓里。也或许他对紫罗兰在教堂里的做法仍有点不高兴。

刚开始镇上生活那会儿，紫罗兰在那里作了一个选择。教堂有两扇门。一扇给乡下人用—原先是因为它离车棚近—另一扇给城里人用。教堂里的格局也是同样：镇上的人待在教堂一侧，乡下人在另一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优越感或者卑下感牵扯在内。人们只是习惯如此。甚至退休后搬到镇上的乡下人，也会设法不走城里人的门，尽管为此他们或许得特地绕过城里人的门，走到乡下人的门那里。

紫罗兰挪了地儿，再加上她的工作，这些显然让她成了一个城里人。不过，她第一次去教堂时，戴恩和他爸爸是教堂里她唯一认识的人。选择乡下人的门将显出忠诚，还有一点点骄傲，一种对特权的放弃。（因为确实，大多数长老、引座员和主日学校教师都是从镇上人那边挑出来的，正如新式帽子和时髦女士套装也大都涌现在那一侧。）选择镇上人的门，也就是紫罗兰所做的，则表现出对于地位的接受，甚至还有一种欲求更多的野心。

戴恩的爸爸之后在人行道上跟她开玩笑。“你喜欢和那一头的人为伍吗？”

“那扇门比较近嘛。”紫罗兰假装不明白他的意思，“我不知道什么这一头那一头的。我想有人口袋里装了根掐灭的雪茄。”

戴恩真希望紫罗兰没那样做。不是说他指望紫罗兰和他爸爸之间能发生什么严肃的事情—比如说结婚。他没法想象那个。他只是希望他们站在同一边，也就是和他站在一边。

六月的一个下午，戴恩考完试，去紫罗兰的公寓取一本落下的书。他得到允许，可以在她上班时到公寓学习。他喜欢打开法式窗，放进刚刚摆脱了积雪的乡村气息，这片土地现在遍布着水量充沛的小溪、有裂隙的沼泽、冒出嫩芽的柳树和热气腾腾的犁沟。尘土也会跟着进来，不过他总是想，他可以在她回家之前打扫干净。他在浅色、明亮的起居室里踱来踱去，默记着大块大块的知识，感觉好极了。屋里每样东西都与他正在学习的内容发生一点关联。其中有一张深色的图画，画着一个死去的国王和几位高贵的女士，他背诗时总盯着它看。那几位女士不知怎的让他想到紫罗兰。

他不知道紫罗兰在不在家，因为她每周下午休息的日子都不同。不过他上楼时听到了她的声音。

“是我。”他招呼道，等着她从厨房出来，问他考试的情况。

可她没有，而是嚷嚷着回答道：“戴恩！戴恩，真没想到你会来！过来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吧！”

她把他介绍给厨房里的两个人，一个男人及他的妻子。泰比特夫妇。男人站在厨房台子前，女人坐在早餐桌边。戴恩见过这个男人。维克·泰比特，是个保险推销员。据说曾是职业垒球手，不过是在很久之前。他身材匀称、个头不高、彬彬有礼，总是衣冠楚楚的，像老练的运动员一样有种谦逊自信的气质。

紫罗兰没问戴恩考试的情况，而是一心继续忙着做咖啡。她先是取出早餐杯，又否定了它们，换上她的高级瓷器。她在早餐桌上铺了块台布，上面有一块淡淡的熨斗烫痕。

“哎哟，我好丢人哦。”紫罗兰笑道。

维克·泰比特也笑了。“确实，确实！”他说。

紫罗兰神经兮兮的笑，以及对戴恩的忽视，都让戴恩闷闷不乐。她在镇上待了好多年了，样子变化很大，可他好像突然才注意到。她头发不再盘成发髻，现在是一头剪得短短的鬈发，也不复原先那种深棕色，如今的发色更深沉、更黯淡，像巧克力软糖。她的红色唇膏太浓太艳，皮肤也粗糙了许多。此外，她还胖了不少，尤其是臀部周围。和谐的体型已经遭到破坏—简直像是在裙子下塞了圈笼子或垫子似的。

维克·泰比特一等咖啡倒好就宣布，他要端着杯子去院子里，看看新种的玫瑰灌木怎样了。

“哦，我想它们长了一种虫子！”紫罗兰说，好像这事让她兴高采烈，“恐怕是这样，维克！”

自始至终，做妻子的一直在说话，她持续不断地讲着，几乎没注意到丈夫已经出去。她跟紫罗兰，甚至跟戴恩说着话，不过她其实只是在对空气发言。她谈论与医生的约见，与按摩师的约见。她说她得了头痛的毛病，感觉就像被烧红的烙铁夹住了太阳穴似的。她的脖子一侧也有另一种剧痛，好像有千百根针扎进肉里。她一刻不停地说啊说啊，就像安装在早餐区角落的一台无助的小型讲话机，悲哀的大眼睛一旦盯住你，顿时变得黯然无神。

这正是紫罗兰最擅长模仿的一种人，一种谈话。

而现在，紫罗兰正敷衍着。她在倾听，或者假装在倾听这个女人，带着一种对方甚至都没注意到，也不需要的关注。这是因为做丈夫的出去了吗？紫罗兰因为他对妻子的粗鲁感到不安吗？她确实不时朝后院瞥去。

“我得去听听维克对那虫子的看法。”说着她跳了起来，脚步笨重慌乱地沿后院楼梯跑下去。

“他们在乎的只有他们的钱。”做妻子的说着。

戴恩站起来再倒一点咖啡。他站在炉子前，询问似的冲说话的人举举咖啡壶。

“我已经喝太多啦，”她说，“我胃里百分之九十都是疤痕组织。”

戴恩朝下看着她的丈夫和紫罗兰，他们正肩并肩站在新种的玫瑰灌木前。毫无疑问，他们在讨论玫瑰、虫子、杀虫剂和枯萎病。不曾发生什么像摸摸捏捏这样低俗的事。维克端着咖啡杯，小心地用脚尖掀起一片叶子，然后是另一片。紫罗兰的目光顺从地挪向他锃亮的皮鞋托起的树叶。

要说戴恩那会儿就看懂了什么，这并非事实。不过他忘掉了正在说话的女人和手中的咖啡壶。他感觉到有一个秘密，一种他人的亲密气息。某种他不想知道，但又不得不知道的东西。

此后不久，他和爸爸在街上走着，看到维克迎面过来。爸爸招呼道：“你好啊，维克。”用的是男人用来招呼一个他们不很熟—或者不想熟悉—的男人时那种平静、尊敬的口气。戴恩扭过脸，打量着五金店的橱窗。

“你不认识维克·泰比特吗？”爸爸问，“我以为你在紫罗兰家里见过他。”

然后戴恩又感觉到了它—他憎恨的那种气息。他现在更憎恨它了，因为它环绕在他周身。它环绕在他周身，挥之不去，即便他爸爸也知道了。

他不想搞清紫罗兰的背叛到了何种程度。他只知道永远也不会原谅她。

现在，戴恩变成了一个肩膀宽阔、面色红润的男人，有点像只磨损的泰迪熊，一把胡子已经几乎全灰。他长得越来越像他妈。他成了一名建筑师。他离开家上了大学，长期在外地生活和工作，不过几年前回来了，忙着修复教堂、市政大厅、商业街区和各种老房子。在他离开那会儿，它们曾经都被视为碍眼之物。他住在小时候的房子里，那幢他爸爸在里面出生，死去，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石头房子，他和西奥渐渐把它修复成原初的模样。

他和西奥一起生活，后者是个社会工作者。

戴恩第一次告诉维克和紫罗兰（他已经原谅她—他们了—在很久以前）有个叫作西奥的要搬来同住时，维克说：“我想，这意味着你终于确定一个当真的女朋友了。”

紫罗兰没说话。

“是个男朋友，”戴恩温和地解释道，“根据名字不好判断。”

“好吧。那是你和他自家的事。”维克体贴地说。他唯一流露出的一点点震惊痕迹，是说了“他自家”，却没发觉。

“西奥，确实，”紫罗兰说，“不容易判断。”

这番对话是在紫罗兰从电话公司退休后搬进的两卧室小房子里展开的，房子位于镇子边缘。维克的妻子去世后，他们得以结婚，之后维克便搬了进来。小房子位于一排类似的房子中间，坐落在一片玉米地前面，沿乡村小路一字排开。维克搬来后，他的东西加上紫罗兰的东西，让天花板低矮的房间显得挤挤挨挨的，东西摆得见缝插针、乱七八糟。苔绿色沙发上铺着维克前妻织的阿富汗毛毯，显得臃肿而过时。维克带来的一幅巨大的黑色天鹅绒绘画占据了一面卧室墙的大部分。画上是一头公牛和一个斗牛士。维克昔日的运动奖杯和保险公司赠送的银碟都摆在壁炉台上，和紫罗兰的旧贝壳还有没完没了饮酒的苏格兰人摆在一起。

所有这些招惹灰尘的旧玩意儿，紫罗兰这样称呼它们。

不过维克本人去世之后，她仍保留着他的东西。他在十一月底的格瑞杯赛季〔7〕去世。紫罗兰给戴恩打了电话，他接听电话时，一开始眼睛还盯着电视屏幕。

“我去了趟教堂，”紫罗兰说，“带了一些东西去参加旧货售卖会，然后去给我们买一瓶威士忌。回家时，我打开门喊了一声‘维克’，他没回答。我看到他的后脑勺位置怪怪的，倒向他的椅子扶手那里。我就绕到他前面，关了电视。”

“你说什么？”戴恩说，“紫罗兰姨妈？出什么事了？”

“哦，他死了。”紫罗兰说，好像戴恩问的就是这事，“他只有死了，才会让我关掉橄榄球直播。”她的声音响亮而一本正经，带着一种不自然的雀跃—仿佛是在掩饰窘迫之情。

他开车进镇，发现她坐在前门台阶上。

“我真是个傻瓜，”她说，“我没法进去。多蠢啊，戴恩。”她的声音仍旧高亢、响亮而明快。

西奥后来说，很多老人在亲近的人死去之后都会这样。“他们超越了悲痛，”他说，“或者说那是另一种悲痛吧。”

整个冬天，紫罗兰似乎一切正常。天好时，她会开车去教堂，去老年俱乐部打牌。然后，当天开始变热，你以为她会喜欢出门的时候，她对戴恩宣布再也不开车了。

他想问题可能出在她的视力上。他建议约个时间去看看她要不要配一副度数更深的眼镜。

“我看得很清楚，”她说，“我的问题在于，不能确定我看到的东西。”

什么意思？

“我看到一些明知不存在的东西。”

她怎么知道不存在？

“因为我还足够清醒，会判断。我的大脑收到那些信息，然后告诉我那是荒谬的。可要是不能总是这样有效，那怎么办？我该怎么判断呢？我可以让人送食品上门。大多数老人都是让人送食品上门的。我是个老人啦。艾匹超市的人不会多想念我的。”

不过戴恩知道她有多喜欢去艾匹超市。他想，他或者西奥或许可以每周开车送她去一次。在那里，她可以买到维克经常喝的特制浓咖啡，她还喜欢看看那些熏肉和培根—都是维克最喜欢吃的—尽管她很少会买。

“比如说吧，”紫罗兰说，“前几天早上，我看到比利大王来着。”

“你见到我外公了？”戴恩笑着说，“好吧。他现在怎么样？”

“我看到的是那匹叫比利大王的马。”紫罗兰简短地解释道，“我走出屋子，它正把脑袋从餐厅窗子探进来。”

她说一眼就能认出它。它那熟悉、傻气、带斑纹的灰脑袋。她命令它走开，离开这里。它把脑袋从窗台上抬起，悠悠闲闲地走了。紫罗兰进厨房做早饭，然后想起了一系列事情。

比利大王马死了已经有六十五年了。

那也不可能是牛奶工的马，因为牛奶工自打1950年以来就不用马车了。他们改开卡车。

不。他们没开任何车过来，因为早就没人送牛奶了。它甚至都不用瓶装了。人们都到商店里买纸盒或塑料袋装的牛奶。

餐厅窗子上有玻璃，玻璃也没破。

“我也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那匹马。”紫罗兰说，“不是说不喜欢它。不过要是消失了的东西或者人里让我挑选想再见到的，那可不会是那匹马。”

“那会是什么呢？”戴恩问，试图让谈话轻松一点，尽管他对于听到的事一点也不开心。“你会选什么？”

但是紫罗兰不高兴地哼了一声—一句不满的咕哝声，呃呃呃—仿佛这个问题让她生气了，甚至激怒了她。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沉思的，甚至是乖戾的傻相—与那声咕哝正好相配。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戴恩偶然看到一个关于南美洲居民—主要是女性居民—的电视节目。他们相信自己时不时会在特殊情境中被神灵入侵、附体。他们脸上的表情让他想起了紫罗兰。区别在于，他们追求这种附体，而他肯定紫罗兰正相反。她一点也不想被一个无助、恍惚、愚钝、固执，有着失控的、随时会在现实中冒出来的回忆或想象的老太婆附体。她想必会因为不得不控制住这个老太婆而脾气暴躁。事实上，他看到过她—现在他想起来了，看到过她偏着脑袋，往头上飞快地拍了一记，就像人们想驱赶什么挥之不去、让人不快的感觉一样。

夏天又过去了一个星期左右，她给他打电话。“戴恩，我告诉过你我看到的那两个路过我家的人了吗？”

“什么人，紫罗兰姨妈？”

“女孩子。我想是的吧。现如今男孩不留长发了，对吗？她们穿着军队制服，看起来是那样的，不过我不知道那能说明什么。一个矮个儿，另一个高个儿。我看到她们路过这幢房子，看了看它。她们走开去，又走了回来。”

“没准她们在捡瓶子，有人这么干。”

“她们没有装瓶子的东西啊。是这幢房子。她们感兴趣的是这个。”

“紫罗兰姨妈，你确定吗？”

“是的，我知道。我也这样问过自己。但她们不是什么我认识的人。她们也不是任何我知道的死去的人。这一点很重要。”

他想，该去看看她了，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他还没来得及去，她又来了电话。

“戴恩，我只是想跟你说说。关于从我家门口走过的那两个女孩子。她们是女孩，穿着军队制服。她们过来敲我的门了。她们说，她们在找一个叫作紫罗兰·托姆斯的人。我告诉她们这里没这个人，她们好像非常失望。然后我说，倒是有个叫作紫罗兰·泰比特的人，这个行吗？”

她听起来颇为兴奋。戴恩很忙。他半个小时后要与镇上的议员们开会。他还牙疼。不过他说：“那么，你是对的了。她们是谁？”

“这就是让人吃惊的地方了，”紫罗兰说，“她们不是一般的女孩。她们中的一位是你的表妹呢。我是说，是你表妹的女儿。多娜·科拉德的女儿。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吧？你表妹多娜·科拉德呀，她婚后的姓是麦克耐。”

“不知道。”戴恩说。

“你姨妈美丽小希，住在埃德蒙顿的那个，嫁给了一个叫科拉德的男人，罗伊·科拉德，她生了三个女儿。伊莱娜、露丝和多娜。现在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

“我从没见过她们。”他说。

“嗯。好吧，多娜·科拉德嫁给了一个姓麦克耐的，我忘了他叫什么了，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乔治王子城，来的是他们的女儿希瑟。路过我家的是他们的女儿希瑟呀。另外一个女孩是她的朋友，叫作吉莲。”

戴恩沉默了一分钟之久，紫罗兰说：“戴恩，希望你没觉得我老糊涂了。”

他笑了。他说：“我得过来看看她们。”

“她们非常有礼貌，好心肠，”紫罗兰说，“和她们的样子可不同。”

他相当确定这些女孩真的存在，不过那会儿一切在他听来都有点糊里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发低烧，之后不得不对牙齿采取根管治疗。）他确实打算到镇上打听打听，看看还有谁见过她们。过了一阵，等他确实着手去打听的时候，他发现符合描述的两个女孩在旅馆里住过，她们有一辆破旧的蓝色达特桑汽车，但是经常步行出门，在镇里镇外都一样。大家都认为她们是搞妇女解放的。人们对她们的衣服不怎么看得上眼，不过她们也没惹什么麻烦，只是在旅馆里跟脱衣舞者发生了一些争论。

同时，他从紫罗兰那里听到了很多。她打电话到他家时，他的牙齿正酸痛，几乎没法讲话。她说，很遗憾他身体不好—否则就可以过来看看希瑟和吉莲了。

“希瑟是个子高的那个，”紫罗兰说，“她有长长的金发，体型瘦削。要说她有哪里像美丽小希，那就是她的牙齿了。不过希瑟的牙齿挺配她的脸型的，洁白美丽。吉莲是个好看的女孩，鬈发，晒得黑黑的。希瑟的白皮肤一晒就发红。她们穿的是一样的衣服—你知道的，军装裤子和工作制服衬衫，还有男孩子的靴子—不过吉莲总是系着皮带，竖起领子，她这么穿显得挺时髦的呢。吉莲更自信一点，但是我觉得希瑟更聪明。她更感兴趣呢。”

“对什么感兴趣？”戴恩问，“说到底，她们是什么人呢—学生吗？”

“她们上了大学，”紫罗兰说，“我不知道她们学的是什么。她们去过法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她们住在一个叫作女人岛的地方。那是一个女人统治的世界。她们在一家剧院工作，做编剧。她们自己写剧本。不接受别的作者的剧本，也不演现成就有的剧本。这家剧院里全是女人。她们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晚饭。戴恩，真希望你能来这里。她们做了一道有朝鲜蓟心的沙拉呢。”

“紫罗兰听起来好像嗑药了似的，”戴恩对西奥说，“听起来好像她们把她给迷昏头了。”

一恢复说话能力，他就给她打电话。“那些女孩感兴趣的是什么，紫罗兰姨妈？她们是对旧瓷器和珠宝之类的感兴趣吗？”

“不是啊，”紫罗兰生气地答道，“她们对家族历史感兴趣。她们对我们的家族和我记得的事感兴趣。我不得不跟她们解释炉子上的储水罐是怎么回事。”

“她们打听那个做什么？”

“哦。她们有点想法。想用那个来写剧本。”

“她们哪里懂什么剧本？”

“我没告诉你吗，她们参加戏剧演出的？她们自己写剧本自己演，在那个女人的剧院里。”

“她们想写什么样的剧本？”

“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真写。她们只是对过去的日子感兴趣。”

“现在正流行这个，”戴恩说，“对过去感兴趣。”

“她们不是装装样子的，戴恩。真的感兴趣。”

不过，他觉得这回她听起来没那么兴奋了。

“你知道她们会把所有名字都改掉，”她说，“写戏的时候，会换掉所有的名字和地名。不过我想，她们只是想打听打听事情，聊聊而已。她们其实没那么年轻，只是看着挺小的。她们充满好奇，而且无忧无虑的。”

“你的脸不一样了，”戴恩终于去看紫罗兰时说，“你瘦了吗？”

紫罗兰说：“我想没有吧。”

戴恩自己瘦了十二磅，但她都没在意。她看起来很高兴，又有点躁动不安。她不断站起又坐下，看看窗外，漫无目的地把厨房里的东西挪来挪去。

女孩们已经走了。

“她们不回来了吗？”戴恩问。

不，要回来的。紫罗兰觉得她们会回来，只是不知何时。

“去找她们那个岛了吧，我猜，”戴恩说，“她们那个女人统治的岛。”

“不知道。”紫罗兰说，“我想她们去蒙特利尔了。”

戴恩不愿相信他竟会因为两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如此不安、狐疑。他几乎要将之归罪于他为了牙痛不得不服的药了。他有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瞒着他—它遍布在他四周，却瞒着他—某个无聊、愚蠢、恶毒的秘密。

“你剪了头发。”他说。正是因为这个，她的脸才不一样了。

“是她们剪的。她们说这是圣女贞德的发型。”紫罗兰像习惯的那样，揶揄一笑，摸了摸头发。“我告诉她们，我可不希望到头来给绑在柱子上烧死。”

她抱着脑袋，前后摇晃着。

“她们把你弄烦了，”戴恩说，“她们把你弄烦啦，紫罗兰姨妈。”

“是因为要整理所有那些东西。”紫罗兰解释道。她冲后面那间卧室晃了晃脑袋。“是因为我在那里要对付的那些东西。”

紫罗兰家的次卧室里有好几大箱文件，还有一个属于她妈妈的古老拱顶箱。戴恩觉得里面想必同样全是文件。古老的高中笔记，师范学院笔记，成绩单，她在电话公司工作那么多年里的记录和通讯，会议备忘，信函，明信片。任何上面写字的东西，她可能都保留了下来。

她说，所有这些文件都得整理出来。必须在女孩们回来之前弄好。她答应过她们一些事的。

“什么事？”

“就是一些事罢了。”

她们很快就会回来吗？

紫罗兰说是的。她觉得是这样的。想着这事的时候，她的双手在桌面上揉来揉去。她咬了一口饼干，把剩下的部分捏碎。戴恩看到她把饼干屑扫到手心，倒进她的咖啡。

“她们寄来了这个。”她说，把一张卡片推向他。它靠在糖罐上搁着，他之前注意到过。一张手制卡片，用蜡笔画着孩子气的紫罗兰图案，还有小小的红心。她似乎希望他读它，于是他照做了。

无比，无比感谢您的帮助和坦诚。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反父权主义之怒火的经典故事。您给我们的这份礼物，我们可以传递给别人吗？所谓的女性之疯狂，其实不是别的，正是数个世纪的打击压迫的结果。关于小溪的那段实在太精彩了，有多少女人会产生共鸣啊！

在底部，用大写字母写着：期待早日看到那些文件。下次一定。对您充满爱意和感激。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戴恩说，“你干吗非得帮她们整理文件？她们不能自己在这堆破烂里翻翻，找到想要的东西吗？”

“因为我不好意思啊！”紫罗兰激动地说，“我不想任何人看到这些。”

他告诉她根本，根本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不该说‘破烂’。我只是想说，你在这么多年里存下了不少东西啊。有些可能很有意思呢。”

“没人知道它们的意义！我必须亲自整理它们！”

“反父权主义之怒火，”戴恩又拾起那张卡片，“她们是什么意思呢？”他想知道她们为什么用大写来强调“女性之疯狂”和“打击压迫”。

“告诉你吧，”紫罗兰说，“让我来告诉你吧。你不知道我不得不与之作战的是什么。有好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美妙啊。我走进来，打开那个旧箱子，看了看里面，你知道我找到了什么吗，戴恩？全都是脏东西。马粪。一排排摆着。是故意的啊。在我自己家里，在我的箱子里，我发现的就是这个。”她抽泣起来，这一点也不像她，毫无迷人之处，自怨自艾的。

戴恩告诉西奥这事，西奥笑了，说：“听说这事我很难过。她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要去看看，她说都扔掉了。”

“确实。不错，看起来好像哪里出岔子了，对吗？我想我能感觉到它快来啦。”

戴恩想起来她的另一句话，不过他没说。那不重要。

“那是个恶心的玩笑，对吗？”她抽泣道，“那种弱智才能想得出来的玩笑！”

第二天，戴恩一口气开出镇子，开到紫罗兰门前的小路，看到她的前门大中午就敞开着。他通常不会走这条路。今天这么做并不奇怪，因为过去几个小时里，他脑海中一直都是紫罗兰。

他想必是在火焰刚刚在厨房升起时进的门。他先看到了它们在厨房墙上映出的亮光。他冲进去，紫罗兰正往煤气炉上堆文件。她点着了火。

戴恩从大厅里抓起一张小地毯掩护自己，设法关掉了煤气。烧着的纸片飘到空中。地板上堆满纸张，有些还装在盒子里。紫罗兰显然打算把它们全烧掉。

“哦，耶稣啊，紫罗兰姨妈！”戴恩嚷道，“耶稣啊，耶稣啊，你在做什么！快出去！出去！”

紫罗兰站在屋子中央，像一截黑色木桩扎根在那里，周身飘扬着燃烧的纸片。

“出去！”戴恩吼道，把她扳转身，推向后门。突然之间，刚才绝对的静止变成了惊人的速度。她跑向，或者说是一头扎向门口，打开门，跑进后门的走廊。她没冲下台阶，而是从走廊边缘径直跌下去，头朝下栽进维克种的玫瑰灌木。

戴恩没有立刻发现她跌下去了。他在厨房里手忙脚乱。

幸运的是，一堆堆或者一捆捆的纸张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容易着火。戴恩更担心的倒是窗帘或炉子后头发干的油漆墙。紫罗兰不再像从前那样精心料理家务了，墙壁油腻腻的。他用小地毯按住炉子上蹿起的火焰，然后想起他亲自买来，要求紫罗兰收在厨房柜子里的灭火器。他举着灭火器在厨房里跌跌撞撞地跑着，追逐着火的小鸟们，把它们变成落到地上的焦纸片。他被地上的一堆堆纸张绊住脚步。不过窗帘没着火。炉子后头墙上的油漆冒出泡泡，不过也没烧起来。他继续追逐着，用了五分钟或者更短时间就扑灭了火。只有烧焦的纸片，如肮脏的飞蛾翅膀一般，落在所有东西上面—真是一团糟。

他看到紫罗兰倒在地上，陷在玫瑰灌木中间，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担心她中风了，或者心脏病发作，或者至少也在跌下去时摔裂了骨盆。不过她很清醒，挣扎着爬了起来，呻吟着。他抓住她，帮她站起身。两人都发出好多痛苦的呻吟和感叹之后，他终于帮她走到后门台阶，让她坐在上面。

“你这血是哪来的？”他问。她的胳膊上沾着泥土和鲜血。

“玫瑰戳的。”紫罗兰说。听到她的声音，他知道她没什么大碍。

“玫瑰狠狠地刮伤了我，”她说，“戴恩，你看起来真糟糕！你看起来真糟糕，全身黑乎乎的！”

他的脸上泪水和汗水混成一道。他用手擦擦脸，手顿时变黑了。“烟熏的。”他说。

她是那样平静，以至于他猜想她或许有一点轻微的中风，记忆缺失了，正好能让她忘掉刚才的火灾。不过她没忘。

“我甚至没用什么煤油嘛，”她说，“戴恩，我没用煤油什么的。火怎么会烧成那样？”

“那可不是烧柴火的炉子，紫罗兰姨妈。那是在煤气炉上啊。”

“哦，天哪。”

“你肯定以为是在柴火炉子上烧文件吧。”

“肯定是的。我多蠢哪。你赶来扑灭了它。”

他试图从她的头发上挑出黑纸屑，但是手指一捏，它们就碎了。裂成更小的碎片，消失不见。

“我得谢谢你啊。”紫罗兰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他说，“是送你去医院，确保你没有问题。你可以休息几天，我们帮你把厨房清理一下。行吗？”

她一阵呻吟，不过听起来挺平静的，那意味着同意。

他晚上会跟西奥谈一谈。他们会设法想出个方案。

“你得盯着我点，免得我把这地方整个烧喽。”

“没问题。”

“哦，戴恩，这可不是开玩笑。”

第三天晚上，紫罗兰在医院去世了，之前毫无征兆。或许是一种延迟反应吧，受惊吓的结果。戴恩在后院的焚烧炉里烧掉了所有文件。她从来不曾吩咐他这么做。她再也没提及她在做的事。她再也没提及那些女孩们，或者那年夏天发生的任何事。他只是觉得应当完成她没做完的事。他一边烧着，一边计划该如何斥责那些女孩。不过等他弄完，他觉得自己对她们未免过于严厉了—尽管给她惹了麻烦，可她们也给她带来了快乐嘛。

在那个炎热、几乎万里无云的午后，他们还坐在后院台阶上，面对绿色玉米林的时候，紫罗兰摸摸胳膊上的擦痕说：“这让我想起一些事。”

“我该给你涂点滴露的。”戴恩说。

“好好坐着。你想，到这会儿了，还有什么细菌没进入我的血管呢？”

他坐定了，她说：“你知道，维克和我是朋友。戴恩，在我们能够结婚之前很久很久就是。”

“知道。”

“嗯。这些擦伤让我想起我们是怎么认识，又是怎么变成那样的好朋友的，因为当然了，我们第一眼就互相对上了。我开着我的第一辆车，那辆V8，你可能都不记得了，我开出了路面。我开进了一条小沟，倒不出来。所以当我听到有辆车开来，就在那儿等着，但是我突然觉得没脸见人。”

“你因为开出了路面而害臊吗？”

“我感觉糟透了。正因如此，我才开出了路面。我莫名其妙就感觉很糟，就算有什么原因，也是某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吧。我没法见任何人，所以我躲进了灌木，结果立刻被钩住了。我想转个身，扭来扭去的却怎么也挣不脱。我越扭，擦伤得越厉害。我穿着一件薄薄的夏天的裙子。不过那车还是停下了。是维克。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个吧，戴恩？”

没有。

“是维克开着车路过。他吩咐道，待着别动，然后他走过来，从我身上摘下那些浆果藤和枝条。我感觉自己像困在陷阱里的一头牛。不过他没笑话我—他看到一个人陷在那样的困境里，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怪。结果倒是我自己笑了起来，看到他穿着那身浅蓝色夏季西装，那样一本正经地围着我忙活的样子。”

她上下抚摸着胳膊，指尖在擦出的伤口上描一描，拍了拍。

“我刚才在说什么？”

“你被灌木钩住了，维克帮你解脱了出来。”

她快速拍着胳膊，摇着头，喉咙里发出表示不耐烦或厌恶的呻吟声：呃呃呃。

她坐直身体，响亮地，却又像是在推心置腹地说：“有只野猪在玉米地里拱来拱去呢。”

“后来你笑了。”戴恩像没听到似的说。

“不错，”紫罗兰点点头，竭力按捺住不耐烦，“不错，我们笑了。”

注释

〔1〕比利为威廉的昵称。

〔2〕纪念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俗称比利大王）的新教游行。

〔3〕1850年代加拿大政府规划的路线，意在鼓励对安大略省东北部的开发。

〔4〕用嘴咬起漂浮在大水盆中的苹果的游戏。

〔5〕1879—1936，意大利作曲家。

〔6〕1927—2010，苏格兰男高音歌唱家。

〔7〕加拿大最大的年度橄榄球赛季，始于1909年。

祈祷之圈

特鲁迪把壶朝房间那头扔去。它没撞到对面的墙。没砸中任何人。甚至都没摔破。

这是一个没有把手的壶—灰泥色，上有棕色横条，摸上去砂纸般粗糙—是丹那年冬天参加陶瓷班做的。他做了六个小小的无把杯子配它。壶和杯子本是喝清酒用的，但是当地酒店不售清酒。一次，他们旅行时买了一些回家，不过不怎么喜欢。因此丹做的壶一直搁在厨房的开放式架子上的最高一层，里面搁着几样有点价值的稀奇玩意儿。特鲁迪的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罗宾八年级获得的全优生奖牌，一条长长的双层黑玉珠链，原是丹的妈妈的，遗嘱留给了罗宾。特鲁迪现在还不让她戴。

特鲁迪下班回家时刚过午夜。她摸黑进屋。只有小小的炉灯开着—她和罗宾总给对方留着这灯。特鲁迪等不及开别的灯，甚至包都没放下，就爬上一把椅子，取下壶，在里面摸了一圈。

没了。当然。她早知道它没了。

她穿过黑暗的屋子，走向罗宾的房间，拎包仍挽在胳膊上，手里抓着那壶。她打开顶灯。罗宾呻吟着翻个身，把枕头扯到脑袋上。装吧。

“你奶奶的项链，”特鲁迪说，“你为什么要那样做？你疯了吗？”

罗宾假装发出一声半梦半醒的呻吟。看起来，好像她所有的衣服，旧的新的，干净的脏的，全都散落在地板、椅子、桌子和梳妆台上，甚至床上也有。墙上贴了张画着河马的大海报，下书“我怎么如此天生丽质？”。还有一张特里·福克斯〔1〕跑过雨中公路的海报，身后汽车如林。脏杯子，脏酸奶盒，学校笔记，一盒没拆封的卫生棉条，罗宾学龄前玩的布蛇和布老虎，一大摞两年前被轧死的猫“腊肠”的照片，罗宾跳远、赛跑或投篮得的红蓝色缎带。

“你给我说话！”特鲁迪说，“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干！”

她丢出酒壶。但它比她想象的重，或者也可能扔出的那一瞬她手软了，总之它没撞上墙，掉在梳妆台边的地毯上，在地上滚了一会儿，完好无损。

那会儿你冲我扔了只壶呢。你差点砸死我。

不是冲你的。我没冲着你扔。

你差点砸死我。

罗宾在装睡的证据：她惊恐地坐起，却毫无突然惊醒时的困惑茫然。她好像很害怕，但孩子气的惊恐表情下，藏着另一种表情—死不悔改、察言观色、轻蔑不屑。

“它多好看啊。而且很值钱。它是你奶奶的东西。”

“我觉得它属于我。”罗宾说。

“那女孩甚至都算不上是你朋友。天哪，你今天早上对她可没说什么好话。”

“你哪知道谁是我朋友！”罗宾的脸涨成发亮的粉红色，眼里盈满泪水，不过轻蔑的、死不悔改的表情依然如旧。“我了解她。跟她聊过天。所以滚出去！”

特鲁迪在成人精神障碍中心工作。很少有人这么叫它。镇上老一点的人仍称它为“威尔姐妹之家”，其他许多人，包括罗宾—以及估计大多数她的同龄人—都叫它智障中心。

这房子现在修了一条轮椅坡道，因为有些智障人士在身体上也有残疾。后院有个游泳池，用纳税人的钱造它的时候，颇引起了一番议论。除了这些，房子看起来和从前几乎没什么不同—白木墙，带墨绿纹饰的山墙，斜屋顶，装深色纱窗的边廊，前方低洼的草坪周围环绕着软枫木。

这个月特鲁迪是下午四点到午夜的班。昨天下午，她把车停在房前，沿车道步行上去，想着这房子多美啊，就像威尔姐妹时期一样宁静，那对姐妹想必总是给人奉上冰茶，从图书馆借书看，或者还打槌球，就像那时候的其他人一样。

一旦你进门，总能听到几则新闻、一阵争吵或者激动的嚷嚷。有人来修游泳池，但没完工。他们又走啦。还没修好。

“我们反正拿它也没什么用，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约瑟芬说。

“还不到六月中呢，你却说夏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凯尔文说，“说话不经过大脑啊。你听说了那个在乡下死掉的女孩子吗？”他问特鲁迪。

特鲁迪搅拌着两份冰冻柠檬水，一份是粉红色的，一份是原色的。听了他这话，她把勺子往冰块上猛的一捣，溅出几滴柠檬水。

“怎么回事，凯尔文？”

她担心听到女孩被拖下某条乡间公路，在树林里被奸污，勒脖，毒打，弃尸。罗宾总是穿着白短裤和T恤，飞扬的头发上勒条发带，在乡间公路跑步。她的头发是金色的。腿和胳膊也是金色的。她的脸颊和四肢并非闪闪发亮，而是覆着层绒毛—要是她跑步经过，身后留下一阵花粉之雾，你也不会奇怪。汽车冲她鸣喇叭，她不为所动。有人冲她嚷嚷下流的威胁，她就不甘示弱地骂回去。

“因为开卡车。”凯尔文说。

特鲁迪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罗宾还不知道怎么开车呢。

“十四岁，她不会开车，”凯尔文说，“她溜进卡车，立马撞上一棵树。她父母在哪儿？我想知道的是这个。他们没看好她。她还不知道怎么开车，就溜进卡车，撞上树。十四岁。太年轻啦。”

凯尔文是独自进城的。他能打听到所有新闻。他五十二岁，仍旧瘦瘦的，像个男孩子，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一头柔软、干干净净的深色头发剪得短短的。他每天都去理发店，因为不大会自己刮胡子。癫痫症，然后是手术，某处骨移植受到感染，又做了更多手术，脚部和手指永久性轻微障碍，轻微的脑部障碍。这毛病并不会让他混淆事实，只会让他搞不清原因。或许他根本不该待在中心，不过又能去哪呢？再说他喜欢这里。他说过他喜欢这里。他告诉别人，他们不该抱怨。应该更守规矩，应该管好自己。他在前院捡起人们扔下的软饮料罐和啤酒瓶—尽管这不是他的分内事。

珍妮特午夜之前准时过来接替特鲁迪，也说了同样的新闻。

“我猜你听说过那个十五岁女孩的事了吧？”

珍妮特跟你说起这类事，总是用“我猜你听说过”开头。我猜你听说过威尔玛和特德分手了吧，她说。我猜你听说过埃尔文·斯蒂德心脏病发作的事了吧。

“凯尔文告诉我了，”特鲁迪说，“只是他说她十四岁。”

“十五岁，”珍妮特说，“她肯定和罗宾同班。她不会开车，甚至都没开出小巷。”

“她喝醉了吗？”特鲁迪问。罗宾对酒、麻醉药、香烟，甚至咖啡都点滴不沾，她对于纳入体内的东西极其在意。

“我想不是吧。或许是吓呆了。那是傍晚的时候。她和姐姐在家。她们的爸妈出门了，她姐姐的男朋友来了—就是他的卡车。要么是他把卡车钥匙给了她，要么是她自己拿了。反正说法不一。有人说他们打发她去做件什么事，想甩开她。有人说她拿了钥匙就走了。反正，她在小巷里一头撞到树上。”

“天哪。”特鲁迪说。

“我知道。这太蠢了。这让人一想到自己正在长大的孩子就难过。所有人都吃药了吗？凯尔文在看什么？”

凯尔文还没睡，坐在起居室看电视。

“某人的访谈。他写了一本关于精神分裂的书。”特鲁迪告诉珍妮特。

任何关于精神病的东西，凯尔文都会看看，或者试着阅读。

“我想他会沮丧吧，这类东西看得越多的话。”珍妮特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发现，我不得不为了侄女劳拉的婚礼，用粉色餐巾纸做五百朵玫瑰！用来装饰车的。她说我答应过帮忙做婚车上的玫瑰。嗯，我没有啊。我可不记得答应过什么事。你愿意过来帮忙吗？”

“当然。”特鲁迪说。

“我猜想我希望他不要再看精神分裂节目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想看老《达拉斯》〔2〕了。”珍妮特说。她和特鲁迪对此意见不同。特鲁迪没法忍受重播的老《达拉斯》，也不想看演员们带着昔日年轻丰满的脸庞，经历着他们和观众都早已忘记的那些磨难和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那才是最好玩的地方嘛，珍妮特认为。简直不可思议，所以太奇妙啦。这一切都发生过，而他们竟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过起自己的日子。不过特鲁迪觉得，没什么不可思议的—角色们总是从这事忙到那事，随时把往事抛诸脑后，永远兴致勃勃，拾掇得漂漂亮亮，频频换衣服。令她无法忍受的，就在于它并非真的那么不可思议。

第二天早上，罗宾评论道：“哦，没准吧。跟她玩的人全都酗酒。他们永远在聚会。他们自己不学好。全怪她自己。就算她姐姐叫她走开，她也不用真走开呀。不用这么犯蠢嘛。”

“她叫什么？”特鲁迪问。

“特雷西·李。”罗宾厌恶地说。她踩下垃圾箱踏板，举起而不是放低刚喝完的酸奶盒，往下一丢。她穿着比基尼内裤和T恤，上书“要是想听屁眼的声音，我会放屁”。

“我还是不喜欢那件T恤，”特鲁迪说，“有些东西挺恶心但挺好玩，有些东西光恶心不好玩。”

“有什么问题吗？”罗宾说，“反正我一个人睡觉。”

特鲁迪坐在屋外，裹着宽松睡衣喝咖啡，等天慢慢变热。边门外有一小片地铺着砖，她和丹总管它叫院子。她现在就坐在这里。这是一幢太阳能加热的房子，南面的斜屋顶上装着巨大的玻璃板—是镇上模样最古怪的房子。内部也很古怪，厨房装的是开放式架子而不是柜子，要爬上几级台阶才能进入俯瞰屋后原野的起居室。她和丹开玩笑地给房子各个部分取了最传统、最富郊区风味的名字—院子、化妆室、主卧室。丹总忍不住拿他的生活方式来取乐。他亲手造了这幢房子—特鲁迪揽下了不少油漆活儿以及乱涂乱抹的活儿—结果大获成功。镶板处没有漏雨，太阳能确实给房子提供了部分热量。大多数有丹的想法或理想的人都不够实际，不会修东西或做东西，不懂接电线或木匠活儿，或者任何需要懂的东西。丹却样样在行—园艺，砍木头，造房子。他尤其擅长修马达，过去经常作为汽车修理师和小马达修理工四处揽活儿。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到此地安家。他为玛莱娜而来，找到一份修理工的活儿，成了一家汽车修理店的技术合伙人，然后不知不觉地—娶了特鲁迪而不是玛莱娜—变成一个小镇商人，亲情俱乐部成员。他自始至终不曾剃掉那把1960年代的大胡子，也懒得理发。镇子太小，而丹又太聪明，无须为这些费神。

现在丹跟一个叫作吉纳维芙的女孩住在列治文山一幢市区住宅里。她在读法律。她很小就结婚了，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丹三年前遇到她，当时她的帐篷车在镇外几英里处抛锚。晚上他跟特鲁迪讲了她的事。租的帐篷车，三个几乎还是婴儿的小孩，非常年轻的离婚妈妈，头发梳成辫子。她的勇敢，她的贫困，她读法律学校的计划。若不是帐篷车很容易就修好了，他本打算邀请她和孩子们来家过夜。她正准备去特金巴厘尔她父母的避暑屋。

“那她就不可能真那么穷。”特鲁迪说。

“父母有钱，你也可以很穷啊。”丹说。

“不，不可能。”

去年夏天，罗宾到列治文山住了一个月。她提前返回了，说那里简直是所疯人院。最大的孩子要上特殊阅读治疗所，第二大的孩子尿床。吉纳维芙的所有时间都在法律图书馆学习。不是才怪。丹负责买食品、烧饭、照料孩子、种菜，星期六和星期天开出租车。他想在车库开个摩托车修理店，但没被允许。邻居们反对。

他告诉罗宾他很开心。从没这么快乐，他说。罗宾回家后完全成了个大人—严厉、好挖苦、说一不二。她多了几丝前所未有的、淡淡的、根深蒂固的怨恨之情。特鲁迪没法哄她说出来，逗她也没用。那些手段能生效的阶段已经过去。

罗宾中午回家，换了衣服。她穿上一件浅色印花棉布衬衫，熨平一条浅蓝色棉裙。她说，班上有些女孩或许下课后会去殡仪馆。

“我忘了你还有那条裙子。”特鲁迪说。要是她以为能借此展开一点交谈，那可错了。

与丹初次邂逅时，特鲁迪喝得醉醺醺的。她十九岁，高个儿，瘦瘦的（现在依然如此），一头狂野的黑色卷发（现在剪短了，像通常的黑头发一样已有几缕灰色）。她晒得很黑，穿牛仔裤和扎染T恤。没穿胸衣，也没那必要。那是八月，在穆苏科卡〔3〕一家有乐队的旅馆酒吧里。她正与一些女朋友宿营。他和未婚妻玛莱娜也在那里。他带玛莱娜回家见他妈，后者在穆苏科卡湖的一个岛上，住在空无一人的旅馆里。特鲁迪十九岁，他二十八岁。她在他和玛莱娜的桌前独舞，头昏眼花，醉醺醺的。玛莱娜是个模样挺温顺的金发女郎，粉色胸部巨大挺拔，挂满小小的人造珍珠做的链子。特鲁迪在他面前执着地跳舞，直到他站起来加入她。跳完后他问她的名字，带她回桌子，介绍给玛莱娜。

“这位是茱迪。”他说。特鲁迪笑瘫在玛莱娜旁边的椅子上。丹带玛莱娜去跳舞了。她喝掉玛莱娜的啤酒，去找自己的朋友们。

“你们好啊，”她对她们说，“我叫茱迪！”

他在酒吧门口追上她。看到特鲁迪要离开，他就和玛莱娜分手了。一个能够飞速改变计划，看出各种可能性，燃烧起全新热情的男人。他事后告诉别人，他还不知道特鲁迪真名就已经爱上了她。不过他对特鲁迪坦言，和玛莱娜分手时他哭了。

“我也有感情，”他说，“不怕流露出来。”

特鲁迪对玛莱娜则毫无感情。玛莱娜已经过了三十岁—还能指望什么？玛莱娜现在还住在镇上，在水电公司工作，没结婚。一次，特鲁迪和丹讨论着吉纳维芙，特鲁迪说：“玛莱娜一定会想，我真是罪有应得啊。”

丹说，他听说玛莱娜加入了圣经基督教会。里面的女人禁止化妆，星期天去教堂必须戴一种无边帽。

“她的脑子里不会有别的想法，只有宽恕。”丹说。

特鲁迪说：“我相信。”

关于殡仪馆的事，特鲁迪从凯尔文和珍妮特处都听到了同样的版本。

特雷西·李班上的女生放学后全去了。她们正赶上所谓的探问期，特雷西·李的家人都守在敞开的棺木边接待亲友。她爸妈都在，已婚的哥哥和老婆，姐姐，甚至卡车的主人，姐姐的男朋友也在。他们站成一排，人们列队走过，说几句安慰话。来了很多人。这种时候总是如此。特雷西·李的祖母排最后，坐在一把锦缎椅子上。她没法长时间站着。

殡仪馆的所有椅子都裹着这种白色金色锦缎。窗帘也是同样的布料，墙纸与之相配，可谓尽善尽美。墙上装着小支架灯，镶着厚厚的粉色玻璃。特鲁迪去过几次，知道那里是什么样。但是罗宾和大多数女孩从没去过，里面的样子让她们始料未及。她们有几个几乎一进门就抽泣起来。

窗帘关着。播放着轻柔的音乐—并不是真的教堂音乐，不过听起来很像。特雷西·李的棺木白底金边，与锦缎和墙纸相配，里面衬着打褶的粉色缎子，垫一个粉色缎枕。特雷西·李的脸上毫无伤痕。她并不像平时那样化妆，因为这回是葬礼承办人帮她化的。不过她戴着心爱的耳环，绿松石色的三角形和黄色新月形，每只耳朵戴两个。（有人觉得这品位很差劲。）棺木里自她腰部以下都盖着，上面摆了个粉色玫瑰组成的巨大心形枕头。

女孩们列队上前跟死者的家人说话，和他们握手，说“你痛失挚爱我很难过”，就像所有其他人做的一样。做完这个，等她们所有人都让老祖母用温暖、肿胀、布满雀斑的手握了握自己冰凉的小手之后，她们又三三两两排起队，从棺木前走过。她们中很多人已经哭起来，浑身颤抖。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小姑娘们嘛。

不过她们一边走，一边唱起歌。开始有点拘谨害羞，渐而悲哀、甜蜜的声音变得自信起来，她们唱道：

现在啊，当鲜花仍旧长在藤上，

我要品尝你的草莓，我要痛饮你的蜜酒……

当然，她们事先计划了一切。她们从一张唱片里挑出这歌，相信它是一首古老的赞美诗。

她们就这么列队走过，唱着歌，低头看着特雷西·李。人们注意到她们往棺材里丢起东西。从手指上、胳膊上抹下戒指和手镯，从耳朵上摘下耳环。解开项链，弯腰从头上扯下链子和长珠串。每个人都丢进点什么。所有这些闪闪发亮的首饰都滑落到死去的女孩身上，和她一起躺在棺木里。一个女孩从头发上扯下亮闪闪的梳子，也丢了进去。

没人站出来制止。谁会那么煞风景呢？这简直像一场宗教仪式。女孩们好像听人讲解过该怎么做似的，好像这是个寻常的惯例。她们唱歌，抽泣，丢下珠宝。仪式感令她们每个人都显得很优雅。

这家人也没阻止她们。他们觉得很美。

“就像在教堂里啊。”特雷西·李的妈妈感叹道。祖母则说：“这些可爱的小姑娘都爱特雷西·李。要是她们想献出首饰，表明她们的爱，这是她们自己的事儿。这个不关别人的事儿。我觉得这很美。”

特雷西·李的姐姐瘫倒在地，失声痛哭，这是她首次这么做。

丹说：“这是对爱的考验。”

他指的是特鲁迪的爱。特鲁迪开始唱歌：“请放开我吧，放开我哟……”

她一只手按住胸口，唱着歌，满屋子飞舞。丹又像要哭，又像要笑。他没法控制自己。他上前抱住她，两人一起踉踉跄跄跳起舞。他们都醉得可以。整个六月（那是两年前），他们在一轮一轮爆发的间歇以及其间都在喝杜松子酒。喝酒、哭泣、争论、解释，特鲁迪不得不频频冲到酒店。不过她不记得真喝得烂醉，或者酒后头疼。只记得始终那么累，好像脚踝上拴着铅块。

她不断插科打诨，管吉纳维芙叫“吉纳傻乎乎”。

“这和打算放弃生意去做个制陶工是一回事。”她说，“没准你真该那么做的。我并不是真的反对。你自己放弃了。还有你想去秘鲁那次。我们现在还可以那么做。”

“那都是陈年旧事了。”丹说。

“我早该知道的，从你开始在电视上看《检察官》的时候。”特鲁迪说，“那是法律片，对吗？你以前对那类事从没那么感兴趣过。”

“你也可以打开生活之门嘛。”丹说，“你不必仅仅是我的老婆。”

“当然。我想我会去做个脑科专家。”

“你非常聪明。你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很勇敢。”

“你确定不是在说吉纳傻乎乎？”

“不，是你。是你啊，特鲁迪。我仍旧爱你。你没法理解我仍然爱着你。”

多年来他都不再如此强调多么爱她。他爱她瘦瘦的身材，她的鬈发，她变得粗糙的皮肤，她大踏步进屋，震得窗子嗡嗡响的样子，她的调侃，她的滑稽举止，她直率的说话方式。他爱她的思想和灵魂。他永远爱。不过他的生命和她相连的阶段已经过去。

“这纯粹是胡扯。尽是些蠢话！”特鲁迪说，“罗宾，回床上去！”因为罗宾正穿着很少的睡衣站在楼梯顶。

“我听到你们又喊又叫的。”罗宾说。

“我们没有又喊又叫，”特鲁迪说，“只是在讨论一些私人问题。”

“是什么？”

“我说过了，是私人问题。”

罗宾闷闷不乐地回到床上，丹说：“我想我们该告诉她了。孩子们最好知道这些。吉纳维芙就从不瞒着她的孩子们什么。乔西才五岁，一天下午她走进卧室……”

特鲁迪真的号叫起来，撕扯着一个垫子。“给我住嘴，别跟我提你那个甜蜜的狗屁吉纳维芙和她甜蜜的狗屁卧室和她那些狗崽子们……给我住嘴，别再讲了！你就是一个没脑袋的大漏嘴。爱干吗干吗去，给我住嘴就行了！”

丹走了。他拎个手提箱，去了列治文山。五天之后他回来了。进镇之前，他停下车给特鲁迪摘了一大抱野花。他告诉她他彻底回来了。那事结束啦。

“你确定？”特鲁迪说。

不过她把花插到水里。沾着尘土的粉色乳草花，闻起来像香粉，乌眼金光菊，野香豌豆花，还有橙色百合花，想必是从古老遗弃的花园里蔓延出来的。

“这么说，你搞不定她了？”她说。

“就知道你不会给我什么好脸色，”丹说，“不那样就不是你了。而我回来就是为了你。”

她去了酒店，不过这回是去买香槟。整整一个月—夏天尚未过去—他们恢复了过去的快乐。她从没真正搞清在吉纳维芙家发生了什么。丹说他只是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如此而已。他恢复理智了。这里才是他的生活，她和罗宾才是。

“你说话真像个婚姻问题专家。”特鲁迪说。

“够啦，忘掉这整件事吧。”

“我们最好如此。”她说。她可以想象那堆孩子，那种混乱，那些朋友们—没准还有她从前的男朋友们—都令他措手不及。他听不懂的笑话和意见。那个很有可能。他喜欢的音乐，他说话的方式—甚至他的发型和胡子—或许都已经过时了。

他们继续全家开车出游、野餐，晚上躺在屋后草地上看星星。星星现在是丹的新兴趣所在。他弄了一张地图。他们频频拥抱、接吻，做爱时尝试一些新鲜做法—或是已经很久没尝试的做法。

此刻，房前的路在铺路面。他们的房子造在镇边山坡上，比别的房子位置远，不过卡车现在经常绕开大路，打这里走，所以镇上来铺路了。特鲁迪习惯了这些噪声和震动，她说即使夜里万籁俱寂，她也觉得自己在晃动。早上七点就开工了。他们醒来时总是深陷一片噪声的汪洋大海。丹不得不勉强起床，没法享受他最喜欢的那一个小时睡眠。空气中一股柴油味。

一天晚上，她醒来后发现他不在床上。她听听厨房或浴室里是不是有动静。没有。她起床在家里找了一圈。灯都没开。她发现他坐在房外，就在门口，没在喝酒或牛奶或咖啡，只是背对大街坐着。

特鲁迪打量一番掀开的地面和巨大的机器。“这么安静，多可爱啊。”她说。

他一言不发。

唉，唉。

她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他那侧的床空着，家里任何地方都听不到他的声音时她的想法。不是他离开了她，而是干了更糟的事。他了结了自己。在所有他们那些快乐、拥抱、接吻、星星和野餐之后，她居然还会这么想。

“你忘不掉她，”她说，“你爱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听到他开口了，她很高兴。她说：“你得再去试一次。”

“我没法保证能留下，”他说，“我不能要求你支持我。”

“不，”特鲁迪说，“你去，那就行了。”

“我去，那就行了。”

他好像呆若木鸡。她觉得他没准会一直这么坐着，重复她的话，既没法行动，也不会自己说话。

“既然你这么觉得，那就够了。”她说，“你不需要选择。你已经不在这里啦。”

这话生了效。他僵硬地站起身，上前抱住她，拍拍她的背。

“回床上去吧，”他说，“我们还有点时间休息一下。”

“不。你得在罗宾起床前就走。要是我们回到床上，这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她给他备了一暖壶咖啡。他收拾了上次带去的箱子。特鲁迪的每个举动都显得灵巧完美，大不同于平时。她感觉心如止水。她觉得仿佛他们是对老夫老妻，琴瑟和鸣，无须言爱，超越了伤害，超越了宽恕。他们的告别几乎波澜不兴。她陪他走到门外，那是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天空开始发白，鸟儿醒了，一切浸润着露水，巨大无害的机器卡在路上的车辙当中。

“幸好这不是在昨晚—那会儿你可走不了。”她说。她的意思是，路那会儿还不能通行。恰好在昨天，他们才修出一条窄窄的路面供当地车辆使用。

“幸好。”他说。

再见。

“我只想问问你为什么这样做。就是为了出风头吗？就像你爸—为了出风头？其实不完全是项链的问题。不过它很好看—我喜欢墨玉珠子。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件你奶奶的东西了。这是你的权利，可你无权那样瞒过我。我有权要求一个解释。我一直喜欢墨玉珠子的。究竟为什么？”

“我觉得要怪那家人。”珍妮特说，“他们该阻止这事的。有些首饰是塑料的—廉价耳环啊，手镯啊—但是罗宾丢进去的那个，那简直就是犯罪啊。而且她不是唯一一个。有人丢进了生日石戒指和金链子。还有人说丢进了碎钻戒指呢，不过我不能肯定那是不是真的。他们说那女孩是通过继承得到它的，就像罗宾一样。你从来没拿它估过价吧，有吗？”

“估计墨玉不值钱吧。”特鲁迪说。

她们坐在珍妮特家的前厅，用粉色餐巾纸做玫瑰。

“真够蠢的。”特鲁迪说。

“嗯。你可以做一件事来着，”珍妮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什么？”

“祈祷。”

根据珍妮特的语调，特鲁迪还以为她要说一件严肃、令人不快的事，某件关于她本人—特鲁迪—的事，它影响着她的生活，所有人都知道，只有她自己除外。白紧张一场，她忍不住想笑，不知如何接茬。

“你不祈祷的，对吗？”珍妮特问。

“我不反感，”特鲁迪说，“只是从小就没被灌输过宗教。”

“那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珍妮特说，“我的意思是，它和任何教会都没有关系。只是我们一些人自己祈祷。我一个名字也不能告诉你，不过他们大多数你都认识。这是要保密的。它叫作祈祷之圈。”

“就像高中时一样，”特鲁迪说，“高中也有些秘密社团，里面成员的名字都要保密。不过我没参加过。”

“我好像啥事都有份。”珍妮特叹了口气，“实际上这个是比较严肃的。尽管我想里面有些人不够认真。有些人哪，他们祈祷只为了找到个停车位，或者假日能有个好天气。其实它不是为这种事而设的。不过那些只是个人的祈祷罢了。祈祷之圈是这么回事，你给里面随便什么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而担心或不安，请他们为你祈祷。他们就会这样做。他们会给圈子里的人打电话，一个通知一个，让所有人都知道。然后我们会为这个人祈祷，全体一起。”

特鲁迪丢下一朵玫瑰。“这朵做坏了。全都是女人吗？”

“并没规定非得这样。不过确实是的。男人不好意思做这个。我一开始也有点不好意思。只有你打电话过去的第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知道祈祷是为了谁，不过在这样一个小镇上，几乎谁都能猜出来。不过，要是我们开始八卦，互相泄密，就没效果了。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所以我们不会。而它确实有效。”

“如何有效？”特鲁迪问。

“嗯，一个女孩撞了车，损失了八百元，情况很棘手，她不确定保险是否能赔偿，她老公也不知道—他气疯了—不过我们做了祈祷，结果保险赔偿了，一点问题没有。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

“项链在棺材里，葬礼今天早上举行，为了弄回它而祈祷，估计没啥用啦。”特鲁迪说。

“可轮不到你说这个。你哪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你只需要说出心愿就够了。因为圣经里是这样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要是不提出心愿，你怎么得到帮助呢？那样肯定是不行的。丹离开的时候，要是—要是你那时就祈祷了，会怎样？我那会儿还不在这个圈子里，不然我会跟你建议的。哪怕我知道你会拒绝，我还是会劝你。很多人都抗拒这个。现在，哪怕—虽说听起来对那女孩不大恭敬，不过你哪里知道呢？没准现在也会有效呢？或许还不算太晚。”

“好吧，”特鲁迪用机械的愉快声调说，“好吧。”她从膝盖上推开那堆软绵绵的花。“我现在就跪下，祈祷我能让丹回来。我要祈祷让项链和丹都回来。我干吗就祈祷这么点？我可以祈祷特雷西·李根本没死。我要祈祷让她起死回生。她妈怎么从没想到过这个？”

好消息。游泳池修好了。明天就可以给它灌水。不过凯尔文不开心。今天下午早些时候—部分是为了防止影响在游泳池里忙活的人—他带玛丽和约瑟芬进了城。他给她们买冰激凌蛋筒，告诉她们注意点，赶紧吃，因为太阳很热，冰激凌会化。可她们过一会儿才舔一下蛋筒，好像有一整天时间吃它似的。很快冰激凌就滴到她们的下巴和胳膊上。凯尔文抓了一把餐巾纸，但来不及帮她们擦掉。弄得一团糟。真是一场好戏啊。她们还满不在乎。凯尔文告诉她们，弄成这样，她们就不好看了。

“有人不管怎样都不喜欢我们的样子，”他说，“有人甚至觉得不该允许我们进城。人们刚刚才习惯看到我们，不再像盯着疯子一样盯着我们瞧，你俩就惹出麻烦，把事情又搞糟啦。”

她们笑话他。要是只有玛丽一个人，他还可以吓唬吓唬她，但她和约瑟芬在一起时就没用了。凯尔文认为，确实该给约瑟芬来一点传统的教训了。凯尔文去过一些地方，在那里谁要是犯了她们刚才的错，可没那么容易逃脱。他不赞同体罚。他看到过好多这种事，但是他不赞同，哪怕打手心也不行。不过像约瑟芬这样的家伙，真该被锁在她的房间里。罚她坐角落，只给她面包和水，那对她大有好处。对于玛丽，只用好好跟她谈一谈就行—她很容易被说服。但约瑟芬简直就是个恶魔。

“我来跟她俩谈谈，”特鲁迪说，“我要让她俩都道歉。”

“我希望她们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凯尔文说，“才不要她们口头上说说。我再也不带她们出去了。”

后来，所有其他人都上床后，特鲁迪让他坐下来，在装纱窗的走廊上和她打牌。他们玩的是找对子。凯尔文说他今晚只能玩这个。他脑袋晕乎乎的。

在城里，有个男人问他：“嗨，这里面哪个是你女朋友啊？”

“蠢蛋，”特鲁迪说，“他是个愚蠢的笨蛋。”

那人身边的另一个人说：“你打算娶哪个啊？”

“他们不认识你，凯尔文。他们只是两个傻瓜罢了。”

但是他们认识他。一个是李格·胡波，另一个是巴德·德莱斯。巴德·德莱斯是个卖房子的。他俩都认识他。他们在理发店跟他说过话。他们叫他凯尔文。“嗨，凯尔文，你打算娶哪个啊？”

“白痴。”特鲁迪说，“罗宾肯定会这么叫他们。”

“你以为他们是你朋友，可他们不是，”凯尔文说，“这种事我见多了。”

特鲁迪去厨房煮咖啡。她想等珍妮特来的时候，让她喝上新鲜咖啡。今天早上她道了歉。珍妮特说，没事，我知道你心情不好。真的没事。有时你觉得是朋友的，确实是朋友。

她看看挂在钩子上的各种杯子。她和珍妮特从四处搜集来的。每个杯子上都有一个人的名字。玛丽、约瑟芬、阿瑟、凯尔文、谢莉、乔治、多林达。你会以为多林达是最难找的一个，其实是谢莉。甚至不识字的人也学会通过颜色和形状认出自己的杯子。

一天，两个新杯子出现了，都是凯尔文买来的。一个写着特鲁迪，另一个写着珍妮特。

“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归入这一堆，我可不会欣喜若狂。”珍妮特说，“不过哪怕给我一百万，我也不想伤他的感情。”

蜜月里，丹带特鲁迪去他妈妈开旅馆的小岛。旅馆已经停业，不过他妈仍住在里面。他爸爸去世了，她独自生活。她开一艘装便携马达的小船，出岛购买食品。她有时会弄混，管特鲁迪叫玛莱娜。

旅馆没多大，就是位于海边一片平地上的一个白色木头盒子。几个小小的舱房盒子堆在它后头。丹和特鲁迪住在这些舱房中的一间。每间舱房都有一个烧柴的火炉子。丹晚上会点火驱赶寒气。不过早上他和特鲁迪醒来时，毯子依旧总是又湿又重。

丹会抓鱼，煮着吃。他和特鲁迪会爬到舱房后头的大岩石上摘蓝莓。他问她会不会做馅饼皮，她不会。他便教她，擀面团用的是威士忌酒瓶。

早上，湖上总是一团雾，就像你在电影或者画上看到的一样。

一天下午，丹在外面钓鱼，回来比平时晚。特鲁迪在厨房忙了一阵，擦灰尘，洗罐子。这是她见过的最古旧、最阴暗的厨房，用几个木架晾干晚餐碟。她走出门，独自爬上岩石，想摘蓝莓。不过树下已经黑乎乎的，常青藤遮天蔽日，她怕遇到野兽。她坐在岩石上，看着下方的旅馆屋顶、古老的枯叶和开裂的屋瓦。她听到钢琴声。她从岩石上笨拙地爬下，循声而去，走到旅馆前部。她沿前廊走着，在一扇窗前停下，瞥进曾是客厅的房间。屋里有发黑的石头壁炉、笨重的皮椅子和可怕的鱼标本。

丹的妈妈在里面弹琴。一个高个儿、背挺得笔直的老太太，灰黑色头发盘成那样小的一个发髻。她坐在那儿弹琴，没开灯，在昏暗、空荡荡的房间里。

丹说过他妈生在有钱人家，上过钢琴和舞蹈课，年轻时周游过世界。她有一张骑骆驼的照片。不过她弹的不是一首你以为她学过的古典曲子。她弹的是《清晨三点》。弹完一遍，又从头弹起。或许是她特别喜欢的一首曲子，昔日曾经伴着它跳过舞？也可能她弹得不满意，想弹好一点。

特鲁迪为什么对这个时刻念念不忘？她看到年轻的自己瞥进窗子，看着老太太弹琴。昏暗的房间，比例过大的横梁和壁炉，孤独的皮椅子。顿挫迟疑而又绵延不断的钢琴声。一切历历在目，仿佛她就站在自己身边，身体正因为痛苦难耐的爱之欢乐而疼痛。她旁观自己的欢乐，心头泛着悲哀之潮。丹离开的那个早上，情况正好相反。那时，她旁观自己的痛苦，心头却涌动着一股貌似不该有的柔情。不过，但凡你能置身事外，差别就不大了。那些刻骨铭心的时刻，那些记忆犹新的人生片段，它们到底算什么呢？—它们和你的生命有何关联？它们甚至连允诺都不是。喘息的空间。仅仅如此吗？

她走进前厅，听听楼上有没有动静。

到处静悄悄的。都服过药了。

电话就在她耳边响起。

“你还在吗？”罗宾问，“还没走吗？”

“我还在。”

“我跑过来坐你的车一道回家行吗？我今天跑得有点迟了，天太热啦。”

你砸了那酒壶。你差点砸死我。

是的。

凯尔文坐在灯下，在牌桌边等着，看起来苍白老迈。灯光把他的棕色头发照成白色。他发着呆，面颊凹陷。他显得苍老萎靡，一脸困顿，几乎没认出她。

“凯尔文，你祈祷吗？”特鲁迪问。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吃了一惊。“我是说，这不关我的事。不过，会不会为了什么特别的事祈祷呢？”

他的回答相当出乎她的意料。他的脸色明朗起来，仿佛感觉到了能拉他出水的力量。

“要是我足够聪明，知道该为什么祈祷的话，”他说，“不过那样我也就不用祈祷啦。”

他冲她微笑，说着这个不够地道的笑话，带点推心置腹的意味。并非特别作为一种安慰而说，可是却暖人心扉—他说的话，他说话的神情，甚至仅仅是他又清醒过来这个事实本身—就像你精疲力竭时，一些糊涂念头莫名其妙就会温暖人心，光芒四射。在她还年轻亢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某人，或者某个时刻，突然之间便会显得完美而亲切，宛如一朵漂浮在雾霭之河上的睡莲。

注释

〔1〕1958—1981，加拿大人道主义者、运动员。1980年在一条腿截肢之后，跑步横穿加拿大，为癌症研究组织筹款。

〔2〕始于1978年的美国肥皂剧，一直播放到1991年。

〔3〕加拿大湖区，著名蜜月胜地。

白山包

一

“不知道是什么颜色，”戴妮斯回答玛歌达，“我其实不记得房子里的任何颜色啦。”

“你当然不记得，”玛歌达同情地说，“屋里没光亮，自然就没颜色。都没试着透点光进来。那么昏暗，我简直没法相信。”

除了拆掉木屋古老、阴森、不透光的走廊，玛歌达—她是戴妮斯的爸爸劳伦斯现在的老婆—还装了天窗，把几堵墙刷成白色，另一些刷成黄色。她挂上墨西哥和摩洛哥织毯，铺了魁北克地毯。松木梳妆台和桌子取代了油漆拙劣的廉价家具。装了一个有窗子和植物环绕的按摩浴缸，还整出一个很棒的厨房。这些想必花了一大笔钱。毫无疑问，劳伦斯现在有钱了，付得起。他在渥太华附近开了一家小工厂，生产塑料，特别是仿彩绘玻璃的窗玻璃和灯罩。它们花样好看，颜色也不算俗气，玛歌达设法在木屋里不显眼的地方装了几片。

与她的名字听起来不同，玛歌达不是匈牙利人，而是英国人。她曾是舞者，后来当了舞蹈教师。是个矮个儿、腰部粗壮的女人，仍旧非常优雅，颈子光滑苍白，头顶一团可爱轻盈的金银色交织的秀发。她穿件朴素的灰裙，披一条色彩柔和的花朵图案披巾，它有时搭在她卧室的高背椅子上。

“玛歌达真是无比、无比有品位啊。”戴妮斯有一次对弟弟彼得感叹。

“那有什么不对？”彼得说。他是个电脑工程师，住在加利福尼亚，一年或许才回家一次。他不明白戴妮斯为何仍对这些人如此在意。

“没什么啦，”戴妮斯说，“不过你去木屋看看，里面甚至没有一堆围巾杂乱地堆在某个旧柜子上。只有一些精心安排的杂乱。厨房里挂的打蛋器或者碗当中，没有哪件不是你所能买到的最雅致的。”

彼得看着她，没接腔。戴妮斯说：“好吧。”

戴妮斯开车从多伦多过来，每年夏天她都会这样来一两回，拜访爸爸和继母。劳伦斯和玛歌达整个夏天都住这里，他们谈论着干脆卖掉渥太华的房子，全年在此长住。八月下旬一个星期天下午，他们三个坐在铺砖的天井里，它取代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玛歌达用小陶罐养着各种最近盛开的花朵—戴妮斯唯一认得的是天竺葵。他们喝掺苏打水的酒—真正的酒要等晚宴客人到来后才上。直到这会儿都没出现什么荒唐的争论。开车来的路上，戴妮斯就决定不要让这种争论出现。她在车里放莫扎特的音乐，放松心情，振作精神。她下了决心。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戴妮斯在多伦多开了一家妇女中心，给遭遇家暴的女性提供庇护所，帮她们找医生和律师，向私人和公共机构拉赞助，做演讲，召开会议，处理各种各样，有时甚至不乏危险的人生纠纷。她的收入还不如政府开设的售酒商店的售货员。

劳伦斯说过，这正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子爱干的工作。

他说，妇女中心对真正需要它的人来说是个好东西。不过他有时忍不住好奇。

有时忍不住好奇什么？

坦率地讲，他有时忍不住好奇这些女人中是否有一些—只是一些—在宣称遭殴打、被强暴等等的时候，搞不好也在享受她们赢得的各种关注。

劳伦斯照例抛出诱饵，戴妮斯每每一口接住。（玛歌达这种时候总是置身事外，对她的花儿们微笑。）

用纳税人的钱。帮助那些不晓得自助的家伙。要消灭酸雨，我们就要失业了，你的那些工会就该抱怨了。

“它们不是我的工会。”

“要是你为新民主党投票，它们就是你的工会。新民主党都是些什么人啊？”

戴妮斯没法判断他到底是真信他说的这些，还是仅仅半信半疑，还是专门在跟她作对。她不止一次眼泪汪汪地冲出门，冲进汽车，一路开回多伦多。她的情人，一个来自加勒比群岛的快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不曾带他回家），就会评论道，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里，老男人们，尤其是成功的老男人们，几乎个个本质邪恶。他们身上什么也不剩，只有恼怒的自卫和贪婪。戴妮斯也会跟他吵起来。首先，她爸爸不是个老男人，而且骨子里是个好人。

“我讨厌你那些男性观念和彻头彻尾的男性论点。”她说，然后沉思道，“此外，我也讨厌听到自己说‘男性’这个词。”她明智地避免提及这个事实：要是能在争论中最终取胜，她爸爸就会给她一张支票捐给中心。

今天，她的决心生了效。她看到诱饵在闪烁，却设法绕过了它，一条聪明的、看起来纯洁无辜的鱼儿，大多数时候都在跟玛歌达谈天，赞美翻新房子的各种细节。劳伦斯是个英俊男人，一脸讽刺，胡髭完全变成灰色，一头柔软、日渐稀疏的灰棕色头发，身材高大，肩膀和肚子都略微松弛。他数次站起，踱到湖边又踱回来，踱到路边又踱回来，深深地叹气，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这种女性话题的不耐烦。

最后他终于粗暴地打断玛歌达，对戴妮斯发问。

“你妈怎样？”

“很好，”戴妮斯说，“据我所知不错。”

伊莎贝尔住在遥远的科莫克斯谷，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

“哦—那山羊农场如何？”

和伊莎贝尔一起生活的男人是个职业渔夫，当过电视台摄像。他们住在一个小农场上，把土地，或者说土地的一部分，租给一个养山羊的。某次，戴妮斯告诉了劳伦斯这事（她很谨慎，没说那男人比伊莎贝尔小好多，也没提他们的关系时不时变得“不稳”），劳伦斯从此认定伊莎贝尔和她的姘头（他的说法）干着经营山羊农场的营生。他的问法让人想到一种无比艰辛的乡下生活：在泥泞中苦苦对付难以驯服的牲畜，贫穷，某种过时得可怕的理想主义。

“也不错。”戴妮斯微笑道。

通常她会争论，会指出他在事实上犯的错误，谴责他歪曲真相，不安好心，恶意讽刺。

“那一带还有足够的反传统思潮支持人们买山羊奶喝？”

“我觉着有吧。”

劳伦斯的嘴唇在胡髭下不耐烦地抽动。她盯住他，保持着心无芥蒂、没心没肺的快乐神情。他嗤笑一声。

“山羊奶！”他说。

“这是一则新的内部玩笑吗？”玛歌达说，“我错过了什么？山羊奶？”

劳伦斯说：“玛歌达，你知道吗，我四十岁生日那回，戴妮斯用飞机带我上天？”

“其实不是我开的啦。”戴妮斯说。

“我四十岁生日，1969年。月球登陆那一年。月球登陆实际上比那迟了两天。她听到过我说希望能从一千英尺高空看看这个地方。我从渥太华到多伦多那回已经飞过了，但没看到什么。”

“我只付了他一个人上去的钱，但到头来我们全都上去了，挤在一架五座飞机里，”戴妮斯说，“价钱不变。”

“我们全上去了，除了伊莎贝尔。”劳伦斯说，“得有人让出位置，于是她让了。”

“我让他—让爹地—蒙着眼睛，开车到了飞机场，”戴妮斯告诉玛歌达，“哦，不是蒙着眼睛开车—”他们全都笑了—“是蒙着眼睛坐车，免得他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得让他完全蒙在鼓里。”

“是妈妈开的车，”劳伦斯说，“我想我蒙着眼睛也能比她开得好点。为什么是她开，而不是伊莎贝尔？”

“我们不得不坐奶奶的车去。标致车没法装下我们所有人，而我得让所有人都去看你，因为这是我操办的大事，是我的礼物。我真是个糟糕的导演。”

“我们全都在丽都湖区上飞了一通，”劳伦斯说，“妈妈很高兴。记得吗，那天早上她刚刚跟那些嬉皮士干了一架。所以对她而言那是件好事。飞行员够慷慨。他让他老婆辛苦做蛋糕，不是吗？”

戴妮斯说：“她是个食品定制师。”

“她做了我的生日蛋糕，”劳伦斯说，“就在那个生日。我后来才知道的。”

“不是伊莎贝尔做的吗？”玛歌达问，“伊莎贝尔没做蛋糕吗？”

“烤箱坏啦。”戴妮斯说。她的声音警惕起来，有点懊恼。

“哦，”玛歌达说，“那干架是怎么回事？”

戴妮斯、彼得和父母每年夏天从渥太华赶到木屋，孩子们的奶奶索菲总是先到一步，她从多伦多开车过去。房子已经打开通风，清扫干净，就好像向来如此。戴妮斯会冲进所有昏暗的、岩洞似的房间，拥抱粗笨的垫子，夸张地表示来这里的开心。不过她确实是发自肺腑。房子散发着旧雪松木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潮气和冬天的耗子味道。每样东西都恒久不变。这里有无聊的扑克牌，教会你加拿大野花的名称；有拼字游戏，其中的y和一个u不见了；有索菲小时候看过的好玩得不行的书，一战时期的卡通书，不配套的碟子，索菲用作烟灰缸的破茶碟，带着要么是金属要么是洗碗水怪味儿的刀叉。

只有索菲用烤箱。她端出硬邦邦的烤土豆、中间夹生的蛋糕和骨头还带血的烤鸡。她从没想过换个烤箱。她是有钱人的女儿，后来变穷了—当了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助教，在她的大半个工作生涯中，大学教师都穷困潦倒—养成了古怪的消费习惯。坐火车时总是自带三明治，从不去理发店，但要说送劳伦斯上普通学校，她连想都不愿想。她对木屋非常吝啬，不是因为不喜欢它（其实很喜欢），而是本能让她在漏水处摆上罐子接水，给弯曲的窗框贴上胶带，对地板上的凸起视若无睹（它表明房子有一根柱础坏了）。不管手头多么紧张，她从不考虑卖掉房子周围的地皮—她的兄弟们早就把在她两侧的地皮都卖给了农夫，赚了一大笔。

戴妮斯的爸妈私底下给索菲起了个绰号，这是他俩的秘密：“老挪威人”。貌似他们认识不久后，劳伦斯就对伊莎贝尔形容索菲：“我妈妈不像你们那种普通的妈妈。她能读老挪威语。实际上，她自己就有点像个老挪威人。”

开车去木屋的一路上，他们感觉到索菲已经先到一步，便玩起这个游戏。

“老挪威人的车窗会用黑胶带贴住吗？”

“不会。要是老挪威人的车窗破了，那就永远不会去补。”

“老挪威人最喜欢的广播节目是什么？”

“我们来瞧瞧，我们来瞧瞧。大都会歌剧院？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德〔1〕唱的瓦格纳？”

“不对。那些太露骨了。太精英了。”

“各国民歌？”

“老挪威人早饭吃什么？”戴妮斯从后座回答：“稀粥！”稀粥是她最讨厌的东西。

“稀粥加鳕鱼。”劳伦斯说，“绝不能跟奶奶提到这个游戏啊，戴妮斯。老挪威人暑假去哪里？”

“老挪威人从来不过暑假，”伊莎贝尔严厉地指出，“老挪威人只过寒假，去北方。”

“斯匹次卑尔根岛〔2〕，”劳伦斯说，“詹姆斯湾低地〔3〕。”

“坐船巡游，”伊莎贝尔说，“从特罗姆斯〔4〕到阿尔汉格尔斯克〔5〕。”

“那里有很多冰吗？”

“嗯，是乘破冰船去的。而且天色昏暗，因为巡游只在十二月和一月进行。”

“难道奶奶不会也认为这很好玩吗？”戴妮斯问。她想象着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穿过走廊迎接他们—一个敦实强健、有雀斑的老太太，变白的金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她的旧外套、毛衣和裙子的味道跟这房子差不多。她平静而亲切地欢迎他们，尽管也有点不知所措。她吃惊，是因为看到他们来得这么快，因为他们的孩子长大了，因为劳伦斯突然变得这样兴高采烈，因为伊莎贝尔显得如此苗条年轻吗？她知道他们一路上在车里是如何编排她的吗？

“或许吧。”劳伦斯令人气馁地答道。

“在她读的那些古代诗歌里，”伊莎贝尔说，“你知道那些古老的冰岛诗歌，里面有最可怕的血腥的砍人故事—尤其是女人，其中有一个割断了自己孩子的喉咙，把血掺进酒里给她丈夫喝。我读过那个。可索菲却是这样一个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挺怪吗？”

伊莎贝尔早上开车到奥布雷维尔取生日蛋糕。戴妮斯跟她同去，以便在归途中负责抱蛋糕。飞行计划在下午五点。只有伊莎贝尔知道这事，因为上周是她开车送戴妮斯去机场的。这全是戴妮斯的主意。现在她一心担心云层。

“那些条状云是没问题的，”伊莎贝尔说，“只有一堆堆巨大的白色云团才有可能带来暴风雨。”

“积雨云，”戴妮斯说，“我知道。你觉得爹地是个典型的巨蟹座吗？顾家、好吃？恋旧？”

“我猜是的吧。”伊莎贝尔说。

“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是说，是什么吸引你了呢？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最后会嫁的那个吗？真不可思议啊。”

劳伦斯和伊莎贝尔邂逅于大学餐厅，伊莎贝尔是收银员。她是大一新生，是个聪明的穷女孩，来自镇上的工厂区，穿件粉色紧身毛衣，劳伦斯一直记得它。

（“伍尔沃斯超市买的，”伊莎贝尔说，“我不大懂。我以为大学联谊会的女生们穿得都挺难看。”）

她对劳伦斯说的第一句话是：“那是个错误。”她指的是他点的餐—牧羊人馅饼。

劳伦斯要么是太窘迫，要么是太固执，不愿更换。“我以前吃过，味道不错。”他说。他拿回找钱后又磨蹭了一会儿，“它让我想起我妈做的饭。”

“你妈想必是个糟糕的厨师。”

“确实。”

他设法打听到她的名字，当晚给她打了电话。“我是牧羊人馅饼，”他颤抖地说道，“愿意跟我看场电影吗？”

“真吃惊你居然还活着。”伊莎贝尔说。这个口无遮拦、穿紧身毛衣的女孩肯定会让索菲大跌眼镜。“愿意。”

这些戴妮斯早已烂熟于心。她想听的是别的信息。“你为什么跟他约会呢？为什么说‘愿意’？”

“他很帅啊，”伊莎贝尔说，“他看起来很有趣。”

“就这些？”

“嗯，他并没有做出一副他是上帝赐给女人的礼物的样子。我跟他说话时他会脸红。”

“他经常脸红，”戴妮斯说，“我也一样。这太可怕啦。”

她想，这两个人，劳伦斯和伊莎贝尔，爸爸和妈妈，想必隐瞒了点什么。他俩之间的秘密。她能感觉到它新鲜地、戏谑地涌出，或者悄悄地、酸涩地隐藏着，但她永远无法搞清那到底是什么，或者是如何起作用的。他们不肯让她搞清。

奥布雷维尔是个石灰岩小镇，沿河而建。让索菲爸爸挣了大钱的铸炉厂仍坐落在河岸边的老地方，部分被改建成一个工艺中心，人们到这里吹玻璃、织围巾、做小鸟笼，现场出售。“沃格申”的字样仍旧高悬在大门上方的石板上，这个德国名字烙在炉子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导致公司破产。索菲出生的那幢好看的房子现在成了一个护理中心。

定制食品的女人住在镇子新区的街道边—索菲厌恶那些街道，它们最近铺了路面，又宽又黑，修着平滑的马路牙。路边没人行道，也没种树、装树篱或栅栏，只有一些很小的装饰灌木，围着保护网。错层式住宅和牧场风格的房子交替出现。有的车道上铺着闪闪发亮的白色碎石，奥布雷维尔这一带称它们为“白色大理石”。一片草坪上站着三只带斑点的塑料鹿。一个门廊里有一个小小的黑人男孩，举着一盏马车灯。有个宅子的拐角处装了一排粉色灰色交织的大岩石，阻止人们踏地而过。

“塑料岩石，”伊莎贝尔说，“真不知道它们本身有没有重量，还是说要插进地里？”

定制食品的女人把蛋糕端到车边。她身材矮胖，深色皮肤，风姿绰约，大约四十出头，涂着厚厚的绿色眼影，梳着完美的蓬松发型，发色亮闪闪的。

“就等你们呢。”她说，“我得送一些馅饼到兵团去。你想检查一下这个行不行吗？”

“我相信它一定很好。”伊莎贝尔取出钱包说。戴妮斯把蛋糕盒捧到膝盖上。

“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女人说。

伊莎贝尔看了看那两个小男孩—他们大概三四岁—正在草坪上一个充气水池里跳进跳出。“他们是你的孩子吗？”她礼貌地问。

“开玩笑！他们是我女儿的孩子，她把他们丢给我了。我有一个已婚儿子和一个已婚女儿，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我看到他的那次，他戴着摩托车头盔。我很早就成家啦。”

伊莎贝尔沿车道倒车，突然戴妮斯惊讶地嚷嚷起来：“妈妈！是那个飞行员！”

一个男人从边门走出来，正和定制食品的女人说话。

“见鬼，戴妮斯，不要这样吓我！”伊莎贝尔说，“我还以为有个小孩跑到我车轮后头去了。”

“是我们在机场说过话的那个飞行员呀！”

“肯定是她丈夫嘛。好好端着蛋糕。”

“但那不奇怪吗？在爹地的生日？给他做蛋糕的女人和带他坐飞机的男人是一对夫妻。他有可能是啊。他还有个助手。他和助手一起给人上飞行课，带打猎的人飞到瀑布北面，带渔夫飞到不通陆路的湖边。他告诉我的。那不奇怪吗？”

“在奥布雷维尔这样一个小地方，这只算有点怪罢了。戴妮斯，你得留神点那蛋糕。”

戴妮斯泄了气，感觉有点受辱。要是一个成年人吃惊地嚷嚷起来，伊莎贝尔估计就不会那么不耐烦了吧。要是一个大人惊叹于这个奇特的巧合，伊莎贝尔没准会同意说这确实少见。戴妮斯讨厌伊莎贝尔拿她当小孩对待。她奶奶，或者劳伦斯，她觉得都有点固执，不肯变通。这两人向来如此。伊莎贝尔却会在这一刻推心置腹，又友好又讲道理，下一刻就遥不可及、暴躁易怒。有时她对你越好，你越不安心。戴妮斯疑心爸爸对伊莎贝尔也是同样感觉。

今天，伊莎贝尔穿了一件印度棉长裹裙—劳伦斯称之为她的嬉皮士裙子—和一件深蓝色挂脖露背衣。她身材苗条，棕色皮肤—作为一个红发女人，她的肤色晒得很棒—除非你凑近了看，不然她好像只有二十五岁。即使凑近看，她感觉也不会超过二十九岁。劳伦斯是这么说的。他不让她剪短深红色头发，而且监督她晒太阳，一旦她打算挪进阴凉地或者进屋，他就警告地、不安地喊道：“你想上哪儿去？”

“要是由着伊莎贝尔，她会趁我一转身就溜进阴凉地。”劳伦斯对客人们这么说过，戴妮斯听到伊莎贝尔笑着。

“确实。我得谢谢劳伦斯呢。要是由着我自己，我根本没法待多久，一点肤色都晒不出来。我怕中暑啊。”

“要是你有一个迷人的棕色身体，谁管你有没有中暑呢。”劳伦斯带着专断滑稽的表情说道，拍拍伊莎贝尔的比基尼下露出的平坦小腹。

那些有节奏的轻拍，让戴妮斯觉得自己的腹部也紧张起来。为了不失口喊出“住手！”，她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起来，张开胳膊冲到湖边，傻里傻气地喊叫着。

戴妮斯再次看到定制食品的女人，是一年多以后。临近八月底，憋闷、温暖、多云的一天，他们在木屋的夏季逗留已接近尾声。伊莎贝尔去镇上看牙医，那年夏天她定期去看牙医。她在奥布雷维尔接受复杂的牙齿治疗，因为她喜欢这里的牙医胜过渥太华的。索菲自夏天起就没待在木屋里。她在多伦多的威利斯莱医院做检查。

戴妮斯、彼得和爸爸在厨房为午饭做咸肉西红柿三明治。劳伦斯相信他有些东西做得比别人都好吃，其中一样就是咸肉。戴妮斯在切西红柿，彼得负责给吐司涂奶油，但他一心看书。收音机开着，在播午间新闻。劳伦斯喜欢一天听好几次新闻。

戴妮斯去开前门。她一开始没能认出定制食品的女人。她穿了一件比较青春的衣服—一条宽松裙，上面有旋转的红色、蓝色和紫色“迷幻”图案—而且看起来没上回美丽。她的头发耷拉在肩膀上。

“你妈妈在吗？”女人问。

“很抱歉，她这会儿不在。”戴妮斯用一种屈尊俯就、有点刺耳的礼貌语调回答。她以为这女人是来兜售什么东西的。

“她不在，”女人说，“不。她不在。”她的脸肿着，一丝笑意也没有。她的唇膏厚厚的，很滑稽，眼影涂花了。她的声音里充满讽刺，令戴妮斯不得其解。要是为了兜售东西，她可不会用这种语调说话。莫非他们欠她钱？彼得在她的草地上乱跑了，还是欺负她的狗了？

“我爸爸在家，”戴妮斯负疚地说，“你想跟他说吗？”

“你爸爸，是的，我要和他说。”女人回答，把胳膊下面巨大、发亮的红色提包朝上拎了拎。“去叫他来，好吗？”

戴妮斯这才意识到，这是说过“真希望我有个这么大的女儿做帮手”的那个声音。

“定制食品的女人在门口。”她告诉爸爸。

“定制食品的女人？”他用一种不高兴、不相信的声音重复道，好像她是故意捏造出这个女人来打搅他似的。

不过他还是擦干净手，走过大厅。她听到他平静地说：“是的，不错。有什么可以效劳吗？”

他没有很快回来，反倒带女人进了餐厅。他关上餐厅门。为什么要进餐厅？访客都是带进起居室的。搁在餐巾纸上的咸肉要慢慢冷啦。

厨房和餐厅之间的门上有一扇高高的小窗。索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厨房里总有个厨师。厨师会透过这扇窗看看用餐的进展，决定何时上菜。

戴妮斯踮起脚尖。

“偷看。”彼得头也不抬地说。他在看一本叫作《魔鬼世界》的科幻小说。

“我只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三明治。”戴妮斯说。

她发现进餐厅是有道理的。她爸爸坐在他通常的位置上，在餐桌一头。女人坐在彼得平时的位置上，靠近大厅门。她把皮包放在桌上，双手按住。不管他们在谈什么，看来都需要一张桌子和一些直背椅子，以及一种直挺挺的严肃坐姿。这有点像一场访谈。给出信息，提出问题，斟酌考虑。

好吧，随便吧，戴妮斯想。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总会讨论完，解决它，这事总会过去。爸爸会解释给家里人听，或者不告诉他们。它总会过去。

她关掉收音机，做了三明治。彼得吃了他那份。她等了一阵，也把自己那份吃掉。他们喝了可乐，爸爸允许他们午饭时喝。戴妮斯吃得太快了。她坐在桌边安静地打嗝，回味咸肉的滋味，突然听到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陌生人在他们家里哭。

爸爸生日那天，在飞机上，他们看到一些精致的，几乎是透明的云团飘在西边的空中。戴妮斯说：“积雨云。”

“不错，”飞行员说，“不过它们还远着呢。”

“那想必很传奇吧，”劳伦斯说，“在积雨云中飞行。”

“有一次我往外一看，螺旋桨周围有一圈蓝光，”飞行员说，“在螺旋桨和翼尖位置。我看到机头位置也有。我伸手摸了摸玻璃—就是这里，树脂玻璃—手刚凑近，火焰就从我的手指上喷出来了。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碰到玻璃。什么感觉也没有。小小的蓝色火焰。在大雷雨中遇到过那么一次。那就是人们所谓的圣艾尔摩之火。”

“是大气中的电流造成的。”彼得从后座上喊道。

“说得对。”飞行员大声回应道。

“真神奇。”劳伦斯说。

“把我吓了一大跳。”

戴妮斯在脑海中想象着飞行员的指尖射出冰冷的蓝色火焰，觉得那应该标志着痛苦，尽管他说没任何感觉。她想起碰到一道通电的篱笆那回。餐厅传来的声响让她想起来了。彼得仍在看书，他们没交谈，尽管她知道他也听到了。

玛歌达在厨房做沙拉。她哼着一首歌剧里的调子。《回到我们的山居之家》。戴妮斯在餐厅铺桌子。她听到爸爸在院子里的笑声。客人们已经到了—两对快乐、有钱的夫妻，而不是什么住度假屋的人。一对夫妻来自波士顿，另一对来自蒙特利尔。他们在维斯特菲尔德都有避暑宅子。

戴妮斯听到爸爸说：“厌世。”好像是在引经据典。想必他引用的是他们都看的某份杂志上他们都知道的一个说法吧。

我应当像彼得一样，她想。不应当再来这儿。

但或许没什么，或许这其实是一种快乐，只是她太固执，太幼稚，太富有政治性—太深陷于一段所有其他人都已淡忘的过去—以至于无法接受？

餐厅扩大了，容纳了原先走廊的一部分，扩大的部分全由玻璃构成—墙和斜顶都是。在渐渐变黑的玻璃上，她看到自己—一个高挑、拘谨的女人，梳一条长辫，衣着异常朴素，坐在长长的松木桌边，在一碗碗美丽盛开的旱金莲、一个个装满盐的蓝玻璃小碟子当中。红橙相间的亚麻餐巾，小团黄油似的圆形黄蜡烛，边缘绘有葡萄的厚厚的白色乡村盘子。一重重即将端上的食物和美酒，还有谈话，它打破了家居的气氛：一重重和谐与满足。

玛歌达搅着沙拉，不再哼歌。

“你妈—她快乐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都怪她，戴妮斯想。都怪伊莎贝尔。

不公平、不由自主的想法竟会突然来袭，粗鲁地、莫名其妙地回荡在心头。

“是的，”她说，“我想是的吧。”意思是，至少伊莎贝尔没什么可懊悔的吧。

二

地板被索菲踩得直抖。一大早，她光着脚，身上只裹件条纹毛巾浴袍。打她还是个孩子、湖边一直到布莱斯的农场为止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她爸爸的时候起，她就习惯到湖里裸泳。如今她要是还想这样，就得一大早起床。这个容易。她醒得早。老年人都是如此。

游完泳后，她喜欢坐在岩石上，抽一天的第一支烟。她这会儿在找的就是这个—不是烟，而是打火机。在水槽上方的架子上找，在刀叉抽屉里找—本来没想弄出这么大动静—又在餐厅柜子上找。然后她想起来，昨晚坐在起居室里看电视上的《大卫·科波菲尔》。果然，打火机就躺在印花棉布裹着的椅子脏兮兮的扶手上。

劳伦斯租了一台电视，让大家看月球登陆。她同意这个事件孩子们不该错过—劳伦斯严厉地修正道，他们全都不该错过—但她觉得或许只租二十四小时，让电视在家里摆一夜就够了。劳伦斯指出她的错误。发射在星期三，也就是后天，然后一切顺利的话，星期天才能登陆。她难道以为旅程只要几个小时就够了吗？劳伦斯说，要是等到最后再租，那就根本没希望租到什么像样的电视。所有住度假屋的人都会抢着去租的。所以他们提前十天就租了一台，电视机还没进门，劳伦斯就制订了战略计划，那就是要让索菲学会看电视。他幸运地发现去年冬天的《国家地理》节目正在重播。一个是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索菲对它并不抗拒。还有一个是关于美国国家公园的，她评价说很不错，只是美国人自我吹嘘的味道未免重了点。然后是《大卫·科波菲尔》，一出英国连续剧，星期天晚上一播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下你知道一直以来都错过些什么了吧？”劳伦斯对索菲说。她这些年一直拒绝买电视—不仅在木屋，在多伦多她的公寓也是如此。

“哎哟，劳伦斯。别得寸进尺。”伊莎贝尔说。她语调亲切，却令人厌烦。索菲没接腔儿，不过比起劳伦斯，她更厌烦伊莎贝尔。这女孩对自己的丈夫是多么无知啊，竟然指望他会默默享受胜利。她对索菲又是多么无知啊，竟然以为劳伦斯的紧逼不舍会惹恼她。其实他向来如此—他们都已习以为常。他会对索菲磨了又磨，不管逼她做了多少，对他来说永远不够。索菲对于电视的投降远不足以让他满意。她还没真正喜欢它，劳伦斯一清二楚。

台阶的事也一样。（索菲正爬下那些木头疙瘩，费力地朝水边挪去。）索菲不想要水泥台阶，宁愿选择嵌进湖岸的圆木台阶，不过最后她还是屈从了，因为劳伦斯抱怨木头会烂，更换它们的苦差事总是落到他头上。现在他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查问他的成就。

“我造的可是能管好多年的。”他豪迈地宣称。他给他们每人都造了一级纪念台阶：盖个手掌印，刻上姓名缩写，还有日期—1969年7月。

索菲从岩石上滑进水里，朝湖中间的阳光地带游去。接着她翻身仰泳。尽管沿岸遍布小屋，但大多数人都很谨慎，没砍掉树丛。她可以躺在水里，看那些松树和杉树、白杨和软枫木、白色和金色桦树组成的高高树岸。没有风，湖上也没什么涟漪，只有索菲拍打出来的几道水纹。然而桦树和白杨树叶兀自翻动，在阳光中闪闪发亮，像硬币一样。

不只是树叶有动静。索菲看到几个人影。他们走下湖岸，从她搁浴袍的岩石后面的树丛中冒出来。她伏低身子，改浮水为踩水，观察着他们。

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人都蓄着长发，差不多都长及腰部，其中一个男孩头发朝后梳，扎成一根马尾辫。马尾辫男孩蓄着胡子，戴着墨镜，光身套件西装外套。另一个男孩只穿着牛仔裤，瘦瘦的棕色胸膛上挂着几条像是羽毛做的链子或项链。女孩身子肥胖，像个吉卜赛人，穿一条长长的红裙，额头上系一条印花帕。她把裙子在前面扎一个松松的结，便于爬下湖岸。

这种模样的孩子—年轻人们—对索菲来说当然不算新鲜。周末时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在湖边晃荡—住小屋的人的孩子们，他们过来玩耍，带来朋友。有时他们会占着小屋，没有父母管束，整个周末开聚会。业主通报上提议禁止长发和“奇装异服”，希望各位业主在自己的物业范围内展开自行监督，并邀请人们写信，对这项禁令表示支持或反对。索菲写的是反对信。她在信里写道，这整片湖一度都是沃格申家的产业，而奥古斯塔·沃格申抛弃了俾斯麦德国相对舒适的条件，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寻找自由，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权决定穿什么、说什么、信什么，等等。

不过她相信这三个人不是来自任何一幢小屋。他们肯定是私自闯入者，流浪汉。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他们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以及某种胆大妄为、不屑一顾的味道。不过，她想他们不至于做出什么伤人的举动。无非是些自恋的表现者，谈不上真正的入侵者吧。

他们看到了她的浴袍，正越过水面看着她。

索菲挥挥手，嚷道：“早上好啊！”用的是一种打招呼的开心语调—表示这问候就是全部，到此为止。

他们没挥手，也没回答。女孩坐下了。

打赤膊的男孩抓起索菲的浴袍穿上。他在她的口袋里摸到香烟和打火机，扔给女孩，后者取了一根香烟点上。另一个男孩坐下来，拽下靴子，光着脚拍水。

穿浴袍的男孩跳了一阵摇摆舞。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在肩头波动，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他在模仿某个女人，尽管可以肯定地说，模仿的不是索菲。（她现在觉得，他们有可能一直在偷看她，看到她脱下浴袍，跳进水里。）

“请脱下那个好吗？”索菲喊道，“欢迎抽根香烟，不过请把它们放回口袋！”

男孩又跳了一段摇摆舞，不过这回背对着她。另一个男孩笑了。女孩抽着烟，对这些置若罔闻。

“脱掉我的浴袍，放回我的香烟！”

索菲朝湖岸游来，头部抬在水面上。男孩拽下浴袍，抓起来一撕两半。穿旧的布料一撕就裂。他往水里走几步，把它朝水中扔去。

“你这小混蛋！”索菲嚷道。

他把另一半也扔出来。

梳马尾辫的男孩穿上靴子。

黑发男孩把手伸给女孩。她摇摇头。他猛地探进她裙子的皱褶中，她抗议地叫起来。跟着浴袍碎片之后，他把别的什么东西也丢进水里。

索菲的打火机。

索菲听到女孩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像是“你这该死的脏鬼”—然后他们三个头也不回地朝湖岸爬去。黑发男孩优雅地大步走着。另一个男孩快步跟在后面，有点笨拙。女孩穿着扎得高高的裙子，费劲地走着。索菲爬出水面，攀上岩石的时候，他们全都已经消失不见。

女孩的香烟—索菲的香烟—没掐熄，只是随手丢在一小堆泥土上—岩石当中的一小堆泥土和碎石块上。

索菲坐在岩石上，凌乱地、深深地喘气。她没发抖—因为一股凌厉徒劳的怒火而燃烧着。她拼命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回忆着童年时代经常系在这里的一艘划桨船。一艘安全、笨拙的老划桨船，在码头边的水面上摇晃。每天傍晚吃完晚饭，索菲，或者索菲和她弟弟中的一个（两个弟弟都已过世了），不过通常只有索菲一人，划船去布莱斯的农庄取牛奶。她随身带一个带盖罐子，由沃格申家的厨师擦洗打磨得干干净净—你可不能对布莱斯家的任何容器放心。布莱斯家没码头。他们的房子和谷仓都面对大路，背湖而建。索菲不得不把船划进芦苇丛，把绳子丢给跑来迎接她的布莱斯家的孩子们。他们噼噼啪啪跑过泥水，拽着绳子爬上船，索菲不停地嚷嚷着每次都要重复的训话。

“别把船桨拿出去！别让它沉下去！别全都趴在船的一侧！”

她会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跳出船去，跑到石头牛奶房。（它还在，据索菲所知被一个住小屋的人拿来当暗室了。）布莱斯先生或者布莱斯夫人把温热多沫的牛奶倒进罐子。

布莱斯家的孩子有几个和索菲一般年纪，另几个比她大，但全都比她矮小。到底有几个？都叫什么来着？索菲记得有一个芮塔，一个谢尔顿或者谢尔文，一个乔治，一个安妮。不管夏天的太阳有多大，他们总是皮肤苍白，身上到处都是虫咬伤、挠伤、结痂、蚊子咬的疙瘩、墨蚊咬的疙瘩、虱子咬的红斑，血淋淋地化着脓。因为他们都是穷孩子。因为穷，所以芮塔—或者是安妮—长了双对眼，还有个男孩肩膀不对称，古怪极了，而且他们说的话和举止一样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尽说些“俺们往城里跑”和“桨子”之类索菲几乎听不明白的话。没人会游泳。他们对待这船，好像它是一件奇怪的家具—某样可以爬过去、钻进去的东西。他们对划桨一无所知。

索菲喜欢单独去拿牛奶，不带任何一个弟弟，这样就可以多待一会儿，和布莱斯家的孩子们聊聊，问点话，教他们点东西—她的弟弟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做这些。他们在哪里上学？圣诞节收到什么礼物？会唱什么歌吗？他们熟悉她之后，就会向她透露一些，给她讲公牛挣脱绳子，冲到大门口的事，还有他们看到一团闪电飞过卧室地板，还有谢尔文脖子上的大疙瘩，以及里面涌出了什么。

索菲想邀请他们到木屋玩，梦想给他们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在他们身上的咬伤上涂点药膏，教会他们正确地说话。有时她会做长长的、复杂的白日梦，全都是关于如何给布莱斯一家过圣诞节的。包括对他们的房子进行重新装饰和涂色，以及给他们的院子来个彻底大清扫。神奇的眼镜出现了，可以纠正对眼。还有一些图画书和电动火车，穿塔夫绸裙的洋娃娃，成队成队的玩具士兵和一堆堆杏仁蛋白软糖做的水果和动物。（杏仁蛋白软糖是索菲最喜欢的点心。在与布莱斯家的孩子们的某次交谈中，她得知他们对它一无所知。）

过了一阵，她真的得到妈妈允许，邀请他们中的一位来做客。她邀请的那个—芮塔或者安妮—临阵退缩了，因为害臊，所以另一个替她来。这个安妮还是芮塔穿上索菲的一件游泳衣，它可笑地耷拉在她身上。她可真不好招待。她不愿作任何选择，不肯说想要哪种三明治、饼干或饮料，也不愿选择是去玩秋千还是玩跷跷板，或者是去水边玩还是玩洋娃娃。她不肯选择，这使她显得挺孤傲，好像她遵守着某种索菲不得而知的行为规范。她吃你给她端来的任何东西，任由索菲推着她荡秋千，不管干什么，总是固执地一脸无趣。最后，索菲带她到水边，玩起抓青蛙的工程。索菲打算把一整窝青蛙从码头一侧迁到另一侧，从长满芦苇的小水湾挪到岩石中一个有凹凸洞穴的舒适地儿。青蛙们由水路展开这场旅行。索菲和布莱斯家的女孩把它们抓来，放在一个轮胎上，推着绕过码头—水很浅，布莱斯家的女孩可以蹚水—到它们的新家。这一天结束时，青蛙一家已经全搬过去了。

布莱斯家的女孩，还有几个小一点的孩子，几年后都在他们家的一场大火中丧生。或者也可能死的是另一个，那个不肯来的女孩。她的一个哥哥继承了农场，把它卖给了开发商，后者据说讹了他一笔。不过这个哥哥买了一辆大汽车—好像是凯迪拉克？—过去，索菲夏天常在奥布雷维尔遇到他。他会斜斜地瞥来一眼，表明没兴趣搭话，除非她主动开口。

索菲记得给劳伦斯的爸爸讲过青蛙搬家的故事—他是个德语教师，她第一次吸引他的注意，是因为在班上就某个威斯特伐利亚的发音问题与他展开激烈争论。读研究生时，她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她怀孕了，出于自尊，没提出要他脱离他的生活，离开他妻子，跟她住到木屋，陪她生下劳伦斯。不过她相信他自会这么做。他确实来了，不过只有两次，是作为客人。他们坐在码头上，她给他讲了青蛙和布莱斯家女孩的故事。

“当然咯，第二天它们全都回到了芦苇丛中。”她说。

他笑了，亲切友爱地拍拍她的膝盖。“哎呀，索菲，你瞧。”

今天是劳伦斯四十岁生日。她儿子出生于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她寄去一张明信片：男囚七月十四日获释，八磅九盎司。他妻子是怎么想的？她不得而知。沃格申一家富有尊严地处理了这事，索菲转到另一所大学继续攻读学位。她从未对结婚与否扯谎。不过劳伦斯在学校里捏造出一个爸爸—他妈的大表哥（因此他们姓氏相同），他在一次独木舟旅行中淹死了。索菲表示可以理解，不过其实对他挺失望的。

下午迟些时候，索菲发现自己坐在一架飞机里。她以前飞过两次—都是搭乘大飞机。她没想过自己会害怕。她坐在后座上，两侧是兴高采烈的孙子孙女。戴妮斯和彼得—劳伦斯和飞行员坐前排—事实上，她搞不清这会儿的感觉是否就是恐惧。

小飞机似乎根本没在移动，尽管马达并没有停止。它发出可怕的轰鸣。他们在空中盘旋，离地大约一千英尺。下方是刺柏灌木丛，铺展在田野里，像一团一团针插。雪松变成小巧的玩具圣诞树。深色水面上有闪闪发亮的波纹。所有东西都像玩具一样精巧完美，这让索菲有一种特别的、难受的感觉。她觉得仿佛是自己，而不是地面上的东西缩小了，而且仍在不断收缩—或者说，他们全都在收缩。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她现在变得小小的、蟹爪似的手脚感到一阵麻刺—一种极度细微的麻刺感，或者说是一种极度的细微造成的麻刺感。她的胃收缩了，肺变得像空荡荡的植物籽囊一般弱小，心脏只有一只甲虫的心脏那么大。

“很快我们就要飞到湖面正上方啦。”劳伦斯告诉孩子们，“瞧见没，田地全在这一头，树丛都在那一头。看啊，这一头是石灰石上的泥土地，那一头是前寒武纪地盾。一头是岩石，一头是芦苇。这就是所谓的界崖线湖了。”（劳伦斯学过，也热爱过地理，她一度以为他会当个地理学家而不是商人。）

这么说他们在移动，很慢很慢地。他们正飞过湖面。在右边，索菲看到奥布雷维尔铺展着，上有硅矿的白色裂隙。她的感觉，关于犯了个错误，遭遇了某个莫名其妙、难以表述的问题的感觉，并不曾消退。从金灿灿的空气中，她感觉到的并非灾难的来临，而是它的后果—仿佛他们全都被掸飞，消灭，团成小团，压缩成原子，可自己却茫然不觉。

“让我们瞧瞧能不能看到木屋的屋顶。”劳伦斯说，“我外公是个德国人。他在树林里造了房子，有点像一幢狩猎小屋。”他告诉飞行员。

“是吗？”飞行员说。关于沃格申家，他估计至少知道这个吧。

这种感觉—索菲意识到—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小时候就有过。一种真正的收缩感。你很小的时候经常会感受到这类吓人的强烈感觉，陷入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和头朝下吊着、走在天花板上、跨过高高的门槛时的感觉一样。小时候，这可是一种强烈的快乐，为何现在不再是了呢？

因为现在不是她的选择。她确定无疑地感觉到变化即将出现，而这不是她的选择。

劳伦斯把屋顶指给她看，木屋的屋顶。她心满意足地惊叹着。

仍在缩小，卷成令人难受的点儿，不过并没彻底消失，在这一步上她撑住了。她竭尽全力，在这一步上撑住了，而且对孙子孙女们说看这里啊，瞧那里啊，看啊，地面上那些形状，看啊，水里的影子和光线。

三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的最大乐趣。

伊莎贝尔躲在几棵干瘦的白杨树的树影里，坐在汽车边的草地上想，今天这样一个愉快的家庭聚会之日，真是障碍重重，但她到目前为止都一一化解了。早上她醒来时，劳伦斯想做爱。她知道孩子们已经醒了。他们正在楼下戴妮斯的房间里忙碌，准备今天的第一份惊喜—一张上面有一首诗的海报、一首生日歌，以及一份给爸爸的抽象拼贴画。要是劳伦斯因为他们冲进来而被打断—或者被他们捶门的声音干扰，假如说她爬起来闩上门的话，那他的情绪肯定好不了。戴妮斯会很失望—事实上，会悲痛万分。这一天可就有了个糟糕的开头。不过，推开劳伦斯，跟他解释孩子们的计划，似乎也不妥。那样一来，无异于表明他们的位置先于他，他们的感受更让她在意。因此，最佳策略看来就是催促他赶紧完事，她正是这么做的。即使索菲在楼下走来走去，发出沉重的脚步声，不停地开开关关厨房的抽屉，让他暂时分了点神，她也仍旧不断地催促他。

“老天爷啊，她到底怎么啦？”他对着伊莎贝尔的耳朵喃喃道。而她只是拍打着他，似乎急不可耐，要他再猛点再快点。果然有效。很快就完事了。孩子们跑过大厅，发出模仿号角的一阵乱七八糟的喇叭声的时候，他正握着她的手仰躺着。孩子们推开父母的房门，举着一张巨大的海报跑进来，上面用五彩蜡笔精心写着生日诗。

“致敬！”他们齐声嚷着，一边鞠躬，放低海报。戴妮斯裹着一张床单，抓着一根裹锡箔的棍子，棍子一头粘了颗银色纸星，伊莎贝尔的大多数项链、链子、手镯和耳环都挂在它周围，或者戴在戴妮斯身上。彼得只穿着睡衣。

他们开始背诗。戴妮斯的声音高亢，声情并茂，尽管不乏自嘲。彼得念得拖沓，慢吞吞的，公事公办，还有点不屑为之的意思。

祝贺啊，你的四十岁生日，

它是你幸运一生的一个里程碑！

而我啊，是一个仙后，

亲自前来祝你健康富有，拥有爱情和欢乐！

彼得拖后半拍背诵道：“而她啊，是一个仙后，亲自前来……”背完之后，戴妮斯说：“实际上，我是仙女娘娘，但那样音节太多了。”她和彼得鞠躬如仪。

劳伦斯和伊莎贝尔笑着鼓掌，请求凑近一点看看生日海报。诗歌四周贴了很多从杂志上逐一剪下的形象、场景和话语。插图均与过去一年里，伟大的L.P.沃格申（“劳逸结合”劳伦斯·彼得）的生活经历有关。一次到澳大利亚的商务旅行由一只跳过艾尔岩的袋鼠和一瓶驱虫剂表示。

在令人激动的旅行之余，后是图下注释，伟大的L.P.挤出时间享用他的特殊爱好（一个兔女郎晃着漂亮的尾巴，举着一瓶跟她本人一般高的香槟），与亲爱的家人共度美好时光（一个对眼女孩吐着舌头，一个家庭主妇威胁地挥舞着一根拖把，一个全身泥泞的顽童头手倒立）。他还考虑干份第二职业（画面上是一个水泥搅拌器与一个怪老头的形象重叠）。“生日快乐，伟大的L.P.。”成群的农场动物戴着宴会帽，举着气球说：“我们都是你的忠实粉丝。”

“实在太棒了，”劳伦斯说，“看得出，你们费了不少心。我特别喜欢‘特殊爱好’那部分。”

“还有‘亲爱的家人’，”戴妮斯说，“你难道不也爱他们吗？”

“还有‘亲爱的家人’。”劳伦斯说。

“现在，”戴妮斯说，“仙女娘娘准备实现你三个愿望。”

“其实只要一个就够啦，”彼得提醒道，“你只用希望其他的愿望都能成真。”

“这种许愿是不允许的，”戴妮斯说，“你可以有三个愿望，不过都得是具体的东西。你不能希望你会永远快乐之类，也不能许愿说你希望实现所有愿望。”

劳伦斯说：“真是个专制的仙女娘娘。”然后表示希望今天天气晴朗。

“已经是了。”彼得厌烦地指出。

“好吧，那我希望一直是晴天。”劳伦斯说。然后他希望能够做完六级台阶，早饭能有煎西红柿、香肠和炒蛋。

“真走运，你要的是煎西红柿，”伊莎贝尔说，“烤箱的煎烤顶层还能用。要是让仙女娘娘给索菲变出一个新烤箱，我想难度未免也太大啦。”

他们在厨房热闹地做早饭，想必盖住了索菲在湖边的叫喊声。他们打算在走廊上用餐。戴妮斯在野餐桌上铺了一张桌布。他们鱼贯而出，戴妮斯端咖啡碟，伊莎贝尔捧热食物盘，上面是鸡蛋、香肠和西红柿，彼得端着他自己的早饭，内容是干麦片和蜂蜜。劳伦斯本来应当什么也不用拿，不过他还是抓起装着涂好奶油的吐司的架子，免得它被落下。

他们刚刚走进走廊，索菲就从湖岸顶端冒出，一丝不挂。她穿过修剪过的草坪，径直朝他们走来。

“我遇到了一个小事故。”她说，“生日快乐，劳伦斯！”

这是伊莎贝尔头一回看到一个赤裸的老太婆。有好几点令她始料未及。与索菲的脸、脖子、手臂和手上皱巴巴的皮肤相比，她身体其余部分的皮肤出奇地光滑。乳房很小。（索菲穿着衣服的时候，伊莎贝尔总以为她的乳房和她身体其余部分的比例是协调的。）它们像小小的口袋，小小的吊着的口袋，在她布满雀斑的宽宽的胸上耷拉着。阴毛稀疏，颜色也令人意外。没变成白色，而是保持着发亮的金棕色，像非常年轻的女孩的私处一样只覆盖着薄薄一层。

那一大片白皮肤，松松垮垮的，让伊莎贝尔想起法国牛，那些脏兮兮的白牛群，有时你可以在农夫的田里看到它们。夏洛莱牛。

索菲当然毫无用胳膊挡住胸前，或者用手谦逊地捂住私处的打算。她也没有快步从家人面前走过。她站在阳光中，一只脚踩上走廊的最低一级台阶—把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的隐私范围稍微又扩大了一点—平静地解释道：“在湖边，有人抢走了我的浴袍。我的香烟和打火机也没了。打火机掉到湖底去啦。”

“天哪，妈妈！”劳伦斯惊呼。

他匆忙把吐司架一放，弄翻了它。他把碟子推到一边，抽出桌布。

“接着！”他说，把桌布朝她扔去。

索菲没伸手接。桌布掉在她脚下。

“劳伦斯，那是桌布！”

“别管了，”劳伦斯说，“把它披上！”

索菲弯腰捡起桌布，打量一番，好像在研究上面的花样，然后把它随手围在身上，动作不紧不慢，而且裹得松松垮垮。

“谢谢你，劳伦斯。”她说。她摆弄着桌布，正好露出那些最不该露出来的地方。她朝下看看，补充道：“希望这能让你开心点。”她接着讲她的故事。

不，伊莎贝尔想，她不可能真的浑然不觉。这肯定是故意的。这肯定是场游戏。狡猾的故作天真。这个夸张的老卖弄者。卖弄她的无邪、她的高洁、她的单纯。怪异的老骗子。

“戴妮斯，快点再去找块布。”伊莎贝尔吩咐，“难道我们就看着这些食物冷掉吗？”

目的就是—索菲的目的始终就是—让儿子出洋相。要让他在老婆孩子面前出洋相。而他果然上当了。他站在走廊上，在索菲上方，羞愧的热血一直涌到他的脖子，刺灼着他的耳朵。他费劲地压低声音，做出一副男子汉的谴责口气，却按捺不住颤抖。这就是索菲一有机会就能做到，也必定会做的事。

“那些坏小子多放肆啊。”伊莎贝尔应着索菲的讲述说，“我总以为他们都该可爱、快乐、上进什么的才对。”

“要是你记得穿件游泳衣，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劳伦斯说。

然后是去拿蛋糕的旅行，一路担心它能否顺利到家，时刻要督促戴妮斯把它好好捧着。还有一场单独的旅行，到海威超市买熟透的批量种植的西红柿，劳伦斯觉得它们比你在商店买的西红柿都要好吃。伊莎贝尔不得不计划一份能快速成形的晚餐。必须是某种等他们一起从机场返回、饥肠辘辘的时候，可以飞快烧好或热好的东西。还应当是某种劳伦斯特别喜欢，索菲不会觉得过于古怪，彼得又愿意吃的东西。她决定做红酒鸡，尽管她还不大肯定索菲和彼得能否接受它。毕竟，今天是劳伦斯的好日子嘛。她整个下午都忙着做饭，注意时间，督促他们准时出发去机场，免得戴妮斯陷入焦虑。

虽然有她盯着，他们还是有点晚了。她站在台阶顶上招呼劳伦斯，他应了一声，却迟迟没有出现。伊莎贝尔只好跑下去告诉他时间紧迫，有一个为他的生日安排的意外惊喜，要是他不快点，一切就全完了—此外，那是戴妮斯专门设计的，而她已经坐立不安了。即便如此，劳伦斯好像还是故意不紧不慢，花了比平时更长的时间梳洗、更衣。他不赞成因为戴妮斯会焦虑就弄得手忙脚乱的。

不过他们还是到达了，现在全体，除了伊莎贝尔之外，都坐上了飞机。那可不是原先的计划。原本的计划是：他们一起开车去机场，解开劳伦斯的蒙眼布，给他一个惊喜，大家目送他登机，展开生日之旅，再欢迎他返回。

不过飞行员从用作办公室的小屋走出来时，看到他们都在，便说：“我带你们一家上去怎样？咱们开那架五座飞机好了—这样你们可以飞得舒服些。”他对戴妮斯笑笑，“不会多收你钱。反正是今天最后一单生意了。”

“你真是太好啦。”戴妮斯敏捷地回答。

“就这么办，”飞行员看看他们说，“不过得去掉一个人。”

“我吧。”伊莎贝尔说。

“希望你不是因为害怕，”飞行员眼光锁定她说，“那可没必要。”

他四十多岁—或许五十岁了—一头非常浅的金色或者白色波浪发，从额头朝后直直梳去，或许那是褪成白色的金发。他个头不高，比劳伦斯矮，不过肩膀结实，胸部和腰部肌肉紧实，皮带上方微微鼓突的肚子也紧绷绷的，毫不松垮。一个高高的弧形额头，明亮的蓝眼睛像搞户外的人一样时不时习惯性地眯缝着，一副专业人士的冷静派头，心平气和。他的声音也有同样特点—心平气和、不紧不慢、略带憨态的乡下口音。她知道劳伦斯会怎么评价—他会说这人是条朴实的汉子，却不会注意到他的另一面—骨子里藏而不露的几分戒备，以及对于他们的不以为然甚至是轻蔑。

“你不怕吧，是吗，夫人？”飞行员对索菲说。

“我没坐过小飞机，”索菲说，“不过我想不怕吧，不会。”

“我们全都没飞过小飞机，一定会很棒。”劳伦斯说，“谢谢！”

“我就自个儿在这里坐会儿好了。”伊莎贝尔说，劳伦斯笑了。

“自个儿坐着就是我老婆的最大乐趣。”

就算果真如此—没准还真是的，因为她并不害怕，最多只是隐隐有点怕而已，但她却衷心希望独自留下—就算果真如此，这听起来也不像什么赞美之词吧。她坐在那儿回顾她这一天，感觉就是在不断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炉子上等着的红酒鸡、安全到家的蛋糕、顺利买到的酒和西红柿，这个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什么真正的错误或者破坏或者失望的生日。接下来只剩开车回家，然后吃晚饭了。明天劳伦斯要去渥太华待大半天，晚上才回来。他星期三要和他们一起看月球登陆。

像这样回顾她的生活，想着：好，不错，这关总算过了。过关喽，这对她可没什么好处。盼着把这关，这关，还有这关都过去，她期待什么呢？她想得到什么呢？

是自由吧—甚至都不是自由。是空空如也，或者是免受关注。似乎她总是在强迫自己再投入一点—再注意一点，热情一点，用心一点—比她确定自己能做到的再多一点。她一直在努力，免得被人发现，发现其实她骨子里和老挪威人索菲一样铁石心肠。

有时她觉得自己被带回他家，首先就是作为一种对索菲的微妙挑战。劳伦斯与她一见钟情，但他的爱与这挑战并非毫无关联。她身上相当矛盾的各方面都起了作用：她放荡的模样和糟糕的举止（到底有多放荡、多糟糕，那会儿她浑然不自知）；她的高分和她认为它们证明了智慧的天真想法；她作为工薪阶层高中的最出色学生，一个毫无野心的家族里的变种而染上的所有特点。

“她可不是你通常看得中的那种商业广告，对吗，妈妈？”劳伦斯当着伊莎贝尔的面这样问索菲。他上了大学里索菲讨厌的那个学院—工商管理。

索菲不予评论，只是对伊莎贝尔微笑着。笑容里没有恶意，也不曾表露出对劳伦斯的不屑—它看起来很平和—不过它明显在说：“你准备好了吗，你能接受这个吗？”那会儿一心爱慕劳伦斯的英俊相貌、聪明才智和远大前程的伊莎贝尔明白这个意思。它意味着她决定去爱的这个劳伦斯（尽管她样子放荡、举止无当，但她其实是个严肃、毫无经验的女孩，相信终生不渝的爱情，无法想象任何别的爱法），对这个劳伦斯，她将不得不煞费苦心，用鼓励，还有精心的安排，支持他，敦促他。他要依赖她的帮助来成为男人。她不喜欢索菲提醒她注意这一点，她也没让它影响她的决定。这就是爱吧，或者说，这就是生活吧，她对此跃跃欲试。她其实挺孤单，却以为是自己喜欢独处。她是她妈妈第二次婚姻唯一的孩子。她妈妈去世了，异母哥哥和姐姐都比她大很多，早已结婚。家族里的人都知道她自以为与众不同。她现在仍享有这个名声，自从和劳伦斯结婚后，她就几乎不再见娘家亲戚了。

她大量阅读，认真地节食和锻炼。她成了一位出色的厨师。在聚会上，她和逢场作戏的男人们调情。（她注意到要是她不引起一些关注，劳伦斯就会很失望。）有时她想象自己在大多数一时兴起、虚情假意的狂热关系中充任伴侣，被那些男人，或别的人压制着。有时她想起童年，心头涌起一阵几乎称得上怪异、不宜公开的向往。街角小店前松松垮垮的雨篷、中午时分烹饪的浓香、一棵巨大城市遮荫树的树根周围的垃圾和泥土，都会让她若有所思。

飞机着陆后，她起身去迎接他们。她吻了劳伦斯一下，好像他刚从远方回来似的。他看起来很开心。她想，她很少在乎劳伦斯是不是开心。她只是希望他心情好，以便诸事顺利，那不是一回事。

“太棒啦，”劳伦斯说，“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地形变化。”他解释起界崖线湖。

“真有趣啊。”索菲说。

戴妮斯说：“你可以一直看到水里，可以看到岩石伸进去，甚至可以看到沙子哦。”

“你都可以看到有什么船。”彼得说。

“我是说真的，妈妈。你可以看到岩石伸下去，往下再往下，然后就是沙子啦。”

“能看到鱼吗？”伊莎贝尔问。

飞行员笑了，尽管他肯定常听到这类问题。

“你没来，真是太可惜了。”劳伦斯说。

“哦，她会的，总有一天，”飞行员说，“她明天就可以来嘛。”

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他大胆的目光接上伊莎贝尔的，尽管看起来胆大妄为，却依旧显得极其纯洁、友好、亲切，里面并不乏尊敬之情。他大概是个没什么恶意，也不会起什么蠢念头的男人，所以几乎不大可能是在对她发出邀请。

他对他们一群人说再见，他们又谢了他一回。伊莎贝尔觉得，她知道自己为什么心慌意乱。因为索菲的故事。仿佛是她自己，而非索菲，赤身裸体从水里爬出，走向那些为非作歹的男孩。（她在想象中抹掉了那个女孩。）是这个让她渴望并想象出了一个胆大妄为的邀请，让她为之蠢蠢欲动。

他们走向汽车，她得努力才能不让自己回头。她想象他俩同时回头，彼此对视，就像在一部浪漫电影，某个言情故事，或者一则高中生的幻想中一样。他俩同时回头，彼此对视，交换了一个几乎是真心诚意的承诺，尽管他们或许根本不会再见面。这个承诺像闪电一样击中她，像闪电一样劈开她，可她始终婷婷袅袅地走着，若无其事。

哦，当然啦。所有那一套。

不过，那其实不像闪电，根本不是什么来自外部的触动。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要是有谁不介意开车的话，”索菲说，“我累了。”

那晚，伊莎贝尔慷慨地关注劳伦斯，关注她的孩子们，还有索菲，尽管后者根本不需要这个。他们全都感觉到了她的快乐。他们感觉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惯常的障碍被清除了，好像有一道透明的屏障被扯开了。或许他们一直以来只是想象着它的存在？劳伦斯忘了跟戴妮斯作对，或者把她当成一个竞争对手来针锋相对。他甚至都没再跟索菲争斗，没再纠缠电视的话题。

“我们从空中看到硅矿了，”晚饭时他告诉伊莎贝尔，“像一片雪原。”

“白色大理石，”索菲引用当地的叫法，“那些做作的玩意儿，他们把它铺在奥布雷维尔的所有公园小路上，把公园都给毁了。闪闪发亮的。”

伊莎贝尔说：“你知道吗，我们过去有过一座白山包。在我上的学校里—它位于一家饼干厂后头，操场和饼干厂紧挨着。时不时地，他们会把那么多香草糖粉、坚果和硬棉花糖块堆成一堆。他们成桶成桶把它们运来，倒在那里堆着，亮闪闪的。它闪闪发亮，就像一座纯白的雪山。在学校里，总有人远远地一眼看到它，嚷嚷起来：‘白山包！’放学后，我们就会翻过篱笆，或者绕过它跑进去。我们都会跑到那里，在巨大的白色糖堆里刨来刨去。”

“他们会把它刮个一干二净吗？”彼得问。这个想法好像让他兴高采烈，“你会吃它吗？”

“当然啦，”戴妮斯说，“他们只有这个。他们是穷孩子。”

“不，不，不，”伊莎贝尔说，“我们很穷，不过还是有糖吃，时不时会得到个五分硬币去店里买。不是那么回事。是因为那白山包—有那么多糖，而它又是那么白晃晃、闪闪亮的。就像是小孩子做的梦一样—你所见过的最奇妙的美梦成真哦。”

“妈妈会在夜深人静时把它全拿走，”劳伦斯说，“然后给你们橙子取而代之。”

“如果拿杏仁蛋白软糖来想象的话，我就能理解了。”索菲说，“尽管你得承认，那好像不大利于健康。”

“那一定很糟糕，”伊莎贝尔说，“对我们的牙齿，对一切而言。不过我们并没真的因为吃太多而生病，因为我们人那么多，而且我们得那么用力才能挖下去。它只是看起来像是最最美妙的一件事罢了。”

“白山包！”劳伦斯说—换个时候，这样一个故事本该让他发些“穷人单纯的乐趣！”之类的感慨。“白山包。”他说，欢喜和嘲讽参半，流露出一种自然的欣赏之情，似乎正合伊莎贝尔心意。

她不应当吃惊。她熟知劳伦斯的敏感和善良，也洞悉他的霸道和吹嘘。她了解他思想的转折，他心情的变换，他身体里小小的变化和响动。他俩亲密无间。他们彼此那样了解，以至于一切都被别的什么给抵消了。这就是他们的性爱为何显得如此令人羞耻的缘故，它们完完全全地，而且无比狂乱地因为欲望而起，就像兄妹乱伦一样。不过爱可以不受影响—它幸存下来了。瞧啊，她此刻是多么爱他。伊莎贝尔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无边无际地充满绵绵爱意。

要是他的同事在，要是他和他的同事都在，她可以说：“我想我们昨天落下了点什么。我婆婆觉得她丢下了眼镜盒。不是她的眼镜，只是盒子，没什么重要的。我想最好还是来看看。”

要是他一个人在，不过带着一脸茫然而放松的神情，询问地朝她走来，那或许这么微不足道的理由就不够了。

“我来是想看看飞行课的安排。我丈夫让我来看看。”

要是他一个人在，不过并非一脸茫然—然而还是有必要说点什么，她可以说：“你昨天把大家都带上去，真是太好了，他们开心极了。我只是想过来说声谢谢。”

她真不敢相信，真不敢相信它会发生。尽管她读了那么多书，有过那么多幻想，听过几个朋友吐露秘密，但她还是没法相信人们每天都会发出、收到这类信息，并且付诸实施，制订危险的计划，溜进非法的区域（它们到头来都与家惊人地相似，或惊人地不同）。

接下来的岁月中，她将学会分辨爱情开始和结束时的种种迹象。她不再会因为当下的表象会瞬间撕裂而如此震惊。不过吃惊还是吃惊的，以至于某天，和成年的女儿戴妮斯一道喝酒、聊着这些的时候，她说：“我觉得，最美好的部分总是在开头。就在开头的时候。那是唯一纯净的部分。”“甚至是在开头之前，”她说，“或许就在可能性在你脑海中一闪的那个时刻。那或许就是最美好的部分了。”

“那么第一次的恋情呢？我说的是第一次婚外情？”（戴妮斯按捺下所有责难。）“那是最美好的吗？”

“在我而言，那是最有激情的，也是最肮脏的。”

（指的是这个事实：生意走淡，飞行员向她要钱，她给了。也指的是真相揭穿时的不堪场面，它导致了这次偷情和她的婚姻的结束，不过他的仍旧完好。此外，也指的是那些如此火热、令人癫狂的快乐场景，双方都被弄得精疲力竭，有几次还淌下了热泪。也指的是最开始那一幕，她随时都能在脑海中重播它，记起那种不可思议的慌乱平静参半的感觉。

早上大约九点的机场，那寂静，那阳光，那灰蒙蒙的远处的树。想必是从别处拖来，充当办公室的白色小屋。没有窗帘或窗百叶。倒有一道尖头篱笆，充当大门。他走出来，给她开了门。他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一样的浅色工装裤和工装衬衫，袖子卷着。她也穿着昨天的衣服。两人都没能听清对方说什么，或者用什么有意义的话作答。

要是他过于自如，或者流露出任何算计的痕迹—或者更糟，显出几丝得意之情—都会让她落荒而逃。但他没犯那种错误，或许是因为没被诱惑到忘乎所以吧。对女人有一手的男人—他一直以来就是的。她慢慢才会发现他之前得手过，在非常相似的情况下—有此天赋的男人其实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举止轻浮，也并非心存恶意。第一次触碰她时，他下手果断，却一脸凝重，好像还带着歉意。一种安抚的、欣赏的触摸，一种慢慢增强的表白，袭上她赤裸的脖子和肩膀，赤裸的手臂和背部，衣不蔽体的胸与臀。他跟她说话—亲密地、真诚地不知所云着—而她因这触摸已经几乎不能自持，前后扭动着。

她感觉被拯救，被抬升，被凝视，而且很安全。）

晚饭后，他们玩了猜字谜游戏。彼得是猎户座。为了说明第二个音节，他假装从一个想象的杯子里喝东西，踉踉跄跄走着，倒在地上。〔6〕他们都觉得猎户座是个专有名词，不过并没赶他出局。

“毕竟，太空就是彼得的世界嘛。”戴妮斯说。劳伦斯和伊莎贝尔都乐了。这话变成一则家族笑话，时不时有人提起。

索菲从来搞不懂猜字谜游戏的规则—至少从来都跟不上—所以很快就放弃了，改看起书。《挪威古诗集》，每年夏天她都要读它，最近因为电视的诱惑没再读。上床时，她把书留在椅子扶手上。

伊莎贝尔关灯前拾起书，恰好读到这句：

Seinat er at segia；

Svá er nu rádit

（多说无益，木已成舟。）

注释

〔1〕1895—1962，挪威女高音，擅长演唱瓦格纳歌剧。

〔2〕位于挪威。

〔3〕位于加拿大魁北克。

〔4〕挪威极地城市。

〔5〕位于俄罗斯，北临北冰洋。

〔6〕猎户座的英文“Orion”中的第二个音节与“rye”，即“黑麦威士忌”发音相同，故此。

公开的秘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开的秘密／（加）门罗（Munro, A.）著；邢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Open secrets

ISBN 978-7-5447-4540-6

Ⅰ．①公…　Ⅱ．①门…②邢…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2983号

Open Secrets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94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71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公开的秘密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邢　楠　陈笑黎　秦俟全　步朝霞

责任编辑　彭　波　王　维

原文出版　Vintage Contemporaries, 199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40-6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公开的秘密
目　录

公开的秘密

忘情

真实的生活

阿尔巴尼亚圣女

公开的秘密

蓝花楹旅馆

荒野小站

宇宙飞船着陆

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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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情

信

在商务旅馆的餐室里，路易莎拆开了当天收到的海外来信。和往常一样，她吃着牛排和土豆，外加一杯葡萄酒。餐室里有几位跑业务的，还有因鳏居而每晚必到的牙医。他起先有意于路易莎，可又说从没见过敢碰葡萄酒和烈酒的女人。

“喝点酒对身体好。”路易莎声音低沉地说。

白色桌布一周一换，上面还有一层油布保护。每逢冬天，油布被厨房抹布擦过后的味儿、炉膛冒出的煤烟味儿、牛肉卤汁混合干土豆和葱头的味儿，在餐室弥漫开。住客若是受冻挨饿地推门进来，大抵还消受得了。每张桌子上都搁着小小的调味瓶架，配有烧汁瓶、番茄酱瓶和装着辣根酱的小钵子。

信封上署有“安大略省，卡斯泰尔斯，卡斯泰尔斯公共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收”。落款日期是六周前—1917年1月4日。

这封信让你吃惊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希望你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虽说时间过去很久，你可能已经离职了。

我伤得不重，可还只能待在医院。周围的人情况都比我糟，我只能分神想别的事，比如你是不是还在那家图书馆。如果没弄错，你应该是中等身材或是稍矮一点儿，一头淡棕色的秀发。在我入伍前的几个月，你接替坦布林小姐到图书馆上班，我八九岁刚办图书卡的时候，她就在那里了。她管事那会儿，书可真够乱的。想开口劳她大驾，可得有必死的决心，因为她活脱脱就是一条恶龙。你来后就大不一样了，书都按照虚构、非虚构、历史、旅游分好类，杂志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刊一到就上架，不会让大家总是读那些老黄历。我很感激，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也琢磨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可是一个念过书的人。

我叫杰克·阿格纽，读者卡就在抽屉里。我借到的最后一本书很不错—H.G.威尔斯的《人类的构建》。我书念到高二，就和很多人一样去了杜德家的工厂。我不是刚满十八岁就参军的，你肯定觉得我不算条“好汉”。我总是习惯自己拿主意。我在卡斯泰尔斯，不，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帕特里克·阿格纽。他为杜德家干活，不在厂里，而是在他家的宅院里做园丁。他真是头独狼，比我还不合群，一有机会就去乡下钓鱼。我有时候也写信给他，他看没看就不知道了。

用过晚餐，路易莎去了二楼的女士间〔1〕，在书桌前写起了回信。

很高兴我在图书馆的工作能得到你的欣赏。可那只是些平常活儿，没什么特别的。

你一定想知道家乡的消息，可我真答不出什么来，在这儿我是个外乡人。我会和图书馆还有旅馆里的人聊天。旅馆里的旅行推销员都爱聊自己的买卖（只要能拿到货，生意就很火），偶尔聊聊病情，要么大谈战事。小道消息满天飞，那些道听途说的高见又可气又可笑。这儿我就不花力气写了，因为检查员读到的话，这信一定会化为碎片。

你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其实没什么故事可讲。我父母双亡。父亲过去在多伦多伊顿百货店的家具部，他死后母亲去了那家店的织品部。我自己也在书店部干了一阵子。你可以说，“伊顿”就是我家的“杜德工厂”。我从贾维斯学院毕业。我得过一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一阵子，不过现在已无大碍。过去读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觉得很忠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薇拉·凯瑟。我只是碰巧来到这个镇子，听到图书管理员的讣闻，心想没准可以接手这份工作。

真不错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正准备出院，信能不能转寄到新驻地就很难说了。很高兴我的信没被你笑话。

如果你碰巧遇上我父亲或别的什么人，别提我们通信的事。这和别人没关系，我知道很多人会笑话我给图书管理员写信，就像人们当初笑话我去图书馆。干吗给他们添乐子？

真高兴可以离开这里。身边是走不了路、永失光明的伙计们，一群将要离群索居的人。比起他们，我实在够幸运的了。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说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你知道维尼格山吗？弗劳尔斯街拐弯，右手边最后一栋就是，过去它刷的是黄漆。我父亲种土豆，至少原来是种的。过去我常装上一手推车土豆，满镇子叫卖。卖完一车，我就攒下一枚五分镍币。

你提到最喜欢的作家。过去我爱读赞恩·格雷〔2〕，后来兴趣从虚构文学转向了历史和游记。有时我会啃些硬骨头，哪怕不适合我，也能读出些名堂。我提到过的H. G.威尔斯算一个，还有写宗教题材的罗伯特·英格索尔〔3〕。他们都让我深思。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巧看到你打开门锁，一盏一盏地开灯。那时天色很暗，外面还下着雨。你没戴帽子，也没带伞，头发淋湿了。你取下发夹，松开了头发。冒昧地问一句，你还留着那时的长发吗？还是剪短了？你走到取暖器前停住脚步，甩了甩头发，水滴溅落在上面，发出“吱吱”声，就像平底锅上的油脂。我坐在一边，读着伦敦〔4〕《新闻画报》上有关大战的文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可不是说你的头发油腻！）

我没剪短发，虽然时常想剪。

虚荣还是懒惰？我自己也不明白。

对宗教，我谈不上虔诚。

我沿维尼格山步行而上，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长势不错。一条狼狗对我不怎么客气，是你养的吗？

天气热起来了。河水泛滥过一次，我猜每年春天都会。水漫进旅馆地下室，不知怎么的就弄脏了我们的饮水系统，所以大家喝上了免费的啤酒和姜汁汽水。不过你得是房客或常住户才行。你也想得到，一定是笑话百出。

我想知道，能帮你捎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特别想要的。我收到了烟，还有卡斯泰尔斯的女士们为我们张罗的东西。我想读读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但在这儿看来没辙。

前些天这边有人犯心脏病死了，成了个大新闻。你听说过什么人死于心脏病吗？在这里，从早到晚大伙儿就唠叨这事。每个人说完了都笑。你一定觉得大家心狠，但这事儿实在是太怪了。战事不紧，他不可能是被吓死的。（实际上，他是写信时犯病的，所以我最好留点神。）在他死后，战友有挨枪子儿的，有被炸飞的，但他死得最出名，心脏病发作。人人都说军队花了大价钱，换来他千里赴死。

今年夏天特别干，为了防止扬尘，洒水车每天上街洒水。孩子们就追着它手舞足蹈。镇上出现了一个新玩意儿—叮当作响的冰激凌小车，这是孩子们的宝贝。推车的是厂子里出过工伤的那个男人—你应该知道是谁，我记不起名字了。一边的胳膊肘以下都没了。我的房间在旅馆三楼，活活一个烤箱。我常得在外面散步到半夜。很多人和我一样，有时还穿着睡衣。像是一个梦。剩下的河水还漂得起划艇。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卫理公会的牧师划过一次。他是在为大家祈雨，不过那小船有点儿漏水，先是湿了他的鞋子，后来整条船都沉了。牧师只能站在河里，其实水都没齐腰。这算事故还是预先谋划好的恶作剧呢？大家都说祈祷灵验了，只是方向不对。

我时常路过杜德家的宅子。你父亲把草坪和树篱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欢那栋房子，看起来别致又敞亮。可就连那儿也未必凉快，很晚了我都能听到妈妈和小娃娃的声音，他们好像还在屋外草坪上。

我说过自己不需要什么，但还是有一样东西想要。一张你的相片。但愿你没觉得我得寸进尺。说不定你已经订婚了，没准在给这里的心上人写信，就像写信给我一样。你很出众，如果已经有长官追求你，我也不会惊讶。一言既出，没法收回，由你决定吧。

路易莎二十五岁，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在疗养院里结识的医生。爱情的最终回报是，医生没了工作。他是被疗养院解雇的，还是厌于纠葛而自愿请辞的？路易莎不禁怀疑。他有家室，有几个孩子。那阵子少不了写信。他走之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在获准出院一两次后，路易莎让对方别再写信，他也照办了。书信既断，她无法再待在多伦多，转行干起外勤推销。这样她每周只会失望一次，也就是周五或周六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的最后一封信隐忍决绝，一种悲情女主角式的自怜从此相随。当她拽着装有样品的旅行箱上下小旅社楼梯的时候，当她谈论巴黎流行款式的时候，当她介绍样品帽子如何迷人的时候，当她对影独酌的时候，这种感觉都不曾离去。如果有人可以倾诉，她又会嘲笑那种念头。她会说爱情都是花招把戏，是场骗局，对此她确信无疑。可一旦想到爱情，她会感到一阵死寂，继而紧张不安，直至被汹涌的虚脱感压垮。

她去拍了一张照片。要拍成哪种效果，她自有主意。她想要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农家女孩的长罩衫，脖颈处的细绳松开着的那种。那样的衬衣她只在电影里见过，自己并无置备。她想要那种散开的发型，如果一定要扎起来，就扎得特别松，且用珍珠链子来扎。

不过拍照那天，她穿了自己的蓝色丝质宽松上衣，头发就是寻常扎法。她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苍白、目光空洞，表情也比预想的严肃而不安。无论如何，照片还是寄出去了。

我没有订婚，也没有心上人。我谈过一次恋爱，已经分手。曾有一段时间，我很焦虑，告诫自己必须忍耐。我想现在一切算是圆满了结了。

不用说，她绞尽脑汁地想他是谁。松开头发，雨水落在取暖器上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人微笑，他说的这些都想不起来。没准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有可能。

对于战事消息，她比过去上心得多了，再也不会落下。走在街上时，她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为了战争大喜大悲。圣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亚眠，接着索姆河一带起了战事，之前那儿一定打过一仗了吧。她在书桌上摊开杂志里的跨页作战地图。彩线显示德军已推进到马恩河，美国人在提埃里堡发起了第一次强攻。她凝视着艺术家们的深色画作—空袭中的战马扬蹄而立，一群驻扎东非的士兵吸着椰子汁，一队德国俘虏，脑袋、胳膊和腿上缠着绷带，面容冷峻阴郁。现在她体会到了大家的感受—不绝的恐惧和担忧，以及那种教人上瘾的兴奋。那一刻你能放下自己的人生，感受世界在墙的那边碎裂开来。

很高兴知道你没有心上人，虽然这么想挺自私的。我想我们未必能重逢。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一个不吉利的梦，或者因为我生性悲观，总想着最糟的情形。只不过我觉得那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虽然我并非沉湎于这种想法，而且每天努力求生。写这些不是要让你担心或同情我，只想说明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卡斯泰尔斯，我就有了倾诉一切的勇气。这大概就和发烧差不多吧。那么，我要说我爱你。我想象你在图书馆，为了放回一本书，你站到椅子上。我走上前，双手放在你的腰际，抱你下来。你在我的臂弯里转过身，仿佛我们已无比默契。

每周二下午，红十字会的妇人和姑娘们会相聚议事厅，地点就在图书馆大厅往前走一点。每逢图书馆没人，路易莎就会来到那间挤满女人的屋子。她决定织一条围巾。在疗养院，她学会了织平针。可起针和收针她从没学过，也可以说早就忘了。

年长些的妇人要么忙着打包，要么将摊在桌子上的粗棉布床单裁成一条条绷带，再一一折好。不过有许多女孩子聚在门口边吃小甜面包边喝茶。有个女孩胳膊上绷着毛线，好让另一个绕毛线团。

路易莎告诉她们自己想学些什么。

“那你想织什么呢？”其中一个女孩问道，嘴里还嚼着面包。

路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位士兵。

“哦，那你得用标准型羊毛。”另一个女孩客气些，说着就离开了桌子。她取回几团棕色的毛线，从包里摸出一副备用织针让路易莎拿去用。

“我就帮你起个头，”她说，“厚度也是规定好的。”

其他女孩子围过来，笑话那个叫科里的女孩。她们说她全都弄错了。

“哦，我弄错了，敢说我弄错了？”科里说道，“我可有织针，小心你们的眼珠子。是给朋友织的吗？”她兴冲冲地问路易莎，“在国外的朋友？”

“是的。”路易莎答道。她们肯定觉得她是个老处女。姑娘们时而无礼说笑，时而好心同情，就看她们想演哪出了。

“那就好好织，织紧些，”一个快吃完面包的女孩子说，“织结实了他才暖和！”

这群女孩子里有位名叫格雷丝·霍姆的。她很害羞，但有着坚毅的外表，今年十九岁。宽脸盘，薄薄的嘴唇常抿着。棕发，直刘海，身材成熟诱人。杰克·阿格纽出国前和她订了婚，但他们约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西班牙流感

路易莎和几位常住店的旅行推销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人是吉姆·弗拉雷，他负责推销打字机、办公器材、书和各类文具。他四十来岁，金发，有点曲背但身子很结实。他的长相让你觉得，此人应该在男性世界中推销更厚重的东西，比如农用机械。

西班牙流感爆发那阵，即便不清楚店家是否营业，吉姆仍和平时一样跑外勤。旅馆偶尔也会歇业，就像学校、电影院，甚至是教堂一样。在吉姆·弗拉雷看来，教堂关门是不像话的。

“真不害臊，一群懦夫，”他对路易莎说道，“一个个躲在家里，全等着最后遭灾，有意思吗？你就不会关闭图书馆，是吧？”

路易莎说会一直开着，除非自己病倒。这样的小事一般过不了一周，但她肯定得去医院。他们不会让她待在旅馆的。

“懦夫，”他说，“是祸躲不过。你不觉得吗？”

他们聊到医院里成群的病人，病死的医生和护士，聊到阴郁凄惨的葬礼。吉姆·弗拉雷家所在大街的一端就是多伦多的某家殡仪馆。他说他们还在置备黑色的马、黑色的四轮马车、全套工具用来落葬要人。

“他们忙得没日没夜，”他说，“没日没夜。”他举杯说道：“那就为了健康吧。你看起来很不错。”

他觉得路易莎的气色确实比过去好了。也许她开始搽胭脂了。她的皮肤是浅橄榄色的，过去在他看来，那双颊是没有血色的。她的穿着更用心了，努力变得更友好。她以前总是忽冷忽热，全凭心情。她还喝起了威士忌，不过喝之前总会兑水。过去她只是喝一杯葡萄酒。他琢磨着，是男朋友让她变了样？男朋友或许会让她漂亮起来，但不会提升她对周遭的兴趣。在他看来，后一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韶华将逝，丈夫人选也因战争而锐减的情形下，女人可能会变得更有魅力。比起大多数已婚女人，她更聪慧，更好相处，也更漂亮。这类女人到底怎么了？有时仅仅是运气不佳，或是关键的一步棋没有走好。稍过尖锐和自信的女人，旧时的男人们受用不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他说，“你做得很对，让图书馆一直开着。”

这是1919年的初冬，人们以为危险已过，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又爆发了。旅馆里的人看上去都形单影只。晚上才过九点，旅馆老板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妻子患上流感正住在医院里。吉姆·弗拉雷从酒吧带回一瓶威士忌，连酒吧也因为害怕传染而关门了。两人在餐室里靠窗的桌边落座。外头冬雾渐浓，迫近窗棂。那几盏街灯和桥上谨慎缓行的轿车都快湮没无踪了。

“哦，那不是什么大事，”路易莎说道，“不闭馆的原因没你想的那么高尚。”

她大笑起来，还说要送他一则奇谈。“噢，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都是威士忌害的。”她说道。

“我可不爱嚼舌根。”吉姆·弗拉雷说。

她冷笑一声，宣称不嚼舌根的人多半靠不住。和自称守口如瓶是一个道理。

“除了我们这儿，你随时随地可以说给别人听，只要不报真名就行了，”她说道，“但愿我能信你一回。这会儿我怎么都无所谓。酒醒了以后，没准又在乎起来。是个教训，这个故事。让傻女人们看明白自己的教训。你看，实在没什么新鲜的，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

她开始讲某位士兵从国外写信给她的故事。士兵在来图书馆的时候记住了她，可她对那人毫无印象。不过她很友好地回复了他的第一封信，两人有了书信往来。他说了在镇上的住址，她跑去帮他看现在的情况。他说读了哪些书，她也回复呼应。简言之，两人因互吐心声而一起感到了温暖。是他首先告白，她并非傻乎乎地急着冲进去。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个好人，即便是后来，她也不愿因任何回绝而让他难堪。他开口要一张照片，她去拍了，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还是寄出去了。他问她有没有心上人，她如实回答没有。他并未回寄自己的照片，她也没开口要，尽管很想知道对方的模样。他身处战场，拍照一定很难。而且，她不愿被视为那种女人—倘若对方的外表不合心意，就扭过脸去。

他在信里写道，自己并不指望回家。他说比起死，更骇人的是落得跟医院里见到的那些伤兵一样。他没多谈，她猜是指大家近来才慢慢听闻的—男人们的残肢、失明者、不成人形的烧伤者。他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她无意那样暗示。只是他期望去死，比起其他选择，他更倾向死亡，他思恋她，写信倾诉，就像此情此景下恋人们的所为。

战争结束，此前已有一段时间没他的消息了。她天天盼望来信，但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她担心他会不会是整场战争中最背运的那群士兵之一—他们死于最后一周、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小时。她每周都查阅当地报纸，阵亡者名单持续更新到新年后，但上面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报纸同时开始登载回乡军人名单，通常还在名字旁边加印照片和几句贺词。如果这次回来的人太多，那就没什么版面多写了。她读到了他的名字，名单上的那个名字。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他在回卡斯泰尔斯老家的路上，或许都已经到了。

于是她决意继续开着图书馆，哪怕流感肆虐。每天她都确信他已回来，每天她都准备着迎接他的到访。星期天是一个折磨。当她踏进镇公所时，总觉得他可能早就到了，正倚墙等着她。有几次她确信看见了他的身影，之后才发现弄错了人。如今她明白为何有人坚信看到了鬼魂。每回门被推开，她都抬头期待他的容颜。有几次她暗地告诫自己，默念到“十”才能抬头。因为流感，图书馆几乎没人来。她就张罗重新布置些什么，不然非发疯不可。不到五点她从不关门，有时还会比规定开放时间延长十分钟。接着她会幻想他在街对面邮局的门口望着她，因为害羞而挪不开脚步。自然她会担心他是否病了。她总是留意别人聊起的小镇新闻，可没人提他的名字。

就在这段日子里，她完全放弃了阅读。在她看来，那些封面无论破旧还是华丽，都犹如棺木，里面也不过是一团败絮。

她这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是吗？写过那样的信后，他怎能不接近、联系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后，他怎会不跨进这道门槛？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吧？送葬队伍从窗前经过，她不曾稍加留意，因为队伍不是为他而来。就连生病住院的时候，她也一心想要回去，她不能这样躺在床上，图书馆不能将他拒于门外。她蹒跚着回去工作。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在上架新到的报纸，仿佛热病幻觉般，他的名字跃入眼帘。

她读到他的简短婚讯，新娘是格雷丝·霍姆。此人她不曾听说过，不是图书馆会员。

新娘身着浅黄褐色的绉丝裙，镶着棕色和乳白色的花边，头戴饰有棕色天鹅绒飘带的米色草帽。

没有照片。棕色和乳白色的镶边。一切到此为止，当然，包括她的浪漫史。

但就在她的图书馆办公桌上，差不多几周前一个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读者离开后，她在锁门关灯之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没有写名字，无论他的还是她的。还有她的照片，半边压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图书馆。正是她最忙的时候。她时不时得起身帮读者找书，整理报纸，忙着给图书上架。他就在这儿，跟她共处一室，看着她，还悄悄留言，自始至终却不曾介绍自己。

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

“你觉得他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吗？”路易莎说，“你觉得男人会这么刻薄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沉溺于这种游戏的通常都是女人。不，不。别那么想，他更可能是真心的。他有点忘情了。表面上看，就是如此。出国前订了婚，并不指望能平安回来，可结果如此。回来后未婚妻等着他—他还能怎样呢？”

“是啊，能怎样啊？”路易莎说。

“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没错，没错！”路易莎说，“那就是我的虚荣作怪，活该被甩！”她目光呆滞，表情却有些俏皮。“你不觉得是他仔细打量过我，发现真人还比不上那张可怜的照片，这才退缩了？”

“我不觉得！”吉姆·弗拉雷说道，“别看轻自己。”

“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她说，“我没故事里那么傻那么单纯。”

“我一丁点都不觉得你傻。”

“但大概觉得我很单纯？”

就是这样，他想—通常如此。女人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话匣子就合不上了。酒精让她们变了个人，不复往日的谨慎。

她之前跟他说过自己曾是疗养院的病人。于是现在说起了她与医生的恋情。疗养院坐落于汉密尔顿山上的一处风景胜地，他们常在带树篱的小径那儿约会。阶梯由层层石灰岩构成，路边的植物都是安大略不常见的—杜鹃、映山红、木兰。那位医生略懂植物学，告诉她这些都是卡罗来纳植物，和这儿的植物很不同，更加繁茂。那儿还有小片的林地，嘉木亭亭，小径在树下蜿蜒消失。郁金香树。

“郁金香！”吉姆·弗拉雷说，“树上有郁金香！”

“不是，不是，那是树叶的形状！”

她略带挑衅地笑他，咬住嘴唇。他知道了怎么接话茬儿，说：“树上有郁金香！”赶上她在嚷嚷，不是，是树叶的形状像郁金香，不，我可没说过，别闹了！接下去是两人间小心翼翼的揣测—他谙于此道并希望棋逢对手—源源不断的小惊喜，略含嘲讽的小暗号，各色冒失的期望和那些命中注定的好意。

“只属于我俩，”吉姆·弗拉雷说道，“从没有过，是吗？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她让他牵起手，被稍稍带离座位。两人离开时，他熄灭了餐室的灯。他们拾级上楼，沿着那条各自走惯的路。边上是一幅幅画：主人墓前的忠犬、在田间歌唱的高地玛丽、凸眼的老国王和他那贪溺饱食的神情。

“夜色雾浓，我心惶恐。”上楼时吉姆·弗拉雷哼哼唱唱。他一路自信地将手搭在路易莎的背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他边唱边将她引入楼梯的转角。在通往三楼的那段狭窄楼梯上，他开口道：“在这儿，我从没离天堂这么近！”

可就在那一夜的晚些时候，吉姆·弗拉雷在那总结般的呻吟声过后，昏昏欲睡地埋怨道：“路易莎，路易莎，你为什么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

“我都对你说了。”路易莎声音微弱而飘忽。

“那么，是我会错意了，”他说，“我从没打算这事会对你有所改变。”

她说不会。此刻，身上撤去了他的摁压，她只觉得自己被漩涡裹挟着无力挣脱。床垫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的陀螺，让她渐渐失神。她想解释说床单上的血迹是因为例假，可这番说辞伴随着一种恣意的冷漠，零散得让人无从会意。

事故

临近中午时分，阿瑟从厂里下班，一进家门就嚷开了：“别挡道，让我洗洗！厂里出事了！”没人答话。管家费尔利太太正用厨房里的电话聊天，嗓门大到根本听不见他说话。女儿当然在学校里。他洗了澡，把身上穿的从里到外都扔进篮子，还像个谋杀者那样刷洗浴室。他出门的时候干干净净，连头发都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开车去了那个男人家。他提前打听了地址。原以为得上维尼格山，但别人都说不是。那是他父亲家—年轻人和他妻子住在镇子的另一头，要经过曾安装着巨型苹果汁蒸发塔的地方，战前的旧址。

他看到两栋砖砌的村舍，门对门。经人指点，他朝左边那户走去。其实无需指点也一目了然，他来之前消息已经到了。房门开着，一帮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院子里瞎跑。儿童脚踏车上坐着个小丫头，挡着他的道，并无骑开的意思。他绕过她。这时候，一个大些的女孩儿一本正经地对他发话—一副警告的口气。

“她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个女人从客厅出来，把怀里的窗帘交给在客厅站着的另一个女人。接过窗帘的那个女人一头灰发，面带恳求之意。她上排的牙齿掉光了。在家为了舒服，她可能把假牙托取了下来。递给她窗帘的那个女人强悍年轻，皮肤很好。

“你让她别爬梯子。”灰发女子对阿瑟说道，“爬上去拆窗帘非摔断脖子不可。按她的意思，所有东西都得洗一遍。你是殡仪员？噢，不，对不起！您是杜德先生。格雷丝，快到这儿来！格雷丝！杜德先生来了！”

“别打搅她。”阿瑟说道。

“她想赶在明天之前，把窗帘全取下来洗好，再都装回去，因为他会被停放在客厅。她是我女儿。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

“过一会儿她会平静下来的。”一位阴郁但不难看的男人说道，他从屋后走来，那身衣服有牧师领子。他们的牧师。但并非来自阿瑟所知道的几家教会。浸礼会？五旬节派？普利茅斯兄弟会？他正喝着茶。

又来了一个女人，忙着一起卸窗帘。

“洗衣机塞满开始洗了，”她说道，“天这么好，说话的工夫就能晾干。别让孩子们在那儿瞎跑就成。”

那位牧师不得不站到一边，举高他的茶，以免碰上她和那捧窗帘。他开口道：“就没哪位女士为杜德先生倒杯茶吗？”

阿瑟说：“不，不，不用麻烦。”

“葬礼开销，”他朝灰发女人说道，“如果你让她知道的话—”

“莉莲把裤子尿湿了！”一个得意洋洋的孩子在门口说道，“阿格纽太太，莉莲尿裤子了！”

“是啊，是啊，”牧师说道，“他们会很感激的。”

“墓地和墓碑，全部开销，”阿瑟说，“可得交代清楚了。随便她们想在石碑上刻什么。”

灰发女人朝院子走去，回来时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这小可怜，”她说道，“他们说不许她进屋。能让她去哪儿？这样子不出事才怪呢！”

那个年轻女人从客厅拽着一条地毯出来了。

“我想把毯子挂起来拍一拍。”她说道。

“格雷丝，杜德先生来慰问了。”牧师说。

“也想问问我能做些什么。”阿瑟说。

灰发女人上了楼，胳膊里夹着尿裤子的孩子和一些杂物。

格雷丝看见了她们。

“噢，不，别上去！你回到外面去！”

“我妈妈在这儿。”

“是的，你妈妈心地好，正忙着帮我，你最好别去打搅她。她在这儿帮我。你不知道莉莲的爸爸死了吗？”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阿瑟意在脱身离去。

格雷丝张嘴望着他。楼里是洗衣机的声音。

“嗯，有一件事，”她说道，“你在这儿等着。”

“她伤心过头了，”牧师说，“她不是有意那么粗鲁的。”

格雷丝抱着一捧书回来了。

“就是这些，”她说道，“他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可不想为这些书交罚金。他每周六晚上都去，我猜这些书明天就过期了。我不想因为它们惹出麻烦。”

“这事我来办，”阿瑟说，“我愿意效劳。”

“我就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

“杜德先生在说葬礼安排的事，”牧师对她说道，语气温柔而带劝诫，“全部东西，包括墓碑。你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哦，花哨的东西一律不要。”格雷丝说。

上周五早晨在杜德家工厂的锯木操作间发生了一幕极为骇人的惨剧。杰克·阿格纽先生在探检主转轴时，衣袖不慎被法三盘上的定位螺钉挂住，导致胳膊和肩膀被卷压在主转轴下，其头部触上直径约一英尺的圆盘锯。这位不幸者的头颅被瞬间削下，从左耳下方切入，锯断了整个脖子，造成其当场遇难。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说话呼喊，喷溅而出的血雨向工友们警示了这场惨剧。

事故发生后一周，这则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专供错过消息和想寄一份给别镇亲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尔斯住过）的人。修订了“法兰”的拼写错误〔5〕，边上还有一条更正说明。文章还描述了葬礼的规模之大，邻近镇子，甚至远到沃利都有人来参加。人们坐轿车和火车前来，还有骑马和坐轻便马车的。杰克·阿格纽生前跟这些人并不相识，但正如报上所写的，人们希望为那起悲惨惊骇的意外默哀。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休市两小时。旅馆并未停业，是为了给所有的来访者提供餐饮。

遗属包括妻子格雷丝与四岁的女儿莉莲。死者在大战中表现英勇，受过一次伤，但并不严重。许多人都为这次的悲剧扼腕。

出于疏忽，报纸没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亲。报纸编辑并非卡斯泰尔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对此未加抱怨。葬礼当日天气格外晴好，他出了镇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厂的那几天一样。他头戴毡帽，身穿一件长外套，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当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着。他想出去钓几条胭脂鱼。渔猎季尚未开放，但他总是能稍微提前一点。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钓鱼，钓来的鱼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锅和一把茶壶。茶壶是用来煮玉米的，再过一阵子从地里偷偷掰来的玉米。那时节他也摘野苹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厌恶与人交谈。儿子去世后的这几周，他躲不过去，但总有办法长话短说。

“干活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

走在乡间的那天，他遇到一个同样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无意提起话头，事实上她看起来和他一样喜欢独处，难以接近。她迈着生风的大步，两人擦肩而过。

那家以制造风琴起家的钢琴厂在小镇西头延伸着，仿佛中世纪的城墙。工厂有两排长长的建筑，就像里外两道防御土墙。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两栋建筑，主要的几间办公室都在那里。深入小镇和工人所住的那条街，能看见窑房、锯木厂、贮木厂和堆货棚。工厂的汽笛号叫众人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拉响。七点那次是上工，十二点吃午饭，一点下午上工，五点半那次是让工人们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规章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得离打卡机不远。头两条规定是：

迟到一分钟扣十五分钟工钱。要守时。

安全意识勿麻痹。为己为人，小心作业。

厂里出过几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滚落的木材碾压身亡，那是在阿瑟当家管事之前。还有一次是在大战期间，一个工人丢了条胳膊，也有说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伦多跑外勤了。他从没亲眼见过什么事故—总之严重的都没见过。但那感觉一直留在脑海里，他总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确定麻烦不会来找他了。她死于1919年，死于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时人们都已从起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她甚至从未恐惧过。近五年过去了，但阿瑟仍将其视为一生中逍遥时光的终结。不过对于别人，他总是显得十分负责和严肃—没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

在他的梦中，事发现场存在某种会扩散的寂静，一切都停滞下来。现场所有的机器不复发出平日的噪声，每个人都闭口不言，当阿瑟朝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时，他明白那一劫终于来了。他永远说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这样想。就是那个空间，厂区里的灰尘，告诉他来了。

那几本书在他轿车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个星期。直到女儿贝亚说“这几本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贝亚念起了书名和作者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与西北水道的探险之旅》，作者G.B. 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 切斯特顿。《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伯爵。

“伯尔—阿维克—主义。”贝亚念道，阿瑟告诉她如何正确发音。她问那是什么，他答道：“从俄国传过来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听说不怎么光彩。”

贝亚那年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后几年，她都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长大之前她是被这么告知的。

她没提起这些书和那个出事故的工人有关。一提，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忘记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安。有几本书里还留着卡片，也就是说未被登记过，是从书架上直接拿走的。

“罗素伯爵的这本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被这样训话，但他还是温和地答道：“我是替别人来还的。出事的那个伙计。因厂里的事故丧命的那个。”

图书管理员面前摊着富兰克林的那本书。她凝视着船只被浮冰困住的图片。

“他妻子让我来还的。”阿瑟说道。

她把书逐一拿起摇了摇，像是期待着有东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动着书页。下颌不雅地抽动着，仿佛正咬着脸颊内侧。

“我猜他觉着喜欢这些书就带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您说什么？抱歉。”

肯定是那桩事故，他想。死于非命的那男人正是打开这本书、翻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人。或许书中还留有他生命的气息：用作书签的纸片或烟斗通条，甚至还有点烟叶末子。这一切让她心神不宁。

“没事儿，”他说，“我只是顺路来还。”

他转身离开她的桌子，但没有马上走出图书馆。他有好几年没来了。两扇临街的窗户之间悬挂着他父亲的照片，照片会在那里一直挂下去。

A. V. 杜德，杜德风琴厂创始人、图书馆资助人。进步、文化、教育的信仰者。卡斯泰尔斯人和工人们的挚友。

图书管理员的书桌位于前后屋之间的拱廊下。后屋里成排的书架上码放着图书。带绿遮光罩的电灯，长长的拉绳开关，悬垂于中间的过道。阿瑟还记得几年前镇议会里有人发起过一个议案，希望用60瓦的灯泡取代40瓦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也在呼吁者之列，后来他们照办了。

在临街的屋子里，报纸和杂志摆放在木质架子上，几张笨重的圆桌，带着配套的椅子，便于人们坐下阅读。玻璃后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图书成排摆放。可能是些词典、地图册和百科全书。两扇高大堂皇的窗户朝向大街，阿瑟父亲的照片则位居两窗之间。屋里其他画都挂得太高，模糊的说明文字挤作一堆，苦了抬头辨读的人们。（后来阿瑟在图书馆里待了不少时间，还和管理员商量了那些画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战役〔6〕，画中苏格兰国王冲下山坡直闯烟幕，有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是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争执，典出《仲夏夜之梦》。）

他选了一张可以望向窗外的阅览桌坐下。拿起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原本就搁在那边。他背对着图书管理员，觉得这样比较得体，因为她看起来有些焦躁。有人进来，她开始和他们说话。她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该走了，却迟迟没有起身。

他喜欢看那高大洗练的窗户充盈着春日黄昏的余晖。他喜欢屋里那种肃穆和秩序。那些来来往往的成年人如此专注于阅读，使他感到某种愉悦的困扰。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这般，一生不辍。他自己偶尔会读上一本别人推荐的书，通常都挺喜欢，但读完后他会去翻杂志，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没有别的书跟着盲打误撞过来，他是不会想到读下一本的。

偶尔有几回，屋里只剩下他与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开始给报架换新报纸。换完之后，她跟他说话，语气里有一种按捺着的紧迫感。

“那份事故报道，印在报纸上的—是不是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说那或许写得太清楚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骇人细节追逐不休。难道报纸应该去迎合吗？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员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们就是希望能想象出那种情形。我自己也是。对机械我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发生了什么。连报纸也帮不上忙。那台机器突然失灵了吗？”

“不，”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把他拽进去的，不是像野兽吃人那样。是他操作失误，或者说多少有点不小心。然后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走开。

“你得时刻警醒，”阿瑟说，“一刻都不能走神。机器是你的仆人，一个很棒的仆人，可它也会让主人变成傻瓜。”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或是自己的独创。

“难道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后她就离开了他。有人进来了。

事故过后天气突然变暖了。夜晚的变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赐，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以来寒冬并非如此告退。大片泛滥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泽，泛红的枝条上迸出新芽，谷场空地的气息飘散到镇上，带着丁香的味道。

在这样的夜晚，比起去户外走动，阿瑟发觉自己更想到图书馆，而且往往最后就动身去了那里，坐在他第一次就选定的那个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浏览伦敦的《画报新闻》、《国家地理》、《周六之夜》和《科里尔》。这些报刊他自家都订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儿，在自己舒适的书房里，眺望由老阿格纽大致打理好的带有树篱的草坪，还有花坛里那些品类荟萃、花色烂漫的郁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致，偶尔驶过的一辆外观轻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顶着灰蒙蒙的布车篷、突突作响的老式汽车。他更中意那家邮局，那座钟楼的四面会分别报出四个不同的时间，而且就像人们说的，没一面靠谱。还有人行道上的过客和闲人。有人正在修理饮水台，虽说那要到7月1日才会启用。

他并不是想要跟人交际才去的。他不是去那里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会打招呼，那儿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会和管理员稍稍聊上两句。不过通常不外乎进门时的“早安”和离开时的“晚安”。他不麻烦任何人。他感觉自己现身此地显得亲切、友好，更重要的是显得自然。看书、沉思，在这里而非在家里，他自觉在贡献着些什么。对此人们能有所指望。

他喜欢这样的称呼。公仆。那位正从高处望着他的父亲，双颊晕染着婴儿特有的淡粉色，一双呆滞的蓝眼睛，一张老人逞性的嘴，从未想到他会变成这样。他父亲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来管理厂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时候，他会去厂里走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来。”他们便听话地回家。他们会打理花园，去外面猎兔子，赊账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作他想。学他吆喝仍是他们的一个乐子：“都回家去!”他是工人们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们不准备照老规矩办了。大战期间，他们习惯了好工钱，活儿总是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来后劳力会过剩，不知道红火的生意时刻要靠运气和智谋，一旦缺了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过不了。他们不喜欢变化—眼下转产自动钢琴让他们心生不快，尽管阿瑟确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会恪尽职守，不过方式却与他父亲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后，处世不失尊严，待人恪守公正。

人们盼着你打点周全。整个镇子都这么盼着。工作会有的，就如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工厂要缴的税增加了，同时用水不再免费。道路养护的责任从小镇转嫁到了工厂。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于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冰球队要换新队服。竖立在战争纪念公园的石头门柱。还有每年送毕业班里最聪明的男孩子上大学，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着。〔7〕

家中也不乏期许。贝亚吵着要去私立学校，费尔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搅拌厨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机。整栋楼的镶边饰条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装饰要耗费大量涂料。开支中还包括阿瑟为自己订的新车—一辆克莱斯勒小轿车。

这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贝亚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利必须买最新款的厨具，镶边饰条必须白得像圣诞节的初雪。如若不然，他们将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们会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运相随，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亲去世后几年，他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顶替者。这种感觉并未持续，但时不时会冒出来。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里，感到它已消失了。

事发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在与一位镶面板的销售员交谈。他察觉到噪声的某种变化，是变强而非减弱。他未曾警觉，倒是有点气恼。因为事故发生在锯木车间，那些商店、窑房、院子里的人不会马上知道消息，那几分钟里人们会接着干活。事实上，在办公桌前弯腰看着样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他问了销售员一个问题，可他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销售员大张着嘴，一脸惊恐。销售员的自信消失无踪。

接着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惯常的“杜德先生！”和看着他长大的老工人们喊出的“阿瑟，阿瑟!”。他还听到“锯子”、“头”，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愿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但愿那些喧哗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释放地退去，好让他定下神来。人们胡乱地嚷叫、打听、奔跑，他夹在人群中心，被推搡着进了锯木车间。一个男人晕了过去，若是没有提前关掉电锯，他昏倒的地方也会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误认为那是遇难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他朝前走。锯末是猩红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鲜亮。那堆木料上溅满了鲜血，锯刀上也是。一团工作服吸饱了鲜血，横在锯末中，阿瑟明白过来那是尸体，连着四肢的躯干。鲜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软了，变得像一摊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儿盖起来。他脱下外套就那样做了。他必须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响。别人都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都没穿外套。

“叫医生了吗？”有人嚷道。“去叫个医生来！”一个挨着阿瑟的男人说。“头缝不上去了吧—医生。缝得上吗？”

阿瑟还是差人请来医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人死亡。之后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展开。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件连着一件，让他们有事可做。铲走锯末，清理锯刀。把当时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个晕倒的人去食堂。他没事吧？吩咐女勤杂员备茶。

他需要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约在先，办公区里禁酒。

还缺了什么。它在哪儿？那边，他们说，在那边。阿瑟听到不远处的呕吐声。不是自己捡就是让别人捡。呕吐声护佑了他，稳住了他，让他近乎轻松地做出决定。他捡了起来。小心稳当地捧走，仿佛手里是一只丑陋但又贵重的罐子。把脸那侧朝里，似要让他舒服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湿了衬衣，布料贴在他的皮肤上。它是温热的。他感觉自己是个伤员。他意识到人们在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员，或是牧师。该拿它怎么办？它正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答案也浮现出来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该在的地方，当然不是严丝合缝，不是用线缝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后挪一下外套，重新盖好。

他现在没法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别的时候打听。刚亲手打理完这一切，如此无知是一种罪过。

但他发觉自己其实知道—他想起来了。他把夹克的一角拉到那只耳朵边，耳朵在那儿依旧朝上，看起来气色还好，还能用的样子—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是上门打理花园的那位，这位园丁并非总靠得住。他是那个退伍后重回工厂的年轻人。结婚了？他觉得是。他得过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干净衣服。

图书管理员时常穿一件暗红色的衬衫。为了搭配，她涂了些口红，头发剪短了。她不再年轻，但也有动人之处。他还记得几年前他们雇她的时候，曾觉得她总让自己显得很严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剪短—而是盘在头上，有些老气。我还记得是和过去一样的颜色—让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树叶—橡树叶，还是秋天的。他试着回忆起她薪酬多少。不多，当然。她靠这些钱把自己打理得不错。那她住在哪里呢？某栋宿舍楼—和学校老师在一起？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

眼下又想到了些别的。不是某件特别的事。你拿不出什么来证明她的名誉有问题。但那名誉也非纤尘不染。听说她会和那些旅行推销员喝酒。或许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个或两个。

好吧，她已够年龄随心所欲了。这和做教师还不一样，成为榜样也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别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玛丽·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这儿不是更好吗？镇子外的人或许偶尔造访，他们是根据眼前看到的给镇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礼的女子。

停。谁说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撵她走，自己正为她争辩，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提到机器的那个问题。她想说什么？是狡黠的问责吗？

他和她聊起那些画儿和灯光，甚至谈到如何把工人派到这里，出工钱让他们帮图书馆做书架。但他从未说起那个瞒着她把书顺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里？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带回来。他一定是把书又带回来了，要不然他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书，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窃，临时占用罢了。无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点奇怪的小动作而不被发觉，自信不会大意到被机器挂住袖子锯掉脑袋。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能，可能有联系。都是态度问题。

“那个老兄—你知道就是那个—那次事故—”他对管理员说道，“他那样把喜欢的书带出去，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人就是这样，”管理员说道，“他们撕书页。因为有喜欢的内容和不喜欢的内容。他们就那么干了。我弄不明白。”

“他撕过书页吗？你没给他点教训？就没让他害怕见你？”

他是想稍稍挑逗她一下，意思是她对谁都凶不起来，但她没往那里想。

“我都没和他说过话，怎么让他害怕？”她说道，“我从没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

她走开了，谈话到此为止。所以她不喜欢被挑逗。她是那种人吗？在细察之下，会显出满身的伤痕？旧日的不幸纠缠着她，是什么秘密吗？可能她的心上人在战争中阵亡了。

之后的一个晚上，夏日里的周六之夜，她自己说起了那件他无意再提的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聊过一次那个出事的男人吗？”

阿瑟说还记得。

“想问你几件事，你别见怪。”

他点了点头。

“我问的事情—我希望你—保密。”

“是的，当然。”他说。

“他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阿瑟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她会弄得如此神秘和小题大做—有人瞒着她把书带走，想知道那个人的长相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他帮不上忙，摇了摇头。他的脑海里浮现不出杰克·阿格纽的模样。

“高个子，”他说，“我觉得他算高的。别的我就说不上了。你确实是问错人了。我认人很轻松，但描述长相就不行了，哪怕是天天见面的。”

“但你是那个—我听说你是那个—”她说，“把他捧起来的人。他的头。”

阿瑟有些生硬地说：“我是觉得不能让它总留在那里。”他对这个女人有些失望，为她感到尴尬和羞愧。但他尽量就事论事，言语中不带责备。

“我恐怕都无法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它已完全—认不出颜色了，在那个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是更长时间，他没有看她。接着她说：“我看上去一定和那些人一样—最爱听那种事情。”

阿瑟出声否认，不过确实如此，当然，在他看来她就是那样。

“我真不该问你的，”她说，“我不该提起这件事。我永远不要告诉你为什么会问。我只是想恳求你行行好，永远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人。”

阿瑟听到“永远不要”。她永远不要解释。他永远不要去想。失望之余，他捕捉到了这一暗示—他们的谈话会继续，而且可能不会像这么随意。从她的嗓音中，他听出一种谦恭，而这谦恭又建立在某种自信之上。那无疑含有性的意味。

或者说，他这么想仅仅因为这是在晚上？每月的这个周六夜晚，他通常会去沃利。今晚就要去那里，他只是路过这儿且无意久留。今晚他要去见一位名叫简·麦克法兰的女子。简·麦克法兰和丈夫分居，但她并未考虑离婚。她没有孩子。她靠做女装裁缝养活自己。阿瑟认识她是在她上门为妻子做衣服的时候。那时并没什么，两人都没多想。简·麦克法兰在某些方面和管理员有点像—标致，虽然不再年轻，有胆量也时髦，工作出色。别的方面则不太像。他无法想象简会给男人带去一个谜，且永远无解。简是给男人带去安宁的女人。两人的悄悄话—家常、节制、善意—很像过去他和妻子的谈话。

管理员朝门边的开关走去，关了大灯。她锁了门。她隐身书架之间，也关了那里的灯，动作从容。镇上的钟敲响九点。她一定是认那只钟的。他自己的手表也显示只差三分钟了。

是起身的时间了，是离开的时间了，是去沃利的时间了。

把灯弄妥当后，她走到他的桌边坐下。

他说道：“我绝不用让你不快的眼光看待你。”

关灯后屋子不该变得这么暗。时值盛夏。看样子飘来了厚厚的积雨云。方才阿瑟注意到街景时，日光还很充足：农民来买东西，男孩子们在饮水台前喷水嬉闹，女孩子们身着柔软、廉价、印着鲜花纹样的夏装走来走去，吸引着男人聚集处的目光—从邮局前的台阶上，从饲料店的门口。现在他又望向窗外，风声呼啸裹挟着雨滴，引得街上一阵骚动。女孩子尖叫大笑，把包举过头跑向避雨处。店员摇开雨篷，拖进整筐的水果、成架的夏天穿的鞋子、园艺工具。这些刚才都摆在人行道上展示。镇公所的门砰的响了一下，农妇冲了进来，把大包小包和孩子们都塞进女盥洗室。有人想要敲开图书馆的门。管理员朝那儿看了一眼，并未起身。很快，雨幕扫掠过街道，大风吹袭镇公所的屋顶，在树梢上肆虐。强风经过时，喧哗和危险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就只剩下雨声，雨幕飞流直下，人们仿佛置身瀑布之中。

如果沃利也这么下的话，他想，简一定不会指望他来了。这是长时间以来他最后一次想起她。

“费尔利太太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这么说道，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管理员用颤抖不已、害羞而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你做了—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连绵的雨声让他得以免于回答。他发现，转身看她变得容易起来了。窗户被雨水冲刷后，她的侧影绰约朦胧，表情平静而无所顾虑。或许只是他这么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对方眼中价值几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点，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种。

要描述她给他的感觉，难度不亚于描述一种气味。像电线短路后的气味。像烧焦的麦粒。不，像一只苦味的橘子。我放弃了。

他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这般情境，全因冲动而来，但又似乎并非全无准备。未及思量他便说道：“但愿—”

他说得太轻，她没听到。

他大点声说道：“但愿我们能结婚。”

她看着他。她大笑起来，但不至失态。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突然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问。

“我想—再不会和他见面了。”

阿瑟说：“你想错了。”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8〕

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运，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人们说那是为了“援战运动”。50年代中期，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她不该再开车了。

大夫，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脉搏容易波动。这么看来，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但她没多说什么，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

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闲着，就读了下去。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据报纸介绍，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路易莎就闻所未闻。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他们终老于此，落葬于此，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工会理事会、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

称“殉道者”有些夸张了，路易莎想到。说到底，他们未被处决。

仪式预定三点举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杰克）·阿格纽先生，他是工会发言人，来自多伦多。

路易莎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两点一刻。回卡斯泰尔斯的巴士要六点才开。她已经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货商店的顶层喝茶吃点心，再去给朋友买一份结婚礼物，还能匀出时间的话就去看下午场电影。维多利亚公园位于诊所和辛普森之间，她决定抄个近路。天气炎热，树荫下则凉爽宜人。她一眼就能看到摆放好的座位，悬挂黄色帷幕的小讲台，一边竖立着加拿大国旗，另一边路易莎觉得应该是工会会旗。人群聚集起来，她察觉到自己移了移位置，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有一部分是老人，穿着素朴而优雅，暑热中一些女人还戴着方头巾，欧洲人。还有一些来自工厂，男员工身着干净的短袖衬衣，女员工穿着新洗的罩衫和便裤，已经拆出褶缝放大过。有些女性一定是从家里直接过来的，她们穿着夏装和凉鞋，还要留神跑东跑西的孩子们。路易莎心想，她们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她的穿着风格—时尚，一如既往，米色柞蚕丝上衣和绯红色丝质苏格兰便帽—但她注意到，就在刚才，有一位穿着较她更为雅致的妇人，她穿绿色的丝绸上衣，黑发紧挽在脑后，用一条绿色、金色相间的头巾扎着。她大约四十岁，面容憔悴，但很美丽。她很快走近路易莎，微笑着，指给她一把椅子，递过一张蜡纸油印单。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她想看看在讲台边说话的几位男士。发言者就在他们中间吗？

名字上的巧合谈不上多有趣。名和姓都不算罕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下，究竟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是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她这种感觉无故而来，当它袭来时，所谓无故也无济于事。现在要做的是起身离开，趁更多人还没围坐过来。

绿衣女子拦住了她，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我得去赶巴士。”路易莎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她清了清喉咙。“出城的巴士。”说这番话时她清醒了些。她快步走开，但并非朝辛普森百货商店的方向。她明白自己不会去那儿，不会去伯克斯商店买结婚礼物，也不会去看电影。她会直接去汽车枢纽站，坐着等回程巴士发车。

在离枢纽站半个街区的时候，她想到巴士并不是停在那里的。原来的车站被拆掉重建—几个街区外有一个临时车站。她没怎么留意是在哪条街上—约克街，原来的枢纽站的东面，还是国王街？不管怎么说，她得绕点路了，这几条街都在拆建，她几乎认定自己迷了路。好在最后时刻，她由后街摸到了临时车站。那是一栋老房子—那种高高的黄褐色砖房，早在这一带还是住宅区的时候就建成了。拆除之前，这可能是它的最后一班岗了。周围的房子都被拆了，一定是为了腾出那一大块沙砾场地，好让进站巴士停靠。空地边上还有几棵树，树下有几排座椅，她上午下车时并没有注意到。两个男人坐在报废的汽车座椅上，拆房前那儿是一条走廊。他们穿着带有巴士公司标识的棕色衬衣，但对工作似乎不怎么上心。她询问去卡斯泰尔斯的巴士是否六时准点发车，还问了哪里有卖饮料的，对方并未起身。

六点，就他们所知。

街那头的咖啡店。

店里有冰箱，但只剩下可乐和橘子汁了。

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候车室又小又脏，有一股失修的厕所的味道。车站搬到这栋荒废的房子里，人人都变得懒散而低效。用来办公的屋子里有一台电扇，她走过时，看到办公桌上的几张纸被吹飞了起来。“噢！该死。”女勤杂员说着用脚踩住了它们。

城里的树木布满灰尘，树荫里的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直靠背，早年涂着不同的颜色—那样子像是从好几家的厨房里搬出来的。几块狭长的旧地毯和浴室橡胶垫摊在椅子前，免得双脚踩上沙砾。在第一排座位后面，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羊躺在地上，但细看发现是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狗。它小跑过来，用一种严肃而半正式的目光盯了她一会儿—匆匆嗅了嗅她的鞋子，小跑着离开了。她没去留意有没有吸管，也不愿再折回去找了。她就着瓶子喝起可乐，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双眼时，另一张椅子上的男人朝她说话了。

“我拼命赶过来的，”他说道，“南希说你去赶巴士了。我发言一结束就出来了。但巴士站都拆了。”

“临时改建。”她说。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你，”他说，“哪怕—你看，过去那么些年了。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说话。等我再看时，你已经不见了。”

“我认不出你来。”路易莎说。

“是啊，认不出，”他说，“我猜也是。当然。你认不出。”

他穿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一件浅黄色的短袖衬衣，戴乳黄色的阿斯科特领结。工会里的人这么穿显得有点花哨。他一头白发，但浓密拳曲，是那种有弹性的头发，往上卷成小卷，离前额稍远。他的肤色红亮，脸上带着深深的皱纹。她猜那是因为发言时太投入，以及带着同样的热忱与说服力在与人私下交谈。他戴一副遮阳镜，现在摘了下来，似乎愿意让她看得更清楚些。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带着淡淡的血丝和些许疑虑。他长得不错，除了微微的将军肚外，人还算精干。但她不觉得这种事务性的英俊—帅气得体的服装、抢眼的鬈发、利落的表情有多吸引人。她还是喜欢阿瑟那样的外貌。低调，身上黑色的西装散发出尊严，也有人会称之为自负，在她眼里，那样子坦率而值得钦佩。

“我一直想打破沉默，”他说，“想和你说上话。我至少应该和你道别，分开得太突然了。”

路易莎不知如何作答。他叹了口气。“你过去一定很生我的气吧，现在也是吗？”

“不，”她说，可笑地回避话题，回到客套上来，“格雷丝好吗？你女儿怎么样？莉莲。”

“格雷丝不太好。她得了关节炎。她的体重可不利于康复。莉莲还不错。她结婚后还在高中教书。教数学。女人家像她这样的不多。”

路易莎怎能拆穿他呢？难道这样说，不，战争期间你妻子格雷丝就改嫁了，她嫁了一个农民，一个鳏夫。那之前她每周上我家打扫一次。费尔利太太年纪太大了。莉莲高中都没念完，还当什么高中老师？她早早嫁了人，生了几个孩子，在杂货店工作。她遗传了你的身高和头发的颜色，又染成了金色。我常常注视她，心想她一定长得像你。她慢慢长大，我常常送去继女穿不下的衣服。

这些她只字未提，而是说：“那么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不是莉莲？”

“南希？噢，不！南希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会留心我演讲的地点和时间，关心我的饮食，问我吃药了没有。我看样子要得高血压。也没什么严重的。不过我的生活方式不好，总得四处奔波。今晚得赶飞机去渥太华，明天有个不太好对付的会，还有一个无聊的晚宴。”

路易莎觉得有必要开口：“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嫁给了阿瑟·杜德。”

她以为他会吃惊。但他只是说：“是的，我听说了，是的。”

“我们过得也挺辛苦，”路易莎坦言道，“阿瑟六年前去世了。整个30年代我们一直支撑着那家工厂。哪怕在只剩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没钱修房子。记得我们还锯下了办公室窗前的雨篷，这样阿瑟就能踩着梯子上房补屋顶了。能想到的都做了，连游乐场里的室外保龄球道也做。大战开始后我们撑不下去了。把能生产出的钢琴都卖了，我们还得为海军生产装雷达用的包装箱。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办公室里。”

“变化不小，”他说，用一种听来圆滑的口吻，“比起在图书馆的时候。”

“工作就是工作，”她说，“我还在工作，我的继女贝亚离婚了，凑合着帮我料理家务。儿子总算念完了大学—按说他应该学习打点生意，但他每天半下午的时候总有理由溜出去。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家，累得都要站不住了，却听到酒杯里冰块相碰的叮叮声，听到他们在树篱后的笑声。噢，麻，见到我时，他们就那么说。噢，可怜的麻，这儿坐，给她倒杯喝的！他们叫我‘麻’，我儿子还是娃娃的时候总这么叫我。可他们都不是娃娃了。我到家的时候，房子里很凉爽。你还记得吗？那是一栋可爱的房子，上下三层，造得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门厅里铺着马赛克。但我总惦记着工厂，满脑子都是。该怎么做才能免于负债？全加拿大只剩五家工厂还在生产钢琴了，其中三家在人工便宜的魁北克。这些你一定都知道。每当我在心里默默和阿瑟说话时，想说的总是同一件事。我依然离他很近，但感觉一点都不神秘。上了年纪后，你可能会多想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但我想的越来越实际，想把事情安顿好。真想不到会和死者聊这些。”

她没再说下去，觉得有些尴尬。她不确定他是否都听进去了，实际上她都不确定自己是否都说了。

“改变我的那件事—”他说道，“那件最初改变我的事儿，能让我成事的，就是图书馆。所以，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他将双手置于膝盖上，垂下头。

“啊，扯远了。”他说。

他咕哝着，以大笑作结。

“我父亲，”他说道，“你不记得我父亲了吧？”

“嗯，我还记得。”

“好吧，有时我觉得他的主意没错。”

接着他抬起头摇了摇，正色道：

“爱情不死。”

她感到不耐烦，几乎有种被冒犯的感觉。演讲者都是如此，她琢磨着，可以如此说话的一个人。爱情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多多少少被岔开、掩盖—似乎也将归于死寂。

“阿瑟过去常来泡图书馆，”她说道，“刚开始他很让我恼火。我常常盯着他的后颈，心想，哼，有东西砸中那儿才好！他完全料想不到这些，完全不会。最终这完全变成我想要的另一件事。我想嫁给他，拥有正常的人生。”

“正常的人生，”她重复道—接着一阵眩晕袭来，对愚蠢的宽恕荡漾开去，提醒她那长着色斑的手掌、那干枯粗大的手指就挨着他的，搁在两人间的椅座上。情热的火焰升腾，裹着周身细胞与旧日的情意。哦，永远不死。

一群身着奇装的人穿过砾石场走来。他们成群行进，宛若一团黑云。女人们没有露出头发—她们戴着黑色披巾和女帽，遮住了头。男人们戴着宽檐帽，身系黑色背带。孩子们的装束俨然和父母们相同，帽子也不例外。他们这身行头看起来多热啊—那么热，灰蒙蒙的，那么机警而羞怯。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他说道，语调中混合着玩笑、屈从和同情，“瞧，我想我得过去看看。去那边和他们聊两句。”

那玩笑式的暗示，那不甚自然的好意，使她想起了另一个人。那是谁？当从后面打量他的肩宽和那宽而平的臀部时，她知道是谁了。

吉姆·弗拉雷。

噢，她被什么捉弄了啊，还是她在捉弄自己呢？她受不了。她起身站直，看见那些黑衣融化进路面的水洼里。她感到眩晕和羞耻。她受不了了。

但那并非全然黑色，现在他们走近了。她能辨出深蓝色，是男人们的衬衣；有些女人的裙装上带有深蓝和紫色。能看到他们的脸了—透过男人们的胡须和女人们深帽檐的系带帽子。这时她认出来了，他们是门诺派教徒〔9〕。

门诺派教徒现在迁居到国家的这一带，过去从未在此定居。有些人就住邦迪一带，那是卡斯泰尔斯北边的一个村庄。他们回家时和她搭同一班巴士。

他不在他们中间，不在她的视野中。

一个叛徒，不折不扣的。一个过客。

当她明白过来那是些门诺派教徒而非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时，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害羞和沮丧了。事实上他们精神不错，互相传着一袋糖果。成年人正和孩子们一起吃糖，落座在她周围的长椅上。

难怪她感到一阵湿冷。她刚从大浪里探出头，但无人注意到。无论别人怎么看—但真的就是从大浪里钻出来的。她潜入并穿过那道波浪，留下皮肤上的寒光、耳中的轰鸣、胸口的空洞和胃里的不适。她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几欲吞噬掉她的一片芜杂。那突现的坑洞、即兴的捉弄和像光亮般渐逝的慰藉。

但这群门诺派教徒的落座是一种祝福。听到他们的后背靠上坐椅，糖果袋啪嚓作响，冥想般的吸吮和轻柔的交谈。一个小女孩没瞧路易莎就递过糖果袋，路易莎留下了一颗薄荷味的黄油硬糖。她有些惊讶，自己能拿着糖，努出说“谢谢”的嘴形，接着寻出她所期待的那份滋味。她品咂着糖果，就像他们一样不紧不慢，糖果的滋味领着她重返现实。

街灯亮起，虽然尚未入夜。她这才注意到，木长椅上方的树上，有人挂起了几串小彩灯。这让她想起了庆典。那些嘉年华。湖上是一船又一船的歌手。

“这是哪儿？”她向身边的女人问道。

坦布林小姐去世那天，路易莎碰巧住在商务旅馆。当时她是旅行推销员，为一家公司工作，负责把帽子、缎带、手绢、帽饰和女式内衣推销给零售商店。她在旅馆听到谈话，突然想到镇上会需要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于拖着满是样品的行李箱上下火车的日子，对于在旅馆摊出货品，不断打包和拆箱的生活，她已深感厌倦。她立即起身拜会图书馆的负责人。一位杜德先生，一位麦克劳德先生。听上去像杂耍搭档，但看起来并不是。薪资菲薄，但她现在的提成佣金也不高。她告诉他们，她在多伦多念完了高中，在转行旅行推销之前，自己还在伊顿百货店的书店部干过。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她在书店部只干了五个月，就因被查出肺结核而离职，然后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四年。肺结核治好了，至少那些小点都结钙了。

旅馆将她安排在了一间长租房，位于三楼。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屋顶，望见积雪覆盖的群山。卡斯泰尔斯镇位于河谷之中。镇上有三四千人和一条长长的下坡主干道，跨过河流后，又转为上坡。那儿有一家生产钢琴和风琴的工厂。

那是些考究的老房子，有着宽阔的庭院，街边的行道树是成材的榆树和枫树。她从没在尚未落叶的时节到过这里。到时一定大为不同。眼前敞亮的景致大多会掩映起来。

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这平和了她的心情，让她心怀感激。她曾有过全新的开始，虽然结果并不如她所愿，但她相信这样随性的决定、这不可测的扰动，以及她不平凡的命运。

镇子上满是马匹的气味儿。夜幕降临，那些戴着眼罩的高头大马扬起附有长毛的足蹄，拉着雪橇踏桥而过。经过旅社，背离街灯，沿着暗沉的道路一直奔去。出镇后在乡间某处，它们的铃铛声便互不相闻了。

（秦俟全　译）

注释

〔1〕旅馆内女士专用的谈话休息间，这样的设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消失。

〔2〕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作家，擅长探险文学写作。

〔3〕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Ingersoll，1833—1899），美国政治领袖，曾参加南北战争，宣扬不可知论。

〔4〕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城市。

〔5〕地方新闻报道中，误将“flange”拼写为“flunge”。中文分别译为“法兰”与“法三”。

〔6〕1513年9月9日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一场战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在与英格兰军队的交战中战死。

〔7〕《圣经·约翰福音》16：24。

〔8〕指英国的六名农业工人，因在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工会，而于1834年被处以流放澳大利亚七年的苦役刑，被释放后有五人移民加拿大。

〔9〕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强调意志自由，主张衣着朴素、生活节俭。

真实的生活

一个男人出现了，爱上了多丽·贝克。至少，他想娶她。这是真的。

“要是她的哥哥还活着，她根本就不需要结婚。”米莉森特说。她什么意思？不是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指的也不是钱。她的意思是曾经有过爱，有过温情创造的舒适，在多丽和艾伯特贫穷而无力的生活里，孤独从来就不是个威胁。在某些事情上，米莉森特精明而现实，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极为感情用事。她总是相信性之外的柔情蜜意。

她想，是多丽拿刀叉的方式俘虏了那个男人。确实，她用刀叉的方式和他一模一样。多丽一直是左手拿叉子，右手只在切东西的时候用到。她没有把叉子换到右手去叉食物的习惯。因为她年轻时上过惠特比女子学院。花的是贝克家最后一笔钱。她在那里还学到了一手漂亮的书法，这可能也是因素之一，自从初次相遇后，整个求爱期似乎都是由书信来完成的。米莉森特喜欢惠特比女子学院的那套做派，她的计划是—她没和任何人说过—有一天她的女儿也要去那里。

米莉森特本人也是受过教育的。她还教过书。在她同意嫁给年长她十九岁的波特之前，曾拒绝过两个认真的追求者—一个是因为她无法忍受他的母亲，另一个是因为他试图把舌头放进她的嘴里。波特有三个农庄，他保证在一年之内给她修一间浴室，外加一套餐厅家具、长沙发和椅子。在新婚之夜，他说：“你现在要准备好承受你的命运了。”她知道他是出自好意。

这是1933年的事。

很快她就有了三个孩子，生完第三个孩子之后她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波特是一个体面人—自那以后，他基本上就任由她去了。

贝克家的房子建在波特的地上，不过他并不是买下贝克家的人。他是从一个买下艾伯特和多丽家房子的人手里买过来的。严格说来，他们是从波特手里租住了自家的老屋。但是没有人提钱的事。艾伯特在世的时候，有重要的活儿时他就会出现，干上一整天—比如给谷仓浇上水泥或堆干草。这时候多丽也在，当然还有米莉森特生孩子的时候，大扫除的时候。多丽拖动家具时力大无比，她能做男人做的活，比如给房子装上挡风窗。艰难工作的一开始—像把墙纸从整个房间剥下来这种活儿—她会往后耸耸肩，深深地、幸福地长吸一口气。她的信心让她闪闪发光。她是一个块头很大、意志坚定的女人，长着两条粗腿，栗色的头发，宽阔腼腆的脸，深色的雀斑像天鹅绒的斑点。一个当地的男人就给一匹马起了她的名字。

多丽喜欢做家务，不过她在家做得并不多。她和艾伯特住的房子（他死后她就一个人住了）非常大，设计得也很好，却几乎没有家具。多丽的谈话里会出现家具—橡木餐具橱，妈妈的衣柜，老式床—最后总要加上一句“都拿去拍卖了”。拍卖听起来像是自然灾害，是洪水和风暴同时发生的天灾，去抱怨它毫无意义。地毯没了，画也没了。只有一张纳恩杂货店的年历，艾伯特在那工作过。日常物品的缺失—其他东西的存在，比如多丽的捕兽夹、枪支，还有拉抻兔子和麝鼠皮用的木板—令这些房间失去了指定的功能，打扫它们的想法便显得毫无价值了。夏天里有一次，米莉森特在楼梯口发现了一坨狗屎。当它还新鲜的时候，她并没有特别注意它，但也够让人反感的。经过夏天，它从褐色变成了灰色，像块石头，威严而永久地存在着—诡异的是，米莉森特渐渐就无视它了，它自有权利待在那里。

德莉拉这条狗要为此负责。它是条黑色的狗，有拉布拉多的血统，喜欢追着汽车跑，最终也因此而死。艾伯特死后，它和多丽都有些精神失常。表面上却不太容易看出来。开始就是再也没有男人回家了，吃饭的时间不固定了。没有男人的衣服要洗了—更不要说日常的洗晒。没有人可以说话，多丽跟米莉森特聊得多了起来，还有波特。她谈论艾伯特和他的工作，他为纳恩杂货店驾马车，后来是卡车，跑遍了整个乡村。他读过大学，他可不是呆子，可是大战回来后他就不对劲了，他觉得天天在外面跑是最好的，他就找了给纳恩家开车的工作，一直到他死。他对人特别友善，所做的远不止是送货。他让人搭便车。他把病人送到医院。他曾遇到过一个疯女人，把她的货物从卡车上搬下来时，他突然有一种转身的冲动。他看见她手拿短斧，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她已经挥斧而下，他一闪身，逃出她的攻击范围，斧头顺势砍到一只杂货箱，劈开一磅黄油。他继续给她送货，不忍心向当局举报她，他们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的。她再也没有拿起过斧头，还送了他一些纸杯蛋糕，上面撒了些看起来就很可怕的瓜子，他把它们丢进路尽头的草丛里了。其他女人—不止一个—会赤身裸体地出现在他面前。有一个女人从摆在厨房中间的浴缸里站起来，艾伯特弯下腰，把货物放在她脚下。“有些人不是很奇怪吗？”多丽说。她还提到一个单身汉，他房子里老鼠成灾，他只好把食物放进麻袋，吊在厨房的横梁上。老鼠沿着横梁跑，跳过麻袋，咬破了袋子，最后他只得把所有的食物都拿到床上一起睡。

“艾伯特总是说独自过活的人，很是可怜。”多丽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她现在也是这样的人了。艾伯特心脏病发作了—他只够时间把车开到路边，停了车，就死了。他死在一个可爱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河谷，长着黑色的橡树，清澈美妙的小溪在路边流淌。

多丽说到其他一些事，艾伯特给她讲过的贝克祖先的事。他们两兄弟是怎么撑着筏子逆流而上，又如何在大弯〔1〕建了磨坊，那时候那里除了树林，什么都没有。如今，这里除了磨坊和水坝的废墟之外，仍是一无所有。他们建了这座大房子，从爱丁堡运了家具过来，建农场与其说是为了生计，不如说是一种爱好。老式床架、椅子、雕花的橱柜，都拿去拍卖了。多丽说，他们绕过霍恩河，进入休伦湖，再就到了这条河。哦，多丽，米莉森特说，这不可能，她拿来了她仍留着的一本地理课本，指出多丽的错。多丽说，那可能是一条运河吧。我想起来了是运河。巴拿马运河？更有可能是伊利运河，米莉森特说。

“是的，”多丽说，“绕过霍恩河，进了伊利运河。”

“多丽是一个真正的淑女，不管别人怎么说。”米莉森特对波特说，波特没有反驳。他习惯了她不容置疑的个人判断。“她比穆丽尔·斯诺淑女一百倍。”米莉森特说，她提到的那个人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我都这么说了，要知道我可是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的。”

波特也习惯了这样的话。

“我相当喜欢穆丽尔·斯诺，我会无条件地支持她，”米莉森特会说，“我爱穆丽尔·斯诺，但并不意味着她做的每件事我都赞同。”

抽烟。说粗话，该死的，老天，拉屎。我差点把屎拉在裤子上了。

穆丽尔·斯诺并不是米莉森特首选的最好朋友。米莉森特刚结婚的时候，她的眼光很高。内斯比特律师太太。芬尼根医生太太。杜德太太。她们让她在教会的妇女会里像驴一样干活儿，却从不邀请她去她们的茶会。除了开会，她从来没进到过她们的屋子里。波特是个农民。不管他有多少农庄，还是农民。她本应知道的。

她打算让女儿贝蒂·琼学钢琴，她就是这么认识穆丽尔的。穆丽尔是音乐教师。她在学校教音乐，也做私人教师。那个时代就是那样，她一堂课只收两分钱。她在教堂弹风琴，指挥各种唱诗班，很多是分文不收。她和米莉森特相处得很好，很快她就像多丽一样经常出入米莉森特家了，但交情是不一样的。

穆丽尔三十多岁了，一直是单身。嫁人是她公开谈论的话题，语气戏谑而哀怨，尤其是波特在场时。“你认识什么男人吗，波特？”她会问道，“你能帮我找到一个体面的男人吗？一个就好。”波特会答道，也许他可以找到，只是她不一定会认为他们有多体面。夏天的时候，穆丽尔去蒙特利尔的一个姐姐家，还有一次她去费城看望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表亲。她回来报告的第一件事就是那里男人的状况。

“太糟了。他们全都早早结了婚，还是天主教徒，妻子永远也不死—她们忙着生孩子。

“对了，他们帮我找了一个，第一眼我就知道他成不了事。他是那种一辈子离不了老妈的男人。

“我确实遇到了一个，但他有一个可怕的缺点。他不剪趾甲。那趾甲又长又黄。怎么，你不打算问我是怎么发现的吗？”

穆丽尔总是穿着蓝色的衣服。她说，女人应该挑一种真正适合自己的颜色，永远穿这种颜色。就像你的香水。它应该是你的签名。蓝色被公认为是适合白肤、金发女子的颜色，但这不对。蓝色常常让她们显得黯淡无光。它最适合暖色调的皮肤，像穆丽尔那样—晒成了棕褐色，而且永不褪色。它适合褐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她就是这样的颜色。她在衣服上从不吝啬—吝啬是错的。她总是涂着指甲油—浓烈得让人心神不安的颜色，杏黄色、血红宝石色，甚至金色。她娇小圆润，为了保持腰身而坚持锻炼。她的脖子前面有一颗黑痣，就像隐形项链上的一颗宝石，另一颗像眼角的一滴泪水。

“漂亮这个词不能用在你身上。”有一天米莉森特脱口而出，自己也有些惊讶，“是销魂。”她为自己的溢美之词脸红了，知道这话有些幼稚和夸张。

穆丽尔的脸也有些红了，但她是因为高兴。她陶醉在赞美声中，而且坦率地渴望赞美。有一次，她去沃利听音乐会，希望这趟出行能有所收获，路过了她家。她穿了一件冰蓝色的裙子，微光闪烁。

“这只是其中一件，”她说，“我穿的每一件都是新的，都是丝绸的。”

说她从没有找到过男人，那是假话。实际上，她经常能找到男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带回来吃晚餐。她带唱诗班去别的小镇参加音乐会演出，在那里找到了他们。她可能会带上一个有前途的学生去多伦多参加钢琴演奏会，也在那里找到了他们。有时候她在学生的家里找到了他们。他们是叔叔、父亲、祖父，他们只能从等着的汽车里向她挥手道别—有时候温文尔雅，有时候虚张声势，他们不能去米莉森特家，因为他们都是已婚人士。卧病的妻子，酗酒的妻子，一个恶毒的悍妻？也许吧。有时候则完全不会提及—一个妻子的鬼魂。他们送穆丽尔去音乐会，当护花使者，喜欢音乐是一个现成的借口。有时候还有一个表演的孩子作陪。他们带她去远处的小镇吃饭。他们被称为朋友。米莉森特为她辩护。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能害到谁呢？但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最后都是以误会、谴责、敌意收场。教育委员会发来警告。斯诺小姐需要改过自新。坏榜样。某人的妻子会打来电话。斯诺小姐，很抱歉我们要取消—或者只是沉默。失约的约会，没有回复的留言，不会再提到的名字。

“我期望的并不多，”穆丽尔说，“我只是想跟他们做朋友。他们说过会永远支持我，可是一嗅到丁点儿麻烦，就溜得不见人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哦，你知道的，穆丽尔，”米莉森特有一次对她说，“妻子就是妻子。交朋友很好，没有问题，但婚姻就是婚姻。”

穆丽尔对此大发雷霆，她说米莉森特像所有人一样把她往最坏里想，难道她就不能过点快活日子，只是点儿清白的快活日子？她砰一声把门关上，开车碾过马蹄莲，当然是故意的。米莉森特哭了一天，脸都哭花了。谁也没有记仇，穆丽尔回来了，也是泪水涟涟，承认错都在自己。

“我一开始就是个傻瓜。”她说着走进前屋去弹琴。米莉森特慢慢熟悉了她的行为模式。穆丽尔开心的时候，交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她会弹忧伤温柔的曲子，比如《森林里的花朵》。或是唱：

她女扮男装

她打扮得喜气洋洋—

她失意的时候，就会又重又快地敲击琴键，轻蔑地唱道：

嘿！约翰尼·科普你到底睡醒了没？〔2〕

有时候米莉森特请人去家里吃饭（不是芬尼根、内斯比特或杜德一家），她也喜欢邀请多丽和穆丽尔。多丽可以帮她饭后洗碗刷锅，穆丽尔可以弹琴助兴。

她邀请圣公会的牧师周日晚祷结束以后来家里做客，请他带上据说住在他那儿的朋友。圣公会牧师是个单身汉，不过穆丽尔早就放弃他了。不伦不类，她说。太糟糕了。米莉森特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的声音。她从小就是圣公会教徒，尽管后来她皈依了联合基督教派—波特说他自己是（镇上每个人都是，所有重要的、有分量的人物）—米莉森特还是偏爱圣公会的那套规矩。晚祷，教堂钟声，唱诗班极尽庄严地走上耳堂歌唱—而不是挤作一团坐在那里。美妙的唱诗。求主施恩于我们可怜的罪人。认罪的，求上帝怜悯，悔罪的，求上帝赦免，应验所应许世人的话……

波特和她一起去过一次，厌恶得不得了。

为了这天的晚餐，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锦缎台布、银汤匙、手工漆三色堇的黑色甜点碟。桌布都熨过，所有的银具都擦亮了，但总担忧这些东西会出现：银具上擦亮剂的小小污点，叉子中间黏黏的灰色东西，结婚茶壶葡萄饰边里的灰垢。整个周日，米莉森特都在快乐和痛苦、希望与不安之间徘徊。可能出错的事儿越来越多。巴伐利亚奶油布丁可能没法儿凝固（他们没有冰箱，夏天只好把东西放在地窖里放凉）。天使蛋糕可能没有漂亮地完全发起来。就算形状发起来了，口感也可能会太干了。饼干可能吃出发霉面粉的味道，沙拉里可能爬出一只甲虫。五点之前，她一直处在如此的紧张和不安之中，没有人能和她一起待在厨房里。穆丽尔很早就来帮她了，但她切土豆不够精细，磨碎胡萝卜时又擦伤了指关节，她帮不上什么忙，就被打发去弹钢琴了。

穆丽尔穿着条绿松石色的绉纱裙，能闻到她身上西班牙香水的味道。她可能已经把牧师排除掉了，但是她还没见他的客人。他是个单身汉，也许吧，或是鳏夫，既然他是一个人来的。富有，否则他就根本不会出门旅行，至少目前应该是这样。他来自英格兰，人们这么说。有人说不是的，是澳大利亚。

她在熟悉准备要弹的《波罗维茨舞曲》。

多丽迟到了。这打乱了节奏。果冻沙拉要重新拿到地窖，怕它变软。放进烤炉热着的饼干要拿出来，不然会变太硬。三个男人坐在游廊上—要在那里进餐，自助式的—喝的是气泡柠檬水。米莉森特目睹过饮酒给她家带来了什么—她十岁时，父亲死于醉酒—婚前她曾从波特那儿得了承诺，说他再也不碰酒。他没有食言—他藏了一瓶酒在谷仓—他去很远的地方喝，她真的相信他遵守了承诺。这种情况至少在农民中很普遍—在谷仓喝酒，在家里禁酒。如果哪个女人不制定这么一条规矩，多数男人反而会觉得这个女人有问题。

脚穿高跟鞋、身穿紧身绉纱裙的穆丽尔一来到游廊上，就尖叫道：“哦，我最爱喝的！杜松子酒和柠檬水！”她喝了一口，朝波特噘了噘嘴。“你又来了。你又忘记杜松子酒了！”她和牧师调笑，问他的口袋里是不是藏着酒瓶。牧师也轻佻起来，也许是因为无聊而大意了。他说他真希望他带了。

那位客人站起身，被介绍给她，他又高又瘦，面色土黄，脸上挂着恼火、严谨、忧郁的表情。穆丽尔没有屈服于失望。她坐在他身边，尽量打起精神引他说话。她和他谈到她的音乐课，对当地唱诗班和音乐人发表了些苛刻的评论。她也没有放过圣公会教徒。她嘲笑牧师和波特，又说起有一次在乡下中学举办的音乐会上，一只母鸡大摇大摆地走上了舞台。

波特早早就做完了农活儿，洗漱好之后换了套西装，但他一直不安地望着谷仓前的院子，像是想起有什么事忘了做。一头奶牛在田地里大叫，他最终很抱歉地离开去察看。他发现它的小牛犊卡在了铁丝栅栏里，最后竟在那儿窒息死了。他重新把手洗干净回到晚宴上，并没有告诉他们这一损失。他就说了一句：“小牛犊卡在了栅栏里。”他却把这件晦气事与这次聚会联系在一起，穿得这么隆重，却在膝盖上吃饭。他觉得这不自然。

“那些奶牛像孩子一样淘气，”米莉森特说，“总是在错误的时间要你去关心！”她的孩子早就吃过了，正从栏杆缝里窥探被拿到露台上的食物。“我们不要等多丽了，开始吧。你们男人肯定饿坏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自助餐会。有时候在周日晚上，我们喜欢在外面用餐。”

“开始，开始！”穆丽尔叫道，帮着把各道菜肴端到外面—土豆沙拉、胡萝卜沙拉、卷心菜沙拉、辣味恶魔蛋、冷烧鸡、三文鱼片和热饼干，还有各种调味品。她们把菜全摆好后，多丽才从房子一侧出现，她一路穿过田地，似乎是走得很热，也许是因为太兴奋了。她穿着她上好的正装夏裙，海军蓝的蝉翼纱，带着白圆点和白衣领，适合小女孩或是老女人。衣领处的蕾丝脱丝了，她没有缝上，直接拽了下来，看得见线头。天这么热，她还穿了件贴身内衣，它的一边从袖子里滑了出来。她的鞋才洗过，洗得很马虎，她走路时，漂白剂的白粉还落在了草地上。

“我原本可以及时赶到的，”多丽说，“但我得射杀一只野猫。它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没完没了。我确信它得了狂犬病。”

她湿湿的头发用发夹卷起固定住了。这个样子，加上她粉嫩的脸蛋，看起来像洋娃娃，脑袋和四肢是瓷的，身子是布做的，鼓鼓地塞满了稻草。

“一开始我以为它可能是太热了，但它表现得又不太像。它没有像我经常看到的猫那样去挠肚子。我看见它吐了。我想只能给它一枪了。我把它放进了麻袋，给弗雷德·纳恩打电话，问他能不能开车把它送到沃利的兽医诊所。我想知道它是不是真得了狂犬病，弗雷德总喜欢找借口开车出去。我告诉他说，如果兽医周日晚上不在家，就把麻袋放在台阶上。”

“那他会以为那是什么呢？”穆丽尔问，“一件礼物？”

“不会。我夹了一张纸条在袋子上，以防万一。吐沫和口水很明显。”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指了指流口水的地方。“你在这里玩得还愉快吧？”她对牧师说，牧师在镇上已待了三年，就是他埋葬了她哥哥。

“斯皮尔斯先生才是客人，多丽。”米莉森特说。多丽对介绍表示感谢，并没有为自己的错误而难为情。她说她之所以认为那是一只野猫，是因为它的毛全都打结了，样子太丑了，但她又想野猫是不会走到人家屋子边上的，只有得了狂犬病的猫才会靠近人家。

“不过我会在报纸上说明一下，以防万一。如果它是别人的宠物，我会感到很抱歉的。三个月前我失去了我的宠物—我的狗德莉拉。它被一辆车撞死了。”

那条狗被称为宠物，听起来有点怪，那条大黑狗跟着多丽蹦蹦跳跳跑遍了乡间，急匆匆地穿过田野，狂野欢腾地跑去袭击汽车。多丽没有因为它的死而心烦；事实上，她说她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现在听见她说“宠物”，米莉森特暗想她心里还是藏着悲伤吧。

“快来装满你的盘子，我们全都要饿坏了。”穆丽尔对斯皮尔斯先生说，“你是客人，你得先来。蛋黄颜色有些深，那是因为母鸡吃的东西—你不会中毒的。我亲手磨碎了胡萝卜做沙拉，如果你看到了血点，那是因为我亢奋地磨破了指关节的皮。我最好现在就闭嘴，不然米莉森特会杀了我的。”

米莉森特气得大笑，说道：“哦，才不是！哦，你没有—”

斯皮尔斯先生对多丽的每句话都听得非常认真。也许是这事让穆丽尔这么无礼。米莉森特想他也许觉得多丽是个稀奇人物，一个加拿大的鲁莽女人，四处打猎。他可能在研究她，回家以后好对他英国的朋友描述她。

多丽吃饭的时候很安静，吃了很多。斯皮尔斯先生也吃了很多—米莉森特很开心—而且斯皮尔斯先生任何时候都是寡言少语的。为了不冷场，牧师讲了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它叫《俄勒冈小道》。

“可怕的苦难。”他说。

米莉森特说她听说过。“我在俄勒冈有一些表亲，但我想不起来那个小镇的名字了，”她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走过那条小道。”

牧师说如果是一百年前的话，那倒是极有可能的。

“哦，没有那么久，”她说，“他们那家叫拉弗蒂。”

“叫拉弗蒂的这男人过去是玩赛鸽的，”波特说，突然间兴致勃发，“这是过去的事了，那时候这种玩意儿很多。里面也是有钱要赌的。哦，他发现鸽子笼出了点问题，它们不肯进去，也就是说不肯越过铁丝，这样就不能算数。他拿起鸽子孵的一枚蛋打破了，放了一只甲壳虫在里面。甲壳虫在里面折腾得很响，鸽子自然以为有一只幼鸽要破壳。它直线飞回家，越过铁丝，押了它的人全都赢了很多钱。当然还有他自己。实际上这事发生在爱尔兰，讲这个故事的人，说的就是他本人如何挣到这笔钱，来到了加拿大。”

米莉森特根本不相信那个人的名字叫拉弗蒂。那只不过是个托辞。

“这么说你在房子里放了一把枪？”牧师对多丽说，“你是不是怕流浪汉或是什么坏人来？”

多丽放下刀叉，细细地咀嚼，然后吞下食物。“我是为了打猎。”她说。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她打土拨鼠和兔子。她把土拨鼠拿到镇子的另一边，把它们卖给水貂养殖场。她把兔子剥皮、抻开，卖到沃利一个很大的旅游集市。她喜欢煎兔肉或是煮兔肉，不过她一个人吃不完，她经常把洗过、剥完皮的兔子送到靠救济生活的人家。很多时候她的好意都被拒绝了。人们认为这跟吃猫狗一样坏。多丽相信，在中国这其实是常事。

“这是真的，”斯皮尔斯先生说，“我两样都吃过。”

“好吧，你知道，”多丽说，“人们是有偏见的。”

他问起了兽皮，他说剥皮需要非常小心，多丽说是这样的，你需要一把值得信任的刀。她愉快地描述在肚皮上切下的整齐的第一刀。“麝鼠更难一些，你需要对它的皮毛更小心，它更值钱。”她说，“它的毛更密。防水。”

“你不用枪打麝鼠？”斯皮尔斯先生问。

不，不，多丽说。她给它们下捕兽夹。捕兽夹，不错，斯皮尔斯先生说。多丽接着描述她最喜欢的一个捕兽夹，她自己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进。她想过要申请专利，但是从来没真正着手去做。她谈起春天的水道，她走过的小溪，一天又一天，她走了又走，在冰雪消融之后，在树叶发芽之前，这时候麝鼠的皮是最好的。米莉森特早知道多丽做这些事，她以为多丽只是为了挣点小钱。听她此刻的谈话，才知道她是真的喜欢这种生活。已经有墨蚊在外面飞了，冰冷的水漫过她的靴尖，淹死的老鼠。斯皮尔斯先生听傻了，他像一只老狗，也许是一只猎狗，眼睛半张半闭地坐在那里，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好形象，才不让自己陷入到无礼的恍惚中。此刻他嗅到了一丝别人无法理解的东西—他的眼睛完全睁开了，他的鼻翼翕动，他的肌肉在回应，他的皮肤上泛起一阵涟漪，像是回忆起了鲁莽而投入地生活的某些日子。那水有多远，他问，那水有多深，它们有多重，你一天能打多少猎物，剥麝鼠用的是同一种刀吗？

穆丽尔找牧师要了一支烟，抽了一会儿，把它按灭在巴伐利亚奶油布丁正当中。

“这样我就不会吃了它发胖了。”她说。她站起来，开始帮忙收拾盘子，但是很快又坐到了钢琴边，重新弹起《波罗维茨舞曲》。

米莉森特很高兴这位客人有了聊天的雅兴，只是对这谈话中的吸引力感到有些迷惑。她觉得食物也非常好，没发生什么丢人的事，没有奇怪的味道或是黏手的茶杯把。

“我曾以为设兽夹的猎人都在很北的地方，”斯皮尔斯先生说，“我以为他们在北极圈以北，或是至少在加拿大地盾。”

“我以前想过去那里的。”多丽说。她的声音第一次因为难为情—或是激动—而变得低沉起来。“我想我可以住在小木屋里，整个冬天都捕猎。可是我有我的哥哥，我不能离开我的哥哥。所以我就在这里了。”

深冬的一天，多丽来到米莉森特家，拿着一大块白绸缎。她说她要做一件婚纱。这是他们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桩婚事，第一次知道斯皮尔斯先生的名字，威尔金森。威尔基—她说可能在五月。

游廊上的晚餐过后，多丽什么时候、在哪里又见过他呢？

没见过。他去了澳大利亚，那里有他的房产。他们鸿雁传书。

餐厅地上铺了床单，餐桌被推到墙边。那块绸缎展开放在了床单上。它明亮宽阔，耀眼而脆弱，让整座房子都安静了下来。孩子们跑过来盯着它，米莉森特向他们吼，让他们一边儿去。她不敢剪裁。能轻松地给动物剥皮的多丽，也放下了剪刀。她承认自己的手在抖。

穆丽尔接到电话，让她下课后来一趟。听到消息后，她用手砰的拍了一下胸口，叫多丽狡猾鬼，叫她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竟迷住了一个百万富翁。

“我打赌他是百万富翁，”她说，“澳大利亚的房产—这说明什么？我打赌不是养猪的！我现在就希望他有一个兄弟。哦，多丽，我是不是太坏了，我竟然没有祝贺你！”

她给了多丽一串响亮的吻—多丽静静地站着，仿佛自己是个五岁的小孩。

多丽说她和斯皮尔斯先生计划要举行一个“婚姻的形式”。米莉森特说，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说一场婚礼，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多丽说是。

穆丽尔在白缎子上剪了第一刀，她说必须有人来做，不过假如要她重剪一次，可能换个地方下手更好。

很快她们就对错误习以为常。错误和改正。每天傍晚，穆丽尔到了以后，她们就会开始新的阶段—剪裁、固定、绷线、缝纫—她们紧咬牙关，坚定地喊起口号。她们一边做一边改式样，有些问题预先没有想到，比如一只袖子做得太紧了，沉重的缎料会在腰部隆起，多丽的怪异体形。多丽对她们的工作是一种妨碍，她们就派她去打扫碎布，装满线筒。每当坐在缝纫机前，她就紧张地咬住舌头。有时候她无事可做，就在米莉森特家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看窗外的雪和冻雨，冬天迟迟还不结束。她身穿羊毛内衣，像一只温顺的小兽站在那里，她们把料子围在她身上的时候，散发出她身体的气息。

穆丽尔负责衣服的事。她知道需要什么。不只是一件婚纱。还要一套出行的礼服、新婚睡袍和配套的晨衣，当然还得要一整套全新的内衣。丝质袜子和胸衣—前者多丽从没穿过。

多丽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以为婚纱是主要的障碍。”她说，“除此之外，我都想不到。”

雪融化了，小溪的水满了，麝鼠会在冰冷的水里游泳，它们毛发润泽，充满活力，顶着背上的珍宝。就算多丽在想她的捕兽夹，她也没说出来。这些天她唯一走的路，就是从她家穿过田野来到米莉森特家。

穆丽尔经验多了，胆子也大了，她用赤褐色的精细羊毛料子做了一条大礼服裙，还带衬里。她任凭唱诗班的排练泡了汤。

米莉森特要考虑婚宴，准备在不伦瑞克酒店举行。但是除了牧师，还要请哪些人？很多人认识多丽，但他们认识的她，是那个把剥皮的兔子放在门口台阶上的女人，带着她的狗和枪走过田野和树林，穿着高筒橡胶靴蹚过涨满水的小溪。很少有人对老贝克家有多少了解，虽然他们都记得艾伯特，也喜欢他。多丽从来不是个笑话—有什么东西保护了她，是因为艾伯特很受欢迎，或是她本人的粗鲁和自尊—然而要结婚的消息却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并不完全出于一种同情之心。人们把它当成一件怪事，有点像丑闻，很可能是个骗局。波特说很多人在打赌这个男人到时会不会出现。

米莉森特想起有一些表亲来参加过艾伯特的葬礼。可敬的普通人。多丽有他们的地址，请帖发了出去。杂货店的纳恩兄弟，艾伯特曾为他们工作过，还请了他们的妻子。多丽卖土拨鼠的水貂场场主？蛋糕店里为蛋糕挂糖衣的那个女人？

蛋糕是在家里做好的，拿到店里让这个女人挂一下糖衣，她曾在芝加哥某个地方拿过蛋糕装饰的证书。蛋糕上会饰满白玫瑰、有花边的扇贝、爱心和花环、银叶子，还有那些能让你的牙断掉的小小银色糖果。同时，蛋糕材料要先搅拌、烤好，这时多丽的壮胳膊就能派上用场了，她不停地搅动，把东西搅得很硬实，看上去全是蜜饯、葡萄干和醋栗果，是姜黄色的面糊把它们黏在了一起。多丽抱着大碗放在肚子上，举起搅拌勺，米莉森特能听见她发出的第一声满意的长长的叹息。

穆丽尔决定要有一个伴娘。或者是已婚的女傧相。不能是她，她要弹风琴。《完全的爱》。还有门德尔松。

必须是米莉森特。穆丽尔不许她说不。她拿来了她自己的一件晚礼服，一条长长的天蓝色裙子，腰部她开了道口—她现在对缝纫是多么自信和娴熟！—她建议做件露腰的上衣，要深蓝色的，配上蕾丝短上衣。看起来就像是新的，穿在你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她说。

米莉森特才穿上就大笑着说：“这能把鸽子都吓跑了！”但她很高兴。她和波特没举行过像样的婚礼—他们只是去了一下教区神父的住所，决心把钱省在买家具上。“我觉得我需要那什么，”她说，“戴在头上的东西。”

“她的面纱！”穆丽尔叫道，“多丽的面纱怎么办？我们的心思全放在婚纱上了，把面纱忘得一干二净！”

多丽令人意外地说了句话，她说她决不会戴面纱。她受不了那东西在眼前晃，感觉像蜘蛛网。她用了“蜘蛛网”这个词，吓了穆丽尔和米莉森特一跳，别的地方有一些关于蜘蛛网的笑话。

“她是对的，”穆丽尔说，“面纱有点多余了。”她在想别的。花冠？不，还是多余。阔边花式帽？是的，找一顶草帽，顶上用白缎子盖住。再找一顶，顶上饰上深蓝色蕾丝。

“这是菜单，”米莉森特犹疑地说，“脆皮奶油鸡，小圆饼干，各种形状的果冻，有苹果和核桃的沙拉，粉红色和白色的冰激凌蛋糕—”

想到蛋糕，穆丽尔问：“他会不会有一把剑，多丽？”

多丽问：“谁？”

“威尔基。你的威尔基。他有没有剑？”

“他要剑干什么？”米莉森特问。

“我只是想到他可能会有。”穆丽尔说。

“你可真没救了。”多丽说。

有一刻她们都沉默了，因为她们无法不想到新郎。她们得把他领到房间，让他坐在所有这些中间。阔边花式帽。奶油鸡。银叶子。她们顿时充满了怀疑。至少米莉森特是，还有穆丽尔。她们简直不敢对视。

“我只是觉得他是英国人嘛，或不管是哪国人。”穆丽尔说。

米莉森特说：“无论如何他是个好人。”

婚礼将在五月的第二个周六举行。斯皮尔斯先生计划周三到牧师那里。周三前的这个周日，多丽原本打算与米莉森特和波特一起吃晚餐。穆丽尔也在。多丽没有来，他们没有等她，先吃了起来。

吃到一半的时候米莉森特站了起来。“我要去她家，”她说，“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她最好机灵点。”

“我陪你去吧。”穆丽尔说。

米莉森特说，谢谢，不要啦。两个人去反而会让事情变糟。

让什么变糟？

她不知道。

她一个人穿过田野。这天很暖和，多丽家的后门大开着。在她家房子和从前的谷仓之间有一片小核桃林，树枝仍是光秃秃的，核桃树是这个季节最晚发芽的树木。炽烈的阳光从光秃的树枝间倾泻而下，看起来很不真实。她的脚踩在草地上，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后面的平台上放着艾伯特的旧扶手椅，一个冬天都放在外面。

她脑子里想的是多丽可能出事了。和枪有关。也许是擦枪时走了火。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也许她正躺在田野里，躺在树林里，睡在枯死的败叶、新长的韭葱和血根草中间。翻栅栏时绊倒了。要最后出去一次。就这一次，从前都没出过事，这一次枪走火了。米莉森特过去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多丽，她知道从某种程度来说，多丽是非常细心、非常能干的。一定是今年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求婚，如此意想不到的运气，让你同时相信灾难发生的可能。

但她脑子里想的并不是一场事故。不真的是。在对各种事故恐惧的想象中，她隐藏了她真正的恐惧。

她在门口叫多丽的名字，门是开着的。她已经准备好了，去接受沉默，一座房子邪恶而冷漠的回答，房子已经空了，它的主人遇到了灾祸（也许遇到或招致灾祸的主人的身体还在，房子还没空）—她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是多丽出现了，身穿以前干活穿的旧裤子和衬衫，这让米莉森特的双膝一下子软了。

“我们在等你，”她说，“我们在等你来吃晚餐。”

多丽说：“我肯定是忘记时间了。”

“哦，你的钟都停了吗？”米莉森特说，她穿过有着神秘而熟悉的残骸的后厅，开始恢复了镇静。她闻到了做饭的味道。

厨房里很暗，它的窗户被一大丛杂乱的丁香给遮住了。多丽用的是房子里原有的木炉灶，她还有一张带刀叉抽屉的老式餐桌。墙上挂着今年的年历，真让人松了一口气。

多丽在做晚饭。她在切一头紫洋葱，要加到正在平底锅里煎着的培根和土豆片里。忘记时间到这种程度。

“你接着来吧，”米莉森特说，“接着来，做你的饭吧。我决定来找你之前算是吃了点东西。”

“我来倒茶。”多丽说。茶壶放在炉子背后保温，她把茶水倒出来，像墨汁一样。

“我不能离开。”她说，一边把噼啪冒油、黏在平底锅上的培根片撬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米莉森特决定这么对待这句宣言：就像是听到孩子说她不想上学时一样。

“好吧，这对斯皮尔斯先生来说是个好消息，”米莉森特说，“他正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呢。”

油脂四溅，多丽向后一仰。

“最好离火远一点。”米莉森特说。

“我不能离开。”

“你刚才说过了。”

多丽做完饭后，将东西舀到一只盘子里。她又加了番茄酱，还有浸透了剩在平底锅里的油的厚面包片。她坐下来吃饭，一言不发。

米莉森特也坐着，等她吃完。她终于问道：“给个理由。”

多丽耸耸肩，嘴里嚼着东西。

“也许你知道些我不知道的事，”米莉森特说，“你发现什么了？他很穷？”

多丽摇了摇头。“有钱。”她说。

穆丽尔是对的。

“很多女人会不惜一切嫁给他的。”

“我不在乎这个。”多丽说。她嚼着东西，吞了下去，接着重复这个动作。“我不在乎。”

米莉森特得冒个险，虽然这让她难为情。

“假如你在想的，是我认为你可能在想的事，那你的担心真是毫无必要。很多时候，等他们老了，他们根本不想来烦你。”

“哦，不是那个！那种事我全知道。”

哦，是不是呀，米莉森特想，如果是的话，怎么会？多丽也许自以为她知道，从动物那里。米莉森特有时候会想，假如她真的知道，就没有女人愿意结婚了。

不过她说：“婚姻把你从自我中拽了出来，给了你一种真实的生活。”

“我有一种生活了。”多丽说。

“好吧。”米莉森特说，似乎放弃了跟她争论。她坐下来喝她那杯“有毒”的茶。她有了一个灵感。她耐心等待了一会儿，说：“你来决定，这是当然的。但是你将来住在哪里是个问题。你不能住在这里。波特和我知道你要结婚了，我们把这房子拿出去卖了。”

多丽立刻说：“你在撒谎。”

“我们不想让它空在这里，成为流浪汉的避难所。我们就拿出去卖了。”

“你才不会对我玩这种把戏。”

“你都要结婚了，这哪会是什么把戏？”

米莉森特自己都开始相信了。这事很快就会变成事实。他们可以出一个很低的价，会有人买它的。这房子也还能修一修。或者可以拆了，能用上它的砖和木材。除掉它，波特会很高兴的。

多丽说：“你不可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

米莉森特不说话。

“你是在撒谎，对吧？”多丽说。

“给我你的《圣经》，”米莉森特说，“我会手按《圣经》发誓。”

多丽还真的看了看四周。她说：“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了。”

“多丽，听着。这都是为你好。也许看起来我是在赶你走，多丽，但这都是为了让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因为你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

“是吗，”多丽说，“为什么？”

因为婚礼蛋糕已经在做了，米莉森特想，绸缎婚纱也正在做，婚宴已经订好了，请帖也发出去了。所以这些麻烦都经历了。有人会说这是个愚蠢的理由，但是说这话的人可不是经历过这些麻烦的人。让你最好的努力都付之东流，这是不公平的。

不仅如此，她也相信她刚才说的话，她告诉多丽这样她才能有一种生活。多丽说“这里”时指的是什么？假如她指的是想家，那就随她去！想家，压根儿不是你不能克服的事儿。米莉森特不打算对那个“这里”再说什么。假如有人得了多丽得到的机会，那还住“这里”干什么。拒绝这样的机会是一种罪过。出于固执，出于恐惧，还有愚蠢。

她开始觉得多丽陷入了死角。多丽可能正要放弃，或者让放弃的想法渗进她的脑袋里。也许。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截树桩，但也许这截树桩里还有汁液呢。突然间哭起来的人是米莉森特。“哦，多丽，”她说，“不要这么傻！”她们都站了起来，紧紧抓住对方，多丽在安慰她、拍她，像长辈一样抚慰她，米莉森特还在哭，重复着一些不连贯的词。幸福。帮助。可笑。

“我会照顾艾伯特的。”平静下来之后，她说，“我会给他坟上放花。我不会告诉穆丽尔·斯诺。也不会告诉波特。没人需要知道。”

多丽不说话。她有些迷茫了，心神恍惚，似乎是在翻来覆去想一件事，又对它的沉重和陌生束手无策。

“茶真难喝，”米莉森特说，“我们能不能弄点能喝的？”她把茶杯里的东西倒进了污水桶。

多丽站在光线昏暗的窗前—固执、顺从、孩子气、女人味儿十足—她是米莉森特战胜过的最神秘、最疯狂的人，一个她就要送走的人。对她自己来说代价更大，米莉森特在想—比她能想象的更大。她给了多丽一个忧郁却意在鼓励的眼神，让自己不要再流泪。她说：“木已成舟。”

多丽走向她的婚礼。

没有人知道她会这么做。波特和米莉森特把车停在她家门口来接她时，米莉森特仍然有些焦虑。

“按喇叭，”她说，“她最好是已经准备好了。”

波特说：“她不是来了吗？”

是的。她在绸缎婚纱外面披上了艾伯特的浅灰色外套，她一手拎着阔边花式帽，另一只手捧着一束丁香。他们停下车，她说：“不，我想走路。这会让我的头脑清醒。”

他们开走了车，等在教堂门口，看着她沿街走来，人们从店里出来围观，有些车热情地按响了喇叭，人们挥手叫喊：“新娘子来了！”她离教堂越来越近，她停了下来，脱掉艾伯特的外套，她就像《圣经》中的盐柱一样，闪闪发光，如同神迹。

穆丽尔在教堂里弹风琴，在这最后的时刻，她也就没有机会发现她们全然忘记了手套，多丽捧着丁香枝子的那只手是光光的。斯皮尔斯先生已经在教堂里了，但他不顾规矩，走了出去，留下牧师一人站在那里。他像米莉森特记忆中的那样，又瘦又黄，凶巴巴的，然而，当他看见多丽把旧外套扔进波特的车后座，戴上帽子时（米莉森特不得不跑过去帮她戴好）—他显得那么心满意足。米莉森特看见了一幅图景，他和多丽爬得很高，爬到全副武装的大象身上，它驮着他们负重向前，去冒险。一个未来的预兆。她很是乐观，完全得到了解脱，对多丽耳语：“他会带你周游世界！他会让你活得像个女王！”

“我胖得像汤加女王了。”多年过去了，多丽从澳大利亚写信说道。信里附的照片说明她没有夸张。她的头发白了，皮肤变成了褐色，好像她的雀斑都散开混成了一片。她穿着一件很宽大的衣服，颜色像热带花朵。战争来了，旅行的念头全落空了，战争结束了，威尔基也病得要死了。多丽留了下来，留在了昆士兰，她的房产很庞大，她在那里种甘蔗、菠萝、棉花、花生、烟草。尽管她很胖，她也会骑马，还学会了开飞机。在地球的那一边，有时候她一个人去旅行。她射杀过鳄鱼。50年代她死了，死在新西兰，在去看火山的途中。

米莉森特把她说的那些不对别人说的话，告诉了每个人。她当然居功自傲。她回想起自己的灵感、自己的策略，没有悔意。“总得有个人果断出手。”她说。她觉得她是生活的创造者—在多丽这件事上，更见效，比她在自己孩子的事上更见效。她创造了幸福，或者接近于幸福的东西。可她忘记了那天她是怎么不知不觉地哭起来的。

婚礼对穆丽尔也产生了影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去了艾伯塔省。“我给自己一年时间。”她说。一年之内她找到了一个丈夫—完全不是她过去结交的那种男人。有两个小孩的鳏夫。一个基督徒牧师。米莉森特觉得穆丽尔这样描述很奇怪。难道所有的牧师不都是基督徒吗？他们回来过一次—这次又多了两个孩子，他们俩生的—米莉森特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描述。抽烟、喝酒、赌咒，全都没有了，不再化妆了，她过去常演奏的音乐也没有了。她现在弹圣歌，她曾经嘲笑的那种。她什么颜色都穿了，还烫了一个糟糕的头—她的头发变得灰白，额头上立着一簇簇小卷。“过去的某些生活一想起来，真是要反胃。”她说。米莉森特感觉，她和波特就是属于让她反胃的那个时代的。

那座房子没有卖或出租。也没有拆掉，它的结构非常坚固，不会轻易倒下。它能世世代代地屹立，看起来仍是合情合理。裂缝里长出了树，树枝从墙砖中伸出，墙却没有倒。窗框向一角斜去，窗子却没有掉下来。门锁上了，孩子们却能进去，在墙上涂鸦，打破了多丽留下的瓦罐。米莉森特从来没有进去看过。

那是多丽和艾伯特过去做的事，后来是多丽一个人做的事。他们还是孩子时，就开始了吧。每年的秋天，他们—后来是她一个人—捡齐所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核桃。他们捡呀捡，核桃越来越少，直到他们确认是最后一个，或者是倒数第二个。他们开始数核桃，把最后的总数写在地窖的墙上。日期，年代，总数。核桃捡回来后，就没有用了。沿着田埂倒下去，随它们烂掉。

米莉森特没有继续做这种无用功。她有很多家务事要做，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每年到了核桃落在长草坡的季节，她就会想起这个习惯，想起多丽直到死去肯定都会一直遵循这个习惯。习惯的生活，季节性的生活。核桃掉下来，麝鼠在小溪里游泳。多丽肯定相信她就应该过这种生活，她那合理的古怪，能忍受的孤独。也许她还会有另一只狗。

但我不许这样，米莉森特想。她不许这样，她当然是对的。她活到了一个老太太的年纪，她还活着，虽然波特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她并不怎么注意那座房子。它就是在那儿。但是她偶尔会看见它扭曲的墙面和空洞歪斜的窗子。后面的核桃树，一天天的，失去了它们那精致的树冠。

我应该拆了它，把砖卖掉，她说，她竟还没有这么做，似乎让她有点困惑。

（陈笑黎　译）

注释

〔1〕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指哥伦比亚河最北部的一处弯曲地段。

〔2〕18世纪苏格兰民歌，讲述普雷斯顿潘战役中，约翰·科普将军率领的苏格兰军队战败的事件。

阿尔巴尼亚圣女〔1〕

在马拉希阿马达〔2〕的群山之中，她肯定试过把名字告诉他们，可他们都听成了“洛塔尔”。向导被枪击中的时候，她从尖利的岩石上跌下来，腿上受了伤，还发起了烧。那些人把她裹进毯子里，绑在马背上，究竟花了多长时间才把她带出了群山，她完全不知道。他们时不时地喂她点儿水，有时候是拉基酒，一种烈性白兰地。她能闻到松木的气味。他们还坐了一会儿小船，她那时醒过来，看到了天上的星星，明暗闪烁，位置变幻—一簇一簇摇移着，令她很不舒服。后来，她才想到，他们那时肯定是在湖上。斯库台湖〔3〕，或叫施罗德湖，或叫斯坎德湖。他们扯着芦苇爬上岸边。毯子里满是水中的小虫，都爬在她腿上裹着的碎布上。

在旅途的终点—尽管她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终点—她躺在一间石头小屋中，那是一座被称为库拉的大房子的外屋。住在这里的都是病患和垂死的人，没有分娩的产妇，这些妇女都是在玉米田或者运货去市场的路边生下孩子。

她在一张蕨草堆成的床上躺着，也许躺了好几个星期了。床很舒服，脏了或者染上了血的话，也很方便更换。一位名叫蒂玛的老妇人照顾她，蒂玛用一种蜂蜡、橄榄油和松脂制成的药膏封住伤口，每天数次除去衣物，用拉基酒冲洗伤口。洛塔尔能看见黑色的蕾丝窗帘从屋椽垂下来，还以为自己躺在家中的房间里，而照顾自己的就是妈妈（其实她早已过世）。“你干吗要挂这种窗帘？”她说，“难看死了。”

她能清楚地看见蜘蛛网，全都挂满了厚重的灰尘，数年无人惊扰。

而且，在她神志昏迷的时候，感觉有一块宽板—类似棺材板的东西，按在自己的脸上。不过，等她清醒过来，才发现那不过是一个十字架，木头的，一个男人正拿给她亲吻。那男人是牧师，属于圣方济各会。他个子高，面容严肃，有着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体味刺鼻，除了十字架，还带着一把枪，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把勃朗宁左轮手枪。他只看样子就知道她不是穆斯林，但他没想过，她有可能是不信教。他懂一点英语，可是发音却让她听不明白，而她那时候也完全不懂当地的盖格方言。但是，她的烧退了之后，他试着说了几句意大利语，他们总算能够交谈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意大利语，还在意大利旅居过半年。他比周围人听懂的都要多，一开始，她还指望他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话。离得最近的城市是哪里？她问他。他回答说，斯库台。那么，请到那里去吧，她说，去那里找到英国领事馆，如果那里有的话。我属于大英帝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要是没有英国领事，就去找警察。

她不知道，无论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人们都不会去找警察。她也不知道，现在她属于这个部落，属于这个库拉，虽然，他们并没打算囚禁她，把她关在这里只是一个尴尬的错误。

袭击女人，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可耻行为。他们射杀向导的时候，还以为她会调转马头，沿着山路飞奔而回巴尔〔4〕。但她的马受到枪声惊吓，被大石头绊倒了，她也从马上摔下来，腿部受了伤。他们没办法，只能穿过黑山和马拉希阿马达之间的边界线，带她一起回来。

“但是，为什么抢劫向导而不是我？”她问，想当然地以为枪击的动机是抢劫。她想起来那些人饥饿的样子，那个人和他的马，还有他飞扬的白色头巾。

“哦，他们不是劫匪！”牧师震惊地说，“他们都是好人，杀他是因为与他的家族有血债，这是他们的规矩。”

他告诉她，那个被枪杀的人，她的向导，杀死过这个家族里的一个人，原因是那个人杀死了他家族里的某个人。这种冤冤相报迄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仍将持续下去，因为总是有更多的子嗣出生。而他们认为本族的子嗣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都多，才能满足需要。

“当然，这很可怕，”牧师总结说，“不过，这是为了他们的荣誉，他们家族的荣誉。他们随时准备为这荣誉而牺牲。”

她说，那位向导既然逃到了黑山，说明他还没准备好吧。

“那也没什么区别，不是吗？”牧师说道，“即使他逃到了美国，也一样。”

在的里雅斯特〔5〕，她登上一艘汽艇，要驶往达尔马提亚海岸。她和朋友们在一起，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柯曾斯夫妇，还有他们的朋友兰姆医生，他是从英国前来跟他们会合的。他们来到这个小小的港口（意大利人称之为安蒂瓦里），住在欧洲宾馆，晚饭之后，就去露台散步。可是柯曾斯太太担心会感冒，于是走回室内打牌。晚上下起了雨，她醒来听到雨声，心中满是失望，更升起一股对那些中年人的憎恶，尤其是那个兰姆医生，她认为柯曾斯夫妇把他从英国叫来是为了结识她。他们可能以为她很有钱。一位大洋彼岸的女继承人，他们几乎可以宽恕她的口音。这些人吃得太多，然后又不得不吃药。他们总是对陌生的地方心存焦虑—那他们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清晨，她还得和他们一起回到船上，不然他们又要大惊小怪。她永远也不可能穿过群山去往黑山的首府—有人告诫过他们去往那里十分不明智。她将永远不可能看到曾悬挂土耳其人首级的钟楼，也看不到诗人王子在树下为人们吟诗的悬铃木。她辗转无眠，决定天光初露就下楼去。虽然雨还在下，她还是决定去小城后面的路上走走看看，她知道那里有橄榄树丛中的废墟，还有山岩上奥地利人的堡垒、洛夫岑山的背面。

天公作美，宾馆的前台几乎立刻引荐了一位骑着瘦马、衣衫褴褛却令人愉快的向导。他们出发了—她骑着马，向导走在前面。路途陡峭而又曲折，到处都是大石头，日头越来越热，不断出现的阴影里却十分阴冷。她感到饥饿，觉得自己应该立刻返回，和晚起的同伴们一起吃点儿早饭。

向导的尸体被发现之后，人们肯定会找她。官方肯定也收到了通知—别管是哪个官方。船会准时出发，她的朋友们肯定上船走了。宾馆没有收走他们的护照。加拿大也没人会想到要调查，她并没有跟谁定期通信。她跟兄弟闹翻了，父母已经过世。你不把遗产花光是不会回家来的，她的兄弟说，到那时谁来照顾你？

在被带着穿过松林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发现虽然疼痛，自己却有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拉基酒。前面男人的马鞍上挂着一包东西，一上一下地在马背上跌宕，她盯着看，那东西约有卷心菜大小，用一块硬邦邦的铁锈色布料包裹着。

我是在维多利亚的圣约瑟夫医院从夏洛特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她是我早年在那里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我的友谊似乎都是既亲密又不稳定。我从来搞不懂人们为什么把事情告诉我，或者他们想让我相信些什么。

我带着鲜花和巧克力来到医院，夏洛特朝着玫瑰抬起头，细软的白发短而齐整。“呸！”她说，“它们毫无香味，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当然啦，它们很漂亮。”

“你还是自己把巧克力吃了吧，”她说，“任何东西在我尝来都像柏油。我也不知道柏油是什么味道，但就是这种感觉。”

她发着烧。我握着她的手时，感觉那手滚烫而又肿胀。她的头发已经全被剪掉，这使她的脸颊和脖颈看上去似乎早已失去了血肉。她覆盖在医院床单下的身体跟以前一样臃肿。

“你可千万别觉得我不知感激，”她说，“坐下，把那边的椅子拿过来—她用不着。”

房间里还有两个女人。一个只看得到枕头上一蓬灰黄的头发，另一个坐在椅子里，正扭动身体咕哝着说话。

“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夏洛特说，“但我们只能尽量去将就。真高兴能见到你。那边的人整夜不停地喊叫，”她说着，朝窗边的床位点头。“感谢基督她现在睡着了。我一会儿也睡不着，不过我没有虚度时间，你猜我在干什么？我在编故事，为一部电影！我已经全在大脑中构思好了，想让你听听。你可以判断一下这能不能拍出一部好电影，我觉得能。我想让詹妮弗·琼斯来主演，不过，我也不确定。她嫁入豪门之后，好像没有以前那种气质了。”

“听着，”她说，“（哦，你能把我脑袋后面的枕头拽起来一点儿吗？）故事发生在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北部叫马拉希阿马达的地方，是在20世纪20年代，还十分落后。故事是关于一个独自旅行的女子，在故事里，她的名字叫洛塔尔。”

我坐在那里倾听。说到重点的时候，夏洛特的身体会向我前倾，甚至在硬板床上微微晃动。她肿胀的手扬起又落下，蓝色的眼睛威严地睁大了。然后，时不时的，她又躺回枕头上，闭上眼睛，重新组织语言。啊，是的，她说。是的，是的。她继续讲。

“是的，是的，”她最后说，“我知道后面的发展，不过现在就这样吧。你总是要再来的。明天吧。你会来吗？”

我说，好的，明天。她好像睡着了，没有听见我的话。

这个库拉，是一座粗石建造的大房子，下面是马厩，上面住人。周围是一圈走廊，总是有一个老妇人坐在那里，手中精巧的线轴像小鸟一样在两手之间飞来飞去，织出一条闪亮的黑色穗带，一米又一米的黑色穗带，这是所有男人长裤上的装饰物。其他的女人都坐在织布机前劳作，或是缝制皮料的便鞋。没有人坐着编织，因为谁也没想过要坐下来编织。编织是她们背着水桶快步去泉边来回打水，或者下地干活，去山毛榉林捡树枝的路上才会干的活儿。她们编织长袜—黑白的、红白的，带着类似闪电的之字形图案。女人们的手中从来不会空着。天亮之前，她们把面团装进黑黢黢的木槽里，用铁铲按成长条状，放在炉边烘烤。（这是玉米面包，没有经过发酵，趁热吃，会在胃里像马勃菌〔6〕一样膨胀。）接着，她们要清扫房子，把脏污的蕨类倒掉，在睡觉的地方为今晚堆起一扎一扎的新鲜蕨草。这一般是洛塔尔要干的活儿，因为别的她什么也干不了。小女孩们搅拌酸奶，这样发酵的过程中就不会形成疙瘩，大姑娘们也许要宰杀小羊，把塞满野蒜、鼠尾草和苹果的羊胃缝起来。或者，她们全都一起，女孩和女人，老老少少，去附近冰冷的小河里清洗男人们的白色头巾，那里的河水如同玻璃一般清澈。她们种植烟草，把成熟的烟草叶放在暗棚下风干。她们锄地，种黄瓜，挤羊奶。

那些女人看起来很严肃，其实不然。她们只不过是专注，自豪，渴望竞争。谁能背起最重的木头？谁编织得最快？谁锄的玉米垄最多？蒂玛，那个曾在洛塔尔生病时照料她的女人，是所有人里最令人惊叹的好手。她能背起一大捆看上去有她十倍体积的木头跑上库拉所在的山坡；她能在小河中间的石头上跳来跳去摔打着清洗头巾，仿佛那是敌人的身体。“哦，蒂玛！蒂玛！”其他女人羡慕而又嫉妒地喊叫着。“哦，洛塔尔！洛塔尔！”洛塔尔把衣服掉在河水里漂走的时候，她们也这么对着洛塔尔喊，因为她和蒂玛简直是两个极端。有时候，她们会用木棍使劲打洛塔尔，就像打毛驴那样，不过，其中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残忍。有时候，年轻姑娘们会说：“说你自己的话！”为了给她们逗乐，洛塔尔就会说英语。她们听到这些奇怪的发音，都皱起小脸，吐口水。她试着教她们一些单词—“手”、“鼻子”之类的。不过，在她们看来，这些都像是玩笑，她们会对彼此重复这些单词，然后轰然大笑。

通常，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男人和男人在一起，除了晚上（取笑这些时光的女人总是充满羞耻和抵触，有时候还会有一记耳光），还有吃饭时，女人要给男人们端饭。男人们白天做些什么与女人们无关。他们制造弹药，护理枪支，有时候枪会被装饰得十分漂亮，装有雕花的银饰。他们也炸开岩石清理路面，负责照料马匹。他们所在的地方总是充满笑声，有时候还有歌声和放空枪的声音。在家的时候，他们就像是在放假，然后有的人就骑马出了远门，去实施惩罚，或者去参加为结束某场杀戮而召开的协商会议。女人们没人相信这种会议能够奏效—她们嘲笑说，那只能多费二十颗子弹。当一位年轻小伙第一次出发去杀人的时候，女人们会大张旗鼓地为他准备衣服和发型，以资鼓励。如果他没有成功，哪个女人也不会嫁给他—任何女人都会以嫁给一个没杀过人的男人为耻—所有人都期待能有新嫁娘嫁到库拉来帮忙干活。

有天晚上，洛塔尔给一个男人端饭的时候—一位客人（时不时会有一些客人被邀请来坐在矮桌前吃饭）—她注意到那个人的手很小，腕上没有汗毛。但他不年轻了，不是个毛头小子。一张布满皱纹、皮肤坚韧的脸，没有胡子。她留意去听他的声音，那声音沙哑但却像是女声。可是，他抽烟，和男人们一起吃饭，还带着枪。

“那个人是男的吗？”洛塔尔问和自己一起端饭的女人。女人摇了摇头，不想在男人们有可能听到的地方答话。不过，旁边那些偷听到的年轻女孩并没有这么谨慎。“那个人是男的吗？那个人是男的吗？”她们模仿着洛塔尔，“哦，洛塔尔，你真是蠢！你见到圣女的时候还不知道吗？”

她没再多问。不过，下次见到牧师的时候，她追了上去询问。什么是圣女？她不得不小跑着，因为他没有停下脚步跟她说话，不像以前她生病住在小屋里时那样。他来库拉的时候，她总是在干活。而他也不能在女人这边待太久—他要和男人们坐在一起。所以，看见他起身离开，她赶紧追了出来。他正大步穿过漆树间的小路，走向那座简陋的木制教堂和教堂边的斜顶小屋，那里是他住的地方。

牧师说，那是个女人，但是是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她不想结婚，在证人面前起了誓永远不结婚。然后，她就可以穿上男人的衣服，拥有自己的手枪，要是买得起还可以拥有自己的马，随心所欲地生活。通常，这种人都很穷，没有女人为她干活。但是谁也不会去骚扰她，而且她可以在矮桌边和男人们一起吃饭。

洛塔尔不再和牧师提去斯库台的事了。她现在明白了，那肯定是个很远的地方。有时候，她会问他，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有没有什么人在找她，他会很坚决地说，没有。想起初来乍到时自己的样子—发号施令，毫不尴尬地说着英语，虽然她的特殊情况值得关照—她仍然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害臊。在这里待得越久，方言说得越好，越适应这里的劳作，想要离开的念头就显得越发奇怪。总有一天她得离开，但怎么可能是现在呢？她怎么可能走呢？要么烟草正在采摘，要么漆树正在收获，要么正在为圣尼古拉斯升天准备宴席。

在烟草田里，她们脱掉上衣，在烈日里高大植物的掩映下半裸着劳作。烟草的汁液呈黑褐色，黏稠得好像糖浆，沿着胳膊流到了胸口。黄昏时，她们来到河边洗澡。女孩和健壮的女人们互相泼水，彼此推搡嬉戏。洛塔尔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声音欢快，没有丝毫的轻蔑，和喊其他任何人的名字一样：“洛塔尔！小心！洛塔尔！”

她们告诉她很多事。她们说，这里的孩子会被“妖魔”下咒而死。如果被下了咒，有时候即使是大人也会萎缩死去。下咒的“妖魔”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女人，你根本看不出异常，但她吸血。要抓住她，必须在复活节所有人都在教堂里的时候，在门口放一个十字架，这样，她就没法走出来了。或者，你也可以跟在你所怀疑的女人身后，就可以看见她吐出血来。要是你能用银币沾点儿这种血带着身上，任何“妖魔”都永远无法接近你。

满月时剪的头发会变白。

要是身上哪儿疼，就从头上和腋窝剪一点儿毛发烧掉—疼痛就会消失。

有一种叫奥拉斯的恶魔，专门在黑夜出现，发出假光来迷惑路人。你必须蹲下，把脑袋盖住，不然他们就会把你引到悬崖边。他们也会把马抓住，一直骑着把马累死。

烟草全都收完了，羊群从山坡上赶了回来，之后，在冰冷的雨雪交加的那几个星期，人畜都关在库拉里不出门。有一天，在早春初暖的阳光里，女人们把洛塔尔带到走廊里的一把椅子上，带着郑重的礼节和欢喜，剃掉了她前额上的头发，还把一些冒泡的黑色染料梳到她剩余的头发上。染料很油腻—头发变得硬邦邦的，她们能随意划分发线，梳成猪血糕那么硬的圆发髻。人们蜂拥而至，对她品头论足，往她脸上抹粉，给她穿上从最好的雕花箱子里取出的衣服。她看着自己被穿戴上带着金色刺绣的白上衣，带流苏肩章的红马甲，一条一码宽、十几码长的条纹丝腰带，黑红两色的羊毛裙，头发和脖子上挂满了一条条假金链子，忍不住问为什么穿成这样。为了漂亮，她们说。穿戴完毕后，她们说：“看！她真漂亮！”说这话的人充满胜利的喜悦，仿佛在挑衅那些怀疑她无法改造的人。她们捏着她手臂上因锄地和背草长出的肌肉，拍着她开阔的抹了粉的额头，忽然尖叫起来，因为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鼻梁上、两眉之间画上黑色的连线。

“牧师来了！”一个女孩喊道，她肯定是被安排放风的，正在画连心眉的女人说：“哈，他来也不能阻止！”不过，其他人都退到了一边。

牧师放了几声空枪，他来的时候经常如此，男人也鸣放空枪以示欢迎。但是，这次他没去男人们那边，而是立刻走进走廊，喊道：“可耻！可耻！你们太可耻了！可耻。”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给她染发，”他对女人们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给她穿上新娘服。都是为了一个蠢货！”

“你！你还坐在那儿化妆，”他对洛塔尔说，“你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你不知道她们把你卖给了一个穆斯林吗？他正从温莎亚赶来，天黑就到这里了！”

“那又怎样？”一个女人大胆地说，“他们能给的只是三枚法国金币。她总得嫁人。”

牧师让她闭嘴。“这是你想要的吗？”他对洛塔尔说，“嫁给他，跟他去温莎亚生活？”

洛塔尔说不是。顶着沉重油腻的头发，穿着这华美的衣物，她觉得自己几乎无法行动，无法开口，那感觉就像你面临危险时要从睡梦中挣扎着起身。嫁给一个穆斯林，这个念头过于遥远，她还不知道害怕—她所知道的是，她将与牧师分开，再也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解释。

“你知道自己要被嫁出去了吗？”他问她，“嫁人，这是你想要的吗？”

不是，她说。不是。牧师拍了拍手。“摘掉那些金属破玩意儿！”他说，“给她脱掉那些衣服！我要让她成为圣女！”

“如果你成为圣女，就没事了，”他对她说，“那个穆斯林不能对任何人开枪，但你必须宣誓永远不找男人。你必须在证人们面前宣誓，对着圣石和十字架。你明白吗？我不想她们把你嫁给那个穆斯林，但是也不想在这里引发更多杀戮。”

把女人卖给穆斯林—这是牧师竭力防止的事。这事令他勃然大怒，因为她们竟然如此轻率地把洛塔尔这种没什么其他价值的女孩或者只生过女儿的寡妇卖掉。

女人们慢吞吞、不情愿地除去了洛塔尔身上繁复的衣物。她们拿出了一条没有穗带的旧男裤、一件衬衫，还有头巾。洛塔尔穿戴起来。一个女人用一把难看的剪刀剪掉了洛塔尔剩余的大部分头发，上面因挂满了饰品非常难剪。

“本来你明天就是新娘子了。”她们对她说。有些人带着哀痛，有些人则带着鄙视。“现在，你再也不可能生儿子了。”

小女孩们捡起剪掉的头发，贴在自己头上，组成各种各样的发结和刘海。

洛塔尔在十二位证人面前宣了誓，证人们当然全是男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他们看上去和女人们一样愠怒。她没有见到那个穆斯林。牧师斥责那些男人说，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将关闭墓地，让他们死后葬身荒野。洛塔尔穿着尚未习惯的衣服，坐在他们的远处。牧师慷慨激昂地说完之后，走了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她的面前。他大口喘着气，许是因为愤怒，许是因为刚才激昂的演说。

“好吧，那么，”他说，“好了。”他把手伸进衣服里，取出一根香烟递给她。上面还带着他的体味。

一位护士端来了夏洛特的晚餐：汤和桃子罐头的便餐。夏洛特打开汤碗的盖子，闻了闻，扭过头去。“走吧，别看着这些剩饭，”她说，“明天再来—你知道故事还没讲完呢。”

我和护士一起走向门口，一进走廊她就说：“那些家里条件差的反而总是爱挑剔。她并不怎么随和，但总让人忍不住有点喜欢。你不是她亲戚，对吧？”

哦，不，我说，不是。

“她搬进来那天才让人惊叹呢。我们正在帮她搬东西，有个人说，啊，你的手镯真漂亮，她立刻就要卖掉它们！她的丈夫也很特别。你认识吗？他们真是怪人！”

不到一周前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夏洛特的丈夫戈迪汗曾经独自来到我的书店，还推着满满一车书，都用毯子包着。之前在他们家的公寓，他曾试图把书卖给我，我想，也许这次还是那些书。当时我有些慌乱，不过，现在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我更为坚决。我说，不，我不收二手书，我对这些没兴趣。他猛地点了点头，好像我无须对他说这些，这对我们的谈话没有任何意义。他继续一本一本地把书拿出来，催促我抚摸感受书的装订，坚持说我肯定能注意到插图的精美和出版日期。我一遍又一遍地拒绝，后来发现自己还违背本意地开始道歉。他把我的拒绝理解为针对某一本书，于是就抽出另外一本，热情地向我推荐：“看这本！这本书十分精美，你肯定能看出来。而且这书很有些年头了。一本精美的古书！”

那都是一些旅游书，有些是世纪初的，并不算是古旧，图片粗糙暗淡，称不上精美。《穿越黑山之旅》、《阿尔巴尼亚高地》、《南欧秘境》。

“你应该拿到古旧书店去，”我说，“福特大街上那家，也不太远。”

他嫌恶地哼了一声，也许是表示他很清楚那书店的位置，或者他早从那里无功而返了，或者这些书很多本来就是从那里来的。

“夏洛特怎么样了？”我诚挚地问道。她以前经常来书店，不过我有一阵子没见到她了。她来的时候经常带着小礼物—包着巧克力的咖啡豆，给我补充能量；一块纯甘油的香皂来缓解皮肤的干燥，因为我总是和纸张打交道；一块镶嵌着不列颠哥伦比亚矿石的镇纸；一支能在黑暗中发光的铅笔（这样没电的时候我也能记账了）。她和我一起喝咖啡、谈话、在店里闲逛，我忙的时候则留心不来打扰。风雨大作的秋日黄昏，她经常穿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穿的那件天鹅绒斗篷，撑着一把巨大的旧式黑伞。她称它为自己的帐篷。要是看见我忙着招呼顾客，她就会敲敲我的肩膀说：“我带着帐篷先走了，咱们改日再聊。”

有次，一位顾客很直白地问我：“那女人是谁？我经常在城里看见她和她丈夫。我猜那是她的丈夫吧。我想，他们是小贩吧。”

我不知道夏洛特听见了没有。她能不能听出那位顾客话中的冷漠？（当然，夏洛特对她也很冷漠。）也许我忙的时候太多了，我居然没想过她的拜访早已终止了。我宁可以为只是隔得久了一些，因为某种和我无关的原因。随着圣诞节来临，我总是又忙又累，书的销售额令人惊喜。

“我不想搞人身攻击，”那位顾客对我说，“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城里很多商店都禁止他们夫妻入内了。有人怀疑他们偷东西，我也不知道。他穿着衣袖宽大的橡胶外套，她又穿着斗篷。我确实知道，他们以前常在圣诞节前去偷剪别人院子里种的冬青，再拿到公寓楼里去叫卖。”

那个寒冷的早晨，在我拒买他任何一本书之后，我又问戈迪汗，夏洛特怎么样了？她病了，他闷闷不乐地说，好像此事与我无关。

“给她带本书去，”我说着，选了一本企鹅出版社的轻体诗集，“把这本给她，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喜欢，希望她早日康复。也许我哪天能去看看她。”

他把书放在车上的书堆里。我想，说不定他转眼就会把它卖掉。

“不在家里，”他说，“在医院。”

我发现，每次他弯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都会从外套里露出来，然后又被他塞进去。现在，十字架又露了出来。我带着困惑和懊悔不假思索地说：“真美！这木头真美！看上去像中世纪的。”

他从头上扯下来，说：“是的，非常古旧，非常美，是橡木的。”

他把它塞到我的手里，我弄清楚情况后，赶紧推了回去。

“真是美妙的木头。”我说。他一拿开，我虽然满心懊悔，却还是松了口气。

“哦，我希望夏洛特病得不重！”我说。

他轻蔑地笑了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也许是告诉我这就是夏洛特烦恼的来源，也可能只是想摸一下他刚刚露出来的皮肤。

然后，他就带着十字架、一车书离开了我的书店。我感觉，双方好像都受到了侮辱，蒙受了羞耻。

过了烟草田，有一棵山毛榉，洛塔尔以前经常在那里捡生火用的树枝。再往前，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山坡—一片高山草甸。草坡的顶上，从库拉过来要爬半小时，是一座简陋的石头小屋，没有窗户，有个低矮的门道，没有装门，还有一个没有烟囱的方形灶台。羊群经常躲在这里，地上全是它们的粪便。

这就是她成为圣女之后要去居住的地方。穆斯林新郎事件发生在春天，差不多刚好是她来到马拉希阿马达一年的时候，正该把羊群赶到更高的草场。洛塔尔负责计数，确保羊只没有掉进深谷或者走失。每天晚上，她还要挤羊奶。要是有狼靠近，她还得开枪杀狼，不过，从来没有出现过狼，现在库拉所有活着的人都没有见过狼。洛塔尔唯一见过的野兽是溪边的一只红狐和一些野兔，野兔数量众多，而且也不怕人。她学习怎么开枪，怎么剥皮，怎么彻底清洗和烹制，怎么把肉多的部分多加些野蒜放进灶边的锅里煮熟，以前在库拉里住的时候，她见过厨房的女孩们干活。

她不想在小屋里睡觉，就在墙边用树枝搭了个棚子，顺着小屋的屋顶延伸出来。她把蕨草堆在那里，睡觉的时候在上面铺上一条别人给她的毛毡毯子。她也不再去注意那些虫子。墙上的石缝里钉着一些长钉，她不知道它们原来的用途，不过正好让她挂奶桶和别人送的几口锅。她从小溪里打水，在那里洗头巾，有时候也洗澡，更多是为了放松而不是清洁。

一切都变了。她再也见不到那些女人，也不再有不停劳作的习惯。傍晚，那些小女孩会来取羊奶。在这个远离库拉和母亲的荒僻之处，女孩们变得狂放不羁。她们爬上屋顶，把洛塔尔摆放的树枝弄得乱七八糟。她们跳上蕨草堆，有时候还抢出一大捧蕨草编成个大球，互相扔来扔去直到摔烂。她们玩得不亦乐乎，天黑时洛塔尔不得不把她们赶走，提醒她们山毛榉林在晚上是多么可怕。她觉得，女孩们会一路跑着穿过树林，把羊奶洒一半。

她们时不时地给她带来面粉。她加水和成面团，放在灶边的铲子里烘烤。有一次，她们还给她带来了一份大礼，一只羊头—她怀疑她们是不是偷来的—让她放在锅里煮熟。人们允许她留下一些奶，通常她不是趁新鲜喝，而是等它变酸，搅拌发酵变成酸奶，再蘸面包吃。她现在更喜欢这种吃法。

女孩们穿过树林跑下去不久，男人们就会穿过林子上山。这似乎是他们夏天的风俗。他们喜欢在溪边烧出一片空地，坐在那里唱歌，喝拉基酒，有时候只是抽烟聊天。他们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看看她过得怎么样。不过，既然来了，他们就会给她带咖啡和烟草作为礼物，各抒己见地告诉她屋顶如何修理才不会掉下来，火如何烧才能整夜不灭，如何用枪。

她的枪是一把旧的意大利马提尼手枪，获赠于离开库拉的时候。有些男人说，这把枪不吉利，因为它曾经属于一个没杀过人就被杀死的男孩。还有些男人说，马提尼手枪总体来说都不吉利，几乎派不上用场。

毛瑟枪才是你所需要的，因为它精准有力。

不过，毛瑟枪的子弹太小，杀伤力弱。周围到处都是带着毛瑟枪弹孔、走来走去的人—他们经过时，你简直能听到弹孔里嗖嗖的风声。

没有什么比得上一支塞满火药、子弹和钉子的重型燧发枪。

不谈论枪的时候，男人们就聊聊最近杀死的人，开开玩笑。有人讲了一个关于巫师的笑话。有个巫师被大官关进了监狱。有一天，大官放他出来给客人们表演巫术。端一碗水过来，巫师说，现在，这碗水就是大海，我给你们变出哪座港口呢？变出马耳他岛上的港口，他们说。果然，港口出现了。房屋、教堂，还有一艘即将起航的汽艇。现在，你们想不想看我登船？大官笑着说，去吧！于是，巫师把脚迈进碗里，踩在汽艇的甲板上，开去了美国！你们怎么看？

“根本就没有巫师。”牧师说，那天晚上，他也像往常一样和男人们一起爬上了山坡，“如果你说那是一位圣徒，倒是还有点儿可能。”他说话时很严肃，不过，洛塔尔觉得他当时跟大家一样高兴，因为她也获准跟男人们，还有他待在一起，尽管他没有对她多加注意。他们给她的烟太冲了，她觉得脑袋发晕，于是躺在了草地上。

时光流转，洛塔尔不得不考虑搬进屋里，因为清晨非常寒冷，露水打湿了睡觉的蕨草，葡萄叶子也变黄了。她拿出铲子，清理小屋地板上的羊粪，准备把草床搭在屋里。她也开始往墙缝里填草叶和稀泥。

男人们过来的时候，问她这是要干吗。准备过冬，她说。他们一听都笑了起来。

“没人能在这里过冬。”他们说着把手放在胸前比画了一下雪的深度。而且，所有的羊群都会被赶到山下。

“你就没活可干了—到时候你吃什么呢？”他们说，“你觉得那些女人会让你白吃面包和酸奶吗？”

“我怎么回库拉呢？”洛塔尔说，“我现在是一个圣女，我去哪儿睡觉？我能干什么工作？”

“没错，”他们和蔼地说，既是对她，也是对彼此，“要是圣女属于库拉，通常都会给她一小块土地，她可以独自在那里生活。可是，她并不真正属于我们的库拉，她没有父亲能给她些东西。她该怎么办？”

很快—就在那天白天，从没客人来访的时候—牧师一个人爬上了山坡。

“我不信任他们，”他说，“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再次把你卖掉，虽然你已经宣过誓了。他们总想从你身上捞点儿钱。要是他们能给你找个基督徒，倒也不算太糟糕，但我想肯定不会这样。”

他们坐在草地上，喝着咖啡。牧师说：“你有什么要带走的财物吗？没有。我们马上就要动身。”

“谁来给母羊挤奶？”洛塔尔说。有几只母羊正从山上走下来，它们将会停下脚步，等着她来挤奶。

“别管它们。”牧师说。

就这样，她离开了那些羊，也离开了与她共度一夏的小屋、草地、野葡萄、花楸树、杜松和矮栎、当作枕头的兔皮、煮咖啡的小锅、早上刚捡的树枝和灶边的石头—她熟知每块石头的颜色和形状。她明白，自己是要离开了，因为牧师非常坚决。可她并不十分理解，她环顾四周，想看最后一眼。这其实并没必要，因为她永远也忘不了。

走进山毛榉林的时候，牧师说：“现在，我们要安静一点。我要走一条离库拉远点儿的路。要是听见路上有人，咱们就躲起来。”

接下来是几个小时的默默行路，穿行在树干光滑的山毛榉、黑色树干的橡木和干燥的松树之间。上坡，下坡，翻过山脊，走的都是洛塔尔根本不知道的小路。牧师毫不迟疑，也从来没说要休息。等他们终于走出树林的时候，洛塔尔惊讶地发现，天还很亮。

牧师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大块面包和一把小刀，他们边走边吃。

他们来到一处干枯的河床，河底铺满了石头，不是平整好走的石头，而是如同一条激流。玉米和烟草田间一条静止的石头激流。他们能听见狗叫声，有时候还能听见人们的说话声。尚未收割的玉米和烟草高过了他们的头顶，完全遮蔽了阳光，他们就在这树荫里沿着河床走。等到再也走不动，天色也暗得将他们的身影隐藏起来时，他们在河床里的白石头上坐了下来。

“你要带我去哪儿？”洛塔尔终于问道。一开始，她还以为是朝着教堂和牧师的家走，但现在她发现不是，他们已经走得远得多了。

“我带你去主教的家，”牧师说，“他会知道如何处理你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你家？”洛塔尔说，“我可以给你当用人。”

“在我家出现女佣是不允许的，任何牧师家都不行。现在的主教甚至连老妇人都不允许。他是对的，家里有女人总会带来麻烦。”

月亮升起来之后，他们继续赶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直没有睡觉，甚至没找个舒服的地方躺一躺。他们脚力都不错，鞋子也是合脚的旧鞋，所以脚上并没有磨出水泡。两个人都已习惯长时间的跋涉—牧师要去远处的教区，洛塔尔则是因为牧羊。

过了一会儿，牧师不再像刚才那么严肃了—也许是没那么忧心忡忡了—他像刚认识时那样用意大利语与她交谈，尽管如今她的盖格方言要更为熟练。

“我是在意大利出生的，”他说，“我的父母都是盖格人，不过，我年轻时一直生活在意大利，也是在那里成为牧师的。几年前，有次回去探访的时候，我剃掉了自己的胡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哦，对，想起来了—是因为村里人的嘲笑。结果，等我回来之后，怎么也不敢在马拉希阿马达露面。男人没胡子在这里是很丢脸的事。我住在斯库台的一个房间里，直到胡子重新长出来。”

“我们现在是要去斯库台吗？”洛塔尔说。

“是的，那里是主教居住的地方。他会传话说把你带走是正确的，即使是偷偷地。马拉希阿马达都是些野蛮人。他们会在弥撒做到一半就走上来，拽着你的袖子请你帮他写封信。你见过他们坟墓上的东西吗？十字架？他们把十字架做成一个非常瘦弱的男人，胳膊上还架着一支来复枪。你见过没有？”他一边摇头，一边笑着说，“我真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不过，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绝对不会背叛你。”

“但你不是觉得，尽管我宣了誓，他们还会把我卖掉？”

“哦，是的。不过，卖掉女人只是一种挣钱的方法，他们那么穷。”

现在，洛塔尔意识到，在斯库台，自己将处于一种新奇的境况中—不再那么软弱无力。等他们到了那儿，她可以逃离他的身边，找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找到英国领事馆。找不到的话，就去找法国领事馆。

黎明之前的夜晚非常寒冷，草地被浸得湿漉漉的。不过，太阳升起后，洛塔尔就不再发抖了，再过一个小时，她已经觉得热了。他们走了一整天，吃掉了剩下的面包，从路过的任何一条有水的小河里饮水，把群山和那条干枯的河流远远抛在了身后。洛塔尔回头望去，只能看见一道参差不齐的石墙，下边镶着一条绿边。绿边就是她曾经觉得很高的树林和草坡。他们从炎热的田间小路穿行，一直都能听到狗叫声。路上还能遇到旁人。

刚开始，牧师说：“别跟任何人说话—他们会猜测你的身份。”但别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回应几句。

“这条路是通往斯库台的吗？我们想去斯库台找主教。旁边这位是我的用人，她是从山里来的。”

“没关系，你穿这衣服挺像用人的，”他对洛塔尔说，“但你别说话—你一开口，他们就会乱猜。”

我把书店的墙壁漆成了一种明亮的淡黄色。黄色代表着一种明智的好奇。肯定有人这么对我说过。我是1964年3月开的这家书店，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

我坐在小桌前，书陈列在身后。出版社的代表们曾经建议我进货时选择关于狗和马、航海和园艺、花鸟之类的书—他们说，在维多利亚人们只买这些。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选了一些小说，诗歌，介绍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相对论和古希腊B类线形文字的书。我把它们按顺序摆放，政治学过渡到哲学，哲学过渡到宗教，中间没有突兀的转折，同一风格的诗人放在一起，这种布局—我相信—能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维的自然徜徉，新的和被遗忘的宝贝都会不断从中浮现。我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现在又如何呢？现在，我只能等，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盛装打扮要去参加派对，甚至专门去典当行或者家族保险柜里取出珠宝佩戴，结果却发现所谓派对不过是几个邻居聚在一起打打牌，厨房里只有肉馅糕、土豆泥和一杯起泡桃红葡萄酒。

书店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无人光顾，即使有人来了，也常常是要找一本在主日学校图书馆、奶奶的书架上见过，或者是二十年前落在外国旅馆里的某本书。他们往往记不住书名，但是会把大概情节讲给我听。关于一个小女孩，她和父亲一起去澳大利亚开采他们所继承的金矿；关于一个独自在阿拉斯加生下孩子的女人；关于早在19世纪40年代老式快速帆船和第一艘汽艇之间的竞赛。

哦，好。我还以为自己会问。

他们离开的时候，对周围的宝藏看都不看一眼。

也有一些人会表达谢意，说这书店给城镇增添了光辉，然后逛上半小时、一小时，才花上七十五分。

这需要时间。

我在一个叫达达尼尔的街角一所老房子里，找到过一个带厨房的单室套公寓。床可以折叠靠墙而立。不过我一般都不费劲折起来，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同伴，而且那个挂钩在我看来很不安全。我很担心，某一天在我吃着罐头汤或者烤土豆的晚餐时，床会忽然从墙上翻下来。那说不定会砸死我。我还整天开着窗户，因为即使炉灶全都关了，我也总觉得自己闻到了一点儿煤气泄露的味道。家里窗户大开，书店敞门迎客，我只能随时裹着自己的黑毛衣或者红色灯芯绒便袍（这衣服曾经把我那被甩前夫的手绢和内衣全都染成了淡红色）。即使该清洗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把这些舒适的衣服从身上脱下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很困，半饥不饱，瑟瑟发抖。

但我并不沮丧。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疯狂的转变，我每天为之悔恨的事情同时也是我的骄傲。我感觉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坐在桌边，双手捧着一杯咖啡或者红汤，直到它几乎没有一丝热气，就这么待上一个小时。我漫无目的地读书，读那些早就想读的书里的散句。这些句子总是令我满足，它们是如此优美独特，总是让我陷入一种特别的状态，全然忘却了其他的词句。我恍惚而又警觉，与所有人隔绝却随时觉察着这城市本身—它似乎是个奇怪的地方。

一座小城，位于国家最西边，游客们都来这里买假货。帝陀表的店面、双层巴士、花盆、马车：简直算得上失礼。不过，这儿有街上露出的海色，每天沿着开满金雀花的悬崖散步的悠闲健壮的老人，在风里弓身前行，花园里种着南美杉和漂亮灌木的破烂平房，虽然它们看上去稍微有点奇怪。春天到来的时候，栗子树开花，街边的山楂树也开出红白色的花，油性阔叶灌木更会开满茂密的粉色、玫红色的花朵，这幅景象你在内陆可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我觉得，它就像是小说里的城镇—从以新西兰或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的小说里移植而来的海滨城镇。但是，它仍然也有北美的特点。毕竟，有那么多人是从温尼伯和萨斯喀彻温来到这里的。中午的时候，饭菜的味道会从穷人们简陋的公寓里飘出来，煎肉、炖菜—农场的晚餐都是中午时分在狭小的厨房里烹制的。

我简直没法表达自己对它的喜爱。当然，这里不是一个新起步的商人应该寻找的地方—那种拥有可能促进商业成功的喧闹和活力的地方。没太多事可做，这是此地传达给我的信息。要是一个开店的商人根本不介意这种“没太多事可做”的信息，你就得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开店是为了卖东西，他们希望生意忙碌，这样才能扩大店面，然后才能卖出更多的东西，变得富裕，然后他们就再也不必亲自待在店里了。难道不是吗？不过，难道没有另外一种人吗？他们开店是希望有个容身之所，里面都是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纱线、茶杯，或者是书—他们只想过得舒舒服服的。他们将会成为街区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每个人城镇地图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每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半上午坐下喝杯咖啡，他们会在圣诞节挂出熟悉的毛条拉花彩带，他们会在春天摆出新货之前擦洗玻璃。小店，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像某些人的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

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顾客。房租到期的时候，书可不会自己交租。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因此我才有可能来到这里，经营这家小书店—但除非业务好转，否则我只能支撑到这个夏天。我很清楚这一点。随着天气转暖，我很高兴书店的顾客越来越多，卖出的书也越来越多，书店很有希望继续经营下去。学期末的时候，学校经常以书作为奖励，这也给书店带来了很多老师，他们总是带着书单、赞美，很遗憾，还带着打折的期望。来逛书店的人往往也会买书，有些人渐渐成为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拥有的那种朋友，在这里，我好像很乐于每天和人们交谈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当洛塔尔和牧师第一眼看到斯库台的时候，它看上去像是飘浮在沼泽地上，城里的圆顶和尖顶闪着微光，仿佛是由雾气组成。但是，当他们在暮色初降时走进城里，那种宁静却完全消失不见。街道上铺着粗糙的大石，到处是人和驴车、流浪狗和被赶往某处的猪群，空气闻起来有烟火味、烧饭味、动物粪便以及某种难闻的东西—像是腐烂的兽皮。有个男人肩上放着一只鹦鹉走了过去。那只鸟仿佛在用某种未知的语言尖声叫骂。牧师数次拦下路人，询问去往主教家的路。可他们要么不发一言就从牧师身边挤走，要么嘲笑他，要么说些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话。一个男孩说他可以带路，但是要收钱。

“我们没有钱。”牧师回答。他把洛塔尔拉进一个门道里坐下休息。“在马拉希阿马达，”他说，“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很快就会改变态度。”

洛塔尔要从牧师身边逃离的想法已经完全消失。一个原因就是，她去问路的话，还不如牧师呢；另一个原因是，她感觉他们就像是互相依存的盟友，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没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他皮肤的味道，他那大阔步中包含的愤愤不平的决心，他那茂密的黑色胡须。

牧师跳了起来，说他想起来了—他现在记起了去主教家的路。他急匆匆地走在前面，穿过狭窄的、两侧是高墙的小巷，那里根本看不见房子和院子—只能看见墙壁和门。铺路的石头高低不平，跟那条干枯的河床一样难走。但他记得的路没错，走到主教家门口的时候，他发出了胜利的喊声。

几声高声争辩之后，一位仆人打开门，领着他们进去。他让洛塔尔坐在一进门的地上，领着牧师到房子里去见主教。很快，有人被派往英国领事馆（当时没告诉洛塔尔），他带回了领事的男仆。当时天已经黑了，领事的男仆提着一盏灯笼。洛塔尔又被带往别处。她跟着男仆和他的灯笼去了领事馆。

院子里有一缸给她洗澡用的热水，她的衣服被拿走了，很可能是烧掉了。他们剪掉了她那油腻腻、长满寄生虫的头发，还在头皮上倒满了煤油。她得说出自己的故事—如何来到马拉希阿马达的—这有些困难，因为她已经不习惯讲英语，而且时间感觉是那么遥远，那么无关紧要。她要重新学着在床垫上睡觉，在椅子上落座，用刀叉吃饭。

他们尽快把她送上了船。

夏洛特停下来，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来维多利亚，是因为这里是国内距离安大略省伦敦市最远的地方。在伦敦，我和丈夫唐纳德把家里地下室的房子租给了一对夫妇，尼尔森和西尔维娅。尼尔森是大学里英语专业的学生，西尔维娅是一位护士。唐纳德是一位皮肤科医生，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论文—进展不快。我们结识是因为我去找他看脖子上的疹子。他比我大八岁—高个子，红红的脸颊上长着雀斑，比看起来要聪明。一位皮肤科医生看到的总是悲痛和绝望，尽管人们来找他看的病没有肿瘤和动脉堵塞那么严重。他看到了内部的破坏和极其不幸的命运，他看到了爱和欢乐是如何被一小块病变的细胞所支配。这种经历使唐纳德变得和善，一种谨慎而冷淡的和善。他说我的疹子很可能是因为压力，还说，一旦我控制住几个问题，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

我们邀请西尔维娅和尼尔森上楼来吃晚餐。西尔维娅给我们讲了他们两个以前在安大略北部生活的那个小小的城镇。她说，尼尔森一直都是全班、全校，甚至全镇最聪明的人。她这么说的时候，尼尔森看着她，脸上是一种单调震惊的表情，好像正以无穷的耐心和最柔和的好奇等待着一个解释。西尔维娅笑着说：“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西尔维娅在医院上夜班的时候，我有时会邀请尼尔森来和我们一起吃便饭。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冷漠的餐桌礼仪和挑食的习惯。他不吃米饭或者面条，不吃茄子、橄榄、虾、辣椒、鳄梨，以及很多其他东西，因为它们在安大略北部那座小城都是不常见的食物。

尼尔森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他矮而敦实，皮肤灰黄，不爱笑，脸上带着一种轻蔑和好斗之气，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曲棍球教练，或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聪明公正、满嘴脏话的建筑队工头儿，而非一个二十二岁的羞涩学生。

面对爱情，他可毫不羞涩。我觉得他机智又坚定。诱惑是相互的，对我们来说，这都是第一次婚外情。我曾在一个派对上听人说过，结婚的好处之一，就是你能真正拥有一段风流韵事—没结婚时的韵事不过是普通的恋爱罢了。这种言辞让我反感，也很害怕去想生活竟是如此凄凉和琐碎。但是，从我和尼尔森开始婚外情，我始终非常惊奇。其中没有凄凉和琐碎，有的只是冷酷和清晰的欲望，还有闪现的欺骗。

尼尔森是首先面对现实的人。有一天下午，他转过身去，哑着嗓子大胆地说：“我们得离开这里。”

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和西尔维娅得离开，他们不能继续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下去了。但他指的是他和我。“我们”指的是他和我。当然，说到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越轨时，他和我都用过“我们”这个词。现在，他说的是“我们”的决定—很可能是一起生活。

我的论文应该是关于玛丽·雪莱后期的小说，那些没人知道的作品。《洛多尔》、《珀金·沃贝克》、《最后的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玛丽的生活，在她遭受悲痛的剧变、开始专心把儿子培养成准男爵之前的生活。我喜欢读关于其他女人的书，那些恨过、嫉妒过或者游荡过的女人：哈丽雅特，雪莱的第一任妻子；范妮·伊姆利，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自己也爱上过雪莱；玛丽的继姐妹，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和我名字一样—克莱尔—加入了玛丽和雪莱的未婚蜜月，以便追求雪莱的好友拜伦。我经常和唐纳德谈论冲动的玛丽、已婚的雪莱，以及他们在玛丽母亲葬礼上的相遇，谈论哈丽雅特、范妮的自杀，谈论与拜伦有了孩子的固执的克莱尔。但我从来没有和尼尔森提过这些，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聊天，也因为我不希望他认为我在从这些混杂了爱、绝望、背叛和自我吹嘘的故事中获取安慰和鼓舞。我自己也不希望这样想。而且，尼尔森并不喜欢19世纪那些爱情故事。他这么说过。他说，他想做些关于丑闻揭发者的事情，也许他只是开个玩笑。

西尔维娅可不像哈丽雅特，她的思想没有受到文学的影响和限宥，发现我们的事后，她勃然大怒。

“你这十足的白痴。”她说尼尔森。

“你这两面派的蠢货。”她说我。

我们四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唐纳德继续清理他的烟斗，填满烟丝，弹一弹，点着，整理整理，吸烟，再点着—简直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我很为他尴尬。接着，他拿出几本书和最新一期《麦克林周刊》装进公文包，去浴室拿了剃须刀，去卧室拿了睡衣，走了出去。

他直接去了一个年轻寡妇的公寓，那是他们诊所的秘书。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说，在那天晚上之前，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女人有过朋友之外的任何念头，那天他忽然想，去爱一个善良、明事理、不那么复杂的人，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西尔维娅晚上十一点上班。尼尔森一般会陪她走到医院—他们没有车。这天晚上，她说宁愿让一个恶棍送自己上班。

就这样，尼尔森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这一幕比我期待中的时间要短得多。尼尔森看起来很阴郁却很宽慰，假如我感觉到那短暂的忏悔已经被爱的潮水淹没，这荣耀而恐怖的事，我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来。

我们躺在床上，谈论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是做了爱，因为这是我们最常做的事。半夜，尼尔森醒了过来，觉得最好还是回他自己床上去睡。

我在黑暗中起床，穿衣，收拾行李，写了张便条，然后走到角落的电话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乘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接着又坐火车去温哥华。乘火车比较便宜，如果你愿意坐上三个晚上的话。我愿意。

在那个伤心、漫长的早晨，我坐在长途列车上，沿着陡峭的菲沙峡谷来到湿润的菲沙溪谷，在那里，湿漉漉的小房子上笼罩着烟雾，还有褐色的葡萄藤、带刺的灌木丛和拥挤的羊群。我人生中的剧变就发生在这个十二月。我没过圣诞节，淤泥湿雨混杂的天气也取代了往日冬季的暴雪和冰柱。我整个人十分迟钝，我知道自己感冒了，手脚抽筋，精神也低落无比。我当时难道没想过，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生活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杯像样的咖啡和一间能够舒展身体的房间？我难道没想过，即使尼尔森现在正坐在我的身边，他也早已变成一个面容灰暗的陌生人，他的冷漠和焦虑只能加剧我的？

不，不。尼尔森对我来说仍然是尼尔森。他的皮肤、他的味道、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好像是尼尔森的外在，而关于唐纳德，则是他内心的震动与和谐，努力做到的善良和隐秘的忧虑—这是我通过计谋和哄骗才了解到的。要是我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要是我能关心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像对尼尔森那么周到，像现在对唐纳德那么平静、超越肉体，我简直就是个圣人。相反，我受到的却是一个貌似荒唐的双重打击。

那些变成朋友一样的常客是这么几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个注册会计师，却喜欢看《六位存在主义思想家》、《意义的意义》这一类的书；一位省里的公务员，总是订购华丽、昂贵的色情文学作品，我听都没听说过（与我和尼尔森那种简单高效、令人朝思暮想的惯例相比，书里那些精巧繁复的东方式、伊特鲁里亚〔7〕式的关系反而让我觉得怪异和无趣。）；一位公证人，他住在约翰逊大街自己办公室的后面（“我住在贫民区，”他告诉我，“有的夜晚，我总觉得街角会出现一个彪形大汉，蹒跚着大喊‘斯—特—拉’。”）；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夏洛特的女人—那个公证人叫她公爵夫人。这几个人彼此并不怎么感兴趣，早先我试图介绍会计和公证人聊一聊，结果失败了。

“别给我介绍那些面容枯槁的浓妆女人，”下次来到书店的时候，公证人说，“我希望今晚你没把她藏在周围的什么地方。“

的确，会计那消瘦、聪明、五十岁的面孔上妆画得很浓，眉毛也像是印度墨画的两条大粗线。不过，烟熏牙、麻子脸的矮胖公证人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肤浅的人。”会计说，似乎已经勇敢地猜出了别人对她的评论。

再也不乱给别人牵线了，我在给唐纳德的信里说，我干吗要费那个劲儿啊？我定期给唐纳德写信，给他描写我的书店、这座城市，甚至还有我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他现在和海伦，那个秘书，一起生活。我也给尼尔森写信，不知道他是不是独自生活，有没有和西尔维娅言归于好。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她相信的是清晰果断的结局，而某些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换了新地址，我在公共图书馆里查过伦敦市的电话黄页。唐纳德，尽管一开始不怎么情愿，还是给我回了信。信里客观地聊了聊我们都认识的人、诊所里面的事儿，稍微带着一丝风趣。尼尔森没有回信。我开始写挂号信，这样我至少知道他收到了。

夏洛特和戈迪汗肯定是一起走进书店的，可是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意识到他们是一对。夏洛特身材粗壮走形，长着粉色的面孔和浅蓝色的眼睛，浓密闪亮的白发像年轻女孩那样披在肩上。尽管天气已经很暖和，她还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天鹅绒斗篷，上面镶着稀疏的灰色毛边—像一件在舞台上或者曾经在舞台上穿的衣服，下面露出宽松的衬衫和花格的羊毛便裤，宽宽的光脚上穿着凉鞋，上面满是灰尘。她身上叮当作响，好像里面隐藏着盔甲。抬起胳膊够书的时候才知道，那声音原来是发自手镯—一大串手镯，粗的、细的，生锈的、闪亮的。有些上面镶着大块的方形宝石，褐色的或者血色的。

“想象一下这个老骗子还在四处游走。”她对我说，好像我们正在继续一场愉快散漫的谈话。

她拿的是一本阿娜伊斯·宁〔8〕的书。

“别理我，”她说，“我净乱说话。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女人，我受不了的是那个男人。”

“亨利·米勒？”我顺着这个话题说道。

“没错。”她开始谈论亨利·米勒、巴黎、加利福尼亚，用一种嘲弄、积极而又亲热的方式，好像跟口中那些人至少做过邻居。最后，我很天真地问她是否的确如此。

“不，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不是本人。哦—也算是本人。恩，本人。否则还能怎样去了解他们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们。但在他们的书里呢？他们也希望如此吧？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传达给我的信息，就像你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你没发现？”

她又闲逛到摆放最新推荐的平装书的桌子旁边。

“那么，这里就是新书了，”她说，“哦，天啊。”她说着睁大双眼看着金斯伯格、科尔索、费林盖蒂的照片。她开始看书，那么专注，我以为她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肯定是几句诗。

“我从这里经过，看见了你，”她说着把书放下，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我，“我见到你坐在里面，心想，年轻姑娘应该喜欢待在外面，待在阳光下。我猜想，你会不会想雇我在里面坐着看店，这样你就能出去了？”

“哦，虽然我很想，但是—”我说。

“我可不笨。其实我很有知识。不信你问问我谁写的奥维德〔9〕的《变形记》。没事儿，你不用非要笑。”

“虽然我很想，但我真的负担不起。”

“哦，好的。你很可能是对的。我不是很时髦，很可能会把事情搅乱。要是人们买了我觉得糟糕的书，我会跟他们争论起来。”她看起来也不怎么失望。她选了一本《无用的鳄梨》，说：“这本！冲这书名，我也得买这本书。”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所针对的那个男人听到之后，从他正在看的那堆书里抬起了头。我早就知道他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像那些独自在街上闲逛的男人，随意走进了书店，站在那里看一看，好像试图弄明白书店是个什么地方，或者这些书是干吗的。他不是个醉汉或乞丐，也不是其他需要担心的人—只不过是这城市里众多衣衫破旧、沉默寡言的老人之一，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整天在某个区域不停地飞来飞去，从来不看人们的脸色。他穿着一件长到脚踝的外套，是某种发亮的、带着涂层的猪肝色布料，带着一顶有穗的褐色天鹅绒帽子，就像是英国电影中邋遢的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穿戴的衣物都像是从戏服箱子里拿出来的。但仔细看的话，他比她要年长几岁，长着一张发黄的长脸、烟草棕色的下垂的眼睛、杂乱而令人生厌的胡子，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他听到口哨就走了过来—似乎半开玩笑半严肃—然后在女人准备付账的时候站到了她身旁，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者驴子。

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这本书的税金是四分。

“我不能付这个钱，”她说，“对书征税。我觉得这不合情理。我宁可坐牢。你不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法告诉她—就像我告诉其他人那样—书店本身可没法逃开这笔账。

“我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她说，“看看政府还能对人们做些什么？就只会夸夸其谈。”

她把书装进包里，没有付那四分钱，以后买书也从来没有付过税金。

我给那个公证人讲了他们两个的样子，他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谁。

“我把他们叫做公爵夫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说，“我不清楚他们有什么背景，但我觉得他也许是个隐退的恐怖分子。他们在城里走动都推着车，就跟拾荒者似的。”

我收到一张便条，邀请我周日晚上共进晚餐。署名是夏洛特，没写姓，但措辞和笔迹都很正式。

我的先生戈迪汗和我将十分荣幸……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收到类似的邀请，以为万一收到了一定会觉得尴尬而烦恼。可我觉得很高兴，这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夏洛特给出了坚定的期许；她和那些我只愿意在书店见到的人不一样。

他们所住的房子在潘多拉街，外墙涂着芥末黄色的灰泥，有一个小小的平铺的门廊。这总是让我想起公共厕所。尽管那公寓没有异味，也并不算很脏，但也乱得可怕。书都堆在墙边，一块块的花布挂在墙上遮住壁纸，窗户上挂着竹帘，灯泡上别着彩纸—绝对是可燃物。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夏洛特喊道，“我们真怕你有无数更有趣的事情要做，不能来看望我们两个老家伙呢。你坐在哪儿好呢？这里怎么样？”她把一堆杂志从藤椅上搬开。“舒服吗？藤椅会发出好玩的声音。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藤椅就开始吱呀作响，就跟里面有个小人在移动一样。我也可以说成是鬼魂，我尝试过相信这类说法，但还是信不了。”

戈迪汗拿出一瓶甜黄酒，给我一只干净的高脚杯，给夏洛特一只平底玻璃杯，给他自己一只塑料杯。这小小的厨房里高高地摞着锅碗食材，看起来做不出任何食物，但是却飘出了烤鸡的香味。没一会儿，戈迪汗就端出了第一道菜—黄瓜片和酸乳酪。我坐在藤椅里，夏洛特坐在扶手椅里，戈迪汗坐在地上。夏洛特穿着她的便裤，一件玫瑰红的T恤衫紧贴着她没穿文胸的乳房。她的趾甲上涂着和T恤衫相配的颜色。去取黄瓜片的时候，她腕上的手镯叮叮当当地碰着盘子。（我们是用手拿着食物在吃饭。）戈迪汗戴着他的帽子，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暗红色的丝袍，上面的污迹和花纹已经融为一体。

吃完黄瓜，我们还吃了用葡萄干和香料烤制的鸡肉、酸面包和米饭。夏洛特和我用叉子吃，但戈迪汗是用面包舀着米饭吃的。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都经常想起这顿晚餐，那种坐和吃的随意方式，甚至那杂乱房间的样式和场景也变得熟悉和时尚起来。我认识的人，还有我自己，偶尔也会不太讲究餐厅的桌子、配套的红酒杯、餐具和椅子。当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招待我或者我去招待别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夏洛特和戈迪汗，他们那种真正的匮乏和大胆的真实将他们与之后所有类似的人区分开来。当时，这对我来说全然陌生，我既不安又高兴，既希望自己能配得起这种异国情调，但又不想太过刻意。

不一会儿就谈到了玛丽·雪莱，我列举着后期小说的名字，夏洛特朦朦胧胧地说：“珀金……沃贝尔……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假装自己是在城堡里被杀死的小王子的人？”

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是历史学家却知道这件事的人。

“那简直能拍成一部电影，”她说，“你不觉得吗？关于这种妄想者，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谁？他们相信那是真的吗？但玛丽·雪莱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不是吗？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拍过。你觉得该由谁来演玛丽呢？不，不。首先得从哈丽雅特开始。谁来演哈丽雅特呢？”

“得找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人，”她说着，撕下一块金黄色的鸡肉，“伊丽莎白·泰勒？戏份太少。苏珊娜·约克？”

“谁是父亲？”她问道，指的是哈丽雅特未出生的孩子，“我觉得不是雪莱，我一直这么觉得。你呢？”

这些谈话真的非常非常愉快，但我曾经期待我们能够彼此倾谈—就算不是真正的秘密，至少也是一些个人的私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的确会如此期待。在我们家的桌边，西尔维娅不是也说了安大略北部的小镇，说了尼尔森是全校最聪明的人？最终，我发现自己是如此渴望说出自己的故事。唐纳德和尼尔森—在那伤人的复杂情况中，我想说出实情，或者一部分实情，说给一个不会为之惊讶或者愤怒的人听。要是有合适的人陪伴，我将很乐于深深思索自己的行为。我当初是不是把唐纳德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或者家长的角色，因为我的父母全都过世了？我丢下他，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丢下了我？尼尔森的沉默是什么意思，是永远的吗？（但归根结底，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告诉任何人，上周所有的信件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此地址查无此人”。）

夏洛特不是这么想的。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故事的交换。鸡肉之后，高脚杯、平底玻璃杯和塑料杯都被拿去倒满了一种非常甜的冻果子露，用嘴喝比用勺子吃还要方便。接着，是浓得要命的咖啡。屋里光线暗下来的时候，戈迪汗点起了两支蜡烛，其中一支递给我拿着去卫生间，里面只有一只马桶和淋浴头。夏洛特说灯坏了。

“正在检修，”她说，“要么就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我真觉得是他们心血来潮。幸亏我们还有煤气炉。只要我们还有煤气炉，就能对他们一笑置之。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放音乐了。我本来想放一些老民歌的—‘我昨晚梦见自己遇到了乔·希尔’，”她模仿着男中音唱道，“你听过这首吗？”

我的确听过。以前，唐纳德喝了几杯酒之后就会唱这首歌。通常，唱《乔·希尔》的人都有某种模糊但可辨识的政治同情，但我觉得对夏洛特来说没这回事儿。她不会是出于同情或者道义。别人严肃对待的事情，她往往嬉笑对之。我并不确定自己对她的感觉。那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尊敬，更像是一种愿望，希望受她的熏陶，变得轻快，自嘲，带一点恶毒，勇往直前。

同时，戈迪汗正在向我展示一些书。这是怎么开始的呢？也许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这一类的书这里有多少啊？—我从卫生间回来时，被路上的东西绊了一下。他正拿来一些用皮或仿皮—我哪儿知道有什么区别啊？—装订的书，带着大理石纹的衬页、水彩的插画和钢版雕刻。开始，我以为他需要的只是赞美，就对每本书赞不绝口。但我清楚地听到他提起了钱—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戈迪汗说话？

“我只卖新书，”我说，“这些书很棒，但我完全不了解。这种书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意。”

戈迪汗摇了摇头，好像是我没理解状况，而他坚决地开始了再次尝试。他用更坚决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价格。他难道以为我是在和他讨价还价吗？或者，他是在告诉我他当初买书所花的价钱？也许，我们是在推测这些书能卖多少钱—而不是我要不要买？

我继续说“不”和“是”，努力地把这些回答用在合适的地方。不，我不能把它们买回书店。是，它们非常好。不，真的，很抱歉，我没法评判。

“要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话，戈迪汗和我可能已经有所成就，”夏洛特说，“或者这个国家的电影有所发展也行。这是我爱做的事，拍电影。当群众演员。不过，也许我们不够平庸，没法儿当群众演员，他们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小角色。我觉得群众演员必须是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类型，这样你才能一遍又一遍参演。戈迪汗和我太引人注意，尤其是戈迪汗—他那张脸很有戏。”

她好像根本没留意刚才那场对话，仍然对我滔滔不绝，时不时对戈迪汗纵容地摇摇头，像是在说，他的行为虽然讨厌但却很有魅力。为了回应她，我也只好不停地对着他点头，柔声地说话。

“你真的应该把它们带到古旧书店去，”我说，“是的，它们很漂亮。但这一类书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

戈迪汗没有抱怨，他的态度并不是逢迎，甚至算得上专横。他看起来简直要给我下命令，而且如果我不让步，他就会非常气愤。混乱之中，我只好多喝些黄酒，用我那装了果子露没洗的杯子。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冒犯，因为戈迪汗看起来非常不悦。

“你能想象现代小说的插图吗？”夏洛特说，她终于把两个话题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诺曼·梅勒？那肯定是很抽象的。你不觉得？类似带刺的铁丝和污点之类。”

回家时，我头很疼，还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这都是因为我太拘谨，尤其是买卖关系和殷勤款待混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也许表现得很糟，让他们失望了。他们也让我失望了，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被请去做客。

我想念唐纳德，为了那首《乔·希尔》。

我也想念尼尔森，为着我离开时夏洛特脸上的表情。一种尽情享受、满足的表情，尽管不愿意相信，但我知道那一定与戈迪汗有关。这让我觉得自己下楼、出门、走到街上之后，某种皮包骨头、滑不溜丢、黄了吧唧的老怪兽，肮脏却又迫切的老老虎，会从那些书和脏碗碟之间跳出来大闹一番。

一天之后，我收到了唐纳德的来信。他想离婚，以便和海伦结婚。

我雇了一个店员，一个女大学生，让她每天下午来看店几个小时，这样我就有时间去银行或办理其他事务了。夏洛特第一次看见那女孩的时候，她走到“便捷销售”的桌子旁，拍了拍上面的那摞书。

“这就是经理想让奴才们买的书吗？”女孩谨慎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夏洛特说得很对，那本书叫《控制你的人生》，是关于如何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的。

“你很聪明，雇她不雇我，”夏洛特说，“她更漂亮，不会夸夸其谈把顾客吓跑，也没有太多自己的观点。”

“我得告诉你一点儿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夏洛特走后，店员对我说。

“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在医院的第三个下午，我在走神。就在夏洛特的故事讲到结尾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本特别订购但还没到货的书，是关于巡游地中海的。我还想到了那个公证员，他在约翰逊大街的办公室里被人打伤了头部，虽然没死但是可能会瞎。是抢劫，还是因为愤怒而报复，与他生活中我猜不到的层面有关？

戏剧化的情节和混乱让这个地方显得更为普通，却让我更难以掌控。

“当然有意思，”我说，“全都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精彩。”夏洛特装模作样地重复道。她做了个鬼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吐出一勺流食的婴儿。她的眼睛仍然注视着我，仿佛正在流失光彩，那种天真、明亮、高傲的蓝色。焦躁渐渐变成嫌恶。一种明显的嫌恶的表情，出现在她的脸上，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疲倦—就像人们会表现在镜子前、却几乎不会表现在别人面前的一种表情。也许我的大脑中早已有此想法，我忽然想到夏洛特也许会死。她随时可能死去，就这一会儿，现在。

她用弯曲的塑料吸管指了指玻璃杯，我取了杯子，扶着她的脑袋让她喝水。我能感觉到她头皮的热度、后脑勺上的脉搏。她大口地喝了些水，好像很渴的样子，脸上那种可怕的表情消失了。

她说：“真难喝。”

“我觉得这能拍出一部很棒的电影。”我说，扶着她的背让她靠在枕头上。她握了握我的手腕，然后松开。

“你从哪儿得到的灵感？”我问。

“从生活中。”夏洛特含糊地说，“等一下。”她把头转向枕头，好像是要私下整理些什么。接着，她恢复了正常，又给我讲了一点。

夏洛特没有死。至少没有死在医院。第二天下午我来得很晚，她的床已经空了，还铺上了新床单。曾和我说过话的那位护士正在努力给那个绑在椅子里的女人量体温。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不！”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今天早上出院了。她丈夫来把她接走了。我们要把她转到萨尼奇一个长期住院疗养的地方，他应该带她去那里，他说出租车就在外面。但后来我们接到电话，说他们从来没到那里去！走的时候，他们精神很好，他给她带来一大堆钞票，她高兴地抛到空中。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美金。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走到潘多拉大街的公寓楼，心想他们也许只是回家了。他们只是弄丢了去疗养院的路线指南，又不想去问。也许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起待在家里。说不定，他们已经拧开了煤气。

一开始，我找不到那座房子，以为自己走错了路。但我认出了街角的商店，还有其他几座房子。那座房子变了样儿—所以我才没找到。灰泥墙被涂成了粉色，装上了新的大窗户和法式房门，加上了带着铸铁栏杆的小阳台。那些漂亮的小阳台被涂成了白色，整个地方有点冰激凌店的感觉。毫无疑问，房子的内部肯定也改建一新，房租肯定也涨了，那夏洛特和戈迪汗这样的人肯定没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在门口查了房客姓名，果然没有他们的。他们肯定早已经搬走了。

公寓楼的变化给了我一些信息，关于消失的信息。我知道夏洛特和戈迪汗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仍然在某个地方，活着或者死去。但对我来说，他们消失了。因为这件事—而非真的因为失去他们—我陷入沮丧之中，比过去一年遇到的所有烦恼都更为严重。我失去了支撑。我还得回到店里，因为店员要下班回家，但我感觉自己很容易走错路，随便走上任何一条路。我的人际关系陷入了危险之中—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的关系会受到损伤，陷入危险，似乎几乎不复存在。街道和景象变得陌生，空气也变得稀薄。这样的时候，比起那些脆弱的选择和变幻莫测的岁月，我们真希望有命运可以依从，有某种东西能够掌控我们，任何东西。

我任凭自己陷入想象，想象一种和尼尔森共度的生活。如果当时我能采取恰当的行动，事情就会如此发展。

他会来到维多利亚，但他不喜欢在店里工作，为大众服务，而是去一所男校找一份时髦的教职，他那种下层的坚韧、伤人的言行在那里会很受欢迎。

我们会从达达尼尔的公寓搬到离海不远的宽敞平房。我们会结婚。

但这只是疏远的开始。我会怀孕，尼尔森会爱上一位学生的母亲，我则爱上分娩时医院里的实习生。

我们会原谅这一切—尼尔森和我。我们会再生一个孩子。我们会有朋友、家具、习惯。在某些季节会参加无数的派对，重复说着要开始全新的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变得疏远、亲近—疏远、亲近—周而复始。

走进书店的时候，我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他一会儿望向窗户里，一会儿看着街道，然后，看到了我。这是一个矮个男人，穿着风衣，带着软呢帽。我觉得像是某人乔装打扮的样子，开玩笑地乔装打扮。他向我走来，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尖叫出声，好像那是我人生里的重大打击，实际上的确如此。因为，那真的是尼尔森，来这里找我。或者，至少是来看看我，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一直非常幸福。

我经常感到彻骨的孤独。

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所发现。

日日月月年年都会模糊地飞逝而过。

总的来说，我很满足。

洛塔尔离开主教家院子的时候，他们给了她一件长斗篷裹在身上，也许是为了遮盖她身上破烂的衣衫，或者掩盖她身上的味道。领事的仆人对她讲英语，告诉她他们要去的地方。她能听懂他的话，却无法回答。天还不算黑，她仍然能够看见主教花园里玫瑰和橙子的轮廓。

主教的仆人开着花园的门。

她始终没有见到主教，牧师自从跟着主教的仆人进去之后也没再出现。现在，在她离开的时候，她开始大声呼唤他。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于是就喊：“Xoti! Xoti! Xoti!”这在盖格语中是“首领”或者“主人”的意思。没有回音。领事的男仆不耐烦地晃动着手里的灯笼，给她指明要走的方向。那团光亮偶然照在了被树木半遮半掩的牧师身上。他正站在一棵小橙子树后，从树枝间向外望去。在当时的光线下，他的脸色和橙子一样苍白，黝黑尽数褪去。枝叶中这张面孔毫无血色，带着一种冷漠、无所求的哀伤，就像教堂窗户里某个骄傲虔诚的使徒脸上的那种表情。接着，那身影消失不见了。她吁了一口气，知道一切都太晚了。

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当船驶入的里雅斯特的港口时，他正在码头上迎候。

（邢楠　译）

注释

〔1〕圣女，此处是指宣誓终身不嫁的女人。

〔2〕阿尔巴尼亚西北部一地名，属于斯库台州的一部分，与斯库台区、特罗波亚区相邻。

〔3〕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湖泊，在黑山与阿尔巴尼亚边境，因湖东岸的斯库台城而得名。

〔4〕黑山的一个港口城市。

〔5〕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

〔6〕一种真菌类生物，成熟时会忽然爆开，将种子喷洒在空中。

〔7〕意大利古国，此处意指“神秘”。

〔8〕阿娜伊斯·宁（1903—1977），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传奇女作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

〔9〕奥维德，古罗马诗人，公元7年完成的《变形记》代表着作者的最高水平，其中包括约250个神话故事。

公开的秘密

那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周六清晨

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的

七个女孩和她们的领队约翰斯通小姐

一起去野营

“她们其实都不算去过，”弗朗西丝说，“因为周六的那场瓢泼大雨。她们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等了半个小时，她说，哦，雨会停的—我的徒步旅行从来没有因为下雨而取消过！现在我打赌她但愿这次是被取消了。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雨确实停了，她们确实去了，中途天气变得非常炎热，约翰斯通小姐让她们在一个农庄暂时歇息，女主人拿出可口可乐，男主人让她们用浇花的水管来冲凉。她们抢夺对方手里的水管，打打闹闹，弗朗西丝说玛丽·凯说希瑟·贝尔是最调皮的一个，胆子最大，她抓住水管，把水扫向其他女孩身上最敏感的部位。

“她们想方设法要证明她是可怜无辜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弗朗西丝说，“这很可能全是计划好的，她计划要去见某人。我是说某个男人。”

莫琳说：“我觉得你想多了。”

“好吧，我不相信她是淹死的，”弗朗西丝说，“这点我不相信。”

佩里格林河的瀑布跟你在照片上看过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就是水从石灰岩的岩层上流下来，没有一条瀑布超过六七英尺。只有一个落脚之处，你可以站在直挺挺落下的水帘后面，石灰岩四周都是边缘光滑的小水潭，大小如同浴缸，积在里面的潭水很是温暖。如果你不是决意要死，是不可能淹死在那里的。她们看过那里了—其他女孩四处跑着呼唤希瑟的名字，她们察看所有的小水潭，还把脑袋探进喧哗的水帘后面的那块干地。她们跳上光秃秃的岩石，尖叫着，浑身湿透了，在水帘里冲进冲出。直至约翰斯通小姐大声叫她们回来。

有贝特西·特罗韦尔和伊娃·特罗韦尔，

还有露西尔·钱伯斯，

基妮·鲍斯和玛丽·凯·特里维廉，

还有罗宾·桑兹和可怜的希瑟·贝尔。

“她只能招到七个，”弗朗西丝说，“每个人，都有其原因。罗宾·桑兹，医生的女儿。露西尔·钱伯斯，牧师的女儿。她们无从脱身。特罗韦尔姐妹—乡下人。乐意参加任何活动。基妮·鲍斯，关节柔韧灵活的小猴子—她跟着游泳和嬉闹。玛丽·凯住在约翰斯通小姐隔壁。说得够多了。希瑟·贝尔刚搬到小镇。她母亲一个人去度周末了—没错，她利用了这次机会。自己去远足。”

希瑟·贝尔失踪二十四小时了，在参加C.G.I.T（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缩写）一年一度的野营时—就在佩里格林河的瀑布那儿。玛丽·约翰斯通六十出头，战前就开始担任野营的领队，已经很多年了。六月里的周六清晨，过去至少有几十个女孩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她们全都穿着海军蓝短裤和白衬衫，脖子上围着红纱巾。莫琳曾是她们中的一员，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旅行开始时，约翰斯通小姐总是唱同一首赞美诗。

环观大地好风光，

仰视美丽好穹苍，

想起坠地到如今，

挚爱时常绕我旁—

赞美诗之外，你却能听见另外的声音在哼唱，谨慎而又坚定。

约翰斯通小姐扭着屁股，

鸭子一样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像白痴一样唱着这首歌—

难道她不像一只癞蛤蟆？

莫琳的同龄人还有谁会记得这些歌词？留在镇上的都做了母亲—她们的女儿也到了可以去野营的年纪，甚至更大些。她们对讲粗话会表现出母亲应有的愤怒。生育改变了你。它给了你成长的代价，你的某些部分—旧的部分—可以完全被抹去或是被抛弃。工作和婚姻并不能做到这点—它们只是让你装作把那些事都忘记了。

莫琳没有孩子。

莫琳和弗朗西丝·沃尔坐在早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餐桌楔入一个老式食品储藏室，就在高高的带玻璃门的橱柜下面。这是莫琳1965年在卡斯泰尔斯的房子。她住在这里有八年了，仍然觉得很不踏实，像是从一个熟悉之处搬到了陌生之地。她修整了这个角落，这样除了餐厅外，她就有另外一个吃饭的地方了。她在阳光房铺上了新的印花布。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丈夫动手改造。几个前屋里全是贵重、巨大的橡木和胡桃木家具，窗帘是绿色的桑蚕缎子做的，像富丽堂皇的酒店里用的那种—你简直什么也动不了。

弗朗西丝为莫琳做家务，却不算是仆人。她们是表姐妹，只不过弗朗西丝比她年长许多。莫琳搬进这所房子之前，她就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为第一位太太工作。有时候她叫莫琳为夫人。这是个玩笑，一半出于善意，一半不怀好意。你买这些排骨花了多少钱，夫人？哦，他们肯定老远就看见你过来了！她会告诉莫琳她越来越肥，她的发型不适合她，堆在头上喷了发胶像是一只倒过来的搅拌钵。其实弗朗西丝本人又矮又胖，灰白的头发如荆棘覆盖了整个脑袋，还有一张平淡无奇又粗鲁的脸。莫琳并不认为自己胆小—她外表庄重高贵—显然她绝非无能，在管理她丈夫的这座房子之前，她就在管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顺利“升级”（她和他都这么说）了。有时候她觉得应该从弗朗西丝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她又需要身边有个可以拌嘴、说笑话的人。考虑到她丈夫的地位，她不应该说三道四，而她自己也觉得那不是她的本性，可是她放任弗朗西丝进行那些恶意的评论，那些疯狂的、刻薄的、自以为是的臆测。

（比如，弗朗西丝说希瑟·贝尔的母亲、玛丽·约翰斯通以及那次徒步旅行的那些话。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有发言权，因为玛丽·凯·特里维廉是她的孙女。）

在卡斯泰尔斯，提到玛丽·约翰斯通这个女人，你必然要在前面加上“了不起的”。十三四岁时，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痊愈后她的腿短了，身体变得矮小厚实，肩膀歪了，脖子也有一点儿扭曲，大脑袋稍稍倾斜。她学过记账，在杜德家工厂的办公室找到过一份工作，她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女孩们，她经常说她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坏女孩，有些只是迷了路而已。莫琳每次在街上或是店里遇到玛丽·约翰斯通，就会心里一沉。先是探寻的微笑，目光扫视你的眼睛，对任何天气都感到兴高采烈—刮风或是冰雹或是阳光或是下雨，都有可以赞美之处—最后是大笑着的问话。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斯蒂芬斯太太！玛丽·约翰斯通在说“斯蒂芬斯太太”时总是别有意味，她的语气表明仿佛这是个戏称，而她始终想的，这只是莫琳·库尔特。（库尔特家就像弗朗西丝对特罗韦尔姐妹的评论一样—是乡下人。仅此而已。）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呢，斯蒂芬斯太太？

莫琳感到很难堪，却又无能为力，它就像是一种挑衅，和她幸运的婚姻有关，和她高大健康的身体有关（她唯一的不幸却无人看见—她的输卵管结扎造成了不育）—她玫瑰般的皮肤和红褐色的头发，还有那些她为之付出了很多金钱和心思的衣服。就像她欠了玛丽·约翰斯通什么，一种从未明确的补偿需要。又好像是玛丽·约翰斯通比莫琳本人更能看到她的缺失。

弗朗西丝对玛丽·约翰斯通不以为然，她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自视太高的人。

和往常一样，早餐前约翰斯通小姐领着她们徒步走了半里路，去爬“岩石”—那块佩里格林河上凸出的石灰岩，在这个地方它极为罕见，所以就给它命名为“岩石”，而非其他。周日的清晨你总是不得不去参加徒步活动，你昏昏沉沉的，像是熬了一整夜，同时因为抽了很多走私烟，几乎要恶心了。太阳还没有照进树林的深处，你冷得打战。那勉强算得上是一条路吧—你不得不越过腐烂的树干，跌跌撞撞地穿过蕨类植物，还有约翰斯通小姐指出的一种叫盾叶鬼臼的植物，以及野菊花和野姜。她会拔出野姜，顾不上擦去上面的土，就轻轻地啃起来。看看大自然馈赠给了我们什么吧。

我忘带毛衣了，她们爬到半路时，希瑟说。我可以回去拿吗？

要是在从前，约翰斯通小姐很可能会说不可以。往前走，没有它你也能暖和起来的，她会这样说。这次她可能是感到不安了，她的徒步运动日渐衰落，她责怪电视的流行，责怪上班的妈妈，责怪家庭的放纵。她说可以。

可以，但要快。快点追上来。

希瑟·贝尔永远也做不到。她们在岩石边看风景（莫琳记得她在啤酒瓶和糖纸中寻找法式避孕套—她们现在还是这么叫的吧？），希瑟没有追上来。回去的路上她们也没有遇到她。她不在大帐篷里，不在约翰斯通小姐睡的小帐篷里，也不在两个帐篷之间。她不在环绕营地的雪松林里的任何一个藏身或是幽会之处。约翰斯通小姐中断了搜寻。

“松饼，”她喊道，“松饼和咖啡！看看松饼和咖啡的香味能不能把‘淘气小姐’引出来。”

她们不得不坐下来吃东西—在约翰斯通小姐做完饭前祷告之后，感谢上帝在树林和家里赐予的一切—她们一边吃，约翰斯通小姐一边发出啧啧声。

“新鲜的空气是不是让我们胃口大开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你们吃过的最棒的松饼吗？希瑟最好快点出来，不然松饼就被吃光了。希瑟？你在不在听？全吃光啦！”

她们一吃完，罗宾·桑兹就问现在可不可以走了，她们可不可以去找希瑟。

“先把碗洗了，我的女士，”约翰斯通小姐说，“就算你们在家里连洗碗布碰都不碰一下。”

罗宾快要哭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话。

她们洗完之后，约翰斯通小姐放她们走了，她们回到了瀑布那儿。不过她很快又把她们带了回来，让湿漉漉的她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她自己则盘腿坐在她们面前，喊叫说欢迎听到她们说话的人回来加入。一个在这里躲猫猫和恶作剧的人，欢迎你回来！现在就出来，什么问题也不会问！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

她开始演说，她周日清晨的布道，没有任何忧虑或不安。她说了又说，为了确保她们能专心听讲，她时不时地提问。阳光晒干了她们的短裤，而希瑟·贝尔却没有回来。她没有从树林中走出来，约翰斯通小姐还是不肯停止演说。这时特罗韦尔先生开着卡车进了营地，带来午后甜点冰激凌，她才放她们走了。

她没有表示同意，她们还是散开了。她们跳起来去追卡车。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特罗韦尔家的狗“朱庇特”跃下后挡板，伊娃·特罗韦尔抱住它开始痛哭，好像丢的是它。

约翰斯通小姐站起身走了过来，大声对特罗韦尔先生叫喊，压过了女孩们的吵闹声。

“有人心血来潮要玩失踪！”

搜寻队伍出发了。杜德家的工厂下班了，想去的男人都可以去。又弄来了一些狗。有人建议沿着瀑布顺流打捞。

警察通知希瑟·贝尔的母亲时，发现她刚刚从一个人的周末度假回来，身着露背太阳裙，脚穿高跟鞋。

“好吧，你最好能找到她，”她说，“这是你的工作。”

她在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她要么离异要么根本没结过婚。”弗朗西丝说，“总而言之，那就是她。”

莫琳的丈夫在叫她，她连忙去了阳光房。六十九岁这年，也就是两年前，他中了风，不再做律师了，但还是会帮那些不习惯其他律师的客户写法律函件并处理一些事务。莫琳帮他打出所有的信件，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称之为“烦恼的琐事”。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他的发音有时含混不清，她需要守在他身边，向不熟悉他的人翻译。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为所欲为，他的语调是急躁的、抱怨的。

“和弗朗西丝说话呢。”莫琳说。

“说什么？”

“说这说那。”

“哦。”

他沮丧地拉长了这个词，像是在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们在谈什么，而且他并不关心。闲言碎语，流言飞语，对灾难冷血的兴奋。不管是现在还是他说话自如的从前，他都很少参与这种谈话—他言简意赅，只是在语气和意味上稍带责备。他仿佛在求助于某种信仰，某些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规则，不仅是体面的人，就算是那些生活匮乏的人也都知道的规则。他不得不这样做时，那副模样像是为所有当事人感到痛苦和尴尬，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责备威力无穷。

你总是称一名医生为某某医生，但是卡斯泰尔斯的居民逐渐改口，不再叫律师为某某律师。他们称呼年轻律师时不再加上头衔，但他们总是叫莫琳的丈夫斯蒂芬斯律师。莫琳叫他阿尔文，心里却是把他当成律师的。他每天的穿着都和过去上班时一样—灰色或棕色的三件套西装—他的衣服价值不菲，可是没有一件合身，在他那大块头的身体上显得皱皱巴巴。那些衣服上总沾着若隐若现的烟灰和面包屑，甚至还有皮屑。他的头下垂，入神时脸部松弛，表情既精明敏锐又漫不经心—你永远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喜欢他有些邋遢，有些恍惚，这样他才能惊人地灵光闪现。他了解法律，他们说。他不需要去查书本。他就是活字典。他的中风并没有摧毁他们的信心，他的外表或是行为并没有因为中风而改变多少，而且让原本有的东西更加明显。

大家都相信，如果他运筹帷幄，他本可以当上法官。他本可以当上参议员。他太清高了。他不肯卑躬屈膝。他鹤立鸡群。

莫琳坐在他身边的软凳上做速记。在办公室，他叫她“宝石”，因为她聪明可靠，她自己就可以起草文件和法律文书。在家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海伦娜和戈登，也都这么称呼她。现在孩子们有时候还这么叫她，尽管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海伦娜叫她的时候，怀着爱意和挑衅，戈登则带着郑重又沾沾自喜的善意。海伦娜是一个多变的单身女人，她很少回家，一回家便会引发争吵。戈登在一所军校当老师，他喜欢带妻儿回到卡斯泰尔斯，实际上是为了向他们炫耀这个小镇，炫耀他的父亲和莫琳，以及他们那与世隔绝的美德。

莫琳仍然喜欢当那颗“宝石”。至少她觉得这个称谓很舒服。她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此刻，她在想那个长夜漫漫的冒险是如何开始的，住在营地，伴着约翰斯通小姐放肆的鼾声，她在想冒险的目的是什么—整夜不睡。她在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所依赖的策略和消遣，虽然她听说那从来也没有奏效过。女孩们打牌、说笑话、抽烟，午夜时分玩起伟大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有些大冒险是这样的：脱掉你的睡衣，露出你的乳房；吃掉香烟头；吞下泥巴；把头伸进水桶争取数到一百；去约翰斯通小姐的帐篷前小便。真心话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恨你的母亲吗？父亲呢？姐妹呢？兄弟呢？你见过多少鸡巴，它们又是谁的？你撒过谎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碰过死的东西没有？一口气抽了太多的烟，让莫琳感到恶心和头晕，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还有吸饱了阳光的重油布下散出的烟气，以及女孩们的气味，她们在河里游了几个小时，在河岸边的芦苇里奔跑躲藏，腿上吸了水蛭，要用烟把它们熏掉。

她记得她曾是多么调皮。爱尖叫，爱冒险。就在上高中之前，她染上了眩晕症，不知道是真病还是疑病还是半真半假。它很快就消失了，她的大胆也在丰满的身体里消失了，她变成了一个用功而害羞的女孩，一个爱脸红的人。她身上开始显露另一些特质，她未来的丈夫雇佣她、迎娶她时将会发现并珍视这些特质。

我打赌你也不敢跑。这可能吗？女孩们有时候会热血沸腾，想要不断地冒险。她们一心想要当女主角。她们想开一个从来没有人开过的玩笑。要满不在乎，无所畏惧，要制造大骚乱—这就是女孩们曾失去的希望。

她从丈夫身边那铺着印花布的软凳上向外望去。那些古老的紫叶山毛榉树，她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树丛后面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她看见河边杂乱的树林—浓密的雪松，叶片光亮的橡树，闪光的白杨。一面破旧的墙，隐蔽的门道和小路，墙后有动物出没，有时候墙后也有孤独的人，抛下社会的责任、稳定的身份、生活的意图，他们成了另外一些人。她能想象消失的事。当然你不可能真的消失，总有另一个人走在路上，与你相遇，他的脑子里全是关于你的计划，甚至在遇到你之前，他就想好了。

那天下午去邮局帮她丈夫寄信时，莫琳听到了两则新闻。周日下午一点左右，有人看见一个浅发女孩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就在沃利北边的蓝水高速公路上。她可能是个搭车客。或者就是在等某辆汽车。那里离瀑布有二十英里，穿过田野走到那里大概需要五个小时。走没有问题。或者她之前可能搭了另一辆车。

但是午后时分在东北部某个潮湿的角落，有人在荒芜的教堂墓地清理家人的坟墓时，听到一声叫喊，一声尖叫。那是谁？他们记得彼此询问过。不是什么而是谁。那是谁？不过后来他们认为那是一只狐狸。

此外，离营地很近的一块草地被压平了，扔了很多才抽完的烟头。那又能说明什么—那里总是有人来的。情人。喜欢恶作剧的小男生。

也许某个男人确实在那里遇到她

带着枪或是刀

他遇到她却满不在乎

夺走了女孩的生命。

有人会说根本不是那样

她遇到一个陌生人或是朋友

坐黑色大车走了很远

没有人知道终点。

周二的清晨，弗朗西丝正在准备早饭，莫琳在帮丈夫穿衣，这时前门传来了敲门声，有人没有注意到门铃或是不信任它。这么早有人前来拜访的事并不是没有过，但这实在让人为难，因为一大早斯蒂芬斯律师说话往往更困难，他的头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活跃起来。

透过前门的卵石玻璃，莫琳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模糊轮廓。身着盛装，至少这个女人如此—她戴着帽子。看来事关重大。对当事人事关重大，对其他人也许只是无聊小事。为了争夺一只五斗橱，会发出死亡威胁，房主会因为私家车道的纠纷而血管爆裂。丢失的柴火，狂吠的狗，下流的信—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人们，让他们来敲门。去问问斯蒂芬斯律师。去问问相关法律。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对来传教的夫妇，不过可能性极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来见律师的。”这个女人说。

“哦，”莫琳说，“太早了。”一时间她没有认出他们。

“对不起，我们有话对他说。”这个女人说着踏进了前厅，莫琳向后退去。这个男人像是不舒服或是道歉似的摇了摇头，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妻子进来。

大厅里充满了剃须膏、香体露和廉价古龙水的气味。山谷百合。现在，莫琳认出了他们。

是玛丽安·哈伯特。她穿着蓝色套装显得有些陌生—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太厚重了—还戴着褐色的布手套、褐色的羽毛帽。你在镇上见到她时，她总是穿着休闲裤，有时候甚至是男式工装裤。她和莫琳差不多年纪，身材魁梧—她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相差一两个年级。玛丽安笨手笨脚，反应却不慢，她的灰发剪得很短，脖子上露出发茬。她嗓门很大，多数时候都是脾气火爆地说话。此刻她压低了声音。

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她嫁给他并没有多久。几年以前吧。他个子很高，长得有些孩子气，身穿垫肩过厚的廉价奶油色夹克。褐色波浪式头发，用一把湿篦子固定住。“对不起。”莫琳领着他们走进餐厅时，他声调柔和地说—也许是不想让他妻子听见。仔细望去，他的眼睛不年轻了—带着疲倦和干枯的神情，或者是困惑。也许他不是很聪明。莫琳想到关于玛丽安征婚的事，他们是这样认识的。女人，有农庄，产权明确。女商人，有农庄，可能是这样，玛丽安·哈伯特还有一个名字叫“束胸女士”。一年又一年，她把定制的紧身束胸卖给那些需要它们的女士，也许现在还在卖，只是数量在减少。莫琳想象她在量尺寸，像护士一样唠叨，发号施令，从专业的角度侮辱你。然而她对她的老父母很孝顺，他们一直单独住在农庄里，直到上了年纪，毛病越添越多。关于她丈夫，有另一个不那么恶毒的故事浮出水面：他开车送老年人去游泳治疗，在沃利的室内游泳池—他们就是这样遇到的。莫琳的脑子里有了另一幅画面—他搀着老父亲，走进桑兹医生的办公室。玛丽安兴冲冲地走在前面，甩动钱包的带子，准备去开门。

她去餐厅吩咐弗朗西丝早饭的事，让她多拿两个咖啡杯。她又去提醒她丈夫。

“是玛丽安·哈伯特，或者说这是她过去的名字。”她说，“不去管她嫁的那男人叫什么了。”

“斯莱特。”她丈夫说道，你并不期待他对一所在售或出租的房子有多少了解，他却平平淡淡地提供了所有细节，就是这种感觉吧。“西奥。”

“你比我还消息灵通呢。”莫琳说。

他问他的粥好了没有。“边吃边听。”他说。

弗朗西丝端来粥，他立刻吃了起来。无论冬夏，都放入大量奶油和红糖的粥，是他的最爱。

弗朗西丝端来咖啡，还想多待一会儿，玛丽安瞪了她一眼，她只好回到厨房。

在那里，莫琳想。她比我能干。

玛丽安·哈伯特是一个没有明显优点的女人。她脸色凝重，面部下垂—让莫琳想到某种狗。不一定是丑的狗。也不真是一张丑脸。就是一张凝重坚定的脸。不过，玛丽安走到哪里，都要显示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像此时在莫琳的餐厅一样。她需要被人重视。

她的妆化得很浓，难怪莫琳没有马上认出她。苍白、粉红，不适合她橄榄色的皮肤和她的浓眉大眼。让她显得很古怪，并不招人怜惜。加上套装和帽子，她想证明她也可以像别的女人一样打扮，她知道会引来什么关注。也许她想显得美一些。也许她看见了脸颊上的白粉和厚厚的粉红色唇膏让她改头换面—也许她化完妆后，还转身羞怯地展示给她丈夫看。他替妻子回答要不要加糖，他说要糖块时，几乎是笑了起来。

他不停地说“请”、“谢谢”。他说：“非常感谢你，请。谢谢你。我要一样的。谢谢你。”

“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女孩的事了，除了我们，”玛丽安说，“我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人失踪了或是怎样。直到昨天我们进城。昨天？周一？昨天是周一。我记不清日子了，因为我在吃止痛药。”

玛丽安可不是那种告诉你她在吃药然后就罢休的人。她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吃药。

“我脖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脓包，就在那儿？”她说。她揉搓脑袋，要给他们展示敷料。“我很痛，还开始头疼，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周日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干脆拿了块热布敷在脖子上，吞下几片止痛药就躺下了。那天他没有上班，现在他在工作，他在家里也总有很多事要做。他在原子能工作站上班。”

“道格拉斯角？”斯蒂芬斯律师从他的粥上匆匆抬起头，问了一句。一提起道格拉斯角的新原子能工作站，所有的男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或尊重，就连斯蒂芬斯律师也不例外。

“就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玛丽安说。像很多乡下女人和卡斯泰尔斯的女人一样，她把丈夫称为他—提到的时候带着特别的强调—而不是叫他的名字。莫琳发现自己有好几次也这样，但在没有任何人向她指出之前，她就自我纠正了。

“他要把喂给奶牛的盐挑出来，”玛丽安说，“然后还得回来修篱笆。他得走四分之一英里路，就开了卡车。但他留下了邦德。他没带邦德就开车走了。邦德是我们的狗。邦德去远的地方必须得坐车。他把它留下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发病躺下了。我吃了几片222止痛药，打起了瞌睡，不是正常的入睡，然后我听到邦德在叫。我马上就醒了。邦德在叫。”

她起床，穿上家居服下了楼。躺在床上时她一直只穿着内衣。她向前门和小路望去，什么人也没有。她也没有看见邦德，它已停止吠叫了。已见到熟人就不再叫。或者只是路人。但她还是觉得不对劲。她从厨房窗子向外望去，窗子对着侧院而不是后院。还是没有人。从厨房里她看不见后院—要想看见，你需要穿过被叫作后厨的地方。那只是个杂物间，一个从正屋接出来的棚子，乱七八糟放着各种东西。它有一个对着后院的窗子，但你无法走近，窗前堆满了纸箱，还有竖立在那里的旧沙发弹簧。你需要径直走过去，打开后门向外看。她觉得她能听见那扇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挠。可能是邦德。也可能不是。

门窗紧闭、堆满了垃圾的后厨闷热无比，她快窒息了。穿着家居服的她全身已经汗津津的了。她自言自语道，好吧，至少你没发烧，你像一头猪一样在流汗。

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渴望压过了对门外无名事物的恐惧，她猛地推开门。门向外打开了。靠在门上的家伙被往后一推。他向后踉跄几步，却没有摔倒。她认出是谁了。是镇上的希迪卡普先生。

邦德认识他，他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候会穿过他们的房子散步，他们从不阻止他。他有时候径直走过院子—只是因为他不通人情世故。她从不对他喊叫，有些人会。如果他很累，她甚至会邀请他坐在台阶上休息，还曾递给过他一支烟。他会接过烟。但他从来不坐下。

邦德嗅来嗅去，对着他摇尾乞怜。邦德不是特别的狗。

莫琳认识希迪卡普先生，和大家一样。他曾是杜德家厂子里的钢琴调音师。他曾是一个高贵的、爱冷嘲热讽的小个英国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他们从图书馆借书，他们的花园非常出名，特别是草莓和玫瑰。几年以后，厄运降临了。迪卡普先生的喉咙动了手术—肯定是癌症—手术后他说不了话，只能发出呼哧和隆隆响的杂音。他已经从杜德的厂子退休了—他们现在有电子调音设备了，比人耳更好用。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变故来得措手不及—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体面人堕落成了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老流浪汉。肮脏的络腮胡，衣服上的口水，酸臭的烟味，眼神里不变的怀疑，有时候是憎恨。在杂货店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他就会故意撞倒罐头和装麦片的盒子。咖啡馆不再欢迎他，他也不再去图书馆了。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小组的女士们定期去看望他，给他带去做好的肉或是烘培的糕点。但是屋子里的气味非常可怕，房间乱得吓人—对单身汉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他毫不感恩。他会把剩菜和剩下的点心扔到门前的人行道上，把碟子也打碎了。没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笑话：连希迪卡普先生都不肯吃她做的食物了。她们不管他了。你开车经过时，也许能看见他静静地站着，站在沟里，被高高的杂草遮住一大半，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你也能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小镇上撞见他，那时怪事便会发生。他的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准备好迎接友善的礼节性的惊讶之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别处遇见时的那种问候。似乎他存有一个企盼，在另外一个地方，沉默会被打破，语言会脱口而出，也许那些变故会被抹掉，他的声音、他的妻子、过去稳定的生活，也许都会回到他的身边。

通常人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他们的耐心总有限度。玛丽安说她真是不应该赶走他。

她说这一次他看上去相当疯狂。不只是竭力想表达自己无法说出的意思，不只是对捉弄他的孩子发狂，不是那样。他的头前后摆动，他的脸显得很肿，像一张号啕大哭的婴儿的脸。

喂喂，她说。喂，希迪卡普先生，你怎么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一支烟吗？你是想说今天是周日而你的烟抽完了吗？

他的头前后摇摆，上下摆动，再前后摇摆。

好吧，喂。快拿主意吧，玛丽安说。

“啊，啊啊”是他的全部回答。他双手抱头，把帽子敲了下来。接着，他向后退得更远，开始在院子里的水泵和晾衣绳之间绕来绕去，同时继续发出这些噪声—啊，啊啊—永远也化不成完整的词。

这时玛丽安突然把椅子向后一推，差点翻倒。她站起身，向他们演示希迪卡普先生的动作。她向前一倾，蹲伏身子，用手锤打头部，但她没有把帽子拽下来。就在餐具柜前面，就在法律协会赠给斯蒂芬斯律师的一套银制茶具（因为他多年的奉献）面前，她展开了表演。她丈夫双手握着咖啡杯，一直努力用恭敬的眼神盯着她。他的脸上闪过某种东西—某种抽搐，他一边脸颊的神经在跳。她一边做着滑稽动作，一边观察他，她的表情在说，坚持住。不要动。

莫琳能看出来，斯蒂芬斯律师根本就没有抬头看一眼。

他是像这样做的，玛丽安说着又坐了下来。他像这样做，她本人身体不适，就觉得也许他也不舒服。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你是想告诉我你头疼吗？你想要我给你一片药吗？你想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没有回答。他不会因为她的话停下。啊，啊啊。

他跌跌撞撞，发现自己来到了水泵边上。如今他们的房子装了自来水，但院子里还是使用水泵，装满邦德的水碗。希迪卡普先生明白了它的用途，便忙碌起来。他握住把手，癫狂地压上压下。原来放在这里的水碗不在了。水一流出来，他就把头探下去。水溅了出来，他松开水泵，水流停止了。他又过去压了起来，又把头探下去，无休止地压水泵、淋水，水淋透了他的头、他的脸、他的肩膀和胸，他浑身都湿了，嘴里仍在嘟嘟囔囔。邦德很兴奋，绕着他跑，撞向他，发出同情的吠叫和哀鸣。

够了，你们两个！玛丽安朝他们吼叫。放开那个水泵！放开，安静！

只有邦德听她的。希迪卡普先生直至全身湿透，眼睛睁不开，也找不到水泵的把手了，才停了下来。他举起一只胳膊，举着，向后指着树丛和河水的方向。他指着，嘴里嘟嘟囔囔。当时她没有明白。后来她才恍然大悟。他放弃了，坐在井盖上，浑身湿淋淋地发着抖，双手抱着头。

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她想。抱怨这里没有一只杯子。

如果你想要杯子，我去给你拿。没必要像孩子一样闹。你待在这儿，我去给你拿一只杯子。

她走向厨房，拿了杯子。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给他装了些全麦薄脆饼干，涂了黄油和果酱。这是哄小孩子的把戏，不过全麦薄脆饼干老年人也是喜欢的，她记得她妈妈和爸爸都喜欢。

她回到后门，用手全力推开。但已不见他的影子。院子里没有人，除了邦德露出知道自己做了蠢事的模样。

他去哪里了，邦德？他往哪条路走了？

邦德有些羞愧和不耐烦，它不肯给出任何提示。它溜走了，回到自己的地盘，房子地基边背阴处的泥地。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快来看看我给你拿了什么！

死一般的沉寂。她头痛欲裂。她自己吃了薄脆饼干，她不应该吃的—吃了几口，她就想吐。

她又吃了两片药，回到楼上。窗子是打开的，窗帘放下了。她想，加拿大家用百货公司促销时，他们要买一台电扇。可是没有它，她也睡着了，醒来时天都快黑了。她能听见割草机的声音—他，她的丈夫，正要把房子一侧的草割完。她下楼去厨房，发现他切了些冷土豆，煮了一只鸡蛋，拔了些葱，拌了份沙拉。他不像某些男人—对厨房束手无策，等着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她尝了尝沙拉，却吃不下去。她又吃了一片药，回到楼上一直睡到天亮。

我们最好送你去医院，他那时说。他给工作站打电话。我要送我妻子去医院。

玛丽安说，要不她把针煮一下，他用针挑破脓包？但他不忍伤害她，无法下手，而且也怕出什么错。他们上了卡车，去找桑兹医生。桑兹医生不在，他们只好等。候诊的病人告诉了他们那个消息。大家都诧异他们竟不知道。不过他们没有打开收音机。她总是开着收音机，却受不了那噪声、那种感受。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路上那群男人，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桑兹医生处理了脓肿，但他没有挑破。他的治疗方法是，在你以为他只是观察脓包时，突然一击，敲在头上。好啦！他说，这比针简单多了，也没有那么痛，你根本来不及痛得大汗淋漓。他清理了伤口，敷上药膏，说她很快就会好的。

她好多了，就是昏昏欲睡。她的头像蒙在雾里，她又回到床上睡了，清晨四点左右，她丈夫给她端来一杯茶。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女孩，周六清晨和约翰斯通小姐一起到来、想要喝水的女孩。她有许多可口可乐，她装在印花杯里递给她们，还加了冰块。约翰斯通小姐只喝水。他让她们玩水管，她们跳来跑去，互相喷射，玩得很开心。她们要躲过水流，约翰斯通小姐不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有点野。他需要奋力夺下她们手中的水管，再朝她们身上喷点水，好让她们乖一点。

她努力回想那个女孩是谁。她认识牧师的女儿、桑兹医生的女儿，还有特罗韦尔姐妹—她们绵羊般的小媚眼一看就知道是特罗韦尔家的。然而是其他人中的哪一个呢？她记起有一个非常调皮，他拿走水管时，她跳着去抢，有一个翻筋斗的，还有一个一头金发、骨瘦如柴的漂亮小东西。不过她想到的可能是罗宾·桑兹—罗宾有一头金发。那天晚上，她问他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但他的记性比她更糟—他不认识当地人，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她也告诉他关于希迪卡普先生的事。她全都想起来了。他那不安的样子，压水泵，他指路的方式。她很困惑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谈论这件事，非常好奇，他们好奇得坐卧不安，难以入睡。最后她对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去找斯蒂芬斯律师谈谈。

所以，他们起床后立刻就来了。

“警察，”斯蒂芬斯律师说，“警察。应该去找警察。”

做丈夫的说话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的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张开，压住桌面，拉扯着桌布。

“不是指控。”斯蒂芬斯律师说，“只是报警。”

他在中风前说话风格就是如此的简短。很久以前莫琳就注意到，他寥寥几句话，毫不留情—简直可以说是粗暴的指责—却能让人们振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

她在思考女人们不再拜访希迪卡普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她们不喜欢那些衣服。女人的衣服，内衣—磨旧的衬裙和胸罩，破损的内裤，疙疙瘩瘩的长统袜，挂在椅背上或者暖气上方的绳子上，或者就堆在桌上。这些衣服肯定都是他妻子的，起初人们以为他可能正要清洗、烘干、叠好它们，而不是要扔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女人们开始怀疑：他让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周，是不是别有意味？他是不是穿在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变态吗？

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他们将记录在案，用来指控他。

变态。他们也许是对的。他也许会将他们带到性侵希瑟、勒死或打死她的地方，他们也许会在他的房子里找到她的某件衣物。人们会害怕地低声说，不，他们没有感到意外。我不感到意外，你呢？

关于道格拉斯角的工作，斯蒂芬斯律师提了一个问题，玛丽安说：“他做的是维护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X光检查，他刷皮鞋的抹布也要检查，要埋在地下。”

送走这对夫妇，莫琳关上门，透过卵石玻璃门，她看见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她心里仍不踏实。她爬了三级台阶，站在楼梯口的小圆窗前，注视着他们。

看不见一辆车，没有卡车，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是把车停在了大道上，或是镇公所后面的停车场里。可能他们不想让人看见他们去了斯蒂芬斯律师家。

警察局就在镇公所里。他们确实朝那个方向拐弯了，但接下来他们却斜着过了马路，莫琳仍能看见他们，他们坐在矮石墙上，那石墙环绕着旧公墓和被称之为先锋公园的花床。

他们在餐厅里坐了至少一个小时，为什么还需要坐下？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却默契无间，像是两个一起干体力活的人停下来休憩。

陷在回忆里的斯蒂芬斯律师会说起从前人们如何在那座墙上休息。步行来镇里卖鸡或黄油的农村女人。去高中上学的乡下姑娘，那时候还没有校车这个东西呢。她们会停下来，藏起胶鞋，回家路上再取回来。

有时候他又对回忆往事没有耐心。

“旧时光。谁要它回来？”

玛丽安把发夹取了下来，小心地摘下帽子。原来是这样—她的帽子扎伤了她。她把帽子放在腿上，她丈夫着急地伸手把它拿走，好像那对她来说是一个重负。他把它放在腿上。他弯腰开始安慰般地抚摸它。他抚摸那顶可怕的褐色羽毛帽，好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母鸡。

玛丽安阻止了他。她对他说了什么，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像一位母亲猛然打断傻孩子的任性行为—带着强烈的怨憎，是她筋疲力尽的爱中的一个间歇。

莫琳吃了一惊。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

她丈夫走出餐厅。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在观察他们。她把窗台上插着干花的花瓶转了转，说：“我觉得她的话是不会讲完的。”

他并没有在意。他在想别的事。

“下来吧。”他说。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告诉莫琳，自从小女儿海伦娜出生后，他和第一个妻子就分居了。“我们有了我们的男孩和女孩。”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努力了。莫琳当时不理解他的暗示，他和她也想保持分居关系。嫁给他的时候，她是爱他的。当他第一次在办公室搂住她的腰肢时，她想，他肯定以为她是走错了门，他在纠正她—其实她是渴望他的怀抱的，但是因为他的礼貌，她不敢往那方面想。那些认为她嫁得很好但只是为了利益的人，会惊讶地看见，度蜜月时她是多么幸福—除了要学习打桥牌。她知道他的力量—他施展它的方式，他控制它的方式。他吸引着她—从不在意他的年纪，他的怪模样，他牙齿和手指上的烟渍。他的皮肤很温暖。婚后几年，她流了一次产，出了很多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输卵管结扎了。自那以后，她和丈夫的那种亲密关系也终结了。他觉得他主要是在体贴她，因为他认为拒绝给一个女人生育的机会是不对的。

有时候她也会纠缠他一会儿，他便会说：“嘿，莫琳。你在干什么啊？”或者他告诉她要懂事。“懂事”这个词是他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的，他们早就不用了，他还在用，事实上他们从家里搬走很久以后，他还在用。

他的话是那样让她感到羞辱，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泪水。

现在呢，她想，要是还像过去那样，难道不是种解脱吗！她丈夫的欲望回来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欲望。他们婚姻初期那种笨拙的性爱，那种正式的爱抚，是不见了。如今他的眼神乌云密布，他的面容苦恼不堪。他对她说话咄咄逼人，有时候还用手指捅她，甚至把手指从后面插进去。她根本不需要这些动作刺激她—她急于把他拖进卧室，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别的地方胡闹。他的旧办公室被改造成楼下的一间卧室，和浴室相连，这样他就不必爬楼了。这个房间上了锁，弗朗西丝无法闯进来。不过电话铃会响，弗朗西丝会来找他们。她可能会站在门外，不小心听见那些声音—斯蒂芬斯律师的喘息、呻吟和恐吓，他命令莫琳做各种动作的令人恶心的嘘声，最后是他撞击她的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声，除了莫琳任何人都听不清的命令，但它就像洗手间里的声音一样，充分说明了他的极端。

“下流！下流！”

这个男人叫道，正是他曾经把海伦娜关在房间里，因为她叫她哥哥臭杂种。

莫琳的词汇量足够大，但是在震惊之余，她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用一种有说服力的腔调说出来。她努力了。她太想助他一臂之力。

过后他马上睡着了，短暂的睡眠似乎把这个插曲从他记忆里抹去了。莫琳逃到洗手间。她先洗了洗，又匆忙上楼去换衣服。每逢这样的时刻，她都要扶住楼梯栏杆，她觉得是那样的空虚、无力。她要咬紧牙关，她并不想愤怒地吼叫，但忍不住发出生病似的呜咽，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被揍了的小狗。

今天她比往常要镇定。她照了照浴室的镜子，挑了挑眉毛，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原样。受够了，她仿佛在说。甚至在做那事时，她还能想别的事。她在想怎么做蛋奶糕，她在想家里的牛奶和鸡蛋还够不够。在她丈夫的狂暴中，她在想那穿过羽毛的手指，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手上，压下去。

我们要为希瑟·贝尔唱一支歌，

就算死了也要唱。

绿森林里找不到希瑟，

她的生命才含苞待放。

“已经有一首诗写过了。”弗朗西丝说，“我这儿打出来了。”

“我原来打算做蛋奶糕的。”莫琳说。

玛丽安·哈伯特的话，弗朗西丝听见了多少？每一句，很可能。守口如瓶，简直要了她的命。她举起打出来的诗，放在莫琳的眼前，莫琳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她开始把鸡蛋挑出来。

“写得很好，”弗朗西丝说，“真应该配上曲子。”

她大声朗读。莫琳说：“我要集中注意力。”

“这么说我可以走开了。”弗朗西丝说着去收拾阳光房。

厨房终于安静了—白色的旧墙砖，黄色的高墙，熟悉的、抚慰人的盆盆罐罐，也给了她的前任安慰吧。

玛丽·约翰斯通对女孩们发表的演讲，多多少少是同样的内容，她们大多数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们甚至事先就预备好了鬼脸。她告诉她们，她得小儿麻痹症时装了铁肺，耶稣来了，并对她说话。她不是在做梦，她说，不是幻觉，也不是精神错乱。她是说他来了，她认出了他，可是她不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她想，哦，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不会让他进来。她就是这么解释的。装着铁肺的她躺在那里，既理智又愚蠢，类似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她指的是耶稣，不是小儿麻痹症。）耶稣说：“你还会重新拿起球拍的，玛丽。”他所说的就是这些。她垒球打得很好，他知道他的话她能听懂。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按照他的教诲，紧紧地拥抱生活。

还有更多的教诲，关于每个人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性，引向玛丽·约翰斯通称之为关于男孩和性冲动的“普通谈话”。（说到这，她们就做起鬼脸—她又接着谈耶稣，真让她们难为情。）接下来是关于酒精、香烟，以及一件事如何诱发另一件。她们觉得她真是癫狂—竟然看不出昨天晚上她们抽烟抽到想吐。她们的气味好难闻，她一点也没提到。

所以她真是—癫狂。大家任由她谈论医院里的耶稣，她们觉得她有资格相信。

试想你确实看见了某个景象？不是耶稣那种，而是某个景象？莫琳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她半醒半睡，也没有做梦，她会看见某个景象。甚至就在白天，就在她自认为的日常生活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石阶上吃樱桃，望着一个男人拿着包裹走上石阶。她从没见过那些石阶和那个男人，可是有那么一瞬间那就像是她另外某种生活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生活一样漫长、复杂、古怪而又单调。她也不意外。她同时了解了两种生活，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迅速被更正的错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

（陈笑黎　译）

蓝花楹旅馆

火奴鲁鲁，飞机沿着跑道逐渐减速，垂头丧气地颠簸了几下，拐向草坪，终于砰的一声停了下来，看起来距离海岸只有几码远。机舱里，每个人都在笑。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就笑了起来。盖尔自己也在笑。然后，周围嗡嗡地响起了一片互相介绍的声音。盖尔的旁边是拉里和菲莉丝，他们来自斯波坎。

拉里和菲莉丝是去斐济参加高尔夫左撇子球手大赛的，这架飞机上有很多对夫妻都是为此而来。拉里是左撇子高尔夫球手，菲莉丝是他妻子，一起来观看比赛、为他加油、顺便找点乐子。

他们坐在飞机上—盖尔，还有那些左撇子高尔夫球手—午餐是装在简易的野餐盒子里端上来的，没有酒，热得要命。驾驶舱里传出了滑稽而令人困惑的广播：“各位乘客，对于飞机发生的故障，我们深感抱歉，飞机没有严重问题，但可能仍需在此地等候一段时间。”菲莉丝头疼得厉害，拉里正用手指按压她的手腕和手掌，看看对治疗头疼有没有用。

“没什么用，”菲莉丝说，“我现在本来应该和苏西待在新奥尔良呢。”

拉里说：“小可怜儿。”

菲莉丝把手拿开的时候，盖尔看到她的钻石戒指光芒闪烁。做人家的太太才有资格戴钻戒和头疼，盖尔心想。她们依旧如此。也只有那些真正成功的才能这样。这些太太都有个发福的丈夫，左撇子打高尔夫，一辈子都对妻子唯唯诺诺。

最后，那些去悉尼不去斐济的乘客下来转机。他们被乘务人员扔在航站楼，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走、领取行李、出海关，试图找到自己机票所属的航空公司。忽然，岛上某家酒店的欢迎团拥了上来，他们不停地唱着夏威夷歌曲，毛手毛脚地把花环套到那些乘客的脖子上。转机的乘客们好不容易把自己弄到了另一架飞机上，吃吃喝喝睡睡，排队上洗手间，过道里都是垃圾，空姐们都躲在乘务舱里闲聊天，不是说孩子就是说男朋友。然后，明亮的清晨终于乱哄哄地到来了，向下可以远远地看到澳洲黄沙蜿蜒的海岸线。时差错乱，就连那些衣着最考究、打扮最漂亮的乘客现在都面容憔悴、神色倦怠、迟钝麻木，就跟挤了好久客轮统舱似的。就在下飞机之前，他们又受到一次袭击：一群体毛茂盛的男人穿着短裤，拥进机舱到处喷洒杀虫剂。

“啊，说不定进天堂时也是这样呢，”盖尔想象自己对着威尔说道，“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都使劲儿朝你撒花，人人都得头疼和便秘，还得浑身喷杀虫剂除菌。”

这是她的老习惯，总愿意想出点儿聪明又轻松的话，讲给威尔听。

威尔离开以后，盖尔觉得自己店里到处都是女人，而且不一定会买衣服。但她并不在乎。就像很久很久以前，还没遇到威尔的时候，女人们都坐在老式扶手椅里喝咖啡，就在盖尔的熨衣板和裁剪桌旁边，在褪了色的蜡染窗帘后面。盖尔像以前一样，开始自己磨咖啡豆。裁缝的假模特身上很快就挂满了珠子，还散布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她们聊着关于男人的故事，通常都是那些已经离开的男人。谎言、不公、冲突，还有那最常见却最恐怖的背叛—让人听到的时候除了浑身发抖地笑，简直别无他法。男人们都要说些蠢话：“真抱歉，我不想再坚守这段婚姻了。”他们还想把车子和家具卖给妻子，那根本就是太太们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得意洋洋雀跃不已，因为他们成功地搞大了一些年轻女孩的肚子，那些姑娘比他们自己的孩子年纪还小。他们残忍又幼稚。除了赶紧放弃他们，你还能怎么做呢？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也为了保护自己。

这种乐趣盖尔很快就厌倦了。咖啡喝得太多会让人皮肤暗沉。而且，女人们之间开始暗地里较劲，因为她们中的一个人竟然在报纸私人广告栏刊登了广告。盖尔把“和朋友喝咖啡”换成了“和威尔的妈妈克莉塔喝酒”。奇怪的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情绪反而平静下来。她有时在门上钉一张纸条，这样就能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早点脱身。（她的店员唐纳达正在度假，重新雇一个太麻烦了。）

去歌剧院了。

去精神病院了。

去储备点麻布和灰。

其实这些不是她自己的发明，而是早先威尔写的。那时当他们想上楼待着时，他常常写了贴在她门上。盖尔听说很多人都不欣赏这种无礼的行为，比如那些开车走很远的路来买婚纱的人，那些从外地来买上大学时穿的衣服的人。可她不在乎。

在克莉塔的阳台上，盖尔得到了安慰，她似乎稍微有了点儿盼头。和很多严重酗酒的人一样，克莉塔总是喝同一种酒—她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而且觉得换别的酒很好笑。不过，她会给盖尔来点儿杜松子酒、白朗姆酒兑苏打水，还介绍她喝龙舌兰酒。“这简直是天堂。”盖尔有时候会说。她指的不仅仅是酒，还有阴凉的阳台、带篱笆的后院，以及后面的老房子。房子里装着百叶窗，配有涂着清漆的地板、高高的使用不便的橱柜、年陈日久的印花窗帘。（克莉塔鄙视装修。）威尔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出生的，克莉塔也是。威尔第一次带盖尔来的时候，她心里想，真正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那种漫不经心与礼节的并存，那种对旧书和旧餐具的敬意，那些威尔和克莉塔习以为常去谈论的荒谬事儿。还有她和克莉塔不去谈论的事情—威尔的背叛、克莉塔的疾病。这病让她的四肢看起来像是消失在黝黑皮肤里的小树枝，在挽在脑后的白发衬托下，双颊深陷。她和威尔有着相同的猴子似的面孔，上面是一双恍惚嘲讽的深色眼睛。

克莉塔反而去谈她正在读的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她说，黑暗时代之所以蒙昧，不是因为我们无法从中学习，而是根本没法记住学到的东西，这全怪那些名字。

“卡德瓦拉，”她说，“艾格弗里斯，这些读出来根本就不像名字。”

盖尔试图记起哪个时代或者哪个世纪是黑暗时代，不过她的无知并没带来尴尬。因为克莉塔一直在拿这个话题打趣儿。

“埃尔弗兰德，”她一边说，一边拼读出来，“什么样的女主人公会叫埃尔弗兰德？”

克莉塔给威尔写信的时候，很可能会写到埃尔弗兰德和艾格弗里斯，但不会写到盖尔。她不会写“盖尔穿了套灰色绸缎的夏季睡衣，身材很好，看起来很漂亮，说了很多有趣的话……”就像她不会跟盖尔说：“我对那些爱侣很是怀疑，仔细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都让我怀疑他们的脑袋还没觉醒。”

最初见到威尔和克莉塔的时候，盖尔觉得他们像是书里的人物。步入中年的儿子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心满意足。盖尔看到的是一种彬彬有礼的生活，既荒唐又令人羡慕，至少表面上看带有一种单身者的优雅和安全。现在盖尔仍然这么想，尽管实际上威尔并不总住在家里，而且他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同性恋。他离开好几年了，去过他自己的生活—为国家电影局和加拿大广播公司工作—直到最近他才放弃一切，回到沃利做了一名老师。他为什么放弃那一切呢？各种原因吧，他说。到处都是马基雅弗利式的人、事业扩张，让人筋疲力尽。

盖尔是70年代的一个夏天来到沃利的。她那时的男朋友是个造船工人，她则售卖自己做的衣服—带贴花的斗篷、泡泡袖的衬衫、颜色亮丽的长裙。冬天到来的时候，她在作坊里面找到了活儿。盖尔见识到了进口的斗篷、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的厚袜子。她发现当地的女人都在织毛衣。有一天，威尔在路上拦住她，请她帮忙挑选自己在话剧里要穿的戏服—那出话剧叫作《我们牙齿的外壳》。她的男朋友搬去了温哥华。

她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威尔，以防他看到她身体健康、皮肤粉嫩、额头开阔，会觉得她是组建家庭的合适人选呢。她告诉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当时她和男朋友要从桑德贝搬到多伦多，在他们忙着把家具搬进借来的小货车里时，家里发生了煤气泄漏，大人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却足以杀死只有七周大的婴儿。在那之后，盖尔就病了—得了盆腔炎。她将来很难怀孕，也不想再要孩子，于是做了子宫切除手术。

威尔欣赏她。他是这么说的。他连一句“真悲惨”都没有说，也没有拐弯抹角地暗示孩子的死是盖尔自己的责任。那时他们逐渐熟识。他觉得盖尔勇敢慷慨、机智聪明、充满才华。她为他设计制作的戏服不可思议、无可挑剔。盖尔觉得他对她、对她生活的看法带着一种感人的天真。对她来说，自己根本不是那种自由慷慨的人，反而常常焦虑绝望，很多时候都是在洗衣服、为钱发愁，觉得哪个男人跟自己交往，她就亏欠了他。那时盖尔觉得自己没有爱上威尔，但她喜欢他的样子—他强健的身体那么挺拔，看起来比实际高大；他昂首挺胸，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他充满弹性的、泛灰色的头发。盖尔喜欢看他排练，或者看他跟学生说话。他做导演时是那么娴熟无畏，走过学校大厅或者沃利的街道时是那么气宇轩昂。还有他对她所怀有的那种稍显古怪的倾慕之情，他那种爱人般的殷勤礼貌，他家里愉快的异国情调，他和克莉塔的生活—这一切都让盖尔感觉似乎有人在某处受到了特别的欢迎，而那个地方，她可能无权进入。那时，这都不要紧—她占着上风。

那么，她是几时失去上风的呢？从他们同居后、他习惯了和她睡在一起？还是从他们大费力气在河边修建小屋，而她竟然比他还擅长干那些活儿？

她是不是那种觉得总要有人占上风的人？

有一次，散步时盖尔走到了前面。威尔说：“你的鞋带开了。”就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让她充满了绝望，仿佛是在提醒她：他们已经跨越到了一个昏暗的国度，在那里他对她无比失望、极度蔑视。她最终会绊倒并勃然大怒—他们会度过充满绝望的日日夜夜。接着终于突破困境，甜蜜和好，开开玩笑，稀里糊涂地宽慰起来。于是，他们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她并不能真正理解这一切，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是如此。但是，平和的日子越来越多，危险都已隐退，她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早已开始期待去和别人交往—桑迪，在他看来新鲜而又令人愉快，就像当初的盖尔一样。

很可能威尔自己也没有觉察到。

他从没有太多地谈起过桑迪—桑德拉—她是去年参加一个交换项目来到沃利的，来看看加拿大的学校如何教授戏剧。他说过，她是一个年轻的土耳其人，还说，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对土耳其人的这种叫法。很快，她的名字仿佛带上了电或是某种危险。盖尔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一些信息。她听说，桑迪在班上当众对威尔提出质疑，说他正在搞的戏剧“毫无意义”，也可能是说“毫无新意”。

“但他喜欢她，”威尔的一个学生说，“哦，是的，他真的非常喜欢她。”

桑迪并没有在此地久留，她要继续到别的学校研究戏剧教学。但是她给威尔写信，而且知道他会回信。因为他们两个相爱了。威尔和桑迪真心爱上了彼此，那个学年结束时，威尔跟着她去了澳大利亚。

真心相爱。威尔这么告诉她的时候，盖尔正在吸食毒品。她重新开始吸毒了，因为和威尔在一起总是让她紧张无比。

“你是说，不是因为我？”盖尔说，“不是因为我讨人厌？”

她安下心来，觉得一阵眩晕，大胆地勾引威尔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两人都尽量避免待在同一个房间。他们都同意不要联系。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威尔说。盖尔说：“随你的便。”

但是有一天，盖尔在克莉塔家看到了信封上威尔的字迹，那信封放在盖尔肯定能看到的地方。是克莉塔放的—对那两个逃走的人，克莉塔向来只字不提。盖尔记下了上面的地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图翁区艾尔路16号。

就在看到威尔字迹的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对她来说一切都失去了意义。这座维多利亚时期之前的门庭开阔的房子，阳台，酒，克莉塔的后院里她经常注视的那些梓树。沃利所有的树木和街道，湖边开阔的风景，她那惬意的小店。那些没用的图样，那些冒牌货和道具。真正的风景早已不在她的眼前，而在澳大利亚。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那个戴着钻戒的女人一起坐在飞机里。她的手上没有戴戒指，也没涂指甲油—因为一直做针线活，皮肤很干燥。她以前把自己做的衣服称为“手工艺品”，直至威尔对这种称呼冷嘲热讽，不过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

她把店卖掉了—卖给了唐纳达，她老早以前就想买了。然后，她拿着钱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盖尔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要去哪儿，她撒谎说要去度假，先去英国，再去希腊过冬，接下来，谁知道呢？

出发之前的那个晚上，盖尔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她剪短了浓密的灰红色的头发，给剩下的头发抹上了深褐色的染发剂。这颜色的最终效果很奇怪—是种深栗色，看起来很不自然，而且非常暗沉，毫无魅力可言。她从店里挑了一条自己以前从来不会穿的那种裙子—尽管店里的东西已经不再属于她了—深蓝色仿亚麻的涤纶夹克式连衣裙，带着鲜艳的红色和黄色条纹。她个子高屁股大，通常都穿那种宽松优雅的款式。这件衣服显得她又矮又胖，在膝盖上方很不恰当的地方把腿分成了两截。她想把自己打扮成哪种女人？那种会和菲莉丝一起玩桥牌的类型？如果是，那就弄错了。她现在看上去像是那种人—大半辈子穿着制服、做着一份值得尊敬却收入微薄的工作（也许是在医院的餐厅？），现在为了度假花大价钱买了一件既不得体也不舒服的华丽衣服。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种伪装罢了。

在这片陌生大陆的机场洗手间里，盖尔看到昨晚那深色的染发剂没有冲洗干净，现在已经混合着汗水印在了脖子上。

盖尔降落在布里斯班，还没有适应时差，炽热的太阳把她烤得头昏脑涨。她仍然穿着那条糟糕透顶的裙子，但是已经洗过了头发，免得染发剂再次随着汗水淌下来。

她叫了辆出租车。尽管已经非常累，但是不看看他们住的地方，她实在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她早已经买好了地图，找到了艾尔路。那是一条短短的弯曲的马路。她让司机把她放在拐角处，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店。这很可能就是那两个人买牛奶，以及其他用完的日用品的地方吧，比如清洗剂、阿司匹林、卫生棉条。

盖尔和桑迪从未谋面这一事实显然是个不好的征兆，这可能意味着威尔很快就觉察到了什么。之后再想深挖出什么有用的描述就很难了。高，而不是矮；瘦，而不是胖；浅色头发，而不是深色。盖尔在脑海中描绘了一种形象，就是那种长腿短发、充满活力、带着男孩般魅力的女孩，应该说，女人。但如果与桑迪擦肩而过，盖尔根本就认不出她来。

会有人认出盖尔吗？戴着墨镜，头发大变样，盖尔觉得自己的形象迥异于从前，简直像隐身了一样。身处异国这一事实也让她有所改变，她还没调整好自己。一旦调整好了，她也许再也做不出现在这些大胆的事情。她必须现在就走过马路、去看看那座房子，否则就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

出租车从棕黄色的河边沿着陡峭的公路向上攀爬，艾尔路通向山脊。这是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没有人行道，也没有树荫，没有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来往的车辆。路边是木板制成的栅栏，或是某种枝条编成的—篱笆？—有时候是高高的树篱，上面开满了花。不，那些其实不是花，而是一些粉紫色或者深红色的叶子。篱笆后面都是盖尔不熟悉的树木，它们的叶子粗糙，上面落满了灰土，树皮呈鳞状或者纤维状，不过是种粗陋的装饰罢了。而且，树上似乎笼罩着一种冷漠而模糊的欲望，盖尔觉得这种欲望跟热带相关。她前面的路上走着两只雌珍珠鸡，一本正经得可笑。

威尔和桑迪的房子掩藏在一排木栅栏后面，漆成了淡绿色。盖尔的心缩成了一小团—看到栅栏，看到淡绿色，她的心疼得缩了起来。

这条路是个死胡同，所以她还得返回来，还要再次走过那座房子。在栅栏中间留着汽车进出的门，那里还有个信箱。她在另一座房子前的栅栏上也看到过这种信箱。她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插在里面的杂志还露着半截。也就是说，邮箱并不很深，要是伸进去一只手，也许能摸到里面的信—要是屋里的人还没把信取走的话。然后，盖尔真的把手伸了进去，她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像之前所想的那样，里面真的有一封信，她把它装进了自己的手袋。

她在街角的商店叫了一辆出租车。“你是美国哪里来的？”商店里的人问她。

“得克萨斯州。”她说。盖尔觉得人们好像总是希望你是得克萨斯来的。果然，那男人抬了抬眉毛，吹了声口哨。

“我早就这么觉得。”他说。

信封上是威尔自己的字。这不是一封写给威尔的信，而是他寄出去的信，写给霍特里街491号的凯瑟琳·索纳比，也是在布里斯班。还有另一个人的笔迹在上面潦草地写道：“退回寄件人，9月13日去世。”有一瞬间，盖尔在混乱的意识中，还以为上面的“去世”指的是威尔的死讯。

她必须冷静下来，好好整理思绪，最好能暂时躲开这暴晒的烈日。

但是，她在旅馆里读完了信，梳洗了一下，就立刻又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次是去霍特里街。就和她所期待的一样，那里的窗户上挂着个牌子，写着：“出租公寓。”

不过，威尔在那封写给霍特里街的凯瑟琳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你并不认识我，但我希望在我解释了来龙去脉之后，我们能相聚一谈。我猜想我很可能是你加拿大的表兄弟，我的祖父是19世纪70年代从诺森伯兰〔1〕来到加拿大的，他有个兄弟那时去了澳大利亚。我祖父的名字是威廉，和我的名字一样，他的兄弟叫托马斯。当然，我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就是那位托马斯的后人。我只是查了查布里斯班的电话册，很高兴地发现有一位同姓索纳比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种家庭溯源的事儿最愚蠢、最无聊，但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兴奋。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催促着我去找自己的亲人。而且近来我的空闲时间也比过去多。我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剧院工作，整天都很忙碌。她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活力的年轻女人。（要是我把任何十八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女孩”，她就要跟我生气，而她已经二十八周岁了！）我过去在加拿大一所高中教戏剧课，但在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工作。

妻子。他想在这个可能是自己亲戚的人眼里显得体面些。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尽管目前我是布里斯班电话册上唯一的代表，但是，我们所共有的姓氏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为常见。你可能不知道，索纳比这个姓氏来源于索恩大教堂，其废墟至今仍在诺森伯兰。现在，这个姓的写法各不相同—索纳比，索恩比，索纳贝，索那比。中世纪时，在庄园主领地内干活的所有人都采用领主的姓氏，包括工人、铁匠、木匠等等。结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有着相同的姓氏，严格意义上讲，其中很多人根本无权使用那个姓。只有那些能将家族血脉追溯到12世纪的才是真正的索纳比家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佩戴和展示家族的徽章。我是其中的一员。不过，既然你根本没有提到家族徽章，也没有在威廉之上再追溯血缘，我猜想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个家族。我祖父的名字是乔纳森。

盖尔在街上的二手商店买了台旧的便携式打字机，然后用它打出了上面这封信。此时，她已经住在了霍特里街491号的米拉马尔公寓。这是一栋两层建筑，外面涂着脏兮兮的奶油色灰泥，入口两侧都竖立着扭转的柱子。这里有一种做工蹩脚的摩尔式、西班牙式或者加利福尼亚式的外观，就像一座旧式电影院。管理员告诉她这里曾经非常时髦。

“这里曾经属于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但是她不得不去住院。她去世后，就来了个人领走了她的财产，不过公寓里常用的配套家具都还在。你从美国哪里来？”

俄克拉荷马州，盖尔说。马西太太，来自俄克拉荷马州。

管理员看起来得有七十岁了。老花镜放大了他的双眼，他走走路非常快，却一点儿也不稳，歪着向前走。他说起了一些困难事儿—居民中外国人越来越多，以致很难找到好的修理工，某些房客粗心大意，恶意的路人总是往草地上扔垃圾。

盖尔问他有没有把原房主去世的消息告诉邮局，他说一直打算去，但那位女士基本上没什么信件。除了那一封，在她去世当天寄来，真是怪事。他把那封信退回去了。

“我去吧，”盖尔说，“我去通知邮局。”

“但我还得签字，你去他们那里拿一张表，我签好了你送过去。非常感谢。”

公寓里的墙壁粉刷成白色—这肯定就是它的时髦之处。里面有竹子做成的遮帘，一个很小的厨房，一张绿色的沙发床，一张桌子，一张梳妆台，还有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张画，也可能是张彩色照片。里面是黄绿色的沙漠风光，有很多岩石和一簇簇的鼠尾草，还有朦胧的远山。盖尔确定自己曾经见过这幅画。

她用现金付了房租。这阵子她有的忙了，要买床单、毛巾和其他杂物、锅碗瓢盆，还有打字机。她还得去银行开个账户，成为这个国家的居民，而不是游客。公寓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些商店，一家杂货店、一家二手商店、一家药店、一家茶馆。这些都是很简陋的店面，门口挂着彩色的纸条，门前的人行道上搭着木制的雨篷。它们提供的货品也很有限，茶馆只有两张桌子，二手商店的货品也不比一个普通家庭所能翻出来的东西更多，杂货店的麦片和药店的咳嗽糖浆都是单盒地摆在货架上，好像它们有什么独特的价值或意义似的。

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二手商店，她买了一些宽松的印花棉布裙，一只装杂物的草编包。现在，她看起来就像是街上常见的那种女人。中年主妇，露着苍白的胳膊和腿，一大早或者傍晚前去采购。她还买了一顶草编软帽，和其他女人一样来遮遮面孔。模糊不清、柔和、长着雀斑、闪烁的面孔。

六点左右，暮色就会忽然降临。盖尔必须给夜晚找点儿事做。公寓里没有电视，不过，比商店稍远的地方有家收费图书馆，是她这栋楼前面房子里的老妇人开的。尽管天气很热，那妇人也戴着发网，穿着灰色的莱尔线长袜。（现如今，你去哪儿找这种灰色莱尔线长袜啊？）她看起来营养不良，面无血色，紧闭的嘴唇毫无笑意。盖尔以凯瑟琳·索纳比的名义写信时，脑海中出现的就是这样一副形象。盖尔几乎每天都要见到她，因为图书馆每次只能借一本书，盖尔通常每天晚上都能看完一本。每次见到图书馆的女人，盖尔都觉得她应该叫那个名字。盖尔觉得，凯瑟琳·索纳比还在，去世后进入了几条街之外的另一具躯壳之中。

关于有没有资格姓索纳比的事，都是来自一本书。不是盖尔现在读的那些书，而是她年轻时读过的一本。主人公是个不能佩戴徽章的正宗后人，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她已经记不得书名了。那时她周围的人都爱读《荒原狼》、《沙丘》，或者是克里希那穆提写的东西，很抱歉她却爱读历史爱情小说。她觉得威尔不太可能看过这本小说或者听说过这样的信息，所以确定他一定会回信来驳斥凯瑟琳。

她一边等着，一边从图书馆借书来看。那些书好像比她二十年前读的爱情小说还要古旧。其中有些她离家前从温尼伯的公立图书馆里借读过，即使在那时候也算是很过时的书了。《荒野中的女孩》、《蓝色城堡》、《玛丽娅·夏德莱纳》，这些书自然而然让她想起认识威尔以前的生活。她有过那样一段生活，如果想的话，仍然记得一些。她有个姐妹生活在温尼伯，还有位阿姨住在那里的养老院，仍然阅读俄语图书。盖尔的祖父母来自俄罗斯，她的父母到现在还会说俄语，她真正的名字其实不是盖尔，而是加利娅。盖尔跟她的家人断了联系—或者说家人跟她断了联系—十八岁那年她离家外出闯荡，那时人们都那么做。先是和朋友们，接着是和男朋友，然后是另一个男朋友。她在扎染围巾上串些珠饰，在街边售卖。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必须感谢你教导我关于姓索纳比的人有无族徽使用权的重要差异。我觉得你一定强烈怀疑我是属于后者。很抱歉—我并无意踏入贵家族的神圣领土，也无意在T恤衫上佩戴索纳比家族的徽章。在我们国家，人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些事，我本以为在澳大利亚也不会，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可能你这些年远离尘嚣，并未注意到价值观的改变。我则不同，因为我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而且一直在与年轻妻子充满活力的争论中不断成长。

我本来的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在这个国家、在我和妻子所在的戏剧理论圈子之外多些交际。我的母亲在加拿大，我很想念她。其实，你的信有点儿让我想起她。她要是想开玩笑，就能写出这么一封信，不过我很怀疑你是否是在开玩笑，在我听来这更像是一个“高贵血统”的诉讼。

当威尔受到某种形式的冒犯或打扰时—这很难预测，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识别—他就会变得极其讽刺。他如果不冷嘲热讽，就对周围人发作，结果让大家都很尴尬，不是为他们自己尴尬，就像威尔打算的那样，而是为他而尴尬。这种事很少发生，一旦发生，通常意味着他深深觉得自己不被欣赏，甚至连他也无法接受自己。

盖尔觉得现在的情况即是如此。桑迪和她那些年轻朋友都充满了强烈的自信，他们那种粗鲁的正直可能会让威尔很痛苦。他的智慧无人注意，他的热情显得过时，他根本无法融入他们之中。与桑迪在一起的骄傲已经逐渐变了味儿。

她是这么认为的。他动摇了，过得不开心，想方设法想要认识其他人，于是想到了亲戚，在这个异国他乡—这里花开不败，鸟儿肆意，白天炽热，夜晚忽至。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就因为我们同姓，你就真的期待我打开大门热烈欢迎你？—就像你说在美国当然还有加拿大那样？你可能想在此地再找一位慈母，我恐怕不怎么乐意担任。顺便说一句，你弄错了我的年纪—我比你还小好几岁，所以请别把我设想成一个戴着发网、穿着莱尔线灰长袜的老处女。我对世界的了解一点儿也不比你少。我周游各地，为一家大商场做时尚采购员，所以我的思想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过时。

你没提到你那忙碌又有活力的年轻妻子是不是也打算加入这份家族情谊。我很惊讶你竟然还需要其他交际。我在媒体上好像经常听闻这种“老夫少妻”式的关系如何令人振奋，男人们又是多么愉快地专注于家庭生活和为人父母。（未提及同龄女人们的尝试，以及那些女人所不得不安于的寂寞生活。）所以，也许你需要的是赶紧做爸爸，好借此获得一种“家庭感”。

盖尔很惊讶自己竟然写得如此顺畅。她总是很头疼写信，写出来往往无趣而肤浅，而且里面都是破折号和不完整的句子，还把时间仓促当作借口。她从哪儿得来这种牙尖嘴利的文风—也许是从书里，比如那些徽章佩戴权的废话？她在夜色里走出去寄信，感觉勇敢而称心。但第二天一早醒来，她又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永远也不会回信的，她将再也收不到他的信。

她起床出了门，想在清晨去散散步。商店都还关着门，前面图书馆的窗户上严严实实地拉着活动百叶窗。她一直走到了河边，那里的旅馆旁有一个长条形的公园。白天晚些时候，她根本不能来这个公园逛逛或者坐一会儿，因为旅馆的外廊挤满了闹哄哄喝啤酒的人，弄得公园里喧闹无比，而且说不定还有酒瓶扔进来。现在的外廊空荡荡的，门都关着，她走到树下去。棕黄色的河水从红树树桩间缓慢地流过，鸟儿们飞过河面落到了旅馆的屋顶上。她本以为是海鸥，但它们不是。这些鸟比海鸥小，雪白的翅膀和前胸上带着一抹抹的粉色。

公园里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坐在长椅上，一个坐在长椅边的轮椅里—她认出来，他们和她住在同一栋楼里，每天都出来散步。有一次，她帮忙撑着栅栏门好让他们通过。盖尔在商店里见过他们，还隔着窗户看到他们坐在那间茶馆里。轮椅里那个男人看上去年迈多病，脸上的皱纹像是被水泡过的旧画。他戴着墨镜，头上是黑色的假发，还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全身都裹在毯子里。即使是大白天太阳很热的时候—每次见到他们—他都裹着这条花格呢毯子。推轮椅的人现在坐在长椅上，他很年轻，看起来像是个个头过高的孩子。他非常高，四肢粗大，但没什么男子气概。一个年轻的巨人，迷失于自己的疆域内。魁梧但不精壮，粗大的四肢和脖颈里充满了僵硬，也许是怯懦。红色的毛发不仅长在头上和裸露的胳膊上，还从衬衫的扣眼里露了出来。

盖尔停下脚步，跟他们说早上好。那个年轻男人跟蚊子哼哼似的小声回答了一句。看上去他已经习惯了带着高贵的冷漠去看待这个世界，但盖尔觉得自己的问候让他尴尬或者惊疑地一颤。不过，她仍然继续说道：“这种到处可见的鸟是什么鸟？”

“粉红凤头鹦鹉。”年轻人说得好像那是她童年的小名。她正想请他再说一遍，那老人却突然大喊了一串听起来像是诅咒的话。他既有欧洲口音又有澳大利亚口音，盖尔根本听不懂那些话，但其中毫无疑问充满了强烈的恶意。而且这些话就是冲着她说的—老人身子前倾，像是要从束缚自己的轮椅中挣脱出来，冲向她，把她赶出自己的视线。年轻人并没有道歉，像是根本没注意到盖尔一样，他俯身向前，轻轻把老人按回轮椅，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说着什么。盖尔觉得自己不会得到什么解释，于是挪步走开了。

十天过去了，没有信件，没有消息。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每天出去散步—这简直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这栋米拉马尔公寓距离威尔所在的街道大约只有一英里，她再也没有去过那条路，也没再去过那家她曾经告诉店员自己来自得克萨斯的商店。她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第一天何以会那么莽撞大胆。她只在周围的街道散步。这些街道都是沿着山脊而建。在房屋集中的山脊之间是一些溪谷，里面到处是树木和小鸟。即使顶着大太阳，这些鸟儿也静不下来。喜鹊们令人不安地叽喳个不停，有时还威胁地飞过她的浅色帽子。一种名字发音类似“盖尔”的鸟一边傻兮兮地大声鸣叫，一边盘旋上升然后落进枝叶之间。盖尔一直走到自己浑身冒汗、头晕目眩，简直快要中暑了。她热得浑身颤抖—如此恐惧又如此渴望见到威尔那无比熟悉的身影，那矮小自信、昂首阔步的躯壳里，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能令她痛苦或满足的东西。

亲爱的索纳比先生：

我写这封短信是为了请求你的原谅，原谅我在上次回信中的无礼和急躁。最近我的压力很大，已经请了假以便调整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言谈举止没法像正常时那么好……

有天，她走过那家旅馆和公园。旅馆外廊上全是那些下午闹哄哄喝酒的人。公园里的树上开满了花。花朵的颜色她曾经见过，但以前根本无法想象这种颜色会出现在树上—那是一种泛着银光的蓝色或者紫色，那么雅致那么美丽，你简直觉得它能让一切归于宁静、归于沉思，但显然它没有做到。

走回米拉马尔公寓的时候，她看到那个红发的年轻人站在楼下的大厅里、他和老人所住的公寓门口，公寓紧闭的门后传出不停指责的声音。

这次，年轻人冲她笑了笑。她停下脚步，他们一起站在那儿听着。

盖尔说：“要是你等着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坐坐，欢迎你到楼上来。”

他摇了摇头，仍然保持着微笑，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小玩笑。她觉得走开之前应该再对他说点儿什么，于是就向他询问公园里的那些树。“旅馆旁边的那些树，”她说，“就是那天早上遇到你的地方，现在全都开花了。它们叫什么树？”

他说了个词，她没听清，让他再说一遍。“蓝花楹〔2〕，”他说，“那旅馆就是蓝花楹旅馆。”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离开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收到了你的两封信。我读错了顺序，不过这也不要紧。

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回了一趟加拿大，去参加她的葬礼。那里的秋天很冷。很多东西都变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跟你说这些。咱们之间一开始不太顺利。不过，即使没收到你第二封解释的信，我想，收到第一封时我也会有一种奇怪的快乐。我给你写了一封尖刻、令人不快的信，你用同样的方式回了一封。你那种以牙还牙的样子让我觉得有些熟悉。即使冒险让你为徽章使用权的事儿生气，我也想说一句，咱们很可能真的是亲戚！

我在这里总有种漂泊感。我钦佩我的妻子和她那些剧院的朋友们，为着他们那种热忱、率真和投入，还有那种用自己的才华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必须说一句，尽管在我看来，那种希望和热忱往往超过了他们的才华。）但我无法融入他们之中。我必须得说，他们比我更早看到了这一点。肯定是因为可怕的长途飞行带来的时差把我弄得糊里糊涂，所以我才能面对这一事实，还把它写在信里寄给了你—你有自己的烦心事，而且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被我打扰。在我用更多胡言乱语骚扰你之前，还是就此搁笔吧。要是你根本懒得读完这封信，我一点儿也不会怪你……

盖尔躺在沙发上，用双手把信贴在胸口。很多东西都变了。他回过了沃利，那么—肯定有人告诉他，她卖掉了店铺，出发周游世界去了。不过，他以前没听说过吗？从克莉塔那儿？也许没有，克莉塔的嘴很严。就在盖尔离开之前，她住进医院时说过：“我暂时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和人写信联系。那些难免都有点儿戏剧性。”

克莉塔死了。

盖尔知道克莉塔有一天会死，但总觉得当她，盖尔，待在这里的时候，那里的一切都会保持静止，不会真正发生什么。克莉塔去世了，威尔除了桑迪就举目无亲了，也许桑迪对他来说早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有人敲门。盖尔受惊跳了起来，赶紧找条头巾裹住头发。是公寓的管理员，喊着她的假名。

“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人来这里询问索纳比小姐的事儿。我说，哦，她已经死了，死了一段时间了。那人说，哦，是吗？我说是的。他说，哦，这就奇怪了。”

“他说为什么了吗？”盖尔说，“他说为什么奇怪了吗？”

“没有。我说，她是死在医院里的。我们公寓现在住的是一位美国女士。你告诉过我你是从美国哪里来的，我想不起来了。他听起来也像是美国人，所以可能对他有些意义。我还说，索纳比小姐去世后有一封寄给她的信，是你写的吗？我把信退回去了。他说是他写的，但是从没收到过退信。肯定是有点儿误会，他说。”

盖尔说，肯定是。“比如，认错人了。”她说。

“是的，很可能。”

亲爱的索纳比女士：

我刚刚知道你已经去世了。我知道生活很奇怪，但以前从来没发现竟然如此奇怪。你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索纳比家族徽章佩戴权的事儿都是一派胡言。你肯定是个很闲的人，大脑里全是幻想。我很生气自己被卷入其中，不过我想我也能理解这种诱惑力。我认为现在你欠我一个解释，我之前的阐述是不是真的，这不过是个玩笑？难道我所面对的是坟墓里出来的“时尚采购员”？（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的，或者这就是事实？）

出去买食物的时候，盖尔走的是这栋楼的后门，绕了个圈子才去商店。从后门回来的时候，她碰见那个红发的年轻人站在垃圾桶之间。要不是他那么高的话，你还以为他是藏在那儿的呢。她跟他说话，但他没有回答。他含着眼泪看着她，好像那眼泪不是别的，而是普通的波状镜片似的。

“你父亲病了？”盖尔对他说。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是父子关系，虽然年龄差距好像比一般的父子大些，两人长得也不像，而且年轻人的那种耐心和忠实已经远远超出—在当今甚至有悖于—一个儿子通常所能做到的。但他们也完全不像是雇主和护工。

“不是。”年轻人说。虽然他的表情仍然平静，但脸上那种红发人的敏感皮肤下却涌起了一抹红晕。

爱人，盖尔想。她突然确定了这一点，感到一阵同情，还有一种奇怪的满足。

爱人。

天黑后她去看邮箱，里面有另外一封信。

我还以为你为了“时尚采购”出门短期旅行去了，但管理员说你自从租了公寓就根本没出过门儿，所以我不得不猜想你还在“请假”当中。他还告诉我你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女人。我觉得咱们可以互相描述一下彼此—然后颤抖着交换照片—以那些通过报纸广告结识的人常用的粗鲁方式。看来，我为了结识你而做的所有尝试，都只不过让我自己更像个傻瓜。当然，这也没什么新奇的……

盖尔两天没出房门。牛奶喝完了，她就喝黑咖啡。要是咖啡也喝完了怎么办？她吃的饭也很奇怪—没有面包做三明治，她就把金枪鱼泥抹在饼干上，剩的一点儿干奶酪，几个芒果。她上楼来到米拉马尔公寓楼上的大厅—把门打开一条缝，看看里面有没有人—走到能俯视大街的拱窗边。忽然，她找回了很久以前的一种感觉—望着外面的街道，一小段能看到的地方，期待那里出现一辆车，也许会，也许不会。她现在甚至能想起等过的那些车—一辆蓝色的迷你奥斯汀，一辆栗色的雪佛兰，一辆家用客货。她鲁莽地非法短途乘坐过那些车。在认识威尔很久以前。

她不知道威尔会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不知道他现在的发型，也不知道他走路的样子和表情有没有随着此地的生活而有所改变。他怎么也不可能比她的变化更大。公寓里没有镜子，只有卫生间的柜子上有面小镜子。即使镜子小，也能看出她现在消瘦了多少、脸上的皮肤粗糙了多少。在这种气候下，白皙的皮肤往往变得干枯起皱，她的却像是暗沉的帆布。这可以补救—她知道这点。化一个合适的妆，就能变成一种异国的阴郁。有问题的是她的头发—发根处已经露出了原本的红色，其中夹杂着闪亮的灰发。几乎所有的时间，她都把头发掩盖在头巾里。

管理员再次敲门的时候，她有过一两秒疯狂的期待。他开始大喊她的名字：“马西太太！马西太太！哦，我希望你在里面。你能不能下楼来帮帮我。是楼下那个老家伙，他从床上摔下来了。”

他在她前面下楼，紧紧抓着扶手，每一步都摇摇晃晃、猛地踩到下一级台阶上。

“我想，他的朋友不在。我昨天就没看到他，我试图留意这些人，但不想打扰他们。我觉得他晚上可能不会回来了。打扫大厅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就赶紧返回去，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老家伙就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这个公寓并不比盖尔的大，布局也一样。竹帘外面还挂着窗帘，所以屋子里很暗。房间里充满香烟和剩饭的味道，还有一种空气清新剂的松香味。沙发床拉开成了双人床，那个老男人就躺在旁边的地上，把床单也扯了下来。他的脑袋没戴假发，光滑得像一块脏兮兮的肥皂。他的眼睛半闭，胸腔深处发出一种声音，像是绝望地想要打着火的发动机。

“你叫救护车了吗？”盖尔问。

“你能不能扶他起来？”管理员说，“我的背不好，我怕再扭到。”

“电话在哪儿？”盖尔说，“他可能中风了，也可能摔伤了臀部。他必须去医院。”

“是吗？他朋友可以很轻松地把他背来背去，他有劲儿，可是现在却没影儿了。”

盖尔说：“我来打电话。”

“哦，不行。哦，不行。我把电话号码写在办公室的电话旁边了，我从来不让别人进去。”

盖尔单独留在老人身边，尽管他可能听不到，她还是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我们正找人来帮你。”她的声音听上去带着傻乎乎的友善。她俯身拉过毯子盖住他的肩膀，让她大吃一惊的是，一只手忽然伸出来，摸索着抓住了她的手。老人的手很小，瘦骨嶙峋，可是却非常温暖，而且力气大得吓人。“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她说，好像在假装自己是那个红发的年轻人，或者别的年轻男人或年轻女人，甚至是他的母亲。

救护车很快就来了，响着刺耳的警报。救护人员推着担架车很快来到了房间，管理员脚步沉重地跟在他们后面，嘴里说着：“……搬不动。这是马西太太，出事后紧急从楼上下来帮忙的。”

他们把老人抬上担架时，盖尔想把手抽出来，可老人开始埋怨，或者她以为是老人在埋怨—他不停发出的无意识的声音听起来不过是“啊，嗯，啊”。于是，她立刻又握住了他的手。人们把老人抬出去时，她就这样小跑着跟在旁边。他握得那么紧，盖尔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拉着跑一样。

“他曾经是蓝花楹旅馆的主人，”管理员说，“几年前是。”

街上有些人，但没有人停下脚步，没人想傻乎乎地停下看。他们想看，他们又不想看。

“我要和他一起去吗？”盖尔说，“他好像不想松开我。”

“你自己决定吧。”一个救护人员说。于是，盖尔爬上了车。（她实际上是被那只紧握的手拽进去的。）救护人员给她放下一个小座位，门关了，车一开警报声就又响了起来。

这时，透过后门上的车窗，她看到了威尔。他大概在一个街口之外，正朝着米拉马尔公寓走过来。他穿着浅色的短袖夹克和配套的裤子—可能是旅游套装—他的头发更白了，或者是被太阳晒得褪色了。但她一眼就认出了他，她总是能认出他，一见他总是会大声呼唤。就像现在，她简直想挣脱老人的手从座位上跳起来。

“是威尔，”她对救护人员说，“哦，对不起，是我丈夫。”

“哦，那最好别让他看见你从飞驰的救护车上跳下去。”他说，“哦—这里出什么事儿了？”接下来，他用专业的眼光观察了一下老人，然后很快直起身说：“死了。”

“他还抓着我呢。”盖尔说。说着，她就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前一秒他还握着她的手—使着很大劲儿，似乎在她向着威尔跳起来时足以把她拉住。现在，却是她紧紧拉着老人。他的手指还有温度。

从医院回到家时，她发现了一张意料之中的便条。

盖尔，我知道是你。

快点儿。快点儿。她的租金已经付过了，必须给管理员留张字条。她得从银行把钱取出来，赶到机场买票。她的衣服可以不带—那些简陋的浅色印花裙，那顶软帽。从图书馆借来的最后一本书可以留在鼠尾草画下方的桌子上，就放在那儿吧，积累着罚金。

否则，会发生什么事？

她曾经真切期待的事。忽然之间却真的想逃脱的事。

盖尔，我知道你在那儿！我知道你在门里面。

盖尔！加利娅！

说句话，盖尔。回答我。我知道你在那儿。

我听到你了。我从锁眼里听到你的心跳声、胃里的咕噜声，还有心绪的起伏声！

我能从锁眼里闻到你的味道。是你，盖尔！

最想听到的话是会变的。你在等待的时候，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爱—需要—原谅。爱—需要—永恒。这些话听起来能变成街上的喧闹声、敲击声、捶打声。你所能做的就是逃走，这样才能不出于习惯去敬仰它们。

在机场商店，她看到很多澳大利亚土著做的小盒子，圆形的，像硬币一样轻。她挑了一个，深红底色上散布着不规则的黄色圆点，上面印着一个膨胀的黑色图形—可能是只海龟，伸着短小的腿，无助地四脚朝天。

盖尔想着，送给克莉塔做礼物。就像她在这里的所有时间不过是一场梦，她必须将其抛弃，回到某一点，一个起点。

不给克莉塔。给威尔做礼物？

嗯，那就送给威尔。现在寄走？不，带回加拿大，一路带回去，从那里寄走。

黄点散布的样子让盖尔想起了去年秋天看到的情景。她和威尔看到的。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们出去散步，从家里出门，沿着树木繁茂的河岸一直走。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曾经听说、但以前从未见过的情景。

数百也许是上千只蝴蝶落在树上，这是它们沿着休伦湖穿越伊利湖然后向南飞到墨西哥的长途飞行之前的休憩。它们落在那里，像是金属制成的叶子，金箔—就像扔出的金箔落在了枝头。

“就像《圣经》中的金雨。”盖尔说。

威尔告诉她，她把朱庇特和耶和华弄混了。

那一天，克莉塔已经开始走向死亡，威尔也早已遇到了桑迪。这场梦早就开始了—盖尔的旅途和她的谎言，那些她想象的—相信的—隔着门听到的话。

爱—原谅

爱—遗忘

爱—永恒

街上的捶打声。

这样一个盒子，在把它包装起来寄走之前，该往里面装点儿什么呢？一颗珠子，一根羽毛，还是一粒壮阳药？或者，装一张纸条，紧紧地叠起来，叠成唾沫球那么大。

现在，要不要追随我，由你来决定。

（邢楠　译）

注释

〔1〕诺森伯兰郡，位于英格兰最北部，与苏格兰交界。

〔2〕旅馆名为“Jack Randa”,取自“蓝花楹（Jacaranda）”。

荒野小站

一

玛格丽特·克雷斯韦尔小姐，多伦多劳动收容所负责人，

致西蒙·赫伦，北休伦，1852年1月15日。

因来信附有牧师担保，我很乐意回复。我们经常收到你这种请求，但除非来信附有担保，否则我们很难相信来信者的诚意。

本收容所内并无适婚女子，因为我们通常在她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打发其出去谋生。但随后几年会一直与她们保持联络，一般到她们结婚为止。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有时会推荐其中一个女孩子，安排一次会面，当然，双方是否合适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目前保持联系的人里有两位十八岁的女孩，她们针线活儿都很好，都在女帽店里当学徒，不过，要是能嫁给合适的男人，当然比一辈子做这种工作更好。其他的现在还不好多说，得取决于你们是否喜欢彼此了。

这两位女孩分别是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和安妮·麦基洛普小姐。她们都合法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不过，就约翰斯通小姐来说，有一个肺痨的问题，尽管她是个皮肤红润的丰满姑娘，长得更漂亮一些，但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可能她并不适合一辈子在荒野里辛勤劳作。另一位女孩，麦基洛普小姐，尽管身材瘦削，外貌稍逊，但却更为吃苦耐劳。她有一只眼睛不太好，不过不影响视力，而且她的针线活儿非常出色。她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色的，皮肤也稍暗，这些不是因为混血，而是因为她的父母都来自法夫。她是个很能干的女孩，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女孩身上常见的那种傻乎乎的胆怯，我觉得她比较适合你所能提供的生活。我将会和她联系告知此事，如果你打算和她见面，我们静候来信。

二

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五十周年版，1907年2月3日。

乔治·赫伦先生的回忆录。

1851年9月的第一天，我的哥哥西蒙和我带着一箱子被褥和日用品，赶着马车从霍尔顿县出发，去休伦和布鲁斯的荒野里碰运气—当时那些地方都被人们看成荒野。我们带的东西来自西蒙的老板阿奇·弗雷姆，被算成他工资的一部分。同样，马也是从他那里租的，他的伙计和我年纪相仿，和我们同行，以便把马车赶回去。

我应该一开始先说清，我和哥哥是孤儿，刚到这个国家的五个星期内，父母相继死于热病，那时我三岁，西蒙八岁。西蒙被送去跟着母亲的堂兄阿奇·弗雷姆干活，我被没有子女的教师和他的妻子接纳。那是在霍尔顿，其实我觉得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但西蒙离我只有几英里远，他经常来看我，总是说，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再也不用给别人干活，因为这是父亲当年的愿望。我被送到学校读书，而阿奇·弗雷姆并没有送西蒙去，所以他坚决想要离开这里。十四岁的时候，我长成了哥哥那样的壮小伙，他说我们该出发了，去广袤的休伦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

第一天，因为纳塞戈维亚和普斯林奇的路况非常糟糕，我们只走到了普雷斯顿。第二天，我们到了莎士比亚，第三天下午到了斯特拉福德。一路向西，路越来越难走，所以我们想，最好把行李交给驿站托运到克林顿去。但因为阴雨天气，驿站停止了运输，想等到路面冻结再恢复。所以，我们让阿奇·弗雷姆的伙计先带着马车和行李返回霍尔顿，然后把斧头扛在肩上，步行向卡斯泰尔斯走去。

卡斯泰尔斯尚在建设当中，在我们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有一栋既是商店又是客栈的简陋房子，有一个名叫勒意姆的德国人正在建锯木厂。还有个比我们先来的人，已经建好了一栋较大的木屋，他叫亨利·特里斯，后来成为了我的岳父。

我们住进了客栈，睡在地板上，两个人只盖着一条毯子还是一床被子。冬天早早来到了这里，冷雨连绵，一切都湿答答的。不过，我们早就预料到了会有困难，至少西蒙是这样。我之前的生活环境比他好些，不过西蒙说我们必须忍耐，我照他的话做了。

我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通往我们那块土地，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还从亨利·特里斯那里借了一头拉运木材的牛。但西蒙没打算向别人借东西或者求助，他打算靠我们自己盖起这栋小木屋。当发现这不太可能的时候，我一路找到了特里斯家，在亨利和他两个儿子以及磨坊一个小伙子的帮助下，房子终于完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往木料的空隙中抹泥，还弄到了一些铁杉树枝当床。这样，我们总算不用再花钱住在客栈里，而是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我们有一大块榆木板，用来当门。哥哥曾经从阿奇·弗雷姆那儿几个法裔加拿大伙计那里听说，在伐木场里，火总是生在屋子的正中间，所以他说，咱们的房子也要这么办。于是，我们竖起了四根柱子，在上面建造烟囱，为了好看，打算里里外外都用泥抹平。火生得旺旺的，我们在榆木床上睡下了。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木屋里火光闪耀，连盖屋顶的大木铲上都有火苗在欢快地跳动。我们赶快推倒了烟囱，木铲是用青翠的椴木做的，上面的火苗倒是不难扑灭。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按照常规把烟囱建在屋子的一头，我想，自己最好别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

清理了一些小树和灌木之后，我们开始砍伐大树。先砍了一棵白蜡树，然后劈成厚板来铺地板。我们的行李还没有从霍尔顿运来，所以亨利·特里斯送来一张又大又舒服的熊皮给我们铺床用，可我哥哥不想接受这份人情，把它送了回去，说我们不需要。几周之后，我们的行李运到了，我们只好借了牛去克林顿把行李拉回来，不过，哥哥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向别人求助。

我们走到沃利，背回了面粉和咸鱼。在曼彻斯特，有人高价渡我们过河，当时那里没有桥，整个冬天冰都没坚固到足以踩着过河。

圣诞节期间，哥哥对我说，我们的房子弄得差不多了，可以够他娶个老婆回来了，这样就有人给我们做饭、收拾，等我们能买起奶牛的时候，她还可以负责挤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关于“老婆”的事，我说据我所知他好像不认识什么人啊。他说他的确不认识，但是听说可以写信给孤儿院，问他们有没有愿意过这种生活的合适女孩推荐，如果有的话，他愿意过去和她见面。他想找一个十八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姑娘，健康，不怕辛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而不是刚刚进去，这样她就不会期待什么奢侈的生活或者有人服侍，也不会一直回忆从前较为轻松的生活。毫无疑问，现在的人听到这些肯定会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做法。并不是说我哥哥不能自己去追求姑娘结婚，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而是他当时根本没有时间、没有钱，也没有那种兴致，他脑子里全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产。而且，如果一位姑娘双亲尚在的话，他们很可能不愿意让她走那么远，去一个工作繁重、毫无享受的地方。

麦克贝恩先生是最近才来这里的牧师，他帮西蒙写了信，还亲自为他写了担保。这也说明，这种求偶方式在当时是颇为正派的做法。

后来，我们收到了回信，说是有一位姑娘可能符合要求。于是西蒙就去多伦多接她。她叫安妮，本姓是什么我忘了。他们得涉过赫利特的小河，到达克林顿的驿站之后还得穿过厚厚松散的积雪。回来之后，那姑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她吃了一惊，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丛林地。她的行李箱里有女士们给她的床单、锅和碗碟，这让我们的屋子更舒适了一些。

四月初，哥哥和我到我们领地最远处的丛林里砍树。之前西蒙去结婚的时候，我朝着特里斯家的方向砍了一些，但西蒙想把我们领地的边界全都砍伐清楚，不想再继续往我以前那个方向砍。那天一早天气很暖和，树林里还有很多松散的积雪。我们正在西蒙想砍的地方伐一棵树，不知怎么的，我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树上的一根树杈忽然咔嚓一声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砸了下来。我们刚听到小枝丫咔嚓作响，抬头去看，那树杈就砸到了西蒙头上，当场要了他的命。

我不得不一路拖着他的尸体穿过雪地回木屋。他虽然不胖，但是个子很高，这差事既难办又累人。那时，天气更冷了些，走到空地上的时候，我发现风里已经有了雪粒，像是一场暴风雪即将来临。我们之前的脚印已经被雪填满了，西蒙身上都是雪，这次却无法在他身上融化了。他的妻子迎到门口，非常困惑，以为我拖着的是一截木头。

在木屋里，安妮把他清理干净，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牧师住在客栈里，因为这里没有教堂或者房子给他。虽然客栈只有四英里远，但是风雪已经猛烈起来，你连空地周围的树木都看不清了。这场暴风雪看起来得持续两三天，因为风是从西北方向刮过来的。我们清楚，尸体不能放在木屋里，也不能放在外面雪地里，担心会引来山猫觅食，所以，只能开始动手埋葬他。雪下面的土地还没有结冻，我在木屋边给他挖了一个坟墓，安妮缝起床单装殓了尸体，然后把他葬进了墓里。我们为他念了《主祷文》和《圣经》中的一章《诗篇》，并没有在风里待太久。我记不清念的是哪一篇了，只记得是靠近《诗篇》快结束的地方，而且很短。

那是1852年4月的第三天。

那也是当年的最后一场雪。后来，牧师过来举行了仪式，我给他竖起了一座木头墓碑。再后来，我们在公墓里有了墓地，又在那里给他立了一座石碑，但他的尸骨并没在那里。因为在我看来，把一个人的尸骨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是一件既无用又愚蠢的事，因为那只是他的遗骨罢了，他的灵魂早已经去了上帝那里听候审判。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伐木、开垦。很快，我开始和特里斯一家一起干活，他们对我特别好。我们不分彼此，两家的活全都一起干。后来，我开始在他们家吃饭，甚至睡觉，又认识了他家的女儿珍妮，我们年龄相仿，打算结婚，等时机到了就举行了婚礼。我们一起度过了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但最终，我们是幸福的，而且生养了八个子女。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接管了岳父和我的土地，因为我两位内兄弟都离开本地去了西部谋生，日子也过得相当不错。

我的嫂子没有继续留在这里，她自己去了沃利。

如今，这里的碎石路四通八达，离我的农场不足半英里处还有一条铁路。那些丛林和灌木早已消失不见，我经常想起自己曾经砍伐过的树木，要是留到现在再砍的话，我肯定会变成有钱人。

沃尔特·麦克贝恩，北休伦自由长老会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治安员，1852年9月10日。

先生，我写这封信是为了通知您，有一位本区的年轻女士很可能前往你处，她的名字叫安妮·赫伦，是个寡妇，也是我们教会的教徒之一。这位年轻人已经离开了霍洛韦镇卡斯泰尔斯附近的家，我想她是打算走到沃利去。她有可能会去监狱自首，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知告诉您她的身份和过去。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到这里的，是第一个敢来冒险的牧师。我的教区里至今仍全是灌木林，除了卡斯泰尔斯客栈，我根本无处落脚。我出生在苏格兰西部，得格拉斯哥布道团的资助来到这个国家。在获知上帝的旨意后，我在他的指引下去往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告诉您这些，是希望您了解我的为人，以及我对这个女人相关事宜的看法。

她是去年深冬来到这里的，成为一位年轻人西蒙·赫伦的妻子。他在我的建议下给多伦多劳动收容所写了封信，请他们推荐适合的基督教、最好是长老会的女信徒，她就是被推荐的人选。他立即和她结了婚，将她带回了和弟弟一起建造的棚屋。那两位小伙子是孤儿，没什么指望，于是来到这里开垦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冬天快结束的时候，有天他们正在干活，意外发生了。一根大树杈忽然掉下来，当场砸死了正在砍树的哥哥。弟弟把尸体拖回了木屋，因为当时被暴雪所困，他们自己将他下葬并举行了葬礼。

上帝从不滥用他的仁慈，我们遇到的各种打击最终会被证明也是来自主的关心和好意。

失去哥哥的帮助后，弟弟逐渐融入了邻居家的生活，那家人也是我们的会众—尽管那年轻人仍然在他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来接纳。他们本来也想接纳那位年轻的寡妇，但她却完全拒绝接受他们的好意，甚至对每个想要帮助她的人都避而远之，尤其是对她小叔子，尽管他说从来没有跟她拌过一句嘴。她对我也是如此，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会有任何顺服的回答或表示。这也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太会和女人谈话，不太能够赢得她们的信任。她们那种顽固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只是想说，我没能对她产生什么好的影响。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就像她当时的心智与灵魂一样。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大多数时候，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或粥。小叔子搬走后，她的生活更是混乱无序。当我去看望她时，大门敞开着，显然动物们早已在这里进进出出。要是她在家的话，肯定是藏了起来嘲弄我。那些见过她的人说，她的衣服因为在灌木丛里穿梭而弄得又脏又破，身上全是荆棘的划痕和蚊虫的咬痕，她不梳头发也不扎辫子。我想，她肯定是靠邻居和小叔子送来的咸鱼和燕麦饼为生。

我正苦苦思索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方法，能保护她的身体，更能解决她面临的更严重的精神危机，忽然听说她已经离开了这里。她门都没关，没穿斗篷没戴帽子，只是用烧焦的木棒在木屋地板上留下了几个字：“沃利，监狱。”我觉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她打算去那里自首。她的小叔子觉得自己不用去追，因为她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善，而当时我要去做一个临终布道所以也没法离开。因此，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她是否去了那里，状态如何，以及您打算如何对待她。如果您把她留在了那里，冬天之前，我打算再去拜访。她是自由教会和恩典之约的孩子，因此有资格拥有一位符合自己信仰的牧师，您可千万别认为给她派去一位英格兰教会、浸礼会或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就足够了。

说不定她不去监狱，而是在街上游荡，所以我应该告诉您她的外貌特征：黑发，高个子，身形瘦削，不算标致也不难看，只是有一只眼睛斜视。

詹姆斯·马伦，沃利监狱治安员，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北休伦，卡斯泰尔斯，1852年9月30日。

您关于那位年轻女士安妮·赫伦的来信十分及时，我深表感谢。她出现在监狱的时候虚弱又饥饿，所幸没受什么伤，基本安好地到达了沃利。被问及来这里的意图时，她说自己是来供认一起谋杀案的。当时我还有别的工作，时间又快半夜了，所以就让她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我去看她，尽量询问了所有的细节。

在收容所长大、在女帽店当学徒、她的婚姻、如何来到北休伦，她的故事和您告诉我的一模一样，除了她丈夫的死。关于此事，她是这么说的：

四月初的一天，她的丈夫和小叔子出门伐木，让她准备他们要带的午饭。临出门的时候，饭还没做好，所以她说一会儿把饭送到林子里去。然后，她烤了一些燕麦蛋糕，带了点儿咸鱼，跟着他们的足迹找到了干活的地方。但丈夫打开午饭的时候却十分生气，因为她打包打得不太好，咸鱼的油已经把蛋糕泡得乱七八糟了，让人难以下咽。他很失望，生气地说等有空的时候要好好揍她一顿。然后，他就背对着她坐在一根木头上，而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砸了过去。丈夫正好被砸到了脑袋，不省人事，当场死掉了。她和小叔子把遗体拖回了木屋。正好来了一场暴风雪将他们困在那里，小叔子说既然她不是故意的，真相就别告诉别人了。她同意了。他们埋葬了遗体—故事从这里又和您的一致了—这本来可以算是结局了，但她越来越焦虑，觉得自己是故意杀死丈夫的。要是当时没砸死他的话，换来的将会是更狠的毒打，她说，她干吗要冒这个险呢？最后，她决定来自首，像是要证明什么一样，她递给我一绺沾了血凝结后的干硬头发。

这是她的说法，刚开始我并不相信。以她的力气，不可能搬起并扔过去一块足以砸死一个壮小伙的石头。当我质疑这一点时，她又改变了说法，说她是用双手搬起了一大块石头，不是扔过去，而是直接从后面砸向他的脑袋。我问，为什么他弟弟没有阻止你？她回答说，当时他正看着别处。我又说，树林那里肯定还有那块带血的石头，她说她当时用雪把石头擦干净了。（实际上，当时积雪那么深，不太可能顺手就找到一块大石头。）我请她挽起袖子，检查一下她手臂上的肌肉是不是能做到那些事，她说几个月前她比现在要强壮许多。

我觉得她是在说谎，或者是自欺欺人。当时我想不出原因，只能先把她收进监狱。我问她觉得现在我们会怎么处理她，她说，你们会审问我，然后绞死我，不过，你们不在冬天实施绞刑，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待到明年春天。要是你们让我干活，可能会觉得我有用，也许会把我留下来，不再绞死我了。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说冬天不实施绞刑的。她的故事让我十分困惑。您可能知道，我们的新监狱条件很好，犯人们吃饱穿暖，管理十分人性化，甚至有人抱怨说，那些犯人住进监狱不仅不懊悔—在这种隆冬季节，甚至很高兴。显然她不能再流浪下去，而且根据您的说法，她不想和朋友们一起生活，也不太可能独自过活。我们监狱除了犯人也收容精神病患者，如果她被证实精神错乱，我可以让她冬天住在这里，春天可能把她送去多伦多。我已经为她预约了医生，也告诉她您写信过来，还打算来看望她，但是她好像非常不情愿。她请求不让任何人来看她，除了萨迪·约翰斯通小姐，而她并不在本地。

随信附上我写给她小叔子的信，请代为转送，好让他知道她的说法，也告诉我他的看法。提前感谢您代为送信，对于您经历的辛劳以及详尽告知我此事，一并表示感谢。我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员，但对于其他新教教派为这个世界的秩序所做的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您可以相信，我会尽我所能，使您能来挽救这位年轻女士的灵魂，不过最好等到她真正愿意的时候。

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1852年11月18日。

我立刻将您的来信送给了乔治·赫伦先生，相信他已经回信告知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对于他嫂子的说法，他很惊奇，因为她从来没对他或者任何人说过那些话。他说那全是她编造的，或是她的幻想，因为意外发生的那天，她根本不在树林里，也没有任何理由去那里，他们出发的时候就带上了午饭。他说曾经是有一次，他哥哥因为咸鱼的油泡烂了蛋糕责骂过她，但不是出事儿的那一天。即使她在那里想那么做，那儿也没有大石头能让她冲动行事。

很抱歉，因为生病这么晚才回信。我得了尿砂症和胃风湿，比以往都严重。最近稍稍好转，正常情况下，下周应该能如常行动了。

关于那位年轻女士的精神状况，我不知道您请的医生怎么说。但我以前就想过这一点，也请教过神明。我是这么想的。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她对丈夫的顺服并不是百分之百的，难免照顾不周、顶几句嘴、吵吵架，还有她们女人爱用的伤人的闷气和沉默。这一切还没解决，她的丈夫就死了，她自然而然感到懊悔和痛苦。这种情绪完全控制了她，让她觉得丈夫的死都是自己造成的。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人都会发疯的。对有些人来说，发疯开始时像是闹着玩一样，不过他们的肤浅和鲁莽很快就会受到惩罚，魔鬼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发疯再也不是游戏了。

我还是希望能和她谈一谈，让她理解这一点。不过，最近有些困难，除了我这糟糕的身体，还因为我住的地方肮脏又嘈杂，我不得不日夜忍受着噪声，这摧毁了我的睡眠和学习，甚至干扰了我的祷告。凛冽的风穿透木墙，但如果我下楼去凑到火堆边，那里尽是些醉酒的灵魂和最污秽的傲慢之徒。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曾有人承诺修建教堂和住所，但许诺的人正忙着自己的事，看起来只能不断推后。然而，即使在病中，哪怕只给了我这样的畜棚和房子，我也没有停止布道，我的内心铭记着一位伟大的人—神旨的传道者和解读者—托马斯·波士顿，他在临终前还从窗户向楼下院子中聚集的两千多人宣讲神的大能。尽管我的会众没那么多，但我也打算宣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论你的人生中有什么曲折，都是神的旨意。”—托马斯·波士顿。

“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同上。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1月17日。

我写信是想告诉您，那位女士的身体很健康，衣衫也不再那么破烂，吃得不错，打扮得很整洁。精神也平静了许多。她现在负责修补监狱里的床单和被罩，干得很不错。但我得说，她还是坚决不愿接受探访。我不建议您现在来，因为很可能是白费力气。这段路程冬天很难走，对您的健康也不太好。

她的小叔子给我写了一封很得体的信，确认她说的都不是事实。我对此十分满意。

您可能想知道医生探视过她之后是怎么说的。他觉得，她可能陷入了一种女性特有的妄想症，发病动机是一种对自我重要性的渴望，也是想逃避单调的生活或生来就得面对的苦役。她们会幻想自己被魔鬼的力量附身，犯过各种可怕的罪行，等等。有时候，她们会说自己有好几个情人，但这些情人全是幻想出来的。那些觉得自己伤风败俗的女人，实际上非常淳朴贞洁。那位医生把这一切归咎于女性们所能读到的书，幽灵啊，魔鬼啊，和公爵贵族私通之类的。对多数人来说，一旦面对现实职责，她们就会放弃这类消遣。对有些人来说，她们只是偶尔沉迷其中，就好像享用糖果或雪利酒。但对某些人来说，那却是一种彻底的沉溺，就像活在吸完鸦片后的梦中。医生没法从这女人那里了解到她曾经读过的东西，但他相信，她现在早就忘光了，或者，是狡猾地隐瞒了起来。

随着他的质疑，的确有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显露了出来。当他问她，你不害怕被绞死吗？她回答，不，你们不会绞死我的。你是说，他们会判定你精神有问题？他问。哦，也许吧，她说，而且，他们不会绞死怀着孩子的女人吧？接着，医生要为她检查身体，想知道她刚才的话是否属实。她同意了，也就是说，她诚心相信自己的话。可是，医生却发现她根本是在自我欺骗。那些她自以为怀孕的征兆不过是长期营养不良和臆想的结果。他说明了检查结果，但她相不相信还很难说。

必须承认，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女性来说十分艰难。最近，又有一位精神失常的女人被送了进来。她的故事更令人同情，她是因为被强奸才发疯的。侵犯她的两个罪犯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她隔壁的男囚区。受害者有时候连着尖叫好几小时，整座监狱也变得令人心情压抑。这能否让我们那位自称谋杀犯的女士放弃原意、离开这里，我也不知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缝纫女工，要是她愿意，是有人愿意雇她的。

听说您的健康情况不好，居住条件也很糟糕，我很遗憾。城市已经发展得非常文明，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荒野生活的艰辛。你们这些自愿选择去那里生活的人，值得我们钦佩。但请允许我多说一句，以您这种健康欠佳的情况，不可能在那种生活条件下坚持太久。要是您能搬到舒适些的地方以便更长时间地工作，相信您的教会不会觉得不妥。

我附上这位年轻女士写给一位萨迪·约翰斯通小姐的信件，寄往多伦多国王大街。我们看了这封信，以便更多地了解她的精神状态，但随后又装好了信并寄了出去。可是信却被退了回来，戳记为“收件人不详”。我们还没告诉写信人此事，为的是希望她能再写点信，从而让我们有更充足的信息判断她是否有意说谎。

安妮·赫伦太太，休伦和布鲁斯联合县，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小姐，多伦多大国王街49号，1852年12月20号。

萨迪，我在这里很好，很安全，吃的、住的都没什么可抱怨的。这是一栋很好的石头建筑，有点像咱们的收容所。要是你能来这里看我就好了。我经常在自己脑子里和你说很多话，没有把它们写下来，万一他们都在监视我呢。我在这里做缝纫工作，刚来时东西都没有缝补，现在已经被我整理得很好了。我还给剧院做幕帘，这是外面来的工作。我想见你。驿站直接能到这里，要是你不愿意冬天来，春天的时候你一定愿意。

詹姆斯·马伦先生，

致沃尔特·麦克贝恩牧师，1853年4月7日。

一直没收到回信，希望您一切安好，并且仍然对安妮·赫伦的案子感兴趣。她仍然待在监狱，忙着做我从外面找来的缝纫工作，没再提过孩子、绞刑或者以前那些事。她又给萨迪·约翰斯通写了一封信，但非常简短，我随信附在后面。你知道这位萨迪·约翰斯通是谁吗？

我没收到你的回信，萨迪，我想他们可能没有帮我寄信。今天是1853年4月1日，但不是咱们以前互相戏弄对方的愚人节。如果可能，请来看望我。我在沃利监狱，但一切安好。

致詹姆斯·马伦先生，卡斯泰尔斯客栈房东，爱德华·霍伊，1853年4月19日。

你寄给麦克贝恩先生的信已经退给你了。他已于2月25日在客栈去世，留下了一些书，没有人要。

三

安妮·赫伦，沃利监狱，

致萨迪·约翰斯通，多伦多。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

乔治拖着他从雪地里走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拖着的是一截木头。我根本没看出是他。乔治说，一根树杈从树上掉下来砸着他了。他没说他已经死了。我等着他吱声，他的嘴巴半开，里面还有雪，眼睛也是半睁着。外面的暴风雪铺天盖地，我们必须把他弄进屋。我和乔治一人拖一条腿，我拖着那腿时，在心里假装那就是一截木头。屋里我生着火，很暖和，他身上的雪开始融化。血也化开了，在他耳边流下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很怕靠近他，总觉得他的眼睛还在盯着我。

乔治在火边坐下，转过脸去，靴子和厚重的外套都没有脱。我在原木拼就成的桌边坐下。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死了？乔治说，你去摸摸他就知道了。可我不想去。外面的雪很大，狂风呼啸着刮过林间和屋顶。我说，在天堂的天父啊，我就这样得到了勇气。每动一下，我都得重复一遍这句话。得把他清洗干净，我说，来帮我。我取过化满雪水的桶，费力地脱下他的靴子，从脚开始清理。我请乔治帮忙的时候，他一直没转过脸来，也好像根本没听见，也没搭手帮我。我力气不够，根本脱不下他的裤子和外套，就只擦洗了手和手腕。我一直用手里的布隔着他的皮肤。血和雪融化在一起，淌到他的脑袋和肩膀下。我很想把他翻过来擦洗干净，可是一个人搬不动。于是，我走过去，拉着乔治的胳膊把他拽了过来。帮帮我，我说。什么？他说。我说，咱们得把他翻过来呀。于是，他帮忙一起将尸体翻成了脸朝下。就这样，我看到了，看到了斧子砍过的地方。

我们谁也没吭声。我把血啊什么的全都擦洗干净了，然后对乔治说，去，从我箱子里把床单拿过来。那是我平时舍不得铺在床上的好床单。我看也没有必要脱下他的衣服了，尽管那些衣服料子都不错。因为血液凝固的地方就得把衣服剪开，最后也不过剩下一堆破布头。我从他头上剪下了一小绺头发，因为我记得当初莉拉在收容所死掉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接着，乔治帮忙把他卷进了被单里，我把被单缝了起来。我一边缝，一边跟乔治说，去棚屋堆木头的背风处看看，够不够地方给他挖个墓。把木头搬开，下面的土可能更松软一些。

缝被单的时候，我得蹲伏下去，几乎像是和他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先折起被单把他的脑袋缝在了里面，要不就得看着他的眼睛和嘴巴。乔治走了出去，我听到他在风雪中按我说的在干活，有时候木头扔在墙上发出砰的一声。我继续缝，一边看着他的身体一点一点消失在被单里，甚至一边大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床单在头部折叠了起来，到了脚部就不够了，于是我把在收容所学做的一件镶边小圆孔的衬裙接了上去，这才把他全身都缝了进去。

我出去给乔治帮忙。他已经把木头都搬走了，正在挖坑。那块地跟我想的一样，比较松软。他拿着铁锹，我就拿起了宽铲，他挖坑、松土，我铲土。

然后，我们把他抬了出来。现在已经不能一人拖一条腿了，于是乔治搬着头部，我抓住衬裙缝着的脚踝。我们把他推滚进了坑里，然后开始掩埋。乔治用铲子，我用铁锹铲不起太多土，只好用双手往里推铁锹，然后用脚使劲踩。土都填进去之后，乔治又用铲子使劲把地面拍平。接着，我们在雪地里把木头全都搬了回来，像以前一样堆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根本没人动过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都没戴帽子和围巾，却干活干得浑身发热。

我们又拿了一些烧火的木头进屋，插上了门闩。我擦洗地板，对乔治说，脱掉你的靴子，再把外套也脱了。乔治照办了，然后坐在了火边。我用猫薄荷叶做了一种以前特里斯太太做过的茶，又往里面加了一块糖。但乔治不想喝。太烫了，我说。茶放凉了一些之后，他还是不想喝。于是，我开始和他说话。

你不是故意的。

当时太生气了，你并不是故意那么做的。

我见过以前他是怎么对你的。我看到他为一点小事就把你揍倒在地上，而你只是一声不吭地站起来。他也是那么对我的。

要是你没这么做，总有一天，他也会这样对你的。

听着，乔治，你听我说。

要是你去自首，你想想，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会把你绞死的。你死了，就再也不能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你的土地会怎么样？很可能又会回到王室手中，会有其他人得到它，你曾经付出的辛苦全都为别人白忙活了。

要是你走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拿来一些凉的燕麦蛋糕，热了热，然后放了一块在他膝头。他拿起来，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却无法下咽，全都吐进了火里。

我说，听着，我比你大，懂得多些。我也是有信仰的，我每天晚上都对着上帝祈祷，我的祷告得到了回应。我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清楚上帝的想法。我知道上帝不想让你这样一位好小伙被绞死。你要做的就是道歉，诚心诚意地道歉，上帝会原谅你的。我也会道歉，因为当我看到他死去的时候，我不希望，没有一分钟希望他是活着的。我会说，上帝啊，请你原谅我。你也这么做。跪下。

但他没有跪。他也没有离开他的椅子。我说，好吧，我有个主意，我去拿《圣经》来。你相信《圣经》吧？我问他。说你相信，点点头。

我没看清他点没点头，但是我说，好，好，就是这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收容所会怎么做。当我们想知道自己身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或者生活中应该怎么办，就会随意翻开一页《圣经》，用手指随意一指，然后睁开眼睛，读出指到的词句，它会给你指引。要想更保险的话，那就在闭眼睛时说，上帝指引我的手指。

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动也不动。所以我说，好吧，好吧，我替你来做。我做了一遍，然后把手指指到的地方读了出来。我把《圣经》靠近火光，好看清上面的字。是一些关于变老、白头发的话，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1〕我说，这意思是说，你应该一直活到头发花白的老年，在此之前，什么事都不该发生在你身上。它是这么说的，《圣经》里。

接下来的词句说，某某来了，怀孕了，给他生了个儿子。

《圣经》上说你会有个儿子，我说。你必须活着，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但下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字一句都记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2〕

乔治，我说，你听见了吗？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这就是说，你是安全的。

你是安全的，快站起来。站起来，去躺在床上，睡一觉。

他自己根本动不了。我拉了又拉，把他拉着站了起来，一直扯到床边—不是屋角他自己那张床，而是大床—又把他摁到床上躺下。我推着他翻了个身，把衣服脱到只剩下衬衫。他的牙齿直打战，我担心他是不是感冒或发烧了。我把所有的熨斗都加热，用布裹起来，一个挨一个摆在他旁边。棚屋里没有威士忌或者白兰地，只有猫薄荷茶。我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糖，然后用汤匙一勺一勺地喂进他嘴里。我用双手揉搓他的脚，然后是胳膊和腿，又把热水泡好的衣服拧干了敷在他腹部和心口。我用非常温柔的语调对着他说话，让他安心去睡，等一觉醒来，头脑就会清醒，所有的恐惧都会烟消云散。

一根树杈砸中了他。就跟你告诉我的一样。我能看见那树杈掉下来，太快了，一路砸掉了很多小枝叶，快得简直像开枪一样。然后怎么着？砸到他脑袋上，死了。

终于把他哄睡着之后，我也在他旁边躺了下来。脱掉罩衣以后，我看见自己胳膊上青紫的瘀痕。我撩起裙子，想看看大腿上的瘀痕还在不在。还在。手背上我咬过的地方仍然瘀青一片，还很疼。

我躺下之后，什么也没发生。我整晚都没睡，一直听着他的呼吸声，时不时摸摸他，看他身上有没有暖和过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身生着了火。他听到声音也起了床，情况看起来好些了。

他并没有忘记发生过的事，但说话的样子像是觉得一切都没关系。他说，我们当时应该做做祷告，从《圣经》里念点儿什么。他打开门，外面还飘着很大的雪，但天空很晴朗。那是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

我们走出去，念了《主祷文》。然后他说，《圣经》在哪儿呢？怎么没在架子上？我从火边拿过来之后，他又说，怎么在那儿啊？我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念哪一段，我就选了《诗篇》第131章，我们在收容所的时候必须念这个。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3〕他念了这一段。然后他说，他要铲出一条路，去告诉特里斯一家。我说我待在家里给他做点儿饭吃。接着，他就出去铲雪了，但没有像我等待的那样，累了就回来吃饭。他一直铲啊铲啊，铲出了一条很长的路，然后就走了，一直没回来。天快黑了他才回来，说吃过饭了。我问，你告诉他们树的事儿了吗？他第一次用那种不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和他哥哥过去看我的目光一样。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件事，一句也没再提过。他也再没有对我说过任何话，除了在我梦里。但我能够清楚地区分做梦和清醒，在我清醒时，除了那种不善的目光，别的什么都没有。

特里斯太太来过，想把我带到他们家一起生活，就像乔治那样。她说，我可以在那里吃，在那里睡，他们有足够的床。我不肯去。他们觉得我不去是因为太过悲伤，其实我是怕有人看到我身上的瘀青，也不愿意别人看到我哭。我说我不怕一个人住。

我几乎每晚都做梦，他们中的一人拿着斧子追我。不是他，就是乔治，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有时候不是斧子，是他们中的一人用双手举着一块大石头，躲在门后等着我。梦是对我们的警告。

我不再待在屋里，怕他找到我。当我不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睡以后，噩梦没那么频繁了。天气忽然就暖和起来，外面蚊虫也多了，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能看见它们咬出的包，却没有任何感觉，这也是我在外面受到庇护的征兆之一。一听到有人过来，我就蹲下身去。我吃一些浆果果腹，红的黑的都有，上帝保佑我没吃出毛病。

过了一阵，我开始做另一种梦。乔治来跟我说话，仍然带着那种不善的眼光，但他试图掩饰，假装自己很友好。他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对我说谎。天渐渐冷了，可我不想进屋。露水很重，睡在草丛里，我的衣服被浸湿了。该怎么办呢？我拿了《圣经》翻开，想从中得到启示。

现在，我的欺骗行为受到了惩罚，因为《圣经》什么都没有告诉我，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欺骗就是—帮乔治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完全按照手指指到的地方去读，而是迅速从周围找了更合意的词句。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我也经常这么做。我总是能找到好句子，可谁也没有怀疑。你就从来没有这样，萨迪。

所以，我现在受到了惩罚，不管怎么找，我都再也无法从《圣经》中得到任何帮助。但不知是什么在脑海中让我到这里来，我就来了。我听别人谈起过，说这里很暖和，流浪汉们特别想被关进这里。于是我想，我也要来。告诉他们的那些话，也不知是怎么钻进我脑海里的。我告诉他们的都是乔治经常在梦中对我所说的谎话，他想让我相信，那件事是我做的，不是他。在这里乔治没法伤害我，这也是我过来的主要原因。要是他们觉得我疯了，而我很清楚我没有，我就是安全的。只是，我很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我也很希望那些哀号声能够停止。

写完这封信之后，我会把它和剧院那些幕帘一起装起来，还会在信封上写上“捡到的人请代为寄送”。我相信这比交给他们要好，因为以前给他们的两封信，他们根本就没有寄出去。

四

克里斯蒂娜·马伦小姐，沃利，

致利奥波德·亨利，金士顿女王大学历史系，1959年7月8日。

是的，我就是特里斯·赫伦的妹妹记得的那位去过农场的马伦小姐，她把我称为“戴着帽子和面纱的年轻美女”实在是太客气了。那是我开车时戴的面纱。要是我没弄错的话，她提过的那位老妇人应该是赫伦先生祖父的嫂子。既然你在写他的传记，肯定已经把人物关系搞清楚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投票给特里斯·赫伦，因为我是保守党，不过，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政治家，就像你说的，他的传记能在这个地区引起更多关注—这里总让人觉得“死气沉沉的”。

他妹妹没有专门提到那辆汽车，我倒觉得很诧异。那是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1907年我二十五岁生日时自己买的，花了一千两百元，是祖父詹姆斯·马伦留给我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以前是沃利的治安员，靠买卖农场赚到了钱。

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五个女儿住进了祖父家。那是一栋很大的石头房子，叫特拉奎尔，现在成了少年犯的收容所。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那里早就是收容所了！

我年轻时，家里雇着一名园丁、一名厨师和一名缝纫女工。他们都是些“怪人”，彼此不和，之所以得到现在的工作，全是因为我祖父在看县里的监狱时对他们很感兴趣，最终把他们都带回了家。

我买那辆蒸汽汽车的时候，姐妹里就只剩下我还住在家里，老仆人里也只剩下了那个缝纫女工，人们叫她“老安妮”。她对这个名字毫无异议，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有时候会给厨师留字条说：“茶一点也不烫，你加热过了吗？老安妮。”整个三楼都是她的地盘，我的一个姐妹—多莉—说，不管什么时候她梦到家，也就是特拉奎尔，都会梦到老安妮站在三楼的楼梯顶上挥舞着量尺，穿着黑裙子的长手臂毛茸茸的，像只大蜘蛛。

她有只眼睛向一侧斜视，这总让我们觉得她比一般人看到的东西要多。

祖父不准我们打探仆人们的私生活，尤其是待过监狱的，当然我们还是悄悄问了。有时候老安妮把监狱叫作收容所。她说隔壁床有个女孩总是尖叫，不停地尖叫—这就是为什么安妮会逃进树林里去。她说那个女孩因为不小心把炉火弄灭了挨过打。那你为什么会进监狱？我们问她，她会说：“因为我说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以为说谎是要进监狱的！

有时候她心情不错，就会和我们玩藏顶针的游戏。有时候心情不好，要是她熨衣摆的时候我们翻得太快或者停得太早，她就会拿别针扎我们。她说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拿砖块放在孩子们的头顶上，就能让他们不长个儿。她讨厌做婚纱（她就一直不用给我做！），觉得我那些姐妹们嫁的男人都不怎么样。她尤其讨厌多莉的情郎，所以在衣袖的位置故意留了些细微的瑕疵，结果不得不把衣袖撕掉，多莉都哭了。但是，总督和明托夫人来沃利那会儿，她给我们做的舞会礼裙漂亮极了。

关于她自己有没有结婚的问题，她有时候说结了，有时候说没结。她说，曾有一个男人来到收容所，让所有姑娘在他面前一字排开，然后说：“我要那个炭黑色头发的。”那就是老安妮，可是她拒绝跟他走，尽管那人是乘马车来的，十分有钱。很像灰姑娘的故事，可惜结局不同。她又说，树林里的一头熊杀死了她的丈夫，是我祖父杀了那头熊，用熊皮裹着把她从监狱带回了家。

我妈妈过去常说：“行了，姑娘们。别让老安妮说了，她的话你们一个字儿也别信。”

我好像说了很多很多背景信息，但你的确说过你对那一时期的细节很感兴趣。跟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一样，我可能常常忘记买牛奶，但却能清楚地说出八岁时候那件外套的颜色。

好，当我买了那辆蒸汽汽车后，老安妮让我捎她出门兜风。事实证明，她心里想的更接近于一次旅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她以前从来都不想出去旅行，她拒绝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甚至连七月一日到港口看烟花都不去。而且，她对汽车这种东西很不放心，对我这个司机也一样。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还有想去看望的人。她想让我开到卡斯泰尔斯，去看看赫伦一家，她说那是她的亲戚。那些人可从来没有看望过她，也没给她写过信。我问她有没有提前写信过去，问问是否方便探访。她说：“我不会写字。”这真荒谬—她经常给我们的厨师写字条，我去广场或进城时还写很长的购物清单。镶边、硬粗布、塔夫绸—这些她可都会写。

“而且，根本不用提前知会他们，”她说，“乡下的习惯不一样。”

好吧，反正我很喜欢开我的蒸汽汽车来个短途旅行。我从十五岁开始开车，但这可是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可能也是休伦县唯一一辆斯坦利蒸汽汽车。人们都会出来看它，它可不像别的汽车那样叮叮当当、噪声轰隆，而是像大帆船那样静静地在湖面滑行。它也不会弄得周围乌烟瘴气，只在车尾留下一道蒸汽。这款车在波士顿是禁行的，因为排出的蒸汽会增加空气中的水雾。我特别喜欢跟人说，我以前开的车可是在波士顿禁行的！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汽车预热启动一共花了二十五分钟，老安妮一直笔直地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跟已经上路了一样。我们都戴着兜风面纱，穿着长长的宽松外衣，不过，老安妮里面穿的是深紫红色的丝裙。实际上，那是她给我祖母做觐见威尔士亲王的衣服时顺便做的。

蒸汽汽车行驶在路上的感觉简直美妙极了。它的时速能达到五十英里—在当时算很厉害了—但我没开那么快，我不想让老安妮太紧张。我们出发时人们还在教堂里做礼拜，过了一会儿，路上开始挤满了回家的马车，闹哄哄的。我很有礼貌地贴着他们缓缓前进，但老安妮可不想保持镇静，她不停地说：“快挤一下。”她是让我鸣喇叭，喇叭由一个在我旁边挡泥板下面的小球控制。

她上次离开沃利的时间肯定比我出生的时候还早。我们经过索特福德的桥（那是一座老铁桥，因为双向都可以转弯，所以以前经常发生车祸）时，她说以前这里没有桥，你得付钱坐摆渡的船。

“我没有钱，但我提起裙子，踩着石头涉水过去了。”她说，“那年夏天就是那么干旱。”

我当然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年夏天。

后来就到了，看这些大片的田地，那些树桩不见了，树林都哪儿去了？看这条路多直啊，他们的房子竟然是用砖头盖的！那些跟教堂一样大的房子是什么？

谷仓，我说。

我认识去卡斯泰尔斯的路，但到了那儿之后觉得老安妮应该给我指路到底往哪儿开。但她什么忙也没帮上，我在大路上来回兜圈，等着她找到熟悉的地方，可她说：“要是看到那家客栈就好了，我就能认识后面的路。”

这是一座工业城镇，在我看来算不上特别漂亮。我们的车果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也没熄火，大声问他们赫伦农场怎么走。人们边喊边比画，我总算找到了路。我让老安妮注意看信箱上的名字，可她全神贯注地在找那条小溪。我自己认出了赫伦的名字，拐进了一条长长的小路，路尽头是一座红砖房和几座让老安妮惊讶过的谷仓。这种带着外廊和主窗的红砖房是那时最流行的样式，到处都能看到。

“看那儿！”老安妮说，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牧场里飞奔的一大群母牛，但她指着的却是一个大土墩，上面长满了野葡萄，立着几根木桩子。她说那就是过去的棚屋，我说：“好的，不错—现在，希望你能认出一两个熟人吧。”

周围有很多人。几辆客人的马车停在阴凉处，被拴好的马匹正在吃草。车子停在外廊边的时候，一些人站好了队看着它，但他们并没有走上前来—连跑出来的小孩子也没像城里孩子那样围到近处。他们只是抿着嘴站成一排，静静地看着。

老安妮看着的却是另外的方向。

她让我下车。下车，她说，然后问周围的人，这里有没有一位乔治·赫伦先生，他还活着吗，还是死了？

我照她说的下了车。周围有个男人回答说，是的，他还活着，是我父亲。

哦，我带来了一个人，我告诉他们，我把安妮·赫伦带来了。

那个人说，那又怎样？

（信写到这里中断了一阵，因为我晕倒了几次，去了趟医院，花纳税人的钱做了很多检查。现在，我回来了，把前半部分重读了一遍，惊讶地发现我竟然写得如此没有章法，但实在懒得重写一遍。我甚至还没写到你感兴趣的特里斯·赫伦呢，耐心点儿，马上就写到了。）

我觉得，老安妮的出现让这些人都傻了眼。他们一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是不是还活着。但你可别以为人们会蜂拥而上，激动地迎接她。只有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非常有礼貌，把她和我先后搀下了车。他告诉我说，老安妮是他祖父的嫂子。要是我们早几个月过来就好了，他这么说，因为那时候他祖父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他甚至还给报纸写了篇文章回忆早年的生活呢—但后来就病了。病好以后，就不能跟以前比了。他没法说话，只是偶尔说几个词。

这个有礼貌的年轻人就是特里斯·赫伦。

我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吃完饭。女主人走出来，让特里斯·赫伦问我们吃饭了没有。你可能以为她或者我们有一方不会说英语，其实是因为他们全都特别羞涩—那些深色头发的女人，穿着深蓝色礼拜日西服的男人，不说话的孩子们。希望你别以为我是在嘲笑他们—只是，以我的生活来说，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那么羞涩。

我们被带进了饭厅，房间里并没有用过餐的味道—他们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吃的饭—然后他们端上了丰盛的食物，我记得有腌萝卜、生菜叶、烤鸡、草莓和奶油。盘子是特意从瓷器柜里拿出来的，不是日常用的那些，是上好的印度树图案的古董瓷器。他们这里什么都是成套的，豪华的客厅家具，胡桃木的餐厅家具。我觉得，他们还得过段时间才能适应有钱人的生活。

老安妮很享受被人手忙脚乱伺候着的感觉，她吃了很多，拿着一根鸡骨头咬着上面最后一丝肉。孩子们都躲在门口，女人们在外面厨房低声甚至带着些震惊的语调交谈着。那位年轻人，特里斯·赫伦，坐在桌边作陪，我们吃的时候他喝茶。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告诉我说他是诺克斯神学院的学生，很喜欢多伦多的生活。我有种感觉，他想让我知道神学院学生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呆板，生活也并不是那么严苛。他曾经在多伦多海柏公园滑平底雪橇，在汉兰角野餐，还在河谷动物园看过长颈鹿。他说话的时候，孩子们好像胆大了一点儿，开始溜进屋里来。我就问了一些常见的白痴问题：你多大啦？你在学校念几年级？你喜欢你的老师吗？他催促着孩子们回答，要么就干脆替他们说出了答案，还告诉我哪些是他的弟弟妹妹，哪些是他的表亲。

老安妮问：“你们喜欢彼此吗？”她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滑稽的表情。

女主人走进来，又通过神学院学生对我传话。她告诉他说，祖父已经起来了，正在前廊里坐着。她又看着那些孩子们说：“你让他们都进来干吗？”

我们全都走到前廊去，那里放着两把直背椅子，其中一把上面坐着一位老人。他有一把雪白的漂亮胡子，一直垂到马甲的下缘。他那一张苍白、恭顺、衰老的长脸，似乎对我们没什么兴趣。

老安妮说：“哦，乔治。”好像眼前的一切跟她所想的差不多。她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对那些女孩里的一个说道：“去给我拿个靠垫来，那种薄垫子，垫在我腰后面。”

整个下午我都开着斯坦利蒸汽汽车带人们兜风。我现在很了解他们，所以根本不问“谁想去兜风”或者“你们对汽车感兴趣吗”，我只是走到外面，像对待马一样这里那里拍拍我的车，然后看了看里面的锅炉。神学院学生跟过来，念了念车侧面的名字：“绅士快车。”他问这是不是我父亲的。

我的，我说。我解释了一下锅炉里的水如何加热，锅炉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人们总是好奇这个—会不会爆炸。这时孩子们已经靠得很近，我忽然说锅炉水箱快空了，问哪里能够取到水。

他们一阵风似的拿上了桶，开始压水泵！我去问外廊那些男人可不可以取水，他们说请便，我道了谢。锅炉装满水后，我很自然地问他们要不要看我预热蒸汽，其中一个代表说，也行。预热的过程里，所有人都很有耐心，男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锅炉。这肯定不是他们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但很可能是第一辆蒸汽汽车。

按照当时的习俗，我先带男人们去兜风。启动汽车时，他们充满怀疑地看着我拨弄那些按钮和拉杆。一共要推拉十三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在小路上开到时速五英里，然后是十英里。我知道，让一个女人开车载着，他们肯定有点儿别扭，但对这车的好奇占了上风。接着，我又拉了一车孩子，由那位神学院学生抱进去，告诉他们好好坐着、抓紧、别害怕、别掉下去。已经知道哪里有沟和水坑，我就开得更快了些，他们一路又害怕和又兴奋地喊叫个不停。

有些当时的感受我没有说，但现在我正享受着一杯傍晚的马提尼，所以借着酒劲说出来。我没告诉你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因为那是些爱情的烦恼。那天和老安妮出门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尽可能地好好享受，否则简直是对斯坦利蒸汽汽车的侮辱。这辈子我都觉得这条原则很好—尽量去享受一切，即使是不太可能高兴起来的时候。

我让一个男孩跑回前廊，去问问他祖父想不想兜个风。他跑回来说：“他们都睡了。”

回去之前，我得重新装满锅炉，特里斯·赫伦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很近的地方。

“你给了我们难忘的一天。”他说。

我并不是不屑于和他调情。实际上，未来还有一段很长的调情生涯等着我呢。一旦失恋，你就根本不去想结婚的事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说，他一回多伦多的朋友身边，就会把今天忘个干净。他说真的不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还问，他可不可以给我写信。我说，谁也不会不让你写。

回家的路上，我想，要是他真的迷上我可就太荒谬了。一个神学院学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离开神学院进入政治学院。

“真遗憾，赫伦先生没能跟你说话。”我对老安妮说。

她说：“没事，我可以跟他说。”

实际上，特里斯·赫伦的确给我写过信。不过，当时他心中肯定也有顾虑，因为他在信里附上了一些教会学校的小手册，关于给教会学校捐款什么的。这让我有些反感，就没有回信。（数年之后，我还开玩笑说，要是我当时好好发挥的话，说不定已经嫁给他了。）

我问老安妮，赫伦先生能不能听懂她对他说的话，她说：“差不多。”我又问，再见到他，开心吗？她说开心。“他能再见到我也很开心。”她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是关于她的裙子和我们的车。

那时的路边种了一排高大的树，我们的蒸汽汽车在弯垂的树冠下一溜烟地开过去。几英里之外就看到了那片湖—在树木和山峦的缝隙里远远地瞥到了几眼，于是老安妮问我，这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个湖，沃利那个？

当时周围有很多老年人，脑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想法—我猜老安妮比大多数人还要严重。我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说以前在收容所的时候，有个女孩胃里发烧难耐，生出了个婴儿，只有老鼠那么大，已经死了，但她们把它放进烤箱时，它忽然膨胀成正常大小，烤上了一层很好的颜色，还开始踢腿。（你现在肯定在想，让一个老妇人去回忆往事，简直就跟翻开破布袋子一样。）

我告诉她说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一个梦。

“有可能，”她说，难得赞成我的话，“我以前的确常常做很可怕的噩梦。”

（邢楠　译）

注释

〔1〕《圣经·诗篇》71：18：“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2〕《圣经·使徒行传》24：13。

〔3〕《诗篇》131：1,2。

宇宙飞船着陆

尤妮·摩根失踪的那天晚上，雷亚正在卡斯泰尔斯一个叫蒙克的非法酒贩家里。这是一栋简陋、狭小的木板房，河水经常泛滥，泥渍一直蔓延到墙的一半高处。是比利·杜德带她来的。比利在大桌子的一头打牌，桌子另一头，有人在聊天。在房间的一角，煤油炉子旁边有把摇椅，雷亚就远远地坐在那把摇椅上。

“自然的召唤，没错，可以说是自然的召唤。”一个男人说，他之前说了关于拉屎的事。另一个男人叫他注意用词。没人往雷亚这边看，但她知道那人说这话是因为她。

“他走到石堆上，去响应自然的召唤，心想要是手边能找到点成片的东西多好，尽管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他看到什么了？到处都是，一张一张的，到处都是这东西。要的就是这个！满地都是。他捡起一张放到口袋里，心想下次都够用了。他没再多想，返回营地。”

“他是在部队里吗？”有人问。这人雷亚认识，他给学校的人行道铲雪，整个冬天都是。

“怎么这么说？我没说在部队啊！”

“你说营地，军营。”铲雪的那个人说。他叫丁特·梅森。

“我从来没说军营。我说的是伐木营地，在魁北克省北部。那么大老远的地方，部队跑去干吗？”

“我以为你说的是军营呢。”

“有人看到他捡回来的东西。那是什么？这个嘛，他说，不知道。从哪儿捡的？地上。那你觉得是什么？嗯……我不知道。”

有人说：“听着很像石棉。”这人雷亚也面熟。他以前是老师，现在卖无水烹饪用的锅碗瓢盆。他有很重的糖尿病，据说阴茎头上永远都有那么一粒糖，结晶的。

“石棉，”讲故事的男人说，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他们在那儿开采出了全世界最大的石棉矿，发了大财！”

丁特·梅森又大声说：“找到石棉的那个人可没发财。信我的，他没发财。事情从来都是这样，发现的人发不了财。”

“也不一定。”讲故事的人说。

“从来都是这样。”丁特说。

“有人就找到了金矿，发了大财，”讲故事的人不甘示弱，“很多人都发了！他们找到了金子，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哈里·奥克斯爵士就是一个。他找到金矿，成了百万富翁！”

“他最后死于非命。”一个一直没说话的人这会儿插进来。丁特·梅森笑起来，其他几个也跟着笑起来。卖锅碗瓢盆的那个人说：“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然后呢？”

“杀身之祸呗，到头来得了这么个好！”丁特·梅森在一片笑声中大声说。讲故事的那个人两手拍桌，摇晃着桌子。

“我从没说他没遭杀身之祸！从来没说！我们在这儿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他找到金矿了，得着好处了，成了百万富翁！”

大家赶忙抓紧酒瓶和杯子，免得摔到地上。连打牌的那几个也停下来跟着笑。比利背对着雷亚，宽宽的肩膀裹在白色的衬衣里。他的朋友韦恩在桌子另一边站着，看他们打牌。韦恩的父亲是联合教会的牧师，他家住在邦迪村，离卡斯泰尔斯不远。韦恩和比利是大学同学，他将来要当记者，已经在卡尔加里一家报社工作了。关于石棉的谈话还在继续，韦恩抬眼时和雷亚的目光相遇了。从那会儿起他就一直看着她，他微微笑着，脸又有点紧绷，就那样一直笑着。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四目相对，但他通常不笑，看她一眼，然后转开，比如在比利说话的时候把目光挪开。

蒙克先生吃力地站起身。不知是得过病还是遭遇过什么事故，他成了瘸子。他拄着拐棍走路，腰几乎弯成九十度。坐下来看着和正常人差不多，站起来身子就弯到桌子上了。蒙克先生在人们的笑声中站了起来。

讲故事的那个人也站了起来，也许是不小心，把杯子打到地上了。杯子碎了，人们开始喊：“赔钱！赔钱！”

蒙克先生说：“下次再赔。”这样洪亮又充满善意的声音从那痛苦、瘦小的身躯里发出来，显然是要平息这场争吵。

“一屋猪脑子！”讲故事的那个人一边喊，一边踢开玻璃碴子，从雷亚旁边匆匆向后门走去。他的手不停地攥起、放开，攥起、放开，眼里满是泪。

蒙克太太拿来扫帚。

雷亚一般不到屋里来，而是和韦恩的女朋友露西尔在外边坐在韦恩或比利的车里。他们进去喝酒，说半小时话就出来。（这个承诺不能当真。）但八月初的这天晚上，露西尔病了，在家休息。比利和雷亚就独自去沃利跳舞了，跳完舞他们没有在车里亲热，而是直接开车来了这儿。蒙克家在卡斯泰尔斯边上，比利和雷亚也住在这儿。比利在镇上，雷亚住在养鸡场，从这排房子沿着河往上走，过了桥就是。

比利看到韦恩的车停在外边，就像见到韦恩本人一样和它打招呼：“吼—吼—吼！韦恩这家伙！占我们先了！”比利在雷亚肩膀上捏了一把，说：“我们走吧，你也去。”

蒙克太太帮他们打开后门，比利说：“瞧，我把邻居给你带来了。”蒙克太太看了雷亚一眼，仿佛雷亚是路上的一块石头。比利·杜德有个怪癖，他喜欢把人归堆。他会说“穷人”或“劳动阶层”（雷亚只在书本上看到过这个说法）。他把雷亚和蒙克一家归为一堆，因为雷亚就住在山上的养鸡场。比利不明白，雷亚家可不认为自己是屋子里这些人的邻居。她父亲一辈子都不会到这儿坐下来喝杯酒。

雷亚在去镇里的路上碰到过蒙克太太，不过她从来不说一句话。蒙克太太是黑头发，不过已经开始变白，她把头发盘在脑后，也不化妆。和卡斯泰尔斯这个地方很多女人不一样，蒙克太太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她穿着朴素、整洁，不是特别显年轻，不过在雷亚看来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打扮。今晚蒙克太太穿的是一条方格裙子，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衣。她脸上从来只有一种表情，虽然不是敌意，却也十分严肃、专注，仿佛时常扛着幻灭和忧虑的重担。

蒙克太太带着比利和雷亚来到房子中间这屋子。坐在桌边的那些男人没人抬头，直到比利拉出一把椅子，他们才注意到他。这说不定是什么规矩。所有人都当雷亚不存在。蒙克太太把摇椅里的东西拿起来，示意雷亚坐下。

“给你来个可口可乐？”她说。

雷亚穿着橙绿色的跳舞裙，坐下的时候，裙衬发出一阵吸管吸东西似的声音。她面带歉意地笑了笑，但蒙克太太早已经转身走开了。唯一注意到这动静的是韦恩，他正从前厅进来。韦恩抬了抬眉毛，他向她致以同志式的问候，却又像做了什么亏心事。雷亚从来都搞不清韦恩到底喜不喜欢她，哪怕在两个人跳舞的时候。那是在沃利会馆，韦恩和比利按照习惯每晚交换一次舞伴。韦恩搂着雷亚，仿佛她只是他负责的一包什么东西。他的舞跳得死气沉沉。

和平常不一样，韦恩和比利这会儿谁也没注意到谁。气氛有点紧张，仿佛一触即发。在这些年纪比他们大的男人们面前，他们小心谨慎，十分收敛。

除了丁特·梅森和那个卖锅碗瓢盆的，雷亚还认识干洗店的马丁先生和殡仪员博尔斯先生。另外一些人有的面熟，有的没见过。所有这些人都不会觉得来蒙克家有什么丢人的，这不是那种地方。不过终究是小小的污点，说起“他到蒙克家”，仿佛是在解释什么，日子过得好好的人也不例外。

蒙克太太给雷亚拿来可口可乐，不过没拿杯子。可乐也不是冰的。

蒙克太太刚才从椅子上拿走的是一堆衣服，喷了水的，卷好了正准备熨。蒙克太太继续熨衣服，做着这普普通通的家务。这张桌子也可以擀馅饼皮。饭已经做好了。屋里有个柴火炉，但现在是凉的，上边铺着报纸。夏天他们用煤油炉做饭。空气中有股煤油味，还有潮湿的灰泥散发出的味道。壁纸上有河水泛滥时留下的泥渍。屋子里没什么东西，很整洁，深绿色的窗帘一直垂到窗台。房间一角有块马口铁挡板，后边也许暗藏着送菜升降梯。

对雷亚来说，屋子里最有趣的人是蒙克太太。她光着腿，却穿着高跟鞋。鞋跟踏在地板上，不停地发出嗒嗒的声音。她就这样在桌边忙着，不时去餐具柜那边取取东西，威士忌放在那里。她还会在餐具柜边停下来，在小本子上记下：雷亚要了可口可乐，谁谁打碎了杯子。蒙克太太嗒嗒地走去后厅仓库，回来时一手拿着几瓶啤酒。她像聋哑人一样机警而安静，时刻留意桌边的每一个信号，默默地照办，脸上始终没有一丝笑意。这让雷亚想起有关蒙克太太的一些传言，她不禁想到男人发出的另一种信号。蒙克太太会解下围裙，领那人去前厅。那儿一定有一道通往卧室的楼梯。而别的男人，包括她丈夫，都会装作没看见。蒙克太太头也不回地往上走，让身后的男人盯着那教师裙里裹着的美臀。然后她就躺到床上，既没有一丝犹豫，也不带一点热情。这样无所谓的献身，这样没有感情色彩的交易，买卖双方刹那间强烈的欲望—雷亚竟为此感到一种可耻的兴奋。

一次次被别人压在身下，几乎不知道是谁在干，用那种秘密的能力将它整个吸纳。

雷亚想起她和比利跟着蒙克太太进屋的时候，韦恩正从前厅出来。他去楼上了？（后来他告诉她，是去打电话了，给露西尔的，他答应过她。后来雷亚开始相信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雷亚听到有人说：“注意用词。”

“自然的召唤，好吧，那就说自然的召唤。”

过了蒙克家，第三栋房子就是尤妮·摩根家，也是这条路上最后一家。尤妮的母亲说大概是午夜时分，她听到纱门的关门声。虽然听到关门声，但是没多想。肯定是尤妮去上厕所。直到1953年，摩根家还没有装自来水。

当然了，夜里谁也不会跑那么远。尤妮和老太太蹲在草地上解决，老头浇在走廊那头的绣线菊上。

之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尤妮的母亲说，但后来又醒了，我一直没听见她回来。

她来到楼下到处找。尤妮的房间在厨房后边，但天这么热，她在哪儿睡都有可能。可能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也可能在门厅的地板上摊开了睡，那儿有穿堂风。或者去走廊上，那儿有把不错的汽车座椅，是很多年前尤妮的父亲在公路远处发现的，别人不要了的。可是哪儿都不见尤妮的影子。厨房里钟表的指针指向两点二十。

尤妮的母亲上楼，把丈夫摇醒。

“尤妮没在楼下。”她说。

“那她在哪儿？”她丈夫问，好像她应该知道。她不得不一次次地摇丈夫，免得他再睡着。他拿什么消息都不当回事，别人说什么他都不想听，清醒的时候也是这样。

“起来，起来，”她说，“我们得找到她。”最后她丈夫终于屈服，坐起来，穿上裤子、靴子。“拿上手电。”她说。就这样，她在前面，丈夫跟在后面，她再次下楼，来到走廊上、院子里。丈夫负责打手电，她负责指挥。她叫他往去厕所的小路两边照。厕所在院子后面，周围是一簇丁香花和醋栗灌木丛。他们往厕所里看了看，什么都没有。然后向粗壮的丁香枝干间（简直可以说是树了）照去，又沿着几乎淹没在草丛中的小路找—他们几乎都迷路了，穿过一段下弯的铁丝栅栏，一直通向野草丛生的河边。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发现，没看到有人。

他们穿过菜园往回走，手电照在喷了药粉的土豆棵子上和大黄茎上，大黄大多已经结籽了。老头用靴子抬起一片宽宽的大黄叶子，往下面照了照。他老婆问他是不是疯了。

她记得尤妮有过梦游的毛病，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她发现房子一角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像是一把刀，要么就是个穿着盔甲的人。她说：“那边，那边，往那边照。那是什么？”可那只不过是尤妮的自行车，她每天上班时骑的。

然后母亲开始喊尤妮的名字，房前屋后地喊。李子树已经长到和前边的房子一般高，树下没有人行道，只有一条脏兮兮的小路穿行其间。树干纵横交错，像是守夜人，又像一只只黑色的动物在夜色中隆起背。等待回应的时候，她听到一只青蛙的叫声。声音如此真切，好像青蛙就在树枝上。小路的尽头在半英里以外，那里是一片田地，但由于土质太湿软，派不上任何用场。地里长着些纤弱的杨树，下面是柳木丛和接骨木。另一头，小路和去往镇上的公路相接，然后越过河、爬上山，通往养鸡场。河边的浅滩上，是以前的游乐场。后来沃利那边更大的游乐场取代了它，那些大看台也就废弃了，这都是战前的事了。草地上，椭圆形的赛马场依稀可见。

这就是一百多年前小镇最初开始的地方。这儿有磨坊和旅店，但泛滥的河水让人们不得不挪往地势更高的地方。地图上仍然可见当初房子的布局，公路也设计好了，如今却只剩下这一排住人的房子。这些人要么太穷，要么太固执，所以一直留在这里。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他们住在这里本来就是暂时的，所以索性任洪水侵袭。

他们放弃了。尤妮的父母放弃了。他们在厨房里坐下来，没有一丝光亮。有三四点钟了。他们仿佛在等尤妮回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这个家里尤妮说了算，他们已经很难想起他们说了算的时候是什么样了。十九年前，尤妮几乎可以说是闯进了他们的生活。摩根太太以为自己只是发胖，她本来就很胖，再胖一点也不怎么显。她认为肚子里的闹腾就是人们说的“消化不良”。她不是傻瓜，知道女人怎么生孩子，只是太久了他们一直没怀上，就几乎忘了有这么回事。那天她在邮局，感到浑身无力，腿抽筋，就叫人拿把椅子来。然后，她的羊水就破了。人们急急忙忙把她送去医院，不久，小尤妮就顶着一头白色的胎发，痛痛快快地生了出来。尤妮从出生起就开始吸引别人注意了。

有一整个夏天，尤妮和雷亚都在一起玩，可是她们从不觉得她们是在玩，只有别人问起时她们才会这么说。那是她们生活中最严肃的一部分，其他时间做的事在她们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无聊事。从尤妮家的院子抄近道走到河堤，她们就变成不同的人了。她们都叫汤姆，两个汤姆。汤姆对于她们来说是个代号，不仅仅是名字。汤姆不分男女，是一个勇敢无比又聪明非凡的人，但运气不总是那么好，可她们永远坚不可摧。两个汤姆打过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敌人是“女妖头”（雷亚和尤妮可能听过“女魔头”〔1〕这个词）。女妖头们埋伏在河里，会变成强盗、德国人或是骷髅的样子。她们的伎俩和癖好没完没了：挖陷阱，设埋伏，虐待偷来的小孩。有时候尤妮和雷亚会找到一些真正的小孩，就是在河边房子里住过一阵的麦凯家的孩子，说服他们答应被绑起来，用香蒲鞭打他们。但是麦凯家的小孩不能也不想服从这个安排，很快就哭着逃回家，于是河堤上又只剩下两个汤姆了。

两个汤姆在河堤上用泥巴建了一座城市，用石头做围墙以抵御女妖头的攻击，里面有一座皇宫、一个游泳池和一面旗帜。可是不久，女妖头趁两个汤姆出门的时候，将城市夷为平地。（当然了，尤妮和雷亚需要转换角色，扮演女妖头。）一位新的领袖出现了，她是女妖头女皇，名叫乔伊玲达，诡计多端，心狠手辣。乔伊玲达在河堤上的黑莓里面下毒，两个汤姆玩饿了，不小心吃了一些。毒性发作时，她们痛得冷汗直流，在茂盛的草地里打滚。她们把肚子压进泥巴里，泥巴温温软软，就像刚做好的软糖。她们感到内脏在抽搐，四肢不停地发抖，可是她们还是要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去找解药。她们先是试着嚼剑叶草，这种草“草如其名”，可以划破皮肤。于是她们往嘴巴的伤口上抹了把泥巴，想如果能抓到青蛙，要不要生吃一只来解毒，可最终还是决定将苦樱桃作为救命的解药。她们吃了一串小小的苦樱桃粒儿，嘴被苦得纠成一团，不得不跑去河边喝水。她们扑在水面上喝水，在朵朵睡莲周围，河水淤泥很厚，看不到底。她们喝呀，喝呀，头顶上的苍蝇像一支支箭飞过。最后，她们得救了。

快到傍晚时分，她们从这个小世界里出来，不知不觉回到尤妮家的院子里，就会看到她的父母还在干活，或是锄地，或是培土，或是给菜地拔草。躺在房子的阴凉处，她们筋疲力尽，好像刚刚在湖里游了泳或是爬了山。她们身上有河水的味道，有脚下踩过的野蒜和薄荷的味道，有杂草温热的味道，还有下水道污泥的味道。有时尤妮会进屋给自己和雷亚拿些吃的，也就是几片抹着玉米糖浆和糖蜜的面包。她从来不问父母是否可以这样做，而且总是把大的那块留给自己。

如果用雷亚后来所理解的朋友的含义来说，她俩并不是朋友。她们从来不去取悦或者安慰对方。除了这个游戏外，她们没有其他共同的秘密。甚至这个游戏也算不上什么秘密，因为别人也可以参加进来。但是她们从来不让别人当汤姆。所以这也许就是她们共有的，在每天紧张的合作中，共同分享汤姆勇敢机智的天性，共同面对汤姆面临的危险。

尤妮好像从来不受父母管制，甚至不像其他小孩那样和父母亲近。她自己做主的生活和她在家里无所顾忌的权力，都让雷亚感到震惊。每当雷亚说自己要在几点之前回家、做家务或换衣服，尤妮都会恼火，不相信她说的话。尤妮的每个决定都是自己做的。十五岁那年，她辍学，在手套厂找了份事做。雷亚可以想到，尤妮一回家就会向父母宣告自己当天才做的决定。不，甚至不会特意宣告，也许她只是在傍晚比从前到家晚后随口说出来而已。既然开始挣钱了，她干脆给自己买了辆自行车。她还买了台收音机，每天在房间里听到深夜。那时，她父母也许会听到突然响起的枪声、车辆呼啸着穿过街道的声音。她可能会告诉他们自己听到的东西：犯罪事件，飓风和雪崩的新闻。可雷亚觉得他们不会太放在心上。他们太忙了，有很多事情要做，尽管这些事情是季节性的，而且只是围着他们的菜地忙前忙后：蔬菜啊，树莓啊，大黄啊，收获后要拿到镇上去卖，挣钱糊口。他们没有时间关心太多别的事情。

尤妮还没辍学那会儿，雷亚每天骑车去学校。所以尽管她们走同一条路，却从来没一起走过。每当雷亚骑车经过，尤妮都会轻蔑而且不怀好意地大声喊：“驾，马儿快跑！”而后来，尤妮有自行车之后，雷亚却开始步行了，因为当时高中的观念是，女生如果上了九年级还骑车上学，就会显得又笨又傻。但是尤妮每每都会下车，和雷亚一起走路，就好像是她在照顾雷亚一样。

那根本就不是照顾，因为雷亚一点也不需要她。尤妮在大家眼中一直很怪异：个子比同龄人高，肩膀又窄又尖，头顶凸起一片淡得发白的毛糙金发，脸上表情过分自信，下巴又长又宽（让脸的下方看上去很肥），嗓音不清，而且似乎带着怒气。她小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她深信，只要是她的，就是好的。这一信念震慑到了许多人。然而现在，她身高将近一米八，穿着大花上衣和宽松长裤，邋邋遢遢，大大咧咧。她的脚很大，鞋子像男人鞋。她声音吓人，走路笨拙。她直接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了一个怪人。她带着一种炫耀的口气，声音沙哑地和雷亚搭话，问她是不是不想上学了，或者是不是自行车坏了老爸没钱拿去修。雷亚烫发后，尤妮就问她的头发怎么了。她觉得自己可以问这些问题，因为她和雷亚住在小镇的同一边，小时候在一起玩过，殊不知那段一起玩耍的岁月在雷亚看来已经非常遥远，而且可有可无了。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尤妮讲的那些收音机里听来的谋杀案、灾难和别的奇闻怪事，雷亚总会觉得既无聊又气愤。气愤是因为她总是无法让尤妮告诉她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甚至她觉得，连尤妮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事情是否真实。

尤妮，这个上新闻了吗？是瞎编的吧？是人们在麦克风前表演出来的故事，还是报道出来的事实？尤妮！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为这些问题抓狂的一直是雷亚，而不是尤妮。尤妮只会骑上自行车走掉，说：“走—咯—在动物园等你哦！”

尤妮的工作非常适合她，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手套厂设在主街一栋楼房里，占了二、三两层楼。在暖和的日子，工厂的窗子打开，你不仅能听到缝纫机的声音，还能听到大声讲出的笑话，吵架对骂，还有厂里女工之间广为流传的粗话。她们的社会地位比饭店服务员还低，更比不上商店售货员。她们工作时间更长，挣得更少。但是她们并未因此感到卑微，甚至更加张狂。她们说说笑笑地一起拥下楼，一窝蜂跑上街，向街上的轿车吆喝，也不管车里有没有她们认识的人。她们去哪里，就把混乱带到哪里，好像她们有权这么做。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像尤妮·摩根，会和处在顶层的人，如比利·杜德，表现出一样的无忧无虑，一样的直率大条。

高中最后一年，雷亚也找到一份工作，每周六下午在一家鞋店上班。早春的一天，比利·杜德走进鞋店，说他想买一双挂在外面的那种橡胶靴子。

他那时已经熬过了大学，正在家里学习怎样经营自己家族的钢琴厂。

比利脱掉鞋，露出裹在精致的黑袜里的一双脚。雷亚告诉他，穿橡胶靴子的话里面穿羊毛袜或是工作袜会更好，这样脚不会打滑。他问她店里是不是有这样的袜子，而且说，如果雷亚把袜子拿来，他就买一双。然后，他又问雷亚是否愿意帮他把袜子穿上。

后来他告诉她，那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他当时既不需要靴子，也不需要袜子。

他的脚修长白皙，气味芳香。一缕好闻的香皂味在空气中弥漫，是皂石的味道。他靠在椅子上，身材高大，面容苍白，神情冷静，干净整洁—他这个人都可能是香皂雕刻而成的。他有着高高的额头，修剪干净的鬓角，光滑发亮的头发和慵懒的象牙色眼皮。

“你真好。”他说，然后就邀请她当晚陪他跳支舞，沃利公馆本季度的开场舞。

从那时起，他们每周六晚上都去沃利公馆跳舞。他们不在工作日约会，因为比利要早起，去工厂向他母亲（外号叫鞑靼）学习经商，而雷亚则要帮父亲和弟弟们做些家务。她母亲在汉密尔顿住院。

女生们出去打排球时，如果看到比利开车经过学校，就会相互打趣说：“你的心动对象来了。”而事实上，雷亚也确实为他心动了—他的样子，他光亮的头发，还有他随意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那么有力。雷亚心动，也因为想到自己突然被他选中，好像得到一件从天而降的奖品，周身洋溢着喜悦。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奖品，蒙尘已久，如今发出优雅的光芒。走在街上，不认识的女人都会朝她微笑，带着订婚戒指的姑娘会亲切地叫她的名字，和她说话。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觉得自己收到了一份大礼，但她的心在夜里却将礼物打包放了起来，使她一时记不起里面是什么。

比利让她到处光芒四射，而一到家，她又变回了原样。这没什么奇怪的，在雷亚看来，家是他们挫你锐气的地方。弟弟们常常学着比利给父亲递烟的样子：“来根长红吧，塞勒斯先生。”他们在父亲面前比画着，假装手上就有盒长红牌香烟。他们的声音甜腻腻的，样子也很夸张，让人觉得比利·杜德愚蠢至极。他们叫他“傻泥”，一开始是“傻子比利”，后来是“傻比利”，再后来就成了“傻泥”。

“别再折磨你姐姐了。”雷亚的父亲说道。可他自己却开始折磨她，他一本正经地问雷亚：“你打算继续在鞋店待下去？”

雷亚说：“怎么了？”

“噢，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这份差事。”

“为什么？”

“为了资助那小子呗。他家老太太一死，他就会把生意整垮的。”

比利·杜德总是说自己如何崇拜雷亚的父亲。像他那样的男人，他说，勤勤恳恳，只图个勉强过活。从来不求其他。而且还这么体面，脾气又好，心地善良。世界亏欠他们良多。

比利·杜德和雷亚、韦恩和露西尔四个人常在午夜时分离开舞会，开着两辆车，在一条土路的尽头停下来，这条路位于休伦湖深处的灌木丛中。比利一路上都把收音机开着，把声音调得很低。即使他跟雷亚讲的事情很复杂，他也一直开着收音机。他讲的事情跟他在大学里的生活有关，包括派对、胡闹、恶作剧等，有时还会把警察招来。他们总少不了喝酒。有一次，有个人喝醉了，吐在一辆车的车窗上，他喝的酒毒性太大，毁了那辆车的一整面漆。比利说的那些人，除了韦恩，雷亚都不认识。偶尔还会蹦出几个姑娘的名字，于是雷亚就会打断他。她见过比利·杜德从学校带回家的姑娘，这几年的都见过，她们的相貌，她们或活泼或柔弱的气质，都让她着迷。这会儿，她得打断他，问问他，克莱尔就是那个戴着有面纱的小帽和紫色手套的姑娘吗？做礼拜？哪个是那个留着红色的长发、穿着驼毛大衣的姑娘？谁穿的是天鹅绒的靴子和绵羊皮的上装？

通常，比利都不记得了，而且即使他继续跟雷亚多讲点关于这些姑娘们的事，他说的也不见得是好话。

泊好车之后，有时甚至还在路上，比利就会用一只胳膊搂着雷亚的肩膀，紧紧地搂着她。给她一个承诺。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也会给她承诺。他一点也不害羞，他拿鼻子蹭着她的脸颊，或在她的头发上留下一连串的吻。在车里，他给她的吻要快一些，他吻她的速度和节奏，以及接吻伴随的声音都告诉她，这只是开个玩笑，或者半个玩笑。他的手指在她身上、膝盖上、胸前轻敲。他低声赞赏她，然后斥责自己，或者斥责雷亚，说面对她，他必须克制自己。

“你真坏。”他说道。他狠狠地吻着她的嘴唇，似乎他的职责就是不让他们的嘴唇分开。

“你真让我着迷。”他说，他说这话时声音不是自己的，而是电影演员那种优雅的、含情脉脉的声音。他的手在她的双腿之间滑动，触到长袜上面的皮肤，手就跳了起来，而他也笑了笑，似乎她那儿太热，或是太冷。

“不知道韦恩进行得怎样了。”他说道。

一般来说，过一会儿，他或者韦恩就会使劲摁一下喇叭，对方就得回应一下。雷亚不能理解这是一种竞赛，或者怎么也不能理解这是种什么类型的竞赛。但最后，这套游戏却更多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凝视着黑夜里韦恩的车那黑糊糊的轮廓，他会说：“要对那家伙摁喇叭吗？”

开车回卡斯泰尔斯的路上，到了卖私酒的那家，雷亚就无端有种要哭的感觉，胳膊腿也都好像灌了水泥似的。要是她一个人的话，她可能倒下就睡着了，但她没法一个人待着，因为露西尔怕黑，比利和韦恩去蒙克家的时候，雷亚得陪着她。

露西尔是个瘦弱的金发姑娘，有个挑剔的胃，月经不调，皮肤也很敏感。她对自己身体上的异常之处非常关心，把它当成个惹人烦却很珍贵的宠物。她的手提袋里总是带着婴儿润肤油，她把润肤油拍在脸上，她的脸一小会儿之前被韦恩的胡楂蹂躏过。

“我们一结婚，我就得要他刮胡子，”露西尔说，“一结婚就得刮。”

比利·杜德对雷亚说，韦恩曾告诉过他，他离不开露西尔，打算和她结婚，因为她会是个好妻子。他说，她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姑娘，肯定也不是最聪明的，正因为如此，和她结婚就会有安全感。他说，她不太会讨价还价，也不习惯做有钱人。

“有人可能会说韦恩比较悲观，”比利说，“但也有人会说他很现实。牧师的儿子就得现实点，他得自己挣钱过日子。不管怎么样，韦恩就是韦恩。”

“韦恩就是韦恩。”他高兴地重复道，但很严肃。

有一次露西尔问雷亚：“你怎么样？慢慢习惯了吗？”

“嗯，是的。”雷亚说。

“他们说不戴套子要好一些。我想，我结婚后马上就会知道的。”

雷亚很尴尬，不承认一开始她没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露西尔说，她一结婚就马上用避孕海绵和胶冻。雷亚觉得她说的听起来像是甜点，但她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她知道露西尔会认为这样的笑话很无礼。露西尔开始说起由她的婚礼而引起的争执，说起伴娘是该戴阔边帽还是玫瑰花环的问题。露西尔想要玫瑰花环，她以为全都安排妥当了，但之后韦恩的妹妹却烫了个难看的发型，于是她想要戴帽子遮下丑。

“她连个朋友都不如—就因为是他妹妹，才让她参加婚礼的。不好冷落她，不过她真是个自私的姑娘。”

因为韦恩妹妹的自私，露西尔身上发了麻疹。

雷亚和露西尔把车窗摇下来通风。窗外的夜色中，有一条河流向远方，河的水位现在最低，河水流淌在巨大的白色岩石之间，青蛙和蟋蟀在唱歌。微亮的土路不知延伸向何方，废旧游乐场上倒塌的看台像古怪的骷髅塔一样竖立在空中。雷亚熟悉这一切，但却无法关注这一切。不只是露西尔的话让她分心，也不只是婚礼上的帽子问题让她分心。她很幸运：比利·杜德选择了她，还有一个订了婚的姑娘在向她倾诉衷肠，她的生活最终也许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她却觉得孤单和困惑，好像她失去了什么，而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像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被什么排斥了呢？

韦恩在屋子的那一边向她挥手，意思是问她渴不渴。他给她拿来一瓶可乐，一屁股坐在她身边的地板上。他说：“我得在我醉倒之前坐下来。”

从第一口开始，或者从第一丝嗅觉开始，甚至还在此之前，她就知道，可乐里还加了点别的东西。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喝完，甚至连半瓶都不能喝。她就偶尔喝一两口，以此告诉韦恩，她可没蒙。

“怎么样？”韦恩说，“是你爱喝的饮料吗？”

“还不错，”雷亚回答说，“什么我都爱喝。”

“什么都爱？那就好。你听起来就是比利·杜德喜欢的那种姑娘。”

“比利？”雷亚说，“他很爱喝酒吗？”

“这么说吧，”韦恩说，“教皇就是犹太人吗？不是的。耶稣是天主教徒吗？不是的。还有很多例子。我不想给你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也不想对此进行评判。比利是酒鬼吗？他酗酒吗？他喜欢肛交吗？我是说肛门性交？噢，我说错了。我忘了在和谁说话。对不起。请不要放在心上。对—不起。”

他说这些话时，用了两种奇怪的声音：一种声音高得不自然，像在唱歌；一种声音很粗哑，很严肃。雷亚记得，她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这么多话，不管用哪种声音，通常都是比利在说。韦恩不时地说出个把词，一个不太重要的词，只因为他说话的语调而显得很重要。而且他的语调常常非常空洞，听不出性别，脸上的神态也是一片茫然，这让人紧张不安。他的语调里有一种不屑，但却努力控制着没表现出来。雷亚曾见过比利尽力想要编一个故事，他编了又编，改变了故事的基调，只是为了听到韦恩咕噜一声表示赞同，听到他爆发出笑声。

“千万别以为我不喜欢比利，”韦恩说，“不，不，我绝不是要你有这样的想法。”

“但你就是不喜欢他啊，”雷亚满意地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雷亚觉得满意，因为她实际上是在反驳韦恩。她直视着他，但仅此而已，他也让她紧张。他这种人给人的印象，远远不是个头，或是神态，或是别的什么。他不是很高，个子很结实，小时候可能矮墩墩的，将来也有可能发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脸色苍白，还留着一圈扎伤露西尔的泛着青色的胡子。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又直又细，常常凌乱地垂在额头上。

“我不喜欢他吗？”他惊讶地说，“我不喜欢他？怎么可能呢？比利这个人这么可爱？你看他在那边，和普通人一起喝酒、玩牌。你不觉得他很好吗？他总是这么好，难道你没觉得有点与众不同吗？一直都这么好。我只知道他出过一次错，那就是你让他讲他的那些前女友的时候。可别说你没注意到。”

他把手放在雷亚坐着的椅子腿上，摇着她。

她笑了起来，椅子晃得她有点头晕，或者也许是因为他道破了事情的真相。据比利讲，那个戴着面纱和紫色手套的姑娘，有一股子烟臭味，而另一个姑娘喝醉酒之后，会说脏话，还有个姑娘染了皮肤病，胳膊底下长真菌。比利跟雷亚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显得非常后悔，但提到真菌的时候，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不自觉地笑了，笑声里带着些罪恶感。

“他确实给那些可怜的姑娘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韦恩说，“那个长毛腿姑娘。那个烟臭味的姑娘。你因此而不安过吗？不过，你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说你每晚都会刮腿上的毛。”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腿，幸亏她跳舞前刮过腿上的毛。“或是你在腿上抹过那种东西，去毛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

“尼特。”雷亚说。

“尼特！就是这东西。不过这东西没有一股味吗？有点发霉或发酵或是什么味？酵母片。这不是姑娘们要买的另一种东西吗？我让你难为情了吗？我得绅士点，再去给你拿瓶喝的。要是我还能站起来走路的话，我就再去给你拿瓶喝的。”

“这里面一点威士忌都没有，”他说，又拿了瓶可乐给她，“这个喝了不伤身体。”她觉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可能有假，不过第二句话倒是真的。什么酒都伤不了她，什么酒都对她不起作用。她觉得韦恩不怀好意。不过，她倒是挺高兴。所有困惑，包括和比利在一起时那种迷惘的感觉，都逐渐消失了。韦恩说的什么，她都觉得好笑，她自己说的什么，也很好笑。她觉着很安全。

“这间屋子很好玩。”她说。

“有什么好玩的？”韦恩说，“这屋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才好玩呢。”

雷亚低头看着他摇晃着黑黑的头，笑了起来，他让她想起了一种狗。他很聪明，但他身上有种近乎愚蠢的固执。也有狗的那种固执，还带点悲哀的感觉。这会儿，他一边用头不停地磕着她的膝盖，一边晃着头不让头发遮住眼睛。

她向他解释说这个屋子很好玩是因为屋子角落里的铁皮挡板，她的解释多次被他打断，什么都和他说不清。她说，她觉得那个铁皮挡板后面有个送菜升降梯，通往地下室。

“我们可以把挡板放到一边，”韦恩说到，“想试一下吗？我们可以叫比利来放绳子。”

她又找了找比利的白衬衫。据她所知，他坐下来之后还没转身看过她一眼。韦恩现在坐在她正对面，因此，即使比利转过身，也无法看到她的一只鞋正挂在脚尖上，韦恩的手指正轻抚着她的脚底。她说她得先去趟洗手间。

“我陪你去。”韦恩说。

他抓着她的腿站了起来。雷亚说：“你喝醉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醉了。”

蒙克家后院外有个洗手间—实际上是个浴室。浴缸里堆满一箱箱啤酒—不是冷冻，只是常温保存而已。马桶还能冲水，雷亚还担心冲不了水，因为前一个用厕所的人似乎没冲水。

盥洗台上有面镜子，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和它说话，毫无顾忌，还带着赞许。“随他吧，”她说，“随他吧”。她关了灯，走到黑漆漆的大厅里。一双手很快抓住了她，推她出了后门。她和韦恩靠在酒吧的墙上，互相抓着对方，亲吻着。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被打开了，又被握紧了，开开合合，像一架手风琴。她得到了一种警告，仿佛在提醒她—似乎在远处，跟她和韦恩正在做的事没什么关系。像有什么东西挤着，又像是哼哼声，像在她身体里，又像在外边。她不明白这到底要告诉她什么。

蒙克家的那条狗跑过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嗅来嗅去。韦恩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蹲下，罗里！蹲下，罗里！”他一边猛地扯下雷亚的裙衬，一边朝狗大喊。

警告来自她的肚子。后门开了，韦恩说了些什么，她听得很清楚—她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她突然放松了，开始吐起来。她之前没有一点想吐的感觉。然后她趴在地上吐了起来，吐得肠子都拧干了，像块拧干的破抹布一样。

有个人—但不是韦恩—拉着她站了起来，并用她的裙边擦了擦她的脸。

“别张嘴，用鼻子呼吸。”蒙克太太说。“你出来。”她对韦恩，也或是对罗里说。她给他们下指令的时候，用的是一成不变的声调，既不同情，也不责备。她拉着雷亚走过酒吧，来到她丈夫的卡车边，半举起她，把她塞进去。

雷亚说：“比利。”

“我跟你的比利说了，我说你累了，别说话了。”

“我吐完了。”雷亚说。

“你怎么知道。”蒙克太太说，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她开车把雷亚带到了山上雷亚家的院子里，路上没再说话。把车停好后，她说：“下车时小心点，卡车比小轿车高一些。”

雷亚进了屋，门也没关就去上厕所，她把鞋扔在厨房里，光脚爬上了楼梯，把裙子还有裙衬卷成一团，塞在了床底下。

雷亚的父亲很早就起来收鸡蛋，并准备去汉密尔顿，他每隔一个周日都会去趟汉密尔顿。儿子们跟他一块去—他们可以坐在卡车后面。雷亚不去，因为卡车前面没座位了。父亲会捎上科里太太，科里太太的丈夫和雷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她父亲捎上科里太太时，都会穿衬衣打领带，因为回家的路上他们可能会去餐馆吃饭。

他过来敲了敲雷亚的门，告诉她他们就要出发了。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擦洗一下桌子上的鸡蛋。”

他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隔着门对她说：“多喝点水。”

雷亚想对所有人大叫，把他们都赶出屋子。她要想点事情，这些事情迫于他们的压力，装在她脑子里出不来，这就是她头疼的原因。听到卡车的声音消失在马路上之后，她小心翼翼地下床，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喝了很多水，倒了点咖啡在罐子里，连看都没看。

鸡蛋放在桌子上，装在六个大篮子里。鸡蛋上还沾着母鸡的粪便和干草，等着她用百洁布擦干净。

她要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尤其是，是什么话呢？就在蒙克太太走进后门时，韦恩对她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长得不是这么难看的话，我早就想干你了。

她穿好衣服，泡好咖啡，倒了一杯，走出来，来到走廊边，走廊正沐浴在晨光中。她吃的阿司匹林开始起作用了，这会儿头不疼了，脑子却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既清晰又模糊，还伴着低低的嗡嗡声。

她不难看，她知道自己不难看。可是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难看呢？

要是难看，比利·杜德怎么会跟她约会？比利·杜德心眼好。

而韦恩是喝醉后说的。酒后吐真言。

幸运的是那天她不用去见母亲。如果她从雷亚嘴里套出实话—能不能守口如瓶，雷亚一点把握都没有—那她一定会叫韦恩好看的。她一定会给韦恩做牧师的父亲打电话。“干”这个字会比“丑”更让她光火。她会完全抓不住重点的。

父亲的反应会复杂一些，他会责怪比利不该带她去蒙克家那种地方。比利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呢？他们会怎么看？“干”字当然也会让他恼火，但是他更会为雷亚感到丢人。有人说她丑，这会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真正受到的羞辱绝不能向父母透露一星半点。

她知道自己不丑。可是她怎么知道？

她没去想比利和韦恩，也没想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她对别人从来就没什么兴趣。她想的是，韦恩说那句话的时候，用的是他真正的声音。

她不想回屋去面对那几筐脏鸡蛋。于是她沿着小路往前走，一路躲避着阳光，没有阴凉的地方就低着头。沿途每棵树都不一样，每棵都是里程碑。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她都会问能走出去多远去迎接父亲，母亲总是以树作答：山楂树那儿，山毛榉树那儿，枫树那儿。父亲总会停下来，让雷亚踩到脚踏板上。

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应该是认识她的人，也可能只是路人。她不想叫人看见，就抄近路从地里走。地里的东西被鸡啄了个干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滑唧唧的。地那头一棵树上还有弟弟们做的树屋。其实就是一个台子，树干上用钉子钉着几块木板，可以爬上去。雷亚踩着木板爬了上去，在台子上坐下。她发现弟弟们还在茂密的树枝中开了几扇窗户，用来侦察外面的情况。下面的公路尽收眼底，很快她就看到几辆车载着乡下孩子到城里的浸会教堂去上主日学。车里的人看不到她。即便是比利或韦恩来跟她解释、吵架或道歉，也不可能看到她。

另一边，她看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旧游乐场的一角。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在草丛中辨认出从前赛马场的痕迹。

她看见一个人正沿着赛马场走，是尤妮·摩根，穿着睡衣。在大约早上九点半的光景，她穿着素雅的、类似浅粉色的睡衣睡裤，走在赛马道上，到赛道转弯的地方，又向曾经的岸边小路走去。灌木丛挡住了雷亚的视线。

尤妮·摩根白色的头发向上竖着，连同睡衣一起沐浴在阳光里，像个长着羽毛的天使。不过她走路的姿势还是老样子，笨拙而自信—头向前伸着，胳膊随意地来回摆动。雷亚不知道尤妮在那儿干什么，她对尤妮的失踪一无所知。尤妮的出现在她看来既很奇怪，又很自然。

她想起炎热的夏天，自己曾觉得尤妮的头发像一团雪球，又像储存下来的冬天的冰丝，她真想把脸贴上去凉快凉快。

她想起热得发烫的草地，想起大蒜，还有她们变成汤姆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她回屋给韦恩打了个电话。她估摸着他正待在家里，而他家里人都上教堂去了。

“我想问你点事，电话里说不清楚，”她说，“我爸和弟弟们都去汉密尔顿了。”

韦恩来的时候，她正在门廊上擦洗鸡蛋。她说：“我想知道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韦恩问道。

雷亚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她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百洁布。他的一只脚站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手扶着栏杆。他想走上台阶，到晒不着的地方来，但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喝醉了，”韦恩说，“你长得不难看。”

雷亚说：“我知道我不难看。”

“我很难过。”

“不是为此而难过吧。”雷亚说道。

“我喝醉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雷亚说：“你不想和她结婚。我是说和露西尔。”

他斜靠在栏杆上。她觉得他可能要吐了，但他忍住了，他努力扬起了眉毛，露出了沮丧的笑容。

“噢，是吗？没开玩笑吧？你有什么建议吗？”

“把我的建议写下来，”雷亚说，就好像韦恩真的要她提出点建议似的，“上车，开车去卡尔加里。”

“这就是你的建议。”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坐你的车去多伦多。你可以在多伦多把我放下，我就待在青年旅馆，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这就是她的打算。她一直发誓说，这就是她的打算。相比较昨天喝醉了酒那会儿，她觉得这会儿更自在，更得意。她提出这些建议，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一样。要搞明白她说的和做的，还得等几天，也许要几周。

“你从来不看地图吗？”韦恩说，“去卡尔加里的路上不会经过多伦多。先经过萨尼亚的边界，取道美国到温尼伯，然后才是卡尔加里。”

“那就让我在温尼伯下车吧，这样更好。”

“问你个问题，”韦恩说，“你最近做过精神测试吗？”

雷亚没有让步，也没笑。她说：“没有。”

雷亚看到尤妮时，尤妮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本以为河堤小道上会干净空阔，没想到竟然长满了荆棘，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硬穿过荆棘丛回到自家院子时，手臂上和额头上多了些划伤和血痕，头发里也夹了些碎叶子。而且因为摔了一跤，一边脸也弄脏了。

走进厨房，她看到父母，穆丽尔·马丁阿姨，警察局长诺曼·库姆斯，还有比利·杜德都在里面。原来，她母亲打电话给穆丽尔阿姨之后，她的父亲也振作起来，说要打电话给杜德先生。他年轻时曾在他们家工厂做过事，还记得人们遇到紧急情况就去请老杜德先生的情形。

“他已经死啦，”尤妮的母亲说，“你请她过来又能怎么样？”（“她”指的是老杜德夫人，脾气非常火爆。）但尤妮的父亲还是打了电话过去，找到了比利·杜德。比利还没上床休息，就过来了。

而穆丽尔·马丁阿姨一赶到这里，就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局长说等他穿戴完毕，吃完早餐就过来。这就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反感所有莫名其妙的、制造混乱的东西，也反感所有逼他做出一些决定、让他之后受人指责或是看上去像傻瓜的事情。厨房里的几个人中，他大概最乐于看到尤妮安全回来，然后听她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完全出于他的职权之外，所以不会有任何后续事件，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指控。

尤妮说，半夜的时候有三个小孩来她家院子里找她，说有东西给她看。她问他们要给她看什么，大半夜的搞什么名堂。他们说了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发现自己被他们抬着走了，可她还没答应去呢！他们抬着她走到院子的一角，从栅栏空隙中钻出去，沿着河堤小路一直走。她看到小路平整开阔，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她已经很多年没走那条路了。

抬着她的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看上去十岁左右，穿着一样款式的套装，都是里面穿泡泡纱的日光浴装，外面套件围兜，围兜的带子绕过肩膀绑在身后。他们的衣服又干净又清新，好像刚从熨衣板上拿下来的一样。他们的头发是淡棕色的，又直又亮。他们是最干净、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她是怎么分辨孩子们头发的颜色，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日光服是泡泡纱做的呢？她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带手电，那他们一定随身带了某种照明的东西吧！她依稀记得他们带了，可是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

他们抬着她一路走过河堤小路，来到老游乐场，来到他们的帐篷里。可是她在外面似乎从没见过这个帐篷。突然，她就已经在帐篷里了。她看到帐篷是白色的，很高很白，像船帆一样微微颤抖着。里面也很亮，可是她还是不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

这东西说不好是帐篷还是房子，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一部分似乎是玻璃做的。没错，绝对是绿玻璃，那种非常浅的绿色，一格一格就像嵌进了篷布。地板大概也是玻璃的，因为她裸露的双脚正走在又凉又光的表面上—绝对不是草，更不是碎石。

后来，报纸上出现了一幅画，画的似乎是飞船里的一艘帆船，来自艺术家的想象。然而，尤妮并没叫它飞船，至少随后她说起时还没这么叫。关于后来出版的书，她也是不置一词。这本书里的故事写的是她的肉体如何被俘获，如何被研究，她的血液和体液如何被采为样本，她秘密排下的卵子或许已被偷走了一枚，并在异域受精，交配或妙不可言或轰轰烈烈，总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进行了。如此一来，尤妮的基因便融入了入侵者的生命循环之中。

不知不觉中，她被放在一把椅子上，她说不出这是一把普通的椅子还是一个宝座。这些孩子开始在她周围织出一层纱，好似蚊帐一类的事物，轻薄而坚韧。他们三个不停移动，绕着她穿梭裹缠，却从未发生碰撞。到这时，她早已不想问问题了。“你们在干什么？”或是“你们怎么来这儿的？”或是“大人都去哪儿了？”这些问题都溜到了某个她也说不出来的地方。缥缈的歌声或是轻哼声似乎在某处响起，滑进她脑海里，让她觉得宁静又舒心。一切都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你想不到任何问题，任何比在普通厨房里问“这个茶壶是做什么用的？”更深奥的问题。

她醒了，周围空荡荡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她躺在炽热的阳光里，躺在游乐场硬邦邦的地上，天已大亮。

“太棒了！”看着尤妮，听着她的诉说，比利·杜德不断赞叹。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浑身散发着啤酒味，但看起来很清醒，很专注。不仅是专注，甚或是着迷。尤妮离奇的讲述，绯红的、风尘仆仆的脸蛋，傲气的语调似乎都让比利·杜德受用不尽。他或许不断暗示自己有多么放松，多么幸运，竟然发现这个安静、古灵精怪的尤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棒了！

他的爱—比利的那种爱—泛起浪花，恰好满足尤妮的某种需求，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穆丽尔阿姨说该给报社打电话了。

尤妮的妈妈说：“比尔·普罗克特不会去教堂吗？”她指的是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的编辑。

“比尔·普罗克特可以缓一缓，我现在给伦敦的《自由报》打电话。”穆丽尔阿姨说。

她打通了电话，但没找对人，因为是星期天，只和值班的门卫说了两句。“他们会后悔的！我现在要越过他们直接找多伦多的《星报》！”

她已经负责讲尤妮的故事了。尤妮也由她去了，似乎很满足。她讲完后，呆坐着，一脸漠然的满足。她根本没想问谁来照看自己，或者保护自己，或者不论发生什么，给自己尊重和呵护。然而，比利·杜德已经决心承担这一切。

尤妮名噪一时。记者们来了，还来了个作家。一个摄影师拍摄了游乐场，尤其是跑道，说这是宇宙飞船留下的印记。有张照片拍的是看台，说是宇宙飞船着陆时撞倒过。

很多年前人们曾对这种故事趋之若鹜，后来就渐渐没什么热情了。

雷亚的父亲寄往卡尔加里的一封信里写道：“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尤妮·摩根没拿到一分钱。”

这封信是写给雷亚的，她和韦恩到卡尔加里不久就结婚了。那时要想住在一起必须结婚，至少在卡尔加里是这样，而他们发现彼此不想分开。未来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也会拿分居要挟一下，并时不时付诸行动，但很快也就收了场。

韦恩离开报社，进了电视台。那些年，在晚间新闻里都能见到他。有时在国会山上顶着雨或是冒着雪，报道真真假假的新闻。后来他去别的城市，做着同样的事情。再后来他加入了另一行列—坐在室内探讨新闻的意义，品评真假黑白。

（尤妮逐渐对电视情有独钟，但她从不看韦恩的节目。她讨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看到这类节目立刻换台，她要看的是新闻事件。）

雷亚回到卡斯泰尔斯看看。她溜达到墓地，想看看上次来过之后又添了哪些新成员。她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露西尔·弗拉格的名字。不过所幸露西尔没死，死的是她丈夫，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刻在丈夫的旁边，去世的日期空着。刻碑的手工费不断涨价，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

雷亚想起那些帽子和玫瑰花环，心底涌起一阵对露西尔深深的怀念。

时至今日，雷亚和韦恩已经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有三个孩子，前前后后十五个情人。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些喧嚣、成就以及悬而未决但充满生机的期待竟都飘然远去，她知道所有这些都在成为历史。此时此刻，在这片墓地上，她大声说：“我真接受不了。”

他们拜访了杜德夫妇，他们还是朋友。四个人一起开车来到游乐场旧址。

那句话雷亚在游乐场又说了一遍。

摩根家、蒙克家，河边的房子都无影无踪了。这儿本来就不适合居住，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剩下一片洪泛区，由佩里格林河务局管理。这个地方再也不会有什么建筑了。只见宽阔的公园绿地、修整齐了的河堤—其他的都没了，都不见了，只有几棵老树还立在那里，树叶依旧翠绿，但被空气中金色的水汽拉低了脑袋。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再过几年，这个世纪就将成为历史。

雷亚说：“我真接受不了。”

四个人都已满头银发。雷亚很瘦，却活力四射，她生动活泼、循循善诱的风格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如鱼得水。韦恩也瘦，留着白胡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不上电视时会让你想到西藏的和尚，一到镜头前就会变得尖酸刻薄，甚至残酷无情。

杜德夫妇长得都很高大，看起来优雅庄重，精神饱满，体态丰盈。

看到雷亚的激动，比利·杜德笑了笑。他环顾四周，默认了雷亚的话。

他说：“岁月无情啊。”

他拍了拍妻子宽宽的后背，算是对她那难以察觉的嘟哝声的回应。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回家了，她不会错过每天下午定时收看的节目。

尤妮的经历没给她带来一分钱，这一点雷亚的父亲说得没错。他关于比利·杜德的预言也没落空。比利的母亲死后，问题接踵而来，最后只得卖掉工厂。后来工厂再次转手，接着就倒闭了。卡斯泰尔斯再也不生产钢琴了。比利来到多伦多，谋了份差事。据雷亚的父亲说，这份差事和精神分裂症或毒瘾或基督教有关。

其实，韦恩和雷亚都知道，比利是在帮助精神病人的过渡疗养院和帮助老年人的团体之家工作。比利一直维系着这份友谊，也保持着和尤妮的特殊友谊。他的姐姐贝亚饮酒过量生活无法自理后，他雇尤妮帮忙照看。（比利已经戒酒了。）

贝亚死后，比利继承了家里的房产，并把它改造成养老院，照顾那些还能下床行走的老人和残疾人。他希望给这些人提供舒适的住处、悉心的照料和适当的娱乐。他回到卡斯泰尔斯，专心经营养老院。

比利向尤妮·摩根求婚。

尤妮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发生，任何事。”

比利说：“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尤妮！”

（步朝霞　译）

注释

〔1〕原文为“banshee”，意为“报丧女妖”。雷亚和尤妮用的词是“Bannershee”，拼写相近。

破坏分子

一

“莉莎，亲爱的，我还从没写信感谢你去年二月冒着暴风雪、或是在暴风雪之后去看我们的房子（可怜的老迪斯默尔〔1〕，我想它现在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了），还把在那里的所见告诉我。我也要感谢你的丈夫用雪地车送你过去，我猜想用木板钉起破窗户以防野兽之类入内的也是他吧。值钱东西真不能放在有蛀虫和灰尘的地方，更别提有那些学坏了的半大少年了！我听说你现在是基督徒了，莉莎，这真是太棒了！你重生了吗？我一直很喜欢听这句话！

“哦，莉莎，我知道自己很无聊，但当看到那些晒黑了的漂亮孩子们从树丛后面冲出来吓我一跳、蹦蹦跳跳冲进水塘里的时候，我仍会想起你和可怜的小肯尼。

“拉德纳在手术前的那个晚上一点儿死亡的征兆都没有—也可能是之前我给你打电话的那个晚上。现如今人们很少因为一个简单的心脏搭桥手术死掉，他也完全没想过那就是自己的临终时刻。他还在操心自己有没有关掉水管呢，他越来越爱为这些琐碎的小事烦心。这也是他年纪大了的表现。尽管我觉得水管爆掉也不能算是小事，那可是场可怕的灾难。但灾难还是发生了。我曾经到那儿去看过一次，奇怪的是，当时的一切都让我觉得自然而然。拉德纳一死，好像事情就应该那样似的。尽管我知道自己得动手清理一切或是雇个人来做，但当时这反而像是不正常的。我真想划一根火柴，把一切都烧成灰烬，但当时要是那么做了的话，那我肯定会被关起来。

“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将拉德纳火葬的，可当时根本没想到。我只是把他安置在杜德家墓地，好吓我父亲和继母一跳。但现在我得告诉你，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正在加拿大轮胎商场〔2〕后面，他们在那里搭起了巨大的塑料棚子，就像春天促销花坛花草时搭起的那种。我打开了汽车后备箱，像是每年买鼠尾草或者凤仙花时那样。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穿着绿围裙的男人们在大棚子里来来往往。一个女人对我说：“七年时间真是转眼就过去了。”她像是认识我，但我不认识她，我还在心里想，怎么老是有这种事啊？是不是因为我在学校教过书？还是你会客气地说是因为我的为人处世？

“然后，我忽然明白了‘七年’的意思，也知道了这些人，还有我自己是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是为遗骨而来的。我是为了拉德纳的遗骨而来，梦里是他下葬之后七年。但我又想，这不是希腊还是别的什么地方的风俗吗？为什么我们这里也这么做？我问周围的人，是墓地太拥挤了吗？为什么咱们也开始有这种风俗了？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的做法，还是别的什么？听到我的问题，那些人看起来很不高兴，甚至很生气，我就想，我都干了些什么呀。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还是有人给我这样的眼色—是因为用了‘异教徒’这个词吗？后来，有个人递给我一只塑料袋，我感激地接过来拿着，心里想，拉德纳强壮的腿骨、宽阔的肩骨、聪明的头骨肯定都被藏在那个大塑料棚里的洗刷设备洗得干净又光滑了。这似乎是因为我们对彼此的感情被净化了，但这种感觉要更加有趣、更加微妙。尽管如此，拿到那袋东西，我高兴极了，周围的人也非常开心，有的人甚至高兴得把手里的塑料袋都抛上了天空。有些袋子是湖蓝色的，但大部分是绿色的，我的是那种普通的绿色袋子。

“‘哦，’有个人对我说，‘你拿的是那个小女孩吗？’

“我明白他指的是小女孩的遗骨，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袋子特别小、特别轻，根本盛不下拉德纳，我是说，拉德纳的骨头。哪个小女孩啊？我心里想。但当时周围的一切已经让我困惑不已，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我忽然想到，他们说的是不是小男孩？我醒过来的时候脑子里正想着肯尼，仍在疑惑当中，那场事故之后是过了七年了吗？（莉莎，说起这个希望你别难过。我知道，出事的时候肯尼也已经不是小孩了。）醒了以后，我心想一定得问问拉德纳。其实没醒之前我就早已知道，拉德纳的身体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对他的感觉，他的重量、体温、味道，都只是回忆而已。但我仍然觉得—当我刚睡醒的时候—他就在隔壁房间，我还可以喊他的名字，把我的梦和任何事情讲给他听。接着，我就必须得让自己清醒：这不是真的。每天清晨都是如此。这让我感觉浑身发凉，瑟缩不已，好像胸口压着几块厚木板，它们让我无法从床上爬起来。我经常有这种感觉。不过现在没有，我只是描述给你听。其实，现在拿着红酒坐在这里，我觉得挺高兴的。”

这是贝亚·杜德一直没写完也从来没寄出的一封信。在卡斯泰尔斯她那疏于照料的大房子里，她一边沉思一边喝酒，这在别人看来像是一种缓慢的堕落，但在她看来，这却是一种伤感的快乐，就像是一场大病的恢复期。

贝亚·杜德遇到拉德纳，是在一个星期天，她和彼得·帕尔开车去乡下游玩。彼得·帕尔是科学课的老师，也是卡斯泰尔斯高中的校长，贝亚曾经在那里当过一阵代课老师。她没有教师资格证，但她是英语文学硕士，而且那时候管得也不严。有时候，他们也叫她去帮忙，比如组织学生远足，带全班去参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或者每年一次学莎士比亚时去游览斯特拉福德〔3〕。当发现自己对彼得·帕尔产生兴趣的时候，她就试着避开这些事。她希望事情做得得体，这是为了他好。彼得·帕尔的妻子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住在一家疗养院，他始终如一坚持去看望她。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好男人，大多数人也理解他需要一位固定女朋友（贝亚说她觉得女朋友这个词很可怕），但是可能有些人觉得他选的人不怎么样。贝亚自称之前的生活浮沉不定。但她跟彼得安定了下来—他的体面、真诚和幽默感把她带入了一种正常有序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很享受这种日子。

当贝亚说起自己那“浮沉不定”的生活时，用的是一种讽刺或者轻蔑的语调，根本听不出她对自己的情爱生涯到底是什么看法。那生涯始于她结婚的时候。她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空军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驻守在沃利附近。战后，她跟着他去了英格兰，可是没多久就离婚了。她回到家乡，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帮她的继母照料房子，比如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然而，生活的主旋律还是那些风流韵事，她也知道，当自己贬低它们的时候说的根本不是实话。它们既甜蜜又辛酸，她既快乐又痛苦。她知道在酒吧里苦苦等待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男人的那种滋味。等待来信，当众痛哭，也曾被不再爱的人纠缠。（她曾经不得不从轻歌剧协会辞职，就是因为一个傻瓜总用男中音为她独唱。）不过，她仍然觉得情事萌发的第一个信号如此美妙，仿佛是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是门廊里轻轻传来的音乐，或者像她经常说的那样，像是黑白电视广告忽然变成了彩色的。她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也不觉得曾经浪费过时间。

但她的确觉得、的确承认，自己很虚荣。她喜欢被赞美，喜欢被关注。比如，彼得开车带她去乡下，从来都不是为了享受单独和她度过的时光，这事总让她恼怒不已。很多人喜欢他，他也喜欢很多人，甚至是刚刚认识的人。每次他带贝亚出去，最后都成了顺便拜访某人，要不就是遇到以前的学生在加油站工作，一聊就聊一个小时，要不就是停在乡村小店买冰激凌，结果和偶遇的人一起郊游去了。她爱上他，是为着他那种悲伤的处境，那种勇敢和孤独的气质，那薄薄嘴唇上羞涩的笑容，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社交成瘾的人，就是那种看到别人一家子在前院里玩排球也跃跃欲试想从车里跳下来加入其中的人。

五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个阳光耀眼、树木葱茏的日子，他对她说要顺便看望一个叫拉德纳的人，就几分钟。（对彼得·帕尔来说，每次都是“几分钟”。）贝亚以为彼得以前见过这个人，因为他直呼他的名字，而且似乎对他非常了解。他说，战争一结束拉德纳就从英国来到了这里，他以前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是的，和她丈夫一样！），曾经中过枪，半边身子都被烧伤了，所以才决定隐居。他从充满腐败、战争和竞争的社会中隐退，在斯特拉顿镇北部买下了四百英亩荒地，大部分是沼泽和灌木丛，将其建成了一片令人赞叹的自然保护区，有小桥，有小路，还让溪水汇成了小小池塘。他沿着小路展示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鸟类和动物标本。他曾是一位标本剥制师，大多为博物馆工作。人们走过他的小路，观赏那些展品，都是免费的。他受过最残酷的伤害和打击，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却倾其所有回馈给了大自然。

贝亚后来发现，那些话大部分都不是真的，或者不全是真的。拉德纳根本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支持越战，相信核武器是一种有效威慑。他也赞成社会竞争。他只在脸颊和脖子的一侧有烧伤，那是在法国卡昂一次地面战中被炮弹炸伤的（他是在陆军服役）。他也不是战后立刻离开英国的，而是在一家博物馆工作了好几年，直到发生了一些事—贝亚一直不知道是什么事—让他对那份工作和那个国家都失望透顶。

那片土地，以及他在上面付出的辛劳，是真的。他也的确是一位标本剥制师。

贝亚和彼得费了很大劲儿才找到拉德纳的房子。房子掩映在树丛里，是当时很简单的A型框架建筑。他们终于找到了私家车道，停好车，走下来。贝亚还以为自己会被介绍给他认识，然后跟着他们参观，可能一两个小时都很无聊，接着，彼得·帕尔和拉德纳故友重逢聊天时，自己可能得坐在旁边喝喝啤酒或者茶。

拉德纳绕过房子迎面走来。在贝亚的印象里他带着一只凶恶的狗。但不是这么回事儿，拉德纳根本没有狗，他自己就是那只凶恶的大狗。

拉德纳对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想干什么？”

彼得·帕尔说，他要开门见山。“我常常听人说起你在这里创造的奇迹，”他说，“我直说吧，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教育高中的孩子或至少试着在教育他们。我努力想教给他们一些观念，能使他们将来不至于把这个世界搞得乱糟糟的或是干脆把它炸上天。但在他们周围，全是些坏例子，几乎没什么正面的东西。这就是我贸然来拜访你的原因，请你考虑。”

实地考察。优选的学生。见识一下个人所能做的贡献。尊重大自然，与环境协作。这是亲眼见证的好机会。

“哦，我不是教育工作者，”拉德纳说，“我他妈的可不关心那些小崽子。我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一群蠢货抽着烟在我的地盘上晃来晃去。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得来的印象，以为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益，那是我最没兴趣的事儿。有时候，我允许人们从这里走过，但仅限于我选定的那些人。”

“哦，那我想知道，”彼得·帕尔说，“就我们，今天—你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今天禁止入内，”拉德纳说，“我正在小路上干活儿。”

回到车里，沿着碎石路往回开，彼得·帕尔对贝亚说：“哎，我觉得已经打开局面了，你觉得呢？”

这不是玩笑。他根本不开这种玩笑。贝亚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但她意识到—或者几分钟之前在拉德纳的车道上就意识到—她和彼得·帕尔之间是一个错误。她再也不想要他的亲切、他的好意、他的困惑和努力。以前吸引和抚慰过她的一切现在都已化为灰烬。因为她看到了拉德纳。

当然，她可以不这么对自己说。但那不是她的本性。尽管过了好几年规矩日子，但那仍然不是她的本性。

当时她有几个朋友，她给他们写信，探讨和解释自己生活中的这个转折。她写道，自己很不愿意承认，之所以受到拉德纳的吸引是因为他粗鲁、暴躁，甚至有点儿野蛮，他脸上的伤疤在枝叶间透出的阳光下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勋章。她真的很不愿意这么想，因为这难道不是所有无聊爱情剧里的情节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好好先生只能被甩？

不，她写道，但她真正的想法—她知道这是一种退化，又很讨人厌—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这样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寻一种可以容纳自己的疯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个男人的疯狂之中，那么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男人们可能会有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疯狂，比如对某支球队的热爱。但这可能还不够，不够强大—这种不够强大的疯狂只能让女人发脾气、不满足。比如彼得·帕尔，他所表现出的和善与希望也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但最终，对我来说，贝亚写道，这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疯狂。

那么，拉德纳又能给她些什么，让她能够安于其中呢？她不仅是指她明白了学习豪猪生活习惯的重要性，还就某些她，贝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情给报纸写了些言辞犀利的信。她还指自己竟能生活在无情和貌似轻蔑的冷漠之中。

在最初的半年里，她这样解释了自己的处境。

还有几个女人曾经以为自己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她发现过她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一条腰带—26码、一瓶可可油、高级发梳。他没有让任何一个留下来。为什么让她们走、让我留下？贝亚问他。

“她们谁也没有钱。”拉德纳说。

玩笑。我受够玩笑了。（现在，她的信只写在自己脑海里。）

但是，初次相遇的几天之后，她开车去找拉德纳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欲望和恐惧。她穿着真丝内衣，不得不同情自己。她的牙齿不停打战。她为自己成为这种欲望的受害者而感到怜惜。这种欲望她以前也曾经有过—她不会假装自己没有。这次和从前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她很容易就找到了他的住处。她肯定是很认真地记住了路。她编好了一个故事：自己迷路了。她想来这里找一个出售灌木幼苗的地方。这很符合现在的季节。但拉德纳正在树林前面修整路边的排水渠，很平常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没有一丝惊讶或者不快，之前编好的理由根本没派上用场。

“你在那儿等我干完活儿，”他说，“十来分钟吧。”

对贝亚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眼前这一幕—看着一个男人干着体力活儿，无视自己的存在，活儿干得很好，既整洁又有节奏，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她热血沸腾的了。拉德纳身上没有一点儿多余的东西，没有多余的赘肉，没有过剩的精力，当然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对白。他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跟他年轻时候的发型一样—头顶闪着金属一般的银光。

贝亚说，她很赞同他关于那些学生的看法。“我曾经给一些学生代过课，也带他们出门旅行过，”她说，“有时候我真想放出一群杜宾犬把他们统统赶进臭水沟里。”

“你千万别以为我来这里是想说服你什么，”她说，“谁也不知道我到这里来了。”

他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想你可能愿意参观一下。”他干完活之后说：“你愿意吗？你自己愿意参观一下这地方吗？”

他是这么说的，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参观。贝亚穿的鞋子完全不合适—当时她的生活里根本没有适合这地方的鞋。他没有放慢脚步等她，过小溪、翻河堤时也没有帮帮她。他从来没有伸出手，也没在适合的木头、石头、斜坡处提议坐下休息休息。

他先带着她沿着一条木板路穿过沼泽去一个池塘，那里有一些加拿大大雁，还有两只绕颈缱绻的天鹅，它们的身体很宁静，但颈部却充满活力，嘴里发出激烈的鸣叫声。“它们是一对吗？”贝亚问道。

“显然是。”

离这些活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面是玻璃的容器，里面有几只标本，一只张开双翅的金雕、一只灰色猫头鹰，还有一只雪鸮。这容器其实是一台内部掏空的冰箱，侧面开了一扇窗，外面涂成了灰绿色的旋涡状花纹。

“这真是太聪明了。”贝亚说。

拉德纳说：“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呗。”

他带着她去看海狸草场，被海狸啃倒的尖利的树桩，它们堆起来的杂乱的建筑物，还有它们窝里两只皮毛润泽的海狸。接着，她又看了一只赤狐、一只金色的水貂、一只白鼬、一窝小巧的臭鼬、一只豪猪，还有一只食鱼貂。拉德纳告诉她说，这只食鱼貂凶猛得足以杀死豪猪。接下来是栩栩如生的标本：爬在树干上的浣熊，仰天长啸的狼，还有一只黑熊刚刚抬起毛茸茸的大脑袋，露出了忧伤的脸。拉德纳说，这是一只小熊，他买不起大熊—它们太贵了。

还有很多禽类。野火鸡，一对羽毛竖起来的松鸡，一只眼睛周围有一圈鲜红色羽毛的野鸡。标牌上注明了它们的栖息地、拉丁语名称、食物偏好和行为方式。有些树上也挂着标牌，牢固、准确、内容详尽。有些标牌上是引用的名言。

自然界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用的。

—亚里士多德

大自然从来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

—卢梭

当贝亚停下来看这些标牌的时候，她觉得拉德纳似乎显出一些不耐烦，他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她再也没有对自己看到的任何东西发表任何评论。

她根本搞不清方向，也完全没明白这里的布局。他们是经过了不同的溪流，还是同一条小溪走了好几次？这片树林是延伸出好几英里，还是仅仅能到近处的山头？树叶刚刚发芽，还不能遮挡阳光。延龄草长得十分茂盛。拉德纳掀起一片盾叶鬼臼的树叶，让贝亚看下面掩藏的花。肥大的树叶，刚刚舒展的蕨类，泥坑里长出的黄色臭菘，周围全是树的汁液和阳光，脚下还有朽烂的树木带来的危险，后来，他们来到一片树木环绕的旧苹果园，他领着她找蘑菇—羊肚菌。他找到了五朵，也没有分给她。她根本分不清楚蘑菇和去年的烂苹果。

前面出现了一片陡峭的山坡，散乱地长着一些浑身带刺的小山楂树，开满了花。“孩子们把这儿叫作狐狸山，”他说，“上面有个兽穴。”

贝亚停下了脚步：“你有孩子？”

他笑起来：“据我所知没有。我是说路对面的孩子们。小心树枝，上面有刺。”

此时她已经全然没有了欲望，虽然她仍觉得山楂花的香味似带有一种亲密的气息，或冷淡，或骚动。她早已不再盯着他肩胛骨之间的某处，不再这样想用意念让他转身拥她入怀。她觉得，这趟游览，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如此艰辛，可能是跟她开的一个玩笑，是对她这个讨厌的荡妇和骗子的惩罚。于是，她重拾了自己的骄傲，假装这游览正是自己此行的目的。她表现得很有兴趣，时不时地提问，丝毫没有现出疲累。就像后来—但不是这一天—她也会以同样的骄傲去匹配他在性方面表现出的那种冷酷的能量。

她并没指望他会邀请自己进屋，但是他说：“要不要喝杯茶？我可以给你泡茶。”然后他们走了进去。她闻到了一股兽皮的味道，混合着硼砂皂、木头刨花和松香的气味。兽皮成堆地放着，皮肉一面朝外。架子上摆着野兽的脑袋，眼眶和嘴部都已挖空。有个东西，她开始以为是剥了皮的鹿，却只是个像是糊了些稻草的铁丝支架。拉德纳告诉她，身体是要用制型纸制作的。

屋里还有书—一小部分关于动物标本剥制，其他大多是成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科学史》。《哲学史》。《文明史》。《半岛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贝亚想象着他漫长的冬夜—他那种井然有序的孤独，他系统化的阅读和空虚的满足。

倒茶的时候他好像有点紧张，先检查了一下杯子里有没有灰尘，又忘了自己已经把牛奶从冰箱里取出来了，接着又忘了她说过不用放糖。当她开始喝茶的时候，他紧紧盯着她，问她是否合口，是不是太浓了？要不要加开水？贝亚再三确定，又为这趟游览向他道谢，提了提自己格外喜欢的地方。眼前这个男人，她心里想，一点儿也不奇特，丝毫也不神秘，甚至，也不怎么有趣。信息的层次。《法国印第安人战争》。

她又要了一点儿牛奶加进茶里，她很想快点喝完，早点离开。

他说，她要是再来这附近又没什么别的事儿，一定要再来找他。“来体验下稍稍运动的感觉，”他说，“不管是一年之中的什么时候，这里总有可看的东西。”他说起了冬季的鸟儿，雪地里的小路，问她有没有滑雪板。她感觉出他不想让自己走。他们站在外面的门廊里，他给她讲在挪威滑雪的事儿，顶上带着雪橇架的电车，还有城镇边上的大山。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去过挪威，但是一定会喜欢那里。

回想起这一时刻，她把这看作是他们真正的开始。他们彼此都心神不宁、内心温柔，很乐意体会这种困扰，甚至为对方感到怜惜。后来，她问他，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他说，有—当时他意识到，她是自己可以一起生活的人。她问，难道不能说是“想”一起生活的人吗？他说，是，可以那么说。可以那么说，但他并没有那么说。

关于怎么打理这个地方，关于动物标本剥制的技艺，她要学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她要学如何聪明地混合油画颜料和亚麻籽、松节油来给嘴唇、眼皮和鼻尖上色。其他必须要学会的事情还包括，他会说什么、不会说什么。似乎她的虚荣和之前对爱的概念都将不得不改变。

有一天晚上，我爬到他的床上，他连眼皮都没从书上抬一下，一个字儿也没对我说，甚至我起身回到自己床上时，也是如此。我一眨眼就睡着了，不然真无法忍受这种屈辱。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我的床上，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

我像是迎头撞上了坚硬的黑暗。

她学习，她改变。年龄此时派上了用场，喝酒也是。

当他慢慢适应了贝亚，或者说，对她有了安全感，他的感觉也渐渐好起来。他会很高兴地跟她说自己感兴趣的事，也会从她的身体得到更体贴的抚慰。

在手术之前的那个晚上，他们并排躺在陌生的床上，所有裸露的皮肤都紧紧贴在一起—胳膊、腿、臀部。

二

莉莎告诉沃伦，有个叫贝亚·杜德的女人从多伦多打来电话，问他们—沃伦和莉莎—能不能出趟门，去乡下看看她和丈夫所住的房子。他们想确定水管是不是关好了。贝亚和拉德纳（其实并不是她丈夫，莉莎说）还在多伦多，等着为拉德纳做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因为水管可能会爆裂。”莉莎说。这是二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有着那年冬天最猛烈的暴风雪。

“你认识他们，”莉莎说，“嗯，你真的认识。记得我介绍给你的那一对吗？去年秋天有一天，在无线电商场外面的广场上？男的脸颊上有一道伤疤，女的头发很长，一半黑，一半灰。我告诉你他是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师，你说：‘那是什么？’”

现在，沃伦想起来了。一对老夫妇—也不算特别老—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宽松长裤。他的伤疤和英国口音，她奇怪的头发和自来熟。标本剥制师就是要填充动物的尸体，或者说，动物的皮毛，还有鸟类和鱼。

他当时问过莉莎：“他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她说：“二战。”

“我知道钥匙放在哪儿—所以她才给我打电话。”莉莎说，“在斯特拉顿镇，我以前住的地方。”

“他们和你是同一教会的教友，还是什么？”沃伦问。

“贝亚和拉德纳？别开玩笑了。他们只是住在马路对面。”

“是她给了我一些钱，”莉莎继续说道，似乎觉得沃伦应该知道这些，“去上大学。我从来没开口跟她要过，是她自己突然打电话来说想这么做。所以我就想，那好吧，反正她很有钱。”

莉莎小时候和父亲、弟弟肯尼一起住在斯特拉顿镇的农场。她父亲并不是农夫，只是租下了那里的房子，以帮人盖屋顶为生，她的母亲早已去世。莉莎该上高中的时候—肯尼比她小一岁、低两个年级—父亲带着他们搬到了卡斯泰尔斯。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有房车的女人，后来他们结了婚。再后来，他们俩搬到了查塔姆。莉莎也不确定他们现在在哪里—查塔姆、华莱士堡，还是萨尼亚。他们搬走的时候，肯尼已经死了—他十五岁的时候死于一次重大的青少年交通事故，这种事故好像每年春天都会发生，可能是因为酒后驾车、无照驾驶、临时偷来开的车、乡下新修的碎石路、疯狂的超速。莉莎读完了高中，去圭尔夫读了一年大学。她不喜欢大学，不喜欢那里的人。在那时，她成了一名基督徒。

沃伦就是这么认识她的。他的家庭属于沃利的救世主圣经教堂，一直以来，他都是去这座教堂。莉莎是搬来沃利、在一家政府开的酒水店工作之后，才开始去这座教堂的。她现在还在那里工作，尽管有时候很烦心，想要辞职。她现在不喝酒了，也从来不吃糖。她不希望沃伦休息的时候吃丹麦酥皮饼，就给他打包带一些自己在家做的燕麦松饼。她每个周三的晚上洗衣服，刷牙的时候数着数，每天早上很早起床读《圣经》。

她觉得自己应该辞职，但他们很需要那份钱。沃伦以前工作的那家小型发动机商店已经关门了，他正在重新接受培训去推销电脑。他们结婚已经一年了。

早晨，天气晴朗。快中午的时候，他们乘着雪地车出发了。周一是莉莎的休息日。大路上的雪铲过了，但小路仍然被积雪覆盖着。破晓前就已经有雪地车在城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在田地和结冰的河面上轧出了一条条轨迹。

莉莎告诉沃伦沿着河边一直开到86号公路，然后向东北方向穿过田地，绕过沼泽。河面上全是动物的脚印，有直线有圆圈。沃伦唯一确定认识的就是狗的脚印。河水结冰三英尺，表面覆盖着白雪，变成了一条神奇的道路。暴风雪是从西边来的，这里一般都是如此，东边河岸的树上全是凝结的雪，枝条伸展着，好像柳条编成的大雪篮。在河的西岸，积雪的弧线像是凝固的波浪，又像是巨大的奶油堆。还有雪地车们隆隆作响，划过一道道痕迹。眼前的景象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从远处看，沼泽是黑色的，像是北边地平线上一条长长的污痕。但离近了发现，那里也全是积雪。黑色树干映衬在白色雪地上，一棵一棵从眼前闪过，令人微微有些眩晕。莉莎用手在沃伦腿上轻拍，指挥他开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然后猛地拍了他一下示意停车。从喧闹到安静，从行路到静止，这转变让他们觉得像是突然从流动的云端掉到了什么坚硬的物体上。他们就这么掉进了一个坚硬寒冷的冬日。

小路一侧是一座破烂的谷仓，暗淡陈旧的干草从里面冒了出来。“这就是我们以前住的地方，”莉莎说，“不是啦，我开玩笑的。实际上，以前这里有座房子，现在没了。”

路的另一侧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迪斯默尔”。后面是树丛，还有一座浅灰色的A型框架房屋。莉莎说美国有个地方叫“迪斯默尔大沼泽”，这是此处名字的由来。一个玩笑。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沃伦说。

还有一些标牌上写着：“禁止入侵”、“禁止打猎”、“雪地车禁行”、“禁止入内”。

后门的钥匙放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装进塑料袋放在一个树洞里。这里有好几棵树干弯曲的老树—很可能是果树—靠近后门的台阶。那棵树的树洞涂了一圈柏油—莉莎说这是为了防止松鼠进入。其他树的树洞也都涂了柏油，因此放钥匙那个丝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你怎么找到它？”莉莎指出了一幅侧面轮廓图—离近了很容易看出来—用小刀沿着树皮上的裂痕加深了一下。长长的鼻子，下垂的眼睛和嘴巴，还有一大滴鼻涕—那就是柏油涂过的树洞—正好在鼻头处。

“很有趣吧？”莉莎说着把塑料袋塞进口袋，用钥匙打开了后门。“别在那儿站着，”她说，“快进来。天啊，这里简直跟墓地一样冷。”她总是有意识地把感叹词从“耶稣啊”变成“天啊”、“该死”变成“救命啊”，就跟教会要求的那样。

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拧开调温器，好让地暖开始供热。

沃伦说：“咱们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吧？”

“要待到咱们暖和过来。”莉莎说。

沃伦试着拧开厨房的水龙头，什么也没流出来。“水的总闸关了，”他说，“很好。”

莉莎已经走到了前面的房间。“什么？”她喊道，“什么很好？”

“水。已经关了。”

“哦，是吗？很好。”

沃伦在前屋的门廊前停了下来。“咱们是不是应该脱掉靴子啊？”他说，“要是打算四处走动的话？”

“为什么？”莉莎说着在地毯上蹭了蹭鞋底，“踩点儿干净的雪有什么关系？”

沃伦不是一个会过多注意房间里东西的人，但他的确发现这个房间里有些是平常的东西，有些却不是。里面有地毯、椅子、电视机，还有沙发、书和一张大书桌。但是也有摆满了鸟类标本的架子，有些鸟小而艳丽，有些很大，适合打猎。还有一只皮毛光滑的棕色动物—一只鼬鼠？—和一只海狸，他是从扁平的尾巴判断出来的。

莉莎拉开了书桌的抽屉，在那里翻箱倒柜。他以为她是在找那个女人所要的什么东西，可接下来，她把所有的抽屉都拉出来，整个儿翻倒在地板上，嘴里还发出滑稽的声音—舌头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好像抽屉们是自个儿跳到了地板上。

“上帝啊！”他说（他一直都在教会活动，措辞上不像莉莎那么在意。），“莉莎，你到底在干吗？”

“跟你一丁点儿关系也没有，”莉莎说，但她的语气非常愉快，“你干吗不看看电视或者别的，放松一下？”

她拿起那些鸟类和动物的标本，一个一个扔到地上那些烂摊子上。“他用的是轻木，”她说，“好看又轻巧。”

沃伦真的走开，去打开了电视。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大部分频道什么图像都没有，全是雪花或者波纹。唯一能看清楚的是一部旧电视剧，里面的金发女人穿着伊斯兰教教徒的闺房服饰—她是个女巫—还有演员J.R.尤因，他那时还很年轻，还不叫J.R.。

“看这个，”他说，“简直像是时光倒流。”

莉莎没有去看。他坐在一个厚垫子上，背对着她，尽量像个成年人一样不去看。不搭理她，她就会收手。不过，他还是能听见身后撕纸撕书的声音。她把书从架子上抓下来，撕烂，扔在地板上。他听见她跑进厨房，拉开抽屉，甩开橱柜的门，把碗碟摔个粉碎。过了一会儿，她回到前屋，在空气中扬起一团白色的粉尘。她肯定是把面粉也倒出来了，还咳嗽了几声。

沃伦也咳嗽了几声，但他还是没有回头。很快，他又听到了从瓶子里倾倒液体的声音—稀薄液体的泼溅声和黏稠液体的咕嘟咕嘟声。他能闻到醋、枫糖浆和威士忌的味道。她把这些倒在了面粉、书、毯子和鸟兽标本上面。他又听到什么东西砸碎在炉子上面。他敢肯定是威士忌酒瓶。

“正中靶心！”莉莎说。

沃伦没有转身，整个身体因为努力保持不动、令一切结束而似乎嗡嗡作响。

有一次，他和莉莎去圣托马斯参加一场基督教摇滚音乐会和舞会。教会里对基督教摇滚很有争议—关于是否真的能有这种东西。莉莎为这个问题很是困扰，沃伦却不。他曾经参加过好几次基督教摇滚音乐会和舞会，他们根本不称自己为基督徒。但是，当舞会开始之后，是莉莎立刻滑下了舞池，是莉莎吸引了周围的目光—警惕的、不高兴的—青年指导员的眼光，他们正在旁边一边笑一边犹疑地鼓掌。沃伦从来没有见过莉莎跳舞，她忽然焕发出那种疯狂劲儿令他惊叹，与其说为她感到担心，倒不如说是骄傲，但他知道，自己的感觉一点儿影响也没有。莉莎就在那里，翩翩起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她跳完这一支曲子，踢腿、屈身、弯腰，投入得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

这才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她，他想告诉所有人。他觉得自己早就知道，第一次在教会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了一些事情。那时候是夏天，她戴着一顶夏季的小草帽，穿着教会里女孩子们必须要穿的带袖连衣裙，然而，她的皮肤光滑剔透，身形苗条无比，根本不像个教会里的女孩，并不是说她像一位杂志女郎、一位模特或者一个卖弄风姿的人。她那高高的饱满的额头、深深的褐色的眼睛，她的表情里既有稚气又有凶猛。她看起来很特别，她的确很特别。她不是那种会说“上帝啊”的女孩，在特别满足或者十分慵懒的时候，她会说：“哦，真他妈的！”

她说，在成为基督徒之前，自己很狂野。“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是。”她说。

“哪种狂野？”他问她，“比如，和男人们？”

她看了他一眼，像是在说，别傻了。

现在，沃伦觉得有东西沿着一侧头皮慢慢滴了下来。她已经偷偷溜到了他的后面，他用手摸了一下脑袋，上面是绿色的黏黏的东西，闻上去像是薄荷油。

“来一口。”她说着，递给他一只瓶子。他喝了一口，差点儿被浓烈的薄荷酒呛死。莉莎拿回瓶子，扔向前面的大窗户。瓶子没有穿窗而过，而是砸上了玻璃。瓶子没碎—它掉在了地板上，美丽的液体流了一大滩。深绿色的汁液。窗玻璃裂成了放射状，变得像日晕一样白。沃伦站起身来，那口酒喝得他气喘吁吁，身上一阵阵地散发着热气。莉莎灵巧地穿过那些破书烂瓶子，踩烂的鸟，洒满地的威士忌和枫糖浆，从炉子里拿出来拖得地毯上全是黑印的焦木条，灰尘，黏糊糊的面粉，还有羽毛。即使还穿着雪地靴，她的步履依然轻盈；她很欣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沃伦拿起自己刚才坐的厚垫子，向沙发扔过去。垫子掉了下来，没有任何破坏力，不过这一举动已经将他纳入眼前的图景之中。这也并不是他第一次参与破坏房屋。很久以前，他九岁或者十岁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朋友一起闯入了一座房子，那是他朋友的姨妈所住的地方。她不在家—她在一家珠宝店工作，一个人住。沃伦和朋友是因为太饿了所以才闯进去的。他们给自己做了点儿苏打饼果酱三明治，喝了点儿姜汁饮料。接着，情况忽然就失控了。他们把一整瓶番茄酱倒在桌布上，用手指蘸了在墙上写：“小心！血！”他们砸烂盘子，把吃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他们异常幸运，没人看见他们进去，也没人看见他们离开。那位姨妈把这事儿怪在几个最近被自己从商店里赶出去的年轻人头上。

想到这个，沃伦走到厨房去找番茄酱，但是没找到，不过他找到了一罐番茄沙司。番茄沙司比番茄酱稀，没那么好用，但他还是试着在木头的厨房墙壁上写道：“小心！这是你的血！”

沙司渗入木板，顺着表面流了下来。在字迹尚可辨认的时候，莉莎跑过来念了念，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在那片乱七八糟的废墟中，她找到了一支魔术笔，然后爬上椅子，在假血字上面写道：“罪的工价乃是死！〔4〕”

“我应该多拿点儿东西，”她说，“他工作的地方到处是颜料、胶水和各种东西。就在侧面的房间。”

沃伦说：“我去拿点儿？”

“算了吧。”她说着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房间里仅有的几个能落脚的地方之一。“莉莎·明内利，”她平静地说，“莉莎·明内利，捅进你的肚子里！”

是学校的小孩们对她这么唱，还是她自己编的？

沃伦在她旁边坐下。“他们怎么了？”他问，“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生气？”

“谁生气了？”莉莎说着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沃伦跟在后面，看到她在电话上按了几个号码。等了一会，听到她说：“贝亚？”声音温柔、痛心，又有些犹豫。“哦，贝亚！”她挥手示意沃伦关掉电视。

他听见她说：“厨房门边的窗户……我想也是。连枫糖浆也是，你简直没法相信……哦，还有那扇美丽的前窗，他们往上面扔了什么东西砸的，还把木炭条从炉子里拿了出来，到处是灰，还有那些鸟、那只大海狸。我真是没法对你形容……”

他回到厨房，她朝着他做了个鬼脸，扬了扬眉毛，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撇了撇嘴。接着，她继续描述屋里的情况，声音因着同情、痛苦和愤慨而微微发颤。沃伦真不愿看着她，于是转身去找他们的头盔。

她挂了电话之后，出来找他。“是她。”她说，“我告诉过你她对我做了什么。她送我去上大学！”这话让他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但沃伦注视着地板上那堆烂摊子上的一只鸟，它那浸湿了的羽毛，耷拉下来的小脑袋，露出的一只痛苦的红眼睛。“这种职业真是很怪异，”他说，“周围总是堆满死尸。”

“他们就是很怪异。”莉莎说。

沃伦说：“要是他死了，你会在乎吗？”

莉莎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让他不要再想下去。然后，她摸了摸牙齿，尖尖的舌头吻上了他的脖子。

三

贝亚问了莉莎和肯尼许多问题。喜欢什么电视节目？喜欢什么颜色，什么口味的冰激凌？要是能变成动物的话，他们想变成什么？他们最早的记忆是什么？“吃鼻屎。”肯尼说。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拉德纳、莉莎和贝亚都笑了起来—莉莎笑得最响。然后，贝亚说：“我最早的记忆也是这个！”

莉莎认为她在说谎，为了不让肯尼那么难堪，而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杜德小姐，”拉德纳对他们说，“要对她好一些。”

“杜德小姐，”贝亚重复道，像是在吞下什么令人吃惊的东西，“贝亚，我的名字是贝亚。”

“她是谁啊？”贝亚和拉德纳走在前面的时候，肯尼问莉莎，“她会和他一起生活吗？”

“是他女朋友，”莉莎说，“他们很可能会结婚的。”等到贝亚在拉德纳这里住上一周后，莉莎已不能忍受她会离开的念头。

莉莎和肯尼第一次来到拉德纳的地盘时，是从篱笆下面偷偷溜进来的，虽然所有的标牌和他们的父亲都警告说“禁止入内”。当他们走进树林深处，莉莎找不到路时，响起了尖利的口哨声。

拉德纳对他们喊道：“你们两个！”他手拿斧子从树后面冲出来的时候，就像是电影里的杀人犯。“你们两个不认识字吗？”

他们那时也就六七岁，莉莎回答说：“认识。”

“那你们看见标牌了吗？”

肯尼小声说：“有只狐狸跑进来了。”有一次，父亲开车带着他们，他们真的看见一只赤狐穿过小路钻进了这里的树丛。他们的父亲说：“拉德纳的树林里有大坏蛋。”

狐狸并不住在树林里，拉德纳告诉他们。他带他们去看狐狸真正住的地方，一个兽穴，他是这么说的。山坡上长满了干燥强韧的草和小小的白花，在一个沙堆旁边有一个洞。“这里很快就会长满草莓。”拉德纳说。

“从哪儿长？”莉莎问。

“你们真是两个傻孩子，”拉德纳说，“你们整天都在干吗—看电视？”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来这里消磨周六的时光—夏天到了以后，几乎每天—和拉德纳一起。他们的父亲说，要是拉德纳乐意，这当然没问题。“但你们最好别惹恼他，不然他会活剥你们的皮，”父亲说，“就像他做那些标本一样。明白啦？”

他们知道拉德纳是怎么制作标本的，他让他们看过。他们见过他如何清理一只松鼠的头骨，如何用线和大头针巧妙地修补鸟的羽毛。有一次，在确定他们会很小心之后，他还让他们亲自动手安装了玻璃眼珠呢。他们也见过他剥动物的皮，剥下皮，用盐腌，内侧朝外晾干，然后送到硝皮工那里。硝皮时会添加一种毒药，这样，皮就永远不会开裂，毛也永远不会脱落。

拉德纳把皮套在一个完全人工制作的假体上。鸟的身体可能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的，但是动物的体型较大，是铁丝、粗麻布、胶水、碎纸和黏土的完美组合。

莉莎和肯尼见过像绳索一样粗糙的被剥了皮的身体，触摸过塑料管一样的肠子，还把眼球挤得稀巴烂。他们把这些都告诉了父亲。“但我们不会生病的，”莉莎说，“我们每次都用硼砂皂洗手。”

他们学到的也不都是关于死尸：美洲红翼鸫怎么叫？陪陪我—！鹪鹩怎么叫？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片芝士。

“哦，是嘛！”他们的父亲说。

很快，他们就学到了更多的东西。至少莉莎如此。她认识了鸟类、树木、蘑菇、化石，还有太阳系。她知道某些岩石是从哪里来的，知道秋麒麟草茎上膨起的地方里面长了白色的小蠕虫，这种虫子只能活在这里。

她还学会，不要对自己知道的东西夸夸其谈。

贝亚身穿日式和服，站在池塘的岸边。莉莎已经在里面游泳了，她对着贝亚喊道：“快下来！快来！”拉德纳在池塘远远的另一边干活，割芦苇、清理水中的野草。肯尼在一边帮忙。莉莎心里想，就像是一家人。

贝亚脱掉和服，只穿着黄色的丝质泳衣。她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黑色的头发略微掺杂着灰发，厚实地垂在肩膀上。浓密的眉毛有着弯弯的弧度，就像她生气时甜蜜的嘴角，仿佛在请求别人的仁慈和安慰。太阳在她脸上留下了隐约的雀斑，她整个人都有点松弛。当她低头时，下巴和眼袋都有些下垂。她已经受到了侵蚀，那些松弛和下垂、那些皮肉上的凹陷和皱纹、阳光下青紫色的细微血管、凹陷处微微消退的颜色。实际上，莉莎尤其爱这些隐蔽的缺陷和损伤。她也爱贝亚眼睛里经常出现的潮湿，她声音里的颤动、嘲弄和顽皮的恳求，那种沙哑和造作。莉莎衡量和评判贝亚的标准和一般人不一样，但这并不是说，她对贝亚的爱轻松而平静—她的爱充满期待—尽管她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是什么。

现在，贝亚走下了池塘，她不是一下就进去的。先下了决心，小跑了几步，停了一下，然后高抬腿在水里走了几步，双臂环抱着叫了起来。

“水不凉。”莉莎说。

“不，不，我喜欢！”贝亚说。接着，她一边发出赞叹的声音，一边继续前进，停在了池水齐腰深的地方。她转身朝向莉莎，莉莎正跟在她身后游着，想朝她泼水。

“哦，别！别！”贝亚喊道。她开始原地跳着用双手划水，手指张开，像是收拢散落的花瓣一样，徒劳地向莉莎泼去。

莉莎转身仰浮在水面上，用脚轻轻地朝贝亚的脸上踢打着水花。贝亚继续一上一下跳动着躲避莉莎踢来的水，嘴里一边快乐地念叨着类似“啊哦，啊哦，啊哦”的声音。

尽管是仰面浮在水上，莉莎仍然能看到拉德纳停下了手头的活儿。他站在池塘另一头齐腰深的水里，在贝亚的后面。他看着贝亚，接着，也开始在水里一上一下地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僵直，脑袋猛烈地左右摇晃，摆动着双手在水面划动拍打。沾沾自喜，好像沉浸在自我欣赏之中。

他是在模仿贝亚。他在学着她的样子，但是动作可笑而难看。他分明是故意、执意要让她出丑。看看她有多虚荣，拉德纳的动作好像在说。看这个骗子。假装自己不害怕深水，假装自己很开心，假装不知道咱们多么蔑视她。

这太令人震惊了。为了憋住不笑，莉莎的脸都颤动起来。一方面她很想让拉德纳停下，在造成伤害之前立刻停下；而另一方面，她又渴望看到那伤害，拉德纳所能造成的伤害，撕裂表象，那种终极的快乐。

肯尼早已大声喊叫起来，他什么也不懂。

贝亚已经看到了莉莎表情的变化，现在又听到肯尼的喊叫。她转过身想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拉德纳已经停了下来，正在拔草。

莉莎立刻使劲儿踢水，想分散注意力。但贝亚没有回应，于是她游向深处，潜到了水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光线幽暗，有鲤鱼，有淤泥。她憋足了气一直待在那里。莉莎游得太远了，差点儿被另一侧岸边的水草缠住，她气喘吁吁地挣出水面，离拉德纳只有一两码远。

“我被水草缠住了，”她说，“差点儿就淹死了。”

“没那么倒霉。”拉德纳说。他假装朝她伸出手，一把抓向两腿之间，同时，做出了一种伪善的震惊表情，好像是脑海中的自己对双手的动作气愤不已。

莉莎假装没注意到。“贝亚呢？”她问。

拉德纳看了看对岸。“可能上岸回去了吧。”他说，“我没看见。”他又恢复了常态，一个正经工匠，对她们的愚蠢稍感厌倦。拉德纳就是这样，能在顷刻之间判若两人，要是你还记得之前的事儿，就只能算是你自己的错。

莉莎尽全力沿直线游过池塘，起身时弄得水花飞溅，她奋力爬上岸边，走过玻璃后面瞪视着的猫头鹰和鹰，走过写着“自然界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用的”的牌子。

她到处都找不到贝亚。沼泽那边的木板路上没有，松树下面的空地上也没有。莉莎走向通往后门的小路，路中央有一棵你必须绕过的山毛榉树，光滑的树皮上刻着几个名字的首字母。一个L是拉德纳，另一个L是莉莎，K是肯尼。一英尺左右的下方是几个字母“P.D.P.”。莉莎第一次带贝亚去看那些名字的时候，肯尼用拳头敲打着P.D.P.，上下蹦跳着喊道：“拉下裤子！”〔5〕拉德纳假装在他头上用力打了一下。“沿此路前行。”他说着指了指树干上刻着的箭头。“别理那些臭孩子。”他对贝亚说。

莉莎简直不敢上前去敲门，她心里充满了内疚和不祥的预感。在她看来，贝亚将不得不离开这里。在这样的侮辱之后，她怎么还能待在这里呢—她要怎么面对他们每一个人？贝亚根本不了解拉德纳，她怎么会了解呢？莉莎自己也没法跟任何人描述他。在她和他的秘密生活中，可怕的事情往往也是有趣的，恶劣里往往掺杂着愚蠢，你必须用一副愚钝的面孔和声音加入其中，假装他是个卡通怪兽。你无法摆脱，甚至也不想摆脱。

莉莎走到房子跟前，离开了树荫。她赤脚踩过炽热的碎石路，她自己的家就在玉米地的中间，一条短短小路的尽头。那是一座木头房子，上半截涂成白色，下半截涂成艳丽的粉色，像口红的颜色。那是莉莎父亲的主意，也许他觉得这样能让整座房子焕然一新，或者他觉得粉色看起来像是家里有位女主人。

厨房里一片混乱—麦片撒了一地，流在台面上的牛奶已经变酸，洗衣店取回的衣服已经堆满了角落里的扶手椅，洗碗布—莉莎不看也知道—已经和池子里的垃圾混成了一团。把这些清理干净是她的任务，而且最好在父亲回家之前干完。

莉莎还不太着急。她走到楼上—这里在斜屋顶下被烤得很热—拿出自己珍藏宝物的小包。她把小包塞进自己穿小了的橡胶靴里保存着。谁也不知道。肯尼当然也不知道。

包里有一件芭比娃娃的晚礼服，是从以前一个玩伴那里偷的（莉莎现在已经不喜欢这件衣服了，但因为它是偷来的，所以仍然很重要）；一个能啪的一声关上的盒子，里面是她妈妈的眼镜；一只木头彩蛋，是她二年级时参加复活节绘画比赛的奖品（里面还装着一只小蛋，在里面还有一只更小的）；还有一只在路上捡的莱茵石耳环，很长时间她都以为那是钻石。耳环的款式复杂优雅，圆环和扇贝形的小石头上悬垂着水滴状的莱茵石。莉莎戴在耳朵上的时候，它几乎要擦到肩膀了。

她现在只穿着游泳衣，所以只能把耳环握在掌心里，握得滚烫。她有点儿头昏脑涨，因为房间里的热气，因为低头察看宝物包，因为心里所做的决定。她渴望拉德纳树下的阴凉，好像那是一片黑色的池塘。

她家周围一棵大树也没有，唯一的灌木就是后门台阶边的一棵紫丁香，有着弯曲的、棕色边缘的叶子。房子周围除了玉米什么也没有，远处有座倾斜的旧谷仓，莉莎和肯尼被禁止入内，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倒塌。这里没有分隔，没有隐秘处—一切都裸露而简单。

但是，当你穿过马路—就像莉莎现在这样小跑在碎石路上—进入拉德纳的领地，就像进入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度。这是幽深的沼泽地，丛林密布，到处都是牛蝇、凤仙花和臭菘。有一种热带丛林的复杂和威胁。然后是松树林，枝干高耸、落叶成毯、风声低吟，庄严得像一座教堂。还有雪松下垂的枝叶形成的幽暗空间—完全遮蔽的泥土地面的秘密小屋。在不同的地方，阳光投射的光线也各不相同，有的地方甚至完全没有光照。有的地方，空气浓重私密，而在别的地方，你却能感受到欢快的轻风。味道刺鼻，或者也可以说诱人。某些人行道强使人们礼貌地避开那些隐蔽地，某些石头也让人们无法跳过去，一切都在呼唤着疯狂的举动。这里是学习正经东西的地方，在这里，拉德纳教会他们如何分辨山胡桃树和灰胡桃树、行星和恒星；在这里，他们奔跑喊叫，挂在树枝上打秋千，玩各种冒险的花招。也是在这里，莉莎觉得地面让人瘀青，草地里让人瘙痒和羞愧。

P.D.P.

橡胶刷男孩

刷掉笨蛋—笨蛋

当拉德纳抓住莉莎，将整个身子压上来的时候，她感觉到他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危险，一种机械一般的噼噼啪啪声，好像他会在强烈的光线下烟消云散，只留下一股黑烟和烧焦的味道，还有一堆烂电线。然而，他沉重地倒下来，像是动物的皮毛猛然脱离了骨肉。他摔得那么惨重，那一刻莉莎，甚至肯尼都不敢看他。他的声音呜咽着从喉咙深处发出来，说他们太坏了。

他的舌头微微打结，眼睛深处闪着光，用力瞪得又大又圆，像是动物标本的玻璃假眼。

太坏了—太坏了—太坏了。

“真是太可爱了，”贝亚说，“莉莎，你告诉我—这是你妈妈的吗？”

莉莎说，是的。现在她觉得用单只耳环做礼物可能显得很幼稚、很可怜—也许是故意显得可怜。甚至把它当成宝物保存下来也显得很愚蠢。但如果这是她妈妈的，似乎就可以理解，而且它也就变成了一件重要的礼物。“你可以把它挂在项链上，”她说，“要是你把它挂上链子，就能戴在脖子上。”

“我也正是这么想的！”贝亚说，“我正想着它挂在项链上一定很漂亮。一条银链子—你觉得呢？哦，莉莎，你把它送给我，真让我感到自豪。”

“你可以把它挂在鼻子上。”拉德纳说。但他说这句话时并无讽刺之意，他现在非常平和—精力耗尽，温顺平和。他说起贝亚的鼻子，仿佛自己很高兴去琢磨它。

拉德纳和贝亚正坐在房子后面的李子树下，他们坐在贝亚从城里带来的柳条椅子里。贝亚带来的东西不算多—刚够在拉德纳那些皮毛和仪器的间隙里稍加点缀。这些椅子，一些杯子，一个垫子。还有他们现在正在用的高脚玻璃杯。

贝亚已经换上了一条非常轻薄柔软的深蓝色裙子，从她的肩膀上松松长长地垂下来。她用手指拨弄着莱茵石，让它掉落在自己深蓝裙子的皱褶里闪烁。她终究还是原谅了拉德纳，或者，只是不去记起。

要是贝亚愿意的话，她很能给人安全感。毫无疑问。她所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女人，那种规矩严格、界限分明的人，动作麻利、精力旺盛、毫不容忍。千万不要变，不许变，要好好的。这个能解救他们的女人—能让他们都变好。

这才是贝亚来到这里的使命，而她却不自知。

只有莉莎知道。

四

莉莎从外面锁上了门。她把钥匙装进塑料袋，再塞进那个树洞。然后，她向着雪地车走去，发现沃伦没有跟上来，于是朝他喊道：“你怎么了？”

沃伦说：“后门旁边的窗户怎么办？”

莉莎大呼了一口气。“啊，我是个白痴！”她说，“我是个最蠢的白痴！”

沃伦回到窗户那里，用力踢下部的玻璃，然后从棚子里面的柴火堆里抽了一根木头，终于打烂了那块玻璃。“大小足够一个孩子钻进去了。”他说。

“我怎么这么笨啊！”莉莎说，“你救了我的命。”

“我们的命。”沃伦说。

那个棚子没有上锁，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些纸板箱、一点儿木料、几件简单的工具。他从纸板箱上撕下大小差不多的一块，然后很满意地钉在自己刚刚砸碎的玻璃窗上。“不然动物会进去的。”他对莉莎说。

干完之后，他发现莉莎已经走到了林间的雪地里，就跟了过去。

“我想知道那头熊还在不在这里。”她说。

他想说，熊应该不会到这么靠南的地方来，但她没等他开口就说：“你能从树皮认出这些树吗？”

沃伦说，即使看着树叶他也认不出来。“哦，枫树，”他说，“枫树和松树。”

“雪松。”莉莎说，“你得认识雪松，这就是一棵。这棵是野樱桃，那边是桦树，白色的那些。看到灰色树皮的那棵了吗？那是一棵山毛榉。看，上面刻着字呢。不过，已经跟着树长开了，看起来就像是老旧的斑痕。”

沃伦对这些不感兴趣，他只想回家。才三点多一点儿，你就能感到暮色在树丛间慢慢汇集，就像雪地里升起的冰冷雾气。

（邢楠　译）

注释

〔1〕原文为“Dismal”，字面上有“阴沉”、“凄凉”之意。

〔2〕一家加拿大汽车、五金用品连锁商店。

〔3〕位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是珀斯县的首府，仿照英国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命名。

〔4〕《圣经·罗马书》6：23。

〔5〕原文为：“Pull down pants!”

好女人的爱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女人的爱情／（加）门罗（Munro, A.）著，殷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ISBN 978-7-5447-4569-7

Ⅰ．①好…　Ⅱ．①门…②殷…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24号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1998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69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好女人的爱情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殷　杲

责任编辑　孙　茜　冯一兵　於　梅

原文出版　Vintage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34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69-7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好女人的爱情
目　录

好女人的爱情

好女人的爱情

雅加达

库特斯岛

唯余收割者

孩子们留下

富得流油

变化之前

我妈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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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人的爱情

二十多年来，瓦利有个博物馆，藏了老照片、搅乳器、马具、一把老式牙医用椅、一台笨重的削苹果机，以及装在电线杆上的精致搪瓷玻璃绝缘器之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藏品中另有红箱子一口，印着“验光师D.M.魏伦斯”字样，说明牌上写着：“此乃一验光师之器材箱。虽年代晚近，念其主人D.M.魏伦斯先生1951年溺死于佩瑞格林河之故，亦当跻列地方重要文物。此箱于事故中幸存，由佚名捐赠者，或即发现者本人，惠予我馆收藏。”

检眼镜的模样像个雪人。上半截儿尤其如此，一个小圆盘摞在大圆盘上—下半截儿是个中空的把手。大圆盘上有个可以看出去的洞，里面可以换上各种焦距的透镜。下半截儿把手沉甸甸的，装着电池。取出电池，把两头镶有圆片的配套短棒插进去，就可以接上电源。不过仪器也许经常要在没电的地方用。

视网膜镜看起来复杂些。圆形的前额夹下面，是个小鬼头形状的玩意儿—扁扁的圆脸上摞着一顶金属尖头帽。它倾斜45度角，撇向一根细柱，柱顶有盏小灯。扁脸是玻璃的，看起来像一面黑色镜子。

全都是黑色的，不过那只是涂料。在验光师的手想必摩挲得最频繁的一些部位，涂料剥落，露出底下闪亮的银色金属。

1　板儿角

这地方叫做板儿角。以前有过一个磨坊，形成了某种小村落。不过，上世纪末，它们悉数消失，再没成过气候。很多人认为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著名海战〔1〕，其实早在开战之前很多年，这儿就只剩废墟一片了。

同许多孩子一样，1951年春天一个星期六上午来这里的三个男孩相信，这个地名源自河岸上横戳出来的几片古老的板子，以及竖立在近岸河水中的一排厚木板，它们形成一道歪歪扭扭的栅栏（实际上这是水泥尚未发明时建的一座水坝的残余物）。木板，一堆基石，一丛丁香树，几棵被黑结疤病折磨变形的大苹果树，昔日供水车使用、如今每年夏天都长满荨麻的浅沟，此地的历史仅存了这点痕迹。

镇上的大路上，有一条小路，或者说小径，通到这里，不过小径从没铺过碎石路面，在地图上也只是一条虚线，表明是一条尚未修建的路。夏天驱车去河里游泳的人、夜里想找个地方停车的情侣们，通常会用上它。快开到浅沟时，有一处可以掉头，不过要是哪年雨水丰沛，整片地儿便长满茂盛的荨麻、白芷和粗硬的野毒芹，汽车想回到大路上，只有一路倒车。

春天的这个早上，有两道车轮印子一清二楚地通向水边，不过男孩们没注意它，他们满脑子只想着游泳。至少，他们认为那足以称作游泳。他们可以回到镇上，吹嘘说地上的雪还没化，他们就在板儿角游过泳了。

上游比镇边的河滩地带更冷。岸边树木依然光秃秃的—唯一入眼的绿色就是入河的小溪沿岸绿莹莹的野葱和驴蹄草。男孩们寻找的目标出现在对岸的柏树下—一段长长的、低矮的、结实的积雪河岸，颜色灰蒙蒙，像石头。

还没化呢。

这样一来，他们可以跳进水里，感觉冷水像冰刃一样刺进身体。冰刃扎进眼窝，钻进脑子，戳向天灵盖儿。他们可以胡乱扭几下胳膊和腿，赶紧爬上岸，浑身打战，牙齿格格响。他们可以挣扎着把衣服套上麻木的四肢，忍受冰冻的血液重新灌入身体的痛楚，同时欣慰万分，这下有资本吹嘘啦。

他们不曾注意到，两道车轮印子不偏不倚穿过整条浅沟—这会儿沟里啥也没长，只有去年留下的黄色枯草，压得扁扁的。车轮印子顺着浅沟，一路通向河里，毫无掉头的痕迹。男孩们径直跨过车轮印子。不过，走到河边，有个比车轮印子更奇怪的东西总算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水里有一片天蓝色光泽，并非天空的倒影。是一辆完整的汽车，斜栽在水塘里，前轮和车头陷进河底的淤泥，车身鼓凸的部分几乎戳出水面。当时很少有天蓝色汽车，这车圆鼓鼓的形状同样也很特别。他们立刻认出来了。是那辆小英国车，奥斯汀牌，全县城独一无二。车主是验光师魏伦斯先生。他开车的模样挺像动画人物，因为他个头矮，身体却很胖，肩膀浑圆，脑袋硕大。他挤在车内，活像塞在一件太小的衣服里。

车顶有扇小窗，天气暖和时，魏伦斯先生会打开它。现在这窗就开着。他们看不大清楚里面。因为颜色的缘故，车身的轮廓在水里很清晰，不过河水有点浑浊，颜色不那么鲜亮的地方就看不清了。男孩们在岸上蹲下，像乌龟一样趴在地上，脑袋探向前，竭力想看个明白。水里有个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像什么大动物的尾巴，从车顶上的小窗伸出，晃来荡去。很快他们就看出，这是一条胳膊，套在一件厚厚的毛皮料子做的深色上衣的衣袖里。看来车里有一具男人的尸体—只能是魏伦斯先生了—它姿态很不自然。水流的力量—池塘尽管只是水车用的贮水池，但这个季节的水流还是很强劲的—想必不知怎的把他从座位上抬起，推向窗外，一侧肩膀浮在车顶下方，胳膊戳出窗口。他的头部想必沉向下方，挤在驾驶座一侧的车门和车窗边。一只前轮陷进河底深一点，这意味着车想必是头朝下侧栽进河里。车窗想必开着，头从里面挤出来，身体才变成这个姿势。不过他们想不到这些。他们认识魏伦斯先生，拼凑得出他脸的模样—一张大大的方脸，经常夸张地皱眉头，不过从不是真生气。头发稀疏拳曲，斜梳过额头，头顶部位是红棕色的。眉毛颜色比头发深，又浓又粗，爬在眼睛上，活像两条毛毛虫。就像很多大人的脸一样，这样一张脸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古怪了，它淹在水里的样子不见得再可怕多少。不过他们只看得到那条胳膊和那只苍白的手。等他们习惯水中的视线，便看出那手非常白。它歪歪扭扭、优柔寡断地漂在那儿，好像一片羽毛，却又像块面团一样敦实。一旦你习惯了它，便会觉得它挺寻常的。指甲像些洁净的小脸，灵巧地发出日常的问候，泰然自若。

“哎哟哟！”男孩们惊叹，带着渐渐的兴奋，以及不断加深的敬畏甚至感激之情。“哎哟哟。”

这是他们今年头一回远足。他们穿佩瑞格林河大桥而来，当地人管这座单车道双拱桥叫“地狱之门”，又叫它“死亡陷阱”—其实危险与其说来自桥本身，毋宁说来自公路在桥南端突如其来的一个大拐弯。

桥上有条人行小道，不过他们没走。他们从不记得走。很多年前，他们还很小，得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时或许走过它。不过那个阶段对他们而言纯属子虚乌有。哪怕看到快照中的证据，哪怕被迫听到家人闲聊提及它，他们也拒不承认它曾经存在过。

他们走的是人行道对面的铁架，大约八英寸宽，高出桥面一英尺左右。佩瑞格林河正把积存一冬、正在融化的冰雪冲往休伦湖。一年一度的洪水把平地灌成湖泊，冲倒小树，冲垮所到之处的所有船只和小屋，如今这洪水尚未撤回河岸。泥流从野地里淌来，令河水浑浊不堪，映照着惨淡日光的水面宛如沸腾的奶油布丁。不过，如果你跌入这水里，它会冰冻你的血液，把你冲入湖中，或者直接让你一头撞上河岸。

沿途汽车冲他们直按喇叭—要么是警告，要么是责备—不过他们充耳不闻。他们排成一路纵队，像梦游者一样无视周遭。从桥的北端，他们下到河滩，寻找去年记得的小路。洪水余威尚在，小路依稀难辨。一路上，你得钻过冲垮的灌木丛，从一片泥泞不堪的草地跳往另一片。有时他们一跳，不幸落在泥浆中或者水灾残余的小水塘里。脚湿了，也无所谓落脚点了，索性大步流星穿过泥浆，踩进水塘，任泥水漫过胶靴的上沿儿。风暖洋洋的，把浓云扯成一缕缕旧羊毛絮，海鸥和乌鸦在河面上聒噪，滑翔而过。秃鹰在他们头顶盘旋，虎视眈眈。知更鸟刚刚返回，黑身红翅，成对穿梭来去，颜色鲜艳夺目，仿佛刚浸过油漆。

“真该带把.22口径的来。”

“该带.12口径的。”

他们已经过了举着树枝、口中发出砰砰声的年纪。他们故意装出随随便便的遗憾口气，仿佛真有枪似的。

他们爬上北岸，踏上一片沙地。据说海龟会在此产卵。不过时候未到，再说海龟蛋是多年前的传说了—男孩们谁也没见过。不过他们还是心存侥幸，在沙地里踢来踩去。接着他们四下打量，寻找去年他们中的一个和另一个男孩同来时，捡到一根被洪水从不知哪个屠宰场冲来的牛髋骨的地方。雷打不动的，河流几乎每年都要把一些出乎意料的笨重、奇特或普通的东西卷起，挪个地儿。成卷电线，整段完整的楼梯，弄弯的铲子，一个爆米花锅。牛髋骨当时卡在一根漆树树枝上—看起来挺般配，因为这树的枝条滑溜溜，有时还带毛糙的锥形尖儿，恰似牛角或羊角。

他们四下折腾一番—西斯·费恩斯指出了那根树枝—啥也没找到。

上回找到骨头的是西斯·费恩斯和拉尔夫·蒂勒。至于骨头的去处，西斯·费恩斯说：“拉尔夫拿走啦。”这会儿和他一起的两个男孩—吉米·波克斯和巴德·索特—明白个中缘由。西斯从不带任何东西回家，除非是些小玩意儿，容易藏起，不会被他爸发现。

他们聊起过去几年可能发现或已然发现的各种有用之物。栏杆可以做小筏子，零散的木头可以集中起来，设法造一间棚屋或者一艘小船。要是发现些麝鼠夹子，那才叫运气。可以做大生意啦。捡些木材作绷板，再偷几把刀子剥皮。他们谈论着一间他们知道的小屋，可以占用位于从前的马场后头的一条死胡同。门上有把大锁，但你没准可以从窗子钻进去，趁夜卸下窗板，白天再装回去。你可以用手电照明。不—还是用盏灯吧。给麝鼠剥皮，把皮绷紧，拿去卖了赚一大笔钱。

计划看来天衣无缝，他们已经开始操心把值钱的皮子整天留在小屋的问题了。两个人出去沿路检查夹子，剩下的一个得留下看守。（没人提上学的事。）

他们一路谈着，慢慢出了镇子。他们这样说话，好像他们无拘无束—或者差不多是无拘无束的，好像他们不用上学，没有家人同住，也不用遭受他们这个年纪不得不忍受的种种羞辱。此外，也好像这整个地区和别人的工作都将给他们的事业和冒险提供一切便利，他们只管手到擒来，潇潇洒洒。

他们的谈话还有一处变化：不再互称名字。他们本来也不怎么用彼此的真名—就连“小子”〔2〕这类家里的绰号也不用。不过，在学校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有个诨名，有的根据他们的模样或者说话特点而起，比如“鼓眼”或“叽歪”，另一些，比如“烂屁仔”或“傻屌”，则源自主人真实或吹嘘的经历，或者与他们的兄弟、父辈或叔叔辈的轶闻有关—这类外号会在数十年中不断沿用。走在树林里、河滩上，他们也不用这种称呼。彼此招呼时，他们只用“嗨”。那些丢人的、猥亵的、大人们可能闻所未闻的绰号，哪怕只喊一声，也会破坏此刻的感觉，一种彻底淡忘彼此的相貌、习惯、出身和个人历史的感觉。

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是朋友。他们从不像女孩子那样，认为某人是最好的朋友，或者第二好的朋友，也不会把人往这些位置里摆。这三个男孩中，你可以随便选一个，用至少一打男孩中的任意一个替换，剩下的两个男孩也会分毫不差地给他同等待遇。他们差不多都是九到十二岁之间，这个年纪已经不肯乖乖待在院子里、家门口，却又不够去打工—哪怕在商店门口扫人行道，或者骑自行车送杂货。他们大多住在镇北，这意味着他们一旦够大，就都得干这类活计，而且他们中没哪个会被送去爱普比学院〔3〕或者上加拿大学院〔4〕，这也意味着他们没人住破房子，家里都没有坐牢的亲戚。纵如此，他们在家里的活法，和人们对他们的期望相比，仍可谓大相径庭。不过，他们一旦走得够远，看不到县监狱、谷仓、教堂的尖顶，也听不到法院大楼的钟声，就把这些差别全都抛诸脑后。

归途他们走得很快。有时他们迈着快步，不过并没有跑。蹦跳、戏耍、拍水，全都没有了，来时一路的怪叫和嚷嚷也全部停止。看到洪水冲来的任何意外之物，他们只是默记在心，不去捡。事实上，他们像大人一样走路，匀速前进，只走大路，心里沉甸甸地压着个问题：去哪儿，做什么？像好多大人一样，他们面前拦着件事，眼前有一幅画面，隔开他们和世界。池塘、汽车、胳膊、手。他们隐隐觉得，到了某个点，他们就会忍不住叫出来。他们会叫喊着冲到镇上，到处嚷嚷这个消息，把所有人都震住，让他们目瞪口呆。

他们照例从铁架上走过大桥。不过冒险、勇敢或超然物外的感觉荡然无存。还不如直接走人行道。

他们没走带大拐弯的、通往港口和广场的路，而是沿一条铁路车棚附近的小路直接爬上河岸。大钟敲响一刻钟报时。十二点过一刻。

这是人们走回家吃饭的时辰。坐办公室的下午不上班。商店伙计照例只休息一个小时—周六晚上商店一直要开到夜里十点，甚至十一点。

大多数人回家吃的都是一顿热气腾腾、实实在在的饭。猪排、香肠，或者煮牛肉，或者农家肉卷。当然还有土豆，要么土豆泥，要么是薯条。冬天窖藏的根茎类蔬菜、卷心菜或奶油洋葱（少数手头宽裕或者不怎么会过日子的主妇会打开一听豌豆或奶油豆子罐头）。面包、松饼、蜜饯、馅饼。无家可归，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回家的人，也会在昆伯伦公爵或者商人旅社坐下，或者到比较便宜的谢维尔乳品吧脏兮兮的售货窗前，买这类饭食吃。

往家赶的大多是男人。女人们已经在家了—根本没出门。不过，也有一些中年女人别无选择，在商店或者办公室工作—要么丈夫已故，要么丈夫生病，或者干脆没有过丈夫—她们都是这些男孩的妈妈们的朋友，哪怕隔着马路，她们也会喊来问候（巴德·索特在这方面最倒霉了—她们都喊他叫“小东西”），用的是一种快活或揶揄的声调，让你顿时想起她们洞悉你家的情况，或者你遥远婴儿时期的破事。

男人们则不会费神叫男孩们的名字，哪怕明明很熟悉。他们招呼他们“男孩们”，或者“年轻人”，或者，偶尔地，“先生们”。

“你们好啊，先生们。”

“你们这些男孩们是要回家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今天早上搞什么鬼名堂去啦？”

所有这些问候都带点戏谑，不过其中还是有分别。比起“男孩们”，称他们“年轻人”的人比较和气—或者希望显得和气。“男孩们”或许只是开场白，接下来该是一顿训斥，因为某种含糊或具体的不满而起。“年轻人”暗示说话者自己也年轻过。“先生们”完全是嘲弄和蔑视的，不过不会导向任何责骂，因为说话者根本不屑为之。

回答时，男孩们的视线向来保持在女士的拎包或者男士的喉结以下。他们嘎嘣干脆地回答“你好”，不然没准会惹麻烦，回答质询时他们说“是的先生”、“不先生”和“没干什么”。即便今天，这样和他们说话的声音仍然让他们警惕，令他们不安，促使他们像平时一样谨慎回话。

在一个拐角，他们不得不分手。西斯·费恩斯向来最着急回家，他第一个退出。他说：“饭后见。”

巴德·索特说：“嗯。到时候咱们得进城去。”

他们都明白，意思是“进城去警察局”。看来，他们无需讨论就有了一套新的行动计划，一个通报消息的更稳妥方案。不过他们没确定是否在家也不能透露只言片语。巴德·索特或者吉米·波克斯没什么理由不能这么做。

西斯·费恩斯则从不在家透露任何事。

西斯·费恩斯是家中独子。他爸妈比大多数男孩的爸妈都老，没准与他们那种空耗精力的活法有关。西斯和两个男孩告别后就一路小跑，最后一个街区他通常都是小跑而过。不是因为他盼着回家，或者觉得赶回去有啥好处。他或许只想赶时间，因为在最后这个街区，他总是忧心忡忡。

他妈在厨房。不错。她起床了，只是还穿着睡衣。他爸不在家，也不错。爸爸在谷仓升降机那干活，星期六下午不上班，要是这会儿不在家，大有可能就是直接去了昆伯伦。这意味着下午迟些时候，他们才用对付他。

西斯爸爸也叫西斯·费恩斯。这个名字在瓦利家喻户晓，一般人对它都挺有感情，哪怕三四十年后，谁讲故事提到它，大家仍会知道指的是当爹的，而不是儿子。要是镇里新来乍到的人指出，“这听起来不大像西斯嘛。”人家就会告诉他，说的可不是那个西斯。

“不是他，咱们说的是他老头子。”

他们谈论着西斯·费恩斯上医院—或者被送到医院—治肺病，或者别的什么重病那回，护士用湿毛巾或湿毯子裹住他，让他退烧。他大汗淋漓地退了烧，毛巾和毯子都变成棕黄色。排出来的都是他体内的尼古丁。护士们瞠目结舌。西斯却得意非凡。他宣称十岁就开始抽烟喝酒了。

还有他去教堂那次。很难想象他为啥要去，不过那是一座浸信会教堂，他老婆是浸信会的，他可能是为了讨好她，尽管这听起来更不可思议。他去的是个星期天，他们正在领圣餐。在浸信会教堂，面包还是面包，葡萄酒却换成葡萄汁。“这是啥嘛？”西斯·费恩斯大声嚷嚷，“这要是那羔羊的血，它一准得了他妈的贫血病。”

费恩斯家的厨房正做着午饭。桌上搁着一条切好的面包，开了一罐甜菜丁。几片腊肠煎好了—在鸡蛋之前煎的，该在之后煎才对—搁在炉顶保温。西斯妈妈开始煎鸡蛋。她伏在炉子边，一手抓煎锅，一手捂肚子，显然正忍着痛。

西斯从她手中抓过煎锅，把开得太大的电炉关小。他把煎锅抬离炉子，等炉面温度降低，免得蛋白煎得太硬，边缘发焦。他来迟啦，没能先擦掉旧油渍，丢一小块新猪油到煎锅里。他妈从不擦掉旧油渍，任它从上一顿饭用到下一顿，实在不行了才添一点新猪油。

等到温度合适，他把煎锅搁回去，慢慢把边缘歪歪扭扭的鸡蛋煎成规则的圆形。他找了把干净汤匙，挑点滚热的猪油淋上蛋黄，让它们变结实。他和妈妈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不过妈妈经常煎不好。爸爸喜欢翻过来压得像煎饼一样扁，煎得像皮鞋一样硬邦邦，加上胡椒，变得黑乎乎的鸡蛋。这个西斯也会。

别的男孩对他在厨房里的娴熟技艺一无所知—同样也不晓得他在家门口、餐厅窗外的伏牛花灌木后头的隐蔽死角设的秘密藏物所。

他忙着煎蛋，妈妈坐在窗边椅子上。她时不时朝街上瞥一眼。他爸爸仍有可能回来吃点什么。他或许还没喝醉。不过他的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醉酒程度。要是他这会儿走进厨房，他或许会吩咐西斯给他也煎几个蛋。会问他怎么没围围裙呢，会评价说他都够给人当个像样的老婆了。他心情好时就是这样。要是心情不好，就会死瞪着西斯—也就是说，用一种虚张声势、死命威胁人的眼神—警告他小心点。

“你小子是个精明鬼，是吗？哼，奉劝你最好给我小心点。”

这种时候，要是西斯回瞪他，或者不回瞪他，或者掉下或搁下铲子时发出丁点声响—或者哪怕他小心翼翼，不掉下任何东西，也不发出任何声音—他爸爸都会龇着牙，像狗一样嚎叫起来。这模样挺可笑的—也确实可笑，不过他可是当真的。一分钟后，食物和盘子都砸到地上，桌子椅子都掀个底朝天，他会满房间撵着西斯，一边嚎叫道，这回可不会放过他，一准把他的脸压扁在烫炉子上，咋样？你一定会以为他疯了。不过，这时要是有人敲门—比方说，他哪个朋友过来接他—眨眼间，他的表情就恢复如常。他打开门，心情愉快地大声招呼朋友：

“马上来。我本该请你进门，可老婆又在摔盘子啦。”

他也没指望人家相信。他这么说无非是想把家里的事用一两句笑话打发掉。

西斯妈妈问西斯，天气是不是变暖和了，早上他去哪儿了。

“是啊，”他回答，又补充道，“去河滩了。”

她说她就觉着打他身上闻到河风味儿来着。

“晓得我们吃过后，我马上打算干啥吗？”她说，“我要拿个热水瓶，回到床上。或许这样就会养好精神，又能做点事了。”

她几乎每回都这样说，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好像刚想到这主意。

巴德·索特有两个姐姐，除非被妈妈逼着，否则她们从不干正事。而且，她们摆弄头发、涂指甲油、擦鞋、化妆，甚至穿衣服，都从不晓得避到卧室或浴室里。她们把梳子、卷发棒、化妆粉、指甲油和鞋油丢得家里到处都是。此外，每把椅背上都搭满她们刚熨好的衣服和裙子，地板上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隙都铺着毛巾，摆着她们待干的毛衣。（一旦你走近，她们便惊声怪叫。）在所有镜子前她们都要扭来扭去—大厅衣帽架上的镜子、厨房餐具柜上的镜子，厨房门边的镜子—镜子下面的架子永远被安全别针、发夹、硬币、纽扣、铅笔截子等等塞得满满当当。有时，她们中哪个会在一面镜子前一站就是二十分钟，从各种角度打量自己，检查牙齿，把头发朝后拢，抖到前面。最后，她终于心满意足，或者至少平静地走开了—才走到下一间房间，或者一看到下一面镜子，她就会把这一套全部重新开始，好像刚换上了一个新头。

这会儿，公认长得较好的那个姐姐正站在厨房镜子前，摘头发上的别针。她脑袋上盖满闪闪发亮的头发卷儿，好像一只一只蜗牛。另一个姐姐根据妈妈的命令，在捣土豆泥。他五岁的弟弟一本正经坐在餐桌边，把餐刀餐叉上下乱敲，嚷嚷着：“服务员，服务员呢？”

这是从他们爸爸那里学来的，他常开这玩笑。

巴德走到弟弟的椅子背后悄声道：“瞧啊，她又在往土豆泥里掺块块了。”

他哄骗弟弟说，块块是从碗橱里取出来掺进土豆泥的，就像把葡萄干加进米饭布丁。

弟弟不再嚷嚷，开始抱怨。

“要是她加进块块，我一口也不吃，妈啊，我一口也不吃啦，要是她加块块。”

“哎呀，别傻了。”巴德的妈妈答道。她忙着煎苹果片洋葱圈配猪排。“甭像个娃娃似的嚷嚷个没完。”

“是巴德惹他的，”大姐报告，“巴德跑过去说她正在加块块。巴德老这么骗他，他还真信了。”

“该把巴德的脸捣烂。”多瑞斯，也就是正在捣土豆泥的姐姐评价道。她可不会始终局限于这样不紧不慢地评论几句—某次她直接在巴德一侧脸颊上抓出了一条伤疤。

巴德朝碗柜俯下身，上面搁着一个待冷却的大黄饼。他用叉子小心翼翼地戳戳，饼释放出一股诱人的蒸汽，充满肉桂甜香。他试着拨开饼面上的一道褶子，想尝尝里面的馅儿。弟弟看到他在干的事，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出。弟弟被宠坏了，而且两个姐姐总护着他—家里他唯一敬畏的就是巴德。

“服务员呢？”他换了一种机械声调喃喃着。

多瑞斯朝碗柜走来，打算拿碗盛土豆泥。巴德手一抖，按塌了饼上的一块面皮。

“现在他要毁了这馅饼了，”多瑞斯说，“妈啊—他毁了你的馅饼啦。”

“你他妈的闭嘴。”巴德说。

“别碰馅饼。”巴德的妈妈习以为常、心如止水地命令道。“别说粗话。别胡扯。长大吧。”

吉米·波克斯坐在一张拥挤的晚餐桌边。他，他爸妈，他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妹妹，大姨玛丽和单身汉叔叔，一起住在他外婆家。他爸在房后的棚子里开了个修车铺，他妈在奥内克百货商店干活。

吉米爸爸是个瘸子，是他二十二岁得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他走路时撅着屁股、弯着腰，拄一根拐杖。他在修车铺干活时，不大看得出有这毛病，因为正好需要经常弯腰。他走上街头，古怪的模样就显露无疑，不过没人给他起外号或恶意模仿他。一度，他曾是镇上著名的冰球手，也打垒球，昔日的优雅和勇猛至今在他身上有所体现，让人不会对他以貌取人，人们会感觉这只是一个变化阶段（尽管其实是最后一个阶段了）。他喜欢大讲荒唐的笑话，声调总是兴致勃勃，这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使人无视他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的痛楚—它让他时常夜不成寐。此外，与西斯·费恩斯的爸爸不同，他走进自家房门，不会换上一副不同的腔调儿。

不过，当然了，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他老婆是在他变成瘸子后嫁给他的，尽管订婚时他还正常。而搬去和她妈妈同住看来是个顺理成章的决定，这样他们有孩子以后，老婆出去干活，外婆可以帮忙照料。对他老婆的妈而言，再接纳一个家庭，似乎也天经地义—就像大女儿玛丽失明后搬来同住，她那异常羞涩的儿子弗雷德，除非找到更中意的去处，否则就要在这里一直住下去那样天经地义。这家人对各种重负照单全收，就像接受坏天气那样心平气和。事实上，他们没人认为吉米爸爸的病状，或者玛丽姨妈的视力是什么负担或问题，弗雷德的羞涩也一样。缺陷、逆境，他们全都视若无睹，好像它们与别的事情没啥区别。

这家里有一个传统信念，相信吉米的外婆是个出色的厨子，这一度可能是事实，不过最近几年她其实大不如前。他们厉行节约，即便现在已经无需如此。吉米的妈妈和叔叔收入都不错，玛丽姨妈有救济金，修车铺生意兴旺，但他们家仍旧在该用三个鸡蛋时只用一个，肉馅糕里多加一杯燕麦。为弥补口味不足又加上过多的辣醋酱汁，在蛋奶糊上撒太多肉蔻粉。不过没人抱怨。大家都赞不绝口。在这家里，抱怨就像球形闪电一样百年难遇。万一彼此撞上，他们都会说“请原谅”，两个小女孩也懂得说“请原谅”。他们在餐桌上互相帮忙递东西，说“请……”，说“谢谢你”，仿佛始终有客人在场。这就是他们共处一室的办法—所有人都挤在一幢房子里，每个钩子都挂着衣服，每条栏杆都搭着外套，餐厅里永远给吉米和他叔叔搭着帆布床，碗柜上堆着厚厚一叠待熨烫缝补的衣服。没人咚咚咚地踩楼梯，没人大声关门，谁都不会把收音机声音旋大，也没人说刺耳的话。

是否正因如此，吉米周六晚餐时才一言不发？他们全都缄口不提这事，三个男孩都一样。西斯的原因很容易理解。他爸爸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斯做出了如此重大的发现。他肯定会骂他扯谎精。西斯妈妈向来根据他爸的反应来做决定，她会—正确地—认为，他哪怕只是去警察局报告，也会在家里惹出风波，因此拜托他保持沉默。不过，另外两个男孩有着通情达理的家人，本该有机会开口才对。吉米家会有一阵恐慌不安，但他们很快就会承认，这不是吉米的错。

巴德的姐姐会问他是不是疯了。她们还会倒打一耙，说他这种有讨厌恶习的家伙，遇上个死人再正常不过。不过，他爸爸是个讲道理、有耐心的汉子，他在火车站当货运经纪人，时常要倾听各种啰嗦的胡言乱语。他会命令巴德的姐姐们住嘴。他会进行一番严肃询问，确定巴德说的是真话，不是胡扯，然后致电警察局。

原因只在于，他们的家早就满满当当，一团乱麻了。西斯家如此，另外两个男孩家也差不离。在西斯家，就算他爸不在，他的癫狂错乱造成的威胁和记忆依然处处可见。

“你说了没？”

“你呢？”

“我也没。”

他们心不在焉、慌不择路，朝市区踱去。他们拐上西普卡大街，鬼使神差地从魏伦斯夫妇的泥灰平房前走过，惊觉正面对着它。大门两侧各有一扇飘窗，门前台阶顶是一片平台，宽度足够放两把椅子，这会儿椅子不在，不过夏天晚上，魏伦斯先生和夫人总是一人坐一把。房子一侧加了一间平顶屋，也有一扇朝街正门，一条小径通向大街。门牌上写着：“验光师D.M.魏伦斯。”男孩们没进过这间诊所，吉米的姨妈玛丽定期来这开眼药水，他外婆在这里配眼镜。巴德·索特的妈妈也来过。

泥灰房子外墙刷成灰粉色，门和窗框刷成棕色。防风窗尚未拆下，城里房子大多如此。房子毫无特别之处，不过前院因花出名。魏伦斯夫人是个园艺高手，声名远扬。她不像吉米外婆和巴德的妈妈只沿菜园边缘种几排花。她种的都是圆形月牙形的花床，铺天盖地，树下也种着一圈圈花。再过两周，院子里就该开满水仙。不过目前只有屋角开着一丛连翘。差不多攀到屋檐那么高，黄花像喷泉一样铺天盖地。

连翘丛钻出一个弯腰的棕色身影。是身穿园艺旧衣的魏伦斯夫人。这是一个矮胖女人，穿着休闲裤和有点撕坏的外套，头戴制服帽，或许曾属于她丈夫—它朝下滑，几乎遮住她的眼睛。她抓着一把大剪刀。

他们立刻放慢脚步—不然就只有撒腿跑。或许他们以为可以装聋作哑，她不会注意。但是她已经看到他们，所以才匆匆忙忙钻出来。

“我看到你们盯着我的连翘花瞧，”魏伦斯夫人说，“想带一点回家吗？”

他们盯着看的可不是什么连翘花，而是面前整个场景—房子似乎一切如常，诊所门口的牌子、透进光线的窗帘。并没有什么显得空洞或不祥，没什么能表明魏伦斯先生不在，或者他的汽车没停在诊所后头的停车场上，而是陷在板儿角的池塘中。雪一化，魏伦斯夫人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与大家料想的一样—镇上人人都这么形容她。她用熟悉的、嘶哑的烟嗓儿喊他们，口气生硬、咄咄逼人，却不乏友好—隔了半个街区，或者从任何一家商店深处喊出来，人们都能一下听出这声音。

“等等，”她吩咐道，“等着，我马上给你们剪一些。”

她麻利地动起手，挑选开满明黄色小花的枝条剪下，大剪特剪，然后抱着一大捆把脸都挡住的花枝走向他们。

“拿着，”她说，“把这些带回家给你们的妈妈。看到连翘花总能让人开心，它们是春天的第一批花儿呀。”她把花枝分给他们。“就像高卢全境一样，”她说，“高卢全境总要给分成三份。〔5〕你们要是上拉丁语课，准知道这个。”

“我们还没上高中。”吉米说。因为他家的特殊情况，他比其他两个男孩更擅长和女士搭话。

“是吗？”她说，“嗯，你们有好多东西要学呢。告诉你们的妈妈，把它们泡在温水里。哎，我相信她们已经知道这个了。我也给你们剪了些没全开的枝条，这样它们可以开啊开的开很久。”

他们说了谢谢—吉米先开口，剩下两个赶紧有样学样。他们抱着满满一胳膊花，朝市区走去。他们可不打算调头把花送回家，他们算准她不知道他们家的方向。走出半个街区，他们偷偷扭头，不知她还有没有在看。

没有。再说人行道边的一幢大房子已经把视线挡得严严实实。

连翘花给了他们题目琢磨。抱着它走路挺难为情，如何处理？不然他们就得琢磨魏伦斯先生和魏伦斯夫人的问题啦。怎会这样，她在院子里忙活，他淹死在车里？她是知道他的下落，还是不知道？看来她不可能知道。她甚至知道他不在家吗？她那模样，好像啥事没有，一切正常，他们站在她面前时，好像真是如此。他们所知、所见的，好像都被她的茫然无觉推开、击溃了。

街角冒出两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其中一个是巴德的姐姐多瑞斯。两个女孩立刻开始揿喇叭，大惊小怪。

“哎哟，快看这些花儿！”她们嚷嚷道。“婚礼在哪里举行呀？瞧瞧这些漂亮的新娘哟！”

巴德冲她们喊出他能想到的最恶毒之语。

“瞧你一屁股的血。”

这当然不是真的，不过曾经确有其事—有一次她放学回家，裙子上沾着血迹。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永远无法抹去。

他确信她回家后一准要告他状，但她始终没有。那事让她觉得太丢人了，以至于哪怕为了报复他，她也羞于启齿。

他们意识到必须立刻打发掉这花，于是直接丢到一辆停着的车下面。他们拐上广场，边走边掸掉衣服上的零星花瓣。

那阵子，星期六仍是个重要日子。村民们纷纷进城。广场周围和小巷边停了不少汽车。大些的乡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以及小一点的城里和农村里的孩子纷纷奔向电影场。

在第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奥内克百货商店。吉米清清楚楚看到妈妈站在其中一个橱窗里。她已经回到商店，正把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一个模特头上，给它调整面纱，摆弄连衣裙肩部。她是个矮个儿，只好踮起脚忙活。她脱掉鞋，踩在橱窗地毯上。透过丝袜，可以看到她圆滚滚的蔷薇色脚后跟。她绷直身子的时候，裙子后面的开口露出腿弯子。再往上是一个宽阔匀称的臀部，透出短裤或紧身褡的线条。吉米能够想象出她这会儿轻声嘟囔的抱怨声。他仿佛能闻到她丝袜的味道，她担心抽丝，有时一回家就急忙脱掉它们。丝袜和内衣，即便是干净的女士内衣，都有一股子淡淡的、隐私的气味，既迷人，又讨厌。

他希望两件事。首先是另外两个男孩没注意到她（他们其实注意到了，不过一个做妈妈的每天穿得整整齐齐，在镇上的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在他们看来过于古怪，没法评论，只能索性装没看见），其次是她不要，千万不要，扭过头来看到他。她要是看到他，准会叩着玻璃，做出打招呼的嘴型。她工作时，就不再像在家里那样谨言慎行、彬彬有礼，态度也由温顺变为活泼。他本来挺喜欢她这种不一样，这种活泼，正如喜欢奥内克百货商店巨大的玻璃柜台、打蜡的木头表面、楼梯顶端的巨大镜子。每次爬楼梯走向二楼女装部，他总会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

“我的小淘气来啦。”妈妈会这么说，有时还塞给他一枚硬币。他待得从不超过一分钟。奥内克先生或者夫人没准正盯着这里。

小淘气。

从前听起来像五毛和角子硬币的叮当声一样悦耳的称呼，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羞耻，莫名其妙的。

他们安全过关。

下一个街区，他们必须经过昆伯伦公爵酒吧，不过西斯毫不担心。要是他爸午饭还没回家，就意味着他还会在这里待几个小时。不过“昆伯伦”这个字眼总让他心情沉重。他还不明白它的意思的时候，听到它心里就会悲伤的咯噔一沉，好像砝码掉进黑暗的水里，扑通沉下去。

从昆伯伦有条没铺路面的小巷通往市镇大厅，市镇大厅后头是警察局。他们拐上小巷，很快除了街头的噪音，又有大量新的噪音传入耳中。它们并非来自昆伯伦—啤酒馆的声音都被挡住了，它的窗子又小又高，像公共厕所一样。噪音来自警察局。天气暖和，警察局敞着大门，在小巷里也能闻到烟斗的烟草味和雪茄的味道。不光警察们—他们总坐在里面，尤其是星期六下午，冬天里面点炉子，夏天开电扇，遇上今天这样不冷不热的天气就开着门，放进令人愉快的空气。波克斯上校也在—事实上，他们能听到他的喘气声，他患哮喘，大笑过后总要喘很久。他是吉米的亲戚，不过和他家关系冷淡，因为他不赞同吉米爸爸的婚事。他每次认出吉米，总用一种惊讶、嘲讽的语调和他说话。“万一他答应给你一个两毛五分硬币或别的什么，你就说你不要。”吉米妈妈这样告诫他。不过波克斯上校从没答应过这种事。

此外，波洛克先生也在，他已从药店退休。还有费格斯·索利，他尽管不是弱智，看起来却挺像，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过毒气。这帮人成天打牌、抽烟、闲扯，喝市政府买单的咖啡（按照巴德他爸的说法）。任何想来告状，或者来报告什么事的人，都得在他们眼皮底下做这些事，甚至还要被他们听个一清二楚。

就等着遭罪吧。

他们走到敞开的大门外，几乎停下脚步。没人注意他们。波克斯上校正说：“我还没死呢。”大概是在重复某个段子的最后一句。他们耷拉着脑袋，在砾石路上踢踢踏踏，慢慢走开。在大楼拐角，他们加快速度。公共男厕所入口附近的墙上有一团新近的呕吐物，砾石路上丢了两个空瓶。他们不得不在垃圾桶和市镇秘书办公室高高的、俯视的窗子之间择路而行，然后走下砾石路，回到广场。

“我这儿有钱。”西斯说。这个实事求是的宣告让他们一阵宽慰。西斯把口袋里的零钱弄得叮当响。这钱是他洗完碟子，走到前卧室告诉妈妈他要出门时，妈妈给他的。“从梳妆台上自己拿五角钱吧。”她吩咐。她有时有点钱，尽管他从没看到爸爸给她钱。每次她说“自己拿点”或者递给他几枚硬币时，西斯都知道她对于他们的生活感到羞愧，对于他、对于站在他面前，都感到羞愧。这种时候他会憎恨看到她（尽管他很高兴能拿到钱），尤其是她说，他是个好孩子，他不要以为她对他的努力无动于衷的时候。

他们走上通往港口的路。帕加特加油站旁有一个售货亭，帕加特太太在里面卖热狗、冰激凌、糖果和香烟。她拒绝过卖香烟给他们，即使吉米说是给他叔叔弗雷德买的也无济于事。不过她没因为这事生他们的气。她是个法国和加拿大混血女人，胖嘟嘟的，很好看。

他们买了一把黑色和红色的甘草糖棒，打算等吃得饱饱的午饭稍许消化了，再买点冰激凌。他们朝两把安放在篱笆边的旧汽车座位走去。夏天，上方的树丛会投下阴影。他们瓜分了甘草糖棒。

泰维特船长坐在一个座位上。

泰维特船长曾是个真正的船长，在湖船上干了好多年。现在他揽了特警活儿。他负责在学校前拦住车辆，让孩子们过马路，冬天防着小孩子们在小巷里滑雪橇。他会吹响哨子，举起一只大手，戴着白手套，看起来像小丑的手。他人老了，头发也白了，却仍旧高大挺拔，肩膀宽阔。车辆都听他指挥，小孩也一样。

夜里，他巡回检查所有商店的大门，看看是否锁好了，确定没人在里面偷东西。白天他常在公共场所打盹。天气不好的时候，他睡在图书馆里，天气好的话，他会选把户外的椅子。他不怎么待在警察局里，可能是因为耳朵不好使，没戴助听器就跟不上谈话，偏巧他又像许多聋子一样讨厌用助听器。此外，他过去成天坐在湖船的船头朝外看，想必早已习惯独处。

他闭着眼，脑袋后仰，让阳光晒到脸上。他们走过去和他说话（他们没进行任何讨论，只是听天由命、懵懵懂懂地交换一下目光便做了决定），不得不先把他弄醒。他花了点时间才调整好脸上的表情—这是在哪儿、啥时辰了、来的是什么人。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巨大的老式怀表，好像他认准小孩子们来找他就是想打听时间。不过，他们还在对他说话，表情既激动又怪害臊的。他们说着“魏伦斯先生在板儿角池塘里呢”，以及“我们瞅见车了”，还有“淹透了”。他不得不举起一只手，示意要他们安静，另一只手在裤袋深处摸索，找助听器。他带着鼓励的表情，严肃地点点头，好像在说，耐心点，耐心点，一边把那玩意儿塞进耳朵。他举起双手—安静、安静—测试音量。最后他终于点点头，表情比刚才轻快多了，用严厉的声音—不过一定程度上是在开玩笑—命令道：“继续吧。”

三个男孩中话最少的西斯—吉米是最懂礼貌的，巴德是最大嘴巴的—搅了局。

“你裤扣开喽。”他说。

他们一下子撒腿跑开。

他们的兴奋劲儿没有立即消退。不过，这不是啥可以分享或谈论的事：他们不得不分手了。

西斯回家去修理藏物所。纸板做的地板冬天结了冰，湿透了，得换掉。吉米爬进车库阁楼，他最近在里面发现了一盒《野蛮博士》〔6〕旧杂志，是他叔叔弗雷德的。巴德回去后，发现只有妈妈在家，正给厨房地板打蜡。他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漫画书，然后对她坦白了。他相信妈妈对他家以外的事务毫无经验或发言权，不会做什么决定，只会给他爸打电话。令他意外的是，她立刻给警察局打了电话，然后才打给他爸。有人去接西斯和吉米。

一辆警车沿镇上的小路开向板儿角，一切都得到了证实。一个警察和一位圣公会牧师上门拜访魏伦斯夫人。

“我本不想麻烦你们，”据说魏伦斯夫人回答，“我本打算等他到天黑的。”

她告诉他们，魏伦斯昨天下午开车下乡，送眼药水给一位老盲人。他有时会耽搁一阵，她说。要么是去拜访什么人，要么是车坏了。

他有没有闷闷不乐，或者类似的表现？警察问。

“哦，当然不会，”牧师评论道，“他可是唱诗班的台柱子。”

“他根本不是那种人。”魏伦斯夫人说。

对于男孩们一声不吭坐下来吃午饭，还买了一把甘草糖棒的行为，人们也猜测纷纷。一个新绰号—“傻棍儿”—横空出世，安到他们所有人头上。吉米和巴德直到离开镇子之前都顶着这个称呼，而西斯—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干起开升降机的活儿—把这绰号又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那时已经没人再追究它的来由。

对泰维特船长的羞辱始终不为人知。

下一次他们不得不从他举着的胳膊下走过，穿过马路去学校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会想起这事，会因为受辱或者出于责备，投来傲慢的眼神。可他照常举着戴手套的手，那只高贵的、小丑似的白手套，脸上慈祥如常。他示意放行。

继续走吧。

2　心脏病

“肾小球性肾炎。”伊内德在笔记本上写。这是她看过的首例。事实是，奎因夫人肾脏衰竭，无药可救。她的肾脏不断萎缩，变成坚硬、无用、破碎的肿块。她的尿液少而浑浊，呼吸和皮肤渗出一股辛辣、不祥的气味。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烂水果似的味道，伊内德觉得它来自病人体表冒出的淡紫棕色斑点。她双腿因为突然的剧痛而抽筋，皮肤瘙痒难当，伊内德只得用冰块给她擦身。她把冰块卷在毛巾里，压住痒处。

“到底怎么才会染上那病呢？”奎因夫人的姑子问。她名叫格林夫人。奥利弗·格林〔7〕。（她解释道，她从没想过这名字的意思，婚后才发现大家一听就乐。）她住在几英里远的农场上，挨着公路。每隔几天，她过来把床单、毛巾和睡衣收拾回家洗。孩子们的衣服她也洗，送回来时，所有衣服都熨烫一新，叠得整整齐齐。甚至睡衣上的缎带也熨平了。伊内德对她不胜感激—在有的主顾家里，她得自己洗衣，或者更糟，得送到妈妈那里，由妈妈花钱到镇上雇人洗。她嗅出这个问话的意图，又不想显得无礼，只得回答：“难说哦。”

“有这种那种说法的，”格林夫人说，“有人说，有的女人会吃药。要是月经没来，就可以吃那药，要是完全按照医生的吩咐吃，是为了好的目的，那就没事。可要是吃得太多，是为了不好的目的，那她们的肾脏就会给毁了。说得对吗？”

“我从没接触过那样的病例。”伊内德回答。

格林夫人高大敦实。像她弟弟鲁佩特—奎因夫人的丈夫—一样，长了张圆滚滚、扁鼻子、讨人喜欢的皱脸—伊内德的妈妈称之为“爱尔兰土豆脸”。不过，鲁佩特好脾气的表情下藏着谨慎和克制。格林夫人的则是期盼。伊内德不知道她期盼什么。哪怕对最简单的交谈，格林夫人也兴致勃勃。或许只是在期盼消息吧。关于什么大事的消息。某个事件。

当然了，确实要出件大事，至少对这个家而言是件大事。奎因夫人要死啦，年方二十七。（她自称的年龄—伊内德感觉其实不止，不过一旦病到这个程度，就很难看出年龄了。）等肾脏完全衰竭，心脏作废，她就要死了。医生告诉过伊内德：“这会让你干到夏天，不过大有可能在暑热过去之前，你还来得及休几天假。”

“鲁佩特去北方时遇到她的，”格林夫人说，“他一个人去的，他在那里的森林干活。她在一个旅馆里有个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干啥。是做女仆吧。不过她不是那里长大的—她说她是在蒙特利尔一家孤儿院长大的。她非这么说。你会想，那她该会说法语的吧，但就算是也从没听她说过。〔8〕”

伊内德评价道：“挺有趣的活法。”

“拜托再说一遍？”

“挺有趣的活法。”伊内德重复。有时她总忍不住—会在毫无希望的地方调侃。她鼓励地挑起眉毛，格林夫人终于笑了笑。

不过她是否感觉受伤呢？鲁佩特在高中时，为了避开可能的嘲弄，正是这样笑的。

“他在那之前，从没交过女朋友。”格林夫人透露。

伊内德和鲁佩特曾经同班，她没对格林夫人提过。她感觉有点窘，因为他曾是她和女友们戏弄、折磨过的男孩中的一个—事实上，是主要的一个。“被挑中的，”按她们过去的说法。她们挑中鲁佩特，跟他走到街上，大声喊他，“哈罗，鲁佩特。哈罗，鲁佩特。”弄得他很不安，眼见他的脖子涨得通红。“鲁佩特得了猩红热咯。”她们嚷嚷起来，“鲁佩特，你该被隔离哦。”她们会假装她们中的一个—伊内德、琼·麦克奥利弗，玛瑞安·邓尼—爱上了他。“她想和你说话呢，鲁佩特。你为什么从不约她？你至少该给她打个电话。她想和你说话想得要命呢。”

她们并不指望他会对这些请求做出回应。不过要是他有回应，该多逗人啊。他会被迅速拒绝，故事会在全校传播。为什么？她们为什么这样对他，一心想羞辱他？因为她们没心没肺。

他不可能忘记。不过他对待伊内德，就好像刚认识一样，好像她只是他老婆的看护，不知从何处来到他家。伊内德接受了暗示。

这里安排得异常井井有条，省去她不少麻烦。鲁佩特住格林夫人家，吃饭也在那里。两个小女孩也可以住过去，不过那样一来她们得转学—距离暑假只剩不到一个月。

鲁佩特在傍晚回家，和孩子们说说话。

“你们是不是乖女孩呀？”他问。

“给爸爸看看你们用积木搭的东西，”伊内德提议，“给爸爸看看你们在彩画本里画的画。”

积木、蜡笔，彩画本，都是伊内德提供的。她给妈妈打电话，请她看看旧箱子里都能找到什么。妈妈照办不误，带来的还有一本夹了很多剪纸娃娃的书，不知她是从谁那里要来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搭配着各式各样的套装。伊内德没办法教会小女孩们说谢谢，只好把这些东西都搁到高架上，宣布除非有人说了谢谢，否则就一直搁着。洛伊丝和希尔维分别六岁和七岁，小野猫似的不听管教。

鲁佩特没问玩具从哪来。他告诉女儿们要做乖女孩，问伊内德要不要他从镇上买东西。有一次她告诉他，她换掉了地窖路上的灯泡，请他带几个备用的来。

“干吗不叫我来换？”他说。

“我换灯泡在行得很，”伊内德回答，“换保险丝、敲钉子也一样。妈妈和我已经有很长时间家里没男人了。”她本打算开个玩笑示好，但没生效。

最后，鲁佩特会问到妻子，伊内德会回答，她血压有点降下来了，或者她晚餐时吃下去一点煎蛋卷，或者冰包略微缓解了她的瘙痒，她睡得比以前安稳。鲁佩特会说，既然她在睡觉，他就不进去了。

伊内德说：“胡说。”和丈夫聚聚，对女人的好处肯定超过打个小盹儿。她把孩子们带上楼睡觉，给丈夫和妻子留出一点隐私时间。不过鲁佩特待得不会超过几分钟。伊内德回到楼下，走进前厅—现在是病房—给病人过夜做准备，奎因夫人总是仰天靠在枕头上，有点焦躁，但并非心怀不满。

“他在这儿待得不长，对吗？”奎因夫人会问。“真让我想笑。哈哈哈，你怎样啊？哈哈哈，我们走咯。我们干啥不把她弄出去，往粪堆上一丢？我们干啥不干脆扔死猫一样把她扔出去？那就是他的想法，不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伊内德回答。她带来水盆和毛巾，擦拭用的酒精和婴儿爽身粉。

“我不这么认为。”奎因夫人敌意地重复，不过她顺从地让她脱掉睡衣，把头发从脸上拂到后头，在屁股下垫条毛巾。伊内德习惯了人们不情愿脱光衣服，即使老得不行，或者病得很重的人也一样。有时她不得不和他们开玩笑，诱骗他们，让他们恢复自如。“你以为我没看过下面那玩意儿吗？”她会说，“下面那玩意儿，上面那玩意儿，看多了就没意思了。你知道，不就是人类被造出的两种类型吗。”不过奎因夫人毫无羞涩，她张开双腿，还抬起一点，方便她工作。她是一个娇小的小骨架女人，现在身材很古怪，腹部和四肢凹陷，乳房凝缩成两个小口袋，乳头像干瘪的葡萄干。

“我肿得像猪一样，”奎因夫人说，“奶头反倒缩了，它们向来不怎么顶用。我从没长过你这种大奶子。你看到我这模样不恶心吗？等我咽了气，你会高兴的吧？”

“我要那样想，就不会在这里了。”伊内德回答。

“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甩掉了，”奎因夫人说，“你们到时候都会这么说。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给甩掉了。我对他不再有用了，对不？我对任何男人都不再有用了。他每天晚上都从这里走开，他去找女人，对不？”

“据我所知，他是回他姐姐家。”

“据你所知。可你啥都不知道。”

伊内德想，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恶毒和敌意，这种节省下来寻事拌嘴的力气。奎因夫人正四处试探，寻找对手。生病的人会憎恶健康的人，有时丈夫和妻子，甚至母亲和孩子之间也会这样。对奎因夫人而言，丈夫和孩子都成了目标。一个星期六早上，伊内德招呼在门廊下做游戏的洛伊丝和希尔维，来看看妈妈变好看的样子。奎因夫人早上洗漱完毕，穿件干净睡衣，纤细稀疏的金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条蓝色缎带系在脑后。（伊内德每次去照料女病人，总会随身带着大量这样的缎带—以及一瓶香水和一块香皂。）她这时确实挺好看—或者你至少可以看出，她曾经美丽过—她有宽阔的额头和颧骨（现在这副颧骨几乎从皮肤下戳出，像两个陶瓷门把手），绿莹莹的大眼睛和孩子似的几乎半透明的牙齿，一个小小的、倔强的下巴。

孩子们缺乏兴趣地、顺从地走进房间。

奎因夫人说：“别让她们靠近我的床，她们脏兮兮的。”

“她们只是想看看你。”伊内德解释道。

“够了，现在她们看到了，”奎因夫人说，“可以走了吧。”

这个态度并没让孩子们意外或失望。她们看着伊内德，伊内德说：“好吧，这会儿，最好让你们的妈妈休息。”她们便跑出去，砰的甩上厨房门。

“你不能叫她们别这么干吗？”奎因夫人说，“每次她们这么做，都像一块砖头砸在我胸口。”

你简直会以为她这两个女儿是一对吵闹的孤儿，被硬塞给她，长期借住在此。但是，在终于接受自己的垂死处境之前，有人就是这样，有人甚至到死都如此。比奎因夫人天性温和的人每每会表示，他们知道他们的兄弟姐妹、丈夫、妻子或孩子向来有多恨他们；他们对别人而言，别人对他们而言，都是多么令人失望；他们知道所有人看到他们死去都会有多么开心。其实他们明明与充满爱意的家人度过了宁静有益的一生，实在毫无理由做此控诉。通常控诉阶段会过去。不过，生命将尽的几个星期，或者几天，又会对过去的仇恨和遭到的怠慢发一通絮叨，或者对七十年前遭受的某次不公惩罚来一番啜泣。某次，一个女人请伊内德从碗橱里拿出一个青花大盘，伊内德以为她想最后看看这个好看的玩意儿，得点安慰。然而，她却用尽最后一点惊人的力气，把它砸碎在床柱上。

“现在我可以确定，我妹妹的爪子再也不可能碰到它了。”她说。

通常他们会宣称，来看望的人不过是想看看热闹，幸灾乐祸，医生正是他们遭受的病痛的始作俑者。他们甚至也讨厌看到伊内德，讨厌她无需睡眠的精力、耐心的双手，在她体内如此令人艳羡的均衡流动的生命之液。伊内德对此习以为常，她理解他们陷入的痛苦，死亡的痛苦，以及有时令死亡也相形见绌的生之痛苦。

而奎因夫人让她不知所措。

不仅因为她无法带来安慰，而且她甚至不想提供安慰。对这个厄运当头、痛苦不堪的年轻女人，她无法克制厌恶。她讨厌这具她不得不擦洗、扑粉，用冰块和酒精摩擦、安抚的躯体。她理解人们为什么说厌恶疾病和病体了。她理解了曾对她说“真不知道你怎能干得下去，我永远也不可能当一个护理员，这种事我永远干不了”的女人们。她讨厌这具身体，讨厌它所有病痛的迹象。它的怪味和变色，看起来颇为恶毒的小奶头和可怜的雪貂似的牙齿。她觉得一切都标志着自甘堕落。她其实和格林夫人一样恶毒，嗅出猖獗的不洁气息。身为护理员，她应当有点见识，慈悲为怀乃是职责—肯定也符合她的天性。她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不知怎的，奎因夫人让她想起几位高中女同学—穿廉价衣服，模样病怏怏，前程堪忧，却沾沾自喜而不自知。她们一般待不了一两年—怀孕了，大多数都结了婚。后来，她们在家分娩时，伊内德照料过其中几位，发现她们的自信一去不返，昔日的肆无忌惮被温顺甚至虔诚所取代。她替她们难过，虽说犹记得她们自作主张、毅然决然的模样儿。

奎因夫人更难对付。奎因夫人可以崩溃再崩溃，骨子里却只有阴郁的乖戾，只有日渐腐烂，别无其他。

伊内德感到了厌恶之情，更糟的是，奎因夫人对此心知肚明。伊内德竭力做到耐心、温柔、心情愉快，却无法阻止奎因夫人探知真相。奎因夫人把这种窥知当成大获全胜。

谢天谢地，总算把垃圾给甩掉了。

伊内德二十岁那年，即将完成护士培训，她爸在瓦利医院病危。他对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喜欢你干这行。我不想你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

伊内德俯身问，他觉得他这会儿在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不过是瓦利医院罢了。”她安慰道。

“我知道，”爸爸说，语气一如既往，四平八稳、合情合理的（他是个保险和房地产代理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向我保证你不会这样做。”

“向你保证什么？”伊内德问。

“你不会做这种工作。”爸爸说。他一句也不肯多说。他闭紧了嘴，仿佛她的追问令他厌烦。他只肯重复两个字：“保证”。

“这是为什么呢？”伊内德问妈妈。妈妈回答：“唉，照着做吧。去向他保证吧。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伊内德觉得这说法真令人震惊，不过未置一词。她妈对许多事都是这态度。

“我不会对任何我不明白的事做保证，”她回答，“反正我多半不会为任何事做保证。不过要是你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应当告诉我。”

“无非就是他突发奇想的一个念头呗，”妈妈说，“他觉得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粗俗。”

伊内德重复：“粗俗。”

妈妈说，她爸反对护理的原因在于，护士们会对男人的身体了如指掌。他爸认为—断定—这样会改变一个女孩，进一步又会改变男人对她的看法。会毁掉她的好机会，会给她带来不少别的、称不上好的机会。有的男人会对她失去兴趣，另一些人却会对她产生不正当的兴趣。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希望你结婚。”她妈妈总结道。

“要是那样的话，真是太糟了。”伊内德回答。

不过她到底还是保证了。她妈妈说：“好了，希望这下你满意啦。”不是“他满意”，是“你”。仿佛她妈妈早在伊内德之前就知道这个保证有多诱人。对垂死之人做保证，这种自我否定，这种完全的牺牲。越荒谬就越诱人。就是这个终于令她投降。并非对爸爸的爱（她妈妈暗示了这一点），而是因为刺激。一种彻底的高贵的口是心非。

“要是他要求你放弃的是某样你无论如何都不在乎的事，你或许根本不会答应，”她妈妈总结，“比如说，如果他要你不再用口红。你现在还在用着它。”

伊内德好脾气地保持沉默。

“你为此祈祷过吗？”她妈妈直截了当地问。

伊内德回答是的。

她从护理学校退学了。她待在家里，整天忙忙碌碌。家里有钱，她不必工作。事实上，她妈一开始就不乐意伊内德学护理，宣称只有穷女孩才做那事，那是父母养不起，或者没法送去上大学的女孩的出路。伊内德没向她指出这说法中的矛盾。她给篱笆涂油漆，把玫瑰灌木裹起来过冬。她学会烤东西，学会打桥牌，她妈妈每周与隔壁的魏伦斯夫妇打桥牌时，她取代了爸爸的位置。几乎没多久，她就变成—照魏伦斯先生的说法—一个高明得可耻的打牌高手。他给她带来巧克力或者一朵粉色玫瑰，弥补他作为搭档的不称职。

她冬天傍晚去溜冰。她打羽毛球。

她从来不缺朋友，现在也一样。高中最后一年的同学们大多已经读完大学，或者到远方工作，当了老师、护士或注册会计师。不过她和没读到高年级就退学去银行、商店或办公室工作，或者当上管道工或女帽商的人交了朋友。这群人中的女孩子纷纷退出—按照她们私下的说法—退进婚姻里。伊内德成了准新娘聚会的操办者，嫁妆展示茶会〔9〕上的好帮手。再过两年，就到了施洗礼，她每每是最合适的教母人选。和她毫无亲戚关系的孩子们长大后都叫她姑姑。她也成了她妈妈一辈或更老的女人们的干女儿，因为年轻女子里只有她有时间参加读书俱乐部和园艺协会活动。因此，还在青年时代，她就飞快地、轻易地滑入一种必不可少、位于中心，却又相当孤独的角色。

不过，其实她扮演这种角色由来已久。高中她一直是班级委员，或者班级活动组织者。她备受推崇，情绪饱满，衣着得体，相貌出众，却总与人若即若离。她不乏男性朋友，却没有男朋友。这似乎并非她本愿，不过她并不在意。她一心关注自己的勃勃野心—在某个尴尬阶段，她曾经想当女传教士，之后一心想做护理员。她从不觉得护理得等结婚后才能着手去做。她希望做好人，做好事，未必要走循规蹈矩的传统妻子的道路。

新年里，她去市镇大厅参加舞会。和她跳舞跳得最多，送她回家、按着她的手道晚安的男人是乳制品厂经理—年过四十，保持单身，是个跳舞高手。在不大可能找到舞伴的女孩眼里，他算是个叔叔辈的朋友。他可不是女人会认真考虑的男人。

“或许你该去上商业课，”她妈妈建议，“或者，为何不去上大学呢？”

那里的男人或许更容易欣赏她，她想必这么盘算着。

“我太老了呀。”伊内德回答。

妈妈乐了，“这话只能表明你有多年轻。”她说。女儿到底有点符合年纪的蠢念头，发现这一点，做妈妈的好像挺宽慰—伊内德居然认为二十一岁与十八岁有多大区别。

“我不要和才从高中出来的小孩们混在一起，”伊内德说，“我是认真的。再说你到底为啥非要甩掉我？我在这里挺好的。”这种闷闷不乐，或者说伶牙俐齿的反应，似乎也让做妈妈的心头一阵快慰。不过，片刻之后，她叹口气说：“你将来会吃惊地发现，时间一年年过得多么快哦。”

那年8月，麻疹流行，同时还有一些小儿麻痹症患者。伊内德父亲昔日的主治医生注意到她在医院里的得心应手，问她是否愿意过来帮帮忙，到患者家里照顾病人。她回答说愿意考虑。

“你是说要祈祷吗？”妈妈问，伊内德脸上现出一种咬紧牙关、遮遮掩掩的表情，换在别的女孩身上，大有可能意味着要与男朋友私会。

“那个保证，”第二天，她对妈妈说，“是说不要在医院工作，对吗？”

妈妈回答，她是这样理解的，没错。

“而且是说我不能毕业，不能做注册护士？”

没错，没错。

那么，要是有人去不起医院，或者不想去，需要住家护理员，要是伊内德去他们家护理他们，不是做注册护士，而是做所谓的实习护士，那就不算违背诺言，对吗？既然需要她护理的大多是孩子、生孩子的女人或垂死的老人，也就没多少让女人变得粗俗的危险了，不是吗？

“如果说，你得去接触的男人，都是再也不会从床上爬起的那些，倒也不无道理。”她妈妈答道。

但她还是忍不住补充，这一切只能意味着，伊内德决定放弃在医院做体面工作的可能，到可怜、穷困的人家里，揽下能把腰都累断的苦活儿，挣的钱聊胜于无。伊内德将要从污染的井里用水泵打水，冬天要敲破洗脸盆里的冰块，夏天与苍蝇作战，还得使用户外厕所。洗衣板和煤油灯要取代洗衣机和电灯。她要在这种条件下照料病人，还要料理家务，照顾穷苦狡猾的小孩子。

“不过，要是这是你的生活目标，”她说，“我看得出来，我把它说得越艰难，你越会下定决心去实现它。我只想说，我也要请你做两个保证。你得保证，你一定得喝煮沸过的水。此外你一定不会嫁给某个农夫。”

伊内德说：“这都是些什么疯狂的想法哟。”

那是十六年前。开头那阵子，人们越来越穷。越来越多人去不起医院，伊内德服务的人家日益穷困潦倒，条件几乎真像她妈妈形容的那般恶劣。有的人家洗衣机坏了没钱修，或者被掐断供电，或者根本就没供过电，床单和尿布必须手洗。伊内德并非无偿工作，否则会妨害其他干着护理、却不像她那样进退自如的女人们的利益。不过她会给孩子们买鞋子和冬季外套，带他们去看牙医，买圣诞礼物，把大部分收入都还回去。

她妈妈四处拜访朋友们，搜集旧儿童床、婴儿椅和毯子，还有不少旧床单，亲自帮着撕开、缝成尿布。所有人都说，她想必因为伊内德而无比骄傲。她回答说不错，当然如此。

“不过有时要干的活儿简直多得可怕，”她说，“这是在做一个圣女的妈妈呀。”

然后战争爆发了，医生和护士都不够用，伊内德前所未有的受欢迎。战后，她继续供不应求了一段时间，因为突然有那么多婴儿出生。直到现在，医院扩建了，许多农民有钱了，她才渐渐仅限于照料得了古怪毛病、无药可救的人，或者脾气糟透、医院拒收的病人。

这年夏天，每隔几天就下一场瓢泼大雨，然后火辣辣的阳光把湿透的树叶和草地照得闪闪发亮。清晨总会起一阵浓雾—河边雾气是那样浓厚—即便浓雾消散，你也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得很远，夏天茂盛浓密的植物挡住了视线：枝繁叶茂的大树，裹满野葡萄藤和五叶爬山虎的灌木丛，茂密的玉米、大麦、小麦和干草。正如人们议论的，所有东西都长过了头。干草6月就可以收割，鲁佩特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在大雨前把它们搬进谷仓。

他晚上来家的时间愈来愈迟，他要抓紧最后的天光多干活。有天晚上，他赶来时，屋里黑乎乎的，只有厨房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

伊内德急忙跑来给他开纱门。

“停电了？”鲁佩特问。

“嘘。”伊内德提醒道。她低声说，她让孩子们睡在楼下，楼上的房间太热了。她把椅子推到一起，铺上被子枕头，做成小床。她自然得把灯关掉，这样她们才睡得着。她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一根蜡烛，这就够了，她可以靠着它在笔记本里抄抄写写。

“她们会一直记得在这里睡觉，”她说，“小时候在个新鲜地方睡觉，能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放下一个盒子，里面装着给病房用的吊扇。他白天到瓦利买的。他还买了一份报纸，递给伊内德。

“我想你或许想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他解释道。

她把报纸摊在桌上的笔记本旁。报上有一张照片：两只狗在一个喷泉里玩耍。

“说是有一场热浪袭来，”她说，“能了解了解这个，多有意思呀。”

鲁佩特小心地从盒子里取出吊扇。

“太好了，”她说，“房间这阵子已经凉快了，不过明天看到它，她一定很开心。”

“我明天早点来装。”他说。他问起老婆的状态。

伊内德说，她腿部的疼痛有所减轻，医生开的新药好像让她能多睡一会了。

“唯一的问题是，她睡着太快了，”她说，“因此你不大容易见到她。”

“对她来说休息更重要。”鲁佩特回答。

这样悄声交谈，让伊内德想起高中时的窃窃私语。他们升到高年级，早先的戏弄，或者说残酷的调情，或者随便叫什么吧，都早已不再。最后一学年，鲁佩特一直坐在她后面，他们经常简短地交谈，话题总是直截了当。你有擦墨水的橡皮吗？你知道怎么拼写“连累”吗？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发起谈话的通常都是伊内德，她在座位上半侧过身子，不用看，全凭感觉确定鲁佩特就在身边。她确实想借橡皮，她确实想问答案，不过也是为了表示友善。她只想做点补偿—她因为她和朋友们过去的态度而羞愧。道歉或许没意义—只会让他再次陷入窘迫。他只有在坐在她身后，知道她看不到他的脸时才会放松。他们在大街上遇到，他会看向别处，最后一刻才匆匆瞥她一眼，嘟囔一句问候，低得快要听不见，她总是高声招呼，“你好呀，鲁佩特！”难免犹带着一丝昔日折磨他的声调，她只恨不能把它消抹殆尽。

不过，他用手指点点她的肩膀招呼她，他朝前俯身，几乎碰到，或者实际上确实碰到—她不知道到底碰没碰到—她那团即便梳成马尾辫，仍旧浓密不听管束的头发，这种时候她感觉得到了宽恕。在某种意义上她甚至受宠若惊。终于回归了严肃和尊重。

第勒尼安海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她好奇他这会儿是否已把往事忘得一干二净。

她把报纸前后两部分分开。玛格丽特·杜鲁门正在访问英国，向皇室行了屈膝礼。国王的御医正尝试用维生素E给他治疗脉管炎。

她把前半部分递给鲁佩特。“我想做填字游戏，”她解释道，“我喜欢做填字游戏，它让我在一天结束时放松下来。”

鲁佩特坐下来读报，她问他是否想喝杯茶。他当然回答说不用麻烦，她知道这个回答在乡间交谈中相当于“是的”，所以依然沏了茶。

“这是个关于南美的题目，”她研究着填字游戏，“拉丁美洲的。第一个横栏是一种音乐的……服装。一种音乐的服装？服装。有好多字格呢。哎呀，哎呀，今天我运气真好。是合恩角！〔10〕”

“你知道它们有多可笑，这类玩意儿。”她起身去倒茶，一边评论道。

如果他确实记得，那他有没有生她的气呢？或许她最后一年中轻快友好的示好，就像早年的折磨一样，在他看来都同样可恶、盛气凌人？

她第一次在这幢房子里看到他时，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他一直就是个高大结实、脸庞浑圆的男孩，现在变成个高大敦实、脸庞圆滚滚的男人。他头发总剪得很短，现在虽说略有稀疏，颜色从浅棕变成棕灰，变化也不明显。永久性晒斑取代了昔日的脸红。他操心的事，面上流露出的烦恼，内容没准一如既往—如何在世界上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成为一个别人认可的人。

她回想着坐在高年级教室里的情景。只剩一个小班—五年中，不爱学习、没头脑和不上进的学生都淘汰掉了，只剩这些发育迅速、严肃听话的孩子们还在学三角，学拉丁语。他们觉得自己在为什么样的生活做准备呢？他们觉得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那本有着深绿色、揉皱的封皮的书仿佛仍在眼前，《文艺复兴和新政时期历史》。是一本旧书—或许已经转手十次了—没人买新课本。书里写满从前主人的名字，有些已是镇上的中年家庭主妇或商人。你没法想象他们学过这些，他们用红墨水在“南特敕令”〔11〕下划杠子，在空白处标上“重要”字样。

南特敕令。那些书和那些学生的脑袋里，她自己的和鲁佩特的脑袋里，装满的毫无用处、充满异国色彩的玩意儿，让伊内德心头涌起一阵温情，一股惊奇。不是说他们有过什么未酬壮志。没那回事。鲁佩特不可能想象出别的职业，除了在农场种地。这是一片很好的农场，他又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她自己到头来所做的，也正可谓得偿所愿。你不能说他们选择了错误的生活，或者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或者没搞明白自己的选择。只不过，他们没料到，时光飞逝，他们非但没能超越昔日的自己，或许还不如当初。

“‘亚马逊的面包’，”她念道，“‘亚马逊的面包’？”

鲁佩特建议：“木薯〔12〕？”

伊内德数了数，“七个字母，”她说，“七个。”

他说：“树薯〔13〕？”

“树薯？里面是两个‘s’吗？树薯。”

奎因夫人胃口日益反复无常。有时她想吃烤面包，或者涂奶油的香蕉。一天，她说想吃花生酱饼干。伊内德做了所有这些食物—反正孩子们会吃—做好以后，奎因夫人总是无法忍受它们的样子或味道。就连果冻也有一种她受不了的气味。

有几天，她讨厌一切噪音。开着电扇她也受不了。另外几天，她要开着收音机，想听播报生日愿望和周年纪念日心愿，打电话让听众回答问题的那个台。要是你答对，就可以赢得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行、一罐汽油、一堆食品，或者一些电影票。

“全都是安排好的，”奎因夫人说。“他们假装在给谁打电话—其实人就在隔壁，已经知道答案啦。我以前认识一个在电台干活的人，就是那么回事。”

这样的日子，她脉搏跳得比较快。她会用一种尖锐的声音，气喘吁吁地说话，语速飞快。“你妈开的是啥车？”

“一辆褐紫色汽车。”伊内德回答。

“什么牌子？”奎因夫人追问。

伊内德回答说她不清楚，确实如此。她过去知道，但早忘了。

“她是买的新车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是的，不过那是三四年前的了。”

“她住在魏伦斯夫妇对门的大石头房子里，对吗？”

是的，伊内德回答。

“有多少房间？十六间？”

“没那么多。”

“魏伦斯先生淹死后，你参加他的葬礼没有？”

伊内德说没有。“我不怎么喜欢参加葬礼。”

“我本来要去的。我那会儿病得还不算重，我准备和公路边的何维夫妇一起去，他们答应让我搭车，但是她妈和妹妹突然也想去，后座的位置就不够了。然后克莱夫和奥利弗也开卡车去了，我本来可以挤进他们的前座，可他们想都没想到问我一声。你觉得他是自杀吗？”

伊内德想起递给她一朵玫瑰的魏伦斯先生。他那种半开玩笑的殷勤令她牙齿发酸，就像吃得太甜时的感觉。

“不知道啊。我想不是吧。”

“他和魏伦斯夫人关系还好吧？”

“据我所知，他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哦，是吗？”奎因夫人反问道，模仿着伊内德谨慎的语调。“和呃呃谐。”

伊内德睡在奎因夫人房里的沙发上。奎因夫人可怕的瘙痒已经几乎消失，尿频症状也同样减轻。她夜里大部分时间都能安睡，只是呼吸依然一阵阵变得艰难、吃力。伊内德会惊醒，迟迟不能睡着，不过问题出在她自身。她开始做一些可怕的梦。与她从前的梦绝无相同。她常常以为，噩梦无非就是发现自个儿待在一幢陌生房子里，房间不断变幻，要干的活儿总是让她力不从心，以为已经做完的工作都还没做，有无数事要她分心。然后，当然了，她也做过感觉很浪漫的梦，某个男人用胳臂搂着她，或者甚至紧紧拥抱她。要么是个陌生男人，也有可能是她认识的男人—有时是一个想想都觉得可笑的男人。这些梦会让她沉思，或者惆怅，不过也有点欣慰，它们表明这类情感对她而言也是可能的。如果说它们曾经让她烦恼，那么与她现在的梦相比，它们根本、根本不值一提。现在的梦里，她会与不可思议、完全出乎意料的对象交欢，或者交欢未遂（有时闯入者或者变化的环境阻止了她）。肥胖扭动的婴儿，裹满绷带的病人，甚至她的亲妈。她因欲望而湿润，饥渴地呻吟，会粗鲁地操作起来，带着一种邪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的，只能用这个了，”她自言自语，“找不到更合适的了，只能用这个了。”这种冷酷的想法，这种实事求是的邪恶，又把她的欲望逼迫得更加炽热。她醒来依旧不知悔改，浑身淌汗，精疲力竭，像一具动物尸体般瘫着，直到她的自我、她的耻辱和难以置信，像洪水一样劈头压来。皮肤上汗水变得冰凉。她在温暖的黑夜中战抖地躺着，充满厌恶和羞耻。她不敢再次入睡。她渐渐习惯了黑暗，习惯了灌满微光的纱窗形成的一个个长方形块块。病妇的呼吸声碾压着、责备着，然后又几乎无迹可寻。

她思忖，如果她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忏悔时坦白吗？这实在不像她在哪怕私下的祈祷中会提及的事。她已经不怎么祈祷了，除非参加正式的祷告。把她刚才的感受告诉上帝似乎毫无用处，而且是亵渎的。上帝会为之蒙羞吧。她自己的思想令她蒙羞。她的宗教是充满希望、质朴实在的，没有空间容纳糟粕，比如恶魔对她的安眠的这种入侵。她脑中的污秽封存在她体内，没必要对它大惊小怪，让它显摆。当然没必要。它啥都算不上，只是思想中的秽物。

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养着一些母牛。它们在夜间放牧，她能听到它们咀嚼、冲撞的声音。她想象着它们庞大温和的形体行走在猴面花和菊苣之间。在开花的草地上，她想，这些母牛，它们日子过得不赖。

当然了，这种日子的结局是屠宰场。结局倒是灾难。

不过，所有人不都是一样吗？我们睡眠时邪恶攥住我们，痛苦和解体等待着我们。动物性的恐惧，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可怕。床的慰藉，奶牛的呼吸，还有夜空中的星星—这一切眨眼间就可以消失无踪。而她，伊内德，假装着并非如此，用工作打发生命。试图安抚人们。试图做好事。一个仁慈的天使，正如她妈说的，随着时间过去，妈妈口气中的嘲讽之情愈来愈少。病人和医生也一样，他们都这么称她。

所有这些时候，有多少人认为她其实是个傻瓜？她为之辛劳的人们没准私底下都轻视她。认为要是换了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干。才不会这么傻。才不会呢。

犯重罪的人。这话涌入她脑海。犯重罪的人。

悔改的求上帝悦纳。〔14〕

因此她爬起来工作。对她，这是悔过的最佳方式。她夜里干活时不声不响，忙个不停：擦洗碗橱里脏兮兮的杯子、黏乎乎的盘子，在混乱不堪的地方建立起秩序。真是混乱不堪呐。茶杯插在番茄酱和芥末当中，吸水纸堆在一罐蜂蜜上。架子上没垫蜡纸，连报纸也没垫一张。罐子里的红糖硬得像石头。鉴于最近几个月里情况急转直下，这倒是可以原谅的，可这里似乎从来就没收拾过。所有纱窗都被烟熏得发灰，窗玻璃油腻腻的。瓶子里剩的一点果酱已经起毛，花瓶里存着不知何年何月插花用的水，发臭了。不过，房子本身状态尚可，擦洗粉刷一番就能恢复。

可是前厅地板最近胡乱涂上的难看的棕色油漆，你能拿它怎么办呢？

白天她抓着一点空闲，拔掉鲁佩特妈妈种的花床上的杂草，挖掉牛蒡和茅草，它们和坚韧的多年生植物抢夺空间。

她教会孩子们正确地拿汤匙，做谢恩祷告。

感谢您赐予甜美的世界

感谢您赐予我们食物……

她教会她们刷牙，说祷文。

“上帝保佑妈妈和爸爸和伊内德和奥利弗姨妈和克莱夫叔叔和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在最后她们还加上彼此的名字。这样做了有一段时间后，希尔维问：“那是啥意思？”

伊内德说：“什么是啥意思？”

“‘上帝保佑’是啥意思？”

伊内德做了蛋奶酒，什么香料也没搁，连香草都不放，用调羹喂给奎因夫人。她一次给她喂少量这种浓稠的液体，她能咽下一点点。等她连这个也咽不下，伊内德就用调羹给她喂跑了气的温热的淡姜酒。

阳光，或者任何光线，现在对于奎因夫人都像噪音一样可憎。除了拉下百叶窗，伊内德还得在窗上挂上厚被子。按奎因夫人的要求，电扇关掉了，屋子变得非常闷热，伊内德俯身照料病人，汗水从额头滴下。奎因夫人一阵阵战抖，无论如何都觉得冷。

“这是苟延残喘了，”医生判断，“一定是你给她做的那些奶昔，让她撑到现在。”

“是蛋奶酒。”伊内德解释道，好像这有什么不同。

奎因夫人现在经常过于疲劳，或者过于虚弱，没法开口。有时她昏迷不醒，呼吸微弱，脉搏凌乱，几乎摸不到，换了不如伊内德有经验的人，都会以为她已经死了。不过，有时她又会振作起来，要求打开收音机，然后又要关掉。她仍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伊内德又是谁，有时她眼中仿佛带着一种思索或探究，看着伊内德。她脸上早已没什么血色，连嘴唇都变得苍白，不过她的眼睛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绿莹莹的—一种朦胧模糊的绿色。伊内德试图回答这种盯着她看的眼神。

“你想要一个神父来吗？”

奎因夫人做出唾弃的表情。

“难不成我看起来像个爱尔兰佬〔15〕？”她回答。

“那么找位牧师？”伊内德问。她知道这是个正确的提议，不过她做此提议时的心情似乎不大正确—冷酷、略带恶意。

不要。这不是奎因夫人想要的。她闷闷不乐地呻吟着。她身上还有点精力，伊内德感觉她在积攒力量，想用来干点什么。“你想跟孩子们说话吗？”她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带着同情和鼓励。“你是想要这个吗？”

不要。

“想要你丈夫来？你丈夫很快就到了。”

伊内德对这一点并不确定。有几个晚上，鲁佩特迟迟才到，那时奎因夫人已经吃掉最后一批药片，睡着了。他会和伊内德坐一会儿。他总是给她带来报纸。他会问她，她在笔记本里写什么—他注意到有两本笔记本—她解释给他听。一本是给医生看的，记了血压、脉搏和体温，记录了饮食、呕吐、排泄、服药情况，以及对病人状况的一些总结。另一本是给她自己的，记的是同样内容，不过可能没那么精确，此外还记下天气和周围的状况。以及一些值得一记的事。

“比如，我前些天记了点东西，”她说，“几句洛伊丝说的话。格林夫人在的时候，洛伊丝和希尔维进来，格林夫人正在讲浆果树沿小巷生长，长得越过路面，洛伊丝说，‘就像在《睡美人》里面那样。’因为我才给她们读过这个故事。我就把这事记了下来。”

鲁佩特说：“我得去找到那些浆果树枝，把它们砍掉。”

伊内德感觉他对于洛伊丝说的话很高兴，也因为她记下这事而高兴，不过要让他开口说出来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他告诉她，他可能要出门两天，去参加牲口拍卖会。他已经咨询过医生，医生说他可以去。

那晚，他在最后一批药服下之前赶到，伊内德觉得他可能是特意如此，以便在短暂离家之前看看老婆清醒时的样子。她告诉他可以直接去奎因夫人房里，他照做了，关上了房门。伊内德拿起报纸，想上楼去读，不过孩子们可能还没睡着。她们会趁机找理由喊她进屋。她也可以到外面的门廊去，不过这时候全是蚊子，尤其下午才下过大雨。

她担心会偷听到什么亲密或争吵的声响，他出来时她将不得不与他面面相觑。奎因夫人一直在积蓄力量，想伺机表现—伊内德很确定这一点。她正盘算该溜到哪里，就确实听到点动静。不是争吵或者（如果可能的话）亲热声，甚至也不是哭泣（她一直以为这个最有可能），而是一阵笑声。她听到奎因夫人虚弱地笑着，充满伊内德听到过的嘲讽和满足，不过也有一种她没听过、这辈子都闻所未闻的东西—某种蓄意的恶毒。她知道自己该走开，身子却没动弹，僵立在桌边，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她仍僵立着，盯着房门。他没回避她的眼睛—她也没回避他的。她没法把眼睛挪开。不过她不确定他有没有看到她。他只是怔怔地往门外走。他看起来好像触了电，祈求着原谅—谁的原谅？—而他的身体已经被这个愚蠢的灾难击垮。

第二天，奎因夫人体内突然涌出一股精力。在别人身上，伊内德看到过一两次这种不正常的、欺骗性的表现。奎因夫人想靠着枕头坐起。她想要打开电扇。

伊内德说：“好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不会相信的事。”奎因夫人说。

“人们告诉过我很多事情。”伊内德说。

“当然了。扯谎嘛。”奎因夫人说，“我打赌那全都是扯谎。你知道吗？魏伦斯先生那会儿就在这间屋子里。”

3　错误

奎因夫人坐在摇椅上，让魏伦斯先生检查眼睛。魏伦斯先生用仪器对着她的眼睛，俯身紧贴着她，他俩谁都没听到鲁佩特进门，他本该在河边砍木头。但他突然溜回来。他穿过厨房，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了—想必看到魏伦斯先生的车停在外面—他轻轻推开房门，看到魏伦斯先生跪在地上，一手举着仪器对着她眼睛，另一只手按在她腿上维持平衡。为了稳住身子，他紧紧攥住她的大腿，她裙子堆到上方，腿裸露着，但这看起来顺理成章的，她不好做什么，只得竭力一动不动。

所以，鲁佩特进屋，他俩都没听到，他猛地一扑，闪电一样扑到魏伦斯先生身上，魏伦斯先生没来得及站起来、转过身，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鲁佩特把他的脑袋在地板上一下一下撞，撞到没气为止，她猛跳起来，椅子都掀翻了，撞翻了魏伦斯先生装检眼仪器的盒子，仪器掉了一地。鲁佩特打死他了，或者是他撞上了炉子腿，她也搞不清了。她思忖，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不过她没办法绕过他们走出房间。然后她明白鲁佩特根本不打算追她。他上气不接下气，扶起椅子，一屁股坐下。她挪到魏伦斯先生旁边，拽着他重得不行的身子，翻到正面。他眼睛并不是大睁着，但又不算闭着，嘴角流出涎水。不过你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破损或青紫—或许青紫还没来得及泛出。他嘴角流出来的甚至不怎么像血。是一种粉红色玩意儿，要是你想知道那像什么，那就像你煮草莓做草莓酱时泛上来的沫子。淡粉色。鲁佩特把他放倒了，这玩意儿淌满他的脸。她把他翻转过来，他发出一种声音。格格格。就这点声音。格格格，他昏死过去，像块石头。

鲁佩特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弄得椅子晃荡个不停，他拾起仪器，一一塞回魏伦斯先生的盒子。每样东西各就各位。慢吞吞弄了好长时间。盒子是特制的，衬着红绒布，仪器各有位置，你必须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位，才能合上盖子。鲁佩特一一放好，盖好盖子，又在椅子上坐下，捶着膝盖。

桌子上铺着块华而不实的桌布，鲁佩特的父母北上旅行去看迪翁五胞胎〔16〕时买的纪念品。她扯下它，裹住魏伦斯先生的脑袋，包住粉色液体，也免得他们要一直看着他这副尊荣。

鲁佩特又大又宽的手继续捶着膝盖。她说，鲁佩特，我们得把他埋在什么地方。

鲁佩特盯着她，像在问，为啥？

她说，他们可以把他埋在地窖里，那里直接就是泥土地面。

“不错，”鲁佩特回答，“我们把他的车又埋在哪里好呢？”

她说他们可以把它藏到谷仓，用稻草盖住。

他说太多人会到谷仓附近探头探脑的。

然后她想到，把他推到河里。她想象他坐在车里，沉在水底。这像一幅画面在她脑海中冒出，栩栩如生。起初，鲁佩特不置一词，她走进厨房，弄了点水，给魏伦斯先生擦擦，免得再把涎水滴在什么东西上。他嘴里不再冒粘液了。她从他口袋里拿了钥匙。透过他的裤子的布面，她感到他大腿上的肥肉仍旧温热。

她吩咐鲁佩特，动手吧。

他接过钥匙。

她抓着魏伦斯先生的脚，鲁佩特托他的脑袋，两人合力抬他起来。他足有一吨重。简直像个铅块。不过抬着他的时候，他的一只鞋子还似乎在踢她的大腿中间。她思忖，你看，你还在干这事，你这肮脏的老鬼。他死去的脚还在挑逗她。其实她从没允许他做什么，但他一有机会总要揩一把油。比如给她检查眼睛时抓住她裙子下的大腿，她没办法阻止他，鲁佩特偏偏一声不响溜进来，会错了意。

越过门槛，穿过厨房，走过门廊，挪下前门台阶。空无一人。不过这是个大风天，一下子，风就刮走了裹在魏伦斯先生脸上的桌布。

大路上看不进他们家院子，这一点很幸运。外面只能看到屋顶尖儿和楼上的窗子，看不到魏伦斯先生的车。

鲁佩特想好了接下来的步骤。把他弄到板儿角，那里水很深，有小径一直通过去，那样会像是他搞错方向，自己从大路开进去的。好像他在板儿角路上打算掉头，或许因为天黑，辨不清方向，径直开进了河里。好像是他犯了个错误。

确实。魏伦斯当然确实犯了个错误。

问题在于，这意味着要开出他们家门口的巷子，沿大路一直开到板儿角路口。但那一带无人居住，而且打板儿角路口再往下，只剩一条死路。半英里左右的路途中，你得祈祷不要遇上任何人。然后鲁佩特会把魏伦斯先生弄到驾驶座，连人带车推进池塘。这估计得费一番工夫，不过鲁佩特至少是条壮汉。他要不是这么强壮，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这团乱麻。

鲁佩特启动汽车，颇费周折，他从没开过这样的车，不过还是成功了，车调个头，沿小巷开出去，魏伦斯先生在他旁边，几乎栽在他身上。他把魏伦斯先生的帽子给他戴上了—之前它搁在汽车座上。

他进屋前，为何将帽子摘下？不光为了礼貌，也是为了这样一来，他可以更容易抓住她亲她。要是你能管那叫亲嘴，一手还拎着盒子，另一只手就抓了上去，涎水直淌的老嘴吮吸着她。吮吸摩擦她的嘴唇和舌头，身体紧贴着她，盒子一角在她身后抵着她、刺入她的身体。她措手不及，而他抓得如此之紧，她无法挣脱。推搡着吮吸着口水滴答着刺入着，同时令她伤痛着。他是个肮脏的老混蛋。

她拾起刮到篱笆上的五胞胎桌布。她在台阶上仔细搜寻血迹，在前廊和厨房里检查蛛丝马迹，不过她只在前屋，还有她自己的鞋上找到了一点。她擦洗了前厅地板上的血迹，鞋子她脱掉了，也擦洗着，直到全都擦干净，她才发现胸前就有一块血迹。怎么沾上的？看到它的同时，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让她呆滞如石。她听到一声汽车声响，一辆她不认识的车沿小巷开来。

她透过纱门，看得一清二楚。一辆墨绿色、看起来新崭崭的车。而她前胸沾着血迹，光着脚，地板湿漉漉的。她后退到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却想不起藏身何处。车停下了，一扇车门打开，不过发动机没关。她听到车门关上，汽车调个头，她听到它沿小巷开走了。前廊传来洛伊丝和希尔维的声音。

这是老师的男朋友的车。他每星期五下午都去接老师，今天恰好就是星期五。老师向他建议，何不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呢，她们是最小的，住得也最远，天快下雨了。

确实下雨了。下雨了，鲁佩特也到了家，沿河岸一路走回来的。她说，不错嘛，这会让你推车的轨迹变模糊。他解释说，他脱了鞋，穿着袜子推的。这么说你脑子总算又灵光啦，她说。

她没把纪念桌布和身上的裙子泡到水里，洗掉上面的污物，而是决定把这两样都塞进炉子烧掉。它们烧出一股可怕的味道，让她直犯恶心。这就是她的病根子。这个味道，此外还有油漆。她清洗完地板，总觉得还有污渍，便把鲁佩特涂台阶剩下的棕色油漆拿来，涂在整片地面上。因为俯身在油漆上，吸着油漆的味道，她开始呕吐。她的腰也开始疼—这也是病根子。

她给地板涂完油漆，干脆不再走进前屋。不过，有一天她想最好还是再铺张桌布。这样正常点。要不大姑子肯定会过来到处打探，会问，爸妈看五胞胎时带回来的桌布呢？要是铺上另一块桌布，她就可以回答，嗯，我想换个花样。如果不铺桌布，就显得古怪了。

她找出一块鲁佩特的妈妈绣上花篮的桌布，拿进房间，她仍能闻到那股子怪味儿。只见桌上搁着那个深红色盒子，里面装着魏伦斯先生的仪器，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它一直搁在桌上。她甚至不记得把它放在那里，或者看到鲁佩特把它放在那里。她早把它忘个一干二净。

她抓过盒子，藏了起来，然后又换个地方藏。她从没跟人说过藏在哪里，也不打算说。她本想砸碎它，但你怎么砸得碎里面所有的仪器呢？做检查用的仪器。哦，夫人，想让我给你检查一下眼睛吗？只要坐好，放松，闭上一只眼睛，睁大另一只。睁大另一只，睁大。每次都像是同样的游戏，她不应该怀疑在发生什么，把仪器挑出来研究她的眼睛时，他想要她穿着内裤，他这个气喘吁吁的肮脏的老坏蛋，一边手指滑进去，一边气喘吁吁。她应当保持沉默，直到他停下手，把仪器收进盒子，然后她应该问：“哎呀，魏伦斯先生，今天我该付您多少钱呢？”

那就是他把她放倒，像一只老公羊一样撞击她的信号。就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一下一下撞击她，试图把她碾成碎片。他那话儿活像一把喷枪。

这个你会喜欢吗？

然后报上有了消息。魏伦斯先生被发现溺水而亡。

他们说他的脑袋在方向盘上撞坏了。他们说他跌进水时还没咽气。真是个笑话。

4　谎言

伊内德彻夜未眠—她甚至没有尝试入睡。她没法在奎因夫人房里躺下。她在厨房里，一坐几个小时。要挪动身子，甚至起来倒一杯茶或者去洗手间，在她都成了一件难事。移动身体会搅乱她正在脑海中力图理清的、习惯的信息。她没换衣服，没解开头发，刷牙时她感觉在做某件费力、陌生的事。月光从厨房窗子透进—她坐在黑暗中—她观察着一块光亮在黑夜中、在油毡地毯上挪动，最后消失。它消失了，她吃了一惊，醒来的鸟儿、新的一天开始，又把她吓了一跳。夜晚那么漫长，又那样短暂，她没打定任何主意。

她僵硬地站起，打开门锁，坐在晨曦中的门廊上。这么个简单的动作又让她思绪乱作一团。她不得不再次整理，把事情分为两边。已经发生的—或者她被告知已经发生的—在一边。该为之做什么在另一边。该为之做什么—那就是她仍未理清头绪的问题。

母牛群从房子和河岸当中的小片草地上被赶走了。她现在尽可以打开大门，朝那个方向走去。她知道该回去给奎因夫人作检查。然而鬼使神差的，她拉开大门的门闩。

母牛没把杂草都啃光。草地湿淋淋的，刮擦着她穿丝袜的腿。不过，岸边树下的小路倒是光秃秃的，高大的柳树上攀着野葡萄藤，像猴子毛茸茸的胳膊。雾气升起，你几乎看不到河。你得盯着看，全神贯注，然后或许才能看出一小片水面，像水罐里的水一样纹丝不动。河水想必在流动，可她看不出。

然后她看到什么东西在动，不是在水底。是一艘船。一艘朴素的旧划艇拴在树枝上，非常轻微地抬起，抬起又落下。一旦发现它，她就紧盯着看，仿佛它会跟她说话。确实。它温柔地不容置疑地说着。

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孩子们醒了，发现她兴致勃勃的，洗过澡，换了衣服，披散着头发。她做了塞满水果馅的果冻，是给她们中午吃的。她搅着做糕饼的蛋奶糊，准备在天变得太热，不好再用烤箱之前烤好它们。

“那是你们爸爸的船吧？”她问，“河里那艘？”

洛伊丝回答说是的。“不过我们不可以在里面玩，”旋即补充道，“要是你跟我们一起去就可以。”她们立刻捕捉到这一天的纵容气氛、它成为一个假日的可能性，捕捉到伊内德不同寻常、又困倦又兴奋的情绪。

“等下看吧。”伊内德回答。她想让这一天成为对她们而言特殊的日子，不仅仅因为—对此她几乎确信无疑—这一天她们的妈妈要死了。她想要她们在脑海中记住点什么，让一道补偿的光芒洒到将要发生的事上。也就是说，洒到她自己身上，洒到她对她们的生活有可能产生的影响上。

早上，奎因夫人的脉搏几乎摸不到了，她显然无力抬头或睁眼。与昨天可谓天壤之别，不过伊内德早有准备。她早知道，那股巨大的精力，那场邪恶的滔滔不绝的谈话，是最后一次了。她把一汤匙水递到奎因夫人唇边，奎因夫人抿了一点。她哼哼一声，显然是最后一点抱怨的意思。伊内德没打电话给医生，他今天迟些时候肯定会来，或许中午一过就到。

她找个罐子，调点肥皂水，弯了一根电线，又弯一根，做成两个吹泡泡的棍子。她向孩子们展示如何吹泡泡，稳稳地、小心地吹气，在电线上颤巍巍地吹出一个尽可能大的亮闪闪的泡泡，轻巧地甩出去。她们在院子里追逐泡泡，让它们一直飘着，直到被风攥住，挂上树枝或者门廊的屋檐。这时，来自下方的钦佩的喊叫声、欢乐的尖叫声，让它们显得生机勃勃。伊内德没禁止她们喊叫，肥皂水用完，她又调了一些。

她安排孩子们吃午饭—果冻和一碟糕点，撒了彩色糖霜，还有装在杯子里的牛奶，掺了巧克力糖浆，医生打来电话。他说，一个小孩从树上跌下，他忙着治疗，在晚饭前或许都没法赶来。伊内德轻声回答：“我想她可能不行了。”

“好吧，尽量让她舒适些，”医生吩咐，“你和我一样清楚该如何做。”

伊内德没给格林夫人打电话。她知道鲁佩特还不会从拍卖会回来，她觉得奎因夫人，要是还能有片刻清醒，估计也没兴趣看到或听到她姑子来病房。大概也不愿意看到她的孩子们。让她们看到并记住她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处。

她不再费心给奎因夫人量血压或者量体温—只是擦拭脸部和胳膊。喂水，她已经不要喝了。她打开奎因夫人频频因为噪音要求关掉的电扇。病体泛起的味道似乎在变化，渐渐褪去刺鼻的氨水味，转变为死亡寻常的味道。

她走出门，坐在台阶上。她脱下鞋袜，在阳光中伸直双腿。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缠着她，问她会不会带她们去河里，是否可以坐在船里，要能找到船桨，她会不会带她们划船。她很清楚不能溜开那么远，不过她问，想不想要一个游泳池？两个呢？她取出两个洗衣盆，搁在草地上，用水泵从蓄水池打水灌满。孩子们脱得只剩短裤，泡在水里，假装是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

“我问问你们，”伊内德坐在草地上，仰着头，闭着眼睛问，“我问问你们，要是有人做了非常坏的事，他们应当被惩罚吗？”

“是的，”洛伊丝立刻回答，“他们必须挨鞭子。”

“谁干的？”希尔维问。

“随便想个人吧，”伊内德说，“现在，要是有一件非常坏的事，但是没人知道是谁干的，那怎么办？他们应该坦白是他们干的，接受惩罚吗？”

希尔维说：“我会知道是他们干的。”

“才不会，”洛伊丝反驳，“你怎么会知道？”

“我会看到他们。”

“才不会。”

“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该被惩罚吗？”伊内德说，“因为他们会非常痛苦，在他们心里。哪怕没人看到，没人知道。要是你做了件非常坏的事，又没被惩罚，你会更难过，比被惩罚还要难过。”

“洛伊丝偷了把绿梳子。”希尔维揭发。

“我没有。”洛伊丝抗议着。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个。”伊内德说。

洛伊丝说：“它自己掉在路边的嘛。”

伊内德每过半小时左右就走进病房，用湿布擦拭奎因夫人的脸和手。她没跟她说话，也没碰她的手，只是用布擦拭。照料垂死之人的时候，她从没像这样玩忽职守。大约五点半，她打开门，意识到屋里的人死了。床单掀开着，奎因夫人的脑袋从床一侧耷拉下来，伊内德没记下这个事实，也没告诉任何人。医生赶来之前，她把尸体摆正，清洗干净，床也整理好了。孩子们仍在院子里玩耍。

7月5日。早上早些时候下了雨。L和S在门廊下玩。电扇关了又开，抱怨有噪音。一次半杯蛋奶酒，调羹喂食。血压升高，脉搏加快，没有抱怨疼痛。大雨没有让天气凉快。鲁·奎傍晚来过。干草收毕。

7月6日。天热，非常闷。试开电扇，说不要。经常用海绵擦拭。鲁·奎傍晚过来。明天开始收麦。因为炎热和雨水，所有庄稼成熟期均提前一到两周。

7月7日。仍旧炎热。不喝蛋奶酒。汤匙喂食淡姜酒。非常虚弱。昨夜大雨，刮风。鲁·奎无法收割，好几处稻谷倒伏。

7月8日。不喝蛋奶酒。淡姜酒。上午一直呕吐，比平时更警醒。鲁·奎要去牲口拍卖会，去两天。医生说可以。

7月9日。非常激动。可怕的谈话。

7月10日。病人鲁佩特·（简尼）·奎因夫人约于下午五点去世。尿毒症造成心力衰竭。（血管球性肾炎）。

伊内德从来不会等着参加她照料的人的葬礼。她觉得尽早不失体面地离开方为上策。她的在场无甚意义，只会让人想起死亡之前的时光—大有可能是一段沉闷无比、充满肉体之痛的时光。现在它要被仪式、款待、鲜花和糕点所遮盖。

此外，通常还会有一些女性亲戚赶来全盘接手家务。眨眼间，伊内德就成了不受欢迎的客人。

格林夫人甚至抢在葬礼承办人之前赶到。鲁佩特尚未回家，医生在厨房喝茶，跟伊内德谈着这里的事情结束后，她可以接手的下一个病例。伊内德有点迟疑，说想休息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在楼上。她们被告知妈妈已经进天堂了，对她们而言，这使得离奇多彩的一天达到了高潮。

医生离开前，格林夫人一直很羞怯。她站在窗前，看着他的汽车调头、开走。她开口道：“或许这会儿我不该讲这话，但我还是得说，我很高兴它发生在现在，而不是等到夏天过去，她们要回学校的时候。现在，我可以有时间让她们习惯住到我家，习惯她们要去的新学校了。鲁佩特也一样，他也得习惯这个。”

伊内德这才意识到，格林夫人打算把孩子们带去和她一起过，而不仅仅是暂住。格林夫人对这场搬迁兴致勃勃，或许对它期待已久。大有可能，她已经准备了孩子们的房间，买来布料，要给她们做新衣服。她住着一幢大房子，但是没生孩子。

“你肯定一心想赶紧回家。”她对伊内德说。家里只要还有另一个女人，便会显得像在竞争，也会让她弟弟更难同意必须把孩子们彻底搬走。“等鲁佩特回来可以送你回去。”

伊内德答道，不必了，她妈会过来接她。

“哦，我忘了你妈了，”格林夫人说，“她和她那辆漂亮小汽车。”

她兴致勃勃的，打开碗橱门检查杯子和茶碟—足够干净，可以在葬礼上使用了吗？

“这里有个人很勤快呀。”她说道。她对于伊内德消除了戒备，换上一副巴结的姿态。

格林先生坐在外面的卡车里，带着格林家的狗“将军”。格林夫人招呼楼上的洛伊丝和希尔维，她俩飞奔下来，抓着牛皮纸裹着的衣服。她们冲过厨房，砰的一声摔上门，看都没看伊内德一眼。

“这个以后可得改改。”格林夫人说道，她指的是摔门。伊内德听到孩子们嚷嚷着向“将军”问好，“将军”激动地吠叫作答。

两天后伊内德开着妈妈的车，又回到这里。她在近黄昏时分，葬礼应该已经完全结束时到达。屋外没停别的车，这意味着厨房里帮忙的女人带着属于她们教堂的椅子、茶杯和大咖啡壶回去了。草地上遍布车轮印，撒着一些碾碎的花。

她现在得敲门了。得等着屋里的人招呼她进门。

她听到鲁佩特重重的、沉稳的脚步声。他隔着纱门站在她对面，她说了几句问候的话，没看他的脸。他穿着衬衫，下面仍套着西装长裤。他解开门上的钩子。

“我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人，”伊内德解释道，“我以为你还在谷仓里呢。”

鲁佩特说：“他们帮着把活儿干掉了。”

他说话时，她能闻到威士忌的味道，不过他声音里没有醉意。

“我还以为你是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回来拿落下的东西。”他说。

伊内德说：“我没落下什么。我只是过来看看。孩子们怎么样了？”

“她们很好。在奥利弗家。”

看不出他是否打算邀她进屋。阻挡他的并非敌意，而是困惑。她不曾料到谈话的开头这样尴尬。为了不必看他，她扭头看了看天。

“现在的夜晚变短了，”她说，“尽管一年最长的日子过了才不到一个月。”

“没错。”鲁佩特接腔。他打开门，侧身让她进屋。桌上摆着一个没配茶碟的茶杯。她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她穿件墨绿色绉绸裙子，脚踏相配的小山羊皮鞋子。穿戴这些时，她想过，这或许是她最后一次穿衣打扮，这些也将成为她穿的最后一套正装。她特地梳了法式发辫，脸上敷了粉。她的这点用心、这点虚荣，都显得挺傻，对她而言却必不可少。她到现在整整失眠了三夜，一分钟也没合过眼，她吃不下，哪怕为了瞒过妈妈也做不到。

“这一回特别难吗？”妈妈问她。她向来厌恶谈论病症或死亡，现在居然主动提起这个，说明伊内德的焦躁已经显而易见。

“是因为你喜欢上了那些孩子吗？”她问道。“那些可怜的小猴儿们。”

伊内德回答说，这只是照料一位拖得很久的病人之后的正常反应，照料这种毫无希望的病人自然是格外累人的。她白天都在妈妈的房子里闭门不出，晚上，确信不会遇到任何人，不必被迫交谈的时候，她会出去散散步。不知不觉的，她走到县监狱的高墙附近。她知道后头有一个院子，一度里面实施过绞刑。不过这种事已经许多许多年不曾上演。现如今要有绞刑，都是到大型的中心监狱执行。本地好多年都没人犯过这种重罪了。

她隔着桌子坐在鲁佩特对面，面对奎因夫人的房门。她几乎忘掉了借口，忘掉了计划好的步骤。搁在膝盖上的小包装着照相机，沉甸甸的—这提醒了她。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她说，“我想最好现在就提出来，以后或许没机会了。”

鲁佩特问：“啥事？”

“我知道你有一艘划艇。我想请你划船带我到河中间。我想拍一张照片。我想拍河岸。那里很美啊，沿岸都是垂柳。”

“没问题。”鲁佩特回答，谨慎地掩盖住乡下人对于客人的无聊—甚至可谓粗鲁之举—通常会流露出的讶异神情。

这实在就是她现在的身份—客人。

她计划等他们到了河中心就告诉他自己不会游泳。先问问他河水有多深—他肯定会说，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一准有七八，甚至十英尺深了。然后告诉他她不会游泳。这不是谎言。她在瓦利长大，从小生活在湖边，每年夏天都到沙滩上玩耍。她是一个强健的女孩，擅长运动，但她怕水。任何劝说、示范，甚至羞辱，都不能让她下水—她从来不曾学会游泳。

他只需用船桨劈她一下，将她打入水中，让她沉下去。船留在水里，他自己游上岸，换掉衣服，宣称刚从谷仓过来，或者刚刚散步归来，发现门口停着她的车，人不见了。就连照相机，如果被发现的话，也会使得这事更合情合理。她划船去拍照片，不知怎的跌进河里了。

一旦他明白了自己的优势，她就会跟他直言。她会问他，那是真的吗？

如果不是真的，他会因为她这样问而憎恶她。如果是真的—难道这段时间以来她不是一直这样坚信的吗？—他会以另外一种更加危险的方式憎恶她。哪怕她立刻保证—而且是真心的，一定会遵守诺言—绝不跟别人说。

她会始终压低嗓门，记着夏夜里声响会沿水面飘得很远。

我不会跟别人说，但是你却会的。你不可能带着那样的秘密活下去。

你不可能扛着这样一个负担苟活于世。你的生命将令你无法忍受。

如果她能进展到这里，而他既没否认她说的，也没推她入河，伊内德就会知道她赢了这一把。还需要一些交谈，一点心平气和但是不容分辩的劝说，让他把船划回岸边。

或者，也有可能他会失魂落魄地问，我该怎么做？那么她就会一步步劝说他。首先，划回去。

漫长可怕的历程中的第一步。她会告诉他每一步怎么做，会尽可能多陪他一步是一步。现在把船系好。上岸吧。穿过草地。打开大门。她会走在他身后，或者他前面，他喜欢怎样便怎样。穿过院子，走上门廊，进厨房去。

他们将会告别，钻进各自的汽车，然后他去哪里就是他的事了。她第二天不会打电话给警察。她会等待，直到他们打给她，她会去监狱看他。每天都去，或者在他们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去。她会坐在监狱里陪他说话，会给他写信。要是他们送他去另一个监狱，她会跟过去。哪怕只被允许一个月看他一次，她也会住在附近。在法庭上—是的，每天在法庭上，她都会坐在他能够看到她的地方。

她相信没人会因为这种谋杀获判死刑，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场意外，显然是一种冲动犯罪，不过它的阴影若隐若现，在她意识到这些献身的画面—这种类似爱情又超越爱情的契约—变得有点不像话的时候，她清醒了过来。

现在，计划启动了。因为她要到河里的请求，因为她要拍照片的借口。她和鲁佩特站起身，她正面对病房的门—现在又用作前厅了—门关着。

她问了句蠢话。

“窗上挂的被子取下没有？”

他好像有一会儿没明白她的意思。他答道：“那些被子。对啊。我想是奥利弗把它们取下了吧。就是在那里出殡的。”

“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事。否则太阳会把它们晒褪色的。”

他打开门，她绕过桌子，和他并肩站着，朝房里看去。他说：“要是想的话，你可以进去。没关系的。进去吧。”

当然，床已经搬走。家具都推到墙边。房间中央他们原先为了葬礼安放椅子的地方变得空荡荡的。北面两扇窗当中的地方也一样空着—想必摆过棺材。伊内德过去摆放水盆，摊开布片、脱脂棉、汤匙、药瓶的桌子塞在角落，上面搁着一束飞燕草。高高的窗子依旧挡住不少阳光。

奎因夫人在这屋里说过的所有话中，伊内德现在想起的是“扯谎”。扯谎。我打赌全是扯谎。

有人能编出这样细致、这样可怕的谎言吗？答案是肯定的。病人的思想中、垂死之人的脑袋里，可以充满各种无稽之谈，足以组织成令人信服的说法。就连伊内德自己，睡在这房里的时候，思想中也充斥过令人厌恶至极的念头和各种污秽之事。那种性质的谎言可以在一个人的思想角落里等待，像黑暗中悬挂的蝙蝠，一旦夜幕降临便伺机而动。你永远不能断言无人能编出这种谎言。看看梦境吧，它们何等逼真啊，层层叠叠的，以至于你能够记下并加以描述的仅是其冰山一角。

伊内德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告诉妈妈，她去了父亲的办公室，看到他坐在办公桌后头，腿上坐了个女人。无论那时还是现在，她能记得的只有那女人戴了一顶装饰了无数花朵、带面纱的帽子（即使当时，这类帽子也早已过时），外套或是裙子的扣子解开，一只乳房露出来，乳头塞在伊内德爸爸嘴里。她对妈妈保证，她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个。她说：“她前面那两个东西里有一个塞在爹地嘴里呢。”她不知道乳房怎么说，不过知道它们应当是一对。

妈妈说：“得了，伊内德。瞧你在说些什么呀？前面那东西是什么？”

“像冰激凌蛋筒一样。”伊内德形容道。

她确实就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仍这么觉得。饼干颜色的蛋筒塞着一大团香草冰激凌，倒扣在女人胸脯上，没有冰激凌的一头反倒塞在爸爸嘴里。

妈妈于是做了一件非常令人出乎意料的事。她解开裙子，掏出一个肤色灰暗、摊满手掌的东西。“像这样的？”她问。

伊内德说不是。“是像冰激凌蛋筒那样。”她说。

“那你肯定是在做梦咯，”妈妈回答，“有时候人会做一些非常蠢的梦。别告诉爹地这事。这可太蠢了。”

伊内德并没有立即信了妈妈的话，过了一年左右，她意识到这种解释想必是正确的，冰激凌蛋筒不可能那样倒扣在女士的胸脯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等她再长大一点，她明白那顶帽子肯定来自她看到的某幅图画。

扯谎。

她还没问他，她还没开口。能促使她张口的东西尚未出现。目前一切还是原样。魏伦斯先生依旧是自己开车栽进了板儿角池塘，有可能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意外。所有人依旧这么相信，如果仅仅涉及鲁佩特，伊内德也同样这么相信。而只要还是如此，这间房间，这幢屋子，以及她的生命，就都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性，迥异于她过去这几天魂牵梦萦（或者为之骄傲—看你怎么理解了）的可能性。这种新的可能性正离她越来越近，她只需要保持沉默，顺其自然。通过她的沉默，通过她无言的合作，将会绽放出何等的好处啊。为其他人，也为她自己。

这是个众所周知的道理。一件简单的事，却让她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想明白。靠了它，世界才生生不息。

她抽泣起来。并非出于悲哀，而是因为一种猛烈的、突如其来的宽慰。她看着鲁佩特的脸，发现他双眼布满血丝，眼睛周围的皮肤发皱，干巴巴的，仿佛也才哭过。

他说：“她这辈子命苦啊。”

伊内德道声歉，走开去取自己的手帕，它塞在她搁在桌上的小包里。现在，她想到自己居然为了奔赴这种如此矫情的命运而精心打扮，不由羞愧交加。

“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她解释道，“穿着这样的鞋子，我没法走到河边啊。”

鲁佩特关上前厅的门。

“要是你想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的，”他提议，“这里应该会有双你能穿的胶靴吧。”

不要是她的，伊内德暗暗祈望。不。她的未免太小了。

鲁佩特打开柴房里的一个箱子，柴房紧挨厨房门。伊内德从来不曾研究过箱子里面。她以为那是装柴火的，夏天她显然用不着。鲁佩特拎出好几只单只胶靴，还有雪地靴，想拼凑出一双。

“这两只看起来可以穿，”他说，“可能是我妈的。或者甚至可能是我脚长大之前穿的。”

他扯着一根断掉的带子，拽出一团帐篷布似的玩意儿，一个书包。

“我都忘了这里面还有什么了。”他解释着，把这些东西丢回去，用不到的鞋子堆在上面。他丢下箱盖，发出一声隐隐的、悲伤的、一本正经的叹息。

像这样一幢房子，一家人在里面住了这么久，过去这么多年都不曾认真收拾，想必会有许多箱子、抽屉、柜子、手提箱、大箱子，以及屋顶下、地板下的空间，塞满各种杂物，真该由伊内德来整理整理才好，一些贴上标签，一些收起备用，剩下的成箱成箱丢到垃圾堆。要是有机会，她一定会毫不迟疑。她会把这幢房子变成一个对她而言毫无秘密、所有秩序都依她而定的处所。

他把靴子放到她面前，她弯腰解鞋扣。透过威士忌的气味，她闻到无眠之夜再加上一个难挨的白天之后的苦味呼吸；她闻到一个干体力活的男人身上被汗水浸透的皮肤味道，无论怎么洗漱—至少他所做的那些洗漱—都不可能把这种味道清除干净。没有哪种体味—哪怕精液的味道—是她不熟悉的，不过一个如此明显不归她控制，不由她照料的身体所发出的味道，还是包含着一些新鲜的、咄咄逼人的东西。

她喜欢。

“看看你好不好走。”他提议。

好走的。她走在他前面，走到大门口。他俯身从她肩膀上方推开门。她等他闩好门，侧身让他先走，因为他从柴房拿了把小斧头，用来清理道路。

“母牛该把草都啃掉的，”他说，“不过这里有些草牛不吃。”

她说：“我只走到过这里一次。大清早的时候。”

那会儿她心头的绝望之情，现在看来真够幼稚的。

鲁佩特一路劈砍高大肥厚的蓟类植物。阳光在前方树干上洒下斜斜的、朦胧的光线。空气有时非常清澈，然后突然间，你会闯进一团飞舞的小虫子当中。它们不比灰尘大多少，总是聚成一团嗡嗡飞舞，一会儿像根柱子，一会儿像团云雾。它们怎么做到这个的？它们为何选择聚在这里而不是那里？想必是为了食物。可它们从来不曾静止下来进食啊。

她和鲁佩特走到夏季枝叶的华盖下方，已是黄昏时分，天几乎黑了。你必须小心翼翼，才不会被路上鼓出的树根绊倒，或者让脑袋撞上悬挂着的藤条，它们硬得吓人。渐渐的，黑色树枝当中露出一抹水面的亮光。映亮的水面靠近对岸，那里的树木仍笼罩在光亮中。而在这一侧—他们穿过柳树丛，向下朝岸边走去—水已变成茶色，不过依然清澈。

船在等待，在阴影中起伏，一如既往。

“船桨藏起来了。”鲁佩特说。他钻进柳树丛。她突然就看不到他了。她走近水边，靴子微微陷进泥中，阻挡她前进。要是竖起耳朵，她还能听到鲁佩特在灌木丛里的动静。不过要是她全神贯注于船的起伏，一种微微的、隐隐的起伏，那么她会觉得周遭已是万籁俱寂。

注释

〔1〕即日德兰海战。此地名叫Jutland，与日德兰半岛同名，又有“戳出来的木板”之意，本文取意译。

〔2〕原文为Bud，音为巴德，意思是“小子”。

〔3〕加拿大高校，建于1911年。

〔4〕加拿大历史名校，建于1829年。

〔5〕此语出自拉丁典籍《高卢战记》，其中开篇即言：“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

〔6〕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科幻文学杂志。

〔7〕格林意为“绿色”，奥利弗意为“橄榄”，奥利弗·格林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绿橄榄”，故听起来很可笑。

〔8〕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属于法语区，故有此说。

〔9〕为新娘母亲的邻居和亲属举办的茶会，一般会在茶会上展示新娘的嫁妆。

〔10〕合恩角英文为Cape Horn，其中cape一意为“海角”，另一意为“披风”。horn则兼有“海角”与“号角”之意。

〔11〕1598年法国国王享利四世颁布的、给胡格诺派教徒以政治平等权的法令，1685年废除。

〔12〕英文为Manioc。

〔13〕英文为Cassava。

〔14〕上述两句出自基督教公祷书早晚祷文的总认罪文。

〔15〕神父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爱尔兰人中有不少信奉天主教，故有此说。

〔16〕1934年5月28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是当时世界上已知唯一存活的五胞胎，并被顺利抚养成人。童年时期的她们一度成为安大略省的奇观，带动当地旅游业迅猛发展。

雅加达

1

卡斯和松加在海滩上有她们自己的一块地方，在一堆大圆木后头。她们挑中这里，不光是为了躲开偶尔的刺骨海风—她们要照料卡斯的宝宝—也是为了避开一群每天都到这片海滩来的女人。她们管这群女人叫“莫妮卡们”。

莫妮卡们每人都带着两三个或四个小孩。她们都听真正的那个莫妮卡指挥，后者头回遇上卡斯和松加，便主动穿过海滩，上前自我介绍。她邀请她们加入团队。

她俩合力拖拽着手提式婴儿床，乖乖跟她走了。还能怎么办呢？不过打那以后，她俩就设法躲在大圆木后面。

莫妮卡们的营地由许多沙滩伞、毛巾、尿布包、野餐篮、充气阀和充气鱼、玩具、护肤乳、备用衣、太阳帽、暖瓶里的咖啡、纸杯和纸盘，以及装着自制果汁冰棒的保温瓶构成。

她们要么是显然已经怀孕，要么可能怀孕了，因为她们的身材全都走了样。她们费力地走到水边，嚷嚷着自家孩子的名字，他们正在大圆木或充气鱼上骑上滑下的。

“你的帽子呢？你的球呢？你在上面玩得够久了，让桑迪玩玩。”

哪怕彼此交谈，她们也必须把声音抬得老高，才能盖过孩子们的喊叫。

“要是到武德沃兹〔1〕去，你可以买到像牛肉馅儿一样便宜的碎牛腿肉。”

“我试过锌软膏，但是没用。”

“现在他腹股沟那儿发炎了。”

“你不能用发酵粉呢，得用苏打粉。”

这些女人不比卡斯和松加大多少。不过她们已经抵达一个令卡斯和松加畏惧的生命阶段。她们将整片海滩变成自己的舞台。她们的重负、她们成堆的孩子和母性的圈护、她们的权威，足以令明亮的海面、点缀着红枝野莓树的完美小海湾和高大岩石上弯弯曲曲冒出的松树丛黯然失色。卡斯尤其感到她们的威胁，因为她也当了妈妈。她给孩子喂奶时，经常读书或者抽烟，免得陷进纯动物式的泥淖。而且她喂奶，也是为了促进收缩子宫、恢复小腹平坦，而不仅仅是为了给宝宝—名叫诺埃勒—提供宝贵的母性抗体。

卡斯和松加也带着咖啡暖瓶和备用毛巾，后者用来给诺埃勒草草搭起一个避风所。她们有香烟和书。松加有一本霍华德·法斯特〔2〕的书。她丈夫告诉她，如果非要读小说，就该读此人的。卡斯读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3〕短篇小说集，以及D.H.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松加养成了丢下自己的书，把随便哪本卡斯放下的书捡起来就看的习惯。她控制自己每次只看一篇短篇小说，回头再看霍华德·法斯特。

要是饿了，她们中的一个就会沿一道长长的木头阶梯爬上去。岩石上头，在松树和雪松下，沿着小海湾造了一圈小屋子。狮门大桥〔4〕还没建成，温哥华居民仍旧过河来度假的时候，它们用作夏季避暑小屋。其中一些—比如卡斯和松加住的—仍然相当简陋，租金低廉；另一些，比如真正的莫妮卡住的那幢，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不过没人在里面长住。所有人都盘算着搬进正常的房子住。只有松加和她丈夫是例外，他们的想法似乎比其他人都要神秘。

一条弯月形泥土路从小屋中间穿过，两头与海滨大道相连。围绕出的半月形中满是高大的树木，树下蕨类植物和美莓灌木长得满满当当，当中有无数交叉小径。穿过它们，你可以抄近路去海滨大道边的商店。卡斯和松加常买外带薯条做午餐。通常这份跑腿差事都由卡斯揽下。能在树下走走，对她而言是难得的机会—平时她都得推着婴儿车。

诺埃勒出生前，她刚住过来，几乎每天都会穿林而过，从没怎么珍惜过这份自由。一天，她遇到了松加。此前不久，她俩都在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工作，不过不在同一个部门，没搭过话。卡斯怀孕到第六个月，按要求辞了职，读者不乐意看到一个孕妇堵在眼前，而松加辞职是因为一桩丑闻。

或者，至少，是因为一则见了报的新闻。她丈夫科达尔是记者，任职于某份卡斯闻所未闻的杂志，去了一趟红色中国。报上指责他是左翼作家。松加的照片印在他旁边，介绍说她在图书馆工作。有人开始担心她会利用职务之便宣传共产主义著作，影响来图书馆的孩子们，把他们也变成共产党员。虽说没人能证明她这么做过—只是说有危险，再说加拿大人去中国也不犯法，不过，到头来人们发现科达尔和松加其实都是美国籍，这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可疑，没准是蓄谋已久。

“我认识这女孩，”卡斯看到松加的照片，告诉丈夫肯特，“至少我能认出她来。她总是有点害羞的样子。这下她肯定给弄得很窘哦。”

“不，她才不会。”肯特说，“这类人喜欢觉得自己遭到迫害。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

据报道，图书馆负责人指出，松加不可能有机会挑选图书或者影响年轻人—她大多数时候都在打图书目录。

“那个真好笑。”她俩认出彼此，在路上聊了半小时之后，松加告诉卡斯。好笑是因为，她根本不会打字。

她没遭解雇，不过还是辞职了。她觉得最好这么做，因为她和科达尔的未来计划有点变化。

卡斯好奇地揣测，变化之一会不会是要生孩子呢。在她看来，从学校毕业后，生活就像是一系列递进的考试，得一场一场考过去。先是结婚。你到了二十五岁还没成功，这场考试就算彻底不及格。（每回她用“肯特·梅伯里夫人”签名，心头都涌上宽慰和隐隐的快乐。）然后你得考虑生第一个孩子。过一年怀孕是个不错的想法。等上两年就有点过于保守了。三年还不怀孕，人们就要嘀咕了。再过一阵子，生第二个孩子又提上日程。之后的考试级别便不再泾渭分明，你何时抵达了你所朝向的什么目标，渐渐变得难以判断。

松加不是会跟你絮叨想要个孩子，为此已经努力了多久，又采取了哪些手段的那类朋友。她从不会如此讨论性事，或者月经，或者她身体的任何表现—尽管她没过多久就跟卡斯扯起一些通常认为更不可思议的话题。她气质优雅端庄—从前她梦想当芭蕾舞者，后来因为长得太高，不得不放弃。对此她始终耿耿于怀，直到遇到科达尔。后者评论道：“哦，又一个想变成垂死天鹅的小资女孩。”她面容开阔平静，肤色粉嫩—她从不化妆，科达尔反对化妆—浓密的金发盘成一个丰满的发髻。卡斯觉得她长得不错—既清纯又聪慧。

卡斯和松加坐在海滩上吃薯条，讨论看过的小说中的人物。为什么没有女人会喜欢斯坦利·博内尔〔5〕？斯坦利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简直就是个大男孩，感情炽热、食欲旺盛、自鸣得意。而乔纳森·特劳德—唉，斯坦利的妻子琳达应该和乔纳森·特劳德结婚才对，乔纳森会在水中优雅地滑行，斯坦利只会乱拍水、喷鼻子。“你好啊，我天仙般的小桃花。”乔纳森会用丝绒般的男低音说。他擅长嘲讽，他敏感而疲惫。“人生短暂啊，人生短暂。”他感叹。斯坦利那个毛糙的世界便颜面无存地坍塌了。

有件事情令卡斯不安。她没法提，也没法去想。肯特是不是有点像斯坦利呢？

有天，她俩发生了一场争论。卡斯和松加就D.H.劳伦斯的一部小说展开了一场出乎意料、令人烦恼的争论。小说是《狐》。

小说结尾，一对情人—一个士兵和一个叫马奇的女人—坐在海边悬崖上，眺望大西洋，眺望他们在加拿大的未来家园。他们准备离开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彼此相爱，但并非真正的快乐。尚未。

士兵知道他们不会真正的快乐，除非女人将生命前所未有的完全投诸于他。马奇则仍旧在挣扎，躲开他，试图独立于他，她因为竭力想保持女性的灵魂、女性思想的完整，正使他们俩都饱受折磨。她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她必须停止思考，停止欲求，让她的意识沉没，直到淹没在他的意志之下。就像在水面下拂动的水草。朝下看，朝下看呐—看水草是怎样在水中拂动的，它们生机勃勃，却从不会冲破水面。那就是她的女性天性应当寄寓于他的男性天性之中的方式。那样她就会快乐，他就会变得强大而满足。他们将会达成一种真正的联姻。

卡斯说，她觉得这简直可笑。

她解释起自己的观点。“他谈论的是性，对吗？”

“不仅仅是，”松加说，“是关于他们的整个生活。”

“不错，不过主要是性。性会引向怀孕。我指的是按照事情的正常进程的话。因此马奇会有一个孩子。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她必须照料他们。如果你的思想在海面以下拂动，你怎能做到这个呢？”

“你这是在抠字眼儿。”松加带点微微的优越感说道。

“你要么是有思想、有主见，要么就是没有，”卡斯解释，“比如说吧—孩子要去抓一片剃刀。你该怎么办？你难道只是说，哎呀，我想我还是在这里漂浮一会儿，等老公回家，让他拿主意吧，让他来决定孩子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

松加说：“你这是钻牛角尖嘛。”

她俩嗓门都变大了。卡斯听起来敏锐而带着轻蔑，松加严肃又固执。

“劳伦斯不想要孩子，”卡斯说，“他妒忌弗里达在先前的婚姻中生下的孩子。”

松加盯着膝盖中间的地面，让手中的沙子从指缝漏下。

“我觉得吧，那样会很美，”她说，“我觉得，如果一个女人能做到那个，那会很美。”

卡斯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她的论点出错了。她干吗变得这么激动不安呢？她为什么要突然跳到宝宝、跳到孩子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她有个宝宝，而松加没有吗？她提到劳伦斯和弗里达，是不是她疑心科达尔和松加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呢？

你抬出孩子、抬出不得不照料孩子的女人做论据，你就站在了高处，畅行无阻。但是，卡斯这样做，其实是在掩饰什么。她无法忍受关于水草和水面的部分，她觉得心头堵着一些语无伦次的抗议之情，为之窒息。她想的其实是她自己，而不是什么孩子。她自己就是劳伦斯责备的那种女人。她无法对此直言，否则会让松加怀疑起—或许会让卡斯自己也怀疑起—卡斯生命中的一种枯竭。

松加在另一场发人深省的谈话中说过：“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我的幸福来自科达尔。

这宣言令卡斯震撼。她对于肯特绝不会这样说。她不希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发生。

不过她也不愿意松加认为她是一个错过了爱情的女人。一个不曾考虑过，也不曾被赋予过爱的屈服的可能性的女人。

2

肯特记得科达尔和松加搬去的俄勒冈小镇的名字。或者说，是那年夏天结束时，松加搬去的那个小镇。她去照料科达尔的妈妈，科达尔则奔赴又一次采访出差，去了远东。去过中国之后，科达尔要返回美国似乎有点麻烦，也不知这麻烦是真的还是出自想象。他计划在第二次返回之后，和松加在加拿大碰头，或许把妈妈也接去。

这会儿，松加不大可能还住在镇上。科达尔的妈妈倒有可能还在。肯特觉得不值得特地跑一趟，但德波拉说，为何不呢？去找找也挺有意思。他们去邮局打听到具体方位。

肯特和德波拉穿过沙丘地，驱车出镇—德波拉开车，这次漫长悠闲的旅行中，大多数时候由她驾车。他们去看了肯特的女儿诺埃勒，她住在多伦多，以及他的第二任妻子帕特生的两个儿子—一个住在蒙特利尔，另一个在马里兰州。他们和肯特与帕特的一些老朋友共度了几天，这些人住在亚利桑那州一个高尚私人社区。他们还拜访了德波拉的父母—都和肯特差不多年纪—他们生活在圣巴巴拉市。眼下，他俩正往西岸地区驶去，准备回温哥华的家，不过每天都开得悠悠闲闲的，免得累到肯特。

沙丘长满野草。沙丘看起来像些小山，偶尔露出一段没有草皮覆盖的沙土山肩，让这片地方显得很好玩，像是孩子们搭起来的，只是大了几号。

路尽头坐落着他们打听到的房子。不可能搞错。房外挂了个招牌—太平洋舞蹈学校。下面有松加的名字，以及一块写着“出售中”的牌子。有个老太婆正在花园里修剪一丛灌木。

这么说科达尔他妈妈还健在。不过，肯特突然想起，科达尔的妈妈是个盲人。正因为此，科达尔的爸爸去世后，才非得有人过去陪她住。

要是她看不见，那她挥舞着大剪刀在干啥呢？

他犯了个通常的错误，忘了已经逝去了多少岁月—有好几十年啦。做妈妈的要是这会儿还在世，那该多老了。他忘了松加现在该有的年岁，也忘了他自己有多老。因为这就是松加本人。不过一开始，她也没认出他。她弯腰把剪刀插进地上，在牛仔裤上擦擦手。他看到她僵硬的动作，不由得自己关节也一阵酸痛。她的头发稀疏花白，在一路蜿蜒穿过沙丘而来的海风中轻轻拂动。她骨架上结实的肌肉已经所剩无几。她过去就胸部扁平，可腰没这样消瘦。她后背宽阔，面庞宽大，是个北欧类型的女孩。不过她的名字并非源自这一祖源—他记得她取名松加是因为她妈妈喜欢松雅·海尼〔6〕的电影。她自己后来改了拼法，对妈妈的无聊浅薄嗤之以鼻。他们那会儿都爱找点理由谴责父母。

阳光刺眼，他没法看清她的脸。不过他能看到她脸上有两片发亮的银白色，很可能是切除过皮肤癌的地方。

“好呀，肯特，”她说，“多可笑啊。我还以为你是来买我房子的人呢。这位是诺埃勒吗？”

这么说，她也犯了个错误咯。

德波拉事实上比诺埃勒还小一岁。不过她毫无小妻子的娇态。肯特在第一次手术后认识了她。她是一位理疗师，没结过婚，而他是一个鳏夫。一个不相信时尚和嘲讽的女人，平静、淡定—头发在脑后梳成一条辫子。她教他练瑜伽和规定的各种训练，现在她还让他吃维生素和洋参。她举止得体，从不打探，几乎到了淡漠的程度。或许她这代女孩都觉得，每个人理所当然都有一段充满各种故人、无法说清的过去吧。

松加邀请他们进屋。德波拉说，她打算让他俩独自待会儿—她要去找一家健康食品商店（松加给她指了方向），去海滩散步。

肯特对这幢房子的第一印象是里面冷飕飕的，尽管这是夏季阳光灿烂的一天。不过西北太平洋沿岸的房子大都只是看起来暖和—一旦离开阳光，一股湿冷空气便立刻袭来。雾气和冬季的阴湿雨水想必早已长驱直入。这是一幢很大的木质平房，有长廊和不少天窗，摇摇欲坠却仍不失体面。在肯特依然生活着的温哥华西部曾有不少这样的房子，大多已经出售供拆迁改造用了。

两间很大的前厅打通了，空荡荡的，只放了一架立式钢琴。地板中央部分磨成灰色，四角残留着深色的打蜡地面。一面墙前装了一条扶手，对面墙上是一大面灰蒙蒙的镜子，他看到镜中两个瘦削的白发人走过。松加说她打算卖掉这地方—不错，他看到了出售牌—还说既然这地方特意打造成舞蹈教室，那就保留原样出售吧。

“别人可以拿它派点用场，”她说。她解释道，她们在1960年左右开办了这所学校，那是在她们得到科达尔的死讯后不久。科达尔的妈妈—德里亚—负责弹钢琴。她一直弹到差不多九十岁，直到变得神志不清。（“请原谅，”松加说，“但你没办法不变得实事求是。”）松加只得送她进看护所，每天过去喂她吃饭，尽管德里亚再也认不得她。她雇了别人来弹钢琴，但效果不好。她自己也日渐无法给学生们做示范，只能做点口述。因此她决定收手。

她过去曾经是那样一种端庄的女孩，有点拒人千里的，事实上并不怎么友好，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可现在她却像孤单太久的人一样迈着小碎步，说个不停。

“起初，我们干得不错，那会儿小姑娘们都迷恋芭蕾，后来这类东西变得过时了，你知道，太一本正经了。不过一直就没完全断过，接着到了80年代，年轻的家庭开始搬到这里，他们好像都很有钱。他们上哪儿挣的那么多钱？这里本来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不过我力不从心啦。”

她说，或许自打婆婆去世之后，这股子劲头，或者是这种欲望，就消失了。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说，“一直都是。”

厨房也是很大的一个房间，碗橱和厨具显得七零八落。地板铺着黑灰两色瓷砖—或者是黑白两色，只是白瓷砖被脏兮兮的擦地板水弄成灰色。他们穿过一条两边都是书架的走廊，书架一直升到天花板，塞满书和揉烂的杂志，可能还有报纸。一股易碎的旧纸头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层麻席，一直铺到一个侧走廊，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坐下来。藤制的椅子和长靠背椅，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要不是已经摇摇欲坠，没准能卖上点价钱。竹窗帘也破旧不堪，有的卷起，有的放下一半，窗外长着一些过于茂盛的灌木，一直抵到窗口。肯特不大知道植物的名字，不过他认出那是些通常种植在沙地上的灌木。它们的树叶硬邦邦的，闪闪发亮—颜色浓绿，仿佛在油里浸过。

他们穿过厨房的时候，松加把水壶搁上去准备沏茶。这会儿，她陷进其中一张椅子，仿佛也因为能坐下来而欣慰。她举起关节鼓凸、脏兮兮的双手。

“我马上就洗干净，”她保证，“我没问你是不是想喝茶。我也可以做咖啡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这两样都不做，直接调一点杜松子酒。为啥不呢？我觉得这听起来不错啊。”

电话铃响了。一种扰人、响亮的老式铃声。听起来它似乎就来自外面的大厅，不过松加急急忙忙朝厨房赶去。

她讲了一会儿电话，停下来取下发出啸声的水壶。他听到她说“现在有客人”，暗自希望她没有推辞了哪个想来看房子的人。她那种紧张的口气让他觉得这不会只是一个交际电话，没准是跟钱有关。他设法不再偷听下去。

大厅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报让他想起松加和科达尔在海滩上住过的小屋。事实上这整幅令人不适、无人料理的景象都让他想起这个。那间起居室，由一侧的石头壁炉取暖，尽管点着火—他唯一去过的那次—里面仍旧涌出陈灰、烧焦的橙子皮，还有一些垃圾。到处都是书和小册子。该放沙发的地方摆了一张小帆布床—你坐下时，如果脚搁在地上，背后就没有可倚靠的地方，要么就只能朝后退，靠到墙上，盘起腿。卡斯和松加就是这样坐的。她们完全置身于谈话之外。肯特坐在一张椅子里，他刚刚从那上面挪开一本封面沉闷的书，标题是《法兰西内战》。他们现在是这样称呼法国大革命的吗？他思忖。然后他看到作者的名字，卡尔·马克思。甚至在此之前，他已觉察出房间里的敌意和审判。就像你在一间摆满福音书，挂满骑驴耶稣、加利利海边的耶稣画像的房间里的感觉一样，一场不由分说的审判。不仅来自书报—也来自乌七八糟的壁炉、花纹磨损的小地毯和粗麻窗帘。肯特的衬衫和领带好像都不合时宜。他之所以怀疑这一点，是因为卡斯看它们的眼神。不过他既然如此穿戴了，总不好中途换掉。她穿了件他的旧衬衫，用一排安全别针扣着，下面套着牛仔裤。他想过穿成这样去吃晚饭有点不成体统，不过又暗自断定，或许那是她能穿进的唯一一套衣服了吧。

那是诺埃勒快出生时。

科达尔在做饭。一道咖喱菜，做出来居然非常美味。他们喝啤酒。科达尔三十多岁，比松加、卡斯和肯特都要大。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

在座的还有一对年长夫妇，女的胸部低垂，灰色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男的个矮胸挺，衣着相当邋遢，不过他的态度、干脆尖锐的声音和双手对指尖的习惯动作，都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红头发，泪汪汪的鼓眼睛，皮肤布满雀斑。他是个兼职学生，靠开卡车把报纸包抛给送报人为生。显然他刚干上这行当，年长男人认识他，拿他送的报纸开起玩笑。资产阶级的工具、精英阶层的话筒哟。

即使这是半开玩笑，肯特也不可能放过它。他觉得，与其再等下去，不如此刻就出手。他说他不觉得那份报纸有何不妥。

这对他们可谓正中下怀。年长男人已经探听到肯特是个药剂师，在连锁药店工作。年轻男人发问了：“你在管理层吗？”他说话的样子，似乎暗示这是个人尽皆知的笑话，不过肯特不肯配合。肯特回答说他希望在。

咖喱菜做毕。他们吃饭，又喝了更多啤酒，火重新点旺，春天的天空渐渐昏暗，布拉德内湾对岸的格雷角亮起灯火。肯特揽起了捍卫资本主义、朝鲜战争、核武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7〕及罗森伯格夫妇的处决〔8〕等等的责任—随便其余几个人抛来什么。他嘲笑着关于美国公司劝说非洲母亲买奶粉而不是给孩子喂母乳、加拿大皇家骑警对印第安人执法粗暴的指控，尤其反击着科达尔的电话可能已遭窃听的说法。他引用《时代》杂志，宣布那就是他的观点。

年轻男人拍着膝盖，脑袋左右摇晃，怀疑地嗤笑着。

“我没法相信这家伙。你们相信这家伙吗？我没法相信。”

科达尔不断发动争论，竭力按捺住恼怒之情，因为他自命为一个讲理的人。年长男人开始故作高深地转移话题，胸部低垂的女人则以一种恶毒的礼貌口吻，不时发出感叹。

“当局每次探出它可爱的脑袋时，你干吗都急于捍卫它呢？”

肯特不知道。他不知道是什么在督促他。他甚至没有认真把这些人当成对手。他们晃荡在真实生活的边缘，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就像所有狂热分子。他们没什么可靠性可言，如果把他们与肯特的同事相比的话。在肯特的工作中，错误会造成恶果，责任无所不在，你不会有时间到处胡说连锁药房是不是一种坏东西，或者陷入关于药品公司的瞎猜疑中。那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他每天都要走进它，肩上扛着他自己的未来，还有卡斯的未来。他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为之骄傲，他才不打算向一屋子的无病呻吟者道歉。

“随你们怎么说吧，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好，”他对他们宣布，“你们只要看看周围就知道了。”

他现在也不会不赞同年轻时的自己。他觉得他或许有点无礼，但没说错。不过他好奇屋子里的那股怒气，所有那些碾压而来的力量，它们后来怎样了？

松加挂上电话。她从厨房里喊他：“我决定不管什么茶了，直接弄点杜松子酒吧。”

她送来饮品，他问她科达尔去世多久了，答案是已有三十多年。他暗吸一口凉气，摇摇头。有那么久了？

“他因为某种热带传染病，很快就死啦，”松加说，“那是在雅加达。我还不知道他得病的事，他就给埋了。雅加达过去叫做巴达维亚，你知道吗？”

肯特回答：“有点印象。”

“我记得你们的房子，”她说，“起居室其实是个门廊，整个横跨房子的前半部分，和我们的一样。雨篷布做成百叶帘，绿棕条花纹。卡斯喜欢它们透进来的光线，她说像是丛林的颜色。你们管那房子叫伟大的小破屋。每次你们都这么叫它。伟大的小破屋。”

“它是造在混凝土加固的柱子上的，”肯特说，“那些柱子都快腐烂了。房子没倒下，真是个奇迹。”

“你和卡斯那会儿经常出门看房子，”松加回忆，“不上班的时候，你们会用童车推着诺埃勒，在各个居住点这里那里打转。所有新房子你们都去看过了。你知道当时的居住点都是啥德性。没有人行道，因为据说人们根本就不再步行了，树也都砍掉了，结果房子与房子紧挨着，透过彩色窗子彼此相对的。”

肯特说：“开头的时候，谁还买得起别的呢？”

“我晓得，我晓得。不过你会问，‘你喜欢哪一幢？’然后卡斯从来都不回答。最后你气疯啦，问她，到底她喜欢哪里的什么样的房子呢，她说，‘伟大的小破屋’。”

肯特不记得这茬。不过他相信确有此事。毕竟那是卡斯告诉松加的。

3

科达尔和松加办了个告别聚会，之后科达尔出发去菲律宾或者印尼，或者随便哪个他打算去的地方，松加出发去俄勒冈跟他妈妈住。所有住在海边的人都得到邀请—这是唯一合适的做法，因为晚会要在室外举办。松加和科达尔搬到海边以前在一个公社之家住过，也请了那里的人，此外还有科达尔认识的几个记者，以及松加在图书馆的前同事们。

“所有人都请了。”卡斯说道。肯特愉快地问：“又有些左倾分子吗？”她回答说她不清楚，只知道所有人都请了。

真正的莫妮卡家里雇了长期保育员，所有孩子都送到她家，家长分摊费用。天快黑时，卡斯用童车把诺埃勒也送过去。她告诉保育员，她会在午夜前赶回，诺埃勒可能正好醒来要喂奶。她本可以把家里准备好的奶瓶带来，但她没这么做。她不确定晚会的情况，觉得没准她会愿意有个借口脱身。

她和松加从没讨论过在松加家吃的那顿晚饭，肯特舌战群儒的那次。那是松加第一次见到肯特，之后她仅仅评论道，他长得真帅。卡斯感觉对样貌的赞美只是一份敷衍了事的安慰奖。

那天晚上她背抵墙坐着，抱个垫子。她养成把垫子抵在宝宝踢她的位置的习惯。垫子褪了色，灰扑扑的，和松加家里所有东西一个样（她和科达尔租小屋时，顺带租下了全套家具）。上面的蓝花和叶子都褪成了银色。他们围攻肯特，而他甚至浑然不觉的时候，卡斯只顾盯着这些花纹。年轻男人跟他说话时，带着儿子对父亲的戏剧式愤怒，科达尔的口气疲惫而耐心，像是教师对学生。年长男人好像不安又兴奋，老女人一脸大义凛然的厌恶表情，好像她觉得肯特本人应当为广岛事件、为大门紧闭的工厂里烧死的亚洲女孩，为所有下流谎言和夸张虚伪负责。卡斯觉得肯特纯属自找苦吃。她看到他的衬衫和领带，就担心会出这类事，所以决定不穿体面的孕妇衬衫，而是换上牛仔裤。既来之则安之，她只好一心一意扭着垫子，研究它折射出的淡淡银光。

屋里所有人都自信满满。他们停下来歇口气，只是为了继续从一股无穷无尽的纯净的美德和信念之流中汲取力量。

或许只有松加除外。松加没说一个字。不过松加依附着科达尔。他就是她的信念。她站起来递给大家更多咖喱，她还在某次短暂的愤怒的沉默中插嘴。

“还有谁想加点椰子酱？”

“喔，松加，你是想扮演一个高明的女主人吗？”年长女人问，“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小说里写的那种？”

这么说，维吉尼亚·伍尔夫是遭贬的。有那么多事卡斯都不明白。不过她至少知道宝宝存在着，她可不会说那是什么毫无意义之物。

尽管如此，她还是希望自己突然破水。任何能够让她开始分娩的事。要是她挣扎着，把他们面前的地板弄得全是水，他们总该停下吧。

事后，肯特似乎并没有因为这晚的争论烦心。至少，他相信自己是胜方。“他们全都是左翼分子，他们不得不那样说话，”他评价，“他们别无选择嘛。”

卡斯急于停止讨论政治，所以她改变了话题，告诉他年长夫妇曾与松加和科达尔同住在公社之家。那里还住过另一对夫妇，不过已经搬走。而且那里定期举行性伴侣交换。年长男人在外面有一个情妇，她有时也来参加交换。

肯特说：“你意思是，那些年轻男人会和那个老女人上床？她都要有五十岁了。”

卡斯说：“科达尔三十八岁了。”

“就算如此，”肯特说，“也够恶心的。”

不过，卡斯觉得这些约定的、义务的性交既恶心，又令人兴奋。顺从的、无可指责的将你自己四下传递，交给随便哪个在名单上出现的人—这简直像寺庙里的献身。欲望成为你的责任。想到这个，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淫荡的震颤。

松加却不曾为此震颤过。她没感受过性高潮。她回到科达尔身边，科达尔会问她有没有过，而她只能回答没有。他为此失望，她则因为他失望而失望。他对她解释，她过于排他，过于拘泥于性规则的想法了，她知道他是对的。

“我知道他觉得要是我足够爱他，我就会做得更好，”她说，“但我确实爱他啊，苦恼地爱着。”

尽管脑中涌出所有这些诱人的想法，但是卡斯相信她永远只会和肯特上床。性爱像是某种他俩自己发明的东西。与任何其他人尝试这事，都意味着电路逆转—她整个生活都将转而对她迎头痛击。然而，她却无法宣称自己苦恼地爱着肯特。

她沿海滩从莫妮卡家走向松加家，看到等待晚会开始的人们。他们三三两两站着，或者坐在大圆木上看日落的最后一抹余晖。他们喝啤酒。科达尔和另一个人在冲洗垃圾桶，打算用它调潘趣酒。图书馆的头儿堪波小姐独自坐在一根大圆木上。卡斯冲她快活地挥挥手，不过没走过去坐到她旁边。要是你这会儿跟谁这样凑到一块，可就再也脱不了身了。你俩就会这么孤零零到底。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个三四人的团队，哪怕他们的聊天—从远处看貌似很活跃—其实无聊透顶。不过朝堪波小姐挥手之后，她没法这么做。她得装作要去个什么地方。所以她继续走着，从肯特身边擦肩而过，他正跟莫妮卡的丈夫讨论要锯开一根海滩上的大圆木得花多少时间。她拾级而上，走进松加家，进到厨房。

松加在搅一大锅辣椒，来自公社之家的年长女人正往一个大盘子里摆切片裸麦面包和香肠奶酪。她穿的还是咖喱晚饭那天的衣服—一条肥大的裙子，一件单调却紧吸在身上的毛衣，衣服紧紧地吸住的身体上，一对乳房几乎耷拉到腰部。这想必与马克思主义有点关联，卡斯想—科达尔要松加不用胸罩、不穿丝袜、不涂口红。此外，这估计也与不受约束、没有妒忌的性有关，那种慷慨、凛然，并不因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而止步的性欲。

一个图书馆的女孩也在，忙着切绿辣椒和西红柿。另有一个卡斯不认识的女人坐在厨房长凳上抽烟。

“可惜顾不上跟你计较咯，”图书馆的女孩跟卡斯说，“我们全都忙着呐。我们听说你生了个最可爱的宝宝，却不把她带来给我们瞧瞧。她这会儿在哪呢？”

卡斯回答：“我希望是在睡觉吧。”

女孩名叫洛莱恩，不过松加和卡斯回忆起她们在图书馆的日子，都管她叫黛比·雷诺斯〔9〕。她活力四射。

“哎哟哟！”她惊叹道。

胸部低垂的女人沉思着，冲她和卡斯抛来厌恶的眼神。

卡斯打开一瓶啤酒递给松加，松加说：“哎，谢谢了，我一直忙着煮辣椒，都忘了喝点什么了。”她很紧张，因为烹饪技术不如科达尔。

“幸好你不是给自己喝，”图书馆的女孩对卡斯说，“喂奶的时候可不行。”

“我喂奶的时候一直狂饮啤酒来着，”凳子上的女人说，“我记得那是推荐的做法。反正你大部分都尿掉了。”

女人眼睛上画了黑色眼线，在眼角延伸出去，眼皮上涂了一种蓝紫色，一直涂到黑色的眉弓下面。她脸的其余部分非常苍白，或者是特地涂成这样，嘴唇是一种非常淡的粉红，几乎就是白色。卡斯从前见过这样的脸，不过只在杂志里。

“这位是爱美，”松加介绍，“爱美，这位是卡斯。很抱歉，忘了给你们介绍了。”

“松加，你干吗老是道歉。”年长女人说。

爱美抓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吃掉。

爱美就是那个情妇的名字。年长女人的丈夫的情妇。卡斯突然间很想认识她、与她交朋友，就像她曾经很想与松加交朋友一样。

傍晚延伸为黑夜，海滩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变得影影绰绰，似乎更倾向于流动到一处了。水边的女人们已经脱掉鞋子，穿长袜的继而把长袜也脱掉，用脚尖在水里点点。大多数人不再喝啤酒，改喝潘趣酒，而潘趣酒已经开始变味儿。原先它的主要成分是朗姆酒和菠萝汁，现在则加进了另外一些果汁、苏打水、伏特加和葡萄酒。

脱了鞋的人被鼓励着脱掉更多。有人没怎么脱衣服便冲进水里，再剥下衣服，丢回岸上让人接着。另一些人一开始就脱光了，互相鼓励说，反正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实际上你还是能够看到赤条条的身体在黑色海水中泼水、奔跑和跌倒。莫妮卡从家里取来一大堆毛巾，嚷嚷着，督促所有人一从水里出来就擦干身体，免得患上致命的感冒。

月亮从岩石上方的黑色树丛中冒出，看起来如此巨大、庄严而迫人，人们惊叹纷纷。那是什么哟？即便它在天空中爬得更高，缩减到略为正常的大小，人们还是时不时谈起它，交头接耳着“秋分时的满月”或者“你看到它刚冒出来的样子没有？”。

“真以为是个大气球呢。”

“无法想象它是什么。我从没想过月亮能那么大。”

卡斯下到水边，和那个男人聊着，他的妻子和情妇她刚才在松加的厨房里都见到了。他妻子这当儿在游泳，与尖叫泼水的人群保持了一点距离。男人说，在另一轮生命中，他曾是一位牧师。

“‘信仰之海也曾一度充盈，’”他幽默地引述道，“‘环绕大地之岸，恰似一道揉皱的明亮腰带’—那会儿我老婆完全是另一个女人。”

他叹口气，卡斯以为他是在回忆接下来的几句诗。

“‘可此刻我只听到，’”她背诵道，“‘它撤退时悲伤悠长的吼声，撤出广袤阴郁的天涯，退到海角荒寂的石滩。’”她戛然而止，因为再往下背“哦爱人，让我们彼此赤诚相待……”未免有点出格。

他妻子朝他们游来，水只到她膝盖的时候站起身。她的乳房朝两边晃荡，在她涉水行走时，往四周甩出一圈水珠。

她丈夫张开双臂，用同志般的欢迎语调喊道：“欧罗巴。”

“这么说你是宙斯咯。”卡斯鲁莽地评论。这时她突然很想有这样一个男人来吻她。一个她几乎不认识，也毫不在乎的男人。而他也确实吻了她，冰冷的舌头探进她嘴里扭来扭去。

“想象一下吧，一个根据母牛来命名的大陆。”他说。他妻子站在他们面前，在游泳运动之后心满意足地喘气。她凑得如此之近，卡斯生怕被她长长的深色乳头或者那团黑色阴毛掠到。

有人点了一堆篝火，下水的人都上岸了，裹着毯子或毛巾，或者蹲在大圆木后面，挣扎着套上衣服。

音乐也放起来了。住在莫妮卡隔壁的人拥有一个码头和一个船库。有人带了一台收录机过来，人们开始跳舞。在码头上跳，或者费力地在沙地上跳。有人甚至爬到大圆木顶上，跳上一两个舞步，再晃着身体跌下或跳下。重新穿好衣服或者从来就不曾脱掉衣服的女人们，坐立不安、不甘心待在原处的女人们—卡斯就是其中之一—沿水边散起步（没人再游泳了，游泳已经彻底过时，被忘却了），因为音乐，她们走路与平时不同。刻意地、开玩笑地扭动着，渐渐更加放肆，模仿电影里的美女。

堪波小姐仍坐在原处微笑。

科斯和松加称为黛比·雷诺斯的姑娘坐在沙地上，背抵一根大圆木，哭泣着。她对卡斯笑笑，解释道：“别以为我不开心。”

她丈夫从前是大学里的足球运动员，现在开了家修车铺。他去图书馆接老婆，总是一副足球运动员派头，对周遭世界表现出淡淡的厌恶。不过，现在他跪在她身边，摆弄她的头发。

“没事了，”他说，“这种气氛总会让她感动。对吗，亲爱的？”

“是的，没错。”她回答。

卡斯发现松加绕着篝火圈子，四下散发棉花糖。有些人设法把它们戳在棍子尖上烤了吃，另一些人把它们来回乱抛，继而掉在沙地上。

“黛比·雷诺斯在哭呢，”卡斯说，“不过没什么，她很开心。”

她们笑起来，彼此拥抱，把棉花糖袋子挤在身体中间。

“哦，我会想你的，”松加说，“哦，我会想念我们的友谊的。”

“是的，是的。”卡斯说。她俩各自抓起一枚冷冰冰的棉花糖吃起来，笑着，看着彼此，充盈着甜蜜而孤独的情绪。

“为的是纪念我〔10〕，”卡斯说，“你是我最好的、最真心的朋友。”

“你也一样，”松加说，“最好的、最真心的朋友。科达尔说他今晚想和爱美睡。”

“别答应呀，”卡斯建议，“要是这让你不开心，就别答应。”

“唉，这不是答不答应的问题，”松加毅然道。她高喊起来，“谁还要辣椒？科达尔在那里盛辣椒了。辣椒？要辣椒吗？”

科达尔沿台阶把辣椒桶拎下来，搁在沙地上。

“注意这桶子，”他像父亲一样叮嘱道，“当心，它很烫。”

他蹲下来给大家盛辣椒，身上只裹条毛巾，毛巾松开了。爱美在他身边，负责一碗一碗递给大家。

卡斯合拢双手递到科达尔面前。

“请施舍吧，”她说，“我不配用碗。”

科达尔跳起来，丢开勺子，双手按在她脑袋上。

“保佑你，我的孩子，‘那在后的将要在前’〔11〕”他吻了吻她低俯的脖子。

“哎呀！”爱美感叹，好像是她本人在接受或者赋予这个吻似的。

卡斯抬起头，看向科达尔身后。

“我也想涂那样的唇膏啊。”她说。

爱美说：“来吧。”她放下碗，轻轻揽过卡斯的腰，带她走上台阶。

“来吧，”她命令道，“咱们给你上全套的。”

在科达尔和松加的卧室后面的小浴室里，爱美摊开各种小罐子、管子和化妆笔。她没别的地方可用，只好把它们摊在马桶盖上。卡斯坐在浴缸边，脸几乎擦上爱美的肚子。爱美把一种液体在她脸上抹开，往她眼皮上涂了一点什么膏。给她刷粉。她对卡斯的眉毛又刷又修，在她的睫毛上刷了三层睫毛膏。给她画了唇线，涂了口红，抿干后又涂上一层。她捧起卡斯的脸，对光检查。

有人敲敲门，继而开始晃门。

“等等，”爱美嚷道。然后说，“你怎么回事？不能到圆木后头去方便吗？”

她不让卡斯照镜子，直到全部完工。

“别笑，”她提醒，“那会破坏效果。”

卡斯让嘴角耷拉下来，摆出忧郁的表情看着镜子。她的嘴唇像是肥厚的花瓣，百合花瓣。爱美拉开她，“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最好根本不要看你自己，反正别试着打量自个儿，你会很自然的。”

“把你那泡伟大的尿再憋会儿，我们就出来了！”她冲捶门者嚷道，不知是否还是刚才那人，还是换了一个。她把各种化妆品塞进袋子，藏到浴缸下。她召唤卡斯，“来吧，美人。”

在码头上，爱美和卡斯跳着舞，笑着，互相挑战。男人们试图插到她们中间，但有那么一会儿她们坚持没让他们得逞。然后她们放弃了，被分开了。她俩被阻隔开，分别被拉进某个舞伴的舞步中，做着闷闷不乐的鬼脸，像囚鸟拍打翅膀一样挥舞胳膊。

卡斯和一个她这晚根本不曾见过的男人跳舞。他看起来大约和科达尔一般年纪。他是个高个儿，腰部粗大松软，一头暗色卷发，眼睛周围泛青。

“我要跌倒啦，”卡斯说，“我头昏。我要跌到码头下啦。”

他回答：“我会抓住你的。”

“我头昏，但我没喝酒。”她解释。

他微微一笑，她想，喝醉的人都这么说来着。

“真的。”她强调，事实确实如此，她一瓶啤酒都没喝完，也没碰潘趣酒。

“除非它是从我的皮肤透进来的，”她说，“渗透作用。”

他没回答，只是把她拉近，又松开手，盯住她的眼睛瞧。

卡斯和肯特的性爱是急切、热烈的，同时也是节制的。他们不会互相引诱，只是几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亲密的感觉，或者他们认为的亲密感觉中，止步于此。要是你一生只打算有这么一个伴侣，那就没必要把事情弄得很特别—已经水到渠成了嘛。他们会赤身相对，但从不会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除了碰巧。

然而卡斯与她的无名舞伴一直就在做这个。他们前进后退绕圈滑步，彼此为对方卖力表现，互相看进对方的眼睛。他们的眼神表明，倘若拿它与他们只要愿意就大可展开的生猛扭结相比，这些表现其实只是浮云。

不过这只是个玩笑。他们一旦彼此触到，就忙不迭松开手。凑近时，他们会张开嘴，舌头挑逗地舔着嘴唇，旋即做冷淡状退开。

卡斯穿了一件短袖拉绒毛衣，很方便哺乳，它有一个低低的V领，胸前有纽扣。

他们下一次凑近的时候，舞伴仿佛要保护自己似的夹起胳膊，翻过手背，把赤裸的手腕和前臂压上她刺人的羊毛衣下的硬挺双乳。这使得他俩踉跄起来，舞步差点乱掉。不过还是继续跳了下去—卡斯脚步酥软，身体摇晃。

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

梅伯里夫人。梅伯里夫人。

是保育员，她站在莫妮卡家的台阶上喊着。

“你的宝宝。你的宝宝醒了。你能过来喂她吗？”

卡斯煞住舞步。她踉踉跄跄穿过其他正在跳舞的人。走到暗处，她跳下码头，在沙地上跌跌撞撞。她知道舞伴就在身后，她听到他跟着跳下。她准备好向他献上嘴或者喉部。但是他抓住她的臀部，把她转过来，自个儿扑通跪下，透过她的棉布短裤吻着她的私处。然后这么高大的一个人居然轻巧地站起身，他俩同时掉头，各自跑开。卡斯匆忙跑进灯光中，沿台阶爬向莫妮卡家。她气喘吁吁，拉着扶手，把身体拖拽上去，像个老妇人似的。

保育员在厨房。

“噢，你丈夫，”她说，“你丈夫刚刚送来了奶瓶。我不知道是这样安排的，不然我就不用费事去喊你了。”

卡斯走进莫妮卡的起居室。只有来自大厅和厨房的照明，不过她能看出这是一间货真价实的起居室，不像她自己或者松加家用门廊改装的那种。房间里摆了一张丹麦式现代咖啡桌，一些装软垫的椅子，还有落地窗帘。

肯特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正用奶瓶喂着诺埃勒。

“嗨。”他招呼道，尽管诺埃勒正急切地吮吸着，一点半睡半醒的迹象也没有，但他还是特地放轻声音。

“嗨。”卡斯说，在沙发上坐下。

“我突然想到，没准这样比较好，”他说，“免得你喝酒了。”

卡斯回答：“我没有。喝酒。”她抬起一只手试试乳房是否涨满，但是羊毛的揉动突然之间令她欲望萌生，没法再用力。

“好吧，现在可以了，要是你想的话。”肯特说。

她坐到沙发边缘，朝前俯身，一边很想问问他，他是从前门还是从后门小路过来的？也就是说，是沿大路来的，还是沿海滩走来？如果是沿海滩来的，他肯定看到他们跳舞来着。不过这会儿码头上有好多人在跳舞，所以他有可能不会注意到里面个别的舞者。

不过保育员却一下看到她了。他没准听到保育员在喊她，喊她的名字。他没准抬头顺着保育员喊的方向看去。

也就是说，要是他从海滩走来的话。如果他是从大路过来，穿过大厅而不是厨房进屋，就根本不会看到跳舞的人群。

“你听到她喊我了吗？”卡斯问，“是因为这个，你才回家取来奶瓶的吗？”

“我之前就想到这个了，”他说，“我估摸差不多到时间啦。”他举起瓶子，查看诺埃勒喝了多少。

“饿坏喽。”他评论道。

她说：“是啊。”

“所以现在你的机会来咯，要是你想喝个痛快的话。”

“你就是这么干的吗？喝个痛快？”

“我适当地喝了一点而已，”他说，“你要是愿意，就继续去玩吧。好好放松一下。”

她觉得他的慷慨大度里藏着悲哀和伪装。他想必看到她跳舞了。否则他应该问：“你怎么把脸弄成这样？”

“我还是等你一起回去吧。”她说。

他皱眉看看宝宝，歪了下奶瓶。

“差不多喝完了，”他说，“要是你想的话，那就这么着吧。”

“我去下洗手间。”卡斯说。在洗手间里，正如她想象中的莫妮卡家一样，摆了大量纸巾。她把水调得很热，打湿脸，擦洗，打湿脸，擦洗，把一团团黑黑紫紫的纸巾丢进抽水马桶。

4

喝到第二杯，肯特评价着这些日子西温哥华房地产价格的不可思议，简直到了可耻的程度，松加突然插嘴：“你知道，我有个想法。”

“我们过去住的那种地方，”他说，“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现在比，简直就是分文不花得来的。现如今，我都不知道你买它们要做什么。就为了买份地产，就为了买下来拆掉吗？”

她的想法是什么？关于房地产价格吗？

不，是关于科达尔。她不相信他死了。

“哦，我一开始信的，”她解释道，“我从没想过要怀疑。但是突然有一天我醒来，想到这不一定是真的。它根本不一定是真的。”

想想当时的情况吧，她说。一个医生给她写的信。从雅加达寄来。也就是说，写信给她的人自称是个医生。他说科达尔死了，说他因什么而死，他用的医学术语她记不得了。总之是一种传染病。但她凭什么相信这人真的是医生？或者，甚至吧，就算假定他可能是个医生，她凭什么相信他说的是真话？科达尔要认识个把医生并非难事。交个朋友嘛。科达尔有过各色狐朋狗友。

“或者甚至是花钱雇了他，”她说，“那也并非完全没可能。”

肯特说：“他为啥那么做呢？”

“做这种事的医生又不止他一个。或许他需要这点钱来维持给穷人看病的诊所，谁知道呢？或许他自己想要这钱。医生们又不是圣人。”

“不是，”肯特说，“我说的是科达尔。科达尔为啥那么做？再说他有钱吗？”

“没有。他自己一点钱都没有，但是—我不好说。反正这只是一个假设。钱嘛。而我在这里，你知道。我在这里照料他妈。他确实很在乎他妈。他知道我绝不会抛弃她。那样就万无一失了。”

“确实万无一失，”她说，“我非常喜欢德里亚。我不觉得她是个包袱。我没准更适合照料她而不是嫁给科达尔。你知道，挺怪的。德里亚也和我想的一样。关于科达尔。她也有同样的疑问。她从没跟我提过。我也从没跟她提过。我俩都担心这会让对方心碎。然后有一天，在她—不得不离开之前—不久，我正在给她读一个以香港为背景的悬疑故事，突然她说：‘没准那就是科达尔待的地方呢。香港。’”

“她说她希望这话不会让我不安。然后我告诉了她我一直以来的想法，她笑了。我俩都乐啦。你会以为，一个年迈的母亲，谈到儿子会逃走、把自己抛下，会悲痛万分吧？才没有。或许老人们其实不像那样。真正老的人们。他们不会再怎么悲痛了。他们肯定觉得不值得。”

“他知道我会照料她，尽管他可能不知道会维持多久，”她说，“我希望能给你看看那医生的信，可我把它丢掉了。太蠢啦，可我那会儿心慌意乱的。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余生。我没想到应当追问这事，找到他的证件，或者要求看看死亡证明什么的。我后来才想到所有这些，可手头已经没联系地址了。我没法给美国大使馆写信，因为他们是科达尔最不想打交道的人。而他又并非加拿大公民。或许他甚至用了化名。他可以伪造一个假身份。用假证件。他过去提过这类事。那正是他的一部分魅力所在，对我而言。”

“那类事有的可能只是虚张声势吧，”肯特说，“你不这么看吗？”

松加说：“我当然是这么看的。”

“没有什么保险吗？”

“别傻了。”

“要是有保险的话，他们会找出真相的。”

“不错，可是没有保险，”松加说，“所以，那就是我打算去做的事。”

她说她从来不曾跟婆婆说过这个想法。等她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她要去找他。她打算去找到科达尔，或者找出真相。

“我想，你会觉得这是种疯狂的幻想吧？”她问。

疯了，肯特带着不快的惊讶之情沉思着。他这趟旅途拜访的每一处，都会有一个令他极其失望的时刻。他会意识到他谈话的对象，这个他颇费周章找到的人，并不打算让他如愿以偿。他到亚利桑那州去看望的老友操心着生活中的种种危险，尽管明明住在一个保护周全的社区里一幢昂贵的房子中。他老友的老伴，七十多岁的人了，却一心向他展示她本人和其他几个老太太穿戴成克朗岱克〔12〕舞厅女郎模样参加音乐剧表演的照片。他成年的孩子们都囿于各自的生活。这些对他而言都属正常，并不意外。令他意外的是他们的生活，他的儿子们和女儿所过的生活，似乎都陷入僵局，一切按部就班。就算有变数—要么是他预见的，要么是人家告诉他的—诺埃勒快要离开第二任丈夫了—也都令人兴味索然。他没跟德波拉提一个字—甚至自己也没多想—但事实如此。现在轮到松加。他并非特别喜欢、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点害怕，但始终视其为一个神秘人物、对之尊敬有加的松加—松加也成了一个饶舌老妇，而且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

而他来看她，本有个目的来着，现在这番关于科达尔的胡扯与他的本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说实话，”他说，“听起来不像个理智的决定哟，实话实说。”

“瞎折腾。”松加愉快地说。

“毕竟，有可能他早死了。”

“对头。”

“而且他也可能早就不知到哪儿去，在哪儿过起日子了。我是说，如果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话。”

“对头。”

“所以唯一的希望在于，要是他真的那时候就死了，而你的想法是错的，那你还能有个结果，但那样一来，你也不会比现在有更多进展。”

“哦，我想我会的。”

“你还不如就待在这儿，写几封信问问。”

松加说，她不这么认为。她说你没法从官方渠道打听这类事。

“你得到街头去打听才成。”

雅加达的街头—她打算在那里开始。像雅加达这样的地方，人们不会沉默寡言。人们在大街上度日，各种事情无所不知。店老板会知道，也总会有什么人认识个什么人，如此类推。她会亲自去打听，然后她来了的消息会四下传出。科达尔那样的人不会被轻易忘掉。即使是陈年旧事，难免还有点痕迹。总会传来这种那种消息。有些可能要花点代价得来，未必全都可信。然而。

肯特有点想问她上哪里弄钱。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什么吗？他依稀记得，他们在她结婚时就断绝了关系。或许她以为能把这幢房子卖个好价钱。这个希望不大，不过也不是没可能。

即使如此，她也会两个月不到就把钱花个一干二净。她来了的消息会四下传播出去，没错。

“那些城市今非昔比啦。”是他唯一的回答。

“我不是说打算忽略正常渠道，”她说，“我会去向我能找到的所有人打听。大使馆、殡葬记录、病历，如果有这类东西的话。事实上我写了不少信了。但你收到的尽是些推脱和扯皮。你得去面对面找到他们。你得去。自己去。到处打听，让人家都怕了你，找出他们的软肋，必要时给他们塞点好处。我可没有幻想这会是件容易事。”

“比如，我想到那里可能会热得可怕。它听起来根本不像个好待的地方—雅加达。到处是沼泽和低洼地。我并不蠢啊。我会采取所有预防措施，比如打预防针什么的。我会带上我的维生素，雅加达既然是由荷兰人开发的，杜松子酒肯定不缺。荷属东印度嘛。它不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你知道。我想它建于1600年代。等等。我有各种—我给你看看—我有—”

她放下空了好一阵的杯子，飞快站起身，猛走两步，在破剑麻地毯上绊了一下，朝前跌去。不过她抓住门框，设法稳住身体。“得把这些旧垫子都扔了。”她嘟囔着，急急忙忙跑进房间。

他听到一阵用力拉开发涩的抽屉的声音，然后是一大堆文件掉下的声音，整个过程她一直唠叨着，语调听起来信誓旦旦的，几近疯狂，好像生怕你会转移注意力的人在跟你说话。他听不清她的话，或者说，他根本没有试着去分辨她在说什么。他趁这个机会，吞下一片药丸—过去半小时以来他一直在盘算这事。这是一片小药丸，不需要用水吞服—他的杯子也早空了—他本可以轻易地把它悄悄塞进嘴，不让松加注意。不过因为害臊或者迷信，他没这样做。他不介意德波拉对他的病况了如指掌，也不可能阻止孩子们了解它，但他似乎觉得，在他的同辈人面前必须隐藏起这个。

药丸吃得正是时候。一股眩晕、难受发热、浑身要瘫软的感觉一路爬上身体，化为汗珠，从他的太阳穴处排出。有那么几分钟，他感觉热流不断增加，不过，通过调整呼吸和活动四肢，他终于把它按捺下去。这时，松加抱着一叠文件出现—地图和复印件，想必是从图书馆的书里复印下来的。她一屁股坐下，一些文件滑下地，散落在剑麻地毯上。

“看，这就是他们叫做巴达维亚〔13〕的地方，”她说，“布局相当规整。非常荷兰化。那儿有个郊区叫‘维特雷登’。意思是‘心满意足’。要是我真发现他生活在那里，那不是很搞笑吗？这是古老的葡萄牙教堂。建于17世纪晚期。当然这是个伊斯兰国家。他们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库克船长曾在那里停留过，修过船，他对船坞赞叹不已。不过认为沼泽里的水沟发出恶臭。它们没准现在还是这样。科达尔从来就不是个壮汉，不过他照料自己可比你以为的要仔细得多。他不会到有毒的沼泽里乱逛，也不会从街头小贩手上买饮料。现在，当然了，要是他在那里的话，我想他应该已经完全适应了吧。我也不知道他会变成怎样。我想，他已经完全和当地人一样了，或者正由他的棕色皮肤的小女人侍候着过得舒舒服服的。在水池边吃水果。或者他没准会四处募捐，资助穷人。”

事实上，肯特确实记得，海滩晚会上，科达尔浑身上下只裹了条勉强蔽体的毛巾走到他身边，问他这个药剂师是否了解热带疾病。

不过那算不得异常。任何要去那种地方的人都可能这么问。

“你说得像是印度嘛。”他对松加说。

现在他感觉安稳了，小药丸让他重新把握住体内的运程，遏制了仿佛是骨髓在挤压的感觉。

“你知道吗，有个原因让我觉得他没死，”松加说，“我没梦见过他。死人我会梦见的。我一直都梦见我婆婆。”

“我可不做梦。”肯特说。

“所有人都做梦的，”松加说，“你只是不记得了。”

他摇摇头。

卡斯没死。她住在安大略省。在哈里伯顿区，离多伦多不远。

“你妈知道我在这里吗？”他问过诺埃勒。她回答：“嗯，我想是的吧。知道。”

不过他没上门拜访。德波拉问他是否要绕过去看看，他决定：“我们别改变路线了。不值得。”

卡斯独自住在一个小湖边。和她同居了很长时间，并一起造了那幢房子的男人已经死了。不过诺埃勒说，她有朋友，过得不错。

松加在之前的谈话中提到卡斯，他有一种温暖又危险的感觉：这两个女人仍保持联系。接着，他觉得要冒风险了，搞不好会听到什么他不想知道的事，不过同时他也怀抱一种愚蠢的希望，想着松加或许会告诉卡斯，他现在看起来有多棒（他对此挺自信，因为体重一直比较稳定，在西南部又晒出了健康的棕色皮肤），他的婚姻又是多么美满。诺埃勒或许传递过此类信息，不过这话由松加来说，想必比诺埃勒的更有分量。他等着松加再次提到卡斯。

然而，松加没朝这个方向走。相反，说的全是科达尔，以及那些蠢念头，以及雅加达。

这会儿，分神的东西来自外界—不再来自他体内，而是在窗外，风变猛了，先是一直在搅动着灌木丛，渐渐变成大力摇撼。这些可不是枝条细长、随风摆动的灌木。它们枝干坚硬，叶子沉甸甸的，每棵灌木都是连根撼动着。阳光在油汪汪的绿叶上翻滚。太阳还在，风没刮来云层，因此这并非大雨的预兆。

“再喝一杯？”松加问，“不怎么能喝杜松子酒了吗？”

不是啊。是吃了药丸之后，不能喝了。

一切都来得急匆匆的。要不然就是慢吞吞得让人绝望。驱车赶路时，他总是熬啊熬的，就盼着德波拉能赶紧开到下一个镇子。然后又如何呢？什么也不会发生。不过，每过一阵，会有那么一瞬间，所有事物似乎都显得意味深长。撼动的灌木，刺眼的阳光。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涌现，偏偏让你无暇凝神细想。你正打算寻思出个结论，突然就一片眼花缭乱，好像在坐过山车一样。所以你糊里糊涂就信了那个错误的想法—肯定是错的啦。相信什么某个死掉的人可能还活着，活在雅加达。

可当你明知某人还活着，当你大可以直接开车到她门前时，你却放过机会。

让他打消念头的是哪种可能呢？是发现她像个陌生人，令他无法相信曾娶过她，还是发现她从来就不曾陌生，只是匪夷所思地远离了？

“他们走啦，”他说，“他俩。”

松加任膝盖上的文件滑落到地上，混进其余的纸片。

“科达尔和卡斯。”他说。

“这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哟，”她说，“每年到这时候，几乎天天如此，这种下午迟点时候刮起的大风。”

说话时，她脸上的浅色斑点反射着光线，好像用镜子打出的信号。

“你妻子走了很长时间啦，”她说，“真怪，不过我对年轻人已经无所谓了。就算他们从世界上消失，也不会有啥差别。”

“正相反，”肯特说，“你不如说是我们吧。我们才是这样。”

因为药丸的缘故，他的思绪变得绵长而轻盈，像水汽一样蒸腾飘忽。他茫茫然思忖着一个念头：就待在这里，听松加讲述雅加达的事，任大风掀起沙丘上的沙子吧。

不必上路，不必回家。

注释

〔1〕加拿大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连锁百货商店，1892年在温哥华创建。

〔2〕霍华德·法斯特（1914—2003），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为小说《斯巴达克斯》，当年曾畅销一时，后改编为同名好莱坞电影，大获成功。

〔3〕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著名新西兰现代主义女作家，尤以短篇小说闻名。

〔4〕悬索桥，温哥华代表景点之一，因桥头一对狮子塑像而命名，始建于1938年。

〔5〕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中篇小说《序曲》和《在海湾》里的主人公。

〔6〕松雅·海尼（1912—1969），挪威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三次奥运会、十次世锦赛冠军得主，1936年成为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签约演员，获得很大成功，跻身好莱坞明星行列。

〔7〕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1953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8〕1951年，美国在冷战期间处死的一对苏联间谍，当时这份判决曾引起争议。

〔9〕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著名女星，表演风格轻松活泼，曾主演歌舞片《雨中曲》。

〔10〕语出《路加福音》，系耶稣受难前撕饼分与门徒时所言，本文引用时词序略有变动。

〔11〕语出《马太福音》。

〔12〕加拿大北部地区，19世纪末期曾兴起淘金热，建有豪华欧式歌舞厅。

〔13〕16世纪荷兰控制印尼之后给雅加达重新命的名。

库特斯岛

小新娘。那时我二十岁，5英尺7英寸高，体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间，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板娘，他办公室里年长的女秘书，我们楼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时还叫：我们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这个打趣，不过他对外的反应是摆出一副爱怜的模样。我呢，微笑着做个鬼脸—羞涩地、默认地。

我们住温哥华的一间地下室。这房子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属于格里夫妇，而是属于格里夫人的儿子雷伊。他有时过来修东西。他总打地下室的门进来，就像我和切斯一样。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岁吧，扛只工具箱，戴顶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远驼着，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猫腰修水管、接电线或者做木工活儿的缘故。他脸色苍白，咳嗽得厉害。每声咳嗽都是一份谨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个必要的侵入者。他不会为了待在这里而道歉，不过也不曾像主人一样在屋里随意走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交谈，都是因为他敲门告诉我水要关一会儿，或者电要停一阵子。每个月的租金我都是现金付给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数转交他，还是截留一部分补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这么告诉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养老金了。她没养老金。我还根本不够老呢，她说。

格里夫人总是从楼梯上往下喊话，问雷伊怎样了，要不要喝杯茶。他总是回答他很好，没时间喝。她说，他干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试图向他“推销”一些她多做的甜点，蜜饯啊饼干啊姜饼啊—这些她也总是试图塞给我。他会说不要，他刚吃过饭，或者他在家里吃得太饱了。我也总是推辞，不过等她劝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对她的劝说和失望，再拒绝下去就尴尬了。我真羡慕雷伊，他总能坚持说不要。他甚至都不会说：“不要了，妈妈。”他就是不要。

然后她试图找些话题来聊聊。

“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

没什么。不知道。雷伊从不显得粗鲁或急躁，不过也从不对她让步。他的身体啊，还行吧。他的感冒啊，还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总是还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于温哥华东部某处。就像在这里一样，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总有不少活儿要干—所以他在这里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帮着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轮椅的女儿艾瑞娜。艾瑞娜有脑瘫病。“可怜的东西。”在听雷伊说艾瑞娜还行吧之后，格里夫人总会感慨一句。她从不当面责备他为这不幸的女孩耗费时间：到斯坦利公园散步啦，傍晚跑出去买冰激凌啦。（她知道这些，因为她经常同康尼斯夫人通电话。）不过她对我抱怨过：“我没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脸冰激凌的模样。没法不去想。人们肯定都瞪着他们瞧呢。”

她说，她推轮椅带格里先生出门，人们都瞪着他们瞧（格里先生中风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门，就不会乱动，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且她总把他收拾得体体面面。而艾瑞娜会晃来晃去，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响。这个可怜的东西没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许打着什么小算盘呢，格里夫人说。等她不在了，谁来照料这个瘸女孩？

“应该有条法律规定，健康的人不能和这种人结婚，可惜至今为止都没有。”

格里夫人请我上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啥兴趣。我忙着自个儿在地下室里过小日子。有时她敲门，我会装作不在。不过那样一来，一听到她打开楼梯顶上的门，我就得赶紧关灯、闩门，还得一动不动待着，听她用指甲叩门，颤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至少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忍着不冲马桶。要是我说没时间，有事要忙，她总会笑着反问：“什么事呀？”

“我在写信。”我说。

“写个没完，”她说，“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红粉色头发的一种变体。我想那头发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么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脸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轻快，牙齿又大又亮。她对于友谊、对于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绝。切斯在火车站接到我，带我来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着一碟糕点，带着狼外婆的微笑敲开我们的门。我旅行帽都没顾得上摘，切斯正扯着我的腰带呢—就给她硬生生打断了那事。糕点又干又硬，覆了层浅粉色糖霜，庆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话很简短。他必须在半小时内回去上班。等到终于把她甩掉，他已经没时间继续才起了个头的事了。他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吃糕点，抱怨味道像锯末。

“你老公真严肃，”她对我说，“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来来去去，他总是这样严肃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诉他放轻松点，他又不是肩头上压着整个世界嘛。”

有时，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或者撂下正在写的段落，跟她上楼。我们坐在她的厨房桌子边。桌上铺块蕾丝桌布，摆一面八角形镜子，里面映着一只搪瓷天鹅。我们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盘子吃点心（又是那些糕点，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干挞或油乎乎的烤饼），用小巧的绣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饼屑。我正好面对瓷器柜坐，柜里摆满各种各样的高级杯子、糖和奶油套罐、盐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顶屋形状的茶壶和百合状烛台，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适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会拾掇瓷器柜，清洗干净每样东西。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着与我的未来、与她断定我会拥有的房子相关的各种事，她说得越多，我越觉得四肢像被铅块压着，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过半的时候打上一个又一个哈欠，想爬开、藏起来、打个盹。不过表面上，我宣称对一切充满仰慕。瓷器柜里的玩意儿，格里夫人的治家规则，每天早上她换的成套服装，紫红和珊瑚色图案的衬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丝巾。

“永远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门一样，做好头发，化好妆，”她不止一次看到我还穿着睡衣，“然后，如果你要洗东西或烤东西，再围一条围裙就可以了。这能让你振作。”

而且永远要在手头备一些烤好的糕点，以防不速之客。（据我所知，她从来就没什么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说是什么不速之客。）而且绝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这些都并非直截了当表明的。而是以“我总是……”或者“我总喜欢……”或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这样的语气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时候，我也总喜欢……”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过突然惊醒了。她在哪里的荒野住过？什么时候呢？

“哦，在海边啦，”她解释道，“从前，我也是个新娘来着。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呢。在联合湾。不过不算太蛮荒。叫作库特斯岛。”

我问她那是在哪里，她回答：“哦，很远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说。

“呵呵，好玩，”她说，“如果你觉得熊好玩的话。如果你觉得美洲狮好玩的话。要我说，我宁愿多来点文明呢。”

厨房与起居室之间隔着橡木滑门。滑门总是拉开一点，坐在桌子一头的格里夫人可以时刻看到格里先生，后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总称他“我坐轮椅的老公”，不过其实只有在她带他出门散步时，他才坐轮椅。他们没有电视—那时电视仍是种新奇玩意儿。格里先生就那么坐着，看着大街，街对面的锡蒂斯兰诺公园，公园后面的巴拉德海湾。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一手拄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或撑着墙，自己挪过去。一旦进去，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不过不用帮忙。格里夫人说，有时事后她得进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够看到的格里先生，仅限于一条从鲜绿色躺椅上伸出的裤腿。我在的时候，他有一两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间。一个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脑袋，宽肩膀，大骨架。

我没看他的脸。我受不了因为中风或者疾病而瘫痪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并不是无力的肢体或者厄运导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们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没看我，尽管格里夫人高声告诉他，我从楼下上来做客。他发出一种咕哝声，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欢迎，或者不屑。

我们的公寓有两间半。是带家具出租的，按照此类地方的规矩，只是马马虎虎地提供了一点设施，用的都是本来要扔掉的东西。我记得起居室地板铺了长方形和正方形油毡边角料—颜色和图案千奇百怪，硬凑到一起，用金属线缀连，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厨房里的投币式煤气炉也一样，里面塞满硬币。我们的床位于厨房外的一个凹室—它严丝合缝地嵌进凹室，只能从床尾爬着上床。切斯在书上看到，土耳其后宫女郎都是这样爬上苏丹的御榻，先亲吻他的脚，然后爬上前去，膜拜他身体的其余部位。于是我们有时也这么玩。

床脚有道帘子成天拉着，隔开凹室和厨房。是一幅旧床单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缀着流苏，一面是黄卡其色，带酒红色花朵和绿色叶子，朝床一面则是酒红和绿色条纹图案，卡其色的花朵和叶子像鬼影浮现其上。这帘子是我对公寓印象最深的一件东西了。这不奇怪。从激烈的性爱到其后的余味袅袅，这片布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提醒我婚姻生活的好处—为此我承受了始料未及的做个小新娘的羞辱，还遭到一个瓷器柜的威胁。

切斯家和我家一样，认为婚前性关系可恶且不可饶恕，对婚后的性生活则只字不提，假装不存在。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念即将寿终正寝，不过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切斯的妈妈有次在切斯的手提箱里翻出避孕套，便跟他爸爸抱头痛哭。（切斯解释说，是他的大学军训营发的—这个是真话；他早就忘掉它们了—这个是撒谎。）因此，能拥有一块我们自己的地盘，一张我们自己的床，可以自由自在的，真是太棒了。为了欲望，我们做了这笔交易，不过我们从没想过老一辈人—父母们，叔叔姑妈们—也会做这种交易。他们欲求的似乎仅仅是房子、财产、电动割草机、电冰箱和围墙。此外，当然啦，还有生娃娃—对女人而言。所有那些，我们都感觉我们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我们从不觉得它们是由不得我们选择的东西，比如年老或者天气那样。

一旦实打实地思忖起这事，我就越发觉得如此。没什么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怀孕也一样。我们冒险尝试这事，只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成年了，是不是它真的会发生。

我在帘子后头做的另一件事是阅读。从隔了几个街区的锡蒂斯兰诺图书馆借来的书。每次从书本让我陷入的不能自拔的惊奇境界中，从囫囵吞枣导致的眩晕中抬起头，我总是看到那块条纹布。书里的人物、情节，甚至气候都同布上古怪的花朵发生了联系，在酒红色之流或者阴郁的绿色中飘荡。我读着那些沉重的书，它们的标题仿佛魔咒，都是我早已熟悉的—我甚至试图读《约婚夫妇》〔1〕—间歇着还读奥尔德斯·赫胥黎和亨利·格林的小说，以及《到灯塔去》、《最后的情人》〔2〕和《心之死》〔3〕。我不分先后，一本接一本囫囵咽下，和我小时候一个读法，对每一本都沉醉其中。我还没脱离阅读欲望狼奔豕突、贪婪到几乎痛苦的那个阶段呢。

不过，比起儿时，情况多少复杂了一点—除了当读者，我现在似乎还想当个作者。我买来一本练习簿，尝试创作—确实写了，每张纸都是开始时雄心勃勃，旋即才思枯竭，最后我不得不把它扯下，像惩罚一样揉成团，丢进垃圾筐。这样周而复始，直到练习簿只剩封面和封底。然后我又买一本，再次开始。重复着循环—激动和绝望、激动和绝望。简直就像每周都悄悄怀孕，旋即流产一样。

不过，不完全是悄悄的。切斯知道我大量阅读，试着写作。他丝毫没有劝阻我。他觉得这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我大有可能学会。写作需要练习，但总归可以掌握，就像打桥牌打网球。我才不会为了这种混为一谈的信心谢谢他呢。它实在只是让我的灾难显得更为可笑。

切斯在一家食品批发行工作。他曾经想当历史教师，但他爸劝他，教书养不起老婆，过不了日子。他爸帮他弄到这个工作，提醒他一旦进了这行当，就别指望再得到什么帮忙。切斯并没指望那个。我们婚后头一个冬天，他每天起早贪黑地上班。他干得很卖力，从不多想这份工作能否满足他可能有过的任何兴趣，或者是否具有他曾经推崇过的任何意义。意义当然是没有的了，仅仅只是为了让我俩过上有割草机和电冰箱的生活—这种我们相信我俩都不感兴趣的生活而已。我要是仔细想想，真该对他的逆来顺受惊叹不已。他这种愉快的，你甚至可以说是勇敢的逆来顺受。

不过当时，我觉得，这是男人该做的。

我出门给自己找活儿干。要是雨不太大，我会去药店买份报纸，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报上的广告。然后哪怕还下着小雨，我都会坚持步行去招聘女服务员、女售货员或者女工的地方—任何不需要打字技能或者工作经验的地方。要是雨太大，我就搭公共汽车。切斯说，我应当总是坐车去，不要为了省钱而走路。他说，我省钱的时候，别的女孩没准已经抢先弄到那份工作了。

其实那正是我暗暗希望的。对于这种结果，我从来不曾真正失望。有时，我会在到达目的地后，在人行道上站一会儿，看看有大镜子和浅色地毯的女装店，看看从招聘档案员的办公室里蹦蹦跳跳跑下楼吃午饭的女孩子们。我甚至都不会进门，因为我知道我的头发、指甲，还有穿旧的平底鞋，都会让我毫无机会。我对工厂也没什么信心—我能听到大楼里开动的机器的噪音，它们灌着软饮料，或者包装着圣诞饰品，我看得到谷仓一般的天花板上挂下的光秃秃的灯泡。我的指甲和平底鞋在这种地方倒不成问题，可我的笨拙和蠢相准会招来斥骂和嚷嚷（透过机器噪音，我能听到吼叫训斥的声音）。我会遭羞辱、被开除。我觉得自己甚至连学会操作收款机都做不到。我对一位饭店经理直言了这一点，他本来好像真的想雇我了。“你觉得你能学会它吗？”他问。我回答说不能。他好像从没听人这么说过。我想我不可能学会什么，至少不可能很快地、在公开场合学会。我会手足无措。我唯一能够轻易掌握的，只有诸如三十年战争的曲折过程这类玩意儿。

当然了，事实是，我不必这么做。切斯养着我，我们维持着基本的生活水准。我不必逼自己走进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已经这么做了。男人没选择。

我想，或许我可以对付图书馆的工作，因此也去那里打听，虽说他们没登广告。一个女人把我的名字登上一份名单。她对我很礼貌，但并不热情。之后，我去了各家书店，专挑看起来没配备收款机的那种。越没人气、越杂乱越好。店主们都坐在桌边抽烟或打盹，二手书店里常常还有一股子猫味儿。

“我们冬天一般不怎么忙。”他们回答。一个女人建议我到春天再来看看。“尽管我们那时候通常也不怎么忙。”

温哥华的冬天不同于我所知道的任何冬天。没有雪，连类似冷风的东西也没有。中午时分，在市中心，我可以闻到像是焦糖的味道—我觉得必定是电车轮胎发出的。我沿黑斯廷斯大街步行，这里不会有别的女人在走路—这儿也只有酒鬼、流浪汉、可怜的老人、懒洋洋的中国人。没人对我说粗话。我走过仓库，走过杂草地，四下空无一人。或者我穿过锡蒂斯兰诺，这里有高高的木头房子，塞满像我们一样住得挤挤挨挨的人们，再走到洁净的邓巴区，这里有涂灰泥的平顶屋和修剪过的树木。再穿过克里斯戴尔，这里树木更美丽，草坪上种着桦树。都铎风格的横梁，乔治风格的对称建筑，《白雪公主》童话的布景，配着模仿的草屋顶。或者那是真正的草屋顶亦未可知。

在所有这些有人居住的地方，大概下午四点就亮灯了，然后街灯也亮了，电车里的灯也亮了。每每，云层会在西边海面上裂开，映出落日的红光—我迂回着往家走着，穿公园而过，公园里，潮湿的空气中，冬天的灌木叶发着淡淡的玫红色光辉。购物的人都回家了，工作的人正考虑着往家赶，成天待在家里的人则出门来散会儿步，以便让回家显得更诱人。我看到推着儿童车，带着哭哭啼啼的娃娃的女人们，却从没想过我自己很快也会踏入同样的命运。我看到牵狗的老人，以及其他老人，他们慢慢走着，或者坐轮椅，由老伴或护理员推着。我看到推着格里先生的格里夫人。她穿件淡紫色羊毛斗篷，戴着同样质地的贝雷帽（我现在知道，她大多数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打了厚厚的玫瑰色胭脂。格里先生低低地戴顶帽子，脖子围着厚方巾。她问候我，声音尖厉，盛气凌人，他呢，对我视而不见。他好像并不喜欢这种散步。不过坐轮椅的人差不多都是一脸沮丧相。有的还一脸受辱的表情，或者一脸夹生相呢。

“哎呀，我们前两天在公园看到你的时候，”格里夫人问，“你找完工作正要回家吧，对不？”

“不是。”我撒谎道。本能让我任何事都对她撒谎。

“哦，好啊。因为我正想说呢，你知道，要是你出门找工作的话，真得稍微收拾一下自己才成。嗯，你知道的。”

是的，我回答。

“我没法理解这年头有的女人出门时的样子。我绝不会穿平跟鞋，不化妆就出门，哪怕只是去杂货店。更不用说是去请人给我工作了。”

她知道我在撒谎。她知道我在地下室大气也不敢出，不回答她的敲门。要是她搜索我们的垃圾，找到并读过了揉得乱糟糟、上面平摊着我的“冗长灾难”的纸团，我也不奇怪。她为啥不肯放过我？她别无选择。我是老天安排给她的—或许我的怪僻，我的蠢相，都与格里先生的瘫痪处于同一级别，无法纠正，所以只能被容忍吧。

一天，我在地下室的主屋里洗东西，她沿台阶走下来。她允许我每周二用她的甩干式洗衣机和洗衣盆。

“现在有啥工作机会了吗？”她问，我突然一时冲动，告诉她图书馆说或许将来会有个工作给我。我想我可以假装在那里工作—我可以每天都过去，坐在一张长条桌边，阅读，或者甚至试着写作，就像我过去偶尔尝试的那样。当然了，一旦格里夫人走进图书馆，事情就会真相大白，不过她不可能推着格里先生走那么远的上坡路。或者，一旦她跟切斯聊到我的工作—不过我想这也不可能发生。她说她有时候都害怕跟他打招呼，因为他总是怒冲冲的。

“嗯，没准同时……”她说。“我刚刚想到，没准同时你会愿意做份小工作，下午陪格里先生坐坐。”

她说，她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圣保罗医院的礼品店，每周帮忙三到四个下午。“这工作没薪水，不然我就会让你去争取它了，”她解释，“这只是一份志愿工作。不过医生说，走出这房子对我有益。‘你会累坏自己的。’他说。我并不需要那钱，既然雷伊对我们照顾得这么周到，这只是一份小小的志愿工作，我想—”她看看漂洗盆，看到切斯的衬衫和我的花朵睡袍，还有我们淡蓝色床单一起泡在一盆清水里。

“哎呀，亲爱的，”她说，“你没把白色和彩色一起洗吧？”

“都是浅色，”我解释道，“不会串色的。”

“浅色也还是颜色呀。”她说。“你或许会觉得衬衫那样已经很白了，可它们本来应该更白才对。”

我说我下回会记住的。

“我想说的是你照料你男人的方式。”她说，局促地笑了笑。

“切斯不介意。”我说，我没意识到，这个回答在未来数年中会变得越来越不正确，也不曾料到，所有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是偶尔为之、几乎像游戏似的位于我真实生活的边缘位置的活儿，将会转移到生活的前沿，占据中心地位。

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在下午陪格里先生坐着。绿色躺椅边的一张小桌上，摊着一块手巾—用来接泼洒出来的东西—上面摆着他的药瓶和药水，还有一只小钟，让他知道时间。另一侧的桌子上都是读物。晨报、昨晚的报纸，《生活》、《Look》和《麦克林》杂志，那时它们都是些软塌塌的大开本。桌子底下的架子上放了一沓剪贴本—小孩在学校用的厚牛皮纸做的毛边本。里面戳出些印着新闻和照片的纸片。它们是格里先生收集多年的剪贴本，一直到他中风、不能剪贴时才停下。房间里有个书架，装的也都是杂志和剪贴本，还有半书架高中课本，可能是雷伊的。

“我总是给他读报，”格里夫人说，“他还没失去看报的能力，不过他没法双手举起报纸，眼睛也不行了。”

因此，我给格里先生读报，而格里夫人撑着花雨伞，迈着轻巧的步子走向公共汽车站。我读体育版和城市新闻版，还有世界新闻，以及所有关于谋杀、抢劫和坏天气的新闻。我读了读者来信，以及写给一位医生的信，这人负责提供医疗建议，还有写给安·兰德斯的信，以及她的回信。看起来体育新闻和安·兰德斯专栏让他最感兴趣。我有时会读错个把运动员的名字，或者弄混了术语，读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他就会不满地嘟囔，提醒我重新读一遍。我读体育版时，他总坐得笔直，竖着耳朵，皱着眉头。不过，我读到安·兰德斯时，他的脸就放松了，会发出一些声音，我觉得是在表示高兴—一种咕噜声，以及深深的吸鼻子声。这些信涉及特别女性化或者鸡毛蒜皮的话题时，他尤其会发出这种声音（一个女人写信说，她弟媳总假装蛋糕是自己烤的，哪怕端上桌时，垫在下面的蛋糕店垫纸都没收起来），或者当其中提到—用当时谨慎委婉的说法—性的时候。

读到在联合国里俄国说了什么，美国又说了什么之类冗长无聊的社论时，他的眼皮开始耷拉下来—或者，不如说他比较好的那只眼睛的眼皮几乎全部耷拉下来，而那只坏一点的、黯淡的眼睛上的眼皮则耷拉得比较慢—他胸部的起伏会更加明显，我会停下片刻，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这么一来，他会发出另一种声音—一种粗鲁、责备的声音。等我习惯他，他也习惯我之后，这种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像谴责了，而是更像一种安慰。不只是在安慰我：他并没有睡着；也是在安慰我：他这会儿还没死哪。

他会在我眼睁睁看着他时死去，这想法起初真让我害怕。他怎能不死呢，其实他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了。他的坏眼睛就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同侧的嘴角咧开着，露出一口烂糟糟的牙齿（那时大多数老人都是一口坏牙），潮湿的牙釉质当中，黑糊糊的填料闪闪发亮。他活着，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在我看来真像是个错误，随时都有可能被抹掉。不过，正如我说过的，后来我习惯了他。他身体壮硕，有一颗大大的高贵的脑袋，宽阔起伏的胸部，无力的右手耷拉在穿长裤的腿边，在我读报时，不容我视而不见。他真像是一个遗迹，一位来自蛮荒时代的远古武士。血斧埃里克〔4〕。克努特国王〔5〕。

朕的力量迅速衰退，海王对手下感慨。

再也无法像征服者一样巡航大海。

那就是在说他啊。他那几近废弃的失事船只般的躯体，在他慢吞吞地挪往洗手间时一路碾压家具，撞击墙面。他的气味并不难闻，但也没消减到只剩肥皂和痱子粉的婴儿般的洁净味道—而是一种残留了烟草味（尽管他已戒烟）的厚衣服的味道，还有一种层层包裹住的皮肤的味道，我想象那皮肤如厚厚的皮革一般，高贵地淌着汗水，散发动物的热量。事实上，还有一种微弱却挥之不去的尿味，要是来自一个女人的身体，那准会让我厌恶，但在他身上却不仅可以原谅，而且不知怎的，仿佛还表明着一种古时的特权。我在他之后走进洗手间，总感觉那里就像是某个生了疥疮却依然强大的动物的巢穴。

切斯说我照料格里先生是在浪费时间。天气放晴了，白天时间变得更长。商店陈列出新货，从冬天的麻木中恢复了生机。所有地方都更乐意招聘人了。所以，我这会儿应当出门，认真地找一份工作才对。格里夫人一小时只付我四十分钱。

“可我向她保证过。”我说。

一天，切斯说他看到她走下公共汽车。他是透过办公室窗子看到她的。那可不是在圣保罗医院附近。

我说：“她或许是中途出来放松一下吧。”

切斯说：“天哪。我以前从没在光天化日下看见过她。”

我提议用轮椅推格里先生出去走走，因为天气已经转好。可他发出一些声音，拒绝了这个想法，那些声音让我确信，被轮椅推着—或者说，被某个像我这样，显然是受雇干这份工作的人推着，到大庭广众中去，令他讨厌。

为了跟他提议这事，我中断了读报，等我试着继续读下去时，他做个手势，发出另一种声音，表示他厌倦听报纸了。我放下报纸。他冲身边桌下架子上的剪贴本挥挥他的好手。他又发出一些声音。我只能把它们描述为一些哼哼声、喷气声、咳嗽声、吠叫声、嘟囔声。不过，现在它们对我而言已经像话语一样意义明确。它们听起来确实像在说话。我觉得它们不仅是些专横的表示和要求（“不要”，“扶我起来”，“给我看几点了”，“我要喝水”），而且还表达了一些更复杂的意思：“天哪，那只狗怎么还在叫？”或者“够热的啊”（这是在我读了一阵报上的言论或社论之后）。

现在我听到的是：“我们来瞧瞧，这里面有没有啥比报纸有趣点的东西。”

我从架子上挪下剪贴本，捧着它们坐在他脚边的地板上。它们的封面上用大大的黑色蜡笔字写着最近几年的年份。我翻了翻1952年的，看到乔治四世葬礼的报道剪贴。剪下的报纸上方用蜡笔写着：“阿尔伯特·弗雷德里克·乔治。1885年出生，1952年去世。”以及三位佩戴葬礼面纱的女王的照片。

下一张是关于阿拉斯加公路的报道。

“真是一份有趣的记录。”我说。“你希望我帮你剪贴一本新的吗？你可以选择想要我剪下来贴的东西，然后我来弄。”

他发出些声音，意思是“太麻烦了”，或者“现在操这份心干吗”，或者甚至“真是个蠢念头”。他把乔治四世扫到一边，想看看其他本子上写的年份。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冲架子挥挥手。于是我又挪出一沓剪贴本。我明白他想找的是某一年的本子，所以我逐本举起，给他看封面。有时我不顾他的反对，还翻开来看看里面的内容。我看到了一篇关于温哥华岛上的美洲狮的文章，一份关于高空秋千表演者出意外的报道，一篇关于一个孩子遇到雪崩生还的报道。我们跳过了我们经历过的战争年代，跳过30年代，跳过我出生的那年，又往前跳了差不多有十年，才到了他想要的年份。他发出指示。看这本。1923年。

我从第一页读起。

“一月大雪掩埋了村庄，位于……”

不是。快点。往后翻吧。

我朝后飞快地翻着页面。

慢点。别太快，放慢点。

于是我一张张地翻，什么也没读，直到我们找到他想要的那一页。

到了。读这个。

没照片，也没标题。蜡笔字写着：“《温哥华太阳报》，1923年4月17日。”

“库特斯岛，”我读道，“是这个吗？”

读呀。快呀。

库特斯岛。星期天清晨，或者星期六深夜时分，该岛南端居民安森·詹姆斯·怀尔德的住宅被大火烧毁。该处远离其他住房和居住区，大火没有引起任何岛民注意。有报道称，星期天早上，一艘驶向荒凉湾的渔船曾看到火光，船员误以为有人在烧灌木。当时树林非常潮湿，灌木丛着火不会造成危险，因此他们没有予以进一步关注。

怀尔德先生是怀尔德果园的主人，在岛上居住了大约十五年。此人性格孤独，之前一直待在部队，但为人颇友善。已婚，有一子。当出生于大西洋沿岸省份。

大火将房屋烧成废墟，房柱倒塌。怀尔德先生的尸体在烧焦的废墟中被发现，几乎无法辨认。

废墟中另发现一个烧黑的铁罐，可能装过煤油。

事发时怀尔德先生的妻子不在家，上星期三，她上了一艘从丈夫的果园装载苹果驶往科莫克斯的船。原计划当天返回，因为船发动机故障，耽搁三天四夜才回到家中。星期天早上，她与提供搭便船的朋友一道返回，发现这一悲剧事故。

人们很担心怀尔德的幼子，房屋着火时他不在家。对其的搜索迅速展开，周日傍晚，在离家近一英里的树林里找到了孩子。他又湿又冷，已在矮树丛中蹲了数小时，不过毫发无损。他离家时似乎带了些食物，因为被发现时，身上尚有几片面包。

将在科特尼〔6〕展开调查，寻找毁掉怀尔德宅邸并夺走怀尔德生命的起火原因。

“你认识这些人吗？”我问。

翻下一页。

1923年8月4日。温哥华岛科特尼就今年4月在库特斯岛夺走安森·詹姆斯·怀尔德生命的大火原因展开调查，调查发现，怀疑是死者本人、别人或团体纵火的说法无法确证。火灾现场发现的空煤油罐不足为证。根据库特斯岛曼森斯卸货口的商店店主佩西·坎普尔先生的证词，怀尔德先生曾定期购买并使用煤油。

死者七岁的儿子无法提供任何关于火灾的证词。他在失事数小时后，由搜索队在离家不远处的树林里发现。对于人们的提问，他回答说父亲给了他一些面包和苹果，吩咐他步行到曼森斯卸货口去，但他中途迷了路。不过，数星期之后，他宣称已不记得此事，也不知自己为何迷路，这条路他之前曾多次走过。维多利亚的安东尼·黑尔维尔医生证明，他检查过这个男孩，相信他有可能一看到大火便逃跑了，并且还有时间带上一些食品，不过现在他已经悉数忘记。医生指出，也有可能男孩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对于它的记忆几天之后遭到抑制。医生表示，没必要对男孩展开进一步质询，因为他在这件事上可能已无法区分事实和想象。

事发时怀尔德夫人不在家，她搭乘联合湾的詹姆斯·汤普森·格里的一艘船，去了温哥华岛。

怀尔德先生的去世被裁定为一场不幸事故，引起事故的大火起因不明。

好了，合上剪贴本吧。

把它收起来。把它们都收起来。

不对。不对。不是那样。按顺序收。按照年份。这还差不多。要保持原样。

她回来没？看看窗外。

好的。不过她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了。

说说你吧。你有何感想？

我不在乎。我才不会在乎你怎么想。

你想过人们的生活可能会像那样，又会像那样结束吗？哼，会的。

我没对切斯提这事，尽管我通常会把一天中我认为他会觉得有趣或好玩的事都告诉他。他现在好像回避关于格里夫妇的任何话题。他对他们一言以蔽之：“怪物。”

公园里所有脏兮兮的小树都开花了。一种浅粉色的花，看起来像人工染色的爆米花。

而我开始了一份真正的工作。

一个星期六下午，锡蒂斯兰诺图书馆打来电话，让我去干上几个小时。于是我坐到了借书台的另一侧，在人们借的书上盖到期的日期戳。这些人中有的我认识，以前和我一样都是借书人。现在我代表图书馆，冲他们微笑。我说：“两星期后见。”

一些人会笑着回答：“呵呵，不会那么久。”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书迷。

我发现这份工作我应付得来。不用收款机—要收罚款的话，你只需要从一个抽屉里摸出零钱。我已经熟悉书架上大多数书的位置。把卡片归档的时候，我知道字母表的顺序。

我得到了更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很快，这发展成一份临时的全职工作。之后，正式工作人员中的一位流产了，要离开两个月，两个月后她又怀孕了，医生建议她不要再上班。我便跻身正式工作人员之列，一直干到我自己的第一次怀孕也过了半程为止。我和那些早已面熟的女人成了同事。玛维斯和谢莉，卡尔森夫人和约斯特夫人。她们全都记得我跑到图书馆，一连几小时到处磨蹭的模样—按照她们的说法。真希望她们不曾这么注意我。真希望自己不曾来得这么频繁。

进入我的岗位，在借书台的这一面迎接人们，在前来求助的人面前显出一副能干、轻快、友好的模样儿，这是一种多么纯粹的快乐啊：被他们视为一位熟悉业务、在世上有一个明确定位的人。抛开我的躲藏、游荡和梦幻，变成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孩。

当然啦，现在我读书的时间少了，有时我坐在桌边工作，会把一本书在手里捏一会儿—我会捏着一本书，作为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我不得不立即吸干的容器—我会有瞬间的恐慌，就像在梦中你突然发现自己位于一幢错误的大楼，或者忘了考试时间，心里知道这预示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大灾或者某个终身大错将要来临。

不过恐慌转瞬即逝。

与我共事的女人们记得看到我在图书馆写东西。

我说，我是在写信。

“你在练习簿上写信？”

“是啊，”我回答，“它比较便宜嘛。”

最后一本笔记本变得冷冰冰的，藏在抽屉里，塞在乱糟糟的袜子和内衣下。它变得冷冰冰的，看到它，我心烦又羞愧。想扔掉，又下不了手。

格里夫人没有恭喜我得到这份工作。

“你没告诉我你还在找呀。”她说。

我解释道，我一直就在图书馆挂着名字，而且并没有瞒着她。

“那是在你开始为我工作之前呀，”她说，“现在格里先生怎么办呢？”

“很抱歉。”我说。

“那对他没啥好处，不是吗？”

她挑起粉红色眉毛，跟我说话的口气，与我听到她在电话上对送错货的屠夫或杂货商用的高傲口气如出一辙。

“我该怎么办呢？”她说。“你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不是吗？希望你以后对别人能更守点信用吧。”

当然啦，这些都是胡扯。我从没允诺过能待多久。不过，尽管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内疚，我还是有点不安。我没允诺过她什么，不过我不回答她的敲门，竭力悄悄溜进溜出大门，猫腰溜过她的厨房窗口的那些时刻算什么呢？在她给我端来那些—说实话吧—实实在在的东西的时候，我却报之以淡漠而甜腻的虚伪友谊，那又算什么呢？

“其实这样也好，真的，”她说，“我不想让任何靠不住的人照料格里先生。其实啊，我对你照顾他的方式谈不上很满意，我告诉你吧。”

很快她就找到另一个看护—一个矮小细瘦的女人，黑头发包着发网。我从没听到她开口。不过我能听到格里夫人对她说话。楼梯顶上的门特意开着，就为了让声音传到我耳中。

“她甚至从不帮他洗茶杯。半数时间她甚至从不帮他沏茶。我真不知道她有啥用处。就晓得坐着读报。”

现在我出门时，厨房窗子总会推开，她的声音一路冲到我头顶，尽管表面上她是在和格里先生说话。

“她走咯。出门咯。她现在甚至都不愿冲我们挥挥手了。我们在没人要她的时候给了她一份工作，可她现在手都不愿挥一下。哎哟，连个手都懒得挥一挥哟。”

我没挥手。我不得不走过格里先生坐着的窗口，但是我觉得，这会儿我如果挥手，或者哪怕只是看他一眼，都会让他备感羞辱。或者惹他发怒。任何举动都会像是在嘲弄他们。

走出半个街区，我就把他俩都抛到脑后。清晨光线总是那么明朗，我走路时心情愉快，不慌不忙。这种时候，我不再为之前的生活自怨自艾。在凹室帘子后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在厨房桌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徒劳无功地涂满一张又一张纸，还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陪着一个老头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耗时间。粗糙的小地毯，长毛绒沙发，他的衣服、躯体和那些干巴巴的剪贴本的气味，我不得不勉力应付的无穷无尽的报纸新闻。他保存着并让我读给他听的恐怖故事。（那会儿我丝毫没意识到，它要是放到书里，一准可以归到我素来倍加推崇的人类悲剧的范畴。）对所有这些的回忆，有点像想起儿时的病假，那时我心甘情愿地深陷于舒服的法兰绒被褥中，闻着它们的樟脑丸味儿，深陷于我的疲乏无力，还有从我楼上的窗户看到的迷迷糊糊、难以分辨的树影中。这种经历你只会自然而然地抛到脑后，不会怎么为之懊恼。看起来，似乎是我自身的一个部分—病恹恹的部分？—正被抛到脑后。你或许以为，婚姻可以促成这种变化，但是它没有，至少暂时没见效。我的旧自我一直在休眠和沉思着—它固执、缺乏女性意识、古怪地回避世界。而现在，我迈开步子，接受了正被转变为一个妻子和一个雇员的好运。只要费点心思，我就能变得好看、能干。不再古怪啦。我可以过关啦。

格里夫人拎着一个枕套跑到我门口。她露了露牙齿，做出一个不抱希望的、敌意的微笑，问我这会不会是我的。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是。我所有的两个枕套都在我们的床上呢。

她像殉难者一样宣布：“哦，它肯定不是我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慢慢地、恶毒地，她的微笑变得信心十足：“这不是我会摆到格里先生床上的那种布料。也不可能摆到我床上。”

为什么不呢？

“因为—它—不够—高级。”

我不得不回屋，从凹室床上的枕头上扒下两只枕套，拿给她看，这才发现它们不是一对，尽管我一直没注意。一只是用“高级”布料做的—是她的—她手中的一只才是我的。

“要是换成别人而不是你的话，”她说，“我才不会相信你没注意到呢。”

切斯打听到另一套公寓。一套真正的公寓，而不是什么“单室套”—它有一个像样的洗手间和两间卧室。原是他的一个同事朋友和老婆住的，他们买了幢房子，打算搬走。公寓位于第一大道和麦唐纳大街交会处的一幢大楼里。我仍旧可以步行上班，他也可以继续搭原先的公共汽车上班。现在靠着两份收入，我们住得起它。他的朋友夫妇打算把一些家具廉价出售。它们不合适搬进他们的新家，可在我们看来，它们够体面，够高级了。我们在这套三楼的亮堂房子里踱来踱去，对奶油色墙壁、橡木地面、宽绰的厨房碗橱和铺瓷砖的浴室啧啧惊叹。它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正对着枝叶繁茂的麦唐纳公园。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度陷入对彼此的热恋，陷入对我们的新地位，对我们从地下室升级进入的成人生活的热恋，现在看来，地下室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临时站台罢了。未来许多年中，它在我们聊天时，都将是个打趣的话题，被形容成一场耐力测试。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租赁的房子，我们拥有的第一幢房子，我们拥有的第二幢房子，第一幢在另一个城市买下的房子—都会带给我们这种欢欣的进步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这样一直到最后一幢房子，走进这幢最最辉煌、前所未有的房子时，我倒有了一种隐隐的灾难感，一种若有若无想要逃离的感觉。

我们通知雷伊要搬走，却没告诉格里夫人。因此她的敌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上，她差点就气疯了。

“哼，她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她其实连两个房间都收拾不干净。她扫地的时候只知道把灰扫到角落。”

我买下我的第一把扫帚时，忘了买簸箕，因此有阵子我确实是这么干的。但是，除非她趁我不在，用她自己的钥匙进了我们的房间，否则她不可能知道这个。她显然这么干过。

“她鬼头鬼脑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她是个鬼头鬼脑的家伙。还是个撒谎精。她头脑有问题。她坐在那里，说她在写信，其实就是在一遍遍写同样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信，就是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写。她头脑有问题哟。”

现在我知道了，她想必把我丢进垃圾筐的纸团又打开检查过。我经常试图用同样的词语开始叙述同一个故事。正如她说的，一遍遍地重复。

天气相当暖和了，我上班不再穿外套，而是把一件暖和的毛衣塞进裙子腰带，把皮带扣到最紧的一档。

她打开前门，冲着我的脚后跟嚷嚷。

“贱人。瞧那个贱人，像那样挺着胸脯，晃着屁股！你以为自己是玛丽莲·梦露吗？”

还有“我们的房子里不需要你。滚吧，越快越好！”

她给雷伊打电话，控诉我试图偷她床上的亚麻枕套。指责我在街头到处传播她的私事。她特地敞着门，为确保我能听到，还故意扯着嗓子对电话吼叫，不过这其实毫无必要，我们用的是同一根电话线，如果想偷听，我随时都可以听个一清二楚。不过我从没这么做过—我的本能是赶紧堵住耳朵—不过，一天晚上切斯正好在家，他抓起电话：

“别理她，雷伊，她就是个疯婆子。我知道她是你妈，但我不得不告诉你，她是个疯子。”

我问他雷伊怎么回答，是不是听了这话生气了。

“他只是回答：‘好的，没问题。’”

格里夫人挂掉电话，直接冲楼梯下面吼了起来。“我来告诉你们谁才是疯子。我来告诉你们谁才是个疯狂的撒谎精，到处散播我和我丈夫的谣言……”

切斯说：“我们不想听你说话。别惹我老婆。”后来他问我：“她说她和她丈夫是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知道啊。”

“她就是受不了你，”他说，“因为你年轻漂亮，而她是个老巫婆。”

“忘掉这些吧。”他劝道，编了个勉强的笑话逗我开心。

“老女人们到底要干啥？”

我们搭出租车去新公寓，行李只有几只手提箱。我们在人行道上背对房子等车。我以为会听到一些最后的嘶叫，不过四下寂静无声。

“要是她拿杆枪，从背后干掉我怎么办？”我问。

“别和她一般见识。”切斯说。

“要是格里先生在的话，我倒是愿意冲他挥挥手。”

“最好别。”

我甚至没有最后看一眼那房子，我也没再走过那条街，再也没去过阿布特斯街那个面对公园和大海的街区。它的模样我都忘了，不过有几件东西倒是记忆犹新—凹室的帘子、瓷器柜、格里先生的绿躺椅—记得一清二楚。

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年轻夫妇，他们和我们一样，起初在别人的房子里租住廉价的一隅。我们听到关于老鼠、蟑螂、可怕的马桶、疯狂的女房东的故事。我们也会讲讲我们那个疯狂的女房东。妄想狂。

别的时候，我都不会想起格里夫人。

不过我有时会梦见格里先生。在梦中，我与他相识，似乎早在他认识她之前。他灵活强壮，但并不年轻，模样也不比我在前厅给他读报时好多少。他好像是可以说话的，不过他的发言仍仅限于我已经学会解读的那种噪音—生硬专横，只是不耐烦的几声哼哼，虽说对动作做着重要注解。而动作本身狂野无比，因为这些都是色欲之梦。身为一个年轻妻子，以及随后毫无耽搁地变成一个年轻母亲—忙碌、忠诚，几乎总是心满意足—的时候，我都时不时做梦，梦中的这种进攻、这种回应、这些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迹可寻。这些梦毫无浪漫可言。也没有丝毫体面。我们的床—格里先生和我的—总是砾石沙滩、粗糙的甲板或者戳人的一捆捆油腻绳索。梦里有一种你或许可以称为丑陋的情趣。他辛辣的气味，他凝冻般的眼睛，他猎狗一样的牙齿。我会从这些粗野的梦中惊醒，心头一片空白，连一丝惊讶和羞耻都没有，旋即又睡着，早上带着一种我习惯要否认的记忆醒来。年复一年，而且想必在他死后很久，格里先生都在我的夜间生活中如此运转。直到我把他利用殆尽，我估摸着就像我们把死者利用殆尽一样。不过，其实这事从来都不该这么理解—并不是说，我是个掌控者，我把他带到这里。这事是双方面的，似乎也是他把我带到了这里，这些不光是我的经历，也是他的经历。

而船和甲板和海滩上的砾石，戳向天空或蜷缩地俯向水面的树木，四周岛屿错杂的剪影，灰暗却分明的群山，似乎都具有一种天然的混乱，比我能梦到或想出的任何东西都要丰富和自然。它就像那种地方：你在，或者不在，它都自成一体，遗世而独立。

不过，掉在那位丈夫尸体上的焦黑房梁，我倒从不曾看到。那是很久前的事啦，如今周围早已换上一片郁郁葱葱。

注释

〔1〕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

〔2〕朱迪·图尔曼·科莱特（1873—1954）的小说。

〔3〕伊丽莎白·波文的小说。

〔4〕北欧古代传说中的人物。

〔5〕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丹麦、英国和瑞典等地的国王。

〔6〕温哥华岛上的主要城市之一。

唯余收割者

他们玩的游戏，与从前索菲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和伊芙在漫长无聊的驱车旅行中玩的如出一辙。只不过那时是抓间谍—现在变成抓外星人。索菲的孩子们，菲利普和黛西，坐在后座。黛西三岁不到，啥都搞不明白。七岁的菲利普充任指挥员。他负责挑选要追踪的车辆，里面坐的都是刚刚抵达的太空旅行者，正赶往秘密总部，也就是进攻地球的外星人的老巢。他们接收别的车里样子可疑的人、站在邮箱边的某个人，甚至田里开拖拉机的人发出的信号，获得方向指示。许多外星人已经抵达地球，已被转变—这是菲利普发明的说法—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加油站服务员、推婴儿车的女人、躺在婴儿车里的婴儿。都可能在发信号。

通常，伊芙和索菲会在繁忙的公路上玩这个游戏，路上车很多，不会有人注意她们。（不过有一次她们太投入了，跟着开上了一条郊区小道。）今天在伊芙行驶的乡间小路上就没这么容易了。为解决这一点，她解释道，他们或许应当一会儿追踪一辆车，一会儿换成另一辆，因为有些车只是障眼物，根本不是开往秘密总部，而是用来误导你的。

“不对，不是那样，”菲利普抗议，“他们是这么干的，他们会从一辆车里把人吸出来吐进另一辆，防止有人追踪。他们可以先是在一个人的身体里，然后嗖地穿过空气钻进另一辆车里的另一个身体里。他们一直在钻进不同的人里，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身体里到底是谁。”

“真的啊？”伊芙问，“那我们怎么知道要追哪一辆呢？”

“车牌上的编码，”菲利普解释，“它会根据他们在车里发出的电场改变。这样他们在太空中的追踪器就能跟着他们。诀窍很简单，可我不能告诉你。”

“嗯，那就别说。”伊芙说。“我估计没几个人知道。”

菲利普说：“我是安大略省目前唯一一个知道的。”

他勒着安全带，尽可能朝前坐，时不时聚精会神地叩着牙齿，发出轻轻的嘘声提醒她。

“嗯嗯，注意那里，”他说，“我想你得调头了。对，对。我想这样应该就对了。”

他们一直跟着一辆白色马自达，现在显然换成了一辆福特牌绿色旧敞篷卡车。伊芙问：“你确定吗？”

“确定。”

“你感觉到他们从空气中被吸过去了吗？”

“他们是同时被转变的。”菲利普说。“我是说过‘吸过去’，但那只是为了容易听懂啦。”

伊芙本打算最后发现总部位于出售冰激凌的乡间商店，或者在操场上。可以解释说，所有外星人都到那里集合，变成了小孩们，而且受到冰激凌、滑梯和秋千诱惑，暂时失去力量。所以不必担心他们会诱拐你—或者钻进你的身体—除非你选择了错误的冰激凌口味，或者在特定的秋千上晃了错误的次数。（最好保留一点危险的可能，不然菲利普会觉得受辱，变得大失所望呢。）不过，现在菲利普如此彻底地夺走主动权，所以结局变得悬而未决。敞篷卡车从铺了路面的乡村马路拐上一条碎石小路。这是一辆没顶盖的旧卡车，车身锈迹斑斑—它不会开多远。大有可能是打算开回某个农场上的家。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也许不会再遇上别的汽车来改变方向了。

“你确信是这一辆吗？”伊芙建议。“里面只有一个人，你知道。我觉得他们从来不会独自旅行。”

“还有狗呢。”菲利普说。

卡车的露天车斗里有一只狗，正在车斗两侧来回奔跑，仿佛到处都有状况要它对付。

“狗也算一个。”菲利普说。

早上，索菲出发去多伦多机场接伊安，菲利普负责在儿童室陪黛西。自打来到这幢陌生房子，黛西表现一直很好—除了假期的每天晚上都会尿床—不过，今天妈妈还是头一回走开，把她留在家里。索菲请菲利普帮忙分散她的注意力，他居然热情万丈地接受了（因为新变化而兴高采烈？）。他模仿怒吼的马达声，射击地板那头的玩具汽车，掩盖住索菲启动租来的真正的汽车出门的声音。然后他对伊芙吼道：“那个大啥走了没有？”

伊芙正在厨房清理吃剩的早餐，做着自我调整。她走进起居室。昨晚她和索菲看的电影录像带就放在这个房间。

《廊桥遗梦》。

“‘大啥’是什么？”黛西问。

儿童室和起居室相连。这是一幢局促的小房子，装修廉价，用于夏季出租。伊芙原本打算租一幢湖边小屋度假—这可是大概五年以来，索菲和菲利普头一回来看她，黛西更是第一次到这里。她选了这片休伦湖岸，是因为她父母过去带着还是孩子的她和哥哥来过。怎料今非昔比—从前的小屋全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郊外别墅，出租屋无处可觅。这幢与湖岸多岩石、没人去的北端还隔了半英里之远的房子，已经是她能租到的最好的一幢了。它位于一片玉米地正中央。她像当年爸爸告诉她一样告诉孩子们说，晚上你们能听到玉米在长个子呢。

每天，索菲从晾衣绳上取下手洗的黛西的床单，都得抖掉爬在上面的玉米地甲虫。

“它的意思是‘大便’。”菲利普带着狡黠的挑战神情对伊芙说。

伊芙停在门口。昨晚她和索菲看着梅内尔·斯特里普在大雨中坐在丈夫的卡车里，攥着门把手，依依不舍地哽咽着，目送情人开车离去。完了她俩一对眼，发现都是泪流满面，不由又摇着头，哈哈大笑。

“它还有‘大妈妈’的意思啦，”菲利普用安抚的语调宣布，“有时候爹地就是这样喊她的。”

“好吧，”伊芙回答，“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那答案是‘是的’。”

她好奇他是否认为伊安是他真正的父亲。她从没问索菲他们是怎么跟他说的。她自己当然不会讲。他真正的父亲是个爱尔兰男孩，本来要当教士，却改了主意，跑到北美漫游，想看看接下来做什么好。伊芙以为他是索菲的一个普通朋友，索菲似乎也这么认为，到头来却引诱了他。（“他那么害羞，我从没想到真能得手。”她解释。）伊芙直到看到菲利普，才算真正回忆起那男孩的模样。接着，她发现菲利普完全就是他一丝不差的翻版—那个眼睛明亮、文绉绉、敏感、轻蔑、吹毛求疵、会脸红、胆小、好论理的年轻爱尔兰人。有点像塞缪尔·贝克特，她评论道，连皱纹都像。当然了，婴儿逐渐长大，皱纹消失了。

索菲那时是考古专业的学生。她上课时，伊芙照料菲利普。伊芙是女演员—现在仍是，如果能揽到活儿的话。不过即使早些年，她也并非一直有活干，有时她白天要去排演，便把菲利普带在身边。有两年时间，她们生活在一起—伊芙和索菲及菲利普—住在伊芙在多伦多的公寓里。是伊芙用婴儿车推着菲利普—后来改成小推车—沿着奎恩、大学、斯巴蒂娜和奥辛顿之间的所有街道散步，途中，她有时会发现一幢完美无瑕却无人在意的小房子在出售，它位于某条她闻所未闻的小路边，路是死路，只有两个街区长，浓荫遍地。她会让索菲去看看它。她们会和房地产商打交道，讨论抵押贷款，哪些翻修必须花钱，哪些她们可以自己完成。兴奋着、浮想联翩着，直到房子被别人买下，直到伊芙再次陷入每隔一阵子才发作、却总是苛刻无比的大省钱，或者直到什么人说服她们，说这些可爱的偏僻小路对女人和孩子并不合适，远不如她们一直住的明亮、丑陋、粗野、喧闹的大街来得一半安全。

和爱尔兰男孩相比，伊芙对伊安更没在意过。他是一个朋友；他从没单独来过这套公寓。然后他就到加利福尼亚工作了—是个城市规划师—随后索菲开始打出惊人的电话账单，伊芙不得不跟她提了这事，此后，公寓里的气氛与从前大相径庭。（是否伊芙不该提账单的事呢？）很快，计划了一次访问，索菲带着菲利普去，伊芙留在本地剧院进行夏季演出。

不久就从加利福尼亚传来消息。索菲和伊安打算结婚了。

“试着同居一段时间，不是更明智些吗？”伊芙从寄宿屋打电话劝道。索菲回答：“哦，不。他挺怪的。他不信那个。”

“可我没法请假去参加婚礼呀，”伊芙说，“我们要一直演到9月中旬。”

“没关系，”索菲说，“那不会是一场婚礼一样的婚礼啦。”

于是一直到今年夏天，伊芙才有机会再见到她。起初，她们双方钱都不够。伊芙有活儿干时不便离开，没活儿时又总是穷得付不起额外开销。很快索菲也上班了—在一家诊所担任接待员。某次，伊芙都打算预定航班了，索菲突然打来电话，伊安的爸爸去世了，他飞到英国参加葬礼，然后会把老妈带回来。

“我们只有一间房间。”她解释道。

“省省吧，”伊芙说，“两个亲家母哪能待在一个屋顶下，况且只有一间房间。”

“或许等她走了再说？”索菲建议。

然而婆婆一住就住到黛西出生，一直到他们搬进新房，住了整整八个月。到那时，伊安已经开始写书，家里来客会妨碍他。就算没客人也已经够烦人了。渐渐地，伊芙觉得不请自去已不再合适。索菲寄来黛西、花园和房子所有房间的照片。

然后她宣布他们，她、菲利普和黛西可以在今年夏天回安大略。他们会和伊芙一起过三周，伊安独自待在加利福尼亚工作。三周过完，他会加入他们，一起从多伦多飞到英格兰，和他妈住上一个月。

“我要到湖边租一幢小屋。”伊芙说。“哎呀，那该多开心啊。”

“不错，”索菲回答，“都过去这么久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结果确实如此。开心得中规中矩，伊芙想。索菲看来没有因为黛西尿床而烦恼或吃惊。菲利普头两天一直显得克制、冷淡，伊芙宣称他还是婴儿时就认识他，他无动于衷，对于他们匆忙穿过岸边树林走向沙滩时落到身上的蚊子，他也视若无睹。他想让人带他到多伦多看科技中心。不过之后他就安下心来，开始在湖里游泳，也不抱怨水冷；而且一头扎进各种孤独的“工程”中—比如把他拖回家的一只死海龟的肉煮沸扯下，好留下它的壳子。海龟胃里有一只尚未消化的小龙虾，壳子裂成了碎片，他都没陷入沮丧。

同时，伊芙和索菲养成了一种愉快闲散的生活节奏，早上做家务，下午在沙滩度过，晚餐喝葡萄酒，夜里看电影。她们迷上了半开玩笑地为这幢房子做安排。可以对它做点什么？首先撕掉起居室模仿仿木镶板的壁纸。揭掉愚蠢的、有金色鸢尾花图案的油毡地毯，上面的花朵已经被漏进房里的沙子和肮脏的擦地板水弄成棕色。索菲想得走火入魔，果真把水槽前烂掉的地毯揭开一角，发现下面是松木地板，那肯定可以打磨一番。她们讨论着租一台磨砂机的费用（当然了，前提是这房子属于她们），以及她们可以为门和木头家具、窗上的百叶选择什么颜色的油漆，可以用开放式架子取代厨房邋遢的三合板柜子嘛。再弄个烧煤气的壁炉？

那么谁来住呢？伊芙嘛。冬天拿这幢房子做俱乐部用的雪地车爱好者们已经着手造一幢他们自己的房子了，这屋子的主人要是能一整年都把它租出去，一定再乐意不过。鉴于房子的状况，他也有可能非常廉价地卖掉它。伊芙明年冬天要是得到她希望的工作，不妨把这里当成一个退隐之地。要是没得到，那为何不转租掉公寓，住到这里？这样，她可以利用房租的差价，而且从10月份起可以领养老金了，加上她为一种减肥药拍广告仍可以收到的报酬。她住得起。

“我们要是夏天来住，可以帮着付点租金。”索菲提出。

菲利普听到她们的话。他说：“每年夏天？”

“你现在不是喜欢上这湖了吗，”索菲说，“也喜欢上了这地方。”

“还有蚊子，你知道它们不是每年都这么多的，”伊芙说，“通常它们只是在夏初比较多。在6月份，你们那会儿还没来呢。春天到处都是水汪汪的沼泽，蚊子就在里面繁殖，之后，沼泽干掉了，它们就没法继续繁殖了。不过今年夏初雨下得太多啦，沼泽没干，所以蚊子有了第二次机会，繁殖出了新一代。”

她已经注意到，他看重的是各种知识，只乐意听它们，而不是她的意见和怀旧。

索菲对于怀旧同样没啥兴趣。无论何时，一提到她和伊芙共同度过的当年—哪怕是菲利普出生后的几个月，伊芙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最艰难，也是最有意义和最和谐的一段时光—索菲都会变得严肃、缄默，一脸按捺着不予评论的表情。她们讨论菲利普的学校时，伊芙发现，如果提到再早一点的时光，比如索菲的童年，那更是一个绝对的雷区。索菲认为那学校太严格了，伊安却觉得它很正常。

“与黑鸟的差别多大啊！”伊芙感叹。索菲立即几乎充满敌意地接口：“哼，黑鸟。真是场闹剧。想想你居然为它付钱了呢。你付钱了呀。”

黑鸟是一所不分年级的非传统学校，索菲曾在那里上学（其名源自《黎明破晓》〔1〕）。它的费用超出了伊芙的能力，但她觉得对于一个妈妈是女演员，爸爸不知所踪的孩子，最好还是设法送去上它。索菲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因为学生们的家长意见不合，学校关门大吉。

“我学了希腊神话，却没人教我希腊在哪里。”索菲说。“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不在艺术课上制作反核武器标志。”

伊芙说：“哎哟，不会吧，说真的。”

“是真的。而且他们实际上逼迫我们—他们逼着我们—谈论性。简直就是语言骚扰啊。你居然为这付钱。”

“我不知道它糟成这样。”

“算了吧，”索菲说，“我活下来了。”

“这是最重要的，”索菲虚弱地接腔，“活下来。”

索菲的爸爸来自喀拉拉邦，位于印度南部。在从温哥华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上，伊芙与他邂逅，共度了整段行程。他是一位年轻医生，在加拿大拿奖学金。他有老婆，还有个女儿，在印度的家里。

火车旅行持续了三天。在卡尔加里停了半小时。伊芙和医生在那里到处找药店买避孕套。没找到。后来火车开到温尼伯停了整整一个小时，已经来不及了。事实上—伊芙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宣布—火车刚开进卡尔加里市地界，没准就来不及了。

他坐的是硬座—奖学金少得可怜。不过伊芙却大手大脚，弄了个卧铺包间。正是这一奢侈之举—一个突发奇想的决定—正是这个卧铺包间的便利和隐私带来了索菲，带来了她伊芙生命中最伟大的变化，伊芙这么总结道。是因为这个，以及在卡尔加里站没法买到避孕套的事实，而不是因为金钱或爱情。

在多伦多，她与喀拉拉邦的情人挥手告别，就像告别任何一个在火车上认识的人，因为有个男人来接她，当时他才是她生活中的认真目标和主要麻烦。过去的整整三天时光都在火车的摇摆和晃动中度过—情人们自身的努力绝非行动的唯一动力，或许正因为此，那行动显得无辜而难以抗拒。他们的感情和交谈想必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伊芙记忆中的它们甜蜜、大度，而绝非严肃或绝望。鉴于卧铺包间里的空间和结构，你没办法严肃。

她告诉索菲他的基督教名字：托马斯，根据圣人的名字而起。在遇见他之前，伊芙从未听说过印度南部的古基督徒。索菲十几岁时，有一阵子对喀拉拉邦兴趣十足。她从图书馆借书回家研究，特意穿纱丽去参加晚会。她说长大后要去那里找爸爸。她知道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特殊专业—血液疾病学—所以很有可能成功。伊芙向她强调印度的人口规模，指出他或许根本没留在那里。她难以说出口的，是索菲这个人的存在，对她爸爸的人生而言，必定是纯属意外、不可理喻。幸运的是，索菲后来打消了这个想法。那些戏剧性的、异国风味的服装渐渐变得过于寻常，于是索菲放弃了纱丽。最后，她唯一提到爸爸的时候，是怀上菲利普那阵，开玩笑说自己保持了孩子他爸来去无踪的家族传统。

现在可不会再开这类玩笑了。如今索菲变得端庄、贤惠、优雅、安静。有那么一会儿—他们穿过树林走向沙滩，为了让大家更快走出蚊子的领地，索菲弯腰抱起黛西—伊芙惊讶于女儿这种全新的、最近才表现出来的美。一个体态丰满、娴静古典的美人，促成这种美的并非刻意和虚荣，而是忘我和责任。她现在看起来更像个印度人了，奶油咖啡的皮肤颜色被加利福尼亚的阳光晒得比原来更深，眼睛下方有着两片抹不去的温和疲惫的淡紫色阴影。

不过她依旧是个出色的游泳者。游泳是她喜欢过的唯一运动，她游得也一如既往的好，径直游向湖中心。第一天下水时她感叹道：“太棒了，我感觉真自由。”她没说是因为伊芙帮忙照看孩子，她才会有这种感觉，不过伊芙知道这尽在不言中。“很高兴你这么觉得。”她说—尽管事实上她感到害怕。有许多次她想着，快调头回来吧，但索菲却一直游着，无视这种急切的心灵呼唤。她黑色的脑袋变成一个圆点，然后是一个斑点，再然后是在平稳的波浪中上下漂浮的一点幻影。伊芙所担心、所不敢多想的，并非她会体力不支，而是她会失去调头回来的愿望。仿佛这个新的索菲，这个成熟的、如此心系生活的女人，实际上比伊芙过去所认识的那个女孩，那个热衷于冒险、爱情和戏剧的年轻的索菲，对于生活更加无动于衷。

“我们得把录像带还到店里了，”伊芙对菲利普说，“或许我们该在去沙滩前还。”

菲利普说：“我讨厌沙滩啦。”

伊芙不想争论。索菲出门了，所有计划都变了，他们要走了，他们所有人都要在这一天迟点时候离开，因此她也讨厌起沙滩。对这房子也讨厌起来—她眼中只有这房间明天会变成的样子。蜡笔、玩具汽车、黛西玩简易拼图游戏的大卡片，所有东西都会被收起，席卷一空。她已经能背下来的故事书也要消失。窗外不再有床单晾着。还有十八天，她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到别处去怎样？”她提议。

菲利普说：“到哪里？”

“走着看吧。”

伊芙昨天去了趟村里，带回大量食物。给索菲的新鲜的虾—如今村里的商店几乎就是家出色的超市，应有尽有—咖啡、酒、不含茴香籽的黑麦面包，因为菲利普讨厌茴香，一个熟透的瓜、他们全都喜欢吃的车厘子，尽管得盯着黛西，防止她被果核呛到，一桶摩卡巧克力冰激凌，以及他们再过一周所需的所有食品。

索菲在清理孩子们的午餐桌。“哎哟，”她哀叹道，“唉，我们拿这些吃的怎么办才好？”

伊安刚打来电话，她解释道。伊安来电话说，他明天就飞到多伦多了。他书写得比预料的快，他改了计划。他不打算坐等三个礼拜过去，而是明天就来，带上索菲和孩子们，出发进行一次小旅行。他想去魁北克市。他从没去过那里，觉得孩子们也该去看看加拿大的法语区。

“他寂寞啦。”菲利普评论道。

索菲乐了。她说：“不错，他想我们了。”

十二天，伊芙想。三个星期中的十二天过去了。这房子她当时不得不一租就是一个月。她让朋友戴夫住进了她的公寓。他也是个没找到活儿的演员，正处于不知是真是假的严重经济危机中，总用不同的舞台腔调接电话。她喜欢戴夫，但她不能回去和他一起住那公寓。

索菲说，他们打算开着租来的车到魁北克，然后直接开到多伦多机场，车可以在那里还掉。伊芙是否同行，这个她提都没提。租来的车里是没位子给她了。不过，她不能开自己的车去吗？菲利普或许可以坐她的车，跟她作伴。或者索菲。伊安可以开车带着孩子们，既然他那么想他们，这样也可以让索菲喘口气嘛。伊芙和索菲可以一起开车，就像她们过去在夏天常做的那样，那会儿，她们经常一起开车去某个从未去过、伊芙在那里找到份活儿的小镇。

不过那未免太荒唐了。伊芙的车已有九年高龄，不可能应付长途旅行。何况伊安想念的是索菲—你可以通过她扭开的燥热的脸判断出这个。此外，他并没有请伊芙同去。

“好吧，那太棒啦，”伊芙说，“他书写得这么顺利。”

“确实。”索菲说。说到伊安的书，她总是持一种谨慎的淡漠态度，伊芙问她书是关于什么的，她仅仅回答：“城市规划。”或许这就是身为学者妻子应有的姿态吧—伊芙对此一无所知。

“反正，你正好也有点时间给自己，”索菲说，“我们折腾你好久了。你正好可以看看是不是真喜欢在乡间有幢房子，一个退隐之地。”

伊芙不得不找点新话题，任何别的话题，免得脱口问出索菲来年夏天是否还打算来的蠢问题。

“我有个朋友，他真的到了一个退隐之地呢，”她说，“他是个佛教徒。不，或许是个印度教徒。不过并不是个真正的印度人。”（听她提到印度人，索菲意味深长地微笑了，表明这又是一个话题禁区。）“总之，如果你在这个退隐之地，三个月都不能说话。周围总有别人，但你不能跟他们说话。他说，经常发生的事情之一，也是他们被提醒的一件事，就是你会爱上这些你从来不与之说话的人中的某个。你会感觉尽管不说话，却和他们用某种方式在沟通着。当然了，只是一种精神恋爱，你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对那类事看得很紧。反正他是那样说的。”

索菲说：“是吗？等最后被允许说话，会怎样呢？”

“会大失所望。通常，你以为在和你沟通的那个人其实根本没与你沟通。或许他们觉得他们那样是在与别人沟通，他们以为……”

索菲宽慰地笑了。她说：“就这么了了。”她很欣慰这样一来不会有什么失望，也不会有受伤的情感。

没准他们吵了架，伊芙思忖。这次来访或许只是一个策略。也许索菲是带着孩子们出走了，向他示威。到娘家过上一段，给他点厉害瞧瞧。策划没有他的未来假期，以便证明给自己看。只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尝试罢了。

灼人的问题在于，是谁打的电话？

“你干吗不把孩子们留在这里？”她说。“你可以自己开车去机场，再开回来带上他们。这样你还可以有点自己的时间，也可以有点时间和伊安单独处处。带他们去机场会烦死人的。”

索菲说：“听上去真诱人。”

她果然照着做了。

现在，伊芙有点疑惑，是否正是她亲手促成了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为了有机会套套菲利普的话呢。

（你爹地从加利福尼亚打电话过来，是不是让人大吃一惊啊？

他没打电话。我妈打给他的。

是吗？哦，我真不知道呢。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我受不了这里了，我感觉烦透了。我们想点办法，让我离开这里吧。”）

伊芙把声音放低，一种实事求是的语气，表示现在游戏该结束了。她说：“菲利普，菲利普，听着。我觉得我们得打住了。那卡车是个农夫的，它要拐弯了，我们不能再跟下去啦。”

“才不是呢。”菲利普说。

“不，我们不可以再跟下去了。他们会奇怪我们想干啥。没准他们会很生气的。”

“我们可以打电话召唤我们的直升飞机来射死他们。”

“别傻了。你知道这不过是个游戏。”

“他们会射死他们的。”

“我想他们才没什么武器呢，”伊芙换了种策略，“他们还没开发出什么消灭外星人的武器。”

菲利普说：“你错啦。”他形容起某种火箭，不过她无心听下去。

当她还是个孩子，同父母和哥哥一起住在村里时，伊芙有时会和妈妈一起在乡间坐车旅行。她们没车—那是在战时，他们家是搭火车来的。旅馆老板娘是伊芙妈妈的朋友，她开车到乡间买玉米、覆盆子、西红柿时，会邀请她们同去。有时她们会停下来喝茶，看看某个野心勃勃的农场女人在自家前院出售的旧碟子和家具。伊芙的爸爸总是留在家里，和别的男人到沙滩下跳棋。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水泥方台，上面画了个跳棋棋盘，方台顶上有屋顶，不过四周没围墙。哪怕下着雨，也总有人用夸张的动作，用长杆子推动巨大的跳棋子。伊芙的哥哥要么看他们下棋，要么独自去游泳—他比伊芙大一点。现在，这些已经悉数消失—水泥台子不见了，也许它上面建了什么别的房子。走廊通向沙滩的旅馆不见了，装饰着拼出村庄名字的花坛的火车站也消失了。铁轨也一样。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古风格的购物中心，里面有那家让人心满意足的新超市，还有酒铺和出售休闲服装与乡村工艺品的小店。

伊芙年纪还小、脑袋上还戴着一个大蝴蝶结的时候，很喜欢这些乡间出游。她啃着小小的果酱挞和蛋糕，蛋糕上堆着鲜血一样淌下来的酒浸樱桃，糖霜壳子脆脆的，下面的蛋糕软绵绵。她不可以碰那些碟子、蕾丝缎子做的针垫，或者看起来黄扑扑的旧娃娃，女人们的聊天从她脑海中掠过，留下转瞬即逝、略带沮丧的印象，就像无法躲避的乌云一样。不过她喜欢坐在汽车后座上，想象自己正骑在马背上，或者坐在皇家马车里。后来，她拒绝去了。她开始讨厌和妈妈一起游荡，讨厌被定义为她妈妈的女儿。我的女儿，伊芙。那声音在她听来，是一种多么做作的屈尊俯就，一种多么错误的占有感啊。（她之后好多年都会用这种腔调，或者它的某种变体，作为她的一些最粗俗、最生硬的表演的主打腔调。）她也讨厌妈妈精心打扮的习惯，在乡村戴着大帽子和手套，还穿有瘤子似的花朵凸纹的连衣裙。而同时，那双牛津鞋—磨旧了，正合适她妈长鸡眼的脚—却“粗胖”破旧，真叫人难为情。

“你最恨你妈什么？”伊芙刚刚摆脱家庭后，最初几年中，常和朋友们玩这个游戏。

“紧身胸衣。”一个女孩会说。然后另一个指出：“湿漉漉的围裙。”

发网。胖胳膊。引用《圣经》的话。唱《丹尼男孩》。

伊芙总是说：“她的鸡眼。”

她已把这个游戏忘个一干二净，最近才想起来。如今想到它，感觉就像咬到一枚痛牙。

他们前方的卡车慢下来，没打信号灯就拐进一条长长的、两侧有树木的小巷。伊芙宣布：“我不能继续跟下去了，菲利普。”便朝前直开下去。不过，经过小巷口，她注意到那两根门柱。它们很不寻常，形状有点像尖塔，装饰着雪白的鹅卵石和彩色碎玻璃片。两根门柱都歪歪扭扭，几乎隐身在秋麒麟和野胡萝卜当中，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门柱，倒像是被遗忘的某出粗俗小歌剧的道具。一看到它们，伊芙就想起了别的什么东西—一面嵌着图案的洁白院墙。都是些生硬、异想天开、孩子气的图案。带尖塔的教堂，有塔楼的城堡，有歪斜的黄色方窗的方形房子。三角形圣诞树和热带色彩、几乎有树一半大的小鸟儿，一匹腿儿细细、眼睛火红的肥马，缎带一般的卷曲的蓝色河流，月亮和一些歪歪倒倒的星星，肥胖的向日葵在许多房顶上点头。所有这些都是由嵌进水泥或灰泥中的彩色玻璃片组成的。她看到过这东西，而且不是在什么公共场所。是在乡下，她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她隐隐记得妈妈站在墙前—和一个老农民说话。当然，他或许和妈妈一般年纪，只是在伊芙看来是个老头。

妈妈和旅馆老板娘会开车去看奇奇怪怪的东西。她们不光看古董。她们去看过一簇修剪成熊形状的灌木丛，还有一个种满矮苹果树的果园。

伊芙不记得这些门柱，不过她觉得它们不可能属于任何别的地方。她倒回车，扭头开进树木成荫的狭窄车道。全都是沉甸甸的老苏格兰松树，没准危机四伏—你可以看到耷拉着的枯枝，还有一些树枝要么被吹落，要么自己掉下，落在车道两侧的草地和杂草丛上。汽车在车辙上颠簸，黛西似乎喜欢这种运动。她发出附和的声音。轰隆、轰隆、轰隆。

这一天的事情中，黛西可能会记住这个—大概也就这个了。交织成拱顶的树枝，突如其来的阴暗，汽车的颠簸。或许还有擦窗而过的惨白色野胡萝卜花。还有她身边的菲利普—高深莫测的严肃激动表情，孩子气的嗓门不自然地压低而发出的低沉声音。还有对于伊芙的模糊得多的印象—长满雀斑、阳光晒得发皱的光胳膊，用黑色箍发带拢向脑后的一头灰金色的、毛茸茸的鬈发。或许还有她的气味。不再是香烟味，也不是大肆广告的乳液和化妆品的味道，伊芙曾为它们耗费巨资。那么是苍老的皮肤味？大蒜味？酒味？漱口液的味道？等黛西能想起这些，或许伊芙都已经死了。黛西和菲利普或许会彼此疏远。伊芙和她自己的哥哥不相往来已有三年。自打他在电话里说，“你要是没资本干出什么名堂的话，就不该去当女演员”之后，就断了联系。

前方不像会有房子，不过透过树枝的缝隙，可以看到竖着一个谷仓框架，四壁全无，只剩光秃秃的柱子，屋顶倒是在的，朝一侧歪倒，像顶怪帽子。似乎还有一些零落的器械、旧汽车或者旧卡车散布在谷仓四周开着花的杂草海洋里。伊芙没什么雅兴打量它们—她忙着在颠簸的车道上控制住汽车。前方的绿卡车已经不见—开走多远了呢？接着，她看到小巷拐弯了。它果然拐了个弯，他们开出松树浓荫，突然进入朗朗日光中。依然是海水泡沫般的野胡萝卜花，依然是四处散落的大块废铜烂铁。一侧有一道高高的野灌木篱笆，后头终于出现了房子。一幢大房子，黄灰色砖的两层楼，上加一层木阁楼，窗子上填着肮脏的泡沫塑料。楼下有扇窗户里面贴着铝箔，发出反光。

她走错地方啦。她不记得这幢房子。这里没什么修剪过的草地环绕着的围墙。只有杂草丛中胡乱长着几棵小树。

卡车就停在前方。她看到卡车前有一片清空的平地，铺着砾石，她可以开到那里调头。不过卡车堵在路上。她只好也停下。她不知道卡车里的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停的，好逼着她解释自己的来由。这会儿，他悠闲地下了卡车。他没看她，放开了狗，这东西正前后乱跑，愤怒地狂吠着。下了地，它继续吠叫，不过一直待在男人身边。男人戴了顶帽子，脸藏在阴影里，伊芙看不到他的表情。他站在卡车边，看着他们，迟疑着没走过来。

伊芙解开安全带。

“别出去，”菲利普说，“待在车里。调个头。快开走吧。”

“做不到啊。”伊芙说。“没关系。那狗就会乱叫，不会咬我的。”

“别出去。”

她根本不该让游戏玩得失了控。像菲利普这么大的孩子很容易玩过头。“这不是在游戏里了。”她说。“他不过是个男人。”

“我知道，”菲利普说，“但是别出去。”

“住嘴。”伊芙说，她钻出车，关上车门。

“嗨，”她招呼道，“很抱歉，我弄错了。把这里当成另一个地方啦。”

男人咕哝了句类似“嗨”的声音。

“其实我在找的是另一个地方。”伊芙说。“我还是小孩时去过一次。有一堵墙，上面全是用碎玻璃做的图画。我想是一堵水泥墙，刷得雪白雪白的。我看到巷口两根门柱，还以为它肯定就在这里呢。你一定以为我们是在跟踪你吧。这事听起来也太离谱了。”

她听到车门开了。菲利普钻出来，身后拖着黛西。伊芙以为他是想靠她近点，便伸出胳膊迎接他。可他甩开黛西，绕过伊芙，和男人说起话来。他忘了刚才发出的警告，显得比伊芙还要镇定。

“你的狗乖吗？”他挑战似的问。

“它不会咬你的，”男人说，“只要我在，它就没事。它汪汪乱叫，是因为它还是只小狗崽儿呀。还只是只小狗崽儿。”

他个子很矮，还没伊芙高。他穿牛仔裤和一件彩色编织物做的敞开式马甲，或许产自秘鲁或者危地马拉。光秃、黝黑、肌肉发达的胸前挂着金链子和奖牌坠子，闪闪发光。说话时，他仰起头，伊芙看出他的脸比他的体态要老得多。前排牙齿已经掉了几颗。

“我们这就告辞吧。”她说。“菲利普，我正在告诉这个人我们沿这条路开来，是在找我还是小姑娘时到过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堵墙，嵌着彩色玻璃做的图案。不过我搞错啦，这不是那个地方。”

“它叫什么？”菲利普说。

“特里西。”男人回答。狗听到自己的名字，跳起来撞他的胳膊。他把它拍下去。“我不晓得有啥图画。我不住这。哈罗德，他才是晓得这种事的人。”

“没关系了。”伊芙说，抱起黛西。“你能不能把卡车朝前挪一点，那样我就能调头了。”

“我不晓得啥图画。你瞧，要是它们是在这房子的前半截儿，我就看不到，都是因为哈罗德，他把这房子的前半截儿堵住了。”

“不是的，它们是在室外。”伊芙说。“不过没关系了，都是多年前的事了。”

“对对对，”男人好像渐渐有了谈话的兴趣。“你进去吧，让哈罗德跟你说说这个。你认识哈罗德？他是这里的主人。这地儿是玛丽的，可是哈罗德把她弄进养老院啰，所以现在这里是他的啦。这不怪他。她是得进那里啦。”他从卡车里拖出两箱啤酒。“我刚才进了趟城，哈罗德打发我进城。去吧。进去吧。哈罗德会很高兴看到你的。”

“来吧，特里西。”菲利普严厉地训斥道。

狗围着他们又叫又跳。黛西又害怕又兴奋地尖叫起来，身不由己地，他们全都朝房子走去，伊芙抱着黛西，菲利普和特里西在她边上的一些泥土疙瘩上乱跑，过去曾是台阶吧。男人紧跟在他们身后，身上散发出啤酒味，他想必在卡车里喝酒来着。

“开门吧，进去，”他说，“自己穿过去吧。你不介意这里有点乱吧？玛丽在养老院呢，没人像过去那样打扫这里了。”

他们不得不穿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烂—估计得用许多年才能积成这么大一堆。底层是一些桌椅、沙发，或许还有一两个炉子，其上堆满旧床单报纸窗帘枯死的盆栽植物木料屑子空瓶子破灯窗帘杆，有些地方一直堆到天花板，几乎完全挡住外面的光线。作为弥补，靠里侧的门边点着一盏亮得灼人的灯。

男人放下啤酒，打开那扇门，喊着哈罗德的名字。他们这会儿走进的房间究竟算是什么，还真不好说—有一些厨房柜子，柜门在铰链上摇摇欲坠，架子上摆了几个罐子，此外又有两张小帆布床，床上铺着光秃秃的床垫，摞着皱巴巴的毯子。家具或者挂着的被子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以至于你根本搞不清哪里有窗，屋里充满类似旧货店、堵塞的水槽或马桶的气味，还有烹饪、油脂、香烟、人的汗水、狗的气味和塞满的垃圾箱的味道。

男人的喊叫声无人应答。伊芙转过身—门廊挤挤挨挨的，不过这里倒有可以转身的空间—说：“我想我们不该……”—但是特里西拦住了她，男人绕过她，敲起另一扇门。

“他在这里哟。”他说—仍旧扯着嗓门，尽管门已经开了。“哈罗德在这里哟。”特里西朝前冲去，只听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见鬼。把这狗弄出去。”

“这位女士想看一些画画。”矮个子男人宣布。特里西痛苦地哀号起来—有人踢了它一脚。伊芙别无选择，只得走进房间。

这是一间餐厅。摆着沉重的旧餐桌和结实的椅子。三个男人正坐着玩牌。第四个男人站起来踢了那狗。屋里温度大约有90度。

“关上门，有穿堂风。”桌边的一个男人说。

矮个男人把特里西从桌子下拽出来，丢进外面的房间，在伊芙和孩子们身后砰地关上门。

“老天爷啊，真见鬼。”站起来的男人说。他胸前和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刺青，弄得皮肤好像是青紫色的。他晃晃脚，好像受了伤。没准他踢特里西的时候，也踢到了桌子腿。

背对门坐着个年轻人，肩膀又瘦又窄，脖子细长。至少伊芙觉得他可能挺年轻的，因为他头发染成一缕一缕的金色，戴着金耳环。他没转身。他对面的男人和伊芙一般年纪，剃光头，留一把整洁的灰胡子，长了双充血的蓝眼睛。他看看伊芙，丝毫友好的意思也没有，不过似乎有点明白或者理解的意味，在这方面，他和刺青男人可不像，后者看她的眼神，就好像她是一道他决定不予理睬的幻影似的。

桌子那头，在主人或者父亲坐的位子上，坐着下令关门的男人，他既没抬头，对来人也好像毫不在意。他是一个大块头男人，肥胖、苍白，一头汗津津的棕色鬈发，根据伊芙的判断，他几乎全身赤裸。刺青男人和金发男人都穿牛仔裤，灰胡子男人穿了牛仔裤和一件格子衬衫，扣子一直扣到脖子，系了个蝴蝶结。桌子上摆着杯子和酒瓶。坐主人位子的男人—他想必就是哈罗德—和灰胡子男人正在喝威士忌。另外两人喝啤酒。

“我告诉她没准房子前半截儿有画画，可她没法进去，你把那里关上了。”矮个男人说。

哈罗德说：“你把嘴闭上。”

伊芙说：“我真的很抱歉。”看来别无选择，她只好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从头讲起，扯到还是小女孩时如何住在村里的旅馆里，如何和妈妈一起旅行，墙上的图案，她今天如何想到它们，两根门柱，她显然的错误，她的歉意。她径直对灰胡子说着，因为他看起来是唯一愿意听或者能听懂的人。她的胳膊和肩膀被黛西的体重压得发疼，也因为全身的紧张而僵痛着。不过，她浮想联翩的是，将来如何跟人形容这事—她打算说，这就像发现自己突然深陷品特的一出戏中。或者就像她在噩梦中面对一群冷漠、死寂、充满敌意的观众。

等她再也想不出什么打趣或者抱歉的话，灰胡子开口了。他说：“我不晓得。你得问哈罗德。嗨，嗨，哈罗德。你知道什么碎玻璃拼出的图案这码子事吗？”

“告诉她她乘车到处看图案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哈罗德头也不抬道。

“你真不走运啊，女士。”灰胡子说。

刺青男人吹声口哨。“嗨，你，”他对菲利普说，“嗨，小子。你会弹钢琴吗？”

哈罗德的椅子后头有一架钢琴。没有琴凳或凳子—哈罗德本人占据了钢琴和桌子之间的大部分空间—琴上堆满不相干的东西，比如盘子和外套，正如在这房子里的所有地方一样。

“不，”伊芙飞快地回答，“他不会。”

“我问的是他。”刺青男人说。“你会弹曲子吗？”

灰胡子男人说：“别逗他。”

“只是问问他会不会弹曲子，有啥关系。”

“别逗他。”

“你们看，我没法开走车子，除非有人挪一下卡车。”伊芙说。

她想，这屋里有股子精液的味道。

菲利普没说话，紧贴着她。

“要是你能挪一下—”她边说边扭过头，以为矮个男人就在身后。但其实他不在，她不由愣住，他根本不在屋里，他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溜走了。万一他把门反锁上了怎么办？

她抓住门把手，它转动了，门开得有点费劲，另一头有什么东西摩擦着它。矮个男人就蹲在那里，竖着耳朵。

伊芙没理他，径直走出去，穿过厨房，菲利普变成世界上最乖的小男孩，一路小跑着紧跟在她身边。他们沿门廊中的狭窄走道穿过垃圾堆。终于走到户外后，她深吸一口气，此前好长一段时间都只能憋着气。

“你应当沿这路开下去，到哈罗德表姐家去问问。”矮个男人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他们有个不错的窝儿。他们弄了幢新房子，她把那里收拾得很漂亮。他们会给你看图案，看任何你想看的东西。他们会欢迎你。他们会让你坐下，请你吃东西，他们不让任何人空着肚子走开。”

他不可能一直蹲在门后，因为他已经挪开了卡车。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挪开了它。卡车无影无踪，估计是开到某个看不到的车棚或停车点去了。

伊芙没搭理他。她给黛西系上安全带。菲利普不用提醒，自己扣好带子。特里西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闷闷不乐地绕车跑，嗅着轮胎。

伊芙钻进汽车，关上车门，汗湿的手按上钥匙。汽车发动了，她朝前开进砾石地—空地四周都是浓密的灌木丛，她估计都是些浆果灌木，还有老丁香树，以及不少杂草。灌木丛有几处被一堆堆旧轮胎、瓶子和锡罐压扁了。很难想象这幢房子还能丢出什么东西，既然所有垃圾都存在屋子里，不过，显然他们还是丢了。伊芙给车掉头，注意到灌木压扁的地方冒出一堵墙的残迹，上面带着一点白灰。

她觉得看到墙上嵌着一些玻璃碎片，闪闪发亮。

她没有放慢速度去看它们。她希望菲利普没注意到它们—否则他会要停车的。她把车头对着小巷，驶过通往房子的泥土台阶。矮个男人站在那里，一双胳膊直挥，特里西晃着尾巴，从受惊导致的短暂驯顺中清醒过来，发出告别的吠叫，沿小巷追了他们一阵。它只是装装样子而已，要是真想的话，它准能追上他们。碾上车辙的时候，伊芙不得不放慢速度。

她开得那么慢，以至于一个人从汽车副驾驶座一侧高高的杂草丛中跳出，轻易地打开车门—伊芙没想起来锁—跳进车里。

是坐在桌边的金发男人，他的脸伊芙一直不曾看到。

“别害怕。别害怕啊大家。我只是想着是不是能搭你们一次便车，行不行啊？”

原来这不是男人或男孩，而是一个女孩。一个穿上了一件脏兮兮汗衫的女孩。

伊芙说：“没问题。”她设法让车开在车辙里。

“我在那房子里不好问你，”女孩解释，“我溜进浴室，从窗子爬出来，跑到这里。他们没准还不知道我走了呢。他们都醉啦。”她从对她来说太大的汗衫上揪起一把闻了闻。“臭死了，”她说，“我随手抓了这件哈罗德的，在浴室里。真难闻。”

伊芙开出车辙以及黑暗的小巷，回到正常的大路。“天哪，我真高兴走出那里了，”女孩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干啥。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的那里，那是在晚上。那可不是我待的地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是啊，他们看起来喝得够多的了。”伊芙说。

“嗯，不错。很抱歉我可能吓到你了。”

“没事。”

“要是我没跳进车里，我想你不会为我停车的。对不？”

“说不准。”伊芙回答。“我想要是我意识到你是个女孩的话，会的。我之前没能仔细看看你。”

“是啊，我现在看起来不大像了。我现在模样糟透了。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参加聚会。我喜欢聚会。不过有这样的聚会，也有那样的聚会，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在椅子里转过身，死盯着伊芙，迫使伊芙不得不把视线从路上挪开一会儿，好回视她。她看出女孩比听起来醉得更厉害。深棕色的眼睛呆滞无神，却瞪得大大的，努力睁圆，像通常醉汉的眼睛一样哀怨飘忽，流露出一心想蒙混过关的绝望神情。她的皮肤有的地方起疙瘩，有的地方灰扑扑的，整张脸都因为狂饮而发皱。她天生的发色是深色的—一缕缕金色头发在发根处刺眼地、醒目地呈现为黑色。要是你能无视她现在皱巴巴的脸，可以说她长得相当漂亮，你不由会奇怪她怎么会跟哈罗德那帮人混到一起。她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流行趋势想必让她从正常体重失去了15或者20磅—不过她个头不高，其实一点不像男孩子。她的正常体态本该是个让人挺想抱抱的胖姑娘，一个可爱的丰满丫头。

“何波把你们带进那里，真是发疯。”她说。“他脑袋有点不正常，这个何波。”

伊芙说：“我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干啥，我想他是为哈罗德干活。我想哈罗德也没让他干啥好事吧。”

伊芙从不认为自己会让女人产生什么性趣。这个脏兮兮、皱巴巴的女孩看起来也吸引不了什么人。不过，或许女孩不这么想—她想必早已习惯让人迷恋。总之，她把手摸上伊芙赤裸的大腿，往她的热裤裤腿里伸进一点点。她尽管醉醺醺，却摸得挺老道。要是一来就张开手指、抓揉肌肤，那就太过了。她用的是一种老练的、本能的摸索手法，不过没有任何真诚强烈的欲望，既无冲动也不亲切，以至于伊芙觉得那手大可以摸个空，直接抚爱汽车垫子算了。

“我没事。”女孩说，声音像手一样，竭力想把她和伊芙引进新一层的亲密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明白我的，对不？”

“当然咯。”伊芙简短地答道。手挪开了，它那份疲惫娼妓的礼貌周全已经履行完毕。不过它没失败—至少没有彻底失败。尽管做得虚张声势又三心二意，它还是成功地撩拨起了几根老迈的神经。

而它居然起了效这个事实令伊芙一阵不适。它将一道阴霾，从此刻回溯起，笼罩住她这辈子或喧闹冲动或严肃认真，总体而言不知悔改的苟合史。不是说真的突然爆发出一阵羞耻感或罪恶感—就是一片脏乎乎的阴霾而已。难不成她这会儿突然渴望起一段纯洁一点的往昔，一份洁白一点的履历了？那该是多大的笑话。

不过大有可能她是依旧，而且一如既往地，渴望着爱情。

她说：“你想去哪里？”

女孩猛地后退，转脸看着前方的大路。她问：“你去哪儿？你住这附近吗？”引诱的含混语调消失了，就像性事完毕之后，换上了一种挺刻薄、自以为是的口气。

“有趟公共汽车穿过村子，”伊芙说，“在加油站停。我看到过站牌。”

“嗯，不过有个问题，”女孩说，“我没钱啦。你看，我急急忙忙从那里溜出来，没时间拿钱。要是没钱的话，我上公共汽车有啥用呢？”

现在必须假装不知道这是个威胁。告诉她，要是没钱，可以设法搭便车。她的牛仔裤里不大可能装了杆枪吧。她只是假装有罢了。

不过刀呢？

女孩第一次转过身，看向后座。

“孩子们，你们在那里还好吧？”她说。

没有回答。

“真乖呀。”她说。“他们见到陌生人害羞吗？”

伊芙居然想到性，真蠢，其实现实，其实危险，都在别处。

伊芙的钱包搁在汽车地面上，在女孩脚前。她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六七十美元吧。不会再多。要是她提议帮她买票，女孩准会说出一个很贵的目的地。蒙特利尔。或者至少是多伦多。要是她说，“把里面的钱都拿走好了，”女孩会认为这意味着屈服。她会看出伊芙的恐惧，没准会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最糟的话，她会做出什么？偷走汽车？要是她把伊芙和孩子们留在路边，警察很快会找到她。要是她杀死他们，弃尸树丛，她或许可以逃得远些。或者她可以在他们还可以利用的时候，把他们带在身边，用刀子抵着伊芙的体侧，或者某个孩子的喉咙。

这类事发生过。不过不像在电视或电影里那么频繁就是了。偶有发生。

伊芙拐上镇公路，路上车来车往。为什么这让她稍许安心？这里的安全感纯属虚幻啊。她完全可能在一天最繁忙的车流中开车，一路把自己和孩子们送向死亡。

女孩说：“这路通哪？”

“通到大路上。”

“那就开到那里。”

“我正往那开着呢。”伊芙说。

“大路是到哪里的？”

“朝北到欧文桑德或者到托伯莫里，那里有船坐。或者朝南到—我也不知道了。不过它和另一条公路交叉，可以通到萨尼亚。或者伦敦。或者底特律或者多伦多，要是一直开下去的话。”

接下来沉默无言，一直开到大路上。伊芙拐上大路后说：“到啰。”

“你往哪里开？”

“我朝北开。”伊芙说。

“那你住在那里了？”

“我要到村里去。我得停下来加油。”

“你有油，”女孩指出，“有半箱多呢。”

太蠢了，伊芙该说要去买食品才对。

女孩在她身边发出一声长长的、下定决心的呻吟，或许是表示无可奈何。

“你知道，”她说，“你知道的，我要是想搭别人的车，最好还是这里就下车吧。我到别处也不见得比这里好搭车。”

伊芙把车停到砾石路边。宽慰感渐渐转变为类似羞耻感。或许女孩真没带钱就溜出来了，身上空无分文。醉醺醺的、废柴一根、两手空空，像这样站在路边是啥滋味？

“你说你们要去哪里？”

“朝北。”伊芙又说了一遍。

“你说到萨尼亚是哪个方向？”

“朝南。过马路，那面的车是朝南开的。小心别撞着。”

“没事。”女孩回答。听起来已经心不在焉。她已经盘算起新的机会。她半钻出车子，说声“再会”，又对后座说，“再见啦，要听话哦。”

“等等。”伊芙说。她俯身摸到钱包，掏出一张二十元钞票。她走出汽车，绕到女孩面前。“拿着，”她说，“这会管点用。”

“是啊。谢了。”女孩把钞票塞进口袋，眼睛瞟着路面。

“听着，”伊芙说，“要是你走不了的话，我告诉你我家在哪里。就在村子往北两英里的地方，村子呢，从这里往北走半英里就到。朝北。这个方向。我家人现在都在，不过他们今天晚上就走了，要是你介意这个的话。门口信箱上的名字是福特。那不是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为啥上面是那个名字。房子在田地中间，是个独栋楼。前门一侧有扇普通的窗子，另一侧有扇怪模怪样的小窗子。浴室就在窗后头。”

“哦。”女孩说。

“我只是在想，要是你没搭到车……”

“好啦，”女孩说，“知道了。”

他们重新上路，菲利普说：“呃。她闻起来像堆吐出来的玩意儿。”

再开远一点，他说：“她都不知道应该看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方向。她是个笨蛋，不是吗？”

“我猜是的。”伊芙回答。

“呃。我从没见过这么蠢的人。”

穿过村子时，他问可不可以停下来买冰激凌蛋筒。伊芙说不行。

“大家都停车去买冰激凌，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啊。”她说。“家里有好多冰激凌。”

“你不该说‘家里’，”菲利普指出，“那只是我们临时待的地方。你应该说‘那房子里’。”

公路东面的田里，一捆捆巨大的干草齐齐对着太阳，它们捆得结结实实，看起来像盾牌、铜锣或者阿兹特克人的金属面具。驶过它们之后，出现一片长着泛白而柔软的金色尾巴或者羽毛的田野。

“那叫大麦，那种长尾巴的金色植物。”她告诉菲利普。

他说：“我知道。”

“那种尾巴有时候也叫胡须呢，”她背诵起来，“‘但是收割者啊，大清早就不得闲，在长胡须的大麦田……’”

黛西说：“‘玳瑁’〔2〕是什么？”

菲利普说：“是大麦啦。”

“‘只有收割者啊，大清早就不得闲。’”伊芙背诵道。她竭力回想着。“‘唯余收割者啊，大清早就不得闲……’”“唯余”听起来最地道了。唯余收割者。

索菲和伊安在路边摊买了玉米。用来做晚饭。计划变了—他们明早才走。他们买了一瓶杜松子酒、一些汤力水和柠檬。伊安负责调饮料，伊芙和索菲坐着剥玉米。伊芙说：“二十四根玉米，太疯狂了。”

“等着瞧吧，”索菲说，“伊安爱吃玉米。”

伊安躬身给伊芙端上饮料，她尝了一口，评价道：“实在太美妙了。”

伊安同她记得或者想象的不大一样了。他并非矮个儿、刻板、干巴巴的。相反是个瘦瘦的金发男人，中等个头，动作敏捷，和蔼可亲。索菲显得没原先自信，说话做事都变得小心翼翼的。不过好像开心多了。

伊芙讲了她的故事。她从沙滩上的棋盘、消失的旅馆、在乡间的巡游开始。讲了妈妈的城里太太派头的套装，她的连衣裙和配套的凉鞋，不过没提年轻时代的伊芙对这些的厌恶。然后讲了她去看过的东西—种矮树的果园、摆满旧娃娃的架子、彩色玻璃拼的图案。

“它们有点夏加尔〔3〕风格呢。”伊芙说。

伊安说：“不错。我们这些城市规划师也知道夏加尔的嘛。”

伊芙说：“抱歉。”两人都笑了。

接着讲到门柱，突如其来的记忆，阴暗的小巷和破烂的谷仓，生锈的机器，混乱不堪的房子。

“主人正在和朋友们玩牌。”伊芙说。“他对那个一无所知。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没在意。可是天哪，我上次到那里差不多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想想看。”

索菲说：“哎哟，妈妈。真是的。”她看到伊安和伊芙相处融洽，很是宽慰，不由得容光焕发。

“你确定没搞错地方吗？”她说。

“没准搞错了，”伊芙回答，“没准吧。”

她不打算提在灌木丛中看到的半截墙。何必提它呢，况且还有那么多她觉得最好别提的事。首先是她让菲利普玩的让他兴奋过头的游戏。然后是几乎一切和哈罗德及其同伴有关的事。还有关于跳进汽车的女孩的所有事情，每一件。

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无论去哪里，都显得那么体面乐观，似乎能把他们所到各处的气氛都净化一新，对这些人说话，你得字斟句酌，免得显得格格不入。伊芙觉得，伊安就是这种人，尽管他这会儿表现得挺包容。索菲则是一副因为遇到他而对命运感激不尽的样子。从前，都是老人们才需要你如此小心翼翼地对待，可如今似乎你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得这样，像伊芙这种人只得竭力掩饰自己两头都不搭的窘境。她这一生一准会被他们视为一场丢人的狼奔豕突，一个巨大的错误。

她可以说那房子难闻极了，主人和他的朋友们看起来烂醉邋遢，但是不能提哈罗德赤身裸体，绝不能提她感到害怕。绝不能提她害怕什么。

菲利普负责收集玉米壳，抱出去丢到田边。偶尔黛西也会抓起一小把，拿出去往房子四周乱丢。菲利普没有对伊芙的叙述做什么补充，似乎也没注意听。不过故事讲完，伊安（他希望把这则地方趣闻与专业研究结合起来）问伊芙对于村子和乡村生活的古老模式被打破有何感想，对于所谓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有何见解，菲利普倒是从趴在大人脚边爬来爬去的玩耍中抬起头来。他盯了伊芙一眼。漠然的一眼，同谋者装聋作哑的一个瞬间，一个不露痕迹的微笑，稍纵即逝，你都没来得及读懂。

它是什么意思呢？只是意味着，他已经开始私底下的收藏和保密工作，自行决定哪些事该记下，以及如何记下，以及，在他未知的未来，将对他产生何种意义。

要是女孩来找她，他们全都会在。那么伊芙的谨言慎行将毫无意义。

女孩不会来了。她在公路边站上不到十分钟，就会遇到更诱人的提议。或许更危险，但会更有趣，好处或许也更大。

女孩不会来啦。除非找到个和她一般年纪、无家可归、狼心狗肺的废物。（我知道有个地方咱们可以住住，只要打发掉那个老太婆。）

不是今晚，而是在明晚，伊芙将要躺在这幢变空的房子里，薄木板墙像层纸壳似的包围住她，她会希望自己变得轻飘飘的，啥也不用操心，脑袋里空荡荡，只灌满高大、深邃的玉米林的沙沙声，它们没准已经不再长高，不过依旧会在天黑后发出生机勃勃的响动。

注释

〔1〕1931年出版的一首著名赞美诗，经常由儿童吟唱。

〔2〕“玳瑁”与“大麦”谐音，黛西没分清，所以这样问。

〔3〕马克·夏加尔（1887—1985），俄国画家，风格奇幻，作品中包括一些镶嵌画。

孩子们留下

三十年前，一家人在温哥华岛东岸度假。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两个小女儿，还有一对老夫妇，是丈夫的父母。

多完美的天气啊。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都像这样，第一道纯净的阳光从高高的枝桠间射入，灼干乔治亚海峡的静寂海面上的雾气。潮水退去，剩下一大片潮乎乎却易于行走的沙滩，就像尚未完全凝固的水泥地。实际上，潮水比前一日又近了些；每天早上，沙滩虽说仍很宽绰，其实已经缩小了。对于海潮的变化，别人都不大在意，做爷爷的倒是兴趣盎然。

比起这片海滩，年轻妈妈鲍玲更喜欢住宅区后头的小路，它蜿蜒北上一英里左右，通往流进大海的小河岸边。

若非海潮，你真有可能忘掉这是大海。越过水面，可以看到大陆群山，它们组成北美洲的西部壁垒。现在，透过雾气，山丘和山峰清晰可见，鲍玲沿小路推着女儿的婴儿车，也时不时能透过树枝瞥到它们，爷爷对这些山脉很感兴趣。他儿子布莱恩，也就是鲍玲的丈夫，也一样。爷儿俩不断试图弄清哪儿是哪儿。这些山峰中，哪些是真正的大陆山脉，哪些又是海岸前方诸岛上的惊人高峰呢？它们排列得错综复杂，白天光线变幻不定，更是让它们中的一些显得忽远忽近，实在难以分辨。

不过，住宅区和海滩之间，有一张压在玻璃板下的地图。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看地图，抬头看看前方，再看看地图，直到把各处都搞清楚。做爷爷的和布莱恩每天都做这事，时不时争论着—尽管地图就在眼前，你会以为不该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布莱恩倾向于认为地图不精确。不过他爸根本听不得对于这个地方的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这里可是他挑选的度假地。这份地图，就像这里的食宿和天气，都是完美无瑕的。

布莱恩妈妈不爱看地图。她说看了头昏。男人们笑话她，认为她的脑袋本来就是昏的。她丈夫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个女人。布莱恩相信这是因为她是他妈。她操心的永远只是谁饿着渴着了，孩子们有没有戴好太阳帽、涂好防晒油。卡特琳胳膊上看起来不像蚊子咬的疙瘩到底是啥？她让丈夫戴了一顶软塌塌的棉布帽，觉得布莱恩也该戴一顶—她提醒他，他还是孩子时，有年夏天他们去奥卡诺根湖〔1〕，他晒太阳中暑得多严重啊。有时，布莱恩会对她说：“好了，住嘴吧，妈妈。”语调挺亲昵的，但他爸就会质问他，莫非他觉得如今可以跟他妈这样说话啦？

“她不会生气的。”布莱恩说。

“你怎么知道？”他爸说。

“够啦，看在圣彼得的分上。”妈妈说。

每天早上，鲍玲一醒来，就从布莱恩长长的、睡意矇眬地摸索着的胳膊和腿当中爬开，悄悄溜下床。唤醒她的是儿童室里的声音：宝宝玛拉—十六个月大，已接近婴儿阶段的尾声—发出了第一阵尖声哭泣和喃喃声，小床旋即咯吱咯吱响起，她抓着床扶手，设法站了起来。鲍玲抱她出来，她继续轻柔低哑地嘟囔着—快要五岁的卡特琳睡在旁边的小床上，身子扭动着，还没醒来—玛拉被抱进厨房，放在地板上换尿布，嘟囔声还在继续。然后，她被放进婴儿车，拿到一块饼干和一瓶苹果汁，鲍玲穿上太阳裙和凉鞋，上洗手间，梳头—全都尽可能做得安静迅速。她们出门，走过别的小屋，走向一条崎岖不平、没铺路面的小路，它几乎仍处于清晨森然的阴影笼罩下，像是在一条枞树和雪松树枝构成的隧道里。

爷爷也是个早起者，他站在他的小屋门廊上看到她们，鲍玲也看到他。不过互相挥一挥手就够了。他和鲍玲从来不怎么交谈。（尽管有时，在布莱恩没完没了地做滑稽表演，或者在奶奶充满歉意却顽固不已地瞎操心的时候，他俩会感到一种默契。他们心领神会地不看彼此，免得眼中流露出鄙夷之情，伤到别人。）

假期中，鲍玲设法挤出独处的时间—照顾玛拉时，她几乎相当于在独处。清早的散步、早上迟些时候她洗晾尿布的一个小时。下午，她原本可以利用玛拉睡觉的时候再挤出个把小时。不过布莱恩在海滩上搭了一个休息处，每天都把婴儿护栏带过去，这样玛拉可以在那里睡觉，鲍玲就不必特地回去了。他说，要是她总溜开，他爸妈会不高兴。不过他也同意她需要时间来复习台词，接下来的9月，等他们回到维多利亚市〔2〕，她就要在戏里说这些台词了。

鲍玲不是女演员。这是一次业余表演，而她甚至连业余演员都算不上。她并不曾去参加角色选拔，尽管碰巧读过这出戏。让·阿努伊〔3〕的《欧律狄刻》。不过，那会儿鲍玲其实什么都读。

她在6月参加一次烤肉聚会的时候，被一个男人邀请去演这戏。参加烤肉会的大多是教师和教师的配偶—它在布莱恩所在的高中的校长家举办。教法语的是个寡妇—她把成年的儿子也带来了，他在这里和她一起过夏天，夜间在一家市中心旅馆当接待员。她对每个人都宣布，他在华盛顿州西部的一所大学谋到一份教职工作，秋天就去。

他名字叫杰弗里·图穆。“拼写中没有b。”〔4〕他说，好像这个陈腐的玩笑让他很受伤。这不是他妈的姓，她做过两次寡妇，他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儿子。至于工作，他解释道：“它可不一定能干长，只是一份一年期的合同罢了。”

他要教什么呢？

“戏—剧。”他说，嘲讽地拖长音调。

他对眼下的工作也大加嘲讽。

“那真是个堕落的地方。”他说。“没准你听说了—去年冬天，一个妓女在那里被杀了。平时总有不少废物来登记入住，在里面猛嗑药，或者一命呜呼。”

大家都不大清楚该如何应对这种谈话，纷纷从他身边溜开。除了鲍玲。

“我想着上演一出戏，”他说，“你愿意加入吗？”他问她是不是听说过一出叫做《欧律狄刻》的戏。

鲍玲说：“你说的是阿努伊的那出？”他结结实实地被镇住了。他立刻说，他不知道它能不能演出来。“我只是在想，看看能否在这片诺埃勒·科沃德〔5〕的土地上做点不同的事出来，一准挺好玩。”

鲍玲不记得在维多利亚市上演过诺埃勒·科沃德的戏，不过她猜想或许演过很多出吧。她介绍道：“我们去年冬天在大学里看过《马尔菲公爵夫人》〔6〕。小剧院上演过《回荡的铃声》〔7〕，不过我们没去看。”

“嗯，不错啊。”他说，脸红了。她本以为他比她大，至少像布莱恩的年纪（他三十岁，人们总说他看起来没那么成熟），不过一旦他用这种随意的、轻蔑的方式跟她说话，不看她的眼睛，她就怀疑他其实比他想表现的要年轻。现在看到那红脸，她更肯定了。

结果，他比她还小一岁。二十五岁。

她说，她演不了《欧律狄刻》。她不会演戏。不过，布莱恩听到他们的谈话，立刻说她必须试试。

“她就是需要有人推一把，”布莱恩对杰弗里说，“她就像头小骡子，很难让她起步。不对，说真的，她是过于低调了。我一直在提醒她这一点。她非常聪明。实际上比我聪明多啦。”

听到这话，杰弗里终于看了看鲍玲的眼睛—粗鲁地、探究地—轮到她脸红了。

因为她的模样，他立刻决定由她来演他的欧律狄刻。不过不是因为她长得美。“我绝不会让一个美女演这角色，”他说，“我好像从没用过任何美女演任何角色。那太过了。会让人分神。”

那么他说的她的模样到底指什么呢？是因为她的头发，它们又长又黑，相当浓密（与流行格格不入），以及她苍白的皮肤（“今年夏天别晒太阳了”），此外主要还是因为她的眉毛。

“我从来就没喜欢过它们。”鲍玲说，不过这不是真话。她的眉毛平平的，又浓又粗，在她脸上非常醒目。像头发一样，它们也不合时尚。不过，要是她真不喜欢它们，为什么不去拔掉呢？

杰弗里好像没听到她的话。“它们让你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很引人注目。”他说。“此外你的下巴也有点过大，挺有希腊风味。要是我拍的是电影，能给你个特写，那就更好了。一般都会让一个看起来飘飘欲仙的女孩演欧律狄刻，我不想要飘飘欲仙的那种。”

鲍玲沿小路推着玛拉时，果真在背台词。最后有段独白让她有点为难。她一路跌跌撞撞地推着婴儿车，背诵着：“‘你真可怕，你知道。你像天使们一样可怕。你以为所有人都朝前走，像你一样勇敢阳光—哦，请别看我，亲爱的。不要看我—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我就在这里呀，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我爱你。我会给你所有我能给的快乐。不要看我。不要看。让我活下去吧。’”

她漏了一些东西，应该是：“‘或许我不是你希望的样子，可你能感觉到我就在这里呀，对吗？我是温暖的，我是善良的……’”

她跟杰弗里说过，她觉得这出戏很美。

他说：“真的吗？”他并没有因为她的评论高兴或吃惊—他似乎觉得早在预料之中，根本无需多言。他绝不会这样去描述一出戏。他更愿意把它形容成一个必须越过的障碍。此外也是一份可以向方方面面的敌人抛出的挑战。抛向那堆学术小人—按照他的说法—他们上演了《马尔菲公爵夫人》。抛向那群社会蠢蛋—按照他的叫法—他们盘踞着小剧院。他自命为外来者，倾尽全力压向这些人，在他们蔑视和反对的齿缝中上演他的戏—他管这叫他的戏。起初，鲍玲觉得这些肯定都出自他的想象，大有可能人家根本都不知道他。接着，发生了一些说巧不巧的事。上演这戏的教堂大厅突然要翻修，用不成了。印刷海报的价格意外上涨了。她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开始认同他的观点。要是你经常和他打交道，那你几乎没别的选择—争论是危险的，而且徒劳无益。

“这些狗娘养的。”杰弗里咬牙道，不过也颇为自得。“我并不感到意外。”

排演地点在费斯佳大街一幢老房子楼上。一周中还会有别的零零碎碎的排演，不过星期天下午是所有人聚齐的唯一时间。退休码头导航员扮演亨利先生，每次排演必到，对所有其他人的台词都非常熟悉，到了令人发窘的程度。不过发型师—她之前只熟悉吉尔伯特和苏利文〔8〕，现在却要演欧律狄刻的母亲—其他时候都不能长时间离开店面。演她的情人的公共汽车司机也要每天上班，演俄耳甫斯的侍者（他们中唯一一个有志成为专业演员的人）也一样。鲍玲时不时得仰仗不可靠的高中生兼职的保育员们—夏季刚开始的六个星期，布莱恩忙着教暑期班。杰弗里本人每天晚上八点都得赶到旅馆上班。不过，星期天下午他们全都会到。别人都在西提斯湖〔9〕里游泳，或者挤在碧根山公园〔10〕里，在树下散步、喂鸭子，或者开车远离市区，去太平洋的海滩，杰弗里和他的班子却在费斯佳大街那间灰扑扑、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里辛劳。窗子上部都是半圆形，就像在一些朴素庄严的教堂里一样，因为天热，它们用能找到的随便什么顶开着—一度位于楼下的帽店的20世纪20年代账本，或者一片片做画框剩下的木料，画框属于某位艺术家，他的油画现在抵着一面墙摞着，显然已被遗弃。玻璃脏兮兮的，不过窗外的人行道上、铺砾石的空荡荡停车场上，涂灰泥的低矮房屋上，阳光跳跃着，一派星期天特有的明媚气象。市中心大街几乎空无一人。没几家店开门，只除了偶尔一家挖墙而开的咖啡小馆，或者某家遍布苍蝇斑点的食品便利店。

休息时，总是鲍玲出去买软饮料和咖啡。她对戏剧本身及其进程发言最少—尽管她是唯一一个之前读过剧本的人—因为只有她没表演经验。她自告奋勇去买饮料，看来再合适不过。她喜欢在空荡荡街道上的短途行走—她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个城里人，超然、孤独，活在一个重大而光辉的梦境中。有时她会想到家里的布莱恩，他在花园干活，还要照料孩子们。或者也可能他会带她们去达拉斯路—她记起他答应过这个—到池塘划船。那种生活与排演厅相比，顿显贫瘠乏味—数小时的努力、全神贯注、尖锐的交锋，汗水和紧张。即便咖啡的味道，它那烧灼的苦味，以及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它，而不是冰箱里取出的更提神、或许也更有益健康的饮料的事实似乎也让她满意。她喜欢商店橱窗的模样。这不是码头附近的光鲜大街，而是一条排列着修鞋修车铺，打折亚麻和织品店的街道，橱窗里摆满老掉牙的衣服和家具，即使是新货，看起来也像二手的。一些橱窗里衬着像旧玻璃纸一样又薄又皱的金色塑料布，免得商品被晒坏。这些商店其实只有这一天无人打理，但看起来仿佛凝固在时光中，就像岩洞壁画或沙漠下的遗迹。

她说她得离开去休两星期假的时候，杰弗里好像被雷轰了一般，好像他从没想过她生活中也会有假期这种东西。接着他变得严厉、略带挖苦，仿佛这无非是他早有预感的又一次打击。鲍玲解释道，她只会错过一个星期天—也就是两个星期当中的那个—她和布莱恩星期一开车去岛的东面，星期天早上返回。她允诺及时赶回来参加排演。私底下她纳罕自己如何能做到这个—打包、出发，这些总要花掉比你以为的更长的时间。她不知是否可以搭早上的班车，自己先回来。这个可能有点过分。所以她也没提。

她没法问他，他在乎的是否仅仅只是那戏，形成那团阴云的是否仅仅只是她从一场排演中的缺席。表面上是如此。排演时，他和她说话的口气公事公办，毫无破绽。要说有什么特别的，那或许就是他对她，对她的表演，都没像对别人那么高要求。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她是唯一一个当场拍板的演员，就因为她的模样—别人都是看到他在市里的咖啡馆和书店贴的广告，来参加面试被挑中的。从她那里，他似乎想要的是一种固执或者笨拙，与对别人的要求迥然不同。也许，这是因为在戏的后半部分她是演的死人吧。

然而她觉得他们心知肚明，别的演员们，他们全都知道在发生什么，尽管杰弗里摆出那种随意、粗鲁、毫无礼貌可言的姿态。他们知道，等他们全都三三两两告辞回家，他会穿过房间，闩上楼梯口的门。（一开始鲍玲假装和其他人一道离开，甚至钻进汽车，绕大楼开一圈，不过，后来这种把戏显得几乎像是侮辱了，不仅对她自己和杰弗里，对其他人也一样，她知道他们绝不会背叛她，因为他们全都被这出戏暂时却强大的魔咒罩住了。）

杰弗里穿过房间，闩上门。每一回，都像是个突发奇想，一个鬼使神差的决定。在它执行完毕之前，她不会看他。门闩推到位的声音，金属撞击金属发出的不祥或敲定命运的响声，让她感觉到一种局部的投降休克。不过她总是一动不动，她会等他回到身边，他的脸上，整个下午的疲惫突然之间无迹可寻，实事求是的、惯常的失望表情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神采飞扬、精力四射，这每次都让她大吃一惊。

“好吧。给我们讲讲你这出戏是关于什么的吧。”布莱恩的爸爸说。“是在舞台上脱衣服的那类戏吗？”

“好了，不要逗她了。”布莱恩妈妈说。

布莱恩和鲍玲安顿孩子们上床后，走到布莱恩父母住的小屋，享受晚间小酌。落日位于他们身后，在温哥华岛的森林后方，不过他们前方的群山一清二楚，在天空中剪影明晰，散发出粉红色光辉。几处高高的内陆山峰仍顶着粉色的夏季积雪。

“没人脱衣服啦，爸爸。”布莱恩用他雷鸣般的教学腔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根本就没穿衣服。这是最新的流行做法。他们接下来要上演一部全裸的《哈姆雷特》，一部全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天啊，那幕露台戏里，罗密欧要沿墙上的格子爬上去，被蔷薇丛勾住……”

“哎呀，布莱恩。”妈妈说。

“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讲的是欧律狄刻死了，”鲍玲说，“俄耳甫斯下到冥界，想把她找回来。他的愿望实现了，但他必须保证不看她。不能回头看她。她走在他身后……”

“走了十二步，”布莱恩说，“只能这么多。”

“这是个希腊故事，不过被放在了现代，”鲍玲说，“至少这出戏是这样做的。多少有点现代吧。俄耳甫斯是一个音乐家，和父亲一道旅行—他们都是音乐家—欧律狄刻是一个女演员。事情发生在法国。”

“翻译的？”布莱恩爸爸问。

“不是，”布莱恩说，“不过别担心，不是法语的。是用特兰西瓦尼亚语写的。”

“简直什么都没法听明白，”布莱恩妈妈忧心忡忡地笑道，“太难了，有布莱恩在这里捣乱。”

“是英语的。”鲍玲说。

“你是演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说：“我是欧律狄刻。”

“他会把你弄回去的，对吗？”

“不，”她说，“他回头看我了，我只好还是死了。”

“唉，不幸的结局。”布莱恩妈妈说。

“你就这么诱人吗？”布莱恩爸爸怀疑地问，“他就不能忍住不回头看吗？”

“不是那样的。”鲍玲说。不过这时，她感觉在某个方面，公公似乎又得逞了。他达到了目的，这也是在与她的所有交谈中，他一直以来似乎就热衷的事：步步紧逼，让她不情愿却仍旧温顺地做出某个解释，然后钻进这解释，他再用一个看似无心的小动作，将它一举击溃。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给她造着这种危险，今晚他已算收敛了。

但是布莱恩对此毫无觉察。布莱恩还在盘算着如何帮她。

“鲍玲确实很诱人嘛。”布莱恩说。

“是啊，没错。”妈妈说。

“或许吧，要是她去找发型师弄弄的话。”爸爸说。不过鲍玲的长发长期以来一直遭他非议，已经成为家里的保留笑话。因此甚至鲍玲也笑了。她说：“我可去不起，除非我们把阳台的屋顶先修好咯。”布莱恩笑得前仰后合，很高兴她能把这一切当成一个玩笑来接受。他一直就是这么建议她的。

“只是为了骗他回头嘛，”他说，“这是对付他的唯一办法了。”

“不错，呵呵，要是你们能给自己弄幢体面房子就好了。”爸爸说。不过这像鲍玲的头发一样，也是一句大家习惯了的挖苦话，没人会在意。布莱恩和鲍玲在维多利亚市买了一幢漂亮但亟需修理的房子，但它所在的大街上的老房子纷纷被改造成各种用途荒唐的公寓楼。这幢房子，这条街，街边横七竖八的老加里橡树，以及房子下面居然没挖地下室的事实，都让布莱恩爸爸觉得非常恐怖。对父亲的议论布莱恩通常会欣然表示赞同，甚至干脆把事情说得更过分。要是爸爸指着隔壁布满黑色消防梯的房子，问里面住的都是什么邻居，布莱恩就会回答：“都是穷鬼啊，爸爸。吸毒的人哟。”爸爸问到房子如何取暖，他答道：“用煤炉呀。如今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了，煤卖得可真便宜。当然了，它脏得很，还有怪味儿。”

因此，爸爸现在提到体面房子，没准是作为一种和解的信号吧。或者不妨这么理解之。

布莱恩是独子。是个数学老师。他爸是个土木工程师，也是一家承包公司的合股人。也许他曾经希望儿子当个工程师，或许还能进入这家公司，不过他从没提过这事。鲍玲问过布莱恩，他是否觉得，对他们的房子、她的头发和她读的书的抱怨，会不会是对这个更大意义上的失望的一种掩饰呢，布莱恩回答：“不会的。在我们家，我们总是对任何想抱怨的事都抱怨个不停。我们可不是有心机的人啊，太太。”

鲍玲却仍旧疑虑重重，尤其是听到他妈说，如今教师应当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他们连该得的一半都没得到，她简直无法想象布莱恩是如何日复一日承受这一切的时候。然后他爸每每接茬，“就是嘛，”或者会说，“反正我肯定不愿做这个，我告诉你吧。他们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别担心，爸爸，”布莱恩会说，“他们给不起你多少钱。”

布莱恩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比杰弗里更富戏剧性的人。为了管理学生，他用上大量玩笑和滑稽动作，鲍玲相信他是在延续在父母面前一直扮演的形象。他会装哑巴，在学生假装羞辱他时会倒抽一口凉气，他会以牙还牙地反驳。他是个善良的无赖—一个花招迭出的快乐的难以摧毁的无赖。

“你的男孩儿在我们这里成就不小啊，”校长对鲍玲说，“他不仅幸存下来—虽说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还成就不小啊。”

你的男孩儿。

布莱恩管学生们叫笨蛋。用的是一种亲切的、无可奈何的语调。他宣布他爸是非利士人的国王，是个纯洁、天然的野蛮人。他妈则是一块品质不错却已磨损的洗碗布。不过，不管他如何唾弃这些人，他离开他们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他带学生去宿营旅行，也没法想象哪个夏天可以没有这种举家休假。他每年都极其担心鲍玲会拒绝同行。或者就算答应一起去，她也会不开心，会因为他爸说的什么话而感到受辱，会抱怨她不得不花好多时间陪他妈，会因为他们没办法独处而闷闷不乐。担心她或许会决定整天待在他们自己的小屋里，读书，假装中暑。

在之前的假期里，所有这些都发生过。不过今年她随和多了。他告诉她，他注意到了这个，为此感激不尽。

“我知道你这样做不容易。”他说。“我就不同啦。他们是我父母，我习惯了不把他们当一回事。”

鲍玲来自一个把什么都太当一回事、以至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她妈去世了。她与爸爸和两个比她大很多的姐姐保持着一种疏远而不失友好的关系。她解释说，他们之间没什么共同点。她知道布莱恩无法理解这种理由。她看得出，今年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让他大感宽慰。以前她以为他是因为懒惰或者怯懦，才没有打破这种安排，现在她意识到事情没这么简单。他需要他妻子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孩子们像这样彼此维系，他需要鲍玲在他的生活中与他父母发生关联，也需要他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她—尽管来自他爸的认可总是不甘不愿、勉勉强强，来自他妈的认可又过于浓郁，过于轻易，没什么分量。他还希望鲍玲能够、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与他自己的童年发生关联—他希望这些假日能与他童年时代的假日连接起来，与那些好天气或坏天气、汽车故障或驾驶记录、划船惊魂、蜜蜂蜇伤，无休无止的棋盘游戏，以及所有他对妈妈抱怨说听得快要厌烦死的事情连接起来。他希望这个夏天拍点照片，添进他妈的相册，作为所有那些他一听人提到就忍不住要呻吟的照片的延续。

他们唯一能彼此交谈的时候是夜半时分，在床上。他们那种时候确实会交谈，比在家里聊得多，平时布莱恩总是那么疲倦，经常倒头就睡。而在白天，与他交谈是很难的，因为他玩笑开个不停。她看得出，玩笑就在他眼睛里闪烁着。（他的发色肤色跟她的很像—深色头发、白皮肤、灰眼睛，不过她的眼睛比较朦胧，他的却很明亮，像清水下的石块，晶莹清澈。）她看得出，笑话就在他嘴角牵扯着，他会在你的字里行间搜寻，等着抓住一个可以说双关语的机会，或者一句可以编韵文的句子—任何能够搅乱谈话，让它显得荒诞不经的机会。他那高大、松松垮垮拼凑而成，仍像青少年一样皮包骨头的身体抽搐着，为喜剧效果做着准备。在嫁给他之前，鲍玲有个叫格雷西的朋友，是个乖戾的女孩，对男人不屑一顾。布莱恩觉得这姑娘缺乏精神劲儿，需要激励，因此跟她说话时，比通常更加卖力逗笑。格雷西对鲍玲说：“你怎么能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卖弄的？”

“真正的布莱恩不是这样的，”鲍玲说，“我们独处时他不像这样。”然而，回头看来，她真疑惑这话里有几分是真。她这样说，是否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选择，正如你决定结婚时会做的呢？

因此，在黑暗中交谈，受益于这个事实：她不用看见他的脸。而他也知道她看不见。

但是，即便窗子敞开，对着陌生的黑暗和夜晚的寂静，他仍有点调侃的味道。他说到杰弗里，必称他为导演大人〔11〕，以便让这出戏，或者它是一出法国戏这个事实显得有点可笑。没准他针对的是杰弗里本人，以及杰弗里对这戏一本正经的态度吧。

鲍玲并不介意。能提到杰弗里的名字，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快乐和安慰。

大多数时候她都不提他，她围着这种幸福绕圈子。相反，她描述了所有其他人。发型师和码头导航员，侍者和宣称演过广播剧的老头。后者扮演的是俄耳甫斯的父亲，他让杰弗里最头疼了，因为他对于表演极其固执己见。

中年剧院经理人杜拉先生由一个二十四岁的导游扮演。马提亚斯，欧律狄刻的前男友，一个大约与她同岁的人，由一位鞋店经理出演，此人已经结婚，做了孩子爸。

布莱恩想知道导演大人为何不让这两个演员对调。

“他就是这么个风格，”鲍玲说，“他在我们身上看到的，都是只有他才能看到的东西。”

比如吧，她举例，侍者是个笨拙的俄耳甫斯。

“他才十九岁，那么害羞，杰弗里只好一直盯着他。他告诉他不要演得像在跟自己的祖母做爱。他不得不教他每一步怎么做。把你的胳膊在她身上抱得久一点，拍拍她这里。我真不知道这样有什么用—我只好相信杰弗里，相信他自有主张。”

“‘拍拍她这里’？”布莱恩说，“没准我该过去，盯着点这些排演。”

引用杰弗里的话的时候，鲍玲感觉子宫，或者胃的底部一阵虚弱，一股奇特的震颤朝上传递，直击声带。她不得不发出一声仿佛是在模仿杰弗里的低吼来掩饰颤抖（尽管杰弗里从不会发出任何戏剧性的低吼、训斥或责骂）。

“不过，他这么纯洁，倒也挺合适的，”她急促地说道，“不是那么好色。而是笨笨的。”她说起戏里的俄耳甫斯，而不是那个侍者。俄耳甫斯对爱情，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有问题。俄耳甫斯没法忍受任何不完美的东西。他想要一种超乎日常生活的爱情。他想要一个完美的欧律狄刻。

“欧律狄刻却更现实。她与马提亚斯和杜拉先生都调情。她在她母亲和她母亲的情人身边周旋。她知道人是怎么回事。不过她爱俄耳甫斯。在某种意义上，她爱他比他爱她要多。她爱他更多，因为她不是他这种笨蛋。她像个正常人一样爱他。”

“但是她和其他几个都睡过。”布莱恩说。

“嗯，和杜拉先生是她不得已而为之，她没法脱身。她不想这样，不过没准过了一阵子，她也享受其中，因为到了一定程度，她也没办法强迫自己不去享受嘛。”

因此错在俄耳甫斯，鲍玲毅然决然道。他是故意盯着欧律狄刻的，就为了杀死她，摆脱她，因为她不完美了。因为他的缘故，她才第二次死去。

布莱恩仰天躺着，大睁着眼睛（她根据他说话的声音判断出这一点）说：“但他不是也死了吗？”

“是的，他自己选择的。”

“那么他们又团圆咯？”

“是的，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俄耳甫斯最终与欧律狄刻重聚了。那是亨利先生的台词。是这戏的最后一句。也就是结局。”鲍玲翻身侧卧，把脸颊贴到布莱恩的肩膀上—不是为了挑逗，只是为了强调她下面要说的话：“从一个方面说，这是一出优美的戏。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蠢透了。它其实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一回事，因为并不是运气不好或者环境所迫。它是故意的。以便他们不必继续生活、结婚、生小孩、买幢二手房，修它，然后……”

“然后搞搞婚外恋，”布莱恩说，“毕竟，他们是法国人嘛。”

然后他说：“就像我父母。”

鲍玲乐了。“他们搞婚外恋吗？我能想象哦。”

“说真的，”布莱恩说，“我说的是他们的生活。”

“理论上我觉得杀死自己，免得变成父母的样子是有道理的，”布莱恩说，“不过我不信有谁真会这么干。”

“人人都有选择啊，”鲍玲梦呓般道，“她母亲和他父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卑鄙的，但是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不必非要像他们啊。他们没被腐蚀。她和那些男人睡觉，并不足以说明她被腐蚀了。她那时还没陷入爱情。她还没遇到俄耳甫斯嘛。有段台词是他告诉她说，她所做过的所有事，都将永远依附在她身上，这话真讨厌啊。她对他撒的谎。那些男人。这些都要永远依附在她身上。然后，当然了，亨利先生也煽风点火来着。他告诉俄耳甫斯，他总有一天也会变得一样恶劣，不定哪天，他就会挽着欧律狄刻走在街上，活像个一心想把老狗甩掉的男人。”

布莱恩笑了，让她吃了一惊。

“不，”她说，“这话太蠢了。那不是必然的。那根本就不是必然的。”

他们继续分析着，愉快地争论着，这对他们并非寻常，却也不完全陌生。他们以前这么做过，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总会这么来一回—半个晚上都用来讨论上帝啊、对死亡的恐惧啊、孩子们应当如何教育、金钱是否重要。最后他们会承认太累了，无法思考了，便像战友一般各自躺倒，沉沉睡去。

终于下雨了。布莱恩和父母打算开车去坎贝尔河买食品和杜松子酒，还要把布莱恩爸爸的车送到修车厂，检查从纳耐莫开过来时出的一个毛病。是个小故障，不过布莱恩的父亲想趁新车保修没到期，尽快修好。布莱恩不得不开自己的车同去，以免爸爸的车要留在修车厂。鲍玲说，她得留在家里，玛拉要睡午觉。

她说服卡特琳也睡下—允许她带着音乐盒上床，只要玩的声音很小就行。随后，鲍玲把剧本摊在厨房桌上，啜着咖啡，把一段戏过了一遍：俄耳甫斯说，他终于无法忍受了，像这样生活在两张皮肤、两个封套里，让他们的血液和呼吸都封锁在各自的孤独之中，欧律狄刻吩咐他住嘴。

别说话。别思考。只要放你的手去漫游，让它寻找自己的快乐吧。

你的手就是我的幸福，欧律狄刻说。接受这个吧。接受你的幸福吧。

当然了，他回答说他做不到。

卡特琳频频喊她，问几点了。她调高音乐盒的声音。鲍玲急忙赶到卧室门口嘘她，让她小声点，不要吵醒玛拉。

“要是你再这么玩它，我就要没收了，知道了吗？”

不过玛拉已经在婴儿床里发出动静，接下来几分钟，传来卡特琳轻柔、鼓励的说话声，显然是为了让妹妹彻底醒来。音乐声也迅速被调高又调低。玛拉开始摇晃小床的栏杆，爬起来，把奶瓶丢到地上，发出细声细气的哭泣，除非妈妈赶来，否则哭声会变得越来越凄惨。

“我没吵醒她啦，”卡特琳说，“她自己醒的。雨停啦。我们能去海滩吗？”

她说得对。雨停了。鲍玲给玛拉换了尿布，吩咐卡特琳换上游泳衣，找出她的小沙桶。她自己也换上游泳衣，外面套上热裤，免得还在海滩上时家人就回来。（“爸爸不喜欢有的女人穿着泳装就直接走出小屋，”布莱恩妈妈叮嘱过她，“我猜想我和他真是旧时代的人啦。”）她抓起剧本想随身带着，又放下了。她害怕自己会埋头其中太长时间，以至于疏于看护孩子。

她脑中涌现的想法，关于杰弗里的，其实根本算不得真正的想法—更像她体内涌现的各种反应。她坐在海滩上时（竭力待在一丛灌木勉强的阴影中，以便遵照杰弗里的叮嘱，保住她的苍白肤色），她拧干尿布的时候，或者她和布莱恩去看他父母的时候，这都会发生。玩棋盘游戏的时候，玩字谜游戏的时候，打牌的时候也是。她会若无其事地聊天、倾听、干活儿、照管孩子们，同时关于她的秘密生活的回忆像一场大爆炸一样震动着她。旋即一股暖流涌出，她的空虚被宽慰填满。可这不会持久，愉悦会渐渐漏光，她会感觉像个发了横财又突然失手，相信好运再也不可能回头的吝啬鬼一样。思念牢牢纠缠住她，逼着她计算起天数。有时她甚至会将一天划分为各个小段，以便更精确地计算时间的流逝。

她想编个什么理由，到坎贝尔河去，找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小屋没电话—唯一一部公共电话安在门房大厅。但她没有杰弗里干活的旅馆的电话号码。此外，她晚上不可能开溜到坎贝尔河。她担心如果白天打电话到他家，他妈妈，那个法语老师，会接电话。他说过他妈夏天很少出门。只有一次，她坐轮渡到温哥华去了一天。杰弗里曾给鲍玲打电话让她过去。那会儿布莱恩在上课，卡特琳在参加游戏小组。

鲍玲说：“不行。我要照管玛拉呀。”

杰弗里说：“谁？哦对不起。”然后是“你不能带她一起来吗？”

她说不能。

“为什么不能？你不能带点什么来让她自己玩吗？”

不行，鲍玲说。“我做不到，”她说，“真的做不到。”推着宝宝展开一场罪恶的远行，她觉得太过危险了。进入一幢洗涤剂不曾搁到高高的架子上，各种药丸和咳嗽药水、香烟和纽扣都没有收好的房子，即便没中毒或噎到，玛拉也会储藏起一枚定时炸弹—对于在一幢奇怪的房子里遭到的奇怪的冷落、一扇紧闭的门、门那头传来的声响的回忆。

“我真想要你，”杰弗里说，“真想要你在我床上。”

她又一次虚弱地说：“不行。”

他的话不断回荡在她心里。真想要你在我床上。他的声音里有种半开玩笑的急切，不过也有一种毅然决然，一种当真的感觉，仿佛“在我床上”这个说法意味深长，所谓的床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宏大、并非仅仅涉及物质的维度。

她的拒绝—它标志着她已经深陷于任何人都会认定属于她的真正生活—是否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

海滩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已经接受了今天是个雨天。沙子又湿又重，卡特琳没法搭城堡、挖灌溉系统了—反正这些工程她也只会同爸爸一起实施，她觉察得出他对它们的兴趣是真心的，鲍玲则不然。卡特琳在海浪边缘孤独地徘徊了一阵。她或许想念别的孩子们，那些不知名的临时朋友们，以及偶尔会遇上的砸石子、踢水花的敌人们，那些尖叫啊、拍水啊，还有哈哈大笑。一个比她大一点点、显然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男孩正站在离海滩远一点的齐膝深水里。要是这两个孩子能一起玩，那就最好了。这样就可以恢复所有的海滩乐趣了。鲍玲没法判断，卡特琳朝水里跑去，掀起一点水花，是不是要去找他，或者他这会儿注视着她的表情是充满好奇还是不屑一顾。

玛拉却不需要朋友，至少现在不用。她蹒跚着朝海水走去，感觉它舔着她的脚，又改变想法停下，到处看着，找到了鲍玲。“宝，宝。”她认出了她，快乐地叫着。“宝”是“鲍玲”的简称，她不说“妈妈”或“妈咪”。这么一扭头，她失去平衡—跌坐在半是沙子半是水的地方，不由发出一声惊呼，惊呼又发展成一声宣告，随后，她做了一点坚决的、笨拙的努力，设法双手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胜利地站起来。她已经会走路半年了，但在沙地上走仍有点困难。现在她朝着鲍玲走回来，用自己的语言自然而然、随心所欲地发着评论。

“沙子，”鲍玲说，一边抓起一小团，“看。玛拉。沙子。”

玛拉纠正了她，给它换个叫法—听起来有点像“呜呜”。她的弹力短裤里塞着厚尿布，又穿着毛圈布海滩装，屁股显得大大的，这个，加上她丰满的脸颊和肩膀，还有不可一世的斜睨表情，使她看起来颇像个自负的主妇。

鲍玲注意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已经喊了两三次，是个陌生的声音，所以她没在意。她站起身挥手。是在门厅小卖部工作的女人。她俯身在阳台上喊：“基丁夫人？基丁夫人？电话，基丁夫人。”

鲍玲一把抱起玛拉，招呼着卡特琳。她和小男孩已经开始彼此注意—他们从水里捞石头，朝远处的水面丢去。一开始她没听到鲍玲叫，或者假装没听到。

“小卖部，”鲍玲喊道，“卡特琳，小卖部。”等确定卡特琳会跟上来—是“小卖部”这个词促成的，它指的是门厅里的小商店，出售冰激凌、糖果、香烟和汽水—她就小跑着穿过沙滩，爬上通到沙滩和沙龙白珠树灌木丛上方的木头台阶，半路她停下脚步，把宝宝换到另一侧胯部，嘟囔着：“玛拉，你怎么这么重啊。”卡特琳沿路用棍子敲打着栏杆。

“我可以吃一个脆皮巧克力冰棒吗？妈妈？可以吗？”

“等下再说。”

“请问我可以吃一个脆皮巧克力冰棒吗？”

“再说吧。”

公用电话位于大厅另一头的告示牌边，对着餐厅门。因为下雨的缘故，餐厅里正进行着一场宾果游戏。

“希望他还没挂哦。”小卖部的女人嚷道。她现在坐在柜台后面，看不到她人。

鲍玲抱着玛拉，抓起悬在空中的话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喂？”她以为会听到布莱恩告诉她要在坎贝尔河耽误一阵，或者问她要从药店里带什么回来。要买的只有一样—炉甘石洗剂—所以他没写下来。

“鲍玲，”杰弗里说，“是我。”

玛拉在鲍玲体侧踢腾扭动，急着想下地。卡特琳沿大厅走进小卖部，一路留下湿漉漉的沙子脚印。鲍玲说：“稍等，稍等下。”她让玛拉滑下地，急忙跑去关上通往台阶的门。她不记得告诉过杰弗里这个地方的名字，尽管告诉过他大致方位。她听到小卖部里的女人语调尖厉地对卡特琳发话，像对待没有父母带着的孩子一样。

“你怎么不记得用水龙头冲冲脚啊？”

“我在这里。”杰弗里说。“没有你，我过不好。我根本过不下去。”

玛拉朝餐厅走去，好像里面传出的男人的声音“在N下面……”是一份对她的直接邀请似的。

“这里，哪里？”鲍玲问。

她读着电话边告示牌上钉着的通知。

禁止十四岁以下无成人陪护儿童登船或划独木舟。

钓鱼比赛。

圣巴托罗缪教堂糕点和手工艺品出售会。

你的生命全在你的掌心。手相和扑克牌占卜。保证灵验。请打克莱尔的电话。

“在一家汽车旅馆。在坎贝尔河。”

鲍玲睁眼之前就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毫无意外之感。她睡着了，但睡得不够沉，不至于把什么都忘掉。

之前，她带着孩子们，在旅馆停车场等到了布莱恩，向他要车钥匙。她当着他父母的面告诉他，她要到坎贝尔河再买点东西。他问，什么东西？身上有钱吗？

“就是点小东西嘛。”她说，好让他以为是她要去买卫生巾或者避孕药等等不便明说的东西。“钱带了。”

“好吧，不过你得去加点油了。”他提醒道。后来她不得不给他打电话。杰弗里说她必须这样。

“因为他不会相信我的。他会以为我绑架你了之类。他不会信的。”

但是那天所有事情中最怪的一件，是布莱恩似乎确实立刻就信了。他站在她不久前站过的地方，在门厅的公共走廊里—宾果游戏结束了，但是人们依然从那里路过，她在电话里能听到他们，吃完晚饭后从餐厅走出的人们—他说：“哦。哦。哦。好吧。”用的是一种本该需要极力控制、却因为听天由命或早有预感而毫不费力的语调。

好像他老早，老早就知道她会出什么事。

“好的，”他说，“那汽车怎么办？”

他说了点别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挂断了，她从位于坎贝尔河的加油站旁的电话亭走出来。

“真够快的啊，”杰弗里说，“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吧。”

鲍玲说：“我不知道。”

“他或许早就有感觉了。人是会感觉到的。”

她摇摇头，示意他别再说，于是他说：“对不起。”他们沿大街走着，彼此没触碰，也没说话。

他们不得不出门去找电话亭，汽车旅馆里没电话。这会儿，鲍玲在清晨悠闲地打量四周—她进了这房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悠闲自在—发觉屋里实在乏善可陈。破梳妆桌、没床头板的床，一把没扶手的硬椅子，窗上挂的是一面威尼斯式百叶窗，断了一片百叶，还有一幅橘色塑料窗帘，可能是想充当纱帘吧，它无须缝边，只用在底下一剪。一台噪杂的空调—杰弗里晚上关了它，挂了保险链的门开着，因为窗子锁死了。现在门又关着。想必他夜里起床去关的。

这就是她所有的一切了。她与布莱恩正或睡或醒地躺在里面的那套小屋的关系已经断绝，她与那幢可谓表达了她与布莱恩的生活，表达了他们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房子的关系也断绝了。她不再有什么家具了。她把自己与所有那些又大又重的财物割裂开了，比如洗衣机啊烘干机啊橡木桌子啊重新抛光的衣柜啊按照维米尔〔12〕的一幅油画仿造的大吊灯啊。也同样与那些尤其属于她的东西割裂开了—她长期收集的压制玻璃大酒杯，还有显然不是正品，但很美丽的祈祷毯。尤其是这些东西。甚至她的书，她有可能也已失去了。甚至她的衣服。她穿着踏上坎贝尔河之旅的裙子、罩衫和凉鞋大有可能还算属于她的一切。她不会回去索取任何东西。如果布莱恩与她联系，问怎么处理它们，她会告诉他随便—都丢进垃圾箱，倒到垃圾堆上，要是他愿意的话。（事实上她知道他很可能会打个包，结果果然，他一丝不苟地不仅仅把她的冬季大衣和靴子，还把诸如她只在婚礼上用过一次的束腰之类全都寄来，最上面压着祈祷毯，作为他的慷慨之举的最后一份声明，不管这种慷慨是本性使然，还是刻意为之。）

她相信她再也不会在乎住什么房间，穿什么衣服。她不会再去借助这种手段来说明她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为了让她自己对此有所认识也不会。她所做的就已足够，它将说明一切。

她做的，将是她听说过或读到过的那种事。是安娜·卡列尼娜做过的，也是包法利夫人想做的。布莱恩学校里的一个老师和校秘书也做过。他同她跑掉啦。那就是它的叫法。同某人跑掉。同某人开溜。它被说得很轻蔑、很幽默，甚至带着妒忌说出。它比通奸更进一步。做这事的人几乎肯定已有私情，长期通奸，终于变得足够绝望或者勇敢，走出了这一步。每隔很长一段时间，总有一对人冒出来宣称他们的爱情未曾完满，并且在技术上而言纯洁无瑕，不过这种人—要是真有人信的话—不光会被视作态度严肃、品格高尚，而且会被当作几乎无可救药的偏执狂，跟一心跑到危机四伏的穷乡僻壤去工作的那类家伙差不多。

其他人，通奸者们，则被视为不负责、不成熟、自私，或者甚至残忍。不过也是幸运的。幸运是因为，他们在停着的汽车里，或高高的草地中，或彼此被玷污的婚床上，或者更多是像这样的汽车旅馆里享有的性爱必定很精彩。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不顾一切渴求彼此的陪伴，也做不到坚信他们共享的未来必定远远好过昔日的生活，坚信二者有着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这就是鲍玲现在必须相信的—相信在生活中，或者婚姻中，或者人与人的结合中，会有这种明显的分别。相信有些人与别人不同，别无选择、命中注定要有所行动。当然一年前她也会说这话。人们都会说这种话，似乎他们相信这种事，相信自己必然属于第一类人—与众不同的那种，即便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他们并不是，即便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比如鲍玲就不可能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房里太热了。杰弗里的身体太热了。即便睡着了，它似乎也放射出坚信和争辩的热量。他的身体比布莱恩粗壮。腰更粗一点。骨架上肉更多一点，不过摸起来并不松弛。总体而言没那么帅—她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评论，而且并非吹毛求疵。布莱恩在床上不会发出什么味道。杰弗里的皮肤呢，每次和她在一起，都散发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隐的油腻味儿或坚果味儿。他昨晚没洗澡—不过她也没洗。没来得及。他有可能带牙刷了吗？她没带。可她不知道自己会留下来呀。

和杰弗里相会时，她脑海中仍盘算着得炮制一个巨大的谎言，才能在回家时应付过去。所以她—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杰弗里告诉她，他决定他们必须一道生活，她得跟他去华盛顿州，他们得放弃那戏了，因为他们在维多利亚市没法待下去，她只是迷蒙地看着他，就像突遇地震一样。她话涌到嘴边，打算告诉他所有不可能的理由，她兀自以为随时可以开口，其实她的生活从那一刻起就飘了起来。回去只能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只说了一句：“你确定？”

他说：“是的，”他真诚地保证，“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那不像他会说的话。旋即她意识到他是在引用—或许带点嘲讽—戏里的台词。那是在车站餐厅刚认识没一会儿，俄耳甫斯对欧律狄刻说的。

她的生活于是朝前方倒去。她正在变成跑掉的人之一。一个令人震惊地、不可理喻地放弃一切的女人。为了爱情嘛，旁观者会挖苦地说。意思就是为了性。要不是为了性爱，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吧。

然而，其实有什么差别呢？与你听说的不同，这种事其实没什么差别可言。皮肤、动作、触摸、反应。鲍玲并非身体难以给出反应的女人。布莱恩就得到过它。或许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只要他不是太可笑，或者道德败坏就成。

但是，其实根本不同啊。和布莱恩—尤其是和布莱恩，她对他曾经投以一种自私的良好愿望，她和他曾经在婚姻的共谋中生活过—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魂飞天外，这种无可抗拒的飘飘欲仙，这种她无须努力争取，只用安心承受，就像承受呼吸或者死亡一样的情感的。她相信，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这皮肤得长在杰弗里身上，这动作得由杰弗里做出，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里得有杰弗里的心，还有他的习惯、他的思想、他的特性，他的野心和孤独（据她所知，这个可能主要源自他的年轻）。

她只知道这些。还有很多她一无所知。她对于他喜欢吃什么，喜欢听什么音乐，或者他妈在他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会是一个神秘但重要的角色，就像布莱恩的父母一样）都茫茫然。她相当确信的只有一件事—他不管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绝对爱憎分明。

她从杰弗里手中，从发着刺鼻漂白水味的罩单下滑开，溜到堆着床罩的地板上，迅速用那块烂糟糟、绿不绿黄不黄的雪尼尔布裹住身体。她不想他睁开眼，看到她的后背，看到她下垂的臀部。他以前看过她的裸体，但多少都是在一种更加包容的时刻。

她漱了口，用大约两片薄薄的巧克力大小、硬得像石头的肥皂洗了澡。两腿中间那地儿使用过度，变得肿胀发臭。排尿有点困难，而且似乎有些便秘。昨夜，他们出去买来汉堡，但她无法下咽。或许她得重新学习去做所有这些事，重新恢复它们在她的生活中的天然位置。这会儿，她似乎尚无余力关注它们。

她钱包里有点钱。她必须出去买牙刷、牙膏、除体臭剂、洗发香波。还有阴道胶冻剂。昨夜他们头两次用了避孕套，第三次什么也没用。

她没戴手表，杰弗里也没有。屋里当然也没钟。她觉得天还早—已经很热了，但根据光线判断，时候尚早。商店可能还没开门，不过总有个别地方她能买到咖啡吧。

杰弗里翻了个身。想必被她弄醒了，旋即又睡着。

他们将要有一间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地址。他会去上班。她会去自助洗衣店。没准她也会去工作。卖东西、当女招待、教学生。她懂法语和拉丁语—美国高中教法语和拉丁语吗？不是美国人，也可以找到工作吗？杰弗里就不是嘛。

她没带钥匙。回来时要想进门，就必须叫醒他了。没有写便条的笔，纸也没有。

天色还早。汽车旅馆位于小镇北端的公路边，挨着大桥。还没有车子出现。她在棉白杨树下没精打采地走了很久，才有一辆不知什么车轰隆轰隆开上大桥—尽管昨晚桥上的交通一直到夜深时分还频频晃动他们的床。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一辆卡车。不过不光是卡车哟—有一个庞大的、凄惨的事实扑面而来。它并非来自别处—它一直就潜伏着，自打她醒来就开始残忍地轻推她，或者甚至整个夜里都不曾放过她。

卡特琳和玛拉。

昨晚在电话里，在用一种如此淡漠、平静，几乎是欣然的声调说话之后—仿佛他因为自己不曾流露出震惊，没有反对也没有哀求而自豪着—布莱恩突然炸开了。他带着轻蔑和狂怒，不再在乎是否被人听见，质问道：“好哇—那小孩怎么说？”

抵着鲍玲的听筒颤抖起来。

她说：“我们商量一下……”但他似乎充耳不闻。

“孩子们，”他说，用同样颤抖、仇恨的声音。将“小孩”这个词换成了“孩子们”，就像用一块厚板对她猛地一击—一种沉重、正式、正当的威胁。

“孩子们留下。”布莱恩说。“鲍玲，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不要。”鲍玲说。“是的，我听到了，但是……”

“就这样。你听着。记住。孩子们留下。”

这是他唯一的办法。好让她看清自己在做什么，在终结什么，并且要是她不知回头，那就这么惩罚她。没人会谴责他。她可以哄骗，可以讨价还价，也肯定可以委曲求全，但这话像一颗冰冷滚圆的石头卡在她喉咙口，像一颗炮弹。它会一直卡在那里，除非她完全改变主意—孩子们留下。

他们的汽车—她和布莱恩的—仍停在汽车旅馆的停车场上。今天布莱恩会让他爸或他妈开车送他来开走它。她口袋里装着钥匙。车有备用钥匙—他肯定会带上。她打开车门，把她的钥匙丢在驾驶座上，从门里扭上锁，关上。

现在她无法回头了。她无法钻进汽车，开回去，承认自己发了疯。要是她那样做，他会原谅她，但永远不会忘掉这事，她也不会。不过他们会过下去，就像大家一样。

她走出停车场，沿人行道走进镇子

玛拉压在她胯部的重量，就在昨天。卡特琳踩在地板上的脚印。

宝、宝。

要回到她们身边，她并不需要钥匙，并不需要那车。她可以在公路上请求搭车。屈服、屈服，千方百计回到她们身边，她怎么会做不到？

像一具行尸走肉。

一个流体一般的选择，对奇幻未来的选择，被倾倒上地面，瞬间凝固了。呀，它已凝结成形，不容变更。

这是一种锐痛。它会变成慢性病。慢性意味着它将挥之不去，不过不一定会频频发作。也意味着你不会因它而死。你没法摆脱它，但也不至于送命。你不会每分钟都感觉到它，但不可能一连好多天都免遭它打搅。你会学会一些伎俩去掩盖或驱逐这种痛，避免彻底毁掉你当初不惜承受它来换取的东西。这不是他的错。他仍是一个无辜者，或者一个野蛮人，他并不知道世上有这样一种经久不衰的痛。告诉你自己，你不管怎样都会失去她们。她们会长大呀。对一个母亲而言，这种私下的、有点荒唐的孤寂是迟早的事。她们会忘记现在，会以这种那种方式断开与你的关系。再不然她们会一直缠着你，直到你发愁不知如何打发她们，就像布莱恩那样。

不过仍旧，是那样的痛啊。忍下去，习惯它，直到它成为一段令她悲哀的过去，而不是任何可能的现实。

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她们并不恨她—因为她的离开，或者不回来—她们也不原谅她。或许她们反正不会原谅她的，不过本可以因为别的原因。

卡特琳对于度假小屋里的夏天隐隐有一点回忆，玛拉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天，卡特琳跟鲍玲提到它，称之为“奶奶爷爷住过的那地方”。

“你跑掉时我们待在那个地方，”她说，“只是我们后来才知道你是和俄耳甫斯跑掉了。”

鲍玲说：“那不是俄耳甫斯。”

“不是俄耳甫斯？爹地一直这样说的呀。他总是说：‘然后你妈跟那个俄耳甫斯跑掉了。’”

“他是在开玩笑啦。”鲍玲说。

“我一直以为是俄耳甫斯。那么另有他人咯。”

“是另一个跟这戏有关的人。我和他过了一阵。”

“不是俄耳甫斯咯？”

“不。才不是。”

注释

〔1〕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一个大湖。

〔2〕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首府，位于温哥华岛的最南端。

〔3〕让·阿努依（1910—1987），法国戏剧家，代表作有《安提戈涅》。

〔4〕英语中“图穆”（Toom）发音近似“坟墓”（tomb），不过前者拼写中没有“b”，而“坟墓”中有“b”。

〔5〕诺埃勒·科沃德（1899—1973），英国歌唱家、作曲家、剧作家，1943年获得奥斯卡杰出成就奖。

〔6〕《马尔菲公爵夫人》（1623），约翰·韦伯斯特创作的一部戏剧。

〔7〕1968年英国剧作家诺曼·弗里德里克·辛普森（1919—　）创作的一部戏剧。

〔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对歌剧创作搭档，1871—1896年期间，合作了十四部喜剧歌剧，在英语国家流行多年。

〔9〕温哥华地区的一个大湖。

〔10〕维多利亚市的一个景点。

〔11〕原文为法语。

〔12〕约翰·维米尔（1632—1675），荷兰画家。

富得流油

1974年夏季的一个傍晚，飞机快要停稳了，卡琳弯下腰，从背包里摸出几样东西。一顶黑色贝雷帽，她顺手戴起，让它斜斜地扣在一只眼睛上，一管红色唇膏，她用窗子当镜子涂在嘴上—多伦多的天已经黑了—还有一只长长的香烟嘴，她举着它，准备伺机衔在齿缝中。贝雷帽和香烟嘴都是从她继母穿去参加化装舞会的《花街神女》〔1〕套装中偷来的，唇膏是她自己买的。

她知道她不大可能扮出成熟妖女的模样。不过她也不想还像去年夏末登上飞机的十岁丫头。

挤在人流中，即便她把香烟嘴叼在嘴上，阴郁地斜睨四周，也没人多看她一眼。所有人都急匆匆、慌里慌张、兴高采烈或者迷迷糊糊的。大多数人看起来仿佛也穿着戏服。穿浅色袍子，戴绣花小帽的黑人绝尘而过，老太太们弓腰坐在箱子上，脑袋上蒙着披肩。全身都是珠子和碎布的那是嬉皮士。她发觉自己有那么一会儿被夹在一群严峻的男人当中，他们戴黑帽，脸颊上钉的小圆环直晃。

接机的人该在外面等才对，可他们都设法穿过自动门进来了。在行李传送带对面的人群中，卡琳看到她妈罗斯玛丽，不过妈妈还没看到她。罗斯玛丽穿件深蓝色长裙，上面有金色和橙色的月亮图案，头发新染过，乌黑乌黑，堆在头顶，像个摇摇欲坠的鸟巢。她的模样比卡琳记得的要老，而且可怜兮兮的。卡琳的眼光掠过她—在找德里克。德里克在人群中应该很显眼，因为他身材高大，前额闪闪发亮，一头浅色波浪长发一直披到肩膀。而且他眼睛明亮坚定，嘴唇带着嘲讽，身子总是笔挺。不像罗斯玛丽，她这会儿正茫然无措地扭来扭去，伸长脖子四处打量。

德里克没站在罗斯玛丽身后，也不在周围。除非他去洗手间了，不然就是没来。

卡琳取下烟嘴，把贝雷帽推到脑后。德里克不在，这玩笑就没劲了。跟罗斯玛丽开这种玩笑只会让她犯迷糊—罗斯玛丽看起来已经够迷糊、够凄凉的了。

“你涂口红了嘛。”罗斯玛丽说，泪汪汪的，表情困惑。她用翅膀似的衣袖，还有一身可可奶油味儿拢住卡琳。“别告诉我你爸爸允许你涂口红了。”

“我想吓你一跳嘛。”卡琳说。“德里克在哪里？”

“没来。”罗斯玛丽说。

卡琳看到行李传送带上出现了自己的手提箱。她往人群中一钻，挤出一条路，过去一把抓过它。罗斯玛丽想帮忙拎，卡琳连说：“不用，不用。”她们挤到出口处，穿过接机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不够强悍或者缺乏耐心，不曾挤到里面。她们没说话，直到出了门，进入炙热的夜晚空气。朝停车场走去的时候，卡琳问：“怎么了—你俩又遇上你们的那种风暴了吗？”

“风暴”是罗斯玛丽和德里克描述他们的冲突的一个词儿，这些冲突都被归咎于合作修改德里克的书时遇上的重重困难。

罗斯玛丽心如止水道：“我们不见面了。我们散伙咯。”

“真的？”卡琳问。“你的意思是，你们分手了？”

“要是像我们这种人还有分手这一说的话。”罗斯玛丽回答。

巨大弧形的立交桥上，车灯流仍在所有道路上不断涌进涌出城市，桥下也是一样。罗斯玛丽的车没装空调—不是用不起，而是因为她不相信这玩意儿—所以车窗必须摇下，任交通的噪音像一条河流，伴着气流直灌进来。罗斯玛丽讨厌在多伦多开车。她每周一次进城见出版商老板时，总是坐公共汽车，其他时候常让德里克开车送她。她们开下机场高速，沿401公路一直朝东，罗斯玛丽紧张兮兮、全神贯注地开了大约八十英里，拐上通到她住所附近的次级公路。卡琳一直沉默着。

“这么说德里克走了？”卡琳说道，又问：“他是去旅行吗？”

“据我所知不是，”罗斯玛丽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

“安呢？她还在？”

“可能吧，”罗斯玛丽说，“她从不挪窝儿的嘛。”

“他把他的东西全拿走了吗？”

德里克搬进罗斯玛丽的拖车里的，可不光是处理他成堆的手稿所需的东西。书，当然了—除了参考书，还有工作间歇他在罗斯玛丽的床上躺躺时要读的书和杂志。要听的唱片。要穿的衣服，他万一徒步进丛林时要穿的靴子。对付胃病或头痛的药，甚至还有他建瞭望台用的工具和木料。浴室里摆了他的剃须用具，还有他的牙刷和敏感牙龈专用牙膏。厨房桌上是他的咖啡研磨机。（他自家厨房桌上摆的是安买的一台更新、更别致的咖啡机。）

“一扫空啦。”罗斯玛丽说。她把车停在仍没关门的甜甜圈小店的停车场，小店位于公路穿过的第一个镇子的边缘。

“喝点救命的咖啡吧。”她说。

通常，他们停在这里的时候，卡琳和德里克都留在车里。他不喝这种咖啡。“你妈就好这种地方，因为糟糕的童年的缘故。”他说。他不是指罗斯玛丽被带到过这类地方，而是指她过去被禁止进入这些地方，就像她被禁止吃任何油炸或者高糖食品，只允许吃一种蔬菜和稀粥做成的健康饮食一样。不是因为她父母没钱—他们很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是超前于时代的健康饮食狂。德里克与罗斯玛丽认识的时间不算长—与，比如说吧，卡琳的爸爸特德相比的话—但他比特德更喜欢谈及她早年的生活，还不时透露点细节，比如每周固定的灌肠仪式等等，这些罗斯玛丽自己可不愿多提。

上学的时候，与特德和格蕾丝同住的时候，卡琳是万万不可能被带到这种充满可怕的焦糖、油腻、香烟和烂咖啡味儿的地方的。不过罗斯玛丽的眼睛快乐地扫视着各种填了奶油（“奶油”是用法语拼的）和果酱馅、有奶油糖和巧克力糖霜的面包圈，油炸煎饼和小饼，以及软糖、带馅羊角面包和怪物饼干。除了或许是怕发胖，她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否定这些食物，而且她无法相信这样的食品居然不是人见人爱。

柜台前—根据指示牌，你坐在这里最好不要超过二十分钟—坐了两个巨肥的女人，顶着巨大拳曲的发型，她们当中坐着一个瘦瘦的男人，看着像小男孩，实则满面皱纹，他快速说着，似乎在给她们讲笑话。两个女人晃着脑袋笑着，罗斯玛丽挑拣杏仁羊角面包时，他冲卡琳猥亵阴险地眨眨眼。这让她想起自己还涂着口红。“难以抗拒吧，嗯？”他对罗斯玛丽说，她笑了，觉得这是一种乡下人的友善。

“从来就做不到啊。”她回答。“你确定吗？”她问卡琳。“什么都不要？”

“小姑娘也怕发胖吗？”满脸皱纹的男人问。

镇子再往北，就没什么车了。空气凉爽了点，感觉湿漉漉的。有些地方青蛙的声音那么大，几乎盖过汽车的噪音。两车道的公路绕过一个个黑糊糊的常青藤灌木台子，以及色泽比较柔和的一小片一小片点缀着刺柏丛的空地，那都是快要退化为灌木林的废弃农场。车子一拐，车灯照上第一堆岩石，有的石头发出粉色和灰色的光芒，另一些是干血般的红色。很快，这样的石头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有几处，石头不是乱糟糟堆在一起，而是仿佛被刻意摆成了厚薄不一的许多层，呈灰色或绿白色。卡琳记得它们是石灰石。石灰石基岩与前寒武纪地盾的岩石在这一带轮番出现。告诉她这些的是德里克。德里克说过，他真希望自己是个地质学者，他热爱岩石。不过他不乐意为矿产公司挣钱。再说历史也让他着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组合。历史是针对宅人的，地质学是针对户外人士的，他解释道，脸上一本正经的，让她意识到他是在拿他自己开玩笑。

卡琳此刻希望摆脱的—她但愿能够随着午夜的气流直接流泻到窗外的—是想吐的感觉和优越感。因为杏仁羊角面包、罗斯玛丽正几乎偷偷摸摸地一口一口呷个没完的烂咖啡、柜台边的男人，甚至还有罗斯玛丽嬉皮士风格的装嫩裙子和乱糟糟的大团头发。此外她也希望能驱走对德里克的想念，这种内心空荡荡、越来越绝望的感觉。她大声说：“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他走了。”

罗斯玛丽说：“你确定？”

“你会快乐得多嘛。”卡琳说。

“不错，”罗斯玛丽说，“我正在找回自尊。你知道，除非你正在寻回自己的自尊，否则你是不可能知道曾经怎样地失去它，又是多么想念它的。我想，你我准能过个真正不错的夏天。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些短途旅行呢。我不介意开车去一些不那么可怕的地方。我们还可以到德里克带你去过的丛林徒步旅行。我乐意做那个。”

卡琳说：“好呀。”尽管她根本不确定，在没有德里克的情况下，她们不会迷路。她并非真的在考虑徒步旅行的问题，而是回忆着去年夏天的一幕。罗斯玛丽躺在床上，裹着被子，抽泣着，把被角和枕头尖儿塞进嘴里，悲痛愤怒地咬着，德里克坐在他们的工作桌边，读一页手稿。“你能做点什么让你妈妈安静下来吗？”他问。

卡琳说：“她想要的是你。”

“她像这样的时候，我没法应付哟。”德里克说。他放下看完的纸，拿起另一页。换页时他看着卡琳，一脸耐心到头的怪相。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苍老而憔悴。他说：“我受不了啦。很抱歉。”

卡琳只得走进卧室，拍着罗斯玛丽的背，罗斯玛丽也说她很抱歉。

“德里克在做什么？”她问。

“坐在厨房里。”卡琳说。她不想说“在看稿子”。

“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我应该进来劝劝你。”

“哎哟，卡琳，我真丢人呀。”

是什么引起这场争吵？罗斯玛丽平静下来，梳洗之后，总是解释道，是因为工作，他们对工作的分歧。“那你为什么不停止帮他写书呢？”卡琳说，“你有那么多自己的事要做。”罗斯玛丽负责编辑手稿—她与德里克因此相识。不是说他把著作交到她的出版商老板手里—他还没进展到那一步—而是因为她认识他的一个朋友，那人说：“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没准能帮你。”很快罗斯玛丽就搬到乡间，搬进离他住所不远的拖车，好住得离他近些，方便干这份工作。起初她还保留着多伦多的公寓，后来干脆放弃了它，因为在车里住得越来越长。她还有别的工作，但不多，她设法将每周一天在多伦多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早上六点出发过去，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回来。

“这书是讲什么的？”特德问过卡琳。

卡琳说：“是关于探险者拉·萨勒〔2〕和印第安人的。”

“这个人是个历史学者吗？他在大学教书吗？”

卡琳不清楚。德里克干过不少工作—他当过摄影师。他在一个矿区干过勘测员。不过说到教书，她印象里教的是高中吧。安称他的工作为“体制外的”。

特德本人在大学教书。是个经济学者。

当然，她不曾对特德或格蕾丝提及罗斯玛丽的悲伤，它显然由对这著作的异议导致。罗斯玛丽做了自我批评。她解释说，是因为压力的缘故。有时她说是因为更年期的缘故。卡琳听到她对德里克说：“原谅我。”德里克回答：“没什么要原谅的。”一种平静的满意腔调。

罗斯玛丽扭头出了房间。他们没听到她再度开始抽泣的声音，不过他们一直等着。德里克深深看进卡琳的双眼—他做出一副苦恼、困惑的滑稽表情。

我这回又干什么啦？

“她非常敏感。”卡琳说。她声音里满是羞耻。是因为罗斯玛丽的表现吗？或者是因为德里克似乎允许她—卡琳—共享某种远远凌驾于此刻之上的满足感和轻蔑感。也因为她情不自禁感到受宠若惊。

有时她会干脆出门。她会沿街走去看看安，安看到她来总是很开心。她从不问卡琳为什么，不过要是卡琳说，“他们愚蠢地干架了”，或者—之后，等他们找到那个专用词之后—“他们又遇上他们那种‘风暴’了”，安从不显得吃惊或不乐。“德里克非常挑剔的”，她会说，或者“好吧，希望他们能处理好”。不过要是卡琳想进一步，提到“罗斯玛丽在哭”，安就会说，“我觉得有些事最好还是不要谈论，你说呢？”

不过，有的事她还是愿意听的，尽管有时带着一种含蓄的微笑表情。安是一个甜美、圆润的女人，浅灰色头发松松地耷拉在肩头，蓄着刘海。她说话时常眨眼，而且不怎么看人的眼睛（罗斯玛丽说这是神经质的表现）。此外，她的嘴唇—安的嘴唇—那么薄，她微笑时，它们几乎都看不到了。她微笑时总抿着嘴，好像藏着什么秘密。

“你知道罗斯玛丽是怎么遇见特德的吗？”卡琳说。“是在雨中的公共汽车站，她正在涂口红。”然后她不得不倒回去，解释说罗斯玛丽之所以要在公共汽车站涂口红，是因为她父母不知道她在用这个—口红是他们的宗教禁止的，就像电影、高跟鞋、跳舞、糖、咖啡、酒精和香烟一样，是不言自明的禁品。罗斯玛丽当时上大一，不愿显得与众不同。特德是个助教。

“不过他们已经知道彼此是谁了。”卡琳说，她解释道，他们住同一条街。特德住在富人区最大的一幢房子的门房里，他爸是司机兼花匠，他妈是管家，罗斯玛丽住在街对面普通富裕人家的房子里（尽管她父母在家里过的根本谈不上是普通富裕人家的生活，他们不玩牌，从不参加晚会或外出旅行，而且不知为啥总是用冰盒而不用冰箱，直到制冰公司停止营业为止）。

特德有辆一百美元买的车，出于对罗斯玛丽的同情，他在雨中让她搭了车。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卡琳记得爸妈讲它时的样子，他们笑着，驾轻就熟地彼此插嘴。特德总会提到车的价格、牌子和年份（斯蒂贝克〔3〕，1947年），罗斯玛丽会强调副驾驶位的门打不开，特德不得不钻出来让她从驾驶座爬进去。然后他会说发展到带她去看她的第一场电影之神速—就在当天下午—电影名叫《热情如火》〔4〕，之后他带着满脸唇膏印子走进光天化日之中，因为不管别的女孩们都是怎么处理口红的，用纸吸干也罢，用粉扑在上面或者用别的办法也罢，罗斯玛丽都一无所知。“她非常火热啊。”他总这么评价道。

然后他们结婚了。去的是一个新教牧师家。牧师的儿子是特德的朋友。双方父母都不知道他们打算结婚。仪式一举行完，罗斯玛丽就来了例假，特德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门去买卫生巾。

“你妈知道你告诉我这些吗，卡琳？”

“她不会介意的。后来，她妈发现这事之后，病倒在床，她觉得他们居然结婚了，这事太可怕了。要是她爸妈早知她要嫁给个异教徒，他们准会把她关进多伦多的教会学校。”

“异教徒？”安说。“真的吗？多遗憾啊。”

或许她的意思是，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婚姻还是没能延续，真遗憾。

卡琳在座位里扭动着。脑袋撞在罗斯玛丽的肩膀上。

“妨碍你吗？”她问。

“没有。”罗斯玛丽说。

卡琳说：“我不会真睡着。拐进山谷的时候，我可得醒着。”

罗斯玛丽开始唱歌。

“醒来吧，醒来吧，宝贝儿克里……”

她用一种缓慢低沉的声音唱，摹仿着唱片上的彼得·西格〔5〕，卡琳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车停了。她们已经开上通往拖车的短短的、起伏不平的小路，停在拖车外的树下。拖车门上的灯亮着。然而德里克不在里面。德里克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卡琳不想动弹。她愉快地耍着小性子，扭着身子抗议着，如果在场的人不止罗斯玛丽的话，她是万万不会这么干的。

“出来，出来嘛，”罗斯玛丽命令道，“马上就让你躺到床上，来吧，”她一边拖她，一边笑道，“你以为我背得动你吗？”她把卡琳拖出车，推着她踉踉跄跄走向门口，一边招呼道，“看看那些星星，瞧那些星星呀。它们真美啊。”卡琳嘟囔着，始终耷拉着脑袋。

“上床，上床。”罗斯玛丽说。她们进了门。淡淡的德里克味道—大麻、咖啡豆、木料。以及封闭的拖车里地毯和烹饪的味道。卡琳没脱衣服就一头栽倒在她的窄床上，罗斯玛丽把她去年的睡衣丢给她。“换衣服，不然你醒来时会不舒服，”她吩咐道，“我们早上再整理你的箱子。”

卡琳做出了似乎是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次努力，设法坐起来，扯掉外套，套上睡衣。罗斯玛丽忙着打开四周的窗子。卡琳最后记得听到的是“那口红—那口红是怎么回事？”她最后感觉到的是一片抹布像老妈会做的那样并不温柔地擦到她脸上。她对那味道啐了一口，沉醉于这种孩子气的行为和身子底下凉丝丝的床铺，以及对于睡眠的渴求。

那是星期六晚上。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凌晨之间。到了星期一上午，卡琳问：“我出门去看看安行吗？”罗斯玛丽说：“好啊，去吧。”

她们星期天早上迟迟才起床，一整天都待在拖车里。罗斯玛丽因为下雨而沮丧。“昨晚有星星的，我们回家时有星星来着。”她说。“你来过夏天的第一天就下雨了。”卡琳不得不告诉她没关系，她反正懒洋洋的，不想出门。罗斯玛丽给她做了牛奶咖啡，切了个西瓜，瓜还不太熟（安肯定会注意到，但罗斯玛丽就不会）。下午四点，她们用咸肉、华夫饼、草莓和淡奶油代用品做了一顿大餐。雨已停了，太阳在六点左右下山，可她们还穿着睡衣。这一天算是糟蹋了。“至少我们没看电视，”罗斯玛丽说，“为了这个也值得庆祝庆祝。”

“在此之前而已啦。”卡琳说着扭开了电视。

她们坐在一堆堆罗斯玛丽从橱子里翻出来的旧杂志中。她搬进拖车来住时，它们就在里面，她说她终于要扔掉它们了—先得整理一番，确定有没什么值得保留。整理工作进展不快，因为她总会找到一些段落，大声读出来。卡琳一开始有点厌烦，不过不知不觉还是被拽进旧时光中，研究起里面古怪的广告和难看的发型。

她注意到叠得整整齐齐盖在电话上的毯子。她说：“你不知道怎么把电话切断吗？”

罗斯玛丽说：“我不是真想切断它。我想听到它响起来，但是不用去接它。我希望能做到无视它。我只是不想它太响罢了。”

一整天它都没响。

星期一，毯子仍旧压在电话上，杂志塞回橱子，罗斯玛丽还是没法下决心丢掉它们。天空阴沉沉的，但没下雨。她们仍旧起得很迟，因为昨晚看电影一直看到凌晨两点。

罗斯玛丽在厨房桌上摊开一些打了字的纸页。不是德里克的手稿—那一大捆已经消失了。“德里克的书真的有意思吗？”卡琳问。

她以前从没想到跟罗斯玛丽讨论这个。那捆手稿就像一大团乱糟糟的铁丝网，永远堆在桌子上，德里克和罗斯玛丽始终在试图理清它。

“嗯，他不停地修改，”罗斯玛丽说，“有意思是有意思的，但很乱。一开始他的兴趣集中在拉·萨勒身上，后来又讨论起了庞蒂亚克〔6〕，他想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了，他从来就没满意过。”

“这么说你很高兴能甩掉它咯。”卡琳说。

“非常高兴。那就是一团没完没了的麻烦哟。”

“不过，你不想念德里克吗？”

“友谊已经耗光咯。”罗斯玛丽心不在焉地说，埋头在一张纸上勾画着。

“那安呢？”

“那份友谊嘛，我想也被耗光了吧。事实上我一直在想，”她放下笔说，“我一直在想着离开这里。不过我觉得还是等你来了再说。我不想你一回来，发现一切都挪了地儿。不过，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德里克的书嘛。嗯，是为了德里克，你知道的。”

卡琳说：“德里克和安。”

“德里克和安，不错。现在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在这当儿，卡琳问道：“我出门去看看安行吗？”罗斯玛丽回答：“好啊，去吧。我们不用急着做决定，你知道。我只是这么寻思着而已。”

卡琳沿砾石路往上爬着，思忖着这里与从前有什么不同。云层不算，因为在她对这座山谷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它们。突然她明白了。在田野觅食的牛群不见了，因为这个，草长高了，刺柏灌木丛蔓延开来，挡住了小溪。

山谷长而狭窄，远远的尽头坐落着安和德里克的白房子。山谷底部是一片牧场，去年这时它平坦整洁，清澈的小溪蜿蜒淌过。（安把这地方租给一个养安格斯黑奶牛的男人。）山谷两侧长满树丛的山脊陡峭地升起，在房子后头远远地聚拢。罗斯玛丽租的拖车原先是安的父母用的，他们在冬天山谷积雪时搬到车里。他们想住得离当时位于镇公路拐角处的商店近一点。现在那里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个水泥平台，上面有两个洞眼，从前是用来放油罐的，此外还有一辆窗上蒙了旗帜的旧巴士，里面住了几个嬉皮士。有时他们会坐在平台上，罗斯玛丽开车经过，他们会庄严地、一本正经地冲她挥手。

德里克说，他们在灌木丛里种大麻。不过他从不找他们买，觉得他们不够可靠。

罗斯玛丽拒绝和德里克一起吸大麻。

“我在你身边过得太混乱了，”她说，“我觉得这样不好。”

“自在一点吧，”德里克说，“这会管点用。”

安也不吸。她说她觉得那样会很蠢。她从不吸烟。她甚至连如何把烟吸进去都不会。

她们不知道德里克曾让卡琳试过一次。她也不知道如何把烟吸进去，他只好教她。她用力过猛，吸得太深，差点吐出来。他们在谷仓里吸，这里收藏着德里克从山脊上收集的所有岩石样本。德里克为了让她平静，告诉她盯着岩石标本看。

“看着它们，”他说，“看进它们。看那些颜色。别太用劲了。只要静静地看着它们就行。”

不过最后让她平静下来的是一只硬纸盒上的字。谷仓里搁了一堆硬纸盒，两年前，安和德里克从多伦多搬回来时，安用它们来装东西来着。一只盒子一侧压出一艘玩具战舰的形状，印着“无畏舰”三个大字。这个词的前半部分—“无畏”（DREAD）〔7〕—是用红色字体印的。几个字母闪闪发亮，好像是用霓虹灯管拼成，卡琳不由自主觉得它们肯定不止是字面意思。她必须拆分它们，琢磨出里面的意思。

“你笑什么？”德里克问。她告诉他自己在做的事。各种字母组合奇迹般跳跃而出。

阅读（Read）。红色（Red）。死亡（Dead）。勇气（Dare）。时代（Era）。耳朵（Ear）。是（Are）。加（Add）。蝰蛇（Adder）。“蝰蛇（Adder）”是最好的一组，它用上了所有字母。

“真妙啊，”德里克说，“真妙啊卡琳。‘无畏的红色蝰蛇’。”

他根本无须提醒她一个字也不要跟她妈或安提。那天晚上，罗斯玛丽吻她的时候，闻了闻她的头发，笑了，感叹道：“天哪，到处都是这味儿，德里克真是个铁杆老烟鬼。”

那是罗斯玛丽比较开心的时候之一。之前她们在德里克和安家封闭的阳光走廊上用晚餐。安吩咐道：“来吧，卡琳，来帮我把慕斯蛋糕从模子里弄出来。”卡琳跟她走了，不过又溜回来—借口要取薄荷酱。

罗斯玛丽和德里克正隔着桌子，朝前俯身，互相调戏，做着接吻的表情。他们从不知道她来过。

或许就在同一个晚上，她们返回来时，罗斯玛丽指着后门外摆的两把椅子笑了。两把深红色旧钢管椅子，装有软垫。它们面对西方，朝向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

“那些老椅子，”安说，“我知道它们样子挺古怪的。是我父母留下的。”

“它们其实根本没有看起来那么舒服。”德里克说。

“不对，不对，”罗斯玛丽说，“它们很美，它们就是你俩啊。我爱它们。它们就像德里克和安。德里克和安。德里克和安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欣赏落日。”

“要是他们能透过豌豆藤看到落日的话。”德里克说。

下一回卡琳去帮安摘蔬菜，发现两把椅子不见了。她没问安它们的下落。

安的厨房位于房子底部，部分在地下。你得走下四级楼梯。卡琳这么做了，把脸贴在纱门上。厨房高高的窗外长满灌木，里面很阴暗—卡琳每次去灯都开着。不过现在灯没开，开始她以为里面空无一人。接着，她看到有个人坐在桌边，是安，不过她脑袋的形状和以前不一样了。她背对着门。

她剪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得像所有灰头发的老太太那样毛茸茸的。此外她在忙着什么—她的胳膊肘在动。她在昏暗的光线中工作，但卡琳看不出是在做什么。

她尝试起一个把戏：盯住安的后脑勺，想引她转过头来。没有奏效。她试着用手指轻轻刮纱门。最后她发出一点声音。

“呜呜……呜呜……”

安非常勉强地站起，转过身，卡琳突然有点不靠谱地疑心起来，觉得安没准早就知道有人来了—或许其实看到了卡琳过来，所以摆出这种戒备的姿势。

“是我，是我啊。你迷失的孩子来啦。”卡琳说。

“哎哟，可不是嘛。”安说着，拔下插销。她没有拥抱欢迎卡琳—不过她和德里克也从不这样。

她发胖了—或者是剪短的头发让她显得胖—脸上有些红斑，好像被虫子咬过。她的眼睛好像肿胀着。

“你眼睛受伤了吗？”卡琳问。“是因为这个，你才摸黑干活吗？”

安说：“哦，我都没注意。我没注意灯没开，我在擦银器，总觉得能看见呢。”她仿佛努力振作了一点，假装卡琳还是个小得多的孩子似的跟她说起话来。“擦银器是个烦人的活儿呢，我肯定是擦得迷迷糊糊的了。你能来帮我，真是太好了。”

为了随机应变，卡琳扮演起了这个小得多的孩子。她在桌边一把椅子上摊手摊脚地坐下，大大咧咧地问道：“我说啊—老德里克在哪儿呢？”她思忖着，安这种古怪举止或许说明，德里克又出发去进行翻过山脊的远征了，而且还没回来，把安和罗斯玛丽都抛下了。或者他病了。或者又抑郁了。安有一次说过：“我们一旦出城，德里克抑郁的次数就比原先少了一半还不止呢。”卡琳纳罕着“抑郁”是否是正确的说法。她觉得德里克老是吹毛求疵，有时容易厌烦。那就是抑郁吗？

“我相信他就在附近吧。”安说。

“他和罗斯玛丽吵翻了，你知道吗？”

“哦是的，卡琳，我知道。”

“你对此难过吗？”

安说：“这是一种擦银器的新法子。你看我示范哦。你只要拿起一把叉子、汤匙或别的什么，浸到这个盆子里的液体里，在里面放一阵子，取出来浸到漂洗的水里，再擦干。看到没？它闪闪发亮，效果和我以前又擦又磨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感觉就和那样一样亮呢。我再去弄点干净的漂洗水来。”

卡琳把一把叉子浸到液体里。她说：“昨天我和罗斯玛丽一整天都随心所欲的。我们连睡衣都没换掉。我们做了华夫饼，读那些旧杂志。旧《女士之家杂志》。”

“那些是我妈的。”安有点生硬地说。

“她多可爱，”卡琳说，“她总是忙忙碌碌。她用旁氏护肤品。”

安笑了—真令人宽慰—说道：“我记得。”

“这场婚姻可以挽救吗？”卡琳用一种低沉的、不祥的声音说。旋即换成哄骗和哀泣的声调：

“问题在于，我丈夫实在太苛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比如说吧，他吃掉了我们所有的孩子。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做可口的饭菜，也不是因为我做了。我整天围着滚烫的炉子转，给他做了一份可口的晚餐，可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扯下宝宝的一条腿儿……”

“住嘴，”安刹住微笑，“住嘴吧，卡琳。”

“可我真的就想问问，”卡琳收敛了点，却固执地说完，“这场婚姻可以挽救吗？”

去年整整一年，每当想到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卡琳想的总是这间厨房。一间大大的房间，即便灯都开着，角落里还是一团昏暗。绿色的树叶像那样刮擦着窗子。这儿所有的东西严格说来都不该出现在厨房里。脚踏缝纫机和填塞得太结实的巨大扶手椅，扶手上深紫色的盖布退成古怪的灰绿色。一幅巨大的瀑布油画，还是老早以前，安的妈妈刚做新娘，还有闲暇时画的，后来她再也没有过这样的闲暇了。

（“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堪称幸运。”德里克评论道。）

院子里传来汽车引擎声，卡琳想，会是罗斯玛丽吗？莫非罗斯玛丽才是那个因为被单独留下而陷入抑郁的人？莫非她跟着卡琳来了，想找人陪？

等听到通往厨房的台阶上传来靴子声，她知道这是德里克了。

她喊了出来：“哎呀，真是意外。看看谁来了！”

德里克走进房间说：“你好啊卡琳。”一丝欢迎的意思都没有。他在桌上放下两个包。安客气地问：“你买到合适的胶卷了吗？”

“是的。”德里克回答。“这堆破烂是怎么回事？”

“是清理银器用的，”安说，又仿佛道歉似的对卡琳说，“他刚进城买胶卷来着。好给他的岩石拍照片。”

卡琳把头低低地伏到她正在擦干的餐刀上。要是她哭出声来，那准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事了（换了去年夏天，这种事怎么说也不可能发生嘛）。安问了点别的东西—食品—德里克已经买了，卡琳奋力抬起眼睛，死盯着炉子前部。这种炉子已经停产，安告诉过她。一种木柴和电力结合的炉子，烤炉门上印了一艘帆船的图案。船上有“克莱伯炉子”字样。

这个，她也记得。

“我觉得卡琳可以给你做帮手，”安说，“她可以帮你摆岩石。”

一段短暂的沉默，没准他俩正交换目光。然后德里克说：“好吧，卡琳。来帮我拍照片。”

许多岩石都随便地放在谷仓地上—还没整理或贴标签。其余石头都在架子上一个一个单独摆放，前面摆着打印出来的卡片，注明各自的名称。有一阵子，德里克沉默着，挪动这些石头，摆弄照相机，试图找出最好的角度和正确的光线。开始拍照之后，他对卡琳发出一些简短的命令，让她挪动岩石，或者倾斜它们，再从地板上拾起其他石头，不带标签就拍照。她觉得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或者根本不想要—她的帮忙。有好几次他吸口气，好像打算说这话了—或者打算告诉她什么重大而令人不快的事—不过到头来说出的只是“朝右去一点”，或者“帮我翻到另一面”。

去年整个夏天，卡琳都在孩子气地纠缠，或者严肃地请求德里克带她去探险，最后他终于答应了。他把这事尽可能弄得困难重重，像一场测试似的。他们全身喷满驱蚊剂，还是无法完全挡住扑向他们的虫子，它们爬进他们的头发，设法钻进他们的衬衫领子和袖口里。他们不得不跋涉过沼泽，靴印一踩出，旋即被水淹没，他们还要爬上覆满浆果藤、野玫瑰灌木和坚硬、绊脚的藤蔓的陡峭河岸。翻过光溜溜、斜斜地高耸出地面的光秃岩石。他们脖子上挂着铃铛，以便分开时能听出彼此的位置，也是为了万一有熊的话，它们会听到声音，不会靠近。

他们遇到一堆巨大的熊粪，散发着新鲜光泽，里面还有个消化了一半的苹果核。

德里克告诉过她，这片地方到处都是矿。他说，几乎所有已知的矿产这里都有，只是通常储量不大，没有开采效益。他去过所有那些荒废的、几乎被遗忘的矿井，敲下他的样本，或者直接就从地上拾起它们。“我第一次带他回家，他立马就消失在山脊上，找到了一个矿，”安说，“我那会儿就知道他或许会娶我。”

那些矿井让人失望，当然卡琳绝不会实话实说。她原本以为能遇到个把阿里巴巴的山洞，璀璨的岩石在黑暗中隐隐发亮。实际上德里克给她展示的是一条狭窄的入口，几乎就是岩石中的一道天然裂缝，在这个荒谬的位置上，一棵杨树扎下根，歪歪扭扭地长大了，几乎挡住入口。另一个入口，也就是德里克口中最好走的一个，无非是一座小山边的一个洞，腐烂的柱子倾倒在地面，零丁几根仍旧支撑着部分顶棚，有几处残留着砖块，挡住泥土和碎岩石。德里克指出昔日矿车轨道的隐隐留痕。四下散落着一些云母，卡琳收集了几片。它们总算挺好看，挺像真正的珠宝。一片片光滑的、看似黑色的玻璃，举到光线中，就变成银色。

德里克说，她应该只搜集一片，而且悄悄收着，不要给别人看。“保守秘密，”他说，“我不想跟人说起这个地方。”

卡琳说：“你要我向上帝发誓吗？”

他说：“记在心上就行。”然后问她是不是想看看城堡。

又一个失望，而且还是个笑话。他带她去看的是一幢水泥建筑的废墟，说这里也许曾是矿石仓库。他指给她看一些高大树木间的缝隙，如今长满小树苗，过去矿车轨道曾从中穿过。笑话在于，一些嬉皮士两年前在这里迷了路，走出来之后宣称看到了一座城堡。德里克憎恨别人犯这种错误：对眼前的真相，或者对于足以根据正确的信息推断出来的事实视而不见。

卡琳在摇摇欲坠的围墙顶上走了一通，他没提醒她注意脚下，也没有留心保护她不跌断脖子。

归途遇上暴风雨，他们只得躲在一片浓密的雪松树丛中。卡琳没法保持安静—她说不清自己是受惊了还是兴奋过度。是因为兴奋吧，她断定，她在雨中上蹿下跳，绕圈子跑，挥舞着胳膊，对着甚至透过他们这个避难所都能看到的雪亮闪电尖叫。德里克命令她安静，让她坐下，每次闪电之后数到十五，判断雷声是否准时响起。

不过她觉得他是开心的。他并不认为她受惊了。

确实，有这么一些人，你会万分渴望讨得他们欢心。德里克就是其中之一。要是你没能取悦这种人，他们就会在脑海中给你归个类，永远蔑视你。对于闪电的恐惧，看到熊粪时的害怕，或者将那堆废墟视为城堡的愿望—甚至在分辨云母、黄铁矿、石英、银和长石的不同特性上的无能—这些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让德里克对她失望。正如他以不同的方式对罗斯玛丽和安表示了失望一样。在这里，与卡琳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做回了比较严肃的自己，对每样东西都致以严肃的关注。因为他是和她待在一起，而不是和她俩中的任何一个。

“注意到今天这里有点阴沉忧郁的气氛没有？”德里克问。

卡琳双手滑过一块石英，它看起来像一片内部有支蜡烛的冰块。她问：“是因为罗斯玛丽吗？”

“不，”德里克说，“说正经的。安的这片地儿有人出价要买。一个斯托克〔8〕来的奸商告诉她，有家日本公司想买下这里。他们想开采云母。用来做陶瓷的汽车发动机缸体。她正在考虑这事。她要是愿意，就可以卖掉它。这里是她的。”

卡琳说：“她为什么想这样？想卖掉它？”

“钱嘛，”德里克说，“从钱的角度来想想吧。”

“罗斯玛丽付给她的租金不够用吗？”

“那能用多久？今年牧场没租出去，土地太湿了。房子需要钱维修，不然就要塌了。我忙了四年写一本书，却还没写完。我们现在入不敷出。你知道那个房地产商对她说了什么吗？他说：‘这儿可以变成又一个萨德伯里〔9〕。’他可不是在开玩笑。”

卡琳听不出这为什么有可能是在开玩笑。她对萨德伯里一无所知。“要是我有钱，我就可以买下它，”她说，“你们就可以像现在一样继续过下去。”

“你总有一天会有钱的。”德里克实事求是地说。“不过到那时就来不及咯。”他把相机收回套子里。“好好跟着你妈吧，”他说，“她富得流油噢。”

卡琳脸庞一阵发烫。她感觉到这话带来的震撼。她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法。富得流油。仿佛充满憎恨。

他说：“好了—进镇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洗出这些。”他没问她是否想跟着去，她反正几乎也没办法回答他。她眼里悲惨地充满泪水。她被他的话震住了，大脑一片空白。

她必须去浴室，她朝房子走去。

厨房里飘出一阵香味—文火慢炖的肉汤味儿。

唯一一个洗手间在楼上。卡琳听到安在上面，在她的房间里走动。她没招呼安，也没朝房间里看。不过她下楼时，安叫住她。

她在脸上敷了粉，略微遮挡住红斑。

床上、地上堆了不少衣服。

“我正试着收拾东西呢。”安说。“这儿有些衣服，我都忘了有过它们。我得下决心丢掉一些。”

这意味着她正认真考虑搬走。走之前扔掉各种东西。罗斯玛丽准备搬走时，她趁着卡琳还在学校，收拾好了箱子。卡琳从来不曾看到她挑挑选选装箱子的过程。她只看到箱子里的东西后来又被取出，先是在多伦多的公寓里，后来是在拖车里。一个垫子，一对烛台，一个大浅盘—很眼熟，但是放哪里都不搭调。对卡琳而言，最好她什么都没带来才好。

“看到那只手提箱没，”安说，“衣柜顶上那个？你能不能站到椅子上，把它歪到边上，让我取下它？我试过自己拿，但是头昏哪。只要把它歪到边上就行，我就能接住它了。”

卡琳爬上去，把箱子推出，让它摇摇晃晃地歪在衣柜边上，安接住它。她把它砰的一声放在床上，气喘吁吁地对卡琳表示感谢。

“我有钥匙，在这儿。”她说。

锁很紧，扣子很难弄开。卡琳帮着使劲。箱盖打开，朝后落下，一股樟脑球味儿从一堆乱糟糟的布料上冒出。这个卡琳很熟悉，罗斯玛丽喜欢光顾的二手货商店就是这味儿。

“这些是你妈妈的旧东西吗？”她问。

“卡琳！里面是我的婚纱啊，”安带着笑道，“这只是裹婚纱的旧床单啦。”她掀开灰不溜秋的罩布，拎出一捆蕾丝和塔夫绸玩意儿。卡琳在床上给它清出一片地方。安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塔夫绸像树叶一样沙沙响。

“还有我的面纱呢。”安说，拎起一片搭在塔夫绸上的薄纱。“哎哟，我真该更小心保管它才是。”

裙子上有一道长长细细的裂口，像是剃刀割出的。

“我该把它挂起来的，”安说，“我该把它装进洗衣店给的那种袋子里的。塔夫绸很脆。这道裂缝就是在折叠的地方破的。这个我是知道的呀。绝对，绝对不能折叠塔夫绸。”

她试着把衣料片分开，鼓励地轻轻嘘着气，把衣料一点点拎起，最后终于抖开整件衣服，让它变成一件裙子。面纱掉在地上。卡琳拾起它。

“像网啊。”她评论。她开口，是为了把德里克的声音驱出脑海。

“是薄纱，”安说，“薄—纱。蕾丝和薄纱。我真该死，没好好保管它。它能保存成现在这样，已经是奇迹了。居然没坏，根本就是个奇迹。”

“薄纱，”卡琳说，“我从没听说过什么薄纱。好像也从没听说过什么塔夫绸。”

“从前，”安说，“人们大量用着它们呢。”

“你有穿着它们的照片吗？你有你的婚礼照片吗？”

“妈妈和爸爸有一张，可我记不得它到哪去了。德里克不是喜欢婚礼拍照的那种人。他甚至连婚礼也不想要。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成那事的。我是在斯托克的教堂结的婚，想想看吧。我有三个女朋友来参加，多萝西·史密斯、穆瑞尔·里夫顿和唐·查勒瑞。多萝西演奏风琴，唐做我的伴娘，穆瑞尔负责唱歌。”

卡琳说：“伴娘穿什么颜色？”

“苹果绿。一件缀满雪纺绸的蕾丝裙子。哦不对，是反过来。缀满蕾丝的雪纺裙子。”安一边检查裙子的接缝，一边有点狐疑地说。

“唱歌的那个人唱的是什么？”

“穆瑞尔吗？《哦，完美的爱》。‘哦，完美的爱，超越所有人间之爱……’—不过这其实是一首赞美诗。它其实讲的是一种神圣的爱。不知道是谁选了它。”

卡琳摸着塔夫绸。手感干巴巴、凉丝丝的。

“穿上试试。”她建议道。

“我吗？”安说。“这可是给腰围二十四英寸的人做的呀。德里克去镇上了吗？带着胶卷去的？”

她没顾得上听卡琳说是的。她想必听到汽车引擎声了。

“他觉得必须做一份图片记录。”她说。“我不知道干吗那么着急。然后他要把它们全装起来，贴上标签。他好像再也见不到它们似的。他是不是让你感觉这地方被卖掉了？”

“还没吧。”卡琳说。

“没有。还早呢。我也不想这样，除非迫不得已。除非走投无路，不然我不会这么做的。尽管我觉得我迟早会没得选。有时候事情由不得你呀。不必非得把它说成个悲剧，或者什么个人的惩罚吧。”

“我可以试试它吗？”卡琳问。

安打量了她一阵道：“我们得小心点。”

卡琳蹬掉鞋子，脱掉短裤，扯下衬衫。安把裙子套上她的脑袋，把她暂时封进一团白云。蕾丝衣袖得非常小心地拉下，直到末尾部分耷拉在卡琳的手背位置。它们把她的手背衬成棕色，尽管她还没把皮肤晒褐呢。腰部的扣子和扣眼得一路扣下去，脖子后面还有更多钩子和扣眼。她们得把一片蕾丝紧紧卡到卡琳的喉咙上。她在裙子下光着身子，只穿内裤，皮肤被蕾丝擦得发痒。蕾丝这里那里刺在身上的感觉，比她穿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灼人。它刺着她的乳头，让她一阵退缩，幸运的是衣服的这个部位比较宽松，迎合着安从前的胸部。卡琳的胸仍旧几乎扁平，只是有时乳头会肿胀、敏感，好似要爆裂。

得把塔夫绸从她两腿之间拉出，拉成一个钟形裙摆。蕾丝在裙子上一环一环耷拉下来。

“你比我以为的要高呢。”安说。“拎起来一点，你就可以走动了。”

她从梳妆台上拿起发梳，梳卡琳的头发，让它披在蕾丝裹住的肩头。

“栗色头发，”她说，“我记得在书里，女孩们总被描述为长了一头栗色头发。你知道，她们真的会用栗子壳染它呢。我母亲记得女孩子们煮栗子壳，做成一种染料，涂在头发上。当然了，要是你手上沾到了这颜色，那就彻底露馅了。要洗掉它可不容易。”

“别动，”她说，把纱巾拂过卡琳光滑的头发，站在她面前用发针固定。“配套的发饰根本找不到了，”她说，“我肯定用它做别的事了，或者给别人在她们的婚礼上用了。我记不得啦。反正现如今，它看起来肯定够傻的。那是一个苏格兰玛丽女王的皇冠。”

她四处看看，从梳妆台上的花瓶里挑拣了一些绢花—一枝苹果花。这个新想法意味着她不得不把发针取下，重新摆弄起来，把苹果枝掰弯，做成头饰。枝条很硬，不过最后她还是设法把它弄弯、别好，直到心满意足。她让到一边，轻轻把卡琳推到镜子前。

卡琳说：“哎哟哟。我结婚时可以穿这个吗？”

她其实没这想法。她根本没想过结婚。她这样说只是为了让安开心，告慰安的这番努力，同时也是为了掩饰她看进镜子时的一阵发窘。

“到那时肯定会流行别的样子了，”安说，“现在这个也已经过时啦。”

卡琳视线离开镜子，又看了回去，这次有心理准备了。她看到了一个圣女。发亮的头发、苍白的花朵，垂落的蕾丝在她脸颊上留下淡淡的影子，像故事书里一样虔诚，一种娴静贞洁，以至于带着点命定气息、也带着点傻气的美。她做个鬼脸，好打破这张脸模子，可没奏效—仿佛新娘，也就是诞生在镜子里的女孩，才是掌控全局的人。

“真想知道要是德里克看到你这副样子会说什么，”安说，“真想知道他是不是根本想不起这是我的婚纱呢。”她的眼皮害羞窘迫地眨动着。她凑近些，摘下花朵和发针。卡琳闻到她胳膊下的肥皂味，她手指上的大蒜味。

“他会说，这算是什么蠢衣服啊？”安摘下面纱的时候，卡琳学着德里克高高在上的口气说。

她们听到汽车开进山谷的声音。“说着人就到了嘛。”安说。突然她急急忙忙想解开那些钩子和扣眼，手指笨拙颤抖。她试图把衣服从卡琳头上拉下，但什么东西钩住了。

“见鬼。”安说。

“你去吧，”卡琳闷在衣服里说，“你快去吧，我来弄。我知道怎么脱了。”

她重新露出头的时候，看到安的脸好像是悲伤地扭曲着。

“我只是拿德里克开个玩笑嘛。”她说。

不过，没准安的表情只是出于对衣服的心疼和担心吧。

“你说什么？”安说。“哦，别提了。没事的。”

卡琳静静地站在台阶上，听着厨房里的说话声。安刚才抢在她前头跑进去。

德里克说：“会好吃吗？你在煮的东西？”

“希望吧，”安说，“是炖小牛肘。”

德里克的声音变了。他不再焦躁。他急于表现友好。安的声音则是宽慰的，上气不接下气，力图跟上他的新情绪。

“够给来人吃吗？”他问。

“什么人？”

“只有罗斯玛丽。我希望够吃啊，因为我已经邀请她了。”

“罗斯玛丽和卡琳。”安平静地说。“菜是够的，但是酒没有啦。”

“这里，”德里克说，“我买了一些。”

德里克对安嘟哝或者耳语了一阵。他想必站得离她很近，凑在她的头发上或者贴在她耳朵边。他好像同时是在调戏、恳求、安慰、允诺回报。卡琳真害怕其中有什么词会突然蹦出来—会让她听明白，到死也忘不掉—所以她砰砰地跑下台阶，闯进厨房，嚷道：“谁是这个罗斯玛丽呀？我听到的是‘罗斯玛丽’吗？”

“别这样偷偷溜进来呀，丫头，”德里克说，“你得发出点声音，让我们知道你来了。”

“我听到的是‘罗斯玛丽’吗？”

“是你妈的名字，”他说，“我向你保证，是你妈的名字。”

所有紧绷的不快都已烟消云散。他现在情绪高昂，跃跃欲试，就像他去年夏天有些时候那样。

安看了看酒，“这酒真不错，德里克，用来配菜再合适不过。我们来瞧瞧。卡琳，你可以来帮忙。我们把走廊上那张长条桌铺起来。我们要用蓝碟子和好银器—运气真不错，我们刚清洗了银器，不是吗？我们来摆两套蜡烛。高高的黄色蜡烛放中间，卡琳，然后小小的白蜡烛在周围围一圈。”

“就像一朵雏菊。”卡琳说。

“不错，”安说，“摆个庆祝晚宴。庆祝你回来过暑假。”

“那我做什么？”德里克说。

“我想想。哦—你可以出去帮我摘点做色拉的菜嘛。一点莴笋，一点酸模草，你觉得小溪里会有点水芹吗？”

“有的，”德里克说，“我看到的。”

“那也摘点来吧。”

德里克一只手在她的肩头轻轻一揽。他说：“遵命！”

他们差不多准备妥当了，德里克放了一张唱片。这是他带到罗斯玛丽那里的唱片之一，想必又拿了回来。它名叫《鲁特琴古典咏叹调和舞曲》，封面上画着一群异常纤细的古典女士，全都穿高腰裙，耳朵上耷拉着两绺小小的鬈发，围成一圈跳舞。德里克经常应着这音乐跳起一种庄严、滑稽的舞蹈，卡琳和罗斯玛丽都会加入他。卡琳懂得配合他的舞步，罗斯玛丽却不会。罗斯玛丽用力过猛，试图模仿那些只能是本能地跳出的舞步，总是慢半拍。

这会儿，卡琳绕着厨房桌子跳起来，安在桌旁撕色拉菜叶，德里克在开酒。“《鲁特琴古典咏叹调和舞曲》，”她投入地唱着，“我妈妈要来吃晚饭。我妈妈要来吃晚饭。”

“我相信卡琳的妈妈要来吃晚饭。”德里克说。他举起手，“安静，安静。我听到的是她的汽车引擎声吧？”

“哦，天哪，我至少应该洗洗脸。”安说。她丢下绿色蔬菜，匆忙跑进大厅，爬上楼梯。

德里克停掉唱片。他把唱针挪到开头处。重新放起唱片后，他出门去迎接罗斯玛丽—他很少这么做。卡琳本来也打算跑出去的。但是看到德里克这么做了，她改了主意。相反她跟着安上楼，半路上停下来。楼梯平台处有扇小窗，那里从来没人停下来或者朝外看过。窗上有一层纱网，所以外面不大容易看进来。

她动作够快，正好来得及看到德里克走过草坪，穿过篱笆缺口。大大的、急切的、偷偷摸摸的步子。他可以及时赶到，弯下腰打开车门，用夸张的动作拉开，迎接罗斯玛丽出来。卡琳从没见他这么做过，不过她知道他正打算这么干。

安还在浴室里—卡琳听到淋浴的声音。还有几分钟时间，她可以不受干扰，继续观察。

她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但她没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她听不到，音乐正在房里轰鸣。他们还没从篱笆缺口冒出来。没有。还没有。仍旧还没有。

罗斯玛丽离开特德后，回来了一次。不是回家—她可没法回家了。特德把卡琳送到罗斯玛丽下榻的饭店。她俩在饭店吃午饭。卡琳喝了一杯“秀兰·邓波尔”〔10〕，吃了一份土豆条。罗斯玛丽说她打算去多伦多，她在一个出版商手下找到份工作。卡琳不知道出版商是什么意思。

他们出现了。身体紧贴着，一道穿过篱笆缺口，本该一个一个钻进来才对。罗斯玛丽穿着灯笼裤，是用薄薄、柔软的紫红色棉布做的。双腿在里面若隐若现。她上身穿了件厚一点的棉布衣服，满是刺绣和小小的、缝上去的亮片。她似乎很关心高高堆起的发型—她的手扬起来，做了个讨人喜欢的神经质的动作，拂下更多的碎发和鬈发，它们飘荡着，拍打着她的脸颊。（和《鲁特琴古典咏叹调和舞曲》封面上的女士们耳朵上飘动的鬈发有点相似。）她的手指甲涂成和裤子配套的颜色。

德里克的手并没有放在罗斯玛丽身上的任何一处，但是看起来他随时准备着。

“嗯。可是你会住在那里吗？”餐厅里，卡琳问道。

身材高大的德里克俯身凑近罗斯玛丽那头狂乱美丽的头发，好像那是个他一心打算休憩其中的鸟巢。他全神贯注。不管有没有碰她，不管是不是在和她说话。他想把她拉向自己，为此全力以赴。但其实他自己正被拉过去，忍不住要取悦她。卡琳想到的是当女人说着“不要，我还不想睡嘛，不嘛，我还没睡着嘛”的时候那种可爱的撒娇感觉。

此时的罗斯玛丽有点无所适从，但又觉得她暂时无须劳神。瞧啊，瞧瞧她在那个玫瑰色系的“笼子”里打转的样子。她那个黏黏糖似的“笼子”。瞧瞧罗斯玛丽叽叽喳喳、让人迷醉的模样。

富得流油，他说过的。

安从浴室走出，灰头发变成了湿漉漉的深色，从额头往后抹去，因为沐浴的缘故，显得容光焕发。

“卡琳，你在这儿做什么？”

“观察。”

“观察什么？”

“一对小鸳鸯嘛。”

“够啦，卡琳。”安说，一边往楼下走。

同时，从前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和门廊传来欢乐的嚷嚷，“这美妙的味道是什么哟？”（罗斯玛丽的声音）“不过是安在炖的一点老骨头罢了。”（德里克的声音）

“哎呀，那个—真是太美了！”罗斯玛丽惊叹道，好像一团好交际的旋风刮到起居室里。她指的是安在起居室门边的奶油罐里插的一把绿叶：禾草和早开的橙色百合花。

“就是安薅来的一把老野草罢了。”德里克回答。而安说：“嗯，我觉得它们挺好看的。”罗斯玛丽再次惊叹：“太美了。”

午饭后，罗斯玛丽说想给卡琳买份礼物。不是生日礼物，也不是圣诞礼物—就是一份迷人的礼物。

她们去了一家百货商店。每次卡琳放慢脚步打量什么，罗斯玛丽马上热情洋溢，打算买下。她差点买下一件带毛领子和毛皮袖口的天鹅绒外套，一匹风格古朴的彩绘木马，一只差不多有真象四分之一大的粉色毛绒大象。为了终止这场痛苦的逛街，卡琳抓了个廉价装饰品—一个踮脚站在镜子上的芭蕾舞者。不会旋转，也没配音乐盒—实在没什么可以支持这个选择。你或许以为，罗斯玛丽会懂的。她本该明白这个选择的含义—讨好卡琳没用，想补偿她是不可能的，想得到她的宽恕也毫无希望。可她没看出来。或者她故意装糊涂。她说：“对啊，我喜欢那个。她多优雅啊。放在你的梳妆台上一定很好看。哎呀，真不错。”

卡琳把芭蕾舞者塞进抽屉。格蕾丝发现了它，卡琳推说是一个学校里的朋友送的，她没法告诉朋友她不喜欢，免得伤人家感情。

格蕾丝那会儿还不大了解小孩子，否则准会对这种说法起疑。

“我能理解，”她说，“我把它送到医院的拍卖会吧—她永远不会知道的。再说这样的玩意儿肯定生产了有几百个了。”

楼下传来冰块的咔哒声，德里克正把它们丢进酒里。安说：“卡琳就在附近，我相信她马上就会跳出来了。”

卡琳轻手轻脚地爬完剩下的楼梯，走进安的房间。床上堆满衣服，婚纱重新包上床单，放在衣服堆上。她脱下短裤、衬衫和鞋子，开始了穿婚纱的绝望的、困难重重的努力。她不是把它套到头上，而是自己扭着身子钻进去，挤进沙沙响的裙子和蕾丝胸衣。她把胳膊伸进袖子，小心不让指甲钩到蕾丝。她的指甲大都很短，构不成威胁，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她把手背上方的蕾丝尖儿拉出来。扣上腰部的扣子。最难的是脖子后面的扣子。她弯下头，拱起肩膀，试图让手更容易够到它们。即便如此，她还是遇到了一场灾难—一只胳膊下方的蕾丝撕裂了一点点。她吓了一跳，甚至停了下来。不过，她已经走得太远，没法放弃了，于是她顺顺当当扣好其余的扣子。等她脱掉这衣服，她可以把裂口缝好。或者她可以撒谎，说穿上前就看到有裂口了。反正安未必会注意。

现在是面纱。她必须非常小心地对付面纱。万一撕坏，肯定很明显。她把面纱完全抖开，试着像安一样用苹果花枝固定。但她没办法正确地掰弯树枝，也没法用滑溜溜的别针别住它。她觉得不如用根缎带或者腰带把这玩意儿绑到脑袋上。她到安的柜子里找了找。里面挂着男士领带架，有一些男人的领带。德里克的领带，尽管她从没见他用过。

她从架子上扯下一根条纹领带，绕在额头上，在脑后系个结，把面纱牢牢绑住。她在镜子前做这个，完事后发现自己弄成了个吉卜赛人的模样，有一种夸张的喜剧效果。接着一个念头袭来，她费了大劲，把所有扣子重新解开，从安的床上抓起衣服，揉成团塞在胸前。她往按照安的胸部缝制，如今瘪下去的蕾丝里塞了又塞。就这么干，能逗他们笑才好呢。弄好后，她没法扣上所有扣子，不过还是扣了足够多的扣子，固定住衣服垫起的小丑似的胸部。她把颈带上的扣子也扣好。她忙出了一身汗。

安不用口红或眼影，不过在梳妆台上，出乎意料地有一罐发硬的胭脂。卡琳往里面吐点口水，在脸颊上涂出红色圆块。

前门通向楼梯底部的大厅，而大厅里，有一扇边门通向阳光走廊，另一扇门（在同一侧）通向起居室。你也可以通过走廊尽头的一扇门，从阳光走廊直接走进起居室。这房子的规划非常奇怪，或者干脆就没任何规划可言，安说过。各种东西都是人们突发奇想，随心所欲地添进来的。长而狭窄的玻璃走廊吸收不到什么阳光，因为它位于房子东面，再说又被一片白杨树苗挡住了，后者是自己冒出来的，像所有白杨树一样飞快地长高了。安小时候，走廊的主要用处是储藏苹果，但她和姐姐很喜欢这条三扇门构成的循环路线。不过，现在她还是喜欢这道走廊，夏天总在这里开晚饭。如果把桌子拉出来，椅子和内墙之间就几乎没有空隙容人走过。不过，要是你让人们面对窗户，坐在桌子同一侧和两端—今天晚上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么就有空间容一个瘦点的人走过，卡琳当然没问题。

卡琳光脚走下楼。起居室里的人都看不到她。她选择不从通常的门走进起居室，而是先进走廊，走过餐桌，然后出乎意料地从走廊里出现在他们眼前，或者猛地跳进去。

走廊已经变得昏暗。安点燃了两支高高的黄色蜡烛，不过还没点燃围着它们的一圈白色小蜡烛。黄色蜡烛有一股柠檬香味，或许她指望靠这个驱散走廊里的闷热空气。此外她还打开了靠桌子一头的窗子。哪怕最闷热的晚上，你也总能感到阵阵微风从白杨树丛吹来。

卡琳两手提着裙子，走过桌子。为了走路，她不得不把裙子提高一点。此外她也不想塔夫绸发出声音。她打算进门时唱《新娘来啦》。

新娘来啦

金发、肥胖、身板宽

瞧啊，她一摇又一摆

扭来又扭去……

微风袭来，风力有点大，牵动了面纱。不过它牢牢地绑在她头上，所以她一点也不担心会掉下。

她转身打算走进起居室，整张面纱却飘起来，拂过蜡烛火苗。房里的人还没来得及看清她，就看到了追逐在她身后的火焰。她自己也只来得及闻到蕾丝烧着的味道—用作晚餐的大骨头汤的香味儿中突然混进一股古怪的毒气味儿。旋即是一阵莫名的热度和尖叫声，黑暗瞬间袭来。

罗斯玛丽第一个冲向她，抓起块垫子拍打她的脑袋。安扑向门廊的花瓶，把水、百合、绿叶和所有别的东西一股脑儿泼向她滚烫的面纱和头发。德里克从地板上掀起毯子，把椅子、桌子和饮料一下全部掀翻，紧紧裹住卡琳，扑灭最后一点火苗。一点点蕾丝的余烬粘在她湿透的头发上，罗斯玛丽为了挑出它们，烫伤了手指。

她肩膀、后背和脖子一侧的皮肤上留下了烧伤的疤痕。德里克的领带把面纱绑得离她的脸蛋有点远，比较靠后，使她避免了最明显的破相。不过，等她的头发再度变长，她把它朝前梳，还是无法完全掩盖住脖子上的疤痕的。

她做了一系列植皮手术，最后终于显得正常了一点。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穿泳衣了。

在贝尔维尔医院第一次睁开眼睛，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雏菊。白色雏菊，黄色、粉色和紫色雏菊，甚至窗台上也有。

“它们可爱吗？”安说。“他们不断地寄来。寄得越来越多，先到的那批还新鲜着呢，至少还没到要丢掉的程度。每次他们在旅途中停下，就会再寄一些来。他们这会儿应当已经到达布雷顿角〔11〕了。”

卡琳问：“你卖掉农场了吗？”

罗斯玛丽说：“卡琳。”

卡琳闭上眼睛，又试着睁开。

“你以为是安在这里吗？”罗斯玛丽问。“安和德里克出发去旅行了。我正跟你说这事呢。安确实在卖农场，或者正打算这么做。你这会儿还惦记这事，真滑稽。”

“他们在度蜜月。”卡琳说。这是个诡计—想让安变回来，如果这真是她的话—想让她责备地说：“哎哟，卡琳。”

“准是婚纱让你想到了这个。”罗斯玛丽说。“实际上，他们是出发去看看接下来想住在哪里。”

这么说真是罗斯玛丽咯。而安在旅行。安和德里克在旅行。

“那只能算是二度蜜月啦。”罗斯玛丽说。“你从没听说过谁去过第三个蜜月的吧，对吗？或者第十八个蜜月？”

很好，所有人各就各位了。卡琳觉得，她或许就是促成这一切的人呢—通过某种要命的努力。她知道她应该满意才对。她确实心满意足。不过在某个方面，这似乎根本无关紧要了。就好像安和德里克，或许甚至还有罗斯玛丽，都与她隔了一道篱笆，它太浓密、太难爬了，无法翻越。

“不过我在这里了，”罗斯玛丽说，“我一直都在。只是他们不让我碰你。”

她最后这话说的，好像这事让人心碎似的。

她每过一阵，仍会提起这事。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没法碰你，一直在想你是否能理解。”

卡琳说是的。她理解。她没费心去解释的是，那会儿她觉得罗斯玛丽的悲伤傻透了。就好像她是在抱怨没能越过一个大陆来触摸她。因为那就是卡琳觉得自己变成的东西—某种巨大、发光、结结实实的物质，某些地方痛苦地鼓成山脊，另一些地方平铺开去，化为漫长、迟钝的距离。罗斯玛丽远远地位于它的边缘，卡琳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她削减为一颗喧嚣的小黑点。而她自己—卡琳—则能够既像这样拓展开来，又能萎缩进她的领土中央，彻底凝缩，好似一枚珠子或者一只瓢虫。

当然，她走出了这种感觉，她做回了卡琳。所有人都觉得她除了皮肤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没人知道她已经变了，没人知道她已经多么自然地掌握了保持距离、彬彬有礼，学会了老练地自我保护。没人知道她有时会涌出的平静、胜利的感觉—因为意识到自己已经如此自由。

注释

〔1〕1963年好莱坞电影，比利·怀尔德导演。

〔2〕拉·萨勒爵士，法国探险家，1682年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发现了路易斯安那州。

〔3〕1963年彻底退出市场的美国老牌老爷车。

〔4〕1959年好莱坞喜剧片，比利·怀尔德导演，玛丽莲·梦露在其中有热情性感的演出。

〔5〕美国著名民谣歌手，1919年出生。

〔6〕一位加拿大印第安人酋长（1720—1769），曾领导印第安人起义，反抗英国军队的占领。

〔7〕英文拼写为DREAD。下文中都是用这些字母随意组合拼出的单词。

〔8〕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大湖。

〔9〕加拿大安大略省矿业城市。

〔10〕一种不含酒精的饮料，儿童也可以饮用。

〔11〕加拿大旅游胜地，建有高地国家公园。

变化之前

亲爱的R，我和老爸看了肯尼迪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打你上次来过后，他就买了台电视。小屏幕，兔子耳朵。它放在餐厅柜子前，因此现在万一真有人想要用好银器或亚麻桌布，就不大方便拿它们了。为什么放在餐厅这个连一张真正舒服的椅子都没有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已经有好长时间不记得还有间起居室啦。或者是因为巴里夫人想在晚饭时看电视。

记得这间餐厅吗？除了电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厚窗帘，卡其底色上印着酒红色树叶，后面还有一层纱帘。加拉赫特爵士〔1〕牵着马的画像，以及一张格伦科的风景画，内容是红鹿而不是大屠杀。〔2〕旧档案柜是多年前从老爸的诊室搬来的，一直找不到地方放，至今仍旧胡乱撂在这里，甚至没推到靠墙。我妈闲置不用的缝纫机（他唯一一次提到她，是在说“你妈的缝纫机”的时候）上摆着的还是原来的植物，或者看起来好像还是，种在陶罐或锡皮罐里，半死不活的。

也就是说，我到家啦。没人问我要待多久之类的问题。我把书、论文和衣服统统塞进迷你车，一天之内就从渥太华开回来。我在电话上告诉老爸我那论文已经完事了（事实上我是放弃不写了，但是懒得跟他解释），我需要歇一歇。

“歇一歇？”他说，好像对此闻所未闻，“好吧，只要不是神经歇菜就行。”

我说，什么？

“神经歇菜嘛。”他呵呵一笑，仿佛在警告似的。他至今仍用这个来指代急性焦虑症、严重的焦虑抑郁，以及神经崩溃。他没准还建议他的病人们打起精神头儿。

真不公平。他没准会用一些镇静剂和几句干巴巴的鼓励打发走他们。他受得了别人的毛病，却受不了我的。

我到家时没什么盛大的欢迎仪式，不过也没造成什么恐慌。他绕着迷你车转了一圈，对于眼前所见嘟囔了一阵，捣了捣轮胎。

“不可思议啊，你居然开了过来。”他说。

我想过吻他的—与其说是一阵情感的流露，不如说是种有勇无谋的壮举吧，是一种“如今我就是这么做事的”的宣言。但是，一踏上砾石路面，我就知道我做不到。B夫人站在车道和厨房之间。所以我走过去，取而代之地搂住她，摩挲着那头古怪的黑发，它剪成中国风格的齐耳短发，围绕着她的小皱脸。我能闻到她陈旧的羊毛衫味道，围裙上的漂白粉味儿，还能感觉到她像牙签一样戳出来的老骨头。她几乎还不到我的锁骨高。

我慌里慌张，没话找话：“今天天气不错啊，真是我最美丽的一次开车旅行了。”天气确实不错，旅途确实很美。树叶尚未转黄，只是边缘微微变成锈色，麦秸地一片金灿灿。那么，为什么风景带来的美好感觉，在老爸面前，在他的地盘里，烟消云散了呢（别忘了这也是在巴里夫人面前，在她的地盘里）？为什么我提及这事—或者说我用一种真诚而非敷衍的态度对它的提及—与我对B夫人的拥抱几乎像是半斤八两的同一码子事呢？一个像是一种唐突之举，另一个貌似一阵言不由衷的废话。

辩论结束后，老爸站起身，关掉电视。他什么广告都不看，除非B夫人在旁边为它们辩解，说她想看看那个长了门牙的可爱宝宝，或者那些追着那啥的小鸡（她不会说“鸵鸟”，或者是记不得怎么说了吧）。这样一来，她想看什么都会被允许，哪怕是跳舞的玉米片，他会评价道：“好吧，它倒不失其聪明之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

他对肯尼迪和尼克松是怎么想的？

“哼，无非就是两个美国佬罢了。”

我试图再推动一点谈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是你请他深入他觉得没必要谈论的话题，或者证明某个无须多言的论点，他一准会把上嘴唇那么一撇，露出一对沾着烟草渍的大门牙。

“无非就是两个美国佬罢了。”他说，仿佛这话我第一次没听进去似的。

就这么，我们坐着，没有交谈，不过也并非沉默着，因为，你或许记得吧，他呼吸起来山响。气流仿佛一路从石头嶙峋的小巷拖过，挤进一重重咯吱作响的大门，发展为一种吱吱咯咯的声音，好像他胸膛里一架奇怪的机器有许多塑料管，喷出彩色泡泡。你最好假装毫不在意，这一点我想我很快就会习惯。不过，它在屋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他本人也一样—不管怎样，单凭高高鼓起的、结实的大肚皮，大长腿，还有他的表情，他就足以做到这个了。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就仿佛他掌握了一份清单，上面列着他记得的，以及知道他迟早会遭到的各种冒犯，他正竭力让你明白，他有把握耐心十足地扛住所有你知道自己做错的事，以及你甚至都还没料到会做错的事。我想，很多做父亲和做爷爷的都力图拥有此种表情—哪怕与他不同，在自己的家以外毫无权威可言的人也是如此—不过，要说有什么人能把这种表情做得精确无比、永不出错，可就非他莫属了。

R，我在这里有好多事要忙，没时间—按他们的说法—去闲逛了。候诊室的墙面，因为被一代又一代病人用椅背抵着，已经磨损不堪。桌上的《读者文摘》都成了碎片。病历塞在检查台下的硬纸盒里，废纸篓—柳编的—顶端全都破破烂烂的，好像老鼠啃过一般。家里也好不到哪去。楼下的洗面池里布满棕色头发似的裂缝，马桶里有一片令人难堪的锈斑。嗯，你想必看到过那个。我知道这挺蠢的，不过我觉得最闹心的还要数优惠券和广告单了。它们塞在抽屉里，压在茶碟下，或者到处乱放，上面的优惠或折扣都已经过期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了。

不是说他们已经破罐子破摔，或者没做过任何努力。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不再要B夫人洗衣服，而是送出去洗。这个很明智，但是老爸总记不得哪天衣服可以送回来，总是嚷着白大褂是不是够穿，家里也总是乱得不可开交，无处可寻。B夫人一心以为洗衣店是骗人的，会故意拖时间，好把名字牌扯下，缝到质量差的衣服上。因此她总和送衣服来的人吵架，指责他故意最后一个送这家—没准真是的。

然后，屋檐需要清洗，负责这事的是B夫人的侄子，但他闪了腰，换成他儿子来。可他儿子有好多活儿要干，就一直拖着，等等，等等。

老爸用这个侄儿的名字来称呼侄儿的儿子。他对所有人都这么干。他用前一任，或者甚至再前一任老板的名字来称呼镇上的店主和商人们。这可不全是因为记忆力不行。其实是一种傲慢之举。觉得自己无须费心记这类事。无须关注变化。或者关注某个个人。

我问他想在候诊室墙上刷什么颜色。浅绿色，我建议，或者浅黄色？他说，谁来刷？

“我。”

“我从不知道你还是个油漆匠嘛。”

“我在住过的房子里自己刷过油漆。”

“谁知道呢，我又没看到。你刷油漆的时候，打算让我的病人到哪里去呢？”

“我在星期天刷。”

“他们有人听说这种事会不高兴的。”

“开玩笑吗？在现如今这年代？”

“这年代或许和你以为的不大一样。至少在这里。”

然后我说，我可以晚上干，他说第二天很多人闻了那味道会想吐。到头来，我唯一被允许做的就是扔掉那些《读者文摘》，换上一些《麦考林杂志》、《城堡女主人》〔3〕、《时代周刊》和《星期六晚报》。然后他告诉我有人抱怨了。人们想在《读者文摘》里翻找记得的老笑话。此外有些人不喜欢现代作者。比如皮埃尔·伯顿〔4〕。

“太糟了。”我说，声音不可思议地颤抖着。

然后我对付起了餐厅的档案柜。我猜想里面塞的大概都是早就死掉的人的病历，要是把它们清空，我就可以把硬纸盒里的病历挪过来，把柜子移回诊室，摆到它该摆的地方。

B夫人看到我在干啥，一个字也没跟我说，径直跑去叫来老爸。

他说：“谁说你可以在这里到处胡来？我可没说过。”

R，上次你来这里，B夫人回家过圣诞节了。（她有一个好像半辈子都在得肺气肿的丈夫，没孩子，不过有一大堆侄儿侄女和各种亲戚。）我想你从没见过她。不过她见过你。她昨天对我说：“你要订婚的那个什么什么先生在哪儿哪？”她当然注意到了我没戴戒指。

“我想在多伦多吧。”我说。

“去年圣诞，我在侄女家里，我们看到你和他在水塔边走过，我侄女说：‘真不晓得这两人要去哪儿？’”这是她的原话，我已经习惯了，只是在写下来的时候又觉得怪。我猜她的意思是我们打算去找个地方干那事吧，不过那会儿冰冻三尺，你还记得吗，我们只是一心想远离那房子罢了。哦不。我们之所以出门，是为了方便继续吵架，因为再也按捺不住啦。

B夫人为老爸工作，差不多是从我离家上学那会儿开始的。在那之前，我们请过一些年轻女士帮忙，我挺喜欢她们，可她们纷纷辞职去结婚，或者去战时工厂工作了。我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去过一些同学家，回来问老爸：“为什么我们家的女用人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别人家的女用人都不跟他们一起吃。”

老爸说：“你得管巴里夫人叫巴里夫人。要是你不想跟她一起吃饭，自己走开到柴房吃好了。”

然后我开始缠着她，设法逗她说话。经常她不愿开口。不过，一旦她说了点什么，我肯定如获至宝。我在学校里好好模仿了她一阵。

（我）你的头发真黑啊，巴里夫人。

（B夫人）俺家所有人都有黑头发哩。全都有黑头发，可从来不变灰哩。它是打俺娘家传下来的。他们躺到棺材里都是一头黑发哩。俺外公咽气后，他们把他在公墓里摆了一个冬天，因为地面冻住咧。来春他们打算把他埋下地儿了，俺们有人说：“俺们来瞅瞅他一冬天变啥样了吧。”于是俺们让人把棺盖弄开，他躺在里面，啥都没变，脸没变黑，也没凹下去啥的，他的头发还是黑漆漆的。黑漆漆的哟。

我甚至会模仿她的干笑—一种轻笑或呵呵笑，它不是为了表示有什么好笑的事，只是用作语气词。

我遇到你那会儿，已厌倦这种模仿了。

在B夫人跟我讲过这些关于她的头发的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她从楼上的浴室跑出来。她急急忙忙去接电话，那个我是不允许接的。她头发外裹着毛巾，一缕深色液体从她脸的一侧淌下。一种深紫色液体，我以为她在流血呢。

就好像她身体里流淌的是一种古怪、阴暗、充满邪恶的血液，就像她的本性有时候显露的那样。

“你的脑袋流血啦。”我说。她答道：“哎哟，别挡道。”便跌跌撞撞地跑去接电话了。我走进浴室，看到脸盆里一道一道的紫色水流，架子上摆着染发剂。这事我俩一个字都不曾再提，她继续吹嘘她娘家人如何在棺材里也是一头黑发，将来她也准是如此。

那些年里，老爸有一种跟我打招呼的古怪方式。他会走进我待着的房间，好像没看到我似的，自顾自朗诵道：

亨利国王有个毛病

爱把绳子嚼个不停……〔5〕

有时他会用一种舞台上的共鸣腔跟我说话。

“你好啊小姑娘。想吃一颗糖果吗？”

我就得用一种假装小女娃娃的声音回答：“哦是的，先生。”

“哇哦，”古怪地拖长“啊”这个音，“哇哦，你不—啊—能吃。”

还有：

“所罗门·格伦迪，出生在星期一……”他会用一根手指点点我，让我接下去。

“变基督徒在星期二……”

“结婚在星期三……”

“病倒在星期四……”

“病重在星期五……”

“死在了星期六……”

“埋在了星期日……”

然后两人一起打雷一般吼道：“那就是所罗门·格伦迪的下场！”〔6〕

这些片段从来没有开场白，结束后也没有任何评论。开玩笑地，我一度管他叫所罗门·格伦迪。到了第四还是第五次的时候，他说：“够了。那不是我的名字。我可是你父亲。”

打那之后，我们好像就不再背诵什么歌谣了。

我第一次在校园遇到你，咱俩都是独自一人的时候，你好像记得我，却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招呼。你刚教过我们班，我们的老师病了，你来顶他的课，你不得不讲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课题。你开玩笑说，从神学院找个人来讲这个，实在很可笑呢。

你好像迟疑着不知该不该说“你好”，因此我开口了：“法国的前任国王是个秃子。”

那是你给我们举的例子，想说明一种因为其主语并不存在而毫无意义的陈述。但是你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吃惊而困窘的表情，旋即用一种职业微笑掩盖住它。你那会儿是怎么看我的呢？

一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R，我的小腹仍有点臃肿。上面没留下什么斑纹，不过我还是可以把肚皮捏起一把来。此外我一切正常，体重已恢复到平时，或者还要再轻一点。不过，我觉得我好像老些了。我想，我看起来比二十四岁要老。头发仍旧是长的，发型过时，实际上乱七八糟的。这是否是对你的一种纪念呢，因为你从不喜欢我剪短它？我也不知道。

总之，我开始在镇上长时间散步，作为锻炼。从前，我夏天经常溜出门，随心所欲地乱逛。那会儿我不知道有什么规矩要遵守，对人们的阶层也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从没在镇上上学的缘故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住的位于长巷尽头的这幢房子，远远位于镇子之外。没有正确的归属感吧。那会儿，我会沿马道走到马厩，那里的人要么是马主人，要么是雇来的驯马师，除我之外，其他小孩都是男孩子。我谁都不认识，但是他们全都知道我。换言之，他们都不得不带着我一起玩，因为老爸的缘故。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喂马饲料，跟在马后面拾马粪。这好像充满冒险色彩呢。我戴着老爸的旧棒球帽，穿条松松垮垮的短裤。我们会爬到屋顶上，他们互相格斗，尽力把彼此推下去，但从来不敢冒犯我。大人们会时不时叫我们滚蛋。他们会问我：“你父亲知道你来这里吗？”然后，男孩子们会开始互相调笑，被逗弄的那个会发出作呕的声音，我知道那是个跟我有关的玩笑。所以我不再去了。我放弃了做一个金色西部女郎的想法。我改成走到码头，看看湖里的船，不过，我想我还没大胆到梦想人家接受我做一个下级水手吧。此外我也没装模作样，想让他们以为我不只是个普通女孩。有一个男人俯身冲我嚷道：

“嗨。你那里长毛没有？”

我差点脱口而出“请问你说啥”了。比起感到害怕或受辱，我更多的是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成熟的、有正经工作的男人，居然会对我两腿中间那片痒乎乎的新生毛毛感兴趣。居然会不厌其烦特地来对此表示厌恶，正如他那腔调显然表明的。

如今马厩已经拆除。通往码头的道路也没原先陡峭了。新装了一架谷物输送机。新的郊区也出现了，和所有地方的郊区一模一样，这也正是大家喜欢它们的原因。现在没人步行了。所有人都开车。郊区是没有人行道的，老街边的人行道则已荒废，因为霜冻而裂开、歪斜，被泥土和草皮盖住。我们家门口的小巷里，原先位于松树下的长长的泥土小路，已被层层松针、杂乱的小树苗和野覆盆子藤覆盖了。过去数十年，人们都是沿这条小路走来看病的。他们会沿公路边人行道上岔出的一条专门的小径走出镇子（这种岔出的专门的小径一共就两条，另一条通往公墓），踏上位于小巷一侧、夹在两排松树中的小路走来。因为自打上世纪末起，就有一位医生住在这里。

形形色色闹哄哄、邋里邋遢的病人们，小孩子和妈妈们，还有老人们，整个下午络绎不绝，夜里还有更安静些的病人独自前来。我经常坐在一棵被一大堆丁香灌木包围的梨树下偷看他们，年轻女孩都喜欢偷看嘛。现在，整堆丁香灌木已经消失、清除一空了，以便B夫人侄子的儿子用电动除草机。我经常偷看当时为了出门看病而精心打扮的夫人们。我记得战争结束后的时装。长长的大摆裙、腰封和带垫肩的上衣，有时还配白色短手套，因为那会儿不光去教堂要戴手套，夏天也戴。帽子也同样并非仅限于教堂。框着脸蛋的彩色草帽。点缀着浅色轻柔荷叶边的裙子，肩头是披肩一样的花边，缎带似的腰带系在腰上。披肩一样的花边会在风中扬起，女士们就会举起一只戴着钩线手套的手，把它从脸上拂开。这个姿势对我而言，仿佛象征着难以企及的女性魅力。那么一小块举到完美的丝绒般嘴唇边的网纱。或许，我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没妈妈吧。不过，我可不知道谁能有像她们那样的妈妈。我蹲在灌木丛中，啃着带斑点的黄色梨子，仰慕着。

我们有个老师教我们读诸如《帕特里克·斯宾斯》和《两只乌鸦》之类的古老歌谣。学校里还兴起了一阵编写歌谣的风潮。

我要走到走廊底

好朋友来瞧一瞧

我要去那厕所里

好让自己撒泡尿—

歌谣确实会用韵脚牵着你的鼻子走，让你顾不上琢磨它的意思。于是乎，我嘴里嚼着烂乎乎的梨子，现编起来。

一位女士走过长长小路

来到了镇子外面

她抛下家和父亲的愤怒

打定主意要见见……

马蜂蜇得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回到房子里。巴里夫人总待在厨房里，抽香烟，听收音机，等老爸喊她。她会待到最后一个病人离开，把这地方清理完才走。要是诊室里传来一声痛苦的喊叫，她就会发出她那种惨叫一般的笑声说：“就叫吧你。”我才不会费心向她描述我看到的女人们的衣服或模样呢，因为我知道她不会因为什么人长得美或穿得好就仰慕她。就像她也不会因为有谁懂得什么没用的知识，比如某门外语，而仰慕那人一样。她仰慕的是玩牌高手，还有织毛衣高手—这说明了一切。她觉得很多人都没用。老爸也这么说。他用不着。我真不禁想问，那么如果说谁确实有用的话，能用来干什么呢？不过，我知道他俩都不会回答我。相反他们会吩咐我别这么刨根问底。

叔叔撞见弗雷德里克·海德

正在脏地儿上作乐

他把他摇来又晃去

揍着他最怕痛的区域……

要是我打算把这些信都寄给你，我该往哪儿寄呢？一想到往信封上写你的地址，我就浑身一阵虚弱。想着你在同样的地方继续着同样的生活，只是没了我，这太痛苦了。但是，想着你不在那里，到别处去了，而我不知道是哪里，更痛苦。

亲爱的R，亲爱的罗宾，我居然会不知道这事，你怎么看的？真相一直就摆在我眼前呀。要是我在这里的学校上学，那我肯定早就知道了。要是我有朋友的话。某个高中的女同学，大点的女孩中的一个，一准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了。

就算没有，我在假期还是有好多时间的。要是我不曾只关注自己，在镇上乱逛，忙着编歌谣，我或许自个儿也能琢磨出来。现在一回想，我明白了，晚上来的病人，那些女士们，有些是搭火车来的。她们和她们的美丽装束让我想到了夜间火车。深夜还有另一趟火车路过，她们想必就是搭它回去的了。当然了，也大有可能是一辆汽车把她们送到巷子口。

告诉我的说法是—我想，是B夫人说的吧，而不是他—她们是来找老爸打维他命针的。我知道这个，因为每次听到哪个女人发出呻吟，我就会想，好了，现在她在打针呢，我还会有点狐疑，想着这些女人如此老练、稳重，怎的对针头却那么害怕。

即使现在，这还是让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想明白。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渐渐熟悉这幢房子里的生活方式，终于不再梦想举起油漆刷，也不会再擅自去整理抽屉或丢掉旧杂货的发票了，除非先问过B夫人（不过问她也是白问）。也终于不再试图劝他们接受什么，哪怕只是现磨咖啡了。（他们宁愿喝速溶咖啡，因为它的味道始终如一。）

老爸把一张支票放在我的碟子边。就在今天，星期天的午餐时分。巴里夫人星期天是不来的。老爸从教堂回来后，我们吃了一顿冷午餐，饭是我做的，内容是切片肉、面包、西红柿、泡菜和奶酪。他从不要求我跟他去教堂—没准生怕我会趁机发表一通他根本不屑于听的言论吧。

支票面额五千美元。

“这是给你的，”他说，“这样你可以有点底子。你可以存银行，也可以自己决定投资点什么。去看看利率是多少吧。我搞不清了。当然了，你还会得到这幢房子。就像俗话说的，等到了时候。”

一笔贿赂吗？我想着。可以用来开始一个小生意，或者开展一次旅行的钱？可以用作首付，买一幢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或者用来回到大学，再获得一些被他称为“无法兑现的”学分。

用来打发我的五千美元。

我谢了他，或多或少是为了继续交谈的缘故，我问他是怎么处理自己的钱的。他说那不值一提。

“如果你需要建议的话，去问比利·辛德好了。”然后他想起来比利·辛德不再干会计了。他已经退休。

“那里换了个新人，叫的是个古怪的名字，”他说，“有点像伊普西兰蒂，但又不是伊普西兰蒂。”

“伊普西兰蒂是密歇根的一个市。”我说。

“是密歇根的一个市不错，但它成为密歇根的一个市之前是一个人的名字。”老爸说。好像是个早在1800年代抗击土耳其人的希腊军领袖。

我说：“哦。在拜伦的战争中。”

“拜伦的战争？”老爸说，“你为什么这么叫它？拜伦没打什么仗。他是得伤寒死的。然后等他一死，就变成了大英雄，是为希腊人而死的，等等等等都来了。”他辩论似的说道，好像我该为此错误，为这场关于拜伦的胡说八道负责。不过他很快平静下来，给我讲起了，或者说是为他自己回忆起了抗击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他提到了“高门”政府〔7〕，我真想问，我从来就没搞明白过，是否真有一个什么门，还是说它指的是君士坦丁堡，或者苏丹的宫廷？不过最好还是别插嘴。当他开始这种滔滔不绝时，就意味着在一场未曾公开的暗战中的一种和解，或者是一段缓和期。我面对窗子坐着，透过纱帘，可以看到一簇簇棕黄色树叶沐浴在充沛温暖的阳光中（根据今晚的风声来判断，估计今后好一阵子都不会再有这种天气了），我不禁想起孩提时代，每次我设法用一个问题或者纯粹出于偶然，让他陷入这种唠叨的时候，所感到的宽慰和秘密的快乐。

比如说地震吧。它们会在火山山脊处爆发，但是最大的地震之一就发生在大陆中央，在1811年密苏里州的新马德里（注意哦，念做“新马德—里”〔8〕）。这个就是他告诉我的。地裂。地表看不出痕迹的颤动。石灰石中出现的大洞，地表之下的水流，如果时间足够，足以碎裂成砾石的大山。

还有数字。我有次问他数字的事，他说，哼哼，它们叫做阿拉伯数字，不是吗？傻瓜都知道。但是希腊人本来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体系来着，他滔滔不绝起来，希腊人本来可以做到这个的，只可惜他们没有零的概念。

零的概念。我把这存储到记忆中，就像把一个包裹收藏到架子上，准备将来哪天再打开。

B夫人也在的话，要让他说这些东西，就想都别想喽。

别管闲事，他会说，吃你的饭吧。

就好像我问他任何问题都别有用心似的，我想也确实如此吧。我不是煞费苦心，想控制谈话的方向吗？此外，撇下B夫人是不礼貌的。所以，她对于是什么造成了地震或者数字的历史这类话题的态度（一种不仅漠然，而且不屑一顾的态度）才是值得尊重、最有决定权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B夫人。时间是现在，说说B夫人吧。

昨晚我大约十点才回来。我去参加一个历史学会的会议了，或者说，至少是为组织这个学会而开的会议吧。出席者一共五人，其中两个拄着拐杖。我打开厨房门，看到B夫人的身影嵌在后厅的门廊里—后厅位于诊室与洗手间和房子的前半部分之间。她手上捧了一个盖住的盆，往洗手间走，她完全可以继续走她的，在我进门时路过厨房。那样我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她。可她中途停下了，站在那里，身子半转向我。她把脸沮丧地一皱。

哎哟哟，给逮个正着喽。

然后她疾步朝洗手间走去。

这是故意的。这种吃惊、沮丧、匆忙的走开。甚至她朝前举着盆子，让我不得不注意它的姿势。全是有意为之。

我能听到老爸的声音在诊室里隆隆作响，在与一个病人交谈。就算没听到这个，我也能看到诊室的灯亮着，看到病人的车停在门外。如今没人步行了。

我脱掉外套，上了楼。我所在意的只是不能让B夫人得逞。不要提问，不要得出任何震惊的结论。不要去问你盆里是什么呢，B夫人？哟，你和我爹地在搞啥呢？（不过我可从没管他叫过什么爹地。）我立刻忙着在尚未启封的一只书箱里乱翻起来。我在找有安娜·詹姆森〔9〕文章的期刊。我答应把它们送给会上除我之外另一个不到七十岁的人。他是个摄影师，对加拿大的历史有点研究。他本想当历史老师，但口吃妨碍了他。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我们站在人行道上聊了半个小时，却始终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去喝杯咖啡。互道晚安时，他告诉我本想请我喝咖啡来着，但他不得不回家接老婆的班，照料得了疝气的宝宝。

我找啊找的，倒把整箱书都翻了出来。感觉像是在昔日的废墟中搜寻。我翻来找去的，直到病人离开，老爸把B夫人送回家，上楼用了洗手间，终于上床为止。我这里读一段，那儿看一段的，弄到疲惫不堪，几乎躺在地板上就睡着了。

然后，今天午饭时，老爸最后总结道：“管他什么土耳其人呢！都是古代历史罢了。”

我只好开口了：“我想我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了。”

他抬起脑袋，还喷了一下鼻子。他确实这么干了，像匹老马似的。

“你知道了，是吗？你以为你知道了什么？”

我说：“我不是在指责你。我并没有反对啊。”

“是吗？”

“我赞成堕胎。”我说，“我相信它应当是合法的。”

“这个词你在这个家里不许再提了。”老爸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里可以说什么由我说了算。”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嘛。”

“我明白你嘴巴太大。你是个大嘴巴，脑瓜又不够使。教育太多，常识太少。”

我仍旧不死心。我说：“应当让人们知道。”

“是吗？知道和闲扯可不是一回事。你给我牢牢记着。”

我们这一天其余时间都没说话。我为晚饭做了通常的烤肉，我们默默吃着。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一点也不难。到目前为止，我也这么觉得，因为一切都显得那么愚蠢、那么过分，而且我在生闷气，不过我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心情，我迟早会道歉。（你对此想必并不意外吧。）看起来真是我离开的时候啦。

昨晚那个年轻人告诉我，他觉得放松的时候，就不会口吃。比如和你说话的时候，他说。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让他爱上我呢。我可以为了解闷而这么干嘛。我在这里能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亲爱的R。我还没走。迷你车的车况不合适干这事。我送它去大修了。此外天气也变了，转而刮起一种秋天的大风，它搅动湖水，拍击湖岸。它—这风—让巴里夫人在她自家前门台阶上侧身摔倒，胳膊肘摔得粉碎。摔坏的是左胳膊。她表示可以用右胳膊干活，但老爸告诉她，这是严重的粉碎性骨折，他建议她休息一个月。他问我是否介意推迟出发。这是他的原话—“推迟出发”。他没问我打算去哪里，他只知道那辆车的情况。

我自己也不知道打算去哪里。

我说好啊，要是有用我就留下。因此，我们彼此相敬如宾。实际上这样挺愉快的。我在家里试着按照B夫人的方式做事。我不再想着整理房间，也不再讨论要修理什么。（屋檐已经修好—B夫人的亲戚果真上门了，我又吃惊又感激。）我像B夫人一样，把两本沉甸甸的医学教科书搁在条凳上，抵住烤箱门。我用她的方式煮肉和蔬菜，想都没想过往家里买一个鳄梨、一罐朝鲜蓟花心或者一个大蒜头，尽管我看到超市里所有这些都有的买。我用咖啡罐里的粉末冲咖啡。自己也试着喝，想看看能否习惯，结果当然能喽。我每天结束时都清扫诊室，还照管洗衣事宜。洗衣店的伙计喜欢我，因为我从不指责他什么。

我被允许接电话，不过，如果是一个女人找我父亲，而且不主动讲述病情，我就应当记下她的号码，告诉她医生会给她回电。我照做了，但是有时对方干脆挂断了。我告诉老爸，他说：“她很有可能会再打来。”

这样的病人不多—他称之为特殊病人。我不确定—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吧。大多数时间他治疗的都是喉咙痛啊、肠子扭结啊，耳朵发炎啊等等毛病。心跳过速、肾结石、消化不良。

R，今晚他来敲我的门。门没关紧，不过他还是敲了。我在看书。他问我—当然不是用的请求语调，不过我得说那是一种合理的尊敬语调—是否愿意到诊室帮把手。

B夫人走后的第一个特殊病人。

我问他需要我做什么。

“只要别让她乱动就行，”他说，“她还年轻，不习惯这个。好好洗一洗手，用楼下洗手间里瓶装的肥皂洗。”

病人平躺在检查台上，腰部以下盖着一床毯子。她上半身穿戴齐整，穿一件深蓝色对襟羊毛衫和一件白外套，领子上缀着花边。衣服松松地裹着她尖锐的锁骨和几乎平坦的胸部。她的头发是黑色的，紧紧朝后梳去，编成辫子别在头顶。这个严谨拘束的发型突出了她细长的脖子，强调了她匀称骨感的白脸，以至于从远处看，她没准会被当做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凑近看，你会发现她非常年轻，或许也就二十岁。她的褶子裙挂在门后。下面露出白色内裤边儿，这个她小心地挂在裙子后头。

她抖个不停，虽然诊室里并不冷。

“现在呢，马德莱娜，”老爸说，“我们首先得把你的膝盖抬起来。”

我好奇他是否认识她。或者他只是随口问了下，便用起了这女人报的随便什么名字？

“放松，”他说，“放松。放松。”他调整好扣带，把她的脚套进去。她赤裸的双腿好像从没见过太阳。她穿着平底鞋。

她的膝盖在这个新位置抖得厉害，都撞到了一起。

“你得设法稳住点才行，”老爸说，“你知道，现在，除非你也表现好一点，不然我没法做我的工作呀。你想盖床毯子吗？”

他对我说：“去拿床毯子给她。在那边架子的底层。”

我把毯子盖到马德莱娜的上半身。她没看我。她的牙齿直打颤。嘴唇紧闭。

“现在呢，朝这里滑下来一点点。”老爸吩咐道，然后对我说：“抓住她的膝盖。分开。轻轻按住她。”

我把手伸到女孩的膝盖上，尽可能轻地把它们分开。老爸的呼吸把匆忙而含糊的评论声填满整个房间。我不得不相当用力地抵住马德莱娜的膝盖，免得它们再猛地合拢。

“老太婆哪去了？”她问。

我说：“她在家呢。她摔了一跤。现在我替她。”

这么说她以前来过。

“她挺狠的。”她说。

她的声音实事求是，几乎是一种低声咆哮，迥异于我从她身体的畏缩想象出的神经质的声音。

“希望我没那么狠啊。”我说。

她没回答。老爸拿起一根有点像毛线针的细竿子。

“现在，最难的一关到啦。”他说。他像是在谈天一样，比我所知的任何时候都要温和。“你越紧张，这就越难。所以还是—放松。好了。放松。好姑娘。好姑娘。”

我试图说点什么，好让她放松或分散注意力。我可以看出老爸在做什么了。在他身边铺白布的桌子上，分散地摆着一系列竿子，全都同样长度，口径由细到粗。这些就是他要用上的，一个接一个地，用来打开、拉伸宫颈。从我的位置，视线被女孩膝盖上盖的单子挡住，没法看到这些器具实际的、深入的运动。但我可以感觉到它们，因为她的身体被一阵阵痛苦之浪所袭，它甚至压过了惊恐的痉挛，实际上反倒让她安静些了。

你从哪来？你在哪里上学？你有工作吗？（我注意到了结婚戒指，不过有可能她们全都戴着这个。）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有兄弟姐妹吗？

她干吗会愿意回答任何一个问题呢，哪怕她并不痛苦？

她从齿缝倒抽着冷气，眼睛直瞪着天花板。

“我明白，”我说，“我明白的。”

“已经到了，”我父亲说，“你是个好女孩。安静的好女孩。不会太久了。”

我说：“我打算粉刷这间房间，但是一直没机会。要是你来粉刷，你会选什么颜色？”

“哎哟，”马德莱娜说，“哎哟。”突然受惊地吐出一口气。“哎哟。哎哟。”

“黄色，”我说，“我想用浅黄色。或者用浅绿色？”

这时我们已经用到了最粗的针，马德莱娜把脑袋朝后仰到平平的枕头上，绷紧长脖子，张大嘴巴，嘴唇咧开着，露出了牙齿。

“想想你最喜欢的电影。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一个护士对我问过这个，就在我抵达难以想象的无休无止的疼痛高峰，相信不可能有解脱，绝无希望的时候。这世上怎么可能还有电影呢？现在我对马德莱娜也问了同样的话，马德莱娜的眼睛冷漠无神地扫过我，就像看着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

我冒险从她的一只膝盖上松开手，碰碰她的手。我吃惊地发现，她飞快地、猛力地攥住它，揉着我的手指。总归有点用处了。

“来点那啥……”她从齿缝中吸气道，“嘶啊……哎哟。”

“好了，”老爸说，“我们快好了。”

诗。

来点什么诗好呢？《奇可瑞多可瑞多克》〔10〕？

我脑海中浮现出你经常背诵的那首，《流浪者安格斯之歌》〔11〕。

“‘我走进一片榛树林，只为心中燃着一团火……’”

我不记得接下来是什么了。大脑一片空白。接着，我偏偏想起最后一段。

尽管我已老迈，漫游多年

走过空旷的大地和多山的土地

我一定要找到你在何处

执你之手，吻你的脸……

想象一下吧，我在老爸面前背诗。

她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她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我会害怕死亡，因为我妈就是这样死的，难产。但是，一旦我抵达了那个高峰，我就发现，其实死与生，就像最喜欢什么电影一样，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概念。我撑到了极限，觉得绝无可能撼动仿佛是枚巨蛋，或者一颗失火行星的那东西，它根本不像个婴儿。它卡住了，我也一样，卡在一段永无止境的时空中—我根本没可能挣脱，所有反抗都被击溃。

“现在，我要你帮忙了，”老爸说，“我要你帮把手。取盆来。”

我捧起看到巴里夫人捧过的盆。我举着它，等他用一种有点像精巧的厨房刀具似的东西刮女孩的子宫。（我不是说真是厨房刀具，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挺家常的。）

因为又红又肿，哪怕消瘦的年轻女孩的下体也可能变得肥大多肉。生产之后，产妇病房里，女人们随意地，甚至示威般地躺着，毫不掩饰她们灼痛的切口或撕裂，她们缝了黑线的伤口、受损的膜瓣和臃肿松弛的腰腿。真够壮观的。

现在子宫里扑通扑通地涌出酒色凝结物和血水，里面包含了胎儿。就像麦片盒子里的小玩具，或者爆米花里的小奖品。一个小小的塑料娃娃，像一片指甲般微不足道。我没试着去找它。我抬着头，避开温热血液的味道。

“洗手间，”老爸吩咐，“用那个盖上。”他指的是放在弄脏的竿子边上的一片折叠布。我不想问出：“冲下马桶吗？”所以就姑且这么理解了。我端着盆子走过大厅，走到楼下的抽水马桶，倒下这些东西，冲了两遍马桶，洗干净盆子，带了回来。老爸已经给女孩收拾好了，在交代事项。他擅长这个—做得很麻利。不过他的脸看起来沉重无比，仿佛疲惫得随时会从骨架上挂下。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希望我从头到尾都在这里的，免得他万一瘫倒。B夫人，至少在过去，都是在厨房等着，最后才进去。也许现在她也自始至终陪在他身边了。

要是他瘫倒了，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他拍拍马德莱娜的腿，告诉她应当平躺。

“躺几分钟再起来，”他说，“你有车来接吗？”

“他应该一直在外面等我，”她虚弱而忿恨地说，“他应当哪儿也不去的。”

老爸脱下工作服，走到候诊室窗口看看。

“说得不错，”他说，“就在那儿哪。”他发出一声含义不明的咕哝，问：“洗衣篮在哪里？”大概想起它已经放回他刚才工作的那间通亮的诊室，于是又走回来，丢下工作服，对我说道：“要是你能整理这里，我将不胜感激。”整理意味着消毒、做扫尾工作。

我说可以。

“很好，”他说，“我现在得说再见了。等你休息好了，我女儿会送你出去的。”听到他说“我女儿”而不是我的名字，我有点吃惊。当然我听他这么说过。比如在不得不介绍我的时候。不过还是很意外。

马德莱娜一等他走出门，就把双腿甩下台子。她踉跄了一下，我过去扶她。她说：“不用，不用，只是从桌子上下来太快了。我把裙子放哪了？我可不想这副模样到处走动。”

我从门后取来她的裙子和内裤，她不需要帮助，自己穿上，只是抖个不停。

我说：“你应当休息一会儿。你丈夫会等你的。”

“我丈夫在凯诺拉〔12〕的林子里干活呢，”她说，“我下周去那里。他弄到个地方，我可以住下。”

“哟，我把外套丢哪儿啦。”她说。

我最喜欢的电影—你知道的，护士问我的时候，我本该想起来的—是《野草莓》〔13〕。我记得那家破旧的小电影院，我们经常在里面看那些瑞典、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电影，我记得它最近从“闹腾系列”〔14〕电影与马丁和刘易斯〔15〕的片子又改回来了，不过我记不得放的是哪一部了。你是给未来的牧师们上哲学课的人，所以你最喜欢的电影应当是《第七封印》〔16〕才对，不过，真是那样吗？我想是部日本电影才对吧，只是我不记得它是讲什么的了。反正我们过去经常从家走到剧院，足足两英里呢，我们一路展开热烈的讨论，聊着人类的爱情和自私，上帝和信仰和绝望。回到我的出租屋，我们不得不住嘴。我们得蹑手蹑脚走上楼梯，进到我的房间。

哎呀呀，你进房间时，总会惊奇欣慰地这么感叹。

上个圣诞节，我带你回这里时，本该无比忐忑的，要不是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争吵的话。带你见老爸时，我本该小心翼翼、唯恐不能保护你才对。

“罗宾？这算是男人的名字吗？”

你说，不错啊，这正是你的名字。

他假装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不过事实上你们相处非常融洽。你们就7世纪不同教派僧侣之间的一场巨大分裂展开讨论，不是吗？僧侣们争斗的主题是他们是否该剃光头。

一根鬈毛头的瘦竹竿，这是他对你的叫法。从他口中说出来，简直就是赞扬了。

我在电话上告诉他，我们到头来不打算结婚了，他说：“哟吓。你难道以为你还能再找到一个吗？”要是我表示抗议，他准会无辜地表明那只是个笑话。它确实是个笑话。我没有再找，不过或许只是因为做此努力的最佳时机尚未到来罢了。

巴里夫人回来了。她离开才不到三周，本该休一个月的。不过，她不得不缩短一天的工作时间。她要花好长时间才能穿好衣服、收拾好她自己的家，所以她很少能在上午十点前赶到（由她侄儿或侄儿的老婆送来）。

“你父亲看起来气色真不好啊。”她一见面就这么跟我说。我想她是对的。

“或许他应当休息一阵。”我说。

“来找他的人太多啦。”她说。

迷你车已经出了修车厂，钱存进了我的银行账户。我该出发啦。但是，我操心起一些愚蠢的念头。我想，要是再有个特殊病人怎么办？B夫人怎么帮他呢？她左手还不能用力，也不可能只用右手端盆子呀。

R，现在是今天啦。今天刚下过第一场大雪。下了一夜，早上，天空清澈湛蓝。没有风，光线亮得惊人。我清早出门散步，踱到松树下。雪穿过松枝直落下来，像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似的，也有点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呢。公路铲过了，我们的小巷也一样，这样老爸可以开车去医院。或者，我也可以随时开车走人喽。

进进出出城镇的汽车驶过，与平时的早上一样。

进门之前，我突然想看看迷你车能否启动，结果能。在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一个包裹。是一盒两磅重的巧克力，药店有售的那种。我想不出它怎么会在这里—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历史学会的年轻人送的礼物呢。这是个蠢念头。不过还能有谁呢？

我在后门外跺跺脚，抖掉靴子上的雪，提醒自己得放把扫帚在门外。厨房里已经充溢着今天的强烈光线。

我想我知道老爸会说什么。

“出门去思索自然啦？”

他坐在桌边，戴着帽子，穿着大衣。通常这时他应当已经去医院看病人了。

他说：“他们路上铲雪了没？小巷呢？”

我说两个地方都铲干净了。其实他要是朝窗外看看，就会知道小巷已经铲过。我把水壶搁到火上，问他出门前要不要再喝杯咖啡。

“好啊，”他说，“只要路铲过，我可以出门就成啊。”

“今天这鬼天气。”

“你又不用自己铲雪，有啥好抱怨。”

我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摆在桌上，面对窗子和涌入的光线坐下。他坐在桌子另一头，调整了椅子位置，让光线照在背上。我没法看清他的表情，不过他的呼吸像平时一样陪伴着我。

我跟老爸讲起我的事。我其实根本没打算这么做。我本想说我要走来着。结果一张口，话就自己涌出来了，我只能又吃惊又欣慰地听着它们，就像你喝醉时听自己说话一样。

“你从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孩子，”我说，“7月17号生的。在渥太华。我一直在想，一切真是个嘲讽啊。”

我告诉他孩子立刻就被人收养，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事先要求不要知道的。而且要求不要给我看。

“我待在乔西那里，”我说，“记得我说过的朋友乔西吧。她去英国了，但是那会儿她一个人住她爸妈的房子。她爸妈被派到南非去了。真凑巧。”

我告诉他孩子的父亲是谁。我说了是你，免得他好奇。我还告诉他，既然咱俩已经订婚了，而且是正式订婚，所以我以为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履行结婚手续就行。

可你不这么想。你说我们得去找个医生。一个能给我堕胎的医生。

他没提醒我在这个家里我不可以说这个词。

我告诉他，你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结婚，因为任何会数数的人都会知道我在婚前就怀孕了。我们不能结婚，除非我已经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

否则你会丢掉神学院的饭碗。

他们会打发你到一个委员会面前，他们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干这一行。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教育年轻牧师。你会被判决为本性恶劣。就算假设没这样，你没丢工作，只是遭到谴责，或者就算连谴责也没有，那你也永远不可能升职。你的档案中将有一个污点。甚至哪怕没人对你说什么，人们也会对你有看法，你会受不了。新生会从老生那里听说你的事，关于你的笑话会到处流传。你的同事们会趁机鄙视你。或者会表示理解，那也同样糟糕。你会变成一个悄悄地，或者并非悄悄地遭鄙视的人，变成一个失败者。

怎么会呢，我说。

哦，会的。千万不要低估人类灵魂的卑劣。对我也一样，这意味着毁灭。无所不知的夫人们，老教授的夫人们。她们会让我永生难忘。即便她们对我客气—尤其是她们对我客气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到别处去啊，我说。到某个没人知道这事的地方去。

人们会知道的。总有人会设法传得人尽皆知。

此外，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从底层重新开始。你得从一份更低的薪水，一份可怜的薪水开始，那样一来，我们如何养得起一个婴儿呢？

我被上述论点惊住了，它们与我爱的那个人的思维好像截然不同。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我问是否它们对你都毫无意义。你说不是，可这是生活啊。我问，是否你就是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是否面对一堆教授夫人就会屈服。

你说，不是这样，根本不是的。

我扔掉钻戒，它滚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展开这番争论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我的出租屋附近的街上。那是冬天，和现在一样。是在1月或2月吧。但是战争此后仍旧继续。你吩咐我去向一个朋友打听，这个朋友有个据说堕过胎的朋友。我屈服了。我说我会照做。你甚至都不敢冒险亲自去打听。可我撒谎了。我说医生已经搬走。然后我又承认撒谎。我没法做到，我说。

可是，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吗？绝不是。只因为我相信我是对的，在这些争论中。

我感觉有点不屑啊。看到你爬到停着的车下面摸索的样子，你的大衣裹着臀部，下摆摊开在地上那样子，让我感觉不屑。你在雪地上爬着，寻找戒指，找到了又变得那么欣慰。你准备搂住我，笑话我，你觉得我也会感到欣慰，我们会当场和解。可我对你说，你这辈子一件像样的事都干不了。

伪君子，我说。哭哭啼啼的家伙。哲学教师。

这并非最后结局。因为我们确实和解了。只不过不曾彼此原谅。我们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就太迟了，我们发现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已经付出太多，所以各走各的路了，真是个解脱。是的，当时我确定这对我俩都是解脱，也是一种胜利。

“所以，那不是很讽刺吗？”我告诉老爸，“你想想？”

我听到巴里夫人在门外跺脚，所以匆匆忙忙说完。老爸自始至终僵硬地坐着，我想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因为深深的厌恶吧。

巴里夫人打开门说：“真该放把扫帚在门外……”旋即惊叫：“你怎么光坐着？你怎么啦？你看不出这人死了吗？”

他没死。实际上他的呼吸声像平时一样噪杂，或者甚至更噪杂。她看到的是他中风了，我要不是因为在讲我的事的时候，一直没看他，否则即便背着光也早该看出这个。他眼睛看不见了，全身瘫痪。他微微朝前倾斜，桌子抵在他结实的圆肚子上。我们试着把他从椅子上拖起，却只能摇动他的身子，让他的头庄严地、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俯在桌上。他脑袋上依然戴着帽子。咖啡杯就在他茫然的双眼前两英寸远，仍旧几乎半满。

我说我们没法对付他。他太重了。我跑向电话，打给医院，让其余医生中开车过来一个人。镇上还没救护车。B夫人没注意我的话，只顾拉扯老爸的衣服，解开纽扣，扯下大衣，一边忙活一边又是咕哝又是抽泣的。我冲到小巷，敞开大门。又跑回来，拿把扫帚放到门外。我冲进屋，抓住B夫人的胳膊说“你不能……”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话，她像怒猫一样瞪我一眼。

一个医生赶来。我和他一道，终于设法把老爸拖进汽车，塞到后座。我进车坐在他旁边，抓住他免得他朝前倒。他的呼吸声前所未有地专横，好像在责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事实是，你现在可以抓住他，把他拖来拖去，任意摆弄他的身体，这实在太古怪啦。

B夫人一看到医生出现，立刻后退，安静下来。她甚至没跟我们出门，目送我们把老爸塞进汽车。

这天下午他去世了。时间是大约五点。我被告知从各方面来说他走得都非常顺利。

巴里夫人进门那会儿，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我正打算问老爸，如果法律变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他，法律可能很快就会更改。或许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那么他就要失业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对他而言区别大吗？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说到生意嘛，这关你啥事儿。

或者，我还是能挣钱的嘛。

不，我会说。我不是指的钱。我指的是那种风险。那种秘密。那种力量。

改变法律，改变一个人所做的，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他是不是会为自己寻找什么别的风险，别的麻烦事儿，别的什么秘密的、被质疑的行为来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变了，其他事也会变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为娶个怀孕女人而蒙羞，那会怎样？会变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往后看几年，仅仅几年而已，那就将是件值得庆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会戴着花环，被领向祭坛，哪怕在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也是如此。

不过，要真是这样了，大有可能又会有些别的事让人羞耻或畏惧，又会有些别的错误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样呢？我是否要永远谋求一种高傲的姿态？一种在道德方面的乐趣，一种优越感，一种立场正确的感觉，能让我因为我的损失而沾沾自喜？

改变人。我们都说希望能做到这个。

改变法律，改变人。可我们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都听凭外界指使。我们不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一切，都被那样调制出来。

我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指谁呢？

R，老爸的律师说：“这太不寻常了。”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已算是相当强烈、相当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账户里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正如人们说的，足够用来埋他了。（律师除外—这不是他说话的风格。）不过此外所剩无几。他的储存箱里没股票证券。也没投资记录。空空如也。没有给医院的，或者他的教会的，或者给高中设立奖学金的遗赠。最令人吃惊的是，没钱留给巴里夫人。房子及里面的东西都给了我。而这就是全部。此外我还有那五千美元。

律师挺困惑的，而且很痛苦，这种状况让他忧心忡忡。或许他担心我会怀疑他捣鬼。会试图抹黑他的名誉。他希望知道我的（老爸的）房子里有没有保险箱，或者有什么可以存放一大笔现金的秘密地方。我说没有。他试图提醒我—小心翼翼、七弯八绕地，害得我一开始根本没听明白—老爸或许有什么理由需要隐瞒他的收入。因此，一大笔现金藏在某处并非没有可能。

我告诉他我对钱不是特别在意。

这叫什么话呢？他几乎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或许你可以回家，好好找一找，”他建议，“不要忽略那些明显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饼干桶。或者床下的一个盒子。人们会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呢。甚至是那些最理智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或者一个枕套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补充道。

电话里有个女人说想找医生。

“很抱歉，他去世了。”

“斯特拉齐医生。我没有弄错人吧？”

“不错，但是很抱歉，他去世了。”

“有没有哪个—他有没有可能有个副手，我跟他说也行啊？这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没有副手。”

“你能给我别的什么我可以打的电话吗？有没有别的什么医生可以……”

“没有。我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提供。我不认识任何人。”

“你一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事。这很重要。情况非常特别……”

“很抱歉。”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行。”

“请想想看还有谁吧。要是你想到什么人，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我把号码留给你。”

“这样不好吧。”

“我无所谓。我相信你。反正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所有人都会这样说，但我真的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我女儿，她现在问题很麻烦啊。她精神糟透了。”

“我很遗憾。”

“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样才千方百计弄到你这个电话的，你肯定会想法帮我的。”

“抱歉。”

“求求你了。”

“很抱歉。”

他的最后一个特殊病人就是马德莱娜了。我在葬礼上看到了她。她没去凯诺拉。再不然就是已经回来。我一开始没认出她，她戴一顶黑色宽檐帽，插着一支与帽檐平行的羽毛。想必是借来的帽子—她不大习惯那根老是耷拉到眼前的羽毛。她在教堂大厅的答谢会上，排队上来跟我说话。我对她说了千篇一律的答谢语。

“非常感谢您能光临。”

然后我意识到她对我说了一句多么奇怪的话。

“我猜你一准喜欢吃甜的。”

“或许他没收钱呢，”我对律师说，“或许他有时不收钱。有人会做善事嘛。”

律师现在已经熟悉我的风格了。他说：“没准吧。”

“或者确实是用做善事了，”我说，“他没准做了某件没留下记录的善事。”

律师看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

“做善事。”他说。

“嗯。我还没撬开地窖的地板呢。”我说。他对这个轻浮的玩笑怯生生地报之一笑。

巴里夫人不辞而别。她再也没出现。葬礼在教堂举行，答谢会在教堂大厅举办，所以也没什么要她帮忙的。她没参加葬礼。她家人也一个没来。来的人太多，以至于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直到有人对我说：“我没看到巴里家的人嘛，你呢？”

过了几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我没去教堂，因为我得了重感冒。”

我说，我不是为这个打电话的。我说我反正能应付过来，但不知道她有什么打算。

“哦，我想我没必要再回那里了。”

我说她可以来拿点什么，做个纪念。这时我已经知道了钱的事情，我想跟她说我觉得很遗憾。但不知如何开口。

她说：“我落下了点东西。我能出门时会去拿的。”

第二天早上她来了。她要拿走的是拖把、提桶、刷子和洗衣篮。真不敢相信她一心惦记的就是这些。要说她拿走它们是为了做纪念，这更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没准真是的。它们是她用了好几年的东西—她在这房子里度过的所有这么多年，除了睡觉，她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比在她自己家里长多了。

“再拿点什么吧？”我问，“做个纪念？”

她在厨房里四处打量，抿着下嘴唇。她本可以挤出个微笑来回答我的嘛。

“我想这里没什么我能用上的了。”她说。

我已经给她准备好一张支票。只需填上数字。我还没决定五千美元里，应当分给她多少。一千？我一直这么打算来着。现在想想真叫我惭愧。我想我最好增加一倍。

我掏出先前藏在抽屉里的支票。我找了支笔。我写上四千美元。

“这个给你，”我说，“为了所有这些，谢谢！”

她取过支票，瞟了一眼就塞进口袋。我想或许她没看清上面的数字。然后我看到了那涨红的脸，窘迫的红潮，领了人情的尴尬。

她设法用好胳膊搂住所有要带走的东西。我给她开门。我真想听她再说点什么，以至于我差点就先说了：抱歉就这么点钱。

不过，我只是说：“你胳膊还没好吗？”

“再也好不了喽。”她说。她扭开头，好像害怕我又会亲她。她说：“好吧，非常感谢，再见。”

我目送她费力地走到汽车边。我原以为是她侄儿的老婆开车送她来的。

但这不是她侄儿的老婆通常开的车。我一时间觉得，不管胳膊好没好，她或许已经找到了个新雇主。一个新的、有钱的雇主。没准就因为这个，她才表现得慌里慌张，窘迫又粗鲁吧。

不过，钻出车来帮她拿东西的，到底还是那个侄儿的老婆。我挥挥手，可她只顾摆弄拖把和提桶。

“好棒的车啊。”我喊道，我想这个赞美两个女人应该都会喜欢吧。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不过它崭新发亮，又大又好看。是一种闪银的淡紫色。

侄儿的老婆喊道：“嗯哪。”巴里夫人认可地缩着脑袋。

我穿着家居服，冷得打颤，但是出于负疚和困惑，我一直站着挥手，目送车开出视线。

此后我没心思干任何事。我给自己煮了咖啡，坐在厨房里。我把马德莱娜的巧克力从抽屉里取出，尝了两块，不过我再爱吃甜食，也没到能接受人工染色的橙色黄色夹心馅儿的程度。我真希望对她说了谢谢。我想我现在做不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呀。

我决定出门滑雪。我们的房子后面有一些砾石大坑，我想我跟你说过的。我换上木头做的旧滑雪板，从前的冬天，后门的小路没铲干净，老爸又不得不穿过田野去接生或割盲肠的时候，就是穿它们去的。板子只用几条交叉的皮带绑在脚上。

我朝屋后滑去，到砾石坑边，斜坡已经年复一年长满了草，现在又覆上一层雪。这里有狗脚印、鸟脚印、跳跃的野鼠踩出的淡淡圈子印，却没有人类的痕迹。我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地，一开始挑的比较保险的斜线，后来滑起了更陡峭的坡子。我时不时摔倒，不过在新鲜厚实的雪地上一点儿也不疼，就在一次这么跌下去再爬起的当儿，我突然醍醐灌顶。

我知道钱到哪里去了。

没准做善事了。

好棒的车啊。

再加上那五千美元里的四千。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心起来啦。

我感觉像是看到钱被丢下大桥，或者抛向空中。钱、希望、情书—所有这类东西都可以抛向空中，落下时已经似是而非，变得轻飘飘，毫无牵绊。

我没法想象老爸居然会屈服于勒索这种事。尤其是面对那些并不可信、并不聪明的人。尤其是在全镇似乎都站在他这一边，或者至少是选择保持沉默的时候。

不过，我可以想象的是一种古怪的壮举。没准是为了堵人的嘴，或者就为了表示他不在乎—他早料到他死后律师的震惊，以及我会比以往更竭力想要搞懂他。

不，我觉得他不会盘算这种事。我觉得我可做不到这么深入地揣摩他。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一直畏惧着不敢想的是，这有可能是一个爱的举动呢。

那么，真是为了爱喽。绝不要以为这没可能。

我爬出砾石坑，一到地面上，风就扑面袭来。风刮起雪花，覆盖住狗脚印和野鼠精致的环形脚印，以及那条小径，它没准是老爸的滑雪板碾过的最后一样东西。

亲爱的R，罗宾—我最后该对你说什么好呢？

再见吧，祝你好运。

随信寄上爱意。

（要是人们真能那样做—把他们的爱寄走，以便摆脱它，会怎样呢？他们会寄些什么呢？一盒有着火鸡蛋黄颜色夹心的巧克力。一个眼眶挖空的泥娃娃。一堆不再散发芳香，而是快要腐烂的玫瑰。一个血迹斑斑、没人想打开来看的报纸包。）

多保重吧。

记住—现任法国国王是个秃子。

注释

〔1〕圆桌武士兰斯洛之子，传说中最纯洁完美的骑士，为亚瑟王找到了圣杯。

〔2〕1692年，英军曾在苏格兰北部峡谷地区格伦科进行大屠杀，比起苏格兰的红鹿，格伦科更容易让人联想起的是这一大屠杀事件。

〔3〕加拿大女性时尚杂志。

〔4〕皮埃尔·伯顿（1920—2004），加拿大记者，历史学者，著名媒体人。

〔5〕英籍法国作家伊莱尔·贝洛克（1870—1953）创作的儿童歌谣。

〔6〕英语童谣，最早由詹姆斯·奥奇德·哈利维尔收集于1842年。

〔7〕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称。

〔8〕马德里作西班牙地名时，重音在后一个音节上，作美国地名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故有此说。

〔9〕安娜·詹姆森（1794—1860），英国女作家，女权主义者，历史学者。曾在当时新兴的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闻名一时。她在加拿大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发表了记述加拿大旅游经历的著作。

〔10〕流行英语童谣。

〔11〕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收入《苇间风》。

〔12〕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地名。

〔13〕上映于1957年的黑白电影，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代表作之一。

〔14〕由杰拉德·托马斯导演的一系列英国低成本喜剧电影，主要拍摄于1958—1978年期间。

〔15〕美国喜剧组合，组建于1945年。

〔16〕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作品，1957年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作品探索了死亡及宗教的奥秘。

我妈的梦

夜里—或者说她睡着的那阵子—下了场大雪。

我妈透过一扇大大的拱形窗（通常装在公馆或者老式公共建筑上的那种）朝外望。她看到下方的草地、灌木丛、树篱、花园、大树，全都披着积雪，高高低低、起伏不定，丝毫不曾被风刮平或吹乱。雪地不像在阳光下那么刺眼，而是呈现出在破晓之前的清澈天空下的白色。万籁俱寂。挺像《哦，伯利恒小镇》〔1〕里描述的情景，只不过天上没星星。

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啊。这幕场景有点古怪。所有树木，所有灌木和植物，都满满当当地长着夏季的绿叶。树下，零零星星没被雪覆盖的地方，露出鲜翠欲滴的草地。大雪是在盛夏的当儿，一夜之间落下的。季节更迭得真是不可思议，出乎意料啊。此外，所有人都消失不见—尽管她想不起来“所有人”都指的是谁—我妈孤身一人待在高大宽敞的房子里，四周围绕着中规中矩的树木和花园。

她想，不管发生了什么，很快就会有人解释给她听的吧。然而，没人来。电话没响。花园大门的门闩没被拉起。她听不到任何车辆声，甚至不知道马路—或者小路—在哪个方向，也许她是在乡下亦未可知。屋里空气沉寂憋闷，她得出去。

她走出门，便想起来了。她想起来，大雪落下之前，她不知在哪儿丢下了一个娃娃。是在下雪之前很久的事了。这个记忆，这种确定无疑的感觉，令她突然陷入恐惧。好像她突然从梦中惊醒。于是她从梦中之梦里惊醒了，惊觉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她丢下了自己的娃娃，彻夜把他抛在脑后。把他丢在什么地方就不管了，好像丢下个玩腻的洋娃娃似的。或许她不是昨晚干的这事，而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以前干的。她把自己的娃娃丢下了有一整个季节，或者许多个季节了。她的注意力被别的事给吸引了。她甚至可能去旅行了，离开了，刚刚才返回，却忘了为什么回来。

她跑到树篱和长着宽阔叶片的树木下找着。她想象着娃娃缩成一团。他可能已经死啦，缩成一团，遍体发黑，脑袋像枚坚果，小小的萎缩的脸上，不是一种难受的表情，而是一种失去亲人的痛苦，一种古老、平静的悲伤。这脸上并没有什么对她—他的妈妈的谴责，只有平静、无助的表情，带着这种表情，他等待救援或者厄运的到来。

我妈心头涌上一阵悲痛，这是因为娃娃在等待，而她竟不知道；她，他唯一的希望，竟然把他全盘忘了啊。那么柔弱幼小，连扭头避开大雪都不会的一个娃娃哟。她悲痛得无法呼吸。她心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空间给别的念想了。除了想着自己居然干出这种事，再也不会有余地装别的想法了。

因此，发现娃娃正睡在他的小床上，是何等宽慰呀。娃娃正趴着睡呢，脑袋扭到一边，皮肤又白又细，好像雪花一样，脑袋上的软发红通通的，就像曙光的颜色。和她一样的红发，长在娃娃的脑袋上，娃娃平平安安、好端端的。她得到宽恕啦，真是松了口气。

大雪、枝繁叶茂的花园和陌生的房子，全都消失。仅剩的白色东西就是小床上的毯子。这是一床薄薄的白色婴儿羊毛毯，已经从娃娃背上扯下了一半。在暑热，货真价实的夏天的暑热中，娃娃身上只裹着一片尿布，穿一条防止尿湿床单的塑料短裤。印着蝴蝶图案。

我妈，这会儿仍旧以为下了大雪，想着通常下大雪时肯定很冷，便拉过毯子，盖住娃娃赤裸的背部和肩膀，盖住长着红色软发的小脑袋。

这事发生的时候，在真实世界里是凌晨时分。世界处于1945年的7月。换了任何一个别的早上，娃娃到了这时辰，都会要求一天中的第一次喂食了，不过今天娃娃却仍旧睡着。做妈的尽管人站着，眼睛睁着，思维却仍旧沉浸在深深的睡眠中，并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娃娃和妈妈都被一场漫长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不过做妈的甚至连这一点也记不起了。思维有点迟钝，一种最最执着的平静占据了她和娃娃的脑袋。这个妈妈—我妈—根本没注意天色正迅速放亮。她没反应过来，就在她站着的这当儿，太阳正在升起。昨天，或者午夜时发生过什么，她都毫无记忆了，所以显得十分平静。她把毯子拉到娃娃的脑袋上，盖住他柔和的、心满意足的、熟睡的侧脸。她轻轻走回自个儿的房间，倒在床上，立刻又人事不省。

发生着这事的房子，与梦中的房子毫无相像之处。这是一幢一层半的白色木房，拥挤归拥挤，却不失体面。门廊通到距离人行道几英尺处，餐厅有扇飘窗，俯瞰一个树篱环绕的小院。房子位于小镇的一条后街，这个小镇—对外人来说—与休伦湖附近一度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方圆10到15英里之内的许多小镇看起来毫无二致。我爸和他的姐姐们就在这幢房子里长大，我妈到来时，他的姐姐们和他妈还住在里面—同时到来的还有在我妈体内长得很大、已经会乱动的我—这是我爸在欧战的最后几周中送了命之后的事。

我妈—吉尔—在光线明亮的下午的迟些时候，站在餐厅桌边。房子里挤满人，都是在教堂葬礼结束后被请回这里的。他们喝茶或咖啡，设法用手指捏住切得很小的三明治，或者香蕉面包片、坚果面包和重油蛋糕。表皮易碎的蛋奶糊挞或葡萄干挞得用甜品叉戳起，用小陶碟托着吃，小陶碟上画着紫罗兰，还是吉尔的婆婆做新娘时亲手画的。可是吉尔却直接用手抓起各种食物。挞皮的粉屑窸窸窣窣，一颗葡萄干掉下来，揉进她穿的绿天鹅绒衣服。这天气穿这衣服未免太热了，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孕妇装，本是一件在公开演奏小提琴的独奏会上穿的宽松袍子。因为我的缘故，袍子前缘被高高撑起。不过，这是她手头唯一一件足够大、足够高级，可以用于丈夫葬礼的衣服。

何至于吃成这样呢？人们不由得纷纷侧目。“在吃两人的份儿呢。”艾尔莎对她的一群客人解释道，免得他们对弟媳指指戳戳或保持沉默，让她没面子。

吉尔一整天都觉得反胃，不过在教堂里，正想着风琴真难听的当儿，她突然发觉，一眨眼工夫，她已经饿得像头狼。整首《哦，勇敢的心》期间，她一直在幻想一份肥美、淌着肉汁和融化的蛋黄酱的汉堡，眼下她正努力探索坚果、葡萄干和红糖的混合物，甜得牙齿发疼的椰子糖霜，或者尝试用令人宽慰的满口满口的香蕉面包或一团团挞皮来取而代之是否可行。当然啦，没有任何替代物能管用，不过她没停。即便真实的饥饿已经解决，她想象中的饥饿仍在催促，甚至变成一种几近恐慌的焦躁，迫使她往嘴里填着已经不知滋味的食物。她无法形容这种焦躁，只能说它或许是由毛刺和憋闷的感觉造成的。窗外的刺檗树篱在阳光中显得浓密、多刺，天鹅绒袍子在她潮湿的腋窝处紧贴身上，一绺绺鬈发—和挞里的葡萄干一个颜色—在姑子艾尔莎的额头上跳动，甚至还有画在盘子上、酷似可以揭起的疮痂的紫罗兰，所有这些，尽管她知道都再寻常不过，却分外让她感觉厌恶压抑。它们似乎传达着某种她不曾料想过的新生活的信息。

为什么说不曾料想过？她知道我的存在已有一段时间了，也早知道乔治·科克汉姆或许会送命。毕竟，他参加的是空军嘛。（今天下午的科克汉姆祖宅里，她四周的人都在说—尽管不是对她，他的遗孀，也不是对他的姐姐们—他就是那种你早知道会被杀死的人。他们指的是，他英俊潇洒、生机勃勃，是他家的骄傲，被寄予全部希望。）她明知道这些，却依旧过着寻常的生活，在阴冷的冬天早晨拖着小提琴搭街车去音乐学院，她在学院一间昏暗的小屋里一连几个小时练琴，屋里能听到外面的声音，却只有她孤身一人，只有散热器的噪声陪伴，她手上的皮肤先是冻得发红，又被室内干燥的热气烤得发干。她依旧住在一间租来的屋子里，窗子漏风，夏天飞进苍蝇，冬天漏进一窗台雪。她梦想着—不犯恶心的时候—香肠、肉饼和一片片深色巧克力。在音乐学院，人们煞费苦心地对她的身孕视而不见，仿佛它只是个肿瘤。毕竟，它很长时间都没有明显迹象，大骨盆的高个儿女孩初次怀孕都不大显。即使我在她肚子里翻筋斗，她仍旧做了公开演奏。她发胖了，模样威严，又长又浓密的红发披在肩头，脸庞丰满发亮，表情严峻专注，在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演奏会上拉独奏。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她也稍微关注了一下外界—她知道战争要结束了。她觉得等我出生后不久，乔治就会回来。她知道那时她就不能继续住在小屋里—她将不得不和他一起住在某处。她知道我也会在那里，不过她把我的出生理解为某种终止而非开始。它将终止对她肚子一侧永远酸痛的那个地方的踢打，终止她起立时，血液涌上私处带来的剧痛（仿佛她那里贴了一副灼人的膏药似的）。她的乳头不会再肿大、发黑而粗糙，每天早上她起床时，也不用再往青筋暴突的双腿上裹绷带。她可以不必每半个小时左右就要小解，她的脚会消肿，穿回正常尺码的鞋子。她以为一旦我出生，就不会再给她添这么多麻烦了。

等她知道乔治回不来了，她想过让我和她一起在小屋里生活一阵子。她找来一本讲照料婴儿的书。她买来我可能需要的一些基本物品。楼里有个老太太可以在她练琴时帮忙照料我。她可以领到战争遗孀的津贴，再过六个月，她就可以从音乐学院毕业。

不过艾尔莎坐火车过来，接走了她。艾尔莎说：“我们不能让你孤身一人陷在这里。所有人都奇怪乔治出国打仗的时候，你怎么没过来。现在是你过来的时候了。”

“我家人都是疯子，”乔治告诉过吉尔，“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艾尔莎该去当个军士长才对。而我妈老昏头了。”

他还说过：“艾尔莎传到了脑袋瓜子，不过我爸去世的时候，她只好弃学到邮局上班。我呢是传到了好相貌，可怜的老艾尔娜啥都没捞到，只有糟糕的皮肤和糟糕的神经。”

吉尔第一次遇到他的姐姐们，是她们到多伦多给乔治送行的时候。两星期前她们没来参加婚礼。那会儿除了乔治、吉尔、牧师和牧师妻子，以及一个临时请来做见证的邻居，再没别人。我也在，已经藏在吉尔的肚子里，不过我并不是这场婚礼的原因，当时没人知道我的存在。事后，乔治坚持到一个自助照相亭，和吉尔拍了几张表情僵硬的结婚照。他总是兴高采烈的。“足够打发她们了。”他看着照片宣布。吉尔有点好奇，他所谓的打发，有什么特指的对象吗，比如艾尔莎？或者那些漂亮女孩儿们，那些可爱、活泼的女孩儿们，她们追他，给他写伤感的情书，给他织菱形花纹的袜子。他一有机会就穿上这些袜子，礼物也照收不误，还在酒吧大声朗读情书取乐。

吉尔婚礼前没吃早饭，婚礼过程中，她心心念念的是煎饼和咸肉。

两个姐姐的相貌比她想象的还要平凡。不过乔治倒真是传到了好相貌。他的栗色头发有丝绸般的波纹，眼睛发出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神采，还长了一张令人羡慕的五官分明的脸庞。他唯一的缺陷是个头不太高。刚好能和吉尔平视。也正好合适做个空军飞行员。

“他们不要高个子做飞行员，”他说，“我靠这个把他们比下去了。那些瘦竹竿似的杂种们。好多电影明星都是矮个子。他们拍吻戏时都要垫个箱子。”

（看电影时，乔治真是不得安生。他会对吻戏喝倒彩。现实生活中，他也不怎么喜欢接吻。我们直奔主题吧，他会说。）

姐姐们也是矮个子。她们的名字源自苏格兰地名，是他们爸妈还没破产时去度蜜月的地方。艾尔莎比乔治大十二岁，艾尔娜大他九岁。在联合火车站的人群中，她们模样矮胖，一脸困惑。她俩都戴着新帽子，身穿新衣，好像她们才是新近结婚的人。她俩都很不安，因为艾尔娜刚刚把高级手套落在了火车上。艾尔娜的皮肤这会儿尽管没什么疙瘩，没准长粉刺的日子已经过去，但肤况确实很糟。粉红色香粉下面的皮肤带着旧日的疤痕，坑坑洼洼，色调暗沉。头发从帽子下滑出，形成没精打采的发绺，眼睛泪汪汪的，要么是因为艾尔莎的斥骂，要么是因为弟弟要出发上战场了。艾尔莎的头发则是一绺一绺硬邦邦的电烫卷子，上面压着顶帽子。她精明的淡色眼睛上戴着金边眼镜，长了个粉红色圆脸蛋，下巴上方有酒窝。她和艾尔娜都曲线可观—胸部高挺、细腰翘臀—不过对艾尔娜而言，这身材像是她误选了的什么东西似的，她竭力拱着肩膀，抱着胳膊，力图掩饰。艾尔莎则让自己的曲线显得刚毅而非诱惑，仿佛一尊硬邦邦的陶土雕像。她俩和乔治一样，都是栗色头发，却没他的光泽。看起来，她俩也没遗传到他的幽默感。

“好啦，我要走了，”乔治说，“我要去帕斯尚尔〔2〕的战场上英勇牺牲啦。”艾尔娜回答：“哦，别说这个。不要这样说话。”艾尔莎撇了撇覆盆子色的嘴唇。

“我看到失物招领的牌子了，”她说，“可我不知道它是指你在车站上丢掉的东西呢，还是他们在车里捡到的东西？帕斯尚尔是一战的事了。”

“是吗？你确定？我赶不上了吗？”乔治捶胸哀叹。

几个月后，他在爱尔兰海上方一次训练飞行中失事身亡。

艾尔莎自始至终保持微笑。她说：“不错，我当然觉得很自豪。确实如此。不过我不是唯一一个失去亲人的人嘛。他做了他必须做的事。”有人觉得她这种轻快的态度挺古怪的。另有些人评论道：“可怜的艾尔莎。”含辛茹苦地培养乔治，省吃俭用送他上法学院，可他却根本不把她当回事—他报名参军，就这么出发去送了命。他都不能多等点时候。

姐姐们牺牲了上学的机会。甚至放弃了整牙—连这个都贡献出来了。艾尔娜倒是去上了护校，可事后看来，整牙对她没准更有好处。到头来，她和艾尔莎只换来了一个英雄。所有人都承认这个—一个英雄。在场的年轻人认为家里出个英雄是件大事。他们以为这一刻的荣耀会延续下去，永远陪伴在艾尔莎和艾尔娜左右。《哦，勇敢的心》会永远回荡在她们周围。年纪大一点、还记得上一场战争的人，却明白她们只换来了个纪念碑上的名字。因为做遗孀的，这个正死命往脸上碾压食物的女孩，要拿走抚恤金了。

艾尔莎有点亢奋，部分是因为她已经连着两夜没合眼，忙于打扫卫生。并不是说这房子此前不够干净体面。可她仍旧觉得有必要把所有碟子、罐子和装饰品都清洗一番，擦亮每张画框上的玻璃，把冰箱拖出来擦洗后面，彻底冲洗地下室台阶，往垃圾桶里倒进漂白剂。餐厅桌子上方唯一的一盏灯也必须拆下，每个部分都要浸在肥皂水里漂洗、擦干，重新组装。因为要在邮局上班，艾尔莎晚饭后才有空做这些。她已经是邮局局长，完全可以给自己放一天假，但身为艾尔莎，她是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她涂胭脂的脸颊热烘烘的，身子在带花边领子的深蓝绉绸裙里扭来扭去。她没法安静下来。她添满装食品的盘子，四下传递，发现人们的茶水可能凉了，便赶紧去沏一壶新茶。她关心客人们舒适与否，问候他们的风湿病或其他小毛小病，谈及自己的不幸时她始终微笑着，一遍遍重复说她这种损失大家都会遭遇，说这么多人都分享着共同的命运，她绝不该怨天尤人，说乔治不会乐意朋友们为他悲伤，只会希望大家因为共同终结了战争而庆幸。说这一切的时候，她用的都是人们在邮局里听惯的愉快的责备语调，声音高亢、不容分说。所以人们不由得惶惶惑惑的，担心自己说了什么错话，就像在邮局里他们不由自主地觉得他们的潦草字迹给人添了麻烦，或者包裹包得太松了一样。

艾尔莎晓得自己声音太响，笑得太多，给明明表示不再要茶的客人还添了茶。在厨房里温茶壶时，她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就是停不下来。”

她这话是跟她后院对门的邻居尚茨医生说的。

“很快就会过去的，”他回答，“你想要一针镇静剂吗？”

餐厅门开了，他的声音随之一变。“镇静剂”说出口时已经换上公事公办的腔调。

艾尔莎的声音也变了，从柔弱无助变成果敢坚定。她说：“哦，不用了，多谢。我自个儿会想办法的。”

艾尔娜的工作就是照看她们的母亲，确保她没把茶泼出来—她如果这么做，不是因为笨拙，而是因为健忘—还要保证一旦她开始抽噎哭泣，就赶紧带她离开。不过，事实上科克汉姆夫人的仪态大多数时候都挺优雅的，比艾尔莎更让人自在。每过一会儿，她就清醒过来一刻钟左右—或者貌似如此—她会坚强地、痛切地表明，她将怎样永远怀念儿子，不过很庆幸依然拥有女儿们：艾尔莎是这样能干可靠，一直以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艾尔娜则有善良的灵魂。她甚至不忘提到她的新媳妇，不过她毫不避讳地谈论着大多数同龄女士在有男性在场的社交场所都不会提及的事情，多少还是流露出了不正常的苗头。她盯着吉尔和我说：“再说，我们都快要有个安慰了呢。”

旋即，她在房间之间或者客人当中走来走去的当儿，突然啥都忘了，她在自己家里环顾四周，问：“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么多人—我们在庆祝什么呢？”她忽然想到这一切都与乔治有关，又问：“是乔治的婚礼吗？”失去对当前的记忆时，她也失去了一些温柔的体贴。“这总不会是你的婚礼吧，是吗？”她问艾尔娜。“不会吧。我想不是。你从来就没有过男朋友，对吗？”她声音里涌出一种让我们面对事实吧，自己不争气不能怨别人的意思。她看到吉尔，突然笑了。

“那不会是新娘吧，是吗？哦，哦，现在我们可算明白了。”

不过，事实就像之前被忘却一样，突然又回到她的脑海。

“有什么消息吗？”她嚷道，“有什么乔治的消息吗？”艾尔莎担心的抽泣开始了。

“要是她开始失去控制，就把她弄走。”艾尔莎吩咐过。

艾尔娜可没办法把母亲弄走—她这辈子从来就无法对任何人表现出什么权威—不过尚茨医生的妻子挽住了老太太的胳膊。

“乔治死了吗？”科克汉姆夫人惊恐地问。尚茨夫人回答：“是的，他死了。不过你知道，他妻子怀着宝宝呢。”

科克汉姆夫人依靠着她，佝偻着身子，轻声问：“可以把我的茶杯递给我吗？”

我妈在那幢房子里，不管转向哪里，都会看见我爸的照片。他照的最后一张，也是他的遗照，是他的制服照，餐厅飘窗台上搁着一台关闭的缝纫机，照片就摆在缝纫机的绣花盖布上。艾尔娜在照片周围摆上鲜花，不过艾尔莎把花拿开了。她说，不然他看起来太像个天主教圣人了。楼梯上方挂的是他六岁时站在齐膝童车里，在人行道上拍的照片。吉尔睡觉的房里还挂了一张他站在自行车边的照片，背着他的《自由通讯》报纸背包。科克汉姆夫人房里有一张他八年级参加歌剧演出的化装照，脑袋上戴了顶金色硬纸皇冠。他不会唱歌，没法演主角，不过笃定会被挑中担任最重要的背景角色，国王。

摆在餐具柜上的手工涂色艺术照是他三岁照的，上面是个面目不清的金发小男孩，拖着布片做的洋娃娃的一条腿。艾尔莎考虑过取下这张照片，因为它有点催人泪下，不过到头来还是把它留在原处，免得墙纸上出现一个白印。没人对它发表什么评论，除了尚茨夫人之外，她顿了顿，重复了前阵子说过的话，不过并没眼泪汪汪的，而是带点愉快的欣赏。

“啊—克里斯托弗·罗宾〔3〕。”

人们都习惯不把尚茨夫人的话当一回事。

所有照片中，乔治都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儿。除了戴军官帽或戴王冠的照片之外，他眉毛上方总耷拉着一绺阳光一般的金发。即使比婴儿大不了多少，他就好像已经知道自己将会成为一个活泼、精明、迷人的家伙。那种从不让人觉得寂寞，总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家伙。他偶尔拿他自己开涮，不过通常都是开别人的玩笑。吉尔看着他，总会想起他能豪饮而从不显醉相，热衷于让别的喝醉的人对他坦白他们的恐惧、装蒜、坚贞或者不忠，然后把这些都编成笑话或嘲弄的绰号，让受害者们有苦说不得。他有成群的追随者和朋友，他们紧跟着他，要么是出于畏惧，要么仅仅是因为—正如人们对他一贯的评价—他会活跃气氛。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屋子的中心，周围的空气会因他而变得活泼，充满刺激和欢愉。

吉尔该如何理解这么一个情人呢？她遇到他的时候才十九岁，之前从来没人追过她。她搞不明白她哪里吸引了他，她能看出别人也都挺困惑的。她对大多数同龄人来说是一个谜，不过只是个无聊的谜。一个将生命倾注到学习小提琴里、没有任何其他兴趣的女孩。

那并非事实。她会蜷缩在简陋的被子里，想象有一个情人。不过他可绝不会是乔治那样光芒四射的出风头者。她想象的是某个温暖的、大熊似的家伙，或者一个比她大十岁、已成传奇、拥有狂野力量的音乐家。她对爱的概念是歌剧式的，尽管那不是她最欣赏的乐种。可是，乔治做爱时会开玩笑；他完事后会在她房间里四处蹦跶；他会发出粗鲁的、幼儿般的声音。他轻柔的表现并没给她带来多少她自己动手所能获得的愉悦，不过她并不能说自己感到了失望。

毋宁说，她是对于进展之神速感到眩晕。并且，当她的思想跟上身体和社会的现状时，她还期待着能够快乐—感激和快乐。乔治的关注，以及她的婚姻—这些都像是她的生命的一种灿烂延伸。明亮的房间涌现出来，充溢着令人目眩的辉煌光芒。旋即，爆炸或者风暴，或者说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的灾难打击降临，整个延伸部分突然消失。被炸得粉碎、踪影全无，她重新回到最初拥有的空间和选择。当然，她失去了什么，但失去的并非她确实掌握了的东西，至多只是某种假想的未来规划罢了。

现在，她吃够了。双腿因为站得太久而酸痛。尚茨夫人站在她身边说：“你见过乔治在这里的朋友们吗？”

她指的是大厅门廊处窝成一团的年轻人们。两个漂亮女孩，一个仍穿着海军制服的年轻人，还有其他人。看着他们，吉尔清醒地寻思着，没哪个人是真正悲伤的。艾尔莎或许是，但艾尔莎有她自己的原因。没人真正因为乔治死了而悲伤。甚至那个在教堂里哭泣，看起来还没哭够的女孩也是一样。现在，那个女孩可以记起来她爱过乔治，而他也爱过她了—不管真相如何—再也不必担心他会做什么或说什么来证明并非如此。他们所有人也不必在一群围着乔治的人大笑起来的时候，好奇他们在笑谁，或者乔治到底告诉他们什么了。没人再需要时刻小心，生怕被他丢下，或者费心琢磨如何才能继续被他眷顾了。

她没想过，如果没死的话，乔治可能会变样儿，因为她也没考虑过自己有可能会变成另一种人。

她回答道：“还没呢。”显然缺乏热情，引得尚茨夫人又说：“我知道。认识新的人不是件容易事儿。尤其是在—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宁可去躺下来了。”

吉尔几乎可以确信，她其实想说的是“宁可去喝一杯”。不过这里没酒，只有茶和咖啡。吉尔反正几乎从不喝酒。不过，她可以根据呼吸分辨出别人有没有喝，她觉得从尚茨夫人身上就闻到了酒味。

“你为啥不去呢？”尚茨夫人说，“这些事太累人了。我会跟艾尔莎解释的。现在快去吧。”

尚茨夫人个头矮小，一头细细的灰发，双眼明亮，尖脸布满皱纹。每年冬天，她都独自到佛罗里达过一个月。她很有钱。她和丈夫在科克汉姆家后头建了一座宅邸，一幢狭长低矮的房子，白得刺眼，拐角呈弧形，到处贴着玻璃砖。尚茨医生比她小了要有二十到二十五岁—是个强壮、生机勃勃、模样温和的人，额头又高又光滑，一头金色鬈发。他们没孩子。据说她上一次婚姻中生过几个，不过都不来看她。事实上，据说尚茨医生是她儿子的朋友，上大学时被带到她家，然后他爱上了朋友的母亲，她爱上了儿子的朋友，接着是离婚，现在他们结婚了，过着奢侈的放逐生活，对往事只字不提。

吉尔确实闻到威士忌的味道。尚茨夫人每回参加—按照她的说法—在这方面没啥盼头的聚会，都会随身带个小酒壶。她不会喝得跌跌撞撞，或者唠里唠叨，或者爱生是非，或者到处乱拥抱人。或许，其实她始终保持着微醺，却从未真正喝醉。她习惯让酒精合理地、宽慰地渗入体内，这样她的脑细胞始终既不会湿透，也不至于干涸。唯一泄露秘密的是气味（这个不怎么喝酒的小镇上，许多人都认为它来自她不得不服的一种药，或者甚至她用来按摩胸部的某种软膏）。只有这个，以及或许还有她特殊的、似乎总是一字一顿的说话方式。她会说一些此地土生土长的女人不会启齿的事。她会说她自个儿。她说，时不时地，她会被误认为她丈夫的妈。她说大多数人发现犯了这个错之后，都会变得晕头转向，万分尴尬。不过，有些女人—比如女招待—会狠狠盯尚茨夫人一眼，好像在质问：把他浪费给你做啥？

而尚茨夫人会对他们说：“我晓得。这不公平。可人生就是不公平嘛，你最好还是习惯它。”

这天下午，她找不到任何地方好好呷上几口。厨房，甚至后面狭小的储藏室都随时会有女人来来去去。她只得上楼去洗手间，但又不能频频如此。吉尔离开后没多久，下午迟些时候，她又去洗手间，发现门锁着。她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溜进一间卧室，正思忖哪间是空的，哪间吉尔正睡在里面。这时她听到吉尔的声音从洗手间传出：“马上就好。”或者类似的什么话。内容相当平常，只是声调听起来紧张而惊恐。

尚茨夫人抓住遇到突发事故的好借口，站在大厅里就飞快呷了一口。

“吉尔，你没事吧？能让我进来吗？”

吉尔四肢着地，试图擦掉洗手间地上的一摊浊水。她读过破水的介绍—还有宫缩、见红、过渡阶段、胎盘—可是温热的液体汩汩涌出，依然令她惊慌失措。她不得不用卫生纸擦，因为艾尔莎把平时用的毛巾都收起来了，换成一片片光滑的刺绣亚麻布，所谓的客用毛巾。

她抓着浴缸边，设法爬起。她拉开门闩，就在这时，第一次阵痛袭来。她没经过什么隐隐的疼痛，或者任何生产前兆或者正常的第一产程，直接就是一阵不折不扣的剧痛，然后猛烈撕裂的分娩就开始了。

“放松，”尚茨夫人劝道，一边尽可能支撑住她，“告诉我你的房间在哪里，我们先让你躺下来。”

她们还没挪到床边，吉尔的手指便紧攥住尚茨夫人瘦削的胳膊，掐得它又青又紫。

“哇，这个真快，”尚茨夫人感叹道，“这个头胎宝宝可真不一般！我去找我丈夫来。”

这样，我出生在这幢房子里，如果吉尔的计算可靠的话，那我早产了十天。艾尔莎几乎来不及把客人疏散走，房子里就响彻了吉尔的叫声，她不可思议的惨叫，以及随后不知羞耻的大声呻吟。

当时，即使一位母亲意外在家分娩，事后也通常要把她和孩子一起送到医院。不过，那会儿镇上正流行某种夏季流感，医院挤满重症患者，尚茨医生决定，我和吉尔还是待在家里为好。毕竟，艾尔娜学过护士训练的部分课程，可以利用为期两周的休假来照料我们。

吉尔对于家庭生活可谓知之甚少。她在孤儿院长大。从六岁到十六岁，她都睡在宿舍里。灯会在设定的时间开关，锅炉在规定日期之前绝不开动。他们在铺油布的长条桌上吃饭、做功课，街对面有家工厂。乔治很喜欢它的噪音。这会让女孩变得坚强，他评价道。会让她变得自主、坚强而孤独。会让她变成个没什么无聊的浪漫幻想的人。不过，这地方没他或许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这里的主管们也并不吝啬。吉尔十二岁时，和几个孩子被带去听音乐会，就是那时，她决定要学小提琴。她在孤儿院里已经摸索过一阵钢琴。有人对这事有点兴趣，给她送来一把二手的、非常二流的小提琴，让她去上了几课，这最终让她得到了音乐学院的奖学金。然后举办了一场给资助者和董事们的独奏会，这可是个要穿最高级的衣服，有果子酒、演讲和蛋糕的活动。吉尔不得不自己也讲了一小段话，表达感激之情，不过，事实是，她觉得这一切并不意外。她深信，她和小提琴自然而然、命中注定彼此相连，即便没有人为的帮助，也必然要走到一起。

她在宿舍里不乏朋友，不过她们早早进了工厂和办事处工作，她也就忘了她们。在孤儿们上的高中，有个老师特地找她谈话，频频用着“正常的”和“全面的”之类的字眼。老师似乎认为，音乐是吉尔用来逃避或取代什么的一种东西。比如兄弟姐妹、朋友和约会。她建议吉尔多花点精力做别的，不要只关注这一件事。放松点，打打排球，如果一心喜欢音乐，也可以参加学校的乐队嘛。

吉尔从此回避这位老师，不惜爬楼梯或绕过大楼，免得又要跟她说话。此外，一旦哪页纸上有“全面的”或“受欢迎的”这类字样跃入眼眶，她便不再读下去。

在音乐学院就轻松多了。她遇到的都是和她一样不全面、一根筋的家伙。她发展了一些相当若有若无、充满竞争的友谊。她的一个朋友有个哥哥在空军，是乔治·科克汉姆开涮的人中的一个，也是他的粉丝。一次周日家庭晚餐中，吉尔是客人，他和乔治恰好进门。他们打算去某处大醉一场，途中临时回趟家。就这么着，乔治遇上了吉尔。我爸遇上了我妈。

家里必须随时有人照看科克汉姆夫人。因此，艾尔娜选择在糕点店上夜班。她负责蛋糕裱花—甚至能裱最精致的婚礼蛋糕—早上五点，她可以把烤箱烤出的第一轮面包带回家。尽管她平时双手总抖个不停，连给人端茶都做不到，但是独自一个人干活时，她的手却变得坚定、灵巧、稳定，甚至充满灵感。

一天早上，艾尔莎去上班后—这发生在吉尔来到这个家，而我尚未出生的短暂时期中—吉尔从艾尔娜的卧室门口经过，艾尔娜拉住她，示意她噤声。仿佛有个什么秘密。不过，现在这房子里，你需要向谁保密呢？总不会是科克汉姆夫人吧。

艾尔娜费劲地拉开她书桌的一个抽屉，它好像卡得很紧。“真见鬼，”她吃吃地轻笑着，“真见鬼。你瞧哟。”

抽屉里塞满婴儿服—跟吉尔在多伦多一家出售二手货和处理品的商店里买来的朴素的基本款衬衫睡袍之类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都是些针织软帽、毛衣和毛线靴、羊毛尿裤、手工缝制的小袍子。它们囊括了各种粉绒绒的颜色或颜色组合—而不仅仅是粉红或粉蓝—都有钩针锁边，绣着小小的花朵、小鸟和小羊羔。这种东西吉尔几乎闻所未闻。要是她在婴儿用品柜台彻底搜寻，或者仔细打量过婴儿车里面，她就应该知道这些玩意儿，可她没有。

“当然了，我不知道你都准备了些什么，”艾尔娜说，“你或许已经买了好多东西，或者你也许不喜欢手工制作的衣服，我也不知道—”她不断咯咯笑着，既像是说话时的一种语气词，又仿佛表达着话语中没能明说的道歉之情。她所说的每件事，她的每个表情和姿势，都磕磕巴巴的，仿佛被浓稠的蜂蜜或者黏答答的鼻涕一样的道歉之情所堵塞，吉尔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

“真不错啊。”她机械地回答。

“哦，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我都根本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它们。”

“很可爱。”

“并不全都是我做的。有一些是我买的。我去了教堂的集市和医院的辅助会，也就是他们的杂货市场。我只是觉着，这些挺好看的。但是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没准你不需要它们，我随时可以把它们捐到教堂去。”

“我真需要它们，”吉尔回答，“我一件像这样的衣服都还没有呢。”

“你真的没有吗？我做的那些都不咋的，不过或许教堂里的女士们，或者辅助会的女士们做的那些，没准你会觉得它们还能用用。”

这就是乔治说艾尔娜是个神经质的废物的意思吗？（根据艾尔莎的说法，她在护校精神崩溃了，是因为她脸皮太薄，老师对她又未免过于严苛。）你会觉得，她千方百计寻求着安慰，可无论你再怎么安慰她，好像都不够，或者无法让她领会。吉尔感觉，艾尔娜的话语、咯咯的笑声、吸气声和黏答答的表情（毫无疑问她的双手也同样是黏答答的）就像些虫子似的爬在她身上—在吉尔身上—试图钻进她的皮肤。

不过，对此她逐渐习惯了。或者也可能是艾尔娜设法有所收敛。早上，大门在艾尔莎身后关上，她和艾尔娜都会感到一阵轻松—就好像老师走出了教室一样。她们会不紧不慢地再喝一杯咖啡，科克汉姆夫人负责洗碟子。她做这项家务很慢很慢—四处寻找每个餐具该放入的抽屉或架子—有时会放错。不过她还会雷打不动地履行一些仪式，比如把咖啡渣倒到厨房门口的灌木丛上。

“她相信咖啡有助于它们生长，”艾尔娜低声解释，“尽管她是倒在树叶上，而不是地面上。每天我们都得接上水管把它们冲干净。”

吉尔觉得艾尔娜听起来挺像孤儿院里最容易被挑去领养的女孩。他们总是挑中吉尔之外的孩子领养。不过，一旦你能让艾尔娜克服她挥之不去的道歉或者磕磕巴巴的卑微自责（“当然了，我是店里他们最不会来询问意见的人了”，“当然了，艾尔莎不会听我的”，“当然了，乔治从不掩饰他有多么瞧不起我”），她就会说起一些相当有趣的事情。她告诉吉尔那件关于那幢曾属于她们的祖父，现在变成医院中心部分的房子的事，她讲了让她们的爸爸丢掉工作的黑幕交易，讲了糕点房里两个已婚人士之间正发生的风流韵事。她还讲到关于尚茨夫妇从前的生活的传闻，甚至说了艾尔莎对尚茨医生青眼有加。艾尔娜精神崩溃后接受的电疗似乎在她的判断力上击出一个大洞，而透过这个洞发出的声音—一旦清除掉那些掩人耳目的垃圾—可是尖刻狡猾的。

吉尔倒是颇合适把时间耗在闲扯上—她的手指肿胀得不行，没法拉小提琴了。

然后我出生了，一切都改变了，对艾尔娜而言尤其如此。

吉尔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即使能够起床，也只能像个僵硬的老妇人一样挪动，每次勉力屈身坐到椅子上时都得小心吸气。她浑身疼痛，腹部和胸部裹得像个木乃伊—当时流行这么做。她奶水很多，从裹巾中渗出，淌到毯子上。艾尔娜解开裹巾，试图把奶头塞进我嘴里。可我不肯接受。我拒绝吮住我妈的奶头。我像遭到可怕的谋杀一样惨叫。巨大僵硬的奶头简直就像一头拱嘴怪兽向我脸上戳来。艾尔娜抱着我，喂我一点温开水，我这才安静下来。可我体重不断下降。我不可能靠喝水活着。于是艾尔娜调制了一种奶粉，把我抱开，免得我在吉尔的胳膊中总扭着身子哭号个不停。艾尔娜摇晃着我，安慰我，用橡皮奶头碰碰我的脸，这个我倒好像愿意接受。我贪婪地喝下奶粉，没吐出来。艾尔娜的怀抱和她手中的橡皮奶头变成了我愿意接受的家园。吉尔的胸部不得不捆绑得更紧，她不得不停止喝水（记住，这可是在炎炎夏日），忍受痛苦，直到断奶。

“小猴儿啊小猴儿，”艾尔娜轻轻哼着，“你这个小猴儿，连妈妈那么好的奶水你都不喝。”

我很快就长胖了，也变结实了。我的哭声更响亮了。一旦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试图抱我，我就会哭得山响。我拒绝艾尔莎，也拒绝尚茨医生冷静温暖的双手，不过，当然了，最让人奇怪的还要数我对吉尔的排斥了。

吉尔能起床后，艾尔娜让她坐在自己通常坐着喂我的椅子上，把她的衣服披在吉尔肩头，把奶瓶塞到吉尔手上。

没用，我不肯上当。我扭着脸躲开奶瓶，蹬直双腿，肚子拱得像个球。我不接受替代品。我号哭着。死不屈服。

我发出的仍旧是新生婴儿弱兮兮的哭声，不过在这房子里听起来相当烦人，艾尔娜是唯一一个能止住这声音的人。只要除了艾尔娜之外的人碰我或者跟我说话，我都会大哭。我被放下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是由艾尔娜哄我，我就会哭到声嘶力竭，昏睡过去十分钟，醒来继续大哭。对我而言没有什么乖与不乖的时候，只有艾尔娜哄我和艾尔娜不哄我的时候，后面这些时候的意思就是—唉，越来越严重啦—别人，尤其是吉尔哄我的时候。

这样一来，艾尔娜的两周假期用掉之后，她怎么能回去工作呢？不可能呀。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答案。糕点房只好再找别人。艾尔娜从这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人变成了最重要的人；她挺身而出，拦在此地的居民与频频的不配合和难解的抱怨之间。她不得不随时起床，好让家里维持一点安宁。尚茨医生不由担心起她。甚至艾尔莎也开始关心了。

“艾尔娜，不要累坏身体哟。”

然而，一种美妙的变化已经发生。艾尔娜仍旧很苍白，但是皮肤焕发出光彩了，仿佛她终于熬过了青春期。她能够直视所有人的眼睛了。她的声音里也不再有颤抖、咯咯傻笑，或者那些畏缩的恭维了，她的嗓门变得像艾尔莎一样有底气，而且更加欢快。（再也没有比她因为我对吉尔的态度而责备我时更欢快的声调了。）

“艾尔娜这会子正飘飘欲仙呢—她真是喜欢那娃娃。”艾尔莎对别人解释。不过，事实上艾尔娜的表现过于欢快了，好像不仅仅是喜欢那么简单。为了压下我的嗓门，她肆无忌惮地发出更大的动静。她会用几乎震垮楼梯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吼道：“我来啦，来啦！别急哟！”她会走来走去的，把我随意搭在她肩头，一只手按住我，另一只手忙着完成某项用来喂养我的活计。她统治厨房，霸占了炉子用作消毒器，桌子用来调奶粉，水槽用来洗婴儿用品。要是把什么东西放错地儿，或者失手泼洒了什么，她会开心地咒骂，甚至当着艾尔莎的面也不避讳。

她知道，当我发出第一声要开始哭号的信号时，她是唯一一个不会退缩，不会因为遥遥的灭顶威胁而畏惧的人。相反，这时候她心跳加速，因为她拥有的权力，以及感激之情，而欢欣鼓舞。

拆掉缠裹带，看到恢复平坦的腹部之后，吉尔打量双手。肿胀似已完全退去。她下楼从壁橱里取出小提琴盒，揭开盖子。她打算试奏几个音阶。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艾尔娜躺下打盹了，一只耳朵竖着，随时准备捕捉我的哭声。科克汉姆夫人也躺下了。艾尔莎在厨房涂指甲。吉尔开始拉琴。

我爸和他的家人对音乐没啥兴趣。他们不大懂这个。他们相信，他们对于某种音乐类型的不耐，或者甚至说敌意（这即便从他们说“古典”一词时的语气里都能听出），源自他们简单坚毅的个性、人格的健全，以及一种决不上当的意志。仿佛音乐的本质无非是些简单的旋律，却被用来糊弄人，所有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只是有些人—过于造作，不够单纯诚实—坚决不肯承认这个事实罢了。正是出于这种造作和没骨气的妥协，才冒出了交响乐团啊、歌剧啊、芭蕾啊，所有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音乐会。

镇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观点。不过，吉尔不曾在这里长大，所以不了解这种想法之根深蒂固，也不知道人们对它深信不疑的程度。我爸从来没怎么炫耀过这个，也不曾宣扬过它的美德，毕竟他不是推崇美德的人。吉尔是个音乐家，这个他挺中意的—不是因为音乐，而是因为它让她显得是他的一个特殊选择，就像她的着装、她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乱糟糟的发型一样。选择了她，他得以对人们表明他对他们的看法。对曾经希望钓到他的女孩们表明。对艾尔莎表明。

吉尔关上起居室带门帘的玻璃门，非常轻柔地拉起琴。或许一丝声音都不曾漏出。或者，即便艾尔莎在厨房里听到什么，她也大有可能认为声音来自门外，比如邻居家的收音机。

现在，吉尔开始拉音阶了。确实，她的手指不再肿胀，可它们感觉真僵硬。她的整个身体都很僵硬，站姿不怎么自然，她感觉乐器疑虑重重地卡在她身上。不过没关系，她要拉音阶了。她相信自己以前有过这种感觉，在患了感冒后，或者她过度练习，非常疲倦的时候，甚至有时无缘无故也会这样。

我醒了，一声不满的呜咽都没发出。没有警告、没有蓄积的过程。直接就是一声惨叫，旋即号哭声瀑布一般对着整幢房子倾泻而下，超过了我之前发出过的任何响声。这是新一轮实实在在的愤怒之洪的迸裂，因为悲痛而用巨石滚滚的波涛对世界的惩罚，从刑讯室的窗口一泻千里的痛苦之谷。

艾尔娜跳将起来，头一回对我发出的声音感到紧张，她嚷嚷着：“怎么啦？怎么啦？”

艾尔莎狼奔豕突地关窗，一边高喊：“是小提琴，是小提琴。”她撞开起居室的门。

“吉尔。吉尔。这太可怕了。太可怕啦。你没听到你娃子在叫吗？”

她不得不猛拽起居室窗上的纱窗，把它拉下来。她本来披着件和服式睡衣涂指甲，现在一个骑自行车路过的男孩朝窗里看来，正好瞥见她敞开的睡衣里的衬裙。

“上帝啊。”她呻吟道。她几乎从来没有惊慌失措到这个程度。“拜托把那玩意儿拿开吧。”

吉尔放下小提琴。

艾尔莎跑到大厅，抬头对艾尔娜吼道：

“今天是星期天哪。你就不能让娃娃停下吗？”

吉尔默默地、慢慢地踱到厨房，科克汉姆夫人脚上光穿着袜子，靠着台子站着。

“艾尔莎这是怎么啦？”她问，“艾尔娜做了啥哟？”

吉尔走出房子，在后门台阶坐下。她看着尚茨家的白房子，它的后墙晒在阳光里，非常刺眼。周遭都是别人家同样炽热的后院和围墙。围墙里的人们互相熟识，知道彼此的名字、模样和历史。朝东走出三个街区，或者朝西五个街区，朝南六个街区或朝北十个街区，你便会撞上蹿得高高的夏季作物之墙，篱笆围着的干草、小麦和玉米地。乡间的繁盛。到处都是拔尖儿的庄稼、谷仓和乱奔大嚼的牲畜们发出的浓烈味道，让人喘不过气。远看去，树林像阴凉的、宁静幽暗的水塘一样诱人，其实里面甲虫繁生。

我该怎么形容音乐对吉尔的意义呢？就别扯什么图景、视野和对话了吧。不如说，这是她不得不严苛地、大胆地着手对付的一个难题，她已将它视为人生的责任。因此，想象一下吧，她用来对付这个难题的工具被拿走了。难题依然存在，依然难以对付，别人仍在面对它，可它却从她手中被拿开了。对她而言，只剩后院的台阶、刺眼的白墙和我的哭喊声。我的哭喊像把刀子，从她的生命中割去所有没用的东西。对我而言没用的。

“进来呀，”艾尔莎从纱门里招呼道，“进来吧。我不该对你大吼大叫。进来吧，人家会看见的。”

到了傍晚，整个事件已经可以被轻描淡写地打发了。“你们想必听到今儿的猫号声啦。”艾尔莎对尚茨夫妇说。他们邀请她在艾尔娜安顿我入睡时到他们家露台上坐坐。

“显然娃娃不怎么喜欢小提琴。没遗传妈妈啊。”

甚至尚茨夫人也笑了。

“这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哟。”

吉尔听到他们的话。至少她听到笑声，猜出了它的意思。她躺在床上读《断桥记》，是从书架上拿的，她不知道应当先得到艾尔莎的允许。每过一小会儿，她就会走神，听到尚茨家院子里的欢声笑语，然后是隔壁艾尔娜哄孩子的声音，她出了一身冷汗。在童话中，她一准早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女巨人，虎虎有力，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子里横冲直撞，砸碎家具，拧断了所有人的脖子。

我差不多六周大的时候，艾尔莎和艾尔娜要陪母亲去圭尔夫市〔4〕的表亲家，她们每年照例要去住一晚。艾尔娜想把我带上。但是艾尔莎拉上尚茨医生，一起劝说她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夏天带这么小一个婴儿进行这种旅行可不合适。于是，艾尔娜打算留在家里。

“我不可能一个人边开车边照料妈妈呀。”艾尔莎抗议。

她提出，艾尔娜对我有点过度在乎了，而且照料自己的孩子一天半时间，对吉尔来说也不算过分。

“对吗，吉尔？”

吉尔表示同意。

艾尔娜假装她不是因为想留下来照料我。她说，大热天她会晕车。

“你又不用开车，你只用坐着，”艾尔莎说，“而我呢？我可不是为了自己开心。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去呀。”

艾尔娜得坐在后座，她说这会让她的晕车更严重。艾尔莎指出，要是让她们妈妈坐后座，那更不合适。科克汉姆夫人表示自己无所谓。艾尔莎却不同意。艾尔莎发动汽车时，艾尔娜摇下车窗。她盯着楼上的窗子看，早上给我洗过澡、喂过奶之后，她把我放在那间屋子里睡觉来着。艾尔莎冲站在门口的吉尔挥挥手。

“再见啦，小妈妈。”她欢快地、带点挑衅地嚷道，这不知怎的让吉尔想起乔治。能够离开这房子，离开房子里这个不安分的新威胁，似乎让艾尔莎兴奋起来。没准把艾尔娜摆回她正常的老位置，也让艾尔莎感觉不错—这下安心啦。

她们大约早上十点离开，接下来要度过的这一天，将成为吉尔有生以来最漫长、最糟糕的一天。即便是我出生、她噩梦般的分娩的那天都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车子大概还没开到下一个镇子，我就痛苦地醒来，仿佛我能感觉到艾尔娜从我身边被支开了。艾尔娜刚刚才喂过我，所以吉尔觉得我不可能又饿了。不过她发现我尿尿了，尽管她在书上看过，婴儿不需要每次尿尿都换尿布，而且他们通常并不是因为这个才哭，但她还是决定给我换掉。她以前做过这事，不过从没顺利地做好过，事实上，大多数时候艾尔娜总会在她忙完之前就接过手，帮我换好。我勉力给她添乱—我挥舞着胳膊和腿，拱起背，尽可能扭过身体，当然还不断号哭着。吉尔手抖个不停，几乎没法把别针穿过布片。她假装平静，试图跟我说话，学着艾尔娜跟宝宝说话和哄宝宝的那一套，毫无用处，这类笨拙的骗术反而令我更愤怒了。她别好我的尿布，打算抱起我，让我伏在她的胸部和肩膀上，可我全身绷紧，仿佛她的身体遍布炙热的针头。她坐下来，摇晃我。她又站起来，上下抛动我。她给我唱一首甜蜜的摇篮曲，唱得声音颤抖，充满绝望和愤怒，以及某种足可以称为厌恶的情绪。

我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恶魔。吉尔和我。

最后，她把我放下，动作更加刻意地轻手轻脚，我也安静了，看来是因为能离开她而倍感欣慰。她踮着脚尖走出房间。没多久，我再度爆发。

就这么继续着。我并非没完没了地哭泣。我会歇上两到五分钟，或者十到二十分钟。等她用奶瓶给我喂奶，我喝了，一边喝一边浑身僵硬地躺在她怀里，威胁地抽泣着。一旦灌下半瓶牛奶，我就重新发起进攻。在号哭的间隙中，我几乎心不在焉地终于喝光了奶瓶。我松懈下来睡着了，她便把我放下。她悄悄爬下楼梯，站在大厅里，好像盘算着往哪儿走是安全的。她因为这一天的磨难和炎热汗流浃背。在这段宝贵而脆弱的寂静中，她朝厨房走去，斗胆把咖啡壶放到炉子上。

咖啡还没煮好，我就在她头顶上爆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号叫。

她意识到她忘了件事。她忘了在我喝完奶后给我拍嗝。她毅然朝楼上走来，抱起我，拍打按摩我愤怒的背部，很快我就打出嗝来，却不曾停止号哭，她绝望了，把我放下。

婴儿的哭声中，究竟是什么让它变得如此强悍，足以将你体内体外赖以生存的秩序悉数摧垮？就像一场风暴—持续不断、惊天撼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又纯净无邪。它与其说在哀求，毋宁说在谴责—它源自一种难以对付的愤怒，一种与生俱来的怒火，它毫无爱或怜悯，随时准备碾碎你的大脑。

吉尔能做的只有到处乱走。在起居室地毯上来回踱步，绕着餐厅桌子一圈圈打转，出门走到厨房，那里的钟告诉她时间过得是多么、多么缓慢。她连安安生生喝口咖啡的机会都没有。她饿的时候，甚至没办法停下来做个三明治，只得抓把麦片直接送进嘴里，麦片渣掉了一路。吃、喝，或者甚至做任何寻常的事情，都像在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上，或者在一幢横梁被飓风吹弯的屋子里一样危险。你不可能分心，只有全神贯注于暴风雨，否则它就将撕裂你最后的防御。为了不失去理智，你试图集中注意力盯着周围能让你平静的某样东西，然而狂风的号叫—我的号叫—足以盘踞住哪怕一个软垫、地毯上的一朵花纹，或者窗玻璃中的一个小涡儿。我让人无处可逃。

房子门窗紧闭，像个箱子似的。艾尔莎的羞耻感可能有点传染给吉尔，也有可能吉尔自己产生了一丝羞耻之心。一个哄不好自己宝宝的妈妈—还有什么比这更丢人的呢？她把门窗紧紧关着。她没打开可移动落地电扇，因为事实上她忘了还有这玩意儿。她再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的慰藉可能了。她不曾想到，这个周末是今年夏天最热的几天之一，而或许这就是我的问题所在。一个有经验，或者有点本能的妈妈，都肯定会给我扇扇风，而不是一心认定我是个恶魔。她会意识到这灼人的暑热，而不是一味沉沦在绝望中。

下午某个时候，吉尔做了一个愚蠢的，或者说绝望的决定。她不是走出门，离开我。她困在我铸就的监狱里，想着要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空间，一种从内部的脱逃。她取出小提琴，自从试拉音阶的那天起，她就没碰过它，那次行动被艾尔莎和艾尔娜编成了一则家族笑话。她的演奏不可能把我吵醒，因为我已经醒得不能再醒了，而它还能让我比现在愤怒多少呢？

在某种程度上，她给了我以尊严。不再有伪造的安慰，也不再有装模作样的摇篮曲或者操心我肚子痛，不再来哄玩具娃娃的那一套了。相反，她要演奏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她在演奏会上拉过这首曲子，毕业前还必须再演奏一次，以得到毕业证书。

她选的是门德尔松—而不是她更热爱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她相信门德尔松会让她拿更高分。她觉得她更能拿得准它—而且确实做到了。她相信她可以尽情炫技，震住考官们，不会有任何演砸的顾虑。她决定不让这成为一首令她终身烦恼的曲子。这不会是一样需要她永远不得不为之挣扎，力图证明自己能掌握的事物。

她只需要顺手演奏出它。

她调好琴，试了几段音阶，试图把我从她耳朵里驱逐出去。她知道她很生硬，不过这回她已有准备。她希望拉着拉着就能好起来。

她拉起曲子，她继续拉着，她拉了又拉，她从头一直拉到尾。拉得糟透了。简直是种折磨。她继续拉着，相信这会变的，她会让它改变，但是没有。所有音都不在调子上，她拉得就像杰克·本尼〔5〕的模仿表演一样拙劣。小提琴仿佛受了蛊，它憎恨她。她所尝试的每个音，它都回馈以固执的歪曲。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比她看进镜子，发现好端端的脸凹陷下去，变得嘴歪眼斜的还要糟糕。她被捉弄了，感觉难以置信，不断看看别处再看回来，看看别处再看回来，一遍遍重复，想证明其实并非如此。她就这样继续拉着琴，试图摆脱这种捉弄。但没成功。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她越拉越糟了。汗水从脸上、胳膊上和身体两侧淌下，她的手使不上劲—拉得如此糟糕，简直没底线可言。

完了。她彻底完啦。这首她几个月前就掌握，之后不断完善，一直练到没有任何高度，甚至没有任何难点可言的曲子，已经彻底击垮了她。它让她意识到自己被掏空、被摧毁了。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

她没放弃。她干了件最傻的事。在绝望中，她又试了一把。她要试一试贝多芬。当然没用了，越来越糟啦，她体内仿佛在号叫，在翻腾着。她把琴弓和琴放在起居室沙发上，又抓起它们，塞到沙发底下，设法不让自己看到它们，因为她能想象自己在一场病态的大发作中，把它们在椅背上砸个稀巴烂。

整个期间，我都没停下。面对如此的竞争，我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吉尔一头栽倒在硬邦邦的天蓝色锦缎沙发上睡着了，这里平时没人会躺，甚至坐都不会坐，除非有客人。她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滚烫的脸压在锦缎上，脸上压出布面的花纹，她淌了点口水，弄湿了天蓝色锦缎。我的哭闹声仍旧，或者再度忽高忽低地响着，像一下下敲击的头痛。她的头也确实痛着。她站起来，一路费力地穿过—至少她感觉是这样—滚热的空气，走到艾尔莎放222药片的碗橱前。闷热的空气让她想到下水道。又怎能不如此呢？她睡着的时候，我尿湿了尿布，捂出的味道已经慢慢弥散在整幢房子里。

吃222药片。再热一瓶奶。上楼。她没把我从婴儿床里抱起，直接就给我换了尿布。毯子和尿布都弄得一团糟。222药片尚未生效，她一弯腰，头痛便加剧。把弄脏的东西收拾走，把我清洗干净，别上一块干净尿布，把脏尿布和毯子拿到浴室准备洗涤。把它们丢进消毒桶，里面已经满了，因为今天的婴儿用品都还没洗呢。然后把奶瓶给我。我再次安静了些，开始喝奶。我居然还有力气做这事，真是个奇迹，不过我确实还有。喂奶比通常时间晚了一个小时还要多，我除了怨恨的力量之外，又加上了饥饿—也可以说，或许饥肠辘辘让我忘掉了一点怨恨吧。我喝着奶，喝光一整瓶，精疲力竭地睡倒，这回是真熟睡了。

吉尔的头痛缓解了一点。她迷迷糊糊地洗着我的尿布、衬衣、袍子和毯子。刷洗、漂洗，甚至还煮沸尿布，防止我得尿布疹。她徒手把它们拧干，挂在屋内，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要是星期天屋外还晾着东西，艾尔莎回来看到会不高兴。反正，吉尔也宁愿不出门，尤其是在夜色渐深，人们都坐在屋外乘凉的时候。她害怕被邻居看到—即使只是被友好的尚茨夫妇问好—因为他们想必都听到今天的折腾了。

今天实在过得太慢了。拖得长长的阳光和拉长的影子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失，可观的高温过了好久才出现一点点动荡，敞开了几道甜美的凉爽缝隙。然后，眨眼间，星星一簇簇涌现，树木像云团一样膨胀开来，泻下满地宁静。不过这没持续多久，也绝非吉尔所能消受。午夜不到，一声尖细的哭声传来—你不能说它是试探的，但至少是尖细的、试验般的，仿佛尽管白天做了那么多练习，我还是有点忘了这项本领似的。或者，也像是我确实在考虑是否值得这么干。之后是片刻的安静，一种假惺惺的放松或放弃。然后，彻底、愤怒、永不宽恕的新一轮开始了。这当儿，吉尔正好继续煮起咖啡，打算对付残余的头痛。她还一心以为这下可以坐在桌边喝它来着。

她只好关掉炉子。

约莫到了喂今天最后一瓶奶的时候。如果之前的喂奶没推迟的话，我现在应当可以喂了。没准已经可以喂了？热奶的时候，吉尔决定再服两片222药片。随后她想，那或许没啥效果；她需要点更猛的东西。在浴室柜子里，她只找到了胃药、泻药、浴足粉，都是对她毫无用处的处方药。不过，她知道艾尔莎服用一种强劲的药对付痛经，她走进艾尔莎的房间，翻起抽屉，找出一瓶镇痛药，它符合逻辑地躺在一堆卫生巾上面。这些也是处方药，不过上面的标签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用途。她取出两片药，回到厨房，发现锅子里炖着奶瓶的水已经煮沸，牛奶热过头了。

她把奶瓶放在水龙头下冲凉—我的哭喊声朝下向她袭来，好像觅食的喧闹鸟群掠过汩汩河流—她看看搁在台子上的药片，思忖道，就这么干吧。她拿起一柄刀，从一枚药片上刮下一点屑子，揭下瓶子的奶嘴，用刀刃托着药粉，撒进—就那么一抹白色粉末—牛奶中。她自己吞下了那一又八分之七，或者一又十二分之十一，或者甚至是一又十六分之十五的药片，把奶瓶端上楼。她抬起我立即绷得硬邦邦的身体，把奶嘴塞进我谴责的嘴里。奶对我来说仍有点烫，起初我把它朝她喷去。过了一阵，我决定这奶可以喝了，便一口气把整瓶喝下了肚。

艾尔娜惨叫着。吉尔醒来时，满屋子刺眼的阳光和艾尔娜的惨叫声。

原先的计划是，艾尔莎、艾尔娜和她们的妈妈在圭尔夫市亲戚家待到下午迟些再走，免得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开车。但是，早餐刚吃完，艾尔娜就坐立不安。她想回家照料孩子，她说她担心得整夜都没睡着。当着亲戚的面和她争论未免太丢人，因此艾尔莎让步了，她们快中午时就回到家，开门发现屋里一片死寂。

艾尔莎说：“哟。这里莫非一直就是这么股子味道，只是我们以前习惯了，没在意？”

艾尔娜掠过她身边，冲上楼梯。

现在她惨叫着。

死啦。死啦。谋杀犯。

她对药片的事一无所知。那她怎么会喊出“谋杀犯”这个词呢？是因为毯子。她看到毯子一直拉到我脑袋上。窒息。而不是下毒。她毫不迟疑，半秒钟都没停顿，就从“死了”直接过渡到“谋杀犯”。瞬间完成这个飞跃。她把我从婴儿床上一把搂起，顾不上扯掉致命的毯子，便把毯子裹住的包袱紧贴在胸前，惨叫着从房里冲出，冲进吉尔的房间。

吉尔正挣扎着爬起，睡了十二或十三个小时之后，她昏昏沉沉的。

“你杀死我的宝宝啦。”艾尔娜冲她嘶叫。

吉尔没纠正她—她没指出，是我的。艾尔娜谴责地把我举起来给吉尔看，没等到吉尔真正看清，她又猛地把我收回。艾尔娜呻吟着，折着身子，仿佛肚子上挨了一枪似的。她仍旧紧搂着我，踉跄冲下楼梯，一头撞上正往楼上赶的艾尔莎。差点把她撞飞。艾尔莎抓住扶手稳住身子，艾尔娜却视若无睹。她似乎正竭力把我这个包裹填进她身体中央一个新出现的可怕伤口中。她渐渐明白过来，发出痛楚的呻吟，断续地迸出个把字眼儿。

宝宝。我亲爱的。亲亲。哎哟。哎哟。快去叫。给闷死了呀。毯子。宝宝。警察哟。

吉尔睡觉时没盖毯子，也没换睡衣。她身上穿的仍是昨天的短裤和挂脖装，搞不清自己是睡了一夜呢，还是仅仅只打了个盹。她搞不清身在何处，今夕何夕。艾尔娜说什么来着？她仿佛在一大桶热乎乎的羊毛中摸索着往外爬，与其说听到，不如说是看到艾尔娜在哭喊，感觉就像她闭上眼，看到眼皮上的灼热血管闪动的红光似的。她沉浸在奢侈的迷糊劲儿中不愿醒来，不过突然间她意识到她反应过来了。她知道这事和我有关。

不过吉尔觉得艾尔娜弄错了。艾尔娜进入的是错误的那段梦境。那部分已经过去了呀。

宝宝没事呢。吉尔照管好宝宝了。她出门找到宝宝，给他盖好毯子。一切正常嘛。

楼下大厅里，艾尔娜努了把力，喊出几句连贯的话。“她把毯子一直拉到娃娃头上。她闷死了娃娃哟。”

艾尔莎抓住扶手支撑着身体，朝楼下挪去。

“放下，”她吩咐，“放下娃娃。”

艾尔娜搂紧我，呻吟着。又把我朝艾尔莎一举，嚷道：“瞧吧。瞧吧。”

艾尔莎把脸扭到一边。“我不看，”她呻吟道，“我不要看呀。”艾尔娜凑过去，把我直戳向艾尔莎的脸—我仍旧严严实实地裹着毯子，不过艾尔莎不知道这个，艾尔娜则是没注意，或者没顾得上注意。

现在轮到艾尔莎尖叫了。她逃到餐厅桌子的另一头，尖叫着：“放下，放下娃娃。我不要看死人呀。”

科克汉姆夫人从厨房里走来说：“姑娘们。哎呀，姑娘们。你们俩怎么了？我不允许这样的，你们知道。”

“看哪。”艾尔娜顿时忘记了艾尔莎，一心绕过桌子，把我递给她妈妈看。

艾尔莎走到大厅电话边，对接线员报出尚茨医生的号码。

“哟，一个宝宝。”科克汉姆夫人掀开毯子说。

“她把娃娃闷死啦。”艾尔娜说。

“哎哟，不会吧。”科克汉姆夫人说。

艾尔莎正在电话上和尚茨医生通话，用颤抖的声音请他马上过来。她转过身，瞪着艾尔娜，咽了几下口水，勉力平静下来，命令道：“现在，你给我安静。”

艾尔娜发出一声抗议的尖叫，跑开了，穿过大厅冲进起居室。她仍旧紧搂着我。

吉尔走到楼梯顶上。艾尔莎看到了她。

她说：“下来，到这儿来。”

她也不知道等她把吉尔弄下来之后，该对她做什么或说什么。看起来她好像想扇吉尔耳光。“现在弄得歇斯底里的没啥好处。”她说。

吉尔的挂脖装扯歪了，一个乳房差点就全晃出来。

“把你自己收拾一下，”艾尔莎吩咐，“你穿这些衣服睡觉的吗？看起来像喝醉了一样。”

吉尔自己感觉仍旧走在梦中的闪亮雪地上。只是梦境被这些疯狂的人侵入了。

艾尔莎现在可以想一想接下来的对策了。不管发生了什么，扯到谋杀都是毫无道理的。婴儿睡觉时经常毫无缘由地猝死。她听说过这种事。没必要把警察找来。不用验尸—只要举办一个悲伤、安静的小葬礼就够了。这方面的障碍来自艾尔娜。尚茨医生可以给艾尔娜打一针，让她睡觉。不过他不可能接下来每天都给她打一针。

解决办法是把艾尔娜弄进莫里斯维尔。这是家针对疯子的医院，过去叫做疯人院，将来或许会改叫精神病医院，然后再改成精神健康中心。不过，大多数人都根据附近的村名，管它叫莫里斯维尔。

他们常说，快要去莫里斯维尔喽。他们送她去了莫里斯维尔。你再这么下去，到头来准会进莫里斯维尔哟。

艾尔娜在里面待过，大可以再进去一回。尚茨医生可以把她弄进去，让她待在里面，直到判定她可以出来为止。因为宝宝的死受刺激了。妄想症。一旦这样裁定，她就不再构成威胁。没人会注意她说什么。可以说她精神崩溃了。貌似事实就是如此—瞧她那副乱嚷嚷、到处乱窜的德行，离歇斯底里也不远了。这病也许永远好不了。不过也难讲。现如今有着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有药物可以让她平静，如果需要抹掉一些记忆的话，还有电击疗法，万一有必要，还有一种对始终不清醒、沉浸于痛苦的人做的手术。他们在莫里斯维尔做不了这个—得把你送进城。

为了做到所有这些—它们电光火石般在她脑海中掠过—艾尔莎不得不指望尚茨医生。他得体贴得不乱好奇，而且得愿意从她的角度看问题才成。不过，对于一个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不应该太难吧。她为了这个家的体面而付出的一切，以及她不得不承受的各种打击，从她爸可怜的事业、她妈犯糊涂的脑子，到艾尔娜在护校的精神崩溃，以及乔治的参战和丧命。遭遇了这一切，难道艾尔莎还应该再承受一次公开羞辱吗—报上的报道，一场审判，没准还有一位坐牢的弟媳？

尚茨医生不会这么想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友好的邻居所做的观察自能让他认同这些决定。不仅仅是因为他能体会不得不毫无体面地过活的人迟早会尝到的世态炎凉。

他正从后门冲进来，一路呼唤着艾尔莎的名字，穿过厨房跑来，他决意帮助艾尔莎的原因在他的声音里显露无疑。

站在楼梯底的吉尔说：“宝宝没事。”

艾尔莎命令道：“你给我安静，等我叫你开口再开口。”

科克汉姆夫人站在厨房和大厅之间的走道里，结结实实地堵住尚茨医生。

“噢，很高兴见到你，”她说，“艾尔莎和艾尔娜两人在闹别扭呢。艾尔娜在门口找到一个宝宝，她说宝宝死啦。”

尚茨医生把科克汉姆夫人拎起来挪到一边。他又喊了一声：“艾尔莎？”并伸出胳膊，不过到头来只是紧紧抓住艾尔莎的肩膀。

艾尔娜两手空空，从起居室走出来。

吉尔问：“你把宝宝放哪儿了？”

“藏起来了。”艾尔娜傲慢地回答，冲她皱了皱脸—极度受惊的人假装凶狠地做的鬼脸。

“尚茨医生来给你打针了，”艾尔莎说，“要记在你账上的哦。”

接着出现了荒唐的一幕，艾尔娜慌不择路，一头扑向前门—被艾尔莎跳过去挡住—又转身冲向楼梯，尚茨医生正好抓住她，把她按倒在地，扭住她的胳膊哄道：“好啦，好啦，好啦，艾尔娜。别紧张。你很快就会好的。”艾尔娜喊叫着，呜咽着，屈服了。她的叫声，她的四处冲撞，她的挣扎，看起来都像在演戏。就好像—尽管她差不多已经神志不清了—她发觉几乎毫无可能抗拒艾尔莎和尚茨医生，所以只能借助这种拙劣表演来意思一下似的。它很明白地表明—没准这正是她的目的—她根本没打算违抗他们，而是根本就崩溃了。崩溃得如此狼狈，如此烦人，以至于艾尔莎冲她吼道：“你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尚茨医生一边调整针头，一边哄道：“这才是个好姑娘呢，艾尔娜。没事了。”

他扭头吩咐艾尔莎：“照料你妈妈一下吧。让她坐下。”

科克汉姆夫人正用手指抹眼泪。“我没事，亲爱的，”她对艾尔莎保证，“我只想你们姑娘们不要打架。你应该告诉我艾尔娜生宝宝了。你应该让她养着宝宝才好。”

尚茨夫人在夏季睡衣外披了件和服，穿过厨房门走进来。

“大家都还好吗？”她高声问。

她看到厨房台子上放着把餐刀，觉得还是把它收进抽屉比较妥当。人们出乱子时，最糟糕的莫过于一把随时可以抓到的刀了。

在这一切发生的当儿，吉尔觉得听到一声微弱的哭声。她笨拙地翻过楼梯扶手，绕过艾尔娜和尚茨医生—艾尔娜冲上楼梯的时候，她正打算重新上楼，已经爬到楼梯一半了—下到地板上。她穿过对开门走进起居室，起初没找到我。不过微弱的哭声又飘了出来，她循声走到沙发边，朝底下看去。

我就在那儿，给塞在小提琴旁边。

从大厅跑到起居室的短暂路程中，吉尔想起了一切，她突然喘不过气，嘴里塞满恐惧，旋即一股狂喜又让她恢复了生机，就像在梦里一样，她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娃娃，而不是一具干瘪、脑袋似果核的尸骸。她抱起我。我不再浑身僵硬，乱踢腿，也没拱起身体。我仍旧因为牛奶里的镇定剂昏昏沉沉的，因为它，我昏睡了一整个晚上和大半个白天，剂量再大点的话—或许不用大多少—没准真能要了我的小命。

根本不关毯子什么事。任何人只要仔细看看那毯子，就会发现它那么薄，织得松松垮垮的，哪能阻止我呼吸到足够的空气哟。透过它呼吸，就像透过渔网呼吸一样容易。

精疲力竭可能是原因之一吧。号哭了一整天，如此狂怒的自我表达，没准把我累垮了。这个，再加上我的奶瓶里的白色粉末，让我一头扎进一场深沉稳定的睡眠，呼吸变得非常轻柔，以至于艾尔娜都没能看出来。你或许会想，她应当注意到我身体并不是冰凉的呀，你还会奇怪，所有那些呻吟、号哭和乱跑乱撞，早该把我吵醒的呀。我也不明白为啥没有。我猜想，她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是因为她的恐慌，以及她见到我之前就已经陷入的心理状态吧，不过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出哭声。没准我其实哭了，但在混乱中没人听到。也可能艾尔娜确实听到了，看了看我，就把我塞进沙发底下，因为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场。

然后吉尔听到了。吉尔是听到我的人。

艾尔娜被抬到这张沙发上。艾尔莎把她的鞋子脱了，免得弄脏锦缎，尚茨夫人上楼拿了一床薄被盖在她身上。

“我晓得她不冷，”她解释道，“不过我觉得她醒来时要是身上有床被子，会感觉好点。”

当然了，此前，所有人凑在一起，对我还活着这事惊叹了一阵。艾尔莎自责没有马上就发现这一点。她不愿承认她不敢看死娃娃。

“艾尔娜的神经病肯定传染给我了，”她说，“我真是早该看出来的呀。”

她看着吉尔，好像打算吩咐她去找件外套穿在挂脖衣外面。旋即她想起自己曾对她粗鲁地吼叫，现在看来那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她什么也没说。她甚至没试着告诉她妈艾尔娜并没生娃娃。不过她低声对尚茨夫人抱怨道：“好啦，这一准能引出本世纪最大的谣言了。”

“真高兴没发生什么可怕的事，”科克汉姆夫人说，“我差点以为艾尔娜把娃娃弄死了。艾尔莎，你可千万不能责备你妹妹哟。”

“不会的，妈妈，”艾尔莎说，“我们到厨房坐坐吧。”

厨房里有瓶冲好的奶，按理我今天早上早些时候就该要求喝它了。吉尔给它加热，自始至终把我抱在她的臂弯里。

她一进厨房，就搜寻起那把刀，惊奇地发现它不见了。不过，她看到台面上那丁点粉末—或者至少以为她能看到。她用闲着的那只手抹了一下台面，这才拧开水龙头，接水热奶。

尚茨夫人忙着煮咖啡。快好的时候，她把消毒器放到炉子上，洗了昨天的奶瓶。她得体、麻利地忙活着，设法掩盖住一个事实：这整场崩溃和混乱的情感中，有什么东西令她不安。

“我猜想艾尔娜确实对宝宝有点着魔啊，”她评价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

说到最后几个字，她从炉边转身对着丈夫和艾尔莎，恰好撞上尚茨医生正把艾尔莎捂着脑袋的两只手拉下来。他抽回自己的手，抽得过于迅速、过于心虚了。若非如此，他没准还比较像是在做出正常的安慰。就像医生应该做的那样。

“你知道吗，艾尔莎，我觉得你妈也该躺下，”尚茨夫人沉思着，若无其事地说，“我想我得去安慰安慰她。如果她能睡着，这一切都会从她脑海里被忘掉。要是我们运气够好的话，也会从艾尔娜的脑袋里消失呢。”

科克汉姆夫人几乎刚进厨房又踱了出去。尚茨夫人发现她在起居室里守着艾尔娜，摆弄被子，确保她盖得好好的。科克汉姆夫人不想躺下。她想要人家给她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理解不大靠谱。她也想人们像过去那样和她说话，而不是用现在这种格外温和、充满怜悯的口气。不过，出于习惯的礼貌，以及因为明白她在这家里的权力已经不值一提，她还是由着尚茨夫人领她上楼了。

吉尔正在读调制宝宝奶粉的说明。它印在玉米糖浆罐头的侧面。她听到上楼的脚步声，想到有件事最好趁着来得及赶紧去做。她把我抱到起居室，放在一把椅子上。

“好喽，”她轻声吩咐，“你好好待着哦。”

她跪下来，探出胳膊，轻轻把小提琴从它的藏身之处拖出。她找到它的盖子和盒子，把它收好。我一直乖乖的—我还不大会翻身呢—而且一声都没哭。

尚茨医生和艾尔莎单独留在厨房里。他们并没抓住这个机会拥抱，只是互相凝视。彼此心意相通，既没有承诺，也没有绝望。

艾尔娜承认她没摸我的脉搏。此外她从没说过我是冰凉的。她说我摸上去僵硬僵硬的。然后她又说不是僵硬，而是沉甸甸的。那样沉甸甸的，她说，以至于她立刻觉得我不可能还活着。就是那么一团，一种死去的重量。

我觉得这有点道理。我不相信我是死了，或者死里逃生，不过我确实相信我当时魂飞天外，或许能回来，也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我觉得结果是悬而未决的，意志起了很大作用。我的意思是，就看我是想朝这头走，还是往那头去了。

而艾尔娜的爱（那当然是我有生以来接收到的最全心全意的爱了）并没有决定我的命运。她的哭喊和把我紧搂进她的身体都没起作用，并没能最终说服我。因为我要的不是艾尔娜。（我难道已经知道—我莫非真的知道到头来对我起最大作用的并不是艾尔娜吗？）我要的是吉尔。我不得不索要吉尔，索要我能从她那里得到的东西，即使那看起来并不怎么让人满意。

对我而言，似乎只有在那时，我才变成了女性。我知道这事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就注定了，所有其他人在我生命刚开始时就对它一清二楚，可我相信只有在我决定醒来，在我放弃与妈妈的抗争（想必是场不逼得她全面投降就不会罢休的抗争）的那一刻，以及我事实上选择了生存而非胜利（所谓胜利也就是死去）的那一刻，我才拥有了我的女性身份。

在某种意义上，吉尔也因此获得了她的女性身份。她清醒了，感天谢地地，想都不敢想她刚刚逃脱的是什么样的命运，她开始爱我了，因为如果不爱的话，就意味着灭顶之灾啊。

尚茨医生有点狐疑，不过并没深究。他问吉尔我昨天表现如何。紧张吗？她回答是的，非常紧张。他说，早产儿，哪怕只是略微早产的婴儿，都很容易受惊，你必须对他们非常小心。他建议总是让我仰天睡。

艾尔娜并没有被迫接受电疗。尚茨医生给她开了些药丸。他说，她是因为照料我累垮了。在糕点房接替她工作的女人想要辞职—她不喜欢上夜班。艾尔娜便回去上班了。

我六七岁时，夏天去看姑妈们，印象最深的就数这个了。在午夜这个奇特的、通常禁止出门的时辰被带到糕点房，看着艾尔娜戴上白帽、围起白围裙，观察她揉捏大团的白色面团，它会胀大、发泡，好像是活的一样。然后她切出糕点，把边角料给我吃，遇到特殊的日子，还要雕结婚蛋糕呢。巨大的厨房是多么明亮洁白呀，每扇窗外都满是夜色。我会从碗里刮结婚蛋糕的糖霜吃—融化、蜜甜、令人难以抵御的糖霜。

艾尔莎觉得我不该这么迟还不睡，也不该吃这么多甜东西。不过她没采取任何措施。她只是表示，她不知道我妈会怎么说—仿佛吉尔才是管事的人，而不是她。艾尔莎确实讲究一些我家里从来没有的规矩—挂起那件外套，晾干杯子前要先冲冲它，不然里面会有斑点—不过我从没发现她像吉尔记得的那样严厉苛刻。

打那时起，对于吉尔的音乐再也没有什么轻蔑的评论了。毕竟，她用它养活了我们。她到底没被门德尔松打败。她得到了毕业证书。她从音乐学院毕了业。她剪短头发，瘦了身。她设法在多伦多的高地公园附近租了套复式公寓，雇了个女人部分时间照料我，因为她有战争遗孀的抚恤金嘛。她在一家广播乐团找到工作。她将来会因为整个工作生涯都作为音乐家被聘用，从来不必沦落到去教学而自豪。她说，她知道她不是什么伟大的小提琴家，她没有惊人的天赋或命运，不过至少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靠此谋生。嫁给我的继父，带着我跟他搬到埃德蒙顿〔6〕（他是一位地质学者）之后，她继续在当地交响乐团演奏。我的两个同母异父妹妹出生之前的一星期，她都仍在上班。她很幸运，她说—她丈夫从没表示过反对。

艾尔娜后来有两次大的发病，比较严重的一次是在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她被送进莫里斯维尔治疗了几个星期。我相信在那儿人们给她注射了胰岛素—回来后她变得肥胖、饶舌。她不在家时，我回去看过，吉尔也一道去了，带着我出生没多久的大妹妹。我从妈妈和艾尔莎的交谈中得知，如果艾尔娜在家，最好不要带宝宝过来。那没准会“刺激她”。我不知道害她进了莫里斯维尔的事故是不是也和一个宝宝有关。

那次拜访时，我感觉备受冷落。吉尔和艾尔莎都学会了抽烟，她们一直坐到夜深，在厨房桌边喝咖啡、抽香烟，等待婴儿一点钟喂奶的时候到来。（我妈亲自给这个婴儿哺乳—我很欣慰地得知我没接受过这种亲密的、带着体温的食物。）我记得因为睡不着，气呼呼地走下楼，唧唧歪歪乱说着，试图插入她们的交谈。我明白她们在谈论一些不想让我听到的事。她们不可理喻地成了好朋友。

我伸手想抓一支烟，我妈妈说：“走吧，别碰这些。我们在说话呢。”艾尔莎吩咐我到冰箱里拿点东西喝，可乐或者淡姜水。我遵命了，不过没拿着上楼，而是走到门外。

我坐在后门台阶上，可是两个女人的声音立刻变得低低的，她们轻柔的惋惜或者安慰的话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清。所以我在后院徘徊起来，走到从纱门透出、映在地上的灯光找不到的地方。

长条形、拐角铺玻璃砖的白房子现在已经易主。尚茨夫妇搬走了，常年住在佛罗里达。他们给我的姑妈们寄来橙子，艾尔莎说，吃了这些橙子，你就再也看不上加拿大卖的橙子了。新来的人挖了个游泳池，主要由两个美丽的十几岁的女儿—在街上遇到我的时候，她们对我视若无睹—还有她们的男朋友们使用。我姑妈们的院子和他们的院子之间，已经长出一些相当高的灌木，不过我仍能看到他们在游泳池周围跑着，互相把对方推搡进池，惊声尖叫着，发出巨大的拍水声。我讨厌他们可笑的举止，因为我对生活的态度是严肃的，对于浪漫我有着一种远为崇高和细腻得多的看法。不过我仍希望博得他们的关注。我真想他们哪个能看到我的白色睡衣在黑暗中移动，真希望他们为此惊声尖叫，以为撞上了一个鬼呢。

注释

〔1〕1867年创作的圣诞颂歌，流行至今。

〔2〕一战中英德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围绕比利时的帕斯尚尔展开，从1917年7月31日延续到11月10日，战况非常惨烈，盟军有32.5万人伤亡，德军有26万人伤亡，最后以英军攻占帕斯尚尔结束。

〔3〕《小熊维尼》中的小主人公。

〔4〕位于安大略省西南部。

〔5〕杰克·本尼（1894—1974），美国喜剧家，经常在广播电视中表演。

〔6〕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会。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加）门罗（Munro, A）著，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ISBN 978-7-5447-4572-7

Ⅰ．①恨…　Ⅱ．①门…②马…③杨…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122号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2001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67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马永波　杨于军

责任编辑　王　珏

特约编辑　张　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

插　　页　2

字　　数　221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2—7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目　录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浮桥

家具

慰藉

荨麻

梁与柱

留存的记忆

奎妮

熊从山那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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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很多年前，那时火车还停靠很多支线，一个额头突出、长满雀斑、一头红色鬈发的女人走进火车站，打听托运家具的事。

火车站的办事员经常和女人开点儿小玩笑，尤其是那些相貌平常的女人，她们似乎很喜欢这样。

“家具？”他说，好像从来没有人托运过家具似的，“那么，你说的是哪种家具呢？”

一张餐桌和六把椅子。一套卧室组合家具、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几个茶几、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瓷器橱和一个碗橱。

“老天呀。你是说整个屋子的家具啊。”

“应该不会那么多，”她说，“没有厨房家具，只有一间卧室的设施。”

她的牙齿全都挤在嘴的前边，好像准备好了要争辩一番似的。

“你需要卡车。”他说。

“不。我要用火车运。运往西部，发往萨斯喀彻温省。”

她大声对他说着，仿佛他是聋子或者傻瓜似的。她发音的方式有点不对头。很重的口音。他觉得是荷兰口音—这里有荷兰移民—但是她没有荷兰女人高大健壮的体格、粉嫩的皮肤或者金黄色头发。或许她还不到四十岁，那又怎样？谁也不能美丽永驻。

他开始谈正事。

“首先，你得用卡车把家具从你的地方运来。然后我们还要弄清楚你发货的目的地是不是在萨斯喀彻温省通火车的地方。不然你要安排接车，比如在勒吉那。”

“是格丁尼亚，”她说，“那儿有火车站。”

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一本油腻腻的地址簿，问她怎么拼写。她拿起一支系在绳上的铅笔，从钱包里掏出一小片纸，在上面写着：GDYNIA。

“这是哪国的语言？”

她说不知道。

他拿回铅笔，在地址簿上一行一行地找着。

“那儿有不少地方住着很多捷克、匈牙利或者乌克兰人。”他说。他这样说的时候想到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这里。在火车线上。”

“好，我想星期五来托运，可以吗？”

“没问题，我们愿为您效劳，但是我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到达，”他说，“要看车次的优先顺序。货到了那边有人接吗？”

“有。”

“星期五下午两点十八分有一趟客货混合列车。早上卡车取货。你住城里吗？”

她点点头，写下住址：展览路106号。

近期城里的房子才编上了门牌号，所以他想象不出这个地址的具体方位，尽管他知道展览路的位置。如果她当时提到麦考利这个名字，他也许会更感兴趣，情况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那边有新房子，虽然叫“战时住房”，却是战后建造的。他猜应该是其中的一间。

“托运时交款。”他告诉她。

“还有，我也要订一张同程的车票。星期五下午。”

“去同一个地方的？”

“是的。”

“你可以坐那趟车先到多伦多，但是要在那儿等夜里十点半的洲际列车。你想要卧铺还是硬座？卧铺可以睡觉，硬座票就只能在硬席车厢整晚坐着。”

她要坐票。

“先到萨德伯里，等去蒙特利尔的车，但不用下车，列车会在那儿转轨，接上到蒙特利尔那趟车的火车头。然后北上，经由亚瑟港再到凯诺拉，一直到勒吉那再下车，换乘支线列车。”

她点点头，觉得他应该着手办理业务并且给她车票了。

他放慢语速说：“不过我不敢保证人和家具一起到达。我想家具可能要晚一两天到。客车优先。有人接你吗？”

“有。”

“好。因为那里不太像车站。那儿的城市和这里可不一样。那里的设施还相当落后。”

她从钱包的布袋里拿出一卷钞票，付了列车客票钱。她还像老太太一样数了数零头。但是，和老太太的数法不一样—她把钱拿在手上，眼睛扫着数过，你能够看出她连一便士都不会漏数。然后，她没有礼貌地转身就走，连再见也没说。

“那么星期五见。”他大声说。

在这么暖和的九月，她穿着黄褐色的长外套，笨重的系带鞋和短袜。

他从热水瓶里倒热水冲咖啡时，她又回来了，敲打窗口。

“我要托运的家具，”她说，“可都是好的，和新的一样。我可不想它们被刮伤或撞坏了什么的。我也不希望它们沾上牲口的味道。”

“哦，好的。”他说，“铁路经常运输货物。家具和猪不放在同一个车厢运输。”

“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能完好无损地运到。”

“当你买家具时，它是在商店里，对吧？那么你知道它们是怎么运到商店里的吗？家具不是在商店里制作的，是在某地某工厂里做的，然后运到商店里去，而且很可能是列车运的。那么，既然情况类似，是不是足以说明铁路是知道如何照顾家具的？”

她继续面无笑容地看着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性的愚蠢。

“我希望如此，”她说，“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车站办事员本应该不假思索地说他认识城里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识城里一半的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核心人物。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真正的城里人是指已经住了很久、也没有搬迁打算的人。他不认识这个要去萨斯喀彻温省的女人，因为她不去他的教堂，不是他孩子们的老师，也不在他去的商店、餐厅或办公室工作。她也没有嫁给他在慈善互助会、秘密共济会、狮子俱乐部或退伍军人协会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看一眼她拿钱出来时的左手就知道—他并不吃惊—她没有嫁给任何人。她穿着那种鞋，那种短袜而不是长筒袜，下午不戴帽子和手套，也许是农场上干活的妇女。但是，她没有那些女人常有的犹豫和局促。她也没有乡下人的那种仪态—她根本就没有仪态。她把他当作一台信息机。另外，她写了一个城里的地址—展览路。她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个穿着朴素的修女，谈论她在丛林里的神职工作—很可能她们为了便于行动而脱掉了修女的服装。这位修女时不时微笑一下，表明她的信仰是要让人们快乐，但是，大部分时间她注视观众的样子，都好像她深信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听她差遣似的。

乔安娜要做的另一件事情耽搁了。她要去“时髦女性”服装店买一套衣服。她从来没有进过那家商店—要买袜子之类的东西时，她都是去卡拉汉男女儿童服装店。维丽茨夫人留给她好多衣服，比如她身上这件总也穿不坏的外衣。还有萨比莎—她在麦考利先生家照看的那个女孩子—从表姐们那里得到很多价格不菲的旧衣服。

在“时髦女性”的橱窗里，两个人体模特套着超短裙和短款夹克。一套是锈金色，另一套是温柔的墨绿色。大片花哨的纸枫叶散落在模特的脚边，或用糨糊粘贴在橱窗上。在大多数人都在关心清扫并烧掉落叶的季节，它们成了这里的宠儿。玻璃窗上成对角线地贴着流畅的手写黑字的广告：简约优雅，秋季风格。

她打开门走进去。

对面是一面穿衣镜，映出维丽茨夫人高档但看不出身材的长外套，还有短袜上方露出的几英寸粗胖的光腿。

当然，服装店这样摆放镜子是有目的的。他们把镜子放在这里，人们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缺陷，那么—他们希望—你会马上决定要买些衣服来改变形象。如果她不是下定了决心并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种明显的把戏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人。

有一面墙上是一排晚礼服，塔夫绸料子，梦幻般的颜色，专门为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准备的。再往里走有一个玻璃衣橱，摆放着凡夫俗子无法触及的六套婚纱。它们或白若泡沫，或香草锦缎，或象牙色蕾丝镶边，或银珠或珍珠绣饰。小巧的紧身衣、荷叶边的领口和奢华的裙子。即使是再年轻些，她也不敢有这样铺张的想法，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事关期望的问题—对转变和极乐的荒唐奢望。

过了两三分钟才有人过来。也许他们那里有窥视孔可以观察她，认为她不是他们需要的那种顾客，希望她会离开。

她不会离开。她走到镜子照不到的地方—从门边地毡走到长毛绒的地毯上—最后，商店后面的帘子终于掀开，“时髦女性”本人走了出来，穿着有闪光纽扣的黑套装。高跟鞋，纤细的脚踝，长筒丝袜紧绷在腿上以至于发出摩擦声，金发贴着化了妆的脸向后梳着。

“我想试试橱窗里的套装。”乔安娜用排练好的语调说，“绿色的。”

“噢，那件可爱的套装，”女人说，“橱窗里是十码的。你看起来要穿—大概是十四码的吧？”

她擦着乔安娜身边走到店后面，那里挂着普通的衣服，有外套和外出服。

“你真幸运，有十四码的。”

乔安娜首先看了价签。很显然是她预想的两倍。她也不想掩饰自己。

“太贵了。”

“这是上好的羊毛。”女人折腾了一番才找到成分标，然后读出材质成分的说明，乔安娜根本没有注意听，因为她正检查镶边做工。

“感觉像丝一样轻，但穿起来有一定的垂度。你看，是全里衬的，上等的丝绸和人造丝衬里。不会像便宜衣服那样坐在椅子上时会宽松下垂或走样。再看，袖口和衣领是天鹅绒的，袖子上也是小天鹅绒包扣。”

“我看见了。”

“花钱买的就是这种精致，便宜货是不可能有的。我喜欢天鹅绒的手感。只有绿色的才有—你知道的，杏黄色就没有，虽然价格一样。”

在乔安娜看来，的确是天鹅绒的衣领和袖口让衣服显得精致豪华，让她渴望买下它。但是她不会这样说。

“也许我可以先试穿一下。”

毕竟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的内衣和腋下清新的爽身粉。

女人明智地让她自己留在明亮的试衣间里。乔安娜像躲避毒药一样回避着镜子，直到她穿好了裙子和上衣。

一开始她只是看衣服。衣服没问题。大小也合身—裙子比她平常穿的短一些，不过她的习惯穿着是不时髦的。衣服还好。关键是露在衣服外面的部分。她的脖子、脸、头发、宽大的手掌，还有粗壮的双腿。

“您觉得合适吗？不介意我看看吧？”

随你便吧，想瞄就瞄一眼吧，乔安娜想，反正就像母猪的耳朵穿不出花儿来，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女人左右看着。

“当然你得穿长丝袜和高跟鞋。感觉怎么样？舒服吗？”

“衣服还好，”乔安娜说，“衣服没什么问题。”

镜子里，女人的脸变了。她的笑容没有了。她看起来失望而不耐烦，不过和蔼了一些。

“有时情况就是这样。穿上才能知道效果。问题是—”她说着，又增加了些许温和劝诱的语气，“问题是你的身材不错，只是比较结实。你骨架大，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巧的天鹅绒包扣衣服不适合你。别为它烦恼了。脱下来吧。”

乔安娜脱到只剩内衣时，女人敲了敲门框，把手伸进帘子。

“试试这件，别管怎样。”

这是一套带衬里的棕色羊毛裙，裙子很长，很优雅，上衣是中长袖，普通圆领。款式简单，只有一根细细的金色腰带。没有那个套装贵，但对于这么简单的衣服，还是价格不菲。

至少长度更得体，裙摆在双腿周围形成一个高贵的涡状。她定定地站好，看着镜子。

这次，没有了好像被硬塞进衣服里去的滑稽样子。

女人走过来，站在她旁边。舒心地笑了。

“是你眼睛的颜色问题。你不必穿天鹅绒。你的眼睛本来就有天鹅绒的光泽的。”

这种奉承乔安娜一定会嗤之以鼻，不过此刻似乎是真的赞美。她的眼睛不大，如果要描述它们的颜色，她会说：“我想应该是棕色的。”不过它们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深棕色，温柔而明亮。

她并非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漂亮什么的。如果她的眼睛是一块布料的话，那么它们的颜色确实不错。

“我敢打赌你不经常穿时装鞋，”女人说，“不过如果穿上长筒袜就会稍微收紧点儿—我敢说你也不戴首饰，也没问题，有这条腰带也不需要首饰。”

为了打断她滔滔不绝的推销，乔安娜说：“那我还是脱下来吧，你好把它包起来。”她很不情愿失去裙子轻柔的重量和金色带子系在腰间的感觉。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靠衣着提高个人形象的愚蠢感觉。

就在乔安娜匆忙换上自己脏兮兮的普通衣服时，女人说：“我只是希望它能用在特殊的场合。”

“应该是我结婚时穿的。”乔安娜说。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不过这不是个大错误—这个女人根本不认识她，也不会对她认识的人提起。可是她本来是要绝口不谈的。她一定感觉她欠这个人什么—她们一起经历了绿色套裙的灾难，一起发现了棕色裙子，这是一种纽带。胡说八道。女人是卖衣服的，她只是成功地做了笔生意。

“哦！”女人叫起来，“啊，那太好了。”

嗯，也许是吧，乔安娜心想，不过也许不是。她可能和任何人结婚。一个想要匹驮马的可怜农夫，或者一个需要护士的患哮喘的半瘫老人。这个女人不知道自己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不过这也不关她的事。

“看得出来你是恋爱结婚，”女人说，仿佛猜到了她这些不高兴的想法，“所以你的眼睛在镜子里发亮。我把裙子用包装纸包好了，你回去拿出来挂上就行了，料子很垂的。如果你需要，简单烫一下就好，也许你甚至都用不着烫。”

接下来该付钱了。她们两个都假装不看，但都在看。

“物有所值，”女人说，“婚姻大事，一生一次。嗯，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乔安娜说。她的脸又热又红，因为事实上还没有提到结婚这件事，甚至在最近的信里也没有提到。她向这个女人透露了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这样做不吉利。

“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女人问，还是那种向往的欢快语气，“第一次是怎么约会的？”

“通过家里人。”乔安娜老实地回答。她并不打算多说，但听到自己继续在说：“在伦敦的西区市场。”

“西区市场，”女人说，“在伦敦。”她本来想说“城堡舞会”上。

“我们和他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一起。”乔安娜说，一边想着，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萨比莎和伊迪丝跟她一起。

“那么，我可以说今天我没有白过。我帮幸福的新娘挑选了结婚的衣服。那足够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女人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带子扎在盒子上，系了个没有必要的大蝴蝶结，然后用剪刀轻巧地把带子剪断。

“我整天在这里，”她说，“有时候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自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布置新橱窗，我这里那里加点装饰吸引顾客，但是有些日子—有时候—我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进那扇门。我知道—人们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但是它们很好。它们是好衣服。想要好的质量就得付高价。”

“人们需要这样的衣服就得来这里，”乔安娜看着晚礼服说，“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你说得对。没别的地方。他们去城里—人们经常去城里，要开车五十甚至一百英里。他们不在乎汽油，劝慰自己那样就能买到比我这里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愿。质量、款式并不比这里好。绝对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是在镇上买的婚纱。或者他们来这里试穿，然后说要考虑考虑再回来买。我想，当然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在伦敦或基奇纳找到同样款式但价格更便宜的，即使不便宜，一旦他们跑了那么远，又厌倦了寻觅，也就会买。”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当地人的话就不会那样。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排外。你不是本地人吧？”

乔安娜说：“不是。”

“你没发现他们很排外吗？”

铁板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习惯独来独往了。”乔安娜说。

“但是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你就不再独来独往了，那不是很好嘛！有时我也想，要是结了婚待在家里该多好啊。当然，我以前结过婚，也有工作。唉。也许月亮上的男人会下凡来爱我，那我就一切就绪了！”

乔安娜得抓紧时间了—女人聊天的愿望耽搁了她的时间。她匆匆返回住所，要在萨比莎放学前把买的东西藏好。

然后她想起来了，萨比莎不在这里，周末被她妈妈的表姐，她的罗克珊阿姨带走了，到多伦多过体面富家女一样的生活，上贵族学校。不过她还是继续快步而行—太快了，以至于有个自作聪明的人倚着药店的墙对她大喊：“哪儿着火啦？”她放慢了些速度，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衣服盒子让人不知所措—她怎么知道商店会有自己粉色的纸盒，上面还印着紫色的大字“时髦女性”，暴露无遗。

她应该知道，在他还没提出结婚时，她自己先提起是很愚蠢的。其他事情说了或写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爱意和渴望，而实际的婚事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好比早上你会说起床，而不说吃早餐，尽管你肯定是要吃的。

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对面沿反方向走过来。没关系—即使走个正对面他也不会注意到她手里的盒子。他会把一根食指举到帽檐处，很有礼貌地等她走过去，可能会注意到她是他的管家，也可能不会。他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可能在想着别的城镇而不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每个工作日—有时忘了，在假日或星期天也是—他穿上三件套、轻便大衣或厚重外套，戴着灰色软呢帽，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展览路走到由马具和皮箱店改成的办公室。人们把它叫作保险公司，因为很久以前他曾经积极地卖过保险。有时人们爬上楼梯去看他，也许询问些政策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土地边界、镇上某块房产或乡下农场的历史问题。他的办公室满是旧的和新的地图，他最喜欢铺开地图，和来人展开讨论，远远超过了所提问题的范围。他一天里会在街上出现三四次，就像现在这样散步。战争期间，他曾经把麦克劳林—别克汽车拆卸了放在车库里，改用步行为他人树立榜样。十五年后，他似乎仍在树立榜样。他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像一个善良的地主视察着自己的田产，或是一个牧师高兴地观察着自己的羊群。当然，他遇到的人有一半不知道他是谁。

镇子已经变了，甚至就在乔安娜生活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生意不断地转移到镇外的高速公路附近，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折扣店，一家加拿大轮胎店，一家有娱乐室和脱衣舞女的汽车旅馆。为了让镇里的商店亮丽起来，人们用粉色、淡紫色或橄榄色油漆粉刷了墙壁，油漆已经在旧砖墙上走样，一些店里已经空空如也。“时髦女性”几乎也不例外。

如果乔安娜是店主，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永远不会进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用什么替代呢？如果你转而经营较便宜的服装，你只能去和卡拉汉以及折扣店竞争，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意。那么，转去经营高级婴儿服和童装，努力吸引那些有钱的祖母和姨妈们来买呢？别管妈妈们了，她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更加精明，她们会去卡拉汉的。

不过，如果是乔安娜来经营的话，她永远拉不到任何顾客。她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会委婉地建议人们去做，但她不会去迷惑或引诱别人来买。她的态度是买不买由你。人们肯定不会买的。

很少有人会喜欢她，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她说再见的时候，萨比莎肯定不会流眼泪—尽管自从萨比莎的妈妈去世，一直是乔安娜像妈妈一样照看她。她离开的时候，麦考利先生会伤心，因为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很难找到替代她的人，不过他所想的也就是这些而已。他和他的外孙女都是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他们无疑会很高兴。乔安娜和两边的邻居都有房产纠纷。一边是邻居的狗在她的花园里挖洞，在洞里埋骨头、取骨头，它应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干这些。另一边是黑樱桃树问题，树长在麦考利先生家的地上，但是结果的树枝大多垂到了隔壁的院子里。两件事都是她小题大做，而且还赢了。邻居的狗被拴了起来，另一边的邻居不再碰黑樱桃。她站到梯子上，就能够到邻居家的院子，但是邻居不再赶走落在树枝上的鸟，由此影响了收成。

麦考利先生会让邻居摘樱桃，也会让狗在花园里挖洞。他会让别人占他的便宜。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是新来的，住在新房子里，他宁愿不去理会他们。当时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房子。房子对面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在那里举办（正式的名字是农业展览，该路因此得名），市场和房屋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大约十几年前，土地被一块块批量卖掉，上面建起了房子—各种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有的带楼梯，有的没有。有些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

麦考利只认识几间房子的主人，并且关系比较好—学校老师，胡德小姐和她妈妈，还有开修鞋店的舒尔茨家。舒尔茨家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曾经是萨比莎的好朋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们在学校是同一年级—至少去年是，萨比莎曾经留过级—又住得很近。麦考利先生对此不曾介意—也许他知道萨比莎不久会离开，去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乔安娜不会选择伊迪丝，尽管这个女孩从不粗鲁，来家里玩时也不惹麻烦。而且她也不笨，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很聪明，而萨比莎则不那么聪明。她会让萨比莎变得狡猾一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既然表姐罗克珊—胡贝尔太太—出现了，舒尔茨家的女儿成了萨比莎孩提时代的一部分。

我准备尽快安排把你所有的家具用火车托运给你，等他们告诉我费用我就预付钱给他们。我一直觉得你现在会需要它。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我过去给你帮帮忙，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在去火车站安排事情之前，她去邮局寄走的信。这是她第一次直接给他寄信。其他的都塞进她让萨比莎写的信里了。他给她的信也是同样的方法，整齐地折好，她的名字乔安娜写在信笺背面，这样就不会弄错了。邮局的人也不会怀疑，节省一张邮票也没什么坏处。当然，萨比莎会告诉外祖父，甚至会偷看写给乔安娜的信。但是，萨比莎不像她那样对和那个老男人在信里沟通感兴趣—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

家具存在谷仓里面，那只是一个镇上的仓库，不是真正的牲畜棚和粮仓。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时，乔安娜发现它们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鸽子粪，一件件胡乱地堆放着，没有任何遮盖。她把拖得动的都拉到院子里，留下足够的空间放她搬不动的大件—沙发、茶几、瓷器橱柜和餐桌。她可以把床架拆卸开来。她用柔软的抹布擦净木头，然后涂上柠檬油，收拾完毕，它们像蜜饯一样光亮。枫树蜜饯—是雀眼枫木的蜜饯。在她看来，这些家具像绸缎床罩和金发一样光彩夺目。它们华丽又时髦，和屋子里她要收拾的令人厌烦的黑檀木雕刻家具迥然相异。她把它们看作是“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她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她仍然这样认为。她把旧被子垫在底下，保护堆在上面的家具，上面用床单罩上，防止落上鸟粪，所以只有薄薄的一层灰尘。但是她在把家具收起来前又做了同样的保养，一一包裹好，刷了柠檬油，只等星期五卡车来。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我今天下午（星期五）就要乘火车离开了。我意识到我没有提前告诉您，但是我愿意放弃我最后的工钱，到下星期一就满三个星期了。双层锅里有炖牛肉，热一下就行了。足够三顿饭的了，也许还可以对付四顿呢。加热后，舀出你要吃的，盖上盖子放进冰箱。记得，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不要变质了。问您和萨比莎好。我安顿好后可能会和您联系。乔安娜·帕里。

又及：我把家具托运给波德鲁先生了，他或许会需要。别忘了加热时，双层锅里要放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没有费力就查到了乔安娜买的票是去萨斯喀彻温省格丁尼亚。他是给车站办事员打电话问到的。他不知道怎样描述乔安娜—她看上去是老还是年轻，瘦小还是不胖不瘦，她外衣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过当他提到家具时，就无需其他描述了。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火车站有几个人在等晚车。起先办事员尽量压低声音，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失窃家具的事情时就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说的是“我想她带走了一些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知道她是谁，有什么企图，绝对不会让她踏上火车的。在场的人听见了他这番断言，传了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问他怎么能阻止一个买了票的成年女子上车，除非他能立刻拿出证据说明她是盗贼。大多传播他的话的人相信他能够而且会去阻止她—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也相信麦考利先生这种挺直身板走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人的权威。

炖牛肉的味道好极了，乔安娜的手艺一直不错，但是麦考利先生却吃不下去。他没有理会盖上锅盖的说明，炉子上留着开着盖的锅，甚至忘记了把炉火关掉，直到水烧干了，一股金属的糊味才让他惊醒。

这是背叛的味道。

他告诉自己要心存感激，至少萨比莎有人照顾着，不用他担心。他的侄女—实际上是他妻子的表妹，罗克珊—写信告诉他说，她夏天去辛科湖的时候，从萨比莎的表现来看，这个女孩可以应付得来。

“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和你雇用的那个女人无法应付蜂拥而来的男孩子。”

她没有进一步地问他是否想要找另一个玛塞尔，不过那就是她的意思。她说会送萨比莎去好学校，至少在那里能学会仪态和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无济于事。

家具的事让他烦恼。还有肯·波德鲁。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即乔安娜买车票的那天—麦考利先生收到肯·波德鲁的信，要求他：（1）为放在麦考利先生谷仓里的家具预付一些钱，因为那是属于他（肯·波德鲁）和亡妻玛塞尔的，或者（2）如果他没有法子办到的话，就卖掉家具，卖出多少钱算多少钱，尽快把钱汇到萨斯喀彻温。他没有提到岳父借给他这个女婿的钱，完全抵得上家具的价值，甚至超过卖家具的钱。肯·波德鲁真的忘了那一切了吗，还是他只是希望—更有可能是这样—他的岳父忘记了？

表面上看，他现在拥有了一家旅店。但是他的信里充满对前店主的谩骂，说他在种种细节上误导了他。

“如果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我还能运作好它。”可难关是什么？他急需钱，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欠前一个店主的还是银行的，或者私人放贷什么的。还是老一套—绝望、哀怨的语气中夹杂着傲慢，一种整件事情有欠于他的感觉，因为玛塞尔让他遭受的伤害和耻辱。

带着诸多的疑虑和担忧，但是想起肯·波德鲁毕竟是他的女婿，参加过战争，经历了婚姻中鬼才知道的困难，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封信，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家具卖个好价钱，也很难办到，所以随信附寄一张支票，作为纯粹个人借款。他希望女婿心存感激，并记起以前借过他类似数额的借款—他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家具的价钱。他附上日期和数量。除了大约两年前归还的五十美元（当时答应随后定期归还），他没收到其他还款。他的女婿一定知道，由于这些没有偿还的无息贷款，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减少了，不然他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

他本想加上：“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但是又决定不写了，因为那会暴露他的愤怒，或许还有软弱。

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

亲爱的肯·波德鲁先生：

我想，我应该写信向您表达我的感谢，感谢你在给你女儿的信中对我的赞扬。你不必担心我会离开。你说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很感激你这样说，因为一些人觉得像我这种他们不清楚来历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想说说我的事情。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结婚时抛弃了我。我五岁时被带到孤儿院。盼望着她能回来，但是她没有。后来我习惯了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人也不错。十一岁时我参加一个项目来到加拿大，住在狄克松家，在他们的菜园里工作。该项目也包括上学，但是我没有真正学过什么。冬天，我在房子里为太太们工作，但是环境迫使我考虑离开。按当时的年龄，我长得够高够壮，因此找到了一个在私立疗养院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我不在乎这份工作，但是为了更多的报酬我又去了扫帚厂工作。老板维丽茨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经常来厂里视察工作，我们有点儿谈得来。那里的环境让我呼吸有困难，所以她说我应该去为她干活，于是我就去了。我和她在北部的哀鸠湖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打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情，甚至开摩托艇和汽车。我学会了阅读，因为她的视力太弱了，她喜欢我给她朗读。她九十六岁时去世。你也许会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生活啊，但是我很快乐。我们每顿饭都一起吃，后来一年半时间我都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她死后，她家人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收拾行李。她留给我一些钱，我想他们为此不快了。她想让我用来读书，但那意味着我要和小孩子一起上学。所以，当我看到麦考利先生登在《环球邮报》上的广告，我就来了。我需要工作来减轻对维丽茨太太的思念。我想我这么啰嗦我的故事让你够烦的了，但是你会松一口气了，因为我已经说完了。谢谢你的赞扬以及带我去集市。我不喜欢坐车或吃那些东西，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被人接纳。

你的朋友，

乔安娜·帕里

伊迪丝以乞求的语气和苦恼不堪的表情大声读着乔安娜的信。

“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看了我一眼就抛弃了我—”

“别读了，”萨比莎说，“我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她怎么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她的信加进去的？”

“她只是拿过去放进信封，在外面写地址姓名，因为她觉得我的字不够好。”

伊迪丝用了透明胶带才把信封的封盖粘牢，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黏度了。“她爱上他了。”她说。

“噢，呸呸，”萨比莎说，摸着肚子，“不可能。老乔安娜。”

“他究竟说了她什么啦？”

“只是说我应该怎么尊敬她，如果她离开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们有她照料是很幸运的，他没有给我一个家，外祖父一个人也不能抚养一个女孩子之类的话。他说她是位淑女。他说他看得出来。”

“所以她就爱上了。”

信被用透明胶带封好，在伊迪丝那儿放了一夜，以免乔安娜发现信没有寄出去。她们第二天早上才拿去邮局。

“现在我们看他回信会写什么。等着瞧。”伊迪丝说。

好久没有回信。等信来了，又令人失望。她们在伊迪丝家把信拆开，里面没有给乔安娜的信。

亲爱的萨比莎：

今年圣诞节我手头不宽裕，连两美金都无法寄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身体健康，圣诞快乐，学习进步。我身体一直不太好，患了支气管炎，我每年冬天都会生病，不过圣诞节前我病得起不来还是第一次。你从地址上会看到我搬了新地方。公寓在闹市区，很多人来开派对。这是一家供膳寄宿处，很适合从来不善于买菜做饭的我。

圣诞节快乐。

爱你的爸爸

“可怜的乔安娜，”伊迪丝说，“她会伤心的。”

萨比莎说：“谁在乎呢？”

“除非我们来做。”伊迪丝说。

“什么？”

“给她回信。”

她们要打字，不然乔安娜会认出不是萨比莎爸爸的笔迹。打字不成问题。伊迪丝家有打字机，在前屋的牌桌上。她妈妈结婚前做文员，现在还有时帮人打印信件赚点钱，人们觉得这样打出的信看起来正规一些。妈妈教过伊迪丝简单的打字方法，希望将来有一天，伊迪丝也能做文员。

“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很抱歉我不能爱上你，因为你脸上全是丑陋的斑点。”

“我是认真的。”伊迪丝说，“闭嘴。”

她打着字，“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大声念着，停下来思考着，她的声音变得非常严肃和温柔。萨比莎趴在沙发上，咯咯地笑着。当她打开电视时，伊迪丝说：“拜—托，放那些狗屎我怎么能集中我的感—情呢？”

萨比莎和伊迪丝单独在一起时经常用“狗屎”、“婊子”和“老天爷”这样的粗话。

亲爱的乔安娜：

我很高兴收到你夹在萨比莎信里的信件并了解了你的生活。尽管维丽茨太太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你的生活一定是很悲哀和孤独的。你始终勤劳，从不抱怨，我想说我很钦佩你。我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从来没有真正地安定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里感到不安和孤单，仿佛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总是结识很多人和他们交谈，但是有时候我会自问：谁是我的朋友？这时我收到了你的信，你在结尾写着，你的朋友。我想，她真是这个意思吗？如果乔安娜愿意告诉我她是我的朋友，这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圣诞礼物啊。也许你认为这样结束一封信是出于礼貌，那么你还不真正了解我。无论如何，圣诞快乐。

你的朋友，

肯·波德鲁

信到了乔安娜手中。给萨比莎的信也是打字的，因为一封手写一封打字是不合常理的。这次她们省了力气，打开信封时非常小心，不会有暴露内情的透明胶带了。

“我们为什么不打印一个新的信封？如果信是打字的，信封不也应该打字吗？”萨比莎自以为聪明地说。

“因为新的信封是没有邮戳的。傻瓜。”

“要是她回信了怎么办呢？”

“我们会读的。”

“啊，如果她回信，直接寄给他呢？”

伊迪丝不想表现出她没有想到这一点。

“她不会的。她很狡猾。你也立即给他回信，让她觉得可以把信塞在你的信封里。”

“我讨厌写信。”

“写吧。这不会要你的命的。难道你不想看看她说些什么吗？”

亲爱的朋友：

你问我是否很了解你，足以做你的朋友，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了解。我生活中只有过一个朋友，就是维丽茨太太，我很爱她，她对我也好，但是她已经去世了。她比我大得多，和年长者做朋友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死去，会离开你。她太老了，有时甚至会叫错我的名字。尽管我并不介意。

我要告诉你一件怪事。你让摄影师在集市拍的照片，你和萨比莎，还有她的朋友伊迪丝和我的那张，我把它放大了，镶了镜框摆在客厅里。拍得不是很好，他肯定也没少向你收费，不过总比没有强。前天，我在掸灰时，想象我可以听见你对我说“你好”。“你好”，你说，我看着相片上你的脸，我想，啊，我一定是疯了。或者这是有信要来的信号。我只是闹着玩，并不相信那样的事。但是昨天就来了信。所以我很容易就成了你的朋友。我总是能找到办法忙个不停，但是找到一个真朋友可是全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

你的朋友，

乔安娜·帕里

当然，这封信不能直接放进信封。萨比莎的爸爸发现提到他没有写过的信会产生怀疑的。乔安娜的信被撕成碎片，冲下了伊迪丝家的马桶。

当来信说到旅店的事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那是夏天。萨比莎完全是凭运气碰到了那封信，因为她已经离开这里三个星期了，她住在辛科湖畔，姨妈罗克珊和姨父克拉克的别墅里。

萨比莎走进伊迪丝家的第一句话是：“哦喔哦喔，这里真臭。”

“哦喔哦喔”是她从表姐妹们那里学来的。

伊迪丝嗅着空气。“我什么都没有闻到。”

“跟你爸爸的店的气味相同，只是没那么严重。一定是他们的衣服和东西带回家来的。”

伊迪丝负责熏蒸汽和打开信封。从邮局回来的路上，萨比莎在面包房买了两块法式巧克力点心。她躺在沙发上吃着自己那份。

“就一封信。为了你，”伊迪丝说，“可怜的老乔安娜。当然他从来没有真正收到过她的信。”

“读我给听听，”萨比莎听天由命地说，“我满手都是黏糊糊的。”

伊迪丝一本正经地读，几乎都不停顿。

呵，萨比莎，我转运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在布兰登，而是到了一个叫格丁尼亚的地方。我不再为以前的老板工作。我胸部的病让我这个冬天过得极为艰难，他们，我的老板们，认为我应该出来走动走动，即使有可能发展成肺炎。于是我们就争执起来，最后我们都决定该分道扬镳了。但是运气是个奇怪的东西，正在这时我拥有了一家旅店。要解释其中的原委太过复杂，如果你外祖父想知道，就告诉他一个欠了我钱的人没有现金还账，就把旅店抵给了我。这样我就从供膳寄宿处的一间卧室搬进了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原来连张床都没有，现在我有很多张床了。早上醒来知道自己成了老板真是太美妙了。我要装修房子，大量修缮，天气一转暖就开工。我需要雇人帮忙，以后还得雇个好厨师开餐饮间。那应该很受欢迎的，镇上还没有这个。希望你身体健康，学习进步，养成好习惯。

爱你的爸爸

萨比莎问：“你有咖啡吗？”

“速溶的，”伊迪丝说，“干吗？”

萨比莎说，别墅里人人都喝冰咖啡，非常迷恋。她也很喜欢。她起身在厨房乱折腾了一通，烧开水，把牛奶和冰块与咖啡搅拌在一起。“我们真的应该吃香草冰淇淋。”她说，“哦，我的老天呐，那不是很妙吗。你不想吃你的法式点心了？”

哦，老天呐。

“是的，想全部吃掉。”伊迪丝说。

萨比莎身上所有的改变仅发生在三个星期里—这段时间，伊迪丝一直在店铺里做工，因为她妈妈手术后在家里休养。萨比莎的皮肤是诱人的金棕色，头发剪短了，松软地围绕着脸庞。是表姐剪的，还给她烫了发。她穿着运动装，短裤剪成裙子的样子，前面有纽扣，肩膀上有蓝色褶边。她的身材丰满了一些，当她倾身去拿放在地上的冰咖啡时，露出光滑夺目的乳沟。

乳房。它们一定在她离开前就开始发育了，但是伊迪丝没有注意到。也许你有天早上醒来就有了这东西。或者不是。

不管它们是怎么来的，似乎都表明一种不劳而获而且绝对不公平的优势。

萨比莎总是谈论她的表姐妹们，还有别墅的生活。她会说：“听着，我得告诉你，这是个让人尖叫的—”接着她就慢慢讲述罗克珊姨妈和克拉克姨父吵架时说的话，玛丽·乔如何翻了车，以及没有驾照却开着斯坦的车（谁是斯坦？），把他们都带到汽车旅馆—让人尖叫的地方或故事的要点不知怎么从来都说不清楚。

不过，过了一阵儿，其他事情令人尖叫了。夏天的真正冒险。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们—包括萨比莎—睡在船屋的楼上。有时她们互相呵痒打闹—她们会合伙攻击一个人，搔她痒，直到她叫饶命，同意脱下睡衣让大家看她长没长阴毛。她们讲寄宿学校女生的故事，她们用梳子把儿，牙刷把儿干那事。哦喔哦喔。一次，几个表姐上演了一场真人秀—一个女孩趴到另一个身上，假装男孩，她们把腿缠在一起，呻吟，喘息，放肆胡闹。

克拉克姨父的姐姐和丈夫度蜜月来看望他们，有人看见他把手伸进她的泳衣里。

“他们真的彼此相爱，他们白天晚上都做爱。”萨比莎说，把垫子抱在胸前，“人们那样爱着的时候会情不自禁。”

一个表姐已经和一个男孩做过了。他是夏天来度假区花园帮忙的。他驾船带她出海，威胁说如果不答应他，就把她推到海里。所以那不是她的错。

“她不会游泳吗？”伊迪丝问。

萨比莎把垫子夹在大腿间。“噢噢，”她说，“感觉真好。”

伊迪丝了解萨比莎所感受到的所有令她快乐的痛苦，但是她震惊于有人会说出来。她自己被它们吓到了。几年前，她还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把毯子夹在腿间睡觉。妈妈发现了，告诉她说，她认识一个总是这么做的女孩子，最后不得不通过手术解决问题。

“他们曾经朝她泼冷水，但是没有治好，”她妈妈说，“所以要去动手术。”

不然她的器官会充血堵塞，她会死掉。

“停下来。”她对萨比莎说。但是萨比莎不顾一切地继续呻吟着说：“这不算什么。我们都这么做。你没有垫子吗？”

伊迪丝起身去厨房，把空的冰咖啡杯里倒满冷水。等她回来时，萨比莎无力地瘫在沙发上，笑着，垫子被甩到地上。

“你以为我在干什么？”她说，“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开玩笑？”

“我口渴了。”伊迪丝说。

“你刚喝了一大杯冰咖啡。”

“我想喝水。”

“不能和你开玩笑。”萨比莎坐起来，“如果你这么口渴，为什么不喝？”

她们闷闷不乐地坐着，直到萨比莎终于开口说话，以和解但有些失望的语气。“难道我们不给乔安娜再写封信了吗？我们给她写封情意绵绵的信吧。”

伊迪丝已经对写信失去了兴趣，但是她庆幸萨比莎还没有。尽管有辛科湖和乳房的事，想要控制萨比莎的感觉又回来了。她叹息着，好像不情愿地掀掉打字机的罩子。

“我最亲爱的乔安娜—”萨比莎说。

“不行。那太恶心了。”

“她不会这么想。”

“她会的。”伊迪丝说。

她想知道是否应该告诉萨比莎关于器官充血的危险。她决定不说。一方面，那种信息来自妈妈警告她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信。它还不至于那么不可信，比如相信在房间里穿橡胶脚垫会损害视力的程度，但是无法预知—将来也许会。

另一方面—萨比莎会笑她。她会嘲笑那些警告—即使你告诉她法国巧克力点心会让她发胖，她都会笑。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

“你上次来信让我欣喜—若狂—”萨比莎说。

“—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很开心，那就是你—”

“我夜晚无法入睡，因为渴望拥抱你—”萨比莎用双臂搂着自己来回摇晃着。

“不行。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那是什么意思—‘群居’？她不会懂这个词的。”

“她懂。”

听了这句话，萨比莎不再作声了，也许伤了她的感情。最后伊迪丝读出结尾：“我要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你还要加些什么？”

“穿着你的睡衣在床上读信，”萨比莎说，她总是能很快恢复元气，“想象我拥抱着你，吮吸你的乳头—”

亲爱的乔安娜：

你上次的来信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就是你。尽管过着群居的生活，我常常感到孤单，不知道求助于谁。

我在信中已经告诉萨比莎关于我的好运气，还有我如何准备经营旅店的事。我没有告诉她去年冬天我病得多么厉害，因为不想让她担心。我也不想让你担心，亲爱的乔安娜，只是想告诉你，我经常想起你，渴望看到你甜美亲切的脸。当我发烧时，我想我真的看到你的脸俯向我，听见你的声音告诉我说，我很快就会好起来，我能感到你善良双手的救助。我当时在供膳食的寄宿处，等我的烧退了，人们都在取笑我，问谁是乔安娜。但是我为自己清醒过来却发现你不在而甚感悲哀。我真的在想，是否你会从天而降，来到我身边，尽管我知道那不可能发生。相信我，相信我，对我来说，最漂亮的电影明星也不能像你这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否能告诉你其他事情，因为它们很甜蜜，很亲切，但是可能会让你难为情。我不想结束这封信，我感觉此时此刻我正在我们黑暗静谧的房间里搂着你，轻轻地和你说话。但是我必须停笔了，我只能想象你读信并且脸上泛红的样子。如果你穿着睡衣在床上读信，想着我多么渴望拥抱你，那该有多么美妙。

爱你的肯·波德鲁

令人惊奇的是，居然没有回信。萨比莎写完她那半页信，乔安娜把它放进信封，写了地址，就没有别的了。

乔安娜下了火车，没有人接她。她不让自己为这种事担心—她一直在想，也许她的信还没有到。（事实上信已经到了，躺在邮局里，没有人取，因为肯·波德鲁去年冬天病得很严重，现在真的患了支气管炎，好几天没有来拿信了。今天又来了一封，是麦考利先生的支票。但是已经过了兑付期。）

让她更担心的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镇。车站是一个围起来的棚子，沿墙摆了长凳，售票处的窗子拉着木头窗板，还有一个货棚—她想是放货物的—但是推拉门推不动。她透过木板的缝隙朝里面打量，直到眼睛适应了黑暗。里面是空的，一片泥地。没有装家具的货箱。她叫了好几声：“有人吗？里面有人吗？”但是没有回应。

她站在站台上，试图辨别方向。

大约半英里外有一座小山，上面长着树，很容易看见。从火车上看到的沙土路，她以为是通向一块田地的后巷—那应该就是路了。现在她看见树丛间散落的低矮的房屋轮廓—还有一个水塔，从这个距离望去就像一个玩偶，一个长腿的锡兵。

她拎起箱子出发了—这不是太难；毕竟她已经把它从展览路拎到另一个火车站了。

虽然有风，但仍是个热天—天气比她离开安大略时要热—就连风也是热的。她的新裙子外面穿着那件旧外套，不然放在箱子里太占地方了。她期待地望着前面镇子的树荫，但是当她到达那里时，她发现不是又密又窄没有多少阴凉的云杉，就是参差不齐的窄叶棉白杨，随风摆动，太阳照样透射下来。

这个地方令人泄气，完全不正规，也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人行道或铺路的街道，除了一座砖砌的谷仓一样的大教堂之外，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门上有一幅画，画着面色如土、瞪着蓝眼睛的圣家族。它得名于一位不知名的圣人—圣·凡泰克。

所有房屋从位置到设计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它们和马路或街道都呈不同角度，大多数窗子都很小气，位置也不统一，挡雪门廊像盒子一样钉在门上。院子里都没有人，为什么要有人呢？没有什么要照料的，只有棕色的草丛和一簇已经结籽的大黄。

主街，如果是主街的话，只在一侧筑起了木制的人行道，还有一些不结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间杂货店（包括邮局）和一家汽车修理铺似乎在营业。她以为是旅馆的一座两层楼房，实际上是银行，而且关着门。

虽然两只狗对着她叫，但她看见的第一个人是个男人，正在汽车修理铺前忙着把链子装到卡车后部。

“旅店？”他说，“你走过了。”

他告诉她旅店在车站附近，朝铁轨的另一方向走过去一点点就是。墙壁刷成蓝色，很好找。

她把箱子放下，不是因为灰心丧气而是需要休息一下。

他说如果她愿意等一小会儿的话，他可以开车送她过去。虽然她是头一回接受这样的帮助，她还是很快坐进了卡车闷热、油腻的驾驶室，颠簸着开下她刚走过的泥土路，铁链在后面绝望地哐啷哐啷响着。

“那么—你从哪里带来的热浪？”他问。

她说从安大略，语气平淡，显然不想进一步深谈。

“安大略。”他遗憾地说，“到了。你要找的旅店。”他的一只手离开方向盘，对着她从火车上看见过的两层楼的平顶建筑挥了挥手，卡车同时倾斜了一下。她原来以为那是一大间无主的，也许是废弃的住房。既然已经目睹过镇上的房子，她知道不应该这么轻易地排除这种可能性。房子上盖着铁板，压成砖形，漆上了淡蓝色。入口处的上方有一个霓虹灯管组成的“旅店”字样，没有点亮。

“我是个傻瓜。”她说着，给了那个人一美金做车费。

他笑了。“收好你的钱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着呢。”

一辆体面的普利茅斯轿车停在旅店外。车很脏，但是这样的泥土路怎么能不脏呢？

门上是香烟和啤酒品牌的广告。她等卡车掉了头才敲门—敲门是因为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在开门营业。然后，她推了推门，看是不是开着。门开处是一个到处灰尘的小房间，有一架楼梯，从这里上去是一间黑暗的大房间，里面有桌球台，地面没有打扫，空气中混合着走气啤酒的味道。穿过大房间，在一间侧屋里，她可以看见镜子的微光，空荡的货架和柜台。这些房间都拉着严实的窗帘。唯一可见的光是从两个小圆窗透进来的，原来窗子安在双向弹簧门上。她继续走，进入一间厨房。光线好一点了，因为对面墙上有一排高高的—挂满灰尘的—窗子，没有窗帘。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生命的迹象—有人在桌子旁吃过东西，留下一个沾着干番茄酱的盘子，还有半杯冷的黑咖啡。

厨房的一扇门通向外面—这扇门是锁着的—一扇门通向食品储藏室，里面有几罐食物，一扇门通向杂物间，一扇门通向内部楼梯。她爬上楼梯，她的箱子在前面一路磕磕碰碰，因为空间太窄了。二楼正对楼梯处是厕所，马桶座圈立着。

走廊尽头卧室的门是开着的，她在那里找到了肯·波德鲁。

看到人之前，她先看到了他的衣服。他的夹克挂在门角，裤子挂在门把手上，拖到了地上。她立刻想到不能这样对待好衣服，于是她大胆地走进房间—把箱子留在走廊里—想要把衣服挂好。

他躺在床上，身上只盖着被单。毯子和衬衣散落在地上。他不安地呼吸着，仿佛要醒了。她说：“早上好。哦，是下午好。”

明亮的阳光照进窗子，几乎直射在他的脸上。窗子关着，空气污浊不堪—难闻的气味部分来自用作床头柜的椅子上那满满的烟灰缸。

他习惯不好—在床上抽烟。

她的叫声没有唤醒他—或者他处于半睡半醒中。他开始咳嗽。

她发现他的咳嗽很严重，那是病人的咳嗽。他挣扎着抬起身，眼睛仍然闭着，她走到床边扶住他。她想找块手绢或一盒面巾纸，但是什么都没有，于是她伸手拿起地上的衬衫，迟些时候她可以再洗。她想要仔细看看他吐了什么东西。

他折腾了一阵，嘟哝着，躺了下去，喘着气，她记忆中那张自信迷人的脸令人反感地扭曲着。以他的状态她确信他在发烧。

他咳出的东西呈黄绿色—没有腐烂的气味。她把衬衫拿到厕所的水池。令她惊奇的是，她竟然找到了一块肥皂。她把衬衫洗好，挂在门钩上，然后彻底洗净了自己的双手。她不得不用棕色的新裙子把手擦干。裙子是她在另一个小厕所里穿上的—火车上的女厕所—就在几小时以前。她原来还在想要不要化化妆呢。

她在门厅的橱柜里找到一卷卫生纸，拿到房间，预备他再咳嗽时用。她捡起毯子给他盖上，把百叶窗向下拉到窗台位置，把结实的窗扇抬高了一两英寸，用倒空的烟灰缸支起来。然后她在客厅里把棕色裙子脱下来，换上了箱子里的旧衣服。现在，这里还用得着漂亮的衣服或化妆吗。

她不确定他病得有多严重，但是她照顾过维丽茨太太—也是个烟瘾很重的人—经历了几次支气管炎发作，她想她应付得来，暂时不用看医生。同一个门厅的橱柜里有一堆褪色的旧毛巾，不过很干净，她把一块毛巾打湿，帮他擦了胳膊和腿，希望能帮他退热。这样他差不多半醒了，又开始咳嗽。她扶他起来，让他吐到卫生纸里，又检查了一下，然后扔到厕所里，洗了手。现在她可以用毛巾擦手了。她下楼到厨房找到一个杯子，以及一个空的大姜汁汽水瓶，灌满了水。她想让他喝点水。他喝了一点，抗拒着，她就让他躺下。过了五分钟左右，她又试了一次。她又接着试了几次，直到她觉得再这样他就会呕吐出来了。

他一咳嗽，她就把他扶起来，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轻轻拍背，帮他减轻胸部的负担。他几次睁开眼睛，似乎对她的存在并不感到警觉和吃惊—也不为此感到感激。她又用毛巾帮他擦身，小心地用毯子迅速盖上刚刚冷却的部分。

她发现天开始黑了，于是就来到下面的厨房，找到了灯的开关。灯和旧电炉可以用。她打开炉子，热了一罐鸡米粥，端上楼，把他叫醒。他用勺子吞下了一些粥。她利用他短暂清醒的当口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点头说有，但在试图告诉她放在哪儿时又变得非常困惑。“在垃圾筐里。”他说。

“不，不会吧，”她说，“你说的不是垃圾筐吧。”

“在—在—”

他试图用手比画什么形状。眼里盈满了泪水。

“不要紧，”乔安娜说，“不要紧。”

好在他的烧终于退了。他睡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咳嗽。然后又开始发热了。这时她已经找到了阿司匹林—在厨房的抽屉里，同螺丝起子、灯泡，还有一卷合股线放一起—她给他喂了几片药。不久他又剧烈地咳嗽了一阵，但是她觉得他没有把药咳出来。他躺下后，她把耳朵贴在他胸部，听他的喘息。她想找点芥末做个热敷药，但显然没有芥末。她再次下楼热了些水，用盆端上来。她想让他弯腰，用毛巾给他蒙上，这样可以呼吸到蒸汽。他只配合了一小会儿，但也许是起作用了—他咳出了大量的痰。

烧又退了，他睡得更安稳了。她在另外一个房间找到一把扶椅，拖进来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然后想了起来，起身，摸摸他—体温好像稳定下来了—她帮他掖了掖毯子。她自己盖着经久耐用的花呢外套，是维丽茨太太送的。

他醒了。已经是早上了。“你在这里干吗？”他嗓子的声音沙哑虚弱。

“我昨天到的。”她说，“我把你的家具带来了。还没到呢，不过就快到了。我来时你生病了，夜里大部分时间你都病着。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他说：“好些了。”接着开始咳嗽。她不需要扶他了，他自己坐了起来。但是她还是走过去，拍他的背。咳完后，他说：“谢谢。”

现在触碰到他皮肤时所感受到的温度同她自己的差不多。他的皮肤还很光滑—没有粗糙的痣，没有脂肪。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肋骨。他就像一个纤细的病孩子。他闻起来有玉米的味道。

“你把痰吞下去了。”她说，“不要这样，这对身体不好。这儿有卫生纸，你得吐出来。吞进去肾会出问题的。”

“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说，“你找到咖啡了吗？”

咖啡壶里面黑糊糊的。她清洗了一番，把咖啡煮上。然后她梳洗整理自己，想着该给他吃些什么。储藏室里有一盒饼干。她一开始想和上水，后来发现了一罐奶粉。咖啡煮好了，她把一盘饼干放在烤炉里。

他一听见她在厨房里忙碌着，就起来去了厕所。他比自己想象的更加虚弱—他不得不俯下身子，一只手支在水箱上。然后他在门厅橱柜底部找到了一件内衣，那里是他放干净衣服的地方。现在他弄清楚这个女人是谁了。她说过她带来了他的家具，尽管他没有让她或任何人这么做—他根本没有要过家具，只是要了钱。他应该知道她的名字，但是想不起来了。所以他打开她的钱包，它就在门厅的地上，在她的箱子旁边。有个名字标签缝在钱包衬里上。

乔安娜·帕里，以及岳父家的地址，展览路。

还有别的东西。一个装有纸币的布袋，里面有二十七加元。另一个布袋装着零钱，他没有费神去数。一个浅蓝色的银行存折。他很自然地打开，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期待。

几个星期前，乔安娜把维丽茨太太给她的全部遗产转到她的银行账户上了，加上她攒下来的钱。她对银行职员解释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得着。

数目不是那么惊人，不过还是挺可观的。她有了一定的资本。在肯·波德鲁看来，这笔钱给乔安娜·帕里这个名字增了光。

“你是穿着棕色的裙子吗？”当她拿着咖啡回来时，他问。

“是的，我刚到这儿的时候是。”

“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原来是你。”

“就像在你的另一个梦里一样。”乔安娜说，她有斑点的额头熠熠发光。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力气去询问。可能是她夜里在这儿时他醒来之前做的梦—他现在记不起来的一个梦。他又咳嗽了，不那么剧烈了，她递给他一些卫生纸。

“现在，”她说，“把你的咖啡放在哪里呢？”她把搬来的木椅向他推了推，这样他更容易够到。“好啦。”她说，然后用胳膊扶起他，把枕头垫在他背后。枕头很脏，没有枕套，不过她昨晚已经在上面铺了毛巾。

“你能不能看看楼下有没有香烟？”

她摇摇头，不过还是说：“我去看看。烤箱里烤着饼干呢。”

肯·波德鲁有借给别人钱的习惯，也习惯朝别人借钱。他遇到的大多麻烦事—或者说是他卷进去的麻烦—都和无法拒绝朋友有关。忠诚。他不是被和平时期的空军开除的，而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而辞职的，那个朋友在一个混乱的派对上对长官不敬。在混乱的派对上，一切都会被当作玩笑，而不是冒犯—这是不公平的。他也丢了肥料公司的工作，因为他在星期天擅自开着公司的卡车穿越美国国界去接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打了人，害怕被捉住和起诉。

对朋友不可缺少的忠诚成了和老板相处的困难。他承认他很难屈服。在他的词典里，“是的，先生”和“不，先生”不是那么容易的词。他虽然没被保险公司辞退，但是多次被调来调去，他们似乎在挑动他辞职，最后他真的辞职了。

喝酒是部分原因，这得承认。以及，他认为未来的生活应该比任何一个当口的“现在”要更英雄主义一些。

他喜欢告诉人们，他是玩扑克牌赢了这家旅店。他不太爱赌博，但是女人们喜欢他这样说。他不愿意承认是别人用来抵债的，之前他都没有看过。甚至在看过之后，他依然告诉自己，这个旅店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自己做老板的想法的确吸引着他。但他没指望这是人们愿意住下来的地方—除了秋季时的猎人。如果能找到一个好的厨师，他会把它看作一个喝酒的场所和一家饭店。但是在改变这一切之前他先要投资。要装修—他自己做不来，尽管他还是很能干的。如果他可以度过冬天，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证明他的良好实力，也许可以得到银行贷款。但是他需要一小笔钱度过冬天，这样他就想到了他的岳父。他宁愿找别人试试，但是没有人这么容易有闲钱。

他觉得以建议卖家具的方式提出要求是个好主意，他知道老人家永远不会有精力去做的。他意识到还有以前未付清的贷款，数目不是非常具体—但是他认为那是自己应得的，因为他在玛塞尔行为不良的那段时间赡养过她（那时他自己还没有不良行为），还因为他在存有疑问的情况下承认萨比莎是自己的孩子。另外，麦考利是他唯一认识的一家人，他们的钱不是现在活着的人赚的。

我带来了你的家具。

现在，他想不明白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太疲惫了。她拿来饼干（没有香烟）时，他更想睡觉而不是吃东西。为了让她满意，他吃了半块。然后大睡起来。她把他翻到一边，然后再翻到另一边，把脏床单从他身子底下拉出来，换上干净床单，再把他翻过去，这样就不用让他下床或弄醒他，在她做这些的时候他还是半睡半醒。

“我找到了一条干净床单，但是像抹布一样薄，”她说，“味道也不好闻，所以我把它挂在绳子上晾了一会儿。”

后来，他意识到他在梦里听了很久的声音真的是洗衣机的声音。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热水箱已经不能用了。她一定是在炉子上烧了几盆水。后来，他还准确无误地听到自己汽车启动开走的声音。她一定是从他的裤袋里拿到了钥匙。

她也许会开着他唯一值钱的东西离开，把他抛在一边，他甚至无法给警察打电话去捉她。就算他能够到电话，电话线也是断的。

总是有可能的—盗窃然后逃逸—但是他在新床单上翻了个身，闻到草原上风和草的气息，他继续睡去，确信她只是出去买牛奶、鸡蛋、黄油、面包和其他东西—甚至香烟—那是体面生活的必需品。他确信她会回来，在楼下忙碌着。她活动的声音就像他下面的一张网，是上天派来、不应质疑的恩惠。

现在他生活中存在着女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女人：一个年轻，一个年长（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她们互相认识，随时准备撕扯彼此的头发。近来他从她们那里听到的只是号叫和抱怨，中间夹杂着她们爱他的愤怒宣言。

也许还是让她们自己解决为好。

在商店买杂货时，乔安娜听到了火车的声音，开车回旅店时，她看见火车站停了一列车。她还没停下肯·波德鲁的车，就看见家具箱堆在站台上。她和工作人员说话—那是他的车—这些大箱子的到来让他非常吃惊和恼怒。她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个男人有卡车—她坚持要一辆干净卡车—那个男人住在二十英里外，有时会拉拉货。她用车站的电话联系他，半贿赂半命令地让他马上过来。然后，她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照看箱子，直到卡车来。晚饭时，卡车到了，男人和他儿子卸下所有家具，抬进旅店的主房间。

第二天，她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打定了主意。

这一天，她判断肯·波德鲁可以坐起来听她说话了。于是她说：“这地方是个无底洞。镇子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应该拿出所有能变卖的东西，换成现金。我不是指托运来的家具，我是说像桌球台和厨房里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应该把房子卖给会把铁皮当垃圾剥掉的人。你觉得没有价值的东西总是能派上些用场的。那么—你拿到旅店前有什么打算？”

他说他原来想去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那里有个朋友曾经告诉他有个管理果园的工作。但是他去不了，因为汽车需要换新轮胎，长途旅行前还需要维修，而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生活费上。接着旅店的所有权就落到他的手上。

“像一吨砖块。”她说，“花钱换轮胎和修车比填在这里好。应该在下雪以前就离开这里。我们到了那里也能用上铁路运来的家具。足够布置一个家了。”

“那份工作也许不太有把握。”

她说：“我知道。不过没关系。”

他明白她确实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应该没问题的。你可以说这样的情况正符合她的风格。

不是他不领情。他认为感激不应该是一种负担，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并没有人要求感激的时候。

开始考虑新生活了。这是我需要的改变。他以前就说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温和的冬天，常绿树木和成熟苹果的气息。我们需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家。

他有他的自尊，她想。要考虑到这一点。最好不要提及他在信中对她的坦白。她来之前已经把信毁了。事实上，每封信读到能够背下来时她就立即销毁，那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她不想让它们落入年轻的萨比莎手中，还有她那个令人讨厌的朋友。尤其是最后那封信的部分内容，关于她的睡衣，在床上读信什么的。不是因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而是写到纸上就会让人觉得庸俗或愚蠢，会让自己成为笑料。

她估计他们不会经常见到萨比莎。但如果他想要见她，她是不会妨碍他的。

对这种责任的强烈感觉，实际上并不是新的体验。她对维丽茨太太也有同感—另一个需要照料和管理的相貌姣好、反复无常的人。结果肯·波德鲁比她想象的更有甚者，还有她不得不面对的这个男人与维丽茨太太存在的差异，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是她处理不好的。

维丽茨太太之后，她的心枯萎了，她还以为会一直这样。现在它充满了如此温暖的激荡，如此忙碌的爱情。

大约在乔安娜离开两年后，麦考利先生去世了。他的葬礼是英国圣公教会举行的最后一个葬礼。很多人到场。萨比莎—和她妈妈的表姐，那个多伦多的女人一起来的—现在她沉默寡言、漂亮、出人意料的苗条。她戴着精致的黑色帽子，从不主动和人讲话，甚至好像都不记得他们了。

报纸上的讣告说，麦考利先生的后人有外孙女萨比莎·波德鲁、女婿肯·波德鲁、波德鲁先生的现任妻子乔安娜，以及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奥莫尔，居住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萨蒙阿姆。

伊迪丝的妈妈朗读着—伊迪丝从来不看当地报纸。当然，结婚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闻—对伊迪丝的爸爸来说也不是，他正在前屋角落里看电视。唯一的新闻是奥莫尔。

“她有孩子了。”伊迪丝的妈妈说。

伊迪丝在厨房的桌子上做拉丁文翻译。

你不要去问，知道是罪，对于我对于你—〔1〕

在教堂里她打定主意，如果萨比莎不先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她。

她不是真的害怕被发现—虽然她不明白为什么没有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她以前古怪的自我和现在的自我不应该有什么联系—更不要说她期待的那个真正自我，当她离开这个城镇，远离自以为了解她的人们时。是结局的改变让她郁闷—它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平淡无奇，而且令人耻辱，就像某种玩笑或不合时宜的警告在试图纠缠着她。在她一生要完成的计划中，哪里提过她要对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个叫奥莫尔的人负责呢？

她不理会妈妈，写到：“你不必问，这是我们不应该知道的—”

她犹豫着，咬着铅笔头，然后带着满意的战栗写完了最后一句：“—命运为我安排了什么，或者为你—”

注释

〔1〕出自贺拉斯著名诗篇。

浮桥

她曾经离开过他。离开的直接原因其实不值一提。他和一个少年团伙混在一起（他称呼他们“悠悠”）。他匆忙吞下她刚烤好的姜汁蛋糕，而那本来是那天晚上聚会后准备做甜点的。她不被注意地—至少是尼尔和悠悠们没有注意—离开了房子，坐在大街上一间三面遮蔽的棚子里，公交车一天在这里停两次。她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而且她还要等好几个小时。她坐在那儿，读木墙上所有写着或刻着的东西。各种各样的首字母缩写，写着某某彼此相爱到永远。罗里·G.吮吸阴茎。登克·卡提斯是同性恋。加纳先生也是（加上）。

吃屎的H.W.甘支统治。绝命快闪。上帝憎恨猥亵污秽。凯文·S.死定了。阿曼达·W.美丽甜蜜，我希望他们不要把她关进监狱，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爱着她。我要他妈的V.P.女士坐在这里读着你写的这些可恶的脏东西。

看着这些连珠炮似的人类的宣泄—尤其困惑于关于阿曼达·W.的那句真心真意且书写整齐的句子，基妮想知道写这些东西的人当时是否独自一人。接着，她幻想自己坐在这里或某个类似的地方，一个人在等待公交车。如果她继续执行现已决定的计划，她一定会实现这个愿望的。她会忍不住在公共场所的墙上发表声明吗？

现在，她感觉自己和那些写下这些东西的人有了某种关联—这种感觉源自于她的愤怒，些许的愤怒（也许是些许？）以及她向尼尔实行报复的兴奋感。但是她正在经历的生活中，也许没有什么人可以让她生气，欠她什么，或可能因为她的行为受到奖惩，或真正受到影响。她的感觉可能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除了她自己—但是这种感觉在她心里膨胀开来，压迫着她的心脏，令她窒息。

毕竟她不是世界上人们趋之若鹜的那种人。她很挑剔，以她自己的方式。

当她站起来走回家时，还没有看到车的影子。

尼尔不在。他送男孩子们回学校了。当他回来时，有人已经到了，是提早来赴约的。等她恢复平静后，她告诉他自己做了什么，那可能会成为一个笑话。实际上，它确实成了一个笑话，她在公司讲了很多次—省略了或只是大致描述了她在墙上读到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跟我去？”她问尼尔。

“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

肿瘤医师举止很像教士，事实上他在白色罩衫里穿了件黑色圆翻领衬衫—说明他刚刚完成例行公事的配药。他的皮肤年轻光滑—看起来像奶油糖果一样。他头顶上是浅黑色的头发，冒着细细的绒毛，很像基妮自己炫耀的鬈发。不过她的头发是灰棕色，像老鼠毛。一开始，基妮还曾想过他会不会既是病人又是医生。接着又觉得他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接近病人，让他们感觉更舒服。头发很可能是移植的，或者这只是他喜欢的发型。

你不能问他。他来自叙利亚、约旦或医生很受尊重的地方。他拘泥于礼节。

“总之，”他说，“我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

她从空调房间里出来，走进安大略八月下午刺眼的阳光中。有时太阳穿透云层，有时留在薄云后—怎样都是热。停着的汽车、人行道以及其他建筑的砖瓦，似乎都在对着她轰炸，仿佛它们都是各不相干的物件，以荒唐的次序向她抛来。这些天，她不是很适应改变后的环境，她想要一切都熟悉而稳定。信息的改变也是一样。

她看见篷车从停靠的路边开过来，驶下街道来接她。它是浅蓝色的，微微发亮，颜色令人生厌。生锈的地方重新油漆过的蓝色更淡些。贴纸上写着：我知道我开的是一辆破车，但是你应该看看我的房子。尊敬你的母亲—地球，以及（下面是最近新贴的）使用杀虫剂，除草，引发癌症。

尼尔过来帮她。

“她在车里。”他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急切，模糊得像一种警告或是乞求。他匆忙紧张的神情告诉基妮，现在不是把她的新闻告诉他的时候，如果那可以叫作新闻的话。当尼尔和其他人一起的时候，即使是一个人，只要没有基妮，他的行为就会不同。他会变得更活跃，更热情，更迷人。基妮不再为此感到困扰了—他们在一起已有二十一年。她自己也变了—她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反作用—变得更保守，有点爱讽刺。一些伪装是必要的，或只是因为太习惯了而无法丢掉。像尼尔的老式外表—班丹纳印花头巾，蓬乱的灰色马尾，金牙套一样闪闪发光的小金耳环，还有他逃犯一般的破烂衣服。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去接来家里帮工的女孩。他在少年犯感化院见过她，他做老师，她在食堂工作。感化院就在他们住的城外二十英里远的地方。几个月前女孩辞去了厨房的工作，看管一个主妇生病后的农场。离这个地方不远，好在她现在有时间。

“那个女人怎么啦？”基妮问，“她死了吗？”

尼尔说：“她住院了。”

“一样。”

他们要在短期内做很多安排。把前屋所有的文件都清理出来，以及将报纸和杂志含有的相关文章存盘—这些已经堆满了书架，堆得高及天花板了。两台电脑、旧打字机和打印机。所有这些都要找个地方放好—暂时的，尽管没有人这样说—放在别人的房子里。前屋要变成病房。

基妮对尼尔说，他至少可以保留一台电脑，放在卧室里。但是他拒绝了。他没有说明原因，不过她明白，他认为不会有时间用电脑。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年里，尼尔的所有业余时间几乎都用来组织和举办活动。不仅是政治上的活动，还有努力保护历史建筑、桥梁和墓地的活动，保护街道两边和古老森林里边缘区域的树木不被砍伐，保护河流不受有毒排水的污染，保护上好的土地免于被开发，规劝当地人不赌博。总是要写信件和请愿书，向政府部门游说，分发海报，组织抗议。前屋是发泄愤慨的地方（基妮认为，那给了人们很大满足），也是充斥着糊涂主张和争论的地方，还可以看到尼尔富有胆略的那种乐观。现在房间突然空了，让她想起第一次走进这座房子时的情景，她父母挂着帘子的复式房子，想起那些摆满书的架子，窗子上的木板，光亮地板上那些漂亮的中东地毯，她总是记不住名字。她购买的卡纳雷托印刷品，贴在自己大学宿舍间光秃的墙壁上。泰晤士河畔市长大人旅行日。她其实贴上了，尽管不再留意它。

他们租了一张医院的床—他们还不真正需要它，不过趁着有还是弄一张，因为经常供不应求。尼尔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挂起一个朋友淘汰给他的厚窗帘。上面有大酒杯和黄铜马饰图案，基妮觉得它们很丑陋。但是她现在明白了，总有一天，丑陋和漂亮都为一种目的服务，那时，你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过是个挂钩，悬挂你体内那些任性的情感，以及你思想的零零碎碎。

她已经四十二岁，直到现在，她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尼尔比她大六岁。所以她想，按自然规律，她也会经历他现在的这种状态，有时她会担心自己不知如何应付。有一次，睡觉前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温暖而实在。她曾经想过当他死去时，她能握着或轻抚着这只手，哪怕只有一次。她不能接受那个事实—他死去、气数已尽的事实。不论多久前就预见到这种状态，她都不能接受。内心里她无法相信他对这一刻一无所知。对她一无所知。想到他没有那种想法，她感到一种迷惘，一种可怕的坠落感。

但同时也有一种兴奋感。当一连串灾难有希望将你从生活的所有责任中解脱出来时，你会感觉到无法形容的兴奋。因为羞愧，你必须镇定并保持安静。

“你去哪里？”当她把手抽回时，他问道。

“不去哪里。翻个身。”

既然碰巧现在她有这种感觉，她想知道尼尔是否也有类似感觉。她问过他是否习惯了这个想法。他摇了摇头。

她说：“我也没有。”

接着，她说：“别让悲伤心理治疗师来。他们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先发制人给你打击。”

“别折磨我了。”他说，声音里带着少有的愤怒。

“对不起。”

“你不必总是把什么都看得那么淡。”

“我知道。”她说。但是事实上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的事件也分散了她大部分注意力，她发现很难再有什么想法。

“这是海伦，”尼尔说，“从现在开始，她将照料我们。她不能容忍任何废话。”

“太好了。”基妮说。她一坐下，就伸出手。但是女孩可能没有看见，她的手低垂在两个前座之间。

或许是她不知如何是好。尼尔说过她来自不可思议的环境，一个绝对不开化的家庭，并且发生了一些你无法想象会在当今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一个边远的农场，一个死去的母亲，一个智力残障的女儿以及一个专横、精神错乱、乱伦的老父亲，还有两个小女孩。海伦是大的那个，她十四岁时和老人打了一架，离家出走。一个邻居收留了她，报了警，警察带走了妹妹，两个孩子都被送到儿童救济院的收容室。老人和他的女儿—也就是她们的父母—都被安置在了精神病院。养父母收留了海伦和她妹妹，她们身心都很健全。她们被送去读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悲惨时光，不得已要一直留在一年级。但是她们学到的知识足够她们找到工作了。

尼尔起动了篷车，女孩子开始说话了。

“你选择了这么热的一天出门。”她说。这应该是她听别人开始聊天时说过的那类句子。她说话的语气生硬、平淡，充满敌意和不信任，但即便这样，基妮知道现在不应该计较。某些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乡下人—在世界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感觉热可以开空调。”尼尔说，“我们有老式的空调—把窗子摇下来就是了。”

他们在下个拐角转弯，这是基妮没有想到的。

“我们得去医院。”尼尔说。“别慌。海伦的妹妹在那里工作，她那儿有海伦要拿的东西。是吧，海伦？”

海伦说：“是的。我的好鞋子。”

“海伦的好鞋子。”尼尔抬头看看镜子，“海伦·萝西小姐的好鞋子。”

“我的名字不是海伦·萝西。”海伦说。听起来这似乎不是她第一次这么说。

“我这么叫因为你的脸是玫瑰红色。”尼尔说。

“我不是。”

“你是。对不对，基妮？基妮同意我的说法，你的脸像玫瑰那样红扑扑的。海伦玫瑰脸小姐。”

女孩子的确皮肤柔嫩红润。基妮还注意到她有近乎白色的睫毛和眉毛，婴儿绒毛般金黄色的头发，嘴唇没有抹任何口红，但不是那种没涂口红的正常状态。她的状态就像小鸡刚出壳的样子，仿佛还有一层皮肤没有长好，最后还要长一层更粗硬的毛发。她一定是对皮疹和传染病很敏感，容易有刮伤和瘀痕，嘴周围容易发炎，白色的睫毛间会有麦粒肿。不过她看起来并不柔弱。她的肩很宽，瘦削但骨架很大。她看起来也不笨，尽管她有小牛或小鹿的那种直率表情。一切都显露无遗，她的注意力，整个人的性格都暴露在你面前，带着一种无辜的—对基妮来说—也是讨厌的力量。

他们正走在通向医院的山坡上—基妮也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并进行了第一个化疗疗程。医院对面是墓地。这是条主干道，每次来都要经过这里—过去他们来镇上只是买东西，或是少有的看场电影消遣一下—基妮会说“多让人沮丧的景色”或者“这是不是太不方便了”之类的话。

现在她保持沉默。墓地不会让她烦恼。她意识到它不重要。

尼尔一定也意识到了。他对着镜子说：“你猜那墓地里有多少人？”

海伦沉默了片刻。然后—相当阴沉地—说：“不知道。”

“他们都是死人。”

“他又开始气我了，”基妮说，“那是四年级水平的笑话。”

海伦没有回答。她也许从来没有念到四年级。

他们开到医院大门那里，在海伦的指点下绕到后面。人们穿着病号服出来抽烟，其中一些还拖着输液瓶。

“你看那条长凳，”基妮说，“哦，没关系，我们已经开过了。它有个标志牌—谢谢，请不要抽烟。但那是让人们出来散步时坐的。他们为什么出来？为了抽烟。那么他们不应该坐下吗？我不明白。”

“海伦的妹妹在洗衣房工作。”尼尔说，“她叫什么名字，海伦？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洛伊丝。”海伦说，“在这儿停车。好的，就是这里。”

他们到了医院后翼的停车场。除了一扇紧闭着的卸货门，一楼没有入口。另外三层楼有门通向防火通道。

海伦下了车。

“你知道怎么进去吗？”尼尔问。

“很容易。”

防火通道离地面有四五英尺高，但是她却有办法抓住栏杆，把自己悠上去，也许脚踩在一块松动的砖上。几秒钟的事。基妮不知道她怎么办到的。尼尔在笑。

“去吧，姑娘。”他说。

“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基妮说。

海伦已经跑上三楼，消失了。

“如果有，她也不会用的。”尼尔说。

“真有勇气。”基妮费力地说。

“不然她永远不会冲出来，”他说，“她需要使出所有的勇气。”

基妮戴着宽檐草帽。她摘下帽子，开始给自己扇风。

尼尔说：“对不起，好像没有什么阴凉处可以停车。她很快就会出来的。”

“我看起来很奇怪吗？”基妮问。尼尔习惯了她这么问。

“你很好。反正这附近也没有人。”

“我今天看见的男人不是我以前看见过的那个。我想这一个比较重要。可笑的是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也许他这样是为了让病人安心。”

她想继续说下去，把医生说的话告诉他，但是他却说：“她妹妹不像她这么聪明。海伦总是要照顾她，保护她。鞋的事—很典型。难道她不会自己买鞋吗？她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她还是和收养她的人一起住，在乡下的什么地方。”

基妮没有继续说下去。扇风用去了她大部分力气。他观察着建筑。

“我希望他们不会因为她到处乱走而把她拖出来，”他说。“违反规定。她可不是守规则的人。”

过了几分钟，他吹了一声口哨。

“她来了。她来了。向最后的直线跑道冲去。她会不会跳之前先停一下？看一看再跳？她会吗—不。不会。喔—喔。”

海伦手里没拿着鞋。她跳进车，砰地把车门关上说：“愚蠢的白痴们。我一上去就有一个卑鄙的家伙拦住我。你的牌子呢？你得戴牌子。我看见你从防火通道进来的，不能这样。好吧，好吧，我要找我妹妹。你现在不能见她，不是休息时间。我知道，所以我才从紧急通道进来，我只是要拿点儿东西。我不用和她说话，不想占用她的时间，只是拿东西。那可不行。我行。你不行。接着我开始大声叫洛伊丝，洛伊丝。他们所有的机器都在转，里面有两百度，他们脸上都是汗，洛伊丝，洛伊丝。我不知道她在哪里，能不能听见我的叫声。但是她冲出来，一看见我—哦，该死。哦，该死。她说，我去了，可是忘拿了。她忘了拿我的鞋了。我昨天晚上还打电话，提醒她。可是你看，该死，她忘了。我本想揍她一顿的。你现在出去，他说。下楼，出去。不要走紧急通道，那是违法的。真讨厌。”

尼尔不停地笑，一边摇着头。

“那么她忘记拿回你的鞋？”

“忘在了琼和马特家。”

“真不走运。”

基妮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开车，好通点风？扇风不管用。”

“好吧。”尼尔说。他倒车，调头，他们再次经过熟悉的医院前，相同或不同的人在抽烟，穿着沉闷的病号服，带着吊针在散步。“海伦，告诉我们要去哪儿？”

他对着后座叫：“海伦？”

“什么？”

“去那些人家我们该怎么走？”

“哪些人家？”

“你妹妹住的地方。你鞋子在的地方。告诉我们该怎么走。”

“我们不去他们的家，我不告诉你。”

尼尔将车转回来时的原路。

“我先这样开着，等你想好具体方向。上高速路是不是好些？或者到镇中心？我该从哪里开始呢？”

“不从任何地方开始。哪也不去。”

“不是太远，是吗？为什么不去？”

“你已经帮了我一次了，那就够了。”海伦尽可能向前倾身，把头伸到尼尔和基妮的座位中间。“你带我去医院，那还不够吗？你不必一路开着车帮我忙。”

他们减慢车速，拐进一条小道。

“那太傻了，”尼尔说，“你要到二十英里外的地方去，而且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再回来。也许你会需要那些鞋。”

她没有作声，他又问了一遍。

“或者你不知道路？你不知道从这里怎么走吗？”

“我知道。但是我不告诉你。”

“那么我们转一转。随便转，直到你准备告诉我们。”

“我不会准备好的。我不想告诉你们。”

“我们可以回去看你妹妹。我敢说她会告诉我们。现在到了她的休息时间了，我们可以送她回家。”

“她上晚班，怎么样。”

他们穿过镇中基妮以前从来没有来过的地方。他们开得很慢，经常转弯，以至于没有什么风吹进车里。木板封起来的工厂、打折店、当铺。现金、现金、现金—有栅栏的窗子上一个闪亮的招牌上写着。还有一些房屋，破烂不堪的旧复式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建造起来的独门独户的木制房屋。一个小院子堆满了待售的东西—衣服挂在一根绳子上，桌子上满是碗碟和家庭用品。一只狗在桌子下嗅来嗅去，几乎要把桌子撞倒。台阶上坐着的女人，抽着烟，招待着稀少的顾客，好像心不在焉。

一间街角商店前面，一群孩子在吃冰棒。站在边上的一个男孩—可能不超过四五岁—把冰棒向篷车扔去。力气大得惊人。竟然打到基妮一侧的车门，就在她胳膊下面，她轻轻叫了一声。

海伦把头从后窗伸出去。

“你想把胳膊吊在绷带上吗？”

那个孩子开始号叫。他没有和海伦顶嘴，也不指望永远失去的冰棒了。

海伦把身子缩回篷车里，对尼尔说：“你是在浪费汽油。”

“在城北？”尼尔说，“城南？北南东西？海伦告诉我们该去哪里最好。”

“我已经说过了。今天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我也说过，我们要为你拿到那些鞋子才回家。”

不论语气多么严厉，尼尔还是保持着微笑，脸上挂着一种故意的、无助的愚蠢表情。一种狂喜袭来的表情。狂喜袭遍了尼尔的全身，他整个人充满了这种愚蠢的狂喜。

“你真固执。”海伦说。

“你会明白我有多固执。”

“我也是。我和你一样固执。”

基妮似乎可以感觉得到海伦脸颊的炽热，它们和她挨得很近。当然也可以听到女孩的呼吸，由于兴奋而粗重的呼吸，有点哮喘的迹象。海伦就像一只家猫，精神会紧张得丧失理智，也太容易在座位间跳来跳去，不应该用任何车辆携带。

太阳又透过云层照射着。高悬在天空中，如黄铜般的色泽。

尼尔把车转向有茂密老树的路上，那里的房屋也更像样一点。

“好点了吗？”他对基妮说，“阴凉一些吗？”他压低了嗓音，语调亲密，仿佛有关女孩的事情可以暂时放一下了，都是废话。

“走沿途风景好的路。”他对着后座说，音调又提高了些，“我们今天要走景观之路，特别优待海伦玫瑰脸小姐。”

“也许我们应该，”基妮说，“也许我们应该开回家。”

海伦插话进来，差不多是在叫喊，“我不想耽误任何人回家。”

“那你就给我指路。”尼尔说。他努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让它听起来严肃些。不能再微笑了，但不论他怎么努力掩盖，还是忍不住要笑出来。“让我们去那里完成使命，然后就开回家。”

这样慢慢开过了半个街区，海伦抱怨着。

“如果非得去那就去吧。”她说。

他们没开多久，过了一个区，尼尔又对基妮说：“没看见小溪。也没有房屋。”

基妮问：“你说什么？”

“银溪房产。在招牌上写着。”

他一定是看到了一个她没有看见的招牌。

“转弯。”海伦说。

“左还是右？”

“在拆卸场。”

他们经过拆卸场，废旧的汽车在松垮的铁栅栏后半隐半现。车上了小山坡，经过一扇通往沙土矿井坑的门，来到山中一个凹陷的大坑前面。

“就在那儿。前面是他们的信箱。”海伦大声说着，有些自豪的样子，他们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她读出上面的名字。

“马特和琼·柏格森。就是他们。”

几只狗叫着跑下短道。一只又大又黑，一只小些，棕褐色，像只小狗。它们围着车轮跳来跳去，尼尔按了按喇叭。接着，另一只毛皮光滑、带微蓝斑点的狗—这只更狡猾、更有目的性—从长长的草丛里溜出来。

海伦叫它们闭嘴，趴下，滚开。

“除了品拓，其他的不必害怕。”她说，“另外两只是胆小鬼。”

他们在堆着砂石的宽敞凌乱的空地上停下来。一边是带铁皮顶的谷仓或工具棚，另一边的玉米地边缘，是一个废弃的农舍，大部分砖已经脱落，露出黑色的木墙。现在有人住的房子是一辆拖车，安装了很好的平屋顶和雨篷，拖车后面的花园看起来像玩具栅栏。拖车和花园还算体面整洁，其他地方都是四处乱丢着可能还有用的东西，或是仅仅是扔在那里等着生锈、烂掉。

海伦已经跳出车外，教训着那几只狗。但是它们继续从她身旁跑过去，对着车又叫又跳，直到一个男人从棚子里走出来，叫住了它们。基妮听不明白他吓唬那些狗的话和狗的名字，不过狗都乖乖地安静下来了。

基妮戴上帽子。这期间她一直拿在手上的。

“它们仅仅是在炫耀。”海伦说。

尼尔也下了车，正和狗果断地交涉着。棚子里出来的男人朝他们走来。他穿着的紫色T恤衫被汗浸湿了，贴在胸和肚子上。他胖得都有乳房了，肚脐像怀孕的女人一样突出，像巨大的针垫架在他的肚子上。

尼尔伸出手和他打招呼。男人在工作裤上擦了擦手，笑着和尼尔握手。基妮听不见他们讲的话。一个女人从房车里出来，打开玩具车门又随手拴上了。

“洛伊丝忘记把我的鞋带给我了。”海伦对她说道，“我还给她打了电话，都嘱咐好了，但她还是忘记了，所以洛克尔先生带我来拿。”

女人也很胖，尽管不像她丈夫那么胖。她穿着粉红色的穆穆袍〔1〕，上面有阿兹特克太阳，头发挑染了一条条的金色。她沉着而热情地从沙土路上走来。尼尔转过身来自我介绍，然后带她到篷车这边，把基妮介绍给她。

“很高兴认识你。”女人说，“你是那位身体不好的女士吗？”

“我还行。”基妮说。

“那么既然来啦，就进来坐坐吧。别在外面，这么热。”

“哦，我们只是路过。”尼尔说。

男人走近了一些。“我们屋子里有空调。”他说。他在查看篷车，他的表情亲切友好，但是略带轻蔑。

“我们顺路来拿鞋子的。”基妮说。

“既然到这里了也不是光拿回鞋子就行了，就不能那么简单了。”女人—她的名字叫琼—说着，笑起来，好像如果他们不进去坐坐就说不过去了。“你们快进来休息一下吧。”

“我们不想打扰你们的晚餐。”尼尔说。

“我们已经吃过了。”马特说，“我们吃得早。”

“还剩下各种各样的辣酱汤。”琼说，“你们得进来把辣酱汤‘消灭’掉呀。”

基妮说：“真是谢谢你们。不过我吃不下什么东西。这么热的天我不想吃东西。”

“那么你最好喝点儿什么，”琼说，“我们有姜汁饮料，可乐。我们还有桃汁杜松子酒呢。”

“啤酒，”马特对尼尔说，“你喜欢蓝啤酒吗？”

基妮把尼尔叫到车窗旁边。

“我不行。”她说，“就告诉他们我不行。”

“你知道你会伤害他们的感情的。”他小声说，“他们很友好。”

“但是我不行。也许你可以去。”

他弯下身子。“你知道如果你不来会怎样。好像你是瞧不起人家。”

“你去吧。”

“你进去就会感觉好的。空调对你有好处。”

基妮还是摇头。

尼尔直起身体。

“基妮想待在这里，这儿阴凉。”

琼说：“欢迎她到房间里休息—”

“我倒真想喝一杯蓝啤酒。”尼尔说。他转向基妮勉强地笑了笑。在她看来，他显得沮丧而气愤。“你真的没事吗？”他很大声地问，每个人都能听见。“真的？你不介意我进去一会儿吗？”

“我不会有事的。”基妮说。

他把一只手放在海伦的肩膀上，一只手放在琼的肩膀上，同她们一起走向拖车。马特好奇地对基妮微笑着，也跟了过去。

这次他叫狗跟着他，基妮听出了它们的名字。

古博。莎莉。品拓。

篷车停在一排柳树下。这些树高大而古老，但是叶子稀疏，树影摇曳，没有多少阴凉。不过能独自一人待着就是一种很大的解脱了。

今天早些时候，他们从住的镇子沿着高速路行驶时，在路边小摊前停下，买了些不太熟的苹果。基妮从脚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咬了一小口—多少看看自己能不能吃得下，胃能不能接受。她需要点东西让自己不再想着辣酱汤，还有马特突出的肚脐。

没有问题。苹果又酸又硬，但不是特别酸，如果她小口咬，慢慢咀嚼，可以接受。

尼尔这种样子她已经见过几次了—或者差不多这样。可能是关于学校的某个男孩子。很随意甚至很轻蔑地提到的名字。惆怅的表情，有点儿歉意但又有些不服气的傻笑。

但是家里从来没有别人需要她来应付，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男孩造访的时间到了，他要走了。

所以这次也会结束的。不要紧。

她想知道是否昨天比今天更无关紧要。

她下了车，让车门开着，这样她就能拉着里面的把手。外面的一切都太热了，无法握得很久。她要看看自己是否站得稳。她在阴凉里走了几步。一些柳树叶已经变黄。有些落在地上。她从树荫里向外望着院子里的一切。

一辆撞凹的送货卡车的两个头灯都不见了，旁边的名字也用油漆盖住了。手推童车的座位被狗咬掉了。一堆柴火倒在地上。没有堆起来。一堆巨大的轮胎，大量的塑料罐子，一些油罐和旧木板，一些橙色塑料油布皱巴巴地贴在棚屋的墙上。棚屋里有一辆重型通用卡车，一辆破旧的小型马自达卡车和一辆农用拖拉机，还有一些完整或破碎的工具，松脱的车轮，把手以及金属棒，有没有用就要看你的想象力了。人们要负责的东西真多啊。正如她自己曾经负责过各种照片、官方信件、会议备忘录、剪报，以及她设计的存在磁盘上的很多东西，而在她去化疗时，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这里的东西最后也许会被扔掉。如果马特死了，一切也都会被处理掉。

她想到玉米地里去。现在玉米已经高过她的头了，也许比尼尔还要高呢—她想到玉米地的阴凉处去。她带着这种单纯的想法走去。谢天谢地，狗已经被带进屋里去了。

没有栅栏。玉米地一直延伸到院子里。她径直走过去，走到两行间距狭窄的垄沟里。叶子拂过她的脸，像油布的飘带一样打到肩膀上。她得摘掉帽子，这样它才不至于被刮跑。每根玉米秆上都有玉米棒子，像包裹着的婴儿。一股强烈的、几乎令人厌恶的蔬菜味，以及湿淀粉和热汁液的气味。

她怎么想就会怎么做。她一走进玉米地，便想躺下来。躺在粗糙宽大的叶子阴凉下，直到尼尔叫她出去。也许到那时也不起来。但是玉米垄沟的间隙太小，根本躺不下，她忙着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很生气。

她生气与最近发生的事情无关。她记得一天晚上，一群人坐在她家客厅的地板上—或者说是会议室—玩那些严肃的心理游戏。其中一个是让人更诚实、更开朗的心理游戏。你要说出看到每个人时你头脑中想到的东西。尼尔的朋友，一个叫艾迪·诺顿的白发女人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但是，基妮，我每次看到你想到的只有一点，装得规规矩矩的人。”

基妮不记得当时做何反应。也许不应该有什么反应。她现在头脑里想的是：“为什么说你不想这样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每当人们说不想说什么，实际上他们是想说吗？难道你不觉得既然我们这么诚实，至少我们应该从这个开始吗？”

她在心里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回答了。她在心里向尼尔指出那种游戏简直是闹剧。因为轮到艾迪时，有人敢对她说些不愉快的话吗？没有，绝对没有。他们会说她“精力旺盛”或者“像泼出的冷水一样诚实”。他们都怕她，就是这样。

现在，她—“泼出的冷水”大声嚷着，语气尖酸刻薄。

其他人对她说过比较善意的话。“花孩”或“春天的圣母”。她知道大家说的意思是“复仇的玛侬”，但是她没有更正。她为坐在那里听别人对她的看法感到气愤。大家都错了。她既不胆小，也不顺从，自然和纯洁也与她无关。

当然，在你死去的时候，这些错误的评价却留了下来。

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她遇到了人们在玉米地里最容易发生的事情—迷路。她一垄一垄地穿过，而且可能改变过方向。她试图按原路返回，但显然不是原来走过的路。云层遮住了太阳，所以她分不清哪边是西。她也不知道自己进玉米地时是按哪个方向走的，所以这方面也没什么帮助。她静静地站着，什么都听不见，只有玉米叶的沙沙声和远处车辆的声音。

她的心跳动着，如同未来还有很多年可活的人一样。

接着一扇门开了，她听到了狗叫声，马特的大叫声，门被猛地关上的声音。她推开玉米秆和叶子，朝声音的方向走过去。

实际上她根本没有走多远。她一直在玉米地的一个小角落里磕磕绊绊地摸索着。

马特朝她挥手，同时向狗发出警告。

“别害怕它们，别害怕。”他叫道。他和她一样向篷车走去，只是从另一个方向。他们走近以后，他放低嗓音说话，也许这样显得亲密些。

“你应该来敲门的。”

他以为她是到玉米地里去小便的呢。

“我跟你丈夫说要出来看看你，看你有没有事。”

基妮说：“我很好。谢谢。”她上了车，但是没关门。如果她关门，他可能会有受了侮辱的感觉。而且，她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他肯定想吃辣酱汤。”

他在说谁呀？

尼尔。

她在颤抖，出汗，脑子里嗡嗡响，好像两只耳朵之间拉着电线。

“如果你喜欢吃，我可以给你拿点儿来。”

她摇了摇头，保持着微笑。他抬起手里的啤酒瓶—似乎是在向她致敬。

“喝吗？”

她又笑着摇摇头。

“你不喝点啤酒吗？我们这里的啤酒很好喝。”

“不，谢谢。”

“水也不喝吗？我们这里的水很干净。”

“不用了，谢谢你。”

如果她转过头，看到他紫色衬衫下的肚脐，她会呕吐的。

“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语气变得快乐和得意起来，“有一个家伙出了门，用一只手拿着一罐子辣根（horseradish）。他爸爸问，你拿辣根去哪儿？

“我去找马（horse）。”他说。

“没有辣根你抓不到马。”

“明天早晨回来，你能看到最好的马。看到我的马。放在马厩里。”

我不想给人错误的印象。我们不应该太乐观了。但是看来我们在此有些意外的收获。

“第二天爸爸又看见他出去。胳膊下夹着一卷胶带（duck tape）。你现在去哪儿？”

“我听妈妈说晚餐要吃鸭子（duck）。”

“傻瓜，你觉得要用胶带去抓鸭子吗？”

“等着瞧吧。”

“第二天回来，他胳膊下夹着一只又大又肥的鸭子。”

看来故事明显缩水了。当然，我们希望的东西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不是指战斗结束了，只是说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信号。

“爸爸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夜里，就是第二天夜里，他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大捆树枝出去了。”

有利的信号。我们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更多的麻烦，但是可以说我们会谨慎地持乐观态度。

“你拿的是什么树枝？”

“褪色的柳枝。”

“好吧，”爸爸说，“你等一小会儿。”

“你等一小会儿。我去拿帽子，和你一起去！”

“我受不了啦。”基妮大声说。

她在心里对医生说。

“什么？”马特说。孩子气的挑衅表情占据了他的脸，他还在傻笑。“现在你怎么了？”

基妮摇着头，手按着嘴巴。

“只是个玩笑，”他说，“我没有要冒犯你。”

基妮说：“不，不是。我—不是。”

“不要紧，我要进去了。我不想再占用你时间了。”他转身背对着她，连狗都没理。

她没有对医生说过那样的话。为什么要说呢？不是他的错。但事实是她真的受不了了。他所说的话让一切变得更难了。让她不得不倒回去，重新开始这一年。它夺走了最基本的自由。一种她不曾知道的保护膜被揭开，暴露了她的痛处。

马特认为，她去玉米地小便的想法使她真的去做了。她下了车，谨慎地站着，分开大腿，撩起宽宽的棉布裙。她今年夏天已经习惯了穿宽大的裙子，不穿裤子，因为她的膀胱不再完全受控制了。

一条暗色的水流从她身上流过，流向沙土地上。太阳下山了，黄昏正在降临。天空晴朗，云层已经消散。

一只狗无心地叫了几声，说明有人来了，但一定是它们认识的人。她下车的时候它们没有过来打扰她—说明它们已经习惯她了。它们跑出去迎接来人，没有任何警觉和兴奋的表示。

来者是一个男孩子，或者小伙子，骑着自行车。他朝篷车拐过来，基妮绕过去迎他，一只手抓着冷却下来但仍然温暖的金属来支撑自己。当他对她说话时，她不想中间隔着她留下的尿坑。也许是为了不让他注意到地上，她先开口说话。

她说：“你好—是送货的吗？”

他笑了，从自行车上敏捷地跳下来，把车放在地上，动作连贯。

“我住这儿，”他说，“我刚下班回家。”

她想她应该解释一下自己是谁，告诉他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待了多久。但是这太困难了。像这样靠着篷车，她一定像是从失事汽车里出来似的。

“呵，我住这儿，”他说，“不过我在镇上的餐馆工作，在萨米家的店。”

一个服务员。白衬衣、黑裤子是服务员的服装。而且他具有服务员的那种耐心和机敏。

“我叫基妮·洛克尔，”她说，“海伦。海伦是—”

“我知道。”他说，“你是海伦的雇主。海伦她人呢？”

“在房子里。”

“难道没有人请你进去吗？”

他和海伦年龄差不多，她想。十七八岁。苗条、文雅、狂妄，带着初出茅庐的热情，这热情很可能无法让他达成所望。她见过几个像他这样的人，结果都成了少年犯。

但是他似乎挺明白事理。他似乎知道她精疲力竭了，处在某种混乱中。

“琼也在家吗？她是我妈妈。”他说。

他的头发和琼的一样，暗色头发上略微挑染点金色。头发很长，中分，飘在两边。

“马特也在吗？”他问。

“是的，还有我先生。”

“他们怎么能这样。”

“不是的，”她说，“他们请我进去来着。是我自己想在外面等的。”

尼尔过去经常带他的少年犯回家，指导他们剪草、刷漆或做简单的木工。他认为这有利于他们被别的家庭接受。基妮偶尔会以不会被责备的方式和他们调情。只是温柔的语气，让他们意识到她柔软的裙子和苹果香皂的香味。那倒不是尼尔不再带他们回来的原因。他被告知那是不合规矩的。

“那么你等多久啦？”

“我不知道，”基妮说，“我不戴手表。”

“应该这样吗？”他说，“我也不戴。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另一个不戴手表的人。你从来没有戴过吗？”

“从来没有。”她说。

“我也是。从来没戴过。我只是不想戴。不知道原因。从来不戴。就像，我似乎总能知道时间。不会差上几分钟，最多五分钟。我也知道哪里有钟表。我骑车去工作，我会查看时间，我一定得知道准确的时间。第一个能看时间的地方是楼和楼之间的法院大钟。总是相差不过三四分钟。有时来吃饭的人问我，几点啦，我就告诉他们。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我没戴手表。我会尽快去查看，厨房里有表。我说的时间和查看的总是一样的。”

“我偶尔也能做得到。”基妮说，“我想如果从来不戴表的话，可以养成一种意识。”

“是的，没错。”

“那你觉得现在几点了？”

他笑了。看了看天空。

“快八点了。差五六分钟吧？我有优势。我知道下班的时间，去买烟的时候是七点，然后我和几个人聊了一会儿就骑车回来。你不住在镇上吧？”

基妮说不住。

“那你住哪儿。”

她告诉了他住处。

“你累了吗？想回家吗？你要我进去告诉你先生你想回家吗？”

“不用。别这么做。”她说。

“好吧。好吧。我不去。琼很可能在给他们算命呢。她会看手相。”

“真的吗？”

“当然。她每周到饭店去几次。喝下午茶的时候。”

他拉起自行车，让出车道。然后朝驾驶室的窗里张望。

“钥匙忘在里面啦，”他说，“你想让我开车送你回家什么吗？我可以把自行车放在后面。等他们准备好，可以让马特送你先生和海伦。如果马特送不了，琼也可以。琼是我妈妈，但是马特不是我爸爸。你不开车，是吗？”

“不开。”基妮说。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开车了。

“我想也是。那么好吗？你想让我开吗？行吗？”

“我认识一条路。和高速公路一样快。”

他们没有经过小区。事实上他们走的是另一个方向，似乎是绕着沙土坑的一条路。至少他们是在朝西走，朝天际最明亮的方向。里奇—他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没有打开车灯。

“不会遇到任何人。”他说，“我从来没有在这条路上见过一辆车，从来没有。瞧—连知道有这条路的人都不多。”

“要是我开灯，”他说，“天就变黑了，一切都会变黑，你就无法辨认自己的位置了。我们再等一会儿，等看到星星的时候再开灯。”

天空就像淡淡的红色、黄色、绿色或蓝色的玻璃，不同的方向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你没问题吧。”

“可以。”基妮说。

一开车灯，灌木和树林就会变黑。一路上就只有一簇簇黑黑的灌木、一片片黑黑的树林，在他们后面拥挤成一团，而不是现在这样可以看出是云杉、雪松、羽毛般的圣柳，还有花朵如小火花一般闪烁的宝石草。仿佛触手可及，他们开得很慢。她把手伸出窗外。

不是真的能够着，但是很接近。路比车身宽不了多少。

她认为自己看到了前面有溢满的沟渠在闪亮。

“下面有水吗？”她问。

“下面？”里奇说，“下面，到处都是。我们两边都是水，我们下面很多地方也是水。想看看吗？”

他放慢速度。停了车。“看你那边，”他说，“打开车门向下看。”

她照做了，发现他们停在桥上。一座不足十英尺长的桥，横铺着木板。没有护栏。下面是静止的水。

“这一带有很多桥，”他说，“没有桥的地方是涵洞。因为水总是在路下流来流去。或者躺在那里静止不动。”

“多深？”她问。

“不深。这个季节不深。除非到了大池塘—那里深一些。春天，水漫过路面，车就开不过去了，很深。这条路有好几英里都很平坦。笔直地从一端通往另一端。没有交叉路。这是我知道的唯一穿过博内奥沼泽的路。”

“博内奥沼泽？”她重复道。

“应该是这么叫的。”

“有一个岛叫博内奥。”她说，“在世界的另一面。”

“我不知道。我只听说过博内奥沼泽。”

路中间有一块暗色的草带。

“该开灯了。”他说完打开了灯，他们一下子来到了夜晚的隧道里。

“有一次，”他说，“我这样打开灯，有一只豪猪，正坐在路中央。它后腿坐在地上，坐得直直的，正对着我。像一个老头。它被吓得要死，不能动弹了。我可以看见它小小的老牙在打战。”

她想，这是他带女孩子来的地方。

“你猜我做了什么？我试着按喇叭，它还是一动不动。我不想下车把它赶走。它很害怕，但它毕竟是豪猪，可能会攻击我。所以我就停在那里。我不赶时间。等我再打开灯，它不见了。”

现在树枝真的靠得很近了，已经刮擦车门了，但是即使有花她也看不见。

“我给你看样东西，”他说，“我给你看样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如果这事发生在她过去正常的生活中，很可能她已经开始害怕了。如果回到原来正常的生活中，她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你要给我看豪猪。”她说。

“不是。不是豪猪。比豪猪还罕见。至少我知道没有那么多。”

大概过了半英里，他关了车灯。

“看到星星吗？”他说，“我告诉过你。星星。”

他停了车。起初四下一片寂静。然后寂静的边缘出现了某种嗡鸣声，可能是远处的车辆，还有你还没听清楚就消失了的细小的声音，可能是夜里觅食的动物、鸟类或蝙蝠发出的。

“春天来这里，”他说，“你除了青蛙，什么都听不到。青蛙的叫声震耳欲聋。”

他打开他那侧的车门。

“下来和我走一走吧。”

她照他说的做了。她走在一行车辙上，他走另一行。前面的天空显得要亮一点，传来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像是轻柔的、有节奏的谈话。

路变成木头的了，两边的树都不见了。

“走上去，”他说，“去吧。”

他靠拢过来，搂着她的腰，好像在引导她。然后他的手拿开了，让她走在木板上。像船上的甲板一样，它们升升降降。但那不是海浪的运动，是他们的脚步，他和她的脚步，使脚下的木板轻轻地上升和下降。

“现在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他问。

“在船坞上？”她说。

“在桥上。这是座浮桥。”

现在她弄清楚了—木板路离静止的水面只有几英寸。他把她拉到一边，他们向下看。水面上有星星在移动。

“水很暗，”她说，“我是说—水很黑，不仅仅是因为夜晚。”

“它一直都是黑的，”他骄傲地说，“因为是沼泽。里面有像茶的物质，看起来像红茶一样。”

她可以看见水岸边缘和芦苇丛。芦苇丛里的水，那种声音是水的拍打发出的。

“丹宁酸。”他自豪地说着这个词，仿佛是他把它从黑暗中打捞上来的。

桥身轻微的颤动让她想象树木和芦苇都放在土地的托盘上，路是土地漂浮的绸带，下面都是水。水仿佛如此安静，但是它不可能真的静止，如果你试图观察一颗映在水里的星星，你就会看见它是怎样闪烁、变形以及从视线里溜走的。然后，它会再次出现—但也许不是同一颗星星。

到现在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戴帽子。她不但没有戴，也不在车上。她下车去小便，然后和里奇说话时，就一直没有戴了。当马特给她讲笑话，她坐在车上，头向后靠着座位的靠背，闭着眼睛的时候就没有戴了。她一定是把帽子落在玉米地里了，惊慌离开玉米地时掉在那里了。

当时她害怕看到马特紫色衬衫下的肚脐，他倒不介意看她暗淡的门把手。

“真糟糕，月亮还没有升起来。”里奇说，“有月亮的时候这里棒极啦。”

“现在也不错。”

他悄悄地把胳膊伸过去轻轻搂住她，仿佛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他可以随心所欲。他吻了她的嘴。在她看来，这是她第一次参与接吻这样的事件。整个故事，完全独立。温柔的前奏，有效的压力，全身心的试探和接受，迟疑的感谢和满足的分开。

“哦，”他说，“哦。”

他把她的身体转过去，他们原路走回。

“那你是第一次上浮桥吗？”

她说是的。

“那你现在就要开车过去了。”

他拉起她的手悠荡着，好像要把它抛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吻一个结了婚的女人。”

“你很可能还会吻很多这样的人。”她说，“在你完蛋以前。”

他叹息着：“是啊。”想到将来的一切，他感到吃惊，变得清醒了。“是啊，很有可能。”

回到陆地上，基妮突然想起了尼尔。轻浮而多疑的尼尔，正伸开手，让那个有金色挑染的女人看手相，那个算命者。他在未来的边缘上摇晃着。

不要紧。

她感觉到的是一种轻松的同情，几乎就像是笑。一阵轻柔的欢快暂时战胜了她的疼痛和空虚。

注释

〔1〕穆穆袍（muumuu）：夏威夷妇女的宽大长袍。

家具

艾尔弗莱达。我父亲叫她弗莱迪。他们是直系表亲，住在邻近的农场上，有段时间住在相邻的农场。一天他们在茬地里和我父亲的狗迈克一起玩。那天阳光很好，但是垄沟里的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在冰上跺着脚，开心地听着脚下噼噼啪啪碎裂的声音。

她怎么能记得那样的事情？是她编造出来的。我父亲说。

“我没有编造。”她说。

“你编的。”

“没有。”

他们忽然听见钟鸣和哨声响起。是镇上和教堂的钟在响。工厂的汽笛声是在三英里以外的镇上吹响的。世界迸发着欢乐。迈克冲到街上，因为它确信游行要开始了。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天。

每周三次，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弗莱迪的名字。但她却只有名—艾尔弗莱达。印刷得像手写的一样，流畅的自来水笔的签名。“和艾尔弗莱达一起探索城镇。”这里所说的城镇不是附近的，而是她居住的南部城市。我的家人大概两三年才去一次。

现在是所有未来的六月新娘告诉我瓷器柜里她最喜欢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得告诉你们如果我是准新娘—当然我不是—我会拒绝所有带图案的餐具，尽管它们很精致，我要纯粹的珍珠白，超现代的罗森塔尔陶瓷……

美容乃身外之物，但是芳汀沙龙的面膜保证—说到新娘—让你们的肌肤像橙花一样绽放。让新娘的妈妈—还有姑妈、姨妈以及外婆—感觉她们也沐浴在青春之泉……

以她说话的方式，你永远不会想象到艾尔弗莱达会这样写作。

她也是以弗洛拉·辛普森之名在《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专栏撰写文章的人之一。整个乡下的人都认为他们在给专栏封面照片上那个留着灰色鬈发、面带宽容微笑的胖女人写信。但事实上—我不会说—他们信后出现的短信出自艾尔弗莱达和一个她叫作霍斯·亨利的人之手，他也写讣告。妇女管自己叫作晨星、山谷百合、绿手指、小安妮·罗尼和洗碗布女王等等。一些名字特别受欢迎，以至于要编上号—金发姑娘1，金发姑娘2，金发姑娘3。

艾尔弗莱达或霍斯·亨利会这样写：

亲爱的晨星：

湿疹是可怕的瘟疫，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炎热的天气里，我希望苏打粉能有所帮助。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家庭治疗，但是寻求医生的建议绝无害处。听说你的丈夫康复并能走动了，这真让人高兴。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对你们二人来说一定没什么快乐可言……

在安大略的所有小镇，弗洛拉·辛普森俱乐部的主妇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弗洛拉·辛普森总是发来特别的贺信，解释说事务太多而不能参加大家的聚会，她不想厚此薄彼。艾尔弗莱达说大家曾经讨论过让霍斯·亨利戴上假发和枕头假胸，或者她自己装扮成巴比伦女巫（在我父母的餐桌旁，即便是她也不能正确地引用《圣经》的典故，并且说“荡妇”），烟卷上有口红印。但是，她说，不行，报纸会杀了我们。毕竟那也太庸俗了。

她总是把香烟叫烟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她从桌子对面倾身过来问我：“你也想要抽根烟吗？”那时我们已经吃完了饭，弟弟妹妹都吃完离开了。父亲摇摇头。他开始卷自己的烟。

我说谢谢，然后让艾尔弗莱达给我点上，第一次在父母面前抽了烟。

他们假装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啊，看看你的女儿。”母亲对父亲说。她翻了个白眼，手拍着胸口，用造作、痛苦的声音说：“我要晕了。”

“马鞭拿出来了吗？”父亲说着，从椅子上半抬起身。

那一刻太妙了，仿佛艾尔弗莱达把我们变成了新人类。通常我母亲会说她不喜欢看女人抽烟。她没有说那不雅观，或不像淑女—只是不喜欢。当她用肯定的语气说不喜欢什么的时候，好像她不是在坦白某种烦恼，而是出于个人智慧，无懈可击甚至带有神圣的意味。当她以这种语气，同时伴随着弦外之音说话时，我特别讨厌她。

至于父亲，他就在这个房间里打过我，不是用马鞭而是他的皮带，因为我违反了妈妈的规定，伤害了她的感情，还有顶嘴。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打骂似乎只能发生在另一个宇宙里了。

我父母被艾尔弗莱达逼得很无奈—还有我—但是他们的反应如此勇敢而大度，好像我们三个—父亲母亲和我自己—在轻松、淡定的程度上都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一刻，我看见他们—尤其是母亲—能够表现出罕见的轻松自如。

一切都是艾尔弗莱达的功劳。

艾尔弗莱达总是被看作职业女性。这让她看起来比我父母年轻，虽然我们知道她和他们年龄接近。也有人说她是城里人。这样说的时候，城市意味着她过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它也有别的意思—不仅指风格各异的建筑和人行道，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拥挤的人群。它意味着某种更抽象的东西，可以被一再地重复，如同蜂巢，拥挤但有序，并非一无用处或蛊惑人心，但是令人困扰，有时甚至是危机四伏。人们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这样的地方，出来的时候会感到庆幸。不过，有些人被它吸引—艾尔弗莱达在很早以前应该就是这样，我现在也是，吸着烟，试图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管它好像在我手指间变得像棒球拍那么大。

我们家缺乏经常的社交生活—人们不来家里吃饭，更不要说开派对了。也许是阶层问题。餐桌这一幕过后五年，我的公婆邀请和他们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来吃饭，他们无意中谈论下午的派对，那是鸡尾酒会。那是一种我在杂志故事里读到的生活。对我来说，我的婆家似乎生活在一个小说中的特权世界里。

我们家一年有两三次在饭厅餐桌上招待祖母、姑妈—父亲的姐姐们—还有她们的丈夫。轮到我们做东时，一般要排在圣诞节或感恩节，也许还有外地亲戚来访的时候。来访者总是像姑妈和她们的丈夫之类的人，一点儿都不像艾尔弗莱达。

我和母亲会提前几天为这样的聚会做准备。我们烫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样厚，刷洗好的餐具（它们一直在橱柜里接灰），擦饭厅的椅子腿儿，做果冻沙拉、馅饼和蛋糕，还要有主菜火鸡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丰盛，多得吃不完，饭桌上的谈话大多和食物有关，夸奖它们有多美味，让他们一定要多吃点，他们说吃不下了，太饱了。然后姑父们发慈悲多吃些，姑妈们说只能再吃一点点，说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撑爆炸了。

然后还要上甜品。

通常几乎没有什么交谈。事实上，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交谈如果超过理解的限度可能就是一种破坏，一种炫耀。母亲对这种限度的理解是不可靠的，有时她等不及别人说完，也不尊重对方就跟着说起来。当有人说：“昨天在街上看见哈雷了。”她一定会说：“你认为像哈雷那样的人真的会打光棍吗，还是他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仿佛当你提到碰见了某人，你必须得再多八卦一点，说一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可能是沉默，不是吃饭的人有意不礼貌，而是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尴尬地、间接地责备说：“好像他一个人过得也挺好的。”

如果亲戚们不在场的话，他很可能会说“他自己”。

人们在新桌布泛起的光芒和透过新擦的窗子照进来的明媚阳光中不断地切呀、舀呀、吃呀。这样的聚餐总是在中午进行。

桌上的人都很健谈。在厨房洗刷和擦干餐具时，姑妈们会说谁长了肿瘤，谁嗓子化脓了，谁烫伤了等等。她们会讲自己的消化、肝脏、神经系统功能如何如何。提到隐秘的身体问题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适，或者值得怀疑的，就像提到杂志上读到的东西，或一条新闻—关注并非近在手边的东西是不合适的。与此同时，在沙发上休息时，或到地里看看庄稼时，姑父们会传递消息说某人欠了银行大笔的钱，或者买的贵重机器还欠着钱，或者买了一头公牛干活却令人失望。

很可能是他们拘于饭桌的礼节，还有面包、黄油盘和甜品勺子等等的存在，在其他时候，他们习惯把一片馅饼直接放在用面包擦过的餐盘上。（不过，不把东西按恰当的方式摆放是一种冒犯。在他们自己家里，遇到类似的场合时，他们也要这样招待客人。）或许，吃是一回事，而说是另一回事。

艾尔弗莱达来的时候，情况完全不需要这样。会铺上好的桌布，但是不用好的餐具。母亲会费很多心思准备食物，还会担心结果令人不满—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鸡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鸡肉沙拉，还有米饭和切小块的甜辣椒。甜品会用明胶、蛋白和打稠的奶油，要等好长时间才好，常常令我们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冰箱，要放在地窖的地上冷却。但是饭桌上绝对不会拘束和乏味。艾尔弗莱达不但吃完会接受第二份，还会自己要求。她这样做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也同样心不在焉地说些赞扬的话，好像食物、品尝食物是第二位的。她时刻准备和人交谈，也让其他人说话，任何你想说的事情—几乎是任何事情—都可以。

她总是夏天来访，通常穿着吊带式样的丝绸背心裙，露着背。她的背并不漂亮，有些小黑痣，肩膀很骨感，胸部几乎是平的。父亲总是说她吃那么多可还是那么瘦。或者颠倒事实，说她的胃口还和以前一样挑剔，但并没有阻止自己增肥。（在我们家，说胖、瘦、苍白、红润、秃头都没问题。）

她的黑头发在正面和两侧梳成卷，是现在时髦的发型。皮肤呈棕色，有细小的皱纹，嘴很大，下嘴唇特别厚，几乎垂下来，涂着厚厚的口红，在茶杯和水杯上留下印记。她张大嘴的时候—差不多总是讲话或大笑—可以看见后面的牙拔掉了。没有人会说她长得好看—任何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在我看来都不可能漂亮了，失去了美丽的权利，也许还失去了美丽的愿望—但是她热情、有风度。父亲颇有创见地说她很有活力。

艾尔弗莱达和父亲谈论世界大事和政治。父亲读报、听收音机，他对这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很少有机会谈论。姑父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思想简单、固执，永远不信任所有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外国人，因此大多时间他们只是在发牢骚和抱怨。祖母聋了—没有人知道她知道多少，或者对事情有什么看法，姑妈们对自己有那么多事情不知道或不需要关注而感到相当自豪。母亲做过老师，她能很轻松地从地图上指出所有欧洲的国家，但她对一切事情的理解都带有个人的疑惑，对大英帝国和皇家威严的认识更加模糊，很容易忽视并把它们都扔到垃圾堆里。

艾尔弗莱达的观点和姑父们并不是差得很远。或者看起来是。但是她不抱怨，也不听之任之，而是嘲弄地大笑，讲述总理们、美国总统、约翰·L．刘易斯和蒙特利尔市长的故事—他们都是糟糕的人物。她也讲皇家的故事，但是她把好人和坏人分开来，好人如国王、王后、漂亮的肯特公爵夫人，坏人如温莎一家、老国王艾迪，她说他患了某种疾病，想扼死妻子，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印记，所以她总是要戴着珍珠项链。这种区分和我母亲正好巧合，但是母亲很少发表意见，所以她没有反对—尽管提到梅毒会让她畏缩。

我会意地微笑着，带着有勇无谋的镇定。

艾尔弗莱达给俄国人起了可笑的名字：米库也斯基。安可乔（乔大叔）斯基。她认为他们在蒙骗众人的眼睛，联合国是个闹剧，不起什么作用，日本将再次崛起，有机会就应该被彻底干掉。她也不信任魁北克。或者教皇。她对麦卡锡议员也有看法—她愿意站在他一边，可他是天主教徒，这是个障碍。她把教皇叫作船尾。一想到世界上的骗局和丑闻都会被揭露她就非常开心。

有时她看起来像是在故弄玄虚—在炫耀，也许是在取笑父亲。激怒他，就像他自己说的，故意激怒他。但绝不是因为她不喜欢他，或是想让他不舒服。恰恰相反，她可能是在折磨他，就像年轻女生在学校里折磨男生那样，那时，争论对双方都是一种乐趣，侮辱会被当作奉承。父亲总是用轻柔淡定的语气和她争论，不过很明显，他的目的在于刺激她。有时他会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在报社工作，一定有他得不到的信息来源。他会说，你把我说服了，如果我明智的话，我应该感激你。而她则会说，别跟我胡扯了。

“你们两个啊。”母亲则会假装绝望，也许真的厌倦地说。艾尔弗莱达会让她去躺一会儿，说她做了这么一大桌丰盛的晚餐，该休息一下了。她和我来收拾碗碟。母亲的右胳膊会不受控制地颤抖，手指有些僵硬，她认为是过度劳累造成的。

我们在厨房干活时，艾尔弗莱达和我谈论名人—演员们，甚至是她居住城市中的一些不出名的电影演员。尽管她放低音量，有时还是会狂野地大笑，给我讲他们的不良行为，杂志上没有刊登过的隐私丑闻的传言。她提到同性恋，人造乳房，家庭三角恋爱等等—那些东西我都读到过蛛丝马迹，但在实际生活中听起来还是很玄乎，哪怕已经是三四手的故事了。

艾尔弗莱达的牙总是引起我的注意，所以在聊这些秘密事情时我有时也会走神，忘了在说什么。她前面剩下的牙齿，每颗颜色都稍有不同，没有两颗是一样的。一些坚硬的牙釉质呈暗象牙色，其他乳白色的部分微显淡紫色，银边发出游鱼般的光泽，偶尔还闪过一丝金辉。过去人们的牙齿不像现在这样结实、漂亮，除非是假牙。不过艾尔弗莱达的牙齿个性十足，有清晰的间隔，每一颗都很大。当她发出某种特别、故意的嘲笑时，牙齿似乎跳到了前排，像宫廷卫兵或快乐的持矛步兵一样。

“她的牙的确老是出问题。”姑妈们说，“记得吗，她的牙齿生了脓肿，毒性遍及全身。”

我想，她们就是那样，喜欢把艾尔弗莱达的智慧和品位抛在一边，让她的牙齿变成一个让人深表遗憾的存在。

“为什么不都拔掉，彻底解决？”她们说。

“可能她付不起那么多钱。”祖母说，令在场的人都很吃惊，有时她会语出惊人，表示她一直在听人们谈话。

了解到艾尔弗莱达日常生活的新情况，这也让我吃惊。我原来以为她很富有—至少和家里其他人相比。她住公寓—我从没有见过，但是对我来说那至少证明她过着文明的生活—她穿的衣服不是家里做的，她不穿我认识的成年妇女都穿的牛津鞋—一种用鲜艳的新式塑胶做的凉鞋。很难说我的祖母是否只是生活在过去，那时安假牙是人生中一件严肃而昂贵的事情，或者她是否真的了解我从来无法猜测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

当艾尔弗莱达来吃饭时，其他亲戚从来不来。她也去看我祖母，也就是她姨妈，她妈妈的姐姐。祖母不再一个人住，而是轮流住在姑妈们家，祖母住在谁家她就去谁家，而不去其他姑妈家，虽然她们和我父亲一样和她都是表亲。她也从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通常她先来我们家，待上一会儿，然后为自己鼓鼓气，好像不情愿去其他亲戚家拜访似的。等她回来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不会说对姑妈和姑父们不敬的话，当然也没有任何对我祖母不敬的话。事实上，艾尔弗莱达是这样提到我祖母的—她的声音突然严肃和忧虑起来，甚至有点儿恐惧的意味（她的血压如何，她最近去看过医生吗？医生说什么？）—这让我意识到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他来呀，”艾尔弗莱达说，“我很想见见他。”

到了年底，我确实有人可以带去见她了，事实上我是在音乐会上遇到他的。至少，他在音乐会上见过我，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但是我绝不会带他去见艾尔弗莱达。我绝对不会带我的任何新朋友去见她。我的新朋友会说，“你读过《天使望故乡》吗？你一定要读。还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呢？”他们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协会引进的《禁忌的游戏》和《天堂的孩子》。和我交往、后来订婚的男孩带我去过音乐大厦，你在那里午休时可以听唱片。他向我介绍了古诺，因为古诺我爱上了歌剧，因为歌剧，我爱上了莫扎特。

艾尔弗莱达在我的住处留信息让我回电话，我没有回。那之后她再也没有打电话来。

她还是为报纸写东西—我偶尔看过她写的有关皇家道尔顿小雕像、进口姜饼或蜜月睡衣的狂想曲。很可能她还在回复来自弗洛拉·辛普森主妇俱乐部的信，仍然在嘲笑它们。既然我住在城市，就很少看原来对我来说是城市生活中心的报纸了—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也是六十英里以外我们家庭生活的中心。像艾尔弗莱达和霍斯·亨利那种人的笑话和不由自主的虚伪，现在对我来说是有伤风化和枯燥无味的。

我并不担心碰上她，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我从来不去她在专栏里提到过的商店。我也没有理由经过报社大楼，而且她住在城南某处，离我的住处很远。

我也不认为艾尔弗莱达是那种会出现在图书馆的人。“图书馆”这个词很可能让她撇撇大嘴，戏仿出惊愕的样子，就像她过去在我们家对着书架的表情那样—那些书不是在我那个年代买的，有些是我父母小时候学校的奖品（有母亲用漂亮拘谨的字体写着婚前的名字），根本不像从商店里买来的书，而是房子里的摆设，就像窗外的树木不是植物而是扎根在地上的摆设。《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野性的呼唤》、《密得洛西恩监狱》。“很多大手笔写的东西，”艾尔弗莱达说，“我敢说你不会经常读的。”父亲说对，他的确没有，用不予理会的，甚至轻蔑的语气赞同她的说法。某种程度上他是在说谎，因为他有时间的时候，的确偶尔会仔细研究它们的。

对于我真正在意的东西，我希望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谎言，再也不要表现出那样的轻蔑。为了不那样做，我最好还是离过去认识的人们远点。

第二个学年结束时，我要离开大学了—我的奖学金只有两年。不要紧—反正我打算当作家。而且我要结婚了。

艾尔弗莱达听说了这事儿，又和我联系上了。

“我想你一定是太忙了，没有给我打电话，或许是没有人把我的信息转达给你。”她说。

我说也许是我一直在忙，或者是他们没有把信息转达给我。

这次我同意去看她。一次拜访不会让我承担什么，因为我将来不打算住在这个城市。我选了个星期天，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我的未婚夫要去渥太华工作面试。那一天天气晴朗—是五月初的时节。我决定走着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杜达斯街以南或阿德莱德以东，所以这个城市有些部分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北面街道能遮荫的树木刚刚长出叶子，丁香树、修剪过的山楂树、郁金香花圃都开花了，草坪像清新的地毯。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走在完全没有树荫的路上，路边的房屋离人行道还不到一臂远。这里的丁香树—到处都是丁香树—是灰色的，好像被阳光晒褪了颜色，也没有什么香气。这些街道上，房屋是窄窄的公寓建筑，只有两三层楼—有些是实用主义的装修，门边一圈砖做装饰，一些窗子拉了起来，松弛的窗帘垂到窗台上。

艾尔弗莱达住的房子不是公寓。房子的整个楼上都是她的。楼下，至少是楼下的前面部分，已经成了商店，关着门，因为是星期天。那是一家二手货商店，从肮脏的前窗可以望见很多平淡无奇的家具，堆放着一摞摞的旧餐具和其他器皿。唯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只蜂蜜桶，非常像我六七岁时带午餐去学校用的那个，有蓝天和金色的蜂巢。我能记得读了无数遍它侧面写的字：

所有纯蜂蜜都会结晶。

我不知道“结晶”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喜欢它的发音。显得很华丽和美味。

路上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我很热。我原以为艾尔弗莱达请我吃午餐不会像家里周末的晚餐那样，但在我上楼梯的时候就闻到了煮肉和蔬菜的香味。

“我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在上面嚷着，“我正准备组织救援队呢。”

她没穿背心裙，穿着脖子上系有一个松垮蝴蝶结的粉色上衣，掖在棕色的褶裙里。头发不再是光滑地盘起，而是剪得很短，贴在脸周围，呈有点儿发红的深棕色。我记得她的脸是瘦削的，有夏季日晒后的颜色，现在变得丰满了，还有些松弛。抹的化妆品在皮肤上很显眼，像中午阳光下的橙粉色油彩。

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她装了假牙，颜色统一，稍微填满了嘴，给她原来热切、急躁的表情增添了几分忧虑。

“啊—你发福了，”她说，“你以前多瘦呀。”

她说得对，但我不喜欢听。和出租公寓里的其他女孩一样，我吃便宜的食物—大量卡夫快餐和果酱曲奇饼。我结实的未婚夫占有欲很强，他认同我的一切，说他喜欢丰满的女人，我让他想起珍妮·罗素。我不介意他那样说，但是当人们评论我的外表时，我通常感到受到了侮辱。尤其是像艾尔弗莱达这样的人—某个在我生活中失去了重要性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没有权利评价我，或对我形成什么看法，更不要说表现出来了。

房子前面狭窄，但从前到后很长，客厅的天花板四边是斜的，窗子俯瞰着街道，过道一样的饭厅根本没有窗子，因为边上的卧室开着天窗，光线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照进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房间后面是镶玻璃的阳台。

倾斜的天花板让房子看起来像是临时凑合的，只是假装用作其他用途而不是卧室。不过房间里装满了正式的家具—餐厅桌椅，厨房桌椅，客厅沙发和靠椅—都适合摆在更大更适合的房间里。桌子上的小餐巾，保护沙发和椅子的靠背与扶手的白色刺绣方布，窗子上的纱帘，四周沉重的花饰垂挂—比我想象的更像姑妈的家。在饭厅墙上—不是在卫生间和卧室，而是在饭厅—挂着一幅画，是一个女孩子的剪影，穿着蓬蓬的裙子，是用粉红的绸缎丝带做的。

一条粗油毡铺在饭厅地板上，铺在从厨房到客厅的过道上。

艾尔弗莱达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

“我知道我这里的东西太多了，”她说，“可这是父母的东西，是家具，我不能扔。”

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父母。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我祖母抚养大的，祖母是她姨妈。

“家具是我父母的。”她说，“父亲走后，你祖母把它留了下来，她说等我长大了，这些东西应该属于我，所以就这样了。我无法拒绝，她费了那么多麻烦。”

现在它又回来了—我已经忘记的艾尔弗莱达的生活。她父亲再婚。他离开农场，在铁路上找了份工作。他还有别的孩子，一家人从一个镇搬到另一个。艾尔弗莱达过去经常开玩笑地提起他有多少个孩子，他们有多么亲密，搬了多少次家。

“过来见见比尔。”她说。

比尔在阳台上。他坐在低矮的沙发或者躺椅上，上面铺着棕色花格毯子，他好像随时在等候召唤似的。毯子皱巴巴的，他一定是不久前还躺过的—百叶窗都拉到窗台的位置。屋子里的光—炎热的阳光透过雨渍的黄色窗帘—皱巴巴的毯子，褪色的、坐塌了的垫子，甚至毯子和男人拖鞋的气味，旧得破烂变形、图案模糊的拖鞋，都让我想起—还有里屋的茶杯垫、过度磨损的家具、墙上的丝带女孩—姑妈们的房子。在那里，从秘密但持续的气味，从女主人羞愧而固执的表情，你也可以发现一个邋遢男人的藏身处。

比尔站起来和我握手，不过，姑父们从来不和陌生的女孩子握手。或任何女孩子。阻止他们这样的不是无礼，只是害怕显得太正规。

他个子很高，闪光的灰色波浪发，光滑但不年轻的脸。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么消磨掉了—糟糕的身体，不佳的运气，或是缺乏气概。但是他仍然带着疲惫的殷勤，向一位女性俯身弯腰，似乎暗示着这次见面对她和他都会是件愉快的事。

艾尔弗莱达把我们领到没有窗子的饭厅，大白天都开着灯。我觉得饭早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迟到耽搁了他们正常用餐。比尔端来了烤鸡和调料，艾尔弗莱达拿着蔬菜。她对比尔说：“亲爱的，你认为你盘子旁边的是什么？”这时他才想起来拿餐巾。

他话不多。他给我递肉汁，问我要芥末调料还是盐和辣椒，他随着我们的谈话，头一会儿转向艾尔弗莱达，一会儿转向我。有好几次，他在齿缝间发出微微的口哨声，颤抖的声音似乎是在表示友善和欣赏，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要发表意见的前奏。但不是，艾尔弗莱达也从不为此停顿。我见过改邪归正的酒鬼就有点像他那样—可以愉快地插话，但无法继续说完，只能无助地专心倾听。我不知道比尔是不是这样—不过他身上确实带着某种失败的历史，承受过麻烦和接受过的教训的痕迹。他也带着一种能够勇敢地接纳任何错误的选择或不成功的机会的样子。

这些是速冻豌豆和胡萝卜，艾尔弗莱达说。速冻蔬菜那时还是新生事物。

“它们比罐装的要好，”她说，“几乎和新鲜的一样好。”

接着比尔做了完整的说明。他说，它们比新鲜的还要好。颜色、味道，一切都比新鲜的好。他说人们现在真是了不起，将来通过冷冻还会做什么呢。

艾尔弗莱达向前倾斜着身体，笑着。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仿佛他是她的孩子，没有抓住扶手就迈出了一步，或者第一次独自摇晃着骑自行车。

他们有办法给鸡注射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有一种新发明，让每只鸡都一样，又肥又好吃。不必再担心有长不好的鸡了。

“比尔的专业是化学。”艾尔弗莱达说。

见我没有说什么，她又补充道：“他为古德汉姆工作。”

还是没有评论。

“是酿酒公司，”她说，“古德汉姆威士忌。”

我无话可说不是因为我没有礼貌或感到厌倦（或者说不比我那时自然而然的表现更不礼貌，也不比我料想的更厌倦），而是我不明白我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几乎任何问题都行，把一个害羞的男人拉入谈话，把他从他的抽象思维中解脱出来，让他成为有一定尊严的男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艾尔弗莱达带着那么强烈的、鼓励的微笑看着他。以我和男人相处的所有经验，女人听从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成为她有理由为之自豪的人，是未来才有的。我对夫妇唯一的观察是姑父姑妈们和我的父母，那些丈夫和妻子似乎有着疏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没有明显的彼此依赖。

比尔继续吃着，好像没有听见提到他的职业和雇主，接着艾尔弗莱达开始询问我的课程。她仍然在微笑，但是她的微笑和刚才不同。里面有一丝不耐烦和不愉快，好像她只是在等待我快点结束我的解释，这样她就能说—她的确说了—“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去读那些东西”。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们都收藏了起来，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帮人手里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人。她的继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尔弗莱达问，“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了吗？”

我当然知道。她母亲因手里拿的油灯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我姑妈和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关于艾尔弗莱达的父母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艾尔弗莱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牵扯到那场死亡。这就是她父亲离开农场的原因（总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经济上就是道德上犯了点错误）。对待煤油要万分小心，有电真是太幸运了，不论花费多少。无论如何，对于艾尔弗莱达那个年纪的孩子，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会在下午点煤油灯了。

她活过了当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对她来说会更好些。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年，他们的街道通了水电，不需要再用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很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她们对这件事感觉一致。无论何时提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名字，语气里的感情都一样。这个故事仿佛是她们可怕的财富，我们的家族独有，别人没有权利要求的一种永不能放手的殊荣。听她们谈论总是让我感觉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密谋在暗自进行，一种对无论是恐怖还是灾难的深情触碰。她们的声音像蠕虫在我身体里蜿蜒滑行。

依我的经验来看，男人们不是这样。男人们尽可能迅速地回避可怕的事情，一旦过去就表现出再提起或思考它们是没有用的样子。他们不想让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认为，如果艾尔弗莱达要谈论这个，我未婚夫没来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让他听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事，不要让他发现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贫困。他欣赏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机会看到悲剧—悲剧的惨烈。他的父母健康、标致、富有（尽管他说他们很无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败—失去机会、健康和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疏忽，他对我的坚决支持还没有到对我乱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宽容的地步。

“在医院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她。”艾尔弗莱达说，至少她是用正常语调在说，没有任何特殊的虔诚，或油滑的兴奋。“是啊，如果我是他们，很可能也不会让我进去，我不知道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都捆成木乃伊了。如果没有，也应该是那样了。我当时不在家，我在学校。天非常黑，老师开了灯—我们学校有电灯—我们要等雷雨结束。莉莉姨妈—就是你祖母—来把我接到她家。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我以为她已经说完了，但是过了片刻，她继续说，声音好像轻松了一些，好像准备大笑似的。

“我疯狂地大叫，嚷着要见母亲。我不停地叫嚷着，最后他们无法让我停下来，你祖母就说：‘你最好还是别见她。如果你知道她现在的样子，你不会愿意见她的。你不会愿意记住她这个样子。’”

“但是你猜我说什么？我记得是这么说的。我说，但是她想要见我。她想要见我。”

然后她真的笑了，或是发出含糊轻蔑的哼声。

“我一定在想我是重要人物，是不是？她想要见我。”

故事的这一部分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刚听到这些，就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仿佛一个陷阱被啪地关闭了，让这些话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不太清楚它们对我有什么用。我只知道它们是如何瞬间震撼了我，让我解脱，呼吸一种不同的空气，只为我准备的空气—

她想要见我。

里面有这句话的故事，我很多年后才能写出来。那时，想到是谁先把这个主意放进我头脑里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我谢了艾尔弗莱达，说我要走了。她去叫比尔和我道别，但是回来报告说他已经睡着了。

“等他醒了一定会后悔得要踢自己的。”她说，“他见到你很开心。”

她摘下围裙，陪我一直走下外面的楼梯。楼梯下面是一条通向人行道的沙土路。沙石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她穿着家居的薄底鞋蹒跚地走着。

“啊！老天爷呀。”她叫道，抓住我的肩膀。

“你父亲好吗？”她问。

“他很好。”

“他辛苦了。”

我说：“没办法。”

“哦，我知道。那你母亲呢？”

“她还是老样子。”

她转身朝商店窗子走去。

“你想会有谁买这些垃圾呢？看看那个蜂蜜桶。你父亲和我以前带午餐回学校用的就是那种小提桶。”

“我也是。”我说。

“真的吗？”她捏捏我的手，“告诉你的家人我很惦记他们，好吗？”

艾尔弗莱达没有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怀疑是不是她不想见到我。据我所知，她从来没有公开表示对我有意见；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是父亲知道。我回家看他时，得知艾尔弗莱达住得不远—在祖母的房子里，事实上，她继承了那座房产—我提议说我们去看她。那是在我两次婚姻中间的混乱期，我情绪高涨，刚刚解脱出来，能够和我愿意的任何人联络。

父亲说：“呵，你知道，艾尔弗莱达有点儿不开心。”

他现在管她叫艾尔弗莱达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起初我甚至想不到她会为什么伤心。父亲被迫提醒我几年前发表的那个故事。想到艾尔弗莱达会反对现在和她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我感到惊讶，甚至不耐烦，还有点儿气愤。

“那根本不是她，”我对父亲说，“我改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她。那是一个故事人物。谁都看得出来。”

但事实上还是关于一个爆炸的煤油灯，裹尸布里的母亲，失去亲人的坚强孩子的故事。

“唉。”父亲叹息道。大体上他对我成为作家还是挺满意的，但是对我所谓的故事人物还是有所保留。关于我为了个人原因终结婚姻—也就是，放纵—我为自己做的有力辩护—或许就像他本应该说的，是逃避责任。他没有这样说—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了。

我问他为什么艾尔弗莱达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一封信。”

一封信，但是他们住得并不远。想到要他忍受本来要我承担的疏忽甚至过失，我的确感到难过。还有就是，他和艾尔弗莱达现在似乎关系正常了。我想知道他放下了什么。他觉得要在艾尔弗莱达面前为我辩护吗，就像他要在其他人面前为我的作品辩护？他现在愿意这样做，尽管那对他从来都不容易。在他艰难的辩护中，他也许说了些刺耳的话。

因为我，给他带来了特别的困难。

我一回到家就存在着危险。那是通过他人的眼睛而非我自己的来看待我的生活的危险。看着词语像铁丝网一样不断增加，错综复杂、令人迷惑、使人不安—与丰富的产品、食物、花朵、编织的衣服，与其他女人的家庭生活背道而驰。越来越难说它到底值不值得。

也许我的麻烦是值得的，但是别人的呢？

父亲说过艾尔弗莱达现在一个人生活了。我问他比尔怎么样了。他说那些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他相信一定是尽力挽回过。

“比尔？怎么了？因为谁？”

“我觉得他有一个妻子。”

“我在艾尔弗莱达那儿见过他，我挺喜欢他的。”

“人们都喜欢他。女人都喜欢他。”

我必须认为他们的决裂与我无关。我继母曾经鼓励父亲重新开始生活。他们去打保龄球，定期去提姆霍顿家和其他夫妇一起喝咖啡、吃炸面包圈。嫁给父亲之前她独居了很长时间，她以前的很多朋友成了父亲的新朋友。他和艾尔弗莱达之间的事可能就是变化之一。对过去关系的厌倦，在我的生活中我自己非常理解，但是我不希望它发生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像我说过的，尤其是家里人的生活中。

继母比父亲去世得略早些。在幸福而短暂的婚姻后，他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墓地，躺在自己更麻烦的前任伴侣旁边。在他们还都健在的时候，艾尔弗莱达搬回了城里。她没有把房子卖掉，只是离开，把它留在那儿。父亲写信说：“那样做是很可笑的。”

父亲葬礼上来了很多人，很多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走过墓地的草坪，来和我说话—我起初还以为是我继母的朋友。然后我看到她只是比我大了几岁。矮胖的身材，灰金色鬈发，花色图案的夹克让她显老。

“我从你的照片上认出你，”她说，“艾尔弗莱达过去总是拿你炫耀。”

我说：“艾尔弗莱达没有去世呀？”

“没有。她还在。”女人说，接着告诉我艾尔弗莱达在多伦多北部一个镇上的疗养院里。

“我带她去的，这样就能照看她。”

现在容易看出—即使凭她的声音—她和我是一代人，我想到她可能是那个家族的人，艾尔弗莱达的同父异母妹妹，出生时艾尔弗莱达差不多已经长大了。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当然和艾尔弗莱达不同姓—她一定是结婚了。我不记得艾尔弗莱达提到她家里那边任何人的名字。

我问她艾尔弗莱达怎么样。女人说她的眼睛不好，基本失明了。肾脏也有严重问题，一周要透析两次。

“除了那些—？”她说着，笑起来。我想，对了，一定是她妹妹，因为我可以从那鲁莽、颤抖的笑声中听到类似艾尔弗莱达的声音。

“所以她不能出门。”她说，“不然我就带她来了。她还从这里订报纸，我有时读给她听。我就是在那里看到你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我冲动地想，我是否应该去疗养院看她。葬礼的情绪—父亲寿终正寝在我心里涌起一种温暖、安慰、平缓的感觉，也激发了去看她的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丈夫—第二任丈夫—和我只在这里待两天就要飞去欧洲度假，而且我们的旅行已经推迟了。

“我不知道你去有什么收获。”女人说，“她有时好，有时不好。我甚至想她是不是故意的。比如，她会坐在那里一整天，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的话都一样。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整天就说这一句话。精力旺盛，准备恋爱。她能让人发疯。然后有些天她又能正常回答问题。”

又是那种声音和笑—这次是半隐半现—让我想起艾尔弗莱达，于是我说：“你知道我一定见过你，我记得有一次，艾尔弗莱达的继母和父亲顺路到家里来，或者只有她父亲和几个孩子—”

“噢，那不是我。”女人说，“你以为我是她妹妹格罗丽？我看起来一定很老。”

我开始说我认不太清她，这是真的。十月的下午，太阳很低，阳光直射进我的眼睛里。女人背对着太阳，所以很难看清楚她的特征或表情。

她紧张而傲慢地抖动肩膀。她说：“艾尔弗莱达是我的亲生母亲。”

哦。是母亲。

接着她向我讲了那个一定是她经常讲的故事，不是太详细，因为那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事件，还有她独自开始的一次冒险。她被安大略东部一个家庭收养；他们是她唯一知道的家人（“我很爱他们”），然后她结婚，有了孩子，在孩子长大前她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母亲。事情不是太容易，因为过去保管记录的方法和保密性都不完善（“她怀了我的事保护得十分严密”），但是几年前她找到了艾尔弗莱达。

“刚好及时。”她说，“我的意思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

我说：“我一直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的。我认为过去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警告你，当你开始寻找时，你的出现会让人们震惊。老人是沉重的负担。不过，我想她不会介意。早些时候也许会。”

她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这不难理解。如果你有什么会让人吃惊的事情要告诉别人，你说了之后的确引起了震动，就要有一个恢复力量的时间。这次的情况震动如此彻底，她甚至感觉需要道歉。

“对不起，我一直讲我自己的事，没有对你父亲表示哀悼。”

我谢了她。

“艾尔弗莱达告诉我，你父亲和她有一天放学回家的事，是在高中。他们不能始终一起走，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会遭到可怕的嘲笑。如果他先出来，他会在镇外的岔路上等，如果她先出来，同样也会等他。有一天他们一起走着，听见所有的钟开始响，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过那个故事。

“只是我原来以为他们还都是小孩子。”

“如果是小孩子，怎么能从高中回家？”

我说我以为他们是在田野里玩耍。“我父亲的狗和他们一起。它叫迈克。”

“也许他们是有狗。也许狗是去接他们呢。我相信她给我讲的时候没有糊涂。她对和你父亲有关的事记得特别清楚。”

现在我意识到两件事情。首先，父亲出生在1902年，艾尔弗莱达也差不多。所以从高中走回家比在田野里玩的可能性更大，很奇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也许他们是说过在田野，是穿过田野走回家。也许他们从未说过是在“玩耍”。

还有，刚才对这个女人抱歉和友好的感觉，没有恶意的感觉现在都消失了。

我说：“事情会改变的。”

“没错，”女人说，“人们颠倒事实。你想知道她说了你什么话吗？”

现在。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

“什么？”

“她说你很聪明，但是不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迫使自己继续注视着这张背光的、黑暗的脸。

聪明，太聪明了，不够聪明。

我说：“就是这些？”

“她说你冷冰冰的。这可是她说的。我对你没有恶意。”

那个星期天，在艾尔弗莱达家吃过午饭，我开始一路步行回我的寄宿公寓。如果来回都是步行，我想我会走上十英里，应该能消化掉我吃的东西了。我感觉太饱了，不仅是因为食物，还有我在房子里的所见所感。拥挤的老式家具。比尔的沉默。艾尔弗莱达的爱意，像矿泥一样顽强固执，不合时宜和不可救药—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只在于年龄。

走了一会儿，我的胃没那么沉重了。我发誓二十四小时内不再吃东西了。我在四四方方的小城街道上朝着西北走啊走。星期天下午，除了主要的干道，没有什么车辆。有时我走的路线恰巧和公交车在这几个街区的路线一样。驶过的公交车上可能只有两三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多么幸运。

我说谎了，我不是要见朋友。我的朋友大多回家了。我的未婚夫要第二天才回来—他去科堡看他的父母，我从渥太华回家途中经过那里。我回到寄宿公寓时不会有人在—我不必费心地和任何人讲话或听人讲话。我无事可做。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间药店开着。我进去喝了杯咖啡。是加热的，什么都没放，很苦—味道像药一样，正是我想要的。我已经感到解脱了，现在开始感到幸福了。独自一人的幸福。看着下午炎热的阳光照在人行道上，树枝开始发芽，投下稀疏的影子。听见从商店后传来的球赛的声音，是给我端咖啡的男人在听收音机。我没有想到我要写艾尔弗莱达的故事—而是想到我要做的工作，更像是从空中抓物，而不是构造故事。人群的喧嚣像沉重的心跳一样传过来，充满悲哀。可爱的正常声波，夹杂着遥远的、几乎非人性的赞同和惋惜。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要关注的，我的生活就是要像这样。

慰藉

尼娜一下午都在高中的球场上打网球。刘易斯从学校离职后，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过球场了，但那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了。她朋友玛格丽特说服她再去打球—玛格丽特也是一个退休教师，她的离开是常规和正式的，不像刘易斯。

“可以的时候最好多出来活动活动。”

刘易斯出事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走了。她从苏格兰写信支持他。但是她是这么有广泛同情心的人，富于坦率的理解和深厚的友情，她的信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少分量。起作用的更多的是玛格丽特的善良用心。

“刘易斯怎么样了？”尼娜那天下午开车送她回家时，她问道。

尼娜说：“沿边走走。”

太阳已经沉到湖的边缘。一些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闪着金光，但是夏天下午的温热已经迅速消逝。玛格丽特房前的灌木丛都用麻袋布条扎起来，像木乃伊一样。

一天的这个时刻总让尼娜想起放学后她和刘易斯在晚饭前的散步。天黑下来，必要的短时间散步，沿着城外小路和旧铁路的路堤。散步虽短，但是充满细致的观察，说出的或没有说出的，她从刘易斯那里了解或吸收到很多东西。虫子，蛆，蜗牛，苔藓，沟渠里的芦苇和草丛中的杂乱鬃毛，动物脚印，蛇果，酸莓—混淆每天都澄清一点。每天向冬天迈进新的一步，日甚一日的贫瘠与衰败。

尼娜和刘易斯住的房子是1840年代建造的，房子靠近人行道是那时候的风格。在客厅或饭厅，你不但可以听到外面的脚步声，还能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尼娜希望刘易斯能够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

她吹着口哨走进屋门，尽量吹得好一些。看，凯旋的英雄回来了。

“我赢了。我赢了。人呢？”

当她还在外面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行了。事实上，他一直想自杀。床头柜上放着四个小塑料包，衬着锡纸。每个里面有两片烈性止痛药。另外两包放在旁边，没有动过，白色的胶囊还在塑料盖里。后来，当尼娜捡起这些，她看见其中一个的锡纸上有一点痕迹，好像他刚开始用指甲挖进去，就放弃了，仿佛确定他已经吃的够多了，或者是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意识。

他喝水的杯子差不多空了。水没有洒出来。

他们曾经谈论过这件事。计划达成了一致，但总是像一件在将来才可能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尼娜设想那时她会在场，而且会有某种正式的仪式。音乐。枕头摆好，拉过来一把椅子，这样她就可以拉着他的手。有两件事情她没有想到—他特别不喜欢仪式，这种合作的负担会落在她身上。问题提出来了，意见交换过了，她的风险仅在于作为行动一方。

他这样做是尽量不给她留下需要掩饰的地方。

她寻找便条。她认为上面会写什么呢？她不需要指示。她当然也不需要解释，更不要说道歉了。便条告诉不了任何她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为什么这么快？这个问题，也是她自己可以弄清楚的。他们谈论过—或者说是他谈过—忍受无助、痛苦和自我反感的极限，还有意识到那个极限的重要性，而不是省略过去。宁可早点，而不是晚点。

同样，他似乎没有什么还没有对她说的话了。她先查看了地板，觉得当他最后一次放下杯子时，有可能用睡衣袖子把便条从床头柜拂到了地上，或者他会特别小心尽量避免这样—她又检查了台灯底下。然后是桌子的抽屉。他的拖鞋下面和里面。她拿起他最近看的书，抖抖书页，那是一本古生物学的书，她认为，是关于所谓坎博里安多元生命爆炸的。

那里什么都没有。

她开始迅速翻看床上用品。她撤掉羽绒被，然后是床单。他躺在那里，穿着几星期前她给他买的深蓝色丝绸睡衣。他抱怨过冷—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床上感觉过冷—所以她出去买了商店里最贵的睡衣，因为丝绸又轻又暖，因为她看见的所有其他睡衣—它们的带子，它们散发着或古怪或顽皮的气质—让她想到老人，或滑稽剧里的丈夫，失意的洗牌者。它们几乎和床单一样颜色，只向她露出他身体的很少的部分。脚，脚踝，胫。手，手腕，脖子，头。他侧身躺着，背对着她。决心要找到便条，她移动着枕头，从他的头下拖出来。

没有。没有。

从枕头挪到床垫上时，他的头发出某种声音，比她预想的要大得多。就是那样，像铺展的床单一样明显，似乎在对她说她的寻找是徒劳的。

药片可能是让他睡着了，秘密中止了他身体器官和组织的运行，所以没有死不瞑目，没有面目扭曲。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是很干。最后这几个月他变了很多—到现在她才真正感觉到。当他睁着眼睛时，甚至他在睡觉时，他的一些努力让人们觉得损伤是暂时的—一个有活力的六十二岁的男人还在那里，在他发蓝的皮肤皱褶下，对疾病的冷漠警惕下，总是蕴涵着积极向上的潜能。从来不是骨骼的结构让他的脸呈现出凶猛生动的特点—而是深陷的眼睛、抽搐的嘴与随和的表情，迅速变化的皱纹影响了他表现嘲弄、怀疑、有讽刺意味的耐心和痛苦的厌恶的全部才能。课堂全部曲目—而且并不总是局限于此。

没了。都没了。现在，在死亡后的几小时之内（一定是她一离开他就开始行动了，不想冒险等她回来时自杀还没有完成），现在，很显然虚损和颓废终于胜出，他的脸深深地萎缩了。它被死亡盖上了封印，疏离，衰老，稚气—也许就像出生时已死的婴儿。

疾病有三种发作形式。一种是在手和胳膊上。手指麻木笨拙，很难或根本无法握拳。或者可能是腿先变得虚弱，脚开始踉踉跄跄，很快无法抬起上台阶，甚至迈上地毯的边缘。第三种，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种，是对咽喉和舌头的侵害。吞咽成了靠不住的、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戏剧，讲话成了烦人的音节滞涩的语流。常常是控制肌肉受到了损坏，一开始听起来的确没有那么可怕。心脏和大脑没有故障，不会发出有问题的信号，也没有恶性的人格错位。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最好的是智力，还像从前一样活跃，强大。大脑忙于调节外部的失灵，合计错误和消耗。这不是比其他状况还要好吗？

当然，刘易斯说过。不过那只是让你采取行动的机会。

他的问题是从腿部肌肉开始的。他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健身班（尽管他不喜欢这样做），看看是否能加强些肌肉力量。头一两个星期他觉得是奏效的。但随后腿就变得像铅一样重，总是拖沓和绊倒，不久，诊断出来了。他们刚了解到足够的真相时就开始谈论料理后事的问题。夏天开始的时候，他拄双拐走路。到了夏末，他就根本走不了路了。不过手还可以翻动书页，还能很困难地拿叉子、勺子和笔。对尼娜来说，他的讲话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虽然来的客人听不清楚。他还是决定不见客了。他的饮食也变了，为了让吞咽更容易一些，有时一连好几天都能顺利度过。

尼娜询问过轮椅的事。他不反对。他们不再谈论那个全面瘫痪。她甚至想，是否他们—或他—会进入一种她曾在书上读到过的阶段，处于致命疾病中期的人们会发生的一种改变。乐观的态度变得很重要，不是理应如此，而是整个经历已经成为现实而非空想，应对的办法早有定数，并非无稽之谈。

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活在当下。抓住今天。

这种心境似乎和刘易斯的性格不符。尼娜没想到他能这么最为有效地自我欺骗。但是她也从来没想到他会被身体垮掉而击败。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其他的就不会发生吗？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不是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吗？隐秘的希望，突然的转机，狡猾的交易？

没有。

她拿起床头电话簿，寻找“殡仪员”，这个词当然是不会出现的。“葬礼指挥”。她总是和他一样对此类事情感到愤怒。殡仪员，看在上帝的分上，殡仪员有什么不妥的吗？她转头看着他，发现自己就这样把他留在那里，无助地暴露着。拨号码前她又重新盖上床单和羽绒被。

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问她，有没有医生在场，医生还没有到吗？

“他不需要医生。我进来时他已经死了。”

“是什么时候？”

“我不清楚—大概二十分钟前吧。”

“你发现他死了？那么—你的医生是谁？我打电话叫他过去。”

尼娜和刘易斯正式讨论自杀的时候，她记得，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这件事要保密还是公开。某种程度上，她确信他想公开。他想让人们知道，他这样处理自己的问题是可敬的和明智的。另一方面他也许不想曝光。他不想让任何人觉得，这是丢了工作的结果，他和学校的斗争失败了。让人们以为他是因为那个失败而屈服于此的—这会使他大发雷霆的。

她把床头柜上的药包，满的和空的，都找了出来，冲下了马桶。

殡仪人员带来的都是本地人，又高又壮的小伙子，有他原来的学生，无法掩饰的紧张与难堪。医生也很年轻，是个陌生人—刘易斯的医生去希腊度假了。

“那也算是有福了。”医生充分了解到事实后说。听到他这么公开地认可，她有点吃惊，她认为刘易斯如果能听见，会从这话里捕捉到一点讨厌的宗教意味。医生接下来的话不那么让人吃惊了。

“你想和什么人谈谈吗？我们现在正好有人可以，你知道，帮助人们缓解情绪，理清思绪。”

“不用，不用了。谢谢。我没事。”

“你在这里住很久了吗？要给朋友打电话吗？”

“噢，是的，要的。”

“你现在想给什么人打电话吗？”

“是的。”尼娜说。她在撒谎。医生、年轻的抬尸者和刘易斯刚刚离开房间—刘易斯像家具一样被包裹着，防止磕碰—她就得继续她的搜查。现在局限于床周围似乎是愚蠢的。她翻遍了自己挂在卧室门背后的睡衣。这是绝好的地点，每天早上她都穿着它急赶着去弄咖啡，她总是能在口袋里掏到舒洁牌纸巾和口红。除了这，他也许还会从床上起来，穿过房间—没有她搀扶，他已经几个星期没迈过一步了。

但是为什么便条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他叫她“甜心尼娜海伊娜”（谐音鬣狗），她叫他“快乐时光刘易斯”。

几年前，路边开始出现一种新路标。很久以来，那里都有鼓励皈依的标志，那些有着大大的粉红色心形和漂亮心律线的，是反对堕胎的标志。现在展现的是《创世记》的文本：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男造女。

它们通常装饰着彩虹、玫瑰，或伊甸园美景的象征，画在那些话的旁边。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尼娜说，“毕竟还是一种改变。从‘上帝如此爱着的世界’开始的改变。”

“是神创说。”刘易斯告诉她。

“这我明白。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要贴在这里所有的标志上？”

刘易斯说现在绝对有一种风潮来强化人们对《圣经》故事的笃信。

“亚当和夏娃。老套的垃圾。”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困扰—或者他所感到的冒犯的程度，没有超过每个圣诞节不是放在教堂前而是放在市政厅草坪上的马槽。在教堂的地盘是一回事，他说，在市政厅就不同了。尼娜的贵格会教义没有非常强调亚当和夏娃，所以当她回到家，她拿出詹姆士王的《圣经》，把故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她很喜欢那前六天的壮观进程—水的划分，太阳和月亮的安置，地上走兽和空中飞禽等等万物的出现。

“这太美了。”她说，“它是伟大的诗篇。人们应该读。”

他说那和地球所有角落冒出来的创世神话一样，不好也不坏，他厌倦了，讨厌听人说它有多美，还有诗歌。

“那是烟幕。”他说，“他们对诗歌没有丁点儿影响。”

尼娜笑了。“地球各个角落，”她说，“一个科学家怎么那么说话？我敢说是出自《圣经》。”

偶尔她会趁机用这个话题揶揄他一下。但是她必须小心，不能太过火。她要注意他在哪一点上会感到致命的威胁，不敬的侮辱。

有时尼娜在邮箱里会发现小册子。她不读，有段时间她以为人人都会收到这类东西，还有垃圾邮件，提供热带旅游度假和其他各种花里胡哨中大奖的信息。接着她发现，刘易斯在学校也拿到了同样的材料—他叫作“神创论者的宣传”—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或塞进他办公室的文件架里。

“孩子们可以接近我的办公桌，但究竟是谁在往我的邮箱里塞东西呀？”他对校长说。

校长说他也不清楚，他也能收到这类东西。刘易斯提到几个教师的名字，他叫他们为“秘密基督徒”，校长说不值得为此紧张，扔掉就行了。

班级里有问题。当然，问题总会有的。一定会的，刘易斯说。一个病态的小圣女或耍小聪明的笨蛋试图打破进化论。刘易斯有屡试不爽的办法对付这类情况。他对捣乱者说，如果他们想要对世界历史做出宗教性的解释，可以到旁边的镇上去读基督徒专门学校，那里会欢迎他们的。问题出现得更频繁的时候，他就补充说，有公交车到那里去，如果他们愿意，可以立马收拾书过去。

“祝你们一路顺风—”他说。后来还出现过争议—关于他是真的说了“笨蛋”这个词，还是话到口边又没有说出来。可即便他实际上没有说，他也的确是冒犯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完整时是怎么回事。

这些天学生们采取了新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非得坚持宗教观点，先生。我们只是奇怪你为什么不给予平等的时间。”

刘易斯卷入了争论。

“这是因为我在这里是教授你们科学而不是宗教。”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报告，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在这不是要教你们那些垃圾的。”的确，事实上，刘易斯说，经过四五次的打断，提出问题的方式会有轻微的不同（你认为听出故事的另一面会伤害我们吗？如果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那不也是一种宗教教育吗？），那个词也许会溜出口，在这样的挑衅下，他没有为之道歉。

“我碰巧是这个教室的主宰，我决定教什么。”

“我认为上帝才是主宰，先生。”

有人被驱逐出教室。家长来和校长谈话。他们也许想要和刘易斯谈，但是校长保证那种事不会发生。只是在后来，刘易斯才从办公室里多少是开玩笑的传言中听说了那些面谈。

“你不必为此担心。”校长说—他名叫保尔·吉宾斯，比刘易斯小几岁。“他们只是需要有人倾听他们。需要一点鼓励。”

“我本来要劝说他们的。”刘易斯说。

“是啊。那不是我想的鼓励。”

“应该贴个告示。狗和家长禁止入内。”

“有一定道理，”保尔·吉宾斯和蔼地叹息着说，“但是我想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当地报纸上开始出现信件。每隔几个星期就有一封信，署名为“忧虑的家长”或“基督教纳税人”或“从这里可以走到哪儿？”它们书写认真，段落清晰，论说有力，仿佛都是出自一个代表之手。他们强调，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支付得起私立教会学校，但是所有家长都纳了税。因此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公立学校里受教育，不受冒犯或故意摧毁他们的信仰。一些信用科学语言解释了记录被误解的过程，表面上支持进化论的发现实际上证明了《圣经》的叙述。然后是引用《圣经》的文本，预言当今错误的教育会将人引入歧途，放弃所有体面的生活原则。

语气会及时改变，变得愤慨。反基督代理人掌握了政府和学校。撒旦的魔爪伸向孩子的灵魂，他们实际上被迫在考试中不断重复遭天谴的教条。

“撒旦和反基督者有什么区别吗，还是他们是一体的？”尼娜问，“贵格教对此不是太严格。”

刘易斯说，如果她不把这一切当儿戏，他能坚持下去。

“对不起，”她严肃地说，“你认为是谁写的，是牧师吗？”

他说不是，那样应该会比这更有条理。精心策划的宣传造势，某个中心办公室，提供从本地地址发出的信件。他怀疑是否有一些是从这里，在他的教室里开始的。一切都是有计划的，以学校为攻击目标，很可能有希望激起公众同情心的地方。

“那么。不是个人行为了？”

“这不能让我感到安慰。”

“不是吗？我以为是呢。”

有人在刘易斯的车上写了“地狱之火”四字。不是用喷漆写的—只是手指留在灰尘上的痕迹。

他的高年级班开始遭到一小部分学生的联合抵制，他们坐在外面的地板上，手持着父母的便条。刘易斯开始讲课时，他们就唱歌。

所有明亮美丽的事物

所有伟大渺小的生灵

所有智慧美妙的事物

都是上帝所造—

校长实行了一条规定，不准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但是没有命令他们回教室。他们不得不去体育馆的储物室，在那里继续唱歌—他们还准备了其他的圣歌。他们的声音和体育老师刺耳的指令声，以及在体育馆地上跺脚的声音，不和谐地混杂在一起。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一张请愿书出现在校长的桌子上，同时还有副本送到了本地报社。不但有家长的签名，还有来自镇上不同的教堂团体，大多是来自基要主义教堂，也有的来自英国国教及长老会教堂。

请愿书上没有提到“地狱之火”的事，也没有提到撒旦或反基督者。它仅仅要求给《圣经》的神创论以平等的时间，作为一个选择予以尊重。

“我们签名的人认为上帝被忽略得太久了。”

“简直是废话，”刘易斯说，“他们不相信平等的时间—他们不相信选择。他们是绝对论者。法西斯主义者。”

保罗·吉宾斯来过刘易斯和尼娜的房子。他不想在有可能被偷听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一个秘书是礼拜堂的成员。）他不太奢望说服刘易斯，但是他必须试一下。

“他们把我逼到枪口上了。”他说。

“解雇我，”刘易斯说，“雇用一个愚蠢的神创论的家伙。”

这狗娘养的很开心嘛，保罗想。但是他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些天他做得最多的就是控制自己。

“我过来不是要谈论那件事的。我的意思是很多人认为这群人有道理。包括董事会的人。”

“让他们开心开心。炒掉我。让亚当和夏娃进场。”

尼娜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保罗说了声谢谢，试图捉住她的眼神，看看她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没有用。

“是的，当然。”他说，“我想做也不能那样做。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工会会追着我。我们会在全省出名的，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我们得考虑考虑孩子们。”

你以为那可以让刘易斯动心—考虑考虑孩子们。但是他像平时一样考虑自己。

“让亚当和夏娃进场。无论有没有无花果树叶。”

“我所想要的就是一个小演讲，表明这是不同的解释，一些人相信一件事，而另一些人相信另一件事。把《创世记》故事压缩到十五或二十分钟。大声朗读。只不过要带着尊敬的态度。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吧？人们感觉被忽视了。人们不喜欢被忽视的感觉。”

刘易斯沉默地坐了很久，足够让保罗，也许还有尼娜—产生希望，谁知道呢？—但结果是，这么长的停顿只是个策略，让这个极不公正的提议落空。

“怎么样？”保罗小心地问。

“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整本《创世记》都大声朗读出来，然后宣布，那是自我夸大和从别的更好的文化借鉴来的神学概念的大杂烩—”

“神话，”尼娜说，“毕竟神话不是真实的，只是—”

保罗觉得听她说没有太大意义。刘易斯不是。

刘易斯写信给报社。第一部分是温和而博学的，描述了大陆漂移，海洋的开口和闭口，生命不详的开始。古微生物，没有鱼的海洋和没有鸟类的天空。繁荣和毁灭，两栖类、爬行类和恐龙时期；气候的变迁，最早的肮脏的小哺乳动物。反复的试验，灵长目动物迟到的渺茫未来，类人后脚直立行走，明白火的用途，削尖石器，划分领地，最后是近期的飞跃，建造船只，金字塔和坟墓，创造语言和诸神，献祭和彼此谋杀。为他们的上帝是耶和华还是克里希纳（这里语言激烈起来）而争斗，或者为是否可以吃猪肉，跪下，对着天空的怪老头号叫着祷告，他对谁在战争和足球赛中获胜很有兴趣。最后，不可思议地，弄清了一些事情，开始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在的宇宙，决定最好扔掉得来不易的知识，把怪老头带回来，再次强迫每个人下跪，接受教诲，相信古老的废话，当我们还在上面时为什么不恢复地平学说呢？

您忠实的，刘易斯·施皮尔斯。

报纸的编辑不是本地人，刚从新闻学校毕业。他对骚动很满意，继续发表那些回应（“上帝不是伪造的”，后面有礼拜堂每个成员的签名，“作者让辩论变得低俗了”，来自宽容而悲哀的联合教堂牧师，被“废话”和“怪老头”冒犯了），直到报纸出版人说明这种争吵是老套的，不合时宜，而且令广告商灰心。快点了结吧，他说。

刘易斯又写了一封信，这封是辞职信。保罗说，它被遗憾地接受—他的话也出现在报纸上—原因是身体欠佳。

原因是真的，尽管不是刘易斯自己愿意公开的理由。有好几个星期，他感到腿部无力。当他需要在课堂里站着的时候，他就来回走动。他能感觉到自己在颤抖，渴望能坐下来。他始终没有放弃，但有时他不得不抓住椅子靠背，仿佛是为了强调。有时他说不清自己的脚在哪里，它们失去了知觉。如果有地毯，他可能被最小的皱褶绊倒，甚至在没有地毯的教室里，一小块掉在地上的粉笔，一支铅笔，都可能意味着灾难。

这种疾病让他很暴躁，他认为是身心失调。他在班上或任何人群面前从来都不紧张。在神经病专科医生的办公室，当他拿到了确诊书，他首先感到的—他这样告诉尼娜—是一种荒谬的解脱之感。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他说。他们都开始大笑起来。

“我担心自己得了神经病，但是我只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他们大笑着，沿着寂静的、铺着长毛绒的走廊跌跌绊绊，进到电梯里，人们吃惊地盯着他们—在这种地方，大笑是最不合常理的。

湖滨殡仪馆是金色砖砌的宽敞的新建筑—新到周围的土地还没有种上草坪和灌木。除了招牌，你也许会认为它是一座内科门诊，或政府办公楼。湖滨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面向湖水，而是殡仪事务承办人姓氏的巧妙组合—布鲁斯·肖。一些人认为这毫无品位。当这项生意在镇上一间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开始运作时，它属于布鲁斯的父亲，那时的名字只是简单的肖殡仪馆。它实际上是一个住家，二楼和三楼有很多房间，给艾德和基蒂·肖及其五个孩子。

没有人住在这个新的建筑里，不过有卧室和厨房设备，还有淋浴。这是为了方便布鲁斯·肖晚上待在这里，不必开十五英里的车去乡间他和妻子养马的地方。

昨天夜里就是这样，镇北部发生了车祸。一辆满载十几岁孩子的车撞到桥墩上。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春天毕业前后，或者九月开学前几周的兴奋中—刚拿驾照的司机或根本没有驾照的司机，每个人都酩酊大醉。这样的时候，你能更多地看见新来者的命运—去年从菲律宾新来的护士们—陷在陌生的第一场雪中。

尽管如此，完全晴朗的夜晚，干燥的路面，还是有两个七十岁的人，都是从镇上来的。在那之前到的是刘易斯·施皮尔斯。布鲁斯手上满满的活儿—他必须让那些死去的孩子中看，这个工作要到深夜才完成。他给父亲打了电话。艾德和基蒂夏天还是在镇上的房子里住，没有去佛罗里达，艾德过来打理刘易斯的事情。

布鲁斯刚去跑了一圈，放松一下。当他看到施皮尔斯太太停下她那辆旧本田雅阁时，他甚至还没有吃早餐，还穿着跑步的装束。他匆匆来到会客室，为她开门。

她个子很高，瘦削，灰白头发，但是动作年轻而敏捷。她今天早上看起来不是太伤心，尽管他注意到她连外套都没穿。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刚去锻炼了一下。恐怕雪莉还没有来呢。我们对您失去亲人感到难过。”

“是的。”她说。

“我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的时候，施皮尔斯先生教我科学，他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老师之一。您请坐。我知道您一定也做了些准备，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仍然是始料不及的。您想现在看看手续，还是想看看您的丈夫？”

她说：“我们只要火化就行了。”

他点头。“当然。接下来是要火化的。”

“不。他应该立刻火化。那是他的愿望。我可以拿回他的骨灰。”

“噢，我们没有那样的指令，”布鲁斯坚定地说，“我们准备了瞻仰遗容的环节。实际上他看起来不错。我想您会满意的。”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不想坐下来吗？”他说，“您安排了瞻仰，不是吗？某种悼念仪式？很多人要向施皮尔斯先生表达敬意。你知道，我们也举行没有宗教派别的其他仪式。只是有人致悼辞，而不是牧师。如果您不想那么正规，可以让人们一起表达他们的悼念。由您决定棺材开着还是关着。不过这里的人们通常是开着的。当然，去火化时，不是用同样的棺材。我们有很像样的棺材，但是会占用一部分开销。”

她站在那儿，盯着他。

事实上工作已经做完，没有指示说不要做。像其他任何工作那样需要付费。更别提材料的费用。

“我只是在说，我认为您可能需要，等您有时间坐下来仔细考虑之后。我们会遵照您的意愿的—”

也许那样说太过分了。

“因为没有相反的指示，我们就先这样做了。”

外面有一辆车停下，车门关上，艾德·肖走进会客室。布鲁斯感到如释重负。他在这一行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和家属这一边打交道。

艾德说：“你好，尼娜。我看见你的车了。我想我应该进来表达我的悼念之情。”

尼娜夜里是在客厅过的。她以为自己睡着了，但是睡得不踏实，一直能意识到自己在哪里—在客厅的沙发上—还有刘易斯—在殡仪馆。

现在她试图讲话，但是牙齿在打战。这对她来说完全是意外。

“我想要他立即火化。”她试图这样说，以为自己表现得很正常。然后，她听到，或是感觉到，她自己的喘气声和无法控制的结巴。

“我想—我—他想—”

艾德·肖拉着她的手臂，用另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膀。布鲁斯抬起了胳膊，但没有碰她。

“我应该让她坐下的。”他哀伤地说。

“没问题，”艾德说，“你想走到我的车那儿去吗，尼娜？我们要让你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艾德摇下了车窗，把车开到镇上的老区，到了街道的尽头，转弯处俯临湖水。白天人们开车过来欣赏风景—有时吃野餐—夜晚是情人们的天下。停车的时候，艾德可能也意识到了这种想法，就和她一样。

“新鲜空气够了吗？”他说，“你出来都不穿外套，不是想感冒吧。”

她小心地说：“天开始变暖了。比如昨天。”

他们从来没有一起坐在停着的车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从来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单独相处。

现在这样想似乎是不道德的。

“对不起，”尼娜说，“我失控了。我只是想说刘易斯—我们—他—”

又是这样。她的牙齿又开始打战了，颤抖，词不达意。可怕得令人同情。它甚至表达的不是她现在的感觉。她之前的感觉是愤怒和烦闷，因为和布鲁斯讲话—或听他讲话。现在她感觉—她以为她感觉—非常镇静和理智了。

这时，因为他们单独在一起，他没有碰她。他只是开始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会处理好一切的。立刻就好。我保证一切顺利。我明白。火化。

“呼吸，”他说，“吸气。保持住。现在呼气。”

“我不会有事的。”

“当然啦。”

“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打击。”他干巴巴地说。

“我不是这样。”

“看地平线。那也有帮助。”

他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手绢？但是她不需要手绢。她没有眼泪。她只是在打战。

是一张折叠得很紧的纸。

“我帮你保存着这个。”他说，“在他的睡衣口袋里。”

她把纸放在手袋里，小心地，没有激动，仿佛那是医生的处方。然后她意识到他在对她说什么。

“他被送来的时候你在场。”

“是我处理的。布鲁斯打电话叫了我。发生了车祸，事情多得他应付不过来。”

她甚至没有问，什么车祸？她不在乎。她现在只想一个人看他的信。

睡衣口袋。她唯一遗漏的地方。她没有动他的身体。

艾德送她回来后，她开着自己的车回家。他挥手告别，刚一驶出她的视线，她就靠边停了下来。甚至一只手还在开车时，另一只手就在手袋里摸索出那张纸。她读着上面的文字，引擎开着，然后继续开车。

在她房子前面的人行道上有另一个信息。

上帝的意愿。

用粉笔写得很匆忙，细长而潦草。很容易擦掉。

刘易斯留给她的是一首诗。几段尖锐的打油诗。标题是—“创世说和达尔文的后裔们为了软弱无力的一代人的灵魂的斗争”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头脑里只有一个伟大思想的蠢人—

他们愿意听什么你就讲什么！

一年冬天，玛格丽特想组织一系列晚会，晚会上人们可以谈论—不是很详细地—任何他们知道和关心的东西。她的设想是给老师们举办—“老师们总是站着对被迷住的听众胡扯。”她说，“他们需要坐下来听别人告诉他们一些事情，改变一下。”—但是后来决定，如果非教师也被邀请来会更有趣。首先，将在玛格丽特家举办一次有酒的百乐餐。

就是那样，在一个清朗寒冷的夜晚，尼娜发现自己站在玛格丽特的厨房门外。黑暗的入口处，堆着玛格丽特儿子们的外套、书包和曲棍球棍—那时他们还在家里。客厅里—尼娜听不到那里的任何声音—基蒂·肖在继续讲自己选好的话题—圣人。基蒂和艾德·肖是“真正”被邀请的人之一—他们也是玛格丽特的邻居。艾德有一天晚上发过言了，话题是关于登山的。他自己登过山，在落基山脉，但他谈得最多的是他喜欢读的危险而悲惨的探险故事。（那晚他们喝咖啡的时候，玛格丽特告诉尼娜：“我担心他会谈论尸体防腐。”尼娜咯咯地笑着说：“但那不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不是业余爱好。我想不会有很多业余爱好尸体防腐的。”）

基蒂和艾德·肖是相貌漂亮的一对。玛格丽特和尼娜都认为，如果艾德不是做这个职业的话，会是很吸引人的。长长的灵巧的手被清洗得异常苍白，让人联想，那双手曾经抚摸过哪里？曲线优美的基蒂被认为是个可爱的人—她身材矮小，胸部丰满，目光温暖，眼睛呈深褐色，声音中充满了热情的气息。对她的婚姻、孩子、季节、城镇，尤其是对她的宗教充满热情。在她所属的英国国教教堂里，像她这样的热衷者还真不多见。有人说她令人讨厌，因为她很认真，喜欢空想，特别热衷秘密仪式，比如妇女的安产感谢礼。尼娜和玛格丽特也发现很难接受她，刘易斯认为她是毒药。但是多数人都被她迷住了。

今晚她穿了暗红色的羊毛裙，戴着耳环，是一个孩子给她的圣诞礼物。她坐在沙发的一角，腿蜷曲在身子下面。只要她局限于圣人的历史和地理影响就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尼娜可以接受，她希望刘易斯觉得没有必要还击。

基蒂说她被迫省略了所有东欧的圣徒，主要集中在英伦诸岛的圣徒，尤其是康沃尔、威尔士和爱尔兰，那些有着美妙名字的凯尔特圣徒，是她最喜欢的。当她谈到治疗、奇迹时，尤其当她的声音变得更加欢快和深信不疑时，她的耳环叮当响着，尼娜就感到忧虑。她知道人们会认为她轻浮，基蒂说，当她煮饭出现灾难时和圣徒讲话，但她真的相信圣徒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他们不是高高在上，强大有力，对灾难和困苦以及我们生活的细节不感兴趣，我们会羞于用这些来打扰宇宙中的上帝。在圣徒的帮助下，你多少会留在孩子的世界，了解一个孩子对帮助和安慰的希望。你必须成为小孩子。而且是小小的奇迹—当然是小小的奇迹帮助我们为大大的奇迹做好准备？

那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问圣徒在英国国教里的地位。在基督新教中的地位。

“哦，严格来说，我不认为英国国教是新教。”基蒂说，“我不想加入。当我们在信条里说，‘我相信神圣的天主教会’，我认为它指的是整个宇宙的基督教会。我们说，‘我相信圣徒相通。’当然我们在教堂里没有雕像，尽管从个人来说，我觉得有雕像会很好。”

玛格丽特说：“要咖啡吗？”这时，大家明白晚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了。但是刘易斯把椅子挪近基蒂，差不多是友善地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你相信这些奇迹了？”

基蒂笑了。“完全相信。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能存在了。”

尼娜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刘易斯悄悄地展开无情的辩论了，基蒂反对快乐的信念，反对她认为魅惑人的东西和女性的善变。当然，她信仰—她自己的魅力。但是刘易斯不为所动。他想要知道，当下这些圣徒以什么形式出现？在天堂，他们会占据先前死者、善良先辈们的领地吗？他们是怎么被选定的？难道是凭经过验证、被证实的奇迹吗？你又如何证明生活在十五个世纪前的人的奇迹呢？如何证明奇迹？以面包和鱼为例，用算术。但那是真的算术，还是感知？信念？啊，是的。那么一切都归于信念。在日常生活中，在她的全部生活中，基蒂是靠着信念生活的吗？

她的确是这样。

她在任何方面都不依赖科学吗？当然不。当她的孩子们生病时，她不给他们吃药。她不关心车里的汽油，她有信念—

很多谈话围绕这些事情展开，但是因为其中的紧张和危险—基蒂的声音像电线上的鸟儿一样跳来跳去，说别这么天真，你认为我完全疯了吗？刘易斯的讽刺变得更加轻蔑和致命—整个屋子里的人一直在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尼娜嘴里有股苦味儿。她去厨房给玛格丽特帮忙。她们彼此错过，玛格丽特端来了咖啡。尼娜径直穿过厨房，来到走廊里。通过后门的小窗，她瞥见没有月光的夜晚，街道边的雪堤，星星。她把发烫的脸颊靠在窗玻璃上。

厨房的门开了，她立刻挺起身来，转过头，微笑，准备说：“我正要出去看看天气。”但是当她看到关门那一刹那，艾德·肖背光的脸，她想她没有必要那样说了。他们彼此简短亲切地打了个招呼，略带歉意和婉转的笑，借此传递和理解了很多信息。

他们抛弃了基蒂和刘易斯—只是一小会儿，基蒂和刘易斯不会注意的。刘易斯不会精疲力竭的，而基蒂也会找到方法—对刘易斯同情可能就是一个办法—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基蒂和刘易斯不会对此厌倦的。

艾德和尼娜就是这样感觉的吗？厌倦别人，至少厌倦争辩和轻信。厌倦从不放弃努力的个性。

他们不会这样说。他们只是说感觉累了。

艾德·肖用一只胳膊搂住尼娜。他吻了她—不是嘴唇，也不是脸颊，而是喉咙，喉咙上有激动的脉搏跳动的地方。

他要弯腰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男人，当尼娜站直的时候，吻她这个部位是很自然的。但是他高得需要屈身，特意吻她那个暴露的、温柔的地方。

“你到外面会感冒的。”他说。

“我知道。我就进来。”

到现在为止，尼娜除了刘易斯之外没有和任何男人有过性关系。从来没有接近到那一步。

性爱。性交。很长时间她不能那样说。她说做爱。刘易斯什么都不说。他是精力充沛的、有创造力的伴侣，在身体上不忽视她。也不是不够体贴。但是他警惕任何接近多愁善感的东西，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东西很多。她对这种厌恶变得很敏感，几乎和他一样了。

然而，对艾德·肖在厨房门外的一吻的记忆，变成了一笔财富。合唱团每个圣诞节都会表演弥赛亚，每当艾德的男高音独唱时，那个时刻就回到她的心中。“安慰你们，我的人民”像明亮的针直刺她的喉咙。那时，仿佛她的一切都获得了承认，变得荣耀，燃烧起来。

保罗·吉宾斯没有想到尼娜会有麻烦。他一直以为她是个温和的人，有她保守的方式。不像刘易斯那样刻薄。但是很聪明。

“不，”她说，“他不愿意那样。”

“尼娜，教学是他的生命。他付出了很多。有这么多人，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有多少人，他们记得坐在他的教室里听得入迷。他们很可能对高中别的事情都记不得了，除了记得刘易斯。他有一种风度，尼娜。这是天生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刘易斯无疑就有。”

“我对那个没有疑义。”

“所以有这么多人想来和他告别。我们都需要道别。也是对他表示敬重。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所有这些结束，就完结了。”

“是的。我听见了。完结。”

卑鄙的语调，他想。但是他没在意。“不一定要带宗教色彩。不用祷告。不用陈述。我和你一样了解他不喜欢那一套。”

“他是那样。”

“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主持整个葬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好了哪些人可以做简单的答谢致辞。也许五六个人，最后由我总结。‘悼词’，我知道是这个词，不过我喜欢用‘答谢’—”

“刘易斯更愿意什么都不要。”

“你可以决定参与到什么程度—”

“保罗，听着。现在听我说。”

“当然。我在听。”

“如果你这样进行，我会参加。”

“那太好了。”

“刘易斯死的时候留下了—他实际上留下了一首诗。如果你这样安排，我会朗读这首诗。”

“是吗？”

“我的意思是要在那里朗读，大声读。我现在给你读一点儿。”

“好。读吧。”

“有一座知识的殿堂

坐落在休伦湖畔

很多目光呆滞的笨蛋来到这里

听许多讨厌的人讲课。”

“听起来是刘易斯的风格。”

“那些人中为首的是一个正义的家伙

经常咧嘴大笑—”

“尼娜，好了。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哈勃谷家庭教师协会？”

“还有更多的。”

“我相信还有。我想你太伤心了，尼娜。如果你不是伤心过度，你不会这样的。等你感觉好些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不会。”

“我觉得你一定会后悔的。我现在要挂了。我要去道别的。”

“哇，”玛格丽特说，“他怎么受得了那个？”

“他说他要来道别。”

“你想让我一起去吗？只是陪陪你。”

“不用了，谢谢。”

“你不想有人陪吗？”

“我想不用。暂时还不用。”

“你确信吗？你不会有事吧？”

“我很好。”

就电话中的交谈来说，她对自己真的不太满意。刘易斯曾经说过：“如果他们无聊地要安排什么悼念性的东西，你一定要阻止。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做得到的。”所以有必要制止保罗，但是她阻止这事的方式似乎粗暴而夸张。愤怒被留给了刘易斯，报复是他的专长—她所能做到的就是引用他的话。

只凭借她过去的平和习惯，她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失去了他，让她冷漠而无言。

天黑了一会儿之后，艾德·肖敲她家的后门。他拿着一盒骨灰和一束白玫瑰。

他先把骨灰交给她。

“啊，”她说，“已经结束了。”

她感到一丝温暖透过沉重的纸板。不是立刻而是缓缓地传过来，像是透过皮肤的血液的温度。

她要把这个放在哪儿呢？不是在餐桌上，靠近她迟了的、几乎未碰过的晚餐。搅鸡蛋和沙拉，是她晚上经常吃的搭配，当刘易斯有事晚回来，和其他老师在提姆·霍顿饭店或酒吧聚餐的时候。今晚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也不能放在吧台上。它像是一件笨重的杂货。地上也不行，更容易被忽略的同时也会显得是被降低到了一个低下的位置—仿佛里面装的是猫粪或花园肥料，某种不应该太接近餐具和食物的东西。

她其实想把它拿到另一个房间里，安置在没有点灯的前屋的什么地方。最好是橱柜的架子上。不过这么快就放起来也不太合适。而且，考虑到艾德·肖在看着她，她这样做可能会显得像在为轻快残忍地清除障碍而准备行动，一种庸俗的诱惑。

最后她把盒子放在低低的电话桌上。

“我本不想让你站着。”她说，“请坐。请坐下吧。”

“我打扰你的晚餐了。”

“我不想吃了。”

他手里还拿着花。她问：“那些是给我的吗？”他拿着花束的形象，他拿着骨灰盒和花束的样子，当她开门时—显得很奇特，现在她回想起来，觉得特别滑稽。这是那种她会歇斯底里地告诉别人的事情。告诉玛格丽特。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

那些是给我的吗？

它们应该是给死者的。给死者房间摆放的。她开始寻找花瓶，然后把水壶灌满了水，说：“我正要冲点儿茶。”回身继续寻找花瓶，找到了，装上水，找到了剪刀，她需要修剪花茎，最后从他手里接过了花。然后她注意到她没有打开水壶下的炉子。她几乎控制不住了。她感觉她几乎要把花扔到地上，打碎花瓶，用手指把餐盘里凝结的一团捏碎。但是为什么？她并不是生气。正是这种疯狂的努力，让她一件一件不停地做事。现在她要把锅烧热，她要估摸放多少茶叶。

她说：“你有没有读从刘易斯口袋里拿出来的纸条？”

他摇摇头，没有看她。她知道他在说谎。他是在说谎，他在颤抖，他想要深入了解她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呢？万一她崩溃了，告诉他自己感到的震惊，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说，寒冷围绕着她的心脏—当她看到刘易斯写的文字？当她看到他写的只有那些。

“不要紧，”她说，“只是几行诗句。”

他们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两个人，在礼貌和亲密之间什么都没有。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之间的平衡是因为他们彼此的婚姻。他们的婚姻是生活的真正内容—她和刘易斯的婚姻，有时粗糙和让人困惑，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另一件事的甜蜜，给人安慰的许诺，也要依赖于这些婚姻。它不可能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即使他们都是自由的。但它并不是虚无。尝试它，看着它崩溃，然后想到它一直是虚无，都是危险的。

她点上了炉子，准备加热茶壶。她说：“你真周到，我还没有感谢你呢。一定要喝杯茶。”

“那很好。”他说。

当他们在桌子旁安顿下来，倒满茶杯，备好了牛奶和糖—本来可能会惊慌失措的时刻—她却奇怪地振奋起来。

她问：“你的工作究竟是什么？”

“我做什么吗？”

“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通常没有人问你吗？”

“不是这样多话。”

“你介意吗？如果介意就不用回答我了。”

“我只是吃惊。我不介意。”

“我也吃惊于我会问这个。”

“那么，好吧。”他说，把茶杯放在茶垫上，“基本要做的是吸干血管和体腔，这可能会碰到问题，要看有没有结块什么的，那样就得想办法解决。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使用颈静脉，但有时得用心脏穿刺放液。用叫作套管针的东西把体内空腔吸干，是一条长而细的针，带着易弯曲的管子。不过，如果有尸体解剖和器官摘除，情况当然就不同了。要补进去一些东西，恢复自然的外形……”

他给她讲的时候眼睛一直小心地看着她。没有问题—她感到自己内部被唤醒的仅仅是一种寒冷和广泛的好奇心。

“这是你想要了解的吗？”

“是的。”她确定地说。

他看出一切正常。感到释然。放松，也许还有感激。他一定是习惯了人们完全回避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就此开玩笑。

“然后注射液体，是一种甲醛、苯酚和酒精溶液，经常要加染料，用在手和脸上。大家都觉得脸重要，眼皮要做很多处理，还要用金属丝捆扎牙床。还有按摩、细致的眼睫毛以及特殊化妆。但是人们容易在乎手，希望它们柔软自然，指尖没有皱纹……”

“你做那么多工作。”

“没关系。那不是你想要的。我们大多做的只是美容装饰工作。我们更关心的是现在而不是长期保存。甚至老列宁，你知道，他们不得不经常进去重新注射，这样他就不会干掉或褪色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在继续。”

某种夸张或舒畅，与他嗓音里的严肃混合起来，让她想起了刘易斯。她想起前天晚上，刘易斯声音微弱但是满意地对她说起单细胞生物—没有细胞核，没有配对的染色体，没有别的什么—是地球三分之二的生命史中唯一的生命形式。

“现在说到古代埃及人。”艾德说，“他们认为人的灵魂继续旅行，要花三千年才能完成，然后回到身体里，身体应该保持比较好的状况。所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尸体保存，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同等的程度。”

没有叶绿体，也没有—线粒体。

“三千年。”她说，“然后回来。”

“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放下空杯，说他该回去了。

“谢谢你。”尼娜说。接着匆忙地又说道，“你相信灵魂这种东西吗？”

他站在那里，手压在餐桌上。他叹息着摇摇头说：“是的。”

他一离开，她就拿出骨灰放在汽车客座上。然后回屋去拿钥匙和外套。她把车开到镇外一英里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下了车，走上一条岔道，拿着盒子。夜晚清冷而静谧，月亮高挂在天空上。

这条路起初穿过长着香蒲的软泥地—现在香蒲已经干枯，看起来高而萧瑟。还有乳草属植物，豆荚空空的，像贝壳一样闪亮。一切在月光下都显得棱角分明。她可以闻到马的气息。是的—附近有两匹马，香蒲那边显现出马匹结实的黑色形体和农夫的栅栏。它们站着，互相摩擦着巨大的身体，看着她。

她打开盒子，把手伸进去，将冷却的骨灰扬到空中，或撒在地上—还有其他执拗的碎渣—撒在那些路边的植物中。这样做就像涉过浅水，然后把自己投进湖里，开始六月的第一次冬泳。起初是令人厌恶的震惊，接着是惊诧自己还在移动，被一股顽强的激流抬起—你生命的表面一片平静，你活着，尽管寒冷的痛苦继续侵蚀着你的身体。

荨麻

1979年夏天，我来到我的朋友夏妮在安大略省阿克斯布里奇附近的房子，走进厨房，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操作台边，在给自己弄番茄酱三明治。

我在多伦多东北部的山区中开过车，和我丈夫一起—我的第二任丈夫，不是那年夏天我离开的那个—我悠闲而执着地寻找过那所房子，试图寻找它所在的那条路，但是没有成功，很可能是拆了。在我拜访夏妮和她丈夫的几年之后，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它离他们居住的渥太华太远了，不大适合用来夏天度假。他们的孩子长到十几岁时，不愿意再去那里了。对于约翰逊（夏妮的丈夫）来说，也有太多维护工作要做，而他喜欢在周末去打打高尔夫球。

我找到了那个高尔夫球场—我认为就是那个，尽管原本歪歪扭扭的边界已经被修整一新，会所也比原先要豪华。

我小时候住在乡下，夏天的时候水井会干涸。在雨量不够的时候，每五六年就会发生一次。这些井是在地上挖的洞。我们的井比大多数的井要深，但是我们畜圈里的动物需要大量的水—父亲养银狐和水貂—所以有一天，钻井人带着壮观的设备来了，洞被加深，再深，直到有水从岩石里冒出来。从那时起，无论什么季节，无论天气有多干燥，我们都能打出纯净、清凉的水。那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水泵上挂着一只锡制的杯子，在灼热的夏天用它喝水时，我就会想到黑色的岩石，水在那里像钻石一样闪烁流动。

钻井人—有时被叫作挖井人，好像没有人为了找一个确切的称呼而操心，旧称呼更顺口些—是一个叫迈克·麦卡勒姆的人。他住在我们农场附近的镇上，但是他在那里没有房子。他住在克拉克旅店—春天就会到那里，在这一带有什么活干什么活，干完就走，然后再到别处干活。

迈克·麦卡勒姆比我父亲年轻，但是他的儿子比我大一岁零两个月。男孩和父亲一起住旅店，或寄宿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在就近的学校就读。他也叫迈克·麦卡勒姆。

我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因为这是孩子们要立刻证实的事，这是他们考虑是否要与之做朋友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九岁，我八岁。他的生日在四月，我的在六月。当他和他父亲来到我们家时，暑假就要来了。

他父亲开的深红色卡车总是灰头土脸的。下雨时，我和迈克就爬进驾驶室，我不记得他父亲是去我们厨房抽烟喝茶，还是站在树下，或是继续工作。雨水冲刷着驾驶室的车窗，像石头一样砸在车顶上噼啪作响。车里弥漫着男人的气味—他们的工作服和工具、烟草、肮脏的靴子、酸奶酪味的袜子，还有潮湿的长毛狗的气味，因为我们把“游侠”带来了。我对“游侠”习以为常了，习惯它到处跟着我，有时我也会无缘无故地命令它待在家里，去谷仓，别来烦我。不过迈克喜欢它，总是开心地叫着它的名字，告诉它我们的计划，当它开始它的狗狗计划，追逐土拨鼠或兔子的时候，他就在那儿等它。和他父亲一起那样生活，迈克是永远也不能有自己的狗的。

一天，“游侠”和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去追赶一只臭鼬，臭鼬转身对着它喷臭气。大人认为我和迈克难辞其咎。母亲必须停下手里的活儿，开车去镇上买了几大罐番茄汁。迈克说服“游侠”跳进浴缸，我们把番茄汁倒在它身上，彻底梳洗它的毛发，看起来就像是用血给它洗澡。要多少人才能有这么多血啊？多少匹马？多少头大象呢？

我比迈克更熟悉血和捕杀动物。我带他去看牧场的一个角落，就靠近谷仓院子的大门，我父亲在那里射杀和屠宰马匹，喂给狐狸和水貂吃。地上被踩踏得光秃秃的，留有深深的血渍，泛出铁锈一样的红色。之后我带他去了谷仓的储肉坊，马的尸体在被剁碎做成饲料前就挂在那里。储肉坊就是个用铁丝网围成的棚子，墙上黑压压地落满了苍蝇，被腐尸的气味熏得酩酊大醉。我们找来鹅卵石把它们碾死。

我们的农场不大—才九亩地，小到我可以探索它的每一寸土地，每寸土地都有不同的样子和特点，我无法用文字来表达。很容易看到铁丝棚子的特别之处，长长的苍白马尸挂在残忍的钩子上，被践踏的浸渍着血的地面，在这里，活马变成了肉食。不过还有别的东西，比如谷仓通道两边的石头，尽管没有发生过什么难忘的事情，它们对我言说的东西也不减分毫。通道的一边有一块发白的大石头，光溜溜的，突出来，统领其他的石头，所以这一边对我来说有一种扩张性和开放的气氛，我总是选择爬到这一边而不是另一边。另一边的石头颜色暗一些，挤在一起，显得低下。两边的树木也有类似的姿态和样子—榆树看起来沉静，橡树险恶，枫树友好而平凡，山楂树古老而暴躁。甚至河滩上的那些深坑—父亲多年前已经卖光了里面的碎石—也有自己的特点，春汛退去时，如果坑里注满了水，也许更容易发现这些特点：一个坑小而圆，深深的，很完美；另一个像尾巴一样伸展开来；一个很宽，形状不定，上面总是有碎浪，因为水太浅了。

迈克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东西，我也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我用他的方式和我自己的方式看待它们，我的方式本质上是无法言传的，所以不得不保密，而他的方式却很实用。通道上巨大苍白的石头是用来当跳板的，短而有力地助跑，然后把自己发射到空中，清除掉下面斜坡上的小石子，降落在马厩门旁压实的土地上。所有的树都是用来爬的，尤其是房子旁边的枫树，可以顺着树枝爬出来，跳到阳台顶上。碎石坑就是用来跳进去的，在猛跑过深草之后，就像动物扑向猎物一样大叫着跳进去。迈克说，如果是在一年的早些时候，那时坑里的水更多，我们就可以造一个筏子。

我们考虑了与河流有关的那个计划。但是八月的河是水道，差不多也是多石的路，我们脱掉鞋子涉水过去，而不是漂流而下或在里面游泳—从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跳到另一块骨白色的光石头，在水面下满是浮沫的岩石上打滑，在长着扁平叶子的睡莲丛和其他水生植物中跋涉，我想不起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字（野欧洲防风草？毒芹？）。这些植物长得很茂密，仿佛是扎根在岛上或干燥的陆地上，但实际上它们是从河泥里长出来的，把我们的腿缠在它们纠结的根系里。

这条河也流经镇上，沿河朝上游走，能看到双跨的高速公路桥。我独自一人或和“游侠”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走到桥那么远，因为那边通常有镇上的人。他们来河边钓鱼，水够深的时候，男孩子们就从栏杆上跳水玩。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会在跳水，但是很可能在下面泼水玩—大吵大嚷，充满敌意，镇上的孩子总是这样。

另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可能会有流浪汉，但是我没有对迈克说。他走在我前面，好像桥是一个普通的目的地，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或被禁止的。声音传过来，和我预想的一样，是男孩子叫嚷的声音—让人以为桥是属于他们的。“游侠”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已经失去了热情，掉转头朝河岸去了。它已经是条老狗了，它从来不会不加选择地喜欢所有的孩子。

一个男人在钓鱼，不是在桥上而是在岸边。“游侠”从水里跳出来时打破了水面的平静，那个男人对着“游侠”破口大骂，问我们是不是连条狗都管不好，让它乖乖在家待着。迈克径自走着，仿佛那个人只是对着我们吹口哨而已，然后我们进入了桥的阴影，我从来都没到过那里。

桥底是我们的房顶，几缕阳光从桥板间的缝隙漏下。一辆车轰隆隆地开过，瞬间遮蔽了阳光。车经过时，我们静静地站着，朝上望去。桥下是一方独立的天地，而不只是河流的一小段。车开过以后，太阳又透过缝隙照了下来，在水面上反射出波光，奇异的光泡映在高高的水泥桥墩上。迈克叫了几声，测试下回音，我也照做，但是很小声，因为岸边的那些男孩子，还有桥那头的陌生人，比流浪者更让我害怕。

我在农场外的乡下学校上学。学校的入学率低到我成了班上唯一的学生。不过迈克春天以来一直读镇上的学校，他认识那些男孩。如果他父亲不是想着要在干活时带上他，以便可以时不时看管他一下，他很可能会和他们一起玩，而不是和我。

这些镇上的孩子和迈克一定有一些言语寒暄。

嘿，你在这里干吗？

没干吗。你呢？

没干吗。和你一起的是谁？

谁也不是。就是她。

噢喔。就是她。

事实上他们正在玩一种游戏，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忙着自己的事，包括女孩—河岸那头的女孩—虽然我们都已经过了一群男生女生若无其事一起玩的年龄。她们也可能是从镇上跟着男孩子来的—假装不是跟着—或者是男孩子跟着她们，想要趁机骚扰，但是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怎么游戏就成形了，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惯常的规约便因此打破了。人越多越好玩，所以迈克很容易便加入了，把我也带了进去。

那是打仗的游戏。男孩子们分成两伙，在用树枝草草搭建的堡垒后互相攻打，也有用粗糙、尖利的草做掩护的，还有的躲在高过我们头顶的芦苇和水草中。主要武器是泥球，大概有棒球那么大。碰巧附近有一个特殊的黏土源，是一个灰色的坑，一半隐藏在杂草中，另一半延伸到岸上（可能是这个发现让大家想到了要玩这种游戏），女孩子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准备弹药。捏一团黏土，拍成一个紧实的球，越紧实越好—可能里面混有沙砾、杂草、叶子和现场能搜集到的小嫩枝，但是没有人会故意往里面加石头—需要大量这样的泥球，因为每个只能投掷一次，如果没打到也不可能捡起来团在一起再投。

战斗规则很简单。如果被泥球—其正式的名称是炮弹—打中脸部、头部和身体，你就得倒下死掉。打到胳膊或大腿就要倒下，但只算是受伤。女孩子的另一项任务是爬出去，把伤员拖回一个踩出来的地方，假装那里是医院。叶子被当作石膏糊到伤口上，他们得静静地躺着数完一百个数，数完后就可以起来继续打了。死亡的士兵不准起来，直到战斗结束，也就是等某一方所有的士兵都死掉。

女孩和男孩一样分成两伙，因为数量没有男孩多，因而不能只为一个士兵供应弹药和做护士。而且会有联盟，和真正的战斗是一样的。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一堆泥球，专门为某些士兵服务，当一个士兵受伤倒下，他就会喊一个女孩的名字，好让她把自己拖走，尽快处理伤口。我给迈克供应弹药，他也会在受伤时喊我的名字。声音此起彼伏—“你死了”的喊声不绝于耳，是胜利的呐喊或愤怒的叫声（愤怒是因为有些人本该“死”掉了，却总是企图悄悄爬回去继续作战），还有一条狗在叫，不是“游侠”，那狗不知怎么也加入了混战—太嘈杂了，你必须始终警觉地倾听叫你名字的男孩的声音。每当有叫声传来，就会有一股热切的惊惧，如一股电流传遍全身，一种奉献的美妙感觉。（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和其他女孩不同，我只为一个战士服务。）

我想我以前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群体游戏。作为大群体的一员，不顾一切地进取，被挑选出来，参与其中，誓为一个战士效命，这些都让我开心不已。迈克受伤时从来不睁开眼睛，他无力地静静躺在那里，这时候，我会把黏滑的大树叶按在他的额头和喉咙处—然后把他的衬衫拉起来—把树叶贴在他又白又软的腹部，上面是美妙柔弱的肚脐。

这场战斗没有赢家。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游戏在争吵与集体复活中解散了。回家的路上，我们平躺在河水里，尽量把身上的泥土弄掉，我们的短裤和衬衣脏兮兮的，还滴着水。

天近傍晚。迈克的父亲准备离开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说。

我们雇了一个临时工，帮父亲屠宰，还做些杂活。他看起来很老气，却又带着孩子气，喘气呼哧呼哧的，像哮喘病人似的。他喜欢抓住我挠痒痒，直到我感觉快要窒息了。

没有人干预此事。母亲不喜欢他这样，但父亲说他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他在院子里，给迈克的父亲帮忙。

“你们两个在泥里打滚了，”他说，“首要的事是你俩要先结婚。”

母亲在纱门后听到了。（如果男人们知道她在那儿，就不会那样讲了。）她走出来对雇工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带着责备的语气，然后才开始评价我们的样子。

我听到了一点她说的话。

像兄妹。

雇工望着自己的靴子，无助地咧嘴笑着。

她错了。雇工比她更接近真相。我们不像兄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兄妹。我唯一的弟弟还是个小婴儿，因而我自己没有这种兄妹体验。我们也不像我认识的夫妻，首先，那些人都上了年纪，而且生活在各自不同的世界里，似乎彼此互不相识。我们像默契坚定的恋人，我们的纽带不需要外在的表达。至少对我来说，那是庄重和刺激的。

我知道雇工是在说“性”，虽然我认为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词。我因此比原来更加憎恨他。确切地说，他错了。我们不喜欢显露、抚摩和罪恶的亲昵—没有费心地寻找隐秘之处，没有玩弄的快感和懊恼，以及即刻产生的朴素的羞耻感。这样的事情我和一个表哥已经尝试过了，还有和一些大点的女孩，在我的学校念书的姐姐们。我会在事前事后厌恶这些玩伴，甚至会在心里气愤地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对于我喜欢和尊敬的人，这样的越轨行为我连想都不会想—我只和让我恶心的人做这种事，因为那些令人厌恶的粗俗渴望让我觉得自己也很恶心。

在我对迈克的情感中，这个被限的恶魔化成兴奋和温柔，弥漫遍布于皮肤之下，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产生的耳目之悦和麻嗖嗖的满足感。每天早晨醒来，我渴望看到他的身影，渴望听到钻井人的卡车颠簸作响地一路开来。我心怀爱慕，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我爱慕他的脖子背，脑袋的形状，他皱眉头的样子，长长的光脚趾，脏脏的胳膊肘，他响亮而自信的声音，他的气味。我愿意接受，甚至带着一份虔诚，我们之间形成的无须解释，不必实践的角色—我会帮助和崇拜他，他会指引我，时刻准备保护我。

一天早上，卡车没有来。当然，那天早上，活已经干完了，井也盖上了，泵重新安上了，新鲜的水受到人们的赞叹。午餐的桌边少了两把椅子。大迈克和小迈克之前一直和我们一起吃午餐。小迈克和我从来不说话，也不看对方。他喜欢把番茄酱涂在面包上。他父亲和我父亲聊天，话题多是打井、事故和地下水位。他是一个严肃的人。父亲说他满脑子都是工作。但是他—迈克的父亲—每次讲完话都会笑。笑声里带着孤独低沉的鸣响，仿佛他还在井下。

他们没有来。活干完了，他们没有理由再来了。我家的这项工程是钻井人在我们这一带的最后一份工。别处还有活在排着队等他，趁着好天气还在持续，他想尽快着手。他住旅店，可以随时打包离开。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告别？那天下午迈克爬进卡车时，我没有意识到他要永远地离开了吗？没有挥手，没有回首—或者说没有向我回首—卡车满载着设备，最后一次摇晃着驶出我们的小巷。当水奔涌而出—我记得水是奔涌而出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品尝—我为什么没有明白一切都结束了，对于我是结束了？现在我想，这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不让场面太张扬，才取消了告别，以便我—或者我们—不至于太过伤心和苦恼。

那时候，好像不会有人考虑到孩子的感受。那是我们自己要忍受或克制的事。

我没有惹麻烦。这第一次的打击后，我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雇工每次见到我都会取笑我（“你的男朋友把你甩了吧？”），但是我看都不看他。

我一定知道迈克总会离开的，就像我知道“游侠”老了，将不久于人世一样。未来的缺失我可以接受—可是直到迈克离开，我才明白缺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自己的领地全都变了，仿佛出现了山体滑坡，抹去了失去迈克以外的一切意义。看到通道上的白石头我就禁不住想起迈克，所以我对它产生了厌恶的感觉。我对枫树枝也有同样的感觉，父亲把它砍了下来，因为它离房子太近了，那留下的伤疤也同样让我厌恶。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正站在鞋店门口，穿着我的秋外套，母亲正在试鞋子，我听见一个女人喊：“迈克。”她喊着“迈克”从商店前面跑过去。我忽然确信这个我不认识的女人就是迈克的母亲—迈克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知道，他的母亲与他父亲分开了，并不是阴阳相隔的那种分开—我知道他们回到镇上是有某种原因的。我没有想这种回归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只是奔出商店，想着我很快就会见到迈克了。

那女人赶上一个大约五岁的男孩，他刚从人行道的苹果摊上自己拿了一个苹果，就在旁边杂货店的前面。

我停了下来，难以置信地望着小男孩，仿佛一种让人愤怒的、不公平的魔法在我眼前发生了。

一个常用名。一个讨厌的扁平脸男孩，留着脏兮兮的金发。

我的心在猛跳，像是在胸中怒吼。

夏妮到阿克斯布里奇车站接我。她是个大骨架的女人，面色欢快，银棕色的鬈发，用不相配的梳子推到脸颊两侧。即使她发胖了—她的确是胖了—也没显出发福相，而是透出一股端庄的女孩子气。

她把我卷入了她的生活，就像以往一样，告诉我她要迟到了，因为克莱尔那天早上耳朵进了虫子，要去医院冲出来，然后是狗吐在了厨房台阶上，很可能是因为它讨厌旅行、这房子和乡下，当她—夏妮—出门来接我时，约翰逊正在让男孩子们打扫清理，因为是他们要养狗的，克莱尔在抱怨她的耳朵里还有嗡嗡声。

“那么我们去个安静的好地方喝个烂醉，永远也不回来，如何？”她说，“我们还是得回来。约翰逊邀请了一个朋友，他们想去打高尔夫，那人的妻子和孩子到爱尔兰去了。”

夏妮和我在温哥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的孕期一前一后衔接得很好，因此可以共用一套孕妇装。大约每周一次，我们会相聚在我家或她家的厨房。孩子会让我们分神，有时我们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萎靡不振，我们便用浓咖啡和烟给自己提提神，然后开始胡吹乱侃—关于我们的婚姻，打架，个人的缺陷，有趣而丢脸的动机，我们过去的远大理想。我们同时读荣格，尝试解释我们的梦。在那段繁殖期的迷糊状态里，女人的心智都被乳汁淹没了，但我们还是会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亚瑟·科斯特勒和《鸡尾酒会》。

我们的丈夫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当我们试图和他们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们会说，“噢，那只是文学”或者“你听起来像《哲学101问》”。

现在我们都搬出了温哥华。但夏妮是和丈夫、孩子、家具一起，以正常的方式，因为寻常的原因搬迁的—她丈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而我搬家是出于新奇的原因，只在某些特殊的圈子里得到强烈却转瞬即逝的认可—离开丈夫、房子和婚姻期间得到的一切（当然，孩子除外，我们需要分工），我希望创造一种没有伪善、丧失自我或耻辱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多伦多一座房子的二楼。房主住在楼下—是几十年前从特立尼达岛搬来的。整条街都是古老的砖房，有阳台和高而窄的窗子，以前是循道宗和长老教会会员们的家，他们的名字叫作亨德森、格里沙姆、麦卡利斯特，到处都是橄榄色或棕色皮肤的人，即便会说英语，也会带陌生口音。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他们辛辣而甜腻的食物的气味。对这一切我都欣然接受—这让我感觉我真的彻底变了，完成了摆脱婚姻禁锢那漫长而必要的旅程。但是指望我只有十岁和十二岁的女儿们有同样的感觉，那是太奢求了。我是春天离开温哥华的，她们暑假一开始就来了，打算待上两个月。她们觉得街道的味道很恶心，噪音很恐怖。天气炎热，即便开着我买来的电风扇，她们还是无法入睡。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而后院的派对有时会持续到凌晨四点。

游科学中心、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博物馆和动物园，在百货商店有冷气的饭店里吃饭，乘船游多伦多岛，这些都不能弥补她们没有朋友的缺憾，或者让她们接受我所提供的这个四不像的家。她们想念她们的猫。她们想要自己的房间，让她们感到自由自在的住地，悠闲地待在家里消磨时光的感觉。

有一阵子，她们没有抱怨。我听到大的对小的说：“让妈妈认为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伤心的。”

最后终于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痛苦的告白（甚至把痛苦夸大，我想这种痛苦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导致的）。小的哀号着：“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大的痛苦地告诉她：“因为她憎恨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我改签了机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带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玩愚蠢的游戏，是老大教的。选一个数字—27，42—然后朝窗外看，数到第27或第42个你看到的男人，或是无论什么人，那就是你命定的结婚对象。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我搜集起所有她们留下的东西—小的画的一张漫画，大的买的一本《魅力》杂志，各种她们可以在多伦多穿戴而不能在家里穿戴的首饰、衣服，统统塞进了垃圾袋。每次想到她们，我几乎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禁止自己思考。有些痛苦我可以承受—和男人有关的痛苦。而其他的痛苦—那些和孩子有关的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她们没来时的样子。我不再做早餐，每天早上去意大利食品店买咖啡和新鲜的小面包。想到远离家务，我感到陶醉。我以前没有留意，现在注意到每天早上坐在窗前或人行道桌子旁边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来说，这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而是孤独生活的陈习。

然后回到家，我会坐在窗边的木桌前，写上几个小时，窗外原来是阳台，现在改成了临时厨房。我希望靠写作维持生计。太阳很快晒热了小房间，我大腿的后面—我会穿短裤—黏在了椅子上。我可以闻到吸收了我的脚汗的塑料凉鞋那独特的、甜丝丝的化学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那是我勤奋的气息，我希望也是我成就的气息。我所写的并不比我在原来的生活中写的好，那时候，锅上煮着马铃薯，衣物在洗衣机里一圈一圈砰砰转着。我只是写得多了一点，也没有变得更糟—如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可能去见某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在女王街或者鲍温街或者布朗威克街的小餐馆前面的路边桌子旁喝酒，谈论我们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情人”让人恶心，所以就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有时，我会去见和我交往的男人。孩子们和在我一起的时候他便被放逐了，尽管我破坏了两次规则，把女儿们留在了冰冷的电影院。

离婚前我就认识这个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对任何人—装作不是这样。我见他时试图表现出无忧无虑独立自主的态度。我们交换新闻—我确保我有新闻可说—我们大笑，去峡谷散步，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引诱他和我做爱，因为我认为性爱带来的高度热情融合了人们最好的自我。我在这些事情上很蠢，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而言。有时我们约会后我会感到如此幸福—令人晕眩，有安全感—可有时我会疑虑重重，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躺着。在他脱掉衣服后，我的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淌下来。这是因为我瞥见了他身上的阴影，或是因为某种怠慢，或是他对我拐弯抹角的警告。窗外，当天渐渐黑下来，后院的派对就要开始了，音乐声和叫喊声，还有接下来可能会演化成打斗的挑衅，我会感到恐惧，不是害怕敌意，而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

在一次类似的情绪发作中，我给夏妮打了电话，得到了去乡下过周末的邀请。

“这里很美。”我说。

但是我们驶过的乡间对我毫无意义。山是连绵的绿色起伏，有些山上有牛。杂草堵塞的河流上架着低低的混凝土桥。用新式的方法收割的干草被卷成捆，留在田里。

“等你看了房子再说吧，”夏妮说，“又脏又乱。管道里有一只老鼠，还是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是会出现细小的老鼠毛。现在都处理好了，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如何—是出于谨慎，还是不赞同？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不知道如何去想象。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对她说谎的，或者半真半假。要突破很难，但总得做。我很想念孩子们，但总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学习放开男人，也放开自己。我在学习把性看淡，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不年轻了，但是我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似乎是很长的时间。

砖房上漏出一块伤疤，是拆掉的阳台留下的。夏妮的儿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一点儿的那个—格里高利—叫喊着。

夏妮让他向我问好。

“你好。马克把球扔到棚子后面去了，我们找不到了。”

三岁的小女孩，是我和夏妮上次见面后出生的，她从厨房门跑出来，然后停了下来，看到陌生人很吃惊，但是她镇定了一下，对我说：“有虫子飞进我脑袋里了。”

夏妮把她抱了起来，我拿着过夜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厨房。迈克·麦卡勒姆正在那里往面包上涂番茄酱。

“是你。”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笑了，我奔向他，他朝我走过来。我们握了握手。

“我以为是你父亲呢。”我说。

我不知道是否想到了钻井人。我之前在想，这个看起来很眼熟的人是谁呢？一个身轻如燕的男人，仿佛根本不把在井里爬上爬下当回事儿。短短的头发，有些花白了，深陷的浅色眼睛。瘦削的脸幽默而严肃。一种合乎礼数却又不失随和的矜持。

“不可能，”他说，“父亲已经去世了。”

约翰逊拿着高尔夫球包进了厨房，和我打招呼，催促迈克抓紧。夏妮对约翰逊说：“亲爱的，他们认识。谁能想到，他们居然认识！”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迈克说。

约翰逊说：“真的吗？真是太难得了。”然后我们都一起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这世界真小。”

迈克和我还在看着彼此，笑着—似乎在彼此澄清，夏妮和约翰逊也许觉得奇妙的这个发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运气喜剧性的爆发。

男人们走后的整个下午，我浑身都是快活劲儿。我为晚餐准备了桃子馅饼，给克莱尔读了书，好让她安静地午睡，夏妮带男孩子们去漂满浮渣的溪流钓鱼，结果很不成功。然后我们两个坐在前屋的地板上喝酒，又变成了好朋友，谈论书籍而不是生活。

迈克记得的事情和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他记得在某个旧水泥地基窄窄的顶部走，假装它是最高的建筑，如果失足就会摔死。我说那一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接着我想起一个汽车修理厂浇筑了地基，但一直都没有建起来，就在我们的小巷和公路连接的地方。我们真的在那上面走过吗？

是真的。

我记得想要在桥下大喊，但是害怕镇上的孩子，而他却不记得有什么桥了。

我们共同的记忆是泥炮弹和战斗。

我们一起洗碗，这样就可以不失礼数地谈论我们想谈论的任何事了。

他告诉我他父亲去世的情况。他从班克罗夫特附近工作回来时出了车祸。

“你们家人都健在吧？”

我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再婚了。

在说到什么的时候，我提到我和丈夫分居了，自己住在多伦多。我说孩子们和我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在和爸爸一起度假。

他告诉我他住在金斯顿，但很久没有回去了。他最近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认识了约翰逊。他们都是建筑工程师。他妻子是爱尔兰人，在爱尔兰出生，但他遇见她的时候，她是在加拿大工作。她是护士。现在她回爱尔兰了，在克莱尔郡看望家人。孩子们和她一同去的。

“几个孩子？”

“三个。”

洗完碗，我们到前屋叫男孩子们一起玩拼字游戏，这样夏妮和约翰逊就可以出去散步了。玩了一轮就到上床的时间了，但是孩子们说服我们再玩一轮，他们的父母回来时我们还在玩。

“我说什么来着？”约翰逊说。

“还是同一轮，”格里高利说，“你说我们可以玩完这轮，而这一轮还没完。”

“我敢打赌是这样。”夏妮说。

她说这是个美丽的夜晚，能有全职住家保姆帮忙照料孩子，她和约翰逊感觉受宠若惊。

“事实上，昨晚我们去看了电影，迈克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是老片子，《跨桂河大桥》。”

“没有‘跨’，”约翰逊说，“就是《桂河大桥》。”

迈克说：“反正我看过了，很多年前。”

“不错的电影，”夏妮说，“只是对于结局，我不能苟同。我认为结局错了。你还记得那一段吗？亚历克·吉尼斯早上看见水里的电线时意识到有人要炸桥，便发狂了，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弄得大家都要送命了。我认为他本应该看见那根电线，知道要发生什么，然后留在桥上和它一起炸掉。我认为那才符合他的性格，那样会更有戏剧效果。”

“不会的。”约翰逊说，语气好像以前争论过这件事一样，“那还有什么悬念？”

“我同意夏妮的看法，”我说，“我记得我也认为结局太复杂了。”

“迈克你说呢？”约翰逊问。

“我觉得不错，”迈克说，“这样的结尾不错。”

“男队对女队，”约翰逊说，“男队赢。”

接着他让男孩子收拾好拼字游戏，他们照做了。但是格里高利提出要去看星星。“那是唯一能看到星星的地点，”他说，“在家里看到的都是灯光和狗屁。”

“注意你的用词。”他父亲说。但是他又说，好吧，五分钟，我们都出去看星星。我们来找北极星，靠近北斗七星勺柄的第二颗星星。如果你看得见，约翰逊说，你的视力就好到可以去当空军了，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样。

夏妮说：“我可以看见，但我是本来就知道它的位置。”

迈克说他也是。

“我看得到，”格里高利轻蔑地说，“不管知不知道它的位置，我都能看到。”

马克说：“我也能看到。”

迈克站在我的侧前方。实际上，他离夏妮比离我更近。我们后面没有人，我想要触碰他—只是轻轻地不经意地碰一下他的胳膊或肩膀。如果他不避开—出于礼貌，把我的碰触当作意外—我想把一根手指放到他光溜的脖子后面。如果是他站在我后面，他会这样做吗？他会专注于这件事而不是星星吗？

然而，我感觉他是个谨慎的人，他会克制自己。

因为这个原因，夜里他肯定不会到我床上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因为太冒险了。楼上有三间卧室—客房和主卧都连着孩子们睡的大房间。去哪个卧室都要经过孩子们的房间。昨晚睡在客房的迈克已经搬到了楼下前屋的沙发床上。夏妮给了他干净床单，没有给他昨晚睡的床换床单，而只是重新整理一下。

“他很干净，”她说，“而且毕竟是老朋友了。”

躺在同一条床单上让我无法安然入睡。梦里，不是在现实中，床单散发着水草、河泥和烈日下芦苇的气息。

我知道不论风险有多小他都不会来找我。在他朋友的家里做这样的事很不道德，他们也将会—如果不是已经—成为他妻子的朋友。可他怎么就能确定我想要他来呢？或者，他怎么就能确定他想要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确定。到目前为止，我在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忠于与我同床共枕者的女人。

我睡得不实，我的梦单调而淫荡，伴随着一些气人和令人不快的小情节。有时，迈克准备合作了，但是我们遇到了阻碍；有时他转移了目标，就像他说给我买了礼物，但是忘记放在哪里了，而且找到这件礼物对他至关重要。我告诉他不要紧，我对礼物不感兴趣，因为他就是我最好的礼物，我爱的人，一直爱的人，我这样说的。但是他全神贯注地找礼物；有时，他还斥责我。

整夜—至少每当我醒来，我老是醒—蟋蟀都在我窗外歌唱。开始我以为是鸟，是夜鸟们坚持不懈的合唱。我住在城里太久了，都忘了蟋蟀也会发出瀑布流泻的完美声音。

我要说明的是，有时我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令人不快的清醒。你对这个男人了解多少？他又了解你多少？他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他的政治倾向如何？他对女人又有什么样的期待？

“你们俩睡得好吗？”夏妮问。

迈克说：“一下子就睡着了。”

我说：“还好。”

那天早上，大家都应邀去邻居家吃早午餐。邻居家有游泳池。迈克说，如果可以的话，他更愿意去高尔夫球场转转。

夏妮说：“当然可以。”然后看着我。我说：“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迈克说：“你不打高尔夫，是吧？”我不打。

“你可以来做球童。”

“我去帮你捡球。”格里高利说。他愿意参加我们的任何出行，我们显然比他父母更自在更好玩。

夏妮说不行。“你和我们一起。你不想游泳吗？”

“所有的孩子都在游泳池里撒尿。我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我们出发前，约翰逊警告说预报有雨。迈克说，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我喜欢他说“我们”，我喜欢坐在他旁边，坐在妻子的位子上。想到我们是一对儿我就感到开心—就像青春期女孩子那种一头热的开心。做妻子的想法让我着迷，仿佛我从来没有做过妻子似的。我对现在的情人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真的能满怀真爱地安定下来，摆脱掉我身上不适为人妻的部分，快乐地生活吗？

但是现在我们单独在一起，反倒很拘束。

“这里的乡间多美啊！”我说。今天我说的是真实的感受。在多云的白色天空下，山峦比在昨天明晃晃的大太阳下看起来柔和多了。夏末，树木的叶子残败了，很多叶子的边缘已经开始泛起铁锈色，有些已经变成了棕色或红色。这会儿我注意到了不同的叶子。我说：“橡树。”

“这里是沙土地，”迈克说，“这一带—人们把它叫作橡树岭。”

我说，我猜爱尔兰应该很美。

“有些地方荒无人烟，只有岩石。”

“你妻子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吗？她有那种可爱的口音吗？”

“如果你听到她讲话，应该会觉得有吧。但是当她回去的时候，人们说她已经没有那种口音了。他们说她讲话像美国人。他们经常说美国人—他们不在乎加拿大人。”

“那么你们的孩子呢—我猜他们完全没有爱尔兰口音了吧。”

“完全没有。”

“那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我突然想要告诉他我生活中的矛盾、我的悲哀和需要，可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念孩子们。”

但是他什么都没说。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鼓励。也许他认为在这种情境下不适合谈论我们的伴侣或孩子。

不一会儿，我们就开进了会所的停车场，他故意大声嚷嚷说：“好像雨神把星期天的高尔夫球手们都留在家里啦。”仿佛是要弥补他刚才的僵硬态度。停车场里只有一辆车。

他下车到售票处买了参观票。

我从来没有进过高尔夫球场。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两次球赛，都不是我选择要看的。我知道有些球杆叫作铁杆，其中有一种叫作九号铁杆，它的球场叫林克斯〔1〕。但当我告诉他这些时，他说：“也许你会觉得无聊透顶。”

“我觉得无聊就去散步。”

那似乎让他很开心。他用温暖的手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会的。”

我对高尔球的无知并没什么关系—也不是真的要我捡球—我也不觉得无聊。我所要做的就是到处跟着他，看着他。我甚至都不用看着他。我可以看着球场边的树木—它们很高，树梢像羽毛一样，树干很细，我不太确定它们的名字—金合欢树？—偶尔有风吹过，它们便轻轻颤动，我们在下面根本感觉不到风。还有成群的鸟，乌鸫或椋鸟，带着共同的紧迫感飞来飞去，不过只是从一棵树的树梢飞到另一棵树的树梢。我记得鸟是那样的。到了七月末或八月，它们开始喧闹地聚集起来，准备飞向南方。

迈克偶尔讲几句话，但基本不是对我说的，我也没有必要回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回答。我想他比独自在这里打球的男人说的话要多。他那些没头没脑的话是对自己的责备，谨慎的祝贺或警告，或者根本不是语言—只是一些想要传达某种意义的声音。在你情我愿的长期亲密生活中，这样的声音的确可以传达意义。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他对自己有更广阔深入的看法。更舒服的看法，你可能会说，知道有人围绕他的孤独悄悄行走的踏实之感。如果我是另一个男人或者另一个他不觉得有什么关系的女人，他一定不会这么想，或这么自然轻易地提出要求。

我没有想明白。我们绕着球场走的时候，我感觉快乐向我袭来。夜里让我感到刺痛的欲望都被遏制住了，被修剪成了整齐的引火苗，像妻子一样专注。我随着他摆球，选择，衡量，眯着眼，挥杆，看着球的飞行线路，朝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我们眼前的未来飞去。在我看来，他打出的球总是很成功，但在他看来却总是问题重重。

我们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在那儿走着。会下雨吗？我们说。你感觉到有雨滴吗？我想我感觉到了雨滴。也许不是。这不是在礼节性地谈论天气—这一对话的语境是打球。我们会打完这一局吗？

结果是一局没打完就落下了一滴雨，绝对是一滴雨，接着是又一滴，然后是雨花飞溅，越来越大。迈克看着球场的尽头，那里的云变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深蓝，他说：“我们的好天气来了。”并没有特别警觉和失望的意思。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系好球袋。

我们现在差不多到了离会所最远的一头了。鸟儿越发骚动了，焦虑地在上方游移不定地盘旋。树梢在晃动，还有一种声音—似乎就在我们头顶—像裹满了石头的浪花撞上了堤岸。迈克说：“好吧，我们还是进到这里来吧。”他拉着我的手，匆匆穿过修剪过的草坪，进入球场与河流之间的灌木和高高的草丛里。

草丛边的灌木，叶子的颜色很深，中规中矩的，仿佛是设在那里的树篱，可其实它们是野生的，一丛一丛，看起来密密层层，不过走近了能发现小小的开口，是动物或来捡高尔夫球的人踩出来的窄道。地面稍微向下倾斜，一旦你穿过了不规则的灌木墙，就能看见一部分河段—这就是为什么会所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河滨高尔夫俱乐部”。河水铁灰，好像在翻滚，不像池水，会在这样的雨中被劈起碎浪。在我们与河流之间有一片杂草地，好像都开花了。一枝黄花，还有凤仙，长有红色黄色的钟形花冠，还有一串串粉紫色的花，我想是开花的荨麻，还有野紫菀。还有葡萄藤，抓牢了攀附在任何它够得到的东西上，在地上盘结缠绕。这里土质柔软，不是很黏。甚至连根茎最为纤弱的植物都长到了一人多高。我们停下来，透过这些植物仰望，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树木，像花束般摇晃。从午夜般漆黑的云层的方向，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真的下雨了，紧随着泼向我们的雨花而来，但好像还不只是雨。仿佛一大片天空滑落了，压顶而下，喧闹而坚决，呈现出不易辨认却又活生生的形体。雨幕—不是薄纱，而是厚重的狂乱飘舞的雨幕—被驱至这一形体的前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可感觉到的却只是轻盈懒散的雨滴。我们几乎就像是透过窗子往外看，不太相信窗子会破碎，直到它真的破碎了，风和雨一下子打到我们身上，我的头发被扬起，在头顶四散飞舞。我感觉我的皮肤也紧接着要被掀起来了。

我试图转身—我感到一阵以前没有过的冲动，想冲出灌木，朝会所跑。但是我动不了。连站都很艰难—一到开阔地上，风就会立刻把你打翻在地。

迈克弯着腰，低着头，顶风穿过杂草，挪到我前边，拉着我的胳膊。然后他面对着我，挡在我和风暴之间，和牙签的作用差不多。他正对着我的脸说了什么，但是我听不见。他在叫喊，但是一点声音都传不到我的耳朵里。他抓着我的两个胳膊，把手挪到我的手腕处，紧紧握着。他把我向下拉—我们俩都踉踉跄跄地试图改变一下位置—这样我们就蹲在了地上。我们靠得那么近，都无法直视对方—只能往下看，看脚边雨水劈开泥土形成的小涓流、倒下的植物和我们湿透的鞋子，就连这些都是透过从我们脸上泄下来的瀑布看到的。

迈克放开我的手腕，用手抓住我的肩膀。他的触摸依然是克制的，而不仅仅是安慰。

我们就这样直到风停下来。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也许只是两三分钟。雨还在下，但是现在是普通的大雨了。他把手拿开，我们浑身颤抖地站了起来。我们的衬衣和裤子紧紧贴在身上。我的头发如女巫的长发般一绺绺地挂在脸上，他的头发像一条条短而黑的尾巴贴在额头上。我们试图微笑，但是几乎没有力气了。然后我们短暂地拥吻。这更像是庆祝我们顺利逃生的仪式，而不是身体的需要。我们的嘴唇彼此滑过，光滑而冰冷，拥抱的压力让我们有点发冷，因为新鲜的水从我们的衣服里被挤了出来。

雨势渐渐变小。我们微微摇晃着，穿过被压平了一半的草丛和茂密潮湿的灌木。大树枝散落在球场各处。直到后来我才想到，任何一根树枝都能置我们于死地。

我们在开阔地里走着，绕过落下的枝叶。雨差不多已经停了，天空清亮起来。我低头走着—这样我头发上的水就落到地上而不是流到脸上了—我感觉到太阳照在我的背上，我抬头望向它节日般的光芒。

我站定，深吸了口气，把头发从脸上甩开。现在是时候了，我们浑身湿透，安全，面对阳光。现在该说点什么了。

“有些事我还没有对你说。”

他的声音就如雨后即现的太阳，让我大吃一惊，只不过是以相反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沉重、警告的意味—果断中包含着歉意。

“是关于我们最小的孩子的，”他说，“我们的小儿子去年夏天死了。”

啊。

“他被车碾死了，”他说，“是我在车道上倒车时把他碾死的。”

我又停了下来。他也跟着停了下来。我们都盯着前方。

“他名叫布赖恩。三岁。

“情况是这样，我以为他在楼上，在床上。其他人还没有睡，先让他上床了。然后他又起来了。

“我本应该看一看的。我本应该好好看看的。”

我想到迈克从车上下来的那个时刻。他一定会惊叫。孩子的母亲从房子里跑出来的那一刻。这不是他，他不在这里，这事没有发生。

在楼上的床上。

他又开始走，进了停车场。我紧跟在他后面。我什么都没说—没有一句善意、平常、没用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说那些话了。

他没有说，这是他的错，他永远无法忘记，他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是他尽力了。

或者，他妻子原谅了他，但是她也永远忘不了。

我知道这一切。现在我知道他是跌到了谷底。只有他知道—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谷底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和他妻子都知道，这件事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样的事情不是让人劳燕分飞就是把他们绑在一起，一生一世。他们不会始终生活在谷底，而是对它有共同的了解—那个寒冷、空虚、封闭的中心地带。

这可能会落在任何人身上。

是的，可似乎又不是那样的。它似乎会落到从这里那里特别选定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一次一个人。

我说：“这不公平。”我是说摊上这种飞来横祸，这种邪恶的毁灭性的打击，也许比在祸不单行时、战争或地球灾难中发生更糟糕。最糟糕的是，一个人要因为自己的行为，很可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无意之举，永远为此负全责。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但还有一层意思是，这是不公平的，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一种近乎无辜的直白抗议，出自一个本色的自我中心。这种抗议来自你自身，没有被公开，因而是无辜的。

“唉。”他温柔地说。哪里都不存在公平。

“夏妮和约翰逊不知道，”他说，“我们搬家以后认识的人都不知道。也许那样更好。甚至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几乎再没提过他。从来不提他的名字。”

我不是他们搬家后认识的人。不是他们艰难建立的正常新生活中的人。我只是一个知情者—仅此而已。一个他私下里拥有的知情者。

“奇怪。”他说，在打开车厢放高尔夫球包前，他四下环顾了一番。

“之前把车停在这里的人怎么了？你没看见我们进来时，这里停着另一辆车吗？可我没在球场上看到其他人。我现在才想起来。你看见了吗？”

我说没有。

“神了，”他说，“好吧〔2〕。”

那是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还是同样的那种语气。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间的纽带，或者是一个结论，或是一种对无法更充分言说的事情或想法的表达。

“井是地上的一个洞。”我开玩笑似的回答。

暴风雨终止了游泳池边的派对。人太多了，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挤到房子里，那些带着孩子的人大多选择了回家。

开车回来的路上，迈克和我都注意到，也说到，光着的胳膊、手背和脚踝上有刺痛，发痒或是有烧灼感。都是我们蹲在草丛中时没有被衣服遮住的地方。我想起了荨麻。

我们换上干衣服，坐在夏妮的农家厨房里，讲述了我们的历险，给他们看我们的皮疹。

夏妮知道该怎么处理。昨天带克莱尔去过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对这家人来说，这不是第一次。早些时候的一个周末，男孩子们去了谷仓后杂草丛生的泥地，回来时满身红斑和肿块。医生说，一定是碰到了荨麻。他们一定是在里面打滚玩来着。开了些冷敷的药，还有抗过敏的抗组胺药膏，还有药片。还有一瓶药膏没用完，药片也没吃完，因为马克和格里高利很快便恢复了。

我们说不用吃药—我们的情况似乎没有那么严重。

夏妮说她听高速公路上给车加油的女人说过，有一种植物叶子，可以制成治疗荨麻擦伤最好的膏药。不需要吃药什么的，那个女人这样说。那种植物好像叫牛脚。冷脚？女人说可以在某个岔路的一座桥下找到那种植物。

“我可以再去问问她确切的情况，我可以去弄点回来。”

她很想去试一下，她喜欢民间偏方。我们不得不提醒她，已经有花钱买的药膏了。

夏妮喜欢照顾我们，事实上，我们的遭遇让家里充满了幽默，让他们从湿漉漉的一天和计划泡汤造成的乏味中解脱出来。我们选择一起出去，又有了这次历险—在我们身体上留下证据的冒险—这个事实让夏妮和约翰逊开始兴奋地取笑我们。他的表情很逗，她则显得关切。如果我们带回了真正的罪证—屁股上的划痕、大腿和肚子上的红斑—他们当然就不会这么开心和宽容了。

看到我们坐在那里，脚放在盆里，胳膊和手上都笨拙地缠着厚布，孩子们感到很滑稽。克莱尔尤其觉得我们这些大人光着愚蠢的脚很好玩。迈克对着她扭动他的长脚趾，让她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咯咯笑声。

好吧。如果我们再次见面或者不再见面，都会是同样的老一套。不可使用、深知本分的爱情（有人说这种爱情不真实，因为它不会冒险扭断脖子，变成糟糕的笑料，或是悲伤地逝去）不会拿任何东西来冒险，却像一条甜蜜的涓涓细流，一个深藏在地下的源泉。这新的沉静如封印般压于其上，将它封存。

在我们的友谊渐渐淡化的岁月里，我没有再向夏妮打听他的消息，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那些长着大大的粉紫色花朵的植物不是荨麻。我发现它们叫作紫茎泽兰。我们碰到的刺人的荨麻是不起眼的植物，开着淡紫的花，茎秆邪恶地向外伸展，有纤细锋利能穿透皮肤的灼热芒针。那些荨麻一定还在，在繁茂的废草坪上，没有人注意到它们。

注释

〔1〕一种特定类型的高尔夫球场，一般建在沙地上，长有高而密的草丛，基本没有树木。

〔2〕原文为“well”，在这里是一个语气词。英文中“well”也有“井”的意思，所以有下文打趣的回答。

梁与柱

莱昂尼向他们讲述了他母亲的死。

她要拿化妆品。莱昂尼拿着镜子。

“这要花一个小时。”她说。

粉底霜、粉饼、眉笔、睫毛膏、唇线笔、口红、腮红。她很慢，手总是抖，但结果还不错。

“没用一个小时。”莱昂尼说。

她说是没用，她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的是死。

他问过她要不要他去叫父亲。他的父亲，也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牧师。

她说为什么。

她只是差五分钟了，她自己预测。

他们坐在房子后面—洛娜和布伦登的房子—在一个小平台上，与巴拉德湾和格雷角的灯两相对望。布伦登起身把洒水器挪到另一片草地上。

洛娜只是几个月前才见到莱昂尼的母亲。一个娇小的白发女人，勇敢又富有魅力，她从落基山脉的一个镇来到温哥华，来看法国喜剧巡演。莱昂尼让洛娜和他们一起去。演出结束后，莱昂尼正展开她的蓝色天鹅绒斗篷，他母亲对洛娜说：“我很高兴见到我儿子的‘belle amie’〔1〕。”

“别那么夸张地用法语。”莱昂尼说。

洛娜甚至搞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belle amie”。漂亮的朋友？情妇？

莱昂尼越过母亲的头顶，对她扬了扬眉毛。仿佛在说，不管她说什么，都不是我的错。

莱昂尼在大学曾经是布伦登的学生。天生奇才，十六岁，是布伦登所见过的学生中最聪明的数学天才了。洛娜事后想布伦登是不是在夸大其词，因为他对有天赋的学生有种不同寻常的慷慨。另外的原因就是事情发展的方式。布伦登背弃了整个爱尔兰的一套—家庭、天主教会和伤感的歌曲—但却对悲剧故事情有独钟。毫无疑问，在光鲜灿烂的开端之后，莱昂尼经历了某种崩溃，不得不住院治疗，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布伦登在超市里遇到他，发现他就住在离自己还不到一英里远的地方，就在温哥华北部。他完全放弃了数学，在英国国教教堂的出版社工作。

“来看看我们吧。”布伦登说。他觉得莱昂尼看起来有些褴褛和孤独。“来见见我的妻子。”

他很高兴现在有家了，可以请人们来做客了。

“我当时不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莱昂尼对洛娜叙述时说，“我以为你会很可怕。”

“噢，”洛娜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妻子们都那样。”

他常在晚上过来看他们，那时候，孩子们都睡了。家庭生活的轻微干扰—婴儿的哭声从敞开的窗户传来；布伦登有时不得不责备洛娜，任由玩具乱扔在草地上，没有放回沙箱；他从厨房叫她，问她买没买做金汤力酒的酸橙—这些都会让莱昂尼高高瘦瘦的身体和专注疑惑的面孔猛的一紧，发抖打战。这时，他需要停顿一下，才能转回正常的人际接触水平。每当他轻轻唱起《圣诞树》和《哦，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时，都会微笑，或者说在黑暗中，洛娜以为他笑了。这种微笑在她看来就像四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在公共场合对妈妈小声说出有点恼人的言论时，露出的微笑。一个秘密的小微笑，令人愉快，但又有些让人警觉。

莱昂尼骑着他高高的老式自行车上了山坡—这个时候，除了孩子以外，几乎没有人骑自行车。他不会换掉白天工作穿的衣服。深色裤子，白衬衫，袖口和领子总是看起来又脏又旧，系着平常的领带。他们去看法国喜剧时，他在外面加了一件粗花呢的夹克，肩太宽，袖子又太短。也许他没有其他的衣服了。

“我为少得可怜的薪水卖命，”他说，“我甚至都不是在上帝的葡萄园〔2〕里。是在大主教的管辖区。”

而且，“有时我想我是在狄更斯的小说里。可笑的是，我不喜欢狄更斯。”

通常他说话时头会稍微倒向一边，目光注视着洛娜头上某处。他的声音轻柔而敏捷，有时因为神经质的兴奋而有点儿尖利。他讲什么话都带点惊讶的语气。他讲到他在大教堂后那座楼里的办公室。小小的哥特式高窗和刷清漆的木制品（给人教堂的感觉），帽架和伞架（不知为什么给他一种深沉的忧郁之感），打字员詹妮和教堂新闻编辑潘福德太太。还有心不在焉的大主教会偶尔如幽灵般出现。詹妮和潘福德太太有关茶包的争执仍未平息，詹妮喜欢茶包，而潘福德太太不喜欢茶包。大家都大声咀嚼秘密的食物，从来不分享。詹妮吃焦糖味奶糖，莱昂尼自己则喜欢甜杏仁。潘福德太太的秘密享受他和詹妮还没有发现，因为她不把包装纸扔在废纸篓里。不过她的上下颌总是偷偷摸摸地忙个不停。

他提到他住过一段时间的医院，谈到在秘密吃东西这方面，医院很像办公室。普遍的秘密。但是区别在于，在医院里，时不时会有人来把你绑起来带走，按照他的说法，把你接到电源插座上。

“那很有趣。事实上疼得要命，但是我无法形容。这就是诡异之处，我能记得却无法描述。”

因为医院的这些事件，他说他的记忆力下降了。总是忘记细节。他要洛娜讲讲她自己的故事。

她讲起和布伦登结婚前的生活。讲起在她长大的小镇上，有两座挨在一起的一模一样的房子，前面有条小溪叫作染溪，因为以前针织厂的染料水流到里面，让它带上了各种颜色。房子后面是一片野草地，女孩子们不能去那里玩。她和父亲住其中一座房子里—祖母、比阿特丽斯姑妈和表姐波莉住另一座。

波莉没有爸爸。他们是这么说的，洛娜曾经也相信是那么回事。波莉没有爸爸，就像曼岛猫没有尾巴一样。

祖母的前屋有一幅圣地的地图，是用颜色深浅不一的羊毛做成的，显示与《圣经》有关的地点。她在遗嘱上说把它捐给联合教堂的主日学校。自从发生了那件不体面的事情后，比阿特丽斯姑妈便不再与男人来往，如今，她的耻辱已被洗清了。她对生活的操行如此挑剔，如此的孤注一掷，很容易就让人觉得她怀上波莉这件事是清白的。洛娜从姑妈那里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是要始终从一边的接缝熨烫，而不要敞开着，这样熨烫的痕迹就看不出来了，还有，不要穿没有衬里的透明衬衫，因为没有衬里就遮不住你的胸衣带子。

“哦，是的，是的。”莱昂尼说。他伸展着双腿，好像欣赏之情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脚趾头。“那么谈谈波莉。生在这么不开化的家庭，她是怎样的？”

波莉很好，洛娜说，精力充沛，善于交际，善良而且自信。

“啊，”莱昂尼说，“再给我讲讲那个厨房。”

“哪个厨房？”

“没有金丝雀的那个。”

“我们的厨房。”她描述了她怎样用打蜡的面包纸把厨房炉灶擦得发亮，炉灶后面放炒锅的变黑的架子，水槽和上面的小镜子，一个角上缺了一块的玻璃，还有它下面的小铁罐—是她父亲做的—里面总有一把梳子、一个旧的杯子把儿、一小瓶干胭脂，那一定是母亲的。

她给他讲了有关她母亲仅剩的记忆。冬天的一天，她和母亲去城里。街道和人行道之间有雪。她刚学会看时间，她抬头看了看邮局的大钟，发现已经到了她和母亲每天收听广播肥皂剧的时间。她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不是因为怕错过故事，而是想知道在收音机没有开，她和母亲都听不到的情况下，故事中的人们都发生了什么事。想到由于不经意的缺席或巧合，事情有可能会错失，有可能会不发生，她感觉到的就不仅仅是忧虑，而是恐惧了。

即使在那个记忆里，母亲也只是裹在厚重大衣里的圆臀与肩膀。

莱昂尼说他对父亲连那样的记忆都没有，尽管父亲还活着。白法衣飒飒作响？莱昂尼和母亲经常打赌，看父亲能多久不和他们说话。他曾经问过母亲，是什么让父亲这么疯狂，她回答说她真的不知道。

“我想也许他不喜欢他的工作。”她说。

莱昂尼问：“那他为什么不另找一份工作呢？”

“也许他想不出他喜欢什么工作。”

莱昂尼想起来母亲带他去博物馆时，他被木乃伊吓坏了，她说它们并没有真的死掉，当人们都离开博物馆回家的时候，能从棺材里出来。所以他问：“他会不会是个木乃伊？”他母亲把木乃伊（mummy）和妈妈（mommy）混淆了，后来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笑话讲，他气馁至极，都没法儿纠正她了。在那么小的年纪，他就对沟通这个巨大的问题感到了气馁。

这是他还能记得的为数不多的往事之一。

布伦登笑了—他比洛娜和莱昂尼更觉得故事好笑。布伦登会和他们一起坐一会儿，说：“你们两个在喋喋不休地讲什么呢？”然后好像已经暂时完成了任务，他会稍显轻松地站起身，说他还有什么工作要处理，就进屋去了。仿佛他为他们的友谊感到开心，以某种方式预料到了，并促使它发生—但是他们的谈话令他不安。

“他过来正常地待一段时间，而不是坐在自己家里，这对他有好处，”他对洛娜说，“当然，他对你怀有渴望。可怜的笨蛋。”

他喜欢说男人们迷恋洛娜。尤其是当他们去参加系里的派对，她是那里最年轻的妻子。如果有人听到他那样说，她会感到尴尬，除非他们认为那是一厢情愿、愚蠢、可笑的夸大。但有时，特别是她有点儿醉意的时候，想到她对那么多人都具有吸引力，她会和布伦登一样冲动。不过，对莱昂尼，她确信不是这样，她非常希望布伦登不要当着他的面暗示这种事情。她记得他越过母亲的头顶看她的神情。一种否认，一种温和的警告。

她没有告诉布伦登关于诗的事。大约每周一次，会有一首诗封得好好地寄过来。这些诗不是匿名的，有莱昂尼的签名。他的签名曲里拐弯的，很难辨认—但是每首诗的每个字都是这样。幸运的是，这些诗不是很长—有时总共才十几二十个字—奇怪地散布在纸上，像不确定的鸟踪。第一眼看去，洛娜总是什么都看不明白。她发现最好不要太努力去辨认，只要把纸举在面前，长时间定定地看着它，仿佛出神了一般，通常接着就会有字出现了。不是所有的字都这样—每首诗里总有两三个她永远都看不懂的字—但是没有多大关系。没有标点符号，只有破折号。那些字多数是名词。洛娜并不是对诗一无所知的人，也不是看不懂就轻易放弃的人。但是她对莱昂尼的诗的感觉，多少有点像对佛教的感觉—是将来她可能会理解和深入领会的资源，但现在还做不到。

收到第一首诗后，她极其苦恼，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些感谢的话，但不能显得太蠢。她说出的只是“谢谢你的诗”—当布伦登听不到的时候。她忍住没有说：“我很喜欢。”莱昂尼飞快地点了点头，发出停止这个话题的声音。诗继续到来，不再被提起。她开始想她应该把它们当作馈赠，而不是某种信号，但不是爱情的馈赠—比如布伦登就一定会那样想。里面没有任何莱昂尼对她的感情，完全没有个人化的东西。它们让她联想起有时春天在人行道上依稀可辨的印迹—上一年留下的湿树叶贴在地上留下的阴影。

还有件别的事，更紧迫的事，她没有对布伦登说，也没有对莱昂尼说。她没有说波莉要来拜访。她的表姐波莉要从家里来这儿拜访。

波莉比洛娜大五岁，高中毕业后就在当地的银行工作。她以前曾经攒够了旅行的钱，最终却决定买一台污水泵。现在，她已经坐着汽车在路上了。对于她来说，这样做是最自然和最恰当不过的—来拜访表妹一家。对布伦登来说，这几乎肯定是一种干扰，除非收到邀请，不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这么做。他不是厌恶来访者—看看莱昂尼—但是他想要自己选择。洛娜每天都在考虑怎么把这事告诉他。她一天天拖着。

这件事也不能和莱昂尼说。你无法对他说任何严肃得像个问题的事。说到问题，就意味着寻求并希冀解决措施。那很没趣，那不代表对生活饶有兴趣的态度。那是一种浅薄而让人厌倦的希望。普通的焦虑，简单的情感，不是他喜欢听的。他喜欢极端令人费解和无法忍受，但又让人啼笑皆非、甚至开心地承受的事情。

她告诉他的一件事可能是不确实的。她提起在结婚那天她是怎么哭的，就是在结婚典礼上。不过她能够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讲，因为她使劲要从布伦登紧握的手里抽出她的手去找手绢，但是他不放手，以至于她要不断地吸鼻子。事实上她并不是因为不想结婚或是不爱布伦登才哭的，而是因为家里的一切似乎突然变得如此珍贵—尽管她一直计划着要离开—家里人比以往与她更亲近，尽管她从不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们。她哭是因为婚礼前一天她和波莉一起清洗厨房架子，擦油毡时，她们俩笑了，她假装像情感剧中那样说，别了，旧油毡，别了，茶壶上的裂缝，别了，我习惯粘口香糖的桌子底，别了。

你干吗不让他算了，波莉说。但她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她骄傲，洛娜自己也骄傲，十八岁，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男朋友，现在她正要嫁给一个三十岁的英俊男人，一个教授。

尽管如此，她还是哭了。刚结婚的那段日子，她接到家里的信就会哭。布伦登逮到过她哭，说：“你爱你的家人，是吧？”

她觉得他的声音充满同情，就说：“是的。”

他叹息着说：“我想你爱他们胜过爱我。”

她说不是那样的，只是有时为家人感到难过。他们的生活很艰难，祖母年复一年地教四年级，尽管眼睛糟糕到几乎没法儿在黑板上写字了；姑妈经常神经兮兮，牢骚满腹，以至于根本没法儿工作；她父亲—洛娜的父亲—在五金店给人打工。

“艰难？”布伦登说，“他们去过集中营，是吗？”

然后他说人们在这世界上需要有进取心。洛娜躺到婚床上，狠狠地发作，愤怒地哭了起来，现在她都耻于回忆。过了一会儿，布伦登来安慰她，不过仍然相信她哭是因为当女人们无法用别的方法赢得争论时就会哭。

洛娜忘了说波莉的长相。她有多高，她的脖子多长，腰又有多细。还有差不多是扁平的胸部。凹凸不平的小下巴，有点歪的嘴。苍白的皮肤，淡棕色头发剪得很短，像羽毛一样细。她看起来既脆弱又坚韧，像长茎上的雏菊。她穿着皱巴巴的粗斜纹布裙子，上面绣着花。

四十八小时之前，布伦登知道了她要来这件事。她从卡尔加里打来电话，是对方付费的，是他接的。后来他问了洛娜三个问题。他的语调疏远而冷静。

她要待多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打电话为什么要我们付费？

“我不知道。”洛娜说。

洛娜在厨房准备晚餐，她在那里紧张地听着，看他们会说些什么。布伦登刚刚到家。她听不到他打招呼，只听见波莉的声音，很响而且充满冒险的快活劲儿。

“那么我真的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了坏印象，布伦登，听我说完。我和洛娜从车站走回来，我说，噢，老天呀，洛娜，这就是你们住的漂亮的上等街区吗？接着我说，看看那座房子，它在这里干吗？我说，它看起来像个谷仓。”

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开局了。布伦登很为这房子自豪。它是当代建筑，西海岸风格，称为梁柱结构。这类建筑不粉刷，为了和原先的森林和谐一致。所以从外表看简朴而实用，平屋顶突出墙外。里面，房梁是裸露的，木头都没有掩盖起来。房子里的壁炉设在通往屋顶的石头烟囱里，窗子长而窄，没有窗帘。建造者告诉他们，这类建筑一直是“出类拔萃”的。每当第一次向人们介绍这房子的时候，布伦登都会重复说这个词，而且还要加上“当代”这个词。

他不厌其烦地对波莉这样说，或拿出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这种建筑风格的文章，还有照片—尽管不是这座房子的照片。

波莉从家里带来的说话习惯是开始总要特别加上对方的名字，“洛娜—”她会说，或者，“布伦登—”。洛娜已经忘记了这种说话的方式—现在她觉得这样很霸道，而且粗鲁。晚餐桌上波莉说的大多数话都是以“洛娜—”开始的，而且说的都是只有她和波莉才认识的人。洛娜知道波莉不是故意没有礼貌，她只是咄咄逼人却很勇敢地努力要显得放松。她一开始想试着把布伦登也拉进她们的谈话中。她和洛娜都这样做了，她们开始解释她们在谈论的是什么人—但是没有用。布伦登只是在桌子上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才出声提醒洛娜注意，或者指出丹尼尔把捣碎的食物洒到宝宝椅周围的地上了。

和洛娜一起收拾桌子的时候，波莉继续说话，洗碗时又接着说。洛娜通常是先给孩子们洗澡，让他们上床睡觉，然后再洗碗。但是今晚她太慌张了—她感觉波莉快要哭出来了—无法按照正常的条理做事。她让丹尼尔在地上乱爬，而伊丽莎白对社交场合和新来的人很感兴趣，在周围晃来晃去，听她们讲话。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丹尼尔把宝宝椅碰翻了—幸好没有压到自己，但是他吓得号叫起来—布伦登从客厅走了过来。

“上床睡觉的时间好像推迟了，”他一边说一边从洛娜手中接过儿子，“伊丽莎白，去准备洗澡。”

波莉从镇上的人又谈到家里的情况。不太好。五金店的老板—洛娜的父亲一直更多地把他当成朋友而不是雇主—卖掉了店铺，成交前一个字都没提。新老板在扩大生意的同时却在与加拿大轮胎公司〔3〕的较量中日渐式微，没有一天不找茬和洛娜的父亲争吵。父亲从店里回来，灰心丧气，只想往沙发上躺。他对报纸和新闻一概不感兴趣。他喝碳酸苏打水，不愿意讨论自己胃痛的事。

洛娜提到父亲曾经写信略微透露过这些麻烦事。

“唉，他不会说的，是吧？”波莉说，“不会对你说的。”

波莉说，两座房子的保养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噩梦。他们都应该搬到一座房子里，卖掉另一座，但是现在祖母退休了，整日找波莉母亲的茬儿，洛娜的父亲无法忍受同时和她们两个一起生活。波莉一直想离开，不再回去，但是没有她，他们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洛娜说。给波莉提建议让她感觉怪怪的。

“哦，那是当然，”波莉说，“诸事皆顺时我就该走的，我想我本应该那么做。但什么时候是诸事皆顺的时候呢？我不记得情况有过好转。另一方面，我也要留下来看着你毕业。”

洛娜以遗憾和想提供帮助的语气说话，但拒绝停下手头的活去肯定波莉的信息的价值。她接受了这个信息，仿佛它和她认识和喜欢的什么人有关，而她本人是不为之负责的。她想到父亲晚上躺在沙发上，忍受他不愿意承认的痛苦；比阿特丽斯姑妈在隔壁哭泣，担心别人会说她什么，害怕他们在背地里嘲笑她，在墙上写有关她的事情，因为去教堂时露出了肩带而哭泣。想到家让洛娜痛苦，但是她忍不住想是波莉在敲打她，试图让她屈服，把她包裹在某种熟悉的痛苦中。她一定不会屈服的。

看看你，看看你的生活。你的不锈钢水池。你那建筑工艺杰出的房子。

“如果我现在离开，我会太过内疚，”波莉说，“我忍受不了。离开他们我会太过内疚。”

当然，有些人从来不感到内疚。有些人从来就没感觉。

“你的故事真惨。”布伦登说。他们并排躺在黑暗中。

“是她想象的。”洛娜说。

“记住，我们不是百万富翁。”

洛娜吃了一惊。“她不是想要钱。”

“不是吗？”

“她告诉我这些不是那个目的。”

“别太肯定。”

她僵直地躺着，没有回答。接着她想起一件事，可能会让他心情好一些。

“她只待两个星期。”

这回轮到他保持沉默了。

“你不觉得她好看吗？”

“不觉得。”

她想说波莉给她做了结婚礼服。她本打算穿着海军蓝的西装结婚。婚礼前几天，波莉说：“这不行。”随后她拿出自己高中的晚礼服（在舞会上，波莉总是比洛娜更受欢迎），她镶了白色花边，缝了白色的蕾丝袖子。她说，新娘子没有袖子可不行。

但是他会在乎这些吗？

莱昂尼离开好几天了。他父亲退休了，莱昂尼帮他把东西从落基山脉的镇上搬到了温哥华岛。波莉到达的第二天，洛娜收到他的信。不是诗—是一封真正的信，虽然很短。

我梦见我用自行车带着你。我们骑得很快。你似乎并不害怕，尽管你本应该会害怕。我们不要用受召唤来解释这件事。

布伦登很早就走了。他在暑假班教课，他说他去食堂吃早餐。他刚一离开，波莉就从房间里出来了。她穿着便裤而不是荷叶边的裙子，她一直在微笑，好像是被自己的一个笑话逗乐了。她一直低着头，回避洛娜的目光。

“我最好出去看看温哥华的风景，”她说，“看来我很可能不会再来了。”

洛娜在地图上标了一些地方，告诉她方向，说抱歉不能陪她去了，出行带孩子很麻烦，得不偿失。

“噢，不用了。我没指望你陪我。我来这里不是想要一直麻烦你的。”

伊丽莎白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她说：“为什么我们是麻烦？”

洛娜提早让丹尼尔打了个盹，等他醒来时，把他放在手推车里，告诉伊丽莎白说要去游乐场。她选择的游乐场不在附近的公园，而是在山坡下，靠近莱昂尼住的那条街。洛娜知道他的地址，尽管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座房子。她知道是座房子，而不是公寓楼。他住楼上的一个房间。

没过多久她就到了—回程的时间无疑要久一些，因为要推车上坡。她来过北温哥华的老城区，这里的房子要小一些，地基也窄。莱昂尼住的房子门铃边有他的名字，另一个门铃旁，是B.哈钦森的名字。她知道哈钦森太太是房东。她按了门铃。

“我知道莱昂尼不在。很抱歉打扰您，”她说，“不过我借了书给他，是图书馆的，现在到期了，我能不能到他的房间看看能否找到。”

房东说：“噢。”她是个老太太，头上裹着印花围巾，脸上有些大黑斑。

“我丈夫和我跟莱昂尼是好朋友。我丈夫是他大学时的教授。”

“教授”这个词总是有用的。洛娜拿到了钥匙。她把手推车停放在树荫下，告诉伊丽莎白等着，看着弟弟。

“没有游乐场。”伊丽莎白说。

“我跑上去就下来。很快的，好吗？”

莱昂尼的房间尽头有一个凹室，放着双灶的煤气炉和橱柜。没有冰箱和洗手池，只有厕所里有洗手池。软百叶窗卡在窗子的一半，一块油毡上的图案被棕色的油漆盖住了。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煤气炉味儿，混合着没有晾晒的厚衣服的味儿、汗味、还有松香碱充血剂的味儿，她把这当成了莱昂尼自己的气味—几乎连想都没想，一点都没有不喜欢。

除了那些，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她来这里不是找图书馆的书，而纯粹是想到他住的地方待上片刻，呼吸一下他的气息，从他的窗子向外望望。可以看到其他的房子，散布在格劳斯山树木茂密的斜坡上，很可能像这座房子一样，被隔成小小的公寓房。光秃秃的房间毫无特色，富有严厉的挑战性，床，写字台，桌子，椅子，只是必要的配备，这样就可以把房间宣传成是装修过的了。甚至棕褐色的雪尼尔布床单也可能是他搬进来时就有的。没有画—连日历都没有—最奇怪的是，一本书都没有。

东西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写字台的抽屉？她不能看。不仅是因为没有时间—她听见伊丽莎白在院子里叫她—是个人物品的缺失让人更强烈地感觉到莱昂尼的存在。这里不仅能感觉到他的简朴和隐密，还有一种警觉—几乎就像是他设好了一个圈套，等着看她会怎么做。

她真正想做的不是继续调查，而是坐在地板上，坐在方形油毡中间。坐上几个小时，与其说是看看他的房间，不如说是沉浸在里面。待在他的房间里，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对她有所求。待在那里，很久，很久，变得尖锐，轻盈，针一样轻。

星期六早上，洛娜和布伦登带着孩子开车去彭蒂克顿。有个研究生邀请他们出席婚礼。他们星期六晚上，以及星期天的白天和晚上都会待在那里，星期一早上才回来。

“你告诉她了吗？”布伦登问。

“没问题。她没指望来。”

“但是你有没有告诉她？”

星期四是在安布尔赛德海滨度过的。洛娜、波莉和孩子们是坐车去的，换了两次车，带着毛巾、沙滩玩具、尿片、午餐，还有伊丽莎白的吹气海豚。他们体力不支，而且他们这样成群结队的，在其他乘客中激起了怒气和郁闷，这引起了一种特别的女性反应—一种近乎狂欢的情绪。离开洛娜扮演妻子角色的房子也有帮助。他们成功地到达海滩，如散兵游勇般混乱，搭起帐篷，轮流下水，照看孩子，拿饮料、棒冰和薯条。

洛娜晒黑了一点，波莉一点也没有。她把一条腿伸到洛娜腿旁边，说：“看，生面团。”

她要负责两座房子的家务，还要应付银行的工作，她说，根本没有片刻时间可以坐下来晒太阳。她现在实事求是地说话了，毫无宣扬美德与牢骚抱怨的潜在意味。围绕她的酸腐气—像破抹布一样—消失了。她独自找到了在温哥华游逛的方法—她第一次在城市里做到这一点。她在汽车站和陌生人搭讪，打听该看看什么景点。有人建议她坐升降滑梯去格鲁斯山顶。

她们躺在沙滩上时，洛娜开始跟她解释。

“布伦登这段时间很忙。在暑期学校上课特别紧张，要快速地完成很多事情。”

波莉说：“是吗？那不仅是我的原因了？”

“别傻了，怎么会是因为你呢。”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以为他讨厌我的大胆。”

接着，她说到家那边有一个男人想和她约会。

“他太严肃了。他在找老婆。我猜布伦登也太严肃了，不过你爱他。”

“过去和现在都很严肃。”洛娜说。

“可我不是，”波莉把脸压在胳膊肘上，“我想如果喜欢上了什么合适的人，和他约会，下定决心只看人优点，也许行得通。”

“什么优点？”洛娜坐起来，这样她就能看着伊丽莎白骑海豚了。

“让我想想，”波莉咯咯地笑着说：“不。有很多优点。我刚才有点刻薄了。”

她们收拾玩具和毛巾时，她说：“我真的不介意明天再来玩一次。”

“我也不介意，”洛娜说，“但是我要准备去欧肯那根。我们接到邀请，要去参加婚礼。”她让这事听起来像是件烦人的琐事—因为实在让人不快和乏味，所以直到现在才提起。

波莉说：“噢，那我自己来吧。”

“当然。你应该自己再来玩玩的。”

“欧肯那根在哪里？”

第二天晚上，把孩子们弄睡着后，洛娜来到波莉睡的房间。她从柜子里拿了一个衣箱出来，她以为房间会没人—波莉应该还在浴室里，在不冷不热的水和苏打里泡一泡因为暴晒了一天而晒伤的皮肤。

但是波莉已经在床上了，像裹了裹尸布似的围着床单。

“你洗完了，”洛娜说，尽量让口气听起来正常，“晒伤感觉好些了吗？”

“我没事。”波莉的声音有些听不清。洛娜立刻意识到她哭过，很可能还在哭。她站在床尾，无法离开房间。一阵失望如疾病一般袭来，一阵厌恶涌上心头。波莉不想隐瞒了，她翻了个身，向外望着，脸皱皱的，显得很无助，因为日晒和哭泣变得红红的。又有眼泪从她眼里涌了出来。她简直就是一大坨的痛苦，实实在在的控诉。

“怎么啦？”洛娜问。她假装惊讶地表示同情。

“你不想要我。”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洛娜，伴随着眼泪夺眶而出的不只是痛苦和对背叛的控诉，还有愤怒的要求，要求被抱住，被摇晃，被安慰。

洛娜想打她。是什么给了你这个权利，她想说，你靠着我想得到什么？是什么给了你这个权利？

家庭。是家庭给了她权利。她攒钱，计划逃跑，想着洛娜会收留她。是真的吗—她竟梦想待在这里，不再回去了吗？分享洛娜的好运，成为洛娜那已经改变了的世界的一部分？

“你觉得我能做什么？”洛娜说，恶毒的语气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你认为我有什么能力吗？他每次给我的钱甚至从未超过二十块，一分钱都不多给。”

她拖着箱子离开了房间。

一切都这么糟糕和讨厌—用这种方式来哀叹自己的不幸，以期与波莉的悲哀一争高下。一次二十块钱有什么关系吗？她有记账户头，他从没拒绝过她的要求。

她睡不着，心里痛斥着波莉。

欧肯那根的炎热比海滨更让夏天显得真实。山上灰白的草和干地松树稀疏的影子给热闹的婚礼设置了天然的背景，源源不断的香槟，跳舞和挑逗，短暂的友谊和善意的流溢。洛娜一下子就醉了，这么容易喝醉真是不可思议，酒精释放了精神的枷锁。凄凉的蒸汽升起。她上床时还醉着，春心荡漾，正合布伦登的心意。甚至第二天的宿醉也很温和，是净化，而不是惩罚。她感到虚弱，但一点都没对自己不满，她躺在湖边，看布伦登帮伊丽莎白堆沙堡。

“你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在婚礼上认识的吗？”她问。

“但是和这个婚礼不太一样。”布伦登说。他是说他参加过的那个婚礼—一个朋友娶了麦奎加的女儿（那是洛娜家乡最显赫的名门望族）—正式而枯燥。典礼在联合教堂大厅举行—洛娜是招募来分发三明治的女孩之一—喝酒也是匆匆忙忙的，在停车场里。洛娜不习惯男人身上的威士忌味道，她觉得布伦登一定喷了太多奇怪的发雾。尽管如此，她还是欣赏他宽阔的肩膀、牛一样壮的脖颈、他的笑容和威严的金棕色眼睛。听说他是数学老师时，她又对他的聪明才智倾心起来。她对男人所拥有的她完全陌生的任何知识都感到兴奋。自动机械知识也对她同样有效。

他对她的吸引力的回应似乎像个奇迹。她后来得知他在找老婆，他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他想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是同事或学生，甚至也许不是那种家里要送去读大学的女孩。不娇生惯养，聪明但不娇纵。一朵野花，在最初的热度中，他会这么说，即便是现在，他有时也会这么说。

开车回来的路上，在卡拉米尔斯和普林斯顿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把这炎热的金色乡间留在了后面。太阳还在闪耀，洛娜心里仅有的一丝不安像眼前的一根头发可以被弹开，或自己飘出视线之外。

但它总是不断地飘回来。变得越来越不祥和执拗，直到最终向她扑来，她认清了它的真面目。

她害怕—一半确信—当他们在欧肯那根的时候，波莉会在北温哥华他们的厨房里自杀。

在厨房。正是洛娜预想的这幅景象。她确切地看到了波莉会采用的做法。她会把自己吊死在门后面。他们回到家从车库走向房子的时候，会发现门锁着。他们打开门锁，但是推不开门，因为它被波莉的尸体抵住了。他们会匆匆跑到前门，进入厨房，满眼都是波莉死时的样子。她会穿着皱巴巴的粗斜纹布荷叶边裙子，白色系带衬衫—她第一次考验他们的好客程度时大胆的装束。她苍白修长的腿垂下，头致命地歪在纤细的脖子上。她的尸体前面会是厨房的椅子，她先是爬上椅子，然后从上面跨下来或跳下来，看痛苦是如何自我了结的。

独自置身于不想收留她的房子里，墙壁、窗子、她喝咖啡用的杯子一定都仿佛在鄙视她。

洛娜记得，有一次她和波莉单独留在祖母的房子里，由波莉负责照看一天。也许她父亲在店里，但是她认为他也走了，三个大人都不在镇上。那一定是个不寻常的场合，因为他们从不去买东西，更不要说去旅行了。葬礼—几乎可以肯定是葬礼。那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洛娜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她的头发也不够长，扎不成马尾辫，就一绺一绺地披在头上，像波莉现在一样。

波莉那时正热衷于做糖果或祖母食谱上的任何甜腻食品。巧克力红枣蛋糕，蛋白杏仁饼干和蛋白奶油糖。那天她正把什么东西混拌在一起，发现橱柜里没有她需要的一种配料。她要骑车去镇上商店里找。那天多风而寒冷，地面光秃秃的—一定是深秋或初春。离开前，波莉把木材炉子的风门推上了，但她还是想起了母亲因为类似的情况短暂外出时房子着火烧死孩子的故事，所以她让洛娜穿上大衣，把她带到外面，待在厨房和主屋之间的角落里，那边风不是很猛。隔壁的房子一定是锁上了，不然她会带她去那里的。她告诉她站在那里别动，就骑车去商店了。待在这里，别动，不要担心，她说。接着她吻了洛娜的耳朵。洛娜严格按照她说的做，十分钟，也许有十五分钟，她就蹲在白色的丁香花丛后面，研究房子地基上石头的形状，深色浅色的石头，直到波莉匆匆回来，把自行车甩到院子里，叫着她的名字奔过来。洛娜，洛娜，波莉抛掉装黄糖或核桃的袋子，在她的头上吻个不停。因为她想到洛娜可能会被潜伏的绑架者发现—就是因为有坏人，大人才不许女孩们到房子后面的田地里去的。她一路祈祷，不要发生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赶紧把洛娜拉进屋，焐焐她光光的膝盖和手。

“啊，可怜的小手，”她说，“噢，你害怕了吗？”洛娜喜欢这种大惊小怪的体贴，低头任她抚摸，仿佛自己是匹小马驹。

浓密的常青树林代替了松树，棕色的山丘转成了渐远渐亮的蓝绿色高山。丹尼尔开始抽噎，洛娜拿出他的果汁瓶。接着，她让布伦登停车，她就可以把孩子放在前座上，给他换尿片。布伦登走开一段距离，抽了根烟。换尿片的场面总是让他有点儿不舒服。

洛娜还趁机拿出了伊丽莎白的故事书，当大家重新安顿好后读给孩子们听。是苏斯博士的书。伊丽莎白知道所有的儿歌，甚至连丹尼尔都知道在哪里用自己编造的词儿插话。

波莉不再是那个用自己的手搓洛娜的小手的人了，不再是那个知道所有洛娜不知道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了。一切都掉转过来了，似乎洛娜结婚以来，波莉一直停滞不前。洛娜超越了她。现在洛娜有后座上的孩子要爱护，要照顾，这种感情似乎不是波莉那个年龄的人可以奢望分享的。

洛娜这样想也没有用。她一把论据安置就位，心中就冒出他们试图开门时尸体撞在门上的感觉。不堪的重荷，灰色的尸体。那是波莉的尸体，她什么都没得到。她在家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她梦想的改变在她生活中出现的希望也很渺茫。

“现在读《玛德琳》。”伊丽莎白说。

“我不记得带《玛德琳》来了，”洛娜说，“不，我没有带来。不要紧，你都能背下来了。”

她和伊丽莎白一起背了起来。

在巴黎有一座老房子，覆盖着葡萄藤，

住着十二个小姑娘，排成笔直的两排。

她们把面包分成笔直的两排，

刷完牙，然后上床睡觉—

这是愚蠢，是狗血剧，是内疚。不会发生的。

但是这样的事情的确会发生。有人沉沦，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他们完全没有得到帮助。一些人被抛入了黑暗之中。

半夜的时候，

卡拉维小姐打开灯

说：“有点儿不对劲—”

“妈妈，”伊丽莎白说，“你怎么停下来了？”

洛娜说：“我得停一会儿。我嘴很干。”

他们在霍普吃了汉堡和奶昔，然后下到弗雷泽山谷，孩子们在后座上睡着了。还有一些时间。他们到了奇利瓦克，到了阿伯茨福德，他们看到了前面新威斯敏斯特的山和其他上面有房子的山，这是城市的开始。他们还要经过很多桥，转很多弯，开过很多条街道，很多拐角。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下次再看到就是将来了。

他们进入斯坦利公园时，她突然想祈祷。这真无耻—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临时抱佛脚的祈祷。不要让它发生，不要让它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话。不要让它已经发生了。

那天没有云。他们从狮门桥上眺望乔治亚海湾。

“你能看到温哥华岛吗？”布伦登说，“你看看，我看不到。”

洛娜挺着脖子越过他的肩膀望着。

“很远，”她说，“模模糊糊的，但确实在那儿。”

望着那些似乎漂浮在海上，渐渐暗淡最后几乎消融的蓝色丘体，她想到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交易。她相信还是有可能的，到最后一分钟还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必须是严肃的，最终的痛苦许诺和奉献。接受吧。我答应。如果能让它不成为事实，如果能不让它发生。

作为交易的不能是孩子。她迅速抓走了那个想法，仿佛是把他们从火灾里抢救出来。不是布伦登，不过是出于相反的原因。她还爱他不够深。她会说她爱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认真的，她希望被他爱，但是还有一丝憎恨的嗡嗡声与她的爱一路并肩奔来，几乎一直都存在。所以在任何交易中把他当作筹码是应受谴责的—也是无用的。

她自己？她的美貌？她的健康？

她想到自己可能步入了错误的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由不得你选择，由不得你设定规则。等你得知规则的时候就明白了。你必须答应去遵守它们，即使你不知道它们会是什么。答应。

但是绝对不要和孩子有关。

上了卡皮拉诺路，进入这个城市中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世界上属于他们自己的一角。在那里，他们的生活具有真实的分量，他们的行动会产生后果。他们房子那不折不扣的木头墙透过树木显露出来。

“走前门会轻松些，”洛娜说，“不用上楼梯。”

布伦登说：“上几级楼梯怎么了？”

“我没有看到桥，”伊丽莎白突然醒了过来，失望地叫道，“你怎么不叫醒我看桥呢？”

没有人回答她。

“丹尼尔的胳膊都晒伤了。”她用不太满意的语调说。

洛娜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她觉得是从邻居院子里传来的。她跟着布伦登转过房子的拐角。丹尼尔躺在她肩膀上，睡得很实。她拿着尿片袋子和故事书袋子，布伦登提着箱子。

她看见了刚才说话的人就在她自家的院子里。波莉和莱昂尼。他们拉了两把草地椅，坐在树荫下，背对着风景。

莱昂尼。她完全忘记他了。

他跳起来，跑过来开后门。

“集体旅行回来了。”他说，那种声音洛娜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自然的热心，简单恰当的信心。家庭朋友的语气。他拉开门等着时凝视着她的脸—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对她微笑着，那笑容全然是微妙的，隐秘的，带有同谋者讽刺的神情，不再有神秘的奉献。所有复杂的含意，所有私密的信息都不复存在了。

她的声音好像是他的回声。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星期六，”他说，“我忘了你们要外出。我辛辛苦苦跑过来打招呼，你们却不在。波莉在，她告诉我，我才想起来。”

“波莉告诉你什么？”波莉从他身后走上前来。她并不是真的在发问，而是一个女人半开玩笑的话，她知道她所说的一切都会被很好地领会。波莉被晒伤的地方变成了古铜色，至少前额和脖子发红了。

“来，”她对洛娜说，接过她肩膀上的两个口袋和手里的空果汁瓶，“我拿东西，你抱孩子。”

莱昂尼松软下垂的头发现在呈现出棕黑色而不是黑色—当然，这是她第一次在大太阳下看到他—他的皮肤也晒黑了，额头苍白的光几乎消失了。他穿着平时的黑裤子，但是衬衣她没见过。是一件黄色的短袖衬衣，仔细地烫过，发亮的便宜料子，肩膀太宽，也许是在教堂的旧货店买的。

洛娜把丹尼尔抱到楼上，放在摇篮里，站在旁边，轻声哼着抚摸他的背。

她想莱昂尼一定是因为她进他房间的事在惩罚她。房东应该会告诉他。洛娜本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她停下来思考的话。她没有停下来思考，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没关系。她甚至想要亲自告诉他。

去游乐场的路上，我想进屋到你的地板上坐一会儿。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宁，在你的房间里，坐在地板的中间。

她本以为—在接到信后？—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纽带，不需要明言，但是可以信赖。可是她错了，她吓到他了。太多的臆想。他转身就遇到了波莉。因为洛娜的冒犯，他转向了波莉。

可也许不是这样。也许他只是变了。她想起他异常荒芜的房间，还有墙壁上的光。也许会从这一切中走出一个全新的他，毫不费力地一眨眼就完成了。那也许是对某件出了点差错的事情的反应，或是他认识到无法把这件事做到底。或许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指向—只是一眨眼。

丹尼尔睡着了她才下楼。她在浴室发现，波莉已经把尿片漂洗好放在了桶里，洒了蓝色消毒液。她捡起搁在厨房地面中间的衣箱，拎到楼上，放在大床上，打开，把要洗的衣服挑出来，要收起来的整理好。

这个房间的窗子对着后院。她听到一些声音—伊丽莎白因为回家而发出的兴奋的尖叫声，也许是想招来更多听众的注意，还有布伦登的声音，在富有权威又愉快地描述着旅行见闻。

她走到窗边向下望去。她看见布伦登走到储藏棚，打开锁，开始往外拖儿童泳池。门眼看着就要关上了，波莉赶紧跑过去把门拉住。

莱昂尼过去解开盘绕的水管。她没想到他竟然知道水管在哪里。

布伦登对波莉说着什么。感谢她？你会以为他们的关系不错。

怎么会这样？

也许波莉现在适于被纳入考虑了，成为了莱昂尼的选择，而不是洛娜的负担。

或许布伦登纯粹是因为外出而开心起来了。他也许暂时放下了维持家庭秩序的重担。也许他公正地认识到，波莉变了，她并不是一种威胁。

一幅这么普通而奇妙的景象如魔法一般出现了。大家都开心起来。

布伦登开始把塑料泳池的边框吹鼓起来。伊丽莎白脱得只剩下了短裤，迫不及待地跳来跳去。布伦登都没有叫她跑去穿上泳衣，因为短裤不适合游泳。莱昂尼已经打开了水龙头，等到把水池灌满，他就站在那里浇旱金莲，跟所有的户主一样。波莉对布伦登说了什么，他把吹气孔压着堵上，把半充气的塑料泳池递给她。

洛娜记得在海边就是波莉把海豚吹起来的。像她自己说的，她气力很足。她稳稳地吹着，显得毫不费力。她穿着短裤，叉开光溜溜的腿，牢牢地站在那里，皮肤像桦树皮一样熠熠生辉。莱昂尼正望着她。这正是我需要的，他也许这样想。这么能干又体贴，柔顺又可靠的女人，没有虚荣，实实在在，对一切都心满意足。那也许正是他将来要娶的那种女人。一个可以接管一切的妻子。然后他会改变，再次改变，也许会以他的方式爱上别的女人，但是他妻子会忙得注意不到这些。

那或许会变成现实，波莉和莱昂尼，或许不会。波莉会按计划回家，如果她回去，也就不会有人伤心了。或者那只是洛娜的想法。波莉可能会结婚，也可能不结婚，但不管怎样，和男人之间发生的事不会让她伤心。

不一会儿，泳池的边框就鼓了起来，光溜溜的。它被放在草地上，里面放着水管，伊丽莎白在里面用脚拍水玩。她抬头看看洛娜，似乎知道她一直在那儿。

“很冷，”她狂喜地喊着，“妈妈—水很冷。”

布伦登也抬起头看洛娜。

“你在上面干什么？”

“收拾行李。”

“不必现在收拾。出来吧。”

“我马上就来。”

自从她进了家门—事实上是自从她意识到她听见的声音是从自己家后院传来的，是波莉和莱昂尼的声音—洛娜就忘记了她原来的想象，一路上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中的想象，想象波莉吊死在后门上。现在她对这样的想象感到吃惊，就像有时你醒来很久以后回想梦境时感到吃惊一样。惊异于梦的威力和耻辱，还有梦的无用。

不是在那一刻，而是稍晚一些，她想起了她的交易。她脆弱的，纯属神经过敏的交易。

但是她答应了什么呢？

绝对和孩子无关。

是和自己有关的什么事吗？

她答应，要她做什么都行，只要她知道要做什么。

那是套期保值，是不成为交易的交易，没有意义的诺言。

但是她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几乎是在构思一个要对别人讲述的故事—现在不是对莱昂尼讲了—而是对别人，权当消遣。

放弃阅读。

收养困难家庭和贫穷国家的小孩，尽力医治他们的创伤与因被忽视而产生的伤痛。

去教堂做礼拜。同意信仰上帝。

剪短头发，不再用化妆品，不再把乳房塞进带钢圈的胸罩里。

她在床上坐了下来，对这个玩笑，对这些不相干的胡思乱想感到很厌倦。

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她所参与的交易就是要继续原来的生活。交易已经生效。接受发生的一切，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一天天，一年年，感觉大多相同，除了孩子们会长大，还可能再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会长大，她和布伦登会一天天变老，直到最后老去。

直到现在，直到此刻，她才清晰地看到她在盼望什么，一件能够改变她生活的事情。作为一个重大改变，她接受了婚姻，但不是最后的改变。

所以，现在除了她和其他任何人都可以理性预计会发生的事，就再不会有其他事了。她要用交易换取的东西就是幸福。没有秘密，也不陌生。

要关注幸福，她想。她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想法，她要双膝跪地。是认真的。

伊丽莎白又在叫了：“妈妈，到这儿来。”还有其他人—布伦登、波莉和莱昂尼，一个接一个，都在喊她，拿她开涮。

妈妈。

妈妈。

到这儿来。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北温哥华，他们住在梁柱结构的房子里时的事儿。那时她二十四岁，对交易这件事还很陌生。

注释

〔1〕法语，意为“漂亮的女朋友”。

〔2〕典出《圣经》，喻指精神劳作的田地。

〔3〕加拿大的一家零售公司，主营汽车、健身休闲及家居用品。

留存的记忆

在温哥华一间旅店的房间里，年轻的梅里埃尔戴上她白色短款的夏日手套。她穿着米黄色亚麻裙子，头上扎着薄薄的白色围巾。她那时还是黑头发。她微笑起来，因为想起泰国的诗丽吉王后说过的话，或者杂志中引用她的话。援引的引语—诗丽吉王后援引巴尔曼〔1〕的话。

“巴尔曼教会了我一切。他说：‘永远戴白色手套，那是最佳选择。’”

最佳选择。她为什么要为这话笑呢？这似乎只是一句轻声的建议，既荒唐又包含无穷的智慧。她戴着手套的手很有型，但看起来柔弱得像小猫爪一样。

皮埃尔问她为什么笑。“没什么。”她说，接着告诉了他原委。

他问：“巴尔曼是谁？”

他们正准备去参加葬礼。为了能准时赶上早晨的仪式，他们昨晚就从温哥华岛的家里乘船过来了。从结婚之夜算起，这是他们第二次住酒店。他们现在外出旅行总是带着两个孩子，找迎合家庭需要的不太贵的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去世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也不在了，但那都是他们认识前发生的事。去年皮埃尔学校的一位老师突然去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有男生合唱，念十六世纪葬礼的悼词。那个人六十五岁上下，他的死只是让皮埃尔和梅里埃尔觉得有点吃惊，并没有让他们怎么难过。他们觉得，在六十五、七十五或八十五岁去世都没有多大差别。

今天的葬礼是另一回事儿。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以来最好的朋友，与他同龄—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在西温哥华一起长大—他们还记得西温哥华在狮门桥建造以前的样子，那时它就像个小镇。他们的父母是朋友。他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一起造了一条小划艇，在丹达瑞夫码头下水。大学期间，他们分开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工程，皮埃尔学古典文学，文科学生和工科学生历来相互鄙视。不过那以后的数年间，他们的友谊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了。乔纳斯没有结婚，有时来看望皮埃尔和梅里埃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惊讶，他们会拿这些开玩笑。乔纳斯选择的职业在他父母看来很靠谱，曾引起皮埃尔父母无声的嫉妒，但是，皮埃尔结了婚，谋到了一份教职，承担起平凡的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和工作。他似乎总是在试用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转过正，至于女孩子—至少听他说—总是与他处于某种试用期状态。他上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在温哥华北部，他在辞职或是被解雇之后继续留在那里。“经双方同意，中止雇佣关系。”他写信给皮埃尔说，补充说他住在高级人士住的酒店里，有可能会找一份伐木的工作。他还在学习开飞机，考虑做一名无人区飞行员。他答应等现在的经济纠纷处理好以后来看望他们。

梅里埃尔希望他别来。乔纳斯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上把被子扔到地上，需要她去捡起来。他不让皮埃尔睡觉，半夜三更还陪着他聊十几岁时候的事，或者更早的事。他管皮埃尔叫“尿头发”〔2〕，小时候的绰号，提到别的老朋友时，他叫他们“臭水池”、“博士”或“捣蛋鬼”，从来不喊他们的名字—斯坦、唐、里克，都是梅里埃尔耳熟能详的名字。他粗暴地卖弄般地回忆一些事情的细节，梅里埃尔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好笑（在老师家的前门台阶上点着一包狗屎，一个老头缠着他们这帮男孩，出五美分要他们脱掉裤子）。而如果谈话转到现在，他会变得很气愤。

当她不得不问皮埃尔宣布乔纳斯的死讯时，她既感到抱歉又感到震惊。抱歉是因为她从来不喜欢乔纳斯，震惊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年龄段第一个离世的熟人。但是皮埃尔似乎并不吃惊，也不特别伤心。

“自杀。”他说。

她说不是，是意外。当时天已经黑了，他骑着摩托车行驶在石子路上，后来便驶离了路面。有人发现了他，陪着他，救助很及时，但他不到一小时就死了。他受了致命伤。

他母亲在电话里是这样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她听起来似乎很快就认命了，根本不感到奇怪，态度跟皮埃尔说“自杀”的时候一样。

在那之后，皮埃尔和梅里埃尔几乎不谈论死亡本身，只谈葬礼，酒店房间，需要请全职住家保姆。他的西装需要洗，白衬衫也搞定了。这些都由梅里埃尔来安排，皮埃尔以丈夫的方式不断地检查她的进展。她明白他希望她控制好情绪，就事论事，像他一样，不要自以为可以恣意悲伤—他确信—她并不真的感到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说是“自杀”，他告诉她：“我只是这么想的。”她认为他的回避是一种警告，甚至是谴责，仿佛怀疑她从死亡—或从他们与死者的亲近关系中—汲取了一种可耻和自私的情绪。一种沾沾自喜的病态的兴奋。

在那个年代，年轻的丈夫们是很一本正经的。不久前他们还是求爱者，几乎是玩物，奴颜婢膝，因为性的痛苦而绝望。当婚姻之实已是铁板钉钉，他们就变得果断，挑剔。每天早上去上班，脸刮得干干净净，年轻的脖子上打着领带，在无名的工作中打发一个又一个白天；晚饭时回家，挑剔地看一眼晚餐，抖开报纸，举着，挡在自己与厨房、疾病、情感和孩子的一团混乱中间。他们要迅速掌握很多东西。如何对老板毕恭毕敬，如何管理妻子；如何在抵押贷款、挡土墙、草坪、排水管、政治，以及如何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中以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这些事情上享有权威。那么，可以溜回第二个青春期的是女人—在白天，在承担照料孩子这种惊人的责任之余。丈夫不在，精神放松。梦想的叛逆，造反的聚会，高中时那种阵阵狂笑，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在他付费的四壁间迅速滋生。

葬礼之后，一些人被邀请回到乔纳斯父母在丹达瑞夫的家中。杜鹃花篱正在盛开，红色、粉色和紫色的花。有人向乔纳斯的父亲称赞他的花园。

“啊，我不知道，”他说，“我们当时得在仓促之间弄出个样子来。”

乔纳斯的母亲说：“恐怕算不上什么午餐，只是便饭。”大多数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摆在加长的餐桌上—鲑鱼冻和饼干、蘑菇馅饼、香肠卷、柠檬软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饼，还有虾、火腿和黄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尔把所有的东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盘子上，梅里埃尔听见他母亲对他说：“要知道，可以回来再添的。”

他母亲不在西温哥华住了，是从白石城赶过来参加葬礼的。她已经没有底气直白地训斥儿子了，毕竟皮埃尔现在是老师，而且结了婚。

“还是你以为不会有剩下的了？”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剩下的都是我不想吃的。”

他母亲对梅里埃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看。”梅里埃尔说着抚平她在仪式上坐出来的皱褶。

“这就是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

“什么问题？”乔纳斯的母亲欢快地边说边把一些馅饼放到加热盘里。

“亚麻布的问题，”皮埃尔的母亲说，“梅里埃尔只是在说她的裙子皱了”。—她没有提“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我说亚麻就是这样的。”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在听。她望着屋子另一头说：“那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来的。我们觉得他人真是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真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他就是那样照顾偏远地区的病人的。”

他们在谈论的人正在和皮埃尔讲话。他没有穿西装，但是在高领毛衣外穿着体面的夹克。

“我想他会的。”皮埃尔的母亲说。乔纳斯的母亲说：“是的。”梅里埃尔感觉仿佛他们解释了什么事情并达成了共识—是他的穿着方式吗？

她低头看着折成方形的餐巾。不像正餐餐巾那么大，也不像鸡尾酒餐巾那么小。它们交叠着放成两排（角上绣着或蓝或粉或黄的小花），每一块的角都和旁边一块的折角相互交叠。没有两块带同色花的餐巾放在一起。没有人动过它们—她看见屋子里很少有人拿餐巾—即使拿，也是从一排的尾端小心地抽出来的，没有打乱顺序。

在葬礼仪式上，牧师把乔纳斯的生命比喻成子宫里的婴儿的生命。婴儿，他说，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存在，住在温暖黑暗的水洞里，对于将要闯入的光明大世界一无所知。我们对世界略有所知，但是无法想象，我们经历了死亡的分娩剧痛后幸存下来后将进入什么样的光芒之中。如果可以告知婴儿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他难道不会恐惧和怀疑吗？大部分时间，我们也满心恐惧，满腹疑虑，但是我们不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承诺。即使这样，我们盲目的头脑还是不能想象，不能相信，我们会进入怎样的世界。婴儿被包裹在无知中，对自己无声无助的存在充满信念。我们这些并非全然无知的人，或完全有知的人，必须小心地把自己包裹在信仰里，包裹在主的话语里。

梅里埃尔看着牧师，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杯雪利酒，听一个长着蓬乱金发的快活女人说话。在她看来，他们不是在谈论死亡的剧痛和前面的光。如果她走过去和他讨论那个话题，他会怎么做呢？

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勇气或是那么不礼貌。

她转头去看皮埃尔和无人区医生。皮埃尔带着孩子气的快活劲儿与人交谈，这些日子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快活劲儿，或者要么是梅里埃尔很少见到。她假装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他拳曲的黑色短发贴在额头上，露出光滑泛着金光的象牙色皮肤。他的肩膀宽大有型，四肢修长，头不大，形状却很好看。他令人着迷地笑着，但是从来不故意做作，自从他做了男孩子们的老师，似乎就不再相信微笑了。他的额头上出现了浅浅的永久的细纹。

她想起一次教师聚会—一年多以前—那时他和她分处于房间两端，都发现自己无法参与进身旁人们的谈话。她绕过房间，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靠近他，然后开始和他交谈，仿佛她是一个谨慎搭讪的陌生人。他微笑着，就像现在一样—但是有所不同，就像对一个缠人的女人说话那么自然—摆出并不高明的伪装。他们交换着紧张的神情，索然无味的话题，直到两个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有人向他们走过来，说禁止讲夫妻笑话。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结婚了？”皮埃尔说，他在此类聚会上的行为通常是慎重的。

她穿过屋子走到他身边，心里没在想那些蠢事。她要提醒他，他们很快就要分头行动了。他要开车去马蹄湾，搭下一班轮船，而她要乘汽车穿过北海岸，去林恩山谷。她安排好趁此机会去拜访一位她过世的母亲曾经爱戴和崇拜的女士，事实上她母亲是用她的名字给自己女儿命名的。梅里埃尔总是叫她姨妈，虽然她们没有血缘关系。缪丽尔姨妈。（梅里埃尔是去读大学时才改变了自己名字的拼写的〔3〕。）这位老妇人住在林恩山谷的养老院，梅里埃尔有一年多没去探望她了。他们难得全家出游去温哥华，而且从温哥华到那儿路上花的时间太多，孩子们也不喜欢养老院的气氛和住在那里的人们的样子。皮埃尔也是，尽管他不喜欢这么说。相反，他会问梅里埃尔这个人和她有什么关系。

似乎她不是个真正的姨妈。

所以，现在，梅里埃尔要自己去看她。她说过，如果有机会去却没有去，她会觉得内疚。她对能离开家人的这段时间满心期待，尽管她没有这么说。

“也许，我可以开车送你，”皮埃尔说，“天知道你等公交车要等多久。”

“不行，”她说，“你会错过轮船的。”她提醒他有关保姆的安排。

“你说得对。”他说。

和他交谈的那个男人—医生—别无选择，只能听着他们的谈话。他出人意料地说：“我开车送你吧。”

“我以为你是开飞机来的。”梅里埃尔说。这时，皮埃尔才说：“对不起，这是我妻子，梅里埃尔。”

医生告诉她一个名字，她几乎没听见。

“在霍利本山降落可不容易，”他说，“所以我把飞机留在了机场，租了一辆车。”

他有点强作客套，让梅里埃尔觉得自己有点讨厌了。一般来说，她既不鲁莽也不羞怯。

“那真的没问题吗？”皮埃尔问，“您有时间吗？”

医生直视着梅里埃尔。不是那种让人不悦的目光—既不鲁莽也不狡猾，这算不上是赞扬，但也不是场面上的恭敬。

他说：“当然啦。”

于是就决定这么办了。他们现在就开始道别，皮埃尔将出发去乘船。而亚瑟，他的名字叫亚瑟—或亚瑟医生—将开车送梅里埃尔去林恩山谷。

梅里埃尔的计划是探望缪丽尔姨妈—很可能陪她一起坐到晚餐结束，然后从林恩山谷搭车到中心汽车站（去“城里”的车相对多一些）。然后搭夜班车去渡口，乘船回家。

那个养老院叫作“公主庄园”，是座一层楼的建筑，侧厅很长，刷着粉棕色泥灰。街道熙熙攘攘，根本没有像样的庭院，也没有树篱或屏障来隔开噪音，把草坪保护起来。一侧是福音堂，带有可笑的尖顶，另一侧是一个加油站。

“‘庄园’这个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是吗？”梅里埃尔说，“甚至不意味着有其他楼层，而只是提示，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什么。”

医生什么都没说—也许她的话他没听明白，或者只是不值得说什么，即使她说的是实情。他们从丹达瑞夫出发，这一路上，她都在听自己说话，感到很郁闷。她也不是在天南海北地瞎扯—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只是在试图表达她觉得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如果她能把它们表达清楚的话，会很有趣。但是像她那样喋喋不休，这些想法听起来即使不是疯话，也有自命不凡的味道。她一定像那些女人一样，铁了心不想进行平凡的交谈，而要追求真正的谈话。即使她知道没有用，知道她的话对他一定像是一种负担，她也无法让自己停下来。

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不自在，因为她现在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了。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单独坐车有点怪怪的。

她甚至冒失地问，他对皮埃尔认为摩托车出事是自杀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把任何事故都想象成自杀。”他说。

“别麻烦开进车道了，”她说，“我可以在这里下车。”实在是太尴尬了，她急于离开他和他纯属客套的冷漠，她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好像车还没停就等不及要开门。

“我正打算停下来，”他边说边转进了车道，“我没打算把你困在车里。”

她说：“我可能要久一些。”

“没问题，我可以等。或者我可以进去转转。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她想说养老院可能很沉闷，令人心烦。然后她想起来他是医生，这里不会有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而他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时的方式—礼貌得体，但也有一种不确定的语气—令她吃惊。仿佛他所贡献出的时间和精力都和客套无关，而是和她有关。是稍带诚恳的谦逊的主动请缨，伸出援手，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她不想再占用他更多的时间，他就不会再费口舌劝说她了，他会客气地道别，然后开车离开。

最后，他们下了车，并肩走过停车场，朝前门走去。

几个老年人或者也有可能是残疾人坐在铺筑的广场上，周围有几丛毛茸茸的灌木和盆栽牵牛花，表示那是个小花园。缪丽尔姨妈不在那里，但是梅里埃尔发现自己开心地和他们打着招呼。她感觉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她突然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和快乐，仿佛每迈一步，就有一条光明的信息从脚跟传递至头顶。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和我一起进去？”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缪丽尔姨妈正独自坐在轮椅上，就在自己卧室门口那条阴暗的走廊里。她很臃肿，微微发光—但那是因为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她就可以抽烟了。梅里埃尔相信，当她很久之前对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坐在同一辆轮椅上，在同一地点—尽管没有穿石棉围裙，那一定是新规定，或是反映出她身体状况的进一步衰退。很可能她每天坐在固定的盛着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刷成猪肝色的墙—可能是粉色或淡紫色，但看起来像猪肝色，因为走廊很暗—墙上有分层的架子，上面摆着垂散的假长青藤。

“梅里埃尔？我想到是你了，”她说，“我可以听出你的脚步声。我可以听出你的呼吸声。我的白内障一定是糟透了。我只能看见一团一团的东西。”

“是我呀，您好吗？”梅里埃尔吻了吻她的鬓角，“您怎么不出去晒太阳呢？”

“我不喜欢太阳，”老人说，“我要照顾我的肤色。”

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有可能是真的。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遍布着巨大的斑点—白斑会吸收各种光线，变成银色。她曾经是真正的金发美人，面颊红润，瘦削，精心修剪的直发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白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枕头摩擦得乱蓬蓬的，耳垂耷拉着，像扁平的乳房。她耳朵上过去戴小钻石—它们上哪儿去了？她耳朵上的钻石，真的金项链，真的珍珠，颜色奇异的丝绸裙子—琥珀色，茄紫色—漂亮的瘦瘦的鞋子。

她身上有医院消毒粉的气味，还有甘草汁的气味，烟是定量的，没烟抽的时候，她就啜甘草汁。

“我们需要椅子。”她说。她探出身子，挥着手，手里还夹着烟，试图吹口哨。“服务生，请拿些椅子来。”

医生说：“我去找。”

老缪丽尔和年轻的缪丽尔单独在一起了。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是吧？简和大卫？”

“对。但是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

“噢，不，”老缪丽尔说，“那不是你丈夫。”

缪丽尔姨妈是梅里埃尔祖母而不是母亲那一辈的人，她是梅里埃尔妈妈的艺术老师。开始是启蒙，接着是同盟，然后成为朋友。她画过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是给梅里埃尔妈妈的礼物—挂在房子的后厅里，梅里埃尔就是在那座房子里长大的。每当这位艺术家来访的时候，画就会被移到餐厅。画的颜色昏暗，深红色和棕色（梅里埃尔的父亲管它叫“着火的粪堆”）—缪丽尔姨妈的心情却总是欢快明朗，无所畏惧。她年轻时住在温哥华，后来到内地这个镇上来教书。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这些人的名字如今已见诸于报刊。她渴望回温哥华，最终如愿以偿，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住在一起，帮他们处理事务。这对老夫妇是艺术家们的朋友和赞助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似乎有很多钱，但等他们去世，她就受了冷落，靠退休金生活。她开始画水彩画，因为她买不起油彩。为了带梅里埃尔出去吃午餐，她自己得饿肚子（梅里埃尔的妈妈怀疑是这样）—梅里埃尔那时在上大学。和梅里埃尔吃饭的时候，她会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做评论，主要是指出人们极力赞美的作品和思想都是垃圾，但是偶尔—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当代人物或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世纪的人物的作品中—会有些不同凡响的东西。那是她表示赞扬的最坚决的词汇—“不同凡响”。她会突然沉默，仿佛那时那地，她与一种可贵的品质不期而遇，这种品质来自于一个仍然需要绝对尊崇的世界。

医生拿着两把椅子回来了。他做了自我介绍，语气很自然，好像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似的。

“艾里克·亚瑟。”

“他是医生。”梅里埃尔说。她正准备解释葬礼的事、意外，还有从史密瑟斯的飞行，但是话题被转移了。

“我不是医院派来的，不用担心。”医生说。

“噢，不会，”缪丽尔姨妈说，“你是和她一起来的。”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从两把椅子之间伸过手来拉起梅里埃尔的手，紧紧地握了片刻，然后放开。接着他对缪丽尔姨妈说：“你怎么知道的，从我的呼吸中感觉到的吗？”

“我可以辨别出来，”她有点不耐烦，“我过去是个恶魔。”

她的声音—其中的颤音和傻笑—与梅里埃尔记忆中的不一样。就在这个突然陌生起来的老妇人身上，她感觉到仿佛有某种骚动的背叛。一种对过去的背叛，背叛了梅里埃尔的母亲与一个卓越之人的友谊，梅里埃尔的母亲特别珍视这段友谊；或者是背叛了和梅里埃尔一起吃的那些午餐，以及两人之间那些阳春白雪的交谈。某种即将发生的堕落。梅里埃尔对此感到不安和淡淡的气恼。

“噢，我过去是有朋友的。”缪丽尔姨妈说。梅里埃尔说：“您有很多朋友。”接着她提了几个名字。

“死了。”缪丽尔姨妈说。

梅里埃尔说：“没有。”她最近还在报纸上见过一次回顾展或者颁奖什么的。

“哦？我以为他已经不在了，也许我弄错人了—你认识迪兰尼一家吗？”

她直接问医生而不是梅里埃尔。

“我想我不认识，”他说，“不认识。”

“有些人在我们过去经常去的鲍恩岛上有房子，迪兰尼一家，我以为你或许听说过他们。发生了各种事情。我说我过去是个恶魔，就是这个意思。冒险。嗯，看起来像冒险，但都是按照脚本来的，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冒险。当然，我们都醉得像臭鼬一样。但他们总是要点一圈蜡烛，当然还有音乐—更像是一种仪式。但又不完全是跟着脚本。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遇到什么新的面孔，然后让脚本去见鬼。第一次见面就开始疯狂地接吻，一头钻进森林。在黑暗中。你走不了太远。没关系。被压在地上。”

她开始咳嗽，一边还拼命想讲话，然后放弃了努力，停下来剧烈地咳嗽。医生站起身，在她弓起的背上熟练地拍了几下，她终于呻吟着停止了咳嗽。

“好些了，”她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但却假装不知道。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上，不是在树林里，是在室内。是我同意的，没有问题。尽管进行得不那么顺利—我的意思是说我确实知道。不管怎么说，很可能没有什么我认不出来的人。”

她又开始咳嗽，尽管不像刚才那么要命了。然后她抬起头，大声深呼吸了几分钟，举起手，示意谈话暂停，仿佛她很快就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说了。但是她最终只是大笑起来，说：“现在我有了一个永久的眼罩。白内障。这个眼罩不会让我在什么放荡的饮宴作乐中被人占了便宜。”

“长了多久了？”医生带着彬彬有礼的兴趣问：让梅里埃尔欣慰的是一场投入的交谈开始了，关于白内障的富有见地的讨论。白内障的摘除，摘除手术的利弊，还有缪丽尔姨妈对—如她所言—转到这里来照看老年人的眼科医生的不信任。淫秽的幻想—梅里埃尔确定就是这个—不知不觉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医学方面的谈话，缪丽尔姨妈的态度是亲切随和的悲观，医生则是谨慎周到的鼓舞，在这里，这类交谈一定经常发生。

过了一小会儿，梅里埃尔和医生交换了一下眼色，意思是说是不是待得太久了。私密，体贴，几乎是夫妻之间的一瞥，其中的伪装和淡漠的亲密，能唤起那些还没结婚的人的兴趣。

快了。

缪丽尔姨妈自己采取了主动。她说：“对不起，我太粗鲁了，不过，我要说，我累了。”她的态度中没有暗示是谁先开始了最初的话题。带着隐隐的羞愧感，梅里埃尔心不在焉地俯身和她吻别，就跟演戏一样，她感觉到她再也不会见到缪丽尔姨妈了，她真的再没有见到她。

拐过一个角落，房间的门都开着，里边的人躺着睡觉，或是在床上观望着。医生把手放在她的肩胛之间，然后从她的后背移到腰部。她意识到他在扯她的裙子，刚才她靠着椅子背坐着时，衣服贴在了她潮湿的背上。她腋下的衣服也湿了。

她想上洗手间。她不停地寻找着访客洗手间，她记得他们进来时见到过。

在那儿，她是对的。一阵轻松，但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她不得不突然离开他身边，说：“稍等一下。”她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冷淡而气恼。他说：“好的。”然后快速朝男洗手间走去。微妙的瞬间消失了。

当她来到灼热的阳光下，她看见他在车旁边走来走去，抽着烟。他之前没抽过烟—在乔纳斯父母家里，在来这儿的路上，或者和缪丽尔姨妈在一起的时候都没有。这种行为把他孤立起来了，显示出某种不耐烦，也许是了结一件事，开始着手下一件事的那种不耐烦。她现在不能确定，她是下一件事，还是要了结的那件事。

“去哪儿？”他把车发动起来的时候问。然后似乎觉得说得太唐突了，便又问：“你想要去哪儿？”几乎就像是在对一个孩子或缪丽尔姨妈说话—对某个他有义务在这个下午逗她开心的人。梅里埃尔说：“我不知道。”仿佛她没有选择，只能让自己变成那个累赘的孩子。她忍住失望的悲叹，压制欲望的喧闹。那欲望似乎羞怯而零星，但又不可避免，现在一下子不合时宜地单方面宣布出来了。他把着方向盘的手完全属于他自己了，恢复了原状，仿佛从来没有触摸过她。

“斯坦利公园怎么样？”他说，“你想到斯坦利公园去散散步吗？”

她说：“噢，斯坦利公园。我很久没有去那儿了。”仿佛这个想法让她重又振作起来，她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她又补充说：“天气真的太棒了。”这让事情更糟糕了。

“是啊。太棒了。”

他们像漫画里一样讲话，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租借的车上没有收音机。嗯，有时有，有时没有。”

经过狮门大桥时，她摇下车窗，并问他介不介意。

“没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

“把窗子摇下来，胳膊肘伸出窗外，让微风吹进来，那对我就意味着夏天—我想我永远也无法适应空调了。”

“控制在一定温度，你可以适应的。”

她决定让自己沉默下来，直到公园的树林将他们拥入怀中，高大茂密的树木或许会吞没愚蠢和羞耻。然后她用过于赞赏的叹息毁掉了一切。

“观光处。”他读出标志牌上的字。

周围有很多人，尽管这是五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假期还没有开始。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对此发表评论。沿途停满了车，一直到餐厅，观光平台上有人在排队，等待投币看望远镜。

“啊哈。”他发现一辆车正从停车位上开出来。片刻的暂时解脱，不用说什么话了。他慢慢地倒车，然后熟练地开进相当狭窄的车位里。他们同时下车，到人行道上会合。他看看这边又望望那边，仿佛拿不定主意去哪里。每条路上都有人来来往往。

她的腿在颤抖，她再也撑不下去了。

“带我去别的地方吧。”她说。

他凝视着她的脸说：“好吧。”

人行道上，光天化日之下。疯狂地接吻。

带我，她是这么说的。带我去别的地方吧，不是让我们去别的地方。这对她很重要。冒险，权力的转移。完全的冒险和转移。让我们去—就会有冒险，而不是放弃，而这种冒险对她来说—每次她在心中重温这一时刻时—都会是堕入淫欲的开端。如果他自己放弃又怎么办呢？别的什么地方？那也不行。他只能这么说，他只能说，好吧。

他带她到他暂住的公寓，在基斯兰奴。这套公寓是跟渔船出海的一个朋友的，他去了温哥华岛西岸的什么地方。那是一座体面的小建筑，三四层楼高。她所记得的只有入口处的玻璃砖和精致时髦的高保真音响设备，那似乎是客厅里唯一的家具。

她宁愿要另一个场景，来替代她的记忆。一家局促的六七层的酒店，曾经是时髦的住所，在温哥华西端。黄色蕾丝边的窗帘，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也许还有半高的铁栅栏，还有一个假阳台。没有任何肮脏或不体面之处，只是有一种长驻的隐秘的痛苦和罪恶的气氛。在那里，她要走过小小的大堂，低着头，胳膊贴在身体两侧，整个身体弥漫着强烈的耻辱。他会用低低的毫不张扬的声音跟接待员讲话，但是并不掩盖他们的目的，或是为之感到抱歉。

然后是乘坐老式的笼子电梯，由一个老男人操纵—或许是老妇人，或许是一个瘸子，一个狡猾邪恶的仆人。

为什么她要凭空想象，为什么要加上那个场面？是为了那暴露的片刻，当她走过（假想的）大堂，刺骨的羞耻感和自豪感会遍布全身；是为了他的声音，他对服务员说了些她没听清楚的话，声音中带着慎重和威严。

车停好之后，他说：“稍等一下。”他在离公寓几个街区远的药店里讲话时，用的可能就是这种口气。这种在婚姻生活中似乎让人心情沉重和沮丧的现实安排，能在这些不同的场景中在她身上激起一种微妙的热度，一种新奇的慵懒和屈就。

天黑后，她又被带回来，穿过公园，过桥，穿越西温哥华，经过离乔纳斯父母家不远的地方。她几乎是在最后一刻到达了马蹄湾，走上了渡轮。五月的最后几天是一年中最长的几天，尽管船坞上的灯和车灯照亮了船身，她依然可以看见西天的余晖，还有一个岛屿黑乎乎的轮廓—不是鲍恩岛，而是她不知道名字的岛—像块布丁一样整洁地排在海湾口。

她不得不加入拥挤的人群，想办法到楼上去。到达乘客甲板后，她在看到的第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她甚至懒得像平时那样去找靠窗的位子。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海峡的另一端，在这段时间里她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开船，她旁边的人们就开始交谈了。他们不是在船上偶遇的闲谈者，而是朋友或家人，彼此熟悉，一路上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她站了起来，来到甲板上，爬到最顶层，那里的人总是要少些。她坐在放救生设备的箱子上。她身上想到想不到的地方都在疼。

她觉得，她要做的工作是记住每一件事—“记住”的意思是指她在心里再次体验—然后永远封存起来。这一天的经历要整理好，一点儿都不能凌乱或四处散落，所有的一切都要像珍宝一样收集起来，了结，放在一边。

她坚持两个预测，第一个预测给人安慰，第二个预测现在很容易接受，以后无疑会变得艰难一些。

她和皮埃尔的婚姻会继续，会持续下去。

她永远不会再见亚瑟。

这两个预测结果证明都是对的。

她的婚姻确实持续下去了—之后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皮埃尔去世。他生病的初期，相对不那么痛苦的时候，她给他读书，读完了他们以前都读过，想要重读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父与子》。她读完巴扎洛夫对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表白炽烈的爱情，安娜被吓坏了的那段以后，他们中断了朗读，讨论了起来。（不是争吵—他们已经变得温柔到不可能争吵了。）

梅里埃尔想要不同的情节。她相信安娜不会有那样的反应。

“是作者，”她说，“我平时不觉得屠格涅夫是那样的，但在这里，我感觉是他插手把他们分开了，他这样做是有个人目的的。”

皮埃尔淡淡地笑了。他所有的表情都变得肤浅粗略。“你觉得她会屈从吗？”

“不。不是屈从。我不相信她，我觉得她和他一样为爱痴狂。他们会结合的。”

“那太浪漫了。你在为大团圆的结局削足试履。”

“对于结局我什么都没说。”

“听着。”皮埃尔耐心地说。他喜欢这样的谈话，但是这对他很困难，他要不时地停下来休息，攒足气力。“如果安娜屈服，那是因为她爱他。那之后，她会更加爱他。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我是说如果她们坠入爱河的话。那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在第二天离开，也许连一句话都不和她说。那是他的本性。他憎恨爱上她。所以那又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会拥有一些东西。他们的经历。”

“他很可能会忘个精光，而她会因羞愧和抛弃而死。她很聪明。她明白这一点。”

“嗯，”梅里埃尔停顿了一下说，因为她觉得陷入了困境，“好吧，屠格涅夫并没有那样说。他说她吓坏了。他说她感到冷。”

“聪明让她感到冷。对女人来说，聪明意味着冷。”

“不。”

“我的意思是说在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是那样的。”

那天晚上在船上，她想要把一切都理清头绪，却并没有那么做。她不得不重温的是一阵一阵紧张的回忆，而且在未来很多年里，她会不停地重温这些回忆—虽然频率会越来越低—很多年。她会不断捡起丢失的东西，这些东西仍会令她震惊，她会再听到或看到一些东西—他们一起发出的声音，作为认可和鼓励而交换的眼神，一种本身看起来很冷淡的眼神，其实却包含着深深的敬意，比任何已婚或彼此亏欠的人之间传递的眼神都更加亲密。

她记得他那榛果灰的眼睛，他那粗糙的皮肤近看时的样子，鼻子旁边一个圆形的旧伤疤，他从她身上直起身时平滑宽大的胸部。但是她不能够准确描述他的样子。她相信，她从一开始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让一般的观察都变得不可能了。突然想起他们开始时不确定的试探性的时刻，仍然会让她蜷缩起身子，似乎要保护自己身体那本色的惊奇和欲望的喧腾。我的爱—我的爱—她会刺耳机械地低语，那些词就是一剂秘密的药膏。

她在报纸上看见他的照片时，没有马上感到剧烈的痛楚。剪报是乔纳斯的母亲寄来的，只要她活着，就坚持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有可能就提醒他们想起乔纳斯。“记得乔纳斯葬礼上的医生吗？”她在小标题上方写道。“无人区医生死于空难。”那肯定是张旧照片，在报纸上印得很模糊。一张相当短胖的脸，微笑着—之前她从没想过他会对着照相机这么微笑。他不是在自己的飞机上死的，而是在一架进行紧急行动的直升机上。她把剪报拿给皮埃尔看，问他：“你有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来参加葬礼？”

“他们一定是好朋友。所有那些远在北方的迷失的灵魂。”

“你和他都谈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教乔纳斯开飞机。他说：‘再也不教他了。’”

然后他问：“他是不是开车送你去过什么地方？哪里来着？”

“林恩山谷。去看缪丽尔姨妈。”

“那你们谈了什么？”

“我觉得很难和他交谈。”

他去世的事实似乎对她的白日梦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能够称之为白日梦的话。她在这些白日梦里想象的巧遇，或是不顾一切安排的重聚，无论如何都不会在现实中找到立足之处，也不会再被改写，因为他已经死了。记忆只会以一种她不能控制也不能理解的方式自行消退。

那天晚上她回家时，天开始下雨，不是很大。她仍然留在露天甲板上。她站起来走了走，没法再坐在装救生设备的大箱子上了，她的裙子上会湿一大片。她呆呆地看着船尾激起的泡沫，想到了在某一类故事中—现在没人写这类故事了—她要做的事情就是跳入水中。就因为幸福溢满了她的身心，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犒赏了，她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甜蜜的自尊。这个浪漫的举动—从一个禁讳的角度看来—极其理智。

她被诱惑了吗？她也许只是任由自己去想象被诱惑而已。也许根本算不上是屈服，虽然那一天的规则就是屈服。

直到皮埃尔去世后她才记起了一个细节。

亚瑟开车载她到马蹄湾去赶渡船。他下了车，绕到她身边。她站在那儿等着跟他说再见。她主动上前要吻他—在经历了之前的几小时之后，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他说：“不。”

“不，”他说，“我从不。”

当然，他也并不是从来不那样做。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都能看见的地方公开接吻。可就在那天下午，他就那样做了，在观光处。

不。

那很简单。那是一种戒备。一种拒绝。你可能会说，这是在保护她，他自己也会这么说。虽然在那天的早些时候，他根本就不担心。

我从不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另一种戒备。这样的信息不会使她高兴，尽管这是要防止她犯大错误，是要把她从某种错误的虚假希望和屈辱中拯救出来。

他们最后是怎么告别的？他们握手了吗？她想不起来了。

但是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轻快而浑厚的音调，看见了他那张坚定而可人的脸，她感到有点想不通。她并不怀疑回忆的真实性。她不明白自己是如何一直成功地压制住这种情感的。

她觉得，如果她没有那样做的话，她的生活会迥然不同。

怎么不同呢？

她可能不会留在皮埃尔身边。她可能无法保持平衡。如果她能试着让自己在船上说的话和那天早些时候说的话、做的事情匹配，这会让她更警觉更好奇。骄傲与矛盾可能是一部分的原因—为了让某些人收回那些话，认错道歉，以及拒绝吸取教训—但不会是全部。她本来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不是说她会更喜欢那种生活。可能是因为她的年纪（她总是忘记考虑的一件事），也可能是因为自从皮埃尔死后，她所呼吸的稀薄冷酷的空气，她把另一种生活纯粹当成了一种研究，有它自己的挫折和成就。

也许你不会发现那么多。也许同样的事情会一遍遍重复—那是有关你自己的某个明显但不确定的事实。就她的情况来说，事实上审慎—或至少是对情感的某种有节制的管理方式—始终是她的指路明灯。

他小小的自卫之举，善意而无情的谨慎，不灵活的态度在他身上体现得有些迂腐了，就像一种过时的排场。她现在可以用一种日常的不解来看待他，就如他是丈夫一样。

她不知道他是否会一直都是老样子，或者她是否有新的角色在等待着他，在未来的岁月里，有些角色仍会使他在她脑海中浮现。

注释

〔1〕皮埃尔·巴尔曼（Pierre Balmain），法国著名时装品牌巴尔曼的创始人，巴尔曼的时装以典雅气质见长，其客户包括了很多影视明星和皇室贵族。

〔2〕原文是“Piss—hair”，和“皮埃尔”（Pierre）音近。

〔3〕由缪丽尔（Muriel）改成了梅里埃尔（Meriel）。

奎妮

当奎妮在联合车站遇到我的时候，她说：“你还是别那样叫我了。”

“什么？奎妮吗？”我问。

“斯坦不喜欢，”她说，“他说那让他联想到马。”

听到她说“斯坦”比她让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让我吃惊，她是莉娜。当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结婚一年半以后还管丈夫叫冯吉勒先生。在这一年半里，我没见到她，我刚才在车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见她时，差点儿没认出来。

她的头发染黑了，在脸周围爆散开来，那是当时继蜂窝头之后流行的什么发型，原本漂亮柔顺的玉米浆颜色的长发—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没有了。她穿着黄色印花裙子，很贴身，还不到膝盖。眼睛周围重重地涂了埃及艳后式的眼线，紫色眼影让眼睛反而显得小了，仿佛它们故意隐藏了起来。她现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环在耳垂上摇晃着。

我看见她也以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我想表现得大胆随和一些。我说：“你屁股上围着的是花边还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说：“火车好热啊。我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我继母贝特一样亲切热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轨电车上，我忍不住说着蠢话。“我们还在城里吗？”我说。高高的建筑一闪而过，但是我觉得不能称这个街区为住宅区。同样的商店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干洗店，花店，杂货店，餐厅。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摆在人行道上，二楼的窗户挂着牙医诊所、裁缝店和水暖设备店的招牌。几乎没有比这更高的楼了，也没有比这建筑更高的树。

“不是真正的城里，”奎妮说，“记得我给你看过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吗？还有我们上电车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里。”

“那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我问。

她说：“我们还有一段路们才到呢。”

接着她说：“‘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欢我说‘一段路们’。”

重复的事物，或者也许是炎热，让我感觉心焦，很不舒服。我们把衣箱抱在膝盖上，离我手指几英寸开外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胖脖子和秃头，几撮冒着汗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冯吉勒先生医药箱里的牙齿，奎妮在隔壁的冯吉勒家工作时给我看过。那是冯吉勒先生可以被当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两颗相连的牙齿放在他的剃刀和刮胡刷旁边，木碗里盛着毛茸茸让人恶心的刮胡皂。

“那是他的桥。”奎妮说过。

桥？

“牙桥。”

“讨厌。”我说。

“这些是备用的，”她说，“他戴着其他的假牙。”

“好恶心。它们不变黄吗？”

奎妮用手捂住我的嘴。她不想让冯吉勒太太听到。冯吉勒太太躺在楼下餐厅的沙发上。她的眼睛大多数时间是闭着的，但是她可能没有睡着。

到站下车之后，我们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着箱子。房子并不都是一样的，尽管乍一看它们没什么区别。有些屋顶像帽子一样伸出墙外，要么整个二楼都覆着墙面板，像屋顶一样。墙面板是墨绿色、褐紫红色或棕色的。门廊差几英尺就连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间的间距很窄，人们可以从屋侧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关注他们，仿佛他们是在裂缝里啄食的鸟。一个很胖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前台阶上，盯着我们看，他那呆板忧郁的样子让我确信他有话要说。奎妮大步流星地从他面前走过。

上到山腰的时候，她转而沿垃圾箱之间的一条碎石路而行。一个女人从楼上的窗子里叫着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奎妮大叫着回答：“是我妹妹，来看我的。”

“我们的房东，”她说，“他们住在前面和楼上。他们是希腊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发现奎妮与冯吉勒先生和希腊人一家共用一间洗手间。你得自己带卫生纸—如果忘了，那里可没有。我要马上去一趟，因为我月经来得很多，要去换卫生巾。那以后很多年，在炎热的天气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砖和深色墙面板的影子，听到电车的噪音，都会让我想起下腹的经痛、脸上一阵阵的潮红、经血、还有热昏头的感觉。

有一间卧室是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的，另一间卧室改造成了小客厅，还有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个阳台。阳台上的行军床是我睡觉的地方。就在窗外，房东和另一个男人在修理摩托车。油、金属和机器的气味，混合着阳光里熟番茄的气味。从楼上的窗子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说，“就是收音机。”她把印花窗帘拉上，但是噪声和阳光还是会透进来。“真希望我可以买得起隔板。”

我把带血的卫生巾包在厕纸里，拿在手里。她给我拿来一个纸袋，指指门外的垃圾桶。“都扔出去，”她说，“马上去。你不会忘记，是吧？还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他讨厌被提醒。”

我试图泰然处之，装出很自在的样子。“我需要买一件像你那样凉爽的裙子。”我说。

“也许我可以帮你做一件。”奎妮边说边把头伸到冰箱里。“我想喝可乐，你呢？我去了卖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约三块钱就做了这条裙子。你现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耸耸肩。我说我正在尽力减肥。

“那样啊，我们也许会找到点儿什么。”

“我要再婚的那个女人，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孩，”父亲说，“这小女孩没有爸爸。所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永远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对她说任何刻薄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你们会打架，像姐妹一样意见不统一，但是一定不要说那样的话。如果其他小孩这样说，你也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找理由挑起争论，我说我没有妈妈，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刻薄话。

父亲说：“那不一样。”

他全想错了。我们两个完全不像同龄，因为父亲娶贝特时奎妮九岁，我六岁。后来，我跳了一级，奎妮留了一级，我们在学校关系更亲密了。我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人对她不好。她是那种每个人都愿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选进了棒球队，虽然她是个粗心大意的球员，后来又被选进拼写小组，虽然她拼写很差。还有，我们没有打过架。一次都没有。她对我特别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会崇拜她，因为她暗金色的头发、睡意蒙眬的黑眼睛—仅仅是她的样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让我对她顶礼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粝，像红糖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她有那么多优势，她仍然可以做一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那个早上，我刚一睡醒就发现奎妮不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觉到她走了。

六七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们叫它“野牛比尔”，我们早上谁先下床，谁就抢先穿上它。它的来历是个谜。

“也许是贝特嫁给你爸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奎妮说，“但是不要说，她会杀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楼，没有打开灯，不想吵醒贝特。我从前门的小窗望出去。坚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闪烁着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开客厅里的自动调温器，暖炉在黑暗中翻腾着，发出让人安心的咆哮声。这台煤油炉是刚买的，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醒来，觉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时间到了。

父亲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厨房旁边。他有一张铁床、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

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

“你说得对，”顾客会说，“我也是一样。”

或者，“你以为你了解悲哀是什么了吗？其实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着，贝特把女人送到门口，呻吟着回来说：“在黑暗中摸她的脸，和摸砂纸没有什么两样。”

奎妮似乎对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好歹也没花多长时间。我们还没喝完可乐，碎石路上就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冯吉勒先生走进了厨房。

“看看谁来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来，仿佛要去摸他，但是他转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声音满是带笑的惊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没有跟他讲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经动身的事实。

“是克里西。”她说。

“是啊，”冯吉勒先生说，“你选择夏天来多伦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欢热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说。

“你有资格证书吗？”冯吉勒先生问，“你有在多伦多找工作的资质吗？”

奎妮说：“她考上了大学。”

“那就让我们希望雇主觉得这一资历够格吧。”冯吉勒先生说着倒了杯水，背对着我们，一口气喝光了。过去，冯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边的冯吉勒府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冯吉勒先生会从什么地方的合唱练习课回来，或者在前屋教钢琴课时暂时休息一下。听到他的脚步声，冯吉勒太太会警告般地对我们笑笑。我们都低头看着我们的拼字游戏，随便他注不注意我们。有时他不会注意。开柜橱，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厨台上，这些动作像一连串小小的爆炸。仿佛他笃定他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不敢喘气。

他在学校教我们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匆匆走进教室，一分钟也不耽搁，轻轻敲一下教鞭，开始上课。他趾高气扬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竖着耳朵，鼓鼓的蓝眼睛好生警觉，绷着脸，显出好争吵的样子。他随时可能在你课桌旁停下来，听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调了。接着，他会把头慢慢低下来，鼓鼓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让你感到无地自容。据说他在各种唱诗班和合唱团里都是那么独裁。但是他很受学员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们圣诞节为他织东西，袜子、围巾和手套，让他在学校和学校、唱诗班和唱诗班之间的路上保暖。

冯吉勒太太病得无法持家的时候，奎妮开始料理家务。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谁给的毛织物，在我面前晃着。

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说，“冯吉勒太太说不要给他看，他会气疯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么吗？”

我说：“呸！”

“开个玩笑嘛。”

奎妮和冯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冯吉勒先生去酒店弹钢琴，他穿着燕尾服，而奎妮在电影院卖票。那家电影院只有几个街区远，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过去。当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里时，我明白了，化妆、染了色的爆炸头和大耳环并不是那么异怪。奎妮看起来和街上路过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她更像旁边海报上的女孩。她看起来与戏剧、火热的恋爱和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那正是里面的银屏上所展现的世界。

她看起来—用我父亲的话说—不比任何人逊色。

“为什么不随便逛一逛？”她对我说。可我感觉那样太招摇了。我无法想象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可去，或者走进商店试穿我根本不想买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腊女人挥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钥匙打开房门。

我坐在阳台的小床上。没有地方挂我带来的衣服，我也就觉得不必打开行李了。冯吉勒先生也许不愿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来的迹象。

我感觉冯吉勒先生的样子变了，就像奎妮一样。但是他的改变和她的不同，在我看来，他不像她那样变得具有生硬的异质魅力和世故。他的头发原来是发红的灰色，现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还有他的脸—总是可能会由于别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现，或者只是因为房间里的东西没放对地方而气得发红—这张脸现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了起来，在公寓里转悠。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好好看看他们的房子。

厨房是最好的地方，尽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养着常春藤，一个漂亮的无柄茶缸里插着木勺子，就像冯吉勒太太的一样。客厅有钢琴—还是以前家里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个用砖和木板做的书架、一台唱片机，地上还摞着很多唱片。没有电视，没有胡桃木摇椅，也没有织锦窗帘，甚至没有羊皮纸灯罩上画有日本风景的落地灯。是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雪天搬到多伦多的。那天，我午饭时间在家，看见了搬运的卡车。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门的窗口望着。最后她完全忘记了她平时喜欢在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端庄，打开门，对着搬运工大叫起来：“你们回多伦多告诉他，别再回来，不然他会后悔的。”

搬运工开心地挥了挥手，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也许真是这样。搬运家具经常会遭遇咆哮和愤怒。

但是所有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是卖掉了。一定是卖掉了。父亲说过，做冯吉勒先生这一行的到多伦多会过得很艰难。奎妮说过“拖欠”什么的。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她是永远不会给父亲写信的。

写信前她一定变卖了那些家具。

在书架上，我看到了《音乐百科》、《歌剧世界指南》和《伟大作曲家的一生》。还有一本又大又薄的书，封面很漂亮—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冯吉勒太太经常把它放在沙发旁边。

还有一本封面装帧与之类似的书，我不记得确切的书名了。有“花”或“香”这类词，我打开看过，还能记得我读到的第一个句子。

“闺房里的年轻婢妾也要学习如何优雅地使用她们的指甲。”

我不太确定什么是婢妾，但是“闺房”这个词（为什么不是“后宫”？）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我继续读着，看看她们是如何学习使用她们的指甲的。我读呀读呀，读了也许有一个小时，然后让书落到了地上。我有一种兴奋、厌恶又难以置信的感觉。成年人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东西吗？甚至连封面上的图案、弯曲缠绕的漂亮藤蔓，似乎也带有某些敌意和堕落的意味。我把书捡起来，放回原位，它自动翻开，露出扉页上的名字。斯坦和玛丽古德·冯吉勒。是女性的笔迹。斯坦和玛丽古德。

我想起冯吉勒太太高高的白额头和紧绷绷的灰黑色小发卷。她戴着珍珠扣耳坠，上衣的领口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明显比冯吉勒先生要高，人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才不一起外出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她喘不过气来，上楼或晾衣服时都会喘不过气来，最后连坐在桌子旁玩拼字游戏都呼吸困难了。

起初，父亲不让我们因为帮她买东西或晾衣服而收钱—他说，大家是邻居，应该帮忙。

贝特说，她认为她也应该躺在那儿试试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免费伺候她。

接着，冯吉勒先生来我家，商量让奎妮去为他们工作，奎妮自己也想去，因为她今年在高中里的考试没及格，又不想留级。最后贝特答应了，但是告诉她说，绝不能做护理工作。

“如果他请不起护士，那也不关你的事。”

奎妮说冯吉勒先生每天早上把药丸拿出来，每天晚上用海绵给太太沐浴。他甚至尝试在浴缸里洗她的床单，好像家里没有洗衣机这种东西似的。

我想起，很多次我们一起在厨房玩拼字游戏，冯吉勒先生喝完水，就把手搭在冯吉勒太太肩上，叹着气，好像他是从漫长疲惫的旅行中归来似的。

“你好，宝贝儿。”他会说。

冯吉勒太太会低下头冷冰冰地亲一下他的手。

“你好，宝贝儿。”她会说。

接着他会看看我们，奎妮和我，好像我们在场完全没有干扰到他。“你们两个好。”

晚些时候，我和奎妮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咯咯地笑。

“晚安，宝贝儿。”

“晚安，宝贝儿。”

我多想回到那段时光啊。

除了早上去洗手间并偷偷出去把卫生巾扔到垃圾筒里，我会一直坐在阳台上搭起来的小床上，直到冯吉勒先生出门。我担心他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显然他有地方去。他一走，奎妮就叫我。她已经剥好了橙子，准备了麦片和咖啡。

“这儿有报纸，”她说，“我在看招帮工的广告。我先收拾一下你的头发，把后面的剪掉一些，然后把它卷起来。没问题吧？”

我说可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她围着我转，看着我，努力构思着。然后，她让我坐到凳子上—我还在喝咖啡—她开始梳理，修剪。

“我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问，“我看见干洗店有一个职位。站柜台。怎么样？”

我说：“可以。”

“你还打算当老师吗？”

我说不知道。我感觉她会认为那是个单调沉闷的职业。

“我想你应该去当老师。你够聪明。教师薪水高。他们的收入比我这样的人多。你也会更独立些。”

但是在电影院工作也没关系，她说。她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多月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有自己的钱买配料做圣诞节蛋糕了。她和一个在卡车上卖圣诞树的人成了朋友。他只收了她五十美分，她自己把树拖上了小山。她把一条条红色绿色的皱纹纸挂上去，这些纸很便宜。她把银箔纸贴在纸板上做了一些装饰品，到圣诞前一天杂货店大甩卖的时候才买了其他的装饰品。她做了曲奇饼干，像杂志上说的那样挂在树上。那是欧洲的风俗。

她想要开派对，但是不知道请谁来。这里有希腊人，斯坦有十来个朋友。接着她想到请斯坦的学生来。

我还是不习惯听她叫“斯坦”，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称呼提示了她与冯吉勒先生的亲密关系。当然，这确实是个因素，但还因为这让人感觉，他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新人，斯坦。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我们都认识的这样一个冯吉勒先生—更不用说冯吉勒太太了。

斯坦的学生现在都是大人了—比起学童，他更喜欢大人—不用操心给孩子们安排游戏和娱乐节目。他们星期天晚上开派对，因为其他晚上都被占满了，斯坦要在酒店工作，奎妮在影院卖票。

希腊人拿来了他们自己酿的酒，一些学生带来了蛋奶酒、朗姆酒和雪利酒。有的带了跳舞的唱片。他们觉得斯坦不会有那种音乐，他们是对的。

奎妮做了香肠卷和姜饼，希腊女人带来了她那种饼干。一切都很好。派对很成功。奎妮和一个叫安德鲁的华裔小伙子跳舞，他带了她喜欢的唱片。

“转，转，转。”我按照她的指示转头。她笑了，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唱片。是那首歌。飞鸟乐队唱的。”

“转，转，转。”她唱着，“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

安德鲁是个牙科学生，但是他想学习弹奏《月光奏鸣曲》。斯坦说那要花他很长的时间。安德鲁很有耐心。他告诉奎妮，他没有钱回北安大略过圣诞节。

“我还以为他是中国来的。”我说。

“不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是这里的。”

他们真的玩了一个小孩子的游戏。他们玩音乐椅子。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甚至连斯坦也是。奎妮跑过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自己腿上，不放她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不让奎妮收拾。他只想让她上床。

“要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奎妮说，“你有男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了吗？”

我说没有。我父亲雇来做司机的那个男人总是来我家里捎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父亲说：“他只是想要找机会和克里西说话。”不过，我对他很冷淡，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敢约我出去。

“那你还不懂那些事儿啰？”奎妮问。

我说：“我当然懂。”

“嗯嗯。”她哼哼着。

参加派对的客人差不多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只有蛋糕他们吃得不多，但是奎妮没有不高兴。食物太丰盛了，到了上蛋糕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香肠卷和其他东西塞饱了。还有，她没有时间像书上说的，把蛋糕放着醒熟一下，所以剩了一些，她也很开心。她想，在斯坦把她拉走之前，应该用浸了酒的布把蛋糕包起来，放在凉快的地方。她或者是想着要那样做，或者是实际上已经做了，早上她看到蛋糕不在桌子上，就认为自己是那样做了。她想，好了，蛋糕收起来了。

过了一两天，斯坦说：“我们吃点蛋糕吧。”她说，啊，让它再熟一熟，但是他坚持要吃。她去橱柜找，再去冰箱找，都没找到。她高处低处到处找，都找不到。她回想到看见它在桌子上。然后记起来，自己拿了干净的布泡了酒，仔细地把剩下的蛋糕包了起来。然后又记起在布外面包了蜡纸。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究竟是真做了，还是梦见自己做了？她把蛋糕包好后放在了哪里？她试图回忆自己是怎么放的蛋糕，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找遍了橱柜，但是她知道蛋糕太大，不可能藏在那里。然后看了烤箱里面，甚至查看了她的梳妆台抽屉和床底下，还有壁橱架子上面。可是哪里都没有。

“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就应该在什么地方。”斯坦说。

“我确实放了。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奎妮说。

“也许你喝醉了，扔了。”他说。

她说：“我没有喝醉。没扔。”

不过她还是去看了垃圾箱。没有。

他坐在桌子旁，看着她。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它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她很抓狂。

“你确定吗？”斯坦说，“你确信没有送给别人？”

她确信。确信没有送掉。她包好了准备放起来的。她确信，她几乎确信已经包好准备放起来。确信没有送人。

“啊，我不知道，”斯坦说，“我想也许你送人了。我想我知道给谁了。”

奎妮一下子愣住了。给谁？

“我想你是给安德鲁了。”

“给安德鲁？”

啊，是啊。可怜的安德鲁，他告诉她没有钱回家过圣诞节。她为他难过。

“所以你把我们的蛋糕给他了。”

奎妮说，没有。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不会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蛋糕给安德鲁。

斯坦说：“莉娜，别撒谎。”

那就是莉娜漫长悲惨的挣扎的开始。她只能说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把蛋糕送给任何人。我没有给安德鲁。我没有撒谎。不是的，没有。

“很可能是你喝醉了，”斯坦说，“你醉了，记不得了。”

奎妮说她没醉。

“是你醉了。”她说。

他站起来举起手朝她冲过来，说不要告诉他他喝醉了，永远不要说。

奎妮叫起来：“我不会的。我不会的。对不起。”他没有打她。但是她开始哭。她一边哭一边试图说服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蛋糕送掉呢？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呢？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呢？

“每个人都会撒谎。”斯坦说。她越哭，越是请求他相信她，他就变得越冷淡刻薄。

“用点儿逻辑。如果在这儿，就去找出来；如果不在，就是你送人了。”

奎妮说那不是逻辑。找不到也不一定就是送人了。接着，他又冷静地靠近她，半笑着，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他就要吻她了。但是他用手掐住她的喉咙，一秒钟就让她无法呼吸了。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他说，“现在—你还要教我什么叫逻辑吗？”

然后他穿上衣服，去酒店弹琴了。

他不和她说话了。他给她留便条说，等她说出真相才和她讲话。整个圣诞节她不停地哭。他们原来打算在圣诞节当天去拜访希腊人一家的，但是她去不了，因为脸上哭得一塌糊涂。斯坦自己去了，说她病了。希腊人也许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也许听到了墙那边的大吵大嚷。

她化了很浓的妆去上班，经理说：“你想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吗？”她说她患了鼻窦炎，经理就让她回家了。

那天晚上斯坦下班回来，假装没她这个人。她转过身看着他。她知道他会上床，躺在她旁边，像根木头一样，如果她靠近他，他会继续像木头一样躺着，直到她挪开。她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就像他真的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不能呼吸，她会死的。

所以她说。对不起。

原谅我吧。我是那么做的。对不起。

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

他坐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

她说她真的忘了把蛋糕送人的事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了，她很抱歉。

“我没撒谎，”她说，“我是忘了。”

“给了安德鲁。你把蛋糕给了安德鲁。”

“你忘了把蛋糕给了安德鲁这事儿？”他说。

“我肯定是忘了。我忘了。”

是的，奎妮说。是的，她是把蛋糕给安德鲁了。她开始号啕大哭，靠在他身上，求他原谅。

好吧，别再歇斯底里了，他说。他没有说原谅她了，但是他拿来一块热毛巾，给她擦脸，躺在她旁边，搂着她。很快，他就想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要再给那个《月光奏鸣曲》先生上课了。”

糟糕的是，后来她找到了蛋糕。

她发现蛋糕是用餐布包好的，裹着蜡纸，和她记得的一样。用购物袋装着，挂在后门廊的钩子上。当然，玻璃门廊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冬天太冷了，门廊不能用，但又没有冷到结冰。她一定是这么想着就把蛋糕挂上去了。这是个好地方。然后她就忘了。她有一点醉了—她一定是醉了。她完全忘了。蛋糕就在那里。

她发现后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没有告诉斯坦。

“我扔了，”她说，“还是好好的，里面都是值钱的水果什么的，但我不想重提那个话题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声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么悲惨，现在却变得狡猾和开心，仿佛她一直在讲一个笑话，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结局。

我不得不把头从她手里拉出来，转身看着她。

我说：“但是他错了。”

“噢，当然是他错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结了婚就会了解这一点的。”

“那我就不结。我永远不结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说，“他很爱吃醋。”

“永远不结。”

“呵，你和我很不一样，克里西。一点儿都不一样。”

她叹着气说：“我是为爱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会在电影海报上看到过那些词儿。“为爱而生”。也许就是在奎妮的影院里放的某部电影的海报。

“等我把发卷拿掉，你会很漂亮的，”她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说你没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应聘太晚了，明天早点。如果斯坦问你，你就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留了你的电话号码。说家商店或饭店什么的，只要让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录用了我，尽管我根本没打算这么勤快。奎妮决定给我换个发型，化了眼妆，但是结果没有如其所愿。“你真的更适合自然的。”她说。我把妆全部擦掉，涂上自己的口红，是普通的红色，不是她那种发荧光的浅红。

这时已经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邮箱了。她得准备去电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钥匙，让我去看看邮箱，算是帮她的忙。她告诉我邮箱在哪里。

“给你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得用自己的邮箱。”她说。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楼地下室的杂货店当店员。我的职责是站小吃柜台。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感到相当无望。我的发型在闷热的空气中耷拉下来，我的人中上面一层汗。可至少我的经痛没那么厉害了。

一个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柜台旁喝咖啡。

“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位的清单，还有奎妮给我的地图。但是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大多数地方都太远了。我害怕告诉冯吉勒先生今天的情况，所以决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时，他已经走了。

我刚走上坡就想起了邮箱。我转身回去，从信箱里拿了信，再往家走。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但是他没有走。客厅的窗户开着，从那里可以看到房子旁边的小路。经过窗口时，我听见了音乐声。不是奎妮会弹的那种，而是那种很复杂的音乐，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从冯吉勒家传出来的那种音乐—能够让你全神贯注的音乐，然后就没什么头绪了，至少不会很快找到头绪。古典音乐。

奎妮在厨房，穿着另一条暴露的短裙，还化了妆。她胳膊上戴着手镯。她正把茶杯摆到托盘上。从阳光下走到阴凉处，我感到一阵眩晕，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

“嘘，”奎妮说，因为我关门声音很响，“他们在听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莱斯利。”

她正说着，音乐嘎然而止，接着爆发出一阵兴奋的交谈。

“他们一个人放一小段音乐，另一个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说，“他们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疯了。”她开始把熟食店买来的鸡切成片，放在涂了黄油的面包片上。“你找到工作了吗？”她问。

“是，但是临时的。”

“啊，好啊。”她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是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她抬起头，笑了，说，“你去了—”接着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过来，小声说：“你手里拿着信直接走进来的啊。我本该告诉你要放在包里的。我的私人信件。”她从我手上把信抢了过去。正在这时，炉子上的水壶叫了起来。

“噢，拿水壶。克里西，快点儿，快点儿！快拿水壶，不然他马上会过来的，他受不了这种声音。”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活了。噢，我要干什么？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里？”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盘子里。

“你不想知道信是谁写的吗？”她问。

我想不到。

我说：“贝特？”

因为我希望，是来自贝特的私下谅解让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没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脸色变了—一瞬间，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她又恢复了高兴的样子。她过来搂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声音发颤，羞涩而得意。

“是安德鲁。你能把盘子端给他们吗？我去不了了。现在不行。噢，谢谢你。”

奎妮上班前来客厅吻了冯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两个都吻的是额头。她像蝴蝶一样向我挥挥手。“再见。”

我把托盘端进去时，看到冯吉勒先生不悦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异常宽容地对我说话，并且把我介绍给了莱斯利。莱斯利敦实，秃顶，乍一眼看上去和冯吉勒先生一样大。但是当你习惯了他，考虑到秃顶的因素，他又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不是我想象中冯吉勒先生会交往的那种朋友。他既不唐突无礼，也不假装渊博，而是很让人舒服，而且很会鼓励人。比如，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

我已经放弃了期待那样的消息，我甚至从没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鲁还是别的什么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鲁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个人。父亲去世时留下些钱，我们曾经认真地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的丈夫已经退休，我们经常旅游，我总觉得我有时确实看到了奎妮。我看见她，不是因为特别想见她或是花了力气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拥挤的机场，她穿着纱笼，戴着花边草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兴奋，看起来很富有，身边围着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门口，和一群妇女在一起，等着看婚礼派对。她穿着带斑点的小山羊皮夹克，看起来既不富有也不健康。还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领着一队幼儿园的孩子，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公园。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穿着花短裤和印有口号的T恤衫，那富态的中年人体态让人看着坦诚又舒服。

最后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个超市里，我拿着野餐要用的东西，转到了一个拐角，看见一个老女人靠在购物车上，仿佛在等我。她满脸皱纹，长着一张歪嘴，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健康，头发卷成棕黄的小卷，紫色的长裤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样，因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线条带来的便利。裤子可能是从旧货商店买的，色彩欢快的毛衣已经暗淡皱缩，包裹的胸部还没有十岁孩子的大。

购物车是空的。她甚至连包都没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对我微笑，似乎为认出了我感到很开心，也热切地希望我能认出她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赐予她的一个瞬间，将她从永远的阴影中拉出来的一个瞬间。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乐地咧开嘴，快乐却无动于衷，继续朝收银台走去，仿佛面对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车场，我对丈夫找了个借口说，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店里，在过道上来回寻找。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那个老女人似乎就不见了。她也许是紧跟在我后面走的，也许现在正走在特温福尔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个好心的亲戚或邻居开车载着，甚至是自己开车。她应该不在店里了，我们不会在过道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却错过了彼此。我发现自己朝一个方向走，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在被空调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着寒战，盯着人们的脸看。我很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我在无声地祈求他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抛弃了。

熊从山那边来

菲奥娜住在父母家里，就在她和格兰特上大学的城市。那是间大房子，可以望见海湾，在格兰特看来，显得豪华而凌乱，地毯在地板上拱着，杯底在桌子的漆面上留下了印子。她母亲是冰岛人—是个有权势的女人，有着泡沫般的白发和愤愤不平的极左派的政治观念。父亲是个重要的心脏病专家，在医院德高望重，在家里快乐地服从，带着漫不经心的微笑听奇怪的长篇大论。各种各样的人，不论富有或贫寒，都在发表这些言论，来来去去，不断地争辩，协商，有时还带外国口音。菲奥娜有自己的小车和一堆开司米羊毛衫，但是她没有参加女生联谊会，她家里的这些活动很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她倒不是在乎这个。联谊会对她来说就是玩笑，政治也是一样，尽管她喜欢放《四位起义将领》那张唱片，如果她想让某些客人感到紧张，有时也会放《国际歌》，音量放得很高。有个表情忧郁的鬈发外国人在追求她—她说他是西哥特人—还有两三个很受尊敬、心神不安的年轻实习生也在追求她。她拿他们开玩笑，也拿格兰特开玩笑。她会怪模怪样地重复他们的乡下话。他认为她向他求婚或许也是个玩笑，那是在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在斯坦利港的海滨。沙子吹打着他们的脸，海浪把一堆堆碎石推到他们脚下。

“你觉得好玩吗—”菲奥娜叫喊着，“你觉得我们结婚会好玩吗？”

他接受了她的求婚，是的。他永远也不想离开她。她朝气勃勃，迸发着生命的火花。

就在他们离开家前，菲奥娜注意到了厨房地上的印子，是她那天早些时候穿的便宜的黑色居家鞋留下的。

“我以为不会有了。”她有点气恼和迷惑地说，一边擦着灰色的印子，看起来像是用油腻的蜡笔涂的。

她说她以后不用再做这个了，因为她没带那双鞋。

“我想我整日都会穿戴整齐，”她说，“或者半整齐，有点像是在酒店里。”

她洗了刚用过的抹布，挂在门内水池下的架子上，然后穿上金棕色毛领滑雪夹克，里面是高领毛衣和定做的淡黄褐色宽松裤。她个高肩窄，虽是古稀之年，但依然挺拔，整洁漂亮，长腿长脚，纤细的手腕和脚踝，还有那小得几乎显得有点滑稽的耳朵。她的头发是乳草绒般的浅色，已经从淡金色变成了白色，格兰特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变的，她还披在肩上，像她母亲一样。（格兰特自己的母亲为此感到有点吃惊，她是小镇上的寡妇，在医院做接待员。菲奥娜的母亲留着长长的白发，这甚至比房子的状况更能向她传达，对于态度和政治观点她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除此之外，菲奥娜骨骼小巧，蓝宝石般的小眼睛完全不像她母亲。她的嘴微微翘起，现在她涂了口红来突出自己的嘴唇—这通常是离开家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今天她像极了自己—坦率而茫然，甜美而讽刺。

一年多以前，格兰特开始注意到，家里贴满了黄色的便条。那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她总是把东西写下来—收音机里提到的书名，当天一定要做的工作，甚至早上的行程也要写下来—他发现时间安排得十分准确、神秘而感人。

7：00，瑜伽。7：30～7：45，刷牙洗脸梳头。7：45～8：15，散步。8：15，和格兰特共进早餐。

新的便条内容不太一样。贴在厨房的抽屉上—餐具，擦碟的干布，刀。难道她就不能打开抽屉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吗？他想起战争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巡逻的德国士兵的故事。一些捷克人告诉他，每条巡逻狗都戴着“猎狗”的标志。为什么？捷克人问，为什么？德国人说，因为那就是条猎狗。

他正要讲给菲奥娜听，然后又想到还是不讲为好。他们总是会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大笑，但是假如这次她不笑呢？

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她去了镇上，从电话亭打电话问他怎么开车回家。她穿过田野散步，撞进了林子，最后沿着篱笆墙回来了—绕了很远的路。她说她相信篱笆总会把你带到某个地方。

真是令人费解。她说起篱笆的事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况且，她能毫不费力地记住电话号码。

“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她说，“我想我是精神错乱了。”

他问她是不是在吃安眠药。

“即使吃，我也不记得了。”她说。然后又抱歉地说，这话听上去很轻浮。

“我确信没有吃什么药。或许是维他命。”

维他命不管用。她会站在门口，努力想要弄清楚自己要去哪儿。她烧菜会忘记开炉子，或忘记往咖啡壶里倒水。她问格兰特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座房子里的。

“是去年还是前年？”

他说是十二年前。

她说：“那太令人震惊了。”

“她总是有点这个样子，”格兰特对医生说，“一次她把大衣忘在储藏间了，完全忘了。从那时开始，我们总会去温暖的地方过冬。然后她说这是刻意安排的，虽然很无心，她说那就像她丢弃的一种罪一样，就像有些人让她对毛皮大衣产生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人的松香，很多真正的绿色植物从巨大的瓦罐里伸出来。

尽管如此，在不能见到她的这漫长难挨的一个月里，格兰特还是想象着菲奥娜在那座旧楼里。他想，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比他和母亲去拉纳克郡看望亲戚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十三岁；比杰姬·亚当斯和家人去度假的那个月还要长，那时他们就要确定恋爱关系了。他每天给草地湖打电话，希望找到那个名叫克里斯蒂的护士。她似乎对他的频繁来电感到好笑，但是她给他的报告比别的护士要充实。

菲奥娜感冒了，对于新来的人这并不罕见。

“就像小孩子开始上学一样，”克里斯蒂说，“他们会接触一批新的细菌，一段时间内什么病都可能染上。”

然后感冒好些了。她不用抗生素了，似乎也不像刚来的时候那样迷糊了。（这是格兰特第一次听说抗生素和迷糊的事。）她的胃口不错，她似乎喜欢坐在日光房里，也喜欢看电视。

旧草地湖让人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是到处都开着电视，不管你坐在哪里，电视都会扰乱你的思路和谈话。一些牢友（那时他和菲奥娜就是这样称呼那些人的，而不是称之为住客）会抬起眼睛看着电视，有些人对着电视说话，但大多数人只是坐着，温顺地忍受着它的攻击。他记得，在新楼里，电视都放在分开的客厅或卧室里。你可以选择看或是不看。

所以菲奥娜一定是做出了选择。看什么呢？

他们生活在这座房子里的那些年里，他和菲奥娜一起看了不少电视。他们窥探了镜头所能触及的每一种兽类、爬行类或海洋生物的生活，还追了几十部类似十九世纪优秀小说的情节剧。他们渐渐迷上了有关百货公司生活的英国喜剧，看了很多次重播，以至于连对白都能背下来了。他们为真实生活中去世或转行的演员悲伤哀悼，欢迎这些演员重返舞台，如同人物再生一般。他们看着导视员的头发由黑变白，最后又变黑，简陋的背景却从未改变。但是背景也在消失。最终，背景和最黑的头发就如同从伦敦街道上飘来的灰尘钻进了电梯门下面的缝里，都消失了，这其中的悲哀似乎比《经典剧场》〔1〕中的任何悲剧都更能影响到格兰特和菲奥娜，所以他们没有等到结局就不再看了。

克里斯蒂说，菲奥娜交了些朋友。她真的要从自己的壳里出来了。

那是什么壳？格兰特想要问，但他克制住了自己，为了给克里斯蒂留下好印象。

如果有人打电话来，他会让留言机录下来。他们在社交场合偶尔见到的人，不是近邻而是住在附近乡下的人，和他们一样退休了，这些人离开时往往无人注意。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格兰特和菲奥娜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在乡下过冬是全新的体验，他们要对房子进行大量的修缮工作。然后他们想到也应该趁条件允许的时候出去旅游，他们去了希腊、澳大利亚、哥斯达黎加。人们会以为他们现在也是去旅行了。

他用滑雪来锻炼身体，但是从来不会走到湿地那么远的地方。他在房子后面的田野里滑来滑去，等太阳落山，整个乡间的天空呈现粉红色，似乎被边缘发蓝的冰浪环绕着。他数着在田野里绕了多少圈，然后回到阴暗的房子里，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看电视新闻。他们通常都是一起做晚餐，一个人准备饮料，另一个生火，一边谈论他的工作（他在写传奇的挪威狼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在世界尽头吞掉奥丁神的伟大的魔狼芬力斯），还谈论菲奥娜正在阅读的任何东西，以及他们在亲密但又独立的一天里各自的思考。这是他们可爱的亲密时刻，尽管上床之后也当然会有五到十分钟甜蜜的身体接触—往往并不是以性爱为目的的，但是让他们确信性爱还存在。

在梦中，格兰特给一个他视为朋友的同事看了一封信。信来自一个他好久没有想起的女孩的室友，写得道貌岸然，充满敌意，哀怨中含着威胁—他认为写信人是潜在的女同性恋。他与女孩本人的分手是体面的，她似乎不太可能闹事，更不要说自杀，而这封信却显然是在苦心孤诣地告诉他相反的情况。

这位同事属于这样的丈夫和父亲，他们最早扔掉领结离开家，每晚在地上的床垫上与迷人的年轻情妇消度，他们来到办公室或是课堂，衣冠不整，带着麻醉药和焚香的气味。但是现在，他对这种恶作剧抱否定的态度，格兰特回想起他实际上娶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像别的妻子一样被带去参加派对，生小孩。

“我不会笑你的。”他对格兰特说。格兰特不觉得他什么时候笑过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尽量让菲奥娜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格兰特动身去草地湖找菲奥娜—旧的草地湖—结果却进了阶梯教室。大家都在等他去上课。坐在最后最高一排的是一群身穿黑袍，目光冷淡的年轻女人，都在哀悼，痛苦的目光凝视着他，没有一刻从他身上移开，不记也不在乎他说的任何话，表现得很露骨。

菲奥娜坐在第一排，很安静。她把阶梯教室变成了派对上的一个角落—她总能发现的一个孤岛，喝着掺了矿泉水的酒，抽着普通香烟，讲着关于她的狗的笑话。她和她的同类一起与潮流抗衡，仿佛在其他角落，在卧室，在黑暗的阳台上演的一幕幕只不过是幼稚的喜剧，仿佛纯朴就是时尚，而沉默就是福祉。

“噢，呸，”菲奥娜说，“那个年龄的女孩总是谈论如何自杀。”

但是光听她这么说是不够的—事实上，这让他很恐惧。他担心菲奥娜是错的，某件恐怖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看到了她看不到的东西—黑色的环在变粗，收拢，绕住他的气管，笼罩在房间顶上。

他把自己从梦中拖出来，开始理清真实和虚幻。

曾经有过一封信，还有“老鼠”这个词用黑油漆写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菲奥娜得知一个女孩因为苦恋他而痛苦万分，就说了和梦中类似的话。同事没有搅和进来，黑色长袍的女人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也没有人自杀。格兰特的名誉没有受损，事实上，想到几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算是轻易脱身了。但是有谣言流传开来。人们对他的冷淡和轻蔑变得很露骨了。他们没收到什么圣诞晚会的邀请，新年是独自度过的。格兰特喝醉了，没有人逼他—谢天谢地，也没有犯认罪的错误—他向菲奥娜许诺了新的生活。

那时他感到的耻辱是被愚弄的耻辱，是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耻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意识到这一点。过去的改变是，很多女人一下子都唾手可得了—或者他是那么感觉的—现在是新的改变，她们说发生的事和原先设想的完全不一样。她们因为无助和迷惑而联合起来，她们被整个事件伤害了，而不是因此感到开心。甚至她们采取主动时，也只是因为形势对她们不利。

没人会承认玩弄女性的人（如果格兰特不得不那样称呼自己的话—和梦中责骂他的男人相比，他连一半的战利品或情感纠纷都没有）的生活中会有善意、慷慨甚至牺牲的行为。也许一开始没有，但是至少在事情进行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次为了迎合女人的骄傲和脆弱，他献出了更多的爱—或更强烈的激情—比任何他真正感受到的爱都要多，以至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对是伤害、利用和摧毁自尊等罪名的控诉。还有欺骗菲奥娜的罪名—他当然是欺骗了她—但是，像其他人对待妻子那样离开她，真的会更好吗？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尽管其他地方有令人不安的要求，他从来都没有停止与菲奥娜做爱。他从来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和她在一起。没有为了在旧金山或马尼图林岛的帐篷里过周末而精心编造的故事。他麻醉剂用得很少，也不多喝酒，继续发表论文，为委员会工作，事业进展顺利。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抛弃工作和婚姻，到乡下去做木工或是养蜜蜂。

但是那样的事毕竟还是发生了。他提早退休，退休金便缩了水。在他的大房子里独自度过了一段茫然困惑而恬淡寡欲的日子后，他那个心脏病专家岳父终于溘然辞世。菲奥娜继承了财产和一座位于乔治亚湾附近乡间的农庄，她父亲就是在那儿长大的。她放弃了志愿者服务医院协调员的工作（在那个日常生活的世界里，就像她说的，实际上人们的麻烦与吸毒、性或知识分子之间的口角无关）。新生活就是新生活。

博里斯和娜塔莎已经死了。一个先病死了—格兰特忘了是哪一个—接着另一个也死了，跟伤心多多少少有些关系。

他和菲奥娜对房子做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他们参加越野滑雪。他们虽然不是很善于交际，但还是渐渐有了些朋友。不再有兴奋的调情，晚餐聚会上不再女人把光光的脚趾伸进男人的裤腿里往上爬，不再有放荡的妻子们。

不公平的感觉渐渐消退，格兰特可以认为这一切来得恰逢其时。女性主义者和那个不幸的蠢女孩自己或是他那些怯懦的所谓朋友们恰逢其时地把他推了出来，从一种事实上就要变得得不偿失的生活中推了出来，而那种生活也许最终会让他失去菲奥娜。

要去草地湖做第一次探访的那天早上，格兰特早早就醒了。他浑身充满了肃穆的麻刺感，就像以前和一个新女友第一次约会的早晨一样。这感觉并不是真的和性有关。（后来，当见面成为例行公事，就完全和性有关了。）有一种发现的期待，几乎是一种精神的扩展。还有胆怯、谦卑和警觉。

他出门太早了。两点钟之后才允许探访。他不想坐在停车场等，所以把车开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雪已经开始消融。还有大量的残雪，但是初冬炫目严酷的风景已经破碎了。灰色的天空下，一堆堆满是孔洞的雪像田地里的垃圾。

在靠近草地湖的镇上，他发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他以前从来没有给菲奥娜送过花，也没有给任何人送过。他走进草地湖，感觉就像一个没指望的求爱者或卡通片里内疚的丈夫。

“哎呀，这么早的水仙花，”克里斯蒂说，“一定花了你不少钱吧。”她在他前面走到厅里，走进一个餐具室，或者也可能是厨房，打开灯，找了一个花瓶。她是个胖乎乎的年轻女人，已经对自己的身体自暴自弃了，除了头发。浓密的金发，是鸡尾酒女招待的风格，蓬松华丽的发型，或者是脱衣舞娘的发型，顶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上。

“在那边，”她说，点头示意他去大厅那边，“名字就在门上。”

真的就在装饰着蓝鸟的名牌上。他不知道是否要敲门，然后敲了敲，打开门，叫她的名字。

她不在。橱柜关着，床很平整。床头柜上除了一盒克里奈克斯面巾纸和一杯水，其他什么也没有。没有照片或图画，也没有书或杂志。也许那些都得放到壁橱里。

他回到护士站，或者叫接待处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克里斯蒂说：“不在吗？”一副吃惊的表情，他觉得是在敷衍。

他犹豫不决，抱着花。她说：“好吧，好吧—我们把花放在这里。”她叹着气，带他沿着大厅走，好像他是第一天上学的差生，然后来到一个很大的中央区，那里有教堂一样的天花板，地上铺了地毯，阳光从巨大的天窗里透进来。一些人靠墙坐在安乐椅上，其他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人们看起来都还不错。年老—有一些老到差不多需要坐轮椅了—但是很体面。过去，格兰特和菲奥娜探访卡法先生时，看到过一些令人不安的场面。老女人下巴长着胡须，有人的暴眼像烂李子；流着口水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人，疯狂讲话的人。现在好像最糟糕的情况已被清除了。或许使用了药物和外科手术，也许还有一些治疗畸形、语言和其他方面失禁问题的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几年前还不存在。

不过，有一个非常忧伤的女人坐在钢琴旁边，用一根手指敲着琴键，没能弹出什么曲调。另一个女人，从咖啡壶和一堆塑料杯子后面盯着看，看起来厌倦透了。但她应该是雇员—她穿着和克里斯蒂一样的浅绿色裤子套装。

“看见了吗？”克里斯蒂轻轻地说，“你走过去和她打招呼，尽量别吓着她。记得她也许不—好了，去吧。”

他看到菲奥娜的侧面，靠一张牌桌坐着，但是没有在玩。她的脸有些浮肿，一边脸颊上松弛的肌肉掩蔽了嘴角，以前从来不是这样的。她在看坐得最近的男人玩牌。他把牌竖起来，这样，她就能看到了。当格兰特走近桌子时，她抬起头看。他们都抬头看—所有在桌上玩牌的人都抬起头看，显出不悦的样子。然后又立刻低头看自己的牌，仿佛是想避开侵扰。

但是菲奥娜笑了，还是那种局促、狡黠而迷人的歪嘴笑，她把椅子推后，转过身来向他走来，把手指放到嘴上。

“桥牌，”她小声说，“严肃得要命。他们很痴迷。”她把他拉到咖啡桌旁，闲谈起来。“我记得在大学里有一阵子也是那样。我和朋友们会逃课，坐在公共休息室里抽烟，拼命玩。其中一个人叫菲比。我不记得其他人了。”

“菲比·哈特。”格兰特说。他想象着那个平胸的、黑眼睛的小巧女孩，现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菲奥娜和菲比，还有其他人都被笼罩在缭绕的青烟中，如女巫般专注。

“你也认识她？”菲奥娜问，朝一个面容呆滞的女人微笑。“你喝点什么，来杯茶吗？恐怕这儿的咖啡没有多少了。”

格兰特从不喝茶。

他不能伸出胳膊搂住她。她的声音和微笑，尽管和以前一样熟悉，却有某些异样，似乎她是在守卫那些玩牌的人，甚至那个管咖啡的女人，不让他靠近—同时也在守卫他，不让那些人的不悦影响他—这些都让他不可能去拥抱她。

“我给你带花了，”他说，“我想它会给你的房间增色。我去过你的房间了，但你不在。”

“是啊，我当然不在那儿，”她说，“我在这儿。”

格兰特说：“你交新朋友了。”他朝着刚才坐在她旁边的男人点点头。这时，那个男人抬头看着菲奥娜，她转过脸来，要么是因为格兰特说的话，要么是感觉到了背后的目光。

“是奥布里，”她说，“好笑的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他了。他在商店工作，就是那个我祖父经常去买东西的五金店。我们总是开玩笑，可是他没有胆量约我出去。直到最后一个周末，他带我去看球赛，但是球赛结束后，我的祖父出现了，开车接我回家。我是去那儿过暑假的，看望我的祖父母—他们住在农场上。”

“菲奥娜，我知道你祖父母住在哪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以前住的地方。”

“真的吗？”她问。她没有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玩牌者在看她，用的不是恳求的眼神而是命令的眼神。他和格兰特年龄差不多，或者老一点。密而粗的白发耷在前额上，皮肤像皮革一样，但是很苍白，白里发黄，像起皱的旧山羊皮手套。他忧郁的长脸显得很有尊严，有一种强壮、气馁的老马的美。但是有了菲奥娜的关注，他没有了气馁。

“我还是回去吧。”菲奥娜说。最近有点发胖的脸上透出一丝红晕。“他觉得没有我坐在旁边他玩不了。真可笑，我已经几乎不会玩了，恐怕得请你原谅了。”

“你们很快就完吗？”

“噢，应该是吧，要看情况而定，如果你去客气地问那个看起来很严肃的女士，她会给你一些茶。”

“我没事。”格兰特说。

“那我得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你能自己找点乐子吗？这里的一切对你一定很陌生，不过你会很奇怪自己怎么那么快就能适应。你会认识每个人，只是有些人总是迷迷糊糊的。你知道—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她溜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对着奥布里的耳朵说了些什么。她用手指轻敲着他的手背。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在大厅里碰到了她，她正推着推车，上面有一些装苹果汁和葡萄汁的大罐子。

“稍等一下，”她边说边把头伸进一扇门里，“里边有要苹果汁的吗？葡萄汁呢？曲奇饼呢？”

他等着，她灌满两个塑料杯子拿进屋里，然后出来，把两块竹芋粉曲奇饼放在纸盘里。

“嗯？难道你看到她参与到大家中间不开心吗？”

格兰特问：“她究竟知不知道我是谁？”

他无法确定。她可能在开玩笑，那就是她的风格。她最后那个小伪装出卖了她，和他讲话的语气仿佛是把他当成了一个新住客。

他不确定那是不是就是她假装的事情。他不确定这是不是一种伪装。

但是玩笑一过，她难道不会跟着他，嘲笑他吗？她不会就这么回到纸牌游戏中，肯定不会，就那么装作忘记了他。那太残忍了。

克里斯蒂说：“你只是来得不是时候罢了。她正忙着。她在忙着玩游戏。”

“她都没在玩啊。”他说。

“是啊，但是她的朋友奥布里在玩呀。”

“那，奥布里是谁呢？”

“就是他。奥布里。她的朋友。你想要果汁吗？”

格兰特摇摇头。

“噢，看呀，”克里斯蒂说，“他们形成了这种依恋。有一阵子了。就是像铁哥们一类的。这是一个阶段。”

“你是说她真的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吗？”

“也许是。今天不知道，然后明天—谁知道呢，是吧？情况总是在反反复复，我们没有办法。你经常过来就会了解这些了。你会学会泰然处之，一天一天慢慢习惯的。”

一天一天。但是情况并没有反反复复，而他也没有习惯那种方式。倒似乎是菲奥娜慢慢习惯了他，但只是把他当作某个对她有特殊兴趣的常客，抑或当作一个讨厌的人，根据她过去的礼数规则，她不会让你意识到自己很令人讨厌。她用心不在焉却礼貌友好的态度对待他，那就足以成功地阻止他提出最明显最必要的问题。他不能问她是否记得他是她结婚快五十年的丈夫。他觉得她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尴尬—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她会不安地笑，用她的礼貌和迷惑不解来羞辱他，结果会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认。或者她会用一点都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肯定或否定。

克里斯蒂是他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护士，其他一些护士把整件事当作笑话。一个粗鲁的老家伙当面嘲笑他：“那个奥布里和那个菲奥娜？他们真的很痴情，是吧？”

克里斯蒂告诉他说，奥布里是一家除草剂—“所有那类东西”—公司在当地的代理商，将产品卖给农场。

“他是好人。”她说，格兰特不知道这是说奥布里诚实、大方、善良，还是说他声誉好，衣着讲究，开名贵的车。很可能兼而有之。

然后她说，他在不是太老，甚至都没退休时，受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伤害。

“一般是他妻子照顾他。她在家里照顾他。她只是暂时把他放在这里，好让自己休息一下。她姐姐想要她去佛罗里达。看，她很艰难，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他这样的事—他们只是去某处度假，他撞上了什么东西，比如某种虫子，让他发了可怕的高烧，然后昏迷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问她这些住客之间的感情问题。他们会不会太过分？他现在能够以宽容的语气说话了，他希望这样就不用听没完没了的斥责了。

“那要看你是什么意思。”她说。在思考如何回答他的问题时，她不断地在记录本上写着。等她写完，会抬头看着他，坦率地笑笑。

“好笑的是，我们这里的问题经常出现在那些彼此并不友好的人们中间。也许他们并不认识对方，比如，甚至不知道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以为老男人会试图爬到老女人的床上，但是要知道，有一半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老女人追求老男人。可能是她们还不太疲劳，我想。”

然后她收起了笑容，仿佛担心自己说得太多了，或者太麻木不仁了。

“别误会，”她说，“我不是指菲奥娜。她是位淑女。”

那么，奥布里呢？格兰特想要问。但是他想起奥布里是坐轮椅的。

“她真的是个淑女。”克里斯蒂说，语气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以至于让格兰特不安起来。他想象着菲奥娜穿着网眼花边的蓝带子长睡衣，开玩笑似的掀起一个老男人的被子。

“噢，有时我想知道—”他说。

克里斯蒂厉声问：“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伪装。”

“什么？”克里斯蒂问。

大多数下午，都能在纸牌桌旁边找到那一对。奥布里手很大，手指很粗，拿牌很困难。菲奥娜洗牌，帮他出牌，有时迅速地摆正一张似乎要从他手里滑落的牌。格兰特会在屋子另一边观察她轻快的动作，开心机敏的道歉。当她的一绺头发碰到他的脸颊时，他可以看见奥布里会像丈夫一样皱眉。只要她在旁边，奥布里就宁愿忽略她。

但是每当她微笑着向格兰特打招呼，把椅子推到后面，起身给他倒茶—表明她认可他有权在这儿，可能还略微地感觉对他有点责任—奥布里的脸上就会呈现出惊慌失措的阴沉表情。他会让牌从手指间滑落到地板上，让牌局泡汤。

所以菲奥娜必须忙活着，把一切理顺。

不玩牌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沿着大厅散步，奥布里一只手抓着栏杆，另一只手抓住菲奥娜的胳膊或肩膀。护士认为那是个奇迹，她能把他从轮椅上弄下来。虽然走长一些的路—去大楼一端的暖房或另一端的电视间—仍然需要轮椅。

电视似乎总是调到体育频道，奥布里喜欢看任何的体育运动，但他最喜欢的显然是高尔夫球。格兰特不介意和他们一起看。他隔开几个椅子坐着。大屏幕上，一小队观察员和评论员跟着选手在宁静的草坪上行走，在恰当的时间爆发出拘谨的掌声。但是当选手挥杆，球沿着孤单的指定路线划过天空时，周遭一片寂静。奥布里和菲奥娜和格兰特，可能还有其他人，坐在那里屏住呼吸，然后是奥布里首先打破沉默，表达满意或失望之情，之后菲奥娜会随声附和。

暖房里就没这么安静了。这一对在最茂盛浓密的热带植物间—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树荫—找到座位，格兰特勉强控制住自己不要闯入。与叶子的沙沙声和飞溅的水声混合在一起的，是菲奥娜轻柔的谈笑声。

还有某种咯咯的笑声。是谁的笑声呢？

也许谁的都不是—也许是来自角落笼子里一只鲁莽俗丽的鸟。

奥布里可以讲话，尽管声音可能和过去不一样。他现在似乎在说什么—几个不甚清晰的词。小心。他在这儿。亲爱的。

喷水池蓝色的池底落了一些许愿硬币。格兰特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投币。他盯着这些五分、十分、二十五分的硬币，心想它们是不是黏在了瓷砖上—这是这座建筑另一个让人鼓舞的装饰。

一些十几岁的少年在玩棒球，他们俩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顶端，与少年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他们中间有十几块几寸长的光木头，黑暗降临，仲夏傍晚的凉意突如其来。他们的手轻轻掠过，腰臀游移，目光从来没有离开球场。如果他穿着夹克，他会脱下来披在她窄窄的肩膀上。在夹克下面，他可以把她拉近自己，张开手握住她柔软的胳膊。

不像现在，小子们第一次约会就可能把手伸进她的裤子。

菲奥娜的胳膊瘦弱而柔软。青春期的欲望令她震惊，闪过她轻柔崭新的身体里所有的神经。夜色在球场里被点亮的扬尘之外渐渐变浓。

草地湖镜子不多，所以他看不见自己暗中的潜行和追踪。但是偶尔他会想到，自己这样跟踪着菲奥娜和奥布里，是多么愚蠢和可怜，也许都显得精神错乱了。与她或他当面对质，他毫无胜算。越来越不自信他有什么权利在场，但又无法退出。甚至在家里，当他在书桌旁工作，清扫房间或必须铲雪时，他头脑中某种滴答作响的节拍器也装在草地湖，装在他下一次的探访上面。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执拗的孩子，在无望地追求，有时又像那些在街上跟踪名女人的无赖，相信有一天这些女人会转身，认可他们的爱。

他尽了很大努力，把探访限定在星期三和星期六。他还让自己观察这个地方的其他事情，仿佛他是个无拘无束的探访者，进行某种视察或社会研究的人。

星期六有一种假日的喧闹和紧张。家人成群结队地来访。母亲通常是负责人，她们像开心而坚决的牧羊犬，带领着男人和孩子们行进。只有最小的孩子不理会这些。他们马上注意到了大厅地板上绿色和白色的方块，他们选一种颜色的方块走，其他的跳过。大胆一些的会试图挂在轮椅后面搭便车。有一些孩子就算挨了骂也要玩这些游戏，不得不被赶回车上去。一些大孩子或父亲是多么开心和求之不得地自愿带他们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探访中逃脱了。

是女人负责让谈话继续下去。男人在这种情境中感到恐惧，十几岁的孩子感到受了冒犯。被探访的人坐在轮椅上，或者拄着拐杖歪歪斜斜地，或者孤立无援、僵硬局促地走在队列前面，为自己高涨的人气自豪，但在这种紧张和压力下，他们或是眼神空洞，或是绝望地唠叨个不停。被各式各样的外来者簇拥着，这些住客的确看起来不像正常人。女性下巴上的胡子可能被连根刮掉，烂眼睛可能会用布条或墨镜遮起来，不恰当的话语可能会用药物控制，但是呆滞的表情和眼神，痛苦的僵硬还在—仿佛人们满足于就这样成为自己的记忆，最后的相片。

格兰特现在更理解法卡先生的感觉了。这里的人—甚至那些不参加活动，只是坐着望着门或窗外的人—头脑里都过着忙碌的生活（更不要说他们的身体了，肠道里不祥的蠕动，浑身上下遍布的剧痛和刺痛），一种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向探访者描述或暗示的生活。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推动轮椅或想办法移动，希望能碰到可以展示或谈论的东西。

暖房是可以炫耀的，还有大电视屏幕。爸爸们认为那很不一般。妈妈们说蕨类植物漂亮极了。很快，大家都围着小桌子坐下来吃冰淇淋—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们会拒绝，他们已经恶心透了。女人们擦掉老人颤抖的下巴上流淌的食物，男人们把目光移向别处。

这种仪式一定会带来某种满足，有一天，也许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也会为自己来过而感到高兴。格兰特对家庭不在行。

似乎没有子女或孙子孙女来看望奥布里，而他们也玩不了纸牌了—桌子被冰淇淋聚会占领了—他和菲奥娜就远离这些星期六的大游行。暖房人太多了，他们没法说悄悄话。

当然，那种谈话可以在菲奥娜关闭的门后进行。格兰特不能敲门，尽管他在那里站了好一阵子，盯着门牌上的迪斯尼鸟，心里翻腾着紧张、恶毒的厌恶。

或许他们会在奥布里的房间里。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房间在哪儿。他越是探索，就发现越多的走廊、休息空间和坡道，他还是会在漫游中迷路。他会拿某张图画或椅子做地标，可到了下一周，他选择的地标似乎都换了地方。他不想对克里斯蒂说，免得她认为自己也精神错乱了。他想，这种持续的变化可能是为了住客着想—让他们的日常锻炼更有意思。

他也没有说，有时他望见远处的一个女人，他认为是菲奥娜，但转念一想又不可能，因为那女人穿的衣服不像。菲奥娜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明亮的花上衣和电光蓝便裤？有一个星期六，他朝窗外张望，看见了菲奥娜—一定是她—推着奥布里，沿着冰雪消融的石板路散步，她戴着傻乎乎的羊毛帽子，穿着印有蓝色紫色卷儿的夹克，就是他在超市里看见当地妇女穿的那种。

事实上一定是他们不想费心整理尺码差不多的女人们的衣柜。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女人们反正也认不出自己的衣服。

他们也给她剪了发，剪掉了她天使般的光环。有一个星期三，一切趋于正常，纸牌游戏重新开始，女人们在手工艺室做绸花，或时装娃娃，没有人在周围晃来晃去，纠缠或欣赏她们。奥布里和菲奥娜又出双入对的了，这样，格兰特就可以和妻子短暂地说一会儿话，友好而令人抓狂。他对她说：“他们为什么剪掉你的头发？”

菲奥娜把手放在头上检查了一下。

“为什么—我的头发还在呀。”她说。

他想他应该查一查二楼是怎么回事，那里看管着的人们，用克里斯蒂的话说，彻底失去了心智。那些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人，对着路过的人抛出怪问题（“我把我的毛衣忘在教堂了吗？”）的人显然只是失去了部分心智。

还不够格。

有楼梯，但是楼梯尽头的门上锁了，只有工作人员有钥匙。除非有人从桌子后面按电钮，否则没人能进入电梯。

失去心智后他们做什么？

“有些人只是坐着，”克里斯蒂说，“有些人坐着哭。有些人想把房子喊塌。你不会真的想知道吧。”

有时他们会恢复过来。

“你从他们的房间进进出出一年，他们都不认识你。然后突然有一天，噢，嘿，我们什么时候回家。他们又一下子完全恢复了正常。”

但是好景不长。

“你以为，哇，恢复正常啦。然后他们又犯病了。”她打了个响指，“就像这样。”

在他过去工作的镇上有家书店，他和菲奥娜一年去一两次。他独自回到那里。他不想买什么，但他还是写了书单，选了几本书，然后买了另一本他偶然注意到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一本介绍十九世纪一位去冰岛旅游的女士画的水彩画的书。

菲奥娜从来没有学会她母亲的语言，也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用这种语言流传下来的故事的尊敬—格兰特在职业生涯中教过或写文章研究过，并且现在还在写文章研究的故事。她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叫作“老纳吉奥”或“老斯诺里”。但是在最近几年，她对这个国家本身发生了兴趣，她看了一些旅游指南。她读威廉·莫里斯的游记，还有奥登的游记。她并不是真的打算去那里旅行。她说天气太恶劣。而且她说—应该有一个地方，你思考过，也很了解，也许还心驰神往—但是从未亲眼见过。

当格兰特最初开始教盎格鲁—撒克逊和北欧文学时，他班上都是常规的学生。但是几年后他注意到了一种变化。已婚妇女开始回到学校。她们不是想要提高自己，以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仅仅是想让自己有比日常家务和嗜好更有趣的东西来思考，丰富自己的生活。也许随之而来的事情是很自然的，教授她们这些课程的男人们成了她们丰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人对这些女人来说，比她们为之煮饭和一起睡觉的男人更神秘，更令人渴望。

所选择的科目通常是心理学、文化史或英国文学。有时也有人选考古学或语言学，但是当难度增加时就放弃了。那些报名学习格兰特课程的人，也许像菲奥娜一样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背景，或是从瓦格纳或历史小说那里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挪威神话的知识，还有少数人以为他教的是凯尔特语，对这些人来说，所有凯尔特人的东西都带有神秘的诱惑力。

他从讲台后面对这样的有志者粗暴地讲着话。

“如果你想要学一门美丽的语言，去学西班牙语吧。这样你去墨西哥时就用得上了。”

一些人接受了他的警告，渐渐散去了，其他人似乎被他强烈的语气打动了。她们凭意志努力着，将她们奇葩般的成熟女性的顺从，将她们战战兢兢的对获得认可的希望，带进他的办公室，带进他井井有条、心满意足的生活。

他选择了一个叫杰姬·亚当斯的女人。她和菲奥娜恰恰相反—她小巧，柔软，黑眼睛，热情洋溢。从来不会讽刺人。他们的恋情持续了一年，直到她丈夫被调走。他们告别时，在她的车上，她开始不可控制地颤抖，仿佛患有低温症。她给他写了几封信，但是他发现她在信里的语气过于造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让回信的时间溜走了，同时奇妙而意外地和一个年轻到可以做他女儿的姑娘搅在了一起。

正当他忙于应付杰姬的同时，另一个更加令人目眩的进展出现了。穿着凉鞋的长头发年轻女孩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声称随时可以和他上床。和杰姬在一起时所需的谨慎和温情暗示被弃若敝屣。一场旋风击中了他，就像击中了其他人一样，愿望变成了行动，让他怀疑是否错过了什么。但是谁有时间后悔呢？他听说有同步发生的私通，野蛮而冒险的遭遇。丑闻被捅了出来，到处是兴奋而痛苦的狗血情节，但却不知怎么的，觉得这样反而更好。有人遭到了报复—有人被解雇。但是被解雇的人去了较小较宽容的大学或开放学习中心教学，很多被甩掉的妻子挨过了打击，穿上了和引诱她们丈夫的女孩一样的漂亮衣服，变得和那些女孩一样，对性冷淡而随意。学术聚会，以前一向都是老套而没有想象力的，现在却成了雷区。瘟疫爆发了，像西班牙流感一样蔓延。只是这次是人们主动追求传染，十六到六十之间的人很少愿意被拉下。

然而，菲奥娜似乎非常愿意被拉下。她母亲快要死了。她在医院的经验让她从登记处的日常工作换到了新的岗位。格兰特没有走极端，至少和周围的一些人相比。他从来不让另一个女人像杰姬那样接近他。他主要的感觉是生活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了。从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持续的发福倾向消失了。他一次能跨两级楼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欣赏办公室窗外的流云和冬天的日落，邻居客厅窗帘间闪烁的古董灯具，还有黄昏时分公园里孩子们的哭声，不情愿离开他们滑雪橇玩的山坡。夏天来了，他认识了花儿的名字。在他那几乎不出声的岳母（她患了喉癌）的辅导下，他在班上冒险背诵并翻译了壮丽而血腥的颂歌《救命赎金》，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吟游诗人写来赞美“血斧”艾瑞克国王的。（凭借诗歌的力量，艾瑞克国王释放了他。）大家都在鼓掌—甚至以前他开心地嘲弄过的反战分子也鼓掌了。问他们是否可以在大厅等候。那天或另一天开车回家时，他发现一段荒诞亵渎的引语在脑海里回荡。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齐增长。〔2〕

这一切当时让他尴尬，让他感到迷信的恐惧。现在仍然这样。但是只要没有人知道，就没有什么不自然的。

下次去草地湖，他带了书。那是一个星期三。他到纸牌室去找菲奥娜，但没有看见她。

一个女人对他喊：“她不在这里。她病了。”她的声音听起来自大而兴奋—为自己认出他而洋洋得意，而他对她一无所知。也许还因为她了解菲奥娜的事，了解菲奥娜在这里的生活，自认为比他知道的还多得多。“他也不在这里。”她说。

格兰特去找克里斯蒂。

他问她菲奥娜怎么了。“没什么，真的，”她说，“她只是今天一天都躺在床上，只是有点情绪低落。”

菲奥娜直挺挺地坐在床上。他来这个房间的次数很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那是张医院的病床，可以这样摇起来。她穿着一件高领少女睡衣，脸色苍白，不是樱花而是面团的那种白。

奥布里在她旁边，坐在轮椅里，尽量靠近床。他没有穿平时那种莫名其妙的开领衬衫，他今天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整洁的花呢帽放在床上。他看起来像是外出办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他的律师？他的银行经理？和葬礼承办人一起安排事宜？

无论他做什么，这件事都把他累坏了。他的脸也是灰色的。

他们都抬头看格兰特，看到他是谁的时候，就算没有表示欢迎，冷漠和忧虑也变成了宽慰。

不是他们认为要来的人。

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松开。

床上的帽子。还有夹克和领带。

不是奥布里出去过。问题不是他去了哪里或见了什么人，而是他要去哪里。

格兰特把书放在床上，放在菲奥娜空着的手旁边。

“是关于冰岛的，”他说，“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

“噢，谢谢。”菲奥娜说。她没有去看书。他把她的手放在书上。

“冰岛。”他说。

她说：“冰—岛。”第一个音节带有让人感兴趣的叮当声，第二个则流于平淡。无论如何，她必须把注意力转回到奥布里身上，他正把他粗大的手从她手里抽出来。

“怎么啦？”她问，“什么事，亲爱的？”

格兰特以前从来没有听她用过这么肉麻的表达。

“哦，好吧，”她说，“噢，瞧瞧。”她从床边的盒子里拉出一大把面巾纸。

奥布里的问题是他已经开始哭了。鼻涕开始流下来，他不想让场面显得这么悲惨，尤其是当着格兰特的面。

“没事，没事。”菲奥娜说。她要给他擦鼻子，擦眼泪—也许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会让她擦的，但是有格兰特在，他不会允许的。他尽全力抓起面巾纸，笨拙地擦了擦自己的脸，还很走运地擦到了眼泪。

在他忙活的时候，菲奥娜转向格兰特。

“你碰巧在这里能说上话吗？”她小声问，“我见过你和他们说话—”

奥布里发出些表示抗议、疲倦或厌恶的声音。然后他往前探出身子，仿佛要向她扑去。她慌忙将半个身子伸到床外，抓住他，搂着他。格兰特似乎不太方便去帮她，但如果他认为奥布里会倒在地上，他当然会出手相助。

“嘘，”菲奥娜说，“噢，亲爱的。我们会见面的。一定会。我会去看你。你也会来看我。”

奥布里的脸埋在她胸前，发出刚才同样的声音，格兰特这会儿做什么都不太体面，只好走出了房间。

“我希望他妻子快点来，”克里斯蒂说，“我希望她把他带走，缩短这种痛苦。我们很快就得开始供应晚餐了，有他在旁边，我们怎么能让她吞下任何东西呢？”

格兰特说：“我应该留下来吗？”

“为什么？她又没有生病，你知道。”

“陪着她。”他说。

克里斯蒂摇摇头。

“他们要自己来克服这些事情。他们的记忆通常不会保持很久。并不总是这么糟糕。”

克里斯蒂不是个狠心的人。认识她的这段时间里，格兰特对她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她有四个孩子。她不知道她丈夫在哪儿，她认为他应该在亚伯达省。她小儿子的哮喘很严重，一月的一天夜里，要不是她及时把他送到急救病房，他就已经死了。他没有吃任何非法药物，但是她不确定是不是他的哥哥做了什么手脚。

对她来说，格兰特和菲奥娜，还有奥布里，一定是很幸运的了。他们没有经历太多挫折。他们现在必须要经历这些，只是因为年老，这几乎算不了什么。

格兰特离开时没有回菲奥娜的房间。他感觉那天的风实际上很暖和，乌鸦吵吵闹闹的。停车场上，一个穿格子花呢裤的女人正在把折叠轮椅从后备箱里拿出来。

他开车驶过的街道叫作黑鹰路。附近所有的路都是根据国家曲棍球联盟球队的名字命名的。这是草地湖邻近一个镇的边缘地带。他和菲奥娜定期在镇上买东西，但是除了主街，不太熟悉其他的地方。

这条街上的房屋看起来都像是同一时期建造的，也许是三四十年前。街道宽阔迂回，没有人行道—让他回想起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以后人不会再走多少路了。格兰特和菲奥娜的朋友们开始要孩子时，都搬到了这类地方。他们一开始对搬家很后悔。他们把这叫作“外出去烧烤场”。

年轻的家庭还住在这里。车库门上有篮球框，车道上有三轮车。有些宅子原来是显赫的府邸，现在没落了，院子里布满了车轮印，窗户上贴着锡纸或挂着退色的旗子。

房屋出租。年轻的男性房客—单身，或离异。

有些房子似乎一直被保养得很好，主人在房子还是新的时候就搬了进来—这些人也许没有钱，或者觉得没有必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灌木已经长得很茂密了，柔和的乙烯基壁板已经去掉了，因为要不断粉刷。整齐的篱笆或灌木树篱说明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他们的父母觉得不必再让附近的小孩子跑进院子来玩了。

电话簿里列在奥布里和妻子名下的房子就是这样的。房前的小路铺了石板，旁边种着水仙花，像陶瓷花一样直直地立着，粉红色的花和蓝色的花交替间隔着。

菲奥娜还没有度过伤心的阶段。吃饭时间不吃东西，而是假装吃了，把食物放在餐巾里。他们每天给她提供两次营养补充剂—有人留下来，看着她吞下去。她起床穿好衣服，但仅仅是坐在自己房间里。如果克里斯蒂或别的护士，或者格兰特没有在探访时间陪她在走廊里来回走走，或带她到外面，那么她就根本不做任何锻炼。

她坐在春天的阳光里，轻轻地哭泣着，坐在靠墙的长椅上。她仍然很优雅—会为自己的哭泣道歉，从不反对任何建议或拒绝回答问题。但是她哭泣。哭泣让她的眼圈粗糙而暗淡。她的开襟羊毛衫—如果真是她的—会系错纽扣。她还没有到不梳头或不清理指甲的地步，但是那可能也不远了。

克里斯蒂说她的肌肉在萎缩，如果不尽快改善，他们就要动用助步车了。

“不过你知道一旦用了助步车，就会依赖上，不会再多走路，只去不得不去的地方。”

“你要多下点功夫，”她对格兰特说，“试着鼓励她。”

但是格兰特运气不佳。菲奥娜似乎开始有点讨厌他了，尽管她试图掩饰这种情绪。也许每次看见他就让她想起，在她和奥布里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请他帮忙而他没有帮。

现在，他觉得再提他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她不愿意去那个玩牌的大厅，在那里玩牌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她也不去电视屋或暖房。

她说不喜欢大屏幕，鸟声令人不安，她希望他们偶尔关一关喷水池。

就格兰特所知，她从来没看过那本关于冰岛的书或其他从家里带给她的书—尽管书少得惊人。有一个阅览室，她会在那里坐下来休息，选择那里很可能是因为人少，如果他从架子上拿下一本书，她会允许他读给她听。他怀疑那样能让她更容易应付他的陪伴—她可以闭上眼睛，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中。因为，如果她让她的悲哀离开哪怕是一分钟，等她再次进入这悲哀的时候，都只会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有时他认为她闭上眼睛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知情而绝望的表情，还是不让他看见为好。

所以他坐着，给她读关于纯洁爱情的旧小说，失而复得的财物，那些书可能是很早以前村子或主日学校图书馆处理掉的。大楼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东西都很时兴，但是阅览室的书籍却显然没有更新。

这些书的封面很柔软，几乎和小山羊皮一样，上面印有叶子和花的图案，像珠宝盒或巧克力盒。女人—他想应该是女人—可以像宝贝一样把它们带回家。

院长把他叫进她的办公室。她说菲奥娜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好起来。

“她的体重在下降，即使加了补充剂。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

格兰特说他看出来他们确实尽了全力。

“问题是，我相信你知道，我们在一楼不提供长期的床边护理。如果有人感觉不舒服，我们有暂时的床边护理，但是如果他们太虚弱，不能行动，不能自理的话，我们会考虑转到楼上。”

他说他认为菲奥娜待在床上的时间还没那么长。

“没有。但是如果她维持不了她的力量，她会的。现在她正处于边缘。”

他说他以为二楼是给神志不清的人的。

“也有。”她说。

他不记得奥布里妻子的任何事情，除了他在停车场看见她穿的格子花呢裙。当她弯腰探进车的后备箱，夹克的下摆张开。他的印象是细腰和大屁股。

她今天没有穿格子花呢套装，而是穿了棕色系腰带的便裤和粉红毛衣。他对腰的印象是对的—紧紧的皮带表明她特别重视。如果不扎可能更好些，因为腰带上下都鼓出了一大块。

她可能比她丈夫要年轻十到十二岁。短发，打卷，染成红色。她的眼睛是蓝色的—比菲奥娜的浅一些，是淡青色或绿松石蓝—有点肿，显得有点歪。核桃色的妆让明显的皱纹更突出了。或许是在佛罗里达晒出来的棕褐色。

他说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我过去在草地湖见过你丈夫。我经常去那里。”

“是的。”奥布里的妻子说，下巴挑衅似的动着。

“你丈夫好吗？”

“好”字是最后一刻加上去的。通常他会说：“你丈夫怎么样了？”

“他还好。”她说。

“我妻子和他是很好的朋友。”

“我听说过。”

“所以我想和你聊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丈夫没有试图和你妻子怎么样，如果这就是你想要说的，”她说，“他没有以任何方式骚扰过她。他没有能力而且也不会那么做。我听说情况恰恰相反。”

格兰特说：“不。根本不是。我不是来投诉的。”

“噢，”她说，“对不起。我以为你是呢。”

她的道歉就是那样。她听起来也没有歉意，只是失望和迷惑。

“那你还是进来吧，”她说，“门口有风。今天外面不像看起来那么暖和。”

即使是进屋也算是一种胜利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难。他想象的是另外一种妻子。慌乱不安的居家女人，因为有人意外到访而开心，因为一种亲密的语调而受宠若惊。

她带他走过客厅入口，说：“我们得坐在厨房里，这样我就可以听见奥布里。”格兰特看到两层的前窗帘，都是蓝色的，一幅透明，一幅丝绸般光滑，搭配着蓝沙发和令人沮丧的灰色地毯，还有各种明亮的镜子和装饰。

菲奥娜对那些垂下的窗帘有一个专门的词—帷幕。她像个笑话似的说起过，尽管她听到女人们说这个词时是很严肃的。菲奥娜装饰的任何房间都是光秃明亮的—她要是发现有这么多时髦的东西挤在这么小的空间里会很吃惊的。他想不起那个词是什么了。

从厨房旁边的一个房间—某种阳光房，但是百叶窗拉着，挡住了下午的炽烈阳光—他可以听到电视机的声音。

是奥布里。菲奥娜盼望见到的人，坐在几英尺外，好像在看球赛。他妻子探身进去看看他，说：“你没事吧？”然后半掩上门。

“喝杯咖啡吧。”她对格兰特说。

他说：“谢谢。”

“我儿子在一年前的圣诞节让他喜欢上了体育频道，我不知道没有体育频道我们该怎么办？”

厨台上有各种各样的装置和设备—咖啡壶、食物加工器、磨刀石，还有一些格兰特不知道名字和用法的东西。看起来都很新，而且价格不菲，仿佛刚从包装纸里拿出来，或者每天都擦洗似的。

他想，欣赏一下这些东西可能是个好主意。他看着她正在用的咖啡壶，说他和菲奥娜一直想要一个。这完全不是真的—菲奥娜一直使用一台精巧的欧洲货，一次只能弄两杯咖啡。

“他们送的，”她说：“我们的儿子和他妻子。他们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他们给我们送的东西用都用不完。如果他们能用这些钱来看我们就更好了。”

格兰特很有哲理地说：“我猜他们是忙于自己的生活吧。”

“他们没有那么忙，他们去年冬天还去了夏威夷呢。如果我们家里还有别人在身边，那还可以理解，但他是我们唯一的孩子。”

咖啡煮好了，她倒进两只棕绿相间的陶瓷杯子，杯子是在桌子上的一棵陶瓷树的断枝上挂着的。

“人们会感到孤单，”格兰特说，他想他有机会了，“如果他们被剥夺了和他们在乎的人见面的权利，他们会伤心的。比如，我妻子。”

“我想你说过你去探望她的。”

“我是去，”他说，“但情况不是这样的。”

接着他冒险尝试继续提出要求，那可是他此行的目的。他问她能不能考虑带奥布里回草地湖，一周一天去看看？只是几英里的路，应该不会太难的。或者如果她想放松一下—格兰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听到自己的建议感到非常沮丧—他自己可以带奥布里过去。他不介意。他确信可以做到。她也可以休息一下。

他说话的时候，她闭着的嘴和里面的舌头在动，似乎想要确定某种可疑的滋味。她拿来牛奶，为他调咖啡，还拿了一盘姜饼。

“自己家做的。”她边说边把盘子放下，语气里的挑衅多过热情。她坐下，把奶倒进咖啡里搅拌着，然后才开口讲话。

她说不行。

“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不想让他不开心。”

“会让他伤心吗？”格兰特急切地问。

“是的，会的。一定会。不能那样做。带他回家，然后再回去，那会让他感到迷惑的。”

“但是他不明白这只是探访吗？他不能形成习惯吗？”

“他什么都明白。”她这样说，仿佛他侮辱了奥布里，“可这仍然是一种打扰。我还要准备好他的东西，把他弄到车上，他个头很大，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我要想法把他搬到车上，带着他的椅子什么的，那又是图个什么呢？如果要费那么多麻烦，我还不如带他去更好玩的地方。”

“如果我愿意做呢？”格兰特说，尽量让语气显得有希望有道理，“说真的，不用你麻烦什么的。”

“你做不了，”她平淡地说，“你不了解他。你应付不了。他不能忍受你为他做事。那么费事，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格兰特想他不应该再提菲奥娜了。

“带他去商店街更有意义，”她说，“他可以看到小孩子什么的，只要不让他难过地想起自己没见过的两个孙子。或者现在湖上又有船了，他可以去看开船。”

她起身去洗手池，从洗手池上方的窗子那里取烟和打火机。

“你抽烟吗？”她问。

他说不用，谢谢，尽管他不清楚她是不是想请他抽烟。

“从来不抽还是戒了？”

“戒了。”他说。

“多久了？”

他回想着。

“三十年了。不—更久。”

他和杰姬开始约会时就决定戒烟了。但是记不得是先认为戒烟会带来可观的回报，还是认为既然有了这么大的精神消遣，就到了该戒烟的时候了。

“我不再戒烟了，”她说着点了一支，“只是决定不戒了，就是这样。”

也许是抽烟造成了她的皱纹。有人—一个女人—以前告诉他说，抽烟的女人会形成一种细致的特殊面部皱纹。但也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或只是皮肤的特点—她的脖子上也有明显的皱纹。有皱纹的脖子，年轻坚挺的胸部。她这个年龄的女人通常有这样的矛盾。优点和缺点，遗传的幸运或不幸，都混在一起。她们很少能保持自己美貌的完整性，尽管有的像菲奥娜那样神秘莫测地做到了。

也许那都不是真的。也许他只是那样想，因为他从菲奥娜年轻时就认识她了。也许需要从年轻时就认识一个女人才能有那种印象。

所以当奥布里看他妻子时，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轻蔑和无礼的女高中生，泛淡青色的蓝眼睛令人着迷地斜着，滋润的嘴唇叼着禁止的香烟？

“那么你妻子很伤心？”奥布里的妻子说，“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菲奥娜。”

“菲奥娜。那你呢？我不记得你告诉过我。”

格兰特说：“我叫格兰特。”

她出其不意地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

“你好，格兰特。我是玛丽安。”

“那么我们现在认识了，”她说，“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他是否还那么痴迷于见到你的—见到菲奥娜。我不问他，他也不说。也许只是一闪而过的幻想。但是我不想带他回去，以免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冒不起那个险。我不想让他变得难以控制。不想让他继续伤心下去。他已经让我够忙的了。我没有帮手。这里只有我。就是我。”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对你一定很难—”格兰特说—“你有没有考虑让他长期待在那里？”

他把声音降低到近乎低语一般，而她却好像不觉得有必要压低声音。

“不，”她说，“我就想让他在这儿。”

格兰特说：“噢，你这样做太善良太高尚了。”

他希望“高尚”这个词没有讽刺的意味。他不是那个意思。

“你真这样想吗？”她说，“我没有想到高尚。”

“不过还是很不容易呀。”

“是的，是很难。但我就是这样，没有多少选择。如果把他送到那里，我付不起费用，除非把房子卖了。房子是我们的全部财产。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我明年才能拿到退休金，我有他的和我自己的退休金，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既付那里的费用又保住房子。我的房子对我很重要。”

“房子不错。”格兰特说。

“是啊，还好。我投入了很多。装修维护什么的。”

“我相信是。的确。”

“我不想失去它。”

“是的。”

“我绝对不能失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公司把我们遗弃了，”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但基本上他是被开除的。结果他们说他欠了他们的钱，当我试图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时，他只是说不关我的事。我认为他做了什么傻事，但是我不应该问，所以就闭口不谈了。你结了婚，你是已婚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试图寻找真相时，我们按计划要和这些人去旅行，脱不了身。途中他染上了这种怪病，昏迷不醒。所以这就替他解了围。”

格兰特说：“真是不幸。”

“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生病。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不再对我发脾气，我也不生他的气了。生活就是这样。”

“的确如此。”

“你斗不过生活。”

她的舌头在上嘴唇扫过，像猫一样，公事公办地把饼干屑舔掉。“我听起来像个哲学家，是吧？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你过去是大学教授。”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格兰特说。

“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她说。

“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什么知识分子。”

“但是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下了决心。一旦决定，我就不会放弃房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照看他，我不想让他有去任何别的地方的想法。把他放在那里，以此来让自己脱身，那很可能是个错误，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选择，所以我决定了。现在我不会犯傻。”

她抖出另一根烟。

“我敢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你在想有的人就是这么贪财。”

“我没有做那样的判断。这是你的生活。”

他想他们的谈话应该以更中性的气氛结束。所以就问她，她丈夫夏天是否在五金店里工作过，那时他正要去上大学。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说，“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

开车回家时，他注意到沼坑已经被雪填满了，臭菘将中规中矩的树影映照得亮亮的。它们的叶子有唱片那么大，很新鲜，看上去甚至都可以吃。它们蓬勃盛开，像蜡烛的火焰，那么多，那么纯粹的黄色，在这个多云的日子里从大地上放射出光芒。菲奥娜告诉他，它们能自己产生热量。她在隐藏的知识锦囊中摸索了一阵，说，你把手放到卷曲的花瓣里，就应该能感觉到热量。她说她试过，但是不能确定她感觉到的是热量还是她的想象。这种热量吸引了虫子。

“大自然不会为了纯粹的装饰而浪费时光。”

他没有说服奥布里的妻子玛丽安。他预料到可能不会成功，但他一点儿都没预料到其中的原因。他原来以为，他只需满足女人天然的性妒忌—或她的怨恨，那是性妒忌的顽固残余。

他完全没有想到她会那样看待事物。不过，这种沉闷的交谈对他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他和自己家里人的谈话。他的叔叔们，亲戚们，可能甚至还有他的母亲，都像玛丽安一样思考问题。他们相信，如果有人不是那样想，就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因为他们的教育或轻松而受保护的生活使他们变得太不现实，或者太愚蠢了。他们已经脱离了现实。受过教育的人，文化人，一些富有的人，比如格兰特的社会主义者岳父母，和现实失去了联系。这要归因于他们的狗屎运或是天生的愚蠢。至于格兰特自己，他怀疑，他们肯定认为他两种原因兼而有之。

玛丽安当然就是那样看待他的。愚蠢的人，满脑子枯燥乏味的知识，侥幸被挡在生活的真相之外。一个不必担心保住自己房子的人，可以进行复杂的思考，可以挖空心思臆想一个慷慨的好计划让另一个人开心。

她现在一定在想，多么混蛋的人啊。

对抗这样一个人让他感到无望和恼怒，最后几乎感到悲哀。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法确信自己能不能坚持和那个人对抗？因为他担心最后正确的是他们。菲奥娜对这种担忧和疑虑不会有任何体会。她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打垮她，逼迫她。他的家庭教养让她觉得好笑，认为这种残酷的观点不可思议。

同样，那些人有自己的观点。（他能听到自己在和什么人争辩。是和菲奥娜吗？）狭隘的眼界有一定的好处。玛丽安很可能在危机中幸存。善于求生，能够搜寻食物，可以在街上把死人脚上的鞋子脱掉。

试图弄清楚菲奥娜为什么一直都处于沮丧状态，就像是跟踪海市蜃楼。不—就像是住在海市蜃楼里。接近玛丽安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像是咬荔枝干。果肉带着奇怪的人造诱惑力，化学的味道和香气，薄薄地覆盖在大大的种子上，果核上。

他不是没有可能娶她。想想看。如果他待在属于他的地方，他也许会和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她那上等的胸部就足够吸引人的了。很可能会调情。她烦恼地在厨房椅子上挪动着屁股，噘起嘴，稍微带有预谋胁迫的样子—那就是小镇上的调情多少留下的天真俗气的痕迹。

当她选择了奥布里的时候，她一定抱有某种希望。他堂堂的仪表，他的销售工作，他作为白领的前途。她一定是相信她最后要比现在富裕。那些讲求实际的人经常会那样。不管怎样精于算计，求生本能多么强大，他们也许并不能得到有理由期待的东西。这无疑显得很不公平。

在厨房，他首先看到的东西是留言机上的灯在闪。他想到了他一直在想的那个人—菲奥娜。

来不及脱下外套他就按下了键。

“你好，格兰特。我希望我没有找错人。我刚想到一件事。星期六晚上镇上有一个单身社团的舞会，我是委员会成员，可以免费带一个客人。我不知道你是否碰巧有兴趣？有时间给我回话。”

一个女人的声音报了个本地号码。接着是嘟的一声，同一个声音又开始说话。

“我刚意识到我忘了说我是谁。你可能也听出声音来了。我是玛丽安。我对这些机器还不习惯。我想说我明白你不是单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是，但是偶尔出去一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管怎样我都说了。我真的希望我没有弄错人。机器上听起来是你的声音。如果你感兴趣，可以给我打电话，不感兴趣就算了。我只是觉得你可能想有个机会出来。我是玛丽安。我想我说完了。好吧，那么再见了。”

她在留言机上的声音和他不久前在她家里听到的不太一样。第一条讯息的声音只是稍有不同，第二条则差别较大，有一种紧张的颤抖，假装的不冷不热，急于说完，又不情愿放手。

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了她身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如果是他们见面后立即发生的，他和她在一起时，她可是隐藏得非常成功。更可能是逐渐发生的，也许是在他离开以后。并不一定是突然爆发了兴趣，只是意识到他是可能的考虑对象，一个形影相吊的人。差不多是一个形影相吊的人。一个她或许可以追求的人。

但是她第一次行动有些心神不安。她让自己冒险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自己，他还说不清。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情的进展，女人的弱点会越来越多。一开始你所能了解的就是，如果现在露出了端倪，以后会更多。

这让他满足—为什么要否认呢？—让她表现出来。从她的人性表面搅起某种微光一般模糊的东西。从她试探性的、元音很重的口音中能听出这种模糊的祈求。

他拿出鸡蛋和蘑菇准备做煎蛋卷。接着他想也可以倒杯喝的。

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真的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例如，如果他想要的话，他会制服她，让她顺服到可以听从他的程度，把奥布里带回到菲奥娜身边？不只是为了探访，而是要与之共度余生。那种风波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一种扰乱，一种自我保护的终结，还是菲奥娜的幸福？

那将是一个挑战。挑战和积德的壮举。也是一个永远不能向任何人吐露的笑话—用自己的不良行为为菲奥娜做点好事。

但是他真的无法思考这件事。如果要思考，他就必须弄清楚，把奥布里送到菲奥娜那里之后，他和玛丽安会怎样。这是行不通的—除非他能够得到比预期更多的满足，在她健硕的果肉里发现无可指摘的利己主义的果核。

你从来都无法预测这类事情结果会怎样。你几乎知道，但永远也不能确定。

她现在一定就坐在她的房子里，在等他的电话。或者可能不是坐着，在做些事情，让自己不至于闲下来。她似乎是个忙个不停的女人。她的房子显然得益于勤快的照料和收拾。还有奥布里—她对他的照顾必须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她也许会早点给他吃晚餐—和草地湖的开饭时间一致，以便能让他早些安顿，把自己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她去舞会时该怎么处理他呢？把他一个人留下吗，还是会请保姆来？她会告诉他自己去哪儿吗？会向他介绍她的护花使者吗？她的护花使者会给保姆付钱吗？）

也许在格兰特买蘑菇和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给奥布里喂好了饭。现在可能正让他准备睡觉。但是她始终会注意听着电话，盯着沉默的电话。也许她计算好了格兰特要多久才能到家。他在电话簿里的地址会让她大概知道他住在哪里。她会计算路上要多久，然后加上买晚餐所需食物的时间（料想一个独居男人会每天买菜）。接着还有准备听电话录音的时间。随着沉默的持续，她会想到其他的事情，回家前他必须要做的一些杂事。或许他会在外面吃饭，参加聚会，这就意味着吃饭时间他根本不会在家。

她会睡得很晚，清洗厨房的橱柜，看电视，和自己争论是否还有机会。

他是多么自负啊。不管怎么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会按时上床，想着他可能并不是个像样的舞伴。太僵硬，太学究气。

他靠近电话坐着，浏览杂志，但是它再次响起的时候，他没有拿起听筒。

“格兰特，我是玛丽安。我去地下室把洗好的衣服烘干，听到了电话响，等我上来的时候，已经挂了。所以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如果是你，如果你也在家。因为我没有留言机，你不能留言。所以我想我还是打给你，让你知道。”

“再见。”

现在是十点二十五分。

再见。

他会说他刚到家。没有必要让她知道他就坐在这里，权衡着利弊。

帷幕。她就是那样叫那种蓝色窗帘的—帷幕。为什么不呢？他想起完美的圆形姜饼，她说是自己做的，还有陶瓷树上的陶瓷杯。一个塑料滑轨，他确定是用来保护大厅地毯的。特别平滑和实用，是他母亲一直羡慕却从来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感到一阵因奇怪而不可靠的爱意而产生的刺痛吗？还是因为他喝了一杯后又添了两杯？

她脸上和脖子上核桃般的棕褐色—他现在相信是晒的—很可能会延伸到她的乳沟，深深的乳沟，绉绸一样的皮肤，洋溢着香味和热度。他那样想着，拨下了已经记下的号码。他想着这些，还有她猫一般性感的嗓音。她绿松石样的眼睛。

菲奥娜在自己的房间，但不在床上。她坐在敞开的窗子前，穿着符合季节的裙子，但是奇怪地又短又鲜艳。从窗外涌进一股温暖的气息，是令人陶醉的盛开的丁香和田野里弥漫的春天肥料的气味。

她膝盖上摊开着一本书。

她说：“看我找到的这本漂亮的书，是关于冰岛的。你想不到他们会把这么有价值的书到处乱放。待在这里的人并不都是那么本分的。我想她们把衣服弄混了。我从来不穿黄色的衣服。”

“菲奥娜……”他叫了她一声。

“你走了好久呀。我们现在都要搬出去了吗？”

“菲奥娜，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你记得奥布里吗？”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一阵阵风吹着她的脸。吹进她的脸，吹进她的脑海，把一切都撕成了碎片。

“我记不清名字。”她的声音很刺耳。

然后她费力地恢复了某种带有嘲弄的优雅，那种表情也随之消失了。她小心地放下书，站起来，抬起胳膊搂住他。她的皮肤或呼吸发出淡淡的新鲜气味，他感觉就像剪下来的花茎在水里泡得太久以后的气味。

“很高兴见到你。”她说，拉着他的耳垂。

“你不能就这么走掉，”她说，“仿佛你在世上已经无牵无挂一样抛弃了我。抛弃了我，抛弃了。”

他把脸贴在她的白发、粉红的头皮和她那形状可爱的脑袋上。他说，不会的。

注释

〔1〕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从1971年开始播放的戏剧选编电视剧，广受观众的欢迎。

〔2〕见《新约·路加福音》2：52，译文参和合本。

幸福过了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过了头／（加）门罗（Munro, A.）著，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1

（艾丽丝·门罗作品）

书名原文：Too much happiness

ISBN 978-7-5447-4574-1

Ⅰ．①幸…　Ⅱ．①门…②张…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Ⅳ．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5577号

Too Much Happiness by Alice Munro

Copyright © 2009 by Alice Munr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reserved to Alice Munr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3—472号

Author photograph © by Derek Shapton

书　　名　幸福过了头

作　　者　［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译　　者　张小意

责任编辑　杨雅婷　胡晓平　李浩瑜　田　智

原文出版　Alfred A. Knopf,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23千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574-1

定　　价　35.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幸福过了头
目　录

幸福过了头

多维的世界

纯属虚构

温洛岭

深洞

游离基

脸

一些女人

孩子的游戏

森林

幸福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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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的世界

多丽得坐三趟车，第一趟到金卡丁郡，在那儿等到伦敦〔1〕的车，到伦敦以后，再等镇上的公交车去那里。星期天早上九点，她就出发了。等车等得太久了，一百来英里的路，等她到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这么长时间都得坐着，公交车上，车站里。不过没关系，反正她的工作也不是坐着的那种。

她在蓝杉树酒店当服务员，专门清理房间。刷浴缸、铺床、给地毯吸尘、擦拭镜子。她喜欢这份工作。这些事情把她的思想控制在某个范围内，让她筋疲力尽，晚上能睡着觉。有人劝她趁着年轻，长得还不错的时候，赶紧去上上培训课，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但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她不想和人说话。

和她一起工作的人，都不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许他们知道，只是没有说。她的照片上过报纸—他们用的是他拍的照片，她和三个孩子，季米特洛，这个刚出生的婴儿还在她的臂弯里。芭芭拉和沙沙各站一边，看着镜头。那时候，她还是长发，棕色的波浪，自然卷曲，颜色也自然。她的表情正是他喜欢的，害羞温柔的面孔—这种形象与其说是她本人，不如说是他想见到的她。从那以后，她剪短了头发，漂淡了颜色，削尖了波浪，人也瘦了很多。现在，她用另一个名字生活：弗莱。此外，他们帮她找的工作，离原来住的小镇也很远。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去了。头两次，他拒不见她。要是这回他还这么干，那她以后再也不去了。就算是他同意见她，一段时间以内，她也不打算再来了。她不想让自己激动得没法收拾。不过，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

坐第一趟车的时候，她感觉还好，就坐在车上看看风景。她是在海边长大的，那里至少是有春天的。但在这儿，好像冬天直接跳到了夏天，一个月前还在下雪，现在出门已经热得要穿短袖了。一片片刺眼的水泊躺在田野之间，阳光从枯干的杈枝中倾泻下来。

上了第二趟车，她开始神经紧张，忍不住琢磨，身边的那些女人，哪一个和她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她们都是单身出门的，大半也都精心打扮过，大概是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要去教堂。那些年纪大的，看上去似乎属于一个传统的、严格的老教区，大家都得穿上长裙、长袜，戴上帽子。而年轻的，仿佛属于灵活的教区，能接受女人穿裤装，配上鲜亮的围巾、耳环，还留一头爆炸式的发型。

多丽不属于这两种人。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半，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工作的时候穿制服，其他时候就穿牛仔裤。以前，她不化妆，是因为他不让。现在，她可以化妆了，但也没化。谷穗式的刺儿头，配她瘦骨嶙峋的脸，一点儿也不合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

上了第三趟车，她坐在车窗边，看着路边的指示牌，试图让自己平静。她在心里做游戏，让自己别的什么也不要想。她眼睛落在哪个单词上，就从这个单词里找另外的单词，看到底能找到多少。比如说，coffee这个词里能找到fee，然后foe。off里面有of，shop里则有hop、sop和so，哦等等，还有posh。出了城，能看见的单词就更多了，广告牌上，大型卡车经销店，轿车经销店，就连屋顶上系的气球都是销售广告。

多丽头两次去，没告诉桑兹太太，这一回，大概也不会告诉她。尽管她每周一下午都要见桑兹太太，谈谈近况，尽管桑兹太太永远说慢慢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不要急。她对多丽说，你做得很好，你会慢慢发现自己是强大的。

“我知道这些话都快烦死人了，但无论如何吧，都是真话。”她说。

她的脸突然红了，因为意识到自己说到了死字。但是，道歉只会让场面变得更糟糕。

多丽十六岁的时候—那恰好是七年前，她每天放了学，要到医院去看妈妈。她妈妈后背动完了手术，正在恢复，听说情况严重，但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劳埃德在医院当护理员。他和多丽的妈妈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嬉皮士。当然了，劳埃德要年轻几岁。劳埃德一有时间，就到病房去和她聊天，聊他们都听过的演唱会，他们都参加过的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狂暴的人物，还有那些让他们丧失知觉的吸毒幻觉，总之就是这类事儿。

病人都喜欢劳埃德，因为他的幽默感，还有他强有力的、自信的拥抱。他人长得结实，肩膀宽厚，有副权威的模样，常常被病人当成了医生。不过，他对此并不高兴，因为他觉得大部分药都是骗人的，大部分医生都是蠢货。他的皮肤是敏感发红的那种，头发的颜色很淡，长了一双醒目的眼睛。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告诉她说，她是沙漠里的一朵花儿。然后他自己就笑了，说：“你能更有创意点吗？”

她让自己显得友好一点，说：“你不知道自己是个诗人。”

一天夜里，妈妈突然就去世了，死于栓塞。多丽的妈妈有很多女朋友可以照顾她。她和其中一个待了一段时间—不过，多丽还是更喜欢和自己的新朋友劳埃德待在一起。接下来的生日时，她怀孕了，然后就结婚了。劳埃德以前一直没结婚，但至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尽管他并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反正他们应该已经长大了。当他渐渐变老，人生哲学就变了，他开始相信婚姻，相信忠诚，而且反对避孕。他和多丽曾经住在色秋半岛，后来发现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老朋友多，以往的生活方式多，还有一堆老情人。于是，很快他就带着多丽穿越了整个国家，到了一个小镇去生活。他们是在地图上单单凭名字挑中了那里：迈尔德梅镇。他们没有住在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个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激凌厂找到了工作，他们耕种自己的花园，劳埃德很懂园艺，还会做木工活儿，搭了一间木头温室，一辆老掉牙的轿车也是由他来保养。

沙沙出生了。

•　　•　　•

“非常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回答。

多丽一直都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她从没有坐过沙发。沙发是花儿的图案，还有几个靠垫。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移到桌子一边，这样她们之间就没有任何障碍了。

“我有点儿，有点儿希望你可以……”她说，“我想，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可能会这么做。”

开始的时候，桑兹太太从来没这么说过。甚至仅仅是一年之前，她说话会更小心的。因为她知道多丽有多讨厌这种话—不管是谁，随便哪个活人，怎么可能和她的处境一样？现在的她知道，多丽只把这种话当成一种说话的方式，甚至可能是谦虚的方式，只是表示试图理解。

桑兹太太不像他们。她不敏锐，不瘦，也不漂亮，也不太老。如果多丽的妈妈活着，也就是她这把年纪。当然了，她看上去，不像曾经是个嬉皮士。她灰白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颊的一边有块胎记。她穿平底鞋，宽松裤，绣花上衣。不过，不管上衣是紫绛色，还是翠绿色，她看上去无论如何都不像在乎自己穿什么的人，反倒更像有人劝她应该打扮漂亮点，然后她就信了，跑去买了别人叫她买的衣服。她浑身散发出友好的、严肃的气息，把衣服愉快的、傲慢的气质都赶得无影无踪。

“嗯，头两次我没见到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那么，这次呢？他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我差点认不出来那是他。”

“他老了？”

“我想是吧。我觉得他也许瘦了。我是说，那种衣服，制服，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成这样。”

“你觉得现在的他，和以前相比，不像是一个人了？”

“不。”多丽咬住上嘴唇，努力地想，到底区别在哪里。他很安静。她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安静。他似乎不知道自己要坐在她对面。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打算坐下来吗？”然后，他回答的是：“我可以坐？”

“他看起来，有些茫然。”她回答，“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给他吃药了？”

“也许吧，也许是让他保持镇定的药。不过，我其实也不清楚。你们没有聊一聊吗？”

多丽想了想，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聊过了。她问了他几个愚蠢的普通问题。他觉得怎么样？（还好。）吃得饱吗？（他觉得饱了。）要是他想散步，有地方可以走走吗？（可以在监控下走走。他想，那儿怎么也算是个地方。他想，非要说成是散步也是可以的。）

她说：“你得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没错。”

她差一点就问他有没有交些朋友。这种问题，似乎是在问刚上学的小孩子，总之，要是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就会这么问。

“嗯，这样啊。”桑兹太太把舒洁纸巾盒子往前轻轻推了一下。不过，多丽其实不需要。她的眼睛是干的。有麻烦的是她的胃，胃的最深处，有什么在翻滚。

桑兹太太只是等待，自觉地把手拿开了。

后来，就像发现她要说什么了似的，劳埃德才说，有个精神病医生常常来找他谈话。

“我告诉他，他是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他少。”

这是唯一的一次，多丽觉得，他是她认识的那个他。

整个会见过程，她的心脏都咚咚地跳。她以为自己会晕倒，或者死掉。她是那么努力，才让自己能去正视他。把这个消瘦的、头发灰白的、踌躇的、冷淡的、动作机械的、精神紊乱的男人纳入视野。

这些话，她没有对桑兹太太说。桑兹太太也许会问—巧妙地问，你在怕谁？你是怕自己还是怕他？

但是，她根本不害怕。

沙沙一岁半的时候，芭芭拉出生了，然后，芭芭拉两岁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季米特洛。沙沙的名字是他们一起取的。之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以后他取男孩的名字，她取女孩的名字。

季米特洛是第一个得婴儿疝气的。多丽觉得是因为他喝的奶不够，或者是她的奶水营养已经不够了。难道是营养过剩？总之，有问题就是了。劳埃德从国际母乳会请来一个女人，和她谈了谈。不管怎么样，你们不能用奶瓶代替，这个女人说。这是得寸进尺的开始，很快他会连乳头都不要了。

她不知道，多丽已经在用奶瓶喂他了。而且看起来确实他更喜欢奶瓶。渐渐地，他对乳房越来越抵触。再后来，就改成全用奶瓶喂了，三个月之后，没法再瞒劳埃德了，她只好告诉他说，她的奶水干了，必须得用替代品。劳埃德发了疯，用很大力气一个个地挤她的奶头，终于成功地挤出两三滴可怜的奶水，然后他就骂她是个骗子。他们吵了起来，他说她和她妈妈一样，是个婊子。

所有的嬉皮士都是婊子。他说。

很快，他们就和解了。不过，只要季米特洛一不高兴，只要他感冒，或者害怕沙沙的宠物兔，或者到了哥哥姐姐都能自己走路的年龄，他自己还得扶着椅子，没用母乳喂养的旧话就会一提再提。

多丽第一次去桑兹太太的办公室时，那里的一个女人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了个金色的十字架，字是金色和紫色的。“当你所失去的不可弥补……”里面有一张色彩柔和的耶稣像，还有些更精美的印刷品，不过多丽没有看。

坐在桌子前，坐在她那把椅子上的时候，她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本小册子。她开始颤抖。桑兹太太只好硬掰开她的手，把小册子给拽出来。

“是别人给你的吧？”桑兹太太问。

多丽回答：“她。”脑袋猛地转向关上的门。

“你不想要？”

“你倒下的时候，就是人们抓住你的时候。”多丽说。说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她妈妈住院的时候说的话，那时候，总有一些气场差不多的女人来探望她。“他们觉得太好了，你就要跪下来了。”

桑兹太太叹了口气。

“好吧，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的。”她说。

“基本没可能。”多丽说。

“也许没有。”

那些日子，她们从来没有提过劳埃德。只要能控制自己，多丽是绝对不会去想他的。当他不过是生物界的一个可怕意外而已。

“就算我相信这些东西……”她说，她指的是小册子上的话，“那也不过是……”她想说的是，这样的信念倒是挺方便的，相信劳埃德在地狱里被火烧，或者随便什么，总之就是这类惩罚吧。但是，说不下去了，这些话简直蠢得说不出口。还因为一种熟悉的障碍，就像一把锤子在肚子里敲她。

•　　•　　•

劳埃德认为，他们的孩子应该在家接受教育。不是宗教原因，不是因为反对恐龙、野人、猴子之类的进化论，而是因为他希望他们待在父母身边，要缓慢地，要小心翼翼地接触外面的世界，不能一下把他们扔进去。“我只不过正好想起来，他们是我的孩子。我的意思是，他们是咱们的孩子，不是教育部的孩子。”他说。

多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办好这事儿，不过后来她发现，教育部有指导手册，有课程安排，所有的学校都可以领到。沙沙是个聪明的孩子，实际上，是他自己学会了阅读。另外两个，还太小，学不了什么东西。晚上和周末的时候，劳埃德教沙沙地理、太阳系、动物冬眠，还教他车子为什么会跑，总之生活中出现的、包罗万象的种种问题。很快，沙沙就超过了学校的课程规定，不过多丽还是会去学校拿学习的试题，让他及时通过测试，这样合乎法律的要求。

这个区，还有一位妈妈也是自己在家教孩子。那位妈妈叫玛吉，她有一辆小型客货车。劳埃德上班要用车，多丽还不会开车，所以玛吉主动说每星期带她一起去学校，一起把上一周的试题交掉，再把下一周的试题领回家。多丽为此很高兴。当然了，她们会把所有的孩子都带去。玛吉有两个男孩儿，大的那个对什么都过敏，玛吉只好处处盯着他，但凡他要吃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地观察。这就是她必须在家教他的原因。而且，看来她也会把小的留在家里，这个小男孩想和哥哥待在一起，再说了，小男孩自己也有哮喘病。

相比之下，自己有三个健康的孩子，多丽是多么心存感激。劳埃德说这是因为多丽生孩子的时候年轻，玛吉却等到快要绝经了才生孩子。玛吉根本没那么老，他说话太夸张了，不过他也没说错，玛吉一直在等。玛吉以前是个验光师，她和她的丈夫是工作的伙伴，他们一直等到她的实习期结束，在乡下买了一幢房子以后，才开始了家庭生活。

玛吉的头发是椒盐色的，贴着头皮剪得非常短。她个子高，平胸，人很开朗，固执。劳埃德叫她拉拉，当然不是当着她的面。他一边在电话里和她开玩笑，嘴却冲着多丽说：“是那个拉拉。”多丽没多想，反正他把大部分女人都称为拉拉。不过，她觉得这个玩笑对玛吉来说，可能有点亲密过头，不说是骚扰，至少也是在浪费人家的时间。

“哦，你要和那位传统女性说话？好的，我叫她，她正忙着擦地板呢……对，你说得对，我就是那种把人当奴隶使的人，她连这个也告诉你了？”

后来，多丽和玛吉养成了习惯，到学校拿完试题之后，她们再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之后，有时候会到蒂姆·哈德斯买外带咖啡，和孩子们一起到河边公园去。沙沙和玛吉的儿子赛跑，或者一起挂在攀缘架上，芭芭拉爬上秋千，季米特洛则玩沙盒子，她们就坐在长椅上。要是天气冷，她们就坐在车里。她们的话题大半都是孩子，或者做什么吃的。不过多丽还是发现，原来玛吉在当验光师之前，曾经背包艰苦地环游欧洲。而玛吉也发现了，多丽结婚的时候是那么年轻，也知道了起初她有多容易怀孕，现在没那么容易了，因此劳埃德生了疑心，还去搜查她的衣柜抽屉，看她是不是私藏避孕药，他觉得她肯定偷吃避孕药。

“你偷吃了吗？”玛吉问。

多丽吓了一跳，回答说，我根本不敢。

“我的意思是，不告诉他就吃药，不是什么好事儿。他去搜衣柜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哦。”玛吉回答。

有一回，玛吉问她：“你都还好吧？我是说，你的婚姻还好吧？你快乐吗？”

多丽说她很快乐，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从此之后，她说话就小心了。她发现，有些她习以为常的事情，别人却无法理解。劳埃德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只是他个人的方式而已。她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当时的护士长是那种非常古板的人，他不叫她的名字米歇尔太太，而是叫她母狗儿太太，他发音太快了，所以大家其实都没听出来。他认为这个护士长偏心，而他不是她喜欢的人。如今在冰激凌厂，有个男人，他一直叫人家“舔冰棍”。她一直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名到底是什么。不过，这至少能证明，他讨厌的不光是女人。

多丽知道，这些人没有劳埃德设想得那么坏，但反对他的看法没用。也许男人就是这样，男人需要敌人，就像需要开自己的玩笑一样。有时候，劳埃德也把敌人编进他的玩笑里，仿佛他嘲笑的是他自己。只要她没有先笑，他也不反对她笑。

她不希望他这样对待玛吉。她时不时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万一他不让她搭玛吉的车去学校，去购物，就太不方便了。更可耻的是，她还不得不为此编些愚蠢的谎言。玛吉不会上她的当，至少玛吉知道她在撒谎，玛吉也许把谎言当成了信号，多丽的婚姻极其糟糕的信号。玛吉对事情的看法，有她自己尖锐的一面。

然后，多丽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在乎玛吉的看法。玛吉是个外人，甚至不是多丽喜欢相处的那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别人不会明白，也不需要他们明白，不关别人的事儿。劳埃德这么说，他说得对。要是多丽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忠贞不渝就好了。

渐渐地，越来越糟。没有明令的禁止，但是越来越多的苛责。劳埃德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玛吉的孩子之所以过敏，之所以哮喘，都是她的过错。他说，原因经常都在当妈的身上。他在医院的时候见得太多了。过度控制，在受教育过多的母亲身上常见。

“有时候孩子出生就有问题啊。”多丽不明智地插嘴说，“你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当妈的错。”

“哦？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说？”

“我不是说你。我不是说你不能说。我是说，难道生下来就有问题不可能吗？”

“你什么时候变成医学权威的？”

“我可没说过我是医学权威。”

“你确实没说，你也确实不是。”

越来越糟糕。后来，他想知道她们究竟聊什么。她和玛吉平时都说什么。

“……我不知道。其实没说什么。”

“太有意思了。两个女人坐在同一辆车里。我头一回听说，两个女人在一起，竟然什么也不说。她就是想让我们分手。”

“你说谁？玛吉？”

“这种女人，我了解。”

“哪种女人？”

“就她这种。”

“别犯傻了。”

“说话小心点。你说我傻？”

“我们分手，对她有什么好处？”

“我怎么知道？她就是想这么干而已。你等着看，迟早有一天，她要跟你胡说八道，说我是个畜牲。迟早有一天，快了。”

不过，结果跟他所说的一样。至少对劳埃德来说，看起来确实就是这样。某一天，晚上十点，她发现自己竟然身处玛吉的厨房里，捧着清凉茶，泪水涟涟。她敲门的时候，隔着门听到玛吉的丈夫说：“见了什么鬼？”他不认识她。她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他看着她，扬扬眉毛，嘴巴紧闭。然后，玛吉就出来了。

多丽是在夜色中一路走到玛吉家的。开始是沿着她和劳埃德住的那条马路，然后就转上了高速路。只要有车来，她就得在沟里走，所以她走得很慢。她会看看路过的车，想是不是劳埃德的车。她不希望他找到她，至少不要这么快，至少在他完全清醒以前不要找到她。以前，都是她把他吓清醒的，她会大哭，号啕，甚至把脑袋往地板上撞。反复地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遍又一遍。最终他会妥协的。他会说：“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亲爱的，安静一点。想想，还有孩子呢。我相信你，真的，安静，安静。”

但是，今天晚上，她正打算开始这样表演的时候，突然清醒了。她穿上外套就出了门。他在她身后吼：“我警告你，别这么干！”

玛吉的丈夫上床睡觉了，多丽不停地道歉：“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么晚了来敲门。”他的表情没有任何起色，一点高兴的样子都没有。

“算了，闭嘴吧。”玛吉说，语气友好，有点职业化的客气，“你想喝杯酒吗？”

“我从不喝酒。”

“那么现在也别开始喝。我给你泡茶吧。茶有镇定作用。莓子甘菊茶。不是因为孩子吧？”

“不是。”

玛吉拿走了她的外套，递给她一卷舒洁卫生纸，让她擦眼泪和鼻涕。“先别告诉我。你先镇定下来再说。”

她镇定多了，不过她不想什么都告诉玛吉，她不想让玛吉知道她自己的问题。而且，她也不想解释劳埃德，不管和他相处有多么疲惫，在这个世界上，他仍然是她最亲近的人。她觉得，一旦她开口告诉别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彻底的背叛，那么接下来，现有的一切都会崩塌掉。

她说她和劳埃德又吵了起来，老调重弹，她烦了，她厌倦了，所以她想出门走走。没关系，会过去的。她说。他们没问题。

“每对夫妻都这样。”玛吉回答说。

这时候，电话响了。玛吉接了电话。

“她没事儿，嗯……她就是想出来走走，清醒一下……嗯，挺好的……那么行，明天早上我送她回家……没事儿，不麻烦的……好的，晚安。”

“是他。你听见了。”她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正常吧？”

玛吉笑了。“我怎么知道？他本来就挺正常吧。反正，听起来没喝醉。”

“他也不喝酒。我们在家里连咖啡都不喝。”

“来点烤面包？”

•　　•　　•

一大早玛吉就开车送她回家。玛吉的丈夫还没去上班，他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

玛吉急着赶回家，只说了一句：“要是想聊聊，给我打电话。再见。”然后就在院子里倒车。

春天的早晨很冷，地面上的雪还没有化干净。可是，劳埃德坐在台阶上，连夹克衫都没穿。

“早上好。”他声音洪亮，语气嘲讽。她也说早上好，装作没听出他的讽刺来。

她想上台阶，但他动都没动，根本没打算让她进门。

“你不能进去。”他说。

她决心轻松一点。

“我说请，也不行吗？请你让我进去。”

他看着她，却没有回答。他笑了一下，连嘴唇都没分开。

“劳埃德，劳埃德？”她问。

“你最好还是别进去。”

“我什么也没和她说，劳埃德。离家出走，是我不对。我想，我只是需要点空间，呼吸。”

“最好别进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孩子们呢，在哪里？”

他摇头，仿佛她说的话他一点也不爱听。仿佛她的话挺粗鲁。仿佛她说的是“狗屁”。

“劳埃德，孩子们去哪里了？”

他稍微侧了侧身，让她进去。

季米特洛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婴儿床倒在走道上。芭芭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似乎是掉下了床，或者是被拽下了床。沙沙在厨房门边上—看起来他想逃，只有他的喉咙上有伤口。其他的孩子，是用枕头干的。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劳埃德说。

“是你自作自受。”他说。

陪审团裁定他有精神病。不能审判他。他是犯罪型精神病。他应该被关在安全的机构里。

多丽跑出那幢房子，绊倒在院子里。她的双手紧紧捂住肚子，仿佛她的身体被切碎了，而她想要把它们再拼回去。这就是玛吉看到的情景。玛吉回来了。玛吉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在半路上又转了回来。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多丽挨了打，也许她丈夫踢中了她的肚子。她完全听不懂多丽发出的噪音。可是，明明劳埃德还坐在台阶上。她要进门，他彬彬有礼地为她让路，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她看见了谜底。她报了警。

有一段时间，多丽抓到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从泥巴，到杂草，纸，或是浴巾，甚至她自己的衣服。仿佛她想要压下去的，不仅仅是号叫，还有脑海里的那个情景。然后，就给她定期注射药物，让她平静下来。药物奏效。她变得异常安静。不是那种紧张症。他们说她稳定了。她出院以后，社工就把她带到了这个全新的地方，桑兹太太接管了她的事务，帮她找地方住，给她找工作，为她安排每周一次的常规谈话。玛吉会来看她，但是，多丽受不了见她。桑兹太太说这种感受很自然—会引发联想。桑兹太太说玛吉会理解的。

桑兹太太说，要不要继续探视劳埃德，多丽可以自己做主。“我和你谈话，不是为了批准你做什么，不批准你做什么。你感觉怎么样，见他时，好还是不好？”

“我不清楚。”

多丽没办法解释清楚。她觉得她见到的，根本不是他。她见到的，仿佛是个游魂。苍白，如此苍白。肥大的衣服松松垮垮地罩住了他。鞋子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也许他穿的是拖鞋。她还有个印象，他开始脱发了。他浓密的头发，波浪般的头发，色泽如蜂蜜般的头发。他的肩膀丝毫没有宽度可言，锁骨窝，她的脑袋常常依靠的地方，也不见了。

后来，他对警察说—这句话也被登在了报纸上—“我是为了免除他们悲惨的命运。”

什么悲惨命运？

“他们会知道，他们的妈妈离家出走，抛弃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说。

这句话在多丽的大脑里灼烧。也许就是为了这句话，她才决定去看他。她要他收回这句话。她要让他明白，要他亲口承认，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你叫我别和你顶嘴，否则就滚出家门，所以我才滚出家门的。”

“我只不过是到玛吉家过了一个晚上。我肯定是要回家的。我从没打算抛弃谁。”

她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开始争执的。她买了一罐意大利面，罐子上有一个非常细小的凹痕。因为这种罐装面条降价，她很高兴自己省了钱，因此她还觉得自己很聪明。但是她没有告诉他，后来他就质问她。她觉得最好装作她没注意，没看见。

谁都会看到的。他说。我们全家都可能因此中毒。你到底怎么回事儿？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或者你就是拿回来在孩子身上试试，或者在我身上试试有没有毒？

她叫他别发疯。

他说，发疯的不是他。要不是发疯，谁会给自己的家人买有毒的东西吃？

孩子们都站在房间门口的走廊上看着他们。这是最后一次，她看见活着的他们。

这就是她的想法。她想，这回我让你看看，你终于看见了，到底是谁疯了？

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想法时，她就应该下车了。即便已经到了大门口，也可以回头的。几个女人和她一起沿着车道，脚步沉重地走向大门。她可以回头，过马路，等下一班回镇上的公交车。也许有人这么做过。原本确实打算来探视，后来又不想了。人可能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也许去看看更好，看见他这么古怪，这么虚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责备某个人都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一个人能负责。没有一个人。他不过是梦境中的一个角色罢了。

她做过许多梦。在其中一个梦里，看见了他们以后，她逃出了房子，劳埃德就开始笑她，就是平常那种轻松的笑容，然后她听到身后传来了沙沙的笑声。她惊喜地明白了，这不过是他们和她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你是不是问过我看见他感觉如何？你上次问过我的吧？”

“对，我问了。”桑兹太太说。

“这个问题，我得想想。”

“明白。”

“我现在觉得，感觉不好。所以我不去了。”

桑兹太太的反应不太清楚。不过，她点头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比较满意，或者说，赞许。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又决定去的时候，觉得最好不要告诉桑兹太太。不管她的什么事，想要绝口不提，还是太难，不过大部分时候，她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她给桑兹太太打了电话，取消了会见。她说自己要去度假。夏天就要到了，度假再正常不过了。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她说。

“你上个礼拜穿的不是这件夹克衫。”

“你说的不是上个礼拜。”

“不是吗？”

“对，你说的是三个礼拜以前。现在天气已经热了。这件薄一些，不过其实也用不着了。这种天气，不用穿外套。”

他问她路上还好吗，从迈尔德梅镇过来怎么坐车。

她告诉他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她告诉他她现在住哪里，要坐哪三班车。

“那你来一趟真不容易。你是不是喜欢住在大一点的地方？”

“大地方容易找工作。”

“哦，那么你现在工作？”

其实，上一回她就告诉过他，她现在住哪里，怎么坐车，她在哪里工作。

“我在一家酒店打扫房间。”她回答说，“我上次告诉你了。”

“对啊，没错。我忘记了。对不起。你没想过上学吗？上夜校？”

她说她想过，但只是想想，没有认真到去做的地步。她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还可以。

然后，好像他们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叹了口气，说：“对不起，真抱歉，我已经不习惯和人说话了。”

“那么你平时都干什么？”

“我想，我读了很多书吧。还有沉思冥想……哦，我不是说宗教的打坐什么的。”

“嗯。”

“你来看我，我得谢谢你。对我很重要……不是，我不是说你非得来不可。你想来就来，我的意思是，要是有事儿，或者你觉得……唉，我想说的是，要是你能来，你只来一次，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说应该是明白了。

他说，他不想妨碍她的正常生活。

“你没有妨碍我什么。”她回答。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我以为你会说点别的。”

其实，她差点说出口的是：什么正常生活？

但她回答：没什么了，没别的话要说了。

“太好了。”

三个星期后，她接到一个电话。桑兹太太亲自打来的，不是她办公室的其他女人。

“呀，多丽，我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漫长的假期。现在你回来了？”

“嗯。”多丽的大脑在盘算，她应该说她去哪里了。

“回来了，还没打算安排一次会面？”

“还没呢。”

“好吧。我只是问问。你还好吧？”

“我挺好。”

“那就好，很好。要是需要我的话，你知道怎么找我。我是指，万一你想聊聊的话。”

“我知道。”

“那么，自己保重。”

她没有提劳埃德，也没有问她有没有去看他。当然了，因为多丽说过，再也不去了。不过桑兹太太很敏锐，通常她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桑兹太太也懂得回避，知道问没用。万一她真的问，多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回答。她是会撒谎，还是说出真相？实际上，就在桑兹太太告诉她去不去看都没关系的那个星期天，她就去了。

他感冒了。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感冒了。

也许上次见她的时候，他就已经感染了，所以才那么乖僻。

“乖僻。”如今，她身边的人，都不会用这种词说话。这个词听起来感觉很奇怪。不过，他一向这样措辞。当然，有一段时间，她听到这类词不会觉得奇怪。

“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他问。

“嗯，你看起来不太一样。我看起来一样吗？”她小心翼翼地回答。

他悲伤地说：“你看起来很漂亮。”

她心里有什么变柔软了。但是，她努力不让自己被打倒。

“你觉得自己不一样了？你认为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问。

她说她不知道，然后问他：“你呢？”

他回答说：“完全变了。”

就是这一周晚些时候，一个大信封送到了她工作的地方。地址写的就是她工作的酒店，收信人就是她。写了好几张纸，而且正反面都有字。她开始没想到是他写来的，她本来以为坐牢的人不能写信。不过，反正他不是那种犯人。他不是罪犯，他只是犯罪型精神病。

落款没有日期，甚至没有写她的名字。这种写信的语气，让她开始以为是哪家宗教机构写来的邀请函。

人们四处寻找解决的办法。他们的心灵感到痛苦（因为寻找），一路跌跌撞撞，备受伤害。你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脸上的伤痕和痛楚。他们困惑不安。他们四处奔走。他们要去采购，要去洗衣店，要去剪头发，要赚生活费，或者要去领社会福利的支票。穷人只能这样生活，而富人们要想方设法花掉他们的钱。这也是项工作。他们不得不盖最好的房子，还得给他们的冷水和热水配上金龙头。他们的奥迪车，自动牙刷，还有各种各样精巧的装置，还有防盗报警系统，防杀戮（嘘！）和所有的事。总而言之，不论贫富，灵魂永不得安宁。我为什么要提到邻居？为什么？我在这里没有邻居。这里的人，至少避免了一大堆麻烦。这里的人，知道自己都拥有什么，永远都清清楚楚，甚至吃的东西都不用自己去买，不用自己挑，不用自己做饭。选择被消灭了。

我们这里所有人能得到的，是来自我们心灵的东西。

开始的日子，我的脑海里只有繁扰〔2〕（是这样写吗？）。好一场无休无止的风暴啊，为了让它停下，我用我的脑袋撞水泥。让痛苦停止，让生命停止。于是我受到惩罚。他们用水管冲洗我，把我捆起来，往我的血管里注射药物。我不是抱怨什么，因为我必须明白抱怨并没有好处。所谓的真实世界也没什么不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喝酒、发狂，或者用犯罪来消灭让他们痛苦的念头。他们经常被拘捕，或者被关起来，但时间不长，不足以让他们抵达彼岸。彼岸是什么？是彻底疯掉，或者平静。

平静。我现在抵达了平静，并且心智健全。我猜，你看到了这里，会以为我打算说的是什么上帝，耶稣，或者佛，似乎我抵达的是某种宗教信仰的变化。不，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没有闭上眼睛，然后被某种更高的力量提升。那些东西我不理解。我做的只是认识我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哪里的训诫？也许是《圣经》，那么我至少从这点上遵从了基督教。“忠于你自己”—这句也是《圣经》里的话吗？〔3〕它没告诉我们应该忠于哪部分，好的部分还是坏的部分。让我们忠实，那么就不是道德的引导了。再说，认识你自己也和道德无关，正如我们在“行为”中了解到的。不过，我真正关心的也不是“行为”。他们不是判定我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的人吗？正因为这样，我才被关在这里。

再回头说认识自己。我可以非常严肃地说，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最糟糕的地方，我知道这都是我做的。世界判定我是个恶魔，我没什么要争辩的。不过我也许可以顺便说说，那些往城市中心扔炸弹的，那些放火烧掉整个城市的，那些饿死、杀死成百上千生命的人，却往往不被当成恶魔，而是大把大把地被授予奖章和荣誉。只有针对少量人的行为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邪恶的。我不是要找借口，这只是我的观察。

认识我自己，我认识的是我的邪恶。这是我隐秘的慰藉。我了解我最坏的地方。它也许比别人最坏的地方更坏。但我不在乎。用不着什么借口。我获得了平静。我是个恶魔吗？世界是这么说的，它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同意好了。不过，这世界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是我自己，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别人。我说，我疯了，但疯了又是什么意思？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我只是我而已。那时候我改变不了自己，现在我也改变不了自己。

多丽，如果你读到了这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但是我无法写在信里。要是下次你还愿意来看我，也许我可以亲口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无情。我并不是能改变但不想改变，我就是不能。

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工作的地方，寄到你的小镇。如果我没记错，那么这证明我的一部分大脑运作还算良好。

这封信，她来来回回读了好几遍。她以为，他们再一次见面时，一定会谈起这封信。不过，她想不起来有什么话要说。她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有什么不能写下来。但是，当她见到他的时候，他表现得就像他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信。她找到一个话题，她告诉他，一个曾经很著名的乡村歌手这星期住在她工作的酒店里。让她惊讶的是，他竟然比她还了解这个乡村歌手。原来他有台电视机，至少是可以接触电视机，能看一些节目，当然，还能经常看看新闻。这样，他们能聊的就多了。不过，到最后，她还是没能忍住。

“你非要亲口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说，他原希望她不要问。他不知道他们现在能不能谈这个话题。

这下，她害怕了，她担心真的是什么她根本不想听的话，可能根本无法忍受的话，比如什么我依然爱你。爱。她现在无法忍受听到这个词。

“好吧，也许我们确实没准备好。”她回答说。

不过，她还是说：“但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万一我从这里刚出去，就被车撞了，也许就再没机会知道了。你再也不会有机会告诉我了。”

“这倒是真的。”他说。

“那么到底是什么？”

“下回吧。下回告诉你。有时候我就是说不下去。我想说，但是我大脑空掉了，说不下去。”

多丽，你走后，我一直在想你。我很后悔让你失望。当你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愿意表现得比现在更感性一点。但在你面前，我没有权利动感情。你比我更有权利，但你永远那么节制。所以上次，我没有把话出说口，因为我想可以写信给你，这样比我亲口说出来更好。

现在，让我告诉你。

天堂存在。

这是一种说法，也许并不准确，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和地狱。我以为，这些都是一堆废话。所以，现在突然谈这些，可能有点奇怪。

那么，我就直接说了。我看见了孩子们。

我看见了他们，而且和他们说话了。

现在你在想什么？你在想，现在他算是真疯了。或者你在想，哦，这是个梦，现在他已经分不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分得清。我知道，他们还存在。我说他们存在，不是说他们活着。因为活着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维度里。我说的不是他们在这个维度。实际上我觉得他们不在。但是，他们存在，这世界上一定存在另一个维度，甚至有无数个不同的维度。我知道，我一定跨越了某个维度，碰到了他们。也许是因为我那么孤零零地执着于此，无休止地想这些我不得不想的事情。看我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和孤独，有一种神恩感觉应该赐我这种奖赏。我是唯一有此资格的人，这和世界的想法大相径庭。

好了，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把信撕成碎片，你一定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

他们挺好的。真的很快乐，而且很聪明。看起来，他们不记得那些可怕的事了。他们也许长大了一点，不过也难说。他们好像不同程度地能明白一些事情了。你会发现，季米特洛已经开始学说话了，那时候他还不会说话。他们住的房间，我能认出一点影子来，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但是更大更好。我问谁照顾他们，他们就嘲笑我，说什么他们已经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我想这话是沙沙说的。有时候他们一个个地说话，我分不清楚他们的声音，不过明显能看出来都是谁。我得说，这真让我高兴。

请不要就此下结论，认为我疯了。我正是因为这么担心，才不想和你说。我有的时候会发疯，但是请你相信我，我已经褪去了旧日的疯狂，如同熊毛脱落，或者说，如同蟒蛇蜕皮。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就不会有机会再见他们，沙沙，芭芭拉，还有季米特洛。我希望你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如果这是奖赏的话，那么你比我更应得这种奖赏。让你这样做，也许比我更艰难，因为你生活的那个世界，远远比我的世界忙碌。但至少，我得告诉你—这是真相—告诉了你我看见了他们，我希望能够让你心里更好受一些。

多丽想知道，如果桑兹太太看了这封信会怎么想，会说什么。桑兹太太会很谨慎，当然，她会小心翼翼地，不直接说他已经疯了，但是她会小心地、亲切地引领多丽朝这个方向去想。

或许，也不能说她引领—她也许会置之不理，多丽则不得不独自去面对这类观点，仿佛自始至终是她自己的观点似的。得把这些危险的废话从心里连根拔掉—桑兹太太说。

这就是为什么多丽不会透露给她的原因。

多丽也曾经想他是疯了。就在他写给她的信里，还是能找到他过去夸夸其谈的痕迹。她没有回信。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的想法没有改变，可是，他的话牢牢地盘踞在她的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时不时的，当她喷洗卫生间镜子的时候，或者整理床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抓住了她。近两年了，她从来没有注意过任何让人高兴的东西，比如好天气，比如即将盛开的鲜花，比如烤面包的香味。直到现在，她的内心也没有丝毫快乐的感觉，但仿佛有了种提示，提醒她快乐到底是什么感觉。与鲜花和天气都没关系。孩子们在他称为另一个维度的地方。这个想法渐渐占据了她的心头。头一回，有什么让她感觉轻快，而不是痛苦。

自从出事之后，任何有关孩子们的念头，她都让自己立刻抛开，抽出来，就像抽出插在喉咙里的一把刀。她不能去想他们的名字。偶尔听到某个名字，像他们哪一个的名字，她就得立刻走开。甚至，孩子的说话声，尖叫声，他们拍打着小脚、从酒店跑向游泳池的脚步声，她都用开门关门的声音来消灭掉。现在，有什么变得不同了。现在，她有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一旦有类似的危险，她就可以立刻躲进她的避风港。

是谁给了她避风港？不是桑兹太太。这是绝对的。不是那些坐在桌前手边放着舒洁纸巾的时光。

是劳埃德给了她。劳埃德，这个可怕的家伙，这个被关起来的、疯狂的家伙。

疯狂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为什么不可能？也许他说得对。也许他确实看见了另一边，他在另一边得到了自由？谁敢说他的看法毫无意义，毕竟他经历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神游。

这样的想法，渐渐潜伏在她的脑海里，就在那儿停下不走了。

同时还有一个想法，在所有的人中，劳埃德才是那个她应该在一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有什么用？这话她可能讲给谁听了，也许是桑兹太太—要是连他的话都不听，她待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

我不是在谈什么“原谅”，她在自己的脑海里对桑兹太太说，我永远不会这么说，也永远不会这么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样吗？过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么瓜葛。对他们来说，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他们想起他们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伪装是根本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一头黄色穗冠般的头发，真是又笨又可怜。

于是，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坐在公交车上了。公交车开向高速公路。母亲去世后的那些个夜晚，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她悄悄溜出去见劳埃德，对她妈妈的朋友，就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女人撒谎，骗她自己去哪里去哪里。她仍然记得这个女人的名字，妈妈的朋友，名字叫做洛莉。

现在除了劳埃德，还有谁能记得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谁记得他们眼睛的颜色？桑兹太太每次提到他们，甚至都不说你的孩子，而是说“你家人”，把他们堆在了一起。

那些日子，对洛莉说谎，偷偷去见劳埃德，她并不觉得愧疚，而是有一种命中注定、顺应命运安排的感觉。她觉得，她活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和他在一起，努力去理解他。

得了，反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她坐在第一排，和司机隔一个过道。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清晰的风景。全车所有的乘客，除了司机以外，只有她看见那辆皮卡从旁路上冲了过来，甚至都没来得及减速。星期天的高速公路空荡荡的，卡车就在他们前面剧烈摇晃，穿过马路，一头扎进了沟里。接下来的情形更骇人。卡车司机飞到空中，仿佛很快，又仿佛很慢，既无比荒诞，又万分优雅。他落在公路旁的沙砾路上。

其他乘客不知道司机为什么急刹车，突如其来的事故惊动了所有人。多丽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是怎么飞出来的？那个年轻男人，或者说是男孩，肯定是开车的时候犯困，睡着了。他怎么会飞出卡车呢？而且落地的姿态还如此优美？

“我们前面的那个家伙……”司机对车上的乘客说，他努力让自己声音响亮，态度平静，可是他的声音明显带着惊吓，带着恐惧，“……他飞出来，掉进了沟里。能走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走。现在，大家都不要下车。”

她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或许是觉得自己特殊，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跟在他身后下了车，他没有喝斥她。

“上帝啊，可恶。”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他说，这会儿他的声音只剩下了愤怒，“上帝啊，一个小屁孩儿，真让人不敢相信！”

这个男孩躺在地上，四肢摊开，仿佛有人在雪地上摆出一个天使飞翔的造型，他身边只有沙砾，没有积雪。他的眼睛甚至还没有完全闭上。他还那么年轻。一个身体正快速发育，甚至还不用剃胡子的男孩。可能还没有驾驶证。

司机在讲电话。

“巴菲尔德往南一英里左右，21号公路往东。”

一滴粉红色的泡沫，从男孩的头下缓缓地冒了出来，就在靠近耳朵的位置，看上去并不像是血，更像是做果酱的时候，从草莓汁里撇出来的泡沫。

多丽在他身边弯下身体。她把手搁在他的胸膛上。是静止的。她把耳朵贴过去。他的衬衫刚刚烫过—还有熨烫的味道。

没有呼吸。

但是，在他光滑的颈部，她的手指感觉到一丝脉搏。

她还记得有人告诉过她。是劳埃德告诉过她，万一有孩子出了车祸，他不在场的话。注意舌头，万一舌头堵在喉咙口，有可能堵塞呼吸。她把一只手搁在男孩的前额上，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放在他的下巴下头。前额往下压，下巴往上推，清理呼吸道。稳健的、轻微的倾斜姿态。

要是他还是没有呼吸，她就帮他做人工呼吸。

她捏紧鼻孔，深呼吸，紧闭嘴唇，吐出一口气。呼吸两次，检查一次。呼吸两次，检查一次。

传来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司机的，一定是另一个乘客也下了车。“他头底下要不要垫张毯子？”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她还记得，不移动伤者，就不会伤到脊髓。她撬开他的嘴，伏在他尚且幼嫩的、温暖的皮肤上，呼了一口气，等着。呼一口气，再等。似乎她的脸感觉到一丝微弱的、潮湿的气流。

司机说了句什么，但她没法抬头看。之后，她确定了，男孩的嘴里，呼出了一口气。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摸索，刚开始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到底是他的胸膛在起伏，还是自己在颤抖。

是的。是的。

真的是呼吸。呼吸道打开了。他自己在呼吸了。他正在呼吸。

“盖在他身上，”她对拿毯子来的男人说，“保暖。”

“他还活着吗？”司机弯下身体，问她。

她点点头，她的手再次摸到了脉搏。可怕的粉红色泡沫不再流出来了。也许没关系，不是从大脑里流出来的。

“我不能再等你了。车子已经晚点了。”司机说。

那个乘客说：“没关系，我来照顾他。”

安静，请安静。她想这么告诉他们。仿佛这一刻，她最需要的就是安静。男孩子身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安静，不要让他失去呼吸的迹象。

微弱但稳定的呼吸。仿佛他听到了，并且乖巧地依从了她。继续。继续。

“你听到了吗？他说他待在这里，照顾他。救护车马上就会到的。”司机说。

“没事儿。”多丽回答，“我可以搭救护车进城，晚上你回来的时候，我会赶上你的车。”

他得弯下腰来才能听到她说话。她甚至连头都没抬，不以为然地说话，好像是她自己呼吸有困难似的。

“你确定？”他问。

当然。

“你不去伦敦了？”

不去了。

注释

〔1〕加拿大安大略省城市。

〔2〕劳埃德在这里犯了拼写错误，将“perturbation”（烦扰）写作“purturbation”，姑且译作“繁扰”。

〔3〕两句话皆非出自《圣经》。“认识你自己”出自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忠于你自己”盖出自莎士比亚著作。

纯属虚构

1

冬天里最愉快的事儿，就是结束胭脂河学校的音乐授课，开车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城北的街道也许正在飘雪，而海岸边的大路上，噼噼啪啪的雨水打在汽车上。乔伊丝开过了城镇和森林的分界线。那里是真正的森林，遍地都是高大的黄杉和雪松，大约每隔四分之一英里，便有一户人家。这里的人家，通常都是经营菜园的，少数还养了羊和马。还有一些小业务，比如乔恩，他翻新家具，打家具。沿路的两边，还有各种特殊服务的广告，多半都是专门针对世界的这个角落的。解读塔罗牌，草药球香熏按摩，调解纠纷。有些人住在拖车里，有些人盖了自己的房子，边角都是木料的混搭的茅草屋。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比如乔恩和乔伊丝，就是翻新了老农舍。

在回家的路上，就在快拐进自己家地产的地方，乔伊丝最喜欢看见的是，有些人，甚至有些还是住在稻草屋顶下的人，也在院子里装上了落地玻璃门，即便像乔恩和乔伊丝这样没有院子的人家。这些门，通常窗帘都没拉上，灯光从两块长方形里透出来，仿佛是某种舒适、安全以及休闲的象征。为什么相比普通窗户，它们更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乔伊丝也不是太明白。也许因为它们大部分的功能不光是往外看，而且直接通往森林的黑暗，于是便自然地展现了家给人的安全和温暖。人们在玻璃门内做饭或者看电视，这种景象深深地诱惑了她，虽然她心里明明知道，屋里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她的车转到家门口泥泞的车道上时，进入她视线的，是乔恩装的玻璃门，勾勒出房间光闪闪的破败内景。活梯，没打好的厨房架子，裸露的楼梯。灯泡把木头照得暖洋洋的。乔恩在哪里干活，就把灯泡拉到哪里。他几乎整天都在他的工棚里干活，天黑的时候，他把徒弟送回家，就回家干活。只要听到她车的声音，他就会回头看着她的方向，用这种方式来迎接她。通常情况下，他的手全占着，没法挥手迎接她。停下车，熄了车灯，整理采购的日用品，查看信件，穿过黑暗的天色、阴冷的风雨，就差最后一个冲刺就能进门了。乔伊丝的感觉是那么愉快。她感觉仿佛白天的工作正从她的身上脱落。这样的工作，不确定，又折磨人，只不过是把音乐分发给一些热心的人，以及一些根本不关心的人。一个人工作，只和木头打交道，这样的工作好多了。她没有把学徒算进去—和那些莫明其妙难以预测的年轻人相比，学徒可不算什么。

这些话，她从没有对乔恩说。他讨厌听人说什么和木头打交道很简单，很纯粹，很有尊严之类的话。

他会说，废话。

乔恩和乔伊丝是在安大略省一座工业城市的高中里认识的。在班上，乔伊丝的智商是全班第二，乔恩的智商是全校第一，有可能还是全城第一。本来，人们都认为她会是个优秀的小提琴手，直到后来，她改拉大提琴了。而他呢，大家觉得他会变成某类让人敬畏的科学家，这种工作远远不是普通人能了解的。

不过，他们大学的第一年都退了学，一起跑掉了。他们在这里，或者那里工作，坐大巴士绕北美大陆旅行，他们在俄勒冈海岸生活了一年，距离遥遥地和父母重归于好。对他们的父母来说，这件事简直相当于世界熄灭了一盏灯。那年代，再说什么嬉皮士已经太晚了，但他们的父母就是这么叫他们的。可他们自己却从来没有这么想。他们不嗑药，虽然穿着确实破旧，但还算得上保守，乔恩的胡子必刮不可，而且还让乔伊丝帮他理发。这种低薪的临时工做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厌倦了，从他们失望的家里借来了钱，乔恩学了木工活儿，乔伊丝获得了音乐学位，以便能在学校里得到一个教音乐的职位。

她在胭脂河学校找到了工作，而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子几乎是分文不花就买下来了，从此之后开始了他们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他们开辟了个菜园，还认识了邻居—有些还真是嬉皮士，他们在灌木丛深处种植少量大麻，做串珠项链和香料袋卖。

邻居们都喜欢乔恩。他仍然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明亮，以自我为中心，却愿意随时准备倾听。那正是大部分人刚刚开始接触电脑的时代，他懂电脑，而且愿意耐心地解释。乔伊丝就不如他受人欢迎了，大家都觉得她教音乐的方法太正式了。

乔伊丝和乔恩一起做晚餐，喝他们自酿的酒。乔恩酿酒的办法很严格，也很成功。乔伊丝会谈谈这一天的麻烦和快活。乔恩不太说话，因为主要是他做饭。不过，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告诉乔伊丝哪些客户来了，或者谈论他的徒弟伊迪。他们取笑伊迪说的话。不是因为蔑视，而是因为伊迪像宠物，乔伊丝有时这么想。或者说像个孩子吧。尽管如果她真是个孩子，或者他们的孩子如果像她这样，他们大概会非常困惑，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她是什么样的人呢？她不是笨蛋。她来学木工的时候，乔恩觉得她没有天赋，但是教她什么，她都能学会，能记住。关键是，她也不多嘴多舌。雇用一个饶舌的学徒是最可怕的事了。政府刚启动一项计划，他如果教徒弟，政府会支付他一笔钱，在学习期间，政府也支付学徒的生活费用。一开始他不愿意，不过乔伊丝说服了他。她觉得他们对社会应该尽些义务。

伊迪不太说话，但只要一开口说话，就力量满满。

“我戒了酒，戒了药物。”这是她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说的。“我加入匿名戒酒协会，现在正在恢复期。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已经完全戒掉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永远戒掉。我女儿九岁了，她生来就没有爸爸，所以我得对她负全部责任。我的意思是，我得一个人好好带大她。我想学木工，这样才能养活我自己和女儿。”

发表这番讲话之时，她坐在他们的对面，隔着厨房的桌子盯着他们看，从这张脸，到那张脸。她个子矮，看上去挺结实，还算年轻，看上去没有老到像那种被酒精毁掉的女人。她宽宽的肩膀，厚厚的刘海，扎了条马尾辫，脸上没有笑的迹象。

“还有一件事。”她说。她解开扣子，脱掉了长袖上衣，只穿着背心。她的双臂，前胸，还有，她一转身，后背上方，全是纹身。她的皮肤看上去和衣服差不多，或者像是一本漫画，一张张既淫荡又温柔的脸，被龙、鲸鱼和火焰等乱七八糟的，难以理解的，或者是太恐怖了让人根本不想理解的东西包围着。

看到这个，第一个念头是，是不是她的全身都被这么纹过了。

“惊人。”乔伊丝说，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不表现出好恶来。

“好了，反正我不知道有多惊人。总之，要是让我付钱的话，这些纹身得花掉一堆票子。”伊迪回答说，“这就是以前的我。我告诉你们这一切，有些可能让你们反感。想到在工棚里热了还得穿着衬衫干活的话……”

“我们无所谓。”乔伊丝看看乔恩，说。他耸耸肩。

她问伊迪要不要来杯咖啡。

“不用了，谢谢。”伊迪重新穿上她的上衣，“匿名戒酒协会的人，有好多简直是靠咖啡活着。我和他们说，我说，你们是怎么戒的，只不过是换了个坏习惯而已。”

“厉害。”乔伊丝后来说，“反正不管你说什么，她都能就这个话题来一段演讲。我不敢问她童贞女生子的问题。”

乔恩回答说：“挺结实的。这个最重要。我看到她的胳膊了。”

乔恩说的结实，就是结实。他的意思是，她扛得动木头。

乔恩干活的时候会听加拿大广播电台。音乐，当然也有新闻，评论，热线接听。有时候，乔恩会告诉她伊迪的种种观点。

伊迪不相信进化论。

（一个热线接听节目，有人反对学校里教进化论。）

为什么不相信？

“嗯，因为在这些圣经国家……”乔恩说着，改口学伊迪的腔调，那种没有音调变化的语气，“在这些圣经国家里，有很多猴子，猴子经常从树上荡下来，所以大家以为猴子下了树就变成了人。”

“不过，首先……”乔伊丝说。

“别管她。试也别试。你知道和伊迪讨论问题的第一原则是什么？别理她，闭上嘴。”

伊迪还相信，大医药公司都有治愈癌症的药，不过他们必须先和医生讨价还价，配方保密，因为医药公司和医生都要赚钱。

当广播里响起《欢乐颂》时，她叫乔恩关掉广播，因为太难听了，简直像葬礼进行曲。

还有，她觉得乔恩和乔伊丝，哦，不，实际上是乔伊丝，不应该把还有酒的酒瓶子搁在那里，站在厨房桌子那儿就能看见。

“这关她什么事儿？”乔伊丝问。

“显然她觉得关她的事儿。”

“她干吗跑到我们厨房桌子那儿？”

“她经过厨房，上厕所。她总不能在树丛里撒尿。”

“我真不知道这关她什么事儿？”

“还有，有时候她去厨房，做三明治。”

“那又怎么样？那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

“哦，她只是感觉到，嗯，猛灌一通的威胁。她很脆弱。这不是你我能理解的事儿吧。”

猛灌一通。威胁。脆弱。

乔恩用的都是什么词儿？

她早就该明白了。这时候就该明白了。甚至这时候，他自己大概都不明白。他坠入爱河了。

坠入。这意味着有时间的跨度，渐渐下滑。不过，也可以是迅速的，瞬间的，也许只花了一秒钟，就掉进去了。现在，乔恩爱的并不是伊迪。滴答。好了，他爱上了伊迪。反正也不会看见，看不清楚的，除非你以为眼睛与眼睛之间会刮起风暴，突然之间灾难降临。命运瞬间会让一个健康的人腿瘸掉，一个缺德的玩笑能让明亮的眼睛变成盲目的石头。

乔伊丝试图说服他，告诉他误会了。他对女人有什么经验可言。根本没有，除了她以外。他们以前一直认为，和各种各样的伴侣做试验，简直是孩子气。通奸既麻烦又有破坏性。现在，她开始想，是不是他应该多点体验，多点经历？

现在，整整一个阴冷的冬天，他都关在工棚里，和那个浑身散发自信的伊迪关在一起。这简直相当于因为通风不良而得了病。

伊迪会让他发疯的，要是他再这么对她认真下去。

“我想过。”他说，“也许她已经认真了。”

乔伊丝说这简直幼稚得像青春期对话，好像他被吓得七魂没了六魄，软弱无助。

“你觉得自己是谁？圆桌骑士？有人给你吃了什么药了？”

话一出口她就立刻说对不起。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把这次谈话当成一段分享时光。河流上的阴影。只不过是某一天，他们的婚姻中，出现的一点小干扰。

“我们能过去的。”她说。

乔恩远远地看着她，甚至是亲切地。

“已经没有‘我们’可言了。”他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乔伊丝问乔恩，问她自己，然后再问别人。那么一个脚步沉重、头脑笨拙的木工学徒，整个冬天全穿着松松垮垮的口袋裤、法兰绒上衣，就没见换过，暗淡的厚外套上永远沾满了木头屑。一个费半天劲也不过是从一句废话到另一句傻话的大脑，一个把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当成法律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让乔伊丝黯然失色，让她修长的大腿，纤细的腰身，乌丝般润滑的麻花辫，还有她的智慧，她的音乐，她全班第二的智商，失败了。

“我告诉你，我想是这样。”后来，乔伊丝这样说。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了，壕沟里的湿地百合如同火焰一般蔓延摇曳。她去上音乐课的时候，总是戴副浅色的眼镜，以掩饰她因为喝酒和抽泣深陷的眼眶，放学以后，她也不再是开车回家，而是去惠灵顿公园，她希望乔恩会因为担心她自杀来找她。（他确实来过，不过只来过一回。）

“我觉得，她站过街。”她说，“站街的妓女为了揽客都纹身，男人看见标志就过来了。我的意思不是纹身都—嗯，可能也是，当然，纹身也会激起他们的欲望—我是说，出售的标志。可以卖，有经验。现在从良了。他妈的是个抹大拉的马利亚〔1〕，就是这样。而他呢，在性方面简直是个婴儿，真让人恶心。”

她现在有朋友了，这种话可以对朋友说。她们全是有故事的人，有些人之前她就认识，不过之前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她们现在互相倾诉，大声说笑，直到大家都哭为止。她们说简直无法相信，无法相信。男人啊。他们都干了什么，这么恶心，这么愚蠢，简直没法相信啊。

所以才是真的。

聊天的过程之中，乔伊丝觉得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她说，甚至有时候，她对乔恩心存感激，因为她现在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像活着。是的，很糟糕，但是很精彩。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赤裸裸的真相。赤裸裸的生活。

但是，当她凌晨三点，或者四点起来时，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再是他们的房子里。现在，伊迪住在那幢房子里。伊迪、她的孩子，以及乔恩。这是乔伊丝自己同意的，她以为这样能让乔恩恢复理智。她搬进了城里的一座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个正在休年假的老师的。夜晚时分醒来，她看见马路对过餐馆的粉红色灯光，颤抖着穿过她的窗户，闪闪烁烁，照在那个老师的墨西哥小饰品上。种了仙人掌的罐子，晃荡的猫眼，条纹毯子的颜色像干涸的血迹。那些醉酒后的洞见、兴奋，像呕吐物一样，全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并且，连宿醉后的头痛也没有，仿佛她可以一气喝下几湖的酒精，一觉醒来，就会干燥得像块硬纸板。

她的生活没了。一种日常的不幸。

她还是醉的，尽管感觉是彻底清醒的。她有种强烈的冲动，想冲上车，开往那所房子。她不会冲到沟里，这种时候，她的速度很慢，很谨慎，不过，在黑漆漆的窗外停车，然后哭叫乔恩的名字—他们一定会叫她闭嘴。

闭嘴。这样不对。叫她走开。

记得我们在野外睡着又醒来吗？母牛在我们身边吃草，我们不知道这里还会有牛。记得在那冰冷的小溪里洗澡吗？那时候你妈妈病了，我们以为她快死了，我们在温哥华岛采蘑菇，然后飞回安大略省，把蘑菇卖掉付旅费。我们说，开什么玩笑，我们不是吸毒者，我们既孝顺又传统。

太阳出来了。墨西哥的颜色开始在她身上闪烁。夸张丑陋的颜色。过了一会儿，她起身洗漱，用胭脂拍打双颊。她把咖啡煮得浓得像泥浆。一边喝咖啡，一边穿上新衣服。她买了几件薄薄的上衣，轻飘飘的裙子，还有用彩虹色的羽毛装饰的耳环。她去学校教音乐，穿得却像个吉卜赛歌舞女郎，或者鸡尾酒会女招待。她看见什么都笑，和谁都可以调情。楼下餐车给她做早餐的男人，给她的汽车加油的男孩儿，或者邮局里卖给她邮票的男职员。她总觉得乔恩会知道的，会知道她看起来多漂亮，多性感，多快乐，她多么简单地就打倒了所有的男人。她一出公寓的门，就像站上了舞台。而乔恩是那个必不可少的观众，纵然是二手的观众。哪怕乔恩从来没有为夸张的打扮，轻浮的举止所吸引，也不会认为这样能让她更有吸引力。他们一起旅行的时候，最惯常的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行头。厚厚的短袜，牛仔裤，深色衬衫，防风外套。

还有一种变化。

和学生在一起，哪怕是最年幼的或是最愚蠢的学生，她的语调也变得极其亲切，充斥了淘气的笑意，她的鼓励简直无法抵挡。她的学生要在年终总结会上表演，她要帮他们排练。之前几年，她对这个公开表演的晚会并不热心，觉得这类演出妨碍有天赋的学生进步，把他们推到了一种他们并没有心理准备的场合。所有的努力和紧张，招来的不过是错误的评价而已。但今年，她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演出的一切准备工作。编排，灯光，介绍，当然还有表演的全部过程。应该是件有意思的事儿。她说。对学生来说，有意思。对观众来说，也有意思。

当然了，她算准了乔恩应该在场。伊迪的女儿也是演员之一。所以伊迪必然会在场。乔恩当然得陪着伊迪来。

这是乔恩和伊迪，第一次以伴侣的身份在镇上公开亮相。他们的声明不可避免。大家还都没听说这样的变化，特别是住在小镇南边的人。不过，他们没有那么默默无闻。确实，这样的变化算不得什么丑闻，但不等于不会引起注意。肯定会有大家都感兴趣的阶段，直到大局已定，大家都习以为常。到这时候，人们就能看见在超市里，百货店里，更新换代的伴侣和被抛弃的人聊天，至少会打招呼。

但是，在公演的夜晚，当乔恩和伊迪，哦不，其实只是乔恩看着自己的时候，这并不是乔伊丝看到的自己扮演的角色。

她看见了什么？上帝才知道。清醒的时候，她从不会指望自己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就能让乔恩感动得立刻恢复理智；不会认为因为他看见她很快乐，光芒四射，仪态万千，而没有忧郁自杀，就会立刻放弃他的荒唐。但是总之离此也不远—她盼望的，她也说不清楚，她还是忍不住抱有希望。

那确实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场演出。所有人都这么说。他们说更有气势，气氛更欢快，更热烈。孩子们的服装也和演奏的音乐非常相衬。他们脸上的妆让人看不出来他们的恐惧，像搁在台上的祭品。

乔伊丝最后出场，她穿了一条黑色的长丝裙，一走动，便闪出一道道的银光。她蓬松的头发之间，也镶嵌了银色的环饰和亮片。掌声中，夹杂了口哨声。

乔恩和伊迪并不在观众席上。

2

乔伊丝和马特在他们位于北温哥华的房子里举办酒会，这回是为了庆祝马特六十五岁的生日。马特是一个神经心理学家，但同时也是位业余小提琴手。这是他认识乔伊丝的原因。乔伊丝，现在是一位职业大提琴手，也是他的第三任妻子。

乔伊丝一直在说：“看看这里的人啊，绝对是一个生命的故事。”

她是个瘦弱的表情热切的女人，有一头锡白色的蓬松头发，后背微微有些弯曲，也许是长期拉琴的缘故，也有可能是有随时倾听交流的习惯。

在场的人，当然有马特大学的同事，那些被他视为朋友的同事。马特是个慷慨的人，但同时也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所以不会把所有同事都当成朋友。他的第一任妻子莎莉也来了，陪着她的是护理师。莎莉二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场车祸，把大脑撞伤了。所以，她可能不知道马特是谁，也不认识自己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当然也不记得当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妻子时，就住在这幢房子里。不过，她的快活天性倒是毫发无伤，她喜欢认识人，即使她可能十五分钟前已经和他们认识过了。她的护理师，一个整洁的小个子苏格兰女人，忙着和人解释说她不太习惯这类大型酒会，而且她自己是在工作时间，也不能喝酒。

马特的第二任妻子，多丽丝，和他生活在一起未满一年，虽然她和他结婚一共三年。她和比她年轻很多的伴侣露易斯一起来的。她们还有个小女儿，露易斯几个月之前刚生的。多丽丝和马特一直保持朋友关系，和马特、莎莉的小儿子托米关系特别亲密。马特和多丽丝结婚的时候，托米还很小，还需要她的照顾。马特的另外两个儿子，现在正和他们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妈妈在一起。虽然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已经和孩子的爸爸解除了婚姻关系。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和现在的伴侣以及她的儿子一起来的，她的儿子和他嫡亲的儿子，为了轮流荡秋千闹了起来。

这也是托米第一次把他的情人杰伊带回家。杰伊到现在还没有开口说一句话。托米告诉乔伊丝说，杰伊不习惯大家庭。

“我很同情他。”乔伊丝说，“有一段时间我也不太习惯。”她笑，向人解释这个家庭正式成员的情况，还有被马特称为宗族的外围成员的情况时，她总是忍不住笑。她自己没有孩子。她只有一个前夫，乔恩。乔恩如今快乐地生活在一个破落的沿海工业小镇上。她请他来参加酒会，但是他不能来，今天正好是他的第三任太太的孙子的受洗日。当然了，乔伊丝也邀请了他太太，她的名字叫沙琳，她开了一家面包房。

为了受洗的事儿，沙琳写了一封友善的短信给她。乔伊丝还特意对马特说，简直不敢相信，乔恩竟然也会信教。

“我真希望他们能来。”她对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他们把所有的邻居也都请来了，以免屋里的声音吵到他们，惹出麻烦来。）“要是他们来了，我也能分享这种生活的复杂性了。他还有第二任太太，不过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估计他也不知道。”

马特和乔伊丝做了很多吃的，大家也都带了很多食物，还有一大堆酒水，孩子们的果汁，以及马特自己调制的潘趣酒。他说，是为了纪念那些人们知道怎么喝酒的美好岁月。他说，他要用一个洗干净的垃圾筒来酿酒，那时候的人就是这么酿酒的，但是如今，大家都很脆弱，不愿意喝垃圾筒里的酒了。总之，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喝了。

庭院很大，要是客人想打球，还有一个槌球场。两个孩子抢的秋千是马特自己小时候玩过的，他把它从车库里又翻出来了。大多数孩子只见过公园秋千和后院的塑料游戏装置。马特大概是全温哥华少数几个至今仍然生活在他长大的房子里，并且拥有自己小时候玩过的秋千的人了。这座屋子位于松鸡山山坡的温莎路上，曾经毗邻森林。如今，房子越盖越多，都沿着山坡往上走，大部分豪宅都有巨大的车库。马特说，迟早有一天，这房子会保不住。税收高得吓人。迟早有两幢丑陋的房子把它代替掉。

乔伊丝很难想象有一天，她要和马特住到别的地方去。这里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人们来了，又走了，丢下一些东西，然后又回来找，有时候丢下的甚至是小孩儿。每个礼拜天的下午，马特都要排练弦乐四重奏，到了晚上，唯一神教派的成员要在客厅聚会，绿党战略小组在厨房里开会。剧本读演俱乐部在屋前表演的时候，厨房还有人在诉说现实生活剧中的种种琐碎细节（两边都需要乔伊丝的参与）。而马特和大学的同事则关起门来，费尽心思地研究他们的弦乐四重奏。

她经常说，除了在床上以外，她和马特几乎没机会单独相处。

“然后他就要看些重要的东西。”

而她，只能看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了。

不过没关系。他的繁多欢宴和趣味，是她需要的。即便在学校，和研究生、科研伙伴、潜在的对手、造谣诽谤的人相处，他也是像风车一样转个不停。这一切对她来说，曾是如此安慰。也许要是有时间停下来站在局外看，仍然觉得是慰藉。要是站在局外，她都可能嫉妒她自己。别人也会嫉妒的，至少会羡慕她—想到她和他是如此班配，还有她的朋友们，她的职责，以及她这么多的活动，当然还有她的事业。看见现在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她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是那么孤独，竟然会同意和一个干洗店的男孩约会，这个男孩比她足足年轻十岁，然后，他放了她的鸽子。

这会儿，她胳膊上搭着一条披肩，穿过草坪，给福勒太太送去。福勒太太是马特的第二任太太多丽丝的妈妈，多丽丝是个后知后觉的同性恋。福勒太太不能晒太阳，但躲在阴凉处又直打哆嗦。她另一只手端的新鲜柠檬水是给高恩太太的，就是莎莉的护理师。高恩太太觉得给孩子喝的潘趣汽水太甜。她不让莎莉喝东西，莎莉会泼在自己漂亮的衣服上，或者干脆为了一时好玩就扔在别人身上。看起来，莎莉不是太在乎被剥夺的权利。

一群环坐在草坪上的年轻人，乔伊丝绕过去，是托米和他的新朋友，有些她常常在家里见到，还有一些人，她觉得没见过。

她听到托米说：“嗨，我可不是伊莎多拉·邓肯〔2〕。”

所有人都笑了。

她猜他们肯定是在玩几年前流行的游戏，这种游戏很难，而且还挺势利。叫什么来着？字母B开头。她觉得在这时候玩这类游戏消磨时间，纯粹是反精英。

布克斯特胡德〔3〕。她大声地说。

“你弹的是布克斯特胡德的音乐。”

“哦，B开头倒是没错。”托米取笑她，以便大家都能笑出来。

“嗨，我漂亮的小妈〔4〕不是个笨蛋。她是个音乐家。布克斯特胡迪〔5〕不也是音乐家吗？”

“布克斯特胡德步行五十英里，就是为了听巴赫弹琴。”乔伊丝用微愠的语气说，“他当然是音乐家。”

“老天爷。”托米说。

一个女孩从人群中站了起来，托米叫她。

“克里斯蒂，嗨，克里斯蒂，你不玩了？”

“我马上回来。我得带着我邪恶的香烟，躲到树丛里去。”

这个女孩穿了条镶褶边的黑裙子，让人感觉像一件内衣或是一条睡裙，披了一件简朴的黑色短夹克，不过是低领的。一把淡色的细细的头发，五官模糊，苍白的脸，眉毛淡得都看不见。乔伊丝第一眼就不喜欢她。她觉得，这类姑娘，这辈子的使命就是让人不舒服。陪谁来的—乔伊丝想，她一定是陪谁来的，跟着别人到陌生人家参加酒会，倒觉得自己有权利蔑视别人，蔑视大家简单的（浅薄的？）快乐和资产阶级的友善。（现在大家还用资产阶级这个词吗？）

要是客人想抽烟，似乎没人说过哪里不能抽，也没有大惊小怪地挂上禁烟标志，就连屋里也没有。乔伊丝觉得自己的快乐，就这么大把大把地枯掉了。

“托米。”她突然说，“你帮我把这个披肩给福勒外婆送去，行吗？她觉得冷。还有，这杯柠檬水是给高恩太太的。你认识她，和你妈妈在一起的那位太太。”

提醒他和这里的关系和义务，没什么坏处。

托米立刻姿态优雅地站起来。

“波提切利〔6〕。”他说着接过了她手中的披肩和杯子。

“对不起，打扰你玩游戏了。”

“反正玩得也不好。我们没有你们以前的人那么聪明。”一个她见过的男孩，贾斯汀说。

“以前这个词，用得好。”乔伊丝回答，有那么一会儿，她茫然了，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到哪里去。

乔伊丝、托米和他的新朋友杰伊在厨房洗碟子。酒会结束了。大家以热烈的欢呼、拥抱、亲吻相互道别。盛食物的浅盘子冰箱都装不下了。萎蔫的沙拉和冰激凌饼，还有辣味蛋全都扔掉了。反正没几个人吃辣味蛋，老派，胆固醇又高。

“烦透了，有这么多事儿，这些大概会令人想起教堂的晚餐吧。”乔伊丝把一盘子的东西倒进垃圾堆。

“我外婆以前老做的。”杰伊说。这是他对乔伊丝说的第一句话。她看见杰米的表情颇为感激。她自己也觉得感激，尽管他把她和他外婆归为一类。

“我们吃了几个，挺好的。”托米说。他和杰伊与她一起干活，至少已经有半小时了，他们把散落在草坪、阳台等各个地方的酒杯、盘子收到一起，就连花盆里、沙发底下这种奇怪的地方都有。

男孩子们—她认为他们只是男孩子，他们把东西堆进洗碗机的动作比她熟练多了，她实在太累了，他们还准备好了洗杯子的冷水和热水。

“我们得拿出一些下批洗。”乔伊丝说，但托米不同意。

“要不是今天的活儿太多，你就不至于心智失常到要把它们全堆在洗碗机里吧？”

杰伊负责洗，乔伊丝擦干，托米归位，托米倒是还记得这幢房子的东西都放在哪里。走廊外面，马特正和系里的一个男同事进行一场艰难的谈话。很明显，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不清醒了，那会儿他醉得和人没完没了地拥抱，告别。

“我可能是抓狂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些东西全扔掉，买一次性塑料的算了。”

“酒会后综合征。”托米说，“我们大家都会这样的。”

“那个黑衣服的姑娘是谁？就是那个玩了一半离开的？”乔伊丝问。

“克里斯蒂？你指的是她吧，克里斯蒂·奥黛。贾斯汀的太太。她没跟贾斯汀姓。你认识贾斯汀。”

“哦，我认识。我没想到他结婚了。”

“哈，大家都已经长大了。”托米打趣说。

他又补充说：“贾斯汀已经三十了，她可能还要大一点。”

“她长得真有意思，像什么来着？”乔伊丝问。

“她是个作家，人不错啦。”

杰伊冲着水槽俯下身体，折腾出一阵噪音，乔伊丝没法说话了。

“有点孤僻。”托米问杰伊，“我说得准确吗？你怎么觉得？”

“她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杰伊斩钉截铁地回答。

“哦，她的第一本书刚出版。”托米回答说，“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听起来好像是本什么实用手册，反正我觉得名字不好。要是你刚出版了第一本书，大概也会有段日子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几天之后，乔伊丝路过朗斯代尔的一家书店，在海报上看见了这个女孩的脸。她的名字，克里斯蒂·奥黛。她戴了一顶黑帽子，身穿黑夹克，和酒会那天一模一样。剪裁讲究，样式朴素，领口开得非常低，尽管她的胸口实在没什么可展示的东西。她眼睛紧盯镜头，一脸严肃的、受伤的、冷漠的、责难的表情。

乔伊丝在哪里见过她吧？酒会那天，当然了。但即使是酒会上，就在她突如其来感觉厌恶的时候，她就觉得以前见过这张脸。

一个学生？她毕竟有过那么多学生。

她进了书店，买了一本。《我们如何活着》。没有问号。卖书的女人告诉她：“星期五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来的话，作者可以给你签名。不过不要撕掉这个金色的标签，它证明你是在这里买的。”

乔伊丝一直不懂，排长队去看作者一眼，然后带一本陌生人签名的书回家，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她只是礼貌地嗯嗯嗯，既没有说来，也没有说不来。

她甚至都不清楚自己会不会看这本书。最近，她在读两本不错的传记。她知道那两本书更适合她的趣味。

《我们如何活着》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不是长篇小说，这就够令人失望的了。短篇小说集，似乎光是这种形式就削弱了书的权威性，让人感觉这个作者不过是在文学的大门口徘徊，而不是已经安稳地坐在文学的殿堂之中。

不过，当天晚上，乔伊丝还是拿着这本书上了床，规规矩矩地翻到目录页，中间的一个名字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亡儿之歌〔7〕。”

马勒。这是她熟悉的领域。她稍许有了些信心，翻到这篇故事。有人，或许是作者自己，觉得有必要翻译一下。

“死去的孩子的歌。”

马特在她旁边哼了一声。

她知道这意思是，他对他正在读的某些东西嗤之以鼻，希望她问问他看到了什么。她问了。

“天哪。这个白痴。”

她把《我们如何活着》倒扣在胸口，摆出听他说话的姿势。

书的背后还是作者的照片，不过这一张没戴帽子，还是没有笑容，愠怒的面容，好在没有那么造作了。马特说话的时候，乔伊丝动了一下膝盖，以便看清楚作者简介。

克里斯蒂·奥黛，成长于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胭脂河镇，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现和她的丈夫贾斯汀，以及她的猫提比略，居住在温哥华。

马特一边跟她说他手里的这本书有多么白痴，一边从书上抬起眼睛，看了看她的书，说：“那个来参加我们酒会的姑娘？”

“对，贾斯汀的太太，叫克里斯蒂·奥黛。”

“哦？她写了本书？什么题材？”

“小说吧。”

“嗯。”

他继续看他的书，不过没过一会儿，以一种略带懊悔的语气问：“好看吗？”

“我不知道呢。”

“她以前和妈妈住在一幢依山傍海的房子……”

就在这时候，乔伊丝突感不适，念不下去了。要么，干脆和丈夫一起看书算了。她合上了自己的书，说：“我下楼待一会儿。”

“光线不舒服？我把灯关了吧。”

“不是。我想喝茶。我一会儿就回来。”

“一会儿我可能就睡着了。”

“那么晚安。”

她吻吻他，带着书下楼了。

她以前和妈妈住在一幢依山傍海的房子里。在此之前，她寄养在诺兰德太太家。诺兰德太太家的孩子数字一直在变，但是永远都是很多的。小孩子们睡在屋子中间的大床上，大孩子们则睡在四周的小帆布床上，这样小孩子就不会掉到地上去。早晨，铃声把孩子们叫起来。诺兰德太太站在门口摇铃铛。摇第二遍铃的时候，孩子们就应该已经撒完尿、洗完脸、穿好衣服，坐在桌子前准备吃早餐了。大孩子要帮小孩子整理床铺。有时候睡在中间的小孩子来不及穿过大孩子们爬下床，就尿到了床上。有的大孩子会告状，还有一些比较和善，只是把床单拿出去晾干，有时候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没有干透。这就是她对诺兰德太太的大部分记忆。

然后，她和妈妈一起生活了。每天晚上，妈妈要带她去参加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妈妈只能带着她一起去，没有人可以帮忙照顾她。大人聚会的时候，给孩子们准备了积木，不过她不太喜欢积木。后来，她开始在学校学小提琴，她带着她的小提琴去参加戒酒会。在那儿她不能拉琴，但是她必须随时随地都紧紧抓着那把琴，因为琴不是她的，是学校的。要是大人说话声音大了，她就能轻轻地练习一会儿。

学校开的小提琴课。要是不想学琴，还可以学三角铁，不过老师肯定喜欢学生学习难一点的乐器。她的老师是一位身材修长的女人，一头棕色的头发，一条长长的麻花辫拖在后背上。她身上的味道和其他老师都不一样。有些老师喷香水，但是她从来不用香水。她身上的味道，如同木材，如同火炉，如同树林。后来，孩子知道了，这是碾压雪松的味道。再后来，她妈妈给老师的丈夫工作，就在他们家里，妈妈身上也有了这种味道，但是似乎又不完全一样。也许是因为妈妈闻起来只有木头味道，老师是音乐中的木头味道。

她并不是一个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她学得很勤奋。她这么勤奋不是因为她爱音乐，而是因为她爱上了这位老师。没有别的理由。

乔伊丝把书放在厨房桌子上，再看作者的照片。她长得像伊迪吗？没有，一点也不像。脸的轮廓不像，表情也不像。

她起身取白兰地，倒了一点在茶里。她回想伊迪的女儿的名字，肯定不是什么克里斯蒂。她不记得伊迪把女儿带到她家去过。在学校，学琴的孩子有好几个。

这个孩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才华，否则乔伊丝不会让她学小提琴，肯定会让她学容易的乐器去了。但她也确实不会是天才—她不也说她没有天赋吗。要是觉得她有天赋，乔伊丝一定会牢牢地记住她的名字。

一张空白的脸。女孩子的孩子气。看来，乔伊丝在她的脸上认出了曾经那个女孩的痕迹，而她现在已经长大了。

要是伊迪哪个周六帮乔恩干活的话，她怎么会没有跟去？或者可能，有时候伊迪不是去上班，仅仅是过去看看情况怎么样，是否需要她帮忙，难道不可能带孩子去吗？突然出现，看看乔恩在干什么，想方设法在她不在的时候，打断乔恩和乔伊丝任何可能的沟通机会。

克里斯蒂娜。对。是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变成了克里斯蒂。

在这对情人暗度陈仓的时期，多多少少，克里斯蒂娜是个隐隐约约的知情人。一定会有某些时候，乔恩顺便拜访她们的公寓。正如某些时候，伊迪也会突然光临那幢房子一样。伊迪也一定试探地打听过孩子的意见。

你喜欢乔恩吗？

你喜欢乔恩家的房子吗？

我们去乔恩家住好吗？

妈妈和乔恩互相喜欢，非常喜欢。当人们互相喜欢的时候，他们就希望能住在一起。乔恩和你的音乐老师不再那么互相喜欢了，不像妈妈和乔恩那么互相喜欢了。所以，你和妈妈要搬到乔恩的房子里住，你的音乐老师要搬去公寓住。

不可能的。伊迪不可能有这么滔滔不绝的一通废话，也太高估她了。

乔伊丝以为自己知道这故事接下来是什么了。孩子看大人们的行为，不是幻觉就是混淆，这里那里全对不上号。但是当她再翻开书的时候，她发现，换房子的事儿，竟然根本就没有提。

一切故事皆以孩子对老师的爱为中心。

星期四有音乐课，成了每星期最重要的一天。这天的成败，就取决于孩子这天在课堂上的表现，以及老师对她表现的关注程度。两者都是那么令人无法忍受。老师的语调是节制的，亲切的，用玩笑来掩盖她的厌倦和失望。孩子感觉痛苦。或者，老师会突然变得轻松而愉快。

“今天你真不错。太棒了。今天你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孩子高兴得小腹痉挛。

有一个星期四，孩子在操场上跌了一跤，膝盖擦伤。老师用湿布帮她擦洗伤口，她突然温柔的声音声明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特别是当她端起那一碗鼓励小孩子们的糖果。

“你喜欢哪一种？”

孩子思想斗争了半天：“哪一种都行。”

这是不是一种变化的开始？这是因为春天到了，还是因为公演的排练？

孩子觉得她成了特殊的那一个。让她独奏。就是说，星期四下课之后，她要留下来练习，这样的话，她就赶不上出城的校车了，校车开往她和妈妈住的那座房子。老师会开车送她回家。在路上，老师问她演出会不会紧张。

有点紧张。

然后，老师就说，她得学会往好处想，想好的事情。比如，鸟儿飞过天空。她喜欢什么鸟儿？

又是喜欢。孩子想不出来，想不出来自己最喜欢哪一种。后来就说：“乌鸦？”

老师就笑了。“不错，好吧。乌鸦。演出之前，想想乌鸦。”

之后，也许是感觉到孩子的尴尬，为了弥补自己的笑给孩子的伤害，老师问要不要在惠灵顿公园看看夏天的冰激凌店开没开。

“要是你不马上回家，他们会不会着急？”

“他们知道我和你在一起。”

冰激凌店开了，不过口味选择有限。他们并没有买到更特别的口味。孩子选了草莓味儿。等冰激凌做好的那段时间，简直是无上的幸福和激动。老师选了香草味道，好多大人都吃香草味道。老师和侍者开玩笑，叫他手脚麻利点，放点朗姆酒渍葡萄干，否则她就不喜欢他了。

也许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听到老师用这种腔调说话。这是一种调皮的语气，简直像那些大女孩儿说话的语气，孩子立刻放松了。之后，那种震撼心灵的崇拜就少了，余下的只是纯粹的快乐。她们把车开下码头，去看停泊的船只。老师说，她一直希望住在船屋里，很好玩。孩子当然同意。她们选了一艘船，是一艘自家制造的船，刷了淡蓝色的漆，一排小小的窗口摆了一盆盆天竺葵。

自然而然，她们聊起了孩子现在住的房子。老师曾经住过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回家的路上，她们的话题总是转到房子上。孩子说她很高兴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是她不喜欢屋子外头那么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听到窗户外头有野兽的动静。

什么野兽？

熊。美洲狮。妈妈说这些野兽都在树林里，不会跑出来。

“你听到野兽的声音时，会不会跑到妈妈房间去？”

“我不能。”

“天啊，你为什么不能？”

“乔恩住在妈妈的房间。”

“野兽，乔恩怎么想？”

“他觉得只不过是鹿。”

“那么你妈妈说野兽的故事，他一定很生气喽。”

“也没生气。”

“我估计他从来不生气。”

“有时候也生气。我妈妈和我把他的酒全倒进水槽，他就会生气。”

老师说，真遗憾，你害怕森林。森林里有不少小路，走在小路上，没有野兽会来打扰你。因为人总是会有动静的，野兽听到声响就不过来了。老师认识那些安全的小路，也知道每一种野花的名字。现在正好是野花盛开的季节。犬齿赤莲、延龄草、海芋、紫百合、耧斗菜、巧克力百合。

“巧克力百合应该还有别的名字，不过我喜欢叫它们巧克力百合。听起来味道不错，是吧？当然，看起来像，不过尝起来肯定不一样。只是看起来像巧克力，还有点紫色，像挤出来的浆果汁。这种不常见，不过呢，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

乔伊丝再次放下了书。现在这会儿，她真的抓住了漂流的记忆。她感觉到恐惧的逼近。一个天真的孩子，一个病态的偷偷摸摸的大人，那种引诱。她早该知道了。这在现在是多么流行，几乎是必须了解的。森林，春天的野花。现在，有一个作家将她丑陋的谎言与她已经驱逐出生活之外的人物与境遇嫁接，告诉了大家。她懒得虚构，却不是出于恶意。

一部分是真的。当然了。她想起来了，这些她早已经忘掉的事儿。开车送克里斯蒂娜回家，但她没有想过这是克里斯蒂娜，想的只是她是伊迪的女儿。她还记得，她从不会开进院子里再调头，总是让孩子在路边下车，然后要再开半英里左右的路才能调头。她不记得冰激凌了，但是码头确实曾经停泊过一艘如她描述一般的船。就连那些花儿，那些可怕的，对一个孩子的狡猾追问，可能都是真的。

她只能继续看下去。她想再倒一点白兰地。但是明天早晨九点，她还得排练。

再也没有这样的事儿了。她又猜错了。森林和巧克力百合消失在故事之外，公演也被忽略了。这学期就这么结束了。学期结束后的礼拜天早上，孩子早早就醒了。她听到院子里传来老师的声音，就凑近窗户去看。老师坐在她的车里，车窗摇了下来，和乔恩说着话。汽车后面还拖着辆小货车。乔恩赤着脚，没有穿上衣，只披了一件夹克衫。他叫孩子的妈妈，妈妈走向厨房门，下了台阶，进了院子，但是没走到车前。妈妈穿着乔恩的衬衫，她通常把这件衬衫当晨衣来穿。她永远穿长袖，遮住自己的纹身。

是一场关于公寓的对话，乔恩答应帮助接手。老师把钥匙扔给他。然后，他和孩子的妈妈说话，催她去拿什么东西。但是老师不快地笑了，说：“全是你的。”然后乔恩就说：“好的，再见。”老师也说：“再见。”孩子的妈妈说了句什么，听不清。老师又笑了，笑容和之前一样，乔恩告诉她怎么在院子里调头，就是这时候，孩子穿着睡衣跑下了台阶，尽管她其实清楚，老师根本没有心情和她说话。

“没时间了。她要赶渡船。”孩子的妈妈说。

一声喇叭响。乔恩抬起一只手。然后，他穿过院子，对孩子的妈妈说：“就这样吧。”

孩子问老师是否还会回来。乔恩回答说：“看起来，似乎不可能。”

另外半页，是孩子渐渐越来越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当她渐渐长大，当她回想到一些往事，表面上的一个个偶然，渐渐指向了真相。那些信息—根本没用的信息—关于乔恩（她并没有这么称呼）和她的妈妈。早晨他们几点起来的？他们吃什么，是不是一起做饭？广播都讲了些什么？（没讲什么，他们已经买了电视机。）

然后，老师呢？她是不是想听到坏消息？或许她只是想知道，知道那个曾经和她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人的消息，而她是天天和这两个人在一起的人。

老师的想法，孩子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她只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微小的角色，她的痴情是如何被利用，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小傻瓜。这一切让她内心酸痛，是了，当然是痛苦。痛苦并且骄傲。她以为自己以后再也不会被人愚弄了。

但是，又发生了些事。故事有个令人惊讶的结局。她童年时期对老师的感情，在某一天，就变了。而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什么时候改变的，只是，她不再认为那只是个骗局。她想到她勤奋学习过的音乐（当然，她早就不拉琴了，还没到十几岁就已经不再拉琴了），还有她飘渺的希望，间或得到的快乐，那些她从未有机会亲眼见到的森林野花，以及它们奇异欢快的名字。

爱。她感到了快乐。在这个世界上，感情部分的内部谐调，一定是有某些偶然性的，当然不可能公平，一个人巨大的快乐，会来自于另一个人巨大的悲伤，尽管，巨大的快乐都是短暂的，脆弱的。

哦，是的，就是这样的。乔伊丝想。

星期五的下午，她去了书店，还带了一小盒巧克力，加入了等待签名的队伍。排队的人那么多，她有点惊讶。有和她同龄的女人，也有年长的，年轻的。仅有的男人都是年轻人，还有陪女朋友来的。

卖给乔伊丝书的女人认出了她。

“看见你回来真高兴。你看了《环球》杂志的书评？哇哦！”

乔伊丝很困惑，甚至有点哆嗦。她发现自己开不了口了。

这个女人穿行在队伍中，和大家解释只有在这家书店买的书才能在这里签名。还有，收录了这位作家短篇小说的几本书不能签名。她很抱歉。

排在乔伊丝前面的女人又高又脏，所以直到这个女人弯下腰把书放在桌子上，请克里斯蒂·奥黛签名，她才看见她。她看见的是一个和那天的酒会，以及书的海报上完全不同的人。黑外套不见了，黑帽子也不见了。克里斯蒂·奥黛穿了一件玫红色的丝绸上衣，翻领上缝了金色的小珠子，套了一件精致的粉红色马甲。头发上有新近的金色染发剂，戴了金色的耳环，一根精致得如同发丝的金链子缠绕在她的脖子上，她的嘴唇如花瓣一般闪闪发光，眼皮上涂了褐色的眼影。

好吧—谁会愿意买一个怨妇或是失意者写的书呢？

乔伊丝还没来得及想明白她要说什么。希望时间到了就有话说了。

卖书的女人又说话了。

“把书翻到签名的那一页了吗？”

乔伊丝只好把巧克力放下来翻书，感觉到自己的喉头一阵悸动。

克里斯蒂·奥黛抬头看她，朝她微笑—一种优雅而诚恳的微笑，一种职业化的距离感。

“你的名字？”

“乔伊丝就行了。”

她的时间这么快就要过去了。

“你就生在胭脂河？”

“不是。”克里斯蒂·奥黛的语气有点不高兴，至少，没刚才那么愉快了，“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我要写日期吗？”

乔伊丝拿起了她的盒子。巧克力精品店有巧克力花卖，不过没有百合，只有巧克力玫瑰和巧克力郁金香。她只好买了郁金香，实际上和百合花也差不多，都是球茎。

“我想谢谢你的《亡儿之歌》。”她的语速太快了，几乎把整个词儿都咽了下去，“它对我很重要，所以我买了个礼物给你。”

“的确是个好故事。我爱不释手。”卖书的女人拿起了盒子。

“不是炸弹，是巧克力百合。”乔伊丝笑了，“实际上是郁金香，没有百合，所以我就买了郁金香，我觉得它们都是最美的花。”

她发现卖书的女人不笑了，反倒用一种极为严厉的眼光看着她。克里斯蒂说：“谢谢你。”

女孩的脸上，没有丝毫认出她的表情。她既没有认出多年前胭脂河的乔伊丝，也没有认出一个星期前酒会上的乔伊丝。你甚至都不能确定她自己小说的名字，她是否还能记起来。你会觉得这篇小说根本不是她写的。似乎这是她想办法逃避的，想要抛弃的东西。

克里斯蒂坐在那儿签她的名字，仿佛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写这种东西，是她能做的事儿。

“和你说话很愉快。”卖书的女人说，眼睛仍然盯着那个盒子。巧克力店的女孩用黄丝带把盒子扎紧了。

克里斯蒂抬起眼睛，欢迎人群中的下一位。终于，乔伊丝觉得，她在变成人群的笑柄，而那个盒子，天知道，也许会变成警察的目标。在此之前，她还是先走为好。

走在朗斯代尔大道上，朝山上走去，她渐渐镇定了。要是哪一天，她把这件事当成趣闻轶事告诉别人，她都不会感到奇怪。

注释

〔1〕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新约》所记，耶稣曾逐出她身上的恶魔，她同时也是为耶稣洗足的忏悔的妓女。

〔2〕伊莎多拉·邓肯（1877—1927），美国舞蹈家，现代舞的创始人。

〔3〕迪特里克·布克斯特胡德（1637—1707），丹麦裔德国作曲家及风琴手。

〔4〕原文为法语，belle mère。

〔5〕托米故意将Buxtehude读成Buxtahoody。

〔6〕桑德罗·波提切利（1445—1510），欧洲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画派艺术家。

〔7〕原文为德语，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马勒的名曲。

温洛岭

我妈妈有一个没结婚的表弟，以前每年夏天都到农场去看我们。和他妈妈内尔·鲍兹姑妈一起来。这位表弟名叫艾尼·鲍兹，个子高高的，面色红润，一脸好脾气的神态。方方正正的大脸，漂亮的微卷的金发在前额上跳来跳去。他的双手、指甲，简直和肥皂一样干净，他的臀部有点肥。我背后叫他“胖屁股”。我是毒舌。

不过我认为，我没什么恶意。绝少有恶意。内尔·鲍兹的妈妈去世以后，他就不来了，不过会寄圣诞卡。

我到伦敦上大学的时候，我说的是安大略省的伦敦，他就住在那儿。那些日子，他每隔一个礼拜的星期天晚上，都接我一起吃晚饭。对我来说，我以为这是他应该做的，只因为我是他的亲戚。他大概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相处有没有问题。他带我去的从来只是一个地方，一家名叫老切尔西的餐馆，餐厅在楼上，可以俯瞰丹得斯大街，挂的是紫罗兰色的窗帘，铺的是白色的桌布，桌子上搁的是玫瑰色的灯罩。这样的消费他未必能承受得起，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当时的我能想到的，对一个乡下姑娘来说，所有住在城里的男人，每天都穿西装，指甲修剪得都这么干净，绝对很富足，放纵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我吃的都是菜单上最有异国情调的菜，比如蘑菇鸡肉酥盒、法式焦糖橙汁鸭胸，而他永远都是烤牛排，甜点是送餐车推到桌子旁边选的，大半的时候上面搁了一个高高的椰子蛋糕，铺一层不合时令的奶油小饼、装满冰激凌的巧克力羊角酥。我得花很长时间才能下决心吃什么，就像个五岁的孩子面对冰激凌的犹豫。因为这一天的暴饮暴食，我星期一只好再戒食一天。

如果说是我爸爸，艾尼看上去有点年轻。我希望学校的人看见他，不会以为是我的男朋友。

他会问起我的课程，我告诉他，或者提醒他我的专业是英语和哲学时，他就严肃地点点头。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不像老家的人，他不会眼珠乱转。他告诉我说，他对教育怀有无上的崇敬之情，很遗憾他读完高中以后，没有机会继续深造，而是在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找了份当售票员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是管理员了。

他喜欢严肃读物，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替代大学教育。

我很确定，他说的所谓严肃读物，指的是《读者文摘》精简本。为了避免继续讨论我的学业，我就告诉他我租的房间。那时候，大学没有宿舍，我们全都租房住，有的是便宜的公寓，有的是兄弟会、姐妹会的房子。我的房间是一幢老房子的阁楼，建筑面积大，实用面积却很小。不过因为是以前的用人房，所以有自己的卫生间。第二层住了两个公费学生，他们是现代语言学的学生，已经在读最后一年了。一个叫凯，另一个叫贝弗莉。楼下的房间有高高的天花板，不过被漫长的历史割得支离破碎，住的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极少在家，他的妻子贝丝则天天在家，因为他们有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贝丝也是这幢房子的管理人，住在二楼的姑娘们老在卫生间里洗衣服晾衣服，为此总和贝丝吵架。医学院学生在家的时候，有时会用那个卫生间，因为一楼的卫生间里塞满了婴儿用品。贝丝说不该在他用卫生间的时候，长袜之类暧昧的东西全挂到他脸上。凯和贝弗莉则反驳说，搬进来的时候就说好她们可以用卫生间。

这就是我有选择地告诉艾尼的事情，他脸刷地红了，说这类事情她们本该写在纸上。

凯和贝弗莉也让我失望。她们在现代语言系学得很勤奋，但是她们关心的东西，还有她们的对话，似乎和在银行或者办公室工作的姑娘没什么区别。她们把头发梳成鬈发，周六就开始涂指甲油，因为这天她们要和男朋友约会。星期天再用护肤膏擦脸，因为大胡子男友把她们的脸擦伤了。从两位男友身上，我就没找到一点点的优点，我都奇怪他们怎么能变成这样。

她们说，曾经有一度，她们有个疯狂的理想，就是希望到联合国当翻译，不过她们现在觉得，要是结婚的话，还是到高中当老师比较好。

她们给我的建议，我可真不喜欢。

我在学校的餐厅有一份工作。我推着小车收桌子上的脏盘子，客人走后还要擦洗桌子，及时补充架子上的食物。

她们说这份工作不是什么好主意。

“男生看见你做这种工作，就不会和你约会了。”

我告诉了艾尼，艾尼问：“那你怎么说？”

我回答说，我也不想和这么想的男生约会。有什么问题吗？

这句话说到艾尼心里去了。他一下就容光焕发起来，手在半空中比画来比画去。

“绝对正确。”他说，“就是这样的态度。诚实的工作，永远别听这种人的话。她们因为一份诚实的工作就打击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别理她们。保持你的骄傲，有人不喜欢，那就让他们将就吧。”

讲这番话的时候，正义和赞许让他硕大的脸闪闪发亮，他急促热情的动作，让我第一次起了疑心，第一次沮丧地怀疑，这个建议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一张纸条从门下塞进来，说贝丝想和我谈谈。我担心她要跟我谈我把衣服搁在楼梯扶手上晾干的事儿，或者指责我走路的声音太响，她丈夫布莱克白天要睡觉（有时候），她的孩子们白天也要睡觉（永远）。

门内一派悲惨的景象，屋里乱成一团，预示贝丝的好日子早已经结束了。湿淋淋的尿布和味道奇重的婴儿羊毛衫高高挂在天花板上，消毒柜里的奶瓶嘟嘟冒泡，炉子咔咔作响。窗户上全是蒸汽，椅子上扔着湿透的衣服和脏兮兮的毛绒玩具。大孩子吊在婴儿护栏上，发出愤怒的号叫—显然贝丝是故意把他搁在那里的。小点的婴儿在一把椅子上，嘴角、下巴上沾满了南瓜玉米颜色的食物，像长了皮疹。

贝丝就在这么一幅情景之中往外看，紧张的神情，扁扁的小脸上有一种优越感，仿佛在告诉别人，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像她这般忍受如此的噩梦，尽管世界竟然吝啬到没有给她丝毫的荣誉。

“你搬进来的时候……”她的嗓音提高八度，为了把大孩子的声音压下去，“你搬进来的时候，我告诉过你，地方够大，可以住两个人，是吧？”

高度可不够，我想说。但是她立刻继续说下去，告诉我另外有个姑娘要搬进来了。她大概每星期四星期五住在这里，她是学校的旁听生。

“布莱克今天晚上搬张沙发床过来。她占不了多少地方。我想她也不会带多少衣服来，她就住在城里。你已经一个人住了六个星期。不过以后，周末还是你一个人的。”

甚至提都没提减房租。

妮娜确实没占多少地方。她个子很小，举手投足都小心翼翼的，从来不会像我那样，经常撞在柱子上。大半的时间，她都是盘腿坐在她的沙发床上，棕黄色的头发垂下来盖住她的脸，一件宽大的日本和服松松垮垮地搭在她孩子气的白色内衣上。她的衣服都很漂亮—驼毛外套，山羊毛套头衫，别了银别针的格子百褶裙。总之都是那类在时尚杂志上看到的衣服，往往都还配着这样的标题“全新的大学生活需要添置的……”不过，一从学校回来，她就把衣服全扔在地上，换和服穿。她甚至都懒得把衣服挂起来。我和她一样，一出门就换上学的衣服是常规，不过我还得烫衬衫，还要让我的长裤、毛衣保有清新的气味，所以衣服都是小心挂起来的。晚上，我穿羊毛浴袍。我都是在学校早早吃过晚饭才回来，晚饭算是工资的一部分。妮娜似乎也吃过了，不过不知道她在哪里吃的。也许她的晚餐就是零食，杏仁、橘子，还有用红色、金色、紫色的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球。

我问她穿这么薄的和服，会不会感冒。

“嗯哼。”她抱住我的脑袋，靠在她的脖子上，“我永远都这么暖和。”她说得没错。就连她的皮肤颜色，看起来都很暖和，但她说是因为晒成褐色了，颜色正在消褪。和她温暖的皮肤有关的，是一种特殊的香味儿。仿佛一种果子的味道，或者是某种香料，我不是说这种气味让人讨厌，不过经常洗澡的人，身上不会有这类味道。我自己也谈不上味道清新，因为贝丝规定，每星期只能洗一次澡。那年代，很多人至多一周洗一次澡，我有种想法，即使人们会用爽身粉和磨砂膏，周围人的味道更多。

我通常看书看到很晚。我原以为，屋里添了一个人，看书恐怕就难了。不过妮娜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她剥橘子，撕巧克力的包装纸，耐心地摆放纸牌。有时候她伸手去够纸牌会有一点点动静，叹气或者嘟囔的声音，仿佛在抱怨不得不挪一下身体，不过，她还是乐在其中的，如果她玩够了，就蜷起身子睡觉，灯还一直开着。因为没什么特别需要聊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开始聊天了，谈的都是自己的生活。

妮娜二十二岁，下面就是她十五岁以后所经历的事。

首先，她把自己搞怀孕了（这是她的原话），然后就嫁给了孩子的爸爸，孩子的爸爸也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她住在芝加哥城外的某个小镇。小镇的名字叫兰尼维尔，在那儿，男孩子能做的事只有在谷物仓库干活或修机器，女孩子只能在商店里打工。妮娜的理想是当个理发师，但想要学理发，必须离开小镇。乡间小镇不是她长大的地方，而是她外婆生活的地方，她之所以和外婆住在一起，是因为她爸爸去世了，妈妈改嫁了，继父把她赶出了门。

她还生了另外一个孩子，也是个儿子，她的丈夫在另外一个小镇找到了工作，所以就走了。他本来答应回来接她，却再也没有回来。她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外婆，就坐车到了芝加哥。

在车上，她遇见了一个叫马西的姑娘，马西也是去芝加哥的，马西很喜欢她。马西认识芝加哥的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开了一家饭店，他能给她们工作。不过，等她们到芝加哥的饭店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男人不是开饭店的，只不过曾在这个饭店工作，不久前已经辞职了。饭店真正的老板在楼上有个房间，他收留了她们，回报就是每天晚上她们得打扫饭店。她们可以用饭店的洗手间，但白天不许待太久，因为白天洗手间是给客人用的。她们只能在关门以后洗衣服。

晚上她们几乎都不睡觉，因为她们和一个酒吧男招待交上了朋友。这个人有点怪，但是个好人。酒吧就在马路对面，他给她们免费喝姜汁汽水。在酒吧里，她们碰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请她们去参加一个酒会，在这个酒会上，她们又接到了别的酒会邀请。后来，妮娜就认识了普维斯先生，实际上，妮娜这个名字就是普维斯先生取的，在此之前，她的名字叫琼。她搬到了普维斯先生在芝加哥的住处。

她一直等待有合适的机会，告诉他她有两个儿子。因为普维斯先生的家很大，她以为两个孩子可以和他们一起生活。但是，当她提出来的时候，普维斯先生说他讨厌小孩子，他也永远不想让她怀孕。不过，她还是怀孕了。然后，她就和普维斯先生去日本堕胎。

直到上手术台以前，她都以为自己会堕胎的。但到最后一分钟，她却决定不干了。她决定就这样吧，她要这个孩子。

好吧，他回答。他会支付她回芝加哥的路费，然后，请她一切自便。

这一回，她已经大致知道怎么办了。她找了一个地方，那儿的人会照顾她，等孩子生下来，可以送人收养。这一回，是个女儿，妮娜叫她吉玛。妮娜决心自己抚养她。

就是在这个地方，她认识了另一个姑娘，她们都在这里生孩子，都决定自己抚养孩子。于是她们决定在一起生活，轮流上班，一起养孩子。她们合租了一个公寓，两人都找到了工作。妮娜在鸡尾酒吧工作。一切都挺不错的。然而，圣诞节前，在吉玛八个月大的时候，某一天妮娜回到家，发现那一位妈妈喝得半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厮混，而吉玛发着高烧，病得连哭都哭不出来。

妮娜抱起孩子，拦了辆出租车，去了医院。因为圣诞临近，交通混乱。等她们到了医院，医院告诉她说，你送错医院了，然后把她送往另一家医院。在路上，吉玛一阵抽搐，死了。

她想给吉玛办一场真正的葬礼，不想把她和那些死掉的老叫花子埋在一起。她听说过，就是因为没钱，一个小孩子的尸体就这么被扔掉了。所以她又去找了普维斯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态度居然很好。他付了棺材钱，付了墓碑钱，墓碑上还刻了吉玛的名字。葬礼之后，他又把妮娜接回去，他们一起去伦敦、巴黎还有很多地方旅游，他想让妮娜高兴。回芝加哥以后，他关上房子的大门，搬到了这里。他在这里的乡下养赛马。

他问她想不想上学。她说想。他叫她来旁听几门课程，看看自己究竟想学什么。她说她希望给自己一些时间过普通学生的生活，像学生一样穿着，像学生一样学习，他说可以。

她的生活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我问她普维斯先生的名字叫什么。

“亚瑟。”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亚瑟？”

“听起来怪不自然的。”

除非有特别活动，比如戏剧，音乐会或者演讲，妮娜不应当晚上外出。妮娜应当在学校吃饭。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吃没吃。早餐是在房间里喝雀巢，吃我从餐厅里带回来的油炸圈饼。普维斯先生不喜欢吃油炸圈饼的声音，但是可以把这当成妮娜模仿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接受。只要她一天能吃一顿热乎乎的好菜，另一餐吃点三明治，喝点热汤，他就满意了。他以为她就是这么生活的。她跑去看了餐厅的菜单，以便告诉他她吃了香肠，还是汉堡牛排，或者三文鱼鸡蛋三明治。

“你就算晚上出去了，他又怎么会知道？”

妮娜站起来，也不知道她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嘴里咕噜着，踮着脚走到阁楼的窗口。

“你过来，待在窗帘后头，看见了没？”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街道对面，不是正对面，差几道门的距离。街灯照在司机的白发上。

“温纳太太。她一直要待到半夜才走。也可能要待到更晚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是我出去，她就会跟着我，我到哪里她就到哪里，然后再跟我回来。”

“她不会睡着吗？”

“不会的。要是她真的睡着了，只要我想干点什么，她也会像挨枪子似的，马上醒过来。”

为了给温纳太太一个锻炼的机会，这是妮娜的说法，我们某天晚上出了门，坐上公交车，去了市图书馆。我们透过车窗看见，公交车一到站，这辆加长的黑色轿车只好放慢速度瞎晃荡，然后再加快速度跟上来，我们还得步行一个街区才能到图书馆。温纳太太的车超过我们，在图书馆前门入口停下来，看着我们—我们是这么想的—从后视镜里看。

我想找一本《红字》，这是课程的阅读要求。自己买我是买不起，学校图书馆的也已经借光了。另外，我还想帮妮娜借一本有简单图表的历史书。

妮娜买了她旁听的课本，买了笔记本和钢笔。她的笔是那时候最好的自来水笔，还配好了颜色。红笔《中美洲前哥伦布时期的文明》用，蓝笔《浪漫主义诗歌》用，绿笔《维多利亚以及乔治王时代英国小说》用，黄笔则是《从佩罗到安徒生童话》用。她几乎什么讲座都要去听，每次都坐在后排，因为她总认为后排才是适合她的位置。她说话的样子，仿佛她很享受夹杂在学生的人流之中，走向人文学院的教学楼，找到自己的座位，翻到课本指定的那页，拿出钢笔的感觉。不过，她的笔记本上什么都没记过。

我觉得，问题在于，她不懂这些课题。她既不知道维多利亚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浪漫主义是什么意思，前哥伦布时期，对她来说也毫无意义。她去过日本，去过巴巴多斯，还去过欧洲很多国家，但是在地图上，她却找不到这些国家。她丝毫都不了解，原来法国大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这些课程，是因为她喜欢这些名字，还是普维斯先生觉得她能学会，难道是他替她选择这些课程，以便让她尽早明白，她根本不适合当学生？

在找书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了艾尼·鲍兹。他捧了满怀的悬疑小说，他告诉我是帮他妈妈的一个朋友借的。他告诉我他一直帮她借书，正如他每个星期六早晨都会陪他爸爸的一位密友去退伍老兵俱乐部下棋一样。

我介绍他和妮娜认识，告诉他她刚搬进我的房间，当然了，我不会告诉他她的过去，更不会告诉他她的现在。

他和她握了握手，说他很高兴见到她，接着就马上问我要不要他开车送我们回去。

我打算说谢谢不用，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妮娜却问他的车在哪里。

“后门。”他回答。

“还有后门？”

“有啊，当然有，四门轿车都有后门啊。”

“不，我不是这意思，我是问图书馆还有后门？就在这幢楼后头？”妮娜温柔地说。

艾尼狼狈不堪，说：“是，有，有的。抱歉，我以为你说的是车。图书馆有后门，我自己就是从后门进来的。对不起。”他的脸涨红了，要不是妮娜插嘴，他还要接着道歉。

妮娜的语气温和，甚至有点谄媚，带着笑意。

“那么，好吧。咱们从后门走，就这么决定了。谢谢。”

艾尼开车送我们回家，问我们要不要顺路到他家坐坐，喝杯咖啡，或者热巧克力。

“抱歉，我们急着赶回去，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妮娜说。

“你有家庭作业。是吗？”

“家庭作业……是啊，我们要做家庭作业。”她回答。

我在想他从来没有请我去他家。太得体了。一个女孩就不行。两个女孩就可以。

当我们说谢谢再见晚安的时候，黑车没有在街对面。我们从阁楼窗户往下看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它。电话不久就响了，是找妮娜的。最后，我听到她说：“没有啊，我们就去了一趟图书馆，借了一本书，然后直接坐公交车回来了。立刻就回来了……我挺好的。绝对没问题。晚安，晚安。”

她一路走一路笑，摇摇晃晃地上了楼梯。

“温纳太太今天晚上的日子不好过了。”

她跳起来胳肢我，自从发现我异常怕痒以后，她常常这么干，事先不会有一点点征兆。

一天清晨，妮娜没起床，说她喉咙痛，发烧了。

“摸摸我。”

“对我来说，你永远在发烧。”

“今天更烧了。”

那是星期五，她叫我给普维斯先生打电话，告诉他她想在这里过周末。

“他会同意的，他不能忍受身边待了个病人。”

普维斯先生问需要不需要他派个医生来。妮娜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叫我回答她只是需要休息，要是她的情况不好的话，她或者我会再给他打电话。那么好吧，叫她注意身体。谢谢你打电话来，谢谢妮娜有你这样的朋友。然后，说再见的时候，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星期六和他一起吃晚餐，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吃饭很无聊。

妮娜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要是他叫你明天晚上去吃饭的话，你就去吧。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有好吃的。”

周六餐厅关门。再说，想到要见到普维斯先生，让我很好奇，很激动。

“要是他问的话，我真的可以去？”

所以，我上楼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和普维斯先生共进晚餐。共进晚餐，这是他的原话。我问妮娜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急什么？不是明天晚上吗？”

真的。急什么？实际上，我也只有一件正装，是我用奖学金买的一件青绿色的绉纱裙。我高中毕业典礼就穿着这条裙子演讲。

“再说了，你穿什么他都不会注意。”妮娜又说。

温纳太太来接我。原来她的头发不是白的，而是银灰色。对我来说，这种颜色象征着一颗冷酷的心、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肮脏的后巷里坎坷的生活经历。我打开前门，打算坐到她身边，因为觉得这样礼貌一点，显得很民主。但是，尽管我就站在她旁边，她对我的举动却视而不见，灵巧地打开了后门。

我原来以为，普维斯先生必定住在城北一幢庄严的豪宅里，周围几英亩的草坪和未开垦的田野。也许是赛马的说法让我这么联想的。但实际上，车子穿过繁华却并不高贵的街道，朝东面开去，经过一幢幢仿都铎时代的砖瓦房。天色刚暗下来，街灯已经亮了，被雪覆盖的灌木树丛外头，圣诞灯已经开始点点闪烁。车子转进一条被高大的树篱包围的狭窄车道，在一幢房子前面停下。我认出来了，这是现代派的建筑，因为屋顶是平的，窗户开在一道长长的墙上，而且还是水泥建筑。没有圣诞灯。其实，根本就没有灯。

也没有普维斯先生的影子。车子滑进巨大的地下室，我们坐电梯到了一楼，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厅堂，装修得像是客厅，搁了坐垫的硬木椅子，抛光的桌子，镜子，还有地毯。穿过一扇扇门，温纳太太在一扇门前示意我走到前面。我走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四面墙都是挂钩，屋里搁了一条长椅，像极了学校的衣帽间，除了光滑的漆和地上铺的地毯不怎么像。

温纳太太说：“把衣服放在这里。”

我脱了靴子的护套，把手套塞进外衣口袋，把衣服挂起来。温纳太太站在我旁边。她大概只好陪着，给我带路。我口袋里有一把梳子，我想梳梳头发，但是不想梳头还被她盯着。而且，这儿也没有镜子。

“现在，其他的。”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看我明白没有。我显得像是没明白（其实我应该是明白了，但是我希望我听错了）。她说：“别怕，不会冷的。屋子里很暖和。”

我没有听她的话立刻行动。她似乎受不了对她的不尊重，随和地说：“我以为你不是婴儿。”

我本可以拿回外套，要她把我送回去。要是她不肯，我自己也能走回去。我记得来时的路，走回去可能挺冷，不过不到一小时差不多就到了。

我觉得外头的门不可能上锁，找回去的路也费不了什么力气。

温纳太太看我还是没有动，开口道：“哦，不会吧，你以为你和我们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你以为你有的东西，我都没见过？”

因为她的蔑视，我决定留下来。部分是因为这个，还有一部分，是我的骄傲。

我坐下来，脱掉了靴子，脱了袜子，站起来，脱掉我的裙子。我穿了发表告别演说的裙子。当时我说的最后一句话用的是拉丁语。啊，再见。

还有我的衬裙。我手伸到背后，解开胸罩搭扣，从肩膀上掀起来，脱掉，扔出去，动作一气呵成，接下来就是吊袜带和内裤，全脱下来，塞进胸罩里，再穿上鞋子。

“光脚。”温纳太太说，叹了口气，似乎再补充一声衬裙她都嫌累。不过，等我脱了鞋子，她又开口了：“你明白光这个字的意思吗？”

我把衬裙脱了，她递给我一瓶乳液：“涂上。”

妮娜的味道。我在胳膊上、肩膀上涂了一些。温纳太太站在旁边盯着我，我也只能涂这些地方了。然后，我们又进了大厅，我尽量不让自己去看镜子。她推开了另一扇门，这回只有我自己进房间了。

我想都没想过，普维斯先生自己可能也光着身子等我。的确他没有光着。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运动夹克，一件白衬衫，灰色的居家裤，脖子上还系了一条宽领带，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东西叫宽领带。他的个子和我差不多，人很瘦，老了，头发大半都掉了，一笑额头就有皱纹。

我也不觉得脱掉衣服就是强奸的前奏，或者非晚餐的什么仪式的前奏。从房间里的饭菜香，以及餐桌上的银色餐具盖来看，估计也不是。为什么刚才我一点也没想到这种可能性呢？为什么我没有多想一点呢？也许和我理解的老男人有关。我以为他们不光已经性无能，而且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体验之后，疲惫不堪，不是自以为高贵，就是沮丧不振，再说了，每况愈下的健康也不会有太多兴致。当然，我也没蠢到以为自己脱光衣服，身体也不可能有性作用的地步。不过，我考虑更多的是挑战，而不是可能的危险。我之所以这么做，大半是出于荒唐的骄傲，正如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种犹疑的莽撞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裸露皮肤带给我的羞辱感，远远不如露出我的牙齿深重。当然了，这不是实话。我的皮肤已经开始出汗，不过不是因为害怕被侵犯。

普维斯先生和我握了握手，他的神情看起来就像根本没发现我没穿衣服似的。他说他很高兴认识妮娜的朋友，似乎我是妮娜从学校带回家的朋友。

不过，这么说也没错。

你鼓励了妮娜。他说。

“她对你赞不绝口……你一定饿了吧，让我们看看他们做了什么？”

他掀起餐具的盖子，帮我盛食物。康沃尔鸡。我一直把这种鸡当成矮种鸡。搁了葡萄干的番红花饭，刀工讲究的蔬菜按角度摆开，蔬菜的颜色比我平时见到的腌渍蔬菜更接近原色。一盘泥浆般的腌芥菜，还有一盘深红色的泡菜。

“不要吃太多腌菜，先来点热的吧。”普维斯先生说。

他把我带回餐桌前，自己又回餐桌边，小心翼翼地给自己盛了一点点，坐了下来。

桌子上放了一罐水，还有一瓶酒。我拿了水。他说，在他家里让我喝酒，可能会被当成严重的冒犯。我从来没有机会喝酒，听了这话，未免有点遗憾。周末去老切尔西餐馆也没有酒，星期天不供应含酒精的饮料或者酒。对此，艾尼总是很满意。他不光自己不喝酒，不管星期天还是任何日子都不喝，而且还不高兴看见别人喝。

“妮娜告诉我说，”普维斯先生开口道，“妮娜告诉我说，你是学英国哲学的，但我想可能是英语和哲学吧，我猜得对吗？英国可没什么哲学家。”

尽管他叫我不要吃太多腌菜，我还是把一大块绿色的腌菜塞进了嘴里。这下愣在那里，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在我狼吞虎咽地喝水时，他礼貌地等着我回答。

“我们开始上的是古希腊课，是一门概论。”我终于能说话了。

“哦，希腊，那么你已经了解了一点希腊，谁是你最喜欢……哦，等一下，这样切更容易。”

然后，他就演示怎么把康沃尔鸡的肉从骨头上剥下来—他的表现不错，没有流露出屈尊的态度，反倒像是我们在一起开玩笑。

“你最喜欢的是谁？”

“柏拉图。我们还没开始上他的课，现在只讲到了前苏格拉底时期，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

“你最喜欢柏拉图。你提前看了他的作品？不是还没学到吗？柏拉图，嗯，我应该猜到的。你喜欢他的洞穴比喻？”

“喜欢。”

“当然，当然，洞穴理论〔1〕，很美，不是吗？”

坐着的时候，身体最可耻的部分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了。要是我的胸像妮娜的那么小巧，仿若装饰，而不是有如今这样硕大的乳头，完全可以用来哺乳，我可能早已经放松了。说话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注视他的眼睛，但不如人愿的是，我的脸一阵阵发烫。我觉得，但凡我的脸一红，他的声音就有些许变化，颇有一丝欣慰的味道，以及彬彬有礼的满足感，仿佛我们在下一场棋，他刚走了胜利的一步。他继续说话，反应敏捷，很殷勤，他告诉我他曾经去希腊观光，特尔斐，卫城，以及众所周知的希腊阳光，美好得你简直不能信以为真，还有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目了然的地貌。

“……克里特岛，你知道克里特文明吧？”

“知道。”

“你当然知道。当然。你知道克里特的姑娘穿什么吗？”

“知道。”

这一回，我直接看着他的脸，他的眼睛，我决心再也不躲躲闪闪，就算喉头发热也不回避。

“很好看，我是说风格。”他几乎是悲伤地说，“很好看。每个不同的地方都藏着不同的东西，都能看得见。真是古怪。”

餐后甜点是香草乳冻和生奶油，奶油里搁了一点酥块和莓子。他只吃了几口。我因为第一道菜的时候精神紧张，下定决心不能错过第二道了，但凡味道甜美营养丰富的，我都要吃，所以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的食欲和每一勺食物上了。

他往小杯子里倒了咖啡。

我试图放松一下身体。我的屁股在光滑的椅子上发出了声响。不过，精致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在他年老力衰的手中咔咔作响，把这响声几乎淹没。

我只在书上见到过家庭藏书室。普维斯先生家的藏书室，是从餐厅的一扇门过去。他的脚抬起来碰了一下，门就悄无声息地开了。他道歉说他得走在我前头，因为他要端咖啡。我很欣慰。因为我觉得，我的背—其实不光是我的背，所有人的背，都是身体最难看的部分。

我在他指的椅子上坐下，他把我的咖啡递给我。坦白地说，在这里坐下来可不比在餐桌前坐下那么容易。餐厅里的椅子都包着光滑的条纹丝绸，但这把椅子包的是长毛绒之类的材料，长毛一直在戳我。一种极为私密的不安感油然而生。

这个房间的灯比餐厅的灯光亮，墙面是一排排的书，和灯光晦暗的餐厅墙上的风景画和吸光板一比，藏书房的气息便显得烦扰、苛刻了。

从那个房间到这个房间的过程，有片刻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故事。我听说过这种故事，不过很少有人能亲自体验这种故事—被叫作藏书房的地方，实际上是卧室，有柔和的灯光，柔软的床垫，形形色色的松软被子。我还没来得及想如果真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我们就已经到了。分明是一间藏书室。有阅读灯，架子上摆着书，咖啡清新的气味。普维斯先生抽出一本书，哗哗翻到他想看的那一页。

“要是你愿意帮我读就太好了。我的眼睛一到晚上就累。你知道这本书吧？”

《西罗普郡少年》。

我知道这本书。其实里面有许多诗我都能背下来。

我说我帮他读。

“我能，我能请你……我能请你……不要跷着腿吗？”

从他手里接过书的时候，我的双手都在颤抖。

“对。”他说，“就是这样。”

他挑了书架前的一把椅子，正好面对我。

“现在……”

“温洛岭一带草木深诉着悲苦—”

熟悉的词语和韵律让我平静，占据了我的身心，渐渐地，我从平静之中能感觉到更多了。

狂风不断地吹击偃蹇的幼树，

它吹得这样猛，将没有多久延捱：

今日那个罗马人和他的忧苦

已与古乌里恭城俱委荒埃。〔2〕

古乌里恭城在哪里？有谁知道？

我没有真的忘记我这是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我是怎么坐在这里的。但是我有一种更加细微、更富有哲学意味的感受。我突然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赤身裸体的。普维斯先生穿了衣服，但他是赤裸的。我们全都是忧伤的、赤裸裸的、矛盾重重的生物。羞耻感消隐，我一页页地翻书，读一首，再读一首，然后下一首，享受自己的声音。所以，当普维斯先生打断我时，我有点吃惊甚至失望—还有些著名的诗句没念呢。普维斯先生站了起来，一声叹息。

“够了，够了。”他说，“太棒了，谢谢你。你的乡音非常合适。这会儿，我得睡觉了。”

我任他把书从我手里抽走，放回书架，关上了玻璃门。乡音？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

“我想是时候送你回家了。”

他打开另一扇门，通向那间好久以前、其实就是晚上一开始见到的大厅。我走过他身边，身后的门关上了。我可能说了声晚安，也许还说了谢谢你的晚餐，他回了我几句干巴巴的话（哪里哪里，要谢谢你陪我，你真好，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朗诵豪斯曼呢），突然之间，他的嗓音变得疲惫、苍老、破碎、冷淡。他根本连碰也没碰我一下。

还是同一间灯光模糊的衣帽间。我的衣服还是原样摆着。青绿色的裙子。长袜。内衣。在我系长袜的时候，温纳太太出现了。她只和我说了一句话。在我准备走的时候，她说：“你忘了你的围巾。”

确实。这条围巾是我在家政课上自己织的，我这辈子也就织过这么一样东西。我差一点就把它抛弃在这个地方。

我下车的时候，温纳太太说：“普维斯先生睡觉前想和妮娜讲话。麻烦你提醒她一下。”

但是，妮娜没在屋里等着提醒。她的床铺得整整齐齐，外套和靴子全不见了。有几件衣服还挂在衣橱里。

贝弗莉和凯周末都回家了，我只好跑下楼找贝丝打听。

“我很抱歉。”贝丝回答。我从来没觉得贝丝对什么事真会感觉抱歉，她接着说：“你们来来回回，我总不能每一回都盯着。”

我一转身，她又说：“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上楼的时候轻一点。我刚哄萨利睡着。”

刚到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和妮娜说，她是不是知道得很清楚，我要去度过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或者，我是不是应该什么也不说，等她先问我？然后，我再无辜地说我吃了康沃尔鸡和黄米饭，味道很不错，还有，我朗诵的是《西罗普郡少年》。

我可以什么也不说，随便她好奇就是了。

但现在她不见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关键问题立刻就转移了。十点以后，温纳太太打电话过来，这下又违反了贝丝的另一项规定。我告诉温纳太太，妮娜不在。她说：“你确定？”

我又说我也不知道妮娜去哪里了，她还是这么回答我：“你确定？”

我再告诉她晚上不要再打电话了，有事明天早上再说，这是贝丝的规定，因为贝丝的孩子要睡觉，她说：“哦，我可不知道，问题严重了。”

等我早上醒来，车子就停在马路对面。过了一会儿，温纳太太按门铃，告诉贝丝说主人派她来检查妮娜的房间。看来温纳太太镇住了贝丝，因为她上楼时，身后没有什么训斥和警告。温纳太太看完了房间，又看了卫生间和衣帽间，甚至还把卷起来搁在衣帽间地板上的两条毛毯抖开来看看。

我还穿着睡衣裤，一边喝我的雀巢，一边写一篇关于《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的文章。

温纳太太说她要给医院打电话，看看妮娜是不是病重去了医院。普维斯先生自己出门了，去几个她可能在的地方找。

“要是你知道什么，最好还是告诉我们。”她说，“不管是什么。”

然后她下楼，又转过身来说了一句，语气里少了一点威胁：“她在学校还和什么人来往？你认识吗？”

我说，我想没有。

在学校，我只见过妮娜两次。有一回，正好是下课，她夹在人群中，走在文科楼的走廊里。还有一回，在餐厅。但两回都只有她自己。学生下了这堂课去上另一堂课，一个人待一会儿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下午三点四十五通常餐厅都没什么人，一个人坐在那儿喝咖啡，是显得有点奇怪。她坐在那儿，还面带笑容，仿佛让别人知道，这种时候坐在餐厅里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愉快的特权。她似乎打算告诉人们，只要她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的，她就能立刻对新生活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

•　　•　　•

到了下午，下雪了。停在对面的车只好给扫雪车让路。我发现妮娜的和服挂在卫生间的钩子上。直到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一直压在心里的恐惧，真的开始担心她了。我似乎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她不知所措，迷了路，在雪中游荡，穿着她白色的内衣裤，而不是驼毛外套—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她带走了外套。

星期一早上，我刚准备出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我。”电话那头是妮娜，语调急切而警惕，但似乎有一种得意洋洋的胜利情绪，“听着。拜托。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你在哪儿？他们一直在找你。”

“谁？”

“普维斯先生。温纳太太。”

“哦，你不要告诉他们。什么也别告诉他们。我在这里。”

“哪里？”

“诚实的艾尼家里。”

“艾尼？”

“有人听你说话吗？”

“没有。”

“那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坐车过来，帮我把剩下的东西带过来？我要用香波，还要我的和服。我现在穿着艾尼的浴袍走来走去，你真应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我简直像一条灰毛老狗……哦，那车还在外头吗？”

我到窗口看了一眼。“还在。”

“明白了，那么，你先像平时一样，坐车到学校。然后在学校坐车进城。你知道在哪站下车吧，坎贝尔豪这站。然后，步行到卡莱尔街。三百六十三号。你记住了没？”

“艾尼在家？”

“不在。没在家。他要上班。他支持我们，不对吗？”

我们？艾尼要支持我和妮娜？

才不是呢。是艾尼和妮娜。艾尼和妮娜。

妮娜说：“哦，拜托了，除了你，我找不到第二个人。”

我照办了。先坐学校的公车，然后又上了到市中心的车，在坎贝尔豪站下车，往西步行，到卡莱尔街。暴风雪已经停了，天空清亮灿烂，一丝风也没有。天寒地冻，脚下的雪吱吱作响，光线晃人眼睛。

卡莱尔街往北走，过半个街区，就到了艾尼曾经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和他的妈妈住在一起、最后一个人住的房子。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成了他和妮娜一起生活的地方。

房子的外观没什么变化。以前我和妈妈来过一两次，一座带有前院的平房，拱形窗户的卧室，窗格装的是彩色玻璃，狭窄，仿上流社会的样式。

妮娜打扮的模样，正如她自己所形容的一样，一件褐色的有流苏的男式羊毛睡袍，一股艾尼自己恐怕都没发觉的男人味道，他的刮胡水泡沫和救生圈牌香皂的味道。

她抓住我的手。手在冰冷的手套里已经冻僵了。我过来的时候，每只手都拎着一个购物袋。

“冻坏了。”她说，“来，倒点热水，很快就暖和过来了。”

“不光冻坏了，而且冻死了。”我说。

她不理我，继续帮我放下东西，带我去厨房，用一碗热水冲我的手。在我感觉到血液回到手指的疼痛时，她告诉我星期六晚上艾尼去了我们住的地方，他带了一本杂志去，杂志上都是遗迹和古堡的图片，他认为我会喜欢。她起了床，下了楼，因为他当然不能上楼去。然后，他见她病得厉害，就坚持要带她回家，以便照顾她。他确实照顾得很好，她的喉咙已经不疼了，热度也全退了。之后他们就决定，他们要住在这里，她决定和他一起生活，再也不回到以往的生活之中了。

她似乎都不愿意提普维斯先生的名字。

“不过，这是一个大秘密。”她说，“你是唯一一个知道的人。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你也是我们相遇的原因。”

她在煮咖啡。“抬头看看。”她说，摇了摇敞开的柜门，“看看他是怎么收拾东西的。大杯子在这儿，小杯子和碟子在这儿。每个小杯子都有挂钩。整洁吧？整个房子都是这样。我喜欢这房子。”

“你是我们相遇的原因。”她又重复了一遍，“要是我们生的是女儿的话，就取你的名字。”

我双手捧着杯子。我的手指仍然能感觉到悸动。水池前的窗台上，搁了一盆非洲紫罗兰。柜子里是他妈妈的秩序，窗台上是他妈妈的盆景。那盆巨大的蕨草恐怕依然搁在卧室的窗户前。摇椅的扶手上，还是那几块垫布。她刚刚说的话，她说她和艾尼的未来，听起来简直厚颜无耻，特别是当我想到艾尼也是她未来的一部分，感到无比反胃。

“你们要结婚了？”

“噢。”

“你刚说你们要生孩子。”

“哦，你就没有想过，我们可能没结婚就先生孩子。”妮娜说着，还俏皮地歪歪脑袋。

“和艾尼？”我问，“艾尼？”

“怎么，不行吗？艾尼不错呀。”她回答，“不过，我喜欢叫他艾尼斯特。”她抱了抱自己身上的浴袍。

“普维斯先生怎么办？”

“什么他怎么办？”

“嗯，又不是没有过？怎么就不能是他的孩子？”

妮娜仿佛变了个人，脸色难看，甚至有些恶毒，语气充满了鄙视。“他！你非要谈他干什么？他又不能生。”

“啊？”我刚想问问她吉玛是怎么一回事儿，但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

“你想和我谈过去干什么？让我恶心。过去的，都死了。对我和艾尼斯特，过去并不重要。我们现在在一起，我们现在相爱了。”

相爱。和艾尼相爱。和艾尼斯特相爱了。现在。

“好吧。”我回答。

“对不起，我不该冲你吼的。我是不是吼了？对不起啊，你是我们的朋友，你还帮我把东西带过来，我应该感谢你才对。你是艾尼斯特的表妹，你是我们的家人哎。”

她闪到我身后，双手插进我的胳肢窝，挠我，一开始慢慢的，马上就用上了力气，动作飞快。“你是不是？是不是？”

我想挣脱开来，但是没办法，我又笑又叫又扭又求她住手。她一直把我挠到有气无力，我们两个几乎都喘不上气来为止。

“你是我见过的最怕痒的人。”

等公交车花了很长时间，我只能在人行道上不停地跺脚。到学校的时候，我不光错过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都结束了。而且，餐厅的工作也已经迟到了。我在清洁室里换上绿色的棉布制服，把我乱糟糟的黑发塞进束发网里（经理警告我说，掉进食物里的头发，黑头发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一种）。

餐厅午餐开门时间之前，我本应该把三明治和沙拉端到架子上，但现在，难堪的是，我只能在一队等得不耐烦的客人的注视下端过去。这种情况，比在餐桌之间推着小推车收脏盘子更加引人注目，那种时候，客人的注意力在食物和谈话上。而这会儿，他们全在看我。

我想起贝弗莉和凯说的话了，她们说在餐厅工作浪费自己的机会，是对自己的错误定义。现在看来，她们的话可能是对的。

清理完餐桌，我换回平时的衣服，去学校图书馆继续写我的文章。下午没有课。

人文学院大楼到图书馆有一条地下通道，地下通道的入口附近，往往贴着一些电影海报、餐馆广告，或者二手自行车、打字机转让的消息，还有各种戏剧和音乐会的通知。音乐系的公告通知说有一场免费演唱会，英国田园诗人作品的演唱会，不过已经过期了。我以前也见过这张通知，不过那时候，我对这些名字没有特别感觉，赫里克、豪斯曼、丁尼生。而走进地下通道后，这些文字开始打击我。

温洛岭一带草木深诉着悲苦

如果臀部不再感觉到毛茸茸的刺痛，我是不是再也不会想起这些诗句？挥之不去的刺痛之耻。现在，耻辱感变得远比当时更加深重。归根结底，他仍然是对我做过些什么。

从遐远，从黄昏与清晓，

与十二风行的天上，

往这厢吹拢来生之质

合成我，而我以降。

不。

那是何处在，那识面的青山，

寺塔与田园

不，永远不要。

月光下惨淡一条长路

引我离吾爱远去。〔3〕

不。不。不要。

它们永远会提醒我，我曾经答应的事。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命令我，甚至没有人说服我。我自己同意的。

妮娜是知道的。那天早上，她满脑子都是艾尼，没有提这件事。但是，迟早有一天，她会为此发笑。算不上残酷，和她嘲笑其他可笑的事一样，也许她还会拿它开玩笑。她的玩笑大约和她的挠痒一样，没完没了，让人讨厌。

从此以后，妮娜和艾尼，就这么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了。

学校图书馆的建筑高大漂亮，有一些人相信，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一本敞开的书的人，头顶都应该拥有一片足够的空间，这些人设计、建造了这幢大楼并且买了单，他们不管坐在书桌前的人到底是余酒未醒，昏昏欲睡，还是内心充满仇恨，毫无领悟力。光泽隐约的深色木板包围了他们，高大的窗户上刻着拉丁文的警句，透过这些文字，能看见外面的天空。在人们最终以教书、商务或者生养孩子为主业之前的几年，应该拥有图书馆。现在，轮到我了，我应该拥有图书馆。

《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

我正在写一篇好文章。我有可能得Ａ。我要继续写文章，得无数个Ａ，这是我能做的事。那些发给学生奖学金的人，盖学校和图书馆的人，会继续撒点钱，于是我还可以继续这么做下去。

但是，这一切都不重要。它们无法保护你免受伤害。

妮娜和艾尼在一起，甚至不满一个星期。很快，某天他回家，发现她已经不见了。她的外套，她的靴子，她可爱的衣服，还有我帮她带过去的和服，都不见了。她乳脂般嫩滑的头发，她爱挠痒的习惯，她肌肤残留的温度，还有她走动时轻微的声响，全都消失了。没有解释，没有留下一个字，也没有一句话。

不过，艾尼不是那种保持沉默、独自悲伤的人。他这么说。他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问我星期天是不是有空和他一起吃晚饭。我们又爬上老切尔西的台阶，他告诉我说，这是圣诞节前我们的最后一次晚餐。他帮我脱掉外套，我在他身上闻到了妮娜的味道。难道她的味道还留在他的皮肤上？

不是。他递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知道了味道的来源。一块像大手绢的东西。

“放在你外套口袋里就行了。”他说。

不是手帕。更硬的布料。还有一条棱纹。是件内衣。

“我不想留在家里。”他说。听他的腔调，人们大概会以为他只是不想把女式内衣放在家里，而并非介意内衣是妮娜的，还留有她的味道。

他点了烤牛排，切牛肉和吃牛肉的速度以及食欲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告诉他家里的消息。每当这种季节，家里的消息总是积雪有多深，堵了多少条路，冬日的浩劫给了我们不同之处。

隔了一会儿，艾尼说：“我去过他家了。屋里没有人。”

谁的屋子？

她叔叔的。他说。他知道那幢房子在哪里，某天天黑以后，他和妮娜曾经开车路过。现在那儿没有人了。他说。他们收拾东西走了。她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她的选择。

“这是女人的特权。”他说，“大家都这么说，改变心意是女人的特权。”

这会儿，我看进他的眼睛深处，看见一种干涸的饥荒表情，眼圈发黑，还有皱纹。他噘起嘴，不让自己发抖，以一种努力顾及方方面面、试图让自己理解的语气，说了下去。

“她没法离开她的叔叔。她没有勇气抛弃他。我说我们可以和他一起住，我自己以前也和老人一起住，但是她说她宁愿决裂。我猜她根本一点勇气也没有。”

“最好别指望太多。我想，有些东西，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去卫生间的时候经过挂外套的地方，我把内衣从口袋里拿出来，塞进用过的餐巾纸里。

在图书馆的那天，我没有继续写我的高文爵士。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拿起笔走出图书馆。出了大门的平台上，有一个付费电话机，旁边挂了一本电话簿。我翻开电话簿，在纸上记下了一串数字。不是电话号码，而是门牌号。

亨福莱大街1648号。

另一个我需要的门牌号，最近的圣诞卡和信封上都有，查一下就知道了。卡莱尔街363号。

我沿着地下通道回到人文学院大楼，穿过公共休息室，进了一家小店。口袋里的零钱够了，买了一张邮票和一个信封。我把写有卡莱尔街地址的那一半纸撕下来，塞进信封。封好信封，写好另外那个地址，写上普维斯先生的名字。每一个字母都用大写印刷体。舔舔信封，贴上邮票。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四分钱的邮票吧。

商店外面就有一辆邮车。我把信封扔进去。就在那儿，人文大楼宽敞的过道上，赶去上课的学生路过我的身边，出门抽烟的，或者到公共休息室打桥牌的学生也路过我的身边。他们要做的事，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注释

〔1〕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比喻。洞穴内代表假象的世界，洞穴外代表真实的世界。

〔2〕豪斯曼的诗歌《西罗普郡少年》，该处译文引自周煦良译本。

〔3〕豪斯曼的诗歌《西罗普郡少年》，该处译文引自周煦良译本。

深洞

莎莉把辣味蛋包了起来。她最讨厌带辣味蛋去野餐，因为这种东西烂糊糊的。火腿三明治，蟹肉沙拉，柠檬馅饼，也是怎么打包的问题。给孩子们准备的是酷爱果味饮料，给她自己和阿历克斯准备的是玛姆香槟，但她只能尝几口，她还要给孩子喂奶。她为这次野餐准备了塑料香槟酒杯，不过因为阿历克斯端不稳塑料杯，洒了她一身酒，所以他最后带的是真的香槟酒杯—是人家送的结婚礼物，从陶瓷柜里取出来的。她不同意，但是他坚持，并且自己负责把酒杯包好，装进了行李。

“爸爸真是个资产阶级绅士〔1〕啊。”多年以后，当肯特十多岁，在学校里门门拿第一名的时候，用法语对莎莉说。这时候，他相信自己会当一个科学家，所以没人会责备他在家里还滔滔不绝地乱喷法语。

“别拿你爸爸开玩笑。”莎莉的反应是。

“我没拿他开玩笑。不过，地质学家多半都太邋遢。”

那次野餐是为了庆祝阿历克斯在《地貌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独自署名的文章，去的是奥斯勒悬崖，因为发表的文章写的就是这地方，而且莎莉和孩子们没去过。

他们从一条未铺柏油路况尚好的乡间路转上另一条崎岖小路，开了几英里。停车的地方当时没有车停在那儿。指示牌不过是刷着粗劣字样的木板，上面的标记需要修描了。

小心。洞—深。

为什么要用连接号？莎莉想。不过谁在乎这些事儿呢？

进森林的路口看起来很平常，一点也不危险。当然，莎莉知道这一片片的森林位于陡峭的悬崖顶部，所以她想找个地方往山下看，体会一下眩晕的感觉。但她并不想立刻就看见四周的景致，知道前面路上都有什么。

洞穴真的很深，有些和棺材差不多大小，还有一些更大，如同从山岩上切出来一个个房间。岩石间隔出一条条蜿蜒前行的走廊来，苔藓和蕨类植物在路的两边滋长，算不上青葱，至少，没能变成一层松软的毯子覆盖碎石，碎石看起来远在下方。道路在苔藓和蕨类植物之间蜿蜒而流，脚下不是坚硬的土地，就是谈不上平整的岩石。

“啊呀！”传来的是男孩子们的叫声，九岁的肯特和六岁的彼得跑在前头。

“不要乱跑！”阿历克斯叫道，“别臭美了！听到没？听明白了？说话！”

他们说听到了。他继续前进，手里提着野餐篮，显然是以为用不着再以父亲的权威警告他们了。莎莉磕磕绊绊地往前走，走这么快不容易，她还背着尿布包，还有只是婴儿的萨维娜。她一直走到能看见儿子们的时候才放慢了速度，看着他们一路奔跑，张望黑暗的洞穴，仍然发出夸张的尖叫，一惊一乍，但明显因为惧怕谨慎多了。她疲惫不堪，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外加上一点一滴堆积的怒气，已经快要哭出声了。

风光渐渐显现的时候，她觉得，他们已经沿着尘土飞扬的土路和石头路大概走了有半英里，也许是四分之一英里。天色开始亮了，天空露了出来，走在她前面的丈夫停下脚步，发出胜利抵达和炫耀的一声欢呼，男孩子们兴奋得叫嚣不已。莎莉从树林里钻出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在树顶的岩石上，站成了一排—是隔了好几层的树顶之上，从她的角度看过去，他们的身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夏际原野，闪着绿油油、金灿灿的波光。

她刚刚坐在毯子上，萨维娜就开始哭。

“饿了。”莎莉说。

阿历克斯说：“我以为她在车里吃过她的午餐了。”

“她是吃过了。现在又饿了而已。”

她一手抱着萨维娜，另一手打开野餐篮。阿历克斯之前显然没想到是这样，不过他保持了幽默感，叹口气，把香槟酒杯从包里拿了出来，放到旁边的草地上。

“咕咚咚，我也渴了。”肯特说。

彼得立刻学他。

“咕咚咚，我也要，咕咚咚。”

“闭嘴。”阿历克斯说。

肯特说：“彼得，闭嘴。”

阿历克斯对莎莉说：“你给他们带了什么喝的？”

“酷爱，蓝瓶子里。杯子在底下，裹在餐巾纸里。”

当然了，阿历克斯知道肯特说这种废话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渴了，而是因为他看见了莎莉的乳房，本能地兴奋了。他觉得，现在是时候让萨维娜改用奶瓶了，她已经六个月了。他觉得莎莉对这类事儿实在太漫不经心，有时婴儿在她怀里吃得正香，她在厨房里转来转去，一只手干活儿。肯特就会溜过去偷看，彼得则会打听妈妈的奶壶，这个词肯定是肯特说的。阿历克斯认为。肯特一向鬼鬼祟祟，他有一颗肮脏的心灵，而且不断地惹麻烦。

莎莉说：“好吧，反正我又不能不干活儿。”

“哺乳不是你非要干的活儿。你明天就可以用奶瓶喂她了。”

“很快了。不一定非得是明天。但肯定很快。”

但现在，她还不是照样，出来野餐仍然是萨维娜和奶壶。

先倒了酷爱，然后是香槟。阿历克斯和莎莉碰了碰杯，中间还隔着萨维娜。莎莉喝了一小口。要是能再喝一点就好了。她冲阿历克斯一笑，用笑容来表达她的希望。也许还有另一个希望，如果能和他单独在一起就好了。他喝了他的香槟，仿佛她喝了那一口，加上她的笑容，足以安慰他。他开始忙着准备野餐。她负责口头指挥，诸如哪个三明治有他喜欢的芥末，哪些有她和彼得喜欢的芥末，哪个是为根本不喜欢芥末的肯特准备的。

这时候，肯特正忙着想方设法溜到她身后，喝掉她的香槟。彼得肯定看见了，但也许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揭穿他。莎莉是过了一会儿才发现他干的好事儿，阿历克斯倒是一直没有发现，因为他很快就忘记了她杯子里还有酒，一边告诉男孩子们什么叫白云石，一边把他们的空酒杯洗干净包起来。孩子们想必在听吧，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三明治，抢夺水果馅饼，对辣味蛋、蟹肉沙拉视而不见。

白云石，阿历克斯说，你们看见了，就是这种厚厚的盖岩，底下的叫页岩，沉积物形成的岩石，花纹非常非常精美。水作用于白云石，流到页岩层时，只能留在表面上，因为水没法穿透这些薄薄的岩石层，所以侵蚀—就是指白云石的毁损—一而再、再而三回到它们的源头，慢慢地形成一条回流的沟槽，盖岩就形成了一条垂直的缝隙；孩子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垂直吗？

“上下。”肯特懒洋洋地回答说。

“浅浅的垂直的缝隙，它们一条一条伸出来，渐渐形成一条条裂口，几百万年后，它们一起开裂，滚下山坡。”

“我得走了。”肯特说。

“去哪儿？”

“撒尿去。”

“哦，上帝呀，去吧。”

“我也去。”彼得说。

莎莉往下抿了抿嘴，做出了个小心点的警告表情。阿历克斯看看她，表示赞同她的警告。他们冲对方微微一笑。

萨维娜已经睡着了，嘴在乳头边安静了下来。男孩子们不在，抱走她就容易多了。莎莉可以一边拍她的背，一边把她放到毯子里，用不着担心自己袒胸露乳。要是阿历克斯讨厌这种场景，转过头就是了。她知道他的确讨厌，他讨厌任何能联想到性或者哺乳的场面，他老婆的乳房变成了牛羊的奶头—他确实转头看别处了。

她扣好衣服的时候，传来一声惊叫。不算尖利，仿佛距离遥遥，声音在渐渐消失。她还没来得及反应，阿历克斯就站了起来，一路狂奔。然后，更响亮的尖叫从近一点的地方传过来了。是彼得。

“肯特掉进去啦！肯特掉进去啦！”

他们的父亲吼道：“我来了！”

莎莉一直坚信，甚至在她听到彼得的声音之前，她就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如果说有什么意外发生，一定不会是六岁的儿子，他勇敢，但从来没有创造性，也不喜欢炫耀。一定是肯特，她几乎像是看见了事故如何发生的。朝洞口撒尿，试图站在洞口保持平衡，还取笑彼得，拿自己开玩笑。

他还活着。他离他们很远，躺在裂缝底部的一片乱石之上。不过，他还在挥舞他的胳膊，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的挣扎是那么无力。一条腿压在自己的身下，另外一条腿则扭曲成奇怪的形状。

“你帮我抱妹妹行吗？”她对彼得说，“你回去把她放下来，看着她。我的好儿子，我的壮小伙。”

阿历克斯下了洞，往下爬，他叫肯特待着别动。一个人下去还有可能，但是要把肯特弄上来就太困难了。

没有绳子。这里怎么会有绳子呢？

阿历克斯碰到他了。他弯下身去，把他捧了起来，他弄疼了肯特，肯特的叫声像是恳求。阿历克斯把肯特扛在肩上，脑袋搭拉在一边，没用的腿搭拉在另一边—其中一条腿伸出来的样子极其古怪。阿历克斯站起来，踉跄了两步，又跪了下来，但还是紧紧地抓着肯特。他决心爬上去，而且找到了路。莎莉也看明白了。他走向裂缝的那一头，里面有一些碎石。他朝她喊叫，吩咐她做什么，但是并没有抬起头来，她一个词也没听清楚。她站起来—她为什么要跪着？她挤进小树丛，来到碎石通往的洞口，这里大约距离洞口有三英尺远。阿历克斯和肯特一起爬上来，肯特在他身上晃荡，像一头被枪打中的小鹿。

她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爸爸得把儿子举上来，由他妈妈把他拽上坚硬的岩石层。他是个瘦小的孩子，还没有到第一次拔高的年龄，但是怎么就像一袋水泥那么重呢。第一次试时，莎莉的胳膊根本撑不住。她换了个位置，不再趴着，蜷缩起来，用尽了肩膀和前胸的力气，再加上阿历克斯在后头撑着，用力推，他们终于把肯特弄了出来。莎莉搂着他的身体往后退，看见他的眼睛睁开了，但随即往后一翻，又晕了过去。

阿历克斯也爬了出来。他们带上别的孩子，开车到柯林伍德医院。那里似乎没有内伤科。两条腿都断了。一条腿断口边缘平整，医生这么说，还有一条是粉碎性的。

阿历克斯在照顾别的孩子，莎莉和肯特一起进了医院，所以医生是对莎莉说的：“孩子每分钟都得看着。那儿就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吗？”

要是是阿历克斯，医生就不会这么说了。男孩子就是这样，你一转身，他们就去不该去的地方乱跑。“男孩就是男孩。”

她的感激之情—当然是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其实她也不信上帝；还要感激阿历克斯，他是她信任的人—如此强烈，她没什么可抱怨的。

接下来的半年，肯特没法上学了。他第一回躺在租来的医院床位上时，兴奋坏了。莎莉去学校取他的作业，之后再送回学校。他每次都是立刻就做完了。他们鼓励他学其他的课程，其中有旅游和探险—先选个国家。

“我想选一个没人选的地方。”他说。

这时候，莎莉告诉他以前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的事儿。她告诉他，她曾经如何被遥远的小岛所吸引。不是夏威夷、加那利群岛，也不是赫布里底群岛，更不是希腊的岛，这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她指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偏僻的，没有人会谈起的，人迹甚少的小岛，阿森松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查塔姆群岛，圣诞岛，凯尔盖朗群岛，法罗群岛。她和肯特开始收集有关这些地方的所有信息，不允许自己胡编乱造。他们从来没有告诉阿历克斯他们在干什么。

“他会觉得我们大脑脱线的。”莎莉说。

凯尔盖朗群岛最值得一提的是一棵独一无二的卷心菜，它是来自远古时代的遗物。他们想象为这棵卷心菜举行的庆祝仪式，道具服装，以及卷心菜游行。

莎莉告诉她的儿子，在他出生之前，她曾在电视上看见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的原住民，他们在希思罗机场下了飞机，因为岛上的一场大地震，他们被转移了。他们看上去非常奇怪，驯服，却又威严，像来自另一个世纪的人。他们多多少少都开始适应伦敦的生活，但等火山平息下来，他们都要回家。

肯特回学校之后，一切都在改变。当然会改变。不过，相对他的年龄，他还是有点老成，他对萨维娜和彼得都有了耐心。萨维娜已经变得热爱冒险，个性顽固。彼得则永远是闯进家门，仿佛有灾难临头。肯特对父亲格外有礼貌，他把从萨维娜手里抢救回来的报纸送给他父亲，还会仔细地叠好，吃饭的时候还要帮他拉开椅子。

“要对救了我一命的人表示敬意。”他有时这么说。或者说：“家庭英雄。”

他说这话颇为戏剧性，不过倒也不完全是戏谑的口吻，但是，还是刺激了阿历克斯的神经。肯特刺激他的神经，其实早在他掉进洞里之前就开始了。

“住嘴吧你。”他说。然后私下对莎莉抱怨。

“他说你救了他，一定是因为爱他。”

“得了吧，是谁我都救。”

“你可千万别和他这么说。求你了。”

肯特上中学以后，和父亲的关系有所改善。他选择学科学，学的是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地球学科。即便如此，阿历克斯也没有一点反对。越自然越好。

可是，上了六个月大学，肯特就失踪了。认识他的人—似乎学校里没有人是他的朋友—说他说过要去西海岸。后来，收到一封信，恰好在他父母决定去报警的时候收到的。他在多伦多北郊一家加拿大轮胎公司的店里工作。阿历克斯到那儿去看他，命令他回学校继续上学。但肯特不愿意，说他现在工作得很开心，赚了不少钱。或者是说只要一升职，很快就能赚不少钱。接着，莎莉悄悄去看他，没有告诉阿历克斯，她发现肯特很愉快，重了十磅。他说是因为啤酒。他有朋友了。

“这是个阶段。”她对阿历克斯承认这一趟旅行的时候，说，“他想尝一尝独立的滋味。”

“据我所知，他得到了一肚子的独立。”

肯特没有告诉她，他到底住在哪里。不过没关系，因为她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听说他辞职了。她觉得很尴尬，因为她觉得，那个告诉她的职员，脸上闪过一丝自鸣得意的笑容。她没问肯特去了哪里。她觉得他只要一安定下来，迟早会和她联系的。

他确实和她联系了。不过是三年以后。他的信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尼德尔斯，他告诉他们不要去找他，他只是路过那里而已，像布兰奇一样。阿历克斯问，谁他妈的是布兰奇？

“他只是开玩笑。有什么关系？”莎莉回答。

肯特没有说他做什么工作，或者他到了哪里，有没有朋友之类的。他也没有为这么长时间的音讯全无道歉，没有问他们怎么样，没有向他的兄弟姐妹问好。他写了几页纸，全是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实际的生活，而是他相信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此他正在做什么。

“对我来说，这样的前途有点可笑。”他说，“大家就应该把自己锁进一套套正装里面，我的意思是，得穿得像个工程师，一个医生，或者地质工作者，然后皮肤就长出来了，从衣服上面长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自己再也脱不下来了。我们人类有机会在这世界上活着，有精神的存在，有物理的存在，给了我们机会去探索整个世界内在的、外在的真实，不论是美好的，还是邪恶的，都给了我们，这里面既有快乐，也有痛苦，还有混乱。对你们来说，我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过是华而不实，空洞无物，不过我已经学会放弃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智力优越感……”

“他嗑药嗑多了。”阿历克斯回答，“一英里以外大概都能闻到。药物把他脑子弄坏了。”

半夜，他突然说：“性！”

这时候，莎莉躺在他旁边，也是清醒得不能再清醒了。

“什么性？”

“性让人变成那种状态，就是他说的状态。成为这个，那个，才能维持生活嘛。这都是为了稳定的性生活和性生活的后果付的代价。他没考虑到这个。”

莎莉回答：“哇哦，真浪漫。”

“但凡接近本质都谈不上浪漫。他不是正常人，我就是想说这个。”

他的信里还说，或者用阿历克斯的话，他的疯话，他说，他觉得自己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曾经有过，他称之为濒死的体验，这种体验给予他不同的认知，因此，他必须永远对他的父亲心存感激，因为是他的父亲抬着他，送他回到如今的世界，而他充满爱心的母亲，在这个世界里把他接了过来。

“也许在那些时刻，我得到了重生。”

阿历克斯呻吟。

“哦不，我不觉得。”

“你可别，你不是这意思吧。”莎莉回答。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封信，签名时说爱你们的信，是他们最后一次得到他的消息。

彼得进了医学院，萨维娜则学了法律。

出乎莎莉意料的是，她自己开始对地质学感兴趣。有一回，出于刚刚结束性生活的信任，她对阿历克斯提起那些岛。当然没有说她的白日梦，她认为肯特生活在其中某个岛上。她说，她以前知道这些岛的不少细节知识，不过现在都忘了，应该在百科全书上查查这些地方，以前就是从百科全书上知道的。阿历克斯回答说，你想知道的也许网上都有，很容易查。我不要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她回答。他让她起床，带她下楼，立刻，她眼前出现的是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茫茫的南大西洋上的一块绿地，还有丰富的资讯。她震惊得立刻背过身子去。当然，阿历克斯很失望，问她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失去了它。”

他回答，这不太好，你需要做点真正的事儿。那时候，他刚刚从他的教职退休，正打算写一本书。他需要一个助理，因为不再能像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可以指派学生。（她不知道这个理由是真是假。）她提醒他，她不懂什么岩石层。他说没关系，他按她拍的照片付酬。

从此以后，她变成了一个穿黑色或者亮色衣服的小人儿，专门对比志留纪或泥盆纪岩石带的碎石，或者是和形成现在的大陆之前，美洲和太平洋板块互相挤压，强压之下折叠变形形成的片麻岩对比。慢慢地，她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应用新获得的知识，后来，当她站在一条空荡荡的郊区马路上的时候，她知道自己脚下深远之处，是一个没有人见过的，装满了碎石的坑洞，没有人亲眼看见它出现之时，也没有人看见洞的形成，看见碎石慢慢地填充，藏匿，消失，整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阿历克斯的工作，拥有了解这一切的荣光，他尽力去挖掘这类知识，她为此赞美他，尽管她心里清楚，最好别夸奖他。过去的这些年里，他们是好朋友。她并不知道这些年是他们最后的年头，也许他知道。他进医院做手术的时候还带了他的图表和照片，应该出院回家的那天，他死了。

这是夏天的事儿，同一年的秋天，多伦多烧起一场大火。莎莉坐在电视机前，看了一会儿火灾现场。火灾发生在一个她熟悉的地区，或者说，她以前熟悉。以前那些日子，这块地方住的都是嬉皮士，到处都是他们的塔罗牌，珠子，南瓜大小的纸花。后来，那儿的素食馆被改造成昂贵的小酒馆和时尚服装小店。如今，这一街区的十九世纪建筑彻底消失了，播音员对此表示惋惜，说那些住在商店楼上老式公寓的人们，这会儿已经被人从险境之中拖到了安全的大街上，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

没提楼房的主人，莎莉想。这些人可能侥幸逃脱了线路达不到安全标准，臭虫蟑螂的防疫管理也不合格的惩罚，而那些被蒙蔽的，或者心怀恐惧的穷人也不会投诉他们。

这段时间，她有时会觉得阿历克斯盘踞在她的头脑之中。比如现在。她关掉了火灾的场面。

顶多不过十分钟，电话就响了。是萨维娜的电话。

“妈妈，你看电视了吗？你看见没？”

“你是说火灾？我刚才是开的，现在已经关了。”

“不，我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在找他……我刚才看见他了，五分钟之前吧。妈妈，就是肯特。现在找不到他了，但我看见他了。”

“他受伤了吗？我这就开电视。他受伤了没？”

“没有。他在帮忙。他在抬担架，担架上有个婴儿，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受伤了。就是肯特，就是他，我能看见他一瘸一拐的。你现在电视开了吧？”

“开了。”

“好。我要镇定一下。我想他回那幢楼里面了。”

“不过他们不应该让人……”

“他也许是医生，也说不定啊。哦，妈的，他们现在又在和那个老人说话，他家已经经营了一百多年……把电话挂掉，继续看电视吧。他肯定会再出现的。”

他没有再出现。镜头开始重复。

萨维娜又打电话过来。

“我要查查是怎么回事儿。我认识新闻频道的一个人。我去看看那个镜头，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萨维娜并不了解她的哥哥。她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她爸爸的去世使她感觉到了对家庭的需要？她很快就要结婚；她即将有自己的孩子。不过，一旦她下定决心要干什么，她有一种顽固的天性。她真的有可能找到肯特吗？她十岁的时候，她父亲曾经说，她对自己的想法，就像狗咬到了骨头似的，所以她应该去当律师。于是，从那时起，她一直说她要当律师。

莎莉浑身发抖，感觉到自己的渴望和疲惫。

就是肯特。一星期之内，萨维娜就发现了有关他的一切。不对，应该说，发现了他想告诉她的一切。他在多伦多已经住了有几年了，他经常路过萨维娜工作的地方，在街上也见过她几回。有一次，在一个四岔路口，他们差一点就撞了个对面了。当然她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穿着袍子。

“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莎莉问。

“哦，妈妈，即使你是和尚，并不等于你就是克利须那派教徒。不管怎么样，他现在不是。”

“那他现在是什么？”

“他说他活在当下。我说我们不全是活在当下吗？他说不是，他的意思是，真正的当下。”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他说。萨维娜问：“你的意思是这个垃圾堆？”因为他约她见面的咖啡馆，现在成了个垃圾堆。

他回答说：“我看的角度不一样。”不过接下来他说，他也不反对她的看法，谁的看法他都不反对。

“好吧，这是你的宽宏大量。”萨维娜回答，不过，她借此开了个玩笑，他也算笑了一下。

他说他在报纸上看见阿历克斯的讣告了，觉得讣告写得不错。他觉得阿历克斯会欣赏附注的地质文献书目的。他还想知道自己的名字会不会出现在家人名单里。他惊讶地发现有自己的名字。他想知道，爸爸死前是不是告诉过他们想在讣告里列谁的名字。

萨维娜说没有，他根本没想过自己这么早去世。是家里人聚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应该把肯特的名字列进去。

“哦，不是爸爸。”肯特说，“好吧，不是他。”

然后他问起莎莉。

莎莉突然感觉到，胸腔里有点像塞了个膨胀的气球。

“你说了什么？”

“我说你还不错。也许有点无所适从。你和爸爸那么亲密，现在一个人还没来得及习惯。他就说，要是她愿意的话，叫她来看看我。我说我要问问你。”

莎莉没有说话。

“妈妈，你在听吗？”

“他说什么时候，到哪里去看他了吗？”

“没有。我这个星期还会见他一回，就在上次的地方，我来问他。我想他还是喜欢他自己做决定。我想你会同意的。”

“当然我同意。”

“你不害怕一个人去？”

“别犯傻了。他真是你在火灾现场看见的人吗？”

“他才不会说是不是呢。不过我的消息是确定。他在市里某些地方的某类人群中，还是挺有名的。”

莎莉收到一张便条。便条本身就相当特别，她认识的大多数人都用电子邮件，或者打电话。她很高兴他没有打电话。她觉得现在她可能已经听不出来他的声音了。便条告诉她，把车停在地铁终点站的停车场，坐地铁，到哪一站下车，他会去接她。

她本应该在十字转门的另一边和他碰面。可是他不在。也许他的意思是说在外面接她。她拾阶而上，步入阳光，停下了脚步。各色人等熙熙攘攘地经过她的身旁，她有种沮丧而且尴尬的感觉。沮丧，是因为肯特显然没有来。尴尬，则是因为她正有一种与那些和她来自这个国家同一个阶层的人常有的感觉，尽管她永远也不会说出他们的话来。他们会说，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刚果、印度或者越南之类的地方，总之任何地方都可能，就是不可能是安大略省。在这里，更明显的是穆斯林的头巾，印度人的纱丽，非洲人艳丽的大席吉装。莎莉喜欢它们奢华明亮的颜色，但这些衣服还没有被当成异域服装穿在身上。穿这些衣服的人还没有到，他们正往里面赶。而她正好挡住人家的路。

地铁入口不远处，恰好是一家老银行大楼。几个男人或坐或睡或走在银行的台阶上。当然这里早已经不再是银行了，尽管银行的名字还刻在石头上。她宁愿看刻着的名字，没去注意这几个男人。这些男人的懒散，斜躺着或是昏昏入睡的姿势，和地铁里拥出来的匆匆人群，以及银行的功能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妈妈。”

台阶上的一个男人不紧不慢地朝她走过来，一条腿微微有些跛。她明白这就是肯特了，在那儿等着他。

她本来差点就被吓跑，不过立刻反应过来了。不是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污秽不堪，或者绝望无助。有些人看着她的样子并无恶意，也没有蔑视。知道她是肯特的妈妈之后，他们的表情甚至有了一些友好的愉悦。

肯特没有穿袍子。他穿着灰色的长裤，裤子太大了，扎了皮带，一个字也没有的T恤衫，一件破旧的夹克。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连天然的发卷也已经看不出来了。他皮肤暗沉、干裂，牙也掉了好几颗，骨瘦如柴的骨架让他的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

他没有拥抱她—实际上，她也不希望他抱她。他只是将手轻轻地放在她背上，带她往他们要去的方向走。

“你还抽烟斗吗？”她闻到的味道，让她想起来他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烟斗吸烟。

“烟斗？哦，没有啊，这味道是大火留下的烟味儿。我们都没注意。我估计，我们去的地方，味道恐怕还要更重。”

“要经过火灾现场？”

“不会，不经过的。就算想去，也不可能经过。那儿已经封锁了。太危险。有好几幢楼得拆掉了。你别担心，我们住的地方挺安全。一个不错的街区，离火灾现场还有一半路。”

“你的公寓？”她问，留意到他说的是，“我们”。

“算吧。你马上就见到了。”

他的语气温和从容，不过仍然听得出一种额外的费力，仿佛他在用外语表达，努力让自己更礼貌一些。他身体微屈，以方便她听清楚他的话。这些为了和她说话所做的特别努力和牵扯的体力，仿佛在做一种谨慎的解释，是她想要注意的某种信号。

成本。

他们走下人行道的时候，他碰了碰她的胳膊。也许是他轻轻绊了一下。他说：“对不起。”她觉得他轻微地打了个寒战。

艾滋。为什么她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没有的事儿。”他说。尽管她并没有说出口。他说：“我挺好的。既不是HIV阳性，也没有其他毛病。几年以前我得过疟疾，不过现在已经控制住了。可能我有点虚弱，不过用不着担心。从这里转弯，我们就住在这个街区。”

又是“我们”。

“不是因为我通灵。我只是猜出来萨维娜想知道什么，所以先让你安心。我们到了。”

是那种前门距离人行道只有几个台阶的房子。

“实际上，我禁欲。”他说着，帮她撑住门。

一块纸板遮住了原本应该是窗格的地方。

光秃秃的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屋里弥漫的味道成分复杂。街道上的烟味飘进了屋里，显然。不过，还混合了时日漫长的烹饪味道，煮糊的咖啡味道，厕所的味道，疾病的味道，以及腐烂的味道。

“禁欲这个词可能错了，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和意志力有关似的。我想我刚才应该用阉割这个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成就。当然不是。”

他带她绕过楼梯，走进厨房。一个女巨人背对他们，在搅拌炉子里的什么东西。

肯特说：“玛妮，这是我妈妈，你可以和我妈妈问个好吗？”

莎莉注意到他的声音有些变化，放松、诚恳，也许还有尊重，这和他对她说话时刻意表现出来的明快有所区别。

她说：“你好，玛妮。”女人半转过身，肉乎乎的脑袋上长着一张压扁了的娃娃脸，不过眼神并没有看过来。

“玛妮这个礼拜当我们的厨师。”肯特说，“闻起来不错，玛妮。”

肯特对他妈妈说：“咱们去我的圣殿坐坐，如何？”他领路，下了两级台阶，走进后头的门廊里。这里不太好走，堆满了报纸、广告，还有捆好的杂志。

“应该把这些东西拿走，今天早上我告诉过史蒂文了。火灾隐患呀，我一直这么说，不过现在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哎呀。她一直想知道他会不会隶属于哪个便衣教派。不过即便是这样，他也不会告诉她，他会说吗？当然是某种信仰的什么教派，而不是基督教。

再下几级台阶，就到了他的房间。其实就在地下室里。房间里有一张小帆布床，一张伤痕累累的，有文件架的老式书桌。两把靠背椅，椅子横档已经不见了。

“椅子很安全。”他说，“我们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捡来的，不过，没法坐的椅子，我都画线了。”

莎莉觉得自己筋疲力尽，坐了下来。

“你现在干什么？什么工作？”她问，“这房子是客栈，还是怎么回事儿？”

“不是，谈不上，连过渡住处也不是。只要有人来，我们都收容。”

“连我也收容。”

“连你也收容。”他说，连点笑容也没有，“除了我们自己，没人帮助我们。我们就靠捡垃圾，收破烂维生。报纸啊，瓶子啊，都能赚点钱。而且，我们还轮流去向公众筹款。”

“筹慈善款？”

“乞讨。”他回答。

“马路上？”

“还有更好的地方吗？就在街上。还去一些关系好的客栈，虽然这是违法的。”

“你也这么做吗？”

“要是我不做，我怎么能要求别人做呢。这就是我要克服的东西。我们所有的人都得克服点什么。也许是羞耻感，也许是观念，‘我的’观念。有时有人扔一张十块的钞票，有的时候只有一块钱，私有观念就来了。它到底属于谁？嗯，我的—心跳一下—我们的？要是觉得是我的，一般就会赶紧花掉。有人回来的时候闻起来一股喝高了的味道，还说，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连口吃的也没要到。之后，也许因为感觉不舒服，就坦白承认了。或者，有人也不会承认，没关系，过些日子，我们就发现他们失踪了，过几个礼拜吧，要是在外头的日子不好过，会回来的。有时候，你能看见他们自己在街边乞讨，别去认他们。别回来了，就这样行了。他们是我们的毕业生，可以这么说，要是你信任这个体系的话。”

“肯特……”

“在这里我叫约拿。”

“约拿？”

“我挑的名字。我想过拉撒路，不过也太戏剧化了。要是你喜欢，还是叫我肯特好了。”

“我想知道你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和这些人没什么关系……”

“这些人就是我的生活。”

“我知道你就会这么说。”

“好吧，我自作聪明了。不过，这……这些活儿，我已经干了……有七年？九年。九年。”

她继续问：“之前呢？”

“我怎么会知道？在此之前？在此之前。男人的日子像杂草，不是吗？割下来，扔进炉子里。听我说，我再次见你，就开始炫耀。割下来，扔进炉子里，我对这话题没兴趣。我的每一天都是顺其自然，真的。你不会明白。我没有生活在你的世界，你也没生活在我的世界，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想在这里见你？”

“不知道，我没想过。我觉得挺自然，就是时候到了吧。”

“自然。当我在报纸上看见爸爸的死讯，我自然想到，哦，钱哪儿去了？哦，我想，她会告诉我的。”

“暂时，我继承。”莎莉回答说。她费劲地克制自己，不过还是有撒了气的失望。“房子也一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猜就是这样。行吧。”

“等我死了，给彼得和他的儿子们，还有萨维娜。”

“真不错。”

“他不知道你活着，还是死了……”

“你以为我在问你要？你以为我是个白痴，问你要钱？不过，我还是犯了个错误，我还想怎么用这笔钱呢。想着是家里的钱，当然我能用。确实是个诱惑。现在，我高兴了，我没法用。”

“我可以……”

“问题是，问题是，这座房子被认定为危房……”

“我可以借给你。”

“借？我们这里不借钱的。我们这个体系没有借钱这回事儿。抱歉，我得去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饿了吗？你要不要喝点汤？”

“不用了，谢谢。”

他不在的时候，她想一走了之。要是她能找到后门的话，要是她不必经过厨房的话，她就走了。但是，她又没法这样做，如果她这么做，等于以后再也没机会见到他了。这种房子都是汽车发明之前盖的，后院不会通往大街的。

大概隔了半小时，他才回来。她没有戴手表。她觉得手表也许在他的生活里不受欢迎，看来，这个想法还是对的。至少这个想法是对的。

看见她还在，他似乎有点惊讶，或许是有点困惑。

“对不起，我去办事儿了，然后去和玛妮说了会儿话，她总是能让我镇定下来。”

“你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对吧，你给我们的最后音讯。”

“哦，不用提醒我。”

“没有。信写得很好。一次很好的尝试，你想解释你的想法。”

“请你不要提醒我。”

“你试着想清楚你的生活……”

“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进步，还有我能找到的，讨厌的自我。我的意义。我的废话。我的精神。我的才智。莎莉，那封信没有内容……你不介意我叫你莎莉吧？只是写了些容易说出来的。你做了什么，你生活的每一分钟，都是外在的。当我明白这些时，我非常快乐。”

“你快乐？真的？”

“当然了，我再也不用想自我这类愚蠢的事情了。我想，怎么办？这是我允许自己想的唯一的事情了。”

“活在当下？”

“要是你觉得我迂腐，我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你的嘲笑。”

“我没嘲笑你……”

“我不在乎，听着，要是你觉得我想要你的钱，也不错，我就是想要你的钱。我也想要你。你难道不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吗？我不是说我爱你，我不用这么蠢的语言。我只是想拯救你。你知道，你能救的只有自己。所以，关键在哪里？我并不经常找人家说话。我惯常是避免和人有关系。我说的是真的，我尽力避免和别人有任何关系。”

关系。

“你干吗要忍着笑呢？”他说，“因为我说关系？这个词是黑话吗？我对措辞不太讲究。”

莎莉回答说：“我在想耶稣。‘母亲，我与你有何相干？’”

瞬间跳到他脸上的神情，几乎是凶残的。

“你累了吧，莎莉？你这么聪明，不累吗？我不能再和你聊天了，真抱歉，我还有事儿要忙。”

“我也是。”莎莉回答说。这完全是谎话。“我们以后……”

“别说了，别说了。你想说的是，我们以后再联系。”

“可能我们以后可以再联系。这样说是不是好一点？”

莎莉开始迷了路，后来还是找到了路。又见银行大楼，还是那一群，抑或换了一群流浪者。坐地铁，停车场，钥匙，公路，塞车，然后公路变少，太阳就要落山了，没有下雪，光秃秃的树，田野渐行渐暗。

她热爱这片乡间，这个季节的乡间。她必须要想自己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吗？

猫儿很高兴见到她。电话里有两个朋友留下的口讯。她热了一份烤宽面。现在，她买这些烹饪好的冰冻食品。这种食物不错，想到既然不会浪费，也就觉得不算贵了。等面热好的七分钟，她慢慢啜饮一杯酒。

约拿。

她愤怒得浑身颤抖。她该怎么办？回到那幢被公布为危房的楼里，死命擦洗恶臭的油地毡，帮他们煮因为过期被扔进垃圾堆的鸡肉？然后天天还会有人告诉她，她的水平实在不如玛妮，或者随便哪位备受折磨的可怜人？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对别人的生活，肯特的生活，肯特选择的生活有用。

他病了。他已经把自己消耗完了，也许他就快要死了。即使她真的这么做，他也不会因为干净的床单，新鲜的食物感激她。哦，这是不可能的。他更愿意盖着他那张到处都是洞的毯子，死在帆布床上。

不过，一张支票，她还是可以写张什么支票。不要太荒唐就好。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明摆着，他不会用这笔钱帮助他自己。而且，他也不会因此不再鄙视她，显而易见。

鄙视。哦，不是这个问题。和他们的关系没关系。

总而言之，这样的一天，还是应该有什么，让这一天不至于变成一场绝对的灾难。并非是一场绝对的灾难，不是吗？她最后说的可能，他并没有纠正。

注释

〔1〕原文为法语。

游离基

一开始，大家都打电话给妮塔，确认她不至于过度消沉，不会过分孤独，不至于吃得太少或者喝得太多。（以前她的酒喝得太多，大家对此都记忆深刻，所以忘记了如今，医生要求她滴酒不沾。）她和大家都保持距离，不让自己听起来痛苦崩溃了，也不至于让他们觉得她不合情理的快活，也不会心不在焉，情绪混乱。她说她不需要什么生活用品了，她要把手上的事儿都做完。哦，处方药，足够了，给感谢信准备的邮票，也够了。

好朋友可能会怀疑—也许她懒得吃饭，也许她把收到的悼函直接扔掉了。她甚至没写信给远方的朋友，自然也不会收到他们的悼函。连里奇在亚利桑那州的前妻，住在新斯科舍省的几近失和的哥哥，她都没通知。尽管，他们也许比在身边的人更能明白她为什么要处理手头这些和葬礼无关的事。

里奇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正准备去村里那家五金店。那时候，差不多是上午十点左右，他打算油漆露台的栏杆。就是说，他要刮掉旧漆，重新上漆。旧刮刀在他手里折断了。

她没时间操心他为什么迟到。五金店门口的人行道有一块广告牌，割草机打折的广告，他就在这块广告牌下面弯下腰，死了，甚至还没有走进商店。他已经八十一岁了，除了右耳有点背以外，健康情况还是不错的。一个星期前，医生刚刚给他检查过身体。妮塔会知道，最近这次体检，这张干净的健康证明出现在无数的猝死事件中，现在，她就遇到一个。她说，她本以为这样的突然造访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话，她本应该只对亲近的，可以互相挖苦的朋友说说。维吉和卡罗尔，她们和她年纪相当，都是六十二岁。年轻一些的人会觉得这种话并不得体，意在逃避。刚一出事儿，他们打算蜂拥而来，把妮塔包围。其实，他们并没提起悼念的安排，不过，她害怕他们随时都可能开始这个话题。

她继续安排各种事宜的时候，显然，除了久经考验的真正朋友以外，全都消失不见了。最便宜的棺材，立刻下葬，什么仪式也没办。承办的人说这样可能违法，不过她和里奇早查清楚了，一年前，她的病情确诊时，他们就查过了。

“我怎么知道他要抢在我前头呢？”

大家没指望传统的服务项目，不过，他们希望有些现代的项目，歌颂生命，弹奏他最喜爱的音乐，大家的手握在一起，共同讲述赞美里奇的种种故事，同时诙谐地提起他的小怪癖，以及可以原谅的过错。

里奇说过，这类事儿让他恶心。

因此，迅速处理完了。骚乱，以及包围了妮塔的关爱，也消失了，尽管她想，还是会有一些人说他们在关心她。维吉和卡罗尔没有这么说。她们只是说，还没到要死的时候，要是她现在就垮掉，那么她就是条自私卑鄙的母狗。她们说，她们还会来看她的，带伏特加酒给她提提神。

她的癌症现在处于缓和期，不管缓和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消失，反正不是永远。要动手术的主要是她的肝脏，现在她坚持小口小口地吃东西，一直还没什么问题。她的朋友们想起来，她不能再喝酒了，这让她们泄气。不能喝伏特加。

毕竟，春天时进行的化疗对她是有好处的。现在已经是仲夏时分，她觉得现在自己的样子不那么像黄疸病患者了。不过也难说，可能也只是因为她习惯了这副模样而已。

她早早就起床洗漱，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但是，她至少还会穿衣服，会刷牙洗脸梳头。头发最近又长出来了，脸庞附近的发根都是灰的，发梢是黑的，和以前一样。她涂口红，画眉毛，现在，眉毛已经非常稀疏了。出于她这一辈子对细腰和丰臀的向往，她不断地检查自己又朝这个方向进步了多少，尽管她明明知道，现在，最适合她全身上下的词汇是皮包骨头。

她就坐在平常坐的宽敞的扶手椅上，旁边放了一堆书，还有没翻开的杂志。她小心地啜饮杯子里清淡的草药，现在她不喝咖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草药。有一段时间，她以为自己没有咖啡就活不下去了，不过现在，她想要的是手里捧着一杯温草药。草药对她的思维有帮助，或者不叫思维，随便叫什么都行，总之就是她用来打发每一天、每个小时的东西。

这里是里奇的房子。他还和妻子贝特在一起的时候，就买了这幢房子。那时候，这只是用来过周末的地方，整个冬天都没有人。两间小卧室，厨房是单坡屋顶的，离村子的距离差不多半英里。不过没多久，他开始维护这幢房子，学木工活，给两间卧室和洗手间修了边房，给他的书房也盖了边房，把整幢房子变成敞开式平面结构，卧室、餐厅、厨房处处相通。刚买下这房子的时候，贝特说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买这么一座垃圾。这时候她就有了兴趣。修缮的活计让她忙个不停，她买了一件木匠的围裙。她正好要找事情做，她刚刚花几年时间，写完并且出版了她的烹饪书。他们没有孩子。

这时期，贝特告诉身边的人，她发现自己的人生角色变成了一个木工助理。这些事儿使她和里奇的关系比以往更加亲近，直到后来，里奇爱上了妮塔。妮塔在里奇任教的大学教务处工作，他在大学里教中世纪文学。他们第一次做爱是躺在刨花和锯开的木料中间，如今这些木料成了带着拱形屋顶的大厅。妮塔落下了太阳镜，她并不是故意的。不过，从来不丢三落四的贝特不相信。随后便是惯常的吵闹，老一套的陈词滥调，还有痛苦，终于，贝特去了加利福尼亚，然后又去了亚利桑那州。妮塔听从了教导主任的建议，辞去工作，而里奇也未能得到人文学院院长的职位。他提前退休，卖掉了城里的房子。无序之中，妮塔也没有接手那条小一号的木工围裙，反倒是高高兴兴地读起了书。她用轻便电炉学基础的烹调，花很长时间探索式地散步，把带回家的参差不齐的麻点百合、野胡萝卜花搁到空油漆罐里。后来，她和里奇成了家，想到自己欣然扮演了年轻女人，快活的第三者，身体柔软、欢声笑语、脚步轻快的无邪少女，她略感难堪。她原本是个思想严肃，行为笨拙，有自我意识的女人。很难说是女孩儿。她甚至能细述英格兰所有的，不光是国王，还有王后的历史，她知道欧洲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倒退，却羞于在众人面前跳舞，也永远不会像贝特那样学习爬活梯。

房子的一边是雪松，另一边则是铁路的地基。这段铁路的交通从来都不忙，现在大概也就是一个月来两辆列车。铁轨间长满了野草。有一段时间，就是她快到更年期的时候，妮塔挑逗里奇去铁路那儿做爱。当然不是在枕木上，而是在枕木旁边狭小的草地上。他们爬下去，快乐得不得了。

每天早上，每当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发现里奇没有在他的位置上时，总会仔细地想这是为什么。他不在小洗手间里，他刮胡子的东西还在那儿，还有他的处方药，治疗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没有治大病的，这些药他都不肯扔掉。他也不在卧室里，她是刚刚打扫完卧室出来的。也没有在大洗手间，他去大洗手间唯一的可能就是泡澡。近一年来，厨房已经多半变成他的地盘了，但他也没在。当然了，他也没有在油漆剥落了一半的天台上，开玩笑地从窗户缝往里面偷看—以前他这样时，她总是装出要跳脱衣舞的样子。

或者书房。在所有的地方里，这里是他的消失最为明显的地方。起先她觉得一定要走到门前，推开门，站在那儿鸟瞰堆积如山的报纸，几乎已经报废的电脑，散落四处的文件，翻了一半或者反扣的书，乱七八糟挤在书架上的书。到现在，她能做到的，也只是想想这些东西。

迟早有一天，她得走进书房。她觉得这是侵略。她不得不侵入丈夫已经死去的心里。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想到的。她眼里的里奇，效率和能力都几乎高不可及，他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她一直毫无来由地相信自己会死在他前头。最后一年也证明了，这种信念并不只是个愚蠢的念头，她觉得，在他们两人的心里，这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

她第一个要收拾的是地窖。是真正的地窖，不是所谓的地下室。厚木板架伸出地面，搭出一条人走的路。高高的小窗户上挂着脏兮兮的蜘蛛网。搁在这里的东西，她从来都没有需要过。只是里奇剩下一半的油漆罐，各种宽窄不一的纸板，也许哪天就派上了用场。各种工具也一样，也许哪天有用了，也许哪天扔掉了。她只下来过一次，来看看灯是不是忘记关了，确定所有开关都贴上了标签，注明每个开关都控制哪一盏灯。上去的时候，她像平常一样，从厨房那头插上了门。里奇常常取笑她这种习惯，问她觉得谁会穿过石头墙，从小矮人才能钻进来的窗户跑出来害他们。

不过，从地下室开始比较容易，要比从书房开始容易一百倍。

她已经收拾了床，清理了厨房和洗手间属于她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通常情况也是这样，彻底大扫除的念头，实在超出了她的能力。除了十五年前她和里奇旅游带回家的爱尔兰硬币碟子以外，她只扔掉了一个回形针，或是失去磁性的冰箱贴。每样东西似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以及奇妙之处。

卡罗尔和维吉每天都会打电话，一般都是晚饭时间打，她们肯定觉得晚饭是她孤身一人最难忍受的时间。她说自己还不错，她很快能从自己的窝里出来，她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她只是思考、看书。她吃得不错，睡觉也还行。

除了看书以外，这些也都是真话。她坐在椅子上，身畔全是书，但一本也没有翻开过。她一直喜欢看书，因此里奇也说，她就是他想要的女人。因为她能坐下来看书，让他自己待着。但现在，她连半张纸也看不下去。

她也不是那种只读一遍的读者。《卡拉马佐夫兄弟》，《弗罗斯河上的磨坊》，《鸽之翼》，《魔山》，她都是一遍遍地反复看。她会挑出一段来，觉得自己只看这部分就可以了，然后就发现停不下来了，一直到再感受一遍全文。她也看现代小说，不过看的永远都是小说。她讨厌大家一提小说就会说什么“逃避”。也许她会辩解说，真实的生活才是逃避。这并不是个玩笑，但是，这种话题太重大了，根本没法争辩。

最奇怪的是，如今，阅读的兴趣消失了，不仅是里奇的死，她自己也身患重病。她想过，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等她不再服用某些药物，不再接受消耗的治疗方式，奇迹就会再度出现。

显然没有。

有时候，她试图对她自己想象出来的询问的人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最近太忙了。”

“大家都这么说。忙什么呢？”

“实在是太忙，根本没注意。”

“没注意什么？”

“我是说，没想过。”

“想什么？”

“哦，算了，没什么。”

一个清晨，坐了一会儿，她发现天气太热了。她应该起来开电扇。或者，她可以更有环境责任感地打开前后门，让风吹进来—要是有风的话，让风穿进纱门，穿过这幢房子。

她的第一步是打开前门。晨光还没来得及洒进屋里，她意识到，一缕阴影就把光线截断了。

一个年轻男人站在纱门外头。纱门用挂钩钩住了。

“我没想吓着你。”他解释说，“我在找门铃，也敲了门框。不过我估计你没听到。”

“对不起。”她回答。

“我是来检查保险丝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保险盒在哪里？”

她侧身，让他进门。她花了一点时间回想。

“哦，在地窖里。我把灯打开，你就能看见了。”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弯下腰去脱鞋。

“穿着鞋好了。外面又没下雨。”她说。

“不妨脱了。我习惯了。”

她进了厨房。只要他不走，她是没法子再坐回去了。

他上楼梯的时候，她帮他开了门。

“没事儿吧？你看？”她问。

“挺好。”

她领着他走向前门，突然意识到身后没有脚步声了。她回过头去，看见他站在厨房里。

“你这里有东西吃吧？能给我做点吃的东西吧？”

他的声音有种变化。也许是因为激动，嗓音发劈，声调上扬，她想起了一个电视喜剧演员的哭诉。借着厨房天窗的光线，她看出来他并不是太年轻。她开门的时候，只看见他瘦小的身材，以及背对清晨光线的面部阴影。现在，她看见了，他确实身形瘦小，但并非她之前以为的孩子气，而是因为糟蹋。他装出一副友好又懒散的模样。硬朗的长脸，一双往外突的淡蓝色眼睛。模样滑稽，但是有一种坚持，仿佛他通常都能如愿以偿。

“你看，我正好有糖尿病。”他说，“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有糖尿病的人，不过，情况就是这样的，糖尿病人要是饿了，就得赶紧吃，否则身体机能就出问题。我进屋之前就该吃东西了，不过我走得太匆忙了。你不介意我坐下吧？”

他已经坐在厨房桌边了。

“你有咖啡吗？”

“我有茶，草药茶，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没关系，当然可以。”

她往杯子里放了茶叶，插上水壶的电源，打开了冰箱。

“没多少吃的了。”她说，“有些鸡蛋，有时候我炒鸡蛋，加上番茄酱。你喜欢这么吃吗？我还有点英格兰松饼，可以烤一下。”

“英格兰，爱尔兰，乌克兰，随便，我不在乎。”

她往平底锅里打了两个鸡蛋，把蛋黄搅破，用叉子把两个鸡蛋拌在一起，切了一块松饼，放进了烤箱。她从碗橱里取出一个盘子，搁到他面前，然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刀叉。

“漂亮的盘子。”他说着，把盘子举起来，似乎要从盘子里看看他的脸。就在她的注意力转移到鸡蛋上时，听到了地上粉碎的声音。

“哦，老天保佑。”他又换了一种声音，一种卡住似的，绝对无误的下流腔调，“瞅瞅我干的好事儿。”

“没关系。”她回答说，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不要做。

“肯定是从手指间滑下去了。”

她再拿下来一个盘子，放在餐桌上，等着把烤松饼和加了番茄酱的鸡蛋盛出来。

这时候，他弯腰去捡地上的碎瓷片。他捡起其中一块，有一头是尖的。她把饭菜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用碎瓷片轻轻地顺着自己光溜溜的胳膊往下刮。细细的血滴从皮肤里渗出来，开始是分开的，渐渐血滴连成了一条线。

“没事儿。只是个玩笑。我知道分寸。要是我想严重一点，咱们就用不着番茄酱了，对吧？”

地板上还有些他没捡起来的碎片。她转身想去拿扫帚，扫帚就搁在后门附近的储藏室。就这么一刹那，他抓住她的胳膊。

“你坐下。我吃饭的时候，你就坐在这里。”他又抬起那条血淋淋的胳膊给她看。接着，他用松饼夹鸡蛋，几口就吃光了。他张大嘴咀嚼。水壶里的水开了。“茶叶包在杯子里？”他问。

“对。不过，是茶叶。”

“你别动。别走近水壶，明白了吗？”

他把烧开的水倒进茶杯。

“跟干草似的。你只有这个？”

“对不起，确实只有这个。”

“不许再说对不起。只有这个就只有这个。你不会真以为我来这里是来看保险丝的吧？”

“哦，我真这么以为的。”妮塔回答。

“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

“你害怕了？”

她选择把这个问题当成认真的提问，而不仅仅是奚落而已。

“我不知道，也许更多是震惊，不是害怕。我想是这样。我不清楚。”

“有一样，有一样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来强奸你的。”

“我不至于这么想。”

“永远也不要这么确定。”他喝了一口茶，做了个鬼脸，“就因为你是个老太太？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家伙，什么都可以强奸的。孩子，狗，猫，老太太，都行。老爷子也行，他们可不挑剔。我，我挑剔的，我很正常，除非是我喜欢的，对方也喜欢我的漂亮姑娘，否则我都没兴趣。所以其他人可以放心。”

妮塔说：“我很放心。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

他耸耸肩，仿佛被他自己逗乐了。

“外头停的是你的车？”

“我先生的车。”

“你先生？在哪里？”

“他死了。我不会开车。我想卖了这车，不过还没来得及卖。”

多傻。她这么傻，竟然告诉他这些。

“两千四？”

“我想是吧，应该是。”

“开始我还以为你是骗我的，你丈夫。当然了，骗我也没用。女人是不是在装腔作势，我闻都闻得出来。只要一进屋立刻就能知道。她一开门，我就知道了。本能啊。这车还能开吧？他最后开这车是什么时候？”

“六月十七日。他死的那天。”

“还有汽油没？”

“我想应该有吧。”

“要是他刚加过油就好了。你有车钥匙吗？”

“没在身上。我知道在哪里。”

“好吧。”他把椅子往后蹭，压在了一块碎片上。他站起来，惊讶地摇了摇头，又坐了下来。

“我累死了，再坐一会儿。我想，吃了东西就会好点了。糖尿病是我编的。”

她椅子往后蹭。他跳了起来。

“你给我待着别动。我还不至于累到抓不住你。我只不过走了整整一晚上而已。”

“我是去拿车钥匙。”

“我叫你去你再去。我是沿着铁路走过来的。一辆火车也没看见。我一路都是走来的，结果一辆也没看见。”

“很少有火车。”

“哦，很好。我下到沟里走，沟是围着几个建得半半拉拉的小镇修的。天亮的时候，我还行，除了要过马路，我得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见这里了，看见你的房子，车，我就告诉自己，就这里了。我本可以开我家老头子的车，不过，还好还有点脑子留在头壳里。”

她知道他希望她问他到底干了什么。她也清楚地知道，她知道得越少越好。

这是自从他进屋后，她第一次想到自己的癌症。她想到癌症给了她自由，豁免了她的危险。

“你笑什么？”

“我不知道，我笑了？”

“我猜啊，你大概喜欢听故事。想听我讲故事吗？”

“也许我更希望你走吧。”

“我会走的。不过，我先要给你讲个故事。”

他一只手伸到后头的口袋里。“要不要看张照片？给你看。”

一张三个人的照片，在客厅里，照片的背景是一道拉起来的花布帘。一个老头儿，也不是真的很老，大概也就六十岁的样子，还有一个年龄相当的老太太，一起坐在沙发上。沙发的一端，靠前一点的位置，一个肥胖异常的年轻一些的女人，坐在轮椅上。老头子体格结实，头发花白，眯缝着眼睛，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呼吸困难似的，不过他尽力在微笑。老太太的身材瘦小许多，头发染黑了，还涂了口红，身上的短上衣以前叫作村姑衫，领口和袖口都镶有红色的小蝴蝶结。她的笑容坚决，甚至有点疯癫，她的嘴唇拉得太长了，也许是因为牙齿坏了。

不过，这张照片的焦点是那个年轻些的女人。她鲜亮的宽松长袍大得古怪，很是抢眼，黑色的头发在前额上梳成一排小卷儿，双颊都挂到了脖子上。尽管脸上全是肉团，她的表情还是透出几分满足和精明。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坐在轮椅上的，是我姐姐玛德琳娜。

“她生下来就很奇怪，不管医生还是谁，反正什么也帮不了她。她吃得像头猪。自打我记事，我们就互相仇恨。她比我大五岁，所以我一出生，她就可以折磨我了。抓到什么都朝我扔，用她妈的那该死的轮椅把我撞翻，想从我身上压过去……对不起，原谅我的粗话。”

“你一定很艰难。对你父母来说，也不容易。”

“哈哈，他们翻个身，就接受了。喏，他们去一家教堂，看看，一个牧师告诉他们她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他们带她一起去教堂去，她在院子里嚎得他妈的像只操蛋的猫。他们就说，哦，她在唱歌呢，上帝他妈的保佑她吧。哦，对不起，还要请你原谅我……

“所以，你明白，我从来不费这个劲在家里多待，明白吧，我走，过自己的生活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因为这个废物就闲晃荡。我有自己的生活。我有工作。我大半时候都有工作。我从来没有喝得醉熏熏的，一屁股坐在政府的钞票上游手好闲……好吧，我说的是，臀部。我从来没有问老头子要过一分钱。九十度那么热的天，我在屋顶上浇柏油。我给臭哄哄的饭店拖地洗碗，去破破烂烂的骗钱加油站给他们当孙子，浑身是油。我都做过。不过我不可能永远有精神吃他们的屎，所以干不了多久。那些贱人永远都是要控制我这样的人的，我可受不了这个。我家算是体面人家，我爸爸一直有工作，直到后来他生病，实在干不了了。他的工作是在公交车上。他们不是让我吃屎长大的。好吧，算了，没关系。我爸爸妈妈一直告诉我，家里的房子是你的。房子的钱已经付清了，保养得还不错，它是你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知道你小时候的日子不好过，要不是因为不好过，你本应该上学的。现在，我们打算尽可能补偿你。前些日子，我爸爸在电话里和我说，这事儿你当然明白。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只要你签个协议，答应这辈子照顾你姐姐，答应这里只要是你的家，也就是她的家。

“上帝，他以前可没这么说过。以前他可没说过这是个协议。我一直以为，只要他们死了，她就上哪家福利院去了。看来根本不是我家。

“所以，我告诉老头子，我以前没这么想过。他说，你自己决定吧，你不想签就不签，等我们不在了，你伦妮姨妈会来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守协议。

“耶，伦妮姨妈，她是我妈妈最小的妹妹，也是一位天赐的婊子啊。

“反正，他说，你伦妮姨妈会来看着你。我马上就改变了主意。我说，好吧，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挺公平的。好吧，不错，挺好的，这周末我去看你们，和你们一起吃晚饭吧。

“太好了。他说，你能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这件事儿，我很高兴啊。你连珠炮一样，总是反应过头，你这个年龄，应该有点理智了。

“我当时想，你这么说真是可笑。

“所以我就去了。妈妈做了鸡肉。一进屋就香味扑鼻，然后我就闻到玛德琳娜的味道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我妈每天都给她洗澡，她身上的味道还是很可怕。不过，我的表现不错，我说，这是个机会，我们应该拍照留念。我告诉他们说，我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新相机，照片立刻就能冲出来，马上就能看见。按下快门就能看见照片，你们喜欢吗？我让他们全都坐在前屋，我给你看过了。妈妈说，快点，我得马上回厨房呢。我说，马上就好。就是这张照片。她说，来，现在来看看我们的样子。我说，坚持一下，耐心一点，一分钟就好。他们等着看照片的时候，我把自己漂亮的小手枪掏出来了，乒乒乓乓，开枪打倒他们，然后我又拍了张照片，去厨房吃了点鸡肉，又回去看了看他们。我希望伦妮姨妈也在场，可惜妈妈说她教堂有事儿。要是她在，我一样轻松地毙了她。瞧瞧，《天伦劫》〔1〕嘛。

“老头子的脑袋往一边歪，老太婆是往后倒，他们脸上的表情都被打飞了。我姐是往前趴着的，看不到脸，只能看见她那双华丽的肥腿，黑压压的脑袋上还别着精美的过气头花。

“我可以在那儿美美地坐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感觉真轻松啊。不过，天黑以前我就走了。我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吃完了鸡肉，我知道最好还是走吧。我准备好了伦妮姨妈随时会来，不过，那会儿的情绪已经没了。我知道我最好打起精神干掉她，不过我已经不想了。肚子也太饱了，这鸡还真不小。我不打算打包带走，就全吃掉了。我打算从后头小路抄过去，要是随身带只鸡，害怕狗闻到味道闹出动静来。我以为吃掉整只鸡能支撑一个星期。不过，你看看，我到你家的时候，多饿啊。”

他四下打量厨房。“你这里没什么喝的了吧？这茶也太难喝了。”

“可能有酒，我也不太清楚，我已经不喝酒了。”

“你参加戒酒协会了？”

“没有，就是不合适喝罢了。”

她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双腿发抖。当然发抖。

“我进来之前，帮你修了电话线。”他说，“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要是他喝了酒，会放松一些，更好相处呢，还是会更加疯狂邪恶？她怎么知道呢。她没离开厨房，就找到了酒。她和里奇习惯每天喝一点红酒，因为红酒对心脏有好处，或者是能防止一些对心脏有害的东西吧。恐惧和混乱让她想不起来到底那叫什么了。

因为她吓坏了，确定的是，这一会儿，她得了癌症这个事实，已经帮不上她的忙了。一点用也没有。她活不过一年的现实，并不能抵消她可能马上死掉的事实。

他说：“嘿，这是好东西。不是螺旋盖，你有没有开瓶子的锥子？”

她往抽屉方向走，但他立刻跳了起来，把她推到一边，不过不算太粗鲁。

“嗯哼。我拿到了。你离抽屉远点儿。哦，天哪，抽屉里有不少好东西啊。”

他把几把刀子搁在他的椅子上，她不可能够得着的地方，开始用锥子起瓶盖。她不会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手里都是致命武器，不过，她也不见得完全没可能用得上。

“我去拿酒杯。”她说。但是他说不用了。不要玻璃杯。他说。有塑料杯没。

“没有。”

“那就咖啡杯。我看着你。”

她拿下来两个咖啡杯，说：“我只喝一点。”

“我也是。”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得开车。”但他的酒杯倒满了。“我可不想让条子的脑袋伸到车里头，看我是怎么回事儿。”

“游离基。”她说。

“什么意思？”

“红酒的什么东西。好像是杀掉有害细菌，构成有利细菌，我忘记了。”

她喝了一小口红酒。她本以为自己会觉得恶心，结果没有。他也在喝，还是站着。她说：“你坐下来的时候小心那些刀。”

“别拿我开玩笑。”

他把刀子放回抽屉里，坐了下来。

“你以为我是个蠢货，还是以为我很紧张？”

她利用了这个好机会，她说：“我只是以为你以前没这么干过。”

“当然没有。你以为我是杀手？哦，没错，我确实把他们宰掉了，不过，我不是杀手。”

“有区别。”她回答。

“当然。”

“我明白这是什么感觉。我是说，我明白消灭掉伤害你的人的感觉。”

“是吗？”

“你做过的，我也做过。”

“没有吧。”他把椅子往后推，不过没有站起来。

“你不愿意相信就别相信，反正我干过。”

“别扯淡了。你怎么做的？”

“毒死。”

“你胡扯什么呢？你让他们喝这操蛋的茶，还是什么意思？”

“不是他们。是她。这茶一点问题也没有，它可能延长你的寿命。”

“要是喝这种垃圾，我还是别长寿的好。他们会在中毒的尸体里发现毒药。”

“我不知道植物中毒是不是能查出来。不过，没人想过要去查。她小时候得过风湿热，后来就一直有问题，不能运动，体力消耗不能多，老是要坐下来休息休息。她死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意外。”

“她怎么伤害你了？”

“我丈夫爱上了她。他当时打算离开我，和她结婚。他这么告诉我。而我为了他付出了一切。我们在这屋子里一起工作，他就是我的一切。我们没有孩子，因为他不想要。我学木匠活儿，我那么害怕爬梯子，但是我爬了。我的全部生命就是他了。就因为这个在教导处工作的没用的可怜虫，他要把我踢出门去。我们经营的生活，就是为了她。你觉得公平吗？”

“你怎么弄到毒药的？”

“我用不着去弄，后花园就有。那里几年前有一块大黄地。大黄的叶脉就有最合适的毒素。不是根，我们平时吃的是根。根没问题，味道不错。不过，大黄叶子上，那种细细的红色叶脉是有毒的。我知道，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起作用，所以，我做的一切更像是试验。不过，各种情况对我都很有利。首先，我丈夫去明尼阿波利斯开座谈会。他原本可以带她一起去，不过那时候刚好是暑假，她是个低级职员，得值班。另外，她本来也不一定是自己待着，也可能会有人和她在一起。再说了，她还有可能怀疑我。我估计，她未必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还把我当朋友。她来我家做过客，我们挺友好的。我还要考虑到我丈夫的为人，他是那种什么都要往后拖一拖的人，他会提前告诉我，让我接受现实，但不会告诉她他已经说了。为什么杀了她？也许他两种可能性都在考虑？

“不会的，反正他还会和她交往的。就算不会，反正我们的生活也被她毁了。她毁了我们的生活，我只好毁了她。

“我烤了两个水果馅饼。一个里面有叶脉毒素，另一个没有。当然，我做了标记。我开车到大学，买了两杯咖啡，然后去她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在，我告诉她我要进城，路过大学广场，看见了这家相当不错的糕饼房，我丈夫经常夸奖他家的咖啡和烤饼，我想到大家都去度假了，她一个人在办公室，而我丈夫去开座谈会了，我也是一个人，所以我就进去买了两个水果馅饼，两杯咖啡。她很开心，连连道谢，她说她待在办公室很闷，大楼里的咖啡馆关了，还得到理工楼去喝咖啡。理工楼的咖啡肯定放了盐酸。哈哈。所以，我们就共度了茶点时间。”

“我讨厌大黄。”他说，“这种办法对我不会有用的。”

“对她有用就行了。我得碰碰运气，得快，总之要在她觉察出不对之前，把东西吃下去。但又不能太快，不能让她立刻想到是我干的。我得快闪，于是我就走了。那幢楼位置很偏，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没有人看见我去过。当然了，我知道从后门走的路。”

“你觉得自己挺聪明的，你逃脱了。”

“你不也是。”

“我的做法没你的保密。”

“你有必要保密。”

“一点没错。”

“我也必须保密。我保住了我的婚姻。他意识到她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她会让他厌倦的，几乎百分百的肯定。她就是这类型。对他来说，她只能是个负担，什么用也没有。他明白了。”

“最好你鸡蛋里没放什么东西。”他说，“要是你放了，你会后悔的。”

“当然没放。我也不想放。人又不是每天都要下毒的。实际上，我也不懂毒药，不过是碰巧知道一点点。”

他突然站了起来，差点碰翻他坐的椅子。她注意到瓶子里的酒没剩多少了。

“我要钥匙。”

她没时间思考。

“车钥匙放在哪里？”

可能会发生。一旦她把钥匙给他，就可能会。要是告诉他，她已经得了癌症，活不久了，有用吗？真愚蠢，不会有用的。将来死于癌症又不妨碍她今天讲话。

“我告诉你的事儿，从来没和别人说过。”她说，“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

这样说可能好很多。他的脑子大概立刻就转了一圈，她给他提供了什么机会。

“现在没有人知道而已。”他回答。她想，天哪，感谢上帝，他的想法对头。他意识到了，他意识到了吗？

也许要感谢上帝。

“钥匙在蓝色的茶壶里。”

“哪里？那该死的茶壶在哪里？”

“餐桌那头。茶壶盖子砸坏了，所以我们拿它放东西……”

“闭嘴。你再不闭嘴，我就叫你永远闭上嘴。”他想把手伸进茶壶里，但是塞不进去。“操，操，操。”他嚷嚷着，把茶壶倒过来，狠狠砸在桌子上。这下，不光是车钥匙，房子的钥匙，各种各样的硬币，一卷加拿大轮胎公司的老货币散落在地板上。蓝色的陶瓷碎片落在桌子上。

“红绳子串的那把。”她轻声说。

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踢开，才找到了车钥匙。

“你跟别人怎么说？”他问，“说你把车卖给了一个陌生人，对不对？”

这句话的意思，她一下没反应过来，等她明白了，屋子都在发抖。“谢谢你。”她说。但是她的嘴巴太干了，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发出声音来。应该有声音，因为他说：“现在还不用谢我。”

“我的记性很好。”他说，“很长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要让这个陌生人一点都不像我。你不希望他们跑到墓地里去挖尸体吧。只要你说出一个字来，我就说出一个字来。”

她看着地下，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地下的一片狼藉。

走了。门关上了。她还是没有动。她想去锁上门，可是却动弹不了。她听到引擎发动，接着就没声音了。怎么回事儿？他太紧张了，什么都干不好。然后，又响起来了，发动，发动，调头，轮胎碾在沙砾路面上。她浑身打战地走向电话，发现他说的是真话。一片死寂。

有一个书架就在电话边上。书架上放的都是老书，都是好多年没有翻过的书。《骄傲之塔》。阿尔伯特·斯佩尔〔2〕。里奇的书。

《家常水果蔬菜的礼赞》，《优雅的美味，奇特的惊喜》，贝特·昂德希尔收集、测试、编撰。

厨房刚刚装修好的时候，妮塔犯了个错误，有段时间，她想学贝特那样做饭。时间不长，因为后来里奇不想没完没了操心这些小事儿，她自己也没有耐心没完没了地切菜煮饭。不过她还是学到了令她惊讶的知识。比如，一些熟悉的公认无害的植物的毒性。

她应该给贝特写封信。

亲爱的贝特，里奇死了，我变成你，救了自己一命。

贝特怎么会关心救了她的命？其实，只有一个人值得倾诉。

里奇。里奇。现在，她才明白了思念他的真正滋味。仿佛空气离开了天空。

她应该去村里，镇礼堂的后头就有警察办公室。

她应该去买部手机。

她实在太过惊骇，如此筋疲力尽，连脚也抬不起来了。她应该先休息一下。

•　　•　　•

她是被敲门声吵醒的。有人在敲她仍没锁上的门。是一个警察。不是村里的警察，是省里的交警。他问她是否知道她的车在哪里。

她看着车原来停的那块地方。

“不见了。”她回答，“应该停在那儿。”

“你不知道车被偷了？你最后看见它是什么时候？”

“应该是昨天晚上。”

“车钥匙丢在车上了？”

“我猜一定是这样吧。”

“我得告诉你一声，你的车出了一起严重的车祸。就在华伦斯坦这边，车子出了事儿。驾驶员冲进了涵洞，车撞毁了。还不止如此，他还因为谋杀三个人被通缉了。反正，这是我们听到的最新消息。米切尔斯通的谋杀案。你没碰到他，算是走了运。”

“他受伤了？”

“死了。当场就死了。活该。”

接下来，他发表了一番好心而严厉的演说。钥匙留在车上。一个独居女人。这时代，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

永远不知道。

注释

〔1〕《天伦劫》（Before and After），1996年出品的一部美国电影，小说改编自美国作家罗丝琳·布朗的同名小说。

〔2〕阿尔伯特·斯佩尔（1905—1981），德国建筑师。

脸

我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爸爸看着我、凝视我、注意到我，也只有过这么一次。在此之后，他就接受了现实。

那时候，还不允许父亲步入孩子出生的光荣舞台，也就是女人准备生孩子的地方，在那儿，产妇强忍住哭泣，或者大喊大叫地忍受痛苦。只有睡在病床上、躺在半私人或全私人病房的妈妈们收拾干净了，清醒了，盖上了浅色的毯子，才会让爸爸们见到。我妈妈有间私人病室，正如她在小镇的地位一般，并且正好也亲眼看见了未来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爸爸站在育婴室的窗户外面凝视我，是在见过我妈之后，还是之前。我倾向于之后。这样的话，当她听到门外有他的脚步声，脚步声穿过她的房间时，她听出来他脚下的怒火，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管怎么样，反正她给他生的是儿子。大家都觉得所有男人都想要儿子。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或者说，是她告诉我他说过的话。

“好大一块碎猪肝。”

然后是：“你用不着想着把那东西带回家了。”

我的脸有一边很正常。我的全身，从脚趾到肩膀，也都很正常。我身长二十一英寸，体重八磅五盎司。一个结实、白皙的男婴，虽然刚刚经历了一趟寻常不过的旅行，皮肤可能还是红通通的。

我的胎记不是红色的，是紫色的。在我还是个婴儿，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颜色很深，不过等我长大一些，就渐渐地淡下来了，虽然从来没有淡到看不出来。迎面过来的人，第一眼看见的肯定是胎记。你要是从我干干净净的左脸那侧过来，会吓一大跳。胎记看起来就像有人把葡萄汁或颜料甩在了我脸上。飞溅上来一大块，到了脖子那儿，变成了点点滴滴的形状。它围住一只眼睛，然后绕着鼻子转了漂亮的一圈。

“就因为如此，这只眼睛的眼白看起来才这么清澈可爱啊。”这是妈妈傻瓜语录中的一句，虽然情有可原。她只是想让我自己喜欢自己而已。更奇怪的是，因为没有人和我说真话，所以我几乎相信了她的话。

当然了，我爸爸终究没办法阻止我进家门。并且，我的存在，我的出现，理所当然地筑就了父母之间的巨大裂痕。不过我很难相信以前没有裂痕，至少有误解，还有冰冷的失望。

我父亲的父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开了一家制革作坊，然后是一家手套厂。当时间进入二十世纪，财产渐渐缩水，不过，大房子仍然屹立在原地，园丁和厨师也还在。我父亲上了大学，参加了兄弟会，每次提起时，他都说这是他人生的一段美好时光。手套厂破产以后，他进了保险公司。和上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在我们小镇是个公众人物，高尔夫球打得很棒，还是个好水手。对了，我还没说，我们住的是祖父盖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房子坐落在休伦湖的山崖上，面对夕阳。

在家里，父亲最活跃的特质就是仇恨和鄙视的能量。其实，这两种情感是共生的。他仇恨并且鄙视一些食物、汽车的构造、音乐、演讲礼仪、时尚服装、广播喜剧演员，后来又仇恨鄙视电视名人，还有惯常的种族和阶级分类，不过在那个年代，这本来就是用来仇恨和鄙视的，尽管用不着像他那么彻底。实际上，只要一出家门，他的大部分观点没有人和他争论，不管是他的兄弟会伙伴，还是出海伙伴。我认为，正是他的激进给人们带来了尴尬，同时也带来了对他的赞赏。

直言不讳。别人就是这么说他的。

显然，制造出我这样的产品，在他看来，简直是每天一推开房间门就不得不面对的污辱。他自己一个人吃早餐，不回家吃午餐。早餐和午餐妈妈都和我一起吃，有时的晚餐也和我一起吃，余下的时候和他一起。后来，我估计他们为此吵过架了，变成了我吃饭的时候她陪我坐着，她和他一起吃。

可以这么理解，对他们的婚姻幸福，我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不过，他们当初怎么在一起的？她没上过大学，她只能借钱读一所培训学校，在她那个年代，老师就是从培训学校出来的。她害怕出海，高尔夫也打不好。就算有些人说得不错，她以前是个美女（人很难判断自己的妈妈是美是丑），她的外表也不会是我爸爸喜欢的类型。他聊过他觉得是尤物的几个女人，还有后来成了他甜心的女人。妈妈不是这类型的。她不涂口红，戴的是单层胸罩，头发编成麻花辫盘在头顶，额头显得更宽更白了。她的衣服永远和时尚没关系，多少有几分没形状，过分地庄严—她是那种你觉得戴着上好的珍珠项链的女人，虽然我想她大概从来不曾真的戴过。

我似乎打算说的是，我猜想自己可能只是个借口，甚至有可能是天赐良机；我成了他们之间现成的争端，成了他们不可解决的问题，把他们扔回天然的分歧之中，实际上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反倒舒服点。我在小镇生活的所有年头，都没见谁离过婚，所以也许是想当然地认为，还有别的夫妻在一幢房子里各过各的日子，还有别的男人女人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从来没能弥补，有些话或行为从来没得到过原谅，障碍从来没能消失。

这样的故事，接下来也毫不意外了。爸爸抽烟喝酒很厉害，当然，他的大部分朋友不管是什么处境，大半也是这样。爸爸五十多岁就中了风，几个月后就死在了床上。当然，这段时间，我妈妈把他留在家里，始终在照顾他，他并没有变得温柔一点、感激一点，反倒是一直污言秽语地辱骂她，不幸让他更为激烈，反正对她来说什么污辱都能解释得过去。他呢，似乎非常地满足。

有个女人在葬礼上和我说：“你妈妈是个圣人。”这个女人的面孔，我至今仍然记得非常清楚，不过忘记她的名字了。一头白色的发卷儿，涂了胭脂的脸颊，面容清秀，垂泪低语。我立刻开始讨厌她。我板着脸。那一年我大学二年级，从来没有参加，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参加爸爸的兄弟会。和我一起消磨时光的人，是一些想当作家、想当演员、有活在当下的智慧、致力于浪费时间的家伙。他们是无情的社会评论家，横空出世的无神论者。那时候，我对言行举止像圣人的人毫无敬意。而且，诚恳地说，我妈妈也没打算当圣人。她离那些虔诚的神圣观念远得很，所以对我也没有这种要求，我每次回家，她从没叫我去爸爸的房间说一言半语和解的话。我自己也没去过。没有和解的观念，更别说什么祝福。我妈妈可不是个白痴。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俩都没这么说过，但我想在我九岁之前，就是这样的。她一开始在家教我，然后把我送到学校去。上学，听起来就像一个灾难之源。备受妈妈宠爱的紫脸蛋的小家伙，突然掉进了形形色色的奚落之中，遭受幼小的野蛮人无情的攻击。不过，我的日子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不过我想，我家里的气氛和脾气暴躁、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即使这一切都来自于并不经常出现的父亲）能让其他任何地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容易理解，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只不过是被动接受。有没有人努力对我好一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的外号叫葡萄籽，不过反正每个人都有个难听的外号。有个男生脚特别臭，每天洗澡都没用，大家都叫他黄鼠狼，他高高兴兴地忍着。我过得不错，我给妈妈写信时语调滑稽，她的回信风格也颇为近似，她略带讽刺地告诉我发生在小镇或者教堂里的事儿。我记得她描述了一场争论，议题是为女士的茶会准备的三明治怎么切才正确。她甚至试图幽默地、不带怨毒地描述爸爸。她称他为神的恩典。

写到这里，我已经把我眼中的父亲塑造成了一个畜生，而我妈妈则是拯救者和保护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不过，他们并不是我的故事里仅有的人物，家里的氛围也不是我唯一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是我上学之前的事儿。我认为是我生活中的大戏的事件，早已经在这座房子之外发生了。

大戏。这么写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但随后我就想，你想想我是以什么为生，难道不觉得我这么看我的生活、聊我的生活很自然吗？

我变成了演员。奇怪吗？当然，读大学的时候，我周围的人都是戏剧社的活跃分子，最后一年我自己还导演了一出戏。戏里有一个经典笑话，创作来源是我本人，就是关于我是如何处理自己的角色的。用没有胎记的半边脸对着观众席，必须走过舞台的时候就倒退。不过，如此极端的手法其实没有必要。

那时候，国家电台有一档雄心勃勃的常规戏剧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有。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我的嗓音天生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再加上一些训练，变得更好了。所以我被录用了。开始只是小角色，不过那时候电视把广播挤得行将凋零，我却几乎每周都要上节目，所以我也有了一批忠实的听众，即使人数算不上众多。有观众来信批评不良语言，反对提及乱伦（我们确实在某些希腊戏剧里提过）。不过，并不像妈妈担心的那样有大量雪花般的来信指责我。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妈妈都坐在收音机旁的椅子上，忠心耿耿，而且，忧心忡忡。

之后是电视行业。对我来说，相当于演艺生涯就此结束。不过，声音给我带来了好处，我得到一份播音员的工作，刚开始在温尼伯，后来就回了多伦多。在过去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每个周末的下午主持一个电子音乐节目。并不像大家通常以为的那样，由我来负责精挑细选各类音乐。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限。不过我训练出一种令人愉快、略显古怪、富有耐心的个人特色。节目组收到大量的观众来信。有的来自老人院、盲人之家，有的来自经常开长途车的人、正在无聊的出差路上的人、白天独自在家做饭熨衣物的家庭主妇，以及正在用播种车耕作或耙松大片田地的农夫。信件来自全国各地。

等我终于退休的时候，溢美之词奔流不息。他们写信来表达他们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家庭成员。他们的意思是，这一档固定时段的节目，让他们这一周的另外五天都感到充实。时间被填满，可靠，并且愉快，让他们不再茫然，因此他们表达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只好小心自己的声音，不让自己在节目中读他们的来信时哽咽。

对节目的记忆，还有对我的记忆，迅速消失了。新的忠诚形成了。我休息得很彻底，拒绝主持慈善拍卖会，也没有发表过怀旧演说。妈妈去世的时候，已经活到了寿星的年纪。房子我没有卖，只是租了出去。现在我打算卖掉了，也已经通知了房客。我打算自己住一段时间，把这地方（特别是花园）整理出模样再说。

这些年，我并不孤独。除了我的听众以外，我还有朋友。也有女人。当然了，有些女人就喜欢和她们以为需要她们支持的男人交往—她们急不可待地带你到处炫耀，作为她们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我对这些女人保持警惕。这些年，我最为亲近的女人是台里的接待员，她是个明智温良的人，和四个孩子一起生活。我们曾经觉得，等她最小的孩子离家之后，我们会搬到一起生活。但是她最小的孩子是个姑娘，她没有离开家就有了个自己的孩子。于是，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关系，都渐渐消退。我退休回到老家之后，用电子邮件和她保持联系。我请她来看我，她突然宣布说她正在准备结婚，要去爱尔兰生活。我实在是太过震惊，都被这个消息震翻了，没有问她女儿和小婴儿是不是也跟她一起去。

花园实在是又脏又乱。不过，我觉得待在花园里比待在房子里更轻松。屋子外头还是老样子，里面的变化则翻天覆地。妈妈把后头的起居室改成了卧室，食物储藏间完全改成了洗手间。再后来，为了适合房客居住，放低了顶棚，装上便宜的门，贴了几何图案的艳丽墙纸。花园就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疏于照顾。多年生长的植物仍然在野草中间蔓延。大黄苗圃有六十年或七十年历史，比雨伞还大的撕破的叶子成了它的地标。六棵苹果树还在，挂着的小苹果被虫子蛀得坑坑洼洼，是什么品种我也忘记了。我清理过的地面看起来那么微小，但清理出来的野草和树枝已经堆积如山了。必须要拖走，而且还得我自己花钱。城里不让放火烧落叶了。

以前，一个叫皮特的花匠照料我们的花园。我忘记他姓什么了。他跛了一条腿，脑袋永远歪向一边，不知道是因为事故，还是中风的缘故。他干活儿慢，但是心细，勤勤恳恳的。皮特似乎心情永远都不好，妈妈和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柔和，以示尊重，她让他留意下他照料不够的苗圃，后来这些苗圃就有了变化。他讨厌我，因为我总是在不该骑车的地方骑我的三轮车，还在苹果树底下搭我的藏身之处，大概也因为他知道我小声骂他小人皮特。我也不知道这外号从哪里来的，也许是从漫画里来的？

还有一个他叽里咕噜讨厌我的理由，我刚刚才想到，奇怪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明显都是身体遭受厄运的受害者。你可能以为这样的人有共同话题，不过通常来说，他们没有。有的事本来很快能忘记的，对方可能又提醒了。

不过，这我也不确定。妈妈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似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况。她声称她要在家里教我，是因为我支气管有毛病，而且一开始的两年学校闹传染病，她要保护我不受细菌感染。有没有人相信她的话，我不知道。何况，我爸爸的不友善，家里人人都有感受，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专门针对我的。

在这里，我还得重复自己的话，我要说，我觉得妈妈做得对。对一个人明显缺陷的强调、持续的刺激和成群结伙造成的压力，会把尚且年幼的我抓住，让我无处可逃。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一个像我这样忍受折磨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危险是周围的人小题大做，卖弄爱心，而不是嘲笑和孤立。或许对现在的我也一样。那段日子也许正像妈妈一贯知道的那样，从纯粹的恶毒里感受到的，更多是生活中的活力、智慧，以及人们种种似是而非的观念。

大概二十年前，也许是更早的时候，我家的地界上还有另一座房子。我以为是一个小谷仓或者棚屋，皮特用它来放工具，有些我们暂时不用的东西，在最终确定处理方法之前，都放在棚屋里。后来，皮特的工作被一对年轻活泼的夫妻—吉妮和弗朗兹接替，他们用自己的卡车运来了最新的设备，没多久就把棚屋拆除了。再后来，他们转行做园艺生意的时候，就让他们十岁出头的孩子们来除草，反正那时候，别的事情我妈妈也不想做了。

“随它便吧。”她说，“这样不就容易多了嘛。顺其自然。”

话题再回到那座房子里去—看看我，绕着主题转来转去，心里惴惴不安。这座房子彻底变成储藏室以前，曾住过人，最早住的是贝尔夫妻两人，他们为我的祖父祖母工作，一个是厨师兼管家，另一个是花匠兼司机。祖父有一辆帕卡德，但他自己一直都不会开车。我出生之后，帕卡德和贝尔夫妻都已经不在了，不过大家还是把这座房子叫作贝尔小屋。

我小的时候，有几年，贝尔小屋租给了一个叫沙仑·萨特尔的女人。她和女儿南希住在里面。她原本是和丈夫一起来镇上的，他当时刚当上了开业医生，但不过一年左右，他就死于败血症，她和孩子留在了小镇上。正如大家说的，她没有钱，也没有朋友。意思就是，没有人帮她，没有人请她做客。某个时候，她在我爸爸的保险办事处得到了工作，就搬进了贝尔小屋。我不确定这是在什么时候，她们搬进去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小屋又空了。总之，那段时间，小屋重新粉刷成灰扑扑的粉红色，我一直觉得这是萨特尔太太自己挑的颜色，就不觉得她还有可能住在别的颜色的房子里。

我当然叫她萨特尔太太。但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而大部分成年女人的名字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沙仑不是个普通的名字。我从主日学校里知道，这个名字和一首圣歌有关。我妈妈之所以能同意我去主日学校，是因为主日学校监控严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唱歌，圣歌的歌词在屏幕上闪烁。我觉得，我们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还没识字的时候，就从我们面前的词句形状，对这些诗篇有了些印象。

阴凉的西罗亚溪畔

百合花儿绽放得如此甜美，

在那山脚下，清风芬芳，

来自沙仑带露的玫瑰。

我没想到屏幕的角落真的有一朵玫瑰，然后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一朵淡粉色的玫瑰花，花朵上方的光环，变成了沙仑的名字。

我的意思不是我爱上了沙仑·萨特尔。在我刚刚离开襁褓的时候，我确实恋爱过，我爱上了一个调皮的女仆，她叫贝西。她推着婴儿车带我去散步，我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她把我推得很高很高，我几乎要从秋千架顶翻过去。后来，我又爱过妈妈的一个朋友，她的外套领子是天鹅绒的，她的嗓音感觉也像是天鹅绒。沙仑·萨特尔和爱没有关系，她的嗓音不像天鹅绒，她也没兴趣给我展示什么美好时光。她个子很高，很瘦，瘦得不像当妈的人，身上似乎一点曲线也没有。她的头发是太妃糖的棕色，发梢是金色，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也始终留着短发。她的口红是鲜亮的红色，看起来很浓稠，像我在电影海报上看见的明星。在家的时候，她永远穿着一件和服式晨衣，那副样子总是会让我想起某种有气无力的鸟。鹳？鹳的腿挺像她的腿。大半时间，她都躺在沙发上抽烟，有时候为了让我们或者是让她自己开心，她就把腿伸直了，先伸一条，再伸另一条，把羽毛拖鞋甩到半空中去。她不和我们生气的时候，声音嘶哑粗糙，语气谈不上不友好，但也从来不是明智、温柔或者斥责的，不是感情丰富、有点悲哀的，这些才是我对妈妈的通常印象。

你们这些白痴。她就这么叫我们。

“出去，让我安静一会儿，你们这些白痴。”

我们跟着南希的玩具汽车在屋里跑来跑去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烟灰缸就搁在她的肚子上。她到底想要多安静？

她和南希的吃饭时间不规律，食物也很奇特。每回她到厨房去给自己做点心，回来的时候从来不会给我们端可可或者全麦饼干。另外，南希用调羹从罐子里直接舀和布丁差不多黏稠的菜汤，用手从盒子里直接把大米麦片抓出来时，她也从来不管。

沙仑·萨特尔是不是我爸爸的情人？给她工作，给她粉红的小屋，是不是免费的？

妈妈谈起她时态度友善，有时也会提到她遭遇的悲剧，就是那位年轻丈夫的去世。她会叫我们的女仆给她送花园里新摘下来的土豆、莓子和豌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豌豆。我记得沙仑·萨特尔躺在沙发上，用食指把豌豆一颗颗弹到半空中，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可以放在锅里加水煮。”我好心提醒她说。

“你不是开玩笑吧？”

至于我爸爸，我倒从来没有看见他和她在一起。他去上班的时间挺晚，回家又早，然后就去玩他的各种体育活动。有些周末，沙仑搭火车去多伦多，不过每次她去的时候都带着南希。南希回来后，会讲述她的种种经历，还有她看见的大场面，比如多伦多的圣诞大游行。

当然，南希的妈妈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并未穿着和服躺在沙发上。可以假设这些时间她不是在抽烟或休息，而是在爸爸的办公室工作。反正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爸爸的办公室，那儿也绝对不是欢迎我的地方。

南希的妈妈上班的话，南希就得待在家里，每到这种时候，爱发牢骚的科德太太就坐在厨房里，听广播里的肥皂剧，她不让我们进去，自己把能吃的都吃了。因为我们一般都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其实可以一边照看我，一边照看南希，或者叫女仆看着我们，把雇科德太太的钱省下来。

现在我的印象是，只要是醒着，我们就在一起玩。大概是从我五岁开始的，一直到八岁半结束。南希比我小半岁。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室外玩，肯定有下雨的时候，因为我记得，要是在屋里玩，南希的妈妈会生气。我们得离菜园子远一点，不要踩到花，不过我们一般都在苹果树底下玩，在一片浆果地上来来去去。还有小屋一头的一块荒地，德国人来的时候，我们的防空洞就盖在这里。

我们的小镇北边有一个训练基地，真正的飞机一直在我们的头顶盘旋。有一次飞机坠毁，让我们失望的是，飞机掉进了湖里。因为这些战争的迹象，我们把皮特想象成了一个纳粹，而不仅仅是小镇的敌人，还把他的割草机想象成坦克。有时候我们爬到野苹果树上朝他扔苹果，站在树下就看不见我们。他跟妈妈告一回状，妈妈就会少带我们去海滩玩一回。

去海滩的时候，她常常带着南希。我们不是去我家房子下面的山崖，那里是一片海水涌来涌去的沙滩。我们去的是另一片要开车去的小沙滩，那里没有吵吵闹闹的游泳者。其实，她教过我们游泳。南希比我胆子大，这让我很生气，所以有一次我把她扔到扑过来的海浪里，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她屏住呼吸乱踢一气，杀出一条生路来。

“南希是个小姑娘。”我妈妈批评我，“她是个小姑娘，你应该像对妹妹一样对她。”

我其实就是这么对她的。我从来没觉得她是个弱者。她确实比我小，但是，有时年龄小是优势。我们一起爬树的时候，她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枝之间荡来荡去，而我就不行，我太重了。有一次我们追来追去（我不记得为什么追了），我一拦住她，她就一口咬在我胳膊上，咬出了血。这一回我们被分开了，大概分开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过，很快我们就从一开始的怒目而视，转为急切盼望、苦苦哀求，所以禁令就解除了。

冬天的时候，哪里都可以玩了，我们堆雪碉堡，用柴禾来布置碉堡，我们的军火库里装满了雪球，谁过来就砸谁。实际上没人过来，这条街是条死巷。我们只好自己堆一个专门用来挨揍的雪人。

要是大雪天出不了门，就在我家由妈妈带着我们玩。万一爸爸头痛躺在床上，我们只好安静点，妈妈会给我们读故事书。我记得是《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听到艾丽丝喝了一种水，越长越大，卡在兔子洞里出不来了，我们都给吓坏了。

也许你想知道的是性游戏。没错，我们也会做性游戏。在额外炎热的某一天，我们扎好了帐篷，躲在里面，我忘记是怎么回事儿了，总之帐篷就在小屋的后头。我们蜷缩在里面，有意识地互相摸索。帐篷有一种色情但并不成熟的气味，如同我们脱下的内衣裤。各种瘙痒的感觉让我们兴奋，不过，没一会儿，就不对了。我们浑身发痒，汗淋淋的，迅速萌生了羞耻感。钻出帐篷的时候，感觉竟然是从未有过地疏远，并且奇怪地厌倦了对方。我不记得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是不是同样的后果。反正，要是有也没什么奇怪的。

如今，南希的脸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有她妈妈的脸记得清楚。我想她的样子和她妈妈是一样的吧，至少迟早会一样的。金黄色的头发自然地变成棕色，但是因为在太阳底下晒得太久，有些褪色。肤色是玫瑰色，甚至差不多是红色。是了，我看见她的双颊通红，简直像蜡笔涂过。这也是因为夏天在户外待的时间太久。阳光的力量是巨大的。

不用说，在我家，除了特意说可以让我们玩的房间，其他房间不给进去。我们做梦都别想上楼去，也休想下楼去地下室、去前廊或者去餐厅。然而，在南希家的小屋里，除了南希妈妈想静悄悄地待着的地方，或者科德太太黏着收音机的地方，哪里都是可以的。每当下午的炎热连我们都受不了时，地下室是个好地方。台阶边没有扶手，我们可以互相挑衅，看谁敢跳，一步一步跳下去，直到跳到坚硬的泥地上。厌倦了互相挑衅，就爬到旧帆布床上蹦来蹦去，装出用鞭子抽马的样子。有一回，我们从南希妈妈的烟盒里偷了一根烟（主要是不敢多拿），想试试抽烟的滋味。南希抽得比我好，因为她比我有更多机会练习。

地下室还有一个老式的木制梳妆台，上面搁了几罐油漆和清漆，大部分都干掉了。一堆干硬的刷子、搅拌棒，还有用来调试颜色和清洗刷子的木板。少数几罐漆的盖子还扣得挺紧，挺难撬，开了以后我们发现油漆还能搅拌均匀。我们把刷子放进油漆里，花了点时间把刷子弄松，然后把沾着油漆的刷子往梳妆台的木板上砸，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是没见到多少颜色。不过，我们发现一瓶松节油，这下效果就好多了。猪鬃刷子可以用了，我们可以刷了。感谢妈妈，这时候我已经学会一些拼写了。南希也会，她刚上完了二年级。

“写完之前不要看。”我对她说，把她稍微推远了点。我已经想好我要写什么了。反正南希也正忙着在一罐红漆里搅她的刷子。

我写的是：纳粹有售。

“现在看吧。”我说。

她早就转身背对我了，这会儿正拿着刷子对着自己挥过来挥过去。

她回答说：“我很忙。”

她回过头来面朝我，脸上涂满了红油漆。

“现在我和你一样了。”她说着，把刷子往下拉，红漆一直刷到了脖子上，“现在我和你一样了。”她听起来很兴奋，我以为她在嘲笑我，其实她的声音充斥的是满足感，仿佛她达成了毕生的心愿似的。

现在，我必须得试着解释接下来的几分钟发生的一切。

第一反应是，她看起来真可怕。

我不相信我的脸上有哪里是红的。根本没有。半边脸上是胎记通常的颜色—紫色。而且，我说过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渐渐地淡了。

不过，在我心里，我看见的颜色不是这样的。我心里觉得，我的胎记是柔和的褐色，如同老鼠皮毛的颜色。

我妈妈没有夸张地不让在家里摆镜子，没做过诸如此类的蠢事儿。不过至少可以把镜子都挂得高高的，让孩子看不到镜子里的自己。洗手间的镜子就是这样的。唯一能让我轻松地看见自己的，是挂在前厅的镜子。白天室内颇为晦暗，到了晚上就有了微弱的灯光。一定是因为这面镜子，我才以为我的半边脸是这种阴暗的、温和的颜色，是如同老鼠皮毛一般的阴影。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所以南希的红油漆成了一种巨大的污辱、一个恶毒的玩笑。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她往梳妆台一推，自己夺路奔上台阶。我想我是想找一面镜子，或者找个人，让这个人告诉我她错了。只要有人确认我的想法，我立刻恨死她。我要惩罚她。不过在那会儿，我没有时间盘算怎么惩罚她。

我从小屋跑出去，虽说是礼拜六，不过我没看见南希的妈妈。我砰地关上纱门，在沙砾小路上狂奔，然后跑上了剑兰丛中的石板小径，我看见妈妈从阳台上的柳条椅上站了起来。她平时就坐在那里看书。

“不是红的！”我咽下愤怒的泪水，喊道，“我不是红的。”妈妈震惊地下了台阶，但还是太远，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紧接着，南希就从小屋里跑出来，昏头昏脑地跟在我后面，涂着一张鲜艳的脸。

我妈妈明白了。

“你这个讨厌的小畜生。”她冲南希吼道。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发出这样的声音，尖利、狂乱，并且颤抖。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你这个坏姑娘！你有没有一点起码的同情，你有吗？没人教育你……”

南希的妈妈从屋里出来了，一头湿淋淋的头发挡在了眼睛上面，用手按着浴巾。

“老天爷，这儿连洗个头发也不得安宁……”

我妈妈冲她继续吼。

“别在我和我儿子面前说这种话……”

“哎呀呀呀。”南希的妈妈马上就回答，“我就听到你大喊大叫……”

我妈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在—大—喊—大—叫。我只不过在告诉你那个没良心的孩子，以后我家不欢迎她。这个残忍的、恶毒的孩子，她竟然嘲笑我可怜的儿子，就因为他自己也没办法的缺陷！你什么也不教她，连点礼貌也不教她，我带她去海边，她连道谢都不会。她连‘请’、‘谢谢’都不会说。也难怪，有这么一个裹了块毛巾就开始晃来晃去炫耀的妈妈……”

妈妈的话滚滚而来，仿佛一股愤怒、痛苦、挣扎的洪流倾泻出来，将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尽管这时候，我已经拽住了她的衣服，说：“别，别这样。”

这下更糟了。妈妈的话咽到了肚子里，眼泪却流了出来。她身体颤抖，声音哽咽。

南希的妈妈把湿头发从眼前撩开，站在那儿看。

“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她说，“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把你送到疯人院去的。你说，丈夫恨你，儿子长了张乱七八糟的脸，我怎么帮你？”

我妈妈用双手捂住脑袋，叫唤道：“哦！哦。”疼痛仿佛吞噬了她。那时候，家里的女仆叫维尔玛。维尔玛从屋里出来，来阳台上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她说：“太太，太太，别这样。”然后，她提高嗓门呵斥南希的妈妈。

“你省省吧，回你自己屋里去，嘘！”

“哎呀，你别急，我肯定会回去的。不过，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给一个疯女人干活，滋味儿怎么样啊？”接下来，她又去吼南希。

“上帝！我怎么把你洗干净？”

说完这句话，她放大了声音，让我听清楚她说什么。

“他还要吃奶呢，看看他挂在老女人身上的样子。你以后不许和他玩了。老女人的小屁孩。”

维尔玛和我各站一边，试图安慰我妈妈，让她回屋里去。她没有再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挺直后背，用一种不自然的快活声音说话，以便让小屋里的人听到。

“把剪刀给我拿来，维尔玛。我要剪剪剑兰了，有些花儿都已经败掉了。”

不过，等她住手的时候，剑兰倒了一路。没有一株是站着的，不管是枯了的，还是正在盛开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件事儿一定发生在礼拜六，因为南希的妈妈在家，维尔玛也在我家，礼拜天维尔玛是不来的。到了礼拜一，或者可能更早，我知道小屋已经空了。维尔玛也许在公共俱乐部找到了我爸爸，也许在绿地上，谁知道在哪里，总之他回了家，起初很不耐烦，非常粗鲁，没一会儿也就服从了。服从指的是让南希和她妈妈搬走。我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也许他把她们安置在某个酒店里，然后再找地方给她们住。我相信，搬家对南希的妈妈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个事实，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南希了。刚开始，我生她的气，并不在乎。后来，只要我一打听她去哪里了，妈妈就含糊其辞，她再也不愿意回想那个痛苦的场面了，不管是我的痛苦，还是她的痛苦。可以肯定的是，就在那段时间，她开始认真地考虑送我去上学。我想，就是那年秋天，她送我去了莱克菲尔德学校。也许她觉得但凡我习惯了男生的学校，对女伴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淡，渐渐觉得不值得，甚至有些可笑。

爸爸葬礼后的第二天，妈妈让我吃了一惊，她居然问我愿意不愿意带她去几英里外湖边的一家餐馆吃饭。实际上，明显是她要带我出去吃饭。她想找个没有熟人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我一直被关在这房子里。”她说，“我需要新鲜空气。”

在餐馆里，她谨慎地四下打量，然后宣布说，没有她认识的人。

“你陪我喝杯酒？”

难道开车来这么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喝酒？

我们点的酒上来以后，她说：“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最不愿意听到的。通常来说，你应该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难以承受的，这种概率很大。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种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负负担的时候，你却得到了轻松的豁免。

“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回答，“太棒了。”

“别傻了，你还记得你的小伙伴南希吗？”

其实，有一会儿，我根本想不起来南希是谁，之后，我说：“有点印象。”

这一回，和妈妈的谈话似乎需要技巧。我要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俏皮，而且不为所动。她的声音，她的表情，都有些隐隐的悲伤。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痛苦，但是在她告诉我的故事里，有很多无辜的人、受虐待的人，有如此之多的暴行，我打算转身离开这一切，至少带着一颗更沉重的心灵，回到我的朋友和我幸运的生活里。

我不会合作的。也许她想要的，不过是看见同情的迹象，或者是温柔的动作。我不会满足她的。她是个过分敏感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受些许污染。但是，我退却了，仿佛感觉到没完没了的悲苦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传染的气质。特别是，我要避免一切可能，不要让她提到我的痛苦。我觉得她仿佛特别热衷于提这些。她是我无法摆脱的镣铐。我不得不承认，从在子宫里发育开始，我就和她息息相关。

“要是你一直在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她说，“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送你去学校前不久。”

南希和她妈妈住在了一间公寓里，公寓也是我爸爸的，就在广场那儿。一个明亮的秋天的清晨，南希的妈妈偶然发现，她女儿在浴室里，把一把剃须刀割进了自己的脸颊。地板上，水池里，南希身上，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血。可是，她没有住手，也没有叫疼。

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只能猜是整个城镇到处都在流传这个故事，本来是想隐瞒的，但是实在太过血腥了—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想细节。

南希的妈妈用浴巾裹住她，不知怎的把她送到了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救护车。她可能是在广场上找到一辆过路的车。她为什么没给我爸爸打电话？没关系，反正她没打就是了。伤口不深，流血也不算过多，尽管血四处飞溅。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整个过程中，南希的妈妈一直在训斥她，问她大脑有没有问题。

“看看我的命。”她不断地说，“有你这么个孩子。”

“毫无疑问，要是那时候有社工，”我妈妈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会有儿童救助病房的。

“就是脸上。和你一边。”妈妈说。

我想保持沉默，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可是，我不得不开口。

“她满脸都是油漆。”我回答。

“没错。这回她小心多了。她只割了半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你。”

这下，我不再克制自己了。

“要是个男孩，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女孩，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

“如今的外科大夫厉害着呢。”

“嗯，也许行吧。”

隔了一会儿，她说：“这么深的感情。孩子居然有。”

“长大就没了。”

她说她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孩子和妈妈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一直都没问过，她挺高兴的，因为她不希望在我尚且年幼的时候，告诉我这么痛苦的事儿。

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和其他事儿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得不说，妈妈在她非常高寿的时候，人彻底地变了，变得粗鄙、沉溺于幻想之中。她声称我爸爸是个伟大的情人，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漂亮的坏女孩儿”。她宣称我应该娶“那个割脸的女孩”进门，因为我们两个人中，谁都不会因为对方干了什么好事嘲笑对方。她咯咯直笑，说，因为你们两个都乱七八糟的。

我同意。从此以后，我相当地喜欢她。

几天前，我被一只黄蜂叮了，当时我正在一棵老苹果树下面清理腐烂的苹果。正好叮在我的眼睑上，眼睛立刻就睁不开了。我一只眼睛看路，开车去了医院。被叮的眼睛在我“好”脸的那边。医生竟然要我在医院过夜，因为一打针，两只眼睛就都得用绷带扎上，防止能看见的眼睛疲劳过度。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老是醒来。当然，医院从来都不可能真的安静，就在这段短暂的、看不见东西的时间里，我的听力似乎更敏锐了。脚步声在病房里响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女人。而且，我有一种直觉，她不是护士。

不过，当她说，“太好了，你还醒着。我来给你读了”时，我以为我肯定搞错了，她到底还是个护士。我伸出一只胳膊，以为她是来读生命体征参数什么的。

“哦，不是的。”她的声音低低的，语气颇为坚定，“我是来给你念书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有时候人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了，眼睛又不能睁着，就会希望听人念书的。”

“他们选，还是你选？”

“他们选。有时候我也会建议。有时候我提议读《圣经》故事，他们能记得的故事。或者他们小时候听的故事。我带了一堆书呢。”

“我喜欢诗。”

“你听起来一点也不积极。”

我确实不积极，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自己有在广播里大声朗诵诗歌的经验，也听过别的受过训练的嗓音在广播里朗读，有些朗诵风格我觉得很舒服，有些我简直是深恶痛绝。

“那我们做个游戏吧。”她说，听起来好像我和她解释过了，事实上我没有。“我给你读一两行，然后我停下来，看你能不能背出下一行，行吗？”

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非常年轻，急切地需要认可，需要在工作上获得成功。

我说行。不过不要古英语，我说。

“国王坐在邓弗姆林城堡之中……”她以询问的语气开始了。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我接上。我们一句接一句，情绪不错。她朗诵得很好，虽然语速有点孩子气，仿佛在炫耀。我渐渐开始喜欢自己的声音，不时地陷进演员的光环之中。

“真不错。”她说。

“给你看看那百合生长的地方，在那意大利的岸边……”

“是百合生长的地方？不是风吹百合的地方？”她问，“其实我没带有这首诗的书。我应该记得的。没关系，挺好的，我喜欢你广播里的声音。”

“是吗？你听过？”

“当然听过。很多人都听过。”

她不再给我一句一句的提示，让我一个人背下去。你大体能想得到。《多佛海滩》，《忽必烈汗》，《西风颂》，《野天鹅》，《青春挽歌》。嗯，也许也没全部都朗诵，或者没有从头背到尾。

“你喘不上气来了。”她说着，小手飞快地放在我嘴巴上，接着，她的脸，或是半边脸，靠在我脸上。“我得走了。走之前还有一个。这个难，因为我不打算从头开始了。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为你祈祷，想念你，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回答说。

“真的？”

“真的。你赢了。”

这时候，我起了疑心。她似乎变得心烦意乱，甚至有些乖戾。我听到大雁从医院飞过时的鸣叫声，每年这个季节，它们就开始练习飞行，然后飞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它们会飞得不见影子。我从这个令我心悦诚服的梦中醒过来，处于一种惊讶和愤慨交织的状态之中。我想回到刚才那一刻，想让她把脸靠在我的脸上，让她的脸颊贴近我的脸颊。但是，梦乡一般不会如此乐善好施。

我回家了，也能看书了，我开始回想她在我梦里留下的诗句。我查了两本诗集，但没有发现。我开始怀疑那几句根本不是真的诗，只不过是梦里编出来的几句话，给我挫败感而已。

可是，到底是谁编的呢？

秋天更晚些时候，我在整理一些旧书，准备捐给慈善义卖会，一张褐色的纸掉了出来，上面用铅笔写了诗行。不是我妈妈的笔迹，我也不觉得是我爸爸的笔迹。那么，到底是谁的？这个人也在底下写了作者的名字。瓦尔特·德拉梅尔〔1〕。没有书名。这个诗人我不熟悉，对他的作品没有印象。不过，我应该读过这首诗，也许不是在这张纸上，可能是在教科书里。我肯定是把这些诗句埋藏在了记忆深处。但是，为什么？是为了让这些诗句在梦中和我开玩笑？为了让一个坚定的女孩子的幻影在梦中和我开玩笑？

没有悲伤可言，

时间治愈了一切之不可能；

没有失去，没有背叛，

就不能痊愈。

抚慰灵魂，

纵然坟墓隔开

爱人与挚爱，

还有他们分享的一切。

看那甜美的阳光，

阵雨已经止息。

花朵在炫耀自己的美丽，

多么美好的天气！

不要念念不忘

不管是爱，抑或责任；

久已忘怀的老朋友们

也许在某处等候，

生命和死亡

终于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

为你祈祷，想念你，

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你已不在。

这首诗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某种程度上，它让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卖掉房产，而是选择住在这里。

这里发生过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

我当然明白，要是我认出了南希—比如说，在地铁里，在多伦多—我们两人的脸上都有醒目的标记，最大的可能是，我们想方设法做到的，恐怕只是一场尴尬且毫无意义的对话，急急忙忙地列举一些没用的事实当成自传。我会看到她修复得近乎正常的面孔，或者仍然显著的伤口。但是大概不会谈这个。也许会谈谈孩子。不管她的脸修复得怎么样，也未必不能有孩子。孙子。工作。我也可能不得已地和她谈谈我的工作。我们会感到无比震惊，情感受到强烈刺激，急不可待地想要走开。

你觉得这样能改变什么吗？

答案是当然，暂时，然后永不会再改变。

注释

〔1〕瓦尔特·德拉梅尔（1873—1956），英国诗人，小说家。

一些女人

有时候想到自己的年龄就会觉得奇妙。我记得住在小镇的时候，我住的那一条街盛夏时节什么时候洒水来平息飞扬的灰尘；也记得什么时候姑娘们会穿上束腰背心和都能自己立起来的裙衬；还记得一些无能为力的时候，比如小儿麻痹症和白血病。得了小儿麻痹症的人好了，跛了，也有没跛的；而得了白血病的人躺在床上，在悲伤的气氛中经历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持续衰弱之后，死了。

因为这么一件事，十三岁那年的暑假，我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年轻的克罗泽（布鲁斯）先生从战场安全回来，他打仗的时候是战斗机飞行员。他去上了大学，学的是历史，然后毕了业，结了婚，然后得了白血病。他和太太回到了小镇，和他的妈妈老克罗泽太太一起生活。年轻的克罗泽太太名字叫西尔维亚，她每个礼拜有两个下午去暑期班上课，暑期班就在他们相遇的那所大学里，离小镇有四十英里。她不在家的时候，就由我照顾克罗泽先生。克罗泽先生住在楼上靠前方角落的卧室，睡在床上，他会自己洗澡，我要做的就是帮他倒热水，开关百叶窗，他摇床头铃时，看看他需要什么。

通常，他需要的只是把风扇拿走。他喜欢风扇的轻风，但是讨厌风扇的声音。所以他放在屋里用一会儿，就得把风扇拿到外头走廊上，搁在他敞开的门边上。

我妈妈听我说以后，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把他挪到楼下的卧室里，楼下的天花板高，肯定更凉快。

我告诉她，楼下根本没有卧室。

“喔，好吧，上帝，难道不能修一个吗？暂时修一个？”

这种话，只能说明她对克罗泽家了解得太少了，或者说，一点也不了解老克罗泽太太的规矩。老克罗泽太太走路都拄拐杖。我在的那些个下午，她上楼来看望她的继子的动静，简直如同渐渐接近的噩耗。我估计我不在的下午也差不了多少。还有，她上床睡觉的时候，声音也是一样的。不过，假如告诉她说，卧室应该在楼下，她会愤怒得像听到厕所应该修在客厅一样。幸亏楼下有厕所，就在厨房的后头。不过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她宁愿经常奋力爬到楼上上厕所，也不愿看见这么剧烈的改变，让她六神无主。

我妈妈想做古董生意，所以她对这一家的家具很有兴趣。这屋子她进来过一次，就是我第一次来的那天下午。那时候我在厨房，听到她“唷嗬”一声，并亲热地叫我的小名，我一时间怔住了。她象征性地敲了敲门，就走上了厨房的台阶。老克罗泽太太则咚咚咚地从阳光房出来了。

我妈妈说她只是顺便过来看看她女儿在这里怎么样。

“她挺好的。”老克罗泽太太站在门廊上，恰好挡住了妈妈看古董家具的视线。

我妈妈说了几句更丢脸的话，就走了。那天晚上，她说老克罗泽太太没有礼貌，她只是老克罗泽先生到底特律出差路上拣回来的继室，所以她抽烟，头发染得像柏油，口红涂得像没擦干净的果酱。她根本不是楼上那个病人的妈，她的智力不够当人家的妈。

（接下来，我们吵了一架，为了她去拜访的事情，不过这无关紧要。）

而在老克罗泽太太眼里，我必然和我妈一样冒冒失失，兴奋过度，自以为是。第一次去她家的那天下午，我去了后面的起居室，打开书橱门，看见一溜“哈佛经典”，一本本按顺序摆放。大部分我也没兴趣，不过我拿了一本像是小说的，尽管名字是外语。《约婚夫妇》〔1〕，一看就是本小说，内容是英语。

我肯定有这样的想法，所有的书都是免费的，不管是在哪里发现的，就像公共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是免费的一样。

老克罗泽太太看见了我手里的书，问是从哪里拿来的，拿来干什么。我说书架上，我借到楼上来看。似乎她觉得最费解的是书被从楼下拿到了楼上。拿上来是为了看，她倒不在乎，可能这样的行为对她来说，实在是奇怪得无法理解。终于，她说，要是我想看书，应该从自己家里带过来。

《约婚夫妇》这本书，带来带去也太重了，放回书架上我也无所谓。

病人的房间当然也有书。看来房间里看书没问题。不过，他的书大部分都是翻开的，反扣的，似乎克罗泽先生只是翻看几页，就放到一边去了。而且，这些书名也实在对我没有吸引力。《经受着考验的文明》〔2〕、《反苏大阴谋》。

而且，我外婆提醒过我，但凡病人碰过的东西都尽可能不要碰，因为会有病菌，所以我拿起他的杯子都要隔一层布。

我妈妈说，白血病不是因为病菌。

“那是因为什么？”外婆问。

“医生也不知道。”

“嗯。”

年轻的克罗泽太太开车接我，再开车送我回家，尽管距离只是从小镇这头到小镇那头。她高高瘦瘦，金色的头发，肤色经常变。有的时候，她的脸颊有红斑，好像是她自己抓的。有流言说她比她的丈夫大，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是他的老师。我妈妈说，没人有空去查清楚这件事儿，既然他是个老兵，他当然可以又是她的学生，又比她年纪大，大家都只不过因为她受过教育，就喜欢贬低她。

他们还说，她应该待在家里照顾他，遵从婚礼上的誓言，而不是跑出去教书。我妈妈还是帮她说话，说一星期也不过教两个下午，既然过不了多久她就又单身了，当然还是得保留自己的教职。再说了，要不是隔一段时间就离开那个老女人一会儿，你们不觉得她会发疯吗？我妈妈一直帮那些有工作的女人说话，外婆为此总是训斥她。

有一天，我尝试和年轻的克罗泽太太说话，她可是我认识的唯一的大学毕业生，更别说是老师了。当然，不算她丈夫，也不应该再算他了。

“汤因比是写历史书的吗？”

“抱歉你说什么……哦，是的。”

我们中的任何人对她都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我，还是批评她或维护她的人，都不会比灯光下的飞蛾更重要。

克罗泽太太最喜欢她的花园。她请了人来帮她莳弄花园，这个人年纪和她差不多，不过手脚比她灵活。他也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实际上，她是听他说起我，才觉得也许可以雇我的。他在自己家里只会说长道短，自己的花园里全是野草，但在这里，克罗泽太太戴着大草帽，拄着拐杖站在一边，他就拔野草，给草地做覆盖层，忙得团团转。有时候，她坐在长椅上抽着烟，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刚开始的时候，我竟然敢穿过整齐的树篱问他们要不要喝杯水。她大吼一声“别踩了田埂！”然后才告诉我不要。

没有人把花儿拿进屋去，他们忘记修剪的罂粟花在树篱外头疯长，几乎长到了路上，所以我问能不能摘一束放到病人房间里，振奋一下精神。

“花放在屋里只会死掉。”她说。她似乎没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话似乎有双重涵义。

这类想法，或者说是观念，会让她枯瘦的，斑斑点点的脸上肌肉战栗，眼神变得粗暴，黑洞洞的，嘴的动作仿佛里面含着什么恶心的东西。她会打断你的思路，就像拦路的蛮荒荆棘丛。

我工作的那两天不是连着的。还是这么说吧，我礼拜二和礼拜四工作。第一天，我单独和病人，还有老克罗泽太太待在屋里。第二天有人来了，不过没人告诉我是谁来了。我听见车道上的动静，后门台阶上轻快的脚步声，有人没敲门就进了厨房。随后有人叫“多罗西。”在此之前，我还一直不知道老克罗泽太太的名字。这是一个女人，或者说是女孩，她的声音莽撞，揶揄的语气，能立刻感觉到她在开玩笑。

我跑下了后面的楼梯，回答说：“我想她在阳光房。”

“老天爷！你是谁？”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我在这里的工作，年轻女人说她叫罗克珊。

“我是按摩师。”

我听不懂，但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的困窘。我什么也没说。她看出来了。

“难住你了，嗯？我做按摩，你听说过按摩吗？”

她打开随身带的包，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软垫、布，还有用平滑的天鹅绒盖着的刷子。

“我要用热水烫烫这些东西，你帮我烧一壶水。”

这幢房子很大，不过水管里只有冷水，和我家一样。

她对我已经有所判断了，显然，正如所有人在下命令之前做的一样，也许，特别是用这么哄骗的语气下命令的时候。当然，她的想法挺对，尽管也许她没想到，我愿意这么做更多是因为自己的好奇心，而不是因为她的魅力。

这个夏天早些时候，她的皮肤晒成了褐色，发卷里散发着铜一般的光彩—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做很容易，不过在那年代很少见，很让人羡慕的。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一边脸颊上有一个酒涡，显得笑盈盈的，又仿佛是戏弄的表情，让人想不起来要看看她是不是漂亮，到底有多大。

她的臀部曲线往上翘，不是往两边摊开。

我很快就知道了，她刚来小镇，嫁给了一个埃索加油站的机械师，有两个儿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我花了挺长时间，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说话的时候，她的酒涡同谋似的隐隐闪烁。

她在汉密尔顿受的按摩培训，他们原本住在那里，没想到最后按摩成了她的一技之长。

“多罗西？”

“她在阳光房。”我又说了一遍。

“我知道，我是和她开玩笑。你现在可能不了解按摩，做的时候得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你还年轻，脱衣服对你不是问题。不过等你老了，你明白吧，你会觉得非常尴尬的。”

她有一件事弄错了，至少在我看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脱光衣服也不见得不是问题。

“所以，也许你应该逃跑了。”

她忙着弄热水的时候，我站到了前面的台阶上，站在这里我能透过阳光房敞开的门看见里面的情景。屋里其实没什么阳光，三边的窗户被肥大的梓树叶盖了个严严实实。

我看见老克罗泽太太四肢展开，趴在长椅上，后脑勺对着我的方向，赤身裸体，皮包骨头的一条白肉。她身上的皮肤没有平时露在外面的那么衰老，比如，遍布雀斑和青筋的手和前臂、斑斑点点的脸。平时衣服盖住的肤色是黄里发白的，如同刚刚剥去树皮的木头的颜色。

我坐在最高一层台阶上，听着按摩的动静。啪啪啪，哼哼哼。这会儿，罗克珊的腔调变得独断起来，虽然听起来挺愉快的，但却全是训导。

“喏，这里有个节。哦天呐，我得拍得狠点……开玩笑啦，拜托，放松，这里的皮肤不错。你后背的这一小块，都是怎么形容来着？对，像婴儿的小屁股。现在，我得用点力气，你能感觉到吧，这里。别紧张，放松，哎，好姑娘。”

老克罗泽太太发出几声低低的叫声，是倾诉和感激的语气。我又听了一会儿，然后就厌了。我翻看几本旧《加拿大家庭杂志》。我是在走廊的食品柜里发现这些杂志的。我看了一些食谱，浏览了过去的时尚，然后听到罗克珊说：“现在我收拾一下东西，然后听你的，咱们上楼。”

上楼。我赶紧把杂志放回原处。食品柜是我妈妈早已垂涎三尺的那种。我回到克罗泽先生的房间，他正在睡觉，至少闭着眼睛。我把风扇挪开几英寸，替他拉了拉被子，到窗口去弄百叶窗。

我肯定地听见后楼梯有了动静。老克罗泽太太缓慢的脚步声，以及她的拐杖发出的充满威胁的响声。罗克珊走在前头，嘴里说着：“小心，看路，站稳了。咱们每一步都要走稳了。”

现在，克罗泽先生睁开了眼睛。他的脸上，除了平日就有的疲惫以外，还有一丝警觉。可是，没等他继续装睡，罗克珊就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哦！原来你躲在这里。我刚跟你妈妈说，我觉得她应该介绍我认识你了。”

克罗泽先生说：“你好，罗克珊。”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话总是传来传去的。”

“你在这儿有新伙伴了。”罗克珊和刚进门的老克罗泽太太说。

“别拿着百叶窗转来转去。”老克罗泽太太说的是我。“要是你没事儿干，给我倒一杯冷水去。不要冰的，只要凉的。”

“你看上去真狼狈。”罗克珊对克罗泽先生说，“谁给你刮的胡子？什么时候刮的呀？”

“昨天我自己刮的，我尽力了。”他回答说。

罗克珊说：“我猜就是。”她转身对我说：“你给她倒水的时候，正好帮我烧点热水。我要帮他把胡子刮得体面点。”

罗克珊就是这样接过了刮胡子的任务，之后每星期都是这样，做完按摩就来刮胡子。第一次刮的时候，她和克罗泽先生说，别担心。

“刚才在楼下多罗西这个傻瓜的动静，你肯定听到了。不过放心，我不会揍你的。我以前是当护士的，在做按摩以前。嗯，其实是护士的助手。就是我负责干活儿，护士在旁边负责指挥我。反正呢，我学会了怎么样才能让别人感觉舒服点。”

多罗西这个傻瓜？克罗泽先生咧嘴笑了。奇怪的是，老克罗泽太太也咧嘴笑了。

罗克珊刮胡子技巧娴熟。她用海绵给他擦脸，擦脖子，擦手，把他的被子推到一边，以免碰到他，她拍松他的枕头，给他重新放好。忙这些事的时候，她嘴也没停，全是调侃和废话。

“多罗西，你是个骗子。你告诉我楼上有病人，我进来一看，哪里有什么病人？我根本没看见有病人。”

克罗泽先生问：“那你觉得我是什么？”

“正在恢复的健康人。我一直都这么说。我的意思不是你得马上起床，在屋里乱跑，我还不至于这么笨。我知道你该躺在床上休息。但是我要说，你正在恢复健康。没哪个人病了还有你看起来这么好。”

我觉得这种轻浮的废话简直是污辱。克罗泽先生脸色很难看。她给他擦身体时，这个高大的男人的肋骨看起来如同刚刚经历过饥荒，他的头发已经秃了，皮肤的质地看起来像是拔了毛的鸡，脖子皱巴巴的，仿佛老年人。每回我服侍他，都不会看着他。不是因为他病了，他丑，而是因为他奄奄一息。就算他看起来像天使一样英俊，我还是能从同样的沉默中感觉出来。我清楚地感觉到房间里死亡的气息，当你走近这房间时，就能感觉到这种气息越发浓郁起来。而他，则是这种气息的中心。如同天主教堂的主人，他被放在盒子里，盒子有个非常的名字叫作神龛。他是灾难的中心，注定与其他人隔绝，而罗克珊则在用她的娱乐观念，她的玩笑和吹嘘，在他的领土上践踏。

比如，问，家里玩不玩中国跳棋。

这是她第二次来的时候，她问他平时都在干什么。

“看看书，睡觉。”

然后问晚上睡得好不好。

“要是睡不着，就躺着。发发呆。或者看看书。”

“会不会打扰你太太？”

“她在后面的卧室睡觉。”

“嗯哼，你需要消遣。”

“你要为我唱歌跳舞？”

我看见老克罗泽太太转过脸去，露出她古怪的、不自觉的笑容。

“别不要脸了。”罗克珊回答，“会打牌吗？”

“我讨厌打牌。”

“喔，那你家有没有中国跳棋？”

这个问题，罗克珊是问老克罗泽太太的。她开始说不知道，后来说餐厅的柜子抽屉里可能有棋盘。

那么，就叫我下楼去找，把棋盘和装着石头棋子的罐子拿上楼。

罗克珊把棋盘铺在克罗泽先生腿上，她和我、克罗泽先生三人一起玩，老克罗泽太太说她不会下跳棋，只会直通通地往前走。让我惊奇的是，她拿出棋盘来，似乎是为了开玩笑。罗克珊每走一步都要尖叫，万一隔着她的棋子跳一步，她立刻呻吟不已，不过，她倒一直很小心不去惊扰病人，身体静止不动，放棋子的时候动作也轻如羽毛。我努力学她的动作，因为我要是不学，她就斜着眼睛警告我。不管她什么表情，总之酒涡从没有消失过。

我记得年轻的克罗泽太太西尔维亚在车里和我说过，她丈夫不喜欢说话。她说他觉得谈话累，他一觉得累，就会变得暴躁。所以我觉得他暴躁的时机就要到了。在他的临终病床上，被人逼着下弱智的棋，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床单上有他的热度。

但是，西尔维亚错了。她大概没发觉，他可能已经修炼出了更持久的耐心和谦和。和素质相对低的人在一起—显然，罗克珊就是素质低下的人—他让自己的态度宽容温和一些。他现在最想做的肯定是躺着，仔细地回想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为未来做好准备。

罗克珊拍掉了他脑门的汗，说：“别兴奋，你还没赢呢。”

“罗克珊，罗克珊，”他回答，“你知道这是谁的名字吗？”

“嗯？”她反问，然后我就插了嘴。我实在忍不住了。

“亚历山大大帝的妻子的名字。”

我的脑袋如同一个鸟巢，全是由这类历史的闪光碎片搭起来的。

“是吗？”罗克珊回答，“亚历山大大帝是谁？”

我看着克罗泽先生，顿时发现他的表情里有种奇怪的东西。令我震惊，也令我黯然。

我敢说，他喜欢她什么也不知道。他喜欢她无知。她的无知唤起他的某种愉悦，这种愉悦感融化在他的舌尖，像太妃糖一样。

头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和我一样，穿的是短裤。再来的时候，她穿的就是一种淡绿色的、有点僵硬的发光面料做的正装了。她上楼的时候，能听见衣服发出的瑟瑟响声。她给克罗泽先生带来一个羊毛垫，这样他就不会长褥疮了。她对他的床单被褥摆放总是很不满意，老是要帮他整理。总之，无论她怎么责备，她的行为从来没有激怒他，她还强迫他承认整理之后确实更舒服了。

她从来不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时候她带谜语来，有时候带笑话来。有些笑话就是我妈妈称为猥亵的那种，不许在家里讲的，当然要除去爸爸的一些亲戚，因为他们除了这类玩笑以外，什么也不会说了。

这种笑话，经常是以听起来很严肃、但其实很荒唐的问题开始的。

你听说过这件事没有？有个修女去买绞肉机了。

你知道有对新郎新娘为婚礼晚会订了什么甜点？

而答案永远是双关的，然后讲笑话的人就可以装作非常震惊，指责听众的内心肮脏。

等大家都习惯了这些笑话，罗克珊又接着讲另外一种，我估计妈妈连听都没听过，常常是和羊啊鸡啊甚至尸体发生性关系的笑话。

“可怕吧？”这句话是她永远的结束语。她说，要不是她丈夫把这些故事从车行带回家，她也不会知道的。

除了这些笑话给我的震撼以外，老克罗泽太太的窃笑也给了我同样的震撼。我本以为她根本没听明白，她只是喜欢听罗克珊说话，不管她说什么都行。她坐在那儿，脸上挂着深思熟虑却又心不在焉的笑容，仿佛有人送了她礼物，她尽管还没拆开包装，却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喜欢。

克罗泽先生没有笑，不过他从来都不笑的。他扬起眉毛，装出责怪的表情，觉得罗克珊不文明但又惹人怜爱的表情。也许这是他的礼貌，或者是对她的心意表示感谢，不管她的努力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一定要笑的，省得因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而被罗克珊看不起。

为了活跃气氛，她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讲述她的人生。她来自安大略以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去多伦多看她姐姐的路上，在伊顿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是在咖啡馆里打扫卫生，不过因为她总是快快活活，而且手脚麻利，被一个经理看中了，很快就成了手套店的售货员。她把这段故事描述得简直像是她被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发现了。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人，竟然是花样滑冰明星芭芭拉·安·斯科特，她买了一副长到肘部的儿童手套。

与此同时，罗克珊的姐姐的男朋友实在太多，所以她每天只好扔硬币决定到底和谁约会。她付钱给罗克珊，让她抱歉地待在公寓前门口迎接落选的人，而她自己则和胜利的人从后门悄悄地溜之大吉。罗克珊说，也许这是她变得如此多嘴多舌的原因。很快，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男孩子们开始带她出去，再也不找她姐姐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

“我尽情地寻欢作乐啊！”她说。

我渐渐明白了，大家喜欢听某些人—某些姑娘—说话，不是因为她们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们说这些时的喜悦。她们内心的喜悦，她们的脸闪闪发亮，相信自己的话不同寻常，她们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快乐。可能有些人，比如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兴趣，不过这也不是她们的损失。反正，这样的姑娘永远不需要我这样的听众。

克罗泽先生靠在枕头上，坐着，看着所有的人，似乎很快乐。这就是快乐，闭上眼睛听她说话，然后睁开眼睛，发现她在面前，如同复活节的清晨看到一只巧克力兔子。然后他睁着眼睛，看她糖果般的嘴唇的每次颤动和硕大臀部的每次摇摆。

老克罗泽太太则轻轻地前后晃动，一副心满意足的好奇神态。

罗克珊在楼上待的时间和楼下做按摩的时间差不多长。我真好奇他们有没有付钱给她。要是没付，她为什么愿意费这事儿？除了老克罗泽太太，又有谁会付钱给她呢？

她为什么付钱？

让她的继子高兴舒服？我表示怀疑。

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自娱？

一天下午，罗克珊离开房间后，克罗泽先生说他渴。我下楼打开冰箱拿水罐给他倒水，罗克珊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

“我没想到待到这么晚，”她说，“我可不想撞上那个学校老师。”

有一会儿，我没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吧，西尔—维—亚，她也不喜欢我，对不对？她送你回家的时候，提过我吗？”

我回答说，西尔维亚送我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罗克珊这个名字。她干吗要提呢？

“多罗西说，她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她说我让他快乐了很多。多罗西说的。要是多罗西当她的面这么说，也不奇怪。”

我回想起来了，西尔维亚下午到家的时候，不会先和我们打招呼，而是先跑到她丈夫的房间，脸色会因为急切和焦虑而潮红。我想说句什么。我想帮她说话，但是不知道怎么说。自信如罗克珊，多半比我更占优势，即使她的优势是因为根本不听别人在说什么。

“你确定她没说过我什么？”

我又说了一遍没有。“她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累了。”

“那是，每个人都很累。只是有人努力装作不累而已。”

然后我就没说什么了，只是拒绝她的话：“我很喜欢她。”

“你很喜欢她？”罗克珊嘲弄地说。

她开玩笑似的突然拽住我的一缕刘海，我最近刚自己剪了头发。

“为了你的头发着想，你该做点体面的事啦。”

多罗西说。

罗克珊需要赞美，那是她的天性。那么，多罗西需要什么？有种挥之不去的不祥感，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她只是希望罗克珊能待在这座屋子里，希望屋里有她的生机，时间加倍。

仲夏过去了。水井里水低了。洒水车也不来了。一些商店已经在窗户玻璃上贴了一张张像黄色玻璃纸的东西，防止货物日晒变色。树叶开始斑斑点点。草干枯了。

老克罗泽太太叫她的园丁日复一日地锄地。干燥的季节就是要这样，不停地锄地，锄地，把地下深处能翻出来的水分都带到地面上来。

大学里的暑期班到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就结束了，到时候，西尔维亚就天天在家了。

克罗泽先生还是很愿意见罗克珊，不过，他经常睡着。他能做到的就是当她讲奇闻轶事和笑话的时候，即使睡着了脑袋也不会垂下来。每隔一会儿，他醒来，就问他在哪儿。

“就在这儿，你这个瞌睡虫。你应该注意听我讲。我应该给你一棒。要不我挠你痒痒怎么样？”

谁都能看出来他有多么虚弱。他凹陷的双颊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光线穿透了他的耳朵上方，看起来不像血肉，而是塑料。（当然，后来我们也不叫塑料了，而叫赛璐珞。）

我在那儿工作的最后一天，西尔维亚教书的最后一天，正是按摩的日子。因为要参加活动，西尔维亚出发得早，所以我自己步行穿过小镇。我到的时候，罗克珊已经在了。老克罗泽太太也在厨房里，她们都看着我，好像忘记我要来了，好像我打扰了她们。

“我特意订的。”老克罗泽太太说。

她指的肯定是桌子上的蛋白杏仁饼干，就搁在面包盒里。

“嗯，不过我得告诉你，我不能吃这些东西。绝对不吃。”

“我特意叫赫维去烤饼店买的。”

赫维是我家邻居，就是她的园丁。

“那叫赫维吃了吧，我不是开玩笑，我在出皮疹。”

“我以为我们要来好好庆祝一下，来点特别的东西，”老克罗泽太太说，“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她的屁股永远搁在这屋里之前的最后一天。是了，我知道，但这也不能不让我出皮疹。”

谁的屁股永远搁在这里？

西尔维亚的。西尔维亚。

老克罗泽太太穿了一条漂亮的黑色丝裙，衣服上绣了睡莲和鹅。她说：“她要是在的话，就没机会了。你知道的，要是她在，你连上楼看他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就今天找时间去。别管这东西了。不是你的问题。我知道你是好意。”

“我知道你是好意。”老克罗泽太太用一种恶毒的腔调模仿她的话，之后，她们两人都看着我。罗克珊说：“水罐在老地方。”

我把克罗泽先生的水罐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希望她们能想起来给我一块金色的蛋白杏仁饼干。不过，显然她们没有想起来。

我以为克罗泽先生是闭着眼睛躺在枕头上，其实，他的眼睛睁得很大。

他深深地喘了口气，说：“我一直在等你，等你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行吗？”

我说当然了。

“可以保密吗？”

我开始担心他想让我扶他上便桶。最近，他屋里添了个便桶。但要是这事儿，就不用保密了。

好的。

他叫我到他床对面的桌子前，拉开左边的小抽屉，看看里面有没有钥匙。

我照他说的做了，发现一把巨大的老式钥匙，沉甸甸的。

他叫我出去，把房间门锁起来。然后把钥匙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就搁在自己短裤口袋里。

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在他太太回家之前，不要告诉任何人钥匙在我手里。等她回来了，交给她。明白了吗？

明白。

他谢我。

不用谢。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层薄薄的汗珠，眼睛灼灼发亮，仿佛处于一种狂热的情绪之中。不过，这些天他常常这样。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不让任何人进来。”我重复说。

“我继母不能进来，罗克珊也不能。只让我太太进来。”

我从外面锁上门，把钥匙塞进短裤口袋里。不过随后，我又害怕这么轻的棉布料子很容易看出来，所以我下楼去了后门廊，把钥匙藏在了《约婚夫妇》里。我知道罗克珊和克罗泽太太不会听见我的脚步声，她们正在做按摩，罗克珊正用她职业化的腔调大呼小叫。

“我今天不干别的，就是帮你把这些节松松。”

然后，我听到老克罗泽太太的声音，一种新的不高兴的腔调。

“……按重一点，比你平时的力气大一点。”

“好吧，我知道了。”

我再往楼上走的时候，忽然有一些想法。

如果是他而不是我锁的门—他明显希望别人是这么以为的—而我和平时一样坐在最上面的台阶，就一定能听到他的动静然后喊人，把屋子里的其他人叫上楼来。所以我又往下走，坐在前楼梯最底下的一层台阶上。在这里，我有可能听不到他的动静。

今天的按摩似乎清清爽爽，比较职业。没有玩笑，没有调侃。很快，我就听到罗克珊从后面的楼梯上楼的响动。

她停下了脚步，说：“嗨，布鲁斯。”

布鲁斯。

她拧门把手。

“布鲁斯。”

接下来，她肯定是嘴巴对着钥匙洞了，她想让他听到她说的话，但不让别人听到。我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我敢担保，她在恳求。开始是取笑，后来就是恳求。有一会儿，她听起来好像在背祷告辞。

她放弃祷告之后，就开始咚咚咚用拳头捶门，不是非常用力，但非常急切。

过了一会儿，她也不敲门了。

她以一种更坚定的语气说：“得了，要是你能锁门，你就能过来开门。”

没有动静。她走到楼梯口，隔着扶栏往下看，看见了我。

“克罗泽先生的水你送进房间了吗？”

我回答送了。

“你送水的时候，他的房间没锁，什么事儿也没有？”

没有。

“他和你说了什么？”

“他说谢谢。”

“喔，他把门锁上了，我怎么叫都不说话。”

我听到老克罗泽太太的拐杖咚咚地向后楼梯的顶头移动。

“你们在闹什么？”

“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句话也不说。”

“锁在房间里是什么意思？风把门吹关上了，门卡住了？”

其实那天没有刮风。

“你自己来试吧。是锁上了。”罗克珊回答。

“我还不知道这门也有钥匙呢。”老克罗泽太太说，仿佛她不知道就等于没有。然后，她敷衍地试了一下把手，说：“好吧，好像是锁着的。”

他预料到了，我猜。他猜到她们不会怀疑我，会以为是他干的。事实也是如此，就是他干的。

“我们得进去。”罗克珊说着，一脚踢在门上。

“别踢了。”老克罗泽太太说，“你想把门拆掉吗？反正你又不能砸进门去，门板可是硬橡木的。我们家所有门都是硬橡木的。”

“那么我们只能报警了。”

一阵沉默。

“他们能从窗户爬进去。”罗克珊说。

老克罗泽太太倒吸一口气，果断地回答。

“你在胡说什么！我绝不会让警察进我家。我不会让他们像毛毛虫一样在我家的墙上爬来爬去。”

“不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

“干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吧？你觉得呢？”

又是一阵沉默。

脚步声。罗克珊的脚步声。她走回了后楼梯口。

“对。这样更好。最好在你忘记这是谁家以前，从这儿出去。”

罗克珊下了台阶。拐杖声在她身后响了起来，重重地敲在楼梯上。不过，只响了两声，就没继续了。

“你休想去找治安官。他用不着听你的命令。这家到底谁说了算？总不会是你吧。你听清楚了没？”

紧接着，我听到厨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之后，是罗克珊的汽车发动声。

我不会像老克罗泽太太那么担心警察。小镇的警察指的就是治安官麦克拉蒂，他去过我们学校，告诉我们冬天不要在大街上滑雪橇，夏天不要到磨坊游泳，因为我们老是这么干。想到他爬梯子，或者冲着锁眼对克罗泽先生发表演讲，实在很好笑。

他会对罗克珊说，管你自己的事儿，克罗泽家的事让克罗泽家操心。

想到老克罗泽太太要来指挥，就不那么好笑了。我估计，罗克珊既然已经走了，显然，老克罗泽太太现在不喜欢罗克珊了，那么她马上就会自己指挥。她马上会来找我，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她其实连门把手也没拧一下，她站在锁住的门口，只说了一句话。

“想都想不到的怪事。”她咕哝道。

然后她就下楼了。和平时一样，坚实的拐杖发出吓人的声音。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去了厨房。老克罗泽太太不在。她不在门厅、餐厅，也不在阳光房里。我鼓起勇气，敲敲卫生间的门，再一开门，她还是不在。我从厨房水池往窗外望，看见她的大草帽缓缓地在松树篱上面移动。她冒着大太阳出去了，步履沉重地沿着她的花床走动。

罗克珊害怕的事，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不这么想，因为我觉得，一个本来就活不了多久的人自杀是很荒唐的。不可能发生。

不过，我仍然六神无主。蛋白杏仁饼干还搁在桌子上，我吃了两块。我希望美味带来的愉快让我恢复常态，但是我几乎不知其味。然后，我把面包盒子塞进冰箱，省得我把吃当成个办法，没完没了地吃下去。

西尔维亚回家的时候，老克罗泽太太还在外面。她没进来。

我一听到她的汽车响，立刻把钥匙从书里拿出来，她一进屋就把钥匙给了她。我飞快地告诉她是怎么回事，不过没告诉她那些大惊小怪。反正她也不想听。她跑上了楼。

我站在楼梯底下，听听有什么动静。

没有动静。没有。

之后是西尔维亚的声音，惊讶，不安，但不绝望，声音太低，让我听不清在说什么。大概也就五分钟吧，她下楼来说送我回家。她的脸色通红，仿佛双颊的红点扩张了一脸，表情震惊，但有抑制不住的快乐。

然后：“哦。克罗泽妈妈哪里去了？”

“我想在花园吧。”

“嗯，我最好先和她打个招呼，你等一下。”

她打过招呼之后，表情就没这么快乐了。

上车前，她告诉我说：“我想你知道，你可以想象，克罗泽妈妈心烦意乱。我不是怪你，你做得很好，很守信用，是克罗泽先生叫你这么做的。你不害怕出什么事吗？克罗泽先生出事？你不害怕？”

我说不害怕。

然后我说：“我觉得罗克珊害怕了。”

“霍伊太太？嗯，太糟糕了。”

车沿着克罗泽山往下开的时候，她说：“他不是想吓她们。你明白吗，当一个人生病，病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他没法感激别人的情感，即使他们都是好人。非常好的人，尽了一切努力来帮你，你也还是会和他们作对的。克罗泽太太和霍伊太太当然是尽全力对他好。不过，克罗泽先生就是觉得，他不想再看见她们了，他受够了她们。你明白吗？”

她自己似乎不知道自己讲这些的时候在笑。

霍伊太太。

我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说得这么温和、尊重，这是一种和对方的距离可以以光年计算的俯视态度。

我相信西尔维亚的话吗？

我相信这是他说的话。

那天，我又见过罗克珊。就在西尔维亚和我说话，告诉我霍伊太太这个全新的名字的时候，我恰好看见了她。

她，罗克珊，坐在自己的车里。她的车停在克罗泽山底的第一个拐弯口，她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去。我没有回头看她，因为西尔维亚正在和我说话，这时候再回头看，会乱套的。

西尔维亚当然不会知道那是谁的车。她不知道罗克珊会回来看看，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或许，自从她离开克罗泽家之后，她就一直围着这条街转？她会这样吗？

罗克珊可能认得出西尔维亚的车，她会注意到我。她看见西尔维亚和我说话的表情，友好，认真，微笑，就知道什么事也没有。

她没有转弯上山去克罗泽家。哦没有，她过了街—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朝小镇东头开走了，那里全是战争年代盖的房子。她就住在那里。

“感觉到了吗，风，”西尔维亚说，“可能那些云能送给我们一场雨。”

我清楚地知道，西尔维亚和罗克珊之间的输赢已经清清楚楚。不过，想到这场输赢的奖品竟然是命都快没有了的克罗泽先生，难免让人觉得奇怪。想想克罗泽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愿意剥夺自己的时间，以便做这么一个决定。在死亡门槛上的淫欲—或者是真爱，那也同样—就像背脊上的异物，让我巴不得要抖落。

西尔维亚带克罗泽先生去了湖边，租了一间小木屋。树叶还没开始落，他就死了。霍伊全家都搬走了，正如通常的机械师家庭一样，搬迁是家常便饭。

我妈妈忙于与疾病战斗，这场重病断送了她一切赚钱的美梦。

多罗西·克罗泽中了一次风，不过好了。最著名的是她会给孩子们买万圣节的糖果了，这些孩子的哥哥姐姐，当初她可是从门口赶开的。

我长大了，变老了。

注释

〔1〕原文为意大利语。

〔2〕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

孩子的游戏

我猜想，之后家里会有一场谈话。

真伤心，真可怕。（我妈妈。）

本应该有监督的。辅导员到哪里去了？（我爸爸。）

要是我们再一次经过黄色的房子，也许我妈妈会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你以前多害怕这房子？可怜的小东西。”

我妈妈有种习惯：对我在遥远的婴儿时代的种种毛病，她总是抓住不放，甚至可以说，如数家珍。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每一年，你都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通常都是在秋天，当你丢掉暑假的困惑和懒散回到学校，升了一级的时候。这是你记录变化最为明显的时光。在此之后，你就不会记得哪年哪月在变化了，但是变化仍在继续，完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去会从你身边溜走，走得如此轻松，完全是自动流失。场景常常还未消失，已然不再相干。然后突然一个急转弯，某样东西遍地开花、处处涌现，想要得到关注，甚至还想要你做点什么。虽然显而易见，实在没什么可做的。

马琳和沙琳。别人都以为我们绝对是双胞胎。那几年流行给双胞胎起压韵的名字，邦妮和康妮，罗纳德和唐纳德。另外，沙琳的帽子和我的很配。这种叫苦力帽的帽子是宽大的低顶圆锥形草帽，用一个结或者松紧带系在下巴上。这个世纪后期，这种帽子在电视上越战的镜头里就很常见了。西贡街头骑自行车的男人戴着它们，走在路上的女人也戴着它们，她们的身后是被轰炸的村庄。

可能在那个时代—我是说我和沙琳露营的时候—大家说到亚洲苦力，不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说黑鬼，或者说像个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也不会觉得有问题。我那时十几岁，还不会联想这些词汇的背景文化。

我们有这样的名字，戴这样的帽子，所以第一轮点名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辅导员—快活的梅维斯指着我们说：“嗨，双胞胎。”我们还没来得及解释，她就已经在点别人的名字了。我们喜欢梅维斯，但是，我们更喜欢漂亮的辅导员保利娜。

不过在点名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对方的帽子，互相有了好感。否则的话，我们中至少一人，甚至可能两人都会把全新的帽子摘下来，准备塞到床底下，声称是妈妈逼我们戴的，我们自己不喜欢，诸如此类的话。

我挺欣赏沙琳，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交朋友。夏令营的女孩，除了少数几个稍微大一点以外，都是九到十岁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已经不再像六七岁的女孩那么容易交朋友、那么容易出双入对了。我只是简单地跟在几个女孩子后面，她们和我是一个镇的人，但没有一个是有特殊之处的朋友。我们进了一间还有空床的小木屋，我把自己的东西扔在棕色的毛毯上，听到身后一个声音在问我：“请问，能不能把我的双胞胎姐姐旁边的床让给我？”

是沙琳。不知道她在和谁说话。木屋大概能住下二十多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回答，“当然行”，就搬走了。

沙琳用了一种奇特的腔调，逢迎、玩笑、自嘲，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兴奋，如同鸣钟的颤音。很明显，和我相比，她不是一般地自信。她不是相信那个女孩一定会搬走，也不是强硬地说：“我先来的。”（如果她是那种家里疏于教育的女孩—有些女孩就是这样的，她们来这里是由国际狮子会付的钱，或者是教堂支付的，反正不是她们的父母—她可能会这么说：“赶紧上厕所去吧，省得屎拉在裤子上。反正我是不会走的。”）不是这样的自信。沙琳的自信是，她相信她想要别人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这么做，而不仅仅是同意她的要求而已。我本也有机会拒绝她，我可以说，“我不想当什么双胞胎”，然后不理她，收拾自己的东西。但是，当然了，我没这样。如她所料，我的感觉是受宠若惊。我看着她兴高采烈地把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有些东西掉在了地板上。

我只找到一句话说：“你已经晒黑了。”

“晒黑太容易了。”她回答。

一开始是找我们的不同之处。我们讨论后发现，她晒了变黑，而我晒了就会长雀斑。我们的头发都是褐色的，不过她的颜色深一点。她的头发是波浪形，而我的头发则茂密如树丛。我比她高半英寸，而她的手腕和脚踝粗一些。她的眼睛偏绿，而我的眼睛偏蓝。我们一直热衷于观察彼此的不同之处，甚至把后背的痣和能看见的雀斑都列在了表格里，还有第二根脚趾的长度（我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她的则短一些）。我们详细地回忆了从小到大得过的病，种种意外事故，身体有没有什么部位修补或切除过。我们两个的扁桃腺都摘除了—在那个年代，这是种普遍的预防手段—我们都得过麻疹、得过百日咳，都没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我拔过一颗上犬齿，因为它挡住了其他的牙。她的拇指被窗户夹过，所以半月痕不完整。

我们把身体的历史和特征都整理完了以后，就开始讲故事—家族的戏剧性事件、故事，以及区别所在。她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孩。而我是唯一的孩子。我有个姑姑，高中的时候死于脊髓灰质炎。她有个哥哥加入了海军。那是战争年代，所以我们在营火晚会上会唱《永远的英格兰》、《橡树之心》、《统治吧，不列颠尼亚》，有时候会唱《永恒的枫叶》。我们生活的背景，是空袭、战争、沉船，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每天都在发生。每隔一段时间，不远的地方也会有那么一回军事袭击，很吓人，又很庄严、很刺激。要是我们镇或同一条街的某个男孩死了，他住的房子就算没有挂花圈，没有黑色的布帘，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重气氛。使命完成，尘埃落定。尽管房子里可能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也许只是门口路边停了一辆陌生的车，表明有亲戚来，或者是牧师来这个失去亲人的家里坐一坐。

夏令营的一个辅导员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她佩戴着他的表。我们认定是他的表，就别在她的外套上。我们倒是愿意为她难过，关心她，不过她嗓门尖利，颐使气指，连名字都让人讨厌。阿尔瓦。

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宗教。在夏令营，这个背景本来应该要强调的。不过，因为是加拿大联合教会负责这里，所以不像浸信会或圣经基督教会那么喋喋不休，也不会像罗马天主教会甚或英国国教会，有那么多正式的认可仪式。大部分女孩的父母都属于加拿大联合教会。不过那些由教会付钱的女孩子，可能不属于任何教会。联合教会用的是它最为亲切的民间方式，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只有晚上祈祷，吃饭时唱圣歌，还有每天半小时的特殊谈话。这种谈话就叫聊天，早餐以后的聊天。不过，即便是聊天的时候，也很少提上帝或是耶稣，说得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诚实品质、友好性情、纯洁思想，要我们承诺长大以后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谁对此提出过异议，也没有人中途退场，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谈话，而且温暖的阳光下，坐在长椅上也蛮舒服的，一大早，我们还不想跳进水里，都嫌冷。

我和沙琳的这些事儿，即使是成年的女人也会做。也许她们不会互相数后背上的痣，不会去比较脚趾的长度，不过当她们相遇，感觉到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惺惺相惜时，她们也会感觉到需要，需要了解重要的信息、重大的事件，不管那些事件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以此填满两人之间的所有空白之处。如果她们感觉有这样的温暖和渴望，那么她们几乎不可能厌倦。不管说的是什么琐事和傻事，她们都会一起笑，也会笑她们揭露的自私、欺骗、吝啬，以及纯粹的恶。

当然，一切都需要非凡的信任。不过，这种信任的建立，可以只在片刻之间。

我曾经观察过。围坐在营火边，搅拌树薯粥的时候，或者因为传说有野兽，剥夺男孩子们说话的机会，让他们去树林放哨的时候，这些漫长的时段就是开始的时间。（我是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类学者，虽然比较差劲。）我观察了，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女性之间的秘密交换。也并非全然如此。有时候好像需要这么做，我也装作自己在参加。但是对方永远能发现我的装腔作势，变得既茫然又警惕。

通常和男人交往，就不至于这么谨慎。他们并不指望这样的交换，对这种交换绝少有真的兴趣。

我说的这种和女人的亲密关系，不是情欲的，也不是情欲的最初阶段。情欲的关系，我在青春期前也经历过。情欲的关系，也会有信任，也许还会有谎言，可能会走向游戏，总之不管有没有性玩笑，都会有一段热火朝天的短暂兴奋，紧随其后的则是不舒服、拒绝承认，以及厌恶。

沙琳告诉过我她哥哥的事儿，不过说的态度是一种真实的厌恶。就是参加海军的那个哥哥。她去他的房间找她的猫，他正在对他的女朋友干这种事儿。他们根本不知道她看见了。

她说他上上下下，啪啪啪啪。

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床上互扇耳光？我问。

不是。她回答。是他的那东西进进出出的时候，啪啪啪啪。下流。恶心。

他光溜溜的白屁股上还有疙瘩。恶心。

我告诉她的是维尔娜。

回到我七岁的那年，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座当时我们叫作拼连住房的屋子里。那时候，连栋式住宅这个词可能还没有。总之，那座房子不是平均分割的，维尔娜的外婆租了后面的房间，我家租的是前面的房间。房子很高，光秃秃的，很难看，刷的是黄色的漆。我们住的小镇太小了，人口加起来也没多少，不用划分居民区。不过，实际上是有分区的，我觉得，我们的房子恰好位于体面地区和年久失修的地区的分界线上。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正好是经济萧条的最后时期。当然了，我估计那时候没人知道经济萧条这个词。

我爸爸是个老师，他的工作稳定，但是钱很少。我们另一头的街道渐渐消失，那条街的房子属于那些既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钱的人。维尔娜的外婆显然有点钱，因为她说起领救济的人，用的是十分轻蔑的语气。我妈妈肯定和她争论过，说那不是他们的错。不过没用。这两个女人算不上亲密的朋友，不过，有关怎么安排使用晾衣绳，她们的态度真诚而友好。

这位外婆的名字是霍姆太太。有一个男人时不时来看望她。我妈妈说他是霍姆太太的朋友。

不过，实际上，每次他来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我出门玩，所以我没什么机会和他讲话。他长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不过我认识他的车，车是深蓝色的福特V-8。我对车特别有兴趣，可能是因为我家没有车。

然后，维尔娜就来了。

霍姆太太说维尔娜是她的外孙女，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们中间隔着的那代人存在。我不知道是霍姆太太去把她接回来的，还是她的朋友用V-8把维尔娜送来的，总之，那是夏天，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她出现了。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她的名字，一般情况下，她不是个健谈的人，我肯定也没有问过她。从最早的时候起，我就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反感。在那时，我对其他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告诉妈妈我恨她。妈妈问你为什么要恨她，她对你做什么了？

可怜的东西。

孩子用恨这个词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感受，意思也许是他们吓坏了。吓坏了的意思不是他们担心挨打。拿我自己的感觉来举例吧，当你走在人行道上，一些大男孩喜欢骑自行车拦住你，冲你发出恐怖的怒吼。你害怕的不是对身体的伤害。好像我对维尔娜的恐惧，差不多是对诅咒或者阴暗企图的恐惧。这种感觉，小孩子都会有，也许是因为一座房子的样子，也许是因为一根树干，更多时候或许是因为霉烂的地下室、幽深的衣橱。

她比我高很多，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也许是两岁，三岁？她瘦得皮包骨头，骨架子那么小，脑袋也那么小，让我想起蛇头来。细密的黑发平滑地盖在这颗脑袋上，遮住了前额。我觉得她脸上的皮肤很暗沉，很像我家旧帆布帐篷的盖布。她颧骨突出来的样子，就像盖布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样子。她的眼睛永远都在斜视。

不过，我相信，大家看见她的时候，不会觉得她的模样有什么地方特别招人讨厌。实际上，我妈妈说她楚楚动人，或者说几乎算得上楚楚动人。（比方这么说：“真可惜啊，她本来可以长得楚楚动人的。”）但仅仅就我妈妈从她的一举一动中看到的而言，也没法反对这种说法。她比她的实际年龄小得多。这是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指的是维尔娜还没学过读书写字，也不会滑冰、打球，另外，她嗓音粗哑，而且不会压低自己的嗓门，她的措辞奇怪地断断续续，好像这些词儿结成了块儿，卡在她的喉咙里。

她干扰我、毁掉我自己玩的游戏的办法，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个大女孩的办法。一个年龄不小，但是没有经验、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的女孩，只有宁死不屈的决心，以及丝毫不明白自己并不受欢迎的无能。

孩子理所当然是一群保守得可怕的人，他们当机立断地反对一切边缘的、反常的、难以驾驭的东西。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备受溺爱，当然，也备受训斥。我笨拙、早熟、羞怯，有自己私密的规矩和憎恶。我甚至讨厌维尔娜头发上不停掉下来的赛璐珞发夹，还讨厌她老是想塞给我的红绿条纹的薄荷糖。她会试图追赶我，硬把这些糖塞到我嘴里，以她独特的断断续续的发音方式，吃吃吃吃傻笑个不停。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喜欢薄荷的味道。还有，我不喜欢这个名字，维尔娜。这个希腊名字是春天的美女的意思。我觉得它听起来和春天没什么关系，也不像青草地，不像花环，不像穿薄纱裙的姑娘，更像一抹顽固的薄荷污渍、绿色的黏液罢了。

我也不相信妈妈是真的喜欢维尔娜，因为她天性中有些许伪善，还因为她决心不让我快活，就装作同情维尔娜。她要求我友善。开始，她说维尔娜不会待太久的，暑假一结束，她从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后来，维尔娜根本没打算回哪里去，她又告诉我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说我们自己很快就搬家，友善的日子不长了。实际上，这时候距离我们真正搬家还有一年。最终，她耗尽了耐心，说我让她失望，她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天性原来如此刻薄。

“她生来就是这样，你怎么能攻击她长的样子？这是她的错吗？”

这种话对我没有意义。要是我有足够的辩论技巧的话，我会说我根本没有攻击维尔娜，我只是希望她离我远一点。不过，我本来就是在攻击她，用不着质疑这到底是不是她的错。不管我妈怎么说，我的这种态度，其实多多少少和我住的地方、我生活的年代里，周围没有说出口的看法是和谐的。即便是大人们，他们的笑容里都藏有一种无法克制的满足感，以及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每当他们说某人“太简单”、“少根筋”的时候，我都能看见这种表情。我相信我妈妈就是这种人。私下觉得。

我开学了。维尔娜也上学了。她进了一个特别班，在学校操场边上一幢特别的楼里。这幢楼是镇上学校最早的教学楼。不过在那个年代，没人有时间研究城市志，没几年这楼就被拆掉了。楼里面有一块用墙隔出来的空间，让学生休息时间聚在一起玩。那幢楼的学生，早晨上学比我们晚半个小时，下午放学比我们早半个小时，所以课间休息时，没人会去骚扰他们。不过，因为他们都攀在墙上，看我们普通学校的操场到底有什么，挤得太厉害的时候就会出事儿，会用尖叫、挥舞棍棒之类的吓唬他们。我从来没走近那地方，几乎没见过维尔娜。我是在家里被迫应付她。

刚开始的时候，她站在黄房子的角落里，看着我，我装作不知道她在那儿。后来，她走进了前院，在我家的台阶上占个位置。她在那儿，我要是想去厕所，或者我冷了，就非得经过她身边不可，而且还很近，很可能会碰到她，也许她会来碰我。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能在一个地方待那么长时间，而且眼睛只盯着一样东西。常常盯的是我。

我有一个秋千，秋千挂在枫树上，荡秋千的时候，我的脸要么冲着房子，要么冲着大街。也就是说，要么我和她面面相觑，要么她的目光让我若芒刺在背，她甚至有可能过来推我一把。她老是推我一个趔趄。不过，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她的手指戳在我背上，真像一支支冰凉的针管，直接穿透了我的外套和里面的衣服。我还有一个游戏是堆叶子、盖房子。就是我用耙子耙，或者用手抱，总之设法把枫树的落叶堆到一起，然后把树叶拼成房子的图样。这里是起居室，那里是厨房，那一堆松松的是卧室里的床，等等等等。这个游戏不是我发明的。学校的看门人把落叶全部耙走烧掉以前，课间休息的时候，女孩子们都在操场上盖房子，她们堆出来的房子更豪华，有时候甚至还会有点装饰。

开始时，维尔娜只是看我在干什么，她永远斜着眼睛的表情，在我看来，是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她凭什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后来就到了她行动的时候了，她走过来，抱起一团树叶，大概是因为她自己也在犹豫，或者就是手笨，叶子漏得满地都是。她抱起来的叶子，不是搁在一边备用的那堆，而是从我房子的墙上抱走的。她把墙抱在怀里走了几步，扔进我整洁有序的房间里。

我冲她大喊大叫，叫她住手。她弯下腰，想把她扔下来的树叶重新抱起来，但没办法聚拢，干脆又抛撒下来，等叶子全落到地上，她就开始傻乎乎地乱踢。我冲她吼，一点用也没有，或许她把我的吼叫当成了鼓励。于是我只好低头朝她冲过去，正好顶在她肚子上。我没有戴帽子，所以我的头发就碰在了她的羊毛衫或者是外套上。我的感觉是，我的脑袋撞在了一个坚硬而又臃肿的肚子的刚毛上。我喊叫着跑回家。我妈妈听完之后说的话更让我发疯：“她只是想玩，但不知道怎么玩。”

第二年秋天，我们搬进了另一座平房里，我再也不用经过那座黄房子了。黄房子总是让我想起维尔娜，似乎它也学会了她斤斤计较的算计，恐吓似的斜视。黄颜色似乎正是侮辱的色彩，而那扇并没有坐落在中间的前门，添了一分残疾的感觉。

我们住的平房和这座黄房子只隔三个街区，就在学校边上。我既然逃离了维尔娜，就忘记了小镇的大小和生活的复杂性。有一天，我和学校一个同学在街上迎面碰到了她，我才明白这并不是真的，不全是真的。这回应该是我们谁的妈妈派我们跑腿做什么事儿。我没有抬头看，不过我相信，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听到了吃吃的笑声，也许是高兴，也许是因为认出了我。

同学的话顿时让我觉得可怕。

她说：“我以前觉得这是你姐姐。”

“什么！”

“我知道你们住在一起，所以觉得你们肯定是亲戚。至少是堂姐妹。你们不是？不是堂姐妹？”

“不是。”

特殊班上课的老楼没通过安全检查，不能再用了，镇里就租用了圣经礼拜堂，学生们去那里上课。圣经礼拜堂恰好就在我家的街角，过了马路就是。维尔娜上学有两条路可以走，她选择了那条经过我家的路。而且，我家的房子离人行道只有几英尺远，所以，实际上，她经过的时候，影子都会落在我家的台阶上。要是她愿意，她可以把鹅卵石踢到我家的草坪上。除非我家的百叶窗拉上了，否则她就可以偷窥我家的客厅和门厅。

特殊班的上课时间这时候和普通学校一样了。至少早晨一样的，下午放学还是会早一点。学校也许觉得，他们在礼拜堂上课，就不会和普通学生挤在一条路上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可能在上学路上遇见维尔娜。我随时随地都看着她可能出现的方向，只要一看见她，就躲回家里去，借口说忘带什么东西，或者说鞋子磨脚、我得找一块橡皮膏，再或者说我头上的发带松了之类的。我不至于傻到说看见维尔娜了，我妈妈会说：“那又怎么了？你怕什么？她会吃了你？”

又怎么样呢？有污染？会感染？维尔娜看起来挺干净，挺健康。而且，基本上她也不可能上来就骂我、揍我、拽我的头发。不过，只有大人才会笨到以为她没什么力量。力量，再说了，这种力量也是特别针对我的。她的眼睛盯住的是我。至少我这么觉得。仿佛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感觉无法形容，也没法解决。这种感觉固执得如同爱情一般，尽管在我看来，绝对更像仇恨。

我想，我讨厌她，正如有人讨厌蛇，有人讨厌毛毛虫，有人讨厌老鼠，有人讨厌鼻涕虫。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她确实不会对我有什么实际的伤害，不过，她能扰乱你的五脏六腑，让你痛恨自己的生活。

告诉沙琳维尔娜的故事时，我们的聊天已经很深入了。除非游泳或者睡着的时候，我们才停得下来。维尔娜成了我的祭品，虽然并不是这么拿得出手，相比沙琳哥哥抽动的、疙疙瘩瘩的屁股，没有那么生动活泼、让人恶心。我记得我和沙琳说，维尔娜的可怕之处，我没法描述清楚。不过紧接着，我就开始描述，我感觉，我描述得应该还算不错，因为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就要结束的一个中午，沙琳冲进了食堂，脸上闪烁的是恐惧，以及一种奇怪的兴奋。

“她就在这里。她在这里。就是那个女孩。那个可怕的女孩。维尔娜。她就在这儿。”

午饭吃完了，按规矩我们要收拾东西，把我们的盘子、碟子搁在厨房的架子上，然后当天值日的姑娘会拿走去洗。然后，我们会去糖果店排队，糖果店每天中午一点钟开门。沙琳刚刚就是回宿舍拿钱去了。她是个富人，因为有个企业家爸爸，所以她就马马虎虎，把钱随随便便放在枕头里。我除非是游泳的时候，钱都是贴身放的。所有付得起钱的女孩子午饭后都要去糖果店买糖，把讨厌的甜点味道清理掉。我们明明知道甜点难吃，但还都非要尝尝，想确认味道有没有我们想得那么恶心。木薯布丁，烂糊糊的烤苹果，黏糊糊的奶油冻之类。所以，我第一眼看见沙琳这种表情的时候，我以为是她的钱被偷了。不过转念一想，这种倒霉事儿不至于让她的脸扭曲成这样，她眼里的震惊分明是种喜悦。

维尔娜？维尔娜怎么会在这里。认错人了吧。

这天应该是礼拜五。夏令营还有两天时间。我们还有两天就要走了。最后我们才明白，夏令营也有个特殊营。在这里他们也还是特殊的。他们过来和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周末。人不算太多，估计总共也就二十个，也不全是从我们小镇来的，还有附近其他小镇的。沙琳刚想清楚地告诉我怎么回事儿的时候，一声哨响，辅导员阿尔瓦跳到了椅子上，朝我们讲话了。

她说，她知道我们肯定会尽责尽力地欢迎观光客，也就是夏令营的新营员们。新营员带来了自己的帐篷和自己的辅导员，不过，她们会和我们一起吃饭、游泳、游戏，也要参加早晨的聊天。她说，她肯定我们会把这场相遇当成交新朋友的机会，语气里有我们已经熟悉的警告和叱责。

这些新来的人花了一会儿时间支帐篷，安排床位。有些人明显毫无兴趣，跑开了，辅导员只好连吼带叫，把这些家伙抓回来。这段时间我们正好自由活动，是休息时间，我们到糖果店买了巧克力、甘草糖、太妃软糖，躺在铺位上吃。

沙琳一直说：“想想，想想。她在这里啊。我简直没法相信。你觉得她是不是跟踪你？”

“可能吧。”我回答。

“你觉得我能不能把你藏起来呢？”

我们在糖果店排队的时候，我一直低着头，让沙琳挡在我前面，不让附近的特殊营员看见我。我飞快地偷看了一眼，我看见了维尔娜的后背。她垂下来的、蛇一般的头颅。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你乔装打扮。”

根据我说出来的故事，沙琳大概以为维尔娜主动骚扰我。我想这也是真的吧，除了她的骚扰没有这么显眼，比我能说出来的更加隐秘以外。现在，我就让沙琳这样想吧，反正这么想会让她更兴奋。

因为我和沙琳一直处心积虑、躲躲藏藏，所以维尔娜并没有立刻发现我。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和其他特殊营的新营员一样昏头昏脑，不知所措，努力想搞明白自己到底来这里干吗。没一会儿，她们就被带到海滩的另一头去上游泳课了。

晚饭时，我们在餐桌前唱歌的时候，她们排着队进来了。

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在一起的时间越长，

我们的心情越飞扬。

再后来，她们平静地各自走开，散落在我们中间。她们全都戴着写了名字的牌子。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叫玛丽·埃伦，类似这个名字吧，她不是从我们小镇来的。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看见维尔娜在隔壁桌，她比同桌的女孩都高。不过感谢上帝，她和我坐的是同一个方向，所以吃饭的时候不会看见我。

她是那一桌最高的，不过也并没有我记忆里那么高，没有高得扎眼。大概是因为过去的一年，我的个子长得飞快，她也许已经不长了。

吃完饭，我们站起来收拾盘子。我一直低着头，一眼也没朝她的方向看。不过，我还是知道什么时候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什么时候她认出了我，什么时候她笑了，她嘴角下垂露出微笑，她的喉咙发出那种古怪的吃吃声。

“她看到你了。”沙琳说，“你别看。别往那儿看。我站在你们中间，走吧，往前走就是了。”

“她也朝这里来了？”

“没有。她站在原地，一直盯着你看。”

“笑？”

“有点。”

“我不能看她，太恶心了。”

剩下的一天半，她会怎么迫害我？沙琳和我一直在用这个词，实际上，维尔娜甚至根本没有靠近我们。迫害。听起来像是大人的法律腔。我们始终处于守望的状态，仿佛我们被跟踪了，或者只是我被跟踪了。我们试图把握维尔娜的动向，沙琳和我汇报她的态度、她的表情，等等等等。有两次，我自己也冒险去打量她，不过得沙琳先告诉我：“好啦，现在她不会注意你的。”

这两回，我看见的维尔娜都略微显得沮丧，或者说愠怒、困惑？就像大部分特殊营的孩子一样，她很茫然，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她在这里干什么。有几个孩子—当然，其中没有她—跑到海滩另一头的悬崖上，钻进了全是松树和杉树的树林里，引发了一阵骚乱。还有几个沿着通往公路的沙石小径就打算出发了。所以辅导员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要我们看好我们的新朋友，因为我们比我们的新朋友熟悉这个地方。沙琳又捅了捅我的肋骨，当然，并不是因为她觉察到维尔娜有什么变化，信心没了、身材变矮了之类的消息，她只是持续汇报，汇报维尔娜狡猾的表情、邪恶的神态、讨嫌的外表。也许沙琳说得对，维尔娜看见了沙琳，看见了我的新朋友、新保镖，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是某种信号，告诉她一切都已经改变，她不再可以确定了。这种意识坏了她的心情，尽管我没看见她心情不好。

“你没告诉我她的手。”沙琳说。

“她的手怎么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手指。她要是双手掐住你的脖子，肯定能掐死你。肯定行。你说，晚上和她住在一个帐篷里，有多恐怖呀。”

我说确实挺恐怖的。

“不过，和她一个帐篷的全都是白痴，不会注意的。”

最后一个礼拜天，发生了一种变化，夏令营的感觉完全不同了。并没有激烈的事件，餐厅的钟也在通常的开饭时间敲响，饭菜不比平时更好，也没有更糟。休息时间到了。然后是游戏时间，游泳时间。糖果店照常营业，我们也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聊天。不过，你还是可以感觉到一种心神不宁、心不在焉的气息，连辅导员都是这样的。她们没有像平时那样，一堆斥责或者鼓励的话就堆在舌尖准备着，而是大约会花上一秒钟时间盯着你看，似乎在努力回忆自己平时会怎么说。其实，这种变化自打特殊营到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她们的出现改变了营地的气氛。以前这里是真正的夏令营，有自己的规则，还制定了奖罚制度，和学校或孩子们生活的任何环境一样。而他们来了，每个角落都开始崩塌，充分暴露了它只不过是临时的。表演而已。

是否因为我们看见特殊营员的时候，就想她们是不是真正的营员，然后发现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营员？部分如此吧。不过，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夏令营就快结束了，夏令营的作息制度就要瓦解了，爸爸妈妈快来接我们回到日常生活里去了，辅导员也要回去做她们的普通人，也许她们甚至不是老师。我们正处于一个即将被拆散的阶段，这期间的友谊、敌人、竞争，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活跃的一切，都要被拆散了。谁能相信这所有的一切，仅仅是两个星期？

没人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没精打采的气氛在我们中间蔓延，这是一种厌倦的坏脾气，就连天气表现的也是同样的感受。过去的两星期应该不是每天都阳光灿烂、无比炎热，不过我们的印象大半是如此。而现在，礼拜天的早晨，不一样了。礼拜天的早晨我们不是聊天，是祈祷。我们在外头祈祷的时候，云彩暗了。温度没什么变化。要是非说有变化的话，应该是这一天的热量更多。不过这一会儿，像是暴雨就要来了，而且，寂静无声。辅导员们，还有礼拜天特意从附近小镇开车过来的牧师，都不时地抬头看，担心要变天。

确实掉了几滴雨，然后就没再下了。雨水就此结束，没有下暴雨。云朵稍微亮了一些，并不足以确保之后会阳光明媚，但足以保证我们的游泳不会取消。之后就不供应午饭了，早餐结束厨房就关门。糖果店的百叶窗也不会再拉开了。午饭时间，我们的爸爸妈妈就会陆续赶来接我们回家。会有一辆大汽车来接特殊营员。我们多半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床单抽掉了，粗糙的棕色毯子叠好了，搁在床脚。这种毯子睡觉的时候总是潮乎乎的。

虽然我们都挤在木屋里，叽叽喳喳地说话、换游泳衣，可是，木屋内部还是展示了它的短暂，以及忧伤。

海滩上也是一样，沙滩上的沙子似乎比平时少，石头则比平时多。沙子所在的那块地方颜色是灰的。水看起来很冷，不过实际上海水挺暖和。然而，我们游泳的热情已经消退，大部分女孩只是在水里漫无目的地跋涉而已。游泳辅导员是保利娜和一个负责特殊营的中年妇女，她们两人只好冲我们拍手。

“快点。你们等什么呢？今天是夏天的最后一次机会哦。”

有几个女孩是游泳的一把好手，她们经常一下水马上就朝木排游过去。还有一部分人游得不错，我和沙琳就是这类，我们会往木排的方向游，然后再转身游回来，证明我们至少能闷在水里游上两码的距离。保利娜一般都是立刻游到木排那儿，待在深水里看着大家，以防有人出事儿，还要保证所有营员都确实在游泳。不管怎么样，这个礼拜五，游泳的人还是比平时少，很多本应该游的人没有游。保利娜也许是为了打气，也许是因为气恼，叫大家都下水去，不过她也只喊了这么一句，然后自己就在木排周围拍水，和几个铁打不动的游泳专家一起说笑去了。大部分女孩子还是在浅水区里玩水，只游了几英尺或几码就坐在水里互相泼水，有些转了个弯就去找空瓶子做漂流物了，似乎谁都对游泳不感兴趣。特殊营的女辅导员站在水刚刚到她的腰的地方。不过，大部分特殊营员都在水没有淹没她们膝盖的地方。这个辅导员裙装式游泳上衣上的花甚至没湿。她弯下腰，用手溅起微弱的水花，一边笑一边冲她的学生们说，好玩吧。

我和沙琳待的地方，水至多到胸口，我们没有走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和游得很差的女孩子们一起做做漂流瓶，懒洋洋地游游仰泳，或者蛙泳。没有人训斥我们吊儿郎当。我们试了试在水底睁着眼睛能游多久。我们偷偷摸摸地游到对方身上，猛地趴到对方的背上。我们身边也有一群这么玩的人在大笑大叫。

我们游泳的这段时间里，一些父母或者被派来接孩子的人已经到了，他们说自己没有时间可浪费，所以他们要接的女孩子在水里就被点名叫走，这又导致了一些额外的紧张和混乱。

“看，你看。”沙琳说。她的声音咕咕噜噜的，因为我刚刚把她按到水底下，她这才抬起头来，湿淋淋的，还在吐水。

我看到了。维尔娜正在朝我们走过来，她戴了淡蓝色的橡胶游泳帽，修长的手正在拍打水面，面带微笑，表情像是，突然之间，她收复了对我的权利。

我没跟上沙琳，我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道别的了，我们到底有没有道别都是个问题。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差不多是一起到的，我们匆匆忙忙钻进各自的车里，回到了以往的生活之中—我们又能怎么办呢？沙琳爸爸妈妈的车当然不会像我爸爸妈妈的车这么破旧、嘈杂，性能还不可靠。不过，即使并非如此，我们也绝对不会想到要让这两对父母互相熟悉一下。大家，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急于出发，远离喧哗—有人是因为丢了东西喧哗，有人是因为看见了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没看见孩子喧哗，有人是因为错过了大巴喧哗。总之，一片喧嚣。

多年以后，一个意外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沙琳婚礼的照片。那个年代，婚礼的照片会在报纸上刊登，不光是小镇，城市的报纸也会登。看见照片的时候，我正在多伦多布罗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一边翻看报纸，一边等一位朋友。

婚礼是在圭尔夫举行的。新郎是多伦多人，毕业于奥斯古德法学院。他个子很高，也可能是长大后的沙琳特别矮。即使她的头发厚厚地盘在了头顶—就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精致的钢盔头—也只刚有他的肩膀高。这种发型让她的脸看起来平淡无奇，像是被压扁了似的。不过我记得是克娄巴特拉妆，眼睛描得很浓，嘴唇淡淡的。听起来很怪，不过那个年代，这种样子必然会被盛赞。而这一切让我想起来的，只是她还是个孩子时下巴上长的滑稽的小肿块。

她，报纸上说的新娘，毕业于多伦多的圣希尔达学院。

那么，到圣希尔达学院上学，她肯定来过多伦多。她在的时候，我也在同一个城市，我在大学学院上学。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走在同一条街上，或者校园的小路上，却从来没能相遇。我不觉得要是她看见我，会故意不和我说话。我也不会躲开她。当然了，一旦我得知她在圣希尔达学院上学，一定会觉得自己才是个真正的学生。我和朋友们都觉得圣希尔达是淑女学院。

现在，我是人类学硕士，我已经决心永远不要结婚，尽管不排除会有情人。我披了一头长长的直发，我的朋友和我都喜欢嬉皮士的风格。相比现在，那个时候童年记忆更为遥远，早已褪去了色彩，一点也不重要。

我本可以给沙琳写信，请她的父母转交，报纸上就有她父母在圭尔夫的地址。不过我没写。我觉得祝贺女人结婚这种事儿，伪善到了极点。

不过，也许是十五年后，她给我写了信，请我的出版人转交。

“我的老朋友马琳，”她这样写道，“在《麦克林》杂志上看见你的名字，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想到你写了本书，我真是惊叹不已啊。我还没去买书，因为我们刚度假回来，不过我肯定会去的，而且一定会尽早看的。我刚刚翻了翻外出期间积攒下来的期刊，在上面我看到你的照片了，很有个性，评论也很有趣。我觉得必须要给你写封信祝贺。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但还在用婚前姓写作？你成家了吗？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生活吧。我伤心的是没有孩子，不过我终日忙于志愿者工作、园艺，或者和我的丈夫基特一起出海。永远都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要是他们不订你的书，我就拧断他们的胳膊。

“我要再次祝贺你。我要说，我有点惊讶，但也不完全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这一次的来信，我也没有回。似乎根本没有意义。一开始，我没有留心信结尾的“特别”这个词，但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它仿佛是给我迎头痛击。然而我对自己说，她用这个词没有特别的意思，我如今依然相信这一点。

她提到的书，是我从一篇文章慢慢写成的一本书。我一度失去了继续写这篇文章的兴趣，开始写另一篇，后来有空了，就当成业余消遣再回头继续写。自那以后，我和别人合著了两本书，适时地满足对我的期望，不过，我自己写的那本，是唯一给我带来一些外界关注的，更不必说来自同僚的批评了。现在，书已经不再印刷了。书名叫《偶像和白痴》，要是现在，这种名字绝对逃脱不了惩罚，甚至连我的出版人都很紧张，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个书名朗朗上口，容易记住。

我研究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态度—我指的是那些不可能称之为原始的文化背景—研究这些人对精神或者身体异常的人的态度。“有缺陷”、“残废”、“迟钝”这些词汇当然都进了垃圾箱，也许有好的理由—不仅是因为这些词表现出优越感，以及习惯性的不善态度，也因为这些词并非准确的描述。这些词汇忽略了这类人群身上丰富、精彩，甚至卓越的（至少算是特有的）力量。最有意思的是，除了迫害之外，其中还能发现一定程度的崇拜，有一系列的能力被归咎（这个词并非完全不准确）为神圣的、神奇的、危险的，或者说，有价值的。我能做到的全都做了，我做了历史研究和当代研究，也涉及了诗歌、小说，以及宗教习俗的影响。自然，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大家批评我过度文学化，批评我引用的信息全部来自现成的书籍，但那时候我不可能跑遍全世界。我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当然，我能看清楚其中的关系。这种关系，我想可能沙琳也看出来了。很奇怪，那些事儿感觉是那么地遥远，那么不值一提。它只是一个起点。那时候，对我而言，它和童年时代其他的事情差不多。因为从那以后的旅行、长大后的成就。安全感。

“婚前姓。”沙琳这么写。这种说法，我很久都没有听说过了。这种说法和“老处女”基本相当，听起来贞洁又愁苦，明显不适合我。早在我看见沙琳的婚礼照片前，我就不是处女了。当然，我也没以为她是。并不是因为我有一群情人，其中大部分甚至也谈不上是情人。和许多与我同龄的、没有过一雌一雄单配婚姻生活的女性一样，我知道数字。十六个。我敢肯定，很多比我年纪轻的女人，刚二十出头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甚至可能十岁出头。当然，收到沙琳的信时，总数没这么多。我不能（不能是真的），也不愿意费心去算了。其中有三个重要的人，按年代顺序排序，这三个人都排在前六位。我说这三个人“重要”的意思—哦不，只有两个，这第三个人对我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我对他的重要性。我说的重要是指，和这两个人在一起会有这样的时候：你想把自己撕开，远远不只是身体的屈服，想把你全部的生活安全地和他的生活搁进同一个篮子里。

我不让自己这么干，不过只是勉强能做到。

可能是这样的安全感不能完全说服我。

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是学校转给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我从巴塔哥尼亚旅游回来，发现这封信在等着我。那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游爱好者。信已经来了有一个月之久。

信是打印的—对此，写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写得很难看。”他写道，接下来，他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沙琳”的丈夫。他说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沙琳住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癌症已经从她的肺部扩散到了肝脏。可叹她终生都在吸烟。她活的日子不长了。她并没有经常和他提起我，不过这些年以来，只要她提起来，都是为我杰出的成就而高兴。他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地珍视我。现在，当她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她热切地想见我。她拜托他来找我。他说，也许童年的记忆是最珍贵的。童年的感情。无可比拟的深厚友情。

哦，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我觉得。

不过，要是她已经—这就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要是她已经走了，我到医院打听打听，也没什么风险。接着，我的意识，或者不叫意识，随便叫它什么好了，变得清晰了。我可以给他写一张便条，说可惜我出门去了，不过我会尽快赶去。

哦别，最好别写便条。他也许借此便出现在我生活里，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伙伴”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杰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种不舒服罢了。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几条街。某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先打个电话问问。也许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台，我发现，沙琳还活着。对方问我想不想见她，我根本没法说不想。

我在电梯间时依然在想，我现在还来得及转身走，现在还没到她楼层的护士站。也许我可以走出电梯，搭下楼的电梯。总台的接待员不会注意我的。事实上，我一转身，她就在接待下一个人了，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注意我了。再说，就算她看见我走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估计，我会感到羞耻。多半不是因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耻。

我在护士站停下了脚步，护士给了我她的房间号。

那是一间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间，并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鲜花或者气球。事实上，起先我连沙琳的人都没看到。一个护士面对床，弯着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没有人在。这堆东西仿佛放大了的肝脏，我觉得。我希望自己赶紧跑掉。

护士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朝我微笑。她身材丰满，是棕色人种，声音轻柔，有一种哄孩子的语气。也许她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是马琳。”她说。

这句话似乎让她颇为愉快。

“她一直盼着你来。你走近一点吧。”

我走近了。我看见一个肿胀的身躯，一张严重毁坏的面孔，小鸡似的脖子。对这个身躯来说，医院的睡袍实在是太肥了。拳曲的头发还是褐色的，从头皮上也就长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长度。哪里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见过临终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害怕自己会爱上的男人。我不会为此感到震惊的。

“这会儿她睡了。”护士说，“她很希望你来。”

“她现在意识还算清醒？”

“清醒的。她只是睡着了。”

嗯。现在，我看出来了，是沙琳的模样。哪里？也许是一丝抽动的表情，自信顽皮地将一边的嘴角隐藏起来的样子。

护士用她快活而又轻柔的腔调对我说：“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认出你来。不过她希望你来看她，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她会醒来吗？”

耸耸肩。“我们经常给她注射止痛剂。”

她拉开了床头柜。

“东西在这儿。她说要是你来晚了，就由我把东西给你。她不想让她丈夫给你。你现在就来了，她会很高兴的。”

一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字母是大写的，字迹摇摇晃晃的。

“不是她丈夫。”护士眨了眨眼睛，咧嘴笑了。难道她觉得有什么古怪的？一个女人的秘密，一个旧爱？

“你明天再来吧。”她说，“谁知道呢？要是她醒了，我告诉她。”

一到楼下的大厅，我就打开了信封。沙琳的字写得很规矩，不像信封上的字那样张牙舞爪、潦草狂野。当然，她有可能先写了便条，放进信封里，然后粘好放起来，以为有一天可以亲自交给我。后来，她才觉得有必要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

马琳。我之所以写这张条子，是怕有一天我没法亲口和你说。请你答应我的请求。请去圭尔夫，去大教堂找霍夫斯德神父。永援圣母教堂。教堂很大，用不着名字也能找到。霍夫斯德神父。他知道该怎么办。这件事儿，我不能让C帮我，也永远不想让他知道。霍神父知道，我告诉过他，他答应会帮助我。马琳，求你帮帮我，谢谢你。和你没有关系。

C，指的必然是她丈夫。他不知道，当然了，他肯定不知道。

霍夫斯德神父。

和我没有关系。

我本可以一走到街上，就把纸团起来，扔掉。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信封扔掉了，风把它吹进了大学林荫道边的排水沟。然后，我才发现，便条并没有在信封里，还在口袋里。

我再也不会去医院了。我也不会去圭尔夫的。

她丈夫名叫基特。现在我想起来了。他们一起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回到公寓楼，我发现自己搭电梯下了楼，到了车库，而没有上楼回家。我上了车，套上外衣，出门上了大街，朝加德纳高速公路开过去。

加德纳高速公路，427号公路，401号公路。这会儿，正是交通高峰时间，不是出城的好时机。我讨厌这种时候开车，我很少在这种时间出门，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开车。还剩下半箱油，另外，我还得上个厕所。也许在米尔顿，我想。我可以停在公路边，加满油，上个厕所，再考虑考虑。这会儿，我除了继续开车，没别的办法。朝北，然后再朝西。

我没有下车。先经过了米西索加出口，接着是米尔顿出口。我看见公路的指示牌告诉我还有多少公里到达圭尔夫。我像往常一样，脑子里大致换算了一下有多少英里，估计汽油够用。我不给自己停车的理由是，太阳就要落下来了，越来越麻烦了。现如今，即使在最好的天气，城市的上空也会笼罩一层雾霾。

我在圭尔夫转弯以后才下了车，迈着僵硬、颤抖的双腿去了卫生间。随后，我加满了油，付账的时候顺便打听了大教堂的位置。方向不清楚，但是对方告诉我在一座山上，到了镇中心，随处都能看见。

显然并非如此，尽管确实在哪里似乎都能看见它。一个个精致的尖顶从四座塔楼里伸展出来，我以为它只是大，结果还挺漂亮。当然确实很大，对于这么一座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这肯定是最权威的主教座堂了。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它并不是主教座堂。

这就是沙琳结婚的地方吗？

不是，明显不是。她当年参加的是联合教会的夏令营，那个夏令营没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么，和C有关吧。不知道。

她也许悄悄地改了信仰。从那以后。

我及时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车场的路。我坐在那里想我该怎么办。我穿着休闲裤、夹克衫。我觉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一身是不是合适。我试图回忆去欧洲大教堂参观的时候，是不是不许露胳膊？头巾？裙装？

上了山，是一片辉煌的、尊贵的寂静。四月，树叶还没有开始发芽，不过，挂在上空的太阳毕竟已经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条低矮的雪堤，呈现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夹克衫，晚上穿太单薄了。或许是这里的夜晚太凉了，风比多伦多大。

这个时候，教堂也许已经锁门了。锁上了，空荡荡的。

高大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没有爬上台阶去试，我决定跟着两个老太太，她们和我一样老。她们是沿着长长的阶梯从大路上过来的，看起来完全没打算走这些台阶，而是直接朝教堂一侧的便门走去。

里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个，不过感觉他们不像来参加什么活动。他们分布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着，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头的两个老太太顺手在一只大理石圣水盆里沾了沾手，甚至没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她们冲一个正在布置桌子上的篮子的男人打了个招呼，声音也不算低。

“这天气，看起来挺暖和，其实真够呛。”一个老太太说。男人说风快把鼻子刮下来了。

我看见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独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阴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帘。而其他的地方都闪闪发亮，光彩夺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圣的蓝色，底下的弧线和直立墙连接，用绘制着圣像的漆金徽章来装饰。彩色玻璃窗在这会儿的阳光照耀下，变成了一块块的珠宝。我沿着侧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圣坛，可是，教堂的高坛在西面的墙上，那儿的光线太亮，照得我睁不开眼睛。纵然如此，我还是看见，窗户的上方画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鲜艳、透明，纯净得如同光线。

这是最需要谨慎的地方。不过，这里似乎没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们确实是轻声聊天，但并没有轻到窃窃私语的地步。其他人事务性地点点头、画画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该忙自己的事儿了。我四处张望，想找一个神父，不过视线范围内没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了一天；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开车回家，进了起居室或办公室、书房，打开电视，松开衣领，拿了一杯喝的，心里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他们来教堂的时候，是来供职的。他们穿上法衣，准备主持仪式。或者弥撒？

或者是来听告解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不在。他们的格子隔间，不是有他们自己进出的门吗？

我得找个人来问问。那个在桌子上分篮子的男人，看起来不是光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出现在这里的。他也显然不像引座员。大家在这里都是自己决定坐在哪里、跪在哪里的，有时可能会因为宝石一样刺眼的光线干扰，站起来再换个地方。我和他说话时压低了声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这个习惯。他没听清，只好叫我再说一遍。或许是因为困惑或尴尬，他犹疑不决地朝某间告解室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应该非常明确，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个神父。有人叫我来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篮子的男人消失在侧廊稍远的一端，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个神父一起回来了。这个年轻的神父矮胖结实，脚步轻快，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袍子。

他叫我到一个房间去。之前我没注意到这个房间。实际上，也不是房间。我们走过了一段拱道—不是门廊，到了教堂后面。

“这里方便谈话。”他说着，给我拉过来一把椅子。

“霍夫斯德神父……”

“哦，不是我。我得告诉你。我不是霍夫斯德神父，他不在这里，他在休假。”

有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有一个女人，”我说，“她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快死了。”

“是啊，我明白，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她请我来，我这里有一张她写的条子。她要我来找霍夫斯德神父。”

“她是这个教区的成员？”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原来住在这里，她是圭尔夫人。她是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她什么时候和你说的？”

我只好解释，她没有和我说过，她睡着了，不过她留了张条子给我。

“那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的嘴角有一块开裂的溃疡，他讲话的时候一定很疼。

“我觉得她是，不过她丈夫不是。他也不知道她是吧。她不想让他知道。”

我这么说，想让事情更清楚一些。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有种感觉，神父可能很快就要烦了。“霍夫斯德神父肯定都知道。”我说。

“你没和她谈谈？”

我说她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不过，她不会一直在接受治疗，她一定有清醒的时候。我也强调了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

“要是她希望做告解，你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就有神父。”

我想不出来还该说什么了。我拿出字条，抹平了递给他。我发现她的字迹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正常。只是因为有信封上的字做对比，才可能觉得这些笔迹容易认出来。

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谁是C？”

“她丈夫吧。”我担心神父问我他的名字，然后再和他联系。不过，他只问了沙琳的名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他问。

“沙琳·沙利文。”真是奇迹，我记得她姓什么。我又想了一下，确信我没有记错。因为这个姓太像天主教徒的姓了。这不是说明这位丈夫可能也是个天主教徒嘛。不过，神父也许会推断这位丈夫堕落了，这样的话，沙琳的秘密就容易理解了，她的便条也会因此变得急迫了。

“她为什么只要霍夫斯德神父？”

“我想大概是有特别的事儿吧。”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别的。”

他站了起来。我还是坐着不动。他又坐了下来。

“霍夫斯德神父正在休假。不过，他没出门。我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要是你非这么坚持的话。”

“好的，谢谢你。”

“我不想打扰他。他最近情况并不好。”

我回答说，如果他的情况确实不太好，没法开车到多伦多，我可以开车送他去。

“要是有必要的话，他的交通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他朝四周看看，没找到什么能帮他的，便取下别在口袋上的钢笔，打算在便条的空白处做点补充。

“我确定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夏洛特？”

“沙琳。”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没有想过吗？一次也没有？你可能觉得，当我瞥见广博的怜悯（即便有些小小的狡猾），我可能便崩溃了，崩溃是明智的。但是我没有。不适合我。做过的事情都做过了。天使云集，却血泪斑斑。

我坐在车里，没想到要开发动机，尽管车里冻得我直发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伦多的永恒、灿烂的车流；或者，要是没力气开车的话，就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会有台机器卖牙刷。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没有力气做什么。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来离岸边应该有些距离，特别是离我们夏令营的营区，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碍我们游泳。但是，最后一个早晨，那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两艘摩托艇开始比赛，它们转着转着，就近了。当然没有木排那么近，不过已经足以掀起波浪。木排来回颠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门，她的叫声中满是斥责和惊恐。摩托艇的噪声太大了，开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听见她的声音。他们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浪头，浪花冲向岸边，我们这些在浅水里的人也站不稳了，有的随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进水里。

我和沙琳都没站住。我们背对木排，因为当时我们在看维尔娜。我们站的地方，水大概没到我们的腋窝。我们被水抬起来，同时又被扔了出去，这时候听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们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样尖叫了，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被浪头淹没再站稳的兴奋。随后的浪头再也没这么大了，我们能控制好站着。

我们摔倒的时候，波浪把维尔娜卷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抛过来。当我们重新浮上水面，脸上挂着水珠、胳膊胡乱扒拉时，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张开。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头变小了，尖叫反而变多了。错过了第一次袭来的浪头的，装作被第二个浪头打翻了。维尔娜的脑袋没有钻出水面，她现在不再迟钝了，而是从容不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胶泳帽。

要是我们在力图保持平衡的时候，抓住手边一块不小的橡胶物件，根本没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可能就是一场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没人会指责我们。小孩子们都吓坏了。

是的，是的，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初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互相看，然后决定做这件明明是有意识做的事儿。说有意识，是因为当维尔娜的脑袋想伸出水面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确实相遇了。她想把头伸上来，如同锅里煮沸的团子。她的身体在水下徒劳无益地虚弱挣扎，这种时候只有脑袋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能没抓住橡胶脑袋，橡胶帽子没有防滑设计，没有凸起的花纹。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颜色，苍白乏味的蓝色，不过我没法描绘它的花纹—一条鱼，一个美人鱼，一朵花儿—花纹的脉络压进了我的手掌里。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对方的身上，我们都没有看我们的手在干什么。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喜悦的神采。我猜想我的眼神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奇地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

你可能会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没法回来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我发誓，从来没有过选择，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过。

整个事情可能没有超过两分钟。或者三分钟？一分钟三十秒？

要是说那时候，阴沉的云彩渐渐散了，可能太过分了。但是，就在某个时刻—或许是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许是保利娜尖叫的时候，或许是第一个浪头打过来的时候，或许是我们手掌下面那块橡胶不再挣扎的时候—太阳突然出来了，海滩上来了更多的家长，辅导员叫我们别玩了，赶紧上岸。游泳课结束了。对那些住在远离湖边的地方，家乡也没有游泳池的孩子来说，夏天结束了。私家游泳池只存在于电影杂志之中。

我已经说过了，和沙琳分手、钻进父母车里时的情景，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无关紧要。在那个年纪，事情早已经结束了。你会盼望事情结束了。

我确信，我们没有说陈词滥调，没有污辱，也没说过没必要的话。比如，不要告诉别人。

我可以想象，骚乱就此开始。不过，要是没有急剧的变化，不会迅速蔓延。有一个孩子的凉鞋丢了。最小的孩子里有一个因为浪里的沙子卷进了眼睛尖叫不已。一个孩子在吐，不知道是因为在水里兴奋过度了，还是因为家人来了太高兴，或者是偷吃糖的动作太快了。

很快，但不会是即刻，焦虑就开始弥漫。有人失踪了。

“谁？”

“一个特殊营营员。”

“该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负责特殊营的女人跑来跑去，穿着她那件花游泳衣，肥胖的胳膊和大腿上，奶油冻般的肥肉直晃荡，声音发了狂，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有人去树林里找，沿着林间小径往上走，叫着她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维尔娜。”

“等等。”

“什么？”

“水上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相信，那时候我们早已经走远了。

森林

罗伊做家具，也给旧家具抛光，他还接别的活儿，比如把断了腿、掉了横档，或者其他没法再用的桌子椅子翻新。如今，这个行当已经没多少人了，所以他接的活儿很多，忙不过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愿意雇人帮忙，借口是政府会逼他办一堆繁琐的手续，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习惯了一个人工作—他自从离开部队以后，就一直是自己做这个工作，他简直没法想象身边一直有个人在转悠。要是他和妻子莉有个儿子的话，儿子耳濡目染，也许会对这活计感兴趣，等年纪够大，就理所当然地到他的店里帮忙。即使有一个女儿也行。他曾经想培养妻子的侄女黛安娜。黛安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是围着他晃荡，看着他工作。后来，她结婚以后还帮他打过下手。她是突然结了婚，那时候十七岁。她和她丈夫都需要钱。但是她怀孕了，脱漆剂、木材着色剂、亚麻籽油、上光剂和木头烟尘的气味让她恶心。总之，她是这么告诉罗伊的。她告诉了他太太真正的原因：她丈夫觉得这工作不适合女人。

所以，现在她有了四个孩子，在一家老人院的厨房工作。显然她丈夫觉得这工作适合女人。

罗伊在房子后头的棚屋里干活儿。工棚取暖靠的是一座烧木头的火炉。为了给这座火炉添加燃料，他有了另外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很私密，却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但并没有人知道他这么重视。或者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对他有多重要。

锯木头。

他有一辆四轮驱动的卡车、一把链锯，以及一把八磅重的很锋利的斧头。他在树林里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砍来的柴火自己都用不完，后来只能去卖掉。如今的房子，一般都是起居室有座壁炉，另外一座炉子在餐厅，家庭游艺室则摆一座火炉。大家希望每时每刻都有火，而不仅仅是开酒会、过圣诞节的时候。

他一开始去树林时，莉常会担心。她害怕他在树林里有什么意外，也怕他误了正事儿。她不是觉得他会马虎应付差事，而是担心时间表的问题。“你不会想让人家失望吧，”她说，“人家希望什么时候来拿，都是有理由的。”

她认为他的生意是一种义务，他在帮大家解决问题。当他提价时，她会觉得尴尬。其实他也尴尬。她用自己的方式想办法告诉大家，材料涨价了，他吃不消了。

她有工作的时候，他还不算困难。她去上班，他就去树林，在她到家以前返回。她在镇上的牙科诊所当接待员和会计员。她觉得这工作不错，因为她喜欢说话。牙医也觉得不错，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忠诚的大家族，他们绝不会让别人关照他们的牙，除非这个人是她的老板。

她的亲戚们，姓博尔的、姓耶特尔的、姓普尔的，原来附近有很多家。或许本来就是因为莉希望住在他们中间。这个家族并非永远喜欢互相陪伴，但是确实喜欢人多。一到圣诞节、感恩节，一间屋子至少得塞二三十个人；就连普通的星期天，他们也能应付一打人—看电视、说话、做饭、吃饭。罗伊喜欢看电视，喜欢说话，喜欢吃饭，但不喜欢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情，更别提同时做三件事儿。所以，他们星期天在他家聚时，他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早早去工棚，用铁木或者苹果木烧火，随便哪种都行，不过苹果木有种香甜安逸的气味。外面的空地上搁了个架子，放的是着色剂和油漆。他永远会搁一瓶黑麦威士忌。屋里也有。伙伴分享他的酒他也不在乎。不过，他自己在工棚倒一杯的时候，会觉得味道好一点。就像没人在旁边说这烟味道真不错时，烟的味道也感觉好一点。他修理家具或到树林去时从来不喝酒，只有星期天屋里全是人的时候喝。

他这样一个人走开，不会有什么麻烦的。亲戚们一点也不觉得受怠慢。他们对罗伊这种人不怎么感兴趣。他不过是和家里某个人结婚的人，甚至连个孩子也没贡献出来，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体型庞大，滔滔不绝。而他则短小精悍，沉默寡言。他的太太莉总的来说是个随和的女人。她就喜欢罗伊这样子，所以不会因为他的表现感觉抱歉，绝不会责怪他。

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与那些为孩子焦头烂额的夫妻相比，他们对彼此更为重要。

这个冬天，莉一直生病，流感没有好过，还有支气管炎。她觉得她把大家带到牙科诊所的所有细菌都吸收了，所以辞了工作。她说反正已经有点厌了，她想把时间用在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上。

但是，罗伊从来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她旺盛的精力突然崩溃，一直没能恢复。而且，这似乎给她的性格带来一种深远的变化。客人让她心神不安，她的亲戚则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觉得说话很累，也不想出门。她把家里照顾得还是很好，但是每做一件杂事儿都要休息，简单的家务就能花上她一整天时间。她对电视节目的兴趣大半没了，尽管要是罗伊开了电视，她还是会看。她也失去了她那圆润愉快的体型，变得枯瘦、毫无身段可言。那种温暖，那种热情，就是以前让她显得好看的神采，从她的脸上、从她褐色的眼睛里被抽走了。

医生给她开了药，她却不知道这些药对她有没有用。她的某个姐妹带她去了一个整体医疗实践者那里，光咨询费就花了三百块。她也不清楚好点没。

罗伊怀念以前的妻子，怀念她的玩笑、她的活力。他希望以前的她回来，但他无能为力。他只能对现在这个性格阴沉、无精打采的女人保持耐心。有的时候，她的手在自己的面前挥舞不停，好像有蜘蛛网，或者是被荆棘缠住了。问她是不是视力不好，她回答说好得很。

她不再开车了。罗伊去树林，她也什么都不说。

黛安娜几乎是唯一一个还继续来拜访的人。黛安娜说，有一天，她可能突然就好了，或者，好不了了。

医生也是这么说的，只是措辞要谨慎得多。他说，让她吃的药能预防她陷进过于低沉的情绪里。罗伊想，多低沉才算过于低沉？你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吗？

他有时在树林里能发现锯木厂砍伐过的地方，他们把树冠还留在地上。有的时候，森林管理处的人来过了，给一些树围上标志，有生病的树、弯掉的树，或者他们认为不适合当木材的树。比如说，铁木不适合用作木材，山楂树和蓝山毛榉也不行。他发现了这样的树丛，就会和林子的主人联系，讨价还价；要是达成协议，就可以去砍树了。一般这些事情在现在这种晚秋时节做，就是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初，因为这是卖木柴的季节，也是卡车开进树林的最好时机。如今的林场主已经不像在当初那个他们自己砍伐和拖运的年代了，不大会给自己修一条便于车行的小路。如今车子通常得从田野里开过去，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可以这么开—田地播种之前，收割之后。

收割之后的季节更好，地面因为霜冻而坚硬。今年秋天，木柴需求量比以往大，罗伊每星期都要来两到三次。

大部分人靠叶子来分辨树种，或者看树的形状、大小。不过，走在叶子已经掉光的丛林里，罗伊根据树干来分辨。铁木重，是可靠的木柴，它的树皮是棕色的，表面粗糙，树干又矮又壮，但是，它的树枝末端则是光滑的，而且明显地发红。树林里，樱桃是最黑的树，它的树皮是一片片的，形状别具一格。要是亲眼看见这里的樱桃树长得有多高，大家都会大吃一惊。它们一点也不像果园里的樱桃树。这里的苹果树和果园的苹果树倒是更接近，不算太高，鳞状树皮不像樱桃树那么明显，颜色没有那么黑。梣树则是一种有军人风度的树，树干上长了类似灯芯绒的棱纹。枫树的树皮是灰色的，表面不规则，阴影变成了黑色的条纹，有时能交叉出长方形的大体形状，有时也不能。它容易遭到无心的忽视，对随处可见、非常平凡的枫树而言，倒也相宜。多数人想到树，一般想到的都是这种树皮。

山毛榉和栎树则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它们没有现在几乎已经消失的大榆树的可爱造型，但它们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山毛榉光滑的树皮是灰的，像大象的皮肤颜色，人们经常在这种树皮上刻自己的名字。一年一年过去了，时日漫长，字迹变宽，从细小的刀痕渐渐长成了黑斑，最终这些字变得模糊不清，宽度远远超过了长度。

树林里的山毛榉能长到一百英尺高。在空地上，它们自由生长，宽度和高度长得差不多，但是在树林里，它们迅速地拔高，顶端的树枝会突然来个大拐弯，看起来和鹿角似的。但是，这种趾高气扬的树有一个弱点，木头纹理是扭曲的，从树皮的纹路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它会断，要是风大了，就倒了。而栎树在这个国家则不是太普遍，没有山毛榉常见，但很容易认出来。相比之下，枫树是最普通的，是后花园里必不可少的树。栎树则永远像是故事书里的树。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树林”，而树林里全都是栎树。这要归功于它们黑亮、精致的锯齿状叶子。不过，叶子落光的时候，它们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到那时候，你会看见它们厚厚的、松软的树皮，灰黑的颜色，复杂的纹路，以及拳曲得奇形怪状的树枝。

罗伊觉得，只要你知道要干什么，一个人去砍树也不会有危险。你打算砍一棵树，第一件事就是估定重心，然后砍一道七十度的楔口，重心要恰恰在楔口之上。楔口的方向当然决定了树将倒下的方向。然后，再从对面砍让树终于倒下来的一斧。这一斧不是和楔口相连，而是要和楔口的最高点平行。就是说要把树砍断，把树重心的末端留下，树的重量都压在重心上，从这里下手，树肯定倒。树倒下的时候最好不要影响其他的树枝，但有时候没办法完全做到。要是树倒在另一棵树的枝条里，也没办法开着卡车用链子拖出来，就只能从底下砍成一段一段的，直到树冠自己掉下来。要是砍断的树干落在自己的枝条中，那么就只好砍大树枝，直到砍断托住树干的枝条，树干才会掉到地上来。这些树枝可能压力太大，弯得像弓，那么需要的技巧就是，砍断树枝，让树干滚离你的方向，不让树枝重重地反弹到你身上。树干安全地掉下来之后，把树干砍到炉腔的长度，再劈成几块。

有时也会出意外。某些古怪的木头块用斧头劈不开，只能把它们放在地上，用链锯锯开。这么锯出来的细条状木屑和锯末会被运走。还有，一些山毛榉或者枫树必须要从边上切开。就是说，一大块圆木头，沿着四边的年轮切，差不多切成方形，就容易劈了。有的时候木头腐烂，年轮之间长了真菌。通常来说，木材的韧性如大家所料，树干坚硬，树枝就差一些。一部分在开阔处成长的宽大树干，比在丛林中间成长的细长树干要更为坚硬。

充满了意外。但你可以有所准备。要是你准备好，就不会有危险。他曾想过和妻子解释，解释砍树的过程、其中的意外，以及分辨方法。不过他不知道怎么解释她才会有兴趣。有时，他会后悔没在黛安娜小的时候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现在，她再也不会有时间听了。

另外，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木头的想法也太私密了—贪婪，还有挥之不去的执着。在别的方面，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但是，因为想着某株漂亮的山毛榉，他可能失眠好几个晚上，想着它有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好，有没有隐藏不为人知的毛病。他会想这个郡里还有他从没见过的林场，它们就在农场的后头，私田的后方。要是他开车沿着公路走，穿过树林，他会看看这边，再看看那边，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即使是他完全用不上的，他也有兴趣。比如说，有片蓝山毛榉太纤细、太瘦弱，根本不值得他操心。他看见高处的深色棱纹斜布在淡色的树干上，都记得是在哪里。他想把见过的每一片林地都变成他心里的地图。他也许会举例说林地的实际用途，以此证明地图的合理性，但这理由不完整。

第一场雪后的第二天，总之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他到一片树林里去看系标志的树。他已经和林场主说好了，他可以来这里了。这片树林的主人叫苏特。

树林边上有个非法垃圾场。大家都把垃圾倒在这个隐匿的地方，不愿意带到镇垃圾所去。镇垃圾所的开放时间不方便，地点也不太方便。罗伊看见有个东西在里面晃动。一条狗？

但是，一会儿，一个身影站直了。他发现是一个人，穿了一件肮脏的外套。是珀西·马歇尔，他在垃圾堆里闲逛，东翻西找。有时候，在这里或者那里能找到价值不菲的旧瓶罐，或许还有铜壶；但这回似乎并非如此。珀西并不是个知识丰富的拾荒者，他可能只是找找自己能用的东西。不过，这座垃圾山堆满了塑料瓶罐、撕破的纱窗，以及露出填塞物的床垫，很难找到什么东西吧。

珀西一个人住，就在离这儿几英里的十字路口的木屋里。他不住，那房子也是空的。他沿着公路走，沿着溪流走，穿过城镇，自己和自己说话，有时扮演一个流浪的笨蛋角色，有时则扮演一个精明的本地人角色。这种营养不良、肮脏、邋遢的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经试过去郡里的流浪者之家，但他受不了那里的日常生活安排，也受不了那儿全是老人。很早之前，他有过一个相当不错的农场，但是，农场主的生活太单调，于是他开始了一路下滑的职业生涯，贩卖私酒，入室行窃，隔一段日子就在监狱里待一阵。大约十年前，他有了养老金，又一路上行，生活多少有了些保障。他的照片和有关报导甚至还在地方报纸上登过。

最后的另类。本地的自由精神坦露的经历和视角。

他费力地爬出垃圾山，仿佛觉得有义务要说几句话。

“你打算把树运出去？”

罗伊回答：“可能。”他以为珀西也许希望他捐些柴禾。

“那么你得快点。”

“怎么了？”

“这个地方就要签合同了。”

为了满足他，罗伊只好继续问他要签什么合同。珀西爱说闲话，但不喜欢撒谎。至少，对他真感兴趣的事儿，他不撒谎。比如，交易、继承、保险、擅闯私宅，总之是各类和钱有关的事儿。要是以为，从来不费心去赚钱的人也从来不会费心想钱，那就错了。这让那些以为他是一个流浪哲学家、只爱怀念古昔的人感觉很意外，尽管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谈哲学话题。

“我听说过这家伙。”珀西的回答拖泥带水，“我在镇上的时候。不知道。好像这个人开了一家锯木厂，和河畔酒店签了合同，要给酒店提供一个冬天的柴禾。一天一捆。他们烧这个。一天一捆。”

罗伊问：“你从哪里听说的？”

“啤酒店。嗯，我隔一段时间都要去一趟啤酒店的，不过从来不超过一品脱。那儿的人我都不认识，不过他们也不会喝醉。就是谈谈哪里有林场。说的就是这个林场，苏特家的。”

罗伊上个星期才和林场主谈过，他以为这桩买卖已经敲定了，正打算做通常的收尾。

“那可是一大堆木头。”他轻松地说。

“是啊。”

“要是他们想全要的话，那可得要许可证。”

“肯定了。除非有鬼。”珀西更高兴了。

“没我什么事儿了。我能做的都做了。”

“当然，你能做的。”

回家的路上，罗伊忍不住一直在想这件事儿。他自己时不时也卖柴禾给河畔酒店。不过，现在他们肯定是决定要一个稳定的供应商了，而他不是这个人。

他也在想怎么把这么多木头都拉出去。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能做的就是在真正的冬天来临之前，把木材都拉到开阔的田野里。必须要尽快拖出来，堆在一起，先锯开，然后再劈。要拉出来的话需要一台推土机，或者至少是一辆大型拖拉机，得先开一条进去的路，然后用链条把木头拖出来。还需要一群干活的人，这些活儿一两个人是不可能干完的。这是规模作业。

所以，这供应商一定不是他这种自己经营的业余作坊，应该是一家大型企业，有全套装备，是从外头来的。

罗伊谈的时候，埃利奥特·苏特没提过这桩事儿，一点都没有透露过。但很有可能，他们谈过以后，才有了这桩大生意，于是苏特决定忘掉罗伊的非正式合同，让推土机进来。

晚上，罗伊想要打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儿。但他又觉得，要是林场主人真的改变主意了，那他也没办法。口头协议没什么可坚守的。这家伙可以直接叫他走开。

对罗伊而言，最好的办法是当作没有听到珀西的话，也从来没听别人提过，去林场，在推土机来到之前尽快运走自己想要的树。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都是珀西弄错了。他的样子不像只是为了让罗伊不高兴，就瞎编了个故事。不过，他还是有可能弄拧了的。

但是，罗伊越想越觉得是真的。他的心里总是看见推土机，看见链条锁住的木材、堆在田野里的木头、拿着链锯的工人。如今都是这样。大规模的。

这个故事对他造成影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欢河畔酒店。河畔酒店位于帕瑞格瑞河畔，是一家度假酒店。它原本是座老磨坊的遗迹，离珀西·马歇尔住的十字路口并不远。实际上，珀西住的房子，还有那里的土地都归酒店所有。原来的规划是把这房子拆了，但酒店的客人无所事事，喜欢沿着大路走下去，给这座被遗弃的房子、破旧的农具、翻倒的四轮马车，以及没用的水泵拍几张照片。珀西愿意的时候，也可以给他拍照片。还有些客人来写生。客人们来自遥远的渥太华、蒙特利尔，他们毫无疑问以为自己到了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当地人去酒店，都是为了来一顿特别的午餐，或者是晚餐。莉也和牙医、牙医太太、牙科保健师、保健师丈夫一起去过一次。罗伊没去。他说他不愿意去吃赔本儿的饭，即使是别人买单。但他不清楚这是不是他讨厌酒店的理由。他并非完全反对花钱买享受的观点，也不反对别人从喜欢花钱的人手里赚钱的想法。不用否认事实：酒店的古董家具翻新重装，请的不是他—根本没请当地人；但是，就算是请他去，他也可能拒绝，因为他已经有太多的活儿了。莉问他对酒店到底有什么意见，他能想出来的唯一理由是，黛安娜申请过那儿的工作，她想当服务员，他们不要她，说她超重。

“哦，她本来就超重，”莉回答，“她现在还超重。她自己都这么说。”

没错。但罗伊还是觉得，这些家伙都是势利小人。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他们在盖新楼，应该是一座老式商店、一座专门用于演出的老式剧院。他们烧柴就是为了演出。一天一捆。现在，某个开推土机的操作员就要把树林夷平，平得像小麦田。这就是那类你一想就明白了的专横规划，你知道他们能做到的掠夺。

他告诉了莉他听说的事儿。他还是会告诉她。这是个习惯。不过，他现在也已经习惯了，她实际上根本不会留心听，所以他也没留意她回答没有。这回，她的回答是重复他的话。

“没关系。反正你有足够的活儿了。”

他早料到是这样的结果，不管她好没好。答非所问。不过，妻子不就这样吗—丈夫可能也一样—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他在一张折叠翻板桌上工作了一会儿。他打算在工棚里待一整天，有两样活儿要交工了。中午，他听见黛安娜的汽车消音器的动静，往窗户外头看了看。她是来带莉去看足底按摩师的。她觉得这对莉有好处，莉也不反对。

不过，她却朝工棚过来了，没进家门。

“好吧？”她说。

“好啊。”

“辛苦地工作？”

“一贯辛苦。”罗伊说，“给你提供个工作机会？”

这是他们对话的程序。

“我有工作了。听着，我来这里是想让你帮一个忙。我想问你借卡车。明天，带老虎去看兽医。我没法用汽车，它的体型太大了。我讨厌要你帮忙。”

罗伊说没问题。

带老虎去看兽医。他想。这可真够累的。

“你不用卡车吗？”她问，“我的意思是，或者你用汽车？”

既然今天要把活儿干完，他自然是原打算第二天早上去树林的。他现在决定，他今天下午去树林。

“我帮你加好油。”黛安娜说。

那么，他自己也要记得加好油，以防万一。他刚想说：“你知道，我想出去，因为正好有点事儿，所以我老在想……”不过，她已经去找莉了。

等她们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他立刻收拾好了东西，钻进了卡车，往昨天那地方开去。他想顺路停车问问珀西，但最终觉得还是没用。表现出这么浓厚的兴趣，只能让珀西开始杜撰。他又想和林场主谈一谈，但是结论和昨天一样，还是算了。

他把车停在进树林的小路上。这条小路很快就消失了，在此之前他便拐了弯。他四处走走看看。树看起来和昨天没什么区别，没看出任何破坏计划的迹象。他随身带了链锯和斧子，他有种感觉，觉得要赶紧。要是有人来了，要是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就说林场主同意的，他没听说过别的买卖。另外，他还要说，他会继续砍下去，除非是林场主亲自来让他出去。要是真这样，他当然得走。不过，这种事儿大概不会发生，因为那个苏特是个胖子，屁股沉得很，并不常常在自己的土地上转来转去。

“没有许可……”罗伊自言自语，像珀西那样，“我要看白纸黑字。”

他在对一个他根本没有看见的陌生人说话。

通常来说，树林的地面要比周围的土地更加崎岖不平。罗伊一直以为，这是因为树倒下，把泥土也拔了起来，然后就在原地慢慢地腐烂。树木堆积腐烂的地方成了一座土丘，树根把泥土拽出来的地方则成了洞坑。不过，他从哪里看到过—应该就是最近，他真希望自己还记得是哪里—真正的原因是很久以前形成的，就在冰河时代之后。当时地层之间结了冰，就把泥土往上推，形成一个个小土丘，如今在北极地区也是这样，那里土地还没有消失，形成的土丘还在。

这回发生在罗伊身上的事儿，是最为普通的，也是最难以置信的。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在丛林里漫步的恍惚的空想家身上，发生在任何一个呆呆地盯着自然美景观赏的度假者身上，发生在任何一个以为树林就是用来散步的公园的人身上，发生在穿着便鞋却没有穿靴子，也没有留心看地面的人身上。罗伊钻进树林上百次，这事儿从来没有发生在他身上，连差点发生也不曾有过。

已经下了一会儿小雪了，地面和落叶都开始打滑。他的一只脚滑了一下，扭伤了。然后，另一只脚猛地踩进了盖着雪的灌木丛中，地面远比他想象得低。他走路太粗心了，几乎是跌了进去。这些地方，本应该是小心翼翼地试着踩踩看，要是附近有更合适的地方，连试都用不着试。即使如此，又怎么样？他没有重重摔一个跟头，一头摔进土拨鼠的洞里面。他失去了平衡，心不甘情不愿地晃了晃身体，甚至可以说，怀疑地。然后，他跌倒的时候，那只滑倒的脚基本上被压在另一条腿的下面。摔下来的时候，他把锯子反对着自己，把斧子也抛了出去。不过，抛得不够远，斧子把手重重地打在他扭伤的腿上。锯子拽他过去，不过，好在他没有直接跌在它身上。

他觉得自己跌倒的样子几乎像是慢动作。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动作。他本可能摔断肋骨，但是没有。斧子把手可能飞起来，打在他脸上，但是也没有。他还可能砍伤自己的腿。他想到了所有的可能性，没有立刻如释重负，而是没敢马上就相信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一切开始的方式—他滑了一下、踩进灌木丛、跌倒的方式—这么愚蠢、笨拙，这么难以置信，简直不知道会有什么荒诞后果。

他开始让自己站起来。双膝都受伤了。一只膝盖被斧子把手砸伤了，另外一只重重撞在地上受伤了。他抱住一棵小樱桃树的树干—本来樱桃树也可能会抽打他的脑袋。他慢慢地抬起身体，试着把全身的重量压到一只脚上，另一只滑倒扭伤的脚压在身下，只是碰了碰地面。花了一分钟，他成功了。他弯下腰去捡锯子，差点又摔倒。疼痛从脚底升起，一直冲到他的脑门。他忘记了锯子，站直身体。不知道疼痛从何而来。脚？他弯腰的时候把重量压在这只脚上了？疼痛缩回到脚踝。他尽力伸展这条腿，考虑着脚的情况，异常小心地在地上试了试，试着把重量压上去。钻心的疼痛。他不愿意相信会有这么疼。他不愿意相信自己会被疼痛打败。脚踝一定不只是扭伤了，韧带肯定拉伤了。难道断了吗？它在靴子里，看起来和另一只没受伤的脚踝没什么不一样。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忍。他只能适应它，走出树林。他不停地试，但是什么进步也没有。他没法把重量压在上面。肯定断了。断裂的脚踝。这只是小伤。老太太在冰上滑倒，也会摔断脚踝。他很幸运。一只断掉的脚踝，一个小伤。然而，他一步也迈不出去。他没法走路了。

他终于明白了，要想回到卡车里，他不得不放弃他的链锯、斧子，用手、用膝盖爬出去。他尽量让自己轻轻地伏下去，沿着自己的脚印拖动身体。现在，他的脚印已经盖上了一层雪。他想检查一下口袋，看看钥匙在不在，把口袋的拉链拉上。他把帽子从头上抖落，随它掉在地上，因为帽舌挡住了他的视线。现在，雪落在他光着的脑袋上。不过不是太冷。一旦觉得爬行也是一种移动的办法，它也确实不算太坏了。就是说，尽管对他的手、对他尚好的膝盖来说不容易，但至少不是不可能。他现在足够小心，缓慢地把自己拖过灌木丛，穿过小树丛，爬过了起伏的圆丘。他经过一个斜坡，原本是可以滚下去的，他也没敢—他还得小心地护着自己受伤的腿。他很高兴自己没有走过沼泽地，他很高兴自己没有耽搁就动身回去—雪越来越大，他的脚印就快给盖住了。没有脚印，视线又和地面平行，他就很难判断到底是不是回去的路了。

一开始，他都不能相信这种状况是真的，现在却已经变得越发自然了。贴近地面，用双手、双肘和一只膝盖前进。试试看这段木头有没有烂掉，然后，拖着身体趴在上面，用肚子压住它。他的手上全是腐烂的落叶、灰土以及雪泥。他不能戴手套了，否则抓不住东西，也没法清楚地感觉到地面的东西，他只能露出冰冷、擦伤的手。他已经不再为自己感到惊讶了。他也不再想留在那里的斧子和链锯，尽管一开始，他简直没办法让自己从它们身边爬开。他没怎么想事故本身。无论如何，它已经发生。这件事已完全不显得不自然，也不至于让人没法相信了。

前面有一个相当陡峭的坡要爬，到坡下的时候，他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已经爬了这么远了，他松了一大口气。他把手伸到夹克里暖和了一会儿，一只一只轮流取暖。不知道怎么着，他想起黛安娜穿的那件不合身的红色滑雪夹克，他决定她的生活是她的，操心这些没用。他也想起了他的妻子看电视的时候装腔作势的笑。她的寂静。至少她吃得饱，穿得暖。她不是拖着脚爬在路上的难民。还有更糟的，他想。有更坏的。

他开始上坡了，用他的双肘撑住，还有他疼痛的，但是还能用的膝盖。他继续前进。他咬住牙，仿佛咬牙能防止他滑下去似的。他抓住能抓得到的根，或者他看见的不太坚固的茎。有时候，他抓的东西断了，他就往下滑。他停下来，继续一英寸一英寸地往上爬。他一直没有抬起头来看还得爬多远。要是他假装这个坡永远没有尽头，万一爬到了顶，就算是一份额外的礼物、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花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后他终于把自己拽上了平地。透过树的间隙、飘落的雪花间隙，他看见了卡车。他忠诚的老朋友是一辆红色的旧马自达，它奇迹般地仍然在等候。已经到了平地，这让他重新燃起了对自己的期望。他撑起身体，那只受伤的膝盖轻轻地、轻轻地挪动。他战栗地抬起没有受伤的那条腿，拖动另一条腿，像醉汉一般摇摇摆摆。他试着单脚跳。效果不好，他会失去平衡的。他试着将一部分重心转移到受伤的腿上，动作轻柔。疼痛让他知道还是不可能。于是，他又回到以前的姿势，爬行。但他没有直接穿过树林朝卡车的方向爬，而是转了弯，朝他知道的脚印方向爬。等他找到了地方，他加快了速度，以弥补失去的时间。他沿着坚硬的印记爬。在白天阳光的照耀下，地面已经化成了泥浆，现在又再次开始冻结。这对他的双手和膝盖来说，实在很残酷。但是与之前他爬的路线相比，已经轻松了许多，那条路，他一看就头昏眼花，精神崩溃。他能看见前头的卡车。卡车也在看着他，等着他。

他应该能开车。还算幸运，受伤的是左腿。现在，伴随欣慰而来的除了一大堆的麻烦以外，还有最糟糕的那个问题。谁帮他去拿斧子和链锯？他怎么告诉别人它们在哪里？再过多久雪会把它们盖住？他什么时候能重新走路？

没用。他把这些念头抛出脑海，抬起头，充满希望地看看卡车。他又停下来休息，暖暖手。现在，他可以戴手套了。但是，已经这时候了，为什么还要毁了手套呢？

一只大鸟从树林中飞了出来，他伸长脖子去看是什么鸟儿。他想是只鹰，但也有可能是只狂鸟。要是狂鸟，应该会以为自己撞大运了，会盯住他，看看他是不是受伤了？

他等它转回来，要是看到它飞的样子、它的翅膀，他大致就知道是什么鸟儿了。

他这么等待的时候，他看见鸟的翅膀、发现它的确是狂鸟的时候，对过去二十四小时一直在他脑海里萦绕的事儿，他也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卡车在移动。什么时候发动的？他看见大鸟的时候？一开始，只是轻微的动静，地上的车辙颤动了一下—也有可能只是幻觉。可是，他听到了引擎声。车走了。难道就在他思绪纷飞的时候，有人钻进了车里？还是车里一直有人？他肯定锁了车的，钥匙还在身上。他又摸了一下口袋的拉链。有人就在他的眼前把他的车偷走了，没用钥匙。他在自己蜷缩的地方大喊、挥手，仿佛这样有用似的。不过，车子并没有转向回车道并开远，而是沿着他的足迹一路颠簸，直接朝他开了过来。这会儿，开车的人在鸣喇叭，声音不像是警告，而是庆贺。然后，车子放慢了速度。

他明白了是谁。

唯一还有一套钥匙的人。也只可能是这个人。莉。

他努力用一条腿站起来。她跳下卡车，跑出来帮他。

“我摔了一跤，”他喘着粗气告诉她，“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蠢的事儿。”然后，他才想起来问她怎么会过来的。

她说：“哦，我又不会飞。”

乘小汽车来的。她说。听她的语气，就好像她从来没有放弃开车。她开车过来，把车留在了公路上。

“这一路地面太软。”她说，“我还以为会被困住，不过没有，泥浆又冻了。

“我看见卡车就过来了，开了锁，坐在车里。我看见下雪，觉得你很快就要回来了，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是用膝盖和手回来的。”

也许是因为走过来，也许是因为太冷，她的脸色发亮，声音也变尖利了。她蹲下来，看了看他的脚踝，说他的脚肿了。

“可能更糟。”他回答。

她说，今天她本来一点也没担心。她没担心，结果反而是应该担心。（他懒得告诉她，这几个月以来，她看上去其实什么也没担心过。）她没有一点点不祥的预感。

“我只是赶来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实在迫不及待要告诉你。”她说，“那个女人给我治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然后我就看见你在爬。我就想，我的天哪。”

什么想法？

“哦，想法。”她回答，“嗯，好吧，嗯，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我以后再告诉你。我们先去把你的脚治好。”

什么想法？

她的想法是，珀西听说的事儿根本就不存在。珀西确实听到一些传说，但其实不是外人拿到了砍伐许可证，其实他们说的就是罗伊。

“因为埃利奥特·苏特喜欢说大话，我知道这一家人。他的太太是安妮·普尔的姐姐。他到处吹牛说他拿到了大生意，添油加醋地说。刚开始可能说的就是你，最后变成了河畔酒店的永久供应商，一天一百捆。有人在喝酒的时候听到别的客人说，最后传到了你这里。你已经得到了合同—我的意思是，你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好吧，听起来挺蠢的……”罗伊说。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不过，你想想……”

“听起来是挺蠢的，不过，五分钟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事实正是如此。当他仰望狂鸟的时候，正是这个念头跳进了他的脑袋。

“你也想到了。”莉的笑声中带着满足，“和酒店有关，但是关系不大，这种传说最后都变成大话。越来越夸张的大钱的故事。”

就是这样。他想。他听到了自己的想法。他内心的所有骚动都回来了。

狂鸟没有再来。带链锯的男人们不会在这里济济一堂。梣树、枫树、山毛榉、铁树、苹果树都安全了，暂时都安全了。

莉用力扶着他，累得气喘吁吁，不过还是勉强能说话：“英雄所见略同。”

现在不是提醒她她的变化的时候。就像不要向站在梯子上的人报告好消息一样。

他站起来的时候脚撞了一下，被搀扶着进了卡车的客座。他呻吟。要是只有他一个人，呻吟就不一样了。不是因为他想把疼痛戏剧化，他只是用这种方式对他的太太描述一下这种疼痛。

或者只是送给他太太的礼物。因为他知道，要是她的活力回来了，他也不会有自己当初想象得那么糟糕了。呻吟可以掩饰他的需要，至少能当成借口。当然了，他自然会警惕的，他不知道她是永远好了，还是只是昙花一现。

但，就算是永远的，即使全好了，依然会有别的问题。有些损失会使收获变得不甚清晰。即便他有足够的精力，这些损失他仍然是羞于承认的。

天色阴暗，还有浓密的雪，他只能看见第一排树。今天早些时候，他经过这里时，冬天的夜幕还没有降临。不过，这会儿他才注意到，他才发现，以前来树林的时候，他错过了一些东西。树林竟然这么纠缠不清，这么稠密，这么隐秘。它不是一棵树，然后另一棵树，而是所有的树在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然后编织成一样东西。在你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的一种变形。

这片树林还有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心里溜溜达达，进进出出，他几乎要抓住它了，但是还没有。是个大词儿，听起来不太吉利，不过，无关紧要。

“我把斧子丢了。”他机械地说，“我把斧子丢了。”

“丢了就丢了，我们可以找个人拿回来。”

“汽车在这儿。要不你去开汽车，让我开卡车？”

“你疯了吧？”

她的声音显得心不在焉，因为她正在倒车，进回车道，慢慢的，但也不是太慢。车子在车辙上颠簸，不过保持住了平衡。从这个角度看后视镜，让他很不习惯，所以他摇下了车窗，伸着脖子看。雪落在他脸上。他不光是要看看她倒车；车子里的暖意让他有点糊涂，他要让自己清醒清醒。

“放松。”他说，“对。慢点。好了。不错，干得不错。”

他说话的时候，她也在说话，说医院什么的。

“……让他们给你看看。最重要的事情先来。”

据他所知，她从来没有开过卡车。她开得很棒。

森林。原来这个词儿是森林。根本不是一个奇怪的词儿。不过他从来没用过这个词儿。只是因为它有一种正式的意味，所以他通常不会这么措辞。

“荒无人烟的森林。”他说着，仿佛要给什么戴帽子似的。

幸福过了头

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

1

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他们都四十岁左右。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不过，他不是老学究。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们互相顶撞，仿佛他们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诘问，立刻心领神会，喋喋不休的俄语，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笼牢，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或者不过是真正的人类语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样，他们的行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尔摩的风俗规范。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饭。当他在冰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浸泡敷药，不仅如此，这种事儿她还告诉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没有把握，对他更没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他，用的是缪塞的一段话。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忧郁

一个讨厌的邻人，却是杰出的伙伴

极为轻率，也格外造作

义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后，她写道：“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当时这样叫他。

“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

还有，“他占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还是在人的心里。对我来说，只要他在身边，让我想别的事儿完全不可能。”

那时候，也正是她应该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我不光忘记了我的函数，还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我的刚体。”她对她的朋友，数学家米塔—列夫勒〔2〕开玩笑说。正是米塔后来说服马克西姆到乌普萨拉〔3〕待一阵子，发表演讲去。而她把自己从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还有，应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奋力工作，心情愉快，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里。他回来的时候，她筋疲力尽，但是得意洋洋。两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的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发着牢骚，但也是喜气洋洋的，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他向她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这么想。开始是勃丁奖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令人头晕目眩的赞美和祝贺，无穷无尽的赞叹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远改变不了的现实。他们永远不会给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机会，能在一个省立女子中学谋一份教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就是现实。当她正沐浴在温暖之中时，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实理由，一个字也没提，当然了，只说他要写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一个并不习惯被忽视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沙龙，没有参加过招待酒会，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索尼娅〔4〕的盛名下，他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虽然他常常确实是这样的处境。一个有坚实财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达的名声，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机智诙谐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时，她还全然是一个新贵，一个让人愉快的怪人，一个同时拥有数学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当地迷人。另外，在她一头波浪之下，还有一颗不俗的心灵。

他从博利厄写来了冰冷愠怒的道歉信，拒绝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来看他的提议。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边，他说，他不方便给她引见。这位女士最近情绪消沉，需要他的关心。索尼娅应该回瑞典去，他说。她一定很高兴回到正盼着她的朋友们身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况且还有她的小女儿。（这是一种刺痛，一种她熟悉的暗示，不称职的妈妈？）

信的最后是一句可怕的话。

“要是我爱你，我的信理当有所不同。”

一切都结束了。带着她的奖从巴黎回来，还有她离奇的璀璨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对她来说，他们突然变得并不比她打个响指更重要。回到学生身边，学生显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当她站到她们面前，变成她数学的自我时。奇妙的是，这依然还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为她疏于照顾，实际上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带过来的，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的体积。加之，她的椅子，当他熟练地将她揽在怀中时。他从来没有在调情的时候显出笨拙来，即使他有那样的身材。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者算不上尊贵的客人坐过，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里。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过，带着那种令人惋惜的神经质，正在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索菲娅作为母亲不称心的孩子，和平时一样，正在讨人厌。

橱柜也是老的，从她在巴利比诺的家里运来的，上面还镶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画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安慰可言。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满足。索菲娅想，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对那些不这么如意的，或者说没有这么幸运的，则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否则你怎么会有勤奋的天赋？你的脑子里全是虚构的数字吗？”

要是我爱你。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她的果酱，要和妈妈一起玩小孩子的纸牌游戏。

“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请女儿原谅她。

不过，终究索菲娅不是一消沉就没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骄傲，想方设法写轻松愉快的信，通过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通过对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关注，也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说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夏天，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利厄。

快乐的时光。也会有误解，她这么形容。（她及时地换了个词，“谈话”。）寒意森森的时段，分手，几乎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起伏迭宕的环欧旅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时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她有时自己也在玩味这样的念头：嫁给一个追求她的德国人。不过，这个德国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还怀疑这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她也不爱他。每当他说起一丝不苟的德语情话时，她的血就越来越凉。

马克西姆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的时候，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倘若，他说，她觉得他能给她的能让她快慰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装作谈的是钱。假如他的财富让她快慰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假如给她的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情感让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用揶揄来逃避他的话，让他以为她不相信他的认真，也就不需要进而有什么决定。只是，当她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告诉朱莉娅，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多虑了。无论如何，马克西姆是个绅士，他信守他的承诺。他们打算春天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比刚开始时更能坦然相处。索菲娅举止得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但并不是家庭主妇的端庄。他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反对她的政治情绪。而她也不会因为他一痛风就会变得像她一样不讲道理易怒自怜就不高兴。毕竟他们是老乡。她对讲道理的瑞典人的厌烦，让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为自己的新大学聘用女数学家的。他们的城市十分干净整洁，他们的习惯太有规律，他们的酒会也太有礼貌。一旦他们觉得某些程序正确，他们就继续实践，彼得堡和巴黎激辩的夜晚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会有危险，但在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学。有事情能让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兴。但是，她怀疑他虽然不认为数学毫无价值，但也庶几近之。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的时候，尼斯的天气暖和了。

“我怎么能走呢？我怎么能离开这么温暖的天气？”

“噢，不过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着自己走了。”

“你以为不能？”

她绝不能想—她绝不能想这是在绕着圈子说他其实希望他们春天不要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终究会是幸福。终究幸福。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她讨厌猫，特别是黑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纳，要是她欣然同意的话。她几乎没办法回答，她如此地感激他。灾难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鄙夷当众抹眼泪的事。（就是私下里，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忍受眼泪。）

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仿佛为此，他又给了她回报。到尼斯的时候，他把她裹进宽大的、精心裁剪的衣服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一种混合了皮毛动物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吻她，但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

她当然没有告诉他她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的进展。这是她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她花了只身旅行的头一个钟头，正如以往他们分开的时候她一般也要花一段时间做的，她将喜爱的和厌烦的种种迹象，将无动于衷的和名副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她的朋友玛莉·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至少，她现在有时间发觉喉咙疼了。要是他也感染了，她希望他不要怀疑是她传染的。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单身汉，他把任何一种轻微的感染都视为侮辱，把通风不良或者腐烂的气味都当成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真的很娇惯。

实际上，娇惯而且善妒。不久以前，他给她写信。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名下了，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一封某个巴黎文学代理的信，信的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都忘记了，他说，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巴黎人该多么失望啊。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2

火车上的灯还没有亮，她就睡着了。她清醒时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个并不愉快的念头。她打算去巴黎看看维克托·雅克拉尔，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真正急着想看的是她的小外甥尤里，她姐姐的儿子。不过，孩子和父亲住在一起。她心里看见的小尤里总是他五岁或者六岁时的模样，天使般的金发碧眼，信赖他人和讨人喜欢的天性，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关于阿纽塔的梦。不过是很久以前了，在雅克拉尔和尤里出现之前的阿纽塔。没有结婚的阿纽塔，金黄色的头发，漂亮，脾气暴躁，在过去的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她正在那为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欧洲。那时候她在读一本布尔沃—里顿的小说，她用面纱遮脸扮演天鹅脖子伊迪丝，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妻子。她打算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写了几页。她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女主人公认出了她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因为她认出了只有她知道的隐秘标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阿纽塔来到了这辆列车上，在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没法让自己告诉她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塔楼的年代以来都发生了什么。

醒来的时候，索菲娅想，这一切都是多么地真实。阿纽塔对中世纪，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着魔，在某一天又如何消失了，面纱和一切，都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严肃的当代人阿纽塔。她写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习俗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现自己爱他，所以没别的办法，只好跟他去死了。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杂志。故事发表了。

她的父亲大发雷霆。

“现在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

在这场骚乱之中，费奥多尔本人也出现了，会面时他的表现糟糕，不过一声亲密的称呼让母亲镇定了，接下来又以提出求婚而告终。因为她父亲坚决反对，所以阿纽塔差一点就以为应该接受，也许还应该私奔。但是，终究，她更喜欢自己成为众人的中心，可能也有不祥的预感，要是和费奥多尔在一起，她的牺牲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她拒绝了他。他把她放进了他的小说《白痴》里，阿格拉娅，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速记员。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落入了另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她和阿纽塔都很年轻，但没有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那么年轻。她们在巴黎，和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住在一起。那时候他还不是她的丈夫。他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挤掉了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举止实在不算得体，因为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之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害怕他被人杀死，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她哭泣着喊他的名字，她所在的街道并不是巴黎，而是彼得堡。索菲娅被留在一所巨大的巴黎医院里，里面全是死去的士兵，浑身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迪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跑了，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来接她走的。

她醒了。外头下着雨，天色黑暗，包厢里不止她一个人。一个凌乱的年轻女人坐在门边，怀中抱了一个画箱。索菲娅担心自己在梦里哭过，不过看来可能没有，因为这个姑娘安静地睡着了。

要是这个姑娘醒来过，索菲娅要向她说：“抱歉，我梦到了1871年，那时候我在巴黎，我姐姐和巴黎公社社员相爱。他被捕了，可能会被枪毙，或者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不过我们想办法让他逃走了。我丈夫帮的忙。我丈夫弗拉迪米尔，他不是巴黎公社的，只想看看巴黎植物园的化石。”

姑娘会厌烦的，也许她保持礼貌，但她会表达这样的意思。在姑娘而言，这种事儿大概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她可能甚至不是法国人。能坐得起二等舱旅行的法国姑娘，一般不会只身出行。美国人？

奇异的是，那些日子弗拉迪米尔真的在巴黎植物园待了几天。他被杀害却是假的。骚乱之中，他正在为自己唯一真正的事业打基础，做一个古生物学者。阿纽塔带索菲娅去医院也是真的。医院里所有的专业护士都被开除了，都被认为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社员的妻子或朋友。普通女人都诅咒这种替代，因为这些女人甚至连扎绷带都不会。于是，伤员死亡。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无论如何都活不了了。除了要救治战斗中受伤的伤员以外，这里也有普通病患。传说普通病人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尔和他的革命者战斗了十个星期。失败后，他被关在凡尔赛一间地牢里。几个人因为被错以为是他而遭到枪杀。或者只是这么报道罢了。

那段日子，阿纽塔和索菲娅的父亲从俄罗斯来了，把阿纽塔带到了海德堡，她在那儿病倒了。索菲娅回到柏林，回去研究她的数学。不过，弗拉迪米尔留在那儿，放弃了他研究的三世纪哺乳动物，和将军密谋把雅克拉尔弄出来。这件事的达成，靠的是行贿和勇气。雅克拉尔会在一个士兵的押送下转到巴黎的一所监狱，中间要经过一条街，那条街会人群拥挤，因为将举办展览。警卫往一边看的时候—是付了钱让他这样做的—弗拉迪米尔就把雅克拉尔抢走。然后，在弗拉迪米尔的看护下，雅克拉尔要挤过人群，去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套普通市民的衣服等着他，然后把他送到火车站，拿上弗拉迪米尔的护照，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骤都成功了。

雅克拉尔没有费心把护照寄还弗拉迪米尔，直到阿纽塔和他碰头。还了护照。没有还钱。

在巴黎，索菲娅从她住的酒店里送了短笺给玛莉·门德尔松和儒尔斯·庞加莱〔5〕。玛莉的女仆回信说，女主人在波兰。索菲娅又送了一封短笺，说她可能要请求朋友的帮助，开春的时候，“请帮忙挑选一件不管什么衣服，总之是适合全世界可能都认为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场合的”。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对时尚的理解“仍然概念混乱”。

庞加莱在上午极早的时辰就来了，他立刻就开始抱怨索菲娅的老导师，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的所作所为。魏尔斯特拉斯是最近的瑞典国王数学奖评委之一。实际上，庞加莱已经得了奖。但是，魏尔斯特拉斯决定宣布他的—庞加莱的—研究结果可能有错误，而他，魏尔斯特拉斯，还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他已经给瑞典国王写了封信，提交了他做了注解的质疑—好像国王这么个名流真明白他在说什么似的。而且，他还说，庞加莱若在未来受重视，将会更多地因为其工作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索菲娅安慰他，说她要去看魏尔斯特拉斯，会和他说说这件事儿。她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尽管事实上，她已经写了一封调侃的信给她的老教授。

“我相信，因为您的信，国王陛下的御寝受到严重干扰。想想，你如此地干扰陛下这颗迄今为止对数学一无所知的快乐心灵。您要小心，不要让他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反悔……”

“再说了……”她对儒尔斯·庞加莱说，“毕竟是你得了奖，永远是你的奖啊。”

庞加莱同意她的看法，补充说，当魏尔斯特拉斯被人遗忘之时，就是庞加莱的大名闪光之际。

我们任何人都会被遗忘的。索菲娅想，但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个节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轻人—情感很脆弱。

中午时分，她和庞加莱道了再见，去看雅克拉尔和尤里。他们住在城里一个贫穷的地段，她只好穿行在挂满衣服的院子里—雨已经停了，不过天色依然阴沉—爬上门外一段漫长的、有点滑的楼梯。雅克拉尔在屋里喊门没锁，她就直接进去了。她看见他坐在一个反扣的箱子上，正在刷靴子。他没有站起来欢迎她。她脱斗篷的时候，他说：“最好别。炉子到晚上才有。”他给她指了指唯一的扶手椅子，破旧不堪，油腻腻的。比她想的还要糟糕。尤里不在家，没有等她来。

关于尤里，有两件事她想知道。他是不是越来越像阿纽塔，像他俄罗斯一方的亲人了？他长高了吗？去年在敖德萨，他十五岁了，看起来却像不到十二岁。

很快，她发现事态变了，她这种关心再也不重要了。

“尤里呢？”她问。

“他出去了。”

“他在上学？”

“也许吧。他的事儿我不太清楚。我知道得越多，关心得就越少。”

她想让他平静点，以后再提。她问候雅克拉尔的健康情况，他说他的肺坏了。他说他一直没有从1871年冬天的饥荒和野外露宿中恢复过来。她不记得战士也有过饥荒经历—吃是他们的任务，吃饱了才能打仗。不过，她欣然同意，说她最近刚在火车上回想那段日子。她说，她想到了弗拉迪米尔，还有简直像喜剧，或者像歌剧一样的营救。

那可不是喜剧。他回答，也没有歌剧。但是，他变得有活力起来，开始说起了那时候。他说起那些被当成他击毙的男人，还有，三月二十号到三十号之间的恶战。到最后，他真的被抓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当场就处死的了。不过，在荒唐可笑的审判之后，他还是希望自己死掉算了。上帝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并不是说他相信上帝，他补充说，他每次都这么说。

每次。每次他讲起这个故事，弗拉迪米尔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老将军花掉的钱，都微不足道了。也从来不会提到护照。是雅克拉尔自己的勇敢，是他自己的机敏，才是根本的原因。不过，他说话的时候，似乎还是根据他的听众有所调整的。

大家仍然记得他的历史，他的故事仍然在被传颂。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故事，同样熟悉。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拿出一个保险箱。里面是珍贵的文件，俄罗斯驱逐他出境的文件，是在公社岁月以后的一段时间，他和阿纽塔在彼得堡的时候的。他肯定要全文读一遍。

尊贵的先生，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敬请注意兹有法国公民雅克拉尔，前巴黎公社社员，其人居巴黎期间，与波兰无产阶级党代表，犹太人卡尔·门德尔松长期密切联系，通过其妻在俄境内的社会关系，参与将门德尔松的信件送至华沙之事，系众多法国知名激进分子之友。雅克拉尔还自彼得堡向巴黎发出极端错误有害之新闻，关乎各种俄罗斯政治事务、三月一日事件后续和反沙皇企图，这些信息完全超出容忍极限。鉴于此，吾决意请求阁下将其逐出我帝国。

朗诵的时候，愉悦感回到了他身上。索菲娅还记得当初他是那么喜欢开玩笑、调侃，当初的她，甚至弗拉迪米尔，只要一感觉到他注意自己，哪怕自己只是个听众，都有几分自豪。

“哦。糟糕，”他说，“糟糕，信息不完整。他甚至没提我是里昂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选出来的，是他们派驻巴黎的代表。”

这时候，尤里进来了。他父亲在继续说话。

“当然了，这是个秘密。他们在官方的名单上，把我放在里昂公共安全委员会里。”这会儿的他来回地踱步，陷入了一种兴奋狂乱的热情之中。“我们是在里昂听说拿破仑三世被抓到的。涂得像个婊子。”

尤里对他的小姨点了点头，脱下了夹克衫。明显，他不觉得冷。他坐在箱子上，接过了他父亲的活，继续擦靴子。

是了。他长得并不像阿纽塔。不过，他和最后日子的阿纽塔有相像的地方。忧郁的、疲惫的、下垂的眼睑。怀疑地，也许对他而言是蔑视地翘翘嘴，嘴唇圆鼓鼓的。没有那个为了正义的光环热切渴望冒险，能暴发出一连串狂热诅咒的金发女孩的任何迹象。当然，对这个金发女孩，尤里不会有记忆。他只会记得一个病病歪歪的女人，不好看，哮喘，癌症，说自己盼着死去。

刚开始的时候，雅克拉尔爱过她，也许。如果他会爱别人的话，也顶多就这样了。他也注意到她爱他。在他写给她父亲的天真或者只是吹嘘的信里，他解释他要娶她的决定。他写道，抛弃这样一个深爱他的女人似乎不太公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其他女人，甚至在他和阿纽塔刚开始暧昧，她正为自己发现了他而狂热的时候也没有。当然，婚姻期间也不会放弃。索菲娅猜测，也许对女人们来说，他还是有吸引力的，虽然他的络腮胡子不整洁，已经花白，说话的时候有时兴奋过度，变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一个被他的斗争消耗的英雄，为此他奉献了青春—他大概就是这么表现自己的。不会徒劳无益的。某种程度上，这一切也是真的。他有身体的勇武，有他的理想，他是农民出身，知道被人鄙视的滋味。

而她现在也明白了，她一直在鄙视他。

屋子破旧，不过要是凑近看，也能发现已经尽力打扫了。几个烧饭用的罐子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冰冷的炉子是擦洗过的，就连这些罐子的底都擦洗过。她突然想到了，就连现在都还有女人和他在一起。

他在说克列孟梭〔6〕，说他们关系很好。他现在要开始吹嘘和这个人的友情了。她本来以为他会控诉克列孟梭是英国外交部的间谍，尽管她自己并不相信这种话。

她称赞屋子整洁，转移了他的话题。

他四下张望，惊讶话题怎么变了，随后，慢慢地笑了，带了一种新的恨意。

“我跟人结婚了。她在照顾我的生活。一个法国女士，我很高兴告诉你，她不像俄罗斯女人话那么多，那么懒。她受过教育，以前当家庭教师的，但是因为她的政治同情心，被解雇了。我恐怕不能给你引见她，她虽然穷，但是个体面人。她很珍惜自己的名誉。”

“哦。”索菲娅站了起来，“我也想告诉你，我也要再婚了，和一个俄罗斯绅士。”

“我听说过，你和马克西姆到处闲逛，马克西莫维奇。没听说是要结婚。”

在寒意之中坐了这么久，索菲娅冻得直哆嗦。她尽量轻快地和尤里说话。

“你愿意和你老姨妈一起走到车站吗？我没机会和你说话。”

“我希望我没有得罪你。”雅克拉尔极为恶毒地说，“我总是坚信人要说真话。”

“一点也没有。”

尤里穿上了夹克衫。这下，她看出来了，这件衣服实在太大了。可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他已经长高了，不过还没有索菲娅高。在他生命的重要时期，他大概没能吃上应该吃的东西。他妈妈是高个子。雅克拉尔也很高。

尽管他并没有表现出希望陪她的样子，不过，楼梯还没走完，尤里就开始讲话了。而且，没等她说，他就帮她拿了包。

“连火也不给你点，他太小气了。箱子里就是柴禾，她今天早上带来的。她长得和老鼠一样难看，所以他才不想让你见她。”

“你不能这么议论女人。”

“为什么不能，不是说要男女平等吗？”

“哦，也许我应该说，不能这么议论人。不过，我不想谈她，也不想谈你爸爸。我想谈谈你。你的课上得怎么样？”

“我讨厌上课。”

“你不可能讨厌所有的课吧。”

“为什么不能？讨厌所有的课也不难。”

“你能不能和我讲讲俄语？”

“俄语是野人的语言。你为什么讲不好法语？他说你的口音像野人。他说我妈的口音也像野人。俄罗斯人都是野人。”

“这也是他说的？”

“我自己编的。”

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

“这个季节的巴黎有点无聊。”索菲娅说，“你还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在塞夫勒吗？多美好的时光呀。我们什么都聊，馥馥还记得你，经常提起你。她记得你当时多想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那是孩子气。我那时候考虑事情不现实。”

“那么现在你现实了？你已经为自己想好这一辈子的事业了？”

“是的。”

他的腔调是轻蔑的满足，所以她没有追问是什么事业。不过他自己说了。

“我要在公共汽车上工作。报站。圣诞节的时候，我离家出走，找到了这个工作。但后来他去找我，让我回家。再过一年，他就没法这么对我了。”

“也许你不会永远喜欢报站。”

“为什么不喜欢？很有用啊。这是必需的工作。我看，数学家就不是必需的。”

他们走上了站台。

“因为一些没人明白，也没人在乎的东西，得奖，拿一大笔钱。这种工作对谁都没用。”

“谢谢你帮我提包。”

她给了他一些钱。不过，没有她最初想给的多。他接过钱，咧嘴一笑，仿佛在说，你觉得我太傲慢了，对不对。然后，他匆匆地谢了她，仿佛并不情愿似的。

她看着他离开，心想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阿纽塔的孩子。不管怎么样，他多像阿纽塔呀。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阿纽塔滔滔不绝地演说，充满了激烈的抨击，全家人的每一顿饭都几乎被她毁掉。阿纽塔在花园的小径上漫步时，内心充满了对当下生活的鄙夷，她坚信命运将带她去一个崭新的、公平的、无情的世界。

尤里的人生也许会改变，说不好。他甚至有可能会再次对他的索菲娅姨妈有些许喜爱之情。虽然，也许要到他有如今的她这么老，要等她死去以后很久。

3

离火车出发还有半小时。她想喝点茶，吃止咳糖让喉咙舒服一点。但她不想慢吞吞地排队，也不想说法语。不管身体好的时候多么游刃有余，一旦情绪低落，预感要生病，立刻毫不费力地，你就被送回到儿时母语的庇荫之下。她坐在长椅上，垂下脑袋。可以小睡片刻。

何止片刻，站台上的钟显示已经过了十五分钟。现在，人群聚拢了，她身边喧哗一片，行李车来来往往。

她急匆匆朝她的火车跑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戴皮帽子的男人。很像马克西姆。这是一个高大的男人，穿一件暗色的大衣。她看不见他的脸。他正从她旁边走开。他宽阔的双肩，恭谦但又坚定地为自己让路的方式，让她强烈地感觉到，马克西姆。

一辆货物堆得老高的行李车从他们之间穿过去。男人走了。

当然不会是马克西姆。他在巴黎干什么？他急急忙忙赶什么火车？有什么约会？她上了火车，在窗边找到了座位，心跳开始煞风景地加速。有理由相信，马克西姆的生命中还有其他女人。再说，他不同意索菲娅去博利厄看他，就因为有一个不能介绍给她的女人。但是，她相信他不是那种喜欢低俗的复杂生活的男人，更不喜欢争风吃醋、女人的眼泪和斥责了。早些时候他就说了，她没有权利，她不能控制他。

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他觉得她现在开始控制他了。让他为了摆脱控制而欺骗她，他觉得有伤尊严。

当她想到她刚才看见的是他时，她一个激灵，仿佛从一场异常的、不健康的梦中醒来。她体验的一直只是幻觉。

伴随着如常的嘎吱声、咔嗒声，火车启动，慢慢地驶过了站台的屋顶。

她以前是多么热爱巴黎。不是公社的巴黎，不是她在阿纽塔亢奋的，有时甚至不可理喻的领导之下的巴黎，而是此后，她已经完全过上了成年人的生活后游历的巴黎。就是在这个巴黎，她经人介绍，认识了数学家、政治思想家。就是在这个巴黎，她曾声称，这里没有厌倦，没有势利，也没有欺骗。

然后，他们给了她勃丁奖，他们亲吻她的手，他们让她在最豪华明亮的、高雅的房间发表演讲，给她献上鲜花。但是，当她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就关上了他们的门。他们考虑这件事儿的时间，不会比考虑雇用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更久。大科学家的太太们都不想看见她，当然也不愿意请她去家里。

太太们是路障上的哨兵，看不见的，却不可能和解的敌人。对于她们的禁令，丈夫们悲哀地耸耸肩，但仍然会尊重她们的意见。除此而外，脑子里全是旧观念的男人们仍然拘泥于这样的观念：女人的大脑里只有紧身胸衣和名片，和女人一说话，灌进喉咙的全是香水尘雾。

她不能再这样长篇大论地抱怨了。斯德哥尔摩的太太们邀请她去她们家，请她参加最重要的酒会和最亲密的晚餐。她们赞美她，炫耀她。她们欢迎她的孩子。可能，她在那儿也是个怪人，不过是她们认可的怪人，就像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者某些天才儿童，能毫不犹豫、不加思量地脱口而出十四世纪的某年某月某日是礼拜二的天才儿童。

不，这么说不公平。她们对她的作为是有尊敬的。她们有许多人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女人做这样的事儿，在未来的某一天，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她对她们有些厌倦了？为什么会对夜深人静时分毫无节制地聊天充满渴望？不管她们穿得像乡村牧师太太，还是像吉普赛人，她又有什么可烦的？

她还在震惊的情绪之中，因为雅克拉尔，因为尤里，还因为那位不能介绍给她认识的尊敬的女士。疼痛的喉咙，轻微的战栗，显然，一种酝酿已久的寒意降临了。

不管怎么样，她自己很快也要变成太太了，再说，还是一个富有、聪明、杰出的男人的太太。

茶饮车推过来了。茶能润喉，虽然她更想喝俄罗斯茶。离开巴黎以后，天上很快就开始落雨点。这会儿，雨水已经变成了雪花。她喜欢雪多过雨，喜欢白茫茫的田野多过又黑又湿的土地，正如每个俄罗斯人一样。在俄罗斯，只要下雪了，大家就知道冬天来了，开始花点心思想办法保持室内的温暖。她想起了魏尔斯特拉斯家，她今天晚上就要住在那里。教授和他的姐妹们听不得她要住酒店。

他们的房子永远是舒适的。深色的地毯，流苏浓密的窗帘，柔软深陷的扶手椅。那里的生活有自己的规则，其实就是献身于研究，特别是数学研究。一个接一个羞怯的，通常是衣着寒酸的男学生经过起居室，到书房里去。教授两个没有结婚的妹妹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不过很少指望他们的反应。她们在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编织，修补，钩毯子。她们知道她们的哥哥有卓越的大脑，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也知道他每天必须服一剂西梅干，因为他的工作需要久坐。还知道即使是最精细的羊毛，他也不能贴身穿，因为会起皮疹。也知道因为一个同事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称赞他，伤害了他的感情，虽然他装作不介意，不管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还是在写作里，还依然小心谨慎地称赞这个蔑视了他的人。

索菲娅第一回走进她们的起居室，打算去书房的时候，克拉拉和伊莉斯吓着了。带她进门的仆人还没学会甄别客人，因为这屋子里的人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还因为来的学生通常都衣衫褴褛，举止粗野，所以大部分体面人家的规则在这屋子里都不适用。纵然如此，女仆在把这个大半张脸被黑色帽子挡住，畏畏缩缩的像个害羞的乞丐的小个子女人让进来之前，话音里还是有些许迟疑。姐妹两人不知道她的年龄，不过让她进书房之后，她们猜测她应该是哪个学生的妈妈，是来请求减免学费或者讨价还价的。

“我的天哪，”克拉拉的猜测更生动，“我的天哪，我们想一想，在我们家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夏洛特·科黛？”〔7〕

后来，索菲娅成了姐妹俩的朋友，她们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了她。伊莉斯毫无感情色彩地补充了一句：“幸亏我们的哥哥没在洗澡。我们没法起来保护他，因为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头巾缠住了。”

她们一直在替前线打仗的士兵织围巾。那是1870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巴黎求学之旅究竟想学什么。那时候的他们正沉浸于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过去的那些个世纪，所以几乎没有留心过他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也没怎么听说过正在发生的战争。

索菲娅的年龄，索菲娅为什么来访，魏尔斯特拉斯知道的也不比他的妹妹们更多。他后来告诉她，他以为她是个误入歧途的家庭女教师，想要借他的名号在她的资格证书里添一门数学。他想着一定要训女仆一通，还有他的妹妹们，怎么能让她进来打扰他。但是因为他是个友好的人，所以没有立刻让她出去，他解释说他只带高级别的学生，还要有经过认证的学位，再说，他目前的学生都已经够他忙的了。但她还站在那里，浑身发抖，就这样站在他面前，那顶滑稽的帽子遮住了她的面容，她的双手抓着披肩。他想起来一个他以前用过一两次的办法，或者说是小伎俩，用以打击不合格的学生。

“你的情况，我能做的就是，”他说，“给你几个问题，你回家去解，一个星期以后再来找我。要是我满意，我们再谈吧。”

一周过后，他已经把她忘记了。当然了，他本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所以，她走进他的书房时，他没能认出她来。也许是因为她脱掉了披风，露出了纤瘦的身段。她一定是有了更多勇气，也许只是因为天气不一样了。他也不记得帽子了。他的妹妹们也有帽子。不过一般他不会注意女人的这些小装饰。然而，等她从包里拿出答卷放在他桌子上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叹了口气，戴上眼镜。

他大为惊讶地看到—后来他就这样告诉她—每一个问题都解答了，有时甚至还是全新的解法。不过，他还是怀疑她，他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也许是兄弟，也许是情人，出于政治原因隐姓埋名而已。

“坐吧。”他说，“每题给我解释一遍，每一步都要解释。”

她开始解释，她的身体往前倾，松软的帽子挡住了双眼。她把帽子摘下来扔在地板上。她的鬈发露了出来，还有她明亮的眼睛，她的青春，以及她颤抖的兴奋。

“对。”他说，“对。对。对。”他每每讲话，都要经过冗长的思考，尽量掩饰他的震惊，特别是，那些和他不一样的别出心裁的漂亮解法。

她对他来说是一个冲击。在许多方面都是。她这么瘦小，这么年轻，这么激动。他觉得他必须让她平静，小心地掌控她，让她学会如何管理大脑里的烟花。

终其一生—他承认，这话要说出口颇为困难，因为他对过度的热情一贯保持警惕—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不仅仅是能跟上他的智力成果，而且有可能飞得更远的学生。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一定要小心谨慎地说出—在一个一流的数学家的心里，一定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精确，一丝不苟，必须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是这样。

当他最终向索菲娅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还说，有些人蔑视这个词，“诗人”，他们不愿意把诗人和号称科学的数学联系在一起。而另外有些人过于欣然地接受这个概念，以便为自己思想的混乱和天马行空辩护。

正如她早前希望的，越往西走，列车窗外的雪就越深。这是二等列车，相比从戛纳搭乘的列车，这辆列车相当简朴。没有餐车，只有冰冷的圆面包，夹着各种各样的风味香肠。推来的茶饮车上就有的卖。她买了一个夹了奶酪的面包，一个面包就有半只靴子那么大，她觉得自己可能吃不完。不过实际上吃完了。然后，她拿出小开本的海涅诗集，帮自己恢复对德语的感觉。

每当她抬起眼睛，往窗户外头看时，雪花似乎都更加浓密了。有时列车放慢了速度，几乎要停下来的样子。再这样下去，半夜能到柏林就算走运了。她真希望她当初说的就是住在波茨坦街的房子，而不是说要出去住酒店。

“你能来住一夜，和他住在一个屋檐下，可怜的卡尔就高兴了。虽然他老是赞不绝口地夸你的成就，为你的成功骄傲，但其实他还把你当成我们家门口的那个小女孩呢。”

事实上，等她按响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克拉拉已经打发仆人睡觉了，自己来开的门，她裹着长睡衣，说话的声音几乎相当于窃窃私语。她说哥哥被出租车的声音惊醒了，伊莉斯去哄他安心睡觉，告诉他明天早上起来就能见到索菲娅。

哄他安心睡觉，这句话让索菲娅觉得恐怖。姐妹二人给她的信从没说过什么，只说他疲劳。魏尔斯特拉斯自己的信也从来不提私事儿，满纸都是庞加莱和他，魏尔斯特拉斯，理应一起向瑞典国王解释清楚。

现在，听到老太太提自己的哥哥，语气有宗教一般的虔诚，或者说是焦虑，她压低的声音，屋里曾经熟悉的、让人感觉安慰的气息，今夜却略微有了一些沉闷的陈腐异味。索菲娅感觉到了，这里和从前已经不一样了。也许她信上的调侃根本不合时宜。和她一起进这扇门的，不光是冰冷的新鲜空气，还有成功的喧嚣，活力四射的锋芒毕露，这些她之前没有意识到，而这些也许会让人沮丧，让人烦恼。她习惯了被人拥抱，习惯被精力充沛的快乐迎进房门。这对姐妹的奇迹之一，就是她们能够这么传统的同时，还能够这么快乐。她们还是用拥抱迎接她，但是，失去活力的眼睛里含着泪水，衰老的臂膀也在颤抖。

总之，她房间的水罐里还有温水，床头柜上放了面包和黄油。

她脱衣服的时候，听到门廊那儿传来了略微有些激动的、压低的说话声。也许是在说她们的哥哥，也许在说她，或者是说面包黄油没有盖上—克拉拉领她进房间之前没发现。

和魏尔斯特拉斯一起工作的时候，索菲娅住在一间又小又阴森的公寓里，大部分时候，她和朋友朱莉娅待在一起，朱莉娅那时候在学化学。她们没有听过音乐会，没有看过舞台剧。资金有限，工作把精力都占去了。朱莉娅在一家私人实验室工作，在那儿她得到了对女人来说很难得的待遇。索菲娅的时光则在写字桌前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有时候不到非要点灯，她就不会站起来。然后，她会舒展一下身体，飞快地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屋子的距离很短，她突然跑起来，突然大声说话，一连串没有意义的话，没有朱莉娅那么了解她的人，一定会以为她疯了。

魏尔斯特拉斯的研究方向，现在也是她的，是椭圆，阿贝尔函数，解析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定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理，主张任意一个有界的实数序列必有收敛子列。她开始是跟随他的课题，后来是挑战，一度还曾跳到他的前头。从此以后，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了数学家朋友的关系。她常常是他的研究的催化剂。这样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发展。每个星期天的晚餐，他们轻松地叫她一起吃，因为他把星期天下午的时间也给了她。她像是他们一个年轻的亲戚，一个恳切的被保护人。

要是朱莉娅也来，他们也会请她一起吃饭。两个女孩吃烤肉，乳脂土豆，吃清淡的美味布丁。这些佳肴颠覆了她们对德国烹饪的看法。吃完了饭，他们坐在火炉边，听伊莉斯大声地朗诵。她神采奕奕，表情丰富地朗读瑞士作家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的故事。每周一次的文学，是缝缝补补的日常工作后的犒劳。

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棵属于索菲娅和朱莉娅的圣诞树，虽然在此之前，魏尔斯特拉斯这一家子从来没费过这种心。树上挂着用闪闪发光的纸包起来的小糖果、果糕和烤苹果。正如他们所说，这是给小孩子的。

不过，不久就发生了一个讨厌的意外。

索菲娅，她给他们一贯的印象是个羞怯青涩的年轻姑娘，应该有个丈夫。她去上课的最早几周，朱莉娅没有陪她去过，不过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接她，她从来没有把这个年轻男人介绍给魏尔斯特拉斯一家，他们就一直以为是个仆人。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男人，不太引人注目，稀疏的红色胡须，大鼻子，凌乱的衣着。实际上，但凡魏尔斯特拉斯一家有一点世故，他们就会先意识到，没有哪个贵族家庭会有这么粗野的仆人。他们知道索菲娅出身贵族。所以，他肯定是个朋友。

后来，朱莉娅来了，年轻男人就消失了。

隔了一段时间，索菲娅漏了口风，她说，年轻人叫弗拉迪米尔·科瓦列夫斯基，他们已经结婚了。他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尽管他已经有了法律学位，他在俄罗斯的时候还一直努力想当教材出版人。他比索菲娅大几岁。

和这个消息同样让他们震惊的是，索菲娅这些话不是对姐妹两人说的，而是对魏尔斯特拉斯说的。在这幢房子里，姐妹两人才是和生活打交道的人，虽然不过是有佣人的生活，不过是看看最新出版的小说。不过，索菲娅并不是她妈妈最喜欢的孩子，也不是家庭教师最喜欢的学生。她和老将军的沟通并非永远都能算成功，不过她尊重他，觉得他可能也是尊重她的。所以，重大的秘密，托付给的都是屋子里的男人。

她意识到，魏尔斯特拉斯必定觉得尴尬了，不是她告诉他的时候，而是他转告他的妹妹时。因为除了结婚这个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法律意义上，她结婚了，但却是白色婚姻。他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白色婚姻，他的妹妹们也没听说过。一对夫妻，不但不住在一个地方，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曾同居。他们结婚不是出于大家都接受的理由，却要受他们自己私下的誓言限制，永远不那样生活，永远不—

“行房？”这话大概是克拉拉说的。她飞快地说，似乎有点不耐烦，帮他把话说完了。

没错。年轻人，指年轻女人要是想出国读书，就会被迫经历这样的欺诈，因为未婚的俄罗斯姑娘没有父母的同意，就不能出国。朱莉娅的父母很开明，同意她出国，但是索菲娅的父母不同意。

多么野蛮的法律。

嗯。俄罗斯。不过，有一些年轻姑娘，在年轻小伙子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路。这些年轻小伙子非常地理想主义，有同情心。也许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

是索菲娅的姐姐物色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她带她的一个朋友和他见了面。他们的理由多半是政治，而不是知识。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把索菲娅带出来，她对政治没有热情，也不觉得自己打算投身于政治事业。不过，这个年轻小伙子观察了两个稍为年长的女孩—姐姐阿纽塔即使再庄重严肃也掩饰不了她的美貌—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你们两位尊贵的小姐，和你们谁我都不想签合同。不过，要是跟你们的妹妹的话，我同意。

“或许他觉得年龄大的很麻烦，”这句话可能是伊莉斯说的，根据她在小说中得来的经验，“特别还是美女。他爱上了我们的小索菲娅。”

爱情不在讨论范围内。也许克拉拉提醒过她。

索菲娅接受了建议。弗拉迪米尔拜访了将军，向他的小女儿求婚。将军很有礼貌，他明白这个年轻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记号。不过，索菲娅太年轻了，他说。她甚至还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娅说。他们正在相爱。

将军说，他们不能立刻就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采取行动，必须要过一段时间，足够考虑清楚的时间，他们要在巴利比诺相处，互相了解。谈话的时候，他们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迪米尔从来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从不努力掩饰自己的激进观点，衣着也不加修饰，好像是故意的似的。将军自信地以为，索菲娅见这位求婚者的次数越多，就越不想嫁给他。

不管怎么样，索菲娅有自己的计划。

那一天，她的父母要举办一个重要酒会。他们请了一位外交官，一些教授，还有将军本人在炮兵学校的战友。就在这样一片骚乱之中，索菲娅趁机逃跑了。

她自己走到了彼得堡的大街上。之前，要是没有仆人，或者姐姐的陪伴，她从来不会走在街上。她找到了弗拉迪米尔的住处，他就住在城里穷学生的居住区。门立刻在她面前打开，她进屋坐下，马上开始给她的父亲写信。

“我亲爱的爸爸，我在弗拉迪米尔这里，而且我打算继续待在这里。我求你，不要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所有人都坐到餐桌前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索菲娅不在。一个仆人发现她的房间空空如也。问阿纽塔她妹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不知道，脸刷地就红了。为了掩饰她的脸，她失手把餐巾掉在了地上。

有人递给将军一张字条。他告歉离开了房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很快就听到了他愤怒的脚步声到了门口。他要求祸害他的女儿以及女儿愿意为之丧失名誉的年轻男人立刻和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家，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在餐桌上，将军说：“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未来的女婿，弗拉迪米尔·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这样办妥了。索菲娅喜不自胜。不是因为嫁给弗拉迪米尔，而是因为俄罗斯妇女的解放运动给予父母的沉重打击让阿纽塔高兴坏了。在巴利比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传统婚礼，新郎新娘出发，开始在彼得堡的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道路一扫清，他们就到了国外，再也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索菲娅先去了海德堡，然后到柏林，弗拉迪米尔去了慕尼黑。他有时间就会去海德堡看看。不过，等阿纽塔和她的朋友詹娜抵达之后，再加上朱莉娅，理论上四个女人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可是，房间里却再也没有给他的空间了。

魏尔斯特拉斯没有向女人们透露他和将军夫人的通信。索菲娅从瑞士（实际上是巴黎）回来的时候，看上去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他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就给将军夫人写了信。这位母亲回信告诉他，她女儿的状况应当归咎于巴黎，在那最危险的年代。但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为女儿经历了政治剧变，而是因为这样的发现：她的两个女儿，未婚的那个公开和男人同居，体面结婚的却从不和丈夫真正住在一起。然后，他颇为违心地，在成为她女儿的知己之前，成了这位母亲的知己。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索菲娅这件事儿，直到她的母亲去世。

不过，当他终于告诉她的时候，他也告诉了她，克拉拉和伊莉斯听说了立即问应该做些什么。

这似乎就是女人的方式，他说，总认为应该做什么。

他的回答相当简洁：“什么都不做。”

上午，索菲娅从她的行李里拿出来一件干净的外套，有些皱了。她从来都没能学会怎么有序地归置行李，怎么梳理她的鬈发，怎么把零碎的灰头发掖起来。这是个问题。她下楼去。起床的动静已经在屋里响了起来。唯一放在餐厅的只有她的座位了。伊莉斯端了咖啡和她的第一份德国早餐进来，她以前在这座屋子里就吃过的早餐。冷肉切片、奶酪，还有涂了厚厚的黄油的面包。伊莉斯说克拉拉在楼上帮她们的哥哥准备和索菲娅见面。

“以前我们有上门的理发师。”她说，“不过，后来克拉拉学会理发了，手艺也相当不错。她现在变成了一个护理技术人员。幸亏我们自己有一个会护理的人。”

在她这么说以前，索菲娅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缺钱了。锦缎帘子和纱帘看起来邋邋遢遢的，她手里正在用的银制刀叉最近没有抛过光。透过起居室敞开的门，她们如今的仆人，一个形容粗糙的年轻姑娘正在清理壁炉，扬起了弥漫的尘埃。伊莉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仿佛想要问她要不要关门，随后便站起来关上了门。她回来的时候脸红了，垂下了脑袋。索菲娅也许很不礼貌，她轻率地问，魏尔斯特拉斯得了什么病？

“先是心脏虚弱，后来秋天得了肺炎，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生殖器长了个瘤。”伊莉斯声音压低了，但还是很坦率，德国女人都是这样。

克拉拉出现在门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娅上楼的时候想，不是教授，而是这两个女人自己，她们把他变成了生活的重心。织围巾，修补种种亚麻制品，做果酱，做布丁，做这些永远不放心交给仆人的活儿。如同她们的哥哥一样，她们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索菲娅的眼里，这是一个冰冷无聊的宗教。而她们没有片刻的反抗，也没有短暂的不满。从来没有。据索菲娅所知，一丝一毫的不满都不曾有过。

她想，要是我，准疯掉了。

即使当教授，她想，我也会疯掉的。学生都资质平平，总体来说。他们只记得住最明显最常规的模式。

和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即使是对自己，她也不敢承认这个现实。

她进了卧室，为她的幸运，为她即将到来的自由，以及她即将拥有的丈夫，微笑。

“啊哈，你终于来了。”魏尔斯特拉斯说，他说话有几分虚弱和费力，“调皮的孩子，我们以为你抛弃了我们。你这是去巴黎吧？去玩玩吗？”

“我从巴黎回来，”索菲娅回答，“回斯德哥尔摩去。巴黎一点都不好玩，要多闷有多闷。”她伸出去手让他吻，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

“你的阿纽塔生病了？”

“她去世了，我亲爱的教授。”

“她在牢里去世的？”

“不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她没在坐牢，她丈夫坐牢。肺炎去的，拖了很长时间，受了很多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

“我心上的伤永远不能愈合了。不过，教授，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和地质学家离婚了？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你早就该离了。不过，当然，离婚从来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领域。他们从化石上了解生命。”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问。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不希望他妨碍了你。不过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一定还记得我离开他，你推荐我去找米塔—列夫勒吧？”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他。嗯。就该这样做。”

“是的。不过现在结束了。我要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他们同一个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的男人。”

“那么是俄罗斯人喽？也研究化石的？”

“完全不是。他是个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带他来看你的，你以后会见到他的。”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的。”魏尔斯特拉斯伤心地说，“结婚就是给你的事业划了句号。”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不希望这样。不过，我就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要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在那里过健康的生活，我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我们走着看吧。”

“我亲爱的〔8〕，”她说，“我命令你，命令你，为了我快乐一点。”

“我看起来一定很老了，”他回答，“我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有那么多面。对我来说，你还写小说，就够出乎我意料的了。”

“你不喜欢我写小说。”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我读得很愉快。”

“其实不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写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不用非得看。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同意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它实在是非常地俄罗斯。”

“我一般不喜欢看小说。”

“小说是给女人看的吗？”

“哦，真的，有时候我都忘记你是个女人了。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一个礼物。给我一个人的礼物。”

索菲娅弯下腰，吻了吻他洁白的额头。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一直忍到她对姐妹两人说了再见，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如同刚刚浆洗过的枕巾，白得那么刺眼。枕头一定是克拉拉早晨特意换了放在他头下的。也许，现在她已经拿走了，让他的头落在底下更柔软的破旧的枕头上。也许他立刻就睡着了，换枕头已经让他很累了。他一定也已经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一定已经知道了，她的心里也清楚。但他不知道，她现在感觉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她流着眼泪，可是，每走一步，每离开这幢房子远一点，都是对她的解放。这是她所羞愧的，这是她的秘密。

她想，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妹妹的生活，就更应该，更值得满足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以及数学家之间。要是他更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名望，让他自己在自己选择的、努力为之奋斗的圈子里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上，也许会更长久一些。他对工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名望的关注，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的关注程度则是相当的。

她本不应该提起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就是无聊。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她写的远远不是家，那个家和姐姐都已经不在了。另外一本《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她为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的痛苦，是她爱国主义的大暴发。也许，这是一种因为她平日里忙于应付数学和自己生活的种种烦恼而没有太多注意的情感。

为祖国而痛苦。是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她写这个故事是为了阿纽塔。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她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他的生活，保证对他的刑罚理当减轻—把西伯利亚北部改成了西伯利亚南部—这对当时有妻子陪伴的男犯来说，是普遍规律。这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也许会想办法读到这本小说的手稿，他们会赞美这个故事。正如索菲娅所知，这本书俄罗斯会拒绝出版，以免在政治流放犯中唤起这样的赞美之声。《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尽管这本书通过了审查，尽管一些评论家把这本书斥为乡愁。

4

曾经有一次，她辜负了魏尔斯特拉斯。当她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时，她辜负了他。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背弃了数学，她把他们一起抛弃了。她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她得到的学位放在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几个月—几年—每次都是。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金黄色的炎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的、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业余排练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诚邀请，以及身边的阿纽塔，她一岁的儿子。弗拉迪米尔也在。在安逸的夏日气氛之中，借着温暖和美酒，借着漫长的欢乐晚餐，又唱歌又跳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么久之后，他不再仅仅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情人。

不是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感激之情。她说服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并没有爱这种感情存在。她觉得，给了他想要的，会让他们两人都快乐。于是，后来，她这么做了。

秋天，他们去了彼得堡。重要的娱乐生活一如继往。晚餐，戏剧，酒会，他们看的报纸和杂志既有琐碎的，也有严肃的。魏尔斯特拉斯在信里请求索菲娅不要抛弃数学的世界。他从她发表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的论文看出来了。她几乎没有仔细看他的信。他请她花一星期时间，只要一星期，修改她关于土星光环的文章，好好改改这篇文章也许能发表。不能打扰她，她实在太忙了，她永远要好好打扮，出席没完没了的各种庆典。命名日庆典，调情的虚荣，新上演的歌剧，还有芭蕾舞。其实，真的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庆典。

她在学习，她学得已经够晚了。她身边的大部分人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生活也完全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到要溢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你累得皮包骨头。要学习精心安排过的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然后去参加社会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儿，完全没有苦恼的必要。

除了一件事儿，钱从哪里来。

弗拉迪米尔重新做起了他的出版生意。只要能借到钱的地方，他们都借了。索菲娅的父母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的遗产投资给了一家温室，一家面包厂，以及一家和蒸汽洗衣房联合的公共浴室，他们有过宏大的计划。但是，恰巧彼得堡的气候变得比往年更冷，冷得蒸汽浴都没法诱惑大家出门了。建筑工人，还有其他人都在骗他们，市场不稳定，他们没能为自己的生活勉强打一个稳定的基础，相反却在债务里越陷越深。

行为已经和其他已婚夫妻一样了，当然会有如常的昂贵后果。索菲娅有了个女儿，她给孩子取了她妈妈的名字，不过他们自己叫她馥馥。馥馥有个保姆，有个乳母，还有自己的套房。家里还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弗拉迪米尔给索菲娅买时尚新装，给他的女儿买最好的礼物。他在耶拿获得学位，设法在彼得堡当上了副教授。但是，这不够。出版业务差不多崩溃了。

接着，沙皇被暗杀，政治气候混乱，弗拉迪米尔得了严重的忧郁症，那段时间，他没法工作，也没法思考。

魏尔斯特拉斯听说了索菲娅父母去世，为了能给她些许的安慰，他说，他给她送去了他自己的最新消息，精彩的积分体系的消息。但是，她并没有回到数学之中，反倒开始替报纸写戏剧评论和科普文章。这样利用才华便于销售，也不会影响别人，累坏自己。数学就做不到。

科瓦列夫斯基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希望自己时来运转。

弗拉迪米尔痊愈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去教书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一家从油井里提炼生产石脑油的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拉戈金兄弟开了这家公司，他们在伏尔加河有一座现代古堡，一家石油精炼厂。这份工作需要弗拉迪米尔投一笔钱。他借到了钱。

不过，这一回，索菲娅感觉到了未来的麻烦。拉戈金兄弟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弗拉迪米尔越来越被他们控制。他说，我们刚认识他们，别说什么他们的废话。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高人一等。他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让世界有所不同的？当然当然，除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以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但凡有一个体面点的目标她们愿意投入精力了，她们马上就得了癔病，用自己的自大把目标全给毁了。

这话是拉戈金说的吧。索菲娅回答。

这时候，她已经恢复和魏尔斯特拉斯的通信了。她把馥馥交给了老朋友朱莉娅，动身去了德国。她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亚历山大写信，她说弗拉迪米尔轻轻松松地咬住了拉戈金兄弟放的饵，就像他真的就是这种勾引人骗他的命，命运要再给他一次崩溃。然后，她写信给丈夫，提出要回家去。他的回答并不友好。

他们在巴黎又见过一回。她在那儿生活得不好，魏尔斯特拉斯正在帮她找工作。她再一次沉浸于数学之中，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弗拉迪米尔已经开始怀疑拉戈金兄弟了，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没法出来了。他说要去美国。他去了，不过又回来了。

1882年秋天，他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现在明白了，他是个彻底没用的人。十一月，他汇报了拉戈金兄弟的破产情况。他害怕他们把自己卷进什么犯罪程序里。圣诞节，他见到了馥馥，她住在敖德萨，在他哥哥家。他很高兴她还记得他，而且她既健康又聪明。之后，他写了告别信，给朱莉娅，给他的哥哥，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没有写给索菲娅。还有一封给法庭的信，解释他在拉戈金案件中的一些行为。

他耽搁了一段时间。四月的时候，他用一个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了氯仿。

在巴黎，索菲娅绝食，闭门不出。她全身全心集中在绝食之中，这样她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了。

最终，她还是被强迫进了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强烈的羞愧。她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继续工作。

一点钱也没有留下来。魏尔斯特拉斯写信给她，叫她搬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当他的另一个妹妹。他还在幕后活动。终于，他成功了，和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朋友，身在瑞典的米塔—列夫勒一起。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意成为欧洲第一个接受女数学教授的大学。

索菲娅到敖德萨去接女儿，带她暂时去和朱莉娅生活。她疯狂地仇恨拉戈金兄弟。她写信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说他们是“狡猾的，巨毒的恶棍”。她说服地方法官去旁听案件，让他宣告所有的证据证明了弗拉迪米尔因为轻信而受了骗，他是个诚实的人。

之后，她再一次坐上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彼得堡赴任瑞典。她的新工作被人们广为传颂。毫无疑问，也惹来了痛心疾首的指摘。从彼得堡坐船，船驶进了一片势不可挡的落日暮色之中。不要犯傻了。她想。我要让自己过真正的生活。

那时候，她还没有遇见马克西姆。也没有得勃丁奖。

5

她刚刚既难过又解脱地对魏尔斯特拉斯说了再见后不久，下午就离开了柏林。老火车，速度慢，但是很干净，暖气也不错。德国车都这样。

大约行了旅程的一半，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摊开他的报纸，给她挑她想看的栏目。

她说了谢谢，拒绝了。

他朝窗户点了点头，看着优美繁茂的雪花。

“嗯哼，”他说，“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确实。”索菲娅回答。

“你经过罗斯托克吗？”

也许他注意到了她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德国人。她不介意他的搭讪，也不在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比她年轻许多，穿着体面，态度稍带些恭敬。她有种感觉，她以前也许见过他。在旅行中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儿。

“到哥本哈根，”她回答说，“然后去斯德哥尔摩。对我来说，雪只会越下越大。”

“我到罗斯托克就要离开你了。”他回答，也许是让她相信，她不会掉进一场冗长的闲扯之中，“你喜欢斯德哥尔摩吗？”

“我讨厌这个季节的斯德哥尔摩。我恨它。”

她对自己的反应颇为惊讶。但他愉快地笑了，开始讲俄语。

“抱歉，”他说，“我猜对了。现在是我说话像个外国人了。我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在彼得堡学的。”

“你听出我的俄语口音来了？”

“不是很确定。不过你讲到斯德哥尔摩，我确定了。”

“难道所有的俄国人都恨斯德哥尔摩？”

“不。不。不过他们喜欢说他们恨。他们恨。他们爱。”

“我本不应该这么说的。瑞典人对我很好。他们教我不少东西……”

这时候他摇着头，笑。

“真的，”她继续说，“他们教我滑冰……”

“的确。你在俄罗斯没学过滑冰？”

“他们不会……像瑞典人这么坚持不懈地教人。”

“博恩荷姆人也不会。”他说，“我住在博恩荷姆。丹麦人没这么……坚持不懈，是这个词吧。不过，当然了，我们博恩荷姆人不是丹麦人。我们说我们不是。”

他是个医生，住在博恩荷姆岛。她想知道，要是她叫他帮忙看看喉咙，是不是太过分了。她的喉咙现在很疼。她最终觉得确实很过分。

他说，等他们过了丹麦的国境线之后，接下来还有一段漫长的，甚至艰难的轮渡在等着他。

博恩荷姆岛的居民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丹麦人，他说，他们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十六世纪被汉萨同盟接管了。他们有一段悲惨的历史，他们被俘虏了。她有没有听说过邪恶的波斯维尔伯爵〔9〕？有人说他就死在博恩荷姆，不过西兰岛人说他死在西兰岛。

“他谋杀了苏格兰女王的丈夫，自己娶了她。不过他死在牢里，死的时候已经疯了。”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说，“我听说过。”她的确听说过，因为苏格兰女王曾是阿纽塔早期的女主人公之一。

“哦，原谅我，我这么喋喋不休。”

“原谅你？”索菲娅说，“我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回答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说，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来。但是，她开口讲俄语以后，他就确定了。

“你是那个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杂志上也有照片，但照片上的你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不过我真是忍不住。”

“照片看起来都严厉，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都不会信任我。”索菲娅回答，“医生是不是也会这样？”

“有可能。也没人给我拍照，我还没法习惯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有一种轻轻的约束；需要她来让他放松下来。在他告诉她实话之前还好得多。她回到了博恩荷姆的话题上。那里的人草莽，粗糙，不像丹麦人那样文雅，光滑。大家去博恩荷姆，是为了那儿的风景和空气。要是她愿意去的话，带她到处转一转，是他的荣幸。

“那里有最罕见的蓝色岩石，”他说，“就是蓝色大理石。敲碎，磨光，用来做女士的项链。要是你想要的话……”

他的谈吐直冒傻气，因为他有话想说，却说不出来。她看出来了。

他们离罗斯托克越来越近，而他越来越焦虑不安。她害怕他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让她签名。难得有人会这么做，只是这样的事儿总是让她觉得悲哀。说不出来为什么。

“请听我说，”他说，“我有话必须要和你说。本来不应该提的。请你，去瑞典的路上，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健全。”

“我没有害怕。”她回答。其实她害怕了，有一点。

“你走别的路，从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相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这是一种传染性疫病。很多人都离开了哥本哈根，但是当局想保持沉默。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干脆烧了政府大楼。问题是芬兰人，听说是芬兰人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反对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起来反对政府接受芬兰人。”

火车停下了。索菲娅站了起来，检查她的行李。

“答应我，别没有答应我就走。”

“好吧，我答应了。”索菲娅回答。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我得去吕根岛。”

“我答应了。”

他让她想到的是弗拉迪米尔吗？早期的弗拉迪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让她想起了弗拉迪米尔，而是他恳求式的关照。他永远谦和的，顽固的，恳请一般的关心。

他伸出手来，她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握了握手。但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颗药，说：“要是你觉得累了，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可靠的人聊聊这场天花。她决定。

但是，她没能聊。那个换票的人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有点恼火。要是她再改变主意，他甚至大概会发火。开始，他似乎除了其他旅客说的丹麦语以外，什么话都不回答。不过等处理完她的票以后，他用德语说：这条路远得多，你明白不明白？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仍然在德国，这个人可能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她到底在想什么？

他阴沉地补充说，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轮渡很暖和，不过座位都是木头板凳。这样的凳子，她想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要是你觉得累了的意思。她打算吃掉这颗药。不过后来她决定省下来，也许会晕船呢。

她搭上的本地火车有规范的二等舱座位，不过都已经磨破了。车厢的尽头有一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好多了，也没那么心急火燎的。知道已经到了丹麦境内，她用瑞典语—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问哥本哈根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不是，你坐的火车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火车和哥本哈根，似乎他只听懂了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不会有包厢。只有两节二等车厢，还有车厢里的木头长椅。有些乘客随身自带软垫和毯子，还有带披风的，就裹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看索菲娅，更没打算和她说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没法回答他们的问候。

也没有茶饮车。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味道强烈的奶酪，一片片凉掉的熟熏肉。有人在哪里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罐头里的腌白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俄罗斯。

但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人喝醉，没有人聒噪，也没有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生硬的，自尊的路德教会脂肪。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想到这里，难道她了解俄罗斯农民，了解巴利比诺的农民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她面前永远是演戏罢了。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礼拜天，所有的农奴，还有他们的主人必须要到教堂听通告。后来，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她哭喊：“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儿？”将军把她带去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厨房里，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吃煎饼，庆祝—不过方式还颇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清扫院子，他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很快，女家庭教师来了，脸色阴沉得像乌云，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几乎和往常一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说，她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会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而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夺过来的弗拉迪米尔，则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钱不值的研究里。

腌甘蓝和青鱼的味道让她微微有点恶心。

又走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叫他们全都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声，以及随之其他人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膝盖深的雪地里，视力所及之处，没有车站，更没有站台，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光滑的白色山脉赫然耸立，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但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这种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者大概只有十五分钟，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了车。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不解之谜。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不让他们在座位上等，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继续前进，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凶猛的噼啪声。冰雹。

然后是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又叫大家都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了，他们都被赶上了一艘船，一艘小渡轮，船带着他们驶在了黑漆漆的水面上。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地疼，她明白了，自己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的时候，大家都进了一座只有三边包围的棚子，几乎没有遮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简直感激无限，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和前一辆一样也是长凳。看来，人对少得可怜的安慰的感激程度，取决于在此之前经历的悲惨程度。但这是不是无聊的说教？她想找个人说说。

过了段时间，他们停在了一个大一点的镇上。这里有车站小卖部。她实在太累了。不管怎么样，下车，像别的乘客一样朝小卖部走去，带一杯冒热气的咖啡回来。那个吃腌甘蓝的女人买了两杯，结果其中一杯是送给索菲娅的。索菲娅笑了，尽力表达感激。女人点头的模样仿佛是表示这样的大惊小怪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不太体面。不过，她一直站在那儿，直到索菲娅掏出了票务员找给她的丹麦硬币，女人不满地哼哼两声，从潮湿的连指手套伸出她的手指，捏了两枚硬币。很可能就是咖啡的价格。想到给她带咖啡，并且帮她带过来，都是免费的。自然而然。女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个新旅客上车了。一个女人带了个四岁左右的孩子，孩子的半边脸上包了绷带，一只胳膊吊挂着。一场事故。去了一趟乡村医院。绷带上有个洞，露出了一只悲伤的黑色眼睛。孩子没有受伤的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把披肩盖在孩子的身上。她的动作并非额外温柔，也不是非常地关心，而是有几分机械的下意识。出了事儿，她必须要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家里还有孩子在等着她。肚子里也许还有一个。

真是可怕。索菲娅想。这么多女人的处境如此地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个女人，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人要争取投票权，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消灭这个上帝，让你自己的心变得更锋利。她会不会不再看她一眼—不再看索菲娅，带着某种难以消除的怜悯，以及筋疲力尽的神情，说：没有上帝，我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生呢？

他们再次穿过了黑漆漆的水面，这回是从一座漫长的桥上经过的。火车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来，女人和孩子下车了。索菲娅没有了兴趣，没再看有没有人在等着接她们。火车照亮了站台，她在看站外的大钟。她以为已经半夜了，但实际上刚刚过了十点。

她在想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这辈子有没有坐过这种火车？她想象她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尽管实际上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干。他宽敞的、昂贵的外套，都是金钱与舒适的味道。他坚信自己有权利期望，也有责任维护美好的一切，纵然在自己的祖国，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这种他拥有的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小的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自信是你一生都需要的。要是他们爱你，当然更高兴，但即使只是一种古老的贵族契约，只是他们签订的一份合同，哪怕不是热情洋溢的合同，为了保护你，仍然是必须的。

要是有人说他们驯良，他们肯定不高兴。即使从某种方面说，他们确实是驯良的。他们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他们接受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伴随的所有风险、残酷复杂的负担和蓄意的欺诈。对女人而言，他们的规则，有些情况下她们也能从中得利，另一些情况下则不能。

现在，她心里的马克西姆的形象，他不再是试图保护她，而是在巴黎的车站上阔步前进，正如一个有私人生活的男性的行为。

他趾高气扬的帽子，他温文尔雅的自负。

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马克西姆。肯定不是。

弗拉迪米尔不是个懦夫。看看他是怎么救雅克拉尔的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这种男子气概的确信。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给予她平等，其他男人却不能。这是为什么他永远没法用温暖和安全感包围她。后来，他在拉戈金兄弟的影响下，改变了风格。他孤注一掷，以为模仿别人就可以拯救自己。他改变自己，以一种不自信的，甚至是可笑的地主老爷似的态度对待她。后来，他又给了她一个借口，说是因为她鄙视他。但是，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崇拜她还是侮辱她，总之她就是不可能爱上他。

如同阿纽塔爱雅克拉尔。雅克拉尔自私，残酷，不忠，但即使是阿纽塔恨他的时候，仍然是爱他的。

要是你不用盖子挡住，丑陋不堪、让人烦恼的想法就会浮出水面。

当她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他。弗拉迪米尔。他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但那不是弗拉迪米尔，而是博恩荷姆的医生。只是她对博恩荷姆的医生的记忆。一再坚持，惊慌失措，在她的生命之中，他把自己推进了古怪的卑微处境之中。

终于到了。已经接近了半夜时分，大家都要永远离开这辆列车了。他们已经到达丹麦边境，赫尔辛格。至少是陆地的边境。她想，真正的边境应该是在卡特加特海峡的某个地方。

最后一班渡轮正在等着他们，看起来巨大，而且因为船上无数明亮的灯光，颇为惬意。来了一个行李搬运工，要帮她把行李送上船，他谢了她的丹麦硬币就快步走了。然后，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仿佛是回到了文明社会。”她对他说。他看她的眼神带有些许怀疑。尽管之前的咖啡肯定能润喉，她的嗓音还是嘶哑的。因为他是瑞典人，她觉得。瑞典人不需要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互相评论。没有这一切就能保持端庄。

这次横渡的时候，波浪有点汹涌，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还记得那颗药，不过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保暖的，有人开始脱掉严冬的外套。可是她还在打战，也许会打冷战的。穿行丹麦的这段旅程，她的身体汇集了如此大量的寒冷。寒意在她体内储存。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河对岸那个名字类似的火车站，这里大了很多，也活跃了许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给你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行李搬运工来取她的行李，她在找硬币的时候，他就提着包，站着。她取出一笔不少的硬币放在他手里。她以为他是丹麦人，她再也用不着丹麦硬币了。

丹麦钱。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东西没用。”

“我只有这东西。”她叫了起来。她同时发现了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钱。

他把她的包放下来，走了。

法国钱。德国钱。丹麦钱。她唯独忘了瑞典钱。

火车吐出了蒸汽。旅客都在上车。她还站在自己的困境里。她提不动行李。但要是她不提上行李，行李就只能丢在这里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一阵阵地疼痛。行李在她的胳膊下面敲打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要是她打算停下来喘口气，就来不及了。她爬上台阶，自怜自艾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急切地恳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有开。列车员探出身体，一只手紧抓住门，另一只抓住她的胳膊，以某种方式拽住了她的行李，把她外加行李一起拽上了火车。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了。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她胸口的疼痛，咳出来。把疼痛和紧张咳出喉咙来。不过，她得跟着列车员去找自己的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得意洋洋地笑。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人。然后把她带到了一个空包厢里。

“你太棒了。要不是你帮我，我就上不来了。我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钱。其他钱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我都没想到我能……”

他叫她坐下来喘口气。他走了，随即又回来了，带了一杯水给她。她喝水的时候，想到了医生给她的药，拿出来用最后一口水送进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他说，“你看你的胸口起伏的。”

瑞典人非常地坦率，与此同时，又非常地矜持、刻板。

“等等。”她说。

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先确定。这件事儿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火车能不能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在闹天花？”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庄重地，尽管也是谦恭地点点了头，走了。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这辈子，索菲娅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她吃过的任何有可能损伤大脑的药物，在发生作用以前，就先把她送进了睡眠状态。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的是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开始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高人一等，因为她自己能提着行李爬上了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逃过了一阵强烈咳嗽，感觉到心脏的挤压，于是多多少少，没有再注意喉咙了。

但是，不止这些。仿佛她的心脏在继续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感觉持续到心脏越来越轻，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出了她的心头。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情歌里的灾难，只不过是场古老的传说而已。她自己的人生，创伤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事件，想法，得到了一阵阵的清晰领悟，如同透过一块变形玻璃看，一切都有了新的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经验。那时候她十二岁，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巴利比诺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写的书。他觉得她的父亲是位有炮兵知识的老将军，也许会对这书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突然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开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看懂了。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几乎是吻合的。她得以因此闯进了这种崭新的、喜悦的语言之中。

那时候，她尽管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地惊奇。

这样的发现时有发生。数学是大自然的礼物，正如北极光。它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存在。它不会和论文混在一起，不会和奖赏混在一起，也不会和同僚混在一起，更不会和毕业证书混在一起。

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前，列车员把她叫醒了。她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五。”

“太好了。好。我赶得上演讲了。”

“注意你的身体。女士。”

两点钟，她准时站在了演讲台的后头。她的演讲才华横溢，一气呵成，没有咳嗽，也没有疼痛。微弱的嗡嗡声在她的体内游走，仿佛在发电报。不过，没有影响她的嗓音。她的喉咙仿佛自动痊愈了。做完演讲，她回家换了衣服，坐出租车赶赴一场接待酒会。酒会在基尔德家，她的精神很好，生气勃勃地聊起了她对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印象，不过没有提回瑞典的旅途。然后，她没打招呼就离开了房间，走到了外头。她的脑海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热烈的、异想天开的念头，她没法再说话了。

天色已黑。雪花飘落。一丝风也没有。一盏盏街灯放大，大得像一个又一个圣诞球。她找出租车，但一辆也没有看见。一辆小巴士经过，她挥手叫停。司机告诉她这不是车站。

“不过你还是停了。”她不在乎。

她不熟悉斯德哥尔摩的路，所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她笑了，和司机解释，他让她下了车。她穿着酒会的礼服，便鞋，披着披风，穿行在雪中，走回家。人行道上奇异地寂静，洁白。她走了大约有一英里，很高兴地发现自己毕竟是识路的。她的鞋已经泡湿了，但她没觉得冷。她想大概是因为没有风的缘故，还有，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以前从未体验过的销魂状态。不过以后肯定能得到的。说起来老套，但是这时候的城市真的像一座童话里的城市。

第二天，她躺在了床上，给同事米塔—列夫勒送去了便条，请他叫他的医生去看她，因为她没有医生。他自己也来了。在这场漫长的会面之中，她兴奋地告诉他她在计划一项新的数学研究。这项计划更加地雄心壮志，更加地重大，更加地完美，和此前她所有的想法相比。

医生认为问题是她的肾，给她留下了一些药。

“我忘记问他了。”医生走了以后，索菲娅说。

“哥本哈根有没有疫病？”

“你做梦了吧。”米塔—列夫勒温和地说，“谁跟你说的？”

“一个盲人。”她回答。然后，她说：“我是说善良。一个善良的人。”她的手不停地比划，仿佛觉得比划要比语言更为清楚。“我的瑞典语啊。”她说。

“等你好的时候再说吧。”

她笑了笑，看起来很难过，她重重地说：“我的丈夫。”

“你订婚了？哦，订婚也不算是你丈夫呀……我是和你开玩笑呢，你想叫他来吗？”

不过，她摇了摇头。她说：“不是他。波斯维尔。”

“不，不，不。”她飞快地说，“另外一个人。”

“你需要休息。”

特雷莎·古尔登和她的女儿埃尔莎来了，还有艾伦·凯。她们轮流照顾她。米塔—列夫勒离开之后，她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还是滔滔不绝，不过没有再提丈夫。她谈起她的小说，谈的是她回忆在巴利比诺度过的青春的那本书。她说她现在能写得更好了，她开始描述一个新故事。她混乱了，她在笑，因为她觉得没办法解释清楚。生命中有往复的运动，她说，有悸动。她希望这一回写的时候，她能发现发生的是什么。某种隐藏的东西。虚构的，但又不是。

她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她笑了。

她脑子里涨满了各种理念，她说，有着全新的外延和重要性，但却如此自然和不证自明，让她忍不住要笑。

星期天，她的情况更糟糕了。她几乎没办法开口说话，但是坚持要看馥馥穿一穿她去参加儿童聚会时要穿的衣服。

那是吉普赛风格的装束。馥馥穿着这套在母亲的床前跳舞。

星期一，索菲娅叫特雷莎·古尔登来照顾馥馥。

这天的晚上，她感觉好一些了。为了让特雷莎和艾伦休息，请来了一个护士。

凌晨时分，索菲娅醒了。特雷莎和艾伦被从睡梦中惊醒，她们叫醒了馥馥，让孩子最后见见还活着的妈妈。索菲娅只能说一点话了。

特雷莎觉得听到她说：“幸福过了头。”

大约四点钟，索菲娅去世。尸体解剖将会显示，她的肺已经完全被肺炎摧毁，心脏的毛病可以追溯到几年以前。正如大家所料，她的脑容量巨大。

博恩荷姆的医生在报纸上看到了她的死讯，并没有觉得意外。他偶尔会有预感，这对于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是种困扰，而且也不一定可靠。他曾想过，只要躲过哥本哈根，也许就能保住她。他想知道她是不是吃了他给的药，药是不是带给了她些许安慰，正如在他需要的时候，药物曾给予他安慰。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葬于斯德哥尔摩当时被称为新公墓的地方。依然寒冷的某天下午三点，默哀的人和旁观的人呼出的气流，在严寒的空气中结成了浮云。

魏尔斯特拉斯送来了月桂花圈。之前，他和他的妹妹们说，他知道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他之后又活了六年。

她去世前，马克西姆接到了米塔—列夫勒的电报，从博利厄赶来，他抵达的时候，恰好赶上了在她的葬礼上发言。他用的是法语。他提起索菲娅，更像是提起一位他相熟的教授。他代表俄罗斯对瑞典表示感谢，感谢瑞典给了她作为一个数学家谋生的机会。（以一种相称的方式应用她的知识，他说。）

马克西姆没有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允许返回他的祖国，在彼得堡授课。他成立了俄罗斯民主改革党，他的立场是支持君主立宪制。沙皇派认为他太过自由主义，列宁却公然抨击他是个反动派。

馥馥在苏联从医，逝于20世纪50年代。她对数学没有兴趣，她说。

索菲娅的名字给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

注释

〔1〕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850—1891），俄国女数学家，世界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科学院女院士。同时也是个小说家。

〔2〕米塔—列夫勒（1846—1927），瑞典数学家。

〔3〕瑞典城市。

〔4〕索菲娅移居瑞典后称自己索尼娅。

〔5〕儒尔斯·亨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6〕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著名的政治家。

〔7〕夏洛特·科黛（1768—1798），法国革命女英雄。因1793年刺杀让·保罗·马拉而被送上断头台。

〔8〕原文为德语。

〔9〕波斯维尔伯爵：苏格兰新教贵族，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他谋杀了玛丽的第二任丈夫达因利勋爵，无罪开释后与玛丽结婚，婚后不久即被流放，在丹麦死于监狱中。

致谢

某天，我在百科全书上查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她兼有小说家和数学家的身份，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阅读能找到的有关于她的一切。其中有一本书迷住了我，所以，对此书作者，我必须记录自己从中的受益，并表达我无限的感激之情。《小麻雀—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一幅肖像》（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雅典，俄亥俄州，1983年），尊敬的D. 肯尼迪先生，以及他的太太尼娜，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一位旁系后裔，她为我提供了大量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文本资料，包括部分索菲娅的日记、信件，以及无数其他文字。

我的故事截止于索菲娅去世前的日子，回溯她的早年生活。不过我竭力推荐对她有兴趣的读者阅读肯尼迪的书，他的书呈现了丰富的历史与数学内容。

艾丽丝·门罗

克林顿，安大略

2009年6月

出版后记

译介出版世界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是译林出版社建社以来的追求。这些年，我们出版了伊塔诺·卡尔维诺、唐·德里罗、阿摩司·奥兹、菲利普·罗斯、多丽丝·莱辛、卡洛斯·富恩特斯、伊莎贝尔·阿连德、亨利·米勒、雷蒙德·卡佛、尤多拉·韦尔蒂等在国际文坛声望显著的作家作品，努力以披沙拣金的态度，为读者献上高品质的中文版本。

译林出版社与艾丽丝·门罗渊源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关注过她的作品。这位“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以家乡安大略省温格姆镇为背景的创作缔造了静水流深的文学世界。她擅写故事的复杂性，而不只流连于复杂的故事；善于洞悉平常生活的表象，抽丝剥茧般揭示隐藏的秘密和谎言。她以淡然平实的悲喜剧，延续了比同时代作家更为长久的文学生命。此次，门罗版权花落凤凰传媒，译林出版社有机会把代表艾丽丝·门罗不同创作时期的主要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我们由衷感谢作家本人及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的厚爱和信任。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译本提供等方面给予的诸多支持，让我们得以尽早将门罗作品整体奉献给文学读者。囿于时间仓促，译本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错讹疏漏之处敬祈读者诸君海涵并不吝赐教。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短篇小说女王”艾丽丝·门罗七部代表作中文版

温情上市

译林出版社独家出版——艾丽丝·门罗系列作品

★《快乐影子之舞》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爱的进程》

★《公开的秘密》

★《好女人的爱情》

★《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

★《幸福过了头》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　）

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少女时代即开始写作，37岁时出版第一部作品。门罗一生专注于中短篇小说创作，讲述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日常生活，以细腻透彻、暗藏波澜的描写，洞见人性的幽微处。

更多作品请点击http://z.cn/e搜索“门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