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
Author: 熊逸
Date: 2012-02-01
Publisher: 中国华侨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孟子趣说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历史擦亮思想/熊逸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2

（孟子趣说；1）

ISBN 978-7-5113-2109-1

Ⅰ. ①用…　Ⅱ. ①熊…　Ⅲ. ①儒家　②孟子－通俗读物　Ⅳ. ①B22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102号

孟子趣说1.用历史擦亮思想

著  者：熊 逸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芝 兰

排版制作：大汉方圆

装帧设计：吉安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270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109-1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82068999 传真：（010）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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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你觉得这很荒谬吗？

以史为镜？以史为哈哈镜？

要读史，先读经

侯宝林讲解《管锥编》

“礼仪之邦”其实是别的意思

河南人惹谁了？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朱元璋是怎么篡改教科书的

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扯虎皮，做大旗

圣水、清水和脏水

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别把失职说成自然灾害

两千年前的人祸

孟大侠天下无敌

孟子要搞和平演变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自由主义在齐国

咏春拳诀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胸有成竹说错话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草民们的瞎激动

书生好谈兵

怎么都有理

民心

天下

我爱周杰伦

礼非礼，乐非乐

与民同乐

炎黄子孙并不多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

李陵的委屈

劳民伤财有助于社会稳定

助人为乐式外交

炫耀型消费

有贪有懒才有变

可靠的中医和不可靠的风水

完美八字风水买房记

“永不加赋”不是善政

贪财好色理直气壮

诡辩无处不在

人民群众的眼睛

尴尬的命题

科举好，八股更好

可爱的侵略者

暴君有了核武器

作为格言的“出尔反尔”

真遇上小国也没辙

积德行善，听天由命

小弟们不愁没老大

孝道与河童

人间佛国

引 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后记

你觉得这很荒谬吗？

“礼仪之邦”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传统孝道和孝顺父母关系不大。

我们背上从来就没背过什么“封建传统的大包袱”。

……

你觉得这很荒谬吗？但这却是真的。

把历史的脉络梳理清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都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不妨顺藤摸瓜找找源头，读历史很有些做侦探的乐趣。

而我能做的，也只是帮你油印一套《小侦探入门》罢了。

以史为镜？以史为哈哈镜？

“以史为镜”这话谁都知道。可问题是，这面镜子真就那么可靠吗？灰尘擦干净了没有？镜面是不是平的？如果我们对着一面哈哈镜穿西装、打领带，大摇大摆地出门而去……

又如果：这镜子一会儿是凸面镜，一会儿又是凹面镜，一会儿这里被贴了张招贴画，一会儿那里被记号笔涂了几句友情提示……又如果：这镜子不再成其为镜子，而变为巫婆手里的水晶球——你能从这里面照见什么，那就全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能做的，也只是借你一块抹布罢了。

要读史，先读经

想要了解历史，只读史书当然是不够的。你看到古人这么做、那么做，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会那么做呢？那么，把他们曾经熟读的书也拿来看看好了——好比你若是没读过马列，又怎么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的当代史呢？

由史读经，由经读史，经书和史书是分不开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借你一瓶胶水罢了。

侯宝林讲解《管锥编》

经典并不一定都是面目可憎的，读书也并不一定非要正襟危坐，但深入浅出到底是个高标准，我力争深到通透、浅到诙谐，让这本书能使各位在休闲解闷之余多少活动活动脑子。这是件类似于侯宝林讲解《管锥编》的工作，嗯，想法虽然可嘉，效果如何却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尽量帮侯老把好史料关罢了。

熊逸

2006年3月

“礼仪之邦”其实是别的意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一书，从这一节开宗明义，先把“利”字一棒打杀，再捧出“仁义”二字，真有当头棒喝的味道。

“孟子见梁惠王”，单单“梁惠王”这三个字就已经有些噱头了，要知道，搞明白“梁惠王”这三个字后面的故事，就能明白一些圣人们痛心疾首的所谓“礼崩乐坏”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梁惠王是魏国的诸侯王，因为魏国的国都叫做大梁，所以这里以“梁”指“魏”，这就好比我们现在会说“华盛顿的意见是……”用法是一样的。

在此之前的春秋时期，是没有魏国这个诸侯国的。当年统治魏国这片地盘的是强大的中原诸侯晋国，它主要的领地就是现在的山西，所以，现在的山西省还被我们简称为晋。在春秋末年，晋国发生了一件世界级的大事：成功应付过一次次外敌威胁的晋国居然被自己人从内部给搞垮了，韩、赵、魏三家权贵瓜分了自己的祖国晋国。从此，这个曾经威名赫赫的中原强国便不复存在，而在兼并战争中诸侯国越来越少的周朝土地上却多出了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这段历史，称做“三家分晋”，后来的司马光就是以这件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头的，更加重要的是，还以这件事情来作为历史断代上的标志——“三家分晋”以前算做春秋时期，以后算做战国时期。

晋国本是超级大国，就算被瓜分成三份了，这三份各自也都不弱，其中最强的当属魏国。而后，就如同人一旦发财通常都会牛一鼻子，暴发户魏国很快有人开始要称王称霸了。

说到这里，先得澄清一个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称王称霸”和我们现代汉语里的“称王称霸”意思不大一样。现在我们用这个词通常都是虚指，可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王”和“霸”却都是实指。“王”指的是中央政府的头子，普天之下属他最大，每一任的周天子就是这个“王”，比如知名度比较高的周武王、周平王等等，天下诸侯都得听周天子的号令；而“霸”这个概念本来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打个比方来说，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摆在明面上的，是“白道”，而“霸”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却很像是“黑道”。所谓霸主，有点相当于若干个诸侯联盟推举出来的大哥大，或者说是武林盟主，我们熟悉的“春秋五霸”便都是这一号家伙。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想混得好点，就得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才行。但是，如果做不到这点，非得得罪一头的话，忠告就是：宁得罪白道，千万别开罪黑道。

话说回来，如果“王”只能是指周天子的话，那么各个诸侯国的头子们都怎么称呼呢？答案有五个：公、侯、伯、子、男。这就是从高到低的五种爵位。比如，“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霸主只是他在江湖上的身份，他官方的身份就是“公”，是五等诸侯中最高的等级，而南方的楚国爵位就比较低，是子爵，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当时的史书里有说到“楚子”这个词的时候，千万别认为那是在说“楚国的小子”。

好，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孟子》一开篇就说孟子去见梁惠王，可是，这位梁惠王不过只是魏国的国君而已呀，充其量也就只能被叫做“梁惠公”或者“梁惠伯”什么的，怎么却叫做“梁惠王”呢？这个“王”字是从何论起的呢？

如果你有机会当面去问孟子这个问题，孟子说不定会被感动得老泪纵横，当即免费收你做研究生，还有大把奖学金给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表明了你是一位心地纯良、懂礼的好苗子，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里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啊。孟子在后文里会说到人生的三大乐趣，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无疑，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你应该正是孟子心目中的英才。

说到这里，旧问题还没解决，新问题又来了：一个心地纯良的懂礼的人？讲文明、懂礼貌，五讲四美，这些不都是小孩子就知道的吗？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就又要澄清一个概念了，一个在现代社会被很多人误解很深的概念——“礼仪之邦”。常听到媒体上尤其是在对外国友人表态的时候会说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之类的话，或者有人在抨击一些没有公德的社会现象的时候也常会痛心疾首地感慨着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如今怎么也会发生这种那种不讲文明礼貌的事情来，然后“唉”的一声。其实呢，大家都错了，“礼仪之邦”本是周朝初年那样的礼制社会，“礼”不是礼貌，而是政治，是孔孟这些儒家圣人无限缅怀又无限憧憬的一种政治制度，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讲文明、懂礼貌没什么关系的。

礼制的内容很多，“五经”当中专门有部《礼经》，又有所谓“周礼三千”的说法，要找个简明的表述呢，我觉得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在《通书》里的一句话很值得拿来看看：“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所以，这个“礼”主要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如果用比较近的情况来理解的话，可以说，礼制大约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谓的“官本位”之说，一个社会里的人被划分成了很多阶层，而针对每个阶层都有特定的一些要求，包括了衣食住行、公私事务等等，每个人都被要求安于自己所在的阶层，不能乱。比如，局级干部被规定出门可以乘坐桑塔纳，车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一百平方米，等等；部级干部出门用车是奥迪，车前面有八辆摩托开道，住房面积不能超过二百平方米，等等……所以呢，如果你是个局级干部，住的是一百平方米的房子，出门坐的是桑塔纳，前面有四辆摩托开道，那你就是一个“守礼”的人，可你要是住房面积达到一百五十平方米了，或者你出门坐的车居然是豪华奔驰，还有五十辆摩托开道，那我们就可以批评你“不守礼”或者“不懂礼”了。

继续顺着周敦颐的“礼”和“理”来看，其中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名分很重要，人要做自己的名分上、等级上该做的事。后代的儒家大师们对这些东西简直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就说梁惠王的这个“王”吧，朱熹就很是看不顺眼。朱熹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意见大了，说你司马光记载战国诸侯的时候怎么能不按照他们实际的爵位来称呼呢？噢，人家僭越称王，你记录的时候就也说某某王，也不给读者解释清楚了，这还讲不讲名分了，还讲不讲“礼”（理）了？好小子，反了你了不成！结果，朱熹身体力行，把《资治通鉴》按照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重新编排了一回。《资治通鉴》里好像没有提过梁惠王的事情，不然的话，按照魏国被周天子分封的实际爵位，应该是写做侯爵的。我们现在看朱熹的《四书集注》，他就在注释里提醒读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梁惠王是僭越称王的！

当然，这只是择其大略来说，礼的内容实在烦琐极了，还有什么葬礼用什么规模、衣服上绣什么图案、室内装修的标准、听什么音乐、看什么舞蹈，等等，但就是和讲文明、懂礼貌关系不大。

儒家圣人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安定团结，先王们赖以治国的礼制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所有人都各安其位、安分守己，这有多好啊！是呀，如果我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位高等贵族，我一定会举双手支持这样一个礼仪之邦的。

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早就乱掉了，这情况有些类似官本位的社会受到了市场经济冲击时的样子，原本在等级体系最下端的人也有机会暴发一笔横财，然后牛气冲冲地买下一栋一万平方米带花园和游泳池的别墅，早餐是由二百多位厨师按国宴标准做的，出门开一辆阿斯顿•马丁，名片上印着CEO（首席执行官）之类的头衔，头衔后面还带个括号，注明：相当于×××级。这样的情况才正是古人所谓的“礼崩乐坏”，而不是公共汽车上没人给孕妇让座之类的什么。

面对着这样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作为中央一把手的周天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要重振雄风发号施令吧，可在那些大国诸侯看来，你把自己当棵葱，但没人拿你炝锅呀。什么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大国诸侯们早不稀罕了，现在，他们之中也有人想要在自己的名片上做做手脚了——我们的圈子终于兜回来了，梁惠王称王了。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写着“魏王”。梁惠王得意扬扬：哈哈，老子现在也是王了，和你周天子平起平坐了！

其实，最早称王的倒还不是梁惠王，而是前面提到的“楚子”，“春秋五霸”里不是有个楚庄王吗，就是“王”。楚国人早对自己的子爵低人一等而愤愤不平了，再加上当时的楚国地处南方，相对于中原诸侯来讲，文明程度比较低，不太招中原诸侯的待见，这一气上加气，反正天高天子远（这时候还没有皇帝呢），就干脆称王了。但是，当时的楚国在中原诸侯的印象中毕竟算是荒蛮之地，隔阂是比较大的，所以，真正在各国之间有影响力的称王行动还得要算是梁惠王这次。那么，“梁惠王”这三个字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用文言文来说，就是“礼崩乐坏”了。

从称王一事看得出来，梁惠王虽然从坏了说是骄傲自大，可从好了说也算是雄心勃勃，他为了国家的发展，把首都从原先的安邑迁到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大梁，所以《孟子》这部书里才称他作梁惠王。他要是不迁都的话，说不定就该被叫成安惠王了。顺便提一下，这个大梁就是现在很著名的古都开封。河南人可以自豪地说：“《孟子》一开篇，说的就是我们河南的事！”

河南人惹谁了？

梁惠王虽然雄心勃勃，却可能有点儿志大才疏，或者运气太坏，在他和孟子这次见面之前，他所统治的魏国已经在与其他几个诸侯国的军事争端里栽过好几个大跟头了，国力被削弱了不少，一代强国眼看着在一步步走下坡路。梁惠王的心里火烧火燎的：我们河南人惹谁了？你们凭什么把我们欺负成这样啊！

我们还得稍微扯远一点，把河南人梁惠王这些年被外地人欺负的不幸遭遇交代一下。

这就要从人才流动说起。在大一统的时代里，人才往往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至少看上去没有奴才重要，但在分裂时代可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很难想象百家争鸣的现象会出现在某个大一统的时代。现在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人才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四处流窜，风云际会了则成就一番辉煌事业，不对劲了呢，也无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拍屁股走人，找下一家老板投简历去。所以，要是有了好地方，天下各地的人才和蠢材都会蜂拥着往里挤，这情形就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闯深圳。魏国本是个强国，自然也是个吸引人才的地方，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魏国吸引进来的人才中虽然有些好货色，可失去的两个人才却都是全天下最拔尖的，梁惠王坏就坏事在这两位身上了。

第一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兵法大师孙膑。这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细说了，孙庞斗智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围魏救赵”的成语。“围魏救赵”里面被围的这个“魏”，就是魏国的首都大梁，当然，战斗不是在大梁，而是在通往大梁的途中发生的，这一回，魏国可伤得不轻。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魏国被人家齐国“围魏救赵”的同时，楚国也从南边打过来了，趁乱夺了一些地盘。我们先不要在这个时候就急着对梁惠王表示同情，因为他的霉运才刚刚开始。若干年后，又发生了著名的马陵道之战，庞涓再一次着了孙膑的道儿，魏军中伏惨败，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世上可能再没有哪一句名言能像“祸不单行”这般放之四海而皆准了，马陵道惨败的第二年，魏国再被秦国打得元气大伤，而秦国的主将，正是曾经投奔魏国却没受过魏国待见的战国时期第一号军政人才——商鞅。

这样看来，作为领导，真是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我们来体会一下梁惠王每次想到孙膑和商鞅时的心情，就如同一家出版商，曾经有个无名小辈带了本书稿过来，出版商没看上。过了些时候，书稿被别人出版了，书名叫《指环王》；又过了些天，又有个无名小辈来投稿，这出版商又没看上。过了些时候，书稿被别人出版了，书名叫《哈利•波特》。“唉，”梁惠王哀叹着，“曾经有两位顶尖的人才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去珍惜他们，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两位人才说‘我需要你们’，如果非要在这份需要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说到底，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把肠子悔青了也无济于事，还是放眼未来吧。《史记》里说：“惠王三十五年，卑礼厚币以招贤者。”看来梁惠王是痛定思痛了。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忧愁的梁惠王终于又迎来一位人才，一位大名鼎鼎的山东好汉。

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所谓：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山东最能出好汉。秦琼秦二哥，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人送外号“赛专诸”“小孟尝”，在《隋唐演义》的英雄榜上标名挂号位列十三，呵呵，他是山东人；景阳冈打虎，阳谷县怒杀西门庆，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的武松，呵呵，他也是山东人；郓城县宋押司，人送外号“及时雨”“黑三郎”，坐水泊梁山第一把金交椅，惹得天下英雄豪杰争相投效，呵呵，他也是山东人。可是，上面这几位山东人加在一起，也没有梁惠王这次接待的这位山东好汉名号响亮。

话说这位好汉，山东邹地人氏，乃鲁国名门孟孙氏之后，姓孟，单名一个轲字，人送外号“邹国亚圣公”，配享孔子——当然这都是以后的事了，他活着的时候是没赶上。大家别以为儒者都是文文弱弱、弱不禁风的书生样儿，那都是后来的事，早先并不是这样。比如，和孟子同为山东好汉的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位高大威猛很有阳刚之气的粗壮大汉——大家别受历朝历代孔子像的骗，孔子的体格是史书里有切实记载的。嘿，瞧瞧人家，论学问是一代宗师、高山仰止，论身板是要个头儿有个头儿，要肌肉有肌肉，而且还多才多艺，当真是风靡万千少女，舍孔子其谁？

话题扯远了，回过头来再说孟轲，大家读完《孟子》就会知道了，这位老夫子还是很有些任侠之气的，不愧山东好汉的称号。但是，再狂的牛人也抵不住岁月，如今，面见梁惠王的孟子已经老了，梁惠王都管他叫“叟”了。

错失两位国宝级人才，又交了一辈子霉运的梁惠王会不会吸取以往的教训，重视孟子这位大儒呢？

我们看到忧心国运的梁惠王才一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开篇的时候难免要对背景多交代一些，这句“不远千里而来”还是值得解释一下的。前面说过，分裂时代，或者说多个政权林立的时代，也自有其好处，最明显之处便是，言论自由还是很有保障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的一段：

古罗马的暴君也自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先来想一想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但罗马帝国却称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对派还能逃到哪里呢？“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一个被流放的朋友说，“记住，你一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呵呵，点到为止。我们试想一下，虽然后世把儒家推向了政治思想的最高处，把孟子尊为亚圣，但是，如果孟子真的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国里，可能早就被迫害死了——我说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后文再来交代。

孟子的人生很像他的祖师爷孔子，一样地广教弟子，一样地周游列国，向各个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连屡屡碰壁、积了一鼻子的灰都和孔子一模一样的。但好在当时社会里的所谓“碰壁”并不就意味着断头台和监狱，通常，孟子都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好吃好住，还有钱给他花，他对国君提的意见哪怕再尖刻也不会给自己招来任何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至多人家国君“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了。如果意见始终不被采纳，那就拍屁股走人，再到另外一个诸侯国去碰碰运气，虽然各个诸侯国之间征战连绵，互相敌对，但只有在极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诸侯国国君派人限制知识分子行动自由的情况——比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例。这真是个知识分子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呀！

孟子带着一帮弟子，怀着满腔的热忱，在车轮滚滚之中流窜于国际社会，以超人的耐心向一位位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力图改变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孟子交上的霉运一点儿也不比梁惠王逊色，他虽然总能受到礼遇，受到尊重，可理想和主张却总是无法实现。坚忍不拔的孟子屡战屡败，然后又屡败屡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挨个诸侯国地上门去推销他那套理想的政治主张，其中难度可比现代社会里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劣质化妆品要大得太多了。和后辈同乡秦叔宝比起来，孟子在这些年的推销生涯里虽然没能够“锏打山东六府”，却当真做到了“马踏黄河两岸”。最后，孟子这位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终于放弃了，退而和若干弟子一起整理文献、著书立说，这才有了这部《孟子》。书中记录了孟子多年来漫长的旅程，走过了多少名胜古迹啊——孟子时代太早，那时候的名胜古迹并不太多，不过，他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却都成为别人眼中的名胜古迹了，比如这里提到的古都开封——有弟子对孟子说：“老师呀，您这位当代大儒都走了这么多名胜古迹了，这真是一次全面的文化之旅啊！您的理想无法实现，旅途当中便充满了苦涩之感，使旅程变得更有味道，所以呢，学生建议，您这部书干脆就叫做《文化苦旅》好了。”

孟子摇了摇头，说道：“做人要厚道。这么酷的书名，虽然很贴切，可还是留给后人来用吧。我这书呢，咱就起个俗书名算了，就叫《孟子》吧，虽然不太吸引读者，不过，反正又不指望它卖钱。”

另一位弟子点头赞许，“对呀，老师说得对，咱们这个时代的书不是拿到市场去卖钱的，这我方才倒忘记了。方才我还想着从您的籍贯考虑来给书名想点子，叫《山东宝贝》呢。”

就这样，这本险些叫做《文化苦旅》或者《山东宝贝》的书记录了孟子一辈子艰苦卓绝的推销生涯。你有没有过拒绝别人推销的经历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有过吧。唉，孟老夫子呀，被人家拒绝了一辈子，直到尸骨全烂了，生前那点存货才卖出去，并且卖了个大价钱——这是不是很像凡•高？

话说回来，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正是说明了他那点存货在别处没卖出去，又大老远地跑到河南碰运气找冤大头来了。孟子那样光辉的思想为什么生前总是碰壁呢？为什么他老人家就不能像孙膑和商鞅那样发迹一回呢？慢慢往下看。

梁惠王迫不及待地问：“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孟老夫子讲了一辈子仁义，反对了一辈子利，此刻和梁惠王才一见面，就听见生平最讨厌的这个“利”字，便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来了段长篇大论：“大王啊，拜托，您别讲这个‘利’字好不好！讲点仁义不是比什么都强吗？您惦记着您魏国的利，您底下的那些大夫也惦记着他们家里的利，士人和庶人也惦记自己那点儿切身之利，一个国家要是上上下下都这样追逐私利，那这个国家可大大地危险了啊！在万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千乘级的豪门贵族，在千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百乘级的豪门贵族，您想想，这些豪门贵族的家业足有全国的十分之一那么多，实在是很不少了呀，可他们还是不满足，还是要犯上作乱，您想想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把‘利’字放在‘义’字的前头，典型的见利忘义啊。您再想想，您听说过有哪位仁者会不顾自己的父母吗？您听说过有哪位义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吗？嘿嘿，没有吧！所以啊，您只要多念叨点儿仁义就什么都有了，谈利做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段是《孟子》全书的开篇第一节，意义重大，讲的是义利之辨，具有开宗明义之功。孟老夫子山东好汉式的个人风格在这里也表露无遗，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被孟子拿一套长篇大论给撅回去了，真不知道梁惠王当时是什么表情。

但是，请大家再仔细瞧一下，看看孟子这段义正词严的开场白有什么问题没有？提示：老孟在使坏，在耍花枪。

谁要是看第一遍就能发现问题，智商肯定在五百以上。

有人发现了没有，孟子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梁惠王问的“利”和孟子回答的“利”虽然都是同一个“利”字，实质上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体会梁惠王的语境，他关心的“利”是如何富国强兵之类的事情，如何摆脱霉运，如何使魏国走出低谷，如何走向繁荣富强，如何让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一个理想点，这才是梁惠王所关心的“利”，而不是孟子答非所问的那种私利或者小利。所以呢，梁惠王的问题其实一点儿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们设想一下，比较切实一点儿的回答大概诸如：我们要搞改革才行啦，我们封建社会也并不排斥市场经济啦，我们要走一条具有魏国特色的封建主义道路啦，然后再提出一二三四具体措施等。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强人辈出，有说五行的，有玩逻辑的，有讲修身的，有论无为的，但归根到底，真正帮助一个国家走向强国之路的全是那些有切实考虑、有具体方案、有量化指标的改革家。前面讲到的商鞅就是这类人才当中最杰出的一个。

孟子有没有改革的具体方案和量化指标呢，看到后面才知道，但是就这一刻来说，孟子可的的确确是在诡辩啊。这就是典型的诡辩，乍一听上去慷慨激昂、合情合理、头头是道，听者的心里虽然隐隐约约觉得不大对头吧，可对这话还真不容易挑出毛病来。不过，梁惠王作为当事人，即便一时想不通这层，早晚也会明白，一旦明白了就肯定会对孟子不满：好你个老孟啊，尽跟我玩虚的！都说我们河南人如何如何，看来这山东人也不都是实诚人啊！

老孟在玩虚的，这可不是我发现的，中国历朝历代这么多聪明人攻读《孟子》，早有人发现了。就拿一个最权威的人物说话吧。大家知道，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凡，是多少代读书人的标准教科书。以朱熹的水平，早看出孟子耍花枪了。但人家朱熹也是位了不起的圣人，厚道得很，不像我在这里说孟子是玩偷换概念的鬼把戏，一副刻薄相，他只是注释说：“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真是点到为止啊，既指出了问题，又给孟老夫子留足了面子。

朱元璋是怎么篡改教科书的

梁惠王这一段，还真得多费一些口舌。前面说了，朱熹给孟子留了面子，可有没有人不给孟子留面子呢？有，提起这个人来更是大大地有名，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非常重视儒学教育，而且以身作则。朱元璋自己本来没受过什么教育，大字识不了几个，可有点儿权力之后，便经常请名儒给自己讲书。实话说，他学得还真是不错的，能写写韵文，更能从别人的文字里读出不少含沙射影的东西来，比如，我刚才夸他“以身作则”，这话要是真被他看到了，我的小命就不保了，因为他会认为“则”字是影射他做过“贼”。我一点儿不夸张，当年确实有人因为这个“则”字被他给弄死了。于是，随着朱元璋的学问越来越大，他也就越来越能在书里发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孟子》早已是科举考试的教科书了。有天朱元璋翻出了《孟子》，想看看，没想到越看越气，终于破口大骂道：“这老小子要是活在今天，我轻饶不了他！”

这倒奇怪了，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之道后来又加上了孟子之道不一直都是官方正统学说吗？做官考试考的就是这些，而且，内容不都是纲纪伦常、仁义礼智什么的吗，会有什么能让朱元璋觉得不对劲的？

朱元璋就是觉得不对劲，他玩了一手狠的——他要篡改教科书！

朱元璋组织了一个孟子专案组，专案组的任务是把《孟子》里面“有问题”的内容通通删掉。于是，经过这个专案组的一番努力，终于废除了旧版教科书，推出了一个新的官方权威版本《孟子节文》，这个“节文”一共节去了原著中的八十五条，并且声明，被节去的内容在以后的科举考试里一概不考。这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们不是想读书考试做官吗，那八十五条已经对你们来说无利可图了！这一个“无利可图”，自然也就没什么人再去追寻原版《孟子》了。这真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孟子》一开篇就大张旗鼓地来做个义利之辨，可到头来左右自己的却还是这个“利”字。

我在读明史的时候，对朱元璋篡改教科书这件事很是好奇，就特别想看看到底这八十五条都是些什么内容（这就是很多人爱读禁书的阴暗心态）。可《孟子节文》推行的时间并不太长，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让我找到一个明初刻本的影印本。于是，我就拿着两本书一一核对，这才发现《孟子节文》经常大段大段地删除原文，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被删掉了，这不由让我联想起了前两年很多人呼吁着要给小学生的书包减肥的事情，看来给学生减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

这一番核对工作还让我认识到，即便是学习人文学科的知识，数学基础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从小数学就学得很差，结果这回把书核对完后统计了一下，居然发现被删除的总数是八十八条——不是应该是八十五条吗？当然，影印本所影印的明初刻本里有几页好像是被虫子吃掉了一部分，可能稍微有些影响吧？

《孟子节文》编写组的头头，也就是孟子专案组的组长，叫做刘三吾。他在书前写了一篇“题词”，也就是前言，讲讲为什么要篡改教科书，篡改教科书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这篇前言写得极有水平，倒不是说他的文笔有多好，见地有多高，而是他对分寸、火候的拿捏非常老到。要知道，篡改这样一部超级经典可是要担风险的，下手轻了会得罪领导，下手重了又会遭广大知识分子的唾沫围攻，而且，孟子的圣人地位早已深入人心，孟子的话那可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你要是删，总得拿出来让人信服的理由吧？——重要的是，对内既要达到帝王心中真正的阴暗目的，对外又要拿出一套上得了台面的冠冕堂皇、在情在理的根据来，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和原来大家的认识一样，孟子的话一句都没错，都是真理，可我们删得也没错，删也有删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孟子没错，我们删得也没错。

这听上去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可刘三吾无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前言的一开始被他拿来说事儿的，正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孟子见梁惠王的这一段。刘三吾说：“《孟子》七篇，是圣贤扶持名教之书。这个书呢，有它写作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那时候诸侯争雄，大家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谁都把功利性摆在第一位，没人还去理会什么仁义了。梁惠王在国际局势里一直都交霉运，所以一见孟子便言利。梁惠王关心的这个‘利’是国家利益，而不是财利之利。”

看，刘三吾挑明了孟子是在偷换概念了。但是，往下看，刘三吾接着又替孟子描了几笔，还要维护孟子的宗师地位，他说：“孟子当然明白这点，但他为什么那么说呢，他是怕一旦拿‘利’来开头，不仅会有害于仁义，更会导致弑君之类的大大的坏事。”

刘三吾接下来的话，就要由此引申出篡改教科书的正义性的动机了，所以要批判孟子一下，他说：“孟子说的仁义虽然是正论，但是，他分明是所答非所问呀，所以梁惠王没待见他老人家，孟老先生下边给梁惠王出的主意那就更不着调了，那是忽悠梁惠王呢。”

删书一事我们后面还会陆续说到，现在就先说到这里。看看，《孟子》这开篇的第一段有多重要，对孟子自己来讲这是开宗明义，对别有用心的人来讲这可就是天大的把柄了。

有人可能好奇了，也想知道这帮人到底都把圣贤书删了什么去，我现在先不扯太远了，后面会慢慢来谈。先告诉大家一点：现在我们正在看的这段《孟子》第一篇第一节，就是被《孟子节文》删去了的。俗语有所谓的“掐头去尾”，《孟子》这个“头”已经被掐去了。掐这个“头”看来还只是个幌子，后面掐的才是些真格的。

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我们进展缓慢，因为又要费些篇幅来澄清两个概念。就像前面讲到的“礼仪之邦”一样，有些词语和概念我们耳熟能详，好像谁都明白，其实呢，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现在要解释的这两个概念，一个是“家”，一个是“封建”，这两个概念是密切关联的。

先来说“家”，这个概念不但我们很多现代人搞错，不少古人也都搞错。

刚才看《孟子》正文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千乘之家”和“百乘之家”？

什么是“乘”？这个东西看似简单，其实众说纷纭，简单讲呢，它是一个军事单位，就是以一辆战车为核心的一个战斗小组。好了，明白了这点，问题就来了：谁家里会有一千辆或者一百辆战车的军队呀？

我们中国现在有了不少超级富豪，个个家大业大，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标题说某富豪三天消费花掉了两个亿。但是大家想想，有谁听说过哪位富豪家里养着几千人的军队呢？有谁听说过两位富豪比邻而居，两家吵架了，赌气不过，各自回家调集军队干上一架？——这就是时代的不同了。在封建社会里，邻里纠纷那可是真有动用军队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家。

要明白“家”，就得先明白“封建”。所谓封建，天子分封诸侯国，这是一种大封建，还有一种小封建，就是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地盘里也像天子分封自己一样地拿出地盘来分封给贵族们，而被分封的贵族们和诸侯国国君之间的关系与诸侯国国君和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贵族们也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诸侯打仗的时候，贵族们要带着自己的私人军队出征，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时候呢，诸侯们对天子不大恭敬了，开始有僭越的举动了，同样的，贵族们对诸侯也不大恭敬了，也开始僭越了。而正如同大的诸侯有实力轻视周天子一样，大的贵族家族也有实力来轻视诸侯，所以孟子才会说那句“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个“家”，既不是我们现代人一夫一妻一小孩的家，也不是以前什么四世同堂之类的家，而是贵族的大型家族，有领地，有军队，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四书当中，《大学》里所谓“修齐治平”的主张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都孜孜以求的，这里的讲究是：要想做到平天下，就先得治好国，要想治好国，就先得做到齐家，把家治理好，要想做到齐家，就先得修身修好才行，这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里面，“天下”其实是现在我们“国”的概念，而“国”呢，是诸侯国的概念，“家”就是指贵族的大型家族。把这些概念搞清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个词串在一起才显出是顺理成章的，否则的话，我提高自身修养，道德品质高尚了，做到修身了，然后把老婆、孩子安顿好，这就齐家了，能齐家也就能治国了，所以我就可以去当国家总理了？然后呢，平天下，征服世界？

问题还没完。我们读历史，看到宋朝人讲修齐治平，明朝人讲修齐治平，清朝人讲修齐治平，可其实深究起来，战国以后，基本上没人再能修齐治平了。为什么呢？因为修齐治平只有在封建社会里才是可能的，而战国结束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就结束了。

——没错，我说的是，战国结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也就结束了。

各位读到这里，肯定有不少人会说我这是在胡说八道。是啊，我们不是一直都说中国有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直到晚清才从封建社会可耻地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吗？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我们直到现在还在背负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重包袱吗？

——呵呵，我不但还坚持我上面的说法，我还要说：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

刚才痛斥我胡说八道的人中现在一定会有一些在破口大骂我是白痴了。是啊，我们不是曾经很习惯用“老封建”“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封建”之类的话来骂人吗？封建社会怎么倒成了好社会了？

少安毋躁，且听我慢慢道来。

封建，还是不封建，这是个问题。

其实，按传统标准来看，这本来并不是个问题。

封建封建，是分封制的社会体制：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贵族，诸侯和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才是封建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了。秦朝之后，历代政权基本上一直延续着郡县制的政治体制，虽然也曾经陆续有过分封，但都是以郡县体制作为主体的。而秦朝之前，虽然也有郡县制，但那都是零敲碎打，而且，那时的郡县，其实质和秦以后的郡县也很不一样，社会制度的主体还是分封制。所以，比较准确的表达是：秦始皇结束了中国的封建社会传统。所以呢，要说什么封建社会的历史包袱，秦、汉之际的人的确还有这个包袱，而在现代，在两千多年之后的我们身上，早就没有这个包袱了。可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新的问题又来了：我们身上的包袱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包袱，那又是什么包袱呢？

答案是：两千年中央集权专制传统的包袱。

清楚了这点，就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齐家”的问题了。齐家齐的是谁的家？齐的是封建社会大贵族的家，而这种“家”在战国结束之后就因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而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了，换句话说，秦朝以后一代代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齐家”，这个“家”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家”不存在了，齐家之后要“治国”的那个“国”也没法再治了。

好了，清楚些了没有？我可不是胡说八道吧？那么，继续。为什么说封建社会是个好社会呢？要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好社会”只是相对而言的，各位千万别拿加尔布雷斯“好社会”的概念来往我这里套。我的意思是说，封建社会，比之后来的专制社会来说，还是有不少先进性的。关于这些内容，我们将会在《孟子》这本书里慢慢看到。先简单讲两句吧，在封建社会，贵族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从最低级的贵族“士”到高级贵族都是这样，他们的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君权——虽然这有可能导致权贵篡位，比如孟子刚才说的，“千乘之家”有能力造“万乘之国”的反，但是，无论是国君还是篡位的权贵，要想位子坐得稳，谁也不能忽视大伙儿的意见。

这个问题又要涉及一些需要多费一番唇舌的概念，现在还是先不多谈了，后文里会逐渐涉及，而且，朱元璋为什么对孟子那么恼火，以致做出了篡改教科书这种恶心事来，也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对于秦朝以后各个大一统王朝的专制社会来说，封建社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自由民主这类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我们现在很多人骂人“老封建”真是错怪了封建社会了。即便单拿男女问题来说，其实最不“封建”的社会可能倒正是封建社会呢。所以，我觉得，“封建”应该有变成褒义词的可能，想象未来的某一天，年轻人的流行语又换了一茬了，女孩子们会对着自己心仪的小男生说：“你好封建呀——”小男生不禁心花怒放，因为那个时候“酷”之类的词语可能早就过气了，用来表达“酷”这种感觉的新词可能就变成了“封建”。

好了，《孟子》的这第一节就谈到这里了，写的时候总想收紧一点，可还是写了好多。方才用软件的统计功能看了看字数，这一段所讲的《孟子》原文仅仅一百多字，而我的讲解却足足用了一万多字，好像有点过分。不过，开篇时候把一些问题尽量澄清，后面应该就可以轻快一些了。

扯虎皮，做大旗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孟子才一见梁惠王，就来了个偷换概念的把戏。可是，别以为孟子就这两下子，他老人家的绝活儿可多着呢。马上，孟子在和梁惠王的第二段对话里就又露了一小手。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这个“沼”可不是沼泽的意思，不是说梁惠王吃饱了撑的，跑到沼泽地上去玩极限挑战去了，这个“沼”指的是池塘，而且是园林式的池塘，好比后来颐和园里的昆明湖，或者北海和中南海。也就是说，孟子这回见到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正在游园。

梁惠王欣赏着池塘里的麋鹿和鸟儿，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问了孟子一个奇怪的问题：“贤者也好这口儿吗？”

梁惠王不再问什么“有利于吾国”之类的军国大事了，既像是触景生情随口一问，又像是存心恶搞孟子一回——你这老小子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圣人做派吗，嘿嘿，看我拿这个问题刁难住你！

这问题确实有些恶搞的嫌疑，怎么回答呢？照我们常人的思路，如果沿着仁义道德的路线来说，好像该回答说：“贤者不搞这一套，贤者要做的是励精图治。既然励精图治，每天自然要忧国忧民，哪还有心思玩这些呢？”——梁惠王大概也以为孟子会这么来回答吧？

可孟子到底是孟子，要论思辨能力之强，要论脑筋反应之活，在当时那么多著名的国际推销员里他真得算是数一数二的。孟子要是活在现代，肯定能在“幸运52”之类的节目上拿大奖的。面对梁惠王的恶搞，孟子的这个回答，和上一段里的义利之辨一样，在他的全部思想主张当中也有着开宗明义之功和避实就虚之巧。孟子答道：“人只有在先成为贤者之后才能体会到这种游园的快乐，而不贤之人即便是有了这么漂亮的花园也享受不到。”

孟子的回答是不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上一段讲义利之辨的时候，他的话是看似有理其实是在偷换概念，而这一段回答却是猛一听上去就觉得违反常识的，想想，像慈禧太后之类的人物无论从哪儿论起都和“贤者”挨不上边，不是照样在颐和园里折腾得挺舒坦吗？

孟子往下解释了，先来一招引经据典：“《诗经》上说：‘开始建造灵台，文王巧妙安排，群众齐心协力，工程进展飞快。文王本不着急，群众上赶而来。文王游览灵台，鹿儿多么可爱。鹿儿肥肥胖胖，鸟儿羽毛洁白。文王玩到灵沼，鱼儿跳出水来。’”

请大家原谅，我把优美的《诗经》翻译成数来宝了，不过呢，《诗经》里的很多篇章本来确实都属于民间小调，时间一久，原来的俗就变成雅了，说不定两千年以后，数来宝也会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高雅艺术呢。

五四时期以后，要讽刺一个守旧的人，时常用的话就是说这人“满口子曰诗云”，这个“诗云”就是孟子这时候所说的这个“诗云”。在那个时代里，《诗经》意义非凡，那些诗歌都是上流社会里最通行的交际语言，我们看那时候的东西，某某人说着说着就会来上一段“诗云”，那感觉有点像是《简•爱》中的法语，其潜台词是告诉对方：“别小看我哦，我很牛的哦，我可是一位有修养的高尚人士哦！”现在我们再要表达同样意思潜台词的时候，用的就是村上春树、杜拉斯和王家卫什么的了。

好了，孟子已经表示了自己比较牛，说话又是有依据的，然后接着解释说：“周文王动用民力来营建花园，人民群众却干得很爽，给台子取名叫灵台，给池塘取名叫灵沼，还觉得这园子里面有那么多的鹿啊鸟啊什么的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

梁惠王这时肯定在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可真够贱的！

孟子接着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文王做到了与民同乐，所以自己才能在园林里尽情享受啊。嘿嘿，引经据典只引一回不算本事，看我老孟再引一段！《汤誓》里说：‘你这个日头什么时候完蛋哪，我情愿跟你同归于尽啊！’看，像这样的统治者，人民群众都惦记着要跟他玩儿命了，他就算有再好的园林鸟兽，一个人能玩高兴了吗？”

孟子这里引述的《汤誓》是后来成为五经之一的《尚书》里的一篇。我在读先秦时代种种资料的时候，对那个时代的人产生过一种奇怪的羡慕之情。大家看完这本《孟子》就会发现，孟子很会引经据典，但翻来覆去所引征的不是《诗经》就是《尚书》——那个时候，书籍还是很少的，像孟子这样只要读熟两本书就能在国际社会里混了个头脸出来，甚至就能成圣人了！可我们现在单纯是想读一读他老人家这本《孟子》就需要有海量的书来作参考啊！

翻回头来，《汤誓》里被这么恶狠狠诅咒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他，就是夏代最著名的暴君夏桀，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和商纣王并列的头号坏典型。好了，孟子的又一个经典话语模式出现了：扯虎皮，做大旗，打着红旗反红旗。

为什么这么说呢？读完《孟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很会树典型的，我们知道有一句名言叫做“言必称尧舜”，这就是孟子的夫子自道。当他要提出自己思想主张的时候，通常都要拉来古代圣贤这面大旗，意思是：你们看，我这些话可不是拍脑门瞎说的，是从尧圣人和舜圣人那里推演出来的，是周文王的思想路线，难道尧圣人和舜圣人还会错吗？我们跟着尧、舜和周文王这些个圣贤天子难道还会错吗？

孟子想批评谁的时候，经常也祭出这面大旗：你的做法是不合于尧、舜和周文王之道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尧、舜和周文王属于正面典型，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单有正面典型是不够的。于是，反面角色扮演就落到桀、纣这二位身上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议论：一说圣贤之道，就言必称尧舜，一举坏典型，就言必称桀纣。尧、舜和周文王在孟子时代人们心中的地位就是绝对的权威，而桀、纣呢，就是超级大反派，所以，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招数由来已久，孟子早就玩儿过了。

于是，孟子对梁惠王的这段回答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翻译：“大王啊，圣人说过，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私家花园里没事偷着乐，您以为您是贫嘴张大民哪？怎么着，您还给我摆脸子？不服气是不是？叫板？跟我叫板可以，可您敢跟圣人他老人家叫板？……就是就是，别看您是大王，料您也不敢……大王啊，您可要小心了，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可有点儿往反动派那边靠了，您可要留神哦，别做咱们魏国最大的反动派！您要是做了反动派，全国人民都饶不了您，您还想在这花园里偷着乐？别做梦了，到那时候，您哭都没地方哭去！”

对孟子这种回答，梁惠王能怎么办？不满意吧，可又不好反对，因为一提反对意见就等于公然反对大圣人主义，就等于成了魏国最大的反动派！唉，这处境，怎一个愁字了得！

扯虎皮，做大旗，这是孟子的经典论辩技术，但说到这一段里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那还是相当精彩的。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这里已经露头了，但是，无论在战国时期还是在以后的专制时代里，构筑这样的与民同乐的乌托邦又怎么可能呢？至于对周文王营建灵台一事的引述，听上去是如此动人，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尧、舜的时代真的是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吗？

谁也不知道！

那么久远的历史，几乎是无据可考的，但现实社会是如此令人郁闷，那就不妨憧憬一下遥远的理想国吧。而且，如果理想国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是当真曾经在古史里面出现过，那不是就意味着那是我们曾经达到过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吗？既然曾经达到过，那我们现在努努力，再达到一次，这岂不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件事吗？

孟子的扯虎皮，做大旗，其意义恐怕正在这里。若有哪个不识趣的家伙非要孟子拿出这些理想国的扎扎实实的史料证据出来，那肯定是会无功而返的，并且，以实证的态度破坏许多世代里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那个永恒的美好梦想，这一定不会招人待见的。汉代大学者王充就曾经人单力孤地这样做过，但他还不是实证，只是揣测。

圣水、清水和脏水

我以为，全世界众多君主的无数名言当中，再没有哪一句能比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牛、更强、更有代表意义了。孟子的时代虽然已经接近了专制时代的开端，他的思想却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脉络中萌芽成长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还很幼稚，甚至是——我们在后面就会慢慢看到，是为一个光辉的目标设计了一条愚蠢的路线，但以他的时代来讲，确实是了不起的。到后来孔孟之道成了专制体制下正统学说的时候，人们却大多专注于孟子思想中有关心性的内容，而忽略了更有意义的民本精神——这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既然都“朕即国家”了，提什么民本思想岂不是大逆不道吗？而且，延续到后世的民本主张也和孟子的本意很不一样了，这一点后面再讲。

就这么，孟子的思想精华常常被忽视，被歪曲。对于古代很多需要熟读四书五经来应付科举考试的人来说，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认真读书了。

古人会歪读《孟子》，但至少还是读了，现代人歪批《孟子》，不少人却根本没读过。很多年来，一讲孔孟之道，好像就是腐朽没落什么什么，就是站在统治者一边跟老百姓过不去什么什么，现在看看，批错了不是？但现在好像又出来一种新歪——歪捧，矫枉过正，又把孔孟之道捧到老高，捧上天了，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现代社会有多大多大的作用和意义等，附和者居然还很多。其实就我自己的体会，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大圣人、小圣人，这么多什么浙学、洛学，听上去好像很高深莫测，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多数内容要是拿现在的眼光看看，其实都是很无聊的。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是在于了解历史，而不是拿出这些东西武装头脑、学以致用——就我们现代人来说，不了解他们的无聊和有聊，就不容易了解历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人们会这么做、那么做，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两条河流的影响，一条是历史的河流，一条是思想的河流，这两条河里有不少圣水，有不少清水，更有不少脏水。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什么水都得蹚蹚，但是，蹚了脏水不见得就有理由把脏水当成清水乃至圣水，不见得就非要喝一肚子。单就思想的河流而论，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还真是没出过什么非常闪光的思想，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还是二程、朱熹、王阳明，大多如此，即便星光一闪，可火苗没着起来便又熄了，把他们捧得太高实在没有必要。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由江西鹅湖写到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笔调激动，渲染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面，双方的学术讨论如何如何精彩纷呈。唉，怎么说呢，从历史来看，鹅湖之会确实意义非凡，可是，我们要是以现代人的知识和理性去听听这帮圣人在那里你来我往地争论着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所谓的学术问题，那真能把鼻子气歪了。倒是比较晚近的王夫之和顾炎武他们才真正有点儿意思。我的体会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的发展，大体是两头强，中间弱，就是说，真正精彩纷呈的一是先秦诸子他们，一是明末清初的几位大家，但是，真要说能光辉、切实、具体到“三权分立”和“看不见的手”那样的超级伟大到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从来还没有过。

这种“没有”恐怕也和漫长的专制传统有关，比如，还是说《孟子》这段内容，这里所表达的民本思想还仅仅是个苗头，实质性内容到后面还会陆续出现。但是，对于专制社会来讲，这哪怕一点点的苗头也是万分可恨的，于是，前面提到过的篡改教科书的主谋朱元璋和帮凶刘三吾不是已经把义利之辨那段给删掉了吗，现在我们谈的这与民同乐的一段也在被删之列。刘三吾的理由是：孟子本来说灵台什么什么的，也倒还过得去，可引用《汤誓》里那么一个恶毒的比喻，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也难怪刘三吾，我们读读明史就知道他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这么多年来，朱元璋一直都在接二连三地大搞白色恐怖事件呢，所以呢，对朱元璋恨之入骨、盼着能跟朱元璋同归于尽的人恐怕比当年盼着跟夏桀同归于尽的人更要多。

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是第三段会谈，梁惠王向孟子大吐苦水：“老孟啊，你给评评理，你说我冤不冤！我这么尽心尽力地治国，这不，河内地区受灾了，我就把受灾人口安顿到河东去，再把粮食调到灾区，河东受灾了呢，我也还是按这个办法去做。天地良心啊，你看看其他国家的政府工作，你要能找出个比我更用心的，那我就服你！可是，我好心怎么没好报啊？邻国的人口也不见少，我们魏国的人口也不见多，这，这，这，这没道理啊！”

这里得解释一下，梁惠王所谓的人口减少和增多，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那个时候，虽然各诸侯名义上还是周王朝的封国，实际上却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了，可以说，一个个都是独立主权国。可是，各国的人口却是可以在国际社会自由流动的，出国不用办护照，入境不用申请签证，就连暂住证都不用办。比如说，你是魏国人，生活比较困顿，正发愁呢，就在这时候，街坊家的二狗子从外国回来了，衣着光鲜，神气得很。二狗子一见你的落魄相，就跟你说：“嘿，恶大哥，老家政策不好呀，这两年又有天灾，日子不好混吧！”——插一句话，怎么你叫“恶”这么个难听的名字呢？因为那个时候起名字经常有些字用得古怪得很，确实是有人叫“恶”的，还是诸侯子弟呢。

你被二狗子问得很窘，无力地嘟囔了一声。二狗子拍着你的肩膀说：“不如咱们哥儿几个收拾收拾，带上一家老小，一起去齐国吧。齐国富着呢，首都临淄那个热闹啊，哪像咱们大梁土了吧唧的。那边收入高，临淄市长正搞面子工程呢，要盖超豪华的政府大楼和中央广场。我认识那边的一个包工头，咱们一起去齐国，到建筑工地打工去，嫂子还能去做做家政服务，反正，保准比留在老家日子好！”

二狗子的话让你怦然心动，马上收拾收拾，没多久就出发了。你虽然是魏国人，可你要走，也没人拦你，到了齐国呢，齐国人也会很欢迎你来，在齐国要是待得不满意了呢，还可以再一次打包走人，去燕国也行，去鲁国也行，随你的便。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也不是所有的日子都能这样，但这确实就是当时大体上的客观情况。人是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自由流动的，这就意味着：你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你也可以不必对所谓的祖国尽忠，你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你喜欢的国家，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喜欢的政府——当你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祖国的暴政下忍辱偷生、做牛做马呢，还是移民到外国去给自己找一份好些的生活？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的自由迁徙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而国君要想增强自己的国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用比邻国更好的政策和生活来吸引邻国的人口迁徙到自己的国家里来，成为自己国家的国民——在地广人稀的当时，人口可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啊。梁惠王现在就在操心着这点，他觉得自己很冤：为什么我为人民做了这么多，可还是没能把邻国的百姓吸引过来呢？

孟子来解答这个问题了。孟子说：“窦娥呀……哦，不对不对，口误。大王呀，这里面的道理呢，我给您打个比方——”

梁惠王点点头，“嗯，我听听你是怎么比方的。”

孟子说：“我说呀，您这就叫——‘老鸹站在猪身上，尽看见人家黑了。’”

梁惠王大怒，“老孟，你又跟我忽悠，你这叫什么比方啊？粗俗，粗俗不堪哪！你说说，等你以后成了圣人，学生们学习你老人家的语录，一口一个‘孟子曰’的，结果一念‘孟子曰：老鸹站在猪身上……’。呸，我都替你丢人！”

孟子曰：“大王，您别生气啊，我这可是话糙理不糙啊。马三立不是都还说过什么‘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吗？”

梁惠王怒气未消，“不行，话糙了也不行，你别忘了你可是大儒啊！”

孟子无奈道：“好吧，那我就换个比方好了。大王好战，我就用战场上的事来比方吧。小哥儿俩去打仗，打了败仗，怎么办？”

梁惠王说：“还能怎么办，太好办了，为了国家荣誉，为了武士尊严，一个字：冲！”

孟子摇头，“回答错误，减去一枚商标！”

梁惠王急问：“那你说怎么办？”

孟子说：“还能怎么办，太好办了，为了生命安全，为了老婆孩子，一个字：跑！”

梁惠王没好气地说：“这哥儿俩肯定不是我们魏国人，哼，一准儿是齐国人！”

孟子接着说：“管他哪国人呢，反正就是一个‘跑’字！哥哥才跑了五十多步就累了，刚要喘口气，看见弟弟在前边正回头看自己呢。哥哥乐了，对弟弟喊着：‘兄弟哎，你可真够没出息的，打仗没见你出力，逃跑的本事倒真不小啊，我这才跑出去五十步的工夫，你小子都跑出一百多步了啊！’大王，您来评评理，哥哥这么笑话弟弟，在不在理呀？”

梁惠王一晃脑袋，“当然不在理啊，他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

孟子气呼呼道：“咱们这时候还没有‘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呢，得等我这番话被记在书里之后才有！”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五十步笑百步”就是从这儿来的。至于那句“老鸹站在猪身上”呢，其实意思都差不多，如果梁惠王不是好战，而是喜欢养猪，那孟子可能真就要用老鸹和猪来打比方了。

呵呵，这倒让我想起一件趣事，有一次我辅导小外甥学英语，教他fox（狐狸）这个词的时候就顺口教了一句和狐狸有关的谚语：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fox（剥狐狸皮的办法不止一种）。外甥还小，这么复杂的句子不容易明白，结果我爸在旁边听见，说了一句中国谚语来作通俗解释，博得全场哗然。他说的是：“杀猪宰屁股，各有各的门道。”看来无论雅俗，也无论古今中外，对很多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不约而同的事情是时时有之的。

别把失职说成自然灾害

孟子接着就要说到具体细节了。大家要注意，往后看，儒家（当然也有其他家，但主要是儒家）不少人都流于大而无当，这“大而无当”四个字实在流毒极其深远，比如，一说什么安邦定国之道就是“亲贤臣，远小人”之类的，如果单是这两句，基本等于废话——谁不知道应该“亲贤臣，远小人”啊，问题是：怎么亲，怎么远；怎么分辨谁是贤臣，谁是小人；设计什么制度能让贤臣容易被亲，让小人容易被远……一定是要有细节、有具体内容才行。现在，孟子提出了“五十步笑百步”这个观念性的比喻之后，开始进入细节了，虽然他的这个细节还不够细。

孟子继续解释说：“大王要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魏国的人口长不上去了。还是我来给您出一招吧，其实很简单的：别耽误农时，粮食就有富余了；渔网的网眼别太小了，鱼虾也就年年都够吃了；上山砍树依照节令的规律，木材资源也就不会紧张了；您要能做到这些的话，人民群众活着能活得舒坦，死了也办得起葬礼，大家都觉得小日子不错，哎，这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要是每家的宅子都能种上桑树，那五十岁的人也就都能有绸缎衣服穿了；要是家禽和家畜在饲养的时候能多注意一下繁殖的时机，那七十岁的老人就都能有肉吃了。给每户人家都安排百亩耕地，别耽误他们的农时，那小家小户的也就都不会挨饿了；抓抓教育工作，多宣传点儿孝悌之道，那上点儿岁数的人也就都有晚辈照顾了。要是能把我说的这几条全做到了，一统天下还不是小菜一碟！

“可是，您看看您魏国现在什么情况，猪狗吃着人的粮食也没人管管，路上常有饿死的人可也没人开仓救济。最可气的是，某些该负责的人看见饿死人了还推卸责任，说什么‘这不是我对国家治理得不好，这是自然灾害！’——这叫什么逻辑！如果你杀了人，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刀子杀的’，那能讲得通吗？大王啊，您要是治理国家敢于承担责任，实事求是，别把挨饿死人的事推到自然灾害身上，您要是做得到的话，天下的百姓自然会大批大批地投奔到您这里来的！”

从孟子想到现实，想到我们身边充斥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一看到孟子上边说的那段渔网网眼什么的话，我就知道又得有些环保主义者该拿它说事了：“瞧瞧咱们古人，几千年前就知道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了，而且这么早以前就有这么好的解决办法了，天人合一之道啊（我插一句，他们这是把‘天人合一’的意思彻底给理解错了，不少人都犯这个错误）！再看看我们现在，不重视环境，竭泽而渔，滥砍滥伐，搞得沙尘暴也起来了，洪水也泛滥了，我们真得学学古人了！”

这几年来，报刊杂志上，电视节目上，这种论调真是太多了，又有一些成为新兴旅游热点的南方古镇，里面从古到今自发的水土资源保护更成了被赞叹的典范。

这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不大在于人们“明白”与否，明白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的，明白了也不一定就能做到，就算所有人都明白了也不一定就能做到，事情的难度是在于如何设计出合理的制度出来，而中国古往今来虽然产生了大量的思想和思想家，可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制度方面的思想。

就先拿孟子提出的这个桑树种植和渔网网眼这两件事说说吧。桑树的问题相对好解决得多，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并没有一片单独的园子来种植桑树，桑树是种在自家院墙的墙根儿的，为什么这样呢？是为了不让桑树和庄稼争地。那么，既然是自家墙根儿的事，孟子又没提到税收的问题，我们就当这个东西是产权明晰的吧，不大会产生什么麻烦。可渔网网眼就不同了，就复杂多了。

我们先来假定一下，一片不大的水域有一百户渔民，每户渔民都把自家的渔网网眼按照孟子的说法搞到一样大小。如果谁都不去破坏这个规则的话，那么，孟子希望达到的那个目的：鱼虾年年都够吃，是可以实现的。好，有一年，问题出现了。张三偷偷把自家的渔网网眼弄小了，神不知鬼不觉，自家的收成比别人家多多了，日子比别人家过得富裕了。这一来，问题可就大了，大家一看张三违规操作，获利甚丰，有些人心眼就跟着动了，起而效仿，也把自家渔网的网眼弄小了，这就等于君子国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小人，一下子触发了多米诺效应，这个时候，违规的人获利，守规矩的人吃亏，除了圣人，有谁还能继续遵守原来的规矩呢？谁都知道这样下去用不了两年这片水域里就再也打不着鱼了，可问题是，如果你还遵守规矩，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一样会把鱼打到绝种，所以，人们的心态就变成了：反正这片水里的鱼也很快就绝种了，在绝种之前能多打点儿就多打点儿吧。

每个人都明白这样做最终会导致谁也吃不着鱼的后果，可还是得继续竭泽而渔。

有人会说了，当张三的问题暴露的时候，要有人管理，有人制裁啊！

那，谁来管理，怎么管理？谁来制裁，怎么制裁？如何保证管理和制裁的公正性，监管成本会有多高，等等，这里面问题可就多了，孟子不能单单提出一个限制渔网网眼就算完了，要有制度化的可行性方案才行啊。

当然，我们不能拿现代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去要求孟子，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单单把道理摆清楚就够了，也不是指出具体目标就够了，而是要拿出非常非常具体的，乃至具体到琐碎的实施方案才行。所以，我们再看孟子这段话，说得对不对？太对了！但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呀。

从这一段里我们就能感觉到了，说到底，孟子是思想家，而不是改革家，他为什么在各诸侯国那里屡屡碰壁呢？因为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思想家，而是改革家。战国诸侯变法的热情是非常高的，甚至比对发展军事科技的热情还高。这个动荡的年代呀，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农业是第一生产力——其实不是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第一生产力，虽然大家也都在改良工具，改良武器装备。那么，什么才是第一生产力呢？

制度。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诸侯们争相变法，一个新兴的、高效的、良性的社会制度改革方案是一个奇迹般的有机体，会以自身的惯性带动整个社会向上发展，只要把社会纳入到这个轨道中来，制度自身的力量就会自行运转，就会带动着社会上的所有人跟着运转。身在市场经济当中的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理解制度的这种作用：当市场机制运行起来的时候，虽然没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人们也会自觉地努力去创造财富，而这个社会体制如果不是良性运转的，如果是打压人们生产创造的积极性，打压人们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那无论工业、农业也好，科学技术也好，哪有可能成为什么第一生产力呢？

我们如果看看和孟子同时期的商鞅的改革主张，就会更有心得了。虽然，儒家学说占到统治地位之后，商鞅在历朝历代常常被骂得狗血喷头，可是，商鞅的主张才是真正细化到能够落到实处的，比如，细化到对耕牛饲养者的一整套奖罚办法，对农具的租借使用管理办法，对军功奖励的一长串爵位等级制度，等等，不厌其烦。在体制改良之后，社会就自然进入加速度的运转了。大家平心而论，如果你是梁惠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你是想用商鞅还是想用孟子？

孟子在这一节里又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就是“王道”，这个概念是和“霸道”相对的。“王道”是先王的仁政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之道，“霸道”则是“春秋五霸”之道。孟子的主张听上去很美，如果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倒可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孟子会在以后的大一统时代里成为亚圣——但在战国时期，人家都忙着搞军备竞赛呢，你却大行仁政，仁政的结果可能会像孟子上面说的那样使别国的百姓全投奔过来，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必靠武力征服，单靠和平演变就统一天下了。然而问题是，仁政的王道即便可行的话，也是个漫长的过程，就如同要培养一个贵族，孟子给出的办法是最好的，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可你马上就要出席一个贵族沙龙，所以只能找来几本时尚杂志速成一下。

孟子主张的王道确实需要太长时间了，教化之功，春风化雨，在一个急功近利、瞬息生死的社会里是派不上用场的。但是，孟子不是最反对急功近利吗？急功近利不是不好的吗？没错，急功近利确实是不好的，但是，当一群老虎在你十米之外磨牙的时候，你难道还要摸出一本武功秘籍，从头开始练习降龙十八掌的基本功吗？

两千年前的人祸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这一次的对话，梁惠王表现出来非常诚恳的态度。

梁惠王说：“孟老师，寡人这回恭恭敬敬地听您老人家的指教！”

有人看到这儿会挑理，会说：“梁惠王要真是诚恳的态度，应该自称‘学生’才对啊，可他还是称孤道寡地摆臭架子！”

其实，“寡人”这个词本是一种谦称，意思是“寡德之人”，也就是“德行不够的人”，只是被用得时间长了，原来的意思就没人记得了，味道就变了。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和尚能不能吃肉，华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中庸之道是不是和稀泥做老好人……追溯一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根本不是现代很多人习以为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时候的孟子是不较这个真的，他也不说什么客套话，直接就进入正题了。

孟子说：“大王，我考您个脑筋急转弯。”

梁惠王一愣，“啊？！”

孟子接着说：“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不同没有？”

如果放到现在，梁惠王肯定要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也肯定净往歪了斜了去想，可那时候的人还比较实诚，梁惠王的脑筋不会急转弯，傻乎乎地回答说：“没什么不同吧！”

孟子并不马上公布答案，接着问：“那，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没有？”

噢，梁惠王回过味儿来了：好你个老孟，挖个坑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可真够奸的！可是，话都逼到这份儿上了，想回答“不同”吧，分明和自己上面的回答自相矛盾，唉，没办法，只好咬着后槽牙答道：“没有不同。”

“嘿嘿，”孟子奸笑一声，正文来了，“现在咱们看看，您是何等锦衣玉食，可是您治下的百姓们呢，有多少人面黄肌瘦，有多少人暴尸野外，您这分明就是带着野兽去吃人啊，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人民的父母官呢！我的祖师爷孔子说过：‘发明出用人偶来给死人陪葬的家伙，我诅咒他！’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人偶是仿照人的样子来做的。您想想，连这种行为孔子都会深恶痛绝，他老人家若是在世，对您这种作风又怎么忍受得了呢！”

孟子这段话很是精彩，还出了两个成语，一个是“率兽食人”，一个是孔子说的“始作俑者”。小时候我们写作文，觉得作文当中用几个成语才显得很牛，显得很有气势，可孟子那时候没什么成语，他和其他很多前辈正在为我们创造成语。孟子这段话虽然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属于没用成语，但我们读着也要一挑大指，赞一个“强”字！

的确，古希腊发展成专门学问的雄辩术也莫过于此了，有理有据，有气势有技巧，设套子下绊子，宜将剩勇追穷寇，稳、准、狠，这是《孟子》当中极其经典的一节。

很多人对儒家的印象都是“千载腐儒骑瘦马”，都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看到女人的白胳膊就马上想到性交”，落魄了就成了孔乙己。可是各位看看人家孟子，英气逼人啊！

儒家先贤们很不简单，胸怀、见地都令人钦佩，像孔孟他们才称得上真正的儒者，而大一统专制体制下的太多太多人都只能算是被阉割的儒者。比如，我方才说孟子“英气逼人”，其实，早就有人用“英气”这个词来形容孟子了，宋代大儒程颐就说“孟子有些英气”，但程颐对“英气”的态度却是另一样的——他接着说：“英气很害事。”他推崇的是颜渊那样“温良恭俭让”的儒者，很有些看不惯孟子。我觉得，程颐的背上就背了一个大一统专制传统的大包袱。

我的感觉是，儒家先贤贵在立论，疏于方略，从立论来看，大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从这层意义上说，商鞅等人能够成就事功，却很招人恨，孟子等人成就不了事功，却让人爱，让人敬仰。

从“率兽食人”来说儒家先贤的胸怀和见地，我很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个人进来，为他鸣鸣不平。作为先秦诸子之一，作为一名儒者，这个人生前和孔孟一样没什么好日子过，可死后却依旧没能享福。在我们如此漫长的历史上，人们一谈儒家就是“孔孟之道”，只提孔子和孟子，没这位爷什么事，这实在很不公平，因为这位爷的思想水准绝对不在孔孟以下。比如，这个人研究当时社会上的人妖问题，就很有力度。大家别以为只有现在的泰国才有人妖，我们可以从此人的著作中充满民族自豪感地得出结论：“早于泰国人妖多少多少年前，我们中国就有人妖啦！这一发现，把世界人妖出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多少多少年，驳斥了西方学者们一直认为的人妖在某某年率先出现在泰国的论调！”

这位牛人是河北人，叫做孙卿。

孙卿这个名字，肯定不少人都会觉得很陌生。有人一定会问：“先秦诸子里有名有姓排得上名、挂得上号就那么有数的一点儿人，这孙卿是哪棵葱啊？”

其实，这人既不姓孙，也不叫卿。“卿”是时人对他的尊称，他本来的名字叫“况”；而“孙”呢，他本姓荀，到了汉朝，汉宣帝叫刘询，为了避讳，就把“荀卿”改成“孙卿”了。所以呢，这个人其实就是荀子，我们初中的时候语文课里都学过他的。

话说荀子在城里住着，正用一副深沉的样子在思考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出了大事了！

出了天大的事了！

确实是天大的事，因为是从天上掉下星星来了——也许是彗星显现，也许是陨石坠地。城里可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啦——妖孽下凡啦——大家赶快逃命吧——”

荀子看了看，很是不屑，“哼”了一声，“不过是罕见的自然现象罢了，大家怕什么，不要迷信，要相信科学！”

话音才落，旁边有人站出来，“嘛（什么）迷信？嘛（什么）迷信？迷信科淆（学）也是迷信！科淆（学）能解释一切吗？现在星星掉下来了，你倒是给个科淆（学）解释呀！别穷白话了，你这人可够哏的！”

荀子说：“我解释不了，可也许以后科学发展了就能有解释了。我觉得这只不过是自然现象。”

又有人站出来了，“什么自然现象！这是天上的妖孽，是超自然现象！懂不懂啊就乱说，你以为你是司马南哪！”

这话可把荀子惹火了，荀子吼道：“我的确不是司马南，可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哼，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我要是报出名号来能吓死你们，某家就是荀子，呵呵，告诉你们吧，我荀子曰：天上的妖孽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

没人答理他，全散了。

过了些日子，又出事了。

还是天大的事。

太阳被天狗吃了！

城里又开了锅了，“可了不得啦——妖孽下凡啦——大家赶快逃命吧——”

荀子还没吸取上次的教训，又出来说话了：“大家别怕，这不是天上的妖孽，这是自然现象，我们要相信科——”

“学”字没说出来，就被一堆臭鸡蛋给打回去了！

荀子擦了把脸，还没放弃，“你们也不看看，天狗在哪儿呢？再说了，太阳那么烫，天狗怎么吞得下去呀？”

有人不屑地答了一句：“天狗有特异功能，它是在用意念吃太阳。”

又有人说了：“天狗是外星人，身体是透明的！”

荀子语噎，半晌才说：“《X档案》看多了吧？”

大家开始起哄：“别在这儿胡言乱语啦，回家待着去吧！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司马南哪?”

荀子火又上来了，“别拿土豆不当淀粉！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虽然不是司马南，可我，我是何祚庥——我都被你们气糊涂了，我也不是何祚庥，我是荀子！哼，告诉你们吧，我荀子曰：天上的妖孽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

正在这个时候，旁边也不知是谁敲起瓦盆来了，荀子情不自禁地按着敲瓦盆的节奏拉开了长音：

“小——小——天狗，有——啥——可怕！

“壮——起——人胆，把——它——打翻！

“人——怕——天狗，这——是——谣言——”

还是没人理他，大家又都散了。荀子隐约听见散去的人中有两位在轻声议论着：

“大哥，这怪人是谁啊？”

“应该是庄子吧，不是有一出‘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吗？”

“可从他唱的那段儿歌看来，我怎么觉得他是专跟好猫咪咪作对的那些个老鼠中的一个？”

荀子悲哀地瘫倒在地，他被人当做司马南，又口误说成何祚庥，又被当做了道家的庄子，最后还被人认成是动画片里的老鼠了，看来“荀子”这个名头在后世不会被叫得很响了。

所以，荀子的名头一直不响，后世尊孔尊孟，就是不尊荀。

那么，荀子两次要说又没说完的话到底是什么呢？他告诉大家“天上的妖孽并不可怕”，又警告说“最可怕的是——”两次都没把话说完，那“最可怕的”到底是什么呢？

咱们先说说“天上的妖孽并不可怕”，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儒家思想，也是后来被歪曲得很厉害的思想。

儒家是不信鬼神的。孔子、孟子、荀子，这先秦儒家三巨头全是不信鬼神的，只是孔子讲得比较温和，比较含蓄，似乎是要“敬鬼神而远之”，其实真心话是在那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大概他是觉得，尽管这东西不大可信，可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当成真有这么回事好了。可荀子性子直，有什么说什么，所以荀子在后世都不见容于正统。

深究起来，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本来没有一家是讲鬼神的（佛家的鬼神观和大众认识中的鬼神观根本不是一回事），可是，社会的发展总是顺着人性在走，所以，这三家思想发展来发展去，没发展多久，就全被鬼神充满了。我发现，无论古今中外，任何在大众当中被广泛传播的思想，只要长时间地发展下去，最后的样子都会变得差不多——都会形成两点共性，一个是神灵保佑，一个是偶像崇拜。哪怕某种思想最初甚至是明确反对神灵保佑和偶像崇拜的，最后一样也会落到这个套路中去。精英思想总是要接受大众的庸俗世界观改造的，总是要迎合基本人性的——这一点，还是等我们进入孟子人性观内容的时候再展开来谈吧。

那么，我们现在来让荀子把他刚才一直想说又一直没说完的话给说完。荀子要说的是：“天上的妖孽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妖！”

这可不是我的发挥，谁要不信就去找一本《荀子》的原文来看看。但是，荀子这里说的“人妖”和泰国人妖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意思呢，是和“天灾”相对的“人祸”。荀子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三种人妖，第一种就是农时遭到破坏，人民群众饿肚子，路上常看见死人，荀子用了一个词叫“政险失民”，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孟子的“率兽食人”。虽然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们对天灾的侵害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但是我们的儒家先贤们还是认识到了，天灾虽然可怕，但人祸之害远远大于天灾。

他们，也包括孔子，虽然在有些观点上冲突很大，但都能深切体会到草民的艰辛，指出：什么最可怕？人祸最可怕！

是的，天灾不算最可怕，人祸才是最可怕！

那么，问题到这里可不算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祸是谁造成的？

荀子说，谁“政险失民”就是谁造成的。

孟子说，谁“率兽食人”就是谁造成的。

那么，问题还不算完，再接下来就有了第三个问题：人祸能不能解决？

答案一致是：能！

好了，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问题了：怎么解决？

答案一致是：仁政，王道，礼制。

——这四个问题和问题的答案就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逻辑的概要。儒家思想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内圣”，二是“外王”，也就是说，一个是个人修养，一个是政治主张。这四个问题和问题的答案，就是对“外王”的概括。

有人一定会好奇：孔孟之道很牛，很牛啊，看上去好像都有点接近“天赋人权”的观念了啊！那么，照这个思路去做，管不管用呢？

这个问题只能假设，虽然历史无法假设。

有人又会问了：孔孟之道后来不是正统了好长时间吗？是官方的政治哲学，那怎么能说“只能假设”呢？

我的回答是：“官方的孔孟和原本的孔孟已经不一样了。官方的孔子，官方的孟子，虽然在大殿里站得高高的受人香火，可是，早都没有小鸡鸡了。”（谁要是不信，就等有机会凑近了塑像仔细看看，肯定没有！）

所以呢，如果照他们的思路去做，管不管用？这个问题我们只好猜测，只好假设。

我想，如果我是公司老板——要先声明一下，我得既是唯一股东又是总经理，总之，朕即国家，错了错了，是“朕即公司”，不能拿有董事会的股份公司来比喻——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公司老板，招聘了很多员工，如果让我选择管理思路的话，我会偷偷用韩非子的主意；如果我要招高管的话，我会高薪去聘商鞅，商鞅的量化指标考核和责任人制度在现在看来都是很实用的管理思想；孔子和孟子我也要高薪聘来，让他们做什么呢，反正绝对不能让他们搞管理，最好是让这两位大圣人去做公司的形象大使，肯定能和周杰伦、SHE（女子组合）这些小偶像有一拼！广大基层员工要什么人呢？很简单，要那些被割掉小鸡鸡的儒生。为什么？两个字——好使！

不对，“好使”这两个字不大精确，应该再加上一个字，意思和味道就更能出来些了——好使唤。

在这一节的最后作一个题外话的小说明。我曾在一本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专著里读到过对《荀子》“人妖”的引述，但这书引错了。《荀子》里确实提到过有些男人打扮得女里女气的（从上下文看，我倒觉得这些人不过是好打扮一些，比较前卫罢了），但是，荀子虽然对这些男人不大看得惯，可他却也没有说这些人就是人妖，他用的“人妖”这个词是在另外一章里的，是讲人祸的可怕。人祸，这才是荀子担心的“人妖”。

孟大侠天下无敌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这一节里，孟子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这个观念，爱看武打片的读者肯定都熟悉得不得了。什么观念呢？往下看。

到这时候，梁惠王大概是和孟子混熟了，终于掏心窝子了。梁惠王说：“老孟哎，你有所不知，我这些年过的呀，唉，别提了，真是糗事一箩筐！”

孟子心里偷着乐：“老小子，你要没点儿糗事，能高薪请我吗！”

梁惠王接着说：“按说我们魏国本来也是个强国，属于第一世界国家，可到了我手里，东边被齐国打败了，我大儿子也死在齐国人手里了，西边又被秦国人夺了七百里的地盘啊！这还没完，南边的楚国也欺负咱，实在是气死我了！他们凭什么啊，就因为我是河南人吗？哼，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我要让他们知道，梁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哼，我要报仇雪恨！丢了的那些地盘，我刁德一是一定要回去的！老孟，给我支支招儿，想想辙！”

孟子嘿嘿一笑，“容易！”

梁惠王一喜，“真的容易？”

孟子说：“容易，太容易了，您就这么点儿愿望啊，好办得很！”

梁惠王两眼放光，凑近了说：“快给我忽悠忽悠！”

“嗯？”

“咳，老孟啊，我都被你忽悠惯了。别计较我的口误了，快给我说说！”

孟子又是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个东西来。梁惠王一看，没见过，不认识。

孟子拿着那个奇怪的东西，手腕轻轻一抖，说开了：“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梁惠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傻看着孟子。

孟子继续：“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鲜盐髓玉不咬酱，膘一膘——”

“嘿嘿嘿，你先停停，”梁惠王一拨拉孟子，“你说的这是哪国话啊？”

孟子应道：“您忘了，我是山东人哪，这是我的老家话！”

梁惠王气道：“我听不懂。你说我能听懂的，说河南话！”

“哎，”孟子应了一声，接着一晃手里那个怪东西，“鲜盐……现眼……咸盐……大王您饶了我吧，河南话我不会说啊！”

梁惠王没好气道：“那就说普通话好了。”

“好，说普通话，”孟子接着说开了，“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武二郎……”

“等等，等等，怎么武松都出来了？”

“噢，对了，这时候还没武松呢，讲串了，重来——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超级圣人周文王！”

梁惠王：“我倒！怎么又是周文王啊，又是这一套，也没点儿新鲜的！”

孟子越说越带劲：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超级圣人周文王！

这一天，周文王到了景阳冈，突然口水往下淌。

是什么酒味儿这么香，看一看，原来是‘三碗不过冈’。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我竹板儿打得快，我竹板儿打得响，

我来把武松打虎的经过讲一讲——

不对啊，我怎么又说上武松了，咳，我一打竹板儿就往武松那儿拐了。”

梁惠王一晃脑袋，“你还是正常说话吧，别来这山东快书了！”

孟子把竹板儿一放，“我本来是想搞搞多媒体教学的，这样我讲的道理您可能更容易学。算了，还是恢复常规教学好了，做人不能太前卫。对了，您方才也说了，魏国本是个第一世界强国，可是您要知道，别说您魏国这么好的底子，就算是个只有方圆百里的小国，照样可以取得天下！”

孟子这话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夸张，很无稽？其实，百里小国取天下的说法以后在《孟子》这本书里我们还会经常看到，这可是孟子的老生常谈，在他的思想体系当中重要得很（其实远不止他一个人爱拿这个例子说事）。那么，真有人百里小国取过天下吗？当然有，要是没有这么个扎实的论据握在手里，孟子的话可就分量轻多了。

那，这位百里取天下的高人是谁呢？

就是孟子翻来覆去讲了一辈子的周文王，商汤王也是。关于这一点，后面孟子还有详述，我们也留到后面再说。现在，孟子讲了，百里都可以取天下，逻辑就是，魏国可远远不止百里啊，所以呢，人家百里都能取天下，我们魏国多少倍于百里，只要照着人家当年的路子去走，取天下不是更容易吗！

那，当年人家走的是什么路子呢？

老生常谈又来了：仁政。

孟子说：“您得对人民群众施行仁政，刑法要少些，税率要低些，种田的让他们好好种田，年轻人让他们好好学学孝悌之道，这样呢，人们在家会孝顺父母，会尊敬兄长，在社会上呢会好好追随上级领导，如果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些了，那么，就算只让大家拿着木头棍子也足以打败秦国和楚国那些职业军人了。”

孟子又描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前景，他又接着解释，为什么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前景其实是可能的：“秦国和楚国他们看上去很强大，但是，他们征兵很重，这就妨害了农时。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了，大家都饥寒交迫、妻离子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个时候，您的仁义之师只要一去，‘起来，受苦受难的奴隶，起来，饥寒交迫的人’，人心全会归向您的，谁能挡得住呢？所以说‘仁者无敌’，就是这个道理啊！”

——“仁者无敌”出现了！

早期的香港武打片里经常有人说这个“仁者无敌”，我最早以为是“忍者无敌”，以为是在夸日本忍者，是说忍者是最厉害的高手，后来才知道是“仁者无敌”。可是，那些武打片里虽然总是说这个“仁者无敌”，可一点儿也看不出有什么仁政与和平的味道——如果真的都是“仁”了，那也就不是武打片了。

这些早期武打片虽然都很烂，但是启发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仁者无敌”这四个字只能说说，只能当做招牌，真正管用的还得是打。

靠仁政以百里取天下的事情即便真的有过，但是，时代早就变了，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孟子这次重申他的仁政主张，还像以前一样属于纲领性的内容，还是缺少细化的步骤和量化的指标。看来这就是思想家和改革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孟子专案组的组长刘三吾评论过孟子“就算只让大家拿着木头棍子也足以打败秦国和楚国那些职业军人了”这句话，认为是“迂且远”，他在这点上说得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如果因此而抑孟子、捧商鞅，就应该先想一想我们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当我们看到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时候，在赞叹它的时候，想没想过：如果我们不是旁观者，不是秦王，而是生活在秦国的一介卑微草民呢？

很多事情都是看似简单，但越想就越觉得复杂，越难下个结论。这个问题，后面慢慢再谈吧。

梁惠王虽然尊敬孟子，却始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孟子也没辙，收拾了竹板儿往外走。梁惠王听着远去的竹板儿声，还夹杂着孟老夫子的山东话，越去越远：“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我打竹板儿，笑哈哈，大王他是个榆木脑袋瓜……”

梁惠王其实也不容易呀，这时候，他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一大堆糗事大概又搞得他心里很窝火，终于，他有点儿顶不住了。

梁惠王虚弱地靠在床上，这个时候，儿子来了。这个儿子，就是未来的梁襄王。梁襄王心疼地看着虚弱的父亲，关心地说：“老爸，您得多注意健康。”

梁惠王哼了一声，“废话！”

未来的梁襄王说：“现在医生说了，单是生理健康不是健康，还得心理也健康。我看您老人家总是心事重重的，应该排解一下才好。”

“怎么排解？”

“老爸，我特意为您从鲁国请来一个文工团，鲁国不是在山东吗，所以文工团里边有个特别会说山东快书的，我让他给您说一段——”

梁惠王一听这话，立时两眼圆睁，指着不肖子吼道：“臭小子，别跟我提什么山东快书，再提我跟你急！……”

话音才落，梁惠王“咕咚”向后一仰，死了。

舞台帷幕落下，梁惠王庄严谢幕了。下面出场的就是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了。

孟子要搞和平演变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新角色梁襄王出场了，但他在《孟子》这部戏里只是个小配角，一共就出场了这么一回。他的出现，其意义有点儿像幕间休息的时候出来插科打诨的丑角，惹得孟老夫子说出了一句千古流传的挤对人的名言：“望之不似人君。”

而且，这个小插曲里，孟子的叙述方式也变了。如果我们认定孟子本人就是这一段文字的实际作者，那么，可以说他老人家还很有些文学情趣，还懂得追求叙述形式上的创新。从这层意义来说，我们即便不能把孟老先生推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至少也能自豪地宣称他开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先河。

孟子的这个形式创新意义还不止于此，上面还只是说了文学上的意义，而从哲学意义来看，孟子突然视角转换的这种写法无疑就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所谓的“去中心”和“多元化”。天哪！实在是太厉害了！

书中转换视角，开始倒叙手法。孟子去见了新上任的梁襄王，见完了，出来了，对人说：“这小子，一点儿没有领导人的样。浑不吝的，整个一个愣头青！”

孟子接着回忆方才见面的经过，接着说：“他冷不丁地就问我一句：‘天下怎么平定呢？’”

孟子这一转换叙述方式，我复述起来可就辛苦了，我得说：“孟子说：‘梁襄王说……’我回答说：‘……’”不但大家看着糊涂，我自己写着都糊涂，连引号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好了，咱们别跟着孟子一块儿搞前卫，还是转换为咱们一贯的叙述方式吧——

梁襄王冷不丁问了句：“天下怎么平定呢？”

孟子不慌不忙，运起大力金刚指的功夫，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一”字，对梁襄王道：“定于一。”

孟子这话，又开了一个先河，这回开的是禅宗打机锋的先河。

梁襄王盯着孟子写的那个“一”字，琢磨了好半晌，突然一拍脑门，激动道：“我悟到了！我悟到了！我悟到了先生这书法里蕴涵的剑术至理！原来，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杀’，就是‘和平’！”

孟子不由得暗挑大拇指，“行，这小子比陈道明强，这么快就悟到了梁朝伟的书法真义！”

梁襄王接着说道：“和平就是要统一天下！”

“嗯？”

“和平就是要统一天下！统一天下就是要征服六国！征服六国就是要以暴制暴，对他们进行军事入侵！老孟啊，我悟到你的意思了！”

孟子的鼻子差点儿给气歪了，气道：“你悟出来的未免也太多了点儿吧？”

梁襄王疑道：“难道我悟到的不对吗？《英雄》里不就是这么讲的吗？”

孟子更气，“好小子，我还夸你聪明呢，原来是作弊！”

孟子摇了摇头，说道：“如果因为国际社会经常有纠纷，经常有战争，就以为把他们都灭了，建立一个大一统王朝了就和平了，所以就可以为了这个和平的理想去理直气壮地侵略其他国家了吗？照你这个逻辑，希特勒只是失败的秦始皇了？希特勒的出发点还是正义的了？日本侵华也没错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该属于英明决策了？照这么看，我们现在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雄心壮志最后没能实现而已？如果实现了，我们还应该歌颂他们的统一大业了？世界各地这里打仗，那里纠纷，那是不是应该有谁出面把全地球都统一了才好啊？”

梁襄王一怔，随即又争辩道：“我们七国原本都是一家，所以统一不算侵略。”

孟子说：“原本？从什么时候原本？你往前倒，倒到什么时间算？你说个准确年代，以那个年代的什么政权的疆域为基准你来统一？又为什么以这个政权的这个时代的疆域为你的基准？大一统时代也没这个道理啊，你想想，这都是私天下的王朝，好比张三有一百块银元，你把张三杀了，把银元抢了，可杀他抢他的过程中掉了五个银元，被旁边的人趁机捡走了，你能说因为张三当时拥有一百块银元，而你杀了张三，抢了张三，所以你要以张三当初的一百块银元为依据来讨回那五个银元？你倒给我说说看。”

梁襄王摇了摇头，“这个问题真是越想越复杂。不想了，我不管，反正——”

孟子马上打断他的话头，“反正，无论是以统一的名义、和平的名义，还是别的什么名义，我们都绝对不要搞军事侵略。”

梁襄王闷头喝了口酒，应声着：“嗯，不搞军事侵略。”

孟子点点头，接着道：“我们得搞和平演变。”

“噗——”梁襄王这口酒全喷出来了。

大家别不当真，其实，“和平演变”确实就是孟子的一个中心思想。梁襄王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一统天下，孟子的回答是：“不喜欢杀人的人就能一统天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想要搞侵略，搞征服，搞统一，不能用军事入侵的暴力手段，那是行不通的，也是对人民群众伤害太大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和平演变。

孟子说：“现在国际上的这些头头脑脑全是杀人狂，如果有谁不杀人，就能赢得民心，如果有谁能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了，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比别的国家都高出好多了，那么，世界人民都会热切期待着啊，一统天下还不容易吗？”

孟子在这里用了个漂亮词，叫“引领而望”，就是说，你梁襄王要是能做到上面这些，让魏国成为富裕的福利社会了，而世界各地的人早就不满意自己国家的苛政、暴政，这时候就更是都巴望着能成为你魏国的公民呢，哪怕偷渡都愿意。这样一来，天下人心都会归向你，要一统天下还不容易吗？哪里还用搞什么军事入侵！

要是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了这话，肯定都得骂上一句：“这个老孟头儿，用心何其歹毒！”

我一直有种体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思想是可以被检验对错的，比如柏拉图最著名的“理型”说，他的理论构架非常完整，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后来人们知道了，那是彻头彻尾错误的——但从历史意义上说，即便话全说错了，他依然是大师，依然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了解；还有一些思想是就连笨蛋都能一眼看出不对，可就连最聪明的人也说不出为什么不对，比如古希腊芝诺那些人的那些著名命题，诸如刘翔追不上乌龟什么的；还有一些思想是不断在局部被推翻的——在同一个领域里的一条条新理论好像是给同一件衣服在不断地打补丁——所有自然科学理论几乎都是这样，这被波普尔认为是科学的特质，是区别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志；还有一些思想总是不够清晰的，黏糊糊地黏在你的身上一些，使你无法成为一个绝对的旁观者，即便这个思想已经非常久远了，但你依然对它不好判断——甚至不好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判断，所以呢，有些东西还是不要急于去判断好了，我们不妨存疑，存疑，再存疑，直到终于有一天——如果我们等得到的话——我们会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有着更广阔视野的看台上，尤其是，最好还能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呵呵，有时我觉得对孟子的感觉就是这样，别以为隔了两千多年我们就真的是站在一个高高的看台上先择清了自己再来“旁观”他的。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襄王在两幕之间插科打诨一番，转眼就下场了。现在登场的是一位重要人物：齐宣王。

有人会想：老孟忽悠不住河南人，又跑去忽悠山东老乡了。呵呵，这话只对了一半，孟子确实是离开了魏国来到了齐国，来见齐宣王，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齐国推销，在去魏国之前他已经在齐国做过一次失败的推销工作了，那时候齐国当权的是现在齐宣王的上一任，齐威王（关于孟子的行程争议很多，这里姑取一说）。齐威王和梁惠王还很有交情，好交情是：这两位一起打过猎，还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后面再谈），最重要的是他们曾办过一次徐州大会，会上互相承认对方是“王”，很有点儿妄自尊大又互相吹捧的劲头；坏交情是：梁惠王前面自曝丑闻的时候，不是说过自己曾两次被齐国打得惨败吗，那就是齐威王的人干的好事。《孟子》这里，先写的是梁惠王这段，然后孟子离开魏国，去了齐国——注意，这其实是第二次去齐国——见了齐宣王，而孟子把更早的在齐威王时期的经历放到了后文来写。

那么，为什么《孟子》这书不按时间顺序来写，也不在书里交代清楚？第一种可能是：纯粹从思想性考虑，梁惠王那段对于孟子的思想有开宗明义之功，所以要提前；第二种可能是：这书是孟子在国际间的文化苦旅都跑完了的时候，这才安分下来，和弟子们靠回忆来写的，所以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玩了个意识流写法——这我们又可以自豪地说：意识流写作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比吴尔芙早多少多少年，比乔伊斯早多少多少年，比普鲁斯特早多少多少年！

孟子见齐宣王这段，篇幅比较长，却很精彩，也很经典，其中一些台词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普及程度不亚于《大话西游》的台词对于现代年轻人。比如，老婆准备做饭了，让你帮着杀只鸡，你就会说：“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怎么能去杀鸡呢？”你老婆没辙，退而求其次，自己去杀鸡，让你下厨烧饭，你又说：“孟子曰：‘君子远庖厨。’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君子是不能下厨的。”得，这时候，你老婆一定连杀孟子的心都有。再如，有朋友来找你借钱，你便两手一摊：“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很想帮你，可我实在没有余钱借给你啊！”孟子的话真是可以活用的啊！再如，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向家长要零花钱去泡网吧，老爸批评你：“孩子，要专心念书，要有恒心，别总分心去玩。”你会说：“孟子曰：‘无恒产，因无恒心。’我得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啊，你得多给我零花钱，让我置办一点儿产业，我才能有恒心读书学习的！”——其实，这几个例子，说的就是《孟子》这一节里的几个核心观念。

“君子远庖厨”——这是孟子“推己及人”的观念。

“不能”和“不为”——这是孟子“仁政易行”的观念。

“无恒产，因无恒心”——这是孟子的“民本”观念。

在具体进入这一节的内容，深入探讨这几个主要观念之前，我们先来花上一点儿时间，做一回狗仔队，挖挖这位齐宣王的老底——听小道消息说，这里边可有点儿不可告人的黑内幕！呵呵，这对我们了解孟子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一行人，黑西服、黑皮鞋、黑墨镜（不好意思，虽然墨镜没有白的，可是为了文字整齐，我还是写成“黑墨镜”了），悄悄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立即展开了暗访工作。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那是一句重要的话。

那也是一句乍一听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各位姓陈的读者千万别生气，这句话不是针对各位的。是这样，我有一个姓陈的好朋友，他是我这稿子的第一个读者，从写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惦记着能找个什么机会恶搞他一下，现在机会终于来啦。哈哈哈哈！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当然了，这句话可绝对不是我说的——这我可得给自己辩解清楚了——这是狗仔队一行人在暗访过程中录到的话，说这话的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没落的齐国贵族，姜老先生，看上去得有七十多岁了，牙齿几乎掉光了，操着一口浓重而漏风的山东口音——虽然他只是个被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话确实是他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

这位老人家用颤颤巍巍的声音气愤地说：“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为什么？姓陈的都是些什么人？和我们要调查的齐宣王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狗仔队采访说：“老先生，您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姓陈的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家应了一声，从床底下翻出一套竹板儿来，不愧是山东人，有传统，这手腕轻轻一抖，开书了：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闲言碎语费工夫，有话直说心里才舒服。

齐国的先祖是太公望，原本在朝歌卖豆腐——”

“您老先停停，”狗仔队央求着说，“您还是别说您这快板儿书了吧，先把那竹板儿放一边儿去。您老这么大岁数，牙都掉光了，说话漏风，这快板书还偏偏押什么‘服’呀‘腐’呀的韵，我们都得打伞了，您还是有话慢慢说吧。”

“好，那就慢慢说，”老人家放下了竹板儿，接着道，“孟子这人不地道，要是他祖师爷孔子在，根本就不会去见我们齐国的这位大王，我们齐国最近这几代大王都是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对，他们姓陈，不姓姜！”

老人接着说：“我们齐国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就是《封神演义》里的那个姜太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周朝的开国名臣啊！姜太公的早年生活不太可考——”

狗仔队有人插话了，“您方才不是说，他以前是在朝歌卖豆腐的吗？”

老人白了他一眼，“你懂不懂啊，那是为了押韵方便，那叫艺术加工！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打住，打住，您还是继续说姜太公吧。”

老人说话啰唆，还是我来替他说吧。不过我一扯远了可能比他还啰唆。

姜太公是位历史名人，中国人没人不知道他的，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姜太公钓鱼，这事我们就先当做真的好了。总之，他确实在周部族中受到了重用，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斧头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钺”，大体代表着他是周部族的军事负责人。

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开始了分封诸侯（不是封神），姜太公被分封在了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我们现在说山东是“齐鲁大地”，因为当时齐国和鲁国大体就是这个范围。

诸侯国国君的位置是世袭的，所以，齐国的国君一代代都是姜太公的后裔，自然也都姓姜，“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也姓姜。就是在齐桓公在位的时候，齐国收留了一个外国的逃亡者，这个人，叫做陈完。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诸侯国很多，所以政变也很多。政变一多，在政变中失败的逃亡者也多，而各个诸侯通常也都会很好地收留这些逃亡者，有时候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帮助逃亡者归国夺权，当然，也有时候会拿他们的脑袋去交换什么利益。但大多时候，逃亡者只要能逃出国门，总不会少一个舒服的落脚之地。

这个陈完，就是从陈国逃出来的流亡者。陈国是个小国，离齐国不太远，就在现在的河南，具体说就是河南淮阳，陈国统治者以地为姓，所以都姓陈（我这里稍微扯远了一点儿，这是顺便告诉我那位朋友他的陈姓的来历——从祖籍上说，他是河南人）。陈家人的老祖宗就是孟子“言必称尧舜”的舜，很辉煌吧？可陈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却不大排得上号了，能拿出来说事的主要就是出了个超级大美女夏姬，在国际社会上颠倒众生，极富传奇色彩；再一个能拿出来说事的就是曾把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再有的就是这个陈完了。

陈完流亡到齐国之后，受到了上至齐桓公下至齐国很多贵族的热烈欢迎。从这点来看，陈完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但如此，齐桓公还拿出了极高的官位让陈完来坐，但陈完做人非常低调，只要求做一个小官。就这样，陈完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了，很快又在当地娶妻生子，渐渐地就这样扎下了根。

作为一名流亡者，陈完的后半生并没有依靠齐国当时那如日中天的力量来回国夺权，而齐国上下对他也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敬意。陈完或许就这样决定和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在齐国迎接新生了，所以把姓也改掉了，改陈为田，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陈”字和“田”字的读音是非常相似的，这就像从姓“张”改成姓“章”，字虽然不一样了，可是不影响大家按习惯来叫。从这以后，“陈”和“田”往往通用，有时人们还是说“陈”，而有时却说成了“田”，有时称他为陈完，有时称他为田完，反正都是一样的。

陈完在齐国扎根，生养后代，几代之后，陈家便成为了齐国大族，势力非同小可。到了陈垣子或者陈成子的时候，陈家终于有大动作了。

为什么说“陈垣子或者陈成子”？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问题呢，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是陈成子，也就是田常，也有人考据说陈成子时间对不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专家好了，反正不管是二陈中的哪个，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嗯，可是，我们总得有个称呼啊，那就说陈垣子吧。

陈垣子势力大了，想扩张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家族、帮会还是国家，一般的规律就是：只要强大了，就要搞扩张；只要弱小了，就得受欺负。很少有例外。而且，不恃强凌弱，也不会成为强国。对这点肯定有人会不同意，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大一统时代不是很少搞对外侵略吗，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直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吗？嗯，我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回事。但这里先不多谈，要不就又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先说说这个陈垣子。

陈垣子要搞扩张，怎么搞？对于齐国来说，他是外姓，这在当时可是个大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时代里的政变例子，无论怎么流血，无论篡位者多么凶残无耻，但只要他的血统没问题，那就经常能够名正言顺地把政变进行到底。但齐国是姜姓，陈垣子却是陈姓，如果贸然搞宫廷政变，名不正言不顺，风险太大了。

那，怎么办？

这问题虽然麻烦，可难不倒陈家精英。既然暴力夺权不可能，那就搞和平演变！

大家请注意了，关键点出现了——孟子的和平演变理论在孟子降生的一百多年之前就真的有人实践过了！

和平演变的工作很可能不止是陈垣子这一代人搞的，而是好几代的陈家精英一直在做的。我们无法断定他们是一开始就有夺权的目的还是本来仅仅是出于善良而后却演变成了政治手腕。无论如何，陈家的这个例子对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性。陈家几代人一直都着重于亲善齐国人民群众，据说他们往外借粮的时候，借的时候用大斗，还的时候用小斗（和样本化了的刘文彩式的地主老财完全相反），换句话说，就是年景不好了，人们来找陈家借钱，每人都借一百元。陈家往外借的时候是一百美元，可等大家来还钱的时候，陈家却只让还一百元人民币就够了——当然，我这个比喻过于夸张，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大家还记得孟子在前面的那些民本精神的政治目标，就是让大家安居乐业的那些仁政措施，这些，基本上就是陈家在齐国做的事情，而且，陈家还很注意拉拢贵族。就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陈家在齐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那么，齐国人才济济，明眼人不乏其人，有没有人发现了这里的古怪呢？当然有，聪明人在哪里都一抓一大把。著名的政治家晏婴恰恰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学语文课不是学过《晏子使楚》的文章吗，说这个晏子如何了得，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超级棒，又很幽默，还为我们留下了“橘变为枳”这么个成语典故，这个晏子就是晏婴。晏婴就警告过齐景公，说你这位当国君的拼命给自己敛财，可你知道吗，陈家可是使劲在往外散财呀，大家伙的心可都向着人家陈家了啊！

但晏婴并没能扭转局势，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略过不提了，就说最后，到了陈垣子的时候，终于下了黑手——弑君自立。

我们说从春秋到战国一直鼎鼎大名的这个齐国，虽然一直都叫齐国，可是，实际上，却不是“一个”齐国。陈垣子篡位之前的齐国被称做“姜齐”，陈垣子以后的齐国被称做“田齐”，血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政权。这就好比，假如清军入关，灭了明政权的残余势力和各地起义军，建立了爱新觉罗氏的王朝，但是，国号没有叫“清”，还是沿用以前的“明”——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恐怕不能说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明朝吧？如果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说什么“我们大明帝国在朱元璋时代就拥有了大片的领土，现在，曾经在成祖朱棣皇帝手里失去的某某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收复回来”，嗯，你会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话吗？

陈垣子成功地完成了和平演变大业，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抗，因为陈家几代经营，实在是太得民心了。如果我们站在高位上，也许会叱责陈垣子一个“篡”字，可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你就是当时齐国临淄城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你的国君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坏蛋呢，还是一个来路不正的大善人？

当然了，肯定有人会说陈家这全是伪善。的确，是伪善，但伪善的善确实让齐国人民得到了不少实惠，这总要好过不伪善的赤裸裸的苛政吧？

《庄子》里不是有句名言吗？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看，陈垣子就是这个“窃国者”，还真的成了诸侯了。

现在来看，行仁政而成功夺权的，除了远古得无法确证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之外，仅仅在孟子时代的一百多年前，就有了陈家夺齐这么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妨来比较一下：商汤王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传说如果确实属实的话，那么，那到底是部族社会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战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况且，商汤王和周文王还没有发达的时候，相对战国时期来讲，他们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不是很强，社会近乎静态，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求生存、求发展，去逐渐壮大。在陈家搞阴谋的时代，社会状况比之孟子时代还是要显得静态得多，陈家可以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发展壮大，而且，毕竟还是从内部进行夺权，并不大涉及国际事务。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已经动荡得很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军备竞赛和大规模战役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孟子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了齐国，到的就是“田齐”的齐国。

也许正像被狗仔队采访的那位齐国老贵族说的，如果是孔子，恐怕是不会来的，因为现在的齐国已经是篡位者的血统了。而弑君篡位，这正是对儒家所推崇的礼制的最大的颠覆。

但孟子还是来了。对于礼制问题，他似乎并没有孔子那样的坚定态度。这也许是时代使然，在孔子的时候，虽然有所谓礼崩乐坏，但看上去还是可以尽一尽人事的，可到了孟子的时代，全乱套了，到哪里都无从讲起了。梁惠王如何，不也僭越称王了吗？再者，孟子对于这个“篡”字，其实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多次遇到。

自由主义在齐国

孟子的时代，正是田齐鼎盛的时代，齐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治下兴盛一时。这两位齐王的共同特点是：第一，重视人才；第二，保障言论自由。这两点，对构筑齐国的两代盛世是很有助益的。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里的“齐王”就是齐威王，文中说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劝说之后，广开言路，言者无罪，结果大家提意见提得都实在没意见可提了。从常理推断，这虽然很有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毕竟也能说明不少问题。齐威王还曾和本书中头一个露面的梁惠王一起打过猎，在打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也很能说明齐威王的见地和做派。

打猎的时候，两位老大闲聊天，梁惠王说话不过大脑，问了齐威王一个傻问题：“你们齐国有什么宝贝没有啊？”

齐威王马上一摇头，“没有！”

如果照我们一般人的心理，你在酒会上和谁谁聊天，这人眼放红光地问你：“嘿，老兄，你家里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

我想你的反应应该也和齐威王这时候差不多，也是马上一摇头，“没有！”

但这二位都是大国诸侯，说这话的心态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梁惠王心里暗笑：“哼，小气鬼，你以为我是要跟你借钱哪！”

梁惠王把胸脯一挺，自豪地说：“我的国家虽然不算大，可也有乒乓球大小的夜明珠一箩筐，你们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难道就没一点儿宝贝吗？”

大家体会梁惠王说这段话的心态，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急着称王了，这就是典型的自我膨胀。所以呢，他没用多少年就把自己从“夜明珠一箩筐”变成“糗事一箩筐”了。

面对梁惠王的自我膨胀，齐威王的回答非常巧妙：“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

梁惠王心想：“我的宝贝你就是没有，哼，你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的！”

齐威王接着说了：“我手下有个小弟，某某，守卫南方，有他在，楚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个小弟，某某，守在西边，有他在，赵国就不敢打我们齐国的主意；还有个小弟守北边，有他在，燕国就安分着呢；还有个小弟守东边——不对，口误了，我们齐国东边是大海——这个小弟是治安办的负责人，有他在，我们齐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小弟才是我的宝贝！切，跟他们一比，你那些破珠子算个啊！……咦？梁叔，哪儿去了？怎么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脚底下梁惠王传来微弱的无地自容的声音：“我在这儿呢，我在地缝儿里猫着呢。”

到了齐宣王的时候，他把齐威王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扬光大，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可不是我胡乱发挥，“百家争鸣”这个说法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过二狗子撺掇着恶要离开魏国家乡去齐国建筑工地上打工吗？不是说齐国正在首都临淄搞面子工程正在大兴土木吗？这可不是瞎说，百家们进行争鸣的稷下学宫就是这个面子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齐宣王使稷下成为各门各派的学者和说客们的超级大沙龙，国际知名学者纷至沓来，当然肯定也少不了一些骗吃骗喝的。齐宣王给了稷下这些人以极高的待遇和极大的自由度，这些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干，就是扎堆儿聊天，当然，这是在作学术讨论，“百家争鸣”！可能一开始还会有人疑心齐宣王这是不是在引蛇出洞啊？但事实证明，稷下一地，确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水宝地，于是人就越聚越多，最热闹的时候据说能有好几万人——要知道，以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来说，这简直太惊人了。

优厚的待遇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此之外再无天堂。这段历史，两千多年来只此一家，后来诸如萧梁等等虽有此心，却再没人造得出这种氛围了。往后如何呢？“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但是，关于稷下，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你能够想象得出几万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聚在一起搞学术研讨吗？几万人啊！评书里常说什么“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春秋时期大诸侯的国家军队也不过就这么多了，就算时代发展了，可哪可能有这么多高知啊？

答案是：真正的高知是没那么多，可是，有不少研究生都是跟着导师一起跑路的，比如孟子，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是什么“千古腐儒骑瘦马”孤零零的凄凉场面，而经常是随行弟子一大群，浩浩荡荡的一个车队。所以呢，稷下的场面其实倒有点儿像武林大会，岳不群带着令狐冲等一班弟子，左冷禅也带着他们衡山派的几十名高手随行，少林、武当这等名门大派自然更是人少不了。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掌门跟掌门争，弟子也跟弟子争。当然了，这里面肯定也有像莫大先生那样喜欢独来独往的，也有桃谷六仙那样纯属捣蛋的，说不定还有田伯光那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最后，我觉得，记载稷下盛事的家伙也不可能挨个儿人头数过，只知道是乌泱泱一大群人，可能中间还夹杂着卖书的、卖报的、卖煎饼卖茶叶蛋的，于是就这么写成几万人了。

琢磨完了人数问题，有人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好奇了：既然稷下搞的是这么一个盛大的武林大会，那儒家在这里面到底算是少林啊，还是武当啊？

这个问题没法一下子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问得不精确。

话说这一天，天高气朗，万里无云。孟子正和一名大汉面对面地相持着。看看孟子，气定神闲；看看那名大汉，渊亭岳峙，各是一番高手风范。

二人僵持片刻，那大汉骤然发难，身形快逾飞鸟，双腿连环，疾攻孟子面门而来。孟子不慌不忙，待对方招式用老，稍一侧身，抬左掌向对方右腿膝弯处轻轻一搭，使了个黏字诀，一缠一带，使对手重心顿失。那大汉也非庸手，膝弯突然下压，不等孟子缠劲发足，早已借力腾身。这一瞬间兔起鹘落，二人移形换位，已经过了一招，不分上下。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孟子赞道：“好一个‘佛山无影脚’！敢问阁下和黄飞鸿黄师傅怎么称呼？”

那大汉望向孟子，注意到孟子窄窄的奇形马步，拱手答道：“在下佛山猪肉荣，是黄师傅新收的弟子。这位大侠，看您这身形，二字钳羊马，敢问可是咏春高手？”

孟子拱手笑道：“在下邹国孟轲，呵呵，真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师承少林五梅师太，你师父黄飞鸿却是少林俗家弟子，算来咱们还是同宗。幸会，幸会，老弟若不嫌弃的话，愚兄做东，咱们好好喝一杯去！”

呵呵，这可不是胡乱编排孟子，在这个时候，儒家已经不是一门一派了，而是分成了若干门户。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门人众多。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做子思，继承了爷爷的学问，开馆授徒，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徒弟就是孟子的师父。子思的师叔里边，开宗立派的有好几个，各有所长，各有所专。就比如达摩孔子创立了儒家少林七十二绝技，后辈们没人能把这七十二绝技都学全。于是，你学了大力金刚指，我学了罗汉伏虎拳，然后又各自授徒，其中若再有厉害人物出现，便又成了那曹源一滴水，一花开五叶，越传越广。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很有一些风云人物是出自孔门的谱系，虽然这些人看上去好像不大像是儒家，比如和孙武并称的大军事家吴起，还有我们初中历史就学过的改革家李悝，还有给刘邦制订朝仪的那个投机分子叔孙通，还有一位后来成了墨家钜子——但这个人的名字太怪，输入法打不出来，我就不写了。儒家还有一位大名人，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位荀况——孟子在稷下擂台上抡胳膊晃膀子的时候，荀子还只是看台角落里的一个毛头小子，孟子此刻还不知道他这位同门小师侄（我也不知道这辈分到底该怎么论）将来也会成长为一代高手，并且还会对自己的武功家数横加非议，毫不留情。对了，还有一位陈国人，虽然不是太有名，但出于我和陈国人的私交，还是拿出来抖搂抖搂，这位仁兄名叫颛孙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

看看，孔子死后还没多久，后学们就开始拉帮结派立山头了。当然了，这是对儒学的发扬光大，是件好事，但问题是，有些山头之间属于各有侧重，有些则产生观点冲突了，那么，越发展下去，冲突必然也就越多。荀子在自己的书里就攻击过自己的同门师叔伯和师兄弟什么的。韩非子也奚落过所谓“儒家八派”，觉得太多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地干活。

如果儒学真的成了一门宗教（直到康有为的时候才真正要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教，而且这还是一次无疾而终的尝试），那么，这些分歧和冲突还大有调和的可能，正如佛教，佛陀去世之后，五百罗汉第一次集会就发生观念分歧了，你说佛陀当年是这么说的，我说他是那么说的，后来也搞得派系林立，但从“学”入“教”之后，总是能有“万法归一”或者“不同法门针对不同根基的受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等这类调和的说辞，但儒学作为学术，要想调和分歧可就远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再加上有些弟子独特的个人悟性——比如荀子的学生里就既出了韩非又出了李斯——儒学的世界就越来越丰富起来。所以，孟子的咏春拳和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虽然乍看上去如此不同，其实却是同宗同源。

现在再回到上面那个问题，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时候呢，笼统地说“儒家”已经不太准确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问题改成这样：孟子这支儒家在稷下这个武林大会上算是少林呢，还是武当呢？

得等孟子死了多少年以后成为圣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它到底是少林还是武当，现在这个时候，孟子可远远算不上名门大派。孟子在后文里亲口说过，当时的天下是“非杨即墨”，也就是说，杨朱一派和墨子一派才是少林和武当，而孟子呢，可能连五岳剑派的位置都够不上。但是，即便是这样，孟子却从来不把这些名门大派放在眼里，他是个好斗的人，他要战斗战斗再战斗，终于在死后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武林神话。

咏春拳诀

天下高手云集稷下，齐宣王并不仅仅是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也不仅仅是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他是真要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向各位高人讨教一二的。孟子对齐宣王很有好感，所以，自己既然是咏春传人，那就借此机会把咏春拳诀向齐宣王倾囊相授。

齐宣王问：“力由何起？”

孟子答：“力由地起。”

齐宣王再问：“拳由何发？”

孟子答：“拳由心发。”

这可不是我信口胡诌，这确实就是咏春拳诀。而且，《孟子》这一节里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通篇都是在围绕着这两句拳诀来作解释的。我们终于可以来看这段对话了——

齐宣王问道：“你能给我讲讲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事吗？”

孟子答道：“嘿嘿，我们这些孔门弟子谁都不尿他们那壶！所以呢，这两位的事我是一问三不知，您问我是问错人了。不过，您要是想听我说点儿什么，那我就跟您讲讲怎样以德服人、称王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心说：“这老小子，屎壳郎打哈欠——好大的口气！我倒听听他说什么。”于是问道，“你给我具体讲讲，以德服人，那是什么样的‘德’呀？”

孟子说：“‘德’很简单，您要是能把老百姓都照顾好了，那您去称王天下就没人能是您的对手了。”

齐宣王狐疑地说：“就我这德行，还照顾老百姓哪！你这不是裤裆里拉胡琴——扯蛋（淡）吗！”

孟子忙说：“我可没扯蛋（淡），我是说真格的，您一定行！我说您行，您就行，不行也行！”

齐宣王说：“我说我不行，我就不行，行也不行。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行呢？”

孟子说：“是这样，我听您的大臣胡龁散布过您的一桩小道消息，说您在大殿里正坐着，有人牵着牛从外边过，您看见了就问：‘把牛弄哪儿去啊？’牵着牛的人就说了：‘要去杀了它，用它的血涂在钟上做祭祀仪式。’您说了：‘我看就放了它吧，瞧它那发抖的样，多可怜呀。’那人回答说：‘那祭祀仪式就不搞了吗？’您说：‘仪式还得搞，找只羊来杀好了。’大王，我没忽悠您吧？是有这么档子事吧？”

齐宣王点点头，“不错，有的有的。”

孟子说：“您这份善心就是我说的那个可以用来征服天下的‘德’。您这件事呢，大家都觉得您用羊来代替牛是因为您抠门儿，可我知道，您不是抠门儿，您是心里不落忍！”

齐宣王激动地说：“对呀，让你说着了，还真有人说我抠门儿。嘿，我堂堂齐王，那好歹也称得上是张飞卖刺猬——人强货扎手，难道连一头牛都得抠吗？我当时就是看那牛吓得发抖，不忍心杀它，这才用羊来替换的。哼，说我抠门儿，这不是孟夫子看窑姐儿——挨不上吗！”

孟子心中暗骂，“这是谁这么损啊，编歇后语把我也给编排进去了？！”

孟子一咬牙，接着说：“大家都说您抠门儿，您也别觉得奇怪，您拿小羊去换了大牛，任谁看见都得说您抠门儿。唉，可有谁能体会到大王的深意啊？不过，大王您再想一想，如果您真是出于同情心才这么做的，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被问愣了，想了想，解嘲地一笑，“的确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么说来，大家觉得我抠门儿也的确在理啊！我这到底是种什么心理呢，可我的确不是为了省俩臭钱才用羊来代替牛的！”

孟子得了理了，“瞧瞧，我说的在理吧，方才您还那么不服气呢，您真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浑蛋，你还一肚子气！现在明白了吧。”

齐宣王两眼一亮，“原来圣人也说歇后语啊，这回咱们可找到共同语言了！您老人家多多提点我两句，我这人是武大郎穿高跟鞋——高也有限。您快多讲讲！”

孟子搞推销这么多年，可算遇上要掏钱的主儿了，赶紧说：“不，我看您高得很。您这种心态正是仁心的体现。您当时只看见了牛，却没有看见羊，如果您看见了羊，也一定不忍心杀羊的。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就不忍心看着它们被杀，听到它们的哀鸣更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呢，君子总是离厨房远远的。”

这顶入情入理的高帽子捧得齐宣王非常高兴，忙说：“《诗经》里说，‘别人的心思我能猜得到’，这分明就是在说孟老师您啊。这把羊换牛的事虽然是我自己做的，可回头一想，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经您这么一说，我真是豁然开朗了。可是，要说我的这份仁心能和征服天下的王道挂得上钩，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又设了个逻辑陷阱：“如果有个人来对您说：‘我力气大得能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看到鸟儿小小羽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禾。’大王，您能相信他的话吗？”

齐宣王摇摇头，“他这是高粱地里找棒子——瞎掰！”

我插一句，其实孟子这逻辑是很不严密的。我要是齐宣王，就这么回他：“高射炮能打飞机，可打不了蚊子；显微镜能看见细菌，可看不见大象。”可是，齐宣王连牛和羊的事都搞不清楚，大概不会有我这么聪明的。

孟子接着步步深入了，“您的恩惠就连禽兽都感受到了，可您齐国那么多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原因何在呢？要是您方才不相信那个人的话，您又怎么解释您自己身上的这个现象呢？这样看来，那个人所说的‘拿不起一根羽毛’并不是真的拿不起来，而是根本就没用力；他说的‘看不见一大车柴禾’也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根本就没去看。所以呢，齐国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您的仁心，不是因为您没有仁心，也不是因为您仁心不够，而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把仁心用在老百姓身上。大王，您没能征服天下不是因为您做不到，而是因为您根本就不去做！”

孟子的论辩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啊，这里提出来的“不为”（不去做）和“不能”（做不到）是孟子的一个重要命题。齐宣王开始参与讨论这个命题了，他问：“‘不去做’和‘做不到’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啊？”

孟子答道：“让一个人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个人说：‘我做不到。’他确实是做不到，换我们谁去都做不到，可要是让这个人‘为长者折枝’，他说：‘我做不到。’那他可不是真做不到，而是不去做。大王，我劝您要行王道来统一天下这件事，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类事，而属于‘为长者折枝’这类。”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这里我又要插几句了。读书呢，经常有问题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却不是问题的，另一种是看上去不是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问题的。我先举个例子：

齐宣王非常绅士，跟孟老师聊天聊累了，溜达到外屋吸烟室吸烟去了。一支香烟吸罢，回到屋里，却发现孟子正和自己的宠妃同在一张榻上待着，而且，两人谁都没穿裤子！

孟老夫子耍流氓？！

吸一支烟的工夫虽然不长，却也足够发生很多事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子看见齐宣王进来，气定神闲，给自己找辙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传统。想当年，孔子他老人家去见大美人南子，这两人也是在一张榻上混，也都没穿裤子。为这事，孔子出来以后正碰上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叔祖子路——也不知道子路是把风的还是撞见的，反正，子路是很不高兴的，孔子为这事还对天立誓赌咒呢！这件事可不是我孟轲捏造的，这在《论语》里边白刀子青竹子都记载着呢（那时候还没有‘白纸黑字’）！”

哈哈，这可是个大问题哟，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哟。

其实呢，这个看上去是问题的问题却不是问题。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椅子，人们就是像日本人一样那么跪坐在榻上的，而且，那时候的中国人也都不穿裤子——不是因为穿不起，是根本还没有裤子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日用而不知”（这里解释为：天天用到却不明白本意）的词，就是“衣裳”。“衣裳”的“裳”字本不读作轻声的“商”，而是读做“常”，“衣”和“裳”本是各有所指的。“衣”是上身穿的，“裳”是下身穿的，像是裙子，男女都穿，古人就是这样上面穿的是“衣”，下面穿的是“裳”。所以呢，唐朝那个“霓裳羽衣曲”该读做“霓裳（常）羽衣曲”，白发魔女练霓裳也该读做练霓裳（常）。《离骚》里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穿的也是这么一身。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它很有典型意义，它暗含着人们很有可能进入的一种思维误区。比如，有人在报纸上发了篇文章，大力批判战国时期的社会风气，他在文章里说：“那些人呀，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走，谁也不穿裤子！”

他这句话如果就事论事来看，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它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却是：那些人都道德品质败坏，下流无耻！于是大家全被激怒了，破口大骂那些坏蛋，觉得该把他们全抓起来灭了才对！

——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类情况出现，不是吗？

说谎骗人不是真功夫，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呵呵，历史不是一门死学问，不单单是考证出什么事件发生在哪一年，考证出哪位名人的出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考证出中国什么时代就已经有什么什么了……历史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思辨能力，是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视野。

胸有成竹说错话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夫子耍流氓的这个问题，就是属于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刚才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在翻译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没翻译出来，是用引号直接引出来的。这句话就是“为长者折枝”，这就属于那种看上去没问题而实际上却有问题的问题。

读书最怕的就是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导致一种很丢人的结果——会让你慷慨激昂、胸有成竹、眉飞色舞地说错话！我这里谈孟子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写了差不多五万字了，而且我写得又快，一天一万字，所以呢，这五万字里有没有这种说错话的情况呢？我很心虚胆怯地说：“保不齐会有。”如果是对观点有争议，这很正常，可如果是论据和逻辑出毛病了，那就是扎扎实实的错误了。要是谁有发现，恳请指正，不胜感谢！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句“为长者折枝”，从字面上看非常容易理解：不就是为老人家折根树枝吗？为什么要折树枝呢？那还用问，一定是给老人家当拐杖用呗！再联系一下上下文，推知孟子的意思他要说的是“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所以这个给老人家折树枝的例子举得很恰当啊，这不正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看你去不去做！

要不怎么说这句话很阴险呢！既从字面上看很好理解，联系上下文又非常流畅，明明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啊！

历代注家当中，也确实有把“折枝”解释成“折树枝”的，可是，还有别的说法。也有人说“折枝”的“枝”通“肢体”的“肢”，而“折”呢，是“折腰”的意思，所以联系起来，“折枝”就是给老人家作揖打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弯“折”“肢”体＝鞠躬

然后，把这个解释代进上下文去看看：哦，给老人家作揖打拱和折树枝一样都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嘛，意思也讲得通。可是，这还不算完，还有第三种解释，说这个“折枝”是“按摩”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

“折”腾“肢”体＝按摩

“折”磨“肢”体＝按摩

“折”断“肢”体＝按摩（用力太大了）

要是把“按摩”代入上下文呢，句子的意思也还是不变。

那，到底谁说得对呀？有没有结论啊？

有人会说了：“这还不简单，谁官大就听谁的呗！”

这位仁兄一定是在体制内混的时间太长了。我翻译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谁是专家就听谁的，谁最权威就听谁的”。

可问题又来了，这三种说法的支持者全是专家，全是权威。我要是抬出从古到今专业领域里的这些专家的名头出来呢，可能一般人还不大熟悉，那我就说个在大众范围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吧：李敖，他就是持“按摩”说的。

呵呵，别看就这么一个小问题，考证多了去了。有人从“肢”和“枝”互通的时代来作佐证，有人从“折”字的字意发展来作佐证……可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此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抛诸脑后好了，弄不清也没关系，因为，无论取哪一个意思，全句要表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妨把“折枝”这个词在原句里替换成“做一件小事”：为长者做一件小事。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看看，就这么两个不起眼的字，里面学问大着呢。但这些事情全该推给专家去做，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影响整句的意思。说到这里，我就再多扯扯，还有些词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上面说陈家人时引过庄子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个“钩”字，有人说是皮带扣，有人说是钱币，但无论它到底是皮带扣还是钱币，用齐宣王的话说，那都是“五毛钱买个痰盂——贵贱不说，它不是个东西”，所以呢，并不影响我们对整句话的理解；“望洋兴叹”也是，“洋”不是“海洋”，所以不能替换成“望这个兴叹”“望那个兴叹”什么的，但这都无所谓，既然大概其都是这个意思，而语言又是活的，那就这么着呗。

可是，也有些词，理解错了就和原义满拧了，比如我前面说过的“礼仪之邦”“封建”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拿个小一号的概念来说“呆若木鸡”，这其实是形容绝顶高手的话，不是形容笨蛋的。我们说岳不群往擂台上一站，是“气定神闲”，左冷禅往上一站，是“渊亭岳峙”，可如果是独孤求败或者风清扬这样原子弹级的高手往上一站呢，呵呵，这才是“呆若木鸡”。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从牛到羊再到人，一步步地开始阐释他的“推己及人”的观念。

孟子说：“您尊不尊敬自己的长辈呢？尊敬是吧？那，是不是对别人的长辈也应该尊敬呢？您爱自己的孩子吧？那，是不是对别人家的小孩也该爱一爱呢？要是有了这样的心态，统治天下就像在手心里摆弄个小玩意儿那么容易。《诗经》里这么说：‘先给你的老婆做个好榜样，那你的兄弟也就会有样学样了，然后你的封地也会有样学样了，然后整个国家都会有样学样了。’这道理，说的就是要把对待亲人的心扩展到外人身上，对待外人也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这样一来，这份爱心就慢慢足以安抚全天下的人民了。【孟子突然摆出恐吓状】可要是不这么做，嘿嘿，那可是会连自家妻儿老小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打完巴掌了，该揉一揉了】呵呵，您别急，您好好想想，古代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过是善于把自己对亲人的善心推广到外人的身上罢了。您不比他们差，您对一头牛都那么关心，【改日本口音】你的良心大大地好了！【改语重心长的腔调】可是，您的爱心牛是领了，老百姓谁也没感受到啊！您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打断一下孟子，他说的这种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意思是说：做圣人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对亲人的爱变成博爱，这就能成圣人（当然，后来还有其他说法，我现在只说孟子这段里提到的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你爱你的父母，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父母；你爱你的老婆，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老婆——哦？！这好像不行，嗯，那，老婆除外——总之一句话，要博爱，把爱心撒向世界。做到了这点，也就是圣人了，一点儿都不难。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观点后来激励了很多学子，其中不乏大家——这好像是很激动人心，因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明路，知道了圣人并不难做，尧舜行，我也行，他们并不是移山填海，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个推己及人的撒爱心吗，这有什么难的？我也能做到！

要真是这样，那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应该出过数不清的圣人才对吧？

咱们还是看儒家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孟之外，韩愈韩圣人、程颐程圣人、朱熹朱圣人，还有谁？把标准放宽，好，还有周敦颐、王阳明、方孝孺——什么？不服气？还有争议？算了算了，我也不列举了，就这么一只巴掌数得过来的候选人还有争议呢。

人人都可成圣人，真成了几个圣人？正如佛家也讲人人都可成佛，可除了经典所记释迦牟尼之前的那些佛，两千六百年来，还有哪个佛？

——有人又该不服气了，说修佛要许许多多世代的轮回。嗯，也对，我们看看经典所记的燃灯古佛，如果把佛经中的时间单位换算成我们现代的时间单位来看一下，这位佛祖活动的时代还要远在太阳系诞生之前，看来两千多年不算什么啊。（佛教的轮回观其实考证下来，也并不是现代大众通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人如果拿化身等说事，我也没话说，反正姑且存我这么一说吧，也不一定就对，呵呵。另外还要说明一下，中国人讲“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观点的，最早的应该是晋代的道生，这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罢了。）

人人可成佛，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佛？

人人可成圣人，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圣人？

为什么？

这些问题，在这里先放个话头儿，等进入到孟子谈心性观的时候再去讨论，现在的重点呢，还是他的政治思想。

草民们的瞎激动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说：“要想知道东西的轻重，那就得过过秤；要想知道东西的长短，那就得拿尺子量量。曾子曰：‘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

孟子接着说：“您难道就非得去发兵打仗，去跟诸侯们结怨，还得让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这您就玩高兴了吗？”

齐宣王说：“你当我是变态啊！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实现我的远大理想。我打仗怎么着啦，你以为我是哈巴狗戴串铃——充大牲口哪？”

孟子看来是明知故问：“您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啊？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这回不说歇后语了，笑而不答。

孟子问了：“您是嫌吃不起满汉全席吗？是嫌穿不起正品乔治•阿玛尼的时装吗？还是发愁没有等离子彩电可看？后悔上回鹦鹉螺的Hi-Fi（高保真）大音箱没买着？要么就是嫌家里的菲佣太少，还想聘个正宗的伦敦管家？这点儿事有什么可愁的啊，您那些小弟不是一个招呼就都能给您张罗来吗？”

齐宣王说：“孟老师，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哥哥的岳母嫂嫂的娘——弯穹绕啊！你这是擀面杖敲鼓——抡的是哪一槌啊！我堂堂大王就这么点儿出息吗？”

孟子这回入正题了，“那您的那什么远大理想我就能猜出来了。您是想开疆拓土，使秦、楚这些超级大国都来向您朝贡，您还要一统天下，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得听您的。【奸笑一声】呵呵，如果按您的做法去实现这个远大理想，那就跟上树抓鱼一样。”

我插一句，孟子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语：我翻译出来的这个“上树抓鱼”原文是“缘木求鱼”，不过这个成语不是太常用。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水浒传》里，开篇词就有这个“缘木求鱼”，小时候觉得这词很新鲜，联系整回书的妖魔鬼怪，有种很强的宿命感，可现在一般见到的《水浒传》好像大都直接就从九纹龙史进开始了，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一个回目没有了。从“缘木求鱼”扯到《水浒传》，并非纯属闲扯，因为后面会谈到书的不可信，正好这读《水浒传》的儿时经历也是个例子，既然顺便想到，就拿来做个伏笔好了。

回到对话。

齐宣王被孟子一奸笑，又被“缘木求鱼”这个很牛的成语一吓唬，不觉有点儿发毛，忙问：“有这么严重吗！我怎么觉着你孟老师这话是棉纱线拉毛驴——不大牢靠呀？”

孟子答道：“缘木求鱼虽然抓不到鱼，但起码没有危险，可要是按照您的方法去实现您那个远大理想——嘿嘿，您要真是全力那么做，那可是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

孟子暗想：“我回头写书的时候，像什么‘狗熊上树’这种话可不能给写进去，我就只记下那些‘缘木求鱼’之类的漂亮词！”

再打断一下。对话进行到这儿，各位对齐宣王这个人得出什么印象没有？

这人看来不错是吧？胸怀远大理想，要南征北战，开疆拓土，颇有后来的××大帝之风。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一讲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如何如何，我们在底下就跟着激动，什么雄风万里，什么平南扫北，牛啊！强啊！其实要真把你放到那些个“大帝”和“大朝”的时代去生活，当然也有舒服的，可就多数情况来讲，有你受的。

我有时在想，这种瞎激动，如果是私天下时代的帝王有这样的心态，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到了不能再正常；可要是私天下时代的草民有这种心态，那就显得非常古怪了；要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这种心态，那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呢？

我看过不少人跟着一些《××大帝》、《××王朝》之类的电视剧瞎激动，而且更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这些电视剧里的人物经常会慷慨激昂地高呼什么“我大汉如何如何”、“我大宋如何如何”，这正常吗？

我是不是很像在说胡话？那些朝代不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吗？小学生都知道啊。

不错，那些朝代确实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但是，那只是“汉”，只是“宋”，而不是什么“大汉”和什么“大宋”。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大”字挂在朝代名称之前，是从明朝开始的，要说“大明”，这倒真是有的。补充一下：这是以汉人政权的传统来说，如果出了这个范围，“大明”之前其实还有“大”字开头的，后文再说。

说到“大明”，正好前一段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多少年纪念，搞得很热闹的样子。我们现在不妨来想一个问题：在大众心中，对于明朝的皇帝，对于明朝的时代，都熟悉哪些？

朱元璋应该是一个，开国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年号永乐，搞过《永乐大典》，搞过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威风不可一世。

还有谁？

就剩下坏典型了，万历啊，崇祯啊什么的。一说大明帝国的辉煌，主要还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我看到前一段因为郑和纪念日所以连带着把朱棣这位盛世大帝也着实吹捧了一通。这怎么说呢，用齐宣王的话来说，叫“赶车不带鞭子——光拍马屁”，叫“媒婆提亲——尽拣好听的说”，把这位大帝夸的呀，那叫“媒婆夸闺女——天花乱坠”，我看在眼里，心里这感觉啊，那真是“媒婆迷了路——没说的了”。

如果能让你乘坐时间机器，自由选择一个历史时期去生活，我不知道各位会选什么，我也没想好自己会选什么，但我在没想好选什么之前马上就先想好了不选什么——永乐年间就是一个，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选择去生活在永乐时代的，除非让我当皇帝。

那些把朱棣渲染成盛世明君的人，把永乐时期粉饰成辉煌大国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要是有了时间机器的这个选择机会，真会愿意去住在他们挑大拇指的这个时代吗？在权威媒体上做这些事的都是些专家吧？——难不成这些专家到底是专家，说的都没错，只是我自己对明史的了解太肤浅了？嗯，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再说点儿肤浅的意见吧，我要替明朝的一些皇帝鸣鸣不平。

唉，想一想，有这么多人都跟着永乐大帝瞎激动去，可有多少人知道明朝还有个“仁宣致治”呢？

“仁宣致治”是个平静的时代，或许也不太好，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介草民在明朝选择一个时代去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时代的。在这段日子里，没什么超级工程，没什么军国大事，还把当年明成祖朱棣占领来的越南又退还给人家了（有没有人会觉得这很丢人？），船队也不出海了，反正，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像更没什么能让我们骄傲的东西，没什么能唤起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豪感。可是，如果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几百年前人家朱家的江山，换句话说，那时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人家朱家的私产，他们家的事和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豪感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吗？——我出生和成长、生活在一处老宅子里，这座宅子以前是属于一个叫张三的人的。我有时穷极无聊，翻看张三遗落下来的日记，看到张三当年风光的时候在整个这条胡同里没人敢惹，还有，现在我这院子里的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影壁也是他当年花了大价钱盖起来的。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再想到我的祖爷爷当年好像还给张三当过长工，我的心里便油然而生了一种骄傲，一种自豪！

顺便一提，张三这个大宅院在张三曾孙子的时候，有一间厢房落到李四手里了，我现在正忙着和李四的后人交涉呢。

书生好谈兵

孟子又开始深入他的道理了，“我说您照现在这样下去会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大其词。问您一个问题：假如邹国和楚国开仗，您觉得谁能赢？”

齐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能赢了。”

孟子说：“这就对啦，邹国这样的小国怎么能抵挡得了楚国这样的大国呢？这是常识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要是常听评书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天下之大，齐国不过占了九分之一而已，要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这跟邹国去打楚国有什么两样呢？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孟子先吓唬了齐宣王一回，然后又开始兜售他那老一套了，“您要是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政治精英都会想来您的朝廷里供职，种地的也都想来您齐国种地，经商的也都想来您齐国做买卖，背包族也都想走走您齐国的大街，各国里那些异见分子都想到您这儿来讨个公道，您想想，这样一来，谁还能挡得住您啊！”

孟子这番渲染，确实动人，齐宣王看来动了心，忙说：“我这人哪，别看生得高大，其实就是个二尺长的吹火筒——只有一个心眼，脑瓜不大灵光，孟老师您可得好好讲讲，我有兴趣搞一搞。”

到了这里，孟子该算是能稍微松口气了，齐宣王总算表示有兴趣了。“不过，”孟子在心底告诫自己说，“我还是得放屁捂屁股——多加一分小心！”

孟子下边就会长篇大论说出一整套他的仁政方案。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们先看看上面孟子的这个“邹人与楚人战”的说法是不是真像听上去的那么回事？

这种话就属于典型的乍一看很有理，细一琢磨满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九分之一真的打不过九分之八，秦始皇也就别统一六国了。儒生谈兵，这是跨了专业、跨了学科了。后世遇到类似的打仗问题，一定会说：“孟圣人说过什么什么，我们要听权威的！”

孟子是儒学权威，可不是军事权威，当他跨专业发表意见的时候，那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老百姓更高。这种两千多年前就蒙过齐宣王的逻辑到了现代社会照样还能蒙人。不记得了吗，前些年里，常有人引证某某高官、某某作家的意见来证明意念吃饭之类的事情。咱们政治问题可以参考官员的意见，人家是专家；写作问题可以参考作家的意见，人家是专家，意念吃饭之类的问题这些人里没一个是专家，专家如果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那就不是专家了。如果是有物理学专家对意念吃饭这类事情发表肯定性意见，那才是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骤下结论呀，说不定他也错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自然科学史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理论和错误观念的历史，宏观来看，错误理论出现的数量恐怕比正确理论要多出不知多少。

呵呵，以后呢，大家就知道，遇到有关孟子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同样的资格来给女孩子挑选护肤品。

我们知道了，孟子的军事建议未必就能当真，那我们就来听听真正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听谁的呢？听孙武的吗？时间太靠前了。听曹操的吗？时间又太靠后了。听拿破仑的吗？外国意见不符合中国国情。那找谁呢？其实，有一个人恰恰就是最佳人选——孙膑。

孙膑，中国军事史上有公信力的专家，恰好也为齐国服务过，恰好就替齐宣王的前任齐威王狠狠地打败过梁惠王的魏国，而且，齐威王还恰好曾经就这个双拳如何去敌四手的问题请教过孙膑，而且更巧的是，孟子不是说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吗，孙膑回答齐威王的问题正好就是“以一击十”。当时，齐威王请教孙膑：“以一击十的仗能不能打呢？”孙膑的回答是“当然能打”，那么，怎么个打法？孙膑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经典之极，精辟之极，也阴损之极，所以向来都是不传之秘。谁要是领会了这八个字，两国交战可以争锋，街头斗殴可以制胜。此事记载在《孙膑兵法》当中，别处并无转载。

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张哦，《孙膑兵法》确实秘不外传，因为长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兵书在哪儿，只是历代常有传闻，说某某常胜将军得了孙膑秘术，如何如何，甚至宋朝以后还常有史家怀疑过孙膑其人和《孙膑兵法》的真实存在，或者怀疑孙膑和孙武其实是同一个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山东临沂的一次考古发现才找到了这部武功秘籍。据说，70年代的时候这支考古队的驻地不大平安，有成群结队的盗墓团伙来打古墓的主意，考古队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之际，队里几天来一直在研读这部《孙膑兵法》的一位老同志从这部古代秘籍当中得到了重要启发，带领考古队全体成员，以一击十，以失传千年的兵法成功击退了盗墓团伙，威震山东。

那么，孙膑针对如何“以一击十”的那八个字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抱歉抱歉，如果我说出来，流传开来，恐怕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就像有的小说里提到有人用药品自杀，作者也会声明一下不便点明这种药品的名称。

咱们接着谈孟子的“仁政”。

孟子接着说：“五亩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有绸缎衣服穿了，喂猪——”

哦？先别喂猪？

噢，让我把喂猪的事先放放？

还是想知道那八字兵法是吧？

也罢，我就豁出去了，担一个教唆青少年犯罪的罪名好了。齐威王问孙膑有没有办法以一击十，孙膑回答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怎么样，高不高？要是不高怎么能成了成语呢，而且还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

谁发现问题了？

马上发现问题的就是脑子快的。听完我的提问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嗯，【我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最快的。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嘛，嗯，【我还是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比较快的。——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那么，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我上文不是才说过《孙膑兵法》早就失传了吗？不是才说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才重新发现了《孙膑兵法》了吗？不是以前也没人转载吗？接着我又说了那八个字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对吧？这不是习以为常的成语吗？那问题是：如果早就见不着《孙膑兵法》这部书了，那这个成语怎么说也不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就有人用吧？

读书要善于发现问题，攻击别人也要善于打到七寸——咦？怎么上下文一核，对不上，有马脚？！

我得站出来解释解释了，这不是马脚，因为孙膑这八个字虽然是他对齐威王的回答，虽然是记载在失传很久的《孙膑兵法》上，但是，这八个字并不是孙膑的创意，孙武早就说过了，《孙子兵法》里早就写着了。呵呵，有时我在想，读者和作者之间有没有一种“斗智”的关系在？我写得虽然很快，可还是很小心的，惦记着：可别被谁抓到小辫子才好；有时也会换换位来玩：如果我是读者，我该从哪儿下手去抓小辫子去？

话要扯远，赶紧往回收。看，军事专家对以少胜多是既有信心，又有办法的，实情也是如此。读历史看了那么多战争，我有一个深切体会，呵呵，我也秀才谈兵一回，这体会就是：并不一定人多就力量大，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时间”——力量的大小，简单来讲，基本取决于人数和时间的关系。以春秋战国的联盟局势为例，如果你是人多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缩短，力求速战速决；如果你是人少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拖长，打持久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于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联盟更不可靠了！我从历史上看了很多战争，终于总结出了这一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是多国联军，那就赶紧趁着热乎劲，打！如果你人少，对付一个大联盟，只要能拖些时候，这个联盟自然就会松动，自然就会出现内耗，自然就会给你可乘之机，甚至不用你打，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乱世战局之中，也体现在派系斗争甚至办公室人际关系上面。

另一种局势下，人多也不一定可怕。大一统时代，动用全国大军和外国作战，从政治势力来说，这是一对一的战争，双方都没有联盟者，或者说，没有有实质性力量的联盟者。拿刚才谈过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就动用过几十万大军多次出征蒙古，蒙古人的办法是，尽量躲着你。要知道，几十万人劳师远征，补给是很困难的，尤其往北去，又是沙漠又是荒原，想抢老百姓都找不着人可抢。好容易有几回交火，就说是打胜了吧，吹嘘战功是可以吹嘘，可实际上呢，这种胜仗虽胜犹败。好处呢，是皇帝争争面子，坏处呢，国力大伤，不过这种损失反正都是老百姓背着。

大家看我开始谈兵，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有自己一套。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军事家眼光，跑到国防部去给部长们支招儿出主意，恐怕所有人都得认为我发疯了，要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谈兵可一直都是一景啊。

文人谈兵，乃至文人带兵，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曾国藩不就是一个范本吗？有没有失败的？当然也有，史可法就是一个范本。这两位，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说起来牛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牛，要投笔从戎什么的，王勃不是都说过“有怀投笔”吗，可总是“有怀”的多，真正“投笔”的少，大多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慷慨激昂空发议论，外人乍看上去好像豪气干云、忧国忧民，其实说的那些全不着调。我再多说句招人恨的话：现在论坛上不是就有不少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谈兵书生吗？

当然，书生也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会帮人明理的，而“专业问题找专家”这个道理也是不少读书人都明白的。那么，如果真要接触军事问题而又一时找不到专家的话，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少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怎么办？多做田野工作，实地勘查走访，去下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真工夫。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些提出军事建议的资格。每当乱世，就会有这样的读书人在做这种工作。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晚明最著名的两位大奸臣之一，阮大铖。

这位大反派阮大铖如何奸、如何坏，想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从晚明被人一直骂到现在，写大字报骂他，编戏剧骂他，写书骂他，骂得淋漓尽致，非常过瘾。其实呢，我还真有点儿同情这个人。我还是别扯远了，表过了态，就不论证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总之，要了解一个人非常之难，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我现在要谈这个阮大铖呢，仅仅是要谈一下他作为书生的谈兵之道。

清军入关之后，南京立起来一个明朝的小朝廷。从这个时候来看，明朝并不一定就要灭亡，南京的明朝很有希望守住长江防线，北方最后无论是被清军占领，还是被起义军占领，长江以南还是明朝。这就像金军和南宋隔着长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否把长江防线守卫好了，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不少声音说要守江北，要北上收复失地，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反正，长江防线很重要。

我以前在读这个时期奏疏的时候，发现有一篇东西，没什么空话、大话，直入正题，文字平实朴素，内容则是从实际调查了解出发，谈长江防务问题，给出了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意见。这篇文字让我觉得很是醒目，比其他人的东西都要感觉顺眼，感觉实在。没错，这就是阮大铖写的。

要是有人问我阮大铖这奏疏里提出来的办法对不对，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懂军事，又不熟悉那段地理，更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环境的全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是没能耐去判断的。但是，就从一大堆奏章当中，空话、大话、慷慨激昂却不容易让人摸到门儿的话，打架的话，苛责人的话，套话，什么都有，我就觉着阮大铖这篇实实在在的，而且说的问题都是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着也觉得不错，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都是问题。阮大铖这个，我觉得是抓在了实处、近处、要害处。

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怎么都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吗！”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用的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掷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吗？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而来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力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污蔑劳动人民”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吗？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吗？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作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象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轰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吗，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里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得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那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年代，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吗，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吗？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

民心

孟子这里一分析“士”与“民”的区别，这是让统治者很发毛的。孟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不论你是接受它，还是由衷地厌恶它，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少老百姓来说，管你正统不正统呢，管你是姓赵还是姓朱呢，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舒坦日子，那就够了。

孟子的这番道理提醒了两千年来的众多政治家和野心家，使他们明白：要想争天下，在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夺民心，而要想夺民心，就得奶水足。上面讲过的田齐篡姜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要说孟子以后的人玩这手的，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很可能没读过《孟子》，但“英雄所见略同”总是有的。

这个问题，要是拿汉人说事，总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请来的这位英雄并非汉人，算来该是契丹人。他就是辽人中的雄鹰——耶律阿保机。

提起辽国，很多人都没好印象，这主要是被评书里的《杨家将》给闹的。《杨家将》是汉人立场，是宋朝立场，可如果我们是辽国人，像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什么的可就成了大英雄了，我们要听评书艺人讲“金沙滩”这段书，肯定全场喊好，心里觉得这一个爽！——当时那个社会，能给自己的国家民族开疆拓土的可都是大英雄啊。（韩昌的历史原型其实是个为辽国工作的汉人，但在辽国的地位绝对不比评书里低。）

大战杨家将的这些位英雄，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我现在要谈的这位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早年生活的时代，契丹还是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政体，耶律阿保机是一支失势贵族之后。

如果不是后代人吹捧老祖宗的话，耶律阿保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不凡之相了，他的身材、胸襟、武功、胆略、智谋和领导天才都像极了他的一个契丹老乡，而他这位契丹老乡我一提肯定谁都熟悉——他就是曾做过丐帮帮主，一手降龙十八掌威震武林，江湖人称“南慕容，北乔峰”里和“南慕容”齐名的乔峰乔大侠，后来他恢复萧姓，叫做萧峰。这大家就好理解了，萧峰什么样，耶律阿保机差不多也就什么样。为什么还说“差不多”呢？我们得把萧峰的赤诚忠信拿掉，换成他老爸的狡诈心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律阿保机了。

看看，是个强人不是？

是强人就要夺权，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耶律阿保机不是华盛顿。强人耶律阿保机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位子，越坐瘾越大，越坐就越不想下来，可按规矩呢，任期一满就得进行换届选举，但这时候的耶律阿保机，就算两条腿想站起来挪挪窝，可屁股却说什么也不干！

听大家的还是听自己屁股的，这是个问题。

下面发生的事情后人有不同的记载，我这里姑谈其一。

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社会体制的惯性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搞的，想把民主传统改成独裁，现在有难度。耶律阿保机这时候一看，大家伙儿有拿撬棍的，有拽椅子腿儿的，还有挠自己胳肢窝让自己绷不住劲的，怎么办？

有办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耶律阿保机那沉甸甸的试图挑战民主传统的屁股竟然主动从座位上起来了！

耶律阿保机对大家说：“各位老大，我费了好大劲可算把屁股说服了，各位也体谅体谅我的不易，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大家伙儿一听，嗯，也是个理，行，有商量。

耶律阿保机说：“我这些年为咱们的大联盟立功无数，有不少汉人可都是我抢来的，我想下台以后自己弄点儿人单挑一摊，把汉人撮撮堆儿，建设汉城，各位以为如何？”

有人回答说：“你的想法倒不坏，可是，你要想统治汉城，先得问问人家韩国人答不答应吧？”

耶律阿保机气结，“我说的汉城不是韩国汉城，而且现在韩国人把汉城改称‘首尔’了，大家就别再有这个误会了。”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意不会引发国际纠纷，那就同意好了。

于是，耶律阿保机带着这些年掠夺来的大量汉人开始建设汉城。汉城是个好地方，又产盐，又产铁，大家要知道，古代社会里盐和铁的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的石油，耶律阿保机拥有了汉城，就等于统治了中东。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又玩了个花招，他完全按照汉人的城乡规划来建设汉城，所以，当汉城建设好了之后，看上去就和中原城市一样。大家想想，这些被从家乡掠夺到北方异族的汉人们此时此刻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就等于在美国做牛做马修铁路的华工进了唐人街了。看看，唐人街的历史起码能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时代。

和早期的美国人不同，耶律阿保机很给唐人街好政策，让汉人们在这里生活起来就像在中原家乡生活一样。这些汉人可美了，本来都是被抢来的，做牛做马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也完全变了，受不了啊，可这一有了唐人街，大家又有地种，又有饭吃了，街坊邻居还都是汉人，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早点不用啃羊骨头了，有豆浆油条了，老北京又喝上了豆汁儿，老四川又吃上了担担面（这我是太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想家了！

有人一定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是呀，耶律阿保机本来抢汉人，奴役汉人，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怎么不大理会自己的族人了？怎么一心为汉人作贡献了？是良心发现了？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去了？

什么东西引力最大？

地心引力？恒星引力？黑洞引力？

都不是，是至高权力宝座对强人屁股的引力。

耶律阿保机在汉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自己的屁股努力。有句谚语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站起来”，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屁股来说，这句谚语应该改成“从哪儿起来的，还得从哪儿坐回去”！

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这几年疏离了本族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让屁股满意，就得破坏传统体制，然而，本族人都陷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之内，要靠他们来帮助自己破坏旧体制，难度超级大。那要靠谁？靠外人。靠哪些外人最可行？靠汉人。汉人凭什么会帮自己？就凭自己能给他们奶吃！

于是，在汉城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汉人的归心。耶律阿保机知道，这个时候，汉人已经可以为我所用了。多年来处心积虑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向贵族民主制的传统发起挑战了。

耶律阿保机派出人手，通报各部落首领，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这里出产的，这些年来我供应了大家这么多好吃的盐，可连个谢字都听不到。耶律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做人要厚道，都知道看帖要回帖，可你们吃了我的盐了，难道就不该回我一桌酒宴吗？”

各部落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耶律阿保机的传话，互相一商量，有人问了：“看帖还得回帖，有这回事吗？你们几位都回帖吗？”

有人搭腔：“倒是听人说过什么‘看帖不回帖，天天流鼻血’，所以我一般是回帖的。”

“这么恶毒！”

又有人说：“还有更恶毒的呢。我看论坛上总有人发什么壁虎之类的恶心故事，最后说什么不回帖就要倒大霉，我胆小，所以我都会回帖。”

大家一合计，既然看帖得回帖，那吃了人家好几年的盐，过去给人家摆桌酒席道道谢也是应该的。

于是，各部落的大佬二佬们都带着好吃好喝的去找耶律阿保机了。在盛大的宴会上，大家吃肉喝酒，不亦乐乎。都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坏了，一群汉人手持利器冲了进来，一顿砍瓜切菜，大佬二佬们顷刻之间都玩儿完了。据说，一位大佬在临死前还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说：“孩儿呀，你老爸不行了，你要能活着出去，千万记住老爸一句话！”

孩子也浑身是血，气喘吁吁地说：“老爸，您就说吧，孩儿一定牢记在心。”

大佬使劲喘了口气，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孩儿呀，你千万要记住，看帖回帖虽然应该，可你要见了那种拿狠话挤对人回帖的帖子，可千万不能回啊！”话音才落，大佬往后一倒，气绝身亡，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死不瞑目啊。

就这样，耶律阿保机杀光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屁股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传统民主体制遭到彻底破坏，耶律阿保机成为辽政权的开创者。前文不是讲过在朱元璋之前还有拿“大”字开头的非汉人政权吗，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大辽”。而严格说，“大辽”还不是第一个“大”，耶律阿保机建国本来国号是契丹，后来改为辽，后来又改为大契丹，后来又改为大辽，看来连改国号这种事都会有人上瘾。

关于孟子的这个民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可看的例子太多，我为什么单单拿出耶律阿保机建设汉城的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不仅涉及两个政权，而且涉及两个民族，说服力更强。而且，这段既是举例，也是一个伏笔，伏的是什么，后文马上就会出现。

天下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机这个例子，似乎说明民心可用，给奶就行，虽然权谋得很，却大略验证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说法。那么，孟子说得既然在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听他这个理呢？问题在于，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枪的问题。其实这个道理，现代人都明白得很，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已。那么，要想“王天下”怎么个王法？道理很简单：枪、奶不偏废，战略战术不含糊。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抢腰恨，奶腰组，沾撩沾书八酣虎。”

我该举例子了：清朝入关。

扬州十日狠不狠？狠！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文字狱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呢？

这段历史，我要具体讲例子呢，呵呵，很现成，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拷贝粘贴拿来抖搂抖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肃。可是呢，咱们也该严肃一回了，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贝粘贴开始——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象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象。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荞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元年）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亲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类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道德底限的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对祖国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反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知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作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的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洲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洲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象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洲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洲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致。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及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剧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象。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洲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清朝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做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拷贝粘贴结束。看看，我可不是只会嬉皮笑脸，可不是只会满嘴跑山东快书和歇后语，我也有严肃的时候，只不过平日里把它藏起来罢了。这篇文章写得早，当时有人看过之后居然由此认为我是个大汉族主义者。天地良心，这实在是误读啊！就算我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会变成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为了避免这次还有人误读，我先提提旧事，打打预防针。

看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一个历史书法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我又扯太远了？怎么又谈上书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谈谈绘画什么的呀？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书法”这个词不是指字写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记载历史时的写作方法。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书法”，就是用“书法”一词的本意——书写历史的方法。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们叫做“统一天下”。

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如果清军入关，没多久又被赶出去了，那历史会怎么说？

很简单，会说他们“侵略失败”。

好了，我们看到了，同样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统一”，没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统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坏的，这是不是有点儿逻辑混乱呢？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是不是用现代格局去套历史事件呢？

《孟子》一书的“梁惠王章句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文一共七节。这时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个《孟子节文》拉出来，告诉各位，这一部分的七节里边被删了六节，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节被留下来了，可见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多么深恶痛绝。孟子在这里大谈民本，大谈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统治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已经开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对统治者不服从”这个话题，确实不招皇帝喜欢。孟子专案组组长刘三吾在《孟子节文》的序言里吐露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一统了，皇帝老儿也是独一个了，所以，我们对孟子思想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了。”

我爱周杰伦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这一段又是《孟子》中的名篇，又有漂亮话要出现了。

孟子正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争得面红耳赤，捋胳膊挽袖子，不亦乐乎。方才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没练到家，被一位大内高手打落擂台。孟子一见，毕竟和猪肉荣有同宗同源之谊，又一起喝过酒，于是丹田一提气，便要上场给猪肉荣挽回面子。可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拽他袖子，孟子回头一看，却是齐宣王新收的小弟——庄暴。

庄暴满眼哀求的神色，带着哭腔说：“孟大哥，您先别跟他们争鸣了，快帮帮兄弟吧！”

孟子把脸一沉，“台上这个大内高手甚是嚣张，某家非得去杀杀他的锐气不可。”——且住，百家争鸣怎么还有什么大内高手呢？呵呵，这可不是我胡说，这位大内高手还确实是个狠角色。这里先放个话头，后文再见分晓。

庄暴一听可不干了，死拉硬拽把孟子从场子里给拽出来了，到墙旮旯里了又开始哭，“孟大哥，救救我吧！”

孟子一愣，“小庄，你这是怎么了？”

庄暴把眼泪一抹，哽咽着说：“是这样，大王有天突然对我说他喜欢音乐。”

“啊，”孟子点点头，“然后呢？”

“然后？”庄暴一愣，“然后？没然后了，没了。”

“啊？！我倒——”孟子“咕咚”一声。

庄暴连忙解释：“大王的确就说了这些，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啊！”

孟子缓了口气，“那你不回答不就完了呗。”

庄暴大惊，“这怎么可以！我是做小弟的，哪能答不上来老大的话呢！您快帮我想想办法！”

“哦，这样啊，”孟子点了点头，突然想起了什么，嘿嘿一声奸笑，“好办了！”

“好办了？”庄暴糊涂了。

“好办了，”孟子自顾自地说道，“大王喜欢音乐，齐国就有救了！”

庄暴两眼一瞪，“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过了几天，孟子找齐宣王去了，一进门，嗬，真热闹！

房间里迎面就是一套高级组合音响，音量正开到最大，一大片红灯、绿灯乱蹦乱闪，一看就知道这机器是乡镇企业专门针对农村市场生产的那种流行款式。再看墙上，花花绿绿全是明星海报，有周杰伦，有蔡依林，有TWINS（女子组合），有SHE，还有张海报是韩国字，孟子仔细一认，是安七炫，各式各样的海报把四面墙都贴满了，还有一张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怀旧版，居然是叶玉卿！孟子心里纳闷：这个叶玉卿不是唱歌的啊？啊？！拐角的地方还有两张木子美和竹影青瞳！看来这位大王不光是喜欢音乐啊。

最醒目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齐宣王本人。齐宣王在房间的正当中，跟着音乐的节奏张牙舞爪，狂蹦乱跳，嘴里还念念有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哼——”

孟子一看组合音响顶上正摊着一张唱片封套，周杰伦的《双截棍》。孟子一抬手，把音响关了。齐宣王本来正背对着孟子，突然四周一静，不知道怎么回事，忙转过身，嘴里的词还没喊完：“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哎呀，孟老师？！嘿嘿，仁者无敌，仁者无敌……”

孟子一笑，“我上次跟您说的仁者无敌，要行仁政什么的，您现在正在复习呢，对吧？”

齐宣王小脸一红，干笑两声，情况太突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孟子好整以暇，“前两天我听小庄说，大王是位音乐发烧友啊。”

齐宣王总算缓过点儿精神来了，尴尬一笑，“不好意思啊，寡人不大喜欢先王的音乐，嘿嘿，寡人是周杰伦的粉丝。”

孟子笑道：“大王这把年纪，怎么也该听听王菲什么的吧？”

齐宣王不屑地把嘴一撇，“切，那多小资！寡人就当杰伦的粉丝！”

孟子的回答大出齐宣王意料，“挺好的，其实呢，不管是贝多芬的粉丝，还是周杰伦的粉丝，只要是粉丝就能涮锅子。大王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贝多芬和周杰伦其实都一样。”

“哦？”齐宣王一愣，“孟老师，您不是在忽悠我吧？您这个说法可实在太惊世骇俗了！您这不是出了东门往西拐——不对路吗？”

孟子心里早把词儿琢磨好了，不慌不忙，“大王仔细听着，我的名言可就要说了——”

礼非礼，乐非乐

孟子的名言先按下不表，先说说音乐。

在“梁惠王章句上”的一开始，先说了“礼”，也顺便提了提“乐”，所谓“礼乐”，所谓“礼崩乐坏”，这个“礼”和“乐”本是不分家的。

“礼”的意义不是礼貌，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乐”的意义也不是音乐，也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手段。

所以呢，我方才拿贝多芬的音乐来比喻齐宣王原文里说的“先王之乐”其实并不恰当。

所谓“先王之乐”，我们现在还能见识到。有谁看过祭孔的场面？现在山东曲阜孔子老家搞的祭孔仪式用的一种音乐舞蹈叫做“八佾”（读做“义”），这就是典型的一种“先王之乐”。那么，这个“八佾”到底还原古乐舞还原得是不是一点儿不差？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当它和原来一模一样好了。

在《论语》的记载里，孔子对“八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句话现在也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了。孔子当时听说鲁国的某位大贵族在自己家里上演“八佾”，于是气哼哼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看，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现代人不好理解了：人家在自己家里听歌看舞，碍得着你孔子什么事啊？你就算不爱听，你可以不听啊，人家又没请你去听！

孔子当然生气了：照这么发展下去，怎么得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反了你啦！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就是“八佾”，这种级别的音乐，只有周天子才能玩，别人谁都不能玩。音乐和舞蹈在那个时候是分级别的，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玩哪个阶层的音乐，谁也不能乱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梁惠王称“王”，这就是“礼崩”，现在这里的贵族玩“八佾”，这就是“乐坏”，合起来就是“礼崩乐坏”，意思不是说没人讲文明礼貌了，没人喜欢高雅音乐了，而是说传统等级秩序被破坏了，自我膨胀的人开始多了，天下大乱了。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那个玩‘八佾’的贵族就是个音乐迷呢？或者说，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而我恰恰是个音乐迷，具有为艺术献身的精神，虽然我的身份也许仅仅就是个士，可我就是喜欢‘八佾’，迷得不行。不是有过乐迷都疯狂到枪杀约翰•列侬了吗？如果我也是那么一个疯狂的乐迷，就是迷这个‘八佾’，那怎么办？”

标准答案是：那你也得像人家枪杀列侬一样，枪杀周天子去。

但是，会不会真有这样的乐迷？我的感觉是：不大可能。

为什么不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的这种正统音乐实在太难听了。

扯一扯我们老祖宗的音乐。

音乐这个东西按说属于艺术范畴，要按艺术的说法来讲呢，虽然存在普世之美，可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迷交响乐的，有迷二人转的，有听歌剧听到心潮澎湃的，有唱十八摸唱到脸红心跳的，这都正常得很。可是，说到周代的正统音乐，严格来说，却不大属于艺术范畴，而更是一种仪式化的东西，原始巫术和原始崇拜的味道还相当强烈，再加上“官方音乐”这一“官方”，那腔调就更没法听了，而这种音乐的作用又不是为了给人审美愉悦——无论是高尚的愉悦还是低俗的愉悦——所以说就两个字：难听。

当时的人怎么听音乐，历史上还真有记载，咱们就拿一段来看看。这段故事的主人公很有代表性，他是诸侯后裔，显贵之人，教养出众，品德高尚，总之，如果连这位仁兄都不爱听当时的官方音乐，那普天之下也就很难再找出什么人爱听了。为了郑重起见，这段文字我翻译得基本忠实，不作发挥了：

吴国公子季札来鲁国访问，请求能在鲁国全面地观赏一下周乐。鲁国就让乐工们为季札歌唱《周南》、《召南》。季札说：“真美啊！这是王道教化的基础，虽然还算不得尽善尽美，也称得上勤而不怨了。”

又为季札歌唱《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说：“真美啊！意蕴深厚，虽有忧伤却没有陷于困窘，可以听出卫康叔和武公的德政啊，这就是《卫风》的特色啊。”

又为季札歌唱《王风》。季札说：“真美啊！有忧虑却不恐惧，这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歌曲吧？”

又为季札歌唱《郑风》。季札说：“真美啊！但是太烦琐了些，人民恐怕不能忍受，这是灭亡之兆吧？”

又为季札歌唱《齐风》。季札说：“真美啊！恢弘博大，雄浑深广，齐国是太公始封之国，是东方诸侯的表率啊！国运不可限量！”

又唱《豳风》。季札说：“真美啊！坦坦荡荡，乐而不淫，这是周公东征以后的歌曲吧？”

又唱《秦风》。季札说：“这就是所谓的夏声吧？夏声广阔到了极致，是周王室旧地的歌曲吧？”

又唱《魏风》。季札说：“真美啊！委婉动人，有所节制而易于流行，辅以高尚的品德，能成就明主之业。”

又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沉，是陶唐氏遗民的歌曲吧？不然，为何幽思如此深远呢？若不是以美德著称的陶唐氏后人，谁还能唱出这样的歌曲呢？”

又唱《陈风》。季札说：“国家没有明主，还能长久吗？”

自《郐风》以下，季札未作评论。

又唱《小雅》。季札说：“真美啊！虽有幽思却不生二心，虽有怨恨却隐忍不言，是周朝的德政还没有显扬时的歌曲吧？那时候还有一些商朝的遗民在呢。”

又唱《大雅》。季札说：“恢弘啊！熙熙然乐声和美，音调虽然婉转却有刚健之风，如同周文王的德政之风。”

又唱《颂》。季札说：“美到极致了！刚健而不狂傲，婉转而不低迷，繁密处不嫌紧迫，悠远处不嫌离散，婉转而不放浪，反复回旋而不令人厌烦，虽有哀思却没有陷于愁苦，虽有欢乐却没有纵情过度，变化万端而不匮乏，肆意宣泄而不张扬，抒怀而有度，收揽而有节，安静却不凝滞，流转而不放任！五声和谐，八类乐器协调有度，节奏合乎音律，演奏秩序井然，先王的德政之风就是这个样子吧！”

季札接着观看舞蹈。看到《象箾》、《南籥》说：“真美啊，但还有缺憾！”

看到《大武》，说：“真美啊！周朝盛世就是这样的吧？”

看到《韶濩》，说：“商汤那样的圣人真是伟大，然而品德方面却仍有不足，可见圣人也不好做啊！”

看到《大夏》，季札说：“真美啊！为众人受尽辛苦而不居功，除了大禹，谁还能成就这样的功业呢？”

看到《韶箾》，季札说：“这就是德政的极致了！伟大啊，像苍天一般无所不含，像大地一般无所不载。就算再有更高的德行，想来也就是这样了！我所观赏的音乐、舞蹈已经在这里到达极致了，如果还有我没看的，我就不敢再请求观看了！”

这就叫瞪眼说瞎话。音乐是这么听的吗？

季札这些话，就属于听上去很牛，其实却很虚的那种。这种论调，到现在还能蒙人呢。我小时候就被蒙过。当时从伯牙鼓琴觅知音这种故事知道，音乐是具象的，所以，你来一段曲子，我如果是你的知音的话，我就会听出来你弹的是“巍巍乎高山”，你又弹了一段，我一听，噢，这回是“洋洋乎流水”，所以呢，如果有人听成是“悠悠乎白云”，那就错了。

当年，年少无知的我拿着书本，对照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噢，一开始这个“邦邦邦棒——”意思是“命运在敲门”，然后这个乐句的意思是……再下一个乐句的意思是……

看看，我是不是很蠢？

不过还能让我略微感到欣慰的是：当时不少人也和我一样蠢。现在我们知道了，音乐不是具象艺术，是抽象艺术，甚至历来还有过不少音乐家明确反对标题音乐，认为你叫个《第五交响曲》就最好了，不要叫《命运交响曲》。凭什么你开头那两声就非得是“命运在敲门”？凭什么就不是“强盗在敲门”？凭什么就不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明确指向的声音？

回到季札，他要是说什么“恢弘博大，雄浑深广”，这都可说，可要说能从里面听出德政出来，那就纯属瞎掰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像季札这样的，穿着笔挺的燕尾服在音乐厅正襟危坐，出来以后又振振有词的主儿，用齐宣王的话说，叫“窝头翻身——显大眼儿”。

但是，季札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音乐的意义何在。那不是艺术，而是政治。统治者认为，官方音乐有助于维护安定团结。

所以，当现在的大孩子唱起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小孩子唱起了周杰伦的《双截棍》——完了，礼崩乐坏了！

周代的官方音乐现在还真能听到，谁有兴趣，自然可以去见识见识，反正我觉得没什么好听的。呵呵，说到音乐问题，一扯就扯多了，实在是个人偏好，顺便怀旧一把，我年轻的时候，弹吉他写歌种种蠢事也都干过呢。

对考古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在湖北随县挖过一个曾侯乙墓，这次刨人家祖坟刨出来一整套的编钟，这套编钟更正了我一直以来对中国音乐的一个误解。我一直以为中国音乐都是五声音阶呢，也就是1、2、3、5、6这几个音符来回用，我们不是有个词形容不会唱歌的人叫“五音不全”吗？就是说这五个音。结果，这套编钟居然是七声音阶，1、2、3、4、5、6、7七个音符全有！而且音域也宽，变调演奏也没问题。然后我就去查书，才发现原来周代的时候，七声音阶和十二律已经齐备了。

这也就是说，理论上，中国在周代就已经能够演奏和西方音乐一样复杂多变的音乐来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接触到的中国音乐基本都是五声音阶呢？要知道，五声音阶搞出来的东西是非常单调的，我以前弹吉他配和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歌曲配和弦特别容易，在一个调式里，三个和弦就能打遍天下——也就是主和弦，下属和弦，属和弦；如果你想进阶，也容易，再多学一个属七和弦就够了；如果还想进阶，再多学一个主七和弦；如果还想进阶，不是每个大调都有关系小调吗，插花着用小调和弦配大调，大调和弦配小调；再进阶，就再多学几个花哨和弦，再玩点儿花活，就够了。后来学英文歌曲了，发现不那么容易了，旋律也复杂了，千奇百怪的和弦一下子全来了，招架不住了。

所以，我就更不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周代就有了很完善的七声音阶和十二律了，可发展了足足两千多年，既没有真正在用七声音阶去编织复杂多变的旋律，又没发展出和声和复调？

我觉得可能的解释是：历朝历代都延续着周代的传统，不大把音乐当艺术来玩。官方对于音乐，一直把它当做礼制的一部分，是政治；民间对于音乐，发展出了种种俚俗小调和地方戏曲。而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只有极少数的艺术家置身其间。

与民同乐

回到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齐宣王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堂堂一国之君，做周杰伦的粉丝，这确实有点儿失身份，而且，上纲上线的话，这等于是置政治传统于不顾啊。从以身作则这个层面来说，那就更糟——礼乐本来就是严格限定等级的，你让下边的人不许僭越，可你在上边的人却主动往下走，这还成何体统了！

听什么音乐看什么书，到现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大体是处在什么阶层的。比如，问问你在听什么音乐呢，你说在听安七炫和周杰伦的新专辑，那我们就知道你是个小中学生，正在青春期呢；你要说听的是平克•弗洛伊德，那我们就知道你是叛逆青年，可能还多少有点儿艺术气质；你要说你听的是王菲，没的说，小资；你要说你听的是罗大佑的老歌，那你就是中产阶级，雅皮；你要说听的是样板戏，这个呢，放在以前你是积极分子，放到现在呢，那你可是个超级大另类了，绝对前卫。

齐宣王这么个处境，就是身份和听的音乐不合拍。

更有意思的是，孟子的祖师爷孔子当年还恰恰就是在齐国的首都临淄的王宫听过一段叫做“韶”的高雅音乐，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成语和一句名言。成语是“尽善尽美”，名言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现在在山东临淄还有这么个旅游点，叫“孔子闻韶处”）。这回好了，儒家后学孟子故地重游，在祖师爷当年听高雅音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方，居然发现齐宣王在听周杰伦！

后人想象的孔孟可能都是一本正经不会笑的，其实看看这里的孟子，思想很开明的，脑筋也很活泛。孟子并不觉得齐宣王听周杰伦有什么不好，相反，他觉得这很好啊。往下，孟子又有名言出炉了。

孟子问齐宣王：“大王，您觉得一个人听音乐快乐呢，还是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快乐？”

齐宣王的回答是：“还是大家一起听才更快乐。”

孟子一步步诱入正题了，“既然您这么明白，那怎么就不好好想想这个道理呢？如果您在这儿听周杰伦，外边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全愁眉苦脸地议论着：‘咱们大王这么喜欢音乐，瞧把他给乐的，可他怎么就让咱们大家伙儿活得猪狗不如呢？父亲和儿子见不着面，弟兄和老婆流离失散。’大王您再想想，如果您出去打猎，老百姓看见您旌旗招展的车队，前有开道摩托，后有压阵宝马，还老早就交通管制了，上班的、上学的、上医院的谁也走不了路了，能不埋怨您吗？！为什么大家会埋怨您，还不是因为您没有做到与民同乐嘛！”

孟子接着说：“可是，如果您在这里听歌，外面的老百姓听见了，互相议论说：‘嘿，看来咱们大王精神不错啊，祝福他身体一天好过一天。’如果您去打猎，老百姓老远看见了车队，互相议论说：‘嘿，咱们大王看来精神头很足啊，谢天谢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百姓们为什么会这样爱戴您呢，还不是因为您做到了与民同乐嘛！您要是能够做到与民同乐，一统天下有什么难的。”

“与民同乐”这个词是《孟子》原文里的话，不简单吧？

这我们就明白了，儒家思想是后来被发展成畸形了，讲修身，讲清廉，把标准定得高到荒谬的地步，清官都得是一清如水，死了都没钱埋才算真清，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几个人能做到啊？看看人家孟子，根本就没这么苛求，他的道理是非常人性的，而只有符合人性的道理才是站得住脚的。孟子的意思是，你齐宣王爱听周杰伦，这很好啊，你让你统治的这些老百姓也能有心情听周杰伦，这才是真好啊。往下推论是：你齐宣王喜欢住好房子，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下的百姓有好房子住；你喜欢好车，没问题，你也让你统治的百姓有好车开；你这当领导的先富了，没问题，你也带着老百姓一起富起来……

这个道理孟子前面就讲过了，这就是推己及人，己所欲，施于人。可这道理还得有两个补充：第一，如果你齐宣王是变态，是受虐狂，那你可千万别推己及人去；第二，己所欲，施于人，但不要强施于人，如果人家拒绝，那就别勉强。各位，我这两个补充虽然看似荒唐，其实是很重要的，历史上多少悲剧都是由此而起的啊。

关于这一节，还有两个问题要说。先说一个小问题，之后再说个大问题。小问题是，我以前读这一节的时候，有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齐宣王在王宫里听音乐，王宫外面的老百姓居然听得见？！看来后代的帝王们看了孟子这段，也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干脆把皇宫造得超级大，里面别说听周杰伦，就算有重金属乐队现场演奏，外边也听不见了。既然没人听得见，也就没人会抱怨了。

山东临淄现在有出土的齐国城市遗址，谁要想知道当时的王宫到底规模有多大，里边听音乐外边能不能听见，不妨去实地看看。

该说大问题了。方才有人注意到没有，孟子最后劝齐宣王的时候，是说齐宣王如果能做到与民同乐了，就可以一统天下了。

不对呀，孟子前面在梁惠王那里的时候不是劝梁惠王一统天下吗？怎么转脸就变了？俗话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这位孟子还是圣人呢，怎么能做出如此卑鄙的勾当！

咱们把矛盾极端化来看看，那样更容易看清楚问题。换一个时代背景，换到宋、金对峙的时候，长江以南是南宋，长江以北已经被金国占领了，嗯，就这个时候吧。再交代一个前提：金国的文明程度已经比较高了。问题来了：如果金国能行仁政，你愿意帮助他们一统天下吗？也就是说，你愿意帮金国施行仁政来灭亡宋朝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谁有兴趣就自己去想吧。但是，既然说到这个时代，就不妨把岳飞拿出来说说，岳飞后来不是被批评为愚忠吗？很多人认为岳飞那样的愚忠一直都是古代社会里的臣子对君主的标准心态，其实不是。至少在孟子这个时代不是，在孟子以前也不是。所以，把这个罪名扣在儒家先哲身上是不公平的。看看孟子，梁惠王不听自己的意见，就去齐宣王那里去了，劝这个一统天下，又劝那个一统天下，反正不管是谁，只要想行仁政一统天下，我就帮他干。而且，我们还得注意，无论是魏国还是齐国，可都不是孟子的祖国啊。

有人会说了：“反正都是炎黄子孙——”

错，没几个人真是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并不多

什么是炎黄子孙？

大一统的时代里调和内部矛盾，强调我们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追到老祖宗时候全是一家人，所以现在应该相亲相爱。首先声明，我绝对支持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但是，就事论事，还原历史，我们真正的炎黄子孙其实并不太多。

炎黄的时代，炎帝的势力和黄帝的势力其实都远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当时的天下能和他们有一拼的部族还有好多呢。所以，后来的人要往前追祖宗，就会发现不少人都不是炎黄部族的后代。说不定咱们中的谁谁还是蚩尤的后人呢，那和炎黄可是有血海深仇啊！

当然了，那么早之前的事，真有仇恨，现在也没人真当回事，我也不是要挑拨人民内部矛盾，只是澄清这个概念：炎黄子孙只是后人笼统一说，认真看看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倒有可能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好像现代的基因研究有成果说，地球上所有人都能够追溯到非洲的某位女性。当然了，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时代。春秋战国，轻生取义的事情可有不少感人的，不过像后来大一统时代的愚忠却不是那时候的风气。

关于孟子时代的风气，我举几个例子。一开始讲梁惠王的时候不是说过“三家分晋”吗？其实，原本在晋国当权的贵族世家一共有六家，这六家在斗争当中慢慢有两家被淘汰下去了，只剩下四家了，这四家当中，就有后来“分晋”的韩、赵、魏这三家。有意思的是，虽然最后是这三家瓜分了祖国，其实原本最强的一家却是那第四家，最强的人也正是第四家的大当家——智伯。

智伯势力最大，能耐最大，贪欲也最大，不大把另外三家放在眼里，欺负人没够。结果在斗争的最后关头，智伯本来眼看就要胜利了，却被三家突然联合，把自己倒给灭掉了。智伯有一个家臣，名叫豫让，豫让要给老主公报仇，就去行刺赵国的老大赵襄子。行刺失手，可赵襄子这人不错，觉得豫让是条好汉，就把他放了。豫让不领这个情，后来又用热炭毁了嗓子，使自己的声音变了，也毁容了，连老婆也认不出自己了，又去行刺赵襄子。可人家赵襄子福大命大，豫让又失手了。最后，赵襄子觉得再饶他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豫让也觉得再行刺也不大好意思了，就请赵襄子脱下衣服，让自己砍了几下，算是自己尽了心了，然后就自杀了。

豫让在死前，赵襄子曾很好奇地问他：“你下这么大的本钱给智伯报仇，为什么啊？”

豫让说：“智伯是我老大，我这个做小弟的当然要给他报仇了！”

赵襄子挑理了，“你在跟智伯之前不是跟过一个老大吗，也没见你给你以前的老大怎么着啊？”

豫让这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以前那个老大就把我当个普通小弟，所以我也就待他一般般，可智伯老大拿我当国士啊，所以我也要以国士的姿态来回报他！”

豫让牛吧？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的时候，豫让名列前茅。当然了，司马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

豫让给我们展现的老大和小弟的关系是：你敬我一尺，我也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我也敬你一丈。所以，谁也别以为你敬我一尺，我就该敬你一丈，哪怕你是大哥我是马仔。

不知道我的读者里边有没有在道上混的。如果有，就好好跟咱们豫大哥学点儿规矩。

该说第二个例子了，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级别比智伯和豫让可都高了。

前面谈田齐篡姜齐的时候不是提过晏子吗？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晏子的故事。

晏子这段故事取自《左传》，后来《古文观止》收了这篇，给起了个标题。这个标题起得很好，叫《晏子不死君难》。事情是这样的——

崔武子是齐国的大贵族，权力非常大，他的老婆是个大美人，叫棠姜。当时齐国的国君齐庄公不是个好东西，见了棠姜这位大美女就走不动道儿了。这一来，可就给崔武子戴了绿帽子。这里我先解释一下，绿帽子这个词在这时候还没有呢，要到汉朝才有，我就先这么用着了。崔武子觉得绿帽子戴着不爽，要摘，怎么摘呢，就趁一次齐庄公又往自己家里跑的时候把他给杀了。

动静闹大了。

晏子闻讯赶来，站在崔家门外，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有人就问他：“您是准备为国君而死吗？”

晏子说：“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为什么要专门为他而死呢？”

旁边又问：“那您是要因为国君之死而弃国逃亡吗？”

晏子说：“国君的死，难道我有什么罪吗？我为什么要逃亡呢？”

旁边又问：“那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是要回家吗？”

晏子说：“国君都死了，我又回到哪里去呢？为人君的，怎能高踞在众人之上，凡事都应以国家为重；为人臣的也不能只贪图俸禄，而应以为社稷尽力为己任。所以，如果国君是为国家而死的，臣子就应该随他同死；如果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的，臣子就应该随他一同逃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若非他的亲昵之臣，谁能随他一起去死，一起去逃亡呢？况且，杀死国君的正是那位为国君器重的重臣，我只是个普通臣子罢了，为什么要为国君去死，去逃亡呢？又要往哪里去呢？”

这时候，崔家的门打开了，晏子进去，把齐庄公的尸体枕在自己的大腿上痛哭了一场，又站起来向上跳了三次以尽臣子哭君主的礼仪，然后就出门走了。我这里再解释一下：这个怎么哭啊，怎么跳啊什么的，就是礼制所严格规定的内容，不能哭错了，也不能跳错了。

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一个问题，君臣是相对的，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你为公如何了，我也为公如何；你为私如何了，那对不起，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无关。中国要到后来才形成愚忠思想，臣子要对君主无条件效忠，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等等等。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事情是很宽松的，臣子在这家做得不爽了，就跳槽去另一家，这很正常的。可等到了大一统时代，你就算想跳槽也没处可跳了，所以当“君要臣死”的时候，臣想不死也没处可逃。

所以，孟子的主张在魏国行不通，那就拿到齐国来碰碰运气，反正目的是行仁政，谁行都一样。当然了，主张行苛政的也是这个路数，反正目的是行苛政，谁行都一样。这就像现代社会里一位技术人员拿着自己的一项专利，这家公司走走，那家公司问问，反正目的是要开发专利，谁来开发都一样。

儒家思想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真是一个好词，是很耐人寻味的。

“与时俱进”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在这个规律当中，有的东西往好了进，有的东西往歪了进，有的东西往坏了进。儒家思想就是越来越往歪了进的。

现在我们对孟子已经大致有了个了解了，这位山东老儿其实是很可爱的呀，至少是一点儿都不迂腐的。鲁迅描写孔乙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使然，我们不能从孔乙己身上去想象孔子和孟子啊。

鲁迅在他的时代里使劲批评儒家这套东西，确实也批评得有理。那时候别说大人，就说小孩子学的那些书，说是儒家教育吧，也算是吧，可我看着总觉得越看越浑身发毛。前些年这些书还很是流行过一段，好像是物极必反，老式的私塾教育又回归了，又要讲讲所谓孝悌什么的了。可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什么孝悌真是孔孟的孝悌吗？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子讲孝悌，讲忠信，这都没错，孔子也讲这些东西，但是那些童蒙课本里讲的孝悌我却觉得不是孔孟所讲的孝悌，变了味儿了。不仅是变味儿，还是变态！我要是有孩子，说什么也不让他看这些书。

后世的孝道，举一个例子，我们就看看元代以后流行的童蒙读物《二十四孝》，这也是鲁迅当年狠批过，现在却又有人翻腾出来的老书。二十四个故事里我来说一个：汉朝有个人叫郭巨，家里很穷，上有老妈，中有老婆，下有一个三岁大的孩子。郭巨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问题：他的老妈偷偷把自己碗里的吃的省下来给小孙子吃！哇呀呀，这还了得！郭巨心里难受，觉得对不起老妈，有违孝道啊！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多搞点儿吃的吧，唉，劳动力市场不景气，能保住眼下这份低薪工作就非常不易了，实在没有余钱改善生活了。怎么办？

各位，咱们看了这么半天的《孟子》，也学学人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道，如果换了你是郭巨，你会怎么办？

什么？给老妈申请五保户待遇？

——这得感谢新社会，郭巨那会儿还是汉朝呢，没有这种好事。

什么？可以去麦当劳泡着，那儿的番茄酱是白给的？每隔十分钟就向营业员去要一包？

——够前卫！够精明！有没有着点儿调的主意啊？

找亲戚朋友去借？

——这倒现实些，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再说了，郭巨的亲戚朋友比郭巨还穷呢。

什么？投奔水泊梁山？

——看，孟子他老人家又说着了，无恒产者无恒心啊。可是，郭巨是个老实人，胆小。还有什么招儿没有了？

全家上吊算了？

——如果这话不是起哄，嘿嘿，说得还真有点儿接近正确答案了。

这事要是换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人家郭巨有办法，和老婆一商量：“不能让咱妈挨饿！咱家口粮本来就不富余，可咱孩子还得吃掉他奶奶的一份，这可不行。”

老婆问：“那你说怎么办啊？”

郭巨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小兔崽子埋了！”

郭巨老婆一惊，“什么叫兔崽子？那可是你亲儿子！”

郭巨一听，嗯，也是这个理，不过心又一横，“亲儿子我也顾不了了，儿子还能再生，可老妈死了就没有了。”

郭巨老婆舍不得儿子，咕哝着说：“那，不成咱到时候再给你老爸介绍个后老伴儿？”

“呸！”郭巨啐道，“我早就是单亲家庭了！”

就这样，横了心的郭巨开始在地上挖坑了。这是做什么？为了埋儿子！

可就在郭巨挖到三尺多深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个罐子，一打开，里面全是黄金，还有个字条，写着：“这是老天爷赏赐给孝子郭巨的金子，官府不能抢，老百姓也不能夺。”

有了金子，儿子就不用杀了。从此，郭巨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啊，郭巨的孝心连老天爷都给感动了，特地给了他一大罐子金子，真是好人有好报啊！这个故事的原文最后还有四句诗，最后两句是“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看看，这就叫“孝感动天”。古人不是常说“忠臣孝子”吗？黄药师听说欧阳锋胡乱杀人，杀了孝子，不是也很恼火吗？他不是也说他老黄虽然称个“东邪”，可平生最敬忠臣孝子吗？这个郭巨，就是二十四孝里的一位模范孝子。模范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全国上下会轰轰烈烈地掀起“当孝子，学郭巨”的热潮，小青年的文化衫上流行郭巨的大头像，郭巨的事迹学校里要讲，农村里要广播站广播，电视上要做连续节目，还会被改编成电视剧，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不要忘记一点，郭巨不是一个，是二十四个。二十四孝各有各的绝活，尽管其他人并没有埋儿子。

那么，如果你学了郭巨，挖坑挖到三尺深了，正盼着金子出现呢，可除了蚯蚓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只好真埋儿子了。

我前面已经讲了，大众型思想的发展轨迹是有迹可寻的，到郭巨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所谓儒家孝悌之道已经掺杂了很多别的东西，有民间迷信的影子，有民间劝善文的影子，有庸俗化佛教的因果报应的影子。这个问题后文里还会遇到的。

我们拿二十四孝来对照一下孔孟之学，这真是孔孟的孝悌之道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儒家后学们对孔孟思想所做的“与时俱进”的工作把它给“极端化”了，鲁迅批判的那些东西正是这个极端化的顶峰产物。我的感觉是，孔孟之道如果说是套在人脖子上的一条绳索的话，那这条绳索本来是相当宽松的，相当人性的，你在里面喘气有时会觉得不大舒服，可大体上还是没什么生命危险的，你要去杀人放火的时候才发现被绳子拦了一下。可后来呢，这绳索就越勒越紧了，直到紧得让人没事待着的时候也呼吸不畅了。

刚刚我们既然谈到了刺客豫让，那就再拜托这位仁兄从方才的话题里出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话题里来继续发挥作用。

先问问大家，对豫让这人有什么看法没有？

做人做到他这份上不简单吧？

换你你能做到吗？

反正换我我不行。我这人胆小怕事，既然老大都玩完了，咱这做小弟的虽然痛心疾首，可一想想八十老娘和八个月的孩儿，唉，先解决下岗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吧。

我想得也没错吧？下岗也不能怨赵襄子吧？就算怨赵襄子也没用对吧？趁着年轻还有把子力气，找个夜总会当打手去总还是有机会的，毕竟还做过智伯的小弟嘛！

大家看清楚了吧，我，就是这号人！

如果孟子知道我这样，也不会说什么，他前面不是说了吗？没有产业了却还有道德操守的，只有“士”才行，嘿嘿，我不当士了，我当“民”去，没有产业了就不顾道德操守了，因为我是“民”，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孟老师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跟我过不去的，说不定还会给我介绍个职业培训中心让我去学学家政服务什么的呢。

可是，当历史发展了，社会变啊变的，后儒们越来越牛了，别说对我这号人，就连对豫让豫大哥也有微词了——小豫，你做人还凑合，不过离儒家标准那还差得远呢！

吃惊不吃惊？做人做到豫让这份上，还仅仅是个“凑合”。

那，这话是谁说的啊？有确实出处没有啊？别急，我当然有出处、有证据。

我这个证据一点儿都不冷门，可能谁都看过，说不定你们家现在就有。

这就是学习古文的入门书：《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这本书很有意思，要学点儿古文呢，它是入门书，同时呢，也是文学，也是历史，尤其是，除了清朝之外，历朝历代都收有文章，所以如果顺着读下来，还能让人从中约略感觉一下各个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如果我现在讲的这个《孟子》有人爱看，我还真想以后有机会照着这个风格把《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顺它一遍。嗯，不扯远了，《古文观止》明朝这部分收了方孝孺的一篇《豫让论》，是专门来讨论豫让的。

有人可能会挑理了，“你不能随便在通俗读物里拽个人出来就让他代表当时的儒家说话呀，这个人得是有代表性的，有公信力的。”

这话说得不错，如果我把孔乙己说过的蠢话展示出来，说是让大家看看鲁迅时期的儒者有多丢人，呵呵，这肯定是不对的。李白还写过很糟糕的诗呢，可我们得拿他的优秀作品来说事啊，那些才是能代表他的。

那就看看方孝孺够不够资历。

呵呵，论地位，方孝孺在他同时代儒者当中稳坐头把金交椅，毫无争议。

论名气，方孝孺名满天下，众人皆知。

论学问，这个嘛，我只能说我个人看法了，我认为，方先生的学问实在了不起，是我很佩服的。我前边说过，不少后世的儒学名家都没什么干货，尽玩虚的，可方先生是真有干货的，而且深刻得很。

方孝孺在现代人眼里，大家一般知道他好的一面是气节了得，宁被朱棣灭了十族，就是不屈服（其实诛十族一事未必如此，是有争议的，但这里就不费篇幅细说了），不好的一面是书生气重，最后书生误国，既可怜又可恼。这我还是多说几句好了，为方先生叫叫屈。一些人一提方孝孺就是这些内容，这实在是把人家给简单化、符号化了，把那段历史也给简单化、符号化了。唉，提起此人，我真有千言万语想说，可又不能再扯远了，就现在可能都有人把豫让的事给忘了，我还是赶紧回来吧。总之，方孝孺的公信力是毋庸置疑的。

方孝孺认为豫让的做法是不大合乎一个“国士”的标准的。方孝孺说：“你豫让既然说智伯待你为国士，可你知道吗，什么叫国士？我告诉你：国士国士，乃救国之士也。所以，在智伯开始贪婪心起的时候，你豫让就应该向他指出这样下去的危害啊。你要怎么来劝呢？态度要亲切，还要诚恳。可如果智伯不听呢？那好办，一个字——接着劝！那要是智伯还是不听呢？那也好办，还是一个字——再接着劝！有唐僧那种劲头就行了。可智伯要真是个高人，连唐僧都不管用，那怎么办？那也好办，你豫让不是后来以死回报智伯吗，呵呵，反正你是要死的，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干脆就早点儿死，智伯要还是不听你的劝，你就当着他的面自杀。这样一来，智伯再怎么冥顽不灵，也会受到你豫让的感动的。他这一被感动，也就自然会明白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于是改变作风，和韩、赵、魏三家和好了，这多好啊！可你豫让在智伯开始堕落的时候不拉一把，在旁边干瞪眼看着，等他犯了事了，死了，嘿，你又出头了，把自己当个牛人，可你早干吗来着！”

前边我说豫让的故事的时候问过大家，对豫让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人家已经做得够可以的了？已经无可挑剔了？已经是楷模中的楷模了？

可是，现在再看看方孝孺的说法，他说得在不在理？呵呵，好像也很在理哦。儒家发展到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苛刻了。儒家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个内圣本来没什么玄的，可是被后人越搞越玄，标准拔得越来越高，正所谓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但我还得找补两句。这里引述了方孝孺的说法呢，联系方先生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的那种符号化的印象，就更有点儿火上浇油的意思。其实，方孝孺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成名很早，写作也很早，他有些很有名的东西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岁以前）就写成的，这篇《豫让论》我先声明，我没查过是方孝孺什么时候写的，那就是说，如果这只是他的少年之作，那我们不要因此而对这个人有什么苛责——不是刚谈过他苛责豫让吗——而且，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这也是一时风气。我们看到的是后儒对人的苛责已经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窥一斑未必就能知全豹，但也能看个大概。

我们前面刚刚领略过了，在鲁迅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现在时间往前推了推，也领略了在方孝孺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那，再往前推推看，看一位名人，吕文德。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眼熟？

能一下子想到这个人是谁的，肯定是读书仔细的。提示一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神雕侠侣》里面力守襄阳，对抗蒙古大军的是哪一位英雄？

不错，大侠郭靖。可郭靖只是民间身份，武功再高，声望再隆，那也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怎么指挥襄阳官兵呢？

想起来了吧，郭大侠身边还有一个半傀儡状态的襄阳政府，这个襄阳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那个不大起眼的小配角，软骨头，窝囊废——对了，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吕文德。

吕文德冤枉啊，襄阳在蒙古大军的围攻之下坚守多年，这不是郭靖的功劳，吕文德居功甚伟啊，而且，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英雄。

《神雕侠侣》说襄阳是当时的战略要冲，这一点儿都没错，说襄阳坚守了很多年，具体年代我懒得去查了，反正大体也没错。现代的湖北襄樊当时各是襄阳和樊城，二城隔汉水相望，军事上互为依靠。在吕文德之前，有人就先为襄阳战区的防卫工作作出过很大贡献，为后来的吕文德作了很好的铺垫。说起此人，论名气，绝不在郭靖以下，论本领，也不输于郭靖。

我说这话是不是有人不服气了？别急，等我说出来他的名字，一大半的人都得同意我的说法。那么，此人到底是谁？

呵呵，不是旁人，正是机动战士高达！

现在知道了吧，这个日本动画片的原型就是我们宋朝的一员大将。

机动战士高达为襄阳战区的防御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而他的接班人就是所谓郭靖扶持的吕文德。吕文德死守襄阳，守住了，可是自己也死了，怎么办？守城传统代代传，就传到了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的身上。吕文焕也是一个字——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打不过，却也守得住。这一守又是多年。

蒙古人一看，这么多年了，襄阳怎么还是攻不下来啊？其实蒙古人在那么早的时代里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任用了外国专家，开发高端武器，并迅速把这种武器投入实战。

大家现在要是去襄樊看看，还能够体会到当年城防的情形。襄阳城依山环水，拥有全国最宽的护城河，普通大炮根本威胁不到城墙；城墙又厚，城门里面还有瓮城，真是金城汤池，坚不可摧。但是，这一天，终于出事了。

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城中各位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就见城楼轰然倒塌了一块。紧接着，就看见天空之中巨石飞舞——大到不可思议的大石头，像小山一样砸进城里来了。襄阳城里早就度日维艰，吕文焕也早就独木难支，他一直是在咬牙安抚军民、维护士气啊，可这小山一飞，人们一下子都怕了，都慌了。

这也难怪，如果你在城里守着，突然看见巨石翻空，天上还有喷火的毒龙，地上还有猛犸象的军团，对，就是《指环王》第三部的那种场面，你能不慌吗？这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超级武器啊！

这种武器射程远，威力大，准确度高，等于当时社会里的原子弹，而且，还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可是，眼看着城墙就要被砸烂的时候，蒙古人突然不打了。

没弹药了？

不是，蒙古人来劝降了，吕文焕说：“吕将军啊，你守卫襄阳这么多年，也算尽了你的本分了，现在呢，我们很希望你能投降。如果你不投降，你也看到了，我们要拿原子弹炸襄阳城那是轻而易举，等我们攻进去，嘿嘿，你也知道我们蒙古人的习惯，我们是要屠城的。到时候血洗襄阳城，男人杀个精光，女人先奸后杀，老人和小孩也一个不留。这，也是你吕将军不愿意看到的吧？”

降，还是不降？这是个问题。

吕文焕艰难地面对着这个问题。人生很多时候，最怕的不是艰难险阻，而是选择。

人生很多时候，最痛苦的事也并非什么艰难险阻，而是选择。

吕文焕正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

按着儒家先哲的思路，让我们来将心比心，来推己及人，如果你站在吕文焕的位置上，你降还是不降？

有人会说了：“这也算个问题，我早就想投降了！如果运气好，还能有高官显爵、金钱美女，就算运气不好，可好歹也能保住我这条狗命啊！”

吕文焕自然没这么龌龊，可他还真就降了，于是，襄阳避免了一场屠杀，吕文焕也从民族英雄变成大汉奸了。

先别下判断，吕文焕还有后文。成为汉奸之后的吕文焕摇身一变，成了蒙古人的开路先锋。要说吕汉奸，在宋朝算个人物，沿途守军很多都是他的旧部，吕文焕一出面劝降，人家还真就降了。于是乎，蒙古人势如破竹，迅速南下。

有人可能又急着感慨了：大势所趋啊，大家伙儿都这样啊！

有人就不这样。谁？常州人。

常州人给了吕文焕一个大大的难堪。

襄阳一降，常州本来也架不住大势所趋，降了。元军在常州残暴非常，常州人急眼了，一个字——打！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群众自发的抵抗运动，群情高涨，收复了常州。蒙古人一看，嗯，怎么降而复叛？这可不成！

于是，吕文焕又在常州城下出面了。

吕文焕在城下劝降的时候，城上的人气不过这个汉奸，趁他不备，狠狠射了他一箭。后来蒙古大军攻城，战况异常惨烈。常州人保家卫国，虽然打的是一场螳臂当车之战，却当真浴血奋战，不死不休，英雄了得！蒙古大军攻城手段极其残忍，有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是，他们杀老百姓，取人身体里的脂肪做成人油炮，去烧城头木栅。

等到常州城破，蒙古大军屠城，无论老弱妇孺，一个不留。据说整个常州城只有七个人躲在一座桥下，这才逃过了毒手。后来，文天祥被俘经过常州，感慨万千。文丞相为常州留下了一首诗：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

壮哉雎阳守，冤哉马邑屠。

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

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这首诗可要看哦，后文还有呼应。）

很多事情都是，单摆浮搁都很容易下结论，可几件事摆在一起来看，就让人很费思量了。我们的顺序是从后往前推，从鲁迅推到明朝方孝孺，再推到南宋吕文焕和常州保卫战，然后再往前推。

先扯两句闲话：读书有一种感觉，本来不相干的内容终于发现有些关联的时候，这就比较容易记忆。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尽量注意这点，前面出现的人物最好后面再出现一回，前面某个事件里的次要人物会在后面某个事件里成为主要人物，或者相反，如果两件事实在八竿子打不着，那就架上第九竿子，尽量能七大姑、八大姨地给搭上关系。现在，我就伸伸八竿子、九竿子来够一够了——

有个词叫“矬人生威”，南宋政府这种事可没少干。蒙古铁骑南下，往上追追原因，宋人是有责任的。南宋当年联合蒙古攻打金国，已经很不明智了，这先不管它，南宋和蒙古人协议，灭金之后，河南地盘要归南宋。仗打完了之后，蒙古人变卦了，河南自己要了，只给了南宋一小块地盘。南宋政府一看，没辙，答应人家吧。事情就这样定了，南宋往南退兵了，蒙古人也回到北方去了。

蒙古人变卦对不对？当然不对，可也不是全无道理，实在是宋朝军队在这次联合行动当中太不中用了！换做是你，和一个搭档联合开公司，本来说好赚了钱二一添作五，结果你累死累活的，可那位爷屁事都不顶用，还时不时扯你后腿，你说，真等公司赚了钱，你甘心分他一半吗？

可是，等蒙古人撤回北方了，南宋可有人要当民族英雄了，提议出兵河南，收复失地。此时人心激动，认为有三个地方一定要拿下来，这三个地方是：东京、西京和南京。

有人会觉得奇怪了，“要打东京，那是要对付日本人啊？南京也不对啊，南京不是就在南宋版图之内吗？”

当时的东京是指开封府，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梁惠王待的那个地方，梁惠王的时候叫“大梁”，这时候叫东京开封府，包公那个开封府就是这里，包公要是在世，已经回不了开封府了，不属于宋朝了。西京是河南府，就是现在的洛阳。南京呢，是指应天府。

又有人会问了：“应天府不也是现代南京的旧称吗？不是还说的是南京吗？”

现在的南京那时候叫建康府，那时候的南京应天府大体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现在我就提一件在唐朝时发生在这个商丘的事。这件事非常有名，大学语文课本里好像还收过相关文章，所以我只简单说说。商丘这片地方，大体上说，唐朝叫做睢阳，方才说常州的时候，文天祥过常州不是有一首诗吗？诗里有一句“壮哉雎阳守”，就是用唐朝睢阳守卫战的事情为典故来形容他当时所感受到的常州情境。

话说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军队打过来了，张巡和许远坚守睢阳，事迹可歌可泣。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张巡把自己的小妾杀了，做熟了给大家吃肉，许远也杀自己的书童，给大家吃肉。不够吃怎么办，接着吃城里的人肉，整个守城期间，一共吃了三万人，不容易啊，大家就是誓死不屈。这件事历来争议很大，到底吃的是活人是死人，到底吃了多少人，我也没法下个结论。这里顺便提一句，不少搞文学的人谈历史，经常会“某书读到某处，不禁感慨如何如何”，其实历史不比文学，小说是看一本是一本，历史书可不能看一本信一本，两千多年下来不知有多少人伪造历史呢，即便有心客观记录，也难免受视野和立场的局限，所以很多事都是说不清的，哪怕对同一件事查阅很多记载，再有可参照的考古证据，也很难得到全貌。话说回来，杀小妾的事先假定确实有之吧，但我们不能拿现代眼光去要求古人，那个时候，妾的地位是非常低的，不被当人看，你要真把妾当个人，社会还会有舆论压力说你不对。现在古装电视剧里常有男主人公赢得两位美人的芳心，两位美人开始还不和，都要自己做大对方做小，后来相处融洽，又反过来推让。这只是电视剧编排，真正的历史上，妻和妾的区别非常严格，地位的高下也非常悬殊。张巡如果真杀了小妾，在古人眼里并不像现在看来有这么大的罪过。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小妾还是书童，不管是三万人还是两万人，反正是为了坚守城池而发生了人吃人的场面。那么，这些人是不是硬汉？当然是！可是，守城守到了吃人的程度，就是不投降，这样对不对？——我不知道，不过多数人都觉得对，所以当地人后来为张巡、许远立了祠堂，据说现在睢阳还有祠堂，不知道是翻修的还是新建的。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表彰英雄，说了一句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韩愈说，在当时那种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吃人也要坚守，为什么？——“所欲忠者，国与主耳”，也就是说，要忠于国家，要忠于帝王。在这面大旗之下，吃人也是应该的。

韩愈这话是很有力量的啊。韩愈，唐朝大儒，一代宗师，文起八代之衰，“唐宋八大家”之首啊。我以前读先秦诸子，不明白为什么别人都叫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偏偏韩非子要做一头特立独行的猪，把名字搞得那么前卫？后来知道，韩非子本来也叫韩子，后来韩愈叫了韩子，大家为了避免混淆，才把韩非的韩子改称了韩非子。看，韩愈牛吧？如果孟子在世，对睢阳一事会如何来说呢？不知道，但想来应该和韩愈的说法不太一样。

我们从后往前推，都到唐朝了，还是嗅不出孟子的味道。这时候我们再回头联系一下郭巨的故事，看看，原来忠孝忠孝，“忠”要吃人，“孝”要杀人。这可不是什么比喻的修辞，儒学杀人，礼教吃人，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吃人和杀人啊！

可是，也千万别冤枉孔孟哦，孔孟之道本来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稍微回一下头，把睢阳的事情和襄阳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感觉感觉。

李陵的委屈

时间再往前推，推到西汉。推荐给大家一篇古文，因为这篇文章实在精彩之极，还贡献给我们不少名言和成语，比如“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还有“振臂一呼”“勇冠三军”等，还有非常感人的句子，比如“望风怀想，能不依依”，“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等，而且文字并不生涩，所以我就直接引用了，中间有些地方我会稍微加些插话。这篇文章是篇名文，应该不少人都曾读过，但是，读过的人请在现在上下文的语境里再来体会一番，没读过的就好好欣赏吧。这篇文章就是《李陵答苏武书》。这个时候，苏武已经回到了汉朝，李陵却仍在匈奴，李陵写下了这封书信，信中称呼的“子卿”就是苏武的字：

子卿足下：

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遗，远辱还答，慰诲勤勤，有逾骨肉，陵虽不敏，能不慨然！【注：苏武熬回国了，成了英雄模范了，可李陵还在匈奴做汉奸呢，对比之下，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从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韝毳幕，以御风雨；膻肉酪浆，以充饥渴。举目言笑，谁与为欢？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注：李陵诉苦：投降以后日子过得不舒服啊，见不着老乡，全是外族人，饮食和住房都不习惯，经常想家，也经常因为听见马嘶笳响而伤心落泪。】

与子别后，益复无聊，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身负国恩，为世所悲，子归受荣，我留受辱，命也如何？【注：李陵接着诉苦：你这一走，我更寂寞了。想想我妈，唉，被皇帝杀了，老婆儿子也都被杀了，我辜负了国恩，大家都看不起我。你呢，回去当英雄模范了，我还留在这里受辱，这都是命啊！】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恋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负陵心区区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难刺心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杀身无益，适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辄复苟活。左右之人，见陵如此，以为不入耳之欢，来相劝勉。异方之乐，秖令人悲，增忉怛耳。【注：李陵不服气，你汉武帝凭什么！】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注：出了一句名言。】前书仓卒未尽所怀，故复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而裹万里之粮，帅徒步之师，出天汉之外，入强胡之域，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然犹斩将搴旗，追奔逐北，灭迹扫尘，斩其枭帅，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陵也不才，希当大任，意谓此时，功难堪矣。

匈奴既败，举国兴师，更练精兵，强逾十万，单于临阵，亲自合围。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马之势，又甚悬绝。疲兵再战，一以当千，然犹扶乘创痛，决命争首，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故陵不免耳。【注：李陵表功：老子当年是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你们谁体谅过啊！】

昔高皇帝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然犹七日不食，仅乃得免，况当陵者，岂易为力哉！【注：李陵不服：汉高帝当年打匈奴怎么着，还不如我呢！】而执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视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名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句践之雠，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注：李陵为自己辩解：我本来不是真降，我要当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樊囚絷，韩、彭菹醢，晁错受戮，周魏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注：李陵发牢骚：汉朝皇帝对大臣不好，向来如此。】

且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遭时不遇，至于伏剑不顾，流离辛苦，几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老母终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蛮貊之人尚犹嘉子之节，况为天下之主乎？陵谓足下当享茅土之荐，受千乘之赏。闻子之归，赐不过二百万，位不过典属国，无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子尚如此，陵复何望哉？【注：李陵说：老苏，我方才说的你别不信，看看你自己，汉朝对你真好吗？】

且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复望陵。【注：这一段是经典中的经典，重中之重。“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说得凌厉。李叔生气了！老子投降怎么着，老子还真就不后悔了！】

嗟乎，子卿！夫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长与足下，生死辞矣。幸谢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无恙，勿以为念。努力自爱。时因北风，复惠德音。李陵顿首。【注：朋友道珍重，大有伤感之情。】

先跑跑题：我常觉得，纯粹从文学角度来看，文人的文字通常都有个毛病，就是文人气重，而文人气是个行文很忌讳的东西，一不小心就酸了。所以，同是豪放词，我喜欢辛弃疾甚于苏轼，其他也都类同。当然，这只是个人偏好，顺口一谈。现在看看李陵，将门之后，勇冠三军，可这文字写得实在是棒，读起来就感觉他的郁结和愤懑就这么顶在胸口，出不来，就像炸弹即将爆炸却还没有爆炸的那一瞬间——这文字的感觉就是逗留在这一瞬间，高，实在是高！李陵要是把这篇东西发在论坛上，我马上注册十个马甲去给他顶帖！

再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李陵在前边很长的篇幅里都在谈他想家，谈他羡慕苏武，谈他的委屈，谈他的报国之志，转到后来，说起汉朝皇帝历来的不公和苛刻，接着说你苏武如此不易，如今回去不也就是得个小官当吗？到了最后，李陵按捺不住，说我李陵在外打仗鞠躬尽瘁，孤军奋战，你皇帝不体谅我的苦衷，反而杀我全家，我就是不服气！你这么对我，我凭什么对你尽忠，我还就铁心当汉奸了，我李陵不后悔！

张无忌不是有个不悔妹妹吗，苏武也有这么个不悔弟弟。

这个李陵李不悔啊，唉！他们老李家的事情真是一言难尽。有没有人相信命运呢？命运也好，巧合也罢，老李家就是这么邪。

飞将军李广，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名将，是个令匈奴又惧又佩的人物，可这一辈子就没断过倒霉。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有句名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以李广盖世军功，却就是封不了侯，而且，最后还得听小辈卫青的指挥，又祸不单行，犯了错误，挨了处分。可怜李广，想自己如此风云人物，真不愿再因为这一点小错误被刀笔吏折腾一番，那，怎么办？自杀了。我很小就在《史记》里读过李广的传记，读完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种难受的劲头好多天就是散不去。后来哪怕知道了卫青和霍去病再怎么厉害，也因为李广的悲剧在我的胸口横着，所以对这甥舅俩就是喜欢不起来。

李广的儿子李敢也是条好汉，后来在霍去病的军中当差，因为老爸的死，怨恨卫青，终于有天忍不住，动手打了卫青。这件事，卫青倒是没声张，可霍去病看不过去了，心说：“小样儿的李敢，打狗也要看主人啊！”——错了错了，我替霍去病说话说错了，他和卫青可是一家人，又是小辈，年轻气盛，所以处心积虑要出这口气。结果，在一次陪汉武帝打猎的时候，霍去病暗箭伤人，射死了李敢。我当年读书读到这里，心里这叫一个气！想你霍去病也是条好汉，大漠奔袭确实了得，可对自己人怎么就这么卑鄙！有种和人家李敢单挑啊！

李敢就这么死了，汉武帝也没把霍去病怎么着。唉，想想当年李广的箭术，无论在汉朝，还是在匈奴，乃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武林神话，结果自己的儿子却被别人用暗箭给射死了。

到了李陵，这是李家的第三代了。李陵在信里为自己叫委屈，那可真是天大的委屈。李陵说了，当年汉高帝刘邦马上得天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可这帮牛人加在一起，带三十万大军去和匈奴打仗，结果还打了个大败仗。我李陵呢，劳师远征，到匈奴的地盘去打人家，我带了多少人？五千人！五千人还不说，还都是步兵！匈奴人家可是十万大军以逸待劳啊，还尽是劲装骑兵。最可恨的是，本来说好和我配合一起出击的那几支军队一个人都没来，我孤军奋战，以寡敌众，用步兵打骑兵，用疲惫之师打精悍之旅，而且人家是在主场，我是在客场啊，我连拉拉队都没有啊！就这样，我还一次次地打败了敌人，不容易呀！最后我的部队打到了死伤遍地，只剩下一百人不到，盔甲也没了，兵刃也断了，箭也用光了，可我振臂一呼，大家还是咬牙往上冲，几乎就把匈奴人打退了。可毕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我最后还是败了，降了。可我投降，是为了要东山再起。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吗？要真是那样，也不会和匈奴战斗到这般田地。当年范蠡如何，忍辱负重，终于帮助勾践为越国报了仇；曹沫如何，委曲求全，终于为鲁国雪了耻。

可是，没用。不管你怎么打的，不管你怎么想的，投降了就是投降了，汉朝这边已经定了性，全家杀杀杀！可怜李家三代英雄，下场是一个比一个惨。

不但遭遇惨，名声也惨。

匈奴后来和汉朝讲和了，否则的话，如果再打仗，李陵会不会帮助匈奴打汉朝？不知道。

前面讲的吕文焕倒是帮助蒙古人一路劝降，想来他是认识到原子弹的厉害了，知道再打也是白送命，没有胜利的希望了。但是，即便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便被一座座地屠城，是不是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为皇帝玉碎？还是为自己玉碎？其间可是有大大的区别的。这，还是听各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吧。

按这封书信来看李陵，倒有点儿豫让的感觉，但毕竟是大一统时代，李陵的“忠”的心理已经比豫让时代强出很多了。但是，李陵这里要说的是：我的“忠”说到底也是有限度的，你如此不体谅我，你杀我全家，我还要对你“忠”吗？我想家，但我不悔。

那封信，有人可能会怀疑，说这也可能只是李陵自说自话，夸大其词，实情也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五千步兵有口述实录留下来吗？战争现场发现足够的考古证据了吗？还有立场不同的其他史料里有支持李陵的佐证吗？

这种怀疑也不是完全站不住脚，毕竟有些事情隔了这么久的时间，当事人也没能挨个儿出来作证，李陵为自己脸上多贴点儿金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李陵的信里，说苏武没受到应得的褒奖，这一点倒是不假，历朝历代为苏武叫屈的人可多着呢。说到李陵的委屈，司马迁是为他说话的，他自己还为此获了罪，受了宫刑。司马迁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公信力的。

李陵是有委屈，这封信也确实写得精彩，武将的笔锋竟然也能好成这样，比什么“唐宋八大家”丝毫不逊色。嗯，其实呢，这封信是不是真的，不一定，有争议。

啊？问我为什么到现在才说这信可能有假？

理由很简单：这封信可疑，这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毕竟这一篇可是连《古文观止》都收入其中的，那是很普及、很普及的呀。

那么，在知道的人里头，是不是有不少一看到我开头那么认真地介绍这信写得如何如何好，马上就先鄙夷一下：“这都不知道还瞎说，这信是真是假还弄不清呢！”

所以说呢，当我们要批评别人的时候，最好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别因为我说话大喘气就急着反驳。

至于说到这封信的假，想来造假的目的就是替李陵鸣不平。

鸣不平就鸣呗，为什么非要用造假的手段呢？这不是存心给后世读历史的人找麻烦吗？

嗯，也许造假的人是怕如果用真实姓名把观点写在论坛上的话，两小时不到就被口水淹死了，被板砖拍死了，可能还有愤怒的黑客去攻击他的电脑，这可不是好玩的。所以呢，干脆还是造假算了。

呵呵，玩笑话不说，要说比较确实的猜测，利用造假来表达个人意见，来抒发胸中的不平，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如果一件事情实在让一些人觉得天理难容，可偏偏“天理”还就容了，哼，不服气！

不服气怎么办？伸张正义，替天行道！

可是，没有金刚钻，揽不来那瓷器活儿，这又怎么办？

这就只剩下两个字了——造假！

劳民伤财有助于社会稳定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常有人说，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真是句至理名言。可为什么是这样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性使然。

人要给自己的作为或者主张去找合法性，如果能从榜样人物身上给自己找出佐证来，那不就很能挺起腰板来吗？齐宣王现在就正做这种事呢。

齐宣王有个大园林，这也算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一个表现吧。齐宣王大概也觉得这种穷奢极欲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怎么办呢？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大圣人周文王的花园方圆足有七十里，有这么回事吗？”

孟子一听，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想想，噢，和梁惠王一个腔调！

孟子回答说：“听说是有这么回事。”

齐宣王一听，乐了，“哈哈，原来圣人也搞这一套啊！还真够奢侈的，搞七十里地的大园子，也太大了点儿吧！”

孟子把眼一翻，“大？老百姓还都觉得小呢！”

“嗯？”齐宣王纳闷了，一不留神说漏了嘴，“那，我的园子才四十里，老百姓为什么还嫌大啊？”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砍柴的进去砍柴，打兔子的进去打兔子，大家当然觉得小了，人家周文王可是与民同乐嘛，自己的园子也是大家的园子。可大王您这园子呢，嘿，我才一入境的时候，先打听打听齐国有什么禁忌没有，免得一不小心再触了霉头，有人就告诉我了，说哪里哪里有大王一座花园，方圆四十里，风景这边独好，可是，千万别靠近了，在这里边要是杀一只鹿，能按杀人罪把你办了！大王，您看看，您这是花园吗？明明就是设了个方圆四十里的超级大陷阱！老百姓要是不嫌大，那才怪呢！”

齐宣王一听，心说：“我没事问他周文王花园干吗，我这不是顶风放屁——自己臭自己吗！”

孟子继续阐述他的与民同乐思想，齐宣王闹了个自讨没趣。像建造园林之类的工程，历来都是个大动作。帝王园林规模越来越大，装饰越来越奢华，可“与民同乐”却没见有出现过，而且连提这个话头的人也越来越不大容易见得着了。

由此我倒很想说说帝王大工程的这个话题。以前一般遇到的说法都是，好皇帝体恤民力，好官也都劝说皇帝不要轻易去动什么伟大工程；相反，暴君大多喜欢建设，阿房宫、长城、迷楼、艮岳，等等等等，不论是为了国防还是为了个人享受，反正一动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人，耗费多少年的时间，老百姓是吃不消的。

乍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是，实际上，这还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甚至还是有不少时候，劳民伤财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讲，有时当皇帝不想继续劳民伤财下去的时候，反倒会出问题了。

我这个逻辑看似荒谬，嗯，让我慢慢说来。前面的话题好像沉重了些，那这里就先多扯几句，从几个有趣的小故事入手吧。

有些书，有些道理，是要用岁月来体会的。有一次，我就体会了一回。

我每次和小外甥在一起的时候，和他都有一件必做的功课——比武。小外甥那时在儿童班刚学了跆拳道，拿正宗的跆拳道功夫跟我过招，嘴里还总是念念有词，什么“上方格挡”，还什么“下方格挡”的，一进攻拳拳到肉，一防守章法森严。我更厉害，我是无招胜有招，一套王八拳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和他战在一处，一二百个回合不分高下。

比完拳脚再比兵刃。当时电视正演《西游记》的动画片，我和小外甥一人一根金箍棒（塑料的，孩子他姥姥买的地摊儿货），真假美猴王再战三百合。

美猴王终于分出真假了，六耳猕猴（也就是我）倒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可真美猴王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我实在不打了，自己又蹿上跳下，给姥爷捣捣乱，给姥姥捣捣乱，没有片刻的消停，所有人都深受其害。

某一次的这个时候，我看着他闹得正欢，突然想起了狄更斯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旧伦敦的资本家雇佣童工，伙食待遇非常苛刻，可怜的孩子们不但要超负荷工作，还根本吃不饱饭。

资本家是不是太坏了？太抠门儿了？

可资本家有资本家的道理。

人家资本家主要倒不是真在乎那点儿粮食——多一勺粮食能有几个钱——人家就算有再多的粮食，就算有再高的利润，也不让童工吃饱。他们真正的理由是：人在青少年的时候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一旦吃饱了饭，得闲就得闹事。所以，资本家怕，怕的是童工闹事。

我那一刻看着小外甥，突然真切领会了狄更斯笔下那些资本家的心理：要想让小孩子能老实待着，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吃饱。各位，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子总闹得你心烦，那你就用这招试试，每天只给他吃到六成饱，准管用！

这件事还让我重新领悟了中国一句最常用的名言——吃饱了撑的。这句话以前都只是随口骂人用，此刻才领会到了它的深层含义，觉得这句名言里的道理实在太深了，饱含着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对政治哲学的透彻理解。如果现在还流行在课桌上刻座右铭，我一定在自己的桌面上刻上这句话。

有个外国诗人还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世界上有两种真理，一种是表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说法都是错的；另一种是深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却还是对的。“吃饱了撑的”无疑属于后者，属于深层真理。我们往前边看看，孟子的思想里，不是有什么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国家就能往好了走的说法吗？但这里说，不能让人吃饱了，吃饱了撑的是会出事的。

看看，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人可能会猜：“你要说的一定是‘饱暖思淫欲’。”

不是，事情要比“饱暖思淫欲”复杂得多。

有些东西看上去一点儿不沾边，可实际上却大有关联。

比如，有谁想过天津卫和锦衣卫有什么关系没有？

这个问题是不是看上去很蠢，就好像问郎咸平和郎平有什么关系，侯宝林和宝芝林有什么关系？

但是，天津卫和锦衣卫还真有关系，这二者同宗同源。

一个是城市，一个是明朝特务机构，无非最后一个字都是“卫”罢了，能有什么关系？

可是，天津卫为什么有那个“卫”字？北京就不叫北京卫，上海也不叫上海卫，重庆也不叫重庆卫？因为这个“卫”本来是明朝初年的一种驻军机构，是朱元璋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的体现。朱元璋顾虑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太大，所以想出了一种“卫所”制度——当你在明史里看到“卫所”这个词的时候，别以为这是卫生所，这里更没画着红十字，这是一种军事单位，分布各地，独立于日常行政体制之外，自成体系，而且通常自耕自养（原则上说），世代相传。所以，锦衣卫是“卫”，在中央，天津卫也是“卫”，在地方，他们其实都是“卫”。

要承认，明初的这种卫所制度还是很先进的，既保障了常备的大军，他们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可是，随着皇帝一代代地传下来，这个卫所制度也跟着一步步地败坏了，能打仗的越来越少，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是一团糟了，打仗变得非常昂贵了。

崇祯年间是个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真是一个不缺，前几个皇帝早把国家败坏得不成样子了。年轻的崇祯帝很想奋发有为，做一位中兴之主，可是，这个捉襟见肘的烂摊子呀，真不好收拾。

要解决这个，要解决那个，平内忧，除外患，干什么都要花钱，可国库没那么多钱，怎么办？

有人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咱们得搞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崇祯帝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国企改革？多大的国企算大型国企啊？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

大臣连忙解释：“皇上别急，您听我说。咱们现在最该下手改革的大型国企就是邮政系统。邮政系统实在开支太大，效率太低，冗员太多，咱们要是割一刀下去，每年能节约出好几十万两的银子！”

崇祯帝一听，稍稍松了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搞MBO（管理者收购）呢。唉，你们这些大臣啊，都只会给自己牟私利，整天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也难怪我会这么想。”

崇祯时期的大臣们很多都真是这样，崇祯帝也对他们这一点意见很大，可是多年乱局就像一面筛子，像点儿样的人大都被筛下去了，留在上边做官的还真没几个好东西，官场恶习早就成风了。

那么，这个国企改革的主意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当时怎么就有什么邮政系统呢？

先说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城市的街道边上常见到一种东西——邮亭。我们平时买报纸、买杂志什么的都在邮亭买，可很多人不知道，邮亭这个东西确实历史悠久啊！

有多久呢？从秦朝就有了。

是不是有人反对？是不是有人会说：“秦朝哪儿来的报纸、杂志啊，那就更别提邮亭了。”

那我倒反问一句：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在没造反之前做的是秦朝的“亭长”，谁知道这个“亭长”是什么？

呵呵，“亭长”就是“邮亭”的头儿。

所以呢，当你再到街头邮亭买报纸、杂志的时候，一定要对邮亭里面的工作人员报以崇高的敬意，甚至，你不妨赶紧巴结他们一下，谁知道哪位现代亭长会不会有刘邦的命呢？

可是，事实上，刘亭长当然不卖报纸，也不卖杂志，也不卖电话卡，更不兼营公用电话业务。当时的所谓邮政系统主要是传送公文用的，也负责一些地方行政治安，总之，刘邦时代的亭长比现代的亭长要牛，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从秦朝以后，邮政系统历来都有，只是名称和功能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改变，除了传送公文之外，还充当地方招待所。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把邮亭改称“驿”，梁宏志不是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叫《驿动的心》吗，“驿动”这个词恐怕是他生造的，我想他要取的意思就是“跟着驿站走动的心”。

可是，梁宏志如果真生活在朱元璋时代，他想“驿动”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正是严刑峻法的时候，只有那些公务在身的人才能“驿动”，如果你想自己抒情一番，或者办办私事，或者游山玩水，那是不能住驿站的，也不能让驿站里的公务员为你运送行李，哪怕你是高官显爵或者皇亲国戚。朱元璋为这事可连驸马都杀过呢！

如此一个庞大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就百病丛生了，有点儿路子的人经常随便“驿动”，在驿站里白吃白住白使唤人，驿站自身的管理也不牢靠，到了崇祯时代就是：财政负担不小，正事没办多少；人马成千上万，私活儿多过公干。所以这才有人提出：要减轻财政负担，先从驿站系统改革入手。

大型国企改革可从来就不是件容易事。

专家甲建议：“让国有企业上市，这一上市融资，问题就全解决了。”

专家乙一撇嘴，“呸，什么融资，说得好听，还不是忽悠老百姓的血汗钱去。”

专家丙说：“我看，还是得上市。大型国企上市，人心都能为之一振。可是，不能整个上市。”

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

专家丙解释说：“驿站系统主要是两个功能，一个是政府邮局功能，一个是招待所功能，这两项如果作为整个驿站系统的子公司，让驿站系统整个上市，这里就涉及一个专业问题，叫做‘多元化折扣’，嗯，不解释了，反正是不划算的，会把价值低估。所以，这就不如先把邮局和招待所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分别上市。”

崇祯帝一听，“好专业的意见啊！”

专家乙赶紧上奏：“皇上，您可别听他的，别被他的专业术语忽悠了，他这叫专业胡说八道。照微臣看，上市不是万灵丹，等圈完了一圈钱，该垮还是得垮。还是该从提高激励机制入手。”

专家甲又说：“要不，就对驿站系统作个资产评估，让全体驿站工作人员持股好了，这就能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了。这就叫股份制改——”

“够了，够了，”崇祯帝不胜其烦，“干脆你们就这几个方案民主表决算了，太专业了，我实在听不明白。”

专家丙忙说：“启禀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

崇祯帝一愣，“怎么，民主表决难道也有错了？”

专家丙说：“当然有错，民主也不是万能的。如果是两个以上的人就两个以上的方案进行表决，很多时候表决结果取决于表决顺序，这就是著名的‘阿罗悖论’。”

“我倒——”崇祯帝这回真的晕了，一摆手，“你们自己商量吧，有结果了再告诉我。”

过了一会儿，还真有结果了。

专家甲说：“臣等商量了半天，一致的意见是：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所以这就需要搞MBO，为了让管理层能接受MBO，就要廉价评估国有资产——您不这么干，他们也会偷偷这么干——等国企成为这些老总自己的产业了，他们自然有生产积极性了，皇上——”

“呸！”崇祯帝大怒，“说来说去，最后还是这个MBO，你们可真是成天惦记着我大明的这点儿家当啊。你们平日里还总是以什么大儒自命，装成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还数落人家吕文焕是卖国贼，朕看你们才是真正的卖国贼，想方设法要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啊！我后边那晚清的皇帝就说卖国也不过是割让一些地方出去，也不过是弄一些租界，可你们，这是要把国家从里边给卖光了啊！对得起朕吗？对得起全天下的那些中小股民吗？真，真，真是气死我了！”

大臣们还要辩解些什么，崇祯帝把手一摆，“如果说吕文焕是卖国贼，他那算是‘显性卖国贼’，你们这些人是‘隐性卖国贼’，我看还有些人想把自己搞成‘合法卖国贼’！”

就这样，MBO没搞成，但改革还是要进行的。那，怎么改？

精简机构！

而且马上动手，雷厉风行。

晚明驿站系统的精简机构动静极大，大体相当于现代社会把全国的招待所和邮局来一次大规模的缩编减员。等改革顺利完成之后，也确实如预期的那样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但是，问题出现了：比起节省下来的“大量经费”，数量更大的是“大量的下岗职工”。为了进行如此重大的一项改革，中央政府千算万算，偏偏就没考虑这样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如何安置的问题。于是，不好了，社会有点儿乱了。

有人可能会说：“在地方招待所和邮局工作的主要不都是女人吗？下岗女工到底是女人，那时候的女人还都是小脚，再闹能闹出个什么动静？地方官派几个衙役还不就轻轻松松全给镇压了？”

那可是明朝，招待所没有女服务员，全是男人，邮局工作也不是坐窗口，而是跑腿送EMS（邮政快递），都是大小伙子。如此全国性的下岗大军，在那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是一股多么令人不安的力量啊！

就在陕西米脂，这个著名的出美女的地方，如今游荡着一个粗豪大汉。此人遥望京城方向，“呸”了一声，恨恨说道：“是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奶酪？”在遥远的京城，崇祯帝也正念叨着这句话，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是大臣刚刚送来的。

崇祯帝吩咐说：“传旨，把《谁动了我的奶酪》和《没有任何借口》这两本新书迅速颁发各地，发到每一个下岗驿卒的手上，让他们学习，让他们好好领会这两本书里的精神，要听命令好好下岗，不要埋怨谁，赶紧想办法自谋生路吧！”

崇祯帝这时才察觉到大量下岗职工无法安置的问题，试图补救。但是，这么多书要想颁布到全国各地，那是一定要通过驿站系统来运送的，可驿站正经历着裁员恐慌呢，谁还有心情干工作啊？

陕西米脂。那个大汉“幸运地”领到了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翻都不翻便把书一扔。

旁边有个矮个汉子问道：“大哥，这书里说，奶酪不见了，就再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找找新奶酪，说不定新奶酪更大、更好吃呢。”

那大汉又“呸”了一声，“老子的逻辑是：谁动了我的奶酪，我就从谁手里夺回来！我李自成反啦！”

从此，邮电局兼招待所的下岗职工李自成走上了造反之路。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还仅仅是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反浪潮中微不足道的一名小兵。

下岗大军加上难民潮，很快便汇集成一路路的造反武装，在全国各地攻城略地、开仓夺粮，而且每到一处便应者云集。崇祯帝可急了，心想：怎么我让他们下岗，他们就要让我下台啊？他们应该“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我的命令才对啊！

对此曾有人沉痛地评论：年轻的崇祯帝没有搞明白先祖的用心良苦，驿站是不能撤的，职工是不能裁的。朱元璋当年设立驿站制度，其中隐含着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功用，那就是给全国闲散的青壮年劳动力一个安置，给他们一口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口粮，不是要指望他们真能为国家派什么用场，而是让他们多做无用功，消磨体力，这样他们就不会吃饱了撑的去闹事了。

这是多么深沉的用心啊，崇祯帝却体会不到这层深意。我们从这里也大可窥见改革之艰难，社会运转的巨大惯性一旦被加上外力，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崇祯帝改革驿站系统，确实也省了不少开销，可带来的危害却远远大于得到的那点儿利益啊。所以，想想我们现代的改革，真是不易。

如何解决闲散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或者说是失业问题，这是朱元璋曾经操心过的问题，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点课题。所以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早很早以前就想出了很有效的方法。”——真的很早，比朱元璋还早。

先说朱元璋，他很清醒地认识到失业问题是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他那时候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失业问题不必非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朱元璋的思路是，让这批人（失业人口或者潜在失业人口）上山下乡做无用功去，当然，能多创造点儿价值更好，不能的话也没关系，不闹事就行。这就好比让这些人挖沟，挖完大沟再把沟填上，然后再挖，然后再填——挖沟这个比喻已经是凯恩斯的思想了，可见中国人多聪明啊！而且，用驿站来安置这么多人，驿站工作本身确实也很重要，这就是一举两得啊。所以，即便驿站有大量冗员，即便机构臃肿，即便人浮于事，那也是轻易裁撤不得的！

宋朝皇帝更早就认识到了这点。我们知道，北宋地盘不大，可常备军规模空前，为什么？不是单单为了加强国防，而是在用军队来安置失业人口，所以北宋一到灾荒年景军队就会大量征兵，就是怕这些人流落在社会上会成为不安定因素，会闹事。

闹事大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孟子说的“无恒产”，二是有精力。所以，针对这两点，第一，给你个安置，吃不饱也饿不死；第二，让你不断运动，在驿站跑腿也好，在军队操练也好，每天把精力消耗光了，你也就老实了。这样做看上去既折腾人又缺乏经济效益，也就是说，既劳民又伤财，可是，对社会的稳定却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比如，我想踏踏实实地看看书，可小外甥实在闹得不行，我就：第一，吃饭最多给他吃到七成饱；第二，给他一个铅球，让他搬到楼下再搬上来，搬完十个来回才有饭吃。

当然，我对小外甥只能这么想想，实际上他再怎么闹我也得陪着，但治国之道哪还有什么人情，一看失业率百分之十，影响到社会稳定，怎么办？

好办，把这百分之十一拨拉，开荒去。

再回过头来看看狄更斯笔下使用童工的资本家，可不就是“饭不让吃饱，活儿派得不少”？只不过资本家安排的活儿还是确有经济效益的罢了。

助人为乐式外交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这一节，齐宣王和孟子谈到的是外交问题。新话题终于出现了。

齐宣王问：“外交上有什么原则没有？”

孟子说：“当然有了，外交上的规矩可多着呢。比如说，在国际宴会上，您喝干红的时候可千万别加雪碧，您跟大臣们在外国也千万别一色儿的西服去逛街，这可会给咱们齐国人丢死人了！还有，在外国也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随地大小便——”

“停！”齐宣王连忙打住，“我在国内也不会随地大小便。孟老师你说的这些人家金教授在讲座里都讲过，寡人还买了他的VCD（影音光碟）呢。你能不能讲点儿别的？”

“哦，好吧，我就说点儿别的，”孟子接着说，“只有仁君才能以大国来服侍小国，商汤不就服侍过小小的葛国吗，周文王不是也曾服侍过小小的昆夷吗？只有明智的君王才能以小国去服侍大国，比如太王服侍过獯鬻，勾践服侍过吴国。大国服侍小国，那是乐天派；小国服侍大国，那是畏天派。乐天派可以安天下，畏天派可以保国家。《诗经》里说：‘敬畏老天爷，才能吃得开。’”

齐宣王听得很高兴，可转念一想，说：“孟老师讲得倒是不错，可我这人哪，棒子面做蛋糕——不是正经材料，恐怕做不到。”

“哦，怎么讲呢？”

“我这人是吃顺不吃呛，让我顺着别人，门儿都没有！”

孟子开导说：“您这叫耗子打哈欠——小手小脚，小打小闹。噢，别人一不顺着您了，您就拔剑相向，吹胡子瞪眼跟对方说：‘小样儿的，跟爷爷叫板？我第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砖头把你丫花喽！’呵呵，您这叫匹夫之勇。您来点儿大勇不好吗？”

齐宣王一听，心说：“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好像是姜昆说的吧？”

孟子摇头晃脑引经据典接着说：“《诗经》里说：‘文王一生气，全军都出力。打败侵略军，幸福十亿人。’您看看，人家周文王是怎么生气的！”

齐宣王心说：“这叫什么事！我堂堂齐国大王，连生气都得跟别人学！”孟子引完《诗经》又引《尚书》（看看，我前边说了，他老人家翻来覆去就看过这么两本书。注意，下边的句子是四四拍，每小节一拍，第一个字是重音）：“《尚书》里说：‘上天—既然—创造人—民，也给—人民—创造国—君。创造了—国君—还不—够，老师—也要—创造一大—群。国君—老师—教育人—民，上天的—命令—谁敢不遵—循。’”

齐宣王一边打着拍子，心里一边在想：“我才明白，原来RAP（说唱）是从山东快书发展过去的。”

孟子RAP完了最后一句，果断地摆了个姿势，定格。齐宣王连忙对旁边的侍卫招呼：“灯光！快！……好，好，好！卡！”

孟子接着说：“当年商纣王逆天行事，周武王气不过，发兵灭了他，这是周武王的大勇啊。您看看，周武王一生气，全天下都因此而安定了。您要是也学学周武王这个生气法，天下人还不得全盼着您赶紧生气！”

《孟子》没交代齐宣王有没有下决心学人家生气，可照常理来看，这可不是一般人学得来的——难道外交关系里真可以“以大事小”吗？还有，这一节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孟子对武王伐纣的态度。孟子认为这是安定天下民生的大好事，所以他是支持周武王的。他的意思是，如果国王是个大坏蛋，那就应该灭了他，没说的！——这可真是很前卫的思想啊，和后来儒家的“忠”大大不同。对于这个问题，孟子在后文里还会详细来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先着重来看看外交，看看孟子的国际关系思想。

仁君可以“以大事小”，听上去很牛，可历史上却真罕见这样的事例，因为这是不符合人性的。古代人类社会中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弱肉强食，这和生物界没有两样。我在前边就提到过，一个社会团体，强大了就要欺负别人，弱小了就要挨别人欺负，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爱好和平的民族？有的，但只是相对来说。

比如，从地理决定论的角度看，大陆民族比海洋民族爱好和平。道理何在呢？因为大陆民族以农业为主，农业的特点决定了人口的相对稳定性，到底有块地就有饭吃，这就很好了；海洋民族却不然，尤其是海岛小地方的人，地理资源不丰富，不宜发展农业，那么，可以搞海船经商，这就培养了一种冒险精神，而这种冒险精神再发展，人就容易做海盗——古希腊那边很多人都是以抢劫为荣的。

可这只是相对而言，总体上和弱肉强食的原则并无冲突。我在前文里就留了个话头，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很少会侵略邻国，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拿掉爱好侵略的元朝不说，那就接下来看看明朝，明朝很少侵略别人，在各个大一统时代中应该能算个表率。那么，明朝为什么这么爱好世界和平？开国皇帝朱元璋给出过明确答案，他白纸黑字列了一份名单，告诉后人说，这名单上的国家都是“不征之国”，别去打人家。朱元璋的这份名单几乎把周边邻国都列全了，他的理由是：这些小破地方，犯不上！

这就等于一个大财主，财大气粗后台硬，到处霸占田产，成就了一份超级大家业。这时有狗腿子来打小报告，说南边某处某处还有两亩半的盐碱地，属于一个小地主，没财没势的，一个小拇指就捏死了，老爷，咱们赶紧去霸占那块盐碱地吧！

大财主气道：“老爷我这万顷良田就够操心的了，还霸占人家那两亩半盐碱地去？我霸占来了干吗呀？”

看，这就是原因：不是因为爱好和平，是因为看不上。

除了看不上，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为了满足虚荣心。

这正是应了孟子那句话，“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大财主身边总要有一群帮闲，大皇帝周围也要有一些小皇帝，这才好造成所谓“万国来朝”的气派。甚至，经常还会为了“万国来朝”而不惜工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外国进贡的办法，人家进贡了一篮子茶叶蛋，嗯，不错，是份心意，收下，然后还人家一篮子夜明珠。对了，我还不能用“还”这个字，因为严格说这不是“礼尚往来”，所以应该说“赏”，赏赐人家一篮子夜明珠。这就是大国大帝的气派。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这个目的，皇帝需要一个“万国来朝”的场面。所以现在就有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总是批评现政府搞什么面子工程，可又最是津津乐道于古代那些大帝们的面子工程。呵呵，看来为了子孙后代，面子工程还是要搞的。

清代大史家赵翼在论到这个“万国来朝”的时候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那都是些贪利而来的海外小国，是让郑和用重金给诱惑来的。”这话很是在理。

明帝国和周边小国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简单讲，明政府相当于武林盟主，周边小国们就是各帮各派。那么，作为武林盟主，青城派和崆峒派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就有义务去调解，当福威镖局林家遭遇灭门惨案的时候你更有义务出来伸张正义。就在那位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明成祖朱棣充任武林盟主的时候，侥幸脱险的林平之还真就不远千山万水，不怕千难万险，来求救于这位朱盟主了。朱盟主这才要搭救林平之，大战岳不群，又为《辟邪剑谱》生出一场场腥风血雨……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过于复杂，我只好简略来说。

这位林平之不是福建林平之，是越南王子，岳不群篡了他家的王位，还杀光了他的全家，只逃出了林平之一个。岳不群伪装有术，骗过了朱盟主，让朱盟主以为他岳不群就是越南的合法掌门。结果林平之一来，朱盟主才知道了真相，震怒非常，派兵护送林平之回越南复国。但林平之究竟斗不过岳不群，死了，朱盟主的手下也吃了大亏。岳不群软硬兼施，屡屡得手。

以越南的实力，根本没办法抵抗明朝大军，所以岳不群不会公然翻脸对抗盟主，但他太过狡猾，杀完人又谢罪，又搞一大堆障眼法，把朱盟主耍得够戗。

后来势态扩大了，岳不群虽然狡猾，朱盟主也不是善男信女，终于大军压境，平定了越南。

按说武林盟主做到这份上，不简单吧，可是，新问题出现了，本来是学雷锋做好事，可朱盟主也对《辟邪剑谱》起了贪念了，盐碱地也是地啊，占着越南不走了，把越南纳入自己的版图了。越南人民本来正欢天喜地迎雷锋呢，可突然发现，咦，怎么雷锋变脸了，变成刘文彩了？也是赶巧，当时明朝在越南驻军的负责人里还真有一位刘文彩，这下越南人民可不干了，又有投机分子煽风点火，仗就又打起来了。

越南这事折腾了好多年，到朱棣死后才解决。后来的皇帝觉得，这不是请金牌律师打狗屁官司吗？太不划算了。算了，这官司不打了，越南我们不要了。

顺便说一个下文：如果说历史有轮回，那这件事的轮回就落到晚明了。清军入关，先在山海关打败了李自成，紧接着就追进了北京。北京人还纳闷呢：“你们是哪儿的人哪？”

清军说了：“别害怕，我们是东北人。”

“东北人？”

“对啦，我们是来帮你们的，帮你们崇祯皇帝报仇，帮你们打垮李自成！”

“好啊，好啊，欢迎！”

可过了些日子，明朝的遗老遗少们看势态好像不大对了，又问：“活雷锋啊！”

“哎，什么事？”

“你们学雷锋学完了没有啊？”

“还没哪！”

“啊？！可李自成都死了呀，连张献忠都死了，你们怎么还不回去啊？”

“学雷锋要学到底，我们还得继续学雷锋，继续帮你们。”

“还帮我们什么啊？”

“帮你们统治你们！”

炫耀型消费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问了一句：“贤者也好这口儿吗？”

这话是不是很耳熟？

不错，前边梁惠王就问过同样的一句话。

这二位在问起孟子这句话的时候都给人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得意扬扬，沾沾自喜。

我有时会想，其实，看看这些古人的生活质量，也不过如此啊。当然，这些宫殿和园林之乐我们现代人很难拥有，但其他的呢？从衣食住行分别来看，周天子和大小诸侯不一定比我们好呢。

衣服不好比较，各个时代有各自的审美标准，可要说吃，我看到的春秋战国史料里提到的内容，好像还真没什么好吃的，一块干肉就是个好东西了，可是就我所知道的有名的好吃的干肉，比如金华火腿，我记得好像是宋朝才发明出来。还有，现代人讲究营养，要吃很多绿色蔬菜，要维生素和叶绿素，城市女性几乎把蔬菜当做主食，可就我知道，中国人吃菜大概是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这以前是没什么蔬菜的。齐宣王如果招待孟子吃饭，恐怕就没什么菜吃。齐桓公身边有个著名的奸佞小人叫易牙，据说是个烹饪高手，可他也没有菜谱传世。我想，如果现代社会的人能坐时间机器过去，可能只要是个会抡两下大勺的，到那里都能比易牙强。

交通也是件棘手事，车轮子连现代自行车的滚珠轴承都没有，也没有充气轮胎，路面也不是柏油国道。尤其打仗的时候，车兵看起来虽然威风，可要是让我来选，我是宁愿当步兵的。

至于住房，齐宣王时代的临淄是当时的超级大都会，相当于现在的纽约，你如果在稷下学宫附近有处房子，那就相当于有一套曼哈顿的房产。可问题是，真的能住舒服吗？齐宣王这里炫耀着的这个雪宫，或许未必比我们现在的筒子楼要好多少呢。窥一斑而知全豹，就拿厕所来说，当时的厕所是什么样子？春秋时代有个大国诸侯就是在王宫里上厕所，不小心掉进坑里死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死者可不是什么农村老百姓，是个大诸侯啊，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宫廷厕所里这么死的，看来当时的五星级厕所实在不怎么样，香臭不说，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安全隐患！我家的抽水马桶再糟糕，但我也绝对不会担心自己会不小心掉进去死掉。所以，如果从一个厕所来推想其他宫廷设施的话，恐怕也不见得像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好到哪里去。

千万不要小看厕所，我觉得，厕所应该算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各种指标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嗯，现在我来搜肠刮肚一番，想想曾经看过的有关古代厕所的记载。晋朝巨富石崇的厕所可能是很多人熟知的，如厕的时候有美女提供香枣，是堵鼻孔用的。这看似奢华，其实却说明了即便是奢华如石崇的厕所，也是能闻得见臭味的。哦，这是晋朝，到了清朝，宫廷马桶就已经先进到没什么臭味的水平了。另外，我见过的用手纸擦屁股的记载最早的大概是在南宋，当然南宋以前可能也有，不过我没见过。汉唐时期，上流社会流行的擦屁股用品是厕筹，这是一种削好的竹片，让人觉得恶心的是，这种竹片很可能不都是一次性的。如果有谁有兴趣不妨就这个专题作一番详细考证，反正，春秋战国时期的厕所肯定不大舒服。大家想想，如果你在诸侯的宫廷里，上厕所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蹲坑，完事之后再使用一种虽然我没有考证出来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货色的东西来做清洁工作，想一想就很恶心。

所以，纯粹从物质上的生活质量来讲，一个上海小资很可能比齐宣王强出不知多少。要知道，上边还仅仅是讲了一下衣食住行，还没有说到现代生活丰富多彩的方方面面呢。但是，相反的，一个现代上海小资却很可能远不如齐宣王对生活的满足感强。

看来幸福还真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和周围人的比较，来源于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序列。你的绝对生活质量是好是坏无关紧要（当然不能太差），重要的是要比你周围的人都好。所以人永远不会满足，因为这实在是一件水涨船高的事啊。

接下来，如果我所在的序列比较低，那我就会使劲往上爬；如果我已经在最高的位置上，那我就会把自己这种高位想尽办法展示给在我下面的人看——这就是普遍人性。儒家就怕这个，所以儒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是颜渊，你应该怎样；如果你是齐王，你应该怎样。上上下下都照顾到。这就是儒家所谓“内圣”的道理之一：如果你是个穷小子，那你好好修身，修到安贫乐道的程度，多学学人家贫嘴张大民，千万别这山望着那山高；如果你是统治者，那你更得好好修身，修到能够有抑制自己炫耀型消费冲动的程度。孟子下面要告诫齐宣王的便是这后一种道理。

孟子说：“贤者也好这口儿啊。有些人，得不到这种乐子就埋怨他们的领导人，这很不好，可领导人做不到与民同乐这也一样不好。领导人要能以百姓的快乐为快乐，百姓便也以领导人的快乐为快乐；领导人以百姓的忧愁为忧愁，百姓便也以领导人的忧愁为忧愁。如果一个领导人与天下人同喜同忧却还不能一统天下，嘿，您把我的‘孟’字倒着写！”

孟子接着来举例子了，这回他终于没有再搬出尧舜和周文王，而是拿一位前任的齐王来说事。这一位，就是齐景公，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事实上，齐景公可是姜齐的齐王，和现在这位田齐的齐宣王没有血统关系。齐景公手下有一位名臣，我们前面也提过的，就是晏子。齐景公和晏子的关系有点儿像传说中乾隆和纪晓岚之间的那种君臣斗。孟子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齐景公和晏子之间。

齐景公对晏子说：“现在正是旅游热呢，我也想赶赶时髦。这不，《齐国国家地理》这一期刚介绍了转附和朝儛这两座山风景不错，比九寨沟还强，我想去转转，然后沿着海边往南，再去琅邪。哇，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好浪漫好浪漫!”

晏子一脸严肃，“您打住吧，还‘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呢，我告诉您吧，写这诗的人既没喂过马，也没劈过柴，更没周游过世界。您少读点儿朦胧诗，好好管管政务吧。”

齐景公辩白道：“我这是想学习古代圣王的伟大壮游！”

晏子一龇牙，“就您还知道古代圣王哪？说几个，我听听。”

齐景公满脸憧憬，“恺撒大帝，哦，我的偶像。他说：‘我来，我看，我征服！’多经典的话啊——”

晏子点点头，“确实经典。”

齐景公接着说：“有够经典，有够小资！”

“嗯？”

齐景公连忙解释：“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旅游爱好者就应该有这样的热情，背上行囊，踏上雪域高原，哦，蓝天！哦，白云！哦，壮美的牛羊！”

晏子叹了一声，“人家恺撒那是开疆拓土，不是游山玩水。算了，我来给您讲讲什么叫古代圣王的壮游吧。您知道什么叫巡狩，什么叫述职吗？”

齐景公不屑地一摇头，“一颗艺术的头脑是不去装这些俗物的。”

“我倒——”晏子被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喘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巡狩就是天子去巡视诸侯国，视察诸侯的工作；述职就是诸侯去朝见天子，向天子汇报工作。”

齐景公一晃脑袋，“听上去和我没什么关系嘛。”

晏子也不理他，接着说：“人家出门远行都是带着工作的。”

齐景公忙说：“我也是带着工作的，我还要给《齐国国家地理》写专栏呢。”

晏子奇道：“那我怎么从没在杂志上见过您的署名呢？”

齐景公羞涩地一笑，“我用的是笔名，叫齐齐猫。”

“嘿——”晏子气不打一处来，“这笔名倒真可爱。”

齐景公忙说：“对了，咱们这回去转附和朝儛，你得把相机带上。你的摄影水平高，到时候你拍片子，我写文字，相得益彰啊。还有，你的笔名我都给你想好了。”

“啊，叫什么？”

“就叫‘小燕子’！”

“我倒——”晏子真被气着了，“我都被您给气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去来着？不去！接着说正经的，古代圣王出行都是为了工作，春天就看看春耕情况，哪家农户没钱买种子就发点儿救济金；秋天就视察一下秋收，谁家歉收了也给发补助。”

齐景公抒情地说：“春耕和秋收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是我，春天就去看海，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秋天就去看——”

“秋收！”晏子气哼哼地打断齐景公，“秋天只许看秋收！接着听我说！对了，我说到哪儿了？”

齐景公提醒：“说到‘面朝大海’了。”

“哦，”晏子应了一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这首诗写得——嗯？把我给绕进来了！好了好了，我接着说。夏朝有句谚语，叫‘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齐景公接着说。

晏子狠狠叹了口气，咬着牙说：“夏朝有句谚语，叫‘国王要出游，大家能揩油。饿的能有饭，累的能轮休。巡狩政策好，大家乐啾啾’。”

“哎，等等，”齐景公打断了晏子，“最后一句我怎么没听懂啊，什么叫‘大家乐啾啾’啊？不是应该是‘乐哈哈’吗？”

晏子答道：“‘乐哈哈’押不上韵。”

“啊？！”

晏子接着说：“您就别跟我抠字眼了，接着说正经的。我上面说的可都是古代圣王出行的场面，您得好好学学。可现在您要是出行呢，动静可大着呢，兴师动众，又是马队又是粮草辎重，就您还‘喂马劈柴’哪，尽会说好听的，真到那时候，这‘喂马劈柴’得多少下人给您伺候着啊！”

齐景公若有所思，“看来，这些下人才真正是‘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啊。”

晏子说：“您这一出门，全国老百姓都跟着倒霉。就说这个交通管制吧，影响了多少人上下班啊！大家对您的不满情绪就会越来越重。您在车里趾高气扬地坐着，老百姓在下边可全是侧目而视，骂骂咧咧，这恐怕离农民起义就不远了。”

齐景公说：“农民起义不是正义的吗？是什么反封建，反压迫，争取解放，这是好事呀。”

“天哪！”晏子惊呼，“您怎么有这么高的觉悟啊！您可别忘了，您自己就是代表了被他们‘反’的那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

齐景公一惊，“啊？！这可怎么是好？”

晏子一叹，“您别紧张，统治阶级从来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

“可是，”齐景公犹豫地说，“我不想去血腥镇压谁的，我觉得，能做一个快乐的小资就很满足了。”

“啊？！”

“再说，我兴师动众也不是为了要折腾老百姓啊，我堂堂诸侯，家大业大，我还长得一表人才，所以，出去显摆显摆也不算有错吧？你看人家土财主发了财，还马上一只手戴六个大金戒指呢。”

晏子忙说：“炫耀型消费要适可而止。您这一显摆，影响了多少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多招人恨哪，这可完全不是古代圣王之道啊。”

齐景公琢磨了一会儿，“嗯，你说得倒也不错，是这么个道理。看来当领导的不能总想着显摆自己啊。晏子，你是个好大臣，这样吧，我不出去显摆了，不但如此，我还要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晏子一挑大指，“这才是好领导！”

齐景公意犹未尽，“我再叫乐官来谱两首新歌，主题就是咱们君臣同乐。对了，你喜欢重金属还是RAP？”

孟子给齐宣王讲完了齐景公和晏子的这个故事，最后说：“齐景公叫乐官谱的那两首新歌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唱呢，那就是《征招》和《角招》，去年听说蔡依林老歌翻唱，把这两首歌重新演绎，还上了年度排行榜呢。”

看来，孟子并不反对国君的奢华，但前提是，国君要做到与民同乐。领导富裕了是好事，但还要带领大家一同富裕才对啊。做领导的喜欢游乐，这很正常，贤者也喜欢这些，谁又不喜欢这些呢？那么，把这种喜好之心推己及人，致力于国富民强，让天下百姓一起高高兴兴地生活，那才是正路啊。

所以，孟子所认为的修身和克己一点儿都不迂腐，是后来的儒者给搞得迂腐了。那时候一提什么追求享乐就该被上纲上线了，要克己，要克己，世上无如人欲险，要克制内心的欲望。可追溯到孟子原本的思想呢，他的重点不是克制欲望，而是把自己的欲望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我很想发财，这没错，但我也要同时想想你也想发财，他也想发财，那咱们大家一起来发财，这多好啊。国君可以享受，这没错，但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让大家也一起来享受，一起来过快乐富足的生活，这多好啊。

这一点，是后人对儒家先哲的一个严重歪曲之处。后代名臣如林则徐写对联表态，下联就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话一直被人称道，其实呢，把儒学追溯到孟子思想，并不是让人“无欲”的。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类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很多人一直坚定地学习什么什么，信仰什么什么，其实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全搞错了，本来不是那么回事。这类事情实在太普遍了，所以值得多说几句。

先从安息日讲起。

按照基督教的传统，每周的第七天是安息日，在这一天里大家是不能工作的。安息日的出处是《旧约•创世记》，后面的经文里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守安息日本来是个严格的规定，现在在一些基督教传统很强的城镇，安息日这一天大家几乎除了教堂之外是无处可去的。可是，有些认真的教友却发现，原来很多人一直守的安息日都守错了，安息日不是星期日。

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天，而星期日其实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六才是第七天。当然，如果要考证安息日是如何从星期六变成了星期日，这可就是件复杂的工作了。但是，星期六就是真正的安息日吗？

其实也不对。这个答案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不够精确。

安息日应该是从星期五天一擦黑算起，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天一擦黑。

这看上去有些古怪对吧？

其实，古代犹太人计算日子就是这么计算的，他们的一天到黄昏就快结束了，从天一黑开始就属于第二天了。所以，真正的安息日既不是星期日，也不是星期六，而应该是从星期五天一擦黑算起，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天一擦黑。

看，即便是守安息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原则问题，很单纯的问题，看上去不会发生问题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积非成是了。

有贪有懒才有变

看看，一个“变”字，有着多大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是那样变？

我的想法是：有贪有懒才有变。

人性无非两个字：一是“贪”，一是“懒”——对了，谁要对这个结论有意见，可别怪到孟子头上，这话不是孟子说的，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既然谈到“变”，就先简单讲讲，后面到了孟子谈心性观的时候再详细展开。

从上面这个故事，贪和懒都见得着。反对贪和懒的思想大多是违反基本人性的，所以不是被消灭，就是被篡改，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佛之所讲，本来是教育，是学说，后来成了宗教，味道就开始变了。佛明明教导人们要戒除贪、嗔、痴，才有望解脱世间苦，可拜佛的人里有几个不是怀着贪念？有几个不是求佛祖和菩萨满足自己的贪念？

求平安者是贪生，

求富贵者是贪财，

求姻缘者是贪色，

行善者是贪福报。

至于说“懒”，一些精妙的思想很多人懒得思考，反正随大流烧香磕头也就是了，琢磨那么多做什么？真有琢磨的话——

到了发薪日了，你去财务室领工资。财务主任说：“你领谁的工资？”

你说：“我的工资。”

财务主任说：“‘我’在哪里？”

你说：“诸行无我。”

财务主任说：“既然没有你，你领什么工资？还不快出去！”

你赶紧解释说：“我领那个六大五蕴的聚合体的工资。”

财务主任说：“六大五蕴随缘聚合，刹那间因缘生灭，此时之我非彼时之我，上个月的你是一个你，现在的你早已经不是那个你了，你领谁的工资？”

呵呵，最后我也来段偈子：

既然无我，如何有身？因缘聚合，是幻非实。

刹那相生，刹那相灭。随缘而起，随缘而灭。

此业彼业，善业恶业，是耶非耶，皆非我业！

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小男生、小女生就喜欢“随缘”这类词，其实这个词可不是在讲男女关系，是讲宇宙世界的因果关系。

佛早已从原本的“觉悟之人”变成了神通广大的神仙了，回头再看看，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么多东西都在变啊，而应“变”之道也是有的，至少我觉得“溯本求源”就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可靠的中医和不可靠的风水

从儒家思想之变谈到其他之变，索性再扯远一点儿，毕竟应“变”之道实在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方法啊。

最近有两种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争议很大，一个是中医，一个是风水。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实在是很有寓意的，因为它们分别是两种截然相反之“变”的两个代表。

对于中医和风水，我全没做过周密的科学研究——我没那两下子，所以下面说的内容仅仅属于个人感受，而不涉及科学实证。

很多东西都在与时俱进，中医也不例外，不管别人怎么批评它，我觉得从历史上来看中医的发展脉络，它是有主心骨的。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上火了，怎么办？按中医的办法，去火呗。怎么去火？简单点儿，吃些苦东西就行了，比如苦瓜，还有莲子芯。好，上火就去火，苦东西可以去火，这两点，古代这样，现在还这样，所不同的，可能是古代你是直接吃苦瓜，喝莲子芯泡的水，现代呢，人们把苦瓜和莲子芯做成了胶囊，让你吃起来方便了，不觉得苦了。但是，无论如何，你吃下去的也还是苦瓜和莲子芯的成分，不会说时代变了，苦瓜太老土了，现在流行花生米，所以，你上火了中医让你多吃炸花生米。

从这点上来说，我就觉得中医还是有一套的，如果以后进步了，发明了什么仪器，能把号脉这种事情搞得有量化指标了，那就很厉害了。

可风水就不同，这门学问从源头到现在千变万化，没有主心骨，是那种典型的“时代呼唤什么，它就应运而生什么”。当然，一门学问会发展，会吸纳新东西，这都不错，可如果没有主心骨，那就很让人怀疑了。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从完全的计划经济到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我们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这就属于发展、吸纳式的进步，是没有问题的，可你要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奴隶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吧？可风水学的发展还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迷信风水的人多，我就借着讲“溯本求源”之机顺便把这个问题多说几句。我这也是给大家介绍一种历史方法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之道——当你对一种东西搞不清楚，这东西又玄乎到没有实证结论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妨去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摸摸它的老底。

好，现在我们就请出一位高人，半仙，风水大师，来讲话了——

高人谈风水？！

咱们先看看这个高人是谁！

呵呵，不是别人，正是我熊半仙哈！

不是我不谦虚，实在是现在高人遍地，多我一个也不嫌多哈。

搞风水的人，派别极多，熊半仙是杨公形势派的。我们这一派呢，先简单介绍一下。

杨公名叫杨筠松，唐朝人，是阳宅风水的第一人。

什么叫阳宅？

阳宅就是活人住的房子。

看风水分两种：阳宅和阴宅，也就是活人的房子和死人的坟。

对家族命运影响最大的是阴宅，我们常听说谁谁发达了，别人就说他“祖坟好”，或者“祖坟冒青烟了”，意思就是他家的阴宅风水好。所以，在古代，你要是和谁过不去，想害他，最狠的招就是挖人家的祖坟！把人家好风水的祖坟给破坏了，就能把这家人以后世世代代的好运全给斩断了。

李自成起义的时候，官军曾打到他的老家，郑重其事地举行仪式，把李自成家的祖坟给刨了，据说从坟里跑出个七寸长的小白蛇，这蛇才一露头就被杀了，没能成龙。结果，李自成虽然打下了北京，可也没做几天皇帝就死了。

这，就是阴宅的作用啊！

现在一些地方官和大款一花钱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地修祖坟，就是这个道理。

但古人从来没有说为了断仇人的好运而去扒人家房子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呵呵，这说明对人的命运起重大影响的风水，其实是阴宅而不是阳宅。

所以，各位啊，要想靠风水来求好运好命，还得多在祖坟上下工夫。祖坟风水给人生、给家族带来的命运影响力，至少要占风水全部作用的百分之八十，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才是阳宅的影响。

阳宅的风水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形势派的风水学，全部重点就是五个字：龙、穴、水、向、砂。

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选址。

看到这里大家常问什么家里的户型啊，楼层啊，卧室门对着厨房门啊，我严肃地告诉大家，纯正的风水学根本不讲究这些，因为这实在太鸡毛蒜皮了。

上面已经说过，风水对人命运的影响里，阴宅至少占了百分之八十，那阳宅再怎么好，也不过是在那百分之二十里头折腾罢了，所以更要抓重点才行。这个重点，就是选址。

打个比方，你想寻求好的发展，找我熊半仙出主意。我就走啊走，世界各地走了一圈，发现纽约不错，很适合人发展，充满机会，于是我说，你去纽约吧。大家注意，我找“纽约”的过程，就是风水术语里的“寻龙”。

寻完龙，要点穴。我又花了很大工夫，在纽约曼哈顿发现了一个地方，不错，建议给你。我找“曼哈顿”就是风水术语里的“点穴”。

怎么样，我说得够通俗吧？

不像有些大师满嘴术语，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听不懂，装高深。

然后，你在我的建议下，到了纽约曼哈顿，没几年就成美国总统了——当然，这还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我这个风水师的作用，就是建议给你“纽约曼哈顿”这个位置。

同样一个人，生活在纽约曼哈顿还是生活在中国一个偏远农村，命运当然不会一样，甚至相差悬殊。

所以，本事大的风水师就会给你找到“纽约曼哈顿”这样的风水宝地；中流的风水师可能给你找个中国小城市，骗人的风水师可能就把你给领到埃塞俄比亚饥民堆里去了。

当然，你说在埃塞俄比亚饥民堆里你是不是也有机会显赫出来？当然有机会，这靠你自己，风水不是绝对的，但无疑，这里的起点、平台，要比纽约曼哈顿低得多了，你成功的难度也就大得多了。

那么，我给你指出了纽约曼哈顿这个“穴”了，你到底是要在那里做律师啊，还是做医生啊，还是做工程师啊，这些东西虽然对你以后的命运仍然有不小的作用，比如年薪会有些差异，发展会有好有坏，但我已经不关心了，因为我只给你解决大问题。

你再想想，如果把你弄到难民营里，你就是想做裁缝也好，想做木匠也好，能有多大区别呢？

所以说，室内格局之类的风水，就是我根本不去关心的小问题，就是“到底是要在那里做律师啊，还是做医生啊，还是做工程师啊”这一类的问题。你如果已经落脚在埃塞俄比亚了，我就是告诉你你应该去做律师，你哪里有机会去做啊？！

所以，室内风水，虽然也多少有些讲究，但充其量也不过在阳宅风水的百分之二十里占到百分之二罢了。

那各位一定会问，既然又是百分之二十，又是百分之二，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风水先生都搞这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二呢？

答案很简单：时代变了，风水先生也要与时俱进啊！大多数死人都只能烧骨灰进公墓了，看阴宅没市场了。那看阳宅呢，古人可以“择地而居”，现代人有几个能这样啊？我给你选了上海一块地建议你盖房，可你才好不容易在北京找了份工作，你说你要哪头啊？而且也没人能“盖房”了，都是盖好的商品房你去挑，挑选余地就那么大。你要是已经买好了房子再请我去看风水，我那套古代大师的风水精华“龙、穴、水、向、砂”一点派不上用场哈！我说你这房子大坐标就错了，那你还能把房子退给开发商啊？

所以，现代的风水先生要想从平民百姓身上挣钱，也就大约只有看看室内风水格局这一条路了。这些东西啊，反正对人生命运，充其量就百分之二的影响，呵呵，我才不在乎呢。当然，有些是属于居住的环境科学，比如床头别放马桶，啊，你问为什么啊，虽然我也能拿一套你听不懂的术语五迷三道一番，但其实道理谁都明白——臭啊！

还有人说，房子要和住房子的人的生辰八字啊，属相啊要合才行；还有一种流行说法，说风水宝地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住，因为你还得有足够的“福分”来受用这块宝地才行，如果“福分”不够，反而有害。我这里严肃地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和风水学的原理是大大违背的！

风水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长治久安。

什么叫长治久安？就是说，我选定了阴宅了，这个地方世世代代都不挪动了，阳宅也是一样。大家想啊，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房子只是一个人住，就说八字要合，说福分要够，也还能够理解，可房子是要世世代代住下去的，古代的大宅子里更是几十人、上百人住在一起啊，多少代人都要在里面延续下去啊，每个人的八字、属相、福分都能合于房子的风水吗？怎么可能！

好了，谈完了理论就该分析案例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做风水先生的时候亲自策划的一个完美案例。案例很有趣，大家也可以借此放松一下，这个案例就是——

完美八字风水买房记

张三的母亲在临终的时候一再叮嘱张三，一定要找个八字合适、面相合适、一切也都合适的媳妇，要不，她会死不瞑目。

然后，母亲死了，张三就一个人了，他牢记母亲的叮嘱，花了十年时间，终于找了一个八字完美般配的媳妇。

为什么要十年那么久呢？

因为，他不仅让一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排了八字，还请一位测字大师测了双方的名字，又请麻衣神相看了相，还有摸骨啊，五行八卦啊，紫微斗数啊，金钱卦啊，八卦阵啊什么的。结果呢，八字合适吧，名字合不上；名字合适吧，面相合不上，就这样折腾了十年，终于，这些算命先生、看相的、摸骨的，等等，一致通过了一个女人。

就这样，张三历尽辛苦，终于找到了他完美般配的伴侣！

张三两口子完美般配地生活了一段，想要个孩子了，于是，紫微斗数啊，测字的啊又都被张三请来了，算出了孩子的最佳生产时间，也给孩子起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名字。

儿子在最合适的时间剖宫产下来了，取名张牙舞。

张三吸取自身教训，在儿子刚出生那天就给他物色媳妇了。这个媳妇比张三自己的媳妇还难找，因为她的生辰八字等不但要照顾到和张牙舞般配，还得照顾到张三两口子才行啊，因为，以后毕竟是要生活在一起的啊。

在张牙舞二十三岁那年，这位完美媳妇终于找到了。

于是，张牙舞结婚了，大喜事啊，可这个时候，又出现新问题了。

这个新问题就是——

要买房！

买房就要找风水先生。可张三一打听，这风水学啊，流派纷纭，各立山头，谁都有理，谁还都说别人没理。同一处房子给八个风水先生看能得出八个结论来！

还别说大的，就拿一个小镜子来说吧。张三要把屋里的镜子朝东摆，甲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东，越过越空！”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西了，可乙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西，败坏根基！”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南了，可丙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南，越过越难！”

张三听劝，把镜子改朝北了，可丁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北，散财如水！”

张三一看，合着东西南北全不行啊！一生气，把镜子挂房顶了，朝下。可辰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下，天天打架！”

张三把镜子摆地上了，朝上，可巳派风水先生说：“不行！镜子朝上，家业不旺！”

张三一看，这可怎么好啊，算了，干脆屋里不要镜子了，想照的时候就撒泡尿自己照照吧！可就在张三要把镜子砸了的时候，午派风水先生又说了：“不行！镜子没有，人不如狗！”

这可怎么办呢？到底听谁的呢？

要换别人，一定没办法了。

可张三就是牛，他有办法！

他花了十二年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和老伴儿、和儿子、和儿媳妇八字、面相、名字等都合的著名风水大师，好，就听他的了！

——这位大师不是别人，嘿嘿，就是我熊半仙！

我是杨公嫡传的形势派风水大师哈！（反正也没人知道真假！）

熊半仙准备给张三一家看房子去了。

但是，熊半仙告诉张三，说风水分为两种，阴宅和阳宅——阴宅是坟墓，阳宅是住房。只看阳宅意义不大哈，对家族命运最有影响的其实是阴宅！

张三对熊半仙言听计从，于是，看阴宅！

张三的老妈妈啊，唉，骨灰盒安放在公墓的带格子的墙壁里了。熊半仙恼了，“这哪行啊？！还不快取出来！”

张三把妈妈的骨灰盒取了出来，熊半仙另外给找地方给安葬。这一找就是十年！

这十年间，熊半仙拿着他们张家的钱在世界各地旅游和购物哈，到巴黎买了LV（路易•威登）的包，到意大利找老阿玛尼给设计了一身衣服，又到拉斯维加斯豪赌，到日本红灯区洗雪国耻，连南极都玩过了两遍哈！还在北极勾搭了两只娇艳迷人的北极熊回来！

张三急了，直催熊半仙。熊半仙拿出一本古书，理直气壮地说：“看见没有，我是认真负责的哈，古代大师的名著里说的，三年寻龙，十年点穴，这是很花工夫的哈！”

终于，第十五年，张三家的阴宅完成了，张三妈妈的骨灰盒被隆重地安葬在萨尔茨堡的一座小教堂附近，据说莫扎特还曾经在那里演出过！

好，该回过头来选阳宅了。可是，这个时候，正赶上房地产翻番地往上涨价啊！

那也没辙，还是得买房子住啊！

这可难挑了！四口之家啊，这生辰八字阴阳五行这么一算，张三合适吧，张牙舞就不合适，张三老伴儿合适了吧，张牙舞的媳妇又不合适，反正，没有一个地方是四个人都能合适的！

这可把我熊半仙难为死了！

又花了八年时间啊，终于找到一处最接近合适的房子了。

为什么说“最接近合适”呢？

是因为这房子对张三老两口和张牙舞的八字等都是完美般配，只和张牙舞的媳妇一个人不般配。

于是，我熊半仙就劝张牙舞，干脆离婚算了，这房子你们仨住，最合适不过！

可张牙舞不干，说他和他媳妇八字等全合，不可能离婚，再说，都熬到现在了，人都快六十了，再婚也不容易啊。唉，就为了等这个房子都没敢要孩子，怕孩子不是在般配的风水地方怀的！

唉，难啊，这可怎么办呢？

到底还得说我熊半仙啊，有办法！

对！有办法！

最后，熊半仙从张家四口人的八字、属相、面相、名字、骨相等，用了紫微斗术、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不下二十种古术来掺和风水秘法，勾画出了一个完美般配房子的蓝图，地点也选定了，格局也设计了，连建筑图纸都画了，然后让张家照这蓝图去自己施工，最后还叮嘱说：“找施工队一定要找和家里四口人八字都相合的！”

年迈苍苍的张三捧着熊半仙的图纸，看了半天，终于哭了出来，“我要是真把故宫拆了盖新房，我怕中国人民不答应啊！”

呵呵，案例讲完，大家可以仔细琢磨一下风水学的这个特点：为了顺应时代的呼唤，它可以连最基本的原则都不顾了。这一点，就是它和中医最根本的不同。

风水学本来还真是门科学，被后人越弄越走样，再加上各种神秘元素往里一掺和，让人觉得这东西神奇无比，油然而生了敬畏之心。其实呢，有很多东西都和风水学似的，就是一只黔之驴。当我们遇到黔之驴的时候，是深入了解它才好呢，还是深深敬畏它才好呢？

上面说了这么多，都围绕着一个“变”字。“变”有可喜的，也有可怕的，另外，相应的也有种种“不变”，同样也有可喜的，也有可怕的。关于“不变”，推荐有兴趣的人去看一本老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我就不谈了，要不就越扯越远了。

“永不加赋”不是善政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问孟子：“人家都说让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

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先得解释解释。这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的时候盖的接见诸侯的一处场所。现在齐宣王问出这话，潜台词是：天下已经是诸侯各自为政了，周天子也不会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会问：“那齐宣王留着自己用呗。”可是，按照规矩，这明堂还只能天子待着，别人不能用。所以，这么一个干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筑，是不是干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现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块发展旅游的招牌。可齐宣王缺乏经济头脑，别人一说，他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还有个不好明说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标志物给拆了，别在这儿碍眼。这齐国是我齐王最大！

这里提到的明堂，据说到汉朝的时候遗址还在。这会儿齐宣王到底还是难下决心，因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如果齐宣王问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连“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是拆明堂。可毕竟两百年过去，时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没希望扶得起来了，就当没这个人好了。孟子会怎么回答呢？回答说“拆就拆吧，拿废砖瓦还能盖几个公共厕所，也算造福大众”？这不大像大儒说的话。以儒家的传统来看，“不拆”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来了一句妙答：“这明堂是天下圣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话，就留着这东西算了。”

这个回答，首先是建议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却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说，你齐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统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资格使用这个明堂。看，孟子这是挑唆齐宣王谋朝篡位呢。

孟子在这方面一贯的逻辑都很简单：不管你什么血统，不管你什么门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谋朝篡位一统天下好了。这要放在大一统时代，可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啊！齐宣王一听，大概有点儿动心，接着问：“仁政是怎么回事，孟老师再给我讲讲。”

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带，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公务员都是世袭的，关卡和市场只做管理却不收税，湖泊不禁止打鱼，一人犯罪不会株连家属。”

齐宣王张大着嘴，“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啊！”

孟子说：“咱们这时候还没有‘天方夜谭’这个词呢！您听我接着说。世上有四种人最可怜，您知道是哪四种人吗？”

齐宣王挨个数手指头，“地、富、反、坏、右，哦？怎么是五种人，多了一种？”

孟子气结，“不对，是鳏、寡、孤、独，是这四种人。”

“哦，”齐宣王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可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解释说：“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儿，叫做鳏，死了老头儿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没爹叫做孤，老两口儿没娃叫做独。周文王发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这四种人的利益。《诗经》上说：‘富人的日子不错啦，可怜可怜穷人吧。’”

齐宣王重重点头，“这话说得可真好！”

先不继续翻译，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谈。一个是“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一个是仁政的税收逻辑。

先说第一个。我这个翻译其实很不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井田制，简单讲就是把一块地划分成一个“井”字形，这是九个部分，中间那片地是公田，周围八块地是私田。私田的收获归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谓“九分之一”，其实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种一块地收获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这个时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坏掉了，其中经过过于复杂，而且枯燥无味，这里就不讲了。但值得一谈的是，井田制在后世两千年来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复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汉的王莽。其实仔细想一想，王莽这人虽然很招人骂，但他还真是很贴近孟子理想的一个君主，效仿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乐乎。王莽很有理想主义倾向，但他搞土改终究没成功，又接二连三倒大霉，最后成了个失败者。

王莽土改的失败并不影响井田制的光辉。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搞的，有人很不满，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占有那么多土地而穷人很少有地可种，甚至沦为富人的农奴。但搞平均化得有个说法，所以呢，先王圣贤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觉得，井田制的意义不在于实行这种制度本身，更在于对社会畸形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公平的呼吁。后儒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响亮的声音的。

宋朝大儒，关学创始人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提起张载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绍一下。看过《英雄志》的人应该都记得状元卢云，他还是齐宣王和孟子的山东老乡。卢云有个座右铭，全书之中反复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出现是卢云刚出场不久，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穷书生，一点儿武功不会，因为性情耿直，被人欺负惨了。卢云痛苦之极，自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仰天高呼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话，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吗？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做“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样一位吗？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找个地方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试点终究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要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得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大家一定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画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就税率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有讨论，孟老先生也并不坚持绝对的低税率就是好的。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

贪财好色理直气壮

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

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

“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

“嗯？”

“贪财就是好！从前，周朝的老祖宗公刘就出了名的贪财，他贪财的事都被人写到《诗经》里了：‘打好包，再入仓，储存起来好食粮。小袋盛，大袋装，吃饱了为国来争光。带上弓箭带上枪，大步流星奔小康。’”

齐宣王也被这激昂的节奏感染了，跟着RAP：“大步流星奔小康，实现小康看齐王！”

孟子和齐宣王合摆姿势，齐声收尾：“看！齐！王！” ——姿势，定格。

孟子愣了愣神，“不对呀，我被您给带跑了，这说的不是公刘的事啊。您别打岔，我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吗！”

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

“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

“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

孟子说：“好，好色也好！周朝的先祖太王也出了名的好色，外号人称‘赛西门’。”

齐宣王：“啊？！”

孟子说：“这位太王对老婆真叫好啊！”

齐宣王：“怎么个好法？”

孟子说：“好，好，反正就是好！”

齐宣王一乐，“孟老师，你这是现编词儿了吧？”

孟子的脸微微一红，马上正色说：“我是有根据的。”

齐宣王：“那你倒是说说，太王对他老婆怎么个好法？”

孟子支支吾吾：“嗯，比如，跪搓衣板——”

“啊？！”

孟子突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诗经》里说过：‘咱们太王买楼盘，要给老婆把家安。虽然买了烂尾楼，也花光了血汗钱。开发商，笑得奸，心说这楼没产权！’”

“嗯？”齐宣王一歪脖子，“我怎么没听明白，你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孟子赶紧解释：“当然是夸他了！太王的时候，宫中没有大龄女青年，社会上也没有单身汉。大王您要是好色，您也推己及人，让您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都能顺利婚配，这不就是仁政吗！”

齐宣王说：“还是不行，我好赌。”

“好赌好啊！”

“啊？！好赌也好？”

孟子肯定地一点头，“好赌就是好！您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有赌本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哼了一声，又说：“还是不行，我好打架。”

“好打架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都能有打架的精神头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心说：“我还就不信了，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给拐到仁政上去！”

齐宣王眼珠滴溜溜乱转，突然又说：“还是不行，我好玩电玩。”

“好玩电玩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老百姓要是都能玩上电玩，这就是仁政！”

“那还是不行，我好——”齐宣王高声说，突然气一泄，“我什么都不好啦！”

齐宣王贪财好色这节，我把朱熹的注释拉过来给大家看看。朱熹最著名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就在这儿哪，不过，原文可不是“灭人欲”，朱熹没那么狠，他是“遏人欲”，遏制而已。所以呢，谁要说“灭”，那可不负责任。

朱熹的“存天理，遏人欲”并不全像字面上看上去的意思，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在。但无论如何，这两句话让人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朱熹的这段注释，把问题最后归结到“存天理，遏人欲”和“克己复礼”上，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始终没能看懂，搞不清朱老师的逻辑关系。所以呢，我承认不懂，丢一回人好了，但是别把人丢大了，别不懂还接着说。那，我就把朱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好了，他这一段话，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谁要有兴趣，就自己琢磨吧——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

和“存天理，遏人欲”相反，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齐宣王而非孟子大大地在历史上书写了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早于西方学者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大一统时代，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

诡辩无处不在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算计好了一套话，找个机会就给齐宣王下套来了，“大王，您手下有个小弟，他要到楚国旅游去，去之前把老婆孩子都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等他从楚国玩完了回来一看，老婆孩子又没饭吃又没衣穿。您说，对这种朋友该怎么办？”

齐宣王顺口一答：“绝交呗。”

孟子接着说：“如果司法官管不好自己的下属，那该拿他怎么办？”

齐宣王又顺口一答：“撤职呗。”

孟子奸笑一声，“那，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又该怎么办？”

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老先生又给我们贡献了一句名言：“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呢，是齐宣王脑子转得慢，他明明是可以不用“顾左右而言他”的。孟子的这三句话看起来丝丝入扣，其实呢，嘿嘿，有毛病。

各位要是有谁一眼就能发现问题，那准是常上论坛拍砖的高手。我是不行，我是读过这段好多年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孟子的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二句，也是说没尽到责任；第三句，还是说没尽到责任。看起来没问题是吧？

可是，这三种责任性质不同。

先拿第一句来说。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朋友没尽到责任，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跟他绝交。

第二句，官员是由国君任命的，其中含义是：国君把某一项政府职能托付给这位官员管理，所以，当国君发现官员不能尽责的时候，国君作为托付人就有权、也有能力追究被托付人的责任——把他撤职。

孟子的这三句是递进关系，三句之间的逻辑结构应该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前两句的逻辑结构确实是一样的，可第三句却突然变得不一样了——托付人是谁？被托付人又是谁？

按照孟子前面两句的逻辑，这里的被托付人无疑就是齐宣王，可问题是，齐宣王是被人托付来管理齐国的吗？谁又有能力因为齐宣王的失职而罢免他呢？即便是说齐宣王和他的列祖列宗之间有个托付和被托付的关系，但是，齐宣王可是生来就是齐王啊。朋友不是生来的朋友，官员不是生来的官员，而齐宣王却是生来的齐王。

其实呢，孟子肯定明白这点，可他还能怎么说呢？在他的位置上，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不是说这个国家里都是千年老树，而是说有元老大臣。现在，大王您身边却没什么贴心的大臣了，过去给您当小弟的，现在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齐宣王满不在乎，“这些当小弟的，也未必都是好料吧。”

孟子说：“国君选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冲破等级，让小字辈的靠前站，让新面孔牛过老面孔，这可要怀着万分谨慎才行啊。所以，如果您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好，您别急着就信；大夫们都说好，您也别急着信；国人都说好，您又实际考察了他，看他确实是好，这时候再信。如果反过来，大夫们都说一个人怎么怎么不行，您别急着就信；国人都这么说了，您又考察了，看他确实不行，这时候再信。贴身的人都说一个人该杀，您别马上就杀；大夫们都说该杀，您也别杀；国人都说该杀，您又作调查了，看这人确实该杀，那时候再杀——所以呢，这人并不是您杀的，是举国之人杀的。您能做到这点，才是人民的父母啊！”

《孟子》这一段里又出了一句名言，叫“国人皆曰可杀”。这个短语现在我们还常用，一个人罪大恶极了，全国人民一起声讨，就用这句“国人皆曰可杀”。

但是，孟子说的这个“国人”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人”的意思。这一点我还不能确定，因为在孟子这个时代，周初“国人”的传统几乎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可能还依然延续着。所以，孟子的意思到底是“整个齐国的人”，还是近乎原始意义上的“国人”，我也说不好。不过，无论取哪个意思，都不影响我们对这段内容的理解。至于原来的“国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多讲两句好了。

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国人好歹也有个身份，野人完完全全就是种地的。所以，国人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国人，野人也不是现在神农架的野人。野人也叫鄙人，现在这个词还在用，是一种谦称，意思是“俺是个乡巴佬”。

关于国人，大家最熟悉的事就是“国人暴动”，是说周厉王很坏，国人对他有意见，周厉王派人监视国人，不让大家乱讲话，搞得国人“道路以目”，后来大家再也受不了了，干脆把周厉王给赶出去了。然后，有人说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也有人说是一个叫共伯和的人执政，所以叫“共和行政”。这是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本来中国历史最早的明确纪年就是这一年，现在已经不是了，又往前推了不少。国人暴动这件事，就说明了国人是很有力量的，急了能把周天子赶跑，但国人暴动绝对不是农民起义。

各个诸侯国里类似于这次国人暴动的事件还有很多起，一般都是国君侵害了国人的利益了，国人不干了，暴动了。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上都得跟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到了孟子的时代，国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种力量了，国人和野人之间本来泾渭分明的关系也已经不再那么分明了。

简单讲完“国人”，再回过头来看看孟子的用人之道和杀人之道。嗯，这不就是后来唐太宗讲的“兼听则明”的道理吗？用人和杀人都要慎重，要认真考察，不能听了别人的话盲目就信。

是啊，历史上很多冤案都是偏听偏信造成的啊。可是，孟子这段话要实行起来可真不易呢。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身边的人都说该杀，大夫们也都说该杀，国人也都说该杀，领导去考察了也觉得该杀，好，那就杀，杀完之后就可以说这人是大家杀的，不是我做领导的一个人杀的——这是孟子所说的情况，这没错，也很好。可是，当问题不这么简单的时候，那该怎么办？

和孟子这种近乎于民主和实证的观点相反，他的同时代里不止一个人认为做事别听别人说三道四，自己看好的路就放开了去走。比如，但丁就说过：“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不是很多年轻人拿这句话当座右铭吗？——哦，对了，怎么但丁也出来了，我得找中国人。

找中国人，其实话的意思也就这样，做大事用不着和大家伙商量，独断专行才好，别人怎么说，那都是蚊子叮犀牛。我们以前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人民群众的眼睛并不一直都是雪亮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袁崇焕被剐的时候，北京老百姓那是什么表现？袁崇焕非得难过死啊！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看人也好，论事也罢，要弄清楚真相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当出现“圣主临朝”的时候，往往就会“乾纲独断”，因为他聪明，眼光远，大家都别说什么，跟着人家走就是了。老鹰做事犯不着跟鸡商量，鸡也犯不着给老鹰出主意，所以在这种时候，社会蓬勃发展，做什么都雷厉风行。专制传统的包袱使有些人很乐于做老鹰翅膀底下的鸡（别往歪了想），如果你足够懒，那么，这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有件事既值得欣慰，同时又值得忧虑，那就是，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中，优秀的独裁是最有效率的，但它并不在意公平。在一个优秀的独裁者看来，我想用谁，我想杀谁，我想做什么，都是我自己说了算，谁也别跟我废话！比如，选中一块地准备盖宫殿，一个命令下去，这片地的所有居民都要在一天之内搬迁完毕，第二天工程就开工了——在我们后世看来，这样的时代真是伟大，但是，我们这时用的可是宏观的眼光，很多很多细节都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了。

我前面还说过，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制度设计的思路，所以不管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好主张，真要落实起来往往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过大。就说这个用人和杀人需要君主实际调查吧，明朝锦衣卫，这调查水平可够高的吧，可效果呢，比没这种调查更坏。

要不我说重视祖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但也没必要把它抬得过高。就拿孟老师说吧，他有很多光辉的思想，但那到底是两千多年前啊。他老人家看过的书没我们多，能参考的历史经验也没我们多，他所处的社会也远没有我们复杂，所以呢，他的很多思想在现在看来到底还是略嫌单纯的。我们应该学习，应该了解，但膜拜还是免了吧。

尴尬的命题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商汤王把夏桀王流放了，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书上倒是这么说的。”

齐宣王接着问：“这可是做臣子的弑君啊，有点儿白蜡杆结桂花——根子不正。”

孟子说：“破坏仁的叫做‘贼’，破坏义的叫做‘残’，又贼又残的叫做‘一夫’。我只听说过有个叫纣的一夫被人杀了，没听说什么弑君。”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分，孔子就说过，把名分搞正了，说话才理直气壮，然后才能把事情办好，然后等等等等，还有一大套。前边讲梁惠王，一开始说过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始的，司马光学人家司马迁，把事情讲完了还要加上自己的评语。他评论“三家分晋”的时候就说，这三家干坏事，周天子不但不治他们的罪，还居然认可了他们的诸侯地位，所以是周天子先把“名”这个环节给搞坏了，所以后来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我们看现在孟子的话也是着重在这个“名”上面的，明明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造反，可弑君不说弑君，偏要绕一大通来说这不是弑君，不过是杀了一个“一夫”，杀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大坏蛋。

这就是当时的语境，弑君到底是个大罪名，谁担了也不好受。但是，孟子认为像周武王这样的弑君是合理的，是天经地义的，像桀纣那样的也活该被人杀，所以才绕了这么个大弯子说话。当然，孟子这么说，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引申理解为：不仁不义的人没资格做领导；或者是点拨齐宣王：你小子别看现在是大王，你要是不仁不义了，也一样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杀你。

这是个尴尬的问题。比如，你的政权是推翻了前一个政权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么，用武王伐纣这个例子就能够证明自己武装夺权的合法性，可问题是，如果过于强调这点的话，就等于在暗示别人：等我做得不好了，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夺我的权。

对商汤放桀和武王伐纣这两件事，孟子后面还会不断提起，又生出了一些新的很有趣的话题，这就等后面再说了。

科举好，八股更好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孟子又来见齐宣王了，准备好了一番说辞：“要盖大楼，就得派工程师去找大木料。等工程师找到大木料了，您就很高兴，觉得工程师很称职。这个大木料被派到木匠手里了，木匠又砍又锯的，有一天被您看见了，‘嗯？木头怎么变小了？！’这下您可不干了，觉得木匠不会办事，把这么大一块大木料弄小了好多。大王，您这可是说外行话呀。人家木匠把木头拾掇好了，这木头才能用于盖楼，这是人家从小就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本领都是这个道理，如果您说：‘别管你们以前是怎么学的，现在我说了算，照我的法子去做！’您觉得这对吗？”

孟子接着说：“假如这里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虽然是个好东西，可总得让工匠来雕琢吧？您的国家不比一块玉石更值钱？可是，在治国的问题上您却说什么‘别管你以前是怎么学的，照着我的话去做就好了’。您如果让工匠照您的外行话去雕琢玉石，那会是什么结果？”

孟子这回唱的是独角戏，齐宣王说过什么没有，他并没有记录下来。我有时候会想，按现在的话说，孟子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谁怎么说，完全凭他一支笔。说不定他当时并不一定说得有多精彩，只是在后来记录的时候有充裕的时间来深思熟虑，所以就把自己的话给完善了；说不定齐宣王也说过什么漂亮话，甚至还把孟子的话狠狠地撅过，呵呵，这也难说。尤其遇到长篇大论的时候，我就总是怀疑，现实生活中谁说话既能滔滔不绝又有条不紊、严丝合缝？看《左传》啊，看《战国策》啊什么的，这种怀疑就更强烈，一个人对领导说了一番话，长篇大论，像一篇严谨的议论文。当然，其中有些人真是深思熟虑过的，这还能理解，可有些人就是纯粹的临场发挥，居然就能达到这种水平？而且，当时也没有录音机，这么长的发言难道就真能被如实记录吗？

再者，现代科学证明，人的记忆是一种很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呢，《孟子》这书，到底现场实录的内容占多少，后来补充发挥的内容占多少，这恐怕还真不好说。反正，我们知道书里说的都是他想表达的，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这就够了。

从这段话来看，齐宣王一直听不进孟子的主张，孟子有点儿着急了，看来货卖识家也真不容易啊。孟子的意思是：齐王您是齐国的股东，是董事长，可具体操作国事还是要请职业经理人来做啊！放着我这么个现成的职业经理人您怎么就是不用呢？我可是从幼儿园念到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的全是治国之道，我比杰克•韦尔奇还专业呢！

可孟子时候的MBA不大吃香，说到这一点，和现代的情况还真是很像。

MBA的一个关键优势就是：所有学校教的都一样，用的教材也差不多，所以MBA毕业的学生全有共同语言，沟通无障碍。可孟子这时候的MBA是各有一套，谁跟谁都不一样，而且是大不一样。这对学术交流、思想交流是好事，可对职业化的官僚管理还真不见得就是好事。

其实，后代大一统时代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倒真是MBA的方式，大家念的都是一样的（或差不多的）教材，考出来以后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交流，有共同语言，和现代MBA培养职业经理人一样，那时的科举是培养职业官僚，也就是政治上的职业经理人。所以，科举制度虽然现在总被批判，但你如果参照MBA的特性来看，科举制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先不管科举制度考的内容是好是坏，单单看它这个全国统一化的职业官僚培训方式，和美国现代的MBA理念简直如出一辙（别和中国的MBA比）。呵呵，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

那么，最厉害的科举制度是什么时候的呢？是明朝。

一提明朝科举，大家马上就能想起八股文是吧？那么，我这一给科举平反，就索性平反到底吧。

——八股好！

我们批判了这么多年的八股文，有点儿批大发了。

我刚说过，科举制度基本上就等于是职业官僚培养的MBA，你说它钳制思想也好，说它禁锢人性也好，但它真的给整个中国官僚系统塑造了一个基本无障碍的沟通平台，这确实就是美国MBA的教育方式。这就是科举制度的优势所在。

而八股的优势更好理解。八股取士有些类似于现代的标准化考试。

大家知道，科举考试是写作文的，可作文这个东西，拿一篇给你，你说它是好是坏，是七十分还是一百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别说古代科举，就说现代高考，不是有人做过试验吗，把语文考试里同一份作文卷子拿给不同的老师评分，结果差异非常之大。

我前边说过，就豪放词来讲，我喜欢辛弃疾胜过苏轼，我不喜欢文人气太重的文章，所以呢，如果我是考官，徐志摩是考生，就他写的那散文，我肯定不会给他及格，要是张爱玲的考卷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她早年的东西，在我眼里就是小情小调，叽叽歪歪，于是我大笔一挥——不及格！

大家看看，就连徐志摩、张爱玲这样的名家巨匠，落到我这样一个又昏庸又自以为是的主考官手里，不是一样的不及格吗！当然了，如果哪位考生事先把我的文章读得很熟，考卷上模仿我的文风，再引用两句，我看了一高兴，虽然他写的有点儿狗屁不通，我还是大笔一挥，给他个九十八分。

所以说，考作文这种东西，判分高低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如果是考数理化，判分容易，可科举就是考作文（说明一下：古代有些考试还是考理科的），怎么解决判分的人为影响问题？

虽然做不到绝对的标准化，也要尽可能地向标准化靠拢，这，就是八股文。

所以，我们又有了一个自豪的理由：标准化考试我们中国人早在明朝就有了。八股文一写，按照几个步骤来，开篇写什么，接着写什么，规矩很严，到判卷的时候呢，开篇第一股写得合标准，给十分；第二股写得不好，这十分不给。这样一来，判卷不就更有标准可循了吗？当然，作弊受贿什么的不在讨论之列，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至于说到八股文钳制人的思想，嗯，这怎么说呢？

总研究这东西吧，对人的思路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是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地步，乃至我们应该把许许多多的罪名冠在八股文的头上？呵呵，我看也未必。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可是真理。不怕规矩多，就怕你水平不够。

这就像那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理类似。好，我还就举写东西的例子来说，八股文规矩再苛刻，也苛刻不过格律诗，可大家看看唐诗、宋词，不是照样一大堆的经典吗！

八股文无非是一篇文章拆成八个部分，每个部分按要求走，是破题还是收尾，仅此而已，说实在的，没什么复杂的。可你知道格律诗的规矩有多复杂吗？学过格律诗的可以略过我这一段不看，没学过的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一首律诗八句话，每两句一组，一共四组——八股文不是八股吗，这是四股。四股分别也有名字，叫首联、颔联、颈联、尾联，还有别名，我就不讲了。这四联中，首联要“起”，就是破题，颔联要“承”，就是承接上文，颈联要“转”，就是要从这里开始有转折了，尾联要“合”，就是把整首诗一收，结束。所以，别以为律诗那八句话可以随便写，那全是有规矩的，这个“起承转合”就和八股文的标准如出一辙。

这个话题比较枯燥，我就拿一首好玩的诗来做例子吧。以前有人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就写诗作答，当然，我水平不够，这是按现代汉语的发音写的，要按古音就坏了规矩了：

曾与康梁言变法，又从宣统见亡国。

中原大战识中正，东北危局知相伯。

血泪八年同抗日，囹圄十载渡“文革”。

而今下岗皆孙辈，转忆崇祯裁驿多。

前两句是“起”，开个头，吹吹牛，告诉你说：我当年曾跟着康有为和梁启超折腾变法，又经历了宣统皇帝的亡国。下两句承接上文，说：后来呢，中原大战，我认识了蒋中正，又在东北危难的时候了解到马相伯先生出力很大，是条好汉（这两句需要对仗）。下两句该“转”了，我说：局势突转，日本鬼子打来了，我参加了抗战，一打就是八年，后来运气不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却坐了牢，一坐就是十年，苦啊（这两句也需要对仗）。最后两句一收，我说：到了现在了，看看下岗的这些人，都是我重孙子辈的，这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猛然回想起在崇祯年间不是也曾有过大规模裁撤驿站的事情吗（这件事我前面讲过）？

呵呵，别从艺术角度来要求我，也别要求太严格，拿这首诗做例子就是兼带着活跃活跃气氛，也顺便让大家复习一下崇祯裁驿的故事。我写得也不很严谨，但大体就是这么个意思。对了，有人算出我到底多大岁数了没有？

好啦，回来再说格律。别急，还没完哪，上边这还仅仅是说了结构安排，还有声音的安排，基本上要具体到每一个字，平声字和仄声字交替使用——一个句子之中要交替用，第一句和第二句要对应着用，第二句和第三句要统一着用，依此类推。然后，颔联和颈联必须是两组对偶句，也就是两组对联。用韵更是不能用错了。我这只能简单说说，要说仔细了起码也得几千字。大家看看，就这么八句诗，一首五律一共四十个字，一首七律一共五十六个字，这几十个字里头就有这么多的规矩，比八股文要苛刻出不知多少倍。至于宋词，词在诗的平仄之外还有额外的限制，因为词原本是要入乐来唱的，这就要考虑到唱的时候旋律对用字的影响。比如，我填词在某一句里写了“老树”，这没问题吧，可人家一唱，大家听的是“老鼠”，结果哄堂大笑。我填的这阕词从字面上看全无问题，可一唱就闹了笑话。看看，诗词的规矩厉害不？

可是，那么多绚烂的诗篇不是照样层出不穷吗？

规矩限制不住高手。规矩越复杂，高手玩起来就越有趣味。所以呢，批判八股文批判了那么久，回头想想，就它那点儿规矩，就算有害也很有限。

所以，真正所谓钳制思想的或许并非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本身，而是对考生们必须以朱熹主义来答题的要求（这种做法并非朱元璋的首创，早在北宋，科举就实行过统一的王安石主义，早在初唐，唐太宗也统一过李世民主义，而朱熹主义则在南宋末年也被用来统一科举了）。可仔细想想，这个要求也不算很过分啊，明政府也算给了大家一种选择：你要想当官，就要好好学习朱熹主义，就要全部认同朱熹主义，如果你不想学，或者学了以后又不认同，那你可以不去考试、不去当官嘛，又没有谁逼你当官，种种地不也挺好嘛。当然，也可以考试的时候用一用朱熹主义，当官的时候用一些其他的主义嘛。

可爱的侵略者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国攻打燕国，三下五除二就把燕国给收拾了。齐宣王很高兴，问孟子说：“燕国是被我们给打败了，可是，占领不占领它呢？唉，说什么的人都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们齐国和燕国都是超级大国，按说这仗本来不好打，可没想到燕国是百斤面蒸寿桃——废（费）物点心，是包脚布做鞭子——文（闻）不能文（闻），武（舞）不能武（舞），这不，才五十天时间就让本大王拿下了，嘿嘿，我可是半道上捡个喇叭——有吹的了。可这仗赢得也太顺利了，简直就不像是人力能做到的，我想一定是天意。所以呢，如果不占领它，那就是违抗天意，老天爷该不高兴了。孟老师，咱们是半夜里的被窝——正在热乎劲上，是不是干脆把燕国占领了算了？”

孟子说：“如果占领了燕国，燕国老百姓都很高兴，那您就占，周武王不就这么做的吗？如果人家不高兴，那您就别占，周文王不就这么做的吗？”

孟子接着说：“超级大国齐国去打超级大国燕国，燕国百姓对齐国军队是又送得胜饼，又送得胜汤，这是为什么？还不是想摆脱本国那水深火热的生活嘛。可是，如果等您占了燕国，燕国老百姓发现水比原来还深，火比原来还热，那他们可就又得盼着别人来从您手里拯救他们了。”

孟老师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重要成语：“水深火热”。一部《孟子》，里面单成语就出了不少。

齐国伐燕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间，到底是在哪位王当政的时候发生的，这一直都是有争议的。但我们还是一贯的作风，这些事留给专家去玩，我们就从《孟子》的文本出发。

齐国伐燕这件事很有意思。齐国的地盘主要是山东一带，燕国的地盘主要是河北一带，都城大体是现代的北京（在北京郊区），当时叫蓟。燕国常和赵国并提，什么燕赵豪侠、燕赵美女，听上去很有古龙小说的风格。因为燕国和赵国确实常和北方游牧民族交战，有些慷慨豪侠的民风倒也不足为奇。燕国在孟子的时代已经成了“战国七雄”之一，到了燕王哙执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感天动地的事情。

我小时候听评书，皇帝们也经常自我期许，说什么要做“尧舜之君”。听多了我就好奇，这么多皇帝都说要学习尧舜，可怎么一个禅让的也见不到啊？我当时还想，如果我是皇帝，我就禅让，禅让多好啊，再说，学习人家尧舜不能光嘴上说，得落实到行动上。

后来看历史，才发现真有禅让的——不是被逼禅让，那只是政变的幌子，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正把学习尧舜落到了实处的。这位高风亮节的领导就是现在说的这个燕王哙。

单从这一点看，燕王哙可真是个好样的，是万里挑一的高尚人士——虽然实际看上去他更像个糊涂蛋。

燕王哙禅让了，把国君之位让给了大臣子之。想来燕王哙当时的心情一定波澜跌宕，要被自己感动到流泪了。可是，燕王哙并没有把古代禅让的本质、背景、来龙去脉给研究透彻，贸然这一学，还学出问题来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从现有史料的来看，可能该算是被禅让的这位子之不是个好东西，不得人心。后代很多人评论这件事，一般都认为是时代变了，社会结构变了，所以搞禅让已经行不通了，其实我倒觉得，如果是前面说过的姜齐的末代君主禅让给田齐，很可能风平浪静，一点儿事没有——时代一样是变了的，社会结构也一样是变了的，但田齐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已经赢得了齐国的人心，这就是成功的关键。而子之不具备这个条件。

所以，这一禅让，燕国的贵族们不干了，所有人都不服气——这不是二百五禅让给二百五吗！你燕王哙是二百五，我们也不说什么，谁让你根正苗红，血统在那儿摆着呢，可子之这个二百五从哪儿看都是二百五，什么都不占，凭什么让他当我们的王？注意：子之如果当了国君，贵族集团也很可能会紧接着重新洗牌，这个牵扯面可就大了。子之美滋滋地往王位上一坐，左边一看，一排吹胡子的，右边一看，一排瞪眼睛的。子之心里发毛，暗想：“可能要出事！”

真出事了。燕国内乱，自己人整自己人，死了几万人。借着燕国乱哄哄的机会，齐宣王大举北伐。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只要某个国家内部有乱子了，马上就有邻居过来趁火打劫。

齐国北伐军唱着军歌就来了，“打倒子之！打倒子之！来平乱！来平乱！我们正义之师！我们正义之师，杀坏蛋！杀坏蛋！”

燕国人老远看见齐国军队开过来了，还唱着雄赳赳的军歌，马上有人也用歌声把消息传开了，“一群老虎！一群老虎！跑得欢！跑得欢！说是要来平乱！说是要来平乱！山东汉！山东汉！”

也有人这么唱：“山东大汉！山东大汉！跑得欢！跑得欢！说是要来平乱！我看像来捣乱！把门关！把门关！”

后来燕国人发现齐国人不错，是来平乱的，就把歌词又改了，“山东好汉！山东好汉！跑得欢！跑得欢！说是要来平乱！就是要来平乱！我喜欢！我喜欢！”

这一来，燕国军队本来该守城的也不守了，弃城就跑，临跑的时候还怕齐国人进城不方便，特意给留了门。齐国北伐军到了城下，一看，城门开着，守军没影了——嗯，不会是玩空城计吧？正在疑惑，城里的燕国老百姓出来了，有送得胜饼的，有端得胜汤的，那个高兴啊，“你们可来啦，我们燕国都乱成一锅粥了，那个子之太不像话了，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啊！你们来了就好了，快进城吧！”

就这样，齐宣王只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几乎拿下了燕国全境，要知道，一个背包族就算在燕国走马观花一番，五十天都算紧张的。这些天里，燕王哙也被杀了，子之也被杀了，燕国的局势也稳定一些了，这时候，来武力干涉燕国内政的国际警察齐宣王按理说就应该撤军了。

可齐宣王有点儿舍不得了。

而且，齐宣王对眼前取得的成绩也有点儿疑真似幻了。

要知道，当时诸侯纷争，你夺我一块地，我抢你两座城，乃至大国吞并小国，这都是家常便饭，可是，拿下一个像燕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更何况还如此不费吹灰之力，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如果处在现在燕国地位的是个小国，齐宣王很可能二话不说就把它划归齐国版图了。但是，这可是燕国啊！我们常人都会有这种心态：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那很好，捡起来就吃，可如果天上掉下来一家必胜客，那我们第一反应肯定就是揉揉眼睛——有这么好的事？不会是眼花了吧？

等揉完眼睛，发现这是真的，这还真是一家完完整整的必胜客，铺面巨大，装修完整，就连员工都是齐备的。那么，要不要？

人生最怕选择，就连在好事之间作选择都是那么困难。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干脆就把燕国并入齐国的版图？呵呵，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如果齐国真的吞并了燕国，那么，“战国七雄”将成为“战国六雄”，齐国将是这六雄当中的巨无霸，那么，将来一统天下的就很有可能会是齐国而不是秦国。

齐宣王私心之中，也是想拿下燕国的，从他的话里就听得出来，所谓的天意不过是个幌子。但是，现实的顾虑也不是没有。现在我们看国际关系，都知道“均衡”是一个重要概念，战国诸侯早就明白这点了，谁都希望自己扩张，可谁都不希望别人打破国际关系的均衡。

“均衡”是个非常微妙的东西，我们设想一下，嗯，“七国”太复杂，我们就拿“三国”来看，如果赤壁之战的结果是曹魏势力被孙刘联军完全消灭了，那下一个倒霉的马上就会轮到刘备。所以，当刘备的势力是三方当中最为弱小的时候，他的自保之道必然是维系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那么，在战国七雄争锋的时候，如果齐国的势力一下子得到了成倍扩张，这就严重打破了国际势力的均衡局面，其他六国在自己得不到扩张的时候，必然要阻止别人的扩张，必然要维系原有的均衡。这样一来，齐国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那么，齐宣王该怎么办？

齐宣王去请教孟子，孟子可不是从我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他还是从他一贯的民本思想出发来给问题寻找答案：怎么能让燕国老百姓高兴，你就怎么做。你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还会像以前盼着你来打燕国一样盼着别人来收拾你。

我们看孟子的思想很有意思，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他不关心；是不是侵略别人，他也不关心。他的最终意思就是：只要能让老百姓高兴，那就怎么都行；要让他们不高兴了，那就怎么都不行。

孟子的这种思想别说放在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就算放到现代，也够前卫！假如齐燕一事正是现代重大的国际要闻，孟子他老人家在论坛上发帖子议论议论，肯定得被板砖拍死。

孟子回帖：“别拍砖，我是孟子！”

跟帖：“又一个马甲！你是孟子，我还是孔老二呢！”

孟子正要发帖再论，却怎么也发不上了，弟子在旁边告诉他：“老师，您的ID（身份标识号码）被封了。”

孟子气得没辙，换地方发新帖。才发完就有了跟帖。这回不错，没板砖。

跟帖：“沙发。”

跟帖：“楼上不厚道，抢人沙发。”

跟帖：“板凳。”

跟帖：“先做个记号。”

跟帖：“三分走人。”

跟帖：“上网轻松点击赚大钱……”

孟子：“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还是回我的战国吧！”

孟子的这种观念，已经有点儿现代所谓“人权先于主权”的意思了，在不在理，呵呵，我们不去判断。在《孟子》的后文里还记载过，有人就这事问过孟子，说孟子是不是煽动齐宣王侵略去了，搞得孟子还好一顿辩解。那么，齐宣王到底听没听孟子的意见呢？他到底后来拿燕国怎么办了呢？下一节就讲到了。

暴君有了核武器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齐宣王伐燕，打破了国际势力的均衡，诸侯们各自担心，于是联合起来，准备对付齐宣王。齐宣王有点儿着慌，问孟子：“他们合起来欺负我，我该怎么办哪？”

孟子一撇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听说商汤以七十里的小国都统一了天下，没听说过方圆千里的大国还会怕别人的。”

齐宣王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哎，你以前不是说过什么以一敌九一定打不过吗？”（注：这是我替齐宣王想起来的。）

孟子没好气地说：“打是打不过，可行仁政就可以仁得过。《尚书》里记载商汤去平天下，往东打，西边的人就埋怨他；往南打，北边的人就埋怨他。大家都说：‘怎么不先来打我呀？’”

“啊？！”齐宣王惊呼，“一群变态！”

孟子把脸一沉，解释说：“这叫‘大旱之望云霓’，大家伙全盼着商汤王去打他们，这种心理大王您能明白吗？”

齐宣王皱着眉头想了想，终于眼睛一亮，“对呀，我明白了！”

孟子欣慰地点了点头，“这就好。”

齐宣王肉麻兮兮地说：“我的爱妃打我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小粉拳轻轻一打，哎呀——”

“我倒——”孟子气结，“不是那么回事！商汤打人家的时候，人家市场上做买卖的还照做不误，田里干农活的也照干不误。商汤这叫吊民伐罪，是让穷苦人民得解放。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汤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所以，当时各地人民都喊着：‘先打我吧！先打我吧！’大王，您现在明白了没有？”

齐宣王点了点头，“明白倒是明白了，可听着还是觉得有点儿别扭。”

孟子接着说：“现在燕国政府很乱，对老百姓很不好，您打燕国，燕国人觉得您这是把他们从水深火热当中救出来了，所以就又送吃的又送喝的招待你们。可是，如果您杀他们的亲人，抓他们的壮丁，拆他们的宗庙，抢他们的宝器，这可就不行了！天下人本来就觉得你齐国是个超级大国，现在地盘突然扩张了一倍，还不行仁政，这不等于是暴君拥有了核武器吗！您说各国诸侯谁能不怕？所以，他们要动手，这也是势之所至啊！”

齐宣王琢磨了一下，“嗯，也是这个理。哎，其实我们齐国强大了也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嘛，他们这都是吊死鬼照镜子——自己吓唬自己。”

孟子白了他一眼，“您就算真这么想，人家也不会信。”

齐宣王尴尬一笑，“那你说该怎么办？”

孟子说：“并不难办。您赶紧下个命令，把战俘都放了，把宝器都还给人家，再跟燕国人商量一下，捧个新国君上台，然后您就撤军。这样也就不会有人来打您了。”

《孟子》书中讲齐燕之战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在后文里陆续还有提及。那么，这件事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

简单讲，齐宣王没听孟子的话，后来失败了，被赶回去了。佛家讲业力，讲因缘，讲轮回，从这里就看得出来。齐宣王伐燕，种下了仇恨。后来燕国在阵痛之后出了一位强人，这就是历史上响当当的燕昭王。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向国际社会招贤纳士，这既使燕国迅速吸纳了一批优秀人才，也使燕昭王本人成为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一个理想君王形象。唐朝陈子昂的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谁都念得出来，这诗就是他玩到北京，在一处有可能是燕昭王黄金台遗址的地方有感而写的。

传奇人物乐毅带领燕国军队，和诸侯联军一起攻打齐国，重现当年齐国伐燕的景象，几乎把齐国给灭了。好在齐宣王那时候已经死了，没看到这一幕报应。

提到历史上这种分毫不爽的报应，还真不少（当然没报应的更多），看起来很有意思，我就顺便多说几句。很多人都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大将，后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欺负人家后周的孤儿寡母。及至宋朝亡国，也是孤儿寡母被人欺负。其实呢，非常巧合，赵匡胤的所作所为既是前因，也是后果，他不是第一个搞“黄袍加身”的。

赵匡胤本是后周大将，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本是后汉的大将（这个后汉是五代的后汉，不是刘秀的后汉），郭威在澶州被“黄袍加身”，带兵杀进后汉的首都开封（就是梁惠王的首都大梁），后汉皇帝逃跑，没跑成，死在乱军之中。郭威没有马上称帝，而是让后汉的李太后临朝，又在后汉皇族中选了个家伙说要让他来当皇帝。虚头巴脑一折腾，郭威自己当皇帝了。所以说，郭威做的事，赵匡胤重演一遍，报应在郭威身上，而赵匡胤这个“重演”，也让自己的后人遭了一样的报应。

这连续三代王朝的更迭，巧合如此之多，真是让人称奇。

作为格言的“出尔反尔”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不是齐国的事了，这是孟子在自己祖国的事。

孟子的生平事迹，到底先去的哪儿后去的哪儿，这是一本糊涂账，众说纷纭。从《孟子》一书的编排来看，好像不大在意事件的时间顺序，而是按照思想内容来划分的。比如，这部分主要是讲政治哲学的，那部分主要是讲心性观念的，反正不像现代的书搞得这么明确。

现在这一节的事情，有人就考证说这是孟子作为菜鸟的一段推销往事，也就是说，发生在他去见梁惠王和齐宣王之前。不过，到底时间顺序如何，这种问题照例留给专家，我们只看内容就好了。

邹国出事了。邹国是孟子的祖国，也是个超级小国。

正如世界上存在着七个超级大国一样，还零星存在着不少超级小国。

小国到底有多小？

一个胖子站在当中，就能把东西南北四条国境线全守严实了。

邹国就是这么个小国。

这个时候，邹国和旁边的鲁国闹出国际纠纷了，邹国的领导人邹穆公正向孟子发牢骚呢。

邹国和鲁国闹别扭，孟子站在哪一边，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孟子是邹国人，可他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后来家道衰落，在鲁国不好混了，才到了邹国。所以，无论邹国还是鲁国，都是孟子的父母之邦。

孟子先表态：“我的国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

邹穆公一愣，“嗯？！这话好像是托马斯•潘恩说的吧？”

孟子脸一红，嘿嘿干笑两声。

其实，我还真觉得潘恩这两句话很适合孟子，他像是一位满怀热忱的世界公民，不懈地流窜于国际社会，推销他行善的仁政思想。

这时候，邹穆公向他诉苦说：“我们跟鲁国打起来了，我们的官员死了三十三名，可老百姓却没一个为他们的长官去拼死的。这些贱民，真是气死我了！我想杀了他们吧，可邹国就这么点儿人口，杀的时候稍微一不留神就该把人都杀光了，可不杀吧，我又咽不下这口气。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等我死后三十年，秦国和赵国会有一场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万人！瞧人家，那才叫打仗，您这才死了两位数，还有整有零的！用齐宣王的话说，这叫耗子伸懒腰——折腾不出什么动静来。”

邹穆公哭丧着脸说：“就算是那四十万中有被忽略到的数字，落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那可都是天大的灾难啊！”

这话其实是我替他们说的，我这是借这个机会反省一下自己。我小时候听新闻，听见说外国什么地方打仗，激战一天一夜，我心里就激动，就想：“打呀，使劲打！”然后听新闻里一报伤亡数字，就和邹穆公这回一样，都是什么“伤亡十五人”，“阵亡人数大约二十人”，都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泄气，心想：这叫打的什么仗啊，想想我们中国历史上，一打仗，经常是几万、十几万的死人，那才叫打仗，那才过瘾！后来我长大了明白事理了，才知道，书上一个伤亡数字，哪怕仅仅是死了一个人，落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在这点上，看历史容易让人产生冷漠感，就像斯大林说的，死人一旦上千上万，就变成了一个数字。在君王们手里被摆弄的一堆堆数字，一个个也都是肉长的，也都有妻儿老小。这是顺便一提，我们接着看孟子和邹穆公的对话。

孟子回答说：“您想想以前闹饥荒的时候，您的百姓老弱之人死无葬身之地，尸体就被丢在山沟里，青壮年成百上千背井离乡去逃荒。您的粮仓那时候可是满满的，仓库里还有金银财宝一大堆。可您手下那些当官的，有人向您如实汇报情况了吗？当领导的难道就该这样高高在上残害百姓吗？曾子说过：‘要小心，你怎么对别人，别人也怎么对你。’所以呢，现在百姓可得着机会报复这些当官的了，巴不得他们都死光光！百姓这么想，这么做，难道有错吗？您只要行仁政，百姓自然会爱戴长官，看到长官有难也自然就会拼死相助了。”

孟子这段话真叫掷地有声。

我们先看一个熟悉的词：“出尔反尔”。就是这里曾子说的这句“你怎么对别人，别人也怎么对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现在我们说这个词都当“反复无常”的意思用，其实原本不是这个意思。

出尔反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邹穆公如果要向百姓呼吁“大家要对我们邹国政府有信心”，可你以前做的事早就让百姓对你失去了信心，现在再怎么呼吁也不会有人拿你当真；可你要是做到了孟子的仁政标准，那你不用呼吁什么，百姓自然就会对你有信心。所以说政府的决策一定要千谨慎、万小心，因为一旦失信于民，再想挽回这个信心那可就不容易了。

我们从这段文字中看到，邹国百姓虽然在灾年日子不好过，至少还能逃荒。要知道，到后来一些大一统的时代，为了保障社会安定，政府甚至会在灾年限制老百姓的逃荒——这就真是把老百姓当成数字了。孟子这时候可能还想象不到，以后还会有连逃荒都逃不了的时候呢。

关于这一节的内容，最后再说两句鲁国的情况。鲁国在春秋时代还是个响当当的角色，可现在是战国时期了，它已经很是衰落了，“战国七雄”里是没它这一号的，这个礼乐旧邦这时已经日薄西山了。

真遇上小国也没辙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这一节很是有趣。孟子不是总说什么七十里或者百里的小国也能一统天下吗？这回真让他遇上了一个正在考虑如何和大国处关系的小国——滕国。

滕国有多小？

一座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你要进城得踩着小碎步进去，为什么呢？如果你步子迈大了，一只脚从北门跨进去，还没来得及在城里落地呢，就直接迈到南门外了。

滕国也在山东，大体是现在的山东滕县附近。战国时期除了像“战国七雄”这样著名的归纳式称呼之外，还有个不大著名的归纳，叫“泗上十二诸侯”，指的是泰山到泗水一带的十二个小国，滕国就是其中之一。说起滕国，国虽不大，来头却不小，它是姬姓国，是周天子的同宗。我们前面说过齐国的事，无论姜齐还是田齐，都是外姓，周朝的天子是姓姬的，姬姓是国姓，姓姬的就比其他姓的人牛。

但这是以前的事了，这个时候，姬姓早就牛不起来了，连周天子都牛不起来了。

滕国现任领导人滕文公正为牛不起来的事发愁，他问孟子说：“滕国是个小国，夹在齐国和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是归附齐国好呢，还是归附楚国好？”

如果哪位有过混黑社会的经验，一定很能理解滕文公的心情。滕文公愁啊，北边一个北霸天，南边一个南霸天，我们小滕夹中间，哎呀呀，哪个霸天都是天，服侍不好就变天！

孟子该怎么回答呢？还来老一套吗，说“百里小国一统天下”？

孟子低头想想，觉得不大现实。

滕文公催问：“孟老师，一盘器子心才西子啥捏？”

我解释一下，滕文公说的不是乱码，也不是外语，这是滕国方言。“一盘器子”意思是“一直”，“心才西子”意思是“琢磨”。现在山东滕县一带的老人家们就是这个口音。

滕文公和孟子说话很亲，因为他们是早有交情的，滕文公还是世子的时候就受过孟子的指教，他对孟子非常尊敬，甚至还很想按照孟子的主张去行仁政，只可惜他的滕国实在太小了，连行仁政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孟子》在后文里专门就有一章《滕文公》，到时候再来详细介绍这个人吧。

此时，孟子一见滕文公再三追问，一时却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急得原地转圈，突然说出一句：“匪喝水，水饮匪，水崩匪一身水。”

滕文公一乐，“到底是山东老乡，滕国绕口令说得够利索的！”

滕国话里“水”读“肥”，“匪”读“？”（写不出来，反正是个古怪的音，和“肥”接近）。

孟子这是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最后把心一横，“没辙！”

“啊？！”滕文公一愣，“连圣人都没辙？！”

孟子努了努腮帮子，又说：“如果非让我给出个主意，那我就一个办法：把护城河挖深了，把城墙加固了，您跟大家伙一起守着，大家伙如果宁死也不走，那事情就有转机了。”

有人肯定奇怪了，“孟子怎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看来他也明白，在战国时期，要真想再有什么百里小国一统天下早就不可能了。一统天下只有让超级大国去做，所以孟子主要也都是活动在这些大国之间。

那么，孟子出的这个主意到底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

这还真不好说。按照春秋战国一般的做法来看，处在滕国这种位置，要么投靠北霸天，要么投靠南霸天，当然，投靠了一方不一定就永远不变，大可以墙头草随风倒，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么干的。所以，现在就滕文公来讲，我们再看看他的问题，他所考虑的选择只是在北霸天和南霸天之间选择，根本就没想过要两头都不靠。

南霸天，北霸天，总得选一边。这是春秋战国数百年来的小国传统，也可以说是数百年血与火的实践中磨炼出来的真知。

孟子的意见倒真是响当当，可是，是否可行，这就很成问题。退一步说，就算滕文公同意，可滕国贵族干不干？滕国老百姓干不干？这些都是问题。

依我小时候的天真想法，认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可是，首先，正邪没那么好分，就像善恶没那么好分一样，不同立场有不同标准，不同时代有不同标准，不同文化有不同标准，你说现在本•拉登和美国谁正谁邪，谁善谁恶，哪那么容易说得清楚。再者，即便真是分得清清楚楚的正邪对立，正义就真的必将战胜邪恶吗？也没那回事。实力悬殊怎么办？武术里说“四两拨千斤”，道理是这个道理，小老头用技巧能打倒大个子，可你再怎么“四两拨千斤”，让小老头上擂台赤手空拳大战霸王龙，那是说什么也打不过的。就连孟子都明白，这时候的滕国，就是再行仁政也不管用了，只有尽人事听天命好了。

小国的选择是：争气，还是求存？

如果是争气，那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是求存，就好好研究求存之道吧，看到时候投靠哪个主子才好。

历史是很复杂的，至少不像评书那么简单。评书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是主战派，都是好人；只要是主和派，都是奸臣。还有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是：当内忧外患同时存在的时候，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都是坏人，主张全力对外的都是好人。如果这样的看法仅仅是在评书当中存在，那倒也无妨，可如果现实生活中也持这种观点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古人对此就有过深刻的批评，认为常常是书生误国。

例子我就不举了，就看看滕国好了。如果你是滕文公，你会怎么选择呢？

积德行善，听天由命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滕文公又来请教孟子了，这次看来是有急事，“孟老师，不好啦！齐国人马上就要加固薛城的城墙，哎呀呀，哎呀呀，从今天一大早我这右眼皮就一直在跳，快给我拿个主意！”

薛城和滕国紧挨着，齐国人加固薛城的城墙，对滕国恐怕没安好心。

薛城可是个大大有名的地方，它本来是薛国，也是“泗上十二诸侯”之一，是个附庸国。关于附庸国的问题，《孟子》一书在后文会专门谈到，这里先按下不表。后来，薛国被齐国给吞并了，滕文公恐慌的这会儿，可能齐国刚刚吞并薛国还没有多长时间。

齐国吞并了薛国之后，齐宣王把薛国（现在还是叫薛城好了）封给了自己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后来有个儿子继承了薛城，这孩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现在山东还有薛城的一些遗迹，还有个孟尝君墓。孟尝君的封地到底是不是这个薛城，有人是曾经质疑过的，到现在大概早已经尘埃落定了吧。但我们还是照例不用管它，把这种问题留给专家。初中语文课学过《冯谖客孟尝君》，冯谖去收账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薛城。薛城在孟尝君的治理之下，据说非常发达。明朝有人经过薛城，写诗说“三千食客皆尘土，十二侯邦就战争”，后一句说的“十二侯邦”应该就是指所谓的“泗上十二诸侯”，前一句则说孟尝君当时门下食客三千，蔚为壮观，可到了自己经过薛城的时候，那些风光一时的人物早已不剩一点儿痕迹了。可是，这所谓“食客三千”在汉朝还真有个影儿：司马迁后来曾经经过薛城，发现这地方很奇怪，盛产愣头青，和山东其他地方的民风大不一样。司马迁一打听，这才知道当年孟尝君招揽门客，招揽了一大帮好勇斗狠爱滋事的家伙，这些人齐聚薛城。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呢？司马迁给了个数，这个数实在让人吃惊！

司马迁说：“这些人差不多有六万家。”

注意，不是六万人，是六万家！就按最保守的一家三口人算，这就是十八万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这么一个小地方竟然聚集了十八万人之众，而且这十八万人里有大约六万人都是青皮。

我总感觉这个数字过于夸张，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薛城一带也许包括这三千人一共是六万家，六万家也许有些是祖上就住在这里的。不管了，反正无论如何，司马迁实地去作田野调查，亲身感受就是薛城一大堆愣头青。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滕文公是摊上了这么一些邻居，这日子还真不会好过。

但是，滕文公有可能是幸运的，因为他求教孟子的那个时候事情有可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呢。

现在，滕文公来请教孟子了，“齐国人没安好心，我该怎么办？”

孟子终于还是搬出了古代圣人，“从前，周朝的祖先太王住在邠地，狄人不断来捣乱，他就搬到岐山脚下去了。这不是太王要选风水，他那是被逼得没办法啊。如果积德行善，后代子孙一定能有一统天下称王的人。道德高尚的人做的是奠定基础的工作，为的是让后人能继续下去，至于成功与否，那就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了。您对齐国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吗？您就多多地积德行善吧！”

孟子讲的这段话还真是很让我吃惊的。他明显是对滕国持不乐观态度，最后给滕文公的建议居然是积德行善，自求多福。看来仁政还是要行的，你滕文公这代肯定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了，但你的后代却很可能因为你现在仁政的奠基而一统天下成为王者——如果老天爷给他这种运气的话。

这就像安慰一个患有遗传性不治之症的病人，“你就死了心吧，你是吃什么药都没救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积德行善，老天爷总会开眼，等你重孙子也长这么大的时候兴许就不会再得这种病了。”

孟子举的太王搬家的例子他会在下一节里详细来说，我们也等下一节再看好了。

小弟们不愁没老大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踰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滕文公又来问了：“我们滕国是个小国，为了服侍大国真是操碎了心，可还是多灾多难的，这可怎么办啊？”

孟子说：“太王当年占着邠地的地盘，狄人来捣乱。太王送皮货给狄人，狄人还是来捣乱；太王又送狗送马给狄人，也不灵；又送珍珠美玉，还不灵。太王于是召集长老们，跟他们说：‘我算明白了，狄人想要的是这片地盘。我听说过，道德高尚的人不能让养活人的东西反过来祸害人。地盘就给了狄人算了，小弟们也不愁没老大，某家去也！’太王就这么离开了邠地，翻过梁山，一看岐山脚下还能住人，就定居在这里了。邠地的那些小弟们都说：‘老大是个好老大，咱们不能没有他。’于是，跟从太王来到岐山的人就像赶集一样。”

孟子讲完了太王的故事，又接着说：“可是，也有人说祖业不是我们能决定要还是不要的，所以，我们要守好祖业，死也不走。大王，这两条路，您自己选吧。”

孟子这回更有意思，给了完全不同的两个主意，让滕文公自己去选。

太王的故事是一个古史上非常有名的故事，他最后搬到的岐山脚下就是现在的陕西周原一带，这一带的考古发现很多，说明这里确实曾是周人的聚居地。

太王就是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祖先，孟子很推崇的周文王和灭了商纣王的周武王都是他的后人。太王的这段故事，在后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周人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如果用现代的语言来说，那几乎就可以说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一切以人为本，什么领土、主权、君权，都不像后世那样具有至高无上、无可置疑的地位。太王就像喜剧影片里一个善良的黑帮老大，自己的帮会总是被狄人的帮会欺负，后来发现狄人帮会是看中了自己的地盘，太王觉得如果捍卫领地就会打打杀杀，得死人，嗯，算了吧，地盘我不要了，我走还不行吗，小弟们没有了我这个老大自然还会有新老大，也许就认你们狄人的老大做老大，这也没什么不好，只要他们能在新老大的手底下生活得好就可以了。

我们甚至还能由此来推想一些可能的情况。假如狄人步步紧逼，得寸进尺，太王实在没地方可去了，那么，第一，如果条件能谈拢那就投降，从此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那就谁也别再欺负谁了，一起发展生产，共同致富；第二，如果条件谈不拢，或者内部有分歧，那就谁想投降就去投降，谁想抵抗就去抵抗，划分阵营，各立旗号；第三，如果小弟们一致要求抵抗，那就开打，打赢了最好，打败了也死而无憾。

无论如何，太王能说出“小弟们不愁没老大”这样的话来，总能算是个了不起的人，尽管当时的“老大”（君）并不是后世的君主乃至帝王的概念。

孝道与河童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踰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踰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踰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

曰：“非所谓踰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这是“梁惠王”一章中的最后一节了，场景突然就转换到了鲁国。其实，这段鲁国的经历是孟子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程，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在那个时代里已经算是高寿了。他在这次鲁国的经历中无奈地感叹着天命——到底人老了，明白了再牛的人也不能和天斗，明白了老天爷没站在自己这边。可这是不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呢？谁知道。

鲁平公准备出门，车都备好了，宠臣臧仓突然过来请示：“您怎么和往常不一样啊，这都要上车了我们还不知道您是要去哪儿呢。”

鲁平公说：“大惊小怪，我是去见孟子。”

臧仓夸张地张大了嘴，“啊？！您是什么身份，他小孟又是什么身份，竟然劳您大驾去拜访他！您觉得他是个贤人吗？嘿嘿，贤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合乎礼义，可他小孟，我呸，他给他老妈办丧事的规格居然超过了他以前给他老爸办丧事的规格，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哼，这种人您还是不要见的好！”

鲁平公一听，“嗯，不愧是我的宠臣啊，说得在理。听你的，我不去了。”

鲁平公要去拜访孟子，这本来大概是正在鲁国做官的孟子的学生乐正子推荐的。乐正子正惦记着鲁平公是不是已经到了孟子那里了，可突然听说他根本就没去，嘿，这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乐正子找鲁平公说理来了，“您怎么又不去了呢？”

鲁平公说：“有人告诉我了，说孟老师给老妈办丧事的规格超过了他以前给他老爸办的丧事，哼，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乐正子跟随孟子，从硕士念到博士后，对导师的私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马上反问鲁平公：“您说的‘超过’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导师先前给他老爸办丧事用士礼，后来给他老妈用大夫礼？还是老爸丧事用三个鼎，老妈丧事用五个鼎？”

乐正子的这番话在我们现代人听起来就像听天书一样，但当时的鲁国可是最讲究这些礼呀，乐呀的。

鲁平公说：“我指的不是这些，我是说他棺椁和寿衣用得不合规矩。”

这件事前文没提过，看来鲁平公还是详细了解过一些情况的。

乐正子说：“您说的这事倒确实是有，可那不是不合规矩，那是因为我导师前后的家境不一样，穷的时候就只能简单一些，后来有钱了就搞得好一些，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对话记录到此中断，也不知道鲁平公是怎么回答的，推想是没词了，但面子又下不来，所以还是不去见孟子，但他很有可能是把臧仓给卖出去了。

乐正子回去了，见到导师，说：“我本来都和鲁君说好了让他来见您，他本来车都备好了，可是，他的一个宠臣叫臧仓的乱说话，把事给坏了。”

孟子点了点头，面容平和，说了两句非常玄妙的话：“鲁君要来，是因为你乐正子劝他来，他没来，是因为臧仓劝他别来，其实他来与不来，非关人力，而属天命。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和鲁君会面啊，臧仓那臭小子哪有这么大本事？”

说明一下：我对“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的理解和常见的一些版本不大一样。我正为客异地，手头资料很少（这时候真是很怀念家里的那些书啊），就拿朱熹的解释放过来给大家参考吧，“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

孟子这也算是无奈之言，其实他是不大信什么天命鬼神的，这些东西往往都是被拿来做个说辞罢了。至于臧仓，也是个可怜人啊，办了一件错事，结果成了千古留名的小人。我有时在想，古代拿四书五经当教科书的那些学生当中，如果有谁姓臧，一定经常被人拿来开玩笑，一口一个“臧氏之子”——你还没辙，因为这是圣贤之言。

在这一节，我觉得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孟子给双亲办个丧事，如此私人的行为怎么会被上纲上线到这样一个高度？

这就是礼制啊，我们经常讲所谓的“礼仪之邦”，这正是一个“礼仪”的典型体现。就孟子的思想来说，他讲这个“孝”字还是有人情味儿的，但还是苛刻得可以，像“守孝三年”就是他极力主张的，这在后文当中会有细说。可中国人谈“孝道”，后来就发展到了“二十四孝”那种极端的地步，前面已经讲过郭巨的例子，简直就是变态。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走极端的人自然会有，这本不足为奇，可怕的是，把极端的例子当成典型来推广，以极端的例子作为标准来要求大众。后世所谓的“孝道”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些年还经常有人呼吁什么寻找传统、呼唤孝道之类的，用心虽好，却不知我们传统的孝道实在是可怕得很啊。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本来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在西方那些从无孝道之说的国家，做子女的也很少有因为缺乏孝道教育就打爹骂娘的吧？一种自然的感情被一大堆形式给框住，出了这些框框就成了不孝，这就很容易在本来已经泛滥成灾的假仁假义之外再增加一个假孝。极端的例子本来就没几个人学得来，社会还非要去鼓励这些，导致的结果自然就是作伪成风。

对孝道的批评自古有之，不过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确实屈指可数，王充、孔融，这都是时代的大另类，还有过禅师认为母亲之身是寄宿之处（相反，佛家也有宣扬亲恩和孝道的经文，佛学发展成佛教，在思想上是个开放系统，时间越长，论调也就越多越杂，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在近代，胡适也为这个话题掀起过论战。“父母于子女无恩论”，口水大战，反对者众。

但是，我又要出来调和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通常都会犯一个逻辑错误，那就是：认为如果承认父母于子女无恩就意味着反对子女对父母尽孝。

其实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我就认为父母对子女无恩，但我是一个孝顺孩子。为什么呢？无恩不等于无情啊！一家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互相关照，感情亲密，所以呢，用不着宣传什么孝道，做孩子的自然就对父母有一份关心。当然，如果父母成天打骂子女，再怎么宣传孝道，孩子也孝不起来。所以说，这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感情，何必非要搞成那么可怕的孝道呢？

再说“无恩”，王充、孔融他们时代太早，所以见解还浅，胡适的说法也嫌不够通透，倒是芥川龙之介有一篇叫做《河童》（又译名《水虎》）的小说，我觉得很能给人启发。

先简单介绍一下，河童是日本传说中的一种小怪物，具体样子我就不去描述它了，反正是够古怪的。芥川龙之介的这篇小说是说有一个人踏进了河童的世界，惊异地观察着河童们是怎样生活的。我摘引一小段关于河童生育的文字，这段里提到的“巴咯”是一个河童的名字：

从我们人类来看，确实没有比河童的生育更奇怪的了，不久以后，我曾到巴咯的小屋去参观它老婆的分娩。河童分娩也跟我们人类一样，要请医生和产婆帮忙。但是临产的时候，做父亲的就像打电话似的对着做母亲的下身大声问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再回答我。”巴咯也照例跪下来，反复这样说，然后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药水漱漱口。他老婆肚子里的娃娃大概有些多心，就悄悄地回答说：“我不想生下来。首先光是把我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不得了。再说，我认为河童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

巴咯听罢，怪难为情地挠挠脑袋。在场的产婆马上把一根粗玻璃管插入老婆的下身，注射了一种液体。老婆如释重负般长叹一声。同时，原来挺大的肚子就像泄了氢气的气球似的瘪下去了。

呵呵，很新奇是不是？不过它确实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好吧，有恩无恩就算没有定论好了，可是，复杂的仪式化的东西和极端到变态的表演我还是觉得让它们永远消失掉为好，我也宁愿相信家人之间是由爱来维系着，而不是什么施恩与报恩的关系。

再说孟子，在鲁国看过老天爷的脸色之后，他便回到了老家邹国，从此终于安定下来，和弟子们一起写书去了（也有人说这书全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写的）。现在呢，“梁惠王”这章算是写完了，他还有很多回忆，很多想法，都会在后面的六章里一一出现。在这一章的结束，让我们回头想想孟子的这一生吧，塞满了一货轮集装箱的理想却连一斤都没有推销出去，这真的很像一些大型国企，勤勤恳恳很多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可惜全是库存。

人间佛国

引 子

佛陀在鹿野苑的时候曾向众比丘讲过这样一个“阿能诃鼓”的故事。

过去世时，有个名叫陀舍罗诃的人，这个人有一面鼓，叫做阿能诃鼓。

阿能诃鼓的声音非常好听，也非常响亮，能传到四十里之外。

可是，时间久了，鼓也就破旧了。于是，鼓手重新裁割牛皮，修修补补。阿能诃鼓虽然被修好了，可是，它的声音再没有当初那么好听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能诃鼓不断损坏，不断被修缮，又不断损坏，又不断被修缮，每个部件都被一次次地更换过了……

阿能诃鼓还被叫做阿能诃鼓，但是，这还是当初的那面阿能诃鼓吗？

这个阿能诃鼓的故事，出自《杂阿含经》，“阿含”一脉的经典是佛门最早期的经典，距离佛陀生活的时间最近，又是在部派分化之前结集完成的，想来该是最接近佛陀的经典了吧？

作为佛陀最知名的几位弟子之一的阿难，在佛陀去世没多久之后便遇上了一件足以验证阿能诃鼓预言的事情。《付法藏因缘传》里这样记载着：

阿难走入一片竹林，听到有比丘在念诵佛法偈语：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

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听过之后“惨然而叹”，暗暗叫苦道：怎么佛陀的话这么快就变味了，怎么烦恼诸恶这么快就兴起了？怎么这么快就有人违反佛陀的教导而自生妄想了呢？阿难连忙打断了那位比丘，对他说：“你念诵的不是佛陀的话，不是修行的正道，我来告诉你真正的佛偈是什么吧。”

于是，阿难念诵佛偈：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

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

这位比丘听了阿难的佛偈，回去以后就说给自己的师父听。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脑子不灵光了，说话总是说错，不要信他的，以前我教你怎么念的你还接着怎么念去！”

这位比丘听了老师的话，又继续念他的“不见水老鹤”去了。

一

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比天监、普通年间的南京更加香火旺盛了。

那时候的南京被称做建康，是中国南方梁帝国的首都。梁朝的开国皇帝，被谥号为梁武帝的萧衍，坐在人间帝王的宝座之上，却几乎以全副精力来弘扬佛法，不多年的时间里，整个梁王朝便已被经营得如同一个人间佛国。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点也没有诗人惯常的夸大其词之处。这片江南佛土，寺庙林立，僧伽遍地，烟雨楼台，钟声香火，若有人远远望去，想来一定会疑非人间了。

对佛法不遗余力的弘扬为梁武帝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而这样的声誉无疑是会使得域外高僧“远者来之”的。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达摩大师就是这个时候听说了梁武帝的事迹，于是，渡海北上，在普通八年到达建康。

达摩的到来无疑使崇佛的梁武帝兴奋非常，但是，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梁武帝与达摩的会晤却是话不投机，搞得相当不愉快的。

梁武帝问达摩说：“朕自即位以来，建造寺院，抄写经文，还激励了无数人出家为僧。我为佛教作了这么多贡献，该有多大的功德呢？”

从梁武帝这句问话看来，他一定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极大的功德了，之所以这么问，大概是要从达摩的嘴里听到一些赞扬吧？

但是，达摩却冷冷地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一定是诧异极了，连忙追问：“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这些都不过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

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功德呢？”

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再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回答说：“廓然无圣。”

梁武帝看来是被搞糊涂了，于是问：“对朕者谁？”

达摩回答说：“不识。”

从这段对话中明显看得出来，梁武帝的崇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他建造寺院，抄写经文，林林总总的做法，无非都是在“下本钱”，而“本钱”下得如此之大，要赚回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功德”。

“功德”可以换来此生的福报，可以换来来生的福报，可以换来种种让人意想不到、又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好处。但达摩却直截了当地告诉梁武帝：虽然你下了血本，可一点赚头都不会有！

这真如同一个商场上的投机分子，下了大注，却突然被人告知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赚头，还会血本无归！想来梁武帝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答案的。

从佛法上来看，梁武帝和达摩的分歧无非是集中在一个“我”字。梁武帝执著在这个“我”字之上——是“我”在做功德，是“我”在期待福报，却完全没搞清楚佛家讲的是“诸法无我”，所以达摩才会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此一来，那个“我”字又在哪里呢？

梁武帝一开始就错会了佛法，所以一直都在做着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事情。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佛陀这个奥妙的“无我”观在佛教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就被那些翻译佛经的人给理解错了。

二

佛陀生活的时代，是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那个时代的印度，很多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着宇宙和人生的真谛，所以便有着很多的派别。佛陀的修行过程当中也加入过这些派别中的一些，又分别在一段时间之后认识到他们的修行法门并不足以使自己达到最终的追求，便又一个个地放弃，一个人继续着孤独的探索生涯。

根据地理决定论者的说法，印度地处热带，终年天气炎热，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物产相对丰富，人的基本生存容易得到保障，饿了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而不像在亚热带和寒带生活的人们那样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够保障最基本的生活；二是天气终年炎热，动一动就会汗流浃背，所以人们便乐于经常处在静坐而非运动的状态。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便使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地耽于冥想，于是产生了内容和逻辑都极其复杂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

这种说法虽然有它很大的局限性，却也并非毫无道理。至少，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哲学、宗教的思潮与派别。佛陀处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自己的思想自然受到了外界各种思想的启发和丰富，比如，六道轮回的说法其实就是源于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婆罗门的思想，这一点在《五十奥义书》中清晰可见。这种情况所反映出的另外一面是，佛陀后来在针对同样有着印度式的思想基础的本土人士宣教的时候，他的思想还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其实也不算很容易），可他的思想一旦传播出印度本土之外的时候，比如传入中国，所面对的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其中一些复杂而深奥的观念和理论自然也就非常容易受到误解。

因为语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例子多到数不胜数，即便在现代社会依然如此。

所以，梁武帝错误领会了佛陀的思想，并且一直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这并非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况且，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就连那些纯粹的正统的僧侣也完全错会了很多概念，并且还一直在宣扬与捍卫着这些错误的概念达多年之久，其中，对“无我”观念的误解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三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的。

“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着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再追溯起来，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都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生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摒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一方面，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摒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做“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作了心理励志式的庸俗化的理解了。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相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四

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伐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吗？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流传开来，高僧们仅有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从现实情况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拥有了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拥有一分神通的话，那无疑就具有了万众归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却并不具备学识、风度和口才的话，这倒也无妨。在传说当中，高僧们几乎永远是和神通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备一些神通就不够高僧的资格似的。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专心于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担一些为皇室与权贵的医疗和占卜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担任着皇室与权贵们的编外医生和占卜术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志（也作“志公”）大师，在他圆寂之后，梁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且亲自撰写悼词，其中有“观往测来，睹微如显”的句子，赞叹宝志大师高超的占卜能力。梁武帝还在宝志大师的墓前兴建了一座用于纪念他的开善精舍，这座开善精舍在后来改朝换代的动荡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将之移至钟山东麓，改称为灵谷寺，该处“三绝碑”非常著名：吴道子画的宝志像，李白作的像赞，颜真卿题写，是为“三绝”。

既然后世僧侣们都能够拥有如此神通，那么，佛陀本人的神通广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无上的神通吗？于是，修炼成佛之举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扬的“羽化升仙”同样的意义和诱惑力。

《世说新语•排调》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旷便对他说：“您真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啊！”

何次道很是诧异，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恭维我都恭维得没边了？”

阮思旷答道：“我想求得个地方长官的职位都还很难呢，您却求成佛，这还不够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吗？”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讽刺色彩，却说明了当时很多人对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于成仙。可这又是一个误解，又是人们想当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认识到了佛本来的面目。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人们只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距离真相很远的假相。

那么，什么是佛？

“佛”是我们对佛陀的简称，“佛陀”这个词其实并非是专为释迦牟尼而设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觉悟的人”。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中和我们一样地生老病死，只不过因着他的“觉悟”，他摆脱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摆脱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贪恋生、不畏惧死，却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当“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罗汉、菩萨这些称谓也就自然紧跟着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当梁武帝在建康城里舍弃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时候，这位“皇帝菩萨”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这样看来，在贪、嗔、痴三者当中，梁武帝至少已经消除了贪念，并且给全国上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几次舍身同泰寺，却又总被众大臣以巨额金钱“赎”了回来，然后又继续以血腥手段维护着他的皇权。

五

阿格尼丝还是小姑娘时，常常跟父亲去散步。有一次，她问父亲是否相信上帝。父亲回答说：“我相信造物主的电脑。”孩子之所以记住这件事是因为这个回答很奇特。“电脑”这个词很奇特，还有“造物主”，父亲从来不说“上帝”，总是说“造物主”，仿佛他想把上帝的重要性局限于他的工程活动。造物主的电脑，人怎么才能与电脑交流呢？于是，她问父亲是否祷告。他说：“那就像电灯泡烧了向爱迪生祷告一样。”

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中的一段，它无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成章的寓言来给人种种丰富的启示。爱迪生当年历尽艰苦的思考和实践终于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获得光明的有效方法，然而他自己却绝对不是光明本身，如果不了解电灯怎么开、灯泡怎么用，而仅仅是把爱迪生的半身像供在家里顶礼膜拜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指望电灯会因此而亮起来。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灯的发展历史同其他很多事物一样，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通常不会僵化到这个地步，即仅仅认为爱迪生当年发明的那种原始电灯才是“真正的”电灯，而后来出现的种种日光灯、节能灯都是“伪灯”。

如果我们真的要判断“真灯”和“伪灯”的话，也许唯一的方法是看它通电之后能不能亮——用“通电之后能不能亮”这个标准来判断“真灯”和“伪灯”，大体就如同用“四法印”等基本原则来判断一部佛经是真经还是伪经，判断一种“佛说”是真说还是伪说。

所以，大乘佛学虽然成型于佛陀去世的数百年之后，却不大应该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认为“大乘非佛”。佛教有所谓“四万八千法门”的说法，意思是道路无限多，方法无限多，不同根基和资质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这同样意味着，对佛陀所说是不能够僵化理解的。

但是，僵化地理解问题、把抽象问题具象化，这却是人性的一个通病。当佛陀如襄楷向汉桓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是真的）面对天神派来试探自己的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了句：“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原文是“革囊盛血”。）这并不意味着修佛的男性们就应该同样地对所有女性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然而，即便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都能找到同类的僵化理解的事情：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里，一个骑士面对着维纳斯说：“啊！维纳斯，我美丽的新妇，你是一个妖妇！”

但这种心态却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曾讲过一个“巴塞尔夜莺”的故事：

在一次宗教会议期间，一群僧侣到巴塞尔附近的森林中散步，他们边走边讨论诸如主教就职后把第一年薪俸献给教皇的年贡、僧职继承权、托马斯•阿奎那是否比波那文都更伟大之类的神学问题，剔精究微、详加论考。正当他们热衷于教义的、抽象的议论时，他们突然中止了议论，宛然像脚下生了根一样，停在一株盛开的菩提树前。那树上正栖止着一只夜莺，千回百啭地在高唱着它那悠扬悦耳的歌声。这时学者们都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奇妙心情，煦和的春天的曲调渗透到他们那些饱受经院教规束缚的心灵，他们的感情从冬眠中苏醒过来，以惊愕雀跃的心情互相注视。最后，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只夜莺可能是一个妖怪，想用它悦耳的歌声引诱我们离开基督教问题的交谈，并引诱我们享受快乐和犯其他甜蜜的罪。于是，这个人就念起了当时的咒语，开始赶鬼。鸟儿被赶走了，但听到它的歌声的人，据说当天都病倒了，并不久就死去了。这个故事是一个把一切甜蜜的可爱的东西都当做妖魔来诅咒的时代的寓言。真正的基督徒就这样战战兢兢，闭目塞听，活像一个抽象的阴魂，漫游在鲜花盛开的大自然中。

回过头来再看梁武帝，上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在他身上纷纷出现。

梁武帝以“有我”之心大做功德，他的几次舍身同泰寺使寺院收到了天文数字的赎身费用。可问题是：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梁帝国之中承担纳税人义务却不大享受得到纳税人权利的子民恐怕是不乐于见到他们的皇帝如此之慷慨的。佛陀当年所宣扬的众生平等的思想被梁武帝抛诸脑后，他一次次的慷慨无疑大大加剧了众生之间的不平等，也无疑是在以子民们的血肉来成就自己的所谓“功德”。当他在同泰寺内摆出了泱泱大国的帝王风范和排场的时候，帝国子民们便不再具有“众生”或者“有情”的身份，而仅仅是被当做了梁武帝的可以被任意支配的私人财产。

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梁武帝却还有着惊人的俭朴和克己的另一面。他在信佛之后，不近女色了，不吃荤腥了，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从这点来说，梁武帝倒是堪称历代帝王中的典范，他不但自己如此，还“己所欲，施于人”，要求全国上下一起效仿，其中的一条禁令一直延续到今天，那就是出家人不准吃肉。

佛门弟子本来是不戒吃肉的，按照戒律来说，鸡鸭鱼肉百无禁忌，要戒的是荤和杀生。

“荤”字的本意并非是指肉食，它是草字头的，古义通“熏”，指的是具有辛辣气味的食物，比如大葱、大蒜之类。但也许是出于对“有我”的“六道轮回”的理解，吃猪肉的人来生很可能会变成猪被别人吃，所以，戒食肉类看上去就成了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梁武帝以帝王身份召集了全国僧侣代表开会，严正宣布今后大家不许吃肉、只许吃素，据说这还招来了很多僧侣的非议，但任何异议在皇权面前都是渺小得可怜的。

所以，在梁武帝时代里，鸡鸭鱼获得了短暂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合法生存权，但“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一片佛心的梁武帝对作奸犯科的皇室子弟和官僚权贵们表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慈悲”，放任这些胃口超大的豺狼虎豹肆虐百姓、盘剥无度、草菅人命，而对其中任何一项天怒人怨的罪过几乎都不会给予实质性的惩罚。

六

当佛陀的形象被塑成一尊尊的泥塑木雕并被人们供奉起来之后，佛陀的思想也就离人们越来越远了。那么，南朝四百八十寺里香烟缭绕之中的到底是什么呢？

佛门原本是反对造像的，既然“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造像之举岂不是和佛陀真意背道而驰吗？

但是，反对无效，造像之风很快便如野火一般地蔓延开来，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佛陀再一次地输给了人性。

就普遍意义来说，人们需要的不是智者，而是神灵；不是谦卑的智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神灵。古往今来，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莫不如此。

从现代基督教的兴盛程度来看，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得出，基督当初在传教的时候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新约》的记载里看，他与其说是以“神之子”的面目出现的，倒不如说是以一位智者的面目出现的，他是谦卑的、苦难的，并不高于他同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正是这一点使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他的种种成功之举却大多依靠了神通和“神之子”的消息的流传。

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早期也是反对造像的，不仅反对，而且严禁。纯正的基督教徒一直视偶像崇拜为对天主的亵渎和异教复活的标志，于是，正统的信仰与人性中的对偶像崇拜的渴望激烈交锋达数百年之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

原始基督教徒对于使用或滥用偶像怀有刻骨的仇恨，而这种强烈的反感可能由于他们来源于犹太人，以及他们对希腊人的敌对情绪。摩西戒律严格禁止采用任何形式的神像，这一观念在上帝的选民的宗教原则和实践中早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基督教的辩护士们不停地嘲笑那些对着自己用手制作出来的玩艺儿礼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者；那些用铜或石头做成的神像，如果它们真的具有灵性和力量，倒应该从自己的座位上爬下来，对那些艺术家的创造才能膜拜。

吉本同时还梳理出了这一偶像崇拜的发展脉络——崇拜行为是怎样从对圣人的遗物的崇拜变成了对各种各样的复制品和完全没有真正模特的画像的崇拜，而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膜拜仪式又是怎么悄悄地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

最早兴起的形象崇拜是对十字架和圣徒遗骨的礼拜。常被请来作为居中调解人的圣徒和殉教者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但那仁慈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恩，人们都相信，却不停地如雨露般降落在他们的坟墓上，并会无可怀疑地对那些前来拜访、触摸和亲吻这些代表着他们的品德和苦难的无生气的遗骨的虔诚的朝拜者赐福。但是比死去的贤人的头骨或草鞋更为有趣的纪念物，显然是按照他们的形状和外貌经画家或雕刻家的手制成的逼真的形象。这类形象，是那样适合人的感情的需要，在每一个时代都被私下的友情或公开的尊崇所珍视；罗马皇帝的图像便一直受着人民政治上、几乎也是宗教上的崇拜；一种不那么显眼，却更为真诚的崇敬也被加之于圣哲和爱国主义者的形象；那些非宗教的品德，那些辉煌的罪孽，在这些为他们的永恒的天国死去的神圣人物的面前便会立即消失了。在一开头，这种实验还只是小心谨慎地进行着；这些可敬的图像被容许谨慎地用于教导无知的人，唤醒麻木不仁的人，并满足由异教入教的人的偏见。通过一段缓慢而必然的发展，对原身的崇拜转移到了对复制品的崇拜：虔诚的基督教徒都在圣徒的形象前祷告；于是异教的跪拜、燃烛、烧香等仪式也偷偷进入了正统基督教的教堂之中。理智或虔诚的慎重被绘声绘色的显圣和奇迹的传闻所压倒；那些会说话，会动，能流血的神像必然具有神力，当然也可以当做正当的宗教崇拜的对象。最大胆的笔，在冒失地试图用形态和颜色描绘出弥漫宇宙并支撑着宇宙的无限的精神、永恒之父的时候也免不了发抖。但是，迷信的头脑却极容易接受画出的和人相似的神像，特别是上帝的儿子的图像，因为他们屈尊变作人的形象来到人间，而加以崇拜。三位一体的第二身原来曾以一个真实的普通肉身出现，但那一肉身已经上登天国：要不是他的门徒们曾亲眼见到一些他的可见的形象，那么对基督的精神崇拜很有可能会被可见的遗骨和圣徒们的描绘所埋没了。同样的一种宽纵对圣母马利亚也是必需的和大有好处的：她被葬的地点无人知道；她的灵魂连同肉身一同进入天堂的说法，轻信的希腊人和拉丁人都完全相信。使用，甚至崇拜神像的做法，在六世纪结束之前已牢固确立起来。充满热情的幻想的希腊人和亚洲人对这类神像更是异常喜爱：万神庙和梵蒂冈到处装点着这种新的迷信的标志。但是，对这种近似偶像崇拜的做法，粗鲁的野蛮人和西部的阿里乌斯派的教士却十分冷漠。遍布古代寺庙的用铜或大理石制作的更为大胆的形象，则非希腊基督教徒的想象或良心所能接受；平面的彩色图一直被看做是更规矩、更无害的仿真图形。一件复制品的价值和效果在于它和原物的唯妙唯肖，但原始基督教徒却完全不了解上帝的儿子、他的母亲和他的使徒们的真正的形象：巴勒斯坦的帕涅斯的基督像很可能是某个尘世的救星的形貌。诺斯替派和他们的渎神的纪念物已遭到了谴责，基督教艺术家们只能靠偷偷模仿某些异教的神像而从中得到启发。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一个大胆的巧妙的发明立即会被视为十分逼真，从而肯定完全可以对它进行崇拜。

几乎任何一种独特的思想，只要它是面对大众的，那么，它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会被大众心理更改得面目全非，并使彼此之间变得非常相似。至少，从造像和种种仪式来看，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脉络以及早期“正统”教徒们无奈的心理都如出一辙。对基督教来说，为各个圣徒的造像使原本的一神教形式至少在看上去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而佛教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婆罗门的传统神灵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来，却只是认为他们也是六道中的“有情”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神”的意义，只是，各位菩萨和罗汉却借着造像的势头而迅速成为了佛陀这位“主神”之外的次要神灵了。

七

在梁武帝的时代里，北方的侯景无疑是一位数一数二的战争高手。

侯景出身贫寒，毫无背景，从长相上看，身材矮小，貌不惊人，还跛了一条腿，身边也不像同时代的其他权贵和帝王那样有着一位或几位具有未卜先知能力的高僧，他所依仗的只有谋略、勇气和毅力。但是，几乎所有南朝和北朝的政权都不曾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在一场场的战争之中，侯景之名让很多人闻风丧胆。

而事实上，侯景虽然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却绝对不是一位像韩信那种代不两出的天才指挥官，他之所以屡屡胜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永远在为自己而战，而他的对手们却往往各有心肠、各有顾忌，甚至是为老板打工的心态。

侯景在北方变乱、情势危急的时候投靠了梁武帝，而到了侯景起兵叛变、攻进建康之时，梁武帝才明白自己一直是在养虎为患。建康，这座被梁武帝多年经营得如同人间佛国一般的城市突然间便遭受了血与火的洗劫。外城在一位皇族内应的配合下很快陷落，梁武帝只好困守台城，负隅顽抗，与侯景的军队暂时形成僵持局面。

侯景的残暴之名遍及长江南北，在他指挥下的这一场大屠杀其暴虐程度十分惊人。

在对台城久攻不克之后，为了激励军心，侯景放纵军兵在建康城里烧杀抢掠、奸淫女子，又将太子宫、大府寺等外城建筑悉数焚毁。同时，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侯景还把数百名东宫女官赏赐给将士，任其奸淫。不久之后，军粮短缺，军兵们又开始疯狂抢粮，建康一带的幸存居民无以得活，饿死大半，还发生了不少人吃人的惨剧。

侯景在真刀真枪的杀戮之外，还对台城里面展开着攻心战，弓箭射进去的劝降书里直接指斥梁武帝的过失，其中有“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在“国家池苑，王公第宅”之下，罗列的便是“僧尼寺塔”，而凡此种种，“不夺百姓，从何得之”，说得倒当真一点不差。而侯景的第一谋士王伟还代侯景写了一篇讨伐梁武帝的檄文，观其辞章器局，实在是一篇足以和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相媲美的文章典范：

臣方事睽违，所以冒陈谠直。陛下崇饰虚诞，恶闻实录，以妖怪为嘉祯，以天谴为无咎。敷演六艺，排摈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铁为货，使轻重无常，公孙之制也。烂羊镌印，朝章鄙杂，更始、赵伦之化也。豫章以所天为血仇，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风也。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笮融、姚兴之代也。……建康宫室崇侈，陛下唯与主书参断万机，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残破；湘东群下贪纵；南康、定襄之属，皆如沐猴而冠耳。亲为孙侄，位则籓屏，臣至百日，谁肯勤王！此而灵长，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谏，王卒改善，今日之举，复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惩大戒，放谗纳忠，使臣无再举之忧，陛下无婴城之辱，则万姓幸甚！

《资治通鉴》里记载梁武帝看到这篇檄文之后“且惭且怒”，看来他自己此时也不得不承认，这篇檄文还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其中，“修建浮图，百度糜费，使四民饥馁”一句指明了梁武帝的崇佛其实是以百姓的饥馁为代价的，而“政以贿成，诸阉豪盛，众僧殷实”则以简练精当的语言描绘出了一个腐败的政局，更把“众僧”和“诸阉”并称，指斥这两个阶层正是梁武帝腐败统治中的最大受益者。而如此的治国之道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这个危难的时候，没有人来为勤王救驾而真正出力。——王伟说得一点不错，此时此刻，建康城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勤王”军队，论实力足以击败侯景，却一个个观望的多、出力的少。而此时的台城里面，“死者十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略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

势之使然，台城终于被攻陷了，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在囚禁中被活活饿死，死前口苦，想吃蜂蜜而不得，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嗬！嗬！”两声——这就是他一生中所发出的最后的声音。

八

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年十四，清明暖後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李商隐《无题》

李商隐在写这首《无题》诗的时候，未必就是咏史的心态，诗所咏怀，虽然用典“溧阳公主年十四”，却让人猜不出和溧阳公主的一点联系。

但是，对于历史上真正的那位溧阳公主来说，十四岁那年可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年景。

溧阳公主的父亲叫萧纲，萧纲的父亲叫萧衍，也就是那位梁武帝。

萧纲是梁武帝的太子，在侯景围攻台城的时候，萧纲和父亲一起在台城里面组织守卫。到底是性命攸关，萧纲在守卫战中表现得非常卖力，但是，卖力卖的是傻力气，这倒无妨，可出主意要是出了傻主意，那可就会坏了大事。正是萧纲一个个的傻主意一步步地把自己和父亲逼上了绝路。

侯景攻下台城之后，并不是自己改朝换代，而是像很多大奸臣一样扶植了一位傀儡皇帝，自己任丞相，总揽大权，而这位傀儡皇帝就是萧纲，后来被谥号为简文帝，是梁朝的第二任皇帝（虽然只是名义上的）。

萧纲虽然只是侯景推出来的名义上的皇帝，却是侯景实际的岳父：侯景娶了萧纲那位美丽的女儿——年方十四岁的溧阳公主。

在蔡东藩的《南北史演义》里，这一段强娶公主的戏被渲染得绘声绘色：“溧阳公主系梁主纲爱女，年才十四，生得娇小玲珑，动人怜爱。侯景瞧在眼中，早已垂涎，此时当面乞求，不由梁主不从。他即胁梁主当夕遣嫁，饮毕载归。可怜妙年帝女，失身贼手，供他连宵受用，淫恣不休。”

当然，这都是小说家言，遇到这种场面少不得要渲染两笔。至于《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不过是“侯景纳上女溧阳公主，甚爱之”而已。

侯景虽然是萧家的大仇人，但对这位娇妻溧阳公主却还真称得上“甚爱之”三字，只是不知道溧阳公主自己作何感想。一个十四岁的皇家女孩子，落到这种境地，又能如何呢？

侯景对溧阳公主的宠爱已经有了红颜祸国的端倪，那位第一谋士王伟首先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从中看到了溧阳公主的魅力足以疏远自己和侯景的关系，这使他大为忧虑。多年以来，王伟为侯景出尽了奇谋妙计，而此刻的这一忧虑，却让他想出了一个致命的馊主意——劝侯景杀掉萧纲，自己做皇帝。

向来拥立之功都是最大的功劳，而杀掉萧纲应该也能够疏远侯景和溧阳公主的关系。但问题是，侯景此时正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手里若是没了萧纲这张王牌，恐怕难以再支撑局面。

一天夜里，王伟和左卫将军彭俊等三人带着酒去探望已遭囚禁的萧纲。萧纲自知必死，疯狂饮酒，喝得大醉。王伟不愿承担弑君的罪名，让彭俊搬来一只二百多斤的大土袋子，压在萧纲的头上。

称帝的侯景很快就迎来了末日。在王伟那篇声讨梁武帝的檄文里提到的“湘东群下贪纵”的湘东王萧绎发动几路军队，进攻侯景。这位“群下贪纵”的王爷虽然在前次建康勤王的行动中出工不出力，这一次却是全力作战了，因为除掉侯景，自己就可以在没有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湘东王萧绎的这一战，完全是为自己而战。

当强有力的对手同样是“为自己而战”的时候，侯景就有点顶不住了。不多时，建康陷落，侯景出逃。

叛贼被打败了，建康受苦受难的百姓们终于盼到了政府军。可是，政府军在肆虐老百姓的手段上绝对不比侯景的“贼兵”逊色，不停歇地烧杀抢掠中，建康百姓男男女女裸露着身子在大街上号哭不止，身后映衬着熊熊的火光。

侯景终于在逃亡路上被亲信所杀。为了怕尸体腐烂，杀人者在侯景的肚子里塞满了盐粒。

侯景的尸体才一运到建康，幸存的百姓们便蜂拥而上，把尸体上的肉吃得精光。如果史料记载属实的话，这个场面确实骇人听闻。但是，人们到底是因为深恨侯景呢，还是仅仅因为过度的饥饿，或者是用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向新政府表态讨好？

这个问题无法解答。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疯狂抢食侯景尸体的人中，竟然出现了那位美丽的溧阳公主的身影。不知她到底是以皇室孤女的身份还是叛贼遗孀的身份挤在这里，也抢了一块尸身上的肉直接吃了下去。

是出于仇恨，还是为了自保？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这样疯狂的举动却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萧氏正统清算旧账，溧阳公主被认为罪不可赦。

于是，年轻的溧阳公主，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丽生命，曾经的帝王千金，被粗鲁地押到集市之上，扔进油锅烹死。

梁武帝、梁简文帝、溧阳公主，祖孙三代，陆续死于非命。

九

柏拉图如果有可能会晤梁武帝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认为后者就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皇帝”？至少看上去像是这样。梁武帝睿智、博学、很有些文学才能并且喜欢思考。他在经学方面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这样的重头作品，还亲自主编过一部巨大的《通史》，当然更少不了佛学著作。除此之外，史书记载他对阴阳占卜之学都钻研极深，并且一直到老都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

梁武帝萧衍还在年轻的时候便表现出了出类拔萃的才俊风貌。当时的江南还是齐国的政权，萧衍出身名门望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晋身之阶对这些大族子弟来说是非常容易获得的，更何况萧衍才干非凡，见识高远，被提拔得也就更快。而在文人圈子里，他还和沈约、谢脁等人并称为“西邸八友”，而沈约和谢脁都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萧衍能和他们齐名，可见文学造诣之高了。

不仅如此，才俊如沈约还极其推崇萧衍，认为萧衍将来必成大器，成就非凡事业。沈约相信自己的眼光，便全心全意为萧衍出谋划策，萧衍后来终结齐国政权、开创梁朝基业，沈约是出了不少力的——尤其是坑人、害人的主意，沈约真没少出，文人无行，可见一斑。

文化方面的特长远非萧衍的全部，他是个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才，在多次战争当中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连江北英豪北魏孝文帝都对萧衍的战斗能力大为赞叹，告诫自己的部下说：“萧衍善用兵，勿与争锋。”

即便在晚年台城失陷、侯景大军杀入的时候，萧衍的表现依然令人惊叹：

侯景率五百甲士来见这位年老而失败的帝王。梁武帝面对强敌，神色不变，问道：“卿久在军中，很辛苦吧？”

侯景虽然是胜利者的身份，虽然身后扈拥着五百甲士，但在梁武帝的面前却汗流满面，不敢仰视。梁武帝又问了几句家常，侯景依然惶恐万分，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直到梁武帝问到近来的战争局势的时候，侯景才算找回了一些自信。

侯景回去之后，在亲信面前埋怨自己的不争气，大意是说：“我这个出了名的杀人王身经百战，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今天却在萧衍面前畏首畏尾，连话都说不利索，真是帝王风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啊！我以后再也不去见他了！”

梁朝萧家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诗书帝王家，若论文化修养，除梁武帝萧衍之外，太子萧纲（就是后来的傀儡皇帝简文帝）也丝毫不亚于乃父。萧纲在被侯景囚禁之时，用荆棘在墙壁上题写文章数百篇之多，且有自序：“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立身行道，终始若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于此，命也如何！”王伟在谋杀萧纲之后，见到墙壁之上文辞凄怆，深为厌恶，命人刮去，萧纲这些血泪文章后人便无从见之了。

而在萧纲之前，萧家还出过另一位卓越的文学人物，就是编纂《文选》的昭明太子萧统，后世有俗语说“《文选》烂，秀才半”，可见一部《文选》对后世的影响何其深远。萧统死得早，所以才由萧纲接下了太子之位。

而梁朝的下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帝王——平定侯景之乱的梁元帝萧绎（原来的湘东王），虽然性情狡诈刻薄，却也是位著名的嗜书之人。萧绎读书无数，藏书无数，连著书都堪称无数，诸如《丹阳尹传》《周易讲疏》《连山易讲疏》《筮经》等，著作等身，而且看来还是位易学占卜专家。在西魏大将于谨兵临城下的时候，萧绎自知不敌，却没有忙着逃跑，而是下令烧书，结果一把大火，把宫内珍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毁于一旦。萧绎做了西魏的俘虏之后，西魏将士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烧书，萧绎痛愤地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看来真是爱之深而恨之切啊！

《南史》谓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萧绎从小便受到萧衍的喜爱，及年稍长，又“常自比诸葛亮、桓温”。至于读书，更是大大出名，《南史》谓他“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槚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看这架势，比什么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简直都不在以下。

读书本来绝对不是坏事，可从萧衍到萧统、萧纲、萧绎，读的书不是文章经典就是佛道经书，却唯独忽视了对帝王权谋之术的学习，学而不以致用，徒唤奈何！

萧衍开创的梁帝国在他自己的晚年里便已经走到了终点，而在萧绎一代彻底灭亡，其间并没有经过多长的岁月。灭亡梁朝的西魏军队并没有在南方占地扎根，而是大肆抢掠，把无数珍宝和数万男女百姓一路押回北方。这些俘虏之中有不少大家门阀子弟，却分别被配给西魏将士为奴为婢，不但一路之上受尽凌辱，并且还要准备迎接到达北方目的地之后的更为惨痛的人生。

十

随着时代的推移，也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越发兴盛，梁武帝也继罗汉、菩萨们之后被后人赋予了神话色彩。明代最著名的话本“三言二拍”当中就有一篇以梁武帝为主人公的故事，题目叫做《梁武帝累修成佛》，而时人对佛陀思想的市井化理解也在这篇故事当中一览无余：

梁武帝本是一条曲蟮，因得近水楼台之便，听了大通禅师讲《法华经》三载，颇有心得。正巧，一个小和尚不小心，锄草的时候把曲蟮给误杀了，曲蟮因为那三载听经的因缘，便转世为人，生在了一户范姓人家。小范长大之后进了寺院，做了多年杂役，虽然大字不识，却能熟练背诵《法华经》。后来，小范听说了大通禅师坐化的消息，心有所动，便向寺中长老“求个安身去处”。于是，长老施展神通，使他投生在了一户黄姓财主家里。投生之后，这个小孩子天生异常，哭哭闹闹地不肯吃奶，黄财主没办法，请附近一位高僧帮忙，高僧一看便知原委，轻易就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还说这孩子很有佛缘，应该寄名出家。后来这孩子长大些了，果然寄名出家，被高僧取名为黄复仁。

黄复仁长大之后，长辈给他定了亲事，偏巧，这个媳妇是“摩诃迦叶祖师身边一个女侍，降生下来了道缘的”——这样一门婚姻当真离奇。结婚之后，两口子是真正的相敬如宾，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过。

再后来，黄复仁竟和妻子结拜为兄妹，一起粗茶淡饭，青灯礼佛，终于双双坐化。

各自投胎，黄复仁投生萧家，妻子投生支家，黄复仁终于成了萧衍。

萧衍自幼不凡，长大成人之后成了梁朝的开国皇帝。但他虽然做了皇帝，心中却是向佛，做了不少的善事。

有一天，萧衍做梦，梦到一条蟒蛇，自称是郗皇后，只为生前嫉妒心毒，死后变成蟒身，受此业报，希望萧衍能够念在夫妻情分上，广做佛事，让自己脱离苦海。

这位郗皇后本是萧衍的正宫皇后，生前嫉妒心很重，萧衍但有宠爱的妃子都会遭到郗皇后的百般毒害，死于其手者不计其数。萧衍无奈，听说鹝鸟做羹，饮之可以治妒，就让人按照此法做羹给郗皇后吃。果然，这办法还真有些作用，可郗皇后没多久就知道了此中原委，再也不吃鹝鸟羹了，于是妒性复发，继续害人。

萧衍这回接到了郗皇后的托梦，于是写了《梁皇宝忏》为郗皇后赎罪，又请僧侣们设盂兰盆大斋，为无主饿鬼广给食粮。结果，这设斋、造经二事功德太大了，冥府罪人即得超救一切罪业，地狱为之一空。萧衍很快便又做了个梦，梦见郗皇后向自己拜谢，又梦见百万狱囚皆来拜谢，说是因为陛下功德，使大家都脱离了地狱。

又有一天，有位和尚奉诏来见，正赶上萧衍在和人下棋。萧衍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棋盘上，捏着棋子说了声：“杀！”——这可坏了，等下完了棋想起那位和尚的时候，才知道侍卫已经“奉旨”把他给杀了。萧衍大惊，问侍卫：“和尚临刑前有何言语？”内侍奏道：“和尚说前劫为小沙弥时，锄草之时误伤一曲蟮之命。陛下那时正做曲蟮，今生合他偿命，乃理之当然也。”萧衍叹惜良久，更加坚信轮回报应之理。

后来，萧衍终于遇到一位神通极高的支长老，便拜他为师。可奇怪的是，支长老受拜之后却要反拜萧衍，萧衍大惊道：“哪有师父拜弟子的道理？”支长老说：“也没有妻子不拜丈夫的道理啊。”萧衍一下子明白了前生种种，也明白了眼前这位支长老正是自己前生的妻子转世而成。于是，萧衍耗资巨万，修建了同泰寺，将支长老供养寺中。

后来侯景作乱，攻入台城。侯景此人，“阴体弘壮，淫毒无度，夜御数十人，犹不遂其所欲”，见溧阳公主国色天香，便要娶她。

溧阳公主为了保存萧家，不惜委屈自己，应允了侯景，“定情之夕，景虽狎毒万端，主亦曲为忍受”，待关系稳定之后，溧阳公主便开始干扰朝政，暗中给侯景使坏了。

萧衍死后，湘东王萧绎讨伐侯景，一名部将望见萧衍与支公二人缓缓走来。这位部将大惊之下，连忙跪下奏道：“陛下与长老因何到此？今要往何处去？”萧衍回答道：“朕功行已满，与长老往西天竺极乐国去。有封书寄与湘东王，正没人可寄，卿可仔细收好，与朕寄去。”说完，萧衍就袖中取出书信递了过去。这位部将刚接得书，就不见了萧衍与支长老。

湘东王萧绎得到书信之后，展开一看，却是一首古风：

好虏窃神器，毒痡流四海。嗟哉萧正德，为景所愚卖。凶逆贼君父，不复办翊戴。惟彼湘东王，愤起忠勤在。落星霸先谋，使景台城败。窜身依答仁，为鸱所屠害。身首各异处，五子诛夷外。暴尸陈市中，争食民心快。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极乐为世尊，自在兜利界。篡逆安在哉？鈇钺诛千载。

萧衍在诗里既说了自己“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也预言了不久之后侯景败亡的事情，后来诗中种种预言果然先后一一应验，故事到此终了。

故事中的梁武帝，虽然多处合乎史实，却似是而非，完全不是正史中的模样。梁武帝的一生，被市井化的佛教观和男权社会的佛教观渲染得稀奇古怪，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了：

1. 有一个恒常不变之“我”在六道当中轮回转世（曲蟮—小范—黄复仁—萧衍）；

2. 前世的修行会有一部分被带到今生（小范天生会背诵《法华经》）；

3. 积德行善会使自己投生到好人家（曲蟮—范家—黄家—萧家，一家比一家富贵）；

4. 因果报应一一对应（小和尚误杀曲蟮，后来曲蟮投生的梁武帝误杀小和尚投生的大和尚）；

5. 人与人之间有着“缘”（黄复仁和妻子的缘，梁武帝和支长老的缘，曲蟮和小和尚的缘）；

6. 自己的“业”可以由别人来消除（梁武帝写《梁皇宝忏》、设盂兰盆大斋为郗皇后赎罪）；

7. 有一个恒常不变之“我”在功德圆满后进入一个具体的“极乐世界”（梁武帝的最后结局）；

8. 有一个具体的“地狱”（梁武帝设盂兰盆大斋后所看到的）；

9. 人间富贵不是生活的最终目标，极乐世界才是（梁武帝累世修行，不是为了最后当一回皇帝，而是为了升入极乐世界）；

10. 女人最大的恶行是嫉妒（郗皇后的悲惨遭遇）。

这些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佛陀思想终于抵挡不过世俗的人性，被涂改得五颜六色、面目全非。而这个“面目全非”却并非“全非”，而是“似是而非”，让人难以分辨。

十一

盂兰盆会的日子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梁武帝选择这个时间来做道场应该是源于《佛说盂兰盆经》。佛陀的十大弟子中有一位目连尊者，有一天，他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于是运起神通仔细察看，见到母亲投生在饿鬼道里，饱受饥饿之苦。目连尊者心中悲痛，便再运神通，盛满一钵米饭送到饿鬼道去给母亲充饥。母亲见了米饭，急不可耐地拿来要吃，可突然之间，那满满一钵米饭却变成了焦炭一样，根本无法下口。目连尊者无计之下去求佛陀，佛陀便让目连尊者在七月十五日那天开设大斋供养十方众僧，以本身的功德加上十方众僧之力一起解救目连尊者的母亲。目连尊者按照佛陀的指示去做，终于获得了成功。佛陀也因着这个缘故，讲了一部《盂兰盆经》，而盂兰盆会也就这么地流传下来。

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应当是一部伪经，印度既无此经，历法也和中国不同，更没有可以代人赎罪的说法，但这种能够干涉别人的业力因缘而代人赎罪的办法无疑是受人喜爱的，有了人性的群众基础，也就非常容易传播了。

再一方面，后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月十五本来是个道教的节日，称为“中元节”，但那个时代里佛、道既对抗又融合，再加上民俗等掺杂在一起，后世之人便很难搞清楚某些事情的真真假假和来龙去脉了。如今的七月十五以“鬼节”知名，据说那一天“鬼门开”，大鬼小鬼蜂拥到人间，七月也因此成了被人们忌讳的一个月份。佛陀有知，一定会露出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至于地狱，有说十殿阎罗，有说十八层地狱等，也都属于民俗和佛说的混合物，而且，中国的地狱说又和印度的地狱说大不一样，而印度的地狱说本身又有分歧。有人考证梵文原典，认为“地狱”一词的本意是“没有快乐”，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所谓“地狱”当指某种精神状态而已，却被后人给具象化了。

泰国高僧佛使比丘对地狱的解释更加值得参考，他的出发点是：

佛陀不是个唯物论者，他不会以身为准则，以至于说地狱是一个用铜锅煮人或煎人的地方，佛陀以“心”为准则。

佛使比丘从“心”的角度出发，对地狱的解释非常明确：

地狱的意思是焦虑（泰文字义为“灼热的心”），当人经历像被火烧烤一样的焦虑时，当下就化生为地狱众生，这是“心灵的投生”。身体虽然仍居留人道，但焦虑一生起，心就坠入地狱，如因怕犯错，或因怕被处罚，或因担忧威望受损，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产生焦虑，这就是地狱。

这倒很像萨特当年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中的地狱的性质，地狱是一种心的状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宇宙中的一个具体场所。

但是，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顺理成章地往下推论，和“地狱”对应的“涅槃”和“极乐世界”等概念是不是也同样属于“心”的范畴呢？或许正是那些否定唯物论的人自己把本属唯心的东西搞得非常唯物了。

但是，承认这个纯粹“唯心”结论会引发的问题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威严实体的天堂和地狱不容易对人生构成足够的诱惑和恐吓。但佛陀本来似乎没想要诱惑谁和恐吓谁，他只是教人如何解脱世间之苦罢了。

十二

不可否认，这个话本中的佛教观念无疑比佛陀的本意更加迎合人心，也更加容易被人理解。如果非要说“诸法无我”，《阿含经》里就记载了早期比丘对这个问题的疑惑，看上去是非常典型的：“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若使色、受、想、行、识无常者，谁活？谁受苦乐？”——看来归根到底，人们最关心的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字，而更加功利的是，连来生都等不及了，求的不但是“我”，而且是“我”的现世的福报。

难道这就是佛陀的意思吗？

有人解释说：人心最难度化，所以，为了传法度人，佛法不得已用功利引导人们，不期望他们今生能获得多少启迪，但至少使他们在今生信仰了佛陀的学说，对来世再修大有帮助。——这个理由，不就和小范天生会背诵《法华经》的故事如出一辙吗？

这种“以功利引导说”不仅仅是佛门的专利，在明代一部叫做《觉后禅》的话本小说的序言里，作者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创作这部小说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为世人说法，劝人窒欲不是劝人纵欲，为人秘淫不是为人宣淫。看官们不可认错他的主意。既是要使人遏淫窒欲，为什么不著一部道学之书维持风化，却作起风流小说来？看官有所不知。凡移风易俗之法，要因势而利导之则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读圣经贤传，喜看稗官野史。就是稗官野史里面，又厌闻忠孝节义之事，喜看淫邪诞妄之书。风俗至今日可谓蘼荡极矣。若还著一部道学之书劝人为善，莫说要使世上人将银买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经藏的刊刻成书，装订成套，赔了贴子送他，他还不是拆了塞瓮，就是扯了吃烟，那里肯把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欲之事去歆动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时，忽然下几句针砭之语，使他瞿然叹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岂可不留行乐之身，常还受用，而为牡丹花下之鬼，务虚名而去实际乎？”又等他看到明彰报应之处，轻轻下一二点化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奸淫之必报如此，岂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为惰珠弹雀之事，借虚钱而还实债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爱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谓就事论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作稗官野史当用此术，就是经书上的圣贤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且看战国齐宣王时孟子对齐宣王说王政。那宣王是声色货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随口赞一句道“善哉信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子就把公刘好货一段去引进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说到这一句已甘心做桀纣之君，只当写人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人道学先生，就要正言历色规谏他色荒之事。从古帝王具有规箴：“庶人好色，则亡身；大夫好色，则失位；诸侯好色，则失国；天子好色，则亡天下。”宣王若闻此言，就使口中不说，心上毕竟回复道：“这等，寡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用先生不着了。”谁想孟子却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风流佳话去勾住他，使他听得兴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太王在走马避难之时尚且带着姜女，则其生平好色一刻离不得妇人可知。如此淫荡之君，岂有不丧身亡国之理？他却有个好色之法，使一国的男子都带着妇人避难。太王与姜女行乐之时，一国的男女也在那边行乐。这便是阳春有脚天地无私的主。化了谁人不感颂他，还敢道他的不是？宣王听到此处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复再推“寡人有疾”矣。作这部小说的人得力就在于此。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凡遇叫“看官”处不是针砭之语，就是点化之言，须要留心体认。其中形容交媾之情，摹写房帷之乐，不无近于淫亵，总是要引人看到收场处，才知结果识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榄书，后来总有回味？其如入口酸啬，人不肯咀嚼何？我这翻形容摩写之词，只当把枣肉裹着橄榄，引他吃到回味处也莫厌。

这段文字当真把“以功利引导说”阐述到了极致。作者煞费苦心，说自己写淫秽小说是为了劝人归向道德，“但愿普天下的看官买去当经史读，不可作小说观”，又推出大圣人孟子做招牌，孟子说齐宣王之事不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以功利为引导，以王道为目的的典范故事吗？这部话本的题目起得也大有深意——《觉后禅》，但遗憾的是，这个书名早就没什么人知道了，很多人知道的是它的另一个名字——《肉蒲团》，反正都是一个意思。

时代早就变了，人们关注的是如何使生活更加舒适，而不是渴望解脱。这是人性使然，比如《肉蒲团》，难道真有人拿它当“为世人说法”的书去读吗？

十三

再看话本中梁武帝最后留下的那封神秘书信：

好虏窃神器，毒痡流四海。嗟哉萧正德，为景所愚卖。凶逆贼君父，不复办翊戴。惟彼湘东王，愤起忠勤在。落星霸先谋，使景台城败。窜身依答仁，为鸱所屠害。身首各异处，五子诛夷外。暴尸陈市中，争食民心快。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极乐为世尊，自在兜利界。篡逆安在哉？鈇钺诛千载。

梁武帝到哪里去了呢？——“今我脱敝履，去住两无碍”，这个“脱敝履”的说法，倒像是学自禅宗的达摩祖师呢。

当时，达摩和梁武帝话不投机，便没在建康多耽搁，一路北去，一苇渡江，到了洛阳附近的嵩山少林寺落脚下来。多年之后，达摩灭度，相传葬于熊耳山，但三年之后，北魏派往西域的使者宋云却意外地在葱岭遇见了达摩，见他手携只履，翩然独行。宋云大是惊愕，回去之后，到熊耳山打开达摩的棺木求证，结果棺木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只草鞋。

这段奇闻盛传禅林，使达摩更以神通而非佛法闻名于世。后来，也略明一些禅理的北宋大诗人黄山谷对此有些看法，填词议论道：

万水千山来此土，本提心印传梁武。

对朕者谁浑不顾。

成死语，江头暗折长芦渡。

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

只履提归葱岭去。

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

好像在说达摩这一只鞋子还是有些多余啊。但不可否认的是，神通比佛法更加易于传世，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如果没有这只鞋子，禅宗后来的发展恐怕就不会这般顺利了。

而“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说法，达摩和他的大弟子——也就是后来的禅宗二祖慧可（神光）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光曰：“诸佛法印，可得闻乎？”

师曰：“诸佛法印，匪从人得。”

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曰：“将心来，与汝安。”

光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曰：“我与汝安心竟。”

达摩的话虽然梁武帝不懂，但好在慧可能懂。“心”在哪里？“我”在哪里？这个玄妙的说法确实不容易让人理解啊。

后记

好像很少有人会读一本书的后记，所以我就少说几句。

《孟子》一共七篇，这本书只讲完了第一篇“梁惠王篇”，下一本接着讲“公孙丑篇”。

“公孙丑篇”刚刚已经写完了，这可是一部大制作，投资3.7亿，阵容超强，制作精良，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国学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