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金融与两次世界大战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搅拌机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美联储的前世今生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沙赫特临危受命

华尔街支持希特勒上台

希特勒的目的

第二章　美元第一

英镑与美元的博弈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称霸

不买账的苏联

冷战，妖魔化桀骜不驯的苏联

国民党与恶性通胀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朝鲜战争：让日本咸鱼翻身，让美国巩固金融霸权

用美国的剑为美国掠夺更多的钱

美国精英有意让美元变成一文不名的白条

美国霸权：让世界各经济体纳税进贡

石油，美元霸权的根蒂

左手中情局，右手弗里德曼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从对抗政策到缓和战略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战

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

高举弗里德曼大旗，将斯拉夫人再次变为奴隶

第三章　全球货币战争

日本对美国说不

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虚拟经济的膨胀：投机泛滥的赌场资本主义

枪杆子本位制：从伊拉克转战阿富汗

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噱头剑指里海石油

从科索沃战争到欧债危机

普京大帝与俄罗斯的觉醒

奥林匹斯地狱与格鲁吉亚，石油卢布与石油美元

次贷危机、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

跋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金融与两次世界大战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很少有人会想到19世纪的英国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会联合起来形成协约国。这两个国家在中亚、远东、非洲地区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没有直接开战就算老天保佑了。法国与意大利一直不和，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在维也纳结成三国同盟后，也很少有人会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会中途叛变，投靠了英、法、俄协约国集团。

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并无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利益的纽带中最为紧密的则是金融。首先看英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法之间金融联系极为紧密，权倾一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扮演了两国中间联系人的角色。罗氏家族在英格兰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上起到了平衡作用，确保英法货币政策不会发生冲突。

1906～1907年，全球发生了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与经济危机。危机是从美国开始的。当时美国已成为全球金融投机的聚集地。大量欧洲资本涌入纽约，仅1906年就有5亿美元的欧洲资本流入美国。这些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资本采用短期信贷的方式间接参与投机活动。而哈里曼、摩根财团等金融寡头则在股票市场进行大规模投机活动，有意制造市场动荡以攫取暴利。他们先低价收购股票，再将股市行情哄抬上去，高价抛售大量股票赚取巨额利润。

投机的暴利又让规模更高的外国资金流入美国，结果，美国的工业与房地产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各种产品与原料的价格也随着水涨船高。投机者们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开始囤积居奇，甚至有意制造“煤荒”、“铁荒”等产品供不应求的假象。结果，库存的大量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长。最终，资金开始变得短缺了，欧洲资本大量抽回。1907年3月13日，美国股市暴跌。仅仅在这一天中，铁路股价就下跌了20％，纽约交易所全部市值下跌了20亿美元，当时美国的GDP才不过200亿美元。

美国的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国际经济体系，英国成为欧洲各国中受害最深的国家，许多企业完全陷入停顿，失业人数骤增。货币危机导致信贷状况恶化，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自然成了各国银行追逐的目标。1906年11月，为了稳定金融，吸引美国的黄金流入，英格兰银行将利率提高到6％。但仍然有大量黄金被巴西、印度和持有大量英镑纸币储备的国家从伦敦提走。利率越高，贷款成本越高，企业经营的成本则越高，最终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造成影响，此外，黄金储备越来越少，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与信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不过在罗氏家族的帮助下，法兰西银行出手相救，提供了大约价值140万英镑的黄金短期债务援助英国。这些黄金是英格兰银行的及时雨，4个月后利率便下降到4％。

但到了1907年8月，英国金融状况又开始恶化了。英格兰银行不得不连续提高利率。两个月后，罗氏家族再次从中斡旋，将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大量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用作英镑纸币的发行储备。但情况仍未好转，1907年11月，英格兰银行的利率达到7％。罗氏家族又一次出面从法国募集260万英镑的黄金，自己又拿出40万英镑的黄金接济英格兰银行。与此同时，美国向法国请求黄金支援却惨遭拒绝。由此看来，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两个债权国——英国与法国将自己的金融利益与货币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结成了坚固的金融同盟。这让英法之间在政治上联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尽管英俄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与激烈的冲突，但法俄两国却是天然的伙伴。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从拿破仑二世时代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和贸易国跌落到可怜的第四位，不但落后于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是它还落后于敌对的德国。

统治法国的是拥有或控制着法国大部分财富的法兰西银行的股东们——著名的二百家族是自私而贪婪的金钱贵族。他们不必在金钱方面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必提供太多的资金只靠政府的特许授权就可以大发横财，成为巨富。政府慷慨地为二百家族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在需要时给他们的生意发放补贴以保障金钱贵族们不受损失，还锦上添花地高筑起关税壁垒，使法国企业避开外国企业的竞争，从而确保他们毫不费力地获得巨额利润。

他们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却变得越来越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那些拥有或者控制着大部分大型企业的二百家族通过政府的特许开发权、经营许可证、财政补贴以及高高筑起的关税壁垒稳固着自己的地位，却疏于国内外的竞争。但国家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法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只有那些没有战略价值的奢侈品：丝织品、佳酿葡萄酒、香水以及在世界时装之都巴黎设计生产的女式衣帽。但是，再精美的丝织品，再高档的葡萄酒与香水，即便遥遥领先于世界，也根本无法与德国的那些正在为克虏伯的大炮冶炼钢铁的巨大高炉相提并论。

拥有特权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与参议员、众议员和内阁部长沆瀣一气，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法国二百家族的统治者不但没有把巨额的资金投入国内的企业中，反而把大众的存款贷到国外。法国的老百姓不得不在薪水微薄的服务业中谋生，其中数百万人陷于贫困之中。法国经济因资金投入增长不足而处于停滞状态。法国在国外投资高达450亿法郎，其中25％投资于俄国。法国与俄国之间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少得可怜。但仅在1895年，法国就贷给俄国10亿法郎用来支付俄国从德国进口的军火费。巴黎金融市场变成俄国借钱的专用场地。反过来说，贷款也是法国金融资本控制俄国的手段。为了对付夹在两国之间强大的德国，拥有共同利益的法俄两国形成了天然的同盟。

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之后，如果俄国货币与信用体系崩溃的话，法国将遭受巨大损失，最终也会严重影响到英国。为了防止俄国的崩溃，摩根财团为俄国募集了8900万英镑的国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英国终于也与俄国建立了紧密的金融联系，几年后的1907年8月，英俄两国相互妥协，在彼得堡签订了双边协议，划分了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正式建立同盟关系。

意大利在1862年统一之前只是一个政治分裂的地理名词，甚至很多地区都被法国、德国占领。完成统一后的意大利仍未摆脱寄人篱下的经济附庸地位。意大利的各种公、私金融业长期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支配，与拉丁美洲的那些殖民地国家并无本质差别。银行、矿山和铁路投资均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意大利只能出口农产品来换取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金融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法兰西银行为首的法国金融寡头垄断了意大利在国外市场发行的债券。法国资本在意大利的投资比在俄国的还要多，占到国外投资总额的30％。意大利政府则完全被法国金融家的意大利代理人所控制。

直到德、奥、意三国结盟之后，德国金融资本的介入才逐渐改变了法国人一家独大的局面。德国金融资本于1894年建立了代表德国势力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又于1895年建立了意大利信用银行。在德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以德国通用电气公司为首的大工业财阀进军意大利，逐渐掌控了意大利工业的一个不小的份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拉丁民族的意大利成为日耳曼民族的德奥之盟国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但是，法国金融资本并不甘心将意大利拱手让给德国人。1905年，法国兴业银行和信贷银行联手成立意大利金融公司，后改名为意大利贴现银行。后来，巴黎的金融集团又创建了意大利省信贷银行。法国人再次在金融上占据了主动权。1906年，意大利政府债券即将到期，要将旧债券转换成新债券，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这项交易主要由罗氏家族法兰西银行所领导的辛迪加银团负责，尽管其中有7家德国银行，但德国人在10亿法郎的债券中所占的份额要比法国少很多。在整个债券转换的过程中，意大利一直与法国站在一起，这表明在三国同盟中意大利对德国与奥匈帝国的义务与束缚宣告终结。一战”爆发后，意大利见风使舵，与协约国达成秘密协定，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三国同盟正式瓦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搅拌机

在西方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将德国看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唯一戎首。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卑污无耻的宣传伎俩。德国并不是蛮横凶悍的蛮族，英法也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美国更不是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民主斗士。

统一而强大的德国改变了欧洲格局，英法等老牌欧洲强国无不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德国随时面临着被肢解与瓜分的危险。对德国威胁最大的莫过于东面的俄国、西面的英法。欧洲陆战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两线作战。为了确保能在最短的时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从未参加过战争却饱读兵书的施里芬将军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制订出“施里芬计划”。

根据施里芬的分析，俄军虽大但不足为虑，因为俄国虽陈兵600万，但军事思想与装备都很落后，俄国士兵甚至还有不少用绑了利刃的木棍做制式武器。此外，俄国铁路网稀疏，军事动员体制落后，俄军的反应速度很慢，至少需要6周～8周才能完成对德国的军事集结。因此，“施里芬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法国。一旦开战，兵力较少的东线德军与奥匈帝国军队配合，牵制俄军的进攻。同时，西线右翼德军主力取道比利时进入法国，横扫法国沿海后再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巴黎，继而向东，从背后包抄德法边境的法军主力。西线左翼的任务则是抵御法军主力的攻击。迫使法国退出战争后，再利用德国密集发达的铁路网集中兵力对抗俄国。

从“施里芬计划”来看，德国无非是准备打一场很快结束的放大版的普法战争，不过寄希望于战争胜利之后索取高额赔款，并未有侵吞他国领土的欲望。实际上，当时各国政府都未想过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比如法国战前计划的对德战争费用是200亿法郎，远低于实际支出的1200亿法郎。它们都以为几个月后就可以结束战争，拟订一份皆大欢喜的和平协定。俄国人，要求保证欧洲斯拉夫人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德国人，要求获取经济殖民地，并永保本国安全。英国人，不把普鲁士军国主义摧毁誓不罢休。法国人，不将德国肢解得支离破碎则夜不能寐。1914年，欧洲各国民众拥上各大城市的街头，欣喜万分地从军出征，都以为很快就会胜利班师。

遗憾的是，世事不能尽遂人愿。德军统帅小毛奇略微修改了“施里芬计划”，德军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一样照计划行事。刚开始似乎不可战胜的德军势如破竹，胜利的果实就要唾手可得了。但最终在1914年8月，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将军率领的英法联军以两倍于德军的兵力将德军的铁蹄阻挡在了马恩河地区，史称“马恩河会战”。马恩河会战打破了德国人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小毛奇得知会战结果后便向德皇威廉二世直言道：“陛下，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

对于德国来说，西线转入僵持局面，战争就必须要继续打下去。战争对于普通的欧洲人来说，没有赢家。在历时4年的残酷的堑壕战中，各国的士兵变成了流血的工具，战场变成了收尸场。整整一代欧洲青年男子都被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血肉搅拌机中，被榨成粉末。妇女则代替男子在田里耕种，在工厂做工。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赢家是军工生产商与提供贷款的金融家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大快朵颐的猎食者之一。早在19世纪末，罗氏家族就已插手协约国的军工业。1888年，罗氏家族英格兰银行为英国海军建造与装备公司发行过股票，随后不久又为马克沁公司和诺登菲尔德公司的合并发行了190万英镑的股票和债券。罗氏家族也拥有了新成立的新马克沁—诺登菲尔德公司大量的股份，还对公司经营具有直接的影响力。这两家公司生产的马克沁重机枪与诺登菲尔德机枪大名鼎鼎。尤其是马克沁重机枪更是被誉为“大杀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躲在铁丝网后的堑壕中的马克沁重机枪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将步兵成千上万地送入黄泉。在1916年的索姆河会战中，德军用马克沁重机枪仅在一天之中就将6万多英军击毙。倒在机枪下的士兵的血肉让罗氏家族赚足了真金白银。不久，世界各国都将马克沁重机枪列为制式武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克沁重机枪仍然配备在德军的二线部队中。

对于金融家来说，没有祖国，只有利益。从同盟国的角度来看，早在18世纪中期，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掌管奥地利业务时，罗氏家族就控制了奥地利维特科威兹钢铁公司。维特克威兹公司在今天的捷克境内，周围密布有大量煤矿，运输成本低，利润极为丰厚，早在1841年就已成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这家公司不仅为奥地利陆军生产弹药，还为奥地利海军提供钢铁原料。尽管当时奥地利禁止犹太人建立工厂，也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但罗氏家族却被特许可以进行钢铁、军工的生产。不过，罗氏家族从战争中捞取的好处比起美国的寡头大亨们却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原本就是欧洲各国的移民，其中有1/10是德裔和大量反英的爱尔兰后裔。欧洲发生战争，政府无论站在哪一方都会引起国内部分民众的反对，因此从华盛顿时代开始美国便以中立主义为主流。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爆发后宣布美国保持中立：“这是一次对我们而言是无所作为的战争，他们之间的战争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但由于战争的需要，大量欧洲资金抽逃出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美国开始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那些祖籍德国、奥地利的美国人在心中支持同盟国，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英法裔则支持协约国。在战时，这些欧洲后裔与各自的祖国开展贸易。到了1915年，战争双方的订货却刺激了经济增长。到1917年4月，美国已将价值20多亿美元的物资出售给英法为首的协约国。

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严格地说，美国在保持中立时实质上已经卷入欧战之中。对于美国来说，协约国的胜利，将削弱欧洲的优势，提升美国的力量，但德国的胜利则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获取霸权。因为，德国是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之一。在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德国占20.1％，而美国所占份额却不超过17％。甚至在美洲，德国都在抢夺美国的市场。1913年，拉丁美洲对外贸易中，美国占28％，德国在很短的时间便上升到14.2％。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在拉美的优势将彻底瓦解。因此，美国开始倒向协约国，逐渐变成了协约国单方面的军需供应国。美国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

1915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摩根财团成为协约国在美采购军需品的代理人。英国政府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被交送摩根财团保存，而摩根财团则以国债方式向美国采购5亿美元的军火。同年，美国政府向协约国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用来帮助协约国购买美国军火与其他补给品。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终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缓过气来，而美国经济也随之开始繁荣起来。美国的经济繁荣与协约国捆绑在一起。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将血本无归。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金融家与工业家的命运与协约国也紧密联系在一起。1934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奈所成立的国会奈氏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美国1917年的参战很大一个原因是金融家和军火巨头的操纵。这些人几乎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协约国取胜，这样才能大赚其利。

在陆地上，德国正一步步取得胜利。而在海洋上，德国却遭到英国的严密封锁。英国海军布雷北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搜捕所有开往德国港口的中立国家的船只，尤其是装载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他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的德国船只。德国水面舰船力量薄弱，无法打破英国的封锁。而德国粮食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进口，结果，德国面临严重的饥荒。迫于无奈，德国只有用潜水艇来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1915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水艇战，对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领海以及英吉利海峡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加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1915年5月，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中。船上有大量美国人死亡。美国声称“卢西塔尼亚”号装载的是非战争物资，因此，德国用鱼雷攻击它是一种罪恶滔天的大规模谋杀。其实，英美政府完全是骗子。当时“卢西塔尼亚”号装有数千箱运往英国的弹药。威尔逊总统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继续攻击民用船只的话，美国就将对德国宣战。德国并不希望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德国许诺不会再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攻击民用船只，并就“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表示道歉。美国政府为了安抚国内德裔与爱尔兰裔美国人，接受了德国道歉，仍然在口头上保持中立。

很多人认为，美国是有意让自己的船只被德国人击沉，以此激发美国人参加战争的热情，并堵住孤立主义者与德裔、爱尔兰裔的嘴。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是这种政策的拥护者之一。他全力支持将武装了的美国运输船只派到欧洲交战区，故意激怒德国海军，让德国人将美国船只击沉，从而让政府清除参战的国内障碍。

到了1916年，美国通过船只对协约国的大量援助终于彻底激怒了德国。德国再次发动无限制潜水艇战，不惜一切代价攻击美国船只。德国潜艇战的效果非常好，缺乏补给的协约国在陆地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1917年年初，随着协约国战场形势的不利，美国开始有了爆发金融危机的苗头。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很快，德国人便投降了。

“一战”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美国金融业迎来了飞跃性的大发展。不仅为战争融资而发行的国债扩大到了250亿美元，自由公债发行量也达到了215亿美元。美国股市规模更是得到了大幅扩张，尤其是和战争相关的钢铁行业发展更快。伯利恒钢铁公司股价从战前的46美元飙升到了战后的460美元，甚至一度达到600美元。资本市场投资者也由战前的35万增加到了数百万之众。整个战争期间，仅摩根银行就代英国发行了30多亿美元的国债。英法等国则由于巨额逆差，不得不付给美国大量黄金，日益成为美国商品和付息贷款的市场。美国还借机收回了外国人所有的价值20亿多美元的证券，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美国政府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100亿美元，成了20个国家的债主。它还把世界黄金储备的40％掌握到了手里。

与金融业紧密相连，美国工业也因战争而突飞猛进。仅杜邦公司就为协约国提供了40％以上的军需品，业务增长了176倍。“一战”前，杜邦无烟火药年生产能力为840万磅。到1917年4月，也就是仅仅时隔两年半，产量已经达到4.55亿磅，增长54倍；员工总数则由5300人增加到8.5万人。杜邦公司在“一战”中资产从战前的7500万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3亿美元，成为当时最大的垄断公司之一。1918年2月，杜邦家族以6000万美元收购通用汽车公司23％的股票，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老板。第二大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在战前接的最大订单是1000万美元，但战争开始后的第一笔英国订单就有15亿美元。摩根一手创建的控制美国65％钢产量的美国钢铁公司仅1916年一年就获利3.48亿美元。

美国不仅从对欧洲的军火出口中大发横财，而且还趁大战之机从欧洲人手中攫取并巩固了新的市场。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和橡胶、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此外，美国还加强了在中国和中近东市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争夺。

英国的丘吉尔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代表大英帝国哀叹道：“美国的巨大潜力成为地球的不祥之兆。”

美联储的前世今生

今日世界的美联储扮演着世界央行的角色，通过执行各种货币政策，美联储可以影响全球经济。格林斯潘、伯南克等美联储主席不仅是美国权力金字塔上仅次于总统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然而，早期的美联储却并非如此。

1907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法案》，成立了国家货币委员会，将美国金融控制权从私人金融家的手中转移到政府的掌控之中。时任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国家货币委员会奥尔德里奇是洛克菲勒的岳父。委员会其余17名成员都是外行的政客，因此委员会主要依靠华尔街金融家充当智囊，包括摩根财团控制的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乔治·雷诺芝、摩根好友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推荐的经济学家派亚特·安德鲁、委员会顾问则是摩根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

1910年11月，华尔街大亨们秘密勾结，齐聚杰基尔岛猎鸭俱乐部。杰基尔岛是超级富豪的度假胜地，岛上的猎鸭俱乐部是直属摩根财团的高级会所。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金融家包括：库恩—洛布公司麾下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董事长弗兰克·范德利普、纽约第一国家银行总裁查尔斯·诺顿、皮尔庞特·摩根的私人审计师本杰明·斯特朗、戴维森、犹太金融家保罗·华伯格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派亚特·安德鲁。经过两周的磋商，《联邦储备法案》草稿，改变美国金融发展进程的文件——《奥尔德里奇法案》出台。法案要建立一个由私人金融家主导的中央银行体系。

当时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很多美国人极为反感英格兰银行式的“中央银行”。当参议员奥尔德里奇在1910年把奥尔德里奇法案递交国会通过时，遭到民主党的阻挠。1912年民主党宣称：“我们反对所谓的《奥尔德里奇法案》，也反对建立中央银行。银行的存在是为了便利大众，所有跟银行与货币相关的法律，应该确保这种便利，并对大众有绝对的保障，同时彻底避免有钱人拥有银行，滥用权力。”

为了避嫌，提交法案的政客们一再强调美联储不是央行，也永远不会成为央行。1913年，众议员卡特·格拉斯以《奥尔德里奇法案》为基础拟订了《联邦储备法案》。1913年12月，该法案在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威尔逊总统批准法案。美联储体系的结构框架与杰基尔岛秘密会议拟订的方案相比，没有任何不同。银行巨头们的宣传活动非常成功地把金融业、政府和人民大众拉到了同一战线。1914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式运行。

根据法案，美联储下辖散布全美各地的12家地区联储银行，为较小的银行提供交换支票、紧急救援等服务。每个地区银行由9位理事组成董事会管理，其中6位由联储系统内部的会员银行选出。另外3位由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直接任命，其中1位是内定的地区银行董事会主席。这些地区银行均由美联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和总统任命的成员。

美联储委员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也不能发行货币，但可以一次授权某一个地区银行发行货币。联邦储备银行被给予了发行纸币即银行券的垄断权。也可以凭空造钱贷款给商业银行，而财政部放弃了林肯时代发行纸币的权力。并且，联储银行金库集中着全美联储系统会员银行的黄金。用这些储备作调控，会员银行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步调一致地扩张货币供应量与信贷。随着准备金被集中到了美联储的金库中，在一定量的黄金储备基础上，现在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信贷，可以凭空制造更多的钱。联储银行以集中起来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增发纸币和扩张信贷；会员银行则以存在联邦储备银行里的准备金基础上扩张信贷；而那些放弃加入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则必须把准备金放在联储系统会员银行里，并在此基础上扩张信贷。

联储银行能通过调整会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例如，美联储只要将商业银行法定最低准备金率削减一半，商业银行需要维持20％活期存款总额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因此可以以5∶1的比例进行信贷扩张，在联邦储备系统成立之后，最低准备金率被降低到了10％，现在银行能以10∶1的比例扩张信贷，货币量得以增加了一倍。

美联储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完全由私人银行家控制的中央银行，只有各个地区银行的行长是货真价实的金融家，而董事会成员都是拿政府薪水的官员。因此，美联储本身不过是政府与金融家构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

在美联储成立初期确实被摩根财团为代表的私人银行家所控制。在美联储系统中，华盛顿的联储委员会尽管是联储银行的监督者，但权力却被架空。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谁控制了纽约联储银行谁就控制了美联储。早期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相当于今天美联储主席。第一位登上这一宝座的是出身摩根财团的本杰明·斯特朗。“一战”时，斯特朗将当时迅速增加的国债作为抵押票据，逐渐成为美国财政部唯一的财务代理，其他地区联储银行因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而被边缘化，结果分散于12个美联储地区银行的权力被集中到纽约美联储银行手中。

由于斯特朗本人的特殊出身，纽约联储银行成为摩根财团在美联储系统内部的代理公司。此外，继威尔逊总统、哈丁总统之后的柯立芝总统、胡佛总统也均与摩根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柯立芝在政坛上的崛起离不开摩根两个合伙人德怀特·莫罗和托马斯·柯克伦的帮助。胡佛总统的政治顾问是继戴维森之后担任摩根财团掌舵者——摩根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胡佛每周都会定期向他们咨询3次。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M.梅隆出身梅隆家族。该家族长期与摩根财团保持着合作伙伴关系。接替梅隆出任财政部长的奥格登·米尔斯也是摩根财团旗下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位管理层的儿子，胡佛时代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是摩根私人律师伊莱休·鲁特的学生和合伙人。结果，美国金融控制权仍然掌握在以摩根财团为首的大金融家手中。

威尔逊总统晚年时曾悔恨不已地作过这样的反省——“我是最不快乐的人。我不知不觉中毁了我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工业国被其信用体系所控制。我们的信用体系是很集中的，因此，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被掌控在一小撮人的手里。我们成为文明世界统治最差的政府之一，完全被掌控和主宰的政府之一，它不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政府，不再是一个有信仰和多数人投票的政府，而是一小撮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的想法和威胁下的政府。”

这样的结果让很多人感到，美联储是金融家操纵政治权力的一种阴谋。少数金融家通过控制美联储达到控制美国经济乃至于控制全球经济的目的。还有好事者制作出了金融家控制中央银行与货币特权的路线图：

第一步，发行银行券或信用货币的特许权由政府授予金融机构。

第二步，政府税收部门开始接受仍然由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券来支付税款而不必直接收取贵金属货币。

第三步，政府在战争、灾荒等紧急事件中需要筹措资金，于是金融家通过巨额贷款支援政府，由于数额太大，以至于政府无法在短期内还款，这些贷款都变成了长期借贷，由此金融家逐渐控制政府权力。

第四步，信用货币发行过量，无法兑换足量的贵金属货币，结果变得分文不值。

第五步，公众产生恐慌，拒绝接受银行券。金融家控制的政权强行赋予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法定货币的地位。法定货币无法兑换贵金属货币，如绿背美元和人民币等现在的各国纸币。发行者也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义务；只依靠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法定货币的价值来自拥有者相信货币将来能维持其购买力。

第六步，法定货币使得金属本位制无法实行。极少数金融家通过中央银行调控信用获得绝对的金融控制权。

其实，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大系统。越复杂的系统越难以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也越难被极少数家族长期稳定地世袭式控制。因此，仅仅通过控制美联储这样的机构并不能长期地、完全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各个金融势力之间以及金融势力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定，有时它们会像很多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相互勾结，有时则相互利用，有时也会产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罗斯福新政时，摩根财团对美联储以及美国金融的控制遭到了阻击。洛克菲勒财团、华尔街新兴的犹太财团如击垮库恩—洛布公司的雷曼兄弟和高盛投行、爱尔兰裔天主教势力代表肯尼迪家族、意大利裔创建美国银行的贾尼尼家族与修建胡佛大坝的贝泰工程公司等结成强大的反摩根同盟要将摩根财团拉下马来。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开始时，洛克菲勒财团趁势侵吞摩根财团所有的大通国民银行。反摩根同盟推动了新政时期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案，通过这两个法案将美联储改头换面：联储委员会直接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负责公开市场操作，地区联储银行的总裁任免权由联储委员会掌握。美联储控制权永久性地从摩根财团和纽约联储银行手里转移到华盛顿政府手里，包括纽约联储银行在内的地区分行从此成为次要角色，摩根财团的权力也随之丧失。

“二战”以后，由以洛克菲勒财团为首的东部权势集团掌控了美联储。东部权势集团是美国统治阶级的核心，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计划与方针，控制了国家的国会两院与总统选举，制定对外政策，在道德文化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全国其他地区。它由一系列美国东北部各工业大州的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的财团组成，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摩根等财团。东部权势集团指美国东北海岸上层阶级家族的首脑人物与他们控制的支配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机构网——第一流的金融、工业、媒体、法律事务所、制定政策的团体、高级俱乐部、大型基金会和名牌大学。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是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决策委员会的一员。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洛克菲勒帝国的仆役，曾是洛克菲勒旗下的埃克森公司和洛克菲勒财团的总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经济学家。

1933年，罗斯福政府放弃了金本位，美国公民禁止持有黄金，必须将手中的黄金兑换成美联储纸币，而美联储纸币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了法定货币，可以被用来清偿所有的公共或私人债务，还能用来纳税。此举让美国有价证券的投资者损失6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8000亿美元。同年，罗斯福政府建立新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储户存在银行里的钱提供保险来稳定金融市场，保证所有的银行储户在银行倒闭时能够减少损失，而方法则是通过预先给银行提供一大笔贷款担保来扶持银行系统。其实它的资产仅为存款总额的1％～2％。

美联储的资产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美联储将黄金交给财政部来保管，财政部则提供“黄金券”作为收据，保证按面值100％兑现储存在财政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金库等处的黄金。另一个是美国政府国债。美联储负债主要由商业银行持有的活期存款即存款准备金和联储纸币即美联储发行的纸币构成。而存在美联储里的活期存款是商业银行进行信贷扩张的基石，只有在公众要求将银行账户里的现金兑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才不得不去美联储取回他们的存款，然后美联储才需要开动印钞机发行联邦储备纸币。

存在美联储的商业银行活期存款以联储纸币方式兑现，因此，无论美联储制造多少纸币都不会破产。比如，美联储指示在纽约公开市场上的代理公司购买1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美联储只要凭空向纽约联储银行开出一张10亿美元的支票，再将支票转交给了某个政府债券交易商来交换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国债，接着交易商就去了他开户的商业银行把这张支票存了进去，于是交易商在商业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就增加了10亿美元。商业银行拿到支票后迅即跑到美联储纽约分行，把这张支票存到它自己的活期存款账户上，于是它的准备金就增加了10亿美元。于是，这家商业银行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这些贷款再被存到其他银行，很快，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远远超出10亿美元。因此，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或者说美联储购买或出售资产导致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变化，会产生杠杆效应。那么，美联储想要调控货币供应量，可以购买或出售任何资产，购买资产，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反之出售资产，货币供应量则降低。这就是所谓的美联储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通常在市场上买入或卖出的资产是美国国债。

美联储另一个货币政策工具是调整法定最低存款准备金标准。如果先前银行存款准备金为存款总量的10％，突然美联储宣布最低准备金率降低为5％，那么货币供应量就会翻番。如果最低准备金率提高到20％，则货币供应量会减少一半。通过这些货币政策，现在的美联储也几乎具有了完全按自己意志决定货币供应量的绝对权力。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获得了美联储控制权之外，美国政府对经济金融与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控制权也逐渐扩大。

“一战”后期的1916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法》授予总统“直接采购包括任何供应来源的战争物资”和在必要时征用工厂的权力，并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工业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国会通过的《军事拨款法》授权成立由陆军、海军、内政、农业、商务和劳工部长组成的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工业和资源，并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其全部7名成员由总统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推荐直接任命。被总统任命为顾问委员会成员中有很多人是金融与工商业巨头：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丹尼尔·威拉德、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哈德逊汽车公司副总霍华德·科芬、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朱利叶斯·罗森沃德、费城德莱克塞尔研究所所长霍利斯·戈德弗雷博士、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芝加哥美国军医学院秘书长富兰克林·马丁博士。战后的1918年3月，威尔逊总统改组战时工业委员会，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该委员会主席，并赋予该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总统的权力。战时工业委员会管辖工业原料的调配、生产，工业品和军需品的采购等。

表面上看，这些金融家、铁路巨头和企业主控制了政府的各个战时机构。其实，这些选出的委员维护的都是国家与政府的利益。比如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将每一吨钢铁都用于支持军事，但钢铁企业老板却想从政府身上大发战争财。1917年9月21日，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华盛顿召集了一个与美国钢铁巨头的65名经理人员协商价格的会议。刚开始，钢铁企业提出了远高于政府期望的价格。战时工业委员会就此发出威胁：“如果钢铁业由于价格已经固定而不愿意全力合作的话，那么，战时工业委员会就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接管钢铁厂。”最后钢铁企业只能乖乖就范。

1917年5月，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汽车大亨削减生产以降低民用汽车对钢铁的消耗量。福特公司抱怨政府因战争需要而牺牲了汽车业，并将责任全部推到战时工业委员会身上。但在政府的强迫之下，包括福特在内的所有汽车企业只能服从政府，不仅削减汽车产量，还将一半的生产能力转产大炮、卡车、坦克、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等，为政府提供军需品。

财大气粗的杜邦家族也曾被政府宰过一刀。1917年年底，陆军部与杜邦公司签订了一份让该公司承建纳什维尔无烟火药工厂的合同。无烟火药在当时属尖端技术产品，只有杜邦公司和赫克勒斯公司能够生产。尽管这两家公司大规模地增加了生产能力，但仍远远不能满足美国政府和盟国对无烟火药的需求。政府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和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市附近的尼特罗镇开始兴建两个无烟火药工厂。当陆军部与杜邦公司之间关于承建纳什维尔工厂的合同签订后，战时工业委员会要求必须取消这份合同，绝不能让政府出钱而杜邦公司却白白赚取6000万～7000万美元的利润。战时工业委员会威胁杜邦公司，如果杜邦不向政府在建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那么政府将在民间专家的协助下独立建设这座工厂。结果，陆军部取消了与杜邦公司的合同。与此同时，巴鲁克委托美国著名矿业工程师丹尼尔·杰克林全权负责尼特罗工厂的建设和运营。杰克林在9个月的时间内便将尼特罗火药工厂建成，并于1918年9月生产出了该厂第一批无烟火药。1918年1月29日，杜邦公司迫于无奈只能与杰克林签订了提供技术援助的合同，仅得到20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补偿。战时工业委员会完全将火药生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比如作为火药原料的硫黄在当时的市价是每吨35美元，而政府采购价格却只要每吨22美元。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一战”还让美国政府对海外资本输出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在“一战”之前，像英法这样的国家都是以私人资本在国外的投资为先导，直接军事占领自然资源丰富的落后国家与地区或与之签订不平等协议保证私人资本的投资利益。即便在发达国家，国债也是以铁路、矿藏、银行和工商业的资产为担保被外国私人投资者持有。因此，以前的国际金融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如罗斯柴尔德、巴林和摩根这样的私人金融家手中。但“一战”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一战”让欧洲参战国的直接损失达到了2090亿美元。战争的全部费用消耗了英国32％的国民财富，法国为30％，意大利为26％，美国仅为9％。如果不是美国的贷款，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所有国家都无法承担这种不创造财富的战争损耗。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向美国私人金融家借债35亿美元来购买美国军火武器。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征用或转卖本国公民拥有的美国资产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需品，向美国人出售了价值近40亿美元的铁路债券、普通股和其他证券来换取美国军火，结果有75亿美元的净资产转移到美国人的手中。

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却让私人金融家的借贷黯然失色。“一战”之初，美国政府卑鄙地诱惑欧洲国家上钩。当时，美国政府暗示协约国政府，不需要考虑贷款的还本付息条件，大胆地借款即可，只要打败德国及其盟国，贷款问题都好商量。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执行了财政援助制度，尤其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给美国以巨大无偿援助的法国。在美国公众的支持下，法国收到价值10亿美元的美国政府的援助，这激励法国政府通过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融资方式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备。法国人以为这些借款实质上不过是国家同盟之间的援助，最终会不了了之。欧洲很多国家都像法国那样迅速落入美国政府的贷款陷阱。1917年，美国政府借给欧洲国家的钱才30亿美元，但到了1921年，协约国欠美国政府高达120亿美元的债务。

“一战”结束后，美国却并未像先前暗示的那样无须欧洲国家还款或少还款，而是要求欧洲国家的欠债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地统统归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无耻地解释说，美国不是欧洲国家的盟友，而是一个合作者。因此，美国提供的不是财政援助，而是贷款。于是，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名义贷款转化为政府之间的债权关系。

不仅是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债务债权关系，“一战”还使一个国家的政府欠下了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巨额的债务，比如欧洲大陆的国家都欠英国政府的钱。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在1923年时高达280亿美元。1921～1925年，美国国债占到总额达45.9亿美元的债券市场的78.9％。英国发行的债券中的60.5％是政府债券，其中在纽约发行的有36亿美元，在伦敦的有近20亿美元。以1英镑兑5美元的汇率计算，在伦敦发行的外国政府债券仅占协约国之间战争债务的7％，尽管不到盟国之间的全部战争债务加上德国的赔款义务的2％，但却远远超过了1921～1925年间在伦敦的11亿美元的由私人金融家发行的债券。这些数据表明，“一战”后，政府已经从私人金融家手中接过了国际债务的控制权。

当然，国际债权主要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美国与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策略完全不同。英、法、德等国以军事占领或胁迫落后国家与地区作为基础，为私人资本争夺海外利益与国际金融主导权。而美国的对外贷款，主要通过战争债务方式以政府借贷为主要工具，流向欧洲那些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

美国国际金融资本从零散的私人金融家转移到政府手中。国际金融资产集中于美国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于不同的私人资本集团手中。政府不仅要考虑金融利益，还要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综合在一起，从战略高度来控制与调整金融体系。换而言之，政府要考虑所有金融与工业寡头整体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为某一个金融集团谋取短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私人金融家受到管制，以服务于美国政府所认为的合适目标。这样的政府不仅将积聚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资源，而且将通过外国政府向它们的公民，包括它们的统治阶层借款和征收债权税。换而言之，美国政府正逐渐变成世界警察，而美联储也逐渐变成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大英帝国霸权与英镑为王时代的结束。新崛起的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1919年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中，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随行人员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家，分别有：首席金融顾问保罗·华伯格、杰克·摩根、摩根财团掌舵人莱蒙特、战争工业委员会主席巴鲁克、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他的兄弟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德国的谈判代表则是保罗在德国的兄弟。巴黎和会变成了美国金融家的盛会。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界经济霸权与英镑霸权却消弭在“一战”的炮火声中。英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向美国政府借入的8.5亿英镑，按照3.3％的优惠利率计算，到1933年为止，英国每年需支付给美国约3500万英镑，以后每年的支付额增至近4000万英镑，直至遥远的1984年，债务关系才会得到全面解除。这项庞大的支出相当于整个英国海军2/3的军费开支，或相当于英国在教育领域的全部支出，或相当于英国战前的负债总额。如果没有这笔支出，大英帝国可以彻底铲平英国领土上的全部贫民窟，改建成舒适的公寓。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军事工业的停滞和居民购买力的下降，英国工业品批发价格指数直线下挫了49％，其中支柱类产业如煤产量下降了29％，生铁产量下降了67％，钢产量下降了59％，造船吨位下降了68％，棉花消费量下降了43％。

美国要求其盟国尤其是要求英国，连本带息清偿战时为购买美国军火与各种战略物资而向美国政府借的援助款项。在“一战”之前，提供给盟国的援助一般都视作战争投入的成本，战时的盟国从未被要求清偿战争援助费用。在战时，美国政府曾经暗示欧洲各盟国无须考虑还款问题，放开手脚地借钱即可，可现在却违背了这个承诺。

在巴黎和会期间，英国要求取消协约国之间所有的战争债务。当时英国虽然欠了美国的钱，但欧洲大陆国家都欠英国的钱，英国的净负债其实为零。英国宣称，只要美国取消英国战争债务，它就将其他国家欠它的债一笔勾销。美国不仅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利用债务变本加厉地压制英国。美国提供英国贷款的利息率，结果英国的利息负担相当于法国的2倍、意大利的8倍。

英国并不甘心于世界霸权的丧失。它既要防止美国的壮大和英镑霸权的丧失，又要帮助德国巩固地区强国的地位来制衡法国，同时防止德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在美国取消债务的前提下降低德国赔偿的建议，法国人完全不能接受。对于法国来说，虽然德国失去了殖民地及国外财产，被迫割让了1/7的领土和1/10的人口、1/3的煤矿和3/4的铁矿。但相对于法国来说，德国可以说是完好无损，它的主要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法国本土却是“一战”的主要战场。法国有价值1340亿法郎的商品和财产在战火中化为乌有，每10个法国人当中就有1个死于战场，每10个18岁～28岁的年轻人就有3个人死去。在426.6万伤员中有150万人终身残废。德国依然保持着对法国的优势。法国无法赞同英美两国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德国赔偿的建议，而是迫切地希望通过债务枷锁将德国分裂成无数的小邦而无法保持统一。

英法宣称，美国必须同意对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它们才能如数偿还美国债务。但美国拒不承认盟国债务与德国赔款之间存在任何先后关系。结果，英国不得不向法、德催债来偿还美国债务。法国只有压榨德国，甚至在1921年派兵占领德国莱茵河以西的工业区，掠夺德国实物产品作为战争赔偿。有趣的是，英美两国却发表声明转而支持战时敌国德国，表示无法容忍战时盟国法国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其实，当时除英国外，欧洲大陆的经济体系是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整体，欧洲的繁荣依赖于德国经济的繁荣与德国企业的健康发展。德国为欧洲各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这些邻国又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从德国进口急需的设备与技术。如果德国完全倒退成一个三流的落后国家，欧洲的经济体系迟早也要崩溃，最终将间接影响英美甚至世界各国。

要化解各国间的沉重的网状债务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欧洲列强就必须让德国出口商品换取外汇作为赔款基金，美国就必须要从欧洲各国进口大量商品，从而美国不得不演变为一个贸易赤字国。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提高关税，这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泡影。

美国所施加的债务负担，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倾尽国库所有，陷入越来越深的债务。这还剥夺了它们的产业所需的信贷，限制了它们的出口潜力。美国实际上是要削弱欧洲各国的实力，尤其是当时最为强大的大英帝国的实力，从而夺取世界经济霸权，将英镑这个世界货币赶下历史舞台。

1924年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新鲜出炉了。与对战时盟友的态度完全相反，美国转而保护起德国的利益。其实美国拒绝签署极度压榨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时就已表明了态度，到了1921年和德国单方面签署《柏林条约》恢复两国关系时，就更加明显了。美国要求欧洲列强缩减德国战争赔款，但是自己却不缩减战争盟国的债务。最终，美国主导的“道威斯计划”不仅大幅削减了德国的战争赔款，还将其赔款锁定，不会因世界信用的紧缩与物价的下跌而支付更多的实物。到了1929～1930年的“杨格计划”出台后，德国事实上停止了赔款的支付。扶持德国遏制英法成为美国人现实的选择。美国拒绝给予英国同等的待遇，这样只要世界物价水平下降，英国就要偿还美国更多的实物。

“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美国私人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美国政府成为全世界的最后贷款人。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1924～1931年，德国共支付战争赔款约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得到的贷款约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同时，美国收回战争债务20亿美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收支循环流动。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德国国家银行用这些美元向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偿还战争赔款，法国再用来偿还欠英国的战时贷款，英国和其他欧洲战胜国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这笔资金，清偿它们的战争债务，最终又流回美国。而欧洲的债务偿付进一步地提高了美国的信贷基础，使美国私人投资者获得更多的资本借给德国，从而形成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的依赖于美国政府的资金循环网络。

在这样的态势下，英国人寄希望于维持国际金本位制来维持英镑霸权，守卫自己那濒临崩溃的金融主导权。当时美国的私人金融家都成长于大英帝国巅峰时期，他们倾心于英国的国际金本位制，心甘情愿帮助英国挽救英镑。摩根财团就提供给英国大量援助。但金本位依赖于英国私人资本的对外输出，同时纸币能够自由兑换黄金，而战后私人金融家的作用已经被削弱，“一战”造成的政府之间的债务破坏了战前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和黄金体系。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已没有足够多的黄金来支持流通的纸币。战前1英镑可以兑换4.86美元，战后英镑汇率下跌，1英镑只能兑换3.4美元。英格兰银行采取措施让黄金流入美国，希望美国信用扩张，发生通货膨胀，从而使得英镑汇率上升。但早在“一战”开始的1914年，欧洲就有大量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纸币发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上涨，信用随之扩张，从1914～1920年，美国工业设备产出提高了205％，耐用消费品提高了257％，生产过度扩张而消费却无提高，结果发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英国人的伎俩自然不入美联储的法眼。美联储在黄金储备增加19％的情况反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国债和商业票据，让美国货币供给减少了8％。英国迫不得已只好随之开始了通货紧缩的过程。

为了英镑的稳定，1925年，在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授意下，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与纽约联储银行的斯特朗在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将英镑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水平。1925年4月28日，财政大臣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兑换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的是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按购买力平价估算，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兑换4.4美元左右，依照战前汇率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了10％。就像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的，如果英镑外汇价格从比战前含金值低10％提高到战前含金值水平，无论英国出口何种商品，国外买主的支出将增加10％，而英国收取的收入将减少10％。

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政策的经济后果》一文中写道：“丘吉尔力图维持的金本位英镑虚高，造成了信用紧缩，而这一现象将财富从一切借入者，即工商业者和农民手里转移到借出者手里，最终结果是使纳税人受到压迫，食利者获得利益。而且在财富转移期间，还存在另一个更加剧烈的干扰因素。假如实行的政策逐渐地提高国家货币的价值，用商品加以衡量时，使之比现有价值高，这就等于告诉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生产者，在某一时期，他手头的存货和原料的价格将稳步下跌；同时还告诉每一个用借入资金来开展经营业务的人，在他的债务关系上，他迟早会受到损失。现代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其陷入停顿状态。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经营者，这时暂时退出经营是有益的；对于任何一个打算支出的人，如果他尽可能地推迟这种行动，对他是有益的。精明、务实的人会把他的资产转变为现金，摆脱风险，停止工作活动，赋闲在家，静候其现金价值向他预期好了的方向稳步提高。若公众对通货紧缩产生了可能性预测，将会导致相当糟糕的后果；一旦对通货紧缩产生了确定性预期，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果然不出凯恩斯所料，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严重下降，同时信用紧缩更进一步遏制了国内投资。结果，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陷入停滞之中。丘吉尔面对这种经济形势，再次压缩军费开支，开征进口轮胎税、增加酒税、火柴税、烟草税、赌博税、载重汽车额外税等12项临时性税收。苛捐杂税为他提供了300万英镑；他挪用修路基金，又获得1200万英镑；将酿酒商的信贷期限拖后一个月，他又得到了500万英镑；命令资产所得税必须一次付清，而不是一贯的两次分付，他又提前得到了1500万英镑。丘吉尔因其低劣的国家财务治理能力而在英国获得了“自罗宾汉时代以来最兴高采烈的征税者”的头衔，结果英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自从英国政府实施金本位措施以来，英国资本输出总额从1919年的134亿美元增加至181亿美元，同期英国工业生产仍持续着1.4％的增长，但贸易却因英镑的坚挺而继续赤字连连。

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但是，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政策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使得信贷大为扩张，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1929年，美国股市大跌，经济泡沫破灭。大量私人投资者从欧洲抽取资金，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美元循环停止运转了。欧洲尤其是德国人再也无法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入资金。一个由美国政府制造的虚假繁荣终于落下了帷幕。

1930年年初，经济危机蔓延到英国，贸易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失业率上升到25.5％。1931年年初，英国黄金汹涌外流，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1931年9月20日，英国正式宣布废除英镑金本位，英镑同黄金脱钩，英镑迅速贬值30％。大量储备英镑的外国央行损失惨重，荷兰央行行长甚至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英镑贬值打击了德国出口。更糟的是，许多德国企业习惯以英镑来做结算货币，因此当英镑汇率下跌时，它们便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关税和货币贬值战。在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葡萄牙、希腊、埃及、日本、与英国有主要贸易关系的几个南美国家以及整个英联邦随后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相继实行计划式经济政策。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导致了大量虚拟资本的消失，逐渐断绝了国际借款的渠道。1931年的国际短期债务减少了33％～40％，各个债务国中共有约60亿美元退出了商业使用。如果不是因为有冻结了对德国的短期贷款的暂停偿付协议的话，国际短期债务减少的比例还要高很多。无论如何，其后果都是剧烈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了世界价格和贸易的崩溃。无论是靠增加出口还是借入新的私人资金，美国以外的国家都无法筹措偿还其政府间负债所需的外汇。

由于几乎无法从海外借款，德国相应地减少了它的战争赔款的偿付。尽管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正在减少，但英国仍试图继续支付它那一部分的盟国间债务，这削弱了英镑，造成了在英国价格大幅下跌的同时，英镑价值下降。世界价格的下跌导致了战争债务清偿的真实负担的加重。结果，在美国财政部与其他国家财政部之间，在美联储与其他央行之间作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作出的决定重要性要大得多也长得多。

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自此，各国政府接管了私人金融家的业务，以政治谈判的方式缔结各种协定，建立各种体系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

与此相反的是，摩根、库恩—洛布、狄龙—里德等私人国际投资银行的权力则大为缩小。摩根财团在“一战”时是英国财政部的独家代理银行。但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汇兑本位制时，摩根公司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纽约和国际金融界的统治地位。摩根被迫将本公司拆分成两家企业，即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一度权势熏天的摩根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丧失了超越政府的金融控制权。洛克菲勒旗下各金融机构此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存款银行。存款银行并不依赖国际债券的认购或买卖股票的投机。不久，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超越摩根银行成为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银行。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二战”之后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国也未能逃脱大萧条的影响。在“二战”之前，中国一直都保持着银本位制度，成为当时国际金本位体系下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在20世纪早期，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币。白银主要用作批发生意、长途贸易等大额买卖，还可用于缴税，铜币则主要用于零售的小额交易。当时中国货币市场十分近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各国货币与本国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其中较为常见的外国货币有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银元亦称鹰洋或英洋、日本银元和法国人铸造的西贡银元。中国各省本土铸造的银币因背面往往铸有蟠龙纹，俗称“龙洋”。此外，还有可兑换白银的流通较少的纸币，由外国金融机构、国家和省级政府、中国本土私人金融家发行。

尽管中国是唯一的银本位国家，但世界白银市场却有伦敦、纽约、上海和孟买四大城市。其中伦敦是首要的白银市场，英国人操纵着白银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具有白银定价权。当时每天的白银价格均由伦敦的四家金银经纪公司决定。上海是中国本土白银交易的中心，但仅仅是世界白银贸易的被动接受者。

在单纯金本位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只要比较含金量的不同就可轻松得到。但中国货币与其他金本位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却必须要先比较金银之间的兑换率，因此，白银价格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会有极为强烈的联动作用。

1873～1931年，由于绝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白银充作货币的功能，与黄金相比，白银大为贬值。1873年的金银比价是1∶15.9，到了1894年就涨到1∶32.59。除了“一战”时期，很多投资者购银保值，产银国却又禁止白银出口，银价曾有过短暂的上涨，大部分时期白银价格都保持持续下降的趋势。一方面，金贵银贱，加重了作为债务国的中国每年偿本还息的负担。1929年，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高达1.3亿两白银，银价若跌落10％，则中国财政负担就要增加10％。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也会带来短暂的好处。

除了在“一战”期间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白银的短暂时期之外，1933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时候，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主要由外国在华银行利用中国自由市场的特点大量输入白银牟取暴利。中国纸币以白银做储备，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银行信贷扩张的基础。换而言之，白银增加，信用扩张，利率下降，这相当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扩张政策。

在金贵银贱的大趋势下，金本位国家由于黄金购买力上升，白银购买力下降，货币相对中国这样的银本位货币升值。这导致金本位国家的出口停滞，甚至倒退。反过来，中国受信用扩张的影响却形势一片大好。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是粮食、棉纱与生丝等。

就棉花来说，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棉纺织业都消费印度与中国的原棉，日本和印度还生产粗纱供给中国农村市场。白银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日元与卢比对中国货币的汇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的棉花价格和本土棉纺织业。白银价格下跌，中国从印度、日本进口棉纱或原棉的价格上涨，结果中国棉纱厂得到极大的发展。

机械化的工厂需要庞大的原始资本投入，在当时中国没有良好的融资渠道，工业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不向银行贷款经营，也没有一家工厂不是依靠银行信贷资金发展壮大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创建的申新公司，后来的“红色资本家”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即荣德生四子。1916年，公司初创时的外来资金是公司自有资本的2倍多，其中80％来自短期贷款和银行透支。到了大萧条时期，银价日贱，银行有更多的白银储备，信贷更是随之扩张。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各大银行对外放贷的主要对象便是工业企业。当时最大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工业企业的贷款占到贷款总额的1/3，其中66.7％是对棉纺织业的贷款。

那时的中国信用匮乏，银行并非毫无保留，工业企业一般必须要以自身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来向银行贷款，而银行则对工厂进行严密的控制。比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申新公司的贷款就对该厂的生产经营与财务加以严格监督。申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其提货单必须要经过银行盖章，储蓄成品的仓库大门钥匙要交给银行掌管，重要账据和大宗的现金出纳要由银行会计人员来审核。因此，工业企业一旦失去银行的支持，就很难维持经营，结果只能倒闭。

由于信贷扩张，从“一战”一直到1931年，中国经济都比较景气。即便在大萧条时期，中国都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可这种繁荣却很脆弱。1931年开始，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开始上涨。在外国市场上，棉花、粮食和生丝等中国商品的价格随之暴涨，海外市场日益萎缩。反过来，印度、日本等外国生产的原料与成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价格优势却开始越来越明显，这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萧条。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中国广大的内地农村与中小城市立刻就陷入了内部冲突和混乱之中，各地军阀割据，关卡林立，赋税沉重，盗匪横行，于是大量内地城乡的白银有来无回地涌入当时较为安全的上海。农村经济不振让主要市场在国内的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陷入困境。1932年3月，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独立，在东北市场对国产棉纱和棉布课以重税，却对日货免税，更让中国棉纺织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这很快便给跟这些企业关系紧密的金融机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从1929年年初到1931年9月，伦敦白银市场的银价下跌了50.5％，纽约市场下跌了51.1％。这段时期，中国物价上涨了21.2％。大量白银被投机者通过上海口岸输送到中国，这些白银均为投机性资本输入，一旦有风吹草动随时都会撤离中国。因此，投机性白银的输入只能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加剧中国汇率与经济的不稳定性。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国外与中国内地白银最终都会聚于上海，上海金融机构拥有了充裕的白银储备，信贷能力大为提升。但由于工业企业的不景气，信贷扩张不仅没有起到振兴经济的作用，反而引起了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面对中国内地城乡的萧条与工业的衰退，投资者开始将资金转移到上海房地产市场。1924～1929年，上海房地产总价值增加了20亿两白银，但其中一半的增长都来自于1928～1929年。房地产交易的价值每月至少有100万两，最多时可达到1000万两。投机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投机者一旦购置土地进行建设，就会以此作为抵押来购买更多的房地产。

上海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农村经济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一些著名的房地产公司打出广告说：“进口出口均极暗淡，唯有地产一枝独秀。大量存银，唯有投资地产最为安全。如君有意，敬请垂询。积十七年之经验，服务咨询，包您满意。”

很多房地产开发公司抓住上海金融宽松的条件，大量发行债券。1931年，鸦片贩子沙逊洋行经营的华懋地产公司发行了总额达30万两的债券，年利息率6％。两年后，华懋公司又发行了1亿两白银的债券，年利息率毫无变化。债券以房地产公司为后盾。沙逊洋行经营的另一个房地产中央地产公司发行了600万元的十元券，年利息率5.5％（1933年3月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并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废除银两改用银币。3月8日，财政部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克）。这些债券由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南京路上的地产及其房屋租金利润做支撑。这些资产总价值为5190万两。由于房地产价格日趋上涨，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非常乐于接受这些房地产公司的债券。

银行大量过剩的资金也均投向房地产。1927年前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处于第1、2位，后退居第5、6位的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租界拥有1000多幢建筑，抗战前中国主要银行之一的四明银行也当仁不让，更是拥有多达1200多幢的建筑。银行投资的房地产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自己营业用的房地产，几乎所有较大规模的银行均有自造的大楼作为总行或总部的所在地。位于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银行大楼，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昂贵建筑。这是因为兴建一座高成本的银行大楼，不仅起到投资房地产的目的，也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证明，对潜在客户能起到极大的吸引作用，有利于业务的开拓和兴盛。二是经营性房地产，自己建造好后出卖或出租。很多银行为此建立了信托部，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收租业务。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随后英镑开始大幅贬值，伦敦白银市场上的银价开始攀升。随后，印度、马来西亚、越南、伊朗、日本等众多在市场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相继对外贬值本国货币，中国纸币对外币汇率下降的趋势终于开始逆转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出口锐减，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平衡国际贸易赤字，中国迫不得已大量出口黄金和白银。仅在1932年，中国就净出口白银734.6万元。到了1933年，全球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放弃金本位，美元大幅贬值，中国1933年的出口仅及1930年的58％，贸易逆差竟达7337.39万元，结果净出口价值1.89亿美元的黄金和1420万美元的白银。金融机构的硬通货储备急剧下降，信贷随之紧缩。

美国是生产白银的传统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资本控制了世界白银生产的66％和白银冶炼的77％。白银主要集中在西部犹他、爱达荷、亚利桑那、蒙大拿、内华达、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7个州生产。来自这7个产银州的参议员控制了参议院中1/7的投票权。以这些州的议员为核心形成了白银利益集团。大萧条给白银生产者带来严重打击。于是，白银集团展开了抬升白银价格的游说活动。白银集团视中国为眼中钉。他们认为，提高了银价就提高了银本位制的中国的对外购买力，给美国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可以销售掉美国过剩的产品。此外，提高银价将使中国货币升值，增加中国工业产品的成本，削弱中国商品的竞争力。

1934年6月，在白银集团的游说下，罗斯福政府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才结束。在收购的过程中，财政部有广泛的自由斟酌权。

结果，在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更为迅猛地上涨。将白银从上海运至伦敦或纽约，至少可以得到50％的净收益。在华外国银行成为白银外流的主力和急先锋，外资银行拥有治外法权，又有大量的白银库存，如1933年年底上海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为2亿7千多万元，占当时上海白银总库存的50.4％。这些银行将大量白银运出中国，让中国金融形势变得更为摇摇欲坠。美国则为白银的主要进口国。从1934年9月之后的半年时间里，美国政府每月平均收购白银2400万盎司，到1935年6月30日为止，共收购了2.94亿盎司白银。

中国政府只好通过征收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以阻止白银外流之势。但是，大量的白银转向华南经由中国香港出境或华北地区，然后再走私出口到境外。其中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日本人在进行走私白银的活动。日本通过中国银价与世界市场银价的价差积累巨额资金来建造兵舰和稳定日本的币值。针对中国外汇存底有限的情况，日本正金银行在1934年11月和12月间多次向中国银行突击购买外汇，使中国外汇储备量遽然下降，对中国无限制买卖外汇施加压力，迫使其无法维持汇价。当时中日之间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前夕，美国以邻为壑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不啻为助纣为虐。结果，在华外资银行的白银库存直线下降，到1935年9月时白银库存只占到上海白银总库存的12.7％。

很快，白银大量输出导致了中国物价下降，白银储备降低，信用收缩，利率上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仅在1935年，上海就倒闭了1065家工商企业，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降低60％。由于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加上当时发生了灾荒，1934年的农业产出只有131亿元，比1931年下降了46％。

房地产亦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格上涨的势头终于发生了逆转。租界房地产交易额逐年降低，1931年还达到1.31亿元，到了1934年仅为0.12亿元。据当时报纸记载：“往昔上海市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地产极度衰落，价格狂跌，交易完全停顿。”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金融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外银行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或担保品放出巨额贷款。随着房产价格与交易额的急剧下降，银行贷款收不回，流动性丧失，资金周转失灵，很多银行只好关门大吉。1935年，仅上海一地就倒闭了17.9％的民族资本银行，18.2％的钱庄。

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瑞典中央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奖具有本质的差别）获得者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美国抬高银价，中国将可能在晚些时候放弃银本位，比实际发生的情况晚上好几年，等到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比较好的时候再进行货币改革。中国未来的进程就会有所改变，也许发生在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并不能避免，但是，至少会推迟发生，这样国民政府就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来恢复其因战争而受到的创伤。”最终，中国政府只有放弃银本位制度，实行法币改革，走上了恶性通胀的不归之路。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意大利在“一战”中大发战争财，出现了一批金融与工业垄断寡头。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生产军火的昂萨尔多集团，1914年，其固定资产仅4200万里拉，战后总资本已达5.88亿里拉。如今的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当时主要生产机枪和飞机、军舰发动机等军火，资本金战后增加了7倍，达到2亿里拉，员工人数也从战前的4000增加到战后的4万。战争期间金融资本渗透到意大利的各个部门，出现了以意大利商业银行、意大利贴现银行、意大利信贷银行和罗马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金融集团。意大利商业银行资本金为2.73亿里拉，主要与冶金、航运和电力工业关系密切。意大利贴现银行资本金为1.68亿里拉，主要控制着靠协约国订货而发展起来的冶金和食品机械工业。意大利信贷银行资本金1.2亿里拉，主要控制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的产业。罗马银行资本金1亿里拉，主要靠昂萨尔多公司支撑。

有喜也有忧，“一战”让意大利政府债台高筑。年国民总收入200亿里拉，在此期间的战费支出高达650亿里拉，相当于4.7亿英镑。其中有200亿外债，350亿内债。内债总额由1910年的140.89亿里拉上升到1920年的950.17亿里拉。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巨额债务仍不足以应付战争，还必须要超额发行纸币。1915年6月30日全国货币流通额为38.56亿里拉，1917年6月30日为58.15亿里拉，1917年12月30日增加到84.25亿里拉，1918年上升到117.50亿里拉。在1920～1921年，意大利财政收入只能满足37％的财政支出。1922～1923年，国债又增加了452.95亿里拉。

国债的利息支出成为意大利沉重的包袱，纸币的超额发行导致了严重的通胀。随着战争的结束，工厂订单下降，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失业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工人阶级生活贫困。战后的意大利陷入金融混乱、财政崩溃和物价腾飞的困境。民以食为天，无法填饱肚子的意大利人终于开始起来反抗了，都灵、米兰等城市发生了群众暴动事件，一时间，意大利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16年，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的罢工达1871次，参加者55.4万人；1920年工人运动的声势更加浩大，全国举行罢工2070次，参加者猛增至231.4万人。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还有至少60万工人参加了占领工厂、建立工厂委员会的斗争。

动荡不安的社会是法西斯诞生与壮大的温床。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早年信仰社会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社会党是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政党，初名意大利劳工党，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翼另组共产党，1922年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1915年，墨索里尼退出社会党，1919年，他创建了以古罗马“棒束”标志为党徽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该组织大量吸收退伍老兵、中产阶层青年、失业大学生和军官，以及因政治混乱和经济困难而心怀不满的社会中下层民众。

很快，墨索里尼的队伍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看中。1918年2月，昂萨尔多军火集团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0年，米兰电力经营联盟和伦巴底钢铁与机械产业的巨子们开始资助墨索里尼。1922年，墨索里尼还得到菲亚特公司董事长阿涅利、皮雷利公司董事长兼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皮雷利与意大利大金融家尼蒂的支持。尼蒂是意大利贴现银行创始人之一，代表着意大利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

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公开把法西斯行动队作为军警与宪兵的辅助力量来使用。意大利法西斯迅速成为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打狗棒。大批法西斯打手组成别动队，以共产党与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革命组织为目标，采用残酷的手段疯狂镇压甚至杀害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的领导人。法西斯分子被寡头们赞美为制止革命运动的“复仇天使”。

1922年10月，在意大利金融界与工业界的支持下，墨索里尼指挥法西斯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任内阁总理。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秘书长奥利维蒂专程前往米兰会见墨索里尼。意大利工业寡头组织——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于11月3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法西斯新政府表示热烈欢迎”。11月6日，十几位意大利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前往首相府会见墨索里尼，当面表示祝贺与支持。

墨索里尼接管的意大利当时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府财政亏空，赤字连连，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墨索里尼开始进行经济整顿，首先是大力压缩政府的经费开支，将大量原本用于政府支出的资金投放到工业上。为了解决6000亿里拉财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坦承：“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大量固定资金的投入和公用事业的建设，电力、机械、化工、纺织等当时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意大利工业发展发生飞跃。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墨索里尼上台后露出金融家与工业家的代言人的真面目。政府取消省市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征收的附加税，取消对租金的限制，废除遗产税等劫富济贫的累进税，每年可使垄断资本增加利润2亿多里拉。政府以各种名目和方式向大资本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摆脱战后的经济危机。墨索里尼大笔贷款给濒临破产的两大垄断集团伊尔瓦和昂萨尔多公司，帮助它们恢复在冶金工业领域的投资。为了救助昂萨尔多公司和意大利贴现银行，国家出资与其合资建立昂萨尔多—科涅公司。政府还拿出40亿里拉巨资向石油公司投资或购买其股票。法西斯政府专门创建一所国家信贷银行，实施这方面的急救手术，用于投资的资金约为20亿里拉。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墨索里尼更是对垄断金融与工业企业大施援手。1931年，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银行给意大利信贷银行、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和工业企业提供总金额高达73.82亿里拉的贷款。

但这一切都是在信用扩张和流动资金增加的条件下完成的。到了1925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国际收支产生赤字，里拉在国际货币市场迅速贬值。华尔街金融家为了保证进入意大利投资的安全和美国银行贷款的安全，对墨索里尼政府极为垂青。从政治上来讲，当时的墨索里尼对德国保持警惕心理，因此，保证意大利的稳定与强大还可以遏制法国与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墨索里尼政府极为配合地采用了货币稳健政策。1926年，法西斯政府着手巩固政府预算平衡，颁布“新银行法”来整顿货币流通，改革央行。法案规定将多家银行发行里拉的权力集中到意大利银行，并决定将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2500亿。

为了讨好华尔街金融家，墨索里尼通过压缩国内需求、紧缩信贷和下调工资的方法，使得里拉大幅度升值。到了1926年年末，19里拉可以兑换1美元，92.46里拉可以兑换1英镑。1927年12月，内阁会议还宣布里拉由金本位做后盾，规定1英镑兑换90里拉。意大利本地寡头普遍反对里拉升值，升值会导致工业出口萎缩，而汇率缺乏弹性则让意大利金融家丧失投机机会。但在华尔街的强力压迫下，意大利国内的声音毫无作用。

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刚上台时，摩根财团的实际掌控者拉蒙特就与他过往甚密。以摩根财团为代表的华尔街大亨们十分欣赏法西斯政权的铁腕。他们认为，墨索里尼使出铁拳将意大利从饱受罢工浪潮和社会主义思想冲击的“地狱”中解救了出来。杰克·摩根在意大利旅行时看到法西斯分子对工人的残暴镇压后，居然给出这样的评价：“我们对墨索里尼现在进行的革命感到极大的满意”。而拉蒙特对此则矢口否认道：“听起来都是些可笑的谣传……我到过的意大利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繁荣昌盛的景象。纽约报纸的大标题甚至是伦敦报界的消息似乎是夸大其词。意大利政府内外的人士对这些所谓的街头冲突、反政府暴乱等报道感到可笑。”拉蒙特还亲自将墨索里尼的画像和罗斯福的画像一同挂在他的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裁乔治·惠特尼称墨索里尼是伟大爱国者。犹太财团的库恩—洛布公司掌门人卡恩将墨索里尼看成一位严厉的破产清理人，成功解决了破产公司的难题。

1926年，摩根财团欣悦地借给意大利政府1亿美元的贷款，当时意大利仍亏欠美国26亿美元的借款。1927年，意大利商业银行与华尔街大亨哈里曼合作并购重组波兰的一些银行。同年12月，摩根财团与纽约联储总裁斯特朗联手借钱给墨索里尼，帮助意大利恢复金本位制。

1935年，意大利武力入侵埃塞俄比亚，残忍地用毒气屠杀了50多万非洲土著。美国于1935年制定了“中立法案”，但法案仅仅禁止军火出口，却不反对运送对战争有用的物资，如纺织品、棉花、石油和钢材等。美国企业毫不理睬政府的劝诫，大量出口战争物资到意大利。拉蒙特却为墨索里尼辩护道：“不应该对群众把领袖描绘成飞扬跋扈或是好战分子的形象，而应该表现他田园诗般的友善、平和的态度”。不过，拉蒙特有段话倒是说对了。他说：“现在的任务是在埃塞俄比亚发展农业和经济这是一块广袤肥沃的土地，但还是荒无人烟，远未得到开发，这有待于意大利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智慧开发，正如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移民开发美国西部的广阔资源。”意大利在非洲的行径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如出一辙。

依靠华尔街金融家的支持，墨索里尼在美国金融市场获取大量投资与贷款，到了1936年，意大利的经济总量是1922年的4倍。

有了黄油就要造大炮。意大利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高，随之对欧洲事务的干预也越来越多。墨索里尼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由于在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不断胜利，墨索里尼成了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曾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1936年，当墨索里尼合并埃塞俄比亚，成功干预西班牙内政时，他在罗马的威望达到了顶峰，数万人聚在罗马大广场，向领袖致意。墨索里尼向民众宣布：“我向你们保证，意大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了！我要让意大利空军海军的马达声压倒一切声音，叫他们的天空盖住意大利上空的太阳，叫地中海成为意大利的内湖！”

然而，墨索里尼的成就却是建立在对工人的强力压制基础之上的。1924年9月，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致函墨索里尼，要求他加强法西斯组织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力度，强力镇压各种工人革命团体。于是，作为金融家与工业家爪牙的法西斯政府规定，劳资之间无论发生任何争议，都禁止工人罢工。罢工的工人，不仅要处以罚金，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或逮捕监禁，或永久剥夺工作权。墨索里尼将工会改为纵横两个系统的法西斯职团来严密控制工人。纵向系统是指劳动者与雇主按行业建立劳动者职团联合会和雇主职团联合会。横向系统指劳动者和雇主按行业组成全国性劳资联合职团协会。这些协会在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下，控制各行业的职团组织与职业介绍，确定各行业的劳动条件，解决劳资纠纷。结果，所有工人全部纳入法西斯政府的领导之下，意大利变成了组织严密的法西斯国家。

沙赫特临危受命

斯大林说过“胜利者不受审判”，失败者却没有辩解的权利。英国历史学家泰勒曾这样写道：“可以把每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毒气室——的罪责统统推到他默然承受的肩上。有希特勒担罪，所有其他德国人都可以自称无辜；先前是战争罪责论最起劲的反对者的德国人，现在成为它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其实，希特勒并非狂人，他的上台也非偶然。德国“一战”失败后，德意志人都希望出现一位伟大的救世主来拯救德国。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家应运而生。

尽管对手丘吉尔称他为“20世纪最有才华的经济改革家和金融专家”，但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并非是经济学家和金融家。他需要一个能力高超的理财高手来帮助德国重振经济。第一个登场的便是被希特勒评价为“他是一个能力非凡的人，他挫败对方的本领是无与伦比的。正是他骗取别人信任的卓越技巧，使他成为现在不可或缺的人物”的亚尔马·沙赫特。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为摩根财团控股，而沙赫特本人早在1905年就会晤过杰克·摩根。

“这个骇人听闻、掠夺成性的协议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变成了奴隶。”——列宁这样评价的《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放弃将800万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割让给其他国家，这些境外德意志人遭到所在国家的驱赶和严重盘剥。此外，和约还规定：德国必须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向协约国支付1320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劫后余生的德国赔款的唯一出路是征收通货膨胀税，也就是滥发通货向大众套现。战前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为1∶4，1923年月1月初已发展为1∶7260，同年11月20日则跃升至1∶4.2万亿。当时，德国同时开动33家印刷厂和12家纸厂的机器来保证生产足够的纸币。

犹太人在通胀中大发横财。“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希特勒所言非虚。犹太金融家奥托·卡恩带着华尔街犹太金融财团伙同法国200家族横扫德国企业。他们选择德国工业家雨果·斯坦作为代理人在德国疯狂收购各种企业，短短几年间资产翻了4倍，拥有了横跨钢铁、报刊、旅店、海运、制烟、制糖等行业的4500家企业。

放高利贷的犹太金融家收购了整个德国经济，将德国变成地狱，自己却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就像凯恩斯所描绘的：“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在资本市场上的高利贷者们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着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再把它们放到欧洲其他市场变卖谋利。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

1923年，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一同出兵10万人侵入并占领了德国的工业心脏鲁尔区。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趁机掠取了德国海滨城市梅梅尔。由于鲁尔区的煤、钢、铁以及其他重要原料和燃料被禁止运往德国地区，致使德国经济再遭重创，通胀进一步恶化。而法国却损人不利己，法军占领费用高达10亿法郎，它从鲁尔掠夺的煤铁价值却远抵不上这笔费用。

在这种形势下，沙赫特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和德国国家银行行长来拯救货币流通体系。沙赫特决定用一种新的过渡货币来取代已彻底丧失信用的旧马克。当时有经济学家建议用黑麦或黄金作为马克发行的储备。但黑麦收成不稳定，黄金储备不足，沙赫特决定用德国有生产能力的土地作为新马克发行的储备，将这些土地抵押为32亿土地马克，只占价值1500亿马克的德国财富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德国制币厂开始停止旧马克，取而代之的是土地马克。土地马克与美元全面挂钩，即4.2土地马克兑1美元。土地马克与旧马克的汇兑价是1∶1万亿。

为了稳定土地马克的币值，沙赫特通过德国总理命令德国所有企业以及地主必须将资产放进新设立的土地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向企业发放每份代表500土地马克的抵押票据。另外，票据所有者必须为被抵押的资本支付6％的利息，如果企业没有房地产则必须认购土地马克。随着新货币体系的确立，沙赫特迅速着手狙击那些从海外市场高息借入外币，兑换成旧马克以抢购德国资产，再将其在国际市场抛售套现的犹太金融家。他颁布了第二条法令：每个德国私有资产者都可以购买期限不定的国债，利息为4％，可兑为现款，利息为5％。

沙赫特还成立一家资本金为4亿土地马克的黄金贴现银行，负责发行新马克和回收旧马克，发行的新币价值与土地等值。银行以黄金作为发行储备，其中1亿马克由德国国家银行募集，其余3亿马克则在德国国内以及国外募集，银行全部债务不得超过资本金的12％；银行利润的20％部分转入公积金，超过20％的利润一半归持股人所有，一半归德国政府所有。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在十几年后的1934年曾说过，“希特勒和沙赫特是德国文明的保障，也是我们唯一的朋友。他们在为捍卫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同共产主义作战。如果他们失败了，共产主义就会进入德国，什么都会随之进入欧洲”。当时对他来说，只有黄金才能击退犹太人的投机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因此，英格兰银行毫不犹豫地以5％的利息购买黄金贴现银行一半的股份，帮助德国稳定通货。该银行共设14名董事中有7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德国的货币与信用体系处在英美人的掌控之下。

在沙赫特的管理下，到1924年，不仅通胀停止、新马克币值稳定，而且大量美国资本开始流向德国。在摩根财团的操纵下，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陆续出台。凯恩斯说过：“钱从德国出来，然后作为战争赔款进入协约国的账户，然后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英格兰银行账户，再以战争债务的名义汇入美国联邦银行，最后再以贷款的形式回到德国人手里。钱在我们大家面前风风光光并且分毫不损地走了一圈。”

华尔街支持希特勒上台

根据“道威斯计划”，华尔街几大主要金融财团在1924～1928年内总计贷给德国8亿美元，帮助偿还《凡尔赛和约》的赔款，利息收益则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根据“杨格计划”，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结果，1924～1931年，华尔街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却只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得到了520亿马克的贷款资助。其中的最大3笔贷款，分别建立和帮助了3家控制德国工业命脉的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联合钢铁公司、法本公司。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连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的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这三大卡特尔的美国控制者都是华尔街显贵——迪隆·里德、哈里斯·福布斯、国家城市公司、公平信托公司。

但这些流入德国毛利高达10％的短期贷款，是以整个德国经济为抵押的。一旦美国投资者停止继续放贷，整个德国经济将崩溃。大萧条开始后，华尔街资金终于回流了，德国迅速被打回原形，工厂停工，矿产停采，工人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希特勒恰在此时登上了德国总统兼总理的宝座。其实，希特勒走上政坛的道路一开始就得到了金融家与工业家的资助。1921年，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鲁尔地区大资本家胡戈·施廷内斯和德国工业巨头之首即联合钢铁公司董事长弗里茨·蒂森，开始走上与大资本联姻的道路。1926年，希特勒获得了以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首脑马克斯·冯·申克尔为首的汉堡金融与工业界的支持。1926～1927年，希特勒获得了鲁尔和莱茵地区经济界领导人的认可与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两个人物分别是：重工业巨头、煤矿大王、掌管鲁尔基金（德国重工业界的政治贿赂基金）的埃米尔·基尔道夫，化学托拉斯巨头、美国柯达公司合作者、奥丁化学股份公司董事长威廉·凯普勒。

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己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1马克=100芬尼）资助纳粹党。这两位巨头与弗里德里希·弗刊克联合公司的奥托·施泰因布林克、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的奥古斯特·罗斯特克、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报》主编瓦尔特·丰克，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经济集团”。此外，希特勒还得到了克虏伯公司董事长胡根贝格、工业巨头伊·格·法本公司理事会主席、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主席的卡尔·杜伊斯堡的支持。

当时的德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背后是华尔街金融家与美国工业家。比如伊·格·法本公司的董事会有纽约联储银行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会主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福特。福特本人后来还被希特勒授予日耳曼鹰犬十字勋章。对于华尔街来说，希特勒也是一个理想的德国政治领袖的人选。1929年，摩根财团、洛克菲勒财团和美联储一致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强有力的德国领袖，只有资助他才可让德国能与英法抗衡。让欧洲陷入内斗，美国就能坐收渔人之利。很快，金融家华伯格代表华尔街势力向希特勒资助了1000万美元。后来华尔街金融家又为希特勒的选举资助了6000万马克。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也通过摩根财团向希特勒提供了数额达到3200万美元之巨的资助。仅在1932年4～9月，美联储就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黄金分批输入德国以资助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上台后便把经济管理大权直接交给金融家和工业家。1933年7月，希特勒成立德国经济总会，由蒂森、伏格勒、西门子等12名巨头和5名纳粹党人组成，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同时，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为该企业工人的全权最高上司。德意志银行控制德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商业银行控制钾盐工业，德累斯顿银行控制德国的木材、皮革和毛皮工业。德国金融机构及其背后的华尔街成为德国经济的主宰。1934年8月，希特勒任命沙赫特为经济部长，经济部的职责包括对商业政策和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外汇管制等进行监督，并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充当德国政府的顾问。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战时经济全权代表。战时经济全权代表的职责是协调各个民用经济部门，为战争做好准备。由于沙赫特已被任命为德国银行总裁，此时的他一身兼任三职，代表华尔街绝对控制着德国的经济。

在华尔街的支持下，希特勒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新的强大的德国。这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沙赫特就曾向希特勒说过，“我们国家银行一开始就明白，唯有重建强大的军队，才有成功的外交”。

其实，早在希特勒没有上台前的1922年4月，苏联和德国国防部就秘密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对德军进行重整。条约规定，德国金融家负责提供贷款，德国工业家们提供机器设备，德国国防部提供军事理论与经验，苏联提供原材料、场地，并分享德国军事工业的经验与创新成果。结果，德国的飞机制造厂、毒气制造厂、炮弹制造厂、化学实验室、航空学校和坦克学校都建在了苏联，连“二战”装甲兵名将古德里安都是喀山坦克学校毕业的。而苏联从德国的进口从3.539亿马克增加到6.258亿马克，德国机床出口的40％都输入苏联。苏联则用德国的机床将俄国从手拉肩扛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拥有核弹等高技术装备的工业大国。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可以用来重整德国军备。1933～1934年，美国秘密向德国出口了大批炸药、机关枪、坦克和军舰。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与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福特公司就投资了20亿美元。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向其德国分公司欧宝公司投资大量资金，赚取高达40％的暴利。通用公司这样赞许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强人，非常适合带领德国人民走出经济萧条的困境。他不是通过武力或恫吓，而是通过聪明的计划和对政府原则的有效执行来领导人民”。

1933～19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法本公司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美孚石油把公司坦克润滑油的技术转让德国；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甚至到了战争爆发时，杜邦公司与德国法本公司约定，不将任何专利权卖给英国，美孚石油公司则与法本公司秘密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海牙协定”。

值得一提的是，出过两位总统的布什家族之财富与纳粹德国也有关系。1924年，小布什祖父普雷斯科特·布什在岳父乔治·沃克尔的资助下，与华尔街金融大亨哈里曼之子艾弗里尔·哈里曼组建了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这家投行的合伙人在肯尼迪总统时代曾担任过财政部长。此外，普雷斯科特还是纽约银联公司的7名发起股东之一。这两家公司实际都由弗里茨·蒂森居于幕后操纵。当时，纽约银联公司通过布朗兄弟—哈里曼投资银行在美国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燃油、钢铁、煤炭以及国债输往德国，为纳粹重新武装和启动战争机器提供了很多帮助。

希特勒的目的

华尔街借钱给德国购买华尔街控制的美国工业的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再投入德国军工业以扩大投资。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奥秘即在于此。对于华尔街金融寡头，这样可以控制德国经济，赚取暴利。

但希特勒并不甘心于寄人篱下。他说过，“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依靠华尔街德国重建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此时的希特勒意欲在这个基础之上打破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建立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经济新秩序。

希特勒所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华尔街控制的德国金融体系转移到政府手中。很快，政府便完全控制了德国国家银行，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监管。1934年12月5日的德国信贷法使政府可以监督银行业务活动的各个方面，政府不仅能要求知道银行各项办事手续的全部细节，而且能对银行放给私人的贷款实行严格的控制，以保证它们的目的完全符合政府的全盘计划。政府还严格控制金融市场来适应国家的长期目标。比如，新股票在发行前需要通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其是否可能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纳粹政府严格控制外币使用，管制进口，管制外国人使用德国银行的贷款，管制德国人向外国人出售马克。比如，德国贷款马克给巴西，但这些钱只能用于购买德国货，而不能到德国银行兑换成黄金。

严格管制的措施会降低进出口贸易量。沙赫特又和各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的汇划结算协议。所谓汇划结算协议，就是德国进口商向德国央行账户支付马克，至于出口商是立即得到当地货币付款还是等待一些时日，则取决于德国政府的出口政策。有些商品，外国央行接过限制使用范围的马克后立即向出口商支付当地货币，这将使出口国家国民收入没有变化，不仅是来自德国的进口品不能增加国民收入，而且整个进口品都不能增加国民收入，此即支付原则。还有些商品，德国央行先让出口商等待，一旦德国的某一个进口商能够从德国购买商品之时，该进口商才能用当地货币购买马克，而央行则用这笔当地货币来支付原来的那位出口商。这就是所谓的等待原则。

因此，德国可以通过关税与适当的汇率，来限制进口或者促进出口。比如，在进口方面又可搞买家独家垄断，政府对进口商品都征税，或者向进口商卖出外汇，其汇率比从出口商那里买进时高出很多，政府收入得以增加。如果目的是进口而不是出口，以特殊方式即从国外借钱的方式改善国际收支，就可以用补贴汇率自由进口，但按很高的汇率出售外国需要的出口商品，为出口造成困难。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垄断的好处，改善贸易比价，对于国外需求不受价格影响的商品，汇率可以提得很高。而对于供应不受价格影响的进口商品，汇率可以压得很低。

沙赫特创造了200多种货币、银行券、债券和各种五花八门的信用工具，与汇划结算协议相结合来调控资金的流向。比如旅游马克只能用来支付在德国的火车、旅馆和饭店的账单，机床马克只能购买德产工作母机等机械设备，啤酒马克只能购买德国产的含酒精的饮料，而钟表马克则只能购买德产钟表。通过这种方法，德国有垄断地位的商品如仪器与光学设备，将不会被低廉的马克买走，而只能用来换取真金白银或是德国需要的外国商品。这种特殊的马克其实是放弃了黄金而以某一种物品作为其发行的储备。这是因为当时的黄金储备主要集中在英美两国。

此外，大量增发的各种信用工具只能用在基建或军工等生产领域，而不会进入消费品市场，通胀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比如，1934～1936年发行的专门支付给军火商的米福债券就是如此。在沙赫特的撮合下，西门子公司、古特霍夫农冶公司、克虏伯公司和莱茵金属公司这4家德国支柱企业成立冶金研究有限公司。出自这家公司的米福债券便由一些资本有限、向德军供应物资的小公司出票，金属研究公司承兑之后到帝国银行去贴现，或者向资本市场出售。1936年，米福债券的未清偿总额达120亿马克，支持了当时德国军备重整一半的费用。到了1938年，沙赫特又发行了供应商国库券来支持军备重整。

但经济自有其规律，信用扩张与通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了防止通胀，除了高税率和控制发放红利外，德国还有种种有关物价和工资的规定。根据1936年10月29日的一项法令，德国设立了一个物价管制委员会。先前授予任何政府部门的监督、批准或规定物价的全部权力，都移交给了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不仅负责为到达最后消费者手中的商品规定价格，而且负责对生产过程中各个中间阶段中的价格进行监督。

从1936年起，德国物价政策的基础就是1936年11月26日的冻结物价法令。根据这项法令，除特别许可的以外，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禁止任何物价提高到超过1936年10月17日的水平。由于物价冻结不仅冻结了个别商品的价格，而且冻结了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德国物价一直保持稳定，批发价格指数（PPI，以1913年为基数100）从1936年到1939年仅从104.1上升到106.9。

当然，对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最为釜底抽薪的是易货贸易的国际结算方式。当时国际金融家获利方式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旧模式，也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盈利。如果德国的易货贸易被其他缺乏黄金与外汇的国家所仿效的话，国际金融家不仅很难找到借款人，而且其财富也要严重缩水。随着货币与实物之间关系的脱离，英美主导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的主导权自然而然地就会被瓦解。

仅在1934年，德国就完成了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大豆和石油的易货贸易合同，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涉及铝矾土和镁的易货合同，与丹麦关于家畜、黄油和猪油的易货贸易合同。德国还和中东欧建立起紧密的贸易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占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总贸易额的15％左右，到了30年代末，这个比例提高到40％。沙赫特禁止德国企业未经政府允许就进行国际贸易。所有国外债权人在德国只允许使用德国马克。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沙赫特在德国设立了24个监控站，时刻监视着德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根据国家的战略需要，沙赫特将商品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粮食、铁矿砂、钨、锑、铬等稀有金属等级最高，其次是煤炭、有色金属、矿物油、化工产品、润滑油以及棉花、羊毛和橡胶等。到1936年，德国已经签订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平衡。在“二战”爆发前，德国国际贸易中的83％是通过易货贸易方式进行的。

沙赫特的想法是从英美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找到漏洞，循序渐进地让德国也分一杯金融霸权之羹。而希特勒则求快求速，意图一蹴而就。结果到1938年，沙赫特被解职，戈林从沙赫特手中接过对德国经济与金融的控制权，他便将政府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置于德国经济之上。

有破则有立，德国企业建立新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接替沙赫特经济部长位置的是瓦尔特·丰克。他是受戈林委托的制订新秩序计划的部长。新经济秩序是将欧洲组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共同体，在德国的指导下进行运作。德国将成为欧洲大陆的工业中心，周围是一批组织起来供应它所缺少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国家：东南欧将增加农业生产，放弃军备及辅助工业；丹麦将减少养牛和乳类生产，增加谷类和饲料的产量；挪威将致力于在农业上自给自足；甚至法国也将被看做是一个农业国和粮食输出国。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国必须要成为欧洲金融体系的核心，正如丰克所坦然承认的：“我们决不奉行一种会使我们依赖黄金的通货政策，因为我们不能使自己受到一种我们无法决定其价值的交换媒介的约束。”欧洲的货币将与黄金完全脱离，成员国之间的交易将在固定兑换率的基础上进行。德国将双边清算协议扩展为多边贸易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所有的欧洲国家将通过设在柏林的一个中央票据交换所，用德国马克来结算其贸易账目。柏林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二战”期间，德国便根据既定方针在欧洲打造起新经济秩序的雏形。德国人首先没收和强迫收购被占领国家政府与私人拥有的黄金和国外资产，干涉被占领国家国内流通的货币，把这些货币同德国马克的兑换率人为地定得很低，勒索占领费，征收罚金，以及改造并周密地控制被占领国家的银行系统。

1939年9月，德国信贷银行在波兰创立，信贷银行有权将高达10亿马克的款项贷给德国供它在占领区使用，也可发放短期抵押贷款，贴现和接受不计息的转账及存款，以及发行票面额从50芬尼到50马克的纸币。纸币的准备金包括：德国信贷银行由于贷款和贴现的票据而拥有的资产，德国货币的准备金，在德国国家银行和各票据交换所的贷方余额，德国国库债券的准备金，以及给予德国的贷款。这些纸币在被占领国家内按固定的兑换率同该国的货币一起流通，兑换率通常大致相当于入侵前的比率，它们不能随便兑换成德国国家银行的钞票。这是一项必要的规定，用来防止因发行大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而造成的通胀影响到德国本土。

德国还以金融手段控制外国企业，其中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征服欧洲工业的主要工具之一。它们通过诸如连锁董事会、股份所有权、代表投票制和操纵新的放款等方法，控制有关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从而控制与这些银行有关的工业企业。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分别接收了波希米亚联合银行和波希米亚贴现银行后，就使德国控制了波尔迪纳尔铸造厂、克拉洛多沃尔水泥厂、布尔诺第一机械厂、波希米亚铜厂、索洛火柴垄断企业、金刚砂厂等该国的主要工业企业。

不过，打破甚至摧毁英美金融帝国的唯一的最有力的金融武器是多边清算协议。到1941年年底，德国已同欧洲大陆所有其他国家谈判了清算协定，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也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谈判。后一类协定中有些是通过设在柏林的中央票据交换所结算的。在那段时间，柏林成了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马克成了居统治地位的货币，许多国家开始通过柏林以马克来结算它们的全部国际贸易。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德国则凭借占压倒性优势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强迫贷款国提供巨额贷款。换而言之，整个欧洲被迫不断供给德国它所需要的任何可以买卖的东西。

通过建立欧洲经济新秩序，德国人将战争造成的通胀全部输出到其他国家。德国信贷银行纸币有意在被征服的国家增加流通的货币量，人为制造通货膨胀。实际上，即便这种纸币被收回，也未消除通胀的压力。原因在于它们只不过由数目相等的本国货币取代而已。柏林的德国票据也起了制造通胀的作用，这等于德国人拿到商品却不付钱。按1939年的物价计算，1940～1944年，德国从被它占领的国家和被它统治的国家至少掠夺了1040亿马克的财富，约占德国GNP的14％。

其他国家的政府为了防止出口商破产，只好通过无限制地批准贷款来垫付货款，结果货币发行量大为增加，通胀恶化，商品供应减少，甚至在希腊等国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全面崩溃。而在德国，通胀趋势则受到强有力的控制。在外国进行的征敛，增加了可以获得的商品数量而又丝毫未增加流通的货币数量，大大削弱了通胀。

│第二章│

美元第一

英镑与美元的博弈

“一战”之后，英国实力大损，日不落帝国的经济与金融势力范围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新兴经济体的压迫下大为收缩。经济大萧条之后，独力难撑的英国不得不于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召集各殖民地与英联邦国家开会。会议决定，英国对来自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进口商品，给予关税优惠；英国限制从帝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农产品，以保证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农产品在英国的销售市场；英国工业品输往自治领和殖民地时相应享受优惠待遇；对来自英国以外国家的商品则征收高额关税。这便是著名的帝国特惠制。1938年，大英帝国内部出口占英国出口总额的40％，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50％。

国际贸易与金融密不可分。英镑区也随着帝国特惠制的诞生而出现。英镑区是英国为垂死挣扎，对抗美国的金融工具。英镑区主要包括除加拿大外的所有英联邦国家和殖民地。在英镑区内，各国货币对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区内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但贸易、信贷都必须以英镑结算。资金流动在区内不受限制，在区外国家流动则必须经过外汇管理机关批准。区内各国和各地区流入的黄金和美元须按一定的比例售给英国财政部，集中存入美元黄金总库，作为英镑区的共同储备。

帝国特惠制与英镑区维护了英国的经济与金融利益，尤其维护了英镑的国际地位。贸易保护是弱者的盾牌，自由贸易则是强者的利刃。当时的美国产品在全球具有最强的竞争力，帝国特惠制与英镑区自然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想要搞掉英国的国际金融霸权非一朝一夕之事。直到“二战”才给了美元迅速替代英镑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随着战争威胁的临近，欧洲和亚洲的黄金持有者将其资金转为美国证券和银行存款。大量欧洲与亚洲的黄金流入美国。1937年，美国的黄金持有量超过了全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一半。“二战”爆发后，流入美国的黄金更是多得惊人。到美国1941年参战时，其黄金储备增加到了227亿美元，是1934年的3倍。

几家欢乐几家愁。英国人在“二战”中失去了几乎全部家当。英国在1938年尚有1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到了1940年仅剩10亿美元。英国政府只好将英国公民在国外持有的海外资产国有化并出售，凑了45亿美元的战争基金。英国砸锅卖铁卖掉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无法付清所欠的购买美国军备款项的一半，更不用说长期的军费开支了。

英国要打败德国唯一的依靠就是美国。1940年12月，丘吉尔给罗斯福总统写了封长信。信中坦白承认，英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帝国就要完蛋，他要求总统想办法援助英国。但美国的援助不是没有代价的。1940年9月，英国海军获赠50艘残破的超龄服役的美国驱逐舰，其代价是转让大英帝国西半球的军事战略基地。

1941年3月，正式名称为“增强美国防御的一项法令”的美国“租借法案”生效。法案规定，当总统认为有利于国防时，他在能取得生产所需的资金范围内，可以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和采购任何防御物资，只要总统认为该国的防御对美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总统也可以“出售、划拨、交换、租借，或另行处置”任何此类防御物资给任何此类政府。这种援助的期限和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而给予美国的利益可以用实物或财产来支付或偿还，或者给予其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当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时，精疲力竭的英国只剩下1200万美元的储备资金。美国仍不肯善罢甘休，一定要等到英国用光全部家当才伸出援手。只要英国在美国还掌握着一些有价值的企业，在这些企业未出售之前，英国人都无权要求租借援助。摩根索在1941年1月曾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为了筹款偿付过去的订货单，他们已同意在以后12个月内把英国公民在美国拥有的美元财产、不动产和证券，全部售出。”结果，英国在美国残留的所有资产几乎都被廉价拍卖给美国。此外，整个大英帝国最为宝贵的财富——殖民地各种原材料与燃料几乎都被抵押给美国。“租借法案”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让别人去流血，让自己来统治。

1941年12月，美国参战后，罗斯福总统宣称所有的同盟国家必须遵从同等牺牲原则，即每个国家将国民收入中大致相同的份额投入战争。这样分摊战争的财政费用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作出比例相同的牺牲，没有任何国家能像“一战”时的美国一样大发战争财。实际上，一再鼓吹的同等牺牲原则从未真正实现过。

1942年，英国开始给美国进行“逆租借”援助。美国所获得的互惠援助总额到1947年6月30日为止达78.19亿美元，其中86％以上来自大英帝国。美国部队为进攻欧洲所获得的补给中，有不下于31％是逆租借援助。美国部队的基地、营房、供应和修理站所需的新的工程建设，几乎使用了英国建筑劳动力的1/3，交给美军的现成设施“相当于一千个市内的街区”。英国给予美国的援助价值达12.414亿英镑，给予俄国的援助达3.18亿英镑，英国给其他国家的援助达5.19亿英镑。美国给予英国的租借援助相当于美国战时开支的11％，而英国相应的比例为9％。在整个互助期间，美国和英国拨出了几乎相同比例的国民收入（约占4.75％）用于租借援助。在整个租借法实施期间，美国国内总产量的大约4％是给英国的。1942～1945年，英国相应的比例为3％～4％。因此，按照同等牺牲原则，英美应互不亏欠。但实际情况却是，随着战争的进行，英国的债务越来越高，而美国却成了为所欲为的大债主。

1945年12月6日，英美两国签订财政协定，美国给予英国贷款用于战后重建。但一无所有、毫无讨价还价能力的英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取消英镑区的外汇管制，降低关税，放弃帝国特惠制，向美国开放其殖民地及自治领的所有市场，不限制美国货进口。从此，日不落帝国夕阳西下，好景不在。英国在经济与政治上都成为依附美国的附庸国。德国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彻底打垮的英国经济霸权，却被其盟友盟国轻易击碎。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称霸

美国瓦解了登上经济与金融霸权宝座最大障碍的英国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建立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1944年7月1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4国代表云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讨论英美两国政府分别提交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

凯恩斯主张建立“国际货币清算同盟”，相当于世界性的中央银行。由这个机构发行240亿美元价值的货币无偿提供给各成员国，进行国际贸易结算。这种国际货币名为“班克”（Bancor），它以固定比例直接与黄金挂钩。简而言之，就是成立一个由英美共同主导的“世界中央银行”，它与各国央行的关系，就像本国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一样。“同盟”总部设在伦敦和纽约，理事会会议在英美两国轮流举行。这个计划贬低了黄金的作用，削弱了美联储的权力，明显意在防止美国利用债主身份独霸经济领导权，同时为英国争取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后来被美国政府指为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经济间谍的美国人怀特提出的“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认为，只有以黄金为锚的美元才有资格充当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信贷等必须以美元为准，其他货币则直接与美元挂钩，间接与黄金挂钩。“怀特计划”强调黄金的作用，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美国黄金储备丰富，1945年占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59％。实际上这是强调美国的作用，显示出美国对世界金融霸权志在必得的野心。

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实是强者美国对弱者英国的压制，弱者英国则尽量讨价还价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其他42个国家的代表无非是绿叶般的陪衬。当时，一些中国代表竟然在会议期间到附近的国家公园游山玩水，一位猎人误以为他们是蓄意破坏的日本间谍而开枪射击，中国代表团成员遂“抱头鼠窜，斯文扫地”。

对于美国人来说，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在平价1％的范围浮动；美元则与黄金挂钩，各国政府可以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国保留黄金所体现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保住作为国际金融基础的美国黄金，并在此基础上奠定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美元本位制正式加冕，美元登上王者宝座。

另外，各国还同意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一个全球性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员国份额的25％以黄金或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缴纳，其余则以本国货币缴纳。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借入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会员国所认缴的份额越大，得到的贷款也越多。贷款只限于会员国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即用于经常项目的支付。世界银行建立的目的是帮助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此外还辅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英国从国际金融霸主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在英美唇枪舌剑之时，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神经极度紧张，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凯恩斯夫人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是声泪俱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身心交瘁的状态。电报来来去去，变得越来越绝望，他几次准备提出辞职但又被劝说不能这样做，伦敦的电文越来越简单，后来干脆没有了消息”。1945年12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凯恩斯被迫完成对美国的最后一次屈服后，伤情感怀，重病复发。一个月后，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溘然长逝。

凯恩斯弟子——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布雷顿森林制度不过是“美元交响曲的新乐章”。美国以不到30亿美元的出资额享有了IMF和世界银行27％的投票权，这一比例最高曾达到33％。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要求80％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新的决策，美国因此而获得了否决权。英国及其自治领控制了25％的投票权，因此也有否决权。但英国本土仅有13％，这种否决权是不稳定的。美国可以分化瓦解英国各自治领，英国难以将这些票数集中起来。相比之下，法国仅有5％。因此，只有美国才能独占否决权，控制国际金融秩序。IMF和世界银行确保了美国政府对国际金融的控制权，本质上不过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美国政府甚至直截了当地将两大机构总部置于华盛顿、紧挨白宫和财政部。这等于美国政府在向世界表明：IMF和世界银行必须秉承美国的意图行事。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内不流通金币，只流通银行券。银行券可以兑换外汇，但这种外汇只能到国外才能兑换黄金。这种制度，是把本国货币同另一金本位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并在该国存放大量黄金或外汇基金，以备随时出售外汇。

金汇兑本位制本质上是一种附庸的货币制度。采用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在对外贸易和财政金融上受到与其相联系的实行金本位或金块本位制的国家的控制。实行金块本位制或金本位制的发达国家可以视其需要将货币贬值，也就是降低其流通的银行券的含金量，降低价格标准。这样，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落后国家由于要在发达国家存放大量外汇准备金，就会白白丧失部分价值。

在英国霸权时代的国际金本位下，黄金的流动是完全自由的，居民可以自由兑换黄金。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美国只同意外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而不允许外国居民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

1945年之后的10年，美元比黄金还要抢手。欧洲、日本复兴所需要的关键物质和技术，都必须从美国进口，美国当然要求它们用美元结算。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记账单位、关键货币、合约单位、价值储藏手段、交易媒介、干预外汇市场的主导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延期支付的货币单位以及国际储备货币。

连设在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都是建筑在洛克菲勒兄弟捐赠的土地上的，外国外交官入驻曼哈顿抬升了相邻土地的价值，洛氏兄弟得到的回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慷慨捐赠。联合国初创时，美国所占的优势显而易见。在51个创始国中，苏联集团只占6个，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多数席位。

不过，当时的美国金融霸权尚未达到一统江湖的程度。美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操控国际货币体系。因为各国政府有权将美元钞票拿到美国财政部直接兑换成黄金。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是制约美国无限制货币扩张的有效武器。此外，尽管英国实力下降，但直到1953年，国际贸易的40％仍用英镑结算，各国外汇储备的48％仍是英镑，英镑保持了仅次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此时英国黄金储备只占全世界的5％。

不买账的苏联

“二战”后的美国最初是将英国视作对手，而将苏联看成自己的左膀右臂。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保证战后的美国霸权是极为必要的，因此它们打算将苏联纳入布雷顿森林体系。1943年，美国财政部准备给予苏联10％的IMF份额。苏联想从世界银行获取长期贷款，并从美国那里以租借形式获得信贷来尽快进行战后重建。美国答应给苏联35年期、利率2％的10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可以保证美国获得苏联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并将苏联变成美国商品的出口市场。在“二战”期间，美国出口额的20％都输入到苏联，而苏联的锰、钨、锌、汞、铂、钒、石墨、石油和云母等原材料大量供给美国。甚至在冷战开始后的1947年，美国锰矿石的1/3，铬矿石的1/2和铂的1/2以上都进口于苏联。

“怀特计划”的提出者怀特表示，美苏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世界未来的发展要远高于美英关系。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汉森甚至提出美苏共治世界的主张，“苏联在地球一端的崛起和美国在地球另一端成为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可惜的地缘巧合——两个大国占据辽阔的大陆，在彼此并无竞争的地区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这一现象必须被看做未来历史进程的主导型和支配性力量。我们在此处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力量分配格局。在这个框架下，法国、德国和英国所扮演的角色，必然地肯定显著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欧洲歌剧为它们所确定的角色。”

1943年10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在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备忘录，建议由美、英、苏、中、加拿大、挪威和巴西等国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国际经济合作，促进非歧视性贸易，重建稳定自由的汇率。苏联政府对此表示赞赏，对建立IMF和世界银行也表示出兴趣。怀特于1944年3月建议给予苏联5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他认为这样做将给美苏两国政府在战后的继续合作提供健全的基础。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美国还答应将苏联在IMF的份额提高到12亿美元，以体现苏联的经济实力。

美国人给足了苏联面子，但其意在于削弱苏联的政治经济自主权，让苏联成为英国一样的附庸国。美国人认为，苏联为了获取足够数量的贷款最终一定会忍气吞声，接受美国的条件。苏联也知道，尽管美国打着自由贸易、门户开放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考虑。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多次遭受西欧国家的侵略。“十月革命”后，苏联刚建立就又再次受到了西方盟国的入侵。丘吉尔还曾讲过，“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这让苏联不仅感到自身的弱小与不安全，还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成不可靠的盟友。于是，战后在国土周边国家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便成为苏联的根本国策之一。

在苏联红军占领了波兰战前的全部领土后，1945年1月，作为波兰的临时政府，亲苏的卢布林委员会宣告成立。“二战”结束后的两年里，社会主义迅速成为11个国家的政体形式，所辖人口超过1亿，这些国家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均被苏联直接吞并）、波兰、德国东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都变成了保障苏联国土安全的势力范围。

1944年4月2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召见美国大使哈里曼时表示，苏联政府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有不同看法，并对一系列问题持反对意见，但仍同意派出苏联专家在华盛顿同美国继续讨论。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将在战后利用这两个机构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控制和渗透，更担心“基金”关于取消货币管制、固定卢布汇价及交流经济信息的规定会有损苏联的国家主权。

最能表明苏联态度的是斯大林评价丘吉尔的一段话。1945年11月9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丘吉尔借机向斯大林发表讲话，将斯大林恭维成一个真正的伟人和苏联之父。当时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让苏联共产党党报《真理报》将丘吉尔的讲话全文发表。第二天，斯大林看到这段讲话后写信给他们说：“丘吉尔的谈话，对于俄罗斯和斯大林充满溢美之词，我认为将它发表出来是一个错误，这种赞美对于丘吉尔是必要的，那是为了抚慰他那肮脏的良心，掩饰他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特别是掩盖这个事实，即丘吉尔和他在工党里头的信徒是反对苏联的英、美、法集团的组织者……发表这个谈话，我们就帮了这些绅士们的忙……我们现在有很多身居要职的工作人员对丘吉尔、杜鲁门和伯恩索夫的这种赞扬感到傻乎乎的狂喜。在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绅士说出的不利的话感到沮丧。我认为这些情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使我们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一种谄媚。假如将来我们再发表这种类似的谈话，我们将灌输这样一种谄媚和奴颜婢膝的思想。我且不说苏联领导人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这种赞美，就我个人来说，这种赞美也是很刺耳的。”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苏联政府一直都对来自西方的任何表面工作都保持着警惕和防备，绝不愿意成为美元外交的棋子和美元霸权的附庸，苏联经济亦不需要借助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帮助。结果，尽管苏联牵强在“布雷顿森林协定”签了字，但却于1945年12月29日拒绝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未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这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指责说：“布雷顿森林机构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分店’，世行从属于政治目的，这让它成为了一个大国的工具。”这个“大国”指的就是美国。

但斯大林的决定却成为美国发动冷战的借口。就像美国驻苏首任大使布利特所说的，“苏联每一次向另一个地方或国家扩张其势力，美国和英国就失去了另一个正常的市场”。美国不能允许这个世界出现第二个拥有经济主导权的国家。英国是这样，苏联也不例外。

冷战，妖魔化桀骜不驯的苏联

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坎南从莫斯科给美国政府发出著名的八千多字的“长电报”，正式宣称苏联业已成为美国的敌人，建议美国“对苏联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警惕的遏制”。紧接着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宣告冷战的开始。他在公众面前将苏联妖魔化成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呼吁英美联手遏制苏联对欧美的扩张与颠覆。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曾提出过彻底解决德国问题的摩根索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将德国分割为南北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摧毁德国的全部工业，让德国成为欧洲的农牧区。凡和战争相关的士兵、工商业者和平民，无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而直接处决，也就是消灭德国一半的人口。将一部分剩下的德国人移民到北美、南美和澳洲，将德国人口控制在2000万人以下。现在，由于苏联的不服管教，美国开始着手复兴并控制欧洲经济，尤其要放手让德国发展经济，重整军备来遏制苏联。

其实当时的苏联在“二战”中早被打烂了，斯大林忙于重建苏联经济，根本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苏联仅在1941～1945年抗击德国侵略的过程中就损失了大约1/3的国家财富。那些被德军侵占的苏联国土生活着占苏联总人口数45％的居民，为全苏联提供了33％的工业产值，47％的作物播种面积和45％的牲口（大型家畜），铁路里程占全苏铁路总长的55％。

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那里焚毁了1710座城镇，7万多个村庄。150万栋房屋和建筑遭到彻底毁坏或受到部分破坏，致使2500万人失去家园，无处容身。31850个工业企业被摧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那些机械制造和冶金企业，在和平时期，总产品中近60％都是由它们生产的），还有数不清的小型企业和车间，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拖拉机站，98000个集体农庄，216700家商店、食堂、餐厅和其他商业企业，4100个火车站，36000个邮政电报局、电话局、广播站和其他通信企业，6000家医院，33000家诊所、防疫站和治疗所，976座疗养院和656个度假地，82000个中学小学，1520个技术学校，334个高等教育机构，605个科学研究所和其他科研机构，427个博物馆，43000个图书馆以及167座剧院。

德国占领军掠走了175000台金属切削机床，34000套压力机，2700台采煤机，15000套风镐，500万千瓦容量的水电设备，62座高炉，213座平炉，45000台织布机及300万个纱锭。苏联最宝贵，最主要的工业基地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和平时期修建的122000公里铁轨中的65000公里在占领之下遭到破坏，15800个机车头，428000节车厢被击毁。侵略者击沉或俘获了4280艘客运、货运和内河摆渡轮船、舰队技术支援船和4029艘无动力船只。26000座铁路桥中有13000座被炸断。有2078公里长的既有电报、电话通信线路在沦陷期间被侵略者破坏和窃取。

苏联居民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爆破及纵火焚烧。2567000座城市居民住宅中有1209000座在沦陷期间被破坏，这些毁掉的城市住宅加起来占到了城市规划居住面积的50％以上。在农村，1200万个住宅中有350万个在沦陷期间被破坏。

美国人不仅大发战争财，还利用战争战后重建控制欧洲。1947年，美国杜鲁门总统在致国会的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咨文中，提出“杜鲁门主义”，认为任何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危害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和美国的安全”。同年，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马歇尔制订了一项向欧洲16国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和实物的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俗称马歇尔计划”。

1947年7月，“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涉及的资金通常都先交付给欧洲各国的政府（包括当时的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府）。所有资金由所在国政府和经济合作总署共同管理。每个参与国的首都均驻有一名经济合作总署的特使。特使的职责就是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提出建议。经济合作总署不仅鼓励各方在援助资金的分配上进行合作，还组织由政府、工商业界以及劳工领袖组成的磋商小组，对经济情况进行评估，同时决定援助资金的具体流向。经济合作总署还主导了一个技术援助计划。它资助欧洲的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参观访问美国的厂矿企业，以使他们能够将美国的先进经验和制度应用于本国。同时，也有成百上千的美国技术人员在这一计划的帮助下，作为技术顾问前往欧洲。

其实早在“马歇尔计划”执行之前，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就已经开始复苏了。那些接受援助较少的国家，发展速度反而更快。总的说来，欧洲在战后的经济增长与“马歇尔计划”的联系并不密切。就拿西德来看，1948年美军的费用几乎占了西德政府预算的一半，直到1950年，美军的费用还占西德政府预算的1/3。美国虽然给西德一些经济援助，但因为又从西德拿走了许多东西，对西德的经济恢复并不利。此外，由于许多欧洲富人在“二战”期间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美国，欧洲各国政府完全可以把这些富人的企业国有化来获得数目同样可观的重建资金。

“马歇尔计划”的最大受惠国当然是美国。“二战”结束后，美国生产的商品大量过剩，而“马歇尔计划”则让美国向国外输出过剩的产品。“马歇尔计划”的大部分援助都被西欧国家用来购买美国货，其中46％用来买仪器和棉花，16％用来买煤，19％用于买钢材和铝材，只有14％用于追加企业资本。

美元结算培养了西欧国家使用美元的习惯，美元从此树立了它在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将美元作为基于固定汇率的世界储备货币，“马歇尔计划”使之具体化。“马歇尔计划”像是一匹特洛伊木马，迫使西欧在政治上成为美国的附属卫星国，在经济上成为美元的附庸。

“马歇尔计划”还让美国控制了西欧的石油生产与销售。战争的破坏使得欧洲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局面受到严重损害。德国失去了东部煤田的储备，西部地区的煤产量只有战前的40％。与1938年的水平相比，英国的煤产量下降了20％。而“马歇尔计划”受援国的最大单项支出就是石油，其中西欧的一半石油由美国公司供给。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加州标准石油公司（雪佛龙）、索可尼—威康姆石油公司（美孚）、德士古和海湾石油五大石油公司绝对控制了欧洲的石油市场。美国用于马歇尔援助的美元中，大约有10％因为购买石油又回到了美国人手中。美国石油公司迫使欧洲支付非常高昂的价格。即便在欧洲市场内部，石油成本差别也是巨大的。希腊被迫支付每吨8.3美元的燃料油，同样燃料油英国只支付3.95美元/吨。美国石油公司逐渐达到无人匹敌的地步，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供应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市场。

美国人是一个讲究策略的民族。最初，美国政府在口头上欢迎苏联参加“马歇尔计划”来接受美国的援助。一开始，斯大林信以为真，还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巴黎与英法两国外长会谈。但在美国人的暗示下，他们提出了许多令苏联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也就是苏联不仅要进行政治改革，还要丧失很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并允许西方势力进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一旦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贸易领域经济落后了，若没有政府的干预，仅凭自由贸易是不可能赶上发达地区的。苏联政府完全明白这个道理。莫洛托夫谴责“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的是要把欧洲分裂成两个国家集团，为某些谋求霸权的强国的利益，利用一些欧洲国家去反对另一些欧洲国家。苏联政府声明说，“马歇尔计划”企图干涉欧洲国家内部事务、把美国的计划强加给它们以及使它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出口产品，从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属于美国的利益。

不久，苏联为抵制“马歇尔计划”的影响而与东欧国家签订了各种的贸易和经济协定，这就是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了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进一步加强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同时也限制了东欧国家同西方国家经济往来的空间。随后，斯大林提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已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是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为独立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之外的封闭经济圈。

苏联的桀骜不驯当然不会让美国善罢甘休。“二战”临近结束时，美、苏、英、法达成一致意见，战后的德国必须遵循非军国主义化、非工业化、废除中央集权、民主化和铲除纳粹主义等五原则。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其中英美法占领区拥有德国总人口的3/4，还占有鲁尔和莱茵兰等德国工业心脏地带。在苏占区边界内177公里处的柏林也被划分为四个区。苏联要求东西德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解除武装的国家。而美国却要把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西德并纳入“马歇尔计划”，还重新武装西德让它成为一个潜在的军事强国。这意味着苏联又将要面对一个随时可能入侵本土的强大敌人。

1948年6月24日，就在西方大国在西德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流通新货币的当口，作为西德币制改革的一个回应，第二天苏联就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所有水陆交通和货运，开始对西柏林实行封锁。美英遂派出大量飞机向柏林被困居民空运粮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其实，从法理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权利从陆地进入西柏林。就像斯大林指出的，美国破坏了德国的统一，使西方失去共管柏林的法理基础，它建议用柏林苏占区的新币代替西区的新币。

美国借此机会推波助澜，运送了大量武器到西德，大肆宣传核恐怖，并有意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假象以迷惑人心。通过美国媒体的宣传，苏联被妖魔化成试图饿死妇女儿童的残暴国家，形象大受损害。其实苏联最终还是退让了，而美国却毫不妥协。整个冷战期间都是美国完全压倒苏联的态势，现在美国却反而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形象，以此来妖魔化并遏制苏联，并借苏联来讹诈自己的盟友。

国民党与恶性通胀

凯恩斯曾说过：“据说列宁曾经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损害货币的声誉。政府凭借通货膨胀的连续过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其国民的大量财富。它们运用这种方法不但进行没收，而且是随心所欲地没收，在这一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实际上使某些人富了。这种任意重置财富的现象不仅影响经济生活的安全，而且使人们对现存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失去了信心。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人获得了意外之财，不仅超出了他们应得的份额，而且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和希望，成了‘暴发户’。于是这些人便成了中产阶级的仇恨对象，因为通货膨胀给中产阶级带来的损失并不亚于无产阶级。一般而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持久稳定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主要基础；而通货膨胀的不断进行使通货的实际价值波动剧烈，从而使这种信用关系完全被打乱，结果是获取财富的整个过程堕落为全凭时运的赌博行为。列宁当然是正确的。要推翻现存社会基础，没有比损害货币声誉更巧妙更可靠的手段了。这一过程在破坏方面动用了经济规律中的全部隐藏力量，而且是很少有人能够觉察到的。”

在冷战背景下，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很大一个原因便是恶性通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几年以90％的月平均通胀率荣登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中恶性通胀之榜首。这次恶性通胀要从1935年11月的币制改革谈起。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又加上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其他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被剥夺，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的钞票也大为缩减。完粮纳税等国内一切公私收付款项概以法币为限，禁止白银流通。从此中国放弃了延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采用汇兑本位制，即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第二年，法币又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法币成为英镑和美元的附庸。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减，支出大涨。1939年6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秘密报告中说，抗战以来22个月的财政支出是38亿元，财政收入却不足8亿元。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只有向四家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借款或垫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这些银行便不得不过度增发纸币，印钞厂直接成了财政的提款机。1946年担任财政部长的俞鸿钧当时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抗战之初，法币过量发行导致的通胀并不严重。抗战前的9个月，未沦陷城市的物价平均上涨29％，比英国在“二战”后物价平均上涨37％还要低。这其实是一种“货币幻觉”效应。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之初，人们只对货币的名义价值有反应，不会对商品或劳务的实际价值作出反应，产生了一种忽视货币实际购买力变化的心理错觉。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发行的法币被人们存到银行，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降低，物价因而能保持一定的稳定。

到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中国香港和上海租界，控制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无任何口岸对外畅通。国际运输除经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外几乎完全断绝，物资供应变得极度匮乏，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难以为继，货币幻觉的作用开始逐渐消失，恶性通货膨胀开始迅速显现。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越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另外，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1937年法币发行总量是14.1亿元，到1945年达到5569亿元，扩张了395倍。而1945年物价比1937年上涨了1700多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2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的4倍。如果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合理利用手中的资源，完全可以改变恶性通胀的局面，稳定经济与金融秩序。

但国民党政府却没有抓住这样的大好时机，一举扭转乾坤。法币本质上是不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的关键是人们的信心，而不是准备金。如果法币是可兑现纸币，其信用保证才和准备金有关，但归根到底仍要靠信心。一旦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不管准备金多么充足，也无法保证法币信用不跌落。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物价的上涨速率将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度。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国民党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这必然导致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度为2，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月已高达36.6，12月最高为61.49；1948年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那一年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才不过10.37。1945年年底至1946年年底，法币发行月增11.3％，同期物价指数月增16.9％；抗战时，物价上涨倍数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第一年即超过111.5％。

恶性通胀下的政府收支预算变成一种数字游戏。恶性通胀使得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反而下降。税收对预算支出的比例由1936年的79％下降到1946年的19％，财政赤字日趋扩大。政府信用丧失殆尽，依靠发行国债来融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唯一的途径仍然是增发货币，结果通胀继续加剧，财政亏空进一步扩大，形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1945年就任国民政府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的国际化开放政策让通货膨胀雪上加霜。他踌躇满志，完全轻视了财政可能崩溃的危险，高估了法币价值，将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定在2020∶1，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他一心要向国外开放金融与贸易，加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结果，外国货汹涌澎湃地涌入中国，出口却因汇率高估处于停滞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濒临枯竭。仅在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的8个半月内，国民党央行就因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迅速失去了60％的外汇储备。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政策，改用浮动汇率。1936年8月19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1，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1升至3700∶1，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在1947年2月则降低到12000∶1。

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设立平准基金。但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这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战后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大通银行与花旗银行为首的美国金融势力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要害部门。就连法币发行准备的黄金储备的很大一部分也一直存储在美国大通银行，甚至法币印刷也主要依靠美国印钞厂。但美国金融势力的渗透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大量贷款与援助对稳定法币价值却毫无用处。这是因为，除1942年美国贷款给国民党政府5亿美元现金外，其他几乎所有的美国援助与贷款都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尤其是被淘汰的军舰、大炮、坦克和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竟高达604万亿元之巨，比日本投降时增加了1085倍，比抗战前夕增加了30多万倍。法币膨胀到印刷的钞票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的价格了。广东一家造纸厂，竟买进800箱票面100元～2000元的钞票，当做造纸原料。法币完全丧失了货币职能。

法币的极度膨胀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1948年8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早已不名一文的法币，改弦更张发行金圆券以解军事失利、金融混乱和经济崩溃的燃眉之急。

1948年8月，在财政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的策划下，国民政府行政院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厘米，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通过强制民众兑换金圆券，蒋介石政府搜刮了300多万两黄金及2亿美元外汇，最后都带到了台湾。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

随之而来的是商品抢购风潮，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尤其为甚。上海有一苦力从商店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

1948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价格冻结。于是物价犹如决堤的水，一泻千里。11月中旬，米价已从限价时的每石20.9元上涨到2000元。这一月物价指数比10月上涨675％。1949年2月以后，金圆券贬值之速是按小时计算的。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相当于1948年9月的1元，上海大米买1粒就要130多元。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就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恶性通胀导致整个银行货币体系濒临崩溃，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抵押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倒退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实体经济亦随之一蹶不振。资本和财富都是由很多形态不同的实际资产构成，如房地产、商品存货、在制品和运输途中的商品等。资产的名义所有者，以借入货币的方式来获取资产的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财富实际所有者的所有权要求并不是体现在实际资产上，而是体现在货币上。资金融通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银行作为介于存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担保人，一方面吸纳存款人的资金，一方面向借款人发放购买实际资产的贷款资金。于是货币就成为了实际资产与财富所有者之间的中介。在恶性通胀时，商业银行或其存款份额会大幅提高，存款极不稳定，无法给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变成了单纯的货币结算与出纳的机构。结果，工商业企业几乎不可能正常营业，于是无论是工商业企业还是银行都纷纷转而囤积投机，更加重了通胀的严重程度。

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总结的：“毫无疑问，官僚、腐败以及不良金融管理，都导致了货币市场的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这些原因也是国民党战败的主要原因……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帮助共产党人夺得了政权。在战争过去之后，共产党人还能消除恶性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也有助于共产党人巩固其政权。”

朝鲜战争：让日本咸鱼翻身，让美国巩固金融霸权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就以疲弱之躯参加了抗击美国的朝鲜战争。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座桥梁，既能成为中俄这样的大陆国家争取出海口向海外扩展的通道，也能成为美日这样的海权国家包围遏制大陆国家的跳板。因此，朝鲜半岛历来就是各大国角逐争斗之地。

1945年日本战败前，苏联红军挺进朝鲜北部，并有能力占领整个朝鲜。此时，美国建议苏美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在朝鲜南北接受日军投降，斯大林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国家。

北朝鲜领导人非常希望能统一朝鲜半岛，并向斯大林请示。但斯大林不愿因支持北朝鲜而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所以一直不同意这么做。美国却毫不避战，十分希望在朝鲜半岛引发大规模冲突。1949年，美国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文件称苏联是冷酷无情的寡头统治下的奴隶制，苏联将采取军事手段在全球对美国展开进攻。

实际上，当时的苏联在“二战”中失去了2200多万青壮年，战前最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经济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斯大林此时正在复员军人增加劳动力来重建国家。美国在军事、政治与经济等任何一个领域都远远领先于苏联。朝鲜战争将会使苏联卷入进来，调动起西欧和美国民众对苏联的恐惧，迫使英、法、德、日等国牢牢依附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巩固美国的政治、经济与金融霸权地位。这还能为美国在对苏冷战中争取道义上的支持，从而遏制桀骜不驯的苏联和中国。

对于金融寡头们来说，一次经济衰退或萧条是一种出清过剩产品与消灭弱小竞争者的手段，一种利用失业现象作为压低工资标准并削弱工会从而为他们自己谋得更强大地位的手段。而战争则是扩大生产、提高利润并获得经济繁荣的工具。

“二战”后，随着战时需求的急剧衰减，美国军工合同大幅度减少，而民用支出规模太小，美国经济开始衰退。1948～1950年，美国失业率上升了130％。全国生产指数在战争动员最高峰时达到212的顶点，1948年却已下降到170，1949年再降到156。从1947年开始美国的出口就不景气，1949年3月至1950年3月再下降了大约25％。而朝鲜恰恰是发动一场有限战争的理想场所。通过朝鲜战争，美国的金融家与工业寡头们能以保证国家安全为借口，动员美国民众支持永久性的军工扩张。

1949年3月，在美国专家的帮助下，南朝鲜秘密策划“北进计划”以北侵北朝鲜。该计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10个师主力集结于三八线，在美军配合下，实施美韩联军直取黄海道西登陆作战；第二阶段，美韩联军将在平壤地区粉碎朝军，直进鸭绿江边，统一朝鲜半岛；第三阶段，在蒋介石军队配合下跨过中朝边境线，对中国东北实施美蒋韩联合“扫共作战”。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为，“美国人能供我们所需的武器，我们将向平壤开战，歼灭朝鲜军队是毫无问题的”。

从1949年春天起，南朝鲜屡次发起挑衅，其规模从瓮津半岛的团级交战，发展到开城的师级交战。南朝鲜公开史料称：“包括6次交战在内共发生300余起。”北朝鲜史料称：“在1949年1年之内，南方即向北方越境达1836次之多。”1949年8月，南朝鲜强征大批青壮军入伍，进入战时体制。整个1949年，南朝鲜北侵次数达2617起。

北朝鲜只是应对南方的侵略，却没有反戈倒击的意图。于是，美国人又开始放烟幕弹迷惑苏联。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NSC48/1）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NSC48/2）两份文件。文件称，为了遏制、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要维持美国在亚洲大陆沿海岛屿中已经占有的军事基地，沿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建立战略性的太平洋防线。美国必须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走经济自立的道路，断绝中日贸易，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开辟新市场。对于韩半岛或台湾等防线以外的地区，则明确表示美国决不会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谈话，正式宣布放弃对中国台湾、南朝鲜的保卫责任和任何军事方面的援助。艾奇逊明确表明：“防线从阿留申群岛开始，经日本，至琉球（冲绳）。美国将继续确保琉球这一重要防御据点。根据琉球人民的利益，美国在适当时候将移交给联合国作为保护领地。但琉球是太平洋防线不可缺少的一环，必须确保。防线由此向南延伸，与菲律宾联结……如果太平洋防线以外的地域发生军事入侵，谁也不能保障这些地域的安全。万一发生入侵……首先不得不依靠被侵略国人民自己的抵抗，然后根据联合国宪章，得到全世界文明国家的支持。”

美国试图给苏联发出信号：美国并未将南朝鲜和中国台湾纳入军事保护的地区，换而言之，当南朝鲜和中国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美国不会采取军事行动。这种信号让斯大林以为，北朝鲜的军事统一行动不会损害美国利益，也不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对抗。苏联一改朝鲜动武的忌讳，转而鼓励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南方军队一路狂奔到釜山一隅。此时的美国急不可耐，立刻自食其言，派遣美国援军反攻北朝鲜，同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让中国台湾成为遏制中国的不沉之航母。经过来回几番拉锯战，达到目的的美国人在1953年和中国、北朝鲜签订停战协定。南北之间的对抗状态则一直保持到今天。

朝鲜战争的一大赢家便是日本。1945年年底，美国准备把日本的造船厂、化工厂、钢铁厂都拆了，搬到日本曾侵略过的那些国家去。有些美国官员甚至主张彻底消灭日本这个民族。1947年，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通过了《反垄断法》和《反集中法》，目的是要解散掌握日本经济命脉的财阀集团，彻底削弱日本的经济恢复能力。朝鲜战争将日本从永久性贫困的陷阱中解救出来。麦克阿瑟与他的助手洛克菲勒财团未来的掌门人——约翰·洛克菲勒三世代表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工业重组为巨大的财阀集团。

除了约2.5万日军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外，在美国的默许下，日本军工迅速随着战争进行而恢复。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日本就将3000枚反坦克地雷送到前线。战争第一年，日本为美军提供了包括凝固汽油弹、贮油器在内的价值721.9万美元的装备。战后几乎崩溃的日本汽车业，接受了美军卡车的订单，得以起死回生。在美军的化学武器研究中，许多“二战”时的日本化学战专家成为美军的座上宾，这些日本专家在改进细菌弹，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和散布感染细菌的昆虫研究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方法。美国驻日大使墨菲公开称：“日本人以惊人的速度，把其列岛变成了一个大兵站。没有它，朝鲜战争就打不成。”

为使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大力扶植日本恢复军火工业，并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军工企业交还日本政府为美军生产军火。从1952年3月8日开始，日本可以不受限制地生产飞机、舰艇、武器和弹药。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共为侵朝美军提供了价值1.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整个朝战期间，日本接受的军事订货达到30亿美元，接受的美国援助则高达21亿美元。这将日本大多数行业都调动起来，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而且直到今天，日本仍保持着强大的军工实力。

转进中国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也是朝鲜战争的一大赢家。为了遏制中国内地，美国恢复了对蒋介石流亡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第七舰队长期驻扎在台湾海峡。1954年，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继续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并保留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

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仍属美国，尤其是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朝战期间，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了400％，从战争开始时的不到130亿美元增加到1953年战争结束时的600多亿美元。美国国防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需求者。全美最大的100个金融与工业垄断组织获取了朝战订单的64％。杜邦财团控制的通用汽车公司获取了70亿美元的军事订货，占第一位。摩根财团控制的波音飞机公司夺去了30亿美元的军事订货，占第二位。通用电气公司夺得了29亿美元的军事订货，占第三位。美国各公司在战争期间年平均利税总额高达882亿美元，比“二战”时增加了100％以上。自此，以各大财团为核心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开始形成。

朝鲜战争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带来了农产品价格回升和工资的增加，从而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比如，钢铁工业是一种特别要依靠战争而繁荣的工业。它的最大利润是在战争中赚得的，它的最大发展是在备战中和战争期间实现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钢铁生产能力上升到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40％以上。战后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不到1亿吨，但开工率很低并不断下降。朝鲜战争爆发后，钢铁工业又开始蓬勃发展，生产能力则迅速膨胀到1.18亿吨，其中增长的0.14亿吨钢铁都是军用方面。

用美国的剑为美国掠夺更多的钱

通过朝鲜战争，美国统治精英极力制造一种危机与冷战的恐怖气氛。1953年，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公众对战争和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以至于选举了退休将军艾森豪威尔当总统。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却完全由以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杜邦财团、梅隆财团和福特财团为代表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控制。除了劳工部长马丁·金德尔出身铅管匠以外，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内阁成员如下：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成员，美国钞票公司和加拿大镍公司董事会董事，美国农业化学公司和巴勃可克·威尔可科斯公司董事，纽约和第五街银行董事，等等。

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是姆·阿—汉娜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汉纳铁矿公司总经理，匹斯堡固本煤炭公司、国民钢铁公司、雷容工业公司、道格拉斯矿业公司、塞斯克汉纳煤业和汉纳矿业公司以及来东投资公司的董事会的董事长。同时，他还是下列这些公司的董事：汉纳炼铁公司、大湖钢铁公司、唐纳—汉纳煤焦公司、密之安钢铁公司、威尔顿钢铁公司、中西钢铁公司、菲尔普斯·道奇公司、克利夫兰花旗银行、加拿大糖业有限公司以及另外18家公司。

国防部长查理斯·欧文·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家公司在朝鲜战争时期获得54.9亿美元的政府订货，远远高于其他任何一家公司。这位兄台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有过一句名言：“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

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乃是劳德律师事务所成员，艾克塞斯保险公司董事，国民零售商互助保险公司董事。

陆军部长罗伯特·勒·斯蒂文斯是斯蒂文斯纺织公司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并任纽约电话公司、汉明威—巴特列特制造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食品公司、亚历山大史密斯父子公司、杰克逊公司等的董事。

空军部长哈罗德·埃·泰尔波特是哈·埃·泰尔波特公司成员，泰尔波特公司董事兼经理，标准只管公司董事，奥拓里德电器公司、密德公司财政委员会主席兼董事，国民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麦迪逊广场花园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等的董事。

商务部长新克莱尔·威克斯是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李德—巴登公司、卡尔—法斯特那联合公司董事长，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吉利保险刀公司、普尔曼卧车公司、美国夹板公司、全国制造商协会等的董事。

预算局长约瑟夫·道奇是底特律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复兴银公司顾问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克莱斯勒公司、标准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等的董事。

驻英大使文思罗普·吴·阿尔德里治是大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内地造纸公司、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联邦储备银行、纽约中央公司等的董事。

海军部长罗伯特·安德逊是大石油商。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克是通用汽车公司俄勒冈州代理商。农业部长艾斯拉·塔夫特·本生是谷米商和碾磨业的代表。邮政部长阿瑟·萨末菲尔德是通用汽车公司密歇根州代理商。

在国内，这些寡头利用朝鲜战争在民众中造成苏联武力扩张的恐慌来解决社会控制问题。政府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一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歇斯底里的恐惧心理，并利用这种心理来进行国内镇压活动。1954年12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交的不信任案，认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是不忠诚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组织，开始肆意迫害共产党和不同政见者。后来美国司法部对美国共产党领导人提起诉讼，指责他们阴谋教唆和鼓吹用武力和暴力推翻政府，美共领导人纷纷被投进监狱。中情局控制宣传系统，制造反共气氛。1948～1954年，好莱坞出产了40多部反共电影。在这些电影中，反共都被塑造成英雄一般的行为。通过这些欺诈的手段，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们引导民众支持政府的军事扩张。

美国政府扭曲事实，捏造虚假的信息。当时，苏联只拥有50枚～10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和不到200架的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却拥有威力相当于1500颗投于广岛的原子弹的核武器，50枚洲际弹道导弹，80枚核潜艇导弹，90枚海外陆基导弹，1700架能够抵达苏联的轰炸机，300架可以携带原子武器的舰载攻击型轰炸机，1000架可以携带原子弹的陆基超音速攻击机。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自始至终都拥有远强于苏联的核威慑能力和绝对的核优势。但美国却鼓吹自己与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已经被苏联远远甩开，借此大力发展军工业尤其是核军工。到1960年，美国军事开支已达458亿美元，占整个财政开支的49.7％。这让各大财团控制的军工企业的利润成倍增长。

在国外，美国的国际政策打着反共的幌子以胁迫它的附庸卫星国俯首甘心听命。朝鲜战争使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政治同盟变成了真正的军事同盟。1952年开始，美国扩张北约军事力量，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从属美国的军事基地。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转而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军用物资用于重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美国除了在日本和南朝鲜驻军外，还与自己的老殖民地菲律宾缔结了军事联盟条约。1951年9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了三国安全条约，取代了英国的传统地位，控制了这一地区。到1955年，美国在世界26个国家设立了450处军事基地，这使美国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

用美国的剑为美国掠夺更多的钱，这便是目的。在南朝鲜，以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花旗银行为主要投资者的美国金融势力在南朝鲜的投资高达12.5亿美元以上。在古巴，军事独裁者富尔根西欧·巴蒂斯塔一直在为美国金融家的利益卖命。美国金融势力主导着古巴经济，控制着古巴80％～100％的公用事业、矿产业、畜牧业和炼油业，以及40％的制糖业和50％的公共铁路。

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采取行动颠覆了深受民众爱戴的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民选政府，罪名是后者受到苏联的影响威胁了美国的商业利益。阿本斯征用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所拥有的23.4万英亩土地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但因其所提供的补偿未能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得罪了控制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大财团，这才遭此噩运。

创建于1899年的联合果品公司，主要经营将第三世界国家种植园中生产出的蔬菜、香蕉和菠萝销往美国和欧洲的业务。该公司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拥有大量土地，同时还拥有的国际铁路和运输船垄断交通，此外，还经营电话、电报、广播、出版、发电、饮料、制糖、木材加工和石油工业。但该公司垄断市场的主要手段还是控制生产香蕉的土地，垄断土地使用权是联合果品公司生存的主要手段。联合果品公司在海外的每一个庄园，不仅在经济上自成体系，而且自订法律，自设军营，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成为国中之国。

联合果品公司与美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兄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是联合果品公司的法律顾问与股东。助理国务卿约翰·卡伯特也是该公司的大股东之一。他的兄弟，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事务局局长汤姆斯·卡伯特曾担任过该公司的总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科特勒曾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世界银行总裁约翰·麦克洛伊、美国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和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罗伯·特希尔都曾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指示中情局西方分局局长戴维·菲利普斯正式启动颠覆计划。菲利普斯利用危地马拉叛逃军官曾在美国堪萨斯州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军事训练的科·卡斯蒂略·阿莫斯上校，在洪都拉斯训练了约150人的叛军，并在联合果品公司配合下建立了所谓的“解放之声”电台，大肆宣扬阿本斯政府的“罪行”。1954年6月，在联合果品公司和美国特工的帮助下，美国傀儡阿莫斯推翻阿本斯政府，接管了政权。阿莫斯一上台便同美国签订条约，把土地退还了联合果品公司，废除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所得税。之后的40年，危地马拉陷入了一场混乱。阿莫斯政府则依仗美国的长期支持残酷镇压反对者组成的游击队。为了防止农村居民给游击队提供庇护，他们焚烧了大片的村庄，屠杀了当地无数无辜的玛雅土著人。45年后的1999年，克林顿总统还曾假惺惺地为美国支持的几十年如一日的血腥镇压向当地人民表示道歉。

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的同一年，中央情报局再次发动政变，推翻了伊朗致力于尊重并促进民主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德。当时英国控制的英波石油公司不肯按照伊朗的要求提高付给伊朗政府的石油资源费，摩萨德便打算将其国有化。这给了美国人以控制伊朗石油借口与可乘之机。随后，美国傀儡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国掌权，很快就将伊朗石油控制权转让给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标准石油公司。

与此同时，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权威力也初现峥嵘。朝战期间，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订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西欧和日本则储备了巨量的美元，引发战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而这却让美国政客与金融寡头们首次尝到美元霸权的甜头而欲罢不能。但遗憾的是，当时各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可以在美国财政部直接兑换成黄金，这却让美国政府甚为头痛。

美国精英有意让美元变成一文不名的白条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企业大量在欧洲投资，到1966年达到4000多家。仅在英国，美国投资的企业就占到全英企业的14％。美国公司持有的长期海外资产从1949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620亿美元。当时有学者指出，全世界除美国与苏联之外的第三大经济体是美国在欧洲的工业。就连美国最忠心的小弟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也痛斥美国把英国人变成工业奴隶，甚至断言，如果美国工业继续在英国发展，那么英国人“变成这个工业社会的伐木工人和运输工人”，而美国“将享有在技术先进的生产部门中日益增长的垄断”。

实际上，美国控制的本土及海外企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在一片白纸上可以画出最美的图。欧洲与日本战后的一穷二白反而让企业的固定资产得到完全的更新，而美国企业的固定资产都是几十年的陈货，竞争优势逐渐丧失。欧洲与日本的产品越来越有竞争力。美国与欧洲、日本之间的贸易顺差渐渐变成了贸易逆差。很快，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逐渐被贷款这样的间接投资形式所代替。无论是贷款还是贸易逆差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单位与金融工具，到1958年，各国中央银行所掌握的美元总额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比美国的外债总额多180亿美元。到1960年10月，美国的外债总额比黄金储备还多8亿美元。

1961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后，美国政府既要支付巨大的军费开支，还不能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只能用美元来交换西欧与日本的产品，结果出现了严重的贸易赤字，欠下了大量外债。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外债只能用黄金支付，但美国却发行了美联储特别债券和美国短期国库券用来偿债。这样就相当于将美国政府的开支转嫁到西欧与日本的头上。对此，法国总统戴高乐批评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他指责美国事实上向欧洲输出通货膨胀来为越南战争融资，美国只要印刷没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做支撑的美元就可以剥削欧洲与日本。

各国央行手中的美国短期流动负债都超过了美联储黄金储备总量，美元信用急剧下降。结果各国均纷纷用贸易顺差赚取的美元来兑换美联储的黄金。1961年年底，为了阻止美国黄金外流，美国说服欧洲各国央行在英格兰银行设立一个国际黄金总库。这个黄金总库一旦发生挤兑，黄金损失量的50％由美联储支付，其余50％由英国、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共同支付。这个协定看起来是为了维护各国的利益，其实当时只有美国黄金被各国兑换，本质上无非是用其他国家的黄金储备来支撑美国的收支平衡。但这对美国外债越来越高与黄金储备越来越低的势头毫无扭转作用。

1963年6月，为了稳定美元币值，肯尼迪总统签署第11110号行政令，宣布将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转移到财政部。由于黄金储备量不足，肯尼迪总统将财政部金库里的白银作为新增的发行储备。他指示财政部印43亿美元的“白银券”，即以白银储备为发行支撑的美元纸币。这是继林肯之后再一次使用主权信用工具的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身亡。肯尼迪死后，白银美元方案被取消，已进入流通的也被逐渐回收。值得注意的是，肯尼迪时代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1970年卸任后，立刻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做负责人。

随着肯尼迪的逝去与白银美元方案的失败，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从1949年的230亿美元下降到1965年的150亿美元，而流通中的美联储货币（包括钞票和各种存款）则从1949年的410亿美元上升到1965年的550亿美元。这意味着，黄金准备率从57％下降到27％。按照1945年“货币法”的规定，美联储必须保持25％的黄金储备或抵押债券比例的要求。此时美元的黄金价值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5年3月，美国国会废除了这条规定，黄金失去了对美元的锚定作用，这为美元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英国前殖民地国家与地区都将英镑作为自己的外汇储备并存放在伦敦金融城的英国银行。尽管英国经济与工业技术落后于西德和法国，但伦敦金融城仍是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资本天生是逐利的。英国银行宁愿损害英国国内产业也要去海外投资，因为对欧洲大陆进行工业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12％～14％，是英国国内投资收益的2倍以上。英国银行的行为削弱了英国保持贸易平衡的能力，英镑价值与信用开始大幅下降。英国被迫两次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暂时稳定了英镑。但英镑信用已经下跌，大量持有英镑的投机者把英镑兑换成黄金或美元，从而使英镑汇率下跌的预期进一步增大，并给美元带来汇率上升的压力，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发生动荡。

到了1967年，法郎有80％以上的黄金储备做支持，戴高乐总统不愿再用自己的黄金来支持美元，于是宣布退出了伦敦黄金总库（后来，为了报复戴高乐的叛逆，美英金融寡头利用中央情报局破天荒地策动一向与资本家势不两立的法国左派发动1968年5月的学生暴乱。1969年4月，一向反对美国金融霸权的戴高乐总统被迫下台）。结果英镑汇率持续下降，黄金市场价格猛涨。投机者迅速地将英镑兑换为美元和别的货币，然后去购买苏黎世、法兰克福、巴黎和比勒陀利亚等所有市场上的黄金。私人黄金市场的价格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价格大为上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支持英镑。英国政府不得不让英镑对黄金与美元贬值14％。英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英镑贬值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都变得摇摇欲坠了。

1968年年初，美联储损失黄金9300吨。仅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50吨～400吨的最高数字（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只有各国政府和央行才能用美元到美国金库兑换黄金，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却可以在伦敦黄金市场自由买卖。当英格兰银行向市场大量出售黄金造成黄金储备下降时可以到美联储购买黄金。因此，美国黄金外流的过程是：美联储用黄金换成英格兰银行手中的美元，英格兰银行再将这些黄金卖给私人投资者）。由于美元与黄金的市场比价远高于官方规定固定价格每盎司35美元，各国央行必然会为了套利而继续从美国金库抽取黄金。于是，美国迫使黄金总库成员国不得向市场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出售黄金，市场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黄金兑换仍按固定价格结算。

在这个紧要关头，美国的精英们想找到一种摆脱黄金束缚的新金融工具，来让西欧与日本贸易顺差所赚取的美元储备再借给美国财政部。这样美国的剩余黄金储备不仅完好无损，美国的外债也可以获得海外资金的长期支撑。换句话讲，就是美国精英想要建立一种可以长期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新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

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特别提款权计划的改革。特别提款权又称“纸黄金”。实际上，特别提款权改革不过是当年凯恩斯提出的“凯恩斯计划”的翻版，只有利于贸易赤字国而不利于贸易盈余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各成员国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办时的最初认购份额创建和分配这些特别提款权。收支赤字国能免费得到所占份额的特别提款权。收支盈余国则需要提供特别提款权。由于美国所占的份额最高，这相当于财富从收支盈余国家转移到美国。

1969年，特别提款权的创建让美国收支赤字进一步扩大。到1970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达110亿美元。美元被加速兑换成海外持有的黄金和其他国家的货币，而瑞士法郎和德国马克成为最好的避难所。西德的外汇储备上升到167亿美元，比1970年增加30亿美元，比1969年增加96亿美元。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中央银行通过向美国兑换4.22亿美元的黄金实施报复。看上去似乎美国增加了外债，实际上经济江河日下。其实这是美国精英有意为之的。

投机者可以用过剩美元购买外国货币而盈利。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将大量的美元注入其他货币区，迫使其他国家提高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从而促进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出口。美元投机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国际政策。外国货币被迫对美元升值，这既有效地支持了美国出口，又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美国的进口对相应的国内价和进口价的影响。这种金融波动可能导致贸易协定失效，因为对于外国政府来说，使本国货币与贸易体系脱钩，并安排实物贸易来保护变动的货币关系，甚至实施关税和出口补贴浮动，是阻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获益的唯一方法。这样，其他国家要么将其盈余贷给美国，为美国赤字融资，要么让美元贬值，从而对美国出口商而不是欧洲出口商更有利。

通过持续地滥发美元，美国能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世界物价水平的上涨又逐渐地抵消美国债务的实际价值。根据1968年至1972年物价和汇率计算，美国财政部欠全世界的中央银行的750亿美元债务，以借入原始债务时的购买力计算，只需要可能不到400亿美元就可以清偿。若以黄金清偿750亿美元债务，根据1974年年末以1盎司兑换200美元计算，借入美元的金价不到最初价值的1/5。

1970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警告说，如果外国不增加从美国的进口，那么美国国会将限制外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的压迫下，欧洲与日本的货币被迫对美元汇率升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也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修改，允许更大的汇率浮动区间，各种货币可上下浮动2.25％，这意味着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可以发生4.5％的变动。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这表明美国拒绝用黄金与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清偿610亿美元的外债。美元瞬间变成不可兑现的白条。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

1976年，国际基金组织成员国签订了《牙买加协定》，宣布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标准，废除黄金官价，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黄金。实际上是把美国从原先承担的巨大货币义务解放了出来，美国不用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而美元却仍是世界货币。

从此以后，美元这个只有美国有权发行而且不需要黄金支持的白条就成了全球储存货币。美国生产美元，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美元可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他们相互竞争出口为了得到美元。

美国霸权：让世界各经济体纳税进贡

美国豢养了很多国际金融投机的狙击手，随时发动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投机性和操纵性的金融攻击。各国央行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以备突发的投机性攻击。而美元只能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国际收支中的资本账户主要是外国对本国借贷和各种投资。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主要是本国出口额与进口额相减的净值）。与此同时，出口国无法以挣得的美元扩大国内消费，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美联储可以采用逐步扩张货币与信用的政策让美元缓慢持续地贬值，导致了资产价格猛涨，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来吸收美国的债务。而所谓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却是通货膨胀。于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失衡转变为美国经济中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泡沫，而这为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带来了名义上的高额回报。

大多数国家持有的过剩美元，都要重新流入美国。因此，美国的赤字持续时间越长，美国政府欠下的政府间债务就越高。外国央行接受的是美国纸币，而不是黄金。因此，为了应付收支赤字，美国会扩张货币与信用，而新的纸币将注入外国的货币储备，从而放大它们的货币基础，引发了货币与信用的扩张。结果，不断上升的世界价格水平不过是美国货币政策的派生物。而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却用其他国家流入美国的美元，来收购其他国家最有利可图的关键产业。换句话讲，用别人的钱买别人的资产。

原本，政府发行的货币是一种主权债务工具。政府征税不是为了支付政府运作的费用，而是为它发行的主权信用工具的货币提供价值。一个国家的主权政府能以发行授权货币形式的税收信用来抵消所有的债务。只要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主权信用的增长保持同步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通胀。但是，当一个主权国家借外国货币的债务，实际上就剥夺了自己发行主权信用的特权，自己的货币变成了美元的附属货币。因此，在美元霸权下，主权国家无法使用主权信用工具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只能通过出口来赚取美元储备以保持本国货币的交换价值。

而美国则通过美元霸权让外国创造的财富以掠夺性的低价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这就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一样强迫附属国与殖民地都要向中央帝国进贡一样，美帝国则通过美元霸权让世界各经济体纳税进贡。美元霸权让美国成了现代的天朝上国。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说：“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最大的私募基金，而且它不需要任何资本金。它具有近乎无限的融资或创造信用的能力。简而言之，美国控制着全球的购买力，这就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基本制度的基础。”

但是，美元霸权仅依靠白条制度仍难以建立。美元之所以是美元，其根本在于美国人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实力能够强迫全世界的战略资源以美元为结算工具。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石油。正是因为各国只有用美元才能买到石油，美元的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石油，美元霸权的根蒂

石油与煤炭是现代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尤其在军事上，石油是军队维持作战能力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1938年，希特勒与斯大林所签订的《苏德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苏联为德国供应了充足的石油。一代名将隆梅尔麾下的北非德国军团之所以兵败沙漠，直接原因便是油料匮乏。1940～1941年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围绕着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从苏联边界到普洛耶什蒂不满320公里，其间都是开阔平原，但从德国到那里却有965公里，中间还隔着喀尔巴阡山。1940年，法国被希特勒征服时，苏联在巴尔干半岛进入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地区，将边界线向外推进到离普洛耶什蒂油田仅160公里的普鲁特河岸。一旦失去罗马尼亚的石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就会变成一堆废铁。希特勒侵入苏联时，首先便是向生产苏联80％以上石油的巴库地区推进。原因是看中了这里的石油资源。

“二战”前，美国和苏联是当时石油生产的两大国，一直由英国控制的中东的石油生产量较小。“二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驱逐英国势力，逐渐控制了中东地区。其中最为巧妙的策略就是扶植犹太人在伊斯兰文化地区建立以色列这样的附庸国。

早期中东各国均拒绝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的建立，中东的门户便被美国打开了。美国将以色列当成自己在中东的经济与军事基地，可以威慑、离间、控制中东各国，最终达到支配中东石油的目的。同时还能让以色列为美国的霸道背黑锅，而美国自己却充当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调解人。这恰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的：“美国之所以愿意援助以色列，是为了美国的本身利益；美国愿意支持以色列克服其经济困难，是为了在这一地区保留一支力量……而美国为以色列的花费要少得多，以色列还不要求美国派军队去以色列，但以色列却保障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随着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控制的加强，美国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市场。从“一战”到20世纪70年代，标准石油解散后形成的公司中最大的3家，即新泽西州埃克森、纽约美孚和加利福尼亚州雪佛龙，与美国海湾、美国德士古、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石油组成了石油垄断同盟，人称“七姊妹”。这7家公司占有全球石油储量的大部分，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必然成为世界石油贸易尤其是中东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而“二战”后的中东石油产量飞速上升，决定了世界石油价格的高低。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失去黄金之锚。欧洲与日本都力图挣脱美元的枷锁，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甚至有很多国家开始将手中的外汇储备从美元换成德国马克。美国精英开始采用一些巧妙的策略，来保持美元独霸天下的地位。

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档案记载，1973年5月，几十名世界顶级金融和政治人物瑞典瓦伦堡金融家族（Wallenbergs）的海岛度假胜地萨尔茨约巴登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盟友——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英国BP公司董事长格林希尔勋爵，华宝银行的埃里克·罗尔爵士，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后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大名鼎鼎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乔万尼·阿涅利、基辛格和德国的奥托·阿梅龙根。

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如何管理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大量石油美元。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顾问沃尔特·利维预计欧佩克组织（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中东石油收入的上升将会刚好超过400％。他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美国金融与石油寡头的目的无非是利用石油的美元结算优势，引发石油危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以此让其他国家永久性地依赖美元。

1973年10月6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16日，欧佩克组织宣布石油提价70％，即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除了伊朗表示反对涨价外，其他国家都表示支持这个决定。同一天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事实，宣布对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次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布扎比、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削减石油产量。在基辛格的操作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改变口气，再次提出涨价要求。1974年1月1日，油价再度上涨，幅度超过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

当时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1973年仅有22％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而欧洲与日本进口的石油有80％都来自于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对除英国外的欧洲与日本的打击甚大。欧洲国家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只有与中东联手。1974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科威特提供石化与炼油技术来换取石油。同年，法国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沙特在未来20年供应法国64亿桶石油（1吨石油为7.33桶），而法国则提供沙特在石化工业、基础设施、军火上的援助。法国和伊拉克也达成了50亿桶石油的易货贸易协定。德国和日本也希望与中东达成双边协议，但却碍于二战”战败国地位无法像法国那样自由行事。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而不需要储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美元将失去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换句话讲，美元将丧失霸权地位。

石油输出国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生产主要是由投资建立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财团所控制。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特殊。1974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立了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强令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在美国的操纵下，1975年，欧佩克国家的部长一致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一概不行。从此，美国政府将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体系。而欧洲与日本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用来购买石油，它们陷入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命运，只能任由美国对它们进行肆意的压榨与掠夺。

1975年，美国财政部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规定“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这样沙特由于石油涨价而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将被用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戴维·马尔福德担任沙特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他负责将沙特的石油美元投入到美国的银行。

与此同时，世界油价的上涨让美国五大石油公司获益匪浅。其中埃克森公司在1974年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规模最大与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美国五大石油公司其中3家属于洛克菲勒财团。欧佩克组织赚取的大量美元外汇则被存入了同属于洛克菲勒财团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这些银行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

最遭殃的是拉丁美洲和东欧一些国家。它们既没有西欧与日本发达的工业，也不出产石油。这些国家被迫将本该用于经济发展的黄金与美元储备用来平衡由于石油涨价而带来的贸易赤字。美国的银行做起大善人，将欧佩克组织赚取的石油美元借给这些国家来平衡赤字。这为后来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与苏东剧变埋下了伏笔。

左手中情局，右手弗里德曼

美国寡头用金融与军事的手段疯狂掠夺落后国家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金融寡头们侵入到世界的所有角落，以极低的工资觅取廉价的原料并开辟新的市场。“二战”后，克利夫兰财团所属的共和钢铁公司控制的利比亚开采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开采利比里亚矿藏的80年的合同。这个公司以收入的0.5％给予利比里亚政府，它自己却得到99.5％。1946年，摩根财团控制的纽蒙特采矿公司以1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对富饶的东南非增美布铜矿的控制权，不出3年便从这些矿产中赚得了900万美元。

巴西曾请美国帮助建立一个钢铁厂，并把富饶的铁砂和锰砂的开采权作为送给美国钢铁公司的礼物。1947年，美国帮助建立的伏尔塔—雷东达钢铁厂开工。但这家投资1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每年却只能生产30万吨钢材。如果在美国本土，1亿多美元可以购买产能达到100万吨钢铁的工厂，还有相应的生铁和钢铁的加工设备。原来，美国公司对各种冶炼与加工设备漫天要价，大赚暴利。这个工厂还必须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货款利息等于在它所生产的每吨钢材上面加8美元。在工厂由5个人组成的董事会里，有两个是美国董事。这些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代理人强迫该公司把原料巴西煤的2/3转用美国煤。结果，他们抬高了巴西钢铁的成本，以致由美国进口的钢可以用便宜30％的价钱来抢夺它的生意。

美国执行的是一种与大英帝国形式不同但实质相当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早年的大英帝国是直接占有一个国家。而美国金融寡头们则是在落后国家以奴隶劳动般的条件榨取大量财富，并限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它们处于依赖美国的银行、出口公司和制造公司的地位。通过这种间接控制的方式，美国的寡头们获得了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工厂、铁路和其他关键部门的所有权及控制权。其实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也就是控制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以及其他一切。

在经济控制基础上，美国有时也会以军事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慑，强迫外国服从美国的经济控制。有一次，库恩—洛布公司考虑给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一笔贷款，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当时雅各布·希夫向他的伦敦同事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咨询道：“如果他们不还钱，谁来收这些海关关税？”卡斯尔答曰：“贵国与我国的海军陆战队。”

随着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阵营的壮大，美国的霸权受到了制约，无法通过公开的军事手段来胁迫其他国家。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丁美洲之南部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在1950～1963年间均纷纷倒向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经济学说。这些国家投入大笔公共资金在基础建设计划，如公路和钢铁厂，补贴民族产业以兴建新工厂、生产汽车和洗衣机，并以高关税保护国内弱小企业。对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来说，这是拉丁美洲国家不友好的表现，是对美国金融与经济霸权的反抗。而拉丁美洲对美国有着重要的地位。196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有20％在拉丁美洲，美国公司在该地区设有5436家子公司。这些投资带来的利润相当惊人。仅美国矿业公司在智利投资的10亿美元就已赚到72亿美元汇回美国。

为了从意识形态上瓦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理论，美国有意扶植保守主义经济学派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富欺骗性的名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作用的经济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形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学派——芝加哥学派。他们假借数学和科学的语言将自己漏洞百出、充满谬误的经济理论当作神圣的科学真理，将自由市场看成一个完美的自洽而自我调整的精巧系统。其实不过是一种经济神学。其意识形态无非是大金融资本与大工业资本的所思所想。弗里德曼本人是犹太人，其家族原本经营服装厂，弗里德曼自己承认那就是血汗工厂。这家工厂后因工会的干预而倒闭。弗里德曼对工人的仇恨以及为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利益代言都由此而来。

美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第一个出手的是智利。美国暗中干涉内政的国家一般都拥有非常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如智利就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全球第一大铜生产国。智力铜矿主要掌握在美国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和阿纳康达铜业公司手中。肯尼科在智利每年的税后利润达到2000万美元，阿纳康达税后利润为3000万美元。这两家公司出口额占智利总出口额的很大比重，税收则达到智利总税收的1/3。此外，百事可乐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也在智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福特基金会付钱让智利学生学习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大量经济学家包括舒尔茨这样获得过瑞典中央银行奖（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获得经费前往圣地亚哥，主持智利经济的研究，并以芝加哥学派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当地学生与教授。1957～1970年，有100名智利学生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大学攻读学位。1965年，这项计划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参与人数最多的是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福特基金会赞助了扩展计划，并帮助芝加哥大学成立拉丁美洲经济研究中心。

1964年，中央情报局耗资300万美元资助智利基督民主党领袖弗雷在选举中战胜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随后又暗中提供200多万美元进行各种地下活动，公开提供1.63亿美元的军火来巩固弗雷的总统位子。与此同时，中情局还将4000多名智利军官送入美国军事基地进行培训与洗脑——支持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是爱国，而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卖国给苏联——这就是洗脑的结果。

1970年，阿连德的左翼联盟赢得选举，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政府将接管许多由外国和地方企业经营的产业，损失财产与投资的美国公司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美国公司并不领情。由投资智利的美国两大矿业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辉瑞制药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美国银行和陶氏化学公司等组成的智利特别委员会与中情局在尼克松总统的支持下准备用经济战颠覆阿连德政府。

他们阻止美国及其附庸国银行对智利的短期贷款，动用美国的铜库存而不向智利购买，在智利制造美元储备短缺危机。美国进口银行和国际开发署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下，宣布他们不再向智利提供任何双边援助的承诺。紧接着，美洲开发银行的代表受命阻止所有向智利贷款的提议，并将智利的信用等级从B降低至D。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暂停向智利提供2100万美元改良牲畜的贷款。在智利的美国公司极力拖延各种设备与汽车零配件订单的交货时间，拒绝信贷，甚至关门歇业。此外，中情局特工在智利到处散播各种谎言，比如智利将要实施实物配给，银行将要破产，阿连德政府将要没收私人财产，科技人员禁止出国，等等。

这些举措给智利经济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但都未能颠覆阿连德政府。1971年7月11日，智利国会全票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将美国在智利的矿业公司全部国有化。阿连德是一个不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热爱民主与平等的和平主义者。1972年12月4日，他在联合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谴责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的演讲，寄希望于美国人的良心与公义：

我国的经济不能再忍受这种控制，80％多的出口都落入外国大公司的少数人手中，这些公司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视资源国的利益……这些公司多年来开采智利的铜矿，仅在过去42年就赚取了40多亿美元，而他们的原始投资才不过3000万……这40亿美元足以使我的祖国——智利——焕然一新……我们发现自己不断受到一些力量的暗中阻挠，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器，身居高位……我们本可以成为富裕的国家，现在却身陷贫困。我们到处寻求贷款和援助，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资源出口国。

而良心却在利益面前被抛弃了。中情局耗费巨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战，把阿连德丑化成伪装的苏联间谍，工于心计的阴谋家，斯大林式的独裁者。1973年9月11日（与几十年后的“9·11”事件日期相同，俗称小“9·11”事件），在中情局的策划下，控制着军队和警察的智利将军皮诺切特，攻占不设防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总统府。阿连德被击毙，智利被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控制。“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但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阿连德总统临终留言。随后，3200人被迫害致死，8万多人被监禁，还有20万人逃离智利。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弗里德曼及其弟子们终于派上了用场，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1975年3月，弗里德曼访问智利。智利媒体像吹捧国际娱乐巨星一样地吹捧他。弗里德曼的每句话都登上报纸头条，他的学术演讲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皮诺切特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表达了独裁者对弗里德曼的“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担任了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经济部长和央行总裁，建立了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联盟。皮诺切特忠实地遵循芝加哥法则：把近500家国营公司和银行私有化，近乎免费奉送；容许新形式的投机金融；对外国进口打开大门，撤除关税保护；削减政府支出，但军队支出反而大幅增加；取消价格管制。

结果，1974年，智利的经济萎缩15％，失业率由阿连德时代的2％攀升到20％，通货膨胀率高达375％。皮诺切特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国内充斥廉价进口品，民族企业大批关门，饥荒四处蔓延。到1982年，智利经济仍无法幸免于崩溃：债务激增，恶性通货膨胀复发，失业率飙高到30％。

除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与智利如出一辙。美国首先是胁迫那些不合作的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国家领袖们屈服或下台。如巴拿马陶立总统以及厄瓜多尔杰米总统，他们在1981年都遭到了免职。如不奏效则采用暗杀手段。如1960年刚果的卢蒙巴、1969年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1973年几内亚的卡布拉尔、1980年圣萨尔瓦多的罗梅罗、1983年菲律宾的贝贝尼奥·阿基诺、1982年南非的鲁思·福斯特都死于暗杀。暗杀若没效果，则像智利一样发动政变。如1964年巴西的古拉特政权，1971年乌干达的米尔顿政权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通过种种手段，在20世纪60～8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美国扶持的独裁政府掌控，而芝加哥学派的弟子们则纷纷执掌这些国家的经济大权。

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在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存放在华尔街控制的银行系统。这些钱很多都被借给智利、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与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给这些国家输血。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把利率提高到21％，并一直维持高利率政策。高利率意味外债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非洲的尼日利亚的债务从90亿美元激增至290亿美元。智利外债则达到140亿美元。阿根廷债务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79亿美元膨胀到下台时的450亿美元，到1989年达到650亿美元。300万人口的乌拉圭的外债从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5亿美元暴增到50亿美元。巴西外债从1964年独裁军政府上台前的3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030亿美元。

支付高利息的唯一方法是举借更多的债。当然这种债务的恶性循环需要一些花言巧语来掩饰，比如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

包括智利在内的大批发展中国家经济濒临崩溃。但作为金融利益集团与大工业寡头代言人的芝加哥学派却狡辩说，问题并非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上，而是理论执行得不够严格。仍然残留许多扭曲价格水平的政府干预。其实唯一的受益者是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花旗银行在1972～1974年之间从拉丁美洲得到的净收入从800万美元跃增到2900万美元，同期从南亚、中东和非洲赚取的利润从1100万美元上升到2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与世界银行也被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贸易。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全面服从该计划。

阿根廷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典例。阿根廷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曾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初，法国人有句俗语：“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时，阿根廷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而不是拉美国家。经过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该国陷入债务危机，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调整。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苏伊士公司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约70万名所谓的“特权阶级”——国有企业的员工统统下岗。阿根廷出售国有企业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债却猛增了1200多亿美元。意味深长的是，所谓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竟然出自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手。在金融大鳄的指导下，阿根廷都已经成了金融危机专业户。

与此同时，阿根廷官僚阶层依附于国外金融与工业寡头，贪污横行，腐败泛滥，社会财富丧失殆尽。1993年，美国与西欧资本控制的企业达到全国企业总资本的34％。到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80％，阿根廷丧失所有的大型民族企业。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美国银行。2002年，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有数百名儿童饿死。2009年4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康奈尔接受中国记者访问时无奈地哀叹道：“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28％上升到32％，巴西则从66‰上升到74‰，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2倍之多，玻利维亚40％的人不得不依靠交易毒品来维持生存，非洲国家用于还债的钱是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上资金的4倍。再回过头看看智利。1988年，智利45％的人口处在贫穷线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2007年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8不平等的国家。2009年，智利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5.1％，仍然把持着拉丁美洲最不平等国家的“宝位”。2006年12月，大独裁者皮诺切特一命呜呼。而美国寡头控制的《纽约时报》却称赞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赞扬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这确实是奇迹，不过却是美国全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奇迹。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农业或工矿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者。许多初级产品是由美国的公司和当地庄园主的种植园生产的，初级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由欧美的公司主导与控制。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极为重要。

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国家，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榜样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包括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很多发展中国家还采用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工业，用自己的产品替代消耗大量外汇储备的欧美进口品。

如果自主发展的目的都达到的话，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食物链的高端地位就会被动摇甚至丧失掉。这便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与金融手段压制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独立与自主发展的原因所在。

在21世纪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极为流行的《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控制一个国家的资源最坏的方法便是像大英帝国那样采用武力手段，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金融手段。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投资方式流向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获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却长期被债务所束缚。这就能使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完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进而控制其自然资源。

同时，美国还必须监控这些贷款的流向，如果这些资金都流入到可以增强借款国工业实力、提高还款能力的投资上，就违背了借款的初衷。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年，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付能力和美国银行的贷款发放毫无关系。

华尔街的出口信用机构目的在于：使贫穷国家借钱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让这些公司大赚暴利，而债务却由普通民众来偿付。它们借钱给那些明显缺乏管理能力的国家建造核电厂，还借钱给独裁专制的军人政府购买枪炮、镇暴水车和兴建新式监狱来镇压当地民众。

美国控制的IMF和世界银行也有意放贷给那些腐败官僚。扎伊尔独裁者蒙博托贪污了至少一半的给扎伊尔的贷款资金（往往称之为援助，其实是贷款）。他经常为那些不必要的、没有完备计划或严重超支的项目向国外举债，以便自己获得寻租收益也就是回扣，但这些债务最后还是压在扎伊尔民众的身上。换言之，蒙博托以他的人民为抵押来借钱，贪污得到资金则回流到美国控制的金融系统，而扎伊尔的民众却成了欠债者，该国的所有资源都被IMF和世界银行控制，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幕后操纵者则是美国金融寡头。

美国更有意放纵甚至是支持穷国政府官僚的独裁专制与腐败。美国控制的国际银行体系有意为腐败官僚提供庇护，形成庞大的洗钱网络。智利的皮诺切特拥有至少125个登记在不同化名和家族亲属名字下的银行账户的复杂金融网络。他仅在美国瑞格士银行就开立了总金额约为800万美元的28个账户和存单。阿根廷独裁军政府获取的350亿美元外国贷款，其中190亿美元被官僚转移到海外。仅在1980年，阿根廷所借的90亿美元就有67亿被转移到海外。20世纪90年代，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根据该国独裁者萨尼·阿巴查的指令，每天将大约1500万美元转入他的瑞士账户。阿巴查高达50亿美元的贪污所得被100多家银行分享，包括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巴黎银行、瑞士信贷、英国渣打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建富公司和德国商业银行。

在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中，金融寡头们故意建立离岸金融的洗钱系统。离岸金融是指设在某国境内但不受该国金融制度约束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目前比较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有新加坡、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西萨摩亚、巴拿马、安圭拉群岛等，当然还包括臭名昭著的黑钱天堂——瑞士。几乎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离岸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如美国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而全球离岸金融中心均与美国华尔街、英国伦敦金融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甚至有些就属于英联邦国家。

离岸金融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官僚藏匿他们贪污、盗用、拿回扣、受贿和毒品买卖等得来的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离岸金融机构每年从发展中国家吸收大约5000亿美元的腐败资金。无怪乎尼日利亚前教育部长阿里亚·法风瓦教授说，瑞士“因藏匿、怂恿和引诱世界范围内的侵吞公共财产，将这些贪污所得保存在他们的地下保险库中以保证其安全”，应该位列最腐败国家名单的榜首。

由美国金融寡头支持，由IMF和世界银行出面倡导的资本和贸易自由化，其真实目的不过是有意通过离岸金融机构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黑色或灰色资金转移到发达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约30万权贵拥有大约3.7万亿美元的个人资产，而这些资产有超过50％的部分都放在离岸金融机构。有些时候，这些资金摇身一变成了外资，再次投回国内，享受当地政府的外资优惠税率和补贴，严重打击本国企业。更多时候，这些资金将一去不复返地永久离开了本国而被投资于美国国债或发达国家的房地产上。

财富流到了发达国家，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腐败独裁却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少数权贵成了外国籍的巨富，而绝大多数平民却陷入无止境的贫困之中。极少数权贵积聚了巨大的财富，而很多人却连工作都找不到，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导致了犯罪的肆虐，刺激了极端的暴力行为，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本流到发达国家，形成一个“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

自然的财富尽管无法被腐败官僚掳走，但却可以被出卖。债务的枷锁使发展中国家及其所拥有的资源处于美国金融寡头的牢牢控制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主权和战略利益通过援助、债务重组和债务滚动而被美国夺取。1975年，美国对外贷款1100亿美元，到1982年年末，这个数字达到4510亿美元。结果，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打破出口对自然资源产品的依赖，反而日益依赖于此。由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的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南非、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11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的数据则从59.8％增加到63.1％。而由非洲国家组成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量战略性物资与行业均被跨国公司形式的金融与工业寡头控制。比如石油与天然气、矿业、制药、商品贸易等。

翻开一张世界地图，就会发现，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在美国金融寡头与政治精英的掌控之下。这是他们精心布局的结果。但是，煤、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总是越用越少，终有枯竭的一天。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断膨胀，将会把本可用于美国与欧洲等发达国家（不要忘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都在欧洲）的那一部分消耗掉。对于美国人来说，人口增长率越高，青年人口所占的比例越高，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就越多，美国的经济与金融控制就越不牢靠。因此，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成为美国精英的一种战略性策略。

1974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在基辛格主导下完成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NSSM-200》）。该报告声称：“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条件，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因此，要确保美国通畅无阻地获取并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只有大幅度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

这份报告出自基辛格之手，表面上看，基辛格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其实他也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幕僚。洛克菲勒财团是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核心，1961年财团所属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控制了美国存款的75％。早在1951年，洛克菲勒财团掌门人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就创办了人口理事会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波多黎各进行人口控制的试验。至1965年，约35％的波多黎各育龄妇女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在洛克菲勒财团的策划下，联合国设立人口活动信托基金，后改名为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

1975年11月，福特总统签署了总统行政命令，使《NSSM-200》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外交政策。它首次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一个明确的战略性国家安全重点。《NSSM-200》还特别指出：“整个实施过程中，美国必须掩盖真实目的，而让人觉得美国的计划不是自私的而是利他的。否则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美国必须隐瞒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自然资源的真实意图，而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相信：减少人口是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的。”到2004年，美国以美国国际开发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名义共投入了173亿美元的经费用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资助巴西、秘鲁、泰国、伊朗、东欧、苏联、韩国、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的计划生育。

1991年，巴西政府发现，44％年的巴西育龄妇女、90％的巴西黑人妇女已经做了永久性绝育手术。这些手术是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多年工作的成果”。1995～1997年，人口才2000多万的秘鲁有25万妇女动过永久性绝育手术。那些贫穷的妇女为了获得免费粮食而被国际救济机构绝育。2002年秘鲁国会调查发现，这些绝育手术是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策划的。

他们还打着预防传染病、改善穷国卫生状况的冠冕堂皇的借口，采用疫苗注射的方法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1973年，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国家卫生部操纵的世界卫生组织开始研制隐性堕胎疫苗，通过疫苗注射手段来达到控制世界生育的目的。1985年，世界卫生组织向非洲分发疫苗并公开宣称“要消灭超过1.5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居民”。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8年，世卫组织的控制生育疫苗工作组一直进行节育疫苗的开发，针对配子或胚胎植入前胚胎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这些研究涉及肽化学、遗传学和分子杂交技术……作为国家间协作努力的成果，一个原型抗HCG的疫苗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一个全新的计划生育方法，可在十年内上市。”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项针对尼加拉瓜、墨西哥和菲律宾的破伤风疫苗接种行动。但奇怪的是，只给15岁～45岁育龄妇女注射，却不给成年男性和儿童注射。后来，墨西哥一家天主教组织发现，这种疫苗中含有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这种自然荷尔蒙在和破伤风类毒素混合后可产生刺激性抗体并导致妇女产生不育能力。

美国金融寡头与政治精英在发展中国家扶植并借钱给腐败政府，再通过离岸金融吸收借给这些国家的贷款。当这些国家陷入永久性的负债陷阱时，美国依据剥夺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金融主权，控制其自然资源。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以各种国际组织与援助机构的名义将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控制在——“人口增长率的降低程度要足以让它们不可再生资源的输出得以继续下去……这些国家中的人口必须与它们的矿产日益迫近地——不管是多么逐渐地——消耗殆尽对称地下降。”

从对抗政策到缓和战略

苏联从沙俄时代开始，经济水平与技术能力就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当时俄国西部城市已建起的大型工厂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苏联建立后，一般都是依靠引进并消化西方技术来保持技术水平的进步。冷战伊始，美国就对苏联进行了技术封锁。1950年1月1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其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该组织的目的是联合西欧北美国家对3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主义国家实行禁运，防止和限制西方的战略物资、高技术及产品流向社会主义国家，以此削弱这些所谓敌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尽管美国实行冷战进行遏制，但苏联的综合国力却稳步上升。“二战”后的初期，美国曾对苏联拥有绝对的核优势，工业产值也达到苏联的3倍之多。但苏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2.5倍，工业产值从战后初期相当于美国的30％，上升到80年初相当于美国的80％，各种军事装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与美国都没有太大的差距，部分高科技武器水平甚至超过美国。苏联俨然成为能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

当然，苏联崛起的一大因素便是石油。石油收入是苏联获得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苏联的石油出口破坏了英美寡头控制的跨国石油公司建立起来的国际石油秩序。这些石油公司不得不通过削减油价来应对苏联石油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冲击。同时，美国政府还强迫其北约附庸国抵制对苏联石油的进口。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苏联石油出口的增长速度下滑，对西方机械与运输设备的进口随之下降。

但苏联石油出口的绝对量却仍在上升。到1967年，西欧各国纷纷与苏联签订石油购买的合同。苏联利用丰富廉价的石油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包括与石油和天然气相关的技术和设备。对苏联来说，与西欧的补偿贸易可以扩大出口，平衡贸易逆差，赚取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硬通货，为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创造必要条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就与西欧之间发展石油贸易，很快西欧成为苏联仅次于东欧国家的石油出口市场。1960年，苏联取代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20世纪60年代初，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不仅得到恢复还超越了美国，美国国力相对衰落。随着法国政府在1966年退出北约组织与越南战争的惨败，美国在附庸国中的威权大打折扣。

于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将对苏联的对抗政策逐渐转变为软硬兼施的缓和战略。但缓和并不代表不再搞垮苏联，美国开始以贸易、贷款、投资的经济金融手段，有意培育苏联对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依赖性。

1972年7月，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该宣言要求美国国会给予苏俄最惠国关税待遇。1972年开始，美苏之间签订了谷物协定。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安排下，苏联向美国购买3000万吨粮食，几乎将世界上的粮食储备一扫而空。这使得粮食贸易公司在几个月内将小麦和大米价格提高了70％多，大豆价格提高了100％。当时，除美国外的世界各大粮食生产国均因严重的旱灾而减产。美国趁机全面控制世界粮食市场，而苏联则养成对美国粮食的依赖性。从1973年起，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随后，许多美国公司纷纷宣布与苏联进行经济与技术合作，苏联又养成了对西方技术与设备的依赖性，就连苏联有能力生产的最普通的设备都开始依靠进口。1972年11月，美国田纳科石油公司、得克萨斯州东部运输公司和全球最大石油服务商——哈利伯顿工程公司宣布，投资37亿美元生产的苏联天然气。它们还将提供30亿美元的天然气运输设备于天然气液化，以方便将苏联石油运到美国。根据能源协议融资要求，苏联提供7亿美元的现金，美国进出口银行以6％的利率再贷给苏联15亿美元，并保证在15年内由私人银行以7％的利率贷出另外15亿美元。美国还同意投资37亿美元开发西伯利亚油田。1973年1月12日，通用电气公司和苏联签订技术交换合同。4月，西方石油公司宣布投资80亿美元，建造一个生产氨水、尿素和钾肥的苏联化肥综合厂，还准备在莫斯科建造几家饭店和一个贸易中心。

苏联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和科研力量。对农业和轻工业的轻视使民众生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让苏联获得了巨额外汇，暂时掩盖了苏联经济的问题。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涨1美元，苏联每年就可以增加1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1978年，苏联向北约国家石油出口仅增加5％，但由于油价的上涨，外汇收入却增加了2.5倍，达到140亿美元。1970年，苏联能源出口创汇4.44亿美元，占苏联全部外汇收入的18.3％，到1980年，苏联能源出口创汇已达到147亿美元，占全部外汇收入的62.3％。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美国对苏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情局局长凯西分析说：“苏联人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得还要糟糕……我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的经济是多么病态，因而是多么脆弱。他们由于过分扩张，因而使其经济步履蹒跚。波兰发生了动乱。他们在阿富汗陷入了困境。古巴、安哥拉和越南成为这个帝国的负担。总统先生，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我们能够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损害。”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派普斯撰写了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75）。这份文件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原则：“美国不接受目前苏联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边境之外的做法，而且美国将设法击退苏联的这种行为……美国将不会为他人作嫁衣裳，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制获得利益，并且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限制这种结果的出现；文件还特别提到苏联通过能源出口而获得技术、信贷和硬通货收入……美国将伺机压制苏联在国外的影响……我们将寻找苏联的弱点，并且对这些弱点进行攻击。”

在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32）中，里根批准国家安全委员会暗中支持波兰的一些反苏团体，如波兰团结工会。在第6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NSDD-66）中，里根制订了三管齐下的战略方针，从技术、贸易、贷款这三个对苏联经济至关重要的方面下手，向苏联打一场庞大的经济和资源战争。其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购买先进技术的渠道，打击苏联的石油工业。此后，解体苏联已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美国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使苏联卷入阿富汗危机和波兰危机之中。

阿富汗是通往印度、伊朗、中国、俄国和中亚的战略要道，是兵家所争之地。早在19世纪，英国与俄国就为争夺阿富汗大打出手。但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从未有哪一个强国能征服这个地区。1979年，苏联为控制阿富汗直接进行了军事侵入。

美国为打击苏联，提供了超过60亿美元的资金扶持阿富汗境内的穆斯林游击队来抵抗苏军。著名的塔利班组织就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发动“9·11”事件的本·拉登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最初在巴基斯坦的营地，那里的志愿人员由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培训，武器由美国供应，资金由沙特提供”。

中情局还给阿富汗游击队战士送来了“精神食粮”——各种宣传伊斯兰宗教极端思想的手册和游击战战术的指导手册。美国人花言巧语说，苏联共产党是邪恶的无神论者，他们就是要毁掉伊斯兰教。这激起了穆斯林教徒对苏联的极度仇恨。这场战争迅速激化为全球穆斯林的圣战，很多其他国家的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了捍卫信仰，赶来和阿富汗人并肩作战。中情局为防止让苏联直接抓住把柄，而在埃及购买苏制与中制武器，通过巴基斯坦国际服务情报局的协助，将这些武器经由巴基斯坦运给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为了提高阿富汗游击队的战斗力，中情局局长凯西向巴基斯坦派遣美国技术专家，培训巴基斯坦专家有关高科技爆炸和灵敏电子设备的知识。这些美国与巴基斯坦专家再给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做培训。

1985年，美国建立了许多军事学校，专门培训穆斯林战士，课程包括反坦克炮、高射炮、布雷、扫雷、破坏、巷战和怠工。每年有2万名游击队战士从这些学校里毕业，获得了中情局专业人员的战斗技能。中情局还教会他们攻击苏军要害目标的方法，如炸毁燃料库、桥梁、公路和弹药库，使某些火车出轨，用火箭攻击苏联的军事设施。美国甚至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对空导弹系统“毒刺”导弹提供给他们。当时连北约国家都没有资格拥有这种先进的武器。美国还鼓励伊斯兰圣战分子侵入苏联领土发动袭击，直接威胁苏联本土的安全。结果，苏联在阿富汗损兵折将，付出40亿美元的军费，耗费了巨额的外汇收入，却疲于奔命，元气大伤。这为苏联解体拉开了序幕。

卡特总统时代，美国诱骗苏联，可以保证苏联在东欧的是势力范围，但前提是苏联要与美国进行人权对话。苏联政府轻易上当，给予美国某种占领制高点的道德力量。苏共与东欧国家共产党历史上曾犯过的很多错误，被美国宣传机构揪住不放，不断地宣传所谓有良心的历史学家讲述的“历史真相”以证明苏东国家政权的非法性。中情局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苏东国内的政变与动乱。他们大量散布谣言，挑唆民族仇恨，煽动武装暴动。尽管苏联东欧集团很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并对新闻、文化、出版进行严格管制。但由于体制的僵化与官僚的腐败，宣传手段与方式极为低劣。八股文一样的宣传连宣传者自己都不相信，当地民众更产生极为严重的反感情绪，前驱狼后迎虎，他们将美国的宣传都当成真理与事实，把美国当成自由民主的天堂，而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看成民心尽失的集权专制。

随后，大量反苏联政府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中央情报局对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国的这些组织提供支持，帮助它们进行颠覆活动。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政府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后，美国宣布经济制裁，阻断波兰与西方的经济联系，让波兰陷入经济危机之中。波兰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75亿美元下降到1986年的10亿美元，来自西方的外国贷款则从1980年之前的80亿美元下降到1985年50亿美元。这迫使苏联每年拿出10亿～2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援助波兰政府。美国暗地里每年提供8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团结工会的反政府活动。美国还使用摩萨德（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绳梯”，从阿尔巴尼亚进入波兰，然后再向东直插苏联统治心脏。所谓“绳梯”，是指以色列情报部门建起的秘密通道，把从苏联境内搞到的情报及反政府犹太人偷运出苏联。

1981年10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公开宣称：“目前出现了一些看起来极有前途的新进展，我们将对此进行研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如果我们有能力摧毁来袭导弹，我认为这不会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我认为此举将会使我们感到极其欣慰。”1983年3月23日，里根总统公开表示，美国开始对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进行研究。自此，美国军事资源从过去一味强调核武器转到重视战略武器的高技术体系，美国的战略政策由相互确保摧毁转变到战略防御，即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希望，通过军备竞赛扭转苏联在资源方面的优势。

苏联领导人把星球大战计划看作是一种军事技术的挑战。苏联军方认为，美国将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是对苏联的挑衅。很快，苏军总参谋部与苏联国防部制订一项开发新武器系统的五年计划，以应对美国的军事技术挑战。

美国政府在强化高技术军备竞赛的同时，以巴黎统筹委员会为工具，严格限制西方向苏联出口技术与设备。而苏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技术转让了。仅在1983年秋，美国就没收了价值相当于2亿美元的1400批出口货物，其中许多是有助于维持苏联工业部门的关键技术。美国出口给苏联的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从1975年的2.19亿美元下降到1983年的3900万美元。对于中立国，美国采取了威吓手段。中立国瑞典一向是苏联技术进口的渠道之一。美国政府威胁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和通用公司，如果它们被发现向苏联出口高技术就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限制。

不过马有失蹄之时。1983年，日本东芝公司卖给苏联几台五轴联动数控铣床，苏联将其用于制造核潜艇推进螺旋桨。加工精度的提高使苏联潜艇的噪声大为下降，以至于美国的声纳无法侦测到苏联核潜艇的动向。时至今日，美军仍没有绝对把握监听到俄军的潜艇。1986年，美国正式确认东芝公司违反了巴统限制。这次事件的后果非常严重。此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敏感设备和技术出口到苏联的监督和管制。

1984年年初，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共同制定了一项通过制造假情报来破坏苏联经济的秘密计划。主要是向苏联提供错误的或者部分错误的数据和资料，从而迫使它们作出错误的技术决策。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渠道，协同发表不完善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技术数据，包括燃气涡轮机的设计图纸、石油钻探技术、计算机芯片以及一些化合物。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战

苏联人真的上当了。苏联一家化工厂在其扩展计划中使用了毫无价值的资料。这些设计资料让苏联人损失了800万～1000万美元。乌克兰的一家拖拉机制造厂试图利用中央情报局通过中间人提供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机器，结果在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后却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产出。1984年年初，苏联人获得了燃气涡轮机部件的设计图纸。根据这些图纸制造出的一些部件安装在了天然气管道上面。但这些设计图纸在工程技术上存在着一种缺陷。当这些部件安装在管道上时，就能使涡轮机出现故障。结果，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推迟了。中情局通过中间人向苏联出售被故意毁坏的计算机芯片，导致好几家苏联军用和民用工厂的设备瘫痪。

苏联军方为了节省研发时间与经费，经常窃取美国的军工技术。美国军方利用这一点，有意制造了军事技术项目的假情报，如隐形技术、战略防御倡议和先进战术飞机。这些假情报包括开发时间表、样机性能、结果测试、生产时间表以及运行业绩。苏联人无力区分真假数据和资料，严重影响了他们吸收和应用西方技术的能力。

1981～1984年，美国国防采购费用每年增长25％，国防预算与新武器技术研发费用每年提高100％。同期，苏联的国防预算只增长了45％。1984年春，苏联把更多的资源转到高技术军事部门，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巨资也只能勉强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作出不对称的响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宣布苏联要大幅度增加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投资，尤其要增加在仪器设备、机器人、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投资，并且要尽快取代陈旧的设施。苏联将发展电子学作为非常优先的项目，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但是，苏联的雄心壮志却需要通过出口石油与天然气换取真金白银来完成。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对苏联来说生死攸关。石油出口占到用于在国外购买技术和粮食所需外汇收入总额的60％以上。

1982年，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认为，苏联每年能从西伯利亚天然气交易中获得80亿美元的收入，苏联可能用这些外汇去购买支撑起工业基础和军事机器的西方先进技术。同时，对西欧国家来说，则有可能使它们更加依赖于苏联石油与天然气。1981年12月底，里根开始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同时对苏联建设天然气管道急需的设备和技术实施禁运。美国关闭苏联设在美国的采购委员会，终止了海运协定的谈判，中断了日本和苏联在库页岛周边地区的能源合作开发计划，拒绝签订美苏关于能源和技术合作的新协定。

为换取足够的西方技术与粮食，苏联减少对东欧卫星国的油气出口以增加对西欧的出口。加剧了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1983年，苏联向西欧16国提供了5300万吨石油及其制品，满足了这些国家10.1％的需求。1981年，苏联同西德签订合同规定从1984年开始的25年内提供10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价值440亿美元。1982年，苏联同法国签订了为期25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从1984年起，苏联每年向法国提供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苏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天然气出口以弥补因油价下跌而造成的外汇收入减少，但是，这就使苏联不得不减少对东欧国家的石油出口，加剧了东欧的经济困境。戈尔巴乔夫后来回忆说：“我们被迫压缩了对经互会伙伴的石油供应，其中包括对保加利亚的石油供应。保加利亚，还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此感到非常窝火。”

美国设法压低石油价格，对苏联的经济将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沙特。沙特在欧佩克组织中充当了机动产油国的角色，调节自己的石油产量以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要么降低产量以抬高石油价格，要么减少产量以降低石油成本。

原本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就让沙特有种受到军事威胁的感觉。而当时在沙特王国境内，很多得到叙利亚和伊朗暗中支持的伊斯兰革命组织正在策划反对王室的阴谋。他们宣传：“我们的组织正在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我们开始把目标指向反动的沙特王朝，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它……（沙特王室）通过武力和欺骗夺去了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因此我们将真诚地与其他穆斯林信徒共同奋斗，夺回我们的权力，赶走这些暴君。”穆斯林极端分子在利雅得策划爆炸事件，使沙特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威胁。

美国答应为沙特政府保驾护航，以此来换取沙特降低油价的支持。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人员与沙特国王法赫德、石油部长谢赫·亚曼尼进行了多次会晤。美国政府确保让沙特阿拉伯人购买到先进战斗机，并将最先进的“毒刺”导弹运到沙特。美国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司令部美军驻中东司令部，美军战地指挥所将与美国军舰“拉萨尔”号保持永久性的联系，它是美军驻扎在海湾的一支舰队的旗舰，也是美军驻中东司令部所属部队在美国本土的战地指挥所。里根总统甚至给法赫德国王发了一份正式照会，明确承诺美国空军将开始实施“和平盾牌”行动。这一行动将是在北约成员国之外部署的技术最先进的综合防空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的控制、指挥和通信系统，能够将沙特的飞机与各个地面指挥中心和远程雷达站连接起来。

对沙特来说，降低油价并非难事。因为沙特开采石油的成本非常低，平均每桶1.5美元。油价再低些，只要石油出口多，仍是利润丰厚的买卖。在“和平盾牌”行动开始后的4个月，即1985年8月，沙特拧开了石油龙头，淹没了世界石油市场。在沙特增加石油产量的头几周里，日产量由不足200万桶猛增到大约600万桶。1985年秋末，石油产量将攀升到每天大约900万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随之由1984年第一季度7亿美元的顺差变为1985年第一季度14亿美元的逆差。

1985年11月，每桶石油的售价是30美元，在不到5个月之后便跌至12美元。苏联超过1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一夜之间消失，几乎是其外汇收入的一半。1986年年初，沙特的石油产量差不多是每天1000万桶，石油现货价格由1985年秋天的每桶30美元猛跌到1986年4月的每桶10美元。石油价格下跌，使苏联每年的总收入减少13亿美元。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的变化是同步的，苏联出口天然气的收入也减少了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元的贬值使莫斯科的收入每年减少大约20亿美元。

军火是苏联继能源出口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商品，大部分苏联军火曾出口到了中东国家，以换取石油美元。由于石油价格的暴跌，苏联军火的大多数富裕而稳定的客户现在所拥有的现金捉襟见肘。1986年上半年，伊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减少了46％。

从西方进口的许多食品、机床和日用消费品，变得极其昂贵。到了1986年7月，苏联要从西德购买一台特定的设备，所需要的石油出口比一年前多出5倍。由于缺乏资金，苏联的几十个大型工业项目都取消了。西伯利亚的内尔尤戈里煤田，由于不能支付资金，从日本和美国进口的设备突然停止了。约翰·布朗公司和英国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亿美元兴建的两个化工厂也废弃了。

随之，苏联预期从西欧获得的出口贷款、硬通货和技术不是被暂停就是被砍掉，从西伯利亚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建设进度大为延缓。这对苏联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1980年，莫斯科以为这条天然气管道1985年就可完工，将使苏联每年获得80～100亿美元的收入。如果到20世纪90年代第二条管道也完工，每年就可获得150亿～300亿美元的收入。然而，计划完全泡汤让苏联损失了150亿～200亿美元。同时，因为美国严格限制西欧盟国向苏联出口天然气管道技术与设备，苏联在这方面的损失也有数十亿美元。

在对苏经济战中，大获全胜的美国人乘胜追击。到了1985年夏末，美国财政部扩张信用，着手让美元在12个月里贬值1/4。这不仅让苏联的出口额减少了1/4，还让手握美元储备的苏联政府在欧洲和亚洲的购买力降低了1/4。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苏联为美元贬值付出了大约15亿美元的代价。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又宣布提高利率，苏联在美欧银行的筹款成本大幅提高。在美国的经济攻势下，苏联只好出售黄金储备来购买国外的粮食与设备，直至最终崩溃。

尽管美国凭借美元霸权能从全球廉价获取各种资源，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是通过透支方式完成的——美国国债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00亿美元猛增至苏联解体后的3万亿美元，其中外债的主要持有者是日本。对美国来说，日本就是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打击目标。

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

除了罗马尼亚外，苏联与东欧诸国均是斯拉夫人。斯拉夫，原意是奴隶。在罗马时代，日耳曼人充当罗马雇佣兵，将斯拉夫人售与罗马人做奴隶。在西方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中：斯拉夫人是天生低人一等的奴隶后代，斯拉夫人又曾被蒙古奴役过几个世纪，更是沾染了野蛮的习性。

斯拉夫人占据了欧亚大陆最为重要的中心地带。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讲过，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俄罗斯，谁控制了俄罗斯谁就控制了世界。因此，拆散苏联与东欧，肢解削弱斯拉夫人的核心与主体——俄罗斯民族是美国政治与金融精英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冷战时期，美国80％的对外援助提供给苏联周边的国家或地区来支持当地的经济繁荣，以此激发苏联民众对美国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崇拜之情。

灭人之国先灭其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西奇金和俄罗斯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亚历山大罗维奇·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写道：“当你浏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心理战的手法之一是用历史偷换当代问题。这一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为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广泛使用。他们围绕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种种事件，围绕斯大林问题，推出了现在的历史……第二个手法是将现代问题导入过去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三个手法是‘历史’战。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

俄罗斯学者卡拉-穆尔扎教授在《论意识形态》一书中写道：“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代在社会意识中被一笔勾销之后，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名字仿佛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最后一座桥梁，它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的继承性。因此，损害业已形成的列宁形象，诋毁他的活动，就成了把整个苏联时期说成是黑暗和愚昧时代并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这场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型战争，其矛头是针对公众的思想意识。进攻一方借助媒体施加了强大的信息心理影响，最终控制和操纵了公众意识，并使整个社会意识屈从于攻势。于是，信息心理战在内外力量的协同配合之下，使人们接受了现实的假象，生活在幻想世界，从而采取了大规模自我毁灭行动。”

名不正则言不顺。民主在苏联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思，在媒体操纵下却变成了金钱的权力。主张限制资本权力的左派在苏联具有正面含义，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民主改革派”被称为左派，他们却是寡头资本的代言人。垄断在苏联具有负面意义，西方大公司曾被称为掠夺人民的垄断寡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却将苏联的动力系统、铁路系统和天然气系统称为垄断机构，诱导民众反对这些组织。原始积累在苏联意味着是欺诈和抢劫泛滥的原始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这个词却被用来作为掩盖大规模巧取豪夺及贪污受贿之用，言下之意是此乃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唯一选择和必经之路。

其实美国早就虎视眈眈了。1945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说：“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美国支持甚至资助苏联大量的主流媒体披着民主自由的羊皮进行反俄的意识形态宣传。

天真的戈尔巴乔夫以为美国是性好慈善的大菩萨，愿意拯救苏联民众于共产主义”的水火之中，开始改革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将新闻媒体解禁，俄罗斯杜马、总统和副总统都改为民选，司法也独立化。他本想采用渐进化改革的方式将苏联建成类似于北欧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戈尔巴乔夫立即采用休克疗法，否则IMF和世界银行不会出一分钱贷给苏联。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首脑串通，宣布苏联解体。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萨克斯随即成为俄罗斯经济顾问，深受弗里德曼经济学影响的苏联经济学家盖达尔也成了叶利钦的座上宾。

那么，为什么叶利钦可以轻易得手呢？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了内外势力的支持。外部是美国政治与经济金融精英的支持，内部则是苏联党国精英及他们的知识精英盟友。

苏联政治权力由少数党国精英垄断，并自上而下地分配。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大卫·科茨教授指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有几百人构成了精英高层。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广大的官员。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省、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邦各部门和各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贸易协会领导人和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精英阶层人数约有10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1/1000。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集团。”（《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苏联党国精英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既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国家与民族，而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而在苏联体制中，党国精英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但苏联每一代党国精英，都来自于工人或农民家庭。绝大多数党国精英的子女通常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工作，很难继承祖辈的政治与经济权利。

苏联党国精英的物质利益与特权，和西方国家的精英比也相形见绌。苏联大企业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即便是苏联高层领导所拥有享有的房产也远不能与美国公司和政府管理层的私人住宅相比。戈尔巴乔夫的住宅不过是一套有4间住房的、外表普通的房产。明斯克党委第一书记和自己的妻子、女儿女婿挤在一套两居室的住宅里生活。还有一些高层领导住的是一居室。

只要转向私有制，苏联党国精英就能名正言顺地夺取国家资产，获得与西方国家统治精英相同的物质享受，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而使其统治精英的身份代代相传。苏联党国精英很自然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本人也是前苏共高官。

苏联知识精英认为，苏共妨碍他们物质与精神的发展。特拉华大学数学模型方法实验室主任谢尔盖·洛帕特尼科夫教授在2009年指出：“斯大林对于知识精英的态度可以用位于索科尔山、莫斯仁克、银松林、别列捷尔基诺、克利亚济马河畔和其他类似地点的院士——教授别墅来评判。这些别墅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涨到了百万美元的价位——美国的任何一个教授都不可能买得起。”但狭隘偏激的苏联知识精英却只将目光盯在美国最有成就的西方学者、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身上。他们以为，苏联改制之后就可以为自己聚敛个人财富与政治权力。这些知识精英尤其是经济学家大批倒向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叶利钦的坚定支持者。

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苏联民众也误入歧途，开始支持起叶利钦。“苏联的媒体非常集中化，因此激进的莫斯科知识精英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散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乌拉尔山脉南部城市、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前共产党书记亚历山大·苏维茨基指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视广播和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已经使得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以及相当多的工人都开始拥护叶利钦和美国生活方式了。”

高举弗里德曼大旗，将斯拉夫人再次变为奴隶

现实却击碎了苏联人的梦。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宣布解除价格管制，开始进行激进改革。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积极介入了叶利钦改革，指使金融大鳄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改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指导俄罗斯改革。结果不到一年，俄罗斯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在恶性通胀下变成废纸。当那些大学教授、工程师被迫在街头变卖个人财产时，那些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却把这称之为俄罗斯人的“创业家精神”。

在忍无可忍的俄罗斯民众的压力下，俄罗斯国家杜马（国会）决定反对叶利钦的改革。叶利钦随即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压制国家杜马。俄罗斯独立的宪法法庭以9票对3票，判决叶利钦的行为违反宪法。1993年春，当国家杜马通过一项反对IMF要求的预算法案时，IMF决定放弃对俄罗斯的金融支持。为了博得美国金融寡头的欢心，叶利钦下达第1400号总统令，宣布废止宪法并解散国会。而国会不甘示弱，国会特别会议以636票对2票弹劾叶利钦。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与鼓励下，叶利钦决定武力镇压国会。

1993年10月4日早晨，叶利钦下令装备了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的军队突袭俄罗斯国家杜马，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结果国会议员与平民死伤1500人，被逮捕1700人并受到严刑拷打。这就是美国人以及一些国人鼓吹的俄罗斯民主大救星——叶利钦对待民选议员与普通民众的态度与行为。

大权在握的叶利钦开始带着俄罗斯走向深渊。俄罗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IMF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三条定理分别是：放松管制、私有化、通过对货币基数进行形式上的严格规划实现稳定。根据弗里德曼经济学理论，政府应放弃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同时为了预防通货膨胀，诸如社会福利、科研经费、政府投资与采购等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弃。其实，这些政策无非有利于美国与西欧的金融家们。政府权力的缩小意味着，所有出台的政策必须要与国外金融寡头的利益相一致。从1993年年末俄罗斯国家杜马被武力镇压到普京上台前，俄罗斯实际上处于一种经济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状态，所有改革均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草拟，之后交由叶利钦政府和中央银行来执行。

叶利钦政府将国有企业的股份以私有化证券的形式平均分配给俄罗斯人。这一举措貌似公平公正，其实无非是掠夺民众财富。由于普通民众的收入急剧下降，人们被迫将自己分得的私有化证券以超低价卖掉。原本属于苏联党国精英集团的人因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各种优势，转而参与投机买卖，从民众手中收购私有化证券，再转卖给西方国家的金融与工业寡头。

俄罗斯的十几万家国有企业，以平均每家1300美元的超低价被卖掉。比如，一家价值近2000亿美元的石油公司，以8800万美元卖掉40％的股权。生产全球1/5镍的年利润超过15亿美元的诺里斯克镍矿公司以1.7亿美元被整体出售。尤科斯掌控的石油公司售价仅为3.09亿美元，其年利润却超过30亿美元。另一石油集团西丹科51％的股权售价1.3亿美元，其实际价值却高达28亿美元。俄罗斯私有化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相当于俄罗斯1996年GDP的4.2倍，“二战”损失的2.5倍。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投机者积累了大量原始资金，逐渐形成了俄罗斯金融与工业寡头集团。到1999年年底，俄罗斯形成50家最大金融工业寡头集团，控制了国家经济的60％～80％。1998年13家最大金融工业集团占国民生产总值22％，银行存款额超过2080亿美元。其中最为著名的七大寡头分别是罗卡瓦斯—西伯利亚石油集团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奥涅克辛姆银行—诺里尔斯克镍业—辛丹卡集团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梅纳捷普—尤卡斯集团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桥—集团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阿尔法集团彼得·阿文和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首都银行—农工银行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卢卡伊尔集团瓦基达·阿列克别罗夫。这些人均为俄罗斯犹太人。到1999年，犹太人控制俄罗斯经济的80％，主流媒体大部分也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这些犹太寡头崛起的背后不可能没有美国犹太金融资本的鼎力相助。

寡头暴富的背后是俄罗斯经济与工业的全面瘫痪，政府财政的崩溃。叶利钦政府不得不依赖于西方金融机构的贷款。在以自然资源和土地做抵押品以及各种政治让步的条件下，俄罗斯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债务成为西方金融寡头集团无限制地勒紧俄罗斯的绳索，叶利钦政府只能作出无休止的让步，允许国家经济被外国控制，以求借新债还旧债。

俄罗斯金融与工业寡头集团从形成之初就代表着欧美金融寡头的利益。叶利钦政府与俄罗斯寡头成为欧美金融寡头抽取俄罗斯财富的管道。他们将政府变成自己的私人工具，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与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以换取美国政治与经济精英的承认与保护。俄罗斯的银行会以象征性的几美元的价格出让给欧美金融寡头。而卢布与美元的汇率挂钩又使俄罗斯丧失了金融政策的主导权，转而由美国金融寡头控制的IMF来控制整个俄罗斯金融体系。他们敌视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他们试图将俄罗斯改造为一个依靠外国贷款来维持的殖民地政府。叶利钦政府将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从政府预算中抽出白送给金融寡头。截至1998年，全部预算开支中用于国债还本付息支出的比重已经上升到总数的1/3，寡头统治集团实质上已经将国家的作用贬低到只是从生产领域和居民那里榨取税金。换而言之，就是将俄罗斯纳税人目前的和未来的资金拿来送给金融寡头。

俄罗斯财政部发行国债，债券收益率为30％～100％。西方金融家需卖出美元给俄罗斯央行，购进卢布来购买俄罗斯国家短期债券。俄罗斯央行为买进美元而发行卢布，之后将刚刚购得的外汇投资于外国政府债券和以短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外国银行，外国银行的短期存款年利率为5％～7％。这样高的利率差可以帮助寡头掠夺的国家财富转移到西方国家。在国企大拍卖中，叶利钦政府按企业实际价值的1/10～1/100的价格出售股票给金融寡头。这些寡头再花一点小钱对资产进行清理重组，再以高出买入价5倍～10倍的价格卖出，赚取暴利。

与俄罗斯相比，苏联的其他地区与东欧的民族产业的情况更为悲惨。1990～1992年，波兰国有资产第一轮股票公开上市拍卖的10家公司全部为外国人购得。1995年国家建立的全国投资基金的拨款也为外国人接管了。1997年外国所有权占波兰工业总资产的15％，1999年占40％，2000年占50％，2003年占60％～70％。波兰国有资产的拍卖价仅为其实际价值的6％。匈牙利银行业1999年的外资超过70％，工业中外资达75％。而匈牙利的国有资产的卖价只相当于实际价值的16％。爱沙尼亚总资产和银行业外国资本比重都接近80％。2001年，捷克银行业的外资比重已达到65％。罗马尼亚2000年外国控股的资产比重达到44％。2001年，克罗地亚银行业有80％的资产处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

改革的成本由劳动人民承担。俄罗斯实际工资下降了52％，养老金下降了45％。1998年，超过80％的俄罗斯农场已破产，约70％的俄罗斯工厂关闭。1996年，25％～40％的俄罗斯人生活在永无翻身希望的赤贫之中。2006年，俄罗斯有350万名无家可归的儿童。俄罗斯人染上艾滋病的数量从1995年的5万人猛涨到2005年的100万人。

在以华尔街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下，俄罗斯所能充当的角色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只是提供原材料的殖民地而已。俄罗斯被强制殖民化：让技术密集的科研部门倒闭；专门从事原材料与能源生产；俄罗斯逐渐成为依附性的被用作工业的原材料来源、人烟稀少的自然公园、可以倾倒有害废物的垃圾场。为了将俄罗斯殖民化，西方金融寡头对所控制的俄罗斯企业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在钢铁、化工、造纸等企业尽可能多地榨取利润；在电子行业进行重组，使之专门从事劳动密集程度最高或生态污染最严重的那些部件的生产；在科技密集型的机器制造业使企业倒闭；在食品行业和建筑材料行业出于抢占国内市场的需要而利用俄罗斯企业。到1999年，俄罗斯基本燃料以及能源资源在整个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全部原材料在整个出口中所占比重为3/4，而机器设备的比重仅为8％～9％。

但卑鄙无耻的金融工业寡头集团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大众传媒把全体人民都当做可以任意欺骗和掠夺的劣等人。寡头侵吞国有财产被宣传机构描绘成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而老百姓的穷困潦倒被说成由于国企员工能力低下而无法适应改革的结果。被寡头控制的电视节目，肆意诽谤俄罗斯民族的特性，摧毁俄罗斯民众传统的价值观和民族意识，传播崇洋媚外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想，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俄罗斯人的厌恶，对俄罗斯敌人的崇敬。比如，对俄罗斯军队任何微小瑕疵都大加嘲讽，却把车臣叛国武装吹捧成英雄。寡头的目的是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默默地屈从于殖民化政策。

苏东国家的大部分人在西方金融寡头与俄罗斯、东欧的权贵看来，都是一些有待解决的过剩人口。贫穷会让过剩人口自我湮灭。在俄罗斯，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中，生活在赤贫之中的达40％以上，出生率随之降到极低点。将育龄妇女卖身为性奴隶也可以解决过剩人口。育龄妇女中的卖淫者一旦达到一定的比例，新生人口数量与质量将会同时下降。苏联国家有近1000万育龄妇女被廉价地贩卖到世界各地的色情服务场所，去往西欧的占1/2，去往美国的占1/4。在东欧的罗马尼亚，只要花上1400英镑就能买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苏联的摩尔多瓦，至少有40万妇女被卖到国外做妓女，占该国女性人口的1/10以上。她们被装在汽车后备厢里像货物一样被“走私”过境，在“自由天堂”每日面对的却是肮脏的妓院、残酷的性虐待、可怕的传染病、残忍的殴打、人工流产和饥饿。很多少女被虐待得精神失常——吃纸片、吃石灰、吃沙子、啃房门和窗台——连精神康复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众所周知，家庭是保障人口繁衍的社会基本单元。而美国精英采用各种方式釜底抽薪地摧毁俄罗斯。大众媒体大肆宣传性解放，怂恿居民道德沦丧，诋毁基本的家庭价值观，以达到破坏俄罗斯家庭稳定的目的。欧美相关机构慷慨资助俄罗斯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儿童中进行误导性的性启蒙教育。在教育部和卫生部的默许下，俄罗斯计划生育联合会将这各种宣传手册铺天盖地般地塞给了俄罗斯学校。在这种鼓励放纵性行为的教育下，新一代俄罗斯青年逐渐将性看做是一场游戏和娱乐。当两性关系与生儿育女的目的逐渐脱离之后，起到繁衍后代作用的家庭功能受到严重削弱。结果，俄罗斯离婚率高达60％～70％，每出生1胎婴儿，就会发生2次堕胎，每4个出生儿童中就有1个是非婚生的。而俄罗斯的人口数量与质量都急剧下滑。在小学儿童中，只有15％的人符合健康标准。在青年人中，高达40％的人无法达到征兵所需的最低健康要求。即便在达到最低要求的青年中，有25％的人因健康状况不佳和患慢性疾病而需要进行医疗监护，有28％的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无怪乎有学者高呼，俄罗斯正在被种族灭绝。

尽管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情况因石油与天然气价格上涨与国有化政策有所好转。但直至今日，俄罗斯也未能摆脱改革带来的困境，与苏联时期相比面目全非。1991年俄罗斯10％的最富有者与10％的最贫穷者之间的收入比是4∶1，而到2010年，这一对比差距扩大为41∶1。2009年，俄罗斯最富有的500人的财富在2010年达到7160亿美元，超过了2009年俄罗斯GDP的一半。

叶利钦外孙女婿奥列格·杰里帕斯卡成俄罗斯首富，资产达400亿美元。他掌管着世界第二大铝业公司——俄罗斯铝业公司，控制着全俄80％的铝业生产。后来他又收购了俄最大的手纸生产厂，被俄罗斯老百姓嘲笑为“控制全俄罗斯人的屁股”。而俄罗斯的普通男人却仍醉生梦死在伏特加之中，东欧的南斯拉夫男人成为候鸟一样地输入西欧的廉价劳动力，年轻女人们则充斥于世界各国的色情服务场所中！

│第三章│

全球货币战争

日本对美国说不

美国一向把苏联看成是自己在军事、政治和地缘战略上的对手。但日本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飞跃，却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1978年，日本拥有全球最大的22座现代化熔铁炉中的14座，而美国一座也没有。1979年，日本对外输出了450万辆汽车，其中在美国销售了近200万辆，而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销售量不过万辆。三菱贸易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住友贸易、伊藤忠、丸红和日商岩井等日本财团的实力与竞争优势，是美国企业无法与之匹敌的。随着日本企业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其利润也日趋增加，这样，日本企业就能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技术研发，更新生产设备，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随之水涨船高，又能夺走更多的美国公司的市场，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美国公司则形成相反的恶性循环。结果，日本的贸易顺差一年胜于一年，积累了大量资金。这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美国越来越像日本的殖民地，即输出原材料与能源，输入制造品。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将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奉为圭臬，大幅度降低企业与个人税率。为了取得对苏冷战的胜利，美国政府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期望在军事上对苏保持绝对的优势。这些给美国带来了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自1982年起开始急剧增加，到1983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1981年，美国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尚有63亿美元的盈余，其中对外投资汇回美国的净收益高达340亿美元。到了1985年，美国自1914年以来第一次变成净债务国，海外净资产变成负数。1982～1984年，美国的银行对外贷款急剧下滑，从1110亿美元降低到100亿美元。1984年，美国对外借了1000亿美元的债，贸易赤字高达1083亿美元，其中340亿是与日本贸易的逆差。到1985年，美国对外又举借了1000亿美元的债务，超过了巴西的外债总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此后，美国每年对外举借1000亿～1200亿美元的债。

为了弥补赤字，就要吸收日本贸易顺差积累的资金。里根政府采用了强势美元政策，大量增发国债。日本金融体制原本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政策和法规不允许日本人进行海外证券投资。美国政府强迫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实施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改革。1980年12月，日本政府被迫修改《外汇法》，允许日本居住者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日本资金可以自由地投资海外。

美联储采用高利率政策拉大美日之间的利率差来吸引日本资金，市场利率最高曾达到20％。美国还对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采取减税的优惠政策。美国是日本产品最大的市场，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日本商品是日本经济繁荣的根本。结果，日本贸易顺差的一半，以投资美国长期国债的形式，稳定地回流到美国。日本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额从1976年的2亿美元上升到1986年4月的138亿美元。强势美元的根基是大量涌进美国的日本资金。美国利用日本资金维持了市场繁荣和日本商品的进口，这些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的贸易顺差。换而言之，日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产品，形成贸易顺差。

1981年，日本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输出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它的贸易盈余从1983年大约350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530亿美元。1983年，日本净资本输出额仅为177亿美元，1984年上升到477亿美元，到1985年达到645亿美元。这比欧佩克组织输出的石油美元还要多。当时，英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900亿美元，西德为500亿美元。

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严重依赖于日本资本的支持。一旦日本流向美国的资金断流，美国必然要大规模地压缩贸易赤字，美国国民只能大幅度地减少消费。而高利率与强势美元政策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1980～1984年，美国实际净出口下降了1650亿美元。

1985年，苏联败局已定，美苏冷战的结果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终于要腾出手来对付日本，重新夺回全球经济主导国的宝座。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政部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政部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政部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政部长尼格尔·劳森及五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抛售美元，带动整个货币市场形成了美元抛售的狂潮，美元开始对日元大幅度贬值。

日元与美元汇率原来一直在250∶1～280∶1之间波动。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迅速升值到200∶1。此后，日元不断升值。1986年年底，日元升值到152日元兑换1美元，1987年，120日元兑换1美元。随着美元的大幅贬值和日元的急剧升值，日本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如中国的证券和房地产是人民币资产，美国的证券和房地产则是美元资产）急剧贬值。1986～1995年期间，美元暴跌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损失了一半的购买力。换句话说，美元贬值相当于美国人赖了1/2的日本债务。

但美国的贸易赤字仍继续扩大，而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竟毫无扭转之势，1986年达1550亿美元，1987年继续攀升到1700亿美元。为了防止日本人抛售美国国债，继续吸收日本资金，美国政府强迫日本和西德的货币政策符合美国要求，即必须要维持美国、日本与西德之间的利率差，使美国的利率始终高于日本和西德的利率。如果美国下调利率，日本与西德也必须下调利率，保持三国之间的利率差不变。随后，美日之间的利率差始终保持在3％以上。

日本50％以上的就业机会与出口行业紧密相连，而主要产业都依赖于美国市场，但美产品却不依赖于日本市场。日本只有将贸易盈余贷给美国才能保住它最重要的市场。日本已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如果国债被抛售，不仅日本持有的国债价值会严重贬值，而且美元也随之贬值，当市场投资者预期到美元将会贬值时，将会抛售美元，吸收日元，导致美元进一步贬值。因此，日本不得不苦心支撑美国国债与美元的价值。此外，日本在政治、军事与外交上都是美国的附庸国，只能服从美国的要求。

由于日元升值，相同的商品以美元标价比以日元标价更加便宜。或者说，在日本人看来，日本的商品与资产价格大涨，美国的商品与资产却变得很便宜了。简单地说，就是日元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结果，日本资金以直接投资的方式惊涛骇浪一般地涌入美国。1989年9月，索尼公司以高达48亿美元的价格控股在美国娱乐界与华纳兄弟公司、迪斯尼公司三足鼎立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同年，日本三菱公司斥巨资收购了美国标志性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80％的股份。

日元的升值也让除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商品与资产显得极为低廉。日本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急剧增加，亚洲地区内的贸易额从1986年的1470亿美元增长到1987年的1870亿美元，增长了29％。日本企业还纷纷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基地。1986年，日本松下公司就宣布一项计划，将零售价格在100元以下的所有产品的生产，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当时，由于日元币值坚挺，日元在亚洲几乎要取代美元的霸权地位了。亚洲国家在对日贸易中倾向于用日元来作为结算货币；在贷款中，亚洲国家也愿意使用日元；日本的银行也喜欢用日元来贷款，这样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影响。1987年，日元已占马来西亚外债的约1/3、印度尼西亚外债的1/3和泰国外债的40％。所有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拥有10％以上的日元储备，有些国家的央行比例甚至高达30％。由于日元在亚洲的地位，日本政府已能通过贸易和金融手段影响甚至控制亚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这样的盛世让日本人激动不已，自信心开始急剧膨胀。很多日本人以为日本即将取代美国，日元即将取代美元。那位因否认南京大屠杀而在中国臭名远扬的日本极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和日本索尼公司老板盛田昭夫，合作出版了名噪一时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他们以为，日本已成为可以和美苏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在军事与外交上应摆脱美国的制约。

1987年3月，日本11家人寿保险公司持有美国国债上万亿日元，为避免汇率变动的财富损失，他们联手大量减持美国国债，国债价格大幅下跌，美国不得不提高国债利率，吸引大量资金抛售股票转入国债，最终在1987年10月爆发金融动荡，造成美国道琼斯指数一天暴跌了约500点，跌幅高达23％。

美国再次逼迫日本下调利率，拉大日美利率差。1987年，美国拉着七国集团（G7，西方七大工业国，即美、英、法、德、意、加、日）在巴黎开会，达成罗浮宫协议。日本为稳定美元，于1987年2月将日本利率下调到了的超低水平，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而美国在此期间连续3次上调利率。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年初，美元开始对日元升值，从1美元兑换120日元上涨到1美元兑换160日元。

但日本超低利率带来了巨大的信用扩张。此外，日本政府为抑制日元升值，经常干预外汇市场，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大量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日元供应量过度膨胀，房地产与股市开始形成泡沫。从1985年开始，日本房地产价格开始飞涨。1985～1990年，日本土地累积的资本收益高达1420万亿日元。1990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美国全国的土地资产额约为600万亿日。如果把日本卖掉，可以买4个美国。

1986年年初，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为13000点，到1989年年底飙升到39000点。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超过了有百年历史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到1988年中期，前者已超过后者50％。在东京证券市场上排名第一的日本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市值竟超过西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的总市值。随着股票的持续上涨，使得日本企业通过股票和债券的融资成本非常低，企业通过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了巨额资金，这些资金在满足了企业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需要外，还有大量剩余资金。这些剩余资金一方面用于银行还款，其余的就是投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从银行转向证券市场，使得银行的优质上市公司贷款客户减少。同时，上市公司不断从证券市场融资来归还贷款，造成银行资金大量闲置，于是银行也将大量资金注入资本市场。

仅仅从经济与金融角度来看，当时的日本已经能够决定美国经济的生与死。1987年，日本的银行占世界所有跨国银行资产的35％。在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家大银行中，有7家属于日本。在伦敦金融市场，日本的银行拥有所有非英镑贷款的36％。1988年日本对美国的证券投资金额为360亿美元，约占美国财政赤字的23％，美国个人储蓄总额的25％。如果日本大规模减持对美国的金融投资，则美国利率将急剧上升，美国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会暴跌，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大萧条之中。

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一旦日本全方位地拥有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美国退居二线是必然的结果。美国人自然不会将金融霸权白白转让给日本人，他们开始给日本金融体系播种下木马程序——“巴塞尔协议”。198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BIS）下属的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正式发表“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与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该协议要求，凡是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本比例维持在8％以上。

日本的银行几十年来一直抑制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民众都非常信赖银行。因此，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一向很低。不过日本的银行持有大量股票，由于当时股票市值很高，累积了高达2万亿日元的账外资产。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最高行政机关——日本大藏省要求美国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认定为自有资本。美国十分欣喜地同意了这个建议。

如果没有高涨的股价，日本的银行是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的规定的。一旦股市泡沫破裂，日本的金融机构就会大规模缩减日本国内和国际的贷款规模，日本资本也将从全球撤回。此外，由于股市与房地产高涨，日本企业筹资极为容易，成本也很低，平均利率仅为2％，而美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在5％～8％之间。只要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日本企业的竞争力随即就会丧失。

1989年秋，美国政府强烈批评日本股市由来已久的封闭交易和企业集团内部或同一行业内各企业相互持股的做法，要求日本企业改变相互持股的做法，并向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将日本的银行持股标准由5％降低到2％；取消综合商社不得持有制造业企业股份的限制；强化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的限制。在日本，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都是长期持有，不会因股价涨跌而轻易抛出，因此，企业间相互持有的股票一般不上市流通。如果日本放弃企业相互持股这一做法，将使进入市场流通的股票急剧增加，股价会大幅下跌。1990年上半年，美国的这些要求频繁出现于日本各大主流媒体的醒目位置，这使日本投资者理解到美国不希望日本股市长期居高不下，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

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日本房地产泡沫指手画脚，挑动日本民众和媒体对高房价的不满。日本民众确实对价格飞涨的房产怨声载道，普通日本人根本无力承受这样的高房价。美国媒体在提高日本老百姓居住水平的口号下大肆攻击日本房地产市场，激起日本民众的共鸣，日本主流媒体也趁机大肆炒作相关新闻。

迫于美国和日本国内的压力，从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日本银行5次上调利率，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日本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房地产的贷款。

盛宴终有散席时，日本股市与房产泡沫终于破裂了。1989年日本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后，在美国投机者尤其是一些对冲基金的操作下，日本股市大跌，跌幅达40％以上。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从1989年至1992年，日本股票的时价总额减少420万亿日元，土地等的评估额则减少了380万亿日元。合计8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的损失相当于国家财政的11.3％。

在房地产价格暴涨时代，银行放出了巨额的房地产贷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使巨额房地产贷款成为坏账。1998年，日本全国银行坏账已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GDP的一半。由于房价快速下跌，导致房产市价远低于在银行的房产抵押价值，许多日本人选择拒绝还款，把房屋所有权让给银行。这使银行大量的房产抵押贷款变成价格不断下跌的房地产实物。

随着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的银行账外资产的价值迅猛下跌，自有资本比例急剧下滑，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到接近8％。美国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信用评级机构趁机不断下调日本金融企业的信用等级，从而提高日本金融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为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日本的银行只好大规模压缩贷款。许多企业因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而陷入困境，从而使得股票价格进一步下跌，股票下跌使银行的账外资产不断减少，资本充足率同时下降，迫使银行进一步压缩贷款，最终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恶性循环。

日本政府为拯救经济，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扩张的财政政策。从1992年开始，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日本国债急剧增长，截至2011年1月，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值达到204.2％，而美国、德国分别为98.5％、81.3％。按此趋势，日本国债2020年的发行量将首次超过日本国民的个人金融资产，连经常项目账户的盈余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开始痛打落水狗了。1993～1995年，美国打着美日贸易不平衡的幌子，强迫日元继续升值。结果日元兑换美元从1993年年初的120∶1飙升到1995年80∶1。其实，美国是有意夸大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以此作为大棒敲打日本。日本1992年对美贸易顺差，以美元来计算比1985年增加了50％，达到440亿美元。但由于日元兑换美元从1985年的250∶1升值到1992年的100∶1，因此，日本1992年的贸易顺差只相当于1985年的176亿美元，日本贸易顺差其实不增反减。撇开货币，只看实物交易就能更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汽车在日本对美出口总额中占了1/4，是日本的出口支柱产业。日本汽车的对美出口数量从1986年和350万辆减少到1992年的180万辆。但以美元计算的汽车出口额1992年竟比1986年增加了近20％。

面对疲软的经济和坚挺的日元，日本大幅降低利率并大规模买进美元卖出日元。其实日本的货币政策早已丧失了独立性。由于利率过低，日本资金流向美国，主要仍投资于美国国债。而作为欧美国家利用日本流入的资本却大量并购日本公司。仅2001年，外资对日本企业的并购案超过150起，包括法国雷诺汽车收购日本日产汽车，美国福特收购日本马自达公司。这相当于，美国人拿日本的钱收购日本的公司。

实际上，汇率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由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无节制地以美元举债。美国外债又通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转化为物质财富。而其他国家的财富以美元资产的形式积累的财富无非在美国人的掌控中。美国只需操纵美元汇率，先贬值后升值便可削弱债权国，甚至将债权国转化为债务国。比如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大量资金外逃到美国，当地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资产价格暴跌，美国企业却拿着从东南亚流出的资金廉价收购当地的企业。摩根士丹利公司中国香港总裁曾说过，当时东南亚一些价值2亿美元的公司只要花2500万美元便能被美国公司收购。因此，贸易不平衡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借口而已，而汇率操纵才是美国的大杀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元长期升值，日本多数传统出口产业，如化工、五金、服装、机械等行业自1985年以来出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下降，不得不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较低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

虚拟经济的膨胀：投机泛滥的赌场资本主义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相对抗时，各国金融与工业寡头不得不接受阶级妥协，工会迅速壮大，1933～1938年，美国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增长了2倍，逐渐形成工会对资本的制衡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税后收入，比20年代的水平低20％～30％，最富的0.1％的人口实际收入相比较于20年代下降了40％，员工实际收入则增加了1倍，普通家庭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

随着苏联的日趋衰败以至于崩溃，金融与工业寡头变得越来越强硬。在意识形态上，他们采用了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工业技术上，他们采用了自动化技术。工人在使用普通加工设备时拥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普通设备对工人技艺要求较高。然而，自动控制技术的诞生宣告了这种工人权利的消失。在美国空军的资助下，自动控制技术由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出来并最终广泛应用于工业各个部门。自动控制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各种与之竞争的技术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出于技术与成本上的优势，而是因为它将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了金融与工业寡头及其代理人，而不是工人。原先是工人自主控制与操作，现在则是机器控制了工人的操作。

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拥有近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劳动力的落后国家。美国利用金融手段从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东亚廉价收购资产，使20亿人进入国际劳动力行列。这些工人以低廉的工资砸烂了发达国家很多工人的铁饭碗与高福利。总体来看，全球工人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以1982年美元价值衡量，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972年的最高每小时8.99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8.24美元。但是，实际工资的停滞和下降将会限制整体的消费支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推动最终依赖于以工资收入为基础的消费。如果市场缺少对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有效需求，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的想法最终会化为泡影。

过去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像法国哲学大师福柯曾说过的：“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过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

现在随着实体经济的转移与衰败，虚拟经济的兴起，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逐渐沦为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在寡头控制的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消费成为西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新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无法尽消费者义务，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边缘人。新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富人不再是穷人的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令人讨厌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比如巴菲特、索罗斯和比尔·盖茨之流（详见拙著《巴菲特阴谋》，云南人民出版社）。

在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尽管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了，但整体消费却不断攀升，整个西方国家消费了全世界80％的产品。美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从20世纪60年代的60％上升到2007年的70％。为了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工薪阶层不断地依靠借贷来提高消费水平。美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40％提高到2007年的100％。几乎2/3的银行卡持有者（主要是工薪阶层及中等收入家庭）向银行借款，2005年年底，所有未还的信用卡借款总余额达到8380亿美元。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消费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因。

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实际收入的增长，这导致整体消费借贷与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增长。有待偿还的消费借贷与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62％增加到了2005年的127％。对于那些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全美家庭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其中位于40％～59.9％之间的家庭）的这个数据则从1995年的4％上升到了近20％。

美国人借钱消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美国金融寡头统治集团有意降低借贷利率，美联储连续20年都采用低利率的货币扩张政策。其二，金融资产膨胀导致的财富效应。信用扩张刺激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从而让拥有各种金融资产的民众感到自己变富了。人们通常会依照自己拥有的财富之多寡来进行消费，拥有的财富越多，消费支出越多。于是，民众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工资收入而大手大脚地花钱。

这两个原因之间也有紧密的关系。银行的信用扩张投资于已经存在的个人或企业资产。银行的钱70％用在了抵押贷款上，以已经存在的担保物为抵押进行放贷。股票或房产的价格暴涨后，美国民众申请抵押贷款更加容易。银行的钱还会对金融机构购买已经发行的股票发放贷款，会借钱用于投机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而信用扩张很少投资于新的研发或者新型产业。

IMF、世界银行、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属于同一个统治集团的不同分支。在该集团的中心是经营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的高管。它们控制了美国的军事、外交、能源、经济和金融。克林顿总体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罗伯特·鲁宾，鲁宾卸任后担任花旗集团最高顾问职位。布什家族本身就是政商两栖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家族产业遍及金融、石油与军工。小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是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先后出任西尔医药和通用仪器两家大公司的总裁。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还是D.E.Shaw对冲基金高级主管，同年兼任摩根大通、花旗集团、美林证券、高盛集团的顾问与培训讲师。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是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商务部长埃文斯是布朗石油与天然气公司总裁。国土安全部部长李奇主持李奇全球公司，也担任朗讯集团顾问。中情局局长伍尔西为巴拉丁私募基金董事，布斯艾伦—汉密尔顿公司的副总裁。奥巴马总统的财政部长盖特纳原是纽约联储银行主席，财政部副部长沃林原是哈特佛金融集团的高管，总统助理弗洛曼是花旗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统切尼拥有大量的哈利伯顿石油工程公司股票。美国伊拉克研究委员会主席贝克为凯雷集团的股东。国防政策局局长珀尔是波音公司董事。就奥巴马总统的金融与经济官员的来源来看，主要出自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集团、高盛集团、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公司、巴克莱银行、哈特佛集团的高管层。这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指的是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为利益集团谋利的机制。

金融与工业寡头统治集团只有依靠赌博资本主义——虚拟经济的发展来维持经济增长。虚拟经济包括股票、债券等固定收益证券市场与交易，也包括外汇与金融衍生品市场与交易。金融衍生品种主要是期货、期权及其组合。其中一些衍生品是以商品、股票交易或者专业交易的形式进行，也称场内交易。另一些产品采用交易双方直接私下交易的方式，也称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是没有实际和独立价值的金融工具，其价值衍生于基础资产——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以及黄金、石油、粮食等商品或相关的指数。因此，金融衍生品的收益依赖于基础资产价值的变动。

金融衍生品最早出现于19世纪。1865年，芝加哥谷物交易所推出了一种被称为“期货合约”的标准化协议，取代历史悠久的远期合同（与期货本质相同，但合同五花八门，合同本身难以形成市场交易），成为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期货市场早期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对冲远期风险为目的的套期保值者。他们在现货市场买进或卖出商品的同时，在期货市场做反向操作，卖出或买进相同数量的同种商品，于是无论未来的现货市场价格怎么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额大致相等，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与套期保值者不同，投机者则是以套利为最终目的，其收益直接来源于价差。投机者根据自己对期货价格走势的判断，作出买进或卖出的决定，如果这种判断与市场价格走势相同，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可获取投机利润；如果判断与价格走势相反，则投机者平仓出局后承担投机损失。

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给美国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廉价资金。此外，东亚一些国家产生的贸易盈余和拉丁美洲国家用于还债的资金，流进了美国的金融机构。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为1.75％，而东亚国家的生产投资收益率则在10％～20％之间。这相当于其他国家在补贴美国金融机构，从而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的扩张。

20世纪70年代前，西方的股票、期货、外汇交易量均为实物交易量的2倍～3倍。在里根、布什、克林顿和布什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以华尔街、芝加哥和伦敦金融寡头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世纪末，世界物质贸易总额为6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交易为600万亿美元。1998年年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金融衍生品总额超过2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0倍以上。2006年，世界产品与服务贸易额为38.8万亿美元，而外汇日成交量已接近商品和服务日交易总量的80倍。2007年，金融衍生品与外汇日交易额高达11.4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产品和服务日交易量的290倍。

金融企业的规模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企业。比如，投机性极强的封闭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都是通过大额借款的形式从机构投资者和超级富豪手中筹集资金不在大众股票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目前，9000家封闭基金公司的资产价值高达1.6万亿美元。世界几大私募股权公司，例如黑石集团、得州太平洋集团或者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KKR），其中任意两家控股公司年净收入总额累加起来都超过大部分美国公司的年净收入。

劳动可以分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通过扩大生产来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分配或浪费财富而已。比如犯罪，马克思曾这样讽刺地写道：“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这些不同职业……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像现在这样完善……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像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

实体经济的劳动基本都属于生产性劳动，金融业（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即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劳动大多属于非生产型劳动。由于实体大量转移到落后国家，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型劳动与非生产型劳动的比例开始下降，实体经济的利润也随之下降。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一路下滑，即便是东亚国家亦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也从1984年的40％下滑到30％左右。结果，金融业的利润越来越远离在实体经济中扩大投资、增加产能这样传统的方式，资本也就越多地涌向金融投机。即便是美国从事实体经济的公司，它们利润的很大一部分都依赖于金融投机的利润。

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所谓的“新经济”刺激股市，人们的虚拟资本主要以股票为主。2000年网络泡沫经济破裂，股市崩盘后，房地产一跃成为维持美国经济稳定乃至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美联储多次降息，贷款成本骤减，房地产价格猛涨，2006年全美房地产总市值大约是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00％。

人们都认为房地产价格只会上涨，不会下跌，纷纷贷款投资房地产。而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让美国民众拥有价值更高的抵押品，可以借到更多的钱投资房地产。结果，预期变成了现实，房地产价格越来越高。房产价格的暴涨还刺激了民众的消费热情，拉动了美国经济，网络泡沫破灭的阴影一扫而空。2001～2005年，房地产的红火让就业率提高了40％，而居民金融资产价值则提高了70％。

居民的抵押贷款被房产抵押贷款公司卖给了银行，尤其是华尔街投资银行，比如著名的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公司。投资银行再将抵押贷款证券化，销售出去来赚取佣金。换言之，抵押贷款被看成是保证会给任何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一笔笔利息回报的资产。所谓证券化，即一张张对于各笔独立贷款的利息回报拥有索取权的票据可以进入金融市场流通。在格林斯潘执行的低利率政策下，很多金融机构利用廉价的信贷购买这些所谓的抵押贷款债券（CDS），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对CDS进行组合、打包和切分，形成更为复杂的债务抵押债券并被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包括欧洲银行和养老基金以及中国的机构投资者。

根据美国法律，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家信用评级机构享有垄断性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它们被政府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可，是全国通用的统计评级机构。债务抵押债券的信用等级便由这三家评级机构提供信用评级。这三家美国公司与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寡头统治集团血脉相连。控制信用评级领域正是美国金融寡头集团的权力要素之一。由于CDS的投资风险都被转嫁到证券购买者身上，与创建这些产品的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关系不大，那些评级机构有意调高信用等级来诱惑投资者撒钱。仅2006～2007年发行的9000亿美元次级抵押贷款中，大约有25％被评级机构评为最高级。

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快速增长给房地产市场与美国经济打了一针更为强劲的兴奋剂。房产价格越来越高，投资房产的工薪阶层借钱消费的数额也越来越多。仅在2005年12月，新的住房按揭贷款净增长了1.11万亿美元，使得待偿还的按揭债务上升到了8.6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69.4％。而全美房地产均价15万美元，平均每个房产的抵押贷款却高达3.4万美元，也就是说，消费者人均抵押了房地产价值的20％。

但问题在于，虚拟经济的增长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后，金融资产的暴涨变成了一种投机性、赌博般的借新债还旧债的庞氏骗局。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不再是物质生产或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变成了金融寡头拥有的金融资产或纸面财富的增长，即虚拟资本的增长。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纯粹是一个赌场。这与金融管制本身无关，严格的金融管制就像管理严格些的赌场，无非是创造一个没有欺诈的“愿赌服输”的环境。

赌场终不能长久，一旦有风吹草动，金融资产就会土崩瓦解，整个虚拟经济就会崩溃，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枪杆子本位制：从伊拉克转战阿富汗

许多年来，美国对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横加干涉甚至屡次动武，造成人们有美国石油主要进口自中东的印象。其实，美国石油消费并不依赖中东。美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和进口国，本身也是第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在2000年为63.66％，2009年下降到57.69％。美国石油进口的首要来源是加拿大和墨西哥，2009年占进口的32.38％，来自中南美洲、非洲和欧洲的进口量依次占20.48％、19.01％和6.41％。美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中东出口石油的比例一直低于西欧和日本，在10％～13％之间波动，到2009年仅占9.5％。2009年，日本石油进口中来自中东地区的却占到84.70％。

即使控制不了石油资源，美国也完全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石油产品。实际上，美国的目标是通过控制全球石油资源，打击竞争对手，维持美元霸权与英美金融与工业寡头联合体的利益。表面上看，沙特、伊朗、科威特、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国等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控制了全球90％以上的石油资源，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国家理应获得石油定价权与石油利润。

确实，石油现货价格主要由英国布伦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和阿联酋米纳斯的现货交易价格决定。中国的成品油价即以布伦特、迪拜和米纳斯三地石油价格的平均值为基准。但石油价格主要由期货价格决定，也就是说，石油期货价格决定了石油现货价格。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主要有两大指标，美国的WTI和英国的布伦特。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WTI（West Texas Intermediate），全称西得克萨斯轻质石油，美国法律规定WTI石油的现货交割只能在美国本土进行，但它却是全球石油定价的基准。所有其他地区的石油价格都是在WTI石油期货价格上进行一个差额增减得到的。

美国的金融机构能以石油为基础资产进行金融套利，赚取暴利。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巴克莱银行及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鳄都是WTI石油期货的最大投机者。石油价格的震荡都是这些金融寡头集团兴风作浪的结果。当然，成功控制石油定价权，维持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更是美国统治精英关注的重中之重。

中东地区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控制中东石油是美国必然采取的政策。“二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是各布置两枚棋子——以波斯人为主的伊朗和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从东西两个方向钳制各阿拉伯产油国。但美国人马失前蹄，1979年，美国原先控制的中东两枚棋子之一——伊朗挣脱了美国人的控制。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失去伊朗美国在中东仿佛断了一条腿。

在美国人的鼓动下，伊拉克展开了对伊朗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萨达姆与美国有很深的渊源。1957年，萨达姆加入伊拉克复兴党，第二年，他成为美国中情局特工。1958年，亲苏联的复兴党领袖阿卜杜勒·卡塞姆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1959年，萨达姆在美国人的授意下刺杀卡塞姆，但遭到失败。腿部中弹的萨达姆逃离伊拉克，在黎巴嫩、埃及和叙利亚过了4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中情局为他支付房租，让他参加中情局在贝鲁特设置的特工培训班。中情局在科威特设立了一个电子指挥中心指导反卡塞姆的地下组织。1968年，复兴党头号人物萨达姆的亲戚艾哈迈德·贝克尔夺取政权，萨达姆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复兴党内二号人物，担任副总统和安全部门负责人。1979年，萨达姆担任伊拉克总统，执掌大权。

1983年11月2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第114号决策令，主要内容是：美国应尽一切可能来防止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落败。一个月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后来成为小布什总统国防部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萨达姆秘密会谈，以落实第114号决策令。会谈期间，正是伊拉克军队不顾国际条约禁令，对伊朗军队频繁使用化学武器之时。此后，美国与伊拉克军队情报共享，美国通过智利的公司向伊拉克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美国一些高级军官甚至帮助伊拉克策划一些战役。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都曾授权向伊拉克出售大量生物制剂，其中包括变种的炭疽和鼠疫病毒。这些都成为伊拉克制造生化武器的最主要来源。

1987年，伊拉克的一枚导弹误中美军驻于波斯湾的一艘驱逐舰，造成3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却说这枚导弹原来的瞄准目标是伊朗军舰，竟然以此为借口轰炸了伊朗的石油钻井平台。1988年，美国在波斯湾的军舰击落了伊朗的一架民航飞机，造成200多名平民丧生。同年，萨达姆动用芥子气和沙林毒气等化学武器剿灭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时，里根政府竟嫁祸于伊朗。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伊拉克在波斯湾的所有港口设施，对外运输的能力几乎都被摧毁。伊拉克负债累累，外债务总额高达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其次还有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以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机构。其中欠科威特的债务为140亿美元。他们都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

羽翼丰满的萨达姆判断，苏联崩溃后，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给阿拉伯世界的独立性带来严重的威胁。萨达姆公开号召，各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用中东的石油资源让阿拉伯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得到最大化。美国原本准备贷款给伊拉克400亿美元，用于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的建设。这可以让伊拉克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美国还同意贷款帮助萨达姆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但前提条件就是伊拉克政府必须出让国家主权，将石油资源私有化，即让美国金融寡头控制伊拉克石油。当时，美伊谈判正在进行中。但萨达姆反美的话音未落，美国便掐断了对伊拉克的重建贷款。

伊拉克陷入经济上的严重困境。萨达姆不得不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科威特成为首要目标。科威特曾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伊拉克）的一个县，伊拉克人都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些科威特人也主张同伊拉克合并。萨达姆认为，他的国家为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与伊朗作战了8年，因此有权要求科威特和沙特应该免除伊拉克的战争贷款。但阿拉伯兄弟却严词拒绝了萨达姆的要求。伊拉克还债与经济重建的唯一希望是石油出口。而科威特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意提高石油产量，到1990年夏，油价由每桶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伊拉克已无法弄钱还债，甚至连进口食品的资金都极为短缺。

1990年7月27日，萨达姆征求当时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的意见。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美国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比如伊拉克同科威特之间的边境冲突，根本不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当时也曾转告萨达姆：华盛顿对科威特并没有特殊的防务或安全承诺。萨达姆相信，一向支持伊拉克的美国这一次默许了伊拉克吞并科威特。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推翻科威特政府并宣布吞并科威特。中情局在战前便通知了科威特国王，科威特王室成员早在开战前就卷着黄金和贵重物品落荒而逃了。

其实，美国非常希望甚至是有意纵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随着苏联的垮台，国际均势被打破，美国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不利用这种强大的武力来攫取利益，那纯粹变成一种浪费与摆设。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没有大规模的驻军与固定的军事基地。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给了美国人一个派遣大军侵入中东的无懈可击的理由。1991年年初，美国率领50万人的多国部队轻松击败伊拉克军队。

当伊拉克军队兵败如山倒时，多国部队完全可以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此时，老布什总统却下令停止攻击。其实，美国是有意保留萨达姆及其军队，以“萨达姆威胁论”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达到长期驻军中东的目的。比如科威特，为了防止伊拉克的报复，不得不与美国签订了10年驻军协定；2001年2月，两国又续签了新的10年驻军协定。除了在科威特、沙特和土耳其等国都有驻军和军事基地外，美国第五舰队也常驻波斯湾及附近海域。同时，美国也通过中东石油控制住了西欧与日本。1990年第一季度，西欧日进口石油823.5万桶，其中从中东进口427.6万桶，占51.9％；日本日进口石油548万桶，其中从中东进口354万桶，占64.6％。这样，只要西欧与日本想挣脱美国的束缚，美国就可以依靠中东石油采用金融手段给予严重打击。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禁止石油出口和药物、粮食进口的制裁给伊拉克民众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大量伊拉克的老弱病残的民众因食品短缺与药品匮乏而死亡。1995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986号决议，允许伊拉克每半年出口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用于进口食品、药品和其他民用物资。这就是所谓的“石油换食品计划”。1996年12月决议开始实施。安理会还先后于1998年和1999年，通过将伊拉克每半年出口20亿美元的石油限额提高到52亿美元和82亿美元的决议。

计划由伊拉克与联合国安理会共同签署和负责实施。但是，石油换食品采用以货易货的形式，把WTI期货石油的定价权边缘化，让美国的金融寡头们失去了石油金融套利的空间，破坏了美元与石油之间的挂钩关系。换句话说，石油本身成了一种货币，可以交换一切商品，严重威胁了美国金融寡头掌控的石油定价权与美元霸权的地位。

2000年11月，伊拉克中央银行宣布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2000年12月24日，伊拉克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阿扎维宣布，美国对伊拉克采取敌视的立场，因此伊政府决定自2002年年初开始正式以欧元替换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为彻底废除美元作为外贸结算货币，伊政府要求伊国有和私营企业遵照规定，使用欧元进行贸易结算。很多欧佩克国家也纷纷响应，准备向欧盟出售石油换回欧元，而不是换回美元。这相当于萨达姆在宣判美元霸权的死刑，直接触动了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是可忍，孰不可忍。

“9.11”事件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财政源头恰恰是沙特阿拉伯。这让美国与沙特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伊拉克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二，而且它的石油储量有可能超过沙特。而萨达姆政权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制裁，元气大伤，只要轻轻一推就会土崩瓦解。美国只要完全控制了伊拉克，就能以伊拉克和以色列作为钳制中东各国的棋子，尤其是制衡沙特的棋子。

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开始发动舆论工具，宣传萨达姆勾结恐怖主义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要对伊拉克开战。俄罗斯同萨达姆签有60亿美元石油开采加工、油管铺设等方面的合同，还拥有伊拉克3块大油田的勘探权。在联合国批准的31个伊拉克石油出口合同中，俄罗斯就占了10个。2002年8月，俄罗斯同伊拉克签署了高达400亿美元为期10年的经济合作协议。法国是伊拉克第二大贸易伙伴，一向反对英美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2003年前，法国石油公司在伊拉克投资近百亿美元，并拥有大约300亿桶石油的开采权。德国在伊拉克也有巨大的金融与石油利益。而俄法两国均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为它们反对美国对伊开战，美国的战争要求自然通不过联合国决议。

2003年，英美联军绕开联合国，悍然入侵伊拉克，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战争再次稳固了美国金融寡头控制的国际石油定价权和美元结算体系，而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与石油的欧元结算只能黯然退场。同时，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在伊拉克的经济与金融利益也被置于美国金融与石油寡头的监视与控制之下。美国的企业却赚得盆满钵溢。美国制造导弹、战斗机等武器的三大公司——洛克希德·马丁、麦道和波音仅在2002年就得到41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合同。美国副总统切尼以前掌管的哈利伯顿石油服务公司无须通过招投标就获得了伊拉克数百亿美元的合同，包括重建伊拉克炼油厂，为战犯修建监狱。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伊拉克以皮诺切特的智利、叶利钦的俄罗斯为样板，根据IMF、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石油工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放松政府管制的所谓自由市场模式的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军队居然也被金融与工业寡头精英们私有化了。金融精英在军中的代言人——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从政府长官变成了企业总裁，将军队变成了企业，把战争变成赚钱的事业。拉姆斯菲尔德将企业精简化与项目外包用到了战争与军队中。他认为，军队可以由小规模的核心幕僚和低成本临时部队构成，其他所有一切都应外包给金融与工业寡头控制的企业。比如哈利伯顿、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可以负责执行其他所有任务，从后勤运输、供应伙食、医疗保健到监狱建设、讯问人犯。2003年，美国政府支出了3270亿美元的政府采购给外包公司。仅美国情报机构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每年就付给承包商420亿美元，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从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总共支付给承包商1300亿美元。当然，得益的承包商或直接是政府官员或是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财团。

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噱头剑指里海石油

2001年10月，美国打着民主与人权的幌子侵入阿富汗。除了是对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分子恐怖行动的报复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控制石油。与伊拉克不同的是，阿富汗本身并不产石油。但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对石油控制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阿富汗地处中亚、中东和南亚的接合部，里海盆地和巴基斯坦、阿拉伯海之间，其西南面的海湾与西北面的里海是世界两大石油产地。

里海石油与天然气的开发历史悠久。19世纪后半叶，阿塞拜疆的巴库及其周围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开采和加工，这是里海石油最早的工业开发。当时的投资者有诺贝尔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苏联建立后，到1940年，巴库地区石油产量占当时全苏产量的71％，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产区之一。在苏联时代，苏联和伊朗是里海地区的主要两个沿岸国家。苏联的实力远远强于伊朗，当时里海地区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未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

苏联解体后，里海周边出现了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5个中亚国家。由于俄罗斯一蹶不振，对里海地区的控制力下降，在美国统治精英的眼中，中亚、中东和北非已成为连成一体的大中东地区，即波斯湾地区、中亚和北非等石油资源富集地区构成的世界石油供应的中心地带。只要控制了这个区域，美国就是通过控制全球主要能源产地，从而以石油为基础，以美元为手段，最终完全控制全球各国，保证美国金融霸权的统治地位。

1997年，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给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

对里海石油的控制权主要体现在输油管道线路走向上。谁控制了石油运输管道线，谁就可以控制中亚的石油资源。因此，里海石油与天然气输出的不同方案，代表了不同国家的利益。目前里海石油运输管道线有5种方案：

第一，南俄方案，也叫北线方案。输油管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田吉兹油田经俄罗斯南部到诺沃罗西斯克，石油由此转海运进入世界市场。除田吉兹以外，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其他油田，如卡拉查干纳克、阿克秋宾斯克、乌津等也可沿此线输出石油，而以前主要是沿阿迪劳至萨马拉的输油管输往俄罗斯的。这是石油输送量最大的一个方案，但对美国不利，更有利于俄罗斯。

第二，里海底方案，也叫中线方案。从土库曼斯坦里海东岸的港口城市巴什沿里海底铺设输油管至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然后进入格鲁吉亚，之后分为南北两支。北线通往格鲁吉亚的黑海港口苏普萨。南线进入土耳其港口杰依汉，最后通过巴尔干地区输往西欧。这一线路易破坏沿途的生态环境，而且投资成本高，对美国有利，却对俄罗斯不利。

第三，北伊朗方案。管线从土库曼斯坦西部进入伊朗，再穿过伊朗北部进入波斯湾的哈尔克岛线路。这条线路距离短、成本低、运输相对安全，而且是把石油运输到东南亚和远东市场的最近的通道。但由于伊朗与美国敌对，该方案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第四，中国方案。在哈萨克斯坦西部的田吉兹铺设管线通向中国的新疆，把田吉兹油田、阿克秋宾斯克油田、乌津油田的石油与天然气输入中国，再经中国内地直至太平洋西岸的线路。这一方案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它能够连接能源消费大户日本、韩国和朝鲜。对这一方案，美国虽未公开反对，但暗地里却竭力阻止。

第五，东南线方案。土库曼斯坦的石油与天然气经过阿富汗，经阿富汗输送至巴基斯坦和印度市场，或运抵巴基斯坦的阿拉伯海岸港口，再转运需求日盛的东亚地区。

阿富汗是中线方案和东南线方案的必经之路，具有里海石油中转站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由于美国希望输油管线都绕开了伊朗，通过阿富汗把中亚能源输送到波斯湾出口是中亚油气输出成本最低的路线。控制了阿富汗，就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波斯湾和里海两个世界石油富集区，建设美国主导的南向线路石油管道，并切断俄罗斯南向通道，对中国构成压力。由于阿富汗西面与伊朗接壤，只要美国控制了阿富汗，有利于美国制伏甚至完全控制伊朗。如果美国完全将俄罗斯的势力排挤出去，独控里海，因为马六甲海峡早已被美国控制，那么中国的能源只能完全依靠俄罗斯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俄罗斯将除伊朗之外的里海国家都看成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禁止他人染指。在阿富汗战争前，美国主要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向里海地区渗透，很难直接控制里海石油。

“9·11”事件的发生，让美国统治精英终于找到反恐的借口出兵阿富汗。这为美国一直伺机进入阿富汗以控制中亚石油通道的努力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通过征服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朗陷入美国势力的包围圈。

其实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拉登本人原本就是中情局培训出来的学生，凭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抓住本·拉登。但美国人欲擒故纵，有意留着拉登不抓，为美国长期控制阿富汗找借口。美国欲将里海地区纳入自己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把里海石油的控制权从俄罗斯手中夺走。留着拉登，美国就能以铲除恐怖主义残余和保护卡尔扎伊政府为由，宣布将无限期留驻阿富汗，从而让自己的军事力量渗透到中、俄、伊朗之间的广大地区，控制住中东到里海的大中东石油资源。

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称，美国已经取得战略胜利，现已接近打破俄罗斯对里海出口输油管垄断的目标。BP公司和美国的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2001年，雪佛龙集团兼并了德士古成为雪佛龙德士古。2005年5月，雪佛龙—德士古宣布重新改回雪佛龙，而德士古依然是雪佛龙集团的一个品牌。2005年8月19日，雪佛龙并购了优尼科。当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高价收购优尼科公司，但美国国会将此事看成危及美国国家经济安全之举而被雪佛龙击败）掌握了里海地区大部分石油和重要的输油管线路，美国确保至少有一条输油管道穿越土耳其领土，从而绕过俄罗斯。这条线路不仅有助于里海地区各共和国在石油和经济方面独立于俄罗斯，而且还将绕过伊朗，从而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

2005年5月25日，对美国最为有利的中线方案的输油管启用。这条输油管道将会改变长期受俄罗斯控制的高加索和里海地区的形势。此前，里海国家出产的石油多数通过俄罗斯管道出口到国际市场。而这条新油管的出现，将使俄罗斯不但失去代为出口石油的收入，而且其对里海国家发号施令的能力也将大大减弱。比如格鲁吉亚，以前从电力到天然气，它都要依赖俄罗斯供应，现在让格鲁吉亚实现了在能源与政治上向美国一边倒状况。

“9.11”事件给美国精英带来了太多的好处与机会，以至于很多人都质疑该事件是美国政府一手策划的。剑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格里芬教授出版了《新珍珠港》、《9.11与美帝》等书，对“9.11”事件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最后得出结论是美国政府有意为之的。2011年1月，联合国驻巴勒斯坦人权委员会特别调查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理查德·法尔科更是不顾自己的联合国官员身份，公开宣称，“9.11”事件是美国精心安排的阴谋，美国当局在掩盖事实真相。

无论如何，美国在里海地区是走出了第一步。但经过美国民主改造的阿富汗却变成一片罂粟的海洋，全球90％以上的海洛因出自阿富汗的罂粟。2006年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就已扩大到16.5万公顷，比2005年增长59％，2007年更达到19.3万公顷。2011年，阿富汗的罂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因为上涨了164％的鸦片价格刺激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农民改行种罂粟。

从科索沃战争到欧债危机

里海石油输入西欧必然要经过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在巴尔干则尤为重要。美国支持的中线线路便是由土耳其港口杰依汉通过黑海运到保加利亚的布尔加斯港，经过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直抵阿尔巴尼亚的亚得里亚海法罗拉港口，这一线路离科索沃最近距离仅20公里。

科索沃是前南斯拉夫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的文明发祥地。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相当于我国西北省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主体民族，与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血缘相近、语言文化相似、宗教相同源于东罗马帝国的东正教），具有很亲密的政治与文化联系。

在“二战”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占当地人口的39％，其他都是塞尔维亚族。科索沃自治省之所以谋求独立，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穆斯林人口的激增，改变了民族构成比例。“二战”时，德国、意大利占领南斯拉夫后，强迫驱逐塞族人，拥入了大批与德国人合作的阿族穆斯林。到1961年，科索沃中67％的人为阿族穆斯林，其他24％为塞族。由于阿族穆斯林的出生率远高于塞族，科索沃地区的塞族人口比例越来越低。到1991年，阿族穆斯林人口比例超过90％，科索沃成为阿族穆斯林聚居区。

由于高生育率，阿族穆斯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近50％的阿族穆斯林年龄在20岁以下。年轻则意味着热血。随着苏联的崩溃，阿族青年独立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对塞族人进行种族灭绝式大屠杀的科索沃解放军。

塞族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早先是美国的宠儿，曾严格贯彻落实IMF对南斯拉夫所要求的各项新自由主义改革计划。美国人说他“看上去是一个经济自由派，有可能拥有更大的权力实行改革”。直到1998年3月，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都认为他是与美国“进行合作的正确人选”。1998年2月23日，美国巴尔干特使罗伯特·格尔巴德把阿族独立武装成为恐怖组织，以表示对米洛舍维奇的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前提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可以在南联盟（全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后的部分地区成立的新国家，后分裂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任何地方派遣部队。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军事控制南联盟全境。对于这种丧权辱国的要求，米洛舍维奇理所当然地不会接受。

美国人开动宣传机器，造谣说南联盟军队在科索沃进行了种族屠杀，杀死了几十万人，还说科索沃有恐怖集中营，对阿族穆斯林进行系统强奸与种族灭绝。事后证明，这些新闻均属捏造。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从1999年3月24日夜开始，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连续79天的大规模空袭。塞族损失惨重，撤出科索沃。尽管其间俄罗斯一直维护塞族人，甚至曾直接派兵支援，但终因实力有限，回天乏术。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

美国花费了3660万美元在科索沃南部兴建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所建的最大、最昂贵的基地——邦德斯蒂尔基地，每年开销竟高达1.8亿美元。基地建设承包商是哈利伯顿公司，公司负责人是副总统切尼。由于基地规模巨大，设备先进，美军官兵将其与中国长城调侃成“能从太空看到的两大人造工程”。邦德斯蒂尔基地是美国控制科索沃通道的关键。向东趁俄罗斯衰败之际，将俄罗斯势力挤出巴尔干地区，扼制俄罗斯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紧紧地把俄罗斯束缚起来，使之完全丧失与西方对峙的能力。向南还可以加强对中东和北非产油国的控制，从而确保北非—中东—里海石油输往欧洲的通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科索沃战争，美国还可以进一步控制欧盟，遏制欧元对美元的挑战。1958年，为了对付苏联，美国支持下的欧共体成立。1991年12月，欧共体13国首脑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欧盟成立。但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开始由支持欧洲一体化来对抗苏联变得越来越防备甚至开始遏制欧洲一体化进程。

1999年1月1日，国际金融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欧元诞生，目的在于恢复欧洲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找回欧洲的旧日荣光，削弱甚至夺取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形成以欧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欧元区拥有全球7大经济体中的3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整个欧元区的经济总量、工业能力、技术基础和市场规模略强于美国。欧元诞生不到一年的时间，欧洲各国间的对外贸易都改由欧元结算，欧元在世界各国央行储备资产中的比例上升到20％。欧元在启动初期的10天内就对美元升值了近19％，与美元的汇率则达到1∶1.1806，美元地位受到直接的威胁。

在经济上，美国最大的威胁是欧元。在军事上，美国的对手是俄罗斯。美国的如意算盘是，让欧盟与俄罗斯两强相争，形成欧洲内部的动荡，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欧元启动不到3个月，美国以北约的名义挑动科索沃战争，引起欧盟与俄罗斯的对抗，借以敲打欧元。科索沃位处欧洲腹地，美国进行科索沃战争对欧洲的安全局势造成威胁，由此阻吓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战争让投资者失去对欧元的信心，美元却变成了投资者的安全避风港。美国人成功击溃欧元。从1999年3月开始，欧元大跌，跌幅达到30％，到2000年10月，欧元对美元汇率降到1∶0.8226。欧元一直到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与“9.11”事件之后才得以绝处逢生。

欧盟一直致力于将中东石油经济整合进欧盟经济中，并以欧元作为贸易结算货币，毕竟欧盟与中东的贸易规模比美国的大得多。2005年7月，沙特阿拉伯货币政策署副署长公开宣称，今后将建立由6个石油产出国共同组建的共同货币——阿拉伯第纳尔，该货币将与欧元挂钩。2006年，伊朗成立石油交易所，以欧元作为该交易所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2009年9月，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伊朗将使用欧元取代美元成为外汇储备货币。伊朗中央银行调整了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大幅减少了美元资产。

2007年7月，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美元地位一落千丈。2002年1月1日，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为1∶0.8594美元，到2008年3月27日则上升为1∶1.5798。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从1999年3月的71.1％降到2007年年底的63.81％，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上升到26.5％以上。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如果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中国都抛弃美元，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将土崩瓦解，美国将失去霸权并变成像拉丁美洲一样在外债中挣扎的二流国家，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精英呼风唤雨、纵横江湖的风光将永久性丧失。

为了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利益，美国只有牺牲与自己同文同种的亲密伙伴欧盟。美国的突破口是中东阿联酋的迪拜。阿联酋由7个酋长国组成，其中第二大酋长国是迪拜酋长国。2009年11月25日，迪拜酋长国宣布，为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其金融顾问是罗斯柴尔德公司），将外债偿还延迟6个月。当时，欧元屡创佳绩，美元持续疲软，欧元对美元汇率为1∶1.51，各国央行纷纷抛售美元，欧元对美元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迪拜融资的主要来源是欧洲。迪拜危机引起欧元抛售狂潮。投资者抛出欧元买入美元，美元上涨，欧元下跌。欧洲股市也随之遭受重挫，跌幅超过3％以上。

随后，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频频遭到美国金融寡头控制的国际金融评级机构的暗算，欧元储备地位遭遇严峻挑战，美元则一路飙升。与此同时，英美政治界、媒体与学术界齐声唱衰欧元。欧债危机开始风起云涌，欧元持续大跌，而美元却大涨。

为了刺激美国经济，美国财政部发行巨额国债，2010年发行的规模达1.8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采用低利率政策，扩张信用，对外贬值美元，以达到扭转逆差、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目的。

欧元被攻击后，很多拥有大量欧元储备的国家和欧元投资者大肆抛售欧元，增持美元。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欧元贬值而大幅缩水。美国的金融投机狙击手趁机再对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攻击，造成资本外逃的局面。这些资金只能流入美国，帮助美国完成国债发行与产业建设。如果不事先打击欧元，即便在这些国家引起金融危机，资本外逃的方向也可能是欧盟，不一定可以达到美国的目的。此外，美国还通过贸易保护与汇率操纵的双管齐下，配合华尔街投机资本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攻击，迫使很多国家经济硬着陆，使这些国家的各种优质金融资产（包括房地产）与资源廉价让华尔街投机资本抄底收购（不是以当地货币计算的低价，而是指以美元或其他国家货币计算的低价），最终将美国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转移到其他国家，让全世界人民为美国金融与工业寡头埋单。而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保持美元独霸天下的地位，只要维护住了这种地位，美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可以转嫁到其他国家。

普京大帝与俄罗斯的觉醒

2000年，克格勃出身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权力交接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签署了对叶利钦家族的特赦令，赦免叶利钦家族的腐败行为。

普京接管的俄罗斯是一个已经近乎破产的国家：金融彻底崩溃，卢布几乎已变成废纸；日本趁机以巨额投资引诱俄罗斯放弃北方四岛，西方国家以能否加入WTO要挟俄罗斯开放资源；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威胁俄罗斯不准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和独立价值观正在被美国精英及其在俄罗斯的代理人摧毁（美国中情局的研究表明，金钱并不能收买一切，必须对代理人洗脑，让代理人自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是有利的，在道德上占据制高点，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

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普京，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精神。他一上台，就向搞垮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发出严重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

刚开始，人们都以为普京斗不过那些寡头。但在普金的运筹帷幄下，那些呼风唤雨、左右政局的犹太金融寡头被一一清除。首先遭到打击的是金融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媒体汽车大亨别列佐夫斯基，他们被迫逃亡国外。紧接着，石油大亨阿列克斯普若夫、工矿业大亨波塔宁被起诉。2003年，政府以经济罪名逮捕了试图干预议会选举的大富豪霍多尔科夫斯基，2005年将其判刑。

普京深知媒体和舆论的重要性。苏联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媒体和舆论对苏联的妖魔化。普京曾说过：“在苏联时期我国拥有的一切就不值得我们回忆了吗？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肖洛霍夫、肖斯塔科维奇、科罗廖夫和航空航天领域的成就置于何地？我们把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飞行置于何地？把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库图佐夫时期以来俄国军队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置于何地？1945年春天的伟大胜利又该怎么解释？……红旗是我国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旗帜。”

2001年，俄罗斯颁布了《大众传媒法》，规定外资在俄传媒机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2002年，普京签署总统令，取消了叶利钦于1991年给予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各种特权。2000年，俄罗斯政府对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的公共电视台增股达51％；国家控股的俄天然气公司利用债权控制了桥集团的独立电视台。2001年，国有鲁克石油公司对属于别列佐夫斯基的TB-6电视台提出经济诉讼，迫使其倒闭。目前，俄罗斯政府已控制了3家最大的电视台、70％的广播电视和80％的报纸。

其实，国企效率并不比私企低。1922年苏联工业产值的只占全世界的1％，而到1972年达到了20％，而今天俄罗斯又下降到了不到1.5％。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的国企效率也比私企要强，其中西德国企的劳动生产率是私企的1.34倍，法国为1.30倍，意大利为1.21倍，英国为1.91倍。

普京仅同意对非战略性的国有中小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而将大量重要的私有化的企业再次国有化。2004年8月4日，普京签署了“关于确定国有战略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的命令，包括514家国有战略企业和549家战略股份公司，并明确规定政府无权对这些战略企业实行私有化。战略企业是指其产品和服务对国防、国家安全和保障公民精神、健康和合法权益有着战略意义的企业。战略企业涉及石油、天然气、运输、电力、对外贸易、银行、渔业、钢铁制造业等领域。其中国防企业占到了80％，有“米格”和“苏霍伊”飞机制造厂等著名企业；还有能源、交通运输等企业，如“天然气工业公司”、“石油运输公司”、“俄罗斯石油”、“俄罗斯铁路”、“统一电力系统”、“对外贸易银行”等。

俄罗斯的社会上层存在一批阿郎若德式（指那些虽讲着俄语，以俄式思维解读事物，在俄罗斯文化熏陶下成长，却最终强烈地厌恶着俄罗斯的一切，并否认自己是俄罗斯人）的人物。他们亲西方，出卖俄罗斯的国家利益。2007年11月21日，普京在莫斯科的一场集会上说：“国内外的反对者想把俄罗斯搞坏。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想看到一个贫弱的国家。他们想要一个无组织、无秩序、分裂的社会，以便他们在背后搞肮脏勾当。在这个国家，有些人像走狗一样向外国使馆乞食，指望得到外国基金会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人。他们从西方专家那里学了两招，又在邻国接受了训练，现在他们要上街游行了，又想要煽风点火和进行挑衅。一旦这些先生重新掌权，他们将再次欺骗民众，中饱私囊。他们想复辟建立在贪污和谎言基础上的寡头政治。”

俄罗斯再也不会像叶利钦时代一样被美国人胁迫了。2008年8月，俄罗斯政府非常强硬地宣布，将退出与本国利益相抵触的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签署的协议。普京表示，俄罗斯加入WTO在某些经济领域将会承担沉重的负担，与俄罗斯的利益相冲突。俄罗斯要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抵御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包围与遏制，普京将重振俄罗斯军事工业雄风作为第一要务。2010年12月，普京宣布，将在今后10年投入20万亿卢布，相当于6500亿美元的军费，来实现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

尽管普京因手段强硬，做事雷厉风行，而被誉之为新一代沙皇——普京大帝，但俄罗斯重新崛起的道路将会非常坎坷。苏联刚解体时，俄罗斯的外债仅649亿美元。到了普京时代，俄罗斯外债一度曾高达5600亿美元。截至2010年7月1日，俄罗斯外债总额为4167亿美元，远超过苏联时期的债务。

普京不仅未能将俄罗斯寡头彻底打压下去，反而无法遏制贫富分化与财富集中的势头。2009年，俄罗斯收入水平大致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老百姓的收入与生活水平还不如苏联时期。与此同时，寡头的实力却越来越强。2005年，有44人总资产超过10亿美元，有5人达到100亿美元以上。2006年，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增加到61人，100亿美元以上的则增加到10人。现在，莫斯科的超级富豪数量名列世界第二。

俄罗斯大面积腐败的情况让苏联时期的政府自愧弗如。现在的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几乎没有不收受贿赂的官员，公职人员的敲诈勒索更是家常便饭。卖官鬻爵已经变得制度化，购买一个政府的高级职位，需要15万到100万美元不等。2005年，腐败经济的规模达到3160亿美元，几乎是俄罗斯GDP的一半左右。

俄罗斯已从一个工业强国变成了资源出口国。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就这样评价俄罗斯：“在苏联集团瓦解以及世界被重新瓜分后开始的这场大范围冒险性‘游戏’中，每一个国家实际上都被赋予了各自的角色定位：一些国家成为金融中心，另一些国家成为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装配工厂’，第三种国家——其中也包括俄罗斯——则担负起资源供应者实质上是资源附庸的角色，这些国家根本不能指望把大力发展生产与科技基地作为依靠。”

俄罗斯的民族产业也无好转的趋势，仍处于严重衰退之中。2009年，俄罗斯年产汽车不足70万辆，还不如奇瑞一家公司的汽车产量。以工业基础的机床制造业来看，仅在2009年，金属切割机床的生产就下降了66.2％，进口依赖目前已经超过90％。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机电工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和农业等，俄罗斯都处于落后状态，有些甚至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俄罗斯基础设施大都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目前已严重老化，需要大量资金来进行更新。

能源和原材料出口成了俄罗斯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经济的命脉。俄罗斯经济复兴有60％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2004年俄罗斯80％的出口来自燃料能源综合产品，俄国内生产总值的1/4由石油、天然气收入构成。2005年俄国石油出口2.51亿吨，出口收入900亿美元。占国内总出口额的1/3左右。石油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54％，外汇收入的45％来自能源。普京也曾警告说：“俄国赚钱的产业依旧是石油、天然气和各类金属，我们正在坐吃山空，耗蚀国家资源，长此以往，国家终不免沦入政治和经济停滞的窘境。俄国的经济结构若不求更新、现代化，俄罗斯的经济终将是靠不住的。”但无论如何，从目前来看，石油与天然气对俄罗斯国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奥林匹斯地狱与格鲁吉亚，石油卢布与石油美元

《奥林匹斯地狱》（Olympus Inferno）是一部俄罗斯电影，内容反映的是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南奥塞梯之战。在影片中，格鲁吉亚人仗着美国人撑腰对南奥塞梯人烧杀抢掠，而俄罗斯军队作为一支正义、威武、勇敢之师拯救了南奥塞梯人。有趣的是，好莱坞翻拍了这部电影，名曰《格鲁吉亚》，情节与《奥林匹斯地狱》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将反面角色变成了俄军。

其实，俄罗斯内部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都有美国人的影子。尽管一代超级大国苏联被美国斗垮了，但俄罗斯拥有辽阔的领土、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俄罗斯还是地球上唯一在军事能力上可与美国相匹敌的国家。因此，美国一直都在渗透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美国外交部、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国际共和协会、自由之家、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和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一直支持俄罗斯周边地区的反俄政治集团，先后发动了乌克兰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来帮助反俄势力掌握当地政权。

俄罗斯的经济复苏非常脆弱，主要是依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大涨，给俄罗斯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是，如果国际市场上的油价大幅下降，俄罗斯的石油收益也将随之下降，普京重振俄罗斯雄风的梦想也将灰飞烟灭。只有争夺到石油定价权和国际贸易的货币结算全，才能保证有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俄罗斯，保证俄罗斯的重新崛起。然而，尽管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其作为主要交易标准的乌拉尔石油却以布伦特石油的价格作为计划标准，这让俄罗斯每年承受40亿美元的汇率浮动损失。

只有将石油与天然气的定价权控制在手中，俄罗斯才能以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基础重新确立超级大国的地位。2007年11月14日，普京宣布在圣彼得堡建立石油交易所，并以卢布作为交易货币。2008年3月3日，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正式开盘。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是俄罗斯国内石油产品的交易平台，注册有俄罗斯国防部、农业部和国家控股的石油公司以及26家非国家控股的石油公司，承担着俄罗斯石油1/4的交易量。这已扭转了俄罗斯国内石油的交易依赖美国控制的国际石油交易体系的局面，牢牢将俄罗斯国内石油定价权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

随后，俄罗斯推出石油国际交易的定价体制，把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打造成国际石油商品交易所，从而掌控俄罗斯原油出口交易的定价权。俄罗斯把俄罗斯出口混合原油（REBCO）期货从纽约期货交易所撤出，而使此期货在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进行交易。俄罗斯因此立法，只允许俄罗斯银行和石油大公司参与REBCO的期货交易，把国外公司拒之于圣彼得堡石油交易所门外。2009年，俄罗斯还向伊朗建议在圣彼得堡交易所出售伊朗石油。

作为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居世界首位的俄罗斯决心与利比亚、伊朗以及非洲一些天然气出口大国联合起来垄断全球天然气市场，控制天然气定价权。欧盟所使用的40％的天然气和33％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其他来自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利比亚愿意按俄罗斯倡导的交易体系向欧洲提供天然气，伊朗准备与俄罗斯建立一个天然气生产国组织。同时，俄罗斯仍然主导着里海石油天然气管道线路的建设。这样，俄罗斯就可以全面掌握欧洲天然气供应的主动权。

新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明确表示，到2020年，要以石油天然气为资源支撑杠杆，俄罗斯将完善石油与天然气计价结算体系，把莫斯科建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把卢布打造成区域货币，并进一步打造成国际结算货币，要将美元拉下马来。俄罗斯努力减少对外贸易中的用美元结算的交易比重，其中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就双边贸易结算采用卢布对人民币的交易机制历史性地达成协议。俄罗斯非常清楚，经济金融权需要枪杆子的保证。普京表示，到2020年，俄罗斯将完成海基、陆基、空基和太空基的战略核武器的更新换代，为争夺国际石油与天然气的定价权保驾护航。

俄罗斯的新石油交易所和计价体制挑战了美国的WTI定价机制。一旦俄罗斯所倡导的石油资源的新交易计价体系建成，美国的石油美元基础与金融霸权必将瓦解。这是美国金融寡头与工业精英所不愿看到的。美国要给俄罗斯使点小手段，敲打一下普京。

斯大林的老家格鲁吉亚首当其冲，成为美国人放火的首选地。格鲁吉亚原本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1990年，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的控制，但其北部的南奥塞梯自治政府（俄罗斯境内与南奥塞梯接壤处有北奥塞梯，与南奥塞梯的居民一样，都属于奥塞梯人）迅即宣布脱离格鲁吉亚并入苏联。格鲁吉亚随即宣布取消南奥塞梯的自治地位，采取武力镇压。直到1992年，格鲁吉亚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宣布停火，组成俄罗斯—格鲁吉亚—奥塞梯混合维和部队进驻该地。

格鲁吉亚地处俄罗斯、伊朗和里海之间，是可以绕过俄罗斯和伊朗将里海石油直接输送到西欧的重要通道之一。里海中线方案有两条，其中一条便通过格鲁吉亚，这条线路是里海与土耳其之间最短的输油线路。这决定了美国要对付俄罗斯，必然要控制格鲁吉亚。

2004年，留学美国的格鲁吉亚律师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当上格鲁吉亚总统。他的上台完全依靠美国，就连街头政变也由美国情报机构一手策划。萨卡什维利无非扮演了一个美国傀儡与代理人的角色。据说在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演讲完后曾回头对身后的美国顾问说了句：“这样说可以吗？”

格鲁吉亚军队的装备更新与训练也由美国人一手操办。美国中情局和美国军方的卫星及情报网一直为格鲁吉亚提供支持。格军拥有以色列的无人机技术，美国的肩扛和车载防空导弹。美国特种部队老兵还专门为格军训练了狙击手。就连格鲁吉亚军队的军装都由美国人资助。南奥塞梯战争期间，俄兵将格军打得落花流水，占领了格军兵营。因美国赞助的军装质量比俄军的好，很多俄军官兵营夺走格军军装，他们还在营房的墙上留下了这样的一行字：“山姆大叔，为你们慷慨赞助俄罗斯人的军装表达谢意，以后我们还会再来拿军装！”

2008年，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格军在美国人的授意下向南奥塞梯发动进攻，很快就攻下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萨卡什维利以为，利用奥运会开幕的特殊时间，迅速占领首府并破坏通往北奥塞梯的道路并埋设地雷，再将北约与美国军队引入格鲁吉亚，俄罗斯因惧怕与美国开战一定不敢轻举妄动。

可惜萨卡什维利打错了如意算盘。俄罗斯继承了沙皇所留下了的庞大的土地与各种资源、斯大林所留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旦侵犯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俄军必将坚决给予还击。事发不久，俄兵便增援南奥塞梯。经过美国人训练的格军却不堪一击，被打得丢盔卸甲，不得不退出南奥塞梯。

2008年8月26日，就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两天后，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总统宣布，考虑到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人民要求自由的意愿，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等国际文件，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随后，一向反美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承认两地的主权独立地位。

未来在树立石油卢布国际地位的道路上，俄罗斯仍将走得非常艰难，而南奥塞梯之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次贷危机、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美国30多年来，一直通过债务支持的虚拟经济来拉动经济。但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最终必将破灭。因为虚拟经济是不真实的东西，就像企业并没有真正盈利而假装出来的盈利。

CDS明显被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高估。美联储创造了巨额信贷，而高居不下的债务造成资产价格不断上涨，随之形成的金融泡沫反过来又维持了更高的债务。2007年年底，房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市场规模达到62.2万亿美元，而当年美国的GDP仅为13万亿美元，全球的GDP也才有54万亿美元。

债务利息是以复利形式进行计算的。这种钱滚钱的虚拟经济根本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房价要么继续上涨，要么突然崩溃。一旦缺少足够的后续贷款购房者，价格就必定下降，泡沫就要破灭了。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动摇了美国经济与金融霸权的地位。2008年，整个美国的政府、企业和私人欠银行的总负债高达57万亿美元，而当年GDP仅14.2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巨额的医疗与社会安全等公开开支的欠账，美国债务总额则高达200多万亿美元。

美元的信用一落千丈。2001年，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为73％。而到了2008年，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约为4.32万亿美元，其中美元约为2.72万亿美元，约占63％，欧元则上升到了27％。2008年8月，俄罗斯超过59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和欧元各占45％。美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下降，将导致美元信用的进一步恶化，美元地位愈为动摇。

最为致命的是，中东国家的种种意图已经动摇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石油基础。俄罗斯意图在国内的石油交易以卢布取代美元。沙特的石油公司宣称要放弃WTI定价机制。伊朗宣布将以人民币取代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中东产油国卡塔尔的拥有价值600亿美元资产的投资局明确表示，要将其40％的资产转移成欧元。一旦美元失去石油的基础，美国国债将在国际市场上无人问津，整个美国金融系统将如一棵缺水的植物一样干枯腐烂，最后轰然倒塌。美国的经济与金融霸权也将随之丧失。

处于生死关头的美国统治精英竭尽全力要保持美国的金融霸权。通过各种打压与拉拢（纽约证券交易所将被德意志交易所收购，这是美国统治精英对欧盟的拉动手段，意图拉拢欧洲，让欧美金融资本合流继续支持美国的金融霸权）相结合的手段压制欧元，保持美元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则继续扩张信用，让美元泛滥到全世界。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飞涨，粮食与石油价格不断攀升。其他国家都在为美国输血。除美国依然享受着低物价、低通胀外，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承受着高通胀的巨大压力。

多行不义必自毙。2010年年底，美国在北非的阿拉伯盟友突尼斯突发暴乱。2010年12月17日，一名26岁卖蔬菜水果的大学生小贩布瓦吉吉因遭政府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而自焚身亡。由此引发突尼斯全国性暴乱，最终迫使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他国。

20世纪80年代开始，突尼斯就与美国、西欧关系密切。在政治上，突尼斯的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是西方国家承认的民主政党。在军事上，突尼斯成立军事委员会，军队交由美国军事顾问控制。在经济上，突尼斯推行全面对外开放和国企全盘私有化政策。

1988年，本·阿里政府采取全面的私有化措施：开放垄断行业，允许私有企业参与竞争；允许私有企业接受为国有企业预留的合同任务；国有企业资产出租给私人企业；出售国有企业的工厂、农场、旅馆等给私人部门；以国有股权与国有企业所欠银行和其他私有信贷者的债务相交换。1989年，突尼斯政府通过新的投资准则，为国外资本和地方资金投资到出口行业实行税收减免和降低关税。

表面上看，突尼斯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希望。1000万人口的突尼斯经济年增长率达到5％，2009年，人均GDP约为3818美元，高于中国。2007年，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非洲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突尼斯被评为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

但实际上，突尼斯经济却极为脆弱，腐败泛滥、贫富两重天的社会经济状况让这个国家一触即溃。一方面，掌握政治权力的当地官僚与外资企业榨取了最多的好处，比如贪婪的本·阿里总统家族总资产达到35亿英镑，相当于366亿人民币。另一方面，国企全面私有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很多当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实际失业率达到30％。全面的对外开放使外资控制了突尼斯经济命脉，汽车业、石油开采业等支柱产业均被外资控制，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被外资企业转移到了国外。而突尼斯当地则不过是外国廉价劳动力的加工厂、廉价能源的供应地、劣质商品倾销的低端市场和外国人的买春之地。

美国精英扩张信用，向其他国家转移危机的策略，引发了诸如突尼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乱局，当物价高涨、失业高企时，脆弱的经济就要崩溃，政局就要动荡。

突尼斯的一夜变色引发了伊斯兰世界的连锁反应。在高失业率和高物价的双重压力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及、约旦、叙利亚、也门等国也连续发生政治骚乱。尤其是埃及的动乱迫使美国在埃及的代言人与政治傀儡穆巴拉克总统下台。

穆巴拉克的埃及是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铁杆盟友，也是美国的附庸国以色列在中东得以保持不败地位的支柱。其实，美国统治精英中有大量犹太人，这确保了美国对以色列的绝对控制，以及以色列对美国的绝对忠诚。犹太人在美国经济金融、媒体、学术和法律界等各个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美国超级富豪中有1/3是犹太人。犹太人金融寡头数不胜数，比如雷曼兄弟公司、高盛公司、所罗门美邦公司。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财政部长保尔森、金融大鳄索罗斯都是犹太人。华盛顿与纽约最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中有40％的合伙人是犹太人。迪斯尼、华纳兄弟、米高梅、派拉蒙、斯皮尔伯格都与犹太人有关。克林顿时期内阁中有6人是犹太人，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国防部长科恩、财政部长鲁宾等。在奥巴马总统的国会中，参议院共有10名犹太议员，占10％；众议院共有27名犹太议员，占6％。

埃及政局的变化预示着反犹太、对抗美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崛起。“二战”以来，在苏联的影响下，伊斯兰世界日益左转，社会主义的殖民地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为了对付苏联与殖民地解放运动，大力资助、组织、武装和挑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当年大力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抗苏联，控制北非—中东—里海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1996年，当塔利班攻陷喀布尔建立新政权时，《金融时报》的编辑居然还欢呼：“这是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大日子！”

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

短视的美国统治精英无意间却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浪潮席卷伊斯兰世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伊斯兰世界的人生活在冰火两重天之中。那些作为美国傀儡的少数统治阶级占有了绝大部分财富尤其是石油财富，那些贫穷的人却连糊口的饭碗都捧不稳。这样的社会结构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社会土壤。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游击队在阿富汗击败苏联后，迅速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美国在阿富汗、波黑、车臣和中国新疆等地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支持与利用，无疑又加速了这股势力的蔓延。但是，美国却越来越失去了对原教旨主义的控制。就像巴基斯坦学者拉尔·可罕所说：“在亚非大部分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成为单极世界中政治活动的焦点，开始脱离‘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控制。例如，从埃及、沙特到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经很快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

伊斯兰教从形成之初就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向世人展现其面目。伊斯兰教倡导真主是唯一的、普世的神，人类的一切活动均应该遵循伊斯兰教的教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是指主张复兴伊斯兰教，使其回到最初的原始教义，履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恢复《古兰经》，圣训的真正精神的宗教神学思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方面面都要严格遵守经书上的规定。

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精英倡导全球化在伊斯兰世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现在人类社会的战争、暴行、屠杀、迫害，都是来自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人类头脑中的不洁思想。要消灭战争、消灭迫害、消灭犯罪，达成一个平等幸福的人类社会，就要清除人类头脑中不干净、不纯洁的思想。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伊斯兰精神。”他们主张不分边界与民族，最终在全世界建立大一统的伊斯兰神权统治，以《古兰经》和圣训规范世人的行为和生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动了对异教徒或无神论者进行圣战的斗争。在技术和人力上帮助中国“东突厥斯坦伊斯兰阵线”恐怖组织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在其1999～2000年间编撰的内部标准教材《圣战者教程》中声称：“穆斯林的唯一目标是让真主满意，即完成所有真主的命令，为使对真主的信仰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斗争，需要建立永不变更的政治和军事体系，永远不与异教徒合作，把他们从所有的职位赶走，并建立伊斯兰秩序……对犹太教徒、基督徒和多神教徒要号召他们改信伊斯兰，否则就消灭或把他们变成牲口一样的奴隶，变成物品……要在信徒中间分发这些物品……有人说‘异教徒也是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背叛了真主……人民是一群羊，只知道吃，他们甚至不会问‘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呀？’……必须要与人民在一起，因为后者可以提供掩护、食物和住所。”

圣战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如果埃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公开上台，则意味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化的开始，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傀儡将一一倒塌。那么，美国将中东与北非石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美元的当前地位与美国的金融霸权将面临崩溃。

即使美国能够暂时掌控北非、中东的局面，伊斯兰世界的急剧人口膨胀仍然预示着，美国的好日子不会长久了。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妇女堕胎与避孕，伊斯兰世界的人口自石油时代开始以来大幅增长。20世纪初，伊斯兰世界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4.2％，到1971年占13％，1980年为18％。到2009年年底，分布在包括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的全球204个国家的穆斯林总人口高达15.7亿，占全世界的23％。

现在，伊斯兰世界的人口增长势头毫无减弱之势。伊斯兰世界的妇女一生要生2至6个孩子，到本世纪中叶，伊斯兰世界的人口将达30亿，占世界人口的1/3。人口的增加将会加剧粮食危机和就业危机，促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过激思想的流行。高生育率导致伊斯兰世界的青年人比例高居不下。那些失业青年人将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力军。因此，美国对全球石油必将失去现有的控制力，美元霸权随之丧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最终会一去不复返。

历史似乎到了转折的关键点，国际大格局重新洗牌的大幕缓缓拉开，未来将走向何处？

跋

传统中国人大多胸怀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宏大而又细腻的家国情怀。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民族、社会、家庭和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浸染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都会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就像“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或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五千年来，这种强大的族群意识一直支撑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

当代世界，西风压倒东风，西方文明的强势使中华传统文化日趋衰弱。家国情怀的语境在当代中国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则是西方文明的民族观、国家观与价值观。但家国情怀的积淀却仍然深深地印刻在许多国人心中，一旦触碰心底便会自然流露，“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留下百年创伤。直至今日，还有一些人的脊梁骨都是断的。心理学有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概念，当施暴者对被虐者施以酷刑之后，被虐者反而对施暴者抱有极度崇拜、喜爱之情。当代中国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发明出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历史真相”的“良心”历史学家。他们有为鸦片战争叫好者，有为汪精卫翻案者，有鼓吹中国再做300年殖民地者。真是怪胎不断，奇谈不绝！

他们早已忘记上海、香港那些古旧的西洋建筑下埋葬的是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通过阅读本书就知道，当年中国最为强大的汇丰银行之股东除一家轮船公司外，全是鸦片贩子。上海房产大亨沙逊洋行，建造了上海大部分有名的西洋建筑。最近鼓噪一时的沙逊洋行在1871年之后便代替怡和洋行垄断中国鸦片贸易，拥有并控制了全国70％的鸦片。近代史上的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还要罪恶万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得到了主人的保护。因此，他们的肉体没有被摧残，他们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不仅不了解或有意不了解历史，他们也对当代国际政治与金融的实际状况视而不见。小布什攻打伊拉克，明明是为了加紧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防止欧盟对其美元霸权的取而代之，他们偏偏辩护说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美国人驻军阿富汗，暗地里援助中国新疆、西藏的独立分子，破坏中国的主权与稳定，可在他们看来，那是要将少数民族从汉族“魔爪”中解放出来。美国人将转基因作物撒播全世界，在印度，农民破产自杀；在南美，农民苦苦挣扎。可是在他们看来，却是美国人在传播科学圣经，愚昧的劣等人在对抗进步！

争做奴颜婢膝的奴才是一种病态，妄图挟洋自重坐稳高等华人的位子也是一种病态。面对其他科技与文化先进的国家与民族，他们早已丧失了自信心与发愤图强的精神。他们常以鲁迅传人自居。可鲁迅对国人的批判饱含着爱，对闰土的爱，对祥林嫂的爱，甚至是对食人血馒头者的爱，而他们却是在发泄一种歇斯底里的仇恨。

他们总是鼓吹，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国家与民族是一种虚构的集合体。那么，为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俄罗斯男人都成了短命鬼，连普京都斥责道：“今天，我们国家的男性公民中有一半人活不到60岁，这简直就是耻辱！”而上千万的俄罗斯、东欧女性被迫成为失足女？为何中国女人爱外嫁美日韩？为何越南女人爱嫁中国人？为何中国辛勤劳作的农民，生活状况还不如西欧一个游手好闲者？旭日阳刚之类脱颖而出的人物毕竟是极少数，不可能让每一个农民工都去做艺人。实际上，这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背后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强大或虚弱的国家与民族。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国家与民族能否强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便是金融，但不是那种披着科学外衣却夹带意识形态私货的金融谎言。利益就是纽带，真实就是力量，谎言在充满利益纠葛的历史真相面前不堪一击。愿读者能从历史的事实中不仅能汲取有益的知识，还能提升精神的力量，也不枉这购书的寥寥数十元。（原文发表于2010年12月16日《科学时报》）

余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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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美国）安东尼·萨顿，货币炼金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38］（英国）约翰·梅森，冷战：1945-1991．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9］刘金质，冷战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0］（美国）谢尔曼·鲍德温，空袭伊拉克．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

［41］（美国）迈克·德龙，诺亚·卢克曼，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2］（乌拉圭）加莱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3］（英国）迈克尔·霍华德，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4］（美国）托马斯·R·戴伊，（美国）L·哈蒙·奇格勒，美国民主的讽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45］（意大利）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6］（美国）梁赞诺夫斯基，（美国）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7］（美国）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48］（英国）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49］（美国）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0］周柏林，美国新霸权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51］（美国）斯泰尔，（美国）利坦，金融国策．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52］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3］杨国庆，危机与霸权．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54］韩毅，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55］福卡智库，金融原罪与金融文明．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56］（加拿大）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7］门洪华，霸权之翼：美国国际制度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8］（美国）克雷格，（美国）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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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加拿大）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1］（德国）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2］（苏联）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3］（美国）艾肯格林，资本全球化：国际金融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4］（英国）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5］（美国）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6］（德国）弗里德赫尔姆·施瓦茨，德意志银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67］（苏联）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8］黄达，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9］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0］（美国）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1］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72］（美国）约翰·托兰，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73］（英国）克肖，希特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74］（美国）邓肯，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75］（美国）古德斯坦，石油危机．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6．

［76］（意大利）毛杰里，石油！石油！．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77］（美国）伊科诺米迪，石油的优势．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78］（美国）克莱尔，石油政治学．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79］（加拿大）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0］（英国）哈罗德，凯恩斯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1］齐世荣，廖学盛，20世纪的历史巨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2］陈祥超，任皓，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3］杜美，欧洲法西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84］胡国松，石油金权：国际石油贸易真相考证．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85］何新，汇率风暴：中美货币战争内幕揭秘．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86］（美国）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7］（美国）格列柯，货币的终结．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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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英国）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1］（美国）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上海：译林出版社，2009．

［92］（美国）巴切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3］（英国）福斯卡斯，（英国）格卡伊，新美帝国主义：布什的反恐战争和以血换石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94］董晓阳．俄罗斯利益集团．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

［95］杨帆，利益集团．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0．

［96］余治国，巴菲特阴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97］（美国）大卫·科兹，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98］（日本）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9］（美国）夏伊勒，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100］（美国）保罗，终结美联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1］（美国）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2］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103］（英国）安集希，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上海：黎明书局，1936．

［104］（美国）卡尔·瓦什，货币理论与政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05］（美国）施瓦茨，国家与市场：全球经济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06］（苏联）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75．

［107］（美国）伯杰，（美国）多尔，国家的多样性和全球的资本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108］张晓品，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09］（法国）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10］（日本）宫崎义一，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演变．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

［111］（法国）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4-1984）．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112］姜琦，张月明，悲剧悄悄来临：东欧政治大地震的征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3］（英国）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14］王宇春，被绑架的世界：1919-1939年的全球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15］李庆余，美国外交史：从独立战争至2004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116］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7］（英国）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18］（日本）浜野洁，日本经济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9］（日本）吉川元忠，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120］（美国）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121］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122］王伟旭，曾秋根，警惕美国的第2次阴谋．北京：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

［123］于群，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24］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25］（美国）希亚特，货币阴谋：全球化背后的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126］（美国）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7］（英国）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128］（美国）韦纳，中情局罪与罚．深圳：海天出版社，2009．

［129］（美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30］（美国）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31］（印度）席瓦，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2］（美国）沃尔，驯服美国权力：对美国首要地位的全球回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33］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34］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35］鲁世巍，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格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136］（美国）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37］（美国）丹尼尔·耶金，石油风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138］（美国）卡齐米耶日·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39］（美国）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40］（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41］李群英，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142］马正平，译注．伟嘎耶教法经译解．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43］Murray Newton Rothbard. A history of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lonial era to World War II.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02.

［144］Mark Steyn. America Alone.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6.

［145］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The Penguin Press HC, 2007.

［146］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eco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147］Edward Flaherty. A Brief History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www.freedomdomain.com/banking/central01.html.

［148］Eustace Mullins. Secret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ers Research Institute，1985.

［149］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Third Edition）. Free Press，2003.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金融与两次世界大战

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搅拌机

真正的赢家：美国人

美联储的前世今生

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张

美联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

美国意在瓦解大英帝国的经济霸权

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

大萧条时期：中国短暂的繁荣

上海房地产泡沫与法币

千疮百孔的意大利

墨索里尼，华尔街的宠儿

沙赫特临危受命

华尔街支持希特勒上台

希特勒的目的

第二章　美元第一

英镑与美元的博弈

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称霸

不买账的苏联

冷战，妖魔化桀骜不驯的苏联

国民党与恶性通胀

美国也不是万能的

朝鲜战争：让日本咸鱼翻身，让美国巩固金融霸权

用美国的剑为美国掠夺更多的钱

美国精英有意让美元变成一文不名的白条

美国霸权：让世界各经济体纳税进贡

石油，美元霸权的根蒂

左手中情局，右手弗里德曼

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从对抗政策到缓和战略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战

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

高举弗里德曼大旗，将斯拉夫人再次变为奴隶

第三章　全球货币战争

日本对美国说不

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虚拟经济的膨胀：投机泛滥的赌场资本主义

枪杆子本位制：从伊拉克转战阿富汗

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噱头剑指里海石油

从科索沃战争到欧债危机

普京大帝与俄罗斯的觉醒

奥林匹斯地狱与格鲁吉亚，石油卢布与石油美元

次贷危机、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

跋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