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大国兴衰背后的金融力量

铁砧上锤出来的欧洲版图

谁是战争的支柱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

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遮掩下的海外掠夺

荷兰：战争幕后的操纵者

欧洲人的政治思维：均势策略

法国之败，败在金融

拯救南海公司就是拯救英国

英国垄断金融的崛起

法国金融的倒退：约翰·劳的昙花一现

丘吉尔说：七年战争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独立战争：七年战争的延续

恶性通货膨胀：法国大革命的阴霾

法兰西银行抢钱：拿破仑战功赫赫的背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起

第二章　英镑为王

“神圣同盟”：镇压一切革命运动

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犹太人投机和平

印度人的血泪，英国人的财富

炮舰与福寿膏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欧洲和平的基础：英镑霸权的确立

铁路热潮袭卷全球

铁路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

南美泡沫，巴黎拯救了伦敦

“圣西门思想”：扭转法国命运

英法争夺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较量

普法战争打出了一个国际金本位体系

第三章　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崛起

美国的纸币浮沉

美国具有“善骗”的传统

主权信贷工具助林肯打赢了内战

大发国难财的金融新贵

从工业崛起到财团雄起

皮尔庞特·摩根：金融教父的成长历程

从英国买办到一手遮天

莱茵河资本主义

“黑船来日事件”：打破日本经济格局

日本财团的兴起

清朝：金融主导权的丧失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左右日俄战争的国际金融资本

俄国，被国际财团分食的美味

主要参考文献

代序

从美国金融资本大举掠夺日本财富说起

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　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白益民

泡沫经济：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不对称打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日本产业咄咄逼人的攻势，公平竞争条件下无法获胜的美国，利用美日不平等政治军事关系上的优势地位，使用金融手段成功地实施了对日本产业的不对称打击。

“二战”后，曾经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对象的德国和日本，迅速成长为美国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日本，其钢铁、汽车、电子产品为代表的产业大举进攻美国，对美国的制造业形成巨大的冲击。从1965年开始，美国就在日美双边贸易中由顺差国变为逆差国，一方面日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产品却难以进入日本市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贸易摩擦。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频频让步，相继就钢铁（1972年）、彩电（1977年）、牛肉（1978年）、柑橘（1978年）、汽车（1981年）、半导体（1986年）等达成一系列的协议，但是这并没有挽救美国的产业。

美国在贸易失衡上不断经历失败以后，放弃单个具体产业的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手段，开始运用汇率和金融手段综合地解决这一问题。

1980年，里根以“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才是问题”的口号当选总统后，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大规模减税、削减社会福利预算、扩大军事支出、放松金融管制、抑制通货膨胀、恢复强势美元地位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消除对金融资本的限制，恢复美国金融资本的竞争力，为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消除一切限制，为此不惜动用军事手段。

1983年11月，里根对日本政府正式提出金融开放的请求，并提出设立专门委员会监督市场开放的进程。其理由是日本刻意压低日元汇率以提升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这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产业利益，为了实现公平竞争，日本金融市场必须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在美国的威势下，1984年2月，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1984年5月，在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中，反映了美国提出的市场开放的请求，其内容包括国债市场的开放、放松对日元市场监管、消除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日本市场的限制等。1985年9月，为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大厦签署《广场协议》，约定通过国际协作，稳步有序地推动日元对美元升值。1987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加拿大、意大利在巴黎达成《卢浮宫协议》，约定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实施刺激内需计划。《卢浮宫协议》签署后，日本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利率下降，通货膨胀泛滥，日本经济一步一步滑入泡沫经济的深渊。

货币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美国利用日本缺少货币主权的劣势，通过日本并不擅长的金融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短短时间，就彻底动摇了日本制造业赖以稳定运转的基础。美国以金融对抗日本制造业的做法，可以说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己之长克彼之短”，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不对称打击。

“异质论”下，美国对日本的市场化改造

利用所谓“非市场国家地位”，美国向中国提出了种种超过“市场国家”的改革要求。同样，利用所谓“异质论”，美国对日本进行着系统性的“市场化改革”。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金融泡沫破灭，美国金融资本大获其利，这仅仅是第一步。虽然日本金融业在泡沫经济中严重受创，但是日本的各个产业公司还基本完整，这就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下一个目标。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了要求日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美国理论界提出了“日本异质论”。这期间，1989年美国的著名政经月刊《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封锁日本》，堪称“日本异质论”的代表作。该文提出，日本资本主义模式有别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日本的经济增长是单方面的、破坏性的经济增长，日本的政府是极权金钱政府，不但控制国内经济而且控制国内思想，主张要像封锁共产主义苏联一样封锁“异质”的日本。

“日本异质论”堪称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冷战”理论，为美国系统改造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使日本市场向美国金融势力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基础。

当时正处冷战期间，“异质论”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解决美日之间所谓“异质”的“结构性”的壁垒，1989年到1990年之间，美日之间举行了5次会谈，并于1990年发布了《日本构造协议最终报告》。美国主要在6个方面向日本提出了改革结构性壁垒的要求，分别是：1.储蓄和投资模式，改变日本高储蓄模式，提倡消费。2.土地，放松土地市场的管制，允许土地自由交易。3.流通，放松对大型商业企业的限制。4.价格机制，主要针对日本国际国内的价格差。5.排他性的交易惯例。6.系列化，所谓系列化，是指日本以大银行和综合商社为中心的众多企业通过交叉持股所组成的企业集团。第5项、第6项直接指向该制度的核心——银行企业结合体。

《日本构造协议最终报告》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1994年以后，美国继续以《年度改革要望书》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的种种具体要求。所谓要望，就是期待的意思。美国政府保持一贯的风度，“言语温和，手持大棒”，通过“要望书”这种两国友好“协商”的方式，开始对日本实施系统化的市场改革。要望书中的各项改革要求被分配到日本政府各个部门分别进行讨论，日本逐步解除不利于金融资本进出的各种结构性限制，形成了跨国金融资本自由交易的开放市场。

在美国首次提出“要望书”的同年，1994年，为了促进日本市场的开放，由日本首相和相关重要部门的政府官员组成的“对日投资会议”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还包括美英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等10人左右的“外国人特别委员会”。该机构设置的第二年，发表了以放松管制、促进企业兼并、促进对日投资等为目的的声明。在该组织的影响下，一系列具有美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制度、税制、会计制度等被导入日本，使日本的社会和经济模式不断向美式资本主义模式靠拢。

国际准则：日本产业把自己卖给美国

日本产业的贸易盈余的唯一出路是美国。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流入美国的日本资产在变成美国国债、变成美国高高在上的股价之后，却反过头来被美国用来收购日本的企业。而且，通过许多所谓国际准则的巧妙作用，收购代价极为低廉。

经过10多年的运作和发展，日本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中标志性事件是“三角合并法”的解禁。所谓“三角合并”，就是外国企业为了兼并日本企业，首先在日本设立分公司，然后外资母公司和兼并日本对象公司进行股票交换，并购对象的日本公司持股人在持有外资母公司股票后放弃原有日本公司股权，兼并对象的日本公司融入外资公司设立的子公司，从而完成兼并过程。

“三角合并法”的解禁，不但允许外国企业对日本企业的兼并，而且允许以股票交换的方式兼并日本企业，这对日本企业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不过，日本学者吉川元忠指出，三角合并的威力，还需要另外三个重要改革举措的配合。

第一，日本交叉持股结构系统性的解体。战后，日本的金融业和企业的实力薄弱，为了防止外国资本对日本企业的恶意并购，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企业兴起了交叉持股的高潮，并一直伴随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整个过程。日本企业交叉持股，关系复杂，规模庞大，外国企业很难通过并购的方式来控制日本企业。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国压力下的日元升值，确确实实伤害到了日本的制造业。与此同时，日本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大量持有泡沫资产的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下降，被迫出售所持的企业股份，因此日本的交叉持股结构逐渐瓦解。

根据东京证券交易所的统计，日本机构持股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5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25%左右，其中日本银行的持股比例从80年代中期的20%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不足5%。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外国投资机构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日本企业股份2007年已经达到27%的惊人比例。其中很多盈利性较好的企业，外资持股比例已经达到50%左右。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佳能，外资持股比例就已经超过50%，就股权而言，已经算不上严格的“日本”企业了。可见，在日元升值和金融泡沫对日本制造业、银行业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的交叉持股结构被系统地瓦解了。

第二，《巴塞尔协议》所起的限制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面对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资本全球范围咄咄逼人的扩张形式，1987年12月，美国联合了12个国家签署《巴塞尔协议》，这个协议要求全世界的银行资本率必须达到8%。这个规定明显是有利于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英、美等国，是针对日、法、德的金融战舰“吨位上”的巧妙限制，因此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和日本都予以抵制。于是美国和英国先达成协议，约定与美国和英国任何银行交易，其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由于美国和英国在世界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本银行不得不加入此协议，前提是日本银行所持企业股票市值的45%可以作为资本金。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通过该协议使日本的金融扩张陷于停顿。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资产破灭后，日本银行所持企业股份严重缩水，8%的资本充足率约定严重限制了银行对企业的融资能力，造成日本信用紧缩的局面，使日本企业连续陷入不景气。按照日本传统的做法，企业和银行是相互扶持的命运共同体。可是在日本企业急需资金时，日本银行受限于《巴塞尔协议》，只能坐视企业破产，而企业破产又扩大了日本银行的坏账规模，使日本银行陷入更深的危机。此外，由于资本充足率的限制，不但陷入困境的企业得不到银行的救助，银行间的资本互助也大大受到限制。

因为企业股票价格下跌和破产损害了银行资本的基础，银行无法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风险加大，在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增加，从而为日本金融业连锁性的不景气和破产埋下了伏笔。虽然《巴塞尔协议》是为防范金融风险所设置的，但是美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设计使该协议对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极不公平，事实上起到了加剧日本金融危机的作用。日本在金融泡沫破灭后，迟迟不能回复景气，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直至日本的银行和企业交叉持股结构彻底瓦解，《巴塞尔协议》功不可没。

第三，公允价值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导入。所谓公允价值，简单讲就是一个企业的资产是由投入的历史价值的合计决定，也是由当前市场交易的价格决定。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对资产一直采用历史成本的计量方法。但是历史成本的资产计量方法对于企业并购非常不利，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导入，使企业的股票价格直接反映了资产价格，为金融资本通过操纵股票价格，然后通过股票置换等非货币交易手段并购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之后，利用美元的基础货币地位，使世界各国的贸易盈余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股价高高在上，为美国通过股票低成本并购日本企业提供了便利。因此，日本学者感叹，公允价值和“三角合并”的解禁，使美国一些垃圾股的企业，通过一些手段拉高股价就可以轻松地置换到日本最优质的企业。

简单地总结，日本货币主权的缺失，使日元汇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干预不断攀升，造就了庞大的泡沫。《巴塞尔协议》的规定限制了金融泡沫中日本银行的自救能力，破坏了日本银行和企业的融合关系。银行和企业的结合体被瓦解以后，日本银行和企业成为金融资本渔猎的目标，而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的导入，更使得金融资本对日本银行和企业的并购成本极为低廉。

作为企业并购制度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三角合并”的解禁终于在2006年5月准备开始实施。在这个关键时节，发生了一件被称为“活力门”的戏剧性并购事件。活力门公司是日本的一个门户网站，借助美国雷曼公司的资金支持，强行收购了规模几倍于自身的日本放送公司。该事件引起日本政商两界对并购法案极大的反弹，“三角合并”的解禁被推迟到一年后的2007年5月才正式生效。

“三角合并”的解禁在日本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此之前日本企业交叉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人曾感叹要想购买日本的企业，除非把整个日本买下来。可是经过十几年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巴塞尔协议》、新的会计准则、“三角合并”的先后导入，日本企业已经彻底丧失了抵御资本实力兼并的可能。这在米塔尔和日本新日铁的并购和反并购的斗争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米塔尔是一家印度跨国钢铁巨头。1971年，米塔尔在印度刚刚成立时还是一家钢铁小作坊，可是通过一系列的收购和兼并，以超常规的速度进行着扩张。米塔尔不断进行收购和兼并，带来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规模的扩大带来效益的提升，又再次拉升米塔尔的股价。在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下，高高在上的股价为下一步的并购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米塔尔在钢铁行业的扩张如同19世纪末期洛克菲勒石油帝国扩张过程的一次重演。2006年，当时已经世界排名第一的米塔尔，通过股票置换的方式并购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二的钢铁集团——阿赛洛集团，规模更上一层楼，超过排名第二的日本新日铁两倍以上。

米塔尔在收购阿赛洛以后，迅速引起日本钢铁业排头兵新日铁的警觉。因为在此之前，新日铁曾经和阿赛洛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向阿赛洛提供高强度车用钢板技术，专门向在欧洲的日本汽车公司提供优质汽车钢板。米塔尔在收购阿赛洛集团以后向新日铁提出，要将阿赛洛所持有的新日铁高强度车用钢板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新日铁在此技术上前后投入4000亿日元，时间长达7年，米塔尔的要求严重损害新日铁的利益，因此新日铁严词拒绝了米塔尔的要求。米塔尔则强硬回复，不排除强行收购新日铁。

新日铁的股份大量分散在个人持股者和外国资本手中，理论上讲米塔尔并购新日铁财务上、法律上将不存在任何障碍。此时正值日本三角并购法正式实施前的休眠期，为了抵御米塔尔的恶意并购，新日铁一边安抚中小股民，一边在世界各地扩建新工厂，并向当时排名世界第三的韩国浦项钢铁和排名第五的中国宝钢集团提出了交叉持股的请求。出于种种因素，米塔尔暂时放弃了收购。2007年7月，双方就汽车用钢板技术交流和合作达成一系列协议。尽管如此，协议中并没有规定“彼此不并购”的条款，新日铁依然可能成为米塔尔的并购对象。

成为外资并购对象的远远不止日本的制造业。“三角合并”解禁后的次年，2008年1月，美国的花旗集团以股票交换的方式兼并了日兴证券，成为日本“三角合并”第一案。日兴证券曾是日本的四大券商之一，当时持有的资产规模大约有43万亿日元，而花旗付出的代价只有1万亿日元。

金融资本压力下产业资本的融合契机

美国的金融资本，依靠对日本产业资本的相互持股的规模优势的瓦解，将日本的产业资本一一击破。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已经全球范围内融合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资本，产业资本所依靠的传统壁垒已经无效，单个国家的产业资本如果分兵作战，必将一一被金融资本所吞噬。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金融资本的压力，产业资本为了保全自己和发展自己，必须像金融资本一样实现跨国的重组、融合或者相互持股，这是产业资本取得对抗金融资本的规模优势的唯一出路。

从米塔尔和新日铁的发展过程以及两者的竞争手法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不同的发展逻辑。在金融逻辑下，企业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来实现规模的扩张，企业本身就是交易的对象，因此米塔尔的经营者更加关注分析家和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钢铁本身。而日本的产业资本的代表新日铁，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技术投入，逐步地积累到现在的规模。

新日铁的经营者曾评价米塔尔说，“一个只注重于短期利益的企业是无法持续7年，投入几千亿日元来发展技术的。”的确如此，在高强度钢板技术上，新日铁拥有专利达1038项，而米塔尔仅有可怜的38项，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技术落后的企业，反过来却要兼并技术先进的企业，这尖锐地反映出在全球化资本和产业的矛盾下，日本型技术企业的困局。

这种现象是由两国不同的经济特点决定的。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是产业制度却和德国类似，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征。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财富是由资本产生的还是由劳动产生的。相对而言，海洋国家更为重视资本，重视商业流通，崇尚交易，重视市场的调节，崇尚自由竞争，财富的分配更倾向于资本。

大陆国家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崇尚劳动，崇尚协作，重视政府的作用，财富的分配倾向于劳动者。因此前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后者可以称之为人本主义。

日本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制造的民族。在古代，日本就意识到本土面积狭小，只有制造出精良的物品，才可以通过海外贸易积累财富。比如说日本刀，日本的冶铁和锻刀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但是自宋代日本刀就开始出口中国。虽然日本和英国一样是一个岛国，但是基于重视制造这一民族秉性，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谋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更多地模仿法国和德国，在政府的作用、资本的运用、产业的组织、财富的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大陆国家的特点。

“二战”后，站立在废墟上的日本重新选择了产业和贸易立国的道路。通过所谓“政官财铁三角”——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紧密结合，日本政府和企业迅速组织起适合制造业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日本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日本政府并不通过指令对各类市场资源直接配置，但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在日本金融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战后，日本政府面对美国的压力，设计出一套企业融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而不是以证券股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此外日本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也作出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种种限制，银行被禁止提供全系列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是被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专门提供短期融资的城市银行，专门为产业发展提供长期融资和政策融资的“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等。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制度限制了股票证券融资的无序、混乱、难以管制等缺点，使日本制造业能够有指导性地从银行获得产业发展所需的宝贵资金。此外，在战前财阀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形成了以主营银行、大型商社、大型制造业为核心，通过交叉持股构成的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或称财团。

在财团的核心企业之外，依附有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集团包含从金融、原材料、制造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这种大企业控制中小企业的制度就是日本特色的“企业系列”制度。企业系列，通过交叉持股将分散的中小企业纳入高度分工、高度综合的生产体系中，形成了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组合，使日本跳过自由竞争的阶段，快速形成和外国企业相抗衡的企业集团。

从日本的经济制度上看出，在金融和产业的结合中，金融虽然处于核心控制地位，但是其目的却是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在金融和产业交叉持股的环境下，日本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经营环境，可以安心地从事技术改进和生产，因此交叉持股是日本保证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制度之一。日本金融和产业的完美结合，仿佛一架造血机，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资本的地位。

日本交叉持股，并非目前一般人所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企业的关系可用战舰来比喻，并不是多艘战舰用铁索连成一个铁索船，而是多艘战舰组成一个舰队。一只军舰受到打击，并不意味着整个舰队就要全军覆灭，恰恰相反，日本金融和产业的交叉持股，企业的股份严重分散，一个企业的危机很难传导到其他企业或者主管银行。

一个企业发生危机以后，经营较好的企业和银行可以展开救助，从而保证整个集团经营的稳定性。美国面对这种制度安排，企望日本企业“一损俱损”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让所有的日本企业陷入危机，形成“俱损”的局面，才能破解这种集群战术，消除日本产业资本增值的威胁。显然，通过经济手段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只能通过非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和舆论手段。

日本经济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是日元升值造成的金融泡沫所导致的日本制造业和金融业共生关系的解体。可是日元升值并非完全是市场的作用，而是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赤裸裸的政治请求。“二战”结束后，由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军事上美国还是日本的保护国，日本面对美国的要求根本无从拒绝。因此可以说，军事手段是日本不得不吞下金融泡沫的保证。此外，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不但包括日元升值，还通过强大的舆论工具为日本输入诸如“竞争提升效率”、“国际会计准则”等经济理论和制度。

不同的民族秉性造成了日本重视产业、美国重视资本这样不同的经济制度，可是在扭曲的军事和经济关系下，日本制造业不断创造的财富却以美元债券等形式回流到美国，催生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美国利用高企的股价，利用所谓公允价值、“三角合并”等所谓“国际准则”，反过头来购买日本的企业。相当于日本企业辛辛苦苦生产财富，最终却把企业自身卖给了美国，这是一种军事霸权和强盗金融逻辑下对经济成果的掠夺，也是对劳动创造财富的信念的愚弄。

白银、军舰和牧师，是英国17、18世纪进行殖民扩张的三大武器。同样，金融资本、军事力量和理论工具三位一体，也是支持美国新自由主义进行金融全球化扩张的基本组合。

中国、日本、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同属东方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劳动创造财富”是根植于一般大众心底的信仰。欧洲的德国和法国，战后实现历史和解，建立起构筑于诚实货币基础之上的共同体。东南亚各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饱受跨国金融资本的蹂躏，充分认识到建立在虚幻的美元基础上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可靠。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金融霸权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建立亚洲共同体的信念更为坚定。亚洲共同体的出现，必将会是对美国金融霸权的重大打击，因此美国必将不遗余力地予以阻挠，这也是最近美国强调亚洲战略，严厉打压日本“脱欧入亚”的政治派别，培植并控制日本亲美派别，挑起东北亚一系列军事争端的背景所在。

从美国系统性地打开日本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庆幸我国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和国家主权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的扩张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更多地反映为超越国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产业资本和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面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快速壮大中国产业资本的实力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的竞争，日本产业资本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单靠一个国家的产业资本是无法和军事霸权支持下的金融资本抗衡的。过去，美国成功消除了日本国内的产业资本融合，从而瓦解了日本产业资本的攻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也为日本寻求世界范围内产业资本的重组，发起以保全自己为目的的进攻性防守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产业资本，对于美国金融资本和日本产业资本的矛盾中所蕴涵的中日产业资本合作的契机，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一章　大国兴衰背后的金融力量

铁砧上锤出来的欧洲版图

我们中国人常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欧洲却不是这样。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分裂成了许多小国。一直到8世纪、9世纪，大约在中国盛唐时，查理大帝黄袍加身，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统一欧洲，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死后，欧洲再次分裂成很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从此再未统一成一个整体，直到今天欧盟的建立才看到欧洲统一的希望。

在中国古代，皇帝们为了笼络欧亚大草原的马上王国，经常将公主们嫁给那些单于、可汗，并美其名曰“和亲”。当时的欧洲王室也喜欢耍这套把戏。大小王国之间，“白马”王子、“白雪”公主之间的婚配忙得是不亦乐乎。延续了近1000年的王室之间的婚配，最后搞出来一个著名的贵族病——血友病。

亲戚归亲戚，利益归利益。虽然大家都是血友病病友，都是亲戚姑老表，但要争权夺利起来，那是绝不含糊的。于是乎，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欧洲大陆被这群家族内部成员折腾得一团糟。

自1495年以来，法国参加了50场大型战争，奥地利为47场，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为44场，英国则打了44场大型战役。仅英国整个19世纪中后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就独立发动了72场战役，平均每年1次。

从1586年到1815年的短短200多年间，欧洲国家之间连续打了9场大仗：

1586～1604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发生了英西战争。其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败于英国，结束了西班牙海上霸主的地位。

1618～1648年，英国、荷兰、法国对西班牙、奥地利的三十年战争，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参加了这场大战。

1652～1674年，英国、法国与荷兰之间分别打了三次英荷战争，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役均发生在海上。

1656～1790年，俄国与瑞典为争夺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断断续续打了5次大仗。

1701～1713年，以英国为首的一方与以法国为首的一方之间发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年，以法国、普鲁士为一方，以英国、俄国、荷兰为一方，发生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56～1763年，以英国为首的一方与以法国为首的一方，发生了七年战争。

1772～1795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侵略并瓜分波兰。

1799～1815年，1789年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法国连续掌权10多年，连年发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直到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才结束了欧洲历史上的拿破仑时代。

历史学家布朗曾经说过：“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这100多年的战争，打出了一个强大的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打出了一个现代超级大国的雏形——美利坚合众国，打出了一个20世纪唯一能和美国相抗衡的短命超级大国苏联，欧洲格局的变化引起了世界格局的变化，最终也改变了中国。

谁是战争的支柱

打仗就是打钱，战争的背后是金融力量的支持。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大哲学家、《沉思录》的作者西塞罗就说过：“战争的支柱就是无限的金钱。”1550年之后，欧洲军队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此外，战争已经进入火器时代，步枪和大炮越来越多地代替刀剑和长矛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而热兵器的费用明显高于冷兵器，欧洲国家的军费日益攀升。

可能有人认为，既然打仗就可以发战争财，军队能以战养战，打到哪儿抢到哪儿。在欧洲近代史上，确实有一位统帅这么做过。波希米亚人即今天的捷克人华伦斯坦在荷兰银行家杰·德·维特和犹太商人巴色维的资助下担任整个波希米亚的军事统帅。华伦斯坦原本是一位波希米亚小贵族，后来娶了一个年长的有钱寡妇，从而踏上成功之旅。华伦斯坦采用抢劫居民的办法建立起了一支军队，以至于被马克思称为“华伦斯坦的蝗虫”。

1631年7月18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写信给他的首相说：“我们全军都生活在极端的贫穷、困苦和混乱之中，所有仆役均已离开。我们被迫靠着毁灭和破坏周围地域的一切来进行战争。此刻正是这样，因为除了士兵所能抢到的东西外，我们已别无一物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这样野蛮的军队很快就会把所占领的地区搞得民穷财尽，最终还是无法持久。

古斯塔夫在一封留存至今的信中说：“近四个月来，军队连一文钱也没有收到……我们只能靠从城镇榨取的一点面包来供给士兵，但这也是有限度的。对骑兵已无法约束……他们完全靠野蛮的抢劫维持生活。因此，一切都被毁掉了，在城镇和乡村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供士兵食用。”

不仅如此，军队的抢劫行为会毁了军队纪律，严重降低战斗力。当时一位苏格兰军官曾记载道：“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

因此，当时欧洲国家的军费主要还是依赖本国政府的供给。可是，当时的欧洲并不富裕，比咱的大明、大清穷多了，所以政府仅靠增加税收的办法难以为继，多数靠举债度日。

比如，英国军费开支在1560～1585年仅占财政总支出的27%，到了1600年竟然达到了79%。整个17世纪，荷兰90%的财政支出都用于战争。更有甚者，奥地利的军费曾经达到过国家财政支出的98%，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能力的增长。当时，欧洲16世纪最强大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1557～1598年，为了争夺欧洲霸权，维护海外殖民地，也曾3次因军费开支过大而财政破产。

说到哈布斯堡家族，16～17世纪的欧洲历史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它的。哈布斯堡的意思是财富的堡垒，这个家族原本是奥地利公国的法定统治者。在16世纪，通过两对王子、公主结合的方式，哈布斯堡家族查理五世继承了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各自拥有的4个领地，分别是西班牙、奥地利、尼德兰和勃艮第，后来又占据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勃艮第位于今天的法国东北部。

1556年，查理五世将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留给了他的弟弟费迪南，将其余的领地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占据着美洲的金银矿和工商、金融最为发达的尼德兰，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国家。

大有大的难处，当时的以奥地利和西班牙为核心的哈布斯堡家族面对着众多的强敌。东有奥斯曼帝国，西有英国，北有法国，南有北非摩尔人即阿拉伯人。哈布斯堡王朝无一年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源源不断运来的黄金、白银都变成了步枪、子弹和大炮，但美洲的财富仍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求。

古语讲，“国之利器，不可授之于人。”但在欧洲国家，军队这种国之利器却因政府财政不足被外包给欧洲各地的贵族与金融家。

当时欧洲的军队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训练和装备很差的民兵，只适于在本地维持治安。二是用于作战的雇佣兵，主要是从欧洲各地招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政府与士兵没有直接的联系，政府只是按时、按量地拨发军费，军队司令官则负责招募、训练和管理士兵。雇佣兵为钱而来，为钱而战。

对于士兵来说，他们只为工资而战，谁给的工资高就为谁作战。对于司令官来说，谁给的钱多，就为谁作战。有些时候，如果敌方可以出更高的价钱，军队就会倒戈攻打原来的雇主国家。

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15～16世纪欧洲金融中心——意大利城邦热那亚的斯皮诺拉。他出身于当地显赫的金融家族，1602年，他用自己家族的钱招募了9000人的军队投靠西班牙，被哈布斯堡家族封为侯爵。1604年，他率军攻占荷兰奥斯登，后被任命为西班牙驻荷兰军队总司令。1606年，他孤注一掷，将自己家族所有财富换成西班牙国债来效忠哈布斯堡家族。1621年，斯皮诺拉荣升西班牙军队总司令。1626年，他攻陷荷兰战略要地勃鲁达要塞。为了歌功颂德，他让自己一直资助的西班牙油画大师委拉斯贵支将这次战事用作素材，绘制出不朽的艺术名作《勃鲁达的投降》。这幅价值连城的作品目前被收藏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但不幸的是，西班牙最终还是战败了，政府宣布财政破产，国债变得一文不值，斯皮诺拉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斯皮诺拉这么倒霉。波希米亚的曼斯菲尔德伯爵就大发战争财。他刚出道时，曾同时与西班牙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谈判，最后与开价最高的荷兰签订了战争合同，赚取了大笔利润。这位老兄还通过征收保证金和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刮很多城镇的财富。保证金是城镇为了避免遭受战争毁坏而交的钱，战争特别税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赋税。这些巧立名目的税收有1/3都进入了他自己的口袋。1624年，他向法国提供的2.4万名步兵和7000名骑兵，就能带来每年800万里弗赫（Lièvre，法国17～18世纪旧货币单位，后改成法郎）的收入。

显而易见，对于当时的欧洲国家来说，要想争夺利益就要打仗，要想打赢就要雇佣精良的军队，要想雇佣军队就要有钱，要想有钱就要有办法筹钱，要么征税，要么借钱。

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几次财政破产，信用越来越差，借不到足够的外债来填补战争的亏空，只好将目光盯上了尼德兰这头多产的奶牛。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

为了打仗和贵族的奢侈享受，从小小的尼德兰所榨取的赋税占到当时西班牙财政收入的一半。查理五世曾感慨，尼德兰是他王冠上的一颗珍珠。当时的尼德兰共有17个省。以阿姆斯特丹为经济中心的北部7省主要信仰新教，其中以荷兰和西兰两省的工商业最为发达。以安特卫普为经济中心的南部10省则信仰天主教，其中以佛兰德尔和不拉奔的经济最为发达。

南方省份主要从事各种制造业，尤其是纺织业较为发达，纺织业的原料供给和销售市场主要是西班牙。而北方省份与西班牙的经济联系很少，主要从事航运与贸易，与英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及俄罗斯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

西班牙国王对尼德兰的大肆掠夺，尼德兰人都忍了。菲利普二世为保护西班牙利益，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废除商人直接与西班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权，还提高尼德兰从西班牙运出羊毛的关税，使尼德兰的羊毛出口减少了40%。最为严重的是，西班牙财政破产之后拒绝偿付战争国债，使尼德兰金融家血本无归。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对尼德兰北部的新教徒残酷镇压，1550年西班牙颁布了一个敕令，规定凡是新教徒，男杀头，女活埋，只要是和新教徒有关系的人，其财产都要被充公。尼德兰人终于被这些政策惹火了，1566年，他们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就连比较温顺的西班牙南方省份也加入了进来。

到了1572年，北方7省普遍发生了反西班牙的起义，奥兰治的威廉被推举为荷兰、西兰和乌特勒支3省的总督。1581年7月26日，以荷兰省为核心的北方各省宣告成立联省共和国，又称为荷兰共和国。

与庞大的西班牙相比，荷兰十分弱小。战争初期，荷兰节节败退，西班牙远征军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尼德兰。1585年，西班牙攻陷安特卫普。

15～16世纪，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法国驱逐胡格诺派（法国新教中的一个派别）教徒。这些异教徒主要是金融家、商人和技术工人，既有技术又有金钱，他们纷纷逃往安特卫普，逐渐将安特卫普建设成为欧洲的商贸与金融中心。1531年，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建立了最早的商品交易所，出现了专业经纪人（经纪人在早期欧洲原指拉皮条的人或皮条客。现在所谓的蓝筹股原指创建于1856年欧洲南部摩纳哥国蒙特卡洛大赌场里价值最高的蓝色筹码）和交易所贸易商。安特卫普的商人与金融家们喜好用占星术，经常雇用算命大师来预测市场的变化。可是，占星术终究没有预测出安特卫普衰落的命运。随着西班牙大军的到来，10多万安特卫普金融家、商人和技术工人逃到阿姆斯特丹，北部海港城市阿姆斯特丹开始取代安特卫普逐渐成为荷兰乃至于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

正是在繁荣的经济与强大的金融基础上，弱小的荷兰没有像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一样因为战争而财政破产，反而在1600年绰绰有余地养活了主要由英格兰人、法国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雇佣军，其中荷兰人只占6%。到了1609年，西班牙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继续打仗，只好与荷兰讲和，暂时休战。

就在这一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了。

16世纪的欧洲贵金属货币都含有铜，并由各家私人银行自己铸造，因此硬币种类繁多，价值不等。荷兰议会在一本1606年发表的《货币交换手册》中列出了341种银币、505种金币，其中荷兰本地产的货币就有14种之多。

此外，由于造假、打磨等种种方法，即便是相同的硬币，价值也不相等。打磨硬币早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成为人们收集金银的一种方法。他们将很多硬币放在一个袋子中，用力抖动，让硬币之间相互摩擦与碰撞，可以得到少量的金银碎屑，而硬币拿出来仍然可以用。日积月累之后，这些金银碎屑的价值颇为不菲，但硬币本身却缺损了。

这些都造成了商人之间的交易极为不便。为了方便交易，阿姆斯特丹银行规定了荷兰全国通用的标准硬币的贵金属含量，并评估商人们储蓄的国内外各种货币的价值，全部换成一定数量的标准货币。荷兰标准硬币在质量上非常可靠，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值得信赖的货币。

阿姆斯特丹银行主要业务是储蓄与汇兑结算，几乎没有倒闭的风险，安全性很高。商人在银行注册账户，就不需要面对面地进行笨重的金属货币现款交易，只要将应付账款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上，这就是汇兑结算。有了汇兑结算的功能，人们把钱送到银行就可以进行异地付款，用汇票可以在异地银行提取现金，这为商人之间的交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该行不允许私人账户透支，也不向客户提供任何私人贷款。因此，它也被称为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还发行了纸质凭据——银行券，这些银行券保证了人们存放于银行中的一定数量白银的所有权。在任何时候，人们只要拿着银行券到该行去提款，都能即刻兑现金银货币。荷兰政府规定，凡是在阿姆斯特丹600荷兰盾以上的汇票，都必须要用银行券来支付。为了兑付外国汇票，荷兰商人们不得不与这些银行的汇票打交道。最终，银行券逐渐替代白银，人们很少在交易过程中使用实物白银，而是直接用银行券买卖商品。

除了货币的可靠性，交易的安全性与便利性，使阿姆斯特丹银行具有很高的信誉。167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率军攻打荷兰。当时兵荒马乱，银行储户惊恐万分，纷纷跑去提钱。阿姆斯特丹银行没有找任何理由拒绝客户的要求，未有任何拖延地将金银币发放给提钱的客户。结果，大家的恐慌顿时消失，储户们又将钱存回银行。

但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是，就算是敌国的储户，阿姆斯特丹银行也仿佛是中立方一样，依然能满足客户的要求，并从中赚取利润。1621年，荷兰和西班牙军队再次开战之后，敌对方西班牙人手中的白银竟然能够自由地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保险柜中流进流出。

按照常理，两国交战，敌国的金融资产应被冻结才对。阿姆斯特丹银行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在战争期间通敌呢？

实际上，该银行本身就是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与议会控制的。1602年创建臭名昭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与信誉良好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控制者是一伙人，他们既是金融家又是议员和政府官员，相互之间又有姻亲关系，构成了强大的金融寡头门阀集团。归根结底，荷兰政权就执掌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手中。

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遮掩下的海外掠夺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建立之后的10年中都没有分过红利，人们之所以愿意持有股票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股票可以随时在市场上兑现。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的那一年，全世界最早的一家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诞生。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是交易所中第一家可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也就是说股票可以在交易所自由买卖，随时兑现。

当时没有冰箱、冰柜这样的现代技术，食物不易长期保存，容易腐烂。胡椒和其他一些辛辣香料不仅可以掩盖肉的腐味，还能够杀死或减少那些促进食物腐烂的细菌和病毒。对欧洲来说，香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从亚洲贩卖香料到欧洲的利润极为丰厚。东印度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殖民海外、贩运香料以及其他当地土产。荷兰政府授予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允许它垄断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权，并授予它开战或讲和、武力抢劫外国船只、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

1610年，一位出生于安特卫普的阿姆斯特丹商人联合17个荷兰金融家，收购并控制了东印度公司。这个寡头股东的联合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七人委员会”。而荷兰东印度公司招募的下层员工是来自荷兰语与德语社会的底层盲流。

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先是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建立了第一个军事要塞。随后，在连续几任东印度公司总督的领导下，荷兰人成功地将葡萄牙势力从东印度群岛、马六甲和锡兰赶走，牢牢地将亚洲贸易权攥在手上。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马来群岛，包括婆罗洲、爪哇、新几内亚、文莱及苏门答腊几座主要岛屿。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1604年，东印度公司占据澎湖岛，但好景不长，明朝福建都督同知沈有容不久便将荷兰人逐回巴达维亚。都督同知是正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副司令。安徽宣城人沈有容，万历朝中武举第四名，素有将才，是著名的抗蒙名将，明朝中后期最著名的两位大将戚继光和李成梁都曾做过他的上司。台湾澎湖百姓为了纪念沈有容的功绩，特地竖立了一块高198厘米、宽28.7厘米，刻有“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的石碑，是全台湾最为古老的一块石碑。此碑目前收藏在澎湖马公镇的天后宫，成为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18年后，东印度公司再次占领澎湖岛。荷兰人抢走中国人600多艘渔船，强迫中国人为他们服苦役，有1300多名中国人被饿死、累死，还有270多人被掳往爪哇做苦力。两年后，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军再次驱逐荷兰人。南居益是陕西渭南人，曾在万历年间中进士，后因得罪大宦官魏忠贤，被削职归乡。

当时的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鬼子”，并深为荷兰人的坚船利炮所触动。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所撰的《万历野获编》描述了明军与荷兰海战的情况，书中记载荷兰人的火炮是“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广州府志》则将荷兰战舰描写为闻所未闻的庞然大物：“我舟高大，不及彼五分之一，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必无幸矣。”

1624年9月，拥有坚船利炮的东印度公司终于夺取了台湾，建立了“热兰遮城”和“赤坎楼”。荷兰人在台湾残酷奴役，大肆掠夺，血腥镇压中国人来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当时，中国台湾为东印度公司贡献了其总利润的25.5%，每年运回荷兰的财富达40万荷兰盾，相当于4吨黄金，以至于当时的一位荷兰总督称：“台湾是公司的一头好奶牛”。

东印度公司对各个殖民地的统治主要依靠屠杀。荷兰人用车裂、火烧、钉十字架等酷刑，镇压当地民众。东印度公司在台湾有一名职员叫做君士坦丁·诺贝尔，他亲手杀害的中国人就达100人以上。

鲜为人知的是，1633年，中国明朝正规军曾经与东印度公司打过一场大规模海战——料罗湾海战。荷兰派出13艘装备加农炮的当时最为先进的战舰，此外还包括50艘海盗船，偷袭福建厦门的明朝水师，明军大败，船队损失殆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得知消息后龙颜大怒，下旨惩罚荷兰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调集自己的私人海上武装，集结了149艘战船在厦门料罗湾与荷兰舰队决一雌雄。最终，荷兰惨败，从此以后，荷兰人只是龟缩在台湾岛，未能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被彻底清理出中国沿海地区。

实际上，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中、荷两国对亚洲贸易权的争夺。虽然中国暂时获取了地区贸易的控制权，但很快由于长期的政府海禁政策使得技术与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还是丧失掉了。此后，荷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自垄断了亚洲贸易权。

和东印度公司相比，1621年成立的荷兰西印度公司则是赤裸裸的抢劫。这家公司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正经生意，而是劫掠满载着丰富物资的西班牙商船，贩卖奴隶甚至还经营毒品。阿姆斯特丹完善的金融服务与雄厚的金融资本推动了以东、西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殖民掠夺的成功，殖民扩张又给予了荷兰金融资本巨大的投资收益，这都稳固地确立了荷兰国际货币与金融中心的地位。

荷兰：战争幕后的操纵者

在16～17世纪的欧洲，尤其在德国，人们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还没有形成民族的观念。只有不同的宗教才将欧洲人分成不同的群体。不同宗教群体之间却势如水火，不断发生冲突。分裂最为严重的是德国，当时叫神圣罗马帝国，总共有几十个小邦国。信奉新教的邦国组成了“新教联盟”，信奉天主教的邦国针锋相对地组成了“天主教联盟”。天主教联盟的大老板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得到罗马教皇和波兰贵族的支持，而新教联盟则得到同样信仰新教的荷兰、英国和北欧瑞典、丹麦的支持。法国虽是天主教国家，但为防止德国的统一，同时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也支持新教联盟。

在众多的邦国中，拥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利的只有7个，被称为选帝侯，他们分别是3个教会选帝侯和4个世俗选帝侯：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藩侯、普法尔茨伯爵和波希米亚国王。

1617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被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赐封为波希米亚国王，拥有了被选为皇帝的权利。波希米亚是新教地区，但在费迪南的统治下，新教徒被残酷镇压。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新教徒冲进王宫，斐迪南仓皇逃窜，但他的两个宠臣却被愤怒的群众从20米高的窗台上扔了下去，这就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该事件引起了长达30年之久的三十年战争。

当时，几乎整个欧洲的国家都要依赖于荷兰的金融家，没有阿姆斯特丹的资金援助，战争就不会取得胜利。丹麦国王、瑞典国王、俄国叶卡特琳娜二世、德国巴伐利亚君主、法国国王、美国华盛顿起义军、德国萨克森君主，这些都是荷兰金融家的老客户。为了获得贷款，1764年，萨克森君主将价值900万荷兰盾的宝石抵押给荷兰人；1769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交出俄国皇室的传家钻石，还抵押了大量的汞和铜；1784年，独立不到6年的美国就向荷兰借款2200万荷兰盾；17世纪中叶，丹麦反抗瑞典的战争，荷兰人就给了大量的资金援助；甚至在1654年，法国在意大利的军队要通过阿姆斯特丹来发放军饷。

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对荷兰气势汹汹地发动了多次战争，但在荷兰的金钱面前不堪一击。荷兰政府能用低利借到大量的国债来支持战争。1651年，仅荷兰一个省借款就高达1.4亿荷兰盾。当荷兰人借钱时，债权人个个都因为能赚到大钱而兴高采烈。可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借钱时，债权人如能安全收回本金就要高兴得手舞足蹈了。

三十年战争也不例外。当时，新教徒联盟盟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连续打败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被誉为“北方雄狮”。希特勒最为崇拜的偶像是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而腓特烈二世的偶像却是古斯塔夫。“神交的挚友，未曾谋面的老师”——这是腓特烈二世如同花痴一般的名言。偶像中的偶像古斯塔夫在三十年战争中叱咤风云，将瑞典从一个边缘小国提升为欧洲强国。拿破仑说过，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实际上，所谓的雄狮不过是荷兰金融家豢养的宠物，瑞典军费几乎完全依赖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古斯塔夫国王不仅要支付高额利息，还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来帮助荷兰人打败天主教徒。

不过古斯塔夫国王如果得知他女儿的行径一定会气得从棺材中爬出来。1632年11月，在德国吕岑，古斯塔夫二世率领新教联军与嗜好抢劫的华伦斯坦率领的天主教军队爆发会战。新教联军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古斯塔夫在战斗中与主力部队脱离，结果与敌人的骑兵队遭遇，在格斗中阵亡。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继任瑞典国王。克里斯蒂娜笃信并秘密皈依天主教。为了能够公开自己天主教的信仰，她于1654年退位，将皇位让给表哥卡尔·古斯塔夫。1689年，62岁的克里斯蒂娜去世，被葬于她父亲一生与之为敌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克里斯蒂娜年轻时和西班牙驻瑞典的特使交好。1933年，这个故事被好莱坞改编成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电影《瑞典女王》，主演是美国电影学会选出的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排名第五的瑞典裔女明星葛丽泰·嘉宝。实际上，克里斯蒂娜本人长相丑陋，丑得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喜欢她，历史上并不存在电影中所描述的浪漫故事。

在30年的战争中，站在舞台上表演的似乎是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和瑞典，但幕后操纵者却是荷兰。国弱人少的荷兰一直用金钱资助法国、瑞典、丹麦、英国的联军。到1645年3月，瑞典军在波希米亚大败哈布斯堡军队，同年8月法军又于纳林根会战击溃哈布斯堡军队。1648年，法瑞联军又在两次大会战中完胜哈布斯堡军队。至此，哈布斯堡家族元气大伤，再也无法继续对抗下去了。1648年10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荷兰获得了彻底的独立，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金融与贸易中心，西班牙却从此失去了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

德国是三十年战争的主战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减少1/3，并分裂成360多个小邦国，在欧洲丧失了话语权。法国侵占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一跃成为欧洲军事大国。阿尔萨斯和洛林是法国文学家都德的那篇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所描写的地点，这块地方原本就是德国领土，直到21世纪的今天，当地老人仍说德语。

俄国人的雄起也与荷兰有关。如果你仔细观察荷兰与俄国国旗，就会发现，将荷兰国旗旋转180度就是俄罗斯国旗。17世纪中后期，世界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真正的伟人”（恩格斯语）——俄罗斯彼得大帝曾打扮得像一个荷兰船夫一样，用化名鲁尤特尔·米海伊洛夫在荷兰做过工匠学习造船，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过船长。1699年，彼得大帝效仿荷兰国旗设计出俄罗斯帝国国旗。1883年5月7日这面旗帜正式成为俄国国旗，1917年十月革命后三色旗被取消。1991年8月21日这面旗帜再次被采用，成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国旗。

三十年战争之后，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7世纪中后期，当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逐渐腐朽溃烂之后，英国与法国这两个当时欧洲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开始压制荷兰的崛起。英国人在海洋上与荷兰人战斗，法国人在陆地上直接入侵荷兰。圆滑的荷兰人凭借自己强大的金融实力联络了宿敌哈布斯堡家族、丹麦与两个大国抗衡多年并保持不败之势。1678年，荷兰总督奥兰治威廉亲王迫使路易十四签订了《尼姆维根条约》，双方暂时媾和。

但是，荷兰的基础实在过于薄弱，英法两国人口总数相当于荷兰的15倍，国土面积总和是荷兰的20倍左右。在英荷战争中，英国人缴获了1700多艘荷兰船只，还将荷兰殖民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抢了过来，改名为新约克——纽约。约克是英国的一个郡的名字。在连续几十年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压迫下，荷兰一步一步丧失了贸易与金融的霸权。尤其是在三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遭受沉重打击。英国1551年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这就是说不许荷兰插手英国贸易。1660年的新《航海条例》规定：亚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任何商品，只能从原产地直接运入英国，且必须由英国船只运输。违反条例的船只将被连船带货一并没收。凡从欧洲大陆运到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原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在欧洲以外各地生产的商品，必须用英国船只运入；运入英国的鱼类必须为英国渔船所捕，且只有英国船只才能运鱼出口。这样，荷兰就无法从转口贸易中赚取暴利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荷兰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期。有趣的是，1693～1694年，法国小麦歉收，饥荒在全国蔓延，国家岌岌可危。当时的法国在军事上仍然与荷兰进行着直接的对抗。可荷兰人却仍然使用瑞典和丹麦的船只继续和法国人做生意，荷兰人只为利润而来，从不将对手置于死地。100年后，当法国的军队侵入荷兰后，荷兰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法军的铁蹄彻底结束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强势地位，荷兰才最终蜕变成无足轻重的欧洲小国。

欧洲人的政治思维：均势策略

分裂的欧洲，分裂的政治，欧洲人的政治思维一向讲究均势策略。在欧洲历史上，一旦一个大国的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时，次等的大国就会相互结盟对抗并削弱最强大的国家。这样就可以保持一个均势的欧洲格局，防止某一个超级强大的国家将其他国家吞并。这种与中国人不同的独特思维方式只是为了维持一个分裂的欧洲。17世纪末的欧洲也不例外。

早先的英国是法国的被保护国。英王詹姆斯二世获得法国势力的支持，荷兰总督奥兰治亲王是他的女婿。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友情，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结合。人与人之间亦然。亲情、爱情与友情一旦与利益有瓜葛，就会被击为齑粉。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英国人废黜，他的女儿玛丽成为英王，并毫不留情地将父亲赶走了。1689年，奥兰治亲王就任英王，成为了日后著名的威廉三世，玛丽则成为女王。1690年，威廉三世打败了得到法国人资助的詹姆斯二世的军队。詹姆斯二世无奈之下只有逃到法国避难。当时的苏格兰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到了1707年，威廉三世合并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创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为未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打下了基础。

表面上看，威廉三世与詹姆斯二世的纷争仅仅是为了争夺王位，实质上是英法两国争夺霸权的较量。在《尼姆维根条约》签订之后，法国成为欧洲最为强大的国家，它的人口是英国的4倍多，是西班牙的两倍多，面积是英国的两倍多。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法国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最令欧洲邻国感到恐惧的是，路易十四还在持续不断地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四处树敌的法国成为欧洲国家的众矢之的。

1686年7月9日，荷兰总督、奥地利和德意志皇帝、西班牙国王、瑞典国王和勃兰登堡君主、巴伐利亚君主等欧洲大大小小的首脑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秘密签订协议，组成了奥格斯堡反法联盟。勃兰登堡、巴伐利亚都属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1688年，威廉三世的英国也加入进来，英国和荷兰成为奥格斯堡反法联盟的核心力量，威廉三世成为了联盟领袖。

1688年9月24日，路易十四对德意志宣战，奥格斯堡反法联盟战争爆发。同年10月30日，威廉三世的英国远征军从荷兰起航，入侵法国。路易十四立刻对荷兰宣战。当时的法国海军比联合起来的英荷两国的海军还要强大，陆军在欧洲大陆也无人能敌。法国军队在海洋中、在陆地上都节节胜利。1692年，路易十四纠集法国、爱尔兰联军趁胜准备入侵英国本土，结果在拉乌格被英国打败，法国获取全面胜利的希望化为泡影。1697年，路易十四与威廉三世讲和，签订了《里斯维克条约》。该条约让法国遭受重大损失，却对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十分有利，尤其有助于英国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海上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地削弱法国的海上力量。

战争快结束时，法国军队并未被打败，依然是强大无比，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697年，当法国求和却被西班牙拒绝时，路易十四迅速攻占了巴塞罗那。同时，法国远征军成功侵占了一块西班牙重要的南美殖民地。遭到两次严重打击之后，西班牙被迫求和。

法国之败，败在金融

法国的实力那么强大，可为什么还是遭受到重大的损失呢？原因在于，英国在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并逐渐建立了健全而稳定的货币制度。与英国相比，法国国家信用低很多，借款利率要高很多，因此法国无法得到继续维持战争所需要的金钱。尽管法国的国力与军事实力远强于英荷联盟，但终因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只有暂时休战求和。

17～18世纪，英国的军事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是一个岛国，军队规模一直很小。1603～1640年，英国还没有常备军，英王在紧急状态只能征募可怜的几十个士兵。各个地区的治安人员都是靠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临时充任。1640年以后，英国军队逐渐由低成本民兵组建的军队转变成政府出钱募集的雇佣军，军事开支越来越高并成为国家最耗钱的支出款项。结果，战争比起过去愈加依赖于向外借钱。当时，欧洲为战争所筹措的款项有3/4都来自于欧洲最大的借款人——阿姆斯特丹金融家的短期贷款。如何取悦英国国内与荷兰的债权人，关系到英国能否维持战争的根本。

不过，我们要注意，荷兰金融家与荷兰军队并不保持一致，他们在战争中普遍持中立态度，在借钱给英国的同时也借钱给英国的敌对方法国，甚至在法国发生饥荒时，荷兰也没有乘人之危。因此，战争成败就在于哪一方对于荷兰金融家更具有吸引力。

在奥格斯堡反法联盟战争之前，英国的流通硬币有极少量的金币，但大多为一些年代久远、磨损严重、缺边少角的劣质银币，同时，英国私人银行发行的可兑换金银的银行券即纸币也广为流通。纸币和分量不足的银币逐渐成为被人们所接受的票面价值与真实价值不等的信用货币。但由于农业也连年歉收，1694年，英国发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英国自1696年开战以来，政府要向国外支付大量贵重金属硬币，最好的银币都流出英国。劣币驱逐良币，英国人纷纷将优质硬币收藏起来，而拒收纸币与劣质硬币，结果英镑的价值大幅下跌，贷款利率由4%上涨到19%。利率上升之后，英国财政负担迅速加重，战争款项的筹措岌岌可危。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威廉三世开始发行长期国债，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其实只要能按期还本付息，就能维持良好的国家信用。为了恢复英国政府的信用，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便是成立英格兰银行，统一管理国债。尽管第一家中央银行是成立于1668年的瑞典李克斯银行，但英格兰银行才是历史上第一家职能最为全面的中央银行。其次是重铸优质硬币，稳定货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英国铸币局局长的大科学家牛顿，为硬币重铸和英国货币价值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快这些措施就有了效果，英镑开始升值，物价开始下跌，英国国债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发行量激增。

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是苏格兰人威廉·帕尔森。在帕尔森的建议下，由英国政府授予垄断性经营的特许权给英格兰银行。特许权授权英格兰银行在一定的法律限制内发行钞票的权力。后来，英格兰银行逐渐演化为纸币唯一制造者的中央银行。法律赋予央行中止偿付的特权，因此，央行不会因挤兑而破产，其所发行的银行券不再是贵重金属货币的兑换凭证，而是货币本身。

英格兰银行投资人是伦敦和荷兰的金融集团，他们共出资120万英镑，其中荷兰金融家的投资占到1/3。这些资金全部都借给了威廉三世做军费，这极大支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活动。为了避免英国王室滥用贷款，英格兰银行制定了严格的规定以保证银行信用。1711年，英国财政部拿着议会批准的100万英镑军费的批文跑到银行要钱，时任英格兰银行审计长的格伦威尔发现上面没有盖国王的印章，于是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军费。

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10余年间，英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各种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作为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成为英国各银行资金结算的枢纽，并且规定商业银行都要向其缴纳一定的存款准备金以备结算之用。英格兰银行相当于英国政府的国债担保人和商业银行的最后借款人，这为英国赤字财政的正常运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带来了英国工商业的繁荣。当法国人都将金银收藏在家中的时候，英国人纷纷将之储存到银行中。法国人的钱都分散开来，而英国人的钱却集中在货币市场上。如果一个法国商人有10万英镑的资本，一年的盈利率是20%，一年不过赚2万英镑。而一个拥有相同资本的英国人，可以在货币市场上用自有资本作抵押以5%的年利再借入40万英镑，盈利率仍为20%，那么这个英国人就可以赚取远超过法国人的8万英镑。这样看来，从18世纪开始，与英国相比，法国工商业的落后就容易理解了。因此，英法战争中法国之败，败在金融。

拯救南海公司就是拯救英国

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南海公司虽为贸易公司，但实际上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在当时是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该公司为了支持英国政府的战争，认购了总价值近1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券。作为回报，英国政府对该公司经营的烟酒等日用品实行了永久性退税政策，并给予其对南美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当时南美还在西班牙的手中，这种特权其实一文不值。

1719年，英国政府允许国债与南海公司股票进行转换。1720年，南海公司与英格兰银行竞买英国国债。南海公司通过贿赂政府官员与议会，完胜英格兰银行。公司承诺购买所有英国国债，但政府必须要逐年还本付息。公司为了促销股票，还允许客户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购买新发行的股票。

在大众的心目中，南海公司的前景非常光明。这反映到市场上的结果就是，南海股价发神经似的迅猛上涨，半年涨幅高达700%。最为疯狂的时刻是，南海公司账面资产价值4000万英镑的时候，股票总价值竟然高达4亿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每年财政收入的6倍。在南海公司股票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整个英国的股市变成了巨大的赌场，上至王室下至家庭妇女都蜂拥而至，抢购股票。所有股票的股价都像坐火箭一样地猛涨。这形成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金融泡沫。事后牛顿曾感叹道：“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人们会如此疯狂。”

1720年6月，为了制止股价的虚涨，英国国会通过了《1719年皇家交易所及伦敦保险公司法案》，简称《泡沫法案》。法案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取得皇家特许状才能继续经营。英王乔治一世发表公告，警告泡沫公司属非法，要受政府检控。结果股市突然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为了维护英国政府国债的信用，英格兰银行慷慨地向南海公司伸出援助之手，扮演了最后借款人的角色。英格兰银行的出手，让英国顺利度过了1720年金融危机，防止了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崩溃。南海泡沫破灭之后，英国的金融市场逐渐恢复正常。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国债债权人最为担心的不是政府会不会归还本金和利息，而是能不能更长时间地持有更多的国债。

但仅有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现代银行体系还远远不够。英国为了以较少的白银偿还较多的债务，通过降低银币成色的方法发行新币。结果在1696年，银币价值一落千丈，人们跑到英格兰银行进行疯狂的挤兑。“格雷欣法则”起了效果。那些足值的银币被人们储藏用来换取黄金，价值不足的银币却大量流通在市场上，英国政府信用濒临破产，国家货币与信用体系面临瘫痪。

尽管在牛顿的严格监督下，英国铸币局在重量和纯度上实行了最为严格的标准来铸造新币，但由于白银大量流失，铸币局几乎无银可铸，直到1699年，货币重铸尚未完成。以国家和政府作为权威担保的银币，在公众中逐渐失去信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牛顿绞尽脑汁，费尽心思。

牛顿发现，当时的英国金价高于欧洲，大量国外黄金流入英国，人们对白银的价值已经彻底丧失信心。于是他向英国政府内阁提交了建立金本位制的调研报告，指出黄金应该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而白银应该降低为二流的辅币。欧洲从中世纪以来，主要流通货币都是白银铸造，牛顿在当时提出的建议是出人意料的破天荒的第一次。

1717年，英国政府接受了牛顿的建议，将英国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3英镑17先令10便士又1/2便士。至此，英镑的纸币正式与黄金挂钩，英国亦逐渐由英镑银本位制转向了英镑金本位制，市场上的白银恐慌随之消失。

稳定的货币与健全的银行体系使得英国政府能以比法国低一半的利率筹措到更多的资金。这就让英国可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军队并为欧洲盟国提供巨额的资助来对抗法国。

英国垄断金融的崛起

1697年奥格斯堡反法联盟战争结束的5年后，欧洲烽烟再起。

1700年11月1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二世病逝，却没有留下任何具有绝对继承权的后代，这给欧洲留下了战争隐患。查理二世的两个姐妹分别嫁给了法国的路易十四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君主。查理二世留下了一份模棱两可的遗嘱。遗嘱声明，第一继承人是路易十四的孙子，但规定法、西两国不得合并，如果法国拒绝的话，则将继承权让给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的儿子。

1701年，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顺利接任西班牙国王，法国势力盛极一时。此时，羽翼丰满的威廉三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他联合荷兰、奥地利、勃兰登堡结成“1701年大联盟”，准备对法作战。威廉三世“出师未捷身先死”，英王之位由詹姆士二世的二女儿安妮女王继承，君主易位。但英国的对法战争的计划没有变化。1701年，英国联军对法宣战，法国则联合西班牙、德意志的巴伐利亚与之对抗，被称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这场大战终于爆发。此时的英国金融与财政状况比奥格斯堡反法联盟战争时期要强大得多，英国在奥格斯堡反法联盟战争仅花了1800万英镑，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能够拿出5000万英镑的军费来支持反法联盟。这是英国独力出钱资助欧洲战争的开端。

结果自然不出所料，英国联军势如破竹，法国联军节节败退，最后法国在1713年4月和1714年3月被迫分别签订城下之盟——《乌特勒支和约》和《拉施塔特和约》。

这场战争使得荷兰人元气大伤，阿姆斯特丹丢失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此在欧洲政治事务中丧失了发言权。勃兰登堡战后改称普鲁士，此战为其日后统一德意志帝国奠定了基础。割地赔款之后，菲利普虽保有西班牙王位，但他和他的后代永不能继承法国王位，法、西两国永不能合并。法国在战争中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财政亏空，民不聊生，国力大损。

当然，最大的赢家非英国莫属。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归英国所有，英国永久性占据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控制了地中海出入大西洋的门户。英国终于成功地巩固了海上军事优势，最终成为最为强大的海上殖民帝国。根据《乌特勒支和约》，英国还获得了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贩卖奴隶的垄断特权。这一特权让英国能够换取大量美洲白银用于进口中国茶叶。

金融支持战争，战争壮大金融。资助英国发动战争的金融家们从战争中也大发横财。1717年，英国国债为5400万英镑，到1782年，增至2.3亿英镑。这些国债直接或间接被私人所有的英格兰银行所控制。到了18世纪末，英格兰银行从最初的政府工具，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债权人。因此，英格兰银行的私人控股者也成为凌驾于英国政府之上的太上皇。

到了1806年，荷兰被法国占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与资本家逃往英国避难，英格兰银行成为欧洲唯一能维持纸币信用的银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英格兰银行不仅控制着英国金融，还以巨款贷给战争同盟国，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的核心。利润不断从英国、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流入金融家的保险柜中。拿破仑战败后，英国垄断金融资本逐渐形成，为大英帝国的霸权与殖民主义扩张保驾护航。

法国金融的倒退：约翰·劳的昙花一现

1715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尚未结束时，法王路易十四一命归西，给法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年仅7岁的路易十五继承王位，这位无耻的国王成年后曾经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不过这位国王作秀的功夫了得，1756年在经济学家魁奈的建议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过祭天大典。奥尔良公爵被指定为摄政王，总揽朝政大权。路易十四去世后，国家管理也是一片混乱，法国各地官吏腐败堕落，无人不贪，无人不恶，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同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不良的金融制度，法国赋税繁重，农村凋敝，工商业停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国库空虚，债台高筑，国家财政已到了崩溃边缘。

法国国债当时总额竟高达30亿里弗赫，每年的债务利息有300万里弗赫。而国家年财政收入才1.45亿里弗赫，政府年开支1.4亿里弗赫，剩余还债的钱只有500万里弗赫，即便不算利息，偿还债务本金也需要600年。

奥尔良摄政王无可奈何，居然公开宣布法兰西政府破产。路易十五下令重铸货币，法国的硬币立即贬值了1/5。政府强迫人们拿硬币到造币厂去兑换金银含量只有原来4/5的新铸币。政府总共掠夺了法国人民7200万里弗赫的财富，但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转仍然一团糟。民众心中燃起了怒火，路易十五的政权变得摇摇欲坠。政府为了安抚大众不得不下令减少税赋。国家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对英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越来越无法支撑下去了。

正在法国政府焦头烂额之际，约翰·劳如同救世主一般地降临了。约翰·劳生于1671年，他出身于苏格兰爱丁堡的金融世家，与英格兰银行创始人帕尔森是苏格兰同乡。他14岁即开始学习会计与金融事务，1694年在与情敌的决斗中不慎击毙对手而被判死刑，旋即开始了长期的逃亡生涯。

1705年，约翰·劳出版了《论货币和贸易》，在书中，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信用货币思想。约翰·劳认为，增加货币，能提高就业率与土地价值，有利于货币借贷，有利于发展国内外贸易和制造业，有利于改善各阶层人民的经济状况，也有利于增强国力与发动战争的能力。但金银的供应量有限，并且价格频繁变动，因此，纸币比金银币更适于充当货币。当时的纸币是银行券或信用货币。人们要利用土地来生产所有的物品，而土地的供应量不会增加，因此土地价值比金银要稳定，约翰·劳建议，以土地等不动产为担保来发行纸币，不仅具有无限创造信用的能力，还具有比金银币稳定得多的价值。他还指出，通过银行实行信贷扩张政策来创造信用、增加货币量，可以创造财富，繁荣商业。

什么是信用，什么是信用货币？信用就是一种信任。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曾发生过这样一个奇闻。一名叫特丽莎·亨伯尔的女子通过操纵舆论的方法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美国大富翁的私生女，并号称其父留给她一个小匣子，匣子中装了价值1亿法郎的证券。大众果然盲目地相信了她，其实这个匣子从来没有打开让别人检验过。她和丈夫用匣子作为抵押，借到了大笔资金来做投资生意。当所有的欠债还完之后，她拥有了巴黎最为繁华的香榭丽舍大道边的豪华酒店与一家报纸的控股权，她的丈夫也当选为议员。1902年，特丽莎死后，大家打开这个小匣子，发现里面只有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个裤子纽扣。

特丽莎之所以能够借到钱，并不是因为她实际拥有资产作抵押，而是大家都相信她能够还钱。这就是信用。信用货币的道理与此相同。使用信用货币的原因在于，大家都相信银行券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金银或其他有真实价值的财富。如果人们丧失对信用的信心，无论是信用制度还是信用货币都会在一夜之间崩溃，股票或纸币将变成一摞摞的废纸。约翰·劳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1716年，约翰·劳来到法国忽悠奥尔良摄政王说，法国货币的屡屡贬值不是因为钱太多，而是因为钱太少。因此，要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只有建立银行发行纸币来弥补贵金属货币的不足。l716年5月5日，在奥尔良摄政王的鼎力相助下，约翰·劳成立劳氏银行，路易十五特准这家银行的纸币可以用来缴税。

因为劳氏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购买、兑换金属货币，并且这些纸币可用于赋税，法国人开始信任起纸币。约翰·劳的纸币日益受到大众欢迎，价值甚至比等面额的金属货币还高1%。由于纸币价值稳定，劳氏银行向法国工商业提供大量信贷，法国经济开始逐渐复苏，日渐走向繁荣。到了1717年战争结束后，约翰·劳的纸币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国债的价格下滑到面值的21.5%。

1717年8月，约翰·劳创建了密西西比公司，这家公司与劳氏银行有紧密的联系。政府授予这家公司拥有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以及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做交易的专有特权，并规定公司股票可以用法国国债支付。两年后，法国政府又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在东印度群岛、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进行贸易的特权。法国人对纸币的信任开始转到了密西西比公司股票上来，1719年4月价值500里弗赫的法国东印度公司股票，到了10月竟然高涨到每股1.8万里弗赫。

1719年，奥尔良摄政王掌控下的法国政府又授予劳氏银行法国烟草销售和铸造金银币的垄断权。劳氏银行被法国政府国有化为中央银行，改称法兰西皇家银行。尽管约翰·劳一再反对，但在摄政王的强迫下，法兰西皇家银行一开始就发行了10亿里弗赫的纸币，在此之前，劳氏银行发行的纸币从未超过6000万里弗赫。

随着业务的扩展，密西西比公司在1719年增发了5万新股。约翰·劳承诺，每股的投资回报率将达到120%。从贵族到平民开始疯狂地抢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购买新股的申请者居然有30多万人。为了清偿法国政府所欠的15亿里弗赫内外债，密西西比公司又增发了每股股价为500里弗赫的30万新股。

整个法国陷入癫狂之中，人们纷纷做起金融投机的勾当，金融泡沫也随之不断膨胀。直到1720年，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兑换任何数量的硬币，约翰·劳的金融体系与货币体系仍然没有显现出崩溃的迹象。

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法兰西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太多了，而用于流通的铸币则严重匮乏，法国铸币总值不到13亿里弗赫，而流通纸币却高达26亿里弗赫。不受控制的过多发行的纸币将会严重破坏货币信用制度。法国人对约翰·劳的纸币越来越感到怀疑，很多人开始跑到法兰西皇家银行兑换硬币。

迫于无奈，约翰·劳规定铸币贬值5%，紧接着又将铸币贬值10%。同时，法兰西皇家银行规定，一次提款只能兑换10里弗赫的金币或100里弗赫的银币。但人们还是源源不断地拥入银行要求兑换金属货币。1720年2月，政府规定，禁止流通硬币，只能使用纸币，违者没收所有铸币资产并处以高额罚款，严禁任何人购买金银首饰、贵重器皿以及钻石珠宝，甚至鼓励人们踊跃告密，并承诺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

但这些措施都无法阻止劳氏纸币的大幅贬值，法国人对银行和密西西比公司的信心完全动摇了，人们开始疯狂地抛售股票，纸币随之进一步贬值。 1720年5月，约翰·劳发布了股票贬值令，同时降低纸币面值。民众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密西西比股票一泻千里，从1720年9月的每股2000里弗赫狂跌到1721年8月的500里弗赫，一个月后又跌到200里弗赫以下。

与英国政府力挺英格兰银行和南海公司来拯救英国货币信用制度不同的是，法国政府放弃了约翰·劳的银行与公司。1720年11月，纸币彻底变成废纸，法兰西皇家银行倒闭，法国的信用货币体系完全崩溃。尽管绝大部分资产都被法国政府没收，但在1729年逝世之前，约翰·劳一直在意大利的威尼斯过着非常体面的生活，在他死后留下的遗产清单中包括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等大师的488幅绘画作品。而法国人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气。1721年，法国债务又攀新高，达到3l亿里弗赫，相当于当时的1.24亿英镑，法国再次陷入财政混乱的危险局面。

法国人杯弓蛇影，一直到40多年后才又建立起新的公共银行。1776年，瑞士金融家伊萨克·潘乔德在巴黎建立了贴现银行发行纸币，到1796年，巴黎商人和贴现银行内部的一些人又成立了经常账户核算公司来发行纸币。但这两家银行都未能重建起稳定的货币信用体系。后来，这两家银行都被法兰西银行兼并，员工则成为法兰西银行的骨干。

丘吉尔说：七年战争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无论人口还是面积都远远超过英国的法国，即便金融崩溃、战争失败，但仍然保持着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的地位。法国非常不甘心屈从于英国的地位。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英法又断断续续地打过一些小仗，直到1756～1763年才打了一次大仗——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参加的旷日持久的英法七年战争。当时，法国与奥地利、俄国、瑞典结成同盟来对抗英国、普鲁士联盟。除了在欧洲与地中海之外，英法两国还在印度、孟加拉、北美洲、非洲、古巴和菲律宾等地发生了争夺殖民地的激烈的武装冲突。由于这场战争遍及全球，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七年战争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鲜为人知的是，七年战争中的北美殖民地之战是由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引起的。1754年，担任殖民地民兵中校的华盛顿率领维吉尼亚第一民军团，与法国人争夺维吉尼亚的俄亥俄谷地。华盛顿率军狙击了一支执行和平外交、任务的法国小股部队。法国人将这一事件报告了巴黎，从而导致了英法在北美的大打出手。在战争中，华盛顿曾利用印第安人暗杀了法国指挥官，但最终还是因战斗力不济而被法国人俘虏，后被法军释放。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也间接参加了七年战争。1755年，为了在战争期间保证俄罗斯所属远东的安全，防止中国收复失土，俄国唆使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与辉特部发动叛乱，乾隆皇帝一直到1760年才平息叛乱，始终腾不出手收复中国的北部领土。战争耗空了国库，而晚年骄淫奢侈、好大喜功的乾隆大肆搜刮民财，掏空了民间经济，阻碍了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由此导致了连续上百年的经济衰退，中国逐渐变成一个跛足的老牌帝国。直到鸦片战争，沉浸于“天朝上国”之梦的中国人才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惊醒。

在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现代货币信用体系已经建立完备，财政状况良好，工商业繁荣，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产业革命也在酝酿之中。英国为七年战争共花了1.6亿英镑，其中37%是在金融市场募款的国债。当时英国国债是法国的两倍，平均每个英国人所负担的债务更是超过法国人的5倍以上。但是，由于法国自约翰·劳的货币信用制度失败以来，经济非常萧条，法国人的收入水平远低于英国人。总的看来，英国经济状况远好于法国。

此外，殖民地战争则主要依靠海上力量。而在1689～1714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英国则为35%。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结果显而易见，法国及其同盟国大败。1763年2月10日，英法签订《巴黎和约》。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得了加拿大、密西西比河左岸和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土地，在非洲夺得了塞内加尔，驱退了印度的法国势力。英国还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北美的佛罗里达。普鲁士则依靠此战一举崛起，跻身欧洲强国之列。

七年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法王路易十六心有不甘，仍将财政收入的1/4用于维持庞大的军队，一直寻找机会再和英国较量一番。终于到了1775年，他的机会来了。1763～1775年的短短十几年，不过是英法之间的短期休战而已。

美国独立战争：七年战争的延续

七年战争对于英国来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英国财政赤字高达1.4亿英镑，债务累累，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大。为了让北美殖民地来分愁解忧，英国开始实行经济掠夺政策。英王于1763年颁布法令，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为王室私产，英王将建立4个新的殖民地，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禁止向西迁移。1764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从英国以外的国家输入商品，增加了征税的税率和商品项目；英国政府还增派了收税官吏，严格控制殖民地的关税收入。英国还规定，北美殖民地的一切印刷品，包括报纸、书刊、商业执照和合同文书等，都必须加贴印花，即对印刷品都要征税。这些政策激起了北美人民的极大不满。

1775年4月18日夜间，波士顿民兵在来克星顿打响了独立战争第一枪。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宣布成立。但是，华盛顿大陆军主力只是一群为了军饷来打仗的商人和雇佣兵，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少年。当时一位法国炮兵中尉描述道：“初次看到这支军队的时候我震惊了。他们没有制服，多数人衣衫褴褛，他们中的多数人光着脚。他们的形体各异，甚至有不到14岁的孩子。”

大陆军的战斗力实在惨不忍睹，与英军的战斗是节节败退。1776年8月，英军在布鲁克林击败美军，夺取纽约，华盛顿军只剩4000人；1777年9月17日，英军攻陷费城，大陆会议不得不迁到约克镇；1778年，英军攻占佐治亚州重要城市萨凡纳，华盛顿军损失5000余人。

直到法国与美国签订了“有条件的防御联盟”条约之后，形势才发生逆转。条约规定，如果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两国应协同作战，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的正式同意，不得同敌方媾和或停战。条约的目的在于，有效地维护美国的绝对的和无限的自由、主权和独立。

法王路易十六派遣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海军上将德格拉塞伯爵和陆军中将德罗尚博伯爵，率领一支由12条战列舰和5条巡洋舰组成的舰队，护送着4000名法国士兵到达北美与英军作战。此后，法国援军源源不断地跨过大西洋来到美国。

法军的到来一举扭转了不利的战局。1781年，在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约克敦之战中，法军出色地全歼英军，迫使英军退出美国。在战役之前的几个月，华盛顿大陆军因缺乏军费无法发饷而导致1/10的士兵闹兵变，德罗尚博伯爵即时拿出法军军饷的一半借给华盛顿，大大稳固了美军的军心。战役开始之前，拥有32艘战列舰1.5万名海军士兵的法国北美远征舰队以逸待劳地在海上堵住英军退路，最终决定了英军投降的结局。参与陆上作战的美法联军中，法军士兵有8800人，美国大陆军7980人。而且法军的单兵作战能力远强于美军。约克敦战役主要是法美联军对英军要塞的攻击，主要作战兵器是火炮。而法美联军375门火炮中的343门是法军的。

在海军围堵与陆军炮火的攻击下，英军根本无法突出重围，除了发动过一次350人的冲锋外，完全如困兽一般被法军紧紧钉死在约克敦。英军除了投降别无他路。英国人很清楚自己是被法国人打败了，约克敦英军将领康沃利斯准备向法军司令德罗尚博伯爵投降，但后者拒绝接受康沃利斯的投降，而让华盛顿去受降。最后受降的只是美军一个小小的林肯少将。海军方面，则是英海军约克河舰队西蒙兹司令向法国舰队司令德格拉塞伯爵投降。在投降文件中，英国签署文件的是中将康沃利斯和西蒙兹，法美联军则为德罗尚博、德格拉塞和华盛顿。

美国独立战争与其说是美英之战，还不如说是英法之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七年之战的延续。1780年，英法在西印度群岛多次发生海战，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占领北美佛罗里达的彭沙科拉城，法英海军在西印度群岛、佛得角海域多次爆发战斗。1782年，在地中海圣菲利浦要塞，在直布罗陀，在西印度群岛，在斯里兰卡，在加拿大，法国陆军都在与英军鏖战。1783年，法军在印度库德罗尔打败英军，将英国势力驱逐出去。直到1783年9月3日，英法都打得筋疲力尽了，英国被迫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和约，正式承认美国为自由、自主和独立国家，放弃对美国统治和领土主权的一切要求。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背后其实是英法角力的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战后的赋税却远远超过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水平，1789年各州州税已占居民总收入的1/3。在马萨诸塞州，一个普通人所要承担的税赋甚至超过了其收入。法国终于报了英国一仇。但是，法国在战争期间贷款给美国1800万里弗赫，还无偿援助了600万里弗赫，再加上法军自己庞大的军费，国库告罄，财政破产，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英法停战之后10年，路易十六就被赶下王位，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

恶性通货膨胀：法国大革命的阴霾

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等级森严的国度。社会上层是贵族与教会的高级教士。贵族与教会狼狈为奸，1789年全国143个主教都是贵族。4000多名大贵族拥有的土地价值高达40亿里弗赫。贵族生活奢侈无度，仅路易十四的马厩里就有1500名皇家职员。法王王室每年要花费5100万里弗赫，约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1/10，全法国最大的地主奥尔良公爵负债达7400万里弗赫，王室成员格美内亲王负债3000万里弗赫，普罗温斯伯爵及亚多瓦伯爵刚满25岁时就已负债1000万里弗赫。

但这与军事开支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法国陆军1.2万名军官薪水高达4600万里弗赫，占每年军费的一半以上。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击败英国竟然花了20亿里弗赫。为了弥补军费亏空只能借债度日，1783年，法国政府以高达10%～12%的借款利息率又增加新债6.53亿里弗赫。而借款需要支付利息，又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路易十六1773年登基时，国债总共15亿里弗赫，每年需偿债9300万里弗赫，到1789年时债务已达45亿里弗赫，每年要还债3亿里弗赫。

到1787年，路易十六自知负债累累，而所有贵族、教士以及数不胜数的高官都享有免税特权，只有榨干中下层平民的钱才能弥补亏空。由于法国在1786年与英国签订了降低关税的条约，英国货如潮水一般冲进法国，大量法国企业破产，无数工人下岗。1788年，法国农业歉收，食物价格猛涨。平民被压榨一空，危机一触即发。

要控制危机，需要有一个富有才干和胆识的君主，可法王却极为平庸。路易十六除了和一般贵族一样爱好狩猎外，还有一个怪癖——喜好制锁。当国王不适合，当锁匠倒是不错。有时候，他在重大的政府会议上竟然会当众打瞌睡。法国朝廷的大臣们都因此而嘲笑他的无能。

路易十六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1789年7月14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无事可记。”而当日，法国人民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攻占了象征贵族统治的巴士底狱。巴士底狱有400多年的历史，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名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就曾被禁闭于此。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成立了革命新政府，但国家货币信用体系反而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当时最大的贴现银行承销了政府2400万里弗赫的债券，导致信用大降，1783年人们争相将纸币换成贵金属硬币。贴现银行元气大伤。1789年11月，贴现银行有1.14亿里弗赫纸币在流通，其中8000多万里弗赫贷给银行，用于商业流通的仅有2500万里弗赫，而银行储备仅值8679万里弗赫。贴现银行的信用完全以国债为担保，国库空空如也，贴现银行本身的基础也就彻底动摇了，结果，法国革命政府更难借到钱了。

1789年11月2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革命政府立法将所有教会财产收归国有。1789年12月19日，以教会土地为抵押发行了4亿里弗赫的指券，同时贴现银行的纸币仍作为货币在流通。第一批指券并非货币而是债券。顾名思义，指券是指定的债券，是一种对国家土地有购买特权的票据，相当于国债。1789年12月19日发行的指券带有年利5%，因为它是代表对国家土地的债权。政府向人们保证，教会财产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回收指券，即偿清国债。

1790年9月29日，指券变成了纸币，不再有利息的指券发行了12亿里弗赫。随后，1791年5月18日，指券增发3亿；1791年12月17日，指券再次增发3亿；1792年4月30日，指券又发行了3亿。不到两年的时间，指券就发行了24亿。

很快，滥发纸币的后果显现出来。1792年1月，指券在法国平均贬值25%～35%，在巴黎贬值高达44%，在日内瓦、汉堡、阿姆斯特丹及伦敦等国外城市贬值惊人地达到50%～60%。纸币贬值，则物价上涨。法国人的生活费用提高了1/3～1/4，和路易十六时代相比，物价更是上涨了3～4倍。国家经济严重停滞，各地暴乱不断，人民生活于恐慌之中。

面对法国大革命遭受如此重挫，以罗伯斯庇尔为首脑的革命政府开始实行革命恐怖统治来稳定局面。刚开始，为了对付各地叛乱，政府大肆屠杀贵族与教士。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成为断头台上的刀下鬼。没过多久，普通平民和革命政府内部的首脑们也纷纷成为恐怖统治的牺牲品。革命政府创建人丹东是革命元勋，也是罗伯斯庇尔的左膀右臂，曾和罗伯斯庇尔联手将无数人送上断头台，但终因政见不合，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丹东临死前对罗伯斯庇尔说了一句经典名言——“下一个就是你！”一语成谶，丹东死后不到一年，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死前，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先生们，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我被指控的任何罪责。我原谅所有把我送上死路的同胞。我祈求上帝，法兰西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有流血。”他的王后死前因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而很有礼貌地说了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丹东死前的遗言则饱含革命意气：“把我的头给大家看吧，它是值得一看的。”罗伯斯庇尔死前则沉默得没有留下一个字。有时候历史非常荒唐。送这些人上路的是巴黎革命广场上的同一个断头台的同一个刽子手，刽子手名叫桑松。

1794年，罗伯斯庇尔死后，巴黎革命广场改名巴黎协和广场。但法国却仍处于不和谐中。当时，法国革命政府与普鲁士、奥地利和德意志诸邦国的联军鏖战正酣。为了支持战争，指券发行量扶摇直上达到200亿里弗赫，法国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恶性通胀。1796年，指券的流通价值只相当其面额的1%。很多法国人拒绝使用纸币，又开始用贵金属货币进行交易。法国政府却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入土中，换汤不换药地把法国货币单位从里弗赫改为法郎，并用断头台来强迫人们继续使用指券。1797年，政府宣布国债破产2/3，也就是说，有2/3的债务赖掉不还了。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法国信用货币体系仍然混乱不堪，通胀仍在继续，物价仍不断上涨，巴黎成了暴乱与政变的舞台。这种局面一直要等到拿破仑掌权之后才能得到最终改变。

法兰西银行抢钱：拿破仑战功赫赫的背后

法国人很幸运，在国家动荡不安之际，碰到一个救世主——“战神”拿破仑。1793年6月，罗伯斯庇尔当政时，德国皇帝弗朗茨二世与普鲁士、英国、萨丁、荷兰和西班牙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要将法国革命扑灭。当时，法国贵族残余势力引入反法联盟的英国和西班牙军队，使地中海重要港口城市土伦被英国和西班牙军队占领。整个法国震动了。同年10月，23岁的拿破仑少校发动土伦战役，率军攻下土伦，扭转了局势。第二年，他便被破格升为准将。

法国大革命后，法军开始从雇佣军转变为为国而战的公民军队。所有公民都有参军保卫国家的义务，所有的资源，包括武器装备与粮食都要优先考虑军队。所有工业生产都围绕着军队，其中军备生产由政府来组织。在这种体制下，法国军队一度达到65万人之众。但混乱的金融体系，无法保证一个健康的经济来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保卫法国革命成果的战争没过几年就变成拿破仑的掠夺与侵略的战争。

拿破仑凭借战功一路荣升。1796年，拿破仑担任统帅进攻意大利与奥地利军队。法军在意大利无恶不作，他们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肆意抢劫。掠夺意大利金币则让法国人获取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意大利人始终无法忘怀拿破仑的暴行，甚至是200多年后的今天都是如此。2004年，米兰一位官员就曾向法庭起诉拿破仑犯有战争罪。有趣的是，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科西嘉岛是法国于1769年从意大利人手中抢来的。拿破仑的母语是意大利语，法语一直到老都说得不太地道。法国政府的财政亏空已经让人们的信心大为动摇。如果不是拿破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获取赔款和抢掠战利品来填补空虚的国库，法国革命政府可能早就崩溃了。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夺取法国政权。拿破仑政权面对的首要困扰就是一贫如洗的国库。为了高效征税和发行国债，1800年2月13日，在金融家佩雷高、库尔托等人的建议下，拿破仑改组贴现银行，创建法兰西银行。正是在佩雷高等金融家的支持下，拿破仑才得以成功发动政变，篡取政权。法兰西银行38名重要股东有20名是金融家，这些人同时又充任拿破仑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银行由政府和私人分别投资500万法郎和2500万法郎，其中拿破仑私人投资3万法郎。1803年，法兰西银行陆续兼并了法国最大的几家发行纸币的银行，并垄断了巴黎地区的纸币发行权。与金融家控制的英格兰银行不同的是，法国政府一开始就对法兰西银行拥有极强的控制权，可以直接任命独揽大权的银行行长。

依靠法兰西银行，拿破仑政府的税收从1804年的5亿多法郎激升到1812年的8亿多法郎，而路易十六时代的政府税收才不过3亿法郎而已。但在当时，法国信用体系仍然千疮百孔，无法像英国那样能够轻易地大举外债，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只有战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据说拿破仑在进攻俄国之前曾说过：“这也会有利于我国财政。难道不是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的吗？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吗？”

拿破仑采用以战养战的方针，以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来为法国谋取利益。拥有400万居民的西沙尔平共和国每年向法军交付3300万法郎，并为法军提供总值为1.6亿法郎的军需品。西沙尔平共和国是拿破仑在意大利北部伦巴底地区建立的傀儡国。该地是文艺复兴发源地，也是意大利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法国的蹂躏下，伦巴底的经济几近瘫痪。

威斯特伐利亚是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统治下的德国小邦国。当地年财政收入只有3400万法郎，为了给拿破仑凑钱，不得不变卖国家资产，还要向金融家举债2亿法郎。原本一度繁荣的威斯特伐利亚成为一片废墟。

经历同样遭遇的还有西班牙。1809年，西班牙总共提供3.5亿法郎，并且每月还要提供2400万～3000万法郎的军费。由此，西班牙债务由1808年的960万法郎增至1813年的8700万法郎。为了给法国人钱，西班牙居然向法国借债1.26亿法郎。换句话说，法国人凭空变成了西班牙人的债主。

法国从普鲁士和奥地利榨取的油水最多。每年有10亿法郎的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除了用作军费外，拿破仑还拿这些战争红利买国债与法兰西银行股份来控制纸币发行，稳定货币信用体系。1811年以后，这些钱还用来发放贷款以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

在拿破仑时代，法国摆脱了大革命所带来的经济萧条，财政收支保持盈余。从1799年到1814年有价值7.55亿法郎的金银流入法国，有充裕储备作抵押的纸币开始大量流通。法兰西银行纸币发行量从1806年的6300万法郎增加到1812年的1.11亿法郎。纸币的流通速度也在加快。纸币交易量从1809～1812年的4亿～5亿法郎提高到1810年的7.47亿法郎。

正是由于法兰西银行的建立和拿破仑的战争，法国拥有了健全的货币信用制度。几十年后，法兰西银行垄断了全法国的纸币发行权，逐渐成为整个法国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现代中央银行。马克思曾经说过，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没有控制法兰西银行。可见，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经济，也就掌握了法国的国家机器。

与法国不同的是，英国人凭借更为得力的信用体系来举借外债，全力支持英国及其盟国的对法战争。俄国卢布在莱比锡只按其票面价值的60%来兑换，俄国在荷兰欠债就高达1.32亿荷兰盾。英国不得不在1805年4月作出承诺，俄罗斯每出10万士兵攻击拿破仑就资助125万英镑。奥地利年度赤字上亿奥地利盾（18～20世纪初的奥地利货币单位）。政府债务在1798年是5.72亿奥地利盾。英国又得给奥地利补助金，还保证其在伦敦向私人金融家借款。如果没有英国的金融力量，反法联盟各国很难发动对拿破仑的战争。那么，鹿死谁手，就未为可知了。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起

英国对欧洲盟国的金钱资助让很多人都发了战争财，其中就包括19世纪到20世纪初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两大金融家族之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另一个是巴林家族）。罗斯柴尔德的英文名是Rothschild，标准的汉语翻译是洛希尔，比如已进入中国市场的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

罗斯柴尔德家族原本是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在欧洲，自古以来犹太人就是被妖魔化的群体，在各国都受到反犹法令的迫害。4世纪，东正教主教约翰·屈梭多模公开宣称，犹太教堂是妓院，犹太人都是背信弃义、好色贪婪的醉鬼。到了中世纪，在基督徒中会流传一些荒诞的谣言，比如说犹太人祖先为了庆祝节日要杀害一些基督教徒，喝他们的血。一旦碰到一些突发事件，犹太人总是成为替罪羊而遭到多次迫害。如14世纪黑死病流行时，有一个犹太人集体投毒故意害人的谣言在整个欧洲大陆流传。犹太人被禁止担任公职，不能拥有耕种的土地，还必须打上特殊标记。

直到17世纪，欧洲国家才陆续废除了反犹法令。但犹太人仍受到很多限制，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居住的法兰克福便是如此。法兰克福犹太人被限制在当地一条肮脏狭小的街区，1795年有人记载——“法兰克福犹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来像是行尸走肉，即使那些正处在青春年纪的人也不例外……他们面如土色的容貌也将他们与其他居民区分开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柴尔德金融家族的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刚开始只是小打小闹，做些古钱币与徽章生意。徽章诞生于12世纪，起初是为了从远处辨认全身被盔甲覆盖得难以辨认的骑士。后来，徽章逐渐变成荣耀与贵族血统的象征。不同的徽章代表贵族不同的等级与家族。收藏徽章成了当时贵族的一种嗜好。

德意志小邦国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威廉九世对古钱币与徽章的喜好尤甚。黑森—卡塞尔是当时德意志诸邦国中唯一有财政盈余的。威廉九世也是德国最富裕的君主，拥有2000万～3000万古尔登（德意志地区的旧货币单位，10古尔登约兑换1英镑）的资产。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出租军队为别人打仗来赚取不义之财。黑森雇佣军被称为“能够用金钱买到的最优秀的军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耗费巨资雇佣近3万名黑森士兵与法国人打仗，占北美英军的1/4左右。

法国有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英国有高度发展的银行体系，而中东欧的德国却有250个邦国。这些邦国需要精于外汇操作的金融家来协助他们在多重货币和关税体系下，创建一个统一的贸易区。战争耗费了这些小邦国有限的财力。这时候，出现了御用犹太金融家。这些金融家被称为宫廷经纪人，为君主提供咨询、安排贷款等各种金融服务。流离却有所的犹太人，凭借横跨整个欧洲的紧密联系的家族网络，轻而易举地进行各种跨国贸易与金融活动。

梅耶很快就成为这样的宫廷经纪人。经过长期的生意往来，梅耶与威廉九世逐渐熟识。梅耶对威廉九世卑躬屈膝，在现存的亲笔信中，处处可见谄媚逢迎的字眼。阿谀奉承得到了回报。威廉九世非常信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到1769年9月，威廉九世指定梅耶为投资代理人。随后，家族生意越来越红火，到1797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已成为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梅耶编织出了庞大的商业信用网络。从法兰克福、汉堡、莱比锡、柏林和维也纳到阿姆斯特丹、巴黎和伦敦，家族生意遍布整个欧洲。

1791年9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给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紧接着，德意志各邦国也逐渐给予犹太人平等的公民权。随着法军在欧洲大陆的胜利，欧洲其他各国相继宣布解放犹太人。可是，作为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却是两面下注。1796年，梅耶将威廉九世的钱贷款给奥地利以充军费，1803年，他的大儿子阿姆谢尔却贷款给法军购买战马。

不怕打不过，就怕站错队。1806年，威廉九世因拒绝加入拿破仑组织的德国莱茵亲法联盟而遭到法国的清算。拿破仑宣称，“就是铲除黑森—卡塞尔王室，将它剔除出统治者的行列。”在梅耶的帮助下，威廉九世躲过法军逃亡到英国，并授予梅耶投资代理的垄断权。罗斯柴尔德家族由此不费吹灰之力拥有了巨额资金来扩充金融实力。

18～19世纪的欧洲，最赚钱的朝阳产业是纺织业。英国当时是世界纺织业的中心，整个欧洲大陆对物美价廉的英国纺织品都趋之若鹜。很多公司因为从事纺织品进出口贸易而发了大财，敏锐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当然不会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为了以更低廉的价格在英国提货，1797年，梅耶三子内森·罗斯柴尔德便被派往英国驻点。梅耶在法兰克福遥控指挥，内森则将欧洲大陆各地的订单下发给英国制造商。当时外贸生意的付款方式都是商业贷款与银行汇票，内森与伦敦银行家往来甚密。1804年，内森加入英国国籍。1806年，内森和英国当地犹太富豪科恩家族联姻，达到了融入伦敦犹太金融圈子的目的。很快，他就熟悉了伦敦金融业并建立起自己的供应商与银行信用网络。到1808年，内森的外贸生意总共赚取了高达80万英镑的利润。

面对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法国无力征服英国本土。1806年，拿破仑在柏林与米兰颁布《大陆封锁敕令》，宣布整个欧洲的所有商品对英国禁运，而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许进入法国控制的所有欧洲港口。拿破仑想以此来击垮英国经济。

敕令发布后，大量与内森有生意往来的欧洲公司相继倒闭。罗斯柴尔德家族损失惨重。但是，危机不仅是危险，也是机遇。1807年，内森与其岳父科恩开始进行走私贸易。凭借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把货物运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高风险、高回报的走私让内森赚得盘满钵溢。

经济战是把双刃剑，对英法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到1811年，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英法两国政府决定采用特许证贸易方式，即政府给少数商人特许权来进行两国贸易。这一年，梅耶五子詹姆斯被派到巴黎，二子萨洛蒙则被派到维也纳，四子卡尔被派到阿姆斯特丹。

虽然英国可以凭借良好的货币信用体系大借外债支持对法战争，但是，当英国被封锁后，欧洲大陆上的人们只接受英军及其盟军的金币。要将英国的黄金运送到军队所需要的地方变成了英国人的当务之急。刚开始的几年，这项业务主要是巴林家族、哈曼家族等伦敦金融家在做。直到1811年约翰·赫里斯担任英国军粮供应大臣后，情况才发生转变。

赫里斯年轻时曾留学德国莱比锡，与当地烟草富商林堡的妻子有染，并诞下一个私生子。林堡以此为要挟，以每年3万～4万英镑的抽成推荐内森来贩运英国黄金。林堡还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协调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关系，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1811年，刚一只脚跨入伦敦金融业门槛的内森，开始被英国政府邀请来突破法国封锁，以2%～6%的佣金将英国黄金运送到欧洲大陆。1814年1月，英国财政大臣授权赫里斯雇用内森在欧洲大陆大规模收购60万英镑的法国金币运送给英国远征军后来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到1814年5月，内森已超出计划1倍，为威灵顿运送了120万英镑的黄金。事后，威灵顿专门写信表达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感激之情。仅在1815年这一年，内森就为英国政府输送了980万英镑的黄金，佣金至少在40万英镑以上。

此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利用其遍布欧洲的信用网，及时获取市场信息，通过套利交易赚取汇率差价。在欧洲任何金融市场上，只要黄金价格之间有差额，罗斯柴尔德五兄弟就会紧密合作套取利差。比如伦敦金价高于阿姆斯特丹时，内森就会卖出黄金将现款给阿姆斯特丹的卡尔，卡尔用这笔钱能在阿姆斯特丹买入更多的黄金，多出的黄金就是利润。通过这种方式，罗斯柴尔德家族赚到了比佣金多得多的钱。

1814年3月31日，盟军占领巴黎，法国无条件投降，拿破仑在巴黎枫丹白露宫签署退位诏书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随着战争的结束，罗斯柴尔德家族大发其财的走私与套利生意也宣告结束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既幸运又不幸的是：1815年2月拿破仑逃出小岛，建立百日王朝再次对英开战。当时，内森认为战争会持续很久，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于是他不断囤积黄金，准备继续为欧洲的英军及其同盟输送黄金。但很快，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之后，拿破仑宣布退位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整个欧洲恢复了和平，而黄金价格随之大跌，罗斯柴尔德家族损失惨重。

精明的内森立刻开始大量购进英国国债来弥补损失，到1816年增长到120万英镑国债。他认为，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暴利结束，英国政府的债务会下降，因此，债券价格将会迅猛上涨。终于到1817年，债券价格上涨超过40%后，内森将所有国债全部卖出，赚了25万英镑的收益，相当于现在的9亿～12亿美元。

凭着战时积累的巨额资本与覆盖全欧的信用与情报网，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另一大财团——巴林家族携手统治全球金融市场长达百年之久。在19～20世纪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变化的背后，以这两大金融巨头为核心的英国金融势力始终充当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第二章　英镑为王

“神圣同盟”：镇压一切革命运动

18～19世纪的战争堪称小矮人之战。19世纪初，工人收入只有16世纪的1/2，农民收入只有18世纪的2/3，普通人的生活条件不升反降。这还影响到了军队的素质，当时的士兵普遍骨瘦如柴，发育不良。

1792～1799年，在意大利，西北部地中海沿岸的利古里亚地区招募的新兵，身高不足1.5米的人高达72%。在法国，步兵在1789年以前，身高最低标准是165厘米，到了1818年则降低到157厘米，1832年又降到了156厘米，即便如此之低的标准，应征者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因身高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德国普鲁士，士兵身高最低标准是157厘米。而普鲁士应征者中32%的人还因身高不够而被淘汰，还有40%的人因体质孱弱而被刷掉。在德国萨克森，士兵身高标准竟然更低，只有155厘米。

然而，这些小矮人却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成为野蛮、落后与保守势力的守护者。在小矮人的背后，则是那些掌控金钱的金融家。

1816年，法国战败后，欧洲反法联盟与法国签订了条件苛刻的第二次《巴黎条约》。该条约要求法国支付7亿法郎的赔款，从1816年3月开始，分5年还清。此外，驻扎在法国的15万占领军的所有开支都由法国承担。法国政府发行巨额国债来支付赔款和军费。其中4亿债券由巴林家族代理发行，罗斯柴尔德家族仅得到几百万法郎的代理。

巴林家族原本是德国格罗宁根人。1717年，巴林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飞黄腾达之路。1762年，弗朗西斯·巴林在伦敦创建了约翰和弗朗西斯·巴林公司，开始涉足金融业。

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是唯一可以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匹敌的竞争对手。1803年，巴林银行提供资金帮助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美国以国家债券方式付款给巴林，而法国则以交易价格的87.5%的折让，即883万美元卖给巴林家族。换句话说，法国先将土地直接卖给巴林家族，再由巴林家族卖给美国，而巴林家族可以在其中赚取高额利差。

拿破仑战争后，巴林家族的地位一时间如日中天。英、法、奥、普、俄政府都认为巴林银行的金融担保是法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和平条约签订的前提。曾战胜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这样评价巴林家族：“巴林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世界货币市场，他牢牢掌握了法国的财政，让法国人的贷款在英国流行。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要成功地战胜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任务。”

在巴林家族的帮助下，英法两国顺利发行国债，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保持了战后的社会稳定。可是，罗氏家族却因竞争关系将巴林家族痛斥为“流氓”、“强盗”和“无赖”。围棋俗语有云，“东盘不亮西盘亮。”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与巴林家族在英法两国的竞争以失败而告终，罗斯柴尔德家族只能在其他国家打开突破口，找到平衡。

滑铁卢战役结束后的第三个月，即1815年9月26日，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和普鲁士君主威廉三世的支持下，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牵头，俄、奥、普在巴黎签署《神圣同盟宣言》，结成“神圣同盟”。《宣言》标榜以基督教教义为唯一的行动准则：“根据《圣经》训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的教导，三位缔约君主将一致以一种真诚的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联系，并彼此视同为一国同胞，无论何时何地，均将互相救援……他们将根据同样的友爱精神引导臣民和军队保卫宗教、和平和正义。”

1815年11月19日，法国复辟君主路易十八加入同盟。后来，英王乔治四世以德国汉诺威国王的身份加入同盟。最终，除了奥斯曼苏丹及教皇外，欧洲各大小公国君主都纷纷入伙。1815年11月，英、俄、奥、普四国缔结了《四国同盟条约》。《条约》宣称，同盟国的任何一方如受到法国攻击，各同盟国将出兵相助。该同盟亦属于神圣同盟的一部分。

恩格斯曾评价神圣同盟是“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以俄、奥、普为核心的神圣同盟旨在维护欧洲君主专制，镇压一切革命运动，充当反革命的刽子手。尤其重要的是，防止再次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引起巨大震荡的革命浪潮的冲击。

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秘书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1830年说，“那些希望开战的人无疑会找别的银行家。”要防止革命，就需要军事镇压，要军事干涉，就需要巨额军费，归根结底，需要的是一个钱袋子，而钱袋子只能由金融家提供。不甘失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将目光从英法移到了神圣同盟的身上。

由于连续十几年的战争，1815年，普鲁士政府负债高达3200多万英镑。战争结束后，由于年年财政赤字，政府负债每年都要增长340多万英镑。普鲁士政府只好依靠伦敦的货币市场来发行更多的国债。在英国融资，唯一可靠的金融家族只能是来自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家族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经过内森与普鲁士财政大臣克里斯蒂安·罗特尔的磋商，普鲁士于1819年1月17日通过了《国债未来管理法令》，该法令为国债总额设定了一个上限，并要求征用皇家资产的收入来保证国债债权人的安全。当新的国债发行时，必须以皇家资产为抵押，国债债权人具有完全支配这些资产的权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令》规定：如果国家在将来为了保持正常运转或为了公共利益的改善而需要获得新的贷款，必须与将来的帝国议会协商后并由其提供担保才能发行新的国债。这意味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改变了普鲁士的政权性质。

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欧洲，普鲁士、俄国是两大君主专制的国家。普、俄国王总揽行政、财政、司法、军事大权，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而官僚则由君主的亲信担任。在这种制度中，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1772年，腓特烈二世创办了普鲁士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目的是促进海外贸易和运输。公司有7/8的资本由国王本人所有。公司还被授予进口蜡和盐的贸易垄断权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1790年，该公司逐渐演变成一家经营外汇信贷和代理国家贷款的银行。1804～1809年，公司被重组成普鲁士皇家银行，正式成为普鲁士皇家清算及贷款银行。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金融经纪人的作用。因此，当普鲁士君主想要发行国债时，只要直接通过普鲁士皇家银行这样名义上独立的机构就可以进行，而无须经过议会的批准。

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强行用议会来限制普鲁士君主发行国债的权力，这让普鲁士政权具有部分君主立宪制的性质。在君主立宪制中，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虽然依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或多或少受到法律的限制，而立法权却掌握在议会手中，这样君主的权力就受到了议会的限制。

权力就是影响力。我们平时所说的权力往往都是指政治权力。其实，很多时候，其他形式的权力也能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国债使国家政治权力与金融家财富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业性的买卖关系。罗斯柴尔德通过金融的力量一样可以将一国之最高政治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伦敦的内森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任何阴谋都无法撼动内森·罗斯柴尔德，他拥有金钱、力量和权势，任何阴谋都只会是徒劳，普鲁士国王、我的哈登贝格王子以及罗特尔大臣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并感谢罗斯柴尔德，他给你们送去了如此多的钱，并提升了普鲁士的信誉。”信中提到的哈登贝格亲王时任普鲁士首相，而罗特尔则不仅是普鲁士财政大臣，还是普鲁士皇家银行行长。

在德意志诸邦国中，具有领导权的除了普鲁士外，就是奥地利。当时的奥地利财政大臣施塔迪伯爵准备降低纸币发行量和国债。只有法国的战争赔偿才可以帮助奥地利达到这些目标。但法国无法一下拿出天文数字的钱，只能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用数年的时间完成赔款支付。为了尽快得到大笔的钱，施塔迪决定用法国赔款的债券换取现金。这种生意只能由资产十分雄厚的银行来做，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担当大任的最佳选择。最后交易达成，奥地利也开始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服务了。

继奥地利之后，俄罗斯很快也拜倒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钱袋之下。1803～1815年，俄国公共开支提高了4倍，卢布发行过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1822年，罗氏家族按照普鲁士发行国债的方式，用英镑发行了俄国国债。至此，罗氏家族成为神圣同盟最有力的金融资助者，也成为镇压革命者的刽子手之同盟者。

尽管法国大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但革命的火种在欧洲大陆仍然保存着。1812年，西班牙颁布了自始至终贯穿着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在西班牙实行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度，还废除了宗教裁判所、领主裁判所、什一税等封建权力。拿破仑垮台后，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在神圣同盟的支持下完全恢复了旧的封建制度。

1820年2月，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黎亚哥中校在加迪斯率领士兵起义，起义军宣布成立革命政权，恢复1812年宪法。3月7日，首都马德里爆发革命，迫使斐迪南七世宣布恢复1812年宪法并召开新议会。1822年8月5日，新议会选出了代表社会中下层利益的新政府。新政府软禁了斐迪南七世。

神圣同盟对西班牙对革命深感不安，决定武装镇压。1823年4月，法国20万大军开进西班牙，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5月19日，法军占领了西班牙，重新恢复了斐迪南七世的封建统治。黎亚哥等人被判死刑。

与西班牙相似，拿破仑时代结束后，意大利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大多数地区被外国势力控制。境内的各个封建邦国和领地，秉承奥地利的旨意，对于任何要求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言行，都给以残酷的镇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世纪初，理念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意大利烧炭党成立。烧炭党以意大利共济会的名义宣称为意大利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而战斗。刚开始，其成员的身份主要属于中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后来，许多不满现状的农民、文官，甚至是士兵、神职人员都逐渐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烧炭党成员分散在意大利各邦国，包括教皇国、萨丁尼亚王国、伦巴底、两西西里王国等地区。

1820年7月，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烧炭党人首先在那不勒斯的诺拉城发动了军队起义。不久，起义的烈火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严重动摇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1820年10月，神圣同盟在西里西亚的特劳波举行会议，并发布了《特劳波协议书》，声称神圣同盟将以武力镇压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1821年1月，会议又移到意大利附近的莱巴赫举行，并决定出兵镇压意大利革命。1821年3月，奥地利军队开进那不勒斯，将革命镇压下去，恢复了君主统治，捕杀了大批起义者。

在那不勒斯革命爆发的同时，烧炭党还在意大利北方的皮埃蒙特发动了起义，但在奥地利军队与撒丁王国军队的镇压下，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榨取利润，从来就无所谓道德与良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资本人格化的样板更是典例。

当法国军队侵入西班牙时，罗氏家族提供了资助；当奥地利侵入意大利时，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资助。罗氏家族在这些军事镇压中就像小李飞刀一样，例无虚发。对西班牙、那不勒斯、葡萄牙、希腊、波兰等地人民起义的军事镇压所需的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以准确的数额提供给神圣同盟的刽子手们。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一次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国家债券。但是，革命可能间接地导致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所有政府证券的价格暴跌。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没有同时发生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尚能挺住。可是，一旦发生一场全欧洲的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无法分散风险，整个家族将会衰败。这便是罗斯柴尔德资助神圣同盟来镇压革命的原因。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过来影响经济。通过对神圣同盟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赢得了各国的政治扶持，赚取了高额的利润，经营规模得到了急剧的扩张。最终，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巴林家族远远甩在后面。1815～1859年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分行一共发行了50笔贷款，面值总额约为2.5亿英镑，占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海外资产的10%。而巴林兄弟同期只发行了14笔，面值总额仅为6600万英镑。182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资金总额甚至超过了法兰西银行，是巴林家族的9倍。

犹太人投机和平

金钱本身并无善恶之分，金融家对利润的贪欲有时候也会带来善的结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金融的力量竭力维持欧洲的和平。梅耶遗孀——居特林·罗斯柴尔德一直都居住在法兰克福犹太人街。经常有邻居问她欧洲是否会打仗，她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这并不是居特林妄自尊大的吹嘘。在当时，这的确符合事实。

曾有一位政治家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统治与拿破仑相提并论，“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一只小小欧椋鸟的利爪却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雪崩，顷刻间吞没了一个村庄；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群众的眼睛更是雪亮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论罗氏家族：“犹太人投机和平，这种现象仍在上升，这也解释了和平在欧洲持续了15年的原因。”

每当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罗氏家族都会竭尽全力地利用其掌控的金融杠杆和独特的通信手段来消解各国之间的紧张状态，维系脆弱的和平。罗氏家族的金融杠杆是拒绝向那些策划战争的政府提供贷款。如果一个政权准备开战，向他们寻求贷款，他们就能予以拒绝；相反，他们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权提供财政支持。

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铁路、电报和蒸汽船尚未发明或普及，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系统比官方用以传递外交信件的信使系统要快，罗斯柴尔德兄弟能够获得比正规渠道知悉的外交政策更多的信息。罗氏家族独特的通信网络成为各国政府之间沟通的重要外交渠道，可以为政治家和外交官提供非常出色的服务。他们不仅能为那些人提供私人银行服务，也能够比正常的邮递途径更快地投送信件。他们的办事员充当信使，每个月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来回一到两次，递送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驻那不勒斯、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各位大臣的信件。除了这些日常信件外，他们还负责传递那不勒斯王室与罗马以及与驻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公使馆之间的通信，同时也负责传递重要的个人信件。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和她的丈夫阿尔贝特王子定期利用罗斯柴尔德的信使来处理他们与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不久，维多利亚开始利用罗氏家族的通信网络，甚至还托付罗氏家族预订旅馆。所有这些意味着罗氏家族在整个欧洲信息网的地位是：能够给欧洲上层社会提供独家的新闻服务，重要的政治事件以及机密信息可能赶在官方渠道之前，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1831年，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历史上称之为“七月革命”。革命人士迫使国王退位，并在法国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鼓励下开始了七月王朝（又称奥尔良王朝）的统治。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发生了遍布全国的大规模革命起义，革命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当时的教皇向奥地利求助来镇压造反者。而1821年即开始担任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希望能用武力防止七月革命扩散到意大利和比利时。双方一拍即合。

1831年春天，奥地利军队开始进军意大利半岛。奥地利军队侵入意大利，镇压了革命运动并捕获了革命领袖，还占领了摩德纳、帕尔玛和博洛尼亚。此前，博洛尼亚发生起义，推翻了教皇的统治，奥地利军队则重建了教皇的秩序。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与意大利当地金融家合作，安排了一笔40万英镑的贷款提供给教皇。有趣的是，一直以来，天主教都将犹太人看成势不两立的死敌。时人评曰：“一个贫穷的基督徒吻了教皇的双脚；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亲了他的手。”

奥地利的入侵引起法国政府的严重不满，欧洲政局处在动荡的边缘，法德战争一触即发。法国与英国的国债市场价格一落千丈。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介入并调停，在巴黎的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奥军撤出意大利。为了限制奥地利的入侵，罗斯柴尔德通过抛售奥地利债券的方式让奥国国债价格面临急剧下滑的危险。最终，梅特涅迫于压力作出妥协，奥军逐渐撤出意大利，只留下小股部队驻守在安科纳和博洛尼亚。

与此同时，罗斯柴尔德还逼迫法国政府对奥地利的入侵保持温和的态度，甚至公开威胁道：“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坐在法国王座之上，那么世界就不会经受法国与德国之间那么多的战争折磨。”而法国却比奥地利更依赖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好乖乖就范。结果，一场眼看要爆发的战争就这样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一波虽平，一波又起。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15年，荷兰同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荷兰奥兰治王室的威廉一世为国王。从经济上看，这是有利的，比利时工业可以补充荷兰经济的不足。但从政治上看，威廉一世是专制主义者，荷兰奉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比利时人则厌恶荷兰的专制统治，同时信仰天主教的比利时人也极为厌恶信仰新教的荷兰人。在法国七月革命后的一个月，即1830年8月，布鲁塞尔民众发动了反对荷兰统治者的起义。随后，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提供了100多万法郎给荷兰以帮助它抵挡革命风暴。

威廉一世派长子奥兰治亲王到布鲁塞尔与起义者谈判，但遭失败，遂派次子弗里德里希亲王率领军队镇压起义者。当荷兰在1831年8月侵入比利时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立刻向布鲁塞尔革命政府出售了枪支。

经过激烈巷战，荷兰军队最终败退。很快，起义扩展到全国，荷兰军队被迫撤离比利时。1830年9月25日，比利时组建临时政府，11月18日，国民大会的200名代表在布鲁塞尔集会，宣布比利时独立。在此期间，1831年2～3月，国民会议颁布比利时宪法，规定比利时为世袭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选举了德国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为国王。

1831年7月21日，利奥波德亲王在布鲁塞尔宣誓就任利奥波德一世。随后，荷兰军队入侵比利时，利奥波德请求法国保护，法国军队开进比利时。欧洲全面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此时，罗氏家族的通信网络发挥了外交沟通渠道的作用。各国国王、大臣和外交官通过这个网络相互交换观点和想法。而罗氏家族也通过这个网络将自己的观点传递到政治人物那里。

罗氏家族在巴黎的詹姆斯迫使法国保持克制，并要求比利时人不得考虑推翻奥兰治家族，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就得不到罗氏家族的支持。同时，罗氏家族在法兰克福的萨洛蒙则要求奥地利支持法国政府，杜绝攻击法国的念头。在罗氏家族的强大压力下，俄罗斯和奥地利均表明自己的军队愿停留在国界线另一边，不会攻击法国。最终，各国都采取了克制态度。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到1831年10月，经过罗氏家族的巧妙斡旋，荷兰军队撤出比利时，接受了失去比利时的事实，全面战争的危险被消除。罗氏家族向荷兰提供一笔利率为6%的贷款以示鼓励和补偿。

尽管罗氏家族可以影响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但他们并未像很多持阴谋论观点的人所说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和普鲁士，罗斯柴尔德的影响力极为有限，在俄罗斯，其影响力几乎不存在。比如19世纪30年代，如果普鲁士、俄国和法国真的下定决心要为荷兰与比利时而发动战争，那么罗氏家族也根本无力阻止。而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是英国。

拿破仑战争之后，神圣同盟的建立不仅是为了捍卫一种社会秩序，还是为了维持欧洲国家之间的平衡。按理说，1815年，法国被彻底击败后，欧洲各国完全可以将法兰西雄鸡肢解，将法国变成无足轻重的弱国。但对英国人来说，只有保持欧洲各国之间的分裂，维持欧洲大陆强国之间的力量均衡，才能将英国的商业和帝国利益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因此，当拿破仑站起来要打破这种均势时，英国便会成为法国的对立面。当法国被打败，俄国人异军突起时，就必须要加强法国的力量，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同时，还要让普鲁士和奥地利来制衡法、俄。因此，尽管英国人对神圣同盟不屑一顾，但仍然要保持以神圣同盟为核心的欧洲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如果欧洲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会打破这种可以让英国人获得巨大利益的政治均衡体系。只有保持和平，英国人才能不断扩张自己的政治与经济的版图，攫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英国人的力量则在于无可匹敌的海上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金融霸权。这种金融霸权的来源则是英国工业革命与独领风骚的英镑霸权。至于罗氏家族，不过是英镑霸权的获益者。

印度人的血泪，英国人的财富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在工业革命中，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朝阳产业——棉纺织业，相当于现在的环保、新能源产业。而任何新兴产业都有标志性的工具与设备，棉纺织业则是纺织机。其实，早在1760年之前，最为重要的飞梭和水力纺织机就已经出现，分别发明于1733年和1738年，可工业革命并未在那时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于1760年左右呢？我们不妨先将目光从18世纪转移到17世纪，从英伦三岛转移到万里之外的印度。

由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香料的垄断，1599年秋伦敦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在伦敦市市长的鼓动下，伦敦贵族与商人募集了3万英镑准备成立贸易公司。但在向英女王申请许可状时，女王并未给予答复。1600年12月1日，西班牙、荷兰拒绝了英国人降低胡椒价格的要求，伊丽莎白女王特许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为“对东印度群岛贸易的英国商人联合公司”，在历史学家的口中又被昵称为“约翰公司”，以与荷兰、丹麦、法国和瑞典东印度公司相区别。

东印度公司拥有非洲好望角以东地区的贸易独占权，还拥有在所辖区域内制定法律、受理行政和建立贸易据点的特权。如果英国公民在公司辖区之内私自从事贸易活动，其货物一律充公，其中一半归于英国国库。70年后，英王查理二世又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管理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对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力。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具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行政权力。

俗话说，三岁看老。东印度公司从它的第一笔生意开始，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一个掠夺者的角色。1601年7月，东印度公司的第一笔买卖就是——抢劫了一艘葡萄牙商船。

1613年，英国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设立贸易站，不久，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此时的印度处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之下，首都在德里。17～18世纪时，莫卧儿王朝已由盛转衰，各地诸侯日渐独立，不听中央的号令。1739年，阿富汗血洗德里，获得的战利品价值高达7亿卢比，包括皇冠上的珠宝和孔雀宝座。17世纪的欧洲旅行家估计孔雀宝座的价值大约为450万英镑。而当时英国国库的资产也不过以百万英镑计。1761年，阿富汗人让印度军队全军覆没，莫卧儿王朝听任宰割，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的傀儡。

团结就是力量，分裂则为人所鱼肉。东印度公司通过武力、权谋与贿赂从各地诸侯手中获得了各种特权。但英国人仍虚有其表地走一下形式，各种权利均通过德里皇帝的钦准。英国人的精明正显示于此。他们表面上尊重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实际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调东印度公司的正统性。

当然，对于东印度公司来说，英国政府是背后的大老板。1698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任何以8%的年利率购买20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公债的人都可以其认购的额度为限参与对印度的贸易。为了保护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只好购买了70万英镑的英格兰银行公债。

到了18世纪中叶，尽管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经营了100多年，但英国却未从印度榨取到太多的好处，英国经济发展仍然十分缓慢。直到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发动的普拉西战役之后，情况才发生巨大的转变。这一年的1月，英国人大败印度与法国的联军，孟加拉国库被抢，英军抢走了总值达4800万英镑的金银珠宝，史称“普拉西之役”。此役，不但终结了法国人在印度的殖民，更标志着英国对印度全面统治的开始。随后，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孟买，直到1849年，英国完全占领了印度，印度全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在1760年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英国人的纺织机械和印度人的一样简陋。印度棉织品物美价廉，远优于英国本土产品。英国人却建立起高关税壁垒来阻止印度货销往英国，关税从20%到耸人听闻的1000%。同时，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棉纺织业横征暴敛，有意使其崩溃破产。结果，通过不平等贸易，英国人获得印度廉价而优质的棉花并加工成廉价纺织品再向印度倾销，而印度经济赖以生存的手工纺织业却被彻底冲垮。印度从未在原料出口中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工业，结果千百万的手工业者失去了生活来源，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都漂白了。现在的孟加拉首都达卡曾经是印度最为繁华的手工业中心之一，但其人口却从18世纪中期的15万下降到1840年的三四万人。

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管理法》，各省总督均由英王直接任命，其任务是代表英国政府全权管理英国占领下印度的全部领土。至此，英国政府开始通过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印度，东印度公司最终变成了统治印度的殖民主义政府。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统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身份出现时，他们就垄断贸易；以统治者身份出现时，他们就攫取赋税。东印度公司以购买印度货物的方式将赋税流回英国。

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薛福成在1893年说：“英国人借助东印度公司之力蚕食五印度。未几而沃壤万里，尽为所并。此殆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也。”英国人发达了，印度人却落入了苦难的深渊。

英国持续不断、毫无止境地抽取印度的鲜血。英国人用印度人自己的钱来征服并统治印度人。英国对缅甸、阿富汗的殖民战争，让中国刻骨铭心的鸦片战争，几千万英镑的军费均来自印度税收，英国人没有出一分钱。

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对印度人民的土地收入进行了敲骨吸髓式的榨取和掠夺。1793～1822年，英国在孟加拉的田赋是地租的90%，北印度地区也高达80%，其残酷性和破坏性甚至超过了莫卧儿王朝这样的封建统治者。东印度公司用田赋的收入购买印度货物，销往欧洲和中国，赚取的利润则流回英国，永远无法帮助印度的建设。1793～1811年，英国殖民者总共用2517万英镑的田赋来做这种无本买卖。1770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英国人囤积全部大米，不出天价购买就拒不出售，结果饿死1000多万人，占孟加拉人口的1/3。但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东印度公司仍然大赚其利。就在这一年孟加拉变成不毛之地时，东印度公司仍然投资了120万英镑购买印度和中国的货物销往欧洲。

当东印度公司财政收入无法支持对外战争、对内兼并及镇压叛乱时，就会向印度人发行国债。换而言之，就是向印度人借钱来统治印度，扩张领土，镇压印度人的起义。而国债本金与利息则由印度纳税人偿还。国债总额从1792年的700万英镑，上涨到1836年的2700万英镑，到了1860年，更是高达1亿英镑。

最为可笑的是，贫穷落后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竟然是年年顺差，出口额竟然是进口额的10倍以上。1766～1855年，顺差平均达到500万英镑以上。东印度公司仅从1792年到1837年的46年中，就有净利3200万英镑，可它既不是留在印度作为财政备用金，也不是用来增加印度人民的福利，而是全部汇往英国支付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股息。由于印度本土工业的衰败，印度财富主要是通过小麦、大米等粮食出口的形式外流。巨额财富的外流，把印度变成饥荒之地，这种饥荒比印度历史上的饥荒，甚至世界历史上的饥荒，更加频繁，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在东印度公司的残酷压榨下，印度被掠走了巨额财富。英国的工业与金融由此积累了原始资本，进入钱生钱的良性循环，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国力也得以迅速提高。1760～1860年，英国工业生产的份额从全球的1.9%上升到19.9%。在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拥有全球工业生产能力的40%～60%。同年，英国对煤、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消费，是美国、普鲁士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工业品贸易额则占全球的2/5。全球1/3的土地上飘扬着英国米字旗，大不列颠王国变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而印度本土工业则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整个国家沦为英国工业原料的供给地和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到了19世纪中后期，由于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均采用保护主义政策，英国与欧洲大陆、美国之间的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如果不是印度的输血，英国的衰落将会更早发生。

炮舰与福寿膏

除了对印度的压榨外，东印度公司还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牟取暴利，鸦片收入约占公司总收入的1/7。说到鸦片，就必须要从茶叶讲起。从18世纪开始，中国茶叶在英国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茶在英国的关税高达90%～100%。如果茶叶不能按时按量地保证供应，就可能严重影响英国的社会安定和国家财政收入。

但中国人对英国的产品毫无兴趣，漠然视之。19世纪，一位在广州的英国官员米切尔这样写道：“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此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英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加棉花重量的三倍……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9/10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

另一位英国贵族则这样描述当时的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缴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但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缴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吃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结果，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逆差。1710～1760年，英中逆差总额高达2600万英镑，相当于1亿4百万两白银，几乎耗尽英国的白银储备。在当时的英国，普通警官每周收入不过1英镑，一个码头工人每小时收入才寥寥6便士（在英格兰银行1971年实行新货币进位制之前，1英镑等于20先令，1先令等于12便士）。

输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和非洲、美洲的三角贸易。英国人用英国工业品、烈酒等换取非洲黑人，再把黑人卖给美洲奴隶主换取白银以及美洲白糖、棉花、咖啡等土特产。美洲是全球最大的白银产地，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都随着中英茶叶贸易流入中国。整个18世纪，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如果从1000年开始算起，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长期出超，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中国拥有了全球2/3的白银储量。

18世纪70年代之后，美洲许多银矿枯竭，白银产量持续降低，英国人无法用越来越少的白银来维持中国茶叶的进口量。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为了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开始打起鸦片的主意。

从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华生上校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董事会成员惠勒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其具体做法是：东印度公司并不需要明目张胆地参与到罪恶的鸦片交易中，只要作幕后操纵即可。但在私下，东印度公司授予一些自由商人对中国的特许贸易权，将鸦片批发给他们。这些自由商人将鸦片装船经海路运往广州卸货并换成白银，再由中国商人走私上岸。收入进入东印度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自由商人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自由商人只能输送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否则严惩不贷。

很快，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便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国输送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专卖制度，首次从加尔各答向广州输入鸦片，开启了长达140多年的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罪恶历史。英国鸦片贩子为打开中国市场，对罂粟的麻醉作用加大力度宣传，以致中国人普遍认为鸦片有添福添寿的功效，因此又称福寿膏或长寿膏。

1773年是中英贸易发生逆转的关键。这一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是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东印度公司占最高比例。1796年，中国政府宣布禁烟。两年后，考虑到与中国外交方面的因素，东印度公司不再做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鸦片贸易转由其发给特许证的自由商人经营。这些自由商人开始以走私、贿赂等违法手段，继续扩大对中国的鸦片输入。

从l828年起，中国进口的鸦片价值就已经超过了出口的茶叶价值，英国茶叶贸易逆差完全被逆转。白银通过迂回的方式流进东印度公司的腰包。公司将白银运回印度，东印度公司用伦敦开出的银行汇票买回这些白银。因为东印度公司也就是印度政府，所以购买白银的汇票实际上相当于现金。他们把白银运回伦敦，交给东印度公司的代理，由代理携带白银前往广东买茶。与此同时，由鸦片进口引起的中国国际收支赤字，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储备流出。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4亿两白银。1828～1836年，中国贸易出超达到惊人的38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

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棉纺织业彻底衰败，大量原本种植棉花的印度人开始疯狂改种罂粟。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依旧充当着运输工具，他们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

鸦片贸易使英国主宰世界白银市场，却使中国人陷入悲惨的境地。近代史中的两大罪恶贸易分别是鸦片贸易与奴隶贸易。但与鸦片贸易相比，奴隶贸易实在是太仁慈了。在奴隶贸易中，奴隶本身是需要得到保护的。因此，奴隶的肉体没有被摧残，奴隶的品格与思想没有被败坏。而鸦片却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品格，败坏了中国人的思想。

鸦片对中国人的伤害是全面性的。同治年间，中国吸食鸦片人口达4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是长期性的。到1932年，中国吸食毒品的人数为8000万，占当时人口的16.8%。即便到了1949年，四川有70%的成年人是鸦片吸食者，云南昆明不到30万人口中鸦片成瘾者有6万多人，今天的云烟大本营云南玉溪吸食鸦片者占当地总人口的30%。

1813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4月22日，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1834年以前，所谓的自由商人所组建的洋行已经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鸦片贸易。外资洋行大批涌现，其中最大的三家英资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以及美资旗昌洋行，他们几乎垄断了中国鸦片贸易。

怡和洋行正式名称是渣甸·麦迪逊公司，由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麦迪逊创办。渣甸1802年离开英国前往印度，曾受雇于东印度公司。1817年渣甸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开始了鸦片走私的生涯。麦迪逊亦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1815年，他成为自由商人，1818年前往广州开始从事鸦片走私活动。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麦迪逊在广州合伙创办了怡和洋行。1834年，怡和洋行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商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主角。就在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的3个月内，怡和洋行运往广州的货物达75船，占当时广州对外贸易总额的1/3。

19世纪40年代初，渣甸当选英国下议院议员，并成了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的心腹。麦迪逊也当选为议员，在下议院一干就是25年。后来，他还当了英格兰银行行长，是英国第二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从鸦片贸易中赚到的钱。

1805年，3只美国船装上鸦片开向广州，从此，美国商人开始了对华鸦片贸易。一开始他们是从土耳其，后来从波斯购买鸦片贩运到中国的。美国对华鸦片贸易仅次于英国，1817～1818年占各国输华鸦片总数的42%。在广州的美国洋行除奥利芬一家外，全都参加了鸦片走私活动。从1805年美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到鸦片战争之前，鸦片贸易中的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成为美国资本家手中的财富。1848年去世的19世纪美国首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所捞到的第一桶金靠的就是贩卖鸦片。这些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在美国迅速转化为工业和金融资本，促进了美国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就曾说过，“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

创办于1818年的旗昌洋行则是美国鸦片贸易中的“佼佼者”，其前身是美国军官柏坚士1803年在广州创办的柏坚士洋行。柏坚士洋行1818年就武装走私1350箱鸦片到中国，仅次于东印度公司孟买卖出的走私中国鸦片。旗昌洋行的主要股东和经营者分别有：美国历史上那位以新政而闻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创办《福布斯》杂志的福布斯家族，普林斯顿大学主要赞助人约翰·克莱夫·格林、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赞助人阿比尔·洛、开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祖父约翰·柯立芝和创办了臭名昭著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约瑟夫·库里奇。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38年，众所周知的林则徐禁烟运动开始了。鸦片贸易是英国对印度与远东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石，让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无异于是要将英国人撵出亚洲。渣甸是伦敦侵华集团核心中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授意下，怡和洋行在伦敦的代理人下议院议员史密斯代表鸦片贩子向巴麦尊沟通、协调以对英国政府施压，他们强调清政府是在压制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扩大贸易开放、增加通商口岸，尤其要保护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1835年，麦迪逊就在英国游说对中国发动战争，意在强迫中国实行无限制的鸦片进口和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834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任命律劳卑为英国驻广州的商务总监。在巴麦尊的授意下，律劳卑派英国战舰冲击中国在广州设置的阻止鸦片贸易的临时关卡，以制造战争借口。这时候，巴麦尊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宣称：“假如把某一个国家标示为英国永远的盟友或永远的敌人，这个政策一定是眼光短浅的。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老奸巨猾的英国政府表面并不公开支持鸦片贸易，不过他们却偷换概念，强调中国内部禁烟并不等于中国官员有权搜查和销毁属于英商的鸦片。于是，英国以保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了历史上的鸦片战争。所谓鸦片战争，就好比现在的哥伦比亚大毒枭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派军队进攻美国，强迫美国政府宣布吸毒合法化。

马克思曾这样评价当时的英国政府：“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的英国政府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直接跟那些从事于毒害整个帝国的冒险营业的商人和船主合伙，分享利润和分担亏损。”

当然，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时一位英国军官所说：“可怜的中国人要么躺下来吸毒，要么被屠杀，因为支持自己国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杀死。经过1840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终于以‘洋药’的名义成为合法的毒害中国人的进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迁至香港。1843年，上海开埠。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各国洋行入驻上海。1856年，上海成为外国鸦片输入中国的集散地，也成为怡和洋行的鸦片贸易中心。直到19世纪的最后10年，上海进出口贸易中的3/4都是鸦片。

1871年，后起之“秀”沙逊洋行控制了在中国销售的鸦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鸦片贸易的垄断地位。沙逊洋行1832年由犹太人大卫·沙逊创办于印度孟买，上海新沙逊洋行则创设于1877年。没过几年，沙逊家族就获得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青睐，相互之间有过好几门婚事，通过联姻关系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今日上海所谓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旧西洋建筑无不建立在中国人的累累白骨与恶臭的鸦片之上。1880年以后，通过鸦片贸易赚了1.4亿两白银的沙逊洋行，开始从事上海房地产开发业务，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产的领头羊。旧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洋行就占了6幢。

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而中国则被劫掠一空，西方对华鸦片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扩张期。早期大部分鸦片买卖均由欧洲贸易公司或商行代理，并不存在银行之类的专业服务机构。鸦片战争后，商人们所需要的融资金额不断扩大，融资结构也日趋复杂。尤其在作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基地的香港，商人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在香港注册和管理的银行以应对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1865年3月3日，汇丰银行应运而生。一个月之后，即1865年4月3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也正式开门营业。

汇丰银行初期筹集的500万港币资本很快被来自中国香港、上海和加尔各答的鸦片贩子全数认缴。汇丰银行临时筹备委员会包括：英国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英国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磕洋行；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国禅臣洋行；英国太平洋行；英国费礼查洋行；英国沙逊洋行；英国公易洋行；印度广南洋行；英国搬鸟洋行；丹麦毕记洋行；印度顺章洋行。除大英轮船公司外，其他股东与经营者均为鸦片贩子。

除汇丰银行外，外国资本在华又开设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等多家银行，均设置在香港。起初这些洋行、银行主要是处理鸦片贸易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务，后来逐渐控制并操纵中国工业、经济与金融的命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9年，各大洋行、银行退出中国内地，龟缩于香港地区，形成了控制香港政治、经济的英资金融财团。1966年，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爆发，香港受到严重影响。英资金融财团开始放弃在港业务，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中资金融财团迅速狙击并夺取其资产与业务。以鸦片起家的英资财团这才开始退出东亚的舞台。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至少从13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初，欧洲采用的都是金银复本位制度，也就是将金银两种贵金属都当成货币。一般日常交易用的是银币，大额的现金支付则用金币。到了18世纪，任何英国或外国公民只要缴纳一定的铸币税，都可以将金银块送到英国铸币厂铸造成可以流通的硬币，这就是所谓的自由铸币。

然而，复本位制在最近的200年中，却逐渐被金本位制和纸币所替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由于“格雷欣法则”的作用，复本位制度非常不稳定。

“格雷欣法则”由英国金融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于1559年提出。格雷欣是英国证券交易所创建者，还曾做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改革货币制度的首席参谋。1559年，他根据对当时英国货币流通的考察，上奏女王，建议收回成色不足的劣币，以防止成色好的良币外流。他曾使用“劣币驱逐良币”一语，用以指因劣币与良币按面额等值使用，因此人们往往把良币贮藏起来或运往外国使用。这样就出现了市面上所流通的都是劣币，似乎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的假象。

简单地说，“格雷欣法则”是指：在金银复本位制这样的典型双本位制下，金、银两种货币都是主币，当一个国家同时流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而法定比价不变的货币时，实际价值高的货币（亦称良币）必然被人熔化、收藏或输出而退出流通，而实际价值低的货币（亦称劣币）反而充斥市场。

例如，当国家规定1枚金币兑换15枚银币的法定比价，而市场价为1枚金币兑换16枚银币时，人们就会先按市场比价用1枚金币换16枚银币，然后按法定比价用15枚银币换1枚金币，结果就赚取1枚银币的套利利润。当人们用15枚金币按市场比价换取银币，然后再按法定比价换回金币时（不考虑兑换的交易费用），就会多得1枚金币，人们就会将多得的金币收藏，或熔化成金块，或输出国外。如此循环往复，必然使流通中的价值含量相对高的金币越来越少，价值含量相对低的银币则充斥市场。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从历史上看，复本位制度却并非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难以持续。整个欧洲采用复本位制长达700多年。即便是英国，在采用金本位制之前一直都是复本位制。而法国在英国采用金本位制之后，一直保持金银复本位制，并坚持了75年，而英国的金本位制也不过持续了90多年。因此，当一个大国或多个大国都采用复本位制时，“格雷欣法则”并不能起作用。

英国人放弃复本位制，力挺金本位制的原因在于：复本位制难以操纵，英镑无法成为世界货币。到了19世纪，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让中国上千年储存的白银和美洲生产的白银流向伦敦，还让英国人拥有了巨额黄金。英国人控制了全球黄金和白银市场，确立金本位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1英镑含7.32238克纯金。此前，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的英镑只是提取黄金或白银的凭据，现在英镑成为真正的法定货币。

1818年，罗斯柴尔德为普鲁士在伦敦、法兰克福、柏林、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同时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在伦敦支付利息。以后的很多年中，罗斯柴尔德为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发行的国债均采用英镑作为融资货币。这意味着英镑已经拥有了超过其他国家货币的地位，英国人的金融霸权初现峥嵘。

到了1844年，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向议会提交了改进银行管理的《银行特许状法》，英国议会通过了这部19世纪金融史上最为重要的法案。法案规定，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发行部持有价值1400万英镑的担保品，包括政府债券和金银贵金属。为了防止纸币的过度发行造成经济波动，银行券的发行必须有100%的国债或黄金储备，英镑完全成了黄金的价值符号和代用品。银行部则拥有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这些银行券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形成银行部的准备金。同时，银行部拥有发行英镑的特权，到1928年，英格兰银行的银行部成为英镑发行的垄断机构。发行部以黄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

英格兰银行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区别极大。后者是纯粹的存款银行，它开出的每一张汇票都是真实汇票。真实汇票是真实发生交易时签发的票据，它是存入银行的金银贵金属的凭据。真实汇票经过背书就可以像货币一样流通。所谓背书，就是指票据的收款人或持有人在转让汇票时，在票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续，票据的所有权由背书人转给被背书人。而英国人主要的流通工具并非金银或百分之百的金银凭据，而多是一种空头汇票。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就是空头汇票。此时，汇票已无须真的来自实际的交易，更不需要兑换为金属货币。通过这种方法，银行券等信用货币就可以凭空地以汇票为基础而创造出来。

其实，英国的金本位制是对黄金的价值钉住，而非数量钉住。它从来不是由黄金数量来决定发行纸币多少的制度。这就好比美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这些黄金只有5%是美国政府的，其余都是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黄金储备。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所谓各国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国际黄金转移无非是美联储金库中的一个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提供的信用，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金融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合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

欧洲和平的基础：英镑霸权的确立

金汇兑本位之下，英镑价值十分坚挺，从1816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黄金的兑换率都保持了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英格兰银行坚持以汇票原则发行英镑。英格兰银行发行的英镑是通过汇票贴现流入商人手中，当汇票到期时，商人手中的英镑则流回英格兰银行。因此，英镑不会过剩。第二，英格兰银行坚持流通中的英镑可自由兑换原则。在英镑自由兑换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借债、空头汇票导致的英镑过剩能兑换成黄金流回英格兰银行。

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全球其他国家都大量购买英国工业品，这就需要用英镑购买。信用是英镑全球化的基础，英镑等同于黄金却又优于黄金，英镑可以生息，而黄金却不可以，拥有英镑好于拥有黄金。19世纪，英国的殖民地已经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统治着世界上3亿多的人口。当时英国当局虽然没有要求殖民地国家使用英镑，但是通常都要求对方使用100%的英镑准备金，由英国政府对储备支付利息。英镑成了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40%以上的国际贸易用英镑结算。不仅英国的殖民地，许多其他国家都乐于将英镑作为本国的储备货币，这成就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

英国以黄金做准备金，发行可自由兑换黄金的英镑。这样，英镑的信用非常好，再结合其便于携带等特点，可以直接等价于黄金。其实，人们并不在意英镑一定能随时兑换成黄金，而是在意于英镑能否随时买到等值黄金所能购买的商品，因此英国并不需要兑现所有的英镑，而只需要保持一定比例的黄金准备就可以了。这样，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与此相应的，是英国获得巨额的铸币税。换句话说，由于英镑成为了世界货币，英国只要源源不断地印刷钞票来满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外汇大量储备和交易需求，就可以为英国换回巨大的实物财富。凭借英镑世界货币的体系，当时的世界经济，取决于英镑的张缩。在黄金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英镑作为世界货币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

当时的英国是国际资本供给的最主要来源国，直到1914年，它还占全部资本输出的43%的份额。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各国同英国的经济往来以及它们之间的大部分商业关系都需要通过率先实行金本位制的英国筹措资金。

英国的国力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走向衰落，它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已落后于美国、德国，甚至法国等西方列强。虽然英国工业实力相对美国、德国而言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对外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但其国际收支却能长期维持顺差的有利局面。

究其原因，英国主要是利用英镑的特殊地位，获取了大量的铸币税，“使得英国的黄金储量远远低于其对外国的短期负债”，因而英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和贷款，而巨额利润和利息的回报加上其他海外服务业方面的收入，不仅弥补了对外贸易逆差的差额，还进一步壮大了英国的经济实力，从而延缓了英国霸权的衰落。

在英镑霸权下，世界各国等级分明，秩序井然。英国位于最中心，它是世界工业与金融资本的提供者，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欧洲的法国、德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小国紧紧围绕着英国，结成了世界工业、金融和贸易的核心利益集团。而从地中海到亚洲，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专制统治者则充当着核心利益集团的中间代理人的买办角色，当地的人民则成为英镑霸权下的牺牲者。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东侧，有一块俗称为“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地方。这块面积区区2.6平方千米的土地便是大名鼎鼎的伦敦金融城。19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已初具规模：国债市场、票据交易的货币市场、英格兰银行等全国性银行体系。随着英镑的增值，伦敦金融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金融城中那些金融家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提供资本，控制并操纵着全球的经济。

以英镑霸权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让英国人占尽好处。但是，如果欧洲爆发大规模战争，将会破坏体系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的稳定，英国勉力保持欧洲的和平。长期的和平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从而降低了国债。结果，从1815年到1899年，政府债券在证券市场中的份额越来越少，尤其是英国政府债券从1853年的70%降到1913年的9%。英镑霸权成为欧洲保持和平的基础。

铁路热潮袭卷全球

1830年，全长35英里的英国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建成通车。这是第一条全线用蒸汽机车牵引并正式从事客运和货运业务的铁路，人类开始走进铁路时代。

修建铁路需要巨额的资金，普通的投资者或金融家根本无力独自承担。马克思曾说过，“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因此，铁路公司一般采用股份制形式，以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融资。

19世纪40年代以前，铁路证券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欧洲最主要的证券投资是国债。对于像罗斯柴尔德、巴林这样的金融家族来说，一国的政府赤字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少。政府赤字过高，投资就有打水漂的可能；政府赤字太少，则失去了致富的源泉。

对于金融家来说，政府最好年年赤字，保持在濒临破产却未破产的状态。这样，金融家能通过每隔几年就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用最苛刻的条件来借钱给政府。而每一次新国债的发行都使金融家获得新的掠夺机会。此外，金融家及其在政府中的同谋者有意让国家信用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并利用所掌握的政府机密，制造国债价格的急剧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小投资者破产，使大投机家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这些暴富者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政府的掌权者。

19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便处于这样的状态。在法国，路易·菲利普的奥尔良王朝开始后，法兰西银行行长拉菲特说了这样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来要掌握统治权了。”当时的金融大亨及其政府中的合作者可以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或修改法律，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政府官职。这群新的金融贵族逐渐取代了旧贵族的统治。

实际上，铁路与先前的国债有本质上的差别。国债无非是入不敷出的政府对外借钱。投资国债就是获得国家税收的收益权，换而言之，就是盘剥普通平民的血汗钱。而修筑铁路于国于民都是一桩好事。但当时的欧洲金融贵族却将铁路当成发财致富的投机对象，兴起了19世纪最大规模的一次铁路投机热潮。

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榨取了来自印度、中国等地的廉价原材料与粮食，同时科技进步使工业生产成本大为降低。铁路建设和运营成本也随之降低，投资利润大幅提高。1844年，英国国债的年利息率仅3.5%，而投资铁路的资本回报率则为8%～9%。大规模铁路投资与建设的时机已到。1825～1840年，英国建成的铁路不到1300千米，但在1841～1848年，英国铁路网竟然迅猛扩张到6900千米。铁路投机热潮还引发了冶金业、机器制造业的巨大需求。1847～1848年，修筑铁路的工人达到20多万名，几乎是英国最重要的产业——棉纺织业工人的2/3。仅这些修路工人的日常生活需求所花的费用就超过了1亿英镑。

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铁路规划和合理的融资，并不会发生投机泡沫。但大量的铁路规划方案却是空头方案。这些规划纯属有名无实，规划发起人无非是想打着建筑铁路的幌子，创办上市的空头股份公司，然后通过种种宣传炒作的手段抬高空头股票的价格，诱骗大众购买来达到圈钱的目的。投机热潮之前的1836年，全英国的铁路总长才不过700多千米。到了1845年，仅这一年向英国国会提交的铁路修建方案就超过1200份，总线路长达3.3万千米，至少需要投资11.26亿英镑。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妄图空手套白狼的空头方案。

当时欧洲的铁路修筑及其股票发行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政府愿意遏制铁路投机的话，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政府官员中的很多人本身就是金融贵族的一分子，他们不仅没有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利用他们所支配的权力机关，并借助于各种媒体来操纵舆论，让那些空头方案得到通过，让那些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富致富的骗子获得股票发行权。其实这些高官显贵本来就知道那些方案不过是为了圈钱而已，但他们可以低价甚至无偿获得大量空头股票，只要将这些股票在市场上卖出，就可以大发其财。

当时，英国下议院中1/4的议员都参与到铁路投机中来了，这还不包括用假名字注册的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参与投机的议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乔治·赫德逊的议员，他认购了多达81.8万英镑的空头股票，成为议员中的第一大投机家。除了议员之外，给君主做智囊的英王幕僚枢密顾问官、伯爵、男爵、军队将军、地方官员和知名律师等各种有权有势的人也参与到投机之中来了。结果，在1845～1847年，总共有600份铁路修建方案得到批准，总线路长达1.4万千米，比前20年建成的铁路要多两倍。其中不仅包括大量的空头方案，还包括一些虽不是空头，却既不是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也不是国家经济力量可以支撑的方案。

铁路热潮影响到冶金业、煤炭业和机器制造业等众多行业。有趣的是，印刷行业也跟着火热起来。当时需要设计和印刷的铁路股票与债券数量过于庞大，英国印刷工人非常紧缺。英国的一个印刷厂到比利时招募了400名印刷工人。为了满足印刷数量的需要，这些工人要一天连续工作十几小时，其他的时间只能在工作岗位上打打盹。

铁路热潮还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当时的英国资本四处游荡，寻找盈利机会。英国冶金业增产产品中的一半被国外市场所吸收。英国贷款给美、德等国，使它们有能力购买英国的铁轨、机车。同一时期，世界铁路网从8600千米扩大到38000千米。1839～1847年，德国生铁净进口量增加了8倍，达114000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2%。1841～1845年，美国每年进口10万吨以上的生铁、钢和铁轨。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冶金工业得到高关税保护，没有受到英国钢铁制品的冲击。但是，截至1847年，法国铁路投资中有一半来自英国，3/4的火车头是英国制造的。

1842年，法国《铁路法》在金融贵族的主导下顺利通过。法案规定，铁路由国家规划，私人投资，国家给予补贴并保证每年有固定的收益，但铁路由私人经营99年后收归国有。像国债一样，法国金融贵族在铁路建筑方面进行了掠夺性的投机。法国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无风险地获得利润。而众议院中多数的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1846年，法国准许承修的铁路为5000千米，但实际修成通车的仅有1628千米。不少股份公司的创办和线路修建方案只是为了进行证券投机和领取国家补贴来发财致富。到1847年年底，铁路股票发行总额高达25亿法郎，但实际用来修铁路的投资却不到一半。与此同时，1844～1847年，法兰西银行贷款总额从7.5亿法郎增加到13.4亿法郎，短短4年时间，竟然增加了80%，主要都是用于修建铁路和相关的其他产业建设。

1828～1848年，法国修建了2000千米的铁路，大约500家股份公司拥有价值5.2亿法郎的铁路资产。罗氏家族不甘人后地再次闪亮登场。在1836～1846年间法国各大银行组织的2.25亿法郎的铁路投资中，罗氏家族投入了4860万法郎，占总额的21.6%。此外，罗氏家族投资并控制了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区域内的铁路线，还控制了德国南部的主要铁路线。

铁路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

泡沫再美，终会破灭。1845年10月，铁路股价大跌30%～40%。这是因为铁路收入的增加比通车线路长度的增长要慢得多，因此，过多的铁路要争夺过少的货物使得铁路投资根本无法得到预期的回报。尽管建成的铁路明显缺乏相应的运输量，但大家都还在做发财梦，铁路建设有增无减。结果，过多的铁路争夺过少的原材料，建设与经营铁路的各项费用迅速膨胀。在英国利物浦，一吨铁的价格从1845年的4.8英镑上涨到1847年的10英镑左右。1847年，法国铁路建设费用比1845年至少增加了1/3。

雪上加霜的是，1845～1847年，爱尔兰、英格兰以及中欧、南欧大部分地区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其中爱尔兰饥荒发生得最早也最为严重，800万人口的爱尔兰有1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另有180多万人逃难到北美，成为今天北美爱尔兰裔的祖先。爱尔兰人的悲剧与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17～19世纪，爱尔兰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人所霸占，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佃农拥有的土地面积非常小，只有种植土豆来维持生存。1845年开始，爱尔兰土豆不幸感染上枯叶病。从此爱尔兰连年歉收，发生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1845年，英国正全力筹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对爱尔兰大饥荒却无动于衷，任由灾情蔓延。更荒唐的是，在大饥荒期间，爱尔兰仍向英国本土出口粮食，居然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

当爱尔兰人横尸遍野，死伤惨重时，英国人连做做表面功夫的兴趣都没有。英国运送到爱尔兰的救灾玉米根本无法食用。更令人感到无语的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奥斯曼帝国君主宣布将捐赠1万英镑给爱尔兰受灾农民，但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镑，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镑。于是苏丹只捐了1000英镑，同时秘密地派了3艘装满食品的轮船前往爱尔兰。英国舰队发神经似的试图拦截，幸未成功。

大规模的农业歉收导致粮食价格猛涨。1845～1847年，小麦价格在1847年1月是1845年的127%，到了5月竟然上涨到200%以上。1847年，英国为进口食品耗费了3000万英镑，使得大量黄金流到国外。1846年9月，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4630万英镑，到了1847年4月，下降到92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用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储备则下降到310万英镑。

为了防止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几次提高贴现率，同时大大削减贷款规模，结果导致严重的信用紧缩。尽管黄金储备开始增加，却有大量投机性企业破产倒闭，贷款给这些企业的银行也岌岌可危。人们开始拥入银行，夜以继日地到银行兑换黄金。不到几天的工夫，英国就有20多家银行倒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被严重动摇。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

随着危机的蔓延，铁路自然首当其冲。

到了1847年秋，英国许多铁路线建设已经停工，大批工人被解雇。紧接着就是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的萧条，最后蔓延到各行各业，形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铁路投机的基础就是信用。在伦敦交易所，铁路股票价格大幅下跌。铁路工程量连续5年下降，到1852年，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比1847年少了4/5以上。相应的，铁价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业遭到沉重打击。仅斯塔福德郡137座炼铁炉中就有58座停产。生铁产量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减少了1/3。棉纺织业本来已经在衰退之中，随着铁路投机的破灭和粮价飞涨，更是跌入低谷。1947年11月，在纺织工业中心兰开夏地区，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完全停业，其余的多半一周开工2天～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1848年，位于法兰克福的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工业银行——哈贝尔父子银行被迫停业。而法国最大的股份银行——拉斐特创办的法国工商银行则破产倒闭。1848年，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了50%。德国工业由于保护较弱，受英国危机的影响更大。光是德国汉堡就因为英国的影响有128家铁路公司因投机活动的崩溃而先后宣告破产。1847年冬，克莱费尔德8000台织机中有3000台停工，1848年上半年科隆14家工厂中只有3家开工，埃尔富特的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由于德国本来就靠更残酷的剥削抵抗着英国货的倾销，危机到来后，工人的处境更加恶劣。

当时的工人既没有退休金，也没有福利保障，失业即意味着饿死。1848年，革命浪潮再次席卷欧洲大陆，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1848年1月，首先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爆发革命的火花，紧接着整个欧洲大陆的革命像燎原之火一样熊熊燃烧。2月，巴黎工人、学生和市民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成果被资产阶级窃取。在工人的压力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和普鲁士首都柏林在1848年3月爆发了革命。为了反对奥地利的统治，匈牙利和捷克也于3月爆发了起义。同月，罗马尼亚为反对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地利的统治爆发了起义。在上述的革命斗争中，工人、学生和市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到1849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基本上都被以沙皇俄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君主镇压了。

1848年，法国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罗斯柴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神圣同盟主导的欧洲政治与经济格局在经济收缩的巨大压力之下已经出现裂缝。尽管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统治贵族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有所损伤，但并未伤筋动骨，其地位仍然牢不可破，而神圣同盟的反动体系在这次危机中被摧毁了。

南美泡沫，巴黎拯救了伦敦

普法战争之前的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国。当时英法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尽管英国无论在工业实力上还是在金融势力上都领先一大步，但法国并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法国人不仅保持着赶超英国的潜力，而且还一直觊觎着英国金融霸主的宝座。有些时候，为了应付金融危机，两国金融家之间也相互救助，如1836年、1839年，法兰西银行对英格兰银行的救援，1847年英格兰银行对法兰西银行的救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825年金融危机了。

19世纪以前，拉丁美洲各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19世纪初开始，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蓬勃发展，西班牙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妄图恢复在拉美的殖民统治。

在美洲国家独立之前，英国的金融资本便资助了美洲的那些革命家及其所掌握的军队。美洲新兴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要向英国借款，以争取独立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制度。这些国家的军队都要向英国借钱购买武器装备，因此可以说是伦敦金融城战胜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南美所有国家都是伦敦金融家的债务人。不管英国人从南美债券中赚取多少收益，那些借出去的钱大部分都用来购买英国商品，这不仅刺激了英国的工业生产，也使得拉美人依赖于英国的金融家。

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詹姆士·门罗向国会提交被称为“门罗宣言”的国情咨文，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他宣称：“同盟各国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张到美洲的任何地方而不危害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南方各兄弟国家的人民，如果不加援助，能够建立他们心愿的政治制度，所以让我们坐视欧洲列强对他们进行任何方式的干涉而不加过问，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的干涉下，欧洲对拉美的殖民意图遭到挫败，拉美各国的独立得到巩固。

可以说，没有英国金融家和美国政治家的支持，就没有拉美国家的独立。从表面上看，美国政治家拥有拉美国家的主导权。实际上，门罗宣言给英国金融家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渗透打开了大门。

像罗斯柴尔德、巴林这样的金融家，从殖民掠夺与国债投资中赚取了巨额财富。拿破仑战争后，欧洲一直保持和平状态，国债投资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过多的金融资本都在追逐各种投资对象与投机机会。新诞生的拉美国家为英国金融家提供了良好的投资场所，英国与拉美各共和国之间也迅速形成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815年后，英国投资者蜂拥而至，向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秘鲁和危地马拉这些拉美新兴国家提供资金，总额高达7600万英镑。仅在1824～1825年，英国就以5%～6%的利率借给拉美国家3700万英镑，而拉美人却只能获得债券面值70%～85%的资金。

开发南美财源的公司，成为最为诱人的投机对象。1824～1825年，英国先后成立了48家美洲铁路公司，资本总额高达2200万英镑。截至1825年年底，总共创立了600多家美洲公司，总资本达到3.5亿英镑。实收资本只占资本总额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公司的创立不过是为了掠夺大众财富，赚取股票溢价。创业利润和股票投机的利润高得惊人，公司创办人手中的股票仅按面值的10%～15%缴款，却按高出面值好几成甚至好几倍的市价卖出，一转手就可以赚取暴利。墨西哥联合公司股票，发行面值40英镑，到1825年1月上市时市价却高达155英镑。更为离谱的是有家叫做里耳·德耳·蒙特的公司，发行股价70英镑，上市股价竟然达到1350英镑，回报率高达1800%。

很多所谓的美洲矿业公司除了在证券交易所挂个“开矿”的名字外，从来就没有真的去南美开发过矿产。有一家矿业公司，总资本100万英镑，发行1万份面值为100英镑的股票，这家公司把股票分给5个合伙人，每份股票却只需缴纳5英镑。这些投机者引导舆论，将股票市价抬高到700英镑后，再将手中的股票卖出，发了一笔横财。

在南美泡沫中，涌现出来了大批像格雷格尔·麦格雷格尔爵士这样“留名千古”的巨骗。麦格雷格尔原本是一名苏格兰军人，曾在玻利维亚军队中担任将军。1820年，他回到英格兰后，声称自己是与尼加拉瓜接壤的博雅斯（Poyais）岛国的酋长。他精心打造了一本博雅斯旅游指南的书，描绘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国家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还制定了一部宪法，并声称自己将是未来共和国的主人。精心构造的骗局让伦敦金融城的投机者们对博雅斯充满憧憬，麦格雷格尔成功地在英国募集了60万英镑的贷款。直到投资者和殖民者前往这个岛国时，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虚构国家的所谓“首都”竟然是被沼泽地和印第安人包围的一些土屋，而博雅斯则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与20年后的铁路泡沫一样，南美投机活动往往以英国上议院与下议院的议员和其他达官贵族的名义作掩护。名义上许多不同创办人的公司其实不过都是相同的这批金融统治贵族投资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影子投机者。

英国人借钱给拉美人，拉美人再用这些钱购买英国商品，而还给英国人的钱则是真金白银。源源不断的利润最后都流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19年的360万英镑增加到1823年的1270万英镑。与此同时，英国物价猛涨，证券价格扶摇直上，创业热潮迭起，工业建设如火如荼。但英格兰银行对国内的贷款却急剧萎缩，国内需求丝毫没有振兴的迹象。

对拉美出口的依赖性，最终让英国人尝尽了苦头。1825年，美洲市场面临饱和，美洲豪赌的投机泡沫开始破灭了。英国棉纺织业的设备开工率下降了一半，纺织机械如花边机的价格下跌了75%～80%，现代机器大工业首次受到危机的严重打击。1825年4月，证券市场开始大跳水，首先是拉丁美洲债券开始急转直下，接着是英国工业债券随之下跌。仅在下跌后的一个月中，债券市值就损失了1400万英镑。

很快，就有80家银行停止兑换现金，770家英国国有银行倒闭了73家。大批银行的破产让大众不再相信金融家，人们纷纷开始储藏黄金。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从1824年3月的1390万英镑下跌到1825年的12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面临挤兑的危险，纸币价值受到严重质疑，国家的货币流通陷入混乱状态，英国信用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

此时，法兰西银行向英国货币信用体系的核心——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助之手。1825年12月19日，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法兰西银行首先运来一批英国公众渴求的黄金，大约价值5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终于缓了一口气。后来，在法兰西银行和罗氏家族的协助下，英格兰银行收到了足够多的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金银货币。最终，英格兰银行维持住了纸币的价值，防止了信用体系的崩溃，顺利度过了金融危机。

“圣西门思想”：扭转法国命运

法国18世纪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其名著《寓言》中提出过一个假说：如果法国突然同时损失50名最优秀的物理学家、50名优秀诗人、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作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工程师，那么法国立马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要想重新培养出同样优秀的人才，则需要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时间。然而，如果失去的只是国王的兄弟、皇亲贵族、省长、大主教、大地主和大金融家的话，则并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用自己的劳动促进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基于这样的思想，他第一次提出金融推动工业发展的思想。在圣西门看来，要设立股份制的工业银行，让银行信用既成为国家工业发展与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又成为制动器，既具有促进作用又具有调控作用。

圣西门在法国声誉显赫，他的思想流传甚广。法兰西银行行长拉斐特、佩雷尔兄弟和1852年登上法国国王宝座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都是圣西门的忠实信徒。英国的迅速发展主要依靠私人创业家，金融资本对国家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少驱动力。而法国则主要依赖于银行，尤其是在波拿巴掌权之后。

1822年，按照圣西门的思想，70岁高龄的拉斐特创办了法国工商通用银行，可以说这家银行是现代投资银行的先驱与雏形。它主要收购工商企业重组包装上市，再将股票卖给投资者。但不幸的是，该银行在1867年的金融危机中破产倒闭。

埃米尔·佩雷尔和伊萨克·佩雷尔两兄弟出生于法国南部港口城市波尔多，他们原本是葡萄牙犹太移民后裔。1848年，佩雷尔兄弟创立了巴黎贴现银行，主要从事短期信贷业务。1852年12月，在拿破仑三世登基的前十几天，他们又创立举世闻名的股份制工业银行——动产信贷银行。这是当时法国最大的信贷机构，银行资本金高达6000万法郎，其中佩雷尔兄弟只拥有银行初始资金的29%，其他主要是向公众募股。波拿巴的同母异父兄弟莫尔尼和法国一些大金融家都认购了银行股票。该银行兼有存款银行、贴现银行以及投资银行的功能。

早年，埃米尔曾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的奥地利北方铁路工作过，并且干得非常出色。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特性，对背叛自己的雇员决不姑息手软。在罗氏家族看来，给自己做过一次奴才就永远是奴才，而奴才就是奴才，永远不能翻身。像佩雷尔这样变成竞争对手的前雇员，让罗氏家族在法国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更怀有难以平息的愤怒与仇恨。他在给别人的信中毫无风度地痛斥埃米尔为“一个浑蛋”。佩雷尔兄弟也挺有意思，竟然也敢针锋相对地对罗氏家族进行挑衅。他们不仅购买了紧邻詹姆斯拥有的乡间别墅的帕尔默葡萄园，甚至还直接在詹姆斯家门口购买住宅，和罗氏家族做“邻居”。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异常恼火。

佩雷尔兄弟主要在铁路工业对罗氏家族进行挑战。罗氏家族控制着巴黎—里昂—地中海线和法国北部铁路线，而佩雷尔兄弟则后来居上，逐渐控制了波尔多—塞特、巴黎—里昂—波奔奈斯线和法国西部铁路线，与佩雷尔兄弟志同道合的拉斐特也成了法国北部铁路线的大股东。佩雷尔兄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法国边界，将动产信贷银行延伸到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甚至在罗氏家族完全掌控的奥地利也分得了一杯羹。当时的动产信贷银行强大到可以挑战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界无人匹敌的独霸地位。

姜还是老的辣。经过十几年的龙争虎斗，动产信贷银行终究敌不过根基深厚的罗氏家族，于1867年破产倒闭。但动产信贷银行引入了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金融资本主义。在动产信贷银行创建之前，工商企业只有在财务状态糟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才会迫于无奈求助银行。在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工商企业总是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尽力独立地解决财务问题。

动产信贷银行出现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开始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大银行同大工商企业通过交叉持股而融为一体。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大银行金融财团。金融机构从社会的融资中介变成了工商业的控制者和垄断者。大银行的密网布满全国，把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都集中起来。通过这些网络，大银行能确切地掌握各种工商企业的资金流转情况。大银行财团用扩大或减少、便利或阻碍信贷的办法来控制大工商企业，监督大工商企业，并决定它们的命运。

佩雷尔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不仅控制了法国全国铁路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6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两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工业，建立了对整治巴黎工程起过重大作用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该银行甚至对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及丹麦银行、西班牙动产银行等都有投资。通过融合、兼并或财政控制，银行控制了有关企业，组成规模空前的大财团。动产信贷银行还贷款给铁路、港口、运河、矿产、供水系统和自来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建筑工程。

动产信贷银行不仅大大刺激了法国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对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俄国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工业银行起到了样板的作用，甚至引导了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的金融业发展。

1854年，欧洲出现第一个仿效动产信贷银行的德国达姆施塔特工商银行。随后，按照动产信贷银行模式组建工业银行的潮流风靡一时，欧洲每一个地区，甚至有的国家的每个市、镇都有自己的“动产信贷银行”。

几年后，美国人摩根和德国人西门子模仿佩雷尔兄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分别成功创建了第一批现代化银行——摩根公司和德意志银行。

1867年，“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参观了法国巴黎世博会，深为所动。随后，他回到日本，模仿佩雷尔兄弟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第一国立银行，并创建了日本式的现代化大企业财团——株式会社。后来逐渐形成控制日本经济的四大财阀，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动产信贷银行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同为圣西门门徒的拿破仑三世的鼎力相助。拿破仑三世是“战神”拿破仑之侄，荷兰国王路易之子，曾与英军一道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给中国人留下了深重的伤痛。

马克思曾写过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该文中他将拿破仑三世斥责为一个模仿拿破仑的小丑、骗子和盲流。其实，波拿巴执政前出版过《拿破仑思想》和《消灭贫困》两部著作，其人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也是一个极富才干的实践家。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成为欧洲第一个拥有普选权、第一个工会与罢工合法化和第一个撤销股份公司特许权的国家。

由于圣西门思想的影响，波拿巴始终将金融业、金融家和金融资本放在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金融家与工业家成为波拿巴帝国的实际统治阶层。

像佩雷尔兄弟这样的法国本土金融家、工业家的实力急速膨胀，他们掌握了大量企业，一人往往身兼数家大公司的董事，同时还在政界占据高位。如铁路大亨伏依特里曾任国务会议主席。冶金业巨子施耐德是立法团议员，还一度出任议长。佩雷尔兄弟一家有3名议员。富尔德金融家族中有1人任大臣，3人任议员。这些并非孤例，参议院议员大多为金融家和工业家，立法团成员中有1/4亦是此辈。当时法国最富有的183个大财阀已经拥有200亿法郎资产，对当时法国的军政财大权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财阀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二百家族”。二百家族相互勾结，控股法兰西银行，执掌货币发行垄断权，不仅掌握了法国的金融与工商经济，还控制了法国政治与报刊媒体。

与此同时，法国金融业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大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以法兰西银行为核心的法国金融网络与纸币信用体系逐渐完善。资本市场的进步也突飞猛进。1850～1869年，股票由118种增至307种。股票交易所市值在1852年才区区15亿法郎，到了1869年，仅巴黎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市值就达到330亿法郎。

不负圣西门期望的是，在金融发动机的驱动下，法国工业一日千里。全国铁路线总长度从1851年的3248千米增加到1869年的16465千米，仅巴黎就建成12个火车站，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铁路货运量则猛增近10倍。运河长度从1847年的3750千米增加到1869年的4700千米，船舶总吨位增加9倍多。

波拿巴极为重视教育，拨专款创办高等技术院校，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增设中小学校，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他当政期间是法国科技进步最为迅速的时代。1851～1855年，颁发发明证书14964份；1865～1869年增至22652份。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项目，在1751～1800年，英国是37项，法国是54项；在1801～1850年，英国是92项，法国是144项。在数学领域里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很快，法国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就超过了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科学中心。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工业进步。冶金业、采矿业、化工业、电力工业、制糖业、木材加工业、面粉业和成衣业等主要工业部门，技术发明成果累累，新式机器层出不穷。法国工业总产值从1850年的60亿法郎增加到1870年的120亿法郎，工业水平紧跟英国，稳居世界第二。法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

有了钱就要改善居住条件。今天的巴黎在世人的眼中是一座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名都，而在19世纪中期之前巴黎是一个街道狭窄、拥挤混乱、瘟疫肆虐、破败不堪的中世纪城市。巴黎现在那些带有浪漫色彩的名胜古迹——凡尔赛、卢浮宫、香榭丽舍、塞纳河等都与拿破仑三世有关。1852年，拿破仑三世委任豪斯曼改造巴黎城。巴黎改造总共用了17年的时间，耗资25亿法郎。经过波拿巴的改造，巴黎旧貌换新颜，终于变成了雄伟庄重、整洁美丽的世界旅游名城。

更为有趣的是，如今巴黎国际时尚之都的美誉也与拿破仑三世分不开。当时，英国服装设计师查理·沃斯以层叠的布料衬裙取代了传统的裙箍设计。拿破仑三世之妻欧仁妮王后非常喜欢沃斯服装体现出的优雅、高贵与奢华，她建议并促成沃斯在1855年巴黎世博会上展出他最新设计的样式。于是，在巴黎世博会上，欧仁妮王后一遍又一遍试穿，并当众展示效果。这开了现代时装模特表演之先河。

在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兰西雄鸡再显威势，逐渐露出称雄欧洲、争霸世界的野心。可以这样说，拿破仑三世接手的是一个手握木犁的法兰西，留下的却是一个用钢铁与水泥装备起来的法兰西。

英法争夺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较量

法国要想达到将英国人从世界金融霸主的宝座上驱赶下来的终极目标，必须要和英国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控制权或主导权。当时的法国采用的是金银复本位制，法国铸币厂向全体公民开放，自由铸造金币和银币，两者具有完全相等的地位。除了英国的金本位制和法国的复本位制，欧洲其他国家的货币体系非常混乱，意大利、瑞士、德国等均没有统一的货币体系。

为了与英国的金本位制相抗衡，法国人开始行动了。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欧洲各国在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目的是要在各国采用一种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金银通用货币。金融家可以运用很高的操纵与交易技巧，通过金银之间的兑换来套取巨额利润。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内的金融家都极为支持法国人的复本位制国际体系。

巴黎会议直接导致了以法国为核心的拉丁货币同盟的诞生，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均采用以法国货币体系为基础的金银复本位制。自1866年8月1日开始，除意大利外，各国的基本货币都称为法郎，以法国的货币体系为基础，主币的含金量都定为0.29克黄金或者4.5克白银，可以在各国间等值流通。主币为面值100、50、20、10、5法郎的金币，同时发行5、2、1法郎和50、20分的银币。

1866年，罗马教皇国加入拉丁货币同盟。1868年，西班牙和希腊加入。甚至在普法战争之后，都有国家陆续加入。拉丁货币同盟成为19世纪的欧盟，而法郎则成了19世纪的欧元。统一货币给拉丁货币同盟的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通、金融往来和商业、旅游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法国则扩大了自己的金融主导权，因为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货币与这种稳定的货币挂钩，以稳定币值。这对英国的金本位制与英镑霸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不仅如此，到了1867年，拿破仑三世雄心不已，为了扩大法郎影响力的范围，扩张法国的金融势力，他再次以拉丁货币同盟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全球货币会议。拿破仑三世的本意是要建立以法郎与法兰西银行为核心的单一全球货币体系，彻底夺取英国人的金融领导权。这是在严重挑战英国人的底线。

英国人自然不会甘心，而此时的美国人也想分得一杯羹。英美各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美国人提出，美国要求法国发行面值25法郎的铸币，与美国5美元的鹰徽铸币、英国英镑无须任何货币兑换的中介就能完全等值地流通。全球采用这三种货币作为其他国家所有货币的基础。如果采用美国人的意见，法国现有的流通货币就必须进行重铸，将会耗费巨额的重铸成本，而拿破仑三世打造以法郎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于是，法国委婉地拒绝了美国人的建议。

英国代表内维尔·威尔逊则直截了当地表明态度，他说：“现行的货币体系无论是对批发贸易还是对零售贸易都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反映了人们的日常交易习惯。只要公众还未决定赞成改革当前的货币体系，只要新的货币体系还未能无可争辩地表明自己有足够的优势，证明放弃现行的体系是有道理的，那么英国政府就不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首先采取行动改革以便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一致……（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能对任何可能约束本国政府的问题进行表决或发表任何误导人们相信大不列颠将接受1865年（拉丁货币同盟）公约的意见。”

英国代表在这次会议上带头搅局，各国代表害怕得罪英国人，于是纷纷附和，表示参加会议只是为了倾听其他国家的意见，无法代表政府作出选择，只有在回国向本国政府汇报之后才能给出意见。会议达成的唯一共同意见不过是，最终决定下一次会议延迟到1868年2月15日。当时只有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挪威和瑞士表示反对，他们希望在1867年12月15日召开。

由于英国的阻挠，第二次会议却因战争的原因再未召开过。但法国人舍得一身剐，敢将皇帝拉下马，依然我行我素地继续按照本国的意愿维持拉丁货币同盟，与英国对抗。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法国实力逐渐变得越来越雄厚。拿破仑三世十分希望通过战争一扫1815年失败的阴霾重新称霸欧洲。就连他的妻子欧仁妮王后都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不发动战争，我们的儿子怎么当皇帝？”在他执政期间，法国疯狂地进行对外殖民扩张，法兰西刺刀的寒光扫过了中国、东南亚、西非和太平洋地区。在欧洲，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向俄国宣战，引起克里米亚战争，成功打败俄国，好处尽归英国却从此得罪了俄国人。随后，法国击败奥地利并取而代之成为维护欧洲天主教权威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还控制了卢森堡和德国南部的4个邦国。

但当时法国的实力不仅尚与英国存在很大差距，而且还正在被后来者赶超。普鲁士在威廉一世国王与“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其实力与法国已相差无几。拿破仑三世并非昏庸之君，他心中清楚法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强大，他曾这样说过，“德意志不该统一，应分成三个部分，南北德国应该对立起来。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渔利。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邦拉入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北德意志联邦是德国的前身，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吞并其他德意志邦国的一个借口。其实，普鲁士的崛起早已引起法国朝野上下的惊恐。1866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当时的拿破仑三世政府的反对者、被马克思称为“矮子”的梯也尔也曾说过：“奥地利的失败意味着法国400年来遭到的最大灾难。从此，失去一张阻止德国统一的王牌！”

普法战争打出了一个国际金本位体系

英国人无法预见到几十年之后德国人对自己的威胁，十分乐于看到普鲁士的崛起，并希望普鲁士能够对法国产生制衡作用，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局面。在金融上，英国人也支持普鲁士采用金本位制。1867年的巴黎国际货币会议上，普鲁士人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断然拒绝加入拉丁货币同盟。

就在拿破仑三世一心构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关键时刻，却发生了改变欧洲局势的事件。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并被迫流亡国外，王位空缺。欧洲王室大多是亲戚关系，西班牙王室是18世纪法国王室波旁家族的后代，普鲁士君主威廉一世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则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婿。俾斯麦乘机用重金收买西班牙临时政府实权人物，提出由普王堂弟继承西班牙王位。

法国舆论对此一片哗然。如果普国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法国在西班牙的影响力将会严重下降。为此，法国向普鲁士提出抗议，英、奥、俄也附和这一抗议，普王迫于压力遂宣布普鲁士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为了杜绝后患，拿破仑三世下令法国驻普大使与普王交涉，要求普王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永不继承西班牙王位。事后，普王把会晤内容电告俾斯麦。但急欲发动战争的俾斯麦会同军方人士，电文内容，使之对法带有侮辱口吻，并将其公诸报端。

结果，法国对普开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军事大臣说“法国士兵脚上的高筒靴的最后一个扣子已经扣好”，首相奥利维埃则说他“将以轻松的心情走进战争”。绝大多数军人、议员、新闻界人士还有王后都积极鼓吹对普一战。拿破仑三世非常清楚法国的外强中干，他曾试图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让英、俄、奥来调停普法之间的战争以解决危机，但英国人却巴不得普早日一战，俄国人干脆在俄奥边境陈兵10万迫使普鲁士积怨最深的仇敌——奥地利保持中立。

拿破仑三世无奈地对其心腹说：“法兰西已从我手中悄悄溜走……除非我带头，否则我无法进行统治。”迫于国内压力，他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俾斯麦早已下定决心要统一除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邦国，实现德意志统一。当时南部的4个小邦国仍然听命于法国，此外，德法边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主权地位尚不确定，只有击败法国才能统一德国并占领争议地区。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在组织、机动性以及人员素质上都远超法国，与法国作战，俾斯麦求之不得。他唯一担心的便是英国干涉，可英国人早已对拿破仑三世的雄心勃勃感到极为不满，正欲借普鲁士之手削弱法国的实力。万事俱备，现在又有了法国主动求战的东风。

战争的结果在战前就已经被决定了。普军在法国色当大败法军，连拿破仑三世本人都被俘虏。其实，历史学家对拿破仑三世的贬低与嘲弄并不公正。1871年9月1日，拿破仑三世给爱妻写信说道：“我简直宁肯死，也不想目睹如此灾难性的投降，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使6万人免遭屠杀的唯一办法。”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不是怕死鬼。”在经济建设上十分出色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之又能够承担责任，也算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拿破仑三世的帝国随着战败而灰飞烟灭。1871年2月，那个“矮子”梯也尔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总统。他对德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赔偿德国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对内则镇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可笑的是，在七月王朝时代，作为政府大臣的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亵渎神灵，还曾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拿破仑三世时代处于反对派的位置时，则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普军之胜有他的一份功劳。

凭借法国50亿法郎约43吨黄金的赔款，在英国的怂恿下，德国建立了金本位制。德国银行不断向外出售白银，收入黄金，银价开始急剧下滑，金银比价从1∶15.2变为1∶16.17。德国黄金储备达到1871年前的4倍，而法国黄金开始大量流出，最终不得不于1876年实行金本位制，废止银币流通并取消自由铸造银币的法令。随着法国复本位制的瓦解，拉丁货币同盟也随之崩溃。1878年之后，拉丁货币同盟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改为金本位制度。最终形成了以英国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

利用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和英镑国际货币的地位，英格兰银行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同时，由于准备金制度，英镑的数量远远超过黄金储备量，因此英国的黄金储备只要些微变化，就可以通过英镑的成倍扩张和收缩，成倍地吞吐黄金，从而控制世界市场的黄金和英镑供应，以谋求英国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对黄金的操纵方法很多，其中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用英镑买卖黄金。当世界市场上的黄金供应过多导致英镑有升值压力时，英格兰银行用英镑购买黄金，于是市场上英镑扩张，黄金紧缩，从而维持英镑和黄金的比价。反之则反向操作。英格兰银行还可以通过利率即银行贴现率调整来控制英镑和黄金的比价。当英镑贬值被换成黄金外流时，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从而提高伦敦货币市场利率使黄金回流购买英镑，增加英镑纸币黄金储备，使英镑币值保持坚挺。当英镑升值时，英格兰银行降低银行贴现率防止英镑纸币升值，稳定英镑与黄金的比价。

在确保英镑与黄金固定比价的同时，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造成其他国家货币与黄金之间兑换率的波动，人为制造套利空间以牟取暴利。比如，英格兰银行可以卖出黄金回收英镑纸币，同时扩张信贷，保持固定的黄金与英镑兑换率。此时，世界黄金市场供大于求，其他国家货币与黄金或英镑的兑换率上升。反向操作则能抬高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这样就可以造成英镑与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有波动就创造了套利空间。因此，国际金本位建立后，英镑的货币力量已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维持大英帝国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权力资源。

此外，黄金不能生息，只具有保值作用。而英镑却能生息，并且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那时，英国殖民地、英联邦国家（美国独立后，英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断对各殖民的自治要求作出让步。1867年，加拿大成为英国第一个自治领，即与英国享有自由联合的自治领地。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都成为自治领。一战后，英国元气大伤，自治领力量却大涨。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成立了英联邦，从法律形式上承认了自治领的“独立与平等”地位。当时的英联邦国家包括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以及和英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往往都将英镑作为它们本国货币的储备。因此，英镑有时候比黄金还要好用。

世界在英国人的掌握之中。英国人用英镑购买了大量海外资产，比如阿根廷的铁路、美国的农场、印度的黄麻加工厂和非洲的椰子园。经济学家杰文斯曾扬扬得意道：“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扬扬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但是，盛极则衰，物极必反。普法战争之后的1873年，处在巅峰的英国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走向衰败。1886年，在英国殖民地南非的德兰士瓦发现了大型金矿，很快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黄金生产地区。但南非土著布尔人却要求摆脱英国而独立。伦敦金融城为了控制金矿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布尔战争。战争胜利后，英国人控制了当地60%～80%的黄金产量，保证了伦敦金融城世界金融中心的垄断地位，维护了大英帝国的霸权。来自德兰士瓦的大量黄金延长了大英帝国的气数。

普法战争永久性地让法国丧失了对英国霸权的挑战地位，却培植出另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来与英国一决雌雄。普法战争之前，英国只是希望削弱法国，而不希望法国被德国击成齑粉，更不希望统一的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战争尚未结束时，英国人已经发现，法国狼刚被灭，可德国虎就要长成了。可惜，事已迟矣。当时的英国并没有直接大规模武装干涉欧洲大陆的能力。英国武力仅仅强在海军力量。当时一个英国兵的供给一年要花100英镑，而一个普鲁士兵只要花30英镑。英国军队很难与德、法、俄这样的陆上强国军队竞争。因此，在陆地上，英军只有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才能获胜。而英国人当时最有效的干预方法很像后来的美国，无非是通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支持战争。在对俄国的克里木之战中，英国曾不得不借用法国士兵来守卫战壕。普法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德国之崛起让英国人吃尽苦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与德国才结束了长期敌对的状态。

第三章　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崛起

美国的纸币浮沉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说过：“如果说商业银行的历史属于意大利人，中央银行的历史属于英国人，那么，政府发行纸币的历史无疑属于美国人。”现代纸币理论与实践的大佬正是美国人。

早期美国最大的财富来源是土地资源。美国拥有丰富的土地、粮食、动物毛皮和矿场资源，财富的积累主要依靠土地所有权。在美国独立之前，13个殖民地都是由持有英国政府所授特许状的公司建立起来的。这些公司组建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利润的高低则取决于土地上欧洲移民的数量。

17世纪，英国的破落贵族和不甘人下的乡绅大量移民到北美殖民地，获取英国政府赠送的土地，成为当地的种植园主。有了地主，还得有农民或农奴。当时英国工业时期，正是人口大量过剩之时。那些过剩的人口便被大量输入到北美。英国政府将北美形容成遍地黄金的天堂，用谎言欺骗穷人，将他们尽可能多地送到陌生的北美。英国法院也做起了人贩子的勾当，将许多罪犯强制卖到北美。做买卖就要有货币，而早期北美殖民地的流通货币却是烟草。1620年，根据姿色和身体强健程度的不同，从英国卖到北美的60多个妙龄美少女的价格最低为54千克的烟草，最高则为73千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50美元～400美元。到1642年，殖民地议会立法规定烟草为法定货币。在弗吉尼亚州，烟草做了200多年的货币；在马里兰州，烟草做了150多年的货币。在美国，烟草做货币的历史要远长于金本位制的时间。

到了17世纪末，马萨诸塞州率先发行纸币。1690年，马萨诸塞州人威廉·菲普斯率领一支民兵队伍远征加拿大魁北克。但马萨诸塞州的财政支持不过才1.8万英镑，纽约与宾夕法尼亚州只有4500英镑，新泽西州更是少到1200英镑。政府财政拿不出钱做军饷，于是只好发行纸币发给士兵，并允许这种纸币可以与金银一样充当缴税的法定货币。很快，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纷纷仿效这种做法。但在1751～1764年，殖民地议会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禁止殖民地发行自己的纸币。这引起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感。独立战争的爆发与此有莫大关系。

在北美，拥有土地就拥有了一切。大土地所有者凭借财富和权势，成为当地的豪门贵族，他们控制殖民地议会，直接影响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美国独立建国的推动者其实就是那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拿美国开国国父华盛顿来说，他是全美顶级富豪之一，其财富高达53万美元，而当时普通人的年收入才350美元左右，年收入超过1000美元就算富裕阶层了。他在弗吉尼亚州拥有39.4平方千米的肥沃土地，在西弗吉尼亚州肯纳华拥有12.4平方千米的土地，还在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肯塔基州和华盛顿州拥有大量土地。最有名的当属华盛顿特别建的弗农山庄园，面积达32.4平方千米，拥有317个奴隶。

独立战争爆发后，殖民地议会的纸币禁令失效。美国政府允许各州发行纸币，并用纸币支付军费。1775～1779年，美国政府发行货币42次，总面值达到2.416亿美元，各州政府发行额则达到2.095亿美元。与纸币发行相比，政府借债却很少，主要卖给法国人的国债，其总额还不到1亿美元。

过度发行的纸币导致美国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18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弗吉尼亚州，用州政府的纸币需要5000美元才能买到一双鞋，衣服的价格竟然达到100万美元的天价。1777年，联邦政府的2美元纸币可以兑换1元银币，到了1780年，则需要75美元才能兑换1元银币。最后，这些纸币以面值1%的价格被转换成了美国国库券，这场通货膨胀让持币者损失了99%的财富。

1787年9月17日，被恶性通货膨胀折腾得如惊弓之鸟的美国人通过新宪法，规定只有美国国会才有铸币权，禁止各州发行法定纸币，即宪法第八部分第十条：“任何州不得铸造货币；不得发行信用票据；不得用任何除金银之外的东西作为清偿债务的法定货币”。

独立之后的美国贸易结算的货币十分混乱，既有英镑，又有法郎，还有西班牙金币。直到1789年，美国财政部成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任第一届财政部长时，情况才发生转变。1791年，在华盛顿的支持下，美国模仿英格兰银行成立了第一家中央银行——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国第一银行在费城宣告成立，营业许可证有效期为20年。银行资本金为1000万美元，其中政府认购200万美元，其余800万美元均面向公众发行。但其中700万美元的股份主要都落入了英国人与荷兰人的手中。当时，英国和荷兰都积累了大量资金，都希望通过对外输出资本赚取高利润。美国银行这样的香饽饽理所当然地不能视若无睹。

第一银行用其发行的货币换回先前的美国国库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充分发挥了中央银行的调节与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到了1805年，以美国第一银行为核心、75家其他银行为网络的银行体系逐渐形成，美国信用与货币体系随之建成雏形。

但是，第一银行遭到180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猛烈炮轰。杰斐逊认为第一银行是“为了美国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设计的。只使商人受益，而农民、自耕农将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他援引宪法，指出国会无权建立银行机构。他说：“所有未由宪法赋予合众国，也未禁止由各州行使的权力，都保留给各州或其人民……向国会权力范围区域之外迈出一小步，就意味着对无限权力的占有，这是从任何角度都说不通的。”到1811年，在杰斐逊等人的阻挠下，第一银行停办。杰斐逊则依赖关税收入来支撑政府财政。

大量兴起的州银行迅速替代了第一银行的地位。1811～1815年，州银行数量从88家上升到208家，纸币发行量则从1812年的450万美元上涨到1818年的1亿美元。根据宪法，州一级别的银行不具有发行纸币的权力，但美国联邦法院对此的解释却让人匪夷所思，他们认为宪法中所说的“信用票据”不包含纸币。

在当时，任何人想要进入银行业，都必须经过联邦或州政府的授权，还要得到法院的认可。控制了银行，就可以操纵人们手中的货币。银行最大的权力是无中生有的纸币发行权，就像炼金术士一样凭空制造出纸币并让人们接受它。此外，任何银行都能以种种借口拒绝给予企业主或地主信贷或资金，做生意都是通过支付预期即信用来完成的。没有了信用，就意味着一旦现金流枯竭，企业就要破产倒闭。反之，银行又能通过扩大信贷来促进某个企业的发展与壮大。结果，限制或扩大货币发行的金融家拥有了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美国政府的政客们异常腐败，完全屈服于金钱的权势。在美国蓄奴时代，黑奴比普通白人平民在法律上具有更高的地位，原因很简单，黑人是财产，财产被判刑坐牢或受到体罚将会贬值，而白人平民却是自由人。如此不公的法律不过是奴隶主直接参与或用金钱收买的结果。19世纪，来自德国的美国首富阿斯特依靠金钱的魔力，通过贿赂的方法让立法与执法机关对自己俯首称臣，让政府授予自己拥有银行的特权，他一度成为4家银行的所有者。

与费城货币银行的一波三折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纽约的债券市场。美国建立之初便在纽约发行了8000万国债，美国资本市场就此诞生。当时，美国的许多公司不过是英国公司的北美分公司和独立前的殖民地金融集团。比如赫赫有名的巴林银行就是英国人在美投资的代理银行。1803年，英荷两国持有一半以上的美国国债。即便到了1818年之后，这个数字也才降低到25%。除了国债以外，纽约股票市场也兴旺发达起来，银行股票、运河公司股票、保险公司股票和铁路股票等均可在此找到踪影。美国新兴资本市场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翁。阿斯特也曾通过欺骗、贿赂、盗窃与垄断等手段承销国债，赚取了天文数字的暴利。

第一银行倒闭后不久，大西洋彼岸的拿破仑战争开始对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站在拿破仑一边的美国人在进行越洋贸易时不断遭到英国海军的骚扰。1812年，美国正式对英宣战，企图乘英国不备之际，夺取加拿大，将英国人的势力彻底逐出北美洲。起初，战争主要在加拿大境内进行。1813年，美军攻入加拿大首府约克（即今多伦多），纵火焚烧政府建筑。

拿破仑被反法联盟击败后，英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战火开始燃烧到美国境内。1814年8月24日，英军侵入华盛顿，总统麦迪逊及其官员仓皇逃窜，英军报复性地烧毁了包括白宫和国会大厦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府建筑，尔后自动撤离。战后，美国人用白色的大理石面把白宫焦黑的外墙重新装饰，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白宫。1815年1月，在西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美军在与英军会战中大获全胜。但由于当时信息传递速度太慢，在战役结束前的1814年12月，英美已签订《根特和约》，相互承认战前边界与政治权力，永久结束了英美之间的军事对抗。美国也随之丧失了吞并加拿大的机会。美国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却什么都没捞着，其实是战败了。

战争失败让美国经济变得千疮百孔，对外贸易额急剧下降，关税收入下跌了一半。约有700万美元的英荷资本流出美国，而在国内，有钱人都不愿意掏钱来弥补政府的战争亏空。联邦政府又没有直接征税权，只能吸收各个州政府的税收来支持财政。1814年时，除新英格兰地区（17世纪英王合并北美大陆东北6州设立的新英格兰联邦自治领，包括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以外，各个州银行都宣布暂停纸币与贵金属的兑换，国家经济近乎停滞。

为了应对经济停滞与财政危机，1816年，在阿斯特等金融家的建议与支持下，美国第二家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在费城宣告成立。与第一银行一样，营业许可证有效期也是20年。第二银行资本总额远远超过第一银行，达到3500万美元，其中政府占20%的股份，作为回报，政府有权任命25名董事中的5名。但80%面对公众发行的银行股票却发行得极不顺利。除了尝过甜头的英国金融家以外，股票在美国国内市场购者寥寥。为了鼓励投资者购买，政府允许用国债来支付认购银行股份的款项，结果适得其反，绝大部分股份都被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英国大金融家攫取了。

第二银行对州银行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政策。它回收了州银行发行的各种纸币并强制性要求州银行用金银货币来兑换。通过这种方法，第二银行严重削弱了地方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将金融控制权集中到自己手上。

但是，1828年再次登上总统宝座的杰斐逊看穿了它的把戏。在他看来，第二银行是大金融家尤其是欧洲大金融家的天然盟友。事实也是如此，第二银行的幕后大老板和美国金融市场的控制者即为巴林家族。银行本身就具有特权，而垄断性银行的特权更是大得难以言喻。银行能通过寻找政府代理人、贿赂、欺骗等手段窃取政府权力，压制普通大众。杰斐逊说美国“存在一个年轻的贵族体系，它的头脑是美国第二银行；它的左膀是保护性关税和制造业的垄断；它的右臂是日益增长的国家债务和国有公司……富人们经常由于其自私的目的而影响政府的行为。显然他们不满意受到平等的对待，他们还要求国会听命于他们以使他们越发富有……如果美国人听任银行控制货币发行权，首先让货币贬值，然后再让货币升值，银行和与其勾结的公司就可以把人民的所有财富洗劫一空，直到他们的孩子一夜醒来发现父亲占有的大洲上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货币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收回返还给国会和国会代表的人民手中”。

1832年11月，杰斐逊认为第二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建议取出联邦政府在第二银行中的所有存款。联邦总检察长罗杰·坦尼要求国会调查第二银行的财务状况，由于当时的立法与执法系统都已被大金融家所收买，结果，国会认为政府在第二银行的存款非常安全。到了1833年，杰斐逊连任总统，强烈要求财政部转移政府存款，但遭到财政部官员的极力抵抗。在连续解任几名财政部部长后，杰斐逊只能与强大的金融势力妥协。他决定采取迂回的方式，政府存款不直接一次性地从第二银行中抽出，而是以政府日常支出的方式逐渐提取存款，政府新的存款则放到其他信得过的银行。结果，一年不到，第二银行存款就减少了1800万美元，元气大伤。1836年，银行未能得到营业许可时间的延长，只能改头换面以“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的身份重新挂牌营业。5年后，由于失去政府的支持，这家银行破产停业。

尽管杰斐逊尽最大能力斗垮了欧洲人控制的第二银行，但终归实力有限。1831年，一位政府官员在给美国国务卿刘易斯·卡斯的信中描述了阿斯特在密苏里州生意代理人的嚣张，他写道，“目无法纪，不尊重公民、政府官员、政府及其政策法律”。其实，当时的美国经济并非是由阿斯特这样的本国人所控制，而是由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的金融家所控制。美国第一条运河——爱尔兰运河的债权一半以上都是英荷金融家掌握的，公路、铁路亦然。当时若没有欧洲金融家的投资，美国经济将被欧洲发达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与欧洲金融家相比，即便杰斐逊这样强有力的总统也望尘莫及。其他总统则更是扮演傀儡一样的角色。这种情况要到1860年的美国内战之后才会发生转变，美国本土金融家与美国金融实力的崛起尚需时日，而美国信用货币——美元的最终确立也要等到百年之后。

美国具有“善骗”的传统

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看来，美国是一个粗俗卑劣的骗子民族。1842年，美国财政部派人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时，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责备道：“告诉他们你已见到欧洲金融最具权威的人，他要你告诉他们，一美元也甭想借到，哪怕是一美元。”当时，美国大约有1/3的州无法清偿到期的州债券。这些债券的主要投资者却是欧洲人，尤其是英国金融家。直至今日，密西西比州还欠着英国人这笔钱。

美国国债发行开始主要是战争推动的。1812年的战争迫使美国政府发行了大量国债。到了1846年，美国出兵攻占邻国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南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及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的一部分，总面积达230万平方千米。规模如此之大的战争需要发行巨额的战争国债。当时美国纽约的资本市场上的公司只能吸引邻近地区投资者的资金，而战争国债则需要吸引全国投资者的资金。正是由于战争国债的发行，美国逐渐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的全国性资本市场。

此外，铁路建设、运河建设、通信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发行证券。证券承销培育了美国金融家——私人投资银行家。私人银行家用自由资本起家，无须政府授予特许权，也不需要向大众公开企业的经营状况，只要能得到有钱的大客户的认可即可。私人银行家对借款者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银行并不想法寻找生意或寻求客户，而是等客户拿着一应俱全的介绍信找上门来。银行不开设分行，也不接手新公司。

私人银行家通过证券承销可以赚取暴利。在美国早期，购买某种股票或债券，一直持有或转手卖给他人，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这是承销的原始形式。首先由投资银行组成的辛迪加筹集足够多的资金将首次发行的证券全部买下，然后再将其销售给投资者，则为承销辛迪加。辛迪加是法语“组合”的音译。参加辛迪加的企业，推选出它们的代表，组成辛迪加总办事处，统一购买，集中销售，占有垄断地位，抬高销售价格和压低采购价格，从而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很多纽约私人银行家都是从流动商贩起家，他们驾着马车四处流动，贩卖一些五金和家具用品。通常这些商人借钱进货，商品卖出后再还钱。这些商贩大部分又都是些犹太人。当时美国犹太人主要是德国移民。德国犹太人大多从事乡间推销日用百货商品的工作。犹太成衣商以极低成本收购大批旧衣，驾驶马车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兜售，并渐渐在美国建立庞大的营销网络，后来又慢慢转型到商品批发业和百货公司。李维斯牛仔裤以及20世纪初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百货公司的梅西百货公司都是德国犹太人经营的企业。

但金融业毕竟处在整个社会经济食物链的最高端，利润最为丰厚。他们很快发现，借钱给他们的人赚得更多，许多犹太商人开始转入金融业，开办私人投资银行。1860年建立了374家商号，到1870年则增为1714家，犹太人开始在美国金融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比如著名的金融家约瑟夫·塞里格曼，他是一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于1837年来到美国，原本经营日用百货，后创建了塞里格曼公司，他的家族成为纽约最著名的金融家族之一。马库斯·高盛也是德国巴伐利亚犹太人，他于1848年来到美国，创建了高盛公司的前身马库斯·高盛公司，这家公司现已成为在全球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

犹太金融家主要吸收来自德国的资金，但在当时规模都比较小，投资美国的主要资本仍来自英国。1833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指出“美国货币市场的晴雨表挂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里”，美国金融受到英国金融家的控制。1853年，新泽西州和波士顿市政府一半以上的债券和纽约市1/4的债券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总资金有1.5亿～2亿美元。

美国内战之前最有影响力的私人银行家就是乔治·皮博迪。他出身贫寒，靠做服装生意赚得第一桶金。当时美国资本短缺，只有伦敦拥有大量资金，英镑又是世界货币。伦敦金融城中像巴林和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公司，保持着帝王般的威严，高深莫测，决不招揽业务，也不开设分部，而只与各国政府、大公司和超级富豪建立独家业务关系。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开办公司，成功打入英国私人银行家的圈子。他依靠英国的资金，跨越大西洋将资金引入美国，成了驻伦敦的美国各州债券的主要经手人。到皮博迪逝世前，他的公司仅次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1869年皮博迪逝世，英美两国权要给予其最高级别的待遇。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亲自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旁边为皮博迪塑像揭幕。维多利亚女王用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战舰将皮博迪遗体运到美国，美国海军上将法拉格特亲自迎接，皮尔庞特·摩根负责安排葬礼。

当时，大多数私人银行都实行家族合伙制，一般是直系亲属的儿子或侄子来接管事业，只有少数天才的局外人才能成为接班人。可皮博迪一生未婚，没有子嗣。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成为众人瞩目的幸运儿，他于1854年被皮博迪吸收为合伙人并迁居伦敦，他的儿子后来建立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呼风唤雨的摩根财团。尽管皮博迪与摩根的公司由美国人创建，但其总部都在伦敦，主要任务不过是将英国人的钱吸引到美国来，因此，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英国公司或者说是英国金融家的在美代理人。

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继巴林之后，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派往纽约，开始登陆美国。贝尔蒙特是普鲁士犹太人，其父长期担任当地犹太教会教长，其祖父哈君·汉努与罗氏家族有着深厚的关系。1828年，15岁的贝尔蒙特通过祖父的关系进入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的分部当学徒。据说，他是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私生子，只是寄养于贝尔蒙特家族。

1837年5月14日，年仅24岁的贝尔蒙特抵达纽约，在华尔街开设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代办所。1836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很多地方政府失去了美国第二银行的信用支持，大约有8个州完全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券利息。在当时美国人看来，皮博迪、摩根和贝尔蒙特是欧洲金融家族控制并奴役美国人的代理人。密西西比州政府甚至公开宣称，他们不会支付利息，决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奴役他们的后代。贝尔蒙特刚到美国时，正是纽约许多金融企业资不抵债陷入破产边缘之际，他依靠罗斯柴尔德强大的金融资源，狂扫被低价做空的债券和股票。大批纽约的本地银行纷纷倒闭，贝尔蒙特大手笔注入重金。此时的美国已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来拯救濒于失败的信用与货币系统，而贝尔蒙特的出现和出手，事实上起到了中央银行挽救金融系统的作用。贝尔蒙特还大手笔吃进政府债券，获取了美国政府的信任，很快便成为纽约金融界的领袖级人物并被总统任命为政府金融顾问。

后来，贝尔蒙特在罗斯柴尔德代理公司的基础上，创建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银行，并落户华尔街78号。这家公司成为罗斯柴尔德在美的新代理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隶属关系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由于罗氏家族的鼎力支持，贝尔蒙特很快就成为了美国财政部最大的债权人，墨西哥战争期间，贝尔蒙特银行为美国财政部的绝大部分贷款提供了金融担保。19世纪中后期，贝尔蒙特家族成为美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与金融世家。1851年，贝尔蒙特妻子的叔父约翰·斯莱德尔帮助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布坎南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853～1858年，贝尔蒙特本人则担任美国驻荷兰大使。

除了犹太移民金融家与外国资本的金融代理人外，美国本土金融家也在茁壮成长。1837年金融危机，阿斯特从别人的绝望中赚取暴利。一位与他同时代的观察者曾写道：“在1836～183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他通过购买政府的股票、债券和抵押贷款，从而使自己的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他很乐意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从陷入贫困的持有者手中购买抵押契据；当这些契据到期的时候，他就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他还以在当时看来极低的破产价格购买抵押财产。”如果利息没有准时支付，阿斯特就会坚定不移地利用法律的每一项规定，申请撤销抵押品的赎回权。法院在阿斯特金钱的支配下很快就会给出回应。就这样，阿斯特一块地接一块地，一笔财产接一笔财产，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权。

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金融危机既有危险又有机会，危险由普通人承担。1837年金融危机，小农场主数量剧减，小企业主元气大伤，这些小资本的所有者绝大多数沦为普通的打工一族。机会留给了大金融家，危机不过是超级富豪一种很方便的夺取他人财富的手段，阿斯特这样的大金融家在1837年危机中占有了越来越多的资产。但是，能与英国人相抗衡的美国本土大金融家之崛起要等到美国内战以后了。

主权信贷工具助林肯打赢了内战

在美国内战之前，绝大部分美国人都是英国移民。与其他后起之秀不同的是，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的科学、文化与经济财富，还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是，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的美国，仍然应当看做是欧洲的殖民地”——对欧洲的从属关系将阻碍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南部与英国的从属关系尤为突出。南方各州一直是采用种植园制度向英国输出棉花、粮食等原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殖民经济。北方各州则以工业为主。早在18世纪90年代，北方的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英格兰地区就从事制造业和航海业，为了保护自己的产业曾颁布地方性的高关税法案，与南方各州所拥护的自由贸易原则产生了利益冲突。

自由贸易是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所在，他们希望加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专业生产棉花、咖啡豆和粮食等初级产品，低价进口工业品。关税保护政策则是北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当时美国制造业实力远弱于英国，只有通过政府高关税的保护政策才能避免与英国人发生直接的竞争。不过，北方各州的政治与经济实力远强于南方。北方人口是南方的3倍，机器设备是南方的6倍，北方仅宾夕法尼亚一州的钢铁产量就是南方的16倍。虽然在1840年左右，短暂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但在北方工业利益集团的操纵下，美国政府从建国起主要是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贸易保护政策成就了北方各州的工业建设，1815～1860年，美国制造的产品总数增长了12倍，制造业工人数量从1810年的75000人增加到1860年的130万人；到1860年，美国工业实力已超过俄国、德国与法国，居英国之后，名列全球第二。不过，全国90%的制造业都位于北方，关税保护提升了北方工业水平，却损害了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美国财政有80%来自于关税，其中90%以上由南方各州缴纳。1833年，南方的南卡罗来纳州就关税问题威胁要独立建国。为了安抚人心，北方支配的美国政府迫不得已暂时下调关税。

到1861年，美国“最伟大的总统”林肯上台，南北方的利益冲突发展到了无法缓解的程度。林肯曾说过，“对关税我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确知，当从英国买一件上衣时，我得到上衣，但美国赚钱。”这表明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在林肯就任总统前，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里尔关税法》，全面提高了关税率。林肯的上台与关税法的通过，激起南方种植园主的叛变独立之心。

马克思曾这样赞扬过林肯：“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总之，这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的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其实林肯并非是解放黑奴的英雄。他曾公开明确表示过，“无意在黑白两个人种之间引入政治和社会的平等……应该永远禁止他们在极其平等的基础上生活……我的终极目标是要保住联邦，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如果解放黑人奴隶就能够保住联邦，我会那样做；假如不这样也能达到目标，那我就不解放他们；如果只解放一部分奴隶而同样能取得成效的话，我也会照章办事。”内战结束后，他还打算将黑人送回非洲或移民到中美洲。其实，内战并非为解放黑奴而打，而是为北方工业集团的利益而打。林肯也只是北方工业集团树立起来的一个代言人与偶像而已。

当时南方生产的棉花有3/4输往英国，内战爆发后，英国人理所当然地支持南方15个蓄奴州组成的邦联，英国资本大量撤离北方邦联。打仗需要的是钱。而美国政府此时却负债累累。1861年初夏，当内战打响时，每天战争费用高达100万美元，到这年年末，这一数字涨到150万美元，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支付国会议员的薪水，仅靠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持战争的军费开支。

虽然欧洲第一大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在美代理人贝尔蒙特表面上支持林肯的美国联邦政府，但实际上，他们作为英国资本的代表支持的是南方邦联。早在1859年，罗氏家族第三代——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之子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就表示将在金融上支援南方，愿意尽全力帮助南方邦联获得欧洲国家的承认。

1861年年底，随着欧洲资本的撤出，北方邦联的大部分银行停止用黄金支付债务，随后联邦财政部也被迫暂停硬币支付，整个国家已脱离了金本位，国外投资者更不愿投资给政府了。林肯呼吁美国联邦的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但在那些金融家的眼中没有国家，只有利益。就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困之际，金融家向林肯总统开出利息率高达24%～36%的贷款条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勒索与敲诈，林肯严词拒绝。

此时，美国需要征兵40万，筹资4亿美元来镇压南方邦联的叛乱。而林肯政府的国库极度空虚，黄金储备总共不到200万美元。为了缓解现金严重短缺的压力，在林肯的推动下，联邦财政部部长蔡斯发行了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作基础作为担保的政府纸币，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绿背美元。1862年2月25日，林肯签署《法定货币法案》，授权蔡斯发行1.5亿无息的绿背美元。法案规定，绿背美元除了关税和政府债券利息外，可支付一切公私债务，包括政府税收。同时规定，绿背美元能以面值与以硬通货支撑的私人银行券直接兑换。1862～1864年，为支付战争经费，联邦政府共发行了3次绿背美元，总额达到4.5亿，几乎占全部流通货币的50%，占军费的13%。

绿背美元本质上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私人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是一种债务凭据，拥有信用货币就可以与黄金或白银兑换。而作为主权信贷工具的绿背美元却完全不同，持有绿背美元只能兑换另一张等值的绿背美元。绿背美元这样的不可兑换纸币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信政府可以用国家税收做背书。只要政府收税时接受自己发行的纸币，这样的纸币就成为税收债务的主权信用，可以用政府发行的国债对冲。

因此，当一个主权国家禁止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而以财政部的名义发行货币时，实际上是发行了主权信用凭证。私人发行的货币只有在政府允许和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而且和政府发行的货币根本不同，它只是发行者的欠条而已，说明发行者欠持有者一定数量的钱。但是政府货币并不是政府欠你的债，因为这钱由持有者以税负形式体现出来的潜在的债务支撑。

当绿背美元成为纳税凭证时，拥有国家主权的政府只要在国内用法律的形式规定所有债权与债务之间的结算均用绿背美元来清偿，政府就不需要向民众借债。当政府用绿背美元的税收进行消费时，货币供给将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

当然，只有主权国家才可以发行主权信用的法定货币。政府发行的货币被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不兑现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因此，绿背美元这种纸币的价值高低只与政府信用有关，而与硬通货无关。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内战时期，当联邦政府军节节败退时，绿背美元会随之大幅贬值，其价值最低曾贬值过1/3，而物价水平最高则上涨到战前的180%。反之，联邦政府统一在望时，绿背美元的价值就会上升，物价随之下跌。绿背美元这样的主权信贷工具与联邦政府的生存前景紧密相连。

虽然得到了欧洲金融家的支持，南方邦联政府的财政状况却很糟糕。他们也不得不发行不可兑换的纸币用以支付超过一半的战争费用。随着南方政府的战争失利，南方纸币也随之大幅贬值。战争结束后，南方政府垮台，南方纸币就像法国纸券一样贬得一文不值，物价达到战前的9000%。而欧洲金融家在南方的债权也被林肯的一纸“不承认南方债务”的公文抹得无影无踪。

林肯非常清楚，是主权信贷工具拯救了美国，他曾这样赞美绿背美元：“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不仅如此，绿背美元的诞生还将美国金融控制权从金融家尤其是欧洲金融家的手中抢到政府的手中来。当时美国在国际上并非像今天这样拥有如此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仍用黄金进行结算。

遗憾的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后，在金融家的操纵下，绿背美元逐渐退出流通。1873年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硬币法案》。这部法案十分巧妙，一字未提白银非货币化，却从字里行间表达出美国要实行白银非货币化政策的意思。当白银失去法定货币功能后，美国货币供给急剧紧缩，中下层民众损失巨大。与此相反的是，金本位制度却让金融家更容易操纵黄金与货币信用，并让他们对中小工商企业与普通民众具有更强的控制力。1875年1月4日，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撤销绿背美元的法定货币地位，并授权财政部于1879年1月1日起，以每盎司20美元的兑换率，用黄金兑赎绿背美元，恢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信用货币的流通。换言之，美国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加入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林肯死后不久，美国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就变得权势熏天了。美国最早的一家托拉斯企业——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宣告成立。托拉斯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联合而成的垄断组织，参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托拉斯董事会统一管理全部的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凭此赚取垄断利润。托拉斯的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或金融家手中，其他企业的老板变成仅仅按股份收取红利的没有发言权的股东。从此，一个又一个美国行业逐步形成了巨大的垄断寡头。大金融家则是这些垄断寡头的最高领导者。

最终，美国的控制权又回到了金融家的手中，只不过这一次是回到了美国金融家的手中。等到美国再次发行不兑换纸币时，是在100年后了，而那时主权信贷工具却变成了美国金融财团剥削其他国家人民的霸权工具。

大发国难财的金融新贵

美国南北战争的直接成本高达5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全国60万人的死亡与47.5万人的伤残。不过，在普通平民与军人付出生命与鲜血的时候，美国的金融市场却兴旺发达起来。

除了发行绿背美元之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大举借债。1857年，美国国债只有2870万美元，战争爆发后的1861年增加到6480万美元。到1863年已超过10亿美元，战后增至27.55亿美元，整个战争期间激增了42倍之多。

这些国债并未依赖欧洲的金融家，而是依靠美国本土的金融新贵。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杰伊·库克，其父是美国众议院议员，还是俄亥俄州立法机构的律师。1861年，库克在费城成立自己的私人银行——杰伊·库克银行，资本金只有区区15万美元，尚无法与欧洲金融家的美国代理大亨们相提并论。美国财政部为了支持战争，准备发行5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该债券票面利率6%，利息以黄金支付，期限为20年，但在5年后即可赎回。财长蔡斯一开始试发行了一小笔债券，但效果极不理想。

库克之父与蔡斯是老相识。他邀请库克帮助发行这笔债券。库克的债券销售方法与过去的私募完全不同，私募是金融家将债券出售给熟识的银行和经纪商留作银行券发行的储备。而库克的代理人则是遍布全美各州、市、镇的金融家、保险推销员和房地产经纪商，他依靠这些代理人以大规模市场证券交易的方式公开销售债券。库克还在报纸、传单和露天广告牌上广泛宣传战争债券，他将个人投资者定位为主要的销售对象，不断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强调债券收益与背后的政府信用。结果远远超过先前的预期，3.6亿美元的债券销售一空，政府募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战争。

尽管库克在这次债券承销中获利不多，只有20万美元，但这次债券销售的方式对美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华尔街证券逐渐从私募变成全民投资的公开发行，美国资本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在内战前，美国国债的规模是6480万美元，而到了战争结束时，美国国债的规模达到了28亿美元，增幅是40倍。在内战结束之前，库克募集的国债资金已经比政府所需要的军费还要多很多。内战前，美国证券持有者主要是远不到总人口1%的富人。普通美国人还是习惯于把多余的现金藏在床垫之下，但库克使5%的美国人投资了证券。1865年，纽约交易所日交易量高涨到60亿美元，证券经纪人日佣金收入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比当时普通平民的家庭年收入还要高。

股票市场也开始繁荣起来。政府大量投资于铁路、钢铁、纺织和军工等行业，而利润却流入华尔街。随之，大量个人投资者如潮水般地涌入纽约股票市场。股票种类越来越丰富，规模也越来越大。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

与此同时，工业家、金融家却大发国难财。他们把生产出来的军事物资以10倍于成本的价格卖给政府。这些军需品经常无法使用，纯属废品。他们给军队提供以次充好的军装、毛毯和劣质的鞋子，很多食物都是变质过期的，成为疾病传播的根源，许多军人因此而丧命。一些分文不值的帐篷被高价卖给政府，这些帐篷是用农民的廉价货——陈旧的粗斜纹布制成，在市场上被看成废品。士兵露营时宁愿待在帐篷外，因为帐篷质量太差。背包和干粮袋也是如此，都是用劣质布制造而成。

他们通过行贿，将破败不堪早已报废的船只卖给政府，改装为运输舰甚至是战舰。大工业家兼大金融家范德比尔特高价租借给军队的船只破烂不堪，据当时的调查人员反映，他的船“在非常晴朗的天气，海面风平浪静，甲板就一下子裂开了，在士兵们众目睽睽之下裂开了，大家都看到，船的木头已经朽烂。调查组在自己的会议室中放了一块木头的样板，这块木头就来自这艘船的大梁，人们看到，这块木头连一根钉子都钉不住了”。不仅如此，范德比尔特的船只最多只能运输300个士兵，但却超载到850个士兵，视士兵如草芥。一旦碰到风暴，整船的士兵将会命丧黄泉。

军火进口商和制造商搜罗整个欧洲，他们以低价买回没有用的武器，定期贿赂政府检查员，通过审查后再高价卖给政府。1862年，国会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我们军队的很大一部分，就装备了这些低劣的武器，数万件在欧洲被淘汰的武器顷刻就在我们的军械库里了，还有几千件正在运来的路上，所有这些武器完全是废品。”

在北方工业集团与金融家的操纵下，征兵法案也被修改，政府允许有财产的人花钱雇人替自己服兵役，那些交不起钱的穷人只好亲自扛枪去前线做有钱人的炮灰。

一边是穷奢极欲的繁华，纽约百老汇夜夜笙歌，红男绿女穿梭于各个舞会与晚宴之间，时尚服装、豪华珠宝大卖特卖。另一边却是战火弥漫，硝烟滚滚，北方的普通平民与军人用血与肉来完成美国统一的历程，而南方军民则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林肯帐下悍将谢尔曼将军恶狠狠地诅咒道：“我就是要让整个佐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就是要让整个佐治亚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所有佐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他的军队每攻下一座城镇，将经过的民房彻底烧毁，并杀死所遇到的一切牲畜和反抗的人。破坏最严重的是密西西比州，该州80%的白人青壮年被杀，90%的城镇和种植园被化为灰烬。

更有甚者，林肯心腹本杰明·巴特勒将军签署了野蛮之至的命令：“美国军官与士兵这方面至为小心谨慎、彬彬有礼地干涉，却屡屡遭受被自称新奥尔良妓女的妇女们的侮辱，鉴于受到这种回报，兹命令：从今以后，凡有女性以言辞、姿态或行动对任何美国军官与士兵示以侮辱或蔑视者，必将奉以本城从事这种职业的妇女应得的待遇。”如此文绉绉的文字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北军将南方新奥尔良妇女看作妓女，士兵拥有合法的强奸权。连横行霸道惯了的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英国首相当即谴责道：“把一个被征服的城市的女性居民交由一群胡作非为的士兵肆意凌辱，在冷酷地犯下如此令人不齿罪行的那道命令得以公开之前，我敢说，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先例。”

从工业崛起到财团雄起

内战之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1864年，美国通过关税法案，将工业品进口税平均提高到47%，1890年提高到49%，1897年的《丁格列法》将关税提高到57%。这种高关税壁垒政策，犹如一道铜墙铁壁抵御住了外国商品的竞争，培植起强大的美国本土工业。

1864年，美国成立移民局，并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案》，大批欧洲人移民美国。1860年，美国人口为3100万，1910年达9200万。欧洲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战后，欧洲金融家又将大量资本投入美国，赚取利益。1860年，欧洲流入美国的资金只有4亿美元，1890年达30亿美元，1908年达64亿美元。这些资金流入工业、金融业和铁路等交通运输业，为美国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结果，美国成了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随着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新兴产业的发展让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1860年美国生铁产量不足100万吨，1915年超过3300万吨，增长了30多倍；1867年钢产量不足2万吨，到1915年超过3200万吨，增长1000多倍。1865年其铁路线长5.6万千米，1900年达41.7万千米，1913年又增加到60万千米，占全世界铁路总长的一半。随着电气时代的来临，电器、汽车、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美国很快赶上和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860年美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四，1894年跃居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工业产量相当于当时英、德、法、日工业产量的总和。

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垄断财阀家族掌握了美国财富的60%以上。这些超级富豪家族通过联姻和公司的交叉持股控制了美国的所有产业和金融机构，从而控制了美国的命运。他们把通过欺诈、腐败和贿赂政府官员得来的财富捐赠给美国博物馆，资助普林斯顿、耶鲁、哈佛等美国的著名大学来赚取名声。

大约64个家族组成了紧密勾结的富豪网络。他们中有洛克菲勒、摩根、道奇、梅隆、普拉特、哈克尼斯、惠特尼、杜克、哈里曼、范德比尔特、杜邦、古根海姆、阿斯特、雷曼、华伯格、塔夫脱、亨廷顿、巴鲁克和罗森瓦德。仅洛克菲勃和摩根两大集团控制的财富，就达930亿美元以上，占美国全部公司财产的1/3。擅长股权稀释和做假账的铁路巨头爱德华·哈里曼使用非法手段控制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获取了横跨北美大陆铁路线的控制权，同时还收购了南太平洋公司。最终，他建立了一个控制着至少17家美国大铁路公司的垄断帝国。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形成了摩根、库恩—洛布（Kuhn-Loeb）、洛克菲勒、芝加哥、梅隆、杜邦、波士顿和克利夫兰八大金融财阀。

摩根财团的势力遍及银行、保险、铁路、制造、采矿、冶炼业及公用事业等方面。所属主要金融企业有摩根公司、纽约第一国民银行、保证信托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美国谨慎人寿保险公司。主要由摩根财团控制的非金融企业有：美国钢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联邦及南方公司、普尔曼车厢公司等。

杜邦财团与摩根财团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垄断着美国化学品的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家财团又控制了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

洛克菲勒财团控制了美国90%的石油生产。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纽约国民城市银行（花旗银行）之后，通过它进行再投资，陆续控制了更多的工业公司和铁路企业。1929年又掌握了大通银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花旗银行濒于破产，洛克菲勒便以大通国民银行代替它作为财团的核心金融企业。1937年，洛克菲勒财团在非金融业的21家大公司中有巨额投资，其中包括石油公司8家、钢铁公司2家、铁路公司6家、电力公司1家、其他公司4家。

库恩—洛布财团控制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等5家大铁路公司，并与其他财团共同控制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等另外几家铁路公司。它还投资于不少工矿、商业和其他企业，如伯利恒钢铁公司、肯尼科特铜业公司、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等。

芝加哥财团包括好几个家族：麦考密克家族、阿莫家族、伍德家族、克朗家族等。该财团拥有四家大银行：芝加哥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哈里斯信托储蓄银行以及北方信托公司。属于芝加哥财团的大企业有：以美国最大肉类食品公司斯威夫特公司为首的12家肉类加工公司、垄断全国农业机械生产的国际收割机公司、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西尔斯公司。

梅隆财团主要是梅隆国民银行。其在工业中的两大支柱是美国铝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另外它还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几十家工矿、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公司。

波士顿财团控制的企业主要属于轻工业方面。该财团的核心金融机构是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同时还拥有一些著名的商业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以及投资银行。在非金融业方面，主要是控制了一些纺织、制革、制鞋、服装、食品、化学等轻纺企业。

克利夫兰财团包括克利夫兰的马瑟、汉纳、汉弗莱和伊顿几个家族。该财团拥有克利夫兰信托公司等几家银行和克利夫兰绝壁铁矿公司及皮尔卡兹·马瑟公司两家持股公司，并通过它们参与控制许多工矿交通企业。所属重要企业有共和钢铁公司、扬斯敦钢板钢管公司、固特异轮胎及橡胶公司、伊顿公司等。

这八大财阀控制了全美250家最大公司的资产中的62%，其中商业银行50.7%、工矿业57.7%、铁路81.6%、公用事业58%，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但是，内战成就了大量工业富豪与金融富豪，也造就了无数的穷人。所有美国大财阀的人口，不到全美人数的1%，却在经济、政治上统治着99%的贫穷美国人。结果无非是将奴隶主在政治上奴役黑人的制度变成了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在经济上奴役大众的制度。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确实也从一个经济殖民地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强国。一个喷薄欲出的美国新时代就快要到来了。

皮尔庞特·摩根：金融教父的成长历程

19世纪中期开始，金融家的权势变得愈加强大。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铁路和重工业建设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这些资金远远超过了任何最有钱的富人或家族的财力。只有金融家才能筹集起巨额资金，配置稀缺的信贷资源。只要有金融家的帮助，任何无名小卒都能获得足够的钱来开办规模巨大的公司，最后一鸣惊人。然而，从事工商业的实业家们却受到了金融家的掣肘，金融家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整个产业。工商业与金融业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起来。

这就是后来列宁在他那本千古流芳、闻名世界的革命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到的导致垄断的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他在书中写道：“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

拥有如此强大权力的金融家们不仅可以对大众颐指气使，还可以对主权国家发号施令。政府能否得到金融家的支持，变成政治活动成败的关键。比如，1875年，罗斯柴尔德提供400万英镑帮助英国人从法国手中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金融家凌驾于政府之上，比如在美国内战期间，巴林家族不仅是英国，也是俄国、挪威、奥地利、智利、阿根廷、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代理银行。

20世纪初，在超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美国金融财阀中，最有权势、最为著名的要数摩根财团。随着美国实力的壮大，摩根家族也随之兴起。摩根家族在美国的第一代人迈尔斯·摩根于1636年从英国威尔士移民北美。迈尔斯依靠镇压并屠杀印第安人大发横财，购置了大片土地，成了种植园主。摩根家族曾经出过一名叱咤风云的海盗，即亨利·摩根，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就是以此人为原型进行艺术创造的。后来，摩根家族建造的那两艘著名的“海盗号”和“海盗二号”豪华游艇也是为了纪念这位先祖。

1771年，迈尔斯的后代约瑟夫·摩根卖掉农场，搬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买下了一条公共马车线，还组建起一家火灾保险公司。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开了当地最大的酒店，并开办了一家银行，还投资运河、轮船和铁路。1847年约瑟夫死后，他的儿子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继承了160多万美元的巨额财产。朱尼厄斯成了乔治·皮博迪的合伙人后，把位于伦敦金融城的皮博迪公司改名为J.S.摩根公司，成为将英国资本输入美国的买办。

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相比，J.S.摩根公司当时还相当弱小。直到普法战争之后，依靠英国资本的朱尼厄斯才一跃成为最有权势的美国金融家。当时拿破仑三世对外大举借债，巴林家族已借钱给普鲁士，不愿因资助法国而得罪俾斯麦，罗斯柴尔德家族则认为法国必败而不愿贷款。整个英国伦敦金融城没人敢冒风险借钱给法国。朱尼厄斯却料定法国必定会守信用，他大胆给法国发行了1000万英镑的国债，大致相当于5000万美元。1871年，法国战败，法国债券的市价下降了接近一半。但法国人非常守信，不到两年时间就按债券面值提前偿还了贷款。朱尼厄斯净赚150多万英镑，终于跻身伦敦金融大亨之列。

朱尼厄斯的独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世界最有权势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或称J.P.摩根，在父亲的栽培下，一路成长。当然，他也学会了金融家的各种诈骗、贿赂和操纵的伎俩。内战期间，20多岁的皮尔庞特投机甚至操纵过军火生意。1857年，军队检察官发现军火商提供的一批卡宾枪质量低劣，无法使用。政府只好以每支1美元～2美元的价格断断续续地拍卖这批枪械。到内战爆发前，仍有5000支枪保存在纽约军火库。1861年5月28日，一名叫阿瑟·伊斯曼的商人愿以每支3.5美元的价格购买这批剩余的枪械。但他身上没有现金付款，皮尔庞特私下给了一个叫西蒙·史蒂文斯的人两万美元，史蒂文斯将这两万美元借给伊斯曼作为买枪的款项，但需要以这批枪械作为贷款抵押品。

1861年8月5日，在皮尔庞特的示意下，史蒂文斯给联邦军队的弗里蒙特将军拍电报，自称手上有一批质量良好、工艺精良的卡宾枪，可以以每支22.5美元的价格卖给他。史蒂文斯在光滑的枪膛内设置了来复线，提高了枪的射程和精确度。但枪的质量仍十分糟糕，士兵在用这批枪时，居然会将手指崩掉。不过买卖还是做成了，皮尔庞特和史蒂文斯赚了92426美元，而这笔钱却是政府的损失。后来，国会调查了这件诈骗案，此案被命名为“J.P.摩根联邦政府案”，编号为第97号，该文档至今仍静静地躺在美国档案馆中。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下，他和当时美国金融大亨德雷克塞尔家族合伙，在费城创建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内战时，这家公司仅次于杰伊·库克银行，稳坐美国金融界的第二把交椅。

从英国买办到一手遮天

内战之后的早些年，美国工业企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等知名企业的融资十分谨慎，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利润留存。美国资本市场更像是一个无数大大小小的投机分子浪迹其中的赌场，证券价格的跌宕起伏不能反映这个阶段一直处于稳步、迅速发展状态的美国经济与工商业。赌博的结果无非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零和博弈。范德比尔特、古尔德等所谓的强盗资本家利用英国投资者的资金，在债券、股票市场上下其手，操纵市场，大快朵颐。

美国在那个时候所造的铁路是当时实际所需长度的两倍多。这些铁路主要是由形形色色的金融强盗和无赖融资建造的。结果，供过于求，投入的资本没有实际的利润做保证，一时还显得可靠的投资转眼工夫就成了掉价的股票，于是金融危机就会发生。1870～1875年，美国与欧洲都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小投资者的噩梦，这次危机仅欧洲投资者在美国铁路股票上就损失了6亿美元。然而，金融危机却是大投机家的盛宴。当大量中小企业和不稳固的企业纷纷倒闭时，大投机家就能以极低的价格购买这些企业，或者参与有利可图的企业改制和重组。在企业改制时，投机者会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资本价值，这样投入等值的资本就可以获取高回报，然后再给企业投入自己控制的新资本，最终获取更高的回报。

一向循规蹈矩的库克银行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范德比尔特、古尔德等人对铁路证券市场的介入，导致投资者对美国铁路证券唯恐避之不及。1870年，库克银行独家承销北太平铁路债券时，遭到失败。这个消息传开后，储户们争先恐后地跑到库克银行取款。1873年9月1日，库克银行终因偿付能力不足而破产。

随着库克银行的烟消云散，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地位青云直上，占据了美国金融的顶峰。1877年，美国为镇压印第安人又开始发行战争国债来发放士兵军饷，摩根成功地将国债销售出去，赢得了政府的信任。1789年，摩根财团与贝尔蒙特、罗斯柴尔德家族平起平坐地联手承销了最后一笔内战贷款的偿债融资债券。这意味着，摩根家族的性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朱尼厄斯在伦敦的摩根公司无非就是一个美国人跑到英国去开一家英国金融公司，实质上与罗斯柴尔德、巴林家族并无区别，都是属于伦敦金融城的传统英国金融家。而皮尔庞特的摩根银行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个美国人开的一家可以与英国金融大亨分庭抗礼的美国金融公司。到1895年，摩根财团进行改组，华尔街的总公司被命名为J.P.摩根公司。巴黎的分号也更名为摩根—哈耶斯公司。现在，权力中心已由伦敦移至纽约，从此以后纽约成为摩根财团的指挥部。其实，这种变化也是英国金融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转移的一个体现。

1877年，纵横美国金融界的大投机家、大船主范德比尔特去世。他留下了价值1亿多美元的财产，其中价值9000多万美元的纽约中央铁路股票留给他的大儿子威廉·范德比尔特。英国首相格拉德斯得知这一消息后，对范德比尔特的私人律师说：“我知道您在贵国有位身价1亿美元的客户，这一大笔财产他可以随意兑换成现金。政府应该把这笔财产从他那里拿走，因为任何一个人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都太危险了。”1879年，铁路工人组织大罢工反对削减工资。同年，纽约州立法委员会开始考虑向铁路征税，尤其对纽约中央铁路要惩罚性征税。

为了能让家族财产不缩水，威廉决定邀请摩根财团帮助出售25万股中央铁路的股票来购买美国国债。很快，皮尔庞特成功售完所有股票，赚取了高达300万美元的佣金。更为重要的是，皮尔庞特进入了这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后来，他又悄悄地购买了这条铁路在其他人手中的股票，摩根财团对此铁路拥有了绝对控制权。

实际上，金融家控制大型工商业集团并不需要很多钱。铁路、钢铁和化工等行业需要巨额资金，绝大部分股份都分散在大量的小股东手中，他们毫无发言权，更无控制权。因此，一个金融巨头只需要以自己母公司的名义拥有少量的股份，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不仅如此，由于母公司与控制公司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的，金融家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

摩根家族对纽约中央铁路的控制，预示着金融家控制工商业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到了19世纪80年代，摩根控制的铁路公司包括：伊利公司、契萨佩克和俄亥俄公司、费城和雷丁公司、圣菲公司、北方太平洋公司、大北方公司、纽约中央公司、利伊山谷公司、泽西中央公司以及南方铁路公司。这些总长大约5.3万千米的铁路相当于全美铁路总长的1/6，总收入相当于美国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1885年之后，美国在各行各业逐渐形成一个个巨大的托拉斯集团。1872年，电报和电话发明家贝尔创建了贝尔公司。随后，各地均建立了贝尔分公司。在皮尔庞特的牵头下，贝尔公司进行了改制重组名的AT&T公司由此诞生。

1877年，爱迪生发明电灯，摩根财团给予大力资助，创建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华尔街的摩根银行成为美国最早使用电灯的地方。1892年，皮尔庞特将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另一家美国最大的电气公司之一汤姆森—休斯敦电气公司合并，组建了闻名遐迩的通用电气公司。

到了1901年，皮尔庞特做了两件大事，这让他的权势之盛达到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程度。钢铁大王卡内基以4.8亿美元高等级债券作为回报将当时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转让给摩根。皮尔庞特以此为基础整合联邦钢铁公司、美国镀锡铁皮公司、美国钢环公司、美国钢板、美国桥梁、美国钢铁钢丝、国家钢管、国家钢铁、谢尔比钢管和苏必利尔湖联合矿业公司，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这家新公司拥有14亿美元的资本，相当于现在的854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当时美国所有制造业资本总和才不过90亿美元。美国钢铁公司的建立预示着美国工业将要超越欧洲。随后的几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合并重组浪潮，美国现代工业的布局由此完成。此后，美国在钢铁、酿酒、黄铜、石油、军工、化工和电气等领域均独占鳌头。

美国金融势力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以一向秉持反犹主义主张的摩根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集团，另一个是以库恩—洛布公司为代表的犹太金融财团。当时美国6大铁路系统主要由这两大势力控制。美国钢铁公司成功建立之后，华尔街上的犹太势力联合在一起，想扳倒摩根财团。这一联合由爱德华·哈里曼、威廉·洛克菲勒和雅各布·希夫等摩根死敌组成。哈里曼和希夫两个犹太人将联合太平洋公司与南方太平洋公司合并，控制了西南部的铁路。德国犹太移民希夫是库恩—洛布公司的创始人，依靠德国投资者的资金，他成为仅次于摩根的金融控制铁路的巨头。标准石油公司的盈利让洛克菲勒反其道而行之，成为工业家控制金融业的巨头。他控制了当时纽约最大的银行——国民城市银行，也就是现在的花旗银行。

1901年，铁路巨头拿破仑·希尔在摩根的帮助下合并了大北方公司和北方太平洋公司，并准备将其发展成一个控制美国西北部交通的铁路系统。希夫和哈里曼请求希尔与摩根让他们参股但遭拒绝。于是希夫和哈里曼决定在股市上秘密地吃掉摩根财团掌控大量股份的北方太平洋公司，1901年4月，他们买下了7800万美元北方太平洋的股票，北方太平洋股价迅速上涨。皮尔庞特为了阻止他们控股，故意将股价抬高，北方太平洋股价很快从每股70美元上涨到1000多美元。当希夫和哈里曼的企图落空时，股价却又急转直下到每股150多美元，甚至影响了整个股市，连摩根的美国钢铁公司股价都从每股55美元下降到不足10美元。最终，双方还是握手言和，共同建立了北方证券公司，合并了双方控股的铁路。希尔和哈里曼都在董事会中获得了席位。

如果说金融家是美国经济的王者，那么皮尔庞特·摩根就是王者之教父。20世纪初，摩根财团超越了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巴林在伦敦勉强可以和摩根平起平坐，在美国充其量只算个摩根的小兄弟。罗斯柴尔德几次试图将摩根排斥在英国政府融资之外，但从未成功，其势头逐渐被摩根盖过。1900年，英国人为了给对非洲土著的殖民战争——布尔战争融资，没有求助于佣金较低的巴林或罗斯柴尔德发行国债，反而选择了索取高佣金的摩根，因为当时伦敦金融城正逐渐被纽约华尔街所取代，连英国政府债券都至少有一半需要到纽约发行。美国金融霸主地位隐隐在望。

莱茵河资本主义

德国资本主义与英美两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制度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政府对私人资本的限制较少。在德国，政府却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流经德国最大的河流是莱茵河，德国的经济制度便被称为莱茵河资本主义。

莱茵河模式的形成，还是要回溯普法战争之前。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诸邦国中的领导地位被普鲁士取而代之。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统一了除奥地利之外的所有邦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不过，德国各邦国仍然具有很高的自治权，1919年以前，德国政府不能对各邦与法兰克福这样的自治市直接征税。

普法战争的胜利不是普鲁士国民的胜利，而是普鲁士政府的胜利，更是普鲁士容克地主军官团的胜利。易北河将德国一分为二，以西地区工商业发达，以东地区却是容克地主的天下。易北河以东地区原本并非德意志人的土地，它是在12世纪时从斯拉夫人手中抢夺过来的。容克（Junker）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主要泛指普鲁士大地主。容克地主是12世纪征服易北河以东地区并在那里生活下来的德意志骑士领主的后裔。他们性格粗犷，脾气暴戾，具有扩张性与侵略性的特征。

普鲁士法律规定只有长子才能继承家族财产，结果容克家族继承不到财产的其他子弟从小便进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毕业后加入军队，充任军官。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容克地主垄断了军队中的一切职位，逐渐形成了军事贵族阶层的容克地主军官团。从德军早期的克劳塞维茨、老毛奇、施里芬、小毛奇和泽克特到后期的古德里安、曼斯坦因和龙德施泰德，都是容克军官团出身。普鲁士—德国军队和著名的军队之脑——总参谋部也均创建于容克军官团之手。

由容克地主操纵的普鲁士国家机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战争作准备。l834年，普鲁士召集36个邦国组建关税同盟，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形成德国共同市场。在此基础之上，普鲁士政府大力支持铁路建设，铁路对战争胜败具有关键作用。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将铁路作为近代战争重要的运输手段。在发动机发明之前，军队调动都利用铁路实施，都依赖于铁路的扩建和稠密的铁路网作用的正常发挥。普鲁士铁路建设并不由政府行政机构管辖，而是由陆军总参谋部铁道处特设的“铁道司令部”领导。铁路的快捷运输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l850年，全国规模的铁路网在德国形成。

对铁路设备的需求为德国的煤炭、钢铁和机械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新市场。1848年成立的沙夫豪森银行和1853年成立的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为关税同盟区内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19世纪50年代，在鲁尔河流域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煤炭和钢铁公司，其中包括施汀尼斯煤炭贸易公司、赫尔德采矿与冶炼公司，汉尼尔以及克虏伯、菲尼克斯和博库默尔·维赖恩等公司。德国的机械制造业在生产火车机车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类公司有：波尔西克、汉莎尔、马费和哈尔克特等。

1870年德意志银行成立。银行创始人乔治·威廉·西门子是创建西门子公司的维尔纳·冯·西门子之子。德意志银行成立的目的是“处理所有各种类型的银行业务，尤其是为了促进与便利德国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海外市场之间的贸易关系”。当时德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大权被英国人牢牢掌控。德意志银行要囊括所有银行业务，为德国对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海外市场的贸易提供支持。此外，大型工业需要大型银行，为了促进本国经济，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德国本土、欧洲乃至海外的铁路、炼油厂、发电厂以及炼钢厂都需要资金。

事实上，在德意志银行创建时，德意志国家还不存在，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尽管德意志银行的名称响亮，但它是新建立的德国银行企业中规模最小、资金最少的一家根基很浅薄的银行。不过银行成立10年后，德意志银行建设成为德国领先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德意志银行已成为欧洲大陆信贷机构中的巨人。

在国内，1887年，德意志银行改组爱迪生德国公司为德国电气总公司。1890年，创建德奥内斯曼钢管股份公司。1897年，改组西门子公司，建成了现在全球闻名的西门子股份公司。在国外，1883年，德意志银行参与投资建设美国北太平洋铁路。1888年秋，以德意志银行为首的德国财团获取了建造与运营土耳其阿纳托利亚地区铁路的许可证，到1890年，德意志银行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所有铁路。罗马尼亚是世界石油工业的开端。全世界第一座炼油厂是在1857年8月在罗马尼亚普罗什蒂投产。当时罗马尼亚石油一直被英国人控制，到了1903年，德意志银行收购重组了罗马尼亚石油公司，控制了罗马尼亚石油产业。

铁路是德国经济中效益最高的产业，优于采矿、炼铁和纺织业。铁路所起的作用之一是促使银行业走向兴盛。像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德国综合银行最初就是靠铁路起家的。所谓综合银行，就是一种兼具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投资信托机构多重职能的复合体。综合银行的董事们大多是铁路产业的支持者和经营人。

德国综合银行通过4种方法对工业企业施加影响。第一，对一些大型企业进行长期重点投资，操纵这些企业的债券在证券市场上的发行和交易。第二，通过滚转法，以新债券调换旧债券，有效地使与大企业的往来账户信用长期化，从而与大企业建立长期的金融交易关系。第三，由于银行人员进入了监管董事会，他们不仅参与企业的战略性决策工作，还可以对未来的投资进行评估和认定。银行与企业间密切的金融和人际往来使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第四，利用委托表决权，综合银行能够在企业监管董事会的表决中产生重大影响。

1871年，德意志银行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如果不继续与伦敦金融城打交道，德国很难与海外金融市场建立直接关系，这样就会导致融资成本上涨。若要避免这样，德国必须要建立单一货币制度。当时德国货币制度非常混乱，分别有马克、金路易、塔勒和盾等货币单位。其中，20马克兑换1英镑。为了统一德国货币，1876年普鲁士帝国银行被改组为中央银行——德意志帝国银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1913年，德国金融总资产已从1870年的6亿马克上升到l75亿马克，其在产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也从6%上升到20%。德国资本额列前25位的企业中，有l7家是金融机构。每一个主要的工业部门中都有金融业代表参与企业的管理与决策。其中几乎一半的净投资都来自综合银行。

尽管德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千丝万缕，银行对企业影响重大，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被《纽约时报》誉为“鲁尔地区的洛克菲勒”的德国钢铁巨头奥古斯特·蒂森的工业帝国主要依赖于企业本身的利润。

奥古斯特出身于德国名门望族，拥有庞大的人脉关系网，他于1867年在莱茵河畔的杜伊斯堡建了一座小型钢带厂。l871年，蒂森在父亲的帮助下又建了一家蒂森联合公司，1877年其父去世后，两家公司合并。到1886年，公司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定型。当时蒂森联合公司包括一家钢带厂、一家小型炼铁厂、一家与铁路车辆厂模压车间配套的钢板厂、一家钢管厂、一家马口铁厂，还有一个机械工程车间。后来又建了一个为生产船用和固定锅炉、高压油箱以及熔炉而配套的焊接车间。

当时德国政府建立了严密的关税保护政策来扶持本土钢铁行业。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允许国内煤矿、钢、铁及一大批其他产业实行卡特尔化。在政府的支持下，l890年，蒂森收购了GDK（直译为煤矿公司德国皇帝）公司。1890年，蒂森开始在GDK建造西门子—马丁平炉钢厂，并生产铁轨、钢坯、铁块和结构钢。后来，为了提高产量，公司又采用了托马斯炼钢炉，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到了20世纪初，蒂森位于GDK的钢厂已建成为德国最大的原钢生产厂。l913年，GDK公司年产原煤达450万吨。

到了19世纪末，由于快速扩张导致资金紧张，蒂森家族不得不依靠各大银行的信贷才能支撑下去。此时德国煤矿管理机构购买蒂森家族名下的几座重要煤矿拉了蒂森一把。1910年，蒂森家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建立了欧洲大陆上设计最好、设备最先进的蒂森钢铁股份公司。从此以后，蒂森家族一直霸占着德国钢铁行业霸主的位置。

奥古斯特主要靠自己的个人财富与信用筹措资金。因此，他不必受制于银行或董事会，又能与银行保持合作关系融通资金。德意志银行董事奥斯卡·施利特曾这样评价奥古斯特：“蒂森企业对信贷的依赖很大，但是他又小心地避免与个别银行之间保持太亲密的关系。他对各银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因此当有段时期银行指责有人滥用贷款时，他们主要是指蒂森。在金融业务中，蒂森一直处于主动地位。债券、借贷、个人信用——全按这种方式，他是主导者，别人限制不了他。”

随着金融业与工业的飞跃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德国科技与教育的水平也突飞猛进。德国教育体制向大众提供了从小学到职业学校，从工艺学院到大学的求学机会。l872年，仅慕尼黑大学毕业的化学研究人员就比整个英格兰还要多。德国公司率先建起了内部实验室，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 1887年，在西门子的赞助下，德国国家科学院——帝国物理与技术院成立。1911年成立的威廉国王学会由私营企业和政府赞助，为举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讨会提供帮助。

此外，德国福利制度开创了莱茵河资本主义福利制度之先河。尽管在莱茵河资本主义中公司内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军事化的一切服从命令的管理方式，但工人可以得到全面、优厚而牢固的福利待遇。比如克虏伯公司，它于l906年开始为所有职工提供住房。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国力不仅是意大利或日本的3～4倍，还超过了法国和俄国，甚至赶上了英国。1914年，其煤年产量达到2.77亿吨，而当时的法国才4000万吨，俄国才3600万吨。同年，德国钢铁年产量1716万吨，比英、法、俄三国产量的总和还高。像西门子、德国通用电气这样雇用数万人的企业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电力、电气工业。德国还确立了出口大国的地位，成为英国人的强劲对手。在世界市场上，德国生产的染料占90%，药品占30%，电气产品占35%，化学产品占27%，机床占29%，内燃机占17%。

尽管羽翼渐丰的德国欲与英国试比高，却无法摆脱英国人的金融霸权。俾斯麦为了防止与英国发生争议，放弃对殖民地的争夺，将德国的精力放在欧洲大陆。英德在俾斯麦时期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冲突和战略猜忌。但殖民地对于国家的强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英国全球殖民地不仅是英伦三岛的原料、能源供给来源和制成品市场，还生产着支撑英镑世界货币地位的黄金。

19世纪80年代，德国开始在全球争夺殖民地，但其面积最大时都不到英国的1/10。打开欧洲地图，可以看到德国四周都是世界强国，只有将英国人从世界霸主和金融霸主的宝座上拉下来，才能占据更多的殖民地，改变世界格局。

1890年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将目光从欧洲扩大到全世界。1896年，南非公司经理詹森袭击布尔人共和国失败后，威廉二世特地发电向布尔人表示祝贺，并给布尔人以军事物资的援助。为了防止德国人卷入布尔战争，英国无奈地与德国签订条约，瓜分了葡萄牙在非洲与亚洲的殖民地。1898年德国帝国议会通过海军法案，决定大力扩充海军。威廉二世明确宣称要夺取英国人的海上霸权。老牌帝国与新兴帝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必将发生。很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金融、工业资本与容克军官团共同滋养出的强大的德国军队向世人展现了莱茵河资本主义模式的强大实力。

“黑船来日事件”：打破日本经济格局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276个叫做藩主的诸侯掌握实际地方统治权，叫做幕府的大军阀则像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武力手段掌握全国最高统治权，天皇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日本共主。

当时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层认为，从事工农商行业是卑贱的。早期日本金融业有点类似于早期的德意志诸邦国，由“御用商人”掌控。这些御用商人为政府经营政府存款，偶尔也向普通市民阶层发放贷款。

今天以银行、化学、金属冶炼为核心产业的住友财团，其前身便是御用商人。在明治维新前，住友家族以冶炼铜为基础，开发铜矿，进行铜贸易，逐渐发展成当时日本经济中心大阪的三大富豪家族之一。

当今日本第一大企业航母——三井财团的前身是幕府指定的“公金为替”的“御用达”，也就是政府金银兑换的御用掮客。其实幕府给三井家族托管的巨额政府资金相当于无息贷款。三井家族利用这笔钱在大阪、江户和京都建立了货币信用网络，在日本金融界独占鳌头。

1854年2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9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武力入侵日本，即为历史上著名的“黑船来日事件”。日本幕府当局被迫于3月31日同佩里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随后，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外国货币可以在日本自由流通，日本幕府与各藩制造的货币可以自由输入输出和自由铸造，但是，日本人与外国人进行交易时只能用外国货币支付。实际上，日本货币已被边缘化，日本政府也丧失了货币自主权。

由于日本金银兑换率是1∶5～1∶6，国际兑换率为1∶15，结果，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外国金融家在香港将其他国家的银币熔解重铸成日本银币，与日本金币兑换。不仅如此，日本优质银币也大量外流，1869年横滨正金银行一个月输出的银币就有200多万枚。

日本原先的货币信用体系崩溃瓦解，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1857～1867年，日本物价上涨了7倍左右。幕府政府和各藩财政收入面临枯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举借外债勉强度日。从黑船来日开始到明治维新之前，仅276个藩中的37个藩就向欧美金融家借款400万日元。控制了一国的国债就控制了这个国家。丧失了金融自主权的日本政府完全被外国人控制，尤其是英国人。当时在日本的外国金融机构的主力是英国银行。

幕府最终统治者井伊直弼并未奋发图强，反而成为外国势力在日本的总代理人。他压制各地诸侯，规定出口商品只能通过幕府控制下的江户商人同外国商人交易。这激起了日本各地诸侯和中下层武士组成的以高杉晋作为代表的“倒幕派”的不满与反抗。像三井家族这样首鼠两端的大商人一面支持幕府，一面却又给“倒幕派”提供资金。不管谁输谁赢，他们都能捞取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好处。在大商人与地方诸侯的支持下，“倒幕派”四处斩杀幕府官员和欧美人。

同样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与金融霸权，中国与日本所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强大的八国联军横扫北京，而对日本只是派了十几艘军舰炮轰了事。在欧美人看来，中国的人口和国土与整个欧洲相当，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在世界之时，便是它们衰败之际。而日本则不同，日本不可能成为超级强国，对欧美列强没有颠覆性的威胁。树大招风不是好事。大象在猎人的眼中是美食却无法保全生命，蚂蚁毫无价值却能苟且偷生。

日本财团的兴起

1868年，鸟羽伏见战役爆发，幕府军队被拥戴天皇的政府军队击败，幕府政权彻底瓦解，“倒幕派”胜利。同年，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一向遵从“事大主义”，面对强者俯首帖耳，面对弱者则横行霸道。就像1000多年前向中国派遣“遣唐使”一样，大量的“遣英使”被明治政府送到英国学习。包括武士阶层在内的全体日本人也鸟枪换炮，开始剃发易服，摇身一变成了现代人。

然而，明治政府却面对着幕府遗留下来的金融烂摊子。市面上有高达1.46亿日元的种类庞杂而混乱的欧美诸国、幕府和各藩发行的金银铜各色货币在流通。非常幸运的是，1866年，在日外国银行纷纷倒闭，国外金融资本逐渐萎缩，未能彻底渗透日本。为了整顿金融秩序并筹措维新经费，明治政府于1868年2月开始发行不能与金银兑换的“太政官纸币”。太政官纸币按照全国粮食产量一石一两的比例，短短3个月就发行了4800万两，逐渐取代了以前的各种货币，成为全国流通的法定货币。

1873年，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规划日本经济与产业政策，大藏卿大隈重信执掌财政金融大权。内务省是天皇的幕僚机构，内务卿是天皇第一顾问。大藏省是日本的财务部，主管财政、金融和税收，大藏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大隈重信便是与袁世凯签订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始作俑者。大隈重信认为，财政的根本问题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和黄金外流，因此要以出口为导向，振兴日本民族产业，大力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如果要殖产兴业，必得由政府来筹集资金，打通金融渠道。

1876年8月，在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政府修订了《银行法》，规定国立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必须不以金银等硬通货而以太政官纸币为存款准备金。没有硬通货作保证，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到1878年年底，银行券发行量达到1.65亿日元，纸币币值连续跌落。实际上，大隈重信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他不过是有意通过不可兑换的纸币搜刮民间财富，将其转移到政府手中，为明治维新的各项事业积累资本。

此外，他还大借国债达1.74亿日元。1870～1872年，大隈重信通过英国金融家，以海关收入和铁路收益为担保，发行了100万英镑、年利率9%的国债作为建设资金，建设了日本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的铁路。此后，又通过类似方式，开通了大阪至神户、大阪至京都的铁路，将日本政治、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城市连为一体。

日本的纸币和美国林肯总统的绿背美元一样，是一种主权信贷工具。通过这种信贷工具与外债，明治政府拥有了足够多的可以扶持官营工业的资金。饱尝西洋人坚船利炮之苦的日本人认识到近代化工业技术，尤其是军事工业技术的重要性。于是乎，以机械化为核心的日本工业近代化应运而生。

在近代商业与炮舰俱进的时代，巩固国防之本在于引进近代化技术的洋枪洋炮，要引进洋枪洋炮，兵器制造的国产化则必不可少。要引进近代化机床、钢材等设备材料，就会因为入超引发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发展产业技术，生产出能够赚取外汇的国内产品。为此，就需要在国内生产出用于加工产品的机床和钢铁。在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官营工业以强兵为目的，以军事机械工业为核心，以矿山、铁路、造船和钢铁等重工业为重点，同时推进邮政、通信、化工和农业等产业。殖产兴业政策卓有成效，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军队的大炮基本实现国产化，可以自给自足，无须进口。

1883年，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议，明治政府仿效英格兰银行，创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政府只拥有日本银行一半的股份，其他都归日本大企业、大商人所有。日本银行发行的货币有硬通货做准备金，此前发行的各种银行券和货币均由日本银行统一兑换和注销。没过多久，日本货币流通均被日本银行发行的新货币垄断，不仅通货膨胀的势头被遏制住了，而且其他银行逐渐转变为受日本银行管理的商业银行。日本货币信用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趋完善。

日本重工业形成规模之后，明治政府开始将官办工业几乎无偿转售给民间富豪家族，来培植大财团，建立巨大的企业复合体——“株式会社”。股份在日语中叫“株”，如一股，日本叫做“一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日本股份公司的始祖是涩泽荣一。涩泽荣一原本在大藏省幕僚机构“改正挂”担任挂长，相当于现在的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参与了明治维新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的规划。

后来他弃官从商，创办并完全控制了第一国立银行。这家银行不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机构，同时也是日本首家股份制企业。日本早期出口创汇的支柱之一是生丝生产，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占日本出口金额的30%。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生丝企业的资金匮乏，常常需要生丝批发推销商为它们垫付流动资本。而生丝批发推销商本身的资金毕竟有限，往往寻求欧美金融家的资金支持。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完全被外国人掌握。1881年，横滨生丝批发推销商联合成立了生丝联合储存事务所，涩泽荣一的第一国立银行筹资500万日元鼎力相助，将生丝贸易的金融控制权夺回到日本人的手中。

除了第一国立银行外，涩泽荣一还参与建立了500多家股份公司，成为日本株式会社制度的祖师爷。在他的推动下，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不到30年的时间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到1896年为止，日本各类企业的总数为4596家，其中股份公司为2583家，占56.2%。随着株式会社的普及，明治政府提供大量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逐渐培育出十几个大财阀集团，其中最大的四家分别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

三井一直居日本财阀之首。在日本明治新政权与德川幕府的争斗中，三井家族曾资助新的天皇制政府，并为军队支付过军饷。明治政权获胜后，作为报答便让三井家族掌管政府资金——官银出纳和汇兑，其还获得发行三井票的货币发行垄断特权，大获其利。1876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银为基础开办起三井银行。接着，三井又开办起三井物产公司，并从政府手中廉价购得一批工矿企业。1910年，在发展军需品大发横财的基础上，三井成立了名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过该公司，三井向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投资，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形成三井财团。直到今日名企业索尼、丰田和东芝仍属于该财团。

三菱起始于岩崎弥太郎创立的三菱商会，之后获得了政府的保护，从而得以独占日本的海运业。1885年弥太郎去世后，其弟岩崎弥之助继承了经营大权。岩崎弥之助将公司改名为“三菱社”，并将1881年收购的高岛煤炭和1884年租借的官营企业长崎造船所（后发展为三菱重工业）作为其核心产业。1893年，三菱社改组为三菱合资会社。该公司后通过持股方式设立了众多子公司，逐渐进入造船、采矿、造纸、铁路运输和贸易等行业领域。

住友在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机械后生产能力得到大幅飞跃。在吸收西洋技术来不断扩展铜产量的同时，机械工业、石炭工业、电线制造业、林业等关联事业也相继得以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以矿工业和金融业为中心的大财阀。

安田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63年以25万两黄金为资本，在东京开办“安田屋”钱庄，发展顺利。1879年，安田经政府批准，以钱庄为基础创办私营安田银行，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形成了包括几十家企业的大财阀。1966年，安田被改组为富士财团。今日日本著名的日产汽车、日立、佳能、富士银行和札幌啤酒均属于该财团。

日本财阀形成后，不仅逐渐将国家经济主导权与金融主权从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手中夺取回来，还直接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任何发达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原料、能源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夺取殖民地对于日本来说至关重要。而日本尚无法与欧美列强相抗衡，于是只好将目光转移到近邻的老大帝国的身上。

清朝：金融主导权的丧失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形成了强大的财阀集团，日本的重要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金属、机械、造船和纺织等也逐渐兴起。与此同时，日本早在1878年便模仿德国成立日军参谋本部，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地理、人文和军事状况，为中日之战作准备。

与日本类似，大清政府并未自甘堕落，也在开展洋务运动，寻求自强之道。中国“海归”之父耶鲁大学博士容闳1863年向曾国藩的谏言极为高明——“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满清官僚与以容闳为技术支持的海归们以更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大清近代化工业。1865～1894年，共创办了19个官办的兵工厂和造船厂，75个制造业工厂和33个煤矿、金属矿，其中最大的为上海机器制造总局（亦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煤矿、湖北织布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江南制造总局的大部分机器设备都是容闳从美国购入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江南制造总局已成为东亚最先进最齐全的机械化工厂。然而，张之洞曾上书朝廷说，全国最大的江南制造总局一个月只生产100支枪，一年只生产1～2门炮。统计数据显示，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75年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区区几艘船还均为仿制，吨位很小。至于金陵制造局，其规模生产设备非常先进，但产品不尽如人意。英国人贝斯福1898年对金陵制造局的情况评论说：“机器设备很好，主要购自英国，间或也有德国和瑞士的。机器是现代的、头等的，但用来制造过时的无用的军需物品，他们正在大量地制造一种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弹。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

在中国实地考察过的日本大阪工厂主作山专吉在杂志《工业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说：“清朝人对待机械是非常粗暴的，他们不仅不重视对机械进行修理，而且，还把机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他们使用和保存机械的周期是非常短的。这是因为，他们操作、对待机械的观念是极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纺织厂考察的时候，对堆积在工厂仓库里的据说是不能使用的织布机进行了调查。结果，我意外地发现，这里有许多稍加修理就能够使用的织布机，我为他们的粗心和浪费而感到惊讶。”

同样是官商，明治维新日新月异，形成财阀，而中国却始终无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缺乏独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在工业技术上，秉持“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懒汉思想，大量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得不到重用。两江总督宝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过这种情况——留学西方大学与军校的海归们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下岗待业，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而工厂中的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却充斥着欧美人，连国家海关总署都被英国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导权更是丧失不存。鸦片战争之后，英、法、德、美各国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尤其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英资银行将中国传统而古老的钱庄、票号打得溃不成军。从镇压太平天国以来，为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向西方金融家大举借款。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筹款。清军先后借款6次，借款总额高达1595万两白银，占军费总额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国金融家借钱，总额为1075万两白银。外国金融家从这次借款中赚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创办企业，修建铁路，哪一项都需要举借外债。仅就汇丰银行来说，从1881年到1895年，就借给清廷2022万两白银。通过国债，欧美列强特别是英国逐步渗透入中国金融主权。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甲午战争在日本称为日清战争。战前日本的军费预算为2.5亿日元，实际支出约2亿日元。其中公债达1.17亿日元，欧美金融家认购的达到967万英镑，相当于8394万日元。当时，1日元兑换0.71两白银，1英镑兑换6.1两白银或8.6日元。而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并未将这场战争看得多么重要，李鸿章向朝廷索要的经费不过300万两白银，只有日本预算的16.9%，而实际投入的战争经费才寥寥18万两白银，不过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战，中国惨败，只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向日本赔偿以当时的世界货币英镑支付的价值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并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日本的胜利让欧美各国刮目相看，其国际声望与地位一跃超过中国，一夜之间跻身列强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国劝告日本放弃根据条约第二条取得的享有辽东半岛的权利，此即“三国还辽”事件。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首都受到威胁；妨碍远东和平。当时日本倾举国之力打赢战争，自己也元气大伤，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000万两的赎辽费，将辽东归还中国。

1895年10月～1900年5月，日本分5次接受战争赔款及赔款利息，加上赎辽费，共获得约3.64亿日元。当时普通人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在日本盖一幢不错的“一户建”，也就是中国普通意义上的小别墅，大多日本人基本都是住在这种房子中。用这笔钱可以盖上364万幢“一户建”，以每幢可以住5个人计算，可以容纳当时日本3000万人口中的一大半。

当然，日本政府并未利用这笔资金来改善民众生活，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陆海军军备扩张计划。其中海军扩建费为1.4亿日元，陆军扩建费为5680万日元，军舰、鱼雷艇补充经费为3000万日元，共有3.26亿日元投入军费及军备扩张上，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中国的损失却远远不止这么一些赔款与割地。穷途末路的清廷根本无力筹措巨额赔款，于是各国金融资本均将对华的条约赔款贷款作为抢夺在华势力范围与对华金融控制的大好良机。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财政大臣维德的指使下，由彼得堡国际银行经理罗特什钦主持，法俄两国主要是法国的10家银行组成的财团与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借款总额4亿法郎，合1亿金卢布，合白银1亿两，年利息率4%，偿还期限36年，前15年不能将全数还清，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并均沾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债票以98.8%～99.2%的价格分别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等地发行。在巴黎金融市场上，此债券市价曾上涨到102%，而且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最后，各地认购额竟达59亿多法郎，超过发行额12倍多。清政府从这项借款中只拿到9000余万两交付日本，但实际支付本息高达2.05亿两，法俄金融家攫取了1.15亿两的利润。俄国金融家利用这笔钱中的一小部分在上海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分行，在东北创办中东铁路公司，成为沙俄侵华的两大主要经济据点。

俄法借款后，英德两国金融家不甘落后，在政府支持下胁迫清政府向其举借债款，1896年3月23日，大庆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以海关收入为担保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由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承借一半，年利息率5%，佣金5.5%，分36年还清，不得提前一次还清。当时大清总税务司赫德认为这对“今后三十六年中保持海关现在的行政制度也有极重大价值”，这次借款保证中国海关同过去一样仍处于英国控制之下。

清政府为偿付中日甲午战争对日赔款而举借了第三笔巨额债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之后，仍不足偿付对日赔款。帝国主义再次压迫清政府举借外债。英德、俄法两大集团争夺激烈。英德集团利用总税务司赫德的势力和种种威胁恫吓手段获胜。1898年3月1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英德续借款合同》。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合白银1亿两；年息4.5%，偿还期45年，不得提前一次还清。除了海关收入外，还要以中国国内的税收作担保，英国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与财政权。

即便不算借款附带的政治条件，这些对外的巨额贷款最后总计还款本息高达6亿两白银，欧美列强与金融家赚得盘满钵溢。其实，从甲午战争中获取最大好处的并非日本，也不是获得借款利润的欧美国家与其金融家，而是有意操纵白银贬值的国际金融资本。

中日两国当时都是银本位国家，但赔款必须以英镑支付，中国只有抛售白银来换取英镑。当时的欧美国家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它们有意操纵白银市场，迫使白银价格下跌。结果，中国用白银兑换英镑的纸币，损失巨大。1896年白银贬值到以前的一半，从1英镑兑换3两白银变成了6两～7两白银。

用白银换英镑，使得中国白银流通量急剧下降，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还款的利息率要远远高于纸面上的名义利息率，也就是表面上看到的还款利息。这在对外贸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小农经济的清朝所进口的商品洋货、鸦片等都是刚性需求，数量变化较小，但由于白银贬值，进口贸易额迅速增长，造成严重贸易逆差。1885～1894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金额为1.26亿两，出口为9960多万两。甲午战争后的1898～1913年，中国每年平均进口总额为4亿两，出口额仅为2.51亿两，贸易逆差接近2亿。而这每年2亿多两的对外债务都必须要由中国国内的实物资源作交换。由于通货紧缩，白银在国内的价值反而上升，外国人就可以用更少的钱换取更多的中国国内资源。换言之，列强就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无偿掠夺中国更多的资源。

因此，中国的损失远远不止6亿两白银，即便以每年至少损失2亿两白银计算，1896～1913年，中国被列强与其金融家至少掠夺了45亿两白银的财富，接近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

这也反映到了清廷财政收支上。甲午之战前，政府借款最多的一年即1885年不到总财政收入的18%，支付借款本息最多的一年即1892年也不到关税收入的20%。甲午战争之后，不仅海关收入，连国内的税收都作为贷款抵押被外国金融资本所控制。1896年，清廷第一次出现高额财政赤字，达到1292万两，此后则是年年赤字，入不敷出。后来，一些不甘寄人篱下的有识之士认识到金融主权的重要性，他们克服英、俄等外国资本的阻挠，组建华资银行。如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的第一家中央银行——户部银行也于1905年创办。但这些举措都为时已晚，跻身强国之列的最佳时机已经消失无踪。

左右日俄战争的国际金融资本

甲午战争后，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引起日本人的巨大不满。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屈辱。日军官兵义愤填膺，民众舆论开始沸腾，举国上下谴责政府无能。明治天皇颁布特别诏书，昭示全国人民，以此来扼制一触即发的国民激愤。此后，日本国民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紧密团结，齐心合力，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报仇之机。

尽管俄国在欧亚大陆拥有广袤的领土，但绝大部分是荒凉的不毛苦寒之地。在它的南部，横亘着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天然屏障，挡住了俄国的南进通道。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受到德国的抵抗，在中亚的扩张受到了英国的制约。唯一南下的可行之路便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这个方向上没有强国，而且列强也鞭长莫及。

1900年，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进军中国之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不久，俄国又把朝鲜半岛也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缺乏保卫国土的力量和意志，只能任人蹂躏。北面的俄国是虎，东面的日本是狼，虎狼之间必有一争。俄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急剧扩张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国民的神经。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亚洲大陆的势力即将被俄国人吞噬，为雪10年前以俄国领头的“三国还辽之耻”，同时也为争夺东北与朝鲜而不惜诉诸一战。

1902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大山严向天皇上奏称：“如果俄国占领朝鲜半岛，必将出现我国侧背受击之势，国家的独立将难以确保。明治维新以来，几度与朝鲜交涉，并不惜与中国一战，原因亦在于此。但是，在日中战争中，满清政府充分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结果导致了俄国更加肆无忌惮，加速扩张步伐，占领辽东半岛，得到了中长铁路，并且掌握了统治中国东北的实权。倘若对此置之不顾，再过三四年，朝鲜半岛势必归俄国所有。日中战争把中国势力赶出了朝鲜半岛，却引来了更加危险的俄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日本必须迅速与俄国交涉，谋求朝鲜问题的妥善解决。就目前看，存在着和平解决的前途；万一不幸发生战争，日本的军事力量亦不弱于对方。如果失去现在的良机，三四年之后，军备情况和战略态势将转为对俄国有利。”

无论从经济水平、工业水平还是军事力量来说，俄国都是日本的10倍以上。俄国人理所当然地瞧不起日本。俄国官员别佐布拉佐夫认为：“日本人是猴子，不堪一击。”俄外交部部长拉姆斯多夫认为：“使日本和中国屈服的办法，只有武力解决，别无他途。不允许对他们作出任何的让步。”1891年，尚为皇太子的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东京时，被日本“黑龙会”刺客用马刀刺伤头部。后来他头上一直留有一块明显的伤疤，并留下严重的偏头痛后遗症。因此，尼古拉二世尤其讨厌东亚人，更用种族主义的口吻蔑称日本人为“讨厌的黄色蛮猴”。

当时除了法国，英、德、美等列强均与俄国有利益冲突，十分乐于见到日俄开战，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英国与日本结成英日同盟共同反对俄国，而德国甚至派出大毛奇的得意门生梅克尔这样的军事专家帮助日本训练军队，为战争出谋划策。在列强的鼓动下，日本于1904年2月对俄开战，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以极大的伤亡赢得惨胜。但是，日军总兵力不过20万人，主力部队中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尉官几乎全部损失，基层军官都是临时召集来的预备役军官，战斗力大打折扣。俄国总兵力有100多万，只要继续将在欧洲的大军调往远东就可以赢得战争。然而，俄国此时国内局势动荡，沙皇无力再战，只好草草结束战争。强大的俄国居然在中国的国土上被弱小的日本人战败了。

不过，说到俄国国内局势，就不得不提日本特工之王明石元二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长冈外史说：“明石一人可抵陆军10个师团。”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曾这样称赞他：“明石一人所取得的成果，堪与大山岩统率的20万驻中国东北日军相匹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历史学家渡部升一甚至认为：“可以说明石元二郎播下了十月革命的火种。”

1902年，明石元二郎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驻到俄国任使馆武官，刚开始他的任务是买通腐败的俄国官员获得重要情报。当时，由于政府的暴政，俄国民众长期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政党繁多，其势力也日趋强大。但是，俄国政府动用军队强力维持稳定，众多的革命政党不仅缺乏活动经费和武器，并且相互之间也不团结，因此，俄国局势尚能维持平稳。可明石元二郎慧眼识真相，他认识到，既然俄国革命势力意欲推翻沙皇政府，日本也希望俄国发生动乱无法调军与日本打仗，这样双方就有共同的政治利益。

很快，他便向参谋本部申请了100万日元的经费用来帮助俄国反政府党派。在他的组织下，包括列宁、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在内的革命家均获得了资金援助与武器装备，俄国各政党之间也团结一致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罢工、游行与武装斗争。一时间，俄国骚乱不断，局势迅速恶化。结果，果不出明石元二郎所料，俄国大量军队被牵制在欧洲，无法向中国东北增援。

更为严重的是，俄国内乱导致俄国在欧洲发行的战争国债价格暴跌，俄国陷入了无法筹措军费的境地。与俄国相比，日本却幸运得多。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军费开支高达15亿日元，战场动员兵力数是甲午战争的5倍以上，军费是甲午战争的7倍～8倍以上。但日本国内经济与金融并非受到太大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外债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有多达15亿日元的国际金融资本流进日本。而当时日本的国家预算才4000万日元，这笔钱相当于37.5年的国家预算。

战前的俄国对日本处于绝对优势。很多国家都认为，倘若两国开战，日本就会溃不成军。但是，欧美金融资本却一反常态地流进了日本。不得不说，这是列强与金融家们有意为之的结果。国际金融资本主要集中在英法两国，而其掌控者主要是罗斯柴尔德、华伯格（后被瑞银集团兼并，即现在的瑞银华宝）、高盛和库恩—洛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为中心的犹太金融家族。犹太财团的力量强大到有时甚至会超越国家。俄国建设西伯西亚铁路和开发中国东北的资金，都来自犹太金融家族。犹太金融财团的想法决定了俄国的命运。

然后，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两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及尼古拉二世以“寻找民族的敌人”为借口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尼古拉二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俄国的坏事“十分之九都是犹太人干的……国内造反都是犹太人挑唆的”，他解决“犹太问题”的策略乃“1/3逼其转教、1/3迫其移民、1/3任其饿死”。俄国400万犹太人流离失所。俄国血腥排犹事件层出不穷。如1903年4月，在俄国基什尼奥夫，有至少1000多名犹太人被屠杀。

俄国的排犹政策引起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犹太金融财团的极大不满。长期代俄国政府办理财务的银行家、一直帮助俄国发行国债特别是西伯利亚铁路国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在1891年便和俄国断绝关系。犹太金融财团认为，除了发生政治大变革，没有办法从苦难中拯救俄国的犹太人。他们热切希望日本一定要战胜。只要不发生军费拮据的情况，日本一定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俄国战败了，出现政治革新，俄国的犹太人便能摆脱苛政的压榨。因此，他们帮助日本筹款是理所当然之事。

在日俄战争进行时，作为筹款负责人的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前往欧美举借外债。在德皇威廉二世、罗斯柴尔德家族、美国犹太金融家希夫和德国犹太金融家华伯格（希夫与华伯格是连襟）的帮助下，连续4次顺利发行了共近10亿日元的战争国债。与此同时，流向俄国的资金渠道也被切断，俄国战争经费出现短缺枯竭，大大改变了日俄战争的态势。

最后，在美国的调解下，日俄议和。俄国只同意了割让南库页岛，坚决按照尼古拉二世“不赔一个卢布”的原则谈判。当时日俄两国国债充斥欧美证券市场，很多金融家都同时握有两国债券，他们都不希望任何一方趋于破产。尤其法国金融家最害怕俄国破产，当时法国对俄战争贷款高达70余亿日元。俄国已经一穷二白，如果日本索要赔款，结果势必要由向俄国长期提供贷款的英法两国负担。就他们的内心而言，不愿借更多的钱给面临危机的俄国；实在不得已时，他们与其借给俄国，不如借给日本。也就是说，把钱借给俄国，俄国不能归还时，转由日本偿还。罗斯柴尔德家族也规劝日本说：“日本要求赔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数额不宜过大，而且不必一定要付现款，可以公债代替，这样做将是无可非议的。”

最终，日本放弃了赔款要求。但日本以超出自身国力所能支撑的军力与俄国作战，政府财政已濒于破产，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鉴于日本的状况，法国决定向日本长期开放巴黎金融市场，再次募集日本国债。这样对日本要比暂时的赔款更为有利。经过高桥是清的运作，终于在英、法、德、美四国主要在法国发行了5亿日元的国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主要认购者之一。

日俄战争虽说是两大国之间的纷争，但实际上是由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犹太金融财团所左右。当俄国扩张势力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给俄国提供资金。当他们不满于俄国迫害犹太人时，则改弦更张支持日本，报复俄国。

失去国际金融资本支持的沙皇统治，不到10年的时间便被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所推翻。而日本经此一战正式加入强国俱乐部，同时将中国东北和朝鲜纳入势力范围，为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埋下伏笔。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的伤亡比日俄两国都要惨重，仅就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大都因粮于民。菽黍高粱，均被芟割，以作马料。纵横千里，几同赤地……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烽燧所至，村舍为墟，小民转徙流离哭号于路者，以数十万计”。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当时在日的鲁迅先生就曾看过日俄战争的相关纪录电影。当他看到强健的国人麻木不仁地围观砍头时，愤恨不已，弃医从文，终成为一代大文豪。

俄国，被国际财团分食的美味

表面上看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远比日本强大的国家。俄国自1861年农奴解放以后，经济与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881年到1894年，长度增加了40%，到1900年增加到约5万千米，到1914年达到7.4万千米。钢铁产量从1900年的220万吨提高到1914年的480万吨，超过了法国与奥匈帝国。煤产量从1890年的600万吨提高到1914年的3600万吨。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工厂，拥有300多万产业工人。

俄国金融机构也早在18世纪末就诞生了。1769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银行率先开始发行银行券。1786年，这几家银行合并为俄罗斯国家发行银行。1817年，俄罗斯成立国家贷款银行，以推动工业发展并为贸易融资。但是，俄罗斯有一个其他列强都没有的金融机构——成立于181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国家偿债委员会。这个机构主要负责偿还外债并调节货币流通的资金来源。1824年，还成立信贷局，专门负责国家债券的运作。

俄国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对外借债。政府借到外债后，再来推动工业化，尤其是与军需相关的产业，如铁路、钢铁、武器装备等。1887年，俄国债务达62.5亿卢布，相当于166亿法郎、6.25亿英镑或187亿马克，其中1/3是外债，外债中的3/5～2/3是欠德国的。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德国工业发展势头迅猛，国内也急需大量资金，投资到俄国的资本撤回德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法国资本站了出来，向俄国大量发放贷款。188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认购的17亿法郎的俄国铁路债券就是在巴黎金融市场发行的。

1894年后，法国动辄向俄国贷款10亿法郎的数额。究其原因，在于俄国向法国大量进口军火，用国债来支付货款。1889～1914年，俄国共在巴黎金融市场发行了价值60亿法郎的卢布证券，法国金融家共承销了124亿法郎的俄国债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人总共借给俄国185亿法郎的资金，每年仅支付利息就达8亿法郎。结果，所要支付的利息比留在俄国企业的利润还要低。

外国资本对俄的直接投资一年比一年多，1880年为1亿卢布，1890年增加到2亿卢布，1900年则达到9亿卢布。在1916～1917年间外资更增加到22.5亿卢布，大约占俄国工业总投资的1/3。1900年，仅法国在俄投资就达130亿卢布。1904年，仅德国电力工业在俄国就投资6200万马克。结果，国际资本完全控制了俄国的各项重要产业。1900年，外资在全俄股份公司总额中占50%以上，控制了俄国的冶金、煤炭、石油、金融等部门。到1914年，90%的采矿业，近100%的石油业，40%的冶金业，50%的化工业，甚至28%的纺织业所有权都归外国人所有。法国拥有俄国2/3的生铁工业和半数的煤矿业，德国控制了化工和电子工业，英国则控制石油产业。严格地讲，俄国这样的所谓强国实际上不比亚非拉国家强多少，不过也是一个国际资本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

俄国的金融系统也完全被国际资本渗透并控制。圣彼得堡最大的一些银行的全部资本约为82.35亿卢布。但是，这些所谓的俄罗斯银行却被国际金融资本所统治，其中法国银行的股份占55%，英国银行占10%，德国银行占35%。比如德意志银行直接或间接、全部和局部拥有87家分行。其直接拥有8家作为子公司的银行，其中2家是挂俄罗斯名字的银行，分别是西伯利亚商业银行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

当时俄国最大的19家银行分别是：西伯利亚商业银行、俄罗斯银行、国际银行、贴现银行、工商银行、俄英银行、俄亚银行、圣彼得堡私人银行、亚速海—顿河银行、莫斯科联合银行、俄法商业银行、莫斯科商人银行、伏尔加—卡马银行、容克股份银行、圣彼得堡商业银行、莫斯科银行、莫斯科贴现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和莫斯科私人银行。这些银行在1913年10～11月共有40亿卢布资金的流动。其中3/4以上，即30多亿卢布属于实际上是作为外国财团子公司的那些银行，它们主要是巴黎著名的三大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巴黎荷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柏林的德意志银行和贴现公司。

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和国际银行，总资本由1906年的4400万卢布增加到1912年的9800万卢布，准备金则从1500万卢布增加到3900万卢布。但其中有3/4是德国资本的注入。实际上，俄罗斯银行归德意志银行所有，国际银行则隶属于柏林贴现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国外资本可以在俄罗斯大赚其利。比如德意志银行在柏林发行西伯利亚商业银行股票时，将这些股票囤积了1年多，然后以193%的市场溢价售出，净赚约600万卢布。此外，国际资本还通过金融系统严密控制住了俄罗斯的各项重要产业。在俄罗斯的银行总资本中有40%以上投资于俄国垄断性的辛迪加集团，如煤炭行业、五金行业、石油工业、冶金工业和水泥工业。

控制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与金融的国际金融资本之间既有联合，也有竞争。当相互竞争时，就像日俄战争一样在第三国开战，第三国鸡飞蛋打，开战国却损失不大。当时控制俄国石油工业的金融财团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创办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家族，与其平分秋色的则是美国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此外，还有几家较小的石油公司，分别是俄罗斯曼塔舍夫公司，控制了罗马尼亚石油、奥地利石油和英荷壳牌公司的德意志银行。

洛克菲勒想要打垮德意志银行的石油事业，于是在荷兰本土办了一个子公司，收购荷兰殖民地的石油资源来打击英荷壳牌石油。德意志银行则力图把罗马尼亚石油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还联合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诺贝尔家族反对洛克菲勒。但斗争的结果是德意志银行完败。这时德意志银行要么放弃自己的石油事业，要么屈服。德意志银行选择屈服，同洛克菲勒签订不平等条约，规定德意志银行保证不做任何损害美国利益即洛克菲勒家族利益的事情，但同时又留了一条生路——只要德国政府通过国家石油垄断法，条约即失效。德意志银行总经理冯·格温纳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施陶斯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鼓吹石油垄断的宣传攻势。一时间，德国的报刊上反对美国托拉斯“压迫”的“爱国主义”宣传甚嚣尘上。但是，由于德国各大银行之间的内部不团结和德国政府的软弱，垄断法案不了了之。德意志银行最终还是失败，但胜利的果实既不属于俄国也不属于罗马尼亚，仍然属于国际金融与工业寡头——洛克菲勒家族。

独立自主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依赖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引进外资建设俄国经济上百年，可是，直到十月革命之前，俄国3/4的人都是贫穷的农民，再加上俄国政府为承担极为沉重的基本设施建设和国防投资费用，不得不一再征收高税来压缩个人消费，因此，俄国大量过剩的商品只有对外出口一条路，而俄国商品在欧洲没有任何竞争力，结果只能销售到中东、中亚与中国等落后地区。俄国人为此也专门设立了俄国—波斯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通过金融手段来控制比它更落后的国家。

即便如此，直到1913年，俄国出口金额中的63%仍是来自于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另有11%来自于木材。俄国主要靠这两种产品的出口赚取外汇，购买美国的农业机械设备、德国的机床，并用来支付愈来愈沉重的外债利息。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不像今天这样的纸币时代债权国最吃亏，当时的硬通货货币时代，外债就像一根绳索一样将一个国家越套越紧，甚至造成窒息死亡。为了不断吸收外资，俄国只能为国际资本提供远高于国际市场平均值的利率，结果，对外支付的利息日益超过贸易余额。

就连农林这两种初级产品的出口也越来越不能满足出口创汇的需要了。即便在大饥荒的时候，农产品出口量也要增加。1891年秋，一场饥荒席卷了俄罗斯1/3的土地。伏尔加河流域拥有3600万人口的16个最富饶的地区饿殍遍地、十室九空，但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仍然宣称：“在俄罗斯没有饥荒，有的只是歉收。”那一年，俄国农产品出口量不减反增。

依靠外资终无法维持利润。到了20世纪初，俄国这种死循环的半殖民地经济终于陷入停滞困顿之中，沙皇政权摇摇欲坠。对于俄国来说，不是利用国际资本推动经济，而是成为被国际资本利用的掠夺对象和利润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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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代序

第一章　大国兴衰背后的金融力量

铁砧上锤出来的欧洲版图

谁是战争的支柱

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

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遮掩下的海外掠夺

荷兰：战争幕后的操纵者

欧洲人的政治思维：均势策略

法国之败，败在金融

拯救南海公司就是拯救英国

英国垄断金融的崛起

法国金融的倒退：约翰·劳的昙花一现

丘吉尔说：七年战争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独立战争：七年战争的延续

恶性通货膨胀：法国大革命的阴霾

法兰西银行抢钱：拿破仑战功赫赫的背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雄起

第二章　英镑为王

“神圣同盟”：镇压一切革命运动

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犹太人投机和平

印度人的血泪，英国人的财富

炮舰与福寿膏

“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英国“金本位制”的确立

欧洲和平的基础：英镑霸权的确立

铁路热潮袭卷全球

铁路引发的1848年欧洲革命

南美泡沫，巴黎拯救了伦敦

“圣西门思想”：扭转法国命运

英法争夺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较量

普法战争打出了一个国际金本位体系

第三章　美国和日本的金融崛起

美国的纸币浮沉

美国具有“善骗”的传统

主权信贷工具助林肯打赢了内战

大发国难财的金融新贵

从工业崛起到财团雄起

皮尔庞特·摩根：金融教父的成长历程

从英国买办到一手遮天

莱茵河资本主义

“黑船来日事件”：打破日本经济格局

日本财团的兴起

清朝：金融主导权的丧失

甲午战争中的金融风云

左右日俄战争的国际金融资本

俄国，被国际财团分食的美味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