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彭林，1949年生于江苏无锡，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年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学术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尤其是《周礼》、《仪礼》、《礼记》的研究，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中华传统礼仪概要》、《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等，点校《仪礼注疏》、《周礼注疏》、《礼经释例》、《观堂集林》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馀篇。

三礼研究入门

彭　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缘起

“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这是我对大学人文学科基本教育和专业训练三个阶段的理解。如今大学越来越多，条件不一，水平参差，指导者的路数不同，不同学校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标准也不同。有些指导教师似乎对这三种教育没有区分，有时候把研究生当作大学生，塞上一堆“常识”便草草了事，使得早已掌握了基本知识的研究生要么对课程失去兴趣，要么以为“学术”不过如此，“研究”就是重复叙述；有时候又把大学生当作研究生，基本常识还不具备时，便传授种种“偏方”、“秘方”，使大学生早早学会了出偏锋、用怪招。因此，我们策划编辑这一套“入门手册”，让作者特别针对刚刚完成大学学业进入硕士生时期的人编写，意在引导他们知道初步的“研究方法”，以区别大学阶段的“常识学习”。

这套学术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者，都是“学有所成”而且是“术有专攻”的学者，专业各有偏重，领域宽窄不一，但是，我想在他们撰写的这套入门书中，都必然包括“历史”、“方法”和“视野”这三方面。所谓“历史”，就是了解本领域的历史即学术史，知道在自己之前，前辈和同行已经做了些什么，是怎么做的，因此可以“踏在前人搭好的桥板上”，不必重起炉灶“而今迈步从头越”，也不能掩耳盗铃装作自己是“垦荒”或“开拓”。所谓“方法”，就是选择本领域目前最通行和最有效的方法，一一加以解说，并选择若干最好的典范论著，让阅读者“见贤思齐”，哪怕是“照猫画虎”，因为最初的研究不妨有一些模仿，当然模仿的应当是最高明的杰作，这才是“取法乎上”。所谓“视野”，就是开列出中国和国外在本领域最基本的和最深入的论著，使得研究生不至于“拣到篮里便是菜”，反而漏掉了必读的经典，形成引用参考文献的“随意”。这一部分可能包括了超出硕士生，甚至可以提供给博士生使用的，中外文的“进阶书目”，通过参考文献提供更广阔的学术视野，让阅读者通过简单的论著名录，知道世界上的同行在做些什么。我想，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责任，不是拔苗助长地呵护几个早早脱颖而出的杰出学生，而是齐头并进地保证进入研究领域的普通学生，这套入门手册不是针对天才而是保证底线的，为了让硕士生尽快超越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习惯，了解最一般的研究途径，开始具有个性的思考，建立学术研究的角度和立场，形成遵守规范的研究习惯，我觉得“历史”、“方法”和“视野”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都必须具备的。

这套研究入门手册的编撰和出版，要感谢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也要感谢参与编写的各位杰出学者热情参与。他们都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们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慷慨承诺撰写这套入门书，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学术方法的传递和学术薪火的延续，比什么都重要。

目　录

编辑缘起

序

第一章　三礼研究的历史

一、先秦：从礼制到礼学

二、两汉：三礼之学的成熟

三、魏晋南北朝：郑王之争

四、隋唐：《三礼义疏》问世

五、宋元明：礼学积衰

六、清：礼学极盛

七、近现代：礼学的复兴与转型

第二章　三礼研究的方法

一、由“小学”切入

二、从礼学思想切入

三、名物考订

四、与考古学结合

五、会通群经

六、礼学史的研究

第三章　三礼研究的范例

一、凌廷堪的《礼经释例》

二、王国维的彝器名物研究

三、钱穆的《周官著作时代考》

四、沈文倬关于《仪礼·士丧礼》握手之制的考证

第四章　三礼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一、礼学缘何不振

二、需要着力的问题

附录　三礼研究论著要目

跋

序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不同体系的文化，有各自的脉络，所以彼此需要对话与交流。这里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并能寻找出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然后我们才有资格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

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体系庞大，内涵湛深，它的核心是什么？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为“礼”（或称礼乐），他说：“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近代以来，儒学与礼不断被妖魔化，以致不少人不知礼为何物，以为礼无非就是三跪九叩之类。甚至有些学者也感到无法接受钱先生的说法。其实，钱先生的见解在古代属于通识。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是，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上帝主宰一切。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文化，自古用道德理性来维持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强调天理、公道、人格。礼的本质在于，它是按照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礼记·仲尼燕居》说：“礼也者，理也。”《礼记·乐记》说：“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因此，礼是为政者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云：“礼，王之大经也。”礼又是君子的立身之本，《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孟献子云：“礼，身之干也。”在社会生活中，礼是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是万事之本，《礼记·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秦汉以后，对礼乐的看法依然如此。《汉书·礼乐志》说：“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唐代史家杜佑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归纳为两点：一是精心选拔好的官员；二是用礼乐移风易俗，改善人心，“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2)。欧阳修赞美三代以上的文教，根本的一点，是“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3)。如此等等，不尽枚举，足见钱穆先生之说，绝非向壁虚造。

中国之礼，不仅仅是制度与规范，而且有其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学界习称为“三礼”的三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三礼学，就是以《周礼》等三部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礼法与礼义为探究核心的一门学问。礼法，是指礼的章法，包括礼的仪式、宫室、服饰、器皿、辞令等，是礼的物质形式。礼义，是指礼的含义，是制定礼法的理念与依据，是礼法的灵魂。礼法与礼义是表里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两千多年来，三礼研究领域涌现了众多的杰出学者与优秀著述，是值得我们很好继承与弘扬的学术遗产。笔者闻道也晚，20世纪80年代中，因为做博士论文的机缘，方始接触《周礼》，引起对礼学的兴趣。毕业后，又致力于《仪礼》和《礼记》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习，益知礼学是中华文化的宝藏，亟待很好开发，而举目四顾，同道之稀，寥若晨星，令人欷歔不已。继而思考如何将礼学搬上课堂，影响更多的受众。2000年起，笔者在任教的清华大学开设“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课，面向全校本科生；进而开设“中国古代礼学思想研究”课，面向全校研究生；并与我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会读清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希冀能有矢志不移的礼学后进出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业维艰，唯有不断摸索与总结。

蒙葛兆光先生不弃，邀我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研究生·学术入门手册》丛书撰作《三礼研究入门》，以为各地爱好礼学的青年才俊提供自学之参考，其意深切我的初衷。然而笔者学识浅薄，不孚重任，踟蹰延宕者数年，无以仰报，真所谓受人之托，而不能终人之事，有负葛先生雅望，每念及于此，惶悚无似。今年春夏，笔者客座于日本京都大学，杂事全无，多有余暇，乃决心毕其功于一役。然而虽黾勉从事，依然难以如意，交稿在即，惴惴不安。倘有大雅君子与读者诸君多多垂教，则幸甚幸甚！

彭林

2010年8月2日于京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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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2) 杜佑《通典》卷一。

(3) 欧阳修《新唐书·礼志一》。

第一章
三礼研究的历史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参考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分期法，将两千多年来的三礼研究粗略地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代、近现代等七个时期。其间的主要事件是，三礼文本的出现，三礼注疏的形成，王肃、敖继公对郑玄的挑战，集大成的礼学著作的涌现，礼学的复兴与转型等。

一、先秦：从礼制到礼学

中华礼学，源远流长。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将礼追溯到夏代。但孔子此语，主要是指制度，属于宽泛意义上的礼。严格意义上的礼始于周公。武王在克商之后不几年即去世，成王践祚，但幼在冲龄，不能治国，因而由周公摄政，代行天子事。《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摄政的第六年，天下厎定，乃“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然后归政于成王。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底蕴，影响深远。古文经学家认为，周公损益三代之制而作的“礼”，就是《周礼》；今文学家则认为，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追述三代之礼而作“礼”，用作授业的教材。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两家之说都不确切。

周代的礼，原本是流行于社会各个场合的各种仪式，如冠礼、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丧礼、祭礼等，它们是周代人文精神的具体展现。《礼记·王制》篇谈到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主要教育内容是《诗》、《书》、礼、乐四科。《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正是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这些丰富多彩的礼仪程式长期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却迟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从现有资料看，最早形成文本的礼学经典是《礼》，就是后来名之为《仪礼》的这一部。《礼记·杂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说恤由死后，鲁哀公派孺悲到孔子那里学习士丧礼。梁启超先生据此认为，《仪礼》中的《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就是当时根据孔子的叙述写定的，其余各篇也当出自孔子手笔。沈文倬先生认为，《仪礼》十七篇在两周之际陆续形诸文本，上限是在鲁哀公末年到鲁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前5世纪中期），下限是在鲁共公十年前后，即周烈王、显王之际（前4世纪中期），是在这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与后学陆续撰作的(2)。《仪礼》在三礼中出现年代最早，并且不存在真伪纠纷，是礼的本经，又称《礼经》，价值非同一般。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王纲解纽，诸侯、陪臣执国命，出现了《诗·小雅·十月之交》所说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局面。社会向何处去？孔子主张回归周公确立的礼乐制度，并将“仁”作为淑世救民的理论制高点。孔子殁后，儒学走向了深入发展的阶段，《韩非子·显学》有“儒分为八”之说：“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所谓“儒分为八”，并非分裂，而是分蘖，是从不同的方向来丰富和完善孔子的学说。八家之儒的情况，由于文献阙如，大多难以考索，而子思学派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子思学派流传至今的文献，除了被《礼记》收录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之外，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六德》、《尊德义》、《语丛》等篇，也被认为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将这两种文献结合起来考查，可知子思学派以天、命、性、情、道、教为要点，架构起了儒家的礼乐思想的体系，并做了相当深入、出色的论述。由此，先秦礼学从西周的制度层面，走入了学理的层面，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远肇宋明理学之先河，影响深远。

《礼记》四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所作。《仪礼》侧重于记载各种典礼的程式，也就是“礼法”，绝少涉及礼法背后的思想，也就是“礼义”。《礼记》中有若干篇与《仪礼》的相关篇章对应，旨在阐发礼义，如《冠义》对应《士冠礼》，《昏义》对应《士昏礼》，《乡饮酒义》对应《乡饮酒礼》，《射义》对应《大射》，《燕义》对应《燕礼》，《聘义》对应《聘礼》等；还有若干篇与《仪礼》有间接的对应，如《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所论，与《丧服》、《士丧礼》密切相关。《礼记》中还有不少篇章与《仪礼》没有直接关系，如《礼运》、《王制》、《月令》、《檀弓》、《乐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内则》、《少仪》等篇，是七十子后学对儒家政治理想、治国方略、典章文物、嘉言懿行，以及礼的学理、规则等等的议论与发挥。

官制是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称为职官礼。《尚书》有《立政》一篇，记载周初官制，粗纲大目，文字朴茂，保留了初始的文本面貌。到战国后期，荀子撰《王制》篇，构拟理想中的职官体系，提到的官名七十有余，有序官、有职守，有内在脉络，文繁事富，风格独特，为先秦所仅见，虽未成为礼学典要，但为《周礼》做了很好的铺垫。

二、两汉：三礼之学的成熟

汉代是经学昌明的时代，也是三礼之学成熟的时代，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三礼文本齐备，经过郑玄的整理，三礼注得以完成。三礼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由此确立。

儒学原本只是先秦诸子之一，是流传于民间的学术，属于“百家者语”。秦始皇时期，儒学惨遭荼毒，备受摧残。汉初，政府的两项举措，逆转了儒学的厄运。

一是宣布废除秦朝的“挟书律”，鼓励民间献书。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集到大量古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说献王所得，“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无独有偶，《汉书·艺文志》记载：鲁共王刘馀为扩建宫室而拆毁孔子旧宅，意外发现了藏于孔壁的经书，计有“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令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三礼都在其中，这些文本都是用六国古文书写的，与汉代通行的用隶书（今文）书写的文本面貌迥异，从而引发了经今古文的争论。

二是经学成为官方支持的学术。秦朝设博士官，职责是广采博搜各种知识，为皇帝提供顾问。汉承秦制，博士制度依然保留，汉文帝有博士七十余人，其性质也没有变化。汉景帝时，申公、辕固生、韩婴先后立为《诗》博士。约略同时，董仲舒立为《春秋》博士，胡毋生立为《公羊》博士。汉武帝建元五年，政府设立五经博士。武帝元朔五年，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经学博士可以招生讲学，从此具备教学的职能，开始与秦博士分道扬镳。

汉代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有关高堂生的文献记载很少，后人难道其详。据各种资料推测，大概在汉惠帝废除挟书律之后，高堂生就在民间讲授《礼》，但没有官方给予的身份。《汉书·儒林传》说，高堂生传于萧奋，萧奋传于孟卿，孟卿传于后仓，后仓传于戴德、戴圣和庆普，史称《礼》的“五传弟子”。沈文倬先生指出，萧奋、孟卿等学者，“不过讲诵经文，没有撰作记传，师法未备”，直到武帝置五经博士时，依然“没有具备入选的条件，以致《礼》博士一直空着，到武帝末年后仓学成，今文礼才得立于学官”(3)，《汉书·儒林传》说，后仓“通《诗》《礼》，为博士”，首次取得官方给予的学术身份。《汉书·艺文志》说后仓的三个弟子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立于学官”，《后汉书·儒林传》也说“三家皆立博士”。

由于礼的内涵太过广泛，所以汉代学者已开始对其作分类的研究。大戴与小戴根据各自的认识，对《仪礼》十七篇做了排序，彼此不尽相同。刘向作《别录》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排定次第。三者都把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四大类，都以《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起首，但是各篇的顺序就比较分歧了。大戴本以冠、婚、丧、祭、乡、射、朝、聘为八条大纲排列各篇，由于汉儒多认为《丧服》是子夏作，不得与正经比肩，所以排在最后。小戴本的篇序似乎无章可循，不知其何以如此。刘向《别录》以冠、婚、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当是将吉凶、人神作为排序依据。

《周官》一书不见于先秦文献记载，《汉书·景十三王传》说它是河间献王从民间征得的古文先秦旧书，时间大约是在西汉景帝、武帝之际，这是关于《周官》的最早的记载。此书面世之后，旋即被收藏于“秘府”，当时的礼家都未之见，直到刘歆校理秘府藏书时，方才重见天日。据《周官》总叙，该书原本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构成，刘歆见到此书时，《冬官》已经亡佚，汉儒乃用性质约略与之相近的《考工记》补其阙。《周官》六篇，均以“惟王建国”四字开篇，至于此“王”是哪一位王，则是语焉不详。此书没有明确传授端绪可考，显得有些来历不明，因而受到激烈的质疑，“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著名学者何休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4)。刘歆力排众议，说《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为成王所作的官政之法。由于刘歆的巨大能量，王莽时《周官》升格为礼经，并易名为《周礼》。在此之前，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作为古文经学大端的《周礼》居然跻身经典的行列，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七十子后学撰作的“记”，在经过秦火的劫难之后，于汉初再次面世时，数量依然很多。《隋书·经籍志》说，河间献王得到的“记”，就有一百三十一篇(5)；有些文献的统计则有两百多篇；当时甚至有“《经》有三，《记》无算”之说。刘向对这批材料做过分类和排序，并写入了他的《别录》。到了东汉，大概是由于《记》的数量太多，精粗不一，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选本，一是戴德选辑的八十五篇本，习称《大戴礼记》；二是他的侄子戴圣选辑的四十九篇本，习称《小戴礼记》；两者并行于世。

三礼当中，《周礼》是古文经，没有今文经。《仪礼》的情况比较复杂，贾公彦说：“遭于暴秦，燔灭典籍，汉兴，求录遗文之后，有古书、今文。《汉书》云：鲁人高堂生为汉博士，传《仪礼》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是为古文也。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者同，而字多不同，其余三十九篇绝无师说，秘在于馆。”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仪礼》是今文经，孔壁发现的五十六篇古《仪礼》属于古文经。后者比前者多出三十九篇，由于“绝无师说”，无人传授，秘藏于馆，久而久之失传了。“古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者同，而字多不同”，今古文同有的十七篇，内容相同，但用字的差别比较大。

汉代礼学最重大的事件，是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三礼所记，多宫室服饰、器物度数，时过境迁，后人难以读懂。在郑玄之前，贾逵、马融等作过《周礼解诂》，卢植注过《礼记注》，马融只注过《仪礼》的《丧服经传》篇。郑玄学识渊博，先是从第五元学《京氏易》、《公羊春秋》等今文经学，后来从张恭祖学《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学，又西行扶风，师从著名学者马融。学成回乡后，逢党锢之祸，遂杜门不出，隐修经业，志在“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6)，因而遍注群经。其中三礼用力最深，成就最为卓著。

郑玄为《仪礼》做注解，今古文并用，但凡遇到文字歧异处，他“逐义强者从之”，择优而从，绝不偏废。在具体做法上，他遵循以下三条原则：一是从今文不从古文，即今文在经，于注内叠出古文；二是从古文不从今文，则古文在经，注内叠出今文；三是若二字俱合义者，则互换见之。例如，《士冠礼》“布席于门中，闑西阈外，西面”，闑与阈是今文的写法，这两个字古文写作槷和蹙，郑玄认为，今文与经文表达的门橛与门阃的意思最为吻合，古文与门橛、门阃无关，读者难以理解，所以他采用今文，不仅说明了理由，而且把古文的写法告诉了读者：“闑，门橛。阈，阃也。古文闑为槷，阈为蹙。”反之，则在经文中出现古文，而在注中列出今文。如果今古文的字义相同，但写法不同，就彼此互见之，例如《士冠礼》“壹揖壹让升”，“壹”是今文，郑注：“古文壹皆作一。”壹与一，意思相同，无所谓取舍，郑玄便使之并存。《公食大夫礼》“三牲之肺不离赞者辩取之一以授宾”，郑注：“古文一为壹。”《士冠礼》采用今文，《公食大夫礼》便用古文。郑玄不是粗暴地否定一种文本，或者否定一部分文字，而是客观地把自己的采择公之于众，让读者自己评判，后人还可以根据其记载，恢复两种文本的原貌。

汉人注经以繁琐著称，师法家法，今文古文，不得杂越；此外，行文芜累，有人注《尚书》“尧典”二字，居然用了三万余字，读者不得要领。郑注打通今古文，择优而从；凡经文意思清楚则不出注，必须出注的，则用字精审，要言不烦；他注《礼记》，有些篇的注文字数居然比经文还少。郑氏能贯通三礼，发明义例，去取谨慎，裁断得当。

郑注的卓绝，无人能与之比肩，因而郑注三礼出，而各家注本尽废。范晔《后汉书》称赞其“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三礼”之名，因郑玄出色的注而为举世公认。

郑玄是以一己之力全注三礼的第一人，其学博洽，自成体系，人称“郑学”。郑学不明，则礼学终究不能明，故百代以来，礼家无不奉郑注为不祧之祖。唐孔颖达说“礼是郑学”，诚为不刊之论。汉儒以《易》、《诗》、《书》、《春秋》名家的很多，以礼名家的，郑玄一人而已。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郑玄三礼注的出现，是三礼之学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

由于郑玄只给《小戴礼记》作注，此书随之风靡于世，人们径以“《礼记》”称之。《大戴礼记》未入郑玄法眼，后世学者多不传习，因而逐渐边缘化，虽有北周学者卢辩为之作注，但没能挽回颓势，到唐代已亡佚大半，仅存三十九篇，《隋书》、《唐书》、《宋史》等史乘的《经籍志》甚至不予著录。

三、魏晋南北朝：郑王之争

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礼学成为朝野的普遍风气。政府修订朝典仪规，都以三礼为主要依据，许多学者擅长礼学，如沈峻之于《周礼》、鲍泉之于《仪礼》、贺德基之于《礼记》，皆为一时之选。南齐三礼学最著名的学者是王俭和刘再。雷次宗精于三礼，学术声望堪与郑玄相匹，时人以“雷、郑”并称。学者毕力著述，蔚然成风，何承天有《礼论》三百卷传世，何佟之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堪称盛事。杜预、裴松之、蔡超宗、贺循、葛洪等都有礼学著作行世。

这一时期的礼学，有两大看点，一是丧礼之学臻于极盛，二是出现“郑王之争”。

东汉后期，世家大族开始兴起，他们有学问，有特殊地位，门生故吏遍天下，把握各种特权。魏文帝建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官由士族掌控，他们的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因而屡世簪缨，公卿相望。东晋以后，士族门阀势力趋于极盛，权倾朝野，他们重视宗法礼制，严辨血缘亲疏。《仪礼·丧服》篇是关于丧服等级、样式及服丧者身份等最具权威的经典，因而备受重视，几乎具有与法律等同的地位。朝野竞相研究，注家蜂起。陆德明说，“《丧服》一篇，凶礼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王肃、孔伦、陈铨、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俊之、刘道拔、周续之等，“并注《丧服》”(7)，堪称一枝独秀。唐贾公彦撰作《仪礼疏》，《丧服》一篇最为出彩，根本原因是六朝旧疏为他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资源。

“郑王之争”，是指王肃的“王学”挑战“郑学”的事件。王肃是当政的司马氏的姻亲，王氏凭借政治靠山，将所著《三礼注》列入学官，企图与郑玄争夺经学盟主的地位。为与郑学争胜，不惜意气用事，在经义的说解上处处与郑玄立异，以自标榜。下面略举数例。

《周礼》有王南郊祭天与圜丘祭天的记载，郑玄维护此说，认为郊天、圜丘是二，不在一处；王肃说郊即圜丘，两者是一；郑玄说鲁唯一郊，王肃说鲁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谷，是为二郊。

《书·尧典》说“禋于六宗”，但有其数而无其名，郑君以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为六宗。王肃取《家语》宰我问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大昭，祭时。相近于坎坛，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为证，与郑说相左。

《周礼·守祧》“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郑玄依据《礼记》的《王制》与《祭法》等篇的记载，认为此处的庙，是指太祖之庙与三昭、三穆等七庙。太祖与文武之庙百世不迁，为了保持七庙之数的恒定，高祖以上的先王必须迁走，先公的迁主藏在太祖之庙，先王的迁主藏在文武之庙。王肃认为，天子九庙，文武之庙不包括在三昭三穆之内，云云。

郑玄不可能毫无疏漏，王肃处处与之相左，逢郑必反，虽然偶有歪打正着之处，但毕竟缺乏与郑玄抗衡的整体实力，在当时就遭到郑玄后学的激烈抨击，终究未能代替郑学。唐人修《九经正义》，三礼全采郑注，便是最正确的历史选择。

四、隋唐：《三礼义疏》问世

唐初，为了扭转六朝以来经说歧异的局面，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领衔撰作《五经正义》，推出最权威的经解。贞观十六年（642）起，五十余位学者，以三十年之功，修成这部一百八十卷的巨著。随后发现书中存在某些问题。孔颖达死后三年（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后又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再加增损，于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天下，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

唐代礼学研究的最大变局，是《礼记》与《仪礼》地位的逆转。《礼记》原本是《礼经》的“记”，是经的附庸，相当于今人所说的“辅导材料”，尽管学者传诵不绝，但毕竟与《礼经》不在同一层次。唐初，《礼记》正式跻身于“经”的行列，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礼”，用《礼记》替代《仪礼》，《礼记》一跃而为三礼中最显赫的经典。

南北朝时期为《礼记》做过义疏的学者，南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皇侃等；北有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到唐初，仅皇侃、熊安生两家的义疏犹在，两者各有优劣，大较而言，皇氏稍胜。孔颖达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其不备，“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8)，集南学与北学之长。为稳妥起见，孔氏又与守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贾公彦、行太常博士柳士宣、魏王东阁祭酒范义頵、魏王参军事张权等相与探讨，斟酌论定。之后，又与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周玄达、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赵君赞、儒林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王士雄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而成《礼记正义》七十卷。

唐初的儒家经典有九部，称为“九经”，《五经正义》之外的四部经典，均由民间学者为之作正义，《周礼》、《仪礼》是贾公彦，《公羊传》是徐彦，《穀梁传》是杨士勋，虽然都属于私修，但水平都不错，所以也被列入官学，与《五经正义》并称《九经疏》。

《仪礼》难读，故全注《仪礼》者只有郑玄。为《仪礼》做章疏的，只有两家：齐黄庆与隋李孟悊，两人皆有令名，人称“齐之盛德”、“隋曰硕儒”。两书互有长短。《仪礼》一经，文古义奥，诸儒训诂亦稀。其著录于史者，自《丧服》诸传外，《隋志》仅四家，《旧唐志》亦仅四家，《新唐志》仅三家。贾氏“以诸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并与四门助教李玄植详加论讨。

《周礼疏》的撰者贾公彦，洺州永年（今河北邯郸东北）人，生卒年不详，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曾以国子助教的身份协助孔颖达编撰《礼记正义》。由于前代注《周礼》的学者较多，资源丰富，贾氏乃网罗诸说，精审考订。四库馆臣称赞道：“公彦之疏，亦极博该，足以发挥郑学。”(9)

唐人修撰的《三礼正义》，对六朝以来的义疏做了总结，本着“疏不破注”的原则，对郑注做了极为深入的诠释。郑注含蓄，往往点到为止，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与领会；不少地方，省略了推导的证据，只说结论。但凡这些地方，义疏都详细列出郑注所依据的材料。贾氏的《仪礼疏》，还对经注本身的脉络关系做了比较全面的剔发，并多所发挥，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朱熹评价唐人的九经疏，认为《周礼疏》最好，《礼记疏》次之。贾公彦的《仪礼疏》所能依据的材料太少，水平相对较差。

五、宋元明：礼学积衰

宋代学风丕变，礼学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最突出的现象有三。

一是鄙视汉代经师，随意贬斥。“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10)学者好谈经，但多不信注疏，不遵古义，视汉儒如土梗。程颐非常看重古礼对于移风易俗、端正人心的作用，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11)；程氏倡导推行古礼，对婚礼、葬礼、祭礼等都有专门的论述(12)，对宋儒影响很大。但是，程颢对《仪礼》文本的研究不甚重视，认为得其精神即可，不必拘泥于文字训诂，他说：“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13)又说：“善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14)王安石、李觏、司马光等也都不盲从经注，勇于质疑，欧阳修、苏轼、苏辙都直言《周礼》不可信。

二是《周官》独盛。王安石出于变法之需，极力抬高《周礼》。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科举，宣布废止诗赋、明经诸科；又设立经义局，以王氏《经说》为本，为《诗》、《书》、《周礼》三经作“新义”，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其中《周官新义》为王安石手作，此书不用郑注，而以探究经义微旨为本，着眼于经文与现实的联系，注重研究《周礼》中的赋税、地理、山川、教化、奉天、省官、外治、官吏等问题，推究设官分职的本意。北宋说《周礼》者多达四十五家，与王氏鼓动大有关系。宋儒的《周礼》研究，受王安石影响很大，大多摆脱注疏，直取经文，从经济天下出发，自立条目，发挥经义，如王昭禹《周礼详解》、叶时《礼经会元》、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易祓《周官总义》、王与之《周礼订义》等，无不如此。似乎只有朱申的《周礼句解》是例外，此书“逐句诠释，大略根据注疏，义取简约”(15)。

《周礼》面世时缺《冬官》一篇，宋人俞庭椿作《周礼复古编》，提出“《冬官》不亡说”。按照《周礼·冢宰》的总叙，六官的属官都是六十，但在实际上都超过了六十。俞氏据此认为，这些超出的属官，原本都属于《冬官》，因而将它们全部归入《冬官》。又说《天官》与《春官》的属官都有“世妇”，《夏官》与《秋官》的属官都有“环人”，所以应该合并。其说似乎言之成理，其实经不起推敲。例如，《天官》的世妇，是王后宫的成员，女性；《春官》的世妇，是王的宫官，男性；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元朝的邱葵、吴澄等追随俞氏之说，但为学界所不取。

三是《仪礼》被逐出科举。《仪礼》难读，唐代古文大家韩愈就有此感叹。宋代风气厌恶文字训诂之学，对《仪礼》何来兴趣？四库馆臣说：“《仪礼》至为难读，郑注文句古奥，亦不易解，又全为名物度数之学，不可空言以骋辩，故宋儒多避之不讲。”宋代《仪礼》之学式微，乃是大势所趋，难以逆转。令人意外的是，政府居然复以行政手段打击《仪礼》之学。熙宁改革，王安石宣布废罢《仪礼》，不再立于学官。古时科举分房阅卷，自此至清，再无《仪礼》之房，宋元明三朝，学者鲜有传习《仪礼》者，数百年之中，未曾改观，虽贵为礼之本经，由此坠入低谷，几于废绝。

宋人研究《仪礼》的著作虽然不多，但犹有可圈可点者。乾道年间，张淳撰《仪礼识误》，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善本，如周广顺三年及显德六年刊行之监本、汴京之巾箱本、杭之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贾疏与陆氏《经典释文》，正讹补脱，严密详审，号为精密。此书保留了不少宋版《仪礼》的资料，其有功于《仪礼》，诚非浅小。

《仪礼要义》乃宋儒魏了翁所撰《九经要义》之一。郑注古奥，不易遽通；贾疏繁复，卷帙浩大，漫无津崖。魏了翁每篇各为条目，而节取注、疏录于下方，纲举目张，条理井然。四库馆臣称赞说：“其梳爬剔抉，于学者最为有功。虽所采不及他家，而《仪礼》之训诂备于郑、贾之所说，郑、贾之精华备于此书之所取。”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杰出的礼学家，既精通性理之学，又服膺郑玄，尊重汉学，兼有汉宋之长，礼学造诣极深。朱熹之学浩瀚，于六经无所不窥，而晚年归结于礼。朱熹非常看重《仪礼》，认为王安石废罢《仪礼》是“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而希冀保存先圣之遗制；朱熹伤感古礼坠亡，古风日稀，故试图将古今之礼打通，汇为一部可以用之万世的大典，因而着手撰作《仪礼集传集注》一书，晚年易名为《仪礼经传通解》。此书的基本做法是，“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子之说”(16)。此书规模宏大，谋划深远，可惜朱熹未及完成即去世，其后稿本刊行于世，计有《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分为四十二篇；缺《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据目录可知，尚有《丧礼》、《祭礼》等未成，乃是未能完竣之书。此后，朱熹门人黄干续撰《丧礼》十五卷，未及撰《祭礼》而去世；于是，杨复再修《祭礼》十四卷补入，如此，全书总共六十六卷。由于不出于一人之手，水平难免参差，不可同日而语。

淳熙中，李如圭撰作《仪礼集释》，出入经传，诠释礼义；又撰《仪礼纲目》，探讨章句之旨；又撰《仪礼释宫》，讨论庙寝宫室之制。李氏擅长三礼之学，朱熹曾经与之校订礼书。尤其可贵的是，李氏不为世风左右，全录郑注，为之旁征博引，多发贾疏之未备。

此外，朱熹门人杨复撰有《仪礼图》一书。研习《仪礼》，宫室之制不可不明，门、塾、涂、碑、阶、序、夹、楹、楣、户、牖等，倘不能备知其处，则器物陈设之地、人物进退之位，均不能确知。若有图示，则可以了然于胸。杨复《仪礼图》全录《仪礼》，称引旧说，随文立图，总数达二百零五幅。又作《仪礼旁通图》，内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共二十五图，附于其后。但由于缺乏规范的图例，比例失当，脉络不清。四库馆臣一方面讥其“似满屋散钱，纷无条贯”，同时又肯定杨氏“用心勤挚”，希望读者“谅其创始之难工”(17)。此书毕竟是较早成书的礼图专著，于研习《仪礼》不无帮助，故依然为后人所重。

元大德辛丑（公元1301年），敖继公撰为《仪礼集说》十七卷。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人，家于吴兴，曾任信州教授。元代经学荒芜，敖氏起而研读《仪礼》，诚属可嘉。但是，敖氏承袭宋儒鄙视郑注的习气，对郑注大加指责，他在《仪礼集说·自序》中声言郑注“疵多而醇少”，试图颠覆郑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删其不合于经者”，“意义有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一得之见”(18)。敖氏出于“百计求胜之心”，一味与郑玄对立，例如《仪礼》的文本，凡是郑玄用今文者，敖氏均用古文；反之亦然。郑氏用今文则存古文，用古文则存今文，光明磊落。敖氏据郑注改动底本，却不说明改动的理由与版本的出处，不免贻笑大方。明郝敬疏于《仪礼》之学，但跟风逐浪，踵武敖继公作《仪礼节解》，对郑注的批评再次升温，堪称桀犬吠尧，影响极为恶劣，致使郑玄在经学界的地位一落千丈。

《礼记》观点散漫，论题众多，牵涉面广，不易把握，故孔颖达疏之后，鲜有佳作出现，宋明时期也复如此，值得一提的有两种：卫湜的《礼记集说》与元人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历时二十余年而成。九年之后，又复加核订。此书最突出的优点是“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意味深长的是，作者博采精择，自己却不置一语，卫氏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19)足见作者平心静气，力求学术公允之心。

元朝陈澔的《云庄礼记集说》，是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礼学著作，云庄，乃陈澔之号。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诸经，大体要求用宋儒新说与汉唐注疏结合，唯独《礼记》一书，沿用郑注孔疏，因为实在没有可以替代的新疏。陈澔此书虽然不如卫湜《礼记集说》取材富赡，但简明可靠，初学者可以先借此窥见门径，再求古礼奥义。故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规定《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明代胡广修《五经大全》，《礼记》也以陈澔之书为主干，作为开科取士的读本，因而传播较广。

六、清：礼学极盛

清代三礼学之盛，堪称空前，名家大著，层出不穷，成就冠绝于世。其荦荦大端至少有四。

第一，《仪礼》文本校订，臻于完美。经典的辗转钞写，必然出现文字的讹误，进而导致说解的歧异。为此，而有东汉的“熹平石经”、魏的“正始石经”以及唐的“开成石经”，旨在颁定政府认可的文本。后唐长兴二年，首次版刻《十三经》，乃是从开成石经“句度而成”，逐字逐句移录到书版之上。故开成石经堪称今本之“祖本”，价值非同一般。奇怪的是，宋代经石学如此发达，却无人意识到这一点。由宋而明，礼经凋零，版刻讹误日甚一日，满目榛荆。康熙二年，顾炎武客西安，始用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而知《仪礼》“讹脱尤甚于诸经”(20)，至有整句脱漏者。顾氏此举，引发了清代“石经学”的勃兴。利用石经校勘和研究《仪礼》者接踵而起，张尔岐的《仪礼监本正误》、严可均的《唐石经校文》、冯登府的《石经补考自序》、阮元的《仪礼石经校勘记》等，纠正了传世《仪礼》文本中的许多错误，足称范例。为校订《仪礼》，清人处心积虑地从前代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隋陆德明《经典释文》、宋魏了翁《仪礼要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都引用过当时的《仪礼》版本，清人以之校勘今本，收获颇丰。

学者还广泛搜求《仪礼》善本。经典的传授，最早是口耳相传，后来才著之竹帛。最早的笺注传训与经文是各自单行的。孔颖达《毛诗正义》说：“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及马融为《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自从马融作《周礼注》，“欲省学者两读”，把注文分条附在经文之下，才有所谓的“经注”本。诠释经注的“疏”，原本也是单行，与经注本分别，称为“单疏本”。直到宋代，又有人“欲省学者两读”，将经注与单疏合刻，因而又有了“注疏”本的名目。校订古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得到年代尽可能早而且质量高的古代刊本。由于清人的努力，宋严州单注本《仪礼》、东吴徐氏嘉靖翻刻宋本《仪礼郑氏注》、宋景德官本《仪礼疏》等相继被发现，从而使得《仪礼》文本的面貌焕然一新(21)。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认为“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先求基础于校勘”(22)。清人的校勘学成就，《仪礼》足为范型。昔日鲁鱼亥豕、脱误满纸的《仪礼》，被校订成精审无双的文本，其中浸透着几代清人的心血，由此为清人《仪礼》研究超迈前贤奠定了基石。

第二，使礼学回归郑学。敖继公是继王肃之后，又一位全面否定郑玄的学者。相较而言，王肃之说主要盛行于晋，持续的时间较短，信徒不多，所以影响不大。敖继公则不然，他的《仪礼集说》左右学界长达几个世纪，直到清初，多数学者依然匍匐于敖氏的阴影之下，姚际恒的《仪礼通论》、方苞的《仪礼析疑》、蔡德晋的《礼经本义》等，均是其例。姚际恒批评杨复的《仪礼图》“于义理鲜所发明”，却将杨复的错误归结为“全尊注疏，多所沿误”。乾隆年间，清政府设三礼局，组织学者修撰《三礼义疏》。《仪礼义疏》由方苞主其事。此书经文分节大体从朱熹，说经则宗敖继公，编者盛赞敖氏“细心密理，抉摘阐发，颇能得经之曲折”(23)，故凡是郑注与敖说有歧异处，几乎都以敖说为指归。四库馆臣云：“继公于礼所得颇深”，“且郑注简约，又多古语，贾公彦疏又未能一一申明，继公独逐字研求，务畅厥旨，实能有所发挥，则亦不病其异同矣”(24)。敖说的地位，由此而登峰造极。

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是清初《仪礼》研究中难得的例外。张氏一反当时鄙视郑玄的风气，全录郑注，对经注订正尤多，于清代《仪礼》研究有开创之功。对敖继公的《仪礼集说》，江永《礼书纲目》已经有所批评，但未成为学界共识。对敖氏评价发生转变，始于乾嘉时期的吴廷华的《仪礼章句》。吴氏曾经参与《仪礼义疏》的编撰，负责礼图的校订，在此过程中发现敖说错误甚多，其后撰《仪礼章句》，立场丕变，转而“多本郑贾笺疏”(25)。褚寅亮的《仪礼管见》，揭橥反敖大旗，全面清算敖氏谬说。至凌廷堪作《礼经释例》，创立义例，立论坚实，敖氏之短，愈益显露。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凡是郑敖相异之处，大多为郑是敖非，从而意识到郑注不可轻诋。胡培翚作《仪礼正义》，以“补注、申注、附注、订注”为撰作之“四例”，彰显郑注在《仪礼》研究中的宗主地位。黄以周《礼书通故》，评点敖说不下三百处，大多予以否定，指责敖氏“悖妄不可通”、“鲁莽灭裂”、“尤舛”、“甚妄”之处，可谓触目皆是。郑玄的经师地位，虽有王肃与敖继公的挑战，但依然屹立不倒，“礼是郑学”最终为学界所认同(26)。当代学者中，常有人批评清人有“佞郑”的习气。殊不知，即使是乾嘉学人，也对郑玄有所指正，并非以郑玄之是非为是非；此外，从清初的佞敖，转变为崇郑，绝非事出偶然，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研究过程，伴随着对以往礼学深刻反思的结果。

第三，礼学名作的涌现。以往的礼学研究，大多沿袭注疏的路数，陈陈相因，缺乏创建。清代礼家大多精通文字、声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故能深入礼书之内，发现问题，既能从大处着眼，也能从小处入手，因而名作迭现，大家辈出。首先要提及的是凌廷堪的《礼经释例》。《仪礼》经注，行文简略，用字吝啬，若此篇已有叙述，则彼篇绝不重复。历代学者研究《仪礼》，多是随文说解，不及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凌氏不落窠臼，细心寻绎贯穿《仪礼》全书之“例”，于不同的礼仪中归纳出相同的仪节，又于相同的仪节中区分彼此的差异，从而总结出通例、饮食之礼、宾客之礼、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等八类，《仪礼》各篇的内部联系得以彰显，读者以此认识、把握与研究《仪礼》，洞若观火。凌氏突破千年以来《仪礼》研究的形式，开创了全新的门径，有关的介绍，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作为范例来介绍。

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是清代《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培翚，字竹邨，出身于安徽绩溪的经学世家，胡培翚与叔父胡秉虔、祖父胡匡衷，三代治经，世称“绩溪经解三胡”，而尤其擅长于礼学。胡匡衷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胡培翚夙承家学，浸润最深，后又成为凌廷堪的弟子，穷究《仪礼》之学，乃殚精竭虑四十余年，撰为《仪礼正义》四十卷。此书成书时代较晚，博采清人研究成果特多，昌明与完善郑注，使经义更加明晰，成为《仪礼》研究的经典之作。遗憾的是，此书《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五篇尚未完竣，胡氏即撒手人寰。其后，由其弟子杨大堉补纂而成，补缀的五篇，水平不可与胡氏同日而语。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所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是清代经学的殿军之作，也是古代礼学研究的最后一座高峰。《周礼》六官，涉及古代宫廷、民政、教育、市场、祭典、乐舞、天文、舆地、军事、司法、营造、匠作等各个领域，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研究上有相当的难度。孙诒让为朴学大师，于学无所不窥，著有《白虎通校补》、《契文举例》、《札移》、《墨子间诂》、《籀庼述林》等三十余种。《周礼正义》乃孙氏历时二十六年而成的名山之作。此书取材丰富，旧疏新解尽行搜集，然后分类比较，又与文献所见古制相印证，以决是非，持论公允，实事求是。凡有诸说不一，而又不能立断是非者，则并存之，留待读者自决。名物考订，尤称精审，且能充分运用天文、历算知识，其学术水平远超汉唐旧疏，享有盛誉。孙诒让还撰有《十三经注疏校记》，其中《周礼》条目将近二分之一，尤为学者所重。

会通三礼的大著，有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江永长于声音训诂之学，《礼书纲目》对于名物制度、文字错舛等的考订尤称精赅，对戴震等后学有很大影响。徐乾学《读礼通考》专记历代丧礼，极为精详，是古今论丧礼之书中最好的一种。秦蕙田《五礼通考》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要，网罗众说，而成一帙，旁及天文、算法、地理、乐律等方面，最为详博。黄以周《礼书通故》分为礼书、衣服、卜筮、冠礼等四十七门，另有礼节图、名物图、叙目等，共五十门。此书不专守于一家，会通三礼，博取通贯，与秦蕙田《五礼通考》相比，博或有不及，精则过之，是清代礼学集大成的著作。

《礼记》的篇幅，是《周礼》与《仪礼》之和，内容庞杂，虽然也有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著作的问世，但终究没有出现能与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比肩的名著。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阮元主持刊刻的《附释音十三经注疏》。阮元，字芸台，江苏仪征人，是乾嘉学术的代表。主政江西时，曾主持刊刻南昌府学本《十三经注疏》，此书以阮氏扬州文选楼旧藏南宋十行本为底本，阮氏自称此本为《十三经》最古之册，所缺《仪礼》《尔雅》，乃取他本替补，嘉庆二十一年刊行。其中，《周礼注疏》由臧庸校，《仪礼注疏》由徐养原校，《礼记正义》由洪震煊校。阮本刊刻后，赞誉鹊起，纷纷称为“善本”。其实，阮元对此书质量并不满意，此书尚未完竣之时，阮元即奉调湖北、河南，南昌主其事者遂马虎应付，校对不严，因而出现许多底本不误、阮本反误的现象。对此，阮元岂会不知，其子阮福曾明白地说：“家大人不以为善本。”（《雷堂庵主弟子记》）此外，阮本采用的底本十行本，并非“最古之册”，在它之前，尚有一个八行本的《十三经注疏》的体系，刊刻质量远优于十行本。阮本校勘记数量繁多，主要原因即在于此。《周礼》八行本，是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礼记注疏》八行本是抚州公使库本。《仪礼注疏》无八行本，但有张敦仁以宋严州单注本、景德官疏本的合刻本。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用上述三种善本为底本，重新刊刻三礼注疏，改正不少阮本的错误。

七、近现代：礼学的复兴与转型

晚近以来，时局激变，西学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反对尊孔读经”、“打倒吃人的礼教”，成为新潮，经学跌入有史以来的最低谷，礼学被妖魔化，这一局面，似乎注定了礼学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然而，天不灭斯文，由于某些偶然的机缘，近现代的三礼研究，依然在艰难中发展，并且取得不少突破性的成就，可圈可点处甚多。就方法论而言，最为突出者有三：一是《周礼》研究与史学的结合，二是《仪礼》研究与考古学、民族学的结合，三是《礼记》与郭店楚简的结合，三者都具有开创的意义。

《周礼》一书的真伪及其年代，自西汉起即有争议，学者的见解极形分歧。四库馆臣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27)可谓的当之论。道光以后，山河飘摇，似乎无人再关心这类争端。出乎意料，《周礼》的真伪及其年代，再次成为学术界聚讼的焦点，导火索是康有为于1891年7月刊刻的《新学伪经考》。康氏为彰显其变法的理论体系，而作《新学伪经考》，此书洋洋三十万言，借由历史上的今古文问题，提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观点。两汉确有今古文之争，但并不严重。近人廖平作《今古学考》，刻意渲染两者的斗争，分之为各为营垒、水火不容的两大派。康氏以此为基础，再加发挥，认为今文经皆真，古文经皆伪：“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28)康氏将《周礼》当作刘歆遍伪群经的核心，痛加鞭挞：“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甚巧密。”(29)康氏之说，颠覆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等权威之作的记载，在思想界、学术界造成极大混乱。吊诡的是，康氏将政治与学术搅和、以此抹黑经学的做法，引发了《周礼》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起而与之论难，胡适、钱穆、郭沫若、顾颉刚、杨向奎、徐复观等名家，悉数裹挟其中，成为经学史上鲜见的特殊现象。

全面回击康有为的是钱穆先生。钱先生先撰写《刘向歆父子年谱》与《先秦诸子系年》，证明康氏伪造古文经之说毫无根据，进而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论证《周官》既非王莽伪作，亦非周公手作，而是战国学者“理想上的冥构”。此书以史学与经学相济，纵横捭阖，雄辩力斥，影响深远，近代《周礼》研究者多受其浸润。本书将在第三章专题介绍钱说。

近代《周礼》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将成书年代向后移，主张《周礼》成书于战国说成为主流，坚持《周礼》为周公手作的学者已经越来越少。需要指出的是，在同样持《周礼》作于战国说的学者中，对《周礼》性质的认识却是大相径庭。例如，多数学者认为《周礼》属于儒家著作，而杨向奎、顾颉刚、陈连庆等先生或认为《周官》出于法家之手，或认为其与法家关系密切。杨向奎先生的《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著作时代》(30)认为，《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领主封建社会的特点，但地主阶级已经产生，要求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因素有了萌芽；书中两种历法通行，既有昊天上帝祭，又有五帝祭，五行说系统近于管子学说而时代稍前；故推断此书出于战国齐人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顾颉刚先生的《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31)，将《周官》与《管子》作详尽比较，认为两者在六官名称、乡遂制度、军政合一、布宪读法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是齐文化的“两个孪生子”，是齐人关于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为走向统一寰宇而设计的制度，因此，《周官》出于齐国或别国的法家而托之于周，与周公和儒家没有关系。陈连庆则认为《周礼》与秦国的法家关系密切，成书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

近代以来，治《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在许多人眼里，此书是毫无用处的一堆故纸。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西方考古学的引进，20世纪中国田野发掘日新月异，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与研究课题，这是乾嘉学者不曾梦见的机遇，一些优秀学者非常敏感，迅速切入，做出了一流的成绩。例如，20世纪50年代，长沙附近发现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战国木椁墓。1956年，陈公柔先生发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32)一文，将《仪礼》的记载与墓葬实物相对照，证明《仪礼》的《士丧礼》、《既夕礼》所见的丧葬制度基本可信。陈文凿破鸿蒙，《仪礼》的考古学价值，骤然昌明于世！两年后，著名礼学家沈文倬教授发表《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33)，在肯定陈文的基础上，对文中的某些结论提出商榷，如《士丧礼》中的“握手”之制与战国墓葬所见的两手交叠的葬式如何协调？葬日大遣奠的青铜礼器是否送入墓圹？《士丧礼》中的“茵”究竟是什么，是否就是棺柩的椁底板以及底部的横垫木？《士丧礼》的“葬于北方”是否可以理解为葬于其居址的北面？等等。陈、沈二位前辈的大作，为三礼与考古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典范，本文将在第三章详为介绍其中代表性的论述。

沈先生利用考古资料研究《仪礼》的另一贡献，是他对武威汉墓《仪礼》简的研究。1957年7月，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469枚《仪礼》竹木简，共有三种本子，甲本为木简，有《士相见》、《服传》等七篇；乙本也是木简，仅《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仅《丧服》一篇。其中，《服传》甲、乙本今古文错杂并用，既不同于大戴本，也不同于小戴本，由于文献提到后仓有大戴、小戴、庆普三位弟子，二戴有传本行世，庆普本久佚，故整理者得出《服传》甲、乙本出于“二戴以外的家法”即庆普之学的结论。其后，沈文倬发表《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杂错并用说》、《汉简服传考》、《〈礼〉汉简异文释》、《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从两汉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34)等文，钩沉索隐，首次梳理了两汉今文《礼》立学前后的过程，认为当时有两种对立的礼学博士，“庆氏学”不过是叔孙通的流亚，以修订汉仪为职志，与高堂生、后仓等传授的《仪礼》学的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东汉五经十四博士中没有庆氏，从而将历代学者深信不疑的“庆氏礼学”从今文礼学中剥离出来，推翻了武威汉简是“庆氏礼”的结论。此外，由武威简可知，汉代流传的《仪礼》经文，本身就是今古文错杂并用，并非如贾公彦疏所说，《仪礼》有今文本、古文本的不同。沈先生提出的新论很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请读者自行查阅。

结合民族学材料研究《仪礼》，近世以来很流行，杨宽先生的《古史新探》一书堪称典范。杨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具有同样的发展规律”，所以他借用易洛魁人、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德意志人的资料来研究周代礼制。他认为在推行民主改革之前，中国西南和东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还停留于奴隶制或氏族制阶段，民族学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已积累大量资料，它们要比海外民族的资料更接近于我国中原地区古代的社会情况。收入《古史新探》一书的《“冠礼”新探》、《“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射礼”新探》、《“贽见礼”新探》等篇，将《仪礼》中所见的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贽见礼等的起源和礼义，与民族史研究成果作比较研究。杨先生将《仪礼》研究与中国上古史研究融为一体，大大加深了学界对古代文明的认识。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孔子的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先生在台湾大学讲授《仪礼》，听众场场爆满。孔先生倡导用电影的形式复原《仪礼》十七篇，为此专门组织学术队伍，从文本研究做起。参与此事的诸多学者运用考古学、民俗学、古器物学等学科知识，结合文献记载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对《仪礼》涉及的各种礼仪制度进行集体研讨，形成了一批专著，计有施隆民《乡射礼仪节简释》，吴宏一《乡饮酒礼仪节简释》，陈瑞庚《士昏礼服饰考》，章景明《先秦丧服制度考》，张光裕《仪礼士昏礼士相见之礼仪节研究》，黄启方《仪礼特牲馈食礼仪节研究》，郑良树《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和《仪礼宫室考》，曾永义《仪礼车马考》和《仪礼乐器考》，沈其丽《仪礼士丧礼器物研究》，吴达艺、张光裕《仪礼特牲少牢有司彻祭品研究》等十二种，成为《仪礼》研究史上的盛举。此后，《士昏礼》摄制完毕，片中演员都由台大学生担任。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中途而辍，未能继续进行，不免令人遗憾。台湾研究《仪礼》的前辈学者不少，成就很高，著述也相当之丰富，如章景明的《周代祖先祭祀制度》和《殷周庙制论稿》，周何的《春秋吉礼考辨》，高明的《礼学新探》，王关仕的《仪礼汉简本考证》和《仪礼服饰考辨》，叶国良的《古代礼制与风俗》等，都堪称礼学典范。

《礼记》的研究，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其成书年代一直受到质疑，原因颇为复杂，例如，《中庸》内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话，一般认为，这应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有的，子思怎么会说得出来？所以，不少学者怀疑《礼记》是汉儒假托七十子之名撰写的作品。尽管《礼记》中有不少孔子及其后学的言论，但学者大多小心回避，不敢引用。以往谈到先秦礼学，总是要说荀子是先秦礼学集大成的学者，可是如果将《礼记》放到汉代之后，荀子的礼学到底是集了哪些学者的大成，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者们疑以传疑，信以传信，却也奈何不得。

《礼记》四十九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大多不知所记之人，只有少数几篇的作者偶被提及，但也真伪莫辨。如《隋书·音乐志》引梁沈约说《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出自《子思子》一书，或说《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郑玄说《月令》是吕不韦所修；卢植说《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录。由于资料零星，令人无所适从。

近代以来，《礼记》以单篇研究者比较多，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界为主体，曾经出现研究《礼记·乐记》作者与年代的大讨论。教育史界围绕《礼记·学记》讨论古代教育思想，也有不少论著出现。哲学界关于《中庸》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所幸者，近年来与《礼记》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古文献时有出土。1990年到1992年，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现墨书于泥墙上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35)，内容与《礼记·月令》基本相近。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发现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礼记·缁衣》篇的完帙，文字与传世本几乎相同；另有文句、思想与《中庸》极为接近的《性自命出》篇；此外，《六德》、《尊德义》、《语丛》等篇时见与《礼记》、《论语》相同或相似的语句。郭店楚简，是继西晋发现汲冢竹书千余年后，出土数量最大的竹简文书，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证明沈约关于《缁衣》、《中庸》出自《子思子》之说，绝非空穴来风。可见，至迟在战国早期，《礼记》已与经别行，单篇流传，往南已远播到了江汉流域，只是尚未编辑成书而已。

继郭店楚简之后，近年上海博物馆也入藏一千二百支楚简，共约三万五千多字，分为九十余篇，目前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八册，内容与《礼记》相关的不少，《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相同，《缁衣》与郭店简《缁衣》以及今本《礼记·缁衣》相同，《武王践祚》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相合，此外如《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颜渊问于孔子》等篇，行文与《礼记》非常相似。2008年7月，清华大学从境外入藏一批楚简，总数约两千多枚，其中记载当时礼仪而不见于今本《仪礼》的简，大约有七十支。

上述发现，使《礼记》的年代问题大体得到解决，并且引起了学者探索的热情，有关的论著已经相当之多。毋庸讳言，结合出土简牍研究《礼记》，不仅需要有坚实的文献功底，而且要有很深的古文字学的素养，而这些绝非短时间之内所能掌握，需要长期的积累。目前，我们缺乏像沈文倬先生那样的大家，因而在这一领域缺乏振聋发聩之作，反映了当今经学研究的基础还相当薄弱，短时期之内难有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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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语·八佾》。

(2) 参阅《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文史》第十五、十六辑。

(3) 参阅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形成》，载尹达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4) 《序周礼废兴》引。

(5) 《汉书·艺文志》说“《记》百三十篇”，与此小异。

(6) 《戒子益恩书》。

(7) 《经典释文叙录》。

(8) 《礼记正义序》。

(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经部》一九，《礼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

(10) 《困学纪闻》卷八《经说》引陆务观语。

(11) 《二程集》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43页。

(12) 参见《二程集》卷一〇，《伊川先生文六》，中华书局，1981年，第660页。

(13) 《二程集》第671页，《文集·遗文》，《与元方宷手帖》。

(14) 《二程集》第378页，《外书》卷六。

(15)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经部》一九，《礼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

(16) 《朱子大全》卷一四，《乞修三礼劄子》。

(17)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经部》二〇，《礼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页。

(18) 《仪礼集说》自序，《通志堂经解》第14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1月，第32—33页。

(19)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一，《经部》二一，《礼类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页。

(20) 顾炎武《九经误字序》。

(21) 参阅拙作《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2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第224—225页。

(23) 《钦定仪礼义疏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册，第3页。

(24)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〇，《经部》二〇，《礼类二》，中华书局，1965年，第161页。

(25) 《清经解》卷二七一，《仪礼章句》吴寿祺序。

(26) 参阅拙作《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载《文史》2005年第1期（总第70期）。

(27)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经部》一九，《礼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

(28)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8页。

(29)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5页。

(30) 《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31) 《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6月。

(32) 《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33) 《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34) 这五篇论文，均收入沈文倬先生的论文集《菿闇文存》，商务印书馆，2006年。

(35) 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

第二章
三礼研究的方法

撰写三礼研究的论著，犹如中学生写作，并没有可供参仿的固定方法，一般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旨趣有关。许多优秀的成果，乃是在研读原典和深入推敲的过程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本章的六个专题，不过是对学界既有成果的简单归纳，仅供参考。读者完全可以创造更好的研究方法。

一、由“小学”切入

由小学而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其史学可信；由史学而经济，其经济可信。（张之洞《书目答问》）

张之洞此语是为学者指示门径。经学是研究史学、经济(1)的基础，所以列在最前面。但是，张之洞在经学之前加上了“小学”，认为只有具备小学功底，其经学方才可信。诚为不刊之论。

不通小学，就不能真正进入经学的殿堂。《礼记·王制》记载，周代学校有小学与大学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的内容之一是“六书”。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所谓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与用字的方法(2)，古人把六书（今人称之为“文字学”）看作是“小学”的基本内容。文字学包括形、声、义三个方面，六书的侧重点是在字形上，故后来又派生出专讲字义的训诂学，以及专讲声韵的音韵学，三者都是研读经典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文字的形、声、义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三礼是用上古语汇撰写的，每每保留着文字的比较初始的形态，如果不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就无法读懂它们。

例如，礼书中有不少保留古义的字，例如“几”字，《士昏礼》“纳采”节：“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又，“礼使者”节：“主人拂几，授校，拜送。”此处的“几”字，今人一般理解为“几多”之几，或者是“茶几”之几，但都不是礼书“几”字的本义。古人席地而坐，时间久了会累，于是在身体侧面放一种可供凭依的器具，样子有些像后世椅子的扶手，这就是“几”。天子用的几镶有玉，称为“玉几”，《书·顾命》就有王“凭玉几”、“皇后凭玉几”的记载，而近年的考古发掘时有“几”的实物出土。如果不了解“几”的古义，就无法读懂三礼。

《周礼·膳夫》“凡肉脩之颁赐皆掌之”，郑司农云：“脩，脯也。”贾疏：“言脩，脯也者，谓加姜桂锻治者谓之脩，不加姜桂以盐干之者谓之脯。则脩、脯异矣。先郑云脩，脯者，散文言之，脩、脯通也。”

礼书常常涉及文字的读音问题，隋朝学者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简称《释文》）专门给经典注释音读。后人为方便读者，把《经典释文》分附在经典之后。《三礼注疏》凡是附有《经典释文》的，称为“附释音本”。下面我们举些例子。

《礼记·曲礼》云：“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释文》：敖，五报反，慢也；王肃五高反，遨游也。长，丁丈反，卢植、马融、王肃并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从，足用反，放纵也。乐音洛，皇侃音岳。极如字，皇纪力反。

《释文》对《曲礼》“敖不可长”等四句中的敖、长、欲、从、乐、极等六个字做了音释：敖，五报反；长，丁丈反；欲，如字；从，足用反；乐，音洛；极，如字。古代没有今天的拼音方法，所以有些字采用“直音”的方法来标注，如《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犆”，“犆”字生僻，需要注音，郑玄注：“犆，读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读者由此而知，犆字读如“直”。但是，并非每个字都有读音对应的字。为了解决注音的困难，古人借鉴梵文，创造了反切注音的方法。所谓反切，简单地说，就是借用甲字的声（称为反切上字）与乙字的韵（称为反切下字），将两者相切，也就是相拼，得出此字的读音。举例来说：敖，五报反，敖字的读音是，用“五”字的声母w，与“报”字的韵母ɑo相拼，读成wɑo，根据切音规则，w表示零声母，不发音，所以wɑo读成ɑo。其余五个字的读音由此类推。但是，文字音读的情况很复杂，对文字的理解不同，读音也随之不同。我们同样以“敖”字为例，此字郑玄等当傲慢讲，所以读五报反；而王肃理解为“遨游”之敖，所以读“五高反”。其他几个字，学者也有不同的音读，陆德明都一一列了出来，这里不再细谈。

读音的不同，往往是因为字义的不同。有些字的古音已经消失，但在上古文献里还存留着，如果用今音去读古书，就会处处碰壁。如《周礼·天官》的属官中有“追师”一职，郑注：“追，治玉石之名。”追赶的追，与治玉石如何联系得起来？用今人的话语系统就很难理解郑注。《经典释文》告诉我们：“追，丁回反。”此处的“追”，要读“丁回反”，就是今天“堆”字的读音。贾疏为阐发郑旨，引《诗·大雅·棫朴》“追琢其璋”句为证，他说，璋是玉器名，“追与琢皆是治玉石之名也”。负责治玉的官员名为“追师”，正是古音的孑遗。

又如，《仪礼·士昏礼》将亲迎豫设陈馔节：“大羹湆在爨”，郑注：“大羹湆，煮肉汁也。”贾疏：“湆与汁一也。”湆与汁的字形并不相近，为何贾疏说两者是一个字？既是一字，为何郑玄不用通行的“汁”，而要用生僻的“湆”字？贾公彦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我们具备文字学的常识，就不难理解其中的意思。“湆”原本写作“湇”，是从肉、泣声的形声字，古音“泣”和“汁”音近可通。但是，“湇”字从肉得义，特指肉汁；而“汁”字泛指所有的汁，不如“湇”字贴近经义，所以郑玄用“湇”而不用“汁”字。

罗振玉先生评述王国维先生之学云：“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3)罗振玉用一言以蔽之的说法总结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旨趣：从文字、声韵切入，研究古代制度文物。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该文的主要贡献，是从大量的甲骨卜辞中，将商代的先公（商人取得天下之前的先祖）、先王（成汤以来的历代商王）的世系剔发出来，从而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基本可信。王先生辨认出诸多商王名谥的主要工具就是“小学”，下面是其中的几个例证。

《世本·作篇》之胲，《大戴礼记·帝系》之核，《楚辞·天问》之该，《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写法尽管不同，读音都相同，属于同一字的通假，他们都是同一人，就是《山海经》、《竹书纪年》的王亥，是殷人的先公之一。

卜辞屡见有名为“唐”者，而且每每与大丁、大甲连文而居于首，因而推测是大甲之父汤（或称成汤）。王先生论证说，《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昜”。可见，唐与啺，原本是一字。《齐侯鎛钟》的铭文有“虩虩成唐”，“受天命有九州”，此“成唐”当即“成汤”。甲骨之唐，必是汤之本字，其后转作啺，啺与湯字形相近，后世讹作湯。

卜辞习见“自上甲至于多衣”之语，最初以为是人名，后来归纳文例，发现绝非人名。再查检《说文》，发现“育”字或体作“毓”，从每从。此外，《吕中尊》有“毓子”，《书·尧典》有“育子”，《诗·豳风》有“鬻子”，《书·康王之诰》有“鞠子”，而知育、鬻、鞠三字可以通用。上古育、胄、后声音相近，字义也相通。卜辞字的字形象母亲产子，是生育的本字，商人假借为“后”。夏商之时称王为“后”，故夏人称夏王为“夏后氏”，《诗·商颂》也有“商之先后”之语。卜辞“多”即多后，犹言多位王。王先生关于“后”的考订，解决了为数不少的含有此词的卜辞的释读，意义重大。

二、从礼学思想切入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礼记·郊特牲》）

礼是道德之器械，是上古圣贤为治国、平天下而作。“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历来的学者都把探求“圣人制作之本义”，作为礼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古圣贤是依据怎样的原则制礼作乐的？它们希冀藉此表达哪些理念？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弄清了，对三礼的认识才能到位。由于三礼细枝末节的难点太多，学者往往为其所牵，沉溺于“祝史之事”不能自拔，需要时时自警。

研究三礼，要透过纷繁的现象去把握它的本质。举例来说，《周礼》一书由三百六十个职官组成，读者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吸引于此。其实，《周礼》是理想国的蓝图，作者试图借此来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周礼》介绍六卿官职，每篇的开头都是叙述该官的“官法”，即为官之法，或者说为官的大纲。下面是《天官·大宰》的十条官法，大宰的所有职责都是围绕于此而展开的：

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以举邦治。二曰官职，以辨邦治。三曰官联，以会官治。四曰官常，以听官治。五曰官成，以经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纠邦治。八曰官计，以弊邦治。

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

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

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

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斿贡，九曰物贡。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通读这十条官法可知，大宰统领六卿，六卿分掌六典，协助王治理邦国、官府、万民：天官大宰掌治典，地官大司徒掌教典，春官大宗伯掌礼典，夏官大司马掌政典，秋官大司寇掌刑典，冬官大司空掌事典。大宰的其余九条官法是：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都鄙，公卿大夫的采邑与王子弟的食邑），以八柄驭群臣，以八统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大宰治理官府、都鄙、群臣、万民，以及聚敛财富、均节支出等等的措施，都是从这十条官法中衍生出来的。十条官法各成系列，细目俱在，既有法治思想，又有儒家思想，还有理财思想，综合之后，可以获得《周礼》治国方略的总体印象。

《周礼》其余五卿也都有详密的官法，它们既是各自治法的展开，也是对大宰六典的补充与呼应，例如地官大司徒的官法（摘要）：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臝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和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

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一曰稼穑，二曰树艺，三曰作材，四曰阜藩，五曰饬材，六曰通财，七曰化材，八曰敛材，九曰生材，十曰学艺，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

大司徒掌管民政，包括版图、民户、地域、山川、百物、畿疆、物产等，包括对民众的教育、安置、保护、奖掖、惩戒等，核心是教育，故大司徒所掌总称“教典”，主要条目为：十二教（平日教育民众的十二类内容），十二荒政（十二条救荒之策），保息六（使民繁衍生息的六种方式），本俗六（安定民心的六条旧俗），十二职事（安置民众的十二种职业），乡三物（选拔贤能之士的三类名目），乡八刑（纠察万民的八种刑罚）等，极为周全。如果觉得大司徒的表述还不够具体，则可以进一步查阅小司徒、乡大夫、州长等更低一个层次的官员的职掌，那里还有更为细致的陈述。《周礼》作者的治民理念，正是这样层层展现出来。六官中任何一官的思想，都能通过这一路径考察清楚。

三礼中有关思想文化的题目，可谓触目皆是。例如，祭祀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换言之，祭祀是战争之外最重要的国事。历代的国家典制中，祭礼（称为“吉礼”）总是冠于诸礼，所占比重也最大。中国人为何要祭祀早已远去的先祖与各种神明？祭祀是否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古代中国可否没有祭祀？种种祭祀的仪式蕴含着怎样的理念？祭祀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对于深刻认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但是学界既有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位。

又如，《仪礼》有《乡射礼》，记载周代六乡之地的比射仪式，包括射位设置、箭靶形制、射道标准、比赛规则、教练裁判、计算胜负的工作人员、场内安全设施等，巨细无遗，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国射击比赛手册。《乡射礼》记载的射击比赛的年代，与古希腊首次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年代约略相当，甚至要更早一些，是东方式体育运动的代表。《礼记》有《射义》一篇，阐发射礼蕴含的人文内涵。笔者曾经将《乡射礼》与《射义》结合，研究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4)，发现先秦的乡射礼不仅具备了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各项要素，而且超越了单纯的较量臂力与准确性的局限，引导彼此进行“君子之争”，走内外、身心和谐发展之路，体现了中国体育的独特风貌，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因而当它传播到古代朝鲜和日本之后，被称为“弓道”。类似于乡射礼的例子不胜枚举，亟待学者去开发。

三、名物考订

礼器，是礼的物质形式之一，历来是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代有人将三礼之学称为“名物度数之学”。所谓名物度数之学，包括器物的名称、形制、质地、尺寸、用处等。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汉代，郡国山川往往发现前代鼎彝，于是有学者进行研究。类似的故事，后世时有所见。到北宋，政府为倡导古礼，而大力搜求古器物，从而激发了朝野收藏与研究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一门崭新的学问——金石学。金石学以流传于世的铜器、碑刻为大宗，主要研究器形、铭文、用途等，是我国最早的古器物研究，与礼制研究关系密切。此后，搜集的范围又扩大至铜镜、兵器、玉器、带钩、钱币等。宋代金石学的著作很多，如刘敞《先秦古器记》一卷，所收彝器仅十数件，但多出古墓。欧阳修《集古录》一千卷，著录金石器物上千件。吕大临《考古图》十卷、《考古图释文》一卷，将御府以及三十六家所藏三代、秦汉鼎彝等古器物图绘器型、摹写铭刻、诠释文字，记载尺寸、重量等。王黼《宣和博古图》三十卷，所收器物达八百余件。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著录钟鼎彝器款式与碑碣文字，共约二千件。黄长睿《博古图说》十一卷，所收铜器达五十九类，五百二十七件。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十卷，著录商周铜器近五百件。王俅《啸堂集古录》二卷，著录周迄秦汉彝器三百余件。在此之前，两汉的学者甚少见到商周彝器的实物，对礼书中的器物的形制，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宋代学者发现，铜器的铭文中，往往记载有自己的器名，经过考订与归纳，论定了鼎、尊、卣、壶、爵、斝、觚、卮、觯、角、敦、簠等多种礼器的名称，对礼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清一代，金石学进入高峰期，乾隆帝自己就非常喜好古物，梁诗正等奉敕编纂《西清古鉴》四十卷，著录清廷所藏商周至唐代铜器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包括铜镜），其中多为商周彝器。吴式芬撰《捃古录金文》二十卷，著录商周至元代金石一万八千余种，数量之巨，冠绝一世。阮元在山东、浙江任官期间，遍访当地彝器、古碑，与毕沅撰《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再作《两浙金石志》；又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式》十卷，著录商周至汉晋铜器五百余件。吴大澂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精通籀文篆书，著有《说文古籀补》；所收古器物富甲一方，所作《愙斋集古录》二十六卷，著录各种古物，仅铜器就有一千余件，此外，还著有《古玉图考》、《恒轩吉金录》等。陈介祺，号簠斋，著名金石学家，收藏的文物上万件，其中以商周铜器最负盛名，多达二百三十五件，古钟十一件，因号“十钟山房”，所收西周毛公鼎，铭文多达四百九十七字，与《尚书》的一篇字数相当，名扬海内外；著有《簠斋吉金录》、《簠斋金文考释》等。宋代与清代学者在古器物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代学者，凭借出土文献的优势，同样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绩，下面试举两例。

首先，青铜编钟的敲击部位与调音部位的命名。编钟的形制比较复杂，古代学者依据的是《周礼·考工记·凫氏》如下的一段文字：

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

《凫氏》这段文字将钟区分为铣、于、鼓、钲、甬、衡、旋、干、篆、枚、景、隧等十二个部位，清人将它们与钟鼎实物进行比照和对应，确定了各部位的名称。这些定名是否正确，以往很难评说，因为能见到的实物太少，能够亲执实物从容思索的人更少，大家只能姑妄听之。

近几十年来，出土编钟数量剧增，一些研究冶金史的专家也介入了出土铜器的研究，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先秦的钟是用范铸造而成的，钟的音准不可能丝毫不差，需要通过错磨的方法来对音高进行微调，使之合于钟律。错磨的部位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在“枚”，也有人认为在“舞”，经实验检测，这些说法都被否定。《凫氏》说：“于上之攠（mí）谓之隧。”这话非常难懂，从字面上理解，钟的两于之间的敲击之处称为“隧”，郑注：“攠，所击之处攠弊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历代学者多认为，钟体正面的敲击部位称为隧。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学者多将钟上正、侧两面所发的音称为“隧音”和“鼓音”。但有学者发现，在出土或传世的钟的隧部或鼓部的背面，每每有锉磨的痕迹，怀疑此处可能就是调音的部位。实验表明，调音的部位确实就在这两处，在此进行精细调试，可将音高调整到±3音分以内。著名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指出，《考工记·匠人》提到的“隧”是指田地中的沟渠，因此《凫氏》郑注“窒而生光，有似夫隧”的隧，是指钟背面错磨而成的沟槽。清代考据学家认定“隧”的位置在钟体表面，与实物完全不符。华先生主张将“隧音”和“鼓音”改称为“正鼓音”和“侧鼓音”，此说一举纠正了古人的错误，得到学术界的认同(5)。

其次，是关于某些久已失传的乐器的考订。曾侯乙墓东室中出土一件木质长条形器物，全长一百一十五厘米，首端立一蘑菇状柱，柱旁和器面尾端各横亘有首、尾岳山。两岳外侧，均并列五个弦孔，其首起五十二厘米为一狭长形音箱。由于此器设置五根弦，故学者最初将它定名为“五弦琴”。

但是，该器形制与普通琴明显不同：器身狭窄；弦距过小，弹奏时无法“容指”；岳山的高度仅为普通琴的五分之一，而弦长却一百零五厘米，架在如此低矮的岳山上，弹奏时弦索势必擦碰腹板；共鸣箱很小，音量微弱；总之，难以演奏，绝对不能定名为五弦琴。

著名音乐史家黄翔鹏先生认为，《国语·周语下》：“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伶州鸠谈到定律的用具叫“均钟”，均钟的形制如何，《周语下》没有提到，但在韦昭作的注解中有说明：“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汉大予乐官有之。”由此可知，均钟是一种长方形的木制器具，长约七尺，至迟于公元前6世纪还在周代宫廷中使用，但在秦汉失传，是为编钟调律用的音高标准器，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声学仪器。而这件新出土的“五弦琴”的形制恰好与“均钟”吻合。

黄翔鹏先生指出，曾侯乙编钟采用的是以宫、商、徵、羽为基础，四、四曾纯律大三度律法，是一种复合律制，其音高并非完全采用三分损益正律；由于同位异律的缘故，律数超过十二的一倍以上，与秦汉以后以三分损益法为宗的律准完全不同。在古代的音乐实践中，有一种七弦琴的钧法，声序从徵音起算，称为下徵调“钧法”。《管子》记载的五声之序为徵、羽、宫、商、角，正是这一“钧法”。曾侯乙钟使用的是按照湇、太、正、少、反来划分八度组位置的“钧法”，该器的五弦正好与编钟的五个八度组相对应。将这件五弦器按照基列之各音作e、d、f、g、a各音来定五条空弦，即可得到宫、商、徵、羽以及四、四曾、十二律的全部调律法。

该器的设计，是出于轻拨弱奏的需要，为辨别音准，宜静听，故岳山不能过高。设计者利用弦长比值等数据的度量关系，把律制的多头绪的复杂运算，化作简易的直观手法，只凭简单度量，就能直接以所发音高，提供所需各律的标准。

古代音准器有两类，一种如《管子》的“三分损益法”，是通过弦长来求音高，属于“以弦定律”；另一种如蔡邕《月令章句》所述，通过有规律地变化孔径和周长都相同的管子的长度来求十二律，属于“以管定律”。先秦是“以弦定律”还是“以管定律”？千余年来，学界多认为是以管定律。而曾侯乙钟是不折不扣的“以弦定律”，均钟是以弦定律的正弦器，证明中国音律的比率知识是独立形成的，与外来文明无关(6)。

四、与考古学结合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以断言矣。（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

有些物件，原本存在于同一个时代，岁月将它们区隔于两地。20世纪初，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田野考古日新月异，大量埋藏千年的珍贵文物出土。在此期间，王国维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三礼研究与古器物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尤其需要引入“二重证据法”的普遍法则。

如《仪礼》中的士的宫室，有其统一的格局，这种格局是理论上的构拟，还是当时的实录？如果是实录，又对应哪一朝代？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先秦建筑遗址已经不少，其中是否有与《仪礼》相同的实物？1999年至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县云塘村西南，发现一组西周晚期的建筑基址(7)，其中，居于中心位置的F1，格局与《仪礼》所见士的宫室极为相似，如此宝贵的资料，可以验证《仪礼》记载的正确性，并对历代学者宫室研究的是非做出评判，遗憾的是，相关的研究却没有很好跟进。

再如，《仪礼·士丧礼》记载，棺柩的六面，不用铁钉固定，而是用一种称为“衽”的木块连接。这一记载是否有实物证据，笔者非常关心，并曾经留心考察。但是，由于周代棺木很难保存到今天，故迟迟没有结论。近年，笔者参观北京大葆台汉墓，居然发现了“衽”的实物！遗憾的是，它的年代晚在汉代，周代的实物何时可以发现？

文献与考古的结合研究，除了器物的直接比对之外，往往还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例如，战国墓的棺与椁之间常常发现有鼎、豆、壶、罐等铜器，铜鼎里常有小猪的骨头，而且都没有头骨。《士丧礼》记载小猪都经过“体解”的程序：先将头去掉，再分解为四块，加上两胁和脊骨，一共七块，与墓葬实物正好吻合。此外，古代丧礼，在棺柩入圹之前，要举行大遣奠，有人认为，墓葬中的祭器、祭牲证明，大遣奠的奠器连同器内的祭牲都被埋入墓圹。这就涉及丧礼中大遣奠的仪节问题，必须从《士丧礼》的文本出发，来逐步讨论。

沈文倬先生指出，大遣奠之后是否有“彻奠”的仪节，经文的记载似乎比较模糊，但是，丧礼当中的“奠”很多，仪节雷同。《仪礼》的文例，凡是初次出现的仪节，要做“详述”，《士丧礼》中小殓奠、大殓奠的设奠和彻奠就是如此。由于设奠、彻奠的仪节在《士丧礼》中反复出现，为避免行文繁冗，《仪礼》采用“省文见义”的方法，在后面出现的仪节中只是简略提及，如设朝祖奠只说“为奠如初”；彻夕奠只说“卒彻”；彻祖奠只说“彻者入，丈夫踊；设于序西南，妇人踊”。大遣奠“彻奠”的仪节，经文已经说“彻者入踊如初；……彻者出，踊如初”云云，属于“省文”，但意思很清楚，显然是说彻奠。大遣的奠品既然已经彻走，墓葬中的祭器、祭牲就与大遣奠无关。

沈先生根据《既夕礼》、《杂记》、《公食大夫礼》的经注指出，墓圹中的祭牲，是另外用苇草包裹后送入圹内的。古代大飨宾客完毕后，主人要把三牲之俎上的肉包卷起来，然后送到宾馆，以示厚待宾客。如今父母去世，子女为之包遣奠，如同对待离去的宾客，也有卷三牲之俎的礼节。

祭祀用的牲，先在镬中煮熟，然后盛入鼎内，陈设在庙门外，设奠时把鼎抬到阼阶，再用匕从鼎里取肉，放在俎上，鼎内已空。由于灵柩放置在中庭，庭中地方狭窄，没有必要再把空鼎放在庭中，理应彻走。假使空鼎也被当作奠器而送于圹内，就与鼎内盛着牲肉的情况不相符合，可见它们不是大遣奠的鼎。

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有些墓葬既有明器，又有祭器。《既夕礼》是士的丧葬礼，不应该有祭器。大夫以上的贵族既有明器，又有祭器。祭器虽是实用的，却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器，有特殊的意义。根据《礼记·曲礼下》、《周礼·大宗伯》的记载，有田禄的大夫，才有资格自行制作祭器，如果不足用，可以向人借。无田禄的大夫和士，不许自造祭器，只能借用。士的祭器，是向人借用的，当然不能送于圹内；大夫有采邑，可以自造祭器，有权将祭器入圹。因此，沈先生推断，出土祭器的墓，应该是大夫以上的贵族墓。沈先生不仅用《仪礼》的记载来说解墓葬中的文物，而且向考古学界提出了新问题，要求他们注意公布墓主身份的资料。

五、会通群经

古代文献记事，大多围绕某一事件或问题展开，很少就某一制度详尽展开。故仅凭某一本书研究古制，就只能得其碎片，很难见其全豹。

方法之一，是汇聚所有能见到的相关资料，再加综合、爬梳，往往可以得其大要。如古代迎送宾客、宴饮、祭祀、集会，都要奏乐。从文献看，奏乐的乐器有钟、鼓、笙、管等，有歌诗、有笙诗，有合乐，有间歌，皆与《诗》有关。用何种乐器、唱哪一篇《诗》，与礼仪的性质、主人的身份、仪节的程序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虽然比较零碎，但它们属于同一个时代，涉及的内容必然密切相关。王国维先生撰《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所传周乐考》(8)，对有关资料做了搜集与整合。他的《释乐次》采用的材料有：《礼记》——《燕礼记》、《郊特牲》、《仲尼燕居》、《祭统》、《明堂位》、《文王世子》、《乐记》；《仪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大射仪》、《燕礼》；《周礼》——《大司乐》、《乐师》、《钟师》；《尚书大传》、《尚书·益稷》；《诗·鹿鸣》、郑玄《诗谱》；《左传》成十二年、襄四年；《国语·鲁语》、《荀子·礼论》等。在此基础上，王先生将原本散乱的片言只语加以缀合、补苴，回推出了周代用乐的节次：

凡乐，以金奏始，以金奏终。金奏者，所以迎送宾，亦以优天子、诸侯及宾客，以为行礼及步趋之节也。凡金奏之诗以《九夏》。

大夫有送宾之乐，而无迎宾之乐；其送宾以《陔夏》。诸侯迎以《肆夏》，送以《陔夏》。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而天子、诸侯出入，又自有乐。其乐，天子以《王夏》，诸侯以《鷔夏》。诸侯大射，惟入用乐。

金奏既阕，献酬之礼毕，则工升歌，歌升者，所以乐宾也。升歌之诗以雅颂，大夫士用小雅。诸侯燕其臣及他国之臣，亦用小雅。两君相见，则用大雅，或用颂。天子则用颂焉。

升歌既毕，则笙入。笙之诗，《南陔》、《白华》、《华黍》也。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于是有间有合。间之诗，歌则《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笙则《由庚》、《崇丘》、《由仪》也。合之诗，《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也。自笙以下诸诗，大夫、士至诸侯共之。

诸侯以上，礼之盛者，以管以笙，笙与歌异工，故有间歌、有合乐。管与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而无间歌、合乐，下官之诗，诸侯《新宫》，天子象也。

凡升歌用雅者，管与笙，皆用雅；升歌用颂者，管亦用颂。

凡有管，则有舞。舞之诗，诸侯《勺》，天子《大武》、《大夏》也。

凡金奏之乐用钟鼓。天子、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歌用瑟及搏拊。笙与管皆如其名，舞则《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上述乐次的建立，对于我们阅读礼书，认识周代礼乐制度，大有裨益。

六、礼学史的研究

学科史的研究，是任何一个学科门类的基本命题，三礼学也不例外。礼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将学科史分出发展阶段，二是对学科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与评述。

中国是礼仪之邦，数千年的发展进程，是只有量变、没有质变，还是经历过若干次的飞跃？这是礼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关于上古时代的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这几句话的主旨，是谈三代之礼的因袭的一面，因而很容易被误读，认为夏商周之礼一脉相承，其间只有此损彼益的调整与变化。

近代学者中，最早研究殷周礼制差异的是王国维先生。1916年，王国维作《殷礼征文》，从归纳殷墟甲骨资料入手，比较殷礼与周礼，首次指出两者之间在祭礼上有着如下五个显著的区别。

1．殷人以日为名之所由来

自王亥、上甲微以下，殷之先公先王无不以日为名。《白虎通·姓名》提出“以生日名子”之说，皇甫谧从此说，认为“上甲、报丁等，皆其本名”，但都没有说出殷人以日为名之原因。王国维经过对祭祀卜辞的大量归纳后指出：殷先公先王的名号与祭祀有关。“商人名甲者，其祭之也恒以甲日；名乙者，其祭之也恒以乙日。”此外，“殷人卜牲之礼，则祭乙多以甲日，祭丁多以丙日”，如卜小乙牢用甲戌，卜祖乙牢用丙午之类，“殆于祭之前一日卜牲”，是祭甲用甲日、祭乙用乙日的又一证明。王国维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些名号，“盖出子孙所称，而非父母所名矣。上甲之名曰微，大乙之自称曰‘予小子履’，周人之称辛曰‘商王受’，曰‘受德’。可知商世诸王皆有自名，而甲乙等号自系后人所称。而甲乙上所冠诸字曰上、曰大、曰小、曰祖、曰帝，尤为后世追称之证矣”(9)。

2．商先公先王皆特祭

“商之先公先王无一不特祭者”。王国维先生举三公、二十二王的祭祀卜辞，而知“无一不特祭者”。“此礼与周制大异”。从《公羊传》、《五经异义》引古春秋左传说，可知周人毁庙，自禘祫、合祭外，更无特祭之法。而殷墟甲骨，多文丁、帝乙二代之物，上距王亥已二十世，以周制例之，大半在毁庙之列，而各有特祭，“然则商世盖无庙祧坛之制，而于先王先公不以亲疏为厚薄矣”。

3．殷先妣皆特祭

“殷先公先王皆以名之日特祭，虽先妣亦然”。卜辞所见，祭祀先公先王每每以先妣配享。而先妣的生日，多不与先公先王相同，两者如何协调？罗振玉认为，“卜辞之例，凡卜祭日，皆以所祭之祖之生日为卜日；凡以妣配食者，则以妣之生日为卜日”。王国维先生谓卜祭先王以其妃配，舍先王之生日而用其妃之生日，于事为不顺。疑以上诸条，皆专为妣祭而卜，其妣上必冠以“王宾某奭”者，所以别于同名之他妣，如后世后谥上冠以帝谥，未必帝后并祀也。从《仪礼·少牢馈食礼》、《礼记·祭统》的记载可知，妣都是合祀于祖，只有在丧祭和祔祭之时，方才特祭。“商则诸妣无不特祭，与先公先王同”。

4．殷祭

卜辞中多见“衣祭”之例，如“癸丑卜，王宾自上甲至于多后衣，亡尤”(10)，“丁丑卜，贞：王宾自武丁至于武乙衣，亡尤”(11)等等。王国维指出：“此所祭者，皆不止一人，其祭名皆谓之衣。”文献从无祭名称“衣”者。王国维先生发现，传世周初铜器《大丰簋》铭文有“王衣祀于丕显考文王”之语，因而推测“衣祀”就是“殷祀”，他从字音入手，举出两条证据：其一，殷从“”得声，读音与“衣”正同，《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其二，《吕氏春秋·慎大览》“亲如夏”，高注：“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由此可知，“衣”是“殷”的假借。《大丰簋》之“衣”是祭名，卜辞之“衣”也是祭名，不同的是，前者之“衣”是专祭；而后者是合祭，所祭先祖都不止一人，他将卜辞“衣祭”称为“内祭”。

5．外祭

王国维先生将卜辞中的“土”考定为“社”，又从卜辞中剔发出“邦社”，考定即是“国社”，卜辞所见祭社规格为尞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而《书·召诰》、《礼记·郊特牲》祭社为太牢，可见商周礼制之差异。

次年（1917），王国维作《殷周制度论》，从宗法制度上考察殷周制度的嬗变，指出“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12)。《殷周制度论》论述了发生在殷周之际的这一场伟大的变革，指出了两者在礼制上的根本差异，概括出了周公制礼作乐的人文内涵，对于认识武王伐纣的历史功绩，具有指导意义，堪称史学与礼学研究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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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的“经济”是指“经世济民”，与今人所说的“经济”不是一个概念。

(2) 贾公彦《周礼·地官·保氏》疏所举六书名目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与许慎略异。

(3) 《观堂集林》序一，《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4) 参看拙作《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史学版。

(5) 华觉明、贾云福《先秦编钟设计制作的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83年。

(6) 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1—2期。

(7) 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9期。

(8) 以上均见《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9) 《殷礼征文》，《王国维遗书》第九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10) 《殷虚书契前编》卷二，第二十五页。

(11) 《殷虚书契后编》上，第二十页。

(12) 《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〇，《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第三章
三礼研究的范例

三礼研究领域出现过不少名家大作，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合理、完善，具有解读各种史料的能力；二是具有高超的史识，目光敏锐，善于发问辨疑，读大家都读的书，却能发现大家都发现不了的问题。本章介绍四位著名学者的研究范例，风格各异，但同样的脍炙人口，读之玩味无穷。

一、凌廷堪的《礼经释例》

凌廷堪，字次仲，祖籍歙州，乾隆二十年（1755）生于海州（今江苏灌云），六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二岁辍学从商。二十岁后，复读书向学，属意于诗词、文章。二十五岁转攻经学，结交硕学，与焦循、王昶、孙星衍、钱大昕、阮元、程瑶田、汪中、江藩、卢文弨、孔广森等都有密切交往。二十七岁成为翁方纲及门弟子，三应顺天府乡试，始中副榜。又应江南乡试，中式。次年与洪亮吉等同擢为进士。经殿试，授知县，因无心仕途，投牒吏部，请求改任教授，回乡“养母治经”。后任宁国府学教授，从此毕力著述，著有《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燕乐考原》六卷、《元遗山年谱》二卷、《诗集》十四卷、《梅边吹笛谱》二卷、《礼经释例》十三卷。嘉庆十四年病卒，享年五十有五。

1．从《礼经释名》到《礼经释例》

传统的《仪礼》研究，是用注疏的形式展开的，两千多年，几无变化。直到清儒凌廷堪出，这一格局方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凌氏最初受传统理念影响，也将《仪礼》看作是名物度数之学，认为《仪礼》之难，难在名物度数繁复琐细，名物度数明则《仪礼》大义奥旨自明。因而拟模仿《尔雅》体例，撰《礼经释名》十二篇。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渐觉非他经可比，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有非诂训名物所能赅者”，他发现《仪礼》的难点，是各种仪式胶葛重复，头绪纷繁，难以把握。当年杜预作《春秋释例》，将隐藏于《春秋》深层的“例”抉发出来，使《春秋》微言大义的体例得以彰显，推动了《春秋》学的发展。《仪礼》为先秦礼仪实录，其饮食起居、揖让进退，必然有一以贯之的条理。只因时移境迁，其情状日渐隐晦，学者遂茫然不知。如果能钩稽索隐，得其条理，则《仪礼》不难通读。于是，凌氏乃决意尽弃旧作，“乃删芜就简，仿杜氏之于《春秋》，定为《礼经释例》”，“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矣”，乃成《礼经释例》十三卷。

《礼经释例》的创意，在寻找《仪礼》各篇的内在关联，旨在用归纳的方法，会通全书，将纷繁分散的仪节，合并为若干“例”，凌氏把它比作治丝的经纬、登山的途径：

《仪礼》十七篇，礼之本经也。其节文威仪，委曲繁重。骤阅之如治丝而棼，细绎之皆有经纬可分也。乍睹之如入山而迷，徐历之皆有途径可跻也。是故不得其经纬途径，虽上哲亦苦其难。苟其得之，中材固可以勉而赴焉。经纬途径之谓何？例而已矣。(1)

《仪礼》十七篇的某些仪节彼此贯通，郑玄卓然经师，岂能不知？郑注虽然简洁，但其指示规律处，时有所见，以下以《士冠礼》所见为例。

冠者见于母节，“冠者奠觯于荐东”，郑注：“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乡饮酒礼》、《乡射礼》都有奠爵之举，故以“凡”概括之。

醴宾节，“乃醴宾以壹献之礼”，郑注：“凡醴事，质者用糟，文者用清。”

醮用酒节，“始加，醮用脯醢”，郑注：“凡荐出自东房。”《乡饮酒礼》、《乡射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荐者皆出东房，故以“凡”字概括。

醮用酒节，“若杀，则特豚，载合升，离肺实于鼎，设扃鼏”，郑注：“凡牲皆用左胖，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载。”《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皆用左体，《乡饮酒礼》、《乡射礼》主人亦用左体，故以“凡”字概括。“煮于镬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载”，也是发凡起例的意思，在镬中煮牲肉叫“亨”，将牲肉从镬中取出放入鼎内叫“升”，将牲肉从鼎中取出放在俎上叫“载”。

贾公彦作《仪礼》疏，意在昌明郑注，不仅对郑玄提及的凡例做了说解，而且揭示了《仪礼》内部大量的“通例”，如：

筮日，“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郑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与冠同也。”疏云：“礼之通例，衣与冠同色”，“裳与韦同色。”

又“屦，夏用葛。玄端黑屦”，郑注：“屦者顺裳色，玄端黑屦，以玄裳为正也。”疏云：“礼之通例：衣与冠同，屦与裳同，故云顺裳色也。”(2)

贾氏根据郑注，归纳服色上的“礼之通例”：衣与冠同色，裳与韦同色，屦与裳同色，提纲挈领，简明易懂。又如，贾氏《乡射礼》“合乐乐宾”节疏云：

《燕礼》与《乡饮酒》文同，注又与《燕礼》不异者，以其《乡射》与《乡饮酒》同是大夫、士礼，卿大夫、士行射礼，先行乡饮酒礼，《乡饮酒》与《乡射》自为首尾，故《乡饮酒》注具，于此略。《燕礼》是诸侯礼，天子、诸侯射先行燕礼，则《燕礼》与《大射》自为首尾，是以《燕礼》歌、笙、间、合，郑亦具注之，《大射》又略言之也。

贾氏此疏有三个要点：第一，《燕礼》与《乡饮酒礼》都是饮食之礼，两者的差别在于与礼者的身份等级不同，后者是大夫士礼，前者是诸侯礼；第二，乡饮酒礼与射礼相连贯，举行乡射礼之前，先要行乡饮酒礼，所以说“《乡饮酒》与《乡射》自为首尾”；而诸侯于天子举行大射礼之前，先要行燕礼，所以说“《燕礼》与《大射》自为首尾”；第三，由于它们之间仪节雷同，故无需处处赘言，所以郑玄注《乡饮酒礼》详尽，则注《乡射礼》简略；注《燕礼》详尽，则注《大射》简略。

《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郑注：“侧犹特也。无偶曰侧，置酒曰尊。侧者，无玄酒。”贾疏云：

云“凡礼之通例，称侧有二：一者无偶，特一为侧，则此文侧是也”。又《昏礼》云“侧尊甒醴于房中”，亦是无玄酒曰侧。至于《昏礼》合升侧载，《聘礼》云侧袭，《士虞礼》云侧尊，此皆是无偶为侧之类也。一者《聘礼》云“侧受几”者，侧是旁侧之义也。

《士冠礼》在衣服之北陈设“侧尊一甒醴”，郑玄解释说，侧是独特之意，所以说“无偶为侧”，有些礼仪场合要设两个尊，一为醴，一为玄酒；此处只设醴，没有玄酒，只在一侧设尊，故称“侧尊”。贾疏把“侧”字的用法归结为两种情况，一是《昏礼》的侧尊、侧载，《聘礼》的侧袭，《士虞礼》的侧尊，都属于“无偶为侧”；另一种如《聘礼》的侧受几，就是旁侧之意，与数量的偶、单无关。

细检贾疏，相关的归纳，可谓触目皆是。遗憾的是，贾氏没有将既有的归纳再作提升，使之成为专著。凌氏沿着郑、贾开辟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将寻求与提升义例的工作推向极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贾氏成就了凌廷堪。

凌氏在《礼经释例序》中以“饮食之礼”与“宾客之礼”为例，说明“礼例”的存在。凌氏发现《乡饮酒礼》存在于《有司彻》之中：

《乡饮酒》，此饮食之礼也，而《有司彻》祭毕饮酒，其例亦与之同。尸即《乡饮酒》之宾也，侑即《乡饮酒》之介也。主人献尸、主人献侑、主人受尸酢，即《乡饮酒》之主人献宾、主人献介、宾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举，即《乡饮酒》之主人酬宾、奠而不举也。旅酬经算爵，即《乡饮酒》之旅酬无算爵也。此异中之同也。

《有司彻》献尸、献侑及受尸酢，有豆笾、牢俎、匕湇、肉湇、燔从诸节，《乡饮酒》献宾、献介及酢主人，但荐与俎而已。《有司彻》献尸、献侑之礼，主人、主妇、上宾凡三献，《乡饮酒》但主人一献而已。《有司彻》献尸侑毕，复有献长宾、主人自酢及酬宾之仪，《乡饮酒》但献众宾而已。《有司彻》旅酬，使二人举觯于尸侑以发端，《乡饮酒》但使一人举觯于宾而已。《有司彻》无算爵，宾党则用主人酬宾之觯，主人党则用兄弟后生所举之觯以发端，《乡饮酒》则但使二人举觯于宾与介而已。此同中之异也。

推之于《士冠礼》冠毕醴宾以一献之礼，《乡饮酒》、《乡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馈食礼》祭毕献宾，其例皆大约相同，而《乡射》之同于《乡饮酒》者，更无论也。

《乡饮酒礼》，郑《目录》说是“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有司彻》是《少牢馈食礼》的下篇，上篇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下篇是“大夫既祭，傧尸于堂之礼。祭毕，礼尸于室中”。《乡饮酒礼》记载的饮食之礼非常规整，这套礼仪也完整地见于《乡射礼》。所谓乡射礼，郑玄说是“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

凌氏以为，《有司彻》祭毕饮酒之仪节，与《乡饮酒礼》基本相同。《有司彻》之尸，即《乡饮酒》之宾；侑即《乡饮酒》之介。《有司彻》主人献尸、主人献侑、主人受尸酢，即《乡饮酒》之主人献宾、主人献介、宾酢主人。《有司彻》主人酬尸，奠而不举，即《乡饮酒》主人酬宾，奠而不举。《有司彻》旅酬、无算爵，即《乡饮酒》之旅酬无算爵。礼之名目不同，角色之称谓亦因之而异，其仪节则相一致。凡此，凌氏名之为“异中之同”。

《乡饮酒礼》与《有司彻》属于不同的礼，前者为生人而设，后者为祭祀而立，不得混同为一，必有增益减损、以见礼义之处。如《有司彻》献尸、献侑及受尸酢，有豆笾、牢俎、匕湇、肉湇、燔从等，品种繁多；而《乡饮酒》献宾、献介及酢主人，仅有荐与俎，相形简略；《有司彻》献尸、献侑之礼，主人、主妇、上宾凡三献，《乡饮酒》仅主人一献，两者有隆杀之别。凡此种种，凌氏称之为“同中之异”。

凌氏将这一规律推之于《士冠礼》冠毕以一献之礼醴宾，《乡饮酒》、《乡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馈食礼》祭毕献宾等仪节，发现“其例皆大约相同”。

凌氏又以《聘礼》的宾客之礼与《士昏礼》的有关仪节比较，发现了同样的规律：

《聘礼》之聘享觌，此宾客之礼也，而聘毕问卿、面卿，及《士昏礼》纳采、纳徵之属，其例亦与之同。问卿授束帛，《昏礼》授雁，即享礼之授璧也。问卿及《昏礼》纳徵庭实用皮，即享礼之庭实用皮也。《昏礼》使者礼毕，主人礼宾，即《聘礼》之聘宾礼毕，主国之君礼宾也。面卿币用束锦、庭实用马，即私觌之币用束锦、庭实用马也。聘宾面卿毕，介面、众介面，即聘宾之私觌毕，介觌、众介觌也。此异中之同也。

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礼》经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礼而已。《聘礼》聘宾至、《昏礼》使者至，皆设几筵，问卿，宾及庙门，不设几筵，但宾者请命而已。《聘礼》既享未觌之际则礼宾，问卿毕，不傧，但行面卿之礼而已。《聘礼》礼宾，侑醴以币，《昏礼》礼宾，但酌醴礼之而已。聘享聘宾，主国之君皆皮弁服，有袭裼之殊；问卿聘宾，主人但朝服，《昏礼》使者主人但玄端而已。《聘礼》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问卿则受币于堂中西，《昏礼》则受雁于楹间而已。此同中之异也。

推之于《士相见礼》及《聘礼》郊劳、致馆、归饔饩，其例皆大约相同，而《聘礼》之同于《觐礼》者，更无论也。

《聘礼》，郑《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诸侯之间如果长期没有盟会等机会见面，就要派卿大夫到对方国行聘问之礼，以联络感情。《士昏礼》是士的昏礼，与《聘礼》属于不同的礼仪，但同样存在“异中之同”，《昏礼》纳采授雁、纳徵庭实用皮，使者礼毕主人礼宾，与《聘礼》享礼授璧、庭实用皮、聘宾礼毕主国之君礼宾，一一对应，只是叫法不同。但是，两者又有“同中之异”，不可等同视之。“《聘礼》礼宾，侑醴以币，《昏礼》礼宾，但酌醴礼之而已。聘享聘宾，主国之君皆皮弁服，有袭裼之殊；问卿聘宾，主人但朝服，《昏礼》使者主人但玄端而已。《聘礼》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问卿则受币于堂中西，《昏礼》则受雁于楹间而已”，此处涉及的仪节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无法展开来讲解，读者诸君，先明白他的意思即可，将来再读《仪礼》自然就会明白。

凌氏将这一原理再作推广，发现类似的现象在在多有：

是故《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也，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也。《聘礼》、《觐礼》不同也，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也。《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也，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也。《乡射》、《大射》不同也，而其为司射诱射、初射不释获、再射释获饮不胜者，三射以乐节射饮不胜者之例则同也。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凌氏遂将种种所得，汇总为《礼经释例》一书，全书分为《通例》、《饮食之例》、《宾客之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之例》、《杂例》等八类。每类之下，各有细目，如《饮食之例》下有献、酢、酬、旅酬、无算爵等五十六例；《宾客之例》下有郊劳、致馆、受挚、私觌等十八例；全书凡二百四十六例，几乎覆盖《仪礼》十七篇之所有仪节，从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研究体系。

2．发凡起例

名物疏解。郑玄注名物，多随文起义，或说用途，或言尺寸，或释容积，视上下文而定。以郑注豆、笾为例：

豆，菹醢器也。（《周礼·掌客》注）

豆，径尺。（《礼记·杂记下》注）

豆，四升。（《仪礼·士丧礼》注）

笾，竹器如豆者，其容实皆四升。（《周礼·笾人》注）

脯用笾，笾宜干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仪礼·乡射礼·记》注）

柶状如匕，以角为之者，欲滑也。（《仪礼·士冠礼》注）

礼，饮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周礼·浆人》注）

缫，所以藉圭也。（《仪礼·聘礼》注）

缫，有组系也。（《仪礼·聘礼》注）

缫所以缊藉玉。（《仪礼·聘礼·记》注）

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榦，用韦衣而画之。（《周礼·典瑞》注）

读之令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读者必须泛览群经、汇聚郑玄诸说，方可得到某器之完义，常人势必做不到。凌氏训释器物，不求其详，务求其要，重在指明器物之用，多不涉及大小，如对上述诸器的表述为：

凡盛濡物之器曰罋，实濡物之器曰豆。

凡实干物之器曰笾。

凡扱醴扱羹之器皆曰柶。

凡藉玉之器曰缫。

皆简洁明快，执要提纲，读者可不为名物所累。宾客相见，迎来送往，揖让升降之礼，频频见于《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觐礼》、《聘礼》、《射礼》等篇，凌氏归纳为如下十九例（卷一上），目录如下：

凡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

凡君与臣行礼皆不迎。

凡入门，宾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

凡以臣礼见者，则入门右。

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曲，揖；当碑，揖；谓之三揖。

凡升阶皆让，宾主敌者俱升，不敌者不俱升。

凡升阶皆连步，唯公所辞则栗阶。

凡门外之拜皆东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为敬，堂下拜以北面为敬。

凡臣与君行礼，皆堂下再拜稽首，异国之君亦如之。

凡君待以客礼，下拜则辞之，然后升成拜。

凡为人使者不答拜。

凡拜送之礼，去者不答拜。

凡丈夫之拜坐，妇人之拜兴；丈夫之拜奠爵，妇人之拜执爵。

凡妇人于丈夫皆侠拜。

凡妇人重拜则扱地。

凡推手曰揖，引手曰厌。

凡送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

凡君与臣行礼皆不送。

以上十九目，涉及宾客之礼的种种仪节，对于全面把握《仪礼》各篇的同文之处，意义非凡，下面介绍其中的两个例证。

先看“凡迎宾，主人敌者于大门外，主人尊者于大门内”条。主客相见，必有迎送的礼节。古代建筑有外门（或称“大门”）、内门，主人应该站在哪道门、是在门内还是门外迎候来宾，这是宾客礼首先遇到的问题。凌氏云：“礼之通例，大纲则迎于大门内外，细目则迎于庙门内外。”迎于大门外还是迎于大门内，要看来宾的身份而定，如果宾主的身份“敌”（敌，是匹敌、对等的意思），则主人要站在大门外迎宾；反之，主人的身份高于来宾，则站在大门内迎宾即可。凌氏列举经注为证，下面略取数例。

《士冠礼》宾“立于外门之外”，“主人迎，出门左”。《士冠礼》是士的成年仪式，邀请来主持冠礼的宾，是主人的僚友，彼此身份匹敌，都是“士”，故主人要出门迎客。

《士相见礼》主人“出，迎于门外”。宾、主都是士，故要出门迎客。

《聘礼》“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劳”，宾“迎于舍门之外”。“舍门外”，指宾下榻之舍的大门外。又卿致馆，宾迎，再拜，此即所馆之大门外。又君使卿归饔饩，宾迎于外门外，又宾问卿，迎于外门外；又君使卿还玉，宾迎于外门外。《聘礼》中前来聘问的宾是卿，代表东道主行郊劳、致馆、归饔饩、还玉等礼节的也是卿，双方匹敌，故宾要到舍门外迎接。

《公食大夫礼》大夫相食，“迎宾于门外”。宾主都是大夫，故要迎于门外。

《聘礼》宾皮弁聘，“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注：“公不出大门，降于待其君也。”《公食大夫礼》“宾朝服，即位于大门外，如聘”，“公如宾服，迎宾于大门内”。两国交聘，如果行聘国是国君（公）亲自前往，则东道国的国君（公），理应出大门迎接；如今行聘国派使者（宾）前来，其身份低于国君，双方不匹敌，故只能迎于大门内，以示区别。

《燕礼·记》“若与四方之宾燕，则公迎之于大门内”，注：“四方之宾，谓来聘者也。”公，指东道国的国君；宾，指前来行聘的各国使臣，主人身份尊于来宾，故在大门内迎接。

凌氏指出，以上所说只是通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例如，《士昏礼》纳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门外”。又亲迎，婿（新郎）来到妇家大门外，“主人玄端迎于门外”。纳采的使者，是男家的属吏。主人，是新娘的父亲，地位与辈分都尊于来客，而迎于大门外，是以宾客之礼相迎，属于破格，旨在盛大其礼。

再看“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为敬，堂下拜以北面为敬”条。宾客之礼离不开拜，而行拜礼涉及双方位置的朝向，《仪礼》所见，似乎朝各个方向拜的都有。凌氏经过梳理，发现其内部有规律可循，即室中、房中以朝西拜为敬，所拜的对象是神与尸；堂下以朝北面拜为敬，因为尊者在堂上面朝南而立。现摘要介绍如下。

《士虞礼》阴厌，主人入，“祝从，在左，西面”。又云“主人再拜稽首”。

《特牲馈食礼》阴厌，“祝先入，主人从，西面于户内”。又云“主人再拜稽首”。又馂，“主人西面再拜”。

《少牢馈食礼》阴厌，“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又尸饭，“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又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献祝，“主人西面答拜”。又献上佐食，“主人西面答拜”。又馂，“主人西面三拜馂者”。又主人受上馂爵，“酌以醋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

以上是男子在室中西面拜。

《少牢馈食礼》主妇献尸，“入户，西面拜”。又主妇，“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此外，主妇受尸酢及献佐食，也都是西面答拜。

以上是妇人在室中西面拜。

《乡射礼》再射后，司马“献获者于侯”，“获者负侯，北面拜受爵，司马西面拜送爵”。又司射“献释获者于其位，少南”。“释获者东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

《特牲馈食礼》主人献宾，“降阼阶，西面拜宾”。又旅酬，“宾北面答拜”。

《有司彻》献宾，“主人降，南面拜众宾于门东，三拜。众宾门东，北面，皆答壹拜”。又主人“降酬长宾于西阶南，北面”，拜，又兄弟后生举觯，“降，北面立于阼阶南，长在左。坐奠爵，拜”。

以上是堂下之拜的礼节，由于与礼者站立的位置及其身份的不同，有东面、南面、西面之拜的，但是在堂下行最郑重的拜礼——再拜稽首，几乎都是北面拜。

《仪礼》用牲之处非常频繁，涉及爵觯、笾豆、醴酒等名物，尤其令人望而生畏的，是牲体的名目琐屑，令人不知所措。对此，凌氏所发明之例甚多，先看卷五饮食之例下的目录，可知其梗概（共十八例）：

凡醴皆设柶，用笾豆。

凡醴皆用觯，不卒爵。

凡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谓之祭醴三。

凡酌而无酬酢曰醮。

凡执爵皆左手，祭荐皆右手。

凡祭荐者坐，祭俎者兴，祭荐者执爵，祭俎者奠爵。

凡祭荐不捝手，祭俎则捝手。

凡祭酒，礼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礼盛者哜肺，不盛者不哜肺。

凡祭皆于豆笾之间，或上豆之间。

凡馂者亦祭。

凡饮酒，君臣不相袭爵，男女不相袭爵。

凡脯醢谓之荐，出自东房。

凡牲皆用右胖，唯变礼反吉用左胖。

凡牲二十一体，谓之体解。

凡牲七体，谓之豚解。

凡肺皆有二，一举肺，一祭肺。

凡牲，杀曰饔，生曰饩。饔之属皆陈于堂上下，饩之属皆陈于门内外。

凡食于庙，燕于寝，乡饮酒于庠。

下面先举其中“凡牲皆用右胖，唯变礼反吉用左胖”一条加以说明。牲体之用，或用右胖（牲体对剖后的右体），或用左胖（牲体对剖后的左体），其中是否有章法可依？凌氏归纳的结论是，吉礼用右胖，凶礼用左胖，例证如下：

《乡饮酒记》：“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介俎，脊、胁、肫、胳、肺。皆右体，进腠。”《乡射记》：“宾俎，脊、胁、肩、肺。主人俎，脊、胁、臂、肺。皆右体也。进腠。”注：“右体，周所贵也。”

以上是嘉礼用右胖。

《特牲馈食记》：“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长胁二骨，短胁。”《少牢馈食礼》实鼎，“司马升羊右胖，髀不升”，注：“上右胖，周所贵也。”又云：“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又将祭载俎，“上利升羊，载右胖，髀不升”，又云：“下利升豕，其载如羊。”《有司彻》：“司马朼羊，亦司马载。载右体。”又云：“司士朼豕，亦司士载，亦右体。”

以上是吉礼用右胖。

《既夕礼》大遣奠陈鼎，“其实：羊左胖，髀不升”，“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记》豚解，“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胁”，又云：“升腊左胖，髀不升。”

《既夕礼》、《士虞礼》都是丧礼，属于凶礼之类，所以用左胖。

此外，凌氏指出，也有左右胖合用的情况，即所谓“合升”。如《士冠礼》：“若杀，则特豚，载合升。”注：“载合升者，明亨与载皆合左右胖。”《士昏礼》初昏，陈鼎，“其实特豚，合升，去蹄”，注：“合升合左右胖升于鼎也。”《士丧礼》大敛奠陈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体升于鼎。”凌氏认为陈祥道的说法很合理：“豚则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则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

再如“凡牲七体，谓之豚解”条，论牲体的分解有“体解”与“豚解”之别，二者都是将牲体一分为七：《士虞记》：“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胁。”注：“脊胁，正脊、正胁也。丧礼略，七体耳。”此七体，是左胖之七体，亦谓之体解。《士丧礼》，小敛，陈一鼎，“其实特豚，四鬄，去蹄，两胉、脊”，注：“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而已。”“胉，胁也”，如注所言，将肩髀分为四块，加两胁、一脊，总数为七，也是七体，“此全牲之七体，则谓之豚解”。

经过类似的种种归纳，《仪礼》的内部结构得以全面揭示，于研究者大有裨益。

3．以“例”求礼

《礼经释例》的学术价值，一是便于学者掌握《仪礼》的脉络条理，二是可以用它来解决《仪礼》研究的各种问题，下面试举几例。

推求省文。《仪礼》作者为求文字简捷，行文多有省略，若不洞悉其例，每每会茫然失措，不知所云。有《礼经释例》所定之例在，则可以推求省略的文字。如《特牲馈食礼》云：“筮者许诺，即席西面坐。”说筮者是坐着占筮。而《士丧礼》云：“筮人许诺，不述命，右还，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筮者是坐是立，经文没有提及。《礼经释例》卷十三《杂例》有“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条，凌氏据《士冠礼》及《特牲馈食礼》所记之筮，而知凡士占筮都是坐着。又据《少牢馈食礼》所记之筮，而知凡是大夫占筮都是立着；又据《三正记》所记蓍草的长度，是天子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卿大夫的蓍草长，立着筮比较方便；士的蓍草短，坐着占筮比较方便。所以凌氏云：“《士丧礼》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面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礼，当亦是坐筮也。”至确。

订正文字。清代乾嘉以前，《仪礼》版刻文字多误。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即屡见讹“席”为“序”、讹“尝”为“常”之类的错误。后世虽屡经校订，讹误依然不少。有些是非得失不易定夺。今《礼经释例》出，可以为订正误字之一助。如《燕礼》主人盥洗节，“宾降筵，北面答拜”，贾疏认为宾受献讫立于序内，并没有升筵，所以“降筵”就无从谈起，因而推断“降筵”二字肯定有误，但苦于没有证据，不敢轻下结论。今由《礼经释例》可知，大射之前先要举行燕礼，将《燕礼》盥洗节的经文与《大射》燕礼的部分对比，除了“宾降筵”三字《大射》作“西阶上”，其余全同。而“宾降筵”的郑注与《大射》略同，都没有提及降筵之说，足见郑玄所据经文本作“西阶上”，贾疏所辨至确。

再如《特牲馈食礼》主人初献，尸左执角，右取肝擩于盐，振祭，哜之，“加于菹豆”，《少牢馈食礼》主人初献，尸左执爵，右兼取肝，擩于俎盐，振祭，哜之，“加于菹豆”；两者文例相同。而《士虞礼》主人初献后，尸左执爵，右取肝，擩盐，振祭，哜之，“加于俎”。尸以肝加于俎，从文例上说不通，殊为不类。凌氏以《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经文校《士虞礼》，而知“俎字恐是菹字之误，盖加于菹即豆也”，得之。

又如《士冠礼》宾醴冠者，冠者“筵末坐啐醴，捷柶，兴”。“捷柶”，《经典释文》、《仪礼经传通解》、毛本同，而《开成石经》、严本、徐氏本作“建柶”，未知孰是。凌氏以《士昏礼》女父醴使者云，“西阶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兴”。又舅姑醴妇云，妇“降席，东面左啐醴，建柶，兴”，《聘礼》主君醴聘宾云，“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荐东”。故断定作“建柶”是，今本作“捷柶”者，“盖后人因《释文》而误改，当从石经也”。钱大昕等说同。

判断是非。《仪礼》研究中的许多是非，往往长期聚讼而不能定于一说。《礼经释例》的出现，为解决纠纷、判定是非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如卷一上“凡入门，将右曲，揖；北面曲，揖；当碑，揖；谓之三揖”条，对解决“三揖”的分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士冠礼》“至于庙门，揖入。三揖”，注：“入门，将右曲，揖；将北曲，揖；当碑，揖。”《士昏礼》“纳采，使者至于庙门，揖入。三揖”，注：“入三揖者，至内溜将曲，揖；既曲北面，揖：当碑，揖。”《乡饮酒礼》“主人与宾三揖”，注：“三揖者，将进，揖；当陈，揖；当碑，揖。”三篇经文都提到“三揖”，郑玄的解释是一致的。敖继公出于敌忾，蓄意另立新说：“三揖者，于入门左右之位揖，参分庭一在南揖，参分庭一在北揖。凡经言揖入、三揖者放此。”敖氏此说一度主导了学术界。

凌氏指出，三揖的位置，《士冠礼》贾疏说得很清楚：“主人将右，欲背客，宜揖。将北曲，与客相见，又揖。碑是庭中大节，又宜揖。”贾疏把为何要三揖的原因都做了解释。郑注《昏礼》及《聘礼》、《乡饮酒》的“入三揖”，都是依据这三节为三揖。《士昏礼》亲迎，“至于庙门，揖入。三揖”，《乡射礼》“主人以宾三揖，皆行”，郑玄不注，当是省略，实际上也是这三揖。可见敖说之误，在于不明古代堂室之制，“堂涂与门不相直，而与阶相直。故宾主入门，至内溜，将右曲就堂涂，则宾主必相背，故揖。既至堂涂，俱曲而北面，则宾主又相见，故再揖。当碑，则将及阶矣，故三揖。非此固无缘相揖也”。《仪礼》“三揖”的纷争由此平息，再无波澜。

又如，《士相见礼》云：“君若降送之，则不敢顾辞，遂出。大夫则辞，退下，比及门三辞。”敖继公认为，文中的“及门”，是君送大夫及于门；“三辞”，是大夫在君兴、下阶、及门等三次辞君。此说也曾经迷惑不少人。凌氏依据诸例指出，“及门”，是指大夫及门，而不是君送大夫到门。由《燕礼》、《大射》可知，礼之通例，君送大夫仅仅降阶而已，并不送到门；所谓“三辞”，是相对于礼辞、固辞而言，即终辞，最终一次推辞，表示终不敢当国君降阶的礼节。

贯通群经。《礼经释例》正文各卷之下，大多附有专文，如《周官九拜解》、《周官九祭解》、《仪礼释牲》、《觐义》、《周官乡射五物考》、《射礼数获即古算位说》、《封建尊尊服制考》、《诗楚茨考》、《〈论语〉黄衣狐裘说》等，或以文献与《仪礼》相互印证，或专题说解《仪礼》礼义，意在打通《仪礼》与经籍，以发明古代礼制。

如《诗楚茨考》以《小雅·楚茨》六章与《少牢馈食礼》对读，认为两者所言为一事，即“王朝卿大夫之祭礼”。首章“言黍稷为酒食之用，遂及正祭之妥侑也”，二章“言牲牢为鼎俎之用，遂及祊祭之飨报也”，三章“言傧尸于堂之礼也”，四章“言尸嘏主人之礼也”，五章“言既祭而彻也”，六章“言既祭而燕也”。凌氏以《楚茨》与《少牢馈食礼》之仪节一一对应，如首章云：“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食”即《少牢馈食礼》之尸入十一饭；“酒”即卒食酌献尸；“享祀”即尸未入之前之阴厌；“妥”即尸入升筵，祝与主人皆拜妥尸；“侑”即尸七饭后告饱，祝侑，尸八饭后告饱，主人侑。二章云“或剥或享，或肆或将”，“剥”即《少牢》司马刲羊，司士击豕；“享”即熟牲体于雍爨；“肆”即升牲体于鼎；“将”即载牲体于俎，云云。六章多如此，此不备举。读之令人耳目一新，不失为《仪礼》研究之新径。

凌氏于异中见同，又于同中见异，于诸仪中求例，复以诸例求礼，将纷繁驳杂、看似无序的仪节，归纳为成体系的“例”，使各篇之间，脉络隐现，秩序井然，千年沉滞为之一扫，《仪礼》之学顿开生面，成为礼学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与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礼经释例》不可能毫无缺憾、没有可商之处，后人可以纠正与完善之，但无法从整体上推翻它，这是它的学术不朽之所在。

二、王国维的彝器名物研究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主讲《尚书》、《仪礼》、《说文解字》等课程。在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文学、哲学、敦煌学、西北史地、红学、戏曲等领域均卓有建树，著有《人间词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提出“二重证据法”，引发了史学研究的革命，开一代风气，被誉为“近代史学的开山”。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

青铜器是礼器，是礼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许多青铜器都有铭文，内容每每是说明制作该器的缘由。不少铭文会提及器名，如钟、鼎、簠、簋、盘、匜等。宋儒、清儒在青铜名物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似乎已经将问题做到穷尽，要想再有重大突破，谈何容易！但是，王国维先生居然纵横捭阖，在青铜器研究领域再造辉煌。《观堂集林》卷三收入的《说斝》、《说觥》、《说盉》、《说彝》、《说俎》（上下）等五篇论文，都是其青铜器研究的力作，篇篇掷地有声。

《说斝》。《说文》云：“斝，从吅，从斗冂，象形，与爵同意。”《说文》说斝是与爵同类的酒器，至确；但说它是象形字，则有些莫名其妙，因为许慎分解的三个部首，没有一个能给人以象形的联想。罗振玉最早发现，甲骨文中的“”字，上部象斝的两柱，下部象三足，形状似爵而腹部加硕，“甚得斝状”，应该就是“斝”的初文，而《说文》斝字乃由此转讹者。此外，金文中的“”，也作二柱三足一耳，没有流与尾，与传世的斝的实物的形状完全吻合。古“散”字写作“”，与卜辞之“”字形相近，后人遂误认“斝”为“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出现了一器二名的怪现象：《韩诗》说饮器有散无斝，而传世礼器有斝无散，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无人深究。罗振玉推断“诸经中散字，疑皆斝字之讹”，散与斝应该是一回事。王国维赞同罗振玉之说，并为之再添四个证据：其一，清廷贵族端方所藏古代斯禁上陈设的酒器，有一爵、一觚、二觯、一角、一斝，而《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酒器有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两者在器的数量上尽管有差异，但器名却是两两相当，斝与散正好对应；其二，《礼》书言斝则不言散，言散则不言斝，可见二者同物；其三，斝者，假也、大也，斝容量大，故常常用作盛郁鬯用的灌尊；其四，《诗·邶风》“公言锡爵”，《毛传》以散释爵，从声韵角度而言，经文原本当作斝，后讹为散，因不合韵，故改为爵(3)。罗、王二氏的论证，澄清了以往文献中的含混，并且解决了礼器斝的名实相左的迷惘，得到学界一致认同。

《说觥》。“兕觥”，是文献中屡屡提及的酒器，《诗·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诗·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诗·周颂·丝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至为奇怪的是，在传世青铜器中就是不见这一器种。王国维先生认为，它很可能是被混进了器型比较类似的铜器之中。经过细心研究，他发现在诸多被称为“匜”的器群中，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甲乙两类器组：甲类器形浅而大，有足而无盖，流狭而长；乙类器形稍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但几乎都有盖，流侈而短。从器形上判断，它们不应该是同类器物，王国维提出三点证据，其一，甲类器都自铭曰“匜”，乙类器则没有这种情况；其二，甲类器与盘配套使用，同属于古代洗手用的沃盥器，匜用来盛水沃手，盘放在下面接弃水；乙类器的铭文多为“作父某宝尊彝”之类，证明其是宗庙彝器，而不是沃盥器；其三，甲类器是沃盥之用，所以不需要器盖；乙类器属于酒器，所以配有器盖。

既然乙类器不是匜，又是什么？王国维先生认为就是兕觥(4)，他提出三条线索，第一，乙类器绝大多数有器盖，盖端都做牛首形，无盖者当是出土时失落；第二，《诗》云“兕觥其觩”，觩，《说文》作“觓”，与《诗·朻木》（今作《樛木》）之朻音义相同，训曲，乙类器的器盖都是前高后低，使饮酒时酒不会外溢，器与盖二者皆觩然有曲意。第三，根据《五经异义》所述，兕觥为所有饮酒器中的最大者，验诸实物，该器的容量确实比斝还大。王国维通过上述六个方面的论述，终于将兕觥从宋儒所定的“匜”中分离出来，立论坚实，确不可移。

《说盉》。古文献中并没有称为“盉”的礼器，以往的学者对此也都闻所未闻。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一件铜器自名为“盉”。《说文》有“盉”字，但没有说是器名，只说：“盉，调味也。”“盉”究竟用来调什么味，其功用究竟何在，从未有学者讨论过。王国维先生依据礼书的记载，认为“盉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王先生将这种器物与古代礼仪制度放在一起考察。他指出，根据《仪礼》记载，古人设酒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简单的礼仪，只需设一个酒尊，里面盛着酒或者醴，由于设在堂上的门户的一侧，故称为“侧尊”。另一种是比较隆重的礼仪，需要在门户的两边各设一尊，一尊盛酒或醴，另一尊盛玄酒。玄酒就是水，为何要设水？是否属于虚设？郑玄解释说：“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贾公彦疏：“上古无酒，今虽有酒，犹设之，是不忘古也。”郑、贾二氏的说法是一致的，上古尚未发明酒，故以水代酒。在酒发明之后犹设玄酒，意在教育后人不忘古昔。这一解释几乎无人怀疑。王国维先生独具慧眼，他从礼义上找答案，他说《仪礼》记载，宾主之间行献酌之礼，都必须“卒爵”，就是将酒器中的酒喝干。古代的酒爵很大，容量有多至几升的，于是出现了仪礼与酒量的矛盾，酒量小的势必感到为难，“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在酒中兑水，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谓之玄酒以节之。”(5)出土的盉，形状大多类似后世的茶壶，里面大多都插有一把勺，证明它的用处确实如《说文》所说，是“调味也”，用以调节酒味厚薄。王先生之说不仅解决了这类礼器的定名，而且解决了《仪礼》中为何要设置玄酒的问题，堪称酣畅淋漓。

王国维先生是大师级的学者，是近代学者中最早利用文物考古资料研究殷周礼制嬗变的第一人，他所作出的贡献，无人可以与之比肩。有关的情况，本书已经介绍过不少，限于篇幅，《说彝》、《说俎》两篇恕不赘述，请读者自行检阅。

三、钱穆的《周官著作时代考》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七岁入私塾，1912年因家贫辍学，之后自学，在家乡的中小学任教。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经顾颉刚举荐，受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等校。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60年，获耶鲁大学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10月，自香港赴台湾，次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著述等身，撰有《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朱子新学案》、《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等数十种。顾颉刚评价钱先生：“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余英时赞誉钱先生：“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许倬云说：“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

《周官》的成书年代，是礼学研究中千年不衰的经典论题。从刘歆开始，学界对《周官》的主流看法，就是把它坐实为周公制礼作乐留下的经典，认为该书体大思精，博洽赅备，非圣人不能作。钱先生《周官著作时代考》是在近代史学兴起的背景下出现的，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变动不居的漫长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与制度，而某一思想与制度必然经历过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研究《周官》的成书年代，应该把它放到先秦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此书表述的思想与制度究竟与哪一历史阶段相对应。一个基本的理念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在的时代，在撰作《周官》之时，作者必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当时的社会思潮与生活现实带进书中。因此，分析《周官》的思想与制度，是判定其撰作时代的重要途径。

钱穆先生早年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驳斥康有为氏遍伪群经之说，《周官著作时代考》是这一学术系列的另一部重头之作。钱先生从祀典、刑法、田制、封建、军制、外族、丧葬、音乐等多个角度，条分缕析，钩稽索隐，对《周官》作了综贯全局的研究，认为“此书决非周公所著，也绝非春秋前所有”，而是战国“学者理想上的冥构”。本书是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周官》成书年代的专著，洋洋十余万言，创立了《周礼》研究的新范式，影响深远。

钱书的纲目如下，由此可以窥知其规模与结构：

（一）关于祀典

一、五帝祀之来历　二、论五帝分祀　三、论帝昊天上帝和五帝的分异　四、论郊丘异同　五、论冬至祭及立春祭　六、附论汉以后郊　七、论方泽祭地　八、论朝日夕月　九、论救日夕月　十、论阴阳男女

（二）关于刑法

一、论法的观念之成立　二、论法律公布之制　三、论五刑　四、论五刑以外之流放　五、论什伍相收司连坐之法　六、论作内政寄军令　七、论入矢金赎罪

（三）关于田制

一、论公田制　二、论爰田制　三、论封疆沟洫

（四）其它

一、论《周官》里的封建

二、论《周官》里的军制

1．论车乘及卒伍　2．论舆司马行司马　3．论国子与庶子　4．论馀子　5．论军门称和

三、论《周官》里的外族

四、论《周官》里的丧葬

五、论《周官》里的音乐

钱著博大，涉猎极广，非浅学所能穷尽，本书从中选取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周官》“五帝祀”的讨论，二是关于《周官》中“法”的讨论。前者旨在从大的格局上推翻《周官》为周公手作或作于春秋之说；后者试图以小见大，从“法”字的时代性及其内涵，来论证《周官》晚出。

1．关于“五帝祀”

《周官》一书以阴阳五行作为宇宙模式，作者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具有浓郁的哲理色彩(6)。《周官》阴阳五行思想在祀典中最重要的体现，是所谓“五帝祀”，在天官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小宗伯等九个职官中都有叙述。论证“五帝祀”所对应的历史时代，对考定《周官》的撰作年代具有关键意义。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周官》的“五帝”不是《史记·五帝本纪》之黄帝、颛顼、尧、舜、禹等“五帝”，而是与五方、五色相配的五帝，郑玄认为就是《春秋纬·文耀钩》“春起青受制，其名灵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纪。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枢纽”等五行之帝。

胡适、顾颉刚在他们的论述中都提到《史记·封禅书》关于秦畤的一段史料，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作鄜畤，郊祭白帝；秦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7)；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作畦畤栎阳，祠白帝云云；并且认为它就是五行的前身，刘邦入关，加黑帝而成五，五帝祀终于定型。

“五帝祀”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它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叠加的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不仅对判断五帝祀的时代有直接意义，而且可以深化思想史的研究。钱先生对“五帝祀”问题作了如下的逻辑推导：

五帝之说何时出现；

五方帝之说何时出现；

五方帝何时分祀；

昊天与受命帝何时分祀；

祭天为何有冬至与立春之别。

要完成上述考证，文献是基础。不仅古书之中有伪书，真书之中有伪事；而且人物的真伪及其先后关系，如老子其人的有无，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都是问题。钱先生早年作《先秦诸子系年》，“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系统考订诸子及其著作的年代，自信所得结论“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钱先生对《周官》的研究，得力于他对诸子的研究不少。

《诗》、《书》是公认的西周典籍，故有关的排查必须从这里开始，结果很明确，结论很简单，但却是非此不可：

《诗》《书》只言“天”、“帝”，而无五帝。五帝乃战国晚起之说。

五行之说首倡于邹衍，故钱先生称其为“战国晚起之说”。邹衍虽倡五行说，但并没有把它推及为对五方之帝的祭祀。钱先生指出：

五帝祠，乃秦人特创。且秦人亦只祠白青黄赤四帝，还没有黑帝。直至汉高祖入关，始足成五帝。其前本无所谓五帝祀。

《国语·晋语》虢公梦蓐收，《墨子·明鬼》秦穆公梦句芒，皆称帝命，而不称青帝、白帝。《左传》晋太史蔡墨言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也没有与五方五色联系，可见，“诸书所言，已有五行神，而无五方帝”。

《墨子·贵义》说：“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学者多以此为五行思想出现的证据，钱先生认为，“仍见那时先有五行神，而还无五方帝，故只云帝杀青龙赤龙，而不称青帝赤帝”。《庄子·应帝王》有中央之帝、南海之帝、北海之帝的说法，但依然不是所谓的五方帝，因此，“既无五帝，决不能有五帝祀，其理甚显”。

五帝祀既不见于文献，那么，是否在现实中实行过？钱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考察。《周官》五帝祀的性质是祭天，列国之中，鲁国举行过郊天之礼，见于《春秋》的就有九次，鲁以诸侯而郊天属于僭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鲁国的郊天并非祭祀五帝中的任何一帝，与五帝祀毫无关系。

争议的难题在于，秦人的四畤之祭与五帝祀是否有关。如果仅从字面上做肤浅的联系，看到四畤分祭青、赤、白、黄四帝，就会认为与五帝祀只差一步。钱先生指出，秦襄公作西畤的性质，与鲁国郊天完全相同，“也是僭行郊礼而祀上帝”，他引《史记》的话为证：

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

司马迁直言秦襄公作西畤是“用事上帝，胪于郊祀”，足见西畤所祀乃是当时唯一的上帝，而不是五帝中的白帝。其后，秦文公鄜畤所祀，也当作如是观。文公因梦黄蛇而作郊祀，按五德符瑞之说，梦黄蛇应该祀黄帝，而史敦说：“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证明当时还没有五帝祀的观念。“秦宣公渭南密畤，秦灵公吴阳上下畤，都只是祀上帝，不是祀青帝和黄帝”。钱先生再次将秦的四畤与鲁的郊天做类比，如果“把秦人处西垂，主少皞之神的观念，强说他所祀的是白帝，此如说鲁处东方，主太皞之神，其春秋时僭行郊礼，所祀乃是青帝，岂不大误”？

将五行与东南西北中五方、青赤白黑黄五色搭配之后出现的五帝，战国末期才出现，秦始皇采信其说，并且借用鄜畤之旧祀白帝，密畤之旧祀青帝，吴阳上下畤分祀炎帝黄帝。“四畤皆是旧有，而所祀遂为青黄赤白四帝，与以前只祀上帝者不同”。汉高祖在雍四畤的基础上增加北畤黑帝，方才足成五帝之祀。天长日久，汉人以五行说来解释秦四畤，实际上已经忘记秦人原有的“胪于郊祀”的传统，

接下来的问题，是五帝是否分祀于五方。《周官·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按照郑玄的解释，五帝分别在东南西北四郊祭祀（黄帝也在南郊）。郑说自来很少有人怀疑，钱先生不愿人云亦云，“细玩《周官》原书，实不见五帝四时分祀之迹”，中间大有疑问，认为郑玄的解释并不等于《周官》的原意。钱先生指出，《晏子春秋》中楚巫说“五帝之位在国南”，并没有把五色帝分配在四方。到《吕氏春秋》，才有东郊迎春、南郊迎夏、西郊迎秋、北郊迎冬之说，“此乃学者理想上冥构”，并非实录。秦畤与五帝祀不可等同视之，钱先生列举两条汉代史料作为强证：其一，众所周知，王莽最喜欢《周官》，而平帝时王莽奏言称：“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王莽的所谓“古”，是指《周官》的制度，所谓“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就是没有像《周官》那样分兆于四郊，足见连王莽也不认为雍五畤与五帝祀的性质相同。其二，汉文帝十五年，用新垣平言，作渭阳五帝庙，其格局是“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可见秦雍五畤及汉渭阳五帝庙，都没有按照方位兆四郊。五帝分祀四郊，是当时学者一种空想。说是同时合祀，较为符合情理。《周官》作者，“统统为之兼罗并存，自不免有冲突”。“季夏祀中央黄帝的说法，似乎在《周官》成书时代尚未完成，所以《周官》作者未及采用。直要到《吕氏春秋》，才于四时四郊分祀五帝有一番精详的规定。”

再下来的问题是，祭祀昊天与受命帝的地点，具体来说，是在郊还是在丘？或者进一步说，郊与丘是一地二名，还是各为一地一名？这些先秦从未有过的争议，后来成为历代学者纷争不已的热点，其源盖出于《周官》。

《周官·春官·司服》有“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一语，其中的“昊天上帝”，是二还是一，即理解为“昊天”与“上帝”，还是理解为“昊天上帝”？学者间的看法不尽一致。如果理解为“昊天”与“上帝”，又有祭祀的地点问题。郑玄主张，“昊天”与“上帝”是两个不同的祭祀对象，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天帝，后者是感生帝。郑玄的理解符合《周官》的本义。郑玄还认为，两祭分别在郊丘举行，“凡云昊天者，并指圜丘所祭之天。凡云上帝者，并指南郊祭受命帝”，而且，圜丘祭昊天在冬至，南郊祭受命帝在立春。

所谓“受命帝”是从邹衍之徒的五德终始说衍生出来的。按照这种理论，虞以土德王，受命帝是五德中的黄帝；夏以木德王，受命帝是苍帝；殷是白帝，周是赤帝云云。各从所不胜相转移：由于金不胜火，故以金德王的殷，要转移到以火德王的周。

钱先生指出，“五德转移说，和五帝分祀并不同条共贯”，它们分别来源于邹衍及其门徒的两个系统的著作：

一是《邹子》四十九篇，核心是“主运说”，五行相次转用事，这是五帝分祀说的来源。一年之内要遍祀五帝：春祭苍帝，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秋祭白帝，冬祭黑帝。进而要与方色和时景相配：东方青色而春天亦属青色，因此在春天祀青帝于东郊。南方赤色，而夏天亦属赤色，因此在夏天祀赤帝于南郊。依此类推。按照这种说法，随着时令逐次分祀五帝即可，不必考虑以何德王，受命帝为何色的问题。

二是《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核心是“五德以相胜为转移”，这是受命帝之说的来源。《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之徒，论著五德终始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五行的次序是相生的，明不与五德转移说相同。

《汉书·艺文志》把邹子四十九篇列在前，把《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列在后，必有其缘由，钱先生认为，“大概主运一路说法，或出邹衍手创，《五德终始说》五十六篇，或出邹衍后人之手”。

齐人奏之秦始皇者，是《终始》五十六篇的五德转移之说，始皇采用之，而以水德代周火德王，并且因雍四畤分配青黄赤白四帝。钱先生指出，“今《周官》虽有五帝祀，却并未说明要四时分祀一年而遍”，与《吕氏春秋》一年内遍祀五帝不是一回事。

紧接着的问题，是祭天的时间是在冬至还是立春，这就涉及历法的问题。一般认为，三代的建正各自不同，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

认真读过《周官》的人都知道，《周官》中有两套历法，在叙述上是明确分开的。《周官》以岁时序事，都是先言正月，次言岁终，再言正岁。所谓“正月”，是指周王正月，是以十一月为岁首的建子之正；所谓“岁终”，是指夏历十二月；所谓“正岁”，是指夏正建寅之月，时间上对应周历三月。

钱先生认为，“在一个朝廷上，同时行用两个正朔，这正和上举祭天了还祭五帝同样的滑稽。”其原因，钱先生做了如下推测。用周正建子是周人的传统，春秋时晋用建寅夏正，可能是“较后的周历的一种新历”，与周历并用。到战国时，夏历推行益广。《周官》作者可能是晋人，所以“不免把晋国的夏历与旧传的周历，两种不同的历法，兼罗并用”。

钱先生指出，正是由于正月与正岁两种历法的并存，出现了冬至的圜丘祭和立春的南郊祭并存。由《礼记·郊特牲》可知，周人祭天原本在冬至，冬至包含在周历的正月当中。而立春包含在夏历的正月当中。周人后来改用夏历，正岁变了，原本在冬至的祭天大礼随之变为立春的祭天之礼。吕不韦是晋人，宾客也多出三晋，所以《吕氏春秋·十二纪》主张采用夏历，《孟春纪》说：“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到了仲冬十一月的冬至，再无祭天之礼。钱先生说：“这便是冬至祭移到立春之确证。”

《礼记·明堂位》说：“鲁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是周正子月，可见鲁郊原本在周正月。《礼记·杂记》孟献子说：“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见鲁郊本也在正月日至。由于种种原因，正月日至的郊天礼不断移后，从冬至到启蜇，后来又从周正到夏正，后儒不清楚这一变化，误以为是一时并存的事。

《周官·龟人》：“上春衅龟相筮。”郑注：“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而《礼记·月令》孟冬命大史衅龟。可见，秦以十月为岁首，孟冬相当于《周官》的上春，同为一岁之始。如果只有一个历法，何须分为冬至、立春两番举行？

《周官》所说圜丘祭天，并没有把南郊一分为二，钱先生认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圜丘之所在谓之郊，郊之所祭之处圜丘。

《周官》夏历周历兼用，言日冬至夏至，分明是夏历，而说圜丘却专从周历，定在冬至。钱先生质疑说：“既用夏历，何不于夏历岁首正月郊天，而还用旧夏历冬至郊天？”秦人以十月为岁首，故常在十月上宿郊见，而不遵冬至。

经过钱先生上述的论述，《周官》五帝祀绝非春秋以前所有的论断，读者自然会感到心悦诚服。不过，钱先生并没有就此为止，他连带着把阴阳的问题也端出来批驳，因为在《周官》中，阴阳与五行恰似孪生兄弟，五行无处不在，阴阳亦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得更加细密，钱先生指出，“《周官》所用阴阳二字之涵义，实非常广泛。要言之，气有阴阳，声有阴阳，礼乐有阴阳，祭祀有阴阳，狱讼有阴阳，德惠有阴阳，一切政事法令都有阴阳。事事物物，莫非阴阳之两面”，“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由于秦汉以后阴阳五行说盛行于世，后世学者多已不知西周、春秋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对《周官》的阴阳学说颇为认同。而要破解《周官》的年代密码，非剥除它的阴阳伪饰不可。

以下选取钱先生驳斥《周官》阴阳说的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圜丘、方丘，二是关于日食、月食，都很精彩，可惜似乎很少有学者注意及此。

《周礼·春官·大司乐》说：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祭天，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祭地。冬夏、地泽、圜方、天地，就像对联一样，那样工仗，严整，不由你不信。但是，里面的漏洞却很明显。钱先生指出，“古来似乎只有社祭，没有社祭以外的地祭”，所谓方泽祭地，是“在阴阳的对偶上玩把戏”：

一面是天神，一面为地示。一在冬日至，一在夏日至。一在地上之圜丘，一在泽中之方丘。一乐六变，一乐八变。何等整齐，何等匀称？这种思想，其实从庄周的《齐物论》是非生死一切的对辨以后，经过道家自然哲学阴阳二元论的一番眩示，才得发生。在先上帝是独一至尊的，《诗》《书》惟称“天”“帝”，不见对偶相称的天地。天、地并列，天的尊严已失，便是自然哲学唯物主义的论调，便是阴阳学派的声口。阴阳学家在战国晚年道家哲学成立以后始有。而《周官》已采用这种见解，来玩那天地方圆阴阳寒暑两两相对成偶的把戏，这何尝为周公所制，又岂是春秋前所有？

这种阴阳相对、天地并提的体系，整齐、匀称，又顶着哲理的光环，令人觉得极其合理，不由自主地相信它。可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举世皆知，在周人心目中，唯天独尊，“天、地并列，天的尊严已失”，可谓一语中的，喝破鸿蒙！

钱先生进而以“救日食月食”为例，证实《周官》这套理论之不可置信。《周礼》中屡屡提及“救日月食”，如：

救日月，则诏王鼓。（《地官·鼓人》）

凡军旅田役，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春官·大仆》）

凡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大傀异灾，诸侯薨，令去乐。（《春官·大司乐》）

掌射国之夭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射之（《秋官·庭氏》）

《左传》有日食时“鼓用牲于社”的记载；昭公十七年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因而一般人都认为伐鼓用牲是古代日食时必有的举动，对《周礼》日月食伐鼓的记载深以为然。钱先生指出《周官》的破绽如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记载鼓用牲于社的只有三次，可见是特殊的举措，并非每逢日食都要伐鼓用牲。

《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只记载三十六次，足见并非次次日食都要记载，当时人未必认为日食每次都是灾异谴告，每次都要伐鼓用牲去救。对于月食，自然更不理会。

《汉书·五行志》，凡汉著纪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而不著月食。西汉人说灾异多及星象，少言月食。刘向歆父子言五行，亦不以月食为灾异。从董仲舒、刘向歆父子始，方为每次日食加上上天谴告的说明。

仅此两端，《周官》阴阳之说的荒唐无稽已经尽显无遗。钱先生的结论是，《周官》这种阴阳配偶化的理想，“自然发生在战国晚年阴阳学盛行之后”，“在道家思想转成阴阳学派以后”。平心而论，《周官》中的阴阳思想，古人早已觉察，王安石论述尤多，但都缺乏力道，都不能如钱先生这样，势如破竹，酣畅淋漓。

2．《周官》中的“法”

解决文献年代争议的另一途径，是文字考订。文字有本义，有引申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义项不断增加。同一个文字，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所指不同，因而不能望文生义。文献中的字义，应该与它撰写的时代一致，否则就有作伪之嫌。优秀的学者，善于通过揭示字义的错位，来还原文献固有的年代，下面先举一例。

《书·尧典》，长期被认为是尧舜时代的文献。近代以来，学界不少人寻找证据，质疑它的撰作时代。《尧典》说，尧去世后，百姓非常悲痛，“如丧考妣”，就像父母丧亡一样。把“考妣”训释为父母，见于《礼记·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而《曲礼下》不是西周的作品，不能用它统括西周乃至虞舜时代的称谓。事实上，前人早已发现《曲礼下》的说法与诸多文献抵牾，例如《曲礼下》孔疏就已举出反证：“《尚书》云‘大伤其考心’，又云‘聪听祖考之彝训’，《仓颉篇》云‘考妣延年’，《书》云‘嫔于虞’，《诗·大明》云‘曰嫔于京’，《周礼》九嫔之官，并非生死异称矣。”顾炎武进一步指出，古人不以妣为母亲的专称：“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谓之妣。经文多以妣对祖而并言之，若《诗》之云‘似续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过其祖，遇其妣’是也。”(8)《国语·周语下》周人称姜嫄为“皇妣大姜”，更是明证。惠栋也援引孔疏说《公羊》，认为考妣非父母死后之称(9)。殷墟甲骨文出土后，证明顾炎武所言不虚。殷人祭祀祖先时，无论哪一代先祖的配偶都称为“妣”，并非特指母亲；此外，对父亲不称“考”而称“父”。用“考妣”指代父母，是战国时代的事。《尧典》的作者没有见过商代甲骨文，也没有好好揣摩《诗》、《书》中的遣字用语，不经意地把战国人对父母的称谓写了进去，从而留下了晚出的马脚。尽管《尧典》所载多有唐尧时代的史影，但却是战国时人依据传说写定，这样，我们对《尧典》的认识就确切了。

上述方法，需要深厚的学养与过人的史识，要有老吏断狱般的严谨与沉稳，非等闲所能为，而钱先生擅长于此。钱先生注意到《周礼》中的“法”，绝对是一大纰漏，于是穷追不舍，摧而廓之，在各个层面上扩大战果，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钱先生说：“《周官》里有一点很明显的标准，足以证其为晚出的，便是书中对于‘法’的观念之重视。”“大抵通观《周官》全书，可以说三百六十官，无一官无法制，也无一官无禁令。而这些法制禁令，又惟恐其下之不知。所以逐时年常竭力的用意于宣布和申述。此正恰合于老子书所谓‘法令滋彰’一语”。虽是一个“法”，却足以牵动《周官》全身，将此字的时代特征说透，就足以颠覆《周官》的种种旧说。

细读《周官》就不难发现，书中确实蕴含着一个法治的网络。《周礼》的六卿，在每年正月之吉，都要向邦国都鄙公布法令，并将各自的官法悬挂于象魏，要求万民前来观看，以便在生活中有所遵循，“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将会受到刑法的制裁。法也是治理官府的重要手段，大宰治国的十大纲要之一，就是“以八法治官府”。六乡各级政区的官员，包括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等，都要定时聚官吏民众读法。可以说《周礼》中的“法”字不胜枚举。孙诒让认为《周官》的悬法具有后世的“布宪之义”。因此，尽管历来都把《周官》列入儒家类典籍，但是近代有些学者看出了它的浓郁的法治色彩之后，把它看作是法家的著作(10)。

钱先生的着力之处与他人不同，他在字义上推究，将后人习用的“刑法”一词离析为“刑”与“法”两个概念，指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刑”字早起，“法”字晚出：

“法”字引用，在古书中很后起。《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古人治国，只知有礼刑，不知礼和刑以外的“法”。《诗》《书》里少见“法”字。春秋时人也还不懂得“法”的意义。

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钱先生列举了大量的文献。《左传》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只叫做“辟”，亦不成所谓“法”。叔向在谏书里劝止子产时，提及义、政、礼、信、仁、忠、和、敬等，而独无所谓“法”，可见当时政治界尚未有“法”的观念。《论语》中，孔子只说“为政以德”，“为邦以礼”，“政者正也”，“道之也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只说过“法语之言”，没有说到治国之“法”。《左传》记孔子反对晋国铸刑鼎，只说到贵贱不愆的法度，而不是法家的法理观念。

钱先生指出，战国法家李悝著《法经》以后，吴起、商鞅踵武继起，吴起令民偾南门外之表，商鞅徙木立信，于是才开始有“法”的观念，才可能出现“县法使万民观”的制度：

若在周初早有每逢正月“县法象魏，使万民观”的定制，子产铸刑书，叔向愽闻多识，何致惊诧反对？晋人铸刑鼎，也不致招惹孔子的讥评。郑国的刑书，晋国的刑鼎，只是一种较为固定的刑律，还说不到是“法”，更讲不到公开宣布。然而当时人早已万分惊怪。

可以作为钱先生之说佐证的，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灋”字都不当“法”讲，而是当“废”解，如“不灋朕命”即“不废朕命”。金文屡称“辟”，而不称“法”。

在揭示了《周礼》“法”字的晚出之后，钱先生将话锋转入《周礼》“五刑”的问题。《周官·大司寇职》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墨罪、劓罪、宫罪、刖罪、杀罪等所谓五刑的名目，与《书·吕刑》中的墨辟、劓辟、剕辟、宫辟、大辟一致，连顺序都相同。不少人以此认为《大司寇》五刑渊源有自，完全可信。钱先生指出，《吕刑》有“五虐之刑曰法”一语，“便已是《吕刑》晚出铁证”，他说：

古书称刑曰罚，刑则只是杀人断颈之名。《康诰》“刑人杀人劓刖人”是也。《吕刑》始以刑为肉刑之总名，而以罚为罚金，亦见其书之晚出。

《吕刑》的不可信，还在于五刑的条款之多，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基本常识。钱先生指出，李悝著《法经》只有六篇，用法的主要对象是盗贼，因而“断不容有很细密的刑律”。《周官》五刑，总有二百五十等，而《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总共有三千等，如果说《周官》就是崇尚德治的周公之典，那真是令人莫名惊诧！尽人皆知的是，“直至汉萧何攗摭秦法作律九章，也决没有那般繁琐”。

钱先生又指出，《周官》以大辟、宫、劓、刖、墨作为五刑之名，也与史实不合。前四种刑名，春秋时已很流行，但墨刑很少见。据《韩诗外传》、《左传》，可知劓墨（文身雕题）是当时吴越乃至东南地区的风俗。这种风气传到中国，应该是在春秋末期，南方越民族与中原交通之后，由于文化相对落后，他们在诸夏间做一些贱役，所以，“诸夏中犯罪而罚为奴婢服贱役的，也模仿着外夷施以黥髡之罪，此即所谓墨刑”。春秋时，被收为奴者，并不黥髡。《吕氏春秋》说，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盈，栾盈获罪于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而朡”，《左传》说“斐豹，隶也，著在赤书”，钱先生说，“似乎其时奴隶，只是收系而登奴籍，并不要黥髡。故其时尚无所谓墨罪”。《周礼·掌戮》：“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不会是古制。

《国语·鲁语》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朴。”也是五等之刑，但与《大司寇》不同。《大司寇》还另有用以纠察万民的五刑，称为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这种现象，钱先生解释道：

五刑说在《周官》里，似尚未固定。大概五行学说既起，始有五刑的编配。墨劓剕宫大辟，只是当时想编成五刑说里面之一种。后来独占优势，遂把五刑的解说也固定了。《五行大义》引《逸周书》逸文云：“因五刑相克而作五刑。”《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并引《白虎通》云：“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此虽后世之说，却不失为五刑说真确的来源。

钱先生的结论是：“五行学说起在孟子以后。《周官》的五刑说，其年代也可推定了。”

钱先生还指出一些“春秋前极通行的刑罚，而五刑里缺了的”刑罚，例如《左传》、《晏子春秋》等文献屡屡提到的鞭刑与断趾，却不在五刑之内，不合常理。此外，还有“刵”与“流放”，也不在其中，说明《周官》作者不可能是春秋以前之人。

“刵”是割耳之刑，《尚书·康诰》的“劓刵人”就是明证。“刵”又写作“馘”，古代打仗获胜，要割俘虏的左耳为献，《诗经》称之为“献馘”，《左传》中也有“俘馘”的记载。由于古时“刑不上大夫”，故刵刑只能施予小民，若是卿大夫罹罪，则用幽囚和流放的办法惩处，这在《左传》中有记载。流放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力的制裁”，是因为“此前贵族世袭，只逐出本国，便已失了政治上一切特权”。春秋末期，世卿世禄制度瓦解后，游士说客得势，朝秦暮楚，天下为家，在此背景之下，流放已失去意义，“流放到国外，一样可以当权握势”。因此，流放的从有到无，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变迁的大势，《周官》五刑没有流放，适足证明它是流放趋于消失的时代的产物。

四、沈文倬关于《仪礼·士丧礼》握手之制的考证

沈文倬（1917—2009），字凤笙，江苏吴江人，早年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后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1946年，在上海《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说高禖》、《“蜡”与“腊”》等文章，引起顾颉刚注意，乃破格聘其为国立编译馆副编审。随后到上海图书馆，负责编纂《中国丛书综录》。1963年，调到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1997年，受聘为杭州大学终身教授，后转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著《〈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等论文，结集为《宗周礼乐文明考论》，后作增订，名为《菿文存》。2009年10月21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沈文倬教授致力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古文字与古器物考释、古书之训诂和评论、古籍整理及校勘、目录版本学研究，尤以礼学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顾颉刚先生誉之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著名学者杨向奎先生生前曾以“南方经师，硕果仅存”八字评价先生。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左家公山、杨家湾等地发现一批保存比较完好的战国木椁墓，为研究东周墓葬制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1956年，陈公柔先生发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11)一文，以考古实物与文献相互阐发，证明《仪礼》的《士丧礼》、《既夕礼》两篇所记丧葬制度基本可信，并对《仪礼》一书中的名物和仪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引起很大震动。陈先生解决了很多旧问题，但也引发了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新问题，沈先生关于《仪礼·士丧礼》握手之制的考证即为商榷陈文而作，总共提出四个问题，限于篇幅，这里选取其中之一。

两周之际的墓葬中，比较常见的葬式是：死者仰身直肢，但两手相交于腹上。就常识而言，人死之后，两手必定自然下垂，这种两手交叠的葬法，无疑是人为的结果。陈公柔先生认为，这就是《仪礼·士丧礼》记载的“握手”，此说引起沈先生的兴趣。在《士丧礼》中，死者双手确实需要经过人为的约束，约束用的器物及其方法，经文有如下两段记载：

握手，用玄，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

设决，丽于掔，自饭持之，设握，乃连掔。

这两段文字简奥晦涩，礼家的解读极形纷繁，莫衷一是。读透上述文字，厘清其中的纠纷，是正确解释握手制度的关键。稍少有差池，则谬以千里。

第一段文字，是说“握手”（或简称“握”，是缠于死者之手的布）的规制，包括颜色、长度、宽度、形状等要素。

第二段文字，说的是如何“设决”（决，俗名“扳指”）、“设握”，叙述如何将“决”与“握”设于死者之手。

先来看第一段文字。“长尺二寸，广五寸”，是说握手的长度与宽度。“组”字的本义是带子；“组系”，是缝在握手端头用来系扎的带子。这两处的字义很清楚，没有争议。剩下的字数无几，但都是难点：“玄，里”、“牢中旁寸”、“著”，唯有将此三处说透，全段方能涣然冰释。

握手“玄，里”，陈公柔先生说是“一块长一尺二寸宽五寸的玄色（黑）面、色（红）里的布”，即一块正反面颜色不同的布，朝外的一面是玄色，朝里的一面是色。从字面上看，这样解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沈先生提出质疑：一块布怎么能染出两种颜色来？绝无可能。因此，它“一定是两块布缝合起来”，外面一块为玄色，里面一块为色。沈先生如此“抠字眼”，是否有必要？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与《士丧礼》下文的“著”字密切相关。

“著，组系”三字，郑玄无注，其原因是，在紧接此文的上面一节，即介绍“幎目”的形制时刚出现过，郑玄解释说：“著，充之以絮也。”所以，此三字再次出现时，郑玄便不再重复，这是郑玄注经的惯例。沈先生申述郑注说，所谓“著”，就是“把丝绵充塞在一块玄色布一块色布缝合起来的中间”。也就是说，“握手”是两块布缝合而成的一个袋状的夹层，里面用丝絮填充。“著”字训为填充，《仪礼》中不止一见，但其他文献很罕见。陈先生的大作，有两处涉及经文中的“著”字，但他都疏忽了，没有作训解。《仪礼》用字严谨，绝无废字。陈先生忽略不谈，从而直接导致了如下两个错误：

第一，把“握手”理解为一块单层的布。若如其说，丝絮往何处填充呢？“著”字就没有了着落，这是解经的大忌。如果陈先生注意到“著”字及其含义，就不会误读“握手”。

第二，《既夕礼》陈设葬具时提到“加茵，用疏布”。郑注：“茵，所以藉棺者。”贾疏：“云用疏布者，谓用大功疏粗之布。”可见“茵”是垫在棺木下面、用“疏布”（粗布）做的布袋。“茵”的细节，经文没有展开叙述，但《既夕·记》有说明：“茵著用荼，实绥、泽焉。”郑注：“荼，茅秀也。绥，廉姜也。泽，泽澜也。皆取其香且御湿。”足见“茵”的中间同样要“著”，要填充东西进去，不过不是丝絮，而是荼、绥、泽等有香味、且能防潮的植物。弄懂了“著”字的含义，就可以明白，“茵”的形制犹如布袋。但陈先生认为，“茵”是指椁底板及其下面的二根横垫木；“所谓加茵”，就是覆盖在茵木上的疏布，“因柩车赴圹，装载木椁的车可能是将茵木拢在最上面以便于先下于圹内，所以在茵上用疏布盖起来”，“前人以为茵是布袋的说法，恐怕是不正确的”。按照陈先生之说，茵是木板，则《既夕·记》用荼、绥、泽来“著”的记载同样无法解释。

关于“牢中旁寸”。“握手”的规制，是外形长尺二寸、广（宽）五寸，但它并非规整的长方形，而是“牢中旁寸”。所谓“中”和“旁”，就是把一尺二寸长的布分为三等份，每份都是四寸，中间的四寸称为“中”，两端的四寸称为“旁”，这个解释也没有分歧。分歧之处在于“牢中”的“牢”字作何解释，学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郑注云：“牢读为楼，楼谓削约握之中央以安手也。”读“牢”为“楼”，训为“削约”，“牢中”是将“中”的部分裁削。贾公彦认为是“中”的上下各裁削一寸，变成三寸宽，以便置于手掌之中，所以郑玄说是“以安手”。总之，两端的四寸都不动，还是五寸宽；只裁削“中”，使之变窄，形状类似于今天的哑铃。郝敬与郑注立异，读“牢”为“笼”，说是“空其中，旁宽寸”，即“中”的宽度要加大为六寸，如此，则其形制为中间宽，两头窄，目的是把死者的两手放进“握手”的中间。

面对如此纷繁的异说，如何取舍、裁断？陈公柔先生赞同郝敬的说法。沈先生从名物训诂的角度进行考证，他引刘熙《释名·释丧制》云：“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既然称为“握手”，理应是握于手中，故贾疏说：“以其在手，故言握手。”郝敬把握手说成“韬尸两手”、“两手交贯于牢”，如此，“握手并未有握在尸的手中，就失掉了名握的意义了”，所以，“郑说比郝说自要正确得多、合理得多”。

下面来看第二段文字。“设决，丽于雁，自饭持之”一句，是说设决之法。“设握”“里亲肤，钩中指，结于掔”一句，是说设握之法。

死者手上除了要“设握”之外，还要戴“决”。“决”，俗名扳指，射箭时套在拇指上，用于钩弦。射是男子的象征，上古男孩出生，要在门左张设一把弓，《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郑注：“弧者，示有事于武也。”子生三日，“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郑注：“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射又是士的必修课程，所以士死后拇指上要“设决”。设决的过程，并非往拇指上一套了之，还涉及与决相关的“”。《士丧礼》“设决”节郑注：“决，以韦为藉有，内端为纽，外端有横带。”“”，《说文·韦部》作“”，“，射决也，所以开弦，以象骨韦系著右巨指。”与为一物二名。与决的关系说不清，则“握手”之制终究混沌一片。故沈先生着力从名称与形制上说明之，指出“决与，分开来时，原是二物；合起来说，是衬在决下面的一块皮革，起着使决牢固不脱的作用；离开了决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以此称事实上是指决”，又云：“之上出于决处（即外端）有横带，之下出于决处（即内端）有纽（孔），系结起来好使决牢固不脱。”沈先生的这些表述，对最后说明握手制度至关重要，而陈先生都未曾谈及。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握和决各有几个？郑玄注《经》“设决丽于掔”节说“此谓右手也”，注《记》“设握里亲肤”节说“手无决者”。如此，则右手有决有握，左手无决有握，即决有一而握有二。郑说影响很大。而郝敬则说决有二，握仅一；认为“用二决，左右皆大指各一，皆组为系，借以连属两掔”，是将左右二决之带互结于掔（腕）。经文晦涩，异说纷纭，如何裁断为是，考验着研究者的智慧。沈先生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不对，他从《经》、《记》文例推求正确的解释，提出两个证据。

第一，《士丧礼》陈袭事所用衣物云：

笄用桑，长四寸，中。布巾，环幅，不凿。掩，练帛广终幅，长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纩。幎目，用缁，方尺二寸，里，著，组系。握手，用玄，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决，用正王棘，若棘，组系，纩极二。冒，缁质，长与手齐，杀，掩足。爵弁服、纯衣、皮弁服、褖衣、缁带、竹笏。

文中提及的名物非常之多，有笄、掩、幎目、冒、竹笏、握手、决等，都没有提到数量；唯独说“纩极二”，说明纩极有两个，其他都只有一件，这是《仪礼》的体例。准此，如果握手或决有两个，势必要说“握手二”或“决二”。“既然只称‘握手’、‘决’，自是握手、决各一无疑”。先生这一判断，以经证经，以例决疑，将异说定于一说，堪称高明。

第二，揆诸常理，丧礼之决与射礼之决的数量应该相同，故先生推断说：“射礼的决只有一个，设在右手大指上；丧礼的决，当亦与之相同。至于握手，好似射礼的‘遂（拾）’（当然形制与设法是不相同的），那末也只有一个，设于左手的”。此说合情合理，至确。

沈先生考定握与决都只有一个，证明根本不可能二决之带互结于掔，这对于破除郝敬“两手交贯于牢”和“韬尸两手”之说，犹如釜底抽薪，至为关键。

沈先生在上述考证的基础上，对设决与设握之法，做了如下详细说明。

首先，设决与设握的顺序。《士丧礼》说“设决，丽于掔，自饭持之；乃连掔”，可见是先设决，后设握。

其次，如何设决。方法是：先把内端的纽贯在大指的“本”（近虎口处）上，再把绕在指上，再把决贯上，然后把上的横带从决外贯于纽内，绕手腕一匝，夹持在虎口处，这就是经文所说的“丽（郑注：“施也”）于掔，自饭（郑注：“大擘指本”）持之”。不过要等到设握之后再把带子连结起来。

设握之法，经文未提及，根据《既夕·记》“设握，里亲肤，钩中指，结于掔”的记载，先把握手广五寸的一端覆盖在手背上，向内绕过来，使“中”的部分覆盖在掌中，然后再向外绕，使广五寸的另一端重叠于手背。如此，握手的里正好贴着手掌，所以说是“里亲肤”。“中”在手掌中，所以要略为狭窄，此即“牢中旁寸”。最后把握手两端的带，钩绕中指，缚住握手，回结于掔（手腕）。

尽管郝敬没有见过战国墓葬，但他“握手如筩，韬尸两手，……两手交贯于牢”之说，与战国墓所见“两手相交置于腹上”的葬法一致，所以陈公柔赞同郝敬之说。沈先生指出，陈先生并没有看懂郝敬的说法，郝氏的两手“交贯于牢”，是将左右手之决的带连结在掔（腕）上，而陈先生误认为握手是一根布带，用它把两手束缚在胸前。

既然郝敬之说不可信，那么死者的两手当如何交叠？沈先生指出，经文“乃连掔”一语已经做了交代。“乃连掔”，就是在右手设决、左手设握之后，再把左手设握结于掔后的带，与设决时夹持在虎口处的之横带互连结于掔，即“之横带结于左掔，握带结于右掔”，于是两掔连结在一起，成两手交叠之状。

沈先生的这一考定，向我们昭示了一种研究范式，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教益。

首先，礼学研究要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做一名经学家，坐拥书城足矣。晚近以后，情势丕变，随着田野考古的勃兴，无数的古代遗址与遗物得以面世，大大扩展了史料的范围，如果依然在书斋中孤芳自赏，不接触考古学，不了解最新的发掘成果，就注定做不了最前沿的研究，礼学研究尤其如此。地上的文献与地下的文物，原本互为依存，属于同一文化整体，在它们阴阳悬隔之后，纯粹的文本研究，无可奈何地成为残缺的、不完整的研究。王静安先生在上世纪初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倡导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二重证据法”的意义在于，把古代文明的研究恢复为整体的研究，沈先生是它的卓越践行者。先生早年接受的是旧学，毕生研究的也是旧学，但先生的目光却是全新的，充分利用贾马许郑、乾嘉诸老所不能梦见的考古资料，卜辞彝铭、两周墓葬、武威汉简，无一不纳入其视野，以经籍证考古，以实物验文献，游刃有余。他对考古前沿成果的反应之敏捷，以及介入讨论之深入，令人感慨不已，这正是先生能超迈前贤的重要原因。

其次，礼学研究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对经典本身的把握程度。由本文介绍的两个范例可知，沈先生解决难题，均从经典的训解诠释发力。《士丧礼》关于“握手”制度的叙述，不过寥寥三十余字，似乎无甚深意。我多年前指导七八位研究生会读《士丧礼》，读至“握手”一节，学生都读不出其中隐含的问题，以为已经读懂，同样把“握手”理解为一条用来捆缚双手的布带。待到细读郑注、贾疏之后，方知其中大有“玄机”在，于是无不感慨经文字字千斤，一字不可忽略。沈先生对于“握手”的解读，先辨其颜色，接着讨论其是一块还是两块布，然后通过解读“牢中旁寸”谈其形制，以及“握手”是一还是二的问题，再引申到“握手”与“决”的用法，最后归结为如何使死者双手交接于前，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理解之精准，令人赞叹。

再次，对文本的研究讲究融会贯通。沈先生精于名物度数、音韵训诂之学，但绝非章句之儒，先生将三礼融于一炉，擅长从贯通中考察问题，他对大遣奠是否有“彻奠”仪节的研究就是例证之一。大遣奠是丧礼的最后一次祭奠，由于墓葬中既有祭器，又有牲肉，经文中没有彻奠的明确记载，自然可以理解为大遣奠毕，祭器与牲肉被移入墓圹。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一方面，他从归纳《士丧礼》表述设奠、彻奠的文例着手，揭示了经文“省文见义”的叙述法，从而证明《士丧礼》确实存在“彻奠”的仪节，只是不易读懂罢了。由此否定了墓圹中的祭器与牲肉由彻奠而来的说法。另一方面，会通三礼，论证墓中牲肉与《礼记》论及的“苞牲”的关系，是古代飨客礼在丧礼中沿用；接着论证祭器虽有实用性，但不同于生活日用品，它与死者的身份等级有关，墓中有祭器者，至少是四命的贵族；士不得制作祭器，故士的墓葬只能有明器，不得有祭器。先生的解读，将墓葬中出现祭器这一现象所涉及的诸多问答，一一引向深入，使我们对于古代礼制的认识，能从文献与文物的双重角度去思考，这是前人从未论及的课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发挥的空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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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经释例自序》。

(2) 贾氏此疏对凌氏有直接影响，凌氏据此单独归纳为一例：“凡衣与冠同色，裳与同色，屦与裳同色。”（见《礼经释例》卷一二，器服之例下）

(3) 《说斝》，《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4) 《说觥》，《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5) 《说盉》，《观堂集林》卷二，《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

(6) 参阅拙作《〈周官〉为周天之官说》，《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21日。

(7) 司马贞《索隐》曰：“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皞，时牲尚白。

(8) 《日知录》卷一《妣》。

(9) 《九经古义》卷一三《公羊古义》。

(10) 如杨向奎先生认为，《周官》“出于齐国有儒家气息的法家”之手，见《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制作时代》，载《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陈连庆先生认为此书与先秦法家的关系密切，见《周礼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11) 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第四章
三礼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在历史上，三礼研究从草创到极盛，历代学者的努力，可歌可泣。晚近以来，礼学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曲折发展，缓慢前进。如今，有志于礼学研究的青年后进时有所见，令人欣喜。借此机会，笔者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读者参考。

一、礼学缘何不振

近三十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非常快，一些过去相对寂寥的学问，如道教研究、敦煌学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形之下，三礼研究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尽管以“三礼”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数量激增，但缺乏优秀之作。不少论文没有新意，甚至硬伤连连。如今学习与研究三礼的硬件不可谓不好，如图书资料、网络系统等，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何没有高质量的产出？值得反思。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经学研究的传统已被切断

中国传统学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大纲。四部之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并不等同，经学是传统中国价值体系、人生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具有指导思想的地位。经学对文学、史学，乃至中国人的国民性、社会风貌的影响，最为深刻与久远。可以说，不了解经学，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不无遗憾的是，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全盘西化，大学的学科体系，唯西学的马首是瞻。人们削中国固有文化之足，适西方学科之履，奉行学术自戕，经学由此失去了起码的学科地位，成为游离于大学学术体系之外的孤魂，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人文学科最大的败笔。

经学研究，要求具备相应的知识结构，懂得其中的话语体系，如今的大学文科，几乎都不具备培养经学人才的条件，不少大学连经学的意识都没有，经学被肢解，《诗经》成了文学作品，《春秋》成了史学著作。中学课本中的《孟子》选段，成了议论文。三礼既不是文学，又不是史学，故无人问津。礼学是经学的一部分，大环境如此，礼学的发展就非常有限。

2．学风浮躁，缺乏献身精神

如今的大学，商业化的色彩日益严重，学术与利益挂钩，讲究投入与产出比，追求论文数量，不问质量。《三礼注疏》卷帙浩繁，古制茫昧，文字古奥，加之名物度数充斥，不易通读，不少青年学人视为畏途，不敢或者不愿下笨工夫深入进去。

治学门径，大别之有两路，一路以功夫见长，一路以见识见长。礼学属于以功夫见长的一路，至少在初始阶段是如此。礼学的范围太广，必须寸积铢累地蓄积实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飞跃。

凌廷堪发明以例释礼的灵感，就来自于非常“笨”的工作。乾隆四十五年（1870），凌氏发愤抄录群经，而以《诗》、《书》二经为始，次及于《周官》。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着手抄写《仪礼》。《仪礼》一书最大特点之一，乃是同一仪节每每前后重复出现，此一现象，对专意文字训诂，“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学者，殊难觉察。凌氏于《仪礼》全书句读手录，在此漫长过程中，顿悟《仪礼》研究必须突破名物度数之藩篱。《仪礼》为先秦礼仪实录，其饮食、揖让，必内涵一以贯之的条理。只因时移境迁，其情状日渐隐晦，学者茫然不知。若能钩稽索隐，得其条理，则《仪礼》方可通读。其后又用正德本《仪礼》、杨复《仪礼图》、钦定《仪礼注疏》、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以及戴震校本和永怀堂本等，“详加较对郑注一过”，发现郑注脱文二十五处，共二百六十六字；从《仪礼经传通解》误入郑注者二处，共三十字；由《经典释文》误入者一处，十四字；由贾疏误入者二处，计百五十一字；不知从何处误入者二处，计十二字；补入随经文而脱之郑注二处，计二十五字；此外，订正讹误和错乱五处。这种今人不屑于下的“笨”功夫，使凌氏对《仪礼》文本之精熟，远非等闲之辈可比。最初，他与其他学者一样，把《仪礼》当为名物训诂之作，试图从诠释《仪礼》名物入手化解难点，酝酿模仿《尔雅》体例作《礼经释名》十二篇。但是，正是在抄写、校对的过程中发现，书中的许多问题，“非名物训诂所能赅者”，其内部有特殊的叙述规律，“渐觉非他经可比，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从而才有了他的传世名作《礼经释例》的问世。上述二事，鲜有人同时措手，而凌氏躬身亲及。由此不仅精熟于《仪礼》，且形成诸多新见，萌生通过寻求《仪礼》之“例”，构建《仪礼》研究体系之设想。

当然，并不是说谁抄一遍《仪礼》都能出杰作，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礼注疏》连一部都没有读过的人，绝对写不出礼学名作。

阮元在他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的序言中说：“读书当从读经始，读经当从读注疏始。”此言堪称不二法门。《三礼注疏》是礼学的核心文献，是我们用毕生精力去研治的经典。我遇到不止一位以礼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但居然没有读过一部礼经注疏的青年学者，叹为无根之学。要想将三礼之学恢复到乾嘉时代的水平，基本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深入研读过《三礼注疏》的学者群。

3．知识结构有缺陷

三礼涵盖的内容极为广泛，例如《周礼》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统领三百六十职官，举凡朝政、宫室、赋敛、府藏、会计、簿书、门禁、膳饮、嫔御、服屦、妇功、民政、教育、师保、委积、力役、市场、税收、质剂、符节、关防、宗族、祧庙、塚墓、祭祀、策命、瑞信、乐舞、卜筮、天文、望气、衣车、旌旗、疆域、军制、勋赏、马政、险固、虎贲、方相、戈盾、弓矢、仆驭、牧圉、职方、狱讼、刑律、司法、金罚、货罚、圜土、杀戮、审鞫，以及匠作、工程等，不胜枚举，几乎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仪礼》中涉及礼仪的有冠礼、婚礼、乡射、大射、觐礼、聘礼、丧礼、丧服、祭礼，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法、服饰、居室、庙寝、礼器、祭法、牲牢、祝嘏、居室、钟磬等。只要读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就可以明白，自己需要作怎样的努力。

一位优秀的礼学家必须是像王国维先生那样，具有博洽的学识，是通才、全才。每一位从事三礼研究的年轻人，都应该从长计议，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立志做大学问。

二、需要着力的问题

三礼之学原本是清人开垦过的一块熟土，如今已经撂荒数十年，榛荆满目，亟待重新耕耘，任务艰巨，但是机遇更多，许多领域至今还很少有人措手。

1．礼家及其著述的研究

两千多年来，礼家辈出，代有新人。有清一代，有著作传世的礼学家有数十人之多，如张尔岐、江永、惠士奇、姚际恒、方苞、吴廷华、褚寅亮、蔡德晋、金榜、金鹗、程瑶田、郑珍、陆陇其、秦蕙田、凌廷堪、阮元、胡培翚、朱彬、孙希旦、黄以周、孙诒让等，各人的治学旨趣不同，功力深浅有差异，学术成就也不尽一致。对于这些学者及其论著作个案研究，是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相关的研究非常不足，有些重要的学者，例如江永，学养深厚，著述宏富，著有《礼书纲目》八十八卷，可是对于江永礼学，以及他的《礼书纲目》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有些研究比较空洞，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有人评价很高，如梁启超；有人评价较低，如钱穆；而两位先辈都没有专文发表。今人由于没有研读过胡氏此书，没有发言权，故只能人云亦云，征引梁氏或钱氏之说以为己说。由于礼学家与礼学著作的个案研究尚未全面开启，若明若暗，无力把握，因此，目前的学术积累，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撰写礼学史的程度。我们读某些礼学史著作，发现作者并没有研读过任何一部礼学经典，对研究的对象无力深入，甚至弄不清这部著作论述的是什么问题，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其结论是原创的，还是照着前人在说。为此，只能在外围做文章，摘引别人的序言、跋语，说某某称赞此书“发前人所未发”，某某夸奖作者为“经学功臣”云云，铺衍成文。其实，序跋之言，多有溢美之词，岂可尽信。

2．关注文物考古

1926年，王国维在清华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讲演时说：“中国自古新学问的兴起常由于有新发现。”这句名言为大家所认同，并被广为援用。今天，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远远要比王国维先生的时代丰富，无论是墓葬、遗址，还是铜器、简牍，多得目不暇接，但是却再未出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那样的杰出成果。主要原因是，大学的学科分割过细，每个人的知识都非常狭窄。隔行如隔山，学文献的看不懂考古报告，不知道什么是地层学、类型学；学考古的看不懂古文，不明白什么是音韵学、训诂学；出现了“两张皮”甚至“三张皮”的现象。不少礼学研究者只会在文本里做文章。考古工作，并非仅仅是田野发掘，还包括后期研究，后者的意义并不亚于前者。试想，如果当初没有王国维，殷墟出土甲骨的价值能有多大？如果没有沈文倬先生的研究，许多墓葬中的现象，人们只能想当然地做解释。如果没有黄翔鹏先生的研究，价值连城的均钟还被误认为是一架普通的五弦琴。常有人感慨，如果当今出土的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落在王念孙、王引之、王国维手上，那将会有不知多少惊人的发现！无数的出土资料，蕴含着不知多少类似于“均钟”的宝藏，等待着智者的慧眼去解释。可惜，一部分学者虽有此意识，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大部分学者是连意识都没有。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学科中，最应该与文物考古结合的是礼学工作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希望年轻学者能多向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学习，多多掌握礼学研究的工具，密切关注考古发现，使礼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

3．礼学与群经的关系

孔子整理六经，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用礼乐治理天下，所以《汉书·礼乐志》说：“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礼与《诗》、《书》、《春秋》、《易》等经典关系非常紧密，例如《诗》，自古就有“以礼说《诗》”的传统，看《左传》记载的贵族赋《诗》，几乎都是借《诗》表达礼。《易》内论礼的文字也非常之多。《春秋》表面上是鲁国历史的大事记，但是，哪些事该记载，哪些事不该记载，该记载的事件如何表述，都是围绕着礼的原则。一部《左传》，评论史事使用得很多的判词是“礼也”或者“非礼也”。可见，六经是一个自洽的文化体系，不妨看作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现礼，礼是核心。因此，研究礼离不开六经，需要与之互相印证，王国维、沈文倬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典范。时下的礼学研究，限于学者的学力，绝大多数没有能力兼通六经，因而水平很难突破。有感于此，我近年开始要求自己指导的学生研读《五经正义》，程度好者要求研读《十三经注疏》，目前已有几位学生达标。希望所有立志做三礼研究的青年才俊，都能有这样两块基石。

4．礼学与理学的关系

宋明理学，是以《中庸》作为基础架构起来的。而《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主旨是用礼约束自身的喜怒哀乐之情。因此，尽管二程、张载等学者不喜欢两汉经学研究的模式，但对于礼却是情有独钟。张载著有《祭礼》一卷，程颐也著有《祭礼》一卷，韩琦著有《古今家祭式》一卷，吕大临著有《吕氏家祭礼》一卷，范祖禹著有《范氏家祭礼》一卷，司马光著有《书仪》一卷，朱熹所作就更多了，前面已有介绍，此不重复。宋代理学家大多能修身自持，言性不离礼的左右。不少学者的礼学素养非常深厚，例如北宋发生的“濮议”，就是典型。宋仁宗无嗣，生前就确定由濮安懿王之子赵曙继位，就是后来的英宗。英宗即位的次年要举行祭礼，涉及如何称呼自己的生身父亲濮王的问题，应该称伯，还是称父。朝廷中出现两派意见。如果大家能去读读欧阳修、程颢等为此而写的文章，就会惊叹他们的礼学功底。因此，不研究宋儒的礼学，就不能全面评判宋儒的理学；反之亦然。礼学与理学，两者如何互相影响，在学理上又怎样融会，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遗憾的是，如今研究理学的学者，大多认为礼学不属于自己的领域；而研究礼学的学者亦然，认为理学是哲学研究者的任务，因而很少有人涉足。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愿能早日结束。

附录
三礼研究论著要目

一、周　　礼

（一）古　　籍

（汉）班固《周礼班氏义》，王仁俊辑本。

（汉）郑兴《周礼郑大夫解诂》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众《周礼郑司农解诂》六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杜子春《周礼杜氏注》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贾逵《周礼贾氏解诂》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马融《周官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玄《周礼注》十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清嘉庆二十年阮元南昌府学刊本；《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57年。

（汉）郑玄《答临硕周礼难》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旧题汉）郑玄《周礼郑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干宝《周官礼干氏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徐邈《周礼徐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李轨《周礼李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聂熊《周礼聂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刘昌宗《周礼刘氏音》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戚衮《周礼戚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陈劭《周官礼异同评》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北周）沈重《周礼礼义疏》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唐）开成石经本《周礼》，中华书局，1997年。

（宋）王安石撰、郑宗颜辑《周官新义》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墨海金壶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

（宋）王昭禹《周礼详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俞庭椿《周礼复古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魏了翁《周礼折衷》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之《鹤山全集》本。

（宋）叶时《礼经会元》，《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陆陇其评点本，国家图书馆藏。

（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黄震《读周礼日钞》一卷，收入《慈溪黄氏日钞》卷三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宋）易祓《周官总义》三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八十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二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朱申《周礼句解》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陈友仁增《周礼集说》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丘葵《周礼补亡》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元）吴澄考注、（明）周梦旸评《批点考工记》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元）毛应龙《周官集传》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王应电《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十二卷，附《周礼通论》一卷、《周礼通今续论》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王志长《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何乔新《周礼集注》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舒芬《周礼定本》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季本《读礼疑图》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林昭珂《考工记述注》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陈深《周礼训隽》二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金瑶《周礼述注》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徐即登《周礼说》十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郭正域《批点考工记》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郝敬《周礼完解》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郭良翰《周礼古本订注》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郎兆玉《注释古周礼》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徐昭庆《考工记通》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陈仁锡《周礼五官考》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陈仁锡《重订古周礼》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张采《周礼和解》十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孙攀《古周礼释评》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张嘉玲《周礼说略》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魏校《周礼沿革传》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任启运《田赋考》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高愈《周礼集解》二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鄂尔泰等《钦定周官义疏》四十八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李光坡《周礼述注》二十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李钟伦《周礼训纂》二十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周礼问》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陆陇其《礼经会元疏解》四卷，清康熙平湖陆氏刊本。

（清）万斯大《周官辨非》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徐世沐《周礼惜阴录》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姜兆锡《周礼辑义》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方苞《周官集注》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方苞《周官辨》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方苞《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惠士奇《礼说》十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李文炤《周礼集传》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黄叔琳《周礼节训》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沈彤《周官禄田考》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刘清芝《周礼质疑》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惠栋《周礼古义》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龚元玠《周礼客难》八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官献瑶《石溪读周官》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潘相《周礼撮要》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庄存与《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补三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四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戴震《考工记图》二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瑶田《磬折古义》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瑶田《水地小记》一卷《皇清经解》本。

（清）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八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瑶田《九谷考》三卷，《皇清经解》本。

（清）程瑶田《沟恤疆理小记》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胡匡衷《周礼畿内授田考实》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胡匡衷《侯国职方表》一卷，《昭代丛书》本。

（清）张象津《考工释车》一卷，《白云山房集》本，清道光十六年张绳武拜经堂刊本。

（清）李调元《周礼摘笺》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六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钱坫《车制考》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孔广林《周官臆测》六卷，《叙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蒋载康《周官心解》二十八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陈大庚《周礼序官考》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庄有可《周官指掌》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聘珍《周礼学》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际盛《周礼故书考》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辛绍业《冬官旁求》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辛绍业《周礼释文问答》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徐养原《周官故书考》四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阮元《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宋世荦《周礼故书疏证》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张宗泰《周官礼经注正误》一卷，《积学斋丛书》本。

（清）沈梦兰《周官学附周官辨非辨》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刘沅《周官恒解》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吕飞鹏《周礼补注》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丁晏《周礼释注》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曾钊《周礼注疏小笺》五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茆泮林《周礼注疏校勘记校字补》一卷，《鹤寿堂丛书》本，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

（清）陈宗起《考工记鸟兽虫鱼释》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郑珍《凫氏为钟图说》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郑珍《考工轮舆私笺》二卷《附图》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曾国藩《读周官录》一卷，《曾文正公集》本，吴汝纶点勘，光绪至民国间刊本。

（清）俞樾《周礼平议》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桂文灿《周礼今释》六卷，《南海桂氏经学丛书》本。

（清）潘任《周礼札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吕调阳《考工记考》一卷，《图》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吕调阳《周官司徒类考》一卷，《观象庐丛书》本。

（清）唐咏裳《周礼地官冬官征》一卷，《特健药斋外编》本。

（清）王闿运《周官笺》六卷，《湘绮楼丛书》本，清光绪刊本。

（清）陆心源《周礼集说补》三卷，《潜园总集》本。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王文锦、陈玉霞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

（清）孙诒让《九旗古义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皮锡瑞《答临孝存周礼难疏证》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陈矩《凫氏为锺图说补义》一卷，《灵峰草堂丛书》本。

（清）廖平《周礼郑注商榷》一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周礼考证凡例》，《周礼订本略注》二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陈衍《考工记辨证》三卷，《国学论衡》3、4期上册，1934年6、11月出版。

（清）陈衍《考工记补疏》一卷，《石遗室丛书》本。

（清）陈衍《周礼疑义辨证》四卷，《石遗室丛书》本；苏州胭脂桥茅家弄一号1934年刊本。

（清）于鬯《读周礼日记》，《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刘师培《西汉周官师说考》二卷，《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清）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十三卷，《刘申叔先生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清）王宗涑《考工记考辨》八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德钺《周官偶记》一卷，《七经偶记》本。

（清）沈豫《周官识小》一卷，《蛾术堂集》本。

（清）刘曾《周官约解》三十五卷，《祥符刘氏丛书》本。

（清）刘曾《周礼可读》六卷，《祥符刘氏丛书》本。

（清）方恒《周礼征赋考》，《双松室遗著》本；1930年铅印本。

（二）今人论著

1．著作

刘咏漆《周礼贾疏引唐制辑证》，荫余堂，1933年刊本。

杨向奎《周礼批判》，油印本，《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丛刊》，1953年。

林耀曾《周礼赋税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

万靖宇《周礼新传》，1977年9月印行。

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

周世辅、周文湘《周礼的政治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

贺业钜《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

李普国《周礼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三）——周礼》，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王安石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侯家驹《周礼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

闻人军著、刘昭民校订《考工记导读图译》，台北明文书局，1990年。

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

冯绍霆《周礼——远古的理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论文

（1）通论

廖平《周礼凡例》，《四川国学杂志》1912年9、10月1、2号。

廖平《论周礼》，《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4月8号。

胡适《论秦畤及〈周官〉书》，《古史辨》第5册下编，1931年；《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

贺凌虚《〈周礼〉的基本政治理论》，《思与言》1975年11月13卷4期。

钱穆《读周官》，《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2月。

周何《周礼述要》，《群经述要》，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

洪诚《读〈周礼正义〉》，《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

张舜徽《周礼》，《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吕友仁《周礼概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杨天宇《〈周礼〉的内容、行文特点及其史料价值》，《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2）作者、成书过程及年代等

陈汉章《〈周礼〉行于春秋时证》，《国学卮林》1920年1卷1期；《华国》1924年11月2卷1期。

黄侃《〈周礼〉行于春秋时证》，《华西学报》1933年9月1期。

蒙文通《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图书集刊》1942年3月1期。

熊子真（十力）《论周官成书年代》，《图书集刊》1942年6月2期。

郭沫若《周官质疑》，《金文丛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香港三联书店，1961年。

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11月4期；《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

杨向奎《周礼在齐论——读惠士奇“礼说”》，《管子学刊》1988年第3期。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6年6月；《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

彭林《〈周礼〉成书于汉初说》，《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历史学》（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3期；《周礼主题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余英时《〈周礼〉考证和〈周礼〉的现代启示——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时代新考”序》，《新史学》1990年9月1卷3期。

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古籍整理与研究》1991年第6期；《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1997年重版。

杨天宇《关于〈周礼〉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杨天宇《略述〈周礼〉的成书时代与真伪》，《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张国安《〈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语言、文字

林语堂《周礼方音考》，《语言学论丛》，开明书店，1933年；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台北民文出版社，1981年。

陈胜长《周官非古文质疑——从文字学角度讨论徐复观先生的论证方法》，《明报》1981年6月16卷6期。

邓国光《〈周礼〉六辞初探》，《汉学研究》1993年6月11卷1期；《中国文史论丛》第5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祁磊《〈周礼〉“灾荒”概念释义》，《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4）名物、典章、制度

刘师培《古周礼公卿说》，《中国学报》1916年4月第4册经类。

杨筠如《周代官名略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3月2集20期。

王树民《职方定本附章句刍说》，《禹贡》1934年3月1卷1期。

袁钟姒《职方冀州境界问题》，《禹贡》1934年3月1卷1期。

马宗芗《王有五门二朝考》，《制言》1935年10月3卷。

顾颉刚《论〈周官·职方〉》，《禹贡》1937年6月7卷6、7期合刊。

林耀曾《周礼赋税考》，《孔孟学报》1975年9月、1977年4月30、33期。

许倬云《周礼中的兵制》，《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金景芳《〈周礼·大司徒〉、〈礼记·王制〉封国之制平义》，人文杂志专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5月。

吴泽《〈周礼〉司命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总第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沈长云《周代司徒之职辨非》，《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彭林《周礼冢宰及周代辅相问题》，《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

彭林《论周礼的三公与六卿之制》，《人文杂志》1990年第3期。

彭林《周礼畿服所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

李学勤《〈周礼〉与秦律》，《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

李学勤《〈周礼〉玉器与先秦礼玉的源流》，《东亚玉器》第1册，邓聪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所，1998年。

金景芳《周礼与王制封国之制平议》，《金景芳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陈恩林《〈周礼〉一书所载的西周晚期军事制度》，《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陈恩林《〈周礼〉一书所载的周代兵役制度》，《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吴土法《〈周礼〉宗祀乐事官联考》，《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27卷2期。

吴土法、秦佳慧《〈周礼〉天子庙享卜日礼仪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许兆昌《〈周礼〉“大史”职掌记事考》，《大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赵伯雄《〈周礼〉胥徒考》，《中国史研究》2000年4期。

吴高歌《〈周礼·大司乐〉三大祭中的五音无商说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

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上）——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下）——〈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阎步克《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第77辑，中华书局，2006年11月。

宫长为《说“丧荒”——〈周礼〉官联内容考辨之三》，《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新世纪出版社，2006。

孙汝洁《周代冕服与周礼》，《管子学刊》2006年第4期。

王雪萍《〈周礼〉食官制度及其影响》，《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6期。

辛德勇《周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叶友琛《〈周礼〉玉器管理职官述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叶友琛《〈周礼〉中的玉器贡赋制度》，《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温慧辉《〈周礼〉“肺石”之制与“路鼓”之制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董云香《〈周礼〉所记女官述论》，《文化学刊》2008年第2期。

张国辉《〈周礼〉所见乡遂制初探》，《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王海娜《〈周礼〉中所记交通礼仪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5期。

（5）历史、思想、文化及其他

蒙文通《〈周官〉〈左传〉中所见之商业》，《图书集刊》1943年12月5期。

柳诒徵《从〈周官〉观其时社会》，《文史哲季刊》（中央大学）1945年3月2卷2期；《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

杨向奎《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文史哲》1951年9月1卷3期；《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赵俪生《“宗人”与“賨人”》，《历史教学》1954年第4期。

赵俪生《“周礼地官司徒”篇中所见“亚细亚”形式的痕迹》，《历史论丛》1983年第4期。

许倬云《从周礼中推测远古的妇女工作》，《大陆杂志》，1954年4月8卷7期；《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

胡玉缙《申〈周礼·太宰〉郑注纳亨义》、《周礼五驭义征》、《释周礼矿人之职》、《周礼镇桓信躬谷蒲释义》、《周礼朝践名义》、《周礼旗物画不画例》、《周礼桯长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谓之枚正读》、《周礼学自叙》、《周礼学叙目》、《周礼杜氏注跋》、《周礼贾氏解诂跋》、《周礼传跋》、《周官马融传跋》、《周礼郑氏音跋》、《周礼三家佚注跋》、《周官礼干氏注跋》、《周官礼异同评跋》、《周礼徐氏音跋》、《周礼李氏音跋》、《杜注考工记跋》、《周礼疑义跋》、《周礼汉读考跋》、《周官记周官说跋》、《周礼故书疏讴跋》、《周官学附周官辨非辨跋》、《周礼摘笺跋》、《周官参证跋》、《周礼今译跋》、《周官笺跋》、《九旗古义述跋》、《周礼政要跋》、《周礼彻广六尺或云八尺说》，收入氏著《许庼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

朱谦之《周礼的主要思想》，《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2日。

章太炎《荚祝》（《周礼·春官·大祝》）、《周礼不得为用夷说》、《驽马三良马之数》（《周礼·夏官·校人》）、《寤梦》（《周礼·春官·占梦》）、《且其匪色必似鸣矣》（《周礼·考工记·梓人》）、《束矢》（《周礼·秋官·大司寇》）、《白矢参莲》（《周礼·地官·保氏》）、《边璋》（《周礼·考工记·玉人》）、《髡者使守积》（《周礼·秋官·掌录》）、《柴宾》（《周礼·春官·大宗伯》），收入氏著《章太炎全集》第1册《膏兰室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彭林《周礼的礼与刑》，《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

彭林《周礼五行思想新探》，《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彭林《周礼治官思想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彭林《周礼理财思想二题》，《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彭林《周礼抑商思想争议》，《管子学刊》1991年第3期。

彭林《多元一体的周礼治国思想》，《文史知识》1991年第5期。

彭林《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光明日报》2001年3月27日。

杨天宇《〈周礼〉之天地观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5期。

杨天宇《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赵伯雄《〈周礼〉中的正月为夏正说》，《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

郑子良《试论汉儒经注文献之价值——以〈周礼·春官·典瑞〉郑注一则为例》，《文献》2010年第4期。

（6）“周礼”学

商承祚《程瑶田“桃氏为剑”考补正》，《金陵学报》1938年11月8卷1、2期合刊。

李源澄《郑注周礼易字举例》，《图书集刊》1943年12月5期。

胡玉缙《“周礼疑义”跋》，《学海》（南京）1945年2月2卷2期。

胡玉缙《周礼正义答问》，《浙江学报》1947年9月1卷1期。

胡玉缙《籀庼先生集礼书三种跋》（周礼三家佚注、九旗古义述、周礼政要），《浙江学报》1947年9月1卷1期。

曹元弼《书孙（诒让）氏“周礼正义”后》，《浙江学报》1947年9月1卷1期。

徐复观《答陈胜长先生“周官非古文质疑”》，《明报》1981年9月16卷9期；《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2年3月。

吕思勉《马郑序周官之谬》、《周官五史》，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沈文倬、陈戍国《孙诒让〈周礼正义〉平议》，《孙诒让纪念论文集》，《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增刊。

王世伟《周礼正义校勘述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10月。

顾颉刚《方苞考辨〈周官〉的评价》，《文史》第37辑，中华书局，1993年2月。

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南都学坛》1999年第4期。

杨天宇《杜子春对周礼今书的校勘及郑玄对杜校的取舍》，《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五辑），2008年。

杨世文《宋儒冬官不亡说平议》，《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7）《考工记》研究

罗庸《模制〈考工记〉车制记》，《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年12月1卷1期；《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8年9月4卷48期；《考古学论丛》第1辑，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会，1928年。

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开明书店，1947年。

闻人军《〈考工记〉磬制倨句考》，《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刊》第1辑，1981年8月。

闻人军《〈考工记〉中的升学知识的数理诠释》，《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4期。

闻人军《“考工记”齐尺考辨》，《考古》1983年第1期。

王锦光、闻人军《〈考工记〉的成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的科学解释》，“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捷克布加勒斯特主办，1981年9月。

沈长云《谈古官司空之职——兼说〈考工记〉的内容及作成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

程元敏《重辑〈周礼·考工记〉论钱仪吉本》，《书目季刊》1985年3月18卷4期；《屈万里院士纪念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

汪启明《〈周礼·考工记〉齐语拾补——〈考工记〉为齐人所作再证》，《古汉语研究》1992年第4期。

张言梦《汉至清代〈考工记〉研究和注释史述论稿》，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2005年，范景中指导。

李亚明《论〈周礼·考工记〉玉器词语系统的特征》，《唐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李亚明《周礼·考工记度量衡比例关系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

孙丽娟、李书谦《〈考工记〉营国制度与中原地区古代都城布局规划的演变》，《中原文物》2008年第6期。

姚智辉、范云峰《〈考工记〉“戈体已倨已句二病”新探》，《中原文物》2010年第2期。

隋郁《〈周礼·考工记·凫氏〉两种解读方式之比较》，《中国音乐》2011年第1期。

（三）海外论著

1．著作

〔日〕川合衡撰《考工记图解》四卷，日本宽政八年（1796）江户书林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日〕滨熏明《周礼研究》，东京东洋政治学会，昭和二十四年（1949）。

〔日〕加藤虎之亮《周礼经注疏音义校勘记》（上、下），东京无穷会影印；上册，1957年10月印；下册，1958年9月印。

〔日〕本田二郎《周礼通释》（上、下），上册，东京秀英出版社，1977年；下册，1979年。

2．论文

〔日〕林泰辅《周官考》，《史学杂志》1902年5月第13编5号。

〔日〕林泰辅《论周官中所见的人伦关系》，《东亚研究》1912年10月2卷10号。

〔日〕林泰辅《周官制作时代考》（1—3），（1），《东亚研究》1913年3月3卷12号；（2），《东亚研究》1913年4月4卷1号；（3），《东亚研究》1914年5月4卷2号。

〔日〕林泰辅《论周官中所见的卫生制度》，《东亚研究》1913年9月3卷9号。

〔日〕林泰辅《周公及其时代》，东京大仓书店，1915年9月。

〔日〕田崎义介《论〈周礼〉中表现的商业诸制度》（1、2），（1），《国民经济杂志》1910年11月9卷4号；（2），《国民经济杂志》1910年11月9卷5号。

〔日〕石滨纯太郎《〈周礼〉贾疏的舜典孔传》，《中国学》1920年9月1卷1号。

〔日〕服部宇之吉《论周礼的荒政及保息》，《斯文》1921年10月3编5号。

〔日〕神田喜一郎《影印抄卷子本周礼郑注残卷跋》，《中国学》1922年10月3卷1号；《内藤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吉川弘文堂，1930年5月。

〔日〕丹羽正义《〈周礼〉文化的成立略考》，《历史与地理》1929年4月23卷4号。

〔日〕东川德治《秋官司寇的沿革及罪名的司寇》，《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学会）1933年4月第106号。

〔日〕东川德治《王道最古之法典周礼讲义录》，名古屋周礼讲义录发行所，1934年9月出版。

〔日〕森谷克己《〈诗经〉、〈孟子〉、〈周礼〉上的中国古代田制与税法》，《师大月刊》1935年10月第22期。

〔日〕津田左右吉《周官研究》，《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号，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1937年1月；《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7卷《儒教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2月。

〔日〕安井小太郎《周礼解题》，《大东文化》（大东文化学院）1937年7月第16号。

〔日〕米泽嘉国《论〈周官·考工记〉的设色之工》，《国华》1937年9月第47编9册。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中所见的教育诸问题》，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文学科卒业论文，1934年2月。

〔日〕宇野精一《评“周官研究”（津田左右吉著）》，《汉学会杂志》1937年6月5卷2号。

〔日〕宇野精一《冬官未亡论》（提要），《斯文》1938年1月第20编7号。

〔日〕宇野精一《冬官未亡论》，《汉学会杂志》1938年7月第6卷2号；《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

〔日〕宇野精一《王莽与周礼》，《斯文》1940年1月第22编1号；《东方学报》（东京）1940年3月第11册1分（创立十周年纪念）；《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的实施》（提要），《东方学报》（东京）1941年7月第12册1分；《史学杂志》1941年8月第52编8号。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刘歆伪造说》，《东亚论丛》1941年11月第5辑；《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周礼制作年代臆考》，《斯文》1942年3月第24编3号；《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的实施》，《东方学报》（东京）1942年6月第13册1分；《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的制作年代》，《斯文》1949年8月复刊第23号；《中国古典学的展开》（东京），东京北隆馆，1949年6月；《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评“周礼经注疏校勘记”（加藤虎之亮著）》，《斯文》1958年复刊第21号。

〔日〕宇野精一《即论〈周礼〉中所见之礼》，《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无穷会）1978年3月10卷。

〔日〕宇野精一《论周礼中所见的礼》，《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原田淑人《〈周官·考工记〉的考古学检讨》，《东方学报》（东京）1936年2月第6册。

〔日〕原田淑人《〈周官·考工记〉的性格及其制作年代》，《圣心女子大学论丛》1967年12月第30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7年第8号第3分册。

〔日〕小泽文《周礼补疏写本引》，《斯文》1938年1月第20编1号。

〔日〕华村美树《周官六翼及其著者》，《京城帝国大学法学会论集》第12卷3、4合并号，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12月。

〔日〕市古宙三《论〈周礼〉的制作年代与质剂、传别、里布的中国纸币起源说》，《红陵大学论集》1951年3月第1号。

〔日〕佐藤武敏《论〈周礼〉中所见的太宰》，《人文研究》1952年7月第3卷7号。

〔日〕池田末利《肆献祼·馈食考——〈周礼·大宗伯〉所见之祖神仪礼》，《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1954年12月第6号；《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

〔日〕重泽俊郎《〈周礼〉思想史的考察》（1—4），（1），《东洋文化与社会》1955年6月第4号；（2），《东洋文化与社会》1956年9月第5号；（3），《东洋文化与社会》1958年6月第7号；（4），《东洋文化与社会》1962年6月第9号。

〔日〕平中苓次《汉代的复除与周礼的施舍》，《立命馆文学》1956年11月第138号；《中国古代的田制与税法》，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7年3月。

〔日〕土桥文雄《〈周礼〉的商业政策概说》，《中京大学论丛》1957年7月第5号。

〔日〕宇野哲人《周礼经注疏校勘记的刊刻》，《雅友》1958年2月第35号。

〔日〕樱井芳朗《孟子与周礼及其关系》，《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1958年3月第9集（历史学）；《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第2号第1分册。

〔日〕樱井芳朗《左传与周礼及其关系》，《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1964年12月第16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第2号第1分册；《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第3号第1分册。

〔日〕樱井芳朗《管子与周礼及其关系》，《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第3部门，社会科学）1966年11月第18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6年第5号第1分册。

〔日〕吉田光邦《〈周礼·考工记〉的考察》，《东方学报》（京都）1959年12月第30册。

〔日〕林巳奈夫《〈周礼·考工记〉的车制》，《东方学报》（京都）1959年12月第30册。

〔日〕林巳奈夫《〈周礼〉的六尊六彝与考古学遗物》，《东方学报》（京都）1980年3月第52册。

〔日〕曾我部静雄《中国古代的施舍制度》，《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61年第12号。

〔日〕曾我部静雄《周礼施舍制度的日唐律令及其影响》，《文化》1966年8月第30卷2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6年第6号第3分册。

〔日〕曾我部静雄《周礼的井田法》，《中国经济史学》1985年1月第50卷4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5年第27号第3分册（上）。

〔日〕神谷正男《“周礼”的泉府与“管子”的轻重敛散法》，《东京中国学报》1963年6月第9号。

〔日〕户村朋敏《〈周礼〉九拜说——孙氏〈正义〉训读·摘解》，《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无穷会）1967年3月7卷。

〔日〕大久保庄太郎《论〈周礼·考工记〉》，《羽衣学园短期大学纪要》1969年12月第6号。

〔日〕庄司庄一《论王安石〈周官新义〉中的太宰》，《集刊东洋学》1970年5月第23号。

〔日〕会田范治《以周礼为中心所见中国古代诉讼制度》，《东方杂志》1972年7月复刊5卷8期。

〔日〕田中利明《关于〈周礼〉形成的一次考察》，《东方学》1972年8月第42卷。

〔日〕藤野岩友《〈周礼〉九拜考》，《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973年3月18卷。

〔日〕田中和夫《豳风“七月”的郑玄笺与“周礼·籥章”的记述》，《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东京龙溪书舍，1974年。

〔日〕岛羽田重直《〈周礼·春官〉籥章考》，《国学院杂志》1974年4月第75卷4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4年第16号第1分册（下）。

〔日〕铃木隆一《井田考——论周礼双分组织的特征》，《日本中国学会报》1974年10月第26卷。

〔日〕薮内清《考工记》，《世界大百科事典》第10册，东京平凡社，1974年。

〔日〕本田二郎《〈周礼·天官〉所见到的饮食物及其官吏》，《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75年3月第14号（影山教授、小山岛教授退休纪念号）。

〔日〕吉川幸次郎《论周礼》，《展望》1976年8月第212号，东京筑摩书房。

〔日〕间屿润一《关于郑玄〈周礼注〉》，《东洋文化》（无穷会）1976年9月复刊第40卷。

〔日〕间屿润一《论从上古至郑玄〈周礼注〉的变迁》，《中国文化研究与教育》（汉文字会会报第38号）1980年6月。

〔日〕浜口富士雄《〈周礼·保氏〉五射考》，《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广岛池田博士古稀纪念事业会，1980年9月。

〔日〕池田秀三《周礼疏序译注》，《东方学报》（京都）1981年3月第9号。

〔日〕越智重明《论〈周礼〉的财政制度、田制、役制》，《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1981年3月第9号。

〔日〕上山春平《〈周礼〉的六官制与方明》，《东方学报》（京都）1981年第53册。

〔日〕若林力《论林罗三手校的周礼》，《汉文教室》1982年12月第143号。

〔日〕边士名朝邦《郑玄〈周礼·调人职〉注》，《中国哲学论集》第10辑（秦汉特辑），1984年10月。

〔日〕山田胜芳《论中国古代的平均理念——均输平准与“周礼”思想史的检讨》，《思想》1984年7月第721号。

〔日〕山田胜芳《平均理念的展开——“周礼的时代”及其终结》，《集刊东洋学》1985年11月第54号。

〔日〕粟原圭介《论〈周礼·天官〉篇形成的时间》，《东洋研究》1985年10月第76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5年第27号第1分册（上）。

〔日〕金藤行雄《论周礼中的命》，《待兼山论丛》（哲学篇）1985年1月第18号。

〔日〕西冈弘《论〈周礼〉中所见的大丧》，《国学院杂志》1985年11月第86卷11号。

〔日〕申秀英《中国古代战车考——〈周礼·考工记〉的战车与秦车》，《史观》1987年第11册；《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7年第29号第3分册（下）。

〔日〕土田健次郎《制度与人——王安石对周礼的诠释》，《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

〔日〕下间赖一、绪方正则《古代の技术书　东と西》，《机械技术史（2）——第二届中日机械技术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0年。

二、仪　　礼

（一）古　　籍

（汉）班固《仪礼班氏义》一卷，王仁俊辑本。

（汉）戴德《大戴丧服变除》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何休《冠礼约制》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众《郑氏婚礼》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马融《丧服经传马氏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玄《婚礼谒文》一卷，王仁俊辑本。

（汉）郑玄《仪礼注》十七卷，《四部备要》本。

（汉）郑玄《仪礼注》十七卷，《四部备要》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57年。

（汉）刘表《新定礼》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玄《仪礼注》十七卷，《四部备要》本。

（三国魏）王肃《丧服经传王氏注》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三国魏）王肃《王氏丧服要记》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三国吴）射慈《丧服变除图》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杜预《丧服要集》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袁准《丧服经传袁氏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孔伦《集注丧服经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葛洪《葛氏丧服变除》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陈铨《丧服经传陈氏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刘智《丧服释疑》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蔡谟《蔡氏丧服谱》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贺循《贺氏丧服要记》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贺循《贺氏丧服谱》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贺循《葬礼》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王廙《出后者为本父母服义》一卷，王仁俊辑本。

（晋）范宣《仪礼音》，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孔衍《凶礼》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宋）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宋）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宋）崔凯《丧服难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宋）周续之《周氏丧服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齐）王俭《丧服古今集记》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齐）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梁）谢徽《丧服要记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唐）开成石经本《仪礼》，中华书局，1997年。

（宋）张淳《仪礼识误》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李如圭《仪礼释宫》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李如圭《仪礼集释》三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杨复《仪礼图》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宋）车垓《内外服制通释》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罗愿《昏问》一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敞《士相见义》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陈普《仪礼说》一卷，《石堂集》本，收入《两宋名贤小集》。

（元）吴澄《重刊仪礼考注》十七卷，明嘉靖元年书林郑伯刚宗文书堂刊本。

（元）吴澄《仪礼逸经传》二卷，《通志堂经解》本；《仪礼逸经传》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敖继公《仪礼集说》十七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汪克宽《经礼补逸》九卷、附录一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朱朝瑛《读仪礼略记》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鄂尔泰奉敕撰《仪礼义疏》四十八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一卷，《石经正误》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昏礼辨正》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仪礼疑义》二卷，《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龄《丧礼吾说篇》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三年服制考》一卷，《昭代丛书》（康熙）本。

（清）万斯大《仪礼商》二卷、《附录》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李光坡《仪礼述注》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方苞《仪礼析疑》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方苞《丧礼或问》一卷，《抗希堂十六种》本。

（清）吴廷华《仪礼章句》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诸锦《飨礼补亡》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蔡德晋《礼经本义》三十七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任启运《肆献祼馈食礼》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任启运《朝庙宫室考》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江永《仪礼释宫增注》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江永《仪礼释例》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沈彤《仪礼小疏》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八卷。

（清）盛世佐《仪礼集编》四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胡承珙《仪礼今古文疏义》十七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胡匡衷《郑氏仪礼目录校正》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胡匡衷《仪礼释官》九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胡培翚《研六室杂著》十卷，世泽楼刊本。

（清）胡培翚《仪礼正义》四十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吴之英《礼器图》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吴之英《仪礼礼事图》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吴之英《仪礼奭固》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任大椿《弁服释例》八卷、《表》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吴肃公《读礼问》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张惠言《读仪礼记》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曾国藩《读仪礼录》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曾文正公集》本。

（清）费祖芬《读仪礼日记》（不分卷），《学古堂日记》本。

（清）于鬯《读仪礼日记》（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琬《古今五服考异》八卷，《钝翁全集》本。

（清）刘寿曾《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孔继汾《劻仪纠缪集》三卷，乾隆三十四年自刊本。

（清）洪颐煊《礼经宫室答问》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闿运《礼经笺》十七卷，《湘绮楼丛书》本。

（清）汪德钺《礼经偶记》一卷，《七经偶记》本。

（清）凌廷堪《礼经释例》十三卷、目录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丁联奎《礼经小识》一卷，《衡望堂丛书初稿》本。

（清）曹元弼《礼经校释》二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曹元弼《礼经学》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李灏《礼经酌古》二卷，《李氏经学四种》本。

（清）凌曙《礼论略抄》一卷，《蜚云阁凌氏丛书》本。

（清）焦廷琥《冕服考》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孔继汾《丧服表》一卷、《殇服表》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喜孙《丧服答问记实》一卷，《重印江都汪氏丛书》本。

（清）吴嘉宾《丧服会通说》四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叶大庄《丧服经传补疏》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阎若璩《丧服翼注》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毛先舒《丧服杂说》一卷，《读礼丛抄》本。

（清）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十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朱建子《丧服制考》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吴卓信《丧礼经传约》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张羲年《丧礼详考》二卷，《噉蔗全集》本。

（清）于鬯《殇服》一卷、《殇服发挥》一卷，附《兼祧义》一篇，《于香草遗著丛辑》本。

（清）胡夤《射侯考》一卷，《四明丛书》本。

（清）洪若皋《释奠考》一卷，《檀几丛书》本；《花近楼丛书补遗》本。

（清）宋绵初《释服》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龚元玠《畏斋仪礼客难》一卷，《十三经客难》本。

（清）崔述《五服异同汇考》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于鬯《仪礼读异》二卷，《于香草遗著丛辑》本。

（清）李调元《仪礼古今考》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宋世荦《仪礼古今文疏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际盛《仪礼古文今文考》一卷，《稻香楼杂著》本。

（清）惠栋《仪礼古义》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褚寅亮《仪礼管见》十七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陈光煦《仪礼汉读考》十七卷，清宣统元年石印本。

（清）段玉裁《仪礼汉读考》一卷，《经韵楼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刘沅《仪礼恒解》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焦以恕《仪礼汇说》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徐养原《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五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杨丕复《仪礼经传通解》五十八卷、《序说》一卷、《杂说》一卷、《纲领》二卷，光绪二十六年《杨愚斋先生全集》本。

（清）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十七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朱骏声《仪礼经注一隅》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程瑶田《仪礼经注疑直辑本》五卷，《安徽丛书》本。

（清）程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十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黄淦《仪礼精义》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刘曾《仪礼可读》十七卷，《祥符刘氏丛书·五经读本》本。

（清）韦协撰《仪礼蠡测》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凌曙《仪礼礼服通释》六卷《木犀轩丛书》本。

（清）张华理《仪礼丧服辑略》一卷，附《仪礼今制表》一卷，《读礼丛抄》本。

（清）阮元《仪礼石经校刊记》四卷，《清乾隆六十年七录书阁刻》本；《文选楼丛书》本。

（清）丁晏《仪礼释注》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郑珍《仪礼私笺》八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张惠言《仪礼图》六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聘珍《仪礼学》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士让《仪礼紃解》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马駉《仪礼易读》十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孔广林《仪礼臆测》十七卷、《叙录》一卷，《〈仪礼·士冠礼〉笺》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杨国桢《仪礼音训》（不分卷），《十一经音训》本。

（清）汪基《仪礼约编》三卷，《三礼约编》本。

（清）刘曾《仪礼约解》二十三卷，《祥符刘氏丛书·九经约解》本。

（清）朱亦栋《仪礼札记》一卷，《十三经札记》本。

（清）胡肇昕《仪礼正义正误》，民国九年门人胡宣铎辑刊本。

（清）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李清植《仪礼纂录》二卷，《榕村全书》本。

（清）俞樾《仪礼平议》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本。

（清）俞樾《丧服私论》一卷，《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本。

（清）俞樾《士昏礼对席图》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廖平《礼经补证凡例》（不分卷），附《容经类纂凡例》，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一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八年罗氏石印本。

（清）罗振玉编《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二编，自拓本。

刘师培《礼经旧说》十七卷，《补遗》一卷，《刘申叔先生遗书》本。

刘师培《逸礼考》一卷，《刘申叔先生遗书》本，《国民》一卷1、2期，1919年1、2月。

（二）今人论著

1．著作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

白坚《汉熹平石经残字集》一卷，民国十九年（1930）石印本。

吴承仕《布帛名物》，1930年吴氏排印本。

刘文献《汉石经仪礼残字集证》三卷，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

郑良树、曾永义等《仪礼宫室考·仪礼车马考·仪礼乐器考》，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郑良树《〈仪礼·士丧礼〉墓葬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张光裕《仪礼士昏礼、士相见之礼仪节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黄启方《〈仪礼·特牲馈食礼〉仪节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与张光裕《仪礼士昏礼、士相见之礼仪节研究》合刊）。

陈瑞庚《士昏礼服饰考》，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章景明《先秦丧服制度考》，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与陈瑞庚《士昏礼服饰考》合刊）。

施隆民《乡射礼仪节简释》，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

吴宏一《乡饮酒礼仪节简释》，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

沈其丽《〈仪礼·士丧礼〉器物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

吴达芳《仪礼特牲少牢有司彻祭品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

王关仕《仪礼服饰考》，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

董俊彦《郑注仪礼训诂术语假借探索》，台湾文津出版社，1979年。

吴焕瑞《仪礼燕礼仪节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2年。

谢德莹《〈仪礼·聘礼〉仪节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

2．论文

（1）通论

孔王闿运《仪礼仪节》，《船山学报》1916年1月6期。

吴承仕《程易畴仪礼经注疑直辑本序录》，《国学丛编》1931年7月1卷2期。

钱玄同《〈仪礼〉向位解》，《国学论衡》1935年6月、1936年4月5卷上册、7期。

劳干《礼经制度与汉代宫室》，《国学季刊》1939年12月6卷3期。

孔德成、台静农《〈仪礼〉复原实验小组研究成果综合报告》，《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1970年8月9期。

（2）成书年代等

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作者》，（上），《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1982年9月；（下），《文史》第16辑，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丁鼎《试论仪礼的作者与写作时代》，《孔子研究》2002年第6期。

王锷《〈礼记·礼器〉的成篇年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5期。

胡新生《论〈仪礼〉篇末“记”的编时代》，《文史》第80辑，中华书局，2007年8月。

许子滨《从〈左传〉看〈仪礼〉的成书及其反映的时代》，《〈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长春出版社，2009年。

（3）冠礼

杨宽《冠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8月。

杨天宇《士冠礼新注——〈仪礼〉新注之一》，（上），《古籍整理》1991年第2期；（下），《古籍整理》1991年第4期。

（4）昏礼

王公贤《嫁娶之时郑王异说平议》，《民大中国文学系丛刊》1934年1月1卷1期。

胡新生《〈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文史哲》2007年第1期。

黎虎《论聘礼与婚礼的渊源关系》，《文史》第86辑，中华书局，2009年2月。

（5）乡饮酒礼

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63年10月。

胡新生《乡饮酒礼与食犬风俗——仪礼酒会用牲制度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渊源》，《文史哲》2009年9月。

（6）射礼

杨宽《“射礼”新探》，《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10月。

彭林《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光明日报》2004年2月10日。

孙世洋《〈仪礼·燕礼记〉所录乐式与燕射两式综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丧服

劳乃宣《复友人论丧服书》，《孔教会杂志》1913年8月1卷7期。

刘师培《丧服经传旧说》，《国学卮林》1920年1卷1期。

马其昶《庶子为其母党服辨》，《民彝》1927年4月1卷3期。

马其昶《为人后者其妻为本生父母服辨》，《民彝》1927年4月1卷3期。

马其昶《为长子服辨》，《民彝》1927年4月1卷3期。

吴承仕《降服三品说》，《师大国学丛刊》1931年5月1卷2期。

吴承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文史》1934年1卷1期。

吴承仕《丧服变除表》，《国学论衡》1935年12月6期。

章太炎讲、潘景郑笔述《丧服概论》，《国学商兑》1933年6月1卷1期。

章太炎《丧服依开元礼仪》，《制言》1935年10月1卷2期。

章太炎《丧服草案》、《丧服总说明书》、《丧服说明书》，《制言》1936年7月16日21期。

章太炎《答吴絸斋论丧服书与沈商耆论丧服书》，《制言》1936年10月16日27期。

章太炎《高曾同服说》（仪礼丧服）、《毕状如义》（仪礼特牲）、《适子不得后大宗议》（仪礼丧服传）、《逸礼》，收入《章太炎全集》第1册《膏兰室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陈衍《礼经三论孔子三世出妻辨》、《〈仪礼丧服〉父卒为母解》、《昆弟兄弟异同辨》，《国学论衡》1934年6月3期。

钱玄同《“仪礼”丧服经文释例》，《国学论衡》1934年6—11月3、4期上册。

李源澄《读丧服经传旧说后记》，《学术世界》1935年6月1卷1期。

钱基博《丧服今读记》，《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11月4卷4期。

周何《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义》，《中国学术年刊》1976年12月1期。

高明《仪礼服饰考辨序》，《高明文辑》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3月。

丁鼎《礼记与仪礼丧服经传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孔子研究》2000年第5期。

丁鼎《〈仪礼·丧服〉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上古婚姻遗俗》，《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3期。

丁鼎《〈仪礼·丧服〉所蕴含的“三纲”、“五伦”观念》，《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

丁鼎《〈仪礼·丧服〉所体现的周代宗法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丁鼎《〈仪礼·丧服〉与其他先秦文献所载丧服制度之比较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

丁鼎《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8）丧礼

文藻《中国丧礼沿革》，《新东方》1941年12卷4期。

岑仲勉《“三年之丧”的问题》，《东方杂志》1946年8月1日42卷15号。

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沈文倬《对〈士丧礼、既夕礼中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9）《仪礼》学研究

吴之英《仪礼训故叙》，《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3月7号。

刘师培《礼经旧说考略》，《国故》1919年3—9月1—4期。

刘师培著、黄念田录《礼经旧说》（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制言》1936年10月1、16日26、27期。

曹元弼《礼经纂疏序》，《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11月1卷2期。

罗振玉《汉石经仪礼残石跋》，《满洲史学》1938年2卷2期。

胡玉缙《仪礼庙见奠菜祭祢辨》、《仪礼大射仪丰考》、《仪礼乡射大射射位考》、《礼经答拜有一拜再拜辨》、《大戴丧服变除跋》、《郑氏丧服变除跋》、《王氏丧服要记跋》、《“仪礼疑义”跋》、《“仪礼经注疏正讹”跋》、《“仪礼注疏详校”跋》、《“仪礼汉读考”跋》、《“仪礼蠡测”跋》、《“仪礼古今文疏证”跋》、《“仪礼今古文异同疏证”跋》、《“仪礼古今文疏义”跋》、《“礼经通论”跋》、《“冠礼约制”跋》、《郑氏婚礼跋》、《“佚礼扶微”跋》，收入氏著《许庼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段熙仲《礼经十论》，《文史》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10月。

陈戍国《古礼三题》，《古文献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1989年6月。

杨向奎《读胡培翬的〈礼仪正义〉》，《孔子研究》1991年第2期；《先秦、秦汉史》（复印报刊资料）1991年第8期；《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3月。

顾颉刚《〈仪礼〉和〈逸礼〉的出现与邵懿辰考辨的评价——〈礼经通论〉序》，《文史》第38辑，中华书局，1993年11月。

王锷《〈仪礼注疏〉版本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

王锷《〈仪礼〉白文经版本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

王锷《汉代的〈仪礼〉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陈祖武《姚际恒〈仪礼通论〉未佚》，《经学研究论丛》，林庆彰主编，台湾圣环图书公司，1997年4月。

彭林《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彭林《清人对敖继公的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第70辑，2005年2月。

彭林《论姚际恒〈仪礼通论〉》，《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彭林《评杨大堉、胡肇昕补仪礼正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

林存阳《张尔岐与仪礼郑注句读》，《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

邓声国《郑玄仪礼注训诂术语释义例刍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

邓声国《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杨天宇《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合理的原则、符合规范的原则和存古字的原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杨天宇《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字义贴切的原则和习用易晓的原则》，《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杨天宇《郑玄校仪礼从古文本字不从今文通假字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

杨天宇《郑玄校仪礼不从误字、衍字、倒文、坏字考》，《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杨天宇《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程尔奇《胡培翚燕寝考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5月。

魏凯《从经学史角度探寻敖继公学统》，《黑龙江史志》2009年8月。

（10）汉简研究

沈文倬《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杂错并用说》，《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

沈文倬《汉简〈服传〉考》，（上），《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

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10月；《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5月；《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6月；《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王关仕《武威汉简仪礼》，《国文天地》1988年2月3卷9期。

李解民《武威汉简丙本丧服简的缀合》，《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5月。

王锷《武威汉简本〈仪礼〉与十三经本〈仪礼〉比较研究》，《社科纵横》（甘肃社科联）1994年第4期。

高明《据武威汉简谈郑注〈仪礼〉今古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

杨天宇《从汉简本仪礼看仪礼在汉代的传本》，《史林》2009年8月。

（11）其他

王国维讲、吴其昌记述《王静安先生仪礼讲授记》，《清华周刊》1926年26卷10期。

李源澄《先配后祖申杜说并论庙见致女反马诸义》，《制言》1936年3月12期。

许维遹《飨礼考》，《清华学报》1947年10月14卷1期。

杨宽《“大蒐礼”新探》，《学术月刊》1963年3月3期。

杨宽《“贽见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6月。

段熙仲《说酬》，《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4月。

周聪俊《飨礼考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8年，周何指导。

张玉春《〈说文解字〉引〈礼〉〈礼〉无所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2期。

沈文倬《菿暗述礼》，《古文献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北方论丛编辑部，1989年6月。

沈文倬《觐礼本义述》，《孔孟月刊》1994年8月第32卷第12期。

王锷《〈仪礼〉中之“侧”字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3期。

漆子扬《从〈仪礼〉乐制的变通看周代乐礼的文化属性》，《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春之卷。

邓声国《仪礼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浅议》，《江汉论坛》2009年6月。

邓声国《试论“仪礼文献学”的概念界定及其学科任务与作用》，《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年9月。

杨天宇《释〈仪礼〉“凡堂上之拜皆北面”之义》，《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

（三）海外论著

1．著作

〔日〕邨松安撰、木直等校《新定松氏仪礼图》二卷，日本天明八年（1788）乐善堂刊本，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藏。

〔日〕影山诚一《仪礼通义》，千叶县富来田町松翠庵1949—1959年印，8册。

〔日〕影山诚一《丧服总说》，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1969年印行，收入《东洋研究丛刊》1。

〔日〕影山诚一《丧服经传注疏补义》，东京大东文化学院创立六十周年纪念版，1984年3月。

〔日〕川原寿市《仪礼释考第一》（生诞礼），1955年12月自印本。

〔日〕川原寿市《仪礼释考——士丧礼上》，1958年12月自印本。

〔日〕川原寿市《仪礼释考》（解说篇），日本京都朋友书，1973年4月至1978年10月印行。

〔日〕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广岛大学义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1年。

〔日〕谷田孝之《礼经的仪礼主义——宗教学的考察》，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1965年油印本。

〔日〕仓石武四郎《仪礼疏考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文献刊行委员会，1979年5月至1980年2月出版，2册。

〔日〕蜂尾邦夫编著《〈仪礼·士冠礼〉疏》，《东洋文化研究所丛刊》第五辑，1984年3月30日发行。

2．论文

〔日〕河野辰三《以〈仪礼〉为中心的丧礼研究》，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卒业论文，1928年3月。

〔日〕服部宇之吉《仪礼郑注补正（1—3）》，（1）《中国学研究》（斯文会）1929年4月第1编，1932年1月第2编，1933年6月第3编。

〔日〕松浦嘉三郎《论〈仪礼〉的成立》，《中国学》1929年12月5卷4号。

〔日〕郭明昆《〈仪礼·丧服〉考》，《东洋学报》1934年1月21卷2号。

〔日〕竹仓二郎《关于三年丧的服丧》，《汉文学会会报》（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会）1935年3月3号。

〔日〕平冈武夫《论士昏礼中所见的用雁古俗》，《中国学》1935年4月7卷4号。

〔日〕后藤俊瑞《〈仪礼·冠礼〉的道德的意义（上、下）》，（上），《斯文》1936年3月18编3号；（下），《斯文》1936年4月18编4号。

〔日〕下三田光平《丧服制的研究》，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科卒业论文，1937年3月。

〔日〕狩野直喜《礼经与汉制》，《东方学报》（京都）1939年7月第10册；《读书籑余》，东京吉川弘文堂，1947年7月。

〔日〕狩野直喜《论〈仪礼·丧服〉》，《读书籑余》，东京吉川弘文堂，1947年7月。

〔日〕藤川正数《论乡饮酒礼中所表现的秩序原理》，《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东京，1954年12月。

〔日〕藤川正数《从隶释资料看丧服礼的研究》，《香川大学学艺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1958年8月11号。

〔日〕藤山正二郎《关于〈仪礼〉象征说明中的几个问题》，《福冈大学人文论丛》1980年3月11卷4期。

〔日〕谷田孝之《论〈仪礼·丧服〉篇中所见的妇人不杖》，《哲学》（广岛哲学会）1961年10月13集。

〔日〕谷田孝之《关于〈仪礼·丧服〉篇大功章“大夫之妾”条》，《中国学研究》1965年3月30卷。

〔日〕影山诚一《论丧服篇的特异性》，《大东文化大学纪要》（大东文化大学学术委员会）1963年3月第1辑第1分册。

〔日〕影山诚一《丧服义例考》（上、下），《大东文化大学纪要》（文学部）；《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1号1分册；1965年3号1分册。

〔日〕影山诚一《〈丧服〉立文考》，《大东文化大学纪要》1966年2月4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6年5号1分册。

〔日〕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仪礼〉日译第四集——乡饮酒礼、乡射礼》，创元社出版，1965年。

〔日〕市川任三《汉石经〈仪礼〉篇次考》，《城南汉学》1967年10月9卷。

〔日〕田中利民《〈仪礼〉之“记”的问题——从“武威汉简”考察》，《日本中国学报》1967年11月19号。

〔日〕桥本高胜《章炳麟的丧服论》，《兼待山论丛》1967年12月1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8年9号1分册。

〔日〕三上顺《关于古代中国射礼的考察》，《哲学》（广岛哲学会）1970年3月卷21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0年12号1分册。

〔日〕田中正春《关于〈仪礼·士冠礼〉中的祝辞》，《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1973年3月18卷。

〔日〕林巳奈夫《〈仪礼〉与敦》，《史林》1980年11月63卷6号。

〔日〕栗原圭介《古代中国的礼经主义——关于特牲·少牢馈食礼》，《大东文化大学汉文学会志》1984年3月23号。

〔日〕宇野精一《论〈仪礼〉中的两三个问题》，《国学院杂志》1985年11月86卷11号；《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三、礼　　记

（一）小戴礼记

1．古籍

（汉）蔡邕《月令章句》一卷、《月令问答》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月令章句》一卷、《明堂月令论》一卷、《月令问答》一卷，黄奭辑本；《月令章句》四卷，叶德辉《郋园先生全书》辑本。

（汉）荀爽《礼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荀氏礼传》一卷，王仁俊辑本。

（汉）卢植《礼记卢氏注》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马融《礼记马氏注》一卷，马瑞辰辑本。

（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

（三国魏）孙炎《礼记孙氏注》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三国魏）王肃《礼记王氏注》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三国吴）射慈《礼记音义隐》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虞潭《投壶变》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范宣《礼记范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刘昌宗《礼记刘氏音》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徐邈《礼记徐氏音》三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北魏）李谧《明堂制度论》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北魏）刘芳《礼记义证》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北周）沈重《礼记沈氏义疏》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北周）熊安生《礼记熊氏义疏》四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梁）何胤《礼记隐义》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梁）贺玚《礼记新义疏》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七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二十年阮元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本。

（唐）开成石经本《周礼》，中华书局，1997年。

（唐）成伯玙《礼记外传》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唐）李林甫等《御刊定礼记月令》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司马光《投壶新格》一卷，《说郛》（宛委山堂本）本；《郋园先生丛书》本。

（宋）李觏《明堂定制图》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李觏《读儒行》一篇，《盱江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魏了翁《礼记要义》三十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

（宋）叶梦得《石林先生礼记解》二卷，《石林遗书》本、《郋园先生丛书》本（四卷）。

（宋）黄震《读礼记日抄》十六卷，《慈溪黄氏日抄》本。

（宋）杨简《孔子闲居讲义》一卷，《慈湖遗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卫湜《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陈襄《礼记讲义》一卷，《古灵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庾蔚之《礼记略解》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宋）张虙《月令解》十二卷，《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敞《与为人后议》一篇，《公是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敞《小功不税解》一篇，《公是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敞《投壶义》一篇，《公是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刘敞《君临臣丧辨》一篇，《公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陈澔《礼记集说》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吴澄《月令七十二侯集解》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元）吴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汤道衡《礼记纂注》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马时敏《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戴冠《礼记集说辨疑》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胡广等辑《礼记集说大全》三十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徐师曾《礼记集注》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徐养相《礼记辑览》八卷，《四库书存目丛书》本。

（明）杨鼎熙《礼记敬业》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童维岩《礼记新裁》三十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汤三才、汤道衡《礼记新义》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牛斗星《檀弓评》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林兆珂《檀弓述注》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徐昭庆《檀弓通》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陈与郊《檀弓辑注》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杨慎《檀弓丛训》二卷，《四库全书从目丛书》本。

（明）许兆金《说礼约》十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孙鑛评《孙月峰先生批点礼记》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朱泰祯《礼记意评》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姚舜牧《礼记疑问》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汪皆《投壶仪节》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朱朝瑛《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王觉《礼记明音》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黄乾行《礼记日录》三十卷、《图解》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陈鸿恩《礼记手说》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杨梧《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赵僎《礼记思》五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郝敬《礼记通解》二十二卷、附《读礼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朱元弼《礼记通注》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明）卢翰《月令通考》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道周《月令明义》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道周《坊记集传》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道周《表记集传》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道周《缁衣集传》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道周《儒行集传》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纳兰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虞景璜《淡园学礼毕记》一卷，《淡园杂著》本。

（清）赵良《读礼记》十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夏鼎武《读礼私记》一卷，《富阳夏氏丛刻》本。

（清）于鬯《读小戴日记》（不分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心敬《丰川礼记汇编》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汪基《汇图礼记节本》十卷，上海鸿文书局，1937年5月石印本，据雍正十年本重印。

（清）毛奇龄《明堂问》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毛奇龄《曾子问讲录》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檀弓订误》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江永《深衣考误》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江永《礼记训义择言》八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惠栋《礼记古义》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惠栋《明堂大道录》八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宋育仁《学记补注》一卷，《问琴阁丛书》本。

（清）宋育仁《礼记曲礼上下内则说例》一卷，《问琴阁丛书》本。

（清）程穆衡《考订檀弓》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焦循《礼记补疏》三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李调元《礼记补注》四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李调元《月令气候图说》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吴汝纶《礼记点勘》一卷，《桐城吴先生点勘群书》本。

（清）翁方纲《礼记附证》十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程际盛《礼记古训考》一卷，《稻香楼杂著》本。

（清）刘沅《礼记恒解》四十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绂《礼记或问》八卷，《汪双池先生遗书》本。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六十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沈啸寰、王星贤点校本，中华书局，1989年。

（清）方宗诚《礼记集解补义》一卷，稿本，藏安庆市图书馆；《柏堂遗书》本。

（清）郑元庆《礼记集说》七十卷，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

（清）郝懿行《礼记笺》四十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金曰追《礼记经注疏正讹》六十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黄淦《礼记精义》六卷，《七经精义》本。

（清）刘曾《礼记可读》八卷，《祥符刘氏丛书》本。

（清）龚元玢《礼记客难》四卷，《十三经客难》本。

（清）沈元沧《礼记类编》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潘相《礼记厘编》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德钺《礼记偶记》一卷《七经偶记》本。

（清）万斯大《礼记偶笺》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徐立纲撰竺静甫、竺了寿增订《礼记旁训增订精义》六卷，《五经旁训增订精义》本。

（清）芮城《礼记篇目》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邹圣脉纂辑《礼记全文备旨》十一卷，《五经备旨》本。

（清）丁晏《礼记释注》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张沐《礼记疏略》四十七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李光坡《礼记述注》二十八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孔广牧《礼记天算释》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方苞《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冉觐祖《礼记详说》一百七十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阮元《礼记校勘记》六十三卷，《释文校勘记》四卷，《皇清经解》本；《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57年。

（清）朱彬《礼记训纂》四十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四部备要》本。

（清）吴廷华《礼记疑义》七十二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鄂尔泰《礼记义疏》八十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杨国帧《礼记音训》（不分卷），《十一经音训》本。

（清）袁俊等编纂《礼记音训》，清道光刊本，藏复旦大学图书馆。

（清）刘曾《礼记约解》三十六卷，《祥符刘氏丛书》本。

（清）孙国仁《礼记月令考异》十二卷，《砭愚堂丛书》本。

（清）朱亦栋《礼记札记》二卷，《十三经札记》本。

（清）任启运《礼记章句》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绂《礼记章句》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夫之《礼记章句》四十九九卷，《船山遗书》本，岳麓书社，1991年6月重印；《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姜兆锡《礼记章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陈寿祺、陈乔枞《礼记郑读考》六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郭嵩焘《礼记质疑》四十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本；陈戍国、邬锡非点校本，岳麓书社，1992年4月。

（清）李式谷《礼记衷要》三十卷，《五经衷要》本。

（清）丁显《礼记诸家引经异字同声考》一卷，光绪十六年刊本。

（清）齐召南《礼记注疏考证》一卷，《皇清经解》本。

（清）卢文弨《礼记注疏校正》一卷，《抱经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万斯同《庙制图考》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孙冯翼《明堂考》三卷，《问经堂丛书》本。

（清）孙星衍《明堂考》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胡夤《明堂考》一卷，《四明丛书》本。

（清）孔广林《明堂亿》一卷，《孔丛伯说经五稿》本。

（清）顾陈垿《内则章句》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张廷玉等《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戴震《深衣解》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黄宗羲《深衣考》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任大椿《深衣释例》三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夏炘《檀弓辨诬》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孙濩孙评订《檀弓论文》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邵泰衢《檀弓疑问》一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耿极《王制管窥》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皮锡瑞《王制笺》一卷，《皮氏经学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俞樾《小戴礼记平议》四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俞樾《礼记郑读考》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俞樾《礼记异文笺》一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俞樾《考工记世室重屋明堂考》一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俞樾《七十二侯考》一卷，《春在堂全书》本。

（清）谈泰《王制井田算法解》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谈泰《王制里亩算法解》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廖平《礼运三篇合解》，《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坊记新解》（不分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1915年存古书局刊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廖平《分两戴记章句凡例》（不分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王制订》一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王制集说》（不分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王制学凡例礼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廖平《礼记识》二卷，《新订六译馆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丁寿昌《小戴礼记解》（不分卷），《丁氏遗稿六种》本。

（清）朱轼《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树柟《学记笺证》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刘光蕡《学记臆解》一卷，《烟霞草堂遗书》本；《关中丛书》本。

（清）刘青莲撰、刘青芝补订《学礼阚疑》八卷，《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胡培翚《燕寝考》三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王廷鼎《月令动植小笺》一卷，《紫微花馆集》本。

（清）孙国仁《月令辑佚》一卷，《砭愚堂丛书》本。

（清）莫熺《月令考》一卷，《花近楼丛书》本。

（清）王仁俊《月令佚文》一卷，《经籍佚文》本。

（清）程瑶田《宗法小记》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罗振玉《北宋二体石经〈礼记·檀弓〉残石》，《吉石盦丛书》本。

程大璋《王制通论》一卷，《半帆楼丛书》本；《白坚堂丛书》本。

程大璋《王制义按》三卷，《半帆楼丛书》本；《白坚堂丛书》本。

2．今人论著

（1）著作

唐文治《礼记大义》四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3年。

戴礼《礼记通释》八十卷，1933年6月。

蔡介民《礼记通论》，南京中日文化协会，1941年3月，收入《学术丛书》。

严三立《〈礼记·大学〉篇考释》，1943年。

杜通驯《学记考释》，四川大学教育研究会，1943年。

向宗鲁《月令章句疏证叙录》，重庆商务图书馆，1945年11月。

方心仁《礼运大同篇注释》，南京中央印务局，1947年6月。

王梦鸥《礼记要篇斟订》，国科会研究讲助论文，1961年；花南书屋，1964年。

王梦鸥《礼记斟订》，国科会研究讲助论文，1962年；花南书屋，1964年。

王梦鸥《郑注引述别本礼记考释》，台湾商务图书馆，1969年。

王梦鸥《礼记校证》，台湾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12月。

程兆熊《礼记讲义》，香港鹅湖出版社，1964年。

张元夫《礼记述闻》，台湾商务图书馆，1974年6月。

林平和《礼记郑注音读与释义之商榷》，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4月。

陈宝富《礼记学记教育思想研究》，台北东人图书公司，1982年3月。

高时良《学记评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6月。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8月。

刘震《学记释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11月。

方俊吉《礼记之天地鬼神观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3月。

洪菊蕊主编《礼记研究专辑》，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系，1985年6月。

胡楚生《儒行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3月。

（2）论文

A．曲礼

黄巩《〈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与檀弓“事君有犯而无隐”讲义》，《船山学报》1916年1月6期。

顾颉刚《〈曲礼〉中的古代官制及卜、祝之由尊而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

B．王制

刘师培《〈王制〉篇集证》，《国粹学报》1907年3卷11期。

吴承仕《〈王制〉疏证自序》，《制言》1936年1月8期。

孔德成《〈王制〉义证》，《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一），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11月。

高明《论〈王制〉本文于郑注孔疏之疏谬》，《政治大学三十周年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1957年5月。

高明《〈礼记·王制〉及其注疏摘谬》，《联合书院学报》1962年6月1期。

C．月令

刘师培《〈月令〉论》，《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6月10号。

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今月令考》，《制言》1935年11月5期。

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燕京学报》1935年12月18期。

杨宽《〈月令〉考》，《齐鲁学报》1941年7月2期。

王利器《〈月令〉章句疏证叙录（向宗鲁著）》，《图书季刊》1946年6月新7卷1、2期合刊。

顾颉刚《〈月令〉等（五帝五神）》，《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1988年11月；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0月。

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容肇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

D．礼运

康有为《〈礼运〉注叙》，《不忍》1913年3月5册。

康有为《〈礼运〉注》，《不忍》1913年7月6期。

姚永朴《读〈礼运〉》，《民彝》1928年3月1卷11期。

钱基博《读〈礼运〉卷头解题记》，《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10月4卷2期。

夏敬观《读〈礼运〉》，《文化先锋》1943年4月3卷3号。

E．内则

董莲池、刘坤《〈礼记·内则〉“少者执床与坐”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4期（总第56期）。

F．明堂位

刘师培《周〈明堂〉考》（附东宫考），《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6月10号。

谢兴尧《〈明堂〉述略》，《新晨报副刊》1929年6月28、29日。

顾颉刚《阮元〈明堂〉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年3月5日11集121期。

王治心《明堂制度与宗教》，《协大学术》1930年6月1期。

李源澄《〈明堂〉制度论》，《学艺》（上海）1935年3月14卷2期。

G．大传

丁鼎《“服术有六”：试论〈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

H．学记

王树柟《学记笺证》，《中国学报》（民元）1913年3、4月5、6期。

I．乐记

孙诒让《〈乐记〉五色义》，《国粹学报》1909年5卷8期。

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总第12期）。

吕骥《〈乐记〉整理本注释》，（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总第35期）；（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总第36期）。

J．儒行

《〈儒行〉大义》章太炎讲，诸佐耕笔述，《国学商兑》1933年6月1日1卷1期。

陈柱《〈儒行〉集解》，《学术世界》1937年4月2卷4期。

K．大学

涂耀威《从四书之学到〈礼记〉之学——清代〈大学〉诠释的另一种向度》，《中国哲学史》2009年11月。

L．《小戴礼记》学

唐文治《“礼记大义”自序》，《国学论衡》1933年12月2期。

柳诒徵《劬堂读书录》（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姚际恒礼记通论），《文澜学报》1935年1月1卷1期。

童书业《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年4月4卷2期。

章太炎《驳金氏五官考》，《制言》1935年12月6期。

李源澄《小戴礼记补注叙录》，《学术世界》1936年10月2卷1期。

洪业《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史学年报》1936年11月2卷3期。

钱穆《记姚立方〈礼记通论〉》，《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7年6月6卷2期。

陈登原《经述》，《国史旧闻》第1分册，三联书店，1958年7月。

王国维《宋越州本〈礼记正义〉跋》、《说勺舞象舞》，《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

胡玉缙《礼记虞庠再国之西郊及四郊考》、《礼记文王世子王制郑注通说》、《礼记君亲誓社以习军旅说》、《礼记执烛抱燋考》、《礼记共工氏霸九州考》、《礼记祭义郑注通说》、《申礼记祭统郑注辉者甲吏之贱义》、《礼记表记子言之说》、《礼记方领曲领解》、《礼记孚尹旁达解》、《卢氏“礼记解诂”跋》、《“礼记卢氏注”跋》、《卢植“礼记解诂”跋》、《礼记孙氏注跋》、《礼记范氏音跋》、《礼记音义隐跋》、《礼记隐义跋》、《礼记沈氏义疏跋》、《“礼记义证”跋》、《残本礼记子本疏义跋》、《礼记外传跋》、《“礼记要义”跋》、《礼记疑义跋》、《“礼记补注”跋》、《“礼记笺”跋》、《“檀弓辨诬”跋》、《“王制订”跋》、《“王制笺”跋》、《“礼运注”跋》、《明堂制度论跋》，收入氏著《许廎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钟肇鹏《“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说》，《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

陈剑、黄海烈《论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4期。

曾军《从民间著述到官方教材——从元陈澔〈礼记集说〉看经典诠释的独特现象及其思想史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金钟《关于公孙尼子的〈乐记〉的断代和评价问题——兼与〈乐记〉批注者商榷》，《人民音乐》1979年7期；

华仲麐《从礼义学读礼记》，《中央日报》1982年11月9、10日12版。

吕思勉《论二戴礼（记）》，《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吕思勉《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考》、《教士》、《礼运、礼器》、《天生时而地生财》、《易抱龟南面》，收入《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李丽足《〈礼记〉的篇卷及内容》、范丽卿《〈礼记〉作者及其成书时代》、余丽珠《礼记的分类》、王嘉穗《〈礼记〉的传承》、刘淑妗《〈礼记〉书录》、王素琴《〈礼记〉与荀学》、白佩弘《〈礼记〉的版本》、洪淑真《大小戴礼记的异同》、邓美玉《〈礼记〉的注家》、张肇志《〈礼记〉士昏礼仪式研究》、黄清芬《〈礼记〉中丧礼之探讨》、施佩伶《从〈礼记〉中谈祭祖》、苏玲玉《〈礼记·檀弓〉篇研究》、许春凤《〈礼记·内则〉篇研究》、关芳芳《〈礼记·经解〉篇“六经得失”之阐发》、吴辉山《〈礼记·哀公问〉读后》、周薆玫《读〈礼记·仲尼燕居〉有感》、卢淑芬《〈礼记·孔子闲居〉篇解析》、萧丽丽《坊记读后心得》、邓玫玲《儒行篇研究》、许足《〈礼记·射义〉篇读后心得》、刘淑妗《〈礼记·乐记〉读后感》，收入《礼记研究专辑》，洪菊瑞主编，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系，1985年6月。

张舜徽《两戴礼记札疏》，《旧学辑存》，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10月。

张舜徽《两戴礼记》，《爱晚庐随笔》，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

杨天宇《〈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确为戴圣所编纂：兼驳洪业所谓“小戴记”非戴圣之书说》，《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

吕友仁《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平议》，《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8辑，周国林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王锷《〈礼记〉成书考》，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赵逵夫指导。

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王锷《三种〈礼记正义〉整理本平议——兼论古籍整理之规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12月。

M．其他

章太炎《夏用青说》，《雅言》（上海）1914年8月1卷9期。

胡朴安《〈礼记〉奔则为妾说》，《国学汇编第二集文录》，国学研究社，1924年9月。

郑孝胥《大同三年之观念》，《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学会）1934年1月115号。

蔡介民《〈礼记〉成书之年代》、《〈礼记〉成书时代再考》，《新东方》（上海）1940年2月1卷1期、5期。

蔡介民《〈礼记〉教学论》，《教育学报》（中国教育总会）1941年4月7期。

蔡介民《〈礼记〉续说》，《新东方》（上海）1941年10月2卷6期。

许冠三《多元史络分析法在史料考证上的运用——有关大同书、礼运注述年代的几层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5年12月3卷1期。

裘锡圭《说“遇负杖入保者息”》，《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6月。

潘斌《王安石佚书〈礼记发明〉辑考》，《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陈戌国、延瑞芳《先秦至西汉〈礼记·缁衣〉学术溯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海外论著

（1）著作

〔日〕林泰辅《礼记》，东京有朋堂，1921年，《有朋堂汉文丛书》。

〔日〕安井小太郎《〈礼记正义〉残卷校勘记》，东京东方文化学院　1936年（《东方文化丛书》2）。

〔日〕麻生义辉《礼记讲义》，东京春阳堂，1937年。

〔日〕常盘井贤十《宋本礼记疏校记》，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12月出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报告》第11册。

〔日〕能田忠亮《〈礼记·月令〉天文考》，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3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报告》第12册，《东洋天文学史论丛》页407—610，东京恒星社，1943年10月。

〔日〕栗原圭介《〈礼记〉宗教思想的研究》，国分寺，作者自印本，1969年1月；明德出版社，1969年。

〔日〕岛邦男《五行思想与〈礼记·月令〉的研究》，汲古书院，1971年3月出版。

〔瑞典〕高本汉注、陈舜政译《高本汉礼记注释》，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1月。

（2）论文

A．通论

（汉）郑玄注、〔日〕服部宇之吉解题《礼记》，东京富山房，1911年11月；1974年（汉文大系）；《汉文大系》第1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

〔日〕桂五十郎《〈礼记〉国字解（上、下）》，《汉字国字解全书》第26、27卷，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

〔日〕石黑俊逸《论〈礼记〉中所表现的礼思想》，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文学科卒业论文，1936年3月。

〔日〕石田代治《论〈礼记〉中所见的老庄思想的研究（提要）》，《斯文》1937年12月第19编12号。

〔日〕石田代治《论〈礼记〉中所见的老庄思想的研究——基础论》，《汉学会杂》1938年7月第6编2号。

〔日〕安井小太郎《〈礼记〉解题——名义及编者、各篇的原书及作者》，《大东文化》（大东文化学院）1938年7月第18号。

〔日〕诸户素纯《论〈礼记〉中的宗教理念》，《人文研究》1955年5月第6卷4号。

〔日〕板野长八《〈礼记〉的大同》，《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956年3月第5号。

〔日〕吉川幸次郎《忘水之奴书物——礼记》，《吉川幸次郎全集》第3册，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9月。

〔日〕武内义雄《〈礼记〉研究》，《武内义雄全集》第3卷《儒教篇》，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1月。

〔日〕山本岩《〈礼记〉成书考》，《宇都宫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1部）1984年12月第35号。

B．曲礼

〔日〕武内义雄《〈曲礼〉考》，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10月；台北新欣出版社，1980年9月。

〔日〕武内义雄《曲礼考》，《汉字国字解全书》第26、27卷，东京27；《武内义雄全集》第3卷《儒教篇》，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1月。

〔日〕荒木修《礼的研究（礼记·曲礼篇）》，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文学科卒业论文，1941年3月。

〔日〕新田大作《论中国思想中的形象性——以〈礼记·曲礼〉疏为中心进行考察》，《斯文》1964年3月复刊第39号。

C．檀弓

〔日〕上村新次《〈礼记·檀弓〉私考》，《东亚经济研究》1942年11月第26卷4号。

〔日〕狩野直喜《说〈檀弓〉》，《读书纂余》，东京吉川弘文堂，1947年7月。

〔日〕宇野精一《〈礼记·檀弓〉篇的性格》，《东京中国学报》1955年6月第1号；《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太田辰夫《〈檀弓〉文法说略》，《神户外大论丛》1963年10月第14卷3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第1号第1分册。

〔日〕林田刚《关于儒教弟子教育的考察——以〈礼记·檀弓〉篇为中心》，《研究纪要》（尚絅大学）1980年第3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0年第22号第1分册（上）。

〔日〕俣野太郎《作为七十弟子关系资料的〈檀弓〉篇》，《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广岛池田博士古稀纪念事业会，1980年9月。

〔日〕俣野太郎《关于〈檀弓〉篇的考察——以史料的侧面为主》，《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东京大东文化学园，1984年12月。

D．王制

〔日〕稻叶岩吉《论〈王制〉的作者》，《经济论丛》1918年11月第7卷5号。

〔日〕稻叶岩吉《再论〈王制〉的作者》，《经济论丛》1919年第8卷5号。

〔日〕手塚良道《读〈礼记·王制〉私考》，《藤塚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第1辑，东京玄同社，1949年。

〔日〕栗原圭介《秦汉时〈王制〉篇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977年3月第15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7年第19号第1分册（下）。

E．月令

〔日〕藤川熊一郎《〈月令〉诸文考》，《东方学报》（东京）1934年12月第5册。

〔日〕内野熊一郎《诗经毛传引〈月令〉句考》，《东方学报》（东京）1936年2月第6册。

〔日〕森三树三郎《〈月令〉与〈明堂〉》，《中国学》1936年4月第8卷2号。

〔日〕能田忠亮《〈礼记·月令〉的天象》，《东方学报》（京都）1937年10月第8册。

〔日〕吉川幸次郎《评“〈礼记·月令〉天文考”（能田忠亮著）》，《东方学报》（京都）1938年10月第9册；《吉川幸次郎全集》第3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9月。

〔日〕饭岛忠夫《读〈礼记·月令〉天文考》，《东洋学报》1939年11月第27卷1号。

〔日〕薮内清《评饭岛博士的“读〈礼记·月令〉天文考”》，《东洋学报》1940年5月第27卷3号。

〔日〕桥本增吉《〈礼记·月令〉的历法思想》，《东洋学报》1944年1月第29卷3、4合并号（《白鸟博士纪念论文集》）。

〔日〕杖下隆之《〈礼记·月令〉篇的考察》，《东洋大学纪要》1956年2月第8集。

〔日〕西冈市佑《〈礼记·月令〉尝记考》，《汉文学会会报》（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1959年1月第10辑。

〔日〕岛邦男《〈礼记·月令〉的成立》，《集刊东洋学》1969年11月第22号。

〔日〕伊藤计《〈月令〉论——关于月令形式》，《日本中国学会报》1974年10月第26集。

〔日〕久保田刚《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篇〉——若干不同点（1、2）》，（1），《哲学》（广岛哲学会）1981年10月第33集；（2），《武库川国文》1982年3月第20号（井上实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2年第24号第1分册（上）。

〔日〕栗原圭介《论“礼”构造中所见〈月令〉的思考形态》，《集刊东洋学》1987年5月第57号。

F．曾子问

〔日〕栗原圭介《〈曾子问〉考》，《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1975年3月第13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5年第17号第1分册（下）。

〔日〕楠山春树《论〈礼记·曾子问〉篇中所见之老聃》，《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广岛池田博士古稀纪念事业会，1980年9月。

〔日〕楠山春树《〈礼记·曾子问〉篇的老聃》，《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87年8月。

G．礼运

〔日〕本田成之《〈礼运〉与秦汉时代的儒家》，《中国学》1921年7月第1卷11号。

〔日〕武内义雄《〈礼运〉考》，《中国学》1922年7月第2卷11号；《武内义雄全集》第3卷《儒教篇》，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1月。

〔日〕内野台岭《〈礼记·礼运〉讲义》，《斯文》1932年9月第14篇9号。

〔日〕武内义雄《〈礼运〉考》，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10月；台北新欣出版社，1980年9月。

〔日〕神谷正男《论〈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本质》，《东京中国学报》1955年6月第1号。

〔日〕佐藤震二《〈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东洋的文化与社会》1958年12月第7号。

〔日〕吉田照子《论〈礼记·礼运〉篇中的礼的性格》，《福冈女子短大纪要》1989年第37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9年第31号第1分册（上）。

H．郊特牲

〔日〕宇都木章《关于〈礼记〉郊祀中的臆说》，《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讲谈社，1961年2月。

〔日〕根岸政子《从〈礼记·郊特牲〉篇中“裼”字的训诂学说展开》，《茶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1979年3月第32卷。

I．明堂位

〔日〕滨田恢道《明堂制度私考》，《中国学》1939年4月第9卷3号。

〔日〕赤塚忠讲《说辟雍》，《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58年10月第1号。

〔日〕原田种成《论文献中所表现的辟雍》，《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59年10月第2号。

〔日〕三上顺《关于明堂构造的考察》，《哲学》（广岛哲学会）1961年10月第13集。

〔日〕三上顺《明堂与家形埴轮（上、下）》，（上），《东方宗教》1966年11月第27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7年第8号第3分册。（下），《东方宗教》1967年第28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7年第8号第3分册。

〔日〕三上顺《关于明堂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考察（上、下）》，（上），《哲学》（广岛哲学会）1968年10月第20集；（下），《哲学》（广岛哲学会）1972年10月第24集。

〔日〕三上顺《关于寝、庙、明堂规模的考察》，《比治山女子短期大纪要》1972年3月第6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2年第14号第3分册（下）。

〔日〕栗原圭介《论围绕〈明堂〉思想史的类同——作为中国古代的特别祭祀中所见的构造论的诗学》，《大东文化大学纪要》1988年3月第26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8年第30号第1分册（上）。

J．大传

〔日〕栗原圭介《关于〈礼记·大传〉中的思想构造及其背景》，《大东文化大学纪要》1973年3月第11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3年第15号第1分册（下）。

K．学记

〔日〕日本师道研究会《学记讲义》，《师道》1938年第2卷第11号。

〔日〕武内义雄《学记、大学》，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11月（岩波文库）；《武内义雄全集》第3卷《儒教篇》，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1月。

〔日〕津下正章《学记管见》，《熊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962年2月第10号。

〔日〕町田三郎《学记篇》，《荒木教授退休纪念中国哲学史研究论集》，福冈苇书房，1981年12月。

L．乐记

〔日〕河边尚男《中国古代音乐思想考》，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文学科卒业论文，1937年3月。

〔日〕里善一郎《论〈乐记〉的成立》，《研究纪要》（鹿儿岛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研究所）1958年12月第10卷。

〔日〕松本幸男《关于〈礼记·乐记〉篇的创立》，《立命馆文学》1970年6月第300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0年第12号第1分册（下）。

〔日〕田中麻沙巳《〈礼记·乐记〉篇的音乐论和性说》，《文化》1973年3月第36卷4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2年第14号第2分册（下）。

〔日〕伊东伦厚《论〈乐记〉本文中引用的问题》，《比较文化研究》1974年3月第13辑；《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4年第16号第1分册（下）。

M．投壶

〔日〕神田喜一郎《论投壶的游戏》，《神田喜一郎全集》第2卷《续东洋学说林》，京都同朋舍，1986年11月。

〔日〕小泷敬道《投壶礼的起源和仪礼的意义》，《日本中国学会报》1987年10月第39集。

N．《小戴礼记》学研究

〔日〕武内义雄《论儒学史资料中所见的两戴记》，《内藤博士还历祝贺中国学论丛》，京都弘文堂，1926年5月；《武内义雄全集》第3卷《儒教篇》，东京角川书店，1979年1月。

〔日〕武内义雄《两戴记考》，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10月；台北新欣出版社，1980年9月。

〔日〕内藤虎次郎《论宋板礼记正义》，《书物礼赞》1927年4月第6号；《目睹书谭》，东京吉川弘文堂，1948年9月；《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6月。

〔日〕牧野谦次郎《讲经：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协会）1928年10月第53号。

〔日〕牧野谦次郎《讲经：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学会）1933年4月第106号。

〔日〕牧野谦次郎《讲经：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学会）1933年5月第107号。

〔日〕津田左右吉《论礼记及大戴礼记的编纂时代》，《史学杂志》1931年2月第42编2号；《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6卷《儒教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1月。

〔日〕津田左右吉《汉儒著作方式——礼记诸篇的解剖》，《东洋思想研究》1940年5月第3号；《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8卷《儒教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3月。

〔日〕常盘井贤十《论宋绍熙板礼记正义与足利本和潘氏本的比较》，《东方学报》（京都）1933年12月第4册。

〔日〕常盘井贤十《大小戴礼记成立考》，《日本中国学会报》1956年10月第8集。

〔日〕狩野直喜《经典释文残卷礼记音义之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旧抄本，1935年。

〔日〕白尾阳光《关于礼记中所表现的优老之礼的渊源（1、2）》，（1），《东亚经济研究》1938年10月第22卷4号；（2），《东亚经济研究》1939年第23卷1号。

〔日〕吉川幸次郎《旧抄本礼记正义之校勘》，《东方学报》（京都）1938年10月第9册；《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0卷，东京筑摩书房，1970年10月。

〔日〕吉川幸次郎《礼记注疏曲礼篇校记》，《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1卷，东京筑摩书房，1985年11月。

〔日〕野村瑞峰《大小二戴礼编成考》，《东洋学研究》（驹泽大学东洋学会）1939年第8号。

〔日〕内野熊一郎《奈良兴福寺本礼记释文残卷私考》，《中国文化研究会会报》1955年2月第4卷2号。

〔日〕内野熊一郎《兴福寺本礼记释文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会会报》1955年4月第5期1志。

〔日〕铃木由次郎《礼记子本义疏残卷考文序》，《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58年3月第11号。

〔日〕铃木由次郎《礼记子本疏残卷考文·礼记子本疏义残卷的解说》，《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70年3月56卷。

〔日〕谷田孝之《说扱衽》，《中国学研究》（广岛中国学会）1958年8月第20号。

〔日〕杉浦丰治《郑玄和卢植——从二人的礼记注考察》，《金城国文》1970年3月第44号。

〔日〕池田秀三《卢植及其礼记解诂（上、下）》，（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0年3月第29号；（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1年3月第30号。

O．其他

〔日〕稻叶诚一《〈礼记〉杂考》，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卒业论文，1931年3月。

〔日〕石黑俊逸《关于〈礼记〉成立的考察》，《斯文》1939年1月第21编1号。

〔日〕宇野精一《关于〈礼记〉成立的二三个问题》，《东京中国学报》1958年6月第4号；《宇野精一著作全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松本雅明《〈礼记〉第二类中所见的尚书——文王世子、学记、大学》，《东方古代研究》1963年5月第11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3年第1号第1分册；《松本雅明著作集》第12册，东京弘生书林，1988年5月。

〔日〕松本雅明《论〈礼记〉第一类中所见的尚书——坊记、表记、缁衣》，《松本雅明著作集》第12册，东京弘生书林，1988年5月。

〔日〕伊东伦厚《关于〈礼记〉坊记、表记、缁衣篇——所谓“子思子”残篇的再检讨》，《东京中国学报》1969年6月第15号。

〔日〕大岛正二《关于敦煌出土的礼记音残卷》，《东方学》1976年7月第52辑。

〔日〕林田刚《论〈礼记〉中所见的社会保障的研究——以老人政策为中心的考察》，《尚絅短期大学研究纪要》1977年第9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7年第19号第1分册（下）。

（二）大戴礼记

1．古籍

（汉）戴德《夏小正》一卷，《说郛》本。

（北周）卢辩注《大戴礼记》十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四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元）陶宗仪辑《大戴礼逸》一卷，《说郛》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张尔岐辑、（清）黄叔琳增订《夏小正注》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顾宗伊辑注《曾子古本辑注》五卷，《曲台四书辑注》本。

（清）阮元《曾子注释》四卷，《皇清经解》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叙录》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翁方纲《大戴礼记附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雪克点校本，齐鲁书社，1988年1月。

（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附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王文锦点校本，中华书局，1992年1月。

（清）俞樾《大戴礼记平议》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春在堂全书》本。

（清）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二卷，《写经斋全集》本。

（清）姜国伊《大戴礼记正本》一卷，《守中正斋丛书》本。

（清）汪中《大戴礼记正误》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照《大戴礼记注补》十三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刘学宠《大戴礼逸》一卷，《青照堂丛书》本。

（清）王绍兰《弟子职古本考》一卷，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本。

（清）王绍兰《夏小正逸文考》一卷，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本。

（清）洪颐煊《孔子三朝记》七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顾宗伊《孔子三朝记辑注》五卷，《曲台四书辑注》本。

（清）马国翰《孔子三朝记》一卷，《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清）马国翰《夏小正诗自注》十二卷，《玉函山房全集》本。

（清）郑晓如《夏时考训蒙》一卷，同治八年广州刻郑氏四种本。

（清）朱骏声《夏小正补传》三卷，《朱氏群书》本。

（清）任兆麟《夏小正补注》四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丁寿征《夏小正传校勘记》一卷，《小方壶斋丛书》本。

（清）孙星衍《夏小正传校正》二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黄模《夏小正分笺》四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诸锦《夏小正诂》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邹树荣《夏小正管窥》一卷，《南昌邹氏一粟园丛书》本。

（清）程鸿诏《夏小正集说》四卷、《夏小正存说》二卷，《恒心斋集》本；清同治四年金陵刊本。

（清）范家相《夏小正辑注》四卷，清乾隆十九年会稽范氏刊，光绪十三年墨润堂重修本。

（清）于鬯《夏小正家塾本》一卷，《于香草遗著丛辑》本。

（清）李调元《夏小正笺》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马征《夏小正笺疏》四卷，《淡园全集》本；《马钟山遗书》本。

（清）徐世溥《夏小正解》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顾凤藻《夏小正经传集解》四卷、《校录》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毕沅《夏小正考注》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姚燮《夏小正求是》四卷，《四明丛书》本。

（清）宋书升《夏小正释义》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洪震煊《夏小正疏义》四卷，附《释音异字记》一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宋育仁《夏小正说例》一卷，《问琴阁丛书》本。

（清）吴汝纶《夏小正私笺》一卷，《桐城吴先生全书》本。

（清）沈维钟《夏小正条考》一卷，《国粹学报》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清）黄模《夏小正异义》二卷，《皇清经斛续编》本。

（清）王筠《夏小正正义》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王树柟《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十三卷，《国学基本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2．今人论著

（1）著作

阮廷焯《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台湾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62年，杨家骆指导；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4年。

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

庄雅州《夏小正析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

刘韶军、谢贵安《太玄大戴礼研究》，武汉出版社，1991年。

（2）论文

沈维钟《夏小正条考》，《国粹学报》1908—1910年4卷39期、6卷2期。

胡承珙《与洪檆堂明经论夏小正疏义书（附洪檆堂夏小正补义）》，《国粹学报》1910年6卷7期。

王捍郑（王仁俊）《礼大戴记编作十四经议》，《中国学报》（洪宪）1916年5月第5册经类。

王韶生《大戴礼兴废考》，《华国》（香港）1957年7月1期。

胡玉缙《大戴礼少典考》、《大戴礼青旸考》、《“夏小正考注”跋》、《“夏小正疏义附释音异字记”跋》、《“夏小正经传集解”跋》、《“夏小正集说存说集说补”跋》、《“夏小正通释”跋》、《“夏小正分笺”跋》、《“夏小正异义”跋》、《“夏小正正义”跋》、《“夏小正集解”跋》、《“夏小正笺疏”跋》、《“夏小正释义”跋》，收入氏著《许廎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沈文倬《宋升书“夏小正笺疏”——读未刊书记》，《光明日报》1961年11月19日2版。

阮廷焯《礼大戴记佚篇佚文考略》，《大陆杂志》1962年2月24卷3期；《通论经学》，（在“犬戴礼记解诂等3种”内）台北大陆杂志社，不著出版年月；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2月。

阮廷焯《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1963年6月7卷。

阮廷焯《孔子三朝记考》，《大陆杂志》1963年9月27卷6期。

阮廷焯《礼大戴记佚文考略》，《大陆杂志》1964年7月29卷1期。

阮廷焯《大戴礼记订补》，《联合书院学院》1965年6月4期。

阮廷焯《大戴礼记书录》，《国立编译馆馆刊》1974年3月3卷1期。

阮廷焯《重修清史艺文志“大戴礼记之属”纠谬》，《大陆杂志》1974年6月48卷6期。

金德建《论夏小正纪时用夏正》，收入氏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

费海玑《孔子三朝记今译》，《思想与时代》（台北）1964年3月116期。

杨家骆《清儒礼大戴记著书考——序阮廷焯孔子三朝记解诂纂疏》，《大陆杂志》1964年2月28卷4期；《学粹》1964年10月6卷6期。

于省吾《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4辑，中华书局，1965年6月。

祁玉章《大戴礼记集斛》，《台北商专学报》1978年6月—1979年3月12、13期计。

庄雅州《夏小正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81年，高明指导。

庄雅州《夏小正月令异同论》，《孔孟月刊》1983年7月21卷11期。

庄雅州《夏小正之天文》，《中国学术年刊》1984年6月6期。

庄雅州《夏小正之历法》，《孔孟月刊》1984年7月22卷11期。

章太炎《朋友恩重于族人》（大戴礼曾子制言篇），《章太炎全集》第1册《膏兰室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

李学勤《夏小正新证》，《农史研究》1989年5月第8辑。

谢贵安《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1991年第6期。

谢贵安《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3月。

徐喜辰《〈大戴礼记〉及其史料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

方向东《〈大戴礼记〉释诂》，《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方向东《大戴礼记诂正》，《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

方向东《四部丛刊本大戴礼记卢注辨误（一）》，《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2007年。

刘彬《〈大戴礼记·易本命〉象数发微》，《周易研究》2003年第1期。

黄怀信《〈大戴礼记〉传本源流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黄怀信《关于〈大戴礼记〉源流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2005年第1期。

孙显军《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文史哲》2009年第11期。

刘光胜《〈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考》，《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刘光胜《〈大戴礼记·曾子〉分篇问题新探》，《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3．海外论著

（1）著作

〔日〕新田大作著《大戴礼》，东京明德出版社，1972年。

〔日〕边之望《夏小正经传埒解》四卷、《附录》一卷，文化戊辰时习堂精刊本，嘉庆十三年（1808）刊本。

〔日〕小岛知足《大戴礼记孔校补正》三卷，日本万延元年（1860）抄本，日本森约之手校，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2）论文

〔日〕山田胜美《论慊堂的石刻缩刻和朱刻校订本大戴礼》，《大东文化》（大东文化学院）1934年2月第6号。

〔日〕能田忠亮《夏小正星象论》，《东方学报》（京都）1941年9月第12册2分；《东洋天文学史论丛》，东京：恒星社，1943年10月；《新城博士纪念天文·宇宙·物理学会报》1942年第1卷3号。

〔日〕能田忠亮《夏小正星象论（要旨）》，《东方学报》（京都）1942年9月第13册2分。

〔日〕能思忠亮《夏小正星象论》，补庐译，《中日文化》1942年11—12月2卷9、10期。

〔日〕久保田刚《关于夏小正——讹谬及补填尝试》，《哲学》（广岛哲学会）1973年10月第25集。

〔日〕久保田刚《关于夏小正若干问题的检讨》，《武川库国文》1974年3月第6号。

〔日〕山根幸夫《评〈大戴礼记解诂〉（王聘珍著）》，《东洋学报》1984年3月第65卷3、4合并号。

〔日〕谷口义介《夏小正注释》，《熊本短大论集》1985年12月第36卷2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5年第27号第3分册（下）。

四、三礼总义

（一）古　　籍

（汉）戴圣《石渠礼论》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汉）郑玄《鲁礼禘祫志》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黄奭辑本。

（汉）郑玄、阮谌《三礼图》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三礼图》一卷，黄奭辑本。

（汉）郑玄《三礼目录》一卷，孔广森辑本；黄奭辑本。

（南朝梁）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卷（《周礼》一卷、《仪礼》一卷、《礼记》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三礼义宗》十一卷，黄奭辑本。

（唐）张镒《三礼图》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二十卷，《通志堂经解》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真德秀《三礼考》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元）韩信同《韩氏三礼图说》二卷，《广仓学宭丛书甲类》本。

（元）吴澄《三礼考注》六十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元）吴澄《三礼叙录》一卷，《说郛》本。

（明）贡汝成《三礼纂注》四十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刘绩《三礼图》四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李经纶《三礼类编》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李黼《二礼集解》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邓元锡《三礼编绎》二十六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湛若水《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纂议》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季本《庙制考议》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汪绂《参读礼志疑》二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大小宗通释》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毛奇龄《郊社禘祫问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毛奇龄《庙制折衷》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毛奇龄《学校问》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惠栋《禘说》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观颒道人辑《禘说》一卷，《闰竹居丛书》本。

（清）李塨《禘祫考辨》一卷，《颜李丛书》本。

（清）李塨《郊社考辨》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李塨《学礼》五卷，《颜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胡培翚《禘祫问答》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孔广森《礼学卮言》六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孔广林《禘祫觽解》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孔广林《吉凶服用篇》九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陆陇其《读礼志疑》六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

（清）崔述《经传禘祀通考》一卷，《崔东壁遗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金榜《礼笺》三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邵懿辰《礼经通论》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杭世骏《礼经质疑》二卷，《道古堂外集》本。

（清）黄以周《礼记略》三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黄以周《礼书通故》一百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黄以周《礼说》六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凌曙《礼说》四卷，《皇清经解》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皮锡瑞《鲁礼禘祫义疏证》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金鹗《求古录礼说》十五卷，《补遗》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夏炘《三纲制服述义》三卷，《景紫堂全书》本。

（清）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三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茆泮林《三礼经义附录》一卷，《鹤寿堂丛书》本。

（清）黄春渠《三礼类综》四卷，《文藻四种》本。

（清）孙冯翼《三礼图》三卷，《问经堂丛书》本。

（清）李钟伦《三礼仪制歌决》一卷，《李文贞公全集》本；《榕村全书》本。

（清）武亿《三礼义证》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汪基《三礼约编》十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陈廷敬《三礼指要》一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方恒《三礼宗法解》，《双松室遗著》本。

（清）夏炘《学礼管释》一卷，《皇清经解续编》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万斯大《学礼质疑》二卷，《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清）丁晏《佚礼扶微》五卷，《南菁书院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俞樾《玉佩考》一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俞樾《郑康成驳正三礼考》一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皮锡瑞《三礼通论》，1907年思贤书局刊本。

（清）罗振玉辑《北宋嘉祐石经周礼礼记残石》（不分卷），《吉石盦丛书》本。

（二）今人论著

1．著作

曾运乾《三礼通论》，湖南大学印本。

吴承仕《三礼名物》，1930年铅印本，国家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藏；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

吴承仕《弁服名物（附释车）》，台北艺文图书馆，1974年。

马宗芗《释宫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年印行。

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64年，高明指导；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

李日刚等《三礼研究论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分有限公司，1981年。

钱玄《三礼名物通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

钱玄、钱兴奇《三礼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刘善泽著、刘孚永点校《三礼注汉制疏证》，岳麓书社，1997年。

2．论文

沈文倬《宗周岁时祭考实》，《孔孟学报》第66期。

胡韫玉《胡培翚传》，《国粹学报》1911年2月第7期2册（总第16期）。

高步瀛《三礼学制郑义述》，《国学丛编》1931年11月、1932年3月1卷4、5期。

吴承仕《三礼名物略例》，《国学论衡》1933年12月2期。

吴承仕《郑氏禘袷义》，《国学论衡》1934年11月4期上册。

吴承仕《释车》，《国学论衡》1936年4月7期。

陈衍《礼经三论——孔子三世出妻辨·仪礼丧服父卒为母解·昆弟兄弟异同辨》，《国学论衡》1934年6月3期。

钱玄《三礼名物图表》，《国学论衡》1935年6月5期上册。

胡玉缙《“鲁礼禘袷志”跋》、《“鲁礼禘祫义”跋》、《“鲁礼禘祫义”跋》、《“鲁礼禘袷义疏证”跋》、《“三礼通释”跋》，收入氏著《许廎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段熙仲《据三礼说黍非稷》，《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年2月。

高明《三礼郑氏学发凡序》，《高明文辑》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3月；《高明经学论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7月。

杨天宇《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

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文史》第21辑，中华书局，1983年10月。

杨天宇《郑玄三礼注中的汉史资料》，《河南师大学报》（社科版）（续一、二）1984年第1、4期。

杨天宇《郑玄注〈三礼〉所用“当为”术语释例》，《社会·历史·文献——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社科院，2006年。

杨天宇《略述郑玄校勘〈三礼〉所遵循的原则》，《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皮锡瑞《三礼》，《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82年9月。

沈文倬《菿闇述礼》，《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总21辑），第2辑（总22辑），第3辑（总23辑），第4辑（总24辑），1983年第1辑（总25辑），1984年第2辑（总30辑），1984年第3辑（总31辑），1985年第1辑（总3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1982年5月，1982年8月，1982年11月，1983年2月，1984年5月，1984年9月，1985年2月。

吕思勉《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周礼》，收入氏著《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

冯浩菲《郑玄〈三礼注〉释词要例举证》，《文献》1991年第2期。

刘起釪《仪礼与二戴礼记》，《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1997年4月重版。

钱玄《郑玄〈鲁礼禘祫志〉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

虞万里《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语言研究》1997年第2期。

叶国良《二戴礼记与〈仪礼〉的关系》，《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1998年第6期。

王秀臣《“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葛志毅《郑玄三礼学体系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贾海生《祝嘏、铭文与颂歌——以文辞饰礼的综合考察》，《文史》第79辑，中华书局，2007年5月。

张鹤泉《略论北朝儒生对“三礼”的传授》，《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

王振华《论先秦时期诗与礼的关系》，《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12月。

（三）海外论著

〔日〕池田四郎次郎《禘祫解》，《东亚研究》1917年5月7卷3号。

〔日〕岛田钧一《禘与祭天无关》，《斯文》1921年12月3编6号。

〔日〕牧野巽《论仪礼及礼记中的家族和宗族（13）》，《思想》1942年1月第236号；2月第237号；3月第238号。

〔日〕山口义男《论仪礼·礼记中的家族伦理》，《哲学》（广岛哲学会）1954年6月第4集。

〔日〕下斗米晟《说禘》，《富山大学文理学部文学纪要》1958年12月第8号。

〔日〕下斗米晟《说祫》，《富山大学文理学部文学纪要》1959年12月第9号。

〔日〕樱井芳朗《〈礼记·王制〉与〈周礼〉及其关系》，《东京学艺大学研究报告》1964年3月第16集；《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64年第2卷第1分册。

〔日〕高桥忠彦《从“三礼注”看郑玄的礼学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1980年10月第32集。

〔日〕高桥忠彦《关于“仪礼疏”、“周礼疏”中的省文》，《中哲文学会报》1983年6月第8号。

〔日〕间屿润一《郑玄〈鲁礼禘祫义〉的构造及其意义》，《日本中国学会报》1985年10月第37集。

〔日〕佐川茧子《关于〈三礼目录〉》，《郑玄研究文集》，王振民主编，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

五、通　　礼

（一）古　　籍

（三国魏）缪袭《皇览逸礼》一卷附中溜礼，王谟辑本。

（晋）孙毓《五礼驳》，王谟辑本。

（晋）吴商《礼杂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晋）范宁《礼杂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晋）范宣《礼论难》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宋）任预《礼论条牒》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宋）何承天《礼论》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宋）徐广《礼论答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齐）王俭《礼义答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齐）荀万秋《礼杂抄略》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梁）周舍《礼疑义》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南朝梁）贺述《礼统》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唐）元行冲《释疑论》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本。

（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四库全书》本。

（宋）程颐《论礼》一卷，清刊本《二程全书·伊川义集》卷六。

（宋）李觏《礼论》一卷，收入《盱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黄广《礼乐合编》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姜兆锡《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首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虞景璜《澹同读书毕记》一卷，《澹园杂著》本。

（清）杜贵墀《典礼质疑》六卷，《桐华阁丛书》本；《郋园先生全书》本。

（清）雷鐏《古经服纬》三卷，《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李诚《古礼乐述》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有《台州丛书后集》本。

（清）观颒咤道人辑《郊况》一卷，《闰竹居丛书》本。

（清）胡抡《礼乐通考》三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江永《礼书初编》一卷，江楚书局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清）江永《礼书纲目》八十五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张锡恭《礼学大义》一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之，有《庚辰丛编》本。

（清）应撝谦《礼学汇编》六十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秦丽昌《礼学经述》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童正心《留村礼意》三卷，《冠豸山堂全集》本。

（清）汪绂《六礼或问》十二卷，《汪双池先生丛书》本。

（清）陈世镕《求志居礼说》三卷，《求志居全集》本。

（清）焦循《群经宫室图》二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黄世发《群经冠服图考》三卷，《戊寅丛编》本。

（清）程瑶田《释宫小记》一卷，《通艺录》本；《皇清经解》本。

（清）何志高《释礼》一卷，《西夏经义》本。

（清）夏燮《五服释例》二十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四库全书》本。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序录》一卷，《经史百家序录》本。

（清）万光泰《五宗图说》一卷，《广仓学宭丛书》本。

（清）朱轼《仪礼节略》十七卷，图三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梁万办《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万斯大《宗法论》，《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廖平《礼说》一卷，四川存古书局1918年刊本；《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清）王国维《古礼器略说》一卷，《雪堂丛刻》本。

（清）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一卷，《雪堂丛刻》本。

（清）王国维《殷礼征文》一卷，《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二集》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卷、《祼礼榷》一卷，《广仓学宭丛书》本。

（清）王国维讲授、刘盼遂笔记《观堂学礼记》，台湾文华出版社1968年《王观堂先生全集》本。

（二）今人论著

1．著作

陶鸿庆《读礼志疑》五卷，中华书局1963年7月据王家驹手抄陶氏改定本排印（与《左传别疏》同册）。

柳肃《礼的精神——礼乐文化与中国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李云光《礼反思》，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年。

刘象山《礼乐与民生》，台北幼狮店，1972年。

高明《礼学新探》，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1963年11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9月。

苏志宏《秦汉礼学教化论》，中围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89年，蔡仪指导；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甘怀真《唐代家庙礼制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

张长台《唐代丧礼研究》，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90年7月，罗宗涛指导。

吴予敏《先秦礼乐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1989年，蔡仪指导。

章景明《先秦丧服制度研究》，〔日〕本田二郎译，角川书店，1974年。

席涵静《先秦社祀之研究》，台北众望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

格拉耐《中国古代祭礼与歌谣》，张铭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张蕙慧《中国古代乐教思想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

周林根《中国古代礼教史》，台湾省立海洋学院，1966年。

王炜民《中国古代礼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

蔡尚思《中国礼教思想史》，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辽金夏卷、元明清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邱衍文《中国上古礼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00年。

吕文郁《周代采邑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金景芳指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金景芳指导。

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金景芳指导。

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1989年，金景芳指导。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8年，吴泽指导；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

钱宗范《周代宗法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7年修订本。

2．论文

刘光汉《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国粹学报》1906年2卷1期。

章太炎《礼隆杀论》，《检论》卷二，1916年。

吴虞《礼论》，《新青年》1917年5月3卷3期。

章炳麟《书秦蕙田“五礼通考”后》，《华国》1925年1月2卷3期。

罗根泽《荀子论礼通释》，《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学术季刊》1931年7月2卷2期。

郭沫若《谥法之起源》，《金文丛考》卷5，1932年。

曾运乾《原礼》，《新民》1935年5月1卷1期。

王兰荫《明代之礼学》，《师大月刊》1936年2月25期。

黄季刚《礼学略说》，《文艺丛刊》（中央大学）1936年1月2卷2期。

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6年7月7卷4期。

杨向奎《说礼》，《责善半月刊》1940年5月1卷6期。

杨向奎《礼的起源》，《孔子研究》1986年3月1期。

杨向奎《试论中国传统的礼乐文明》，《东西方文化研究》1987年（总第2辑），1987年4月。

蔡介民《中国礼学史刍议》，《新东方》（上海）1940年10月—1941年5月1卷9期、2卷1、3期。

任铭善《观堂礼说存商》，《学林》1941年2月4辑。

李源澄《礼之衍变》，《文教丛刊》1946年11月1卷5、6期合刊。

齐思和《周代锡命礼考》，《燕京学报》1947年第32期。

杜国庠《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

胡玉缙《“读礼志疑”跋石渠礼论跋》、《礼论难跋》、《逆降义跋》、《礼论条牒跋》、《礼义答问跋》、《礼疑义跋》、《礼统跋》、《释疑论跋》、《太常因革礼跋》、《“礼书通故”跋》、《“礼说”跋》、《“礼说略”跋》，收入氏著《许庼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中华书局，1984年5月。

周谷城《“礼”“乐”新解》，《文汇报》1962年2月9日4版。

沈文倬《对扬补释》，《考古》，1963年第4期；《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沈文倬《与耤》，《考古》1977年第5期；《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沈文倬《有关“对扬补释”的几个问题》，《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沈文倬《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图书馆，1983年8月。

沈文倬《古代的“五礼”包括那些主要内容？》，《中国文化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

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4月；《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周何《六十年来之礼学》，《六十年来之国学》（一），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5月。

周何《执绋与执引》，《“中央”日报》1988年1月29日第14版；《古礼今谈》，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2年5月。

周振甫《孔子论礼》，《文史哲》1978年第6期。

高明《礼学新探自序》，《高明文辑》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3月；《高明经学论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7月。

高明《原礼》，《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史论集》（三），《高明经学论丛》，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7月。

高明《孔子之礼论》，《三礼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1月。

高明《朱子的礼学》，《辅仁学志——文学院之部》1982年6月11期。

戴君仁《书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后》，《戴静山先生全集》（二），台北戴顾志鹓发行，1980年9月。

戴君仁《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与修门人及修书年岁考》，《戴静山先生全集》（二），台北戴顾志鹓发行，1980年9月。

钱穆《朱子之礼学》，《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82年4月。

李学勤《古代的礼制和宗法》，《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

冯友兰《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12月。

顾颉刚《典礼中的古代官别及卜、祝之由尊而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

饶宗颐《〈春秋左传〉中之“礼经”及重要礼论》，《香港联合书院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

杨荫浏《周代乐教的取材》，《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饶宗颐《史与礼》，《〈敦煌汉简编年考证〉总序》，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刘家和《宗法辨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1期。

刘家和《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总第17辑）。

安乐哲《礼在儒家哲学中的重要性》，《国际孔学会议论文集》，台北国际孔学会议大会秘书处，1988年6月。

姜亮夫《释礼》，《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1月。

梁颖《西周春秋时代宗法制度成因试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蔡尚思《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总第15期）；《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5月。

王关仕《两汉礼学之考察》，《中国学术年刊》1989年2月第10辑（庆祝高师仲华八秩华诞专号）。

陈恩林《关于周代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

李向平《西周春秋时期庶人宗法组织研究》，《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总第198期）。

常林炎《尊右、尊左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5期（总第95期）。

李学勤《古代礼制》，《中国文化史概要》，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9月。

李衡眉《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总第204期）；《先秦、秦汉史》（复印报刊资料）1990年第6期。

李衡眉《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总第49期）。

李衡眉《从婚姻的视角看春秋时期两种连名模式的实质》，《东岳论丛》1992年第6期（总第77期）。

胡新生《周代殡礼考》，《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总第55期）。

丁凌华《宗祧继承浅说》，《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总第49期）。

赵惠生《浅论先秦古乐之“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总第38期）。

井上聪《春秋丧葬制度中的阴阳观》，《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5期。

赵晓耕《礼与法的冲实与融合》，《儒学与法律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

高智群《献俘礼研究（上、下）》，《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6月；《文史》第36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

庞朴《昭穆新考》，《国学今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吴浩坤《西周和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古史探索与古籍研究》，台北贯雅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12月。

柯金虎《晋代离乱引发丧服争议之商榷》，《政大文史哲论集》，台北政治大学文理学院，1992年6月。

张光直《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3年。

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复旦学报》1995年第6期。

金景芳《谈礼》，《历史研究》1996年6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

刘玉堂《楚国的朝礼与聘礼》，《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

王贵民《商周庙制新考》，《文史》第45辑，中华书局，1998年9月。

虞万里《先秦讳礼析论》，《文史》第49辑，中华书局，1999年12月。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第72辑，中华书局，2005年8月。

（三）海外论著

1．著作

〔日〕加藤常贤《礼的起源及其发达》（又名“中国原始观念的发达”），东京中文馆书店，1943年。

〔日〕津田左右吉《儒教礼乐说》，岩波书店，1965年。

〔日〕谷田孝之《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风间书房，1970年。

〔日〕栗原圭介《中国古代乐论研究》，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1978年。

〔日〕斋水哲郎《礼学关系文献目录》，东京东方书店，1985年。

2．论文

〔日〕田崎仁义《礼的原始意义及其三层变化》，《国家学会杂志》1920年34卷12号。

〔日〕本田成之《古礼说》，《中国学》1921年1卷8号。

〔日〕狩野直喜《论中国古代祭尸的风俗》，（上），《中国学》1922年1月2卷5号；（下），《中国学》1922年5月2卷9号。

〔日〕浦川源吾《朱子的礼说》，《哲学研究》1922年3月7卷3册。

〔日〕岛田钧一《论三年丧》，《斯文》1924年12月6编6号。

〔日〕武田太郎《仪礼的社会统制性》，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卒业论文，1928年3月。

〔日〕寺田范三《席·重席·加席问题》，《汉文学会会报》（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会）1934年第2号。

〔日〕竹仓二郎《关于三年丧服丧期间》，《汉文学会会报》（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会）1935年3月第3号。

〔日〕阿部吉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经部礼类善本》，《东方学报》（东京）1936年2月第6册。

〔日〕渡边幸三《闑·门中·中门》，《东方学报》（京都）1936年2月第6册。

〔日〕内野台岭《尸考》，《驹泽大学学报》1941年第1号。

〔日〕后藤俊瑞《朱子的礼论》，《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哲学科研究年报》1941年12月第7辑。

〔日〕高村孝治《东周礼乐余谈（发表要旨）》，《史渊》1950年8月第44辑。

〔日〕池田末利《立尸考——宗教意义的原初形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1954年3月第5号；《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

〔日〕谷田孝之《论古代服丧者的头发处理》，《日本中国学会报》1957年10月第9集。

〔日〕谷田孝之《关于垤的绞·散考察——中国古代丧制论考之一》，《哲学》（广岛哲学会）1957年1月第7集。

〔日〕谷田孝之《论古代服丧的辟领》，《中国学研》（广岛中国学会）1959年8月第22号。

〔日〕谷田孝之《论中国古代服丧中的深衣》，《东方学》1959年11月第19辑。

〔日〕金谷治《秦汉时期的礼学》，《集刊东洋学》1959年5月第1号。

〔日〕宇野精一《南北朝礼学之一斑》，《日本中国学会报》1959年10月第11集；《宇野精一著作集》第2卷，东京明治书院，1986年8月。

〔日〕宇野精一《朱子和礼》，《宇野精一著作集》第4卷，东京明治书院，1987年1月。

〔日〕西冈弘《说殡》，《国学院杂志》1962年5月63卷5号。

〔日〕西冈弘《论中国古代葬礼中的哭踊》，《国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纪要》1990年第8辑；《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90年第32号第1分册（下）。

〔日〕吉田清《礼之研究》，《名古屋女子商科短期大学纪要》1969年12月9号。

〔日〕栗原圭介《围绕卢、郑二家说对丧祭论辨考》，《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72年6月11卷。

〔日〕栗原圭介《论“丧”期间的仪礼诸相》，《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80年3月第19号。

〔日〕栗原圭介《古代中国的服丧制度和亲属称谓》，《汉学研究》1985年3月复刊第22、231合并号。

〔日〕栗原圭介《论丧礼中所见“反哭”之心的原理》，《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85年3月第24号。

〔日〕藤野岩友《顿首考》，《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纪要》3974年第5辑；《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4年第16号第1分册（下）。

〔日〕上山春平《朱子的礼学——“仪礼经传通解”研究序说》，《人文学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年3月第41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6年第18号第1分册（上）。

〔日〕上山春平《朱子的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东方学报》（京都）1982年3月第54册。

〔日〕北村良和《毛奇龄的礼说》，《待兼山论丛》（哲学篇）1978年3月第11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8年第20号第2分册（上）。

〔日〕山根三芳《司马光礼说考》，《森三树三郎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学论集》，1979年12月；《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1980年9月；《东洋学术研究》1980年11月19卷2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80年第22号第2分册（上）。

〔日〕林巳奈夫《殷、周时代礼器的类别和用法》，《东方学报》（京都）1981年3月第53册。

〔日〕郑台燮《颜元的礼论》，《东洋史研究》1987年3月45卷4号。

〔日〕户川芳郎《“礼统”和东汉的灵台》，《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台北县骆驼出版社，1987年8月。

六、杂　　礼

（一）古　　籍

（三国魏）董勋《问礼俗》一卷，王谟辑本；《问礼俗》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问礼俗》一卷，黄奭辑本。

（晋）干宝《后养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晋）卢谌《杂祭法》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南朝宋）颜延之《逆降议》一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宋）司马光《书仪》十卷，宋刻元修本，国家图书馆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宋）朱熹《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一卷，《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据指海本排印。

（宋）朱熹《通礼》一卷，《郑氏丛刻》本。

（宋）朱熹《家礼杂仪》一卷，《郑氏丛刻》本。

（宋）朱熹《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宋刊本，国家图书馆藏；《西京清麓丛书》本；《洪氏公善堂丛书》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杨复、刘垓孙、刘璋等注《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明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元）龚端礼《五服图解》一卷，《宛委别藏》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林烈《乡射礼仪节》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王文禄《葬度》一卷，《百陵学山》本；《说郛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本；《家居必备》本。

（明）丘浚《家礼仪节》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吕柟《礼问》二卷，《惜阴轩丛书续集》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宋纁《四礼初稿》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黄佐《泰泉乡礼》七卷，《岭南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明）吕坤《四礼疑》五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吕坤《四礼翼》八卷，《续修四库全书》本。

（明）吕维祺《四礼约言》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毛奇龄《北郊配位尊西向议》一卷，《西河合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毛奇龄《辨订祭礼通俗谱》五卷，《西河合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毛奇龄《家礼辨说》六卷，《明辨斋丛书》本。

（清）李光地《朱子礼纂》五卷，《李文贞公全集》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榕村全书》本；清雍正十一年国子监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清）李塨《宗庙考辨》一卷，《颜李丛书》本。

（清）李塨《学记》五卷，《畿辅丛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许三礼《读礼偶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曹庭栋《昏礼通考》十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龚景瀚《祭仪考》四卷，《澹静斋全集》本。

（清）王复礼《家礼辨定》十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俞樾《九族考》一卷，《春在堂全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颜元《礼文手抄》五卷，《颜李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一卷。

（清）段玉裁《论学制备忘记》一卷，《昭代丛书》（道光）本。

（清）段玉裁《释拜》一卷，清嘉庆十二年张敦仁刊本，国家图书馆藏；《经韵楼集》本。

（清）张文嘉《齐家宝要》二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郑珍《亲属记》二卷，《广雅书局丛书》本；《巢经巢全集》本；《续修四库全书》本。

（清）夏震武《衰经考误》一卷，《富阳夏氏丛刻》本。

（清）于鬯《四礼补注》四卷，《于香草遗著丛辑》本。

（清）王心敬《四礼宁俭编》一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夏炘《学制统述》二卷，《景紫堂全书》本。

（清）汪宗沂《逸礼大义论》（不分卷），《己卯丛编》本。

（二）今人论著

1．著作

李晓东《中国封建家礼》，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8月。

2．论文

江瀚《天子七庙说》，《中国学报》1916年1月第1册经类。

刘师培《立庙议》，《中国学报》1916年1月第1册经类。

敬庵《中国法律生于“礼”》，《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9月1卷1期。

陈槃《田祭歧说释义》，《大陆杂志》1951年8月3卷4期；《通论经学》，台北大陆杂志社，不著出版年月。

胡玉缙《夜饮礼考》，《许廎学林》，中华书局，1958年7月；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4月。

周何《春秋吉礼考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1967，高明指导；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0年10月。

顾颉刚《由“烝”、“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文史》14，15辑，中华书局，1982年7、9月；《中国古代史》（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2期。

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3期；《中国经学史论文选集》（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3月。

杨志刚《〈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

宫云维《司马光〈书仪〉版本考略》，《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王维先、宫云维《朱子〈家礼〉对日本近世丧葬礼俗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粟品孝《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罗秉祥《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陈彩云《朱子〈家礼〉中的禁奢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

张品端《〈朱子家礼〉与朝鲜礼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1期。

（三）海外论著

1．著作

〔日〕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十三卷，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窃恩馆刊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

〔日〕佐藤尚义《家礼抄略》一卷，日本文久二年（1862）山岸笃雅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2．论文

〔日〕佐藤广治《释奠》（上、下），《艺文》1922年10月第13卷10号、11号。

〔日〕池田四郎次郎《拜、揖、拱解》（1、2），《国学院杂志》1923年8月29卷8号；《国学院杂志》1923年9月29卷9号。

〔日〕东川德治《释奠》，《东洋文化》（东洋文化学会）1925年7月18号。

〔日〕津田左右吉《儒教的礼乐说》，《东洋学报》1931年3月19卷1号；《东洋学报》1931年8月19卷2号；《东洋学报》1931年12月19卷3号；《东洋学报》1932年3月19卷4号；《东洋学报》1932年7月20卷1号；《东洋学报》1932年12月20卷2号；《东洋学报》1933年3月20卷3号；《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6卷《儒教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1月。

〔日〕近藤春雄《中国释奠考》，《大东文化》（大东文化学院）1935年7月第10号。

〔日〕内野台岭《论天子七庙说》，《大东文化》（大东文化学院）1937年12月第17号。

〔日〕诸桥辙次《宗庙考》，（1）《国学院杂志》1939年6月45卷6号；（2）《国学院杂志》1939年7月45卷7号。

〔日〕牧野巽《〈文公家礼〉的宗法意义》，《斯文》1943年2月25编2号。

〔日〕池田末利《释庙》，《甲骨学》1954年10月第3号。

〔日〕池田末利《屋漏、中溜同源考——诗、礼所见的前宗庙形态》，《日本中国学会报》1954年10月第6集；《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

〔日〕池田末利《论中国古代的庙制》，《宗教研究》1956年12月。

〔日〕池田末利《庙制考——制限庙数的问题》，《日本中国学会报》1959年10月第11集；《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

〔日〕池田末利《庙制续考——祧的本质与文、武二祧说》，《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1959年9月第16号；《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

〔日〕近藤启吾《祖祢·祖祢考》，《艺林》1956年6月7卷3号。

〔日〕兼永芳之《〈朱文公家礼〉的一次考察》，《中国学研究》（广岛中国学会）1958年11月第21号。

〔日〕三上顺《关于寝、庙与明堂规模的一次考察》，《比治山女子短期大学纪要》1972年3月第6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2年第14号第3分册（下）（左）。

〔日〕栗原圭介《两媵礼制考》，《东洋研究》1976年第43号；《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976年第18号第1分册（下）。

〔日〕木田知生《略论宋代礼俗思想——以司马光〈书仪〉和〈家范〉为主》，《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2000年。

七、出土文献

（一）文　　献

陈梦家等《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

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高明指导，1966年；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11号上册，1967年6月；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简·缁衣》，文物出版社，1998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昔者君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內豊》，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二）论　　文

陈邦怀《读武威汉简》，《考古》1965年第11期。

〔英〕鲁惟一《磨咀子（甘肃）发现的竹木简》，《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67年刊。

李维棻《武威汉简文字考辨》，《人文学报》（辅仁大学）1970年9月1期。

林平和《敦煌伯2500号唐写礼记郑注残卷书后》，《孔孟月刊》1987年6月25卷10期。

饶宗颐《缁衣零简》，《学术集林》卷九，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

陈来《郭店楚简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郭沂《郭店楚简〈天降大帝〉（〈成之闻之〉）篇疏证》，《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第7期。

黄锡全《楚简续貂》，《简帛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彭浩《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简帛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

彭浩《昔者君老与“世子法”》，《文物》2004年第5期。

彭浩《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札记》，《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

龚建平《郭店简与〈礼记〉二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翁贺凯《两汉礼记源流新考——从郭店简与礼记谈起》，《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虞万里《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上）》，《史林》2002年第5期；《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下）》，《史林》2004年第2期。

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零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

王锷《战国楚简的发现和〈礼记〉研究的反思》，《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3期。

吴建伟《上博简缁衣文字考释四则》，《语言研究》2006年第6期。

朱红林《里耶秦简“金布”与〈周礼〉中的相关制度》，《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谢乃和《〈周礼〉“家宰”与金文所见西周王家之宰》，《古代文明》2007年第3期。

王晶《卌三年来鼎铭中的“历人”即周礼中的“校人”》，《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

贾海生《楚简所见楚礼考论》，《文史》第85辑，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曹建墩《据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校读〈大戴礼记〉一则》，《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

曲冰《试论上博四内礼中的“五祀”与简文的释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3期。

陈荣杰《武威汉简·仪礼释文校勘九则》，《考古》2009年第4期。

杨天宇《从汉简本〈仪礼〉看〈仪礼〉在汉代的传本》，《史林》2009年第4期。

〔日〕田中利明《〈仪礼〉中“记”的问题——关于武威汉简》，刁小龙译，《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七辑，2009年。

黄敬刚《曾侯乙墓椁室形制与宗周礼乐制度》，《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跋

今年的夏天，全球酷热，日本媒体称之为“猛暑”，本书就是在“猛暑”中完成的，艰辛的程度不难想象。在写作的过程中，得以对以往的科研、教学心得做了一番比较全面的清理，很有收获。这是早就应该做，而迟迟没有动手去做的工作，因此我要感谢葛兆光先生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本书所附“三礼研究论著要目”，是我指导的博士生马楠、徐到稳、王振华同学在参考了王锷先生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谨向王锷先生和三位同学致谢。本书责任编辑宋文涛先生，对书稿多所是正，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也在此表示感谢！

彭林

2010年8月3日于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