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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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思·行:从达沃斯开始的思考 / 王建宙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9

ISBN 978-7-5470-1683-1

Ⅰ.1 至… Ⅱ. 1 王… Ⅲ. 1 企业管理-跨国经营-研究-中国 Ⅳ.1 F27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174172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字数：160千字

印张：15.75

出版时间：2011 年9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1 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庄平张旭

特约编辑：魏艳艳

装帧设计：

内版设计：向丽蓉

ISBN 978-7-5470-1683-1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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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

版权页

推荐序

序言

第1章 从达沃斯开始的思考

- 初上达沃斯

- 达沃斯给我的“家庭作业”

- 达沃斯的三项原则

- 永远的中国话题

- 平淡随意中的影响力

- 闭门会议上的话题

- 政要论剑达沃斯

- 这里没有唇枪舌剑，这里更多的是思考

- 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

- 融合，不可阻挡的趋势

- 以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

- 我当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席主席

- 全球企业公民精神

- “我有5个手机”

- 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

- 这里是达沃斯，没有什么不可能

- 给伦敦市长的建议

- 和奎尔谈私募

- 泰普斯科特的警示

- 谷歌化，还是手机化

- 道不尽的达沃斯

第2章 责任才是最长远的战略

- 我们的四大责任工程

- 那些震后的日日夜夜

- 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 无线网络能覆盖农村吗

- 唤醒沉寂的大山

- 连世界最高峰也逃不掉

- 我的第一推荐

- 低成本策略与反向路演

- 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拥有手机

- 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

第3章 让“大象”继续快跑

- 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 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

- 反向路演

- 信息披露要主动

- 完善公司管治

- 独立董事，公司管治中的制衡力量

- 公司风险该不该披露

- 我们没有谈“萨”色变

- 三方利益，应该优先考虑谁

- 软实力也有硬道理

- 不投资自己不懂的项目

- 百年老店为什么会垮掉

- 战略决策：兼顾当前与长远

第4章 跨越，心在路上交融

- 经受国际市场的锤炼

- Zong，属于我们的国际品牌

- 文化的融合，制胜的关键

- 激情源于信念

-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 选择最适合的投资方式

- 一切才刚刚开始……

第5章 用“天下的眼光”做“天下的生意”

- 天下的眼光

- 国际礼仪，简单化，再简单化

- 与F1结缘的沃达丰

- 移动钱包，让用户爬到树上用手机

- 与国际媒体面对面

- 谦虚的力量

- 社会责任与中国企业声音

第6章 选择领先，而不仅仅是跟随

- 变化无处不在

- 用一辈子的时间研究手机

- 国际化机遇来了

- 国际化经营，设备制造商走在了前面

- 慢慢消失的电话亭

- 小闹钟中的大学问

- 移动改变生活

- “神奇”的苹果

- 潜力无穷的电子阅读

- 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电视台

- 技术，最强劲的引擎

- 物联网，一个新天地

- “互联网疯子”在哪里

第7章 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的舞台

- 达沃斯风格再现

- 我被选为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 这是新领军者的舞台

- 企业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图片库

推荐序

记得几年前去中国移动总部时，王建宙董事长告诉我中国移动每月新增500万用户，我听了大吃一惊。500万用户？这不是瑞士电信的用户总数吗？中国移动正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中所出现的一大批快速成长企业的典型代表代表。

中国移动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董事长王建宙先生曾多次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他还是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席主席之一。王先生所著的《至·思·行：从达沃斯开始的思考》，以他的亲身经历，介绍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情况，内容丰富，描写生动。书中还结合达沃斯论坛的一些关注点，谈了有关企业国际化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观念是，召集全球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来讨论世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大型企业的参与促成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功，论坛支持论坛成员间的对话，也支持论坛成员与邀请嘉宾的会谈。在书中，王先生不仅翔实地记录了世界经济论坛成员间有意义的活动，也记录了他在论坛成员与邀请嘉宾会谈活动中的收获。

时代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责任，国际企业的领导者们除了要关心企业周围的利益相关者以外，还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公众医疗服务、节约能源和强化资源管理，尤其是水资源管理等。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及各种活动，他们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领导人参加达沃斯论坛，我也期望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越办越好！

克劳斯·施瓦布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原英文推荐序

I can still recall several years ago, during my visi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China Mobile, I was so amazed to find that China Mobile had net addition of 5 million every month as told by Chairman Wang Jianzhou. Isn't this the total subscriber base of Swisscom? China Mobile is a typical example as one of the fast growing companies emerging with China's big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Mobile is a member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Chairman Wang Jianzhou joined our Annual Meetings for many times, and was one of the Co-Chairs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 2008. His book shares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the events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views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for Chinese companies as inspired by some focus areas of interest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the state of the world by engaging all kinds of stakeholders of the society to shape global, regional and industry agendas. The participation of large businesses helps complet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the Forum supports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members, as well as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members and the Forum guests. Chairman Wang Jianzhou, in this book, details the significant activities between and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shares his personal gains from joining and exchanging with other Forum members and guests.

In current times, companies are obligated to shoulder more responsibiliti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all the commercial stakeholders, but also commit themselv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ther urgent global issues, e.g. climate change, public health,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water resources. I am very delighted to se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nd business leaders from China take an active part in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nual Meetings and other events, playing a very important role.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ore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t the events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wish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ew Champions in China bigger success.

序言

告诉世界，我们在想什么

近几年，我有机会多次参加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对这一盛事有了更深的体会。尽管在很早之前就听说过世界经济论坛，听说过达沃斯，但是亲身经历以后，感觉还是不一样。我曾于2007年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谈了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经历和心得。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兴趣，至今，有人见到我还常常会提起这篇文章。有人对我说，本来就想去达沃斯，但有点犹豫不决，正是看了这篇文章后，促使他做出了2008年就去达沃斯的决定。此后，有朋友建议我再写一些文章，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世界经济论坛的情况和自己参加论坛的体会。根据朋友们的建议，我整理了这几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笔记，把我在达沃斯的所见所闻，再加上自己对企业国际化的理解，写成此书。世界经济论坛的内容很丰富，我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写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次去达沃斯，首先会被世界经济论坛的独特形式所吸引。去的次数多了，感觉到达沃斯真正的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自全球各地的众多人士每年1月都聚会于冰天雪地的达沃斯小镇，相互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参会的企业界人士来说，在达沃斯的三四天内见到的跨国公司董事长或CEO的数量，往往会超过会后整整一年。无论是公开的讨论会还是闭门会议，无论是在会场内相见还是在小路上邂逅，各种不拘泥于形式的讨论和交谈给人带来的不是一时的震撼，而是长时间的启发。达沃斯是一座桥梁，达沃斯是一个平台。借助这座桥梁和平台，去了解世界在想什么；同样，借助这座桥梁和平台，去告诉世界，我们在想什么。

本书结合世界经济论坛所关注的重点，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企业在探索国际化经营方面的经验，讨论了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许多企业都制定了国际化战略，积极探索国际化之路。这几年，无论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是到欧洲、北美洲，总是会见到来自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同行们，他们在当地辛勤地开拓市场，每次都能听到诸如市场份额增加之类的好消息，我对他们表示敬佩。中国移动也在巴基斯坦实践跨国经营，并逐步取得了成果。当我在肯尼亚的内罗毕看到一个个高高耸立的由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设计和施工的移动通信铁塔时，当我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大街上看到中国移动的国际品牌广告时，我确确实实感觉到，中国的企业国际化不再是发展的远景规划，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正在成为现实。以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探索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既是机会也是责任。

我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与企业界的朋友们交流心得，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能够参加像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国际活动，扩大中国企业的影响力。

感谢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他看了我寄给他的手稿后，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

感谢我的同事们帮助我整理资料和照片，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们！

王建宙

2011年9月

第1章 从达沃斯开始的思考

很多人说，去达沃斯，不能光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去体会。一批有影响力的人希望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这里没有唇枪舌剑，这里更多的是思考……

达沃斯是一座桥梁，达沃斯是一个平台。借助这座桥梁和平台，去了解世界在想什么；同样，借助这座桥梁和平台，去告诉世界，我们在想什么。

达沃斯是瑞士的一个山区小镇，每年的1月，这儿都会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个小镇也因此而变得闻名遐迩。

近年来，我每年都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有机会近距离体会达沃斯。很多人说，去达沃斯，不能光用眼睛看，更要用心去体会。确实，在达沃斯，看到的是白雪皑皑的大山，不管你在哪个方向拍照，总是以雪山作为背景的；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拥挤，与会代表们，无论是各国政要、大企业的CEO、学者教授还是著名的新闻主播都拥挤在一起，用“摩肩接踵”来形容这种拥挤一点都不过分。然而，当你用心去体会达沃斯的时候，会感觉到在达沃斯真正无处不在的是“影响力”：一批有影响力的人希望用他们的影响力去影响这个世界。而世界经济论坛为这些人创造了条件，鼓励他们为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作出贡献。这里没有唇枪舌剑，这里更多的是思考……

就是在这么一个瑞士小镇，发生了许多影响历史的事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论坛的会场内，有的发生在私下的会面中。

·1988年，希腊和土耳其在这里签署了《达沃斯宣言》，从而缓解了一场危机。

·1990年，当时的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参加达沃斯年会，见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Carla Hills)，并提出签署美国与墨西哥自由贸易协议的设想。

·1994年，这一设想变为现实，《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正式签署。

·1992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与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同时出现在达沃斯，这是他们首次在南非以外共同露面，曼德拉在演讲中阐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经济政策。

·1994年，南非举行首次允许所有种族参加的选举，结果曼德拉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大选。

·1994年，正处于中东和平的进程中，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统的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领导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手拉着手走上了世界经济论坛的讲台，引起了与会者长时间的、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除了是各国政要的活动舞台外，也是大批工商企业界的CEO们聚集的地方。各行各业的企业领导人在这里聚会，他们不仅讨论全球经济趋势，还讨论行业发展问题。许多产品创新从这里开始，许多大型收购和兼并在这里酝酿……

我曾听到过一些首次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国外企业CEO们是如何抱怨达沃斯简陋的设施和拥挤的人群的，他们说下次再也不来了。但是，过了一年，我看到他们又来了。达沃斯的魅力，确实无法用语言表达。

还是从我第一次参加达沃斯年会讲起吧。

初上达沃斯

很多年以前，就有人向我推荐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他们建议说无论如何都应该去参加达沃斯年会，哪怕只参加一次。2006年，我们在北京与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教授见面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正式成员。此后，每年1月，我都会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说到达沃斯，必定要提到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

施瓦布教授出生于德国，后加入瑞士国籍。1971年，他邀请400位欧洲工商界人士在瑞士发起成立了“欧洲管理论坛”，其主要目的是要以新的管理模式来重塑欧洲跨国企业的形象。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此后，该论坛的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直至成为世界各国商业人士争相参与的年度盛会，成为引领未来经济新思潮的思想盛宴，成为世界最大的非官方国际会议。

施瓦布教授和世界经济论坛一直与中国有着很好的联系。早在1979年，施瓦布教授就率代表团访问中国，与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到了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始在北京举办年度“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后改名为“中国企业高峰会”，此后一直延续下来。直到2007年以后，每年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

2006年上半年，正在北京的施瓦布教授一行来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部。我向施瓦布教授介绍了中国移动的发展情况和公司愿景，施瓦布教授也满怀激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世界经济论坛的情况，并邀请中国移动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当时，施瓦布教授的激情给我和公司参加会议的同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谈起世界经济论坛时，他的眼睛是那么炯炯有神。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有意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而这次施瓦布教授亲自来公司向我们发出盛情邀请后，中国移动很快便正式加入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成为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

几年后，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邀请施瓦布教授与过去20多年先后参加过达沃斯年会的代表作电视访谈时，施瓦布教授回忆了他当年访问中国移动总部时的情况。他说，当听到中国移动一个月新增500万用户时，感到非常震惊，他想，500万，这不就是瑞士电信的用户总数吗？这样快速发展的公司，一定要请他们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达沃斯给我的“家庭作业”

2007年1月，我首次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此之前，我收到了施瓦布教授寄来的信和一本书，书名是《世界经济论坛：利益相关者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途径》（The World Economic Forum: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to Global Governance），作者是美国佛蒙特州贝林顿学院教授杰弗里·艾伦·皮格曼（Geoffrey Allen Pigman）。施瓦布教授在信中说：

这本书将会告诉你世界经济论坛为什么能够在塑造全球产业和区域性议程方面作出独特贡献。祝新年快乐！

启程前，我读了皮格曼的书。书中说：“每年的1月末，总会有2 000多人来到大雪纷飞的达沃斯，他们在此谈论着，思考着，吃着，喝着，或许会去滑雪，甚至还会做上一两桩买卖，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是来这儿谈论和思考的。”作者举例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与微软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谈论软件的互操作问题；阿根廷记者在滑雪的缆车上遇到全球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并即兴聊天；摇滚歌星博诺与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讨论非洲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影星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在讨论会上为坦桑尼亚抗疟疾募捐。”

杰弗里·艾伦·皮格曼认为，世界经济论坛经过35年的历程，已经从一个欧洲工商人士和学者们的论坛发展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讨论世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所面临挑战的顶级场所。其核心理念是召集全球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来讨论世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强调由多方利益相关者来共同讨论解决世界相关问题的理念与此前的其他理念是不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世界经济论坛的基础是一个知识机构，论坛的功能是启发其成员和对话者的思维，去改变现状和开发新事物。达沃斯的故事是在语言、主意和演讲中产生的。虽然世界经济论坛既没有全球范围的，也没有地方范围内的任何行政权和立法权，但达沃斯讨论的却是有关世界治理的问题。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官方机构。论坛的成员都来自企业实体，但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论坛得到了官方机构的认可，并且显示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判断力和影响力。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营利机构。但是，它是按企业来运作的，其策略是实现财务自给，并通过市场方式建立自己的品牌。

世界经济论坛不仅在扩大自己的成员规模，而且在不断扩大论坛的参加者范围。论坛不仅吸引公共政策制定者参与，也吸引媒体和一般公众人士参与。论坛支持论坛成员间的对话，也支持论坛成员与邀请嘉宾之间的对话。世界经济论坛除邀请其成员企业董事长和CEO参加年会以外，还邀请政府领导人、主要国际组织领导人、公民社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代表、全球知名新闻机构的领导人、全球青年领导人和技术开拓者以及文化界知名人士等参加。

读完这本书，我对世界经济论坛有了一定的了解，这对首次参加论坛很有帮助。不过，尽管事前做了很多“家庭作业”，但等到了那里，还是感到很新奇，开始时甚至有些不适应。

经营之思
达沃斯的震撼正是在这种平淡和随意中扩散开来的。事实上，一个优秀企业的影响力也应该如此：影响力是无形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一种不张扬、不高调、务实和谦虚的力量。

达沃斯的三项原则

为了实现达沃斯论坛的使命，多年来达沃斯论坛已经形成了一套规则。这些规则有的是明文规定的，有的虽然没有文字，但也是约定俗成，人人都会遵守的。达沃斯自有达沃斯的规矩。

“不许带随行人员。”在达沃斯，每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与会者。无论你是多大公司的CEO，是亿万富翁还是当红明星，你都要自己提行李入住，排队存衣服，自己端水，自己领会议资料。在那里，很少看到有前呼后拥的人。在晚宴前的鸡尾酒聚会期间，出席宴会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和其他出席者一样，端着杯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在会场上，无论你是不是名人，都没有指定坐席。开大会时由于人太多，无论是谁，来晚的人都要站在过道上听讲；发言时大家机会平等，争论也好、讨论也罢，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这一年，我因为是第一次参加年会，经过再三要求，论坛答应我带一位同事以翻译的身份进入会场。但是，同日参加第二个会时，却无论如何不让我的同事进入会场。理由是：“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王先生能说英语，不需要翻译。”此后，我再也不提这样的要求了。

“参加论坛讨论会时不要拿提纲。”一般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在发言时，发言者通常会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提纲。但是，每次参加达沃斯论坛讨论会，发言者都会收到发言须知，上面明确说明，为了使讨论会更自然，发言者不要拿提纲。有的讨论会，参加者可以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简短发言，有的连简短发言都没有，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与主持人的对话讨论。不管是发言还是问答，都不让拿提纲。

一开始，我怎么都不放心，怕没有提纲讲不好。每次参加论坛时，发言前我总要准备一个提纲，但是，在上台发言时，看到别人都不用提纲，我也不好意思把提纲拿出来。

“严格遵守时间。”任何会议都会强调发言者要遵守时间，但我确实没有发现有哪个论坛有像达沃斯论坛那么严格遵守时间的。有一次，有一个大国的总理与工商理事会的成员们见面，预定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总理晚到了半个小时，10点半才到会场。尽管他再三表示歉意，会议主持人还是说，虽然我们的会议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开始，但是，我们仍必须在11点结束，我们只能减少会议的内容。

永远的中国话题

在达沃斯，有关中国的事，总是一个热门话题。第一次到达沃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记得我所参加的每次会议，几乎都会提到中国。

在2007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一场名为“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讨论吸引了众多与会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成思危副委员长是会议的重要嘉宾，我也受邀出席了讨论。首先，每位嘉宾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就是一连串的问题。围绕“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成副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需要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国愿与所有的国家交朋友。他表示，国家与国家之间只要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的目标就能够实现。成副委员长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与会者的共鸣。我也谈论并回答了与中国企业的发展及企业国际合作相关的一些问题。坐在台上，望着台下不同肤色的面庞，听着提问者不同口音的英文，我强烈地感受到与会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平淡随意中的影响力

除了公开的研讨会以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大量的闭门会议。这一年，作为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我参加了国际工商理事会的多次讨论会。此外，作为电信企业的领导，我还参加了“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的系列活动。这两类会议是我在去达沃斯之前从没听说过的，事实上这两类会议都很低调，没有媒体参加，活动内容也从不报道。但实际上，对于与会者来说，闭门会上的收获往往比公开的研讨会还多。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细述闭门会的情况。

除了大会统一安排的会议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这一年，我应邀出席了由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主持的在瓦德豪斯宾馆举行的小型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虽然只有十来个客人，却来自世界的不同地方。午餐会的气氛很轻松，发言也很踊跃，在我印象中这次午餐会上谈得最多的是资本市场的走势，除了谈论对冲基金对股市的影响以外，还花了较多时间讨论了当时在市场上很活跃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们的杠杆收购（Leverage Buyout,LBO）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有人说私募基金先收购低效的上市公司，通过裁员和一系列管治措施，提升公司效率、增加公司价值，然后再上市，从中实现私募基金的升值，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裁员行为却增加了社会成本。谈到私募基金的收购行为时，默克尔总理特意请参会的时任瑞银集团CEO的彼得·乌夫利（Peter Wuffli）先生介绍了相关情况。

默克尔总理对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都会做一些评论。她快人快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座谈会结束之前，默克尔总理请到会的每一个人向她提一个问题。来自俄罗斯、印度和埃及的大公司CEO都结合实际提了问题，有的还提得比较尖锐。轮到我提问时，我准备提一个关于扩大中国游客到德国旅游的具体建议。我说，我要提一个轻松的问题。默克尔总理听了哈哈大笑，她说，经常有人说要提一个轻松的问题，结果问题往往并不轻松。

在这样的气氛中，同各国企业家代表一起，与德国总理共同讨论世界经济问题，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在达沃斯，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融合在平淡和随意之中的影响力。我想，这就是小小的达沃斯为什么拥有巨大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在一个抬头都能见到名人，在路上行走随时都可能碰到各国政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努力平淡和随意地谈出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地方越小、条件越简陋，越能体现这种平淡和随意，尽管在观点上谁都不会让步。当然，谁都明白这不是那种不经意的平淡和随意，这是施瓦布教授精心设计的结果。

达沃斯的震撼正是在这种平淡和随意中扩散开来的。这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事实上，一个优秀企业的影响力也应该如此：影响力是无形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是一种不张扬、不高调、务实和谦虚的力量。达沃斯年会就是这种力量的写照。

这就是2007年我第一次去达沃斯留下的印象，回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我所经历的达沃斯》的文章，发表在《环球企业家》杂志上。后来，我在达沃斯见到好几位中国的与会者，他们说，正是看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才促使他们决定来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闭门会议上的话题

说到达沃斯的闭门会，首先要说一下国际工商理事会。国际工商理事会简称IBC(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uncil),成员由大约100位世界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组成。该理事会的愿景是：在受益于世界经济论坛组织良好的高端网络资源和动员能力的同时，理事会成员能够以低调的非正式渠道，争取就全球性的关键问题得出更优理解。

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要求，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必须是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的领导人。在参加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会议时，会看到很多熟悉的CEO面孔，他们来自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

在电信和IT行业，也有多位国际工商理事会成员，我在每次会议上总能见到这些同行的老朋友，譬如美国AT&T的兰德尔·斯蒂芬森（Randall Stephenson）、沃达丰的维多利奥·克拉沃(Vittorio Colao)、思科的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阿尔卡特的本·韦华恩(Ben Verwaayen)、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戴尔的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以及印度巴蒂的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等。这些老朋友几乎每年都能在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会议上见到。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其他行业的企业领导人，例如各大银行的董事长和CEO们，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Lloyd Blankfein）、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花旗的潘伟迪(Vikram Pandit)、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 Mack)、德意志银行的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渣打的彼得·桑兹(Peter Sands)、瑞银集团的郭儒博(Oswald Gruebel)以及瑞信银行的布雷迪·杜根(Brady Dougan)等，他们都是国际工商理事会的成员。

每次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总是会选一些当年企业界最关心的问题。除了请专家作专题介绍和开展内部讨论以外，国际工商理事会每次会议都安排其成员与当年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些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

WPP集团CEO马丁·索瑞尔先生（Martin Sorrell）担任2011年的国际工商理事会年会主席。马丁·索瑞尔先生的中文名是苏铭天，WPP是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广告公司。苏铭天担任公司CEO后，WPP通过一系列收购，成为一家从公关、广告、市场研究到游说的综合性跨媒体集团。

我对WPP的印象源自一个全球品牌排行榜，这是由英国《金融时报》与WPP旗下的明略行联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强势品牌”排行榜。近年来，中国移动在这个排行榜上均位列前十。每次发布新的排行榜之后，苏铭天先生总要向我表示祝贺。我们经常有机会在各种国际工商企业领导人的会议上见面，见面多了，彼此之间也比较了解了。2008年，他向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推荐，聘请我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国际企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WPP在中国开展多项业务，苏铭天本人也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帮助宣传中国企业。记得2010年6月，正值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进行之际，由《财富》杂志、《时代》杂志和CNN联合举办的“财富论坛”在南非开普敦召开，我参加了其中一场有关电信的讨论会。当讨论会进行到提问阶段时，坐在台下听众席的苏铭天举手提问，他提了一连串有关中国移动的问题，包括用户总数、每月新增用户数、农村市场、海外拓展等。我当然很乐意回答这些问题。会后，他对我说，他是有意为我创造机会，让我向非洲的企业界人士更多地介绍中国移动快速发展的情况。对此，我很是感激。

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在讨论进入到“迎接低速增长、去杠杆化和紧缩周期的到来”专题时，要求每一地区由一位代表发言。苏铭天点名要我发言，谈谈中国企业的情况。

我谈到，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仍然保持着快速而健康发展的态势。我记得，十几年前，当中国的移动电话一年新增1 000万用户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欣喜若狂，因为从1882年固定电话进入中国后，直到百年以后的1982年，全中国只有几百万固定电话用户。但是，在2010年，中国的汽车销量都达到1 800万辆了，这是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当然，中国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即使是电信企业也面临众多挑战，移动电话普及率提升后，电信企业增长的速度也放缓了。

经营之思
在商业中，也许从来没有比今天更激动人心、也更加危险的时候。稳定消失了，创造一家永远不会被技术颠覆的企业的想法行不通了。

政要论剑达沃斯

2011年国际工商理事会成员有机会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话。先由萨科齐发表演讲，然后由企业家提问。印象较深的是，在连续两个银行的CEO做了短暂的发言后，萨科齐在评论时明显表露出对银行高层巨额薪酬的严重不满。当被问到“欧元是否可能取消”时，萨科齐坚决地回答：“不会！几年前，就有人说欧元会被取消，今天，这些文章都找不到了，但欧元仍然存在。”

国际工商理事会还经常就当时企业界最关心的问题，请相关的人士作介绍。我记得，在私募基金最活跃的时候，曾邀请黑石集团董事长兼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作演讲。在主权基金活跃的时候，曾邀请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KIA和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Khazanah的CEO作演讲。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年，国际工商理事会还请来了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讲解国际形势。基辛格博士对全球每个地区的形势都一一做了分析，他的讲述娓娓道来，很是吸引人。这使我想起了自己在学生时代经常听学校教导主任作国际形势报告的情形。

基辛格博士对中国确实有着特别的情感。2008年，我与基辛格博士同时被邀请为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席主席。开幕式前，联席主席们一起在休息室交谈。基辛格博士对我说，他一见到中国人就感到很亲切。据记载，在过去的40年中，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的次数超过50次。2011年，他出了一本新书《论中国》，作为好友，他给我带来了签名本。基辛格博士在书的扉页上写道：“给王董事长，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亨利·基辛格。”

这里没有唇枪舌剑，这里更多的是思考

投票是每次工商理事会会议必有的程序，投票的内容也是密切结合当时情况的。

当美国开始对上市公司实行《萨班斯法案》的时候，有一个投票的题目是：“如何评价美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结果，80%以上的投票者在“宽松、合适、过度”中选择了“过度”。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是：“继纽约、伦敦、香港和巴黎后，哪个城市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可选择答案：“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上海、圣保罗、约翰内斯堡、苏黎士、斯德哥尔摩”，76%的成员选择了“上海”。对每个问题的投票只有45秒钟的等待时间，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相信这些答案反映了与会者最直接的感受。

与世界经济论坛各种公开的讨论会不同，国际工商理事会会议更体现出一种“温和”和成员间“互相尊重”的气氛。尽管各自的观点不同，但每一位成员都显得彬彬有礼。这里没有唇枪舌剑，这里更多的是思考。

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

除了国际工商理事会的会议外，每年世界经济论坛都会有一些分行业的闭门会议，参加这些会议同样受益匪浅。世界经济论坛的分行业企业领导人会议分成5组，包括基础工业、电信与IT行业、消费品行业、金融服务和能源行业。

我通常都会参加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行业会议汇集了全球同行业各大公司的董事长和CEO，可以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的电信企业领导比一般的行业会议都要多。有一位电信设备制造商的领导告诉我，行业会议是他们见运营商客户的最好机会，平时再忙再不好约的CEO，在这里都有机会聊上几句。

由于是闭门会议，形式也比较多样化，包括大会、分组讨论、午餐会、晚餐会等，有时还与其他行业并组开会。电信行业会每年都有一次与媒体行业会议成员见面的机会。2011年年会期间，还特别安排了一次与消费品行业成员一起的讨论会，讨论主题是“如何创造新的消费方式”，到会的有从事饮料食品、超市、百货等业务的大型企业领导。讨论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男士，两人互相交换名片后，我才知道他是雅诗兰黛的CEO。

主持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的通常是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但也有IT资深媒体人、咨询公司负责人等。记得2010年一次关于互联网发展趋势的午餐会是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女主播玛丽亚·巴蒂罗姆（Maria Bartiromo）主持的，她是一位以语言犀利而著称的财经节目主持人。

如果从形式上看，行业会议的分组讨论还真有点像大学里MBA班的课堂讨论。先是分组讨论，最后每组的召集人代表小组向全体报告。报告时，还有一位漫画师根据内容画一幅大的漫画。

我在电信与IT企业领导人会议上，听过比尔·盖茨谈IT在医疗中的应用问题，听过谷歌的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Larry Page）谈搜索引擎的发展前景，听过思科的CEO钱伯斯谈大力发展网络中的视频应用，听过迈克尔·戴尔介绍他新推出的手机。他们谈的内容各有特点，演讲风格也大相径庭，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充满激情，充满创新的激情，充满事业的激情。与会者都会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

虽然每年讨论的内容都不同，但都有延续性。

融合，不可阻挡的趋势

2007年年会期间，我参加了在弗鲁拉酒店（Fluela）的小餐厅里举行的电信企业领导人晚餐会，出席者包括当时刚刚上任的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玛德·图埃（Hamadoun Touré）、摩托罗拉公司CEO爱德华·詹德（Edward Zander）、英国电信CEO本·韦华恩、澳大利亚电信CEO所罗门·特鲁希略（Solomon Trujillo）、韩国SK电讯社长金信培、思科公司CEO钱伯斯、Skype公司CEO尼克拉斯·曾斯特罗姆(Niklas Zennstrom)，还有一些来自电视和音乐公司的CEO。

尽管与会人士全都同意电信、IT和媒体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对其内涵和影响却有着不同的诠释。以下是讨论的一个片段：

·一位来自电视媒体的CEO说，虽然遇到了严重的分流，但电视没有死，在一些欧洲市场电视的观看量甚至还在提高。当然观看电视的装置已不只是传统的电视机，已经扩大到电脑和手机等。尽管互联网视频正在快速发展，但缺乏高质量的内容，根据他的调查，只有1%的孩子使用YouTube上传他们自制的内容。他认为目前互联网在线视频内容的质量仍无法与电视节目相媲美。

·与会的一位创新型企业家说，应当由消费者自己来决定什么样的业务是成功的。以前，谁也没有预料到MySpace、YouTube、Skype和 Flickr今天会如此成功。他说，互联网电视的最大优势是让消费者自己来决定“看什么”和“何时看”，这是传统电视做不到的。

·一位电信人士接着说，虽然互联网服务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网络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对这种“尽力而为”的服务质量，普通的消费者尚能接受，而B2B的用户却无法接受，他们需要的是质量的可靠性和服务的实时性。要使更多商业用户在日常业务中使用互联网，必须进一步改善互联网的网络质量。

2011年，行业会上又一次谈起了电信、IT和媒体融合的问题。2007年谈到的通过电脑和手机观看电视节目的现象进一步扩大，随着互联网传输速率的提升，用电脑通过互联网观看视频已不会像几年前那样只有“尽力而为”的服务质量。当然，电视也没有衰退，许多电视台还免费提供手机客户端下载，用户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观看电视节目。这次，社交网络成为讨论的热点，2007年还不太引人注目的facebook，在2010年年末用户总数已超过了6亿。电信、IT和媒体的融合带来了无限商机。

经营之思
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生态环境，首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当我们一些原来的合作伙伴，也开始与我们开展竞争的时候。但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我们不甘心成为“哑管道”。

以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

最能反映这种融合趋势的就是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智能手机汇集了电信、互联网和媒体的各种功能，它的普及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人说，移动互联网成为电信行业和计算机行业技术演进的交汇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回顾两个行业的发展史，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大型机时代、小型机时代、PC时代、桌面互联网时代，直至移动互联网时代。电信的发展历史更长，经历了固定电报电话时代、移动话音短信时代，直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今天，几乎所有的电信公司都把智能手机带来的无线数据流量和应用的爆炸式增长作为营业收入增长的巨大驱动力，同时，几乎所有生产PC的厂商和互联网公司也都把发展智能手机作为公司成长的主要推动力。5年之前，我们会经常听到像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介绍他们的手机新产品，而今天，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像苹果、微软、戴尔、联想等原先以研发和制造PC为主的厂商介绍他们的智能手机新产品，甚至像谷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把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作为发展的重点。

有意思的是，智能手机舞台上的佼佼者苹果公司的领导从不参加达沃斯年会，但这几年，苹果公司却总是成为达沃斯年会的焦点。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苹果公司在美国发布了iPad, 此事在达沃斯掀起了飓风。每次年会，达沃斯各家酒店的大堂总是摆满各种赠阅杂志，2010年年会期间的杂志上很多都把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作为封面人物。一年以后，到了2011年的年会，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与会的许多人手里都捧着一个iPad。有的人甚至拿着iPad走上世界经济论坛的大会讲台作演讲，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

在2011年的行业会议上，参加会议的电信运营商领导人，一方面为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电信行业传统的生态环境，对于习惯在传统的环境中处于价值链中心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一次由惠普公司刚上任的新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主持的行业午餐会上，我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我说，以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讲，面临着两个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智能手机引起了数据流量的爆炸式增长，我们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去适应这种快速增长的数据流量需求。一方面，我们需要扩大现有的网络容量，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尽快采用新的技术，包括建设LTE[1]网络，同时建设WLAN热点来作为对蜂窝移动通信覆盖的补充。

第二个挑战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电信运营商要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生态环境，首先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是一些我们原来的合作伙伴，例如制造商，也开始在增值业务方面与我们展开竞争的时候，我们也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在应用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运营商不甘心成为“哑管道”。运营商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应用商店”为例，通常制造商的“应用商店”只为使用由该制造商生产的手机的用户提供服务，而运营商开发的“应用商店”则为使用各种手机的用户提供服务。

美国AT&T的CEO兰德尔·斯蒂芬森、沃达丰的CEO维多利奥·克拉沃等都表示赞同我的观点。

许多参加行业会的CEO们平时都是竞争对手，但是，在达沃斯，只见他们或是像学生般地讨论问题，或是像朋友般地谈笑风生。

[1]LTE是英文Long Term Evolution（长期演进）的缩写，是3G移动通信网络的演进形式。目前，增强型LTE（LTE-Advanced）已被确定为4G标准。——作者注

我当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席主席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年会都有联席主席，通常由不同国家的政要和企业CEO组成。2008年，我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的邀请，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我记得，担任这届年会联席主席的还有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百事可乐CEO卢英德（Indra Nooyi）女士，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先生和雪佛龙公司董事长兼CEO戴维·奥赖利(Dave OReilly)先生。

那年1月，我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北京出发经法兰克福转机后，抵达苏黎世，然后驱车前往达沃斯。一路上，我一直在思考和准备自己在会议期间的几次发言。在到达达沃斯之前，尽管我已经关注到2007年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困扰，但是，确实没有想到crisis（危机）和recession（衰退）这两个词会这么频繁地出现在世界经济论坛2008年的年会上。

尽管这届年会的主题是“创新与合作的力量”，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已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困扰，使得2008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走向成为与会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

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按照例行的议程安排，需要召开联席主席与记者的见面会。在记者会上，记者们提得最多的也是对世界经济前景预期方面的问题。一些情绪激动的记者要求台上的联席主席们都能尽到责任，努力避免经济衰退的出现。一位欧洲记者激动地站起来说：建议你们在台上的联席主席们联合给美国总统写一封信，请他把美国的经济管好，不要让美国经济中发生的问题影响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这种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气氛一直笼罩着那年的整个年会。讨论中说得很多的一句话是：“如果出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该怎么办？”

每年年会开幕式的议程不尽相同，2008年1月23日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议程如下。

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议程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致辞；

·瑞士联邦主席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Micheline Calmy-Rey）致辞；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演讲，谈反恐的问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演讲，谈气候变化问题；

·美国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演讲，谈美国的对外政策；

·联席主席们发言。

在大会前，联席主席们被告知，每个人可以在大会上做简要发言，内容可以是反恐，也可以是气候变化，一定要简明扼要。

大会开始之前，联席主席们都被安排坐在听众席的第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他的夫人。布莱尔夫人问我大会发言时是用中文讲还是用英文讲，还没有等我回答，布莱尔先生说：“用英文讲吧！昨天开新闻发布会你回答问题时，我把耳机都戴上了，没想到你英文说得那么好。”

轮到我发言了，我想谈的是气候变化与企业的责任。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但我事先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

以下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已经形成共识：1.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事实；2.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会产生严重影响；3.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与人类活动，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系；4.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各地区、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来应对。

各国企业也应把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作为自己的责任，并贯穿于日常的经营活动之中，当前的重点是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以我所在的电信行业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耗能较低的行业，但由于网络规模的扩大和使用人口的增加，能源消耗量也在快速增加。中国移动现有3.6亿用户，遍布全中国的30万个无线基站，大量的服务器、存储器和空调设备，使得耗能量上升。降低能源消耗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有效措施，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联合行动。我们与国内外的电信设备供应商签订了协议，通过创新，降低设备的能耗。我们在设备采购中，优先采购低能耗设备，对没有达到协议中规定的设备不予采购。我们还在农村地区开始使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产品。上述行动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资本开支，但这样做是很值得的，这是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很有意义的实际行动，当然，这也是企业的重要责任。

讲话的时候，我一直留意会场的反应。有一点记得很清楚，当我说到中国移动现有3.6亿用户时，会场上出现了一片赞叹声。

大会一结束，会场上就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与我打招呼，表示同意我的观点。第二天，我在一家中餐馆里见到了一位在世界经济论坛工作的中国人。她告诉我，她昨天没有去会场，但是在电视里看了开幕大会的实况转播，听到了我的发言。她说，她在世界经济论坛已工作多年，这次终于见到了第一位中国人担任论坛的联席主席，她感到非常高兴。

全球企业公民精神

作为这届年会的联席主席之一，我在2008年年会上参加的活动也比往年多。

其中有一场名为“21世纪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讨论会规模较大，是在大会议厅里举行的。

施瓦布教授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除了想方设法为所有与会者的畅所欲言创造条件以外，他本人也会通过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一些概念。有的概念将会成为年会的讨论基础，有的甚至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种普及性的概念。在2008年年会期间，施瓦布教授在《外交》杂志（2008年第一期）上发表了题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提出，今天，仅仅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来囊括所有的企业责任已经不够全面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我将其描述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企业必须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且企业本身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国际企业的领导者们除了要关心企业周围的利益相关者以外，还要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公共医疗服务、节约能源和强化资源管理，尤其是水资源管理。他还说，为了使“全球企业公民精神”有意义、有效果并可持续，企业必须将全球企业公民行为与自身的具体能力、业务模型和赢利动机统一起来，企业领导人要积极参与，表明其关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观点。这样，企业就能找到与其业务目标相符同时又对社会有益的社会参与方式。企业应该通过行动成果而不是宣言来体现参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合理性。

施瓦布教授的这篇文章使得这次“21世纪的全球企业公民”的讨论会格外引人注目，大会议厅里座无虚席。作为发言者参加讨论会的有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约旦王后拉尼娅·阿卜杜拉（Rania Abdullah）、思科CEO钱伯斯、百事可乐CEO卢英德女士、渣打银行CEO彼得·桑兹和我。讨论会的主持人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几乎每一位学习过MBA课程的人都知道迈克尔·波特这个名字。迈克尔·波特博士提出了“五种竞争力量”和“三种竞争战略”的理论观点，是当今全球第一战略权威，是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作为当今世界上少数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迈克尔·波特博士已出版著作17本，发表文章70多篇。

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波特博士说，企业的慈善活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领导人的共识，但是“全球企业公民”这个概念的提出，又将以前的概念扩大了。

讨论中，发言者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谈了全球企业公民问题。布朗首相说，有许多问题，光靠政府部门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例如要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就必须有企业的参与。拉尼娅王后补充说，我们不仅需要企业的资源，还需要企业家的智慧。

来自企业的几位CEO都谈了企业参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情况。

我介绍了中国移动如何解决边远地区的通信覆盖，为填补数字鸿沟作出贡献的情况。中国移动已在30 000多个最偏僻的农村完成了移动网络覆盖，使当地农牧民能与外部沟通，尽管在这些地区，建设费用大，营业收入少，公司难以赢利。卢英德女士说，百事可乐正组织其全球范围内17万员工开展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钱伯斯先生说，思科公司也在开展一个类似的活动。桑兹介绍了渣打银行在贫困地区开展的微型贷款业务活动。

讨论中，企业领导人都希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能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政府领导人对此也表示赞同，布朗首相说，英国政府采取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多做社会贡献，他举例说，英国政府对城市研发抗热带病药物的医药制造商采取减免税的政策。卢英德女士说，其实，当百事可乐在为非洲农村提供饮水项目的同时，也扩大了百事可乐饮料销售的范围，这无论对社会、对公司都是件好事。

“我有5个手机”

2008年年会上我参加的最愉快的会议，莫过于一场名为“移动技术的未来”的讨论会。

《财富》杂志高级编辑大卫·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作为讨论会的主持人是以这样的问题开始讨论会的：

“在座有手机的请举手！”

全体举手。

“有两个手机的！”

很多。

“有3个手机的！”

不少。

“有4个手机的！”

少数。

“5个手机的！”

只剩下我一个人举手。

大卫问我：“要这么多手机干什么用？”

我回答：“工作需要。我经常通过实际使用来了解各种手机的性能。”

“你觉得手机用户数量的增长要到何时才会停止？”

“至少要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手机的时候。手机延伸了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等器官的功能，没有手机的人就相当于缺少了这些新的器官功能。”

在这次讨论会的发言者中，我与韩国SK电讯的CEO金信培来自电信运营商，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来自互联网公司，而NBC的CEO杰夫·朱克（Jeff Zucker）和索尼公司的CEO霍华德·斯金格(Howard Stringer)来自媒体，此外还有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凯文·马丁（Kevin Martin）。这些人聚在一起，畅谈移动通信的未来，非常过瘾。

发言者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移动通信的新技术和新应用，谈到了移动通信对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的影响，当然，也谈到了如何保护移动通信用户的隐私问题。总的说来，发言者都对移动通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台下的听众不论来自哪个行业，都是对移动通信感兴趣的人。

轮到台下提问的时候，有一个来自法国的艺术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刚才你说手机延伸了人的嘴巴、耳朵和眼睛的功能，手机能不能延伸人的鼻子的功能？”

我还在考虑如何回答的时候，坐在台上的索尼公司CEO霍华德·斯金格回答了。

“肯定可能。索尼公司已经制作了一部电影，可以配合剧情在影院内散发各种气味。手机也一定能这样做的。”

感谢斯金格先生，回答得太好了！

讨论会上愉快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会议结束以后，许多人围着我们继续讨论移动通信的问题。

确实由于职业的原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参加论坛还是接受采访，只要谈及移动通信和手机，我就会变得非常兴奋。如果有人提问，那么问的问题越尖锐，我会越兴奋。其实，岂止是论坛和采访，平时，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用手机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愉悦，这种愉悦感很像是厨师看到人们在吃他做的菜肴，建筑师看到人们住进他设计的房子。移动通信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而我们有机会亲身参与这种大变化，而且能够为之贡献力量，真是莫大的幸运。我经常为自己能投身这个行业而感到自豪。

有一次接受杨澜的采访，她问我，都说你有5个手机。我说，没错。她说，有没有听说过，衣服兜里别一支钢笔是中学毕业，两支钢笔是大学毕业，三支钢笔就是修钢笔的师傅了。我说，太对了，我就是卖手机的，我引以为豪。

我很喜欢人像漫画，越夸张的那种越好。以前在街上或公园看到有人在画漫画，我总是想上前去请人给自己画一幅，不过又担心碰到熟人，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趁出国的机会，在国外城市的大街上或公园里请人画漫画，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

一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旅游点，我看到一位很优秀的画家正在给人画漫画，我自然排队请他给我画一幅。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一是要夸张，二是要体现职业特点。他问我是什么职业，我说：“卖手机的！”半个小时以后，漫画完成了。太符合我的要求了，头部非常夸大，身穿黑背心，系着大领结，耳朵上挂着一个手机，活脱脱一个手机推销员的形象。这成为我最喜欢的人像漫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与手机相关的事，我都有兴趣。

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至今，我还能记得这次讨论会的细节。讨论会上我们津津乐道谈论的许多未来的新服务，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使移动互联网成为现实，利用手机上网不仅使人们能够体会无处不在的网络，而且衍生出许多桌面互联网所没有的新应用。

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

前面说了，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充满着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情绪，在我参加之后阶段的年会活动时，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年会没有正规的闭幕式，举行了一个由CNN组织的电视访谈会，并以此作为会议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活动。电视访谈会于1月27日上午进行。

访谈的对象是本次年会的联席主席们， CNN主播哈拉·高拉妮（Hala Gorani）女士主持了这次访谈会。

施瓦布教授做了开场演讲以后就回到观众席，像其他观众一样倾听访谈。

事先，我做了很多准备，假设了很多问题，都是关于经济发展和电信行业方面的问题，而且还与主持人高拉妮做了短暂沟通，自认为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直到访谈一开始，我才发现，这次访谈的重点不是经济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是经济衰退了怎么办的问题。

主持人问，如果世界经济全面衰退，中国的经济还能增长吗？

访谈者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当然应由我来回答了。当时虽然难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做全面分析，但我坚信，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发展。我做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如果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一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出口方面的影响会更大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并非只有出口增长这一个，建设投资和国内消费是另外两个主要的驱动力。所以我相信，即使出口受到影响，建设投资和国内消费仍然能够驱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回答上述问题时，感觉到访谈席上坐在我旁边的百事可乐CEO卢英德女士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先生在连连点头。

总体上，访谈者都是围绕对世界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来谈的。期间，主持人连续向我提了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我当然也只能迎难而上了。事后，施瓦布教授对我说，听到主持人的提问，他都有点替我担心，但没想到我都一一做出了适当的回答。我觉得这是我参加过的电视访谈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访谈结束之前，主持人让每一位联席主席讲一句话。我引用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希望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行业和所有的公司都能为实现一个和谐的世界作出贡献。我欢迎大家8月份来北京看奥运会。

电视访谈结束后，本以为这次年会已全面结束，但这时只见一架大钢琴被抬上了讲台，施瓦布教授对大家说，下面请指挥家本杰明·赞德（Benjamin Zander）先生给大家做讲座。

本杰明·赞德是波士顿爱乐乐团的著名指挥。赞德先生在演讲中讲了几个很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试图告诉大家，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音乐会给人们带来信心。他说，他从不介意那些音乐评论家的批评，他最介意的是来自自己老父亲的评论。他父亲94岁时，已经完全失去视觉。一次，赞德请老父亲去伦敦听一场他指挥的音乐会，老父亲在轮椅上坐了整整三个小时。音乐会结束后，父亲对赞德说：“你简直就是个医生！”

针对与会者弥漫的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这位乐团指挥说：“我坚信，没有坏天气，只有不合适的衣服。作为一个音乐家，我要用我的音乐，使每个人的眼睛都闪闪发光。” 他发给在座的听众每人一张用音标标出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并指挥大家一起用“德语”高唱。他用钢琴起了个音，全场人员，包括施瓦布夫妇，高唱起了《欢乐颂》。

他在演讲中还特别指出，今天在座的有300多位CEO，他们来自世界上的大公司，包括中国移动，这个公司有几亿的移动电话用户。

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结束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今天，在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海啸之后，再回忆一下2008年年初在达沃斯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觉得那种担忧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这里是达沃斯，没有什么不可能

每当与人谈起达沃斯，人们除了关心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内容以外，似乎更关心发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场之外的所见所闻。

经常有记者要我讲一些有关达沃斯的小故事，希望通过这些故事让大家更了解达沃斯。

故事太多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达沃斯平等的对话氛围。在这里，确实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一次，我参加完一场关于信息技术方面的讨论会，在会场门口取衣服的时候，突然一位艺术家模样的人过来要求与我约时间见面。通常，都是企业界人士互相约见，我还从没有与艺术家安排过见面会。我估计他可能要谈手机音乐方面的事，就与他约了时间，晚上在会议中心见面。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俄罗斯音乐家，现已定居英国。他拿了许多关于歌剧《叶卡捷琳娜》的资料，包括照片、碟片和剧情说明，还有合作意向。原来他是要我帮助安排一个俄罗斯歌剧团到中国演出歌剧《叶卡捷琳娜》。他向我介绍了剧情、演员阵容和豪华的布景，当然还有费用。我说，我是电信公司的CEO，对歌剧演出事务一窍不通。他说，这里是达沃斯，没有什么不能谈。尽管无法帮助他，但我还是被他的热情所感动。此后，我还见过许多业外的人士，有趣的是，他们在谈正题的时候，总要说一句，因为这里是达沃斯，所以我才会来找你。

在达沃斯与人见面，不必拘泥于形式。我记得，MBA课程中曾有这样的说法，叫“电梯演讲”，英文为“Elevator Pitch”，意思是要用乘电梯的时间完成一个演说。人们特别喜欢告诫创业者要用“电梯演讲”来打动风险投资者。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样的演讲家，但是，把“电梯演讲”这个词用在达沃斯，倒是有点这个意思。在达沃斯，人们摩肩接踵，无论在会议中心还是酒店大堂，甚至小街小巷内随时都会碰到熟人。但是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你遇到一位一直想找的熟人时，刚谈了两分钟，你就会发现有其他人已等在旁边，也要与他打招呼。如果不使出“电梯演讲”的本事，往往会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每年年会期间，我都有机会见到迈克尔·戴尔, 与他讨论新手机的开发问题。但是迈克尔·戴尔是个大忙人，很多人都想见他。有一年的年会期间，我与戴尔在公共场所碰面三四次，但每次都只能谈上几分钟，因为总会有很多人等在旁边。迈克尔每到新年都会给我寄一张贺年卡，卡片上是他一家人的近照，温馨可爱。我与他的几次交谈，除了感谢他寄的贺年卡以外，谈的全部是戴尔公司新近开发的手机产品。迈克尔总是很兴奋，他先从左面衣服兜里掏出一个新手机，再从右面衣服兜里掏出一个新手机，并热情地向我介绍新手机的功能。

MySpace与facebook的启示

有一次，我与默多克（Rupert Murdoch）先生约好，晚上10点去他的住处见面。默多克先生住在达沃斯镇外一处偏僻的公寓，那天路上的雪很厚，路又很窄，坐在车上一眼望过去只见一大片厚厚的雪，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空地。在路上转了半个小时，打了无数个电话，司机仍无法找到他的公寓，最后我不得不放弃了这次见面。第二天白天开会，我在会场里到处找，还是没法找到默多克先生。但是，那天晚上，我进入贝尔韦代雷酒店，正接受安全检查时，突然发现默多克先生也在等待安检。这种意外的见面在达沃斯也是常见的。第二天，我见到新闻集团旗下《华尔街日报》的总编辑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先生，他问我是否已见到默多克，我告诉他一直联系不上却在酒店门口安检时偶然碰到了。他笑着说，这是“典型的达沃斯邂逅”。

我与默多克先生的相识，是在2006年中国移动向新闻集团收购凤凰卫视19.9%的股份时。那一年，我访问了新闻集团在纽约的总部，其后，中国移动与新闻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此之前，默多克作为“传媒大王”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默多克的名字总是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连在一起。但是，当我读了默多克2006年3月13日的一次题为“新时代的黎明”的演讲以后，我感受到了新媒体对新闻集团的冲击，也感受到默多克自身在观念上的改变。

默多克在他的演讲中说，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今天世界变化速度之快是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经历过的。正像美国科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说的，技术革命是爆炸式的，它改变了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地球，而带来了一个转速快了1 000倍的地球。如果看不到这种变化，那今后被毁掉的将不仅仅是我们的公司。

此时，新闻集团刚完成对MySpace的收购，他对互联网充满了热情。他说，互联网将快速发展，并将成为信息、娱乐、经营和社交联系的主要媒体形式。正因为如此，我们去年成功收购了MySpace。MySpace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已经发展了6 000万注册用户，这是新的一代人，我们称之为“MySpace一代”。

2006年5月，我去新闻集团总部的时候，默多克又向我详细介绍了MySpace，给我上了一堂社交网络的启蒙课。

此后，我分别在北京和达沃斯见过默多克先生，MySpace经常是我们谈论的话题。

在以后的几年里，社交网络得到了飞速发展，使人意想不到的是，2006年还刚处于起步阶段的社交网络facebook此后异军突起。

2010年12月，当我在北京与facebook的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见面时，年轻又充满活力的马克兴奋地告诉我，facebook的用户已经达到6亿户了。马克·扎克伯格被评为《时代》杂志2010年年度人物。在2011年的达沃斯年会上，facebook和马克·扎克伯格自然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与此同时，却又不断听到了MySpace从兴盛走向衰落的消息，用户数量减少，收入下降，经营不景气。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新闻集团愿意以低价出售MySpace。《商业周刊》发表封面文章，深度剖析了MySpace衰落的原因。文章指出，与传统媒体的文化冲突、赢利压力、经营方向、自身形象和管理层动荡是MySpace“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重要原因。

2011年6月30日，媒体报道：当年新闻集团以5.8亿美元收购的MySpace被Specific Media用3 500万美元收购。MySpace的CEO麦克·琼斯（Mike Jones）发送致全体员工的邮件，宣布被收购的消息，并说：“为达成交易，我们将实施一系列重组行动，包括大幅裁员。”

听到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难道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真的互不相容吗？

给伦敦市长的建议

在2010年的达沃斯年会上，我与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先生也是在贝尔韦代雷酒店门口偶然碰到的。

说到约翰逊市长，还得从奥运会谈起。2008年8月24日晚，北京奥运会闭幕式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下届奥运会主办地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接过北京市市长郭金龙交接的奥运会会旗。 自这一天开始，约翰逊成为“奥运市长”，伦敦为2012年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工作也全面展开了。约翰逊市长决定成立国际企业顾问委员会，为伦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和伦敦市市长的各项工作提供咨询意见。顾问委员会由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领导人组成，我也应约翰逊市长的邀请，担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2009年10月，我在伦敦市市政厅会议室参加顾问委员会年会。每一位委员都可以向市长提建议，我在会议上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市长先生，根据北京奥运会的经验，良好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对于成功举办奥运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我是从事移动通信工作的，我也格外关心伦敦的移动通信覆盖。我发现伦敦地铁内没有移动通信覆盖，市民们无法在乘坐地铁时打电话，这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一旦发生紧急事件，他们无法与外界进行联系。建议在奥运会前解决伦敦地铁的移动通信覆盖问题。

我的发言当即就有好几个人表示赞同，抱怨乘地铁无法使用手机带来的麻烦。有一位顾问说，巴黎的地铁也没有移动通信覆盖，但是巴黎的地铁列车经常是在地面上跑的，所以，即使地下不能打手机，也可以等列车上地面以后再打，而伦敦地铁的列车都在地下跑，真的很不方便。

约翰逊市长对此建议很感兴趣。中午吃自助餐时，约翰逊市长与我坐在一起，特别向我询问中国移动是如何解决地铁手机通信问题的。会后，我又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提出了一些实现地铁移动通信覆盖的具体建议，寄给伦敦市政府。

第二年，在达沃斯的贝尔韦代雷酒店门口，我偶然碰到了约翰逊市长，他一眼便认出了我，并说“感谢中国移动提出的地铁覆盖建议”。

据我了解，伦敦市政府此后很重视解决地铁移动通信覆盖问题，并制订了实施方案。真希望在2012年奥运会之前，能在伦敦的地铁里用手机。

约翰逊市长是一位很特别的市长，媒体报道说他骑自行车上班。正好，中国移动驻英国代表处办公室所在的大楼就在伦敦市市政厅附近，代表处主任葛颀说，他经常看到约翰逊市长骑车上班。约翰逊市长讲话也很风趣，即使在正式场合也很少讲套话。

2011年6月，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报道。

本月1日，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表示，数百万人未能在首轮抽中购买2012年伦敦奥运会门票，他很不走运地也成为其中之一。

购买奥运会门票的钱款会在5月31日午夜由银行从信用卡中划走，因此申请者只要查看信用卡账户就能知道是否成功申请到了门票。对大多数人来说，抽到他们申请购买的所有门票非常困难。

很多成功的申请者虽然钱被划走了，但要知道抽中的是哪些比赛的门票，还得等一个多月的时间。

约翰逊说：“我很失望没能抽到一张门票，但我会继续尝试。7月和11月各有一次抽签机会，我将和每个没有抽到购买门票的人一样继续碰碰运气。”

这是很典型的鲍里斯语言。

和奎尔谈私募

在达沃斯与博龙全球投资董事长、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Don Quayle）先生的见面也很有意思。我们约好下午3点在贝尔韦代雷酒店见面。但是，当时既找不到会议室，也找不到咖啡厅，实在没办法，只好在大餐厅里找了张空桌子聊起来。没有咖啡，没有茶水点心，但我们谈得很投机，主要讨论了与私募基金在对外投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我说，在做海外收购时，我们曾与一些国际私募基金商谈联合投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联合投资有利于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可以发挥各种不同投资主体的优势和特长。但是，每次谈联合投资时，私募基金方都向中国移动方提出要安排认沽期权（put option）,又称看跌期权。也就是说，当被投资公司价值看跌的时候，私募基金可将手中的股权按预定的价格卖给中国移动。当然，同时也给中国移动认购期权（call option），又称看涨期权，当被投资公司价值看涨的时候，中国移动可以按预定的价格收购私募基金手中的股权。这种安排虽然限制了私募基金获利的无限性，但是却使私募基金单方面确保了投资风险的有限性。我们认为既然合作，就应该双方共担风险，共享获利。奎尔先生很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聊了许多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到高兴之处，双方的嗓门越来越大，甚至还哈哈大笑起来，此时一个餐厅女服务员走过来，示意我们要小声，我们只得连声说抱歉。

泰普斯科特的警示

在达沃斯，只要留意，能够了解到许多新的概念和想法。2008年达沃斯年会期间，有一次在参加了一场关于移动通信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之后，我去会议中心的存衣处取大衣准备离开。突然，一位先生与我打了招呼，并交换名片，他的名字是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并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书名是《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他建议我读读此书，并告诉我此书很快就会有中译本。唐·泰普斯科特是加拿大人，著名的新经济学家和商业策略大师，研究突破性技术在生产率、商业效能、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并出版过许多畅销书。他送给我的那本书其主要观点是通过互联网开展大规模协作，形成一种新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产生强有力的新生产模型。他说：“在商业中，也许从来没有比今天更激动人心、也更加危险的时候了。稳定消失了，创造一家永远不会被技术颠覆的企业的想法行不通了。”他认为，以网络为基础的大规模协作就是这样一种可以颠覆传统生物链的利器。

我读了这本书，书中说：

从免费的互联网到公开的软件资源，再到全球外包平台，这些新的基础设施使得千千万万的个人或小制造商以一种过去只有大公司才能做到的方式制造产品，进入市场，并取悦消费者。这就导致了新的协作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出现，并将使那些做好准备的公司受益，而那些未能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模式的公司将被淘汰。

现在人们可以分享知识、计算能力、宽带和其他资源，以创造一系列广泛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或修改的开放的产品和服务。而人们为数字共享作出自己的贡献时，只需要花费极低的成本，这使得集体作业更具吸引力。确实，对等协作生产正是一个社会性的活动，个人所需要的只是一台电脑、一个网络连接，以及积极投身其中的热情。

有趣的是，他在书中多次谈到了在这场变革中电信运营商的角色。他说，

一谈到网络，好莱坞和电信运营商算得上是同道兄弟，他们都面临着创新者的挑战。电信运营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个免费的互联网电话盛行的世界，电信运营商的主要赢利来源——话音收入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电信运营商也可以用减价的方式来抵制，但这甚至可能会加速这种变迁，因为互联网电话的成本远低于传统电话。

我不知道唐·泰普斯科特先生推荐我读此书是否有向我提出警示的意思。其实，这确实是电信运营商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书的封面上印着“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隆重推荐”，不错，埃里克·施密特先生在此前就与我说过类似的话。

不管怎么样，我很感激泰普斯科特先生，实际上，他所提出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大规模协作涉及微博、短信、邮件、聊天等各种形式，手机就是实现这些形式的载体。我们感到乐观的是，这些新的形式在给电信运营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不久，我就拿到了该书的中文版，书名是《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来，泰普斯科特还到中国访问并作演讲。有一位听过演讲的朋友告诉我，泰普斯科特先生在演讲中还谈到了我在达沃斯论坛上关于移动通信未来发展的谈话，以及他与我的短暂会面。

在达沃斯，经常会有上面所说的情形出现。

谷歌化，还是手机化

其实，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本人的风格就是达沃斯形象的最好诠释。

施瓦布教授平易近人，善于同各类人士打交道。作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他不仅仅是会议的组织者，还会根据当时的全球经济环境及时提出各种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很多都为与会者所接受，有的甚至会长时间流传下去。

施瓦布教授对信息技术的重视和了解程度出乎我的意料。2006年10月24日，施瓦布教授在英国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2007年年会的基调，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信息技术的重要作用。

11月17日，施瓦布教授将他在伦敦的演讲稿发给了我。当晚，我读了施瓦布教授伦敦演讲的全文。他的演讲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的中间阶段。有人称这场变革为全球化，也有人称这场变革为知识革命。不管名称是什么，一种趋势正在形成，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权力正在从中心向外围转移，垂直支配和控制结构正在被社会沟通和合作平台的水平网络所替代，权力的分布越来越广泛。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

其中，让我特别关注的是施瓦布教授说的以下这段话：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这场变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50年前发生过的一场类似的变革。当时，随着铁路网络的建成、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铺设以及打字机的发明，地球活动的基础从分散的地域向国家层面集中，从农村向巴黎、柏林等大城市转移。但是，仅仅过了150年，世界经济发生了激烈变化，整个农业和工业的基础都转移到信息和创新的包围之中。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随着互联网的演进，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的“谷歌化”(google-ization)。今天，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Web 2.0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包括选择商品和购买商品等。这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需要像重新设置计算机那样重新设置我们自己。要保持国家和公司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更新知识基础并将永久的创新作为维持竞争力的基本驱动力。

施瓦布教授的这段阐述很精彩，深刻表明了他对于信息技术在当代经济活动中重要性的认识。讲话中提到的“谷歌化”，是要强调互联网特别是搜索引擎正在影响人的生活。这到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概念，这当然与我的职业有关。以手机为载体的无线通信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正因为如此，手机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到2007年年末，全球将有约30亿人使用手机。那么施瓦布教授所说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的情景用“手机化”(cellphone-ization)来描述不是更贴切吗？

在北京，当我与来访的一位世界经济论坛的工作人员谈起施瓦布教授的讲话时，我表达了这一想法。这位工作人员回日内瓦后，向施瓦布教授转达了我的想法。

施瓦布先生知道后，在当年12月发邮件给我，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以后说到“谷歌化”的时候，一定加上“手机化”。

2007年1月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年会开幕的当晚，我与施瓦布教授夫妇有一次短暂交谈。施瓦布教授首先祝贺中国移动用户总数突破3亿，然后又自然谈起了“谷歌化”和“手机化”的问题，并再次对我的建议表示赞赏。

施瓦布教授的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什么才是影响世界的力量？正如施瓦布教授所言，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信息化“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将使我们“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当企业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在完成企业利益目标的同时去追求对社会进步的改变时，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带动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信息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更重要的是，它将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环境，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念和行为，从而创造一个“平的世界”。这一切，都将依赖于创新的力量。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我曾与施瓦布教授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2009年，我结合中国移动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的情况，用英语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移动通信：填补数字鸿沟》。我把这本小册子寄给施瓦布教授。4月12日，我收到了施瓦布教授的邮件，他在邮件上说：

感谢你寄给我的书《移动通信：填补数字鸿沟》。我祝贺中国移动不仅在经营方面取得成功，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走在前面。这正是世界经济论坛所倡导的精神。

克劳斯·施瓦布

经营之思
什么才是影响世界的力量？信息化正在改变着世界，信息化“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将使我们“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当企业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在完成企业利益目标的同时去追求对社会进步的改变时，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带动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道不尽的达沃斯

有不少企业家问我，不会说英语的人能否参加达沃斯论坛。回答是肯定的：能! 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讨论都安排包括中文在内的同声传译。我特别赞赏世界经济论坛的中英文同传，他们翻译速度快，用词准确。我本人有一个习惯，当听别人用英语讲话的时候，如果有同传，即便我能听懂，我也愿意戴上耳机，这样有利于帮助理解。特别是当台下有人提问时，通过同传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提问者所提的问题。不过，在别的地方参加会议时，我也曾因为这个习惯而增加了麻烦，由于同传翻译的不准确，戴了耳机反而干扰了听力。本来能听懂的英语，加上错误的翻译，反而产生了混淆。但是，在达沃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使碰到很专业的词汇，也几乎都能听到准确的翻译。所以，我总是对人说，达沃斯的同传是高水平的同传。每次讨论会结束时，除了向在场的听众致谢以外，我总会向同传室内的翻译们招招手表示感谢。

说起达沃斯，还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达沃斯是滑雪者的乐园，人称“滑雪天堂”。达沃斯和邻近的克洛斯特斯是世界各地滑雪爱好者的天堂。达沃斯-克洛斯特斯地区共有6个滑雪区，300多公里的雪坡，55套缆车系统，每小时可运送62 000人，此外还有105公里的越野滑雪小径。滑雪是达沃斯居民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繁忙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丝毫不会影响当地人滑雪的兴致。在达沃斯小镇的街道上，西装革履拎着电脑包的与会者和身穿滑雪服扛着滑雪用具的滑雪者走在一起，成为另一道别具一格的风景。

第2章 责任才是最长远的战略

今天，仅仅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来囊括所有的企业责任已经不够全面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将其描述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我相信，当企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企业公民的定位时，履行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城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从表面上看是城市与乡村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衡，然而从本质上看，数字鸿沟实际上是知识的差距，进而造成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这几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必谈的话题。其实，正如施瓦布教授所说：仅仅用“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术语来囊括所有的企业责任已经不够全面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我将其描述为“全球企业公民精神”。这里要强调的是，不仅企业必须对其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且企业本身就是这个公民社会的利益相关者。

我相信，当企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企业公民的定位时，履行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作为通信企业，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为填补数字鸿沟作出贡献，可以说是中国移动近年来最大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工程……

一些媒体，甚至企业领导人自己，往往把企业对公益慈善事业投入的多寡作为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最重要标准，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应包括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各种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通常是指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就要超越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要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关注人的价值，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世界银行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我们的四大责任工程

规模大，是中国许多大型企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许多国外企业都非常羡慕的。我在国际会议上发言时，只要提到中国移动已经有几亿用户，现在每月仍能增加几百万用户时，总是能听到来自听众席的一片感叹声。也许是新奇，也许是赞扬，也许是羡慕。但是，我时时提醒自己，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规模大不等于实力强，规模大的企业也不一定是优秀的企业。

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多年的梅贻琦先生谈到大学的定义时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套用这句话，大企业者，非谓有大规模之谓也，有大贡献之谓也。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我曾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跨国公司研讨会上做过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言，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移动几年来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四个工程：“农村工程”、“生命工程”、“绿色工程”和“文化工程”。

·农村工程是指我们投资140多亿元完成了30 000多个最偏僻的农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使山区的农牧民用上了手机。还介绍了我们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的移动信息网络，帮助农民快捷地掌握农产品生产、销售等信息。

·在生命工程的介绍中，我列举了在2007年某地洪水灾害来临时，如何利用短信预报洪水情况，如何利用短信有效组织群众撤退的例子，介绍了移动通信在抗击自然灾害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还讲了通过短信为“健康快车”捐助的事例。

·绿色工程包括了回收废弃手机及电池的“绿箱子”活动，还讲了节能减排工作，介绍了我们的农村基站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事例。

·在文化工程的介绍中讲了“公益短信竞赛”活动，以及公司支援西部地区农村教育等活动。

由于对这些活动已很熟悉了，在讲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念“流水账”，找不到演讲的感觉。但会后的反应却出乎意料的热烈，特别是与会的国外人士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高级顾问弗雷德里克·杜比（Frederick Dubee）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事非常有意义，这正是联合国全球契约所提倡的，值得国际企业学习。瑞银副董事长里昂·布里坦（Leon Brittan）先生会后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通过您的演讲，我了解到中国移动作为一家跨国公司，正在积极倡导并履行社会责任，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企业表现出他们不仅是国际市场上迅速崛起的一支生力军，同时更是奉献社会的企业公民。在当今世界，企业的社会责任正日益受到重视，在本次会议上对这一问题的多次论及，使我倍受鼓舞。

事实上，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就一直承担着社会责任。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许多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有的大型企业几乎包揽了社会的各种功能，就像个“小社会”。今天，当企业变身为市场环境下的商业主体时，仍能自觉地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责任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企业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国际舞台上广泛宣讲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和社会责任活动，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了解和认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责任的内涵和重点也在不断地充实和扩展。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凡是工商企业领导人参加的活动，几乎都会谈到环境保护的问题，那些高度关注环境保护并以实际行动为保护环境作出贡献的企业总是会受到与会者的尊敬。

我相信，当企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企业公民的定位时，履行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作为通信企业，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为填补数字鸿沟作出贡献，就可以说是中国移动近年来最大的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工程。

那些震后的日日夜夜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后的那些日日夜夜是多么令人刻骨铭心。地震发生后，由于传输光缆、电源设施等均被毁坏，一时间震中地区汶川通信全部中断。尽快恢复通信联系已成为当时救援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段时间，我和中国移动总部的各部门领导一直在四川抗震前线。我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方面调派一批移动应急通信车前往地震中心区，另一方面紧急调集来自中国移动下属各省公司的工程队伍，日夜抢修光缆。

5月12日，地震当天，中国移动的应急通信车就进入都江堰重灾区，迅速建立起应急状态下的移动通信设施。绵阳、德阳等重灾区也都迅速恢复了通信。5月13日，震中北川县建立了两个临时基站，供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使用。但由于从都江堰到汶川的公路修复速度非常缓慢，我们整装待发的移动应急通信车一直无法进入汶川。在光缆抢修队的努力下，至理县的光缆已经修复，但从理县到汶川还有50公里的光缆尚未接通。

5月14日，我们来到北川县的北川中学抢修现场，看到大批救援人员正在倒塌的教学大楼废墟中寻找生还者，不时看到救援人员、医务人员、志愿者和灾区居民频繁地使用手机。有的人觉得越靠近基站通信效果越好，于是，在我们的临时基站周围站满了拿着手机通话的人群。看着他们通话时或焦急、或欣慰、或坚定、或悲伤的情绪，我们内心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因为震中的汶川等地，此时尚未恢复通信，这令我们心急如焚。

我们决定采用特殊的方式来恢复当地的移动通信，用直升飞机将基站设备、汽油发电机和施工人员空投到汶川，就地安装基站，并通过卫星将基站连接到震区外的核心网，与大网接通，在地震中心建立临时移动通信系统。

三年前，汶川的各个乡村都已实现了移动通信覆盖，当地的羌族和汉族农民已习惯将手机作为他们最普及的通信工具。当直升飞机降落的时候，村民们在下面欢呼，他们帮助搬运设备，帮助安装临时基站。几小时后，突击队长给我们打来了第一个电话，报告“基站开通了”。

无线网络的恢复使救援工作有序展开，一架又一架直升飞机将外面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运进灾区，又将灾区的重伤人员运出来。乡亲们拿着自己的手机拥到基站旁边通话，向外面的亲友通报平安。

突击队员中有一名成员是业余摄影师，当看到他在返程后给我带来的现场照片时，我强烈地感受到今天无线网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作用，尤其当发生自然灾害时，这种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汶川所在的阿坝州，是中国移动数年前在四川开展的三州（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农村网络覆盖项目的一个重点地区，而无线网络在农村抗灾中的使用只是网络填补数字鸿沟无数事例中的一个缩影。

今天中国移动的网络已经覆盖了我国99%的人口，从城市到农村，从偏远的海岛到珠穆朗玛峰，到处都有手机信号。在许多偏僻的村庄，农民们用上了手机，他们不仅用手机通话，还用手机浏览各种信息，无线网络正在改变着农民生产、经销、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式。中国移动遍布全国的基站中，有60%以上在农村地区。

当无线网络进入农村，农村的农民就可以像城市居民一样通过手机沟通，通过手机获取各种信息。无线网络正在对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发动猛烈的冲击。

城乡间的数字鸿沟

自1987年中国内地第一个大规模移动通信系统在广州开通以来，移动通信一直保持着迅猛的发展态势，其增长速度之快，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没有想到。1997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突破1 000万户，2001年，中国移动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突破1亿户，自此，中国移动成为世界上用户规模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以后每年都保持几千万户的净增长。

手机的发展是从城市开始的，城镇居民最早受益于移动通信。最初，移动通信被定位成对固定电话的补充，主要用于办公和经商，但很快这种定位就被改变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居民开始使用手机。手机用户和网络使用量的快速增加，降低了手机制造成本和网络运行成本，从而使手机价格下降，也使移动通信资费不断降低，而手机及其通信费用的下降又激发了新的更大的需求。2003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超过固定电话用户。随着手机的普及和应用业务的增多，手机逐渐成为城镇居民的生活必需品。

当手机在城市变得越来越普及的时候，农村地区对移动通信网络覆盖的需求也显露出来。无线网络的覆盖从城市开始向郊区延伸，从县城向乡镇延伸。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式，促使生产效率呈几何级速度提高，也使人们的生活质量迅速提高。但信息技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初期，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僻的乡村，由于缺乏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并未迅速惠及数量众多的农民。这无形中又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固有的鸿沟之外，又增加了新的鸿沟，我们称其为“数字鸿沟”。

城乡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从表面上看是城市与乡村在获取信息和通信新技术方面的不平衡，反映了信息基础设施和使用能力的差异，然而从本质上看，数字鸿沟实际上是知识的差距，进而造成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这一本质如果反映在不同的地区，又随着各种因素如地理环境、传统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扩大；如果反映在不同的个人或群体，又随着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同而扩大。

中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农村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乡村的信息沟通、乡村与乡村之间的信息沟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出生在城市，但从1969—1971年，就像当时的很多中学毕业生一样，我也在农村度过了3年的务农生活，与当地农民一起耕种，经历了南方农村的生活，也体会了农村信息沟通不畅的难处。当时虽没有数字鸿沟的说法，但农村通信的困难情况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无线通信的特点是网络覆盖可以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无论是在山区还是在海岛，即使有线通信系统无法进入，无线通信系统也可以克服地理条件的限制，覆盖这些地区。当然，作为一个企业，在决定农村投资计划时，必须考虑投资效益问题。

经营之思
我相信，当企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企业公民的定位时，履行社会责任就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无线网络能覆盖农村吗

当中国移动开始实施其农村网络发展计划时，外部对此抱有怀疑的态度。2004年，我刚到中国移动任职，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对中国移动增加资本开支用于扩展农村网络普遍持怀疑态度。当时大部分投资银行的电信分析师们都认为，与城市相比，农村用户使用量（MOU）低，收取的通信费用（ARPU）也低，而公司必须为此投入资本开支建设网络，这类用户不仅不会为公司增加赢利，反而会增加公司的资本开支和经营开支，因此，发展这类用户是没有价值的。

我还听一位基金经理说，他有一次去一个很偏僻的山区旅游，打开手机，发现有中国移动的信号，十分惊喜。但几分钟后，作为中国移动的投资者，他突然想到了投资回报的问题，他怀疑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建设网络是否有价值。

为此，我特意请来了一位美国有名的研究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投资银行分析师，倾听他的见解。我问他：“什么样的用户才值得我们去发展？”他给我写了一个公式，告诉我，只有在用户提供的ARPU高于按公式计算的成本值时，这种用户才会贡献利润，低于此ARPU值的用户，宁可不要。公式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每个用户平均每月应摊销的网络建设费用，第二部分是每个用户平均每月的经营开支，第三部分是每月应分摊的用户获取成本。看到这个公式，我反而觉得放心了。我告诉分析师，就无线网络而言，你的公式完完全全错了。

对固定电话网来说，每一个用户都有一条电话线从电话局的交换机连接到用户的家里，无论用户是否通话，这条线始终需要耗用资本开支和维护费用，如果用户的通话次数太少，其产生的ARPU无法抵消大量的固定成本，这个公式是有道理的。但对移动通信网络来说，只有在用户通话的时候需要分摊网络成本，在用户不使用时，几乎不需分摊成本。无线网络营销的关键是用户获取成本，如果为获取低ARPU用户支付过多的营销成本，当然无法产生效益。

公司为此确定了对低端用户的“低MOU、低ARPU、低营销成本”的“三低”原则，为大力开拓农村市场确定了经营政策。“三低”的实质是“低营销成本”。公司确定了对低端用户不提供手机补贴，确定了在农村大力推广“空中充值”等电子营销方式，确定了在农村大力推广代理营销的方式。在网络建设方面，也采用“大蜂窝覆盖”的方式，降低建设费用。

当然，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特别偏远的农村，由于使用量很低，而传输成本和维护成本都很高，在这些特别偏远的地方，确实是很难收回投资的。

另一个就是农民是否有能力购买手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杭州市电信局当局长，记得当时一个超大型的摩托罗拉8800手机的价格是9 000元，而一个折叠式的摩托罗拉9800手机是12 500元。性能简单、体积庞大、价格昂贵就是那时候模拟信号移动电话的特点，不过手机仍严重供不应求。这种价格当然无法让农民接受，但进入新世纪后，手机的功能不断增加，但价格却快速下降。今天，市场上已能提供各种型号、款式的大众化手机，供大家挑选，几百元的手机特别受人欢迎。可以说，手机已不是移动通信进入农村的障碍了。国内已有厂家可以提供20美元一部的手机，这些手机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出口国外。2008年，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2008年就采购了一部分20美元的手机，在巴基斯坦城乡销售，非常受欢迎。

唤醒沉寂的大山

其实，农村是个很大的概念。一般来说，农村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跟人口集中的城镇相比，农村地区人口呈散落居住。

农村地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在富庶的地区，农村条件较好，道路、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也比较健全，农民的收入水平也较高。在这样的地区，不仅网络施工较方便，由于对移动通信需求旺盛，网络建成后的营销也比较顺利。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网络施工远比城市困难，由于农民居住较分散，网络的覆盖难度大，营销也有困难。最困难的是在一些最偏僻的农村施工，这些村子大多分布在交通非常不便的山区，在崇山峻岭中，运输、施工、调测都困难重重。

最近几年来，中国移动在近90 000个这样最偏僻的农村提供了移动通信覆盖。尽管这近90 000个偏僻农村只是中国移动农村网络覆盖的一部分，但其困难的施工条件和施工人员不畏艰难的工作精神，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我也经常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提到这些情况。

2007年2月，我第二次参加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移动通信大会。在开幕大会上，GSMA的CEO罗伯特·康威（Robert Conway）先生做了主旨讲话以后，GSMA主席克雷格·埃利希（Craig Ehrlich）主持了一个论坛，我也上台参加此论坛的讨论。在讨论之前，每人可做几分钟的陈述。我问克雷格，是否可以用电脑放投影，他说可以。我打开事先准备好的电脑，介绍了中国移动的业务经营情况，讲到我们在最偏僻的农村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时，我放了一段约45秒钟的视频资料，记录了中国移动在农村地区建设移动通信基站时施工队伍艰苦施工的场景。

由于是在没有道路、没有电源的偏僻山村施工，施工队只好以人拉肩扛的原始方式施工，镜头中看到的是工人们光着的脊梁、黝黑的手和流淌的汗水。事前我曾犹豫了一下，短片会不会带给观众技术落后、操作方法原始的印象。短片放完，会场上一片寂静，我正要继续讲话，突然，会场爆发出一阵猛烈的掌声。我感觉得到，这是一种表示钦佩的掌声，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由衷地感到自豪，为艰苦工作的同事们而骄傲。我的国际同行们用掌声赞誉了中国移动为消除数字鸿沟而作出的努力。

是的，我们的施工英雄们配有这样的掌声，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在填平数字鸿沟。

中国移动四川凉山分公司用5年时间在6.4万平方公里的凉山州建设了500多个基站。2004年，在短短57天内，完成了40个不通电话乡村的覆盖；2005年，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了166个乡村的网络建设。分公司领导带头苦战，跑遍了17个县所有的建设点，勘查站点、看望施工人员、检查施工质量。无论是海拔3 000多米的列瓦高山还是海拔4 000多米的牦牛山；无论是万丈深渊旁的狭窄山路上，还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原始森林里，我们的勘察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就像是大山里的雄鹰，用双脚代替翅膀，艰辛而又辉煌的飞翔。宏大的移动通信网络唤醒了沉寂万年的大山，为凉山贫困山乡的农民搭建起广阔的无线天空，为此付出艰辛和努力的凉山分公司员工应该感到欣慰。深山大林里的农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电话，而今天移动电话为他们架起信息的桥梁，帮助他们沟通外部世界，对这些山村来说，这是历史性的变化。

中国移动贵州省公司的同事们也告诉我许多感人的事迹。贵州毕节分公司的工程管理员苏东负责偏僻乡村覆盖工程的施工管理。苏东参加了每一个基站的站址选取和查勘。为了每一个基站都能达到预期的覆盖效果，在选取每一个基站站址时，需在崇山峻岭之间来回多次攀越大量山头才能确定。有一次，在几经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之后都无法确定某一基站的站址，最后，他不得不请当地的向导带路。当他们来到一个无名山头距山巅还有300米的半山腰时，连向导也迷路了。那是一个从未有人攀越的山头，其中三面为悬崖峭壁，四周浓雾弥漫，稍不留神就会坠入万丈深渊。苏东一行顽强地向前走着，在经过茂密的丛林时，他们甚至只能匍匐前进。毒虫咬伤了苏东的手，整个手腕变得红肿，他忍痛继续前行，最终成功选定了站址。苏东和他的同事们在2005年一年中完成了139个山区基站的建设。

其实，短短的视频只能反映出艰苦施工的一个片断，许多场景是视频中无法显现的。同事们告诉我，在一些特别偏僻的山区施工，情形比短片中所拍摄的情况更为艰苦。在一些深山地区，10月以后就已经冰天雪地了，为了抢时间，在山上施工时，施工人员往往留宿在山顶，用塑料布搭几个简易帐篷，在寒风凛冽的山顶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从勘查到施工，从建设到运行，中国移动的员工和合作伙伴一起，为在最偏僻的农村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付出了巨大努力。

经营之思
企业要履行好社会责任就要超越把赢利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要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关注人的价值，强调对消费者、对环境、对社会的贡献。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连世界最高峰也逃不掉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珠穆朗玛峰上建立移动通信基站，是连我们自己也不曾想到的事情。

2007年5月，为配合奥运火炬珠峰传递的演习活动，中国移动将一辆移动通信应急通信车开到了海拔5 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这辆应急通信车设备齐全，不仅可以在珠峰大本营提供移动通信服务，其信号还可以直接覆盖8 844米的顶峰。我们原来准备在演习结束后就将应急通信车撤回，以后有紧急任务时再进入大本营。但在准备撤回时，我们的网络管理人员发现许多来自国内外的业余登山者在登山过程中和登上顶峰后，都在使用手机。

5月23日，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我很兴奋地抄了下来：“不管你是爱它还是恨它，手机在现代生活中已经无处不在，即使是在世界最高峰也逃不掉。星期一的早晨，36岁的罗德·巴伯（Rod Baber）在登上海拔8 844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后，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嗨，我是罗德，今天是5月21号，我在世界最高峰向大家问好。’”文章又说了，罗德之所以能打通电话，是因为中国移动在珠峰的探险队大本营架设了基站。

“世界最高峰出现了移动通信方式，标志着不断扩展的全球无线通信网的又一个里程碑。虽然有人会哀叹地球上最伟大的自然景观之一被手机入侵，但很多登山者无疑会为此欢呼雀跃，因为它很可能成为登山者的救命工具。”

好了，人家把在珠峰建立基站的意义说得这么透彻，应急通信车是撤不下来了。但是应急通信车是用于临时应急的，通信系统靠汽油发电机作为电源，不可能长时间地工作。我们决定先在海拔5 200米的大本营建立永久性的移动通信基站，供登山者长期使用。为了使手机信号在登山途中实现全程覆盖，我们又决定在海拔5 800米和6 500米高处再建两个基站。

5 200，5 800，6 500，这绝不是三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在珠穆朗玛峰高海拔、高缺氧和气候变幻莫测的极地环境里，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内地的38%，夏天的夜间气温在摄氏零下20多度，每年10月到翌年3月为风季,风速高达50米/秒,气温常在摄氏零下30度至摄氏零下40度之间。珠峰的天气变幻莫测，一天四季，时而晴空万里，时而冰雹交加。同时，冰山上的暗冰裂隙、冰崩雪崩、冰雹等也随时威胁着项目的顺利进行。这些恶劣因素带来的不只是运输、施工和后勤保障上的考验，更是珠穆朗玛峰与人的意志以及生存能力的直接对话。正是在这里，中国移动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基站，成就了世界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

中国移动珠峰网络覆盖工程海拔6 500米基站的成功开通，标志着全球最高的基站建成，必将被载入世界移动通信史册。

我的第一推荐

2007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高级记者克莱·钱德勒（Clay Chandler）来中国移动采访。在向他介绍了公司的发展状况后，他问我：“如果我们要去中国移动的工作现场参观，你的第一推荐是什么？”“农村通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钱德勒先生和他的同事在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云南山区农村参观和采访。我在此引用钱德勒先生采访后发表在《财富》杂志上的报道片段，从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眼中，网络给山区农民带来的变化。

吾竹比是一个云南深山只有约250户人家的小村庄，靠近西藏。直到去年，吾竹比只有少数家庭拥有手机，而且打电话的人为获得无线信号，得跑到几英里[1]外的山顶上。但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年3月，中国移动在附近山顶上设立了一个基站后，数百名居民购买了手机。

何万勇，吾竹比村39岁的村长，为手机在他偏僻的村落中改变生活的速度感到惊奇。现在，当他想召开由村里20名成员组成的村委会会议时，只需要打打电话或者发发短信。回想起没有无线通信的时期，他需要花整整一个上午，步行挨家挨户地通知。何万勇同时兼任村里的杂货商和药剂师，中国移动信号塔的到来使香烟进货和药品分发更为方便。他说：“要完成所有我现在做的事，以前需要三头六臂。”

吾竹比的北部，高耸的虎跳峡远处，居住着藏族同胞。他们住着简陋的房子，穿着个几世纪以来依然如故，现在他们把手机看做宝贵的工具。在小小的达拉村里，居民使用手机追踪野生松茸蘑菇的价格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他们从日本游客那里得知松茸蘑菇在东京可卖到1 000克数百美元。但在手机到来之前，当地人受那些在价格上欺骗他们的蘑菇商贩摆布。有了手机，他们就可以用移动电话了解价格了。达拉村的村长农布七林说：“一天内蘑菇价格波动很大，可能早上每千克卖200元，但到晚上就卖500元。你真的要知道什么时候卖出最好。”

达拉村位于一个人口稀少的县城中心附近。十多年前，为了吸引游客，这个县改名为香格里拉。深蓝色的天空，崎岖的地形，毗邻西藏，这一切都能唤起人们的想象——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93年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隐没的天堂。如今，这里一眼望去，基站天线星罗棋布，即使在香格里拉，也没有什么地方中国移动的潜在客户会收不到信号。

这一切使牦牛放牧——该地区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达拉村边上数千英尺[2]高的山脊上有一个临时木屋，73岁的牧民侬努和71岁的妻子西扎就住在那里。侬努说，他们用移动电话告知山下的家人他们需要什么，告诉他们已经收集到足够的牦牛奶，并在牦牛迷路时提醒他们。3年前，在山顶还没有中国移动信号时，侬努的孙子每两天就要艰苦跋涉两小时上山看他们。现在他们5天来一次，但最近间隔时间逐渐变短——似乎侬努和他的妻子打了太多电话，电池几天就耗完了。这就得叫人上来取电池，下山充电，再上山把电池送上来 (中国移动表示它正在开发一种太阳能电池充电器解决该问题)。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在河北省怀来县的一个村里，见过一个用大棚种植黄瓜的农民。我看他拿着一个手机，于是问他手机对他有什么用处。 他当场用手机查询了当天北京、天津和石家庄各个农产品市场的黄瓜价格，并告诉我，以前，在没有条件获得蔬菜市场行情的时候，即便在怀来县这个距上述大城市只有上百公里远的地方，黄瓜的收购价格也几乎完全是由中间商人决定的，菜农们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一直迫切希望能够随时了解外地蔬菜市场的行情。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5年冬天去湖南郴州一个偏僻农村的经历。这个村的村民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话，因为这里从来没有电话网络覆盖，在我们去的前几周，村里刚开通了移动电话服务，我们到那里检查网络覆盖情况。当我们结束工作，一行七八个人集体乘车离开村子，越野车在崎岖小道上摇摇晃晃地前行时，车中有人突然指着车窗外大喊：“快看！”只见路边一间简陋的农屋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正拿着手机很投入地在打电话，同车的人都很兴奋，差点要鼓掌。蓝蓝的天空，绿油油的农田，简陋的农屋和一个正在用手机打电话的农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电信工作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美的图画了。这幅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2008年秋，我去重庆了解农村通信情况。移动网络覆盖农村后，我们不仅向农民提供话音通信，而且建立了以移动网络为基础的名为“农信通”的农业信息系统。

“柑橘产业覆盖重庆十几个区县，现有30 000多个果农通过手机获取柑橘种植信息。”

“花椒产业覆盖重庆5个区县，现有20 000多个花椒种植户通过手机获取花椒种植信息。”

“生猪饲养是重庆重要的畜牧产业，现有20 000多养猪农户通过手机获取有关生猪饲养的信息。”

我看了一条重庆忠县柑橘管理部门通过“农信通”平台发给果农的防治病虫害的短信。“近期需防治网纹棉蚧、矢尖蚧、绣壁虱、红蜘蛛。请用生物农药‘果圣’稀释800～1000倍喷洒。”

简单明了，直接发给每一个农户。

[1]1英里＝1.6公里。——编者注

[2]1英尺＝0.3米。——编者注

低成本策略与反向路演

成本控制在农村的移动通信营销中是非常重要的。以移动电话业务营销为例，中国移动在各个大小城市都有大量的营业点。在大型旗舰店里不仅提供各种移动业务服务，而且还有各项新业务的演示；在星罗棋布的小型营业点，为客户提供移动通信各类服务项目，包括出售手机充值卡。但是在农村地区，特别是在一些偏僻的山村，为了降低成本，我们不可能设立大量的专业营业点，最普遍的方法是委托村里的小商店代理经营移动电话业务。我曾到过湖南和广东交界的一个山区，访问了山村的一家小店。

这是一家经营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店，店面很小，大约只有十几平方米。自从有了移动电话覆盖后，小店代营了村里的移动通信业务，从SIM卡出售到手机充值，各种基本业务都能受理。小店没有电脑，店主利用手机通过空中下载（OTA）的方式为手机用户进行空中充值。店主40来岁，我问了他几个移动通信业务方面的问题，他都能答出来。中国移动当地公司的总经理告诉我，在农村，大部分地方都采用这样的代理营销方式。农村地区最普遍的营销广告是墙体广告，大字写在墙上，一目了然，成本很低。

为了让分析师们亲身感受农村通信的实际情况，我们曾在2006年秋天邀请了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花旗、瑞信、瑞银、德意志银行等各大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共30多人直接到农村参观，在现场做实地考察。我们请分析师们参观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农业大省，并将这次活动称为“反向路演”。

这是中国移动首次在农村地区举办反向路演，我对这次反向路演是很有信心的，相信能够用事实来说服分析师。但是，这30多位不同国籍的分析师是第一次到农村，我不知道他们能否适应农村的环境。我事前反复交待河南公司的总经理，在去农村实地参观的过程中一定要安排好交通、用餐和休息等各种细节，确保参观访问顺利进行。

等到了村子里，分析师们都感到很新奇。最令他们感到轻松的是参观农村信息机，村长将自己的手机连通到村里的有线广播系统，无论他在什么地方，都能用手机给村民们广播信息。村长对着手机说：“村民们请注意，据气象预报，明天要下雨，请大家做好雨天的各种准备。”四处的大喇叭都是村长的声音。分析师们会心地笑了。

通过实地观察，分析师们了解了农村移动通信的现状，从参观的第一天晚上开始，就不断见到各家银行关于农村移动通信的分析报告。

·美林的分析师发表报告表示，相信该公司未来两年的增长动力来自农村地区。中国目前农村人口达7亿之多，但农村移动通信的普及率却只有12%，对比全国平均移动通信普及率32%，相信农村地区将成为中国移动2007—2008年的增长动力。目前，中国移动在城市及郊区的覆盖率分别达到96.8%、91.6%，根据该公司的抽样调查，农村客户每户每月ARPU为50元，农村市场采取低成本策略，至今毛利保持稳定。美林认为规模至关重要，以中国移动在覆盖及分销方面的能力，其农村市场规模可望提升。

·花旗的分析报告指出，农村市场带来了业务增长机会。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网络覆盖进一步改善，农村市场将是中国移动未来的一个主要增长动力。只要在农村地区坚持低成本策略，相信有助于保持边际利润率的稳定。

扩大农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通信条件，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一些人口十分稀少的最偏僻的山村里，由于使用量太小，而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比较高，尽管企业会在较长时间内很难赢利，但正因为交通条件差，山村的农民更需要现代通信手段，企业有责任帮助他们。但从整个农村市场来看，相信只要坚持低成本的原则，企业仍能将其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这就不仅履行了责任，而且还可以继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分析师们对农村市场开拓的正面评价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信心。

无论住在哪里，都应该拥有手机

移动网络在城乡的普及，正在快速改变着人们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式。我在很多国际会议上经常谈论这么一个观点：由于有了网络，手机延伸了人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等器官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不论他居住在何处，都应该拥有手机。

无线网络穿越了平原大川、崇山峻岭，让人们无拘无束地沟通。网络帮助人们实现沟通，网络正在填补数字鸿沟。用信息去帮助贫困地区的人尽早脱离贫困，用信息帮助农民加快走上致富的道路。

我们说要建立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就是要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与其他人保持沟通。更进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数字生态系统，就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这个系统将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有一次，我与同事驱车行驶在戈壁滩上。茫茫戈壁，一望无际，车子开几个小时也看不到什么东西。有时，会远远地看到一片绿色的树和水，但是开了很长时间还是到不了，原来，这是幻觉。突然，远处看到一个铁塔。一会儿，我们开到铁塔前，发现那竟是真的。有铁塔，有基站，用太阳能供电，为驾车者提供通信。茫茫戈壁上的基站使我们一行感到惊喜，感到欣慰。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铁塔，构成了无处不在的网络，让人们享受通信的快乐。当然，这戈壁滩上的基站和铁塔，也凝聚着中国移动建设者们的汗水和辛劳。

经营之思
大企业者,非谓有大规模之谓也，有大贡献之谓也。

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

我出生在城市，并在城市长大。1968年高中毕业后，与那个时候的大部分中学生一样，我去农村插队落户。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明白“插队落户”这个词的意义了，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个很流行的词汇。

当时，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是生产队，“插队”就是成为生产队的一个成员，“落户”就是把户口关系都迁入生产队，真正在农村扎根。

1968年杭州一中的毕业生下乡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一是去黑龙江，二是去浙江农村。去黑龙江的又可选择兵团、农场和插队，而去浙江农村的，都集中在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县分水地区的几个乡插队落户，我选择就近去浙江农村，1969年1月，我来到桐庐县合村乡大琅村，成为一个插队落户的农民。

通常人们总以为，与寒冷的东北农村相比，南方农村条件比较好，其实20世纪60年代末的南方农村生活也是很艰苦的。

参加农业劳动，对城市知识青年来说，是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炼。我们要过的第一关是挑担。大琅村地处丘陵地区，道路狭窄，不能用车，扁担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下田要把秧苗、肥料等肩挑过去，收工要把稻谷、麦子、红薯等肩挑回来。我们下乡知青很佩服当地的农民，他们有的能肩挑200多斤的担子。当地还经常以“能挑多少斤”作为评价壮劳力的一个标准。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说，这个人平时能挑180斤，最重挑过240斤；那个人平路挑200斤，山路挑170斤。

挑担用的扁担也很讲究。许多地方是用竹子做扁担的，但是我们那一带都用硬木做扁担，好的木头可以把扁担的两头削得很薄，形成中间厚，两头薄的形状。当地一位农民帮我从很高的山上砍了一根硬木，我请村里最权威的木匠祝庆师傅用这根硬木做了一条扁担。等扁担做出来，人人都说好，挑起担子时，扁担两头会有节奏地晃悠，这样可以节省力气。我在扁担上面写了“百炼成钢”4个字，不断勉励自己。一年后，我也能挑上150多斤的担子行走在山路上了。

后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在农村劳动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其实，在农村的岁月里，我们也有很多想法，有说有笑，谈天说地，也经常憧憬未来。但是，当我们肩挑100多斤的担子行走的时候，确实什么都不想。我记得，我们生产队通常10多个人排着队挑担行走，中途也要停下来休息几次，但只有排在队伍第一个的人停下来，后面的人才能跟着停下来。挑着重担行走的时候，如果说也在想什么，那就是在想：走在第一个的人，你赶紧停下来，我们好跟着休息一下。

我们大琅村共有17个从杭州一中来的知识青年，我与胡文超、王沪东同学分到第四生产队，生产队为我们在小溪边用泥土垒了一座简易平房，我们三人住在一起。记得门前贴着那时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的对联，上联是：身居茅屋眼观全球，下联是：脚踩污泥心怀天下，进门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

我们过的就是典型的丘陵地区江南农村的农民生活。

要喝水，去小溪里挑。小溪里清澈见底的水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平时洗菜、洗衣服、洗被子也都是在这个小溪里。但是，碰到下大雨，上游会冲下来浑浊的水，这时候，饮水就会成问题。所以，平时尽可能要在水缸里多存一些水。

做饭用的是大灶，用柴禾做燃料。柴在山上就能打，要砍到粗大的木柴，就要去远处的高山。天不亮就出发，傍晚才能回来。拉回家的木柴先要晒干，然后用斧头劈成段，有秩序地堆放在门口。谁家壮劳力多，谁家门口堆的柴禾也多。如果只要细细的茅柴，就不必去远山，在家旁的小山上就能砍到，我们用的自然是以茅柴为主。

大米是主食，由生产队分配稻谷，自己去米厂把稻谷碾成米，稻糠则用来喂牲口。蔬菜是自己在自留地里种的，主要品种是茄子、西红柿、豇豆和辣椒。我们没有养猪，如果要吃肉，得去店铺购买。过年的时候，与其他农家一样，我们也会做一些酱肉，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只有客人来访或有喜庆的事才切一块做菜。我们三人一致决定把酱肉挂在屋内最高的梁上，要取下来很不容易，用增加取肉的难度来减少切肉的次数。我们轮流做饭，每个人的胃口都很好，一次能吃三大碗米饭。

下地时通常穿的是用稻草做的草鞋，这不仅仅是为了节约，更主要的是由于经常在水田作业，下水田时脱鞋方便，另外水田的田埂比较滑，在田埂上行走，穿草鞋能增加摩擦力，避免摔倒。我们嫌穿草鞋麻烦，经常光着脚下地。

南方农村最艰苦的日子是夏天的“抢收抢种”，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收下早稻，种下晚稻。那时没有机械，收割、打稻、拔秧、插秧全部是人工。浙江的盛夏非常炎热，顶着烈日长时间地在田间劳动，确实是对体力的考验。常常是出了一身大汗湿了衣服，很快衣服晒干了，又会出一身大汗。

很多年以后，我去芬兰，在朋友的带领下第一次洗桑拿浴。那是一种非常闷热的感觉，大汗淋漓。朋友问怎么样？我说，与当年在烈日下种田的感觉很像，但朋友无法理解。

下乡三年，农村的磨炼使人终身受益，不仅仅是体力增强了，也不仅仅是懂得农业生产知识了。

在农村吃饭，如果不小心将饭粒掉在桌上了，一定会从桌面上夹起来再放到嘴里。

在农村用水，是从小溪里用木桶一担担挑回来，存在水缸里，用每一勺水都要精打细算。

上山打柴回家，因为疲惫，在路边稍作休息，过路的人会不由分说地挑起你搁在路旁的沉重柴担走一段路，帮助分担。谁家里做了好吃的菜肴，一定会送一碗给邻居，共同分享。

其实，大琅村离省城杭州很近。但是，那里交通不便，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要走半天的山路，特别是通信也不便，那时通信设施很简陋，只有乡邮电所才有磁石式的“摇把子”电话机。我在那里三年，只给杭州家里的父母亲打过一次电话，在乡邮电所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才将电话接通。在江南农村通信都如此，可以想象在偏远的地区，农村通信就更困难了。

今天，当我看到移动通信铁塔耸立在农村高高的山峰上，我会自然想象出农民使用手机时的各种场景，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内心的愉悦和满足。

第3章 让“大象”继续快跑

上市，迈向世界的第一步。每一步都伴随着思维的改变和观念的冲击，每一步都伴随着艰辛的痛苦与成长的快乐，而正是这种冲击和挑战让公司这头“大象”遇强则强。我们用规模创造了品牌的价值，但还远远没有实现用品牌来提升产品的价值。

上市公司管理层必须认真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因为这是投资者的权利。对企业管理层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去平衡和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争取达到共赢的目标，这是一个企业经营中将永远面对的主题。

在施瓦布教授访问中国移动总部时，他说：“当我听到中国移动一个月新增500万用户时，我感到非常震惊，我想，500万，这不就是瑞士电信的用户总数吗？这样快速发展的公司，我一定要请他们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打开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名册，可以看出这些成员企业几乎都是上市公司或是准备上市的公司。当我与众多的CEO们在国际工商理事会上讨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如何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时，我又回想起中国移动上市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境外上市是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第一课，也是中国移动迈向世界的第一步。我有幸作为中国移动管理团队的一员，与全体员工一起，见证已经迈向国际之路的这头大象继续快速奔跑……

对于我国的电信企业来说，国际化的第一课既不是产品出口，也不是对外投资。我认为，从1997年开始的电信企业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举动一下子把电信企业直接地、全方位地推到了国际资本市场，随之带来了自身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境外上市是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第一课。其实，我们在达沃斯讨论问题时用的一些基本语言，许多是先从国际资本市场学来的。

迈向世界的第一步

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正在筹备将浙江和广东两省的移动通信资产剥离出来上市的时候，我去浙江出差（当时我还在邮电部计划建设司工作）。当时，国际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上市前的尽职调查工作。一位我熟悉的浙江邮电同事告诉我，来了一大批穿黑西装的人，他们忙忙碌碌地不知在干什么事。与所有的同事们一样，当时我对资本市场的事也是一窍不通。就在这一年，我们开始面对一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名词，像尽职调查、招股说明书、路演、IPO、主承销商、簿记、存托凭证，等等。

1997年10月，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当时名为“中国电信(香港)有限公司”，在香港和纽约上市，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每一位在中国移动工作的人、每一位中国移动的客户、每一位中国移动的投资者，都能体会到这十几年来中国移动的变化。十几年的磨炼铸就了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网络质量和服务也已具备一定程度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移动。应该说，上市是中国移动迈向世界的第一步。上市后，中国移动成为一家有国际投资者持股的公众公司，中国移动面对的不仅是国内电信市场，同时也经受国际资本市场的考验和国际电信同行的挑战，而正是这种考验和挑战加速了公司的成熟和进步。这种成熟和进步来之不易，每一步都伴随着思维的改变和观念的冲击，但每一个进步，都为公司创造了价值，提升了公司的能力。我有幸作为中国移动管理团队的一员，与全体员工一起，见证已经驶入国际轨道的公司列车，借助列车已有的惯性，继续快速奔驰。旅程中留下了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又引起了许多随想。

经营之思
我们用规模创造了品牌的价值，但还远没有实现用品牌来提升产品的价值。

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

一位很资深的金融专家说，在企业所有的融资方式中，股权融资是成本最昂贵的，因为公司上市后不仅需要向投资者分配红利，还需要披露公司所有的重要信息，并在经营决策中听取投资者的意见，重大决策更需得到投资者的批准。

路演、信息披露、分析师报告、独立董事……这些来自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基本概念对刚刚上市或准备上市的中国企业来说曾经显得那么新鲜又那么神秘。但这些概念在上市后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事情，必须去面对。

记得在2000年6月，当时我在中国联通工作，此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前夕，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去纽约，在万豪酒店，我们与一家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的CEO一起用晚餐。这家公司前不久刚完成了IPO，在饭桌上我们向他请教有关公司上市的经验。

当谈到关于路演的事时，这位CEO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告诉我们说，在纽约路演，你们会面对一大批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他们大多很年轻，就跟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的年纪，他们刚从学校毕业，从来没有搞过电信，但他们会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而你呢，必须回答：是的，我会这样做的，如果你希望他们购买或继续持有你们公司股票的话。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但却形象地表明了一个事实，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必须认真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因为这是投资者的权利。事实上，很多基金经理可直接决定买入、持有或卖出股票，分析师的报告也会对市场起到指引作用。

每一位上市公司的CEO都会有很多关于路演方面的故事，都会有许多关于通过路演的方式及与投资者沟通的体会。随着上市公司的逐步成熟，公司管理层在与国际投资者沟通方面也摸索出一些经验。

特别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体会。2004年，有一次我与当时惠普公司的CEO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女士谈起了2000年与某电信设备制造商的CEO在纽约万豪酒店关于路演的谈话。她听后也哈哈大笑，她与那位制造商CEO很熟悉。大笑过后，她严肃地谈了她的观点。她说，

·第一，面对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各种分析、评论和建议，上市公司管理层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必须明白，是我们在运作这个公司，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们最了解公司。

·第二，投资者也是可以被说服的，管理层的责任是把事实告诉投资者，把自己的计划和想法告诉投资者，我们应坚持不懈地用事实和分析去说服投资者。

卡莉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管理层做决策不能人云亦云，必须以企业和市场的实际为基础来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要主动与投资者沟通，求得投资者的理解和支持。

反向路演

中国移动管理团队除了定期到欧洲和美国进行路演以外，还经常组织“反向路演”。通常，路演都是由上市公司管理团队上门到投资银行或机构投资者的办公室介绍公司的情况，回答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提问。路演的不足之处是分析师和投资者只能听管理层讲公司的经营情况，无法亲眼看到实际情况。为了能够了解实情，有的投资者和基金经理会到中国移动的营业点做一些暗访，然后写出分析报告。为了满足投资者和分析师的愿望，中国移动经常组织投资者和分析师到中国移动进行实地访问，由公司管理团队实地介绍公司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计划，并组织现场参观。业界把这种实地考察命名为“反向路演”。

说起反向路演，也是一步一步地完善起来的。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接待反向路演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情况。

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凡参加过国际路演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记忆：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尖锐的问题、时差、赶路、缺乏睡眠、饱一顿饥一顿……有了自己外出路演的体会，就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管是基金经理还是投行分析师，来的都是客，必须好好接待。在反向路演的第一天中午，公司安排了午宴招待大家。没想到，原定一个半小时的午宴，进行到半个小时，客人就几乎都走光了。只见他们各自找个地方，有的用电脑写材料，有的发邮件，有的打手机，没有一个空闲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收到了各大银行写的最新分析报告。怪不得！从此，接待反向路演，我们只安排自助餐，再也不搞宴会了。

我们曾经就农村移动通信、发展数据与信息业务等专题，组织了多次反向路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信息披露要主动

与国际投资者沟通的重要渠道是信息披露。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显示公司的透明度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管理层的一项基本工作。这里所说的信息披露，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让所有的投资者可以共享公司信息。公司应按规定披露必要的信息，重大信息还必须通过发布正式公告的方式披露。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必要安排足够的时间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见面。为了表现公司的诚意，在分析师会议上及与媒体见面时，不宜使用“无可奉告”、“感谢关注此事”之类的外交辞令。即使是遇到不合适的问题，也不能调侃提问者，更不能对提问者反唇相讥。只要不违反披露原则，管理层必须尽可能地解答各种提问。

多年下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信息披露的流程，每次见面会前，首先要模拟可能的提问，做好答复准备。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要对投资者负责任，让投资者尽可能多地了解公司。我们在发布会上始终强调一个“主动”的态度，为投资者着想，不仅不躲避问题，还要设法主动把信息告诉大家。记得有一次开发布会，我们预先准备了一个问题，觉得此问题很重要，但在会上一直无人问到，后来，我自问自答，结果反应很好，没有人认为此举是“缺乏风度”。

当然，信息披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让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了解公司的重要信息，而不能只对部分投资者发布信息。除了公开的发布会，不可以对个别人进行选择性披露。让我感到满意的是，经过多年的磨炼，公司各级管理层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已训练有素。

完善公司管治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公司必须遵守注册地和上市地的相关监管规定。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公司要按监管要求和国际商业规范，建立公司管治体系。

这些年，凡是上市公司，都会非常重视公司管治。我在刚开始接触“公司管治”这个词时，很自然地把“公司管治”等同于“公司管理”。但实际上，“公司管治”与“公司管理”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公司管治”译自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也有将此译成“公司治理”的。

公司管治的本质是理顺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公司在有效监督下高效运作，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管治体系包含一系列章程、规则、操行守则以及与此相关的机构。公司管治体系设计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激励问题。

一般认为，公司管治可以分为狭义的公司管治和广义的公司管治两个层次。狭义的公司管治，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管治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管治结构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广义的公司管治是指通过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有效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

香港上市公司商会是这样表述公司管治的：

·公司管治指的是一套体系或制度安排，就公司各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决策人（即股东、董事会及执行管理层）的权利及责任清楚划分，通过设立制度及机制鼓励或监控董事会及执行管理层，以优化公司价值及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良好的公司管治对公司、金融市场的健康及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公司管治是公司对其利益相关者表明履行责任之承诺的一个主要部分。就长远而言，良好的公司管治将产生切实的效益。

·公司管治的上述原则，要求公司管理层在机构内以身作则支持公司管治精神及采纳适当的公司架构和政策。作为公司的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展示良好的公司管治行为，教育员工了解其重要性并提供辅导；建立必需的基础架构并培养一种有利于提高诚信、公平、透明度、问责及负责的健康公司文化。

·保护股东的权益并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公司要尽最大努力与股东沟通，为他们出席股东周年大会并在会上提出议项、提问、表达观点、投票及委任代表提供方便。控股股东不得牺牲公司或少数股东的利益，而作出任何只有益于其本身的决定。

·作为公司的领导者，不仅实现股东期望，而且实现道德、社会、环境及人类价值。

·要确保公司为提高财务表现及股东利益所作的努力与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雇员、客户、供货商及普通大众）的需求及福祉的关心并无冲突。要不断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沟通及密切合作，以确保公司对他们的需求及顾虑作出回应。

·确保董事会拥有有效的组成及结构。物色合适人选担任董事会成员，这些人士要有担当、有责任感、有能力及具独立性。制定清晰的提名、选举、委任、续任及评估程序。为董事提供有效的引导及培训、资源支持、所需信息，以及合理和与表现挂钩的薪酬。

·授权董事会为公司设定策略方向并监控公司表现、风险及机遇。董事会通过设立高效的委员会及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授权及分配责任。董事会及其各委员会分工合理，并具有明确的职责及目的，以及可衡量的表现目标，共同为公司的整体利益作出贡献。寻求在董事的遵从职责及表现职责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董事会将监督其掌握信息的程序、财务报告的制定，以及公司披露的水平及透明度。董事会将就重要的公司政策及决策与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沟通并向他们报告，与执行管理层密切合作，以确保财务及其他公司资料的披露均相关、准确、完整及适时。

·董事会将通过适当的监控制度、审核程序、行为指引及员工培训以维持商业道德及诚信。董事会将监督其内部监控制度、风险管理系统以及内外审核程序的设计及有效性，借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出现欺诈、贪污及其他不当行为的可能性。董事会亦制定与公司股份交易（内幕交易）、关连交易、馈赠及款待、使用（滥用）公司财产、利益冲突及反贪污和贿赂有关的行为守则、指引及政策。

·董事会将制定政策，以指导行政管理层的物色、遴选、辅导、监控、评估、挽留及薪酬，并推动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互动及互信的文化。

上述说明，清楚地表明了香港上市公司的管治原则和要求。公司上市前对管理层的培训，就把公司管治作为培训重点，上市以后，中国移动严格按照上述要求开展公司管治。

独立董事，公司管治中的制衡力量

董事会在公司管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在董事会中聘任独立董事是公司管治的重要制度之一。独立非执行董事以外界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董事会的工作，勤勉尽责地监督公司运作，并在重大交易时提出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在提升上市公司的管治水平方面发挥着特别作用。

中国移动的董事会有三位独立董事，一位是香港的实业家，一位是新加坡银行的高管，还有一位是香港的律师。独立董事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在董事会中行使职权。每次董事会前的重头戏是公司管理层向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报告相关工作。提请董事会讨论的有关财务、薪酬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必先经过上述委员会表决通过。独立董事自己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董事会的工作尽职尽责。由于董事工作繁忙，通常需要提前半年与独立董事商量确定每次董事会召开的日期，一旦确认参加，没有一位会缺席。公司在每年的年报上披露董事当年参加董事会的次数和缺席的次数，独立董事对此非常重视，当然，股东们对这项统计更加关心。股东们甚至希望知道每位中国移动的独立董事还在多少家其他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对于兼职较多的，股东们还关心这会不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移动董事会的工作精力。

在香港召开董事会，会后从不安排用餐。平时，公司也不安排宴请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们经常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公司对此也十分重视。

根据公司独立董事的建议，中国移动拨专款设立了慈善基金会，通过慈善基金会开展各类慈善活动。几年来，我们利用慈善基金资助了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并出资5 000万元为万名艾滋病人遗留的孤儿提供教育和生活费用。

这使我想起了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场名为“21世纪企业领导力”的讨论。发言者包括汇丰银行董事长葛霖（Stephen Green）、百事可乐CEO卢英德、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斯·坎特(Rosabeth Kanter)和我。

当时，刚刚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在谈到企业领导力时，与会者对两个大的问题极为关注，一是企业领导要更多地注重实际，而不要空谈理论；二是企业领导要更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几乎每一个发言者都谈了自己的企业是如何开展慈善活动的。

到了台上台下互动时间，有人提问：你们在台上大谈开展慈善活动，开展慈善活动需要花费公司的资金，请问，你们的董事会能够同意吗？

我自告奋勇地回答：董事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中国移动的慈善基金会就是由公司的独立董事主动建议成立的。

第二天，我参加了南非电影《不仅仅是比赛》的发布活动，这是一项与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有关的活动。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与会者跟我打招呼，说很赞成我在昨天大会上的观点。他拿起他的黑莓手机，说twitter上已经有评论了。我看了评论，大意是：中国移动CEO说，尽管开展慈善活动需要资金，会影响投资者的短期利益，但是公司董事会很支持，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是由外部董事主动提出建议成立的。

香港本地股东对于公司的股东周年大会非常重视。在股东周年大会上，股东们不仅行使投票权，而且可以直接向公司董事和管理层提问，也可提出对公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公司为股东参加周年大会提供各种方便。例如，公司提供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间的翻译服务。在场的董事和管理层人员都认真地解答股东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公司股票价格处于下跌状态时，股东会提出许多尖锐问题。有一次，公司在香港万豪酒店举行股东年度大会，一位上了年岁的股东激动地说：“我持有中国移动的股票，股价持续下跌，损失很大。我想問係咪應該繼續等，定話應該無眼屎乾淨盲，當佢一筆勾銷？”她说的是广东话，我听明白了前面一部分，但没听明白后面的。香港同事告诉我，她后一半话的意思是：“我想问是不是应该继续等，还是应该眼不见心不烦，将它一笔勾销？”

我回答，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我不能对公司的股价进行预测，但是我想说两点。第一，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是非常重视股东利益的，我知道，股东们投入公司的都是他们的血汗钱，有的是用来养老的钱，有的是用来为后代提供教育的钱。我们时刻都努力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第二，公司多年来一直快速增长，今天公司仍在持续发展，董事会和管理层对公司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第二天，香港报纸在对中国移动股东大会情况进行的报道中，采用了这样一些标题：“中移动股东炮轰管理层”、“蓝筹股东怒吼”、“小股东怨气重”、“中移动散户狂轰”。我把这些报纸剪下来，并在公司管理层会议上向大家传达，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更增添了一份责任心。

还有一些热心的股东，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一次股东周年大会上，一位年轻的股东一次一次地举手，最后才轮到他提问。他实际上没有提问，只是利用这个机会向管理层提出一项有关手机视频业务的建议。这位股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司风险该不该披露

风险管理也是公司管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搞经营，就会有风险，这是每个企业都必须重视的问题。风险管理就是企业对其在生产和经营中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估测、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各种应对措施，对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的安全保障的过程。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不仅要发现风险，提出应对风险的措施，而且还要把发现的风险及时披露。公司上市初期，当我看到中介机构帮我们起草的披露公司发现的风险报告时，有一种很别扭的感觉。例如，风险披露中指出公司存在“因用户欠款产生坏账的风险”、“因用户增长太快需要不断扩容，出现频率资源缺乏的风险”。我问律师，这些事我们以前就知道，而且都有措施，有必要披露吗？本来投资者不知道，一披露，不是反而让他们担心吗？

一位有经验的律师回答，投资者有权利知道公司存在的风险，特别是在招股说明书中，更应把风险尽可能详细地写出来，同时也要告诉投资者公司会如何应对这些风险，相信投资者会有鉴别能力的。随着公司的发展，对风险管理的意识加强了，对风险披露的意识也加强了。

中国移动的市值较大，这也让香港的股票市场非常关心。香港的报纸把中国移动等几家最大的公司作为分析大市趋势的晴雨表。由于与美国股市存在时差，香港报纸往往用前一天中国移动等几家公司在美国股市的情况，来预测香港当天的股市。这里引用2011年6月13日星期一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

上周五汇丰控股（00005）在美国挂牌的预托证券（ADR）折算收报77.76港元，较本港周五收市价78.75元低0.99元；中移动（00941）ADR折算收报69.32港元，较本港收市价69.85元低0.53元；中国人寿（02628）ADR折算收报26.55港元，较本港收市价26.8元低0.25元。若港股今开市反映蓝筹上周五于美股走势，料恒指今低开240点。

香港《经济日报》每天清晨都有这样的预测。看到这样的文章，总会感到一种很强烈的责任感。

经营之思
与国际投资者沟通的重要渠道是信息披露。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显示公司的透明度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管理层的一项基本工作。

我们没有谈“萨”色变

中国移动也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说到在美国上市，就一定会提到《萨班斯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简称《萨班斯法案》），是美国在安然和世通公司丑闻以后，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出台的一项针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法案。在《萨班斯法案》中，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有两条严格规定：一是要求上市公司CEO和CFO保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财务报告真实可靠；另一条是，要求上市公司CEO和CFO作出与财务相关的内控有效声明。如果出现问题，CEO和CFO将为此承担刑事责任。《萨班斯法案》的实施，使得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披露转向实质性的管制。巨大的压力迫使上市公司高层在公司内部机制和财务控制方面，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建立起基础性和长期性的可监控体系。

《萨班斯法案》在企业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一时间，甚至有点谈“萨”色变的感觉，有的公司为此放弃了在美国上市的计划，也有的外国公司因此而退出美国股市。

我与一家美国公司的CEO曾深谈过《萨班斯法案》这一话题，他的观点与我见过的其他美国公司的CEO很类似。他说，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要CEO来确保任何一个分支机构不出现内控方面的问题，难度巨大。他还说，在目前公司急需研发费用的情况下，公司还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资金给会计机构用于加强内控管理和培训人员，以达到《萨班斯法案》的要求。

2005年10月2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特地为中国移动上市8周年安排了开市敲钟仪式。早晨，我和几位同事去纽约证券交易所参加这一仪式。

对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前只是从电视和报刊上有所了解，由于公司选择在这里上市，这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它。2000年5月，我第一次进入纽交所，当时的CEO格拉索（Richard Grasso）先生带我们参观了纽交所的各个部位。

1792年5月17日，24个从事股票交易的经纪人在华尔街一棵树下开会，宣告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诞生。1863年纽约股票交易所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而坐落在纽约市华尔街11号的大楼是1903年启用的。纽交所股票行市的涨与跌，都会在国际其他股票市场产生连锁反应。

第一次参观纽交所，对纽交所的印象可用“忙碌”两个字来概括。开市的钟声一敲响，交易大厅便忙得不可开交。交易员们边接指令，边完成股票交易，电视台记者拿着话筒在自言自语，文字记者们拿着笔记本穿来穿去。特别令人费解的是，交易员们将用过的记录纸随地乱扔，大厅里遍地是废纸。这里没有大型的电子屏幕，开市敲钟仪式上的背景板，都是用布做的。

2005年我再去纽交所，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交易员们已开始使用电子本来操作股票交易，地面上也不再堆满废纸了，交易大厅里看到的是大大小小的电子屏幕。

开市敲钟仪式之前，按惯例有一个早餐会，2005年10 月21日的早餐会上谈得最多是关于《萨班斯法案》的话题。纽交所的高层希望了解我们作为一家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对《萨班斯法案》，特别是404条款的看法和准备情况。我们的看法有两点，一是对于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来说，实施《萨班斯法案》的难度是很大的；二是既然已在美国上市，我们会尽力按照《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加强内控和财务管理。纽交所的一位副总裁说，他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各类公司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小型上市公司，他们虽然业务简单、管理集中，但由于规模小，他们在执行404条款中所花费的成本在公司整体成本中就会占更大的比例。

当天上午，纽交所内的电子大屏幕上显示了“庆祝中国移动上市8周年”的字样。我和同事们与纽交所的高层一起站在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平台上，9：30，我按下了绿色按钮，开市的钟声敲响了，纽交所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站在平台上，看着拥挤的交易大厅里那些紧张而又忙碌的交易员们和财经记者们，我们都很兴奋。不过，由于在早餐会上谈了那么多有关《萨班斯法案》的问题，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中国移动与纽约证券交易所互相赠送了礼品。中国移动赠送的是一个金属制的鼎模型，我告诉纽交所的负责人，鼎象征着力量，象征着顺利。纽交所送的是“牛熊争斗“的模型，一只强壮的大牛将一只小熊顶翻在地。基座上写着：“中国移动有限公司（CML）上市8周年纪念，2005年10月21日。”看着这个模型，我想，它恰好反映了我们的美好愿望，无论是上市公司股东还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多么希望股票市场永远是“牛市”啊。可惜，现实并不如此。

落实《萨班斯法案》的过程是沉重和艰苦的。但既然承诺了，就必须做到。公司上下广泛发动，对内控工作做了全面检查，并在实质上予以加强，而且开展了全面的人员培训。404条款被认为是《萨班斯法案》所有条款中最严厉的，该条款明确规定管理层应承担设立和维持一个应有的内部控制系统的职责，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上市公司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师都需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作出评价，外部审计师还必须对管理层的评估过程及结论进行相应的审核并出具正式意见。

为达到404条款的要求，我们从上至下制订了内部控制详细目录，保证对交易进行财务记录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将这些制度与内部控制研究机构提供的内部控制框架进行对照，确定是否足够。我们加强了公司的内部审计机构，并聘请独立的审计机构对公司内控系统的有效性进行鉴定和评估。由于强化了内部控制，自404条款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生效后，公司均以零缺陷通过了《萨班斯法案》内部控制评审。

客观地说，加强了内控制度以后，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透明程度，也加强了公司的财务管理能力。

三方利益，应该优先考虑谁

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来说，一个每天都要面对的题目就是，如何平衡投资者、客户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

上市给公司管理层和员工观念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牢固地树立起了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观念。上市十几年了，可以说，这个观念也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并贯穿到了企业经营和决策的全部过程之中。平时，在公司内部为某一个经营策略问题而争论不休时，只要争论的一方提出，“你那样做会在资本市场引起负面影响”，争论的另一方便不得不慎重考虑。

在实践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的观念与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观念已经有机地统一起来。作为一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事实上，在为投资者创造了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增值。

客户是公司的服务对象，为客户服务，并通过我们的服务为客户提升价值，是公司的宗旨。可以说，公司的业绩，公司的效益全部都是来自于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客户对服务的满意程度。客户是公司最重要的资源，离开了客户，资金、技术、网络都将失去意义。在很多场合，当我与国外电信公司、投资银行负责人初次见面时，对方的第一句话往往是：“哦，你们有几亿客户！”

员工是公司的基础，公司的战略和策略都需要员工去执行。正是员工的创新精神和辛勤工作，为客户提供了周到的服务，才会使公司价值提升。公司成长还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

从长远来看，投资者、客户和员工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公司发展了，对这三者来说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三者毕竟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从短期看，或者从局部看，往往会发生利益冲突。就电信公司的管理层而言，我们在资费价格、员工报酬、资本开支等方面，经常会遇到此类冲突，公司的一个举措在短期内往往会对三者利益带来不同的影响。如何平衡不同的利益关系？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哪一方面的利益应该优先考虑？我经常苦苦思索这个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我与IBM的前任CEO郭士纳（Louis Gerstner）先生交往的一些事。郭士纳先生领导IBM公司期间，成效卓著，他是一位十分务实的企业领导人。他曾送给我一本由他撰写并亲笔签名的书：《谁说大象不能跳舞》（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读完此书，我对IBM公司实现历史性重大转折的过程留下了深刻印象。

郭士纳先生非常注重如何将企业文化融入员工的行动之中，如何让员工创造性的工作。在纽约郊区的IBM培训中心，我曾就如何平衡投资者、客户和员工之间的利益问题，当面向他提问。我问郭士纳先生：“在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公司要在投资者、客户和员工三者之间做个排序，您最先考虑谁？”我提问时用了priority这个词，意为“优先考虑”。他想了一下后回答：

不存在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三者都很重要。但如果在做管理决策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一个顺序的话，我首先考虑员工，因为只有把员工调动起来正确实施公司战略，才能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为公司增长创造效益，为投资者创造价值。离开了员工，什么样的战略都是空的！

我当时就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此后不久，我准备去电视台参加一个有关上市公司管理方面的谈话节目，在参加节目之前，我请了投资银行和管理咨询公司的一些熟人讨论节目中可能被问的问题。当讨论到如何平衡投资者、客户和员工的利益关系问题时，我说我准备用郭士纳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时，一位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先生坚定地说：“您不能那样回答，因为，所有有关企业管理的经典教科书上都说，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了。谢天谢地，那次电视谈话节目上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平时，我也在用心观察别的企业领导人是如何来看这个问题的。无论是著作、访谈还是讲演，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尽相同。有优先考虑投资者利益的，有优先考虑客户利益的，也有优先考虑员工利益的。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同企业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

曾有两所香港的大学邀我去做有关企业管理心得的讲座，我两次都谈到了如何处理投资者、客户和员工关系的问题，也讲了前面所说的故事。在一次讲座结束后，有一位香港学生很认真地问我：“那到底优先考虑谁呢？”我回答说，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也不可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对企业管理层来说，最重要的是努力去平衡和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争取达到共赢的目标，这是一个企业经营中将永远面对的主题。

当然，在今天，企业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投资者、客户和员工三个方面了，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重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经营之思
从长远来看，要使公司真正做到基业长青，公司的软实力，包括公司文化，显得更加重要。

软实力也有硬道理

国际资本市场有一套公认的指标衡量上市公司，其中最重要的是上市公司当前和今后的赢利能力。因此，资本市场很关心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利润、资本回报率等财务指标。而国际电信业内还有一套衡量电信运营企业的行业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技术水平、用户数量、网络运行质量、网络的人口覆盖率等指标。中国移动一直把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作为目标，多年来，中国移动通过建立标杆体系，运用平衡计分卡原理，将多项财务、技术、网络运营、服务业务和管理指标做成对标目标，每年都将这些指标与世界上最优秀电信企业的同样指标进行对比，从中发现差距，并提出改进措施。

经过不懈努力，中国移动的各项指标都在持续上升，无论是财务指标还是电信行业指标，都进入了国际同行前列。公司整体实力有了较大提升，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点，通过各类指标的国际排名可以充分反映出来。但有两件事，却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第一件事，《财富》杂志有一个被称为“最受赞赏企业”的排名，这项排名不是用硬指标，而是采用国际化程度、创新、人才、社会责任、管理质量、服务质量等软指标来衡量的。2006年，中国移动在“最受赞赏企业”排名中列电信企业第15位，与我们“世界规模最大的电信企业”目标相差甚远。

·第二件事，WPP旗下的著名市场研究公司明略行每年与英国《金融时报》一起公布“全球最强势品牌榜”，在2006年的排行榜中，中国移动以391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行第四；在2007年的排行榜中，中国移动以412亿美元的品牌价值排行第五。听到消息后，我们非常高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品牌的排位比规模的排位更能说明公司的潜在实力。不过，与WPP的一位品牌设计师进行的关于品牌价值问题的讨论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位设计师认为，中国移动品牌的巨大价值主要来自于中国移动在市场上良好的业绩以及无与伦比的客户数量。换句话说，即使公司的企业品牌换个名字，它的价值也不会改变多少。但是，可口可乐却不是这样，即便是同样的饮料，若换成别的名字，品牌价值将会大大降低。我们用规模创造了品牌价值，但还远没有实现以品牌来提升产品的价值。

这两件事说明的是同一件事。尽管中国移动的整体实力已经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业绩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强大，但是公司的影响力却与世界优秀企业存在很大差距。有人把公司的影响力称之为公司的软实力。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国家实力的时候，往往把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力量等称为硬实力，而把文化、价值观、道德准则等体现出来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称为软实力。以后，又有人将此概念引申应用于企业，将企业的设备、厂房、资金、产量、收入、利润、规模等称为企业的硬实力，而将企业的组织模式、行为规范、价值理念、品牌优势、创新能力、社会责任、人员素质等称为企业的软实力。从上述概念看，企业的软实力可以概括成企业通过吸引和影响利益相关者来支持企业发展的能力。

2006年年初，我第一次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移动通信全球大会。在开幕式大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谈到了当时正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手机短信和彩铃业务。我讲了大年三十人们用短信互相拜年，改变了中国的传统习俗。我举了手机音乐的例子。我说，以彩铃为代表的手机音乐在中国发展迅猛，有一首相当流行的歌曾在6个月内手机下载量超过1 500万次，手机音乐的销售收入已超过了传统音乐的销售收入。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并伴随着惊叹声。与会者中除了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内容提供商以外，还有很多来自欧洲各国的记者。

会后，一位英国沃达丰公司的朋友对我说，你今天的发言在欧洲电信业界的影响会胜过你们收购一家国外电信公司。果然，第二天，许多欧洲报纸报道了中国移动，几乎每篇报道都引用了短信拜年和手机音乐的例子。我不曾想到发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要能够利用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积极介绍自身情况，增强与国外企业的互相理解，有时候这种活动可以起到比直接的商业活动更好的效果。

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印度企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印度的企业家们很注重通过积极参加国际活动提升企业影响力，在世界经济论坛和各种国际会议上，经常能看到印度企业家们活跃的身影。经过多年的磨炼，他们熟悉了这些国际舞台的游戏规则，并利用这些机会扩大企业影响力。对此，我有着深刻的印象，这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2000年，我还在中国联通工作时，参加了一次大型路演，摩根士丹利公司是这次路演的顾问。公司团队到达纽约后，接二连三地参加各种大会小会。通常大型会议在大酒店召开，而一对一的见面会则由公司管理团队上门去对方的办公室，而越是小型会议，他们向公司管理层提的问题越尖锐，从推销公司股票的角度来看，效果就越好。摩根士丹利的人士再三提醒我们，公司的几位主要领导务必参加各种大小会议。他们告诉我们，此前一家亚洲的电信公司在纽约路演，公司高层领导只参加大型活动，让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去参加各种一对一的会议，结果反映很负面。后来，我们知道，机构投资者是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拥有者，由于投资金额大，机构投资者除了要通过报表和分析报告了解公司以外，还希望直接见一下公司管理团队。他们喜欢直接向公司领导人提几个问题，一方面想深入了解公司的战略，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司领导团队管理能力的一种测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要了解一下公司的软实力。

很难说清楚，究竟什么才是软实力，但是软实力却又时时刻刻存在着。就像计算机软件一样，我们平时看不到软件在哪里，但是计算机系统的运行一刻也离不开软件。

其实，一个企业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和员工身上体现出来。企业管理层和广大员工的能力水平，甚至行为举止都可以成为企业软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

有一次，我请沃达丰CEO维多利奥·克拉沃先生参观中国移动深圳客户服务中心。参观结束后举行了一次座谈，克拉沃先生说，当看到1 000多个坐席的客服中心时，他感觉到了中国移动的巨大规模，当看到客服人员在如此繁忙地接待客户，脸上却还带着微笑时，他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震撼。他注意到，在小小的服务坐席中，还有一面小镜子，客服人员随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随时提醒自己。这些客服人员的举止给中国移动加了分。

应该把提升软实力作为公司的一个重要目标，特别是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企业设施得到了改善，企业服务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企业效益不断增长时，更应重视提升软实力。这是因为，客户在获得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希望能得到更多地尊重和理解，希望得到与他们的感受相呼应的品牌，需要体会到品牌所带来的可靠性和亲和力。投资者在关注投资价值提升的同时，也关注环境保护，从而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最关注的是企业能否使他们的才干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是否能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带来机会。合作伙伴则希望能创建一个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氛围。正因为如此，企业需要从关心具体资源延伸到管理抽象资源，而软实力就是企业的抽象资源。

值得高兴的是，在2007年《财富》杂志的“最受赞赏企业”排名中，中国移动在全球电信运营商中已上升为第11位。

在2010年《财富》杂志的“最受赞赏企业”排名中，中国移动位列第10。前10名的排序如下：

1.美国Verizon

2.美国AT&T

3.英国沃达丰

4.西班牙电信

5.英国电信

6.美洲电信

7.日本NTT

8.美国康卡斯特

9.德国电信

10.中国移动

与《财富》全球500强名单相比，这些年，我更看重《财富》“最受赞赏企业”名单。尽管中国移动的排名一直在往前移，但是每年看到新公布的排名时，我还是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盼望着有一天中国移动在“最受赞赏企业”的排名能与公司的规模排名相称。

对于一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的公司来说，管理层需要更加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公司硬实力固然很重要，各种财务指标是资本市场评价公司的主要依据，也是影响公司市值的主要因素，管理层当然会随时关注公司的各项财务指标和生产经营指标。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使公司真正做到基业长青，公司的软实力，包括公司的文化，就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常说要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指一个企业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所持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复制和模仿的能力。软实力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投资自己不懂的项目

资本市场从来没有风平浪静过，特别是经历了那场金融海啸以后，体会就更深了。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当公司上市后，公司领导人就好像长期坐在高速列车里，整天处于一种高速运动的状态，随时需要观察了解车外的情况，甚至连睡梦中都会有这种感觉。多年来，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随时关注股市情况和公司的股价变化。不管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如果超过两小时不看公司股价，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无论在干什么事情，无论出差到何地，我总是不断用手机看实时股价行情。早晨上班进入办公室，第一件事也常常是打开电脑看看前一天晚上纽约的股市情况。

如果说资本市场是大海，那么没有人能知道这海有多深。往往今天还是风平浪静，明天就会变得波涛汹涌。当海啸铺天盖地到来时，往往不会给人留下撤离的机会。

2007年，那时金融衍生品非常流行，甚至是被很多人视为金融改革的产物，是金融创新。那时，不断有银行的人到中国移动推销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产品种类很多，他们给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试图说服我们，把现金存在银行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而购买金融衍生品是一种观念的更新。

最终我们也没有被说服，这不是因为我们懂，而是因为我们不懂。“不投资自己不懂的项目”，我们牢牢地遵循了这条原则。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看到一些企业由于购买金融衍生品而遭受巨大损失时，中国移动的管理团队成员们心里很踏实。那些当初向我们使劲儿推销金融衍生品的银行家又告诉我们，当金融危机到来时，“现金为王”，在危机中倒闭破产的企业如果有足够的现金，就一定能撑过去。

今天，当人们谈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总是要说到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前曾听到过许多公司破产的故事，我在学习工商管理博士课程时，还做过许多关于公司破产的案例分析。但是，当得知雷曼兄弟这样一家不仅耳熟能详，而且我们还有过直接接触的银行破产的消息时，确实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公司虽然没有聘请雷曼兄弟做过具体的项目，但是曾与雷曼的投资银行家们有过多次交往，听过他们对电信企业兼并和收购方面的分析和建议，也阅读过雷曼分析师写的大量关于电信业发展的分析报告。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怎么也无法把“破产”两字与这家曾在企业并购方面战绩显赫的银行联系起来。

经营之思
我们终于没有被说服，这不是因为我们懂，而是因为我们不懂。“不投资自己不懂的项目”，我们牢牢地遵循了这条原则。

百年老店为什么会垮掉

与雷曼兄弟相比，还有一家离我们更近的公司，也不幸在金融危机中倒闭了。这家公司的名字是北电网络。确实，大厦不是顷刻倒下的，北电网络也不是突然倒闭的。

北电网络是一家百年老店，成立于1895年，之后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在20世纪末达到其发展的顶峰，被称为全球电讯巨人。公司股票价格曾达到124加元，总市值为3 360亿加元，占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三分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北电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向电信企业提供固定电话交换机、传输设备和移动通信网络系统。在北电发展的顶峰时期，我曾于1996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去北电考察，分别参观了北电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和美国达拉斯的生产基地，当时，其规模之大、技术之先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我记得，当时北电拥有20 000人的研发队伍，每年的研发投资达15亿美元，确实令人羡慕。

中国移动有多个省公司使用北电提供的移动通信设备。开始，北电设备一直处于较好的状态，后来，公司建设和运营维护部门发现，北电设备在技术升级方面落在别的设备供应商后面了。此时，我们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北电正在快速走下坡路。

2006年8月，北电宣布把3G业务和相关资产出售给阿尔卡特，并称此举有利于北电集中精力做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它将凭借在网络领域的优势和卓越的技术创新能力，引领新技术发展。

北电CEO迈克·扎菲罗夫斯基（Mike Zafirovski）来到北京，在朝阳公园旁边的郡王府与中国移动管理团队见面，本着对用户负责的态度，他向我们通报了北电出售3G资产的情况以及开拓新技术的计划。我刚认识扎菲罗夫斯基先生的时候，他是摩托罗拉的首席运营官。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他是“非典”之后我们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外国公司领导人。2005年，扎菲罗夫斯基临危受命担任北电CEO，在他接手时，北电已是一个烂摊子。

但是此后市场还是不断传来北电的负面消息，北电网络的财务收支状况不断恶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移动邀请国际合作伙伴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扎菲罗夫斯基也应邀来京。他个子很高，身体强壮，是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经常参加铁人三项比赛。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他非常高兴来到北京，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还看了几场比赛。他与我谈起北电的状况，我问他：能挺住吗？他说：能，没问题。

遗憾的事还是发生了，2009年1月14日，北电网络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当日股价只有12加分。

技术方向不明，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执行力缺乏，在剧烈的竞争下，具有百年历史的名牌企业破产了。外部评论、决策错误和管理薄弱，是北电从强盛到破产的最主要原因。

当行业外的人谈论北电网络破产或是类似的电信设备制造企业被收购兼并时，他们只是议论议论而已，而当使用这些制造商设备的电信运营商们听到这种消息时，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些公司破产了，被收购或兼并了，但是这些公司生产的设备还在运营商的网络上运营，不仅这些设备的维护会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设备再也不可能得到技术升级了。当年在采购设备的时候，又有谁会知道这些百年老店也会垮掉？

当然，技术前进的脚步是不会因为个别企业的退出而停止的，一些老牌企业的退出，正好给新兴的制造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技术进步一刻不停，新兴的制造商很快就用新一代的设备替代了退出者的位置。“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正好应了这样的场景。市场是无情的。

经营之思
一个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从强变弱却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战略决策：兼顾当前与长远

大家都说，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内容，决策是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企业的战略决策必须要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但是，一个上市公司的管理团队在市场的众说纷纭之中要真正做到冷静决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上市公司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会引起各方面的议论。特别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投资者们更关注公司的短期利益。如何在决策中平衡好企业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这是每一个上市公司管理团队都要面对的问题。

上市多年来，我已养成了一个经常听取不同投行分析师和基金经理意见的习惯。多听听他们的意见，有利于使管理层的决策更能被投资者所接受。但是，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有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类型的分析师也有不同的观点。

共同基金经理与对冲基金经理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对冲基金通常是采用卖空、杠杆操作、互换交易、程序交易、套利交易、衍生品交易等手段，进行对冲、换位、套头、套期操作。这与我们以前熟悉的共同基金是不同的。对冲基金有一种典型的做法，基金管理人首先选定某类行情看涨的行业，买进该行业中看好的几只股票，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不看好的几只股票。

有一次，我去日本路演，进入一家对冲基金在东京的办公室，一位基金经理对我说，请你用10分钟时间，介绍你们公司与竞争对手的主要区别。一位内行人士事后告诉我，这是典型的对冲基金经理的提问方式。曾有人对我说，对冲基金对公司是没有感情的，不必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对付对冲基金。但我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对冲基金在今天的股票市场上发挥着很大作用。我通常会花很多时间去见对冲基金的分析师和投资经理。

投行分析师的关注点也不一样。就以通信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分析师为例，有的分析师比较注重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分析师写的有关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总体分析报告，介绍技术发展趋势以及这种发展对于各类公司的影响。当然，多数电信分析师关注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发展预期，从而提出推荐的股票目标价。公司披露业绩的时候，分析师往往与公司管理层一样紧张，他们急于要知道自己的预期是否符合实际结果。通常，分析师的预期越接近公司的实际业绩，此后这家银行的分析师报告就越具有权威性。

不管怎么样，多听听分析师和基金经理的意见有好处。但是，企业战略决策，是解决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等重大问题的决策。 战略决策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它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策正确可以使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高竞争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反之，决策失误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因此，企业在做战略决策时，必须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必须以企业的长期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并平衡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作为上市公司，还要努力使决策更加透明，并向投资者做好披露和解释工作。

一个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从强变弱却是件很容易的事，一个战略决策方面的错误就有可能使一家优秀的公司在短时间内垮掉。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教训，对于企业领导来说，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第4章 跨越，心在路上交融

要“走出去”经营，要去经受国际市场的锤炼。当更多人把视角放在单纯的企业经营上时，实际上，从长期来看，一个企业在国外的经营要取得成功，文化的融合才是跨越的关键。

我们“走出去”的道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前面的路还很长，路上充满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通过探索，增加了解；通过实践，积累经验……

有一次，在准备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前，我接到会议通知，邀请我参加一场关于前沿市场（Frontier Markets）的讨论会。当时，我还不太了解前沿市场这个概念。我给主持这次讨论会的CNN主持人安德鲁·史蒂文斯（Andrew Stevens）先生发了一封邮件。我问：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有投资，巴基斯坦是不是前沿市场？史蒂文斯先生答复道：一些经济不发达、市场风险较大、流通性不强的市场都是前沿市场，巴基斯坦是个典型的前沿市场。

我知道，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投资的第一家海外子公司当时只是一块“生地”，一切得从头开始。正如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同事所说，要“走出去”经营，就会碰到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寻找机会，在困难中发展壮大……

谈到电信运营企业“走出去”的问题，在我们耳边经常有两个声音。

一个声音在说，中国移动有经验，有资金，要加大“走出去”的步伐，通过大规模收购和兼并，迅速扩大在国际电信市场的份额。

另一个声音在说，中国国内的电信市场那么大，即便城市市场成熟了，还有广大的农村市场，中国的电信企业有必要到国外去经营吗？

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很少看到一个世界领先的公司只是在国内经营。要成为一个世界领先的企业，光有国内经营的经验还远远不够，必须去经受国际市场的锤炼。

在这两种声音之中，中国移动于2007年收购了巴基斯坦的巴科泰尔公司，建立了中国移动第一家海外子公司，在“走出去”的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

经受国际市场的锤炼

巴科泰尔公司原来是米雷康姆公司的巴基斯坦子公司。米雷康姆公司是一家欧洲公司，在巴基斯坦经营巴科泰尔公司多年，但一直规模不大。中国移动2007年从米雷康姆公司接手巴科泰尔的时候，巴科泰尔只有800多个移动通信基站，所有用户加起来只有100多万户。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从米雷康姆公司购买了巴科泰尔，但买到的其实只是移动通信经营牌照和无线电频率，基本上是一张白纸，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巴基斯坦电信市场是个充分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在巴基斯坦国内共有5个移动通信运营商，而且几乎都是外资背景的。来自中东的电信运营商最早进入巴基斯坦电信市场，并在早期的经营中取得了很大成功。来自挪威的欧洲运营商也是在我们之前进入巴基斯坦市场的。

这是真正的国际市场锤炼。当我们第一批赴巴基斯坦的管理团队到达伊斯兰堡国际机场的时候，我的同事回忆说，一下飞机，第一个感觉就是，一切都与在家里想的不一样。人的模样不一样，语言文字不一样，文化习俗不一样。而我们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生活、学习、工作，迈出中国移动“走出去”的第一步。

巴科泰尔更名为辛姆巴科。辛姆巴科译自CMPak，意为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

从一开始，中国移动就坚持人员本地化的原则，只派出一支精悍的管理团队。今天，当辛姆巴科的员工总数已达2 500多人时，也只有10人是从中国移动派出的，其余全是巴基斯坦本地员工。

接手以后，中国移动从网络扩容、业务支撑、客户服务、营业销售各个方面全面推进辛姆巴科公司的建设，充分发挥了协同效应，不仅中国移动的一些省公司按分工提供了专项支持，许多中国的设备制造公司和系统集成公司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巴基斯坦移动通信市场与中国市场的区别是很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运营商众多，竞争激烈，用户可选择余地大。这点从随处可见的广告上就能看得出来。从伊斯兰堡的机场到市区，沿路看到最多的广告就是移动通信广告，每一家移动通信运营商都在街头竖起了自己的大型广告牌。即使在农村地区，也能看到数不清的移动通信广告，我曾驱车从拉瓦尔品第出发去旁遮普省的古吉拉瓦拉，车沿着公路前行，路边几乎只要有房子就有墙体广告，而最多的又是各家电信公司的移动通信广告。

巴基斯坦的5家电信运营商为了争取市场份额，推出了各种手机套餐，提供各种优惠资费，许多套餐在不同时段实行不同的费率。许多手机用户有多张SIM卡，每张SIM卡都有不同的资费优惠时段，用户根据不同时段的费率，通过调换手机的SIM卡来享用此时段最优惠的资费。

总体上，大众市场占的比重很大，运营商每月从每个用户获取的收入，即ARPU很低，而且市场上供应的手机也大部分是低端手机。

二是运营成本高，税收高。出乎我们的意料，巴基斯坦的运营成本很高。巴基斯坦是个能源缺乏的国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经常出现停电的情况，即使像伊斯兰堡和卡拉奇这样的大城市，停电也是家常便饭。为了确保移动通信系统的正常运营，我们在每一个基站都配置了发电机，一旦停电就自己发电，这样就加大了运营成本。为了防止用于发电的汽油柴油被盗，我们还要在每一个基站都配上保安人员，这样，成本就更高了。

基站选址很困难，好不容易选到了建基站的地方，土地租用协议谈判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价格也高得惊人。

移动通信经营的税赋也高。例如，电信公司每放一个手机号，都需缴纳4美元的激活税给税务部门。这对于用户占有率较高的运营商压力稍轻一些，但对于像辛姆巴科这样的处于快速成长期，需要通过大量增加新用户来提高市场占有率的运营商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三是治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恐怖袭击经常发生。中国移动派往巴基斯坦工作的人员集中居住在伊斯兰堡，在我们的驻地多次听到恐怖袭击的爆炸声。公司去巴基斯坦临时出差的人员，以前常住在伊斯兰堡万豪酒店，原因之一是交通方便，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中餐厅，每天都供应自助中餐。但是，由于外国人集中，酒店大楼又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万豪酒店多次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2008年9月20日晚，一辆装载炸药的卡车在冲向万豪酒店门口后爆炸，造成至少60人死亡、250多人受伤，酒店主体建筑被毁，包括我们所喜欢的那个中餐厅也彻底被摧毁。

每次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领导去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府都会为我们提供警卫，如果驱车外出，通常是前面一辆警车，后面又一辆警车。若途中下车，背着AK47的警察也会一直跟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常驻那边的同事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警卫条件的。

谁都说，在这样的环境下经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没有国际运营经验的中国移动人来说，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巴基斯坦陆地面积78万平方公里，有1.6亿多人口，而且人口平均年龄低，随着移动通信的快速普及，市场需求旺盛，充满了电信拓展的机会。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同事说，要“走出去”经营，就会碰到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寻找机会，在困难中发展壮大。

中国移动收购巴科泰尔公司半年以后，我给全体赴巴基斯坦工作的同事们写了一封信。

各位赴辛姆巴科工作的同事们：

转眼间，中国移动收购巴科泰尔公司已满半年。在过去的半年中，你们先后从公司总部和各省公司被派遣到巴基斯坦工作。在此期间，我和集团公司的各位领导一直在关注着你们。任何有关巴基斯坦局势的变化以及关于你们的消息，都加深了我们对你们的牵挂。

事实上，从辛姆巴科诞生至今，我一直被一种激情所感染，产生这种激情是因为被你们的行动所感动，是为了你们的精神而骄傲，你们不愧为中国移动新跨越征程中的勇士。

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接受派遣命令到登上赴巴基斯坦的飞机，中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长期以来，是无私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进取心促使你们默默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挥泪挥汗。而今天，正是这份责任感和进取心激励着你们欣然受命，勇往直前，踏上前往巴基斯坦的征程，去乘风破浪，去披荆斩棘！

中国移动作为世界级的大型企业，肩负着多重责任，有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更有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改变思维模式，调整企业目标，不仅要努力做好国内市场，也要放眼海外市场，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寻找和发现新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推动企业持续增长，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在巴基斯坦，你们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目前，巴基斯坦又出现了紧张的局势，甚至威胁到你们的生命安全。但我能强烈地感觉到，你们的无畏精神和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相信你们能抓住机会，快速应变，勇于创新，尽快成为具有全球视野和胸怀、具有国际沟通能力和适应不同环境工作的国际化人才。让我们用事实告诉世人，中国移动不仅能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而且也能在全面开放、竞争异常激烈的环境中从弱者变为强者。请记住，在任何时候，整个中国移动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辛姆巴科的同事们，你们是中国移动历史性篇章的开创者，企业“走出去”的征程将永远留下你们深深的足迹；你们是中国移动核心理念的传承者，“责任”与“卓越”的火炬将由你们之手焕发出新的光辉！

王建宙

2007年7月5日

首批赴巴基斯坦的同事们克服了各种此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在巴基斯坦开始了中国移动的国际拓展事业，也开始了他们自己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国际市场上的奋斗经历。

2007年下半年，公司决定在美国和英国成立代表处，人力资源部在选派代表处人员时，首先考虑从已经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员工里选。但是，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辛姆巴科公司很困难的时候离开巴基斯坦，人力资源部只能另选他人。

有一位员工给集团公司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感谢领导关心。我在此地生活条件艰苦，还连累了我老婆。但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我要珍惜机会，与大家一起奋斗。”看到这样的员工来信，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可以面对新征途上各种各样的挑战。

经营之思
要“走出去”经营，就会碰到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找寻机会，在困难中发展壮大。

Zong，属于我们的国际品牌

其实，辛姆巴科的前身巴科泰尔在巴基斯坦移动通信市场上已经经营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是小打小闹，形不成规模。由于网络覆盖面小，用户规模小，巴科泰尔在移动通信市场上的形象和品牌都不好。辛姆巴科公司成立后，巴基斯坦本地员工强烈要求公司建立新的品牌，改变形象。

中国移动总部大力支持辛姆巴科要求建立新品牌的想法，并决定借此机会，建立中国移动的国际品牌。这个品牌先在巴基斯坦使用，以后，随着公司国际业务的拓展，在更多的地方使用。

中国移动此前已经有了“全球通”、“神州行”和“动感地带”三个客户品牌，得到了用户的广泛认同。但是这三个品牌是为了适应国内市场的需要，满足国内不同类型的消费者需要而建立的。随着国际市场的拓展，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合国际市场的中国移动服务品牌。

中国移动总部市场部请来了WPP旗下的一家品牌咨询公司，在讲明了我们的意图后，双方一起提出了各种方案，然后再逐步删选。

咨询公司确实很内行，一位总设计师提出，中国移动国际品牌的设计目标是，要设计出一个既有公司特色，又能为世界各地用户所接受的品牌。她举例说，日本的一个品牌SONY就是一个类似设计，人们一看到这个品牌，就觉得体现了亚洲的特点，但是在发音上又易于被各地的用户所接受。我们也很赞同这种设计思路。

反复删选后，最后还剩下两个：Zong和Zitan。Zong取自“中”，为了更容易发音，将Zhong改为Zong，单音节词；Zitan取自“紫檀”，双音节词。

方案出来后，我们请了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人进行评价，结果大多数人选择Zong。公司决定将Zong作为中国移动的国际品牌。

2008年4月，中国移动在伊斯兰堡万豪酒店进行国际品牌发布大会。时任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主席的马利克先生到会祝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罗兆辉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气氛非常热烈。

次日，伊斯兰堡、卡拉奇、拉瓦尔品第、拉合尔等大城市都出现了Zong的大幅广告，电视台也开始播放Zong的广告片。

伴随着新的品牌，一个大规模的促销活动开始了。那几天，辛姆巴科各营销点人流如潮，早晨店门还没有开，门口就挤满了人。有同事把当时人群蜂涌般挤进营业厅的情况摄录了下来，今天再拿出来看这段视频，仍感到激动人心。

中国移动新启用的国际品牌Zong被巴基斯坦的消费者接受了，我们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了。

就在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发布国际品牌的2008年4月，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Pervez Musharraf）来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论坛举行的一次大型宴会上，我见到了穆沙拉夫总统，他祝贺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的经营取得进展，并说，你们的Zong品牌推得很成功，最近这段时间，打开电视机就见到Zong的广告，印象非常深。

Zong发布时的第一个广告片确实拍得很好，无论画面还是音乐都很吸引人，我非常喜欢。

2008年下半年，香港城市大学聘我担任兼职教授，并请我给学生们谈谈有关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在谈到公司的国际拓展战略时，我讲述了中国移动收购巴科泰尔公司的情况，并在大会场里播放了Zong的广告片。我说：我知道，在学校做讲座，放映公司的商业广告是很不合适的。但请原谅我，因为我太喜欢这个广告了。

此后，我有机会几次见到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Asif Ali Zardari)和总理吉拉尼(Yousuf Raza Gillani)，他们也很认可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经营，同样对Zong有很深的印象。

文化的融合，制胜的关键

说到企业的对外投资，人们通常关心的是经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从长期来看，一个企业在国外的经营要取得成功，文化的融合更加重要。

到国外企业进行短期的访问、考察和参观，常常把注意力放在技术、经营和管理方面，即使关注当地文化，也只是会了解一些历史、人文、语言等方面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进入另一个国家进行长期投资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关注文化的融合。赴巴基斯坦长期工作的员工们，在这方面更有体会。他们说，当你与巴基斯坦员工每天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文化的差异性就会渐渐地体现出来，而这种差异性会影响到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次，我去辛姆巴科的卡拉奇分部，听取分部负责人介绍市场和工作方面的情况，并去营业厅现场看望本地员工。听到他们讲到在经营方面的亮点，我总会说：你们干得真棒！这既是表扬又是鼓励。在我连说了几个“干得真棒”以后，在旁边的一位从中国移动总部派往巴基斯坦工作的同事悄悄地说，别表扬太多。他说，有一次，一位巴方员工拿着笔记本来找他说，领导你今年已表扬我十几次了，我每次都有记录，都到年末了，怎么还不给我加工资啊？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些从国内派过去的同事总感到很别扭，甚至对这样的员工有看法。后来，我与中国移动香港公司的经理们聊起此事，香港同事的感觉与我们明显不一样，他们说，员工这样想、这样做其实很正常，当面向领导提出要加薪，也是可以的。

我的同事们慢慢感受到巴方员工的许多优点，例如淡定不浮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是许多巴基斯坦同事的工作宗旨。职责范围内的事，会千方百计地去做好。我多次在伊斯兰堡客服中心看我们的客服代表如何耐心地用英语或乌尔都语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她们那种沉着而淡定的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没有咄咄逼人，没有心浮气躁，只有充足的耐心。这对于我们一些已被职场追逐功利的压力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年轻员工来说，实在值得去做一些对比思考。

我曾给来中国移动管理学院进行短期培训的辛姆巴科巴基斯坦员工上过课，我与他们讨论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中国移动根据多年的文化积累，提出了“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公司核心价值观。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突出了“责任”和“卓越”两个方面。“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译成英语为：“Responsibility Makes Perfection”，即“责任铸就卓越”。我与巴方员工一起讨论核心价值观，他们非常认同。有一位巴基斯坦员工说，尽管在文化上有些差异，但是对于集团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他们是完全理解的，也愿意将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我们总部派往辛姆巴科的经理们，也带去了一些中国移动的好做法，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电子邮件是当地通行的办公室处理工作的方式，这本是一种很好的网络工作方式。但是，我们的同事发现，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收到邮件后只是把邮件转发出去，就认为已完成任务，万事大吉了。有时候甚至发现，同一个问题反复多次转发邮件，到头来问题仍未解决。在大家的努力下，辛姆巴科建立了责任制度，确保问题解决，提升了工作效率。

激情源于信念

我每次去巴基斯坦，总要去我们中方员工的驻地看望大家。我自己常常被公司干部员工们的激情所感动。

公司派去巴基斯坦工作的干部和员工分成长期和短期两类。长期的一般在巴基斯坦工作3年，短期的一般在6个月以内。长期工作的大多都在管理层任职，短期工作的主要是提供技术业务方面的支持。

近年来，辛姆巴科的董事长兼CEO、CFO等由集团公司派出，首席运营官及各部门总监都由巴基斯坦本地人士担任。

从言谈中可以看出，从集团公司派往辛姆巴科的人员都有共同的信念。一方面大家很珍惜自己在外工作的机会，都想多学习，多积累一些经验；另一方面，大家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认为辛姆巴科是中国移动第一个在国外投资的公司，辛姆巴科的成功与否对于中国移动国际拓展战略的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当地的治安情况，外派员工在业余时间里通常都不外出，但一直待在驻地，生活确实也有些单调。集团各方面都在给他们以大力支持，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经常会给辛姆巴科的同事们送去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各种日常用品，总部工会也经常寄一些最新的碟片，供大家在闲暇时观赏。

外派员工的驻地是在伊斯兰堡市中心的居住区，离公司大楼不远。周围环境还不错，但发生恐怖袭击时，也能听到阵阵的爆炸声。驻地像个大家庭，来自国内的炊事员给大家做饭，我也去品尝过。尽管环境变化多端，恐怖袭击时有发生，在驻地内还是其乐融融。

我见到了从总部市场部调去辛姆巴科工作的吴雅见，在巴期间历任市场部营销策划经理兼IT部高级经理、市场部总经理助理、首席运营官助理等职务。在赴巴基斯坦工作期间，他的女儿出生了。吴雅见的爱人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带着刚出生的女儿思晨到巴基斯坦陪伴了他一年多。小思晨很可爱，也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下班回来逗宝宝玩，给驻地增添了温馨的气氛。小宝宝在居住区小有名气，偶有外国邻居带着他们自己的宝宝来驻地找她玩。

2010年11月，吴雅见结束了在巴基斯坦近4年的派遣任务回国，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在邮件中写道：

巴基斯坦近4年的工作是我最宝贵的人生经历，能够有幸参与中国移动的国际化事业，并积累了最难得的海外拓展经验，接触到以前在国内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如充分竞争的市场、严厉的行业监管机制、全国统一定价体系、携号转网、低成本运营、手机小额转账等，这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上能游刃有余。艰苦的环境更能够磨炼人的意志、锻炼人的品格，海外团队让人感到纯真的友谊，海外生活使我感觉到家的温暖。

我会一直保存这份邮件的。正是他们忘我的工作，使辛姆巴科的面貌一天天在改变。从2009年以后，在扩大了网络规模、改善了网络质量的基础上，辛姆巴科大力开展市场营销，不断扩大用户规模，营业收入也在快速增长，中巴员工士气高涨。

2011年4月，辛姆巴科的用户数突破1 000万户时，辛姆巴科公司人力资源部给每一位员工发了一封祝贺信。

各位同事：

今天我们感到骄傲，公司的用户已突破1 000万户，这是公司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向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每一个人都为此作出了贡献。你们的真诚努力将会使Zong这个大家庭继续去跨越任何可能会出现的障碍，去实现我们所有的目标，去创造辉煌的业绩。

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大家庭”、“一个公司”，我们团结一致，加快步伐去实现我们共同的梦。团结一致，我们使梦想变为现实；团结一致，我们会使Zong以比这个国家任何移动公司都要快的发展速度去实现增长。

我们是如此渴望Zong大家庭的进一步成长，当我们分享这种期待的时候，我们都要拿出自己的行动来。

一起欢乐吧，让我们珍惜这一刻！让我们自豪吧，只要努力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实现！

人力资源部

由巴基斯坦同事起草的这封祝贺信，很感人，我读了好几遍。真的，只要努力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实现。

当然，我们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起步较晚，在巴基斯坦的移动通信运营商中，辛姆巴科至今仍规模较小，在经营方面也仍然有许多困难。但是，公司的网络一直在不断改善，公司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我们的同事说得好，在巴基斯坦确实面临许多在国内时所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只要在海外经营，都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在困难中寻找发展机会，在困难中成长壮大。

经营之思
说到企业的对外投资，人们通常关心的是经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从长期来看，一个企业在国外的经营要取得成功，文化的融合更加重要。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电信行业听得比较多的是“引进”这个词。简单地说，“引进”指的是引入发达国家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产品。先是进口通信产品，然后邀请生产这些产品的厂商来中国投资，建立合资和独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

福建省率先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F-150万门程控电话交换机。据参加引进工作的人员回忆，这项工作从1979年年底开始，在设备选型阶段，先后与富士通、NEC、爱立信、飞利浦等8家厂商谈判，并到日本进行了短期的设备选型考察，之后，按照“技术先进、性能可靠、适应性强、价格便宜”等选型原则，经过多轮技术和商务谈判，当时的福建省邮电管理局在1980年12月24日与富士通签订了引进合同。市话设备于1982年1月30日从日本横滨发货，4月12日安装完毕，11月27日零点正式开通。此后各省邮电系统都派人到福建去参观和学习程控交换机。

为了支持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各省邮电管理局都先后成立了“引进处”或“引进办公室”。先是以引进程控交换机为主，后又扩大到光通信设备、微波通信设备、计算机、电源设备、空调设备，等等。先进设备的使用成为快速改变通信状况的强大驱动力，通信能力出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在引进设备的同时，还派出了工程技术人员去国外厂商那里进行设备操作培训，参加过培训的同事们普遍认为，培训使他们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开阔了眼界。

当时的情况是，市场需求巨大，通信能力不足，引入先进设备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但是，进口设备需要大量外汇，外汇资金短缺是影响进口设备的瓶颈。于是，出现了来自供应商所在国的各种各样的贷款。当时，我在浙江工作，我记得浙江电信企业就用过日本贷款、瑞典贷款、西班牙贷款、加拿大贷款和澳大利亚贷款。这些国外贷款的借款期和利率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必须用贷款购买该国企业生产的设备。

引进的第二阶段是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建立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经过多年努力，大量外资进来了，国际上主要的跨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合资或独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的建立，推进了先进技术设备的本地化生产，有利于降低成本，也可减少购买设备时使用外汇。外资企业还把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带了进来，也让我们有机会通过外资企业来了解跨国公司的管理。

不可否认，这段“引进”的历史，在电信行业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引进来”的同时，电信企业开始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国际化经营”这个词也说得多起来了。

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通常是指企业在本土之外还拥有和控制着生产、营销或服务的设施，进行跨国生产、销售、服务等国际性经营活动。

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国际化是企业有意识地追逐国际市场的行为体现，既包括产品的国际流动，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企业国际化战略是企业产品与服务在本土之外的发展战略，随着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了扩大企业经营的地理领域，许多企业都把目光投向了全球海外市场。

对于制造企业来讲，“走出去”通常指的是产品的出口销售和到国外投资办厂等。对电信企业来讲，除了开展移动电话国际漫游，在海外设立传输连接点等业务方面的项目以外，主要是通过购买经营牌照或收购电信企业的方式在国外开展电信服务经营。

经常有国外媒体问我们，中国国内的移动通信市场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为什么中国移动还要实施国际拓展战略？

确实，国内移动通信市场还有巨大潜力，中国移动会继续把发展重点放在国内市场。那么，为什么中国移动还要制定和实施国际拓展战略呢？

首先，中国移动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已经积累了在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移动通信的经验，我们希望把这些有效的经验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市场中去。我曾考察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电信市场，当我进入了这些市场，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当地电信运营商碰到的困难和挑战，也正是我们曾经或者正在碰到的。

有一次，我和同事去尼日利亚的MTN公司，我们交谈了在农村地区建立移动通信设施的问题。MTN公司的CTO说，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出现了对移动通信的巨大需求，但是，在缺乏电源供应、缺乏道路设施的农村建设移动通信基站实在很困难。这些问题，中国移动在农村地区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时也碰到过，我们介绍了中国移动的做法，尼日利亚的同行们听了很感兴趣。

我们在巴基斯坦辛姆巴科公司实际运用了我们的一些经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希望通过国际拓展，使我们在新兴市场快速发展移动通信的经验能够得到更多应用。

其次，规模经济是电信经营的特点，规模经营能够节约成本，包括减少资本开支和经营开支。在国际拓展中，规模优势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降低采购成本。我们已经把巴基斯坦辛姆巴科公司的网络扩容纳入了集团的集中化采购计划之中，成效明显。

也有人问，你们进入国际市场是不是为了锻炼队伍？锻炼队伍很有必要，但不是目的，国际拓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赢利机会，我告诉中国移动的股东们，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应该包括4个方面。一是扩大市场；二是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三是扩大规模效应：四是找寻更多的竞争优势。

国际上，一些电信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沃达丰通过收购，不断扩大公司的经营地域，子公司已遍布欧洲、亚洲、北美、非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电信运营商。南非的MTN公司，通过收购和兼并，不仅成为非洲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而且成功进入了中东电信市场。新加坡电信也是通过收购和入股，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

经营之思
“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译成英语为“Responsibility Makes Perfection”，即“责任铸就卓越”。

选择最适合的投资方式

从国际上成功的电信对外投资看，方法上各有千秋。

按进入方式分，有购买牌照，从头开始建设网络的，业内称之为耕种“生地”（Green Field）；也有收购现有电信运营商，包括高价收购一些运营状况很好的电信运营商。

中国移动收购巴基斯坦的巴科泰尔公司可以说是两者的结合，当时的巴科泰尔公司虽然已经营多年，但是濒临破产。中国移动收购后拿到的仅仅是经营牌照、无线电频谱和少量的网络资源，实际上是一块“生地”，一切得从头开始。当然，收购这样的公司付出的代价也较低。

从占有股份的份额分，可以分为全资、控股和少数股权三种。

全资是指收购后拥有新公司100%的股权。中国移动有限公司收购的香港万众电话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收购的巴基斯坦巴科泰尔公司，就是属于全资收购。被收购对象又分为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被收购前的巴科泰尔公司是非上市公司，只有米雷康姆一个股东，所以，收购过程比较简单，只要与大股东谈妥了，交易就基本完成。而香港万众电话当时是个上市公司，在收购过程中，与大股东谈妥收购价格后，还要以同样的价格收购公众股东的股份，业内称之为“全面要约收购”（General Offer），整个过程就复杂多了。如果有较多的公众股东不愿意出售股份，公司就无法下市。为了鼓励公众股东出售股份，通常收购价格要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有溢价。溢价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控股经营后带来的协同效应。

控股是指收购后虽然没有拥有100%的股权，但是拥有多数股权，通常占有51%以上的股份，在董事会有足够投票权，并且能控制公司的管理。中国移动目前完成的收购中，还没有这样的形式。

少数股权，指的是收购后只占有少数股权，虽然在董事会可以有席位，但通常无法控制投票结果，当然也不会有管理控制权，不参加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前几年收购的香港凤凰卫视19.9%的股份就属于这种情况。少数股东投资又可分为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两种情况。战略投资是指与被投资的公司有协同效应，投资方与被投资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战略合作来提升双方的价值。而财务投资则只是为被投资方融资，其自身也只关心投资的财务回报，有的财务投资者甚至在董事会没有席位。

这三种持股方式不仅体现在境外收购上，其实，境内投资也不外乎这三种持股方式。中国移动有限公司收购浦发银行20%的股份，就是属于少数股权的持股形式。

中国移动2009年入股浦发银行的时候，曾经引起市场的质疑，有人认为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是“不务正业”。公司管理层反复说明，中国移动入股浦发银行是一种战略投资，双方的战略合作可以产生很大的协同效应。移动通信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具有很好的前景，手机可以成为实现金融交易的新载体。一方面，通过手机联网，可以办理大量的银行转账业务，用手机支付水电费等各种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发挥手机随身携带的特点，将手机作为小额支付工具，在地铁、公交汽车、便利店等直接用手机进行实时支付。移动金融服务不同于像话音、短信那样的通信服务，它已经进入了金融领域。中国移动要开展移动金融服务，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模式，而与金融机构合作，就是一种新模式。我们向投资者说明情况，并通过与浦发银行开展合作的实际行动来说服投资者。同时，我们还告诉投资者，即使从财务角度来说，入股浦发银行在当年就能增加中国移动的每股赢利，提升公司价值。

在少数股权这种投资方式中，也可以由若干少数股东联合起来，在董事会投票前，先统一意见，然后在董事会以相同的意见投票，称为统一投票（Voting Pool），从而达到联合控制公司的目的。这种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对外投资的各种方式，努力寻找投资机会。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学习国际上电信企业在电信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电信企业的对外投资方面，不同企业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战略。特别是关于“控股”还是“非控股”的问题，国际电信企业也有不同的做法。

2010年沃达丰公司董事会决定，公司将把重点放在有控股权的公司，并出售沃达丰在中国移动和法国SFR等公司持有的少数股权。一时间，电信行业和资本市场上展开了有关“控股”和“非控股”两种持股方式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电信企业的收购必须以控股为前提，只有对被收购的企业控股，才能很好地发挥收购后的协同效应。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待不同的被投资企业应有不同的策略，通过少数股权投资的方式先进入，以后再寻找扩大股权的可能性，也是可行的。

新加坡电信在对外投资方面做得很成功，公司的策略是追求区域化合作和现有经营价值的最大化。在地域选择上以亚太地区为目标，充分利用内部资金来源选择能够积极参与企业管理实现企业增值的投资机会。其目标不是做一个短期的财务投资，而是注重长期价值的创造。因此，新加坡电信积极挖掘投资机会的同时，不忘稳中求胜，股权收购比例以循序渐进为指导思想，即始于小规模持股，之后追求双赢，继而追加投资。之所以倾向于能够积极参与到管理和运营的投资是为了实现双方价值的共同提升，而偏好利用内部资金完成收购的原因是降低收购过程中的财务风险。由于新加坡电信选择的投资对象多是看中其长期增长，因此它将海外机构作为增长动力，注重其市场份额和赢利的长期增长。对于可控性较强的海外运营机构以积极的经营策略为主，以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吸引客户，提高品牌影响力。对于可控性相对较弱的海外运营机构，则通过合作开发新业务等方式实现双方长期赢利的共同增长，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追加投资。

关于“控股”和“非控股”的问题，我们与新加坡电信的管理团队曾展开过讨论。他们的观点是，无法就“控股”和“非控股”的问题建立固定模型，必须视具体情况来作出决策。例如，有的国家明确规定外资不能在电信企业中控股，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控股”的可能性。

从我们探索的情况看，“控股”和“非控股”确实不能建立一个固定模式。特别是对于新进入国际市场的运营商来说，先通过少量持股进入，一方面积累经验，另一方面等待机会扩大持股比例，不失为对外投资的一种好方法。事实上，通过少数股权入股的方式，也是可以发挥投资的协同效应的。当然，与一般性的财务投资不同，战略投资项目谈判中必须要坚持在董事会有相应的席位，这样，投资后，虽然不参与日常经营管理，但可以通过董事会参与企业重大事项的决策。

其实，任何一项收购，决定交易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是价格。什么样的价格是收购中最合适的价格？这在MBA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投资银行的财务顾问们所做的估值方案，也只是一种预期，这种估值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很难说有多大的准确性。因为，不仅经营环境是千变万化的，而且像协同效应这样的因素是很难量化成资产估值的。事实上，如果出价低了，资产拥有者没有理由出售资产；如果出价高了，会对收购后的经营带来很大压力。任何收购行为，只有在收购后经过实际经营取得财务成果时，才能说这次收购的价格是便宜还是贵了。当面临一个巨大的收购时，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收购价格的决策将是惊心动魄的。决策的结果会直接决定收购交易的成败，或因出价低而失去收购的机会，或因出价高而造就一次“愚蠢的交易”，或因冒一点险而日后取得巨大的成功。这是信心、气魄、理性、智慧的集中体现！

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外投资充满风险，企业既要有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意志，把握对外投资的机会，也要高度重视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巨大风险。如果说投资都有风险的话，那么在海外投资的风险会更大，毕竟这是一个人地生疏的环境，毕竟不熟悉当地的经济、法律和文化。特别在进入海外市场的初期，这种风险会更大。企业必须从进行对外投资项目尽职调查的第一天起，就要把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对于明知具有不可控风险的项目，一定不能轻易决策；对于可以控制的风险，要有管理风险的对策，并通过实际工作，努力化解风险。

与其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电信公司相比，中国移动“走出去”的道路才刚刚迈出了第一步，前面的路还很长，路上充满了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这些困难和我们以前在国内经营时碰到的困难有相似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不同。中国移动已经确定了对外拓展战略，这是当今中国企业的责任，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通过探索，增加了解；通过实践，积累经验。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迈出新的步伐。

第5章 用“天下的眼光”做“天下的生意”

国际视野的核心不是那些形式的东西，它强调的就是“眼光”。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调的是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企业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仍能在市场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国际化经营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经常与参加会议的跨国公司CEO们讨论国际市场，也与他们一起讨论经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必须承认，我们在国际化方面与这些跨国公司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几年的国际化经营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国际化经营成功的关键，是要有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组成的经营团队，没有这样的团队，再好的战略决策也无法实施……

2011年4月13日，应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邀请，我在中关村文津饭店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与会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商学院院长，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论坛主持人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学系主任杨百寅教授。杨教授曾经多次到中国移动管理学院为中国移动的管理人员讲课，还为在管理学院培训的巴基斯坦辛姆巴科管理人员讲过课。

杨教授问：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给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

我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调的是企业的自身能力，也就是说，当企业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企业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毫无疑问，经济的全球化给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中国移动为例，随着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移动不仅要在国内经营，还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经营。而国外市场环境与国内市场环境有很大区别，中国移动在国内电信市场行之有效的经营经验在国外并不完全适用，公司需要在参与国际市场运营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杨教授问：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目前你最关注什么？

我说，国际化经营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包括资金、器材供应、人力资源，等等。当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天下的眼光

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当今国际化的企业领导有三个特征，一是办公室里要放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二是讲话的时候经常要冒出一些英文单词；三是逢人便推荐一本书，书名是《世界是平的》。

我一边读一边笑，说得太生动了。读后，我对别人说，很不幸，我本人也具备这三个特征。

说到国际化人才的素质，人们往往会说，外语能力是基本素质。实际上，当我们物色国际经营人才时，也往往首先考虑外语基础好的员工。但是，我觉得，国际化经营人才需要具备多种综合素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国际视野。我接触过一些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企业领导人，尽管他们并不一定具备很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但是，经过多年国际化经营的磨炼，他们已具备了很强的用国际化视野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很难说清楚什么叫国际视野，国际视野与企业的经营又有多大的关系？清代商人胡雪岩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这句话形象地诠释了“眼光”和“生意”的关系。

国际化经营成功的关键，首先是正确的战略决策，然后就是要有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组成的经营团队。没有这样的团队，再好的战略决策也无法实施。

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人，首先要对本地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还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文化和历史，了解有不同背景的民族，需要培养自身的国际化素质和能力，能够推广中华民族的光荣文化和传统，使各种不同文化实现交流。除了要有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具有知识的积累之外，国际视野更是一种态度、观念和思维方式及行为规则。要有国际市场意识，还要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胆略，具有宽容理解和互利共赢的心态。

外语能力对于国际化经营来说是很重要的，要掌握好一门外语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外语能力只是一种语言能力，不等于国际化视野。

经营之思
“如果你拥有一县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省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这句话形象地诠释了“眼光”和“生意”的关系。

国际礼仪，简单化，再简单化

国际礼仪也是国际化素质的一个环节。不过，在国际企业界的交往中，礼仪性的程序变得越来越简单，出现了许多既有利于节能环保，又能提高效率的新的企业礼仪。以着装为例，在一些IT企业，管理人员无论平时还是在正式场合，着装都比较随意。有的知名企业家的着装是精心设计的“随意”，有的却真的是随意。我看到过一个跨国公司的CEO身穿西装，打着领带，但肩上却背着双肩背包。这种搭配在着装礼仪上是最忌讳的，但在企业交往场合，没有人会介意这些。以貌取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必为穿着和礼仪花费太多精力。

国际企业间来往书信的格式也趋于简单化。取消那些繁文缛节，尽可能使用最高效的书信联系方式。电子邮件已成为企业间书信联络的主要方式，如果收到国外合作伙伴发来的用词简单的电子邮件，也不必介意，可能邮件是他在旅途中用“黑莓”发的。在企业间的纸质往来书信中，文字也要力求简名扼要。我收到过默多克先生用“黑莓”发的邮件，也收到过马克·扎克伯格用“黑莓”发的邮件，用词都非常简单明了。

联合创新实验室（JIL）论坛是由中国移动、英国沃达丰、美国Verizon和日本软银四家公司的董事长和CEO出席的会议，每次由其中的一家做东道主。会前，由东道主公司的董事长或CEO发出邮件，提出会议要讨论的内容，由其他三家公司的董事长、CEO通过邮件提出修改和补充，两天之内就能确定下来。CEO之间的电子邮件讨论直截了当，无须秘书或办公室人员参与。

企业会议和演讲，也流行短小精悍。当演讲者拿出厚厚几十页的PPT开始讲话时，只会给听众带来“恐惧”。不到万不得已，演讲时不要使用PPT，这样既为自己节约了制作PPT的时间，也能更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要靠观点、靠内容、靠幽默去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以我的体会，国际视野的核心不是那些形式的东西，国际视野强调的就是“眼光”。考虑问题时，要突破局部，站得高，看得远。要随时关注国际市场状况和国际金融状况，随时留意在国际市场上潜在的发展机会。看问题要看得远，树立长远观念，寻找长期发展机会。要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背景，能够吸收不同文化的优点，博采众长。

必须强调的是，建立国际视野的基础，首先是要深刻了解本土、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和历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去开展不同经济、文化间的交流。

与F1结缘的沃达丰

沃达丰是一家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公司。中国移动与沃达丰公司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沃达丰曾经拥有中国移动3.27%的股份。2010年，沃达丰出售了其在中国移动的股份，但两个公司仍然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

沃达丰确实是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公司总部在英国伦敦，但是公司的业务遍及世界很多国家。沃达丰管理人员的国际视野，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与沃达丰的前CEO阿伦·萨林（Arun Sarin）先生一直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我们经常交换一些观点。2005年，阿伦有一次去牛津大学给学生作演讲，他把演讲提纲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记得在讲稿上有这么一段话：“每当我想起这世界上还有20亿人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话，我总是激动不已，这些人都是我们潜在的服务对象啊！”我告诉他，我完全赞同！

2011年2月，在巴塞罗那，中国移动与沃达丰签署了新一轮合作协议。沃达丰CEO维多利奥·克拉沃说，沃达丰和中国移动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移动通信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两个公司的合作，不仅为两个公司的客户和投资者带来好处，而且能够利用两个公司的影响力为促进行业发展作出贡献。

除了开展业务合作以外，我们在人才培训上也进行交流。2006年双方实行了员工交流计划，双方派员工互相交流岗位，通过实际工作进行培训。这个计划效果不错，但毕竟涉及人数太少了。

我们与沃达丰的战略合作一直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的。

沃达丰的国际化经营有许多特点，我一直对沃达丰长期赞助F1赛车的事很感兴趣。沃达丰将体育营销摆在很重要的地位，F1赛车可以说是沃达丰体育赞助的最重要项目。

F1，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是英文Formula 1 Grand Prix的简称。方程式赛车，指的是轮胎裸露在外的单坐席比赛用车，一级方程式赛车是该类比赛的最高等级。Formula一直被译成“方程式”，有人说如果译成“规定等级”恐怕会更贴切一些，因为除了F1以外，按等级不同，还有F2、F3，说成“规定等级1”、“规定等级2”、“规定等级3”，更容易理解。

沃达丰多年来一直是F1赛车的主要赞助商，无论是上一任CEO阿伦·萨林先生,还是现任CEO维多利奥·克拉沃先生都很热衷于F1赛事。与沃达丰的领导在一起，除了谈工作，也经常谈起F1。每逢F1上海站比赛，他们不仅自己来，也热情邀请我们去观看。我本人就是经阿伦·萨林先生介绍，才开始对F1赛事产生兴趣的。

我问过克拉沃先生为什么沃达丰历届领导都乐此不疲地热衷F1赛车。他说，一方面F1是一项现代运动，与信息产业有相似性；另一方面，F1是电视转播最多的运动项目之一，F1的比赛场地分布在不同国家，但每次比赛都在全球范围内转播，这是沃达丰宣传企业形象很有效的方式。

F1赛车确实是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F1不仅是车手间的比赛，也是团队间的比赛，甚至是技术设备的比赛。但同时，F1赛车又是商业气息特别重的比赛，可能与其巨大的商业赞助费用有关。无论是车手还是领队，通常都必须花时间与赞助商的贵宾们见面，即使是在最重要的决赛前夕也是如此。这便成了我们了解F1赛车的极好机会。

我很佩服F1的车手们，我觉得他们是体魄最强健的运动员。F1赛车的驾驶方式使得车手必须经受强大的离心力，这和驾驶一般车辆有天壤之别。赛车手不仅体能状态要优于常人，更要有沉着冷静的分析头脑。我佩服他们，也几乎有点同情他们，按照比赛规定，主要赞助商可以派出代表到比赛场地内观看赛车出发，即使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车手们还在频频与赞助商的代表们寒暄。

赛车过程中，驾驶舱内的温度高达60摄低度至80摄氏度，虽然车手能不断补充水分，但将近两个小时的比赛下来，身体脂肪的消耗及脱水总和将超过4公斤。若是一般人，在那样大量脱水的情况下会造成休克，而F1车手在下车后却还能谈笑自若。

萨林先生经常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比赛规则和分析赛场形势，而且还安排我们与车手见面和交谈。2005年，见了沃达丰当时赞助的法拉利车队的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2007年，沃达丰转为赞助迈凯伦车队，萨林先生又将车手路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和阿隆索（Fernando Alonso）及领队丹尼斯(Ron Dennis)介绍给我。可惜的是，无论2005年法拉利车队还是2007年迈凯伦车队在上海站的成绩都不理想，特别是2007年的上海站比赛，迈凯伦车队的汉密尔顿在几乎要稳操年度总冠军胜券的情况下，居然由于轮胎故障而中途退出比赛。我们都为他惋惜，当然，这并不会减弱我们由萨林先生培养起来的对F1赛车的兴趣。

2008年，迈凯伦车队的车手路易斯·汉密尔顿终于获得F1年度总冠军。后来，在意大利米兰，我们又有机会见到了迈凯伦车队的另一位车手简森·巴顿（Jenson Button）,他获得了2009年的F1总冠军。

经营之思
国际化经营需要各种因素的配合，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管理人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移动钱包，让用户爬到树上用手机

说到沃达丰的国际化经营队伍，我总要提到沃达丰派往肯尼亚Safaricom的前CEO迈克尔·约瑟夫（Michael Joseph）先生。约瑟夫先生出身南非，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工作过，后来被沃达丰派到肯尼亚工作，担任Safaricom 的CEO。Safaricom 是一家合资公司，沃达丰在这里拥有股份。

2010年，我去肯尼亚考察当地的电信运营商。一到内罗毕，同行的朋友就告诉我，Safaricom 在当地的移动通信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他们告诉我两个有趣的故事。一是由于移动通信的覆盖不是很好，有的Safaricom用户爬到树上使用手机；二是连一些与Safaricom 竞争的公司员工都用Safaricom的手机。我对此非常好奇。

朋友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一项由Safaricom推出的被称为M-Pesa的服务带来的故事。

什么叫M-Pesa？M就是Mobile，即移动，Pesa在斯瓦西里语中是“钱”的意思。M-Pesa服务指的就是“移动钱包”服务。约瑟夫先生设计这项服务的目的，是要让没有银行账号的肯尼亚人通过手机实现货币转账。

我在朋友们的带领下，到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看“移动钱包”服务。一位当地农民在一家小店里办理存款，将100肯尼亚先令交给小店营业员。很快，他收到了一条短信：他的手机账户增加了100先令。这位农民通过发手机短信，马上将自己账户里的100先令转到了他在外地的亲友账户里，他的亲友随时可以在当地的小店取出已划入他账户的100先令。

“移动钱包”服务快速在肯尼亚全国推广，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爬到树上去用手机，是因为他必须要汇款给家人；连竞争对手都使用Safaricom 的手机，也是因为要用“移动钱包”。

没有特别的技术，只是使用了在短信系统上开发的应用软件。这项服务被列入了剑桥大学的MBA案例。

2011年，迈克尔·约瑟夫先生从Safaricom的CEO职位上退休，我与他在北京见了面。我们讨论了国际化视野的问题，他说，无论在任何地方工作，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他设计的“移动钱包”服务，正是解决了肯尼亚农民和城市居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小额转账问题，所以深受欢迎。

迈克尔个子不高，话语也不多，但给人精力旺盛的感觉。他现已60多岁，但仍坚持每年参加当地举行的马拉松比赛。我与他约定，下次再来北京，请他到中国移动总部为我们的员工做一个开发新业务的讲座。

国际化视野不是学校里就能培养出来的，也不会因为外语程度的提高就自然提高，它需要通过国际化经营实践逐步培养起来。

我确实觉得我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走在前面了。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员工，明显感觉到他们在不断成熟。这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提高，正是这些员工辛勤工作的结果。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员工，已经开始拥有做国际生意的眼光。

我们去国外考察电信市场，总会抽时间与在当地工作的国内制造商经理们聊聊电信运营市场的情况，他们对当地情况非常了解，提起电信市场和运营商如数家珍。看着他们活跃在国际电信市场上的身影，我是很羡慕的。

与国际媒体面对面

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企业领导人经常需要面对国际媒体。特别是在海外上市的大型企业领导人，更需要通过国际媒体向海外投资者介绍公司的战略和计划，展现公司形象。

我第一次接受国外电视媒体的采访是在2001年。公司披露业绩后，美国一家财经电视台CNBC邀请我去CNBC的香港播音室接受财经主播的电视采访，栏目名为Squawk Box。像大多数财经电视采访一样，这次也采用直播的方式。

那时的CNBC香港播音室条件很简陋，设在一座写字楼内，整个播音室加上办公室面积都不大。那天我们去得很早，还没到正常上班时间，敲了门后等了一会儿，主播匆匆忙忙出来给我们开门。原来主播正在主持节目，他是利用播广告的间隙出来的。主播把我带到主播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在我的右耳塞上一个耳机，然后，赶紧回到主播台继续主持他的节目。几分钟后，主播示意，采访开始了，他在主播室向我提问，我看不到他的人，也没有任何显示屏，但是，我可以用左耳听到他的声音。问答一阵后，右耳的耳机里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是在新加坡播音室的主播向我提问。过了一阵，香港主播进入小屋，竖起大拇指说，采访完成了。由于事先对采访方式完全没有准备，采访过程中我不免有点紧张。

第一次接受英语媒体直播采访，总的说，还算顺利。不过，我对直播还是有疑虑，担心万一说错了，却直接播出去了。

一年后，公司披露业绩，CNBC的Squawk Box栏目希望我再一次接受采访。CNBC仍坚持要直播，我提出，能否事先告诉我要问什么问题。答复说，不行。我又提出，能否告诉我第一个问题。答复说，可以。知道了第一个问题后，我心里踏实多了。

有了两次经验，以后接受英语媒体采访时就变得自然一些。除了CNBC以外，我还接受过CNN、彭博财经等英语电视媒体的采访。

CNN的主持人很有经验，在采访我之前，让我数数，“1,2,3,4……”,这样，一方面可以让音响师调声音，另一方面可以缓解被采访者的紧张心情。他告诉我，这是录制节目，不是现场直播，这样我就更放松了。不过事后我了解到，这种录制方式与我以前在其他电视台接受过多次的录制采访节目不一样。以前在录制时可以聊很多，然后由编辑人员整理剪辑，往往说10分钟，能播两分钟就很不错了。但是，那次CNN的财经访谈，虽然是录制节目，但不作任何编辑，录3分钟，播3分钟。仔细一想，其实与直播也没什么区别。

电视媒体的最大特点是传播面广，往往节目刚播出，就能接到许多电话，评论采访时所说的内容。作为一家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公司，利用国际媒体与公众投资者沟通，也开辟了公司对外沟通工作的新渠道。

我感觉，最自然的还是在达沃斯现场接受采访。每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国际上的主要媒体都云集在达沃斯，随时播出年会中的各种新闻。这些媒体也常常邀请参加会议的人士作现场采访。

电视采访一般都安排在室外，以雪山作为背景，感觉到好像与主持人在大自然里聊天。达沃斯的室外是很冷的，被采访人在外待的时间都比较短，不会感到太冷，而电视工作者们要长时间在室外工作。当我们与主播们握手时，感觉到他们的手是冰凉的，但是对着摄像机，他们一个个都神采奕奕。他们的这种职业精神令人钦佩。

与电视直播的采访相比，接受报纸、杂志等国际平面媒体的采访则稍轻松一些，至少当对记者用英语提出的问题不是很理解的时候，可以请他们再说一遍。

一次，我参加了《财富》杂志在北京金融街黄埔会进行的一次小型座谈会，《财富》杂志的国际总编说，企业领导人敢于面对媒体是他们对自己的企业充满信心的体现。我同意这个观点。

接受国际媒体采访，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媒体通常是不会采用报道“好人好事”的方式来报道任何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报道中出现一些负面的评论，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看到对自己企业的一些负面评论时，完全不必大惊小怪。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文章的内容是正面的，但是故意加上一个负面的标题。为什么？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当然，如果出现与事实不符的报道，那是一定要据理力争的，严重的甚至可以诉诸法律。

面对媒体，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要求媒体对公司的报道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应该能够容忍媒体对于公司的各种评价，包括负面评价。中国移动是香港股市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媒体和公众都很关心中国移动。当公司股价上升时，香港报纸上出现了“中国移动成为引领大市上升的火车头”这样的标题；当公司股价连续下跌时，香港报纸又会出现“中国移动股价走势一浪低于一浪”这样的标题。其实这些标题和评论都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移动的关注，公司管理层应该把这种关注转化为推动公司实现持续发展的动力。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还有责任经常主动地通过媒体将公司发展的各种情况与外部进行沟通。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几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国内的媒体记者，不仅有电视媒体、平面媒体，还有网络媒体。在各种重要的场合，都能见到他们用娴熟的英语采访来自世界各国的与会者。

经营之思
国际化视野不是学校里就能培养出来的，也不会因为外语程度的提高就自然提高，它需要通过国际化经营实践逐步培养起来。

谦虚的力量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中国企业也在一步步地走向成熟。中国移动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一家规模较大的电信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移动要真正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优秀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千万不要陶醉在一时的“名次”和“排位”之中。企业运作不是体育运动比赛，企业追求的是长期的持久发展。有多少个曾经赫赫有名的公司，今天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确应以此为鉴。

要看到自己的差距，首先需要具备谦虚的精神。我经常会收到一些年轻人寄给我的求职信，表达他们想加入中国移动的愿望。看到有那么多的青年愿意加入中国移动，我当然感到很高兴。但有时也觉得有些求职信的表述不是很恰当，读起来感到别扭。例如，

有人说他有特殊的能力，若公司录用定会给公司创造意想不到的财富，不然他会去竞争对手那里，这样就会给中国移动造成巨大损失。一些人看了太多的“就职指南”一类的书，过分注重应聘技巧而忘却了谦虚的品质是多么重要。谦虚不等于没本事。影视作品中的企业家通常都是一付盛气凌人的样子，但现实中并非如此。

印象中，一些国际大公司的领导外出总要带上一大批随行人员，有的还要乘坐私人飞机，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大公司CEO都在提倡简朴式的旅行。我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途中，在飞机上或机场转机时，经常见到一些跨国公司CEO拉着行李箱一个人独自国际旅行，一个助手都不带。

在达沃斯，我与一些跨国公司的CEO会面，通常对方都是由助手负责联系，甚至在见面前的 10分钟还会接到对方助手的提醒电话，我总认为有助手一起到达沃斯了。但是，见面时，往往只有 CEO一人来赴会，他不是不带助手来赴会，而是助手根本没有来达沃斯，所有的电话都是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打的。我曾经问过一位大公司的CEO，为什么国际旅行不带一个助手。他说，我还没有老，我外出旅行不需要别人照顾。

这种简朴式的旅行真值得提倡。

不光是那些资深的企业家，一些年轻企业家的谦虚精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是一位公认的杰出人士，他被《时代》杂志评为2010年年度人物。2010年12月的一天，马克和他的女友进入了中国移动总部大楼，他们没有带一个助手。由于怕路上堵车，他们到达公司比预定时间早了一点，在等待期间就拿出随身带来的书阅读。我们在公司会客室与马克见面，他首先用流利的中文说了一大段话，表示对大家的敬意。他说，他是在8个月前开始学习中文的。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仅是年轻的、有创意的、充满活力的，而且是谦虚的。

与过去比，我们的公司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实力也提升了。但是一方面公司还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提倡勤俭节约；另一方面，即使将来公司更强大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讲排场、搞铺张。

谦虚是一种力量，只有谦虚才能进步，只有谦虚才会成功。企业领导者的谦虚精神会直接影响到员工，当企业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企业领导者更需要以谦虚的精神待人处事，以谦虚的力量去激励企业和员工的进取精神。

社会责任与中国企业声音

在达沃斯，可以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企业的作用。可以说，在世界经济论坛讨论各种全球性重大问题时，总是会有企业的声音出现。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经济组织。大大小小的企业在社会生活中时刻发挥着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市场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可以说，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直接关系着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

企业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直接承担者。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济效益可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人说，企业的实力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一定有一批强大的企业。有一些国家的国土面积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有一批很优秀的企业，这就提升了国家实力。

就以达沃斯所在的瑞士为例，瑞士只有770万人口，国土面积4.1万平方公里，但是瑞士有一大批知名企业。全球的手表名牌几乎都集中在瑞士，使瑞士有“钟表之国”之称。有像雀巢咖啡那样的知名食品企业，还有包括瑞银和瑞信两大银行在内的金融企业。2009年，瑞士的人均GDP达6.6万美元。

企业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企业通过生产和经营活动，不仅创造和实现社会财富价值，而且也是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工具的积极采用者和制造者，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技术的进步。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量的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品都产生于企业，并且通过企业提供给广大消费者使用。

企业积极参与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一些全球性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节能和低碳的推广问题，企业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千方百计地减少企业自身的能源消耗，同时，要通过不断推出各种节能产品供消费者使用，推广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生活。全球生活中存在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如水资源问题、贫困问题、数字鸿沟等，也都需要企业的参与。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12月，应董建华先生的邀请，我去香港参加克林顿基金会举办的全球行动高峰会，会议的主题是环保和社会责任。

参加会议的有各方人士，既有企业家、学者，也有一些影视明星。我参加了其中的一个讨论会，讨论企业如何为环保做贡献，并将其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参加讨论的有来自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的企业界人士和大学教授。

讨论很热烈。我谈了节能减排如何从自身做起，谈了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节能减排，还谈了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使用太阳能为基站供电。我在发言时注意到台下有一些香港的明星。

讨论会结束后，我和随行的人员同时步出会场大门。见到一位明星在会场门口等着我们，她是香港有名的歌星莫文蔚女士。她与我们谈论了讨论会的感想，并说，如果中国移动在履行社会责任、推广环保的行动中需要她帮助，她会很乐意参加的。我们都赞赏她热心环保事业的精神。

克林顿先生与参加高峰会的演讲者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来自中国移动。克林顿问：你们有多少用户？我回答：4.5亿用户。

闭幕会上，按惯例由克林顿先生发表演讲。克林顿先谈了有关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开始以台下的听众举例来说明他的观点。

我坐在第一排中间。克林顿说，这儿有一位中国移动的CEO，他所在的公司有4.5亿用户，他本来没有必要坐在这儿，可以放心地去打高尔夫球。但是，他来了，他与我们一起讨论环境保护问题，这就是责任。

莫文蔚女士就坐在我旁边。克林顿接着说，这儿还有一位歌星，昨天晚上我们听她唱歌，唱得很好，她本来也没有必要来这里参加会议，是责任心促使她来了。一位与会者恰好拍下了这段视频，回北京后，我收到了他通过邮件寄来的视频。

这些年来，伴随着国家的发展，中国企业的实力也在快速增强。在达沃斯等国际舞台，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企业的声音。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仅参与讨论与企业相关的经济和市场问题，也就企业社会责任、慈善事业、节能减排等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的作用。

第6章 选择领先，而不仅仅是跟随

市场是竞争的，市场不会等你，你要随时判断这个车要怎么开。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坚持不断地提供技术领先、创新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保持主动地位。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选择领先，改变自己，才能谋求更大的发展。

当消费者为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而雀跃时，其实企业在这个时刻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这新一轮的技术竞赛中取得主动地位，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当技术改变人们生活的时候，行业的巨变也在发生着，这种巨变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在经营模式之中。

每次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无论碰到老朋友还是新朋友，他们都非常关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总是达沃斯论坛的热门话题，当然，朋友们与我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通信的发展。施瓦布教授曾经说过：“随着互联网的演进，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谷歌化’。今天，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

以手机为载体的无线通信网络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那么，施瓦布教授所说的“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的情景用“手机化”来描述不是更贴切吗？ 在2011年的行业会议上，参加会议的电信运营商领导人，一方面为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而感到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感觉到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电信行业传统的生态环境。对于习惯在传统的环境中处于价值链中心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很幸运，我不仅见证了过去30多年来中国通信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有机会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直接感受到通信的变化及通信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变化无处不在

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

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人工电话交换所，电话进入中国。

在此后很长时间内，电信网络和电话数量以缓慢的速度逐年增长。根据统计资料，直至1982年，中国内地的局用电话交换机总容量是482万门，电话用户总数234万户，其中市内电话用户154万户，农村电话用户80万户。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电话通信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于是出现了电信资源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城市普遍出现了“装电话热”，随之又出现了“装电话难”的情况。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杭州市电信局当局长。我记得，当时工作中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化解“装电话难”的问题。我本人也是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来问“何时能装上电话”。甚至出国考察到欧洲，见到当地华人，也有人反映说，他们有亲人在杭州，能否让杭州的亲人家里早日装上电话，方便他们与杭州的亲人之间联系。

由于严重的供不应求，当时业内有句话，“有能力就有市场”。电信局内部开会，经常讨论的主题是“迅速扩大容量，满足用户需求”。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思索最多的问题，就是“究竟何时才能让市民随时都能方便地装上电话”。

今天，我们的员工想尽各种办法、实施各种优惠吸引用户入网使用电信业务，当我给年轻员工讲当时的故事时，他们感到简直不可思议。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采用各种先进技术，实现了电话网络大规模扩容，此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全面解决了“装电话难”的问题，电话进入了千家万户。

前面说的都是固定电话，其实移动电话刚投入市场的时候，也曾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1987年11月，中国内地第一个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在广东开通，这是中国电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广东当时开通的是TACS制式的模拟移动电话系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刚开始时，尽管容量小、覆盖范围小，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

当时，广东当地报纸是这样报道的：

1987年11月18日，具有80年代国际水平的珠江三角洲移动电话网一期工程竣工，在广州开通使用。

珠江三角洲移动电话网的建设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广州工程，第二期是珠海、深圳工程。广州系统于当年8月开始安装，经中外工程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用3个月时间全部安装调测完毕，交付使用，它标志着广州开始进入立体通信时代。

这次从瑞典引进的蜂窝状移动电话设备，兼备有线电话和无线电话功能，并具有程控电话的一切功能。持机者在约350平方公里有效范围内，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电话，并接受他人来话。它将给人们的通信带来更大方便。人们在汽车上、火车上、轮船上、行走中都可及时传递和交换信息。

目前，广州用户持有的移动电话机还只能在市区使用，待1988年第二期工程完工，实现了广州、深圳、珠海以及港澳联网后，用户就可以通过移动电话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有效覆盖区内，同4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直拨通话。

移动电话进入市场的初期，价格很高，但是仍然供不应求，那时人们把移动电话叫“大哥大”。在我曾工作过的杭州，情况也相似。杭州市移动电话开通初期，《浙江日报》有这样一篇报道：

本报记者今天上午用“大哥大”发回现场报道：记者在刚刚迁至体育场路274号的杭州电信局无线通信营业厅，目睹了现场受理“大哥大”申请的闹猛情况。

三墩胜利印刷厂的周小刚捷足先登，6：30就赶到现场，缴纳2.2万元，成了今天上午第一个办妥申请的人。9：30，一位误寻到武林广场营业厅再赶过来的某酒店个体户，喜滋滋地说：“有了‘大哥大’，以后做生意、跑业务方便多了。”

据悉，该营业厅将现场受理“大哥大”申请1 200户，每天受理50户。到今天上午10：00，当天的50户申请受理已办完。

不过，与固定电话的百年发展史不一样，移动电话供不应求的时间并不长，移动电话出现了跨越式增长。

·1997年7月17日 ，中国内地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 000万户。从1987年广东第一个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开通开始，只用了10年时间。

·2000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立，中国移动的用户数继续快速增长。

·2001年12月，用户总数突破1亿户。

·2006年12月，用户总数突破3亿户。

·2009年8月，用户总数突破5亿户。

·2011年4月，用户总数突破6亿户。

今天，手机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在边远海岛还是偏僻山村，到处都看到人们在使用手机。即使在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上，登山者们也在使用手机。

从1987—2011年，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超过9亿户。移动电话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体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对电信和信息产品的巨大需求；而电信和信息产品的使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又带来了对电信和信息产品更大的需求。

我本人能够直接参与到20多年移动通信的发展过程中，想起来就感到非常荣幸。从事这样激动人心的工作，真是精神上的巨大享受。

用一辈子的时间研究手机

经常有人问我有什么爱好，我回答，其实我的爱好很简单，也很容易满足。以前我最喜欢看到人们用手机打电话，现在我更喜欢看到人们用手机上网。这就是我最大的爱好，无论何时，看到有人用手机，一种愉悦感就会油然而生。

作为业余爱好，我收集了很多人们使用手机的照片。

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坐在国家体育场的看台上，我与大家一起观看各国运动员入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各国运动员入场的队伍中，很多人边走边用手机打电话，他们是如此的兴高采烈，想必是在与家人同步分享开幕式的盛况。奥运会结束后，新华社鲁炜副社长问我是否需要奥运会的照片资料。我说，我就需要开幕式运动员入场边走边用手机的照片。鲁副社长很快给我找来一批这样的照片，有几张是他亲手拍的，如塔吉克斯坦代表团、孟加拉代表团和布基纳法索代表团入场的照片，里面都有运动员用手机的镜头。

奥运会后，我参加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亚洲电信论坛，在发言时，我谈到了电信如何为奥运会提供服务的事，谈了如何在开幕式当晚确保国家体育场内外十几万人使用手机的事，我把我收集的照片演示给大家看，与会的各国同行们都鼓起掌来。

国际化机遇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熟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口号，也一直努力将“放眼世界”作为远大目标。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是把关心国际时事、关心世界大事作为“放眼世界”的具体行动。

随着国家的发展、企业实力的增强，我们感觉到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仅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世界、熟悉世界，还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化的经营中。

有很多国际电信公司希望与中国移动建立合作关系，其中不乏有希望通过中国移动以投资方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中国移动目前是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最大的电信公司。规模是电信经营的一大要素，而规模大是一个电信运营商的重要优势。巨大的规模，一方面带来了公司管理方面的新挑战；另一方面，公司影响力也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增长，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机会。

沃达丰的前任CEO阿伦·萨林先生是中国移动的好朋友。2007年，萨林先生去他女儿正在读书的斯坦福大学给学生作演讲，他鼓励学生们要多关心国际商业社会的变化，积极参与国际商务活动，他说，特别鼓励学生们去中国看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电信业也在快速发展，沃达丰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移动的用户已超过3亿。他断定，今后中国的电信公司在全球电信业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力将不仅表现在经营方面，而且会体现在整个电信行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方面，正像美国的电信公司今天正在做的。有人把有关他的演讲报道拿给我看，后来，见面时，我与他提起此演讲，他说，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想法。

4年以后，在2011年于巴塞罗那召开的全球移动通信大会上，萨林先生所说的中国电信企业的影响力得到了明显体现。大会期间，中国移动召开了一次大型技术推广会，推广TD-LTE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

TD-LTE是由中国主导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这是在TD-SCDMA 3G技术的基础上演进的新技术。TD-LTE增强型标准已被国际电信联盟确定为4G的入选标准。

2月14日，在巴塞罗那Arts酒店，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电信业内人士，由中国移动联合亚洲、欧洲和北美的电信运营商发起的全球TD-LTE发展大会（GTI）在此召开。GTI的发起者包括日本的软银、欧洲的沃达丰、美国的Clearwire和印度的巴蒂等运营商。全球范围内有超过60家运营商、30多家主流厂商，以及多个国际通信组织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成为2011年全球移动通信大会的一个热点。

日本软银的创始人兼CEO孙正义（Masayoshi Son）先生在会上的发言充满激情，他是捧着iPad上台的。他说，自从有了iPad,他再也不用电脑了。而随着iPad这样的平板电脑的普及，数据流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这就需要使用新的网络技术，TD-LTE正好适应了这种需求。软银将加快建设网络，尽早实现TD-LTE的商业化。

为庆祝GTI的成立，会议上安排了一个仪式，由发起者代表向透明塑料制作的G、T、I三个空心字体内倒入蓝色液体。T和I两个字母很快就注满蓝色液体了，G字的容量大，注入得很慢。于是，所有的代表都拿着水壶向G字注入液体。台上台下一片欢笑。

在本次峰会上，来自各国的运营商介绍了各自2011年的TD-LTE商用部署计划。由于TD-LTE具有灵活使用频率的优点，在全球性数据流量爆炸式增长而频率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这个优点特别吸引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提出了推进TD-LTE国际化的倡议，一方面希望世界上更多的运营商来使用TD-LTE技术，另一方面，要实现TD-LTE与FDD-LTE在终端上的兼容，FDD-LTE增强型标准也是4G的入选标准。倡议得到了来自各国运营商和制造商的广泛响应。

TD-LTE市场国际化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地成为现实。由中国移动牵头发起的GTI，将进一步促进TD-LTE的多方国际合作，共同解决TD-LTE发展的关键问题，加速推动TD-LTE实现商用，满足由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对数据流量增长的巨大需求。

经营之思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重大变革促使各类创新时时发生，一些创新甚至可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公司要发展，就一定不能满足现状，要努力适应技术的发展，努力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国际化经营，设备制造商走在了前面

说起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自然会提到华为、中兴等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销售额计算，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国际上的排位大幅提前。看到这种变化，真为他们感到高兴。

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一位设备制造企业领导对我说，公司要生存、要发展，必须把自己的产品销往国外，没有别的选择。而要实现国际化经营，必须要培养一批懂得国际化经营的人才。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年轻员工们的身影。从一开始发挥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到今天具备研发、生产、销售、维护的全面竞争力，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

2005年，我和同事去非洲考察电信运营市场，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见到了一批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员工，他们工作很辛苦，还受到过疟疾等疾病的折磨。他们告诉我，在出国前，他们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去欧洲和北美地区工作，毫不犹豫地选择到非洲工作。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其实很简单，越是通信不发达的地区，越能尽快取得好业绩。以后，我又多次去非洲考察，到过坦桑尼亚、南非、肯尼亚、埃及等地，每次都会遇到中国通信制造企业的员工，我感觉到他们在那儿越干越欢。最近，我看到一则报道，说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在非洲电信市场已占有较大份额。我想，这些业绩，就是那些离乡背井长期在非洲辛勤工作的制造业员工们的成果。长期的磨炼已造就出一批国际化人才，他们尽管年轻，但是已经有丰富的阅历。

今年2月，我从巴塞罗那回北京途中，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在候机室里，正好遇到了一位中国通信制造企业驻非洲机构的负责人，他已完成在外任期，回国工作。他跟我谈了在海外新兴市场工作8年的体会，他说有一次去北非的一个小镇，中午在一家小店吃饭，吃的是当地的大饼，饼上密集地停满了苍蝇，怎么都赶不走，但他闭着眼坚持把大饼吃完。他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在非洲地区工作确实辛苦，但是，每天看到的都是当地人真诚的目光，这种目光令他很感动，这是在商业社会中很少看到的目光。这种真诚也是鼓励他们长期坚持艰苦工作的一种动力。

曾有一位总部在欧洲的跨国电信设备制造商董事长问我，为什么在国际电信市场上中国企业提供的产品价格比他们企业的低，但仍然保持赢利？根据我的知识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为我们的制造企业感到骄傲，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坚持不断地提供技术领先、性能优良、成本较低的产品，那么，这个企业毫无疑问会在市场上保持主动地位。

慢慢消失的电话亭

20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考察电信业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在国外几乎看到什么都感到新鲜，每一位出去考察的同事，利用有限的考察时间，都像海绵吸水那样使劲儿地从国外汲取各种有用的东西。

记得我任杭州电信局局长时，一次去国外一家电信公司考察，参观的时候，我顺便拍了几张公用电话亭的照片。回来以后，正好我们自己也在制作公用电话亭，负责项目的同事听说我有几张国外电话亭的照片，借去做设计参考。项目完成后，同事跟我说，照片很有参考价值。

从此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只要看到电话亭，就拍下来。我拍了许多国外不同城市的公用电话亭照片，放在相册里，给大家欣赏。后来变成一种爱好，出国考察期间都出去找电话亭。

有一回，在美国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专门用于处理紧急情况的应急电话亭，我赶紧请司机停车。司机说高速公路停车是违章，会被罚款。我说，这张照片一定得拍下来，千万帮帮忙。司机最后停车满足了我的要求。后来有同事去洛杉矶，又是这位司机开车，都过去好几年了，这位司机又跟同事提起当年高速公路停车拍照的事，不无埋怨。

又有一次，在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小镇，看到有一排公用电话亭，我很兴奋，拿出相机赶紧连电话亭带打电话的人都拍了下来。不料被一位正在打电话的绅士发现了，刚刚要朝我发脾气，我们一位机灵的同事迅速冲到这一排公用电话前，对着一个电话机，一手拿起话筒，另一手快速拨号，他对这位快要发怒的绅士说，他不是拍您，他是在拍我。

拍电话亭的事，到后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不仅我自己拍电话亭，一些同事和朋友出国也帮我拍了许多电话亭的照片。一开始照片画面上是以电话亭的结构为主，目的是作为新电话亭的设计参考。后来，在电话亭旁也加上了一些背景画面。最后则是以风景为主了，一张风景照片，远处有一个小小的电话亭。我已经收藏了厚厚的好多本公用电话亭照片集了。一次，中央电视台录制《对话》节目时，还借去几本照片集拍摄，作为节目的背景资料。

后来，由于手机的普及，人们对公用电话亭的关注也减少了，在城市街道上已很少看到设计新颖的新电话亭作品了。

早期出国主要是考察和学习，是汲取新的营养。我至今还是认为这种学习和考察对于我们的网络建设和经营，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是很有作用的。

小闹钟中的大学问

随着自身发展，国际交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国企业的影响力正在迅速提高。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年来，我们在与国际电信组织和国际大型电信企业的领导人见面时，他们经常说，中国移动有几亿用户，你们的建议，我们会非常重视的。

一次，我在巴塞罗那与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先生见面，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说到手机操作系统，我提了一个关于Windows Mobile手机操作系统存在的一个小问题。我说的是手机关机闹钟问题。通常，手机设置闹钟后即可关机，到时候闹钟会正常工作。但是Windows Mobile不支持，只能在开机和飞行状态下闹钟才能工作，这给客户带来了很大麻烦。我知道，Windows Mobile手机操作系统是从Windows电脑操作系统演进而来的，电脑客户不会存在关机闹钟的需求，而手机客户却有这种需求，希望微软能重视这个问题，尽快提供关机闹钟功能。我说话的时候，隐约感觉到鲍尔默有一种奇怪的表情，我猜他在想，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初次见面怎么与我谈这么小的事情。事后，他确实与他的同事说了这一感觉，不过，他还是对此事加以了重视。

第二年，他到中国移动总部访问，我们见面时，他说，中国移动有几亿客户，你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微软都会认真对待。于是，他谈了关于手机闹钟的改进计划。他的话使我感动不已。

顺便说一下，关机闹钟这事虽然小，但这里确实有个设计理念的问题。智能手机就像一台小电脑，但是智能手机毕竟是手机，需要保留手机所有的功能，这才会被用户所接受。据介绍，微软新推出的Windows Phone 7 是专为手机设计的操作系统，但愿新的操作系统能够具备手机中应有的各种有效功能，包括关机闹钟功能。

我们以前经常说中国企业要增加在国际行业中的话语权，这是很有必要的。事实上，一方面，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企业自身的影响力有关，另一方面，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企业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活动能力有关。

一个规模大的企业，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但是企业的规模大了，有两方面的效应是很明显的。

首先，规模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指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增加赢利。规模大，有利于专业化，通过细化分工提高效率；有利于集中使用研发经费；有利于降低原材料和运输价格。

其次，规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影响力。这一点，我们有切身体会。

在企业发展初期，当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通常其影响力也在发展初期。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吸引行业较多的关注，在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方面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业界当然也希望能多听到有影响力的企业的声音。

所以说，影响力是与话语权密切相关的。

但是，我们在行业的国际会议上，经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一些规模并不大、原先影响力也不大的企业，这往往是由于这些企业领导人出众的国际活动能力所带来的。由于企业在国际活动中的声音多了，也就提高了企业自身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讲，话语权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影响力的提高。

我在国际企业间的活动中就见到过一些国外企业的领导人，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并不大，但是企业领导人很活跃，频繁地在国际会议上提出各种见解，他们的见解经常会被与会者认可，他们自身也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对中国企业来讲，如何用好企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是企业领导人值得重视的问题。

前几年，我在达沃斯见到一些初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中国企业代表，他们除了参加一些会外的见面活动外，比较少在公开的和闭门的大型会议上发言，也比较少接受国际媒体的采访。别人问他们，他们也往往谦虚地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领导人去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而且在年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11年年会期间，我在达沃斯见到了很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在各种大小会议上都能见到中国企业的代表们在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被安排做大会发言，有的作为听众，通过提问和评论的方式发表意见；也随处可见中国企业代表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目睹这种变化，我感到由衷的欣喜。

经营之思
当企业规模较小的时候，通常其影响力也在发展的初期；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会吸引行业较多的关注，在制定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方面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移动改变生活

当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不知不觉中，移动通信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无论走到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每一分钟都可以与亲人和同事保持联系。如果身边有一部手机，那么长途跋涉时，亲人就在身边，身处天涯海角，也犹如近在眼前。

事实上，手机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方式、学习方式和娱乐方式，手机的广泛使用，还在改变着文化。

手机短信是在2000年左右突然风行起来的，今天，中国移动每天的短信量超过20亿条，每逢过年过节，短信量就更大了。

新年拜年，这是传统习惯。古时“拜年”一词的含义是为长者贺拜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许多新的拜年方式。到了宋代，遇到过年，亲朋好友之间会相互送帖致贺，这就是早期的贺年片。到了明代，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地址，还写上了“吉祥如意”之类的祝辞。

电话进入家庭以后，人们开始使用电话方式拜年，既表达了问候，又节约了时间。随着电话拜年的普及，人们似乎把拜年的最佳时间认定为除夕夜新年钟声敲响的前后。不过，此时此刻，由于拜年电话太集中，电话又往往会占线，使人无法尽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短信拜年，成为人们互相拜年的主要方式。除夕之夜，每一个人都会收到无数条拜年短信，又会发出无数条拜年短信。

“岁月的流逝能使皮肤逐日布满道道皱纹，而我心目中的您，永远年轻。远方的我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朋友是天，朋友是地，有了朋友可以顶天立地。朋友是风，朋友是雨，有了朋友可以呼风唤雨。财富不是永久的，朋友却是永久的财富！祝福大家朋友多多，新年愉快！”

收到这样的拜年短信，给新年增加了更多快乐。

当然，也有许多抱怨。有人说，“短信拜年千篇一律”，有人说，“短信拜年是工业化生产”。每年都有这样的抱怨，但是，每年拜年短信的数量都在增加。

聊起此事，有一位朋友说，手机短信确实少一点情感色彩，但是过去上门拜年，我一个春节只能跑十几家；后来用贺年卡拜年，我每逢新年寄几十张贺卡；现在用短信拜年，我一次发几百条，一些多年不见的朋友靠这种方式又重新建立联系了。

当地球的转速加快1 000倍的时候，生活变了，文化也变了。

这些年来，有关手机与生活如何协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一篇报道是这样说的：

随着手机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手机，手机让我们能随时与亲友联系，工作时，也可借助手机。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是如此的依赖以致无法离开它，一旦没有了手机，“无手机恐惧症”就会发作。

据报道，一个英国机构调查访问2 100名受访者，结果发现53%的人声称当他们手机无电、电话卡余额不足、遗失手机或没有网络覆盖时，便心情紧张、作呕或冒冷汗，估计逾1 300万人患上“无手机恐惧症”。

心理学专家分析，拥有几部移动电话的人是典型的“手机恐惧症”患者。他们拥有几部移动电话，以便能够同时处理几个通话，确保不失去联系。研究显示，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络是人机不离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无手机恐惧症”患者承认，他们会因为无法使用手机与人联系而担心，情况与结婚日前一天、准备迎接新工作岗位或去看牙医所面对的压力水平相当，逾半手机恐惧症受访者更声称他们因此从不关上手机。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许多人一旦没有手机就会感到烦躁和焦虑不安。

为此，有人建议，这些人要少用手机，甚至可停用手机，以防止“无手机恐惧症”的进一步蔓延。不过，更多的人则认为大可不必，只要正确使用手机，使手机与现实生活协调相处即可。

手机延伸了人的五官的功能，只要正确使用，手机就会像我们的眼、耳、鼻等器官一样很好地为人服务。

有许多手机与人和睦相处的故事。

北京市一位使用“市民主页”手机服务的朋友，在2011年6月的一天中，他的手机主页中显示了以下信息：

违章信息：昨天，您在某路段驾车，车速过快，请速缴罚款。

学校信息：您的孩子上午7:28到校，已刷卡；您的孩子下午4:07离校，已刷卡：本周五学校搞活动，请提醒孩子穿校服，带上帽子，按时到校。

水电费：欠缴电费78元，请速缴纳。

他说，他不知道离开了手机，他该怎么生活？

我还听说这样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中，有一位老同志想即兴唱歌，他要唱的是一首20世纪40年代的老歌，曲调还记得，但歌词记不住了。旁边的年轻人拿出手机进行搜索，迅速找到了这首歌的歌词。但是字太小，唱歌的老同志看不清。这也没问题，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一调，字体变大了。其实，即使连歌曲的曲调，甚至歌名都记不住也没关系，只要对着手机哼几句，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就可以帮你找到这首歌。

移动电话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娱乐发生这么大的作用，这在100年前，人们想象不到；20年前，人们也想象不到。但是，今天这种改变已经确确实实发生了。

“神奇”的苹果

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手机的形象，扩展了手机的功能。人们明白了：哦，手机不仅仅用来打电话，还可以用来上网，手机有那么多新的功能！

在众多的智能手机中，iPhone脱颖而出，成为最近几年来最耀眼的明星手机。

当iPod变成iPhone的时候，业内首先引起震动的是触摸式手机屏幕。手机规模化商用以来，在屏幕结构上，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

最早的手机是从固定电话座机演进过来的，手机表面布满了拨号用的数字键盘，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屏幕，拨号时显示数字，这种手机被称为直板机。直板机的屏幕也在不断扩大，但键盘限制了屏幕的进一步扩大。后来，折叠式手机出现了，实现了屏幕与键盘的分离。打开折叠式手机的大翻盖，一面是屏幕，另一面是拨号键盘，屏幕的面积扩大了。此后触摸屏开始出现，但采用的是电阻式的触摸屏，需要用一支硬笔来操作。而iPhone则取消了硬键盘，采用了电容式的大触摸屏，可以用手指直接操作，使屏幕面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非常适合上网。此后，电容式大触摸屏成为新型智能手机的潮流。

移动应用商店又是苹果的一个创造。用户通过手机在移动应用商店购买和下载各种应用软件和应用产品，开拓了一种新型数字产品消费模式。这在非智能手机时代是没有过的，这在桌面互联网时代也是没有过的。短短几年，人们已经习惯到应用商店下载各种应用了。据移动分析公司Flurry Analytics 2011年6月公布的调查，在过去的12个月里，美国人每天花在移动应用产品上的时间，已经首次超过花在用桌面电脑和手机上网的时间。

iPad的问世使得人们向往已久的平板电脑变成了现实。iPad虽然被称为平板电脑，但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大手机。

这一个个的创新就是在短短几年中发生的。史蒂夫·乔布斯功不可没。

我与乔布斯开过多次电话会议，商谈中国移动与苹果的合作事项。2010年，我去苹果公司，有机会当面见到乔布斯先生。

那次，我与随行的同事住在离旧金山机场不远的万豪酒店。那天正好是周末，我们从酒店出发，按约定的时间，前往位于湾区的苹果公司总部。一路上，开车的司机热情地给我们介绍苹果公司，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乔布斯的传奇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看起来他是乔布斯的崇拜者。

我们按时与乔布斯在苹果公司总部的会议室见面，会议室的四周摆满了各种苹果公司的新产品。乔布斯的穿着与平时在照片里见到的一样，高领绒衣、牛仔裤和运动鞋。

双方介绍了情况，谈了合作意向，讨论了技术方面的问题。

乔布斯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热情四射、充满创意。

从苹果公司出来，坐上汽车，下一站是斯坦福大学。还是那位热情的司机。我们在车内一路谈着刚才与史蒂夫讨论过的话题。“史蒂夫？你们刚才见的是哪一个史蒂夫？”司机问：“史蒂夫·乔布斯。”我们回答。“什么？你们见到了史蒂夫·乔布斯，还是在周末？”这位乔布斯的崇拜者似乎觉得难以置信。

潜力无穷的电子阅读

手机最初只是用来打电话的，后来，短信流行起来，收发短信成为手机十分重要的功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又开始流行利用手机阅读书刊报纸。

日本的手机阅读起步较早，早几年，NTT DoCoMo推出了iMode，给手机增添了许多可阅读的内容。有人告诉我，许多日本人坐地铁时，不再拿着报纸和杂志阅读，而是拿着手机阅读。当时觉得很好奇，每次去日本，都要专门去乘坐地铁看看手机阅读的情况，果然如此，每次都能看到许多地铁乘客拿着手机在阅读。

不知不觉之中，手机阅读在各地都变得普遍了。人们阅读的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孕育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巨变。

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都成为阅读的新方式。各种报纸和杂志都有了专供移动装置用的电子版，想看书、想看杂志，不用去书店，不用去报亭，打开移动装置就能下载或者在线阅读。电子阅读既模仿了传统阅读，又有创新。例如，电子阅读增加了搜索功能，又能灵活改变字体大小，甚至还可以把声音和视频接入，这些是传统纸质图书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电子阅读可以节约大量纸张，有利于节能减排。如果我们用电子书取代纸质图书，又可以大量减少藏书柜和书架，减少印刷用的油墨。

电子阅读的发展速度超出预料。人们通过移动装置读报纸、杂志，读小说、看漫画，学生们用电子书取代课本和作业本。移动阅读装置多种多样，手机是最普及的装置。每人都携带手机，用手机阅读，可以最大限度地把各种碎片时间用于阅读。电子书的好处是使用电子纸，没有反光，眼睛不易疲劳。平板电脑则集中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各种功能，可提供各种新颖的应用。电子阅读市场潜力巨大，多种新的电子阅读装置还将出现。我在剑桥大学的IT研发中心参观时，看到研发人员正在开发可以卷曲和折叠的电子纸和液晶屏幕，一旦变成商用产品，一定会深受欢迎。

许多电子阅读的爱好者说，使用移动装置来阅读新闻消息以后，他们反而不习惯阅读大张的报纸了。今天，大力推广电子阅读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了，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

回想一下数码摄影取代胶卷摄影的历史。20年前，我们一定不会想到数码摄影会取代胶卷，但是，今天当我们习惯数码摄影以后，再回想当年使用胶卷摄影是多么浪费资源又是多么不方便。相信若干年以后，当孩子们了解到历史上曾用了那么多纸张去印刷图书和报章杂志时，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当知道我们曾经为了找一本书，需要翻遍书房的每一个书架时，他们也会感到很奇怪。

可喜的是，电子阅读被人接受的速度很快，我看到过五六岁的孩子在灵活地使用平板电脑寻找他们想看和想玩的内容，我也看到过古稀老人在使用平板电脑阅读他们喜欢的文章。业内人士也满怀热情地迎接电子阅读的普及。出版社、报社、杂志社都在快速转型，积极推出各种电子版。

电子阅读，潜力无穷。

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电视台

十几年前，当人们谈起将来会用手机来看电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说到用手机看足球比赛的电视转播，有人说，手机屏幕这么小，连球在哪里都看不见，还看什么球赛。

2005年，当我有机会见到《数字化生存》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时，也与他谈起了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来展示新内容的问题。他说，几十年前，当电视机刚刚问世的时候，很多人说，电视机屏幕那么小，无法与电影相比。但是，电视屏幕虽小，却有自身的优势，人们不用去电影院就能看到各种节目。依靠自身的优势，电视快速发展起来了。今天，手机又具备自身随时携带的优势，凭借这个优势，小小的屏幕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他的话使我深受启发。

初期的手机电视，是用手机转播电视台的节目，手机相当于一台便携式电视机，使人能够在任何地方收看电视节目。不过由于手机屏幕较小，多数人不会用手机看连续剧。手机与电视结合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便携式电视机的作用。IT技术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当不同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许多前所未有的功能。

手机电视的第二步，进入了按需收看的阶段。英文称之为Video on Demand。人们可以不受时间限制，按照自己的要求，点播各种视频节目，包括专门为手机制作的视频节目，还可以对收看的视频节目发表各种评论。也有人称之为交互式电视。

手机视频的第三步，出现了视频上传。人们用手机上的摄像功能，现场拍摄，然后把视频内容上传到电视台或互联网网站。特别是当发生地震、洪灾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在专业电视工作者到达之前，现场的群众用手机拍摄视频并上传供选播。

限于网络的传输速率，目前手机拍摄的视频只能先上传到电视台或网站，然后由电视台选播或用手机及电脑上网点播。随着LTE网络的出现，网络传输速率大幅提高，完全有可能实现手机拍摄视频的现场直播，我们称之为即摄即传。我告诉电视台的专业人士，一旦TD-LTE网络建成，只需在专业摄像机里插上一张数据卡，就能实现电视直播，此前一大套用于电视直播用的卫星传输设备都不需要了。

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与广东电视台合作，已经利用TD-LTE的试验网，在体育场做了一段即摄即传的实况转播，效果很好。电视专业工作者们对此很有兴趣。

其实，到了4G时代，不光是插上数据卡的摄像机可以即摄即传，连普通的手机都可以实现即摄即传。

我与摩托罗拉的CEO桑杰·贾（Sanjay Jha）先生讨论4G的应用时，我们两人都认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不在乎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网络，他们关心的是应用。4G的特点是速率快，可以设想，视频将会是4G的重要应用。我问桑杰，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用最直观的方式来向我们的用户介绍LTE，是否有可能设计两种终端来演示TD-LTE的特点。一是分布在5个城市的人用平板电脑来召开视频会议；二是在手机上安装即摄即传的摄像机，实现手机视频实况转播。桑杰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问题。

当手机具备了即摄即传的功能以后，每一部手机不仅是一部摄像机，也可以成为一个电视台。这就是新技术的作用！

技术，最强劲的引擎

当通信和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生活的时候，通信行业自身也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体现在经营模式中。当技术和经营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必须迅速实现转型，才能跟上技术和经营模式发展的步伐。

1831年，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与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对电磁学的研究为电子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835年，萨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发明的第一台电报机问世。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在费城世博会上展示了电话。1895年，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试验成功发明了无线电报机。

在传统的以电报电话为代表的电信业经营100多年后，1973年，马丁·库珀(Marty Cooper)用他带领的团队制作的第一台便携式移动电话机打通了电话。进入80年代以后，蜂窝式移动通信系统实现规模商用，此后，在不长的时间内移动电话的总数就超过了固定电话。移动通信技术也从第一代，升级到第二代、第三代，目前以LTE为代表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也已问世。

当身处这个行业，你会时时感觉到一种来自技术变化的压力。当一种新技术来临时，往往会在给一些企业带来巨大机会的同时会给另一些企业带来挑战。当消费者们为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而雀跃时，众多企业正在考虑如何在这新一轮的技术竞赛中取得主动地位，而不至于被淘汰。

中国移动有一个战略咨询委员会，由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组成，他们经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建议。每一次与他们交谈，都受益匪浅。

2011年4月召开的中国移动战略咨询委员会年会上，应聘担任委员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重大变革促使各类创新时时发生，一些创新甚至可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中国移动的快速发展和今天所取得的业绩正是上一轮移动通信快速发展时期创新的结果。今天，当新一轮创新出现时，中国移动面临新的挑战和机会，必须尽快改变自己，去适应正在发生的技术与经营模式的变化。我很赞同钱院长的观点。

今天，我们看到了智能手机正在快速普及，平板电脑也深受市场青睐。伴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大量出现，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了。手机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通话的工具，已成为人们进入互联网的最便捷装置。平板电脑则将桌面互联网延伸到四面八方。

移动互联网是电信行业与IT行业的交汇。当电信行业和IT行业都将移动互联网作为发展的重点时，电信行业传统的经营模式也受到了挑战。以前电信行业经营的是话音，今天，数据流量爆炸式增长，数据流量的经营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数据流量又带来了各种信息服务，而信息服务的经营方式与传统话音的经营方式更是大相径庭。公司要发展，就一定不能满足现状，要努力适应技术的发展，努力去创造更多机会。

移动互联网使原有的供应链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和各种各样的应用在整个生态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过去很多年中，我们常说在构成电信网络的交换、传输和终端三要素中，终端的技术含量一直被认为是相对较低的。在电话语音通信中，终端就是电话机。以前，业内有许多交换专家、传输专家，但是很少有研究电话机方面的专家。以前举办的大型通信展览，大量的展台都是展示交换系统设备和传输系统设备，不知不觉之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2011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全球移动通信展览中，我们看到，在展览会上千个展台中，展示交换系统和传输系统的展台已寥寥无几，大多数展台展示的是手机、平板电脑和各种各样的应用。有人甚至说，“终端为王”的时代到来了。伴随着终端而来的是操作系统、应用商店、浏览器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熟悉的概念。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努力学习那些我们原来不熟悉的事物,努力去适应这种变化。

物联网，一个新天地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手机，作为移动通信的运营者，一方面我们会感到欣慰，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不免会滋生一种担心，担心当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以后，公司是否还能继续快速增长。

毫无疑问，当一个城市的手机普及率达到较高的水平时，每月手机用户的增长率会降低。那么，电信企业要发展，就必须去寻找新的增长点。例如，在话音业务量难以增长的时候，要去开拓数据应用，去开发各种各样的信息服务。

物联网的出现，无疑给我们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如果说互联网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网络，那么物联网就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沟通的网络。通过物联网，给物以智能，让物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居住的地球还存在很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交通拥挤、水资源缺乏、贫困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也需要采取各种方法、调动各种资源。有效利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是解决这些难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与别的新技术不一样，物联网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技术。中国移动总部二楼的新业务体验厅里，有一个展厅是专门展示各种物联网应用的，我曾陪许多人参观过这个展厅，来参观过的人士都对此很感兴趣。

2010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来公司采访有关物联网的内容。她很谦虚，说对技术问题不了解，希望多做些解释。我在公司的物联网展厅里给她演示了物联网的两个应用，一是用手机作为世博会的门票，二是用手机在远处用遥控的方式发动汽车、打开或关闭车门。

敬一丹不愧为著名主持人，看了演示，几乎不用多做解释，她不仅自己搞明白了物联网的概念，并且用通俗的语言把物联网介绍给普通观众。关于物联网的《焦点访谈》播出后，反应很好，无论外行人还是业内人士都觉得节目做得好。

同年5月15日， 我去浙江宁波参加上海世博会的首场主题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信息化与城市发展”。来自国际组织、学术界、企业界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论坛，探讨信息化背景下全球城市的“智慧发展”策略。在会场上又一次碰到敬一丹，她主持了第一天上午的大会。大会发言者中包括了被誉为互联网之父的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先生等，互联网和物联网当然也是大会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次大会由电视台现场直播，敬一丹的主持也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她在主持词中提到了那次关于物联网的《焦点访谈》。

IBM的CEO彭明盛（Samuel Palmisano）先生是物联网的积极推动者。他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即运用IT技术把铁路、公路、建筑、电网、供水系统、油气管道及各种设备和装置连接起来，形成物联网，以一种更智慧的方式改变人们沟通交互的方式，实现人与物的沟通，扩展信息沟通的范围，提高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提供各种快捷方便的应用。

彭明盛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可知、可度量，我们称之为“感知化”；世界万物日益强化互联互通，我们称之为“互联化”；物体也开始有智慧，我们称之为“智能化”。

彭明盛先生关于“智慧地球”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兴趣。我多年前就认识彭明盛先生，也一直很希望有机会与他讨论有关“智慧地球”和物联网方面的问题。上海世博会为我们创造了机会。2010年5月，IBM在世博会园区举行了一场大型论坛，我被邀请与彭明盛先生一起在论坛上讨论有关物联网和“智慧地球”的问题。

论坛由杨澜主持。

结合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彭明盛谈了一个观点，当今世界碰到的许多难题都会集中在城市里反映出来，城市是系统的系统。他提出，从城市开始构建智慧地球。

我也谈了关于发展物联网的一些观点，我说，发展物联网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今天，我们需要去加快推广物联网的实际应用，在应用中再不断改进和完善。

杨澜用双语主持，轮番向我们两人提问。用中文向我提问，用英文向彭明盛提问。

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杨澜问，有媒体报道，说有一次看见你挤在地铁车厢里，能否说一下，为什么外出不坐汽车而去挤地铁？是否想体验一下地铁的拥挤？

我回答说：不是，因为街上堵车太严重，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堵车上，所以，偶尔会去搭乘地铁。

我又补充道：不过，如果利用物联网，建立智能交通系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塞问题，还有利于节能减排。

与彭明盛先生一起讨论物联网和智慧地球，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物联网是个很新的概念，不知是谁第一个将英文The Internet of Things翻译成物联网，这是一个很贴切的翻译，形象地表达了这个词汇的内涵，但是物联网的英语词组反而不易被人记住。记得2008年我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电联论坛大会上发言，我建议要大力加快物联网的建设。我用英语发言，几次用了The Internet of Things这个词组，但是，大会的同声传译一下子翻不出来，他急中生智，将这个词组译成了“东西网”，大家听了一头雾水。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改用“Machine to Machine”了, 这样，大家都能听懂，翻译也可直接译成“机器到机器”，但远远不如“物联网”来得贴切。

物联网的范围很广，远程医疗也是物联网应用的一个方面。为此，中国移动与剑桥大学一起开展了一项关于移动医疗的研究项目。

中国移动与剑桥大学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2009年10月，我和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Alison Richard）女士分别代表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艾莉森·理查德校长说，已经800岁的剑桥大学与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公司合作意义重大，她本人将会全力推进双方的合作，希望尽快取得合作成果。我印象特别深，她在说剑桥大学已经800岁时，没有用“800 years old”，而用了“800 years young”，表示具有800年历史的剑桥大学依旧年轻。

从2010年开始，我们组织中国移动各省公司的总经理去剑桥大学参加短期培训。双方还共同开展研究项目，移动医疗就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移动医疗，改变了过去人们只能前往医院看病的传统生活方式。无论在家里还是在路上，人们都能随时听取医生的建议，或者是获得各种与健康相关的资讯。医疗服务，因为移动通信技术的加入，不仅将节省之前大量用于挂号、排队等候乃至搭乘交通工具前往医院的时间和成本，而且会更高效地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变治病为防病。借助无线网络，医院可以随时掌握病人携带的医疗仪器上的各种动态数据。在缺乏医疗条件的农村地区，移动医疗更能为农民提供远程医疗。

研究项目的第一阶段成果已经在中国移动发布《2010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大会上，由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外做了介绍。

2011年4月，剑桥大学的新任校长莱谢克·博里塞维奇（Leszek Borysiewicz）爵士访问中国移动总部，表示将继续推进双方的合作。博里塞维奇爵士校长是一位医学专家，他对于推动移动医疗的项目特别有热情。回国后，博里塞维奇爵士给我写信，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移动医疗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得到实际应用。我当然非常赞成。

其实，物联网并不神秘，大规模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2011年5月，我去新疆石河子，一下汽车，当地的同事就把我带到石河子农场参观自动滴灌系统。

我曾在迪拜看到过滴灌，由于地处沙漠，迪拜的每一棵树都需要有专门的水管定时浇灌。我没有想到，今天滴灌技术已经在新疆的种植业中广泛使用。农场的负责人告诉我，以前庄稼地里采用的灌溉方式是对整块土地浇水灌溉，用水量大，效率低。滴灌是一种精细化的灌溉方式，这种方式是只对农作物本身输水灌溉，用水量小，使用效率高，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产量，这是对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传统灌溉方式的巨大变革。

要实现精确灌溉，就需要在庄稼地里装上很多控制阀门，动态启闭阀门，实施滴灌。但是，这么无边无际的庄稼地，对阀门的控制是个难题。但是，好在移动通信网络已覆盖了整个石河子地区，利用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实现网络的自动控制，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每一个阀门的控制器上装上一张手机的SIM卡，便实现了人与滴灌系统的“对话”。我们进入了一大片棉花地，工作人员做了滴灌自动控制的演示。他拿起手机，输入阀门号，这个区域内的滴灌系统便开始浇水。

农场负责人说，现在已经有20万亩地使用这种自动控制的滴灌系统。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物联网在新疆得到了这么好的应用，真是出乎意料。

2011年7月，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Mobily的CEO哈立德·艾尔·卡夫（Khalid Al Kaf）带领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一行8人来中国移动总部访问，交流有关TD-LTE方面的问题。Mobily已决定在沙特阿拉伯建立TD-LTE网络，希望加强与中国移动的合作。访问期间，Mobily正式加入了GTI，成为TD-LTE运营商合作联盟的新成员。会议期间，我特意向他们介绍了新疆的自动滴灌系统。他们听后非常兴奋，哈立德说，沙特阿拉伯几乎所有的植物都需要滴灌，但是从来没有用移动通信网络来做滴灌系统自动控制。我说，中国移动新疆公司有全套的设备和经验，哈立德表示他们将尽快派人去学习。

谈起物联网，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物联网的核心是，通过IT技术，建立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渠道，使物具备智能。这里的物，可以包括机器、装置、工具、车辆、用品等，还可以包括动物和植物。

还是以滴灌为例，当农作物缺水的时候，传感器接收到了植物的“缺水”信号，通过无线网络传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又通过无线网络下达给“缺水”的农作物“送水”的指令，直到农作物再传来“够了”的信号。

这种与自然界的准确沟通，不正是体现了那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吗？

经营之思
一个企业如果能够坚持不断地提供技术领先、性能优良、成本较低的产品，这个企业毫无疑问会在市场上保持主动地位。

“互联网疯子”在哪里

IT和电信行业这些年发生的巨变都与创新有关。许多原来想不到的事情现在都已经变成现实。我们经常在说创新，但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行业，从来没有感觉到创新是如此重要。

一次，我应清华大学研究生会的邀请去学校演讲，我问会议主持者，学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学生对IT和电信行业发生的事情都有兴趣，但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寻找机会。

我在讲话时提到，我无法给大家进行就业指导，但是我愿意结合工作实际告诉大家，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举了发展互联网方面的例子。现在是电信企业发展互联网的很好机会，中国移动发展互联网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今天，对于发展互联网来说，最缺乏的并非是资金，也并非是技术，最缺乏的是人才。我们需要一批互联网人才，具有互联网思维的人才，我们甚至需要一些“互联网疯子” 。他们整天想着互联网的事，连吃饭和睡觉时也不例外。他们可能说话会语无伦次，但是，他们会突然提出关于互联网应用的设想，这些设想就是巨大的财富。

有人在媒体对这个讲座做了简要报道，结果，有很多人给我写信，自荐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互联网疯子”。

公司内部也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人说，互联网的人才不好找，有人说必须改变机制，创造有利于互联网人才成长的环境，不然，“疯子”来了也会变成“正常人”。

后来，有人推荐了一段据说是苹果公司以前的广告：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

那些我行我素的家伙，

那些桀骜不驯的家伙，

那些惹事生非的家伙，

那些方孔中的圆桩。

他们总是异想天开，

既不喜欢循规蹈矩，

也不尊重既成事实。

你尽可以赞美他们，否定他们，引用他们，

质疑他们，颂扬抑或是诋毁他们，

不过唯独不能漠视他们。

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

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

我没有考证过这段广告词的真实性，不过这段话确实是对那些在互联网和IT领域敢于创新的人才的生动写照。

第7章 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的舞台

如果说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世界的地方，那么夏季达沃斯就是新领军者的舞台，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构建着世界的未来……

无论在冬季达沃斯，还是在夏季达沃斯，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里是一个新的舞台，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世界的地方，而夏季达沃斯论坛是新领军者的舞台，是“全球青年领导人”聚集的地方。在这里，你会经常碰到极富创意的青年创业家，你会经常听到极为大胆的新设想。这里，是新的平台，也是新的起点！

我本人曾参加过2006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企业峰会”。这届峰会的主题是“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这次会议对我来说，收获不小。一方面，通过会议我结识了一些热心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活动的国际企业家，如法国阳狮集团董事长兼CEO莫里斯·利维（Maurice Lévy）先生。此后，我每年都会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时见到利维先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峰会”在会议形式上采用了达沃斯年会的基本方式，参加这次峰会，使我初步了解了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的程序和规范，这对于我此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各种活动都是很有用的。

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中国举行“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年会”。转眼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已经举行了四届，2011年9月，又将在大连召开新一届年会。我参加了这4次年会，收益颇丰。

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2007年9月在大连举行；第二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2008年9月在天津举行；第三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2009年9月在大连举行；第四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于2010年9月在天津举行。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在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的开幕致辞中说：

我们与中国的伙伴方共同将夏季达沃斯论坛建设成为新领军者的全球盛会。这些被称为新领军者的杰出组织和个人，通过倡导新的科学技术和商业解决方案，构建着世界的未来。世界经济论坛成立40多年以来，一直遵循一个基础理念，这就是在全球社会的领导者之间促进合作与伙伴关系，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创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和更具有社会包容性的世界。我高兴地看到，夏季达沃斯论坛也遵循了这个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

我们在座的1 500多人，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如果能够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中作出重要贡献，为世界提供观点、想法和政策建议以及解决方案，以实现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时代，我们会非常自豪。

这是一个危机之后的新时代，一个基于将解决社会问题纳入发展模式，特别是商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时代。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需要有一种真正的创新精神、改革精神以及开拓精神，但是开拓精神必须要为全公共事业而服务。这个创新精神，就是要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也要创造公平和正义，同时也要为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担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

愿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冬季达沃斯论坛相映成辉，愿新领军者们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达沃斯风格再现

尽管已经在达沃斯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但当我2007年9月去大连参加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时，仍有一种新奇感。

记得刚进入大连市区，看到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出租车，每一辆出租车的后窗上都有一条醒目的标语，“用优良的服务迎接夏季达沃斯论坛”。看了以后我不禁心中一热，感觉到整个城市都在迎接夏季达沃斯论坛。这种景象在瑞士达沃斯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不光是在出租车上，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而且整个城市都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充分体现了大连人民的好客。大连政府和群众对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重视程度使与会者们深受感动。

进入精心布置的会场，各种现代设施应有尽有，不过，会场的色调、徽标，甚至会议室的名字都保持了世界经济论坛的风格，它告诉与会者，虽然地点变了，但世界经济论坛还是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也设有联席主席，通常由资深的企业领导人担任，但是他们没有被称为Co-Chairs（联席主席），而被称为Mentors（导师）。由于与会者中有很多被称为新领军者的年轻企业家，称论坛主席们为导师，也是为了表示对那些资深企业领导人的尊敬。

我被选为新领军者年会导师

很荣幸，我也被选为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的导师之一。会议的议程与达沃斯论坛一样，在开幕式前举行记者会，全体导师都参加。国内外记者都踊跃参加记者会，在每一位导师作了简短发言以后，由记者提问。我印象很深的是，记者会上不仅外国记者用英语提问，中国记者也都用流利的英语提问。

记者会有规定，只能问与会议程序有关或与导师们有关的问题。当时担任英国电信CEO的本·韦华恩先生也是这届新领军者年会的导师。有一位记者问：在台上的有英国电信的本·韦华恩，还有中国移动的王建宙，我看你们在亲切交谈，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谈两个公司合作的事？韦华恩回答，我们两人经常有机会见面，讨论电信行业的问题。我对中国电信行业的发展感到震惊，这次在大连开会，使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的发展。此后，韦华恩先生离开英国电信，成为阿尔卡特朗讯的CEO，他仍然每年都来中国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

新领军者年会期间，也有一些闭门讨论会，北京奥运会是讨论会的一个中心话题。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奥运会品牌方面的闭门讨论会，参加者来自媒体和工商企业，以中国的代表为主，也有来自国外的代表。中文为讨论语言，其形式与达沃斯的行业领导人闭门会议很像，大组讨论与小组讨论相结合，会议进行得很热烈。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参加中文闭门讨论会。

我在报告厅里听了约旦王后拉尼娅的演讲。无论在达沃斯还是在大连，拉尼娅王后总是很受欢迎。拉尼娅在演讲中多次提到2008年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她说奥运会是万众瞩目的大规模赛事，相信中国一定能将奥运会办得很好，让奥运会的光芒闪耀整个世界。演讲中谈到要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利时，拉尼娅王后说，她非常喜欢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希望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夏季达沃斯论坛无论是在大连举行还是在天津举行，每次都云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此前在瑞士达沃斯见到过的那些国际主流媒体在这儿也都能见到。

国内记者也很活跃。记得第一天走进大连新领军者年会的会议中心大门，迎面见到了《人民日报》两位熟悉的记者。他们问我：“能否用最简洁的语言说一下，什么是达沃斯论坛？”我回答：“达沃斯论坛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影响世界的地方。”

2008年参加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时，我接受了天津电视台记者的专访。女主持人很专业，在问了我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感想以后，她突然问道：“请问您本人每月在手机消费方面支付多少钱？”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的手机消费情况没有代表性。我使用手机不光是为了打电话发短信，我需要用手机体验中国移动的网络质量。有时候我会同时使用两个手机上网，目的是比较不同手机的上网速度；有时候，我坐在汽车内会连续3个小时将手机保持通话状态，目的是了解高速公路的移动通信覆盖情况。不过我告诉主持人中国移动用户当时的每月平均消费情况。

“消费者抱怨手机收费太高，能够降低手机的费用吗？”主持人问到了实质性问题。

“过去的几年中，移动通信资费每年都在降低，今后当然还有降低的机会。特别是在国际漫游等方面，降低的幅度会更大一些。”

然后，我们展开了移动电话费用是高了还是低了的讨论。我知道消费者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结束电视访谈，一个直接的反应进入我的大脑。每次接受采访，谈到中国移动的经营问题，内地媒体特别关心的是能否继续降低资费，而香港和国外媒体特别关心的却是能否继续增加赢利。原因很简单，中国移动的用户多在内地，而中国移动是一个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公司，公司股东们多在境外。希望中国移动也能够在内地上市，使我们的用户也有可能成为股东。

这是新领军者的舞台

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很自然会把两个年会做些比较。

夏季达沃斯年会总体上保持了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风格，开会的方法、程序都类似，连会议室的名字都大体相同。我曾在达沃斯会议中心一个叫Beta Zone 的会议室参加过一场名为“网络更新”的论坛，又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一个同样叫Beta Zone的会议室参加过一场名为“移动医疗”的论坛。世界经济论坛把有关高科技发展的讨论都放在Beta Zone 会议室。

不过，夏季达沃斯有其独特的地方。

夏季达沃斯论坛作为新领军者年会，突出了新领军者这个主题。夏季达沃斯吸引了大量青年企业家。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公布年度“全球青年领导人”名单，由评选委员会从几千名候选人中甄选出100多名，嘉奖他们的专业成就、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影响全球未来的潜力，被选出来的全球青年领导人来自商界、政府、文化艺术和媒体等行业。评委会由各方权威人士组成，近年来，都由约旦王后拉尼娅·阿卜杜拉担任评委会主席。

那年，在大连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安排了全球青年领导人的系列活动。我参加了其中一个会议，与青年领导人讨论企业发展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领导人充满朝气，但是提的问题也很尖锐。

在场的一位女士从事艾滋病人的救助工作，她希望中国移动作为大型企业能够开展慈善活动，为救助艾滋病病人出力。正好，当时我们与全国妇联在开展一项慈善活动，为农村地区艾滋病人的遗孤提供生活和学习费用。我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她表示很赞赏。

我经常会碰到一些青年创业者，他们拿着自己的创新成果与我讨论。在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很有创意的方案。2010年，两位来自印度的青年创业家拿着样机向我介绍基于云计算的个人电脑。他们推出的个人电脑可以在云计算中共享处理器和存储器，个人电脑本身只需要键盘、屏幕和简单的连接设施，大幅度降低了成本。我看了感到很新奇。

2010年9月在天津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我参加了“移动医疗”的专题讨论，认识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创业家。听他讲移动医疗的前景，确实使人深受启发。

他说目前已经实现了对很多人体测试仪器的实时无线监控，例如动态心电图测试等，但是这些都是在人的身体外测试的仪器。医疗中更需要测试人身体内的数据。他设想制作一些药丸大的仪器，吞咽到人体内，通过无线传输，把动态数据传出来。这样远在千里之外山村的一个患胃病的农民，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仪器，让大城市的医生来动态监控他的消化系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移动医疗这么大胆的设想。

移动医疗的讨论会结束后，我按事先的安排去媒体中心接受CNBC的采访。CNBC出面的是著名主播杰夫·卡特莫尔。卡特莫尔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主播，是在摄像机镜头前神采奕奕的职业主持人。我们已见过几次面，他一见到我，就开玩笑问我有没有关于电信方面的“Breaking News”。我说，没有。不过我建议他采访那位美国企业家，我听了那位企业家的设想感到很振奋。

企业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国际化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完成的，企业国际化需要多年的实践积累，坚持不懈地探索，一步一步往前走。即使是在国际化方面已经走在前面的企业，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企业国际化是发展的需要。我们说要推进企业国际化，首先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跨国投资已经成为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企业扩大经营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需要努力扩大经营范围，一方面延伸企业产品生产的供应链，扩大企业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来源，另一方面要拓宽市场，寻找新的消费群体，融入到经济的循环中去。企业要进行国际拓展，自身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既是企业间加强国际合作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在企业探索国际化的进程中，不断改进企业的素质，通过向国际优秀企业学习，把国际企业界的一些好东西吸收进来，并与自身优势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使企业在碰到各种环境变化时，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企业国际化的条件已经具备。今天，许多中国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都在积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这些企业无论在企业素质、管理能力、资金条件和经营规模方面都已具备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条件。不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确定国际化经营战略，有的通过扩大产品出口，有的通过在国外建厂，有的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多种多样。企业的国际化经营需要资金，但资金并非是唯一的因素，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例如，要发挥专业优势、规模优势、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

企业国际化人才是关键。大家都说，今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关键是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也就是说，在影响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的各种要素中，人员素质是最重要的。这里所说的人员素质，既包括需要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市场的专业人士，更需要全面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全体从业人员的素质。

无论在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还是在大连和天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领导人积极参与各种活动，讨论涉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为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出建议，充分发挥中国企业在国际企业界的重要作用。

企业国际化的机会来了，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沉思，在达沃斯山上的小屋。

2008年2月，在达沃斯接受CNBC的采访。

群山之间美丽的达沃斯小镇。

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教授（左一）在一起。

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席主席们。从左至右依次为：印度ICICI银行CEO卡马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百事可乐CEO卢英德、雪佛龙公司CEO戴维·奥赖利、中国移动董事长兼CEO王建宙。

2008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记者招待会上发言。

在达沃斯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右一）亲切交谈。

在达沃斯和美国前副总统奎尔先生（右）交谈。

在达沃斯和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左）交谈。

与阿里巴巴CEO马云（右）、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任郭振玺（中）相会达沃斯。

在达沃斯接受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芮成钢的采访。

2007年在大连夏季达沃斯和新领军者交流。

2008年在天津夏季达沃斯接受天津电视台采访。

与各方重要来宾相会于2008北京奥运会。

2009年10月，和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理查德女士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08年，沃达丰CEO萨林（左）、中移动董事长兼CEO王建宙（中）、软银董事长兼CEO孙正义（右）代表三方签约，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JIL）。

2009年联合创新实验室四方会议的CEO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软银董事长兼CEO孙正义,美国Verizon公司CEO麦克亚当,沃达丰公司CEO克拉沃，中国移动董事长兼CEO王建宙。

受沃达丰邀请，和软银董事长兼CEO孙正义先生在上海观看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

这本英语小册子《移动通信：填补数字鸿沟》表达的正是中国移动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的心声。

香格里拉山顶的放牧老夫妇，73岁的牧民侬努和71岁的妻子西扎说，现在有了手机，可以每天通过电话向家人报平安。手机是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

河北省怀来县农民，用大棚种植黄瓜，主要供应北京市场。以前，黄瓜的收购价格几乎完全是由中间商人决定，而现在通过手机，可以随时了解北京的蔬菜市场价格。

农村基站建设环境异常艰苦，许多地方汽车根本无法到达，只能靠手抬肩扛。在最偏僻的地方，往往是道路不通，但移动信号通；电力不通，但移动通信通。

设备正是这样一步一步搬运到山上的。

美丽的泥朵基站，位于四川省色达县，这里在藏语中意为“金马”，平均海拔4 000米以上。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立即组成了多个突击队，兵分几路，不分昼夜，抢修光缆，用最快时间恢复汶川周边的移动通信。

国旗、珠峰6 500米基站和施工建设人员合影。

2007年11月13日，世界海拔最高的中国移动珠峰6 500米基站测试开通，成就了世界通信史上的一个奇迹。

2005年10月2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特地为中国移动上市8周年安排了开市敲钟仪式，
王建宙董事长敲响了开市钟。

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移动股东大会上，投资者积极提问。

2007年年初，中国移动收购了巴基斯坦的巴科泰尔公司，并更名为辛姆巴科公司，迈出了“走出去”的第一步。

辛姆巴科公司的中方管理团队：“三个火枪手”，CEO郭永宏（右二），CTO钱力（右一），CFO辛捷（右三）。

视察巴基斯坦辛姆巴科公司。

伊斯兰堡、卡拉奇、拉瓦尔品第、拉合尔等大城市的Zong大幅广告。

自信的巴基斯坦员工。

吴思晨（左一），中巴友谊小天使。

办公室里的照片廊，这些照片承载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赠送的新书。

2008年8月8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运动员边入场边使用手机。（新华社副社长 鲁炜摄）

在日本横滨的地铁上，很多人都在使用手机阅读。

无论去哪里，只要看到电话亭，就拍下来，现在已经有厚厚的好多本公用电话亭照片集了。

世界各地的电话亭照片。随着手机的普及，这些电话亭正在慢慢变成美好的回忆。

世界各地的电话亭照片。随着手机的普及，这些电话亭正在慢慢变成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