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太平洋战场的较量（中卷）—— 远征军

所属丛书：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作者：[美]唐·莫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著

译者：刘宁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5023-0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450千字（上、中、下）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章节

1 一败涂地

2 史迪威对陈纳德

3 高额的赌注重大的失败

4 密支那之役

5 日本人大失颜面

6 一次指挥权的倾覆

组图

连续不断的轰炸

“醋性子乔”史迪威

中国国民党三军总司令——蒋介石

神气活现的飞虎队

越过喜马拉雅山脉

丛林战士

缅甸：残酷的折磨

一步一步向曼德勒推进

华东地区的大规模逃难

通向胜利之路

连续不断的轰炸

无防备的城市沐浴在火海中

1941年6月15日，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遭受日军空袭以后，爆炸后的浓烟遮蔽了天空。

1941年，美国“图国伊拉”号炮艇停泊在重庆城外。就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当天，这艘炮艇差点被五枚炸弹击中。

1939年5月4日傍晚，日本轰炸机结成一字长蛇阵型，从北部突袭重庆。片刻以后，这座城市就随着这场全面的空袭而颤抖。这是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对于中国首都的第一次重大袭击。陈旧的机关枪徒劳无功地向天空反击。随后，竹子搭建的房屋开始熊熊燃烧，浓烟弥漫的街道上充斥着劈劈啪啪的竹木爆裂声以及被火海困住的人们的哭喊声。小巷中的人们因为无法逃生，被活活烧死。母亲们大声地哭叫着孩子的名字，一些马路边的老人们，身影来回跑动，因为受惊过度而精神失常。日机轰炸引起的大火导致5000人丧生，成千上万人受伤。只有长江对面的使馆区没有遭受重大的破坏。

两年以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首先从南京逃到了汉口，接着又从汉口逃到了重庆。日本军队一直穷追不舍。1938年秋，蒋介石把国民政府沿长江上移了500英里，迁到了重庆，他感觉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完美的避难所。这里群山环绕、深壑遍布、路途遥远，似乎非常安全。

整个冬天，重庆在雨雾的遮蔽下安然无恙。政府工作人员和学生绵绵不断地涌入这个新定的首都。所有的工厂也都从东部转移过来。六个月内，重庆的人口由原来的20万骤然增加了四倍，达到了将近100万。到了5月份，天气变得晴朗，日军的轰炸也随之展开。日本空军开始对重庆进行持续不断的狂轰乱炸。正如本书中许多照片的提供者、《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卡尔·米丹斯所描述的，这是“一个城市所遭受过的最惨烈的轰炸”。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3000吨炸弹被倾泻到重庆这个和曼哈顿岛差不多大小的城市。几乎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毁，另有三分之一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但是空袭的不断加强产生了一个日军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重庆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更加坚强。

德国驻华大使在重庆德国大使馆的院子里铺了一面德国国旗，警告日本飞行员不要轰炸盟友的财产。

重庆的地下防空掩体

日本人轰炸的时候，重庆居民挤在又黑暗又狭窄的沙岩掩体中——本幅照片是闪光灯照明后的效果。

一次大规模的恐慌之后，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重庆城最大的掩体之外的尸体。

随着轰炸的进行，重庆通过炸开地下的沙岩建造掩体，以构建其民用防空系统。为了及时把空袭的消息通知平民，当日机从汉口出发时，中国的特工通过电话和无线电传递消息，然后在首都重庆，红纸灯笼将挂在柱子上以通知空袭的来临。人们接着就会撤到一千多处掩体中去。

1941年6月5日的一次拥挤酿成了一出悲剧。在一次大轰炸之后，人们开始离开重庆最大的掩体——市中心地下一条1.5英里长的坑道。这时候突然有消息说另一次空袭即将来临。卫兵猛地一下子关上了掩体的大门。在接下来的大恐慌中，4000人因为窒息或者是被践踏而死亡。

在废墟中捡破烂

重庆的旧城区非常易燃，这使得日本的燃烧弹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效力。这里有50万人住在位于江边斜坡上的密密麻麻的竹屋中。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灭火设备，仅有的设备也很难穿越旧城区众多的狭窄的小巷、攀上陡峭的阶梯到达起火的现场。更麻烦的是，炸弹经常会破坏城市的供水管道，人们经常不得不用水桶去江边汲水。

重庆的居民对于前几场空袭的准备严重不足。很多作为难民逃到重庆的人再一次无家可归。他们不得不周旋于各亲戚家之间或者是在市外的田野上搭帐篷。一些人搬回了他们被炸毁了的家里，以防止房屋被占。

一个在战前去过重庆的人很难把遭受空袭以后的重庆和他以前对重庆的印象结合起来。1941年，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说道：“到处都是碎石，商店的正面和普通建筑物的正面完全没什么两样。”然而，就在这一片废墟中，到处都有新建筑矗立起来。冬天的时候，由于天气的缘故，日军无法轰炸。工人们清理、拓宽了街道，新的重庆开始成形。

左上图：一队消防队员利用仅有的一根水龙带徒劳无功地想去遏制遭受轰炸后一幢大楼的火势。

右图：1940年，日本燃烧弹严重破坏重庆的几周之后，街道被清扫干净，再次成为穿越废墟的市内交通通道。

无辜平民每日的死亡人数

很多人被炸成好几部分，救援工人们面临着识别这些人体碎片的可怕任务。

日本想通过反复的“疲劳”轰炸以消磨重庆人民的意志。挤在没有光线、没有水的掩体中，人们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压力。空袭来临时，在渡船和舢板上工作的人每次都得尽可能快地逃入江边的防空壕中。

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重庆的防御系统改进了，轰炸的影响减小了。警报器的安装弥补了纸灯笼空袭警报系统的不足，居民们都被分配住进了掩体，并且向他们颁发了出入通行证。

过了一段时间，每次空袭的伤亡人数降到了大约50人。人口再一次开始增长。在日军轰炸的这三年，每有一个人被炸死，就有两个婴儿出生。

1941年6月15日，幸存者们看着尸体被堆积在江边的空地上。他们都是在美国大使馆附近被炸死的。在空袭中，美国大使馆也被炸毁。

1 一败涂地

对美国人自尊心的打击

日本人节节胜利

盟国开辟了新的战场

史迪威和蒋介石令人迷惑的会晤

缅甸——决定战局的关键

擅长进行丛林战的日本人

中国军队在同古的溃败

一个师的部队消失了

英国人的远距离撤退

史迪威把他们活着带了出来

战败了，但是失败不会长久

1942年5月初，一队男女艰难地穿过了缅甸西部齐胫深的一条小溪。小溪的两边都是围墙一样的茂密丛林。在这队人前进的路上不时地传来猴子的叫声。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个戴着金属边眼镜，留着很短的灰白头发的瘦弱男子。他是位美军中将。但是光凭外表谁也看不出来，因为他没戴肩章，肩上还扛着一支卡宾枪。他头上戴的一战时期的军帽和小腿上绑着的帆布绑腿让他看着像是一个来自不同时代的人。

一位三星级的将军通常应该是指挥着数万全副武装并拥有坦克和炮兵配合的军队。但是这位将军所带的队伍只有大约一百号人。他们背上背着随身物品，武器也只有几只步枪、卡宾枪和冲锋枪。队伍中有大约20名美军官兵，大多数因为筋疲力尽而垂头丧气；一些英军士兵，因为数月以来一直在有毒的丛林中坚持战斗而双眼凹陷，极度疲惫；少数几名中国士兵；一些来自印度或者是具有盎格鲁血统的印度平民；一个美国记者；几个美国传教士；一个小分队的英国基督教教友派信徒和有良知的反对派，他们作为友好救护队来到了缅甸；还有一群来自缅甸山间部落的年轻护士。这些小蝴蝶般的女孩穿着简单的白大褂和亮色的布裙子，头发盘了起来，上面戴着丛林中采摘的茉莉花。队伍前进的过程中，护士们大声唱着“基督的战士向前进”这首歌，她们的歌声充斥在丛林中。

过了一会儿，一位精疲力竭的工程兵上校掉队了，于是一位军医走到队伍的最前列去找带队的将军。他说：“大热天人们无论如何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前进。那个上校坚持不住了。”

将军丝毫没有暂停或是放慢脚步。他态度坚决地说道：“上校必须继续前进，这支队伍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停下来。”

“醋性子乔”史迪威是二战中最坚决、最尖刻的指挥官之一。他正在领导一次从缅甸的艰难的撤退。因为日军在身后穷追不舍，所以他带领着队伍以惊人的高速度前进，下决心要把他们全部安全地带到印度去。但是即使是在撤退中最紧张的时候，他仍然在考虑如何卷土重来。

1942年2月，当约瑟夫·沃伦·史迪威被派往中一缅-印战场的时候，亚洲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日本已经于1931年吞并了满洲里，1937年开始系统地占领中国的主要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汉口。直到后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军有效地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为了能继续运入战略物资和救援物资，中国于1937年到1938年间修了一条681英里长的滇缅公路。事实上所有供应中国的物资都要首先用船运到缅甸的仰光港，然后通过铁路向北经过曼德勒进入山中铁道线的尽头——腊戍。从这儿开始，蜿蜒曲折的滇缅公路通过崇山峻岭到达中国的西南城市——昆明。

珍珠港事件以后，日本从进行区域性的侵略转变为以武力征服整个亚洲。他们进军的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料。日军很快占领了菲律宾和泰国，接着向南进军，穿过丛林覆盖的马来半岛，占领了英军的大本营——新加坡，并且控制了石油资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从泰国开始，日军从十几个地方同时进攻，攻入了英属缅甸的最南端。接着向北进军，在锡唐河困住了英国守军，使他们在那儿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在英国尚未从印度和中东集中分散的部队来守卫繁忙的仰光港之前，日本的飞机和地面部队就突袭了仰光。仰光之役开始于1941年12月23日的空袭，激战持续了75天。在这一战役结束之前，盟军的亚洲防务由无序变成了混乱。

在形势严峻的12月份，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结成了联盟，组成了“ABDA联军司令部”，负责中国以外所有地区的防务。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希望提供给中国足够的物资以支持其继续战斗，但是中国复兴的前景又使他颇为担心。而且，他不想装备、训练这些可能在以后威胁英国远东殖民地财产的中国军队。英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其亚洲帝国的支柱——印度的安全。

另一方面，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继续参战，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更有效的军队，最终目标是把中国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12月29日，美国成功实现了这个设想，中国成了美国的盟友，蒋介石被委任为中国战区盟军总司令。

蒋介石是在国民革命时期被孙中山提拔起来的，雄心勃勃的他升到了国民党军的最高层，继而控制了国民党。1925年，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开始掌权。这是一个中国发生剧变的时代：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人们对此非常失望，他们饱受欺凌，苟活于外国人、伪满政权和军阀的欺压之下。

对于蒋介石来说，军阀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上台的时候军阀已经统治中国近十年了。全国有数百个军阀，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军队。一些军阀控制一两个地区，还有一些军阀控制着两三个省份。蒋介石的军队纵横于国内，击败了很多军阀，和其他的军阀建立起联盟关系。同时，他还一直留意着国内另外一支谋求夺取政权的力量：共产党人。

中国的共产党发源于一场由知识分子和学生发起的要求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革命的运动。1923年，共产党人和孙中山进行了合作。孙中山死后，共产党人和蒋介石一道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但是共产党人和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1927年，蒋介石对他以前的伙伴发出了致命的一击。三百多名共产党的骨干在上海被屠杀，从那以后蒋介石一直致力于消灭共产党。他没有成功，但是1934年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人进行了长征——共产党人且战且退，总共辗转6000英里，耗时一年，最后退到了陕西的山中。那时候共产党人还有一支三万多人的部队，对蒋介石形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蒋介石一直把他的部分军队留在这一区域以控制这个地区。

蒋介石当时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微弱的控制权。随着战争乌云的聚集，他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1]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严格地遵守儒家的规范，很早就起床，然后花一个小时静思。他对于落后者和自我放纵者不再容忍。由于他的品行端正，也由于他掌握着军队，所以20世纪30年代他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一品行也为他赢得了许多来自于西方的仰慕者。更重要的是，这直接促使他在珍珠港事件后成为美国和英国的盟友。

1941年12月末，盟军建立起中-缅-印战区。总部分设于英国控制下的德里和中国国民党政府战时的首都重庆。

这一战区被简称为CBI（China中国-Burma缅甸-India印度），包括了中国所有非日本占领的区域，其范围从东北贫瘠的蒙古高原穿过华中的粮食产地直到西藏冰雪覆盖的山间小道。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边，它包含了印度全境，从种植茶叶的阿萨姆邦和曼尼普尔邦沿着恒河到尘土飞扬的平原，最后到达锡兰的丛林。虽然缅甸处于中印之间，但是延绵的山脉、大河和浓密的丛林却把缅甸和他的两个巨大的邻国隔开。

史迪威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国高级军事代表被派往亚洲。他被赋予了几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任何一项都是对一个模范人物耐心和能力的极大考验。他要负责美国《租借法案》规定的援华物资的运输和分配。目前很少有物资能够到达战场，因为运达中-缅-印战区的有限的物资经常因为贪污网络和官员的不称职而在路上就不见了。他还要担任和蒋介石合作的所有盟军人员的参谋长。事实上在重庆根本没有盟军的人员，也没有任何盟军的部队被指定进入中国作战。史迪威必须要尝试训练中国部队，并将他们投入战斗。

而蒋介石宁愿把所有的资源用于防御，也不愿意把他的部队派往战场，他担心那么做会削弱他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担心很有道理。国民党的实际意图是等待它的新盟国去赢得战争，同时把根据《租借法案》所获得的军事装备储备起来，以用于战后继续进行和共产党之间那种长期的、势不两立的内战。

史迪威在很多方面极为适合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职位。作为一个坚强而言出必行的军人，他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也是美军最出色的军训教官之一。他在中国驻扎了13年——作为使馆的军事随员并执行其他的使命。事实上，他走遍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他的汉语非常流利，以至于有时候甚至用汉语而不是用英语写日记。而且，他对中国农民的勇气和耐力极有信心。他相信，经过适当的训练和领导，他们不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士兵差。

灰色的区域就是中-缅-印战区。它延绵了四千多英里，从中国的满洲穿过缅甸、印度直到锡兰。1942年春末，盟军开始从缅甸撤退；其他日本控制的区域由斜线标出。日本随后征服的区域，包括缅甸的全部，以横线标注。到1945年春天，盟军迫使日军退出缅甸，此战区最激烈的一些战斗就发生在这儿。通过占领缅甸，盟军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从利多经腊戍到昆明的深色实线标注）。

但是在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史迪威完全不具备这一位置所必需的能力。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职位需要极大的机智和耐心，而史迪威异乎寻常地缺乏这两种素质。在和蒋介石的个人接触中，他很忍耐。但是当他回到住所以后，就会发泄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他的这些不满都被偷听的仆人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达给蒋介石。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对于国民政府缺点的直言不讳使得蒋介石丢尽颜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迪威的长处和不足被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看得一清二楚。陈纳德当时是美国自愿援华的飞行组织——飞虎队的队长，他最后成了史迪威这位刚强的地面指挥官的反对者。陈纳德写道：“史迪威来华是把一个最困难的外交任务交给一个职业的士兵来办。他是一个粗犷的战士，一个极有勇气的人。他非常适合在敌人的炮火下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但是陈纳德又补充了一条致命的缺陷：“我和史迪威的所有接触使我坚信，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战场上的战士，而对于他作为一个军事外交官的主要职责没有认识，也没有耐心。”

甚至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作为史迪威的老朋友和仰慕者也承认，“醋性子乔”“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而且，马歇尔还承认，史迪威恶化了美国和中英两国的关系，因为他从来不掩饰他对这两国“无所作为”的态度的蔑视。

因为西方的战略家们视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为战略重点，给予中-缅-印战区很低的优先级，这对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苦差使更是雪上加霜。中-缅-印战区的部队认为他们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被遗忘了，即使没有完全被遗忘，那也是兴趣不大。从美国到印度的供给线有1.2万多英里，物资到达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史迪威自己从华盛顿取道巴西和非洲抵达远东就需要两周的时间。）

更糟的是，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国的军事实力有着一种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美国人一开始就本能地同情中国。而且数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国民政府关于对日作战的伟大的、但却是想象中的胜利的影响。来中国的美国官员都被蒋介石所催眠——西方人都把他当作了英雄。他相当有风度，他的妻子宋美龄在韦尔斯理接受过教育，极有魅力，可以融化最冷淡最无情的怀疑者。

在美国，蒋介石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他们就是所谓的“中国游说团”。这个词用来指代支持国民政府的那一大帮人。

这些人中，有那些为中国的情况真正担忧的美国人，也有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中获利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很多美国人因为担心中国被共产党接管而支持“中国游说团”。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赞美中国人说：“他们忍受着炸弹和饥饿的双重威胁，同时还不时地打击侵略者。”

日本士兵出发之前列队接受检阅。他们带着锯子在浓密的缅北丛林开路，虽然这种工作范围十分有限，但效率却相当令人满意。英国陆军中将威廉·J.斯理明这样描述日军：“当他们的计划执行良好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无情而又勇敢。”他又补充说，当他们的计划出了问题时，“他们会陷入迷惑中，不能很快调整自己，往往会坚持旧有的方案”。

因此，史迪威在考虑严酷的军事形势的同时，还要照顾到美国大众的情绪。虽然蒋介石有着346个师近四百万的国军，但是他们装备不足、缺乏训练、指挥不当。事实上，很多部队只是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他们事实上是由自治的军阀所统率，而这些军阀对于中央政府的忠诚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把所辖的军队当成自己的财产，用军队来统治农民，压榨农民——这在四川已经有了35年的历史。他们不愿意冒险去和日军这样凶猛顽强的敌人进行对抗。

军阀们有很好的理由来谨慎使用他们的部队。部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职业军人。大多数士兵要么是没有其他活路的人，要么是在掠夺的时候被强征入伍的壮丁，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逃跑。他们的报酬很低，甚至连底层的军官也无法确保温饱。士兵们几乎仅仅靠吃少量米饭而生存。他们中很多人没有靴子，只有草鞋，睡觉的时候是五个士兵共用一张毯子。疟疾、天花和伤寒盛行，有些部队一年非战斗减员竟达到40%。因为师长负责根据他们纸上记录的人数发薪水，所以他们经常使其部队保持人员大量不足的状态，多余出来的薪水就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

蒋介石对于他手下的很多军官的忠诚度毫无把握，对这些士兵的战斗力也不确定，所以他经常克扣这些部队的装备和物资——他信任的部队例外。所以大多数的中国军队没有炮兵，也没有摩托化运输工具。迫击炮和机关枪也同样缺乏。

史迪威到达不久，蒋介石就中国军队的使用方法作了两个小时的演讲，让史迪威大吃一惊。根据蒋介石的说法，一般需要三个师的中国军队才能抵御一个师的日本军队，如果要进攻日本军队的话，这一比例将上升到五比一。蒋介石命令史迪威小心行事，让日本军队采取主动。只有日本军队停止进攻，从占领的阵地撤退的时候，中国军队才能主动进攻。蒋介石警告史迪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集中部队，因为如果中国军队集中在一起，他们可能会一下子被全部消灭。史迪威应该进行“纵深防御”，也就是说几个师一个接一个排成列，中间的间隔大约应该是50英里。

蒋介石对于他的部队的战斗力的评估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观点和美军的军事指导思想正好相反。美军强调进攻，禁止把部队分散部署。作为一个战术专家，史迪威对于蒋介石牺牲主动的观点尤为恼火。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他和史迪威之间一系列互相令对方失望的经历的开始。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算是什么指示啊！糟透了！”史迪威有个习惯，那就是给他看不惯的人起绰号，他给蒋介石挑了一个很特别的绰号——“花生米”。

史迪威还没来得及着手把中国军队这群乌合之众改造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他接到了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史迪威3月4日抵达重庆的时候，仰光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英国人计划放弃这座城市。缅甸的防务即将崩溃，英国军队很快就艰难地向北撤退，他们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可能。盟军要求中国军队迅速进入缅甸阻击日军向前推进。史迪威刚把这一情况通报蒋介石，蒋介石就确定由史迪威指挥缅甸前线的所有中国军队。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员，史迪威非常乐于接受这一任务。

和蒋介石协商以后，史迪威坐飞机来到了设在缅甸眉苗的英军总部。这是曼德勒上方的一个凉爽、舒适的山间小镇，小镇里到处都是英国殖民者的花园，街边排列着开着黄花的凤凰木。就在那儿，他会见了新一任驻缅甸英军总司令，他将来的上司——陆军中将哈罗德·R.L.G.亚历山大阁下，就是他主持了英军从仰光的撤退。亚历山大留着完美无瑕的八字须，是某位伯爵的第三个儿子。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勇敢，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因为成功指挥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断后行动而成为民族英雄。即使这样，史迪威对他仍然没什么印象。亚历山大对于史迪威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很惊讶地发现我——只有我，一个讨厌的美国佬——指挥着中国军队。他上下打量我，似乎我刚从石头下面爬出来一样。”

随着仰光港被日军控制，缅甸和中国一起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史迪威领导的中国军队的帮助下，能不能在仰光的北部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如果不能的话，盟军将会完全被赶出缅甸而退到印度去。

失去缅甸将会对盟军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仰光陷落之后，仍然继续作为中国的补给路线的滇缅公路的关闭。这不仅可能导致中国被最终击败，而且印度将会很快面临日本从缅甸发动进攻的危险。预料到这种前景，日本已经训练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印度人——印度国民军。这些人想要获得那些迫切希望摆脱英国统治的印度人的支持，并且把日本侵略者塑造成解放者的形象。这时候，印度的孟翰达斯·K.甘地和他的国大党已经在动摇英国在印度的权力的基础。

因此，缅甸成为整个中-缅-印战区防御的关键，它也是大英帝国的一个遥远的前哨。在很多外国人的眼里，缅甸是一个热带的天堂，那儿有金顶宝塔、杏眼的少女、大象和柚木林。事实上，日本急着占领这一区域，既想以此切断盟军连接印度和中国的纽带，又想占有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缅甸拥有丰富的石油、钨、锰以及其他矿产，而且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

日军侵略缅甸的时候，英国人对于他们如此之快的推进速度毫无准备。缅甸艰难的地形帮助了日本人。部队必须要穿过没有道路的雨林，或者是炎热的、充满灰尘的平原，涉过那些雨季不可能渡过的大江，还要在树阴下温度达到华氏115度的条件下攀越陡峭的丛林山脊。此外，部队还要冒着每年的降雨量超过了二百英寸的瓢泼大雨。除了这些危险，还有很多因为寄生虫、细菌、病毒导致的热带病。

日本人适应丛林作战，而英国人不行。能吃苦的日本侵略者接连打败英国防御者。日军装备精良，包括轻机枪、轻型迫击炮以及轻型装甲。他们有效地运用了这些装备。英国军队习惯于走大道，不愿意进入丛林，而且极度依赖摩托化运输。日本人充分掌握了英国人的弱点，制定并完善了一套他们自己的战术——设置路障。小股的日军先头部队在丛林里迅速行军越过英国的大部队，然后利用倒下来的树或者是已损坏的车辆在英军的后方设立路障，在路障附近安放好机关枪、迫击炮和移动火炮以切断英军的退路。日本人起先用路障对付小规模的英军部队，后来用来对付整团的英军部队，直至最后对付整师的英军部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日军发现，他们很容易就能渗透英国的防线，越过英军的阵地，因为很多住在缅甸大城市附近低地的缅甸人把日军看成他们的解放者。英国在缅甸的殖民官员和军官们长久以来一直过着安逸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已经招致很多缅甸人对他们的怨恨。日军到达的时候，提出了“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口号，他们许诺给予缅甸彻底的独立，受到了缅甸村民的欢迎。而英国军队想要安全进入这些村庄，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力。

缅甸的独立运动得到了学生和佛教徒阶层的支持。佛教徒阶层在缅甸没有沦为殖民地的旧式君主统治下是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独立运动的组织者经常伪装成黄袍的僧侣，为日军从事破坏和侦察活动。盟军士兵们很快认为，所有的僧侣都是间谍，有时候他们看到牧师也一样射杀。这一独立运动由一个准军事化的军官核心所领导，叫做“三十志士”。他们在日军侵略开始之前偷偷逃出了缅甸，在日本、台湾岛和海南岛接受训练。“三十志士”作为平民组成的缅甸独立军的领导人，帮助入侵的日军。和普通的缅甸人不一样，“三十志士”想要的不是以一种殖民主义代替另一种殖民主义。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瓦解，“三十志士”又挺身而出开始反对日本侵略者。

无数的土匪和叛徒使得这一地区乱上加乱。缅甸人一直比其他的东南亚人更倾向于使用武力。事实上，缅甸的谋杀率和暴力事件发生率一直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农村活跃着残忍的土匪和强盗。这时候，强盗、各种村庄中的暴徒、罪犯都加入了打击英国人的行列。他们甚至在丛林的道路上布置电线，希望能够抓住并处死英国的吉普车驾驶员。

缅甸所有的交通线都是沿着三条大河流域呈南北走向，就是这三大流域把缅甸崎岖的山脉分开的。亚历山大将军接过指挥权的时候，他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说，如果盟军能够控制这些流域——西北的亲墩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以及东部的锡唐河-萨尔温江，那么盟军可能至少会坚守住缅甸北部的一块地盘。和史迪威商讨之后，亚历山大决定在仰光北部150英里的地方建设一道防线。这一防线从西部的卑谬到达东部的古都同古，中间穿过彭古雅玛山脉。

史迪威及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负责守卫东翼，重点是古都同古。因为守住这一城市就可以控制整个锡唐河流域以及曼德勒到仰光的铁道线。英国的缅甸军团，在陆军中将威廉·J.斯理明的指挥下，负责防卫西翼的卑谬，横跨宽阔的伊洛瓦底江，从而也封锁住亲墩江流域的入口。

斯理明刚刚从中东调到这一战区，善于应付紧张的局势。他说话直截了当，大部分的军旅生涯都在驻印英军中服役度过。他从不矫揉造作，甚至连史迪威也很仰慕他。他的部队有两个师：第十七印度师（黑猫）和第一缅甸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四个营的英国部队。

第十七印度师里面有廓尔喀族人、印度锡克教徒、拉其普特人以及其他印度人。他们都是一流的士兵，但是他们在缅甸有一个不利之处，因为他们接受的训练都是适合在北非和中东进行的高机动性装甲部队的沙漠战。另一方面，第一缅甸师有三个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低地的缅甸人以及坚韧、独立的缅甸山间部落的代表——克伦人、克钦人等等。这些山地人有着极大的耐力和勇气，而且坚决服从英国军官的指挥。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英国人继续留在缅甸，山间的部落才能继续不受低地缅甸人的统治。至于低地缅甸人，因为日军越来越多地占领了他们的家乡和村庄，越来越多的来自缅甸低地的士兵开始开小差，以回去照顾自己的家人的安全，同时也保住自己的性命。

英军新的防线刚刚建成，尽可能多的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斯理明就意识到这一防线有很多根本的缺陷。这两个积极进取的指挥官——史迪威和斯理明都认为，与其等着日本人来进攻，倒不如向仰光展开反攻。

但是在这一行动展开之前，史迪威必须首先要整顿他指挥下的中国军队。蒋介石答应给他三个军的部队——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事实上每个军的规模只相当于美军一个师。其中的第六十六军还必须要驻守在中缅边境滇缅公路和萨尔温江的交叉点。

其他的两个军中，只有第五军的第二○○师驻扎在防线东段的古都同古，他们直接面对日本人，正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第五军的另外两个师，第二十二师和第九十六师，还没有离开中国。重庆方面的解释是：他们必须要等到物资供给有保障才能动身。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也只前进到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当史迪威要求立即把这两个师从中国调往缅甸以拯救在同古的第二○○师的时候，蒋介石拒绝了。至于蒋介石所承诺的最后一个军，第六军，它的三个师已经进入了缅甸，但是他们沿着滇缅公路只前进到了缅甸东北部的掸邦。

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求他们原地待命，以阻击日军从泰国北部越过边境。

经过和蒋介石费力地争执，最终，史迪威于3月19日获准——至少他自己认为他得到了批准——把第二十二师调入缅甸，以援救在同古的处于危险中的第二○○师。他对第五军的司令员杜聿明中将下达了正确的指令。但是杜聿明和第二十二师的师长、受过法国教育的儒将廖耀湘少将都是贻误战机的专家。他们每天都能找到借口不让第二十二师上战场。这些理由包括：铁道线的问题太多，行程太危险，日军的坦克太多，廖耀湘想等待增援，大部队不能调动，因为该地区有日本的特遣部队……每当史迪威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杜聿明总是躲起来，或者装模作样地对他的下属发脾气。史迪威后来在日记中描述杜聿明和廖耀湘说：“懦弱的混蛋！我不能把他们正法，我也不能相信他们。可是仅仅跟他们说话起不了任何积极作用。”

1941年，中国炮兵戴着德国的钢盔，在一门德国制造的防空炮旁站成一排。德国人对蒋介石军队的影响开始于1928年蒋介石邀请德国军事使团训练中国军队。这一军事使团一直驻扎到1938年，德国应新盟友日本的要求才撤退。

亚历山大在前线拜访杜聿明的时候多少知道了史迪威所面临的难题。他问杜聿明他的野战炮在哪儿，杜聿明回答说已经撤到后方了。亚历山大问道：“那你打算把它们用在什么地方？”杜聿明回答说：“将军，第五军是我们最精良的部队，因为只有他们装备了野战炮。我不能拿那些野战炮冒险。如果那些野战炮遭受损失，第五军将不再是最好的。”

非常有可能的是，杜聿明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而采取拖延态度的。蒋介石根据他的纵深防御理论，从一开始就反对史迪威增援二○○师的计划。当蒋介石口头授权史迪威由他来领导在缅甸的战役时，他的书面任命书并没有很明显地说明史迪威的指挥权。所以史迪威属下的将军们在接到命令时往往都要先和蒋介石核对一遍，否则不会执行。

在整个缅甸战役中，蒋介石经常越过史迪威给杜聿明和其他的中国将领下达命令。在1600英里以外，蒋介石能够对直到团级的部队下达战术上的命令。史迪威写道：“局势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引起重大的变动，可是蒋介石的命令却指导了各种各样的行动以及准备工作。”因为蒋介石离前线的距离很远，所以他的很多命令在到达的时候显得非常愚蠢。在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史迪威接到了蒋介石的指令：“西瓜有利于提高口渴部队的士气。史迪威应该给每四个中国士兵发一个西瓜。”

直到最后，第二十二师也没有参加在同古的战斗。第二○○师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突围。盟军在缅甸的惟一一次反攻——反攻仰光，在一片混乱和指责中没有开始就宣告失败。

同时，在西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日军把斯理明的缅甸兵团往北赶到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英军被日军的残暴惊呆了，士气彻底瓦解。日军把英军俘虏的衣服扒光，绑在树上，作为靶子。他们把救护车浇上汽油，然后点火冲向受伤的士兵。他们把一个被俘的军官绑在英国炮兵正在轰击的路障上。（不知何故这名英国军官挣脱束缚跑回了自己的阵营，他告诉炮兵他们偏离了目标50码。炮兵们纠正了目标，英军才得以通过。）

随着仰光的陷落，供给线也被破坏。斯理明的部队只能靠罐装牛肉和硬得掉牙的含有象鼻虫的饼干度日。在缅甸，四月是最热的季节。这些人又热又渴。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因为季风和雨林的存在，有足够的淡水资源。但是英军被驱赶到了缅甸中部又热又干燥的区域。那里的年均降雨量只有30英寸。沙漠战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是否缺水的问题。人们在手上小便，然后把手放到干裂的嘴唇上，这样可以接触到一点湿气。有一次，一个英国小分队为了一个只有少量水的水箱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当日本人最终被击退的时候，英国人向水管射击，吞咽那些沾着铁锈的水。日军的飞机一直对英军进行扫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回忆说，日军飞机袭击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机枪扫射，而是他们不得不跑进烈日下的掩体里，这使得他们更加口渴。

随着英军防御的瓦解，斯理明命令炸掉在缅甸最大的战利品——仁安羌附近的大片油田。4月15日，5000口油井和缅甸最大的电站化为一团火海。毁坏工作非常彻底，以至于日军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让这些油井重新出油。

斯理明的命令下达得非常及时。因为从另一路包抄的日军不仅到达了油田，而且设立了可怕的路障，切断了整个第一缅甸师的退路。英军的坦克和步兵不停地攻击这个路障，但是没有成功。亚历山大将军已经得到蒋介石的同意，调动刚刚从中国抵达的六十六军的三十八师到英军的前线。现在他派出这支部队去增援被困的第一缅甸师。

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中将是中—缅—印战区最有才干的中国将领。

他毕业于马歇尔将军的母校——维吉尼亚军校，他说着很好、但是过于拘谨的英语，能自由使用当时美国的俚语。他没有大多数中国将领都具有的防御优先的观点。事实上，他在战场上总是冷静而又积极进取。在仁安羌的时候，他的部队经过激战挽救了第一缅甸师的余部，也拯救了东边的十七印度师。总体来说，英国人认为中国这个盟友毫无用处，但是因为他在仁安羌的行动，孙立人赢得了大英帝国的勋章。

回到东部以后，史迪威自己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当时他在同古北面60英里处建立了一条新的防线。这条防线的公路枢纽是由中国第六军第五十五师负责防卫。第五十五师随着日军涌入掸邦州而终于走上了战场。第五十五师师长陈勉吾将军在国内的战场上就得了一个绰号“炸药”。史迪威认为他不称职，想解除他的指挥权，但是失败了。当史迪威的联络官之一，弗雷德里克·麦克卡比上校去参观陈勉吾的阵地时，他被他所看到的惊呆了。陈勉吾的部队沿着公路驻防，前后达好几英里。卡车和士兵散布于狭窄的路面上，机枪被放在厚厚的草丛里，根本无法开火。更糟的是，陈勉吾的司令部在前线以后30米，麦克卡比上校还发现陈勉吾自己在司令部再往后15米的地方。麦克卡比上校建议陈勉吾把部队驻扎到周围的山中以控制路面，但是陈勉吾根本听不进去。

第二天，日军大部队袭击了这支部队。分散的各支部队很快被逐一击溃。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在现代战争史上几乎没发生过：第五十五师就像是从空气中蒸发了。史迪威告诉记者贝尔登：“第五十五师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这是我见过的最离奇的事情。昨天晚上还有一个师，可是今天它消失了。”事实上，第五十五师消失得非常彻底，它已经从中国军队的编制中消失了。

第五十五师的崩溃留下了一个缺口，日军可以通过这儿向北到达腊戍——滇缅公路的西侧终点。

1942的盟军从缅甸的大撤退包括威廉·J.斯理明中将率领的英军（以虚线箭头表示）以及美国中将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率领的中国第五军（以粗箭头表示）。从伊洛瓦底江上的卑谬开始，斯理明的缅甸军团必须向西向北撤退大约900英里到达塔姆南部的印度边界。第五军在同古被击败以后，开始在史迪威的领导下撤退，但是沿着锡唐河和伊洛瓦底江走散了。史迪威和一个114人的队伍一起，两个月后，也就是1942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

从那儿，他们可以沿着公路迅速向东北进军到达中国。为了不顾一切地堵上这个缺口，史迪威命令第二○○师迅速赶去阻击日军的前进。但是管理物资和后勤的于飞鹏（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让史迪威大失所望。肥胖的于飞鹏因为利用职权把他从缅甸带出去的一切物资都拿到昆明的黑市上出售而变得臭名昭著。他的贪污腐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根据名字的谐音，称他为“土匪胖”，也就是胖强盗。他在腊戍掌握着700多辆卡车，但是大多数都被他用于进行黑市交易，当史迪威要求派150辆卡车运送第二○○师的时候，他只派出了22辆。最后，第二○○师晚到了24个小时，这时候日本人已经控制了那一地区。

史迪威亲自到了前线，希望能收回阵地。他在枪林弹雨中鼓舞士气。中国的指挥官胆怯了，史迪威训斥了他，命令他领导进行一次冲锋。然后，就在史迪威的面前，一块弹片划开了那名中国上尉的脸。史迪威指着他身边一名中国军官，对他的副官弗兰克·多恩上校喊道：“抓住那个中尉，踢他的屁股，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动起来。”在一名三星将军的指挥下，那名中尉带领中国军队开始反攻。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史迪威提出如果部队能在下午五点之前攻下敌人的阵地，他将会奖励他们五万卢比。他们提前一小时完成了任务。

正如孙立人在仁安羌所做的那样，史迪威也以事实证明，中国的军队如果能被正确地激励的话，完全可以勇敢地抵抗住日军。但是这一战役已经太晚了，结果只能是于事无补。日军已经穿过了这一区域奔向北面的腊戍。盟军的东翼已经被击溃，盟军的防线即将沿着前线全面崩溃。

在英军方面，斯理明的缅甸部队只剩下了大约1.3万人。有一个700人的格洛斯特营只剩下50人可以继续战斗。坦克部队没有燃油和零件，只能再行驶100英里。通讯线路已经被缅甸独立运动的成员破坏了，而且盟军在缅甸连一架侦察飞机都没有剩下来。铁路的工人都逃跑了，无法通过火车运送部队。经过一次不愉快的碰头之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记录说，亚历山大告诉他，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英军部队了，因为这些英军士兵太怕日本人了。

1942年4月，缅甸的仁安羌油田，随着黑烟从一个被人为破坏的储油罐中滚滚升起，前进中的英军士兵准备炸毁所有堆积在坑里的机械设备。坑里面倒满了石油，然后被引燃。英军也点燃了数千口油井，以阻止前进中的日本人使用这些油田。

第一次缅甸战役最后时光的大多数见证者在描述的时候都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他们用恐怖甚至疯狂来描述这一情形，对于在缅甸的一百多万的印度人来说尤为如此。印度人来缅甸是作为殖民政府的公务员或者是想来发财的。大多数的缅甸人喜欢赌博，喜欢享受生活，但是印度人比较节俭，因此他们很快控制了缅甸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早期移民缅甸的精明的中国商人手中的资源例外）以及大量的耕地。在印度人要逃离缅甸的时候，缅甸村民袭击了他们，用尖刀杀死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缅甸人感觉很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商人无情的、高压的对待，所以他们也很仇恨中国人。因此，他们也袭击中国士兵。如果他们能活捉到中国人，有时候会把他们的手砍掉。反之，中国人看到缅甸人也会开枪。

难民们被掠夺、抢劫和殴打。到处都有强盗。整个国家都在流行纵火和劫掠。沿着到曼德勒的大路周围200英里的主要城镇都被烧毁。在曼德勒这个英国人到来之前的缅甸首都，日本人的炸弹首先引起了大火，接着，日军的缅甸人内应让火势到处蔓延。这座被抛弃的城市燃烧了整整27个昼夜。在旧皇宫周围的护城河里，尸体漂浮在白色的莲花和粉红色的洋水仙之间。在街道上，猪、狗、老鹰吃着发胀的尸体。

日军如潮水般涌上掸邦高原，奔向东北的腊戍，威胁西北的亲墩江，剩余的盟军部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4月25日，史迪威和亚历山大在曼德勒以南25英里的城市考克斯见了一面。他们一致同意，在被日军包围之前，全体撤退是他们能够逃脱的惟一希望。这是个令人沮丧的会面。史迪威说道：“就像我们的中国朋友所说，我们都在‘吃苦’。”

就在这一碰面进行的过程中，日本轰炸机轰炸了考克斯。炸弹在会面地点不到100码的范围内爆炸，然后军官们纷纷寻找掩体躲避——除了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他们两人在空袭的过程中就站在花园里。史迪威静静地靠在门廊的扶手上，吸着烟。

根据亚历山大的计划，斯理明的部队将向西北移动，穿过山上的小路，穿过钦山到达印度——希望能在日军到达亲墩江切断他们的退路之前逃脱。但是史迪威手下的中国部队，即剩下来的组织涣散的几个师，在缅甸的东北部被驱散了。史迪威想把他们撤退到缅甸的北部，建立一个基地，为未来从印度修建一条新路进行反攻做准备。至少，他希望能看着他们顺利撤退到安全区域。因此，当英军开始向西撤退的时候，史迪威把他的总部向北移动到雪布。这是曼德勒以北五公里的一个铁路枢纽。在那儿，他的手下开始组装一列火车头，并尽可能调集所有的车厢准备沿铁路去密支那。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于英军、对于史迪威的部属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这在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英军来说，这是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长的、也许是最不光彩的一次撤退。日军在背后穷追不舍，英军不断受到狙击手的袭击，而且严重缺水。他们从伊洛瓦底江上的曼德勒开始撤退，首先到达亲墩江上的盟洼，然后向北到达业有。途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停下来战斗。不少部队和大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他们即使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回到大部队，实力也消耗殆尽。英军试图沿着地图上标注的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道路前进。渐渐地，他们抛弃了交通工具和重型装备，只保留四轮汽车。英军把敌人称为“抖动测试仪”。就是这种“抖动测试仪”使得斯理明的队伍即使在晚上也只能蹒跚着向前行进。他们的神经被扰乱了，斯理明说道：“如果有人能带给我一点好消息的话，我会高兴地掉下眼泪。”

他们走的路线其实也就是一条手推车的车道。这一路线从业有西部开始，穿过丛林来到了亲墩江边。在那儿这条路突然停止了。如果英军想逃跑的话，他们必须找到渡船，把人员、大炮和汽车载到上游六英里的卡勒瓦。他们找到了六艘渡船，但是停船的地方是个内湾，非常适合进行伏击。那是个开阔的马蹄形洼地，大约有1000码宽，三面都是200英尺高的陡峭的悬崖，悬崖上是茂密的丛林。在挤满迫切等待上船的难民、骡子、士兵、卡车、坦克和大炮之后，这一盆地就像是一个潜在的死亡陷阱。斯理明派了一队廓尔喀族特种兵去侦察敌情。如果日军接近了可以提前发出警报。为了阻止任何日军的船只通过亲墩江，斯理明布置了一根横江的铁索，并派了一个小型舰队和一营的印度士兵在两岸进行掩护。防空炮也列成一排，以应付空袭。所有的战斗人员都驻扎在开阔的悬崖边的丛林里。

防御圈布置完毕之后，车辆被小心地开上了渡船，重型大炮也被推上了船，剩余的空间挤满了伤员。仍能走路的人都被派去伐木作为渡船的燃料，他们登船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交一根木头。5月7日和9日，日军的空袭使得缅甸船夫大惊失色，大多数人跳上岸消失了。

5月10日，日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斯理明当时正在一艘渡船的甲板上。一颗红色曳光弹划过他的头顶时他才得知这一消息。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和大炮同时开火。日本人进入廓尔喀族的警戒圈的时候，他们的无线电正好坏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的领导人选择了撤退而不是战斗。在日军的突然袭击之下，防卫部队把手头的所有东西都向日军倾泻过去。一个印度的博福斯式高射炮一度和日本的野战炮进行对射，直到高射炮正好击中了日军野战炮，操作野战炮的日军炮兵也全被消灭。

斯理明尽量保持镇定，他身体僵直地向一营廓尔喀族士兵那儿走过去。这些人正蹲伏在灌木丛后面。一个廓尔喀军官从树丛后面站了起来，对着斯理明咧开嘴笑了。斯理明问他为什么会笑。他回答说：“看到将军阁下独自一人踱步而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非常好笑。”斯理明的反应是：“哎呀，他是对的。我确实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好。”

廓尔喀士兵出发对日本人进行反击之后，斯理明回到了码头，看到难民中有一个印度妇女感染了天花快要死了，她四岁的儿子想把一个士兵给他的一听牛奶喂给她。这名妇女还是死了。斯理明命令一名医生给这个小孩注射疫苗，然后给了另外一个印度家庭一块毯子，并且让他们带着这个小孩上船。随着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猛，其他的渡船已经很难靠近了。斯理明让其他难民都集中到最后一艘渡船上，船慢慢向上游开去。在命令炮兵把所有剩余的炮弹都打光之后，斯理明抛弃了其他的物资，领导他的战士且战且退，撤往北部丛林覆盖的河岸。日本人没有追上来。这一次是英国人从缅甸撤退以来最后一次和敌人交锋。

前方的道路只有丛林、连绵阴雨、水蛭以及90英里的穿越疟疾肆虐的卡布山谷的路程。英国人把这一山谷称为死亡之谷。晚上，他们无遮无盖地睡在地上，头上经常大雨倾盆。他们的衣服变成了碎布，很多人甚至连鞋子也没有。他们一直处于饥饿状态。斯理明和他的部下一样蓄起了胡须。令人吃惊地是，斯理明新长出来的都是白胡子。为了不让他的部下感到惊讶，他又把胡子剃掉了。

印度难民吃力地推着一辆牛车走在缅甸南部的一条路上。由于疾病、疲劳、饥荒以及缅甸人的袭击，在所有90万逃往印度的难民中，90%的人死在路上。

5月16日，900英里大撤退的最后一天，衣冠不整的驻缅甸英军终于抵达了印度。1.2万人得以生还。1.3万人在撤退过程中死亡或开小差。第一缅甸师的人数下降到比一个旅稍微多一点点。一个约克轻步兵营只剩下84名幸存者。但是尽管被敌人打败，同时疾病缠身，大多数幸存者仍然带着他们的武器。就在塔姆的南部，他们遇见了一支印度运输部队。印度的驾驶员看到这帮从丛林里出来的衣衫褴褛的武装部队竟然吓得掉头就跑。斯理明抓住了这帮印度人，他的坦克驾驶员用枪指着这帮印度人，要他们把伤员送到印度基地的医院里。印度军队对于他们的到来毫无准备。和敦刻尔克撤退后的欢迎仪式相比，斯理明觉得印度人对他们的招待实在是太差了。印度人没有干衣服、毯子和帐篷给他们，而且连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他们完全是因为能从这一极度的压力下得到解脱的前景以及受到欢迎和好好休息的希望支撑着而坚持到最后。可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失望和沮丧，很多人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们死于疟疾、痢疾和极度疲惫。

对于史迪威来说，他面临着完全不同的苦难。他原计划从雪布坐火车向北面250英里的密支那这一终点撤退。这一计划很快就完全泡汤了。因为史迪威的副手、中国军队的联络官罗卓英将军强行征集了一个火车头和17节车厢，想和他的部属一起向北逃跑。行驶了25英里之后，罗卓英的车和一辆南行的火车相撞，使得铁路完全瘫痪。史迪威用中文骂道：“那个肥胖的乌龟王八蛋。”

第二天，一架C-47运输机抵达了雪布。此行是为了美国空军司令亨利·H.哈普·阿诺德的一项特殊使命。驾驶员是长相酷似演员华莱士·比尔尼的卡勒比·V.海恩斯上校以及罗伯特·L.斯科特上校。

罗伯特·L.斯科特上校后来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字叫《上帝就是我的副驾驶》。海恩斯和斯科特从印度出发，超低空飞到了这儿，一路上经过了雨、雪以及日本战斗机的考验。他们发现史迪威正在他的总部里，戴着旧军帽，在桌子上写东西。他们说：“长官，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接你出去。”当史迪威明确表态说他不需要他们的援救时，这两个飞行员惊呆了。海恩斯对斯科特说：“让我们给这个老笨蛋的头部一拳，然后把他带走。”

毫无疑问，他们没有这么做。史迪威用这架飞机把他的大多数的参谋人员送到了印度。这是离开缅甸的最后一架飞机。他还挑了几个人和他一起留下来。

因为铁道线已经损坏了，史迪威的部队由吉普车、卡车、轿车护卫向北进发。希望能够通过公路的封锁，到达北方的另一个铁路枢纽。因为没有最新的地图，这一任务的难度变大了。贝尔登自愿掩护史迪威撤退。他回忆起曾经看着史迪威的情报官弗兰克·罗伯茨跪在总部的地上，尝试着把许多不同的地图拼在一起组成一张完整的缅甸地图，然后制定一条后撤路线。但是无论怎么拼，总是缺少一块。

大约有一百多人和史迪威一起：26个美军军官、士兵和平民；16个中国士兵；英国的七人友好救护队；记者贝尔登；各种马来、缅甸和印度的帮手和厨师；19个缅甸护士——这些人由戈登·S.西格诺医生，一个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所带领。西格诺医生出生于仰光，后来以“缅甸外科医生”而闻名。他首先以平民身份在军队服务，后来成为中校。中国军队在缅甸的时候所受到的医护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他经常同时进行两场手术，能以六种语言分别和他的缅甸护士和中国传令兵进行交流。他经常穿着沽满血渍的短裤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工作。有一次，他甚至从飞机残骸锯下一块机翼作为手术台。

史迪威决定通过铁路到达密支那，于是车队继续向北前进。他们通过一条挤满难民的牛车道绕道往北。这些惊慌失措的难民布满道路，使得车队的行进速度和步行差不多。而且有车辙的道路开始严重损坏车辆。5月2日，一辆侦察车的轮胎爆了。史迪威下命令：“把这该死的车烧掉，继续前进。”另一辆车的车轴坏了。“烧了它”。又一辆轿车的曲柄轴箱坏了，“烧了它”。最后一辆供给卡车着火了。“不要停，继续前进”。

第二天，史迪威的车队来到了好一点的路面上，可以移动得快一点。但是那时候，史迪威接到了一些坏消息。很远的前方，也许是由于日军的破坏活动，几节铁路的车厢被扔在铁道线上，压坏了一座桥，铁路线也被堵住了。现在看来从铁路去密支那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史迪威仍然固执地希望能够组织、带领一部分中国部队向北前进。这时候他自己也不清楚在这场毫无组织的大撤退中每支部队所在的方位。车队沿着公路继续向密支那前进。汽车陷在了沙子里，卡车被扔到了江里。一天晚上，整个队伍在大象踩出来的小路组成的迷宫中迷路了。

5月5日，史迪威认识到北面的车道根本无法通行。而且，日本人比他们更为接近密支那。

现在已经不可能再组织一场有秩序的撤退了。中国第五军、第六军的余部已经和史迪威失去了联系，他们相互之间也失去了联系。他们当时最佳的路线要么是去印度，要么是回中国。事实上，在所有的驻缅甸的中国军队之中，只有孙立人指挥下的第六十六军第三十八师杀开了一条通路基本上完好无缺地到达了印度。日军对于史迪威的包围开始收缩。所以他只有一种突围的可能——向西突围进入印度。这要走大约200英里，穿过缅甸最可怕的丛林、最湍急的河流以及最陡峭的山脉。史迪威的队伍开始上路了，可是第二天路就没了。

史迪威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一起围成一个圈。一些英军士兵，几个欧亚混血的妇女，以及不同种族的落伍兵新加入了这一队伍，现在总共有114人。史迪威通知他们，他们将要步行去印度。他们可能在任何时刻与日本人遭遇，雨季很快就要开始了，这将会使每条江河和小溪都无法渡过。而且他们的配给几乎快用光了。但是史迪威已经下定了决心。如果他们能够在日本人之前到达亲墩江上的霍马林，他们就能渡过宽阔的大江逃入印度的山脉中。

那个晚上，在把他那个笨重的无线电打碎丢掉之前，史迪威最后发了一条消息。史迪威的助手多恩后来回忆起这条消息的内容：“我们把所有的运输工具丢在这儿……我们的食物已经不足，而且得不到任何补充。请通知在印度的英国人把食物和担架送到霍马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部队正在坐火车从锡唐到胡康河谷，然后向印度前进。请尽快在路上准备好足够的食物和药品。这非常紧急！重复一遍，这非常紧急！否则会有上千人丧生。这是我们最后一条消息！重复一遍，这是我们最后一条消息！史迪威。”

兴高采烈的日军士兵在政府大楼面前举起剑庆祝缅甸殖民地首都仰光的陷落。日军占领这一港口后，中国的最后一条海上供应线被切断。日本更有效地孤立了中国。

这一消息完全没有夸大当时的情况。预计有90万疯狂的平民难民想沿着小路前往印度。他们中间很多是印度人。英国殖民政府在这些小路上随机而又不充分地储备了一些食物和药物。难民们发现，缅甸人在所有的井中都投了毒，烧毁了所有的渡船。一些人在山中绕了几个月，寻找古代使节前往中国所走的道路，另一些人一直往北走，在深山中迷了路。疟疾、霍乱和天花在难民的队伍中肆虐。路旁到处都是男女老少的尸体。据估计，死亡人数达到了几十万。

5月7日早晨，史迪威从一个商人那儿买了20头骡子，开始带领他的队伍步行前往印度。他们很快到了一条小河边，小路就从这儿消失了。史迪威一步也不想耽误，立即跨入水中，带领他的队伍向下游前进。因为史迪威走得很快，很快就有人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弗兰克·马尼尔少校——未来“马尼尔劫掠者”的指挥官，倒在了溪边。但是史迪威拒绝停住。英国朋友们把这些受害者放在气垫上拖着他们沿着小溪往下游前进。

这时候，他们只有一半的供应，其余的部分以草根和香草补充。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这支队伍沿着小溪向下走了三天。途中他们遇见了一头离群的野象。在得知它曾经踩死了两个村民之后，史迪威和其他人把枪瞄准了这只大象，直到全体人员都安全地通过。

一天早上，史迪威看到一只骡子的背上捆着一个很大的铺盖卷。当他得知这属于某个低级军官的时候，他非常恼怒。他把这一铺盖铺到地上，召集了所有人让他们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被褥、毯子、床垫、枕头、鞋子以及衣服。史迪威尖刻地说道：“我把你们都叫过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们中的某个人是如何贪图自己的个人享受而不顾大家的利益。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因为那样的话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揍他，而那会影响我们的前进速度……我们到了印度之后我会处理这件事。我们几分钟后就动身。到时候铺盖的主人应该把东西就扔在这儿。我希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耻。”

盛怒中的史迪威转身离开的时候，有个人说道：“天，就连他的旧帽子看起来也疯了。”

起先，人们都以为西格诺医生的护士们将会是他们的累赘。这不仅因为她们是女人，而且因为她们很瘦弱。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到100磅。但是那些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错了。这些年轻的克伦族和克钦族女孩非常能吃苦。她们中的一些人赤着脚，其余的人穿着大号的军靴，像是橡胶套鞋一样。但是她们比大多数的男人更能承受这样艰苦的行军。同时，她们还负责照顾着病人和跛脚的人。

她们用自己激昂的精神激励着这个完全有理由沮丧的队伍。在队伍休息的时候，她们会采摘野花戴到头上，在小溪中欢乐地溅起水花，帮忙用手榴弹捉鱼，教男人们丛林中的生存技巧，例如通过树叶的过滤来净化水。在行军的过程中，她们大声说笑，喋喋不休，还哼着古老的克伦情歌、美国爵士乐、浸信会的赞美诗甚至她们自己改变了歌词的歌曲。例如，她们把《她会回到山中来》的歌词改写成：“我们会一直跟着史迪威将军，路上不停地歌唱。”西格诺这个传教士兼医生因为长途跋涉脚上起泡，以及手术台上的感染，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是他一直坚持前进，而且在短暂的休息时间忙着照顾病人。

当队伍到达一条更大的江——巫尤河的时候，他们从周围的村民手中得到了竹筏。除了一小部分继续从陆路前进以外，大多数人一起乘着竹筏顺流而行。他们相约在亲墩江碰头。坐在竹筏上似乎能够缓解疲劳，但是事实上这和步行一样累。竹筏很不结实，经常散开，有时候在河流中左右摇摆，有时候会搁浅。这需要所有的人都帮忙以渡过难关。一架英国飞机看到了他们，空投了一些极需的物资，但是没带来什么消息。

1942年5月12日，史迪威七零八落的“舰队”终于抵达了霍马林。他想知道他的最后一条无线电消息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但是到达了之后才发现，没有电报机，电话线也被切断了。没有食物，也没有船只用来渡江。英国官员把惟一的一艘汽艇带往上游去了。火爆脾气的史迪威命令大家检查武器的情况，当发现武器都被毁坏了、根本无法开火的时候，他大发雷霆。

那天晚上，大家睡在佛教的寺庙里面。剩下来的食物只够吃三顿，所有的人都很消沉。史迪威考虑了一下对助手多恩说：“我们还是有希望继续前进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能在日本人来之前找到船过江，骡子能在受重伤的情况下越过陡峭的小路，感染疟疾、痢疾、脚受伤的病人们能够跟上，我们不陷入雨季中，我们肯定能从没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

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了霍马林，向着河宽流急的亲墩江前进。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比日本人快了36个小时。经过一些延误，他们找到了一群克钦人，那些人有五只独木舟和一只救生艇可以帮助史迪威一行渡河。骡子从下游渡河，然后重新加入了队伍。当他们到达河对岸的时候，已经摆脱了日本人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要穿过陡峭的山脉走很长的一段路。

史迪威严厉地驱赶着整个队伍向前。他快要60岁了，路上他瘦了20磅。但是目前为止他的体力在队伍中是最好的。他这段时间的日记显示，“醋性子乔”对于那些不能跟上的人没有什么耐心。他写道：“英国佬的脚都跟中弹了一样。我们的人都很累。这些人的体格太差了。”后来他又写道：“这帮人有所进步。”任何一个掉队的人都受到他的责骂，就连高级将领也不例外。当史迪威的参谋之一，弗兰克·西伯特少将不能跟上的时候，史迪威大声对他说：“你必须做得好点，你是个将军，一个步兵，你应该做个好榜样。”

廓尔喀士兵牵着两个被矇住眼睛的缅甸农民走进在仁安羌的英军总部。这两个缅甸农民在英军总部附近卖鸡蛋，但由于当地人中间谋活动频繁，廓尔喀士兵为防止他们探视情报，把他们的眼睛矇起来。

“对不起，长官。但是我实在走不动了。”

“该死的！西伯特，我命令你跟上队伍。你必须要跟上！”

天开始下雨了，道路变得泥泞，这预示着雨季即将到来。5月14日夜间，队伍来到了山间的一小排房屋前面。这儿就是那一区域的穿越印缅边境的主要通道。进入印度以后，他们遇见了一个个子很高的英国区域长官对他们露齿笑了。他们已经收到了史迪威的消息，因此英国人来这儿接他们。他们带来了500名搬运工、运行李的牲口、食物、香烟和威士忌。见到英国人的时候，史迪威毫无表情。但他在日记里承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他们已经获救了，但是他们距离英军在印度的总部——英帕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途。史迪威一点没有降低对队伍的要求。他们又走了六天。史迪威赶着他们每天走了21英里。

5月19日，驻扎在英帕尔外的一些英国军官看到一队憔悴的男女冒着大雨从山中走了出来。队伍的最前面是一个戴着破碎军帽的瘦高个，队尾是十几个缅甸女孩。一个军官上前和史迪威打招呼，问他在路上损失了多少人。

史迪威回答说：“一个也没有。”

几天之后，5月25日，在德里，“醋性子乔”史迪威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闻名的英雄了。直到那个时候，世界都把盟军在缅甸的逃跑看成是一次光荣的战略撤退。根据他一贯的脾气，史迪威表达了他不同的看法。

“我宣布我们一败涂地。我们不得不逃离缅甸。这是一个大耻辱。我想我们应该调查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结果，然后杀回去，并收复缅甸！”

[1]指蒋介石为沽名钓誉而倡导的“新生活运动”

“醋性子乔”史迪威

1942年5月，在那著名的逃离缅甸的过程中，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中将（最右）和队伍中的其他成员讨论供给问题。

以钢铁般的意志去完成不可能的使命

20世纪30年代初期，本宁要塞，史迪威坐在乔治·C.马歇尔（前排中央）右边。在他们俩后面笔直地站着的是奥马尔·布拉德利。

“醋性子乔”史迪威，中-缅-印战区的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曾经这么评价自己：“不讲道理，没有耐性，说话尖刻，郁郁寡欢，疯狂，严厉，世俗，无教养。”脾气暴躁的史迪威还可以在对自己的评价中再加上一个非常合适的形容词：钢铁般的意志。

史迪威最大的个性就是他一旦下定了决心，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不管目标是什么。高中毕业的时候，为了达到西点军校要求的身高标准，史迪威曾经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因为他相信，这样就可以舒展自己，让自己的身高增加四分之一英寸。

史迪威的决心和他的战术能力正好相配。因此，他一直以一名杰出的野战指挥官而著称。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在乔治亚州的本宁要塞开始崭露头角。他在那儿教了四年的战术，做得非常好，以至于这所步兵学校的副校长乔治·C.马歇尔上校称赞他“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史迪威都有能力担任任何指挥工作”。1942年1月他被派到中-缅-印战区的时候，已经晋升为少将，而且被评价为美军最好的指挥官。

被派往中-缅-印战区的时候，史迪威接受的任务被他的老朋友马歇尔，也就是当时的美军陆军总参谋长称为“二战期间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职责一共有八项：包括蒋介石身边的盟军参谋长；在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负责中-缅-印战区《租借法案》的执行情况等等。

史迪威的第一项使命是领导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几周之内，日军横扫了缅甸，史迪威不得不逃离。不过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刻，史迪威也从来没有动摇过获胜的信心。当然，他知道这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在给妻子的信中，史迪威写道：“我总有一天会回家的……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弓着背回家！”

1942年4月，在缅甸眉苗的一次会议间歇，蒋夫人一手挽着史迪威将军，一手挽着喜气洋洋的蒋介石。

日本飞机往缅甸眉苗投下了150枚炸弹。这是眉苗一角，已经被火吞没了。这些炸弹有很多都是日军在仰光缴获的盟军的弹药。

一位新上任的指挥官面临的一堆麻烦事

自从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到达缅甸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一直被各种难题所困扰。交通线路异常糟糕，医药设备缺乏，弹药供应不足。日军进攻驻扎在同古的中国军队的时候，史迪威曾经尝试从铁路进行增援。但是铁路线的工人们威胁说，如果让他们驾车去战场，他们宁愿弃车而逃。史迪威不得不派人用枪指着他们让他们服从命令。

这时候，整个的盟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史迪威的总部所在地眉苗也被轰炸了。当史迪威计划在北部的平满纳立足时，他的新总部又一次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袭击。随着日本人向北推进，史迪威把他的总部迁移到了雪布。但是4月29日，日军已经逼近到了60英里以内，史迪威不得不和他的部队再一次转移。

中国炮兵在同古投入战斗。片刻之后，他们中间有三个人被日军狙击手射杀。

同古前线，戴着一副眼镜和一顶具有传奇色彩的军帽的史迪威正在和中国的将领们讨论对日军的作战计划。

缅甸平满纳，日军轰炸以后，中国士兵扑灭了日军燃烧弹所引燃的丛林大火。在他们背后的是几座巨大的宝塔。

戈登·西格诺医生在一名中国士兵的背部寻找弹片。

外科医生西格诺和他的护士们乘坐经过伪装的吉普车向北行驶。

史迪威的队伍到达了缅北公路的尽头之后丢弃了车辆，他们准备徒步走完余下的路程。照片的前景都是他们扔掉的多余行李。

一次越过重重障碍的长途行军

随着日军向雪布推进，史迪威决定向密支那的机场转移。跟他一起乘坐吉普车、卡车和轿车的队伍最终达到了114人，他们来自于九个民族。就在他们即将到达因多的时候，史迪威接到消息说，日军正在包围密支那。于是他们不得不改变方向向西部的印度进发。但是，因多往西50英里之后就没有大路了。史迪威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步行去印度。他果断地命令队伍抛弃车辆，只带一些他们背得动的物品。他对手下的人说：“在我们离开这儿之前，你们中的很多人会恨死我。但是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都能离开这儿。”

载着史迪威队伍的木筏在指引下通过巫尤河上的沙洲。

史迪威和一个缅甸土著扛着空投在一个沙洲上的供给物资。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醋性子乔”不停地驱赶着这支队伍穿越缅甸北部的可怕的乡村地区。他们竟然每天走11个小时。他们磕磕绊绊地走在丛林间的小道上，蹒跚在小溪底的砾石上。他们的鞋里面全是沙子，脚上磨出了水泡，水泡磨破了之后脚开始流血。即使他们坐竹筏漂在巫尤河上的时候，苦难也没有减少：用来做竹筏的竹竿上的裂缝经常划破他们的手。

再次上岸以后，他们加快了步伐。因为雨季很快就要到来，史迪威一行每天的行程达到了15，17甚至21英里。直到他们跨过了最后一道障碍——缅印边境崎岖的钦山后，史迪威才让他们放松下来。

队伍休息的时候，史迪威叼着根烟，擦拭他的冲锋枪。

一名不知疲倦的指挥官的胜利以及他所经受的严酷考验

5月20日，史迪威最终到达了印度的英帕尔。一名观察家说道：“他看起来就像个愤怒中的上帝，像堕落的天使一样说着诅咒的话。”14天的行军中，他走了140英里。他克服了体能的限制。这样的强度，与他同龄的人很少能坚持下来。

史迪威当时已经60岁了，比他队伍里的大多数人都要老，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一直脸色发黄，而且眼睛一直有毛病。一战的时候他的眼睛受了伤，左眼瞎掉了，而且右眼视力很差，因此需要戴一副眼镜。

虽然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他们一起出逃，但是没有任何一支队伍比史迪威的队伍更为成功。史迪威队伍的所有成员一个不落地全部到达了印度。这完全归功于这个顽强的将军遵守了他的承诺：史迪威要把他的所有队员全部活着带出来。

不知疲倦的史迪威带着他的队伍走在缅甸丛林的一条小路上。他说到，他一旦开始考虑接下来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到他们的头上，他的“勇气就变成了水”。

中国国民党三军总司令——蒋介石

1944年，设在桂林的一个新建的美式管理训练中心，蒋介石检阅接受训练的军官。这一训练中心擅长于训练步兵和炮兵战术。

1924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显示出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坐者）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

执拗地追求权力

1926年3月，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政治让人像狗一样地活着。”但是他擅长经营权术。政治以及他的爱国心和野心使得蒋介石的生活混乱而又危险。

蒋介石1887年出生于浙江的一个小盐商家庭。他幼年丧父，由母亲养大。十几岁的时候，蒋介石因为没有交米税而被满清政府逮捕。他觉得那是“点燃他的革命之火的第一个火花”。18岁的时候，蒋介石剪掉了象征着服从满清政府的辫子，赴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在日本，蒋介石结识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在日本募集资金以推翻满清政府。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蒋介石开始投身于革命。1911年，蒋介石回到中国，帮助筹备起义。蒋介石领导过罢工队伍“敢死队”，组织过起义。2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成为孙中山所缔造的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领导人之一。

蒋介石有着极为出色的领导才能。但是孙中山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孙中山对蒋介石说：“你对一些小事失望的时候，总是不知道掩饰自己的情绪。”蒋介石生气的时候，喜欢拍桌子、摔碟子。在战争期间，有一次，蒋介石看了部电影之后，很不喜欢，于是让人把电影放映员鞭打了一顿。

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蒋介石开始着手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他派兵消灭了他的军阀对手，而且先发制人地打击他过去的盟友。结果，有300多名共产党人和其他“激进派”领导人被屠杀。1927年，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的右翼势力。第二年，他被任命为国民军总司令，接着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38年，蒋介石被正式任命为国民党的主席，对于国民党的一切决定都拥有否决权。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政权一方面受到共产党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对很多西方人表达了中国想生存下去的愿望。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光凭蒋介石自己的决心是不够用来维持其来之不易的权力的。

在这张拍摄于1920年的照片中，蒋介石站在他母亲身后。蒋介石的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她让蒋介石拖地、刷盘子以培养他的品行。

蒋介石于1927年订婚。照片中，他正在上海和未婚妻宋美龄喝茶。宋美龄的魅力和美丽使她拥有数不清的仰慕者。

1928年，北京，蒋介石（正中）和其他将领们一起参加在孙中山陵墓举行的仪式。蒋介石为了获得权力，所以和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

1929年，南京，在重新安葬孙中山的仪式上，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由蒋介石（正中）和她的兄弟们陪同。中间偏左戴眼镜的是银行家宋子文。

蒋介石的妻子——一枚政治宝石

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家里遇见了迷人的宋美龄，他感觉到宋美龄的爱国主义和雄心勃勃正好和他相配。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通过在中国印制、出售《圣经》发了大财。宋美龄迷人、机智、富有，正适合蒋介石这个努力向军事和政治权力顶峰攀登的人。宋美龄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嫁给了有影响力的人。大姐嫁给了银行家、信奉儒学的孔祥熙，二姐嫁给了孙中山。她的兄弟宋子文是个金融家。战争期间，宋子文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游说家。和宋美龄的婚姻将会把蒋介石和中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联系到一起。

在婚礼的那天早上，蒋介石写道：“我们两人决定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贡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蒋介石一点也不浪费时间。1928年初，他领导了一场远征，推翻了设在北京的强有力的军阀政府。当年年底，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候，国民政府的旗帜已经覆盖了全中国。

1938年，汉口，蒋介石正在和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开会制定战略。

蒋介石着便装来到了设在重庆的国民党总部。随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主席。

玩一场生存游戏

虽然蒋介石用民族主义的旗帜统一了全国，但是另一些强有力的军事领导人和他在党内的对手仍然对他的统治形成了挑战。比如说，扎根于中国南方江西省的共产党人就在威胁蒋介石的统治。但是，除了这些一直就有的问题之外，蒋介石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威胁。

1931年9月，日军侵略满洲。蒋介石坚持中国传统的格言“攘外必先安内”，不愿意把军队派去抵抗侵略者。为了剿灭共产党，蒋介石组织了一系列的围剿活动。1934年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迫使共产党人开始长征，从江西撤退到了中国西北部的群山延绵的陕西省。抗日战争期间，陕西成了中国共产党巩固的根据地。

蒋介石只反共不抗日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受到了强烈的反对。1936年，蒋介石很不光彩地在西安被他的部下劫持。当时他只穿着睡衣，连假牙都没戴。劫持他的人也是国民党党员，他们要求蒋介石和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他们和蒋夫人、宋子文进行了13天的谈判，然后释放了蒋介石。虽然蒋介石出于面子的考虑，从来没有承认他已经接受了劫持者的条件，但是第二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终于结成了来之不易的联盟。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时候，蒋介石采取了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到1938年底为止，中国军队失去了5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生活着1.7亿的人口。

蒋介石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1939年，蒋介石向美国政府请求援助。美国援助了4500万美元。1940年，宋子文访问美国，又争取到了2500万美元。1943年，美国参战以后，蒋夫人来到华盛顿，请求更多的援助。她拜访了白宫，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说，后来又出席了好莱坞露天剧场的大型群众集会。蒋夫人的口才以及其他替中国游说者的努力为中国争取到了超过15亿美元的租借援助和贷款。

美中两国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女士和蒋夫人。她们在白宫会谈的间隙出来拍下了这张照片。

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一直对蒋介石冷嘲热讽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将把美国的军团荣誉勋章别在了蒋介石的胸前。

蒋介石终于参加了最高级别的会议

1943年夏天，蒋介石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6月，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蒋介石获得了军团荣誉勋章。这是美国所能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四个月以后，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及蒋夫人加入他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参加的开罗会议。

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和罗斯福讨论了中-缅-印战区的战事。丘吉尔只想和罗斯福讨论盟军在欧洲登陆的问题，认为蒋介石的发言“冗长、难懂、无关紧要”。

至于蒋介石，他对于能参加这次会议感到非常高兴。他咯咯地笑着说：“总统对我有求必应。”此外，罗斯福答应蒋介石，1944年盟军将在孟加拉湾和缅甸进行一次重大行动。但是两天之后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丘吉尔和斯大林说服罗斯福改变了主意，收回了他对蒋介石的承诺。

蒋介石听说罗斯福改变了主意，非常生气。蒋介石说：只有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让中国的人民和中国军队确信，美国是真正关注中国的”。美国人没有支付这笔贷款。但是这位意志坚定的盐商的儿子也得到了一个安慰：至少他能够出席盟军最高战略会议。这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开罗会议上的欢乐瞬间：蒋介石以及他的夫人和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平起平坐。

2 史迪威对陈纳德

飞虎队的第一次出击

一名顽强的驱逐机飞行员

骗取华盛顿的援助

粗糙但已准备完毕的空军战士

史迪威手下不服管的中国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长的供给线

各军种间的竞争

中国对于罗斯福总统老对手的欢迎

陈纳德替蒋介石说好话

“醋性子乔”突然沉默了

有利于空军的决定

1941年12月20日上午，10架双引擎的三菱轰炸机，每架都载着燃烧弹和500磅的炸弹，从日军控制的河内机场出发，前往进攻滇缅公路中国端的终点——300英里以外的昆明。日本飞行员把这当作是一次例行任务，因为一年以来他们一直天天对昆明进行着轰炸。这些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事实上，它们也一直不需要护航，因为中国既没有战斗机，也没有对空火力来抵挡他们。这一天，就跟往常一样，日军飞机将会飞到昆明上空6000英尺的地方轻而易举地进行致命攻击。

但是就在这一天，在昆明东南大约30英里的上空，日军飞行员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四架快速战斗机向他们攻过来。不愿冒险的日机丢弃了炸弹以提高速度，调过头来向河内飞去。一段时间之内，日军飞机似乎很快就要摆脱了追兵。但是，突然一下子又有10架战斗机出现了。这些眩目的、令人可怕的战斗机前端画着大鲨鱼的尖牙利齿，掠过了日机的编队，同时用机载的机关枪向日军飞机开火。日军的轰炸机一个接一个地在空中爆炸或者是冒着烟坠地。很快，日军只剩下一架三菱轰炸机颤颤巍巍地向着河内的方向继续前进。这些鲨鱼嘴战斗机返回了昆明。在昆明的上空，他们进行了象征胜利的慢速滚翻。

这些战斗机来自于一个新组建的名叫“飞虎队”的美国战斗机部队。他们刚刚完成了在中国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虽然飞虎队只在中国战斗了七个月——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6月，而且他们最多的时候也只有55架飞机，70名飞行员，但是他们谱写了对日军的惊人的胜利记录。这些在地面上很眩目、在空中很可怕的战斗机不仅填补了军事上的真空，而且满足了美国公众在心理上的迫切要求。在新闻报道中，他们几乎被描写成了超人，获得了这支小部队几乎不可能获得的荣誉。事实上，随着飞虎队以及其后续组织的名气如日中天，很多人，包括蒋介石，都开始相信美国的空军也许有能力击败日本。

但是，尽管飞虎队战绩辉煌，这些战绩却无法跟日军在中-缅-印战区总体上对于盟军造成的损失相提并论。

缅甸的陷落只是对盟军的另外一次致命打击，它把这一战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除空中联系之外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史迪威经过了20天艰苦的长途跋涉才穿越丛林和山脉到达了印度。此后，史迪威又回到了重庆，决心为了进行收复缅甸的战役而训练地面军队。但是这一战役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飞虎队似乎成为惟一能在战场上打败日军的美国部队。

几个月之前，中国内部自从飞虎队进驻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相信可以通过空军赢得战争，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只能通过常规的地面战来赢得胜利。这一争论在华盛顿和伦敦也得到了反映。在那儿，盟军的战略家们正在想方设法抑制这些看似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这一争议引起的反响也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在中国战区，这一争论尤为激烈。两个意志坚决的人像竖起刺的豪猪一样针锋相对。一方是步兵出身的史迪威。他坚信，地面战争只能在地面上取得胜利，空军的作用充其量只能是“击落几架日军飞机”。另一方是飞虎队的领导人克莱尔·李·陈纳德上校。他认为和他争论的这个人根本不理解空战。虽然在中国战区，陈纳德是史迪威的下属，但是由于飞虎队的辉煌战绩，陈纳德在国际上被看成是一个英雄。而且，陈纳德和美国的领导人通过个人渠道直接沟通。所以，陈纳德对于在中-缅-印战区如何进行战争这一问题有着极不寻常的影响力。

陈纳德是中-缅-印战区存在的大量有魅力而又自以为是的人物中的一名。他是路易斯安那州人，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也是山姆·休斯顿和罗伯特·E.李的远亲。年轻的时候，陈纳德曾经做过乡村教师，做过猎手和渔夫。事实上，陈纳德的皮肤因为和大自然过多接触而明显风化，所以在中国，他被他的飞行员称为“老皮脸”。1917年，陈纳德加入了空军。其后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飞行教官，但是他的军衔没有上升。作为一名多刺的自行其事者，陈纳德对于空军教条的批评众所周知。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那些认为技术进步使得重型轰炸机变成不可战胜的战争机器的将军们控制着空军。他们受到了像比利·米切尔和英国皇家空军之父胡·特伦查德等这一类人的影响。后来，他们又受到了意大利将军古里欧·多哈特撰写的《20世纪的战争》这本书的影响。书中提出，一大队没有护卫的、很难被攻击的轰炸机将会决定未来战争的结果。因为这一观念的影响，又随着马丁B-10轰炸机的出现，空军中那些“轰炸机将军”的地位上升。这种B-10轰炸机就像是某种空中碉堡，它的装甲不仅比当时的普通驱逐机要厚得多，而且飞行速度也更快。因为这种轰炸机的出现，轰炸机的拥护者们认为使用战斗机的空战变得没有必要。一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克莱顿·比赛尔上校认为，战斗机想击落现代轰炸机的惟一方法是破坏它的螺旋桨。有一位空军将军宣布：“因为轰炸机速度的提高，以及天空的广阔，战斗机根本不可能拦截轰炸机，因此把空军的资源用于发展战斗机是不可取的。”

尽管受到拥护轰炸机的那些将军的反对，陈纳德仍然坚持不懈地公开支持发展战斗机。在他看来，驱逐机在战斗中的效用不高，这不是因为飞机自身的缺陷，而是由于一战中所形成的缠斗战术。他写道：“空战过程中，老式、过时的空中缠斗太多了，而冰冷残酷的战争中所必需的有效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却太少了。”陈纳德坚信，空中混战分散了火力。他认为，和步兵一样，空军也不是靠单打独斗取胜，而是通过集中在一起集体作战，以便在火力上占据对敌人的绝对优势。

这一观点不是陈纳德最早提出来的。一战期间，德国的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奇索冯男爵和他的飞行部队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术。但是后来，纳粹德国的王牌飞行员亨曼·戈林接管了这支部队，他又重新采用了追尾混战的战术。但是，陈纳德在空军仍然教授追尾混战战术的时候，就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为了证明一群飞机能够在激烈的战场上作为紧密联系的队伍协同战斗，陈纳德和另外两名飞行员组成了一支精确飞行队伍，他们被称为“三人空中杂技队”。他们表演了惊人的杂技——列队翻筋斗、回旋和翻转。他们还成功表演了壮观的“松鼠笼”移动——飞机慢速翻滚，同时相互合作表演滚桶特技。更绝的是，他们把机翼的末端用20英尺长的绳子连在了一起，并且表演了更多的翻滚和回旋。通过在全国各地的空中表演，陈纳德赢得了公众的赞誉。但是，陈纳德的这些表演对于空军的上层人物却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事实上，1936年，阿拉巴马州麦克斯韦战术学校，也就是陈纳德执教的那个学校，完全停止了战斗机战术的教学。1937年，当陈纳德还是个47岁的空军上校的时候，他因为身体的原因（部分耳聋以及间歇性支气管炎）从空军退役。陈纳德的大多数上级都很高兴看到他的离开。

但是中国人已经听说了陈纳德以及他驾驶歼击机的特长，因此他们请陈纳德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1937年5月，陈纳德刚刚到达中国，就会见了蒋介石的夫人。当时，蒋介石委托他的夫人负责促使萎靡不振的中国空军恢复活力。陈纳德被她的魅力俘虏了。在他当天的日记中，陈纳德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公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蒋夫人一直是陈纳德的赞助人和坚定的支持者。

那个时候，中国的空军只是徒有其表。据记载，中国有500架飞机。但是，能用于战斗的只有91架。其余的飞机要么是不能投入飞行，要么就是根本不存在。购买飞机的资金是在中国各个城市募捐而来的。每当在一个城市进行一次集会的时候，就会有一架新飞机飞进来。在集会的高潮，城市的名称将会被油漆漆到机体上面。事实上，是同一架飞机从一个城市接着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只不过飞机的名字随着每一次集会的地点而变更。因为募集到的资金时不时地变成了政府的财源，所以中国的空军一直没有建设成功。

陈纳德到达中国几周之后，中日战争就爆发了。陈纳德很快组织了一支民间的空军队伍。这支队伍的人员来自于中国的飞行员和国际上的佣兵，可以说是一个外国空军军团。有一些佣兵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但是另外一些却笨得出奇，他们就连起飞和降落都可能会撞坏飞机。大多数的中国飞行员都出生于有影响力的家庭。他们曾经在中国北部城市洛阳的一所意大利教员执教的学校学过飞行。这一学校的办学原则是不应该淘汰有钱的年轻人。其结果是，那些被认为可以作战的中国飞行员在机场起飞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把飞机撞坏了。在最令人恼怒的一天，虽然天气晴朗，但是陈纳德还是看着他们因为起飞和降落时候的事故毁掉了13架歼击机中的6架。

陈纳德开始着手把中国空军建设成一支有效的战斗部队。他修改了训练程序，教给飞行员新的战术，建立了庞大的无线电与电话网络以预知日本轰炸机的到来。为了克服中国方面的惰性并且达到他的目标，陈纳德耍了个小把戏，那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向蒋夫人提出辞职。当然，蒋夫人从来没有接受他的辞职。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陈纳德的飞行员们进行了英勇的防御。但是，他们无法超越日机在数量上和飞机性能上的优势。到了1940年夏天，每天都有一百架敌机轰炸重庆。因此，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的飞机和美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投入战场。

但是，这个计划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因为美国还不是一个交战国。但是蒋夫人的兄弟宋子文一直赞同这件事情。宋子文是一个很有技巧很有说服力的人，也是中国在美国的主要游说者。在支持中国的美国人的帮助下，宋子文使得美国总统罗斯福很不情愿地允许陈纳德雇佣美国空军飞行员为中国空军服务。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不愿看到这件事被大肆渲染，所以陈纳德利用一家飞机维修公司作为雇主以避人耳目。

在罗斯福的批准下，陈纳德从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招募了112名飞行员。这些人都获得允许辞去了原有的职务。同时大家都心照不宣：任务结束的时候，他们可以返回原来的部队。陈纳德也买到了100架P-40战斗机。这批飞机原本是指定留给英国的，但是英国人觉得它们已经过时，因而拒绝接受。1941年夏季末，这批雇佣军被派往中国。他们现在被正式称为“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在缅甸边境的雷允对他们进行了强化训练。

陈纳德是一个极有野心和极为自负的人。但是他精通战斗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虽然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但是还是把陈纳德评价为“一个战术天才”。现在，陈纳德的天才得到了运用。陈纳德最基本的飞机是P-40“战斧式”战斗机。以前英国人使用这种飞机的时候，经常败给德国战斗机。但是英国人使用他们自己的“喷火”和“飓风”战斗机，在英国本土的防御战中充分显示了战斗机在空战中的价值和多样的功能。P-40战斗机因为有一层很厚的装甲保护飞行员，所以笨重而耐久。P-40战斗机直线飞行的时候相对较快，俯冲的时候能达到很高的速度。但是由于其过于笨重，和轻巧灵活的日本战斗机相比，P-40战斗机爬升的时候相对缓慢，操作也不灵活。

陈纳德根据P-40战斗机的优点和缺陷改进了进攻战术。飞虎队员们每两架飞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协同作战。他们一起俯冲、射击、脱离。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再返回进行另一次俯冲。但是，他们不和轻巧的日军“零式”或者是“凯特式”战斗机进行一对一对战斗。陈纳德指导他的部下：“驾驶P-40战斗机的时候，永远、永远不要试图跟日本的‘零式’或者是‘凯特式’战斗机玩特技动作。在我这里，严格禁止养成这种习惯。”

从一开始美国志愿航空队就绝不是一支过分注意整洁和仪容的队伍。军队的等级制被废除了，纪律涣散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飞行员们经常穿着高跟的牛仔靴，以此作为他们制服的一部分，而且他们以奢侈阔绰的生活和铤而走险的行为为乐。很多人在仰光被当地的女孩挽着胳膊出入高级娱乐场所，夜间在外面寻欢作乐。英国人对他们的做法非常反感。有一次，在仰光的一个酒吧中，陈纳德的飞行员们说服了一名C-47运输机的驾驶员去夜袭河内。他们在机身上堆满了老式的法国、苏联、中国炸弹，他们自己也喝了很多的酒。飞机到达目的地上空的时候，这些喝得大醉的飞行员们随意地把这些炸弹从开着的舱门踢了出去。

受到英军驻非洲某个飞行中队的启发，这些飞行员们把飞机的前端涂上油漆，使它们看起来像鲨鱼一样。他们认为，这会对日军飞行员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他们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飞虎队”。一个来自沃尔特·迪斯尼的艺术家给他们设计了一个古怪的吉祥物——一只长着两个翅膀的孟加拉虎。两只翅膀成V字型，象征着胜利。这一徽标被漆到了他们战斗机的机尾。

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查布阿起飞，美国空军运输机把军事物资越过喜马拉雅上空经过所谓的“驼峰航线”（深色箭头）运抵昆明，以及中国云南省的其他地方。自从1942年3月日军征服缅甸以后，几乎三年的时间里，这条500英里的空中走廊是供应在华盟军物资的惟一路线。

珍珠港事件以后，飞虎队已经做好准备，开始了积极的行动。陈纳德以缅甸为界把他的队伍一分为二。一支部队和英军一起共同防守仰光和昆明；另一支队伍建立了一个对中国西部的空中保护伞。从最开始，他们的行动就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每天要和敌人的优势部队战斗，没有可以替换的飞机，也没有可换的部件。他们用口香糖填补油箱上的子弹洞，用胶带包裹被打穿的机身。因为他们的飞机上既没有炸弹、也没有炸弹架，所以他们用威士忌酒瓶装满汽油作为燃烧弹，把自制的炸弹沿着原本用于发射闪光弹的斜道丢了下去。

就是由于他们这些即兴的行动，飞虎队员们成为在缅甸日军的心腹之患。东京电台广播说：“驾驶中国飞机的美国飞行员是不受约束的强盗。除非他们停止其异端的战术，否则他们将会被当作游击队。”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被抓住，可能会被处死。1942年3月7日，仰光陷落以后，陈纳德终于把他的最后几架飞机从缅甸撤到了中国。在那儿，他们向被轰炸的中国西部城市提供空中防护。同时，他们继续突袭缅甸，主要目的是保护滇缅公路上的车队。

中国第五十五师在同古被彻底击溃以后，日军地面部队穿过了这道缺口，沿着滇缅公路越过中国边境，向萨尔温江前进。宽阔的萨尔温江成为日军继续推进的一个极大的障碍。陈纳德派了很小的一支部队轰炸并扫射了公路。因为仅仅有很少一部分日军渡过了萨尔温江，所以陈纳德很不合理地认为他的几架飞机有效地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事实上，日军当时并没有渡过萨尔温江向中国纵深前进的意图。这一错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根据飞虎队自己的统计，他们在中-缅-印战区作战的这七个月期间，击毁了299架日军飞机，另有153架不确定。因为这些佣兵每击落一架飞机都会有奖励，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夸大了自己的战果。但是毫无疑问，飞虎队给了日本军队重重一击。最让人惊讶的是，飞虎队在空战中只损失了四个飞行员。更多的飞行员是死于事故或者是被地面的火力击中。

这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辉煌纪录。但是因为美国已经参战，他们不再有兴趣支持一支不受军方控制的私人空军。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解散，改编为一支正规军，成为中国空军特遣队，由陈纳德指挥。陈纳德当时已经晋升为准将。陈纳德觉得他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他自行其是的性格仍然使他被华盛顿排斥。陈纳德成为克莱顿·比赛尔的下属。克莱顿·比赛尔是陈纳德在轰炸机与战斗机之争中的老对手，当时已经成为美国驻印度第十航空队的司令。同时，陈纳德也隶属于中-缅-印战区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当时，史迪威正积极准备在缅甸发动新的地面战役。

在如何赢得中-缅-印战区的胜利这一战略问题上，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观点对立，他们之间的摊牌变得不可避免。在史迪威看来，陈纳德完全和自己一样固执己见。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史迪威缺乏手腕。在处理人际关系和推销自己的观点方面，史迪威比不上陈纳德。

6月份，史迪威刚刚从印度来到重庆，就毫不留情地就中国军队在缅甸的表现批评蒋介石。总体说来，根据中国人一向慎重的传统，不应该当面直言不讳地指斥别人的过失。蒋介石已经习惯了别人对他很尊敬地说话，所以对于史迪威的批评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史迪威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那就像是往一个老妇人的肚子上踢了一脚。”

蒋介石对于史迪威咄咄逼人地坚持尽早收复缅甸的计划极为不满。但是在史迪威以及他在华盛顿的上司们看来，盟军应该尽快重新打通中国的补给线。在美国的决策者们看来，中国非常重要。因为盟军在西南太平洋进展缓慢，中国成为盟军对日军发起最后进攻的最合适的地方。如果能够建立陆上交通线，从而能够把军事物资大批运送到中国，而且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被训练成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那么中国将成为轰炸日本和对敌人本土发起两栖进攻的基地。这一攻势和太平洋的岛屿上的战斗一起，将能够彻底击败敌人。

史迪威希望能在1942年秋天重新进入缅甸，以利用冬天干燥的天气。但是直到1942年11月，英国和中国才暂时性地同意了一个代号为“安纳吉姆”的作战计划。根据“安纳吉姆”计划，英军将会从印度攻入缅甸的中部和南部，在孟加拉湾控制制海权，从陆海两路进攻仰光。同时，在缅甸北部，中国军队将尝试完成对日军的钳形包围。

缅甸失陷的时候，大约有9000名中国军人撤退到了印度。从中国空运过来的数千名士兵将会加入这支队伍，组成两个带有支持部队的完整的师。这支部队在印度的兰姆珈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配备了现代化的装备，被称为X部队。它将从西面插入上缅甸。中国方面，将会重组第六军，在中国的云南省接受训练与装备，被称为Y部队。这支部队将会从中国渡过萨尔温江西进。X部队和Y部队完成钳形包抄以后，英国的部队将会从新收复的仰光向北进军，和X、Y部队会师。如果整个作战计划能顺利实施，滇缅公路将能重新开放，盟军将会可以再一次通过仰光港对中国进行补给。

盟军还制定了预备方案。随着中国步兵在缅甸北部的攻势，工程兵将会跟在他们后面，修建一条新路。这条路起始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横穿缅甸的恶劣地形，最后在八莫和旧有的滇缅公路连接。因此，即使英军未能收复仰光，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胜利也能够使得利多公路顺利完成，从而结束日军对于中国的长期封锁。物资将会第一次直接从陆路穿越缅甸北部，从印度出发直到在中国边境进入滇缅公路，然后通过这一总长600英里的蜿蜒陡峭的公路到达中国的昆明。

“安纳吉姆”计划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英国和中国都不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计划。对于英国来说，他们的资源在对德战争中消耗极大，很难满足“安纳吉姆”计划对人员和资源的要求。印度的铁路与公路系统是缅甸战役的基础，但是这一系统一片混乱，所以接替亚历山大担任东南亚英军司令的阿奇博尔德·维威尔将军认为后勤的问题根本无法克服。（亚历山大被任命为驻中东英军司令。）英军的不情愿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英国不愿意看到中国在战后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而且他们对于再一次参加一场丛林战没有什么热情。丘吉尔曾经把收复缅甸比喻成“一根刺接一根刺地咀嚼一头豪猪”。

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理由对收回缅甸持保留意见。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的进攻战术导致了第五军的覆灭。蒋介石还有大约40万训练良好的军队，但是他准备把这些部队用在中国西北遏制他最大的敌人——毛泽东指挥下的共产党部队。如果共产党推翻了国民政府，这对于盟国将会是个大灾难。因此，蒋介石不愿意把任何部队派遣到缅甸战场上。而且，由于蒋介石对手下将领的明显不信任，他对史迪威训练一支精锐部队存有戒心，担心这支部队的指挥者将来会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最后，除非英国能首先收复仰光，并且控制孟加拉湾，从而使得日军不能通过海路增援其陆上部队，否则蒋介石不愿意把中国军队派到缅甸去作战。蒋介石对于英军能否按计划行事几乎没有信心。

史迪威对此非常失望，但是他下定了决心，并且尽全力让缅甸的地面作战变成现实。史迪威来往于重庆和德里的英军总部之间，使用他自称的“拉袖子战术”，一边哄蒋介石，一边哄维威尔。史迪威说：“老天，我就像是个跑腿的。我跑到重庆拉住蒋介石的袖子，告诉他他最好准备渡过萨尔温江，因为英国正在准备从南方进入缅甸。我告诉他，如果英国独自行动的话，中国将会很没有面子。然后我飞到印度，拉住维威尔的袖子，告诉他，蒋介石的军队就要渡过萨尔温江了，你们英国人最好也立即行动。如果中国人有胆子去战斗而你们英国人没有的话，你们将会大大地给白人丢脸。”

对于史迪威的纠缠，维威尔的反应是：“喃喃而语，态度含糊”，像个“疲惫的老人”。维威尔一次次地表示出不愿意在1943年初发起战役，他找了不少借口，比如说后勤问题，比如说雨季很快就要来临以及数不清的其他障碍。蒋介石也因为被国内的其他问题所困扰，态度一直在摇摆。蒋介石答应进行合作，但是为了合作能顺利进行，他要求更多的租借物资。

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缅-印战区进行有效合作的主要障碍。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已经逾越了自己的权威。而且，史迪威不断在蒋介石背后说他的坏话，对于中国军队的缺点喋喋不休，这些都表现出了史迪威对蒋介石的轻蔑。在一份副官备忘录中，被激怒的蒋介石说，他确定“史迪威根本不想和我合作。史迪威认为，事实上他是被派过来指挥我的”。

对史迪威来说，他在信件和日记中也越来越表达出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史迪威把蒋介石称作是“一个傻子”，“一个笨蛋”，“一个固执、无知、充满偏见、自负的暴君。蒋介石只能从我这儿听到实话，可是他却很难相信这些实话”。史迪威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比作纳粹党人，怒气冲冲地认为美国一直在“被这个‘花生米’所操纵，不得不支持这个已经烂掉的政府，把这个政府的领袖美化为全才的爱国者和战士。上帝！”虽然史迪威总体来说很谨慎，不公开说出这些言辞激烈的评论，但是他在重庆住所的仆人中间有告密者。毫无疑问，史迪威的这些看法即使没有原原本本地被传达给蒋介石的话，至少大意已经被他知道。这也加剧了两人关系的恶化。

史迪威想利用租借物资作为让蒋介石行动起来的杠杆。史迪威觉得，如果蒋介石想继续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采取具体的行动。史迪威要求华盛顿授权他把租借物资当作一种交换物品进行管理。罗斯福总统坚决反对，因为他认为这种方式是对一个国家元首和军队司令的贬低。罗斯福警告马歇尔和史迪威，“一个人不能那样严厉地对另一个人说话。我们不能像对待苏丹和摩洛哥一样强迫中国尽义务”。

尽管盟军内部有矛盾斗争，但是对于缅甸战役计划的执行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中。蒋介石指定了即将编入驻扎萨尔温江的Y部队的中国部队。中国曾经提出过对印度和缅甸部分地区的领土要求，英国虽然担心中国军队在印度的大量集结会重新激活中国的这一要求，但还是很不情愿地同意中国军队进驻兰姆珈补充X部队的实力。

一开始的时候，派往兰姆珈的部队的素质非常低，建立这一训练营的美国人几乎绝望了。根据美国的标准，美国军医认为40%的中国人身体素质不合格。在某一部队，不合格率甚至达到了89%。为了在飞机上挤上更多的士兵把他们送到印度来，中国的某个将领让他们脱光衣服。他说道：“只要三个小时就到了！”在跨越群山的寒冷的飞行中，有几个人冻死了，其他人都冻病了。美国飞行员把这一运送部队的行动称为“呕吐行动”。到了印度以后，中国士兵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由于良好的医疗条件，也由于饮食丰富，很快他们平均每人增加了20磅的体重。他们的薪水直接由美国人支付，不再被上级克扣。他们学会了如何操作迫击炮、7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及野战电话。当时，在中国的很多地方，电话还是个新事物。他们的学习速度快得连美国教官都感到惊讶。

因为中-缅-印战区物资供应情况的变化，史迪威和陈纳德的竞争也激化了。美国军事物资的重点是在欧洲，供给非常充足，所以可以对德国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空中战役和地面进攻。但是中-缅-印战区的物资供应相当有限，空军和陆军的供给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空军和陆军只能有一个成为物资供给的重点，而且即使是重点供给的军种也还是得不到足够的物资。在中国，史迪威的Y部队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给问题。因为日军占领了整个缅甸，所以所有的食物与军火都要从印度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出发，飞行500英里到达中国的昆明。

在飞行过程中，空中运输大队的运输机需要穿越1.5万英尺高的喜马拉雅的支脉——“驼峰”。由于暴雨和大风，每一次飞行都是一场噩梦。雨季的时候，由于瓢泼大雨，能见度几乎为零。飞行员们把“驼峰”的一处顶峰称为“用铝铺就的山脉”，因为很多飞机都在那儿坠毁。

运入中国的战争物资非常稀少。史迪威和陈纳德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物资。尤其是陈纳德，后勤问题让他非常头疼。陈纳德写道：“这就像是一支基地设在堪萨斯州的空军部队，它的供给物资来自于旧金山，而它的任务却是轰炸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的目标。”

事实上，当时的情形更糟。陈纳德的飞机驻扎在世界上最长、最复杂的供给线的末端。首先是从美国经过大约1.2万英里的海上航行到达卡拉奇或者是孟买，然后穿越印度的1500英里的铁路，再然后来到孟加拉和阿萨姆邦之间的一段古老的铁路。最初修建这条路是为了把茶叶从阿萨姆高地运下来，路程中间轨距换了三次。而且货物还要渡过亚洲的大江之一——雅鲁藏布江。因为江上没有架桥，所以只能使用渡船来运输。从阿萨姆到了陆军训练中心以后，这些物资还要飞越500英里的“驼峰”航线到达昆明。

1942年，陈纳德在中国建立了前线空军基地以更好地攻击日军的补给线。这样，他的供给物资还要从昆明使用卡车和骡车，通过很差的道路才能运达。一些苦力要把航空燃料桶从100英里以外翻滚着运过来供给陈纳德的飞机。最顺利的时候，物资从昆明到前沿基地需要八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是从昆明空运航空燃料的话，运输机每运送两加仑的燃料就要消耗掉三加仑的燃料。陈纳德手下的一支部队——第三○八轰炸机中队曾经尝试自己越过“驼峰”运输燃料和军火。第三○八中队在中国每执行一次战斗任务都要往返阿萨姆三次以保证有足够的物资。陈纳德做过一次计算，他们每往日本控制的上海投掷一吨的炸弹，就必须要有18吨的物资抵达印度港口。因此，曾经有一次因为燃料不足，陈纳德的整支队伍有33天没有上天飞行。

为了在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飞机的性能，他们把机器润滑油过滤下来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用破布填充磨损的后轮胎，用竹子和鱼胶制作副油箱。

尽管存在这些困难，陈纳德的中国空军特遣队就像以前的飞虎队一样，有效地打击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日军。为了避免在地面上被日军捉住，陈纳德和他的飞行员们不停地更换跑道。陈纳德建立的广泛的无线电和电话预警网络帮了大忙。这一网络不仅能使美国人先日军一步展开行动，而且使他们经常能在空中突袭日军。那时候，陈纳德虽然只有八架B-25轰炸机，但是他们不停地制定新的战术，不停地使用作为主力的P-40飞机发挥其他用途，例如把它们用作空中照相侦察机、夜战战斗机甚至俯冲轰炸机。

随着时间的流逝，也随着空军的行动卓有成效，中-缅-印战区关于取胜战略的争论也日趋激烈。陈纳德越来越坚信，如果他的空军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并且补给能够跟上的话，他能够彻底击败日本空军，切断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最终轰炸日本本土。陈纳德相信，这一连串的打击将会很快使日军彻底屈服。考虑到他在缅甸曾经以一支很小的部队所取得的成就，陈纳德觉得史迪威的地面战方案非常荒谬。在陈纳德看来，史迪威是一个近视而又营养不良的老步兵，而且他“对于空军有很强烈的歧视，同时对任何比步枪和刺刀复杂的武器都深表怀疑”。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想杀回缅甸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一心想洗刷他先前战败的耻辱，是一种“我一定会回来的”成见。

与此相反，史迪威越来越确信，陈纳德的空军制胜战略将会导致一场灾难。史迪威认为，如果采纳陈纳德的方案，结果将会像1942年初期的那场被普遍地误会了的多利特袭击一样悲惨。当时，为了袭击日本本土，同时振奋美军的士气，詹姆斯·多利特上校率领一群B-25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出发，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东京。空袭完毕之后，这群飞机继续向前飞往中国，很多飞机都紧急降落于中国的浙江省。作为报复，日军派出了53个营的陆军部队扫荡了浙江省，他们摧毁了所有可能帮助这些紧急着陆的飞行员的村庄，屠杀了25万中国人，破坏了两万平方英里内的所有机场。

史迪威认为陈纳德的方案会导致同样的结果。除非中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能够通过训练而提高，否则陈纳德袭击日军的任何重大行动都会导致日军迅速而有效的反击。史迪威在一个新修的跑道上遇见了一名工程兵军官并且和他交换意见的时候，概括了他的这一观点。史迪威问道：“你们到底想修这个机场干什么？”

“因为陈纳德将军需要这个机场。”

“他将怎么保卫这个机场？”

但是尽管史迪威对陈纳德的方案不以为然，蒋介石却信以为真。在蒋介石看来，如果美国空军能赢得这场战争，那么缅甸战役将会变得没有必要，那么也没有必要重组中国军队，最终的结果是，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将会有大量的军队、大批的物资可用于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也越来越对史迪威不满。蒋介石想得到更多的租借物资。而且他认为史迪威作为租借物资的管理人扣留了他应得的物资。蒋介石一度暗示，如果美国不增加对中国的支持，他将去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事实上，蒋介石这是在委婉地威胁他可能和日本单独媾和。蒋介石把史迪威看成是不可容忍的障碍，因而宁愿直接或者通过特使和罗斯福交涉。很快，蒋介石提出了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由陈纳德接任其职务。

1942年10月温德尔·威尔基访华的时候，陈纳德得到了另外一个盟友。在1940年的大选中，罗斯福击败了威尔基。罗斯福派他以前的对手作为亲善大使进行一次环球旅行。蒋介石把威尔基看做是地位尊贵的特使，同时也考虑到他可能于1944年再一次竞选总统，于是铺出了红地毯迎接威尔基。

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预测说，威尔基将会“完全被阿谀奉承所包围”。而且，中国人将会“让他吃好喝好，无心他顾。这样他的能力将会变得迟钝，他会被充分灌输右翼的观点”。事实上，威尔基得到了相当好的款待，甚至参观了“前线”——在西安附近黄河沿岸一个很狭长的地带，中日双方的士兵正在和平地交易商品。这段时间里，威尔基明显感觉到了蒋介石对于陈纳德的强烈支持。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威尔基参观了陈纳德的昆明总部。在这儿，威尔基和陈纳德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陈纳德提出了他通过空军力量击败日军的计划，威尔基肯定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回重庆的路上，威尔基发现他和史迪威之间根本没什么可谈的内容。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感谢上帝，威尔基终于走了。他几乎不向我说话，对我极为冷漠。”

威尔基在和陈纳德会谈的时候，要求陈纳德把他的计划写在信里面，威尔基回美国的时候将会把这封信转交给罗斯福。陈纳德照办了。在他的信中，陈纳德表示，如果能够给与他足够的权威，任命他为驻中国的美军总指挥，他将能够彻底击败日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陈纳德需要这样一支空军：105架现代化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再加上及时的补给。如果能有这样一支空军，陈纳德将“保证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从而“挽救数万美国陆军和海军士兵的生命”，然后只要由麦克阿瑟将军轻轻松松地去收拾残局就行了。目前，史迪威把保卫“驼峰”的生命线规定为陈纳德的首要任务。但是这完全没有必要，那只是一个“保守而又僵化的军人大脑”所提出的想法。陈纳德将会通过进攻敌人的本土来保卫“驼峰”，就像犹非利加纳斯曾经抵挡汉尼拔对罗马的进攻一样。

陈纳德的这封信一到达华盛顿就被送到了美国陆军部，并且在那儿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纳德不仅宣布能够用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击败日本，而且要求取代自己的上级史迪威的位置。马歇尔一直是史迪威的支持者，他被这封信激怒了。后来马歇尔说道，陈纳德的计划“纯粹是胡说八道，连差劲的战略都算不上，仅仅算是胡说八道”。

但是，陈纳德的这一建议在罗斯福那儿得到了不同的反应。1942年11月，蒋夫人对美国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访问。她作为一名客人住在白宫，利用这个机会施展她那远近闻名的魅力。罗斯福担心她会勾引他，所以对她一直是小心翼翼，但是蒋夫人还是利用了这次机会表达了蒋介石对陈纳德和他的战略的偏爱。中国派往美国的其他使团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而且陈纳德的公关副官、和平时期的报纸专栏作家约瑟夫·奥尔索普也代表陈纳德向罗斯福的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恳求帮助。

带着眼镜的宋子文会见中国的将领们。宋子文是中国最成功的说客之一。作为外交部长和中国银行行长，宋子文经常访问华盛顿请求援助。因为宋子文和他的哈佛校友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朋友关系，他说服美国给了中国一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马歇尔支持史迪威，尽管陆军部仍然不信任陈纳德，但是罗斯福还是开始倾向于陈纳德的观点。首先，陈纳德的计划是一种代价很小的赢得战争的方案。同时罗斯福也有政治上的考虑。罗斯福决心把中国培养成为战后的主要大国，培养成一个自由国家，以填补日军战败以后在亚洲留下的真空。蒋介石似乎是惟一一个有可能把中国凝聚在一起的人物。如果蒋介石想采用空军的战略，罗斯福也倾向于赞同他的意见。

因此，1942年秋天，各方对于在缅甸进行一场地面战争的计划都失去了热情。盟军的战略重心是在北非的登陆和集结。马歇尔给史迪威写了一封信，告诉史迪威，史迪威可以用于“安纳吉姆”计划的供给基本上只有那些已经到手或者是正在运送途中的租借物资。被激怒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花生米’（蒋介石）和我在一条救生筏上，两个人只有一个三明治，可是救援船只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不久以后，12月份，维威尔开始从“安纳吉姆”这一地面作战计划退缩。维威尔的理由是，英军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1月8日，蒋介石也宣布他将退出这一计划。蒋介石给罗斯福写了封信，信中提出，陈纳德的空军进攻的方案有着不可思议的极大的潜力。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五”，他写道：“‘花生米’说他不想发动地面战……这终于让英国佬松了口气。现在，英国人将会退出战斗，中国人也会退出战斗，而该死的美国人却要继续向前进行战斗。陈纳德的喋喋不休让我们陷入了一个困境。陈纳德对于他能够做什么说得太多，现在那帮人真的要让他放手去做了。”

史迪威不时地沉浸于打油诗的写作当中。其中充满了不雅的引用。就在“黑色星期五”之后不久，史迪威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不满。诗的名字叫做《春天之歌》，史迪威把这首诗寄给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妻子卡梅尔。诗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

把我带回海岸去，带回我最爱的地方去，

让我离开这个臭气熏天的下水道，

我的脖子还在这儿，但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在了，

而且我决不会再铲粪了。

但是，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马歇尔和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上将坚决支持继续执行“安纳吉姆”计划。英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要抽调很多原计划用于横渡海峡反攻欧洲大陆的登陆艇。金上将主动提出从太平洋抽调登陆艇用于在缅甸的行动。于是英国同意了。双方的参谋们决定在1943年11月发起对缅甸的地面进攻。但是罗斯福仍然在考虑陈纳德的建议。3月，罗斯福解散了原来的中国空军特遣队，任命陈纳德指挥一只新组建的、以中国为基地的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的军衔上升到了两颗星，他的部队从驻扎在印度的比赛尔指挥的第十航空队分离了出去。现在，陈纳德只隶属于史迪威，而且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1943年4月底，在蒋介石的催促下，罗斯福决定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参加会议，其中包括丘吉尔亲自参加的三叉戟会议。马歇尔被这一越级指令激怒了，坚持也要召史迪威回来参加会议。最后的决定是这两个人都参加在5月举行的会议。

史迪威毫无疑问感觉到了他的下属陈纳德正在削弱他的权力。而且，史迪威很沮丧地看到，罗斯福正在很认真地考虑陈纳德“六个月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的计划”。当史迪威和陈纳德两人在昆明见面一起飞回美国的时候，史迪威仅仅很不诚恳地轻轻问了一句“你的行李在哪儿”。

在华盛顿的时候，史迪威和陈纳德各自私下拜见了罗斯福。史迪威平时说话口齿清楚，但是在拜见罗斯福的时候，因为他对向总统陈述情况显得局促不安，所以说起话来口齿含糊，结结巴巴，以至于罗斯福以为他病了。而陈纳德却显得信心十足。在会面中，陈纳德一度表示说，他的飞机可以击沉一百万吨位的日军舰只。总统对于他的这句话非常兴奋，使劲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道：“如果你能击沉一百万吨位的舰只，我们将会完全瓦解他们的防御。”

在一次联合会议上，罗斯福让这两位将军依次阐述他们个人对于蒋介石的评价，这使得罗斯福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两人的不同。陈纳德回忆说，史迪威当时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是：“蒋介石是个优柔寡断、狡猾、不可信任的老混蛋，而且他从来不遵守承诺。”陈纳德的评价是：“长官，我觉得蒋介石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之一。他对于我从来都是言出必行。”罗斯福被陈纳德的观点打动了，他邀请陈纳德将来亲自和他沟通。

在三叉戟会议上，史迪威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总指挥，表达了他对这一战区总体战略的看法。后来他的下属陈纳德从房间的一角站了起来，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这使得史迪威非常难堪。史迪威板起面孔，脾气暴躁起来，重复很多次表示了他对陈纳德计划的反对。史迪威的理由是，一旦第十四航空队把日军刺激到一定程度，日军将会进攻陈纳德的机场，并且将会轻而易举地占领这些机场。史迪威提醒所有在座的人，不要忘了多利特袭击之后发生的悲惨的事情。史迪威提出警告说，除非能够训练并且装备一支中国军队在地面抵挡日军，否则陈纳德的空中进攻肯定会失败。而如果要训练和装备这支部队，就意味着“安纳吉姆”计划必须继续进行。

美军的参谋长们都坚决地支持史迪威，但是持相反意见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强大。英军的参谋长们宣称，他们无法在1943～1944年间开始大规模收复缅甸的作战。维威尔列举了一大堆的理由，想要说明在丛林中作战是多么的困难。丘吉尔提议说，应该完全跳过对缅甸问题的讨论。丘吉尔倾向于对苏门答腊岛展开军事行动，并以此作为收复新加坡的跳板。四个月之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国人是支持“安纳吉姆”计划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人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在亚洲大陆的军事行动应该局限于支持陈纳德对于日军的空中打击。罗斯福同意英国的观点。罗斯福指出，他想在中国战区立即展开行动，而只有陈纳德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叉戟会议的结果是一个妥协的方案，这一方案更偏向于陈纳德的计划。“安纳吉姆”计划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苏西”计划。这个计划是个很有限的行动方案，计划的具体内容既包括史迪威的中国部队进入缅甸北部，也包括英国部队在缅甸中部的有限进攻。“苏西”计划剔除了进攻仰光的行动。正如史迪威向丘吉尔抱怨的那样，这一方案不够积极进取。陈纳德将会继续进行他的空中进攻。而且，直到10月份，陈纳德的部队将在通过“驼峰”运达中国的物资中占有优先地位。对于史迪威来说，这一有利于空军的决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这意味着史迪威准备Y部队、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的计划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史迪威对作为他下属的陈纳德非常气愤。在乘飞机飞回亚洲的途中，史迪威把他的这一沮丧情绪记在了日记中：“当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反对你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奥尔·大波”：“驼峰”的征服者

C-46型运输机，机长76英尺，翼长108英尺，拥有两个2000马力的引擎，时速可以达到183英里。

C-46型运输机是越过“驼峰”进行空运的主要机型。这种笨拙而又毛病多多的飞机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一直承担着在中印之间这条极为危险的航线上运输重要物资的任务。

C-46型运输机的前身是科鲁提斯·赖特1937年设计的一种36座豪华飞机。它是二战期间美国空军使用的最为庞大、最重的双引擎运输机。它的2300立方英尺的容积可以装载四吨的物资，容量比它的前任C-47型运输机大了几乎一倍。而且，这种飞机可以飞行于2.4万英尺以上的高空。它为了越过最高的山峰，经常不得不在恶劣的天气下飞那么高。飞行员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奥尔·大波”。这一绰号来源于沃尔特·迪斯尼一只飞象的名字。

作为一种货运飞机，C-46型运输机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在暴雨天气，由于机身焊接不紧，雨水会大量地漏进去。在高空中时，防结冰装置的缺陷使得空气入口被冰块阻塞，挥发后的汽油泡沫堵住了发动机的通风口，使得引擎失去动力甚至停止工作。更糟的是油管可能会破裂，使得汽油落到了高温的发动机间，引起大火甚至空中爆炸。总共有数十架C-46型运输机从“驼峰”上空坠毁。在一片起伏的地面上有了那么多的飞机残骸，以至于飞行员把这一区域称为“用铝铺就的山脉”。

神气活现的飞虎队

飞虎队的中流砥柱：P-40战斗机。一位画家再现了这一飞机的全部细节：机身装饰着一个匀称的、长着翅膀的老虎，机翼印有中国国民政府的徽标——青天白日旗。

中国空军之翼（上图）；飞虎队队员佩戴的一块布（下图），图中画有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旗帜和飞行员身份证明。

一支取得重大胜利的部队

1942年，当盟军的地面部队节节败退的时候，克莱尔·L.陈纳德领导的神勇的飞虎队却在空中对日作战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飞虎队驾驶着耐久但过时的P-40战斗机，机身上装饰着让人胆战心惊的鲨鱼的眼睛和尖锐的牙齿。飞虎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富传奇色彩、最致命的作战部队。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飞虎队的飞行员都是从美国军队中招募来为中国作战。飞虎队原先是一支由112名雇佣兵飞行员组成的非正规军队伍，它的正式的名称是美国志愿航空队（AVG）。他们来东方的时候所使用的伪造的护照上面记录着他们各种用于掩护的身份：推销员、教师、旅行者、音乐家、杂技演员、银行家、棒球运动员。他们作为美国志愿航空队仅仅战斗了六个多月。然后，随着美国的参战，这一队伍成为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的核心力量。1943年3月，这一特遣队被并入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

飞虎队所面对的日军飞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日军的飞机包括了转弯和爬升速度比P-40战斗机快一倍以上的“零式”战斗机。1942年2月25日，日军派出了166架飞机轰炸和扫射缅甸仰光。飞虎队以九架P-40战斗机迎击，击落了24架敌机，自己只损失了三架。第二天，又有大约200架敌机进攻这一城市。这一次，他们击落了18架敌机。飞虎队的所有六架飞机都安全着陆。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他们就在P-40战斗机的座舱罩下印一个微型的日本国旗。

飞虎队的成功主要归因于陈纳德所教授的不受教条束缚的战术。陈纳德教导他的部下：“使用你们的速度和俯冲力进行一次冲锋、射击、脱离。”为了把他的观点阐述清楚，陈纳德就像一个足球教练一样，在黑板上用粉笔图解他的战术，在一个摇摆不定的竹子搭的塔上面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飞行技巧。

直到战争结束为止，飞虎队为盟军在中-缅-印战区的胜利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们击毁了1200多架日军飞机，另有700多架日军飞机可能被击落。他们自己损失了573架飞机。

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指挥员、飞虎队的创始人克莱尔·L.陈纳德少将站在一架P-40战斗机旁边。陈纳德有一个绰号叫“老皮脸”。

一群怀有雄心壮志而又不怕死的飞行员

1942年，美国志愿航空队“地狱天使”中队原先的飞行员们在一架P-40战斗机前站成一排。这架飞机上有这一中队的徽标——一一个赤裸的天使。另外，飞机上还印有五面日本国旗，象征着他们击落了五架日本飞机。

格雷戈里·帕比·波印顿在中-缅-印战区击落了六架日军飞机。后来他在所罗门战役中赢得了荣誉勋章。

飞虎队的最早成员是一群杂乱无章的前陆军、海军飞行员。他们渴望能够参加战斗，所以抓住这次机会加入了美国志愿航空队。1941年，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一名招募员说道：“这是一个能够体验真正的空战的机会。而且，你们还能拿到一大笔钱。”当时，飞虎队队员的报酬相当高，每个月有600到750美元（几乎是一辆小轿车的价钱），而且他们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还有500美元的奖励。但是，这些寻求刺激的飞行员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根本没问报酬的情况下就加入了队伍。

这些飞行员们分成了三个中队：“地狱天使”中队，“熊猫”中队以及“亚当和夏娃”中队。他们一直渴望着能够参加战斗。为了给日军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断改变机身上的数字，把P-40战斗机前端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并且频繁地更换这些颜色。他们这么做是想让敌人有一种错觉，认为飞虎队有更多的飞机在和他们作战。他们这些做法非常有效，以至于1942年秋天，东京电台在广播中发誓说一定会摧毁飞虎队的所有200架飞机。事实上，当时飞虎队只有29架飞机在服役中。

地面上的飞虎队员们过着一种接近于老百姓的生活。军队的纪律几乎不存在，只有在正式的仪式和葬礼上他们才穿上全套的制服。在非执勤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国昆明的湖边猎野鸭，或者是在缅甸猎老虎。另外一些人懒洋洋地躺在待命室，补足他们所缺的睡眠时间，翻阅几个月之前的旧杂志，玩飞镖和扑克牌。他们在仰光的酒吧里举行聚会，唱着低俗的小调，和陈纳德玩扑克。陈纳德通常能赢了他们。

弗兰克·劳勒，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一塞伦，参加飞虎队之前他是一名海军俯冲式轰炸机飞行员。图中是1942年在完成了一次在中国的行动之后，他从P-40战斗机中爬出来。

在中国雷允的维修站，一名机械工人蹲在油桶上检查一架P-40战斗机1040马力的发动机。一个好奇的中国人在边上旁观。

保持这些飞机能够继续作战

中国某机场，脖子上挂着50发子弹的飞虎队的罗伯特·L.斯科特上校，帮助军械修护员给他P-40战斗机上的机关枪装填子弹。

飞虎队的胜利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足智多谋的地勤人员。他们运用智慧让这些伤痕累累的P-40战斗机能够继续飞行，从而最大程度地减低敌机在数量上的优势。这些为飞机提供服务的人员包括：机械师、军械修护员、推进器专家、降落伞装配员以及无线电技师等等。他们就像是在赛车道上的修理工一样工作。他们经常在日军轰炸的期间进行修理，从而确保这些在作战中受损的飞机能够重返空中。

飞机的零部件非常缺乏。所以这些地勤人员仔细搜索飞机坠落的丛林和稻田，寻找可用的发动机零件、弹药和轮胎。甚至连降落伞的绳子也被循环利用。地勤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提高P-40战斗机的战斗力。机身打上了蜡，从而把时速提高了10英里。机械师在两架飞机上装上了勉强可用的空气铲，以提高他们的最高飞行高度。他们还在其他的飞机上增加简易炸弹架，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俯冲式轰炸机。这些改装后的战斗机功能非常多样化，以至于一名飞虎队队员开玩笑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潜望镜的话，我们能把这些P-40战斗机当潜艇用。”

这些人员在中国昆明零摄氏度以下的高地上辛勤劳动，也在缅甸非山区高达华氏115度的高温下劳动。同时，他们一直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日军飞机轰炸和扫射的威胁之下。为了迷惑敌人，这些机械师在某些机场的跑道上放上了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的假的P-40战斗机以吸引敌人的火力，同时把真正的飞机藏在大树下面。很多地勤人员都装备了冲锋枪，对飞得很低的日军飞机开火。一名机械师甚至举起扳手攻击飞扑过来的日军飞机（他没有击中目标）。

飞虎队的队员们非常感谢地勤人员们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有一名心存感激的飞行员对新闻记者说：“你们也宣传一下我们的地勤人员。他们经历了机枪扫射，躲避了轰炸，而且不分日夜地一直在那儿为我们的飞机提供服务。”

让机器和人员都经历最大的考验

飞虎队员们必须随时准备好能够跑步登机、起飞。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或者旗杆上挂起红色布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日军的飞机已经接近了。他们会一把抓起最近的降落伞，快步跑向自己的P-40战斗机。

他们升空以后，就要面对数量上比他们多得多的日军飞机。一般情况下，日军飞机和他们的飞机在数量上的比率是6∶1。这些美国飞行员有时候一天能驾驶着他的伤痕累累的P-40战斗机战斗八次。他们在无线电联系中改变自己的声音，给根本不存在的中队下达命令，给日军造成了一种假象，使日军认为飞虎队在实力上占有优势。这也愚弄了那些监听飞虎队电台频率的日本人。

但是，飞虎队最有效的战术还是从陈纳德那儿学来。按照陈纳德的战术，飞虎队的飞行高度远远高于日军的编队，然后突然俯冲下来，获得了一个超过400英里的时速。他们同时由两架或者更多的飞机一起发动进攻。他们俯冲下来的时候离敌人的飞机非常近，以至于可以看到敌机飞行员的牙齿。

当飞虎队驱散了敌机或者打光了他们的最后一颗子弹以后，他们就像起飞的时候一样，平静地返回了基地。一次任务以后，机械师问“公爵”海德曼：“这次击落了几架敌机？”他回答说：“不知道。运气不好，没数清楚。”

飞虎队员们奔向停在中国机场的P-40战斗机（上图），然后起飞（下图）和日军飞机交战。

越过喜马拉雅山脉

一架C-46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的一部分。这一路线是美军飞行员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道路。C-46运输机一次可以运送四吨的物资。

一头名叫埃尔默的受过训练的大象把一桶55加仑的燃油运上C-46运输机的货舱。每头大象可以完成12个印度劳工的工作量。

一条危险的空中通道

1942年春季，日军征服了缅甸。在此后近三年的时间里，向中国境内美国和中国军队运送物资的惟一方式就是从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上空空运物资。这条令人毛骨悚然的500英里的航线从印度东北的阿萨姆空军基地出发，到达中国的昆明。飞行员给它起了个绰号叫“驼峰”。这一路线穿过了一些全世界最恶劣的地形。它的下面包括：高达一万英尺的那加山脉，这一山脉得名于山间居住的食人部落；丛林覆盖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以及湄公河；还有“驼峰”的脊柱——1.5万英尺高的商村岭。这儿的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48英里，5月到10月的雨季，大雨滂沱，还有强大的气流能让飞机翻转或者在一分钟之内上升或者是下降3000英尺。恶劣的天气再加上敌机的袭击使得“驼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危险的空中通道。

只有技能特别高超的人才能经受住“驼峰”的考验。他们就是美国陆军运输队的印中特遣队。1944年，他们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是在这之前，他们每16小时轮班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飞三个来回。他们的起飞和降落都是在那些匆忙建成的很粗糙的跑道上。他们使用各种飞机，但是主力是C-46运输机。这一飞机有致命的缺陷，常常会出现引擎停止运转、汽化器结冰的故障，而且经常超载飞行。曾经有一次被迫在那加村上空跳伞的新闻记者埃里克·塞弗雷德于1943年参观了设在印度的查布阿基地，他这样描述那儿的生活条件：“这个时候，那儿完全没有能让人生活愉快的东西——没有娱乐室、没有红十字会的女孩、没有清爽而又提神的食物和饮料，附近也没有可以休息的景点。这真是一个可怕而又让人沮丧的地方。”

盟军在“驼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000多人遇难，近600架飞机失踪。然而当战争快要结束时，空运就像商业活动那样精确地运作：事故率下降，运输量上升。根据官方的数据，65万吨的物资越过“驼峰”到达了中国。

萨尔温江上的“W”形通道是飞行员们越过“驼峰”的一道路标。这一通道中间像一个瞄准器，飞行员们要么从左边要么从右边穿过这里。

徒手修建机场跑道

1943年，印度的劳动者们头顶着装着碎石的篮子，暂时停下来观看一架B-24轰炸机在印度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机场降落。

1942年春，“驼峰”空运开始的时候，印度这端在丁见有一个机场，中国那端在昆明有一个机场。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飞行员在印度有了13个机场，在中国有了六个机场。很多新机场都是由平民劳工修建的。很多情况下妇女也参加了建设，这些妇女们用锤子把大石头砸碎，然后装在篮子里用头顶着送到机场的特定区域。有时候整个家庭都从茶叶种植园和稻田里出来参加这项任务。有些人就住在他们在跑道边修筑的草屋里面。在中国长江边的一个机场，10万多中国苦力在很长的一片区域进行劳动。

建设机场的设备非常稀缺，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当一片区域被清理了之后——这经常是徒手完成的，有关人员会对此进行考察。如果适合修筑机场，那么打地基用的巨石就会通过牛车、马车和卡车运到这里。巨石上面覆盖着小一点的石头，然后上边浇上柏油，铺满碎石。如果有蒸汽压路机的话，就会用它来压平路面。如果没有的话，就使用手工操作的滚筒来压平路面。一个滚筒需要200人进行操作。

最后的产品就是一个崎岖不平的机场。一个机场通常有6000英尺长。但是对于美国陆军运输队来说，在经历了跨越“驼峰”的三四个小时的危险的航行之后，即使看到最简陋的机场也会让他们心满意足。

在美国军官的监督下，工人和机器一起在一个跑道上铺设柏油和碎石。他们身后的飞机棚是从美国运过来的。

在印度，某个周六的晚上，飞越“驼峰”的飞行员们在一个军官之家大声喧闹着扔骰子赌博。娱乐设施非常稀缺，一瓶酒能卖到75到100美元。

飞越驼峰的“魔鬼”们

有人这样描述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飞行员们：“他们像狗一样活着，像魔鬼一样飞行着。”他们一年到头不分日夜地起飞，只有天气差到这种情况下才暂停飞行——正如一则谚语所说，天气恶劣到了连飞鸟也落到了地面上。

直到1944年末，一些飞行员每月飞行165个小时，以尽快达到650小时的总额，那样他们就可以被轮换回国了。很多人永远没有飞满这个指标：1944年1月，平均每1000吨货物到达中国就有三名飞行员遇难。还有其他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得了“驼峰热”。数百人不得不在丛林上空跳伞，结果是被敌对的土著部落或者是日军抓住，也有的经过艰难的跋涉来到安全地带。很多美国陆军运输队飞行员感染了疟疾，大多数人都患有慢性痢疾。

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飞越“驼峰”的飞行员们找到了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有他们独特的精神面貌。各支部队之间展开了竞争，比赛哪一支部队能够运送更多的物资到中国。他们组成了联营机构经营赌博。排除了因为手头上飞机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以及距离中国的远近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他们把每日运输物质的吨位报表当成了在国内常看的赛马消息报。因为会零星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美国陆军运输队的飞行员相对于战斗机飞行员有一种自豪感。有人说道：“什么嘛！战斗机驾驶员身前有6.5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他们的发动机能达到4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而我们却只带着一把手枪和一支冲锋枪飞往同样的国家。”

一名飞越“驼峰”的飞行员（上）指着他的C-46运输机机翼上的子弹洞。那象征着他的一次侥幸脱险，另一名飞行员（下）戴着他跳伞以后西藏人送给他的帽子和围巾。

飞行员穿着很厚的夹克衫（上），叼着氧气管（下），座舱的温度降到了华氏40度以下，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空气非常稀薄。

上图是一名飞越“驼峰”的飞行员在和他的宠物——一只美洲豹玩耍。下图是一名飞行员在展示他被压扁了的帽子以及戴在肩膀上的枪套中的0.45毫米口径的手枪。这些就是飞行员独有的标记。

印度阿萨姆的一个维修基地，一群C-46运输机正在接受彻底检查。

一名军士从一架报废的C-47运输机的机翼上拆除一个没有受损的部件备用。

挣扎着继续进行飞行

飞越“驼峰”任务的巨大压力不仅导致了飞行员的损失，而且对于他们驾驶的飞机也有损伤。1943年，爱德华·H.亚历山大将军，当时美国陆军运输队印-中特遣队的总指挥，说道：“飞机不需要睡觉。”但是飞越“驼峰”的这些飞机却需要全天候的维修工作。可缅甸和中国这些偏远的小机场根本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不时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基地的飞机只有不到半数可以投入飞行。

飞机的维护人员也遇到了一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一样的问题：零部件稀缺。虽然有一些零件通过“火球特快”——一条从美国直达印度的运输线，运到了印度，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些零部件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不足。机械师们不得不到报废的飞机残骸上去寻找可以使用的零部件。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由磨损造成的。有一些飞机从一开始就有设计缺陷。尤其是那些新设计出来的C-46运输机，它们的毛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就匆匆投入了使用。美国陆军运输队接收的前30架C-46运输机不得不送回工厂返修。此后，尽管C-46运输机得到了改进，但是它的维护要多花费100多小时的人力。后来，C-46运输机的毛病完全消除了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很可靠的机型，把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包括燃料、机关枪、弹药、医疗物资等等——越过“驼峰”运到了中国。

机械师们修理C-46运输机受损的尾部。维修需要在晚间进行，因为白天的时候，太阳把飞机的金属壳晒得太热，人根本不能接触它。

运输机的残骸：有的是在起飞或者降落的时候撞毁的，有的垂直落入丛林中或者山中。这些照片表现出穿越“驼峰”飞行的种种危险。机身上印着的小型骆驼图案（最下面一排从右数第二图）记载了这架飞机在坠毁之前成功穿越“驼峰”的飞行次数。

在运送物资越过“驼峰”到达中国以后，来自罗德艾兰州文萨克特的“竹筒子乔”巴鲁伯上校和欧内斯特·拉乔伊中尉离开美国陆军运输队在中国的办事处。在中途停留期间，飞行员享受了炸鸡蛋和咖啡。他们往往在到达一小时之后就被派遣飞回印度。

一架C-46运输机在经过“驼峰”飞行后，擦过中国昆明机场附近的一个村庄的瓦屋顶准备降落。空中运输的最后几个月期间，平均每天有650架飞机在中国着陆。

3 高额的赌注重大的失败

盟军的低潮

阿拉干战役：注定要遭受厄运的冒险

一名古怪军官的出现

“神庙中的狮子”被释放出来

陷入了敌军阵线的后方

丘吉尔找到了他的英雄

蒙巴顿帮助史迪威脱困

斯理明将军计划杀回缅甸

盟军在战略上的争论

日军准备在两个区域同时发起进攻

1942年春末到1943年秋末的这18个月是盟军在中-缅-印战区战事最低潮的时期。他们不仅很不光彩地被日军赶出了缅甸，而且对于如何夺回主动权的方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段时间，盟军尽力尝试着制定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收复缅甸的战略。在三叉戟会议和其他的会议上，盟军讨论了不少方案，结果这些方案都被搁置、延期，或者是拒绝。一些方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其进攻性，例如斗牛士方案、海盗计划、泰山计划、斗士计划、夹击方案、狩猎野猪方案等等。但是，这些方案就像是秋天的落叶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被盟军放弃。其实这些方案就是以下几个行动计划的排列组合：英军进攻仰光；中国的Y部队渡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英军从设在印度英帕尔的基地出发渡过亲墩江，等等。但是盟军领导人心中对于一个行动一直念念不忘：那就是史迪威驻印度的中国军队向东进攻，插入北缅甸，打开一条新的通向中国的陆路——利多-缅甸公路。但是进行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盟军联合行动的日期从1942年11月推迟到了1943年2月，后来又延迟到了1943年11月。

事实上，盟军根本无法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首先，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后勤基地，并且训练、装备一支能和日军势均力敌的部队。但是，在盟军所有的战区里面，中-缅-印战区的优先级最低，而且补给最为困难，所以这一训练和装备任务非常艰难。史迪威在兰姆珈的组成X部队的两个师——孙立人将军的第三十八师和廖耀湘将军的第二十二师余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训练。但是规模大得多的Y部队，也就是组成钳形的另外一只插入北缅甸的中国部队，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和史迪威一样，在印度的英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印度缺乏一个发动并维持大规模进攻行动所必需的后勤基地。印度铁路系统的机车司机、装备人员、技术人员都被抽调用于支援其他的战区。在剩下来的人员中，很多人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人甚至是文盲。他们很难完成战争推进加给他们的越来越重的任务。

印度和缅甸边境的前线有700英里长。斯理明将军这样描述缅甸：“世界上最糟的国家，孕育着世界上最严重的疾病，一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有着世界上最差的气候。”因为英军把缅甸的地形看成是足够抵御任何入侵的障碍，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着手准备战争所需要的铁路与公路系统。如果要运送物资到孟加拉湾附近的南部前线，必须首先把物资从宽轨铁路转到窄轨铁路，然后再运上江上的汽船。如果要运送物资到英帕尔附近的中部前线，物资必须在很慢的驳船以及两种不同规格的铁路线之间反复切换。在每一个转换点，所有的货物都必须徒手先卸下来然后再装运。北部前线在阿萨姆的利多附近，和加尔各答之间通过800英里的老式运茶铁道线相连接。在这条线上，火车只有在车站才能互相让道，而且这段铁道线经常被山洪冲坏、被塌方埋葬，或者被地震毁坏。

在印缅边境的前线，军队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英军官兵很大程度上靠罐装牛肉、饼干（美国人称这种饼干为硬面饼）和一种很多人都看不上眼的食品为生。这是一种主要以大豆为材料的、经过处理后的肉制品。因为印度军队成分复杂，士兵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集团，而且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有时对于饮食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英国人很难把他们的供给标准化。加上印度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中，所以这一饮食的问题更加激化。到处都在囤积食品，物价呈螺旋形节节上升。1943年，稻米歉收以后，印度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死亡人数超过了100万。为了缓解饥荒，需要从一个地方向其他地方运送食品，这使得已经超载的运输系统更加拥挤不堪。

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到的军用物资都供应不足——无线电、运载工具、机关枪、医药用品等等。指挥一支新建的第十五军英军部队的斯理明经过计算指出，他需要的各种弹药到处都缺乏，具体的短缺数量从26%到86%不等。全军士气低下，士兵逃亡率很高，很多人死于疾病，以至于斯理明觉得他的部队正在他的眼皮底下消失。一种以前在缅甸没有出现过的斑疹伤寒症出现了，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而且无法治愈。很多人因此丧生。这支军队的年度感染疟疾率达到了84%。一些士兵拒绝服用发给他们预防疟疾的麦帕克林药片，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药会让他们的身体变得虚弱。另外一些人很高兴自己能够感染上疟疾，那样的话他们就不必继续在前线服役了。

英军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们对这次反攻的准备工作是在印度平民的憎恨中进行的，有些人甚至公开起义。1942年，印度各地的起义不断发生。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莫罕达斯·甘地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要求支持他的国大党的人们进行非暴力抗争。民众的这种情绪阻碍了英军招募新的士兵。当英国人逮捕了甘地和他的助手们以后，加尔各答和东印度沿着缅甸边境的区域发生了暴乱。暴乱的人群袭击了主要的交通线，破坏铁道线和信号装置，切断电话和电报线，还杀死欧洲人。

英国驻印度总司令维威尔担心日本侵略者会利用这次混乱有所行动。事实上，日本人也确实正在计划和印度国民军进行合作。所以，维威尔不得不派了57个步兵营去印度的农村恢复秩序。英国人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镇压印度人的叛乱，一方面还要防御日本人的进攻。所以斯理明不得不召集住在加尔各答和巴拉克坡军医院感染性病的士兵作为储备力量。

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英国根本不可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进攻。但是他们觉得应该有所行动以提高国内人民以及军队的士气。1942年末，虽然盟军正在研究总体的战略，英军仍在缅甸发起了一场有限的行动。这是一场在缅甸海岸地区靠近孟加拉省的阿拉干进行的注定要走厄运的行动。这场行动的直接目标是占领离海岸90英里的阿恰布岛，从而提供一个战斗机基地，以掩护将来进攻仰光的行动。如果能够取胜，英军也可以大肆宣传，以提高士气。所以英军不惜一切力量，尽量确保能够取得胜利。英军正确地估计到日军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守卫这一地区，因此计划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陆军、装甲兵和炮兵发起进攻。

1942年秋天，W.L.劳埃德将军指挥的第十四师从印度出发，向南沿着马屿山脉的两端同时进军。这是缅甸海岸线附近一个崎岖的、丛林覆盖的山脉。虽然开始的时候进展缓慢，但是这一进攻直到年底的时候为止都比较顺利。

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距离阿恰布15英里的地方陷入了困境。日军进行了增援，而且建立了一个经过伪装的碉堡网络。这些碉堡能够有效地防御炮兵的进攻，他们互相交错的火力也挫败了英国步兵的一系列进攻。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英国人还是没有取得什么突破，因此英国人一次次地进行增援，直到劳埃德的这个师增加到拥有九个旅。可是，这些旅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进入了日军致命的“绞肉机”。

一直负责训练第十五军的斯理明被派过来观察形势。斯理明很吃惊地看到，劳埃德正在重复年初英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所犯的错误。因为地形恶劣，劳埃德没有通过马屿山脉的丛林进行行军。相反，劳埃德指挥他的部队从山脉两端的公路进军。结果部队被分割，遭到了进攻。而且，劳埃德的部队白白损失在敌人沿途建立的防守严密的阵地上。

日军感觉到了这次机会，他们在3月末派出了增援部队，成功地做到了英军没有做到的事情：把军队开进丛林，穿越马屿山脉，对英军的侧翼进行了一系列攻击。日军占领了英军某个旅的总部，杀死了旅长，瓦解了这个旅。

斯理明在这一年第二次临危受命。这一次还是跟第一次缅甸战役一样，当斯理明到达的时候，英军大势已去，无法改变。斯理明后来写道：“在战争中，你必须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在阿拉干，同样的错误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直到部队丧失了勇气。”斯理明又一次组织了英军的撤退行动。这支部队撤回印度的时候，士气更低了——死亡、受伤或者失踪的总人数达到了2500人。丘吉尔把这次行动看成是一次令人失望和丢脸的行动。

在英国的军事史上，在危难的时刻总是会一次次出现一些非常不平凡、非常有魄力的人物。这些人物有：喀土穆出现的戈登，印度出现的克莱武，阿拉伯半岛出现的劳伦斯，等等。现在，这一时刻再一次来临。中-缅-印战场已经因为其古怪而闻名。陆军准将奥德·C.温盖特就在这时候被派往最前线。他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温盖特出生于20世纪，但他真正地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英国的绅士冒险家们环游世界、探险、研究植物、爬山越岭、观看小鸟以及发动战争。温盖特经常懒懒散散，衣冠不整，穿着下垂的短袜，穿着掉了纽扣的不合身制服，戴着一个像反转过来的煤桶一样的老式头盔。温盖特能吃大量的生洋葱，他相信这对他的健康有好处。温盖特的手腕上拴了一个小型的闹钟，闹钟响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接见或者是演说应该结束了。温盖特经常很粗暴，好争斗。如果下属惹他生气的话，他会经常殴打下属。为了显示他蔑视权威，温盖特拜见上级的时候总是穿着很脏的、沾满奶酪的制服。温盖特把他那些相对来说更加教条的部分上司称为“军事化的猿猴”。有的时候，温盖特什么也不穿，光着身子招待他的客人和同事。在谈话的过程中，温盖特用一个橡皮刷擦他的裸露的躯干部位，他情愿以这种方式来代替洗澡。在战场上，温盖特把茶叶塞在袜子里，也经常从袜子里取出茶叶招待别人。

有些同事毫无疑问地认为温盖特疯了。但是他的疯也不是不分情况。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温盖特的奇怪行为是他精心算计的结果。有一次，温盖特说：“对于有一类英国人来说，他们所能犯下的最大罪行就是与众不同、不合正统、行事出人意料。这些行为我都有份。这些行为不被别人接受，但是如果想让他们被容忍的话，那就要把‘与众不同’变成‘怪异’。”尽管温盖特行为怪僻，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雄心，而且他对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深邃而神秘的感受。温盖特经常被比作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虽然这一比较让他生气。事实上，他们两个人是远亲。他们都有刺目的蓝眼睛、鹰钩鼻子以及愿意投身于对付那些让他们的上司感到不安甚至害怕的外国人民。他们的共同使命都是对付土著人发动的非正规战争。当然，也有区别。温盖特一直在贬损他这一远亲的军事理论。

温盖特出身于一个显赫的清教徒的军事家庭。他的职业生涯极不稳定。温盖特经常因为他的旁门左道的成功得到跟他军衔和职位不相称的关注。另外一些时候，温盖特的行动和他不服从上级的倾向几乎让他上了军事法庭。还是一名年轻军官的时候，温盖特学习了阿拉伯语。他非常精通这门语言，以至于能够从苏丹的防卫部队中骗取一个职位。就在那儿，温盖特领导了针对象牙走私者和奴隶贩子的巡逻活动。这一期间，温盖特渐渐积累了关于游击战争的知识。在他服役期结束的时候，温盖特开始了一次个人探险，他进入了撒哈拉东端的利比亚沙海中。温盖特想在这儿发现一个名叫“者注纳”的绿洲，但是没有成功。

1942年8月7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左）和莫罕达斯·甘地在孟买会谈。36小时之前，他们两人都被投入了监狱。英国当局逮捕了近200名国大党领导人，希望以此瓦解甘地发起的针对英国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接下来印度出现了暴乱，这意味着英军不得不把一些迫切需要的部队从战场上调下来。

1936年秋天，温盖特来到了巴勒斯坦。当时，巴勒斯坦还处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而且，英国在总体上是亲阿拉伯的。可是，温盖特却成为了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温盖特不断地向他的上司进行请求，最终他们同意由他把犹太人组织成一支非正规军，名字叫“特别夜勤中队”。这一队伍的使命是保护犹太人的村庄以及一个很重要的输油管道不受阿拉伯人的袭击。温盖特的巡逻队在伏击和夜袭中非常好斗，这使得他的英军上司感到不安。有一次，温盖特的对头声称，温盖特曾经主动提出领导犹太人进行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起义。1939年初，“特别夜勤中队”被解散，温盖特也突然被召回。回到英国后，温盖特发现他对于国家的忠诚受到了怀疑。因此，虽然他的军职被保留，但是却蒙上了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温盖特正驻扎在英国国内的一个防空旅，他只呆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职务上。但是，温盖特在巴勒斯坦服役时的指挥官维威尔将军把他解救了出去。维威尔自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但他对于不合常规的观点却很开明。在成为非洲英军总司令以后，维威尔派人把这个行事古怪的少校叫了过去。很快，温盖特开始指挥一支埃塞俄比亚的游击队，他的目标是试图把实力比他们强得多的意大利军队赶出埃塞俄比亚，恢复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的王位。这是温盖特第一次指挥这么大的一支部队。温盖特犯了不少的战术错误，但是也取得了一些不小的胜利。最大的一次胜利是，温盖特以不到1700人的队伍骗取了1.5万多人的意大利和土著居民组成的联军向他们投降。

尽管温盖特在战场上获得了胜利，尽管他成功恢复了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王位，但是因为温盖特拒绝和上司沟通，甚至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他严重地触怒了上级，因而被召回了开罗。在开罗，温盖特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肯定而十分沮丧，用一把小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虽然这次自杀的尝试失败了，但是温盖特明显的不稳定状态很可能要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结束他的军旅生涯。但是，当时已经调往亚洲的维威尔又一次帮了他。因为缅甸的防御崩溃而处在绝境中的维威尔要求大胆创新的温盖特来到德里加入他的队伍。温盖特被暂时授予上校军衔，负责在缅甸开展游击行动。

温盖特很快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战术，他称之为“远距离渗透”。根据这一方案，正规部队要远远插入敌军阵线的后方。从事“远距离渗透”的这支部队由空军进行补给，通过无线电进行联络。他们的任务就是切断敌人的联络线以及对敌人造成尽可能多的破坏。温盖特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的人兜售他的观点，使得他在德里的总部有点不受欢迎。根据斯理明的回忆，温盖特“狂热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完全不顾其他人的想法和意图”。大多数对于战争抱有平常想法的军官们都觉得温盖特很烦人，给他起了绰号叫“泰山”或者是“罗宾汉”。但是另外一些人却被他深深折服。有一个军官说道：“我们很快就被他具有催眠魔力的谈话所吸引；渐渐地，我们中有一些人开始分不清他所说的哪些是可行的，哪些只是空想。”

维威尔也被温盖特的这一套方案所打动。1943年2月，盟军仍然在计划着发起进攻收复缅甸。在维威尔看来，温盖特这支远距离渗透的部队可以搅乱日军的反应。所以维威尔授权温盖特组织第一支远距离渗透队伍——第七十七印度步兵旅。最终这支部队远近闻名，被称为“钦迪特”。这一名字来源于那些刻在石头上用于保卫缅甸宝塔的神话中的狮子。

雨季的时候，温盖特对这支由3000名英国人、廓尔喀族人以及缅甸人组成的队伍进行了集中训练。这些人不仅要学习如何在丛林中作战，而且要学习如何驾驭他们未来探险途中的主要运输力量——1000只骡子。（这一部队中，有些人来自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他们喜欢开玩笑地把DCM奖章，也就是杰出战斗奖章，称作“赶骡子而死的人”。）训练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批人生病了或者是极度疲惫。在有些部队，有70%的人住到了医院，或者是正打算住进去。但是温盖特命令他的医生找出那些得了他所谓“臆想病”的人。温盖特在对部队的讲话中指出，在敌军的后方是没有医院的。

盟军取消“安纳吉姆”计划的时候，温盖特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带领他的一个旅进入缅甸了。因为没有重要的行动需要“钦迪特”的支持，维威尔觉得温盖特的出征将变得毫无意义。在维威尔看来，这个旅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他们对日军供给线造成的任何破坏都是短暂性的。2月5日，维威尔找到了温盖特，想要取消这一行动。但是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温盖特列出了一大堆理由说服了维威尔。维威尔在对温盖特的部队发表讲话时说道：“钦迪特”即将要开始“一次伟大的冒险”。事实证明，这一说法过于保守。2月中旬，“钦迪特”渡过了亲墩江，进入了缅甸的丛林。有两个纵队的力量改道向南进发，其中包括一名假扮成温盖特的军官。温盖特的主力部队向东进发，目标是连接曼德勒和缅北重镇密支那的铁道线。

在丛林中时，温盖特是一个严厉的工头。温盖特有这样一种观念：行军能够防止虐疾。所以他让部队一直不停地处在运动中。温盖特禁止士兵们早晨刮脸，以节省下五分钟的时间。温盖特安排了不少小型的伏击以检验军官和士兵的警惕程度。温盖特经常恶狠狠地看着那些让他不高兴的人，以至于他的部下开始叫他“吸血鬼贝拉·卢戈西”旅长。温盖特经常用《圣经》中的原话来传达他的命令。温盖特曾经引用传道书中的一句口号向他的纵队领导人发布命令说：“不管你们要做什么，都要尽全力去完成。”

在“钦迪特”进入丛林的前几个星期，他们的行动达到了温盖特的预期效果。他们切断公路，破坏桥梁，进攻敌军的前哨，设下埋伏，布置陷阱，还在多处破坏了从曼德勒到密支那的铁道线。空中的物资供应也顺利到达。部队的伤亡很小。敌人多次徒劳无功地想消灭这支部队，最后派出了两个师的部队进行搜索。

经过深思熟虑，温盖特决定渡过数英里宽的伊洛瓦底江，继续向敌人更纵深的区域前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温盖特发现，他现在陷入了一个很热很干的森林，身后是很宽的大江。一架日军侦察机发现了这支部队，看起来日军赶上他们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空投的物资很难到达，这些人开始因为饥饿、疾病和持续的压力日渐憔悴。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钦迪特”继续不停地行军，过着噩梦般的生活。由于淡水的极度稀缺，他们就喝绿色竹子茎干内部的液体。由于不能洗澡，他们身上爬满了虱子，而且受到扁虱、水蛭和极为凶残的红蚂蚁的折磨。他们饿昏了头，互相之间极为详细地描述着他们回去以后就能够享受到的丰盛大餐。因为他们不能从缅甸籍的步兵那儿学习如何捕食蝗虫、老鼠、猴子，如何吃丛林植物的嫩枝，所以他们吃掉了骡子和战马。由于痢疾、疟疾和日军的巡逻队，人员伤亡越来越大。他们没办法撤退伤员。一部分不能继续前进的人被留在了村庄里，希望缅甸人不会把他们交给日本人。另外一部分人被扔在了丛林中等死。

3月24日，温盖特接到命令，在敌人和疾病把他们消耗殆尽之前返回印度。回去的道路比来的时候更加艰辛。温盖特对他的部下讲：“假设你们就是日军的指挥官，你们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任何人活着离开这儿……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从现在开始，日军的司令员将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我们。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充分的准备，防止我们重新渡过伊洛瓦底江。”

印度的一条军用公路上，一辆军用卡车超过了一队骆驼车队。骆驼车队装载着油桶和其他物资。因为机动车和道路都很缺乏，盟军和日军都使用牲畜来穿过群山延绵的丛林地区运输物资。

队伍分成了很多小组。温盖特自己领导了一支220人的队伍。在江边，温盖特的部队受到了日军的进攻。温盖特的一名下属回忆说：温盖特走进了河岸，“留着大胡子，肩膀上包着块毯子，就像是一个先知。”温盖特做出决定，不再尝试渡河，相反，他把队伍分成了五个小队，往回走，重新插入敌军的阵线。

温盖特自己领导了一支43人的队伍。他们没有冒着敌人的火力渡江，而是呆在丛林中一块很隐蔽的地方。在那儿，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休息，把剩下来的骡子和马全部杀掉吃肉。在屠宰这些牲畜的时候，他们没有用枪，以避免被日军发现，而是用刀割断了它们的喉咙，在丛林里露营的这段时间，一向健谈的温盖特变成了一个自言自语者，不停地引用圣经中的话，不停地向他的手下阐述他对古代、现代文学和宗教、对18世纪艺术的看法，还谈论水手波派和波派的朋友J.惠灵顿·温彼的优缺点。

这一个星期的休息期间里，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水蛭和蚊子。休息完之后，温盖特带着他的部下重新回到了伊洛瓦底江，这次他们不是很费劲就渡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继续在丛林中向前进。他们没有了食物。这时缅甸籍士兵杀了不少大蟒蛇充饥，用树根做汤。有一名军官因为痢疾身体非常虚弱。温盖特在他身边守护了48小时，希望他能够恢复力气。但是最后，他被丢在了丛林里等死。另外一名士兵因为腿跛了以后担心自己拖累了队伍，就独自一个人走进丛林消失了。

最后，这支队伍接近了亲墩江。穿过这儿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日军控制了所有的船只，而且日军的巡逻兵遍及亲墩江东岸。温盖特和其他一些觉得自己足够强壮的人决定游过这条宽阔的、流速很急的江，然后联络英军派船只来接其余的人。为了不被日军的巡逻队发现，温盖特和其他的游泳者们花了七个小时的时间从浓密的象草中间砍开了一条路到达了河边。当他们最后出发游向对岸的时候，似乎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侥幸脱险了。温盖特能够活下来也许就是因为他在河中间休息了一会儿。休息的时候，他仰面浮着，头部枕着他有浮力的旧头盔。他们成功地渡到了对岸。第二天晚上，其他大多数人在日军的火力下乘船安全到达了对岸。

印度的一个军需品工厂，工人们正在准备装运一批炮弹运送给中-缅-印战区的盟军部队。1944年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这一工厂由于装备了美国援助的机器设备，生产出的炮弹数量比以前的产量的24倍还要多。

温盖特一开始带了43人，回到印度的时候还剩下34人。其他的小组损失比他们还要大。有一组150人的队伍向东前进，一直到达了中国。进入丛林的所有3000人中间，不到200人回来了。大多数幸存者因为这一行动劳累过度而再也不能走上战场。他们经历了难以置信的严酷考验：他们在敌后行动了三个月，在这个艰难的国家走了1500英里，而且不得不把很多的战友扔在丛林里——既有已经死掉的人，也有即将要死的人。但是他们达到了其他英军没有达到的目标：在穿越伊洛瓦底江之前，他们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作战，在敌人的阵线纵深进行活动，进攻敌人的前哨，伏击敌人，对敌人的联络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英军总部对于温盖特这一行动的反应是复杂的。对于很多高级军官来说，这是一场无法缓和的灾难。斯理明后来写道：“作为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奇袭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遭受的损失和消耗掉的资源没有得到回报。他们对于日军联络线的破坏几天之内就被修复了，他们造成的日军伤亡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他们对于日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它是学习空中补给和丛林作战所缴纳的一笔昂贵的学费。”

其他地区的人们对这一行动的反应截然不同。在英国本土，虽然他们对在缅甸丛林里所发生的这一切了解并不多，但是仅仅是英军开始进攻并且渗透到了日军后方这一事实就被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英国迫切地需要胜利的例子来鼓舞人心。现在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个例子。宣传机器全部开动了。报纸上，温盖特被称为是“缅甸的克莱武”，一夜之间，“钦迪特”变成了英雄。

奥德·温盖特上校率领的3000人组成的第七十七步兵旅被称为“钦迪特”。1943年2月8日，他们从印度的英帕尔出发，对缅甸纵深进行了一次奇袭。这个旅兵分两路渡过了亲墩江。经历了一系列佯攻和激战（画星号的地点）之后，北部的这一队（深色箭头）炸毁了曼德勒到密支那的铁路在伯央和南坝附近的大桥，南部的这一支部队（浅色箭头）在开特斯应附近切断了铁路，尽管损失惨重，两支部队都各自渡过了伊洛瓦底江。结果却发现，空中的补给变得困难，而且队伍陷入了日军的包围之中。3月24日，这一行动终止。北部部队的大多数人撤回了印度，南方部队的幸存者们进入了中国。

丘吉尔也被这一行动深深触动了。在丘吉尔看来，英军总司令这几个月以来在亚洲一直无所作为，现在出现的这个温盖特富有勇气和想象力，看起来他是个能打仗的人。丘吉尔写道：“所有处于负责地位的指挥员似乎都在互相竞赛，他们竞相提出很高的要求，同时夸大他们要克服的困难……我在考虑应该由温盖特来指挥大军进攻缅甸。温盖特是一个很有天赋和创意的人才……对于上级的唯唯诺诺肯定会阻挠一名军人在战场上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

丘吉尔建议让这名反正统的、罕见的低资历旅长负责指挥缅甸战役。这一建议让英国的高级军官们大吃一惊。他们成功地说服丘吉尔改变了主意。但是，英军方面也出现了一种和史迪威、陈纳德之间的关系很类似的关系：一名大胆的将军和他的总司令结成了个人的联盟，让他的直接上司非常的难堪。丘吉尔召温盖特回英国参加军事会议。会上，丘吉尔发现温盖特“远距离渗透”的战术非常符合他的想法。当时，这一战术经过宣传，已经变得非常闻名。

温盖特认为，远距离渗透的部队可以在丛林的深处建立要塞和机场，并且可以抵御敌人有组织的进攻。因此，可以在敌人的后方进行长期而不是短暂的存在。温盖特还指出，不应该把远距离渗透的部队仅仅当成是正规部队的补充，相反，应该把他们看成是主力。温盖特认为，如果能给他几个训练良好的旅，他就能够扭转战局。丘吉尔被温盖特设想的这一相对来说不太耗费资源的方案打动了。在三叉戟会议之前，丘吉尔这样表达他对于缅甸战役的疑虑：“进入泥泞的丛林去和日本人战斗就像是进入水中斗鲨鱼。所以我们最好引诱它进入一个陷阱，或者是用钩子捉住他，把它拖上地面以后用斧子砍碎。”而美国人却急于收复缅甸，以重新从陆路向中国运送物资。丘吉尔想把盟军在亚洲的主要力量用于进攻苏门答腊，然后继续前进收复新加坡。温盖特的这一方案可以满足美国采取行动的要求，而且也可能以很小的代价战胜日本。

丘吉尔立即要求温盖特陪同参加1943年8月盟军在魁北克进行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温盖特提出计划：在接下来的干季，把八个旅的“远距离渗透”部队插入日军的后方。这一计划遭到了大多数在印度的指挥员的强烈反对，因为这需要的资源太多了。但是温盖特还是为他的这一计划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丘吉尔赞成这一计划，他手下的一些参谋也赞成。美国人对此也很有兴趣。在这次会议上，马歇尔对温盖特十分推崇。美国空军总参谋长哈普·阿诺德将军这么描写这个奇怪的英国人：“你看一眼那张脸，那张苍白的像个印度酋长的脸，那张长在能闻到丛林、汗水和战争味道的制服上的脸，你就会想到，‘天，这个人是很认真的’。”事实上，美国人被温盖特深深打动了，他们答应出一个旅的兵力，同时提供飞机和滑翔机以支持他的行动。

在魁北克会议上，盟军除了同意温盖特的新作战计划以外，还达成一致：1943年到1944年干季的时战候，盟军将会尝试一次收复北缅甸的行动。这一行动包括三支队伍的合作：斯理明的正规军，温盖特的“钦迪特”以及史迪威的中国部队。因为丘吉尔感觉应该往死气沉沉的印度指挥层注入一些活力，所以英军决定改变他们在印度的领导结构。维威尔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的位置由前中东英军总指挥克劳德·奥金莱克将军来接替。现在英军的指挥权一分为二：奥金莱克负责训练和装备印度军队，把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将来开展行动的基地。对于日军的战役将由一个新的组织来负责——东南亚司令部。英国任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担任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盟军总司令。蒙巴顿是英王乔治六世的堂兄弟。蒙巴顿的军衔不高，年龄也不大，只有43岁。但是，蒙巴顿因英军进攻迪耶普时的出色表现而出名。蒙巴顿很帅，很有魅力，很有激情，也有进取精神。很少有能让史迪威看得上眼的英国人，可是史迪威也评价蒙巴顿说，他是一个“好蛋”。

东南亚司令部的副总指挥是史迪威。史迪威已经有了很多的职责，现在又加上了这么一条。蒙巴顿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和史迪威有关。1943年10月16日，蒙巴顿到达重庆访问蒋介石的时候，他得知蒋介石已经向罗斯福提出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如果这样，蒙巴顿将会在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前夕失去一个能够指挥中国军队的助手。

最近的几个月，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在持续地恶化着。史迪威在准备Y部队进攻缅甸的过程中越来越灰心。这部分是因为“驼峰”空运的物资优先供应给了陈纳德的空军部队，另外，还因为蒋介石在指定加入Y部队的中国部队一事上一直拖延。和往常一样，史迪威在日记中发泄他的不满。在一篇很有典型性的日记中，史迪威形容蒋介石说“顽固、猪脑袋、无知、不宽容、武断、不可理喻、不合常理、不领情、贪婪”。史迪威的这一态度至少有一部分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美国上级所知晓。事实上，史迪威也不想隐瞒他的态度。有一次，马歇尔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要求史迪威“别再讲俏皮话了”。（马歇尔还传达了一位英军将领给史迪威的建议：在一个英国人的集会上，史迪威虽然不必和英国人一起唱《上帝拯救吾王》这首歌，但是他至少应该停住脚步。）

蒋介石有很多的理由想让史迪威不再碍他的事。首先，蒋介石想用一个能够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上代表中国的中国将领来代替史迪威。但是，蒋介石公开提出的召回史迪威的理由是：“史迪威对于中国的军队失去了信心”。当时，史迪威和蒋夫人的关系不错。史迪威从蒋夫人那儿得知，蒋介石在很多方面都对他愤愤不平：史迪威过于傲慢；他建议蒋介石使用共产党的军队；他在信件上的署名是“美军中将”，而不是“中国战区总参谋长”。

蒙巴顿在会见蒋介石之前，先去和史迪威见面。史迪威对他说：“你不应该让人看到你在和我握手，这对你没好处。”蒙巴顿担心失去史迪威这个得力的将领，于是对史迪威说：“如果你想继续干下去，我会帮忙的。”蒙巴顿遵守了他的诺言，告诉蒋介石，如果史迪威被召回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可能无法指挥中国的军队。面对这样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做出了让步。史迪威就他所谓的“错误行为”很勉强地向蒋介石道了歉，蒋介石收回了召回史迪威的要求。

蒙巴顿另外一个主要的野战指挥官斯理明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时候，斯理明已经被任命指挥缅印边界的英军第十四集团军。斯理明一直在不断解决他满面愁容的下属部队所面临的健康、供给和士气问题。斯理明建立了一个很严格的制度，以确保所有的士兵都服用预防疟疾的药片。斯理明在距离前线很近的地方建立了治疗疟疾的部队，使得病人痊愈以后可以很快地回到自己的部队。

为了供给交通不便的阿拉干前线，斯理明的工程兵们不得不在没有碎石、没有其他铺路材料的地方修路。他们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召集印度的工匠，在每隔20英里的地方建立砖窑，用成百万块的砖块铺路。为了提高士气，斯理明不停地从一支部队赶到另一支部队，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进行鼓动演说。斯理明一天能讲三四场。因为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包括英国人，而且也有非洲人、廓尔喀人以及印度人，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所以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斯理明和很多的驻印度军官一样，能说廓尔喀语和乌尔都语。斯理明还粗浅地知道一些其他的印度语言。有一次，斯理明的副官告诉他，他刚刚用廓尔喀语对一群讲乌尔都语的印度人发表了演说。这使得斯理明非常尴尬。

1943年，重庆，新上任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和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前排左）在会谈。作为最高盟军指挥官第一次访问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期间，蒙巴顿帮助消弭了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日益增长的不和。

斯理明向他的下级军官们讲述了他在第一次缅甸战争和阿拉干战役中所学到的一些教训。斯理明告诉他们，避免正面进攻，“进攻就应该像钩子一样。从敌人的侧翼或者是后面进行，正面应该是施加压力拖住敌人。”而且，从后方发现敌军的部队以后，部队应该“认为日军部队已经被包围，而不是自己被包围”。最重要的是，官兵们必须克服他们对于丛林的恐惧。

斯理明向他们强调，热带雨林既不是难以穿越，也不是怀有敌意。丛林中的大型的、危险的动物很少，而且它们相互之间距离很远。它们很少威胁人的安全。当然，丛林里有毒蛇，但是斯理明指出，这些毒蛇都在很隐蔽的地方，很少有人会遇见。斯理明告诉他的部队，即使是最大的危险，也就是疟疾和痢疾这一类的疾病，也可以通过严格的纪律进行遏制。斯理明最后的结论是：一旦士兵们能够学会如何在丛林中生存，“他们就可以利用丛林进行隐蔽、进行秘密的移动以及发起突然袭击。”

随着部队训练的改善，斯理明开始用实战来检验他们。因为英军士兵把日军当成是军事超人，斯理明开始用一系列小规模的行动来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些行动都进行了仔细的准备，确保英军占有最大的优势。斯理明用一个营的英军进攻一个排的日军，用一整旅拥有飞机和大炮支持的英军进攻一个连的日军。有一个批评者说，这就像是用一把汽锤打碎一个胡桃，斯理明回答说：“如果你手头上正好有一把汽锤，而且不介意把这个胡桃敲得稀巴烂，这么打碎它也是个很不错的方法。”

1943年11月，随着缅甸的干季的开始，盟军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更加充分了。斯理明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史迪威的X部队的一个师已经从兰姆珈出发，和日军接上了火。他们的后面跟着的工程兵开始修建利多公路。温盖特新组建的“钦迪特”已经达到了两万人，也已经完成了训练。在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已经被镇压，通往前线的联络线和供给都得到了改善。随着东南亚司令部的成立，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们也很快制定了干季战役的作战计划。几周之后，他们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在开罗和德黑兰举行的盟军会议进行讨论。

重庆东北100英里的一个机场，中国的地勤人员拎着一筒5加仑的汽油罐给一架紧急降落的B-29轰炸机加油。B-29远程轰炸机1944年春天到达印度，6月5日轰炸了日军占领的仰光。10天以后，驻扎在中国成都附近基地的B-29轰炸机第一次袭击了日军。

蒙巴顿觉得他的前任一直“有些悲观，没有进取心”，因而希望自己采取一种更有闯劲的姿态。但是蒙巴顿也不想冒着英军再一次被击败的风险，因此他决定分步骤慢慢来。蒙巴顿和他的参谋们制定了一些计划，采取数量众多的有限行动。这些行动加在一起，比起一场全面出击在程度上要小一点。这些行动包括：驻扎在兰姆珈的中国军队和中国的Y部队向北缅甸进攻；温盖特的渗透；斯理明在阿拉干的第十五军向前推进，斯理明的第四军渡过亲墩江；对北缅甸的铁道线进行一次空降突击；对孟加拉湾的安达曼岛进行一次水陆两栖攻击。

11月末，盟军在开罗开会的时候，蒙巴顿的方案不仅满足了英美参谋长的要求，也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参加这么高级别的盟军会议。在会上，蒋介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如果中国要派出Y部队在缅甸北部作战的话，盟军必须做出这样的保证：英军不仅在孟加拉湾发起一次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以切断日军的海上航线，而且要通过空降突击曼德勒来支持Y部队。蒙巴顿进攻安达曼的计划满足了蒋介石的第一条要求，但是英国人觉得进攻曼德勒根本是不切实际。得知了英国的这一立场，蒋介石的态度明显表现出游移不定。

11月25日，丘吉尔和蒙巴顿会见了蒋介石，并且说服了他在英军没有进攻曼德勒的情况下仍然参与这一进攻。但是就在那天晚上，蒋介石在和罗斯福会面的时候，明确地表示他改变了主意。第二天喝茶的时候，丘吉尔、罗斯福甚至蒋夫人一起做他的工作，再一次取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但是，第二天的早上，就在离开开罗之前，蒋介石又一次变了卦。蒋介石告诉史迪威，除非英军对曼德勒进行攻击，否则他不会参加这一战役。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这样描述这次会议：“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蒙巴顿写道：参谋长们“绝对是疯了，将来……我肯定会得到更多的同情”。

蒋介石在从开罗回中国的路上，中途停下来参观了兰姆珈的训练基地。在那儿，蒋介石被中国军队的新风貌所鼓舞，又一次改变了主意，决定即使没有英军对曼德勒的进攻，他也派遣他的Y部队进入缅甸。同时，美英的领导人从开罗出发去德黑兰和斯大林会晤。斯大林承诺，一旦德国被击败，苏联将尽快地参加对日战争。这时候英国人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因为苏联的承诺，中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因此，英国人提出，原计划用于安达曼作战的登陆艇更适合用于正在计划中的在诺曼底和法国南部的登陆战役中。对英国的决定，罗斯福最终表示同意了。蒋介石得知英国拒绝满足他的第二条主要要求之后，再一次收回了他派Y部队参战的承诺。

在这次会议结束时，英美的决策者们都认为中国在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有限。训练一大批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似乎不太可能，而且当时盟军在太平洋的战斗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把中国作为基地的要求也不再那么强烈了。尽管飞越“驼峰”的物资优先供应陈纳德的空军，但是空中的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罗斯福和他的参谋长们现在更寄希望于一个新的方案：B-29轰炸机从印度起飞，飞越中国西部的成都，然后打击日本本土。

到了这个时候，盟军在亚洲大陆的联合军事行动变得非常遥远。在蒙巴顿提议的七项军事行动中，三项被取消了。它们是：对于安达曼的两栖进攻；对于缅甸北部铁路的空降突袭；以及中国的Y部队渡过萨尔温江作战。

剩余的几项行动有：中国的X部队从兰姆珈进入缅甸；温盖特的第二支“钦迪特”潜入日军后方；斯理明在阿拉干的第十五军向前推进；以及斯理明的第四军渡过亲墩江。

盟军第二次缅甸战役进攻计划搁浅的同时，日军也在准备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军发起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盟军两位不寻常的将军的刺激——温盖特和陈纳德。

日本人和英国人一样，也认为在缅印边境跨过高山、穿过丛林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不太可能。因此，他们认为缅甸不会受到英军的攻击。但是温盖特的“钦迪特”从印度渗透进来在日军的后方造成了破坏，日军开始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日军认为，对于温盖特的行动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勘测地形，为将来大规模的进攻做准备。日军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自己应该采取一种更加有进攻性的战略，以挫败盟军即将发起的攻击。

这一看法得到了日军中将牟田口廉也的强烈支持。牟田口廉也后来很快成为日军驻缅甸第十五军的司令员。这个凶残、勇猛、不屈的战士喜欢打仗、喝酒和女人。1937年，在中国北平附近的卢沟桥挑衅并引起中日战争的日军部队就是由他指挥的。他是一个有着很强个性的人，整个军队都对他既敬又怕。牟田口廉也认为有可能穿过崎岖的缅印边界发起一场进攻。他认为这次进攻一方面能够瓦解英军，另一方面能够刺激已经沸腾起来的印度独立运动。牟田口廉也和在缅甸的其他日军指挥员经历过了一系列的战争游戏。这些经历使他们相信，最佳的行动方案是：渡过亲墩江向西北边境附近的英帕尔的英军基地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1943年7月，日本总司令部命令缅甸的指挥员为下一个干季的进攻制定作战计划。

这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促使日军发起进攻。1943年夏季，第十四航空队没有实现陈纳德的诺言。陈纳德曾经预计，他将在8月取得空中的优势。但是，尽管罗斯福给了陈纳德优先使用空运物资的权利，但是空军部队所要求的补给和增援却没有到达。9月份的时候，新的飞机和辅助装备开始大量到达，使得陈纳德能够在华东地区建立起新的基地。随着陈纳德空军的攻击半径到达了台湾和日本的一部分，他要求华盛顿批准他攻击日本本土。

阿诺德将军拒绝了陈纳德的请求，因为盟军驻印度的B-29轰炸机正在计划发起对日本本土的攻击。阿诺德将军不愿意看到在他们攻击之前日本就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但是，阿诺德同意陈纳德进攻台湾。感恩节那天，第十四航空队对台湾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袭击，12分钟的时间内击毁了日军停在地面上的42架飞机。接下来的两周内，陈纳德的空军在台湾海峡又成功地击沉了日军的几艘货船。日军本来就对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地区力量的增强深感不安，现在他们更加警觉了。

陈纳德坚信，他的空军有能力阻止日军的地面部队。陈纳德仍然认为，1942年是他的飞虎队阻止了日军渡过萨尔温江。1943年秋，陈纳德的信心更足了，因为当时，日军地面部队对中国的稻米中心常德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陈纳德派遣他的飞机投入了战斗。当日军掠夺了他们需要的补给进行撤退时，陈纳德又一次认为他的空军战胜了步兵。因此，陈纳德认为他在华东的基地能够抵挡日军的地面进攻。而日军的想法正好相反。他们开始制定计划占领这些空军基地。

因此，到1943年末的时候，日军已经准备好在两条战线上发动进攻。同时，盟军也计划在三个方向上进攻。斯理明正计划进入阿拉干，渡过亲墩江；史迪威正在向丛林出发，想亲自指挥中国军队打通利多公路；温盖特也已经准备好插入日控区的纵深，建立要塞，以配合史迪威和斯理明的行动。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用大写字母写道：“我们能成功吗？”

战争期间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幕间休息就要结束了。

丛林战士

奥德·温盖特少将在1944年对缅甸的大胆突击之前，腋下夹着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名著，在和美国上校菲利普·科克伦商讨事情。

在渡过丛林中的一条河道后，英国皇家空军的通讯专家们一边检查他们的无线电，一边等着他们的衣服晾干。

一个古怪的天才率部杀了回来

1942年3月，英国部队里最古怪的将领之一——奥德·查尔斯·温盖特到达了缅甸，他负责领导进行对日军的游击战。当时，温盖特是个上校，他不肯服从上级，经常做出一些让他的英军上级们不敢相信又十分震惊的事情。温盖特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语言学家。他经常引用《圣经》中的话，经常谈论犬儒哲学所提倡的生活方式，谈论对于柏拉图著作的看法。

这个怪人有一个很出人意料的计划，这一计划和主流的军事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温盖特想派出一支小规模的突击队插入日军的后方，破坏敌人的联络线，袭击敌人的供给站，而且总体上说来，他们造成的破坏“完全和部队的数量不成比例”，就像是早期战争的骑兵一样。温盖特将这一战术命名为“远距离渗透”。渗透入敌后的部队将从空中进行补给，通过无线电进行指挥。

为了使他的这些战士们能够承受这一“最艰苦、最让人精疲力竭”的行动，温盖特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极为严格的训练。温盖特命令他们执行以下的命令：跑步、游泳过江、在配额不足的情况下生存、忍受昆虫的叮咬、在雨季匍匐通过齐踝深的泥浆。温盖特能接受的惟一离队理由就是患了重病。那些因为长距离行军而晕倒的士兵们被很快救醒，被迫继续前进。为了研究战场的地形，温盖特做出了数不清的沙盘，有些甚至达到了400平方码。这些沙盘都按照比例尺把山川、河流和炮台都标了上去。

最后，1943年2月13日，温盖特和他的部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支部队被称为“钦迪特”，得名于守卫缅甸寺庙的那些凶猛的石刻狮子。这些士兵每人带着一支步枪、一把刺刀、一些子弹和三颗手榴弹。此外，他们还带着五天的粮食、一把折叠刀、一根攀援用的绳子、一个水壶、四双袜子以及一件换洗衬衫。他们的人均物资总量达到了70磅。这3000人带着1000多头牲畜和八只通信犬渡过缅甸的亲墩江，进入日军控制的区域，开始了一场最无畏的冒险活动。

刮了胡子的温盖特蹲在一张地图上，和一名助手讨论他的两支远距离渗透部队进入缅甸的日军后方以后的行动方案。

降落伞载着物资向树林落下去，温盖特和他的部队把这些物资藏在树下以避免被日军的飞机发现。

一名穿着棉背心的“钦迪特”军官欢迎飞过来接伤员的机组人员。

一次无畏的袭击变成了一场噩梦

“钦迪特”队员们渡过亲墩江的前几周，他们一直突袭、骚扰日军。他们攻击铁道线，在30英里内的75处切断了路轨。但是熟悉丛林战的日军占据了上风。日军第十五军的指挥官，自大的牟田口廉也中将说道：“如果他们一直呆在丛林里，他们会饿死的。”

温盖特被前期的胜利所鼓励变得更加勇敢。温盖特不仅不避丛林，而且还进入了敌人更为纵深的后方。空投物资变得更加困难，饮用水严重不足。他们的靴子也磨烂了。他们几天没有食物，伤亡人数也一直在增加。有少数幸运者被飞机接走了，而剩下的人在撤退时机来临的时候，不得不杀开一条血路回到印度。三分之一的人永远留在了这里。

这场磨难的一名幸存者写道：“我们的胡子越长越长，我们变得衣衫褴褛，污秽不堪。我们每天晚上行军，以利用夜幕来掩护自己不被日军发现。我们变得极度疲惫……我们把大队伍分散，最后零零散散地到达了目的地。”

生病和受伤的“钦迪特”成员坐一架C-47运输机返回印度接受治疗，结束了丛林对他们的考验。一名机组人员在照顾他们。

摆脱失败：第二次机会

起飞之前，在一片丛林中的开阔地上，科克伦上校向他的人员简要说明往缅甸的这次飞行任务。科克伦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在这一次危险的任务中“找到他们的灵魂”。科克伦是美国连环漫画《特里和海盗》中那个风趣活泼的飞行员的原型。

温盖特的部队从缅甸丛林跌跌撞撞地败退回来不到四个月，温盖特又开始计划对日军发起另外一次远征。他很有信心地说：“第一次只是一次试验。现在的这次才是完整的展示。”

帮助温盖特组织这一次新行动的是一名很有创造力的年轻的美国战斗机驾驶员菲利普·J.科克伦。科克伦的空军突击队员们将给丛林战带来新的内容。在科克伦的指挥下，滑翔机第一次用于中-缅-印战区。他们将会把400人以及清理地面的装备运送到敌军的后方。

起飞的时间被设定为1944年3月5日，星期六。同时，B-25轰炸机和P-51飞机进行了335次以上的出击，削弱了敌军的阵地。牵引飞机后面用绳子连着笨重的滑翔机，练习起飞；“钦迪特”们在竹子做的模拟滑翔机机舱上面练习如何登机、下机。

起飞前15分钟，盟军的军官们，包括戴着木髓制太阳帽的温盖特，察看两小时前从空中拍摄的一张照片（见嵌图）。他们大吃一惊。照片显示，他们的一处着陆区域散布着很大的树干。为了避免惊动敌人，温盖特禁止侦察机在白天飞行。但是科克伦的一名飞行员还是在白天飞了一次，拍下了这张照片。于是，他们决定把滑翔机在另外一处降落。事后，他们发现，这些树干是缅甸的伐木工人而不是日军砍伐的。

一个跟纽约的百老汇同名的地方变成了死亡陷阱

C-47运输机的尾部拖着一驾滑翔机掠过缅甸的山脉。有一些运输机拖了两驾滑翔机，因为引擎过热而被迫降落。

一名沮丧又幸运的飞行员坐在他坠毁在“百老汇”的滑翔机边上。每架滑翔机可以载16人，没有牵引的情况下，可以以75英里的时速滑行。

3月5日晚上6点12分，一架C-47运输机拖着两架滑翔机从印度东部的拉拉戈特机场的跑道上咆哮着起飞了。“钦迪特”对缅甸的第二次奇袭正式开始。在随后的两个小时内，一拨拨的滑翔机降落在一个名叫“百老汇”的障碍密布的丛林空地上。

大多数的滑翔机都安全降落了，但是有一些翻到了沟渠中、撞进了树丛中，或者撞上了其他飞机的残骸。17架飞机在空中的时候拖绳滑落，其中有9架降落到了日军控制的区域。

空军突击队员修补一架C-47运输机破损的机翼。庞大的机翼让一架空运到缅甸的推土机相形见绌。为了清理“钦迪特”降落用的跑道，这些推土机经常是中间拖着一根大木头两个一组地铲平稻田中的土堤。这些推土机也用于拖运P-51飞机空投的装满饮用水的油桶。

工兵在一座日军使用的铁路桥上安放炸药。爆炸之后，他们把铁轨和枕木运走以加固他们自己的堡垒。

“钦迪特”们戴着丛林帽在一个村子里检查损伤情况。日军根据这一帽子，把他们当作是澳大利亚人。

敌军区域内带刺铁丝网环绕着的堡垒

“百老汇”着陆后不到一周，温盖特在缅甸就有了大约1.2万人的部队。其中有四分之三是空运过来的。其他的跑道也迅速建设起来，每个跑道都有堡垒进行保护。“钦迪特”们挖碉堡，铺设电话线，把重武器排成一行，在整个阵地的周围围上几英里长的带刺的铁丝网。而且，他们在每个排、每个连、每个营的周围都铺上了铁丝网。设在“百老汇”的要塞最终还包含了医院、农田、养鸡场和商店。

从这些丛林中的堡垒出发，温盖特的突击队员们不时地猛击敌军的联络线、撕开铁道线、破坏敌人的补给。当日军从基地出来驱逐这些入侵者的时候，他们则英勇地和日军进行白刃战。“钦迪特”的一名少校约翰·马斯特斯在他《通往曼德勒之路》一书中这么描写战斗后的场面：“……炸毁的大树、脚、扭曲着伸出地面的手、血染的衬衫、弹片、积水的弹坑……在这片沉重的、发臭的死亡之地，我们自己人的尸体和内脏散落在地面上，铁丝网上的日军尸体和挂在树丛之间正在腐烂的日军躯干……”

巡视完了一个“钦迪特”要塞以后，温盖特挎着一支埃菲尔德式步枪登上了飞机，前往其巡回战场之旅的下一站。给他送行的是迈克尔·卡尔弗特中校，他是优秀的将领之一。此后不久，温盖特就不幸殒命。

温盖特的最后一次飞行

机身上印着科克伦的空军突击队“五带”标志的多功能P-51“野马”飞机在“百老汇”上空轰鸣。地面上停着的B-25轰炸机一样，这种战斗机通过轰炸桥梁、截击敌军供给部队来支援“钦迪特”。

“钦迪特”在缅甸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直到8月份奉命撤退。在空军的密切支援下，他们击败了日军的11个营，吸引住了日军，使他们不能开往其他区域。

但是，他们古怪的领导人已经不能再分享他们的胜利的喜悦了。1944年3月24日夜间，温盖特结束对一支部队的巡视返回拉拉戈特的时候，他乘坐的B-25轰炸机突然一头扎向英帕尔西部绵延的山脉中。与地面激烈的碰撞以及随后的大火使得一切都难以辨认。人们根据温盖特的木髓制太阳帽以及几封从家里寄过来的烧焦了的信件确认了他的身份。很多人认为温盖特的死是对盟军在缅甸的事业的一次打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给温盖特的颂词中说道：“一束耀眼的火焰熄灭了！”

4 密支那之役

史迪威遵守他的誓约

盟军混乱的指挥链

胡康谷地的僵局

一条古老的格言让中国人功亏一匮

“马尼尔劫掠者”的出场

“醋性子乔”的左勾拳

日军逃离了一个陷阱

温盖特再次发动袭击

“马尼尔劫掠者”的一次噩梦般的行军

坚布山一次残酷的围攻战

爬上滑溜的枯门岭

“终点行动”部队努力向前

史迪威军事生涯的顶点

密支那：赢了一场胜利，同时丢失了另一场胜利

在被围攻的堡垒中剖腹自杀

“密支那战役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

1942年的时候，史迪威领着他的队伍逃离了缅甸。从那以后，史迪威一直筹划着收复缅甸。1943年10月，也就是盟军从缅甸仓惶撤退的16个月以后，史迪威的军队终于做好了反攻缅甸的准备。

史迪威曾经希望在1942年秋天就进攻缅甸，但是盟军一直没有就如何协调这一进攻达成一致意见。蒋介石最初表示，如果没有英军的配合，他不愿意把中国军队派往缅甸作战。英军因为面临着亚洲和欧洲两个战场的负担，同时也对几个月之前的失败心有余悸，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冒失败风险。

在1943年5月的三叉戟会议以及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盟军就一个有限的作战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史迪威一直在催促收复整个缅甸，但在当时看来，盟军无意做这样的尝试。盟军的计划是收复缅甸北部，打通一条印度到中国的陆路交通线，以打破日军对于中国的封锁。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盟军设计了一套四头并进的进攻方案。史迪威驻扎在印度的中国部队将会攻入缅甸，沿着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向下进攻。这两个河谷在南北方向上首尾相接。他们的目标是把日军赶出北缅甸，为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扫清障碍，以及占领在密支那的重要的机场和交通枢纽。温盖特的“钦迪特”1943年2月进行的那次空降进入缅甸丛林的英勇行动得到了丘吉尔、罗斯福以及美国参谋长们的赞誉。这一次，他们将会降落到任何一支阻挡史迪威的日军部队的后方。他们的使命是切断敌军的联络线。同时，斯理明的第四军也将进入缅甸，阻止日军进攻史迪威的部队的后方。斯理明的第十五军将会向下推进，穿过阿拉干半岛，到达南方300英里的阿恰布。

进攻北缅甸的关键是建立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联络线。自从1942年秋天开始，美国陆军的工程兵们一直在建设一条双向的全天候公路。这条公路从阿萨姆的利多向南出发，进入缅甸以后，沿着胡康河谷直到孟拱河谷，最后穿过孟拱镇和密支那。

这条路被称为利多公路。在密支那的南部，这条路和现存的英国修建的公路衔接起来，而英国的这条路又和旧的滇缅公路相连接。盟军将会把这条被战争破坏了的滇缅公路修复、铺平，直到抵达中国的昆明。整个计划完成了以后，从印度通过卡车运送物资到中国的昆明、重庆以及更远的地方将会变成现实。

工程师们估计，通过利多—滇缅公路，每个月能够运送的物资将达到6.5万吨。而且，沿路架设的六英寸的管道将会为“驼峰”的运输提供燃料，为已经在中国东部地区建立基地的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运送燃油。新运送的物资将会使得史迪威有能力训练并且装备中国的Y部队。这支部队当时正在萨尔温江对面的中国境内接受训练。

占领密支那的机场也有利于为中国提供供给。因为占领这一机场以后，美国陆军运输队可以减少通过危险而又拥挤的“驼峰”运送物资的数量，可以通过从密支那到昆明这一更流畅、更少山的航线运送更多的有效负荷。

史迪威的打算是在1944年雨季来临之前占领密支那。史迪威知道，中-缅-印战区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想法不合实际。蒙巴顿和英军的参谋们也相信，如果没有英军的大规模参与，密支那——盟军不可能攻占北缅甸战役获胜的关键。而英军却负担不起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而且，英国人认为，盟军即使攻占密支那也很难守住。面对英军的这种疑虑，史迪威直到3月份才告诉斯理明他收复密支那的作战方案。当时，史迪威的部队已经沿着胡康河谷前进了很久。即使在那个时候，史迪威也让斯理明不要把他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上级。史迪威解释他要保密的理由是，他不想这个计划被泄露出去，但是斯理明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如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或者是不奏效，史迪威不想让任何人有理由说他遭到了失败。”

史迪威北缅甸战役的指挥结构带有戏剧色彩。作为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副总司令，史迪威只对蒙巴顿负责。但是作为中国驻印度的X部队的指挥官，从技术上讲，史迪威只是一个野战指挥员，应该听命于驻德里的英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乔治·基佛德将军。至少从名义上说，基佛德指挥了印度的所有盟军部队。但是，史迪威看不起基佛德，也拒绝听他的指挥。在一次会议上，蒙巴顿对他施加了压力。史迪威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建议，那就是让他归斯理明将军指挥。斯理明将军作为第十四集团军的指挥员，事实上是史迪威的下属。尽管这样，史迪威的建议还是被采纳了。

据说，会议结束以后，史迪威对斯理明敬礼，并且说道：“长官，作为第十四集团军的司令，您对我有什么命令吗？”

斯理明回答说：“没有，长官。作为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副总司令，您对我有什么命令吗？”

史迪威说：“永远都不会有。”

就在北缅甸战役的过程中，斯理明给了史迪威很少的几条命令，史迪威很和蔼地接受了这些命令。虽然这两人在性情上差别极大，但是他们的军事主张相似，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冲突。

史迪威知道他所面临的任务将会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史迪威说：“我们不得不通过老鼠洞进去。而且我们前进的时候必须自己挖洞。”

史迪威面临的这个国家的地形真的很恶劣。从缅印边境出发，这支队伍要穿过茫茫一片被丛林覆盖的山脉。这些山脉从北到南被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积雪覆盖的东麓的很多湍急的河流所分隔。队伍在丛林下面开路前进的时候，前进半英里可能要花掉一天的时间。在雨季，所要花费的时间就更多了。大雨迫使野生动物跑到地势高的地方。这些动物中有蛇，包括长度超过20英尺的巨蟒，也包括6英寸长的金环蛇。金环蛇麻痹神经的毒液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同时，昆虫和吸血的水蛭到处横行。

为了北缅甸战役的史迪威部队能够顺利完成，史迪威在德里总部的参谋们制定了一个三阶段作战的方案。在第一阶段，X部队的中国军队从那加山穿过印度边境进入缅甸，同时保护美国工兵修建利多公路。第二阶段，他们将继续前进到达胡康河谷，攻占河谷入口的新布威央镇，同时以占领的地域作为第三阶段战役的起点。最后一阶段的战役就是穿过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占领孟拱镇和密支那，为南进扫清道路。

1943年10月末，孙立人将军指挥的中国第三十八师从印度进入了缅甸。事实上，他们在联军参谋长们批准总体的战役计划之前就展开了行动。他们沿着1942年难民逃往印度所走的一些小路行进。在路上，他们看到了一年之前这些难民从缅甸逃离时所经受的重大伤亡的残酷证据。水坑和野营地附近散布着成千上万的骸骨。沿着陡峭的山间斜坡，到处都是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是疲惫而死的难民的遗骨。在有公路的地方，随处可见生锈的汽车和卡车。它们是一年前被丢弃在路边的。

虽然根据情报，在缅甸北部的这一区域没有日军的存在，但是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日军也在准备发起一场进攻，日军一直在向胡康河谷北面的山中调集部队，以防御盟军的侵扰，同时为日军入侵印度做准备。

中国的第三十八师刚进入缅甸没多远，第一一二团第二营的部队就在萨纳加村庄附近遭遇了日军的前哨。他们打败了这些日军，但是很快遭到了日军重机枪和迫击炮的进攻。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进攻萨纳加村庄。由于在这一过程中伤亡太大，他们不得不挖战壕，准备持久的对抗。第一营在附近的预邦加村庄外遇到了同样顽强的抵抗。第三营在更南方的恩嘎驾策普也是一样。

很显然，中国军队遇上了一支顽强而又有经验的日军部队。事实上，他们遭遇的这支部队是日军被拆散的第十八师团。他们都是征服新加坡和仰光的老兵。这支部队由顽强而又足智多谋的日军中将田中新一指挥。

早期进攻缅甸的行动是由史迪威的副官、准将海东·L.柏特诺指挥。11月20日，史迪威不得不离开中-缅-印战区参加开罗会议。在开罗会议上，他在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面前阐述了中-缅-印战区的战略，并且接到命令，在1944年春天之前占领北缅甸。

12月21日，史迪威回到了中-缅-印战区。当时，在胡康河谷的战斗陷入了僵局。这时候，蒋介石授权史迪威全权指挥剩余在印度的X部队和在缅甸的部队，“不受任何节制”。史迪威将这一授权记入了日记。史迪威立即前往前线指挥行动，他花了两天的时间和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将军讨论战局。史迪威迫切地想向蒋介石证明，经过良好训练的中国军队在正确的领导下完全能够战胜日军。史迪威推断，经过几场胜利之后，就能说服蒋介石派出Y部队渡过萨尔温江进入缅甸。史迪威希望X部队的主力和Y部队的主力能够在密支那附近会师。在这之前，史迪威必须要打破在胡康河谷的僵局。因此，史迪威计划在预邦加村发起猛烈进攻，以牵制日军第十八师团的一部分兵力，并且把它和日军的其他部队分隔开。

史迪威在预邦加村对部队作了一次演说，他告诉士兵们，这次进攻“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获胜”。在史迪威的强烈鼓动下，中国军队表现很出色。进攻开始之前，首先由炮兵对敌人进行了精确的打击。虽然遭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但是进攻的中国军队把他们的活力保持到了最后。他们消灭了一批敌军的部队。中国士兵也很兴奋地意识到，他们可以真正击败日军部队。

虽然重庆和德里的总部都坚决反对史迪威留在前线亲自指挥，但是史迪威坚持留下来。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史迪威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前线。因为这—做法，英国人，甚至很多美国人都对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史迪威被讽刺为“美国陆军最优秀的三星连长”，“领导缅甸作战的排长”。

在前线的时侯，史迪威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斯理明自己也不沉溺于奢侈的生活，在他探望了史迪威以后，斯理明评价说，史迪威的生活“简单到没有必要这样”。史迪威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盖着的毯子上叮满了苍蝇。没有可折叠的野战桌，史迪威就把一个柳条箱当成桌子。

史迪威用他的头盔盛水进行淋浴，使用普通的野战餐具用餐。他每天步行好几英里去看望他的前线部队。史迪威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跨上河岸，登上陡峭的山坡，滑倒，挣扎着爬起来，咒骂，跌倒。”在他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史迪威这么说：“进展很缓慢，到处都是丛林，而且这些丛林几乎无法穿越。昨天，在丛林中开道的时候，我花了三个半小时才前进了三英里。每走一步都磕磕绊绊，不停地咒骂。我现在每天都盼望能见到‘人猿泰山’。”史迪威手下的一名随从军官后来注意到，史迪威对于胡康河谷中的每一个步行桥，每一块具体的地形都了如指掌。他描述说：“当你告诉这位老人你们在战场上处于什么位置的时候，你不得不十分小心。”

1943年10月，美国训练的中国部队在一架P-40战斗机的掩护下，按史迪威的计划，沿着新修的利多公路向北缅甸进军。这一行动的目标是占领位于密支那的极为重要的机场。为了进行这一行动，23000多名中国士兵在印度东北的兰姆珈接受史迪威的训练。他们被称为X部队。

史迪威继续对他指挥下的中国部队保持压力，也成功地指挥他们获得了很多胜利——至少在当时是成功的。史迪威在一次行动以后非常高兴地写道：“中国人干得不错！进攻很勇敢，能很好地控制火力，行动迅速。他们精力旺盛，他们因为能击败日本人而兴奋异常。”中国军队取得了另外一次胜利以后，他们把日军士兵的头颅挂在竹竿上，带着竹竿到处乱跑，把一名美国联络官吓了一跳。

尽管中国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是很少的，远远没有达到史迪威对他们的期望：不仅把日军第十八师团赶回去，而且要包围并消灭他们。

随着战斗慢慢进入了胡康河谷复杂的丛林盆地中，中国的第二十二师也恢复了力量，可以投入战斗。史迪威开始着手尝试包围日军第十八师团。中国的军队开始分两路包抄第十八师团。但是，他们没有把口袋封住，而是允许日军从开口撤了出去。是他们无能呢？还是他们有其他的动机？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一条很古老的中国军事格言：“网开一面，穷寇莫追。”

史迪威没有轻易地放弃。2月末，史迪威决定再一次尝试包围敌人。这时候华盛顿给了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罗斯福总统指出，他完全同情史迪威进军密支那的行动。史迪威冷淡地对一个参谋说，他宁愿用这个同情去换一个师的美军。但是罗斯福的这种同情的具体表现完全可以等同于派一个师。罗斯福告诉丘吉尔，他期待史迪威能在干季结束之前攻占密支那。罗斯福还说，如果史迪威在缅甸能够继续得到英军的支持，那么他能够完成这一目标。丘吉尔向罗斯福保证，蒙巴顿不会因为自己的计划而从缅甸撤出英国军队。

此外，史迪威也确实得到了一支美军作战部队，这也是来到亚洲大陆的第一支美军部队。这支部队有一个很麻烦的名字：五三○七暂编团。它的官方名称来自于它的行动代号：加拉哈特。但是后来却以“马尼尔劫掠者”而闻名。这一名称来自于他们的领导人——准将弗兰克·马尼尔。马尼尔是被史迪威选派来指挥这支部队的。1942年，马尼尔和史迪威一起走出了缅甸。不到两年的时间，马尼尔从一名少校晋升到了准将。这是一个坦诚而和蔼的人，浑身散发出坦诚与自信。战争爆发之前，马尼尔作为一名助理陆军武官驻扎在东京。他了解日本人，也懂日语。马尼尔的缺点是心脏不太好，这在那次艰苦的撤退中已经给他带来了麻烦。而且，马尼尔的经历主要是指挥骑兵以及从事参谋工作，缺乏指挥步兵的经验。

1944年3月，在进军夺取密支那机场的过程中，史迪威（中间）和他的两个中国高级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中将（左），和第二十二师师长廖耀湘中将。虽然一开始这两个师的实力都比较弱，但是他们经过了美国的训练以后都对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尼尔劫掠者”一共只有3000人。但是他们得到的盛誉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成比例。马尼尔在西点军校的同学查尔斯·N.亨特中校，也是这支队伍在缅甸执行任务期间的执行官，称这支队伍为“二战期间，被打击最多，受的误解最多，被粗鲁对待得最多，事迹被写得最多，最英勇，然而最得不到报答的团级部队”。

一般来说，指挥员总是把他们指挥的部队看得最为重要。但是这支部队当之无愧。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它取得了罕有的功绩，遭受了罕见的苦难，陷入了无数的麻烦之中，也给敌人带去了不平常的麻烦。

五三○七暂编团成立的时候，它的惟一任务就是在驻缅甸日军的背后进行活动。美国陆军部预计，当这支队伍撤出任务的时候，将会因为战斗和疾病有85%的伤亡，而且幸存者需要住院休养三个月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他们的人员包括了许多在太平洋上进行过丛林战的老兵，他们自愿参加陆军部所说的这一“尤其危险，尤其需要自我牺牲精神的行动”。这支队伍中还有很多因为喝醉酒、不称职、滥用暴力而经常被关禁闭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鼓励”着自愿加入这一行动。他们的行为完全无法预测。至少有一次，他们通过向印度平民射击而取乐，仅仅是想看着这些平民跳起来。

这支部队作为美国的分遣队，将要参加英国奥德·温盖特将军的“钦迪特”第二次渗透入缅甸中部的行动。他们在印度和“钦迪特”一起进行了三个月的训练。但是史迪威想让他们在北缅甸发挥作用，所以他说服盟军把这支部队交给他使用。（当史迪威成功地得到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时，温盖特非常生气。他发脾气说：“你们可以告诉史迪威将军，他可以把他的美国人带走，然后用棒子打他们。”）

“马尼尔劫掠者”被分成了三个营，每个营又分成了两个战斗小组。和“钦迪特”一样，他们原先的任务是作为一支远距离的、机动性很强的部队发挥作用，也一样用牲畜运输装备，物资补给依靠空投。但是史迪威有其他的计划。“钦迪特”风格的进攻是对于日军的联络线打完了就跑，史迪威称之为“太极拳”。“马尼尔劫掠者”不一样，他们将会被使用于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史迪威想把他们派往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周围和后方。史迪威将之称为“左勾拳”。而中国军队从前方和侧翼对日军施加压力。史迪威希望通过把“马尼尔劫掠者”插入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后方，能够迫使田中停下来决一死战。在这以前，田中一直采取着一系列的拖延行动，在中国军队的前面缓慢地退却。

“马尼尔劫掠者”从印度坐火车到达了利多。然后，他们越过那加山脉行军140英里到达了史迪威在新布威央的总部。2月24日，他们离开新布威央开始执行第一个任务：在胡康河谷南端一个名叫瓦纳巴姆的村庄设立路障阻挡日军的第十八师团。

老谋深算的田中觉察到了盟军的这一意图。田中知道史迪威想再次包围他们，他也知道史迪威这一次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留一个缺口了。田中不再浪费精力和中国军队作战，他决定把主力部队用来进攻完成封口的那支部队并且击溃它。

3月1日，田中得知这支含有美军的部队已经在他身后的瓦纳巴姆进入了阵地。这是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田中立即发起了进攻，开始了亚洲大陆上美军和日军的第一次激战。

日军一次次发起了冲锋，但是“马尼尔劫掠者”一直坚守他们的阵地。在这场战斗中，他们证明自己是支坚韧、顽强的队伍。当日军高喊“万岁”的口号冲向他们的时候，美军也喊出了他们自己的口号作为回应：听起来像狼嚎一样的两个音节组成的脏话。在日军发起的一次特别猛烈的进攻中，两颗子弹击穿了美军机关枪冷却设备的外壳。机枪手们用他们的军用水壶向里面倒水，继续射击。一个营在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36个小时，成功打退了敌人的每一次进攻。

最后，田中取消了进攻。但是，在作为主力的中国部队能够赶上他们之前，田中把他的部队从工兵几天前刚刚开辟出来的一条秘密小道撤走了。日军损失惨重，在五天的战斗中，800人死亡。而美军一方，只有八人死亡，37人受伤。

史迪威在缅甸取得了他的首场重大胜利。他的部队现在控制了胡康河谷。但是田中和他的第十八师团却逃走了。盟军不得不准备下一次再收拾他们。

3月5日，随着史迪威控制了胡康河谷，南方的温盖特也开始实施总体战略中他应该做的那一部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五个旅的“钦迪特”插入“敌人的内脏”。温盖特已经在处于史迪威和田中南方的因多集中了三个旅的力量，希望能够把日军第十八师团和驻缅甸的其他日军分割开，强迫田中撤出北缅甸。“钦迪特”的行动一开始并不顺利。十几个滑翔机坠毁在丛林的着陆区域，23人死亡，30人受伤。但是温盖特的部队很快在因多附近站住了脚。在那儿，他们切断了铁路线，使得第十八师团很快就会供给不足。

3月中旬，史迪威的中国部队已经一直向下走出了胡康河谷，接近了扼守孟拱河谷的坚布山。史迪威决定再一次尝试包围田中的部队。史迪威命令“马尼尔劫掠者”以双倍的速度行军，穿过山脉向东，进入第十八师团的背后。“马尼尔劫掠者”的第一营将快速穿山越岭，在索卡附近，坚布山南端的大路上阻截敌军。另外两个营——第二和第三营，将会在东面绕一个更大、更远的弯，沿着塔赖河谷和胡库马河谷向南，绕到田中部队的后方，在孟拱河谷的更南方建立一个阻截的阵地。

第一营沿着一条环绕坚布山的小路前进，路程比较短，但是比较难走。因为这条小路和日军很接近，所以“马尼尔劫掠者”不断地遭遇日军的巡逻兵。在不到一英里半的路程上，他们就进行了八次小型的遭遇战。最后，为了避开敌人，营长决定离开这条小道，从山中进军。

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的行军就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个营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只前进了30英里。赶骡子的人不得不从浓密、坚硬的竹林中一步一步地砍出一条小路，而队伍的其他人就只能在那儿干等。他们等待的时候只能站着，而不能坐下来，因为坡道太陡峭了。很多人得了痢疾，所有人都无休止地受到丛林中害虫的叮咬。

这些昆虫包括：毒性扩散很快的苍蝇，人被咬了以后奇痒无比；小的牛虻，它们正好能穿过蚊帐，整个晚上不停地叮咬人；还有水蛭，包括一英寸长的普通水蛭和三英寸长的野牛水蛭以及接近半英尺长的大象水蛭。这些水蛭生活在丛林的不同高度，有的生活在地面上，有的则生活在很低的树枝上。他们掉到过路者的身上，紧紧吸住裸露的皮肤，有的甚至穿过好几层的衣服到达人的皮肤。

所有的“马尼尔劫掠者”都开始因为水蛭的叮咬而流血。他们用点燃的香烟把水蛭从他们的身体上烙掉，或者是根据山间部落的一种秘方，用生石灰、烟叶的浆以及煤油混合在一起来消除身上的水蛭。如果水蛭叮咬的时候没有被发现，伤口将会溃烂化脓，让人的腿动弹不了。骡子就更惨了。它们蹄子后面的球节上全是血，而且裸露的伤口上爬着一群蛆。

这些人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他们基本的饮食应该是K类的供给量，其中包括罐头肉、枣椰子、巧克力、黄油、粗糙的饼干、咖啡粉，当然还少不了口香糖。但是他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达到这一供给标准。对于一支行军过程中的部队所空投的物资必然十分稀少。而且，这种配给是为短期执行紧急任务的士兵准备的，其中不含有“马尼尔劫掠者”长期行军中所需要的热量和维生素。

他们的饥饿越来越严重，开始陷入了对于食物的臆想状态。他们制定出一套精确的实物交换系统来交易自己需要的物品。小查尔顿·奥格本，当时的一名负责发信号的军官，后来在他的《马尼尔劫掠者》一书中回忆这种实物交易系统说：“人们对于这种交易的兴趣经久不衰，不断地能够听到以下的这些声音：‘一包骑士牌香烟换两袋食糖，有人愿意吗？’，‘猪肉鸡蛋黄换干酪，有人换吗？’，‘咖啡换水果啦’等等。”奥格本说道：饥饿和口渴的我们有一种“极为失望的感觉。因为我们整个下午都一直在沿着一条干燥的山脊前进，而且必须忍耐整个晚上、夜间甚至早晨的一部分时间都没有水或者是咖啡喝的情况，经常连吃的也没有。对于我们干涸的喉咙，K类配给的所有东西根本无法下咽”。

第一营被这一供给不足的行军弄得精疲力竭，但是两周多的时间以后，他们最后还是进入了孟拱河谷。结果，他们发现日军已经在他们预定建立拦截阵地的区域安营扎寨。“马尼尔劫掠者”静静地等了一个晚上，直到日军开始生火准备做早饭的时候才发起了进攻。日军对他们的突然袭击大吃一惊，在他们进行了一次冲锋以后，日军仓皇逃窜。于是第一营在索卡南面的山谷的路上设立了路障。他们完成了任务之后，中国第三十八师的一支部队出现了，这时候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就在中国军队等待的时候，这支难以捕获的日军沉着地向西逃窜，逃离了这一陷阱。同时，第二和第三营的部队正在往东沿着塔赖和胡库马河谷绕一个大弯。第二营渡过了孟拱河，第三营继续在孟拱河的另外一岸断后。当第二营正准备在一个叫英卡伽塔旺的村庄附近设立路障的时候，他们正面遇上了一支大约2500人的日军部队。日军发起的一系列强攻迫使他们渡过孟拱河撤退。这时，盟军放弃了在孟拱河谷围歼田中部队的计划。

当“马尼尔劫掠者”正在向东绕弯子，徒劳无功地试图在孟拱河谷阻截日军的时候，史迪威正在指挥北部的中国军队沿着坚布山脊推进，想攻进山谷。日军的防御非常顽强。因此，史迪威调集了一批装甲部队，想通过坦克和步兵的协同作战来攻占敌军阵地。但是，这些拥有美军担任顾问的坦克兵发现很难把中国的部队和日军部队区分开来。结果步兵很谨慎地不接近坦克，导致坦克和步兵协同进攻的效率大大降低。

中国军队经过两天的艰苦作战到达了山脊的顶部，在山脊的另一边，他们遭遇了同样顽强的抵抗。日军在下山的土路上埋设了地雷，并且把树木砍下来横在路上以阻拦坦克前进。史迪威花了两天的时间清理路面，然后命令步兵和坦克发起了另外一次协同进攻。但是和上一次一样，步兵无法跟上坦克的进度。步兵士兵们偶然发现，挥舞着白布可以避免被坦克误认为是日军。但是日军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也挥舞着白布，成功地把五辆坦克引诱入反坦克陷阱中，并摧毁了这几辆坦克。

中国部队正在朝着沙多朱普辛苦地打通下山道路时，一个值得警惕的新威胁出现了。史迪威的参谋得到了一份日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显示，一个营的日军正在塔赖河谷内向北进发，他们的目标是进入胡康河谷进攻中国军队的后方和侧翼。史迪威命令马尼尔率队堵住拉普加村庄北部的通道，以阻止日军达到他们的目的。马尼尔选择了第二营和第三营来完成这项任务。经过先前长途的行军，他们仍然非常疲惫，而且他们在英康伽塔旺遭遇了敌军部队，但他们仍然成功地在两天之内到达了目的地。第二营占领了拉普加村庄，而第三营又继续向北前进了三英里到达了新布威央。

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中-缅-印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们。从左往右依次是：田中新一中将，牟田口廉也中将，以及佐藤幸德中将。田中的第十八师团顽强抵挡史迪威进入缅甸北部，佐藤指挥他的第三十一师团猛攻印度科希马英军要塞，这两个师都隶属于牟田口廉也强大的第十五军。

在拉普加村庄的第二营在一座山的山顶挖了一个400码长、几百英尺宽的防御阵地。他们刚刚布置完毕日军就发动了进攻。日军的炮兵轰击了一个星期。在日军的弹幕射击中，“马尼尔劫掠者”有100多头牲畜被炸死。因为地面非常坚硬，而且日军的炮火非常猛烈，所以美军不能掩埋这些骡子。这些骡子的尸体在热带的热度下开始腐烂，发出了难以忍受的恶臭。而美军不得不忍受这一煎熬。不仅如此，他们的饮水快用完了。每天只能得到半杯泥泞的死水。每当炮击停止的时候，日军就开始发动冲锋。有一次，日军发动了连续16次不屈不挠的冲锋。

美军能够坚守住他们的阵地，部分是由于一个机智而又勇敢的日裔美籍中士罗伊·H.松本。松本每天晚上都爬出阵地，去偷听日军说话。这样，他就搜集到了日军的行动计划。“马尼尔劫掠者”根据这些情报，在日军采取行动之前，就做好了准备。

有一天晚上，松本得知，日军将于第二天早上进攻美军阵地的某一特定地点。美国人在这个地方的散兵坑作了伪装以后，撤退到了高地上。日军果然发动了进攻，并且一直冲到了美军从上往下的火力中。松本用日语喊道“冲锋！冲锋！”。另一批日军士兵也跳进了这一伪装以后的散兵坑。在这次袭击中，日军有54人丧生。

随着围攻的继续，马尼尔将军率领第三营过来支援第二营。但是就在距离拉普加村不到三英里的地方，马尼尔心脏病发作病倒了。3月31日，史迪威不顾马尼尔的抗议，命令飞机把马尼尔接走。“马尼尔劫掠者”的指挥权转移到了执行官亨特中校的身上。亨特中校是一个顽强而又保守的步兵军官，他在菲律宾和巴拿马长期服役，这使他成为一个丛林战的专家。

4月3日，亨特召集了第三营的所有军官，告诉他们：“先生们，我们将在早上发起进攻去支援第二营。这一战也许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亨特玩了一些把戏以迷惑日军。为了把一些日军引向另外一个方向，亨特施计让日军认为丛林里正在发生激战：他让一些人使用常规武器开火，其余的人使用卡宾枪开火，而卡宾枪的声音和日军的步枪的声音很接近。亨特还通过飞机把一条消息空投到日军的战线，伪装成这是一次事故。这条消息说：“盟军的一个空降营将会在一定距离外的某处降落。”

4月4日，第三营倾尽全力发起了进攻。亨特将军知道，日军的惯用伎俩是在敌军炮击或者轰炸的时候撤离阵地，但是又及时地在敌军步兵发动进攻之前回到原有的阵地。“马尼尔劫掠者”利用了日军的这一习惯。他们在己方迫击炮的火力下尽可能远地向前匍匐前进。然后，在炮火停止以后，他们迅速冲往暂时空下来的日军战壕。美军赢得了这次赛跑，比日军快了宝贵的200码。

第二营和第三营与日军激战的时候，第一营从沙多朱普一带出发向拉普加村庄开始了一次24小时不停的急行军。夜间，在浓密的丛林里，每个人都背了一个亮闪闪的盘子，或者是一个含磷的木片，以保证后面的人在黑暗中不会掉队。

出发七天以后，当第一营最终达到拉普加村时，他们和第二营、第三营一起，在数量上超过了日军。日军开始向丛林中撤退。复活节这天，13天的围攻宣布结束。“马尼尔劫掠者”阵亡59人，314人受伤。第二营最初建立阵地的地方大约留下了400具日军的尸体。

到这时候为止，盟军向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进攻以及“马尼尔劫掠者”的阻截行动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盟军的最高层开始怀疑占领密支那是否值得这么大的付出。蒙巴顿上将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行动表示疑虑。在两军参谋长会议上，蒙巴顿表达了他的意见：根据他的判断，对这一战役的继续“是不恰当的，也不应该进行这一尝试”。蒙巴顿建议在缅甸南部的卑谬-仰光一带开展行动。但是马歇尔和两军参谋长会议倾向于继续向密支那进军。4月底，马歇尔向史迪威发了一个带有这个意思的电报。5月3日，两军参谋长会议向史迪威正式发出指示，通知他这一决定，命令他继续向前，攻占密支那。

这时候，他们的命令几乎是多余的。史迪威攻占密支那的战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马尼尔劫掠者”这个时候刚到缅甸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这一行动的重担还是落到了他们身上。“马尼尔劫掠者”知道“钦迪特”在丛林中执行三个月的任务以后就可以得到休整，所以他们也期待有同样的待遇。但是史迪威没有向他们做出这样的承诺，他有其他的计划。

蒋介石这时候向史迪威提供了三个师的增援部队。史迪威计划利用他指挥下的中国部队为主力，再一次沿着孟拱河谷对田中的第十八师团施加压力。为了督促中国的将军们和他们手下的士兵，史迪威来到了前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继续向前推进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至少有个这样的巧合：每次我这么做的时候，都有不小的进展。”

史迪威在前线的时候，他对于中国的两位将领孙立人和廖耀湘有时威压，有时诱哄，有时奉承。然后，史迪威冒着生命危险走到了前沿阵地。中国的负责军官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担心如果史迪威在这儿丧生，巨大的愤恨将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所以他们立即命令自己的部下前进。

史迪威这么对孙立人和廖耀湘施加压力是有原因的。一位中国的高级军官告诉史迪威，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中国的将军不要过于尽力。在任何情况下，史迪威都想在这一前线上拴住尽可能多的日军，以防止他们阻挠对于密支那的突击。而且，对于这一带日军的压力甚至会吸引一部分的密支那守军。到那个时候，因为田中已经没有空暇，一支“马尼尔劫掠者”部队将会向东进军，直接以密支那为目标进行一次远距离的包抄。

这一行动的代号是“终点行动”。“马尼尔劫掠者”分成了三个战斗队以执行这一行动。为了增加他们的人数，史迪威又加派了一部分部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部队包括：两个团的中国部队和300名克钦游击队员。这些游击队员来自好战的缅甸山间部落，他们也是史迪威从美国战略服务部一○一特遣队借调过来的队伍。从1942年末开始，这支部队一直在缅甸秘密地执行任务。

在威廉·R.皮尔斯中校的领导下，战略服务部一○一特遣队已经在缅甸执行了很多次重要的任务。这支队伍最初由21人组成，是派往敌后执行多种任务的第一支美军部队。他们危险的使命包括了空降进入日军控制区域的大后方，用无线电发回军事情报，以及援救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后来，他们把克钦人组织成一支游击队，对敌人的装置进行袭击，袭击完成之后马上就离开。他们还伏击敌军行军中的小股部队以及在日军的后方制造混乱。

在“终点行动”中，克钦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史迪威担心的是“马尼尔劫掠者”。史迪威知道，他正在让这一支已经很疲惫的部队继续执行更多的战斗任务，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史迪威向即将从心脏病恢复过来的马尼尔解释说，他别无选择。

“马尼尔劫掠者”自身也把关于他们的新任务的传闻当成是一个玩笑。战斗伤亡和疾病已经使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一半。密支那在90英里外，途中还要越过崎岖的枯门岭。对于这些已经很虚弱的人们来说，仅仅是走到那儿就需要相当的努力。马尼尔对如何动员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但是马尼尔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占领了密支那机场，他们就再也不会有新任务了。他们将会被送往设在印度的一个特别为他们准备的营地进行休息和恢复。

“马尼尔劫掠者”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他们的正式编制仍然是五三○七暂编团。他们没有旗帜，没有徽章。尽管他们这支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但是没有任何队员得到了晋升或者是被授予奖章。有一些初级军官经过太长的时间仍然没有提升，以至于亨特带有挖苦意味地建议说，应该授予他们一束橡树叶——这在军队里象征着被多次授予同一个奖章，因为他们的中尉或者是上尉军衔从来没变过。马尼尔就这件事向史迪威的参谋进行了抱怨。但是，他们告诉马尼尔，“马尼尔劫掠者”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战场上，少去担心晋升的事情。

1944年，史迪威将军的密支那之役以中国的X部队和“马尼尔劫掠者”为先头部队。史迪威的军队推进胡康谷地，试图在瓦拉贝姆包围日军的第十八师团。日军撤退进入孟拱谷地以后，“马尼尔劫掠者”沿着坚布山脉包抄，目标是在日军的后方沙多朱普和英康嘎他旺阻击敌军。随后，“马尼尔劫掠者”前往拉普加去对付一支从南方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击败了这支日军部队以后，他们穿过了枯门岭，占领了密支那机场，并最终在中国军队的援助下攻占密支那。温盖特的“钦迪特”为了支援史迪威，他们从利多出发，步行前往占领因多机场。同时，另一支“钦迪特”乘坐滑翔机前往丛林中一个称作“百老汇”的空旷地，然后他们从那儿发起了对于白城的进攻，切断了南北向的铁路线。

史迪威也很少去探望“马尼尔劫掠者”。这也许是因为史迪威觉得中国军队更需要他的操心。在史迪威身边工作的人往往对他很尊敬，有时候他们甚至敢违抗他。但是战场上的一些部队就不觉得史迪威对他们有多亲密。一般地说来，史迪威被称为是“士兵的士兵”，“美国兵的乔大叔”。但是，在“马尼尔劫掠者”看来，史迪威冷淡，无法沟通、难以接近。奥格本写道，总体上来说，“马尼尔劫掠者”认为，“他们听到史迪威的名字就像是斗牛看到了一面红色的旗帜”。有一天，史迪威简单视察了“马尼尔劫掠者”以后，有一个士兵说：“我在步枪的瞄准镜里看着史迪威。我当时如果发出一颗子弹，没有人会知道这个婊子养的不是被一个日本兵干掉的。”战场上的士兵们往往也对于他们不喜欢的军官表达同样的憎恶之情，但是“马尼尔劫掠者”的本性和他们低落的士气使得他们使用了这种令人胆战的表达方式。

雨季的到来使得“马尼尔劫掠者”更加艰苦。从理论上说，大雨应该是5月中旬才开始。但是正如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指出的，“说这个国家有干季简直是一个笑话。12月一直在下雨，1月下了12天的雨，2月下了18天，3月下了10天，4月下了10天。现在雨季才真正开始。”

“马尼尔劫掠者”4月28日出发，5月1日就开始下雨。史迪威这时候还面对着那些不相信这次行动的人的压力。史迪威因为这一恶劣的天气，心情变得非常沮丧。“马尼尔劫掠者”出发三天以后，5月1日，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指挥员常常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担心——我把他们派出前往密支那，天开始下雨了，这儿的反对势力也在增长。我为什么不把他们用在我们的前线上？是因为我和他们的隔阂太大了？他们会看到一座已经有了增援的要塞吗？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在两头同时失败，而不是一边失败吗？我可以把他们撤回来吗？日军是不是中计了正在向孟拱移动……或者留守密支那？……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了。骰子已经扔了出去，沉浮全看他们自己。但是对我持久的折磨很可怕。可怜的部队指挥员！”

“钦迪特”已经提出警告说，参加“终点行动”的那么大规模的一支部队将会发现，在雨季穿过枯门岭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向着6100英尺高的山脊上的小道艰难前进的时候，他们不时地手脚并用，爬上光滑的山坡。奥格本写道：“情况糟透了。这简直是太荒谬了。”为了使状态不佳、精疲力竭的运货牲畜能够通行，必须在斜坡上凿出阶梯来。即使这样，骡子也不停地下滑，下坠。有一些骡子摔断了脖子。每当一头骡子死了，它背负的重要物资要么被丢弃，要么分担到其他的骡子身上。有一天，第三营死了20头骡子，他们不得不抛弃了大约4000磅迫切需要的物资。只有一半的运输牲畜经过艰苦的跋涉到达了密支那。

军官们再也不能维持行军纪律。在指挥员的带领下，队伍四散开来，开始露营。有一些人不去把水煮沸以消毒，也不把消毒药丸放到自己的军用水壶并且等待一定的时间以使药丸发挥作用，他们简单地从小溪中舀起水，就着消毒药丸开始大口痛饮。因此，他们感染了一种阿米巴痢疾。这种病是由各种让人虚弱的微生物以及蜗牛携带的血吸虫所导致的。而且，这种病是致命的。

准将弗兰克·D.马尼尔，“马尼尔劫掠者”的领导人，从一个缅甸的小屋出来。“马尼尔劫掠者”是在亚洲投入战斗的第一支美军地面作战部队。马尼尔领导的这支一个团规模的部队是攻占密支那机场的先锋部队。1944年8月，这一部队宣告解散。但是在这以前的11个月的短暂时间内，“马尼尔劫掠者”进行了20多场战斗，在缅甸北部行军超过600英里。

在路上，“马尼尔劫掠者”在一个叫利特彭的遥远的村庄包围并且消灭了一支小型的日军卫戍部队。当他们进入这支日军卫戍部队的住处时，他们发现这支日军一直过着无法形容的悲惨生活。在那以后不久，他们开始因为一种热病而减员。医生们一开始把这种病称为FUO，也就是不明原因的热病。后来发现，这是一种小虫子携带的伤寒病，它是由日本人带到缅甸来的。参加“终点行动”的部队总计有149人感染了这一病症。症状是发高烧，损伤皮肤，大约持续两个星期。很多人病逝了，其中包括亨利·I.金里森上校，“马尼尔劫掠者”某一支战斗队的总指挥。

执行“终点行动”的部队出发15天以后，5月13日，即将到达密支那。在“终点行动”开始之前回到岗位的马尼尔电告史迪威：“如果你觉得赌注太大，可以在明天正午之前停止这一行动，到那个时候，骰子将会被扔出去。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有公平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试一次。”史迪威回复说：“继续前进，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16日，亨特指挥突击部队在密支那机场附近露营。亨特把当地的村民看管了起来，以防止他们去向日军报告。克钦侦察兵发现这一机场的守卫力量并不是很强。第二天早上10点，亨特指挥“马尼尔劫掠者”以及两个团的中国部队，向机场跑道和附近的伊洛瓦底江的一个渡口同时发起了进攻。遭受突然袭击的日军部队进行了一些没有效果的反抗。下午3点30分的时候，亨特向史迪威发出了加密的电报“威尼斯商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攻占了机场，运输机已经可以着陆了。

史迪威顿时喜出望外。他在日记中用大写字母写道：“这一胜利会让英国佬跳起来吗？”事实上，英国人既感到惊讶，又感到恼火。很少有人相信史迪威竟然会在不事先要求英国帮助的情况下发起他的密支那之役。丘吉尔给蒙巴顿发了个电报，要求他解释“美国人是怎样漂亮地在密支那从天而降的”。这是亚洲大陆上第一个被盟军占领的日军要塞。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人告诉蒙巴顿盟军正在进攻密支那的消息。蒙巴顿一直过度忙碌于英军在印度和缅甸正在发起的进攻，过度忙于制定在苏门答腊进行两栖登陆、继而挺进新加坡的作战计划，因而没有留意史迪威的进展。

蒙巴顿对于史迪威事前没有向他详细通报情况非常生气。蒙巴顿告诉丘吉尔，他也打算给史迪威写一封信这么问问他。蒙巴顿明智的顾问们似乎发挥了作用。当带着蒙巴顿亲笔签名的议程最终发到史迪威的手中时，上面写着：“在阁下大胆的领导下，在美国和中国军队的勇气和毅力的支持下，你们对敌人发动了一次奇袭，而且占领了密支那机场，取得了一次最辉煌的成功。”蒙巴顿还表扬了盟军越过枯门岭的行动，称它将会当作一个奇迹载入军事史。

占领密支那机场这一行动确实是一个大胆而又优异的军事计划。史迪威的军事生涯达到了顶峰。但是从这以后，事情的发展就出了极大的问题。当时，密支那只有700名日军部队，亨特将军可以轻易地攻占密支那这一城市。但是史迪威没有命令他这么做。马尼尔当时和史迪威一起在野战司令部。马尼尔说：一旦密支那机场被拿下，他将是降落的第一人。而且，他将亲自指挥部队攻占临近的城市——密支那。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过了24小时，马尼尔还没有出现。

根据亨特将军的理解，第一批到达的飞机将会带来弹药和食物，接下来的飞机将会带来其他的战斗物资和更多的步兵士兵。但是，运输机没有出现。事实上，让亨特将军惊讶的是，到达机场的是拖着滑翔机的运输机。一名军官走出了飞机，自豪地对亨特说：“看到了那些滑翔机了吗？上面运输的是航空工兵，我的工兵。”

亨利问到：“他们来这儿干什么？”

“来修理跑道。”

亨利非常恼怒地说：但是这个跑道根本不需要修理。马尼尔在哪儿？答应给他们的弹药在哪儿？没有人知道。

过了一会儿，第一架运输机降落了。但是它们带来的不是弹药，而是防空部队。驻印度和缅甸空军司令员乔治·E.斯特拉特迈尔少将认为盟军需要他们来防卫这一机场。马尼尔本人第二天到达了密支那，他的心脏病再一次发作，再一次停止了对部队的指挥。

5月17日下午，亨特派遣中国第一五○团（刚刚进入缅甸的中国第五十师的一支部队）的两个营去进攻日军的卫戍部队。我们不确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些日军情报员躲在附近的树后面，他们往这两个营的中间开火。两支不明所以的中国军队于是开始互相射击。

第二天，亨特把两支队伍都派回去进攻密支那。日军又玩了同样的把戏，这两支部队又一次互相攻击。中国第一五○团的表现成了一大丑闻，很快这个团就被撤了回去。

同时，日军正在增援他们的密支那卫戍部队。在史迪威的部队包围这座城市之前，日军部队在晚间渗透进了密支那。现在保卫密支那的部队增加到了3500人。他们很快挖了精心准备的城防工程，他们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他们的士气很高昂，而且他们接到了要他们坚持下去的命令。“终点行动”的部队们现在面临着像一战期间的静态战壕战一样的形势：敌对双方都占领了固定的阵地。因为他们的火炮很少，而且因为雨季的阴云，空中支援也很少。他们也没有装甲部队。“马尼尔劫掠者”没有什么办法来改变局势。

到这个时候，80%的人感染了痢疾。部分人的痢疾非常严重，以至于他们把长裤的臀部切掉，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进行方便。每天都有75到100名“马尼尔劫掠者”病人被空运走。每天都有15到30人出现感染致命的斑疹伤寒后的症状。随军医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被要求把士兵留在前线，因此拒绝把任何人送回在阿萨姆的医院，除非他连续三天高烧超过华氏102度，而且经过全体医生的同意。在第二营，也就是在拉普加村被围困的那个营，士兵们非常累，以至于在战斗中睡着了。他们的上校在指挥战斗的时候晕倒了三次。最后，第二营的有效战斗人员数减到了12人。

“马尼尔劫掠者”觉得他们被出卖了，觉得马尼尔打破了让他们休息的诺言。3月25日，在密支那前线，亨特交给史迪威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亨特宣布，他的部队被虐待和忽略了，目前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已经几乎毫无用处，他建议解散“马尼尔劫掠者”。5月底，原先3000名“马尼尔劫掠者”只剩下200名继续战斗。

因多附近的“钦迪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已经在丛林中战斗了四个月，他们的指挥员也要求进行休整。史迪威担心“钦迪特”的撤退将会使他的行动陷入危险，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事实上，史迪威把某一支“钦迪特”部队留在战场上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对他们下达了非常多的任务，以至于他们在最后得到休整的时候，从原先的1300人减到了30人，只相当于一个排的力量。

史迪威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对这支美国军队破例。因此，史迪威的参谋开始对后方医院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把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受伤或者生病的“马尼尔劫掠者”送回战场。虽然军医们反对，但是正在康复的伤员还是都被强制运回了密支那战场。有一次，极为愤怒的医生们追上了一辆满载被迫上车的伤员和病人的卡车，强迫它回头。另外一批“马尼尔劫掠者”的伤病员到达密支那的时候，医生们发现他们病得非常严重，根本无法作战。于是他们又立即被撤了回去。

医院的情况几乎和前线一样差。阿萨姆邦马格赫里特的一处疗养院设立在了草地上，被称为是“昆虫的洞穴”。由于白蚁的侵蚀，竹子搭的房间摇摇欲坠。病房爆满，地面上全是污垢。在5月到10月的雨季，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下大雨。雨停的时候，天气又是那么的炎热，用奥格本的话来说：“就像是呆在茶壶里面一样。”

但是最让人惊骇的情况还是由这些伤病员自己导致的。“马尼尔劫掠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些很粗野的人组成的。他们从密支那被接出来的时候，正在经受着过度的精神紧张和疲劳。因为担心被送回去，他们的这一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一些人变得非常狂暴。他们喝得大醉，抢劫军官的住处，在营地到处乱逛，吓唬红十字会的护士，砸碎自己的军用水壶。军警不敢进营地来维持秩序。当时也作为一名伤员在马格赫里特养病的奥格本后来写道：“几乎不可能维持秩序，也根本没有必要分配工作的细节。除了禁闭室，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威胁这帮叛逆者。而关进禁闭室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相对于把他们派往缅甸作战，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为了支援这些仍然在密支那作战的即将瓦解的“马尼尔劫掠者”，史迪威另外派遣了中国部队、来自利多公路的两个营的美军战斗工兵以及两个营的补充兵员——卡车驾驶员、军警、炮手。这些人都被归类为步兵。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在接受基本的训练以来没有使用过任何武器。大多数人在从美国出发的三天之前，互相之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见过他们的上级军官。

这四个营在被匆匆投入对于密支那的围攻战役之前，不仅没有得到什么训练，而且对于在雨季的艰苦环境下进行作战缺乏心理准备。把他们投入战场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有一些工程兵部队在敌人的火力下四散而逃，把他们的伤员扔在身后。有一次，日军士兵穿着中国军队的制服向一个连的步兵补充兵员招手，这些美国人径直走向日军，结果纷纷被日军的机关枪打倒。补充兵员中有50人得了精神病。有一些人停止服用麦帕克林药片，希望能够感染疟疾，或者是故意让自己受伤——打断自己的脚趾，希望能因此脱离战斗。

尽管在密支那的情况非常可怕，但是在缅甸的其他地方，盟军的前景很光明。4月，史迪威根据马歇尔的指示，威胁说，除非中国的Y部队渡过萨尔温江参加在北缅甸的作战，否则他们将不能得到租借的物资。

1944年，克钦族的突击队员出发突袭密支那南部之前，他们的美军巡逻队长（最右）正在对照地图对他们下达指令。这些人来自缅甸山间部落，由战略服务部一○一特遣队进行训练和装备。他们在进行针对日军的游击战中充满了活力。

密支那机场，戈登·西格诺医生的医护部队在治疗中国士兵。使用帆布床和担架作为临时手术台，西格诺医生（右中，穿汗衫，戴帽子）和他的助手医师每天进行多达190场的手术。他们经常工作到凌晨3点，也经常冒着日军的炮击工作。尽管工作条件恶劣，他们还是成功地救治了他们经手的95%以上的伤兵。

5月11日，第一批7.2万人的中国军队使用竹筏和橡皮艇渡过了萨尔温江，开始和日军交战。也是在5月，史迪威在孟拱河谷的中国部队突然显示出新的生命力。几周以来，美国人一直在催促孙立人将军沿着河谷向下，从田中的部队手里夺取密支那南部的卡马应镇。但是孙立人一直按兵不动。5月19日，孙立人告诉他的美国联络官：“我们现在要去夺取卡马应了。”

这一行动选择的时机很好。田中的部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他们的物资堆放站被盟军的轰炸机炸毁了，现在只靠着每天100克的米饭生存。日军的炮弹很快就要用完了。每个连的平均人数从4月份的50人降到了6月份的30人。6月29日，田中脱离了和中国部队的接触，带领残余部队撤出孟拱河谷。他原先6000人的部队只剩下了3000人。一度不可战胜的日军第十八师团终于被削弱了。

6月到7月期间，日军一直顽强地坚守着密支那。因为在泥水中生活和战斗，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感染了战壕足病、丛林皮肤病以及一种名叫“那加痛”的病——一种非常痛的溃疡，有时候痛入骨髓。雨季阻碍了空中的补给。机场上散布着飞机的残骸，部队一直缺乏食物和弹药。每天医护队已经不能再救治更多的伤员的时候，盟军就停止了战斗。每天撤走的伤病员达到了130人。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一份信中写道：“下雨！下雨！下雨！泥浆！泥浆！泥浆！斑疹伤寒症、疟疾、痢疾、疲惫、腐烂的脚、身体的疼痛。如果说我们缺乏物资，那么日本人怎么样呢？”

日军从5月17日以来一直在密支那作战。7月中旬的时候，他们的最多的时候达到大约3500人的卫戍军队有790人死亡，另有1180人受伤。而且，盟军的阵线一直在他们周围不断地压缩。

7月末，这支日军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很明显，守卫部队的力量在不断削弱。日军把医院中的病人通过竹筏子从密支那沿江向下撤离，不太严重的伤员又回到了战场。当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团的上校团长丸山房信要求他的部队离开密支那的时候，卫戍军的总指挥水上源藏少将虽然想让每一个人都战斗到最后，但还是同意了。8月1日，水上源藏因为他的失败向天皇道歉，并且剖腹自杀。丸山则乘救生艇渡江逃跑了。

187名日军被俘，其中大多数是伤病员。大约有600名日军成功逃脱。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乘救生艇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下走。另外一条是渡过伊洛瓦底江上岸向东走。美军不愿意让他们逃脱。战略服务部一○一特遣队的两支游击队拦截了他们。一支游击队在南部20英里的江上进行了伏击。另一支游击队则不断对渡江向东的那支日军进行反复的突袭与伏击，骚扰他们。他们一共消灭了500到600名日军。盟军因为围攻密支那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中国军队死亡972人，另有3184人受伤。美军死亡272人，955人受伤。另有980人重病。

根据消灭的敌军数量，也根据进攻过程中盟军自身的伤亡，密支那战役可以大致和美国海军攻占太平洋上的塔拉瓦岛战役相提并论。塔拉瓦岛战役是海岛战役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在这一战役中，美国海军得到了大规模的空中支持和海军炮火的支援，而在密支那战役中，中国和美国的军队什么都没有。

随着盟军控制了密支那，运输部队立即绕开了“驼峰”，沿着一条高度降低、危险性变小的航线向中国运输物资。到达昆明的物资运量很快就翻了一倍。一旦利多公路以及公路边的管道能够修筑到密支那，供给形势将会得到更大改善。

就在水上源藏将军在密支那自杀的那一天，史迪威接到消息，他被晋升为上将。三天以后，史迪威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密支那战役终于结束了。感谢上帝！”

缅甸：残酷的折磨

1944年5月，中国步兵正在向设在缅甸北部的日军阵地移动。在这片竹林最浓密的地方，他们发现行军很困难，射程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一名已经死亡的日军士兵——也是一个人体反坦克地雷。他的膝盖上有一个250磅的炸弹。在引爆炸弹之前他就被射杀了。

一片悲惨异常的战场

在缅甸作战的人需要面对世界上最恶劣的气候，也要面对世界上最险恶的一些地形。他们不得不攀登参差不齐的山脉，在几乎无法穿越的丛林中披荆斩棘，渡过湍急的河流以及穿越气温达到华氏130度的满是灰尘的平原。有一些部队被迫在锋利的象草中开路；其他使用公路的部队发现路面被日军设满了路障。在山中，公路有时候非常狭窄，以至于坦克的外侧的履带有一半在路面以外，极缓慢地行驶。

雨季的到来使得战斗变得更加艰难。有些地方每天的降雨量达到了15英寸。士兵的小腿陷入了麦片粥一样的泥沼中。疾病蔓延，到处都有对他们又叮又咬的昆虫。人们因为疟疾、登革热、霍乱、疥疮、雅司病、伤寒症和痢疾而病倒。因为热带病所导致的伤亡和战斗导致的伤亡之间的比例一度达到了14∶1。其中90%的病症都是疟疾。大群的黑蝇让人们变得发狂。下完大雨以后，树木上和草丛中布满了吸血的水蛭，以至于有一个军官把树丛描述成“一片在风中摇摆的麦田”。

不仅如此，他们狂热的敌人宁愿战死也不愿被活捉。在北缅甸的平威，一个被英军称为“小阳物”的日军狙击手在一个树洞中潜伏了三个星期，他不断地射击，顶着英军迫击炮和步枪的狂射，消灭了八名英军军官。他最终没有受伤，全身而退。在那伽尊，日军仅仅用剑来抵挡英军的坦克。

敌军、险恶的地形和恶劣的气候使盟军的士兵一刻也得不到放松，很少有士兵能够忘记他们在缅甸所遭受的苦难。小查尔顿·奥格本中尉当时服役于“马尼尔劫掠者”。他描述说：“在缅甸的经历是我最糟的经历。这段经历简直是糟糕透顶，以至于我几乎不敢相信我能够挺过来。”

缅甸战役中，像这样横在印度英帕尔—科希马公路上的路障比比皆是。日军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遏制或者减缓英军部队的前进。

一个名叫“雨季”的可怕的东西

1944年10月，中国的增援部队用扁担挑着他们的行李艰难地行进在雨季的利多公路上。缅甸的雨季从5月开始，到9月结束。

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盟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有一次在雨季的时候乘飞机飞过缅甸的北部。他朝窗外看了一看，问身边的人下面的那条河叫什么名字。飞机上的一名美军军官回答说：“那不是一条河，那是利多公路。”

在四个月的雨季中，有一些地方的降雨量达到了375英寸。雨经常下得很大。有一个老兵后来说：“雨下得大的时候，你连放在面前的手都不能看到。”河谷变成了湖泊，江面一夜之间能够上涨30英尺，小路变成了齐踝深的泥沼。行军的速度降到了每小时一英里多一点。倾盆大雨的时候，已经妥善地掩埋的阵亡士兵的尸体经常会被雨水冲到地面上。部队被分隔开了。有一名军官不得不乘坐救生艇到达离他几码外的食堂。

虽然雨季产生了一些噩梦般的问题，但它还不是丛林中最残酷的折磨。雨季的雨水非常凉爽，士兵们喜欢脱下衬衫，让雨水沿着身上的痛处和虫子叮咬的地方往下流。糟糕的事情发生在雨停了以后。在闷热的丛林中，气温每天持续上升，而且湿气变得无法抵挡。真菌和细菌大量繁殖，孕育着腐烂和疾病。汗流浃背的士兵们呼吸困难，几乎不可能睡觉。

赶骡子的人和缅甸的河工哄一头不愿下水的骡子进入伊洛瓦底江。下水以后，受惊了的骡子一般需要用船来牵引。

水对盟军创造力的挑战

对于在丛林中作战的部队来说，缅甸的河流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后勤问题。桥梁和船只都很稀少，盟军的工兵不得不建造数百艘柚木的驳船，在一名军官看来，这些驳船就像是“没有屋子的诺亚方舟”。每一艘驳船都可以运载10吨的物资，三艘船合在一起就可以运送任何装备，包括一辆谢尔曼坦克。为了牵引这些驳船，拖船按区域被集中到了渡口，然后在岸边被焊接到了一起。为这些驳船提供动力的发动机是从加尔各答空运过来的。

洪水冲毁了现有的桥梁以后，盟军很快就建造了替换的桥梁。一支部队在40英里内修了40座桥梁。桥梁的主体是用各种东西搭造的：既有简单的厚木板，也有150英尺的大梁。其中有些部件是卡车从300英里外翻山越岭运过来的。

盟军争取获得日军的登陆艇，包括小型的汽艇。所有能够漂浮的物体都派上了用场。但是，士兵和运货的牲畜经常还是要自己涉水通过缅甸的江河。

史迪威将军带着他的部队从桥上渡过塔隆江。这座桥是用从丛林中砍伐的树木搭建的。

英军部队在缅甸北部的因多行军的时候，光着上身的英军士兵用力拉着拖绳，吃力地把一辆吉普车拉过一条很浅的河。

缅甸北部的一个丛林，一名克钦族侦察兵带领一队“马尼尔劫掠者”走在一个粗糙的圆木桥上。

在一个攀缘植物丛生的无人区的生活

在缅甸所有恶劣的自然条件中，丛林是最可怕的。竹林非常浓密，以至于士兵们不得不在竹林中砍出一条路来。树丛的下面是缠绕在一起的攀缘植物和荆棘。空旷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象草。查尔顿·奥格本写道：“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遇日本人。”士兵们一直受着心理上的折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他们非常神经过敏，有时候竟然连整个炮兵连都向一个可能存在的狙击手开火。

可怕的丛林给每一个在缅甸作战的人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很多人得了“丛林综合症”。当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以后，他们发现他们对于人群，对于很亮的光线，甚至对于他们的家庭和朋友都感到不自在。

英国和印度部队攀登上位于阿拉干的一座丛林覆盖的山坡。这儿的山脊非常陡峭，有时候，必须要用梯子才能到达日军的阵地。

印度士兵在钦山巡逻。他们穿过的下层丛林非常浓密，以至于随时都可能碰上隐藏的敌人。

英军步兵穿过伊洛瓦底河谷一片宽阔、没有树木的开阔地的时候，散了开来。松软的沙子不利于车辆的通行，卡车的车轴以下都陷了进去。雨季的时候，这片区域完全被淹没，洪水上涨到能够淹没一个人头顶的高度。

5 日本人大失颜面

沿着印缅边界集结

牟田口廉也将军开始行动

空投的靶心

科希马千疮百孔的要塞

发生在网球场上的恶战

第一六一旅的突破

英帕尔平原上的死亡陷阱

斯理明对敌军的颂词

盟军通晓多种语言的大军

来自于尼泊尔的狂热的廓尔喀族人

一名日军将军提出了不可能满足的要求

在科希马公路上会合

帝国军队最大的一次陆上失败

1944年初，正当史迪威的部队沿着胡康河谷推进时，两支大军正在沿着印缅边境摆出架势，准备发起中-缅-印战区最大规模的地面战。

东面，沿着亲墩江部署着日军第十五军。这支部队由两个师团组成：第三十一师团和第三十三师团。日军第三十三军的军长是脾气暴躁的牟田口廉也中将。牟田口廉也是武士道精神的忠实信奉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主义的骑士精神，它把荣誉看得重于生命，要求严格的牺牲精神。因此，牟田口廉也习惯性地一直不停地给士兵下达指令，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为止。牟田口廉也生起气来就像是中风一样，所以他的下属都不敢向他报告让他不高兴的消息。牟田口廉也有一个计划：他率军进入印度，在英帕尔平原上英军的基地附近消灭他们，从而预防英军对于缅甸北部、中部的进攻，同时也许能够煽动印度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一次起义。

西面驻扎着斯理明将军的第十四集团军第四军。这支部队由第十七印度师、第二十印度师和第二十三印度师组成。第二十印度师沿着缅甸边境分散部署，第二十三印度师驻扎在第四军的总部英帕尔作为储备力量。斯理明的第十五军驻扎在南方300英里的阿拉干，这支部队已经对日军发动了进攻。

因为对日军的行动缺乏情报，所以斯理明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遇上了难题。由于战场上存在着浓密的丛林，还由于日军习惯在晚间行军，所以空中侦察的效率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由于日军士兵宁死不屈，英军即使能够捉到俘虏，从他们口中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事实上，在1944年3月之前，在整个第四军前线，英军方面只有一名日军战俘可以讯问。为了获得日军的情报，英国人只能完全利用缴获的日记、指示和地图。即使这样，早在1月份，英军就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日军正在集结并准备发动进攻。日军的文件显示，沿着印缅边境出现了很多新部署的日军部队。英军的飞行员也报告说，日军沿着亲墩江囤积了大量的木头。

很明显，日军准备用它们来制造木筏。一名英军间谍发现，日军正在丛林里开辟一条通往边境的秘密路线。他还发现，日军正在集结大量的牲畜。其中包括用于运输的大象以及可能用来屠宰以提供肉食的牛群、羊群。

英军和日军都曾经认为，双方都不可能在印缅前线这一群山绵延的区域发起并且维持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是现在，斯理明和他的第四军军长杰弗里·A.P.斯库纳斯中将都很明显地看到，牟田口廉也正在打算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针对日军的这一进攻，斯理明制定了三条候选方案。

第一条方案是渡过亲墩江，在日军第十五军开始推进之前就先对它发起进攻。这一方案尤其得到了那些好斗军官的欢迎。后续梯队的军官们也催促尽快执行这一方案。但是，斯理明对这一方案没有很大的兴趣。因为如果实施这一方案的话，他将背靠着一条大河面对着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而且，斯理明的补给线又长又脆弱，一直延伸到120英里外的英帕尔。

斯理明的第二条方案是，把第四军向前移动到亲墩江的西岸，在牟田口廉也的部队渡江时发起攻击。但是这一方案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不稳定的补给线。

第三条方案就是把第四军的第十七师和第二十师从目前的前沿位置后撤并且集中到英帕尔平原。这是群山中的一片开阔区域，40英里长，20英里宽。在这里，斯理明可以自主选择战机，而且身后有一条很好的补给线。相反，日军将会只有一条路线来运输他们的补给。

斯理明倾向于采取第三条方案。斯理明知道，日军非常咄咄逼人，甚至可以说是有勇无谋。日军只要有很好的机会夺取可以维持继续战斗的物资，就可以把他们的补给线拉得很长，长到很危险的地步。斯理明也知道，日军经常在计划执行不顺利的情况下仍然死板地继续按照计划行事。而且，日军的指挥员很轻易就把他们所有的预备队全部投入使用。如果他们稍微审慎一点的话是不会这么做的。

斯理明认为，如果牟田口廉也没有在5月份的雨季到来之前占领英帕尔并且夺得足够的物资的话，日军第十五军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但是毫无疑问，第十五军将会全力进攻，这也使得他们更容易被消灭。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在什么时候把在缅甸边境的这两个印度师撤回？如果斯理明对敌军的意图判断错误，那么英军将会失去一大片阵地。斯理明决定，撤退的命令将会在斯库纳斯已经绝对肯定日军将要发动进攻的时候下达。

同时，牟田口廉也在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首先，为了转移英军的注意力，并且迫使英军把储备部队投入战斗，牟田口廉也将会命令他的第五十五师团在南部的阿拉干对英军第十五军发起一次进攻。一旦英军的注意力被日军吸引过去，牟田口廉也将会派出三个师团对英帕尔发起进攻——第三十一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和第十五师团。这三个师团都一直在泰国接受丛林战的训练。此外印度国民军的一个师也将参加作战。但是牟田口廉也不能依靠印度国民军，因为这支部队是由一些作战经验不足的军官指挥。而且，这些印度人是被驻缅甸的日军抓住的，在思想上由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沙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进行了灌输，因此他们的忠诚度值得怀疑。

虽然牟田口廉也只用自己三个可靠的师团来进攻英军的三个师，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拖得很长的补给线，但是牟田口廉也还是不顾一切地发起攻击。牟田口廉也有一个计划来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他将派出他的第三十三师团的一部分在英军第十七师身后的提迪姆设置路障，从而切断这支部队和英帕尔的联系。然后，牟田口廉也将会命令第三十三师团的其他部队进攻在喀巴河谷的英军第二十师。这样一来，牟田口廉也就切断了一支英军部队，牵制了另一支英军部队。牟田口廉也希望这将迫使斯库纳斯使用英军在英帕尔的预备队——第二十三师来援救第二十师和第十七师。这样一来，英帕尔将成为一座几乎不设防的城市。然后，在英军忙于应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时候，牟田口廉也将会派出第三十一师团在英帕尔北部65英里处的科希马重创并破坏斯库纳斯的补给线。这样日军还剩下一个师团——第十五师团。牟田口廉也将会派这支部队进攻英帕尔。

2月，牟田口廉也命令第五十五师团发起了对于驻扎在阿拉干的英军第十五军的牵制性进攻，揭开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的序幕。正如牟田口廉也所计划的那样，南方的这支英军部队不可能再有余力支持斯理明的其他行动。而且，斯理明还面临着抉择：该不该派遣部队去增援第十五军。3月初，牟田口廉也已经准备好发起东京电台宣布的“向德里进军”的战役。当然，东京电台有点夸大了日军的行动目标。

日军的将军们经常用极为夸张的花言巧语来鼓舞士气。牟田口廉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他也对他的部下下命令说：“我们的部队已经达到了不可战胜的状态，象征着我们胜利的太阳旗必将很快飘扬在印度的境内。当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河流、山脉以及迷宫般的丛林给我们造成的阻碍，以磷火一样的高速度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们必须把敌军的无谓抵抗放到一边，全歼敌人，以发扬我们的光辉传统。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为了我们的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承担一名日军士兵应该担负的责任。”

3月8日，日军发起了进攻。但是，当时英军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一支廓尔喀巡逻队发现2000名日军3月8日正在穆尔贝姆附近向西移动，但是斯库纳斯没有采取行动。3月13日，当一支日军部队袭击了英军第十七师和英帕尔之间的公路的时候，斯库纳斯终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直到第二天，第十七师才开始动身后撤。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日军在通向英帕尔的路上设置了四处路障，第十七师被切断了退路。斯库纳斯不得不从作为预备部队的第二十三师先后派了两个旅沿路向下以支援第十七师打开一条路撤退。日军穿过丛林迅速移动，很快把这两个旅的预备部队的退路也切断。与此同时，另一支日军部队也对斯库纳斯的第二十师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他们从喀巴河谷撤退的路上设置了路障。斯理明很精确地把通往英帕尔的公路上日军和英军的层叠分布情况描述成“那不勒斯的冰”。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牟田口廉也的计划在进行。就在日军发起攻击后不到两周的时间，3月19日，日军已经推进到距离英帕尔不到36英里的地方。但是斯理明和斯库纳斯手中有一张王牌。他们开始用飞机向被困在公路上的部队输送人员和物资。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运输队执行了这一空运任务。虽然他们也使用了一些C-47运输机，但是行动的主力是C-46运输机。C-46运输机一次可以运输四吨的物资，几乎是C-47运输机的两倍。机组人员在向缅甸北部的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运送物资的时候，经过锻炼，操作起来非常精通。他们可以把一整袋大米精确投送到直径大约为100码的区域。

由于空投的物资和人员，也由于第二十三师两个旅的支援，第十七师和第二十师终于通过了这些路障。从阿拉干也传来了好消息：那儿的英军已经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采取了攻势。在蒙巴顿的支持下，斯理明开始从阿拉干向英帕尔空运久经战争考验的“火球”部队——第五印度师。蒙巴顿根据自己的权威，从“驼峰”的空运中抽调了一部分飞机来运送这些部队。这在当时看来是一次后勤上的奇迹：整支部队，包括大炮、骡子和吉普车，11天之内就全部转移完毕。有一些人员刚从飞机上下来就直接投入了战斗。

4月初，刚刚编入英军第十四集团军的第三十三军抵达并开始控制迪马普尔—科希马一带。而第四军则完全集结于英帕尔平原。再加上英军从阿拉干调过来的第五师，牟田口廉也现在发现他面对的是四个师的英军，而不是三个师。

再往北的地区，英国人开始误入歧途。斯理明已经预料到日军将会在第四军补给线的某一处进行一次穿插。这条补给线是一条全长111英里的公路，从英帕尔出发，经过科希马抵达迪马普尔。虽然斯理明不能准确地预料到日军到底在哪一处发动进攻，但是他知道有两处最有可能。

1943年11月，日军支持的印度国民军司令沙布哈斯·钱德拉·鲍斯（左），通过一名翻译和留着八字胡须的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进行商谈。鲍斯是热情的印度独立的鼓动者，他把一个师的印度起义军交给河边指挥，用于进攻设在英帕尔的英军第四军总部。

第一处就是迪马普尔本身。这是孟加拉到阿萨姆的铁路尽头。如果日军能够占据这一枢纽，他们不仅能够夺取大量的储备物资，切断第四军，使其既不能撤退也不能得到增援，而且会给整个阿萨姆铁路线以重创。这条铁路支持着史迪威的军队和越过“驼峰”对于中国的空中运输。

另一处日军可能选取的目标是科希马。一个横跨在从英帕尔到迪马普尔公路的美丽山村。科希马是印度东北的大门，它高高地坐落在两条山脊交界的鞍形区域，而且，事实上能够进出科希马的惟一通道就是这条公路。如果日军能够占领科希马，英军将几乎不可能把他们驱逐开。虽然占领科希马不能像占领迪马普尔一样对于整个战区都产生重要的冲击，但是日军也能够同样有效地孤立英军第四军。

不论日军选取哪一个目标进攻，他们都会发现英军的防御很薄弱。科希马有一个小型的要塞，而迪马普尔根本没有要塞可以据守。3月末，斯库纳斯取得了第五印度师第一六一旅的指挥权，但是随后，英军内部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这个旅的部队究竟应该部署在科希马还是迪马普尔。当这个旅在这两个地方之间往返了几次之后，日军的行动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日军整个第三十一师团渡过了亲墩江，越过了印缅边境的崎岖的山脉，进入了科希马地区。科希马面临着被日军包围的威胁。

日军于4月4日晚上发动了进攻。科希马要塞的准备非常不充分。只有大约1000人能够拿起武器进行战斗，而且这1000人中间包括了正在康复中的伤员、后续梯队部队、警察部队以及一些第一阿萨姆团的来自于山间部落的士兵。第一阿萨姆团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精疲力竭。科希马的防军没有带刺的铁丝网，而且他们惟一的供水管道位于附近的一处山脊的暴露在外的位置，日军肯定会派兵占领这一管道的。

第二天拂晓，英军第一六一旅的部分部队试图从北方增援科希马。但是，英军的防卫圈已经急剧地收缩，只有一个营的英军部队勉强进入了要塞。一六一旅的其他部队只能在科希马西北2.5英里外占据一处阵地。在那儿，他们可以向被围攻的科希马要塞提供炮火的支持。

日军第三十一师团有两万人，指挥官是日军中将佐藤幸德。佐藤的战场经验非常有限。而且，似乎他对他当前的这一任务并没有投入全部的积极性。日军翻山越岭向科希马进军，一路上极度地费力。在路上，日军几乎失去了所有用于运载的牲畜，士兵们缺少食物和补给物资。即使这样，佐藤仍然持续地进攻，使得科希马的守军在战斗开始的24小时内把防卫半径收缩了两次而不是一次。佐藤还成功地在第一六一旅身后阻塞了迪马普尔公路，使得英军无法对科希马继续进行增援。

日军包围了科希马要塞，英军的第一六一旅也被压制。这时候，佐藤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战机。北方46英里的地方，就是毫无防卫的阿萨姆铁路的尽头迪马普尔。佐藤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留下一部分部队继续压制科希马，率领剩下的部队北进，很轻松地占领迪马普尔，切断史迪威和中国的生命线。牟田口廉也认识到了这一战机。他命令佐藤派一支部队进攻迪马普尔，同时也向自己的上司——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提出建议，主张占领这一极为重要的铁道线终点。

1944年2月，在德里的一次集会。轻烟从一个巨大的帐篷屋顶飘起，帐篷里面1000名印度教的牧师正在集体进行祈祷，祈祷战争能够早日结束。这一礼拜仪式持续了10天，是印度自从17世纪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祈祷活动。这些牧师为超过一千万的祈祷者诵经。

河边浓密而又耀眼的八字须下掩藏着极度的僵硬和刻板，他没有同意牟田口廉也的建议。也许河边是在担心极有闯劲的牟田口廉也会弄巧成拙。河边答复说，在任何情况下，夺取迪马普尔“不在第十五军的战略目标之内”。牟田口廉也被迫放弃了这一机会，命令佐藤把他的部队召回到科希马。战后的很多年，牟田口廉也仍然相信，如果河边允许他向迪马普尔推进的话，缅甸北部的战况将会被完全改写。

佐藤的部队被限制于只用来进攻科希马，而英国的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斯理明对于日军士兵的勇敢顽强印象深刻。但是斯理明也经常感觉到日军的指挥官缺乏想象力。斯理明对于佐藤的行动大惑不解，他很纳闷，为什么这名日军指挥官不利用这次机会进军迪马普尔，却把所有的部队留在科希马，付出极大的代价来进攻科希马的守军。当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代表团访问斯理明，并且告诉他，他们正计划要轰炸佐藤的指挥部的时候，斯理明建议他们放弃这一行动。这让他们大吃一惊。斯理明后来解释说：“我把这些故意牺牲的日军看成是我最有用的将领之一。”

在佐藤的督促下，驻扎科希马的日军每天晚上都发动进攻。他们有时候吹着军号喊着口号发动进攻，有时候是悄无声息地渗入英军的防线。日军从他们占据的制高点对着遮蔽科希马浓密树木形成的天然篷帐倾泻了大量的炮弹。英军的阵地是匆忙准备的，战壕是敞开着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暴露在日军这些击中树木的致命的弹片之下。后来，就在这片树林几乎被炮弹毁掉之后，日军的狙击手在大白天开始在英军事实上已经无法维持的防线内部进行活动。正如预期的那样，日军很快切断了英军部队的水管，把他们的水箱打得千疮百孔。这使得英军士兵每人每天只获得定量一品脱的水。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这种缺水状态真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折磨。

1944年初，正在前往英帕尔-科希马一线进攻英军的日军精锐骑兵部队正在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间小道向下走。有一部分士兵在步行。在这一艰难的行军中，天皇的骑兵部队因为崎岖的地形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二的马匹。

面对着日军的巨大的压力，英军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收缩他们的防御半径。最后，英军被迫收缩到一片边长为400～500码的三角形区域。医生们不得不在没有遮盖的防空壕内进行手术，伤病员们都躺在敞开的或者是狭长的战壕中。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再一次因为飞行的弹片而受伤。

这段期间，也有一些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一名叫威廉斯的士兵，他在战前是一名矿工。在和日军的白刃战中，威廉斯失去了步枪，于是举起一把铲子向一队日军发起了进攻。少校军官C.S.M.海恩斯因为头部受伤而失明，但是他拒绝留在战地救护站，而是拄着一根棍子，在一名年轻士兵的牵引下，回到了前沿阵地，激励他的士兵英勇战斗，直到他最后被对方的狙击兵杀害。准下士约翰·哈曼带着步枪和刺刀单枪匹马对日军在一个小山上的机关枪阵地发起了攻击。他杀死了阵地上的所有五名日军士兵，然后站了起来，把机关枪举过头顶，胜利地舞动着。在他的下面，英军士兵对着他欢呼。虽然哈曼受到了日军炮火的密集攻击，但是他仍然走着，而不是跑着返回英军的阵营。在下山的半路上，哈曼被一颗子弹射穿了脊柱。就在他临死之前，哈曼对他的战友说：“我尽了我的一份力——死了也值了。”

在科希马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英国代理总督旧居上方的一个曾经很优雅的网球场上。4月8日晚间，日军部队一波接一波地发动了攻击，想要占领这一区域。英军士兵在球场的一端挖掘了战壕，而日军在球场的另一端建立了阵地。双方都像打网球一样把手榴弹经过中场扔向对方。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直到英军击退了日军。

日军对科希马的围攻进行到大约一周的时候，英军的饮水、弹药和医疗设备都几乎消耗完毕了。所有的防守士兵都把4月13日这一天当作“黑色的13号”而牢牢地记住。在这一天，空军试图把物质绑在降落伞上空投下来。但是在陡峭的山脉之间，飞机根本没有回旋的空间，他们不得不承受日军从附近山脊上对他们进行的交叉射击。英军的防御半径已经大大地收缩，以至于很难对他们进行准确的空投，大多数的降落伞落到了日军的控制线以内。守军急需的迫击炮炮弹被投到了2.5英里外的第一六一旅阵地，而第一六一旅急需的作为掩护火力的炮弹却被空投到了科希马的防御阵地，而这个阵地根本就没有炮兵部队。

有一些迫击炮的炮弹被空投到了日军的阵地上，日军很快把他们用于攻击英国守军——使用他们缴获的英军迫击炮。同一天，日军炮兵部队对科希马的战地医疗站发起了一次直接打击。英军的三名医生有两名中弹身亡，40名伤员被炸死或是再一次受伤。

4月15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拉锯战以后，日军占领了科希马西南一个极为重要的山脊。当天晚上，日军又占领了俯瞰科希马的另外一座小山。这样一来，守军三角形阵地的三条边都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之下。

一名廓尔喀士兵头上顶着根带子，背着一名受伤的战友走出了阿拉干浓密的丛林。在缅甸西部沿海省份进行的这场激战中，英军第十五军损失了5000多人。日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得这支部队不能有效地支援驻守300英里以北英帕尔的英军第四军。

与此同时，第一六一旅在刚刚从印度南部抵达的第二师的主力支援下，从西北对科希马发起了一次攻击。日军猛烈地进行了抵抗。但是，4月18日白天，正当科希马的守军准备最后进行一次拼死抵抗的时候，第一六一旅一支旁遮普人组成的印度部队穿越了日军和他们会合。伤病员被撤走。两天以后，第二师第六旅的部队接过了守卫的职责。

在被围攻的过程中，守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600人。接班的部队士兵看到这一停尸房一般的地方的时候被吓呆了。约翰·奈特菲尔德少校，当时的一名炮手写道：“地面上到处都是弹坑。被炮弹挖出来的人体残骸在慢慢腐烂。到处都是苍蝇，而且苍蝇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度进行繁殖。看到这些的人都觉得恶心。空气中弥漫的臭味渗进了人的衣服和头发中。”

就在换班部队到达科希马的几小时之后，战斗就又在网球场打响了。这场战斗标志着这个战役第二阶段的开始。按照斯理明的说法，这第二阶段“将会和第一阶段一样是一场硬仗”。

日军部队仍然盘踞在他们在科希马的一些重要地点所挖的战壕中，英军则尽力把他们驱逐出去。英军首先把日军从科希马北部一个小村庄驱逐了出去，然后又在南部一个居高临下的山脊上驱逐了日军。直到增援部队从阿拉干赶到以后，这一行动才获得胜利。在那以后，英军对日军发动了一次打击，彻底打破了平衡的局面：英军部队迂回到科希马的东南，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并且占领了一个重要的联络中心。英军得到了当地那加族人的帮助。这些那加族人给他们领路，运送物资，伏击日军军队，而且在猛烈的炮火下运送伤员。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感谢，斯理明后来充满感激地写道：“尽管受到日军的鞭打、拷打，被日军处死，村庄被日军烧掉，这些那加族人仍然拒绝以任何方式帮助日军，拒绝背弃我们的部队。”

6月初，斯理明可以向他的上级汇报说，在科希马地区的敌军“正在溃败，正在尽最大可能地撤退”。

如果说在科希马的战斗称得上是狂怒的话，在英帕尔的战斗可以称得上是狂暴了。从3月底日军阻塞了通往科希马和迪马普尔的补给线开始，英帕尔的守军就完全被切断了和其他部队的联系。这使得所有人都惊慌失措，除了沉着冷静的斯理明。

1944年3月初，日军发起了对于印度的入侵。日军（浅色箭头）在提迪姆和喀巴河谷对英军发起了进攻。英军（断裂的箭头）奉命穿过丛林，撤退到英帕尔平原上的一个防御圈。4月4日，北部驻扎在科希马的英军防御部队也遭到了日军的进攻，他们被日军围攻了两周。但是英军第一六一旅和第二师的主力（深色箭头）4月末从迪马普尔抵达，打破了日军的围攻。两个月以后，第二师向南推进，援助在英帕尔的部队，6月8日，日军开始向缅甸撤退。

4月初，史迪威担心自己的补给线被日军切断，把他沿着胡康河谷的行动慢了下来，主动提出要增援斯理明的部队。孙立人将军指挥的中国第三十八师将承担这一增援的任务。但是斯理明拒绝了史迪威的这一帮助。斯理明认为，如果史迪威在胡康河谷减轻压力的话，那么牟田口廉也的第十八师团将有余力在英帕尔附近投入战斗。斯理明不愿意看到这一种情况的发生。斯理明要求史迪威继续推进，而且他向史迪威保证，如果史迪威的供给线被切断的话，英军一定能够在10天之内重新恢复这一供给线。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迪马普尔从来没有陷落，史迪威所依赖的那条通往利多的重要的铁路生命线也没有被切断。

英帕尔就像一个大车轮的轴心，通往各个方向的公路都从这儿辐射出去。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内，日军沿着所有这些公路展开了攻击。斯理明后来写道：“我们一直不停地面对并且去粉碎日军对于某个地方的穿插。但是这种战斗确实形成了一种模式：最主要的遭遇战都发生在主干道的路面上或者是附近，因为大炮、坦克和车辆只能沿着这些主干道移动。”

最艰苦的战斗发生在英帕尔东南方的腾隆帕尔。在这个地方，日军的山本少将在上级的巨大压力下不顾一切地想运用坦克和炮兵部队开道，向英帕尔突破。印度和廓尔喀士兵顽强地坚持了六天六夜，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正如斯理明所说，这一战斗一直进行到“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没有一方能够再次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在东南方的公路上，双方在通往提迪姆的公路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一支日军部队插入了英军第四十九印度旅的主体和一个前沿营之间，一直战斗到多数日军士兵都阵亡了为止。日军沿着提迪姆公路前进的计划受挫，于是把主攻方向转向西方，试图沿着西尔察—比什普尔铁路突破。

为了阻止英军沿着这条铁路增援，日军决定炸掉一个300英尺长的、跨越一个峡谷通往西方的吊桥。4月14日夜间，两军之间小型的交火噼噼啪啪地不断发生时，三名日军士兵悄悄躲过了守卫这座桥的英军部队，埋放了炸药。这是一次自杀性的行动：到了那儿以后，这三个人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安全撤退。其中的一名日军士兵从桥上跳了下去摔死了，另外两名士兵和这个大桥一起被炸飞。

5月20日，日军再一次全力以赴地进行了一次尝试，想突破英军防线到达英帕尔。激烈的战斗在一个叫比什普尔的村庄打响。田中信夫少将对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命令是：不成功，则成仁。田中少将对手下的士兵下命令说：“把死亡看成是比羽毛还要轻的东西。你们必须完成占领英帕尔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即使整个师团都伤亡殆尽也在所不惜。”

日军的步兵开始了一系列自杀性冲锋。日军炮兵坚持守在他们的大炮旁边，直到被近距离射杀或者被刺刀刺死。斯理明被日军部队的勇敢深深打动了。斯理明后来写道：“不管人们如何怀疑对这样一种没有希望完成的目标的追求是否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进行这些尝试的日军士兵有着极度的勇气和刚毅。就我所知，在这一方面，没有一支部队能够比得上他们。”

几个星期过去了，英帕尔还是处在被日军切断的状态。英军的参谋长们开始对斯库纳斯提出了指责，因为他没能打破日军的包围。蒙巴顿开始变得焦虑，英军的高级军官开始催促斯理明，要求斯理明不惜一切代价缓解英帕尔的压力，以免一切都太晚了。有一个参谋建议斯理明简单地派一支装甲部队护送一批卡车沿着英帕尔-科希马公路突破，进入第四军的总部。斯理明回答说，因为桥梁被炸掉了，这样的一种行动就等于是派一批驱逐舰去护送一些商船行驶在两岸都被敌人控制的运河中，而且这一运河中间有很多路程根本没有水。

英帕尔以北17英里，通往科希马的公路上，两名英国军官在向印度士兵致意。他们两人一个在调整他的头盔，另一个带着顶贝雷帽，这条公路上日军布设的路障刚刚被清除掉。1944年6月22日，科希马出发的英军第二师突破敌军的包围，和从英帕尔战斗过来的第五印度师会合，

斯理明自己设计了一套方案来解决英帕尔的供给问题：他将通过空运来为第四军提供补给，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使在雨季也这样。为了降低英帕尔平原的供给需求，大约三万名非战斗人员都从空中撤出了英帕尔，剩下的15.5万士兵的每日供给量减少为平时的65%。通过空中运输来为整个军的部队提供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而且，因为飞机的不足，情况更加复杂了。英国皇家空军把手头所有的飞机都投入了任务，包括79架从中东借调的飞机。当归还这批飞机的时间到了之后，蒙巴顿决定把它们留下，直到能有飞机来接替它们。丘吉尔完全支持蒙巴顿，他给蒙巴顿发电报说：“不要让任何取得胜利所必需的东西离开战场。”

代号为“耐力”的对英帕尔的空运是一次不朽的行动。从4月18日到6月底之间，超过1.2万人的增援部队和几乎1.9万吨的物资被空运到了英帕尔。除了活的骡子、山羊和绵羊，甚至连预制安装的桥梁也被空投了下来。4月底的时候，空运的效果表现了出来：英帕尔平原上被围困的部队开始转入了反攻。

正如中-缅-印战区的很多地面战一样，英帕尔-科希马的这场战役也是亚洲人对亚洲人的战斗。参与战役的英军部队，除了第二师以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印度军队组成的。很少能有一支部队在宗教、语言和文化方面这么多样化。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并肩作战。他们说着泰米尔语、普什图语、旁遮普语、廓尔喀语和泰罗戈语。（印度军队的共同语言是乌尔都语，他们之间使用乌尔都语进行相互交流。）

他们中间有个子很高的印度锡克教徒，这些人从来不理发，不刮胡子。还有长得像闪族人的普什图人，他们来自西北的边境地区。还有社会地位比较高的拉其普特人和好战的旁遮普穆斯林。他们中有多格拉族人、马哈拉施特拉人、马德拉斯人、以及来自印缅边境的山间食人部落的凶猛的那加人。当然，还有很出名的廓尔喀人，这些来自不同族的人在印度军队服役已经有接近90年的历史。这些来自喜马拉雅山国家——尼泊尔——的强悍的战士给自己建立起了独特的声誉：极为出色的步兵、吃苦耐劳、勇敢、快乐。虽然从技术上说，他们只是雇佣兵，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英国军官非常忠实。而他们的军官反过来对他们也很诚挚。斯理明就曾经担任过这样的军官。

廓尔喀人擅长单枪匹马地进攻敌人的坦克、碉堡和机关枪阵地。在近战中，廓尔喀族人往往丢开步枪，改用他们的反曲刀。这是一种形状像回飞棒的弯刀，在刀刃的内部还有很锋利的刃。有一次，一名英国军官在英帕尔看到了一具日军的尸体，他的头盔、脑壳和身体都被一把反曲刀从上往下一直劈到了胸骨的中部。

根据廓尔喀族人的传统，反曲刀出鞘以后就一定要沾血——尽管这意味着有时候他们不得不让自己流血。满怀钦佩之情的西方士兵在请求见识一下这种极富盛名的小刀的时候，往往很疑惑地看到廓尔喀人在把刀插入刀鞘之前，把自己的手指割了个口子。

廓尔喀部队和印度部队有着极强的体力和心理承受力。印度军队中的英国军官们认为他们最好的部队优于英国正规军中最好的部队。

战线的另一方，日本人也完全和他们一样吃苦耐劳。日军异常勇猛。虽然日军只因为战役的胜利或者是长时间的服役而颁发奖章，对于战场上的勇猛没有奖励，但是这一勇猛还是一直被继承了下来。虽然普通的日本青年和旁人一样，没有那么视死如归，但是他们在服役的初期，要有三个月的时间接受武士道精神的灌输。在这一灌输的过程中，他们都接受了教育，宁愿战死也不愿被俘虏。日军军官也完全接受了他们可能战死的命运，因此他们经常在动身前往前线之前就举行了葬礼。普通士兵的家庭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以免让他们的儿子、丈夫或者是兄弟在为国献身的时候有任何的犹豫。

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日军士兵将会把最后一颗子弹或者是手榴弹留给自己。如果他尽了一切努力仍然被俘了，他将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自杀。在对中-缅-印战区的记述中经常会出现日军士兵疯狂地尝试自杀的例子。在英帕尔，一名日军士兵甚至尝试用罐头的盖子割破自己的喉咙。

斯理明这样表达他对自己敌人的敬慕之情：“日本军队的实力就存在于单个日军士兵的精神中间。每个日军士兵都不停地战斗、行军，直到他死了为止。如果500名日军被命令守卫一片阵地，我们不得不消灭495人才能占领这片阵地——然后，最后剩下来的五人会自杀。”

第十航空队：炸桥的专家

报纸上充斥着对飞虎队员和飞越“驼峰”的那些飞行员的报道。1942年3月抵达中-缅-印战区的第十航空队尽管也重创了日军，但在报道中却被忽略了。第十航空队的飞机从印度的基地出发，深入缅甸，实施炸完了就跑的战术。他们瓦解铁道线，炸毁机场，削弱日军在仰光和其他大型港口的航运。在1944年的三个月的时间内，第十航空队出击8500多次，对日军投下了大约370万磅的炸弹。

第十航空队的第四九○中队擅长炸桥，他们在一周之内炸毁了八座桥，因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叫“桥梁终结者”。第四九○中队发明了一种“跳跃式轰炸”的战术——飞机俯冲到很低的高度投弹，投下去的角度保证这些炸弹能够触地即爆，而不会反弹起来。第十航空队的精确攻击有助于割断日军部队间的联系，使得英帕尔平原上的日军供给更加不足。他们的攻击也使得一名英军工程兵抱怨说：“每当我们的部队来到一条河前面的时候都会发现，桥已经被炸掉了。”

缅甸的丹老港，第十航空队一架飞机轰炸了一艘日本货船以后，货船的四周水花四溅。

第十航空队的一架B-24轰炸机飞越缅甸上空。飞机下面的那三座桥在当天早些时候刚刚被摧毁。

缅甸，重建后的穆江大桥在被轰炸机袭击以后冒着浓烟。第十航空队在这儿第一次使用“跳跃式轰炸”战术。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接近高潮的时候，日军士兵的这一特殊素质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5月中旬，英军占据了主动以后，在英帕尔和科希马的日军开始面临严重的供给不足。日军没能夺取他们所需要的食品和供给，而且随着雨季的来临，他们已经不能再指望自己的补给线了。受到饥饿的驱使，日军开始自己食用他们的骡子。因为饮食不足，很多人染上了脚气病。

但是日军所受的这些折磨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指挥官。正如史迪威所注意到的那样，日军的指挥官都有一种不知变通的特性。因此，牟田口廉也拒绝改变计划。他把第十五师团和第三十五师团的师长撤了职，命令他们的继任者继续进攻。为了进一步显示他的决心，牟田口廉也对他的部队下了一道很严酷的命令：“坚持执行这一任务，直到你们所有的弹药都用尽。如果你们的手受伤了，就用脚战斗。如果你们的手和脚都受伤了，就用牙齿战斗。如果你们的身体已经停止了呼吸，就用精神来战斗。缺乏武器不是战败的理由。”

因为两名师长缺乏进取精神，牟田口廉也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很快，牟田口廉也就面临另外一种问题——因为他的第三个师长佐藤将军指挥的第三十一师团在科希马被优势的英军打得伤痕累累，佐藤开始不服从命令。

佐藤部队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死亡3000人，受伤4000人。5月13日，佐藤要求允许他的部队从科希马撤退到一个可以得到救援的地方。牟田口廉也拒绝了他的请求。佐藤再一次提出了要求，牟田口廉也再一次拒绝了。佐藤非常愤怒。当他知道牟田口廉也已经撤换了其他两个师团的指挥员以后，佐藤向他的参谋们咆哮说：“这是一个耻辱。牟田口廉也应该因为他自己的失败向阵亡的士兵、向日本人民道歉。他不应该把责任推到他的下属身上。”

即使这样，佐藤还是做了牟田口廉也命令他做的事情——不过佐藤只服从了一段时间。虽然这个时候看来，日军已经很明显没有胜利的希望了，佐藤的部队仍然在科希马和从前一样英勇地战斗着。

5月15日以后，佐藤反复地向牟田口廉也提出撤退的请求，但是每次都接到严厉的命令，要求他坚持下去。佐藤很生气地向日军第五航空队司令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得到补给：“自从离开亲墩江以后，我们没有从你这儿得到过一颗子弹，一颗谷子，一粒米。”佐藤一直在等待，但是日本空军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没有飞机抵达。

5月30日，佐藤给牟田口廉也发了个电报，通知牟田口廉也，他的部队即将从科希马撤退。牟田口廉也粗暴地回复说：“如果你撤退的话，我将把你送交军事法庭。”佐藤气得失去了机智，回电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也会把你斗倒的。”

佐藤也给日军在仰光的总部发了一封怒气冲冲的电报：“第十五军参谋的战术能力比军校的学生还要低。”然后，在表达了他的愤怒而激昂的情绪之后，佐藤停止了对外的无线电联系，命令他的部队撤退。佐藤向他的妻子写信说：“我的眼泪让我瞎了眼，我看不到我的敌人。”

正在计划派遣第三十一师团对英帕尔发起另一次攻击的牟田口廉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暴跳如雷。牟田口廉也咆哮道：“因为佐藤，我输掉了这场战争。”因为无线电的联系被切断了，牟田口廉也派他的参谋长黑村东大少将到树林中去把佐藤找到，并且命令佐藤回到战斗中去。黑村向佐藤传达了这一消息，并且提醒了佐藤如果他违背牟田口廉也的命令将会有什么后果。作为对黑村的回答，佐藤咆哮着说：“自从开始行动以来，第十五军从来没有向我提供过补给和弹药。这使得我没有任何服从命令的义务。而且，无论如何，这一命令根本无法执行。”当黑村提醒佐藤，他正在采取一个很危险的做法时，佐藤回答说，他惟一所关心的是使帝国的大本营“认识到牟田口廉也曾经有多么愚蠢”。

在这种情况下，牟田口廉也已经无能为力。牟田口廉也的军队已经土崩瓦解。一个团已经从4000人降到了460人，而且这些人之中也只有一半的人能够战斗。食品非常短缺，一些人靠青草和大的黑色蛞蝓充饥。更多的坏消息还在后头。

6月22日，当时服役于第五印度师情报部队的下士C.E.凯宁爬上英帕尔北部科希马公路边的一棵树，在双筒望远镜里他看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凯宁匆匆地从他的瞭望台爬下来，向一名军官报告说：“报告长官，我刚刚看到一些坦克沿着公路驶过来。坦克的上面坐着步兵。”凯宁所看到的是从科希马向南行军的英军第二师。经过在英帕尔和科希马几乎三个月的战斗以后，英军终于会合到了一起，英帕尔又重新和外界取得了联系。斯理明写道：“英帕尔-科希马这场战役是缅甸战役中第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我们不仅结束了这一战役，而且赢得了这一战役。”

就连牟田口廉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时候，牟田口廉也仅仅是在等待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下达撤退的命令。可是，河边正三却催促牟田口廉也继续作战。牟田口廉也亲自指挥自己的部队对英帕尔南部的伯莱尔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失败了。牟田口廉也现在面临着和佐藤曾经面临的完全一样的处境，牟田口廉也要求河边正三允许他撤退，但是河边正三却命令他对伯莱尔发起一次四个方位的进攻。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牟田口廉也的部队已经太虚弱了，根本无力再一次发动进攻。发狂的牟田口廉也撤退到了一座小山边，喃喃地念着日本神道的一篇祈祷词。第二天，河边正三命令他率军撤退。

7月8日，“向德里进军”开始的整整四个月以后，牟田口廉也的部队开始渡过亲墩江向缅甸撤退。这是一次由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的部队进行的、穿过一个处于瓢泼大雨之下的国家的绝望的撤退。除了精锐的第三十三师团之外，日军的士气和组织都一团糟。第三十三师团虽然已经力竭，但是还是组织在一起。日军的食品非常匮乏，因为沿路村庄的大米在日军进军的时候已经被洗劫一空。

参加这一撤退的一名记者写道：“最后，我们没有弹药，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大炮。士兵们赤着脚，衣衫褴褛。除了能帮他们走路的木棍以外，他们把一切都扔掉了。眼睛在瘦削的身体里燃烧着。能让他们前进的东西只有青草和清水。而且，还有丛林、大山和泛滥的大江阻挡他们的道路。”当另外一名记者找到了牟田口廉也、并且让他发表一下评论的时候，牟田口廉也回答说：“我已经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自己人，我不应该活着渡过亲墩江撤退回去。”

英军部队跟在逃亡的日军部队身后，看到了数以百计的未被掩埋的日军士兵的尸体，以及数十名奄奄一息的日军伤病员。英军还发现战地医院里堆满了尸体。他们的战友不愿意看到这些人很不体面地被英军俘虏，所以将他们射杀。

牟田口廉也被解除了指挥权，灰溜溜地离开了缅甸前往新加坡。佐藤也被解职。牟田口廉也的参谋木下秀明上校给了佐藤一把剑，建议他切腹自杀。但是佐藤拒绝了，佐藤坚持说这场失败不是他的责任。日军讨论过把佐藤送上军事法庭的问题。但是医生们对佐藤进行了检查之后认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允许他接受一次审判了。

在英帕尔和科希马，日军经受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陆上失败。他们总计有三万人死亡，两万五千人受伤或者生病。此外，他们很多的大炮、装甲武器和车辆被英军击毁或者是缴获。日军第十五军不再是一支战斗部队。而渴望扩大战果的英军正计划在这一雨季不断追击撤退中的日军，并且收复缅甸。

日军从英帕尔和科希马撤退了之后，英军部队占领了英帕尔-科希马公路上一个名叫茂的村庄，他们发现墙上涂着几行字：“英军——太多的大炮、坦克和部队。日军要撤走了，但是会在六个月后卷土重来的。”

写这几句话的人错了。日军永远也没有回来。

一步一步向曼德勒推进

曼德勒附近一个宝塔状屋顶的房屋旁边，一群赤膊的英军士兵在太阳底下搭帐篷。他们的下一个任务是：占领曼德勒的要塞达弗林堡。

英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方下巴的威廉·斯理明中将自豪地站在英军经过激烈争斗后占领的达弗林堡里面。

突袭古老城市的堡垒

1945年3月，曼德勒安静的街道上突然响起了日军狙击手迅速而又刺耳的子弹爆裂声以及英军布伦式轻机枪断断续续的还击声。威廉·斯理明中将领导了这次攻击。但是，在攻占曼德勒之前，英军必须要把日军从曼德勒心脏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堡垒——达弗林堡赶出去。

拦在英军面前的是宝塔山。这座山高774英尺。斯理明把它称为“巨石”。山上的数百个宝塔中躲藏着日军的大量的狙击手。一个营的廓尔喀士兵经过三天的激战才占领这座山。而且，直到那个时候，最后剩下来的日军狙击手还是不肯屈服，他们被英军用子弹引爆的汽油桶炸得飞出了他们的藏身处。

从这一来之不易的制高点，斯理明可以鸟瞰整个达弗林堡。达弗林堡是个位于城市中间的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小城，里面有很多柚木搭造的宫殿。堡垒的周围围着成钝锯齿形的26英尺高、底部足足有30英尺厚的红色砖墙。墙后面还有一个70英尺宽的土堤。这一巨型的障碍物还被一个宽阔的护城河所包围。斯理明看到这一大得难以置信的建筑的时候心里想：“这是我小时候的玩具城堡被放大了很多倍后的结果。”然后，按照典型的英国式的谨慎说法，斯理明说：“对于一支匆忙之间组织起来的武器不强的部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生畏的目标。”

斯理明的部队装备有轰炸机和近距离的火炮以打破要塞的城墙。当斯理明发现500磅的炸弹不够分量时，他命令部队把2000磅的炸弹越过225英尺宽的护城河发射到城墙上。经过一个星期狂风暴雨般的轰炸，英军终于在城墙了打开了几道裂口。突击队准备好了木筏子和传动装置，他们四次于深夜渡过护城河发动了突袭，但是因为敌军猛烈的炮火而不得不退了回去。斯理明又进行了一整天的轰炸。3月20日，当六个缅甸人挥着白旗走出城堡时，斯理明很惊讶地发现，残余的日军士兵已经通过护城河下面的下水道逃跑了。最终英军匆忙地开进了这个仍然冒着烟的堡垒，并且在里面升起了英国国旗。

一支英军的骡队经过曼德勒附近的两座宝塔。在缅甸，这种砖头搭建的宝塔有几千座。前面的那个水坑是水牛经常过来打滚的地方。

一名驾驶吉普车的士兵暂停下来仰望宝塔山的背后。宝塔山是缅甸的佛教中心。山顶上可以看到的是一排很大的掩藏着的台阶。虔诚的佛教徒和穿着藏红袍的僧侣们每天爬上这些台阶到达山顶。当然，这些都是在这座圣山变成血腥战场以前的事情了。

英军士兵站在宝塔山上一座寺庙的阳台上，很警惕地观察着曼德勒城和右面达弗林堡的动静。图片中的烟来自于落在被围攻的达弗林堡外围的一颗炸弹。

宝塔山顶，一名印度士兵正在为两挺机关枪指示开火的方位。他们的面前是山上数百座宝塔高高的塔尖。

缅甸有很多镀金的、极为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英军士兵们抽了个空儿来到其中的一座佛像前快速地抽支烟。

1945年3月20日，英军占领达弗林堡不久，士兵们把英国国旗升起在达弗林堡某一处大门边一个被炸掉的塔上。

因为不停地战斗而十分疲惫的英军士兵立正观看英国的国旗正式升起。左边的那棵树上还可以看到英军最近一次轰炸而留下的伤痕。这次轰炸把这个要塞毁灭殆尽。

华东地区的大规模逃难

1944年，一辆向西行驶穿过广西省的火车上坐满了从中国各城市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所在的城市受到了正在推进中的日军的威胁。

根据美国人不留下任何对敌人有用的东西的计划，苦力们把一个1000磅的炸弹埋在桂林机场的跑道下面，然后引爆。

一次引起美军恐慌的大撤退

1943年，克莱尔·L.陈纳德少将的第十四航空队开始从中国东部的空军基地出发，越来越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铁道线和海上运输线。几乎没有地面部队来保卫这些前沿的空军基地，但是陈纳德认为他的飞机已经足够抵挡敌人的任何进攻。

1944年春，被陈纳德的空中打击激怒的日军从汉口向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目标是占领这些空军基地以及中国东部的大城市。日军气势汹汹，势如破竹，引起了平民的广泛的恐惧。根据传闻，日军枪杀平民，将他们的财产劫掠一空。随着这些传言的广泛传播，桂林、衡阳、柳州以及日军进攻路线上其他城市的平民们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担忧了。根据驻扎在桂林的美国战争信息部官员格雷厄姆·派克的描述：“很难想象这些中国人会有抵抗的意愿或者是进行有秩序的、局部的撤退。”

当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开始炸毁自己的机场和弹药库以避免它们为日军所用时，这种担忧变成了恐慌，人们开始逃难——坐火车、坐船或者是步行。

船和火车都挤满了人，达到了它们所能承载的最大限度。惊慌失措的家庭愿意付出几乎所有的财物，只求能够到达下一个城市。然后，就在他们付出了一切，正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他们还必须要继续逃亡，因为日军在继续推进。派克把这种情况描述成一种“各人顾各人的混乱状况，逃跑中的这些受害者互相攻击对方”。当他们的钱用完了之后，整个家庭都一起自杀了。他们尸体上的衣服被别人剥了下来继续穿，精疲力竭的骡子和马被杀掉，并被吃掉。

在逃亡的过程中，有数十万的中国平民丧生。但是几百万人成功地逃到了农村地区，相对安全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一贫如洗。

中国的某处机场，美军撤退并且放弃这一机场以后，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轰炸了跑道，在跑道上留下了很多弹坑。

桂林空军基地的一个储藏室，一名士兵举着手电筒照明，以便另一名士兵能够准确地击中并引爆汽油桶。第十四航空队在撤离之前，将这个机场的所有550个储藏库都点燃。有一些建筑物是用来存放弹药的，火焰蔓延到了那里以后就爆炸了。

衡阳机场，人们故意点火吞没了机场的建筑物。虽然守卫衡阳的中国部队在1944年6月底被日军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坚持到了8月份。很多市民对城市有可能得救存有希望，他们直到卫戍部队失败以后才突然开始逃离，在公路上和火车上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柳州火车站，难民们在等着坐火车离开时，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他们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家务杂事。

一名年轻的难民身下垫着很少的几根稻草，睡在火车的导轮架上。

小孩从火车发动机下面掏取热的灰烬，用来做饭、取暖。

孤注一掷的出价，极为痛苦的等待

随着数百万中国难民从铁路逃生以躲避正在推进中的日军，火车站人满为患。大量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火车站里面扎营。他们候车的时候，就在露天里做饭、吃饭、睡觉、洗澡。所有的社会性的约束都不复存在。卖淫随处可见，男人们用他们手头的那点小钱进行赌博，希望能够赢得足够的钱用于路上的花费。人们通过乞求、贿赂的方法登上火车，有的人甚至直接溜上车。有些列车员向乘客勒索了巨额的费用，出了城市以后，用枪指着他们，逼他们下车，然后返回车站去接下一批乘客。

那些成功逃脱的人——即使他们不得不坐在火车车顶上、导轮架上、或者是排障器上的时候——都认为他们自己很幸运。

在车站等了几天而绝望的妇女终于流泪痛哭。

一次疯狂的逃难——无路可走

对难民来说，坐火车无异于一场噩梦。他们把小孩和随身物品背在背上，很吃力地在挤得满满的火车上寻找一块可以短暂休息的地方。那些挤不进车厢的人只能紧贴在车厢的外面。火车出发的时间被无限期地延迟，乘务员把那些无力向他们行贿的人无情地赶下了火车。

在桂林车站，就在一大群难民挣扎着要上车的时候，一个歇斯底里的火车驾驶机组把火车头开进了人群，压死了好几百人。此后，在柳州，在一节货车车厢上的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很快全部死了：火车经过隧道的时候，三名爬到车顶上的难民被撞了下去；两名偷渡者从车厢下面掉到了铁轨上；在狭窄的车厢里面，一个男人死于心脏病，一个女人生小孩的时候死掉了。

在每一个车站，都有关于日军动向的互相矛盾的报告。有一些难民完全被迷惑了，他们放弃了所有逃难的希望，返回了他们的出发点。

一位痛不欲生的母亲把儿子的头捧在自己的手里。这个男孩刚刚从已经挤满人的火车上掉了下来，受了重伤。

6 一次指挥权的倾覆

中国悲惨现象之实录

针对陈纳德空军基地的战役

长久的不和骤然加剧

美军司令官的危机

史迪威交给蒋介石一个已经点燃引信的爆竹

斧头落到了“醋性子乔”的头上

改造过的战区出现的新面孔

让日军这一蒸汽压路机停止运转

打通利多-滇缅公路

斯理明将军的计谋骗过了日本人

通往曼德勒的路上

向仰光疾驰

缅甸人的倒戈

淹溺而死

日本帝国军队的终结

在中-缅-印战区的形势达到低谷的时候，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经常需要穿一件整齐的夹克衫。而像普通士兵一样走上战场，从正面射击、消灭敌人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宁愿和普通的士兵交往，晚上睡在地面上，也不愿活在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些争吵和讨价还价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其他战区中，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战区对指挥官的要求有中-缅-印战区这么高。中-缅-印战区的指挥官被要求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进行战争。仅仅是在中-缅-印战区的丛林中和山脉中生存下来、并且克服他们所面对的极为严重的后勤问题就需要指挥官付出超人的努力。最要紧的问题是，从战争爆发的时候开始，盟军对于如何在中-缅-印战区进行战争没有达成一个最基本的一致意见。而且，正如史迪威所说，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相互争吵，讨价还价，查看自己的肩膀，以确定没有人从背后刺自己一刀。

这一分歧发生在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三方之间，在这个战场上的几乎每一次行动都抹不掉争执的痕迹。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别让中国退出战争。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飞越“驼峰”的极为危险的空中运输以及陈纳德空军对日军的牵制行动的目标都是让中国振作起来。史迪威非常辛苦地沿着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向下推进的原因也远远不止于是为了对1942年那次痛苦的失败进行报复。史迪威一直致力于占领密支那的机场和交通枢纽，为利多-滇缅公路扫除障碍，从而把更多的物资运送到中国。一旦完成了这一目标，史迪威希望能够装备和训练更多的中国军队，把日军从华南的港口驱逐出去，这样就能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一条新的供给联络线。这样一来，中国对日本发动最后的攻势时，美国的飞机就可以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袭击。

英国人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英国人认为，美国人大大夸大了蒋介石的重要性和中国战争的潜力。因为，英国人对在缅甸北部的丛林进行作战、对开辟用于供应中国物资的利多—滇缅公路没有兴趣。英国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遏制日军进入印度，并且恢复他们在东南亚的帝国。在英国人看来，正如丘吉尔指出的，新加坡是“英军的最高目标”。但是，英国人在美国人的压力下也同意了缅甸战役。英国的资源极度紧张。而且，英国的首要目标是击败德国，他们认为击败德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要重要。起先，英国人倾向于在缅甸进行一次有限的行动，主要是在仰光发起一次两栖进攻。最终，他们把这一两栖进攻和向曼德勒和仰光发起陆上的进攻结合到了一起。但是，英军的这一行动是完全没有事先准备的即兴之作。这次行动是因为英军在英帕尔取得了重大胜利才展开的，而不是英军根据他们的总体战略进行的。

蒋介石一直从一个同英国人和美国人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蒋介石最感兴趣的是生存下来，并且保持自己的部队完好无损，以便战争结束以后继续剿灭他的主要敌人——共产党人。蒋介石在他的战时首都重庆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剿灭共产党的这一天的到来。

英国人成功地避开了中-缅-印战区大多数的争吵，他们只在盟军最高战争会议上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在战争战略问题上，以史迪威为一方，蒋介石和陈纳德为另一方，他们之间的观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因此，双方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随着战争的进行，他们的矛盾也在增长。1944年，日军威胁着要占领整个中国，这对他们原来的争论更是火上浇油。在极为困难的中-缅-印战区发生了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对日本最终战败发挥了最为可观的作用的两个人——史迪威和陈纳德，因为他们对于战略问题不能达成一致，都将会被打倒。

一系列的事件导致了在中国发生这一令人不快的结局。1944年夏末，盟军在印度和缅甸的形势已经大大改观，但是中国很快就要大祸临头了。因为要维持一支300万人的大军，政府的开支已经紧张到了极限。而人民更是一直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们几乎不可能买到工业品，商品被囤积，物价飞涨，就连政府的官员也负担不起。随着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纸币变成几乎跟废纸一样。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同时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往常的时候，住在乡村的农民通常只有很少的余粮。这一段时间，洪涝和干旱交替发生，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疾病和死亡。1944年春天，在中国北部的河南省，快要被饿死的人什么东西都吃——泥土、树皮、花生壳，甚至人的尸体。大约有300万人死亡。（合计约有1500万的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因为军事行动、自然灾害、传染病和饥荒而丧生。）

不仅如此，日军突然加紧了军事行动。1944年4月，日军发起了自1938年占领汉口以来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作为“第一号”行动的一部分，在华北的日军接到命令向南推进，占领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线，并且占领第十四航空队在华东地区的空军基地。同时，驻守南方广州和香港的其他部队接到命令向西推进，打开一条通往法属印度支那边境的路线。这一行动的目的是在驻守中国的日军和驻守东南亚的日军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络线。

日军进军的主要目标有三大类：连接南北的铁路线、一系列关键的城镇以及1938年到1939年期间陈纳德将军修建的空军基地。这些基地起先是为中国空军而修建，后来作用扩展到为整个第十四航空队提供供给。

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号”行动是在史迪威预料之中。史迪威反复地说过，如果日军被美军的飞机激怒了以后，将会去进攻陈纳德的空军基地。而且就在前一年，日军有充分的理由被激怒：第十四航空队不停地对日军的联络线和运输的物资发动袭击，猛烈地打击日军海上的船只，严重瓦解了日军的江上运输，使日军的铁路运输也变得凌乱不堪。同时，日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看起来，B-29轰炸机使用这些基地进攻日本本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执行“第一号”行动的部队非常可观：包括了十五个师团，外加五个独立旅。这些部队由冈村宁次将军统一指挥。这支部队的规模就足够让任何抵挡他们的中国部队感到恐惧。

随着日本军队向前推进，一支30万人的中国军队和他们打了个照面就溃不成军。500人的日军部队击败了数千人的中国部队。在随后的混乱局面下，中国军官命令现有的大部分卡车载着他们的家人和财产逃之夭夭。日军仅仅花了三个星期就实现了他们在黄河和长江之间这片区域的既定目标。

因为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抵抗崩溃了，陈纳德开始担心其空军基地的安全，开始寻找保卫这些基地的方法。陈纳德知道在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成都，有一个大型的美军空军基地正在建设中，为接纳第二十航空队的B-29轰炸机做准备。这些轰炸机将会在6月份开始被用于进攻日本的钢铁工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陈纳德请求史迪威把供给物资从成都转移给他的第十四航空队，但是被史迪威拒绝了。

史迪威很生气地分析了形势以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陈纳德已经让蒋介石相信，空军的力量可以解决问题。陈纳德曾经告诉蒋介石，如果第十四航空队得到支持，他可以有效地防止日军的入侵。现在，陈纳德意识到，他不可能做到那一点。所以，陈纳德开始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陈纳德宣布说：只要再多给他一点点物资，他仍然能够打退日军。其实陈纳德知道，这些物资是不可能给他的。陈纳德尽量推卸由于他的错误方案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想把他的失败转嫁给那些在很久之前就指出这一方案的危险性、并且在这个时候想办法补救的人们。”

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矛盾这时候终于激化了，并且公开表露出来。尽管史迪威已经命令陈纳德不要这么做，但是陈纳德还是把他自己对于形势的估计提交给了蒋介石。“醋性子乔”把这一事件当成是不可容忍的以下犯上行为。史迪威试图解除陈纳德的指挥权，但是美国陆军部担心撤销这一公众心目中的英雄的职务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因而拒绝了史迪威的要求。

陈纳德反过来指责史迪威造成了华东空军基地的困境。陈纳德坚持说，他一直期待着得到足够的租借物资供应和装备的中国军队能够保卫这些空军基地。虽然他得到了越过“驼峰”空运过来的大多数物资，但是陈纳德仍然觉得史迪威没有给足他应该得到的物资。在他的备忘录中，陈纳德表达了他的震惊：“史迪威固执地拒绝向那些不是由他直接指挥的中国部队提供哪怕是一颗美国制造的子弹……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我提出的在中国实施的空军行动方案是建立在中国地面部队和美国空军的协调行动的基础上，由空军力量承担联合行动的主要任务。”

1944年5月，日军到达了长江。此后，日军继续向陈纳德的空军基地推进。他们前进路上的第一道障碍是长沙城。负责长沙防卫的是薛岳将军。这是个亲美的军官，总的来说，美国人也很喜欢他。在中日战争的初始阶段，薛岳三次打退了日军对长沙的进攻，他的第四军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薛岳本人也赢得了“长沙之虎”的称号。但是，这一次，薛岳的战术在阻挡日本人方面没有发挥作用。

随着日军向南推进，薛岳把他的步兵部队部署在长沙城内和城周围，把炮兵部队集结在附近的一座山上。薛岳希望能够把日军困住，然后用炮兵予以重击，最后用步兵把日军赶跑。

但是在开始进攻之前，薛岳把他的总部向南移动了100英里，以准备防守衡阳。陈纳德最北部的空军基地就设在这里。这时候，没人有权力协调长沙的防务。当炮兵的指挥员要求步兵的指挥员派兵保护他的大炮时，他被拒绝了。进攻过来的日军很快先消灭了不受保护的炮兵部队，然后攻向得不到炮兵支持的步兵。于是长沙城陷落了。几天以后，薛岳告诉美军联络官，中国军队当时不得不撤退，因为日军在炸弹和炮弹里面使用了毒气。但是一名当时在长沙的美军中士却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说：一天早上，他醒来之后发现中国军队不见了。根本没有毒气，也没有明显的战斗过的痕迹。

一个中国人在准备去购物之前，把塞得鼓鼓涨涨的一个包袱运上了他的人力车。这个包里面装着他刚刚从昆明一家银行里取出的通货膨胀以后的钞票。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到了战前的2500倍。一个鸡蛋的售价竟高达50元。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中国的第十军驻守在这里，他们在薛岳的指挥下，进行了英勇的防御。在重庆，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以缓解衡阳的压力，并且把日本人赶跑。西奥多·怀特，当时的一名《时代周刊》记者，亲自来到了衡阳，结果发现，发起所谓的大规模反击的仅仅是装备很差的两个团的部队。

在前往前线的过程中，怀特遇上了一些正在行军中的中国部队。怀特写道：“这些人很安静地走着。脸上可以看到所有中国士兵都具有的悲哀。他们知道，在他们路程的尽头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灾难。他们瘦长结实，皮肤呈深褐色，但是非常瘦。他们的枪很旧，黄褐色的军装已经磨破了。每个人的腰上挂着两颗手榴弹，脖子上是一条很长的蓝色长袜，里面放着干的谷粒，看着就像一根大腊肠。这些谷粒是中国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惟一的口粮。他们穿着草鞋的脚都磨破了，肿了起来。他们头顶上都戴着围成鸟窝形状的树枝，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遮蔽太阳，而且还有可能起伪装的作用。汗水从他们的身上留下来，行军的时候尘土飞扬，包围了他们。整个国家都被热浪包围，从稻田中反射出令人头晕的、耀眼的光芒。”

刚刚到达了前线，军官们就指挥他们的部队渐渐投入了战斗。这支步兵部队只有两门一战期间就遗留下来的法国制造的75毫米大炮，而且仅仅有200枚炮弹。怀特写道：“所有的人类都能够做中国士兵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正爬上山坡，暴露在太阳下。但是他们没有支援，得不到指示。他们已经注定了要灭亡。”

同时，陈纳德的飞机正在孤注一掷地轰炸、扫射日军的供给车队，进攻桥梁，毁灭公路。但是，敌人仍然在推进。陈纳德开始惊慌，他主动提出把第十四航空队自身也极度缺乏的物资分一部分给中国部队。但是，蒋介石拒绝了陈纳德的这一提议。当时盛传，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将领正在密谋发动一次针对蒋介石的政变。事实上，有一组密谋者联系了美国陆军准将托马斯·S.汀伯曼，要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当时，汀伯曼正负责在华东地区训练中国军队。蒋介石担心这批供给会被用来对付他自己，所以拒绝把武器装备交给在那一带作战的中国部队。

陈纳德绕过了蒋介石，请求史迪威同意他的要求。但是，史迪威认为，华东的局势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而且，史迪威考虑到中国的政治，和蒋介石一样，也不确定这批物资如果交给了中国军队，最终会被用在哪儿。所以，史迪威也拒绝了陈纳德的要求，而且在他的日记中刻薄地写道：“让他们愤懑去吧。”

就在史迪威写下那些话的时候，他自己的未来也处在危险中。一场指挥权的危机一直在酝酿中。史迪威可怕的树敌“能力”更是加剧了这一危机。蒙巴顿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史迪威这个没有外交策略的美国人所冒犯。而且，蒙巴顿认为史迪威有太多相互冲突的职责。蒙巴顿建议，把史迪威的这些职责分割开，把史迪威的职责限于中国境内。

对史迪威的不满已经积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而且，就在史迪威艰难地沿着胡康河谷向密支那进军的时候，这些不满几乎导致了他被解除职务。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到重庆拜访了蒋介石，试图说服蒋介石允许美国向毛泽东指挥下的共产党部队派出军事观察员。毛泽东的部队驻扎在中国大西北陕西省的延安地区。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企图把毛泽东的三百万民兵和正规军直接投入战争。一直留意寻找潜在盟友的陈纳德派他的参谋约瑟夫·奥尔索普担任华莱士的向导和“空中副官”。在奥尔索普和蒋介石的陪同下，华莱士在重庆停留了几天，但只花了很少的时间接见史迪威的代表。很明显，一项针对史迪威的计划正在进行中。史迪威因为忙于密支那的战役，没有时间返回重庆，所以他邀请华莱士来缅甸和他见面，但是被副总统拒绝了。

史迪威的继任者丹尼尔·L.苏丹中将（伸手指着地图的人）、阿尔波特·C.魏德迈（站立者）和蒙巴顿（坐在中间者）凝视着一幅地图。丹尼尔·L.苏丹中将正在简要介绍1945年缅甸的战况。旁听的是美国战略服务局的威廉·J.多诺万少将。苏丹将军指挥在缅甸北部的美国、中国和英国军队，而魏德迈负责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

华莱士刚回到华盛顿就向罗斯福提出建议，要求召回史迪威，原因是史迪威没有考虑“政治的因素”。华莱士原先考虑用陈纳德来接替史迪威，但是奥尔索普说服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奥尔索普知道美国陆军部决不可能同意由这个随心所欲的飞行员担任战区的司令员。于是，华莱士向罗斯福建议，由阿尔波特·C.魏德迈少将来接替史迪威。魏德迈是蒙巴顿的东南亚最高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而且蒋介石也说过赞许他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罗斯福正打算给他这位被围攻的将军一些他急需的支持。罗斯福已经受够了蒋介石的摇摆不定，开始转向接受史迪威的观点，认为只有等价交换的方法才能迫使蒋介石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因此，罗斯福决定在租借物资的供应方面附加一些条件。而且，这个时候，陈纳德早期通过空军击败日军的许诺已经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仅如此，对第十四航空队的供给占用了大量的运输机，以至于妨碍了盟军在欧洲进行的关键性行动。

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陆军部向罗斯福提议，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将军，并且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指挥战场上的所有中国军队：既包括在中国的军队，也包括在缅甸和印度的中国军队。

在一份很冗长的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提出了这条建议说：“我们完全了解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想法……但是事实是，尽管英国和中国的最高层都抱着极为消极的态度，史迪威还是逆流而上，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英国的斯理明将军和美国丹尼尔·L.苏丹中将的指挥下，盟军在缅甸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以胜利而告终。苏丹的X部队从密支那南部出发，分成三支队伍前进，在中国的边境和Y部队的人员取得了联系。苏丹的士兵把日军从旧的滇缅公路驱逐了出去，然后向南推进，进攻皎梅。同时，斯理明的第十四集团军的第三十三军和第四军进行了一次钳形进攻，并且于1945年3月20日占领曼德勒。西面，第十四集团军的第十五军向下占领阿拉干以后，向仰光发起了一次两栖进攻和空降突击，并于1945年5月3日占领仰光。日军部队试图向泰国逃跑，但是被英军追击，损失惨重。

罗斯福同意了陆军部的建议。罗斯福给蒋介石发了个电报，警告他说“整个亚洲的未来都处在危险中”，同时通知蒋介石，史迪威将要被提升为四星将军，敦促蒋介石执行美国陆军部的建议，授权史迪威指挥本战区所有的中国和美国的军队。

蒋介石几乎不可能严肃地考虑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知道，如果把史迪威提升到这个位置，史迪威将会威胁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地位。蒋介石正在因为华东地区的中国将领反对他而忧虑。而且，蒋介石深怕史迪威强迫他把自己那些装备精良、精心储备的部队投入到战场上，因为这将削弱蒋介石对政府的控制。如果接受美国的建议，蒋介石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很有可能这些部队甚至会掉过头来反对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也不能轻易拒绝罗斯福的要求，因为他迫切需要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向罗斯福回复说，他原则上同意史迪威可以指挥战场上所有的中国军队，但是必须满足他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一个不确定期限的准备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军队能够逐渐从思想上接受被一个外国人指挥。第二，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向重庆派出一位高级别的使者，这名使者必须能够“调解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罗斯福看到了蒋介石的回复，很高兴。他认为，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他的意见。

事实上，围绕史迪威进行的斗争很快就接近了摊牌阶段。而最终导致史迪威被革职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华东，而是发生在沿着中缅边境的萨尔温江一带。

1944年5月，在美国催促了很久之后，中国的Y部队的主力——第一九八师、第三十六师以及第一一六师的第三四六团，最终渡过了萨尔温江，目标是和史迪威两面夹击，把日军从原先的滇缅公路清理出去。

第三十六师渡河以后，包围了日军在中国边境内的前哨部队。但是日军顽强地发动了进攻，迫使第三十六师退回了江边。然后，中国部队又发动了一次反攻。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以后，中国军队终于从日军的阵地上打开了一条通道。（美国的联络官被中国部队的战术吓呆了——例如，中国的指挥官习惯于派出仅仅一个排的部队去向日军防御顽强的阵地发起进攻，然后，当这个排被消灭了以后，又派出第二个排。）

在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下，中国军队向缅甸推进。他们在中国西部的腾冲一带控制了一大段原先的滇缅公路，然后把日军驱逐到了山里面。目前已经有了五个师实力的Y部队占领了这座有城墙的城市——腾冲。就在这座城市外面，一支大约由100名步兵组成的X部队小分队从密支那行军了九天以后终于和Y部队取得了联系。这是这两支部队的第一次直接联系。

但是这一联系并没有持续很久。8月下旬，日军在放弃了他们在英帕尔的灾难性行动以后，决定增援部队打击在萨尔温江一带的Y部队，并且重新夺得被中国军队占领的那部分滇缅公路的控制权。8月26日，6000名日军在腾冲南部的龙陵进行了反攻，Y部队开始退却。

虽然事态的发展表明，日军并没有继续向中国纵深进军的计划，但是蒋介石非常担心日军可能沿着滇缅公路一直杀到“驼峰”运输线的终点昆明，从而彻底切断中国部队取得盟军援助的通道。蒋介石要求史迪威指挥他已经很疲惫的中国军队从密支那南下，进攻日军的后方，使得日军无法向昆明进军。这样，这些部队必须进行一次穿越丛林的90英里的行军。

史迪威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因为他的部队实在是太疲惫了。相反，史迪威建议蒋介石增援正在龙陵作战的Y部队。作为对史迪威的建议的反应，蒋介石威胁说要把整个Y部队从萨尔温江一带撤回以防守昆明。史迪威被惊呆了，因为这样一来，日军将会轻松地重新占领他们原先占据的那部分滇缅公路，使盟军没有任何可能在短期内开辟从印度到中国的陆上运输线。史迪威很生气地向马歇尔写信说：“蒋介石不接受任何合理的推断，而仅仅是重复很多他自己发明的歪理。蒋介石想象着他能够退回萨尔温江，就在那儿安全地等待美国去完成这场战争。”

就在史迪威向马歇尔发电报之前，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已经迫使日军放弃了他们对于滇缅公路的反攻，对于昆明的威胁也就不复存在。但是，事情的发展又有了新的推进力。罗斯福得知蒋介石曾经威胁说要把Y部队撤退到昆明以后，命令史迪威亲自向蒋介石宣读罗斯福的一份电报。即使是史迪威也把这封电报描述为“一个点燃了的爆竹”。电报的措辞非常苛刻，非常盛气凌人。电报中，罗斯福告诉蒋介石，如果蒋介石把Y部队撤退的话，他必须“准备好接受一切后果并对此承担个人责任”。接着，罗斯福说，如果蒋介石不迅速增援他渡过萨尔温江的部队，并且授权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的话，中国将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这封电报可以很明显地推断出，如果蒋介石不采取罗斯福所说的这些行动的话，美国将会停止援助。

天堂中的一段极为短暂的时光

在锡兰康提的一个度假中心，两头公象吸引了一队军官的注意力。

在中-缅-印战区，对于因为战争而疲惫不堪的士兵们来说，坐落在印度、缅甸和锡兰的度假中心是深受他们欢迎的摆脱丛林战争的好去处。英军接管了这里的旅馆、私人住宅和各种服务性机构，尽力让这些人得到完全的休息。

一名BBC的记者报道说：在某个度假中心，刚刚到达的人们“全身堆满灰尘，肮脏不堪，面无表情。他们坐在布置有白色的桌布、陶器、刀和叉的桌边，享受着穿着雪白衣服的和蔼的印度人向他们提供的服务。可以看到，他们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甚至几乎是猜疑的表情。”

这些度假中心的生活就像这些照片所记录的那样。当英国国内的人们看到士兵们过着这么奢华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是当英国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在一家杂志上发文为这些度假中心辩护以后，人们的怒火很快就平息了。比顿写道：“批评家们也许不知道，在相对于其他战区来说鲜为人知的缅甸战场上，情况尤其的困难。……这些人失去了很多的同伴，他们的神经已经开始受损，他们很多次都被‘吓坏了’……我们现在看到，他们的容貌已经显得放松了，他们的眼睛也不再竭尽全力地盯着前方。”

在锡兰一个很受欢迎的平民旅游胜地，休假中的士兵和他们的女伴们浑身放松地沐浴在阳光下，在拉维尼亚山附近的海滩上愉快地度过了一天。

史迪威亲自将这份电报送到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当时，蒋介石正在和中国的高级军官以及美军少将帕特里克·J.赫尔利举行会议。赫尔利是罗斯福派往中-缅-印战区的特使，他的使命正如蒋介石要求的那样，是“调处”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胡佛内阁时期，赫尔利曾经担任了陆军部长，而且罗斯福经常派他来解决麻烦的问题。就在史迪威带着罗斯福这份极为灼热的电报出现时，赫尔利正在和蒋介石商谈如何让史迪威接过战场上所有中国部队的指挥权。

史迪威把赫尔利从会议室叫了出来，向他出示了罗斯福的这封电报。赫尔利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看出来这封电报会惹出大麻烦。赫尔利告诉史迪威，这份电报是一个最后通牒。赫尔利建议由他亲自来向蒋介石宣读这份电报，以便做一定的解释，并且把电报的语气弄得温和一点。但是史迪威不想让电报的语气变得温和一点。而且史迪威已经接到了命令，要亲自向蒋介石宣读这份电报，所以史迪威打算就这么办。史迪威和赫尔利进了房间，在完成了惯常的喝茶仪式以后，史迪威把这份电报交给了一个翻译，让他读给蒋介石听。赫尔利注意到其他的中国官员也在这个房间里面，大声宣读这个电报对于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因此，赫尔利很快从翻译手中拿走了这份电报，然后把一份中文版本的电报交给了蒋介石。读完了这份电报以后，蒋介石很平静地说道：“我知道了。”

史迪威在这个事件中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写道，他“把这包辣椒粉交给了‘花生米’，然后叹了口气退开。鱼叉正好击中了这个讨厌鬼的太阳神经，并且刺穿了他的身体。”

但是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震怒的蒋介石很明显地认为这份电报是史迪威一手促成的，因此他做出了人们可想而知的反应。9月24日，蒋介石给罗斯福发了一份电报，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而不是授权史迪威指挥所有的中国作战部队。蒋介石说：“史迪威将军不能胜任这一新的指挥权所需要的艰巨的、复杂的、棘手的职责。”

同时，蒋介石通知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拒绝将总体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这是一个既定的规矩。一旦蒋介石向执行委员会宣布了某个决定，就不能改变立场，否则的话就将会难以容忍地丢尽脸面。事实上，这一问题已成定局了。除非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统治权提出挑战，否则他不能在这一问题上再继续反对蒋介石。

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根据这一方案，由史迪威继续指挥在缅甸的中国军队。但是，蒋介石非常倔强。他给赫尔利一封信，让他转交罗斯福。在信里，蒋介石指责说，史迪威已经完全表示出他对华东局势的漠不关心，这已经“对中国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形成了极为巨大的打击”。蒋介石重申了让美国召回史迪威的要求。他说：“只要我还是中国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有权要求美国召回一名我已经无法建立信任的军官。”这是件毫无争议的事情。

在一份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赫尔利没有就史迪威在军事上的能力进行评论，而是认可了蒋介石的要求。赫尔利指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个人关系目前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美国只能从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惟一的选择只能是蒋介石。

10月18日，罗斯福命令立即召回史迪威。马歇尔通知了史迪威这一消息以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很冷漠地写道：“斧子砍了下来。”

史迪威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视察各支部队，向老战友告别，以及写告别信——其中包括了一封写给陈纳德的很诚恳的信，信中赞扬了他所取得的成就。蒋介石提出授予史迪威中国所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勋章——青天白日特别大奖章，但是史迪威拒绝了。不过史迪威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最后参加了一次茶话会。在这个茶话会上，蒋介石和蔼可亲，史迪威沉默寡言。茶话会结束的时候，史迪威说了一句话——“最后胜利”，然后就离开了。“醋性子乔”的时代结束了。

史迪威不是中-缅-印战区矛盾斗争的惟一倒霉者。九个月后，马歇尔将军和美国陆军空军部队参谋长亨利·哈普·阿诺德将军解除了陈纳德的职务。陈纳德直到最后还坚持认为史迪威应该对华东的溃败承担责任，因为史迪威拒绝向华东输送物资和派出部队。陈纳德后来写道：“史迪威把中国的血放干了，而且浪费了中-缅-印战区大部分可资利用的资源。”陈纳德认为，史迪威完全不适合他所担任的这一外交和军事二位一体的职位。而且，史迪威永远只能从一个步兵士兵的角度去看问题。

陈纳德说到：“史迪威对于步兵的极度偏爱甚至比我对于空军的偏爱还要强烈。”

史迪威离开以后，把中-缅-印战区一分为二的建议顿时没有了阻力。这一建议很久以来一直被看成是解决本战区极为复杂的指挥权问题的明智办法。史迪威的众多职责现在由三名将军分担。以前担任史迪威的战区副指挥官的丹尼尔·L.苏丹中将负责指挥印度和缅甸的战事。以前负责史迪威补给工作的雷蒙德·A.维勒中将在东南亚最高司令部担任蒙巴顿的副手。而一直担任蒙巴顿副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在华美军的总指挥。

美国大使帕特克·J.赫尔利站在中央。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毛泽东。照片摄于共产党的总部延安。最右边站着的是国民政府的代表。1944年，赫尔利尝试着促成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联盟，但是失败了。他们身后的建筑物得名于一位美国军官。这名军官和共产党人驻扎在一起后来被日军杀害了。

魏德迈鹰钩鼻子，个子很高，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参谋军官和计划者。和史迪威不同，魏德迈是一个和蔼可亲、举止得体的人。用魏德迈自己的话来说，他在处理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上，“使用的是蜂蜜而不是醋”。魏德迈刚刚上任的时候，把所有有关蒋介石和史迪威不和的文件全部集中到了一起，锁了起来，决定战争结束以后再去阅读这些东西。

魏德迈很快和蒋介石建立了一种很热忱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真正尊重的基础之上。魏德迈后来写道：蒋介石是“一个诚挚的爱国者，极为关心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蒋介石对现代的军事战略知之甚少，因为他一直接受着游击战争观念的训练。但是蒋介石非常擅长政治艺术，懂得如何让他的手下致力于自己的工作。”

就像他的前任史迪威一样，魏德迈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顾问，尝试着至少把一部分的中国军队有效地运用于盟军仍然面临的长期任务中去。魏德迈在中国指挥官和他们的美军顾问之间建立了一套联络制度，并且致力于改善中国士兵的伙食。中国军队当时正处于半饥饿状态。魏德迈认为，中国军队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营养不良。

但是，魏德迈指挥下的中国部队的数量和素质都很有限。蒋介石仍然和以前一样担心共产党人可能会从他们北部的基地出发，进攻他的部队。所以，蒋介石继续把他很多最好的、最忠实的部队用于遏制共产党人。魏德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的“储备部队”和毛泽东自己的300万大军。自从华莱士6月份访问了重庆之后，美国人一直在尝试把共产党的部队投入战争，同时制定计划，准备也向共产党的部队提供租借援助。但是，美国人承认蒋介石的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不事先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就根本不可能援助共产党部队。为了得到蒋介石的同意，美国人想方设法改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种各自拥有武装的、不稳定的停战关系。为了这个目的，帕特里克·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的高个子让人对他印象深刻。而且，他很帅，很有钱。可是，兴致勃勃的赫尔利对中国、对中国人知之甚少。刚刚到达重庆，赫尔利就错误地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用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来称呼蒋介石。赫尔利称蒋介石为介石先生，而不是蒋先生。赫尔利相信可以通过个人魅力和良好的情绪来解决问题。赫尔利经常在很正式的场合发出他小时候在家乡俄克拉荷马州学会的巧克陶族那令人毛骨悚然的作战呐喊，让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大吃一惊。

1944年末，赫尔利开始了他的协商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赫尔利非常有热情、非常乐观地穿梭于重庆和毛泽东的总部延安之间，和国共双方进行商谈，想让毛泽东和蒋介石达成某种妥协。但是，赫尔利的这些活动毫无益处。回顾起来，他的任务从一开始来看就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共产党人坚持在联合政府中有相当的代表权，这一要求蒋介石不愿意同意，也许根本不可能同意。

同时，中国的局势变得越来越让人绝望。9月，位于衡阳西南80英里处零陵的第十四航空队的空军基地被日军占领。10月下旬，魏德迈接过史迪威的指挥权时，日军正在威胁桂林城，陈纳德最大的空军基地就设在这儿。魏德迈对局势非常担心，但是蒋介石向他“无条件地”保证，中国军队至少能在桂林坚守两个月。但是事实上，这些中国军队根本不能和日军进行哪怕是一次的对抗。

桂林是一个很美丽也很活泼的城市。夜生活非常丰富，有很多从日军占领区域逃到那儿的女孩做了陪酒女郎。但是，这个时候，整个城市处于一片慌乱中。人们疯狂地挤上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出发的火车。他们挤在车上，地上都是自己的大小便。因为他们担心，很可能因为大小便离开自己的位置而挤不回来。中国士兵劫掠了那些被抛弃的餐馆和夜总会寻找可以吃喝的东西。西奥多·怀特写道：“我在北门看到的最后五名士兵有17瓶酒。他们将会在等待敌人到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把酒全部喝光。”

最后，日军几乎不需要经过战斗就占领了这座城市。11月10日，日军占领了桂林，然后继续前进，很快占领了陈纳德在西南100英里处的柳州空军基地。日军从那儿出发，向南推进，占领了南宁附近的四座空军基地，然后又向西南进军，试图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取得联系。这样，日军已经完成了两个目标：占领了华东的机场，并且控制了通向南方的主要铁道线。

一群旧时的马贩子

在做生意之前，一名美军的马匹采购人员喝了一杯西藏人送给他的米酒。这种吃喝仪式经常要持续好几个小时。

在一个群山延绵、公路稀少的战区，四条腿的动物往往比四个轮子的汽车管用。因此，美国在中国西藏的山脉中成立了一个机构——中美马匹采购局，以便向中国军队提供运输用的牲畜。

获得这些牲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养了很多马的中国西藏人和怒族人愿意卖马之前，采购局的人员必须要参加很冗长的吃喝仪式。有的时候，他们甚至必须要在射击比赛中证明自己的实力。交易成交以后，这些生活在山间的人要求他们以从银条到毡帽的各种物品来支付。最后，他们牵着马，跋涉一个半月到达昆明。途中，他们经常走过被冰覆盖的小路，穿过马镫高度的雪。

一名马匹采购局的职员在新买的马匹脖子上打上烙印，他的一名同伴在一边把马稳住。

参与行动的日军第十一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横山中将完全自作主张地命令他的士兵们向西北方的贵阳进军，这儿有另外一处机场。在贵阳的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们非常缺乏武器和供给，即使他们进行抵抗，也不会持续很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中国军队的撤退路线上，一支美军的破坏小队赶在日军前头，发现了三个中国的弹药库，里面有五万吨的供给、武器和弹药。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被囤积了多久，以及囤积它们是为了什么用途。

12月初，在快速移动的日军第十一军和极为重要的中国城市昆明、重庆之间，只有陈纳德的空军部队和少数残余的中国部队了。而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目前已经飞离了基地，来到了参加“第一号”行动的日军部队的东边。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真正让魏德迈担心的是对昆明的威胁。重庆失陷以后，中国仍然能够存在，但是如果“驼峰”空运的终点昆明失守，那么所有的一切都会被终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昆明。魏德迈估计，如果中国停止了抵抗，日军将会有25个师团的部队可以调往其他地区作战。而且，如果日军占领了全中国，那么他们可能在日本本土失陷以后仍然能够坚持好几年。

但是应该如何阻挡这支日军部队呢？魏德迈发现，中国军队里大多数经验丰富的士兵因为营养跟不上、身体太虚弱了而无法作战。而新入伍的士兵“从总体上说适合于入院疗养，而不是作为预备队”。而且，魏德迈联想到史迪威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军队的组织涣散和计划紊乱让人根本无法理解。”

为了保卫昆明，魏德迈要求东南亚最高司令部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X部队调遣两个师过来。蒙巴顿一开始反对这一计划，但是他的想法被联合参谋长会议否决了。12月5日，盟军开始空运第十四师和第二十二师。但是，当这两个师在中国集结完毕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行军过快的日军第十一军在距离昆明300英里的地方达到了他们补给线的极限，于是他们慢慢撤退回了自己的堡垒过冬。对昆明以至于中国的威胁暂时告一段落。

同时，在缅甸，从1942年初日军的入侵开始就一直进行着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即将进入尾声。1944年10月中旬，在新任命的苏丹将军的指挥下，中国、英国和美国军队已经发起了攻势，目标是把滇缅公路从日军的控制下夺回来。苏丹指挥下的三个师的中国部队以美国新组建的“火星”部队为先锋，沿着缅甸北部迅速推进，争取和驻扎在中国边境附近的Y部队建立有效的联系。“火星”部队是受到重创的“马尼尔劫掠者”的继承者。

这一会合几乎是一场灾难。1月27日，苏丹的X部队的一个团向他们认为的阻挡他们沿着滇缅公路进入中国的最后一个日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一名空中侦察兵报告说，驻扎在这个地区的是穿蓝色制服的Y部队的一部分。炮击停了下来，但是消息没有一层层传达下去，于是X部队的士兵继续使用轻武器开火攻击。准将乔治·W.斯里尼，一位美军的联络官，知道穿蓝色制服的是中国部队而不是日军。斯里尼冲向了前线，沿着前线来回跑动通知这些士兵，终于成功地制止了战斗。通往中国的陆路终于打通了。

在苏丹的部队和Y部队在北方会合的同时，斯理明的第十四集团军也在南方发动了进攻，为把日军从缅甸驱逐出去做准备。斯理明曾经希望在雪布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战斗。这是曼德勒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的一片平坦的区域。这种开阔的地形对于英军有利，因为英军在空军、装甲部队和炮兵上都占有优势。但是，斯理明没有机会这么做。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将军已经被日军中将木村兵太郎所接任。木村是一个受到高度尊重的炮兵，刚刚从东京的帝国将军本部抵达缅甸。木村不像他的前任那么平庸。他很精明地避免了在雪布平原上作战，而是把部队撤退到伊洛瓦底江的对岸。木村想把伊洛瓦底江作为他的防线，而不是背对着伊洛瓦底江作战。很显然，英军要渡过伊洛瓦底江，就一定会遭到日军的强烈的抵抗。

在敌人的火力下渡江一直是指挥作战的最大难题之一。斯理明制定了一个精妙的计划来欺骗敌人。第十四集团军第三十三军一直在迪马普尔—科西马前线作战，而且在那以后兵力得到了大大的补充。这支部队将在曼德勒附近面对敌人的火力，公开渡江，以使得日军认为这里就是英军的主攻方向。在第三十三军的北部将会建立一个假的第四军总部，收发假消息，以制造这样的假象：整个英军第四军都在附近。

事实上，第四军将在无线电静默状态向南移动，在曼德勒南方很远的地方渡过伊洛瓦底江，穿过丛林修建一条路，然后进攻日军的后方。

斯理明的计划完美地发挥了作用。木村把所有的部队，包括那些在北方和苏丹将军作战的部队，都集中在曼德勒北部和西部的伊洛瓦底江边抵抗英军渡江。这时候，斯理明的第四军不仅在南方渡过了江，而且行动进行得十分隐秘，以致日军的巡逻队认为他们所遭遇的小股英军部队仅仅是一支牵制部队。在木村认识到整个英军的第四军都在他的背后时，英军第三十三军已经开始从他们在河对岸建立的桥头堡冲了出来。他们接着从北往南进攻曼德勒，在路上只遇到了零碎的抵抗。

1945年4月，英军第十五军的两栖部队把他们的大炮运上泥泞的仰光河岸。英军经过了在缅甸三年的艰难战斗以后，没有受到抵抗就登陆了，然后向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仰光前进，欢呼的人群迎接了他们的到来。

在占领曼德勒之前，斯理明的部队首先必须要占领宝塔山的高地。宝塔山是曼德勒东北角的一个宗教中心，在这儿有数百座佛教的神殿，里面密集地驻扎着日军的狙击手。攻占宝塔山以后，英军接下来还必须使用轰炸机和大炮围攻一座古老的有围墙的堡垒——达弗林堡。经过很长时间的激战以后，残余的日军逃跑了。1945年3月20日，英军攻占了曼德勒。

4月初，斯理明决定继续进攻，向南方的仰光推进。虽然这时候日军正在逃跑，但这一决定仍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仰光位于300多英里以外，而且在斯理明的部队和仰光之间仍然有大量的日军部队。而且，不到一个月，雨季就要来临。如果斯理明不能在雨季到来之前攻下仰光并且开放仰光港，凭着漫长而单薄的补给线支撑着的英军第十四集团军将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为了能够及时赶到仰光，斯理明的部队必须以每天十英里的速度行军，一路上要越过日军的要塞，摆脱四处逡巡的大批日军部队。而且，这一穿插还必须要把作为先锋的装甲部队沿着铁路线和伊洛瓦底江河谷向前移动——必须考虑到英军的坦克已经很过时，迫切地需要检修。斯理明视察了他的每一支装甲部队，鼓动他的士兵尽一切可能把每一辆坦克——不管它们有多破旧，都一直开到仰光去。斯理明开玩笑说，一旦攻占了仰光，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坦克推到海里面去了。

为了降低相当大的失败风险，蒙巴顿决定加强英军的力量，在5月初对仰光发起一次空降突击和两栖登陆攻击。这样，日军就不能只注意从北面逼近的陆路上的进攻了。英军第十五军的部队将执行这一两栖登陆行动的任务。这支部队1月初的时候在阿拉干占领了阿恰布，后来又发起了一系列的登陆袭击，占领了沿着缅甸西海岸分布的重要的空军基地。

同时，斯理明把他指挥下的其他的部队都向仰光调动。他们进军很迅速。5月1日，当雨季提前两周到来的时候，他们距离仰光只有40英里了。暴雨使得英军陷入了暴涨的泥泞中。但是，就在陆上部队在泥泞中挣扎着前进的时候，英军还是按计划进行了两栖进攻和空降突袭。

英军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说得到了日军训练的缅甸独立军的帮助。这支部队突然倒戈，加入了英军的阵营。当时，这支部队走出仰光，表面上是参加仰光的防御，但是当他们走出了日军的防御圈以后，掉过头来对仰光发动了进攻。其他的缅甸部队也效仿他们。在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缅甸独立军一直在和英军秘密联络，最后，他们终于公开站到了英军这一边。斯理明写道：“我们一开始对这些缅甸人相当怀疑，但是，几乎毫无例外的是，他们都很好地服从了命令。他们在收集情报和对付小股的日军部队方面非常有用。”

在德里的一个仪式上，一名旁遮普士兵的遗孀在展示英军最高军事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她的丈夫是数千名在中-缅-印战区作战的印度人的一员，死后被授予了这枚勋章。1944年10月，他在缅甸提迪姆附近的肯尼迪峰领导一次刺刀战的冲锋时被机关枪击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杀死了四名日军士兵。

但是，最先占领仰光的是英军第十五军。这些进攻部队在阿恰布以及南方的拉姆尼岛分成六个船队，在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的保护伞下，在英国皇家海军护航航空母舰的保护屏障下，驶向目的地。5月1日，第五十印度旅的伞兵部队在仰光南部降落，第十五军的部队第二天在仰光南部靠岸。他们从浸满水的田野向北推进，5月3日，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仰光。实力削弱后的日军放弃了这座城市，加入到日军向泰国的总撤退中。1942年的时候把日军当作解放者而欢迎的缅甸村民早就醒悟到日军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现在，这些缅甸村民就像他们三年前对付英军那样残暴地对待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统治者——日军。

日军的第二十八军一直驻扎在缅甸西部的阿拉干，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阿拉干战役中，他们很残酷地杀死了很多英军士兵。现在，在日军的全面撤退中，他们有落在后面的危险。向东的路线被英军挡住了。这些英军从南到北把整个缅甸分成了两半。日军第二十八军试图从英军150英里长的防线的某处穿过，渡过锡唐河，到达泰国附近的山中，这样他们就安全了。但是，英军掌握了他们具体的逃跑路线和时间表，当这支日军部队开始按计划行动时，英军第十七印度师正在等待着他们。那些成功到达锡唐河的日军发现，因为雨季的到来，河水暴涨。没有被射死的日军士兵在试图渡过这么宽阔的江面时很多都被淹死了。一支驻扎在下游江边的英军前哨部队从一处主要的渡口看到至少有600名日军士兵的尸体漂在江面上。这很明显地证明了上游河岸正在发生的惨剧。

日军的第二十八军在刚开始进行穿越锡唐河的突围时有1.7万人。但只有不到6000人活着渡过了河。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一行动中，英军只损失了95名士兵。

锡唐河上的这场灾难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廓尔喀士兵和印度士兵在同一条河里被淹死或者是被杀死。现在，日军在他们取得入侵缅甸后首场胜利的地方被消灭了。

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中国，就像缅甸一样，战争的形势也向着好的方向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变化开始于4月份。当时，日军发起了一次针对中国西部的进攻，目标是中国的芷江。魏德迈训练的中国军队在第十四航空队的支援下，顽强地抵抗住了日军的进攻。第十四航空队当时只能在日军没有占领区域的一些“袖珍”机场进行整备。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是他们成功地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他们在空军、步兵和炮兵进攻方面的进步也给日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魏德迈被这一胜利所振奋。他一直在计划着向中国的南方发起一次进攻，在广州-香港一带打开一个港口，在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海上的联系。这次行动将是盟军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重大行动。盟军计划在7月或者是8月展开行动。正如魏德迈所说，行动的目标是“在亚洲大陆上彻底消灭日军”，而且防止日军从中国调集部队防御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

钟摆已经摆动了。现在，日军开始进入了防御阶段。

通向胜利之路

美军一辆运输卡车拖着援助给中国的一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经过位于缅甸芒友的利多公路和滇缅公路的会合点。

负责利多-滇缅公路计划的刘易斯·A.皮克少将和一名推土机驾驶员聊天。工人们把这条路称为“皮克的长枪”。

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公路

温斯顿·丘吉尔对有争议的利多-滇缅公路修建计划的简要评价是：“这是一项极大的、极为艰巨的任务，除非能够满足所有的要求，否则这条路很难完成。”美国陆军工程兵于1942年就开始执行这一计划。这一计划从一开始看来就几乎不可能完成。首先，从缅甸北部的芒友往东延绵600英里到达中国昆明的这条破旧的、被战争破坏了的滇缅公路必须要得到修理并且改善，以便在任何天气状况下都畅通无阻。其次，必须在荒野上修一条从阿萨姆的利多到达芒友的500英里的公路。但是，如果这两条路能够被连接到一起，他们将不仅能够成为从印度到中国的一条具有极为关键性作用的陆上运输线，同时，在路边铺设的一条输油管道也能够运输汽油给那些极需要汽油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在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状态的中-缅-印战区，几乎不存在修路所需要的巨型推土机械设备。大多数由美国黑人组成的工程兵部队不得不使用轻型的D-4推土机。一名工程兵后来回忆说：如果驾驶这种推土机去推倒一大片竹林的话，“就像是一只小狗去咬一只500磅重的野猪的脚后跟一样”。更糟糕的是，他们要修的这条路所经过的80%的区域被敌人控制着——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他们修路的过程中，推土机上经常站着一名端着霰弹枪的士兵，以提防敌军的狙击手。即使这样，还是有大约130名工程兵死于日军的枪下。另外还有几百人因为疾病、淹溺、补给飞机失事以及建筑事故而死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修这条路的代价是“每英里死一个人”。

2.8万名工程兵和3.5万当地的劳工辛勤工作了两年多，完成了利多—滇缅公路。这条路的官方名字是“史迪威公路”。丘吉尔并没有说得太错：这条耗资1.5亿美元的公路完成以后，战争只剩下七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但是，这条路沿着8500英尺高的隘路边缘，向下进入陡峭的峡谷，穿过世界上最难以穿越的丛林中的激流。它的修建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在新修建的利多-滇缅公路上，一支美军护卫的车队正在前往急需补给的重庆。车队正在经过的是著名的“21拐”，位于中国云南境内。（译者注：据最新考证，这“21拐”并不在滇缅公路上，而是位于中国的贵州省，是贵阳通往昆明的公路的某一段。）

工程兵们晚上也不停工。他们用燃烧的柴油桶发出来的光线照明。图中，一群推土机工人正在清理塌方下来覆盖住了利多公路的泥石。

保护利多公路修路工人的美军士兵操作一门40毫米的博福斯式高射炮。

缅甸克钦族的一名妇女在一座小山边用锄头锄土，为利多公路的修建尽一份力。

24小时不间断地和泥浆与疾病作斗争

1943年，修路计划的负责人皮克将军在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上对他手下的工程兵们宣布说：“尽管有着该死的泥浆、雨水与疟疾，但是利多公路一定要修好。”然而，泥浆、雨水与疟疾只是他们悲惨遭遇的一部分。工人们随时可能遭到日军地面部队和空军的袭击，他们还不时被痢疾、斑疹伤寒症、水蛭和发烧等等所侵袭。很多地方非常难进，所以他们的供给往往通过骡子运输或者是飞机空投。因为缺乏足够的照明设备，妨碍了在夜晚进行的工作。皮克被迫把柴油放在桶里点燃了作为灯笼，把绳子当作灯芯。

雨季到来的时候，洪水奔流，路基崩塌，巨大的柚木倒在刚刚开辟的区域——有一次甚至砸死了一名工程兵。在未完成的路基上，暴露在外的泥土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江。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么多的困难，这条公路仍然以每天一英里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

在摩托车的带领下，第一批前往中国的车队沿着利多公路前进，他们沿着利多公路一直不停地行驶了204英里，创下了一个罕见的纪录。

车队中的一辆军用卡车在滇缅公路上一片从悬崖切出来的区域艰难地向上行进着。

走向胜利的第一支车队

1945年1月12日，第一支正式的车队从利多出发，沿着新修建的利多路向昆明进发。这支由皮克将军带领的车队由113辆各种车辆组成。陡峭的路面坡度经常使得整个车队的速度都慢了下来。最陡的路面与地平面的角度竟然达到了17度。在几处河流上，因为桥梁还没有修建完成，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渡船到达对岸。

车队到达滇缅公路的时候，等待了三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士兵清理了这片区域，把残余的日军部队驱逐了出去。最后，经过了接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皮克的车队行驶1100英里，胜利地到达了昆明。在终点昆明，一面丝绸做的旗帜上绣着这条路的名字——“通往胜利之路”。在战争结束之前，5000多辆各种车辆完成了这一路程，他们把3.4万吨重要的物资运送到了中国。

中国边境附近，车队穿过了横跨危险的萨尔温江河谷的一座重新修建的吊桥。一路上，工程兵们建造了500多座新桥。

1945年2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的西门，成千上万人出来欢迎皮克的车队到达目的地。在庆祝这一事件的仪式上，皮克对那些坚持这一道路不可能成功建成的人做出了十分自豪的回答。皮克指着他的车队宣布：“证据就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