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lles zu seiner Zeit

Title: As I remember it

Author: Michail Gorbatschow

© President Mikhail Gorbachev, 2013

First published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2013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3-69号

书　名 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作　者 ［俄罗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译　者 潘兴明

图片译者 陆大鹏

责任编辑 田 智　姚 燚

原文出版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201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447-5125-4

官方微博： ﹫译林出版社

官方微信：

目录

给中国读者的信

序言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评论

第一篇 我的大学

第一章

我的故乡

战争

返回学校

在父亲身边

第二章

母校

社会工作

共青团事务

第一次相见

学生婚礼

前途何在？

第三章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人们不相信这个

基辅——莫斯科

费奥多·库拉科夫

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

第四章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困难时期

又一次巧合

第二篇 登顶之路

第五章

我的小规模改革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邻居在做什么……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对峙

第六章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第七章

为生存而战

紧急呼叫

我的第一次讲话

对我的考察

第八章

重返莫斯科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第九章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宫廷筹谋

“大炮与黄油”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勃列日涅夫去世

第十章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纪念列宁的讲话

出访加拿大

家庭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契尔年科去世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第十一章

一丝希望……

意向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第三篇 改革是如何完成的

第十二章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又一次巧合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背后一刀……

警示信号

第十三章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回到1986年

第十四章

高层的分歧

宣示信条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叶利钦事件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内心的革命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第十五章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政治体制改革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八月政变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总结的尝试

结束语

给中国读者的信

很高兴我的回忆录将在中国出版。自己的书无论在哪个国家和读者相见，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说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在当今世界占有特殊地位的伟大国家的读者相见，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件特别的大事。

读我回忆录的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给予中国较多的关注。现在我重又回忆起在我领导苏联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两个国家为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样的成果两国至今还在享用。当时我们不仅能够克服错误和走出历史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而且能够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稳固发展的轨道，我们今天仍为此感到自豪。

我之所以要重提此事，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这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意义还将不断增长。21世纪世界政治的形成——是一道最为复杂的难题，要解开这道难题，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遗憾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解开难题的可能性还远未得到充分利用。世界政治落后了，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和飞速发展。这就是最近很多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变得尖锐的原因所在。

我们两国能够在寻求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让我高兴的是，两国在面临当今那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时，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切实采取共同的或相近的立场，不仅在双边的基础上，也在联合国、金砖五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越来越积极地开展合作。

我们两国进行合作和对世界性事务发挥积极影响的潜力，取决于各自能否成功发展经济和解决好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一向对之抱有很大好感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顺利完成当今时代摆在他们国家面前的烦难任务。

希望中国读者会有兴趣了解我一生历程的各个阶段，了解我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今天有什么让我激动的事情？

（冯一兵 译）

序言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失去赖莎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家人和朋友们一道为她的陵墓立碑。碑文的雕刻者是弗里德里希·索戈延。色彩斑驳的大理石板看上去就像鲜花朵朵的花圃。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碑文：“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一位样子很像赖莎的年轻女子弯腰将一束野花放到大理石的石板上。

一年过去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我生命的意义似乎已被剥夺殆尽。有好几个月，我都无法恢复过来。我的救赎来自我的女儿伊琳娜、外孙女克谢尼娅、阿纳斯塔茜娅和朋友们的陪伴。赖莎去世之后，我的演讲之旅停顿了好几个月，所有时间都在别墅度过。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孤独。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从未感到厌倦，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十分快乐。我们都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很少用语言相互表达爱意，即使是在私下独处时也是如此。我们感到重要的是要加深相互之间从年轻时就产生的爱。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我对赖莎的去世具有负罪感。我尽力将这些情感注入我的回忆录：我为何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而赖莎在生命晚期所承受的负担如此沉重；为何那些毫无良知、不负责任之徒能够在国家占得上风？她时常会谈及此事，而当我回答不能再毫无休止地纠缠这个问题时，赖莎就会自我克制、沉默不语。我很对不起她，对她所受的痛苦折磨更是心如刀绞。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与赖莎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9月19日至9月20日的那个夜晚。赖莎在1999年9月20日凌晨2时57分去世。由于她已陷入昏迷，因此她离世时并不痛苦。我们没有机会相互告别。赖莎离去了，两天之后她就能够从她的妹妹柳德米拉的骨髓里获取和移植干细胞了，在我们于莫斯科索科尔尼切斯基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46年纪念日的五天之前离去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相信赖莎的生命能够挽回，对她的离去我无法接受。伊琳娜和我无助地站在那里，“扎哈尔卡[1]不能走，你听到了吗？”我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希望她能对我的祈求有点反应，回捏一下我的手。但赖莎毫无动静，她就这么走了。

……赖莎生病之前时常与我谈论我们的未来。有一次，我曾听她说过：“我不想一个人留在世上，没了你我活不下去，你呢？你会再娶，继续过日子。”我听后大吃一惊：“你在说些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谁愿意谈论死亡？你不老啊，照照镜子吧。听听吧，人们会这么说：你只不过是有点累而已。”

“我不想变成一个老太婆，”她总会这么说。当我们的孙辈出生时，问题就来了，他们应当怎么称呼我们？赖莎提议称她为“巴布莉娅”（字面意思是“小奶奶”）。她的解释是“巴布什卡”含有年老和衰老的意思，而巴布莉娅听上去更加充满朝气。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啊……

赖莎欣赏关于女性年纪的传统说法：“小姑娘、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媳妇、大媳妇、老太婆，终老而去。”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经常梦到我们会失去彼此。我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她的焦虑。有时，赖莎会对我说：“把行程缩短吧。”她感到越来越难以陪我长途旅行，但她自己独处更为艰难，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忧伤。

……那个晚上伊琳娜和我站在她的床边，完全是一筹莫展。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今天是赖莎的生日，要是活着的话，她有69岁了。在我们有关未来的对话中她时常说道：“我想要的只是活到新世纪，活到新千年。”她在这个日子到来的三个月之前离去了。我们曾经打算要将2000年变为一个会使我们永生难忘的年头。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没有去过巴黎，我们的打算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迎接2000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都在期待着这次出游，但接着就是噩耗的降临。不过，我和女儿以及外孙女还是去了巴黎，这是赖莎送给她们的礼物。

……今天我们来到新圣女公墓，带来了大量的鲜花。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前一天夜里下了雪，我带来了赖莎喜欢的红玫瑰。那个无法忘却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白色背景中的红玫瑰和覆盖在墓碑上的皑皑白雪。

我们返回用餐，墙上挂着赖莎的大幅肖像照片。屋里摆满了鲜花、点燃的蜡烛，还有一棵装饰得很美丽的圣诞树，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餐桌上摆放着赖莎招待客人的美食。简言之，这是俄罗斯大餐加上一些西伯利亚的菜式——饺子。还有艾文嘉德馅饼。这些馅饼由克里姆林宫的烤坊烤制，而且连馅饼名称也是赖莎给起的。我们起立举杯，陷入沉思之中……

晚餐后，我来到书房，立在窗前，没有开灯。夜灯的光辉洒落在别墅的地面上，周围是茂密的俄罗斯森林，雪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就如同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中的景色。按照惯例，我们全家会在每个新年前夜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然后回家。随后，我们会一起守夜，互赠弗罗斯特神父带来的礼物。尽管总统宅邸“戒备森严”，神父总能把礼物送进来。此时，耳际响起音乐和大家的祝福声……

2009年，与伊琳娜、阿纳斯塔茜娅和克谢尼娅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生活写照，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赖莎酷爱俄罗斯的冬季，喜欢在大雪中散步。这是当我们住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养成的习惯。有一次，我们差点在大雪中迷路。在莫斯科，她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赖莎出生在阿尔泰，成长于西伯利亚。她的家庭是铁路建设者，还在北乌拉尔的针叶林地区住过几年。

她时常回忆起三个孩子一道身穿羊皮外套，乘坐雪橇前往一个新的去处：她自己、热尼亚和柳德奇卡。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冬季，他们做饺子，放在袋中，置于室外冷冻起来。饺子是赖莎喜欢的食品。

我想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卓有勇气地为生存而搏斗，坚毅地承受各种医学治疗。我不忍目睹这一切。在最为困难和难以忍受的时候，赖莎会盯住我的眼睛和女儿的眼睛，试图从我们眼里找到她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出了什么事？

7月19日，医生做出了诊断，让赖莎住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她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医生怎么说？”

我已经知道她的病情，说道：

“他们说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

“是不是治不好了？”

“不。我们决定明天乘飞机到德国去做更多的检验，以了解全部情况。然后，他们将决定治疗方案。”

……我们飞到明斯特，希望赖莎能够痊愈。9月21日，我们飞回俄罗斯，赖莎已经不在人世。赖莎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之旅。

……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我们人生的书。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未能动笔。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赖莎准备为她自己的书所起的书名是《心痛何故》，“红色的笔迹”，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书名。

我不是已经将本书称为回忆与追思吗？？？我将这本书提供给读者，奉献给对赖莎的思念。

1986年，与赖莎在一起。

评论

我认为对于本书性质的某些解释是恰如其分的。本书与我以前的所有著作都不相同。这不是自传：我在多年以前就写了自传。当然，本书也含有自传的许多成分，但并不具有严格的架构。这不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历史记述。这是本人记述的有关我们的故事。

那些由本人邀请阅读书稿和表述意见的人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假如他们保持缄默，我也许会认为他们只是想要取悦我并表示支持。但除了对本书表示肯定之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想法。我接受了其中的适当想法，在最后的定稿中得到体现。我认为此时此刻我成功做到了完整地讲述我的人生故事。对我的政治生涯最终产生决定影响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本书给出了答案。

【注释】

[1] 这是我在家里对赖莎的爱称。

第一篇　我的大学

第一章

我的故乡

在我人生的80年中，有42年是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度过的，其余时间则住在莫斯科。长期以来，高加索以北地区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之地。其多样性历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俄罗斯国家正在形成之中时，高加索各族人民在面对多个征服者时寻求前者的保护。1555年8月，由伊凡雷帝派往北高加索的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人的使节一同返回莫斯科。沙皇宣布帕亚提戈斯克王国从此而且永远将置于俄罗斯统治之下。俄国开始在此构筑城堡防线。叶卡捷琳娜二世构筑七座城堡，形成亚速海——莫兹多克防线。其中之一就是斯塔夫罗波尔。最早在这里驻防的是来自沃洛涅什——古伯尼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一个省）的霍皮奥尔河哥萨克和弗拉基米尔团（弗拉基米尔省）的掷弹兵。

随着时光的流逝，哥萨克村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俄罗斯农奴逃往南方，追寻自由。后来，农奴被强行放逐到这里定居。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区域是我早年负责领导的地区，它在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相对新的行政单位。迟至1748年，斯塔夫罗波尔才获得省的行政建制。其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坐落在一片平坦草原（约450公里长、200公里宽）中央的一块高地之上。斯塔夫罗波尔省与高加索之间隔着捷列克河流域居住的哥萨克人的区域，位于西南侧的是库班哥萨克人居住区，这部分尚武的哥萨克人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击败之后从乌克兰强迁到北高加索的。西北侧居住着顿河哥萨克人，东北侧则是阿斯特拉罕省。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片相对闭塞的陆地。其东面与车臣接壤，14%的土地是沙质土壤，30%的土地是干燥的草原，其余土地是褐色和黑色的沃土。

冬季十分严酷，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30度——零下20度。而最大的麻烦是干旱时节的干风和沙尘暴以及能冻死庄稼的霜冻。据资料记载，这些灾害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常见。根据历史资料，1898年4月，一场暴风雪夺去了20万头牛的生命；1948年春的一场沙尘暴卷走了土地表层；1975年至1976年则发生了暴风雪和严重的旱灾（当时我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人口为100万人。俄罗斯人占多数，乌克兰人占三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诺盖人、土库曼人、卡尔梅克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此外还有日耳曼人，他们住在草原地区富庶的大农场里，与外界不打交道。一些俄罗斯富人的庄园也分布在这里，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十分出名的一座庄园的主人，恰巧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属一个家族。全省土地的40%由游牧人占用，其中主要是诺盖人、土库曼人和卡尔梅克人。事实上，北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和阿巴扎人）居住区直到苏联时期才划入。

该省有2个城市（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人口为4万人）和133个村庄，其中10个是城市社区（每个社区人口不超过15000人）。该省还有8个定居点、177个私人庄园、11个火车站、9个邮电局和21个邮政支局。全省持有政府执照在城市行医的医生人数为22名，加上22名独立开业的全科医生和数名乡村医生、18名接生员。在仅有的几家医院里，每家医院的病床数仅为5张。中学的数目为5所，合班上课的学校有313所。斯塔夫罗波尔市内的书店仅有3家。

斯塔夫罗波尔的经济属农业类型，出产谷物和牛羊。农产品“出口”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巴黎。

当地工业包括4座磨坊、制蜡厂（以及蜡烛制造）、菜油生产厂、酿酒厂、制革厂和制砖厂。总之，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一切都表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和乡村省。

社会结构呈现出当时外省的典型特征：贵族的人数可观，包括大地主、职员、各种商人等；资产阶级则包括公务员、政府官员和地主；农民占人口的约90%（每个农民耕作的土地为2俄亩——5俄亩，每俄亩相当于1.1公顷）。另外还有劳工（包括不少农场工人）以及社会流民和无业者。

这就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件，一些事件仍然具有传奇色彩。经过了解，我得知参加1825年12月起义的25名军官曾被流放到这里。其中许多人在高加索战争期间与高地人的持续冲突中阵亡。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他应和普希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时写下了这么一行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奥多耶夫斯基的日记存于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博物馆。那些褪了色的页面上满是我们在俄罗斯学校课本上得知的那些人名。奥多耶夫斯基在这里与莱蒙托夫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赫尔岑的朋友——欧加列夫。当我在学校课本上读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的句子时，我将此视为与我熟知和热爱的人之间的生动纽带。这些人就曾生活在我所在的土地上。当参观这座博物馆时，我毫无例外地被欧加列夫的诗句所打动：

假如我还能再活很多年头

直到腰弯背驼两鬓染霜，

仍能回想起那年轻的兴奋

那些顿时眼前一亮的时光……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层层山峦

展示着无比的雄伟和苍茫，

青春友谊的希望和梦想啊

构建成神圣理想的铁壁铜墙。

我尤其为切尔尼戈夫团和其他团普通士兵的命运所打动，他们卷入了1826年由联合斯拉夫协会策动的这场密谋行动。他们被位于斯塔夫罗波尔的白采尔科维军事法庭判决入狱监禁。切尔尼戈夫团六个连的士兵被迫在75天内步行超过1200俄里（约等于1200公里）。当他们在萨尔斯卡亚和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穿行时，经过了莱特斯尼考尔村。就在这个村庄的教堂里，我的祖父安德烈于1931年为我施行洗礼，将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改为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士兵还走过麦德夫岑尔村。我出生的村庄——普利沃诺耶就坐落在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之间。

总之，我将切尔尼戈夫团士兵当作我的同乡。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心地带，存有一座古堡的遗址。附近一座残破不堪的平房是守备营房，直到不久前还能看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曾造访过这里。不幸的是，当城市重新开发时，这座平房和市场都被拆掉了，为中心广场和一座综合大楼腾出地方。

就像一条刚刚发过洪水的河流会在河岸上留下或大或小的水塘（我们家乡将之称为莫卡基）一样，人们的迁徙和移动也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草原和丘陵留下了许多痕迹。当你开车前行时，你会看到熟悉的俄罗斯地名——莫斯科夫斯考尔、科斯卡亚、沃隆索沃——阿莱克桑德罗夫斯卡亚，而且也会多次看到源自蒙古的地名——安图斯塔、扎尔加、塔克塔，或者是表明突厥来源的地名——阿奇库拉克或阿兹基尔。

世界上很少在一块如此小的地方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民族混合现象，语言、文化和宗教在这里汇合在一起。在我生活的年代，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人口中，除了占83%的俄罗斯人之外，还有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阿巴扎人、诺盖人、奥赛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这个民族名录还可以不断增加。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习俗、观念、服饰，甚至还包括特有的建筑风格和庄园结构特色。今天，社区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更加千篇一律了。但是，迟至20世纪初，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村庄毗邻而立，如高加索人村庄里的萨克利亚茅屋和石墙，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村庄里用黏土、稻草和牛粪建成的茅屋，屋顶上是稻草或茅草，还有按规定设置的柳条篱笆。我曾是编制这种柳篱的高手。我还会做稻草屋顶，也知道防止小鸟钻入屋顶的方法。

当地居民擅长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更倾向于做出妥协，因为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多民族和多语言环境下的生活打造出宽容和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侮辱一个山区民族成员就意味着树立了一个死敌。而尊重他的尊严和习俗就等于交了一位挚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即使是在我还很小，还不精于遣词造句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宽容与和谐才能在人们之间建立和平。

我在高加索听到过一个寓言，后来还将它说给山区来的朋友听。这个寓言称山区人离开客人就活不下去。招待客人对山区人来说就是呼吸空气。但是，如果客人停留的时间过长，山区人就会感到窒息。听到我说这个寓言的人都不相信，说“这不是真的”。

但我仍然认为这里面含有真实的成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每件事上有分寸感。

在我的家乡，我上了关于国际主义的第一课。这不是理论，而是来自北高加索生活经历的基本原则。不同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同一个村里有许多民族，他们相互帮助、串门，寻找共同语言，一起劳作。

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需要面对民族问题。我对此已不是一知半解，我会自然地按照北高加索精神文化在冲突中选择妥协。这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懦弱的表现。北高加索从来就不缺少反叛者。许多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康德拉提·布拉温、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连·普加乔夫到这里来招募兵员和发动远征并非偶然。据称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来自这个地区。

古代连绵不断的入侵和最近持续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令众多人失去生命。上个世纪的俄国内战也令这个地区血流成河。

苏维埃政府从罗斯托克方向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我们这里是前进路上的第一站，也是红军部队最先到达的地方。广为人知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向梅德韦津斯基前线发了致敬信。

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权在斯塔夫罗波尔宣布成立，随即组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和人民委员会。新政府将土地分给50万农民。政府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但早在3月，战斗就在梅德韦津斯基地区打响了，作战的敌方是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部队；4月敌方则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志愿军。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及特斯卡亚共和国合在一起，组建为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919年1月，被邓尼金和舒库罗将军的白军攻占为止。

北高加索地区的战斗极为激烈。一些来自外地的哥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了红军。

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参加作战的有14个哥萨克团，后来这些团编成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家乡的老人声称斯塔夫罗波尔人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声名远扬的第一骑兵军中占到40%。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白军方面。当顿河地区发生哗变时，克拉斯诺夫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大约45000名同情苏维埃的哥萨克人被枪决或绞死。但是，红军方面也以牙还牙。克尼加将军讲述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1967年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时，许多参加内战的老兵讲述了那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前往城市与乡村，会见当地居民，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人。内战英雄瓦西里·克尼加将军受邀造访了他在该省北部的出生地，他曾在那里为苏维埃而战。将军没有表示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要求派卫兵陪同前往。他们问道：“你为什么需要卫兵，瓦西里？”

“我需要他们。内战期间我们将整个村子的人斩尽杀绝了。”

“你说什么？”

“是的，我们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不剩吗？”

“哦，也许不是吧。所以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人活下来了还记住这件事怎么办？”

到底有多少村庄像这样被屠村？双方相互残杀，杀他们自己人。克尼加将军是职业军人，他对死亡的见解与常人不同。但很显然当他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只要想起那些日子，内心就不会平静，他受到良心的折磨。

有一首名叫《上尉》的歌曲，描写内战时期的北高加索，歌中唱道：

你要去战斗

为了人民政权

对自己人不留情。

我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走向新社会的行动不仅使暴力具有合法性，而且存在必要性。事实上，革命期间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和为了某些所谓“崇高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如将自己人“斩尽杀绝”则是毫无人性之举。

戈尔巴乔夫家族在19世纪后期农奴制废除之后迁移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我的曾祖父莫伊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利高里和安德烈到普利沃诺耶村边上定居，这座村庄已经有年头了。普利沃诺耶村、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都是根据1824年3月22日法令而从1825年起供农民定居。19世纪下半叶，奥廖尔、图拉、沃洛涅什、切尔尼希夫和其他省的被解放农奴来到这里定居。起初，戈尔巴乔夫家的所有人——共18人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隔壁人家也姓戈尔巴乔夫，是或远或近的本家亲戚。后来，建造了供儿子及家人居住的茅屋。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安德烈已经娶了我的祖母斯捷潘尼达，分家自己过。1909年他们的儿子（我的父亲）谢尔盖出生了。

与普利沃诺耶村的戈尔巴乔夫家族及其本家亲戚住在一起的还有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和瓦西里莎·卢基亚诺娃·戈普卡洛。前者来自切尔尼希夫地区，后者来自哈尔科夫地区。显然，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家族同时来到这里，在村边定居下来。他们有一个女儿（我未来的母亲）玛丽亚。

1929年我的父母结婚，当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根据家里的说法，母亲并不愿意嫁给父亲，但祖父和外祖父定了这门亲事。父亲十分喜欢母亲，一辈子爱她、呵护她。父亲禀性宽厚，他每次出去都会给母亲带回礼物。

“俄国人”这个词对我的祖先、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俄国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并不重要。斯塔夫罗波尔或库班地区的人会唱乌克兰歌曲或俄罗斯歌曲，自幼就能够轻松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不是巧合。

成家之后，我母亲搬到街对面我祖父安德烈的家中，家里有五个孩子。1931年3月2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上文所言，我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教堂受洗。受洗之后，我被用山羊皮包起来，抱回普利沃诺耶村。后来才知道，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暖，而是取一个好兆头，认为这样做我就能发财。

祖父安德烈家的屋子东西排列，长长的一排，分为三个部分。最东面的第一部分是“亮屋”，这是祖父母住的地方。屋子东面的角上是一面很大、很漂亮的圣障。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手织地毯。第二部分是家庭共用部分，有一座俄罗斯炉灶（砖砌暖炉），附带有一座“小炉子”。靠墙的窗前摆放着餐桌和长凳。面包在大炉子里烘烤，其余饭菜在小炉子上烹制。孩子们在炉顶上用砖头砌成的炕上睡觉。

我父母结婚后，这个部分的屋子隔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旁边的一间是泥屋（沾上泥土的衣服和鞋子就放在这间屋子里）。再过去就是屋子的第三部分——储藏室，存放着面粉、种子和饲料。一袋袋干面包悬挂在天花板上。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到这个屋子的阁楼上待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在里面打盹。一次，我发现了两个装着彩色纸头的袋子。后来才知道袋里装的是“克伦券”（kerenki），即1917年由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这些纸币放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显然祖父以为这些钱也许还能用。这就是农民的思维习惯。

屋子的第四部分[1]是供饲养家畜所用。这里存有草料和燃料。这就是我家屋子的情况。多年之后，我的母亲对她的大孙女伊琳娜说了我出生时的情形。当感到要生的时候，母亲被移到储藏室里。他们在地上铺上草，上面再铺上床单。所以，我是在居住间和家畜间之间出生的。伊琳娜长大后回忆起这件事，说道：

“听我说，爸爸，你就像耶稣那样出生的。”

“是啊，要记住。但不要告诉其他人……”

现在我要说一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他们的命运反映出农民在苏维埃政府下的命运。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我的祖父安德烈则从奥地利前线回到家中。两家都是贫穷的农民家庭。外祖父潘捷列伊在13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他的性格平稳，但勇于变革，先是建立了一个农民公社，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耕地合作社。

“苏维埃政府救了我们，给了我们土地。”我听到外祖父这样说过很多次。这决定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当合作化开始后，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担任农庄主任。

祖父安德烈恰恰相反，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继续当单干农民。我的父亲站在他岳父一边，加入了集体农庄，然后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在某种程度上与祖父脱离了关系。

1930年，我的父母搬到街对面的一座被遗弃的小茅屋去住。那年秋天，他们去分配一起播种的玉米收成。收成很好，他们将玉米运到祖父家后院晾干。母亲当时已经怀孕，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但她时常到外面去，特别是在晚上，坐在外墙边上凸起的坎上。一天夜里，她看到她的公公家后院正在发生的事情。原来，祖父未经父亲同意就动手分配和贮藏玉米。母亲十分着急，将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

于是，父亲走到祖父跟前，看到玉米堆已经明显缩小。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爸爸，玉米到哪儿去了？原先的玉米比这多不少呢。”

祖父粗暴地回答说这不关他的事。父亲不管祖父说些什么，走进储藏室，用梯子爬上阁楼，在那里发现了一堆玉米。祖父在他后面紧追不舍，还掐父亲的脖子。外祖父看到这个情形，跑去喊我母亲：

“玛丽亚，快！你公公想要谢尔盖的命！”

不过我父亲已是成人，用力气制服了祖父，将他的双手拧到身后。父亲的心眼并不坏，他要息事宁人，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玉米收成作了“公平的”分配。

所发生的这一切更将父亲推到外祖父一边。外祖父潘捷列伊被选为集体农庄的主任，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很高。不久后，他成为地区土地局局长，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祖父安德烈也干得不错。他向政府提出了耕种和上交粮食的任务目标，并予以完成。简言之，两家人的情况都在改善之中。

接着，1933年恐怖的大饥荒发生了，祖父家受到沉重的打击。孩子们没有饭吃，其中的三个孩子在冬天饿死了。春天到来时，没有种子可供播种。但是，当局认定祖父的行为是破坏农业生产，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由于表现很好受到几次表扬，祖父在1935年提前回到家乡。那几张奖状还用镜框装起来，挂到圣像旁边的墙上。从流放地返回后，祖父加入了集体农庄，在那里劳作直至去世。

另一场灾难于1938年降临，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被指控为托派分子，突然遭到逮捕。他们调查和折磨他长达十四个月之久。外祖父出狱后才告诉我他们在里面是如何对他的。他从未再提这件事，以为斯大林并不知道这些事，所有的错误都是当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外祖父一直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但还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以死刑。案子被提交给地区检察长，他的工作是核准死刑的执行。检察院没有发现犯罪证据，决定结案。外祖父获得释放。

当外祖父被捕入狱时，外祖母瓦西里莎搬来与我们同住，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邻居们不再来串门，万一要来也选在夜里。家里的房屋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而置于监控之下。这些都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家里人都不愿提及这段可怕的日子，我从不知道事情的细节。提问是不恰当之举。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那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忘掉它，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议论此事。此类议论受到苏维埃当局的严厉禁止。

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我从未离开过普利沃诺耶村。只有一次我与一些拖拉机司机乘坐拖拉机到过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我们由于劳动成就而受到政府嘉奖。更早的一些时候，我与姨妈姗娅去过一次派恰诺考尔火车站附近的粮食转运站，将粮食交给政府。

啊，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啊！这是我第一次到村子以外的地方，在草原的一口水井附近过夜，所有人都在那里露营。我们在一起吃晚饭，睡在装满粮食的马车上。在火车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蒸汽火车。

对于1933年的大饥荒，我只有零星的记忆，如同稍纵即逝的火花。我看到祖父用一个大罐煮青蛙给全家人吃，但我记不得自己是否吃过青蛙。1976年，与赖莎一道在巴黎市中心的河流乘坐游船时，我们边欣赏有关巴黎的音乐，边品尝蛙腿，味道真的很好。

但在大饥荒期间，普利沃诺耶村多达40%的村民死亡，当地人就是这么对我说的。

我们在渐渐长大，玩各种游戏，但战前我们玩战争游戏时具有特别的热情。我们躲在花园里、干草堆里和大饥荒后空空如也的破房子里。

1941年，与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的合影。

我四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我真是命悬一线。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他们在我的床头点了一支蜡烛，一直就这么哭，完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多年之后，我问母亲我得的是什么病。母亲用恐惧的声音回答道：“淋巴腺结核病”。在过去，这个病名通常是指绝症。

母亲告诉我一位妇女曾建议给我喝一些蜂蜜。我记得我床边的窗台上放着一小壶蜂蜜。我拿过小壶一饮而尽，听到壶盖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只记得这些。

三天之后，我的呼吸有了改善，浮肿消退了，再过几天之后我的病好了。唯一落下的后遗症就是耳部的感染，这一直影响我的生活。

我在外祖父母家住过很长时间。他们搬到邻近的一个村子，外祖父在那里的集体农庄当主任。当时的情况不仅对我和外祖母（她在38岁就当外祖母了）来说令人满意，而且对我的父母而言更是如此。有时，父母要我留在普利沃诺耶村，但我很想到外祖父母那里去。每当我父母不让我去时，我总有办法来对付。我会跟在外祖父的马车后面跑上1公里甚至更远，直到他允许我爬上那辆马车。

外祖母后来会回忆我们的“友谊”，说我是如何把她锁在家里，就因为她不给我吃足够多的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不过，我一直是她一生中最喜欢的外孙。

战争

1930年代快要结束时，日子开始好过起来。休息日去草原或林地野餐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人们全家出游，或乘马车或乘牛车，假如距离不远也有人步行。每个人都在享受和平，孩子们打拉普塔球（俄国一种用球拍打球的球类运动），或踢自家制作的球。母亲们在一起拉家常，父亲们谈论“男人们”的话题。他们喝酒、唱歌，假如喝多了有时就会失去控制，开始动手打架。只有女人才能将他们拉开，所用的方法是全力扑到他们身上。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在这样的一次出游之中，一个男人骑马奔驰而来，高喊：“战争！”他下达指令：每个人都必须在12点到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广场集合，莫洛托夫将发表广播讲话。由于普利沃诺耶村没有收音机，所以他们专门为此带来了一台收音机。

男孩们对这个新闻的反应与铁青着脸的成年人不同。我们毫不迟疑地表示：“我们要把法西斯踢回老家。”接着，战争动员开始了。到秋天，一些家庭开始收到家里男人阵亡的通知书。按照规定，这种通知书在夜晚投递。我们站在那里听，以猜测骑马的信使会在哪家房屋前下马。阵亡者都是青年男子——我们的父亲、兄弟和邻居。

我们现在知道最先向法西斯开火的是边防军，都是些1921年——1922年出生或稍微大一点的小伙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未能从前线回来。那个年龄段的男人活下来的只有约5%。母亲们、妻子们、孩子们和恋人们的悲痛难以言表。

我的父亲和几个拖拉机手接到留守的命令，因为需要他们去收割庄稼。但他在1941年8月3日还是被征召入伍。我参加护送另一队运送征召入伍新兵的车队。一些人坐在车里，另一些人在车旁行走，最后一次与那些生死未卜的新兵交谈。

普利沃诺耶村与地区中心的距离为20公里。我们在中午到达征兵站。父亲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好的冰淇淋。那天的天气很热，冰淇淋很快化了，我吃了整整一大杯。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把俄罗斯三角琴。多年之后，他从前线回到家里时也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战前年代结束了。经过所有的世界动荡和内战、集体化和镇压，人们才开始恢复过来。日子正在缓慢的改善之中，人们能够买得起简单的鞋子、布料、食盐、某些家庭用品、鲱鱼、卡姆萨鱼、小咸鱼（有时还不新鲜）、火柴、石蜡和肥皂。此时，俄罗斯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是事关生死的考验。

我仍然能够记得当时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断后撤，而法西斯军队却越来越深入我国的腹地？我们这些孩子们像大人一样感到焦虑。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现实上演的戏剧，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到1941年——1942年冬季，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郊外，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7公里。而且德军也进抵塔甘罗格附近，离我们村子约200公里。

父亲多年来都订阅本地的一张小报和《真理报》，我们继续收到这些报纸。尤其是在秋天和冬天的晚上，女人们会聚集到我家的屋子里来，我将报上有关前线的报道读给她们听。她们还用纸牌算命，我躺在炉顶上打量她们。我不明白她们在争吵些什么，也不知道纸牌会“预测”什么。对话都是关于她们丈夫的内容。

1941年的冬天十分严酷。我们所在的南方，10月8日下了第一场雪。这是前所未闻的事。降雪和大风持续了好几天。暴风雪过去之后，人们从屋子里爬出来，相互帮助清除积雪。有好几天没有收到邮件，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断了。与此同时，生死之战在莫斯科的近郊打响。后来我们得知德军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败。莫斯科城巍然不动。我们收到的一份报纸附带了一本小册子，讲述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英雄事迹。这本小册子的名称是《塔尼娅》，我一遍遍地读给母亲们听。每个人都对德军的残暴行为感到颤栗。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收到他们家的男人在战争中牺牲的通知书。战争毁灭了一切：生命、城市和乡村。国家的大片地区被法西斯占领，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列国、摩尔多瓦和俄罗斯西部。

我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冬天。大地在春天到来前都覆盖着积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雪国”，但这个王国里的生活十分艰难。不过，粮食的情况还过得去。这只是在1941年，还有一些存粮。但我们没有木材，所以人们砍伐果园里的老树。如何养活家畜也是一件麻烦事。集体农庄牲畜的草料尤其缺乏，所有干草都在地里没有收上来，大雪封住了道路。但人们必须在冬天的恶劣条件下取回干草。这些活都由青年妇女来干，包括我的母亲在内。

冬季的一天，母亲和另外几个妇女去取干草，但没有回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她们还是没有回来。第三天有消息传来，称这些妇女被抓起来了，关在当地监狱里。后来才知道她们迷了路，从政府采购机关的干草堆上取走干草。卫兵将她们逮捕。考虑到时代背景，她们也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使她们获救的是所有的“盗贼”都是现役士兵的家属，都是孩子妈，所取的干草也不是要喂自己家的牲畜，而是集体农庄的牲畜，况且这也是事出偶然。

总之，妇女们在这些年所经历的痛苦很难用语言表述。她们在集体农庄拼命干活，打理家里家外的事务，应对物资短缺的困难，抚养衣不遮体和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还要为她们的丈夫担惊受怕。

时至今日，我在阅读米哈伊尔·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歌时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首诗名为《献给俄罗斯女性》。

言语怎能表达啊，

你生活的那些年。

多么沉重的负担

压在女性的肩上……

对你的丈夫、兄弟或儿子，

那天早上你说再见。

只得单独留下，

面对你自己命运的考验。

与你泪水相伴的，

还有那无人耕作的田野。

你独自应对战争，

只得到处奔忙。

在家中和野外，

你独自哭泣和吟唱。

在那终日辛劳的征途上，

你将悲伤深深地隐藏；

为前线烘烤的面包，

从辽阔陆地排到无垠海洋。

父亲时常写信，询问许多问题。我有时按照母亲的口述，写信回答他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我自己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想父亲知道我信中的那些“不实之词”。

父亲上了前线，我必须承担家里的许多活计。从1942年春起，我们还需要耕种一块为家人提供食物的菜地。每天一大早，母亲就会起床，匆匆忙忙地做一下家务事，然后去集体农庄干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家里的一切全由我负责。我做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活计就是为牛找到干草和为家里提供柴火。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战争期间的孩子们一下子变为大人，娱乐和玩耍都被忘却，学习也被搁置一旁。我独自一人整天忙家里的事。不过有时，在有些时候，一切都从记忆中抹去，这种感觉受到冬天的暴风雪和夏天园子里叶片沙沙作响的声响的强化，我的思绪飘向遥远的、虚幻的和梦寐以求的世界，飘向梦幻王国……

1942年夏，逃难的人潮从罗斯托夫汹涌而来，从我们这里席卷而过。第一波人潮是数千名从乌克兰撤出来的人员。他们长途跋涉，一些人背着包或背包，另一些人推着手推车。他们还赶着牛群、马群和羊群前行。

外祖母和外祖父将他们的东西装起来，运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村里的油箱阀门被打开，燃油都流入浅浅的叶戈利克河，剩下的粮食作物都烧掉了，什么都不能留给敌人。

第二波人潮在1942年7月下半月苏军撤离罗斯托夫后到达。这是一次毫无秩序的撤退。一群群面色严峻、疲惫不堪的苏军士兵步行后撤，每个人群的人数多少不等。他们的脸上流露出痛苦和负罪的表情。炸弹爆炸声和枪炮射击声越来越近。我们与邻居们一起在坡地上挖了一条堑壕，直通下面的河床。就在河边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喀秋莎火箭炮齐射的情景：一发发火箭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天际。

接着，一切都陷入寂静，长达两天的寂静。不见军人的身影，我军或德军都不见踪影。8月3日中午之前，骑着摩托车的德军侦察部队出现了。三天的工夫，德军已经挤满了村子。为了进行伪装，避免被轰炸，德军砍伐了果园里的所有果树，这些树的树龄已有好几十年。

德军在从罗斯托克到纳尔奇克的进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苏军失去了组织性。但在纳尔奇克的前方，苏军阻击部队投入战斗，执行斯大林第227号令，即“决不后退一步”的命令。后撤部队迅速重新整编成部队建制，派往前线。德军费尽全力向巴库油田推进，但在奥尔忠尼启则（今天的弗拉季高加索）附近被挡住。后来的事实表明，德军再也不能向前一步。

在德军大部队东去之后，留下一小支守军在普利沃诺耶村驻扎。不久之后，另一支部队前来换防。我只记得他们衣袖上的臂章和讲的乌克兰语。占领之下的生活开始了。

外祖母瓦西里莎几天后回来了。她和外祖父步行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被向前推进的德军追上了。外祖父穿过前线，走过玉米地和沟壑。而外祖母带着她的行李回到我们这里，因为她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此时，那些从部队里溜出来的逃兵又露面了。其中大多数为德国人做事，一般是当警察。有一次，他们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我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随后，他们登上马车，告诉外祖母跟他们去警察局走一趟。这样，外祖母步行穿过村子。这样的安排是故意所为，因为外祖母是集体农庄主任的妻子。在警察局，她被盘问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想问出些什么，也不知道外祖母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事情本身是明白无误的：外祖母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和集体农庄主任，他已经撤离，而且他的儿子和女婿都在前线。

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强制劳动制度，母亲在参加这种强制劳动一整天后回到家里，她经常告诉我们一些村民会嘲弄她，说“这种待遇可与红色政权给的不同啊”。邻近城市发生集体处决的说法四处流传，（德军）用毒气车将人们毒死。（这个说法在解放后得到证实。）数千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在矿水城被枪决。普利沃诺耶村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对共产党员家属的屠杀就要开始了。

我们家人感到会被列在处决名单的最前面，母亲和祖父将我们藏在村外的一个农场里。屠杀本来会在1943年1月26日进行，但我们的军队在1月21日解放了我们的村庄。

那些日子给我留下了清晰的记忆。我认为我们的村子躲过了最坏的命运。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村庄的长老——年老的萨瓦提·扎伊采夫，被称为“萨夫卡老人”。村民们花了很长时间劝说他出任村庄的长老，最终取得了成功。不管怎么说，他是村里的长者之一。村民们都知道扎伊采夫竭尽全力使人们免受伤害。但德国人被赶走之后，他却被以“叛国罪”为名判处十年徒刑。村民们写信给当局为长老说情，称他成为村庄长老并非出于自愿，而且许多人能够活下来还欠着他的人情。但所有努力都没有任何用处。萨夫卡老人以叛国犯的身份死于狱中。

我能记得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母亲带着我偷偷溜出屋子，把我藏到离我祖父干活的村庄数公里远的一个农庄里。那天夜里的道路十分泥泞。起初我们以为走对了方向，但最终我们迷路了。到处是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灯光，也看不见路。我们走啊走啊，希望我们能遇到些什么，但前面除了黑夜之外什么也没有。尽管是在冬季，突然间出现一道闪电，传来隆隆雷声。黑夜瞬间被照亮，我们看到农庄就在不远处。我在那里待了好几天。

德军匆匆撤离。他们的司令官害怕他们会钻进斯大林战役失败后的又一个死胡同，所以下令德军迅速从北高加索地区撤退。我无法表达我们在欢迎红军部队时的喜悦之情。我们不再害怕天上飞的容克飞机，它们一定是追踪向前推进的红军去了。

前线又一次横扫我们地区，这次是向西移动。日子必须恢复正常，集体农庄也必须恢复起来。但如何去做呢？所有一切都成问题：没有机器，没有牛群，没有种子。而春天来到了，农户用自己家的牛耕田。

然后，大家收集种子，尽可能多地向国家上交公粮。当然，1943年的收成不好。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的收成几乎全部交给了国家。1944年冬春交接之际，饥荒开始发生。母亲和其他村民前往库班地区，在那里可以买到玉米，或者他们是这么听说的。我父亲的所有东西都从箱子里拿了出来：两双小牛皮高筒皮靴、一套从未穿过的西装，用来换玉米。我留下来看家。母亲离家之前，留给我几把玉米，每天一把。我把玉米磨成粉，做成稀粥。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母亲仍然没有回来。几天之后，她才带着一麻袋玉米回来了。

母亲告诉我她不得不用她父亲的东西换取了3普特（共重约50公斤）玉米。但在她动身之前就已经讲好了，每口人最多只能运回1普特玉米。我们家只有两口人，母亲和我，所以我们只能运回2普特，约32公斤玉米。母亲只得将多出来的1普特玉米在烂泥中拖着走。同村的人可怜她，允许她将多出来的玉米也放到马车上运回。母亲带回来的玉米救了我们。接着，家里的母牛也产下了牛犊，这样我们就有了牛奶和玉米，在当时已经是十分丰盛的了。我的小朋友们和邻居家的孩子经常到我们家来，默默地站在门道里。经过一番哼哼唧唧之后，母亲总会给他们点东西吃。

春天，好像是来自天意，雨水到来了，所有人都欣喜若狂。田里和后院的庄稼都开始生长。土地再一次拯救了我们。

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任何生活物资运到村里：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没有食盐，没有肥皂，没有石蜡灯，没有火柴，总之什么都没有。

我们开始学习如何缝补衣服和鞋子。当补丁累累的旧衣服实在不能再穿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另外的解决方法——种植麻类纤维植物。我们用手收割大麻，扎成捆，浸到河里，然后再晾干、打制，捻成麻线。我们将“祖母时代”的手工织机从阁楼上搬下来，每家每户都在纺线织布，然后将麻布漂白，做衣服穿。这种麻纤维衣服并不合身，往往下坠呈铃铛状。

我们梳理和洗涤山羊毛，捻线织布，供做外套用。动物皮用水浸泡，除去毛发，晾干锤打，再浸到燃油里。加工好的皮料用来制鞋。食盐则从离普利沃诺耶村55公里远的咸水湖里开采加工。人们弄来了烧碱灰，学着用它来制造肥皂。由于没有火柴，我们用燧石和棉花引火。我们还从反坦克手雷中挖出炸药，用来制成火柴。至于照明，我们用圣像前的油灯和用弹壳制成的油灯。但有石蜡供应时，我们动手制作石蜡灯。我们的人民具有令人惊叹的坚忍不拔的力量。1943年春，我的奶奶斯捷潘尼达去世了。她在这之前受了很长时间的病痛折磨。她十分牵挂远在前线的儿子，但没有活到儿子来信的那天，而那封信在她去世后没几天就来了。我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们还能祈求什么呢？我们活着，父亲也活着，母亲一再对上帝感激不尽。

1944年夏，一封意想不到的信函从前线寄来。我们打开信封，里面是文件和父亲离家上前线时随身带着的家人照片，还有一份十分简洁的通知书，称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英勇牺牲。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我父亲所在部队战争期间的作战史。我带着震颤的心情阅读这部历史，而且还在反复阅读它。这使我更加深刻和敏锐地认识到战争之路是何等艰难、我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我本来很了解我的父亲：他在何处打过仗，打仗时他个人的情况如何等。此时，我面前摆放着一份文件。参军之后，父亲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在那里一所步兵学校组建为一个独立旅，科列斯尼科夫中校任旅长。该旅第一次参战是1941年11月至12月在罗斯托夫附近，当时这个旅归属第56跨高加索前线军。独立旅的伤亡情况令人震惊：440人阵亡、120人受伤、651人失踪（这通常是指死去）。父亲活了下来，直到1942年3月，他的部队沿米尔斯河坚守防线，伤亡情况依然严重。独立旅被调往米丘林斯克，重新整编为第161步兵师，然后开往沃洛涅什前线，加入瓦图林将军的第60军序列。

该师参加了库尔斯克丘陵战役，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罗索暹斯卡亚参加军事行动，在赫梅利尼茨基附近跨过第聂伯河，坚守著名的布克林斯基桥头堡。

父亲曾告诉我是如何在频繁轰炸和猛烈炮火之下搭乘新手驾驭的船只、自己制作的筏子和任何能够漂浮的东西制成的渡船横渡第聂伯河的。父亲指挥一个班的部队工程兵，携带迫击炮搭乘这样的渡船过河。他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将渡船驶向右岸一个由闪光灯指引的岸边。尽管是在夜间，他仍能看到第聂伯河的河水被鲜血染红了。

父亲因横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对此十分自豪，后来还获得其他战功勋章，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月至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基辅军事行动，1944年4月参加普洛斯克罗沃——切诺维茨军事行动，同年7月和8月参加利沃夫——桑多莫斯克军事行动，解放了斯坦尼斯拉夫镇。这个师在喀尔巴阡山的战斗中阵亡461人，负伤超过1500人。一个在浴血奋战中活下来的战士，难道就是为了在喀尔巴阡山死去吗？

全家人哭了三天三夜。然后……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说他还活着，情况很好。

两封信的落款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他在参加战斗前写好这封信，后来就阵亡了？四天之后，父亲的又一封信来了，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8月31日，因此我的父亲还活着，还在消灭法西斯。我写信给他，称我对寄发他的阵亡通知书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在回信中，父亲站在前线的军人一边：“儿子，你不应该对士兵们出言不逊：在前线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父亲的话语在我心中一言九鼎。

战争结束后，父亲告诉我1944年8月所发生的一切。在发动进攻前夜，他们接到命令要摸黑在马古拉山上建一个指挥部。山上覆盖着森林，但山顶上光秃秃的，面向西侧的视野很好。于是，他们决定在那里修建指挥部。侦察兵继续向前搜索，其他人开始干活。父亲将装有文件和照片的包放在战壕胸墙上。突然，他们听到了声响，下面传来了射击声。士兵们四下散开，黑夜救了他们的性命，一个人都没有牺牲，这真是一个奇迹。父亲开玩笑说“他又出生了一次”。他写信回家分享他的快乐：我还活着，情况很好，详情不表。

那天早上，进攻打响了。士兵们发现了父亲遗留在山顶上的包。他们以为他在攻占山顶时阵亡了，于是将包里的文件和照片寄到我们家。

然而，战争给谢尔盖·戈尔巴乔夫中士留下了终身的烙印……有一次，他们潜入敌人战线后面发动袭击，清除地雷和炸毁敌人的通讯基地，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返回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他们从前线后撤几公里，先睡了一天一夜。休息地点是在一个树林里，周围十分宁静，士兵们十分放松。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好多架战斗机在他们头上的天空缠斗在一起。父亲和其他士兵仰头观看，结果却十分可怕。当一架德军飞机躲避我军战斗机的攻击时，将所带的炸弹全部扔下来。

炸弹呼啸而下，所有人立即卧倒。一枚炸弹在父亲附近爆炸，弹片切割了他的腿部。出于侥幸，弹片没有将他的腿完全切断，而且还没有伤着骨头。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希策镇附近，父亲在前线的作战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医院里接受治疗，然后就是胜利日——1945年5月9日的到来。

战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是个可怕的悲剧。它毁掉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建设成果，扼杀了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家庭支离破碎，孩子失去了父亲，妻子失去了丈夫，姑娘失去了恋人。

上前线的人遭受的苦难最大。全世界都要对这些男女军人表示敬意。父亲的一生都受到战争记忆的缠绕，挥之不去。他讲过许许多多的战争故事，包括战争初期的武器不足和士兵缺乏训练的状况。

在塔甘罗格附近，父亲的部队得到了增援：来自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这些年轻人长得十分健壮，他们说：“你们这些步兵，我们会告诉你们如何打仗。”一天，在痛饮一番伏特加之后，水兵们集合起来，枪支上了刺刀，以密集的队形发起进攻。德军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予以迎击。几乎所有水兵都倒在了战场上，举目皆是身着黑色夹克衫和条纹海魂衫的尸体。

父亲参加了塔甘罗格附近的肉搏战。后来，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次战斗。当时他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其他什么都不想。你必须像野兽一般刺杀、猛击和击毙敌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能够做到的士兵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恢复常态。我发现，甚至是在多年之后，父亲仍然觉得要讲述这段战事是何等艰难。

如同所有人一样，我在战争年代经历了许多事件，但每当话题触及战争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那个梦魇般的场景。在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的某一天，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到普利沃诺耶村和库班地区的村庄柏拉亚——格利纳村之间的林地去寻找战争遗留品。我们看到了1942年夏在那里阵亡的红军士兵的尸体。我们所见的一切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腐烂的尸体、锈蚀钢盔里的头骨、军服里穿刺出来的骨头。附近是一挺机关枪、一些手榴弹和弹壳。这些尸体都没有被掩埋，分布在满是烂泥的壕沟里，那些头骨眼部的两个黑洞在注视着我们。

那些无名士兵后来被安葬于合葬墓。我们从不将他们当作陌生人或外人。普利沃诺耶村的中央立着一座简朴的方尖石碑，上面刻有那些未能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的名字，其中有好几位的姓氏是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当时村庄的破败样子。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泥土垒成的茅屋，凄凉和贫穷充满其间。我的一代是战争儿童的一代。战争给我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铸就了我们的性格和对世界的看法。

我们儿童时期的经历也许能够解释，正是我们这些战争儿童决定要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可以说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人。那些撕心裂肺的经历、生活和世界的扭曲和变化，我们作为见证人和亲历者，立即就从孩子过渡到成人。我们继续享受孩提生活的乐趣，玩少年喜欢的游戏。但在内心里，我们已经在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游戏。

返回学校

在中断了两年之后，我于1944年返回学校。我并不特别渴望学习。总之，我对学习的态度似乎不够“认真”。此外，我实际上没有上学的衣服。父亲给母亲写信说：把什么都卖了，给他买衣服、鞋子和书，我要米哈伊尔去上学。外祖父重复道：你必须学习。长话短说，我于11月7日公假日的前一天开始上学，那个学年的第一学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我来到课堂上，坐下来听课，但什么都听不懂。我已经把原来学到的东西全都忘掉了。课还没有上完，我就回家去了，把唯一的一本书扔到地上，对母亲说再也不去上学了。

母亲开始哭泣，然后从家里拿了些东西出门去了。晚上回来时，她拿出去的那些东西不见了，拿回来的是一堆书。我还在说我不要再去上学。但是，我开始看着那些书，然后拿起来读，并开始感兴趣了。母亲已经休息了，我还在读啊读。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上学去了。那一年和接下来的学年，我的成绩全部是优秀。

一写到那些年的学校、老师和学生，我就心情难以平静。学校设在村里的几座房子内，这些房子本来不是学校。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本课本、几张地图、几件直观教具和几盒粉笔，这些都是从各处好不容易采购来的。所具备的条件就是这些，其他的都要靠教师和学生自己努力了。没有练习簿，我就在父亲的农业机械书籍的空白处写字做作业。我们自己制造墨水。学校必须自己解决燃料问题，还要自己备齐马匹和马车。我记得我们都想方设法确保那些马不会在冬天饿死。那些马十分虚弱，连站都站不住。我们从各处找干草喂马。干草很难找到，整个村子都有同样的难题：保住自家的牲畜。集体农庄牛圈的情况更糟，每天都会从牛圈里拖出死牛。

战争期间，老师们的日子也很艰难，遭受寒冷、饥饿和孤独的打击。但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还在尽己所能来履行职责，并为此做出努力。正因为如此，在几年之内国家就培养出十分短缺的专门人才。

我想到一件事：在父亲伤情痊愈和战争结束之后（1945年夏），他调到驻扎在我们村庄附近的部队。他提出探亲两天的申请，获得批准，我们得以见面。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正坐在后院做事，听到有人喊道：“米沙，你爸回来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下子怔在那里。接着，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在相距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相互打量对方。父亲的变化很大：他身穿军装，胸口佩戴勋章，另外我也长大了。但最重要的是，父亲看到我是何等消瘦，看着我穿的自家缝制的衣裳，用饱含痛苦的声音吐出来一句话：“这都是战争造的孽。”这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村的学校是一所八年制的学校。几年之后，普利沃诺耶村建成了一所现代化的中学。但在这之前，我不得不到边疆区中心去上那里的学校，以完成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学习。与其他来自我们村的孩子一样，我合租了一套公寓。每星期我骑车或步行回家一次，去取食物等生活物品，所以在高年级阶段，我已经十分独立。没有人监督我的学习。我已经长大，完全不需要别人督促就能够完成任务。这些年里，我只有一次劝说父亲来校参加家长会。

我对学习饶有兴趣，充满好奇，急欲深入探究所有问题。我喜欢物理和数学，也对历史，尤其是文学感兴趣。

记者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出不同的答案。一次，我脱口而出：俄国文学。回想起来，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回答。

在普利沃诺耶村，我从村图书馆借了新版的别林斯基作品集。我读后感到十分陶醉，重读了许多次。当我去莫斯科求学的时候，他们将这本书送给我，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进入莫斯科大学读书的人。

此时，这本书就摆在我的面前：“准印日：1946年12月28日。印数：100000册。”我看着那些我在七年级和八年级所作的标记，当时我是十六七岁。我到底对哪些问题感兴趣？从所作标记上，我发现我尤其是受到这位批评家的哲学判断的吸引。别林斯基在《智慧的痛苦》中号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我对此印象深刻。

当然，与所有其他俄国人一样，我阅读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作品，后来还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年轻时，我对莱蒙托夫高超的浪漫主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阅读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的作品。我仍然对这些年轻人如何能够在作品中对人类具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而感到惊叹不已。

那些年，每个人都参加业余戏剧和体育活动，尽管两方面的条件都很缺乏。我不仅参加所有的表演和比赛，而且作为共青团书记组织这些活动。学校体育馆，甚至门厅都当作舞台使用。我们为什么会被吸引到这些业余活动中来呢？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与同龄人打交道。我们都是些十八九岁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做些不同凡响的事情。这些爱好在我们学校十分流行，以至于需要等候加入戏剧社。我们都演些什么剧目？与专业剧团不同，我们从来不去纠缠我们是否有水平演哪部戏的问题。我们演各个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其中大多数当然是俄国剧目。你可以想象演出的效果，但我们没有任何疑虑，也没有经历过“创作”的痛苦。我敢肯定的是，我们对此能做到全力以赴。显然，我们的演出还有点意思，因为成人也会来看我们的演出。一次，我们的戏剧社甚至到当地村庄去巡演，还出售门票。用这笔挣来的钱，我们为35个学童购买了上学穿的服装和鞋子。

不久之后，我们的戏剧社在斯塔夫罗波尔已经小有名气。一天，边疆区剧团的演员们未通知就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我们演出的是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展示了我们的演技。演员们表扬了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一个意见我还能记得。演员们说他们很喜欢我们演的莱蒙托夫剧中两位主要人物阿尔别宁和兹韦兹季奇之间的对话，但他们指出上流社会发生这样的冲突是不可能抓住对方的衣袖的，应当是其他的行为方式。（嗯！）

在父亲身边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也受到影响。父亲于1945年较晚的时候复员回家。他回到机械和拖拉机站，当联合收割机操作员。1946年起，每个夏天我都是他的助手。在普利沃诺耶村，学校离家只有不到2公里。放学后，我会先到村中央的外祖父家待一小会儿，然后就穿上工作服奔跑到机拖站帮父亲维修联合收割机。

晚上，我们一起下班回家。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内心激动不已……然后，收割粮食作物的季节开始了。从6月下半月到8月底，我们不得不远远离开家工作。即使是收割工作因为下雨而暂时停顿，我们也需要待在田地里，把机器调好，等待天气好转。在这些“闲暇”的日子里，我与父亲的交谈很多。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可以说是无话不谈。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父子关系，也是同事关系。父亲不把我当小孩子看，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父亲是位技术高超的好工人，教给我技术窍门。两三年之内，我学会了调整联合收割机的所有零部件。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够只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讲出联合收割机出了什么故障。我还感到自豪的是，我能在联合收割机行进的时候从任何一侧登上去，甚至是从刀刃翻滚发出巨响的一侧。

要说开联合收割机是一份苦活，这还很不够。这是件十分累人的工作：我们每天工作14小时，有时是20小时，直到我们干得筋疲力尽为止。如果天气干燥，能够脱粒的话，这就是抢时间的竞赛。我们不停顿地轮班工作，人停机器不停。天气炎热？这还不到困难的一半：感觉就像在地狱里一般，尘土飞扬，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人们打量我们时，只能看到我们的眼睛和牙齿。身体的其余部分都覆盖着灰尘与汗水和燃油的混合物。这就是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工作环境。有时连续工作15到20小时之后，我在收割机上就睡着了。早年，我经常流鼻血。男孩到十五六岁的时候，通常会增加体重和更加壮实。我却在长得更加壮实的同时，在每个收获季节减少至少5公斤体重。

农场工作十分辛苦，但这并没有让农场工人的家富裕起来。我们家面积很小的自留地让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我们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但不能全部自己食用，因为每家都必须交各种税，必须将部分收成上交国家。

多年之后，当我作农业政策报告时，我尽量不用严厉的措辞，因为我深知农民生活和农民劳动的含义。

我们家的情况比其他人家好一些，因为联合收割机司机能够得到现金和实物工资。事实上，工资收入并不高，我们不得不卖出自留地的一些收成来购买衣物和家庭用品。这样，我们就必须去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或沙赫特卖出买进。不出意料的是，短缺现象总是存在。甚至是在收获季节，送到田头的饭菜质量也很差。不过，如果能够在一天一夜之内收割脱粒30公顷的话，就能得到一个“包裹”。包裹里面装有特别的东西：一些奶酪卷、一大块卤肉、一罐蜂蜜和两瓶半升装伏特加酒。我对伏特加不感兴趣，但“包裹”本身真是天赐良物。而且，母亲偶尔会给我们送来家里做的食物，这真是一顿大餐啊。

至于伏特加，我们机队的工人搞了一个恶作剧。这件事发生在1946年。收割已经结束，司机们决定要庆祝战争结束以后第一个收获季节工作的完成。那年的收获并不好，但无论如何工作已经完成。他们购买了伏特加和一些纯酒。他们坐在小隔间里，吃喝侃大山。我们机队的工人都很年轻健壮，大多数参加过战争。父亲37岁，我年纪最小，只有15岁。我坐在那里边吃东西，边听大家聊天。

这会儿，队长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怎么坐在那里不喝酒？收割已经结束了。来吧，是你成为真正男子汉的时候了。”我看了父亲一眼，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对着我笑。他们递给我一个杯子，我以为里面是伏特加，但实际上是纯酒。要喝纯酒，就要掌握“门道”：先呼一口气，将纯酒一饮而尽，在吸气之前赶紧喝一口冷水，将纯酒送到肚里。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个“门道”。工人们都放声大笑，笑得最厉害的是父亲。这个教训我并没有忘记，从那时起我不再喜欢喝伏特加酒。作为报复，我们给队长搞了一个恶作剧。我们在一个杯子里倒上纯酒，在另一个本应装冷水的杯子也倒上纯酒。队长呼出一口气，喝下第一杯，紧接着又喝第二杯……大家再一次哄堂大笑。但队长只是嘟哝一声，他真的很厉害。总之，大家的关系很好，因为日子很艰难，总是相互帮助，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

1950年，戈尔巴乔夫伉俪与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亚历山大。

我当上苏共总书记后，每次重返故里都会见曾一道工作的工友，那些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司机。他们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我们见面不拘礼节，就像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一样。拖拉机队给我的灵魂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很亲近的人。但现在他们都已不在人世了。

那些年里，种植庄稼的成本很高。1946年，农作物歉收。国家的面包篮子受到旱灾的重创。根据官方统计数据，那一年的粮食产量只有 3960万吨，而战前的1940年为9570万吨。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许多地区再次发生饥荒。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同样歉收。1947年春，斯大林格勒方向拥来逃荒的人群。他们试图用各种各样的物品来换取粮食，但我们能拿出来的粮食也不多，我们仅能勉强糊口。就这样，我们仍然给了他们一些粮食。

1947年的粮食收成要好一些，共收获了6590万吨。战争刚刚结束时，人民获得许诺：将在一年之内取消食品定量供应。由于1946年的旱灾，食品定量供应不得不延迟一年。直到1947年12月，定量供应才予取消。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我们几乎没有理由感到高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农作物再次歉收，但无论如何，我们熬过了那个冬天。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1948年的收成上。接着，4月份该地区突发沙尘暴——旱灾的可怕衍生物。“又麻烦了，”父亲说道，“战争［结束］以来的连续第三年。”但几天之后，温暖天气带来的雨水开始降临了，一天、两天、三天，雨还在下……庄稼开始生长了。

这是第一个真正的丰收年。我们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是每公顷平均22英担，这在多年的歉收中是闻所未闻的高产量。按照194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10000英担者，授予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凡用一部联合收割机收获8000英担者，授予列宁勋章。父亲和我的收获量是8888英担，因此父亲获得列宁勋章，我获得劳动红旗勋章。当时我17岁，这是一枚我到现在为止最为珍视的奖章。获奖通知在秋天送达，学校专门举行颁奖仪式。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我感到害羞，但十分高兴。我第一次发表了公开演讲。

1948年这一年如果不是十分完美的话，至少对我们家来说是走运的一年，对国家也是一个好年头：战后第一个没有食品定量供应的年度。尽管食品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在取消定量供应后翻了好几番，但日子在渐渐地恢复正常。

1947年9月7日，我的弟弟出生了，当时我16岁。我记得父亲在凌晨时分将我叫醒，叫我到另一个房间去。我照着去做，重又睡着了。醒来时，父亲告诉我有一个兄弟了。我提议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是：亚历山大。1948年起，我实际上已不住在家里，弟弟慢慢长大，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全力呵护和爱护。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与我不同。这一切对他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具有影响。亚历山大的生活与我的生活不一样。在我看来，事情对他来说更简单也更容易。我对此并不怎么高兴，试图将我的人生观灌输给他。在某种程度上，我取得了成功，亚历山大成为了一名军人。

战争期间，人们意识到必须保卫土地和国家，认为战争一旦取得胜利，就能过上幸福生活。但战争结束后几乎什么都没变，特别是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人们重新投入沉重的工作，重新梦想有一天我们将重建和恢复一切，最终过上人的体面生活。希望驱使着那些做最艰苦和最下贱工作的人。将工作注入意义，有助于人们忍耐苦难。

众所周知的是，最消耗一个人力量的事是与逆境作斗争。当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短缺时，当所有命运与你作对时，你必须从累累伤痕之中从头再来。我经历过这一切，青年时代的许多精力都用在克服“逆境”上，对此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早年的艰苦岁月和日复一日的斗争锻炼了我的性格。我所说的是能够考验一个人性格的那些困难。因为一个人的真正本质、真正价值并不是在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时刻得到体现，而是在接受考验的时刻得到体现。这样的时刻包含着一切：痛苦、欢乐、悲伤、希望，反映出生活的内在矛盾性。今天，那些研究我们历史的人需要知道将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实都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下。否则，你就无法弄懂那个时代的事件本身，也无法弄懂当时的人们。

回顾过去，我越来越清楚地坚信父亲和外祖父的责任感、生活经历、行为方式和对于工作、家庭、国家的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为我树立起道德楷模。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具有天生的智慧、好奇心和仁爱精神。这使他不同于其他的村民，人们尊重他，说道：“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我年轻时，我不仅具有儿子对父亲的正常情感，而且我深深地爱慕他。随着我的长大，我越来越爱我的父亲。令我十分惊奇的是父亲对于生活持之以恒的兴趣。他对自己国家和其他国家存在的问题都很感兴趣。

我们的交谈通常会转为问答方式进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越来越多地承担回答的角色。我们会交换问和答的角色，情况就是如此。我敬佩他对我母亲的态度（正如我所写的那样）。这种态度不是表面文章，更不用说是刻意为之，恰恰相反，是一种含蓄的、质朴的和温暖的表达。这不是象征性的爱，而是发自内心的爱。父亲从一见到赖莎起就对她持正面的看法，总是很高兴见到她。他还对赖莎的哲学研究很感兴趣。我想“哲学”这个词本身令他十分着迷。伊琳娜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很高兴。伊琳娜有很多夏天都是与祖父祖母一起度过的。她喜欢在野外乘坐二轮马车，就坐在祖父的身旁。他们一起去割草，在草原上露营。

父亲突患重病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苏共二十五大。赖莎和我立刻乘飞机到斯塔夫罗波尔，然后乘车到普利沃诺耶村。父亲躺在村医院里，已经昏迷不醒。我们未能用语言相互道别。他只是抓紧我的手，这就是他能做的一切。

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脑部大面积出血而去世。他于1976年2月23日苏联建军节那天被安葬。父亲在这里出生、耕地、种植、收割，用生命保护它，此时普利沃诺耶的大地将他拥入怀中……

父亲的一生都在照顾他所爱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没有因为他的病而麻烦任何人。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生命是如此短暂。1995年，我们在紧挨父亲的墓旁安葬了我的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我每次造访普利沃诺耶村，都要去他们的墓前拜谒。

我回想起一次与母亲的对话，那是在她去世前很久。我们坐在屋前的长凳上，这是她喜欢待的地方。突然，她好像是在回应内心中的想法，对我说道：

“我死后，将我葬在你父亲旁边。”

“你说什么，‘死’？那我们怎么办？”我说。

“米沙，我的时间到了。”母亲对我微笑着说，“我对你父亲说再见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她的身体很不好。我们得出结论：母亲需要高质量的医疗条件，我们需要劝说她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她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我们轮流去探视。

最后一次探视她时，就我一个人去的。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直到很晚才分开。我回家的时候很乐观，觉得母亲的情况正在好转。她在第二天的凌晨4点去世。在最后时刻，医生问她是否要给我留个话。母亲答道：“他什么都知道的。”

【注释】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第二章

母校

我生命的许多方面都与莫斯科大学相联系。假如没有大学，我的生活将会不同，对此我坚信不疑。假如没有我在大学获取的知识，假如没有我在拥有巨大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首都的生活经历，我的生活轨迹将会不同。

1950年，我中学毕业，获得银质奖章。当时我19岁，是应征服兵役的年龄，所以我必须打定主意。我还记得完成中学学业后与父亲的谈话。

“你准备做些什么，是去读大学，还是我们继续在一起工作？”

“我要试一下……”

事实上，我已经打定主意，要继续我的学业。这是我和许多同学的共同态度。结果，我们中学两个班的毕业生都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考虑到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的事实，这样的态度是能够理解的。工程师、农学家、医生和教师短缺的现象十分普遍。所有毕业班的学生都决定上大学。

我的梦想是能够进入莫斯科大学。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喜欢物理、数学、历史和文学……我向鲍曼学院、能源学院和钢铁学院发去了问询函。人们也许认为我以前与机器打交道的经历，有可能促使我选择相近专业。但经过思考之后，我决定选择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我向招生委员会提交了入学申请，然后静等回音。时间正在过去，但我还是没有收到回复。

与此同时，我继续在联合收割机上工作。未能收到大学回复这件事令我心神不宁，我征得父亲同意，去邮局给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发出一封回电已付的电报，请他们讲清情况。回电很快就来了：“你已被录取，并安排了住宿楼。”

换言之，我被直接录取，甚至没有面试，也不需要参加笔试。显然，决定问题的关键是我的“工农出身”、我的工作经验、我的预备党员身份，当然还有我获得的政府奖章。另外，我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情况也许起了作用：我是学校的共青团书记、边疆区团委委员。说到底，我是能够“优化”学生的社会品质的合适人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我满心喜悦，作为联合收割机操作员的艰苦不再让我感到困扰。我头脑里持续回响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我去莫斯科的旅途值得一提。这是年届20的我第一次乘火车出行。在此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旅途的开端就有历险的味道。父亲和我搭便车前往提考茨卡娅火车站。他将我送上车，直到我在三等车厢找到一个座位，他才满意地下车。我们相互说再见的时候是如此动感情，以至于父亲忘记把火车票给我了。

我发现我是无票乘车，而且不久检票员就出现了。要不是所有乘客都站在我的一边并对检票员进行解释的话，我不知道我会出什么事。“他父亲送他上车的，一位胸前满是勋章的退伍老兵。你知道你在干些什么吗？”检票员不得不退让，但仍然在下一站强迫我购买了去莫斯科的车票。这是一笔未曾预料的开支，但别无选择。我从普利沃诺耶村到莫斯科之旅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平生第一次与各种各样的人近距离相处。车上有不少乞丐，其中一些是战时伤残人员。他们待在车上没事，因为每次检票员要“照章办事”时，旅客们就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战争结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而已。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顺路去了罗斯托夫、哈尔科夫、沃洛涅什、奥廖尔和库尔斯克。战争的遗迹随处可见，这些毁灭性伤疤让人看得怵目惊心。有好几次，我专门搭乘经过斯大林格勒的列车，我一早到达这座城市，傍晚或夜里离开去莫斯科。我在城里漫步，登上马马耶夫山，造访发生激烈战斗的战场。甚至是在战争结束后好几年，土壤里仍然密布弹片。我捡起一些弹片，保存了很长时间。这座饱受蹂躏、但未被征服的城市的另一个地标就是巨大的胜利电影院。如果能挤出点时间，我一定会进去看部电影。

回过来再谈谈我的第一次首都之旅。一路上每当列车停站，当地人就会拥上前来兜售酸奶酪、腌黄瓜和煮土豆。我并不需要这些食物，因为母亲已经为我带上了吃的东西。但旅客们喜欢吃午餐时喝上几杯，纷纷购买腌黄瓜和泡菜。

这一切从我的记忆中蹦跃出来，讲述旧事也会荡起旧时的情感涟漪。显然，如果一件事是人生的第一次，尤其是这件事意义非凡，那么它就将永远留在记忆中。

我将行李箱存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的寄存处，直奔位于莫霍瓦亚大街的大学。莫斯科令我折服……行人告诉我如何前往莫大。我第一次乘坐莫斯科地铁的经历既尴尬也有趣。第一次登上自动扶梯，我觉得快要跌倒了。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我根本没有看看自动扶梯是什么样子就一步站上去了。不仅是在莫斯科，而且我去世界各地也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

开学之前，我接到通知去系主任办公室，我想他们要对我做一番考查。我受到法律系的热烈欢迎，并被告知各种注意事项。我看到了课程表，看了所有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通知，还作了笔记。正要去坐落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宿舍，几个记者要我花几分钟跟他们走一趟。我们来到马涅日广场，那里已经聚集着一群来自其他院系的新生。记者们以马涅日广场和克里姆林宫为背景为我拍照。这张照片刊登在9月1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我保留这张报纸作为我新生活开始的纪念。

对我最为新鲜的也许就是在首都居住。这里充满了新奇事物。我来自一个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话的村庄，那里的南方夜晚总是突然降临，星星大得像明灯一样悬挂在空中，春夏季节空气中散发着花朵、树木和庭院的气味。突然间，有轨电车隆隆作响而过，电灯将夜晚照得雪亮，一簇簇人群举目皆是。莫斯科的拥挤和喧闹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我写下这些文字，然后想到：是的，情况确实如此，但那远远不能与今天的街道相比，汽车和人群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的印象是，那时候人是重要的，而现在人却造成了种种不便。这使人们产生逃避的渴望。确实有人逃离城市，回到他们原来的乡村中去。而且，世界上大城市已经出现居民人口减少的现象。但情况并不相同。墨西哥城正在扩张之中，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住在这座城市及郊区。当你乘坐“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到京都，你的印象是东京永远不会有尽头，到处都住着人。

起初，我必须认得从宿舍楼到索科尔尼基地铁站的路，这个地铁站距离莫斯科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最近。然后，我乘地铁从索科尔尼基站到奥克浩尼——利雅得站。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与同学们一起探究莫斯科这座城市。我们行程中的气氛，特别是学生团体中的气氛简直是棒极了，相互之间十分友好。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剧院（我在这里第一次观看歌剧和芭蕾舞剧）、特列季雅科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我第一次乘船游览莫斯科河，去莫斯科地区远足，第一次参加十月革命日的游行……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令我极为振奋。

但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我们在索科尔尼基的那座不起眼的学生宿舍楼。每天，我们到母校的出行距离是7公里，需要乘坐地铁、有轨电车和步行。不过，在莫大学习的五年里，我们只去过莫斯科不到一半的地方。但是，我能记得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小径、居民楼周围群岛一般分布的学生宿舍、鲁萨科夫斯卡亚街的莫洛特电影院、卢萨科夫俱乐部、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旧广场（可惜只有很少的部分留存至今）的独特风味、布克沃斯托弗斯卡亚街的旧公共浴场、索科尔尼基公园等。当然，还有高尔基公园——莫斯科人喜欢去的公园。

我记得在我遇到赖莎之后不久，我是这样成为笑柄的……公园里有许多游乐设施，其中一些提供了展现年轻人力量的机会。我身体强壮，很想在女朋友面前露上一手。事情进展得不错，直到我们来到一部奇特的游乐设施跟前，我必须两脚站在脚蹬（如同可以上下蹬踏的马镫）之上，但不是向下踩，而是要向上提，设施上的仪表就能测出你的提升力量有多大。我以为能向赖莎展示我的强壮，但是……我把腰给闪了，直不起身子来。我十分尴尬，赖莎笑个不停，但我一点都不想跟她一起笑。于是，我们只得直奔地铁站而去。

大四那一年，我和其他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一幢新宿舍楼，两个学生合住一个单位。莫大的这幢新楼被称为“乡村大宅”，我们甚至一两个星期都没有离开过宿舍。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楼，大一新生20个人住一间，大二11个人住一间，大三6个人住一间。

新宿舍楼内有一个餐厅和一个茶吧，在茶吧喝一杯茶只要几个戈比。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一盘盘面包，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如果加上一点芥末酱和盐，面包的口味更佳。还有一家理发店和洗衣店，但我们通常自己洗衣服，因为没有那么多钱。莫大拥有本校的综合医院，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物，因为我们村里没有这种医院，只有一名助理医务人员。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十分宽敞的阅览室和一个俱乐部，俱乐部可举行各种业余体育活动。这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世界，学生联谊会拥有自身的不成文法律和规章。

如同所有学生一样，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人文学科院系的助学金是22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指数）。的确，我有一次获得580卢布的奖学金，以奖励我的杰出学业表现和社会工作。这种奖学金的名称是加里宁奖学金。每到月底，我们必须勒紧腰带，食用从店里买来的豆子。尽管如此，我们会把最后一个卢布花在电影票上，而不是购买食品。

从一开始，我就对大学学习充满热情。学习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而且让我兴趣浓厚。来自莫斯科的同学会嘲笑我，因为对我来说新鲜的东西却是他们自上学开始就早已司空见惯的。我并不介意去学习和发现许多新事物。莫斯科人却害怕被人视为无知。到大三阶段，我能够在学习讨论中与班上最好的同学抗衡。

1951年，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期间。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杰出的教授，其中大部分撰写法律学方面的教材，而且写作范围不仅仅限于法律学。讲授刑法学的教授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老师。他的讲课极为出色，我们从大一开始就喜欢他。有时我们甚至会逃课去听他的课。这位教授的嗓子不好，讲课时会感到喉咙发干，这是一种职业病。所以，他总是在桌子上放着他的水瓶和水杯，开学、上课和参加集会他都是这样。两个小时的课结束时，水瓶里的水就会下去一半。但有一次……

课已经上了一会儿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清洁女工走了进来，将水瓶和水杯放到教授的桌上。她比平时晚了一些。我们已经是大四的学生，感觉是系里的老资格了，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当那位清洁女工送来水瓶时，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骚动。教授察觉到了发生的事：

“同学们，即使是讲最好的课也需要加点水。”

我跟着萨克提副教授学了一年半拉丁文。他是一位年长的老牌教师，讲课充满激情，每次上课都会拖堂。当我们没有听懂或是提问时，他就会显得急躁和紧张。他在大声朗读西塞罗的演讲辞时会进入情绪无法自控的状态。

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位教授，我们都喜欢萨克提。我们决定给他送生日礼物。有人问道：“你们看到他的公文包了吗？”这是一个大号公文包，已经陈旧、磨损和变形。我们共同出钱为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大号公文包。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以优等成绩从母校毕业，得到“红色毕业证书”。但我有两个4分，比最好成绩少一分，都是拉丁文课的成绩。萨克提副教授看到我的其他课程全是5分，只有拉丁文课程是4分的时候，他的反应十分有趣：

“戈尔巴乔夫同志，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一定是你的错。”

我们都发出会心的大笑。

因此，看到贴在毕业证书上的成绩单，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萨克提副教授的身影。

我们的法律系有多棒？法律系提供宽领域、多方面的教学。我十分赞赏系里的一组历史学课程：国家与法律的历史与理论、政治学说史、外交史。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与经济系相同，哲学史课程的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有逻辑学、拉丁文、德语。最后是一组法律学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和精神病学、刑法与民法诉讼、会计学和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法和家庭法，当然还有国际公法和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与法律等等。

课程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学习法律学就必须具备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运作方面的坚实基础，因此必须掌握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对我而言，大学是科学殿堂，是汇聚国家感到骄傲的高端人才之地，是青年人能量、动力和探索的源泉。在这里，学生能够接触到历史悠久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民主传统，这个传统历经艰险延续下来。许多著名科学家和科学院院士都将能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和讲课视为一种荣耀，其中许多人担任理科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都出版了几十本署名专著和课本。老师们的讲课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些范围广阔的人类知识是我前所未闻的，为我们传授了科学思维逻辑。即使是在最为萧瑟的时期，社会生活的脉搏依然能够在莫霍瓦亚大街的大楼里触手可及。“追求真理”和有益批评的精神延续下来，即使有时不得不采取隐秘的方式。

当然，人们不应该美化大学的真实状况。我在莫大的前三年处在“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出现了一股新的报复浪潮，不受限制地开展了反对“无根基世界主义”和“谄媚西方”的运动，还有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

当时处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环境之中。整个社会都处于1938年斯大林有关共产党历史的教科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既定方案的支配之下，该书被赞为最高阶段的科学思想。大学主管干部和苏共规定的学习过程从第一个星期起就抑制青年人的思想，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一整套坚不可摧的教条，避免他们受到独立思考、分析和对比的诱惑。意识形态流毒渗透到各个层面的授课、讨论课和学生团体的辩论之中。

我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对一个教授关于某个问题的分析提出批评意见。我的室友是一个战争复员军人，在我们年级中年纪较长。他对我说：“你应当留着你的话，等到你通过考试以后再说。”我没有接受他直率的规劝，但接下来就是考试。我开始回答得十分自信，但答到一半时我错引了一本书。教授显现出错愕的表情，我立即改正了错误，但已经太晚了。

他坏笑了一下，在记录本上写下几行字，然后就不再听我的回答。考试结束时，他掩饰不住高兴，说道：

“哦，戈尔巴乔夫，是不折不扣的4分。”随即将分数填到我的成绩册上。

我决定不参加重考，尽管我的其他课程成绩都是5分。这使我失去了个人奖学金，对我的个人声誉尤其是我的钱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

我认为大学——教授和学生——受到严密的监视。人们能够感觉到顺畅运作的思想控制制度的存在。对官方路线的细微偏离或缺乏信仰的企图，至少会冒风险，在团的会议或党的会议上受到训斥。

对教授实行一场新清洗的说法传到我们的耳里。对他们提出的指责如此站不住脚，以至于学校当局不得不予以撤回。例如，一生都在研究基辅罗斯的著名学者尤什科夫被贴上“无根基世界主义”的标签。

在学术委员会的会议上，尤什科夫准备接受批判。他身着十分寒酸的装束。他站到讲台上，并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讲了一句话：“看着我。”面对人群的是一个身穿“托尔斯泰衬衫”的人，腰上系着一根绳子而不是皮带，手上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一个遵纪守法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房间里的人大笑起来。人们没有进行空洞的假科学批判，常识向激动的人群传递了一个简单的想法：“要是认为他是世界主义者的话，我们一定是疯了。”尤什科夫的案子被取消。

我们喜欢尤什科夫教授的讲课。他的讲课不像是正式的授课，而像是“轻松的谈话”，内容包括那些很早以前的激动人心的故事，那些有关我们祖先的生活。尤什科夫教授对纪律的要求十分严格。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可以开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玩笑”。比如说，我们这样问他：“教授，你为什么不在讲课中引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呢？”他会立即打开他的大号公文包，拿出一本书来，戴上眼镜，查找相关的语录。

如果说大学生所受到的大规模宣传没有留下任何影响，那么我就不够诚实。我们是时代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一些教授只不过是在“走过场”，我们学生还是真心对待我们所学的东西，虽然我们只掌握了一些表面知识。

教育体制似乎千方百计地防止我们学会批判性思考。但即使这种体制存在，随着我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从大约三年级起，我们开始认真思考我们所学和所接受的东西。

法律系中自由思考仍然存在的证明体现在讽刺短剧里，该剧的内容是对奥斯塔普·本德的模拟审判。本德是两本著名的讥讽小说《十二张椅子》和《金牛犊》中的主要角色。我们在1946年上演这部短剧，当时那几本十分著名但长期被禁的小说首次付印。我们的短剧模仿真正的审判。剧中有法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还有奥斯塔普·本德。法庭上各方的激辩和对奥斯塔普·本德“生活和活动环境”的评判，导致法庭判决他无罪，并得到确认。用本德的话来说就是他“遵守了刑法”。所以这一切的结果是“庭审”参与者被大学开除。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利用反“世界主义”运动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预示着一场意识形态逆行浪潮的到来。但是，获取新知识的过程，特别是在莫大这样以民主传统著称的大学，在我们年轻人的心中激起波澜。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新的世界知识的获取本身就改变了我们。对于纪律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是国家和党所强调的方面。我们透彻地学习列宁的著作，这使我们获益良多，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列宁的观点。但这也使我们熟悉了他的反对者的思想。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则，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们的观点。

列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俄国特色”，这使他更加具有激情。“列宁主义”对原始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一些增补，特别是几乎被遗忘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和他的人类学探索……

我记得玛丽亚·卡扎丘克副教授开过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讨论课。她急于要我们相信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的官方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消除了对布尔什维克党史各个时期的存疑之处。

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人，我发现书本上有许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那个时候农民的地位等同于农奴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自由旅行。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无论是否饲养家畜，都必须向国家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荒唐至极的是，财政部长兹维列夫通过法律，对每棵果树征税。这位部长不知道或不想知道果树并不是每年都结果。结果，农民们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斯大林政权把农民当作农奴来对待。因此，农村人比城市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就不是巧合。与我的城市同学不同，诸如“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概念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现实。我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多么不公正。

当然，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年轻的心灵造成困扰，因为许多人都有相似的观察、经历和背景。

在此绝无夸大之处。我可以举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利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的例子。他与赫鲁晓夫一起工作过，但是他们两人都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叶夫列莫夫是出席1952年苏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之后立即举行了党中央委员会会议，选举苏共最高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演了一场戏：他说自己年事已高，打算辞去职务。叶夫列莫夫回忆道，在那个时刻，斯大林迅速扫视在场的代表，查看他们对他表态的反应。反应是“正确的”，几位代表（包括马林科夫）冲上讲台，劝说斯大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1]，称人民不能理解与此不同的结果。然后，领袖摆出姿态，好像在说：好吧，你们说服了我。

接着，（也许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斯大林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批评政府官员，特别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批评米高扬对待农民过软，称他为“后来的弗鲁姆金”。弗鲁姆金是党的老干部和科学家，他反对列宁去世后推行的农民政策。斯大林概括了他对农民的态度：“我们永久性地给了农民土地。农民就永久性地欠了我们的债。”这就是农业政策。

正如上文所言，当我在莫大读书时，安全部门虚构了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2]。

这个案件引发了新的反西方宣传浪潮、反犹攻击行动和对犹太人叛国行为的指控。这是不公正和不道德之举，制造了社会的不满。

简言之，社会现实已经渗入到我们的学习过程之中，对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最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敬爱的共产党”等观点产生了影响。1952年——1953年冬发生的一件事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我的一个朋友——伏罗迪亚·利伯曼是一位战争复员军人。一天上午，他没有来上课，几小时以后才现身。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如此沮丧和慌乱。“怎么回事？”我问道。他放声大哭。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有轨电车上的乘客嘲弄他，边羞辱边咒骂地将他扔下了车。我感到十分震惊。

我在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所以要弄懂周围发生的一切，内心里对教学中的繁琐哲学和教条主义产生异议，那些做法有时看上去很像是思想上的洗脑行为，其中包含着侮辱和羞辱的成分在内。

记得在1952年秋，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之后，一位老师认为在课上朗读全文是最好的教学举措。我认为这太过分了，递上一张纸条给他，指出我们均已读过这本著作，只是在课堂上机械地朗读该著作是对学生的侮辱。

这个教授即刻做出反应，顿时勃然大怒，说某个狂妄自大的人甚至不敢在纸条上留下名字，自以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纸条是我写的，一下子闹得不可收拾……这件事被汇报给共青团和党组织，上报给莫斯科市党委。当时，我担任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书记是鲍里斯·斯皮里多诺夫，后来担任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最后，这个事件被软处理了。我想“我的工人阶级——农民出身”又一次起作用了。

多年之后，在十分困难的1991年12月，我会见了作家贝尔亚耶夫，他与我同一时期在莫大学习。我们回忆了这个事件。他说在那些年里，用现在的话说，戈尔巴乔夫几乎被认为是一个“异见分子”。当然，我不是异见分子，尽管我对当时的情况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

总之，我了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真实生活和一些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感到我并不孤立。在严格意义上，我们不是异见分子。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需要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曾经读过安德烈·萨哈罗夫写于1953年3月的信件。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段文字：“我受到伟人去世的影响。我想到了他的人性……”人们可以想象到他在当时的感受。但是，那些在斯大林时代生活并了解一切的人们又是怎样呢？他们试图找到斯大林存在问题的答案，又为何带着斯大林的画像到街上游行呢？

无论如何，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法律系的一些学生决定前往圆柱大厅向斯大林告别。排队的人群从早到晚以蜗牛般的速度缓缓向前，好几个小时停步不前。我们抄背街小巷，绕过特鲁布纳亚广场。那天，这个广场发生拥挤踩踏，造成多名悼念者死亡。我们在黑夜里向前走过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最终到达了灵柩跟前。

在此之前，我参加节日游行时远远地见过斯大林几次。现在于圆柱大厅之内，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已经去世的斯大林。

“将会发生什么？”我的同学和朋友泽德内克·米利那[3]问道。“米沙，将会发生什么？”这些都是他的肺腑之言。我认为这不仅表达了他的情感，还反映出他看到斯大林代表了一个完整的体制。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极为有趣，而且十分紧张。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对缺乏自尊而感到痛苦。我学习新东西的速度很快，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我不得不细读范围很广的课外文献。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在综合性大学学习和在许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区别。

我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与许多同学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还认识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这也是出于我做团组织工作的需要。一个相对较小的朋友圈子形成了，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瓦洛佳·利伯曼、泽德内克·米利那、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利昂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托·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莉娅·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娅·雷洛娃、加利娅·达纽舍夫斯卡娅和瓦洛佳·库兹明。我与这些同学和其他未提及姓名的同学一起走进一个新的、前所未知的广阔世界。

社会工作

我从大一开始就参与社会工作。分配给我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是在莫斯科市克拉斯诺普莱斯内斯基区的国内选举运动中心任副主任。这个区包括莫斯科两条最古老的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这份工作极有意思，能够很有收获地了解莫斯科人和莫斯科这座城市。

全国正在准备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从那时起，我参加了许多选举运动，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当时我已是苏共领导人。但是，在莫斯科选举运动中心之一的工作和第一次选举，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与选区成员的谈话。我邀请他们到投票站或选举运动中心来，回答他们没完没了的问题。有时，我不得不记下这些问题，将它们分门别类，再提供答案。

那时的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与今天的状况相去甚远。现在，街道上都是些具备一定舒适度的现代楼宇，如商店、文化设施、咖啡馆和餐馆等，生活十分便利。而在那个时候，街道两旁房屋墙壁的状况很差。墙的内外两面均用木板制成，外墙面质量还可以，但内墙面是用粗糙的劈材板和拼装板制成。木板之间的空间用矿渣填上。经过一些年头之后，墙体就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但是，没有人在乎房屋的外观如何，他们更在乎怎样才能使房屋保暖。人们用油灰或棉花、羊毛塞住墙上的裂缝。天花板的问题最为严重，需要进行维护修补。

自来水和取暖设施方面问题重重，而且水电气供应设施的资金十分吃紧。

我们设法解决了一些小问题。但说实话，真正的问题是这些房子都已破旧不堪，与住户的对话都是这样收尾的：

“请向政府转达：水电气设施都有问题，而且许多年了也没有解决。这些都不是房子，只能是棚屋。除非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不会去投票。”

我看到了莫斯科人的真实生活和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当然，在我的大学时代，我还去了莫斯科的不同地区，参观了不同的住宅。

与我同在共青团任职的一个同学名叫维克托·布利诺夫，他父亲是吉尔汽车制造厂的工长，住在高尔基大街。政府为他们家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新居住区提供了一套公寓，条件相当不错。我出席维克托的婚礼时去过他的家。他家的邻居是著名的女演员——薇拉·马列茨卡娅。显然，这是供精英居住的公寓。

此外，我还去过娜佳·米哈廖娃和莉娅·亚历山德罗娃的家，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与普通莫斯科人完全不同的世界，居住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几年之后，我来到莫斯科出席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一有空余时间，就来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原宿舍楼。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重访我们的“光荣”之地。然后，我漫步于在选举期间所“负责”的那些街道——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我已经认不出来了，街道的外观已经焕然一新。

校友们有一个传统，毕业后每五年到莫斯科重聚一次。我们大多数同学都是莫斯科人，但许多同学在外省工作。时光留下痕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能像以往那样年轻和精力充沛。这些重聚带给我们的既有欢乐也有伤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中的老大哥沙普科，他会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五年中每一个同学的情况。

我们最近一次的同学聚会在2007年举行，大多数同学已经到了75岁的年纪。老大哥的情况介绍并不令人感到舒服，至少40%的同学已经过世，不能再来参加同学聚会。我们同意同学聚会的次数再增加一些，下一次聚会是在2010年。

共青团事务

在1950年——1951年期间的值得回忆的选举运动中，我的积极工作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在法律系读大一时就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法律系的规模不如其他院系那么大，但共青团员人数很多，超过2500人。后来，我当选本系负责思想工作的共青团副书记。对于团的工作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学习占用了我的大部分精力。院长办公室不会因为共青团工作就降低对学业的要求。团组织的一项任务是要监察学生的政治情绪表达情况。那是在斯大林时期，莫斯科大学及其最具活力的部分必须加以特别密切的关注。

共青团的主要工作是过组织生活。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要负责业余活动：参观博物馆、组织看电影和戏剧、安排远足活动等，所有这些都由团组织操办。这是那些年里一支真正的力量，在大学里可谓无处不在，但没有实权。大学里发生过种种事件，有时情况会变得十分微妙。

在这里，我通过一个事件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理科院系学生和文科院系高年级学生搬到莫大在列宁山的宿舍楼，这里的条件比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条件要好很多。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受到了侮辱性的对待，引发了与校长办公室的冲突。显然，校长和他身边的人十分注重我们的道德情况。女生住在一个区（想一下“区”这个用语，听上去像个监狱），男生住在另一个区。这些区确实像监狱里的区，不允许来访者进入。从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是个难题。做个比较的话，我可以说今天出国都比那时去另一个住宿区容易。

在从斯特罗门卡大街搬到列宁山之前不久，我与赖莎结婚。她的宿舍在“G区”，我的宿舍在“B区”（分别坐落在同一幢大楼的两翼）。尽管我们已是夫妻，而且已经正式登记结婚，但我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离开赖莎的宿舍。如果我在她的宿舍多停留一点时间，比如说十分钟，电话铃就会想起，警示声就会传来：“你的房间里有陌生人，这违反了规定。”我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均告失败，当时的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这样的宿舍安排给组织宿舍活动制造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并不是按照院系安排住宿，而是按照校长办公室的规定方式安排住宿。

我必须说，我们很喜欢我们的校长伊凡·彼得罗夫斯基院士。前任校长是内斯梅亚诺夫（院士，在当选苏联科学院院长之后离开莫大）。彼得罗夫斯基是一位研究数学的著名科学家，十分善良，关心他人。然而，如此善良的人却能听进去各种歪主意，造成这样荒唐的隔离状况。

这个学生住宿制度一直存在到当年12月份共青团报告和选举大会召开为止。这是我记忆中冲突最为激烈的一次年度大会。校长办公室、院系负责人和地区、市的教育主管们均由于他们的傲慢和不尊重学生而受到严厉抨击。在大会召开期间，一个名为《蓟丛》的墙报问世了，上面贴有用讥讽口吻讨论和描写共青团生活的纸片。当大会代表们在中间休息时间走出会议大厅时，他们能够收到大量的写有讥讽文字的纸片。

我记得门厅的柱子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着校长的长筒靴践踏结婚证的场面。大会猛烈抨击学校领导，要求对年初搬到列宁山后的安排做出改变。校方的反应十分迅速：寒假后学生住宿重新按照院系安排，生活重返正轨。

列宁山是莫斯科一个十分美丽和出色的地区。我无法对建筑风格做出评价，但在我看来，这里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建造的其他几座高耸的大楼一样，具有明显的特征。顺便提一下，莫大这个“共产主义建设项目”主要是由犯人建造的。建筑工地是古拉格的一部分。

我于1952年入党。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在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如何填写祖父和外祖父，他们都是镇压的受害者。虽然外祖父从没有被定罪，但他被监禁了14个月。而祖父则未经审判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我申请成为预备党员时，没有人在乎这些问题，因为家乡人了解我的一切。我给父亲写信，因为我知道他入党时必须填写相同的问题。但我们在夏天见面时，父亲说：

“我没有填写任何表格。在前线，我们在参加战斗前入党，没有时间填表格。我们面临着死亡。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样，我，他的儿子，需要先后接受苏共莫大党委和列宁区党委的严格审查。

第一次相见

莫斯科大学是一个具有不同心态、不同背景和不同民族的师生的汇聚之地。不仅如此，人们在此生活打交道的时间虽然不长，但通常能够在今后的许多年里让大家互相保持联系。学生们聚会相见的地方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学生俱乐部。

这是一座简朴的建筑，原先也许是军队营房，对我们来说是一处真正的文化殿堂。著名的演员和歌唱家都到这里来表演过，比如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科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维诺夫和普里亚特等。他们都是莫斯科戏剧界的精英，将演出视为一种光荣的义务，向年轻人介绍艺术和美感。这是艺术界知识精英的优秀传统，植根于革命前的时代，但这种传统在今天几乎已经失传了。我们这些来自伟大国家城乡的学生，在这里观看演出，接受真正艺术的熏陶。

如我所言，俱乐部里有许多业余活动小组，包括讲授炒鸡蛋的方法、缝补衣服裤子的窍门和学跳交谊舞等，当时的年轻人对此相当痴迷。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到场跳舞，更愿意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但我的同学经常去跳舞，回来后还谈论他们舞伴的风采。

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宿舍里为讨论课做准备。突然间，我的朋友尤拉·托皮林和瓦洛佳·利伯曼冲进屋来，显得十分兴奋，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去俱乐部。

“让你的学习见鬼去吧，来俱乐部会会新来的漂亮女生吧。”

“世界上的女孩多得不得了，你需要学习以外的东西。”

“忘掉那一切吧。”

“好的，好的，我去就是了。”

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到俱乐部去。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将会就此注定。我寻找我的同学，走近他们。他们在谈论着什么，与他们的女朋友一起大笑。我发现他们大笑的原因是两米高的退伍军人尤拉·托皮林。他们在谈论谁做他下一支舞的舞伴。尤拉想要与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生跳舞，朋友们都取笑他：

“不可能，你们看上去会很别扭。”

事实上，那个苗条、娇俏的金发女生与尤拉形成强烈的反差，其他男生也在邀她跳舞。出乎我的意料，这个端庄、冷静的女生说：

“我会与尤拉跳舞。我们是同事，都是宿舍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跳舞，我们有事要商量。”

我站在边上，等着这支舞曲结束。音乐一停，我就被介绍给了赖莎·季塔连科。我必须承认，在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她并没有看中我。我装作并没有对她一见钟情的样子。我们没有机会交谈，因为舞会在下一支舞曲停止后就结束了。

几天之后，托皮林邀请赖莎和哲学系的其他女生来到我们的宿舍。我们一起喝茶，时断时续地交谈着。赖莎没有注意到我，不久她就说要走了。顷刻间，话题转了，女生问我们的岁数和在哪个前线作战。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室友都在前线打过仗。我也被问道：“你呢？”

“没有，我从未上过前线。”

“为什么？”

“战争结束时我只有14岁。”

突然，赖莎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只有20岁。”

我的反应显得很白痴：我把护照拿出来给她看。我事后后悔这样做，感到很丢面子。当时我只能这样说：

“噢，我并没有问你的年龄，这不礼貌。”

“但我还是要这么说。”

“我想我们一样大。”我说。

“不，你比我大。”她答道。

我们的第二次相见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我好像丢了魂似的。我想见到赖莎，想看到她的眼睛。这并不难，宿舍楼人流如织，学生们每天都会在门口、餐厅和图书馆碰到好几次，其中在图书馆碰到的几率最大。

我被赖莎吸引住了。虽然她穿着朴素，但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一天，她头戴一顶小帽子，还戴了面纱。我想弄清楚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她很介意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一次我看到赖莎与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头男生在一起。他在请她吃巧克力，我向她打招呼，她也回了一个招呼。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相见。我请尤拉去弄清楚与赖莎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尤拉回来告诉我，他是物理系的，名叫阿纳托利·扎列茨基。尤拉说：“你知道，米哈伊尔，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据我所知他们就要结婚了。”“哦，”我自己思忖道，“我已经失去机会了。”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去俱乐部听一场音乐会。俱乐部里已经挤满了人。我沿着走道向前走，希望能找到一个空座位。突然，一位身穿带圆点花纹的蓝色外套的姑娘站到我的面前。这是赖莎。

她问我：

“找座位吗？”

“是啊。”

“你可以坐我的座位。我走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使我灵机一动，我想大概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我说道：

“我送你回宿舍。”

她没有反对。我感到她很沮丧。我问道：

“为什么要走啊？”

“我没有心情而已。”

事实上，她看上去情绪低落。我们从俱乐部走出来后，我说：

“我们去散散步吧。”

“我不介意。”

“那么，你最好去穿上暖和点的衣裳。”

我们在十分钟后碰面，出去散步两个小时，在亚乌扎河与索科尔尼基地铁站之间来回行走。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散步。天气很冷，但我们的感觉却越来越好，我们谈论学生事务，大约晚上11点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

我们的宿舍在不同的楼层，但相距不远。我送赖莎到她的宿舍房间门口，说道：

“这次散步很愉快，我很喜欢。”

“是的，是这样。”

“你明天晚上做什么？”

“我不知道。”

“也许我们可以去看电影，你的下课时间与我的一样。”

“好的。”

“这么说，我五点钟来接你。”

“很好。”

第二天，我们去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平静地说这说那。我应当说一些凡人琐事。我认为这些凡人琐事在当时的环境中十分重要，至少比出示我的护照要好得多。

从那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出去散步。一个晚上，赖莎邀请我到她的宿舍，她的朋友也在宿舍里，我都认识她们。她们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女孩，嘴尖舌快。我头脑里的声音敦促我最好保持沉默，只是被问到时才回答，而且只是挑一些问题回答，但我自己并没有提任何问题。

当然，赖莎在她们中间还是十分出众的。她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美人，但她魅力四射，十分迷人。活泼生动的面庞和眼睛，苗条优雅的身材。她在上大学的最初几年一直练体操，直到一次从吊环上摔下来才停下来。她的声音让人陶醉，至今仍在我的耳际回响……

赖莎的室友是妮娜·利亚基舍娃、丽雅·茹西诺娃和另一个妮娜。她们的男朋友也是哲学系的学生——尤里·列瓦达和米拉·玛马达什维利。列瓦达后来成为教授，创建了社会学研究中心，现在这个研究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在不久前去世。

玛马达什维利是一个高个头的格鲁吉亚人，长得十分英俊。他在当时已表现出他的卓越才智。后来他成为苏联的杰出哲学家。很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

她们问我对于玛马达什维利的印象，但我们与他和列瓦达的相处时间很短，很难说出个人的看法。当1990年代初格鲁吉亚陷入动乱之时，米拉所说的话不仅在格鲁吉亚回响，而且还传遍了苏联：“如果我的人民投票选举加姆萨胡尔季阿，我就会起来反对我的人民。”

这件事要在很久以后才发生。当时，我们三人都各娶了同一个宿舍的女生。事实上，只有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米拉与妮娜离婚了，后来尤里和丽雅也分道扬镳。赖莎去世以后，我收到米拉的妻子妮娜的一封手写长信。我保留了这封信，以纪念我们的学生时代。最近，这封信被收入赖莎的一本书——《肖像饰缀》。[4]

法律系与哲学系都在莫霍瓦亚大街上，比邻而立。下课后，赖莎与我经常在院子里的拱门下碰面，在莫斯科城内进行长距离散步。途中总会有两到三个电影院，我们在一起很开心。一开始，我们肩并肩向前走，不久就改成手拉手了。这已不仅是我们的习惯了，通过手的接触，我们相互在身体上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我们陷入热恋之中。我的同学开玩笑说：“我们失去米哈伊尔了。”托皮林和利伯曼也成了赖莎的朋友。他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相恋劳苦功高。

冬季的一天，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与往常一样，我们下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的院子里会合，打算散步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很奇怪的是，赖莎保持沉默，不愿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这些日子我很愉快，我感谢你。但我的感情已经被伤害过一次。我与我所信赖的人分手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体验。最好在分不开之前现在就分手吧……”

我们都沉默了很长时间。当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说我不能依从她的这个要求，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的爱情表白。

我们走进宿舍楼，将赖莎送到她的房间。在道别时，我说两天之后会在大学院子里的老地方等她。

“我们不应再见面了。”

“我会等你的。”

两天之后我们又见面了，再也没有分开过。

很快，赖莎就把她的事讲给我听。

“我与阿纳托利·扎列茨基交朋友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在考虑结婚问题。他的父母住在立陶宛或拉脱维亚。他的父亲是波罗的海铁路局的局长，一个管理铁路的大老板。他的母亲是个雄心勃勃的人，给人印象深刻，而且很吸引人。他安排了我们之间的会面，他母亲搭乘铁路专用私人车厢前来。我受邀去见她，但他母亲不喜欢我。阿纳托利无法让他母亲改变主意。我们只好分手。我十分痛苦，受到沉重打击。我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男人？’”

研究生们和物理系、数学系的学生都知道了赖莎与阿纳托利分手的事。突然之间，许多人开始追求赖莎，直到我们见面，正如我已经讲述的那些经过。我们两人都做出了我们的选择。赖莎轻易不与人交朋友，但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对我来说，她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和亲爱的妻子。

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前的广场上，赖莎与我一直谈到凌晨。那个晚上，我们同意将永远在一起。

暑假期间，我回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家里，将我的结婚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没有见过赖莎，不认识她，但都没有特别反对这桩婚事。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信给拖拉机站站长，请他让我担任联合收割机司机助手，即我原先承担的工作。我对他说我的生活将发生重大变化，我需要钱。站长同意了我的要求。赖莎去巴什基尔过暑假，但她没有跟她的父母讲我们的事。

这样，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我们做出了有关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决定。我带着一笔钱来到莫斯科，比赖莎回来得早，就是为了去接她。我们在卡赞斯基火车站相见时是何等快乐啊！十分美妙和无法忘怀的日子开始了……婚纱礼服需要订做，我平生第一次订购了一套藏青色（被称为“突击手”的颜色）西服。在结婚登记之前，我们在基洛夫斯卡亚地铁站附近的照相馆拍了我们的照片。这些是我们的照片簿里最好的照片。

婚礼预定在11月7日公假日举行。我们没有急着去领取结婚证。但有一天，我们走上横跨亚乌扎河的大桥，前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索科尔尼切斯基区的婚姻登记处就在大桥的另一端。我对赖莎说：“我们进去看看。”“好的。”

我们进去查询了领证需要提供的证明文书，填写了申请表。

1953年9月25日，在一群好朋友的陪伴下，我们重新踏入这个庄严的机构，领取了结婚证，号码是：PB 047489。结婚证上的文字为：公民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公民赖莎·季塔连科，生于1932年，依法成婚，由以下附加签字者为见证人，并在本证书上加盖印记。一切都是那么朴实无华，与今天婚礼的情形不同。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个日子，无论是在家里、在火车上、在度假中，甚至在飞机上都是如此。我们不仅仅是庆祝这个日子，我们觉得这样做的感觉更为美妙，让人十分快乐。

一次我们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庆祝了这个私人的重要日子。这是在1973年，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我在一家能够俯瞰全市的餐馆预订了座位。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满是度假者，到处是音乐、舞蹈、干杯、再干杯。我点了一瓶香槟、一瓶红牌伏特加和当地的高加索菜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以至于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当时的心情就是要把点的酒全部喝光。赖莎饮了一杯香槟，剩下的全由我来包圆。我再也没有这么畅饮过。

1990年代初，当我“赋闲”之时，我们决定去莫斯科的剧院餐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赖莎说她要一杯高品质干邑白兰地。我们都喜欢干邑白兰地，又要了第二杯。音乐响起，我们俩都很高兴。但出了点小麻烦，我们要的干邑白兰地“路易十三”很贵，所以接到账单时，我几乎付不出。我把身上的所有现金都拿了出来。如果不是事前有所准备，那将会是十分尴尬的事。

……我们家的一个典故是我们一起生活后不久赖莎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我们在一个又深又黑的井底，可见的光亮高高地悬在我们上方。我们相互帮助，试着爬出去。我们的双手满是伤痕，流血不止，疼痛无比。赖莎抓不住井壁了，但我抓住了她，我们继续慢慢地向上爬。最后，我们爬出了黑色的井口，精疲力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笔直、洁净和绿树成行的道路。在天际线处，是一轮明亮的巨大太阳，道路好像一直通往太阳里面，消失不见了。我们走向太阳。突然间……令人恐惧的黑影投射到我们的前面和道路两侧。这是什么？森林声音低沉地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我们的心向下一沉……我们手拉手继续向天际线、向着太阳走去……我们在1953年9月25日进行婚姻登记，但直到10月初我们搬到列宁山宿舍楼之后才成为夫妻。当时，莫大学生要去莫扎伊斯基区挖土豆。一天晚上，我回来后，赖莎在她的宿舍为我们两人举行了一个婚礼派对：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一切和永恒。

学生婚礼

我们的婚礼派对于11月7日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楼的餐厅举行。我们邀请了同学和朋友参加。餐食都是当时的传统样式和种类：俄罗斯沙拉、咸鲱鱼、煮土豆和红牌伏特加。此外，我想还有一些肉和肉排，总之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一切。赖莎身穿一件雪纺绸婚纱礼服，十分合身。她穿上婚纱礼服到镜子前面整理和打扮了很长时间。我问道：“你喜欢吗？”

“我很幸福。”

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她有独特的过人之处，来自偏僻省份的贫困家庭，进入大学读书。即使是在大学阶段，她也与其他大部分女生不同。我心里常常将她与别人作比较，她是真正的公主，这绝无夸大之处。我很高兴她喜欢保持漂亮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不高，仅能维持日常开支。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机会，我们就会给赖莎添置一些新衣服：一条裙子、一件上衣或一块大衣布料。我能记得用一块绿色布料做的大衣，腰部收紧，配上小高皮领。赖莎穿了八年之久，直到一侧磨破了。她穿什么都很合身，时时注意自己的体重。当她的眼睛下面出现皱纹时，她马上采取行动。我并不是说她要浓妆艳抹。不是这样，读者们也许会对此感到吃惊：她30岁之前从来没有化过妆。她总是两颊红扑扑的，也许她的血管比较靠近皮肤表层。有一次，一位教授在莫霍瓦亚大街拱门下的学生餐厅排队时，排在赖莎的后面。他看到她取了一杯番茄汁，说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的面颊总是玫瑰色的了。”

赖莎从内心里就有一种要在任何场合都保持漂亮的推动力。在我们一起生活的岁月里，她每天早上露面时的发型总是一丝不苟。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继承了这个特点。外祖母是外孙女们保持典雅气质的榜样。

现在回过来说说我们的婚礼派对。如我所说，赖莎不得不向她的朋友妮娜借鞋子。当然，我们大家一起畅饮、唱歌、跳舞。大家一再祝福我们，齐声大喊“苦的！”这就是说要我们相互接吻来变为“甜的”。接吻对赖莎来说是一个难题，她认为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只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进行。但是……

我们喝得很痛快。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过夜，30个客人都挤在一个房间里。

赖莎与我开始进一步了解对方，日子过得愉快。我们不再小心翼翼……直到我们意外地发现赖莎怀孕了。我们很想要一个孩子，但医生坚决不准赖莎这样做。原因是她患有风湿病，各处关节经常肿胀，躺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动弹不得。她发病时是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和朋友们必须用担架把她送到医院。所有这些——疾病和治疗对她的心脏产生了严重副作用。医生表示：我们不能保证她能平安分娩，你可能要在保母亲还是保孩子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完全不知所措。赖莎哭泣不止，我对她说：“我们会有孩子，但现在你要听医嘱。”她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妇产科诊所做了一个手术。

我们对此毫无经验可言。没有任何人在中学、大学或医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也读不到这方面的书籍。手术结束后，我问医生：“您的建议如何？”回答十分简洁：“你们必须避孕。”“您建议采取何种避孕方法？”“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禁欲。”我们得到的建议就是这些。

我们的婚姻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一方面我们有很多快乐和欢笑，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束缚住了。医生建议我们到一个气候条件不同的地方去。我们去了我家乡的村庄（下文还有更多的记述），这对赖莎的身体帮助很大。1957年1月6日（俄罗斯的圣诞节），赖莎在25岁时生下了我们的女儿伊琳娜。

赖莎于1954年大学毕业，我还需在大学再读一年。我们决定守在一起，不论是在莫斯科还是一年后我毕业被分配到其他地方都不分开。人们建议赖莎读研究生，但不走运的是，她没有被哲学系录取，而是到莫斯科列宁教育学院哲学系读研究生。我们还有一年时光，几乎没有去想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这是年轻人的典型做法。

那一年我们的计划是去普利沃诺耶村看望我的父母。我们需要做一些“外交”工作以恢复我们的名声：我已经粗略地对我的父母讲了我们的结婚计划，而赖莎根本没有对她的父母讲这件事。1954年夏，我们动身去普利沃诺耶村。我不记得路上的具体情形，能记得的只是先乘火车，然后就是搭便车到家。

到了村里之后，在回家之前我们先去看望了外祖母。我每次经过她的家门总要进去看看。1953年秋末，我的外祖父潘捷列伊去世了。我记得他们送我去莫斯科上大学时的情景。我跳上卡车的车厢里，向后看到外祖父站在那里流泪。从来没有人在此之前见过他哭泣，他是个十分内敛的人。全村的人都很尊敬他，大多数村民冒着冷飕飕的秋雨，参加了他的葬礼。

外祖母看到我们很高兴。她打量着赖莎，走到她的跟前，用双臂搂着她说：“你长得这么瘦啊，真漂亮。”外祖母很快就喜欢上了赖莎。以后，我们每次回家乡都会去看望外祖母。每次，赖莎都会给外祖母一小笔钱，这样她就能去教堂祷告，点上一支蜡烛。在重大宗教节日，外祖母会来斯塔夫罗波尔看我们。直到今天，我都能记得她从家里走到教堂的样子，她在路上跟每个人打招呼。这在普利沃诺耶村是合乎礼仪之举。

当我们到父母的家中时，情况有了一些不同。

父亲从一开始就喜欢赖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这可能是因为他只有儿子，也可能他是一个热情和宽厚的人。他对赖莎的好印象一直没有改变。母亲并不这么看，这远远不是一次亲切的见面。简言之，她很嫉妒赖莎带走了她的儿子。母亲那一次对我说：

“你带回家来的是什么样的媳妇啊？她什么都帮不上手。”

我说赖莎有大学文凭，将成为一名教师。

“那么谁来帮助我们呢？你为什么不娶一个我们当地的姑娘？”

“妈，我将对你说的话你最好记住。我爱她，她是我的妻子。我不想再听到你对她讲这样的话。”

母亲开始哭泣，我觉得对不起她。但这事必须要讲清楚，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一直应该持有的立场。赖莎感受到了她婆婆的不友好态度，当然感到紧张。一次，母亲要赖莎去井边取水来浇后院的菜地。父亲迅速掂量了一下情况，对赖莎说：“我们一起去浇水。”母亲大发脾气，过了一段时间她的怒火才逐渐平息下来。后来，当她对赖莎的了解增多之后，她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孙女诞生了，我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经济方面接济我的父母，给他们盖了一座新房子。

但在当时，看到赖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一怒之下冲动地说道：

“妈妈，不是你自己结婚。我们把话讲清楚，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请息怒。”

有一次，因为一些小事，情况又紧张起来。为避免与我母亲吵起来，赖莎离开家，在外面待上很长时间。我来到河边，发现她在那里。

“怎么回事？”

“没什么。”

“很好，这心态不错。”

一天，我们去拜谒外祖父的墓。我长时间地站在这位对我很亲的人的墓前，回想着他一生中经历的艰难时光。

前途何在？

我在莫大的学习就要结束了。最后一个学年，我被安排到莫斯科的莫斯科沃茨基区法院和基辅斯基区行政委员会实习。法院的聆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关于一伙年轻人恶性犯罪的案子。聆讯进行了很长时间，对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训。我能记起检察官与被告之间的激烈对峙。一位瘦瘦的、衣着邋遢和面色紧张的检察官面对着一群口才出众、十分自信的辩护律师。我必须承认我完全站在这位检察官一边，不信任那些辩护律师。但是，他们的辩术十分出色。

对我来说，实习最有意思的部分是被安排参与基辅斯基区苏维埃及其行政委员会的工作。首先，这项工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群众参与管理国家问题：基于地方苏维埃的考察》提供了资料。第二，这项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将我所知道的苏维埃生活与莫斯科的一个地方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比较。最后，这项工作给了我做实际工作的机会，而在区法院我只是作为旁听者参与。

我按时提交了我的毕业论文，成功地做了答辩，获得优秀成绩。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显示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西方民主的优越性（以在基辅斯基区苏维埃的工作为例）。要理解基本民主原则的普世内涵，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苏维埃俄罗斯报》曾刊登过一篇文章，声称我在国外的一次讲话中说赖莎和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计划从内部毁灭共产党。如果说有这么一个说法的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是我的“信徒们”多年以来散布的子虚乌有之物。

事实上，即使在那个时候，学生们也会对宣传所描绘的有关世界的简单化黑白画面提出问题。一个未曾预料的事件使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1955年6月，印度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访问莫斯科。我在列宁山莫大礼堂参加了他与教授和学生的会见活动。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气质高雅、睿智且目光敏锐，带着友善和令人释怀的笑容。我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我记得他对母校师生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对莫大培养出具有“伟大心智”的青年男女所怀有的希望。他期望莫大学生成为“良好意愿与和平的使节”。

这位印度客人将和平问题与以下问题联系起来：保护和促进人类文明、利用最新的科技知识为人类发展服务、消除一切阻碍我们的观念和精神进步的障碍。

对于那些坚持用“社会阶级方法”来研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来说，他说的这些话是非同寻常和令人不安的。许多年之后的1986年12月，我在有关无核和非暴力世界的《德里宣言》上签字时，我想起尼赫鲁的这些话。我的名字就签在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旁边。

赖莎比我早一年从莫大毕业，进入研究生课程阶段学习，通过了副博士资格考试，正在撰写学位论文，准备在莫斯科从事学术研究。

我也收到了一份被录取为集体农庄法课程方面研究生的通知书。但出于原则问题，我表示拒绝。长期以来，我对于“集体农庄法”的态度早已形成。

我并不需要为我的未来职业前途过分担心。作为共青团书记，我是工作分配委员会委员，我知道我不需要为工作操心。我是12名被分配到苏联检察院工作的毕业生之一（其他11名毕业生都是战争退伍军人）。

这是一个开始对斯大林恐怖时期受害者进行平反的时期，我们将会在一个新成立的部门中工作，负责监督指导国家安全机关处理这些案件。我将我未来的工作描绘成正义的进军，这正符合我的政治和道德理念。

我于6月30日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回到宿舍楼时，我从邮箱里拿到一份政府信函，通知我到未来的工作单位——苏联检察院报到。在去报到的路上，我兴高采烈。我期望将有一次有关我未来工作的谈话，我在心里对我的建议做进一步的润色。当我带着笑容和兴奋走进信函所指定的办公室时，坐在那里的官员用干巴巴的语气通知我：“苏联检察院没有录用你的可能性。”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政府发出了一条秘密指令，严禁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到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个指令的背后原因是：据称发生19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之一就是决定人们命运的大权被授予许多“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缺乏专业方面和生活方面的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就是生长在一个大清洗受害者的家庭，却不经意地成为“恢复社会主义合法性进军”的一个受害者。

这一下子毁了我的所有计划。当然，我可以在莫大得到一份舒适的工作，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给我提出一些工作选择，但我不想这么做。当时供我选择的工作岗位有：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首都附近的斯图皮诺镇副检察官，附加政府提供的一套公寓。赖莎和我决定不去花费很多时间考虑这些工作岗位。为什么要去陌生地方和异域疆土碰运气？如果我们想要西伯利亚的森林或中亚的酷暑，我们都可以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轻易找到。

一个决定就这样产生了。因此，他们将政府工作分配通知书上“苏联检察院”中的“苏联”画掉，写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这样，我将回到我的老家——斯塔夫罗波尔。不过，我们不得不先去看望赖莎的父母，以当面“赔罪”。

在这里，我应当说一下赖莎的家庭。她父亲在1920年代后期离开乌克兰，前往阿尔泰边疆区参加修筑切斯克公路。他在那里遇到了赖莎的母亲——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她的家庭来到西伯利亚的时间更早一些。他们结婚后，亚历山德拉19岁时生下赖莎。在赖莎见到光线几分钟之后，她的父亲将她捧在掌心。他记得她十分纤弱，就像是天堂的苹果。所以，他给她起名为“赖雅”（赖莎的昵称），因为这个名字听上去像俄语中的“天堂”发音。他一辈子都很喜欢赖莎。赖莎的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父亲一家来自切尔尼希夫省，母亲一家来自波尔塔瓦省。母亲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富农）家庭。在集体化期间，赖莎的外祖父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根据国家消灭富农的政策），家庭成员分散到全国各地，一部分去了哈萨克斯坦，一部分去了远东，还有一部分去了阿尔泰边疆区。一个家庭变得四分五裂。外祖父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做点零活。但在1930年代政策收紧之后，他被指控为托派分子，被捕入狱，未经审判就被处以死刑。他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儿子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河流港口担任主管。赖莎未来的舅妈玛丽亚·佩特罗夫娜从医学院毕业，成为医学专业人士。

赖莎的父亲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40年的时光都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区、巴什基里亚、乌克兰内津斯克附近和顿涅茨克地区修筑公路。他参加了库班地区的铁路电气化工程，然后按规定退休。他的坟墓在克拉斯诺达尔。亚历山德拉·佩特罗夫娜长眠于乌法，只比我的母亲晚了三四个月去世。

很有意思的是，生活将人们聚在一起。赖莎的父母在普利沃诺耶村见到我的父母。两位父亲很快就相互欣赏对方，他们的个性十分相像，立刻成为朋友。两位母亲也相处得很好，她们在一起长时间交谈。这也难怪，她们是同一代人，有许多共同的记忆。她们在散步时模仿赖莎和我的调皮样子。我们成为了一个大家庭。现在，我的父母和赖莎的父母都已经作古，而赖莎也不在了。

回到1955年，赖莎和我前往巴什基里亚的叶莫拉耶夫卡村。赖莎的弟弟热尼亚和妹妹柳德奇卡来接我们，他们刚刚中学毕业。当我动身去斯塔夫罗波尔时，与柳德奇卡同行。车到乌法，她在那里下车。她要在那里上医学院。后来她从那个医学院毕业，以医生为终身职业。

马克西姆·安德烈耶维奇是个慈祥的人，但我与赖莎母亲的关系却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理顺。一次我醒来，走进厨房，见到赖莎母亲正在做饭烧菜，弄出很大的声响。我对她说：“赖莎在睡觉，不要弄得那么吵。”那一天赖莎与我外出散步时，她对我说：

“有人在说你的不是。”

1951年，与赖莎、她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和妹妹柳德米拉的合影。

“说些什么？”

“母亲说你告诉她不要在厨房里弄出响声，以免打扰我睡觉。”

赖莎的睡眠不好，患有失眠症。赖莎说：

“你知道母亲是怎么对我说你的吗？‘你给我带回个犹太人。’”

赖莎和我并不将这些话当作批评，而是当作最高的赞扬，因为犹太男人以善待妻子而著称。

不久之后，我成为了她喜欢的女婿。是的，我有时跟岳母开玩笑，提醒她一开始是怎么对我的。

两位母亲都长得壮硕，但模样好看，而且眼里都揉不进沙子。

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从奈克希莫夫海军学校以班级的第一名毕业，被送到列宁格勒高级海军学院深造。他是个天赋很高的人，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十分耿直，嫉恶如仇。他的个性给他带来麻烦，被海军学院开除，送到北方舰队服役。在那里，他开始写作，作品得到发表和出版。退伍之后，热尼亚进入莫斯科文学研究所工作。他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和两三本儿童读物。他还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名为《地陷》，讲述一次矿难事件，描写人们的死亡和矿工们被击倒的情形。我读过这部小说手稿。此后，他将很多时间用于创作长篇小说——《拜火者》。两部小说都没有出版，手稿也散佚不见。热尼亚很小就离开家庭，早早就开始酗酒，最终为他的生活酿成悲剧。赖莎很喜欢她的弟弟，多次努力要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帮他戒酒，但都没有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的弟弟好像都不走运。我的弟弟亚历山大是一名陆军上校，也有酗酒问题。他在火箭部队服役，在莫斯科周围的地下防御圈值勤。他在那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亚历山大比我小16岁，却卒于2001年。我们家的这些事都在我们的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疤。

……我让赖莎再陪她父母一个月，自己返回莫斯科。7月的美好时光都用在整理我们的行李上。需要打包的行李并不多，我们的所有杂物装了两个行李箱。我的主要财富是书籍，为此我买了一个大盒子，用书装得满满当当，租了一辆卡车将它运到火车站，然后作为“慢件”托运到斯塔夫罗波尔，这样运价可以低一些。我本人将在那天晚上动身。我回到列宁山的宿舍，冲了一个淋浴，躺到床上闭上眼睛。也许是第一次，我在问我自己，后来我还一次又一次地问过：莫斯科大学在我的人生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家庭对我确立基本道德观非常重要。当然，中小学和老师在形成我的性格方面作用巨大。我很感激比我年长的工友们，那些拖拉机手帮助我懂得了工人的价值观。但是，莫斯科大学为我提供了牢固的知识和精神上的动力，这在我以后的人生中指引着前进方向。我能够很有把握地说，假如没有那五年的大学教育，就绝不会有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大学确立的思想标准使我不会傲慢和自负。它帮助我在困难的日子里坚定我的立场。

正是在大学里，我遇见了赖莎。赖莎还在世时，我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她有我作为丈夫是她的幸运。她反驳道我有她作为妻子是我的幸运。现在这场争论暂时中止了。我希望我们再次见面时将会继续这场争论。我们在一起真幸福。

【注释】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2] 一个关于一些著名医生的刑事案件。一些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医生于1952年被捕，被指控与美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和谋害苏联领导人。一份揭露和逮捕这些“医生破坏分子”的报告刊登于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报》上。该案件在1953年3月初撤销，4月初被捕医生获释。

[3] 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1968年“布拉格之春”领导人之一。

[4] 赖莎·戈尔巴乔娃：《肖像饰缀》，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9年。

第三章

回到斯塔夫罗波尔

1955年7月末，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开始在边疆区检察院工作。我的实习期始于8月5日，同时来的还有好几个法律专业毕业生。在夜晚，我在城里漫步，逐渐了解这座城市，还需要找一套房子住。城里郁郁葱葱的绿色和典型的省城外观令我感到震撼。建筑大多数是只有一层或二层，三层或四层的楼房点缀其间，周围都是些附属房屋。建筑风格与当时的许多俄罗斯省会城市的建筑相似：显得奇怪和五花八门。

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从市中心向山坡下延伸到堡垒的东大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就是堡垒）。当时，东大门被称为第比利斯门，因为门下的道路通往第比利斯……当地的另一个“地标”是教育学院门前的大水塘。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将它填掉了。尼兹尼市场坐落在我住的埃尔布鲁斯酒店隔壁，里面的蔬菜水果价格十分低廉。人们只要花费几个戈比就能买到半篮子西红柿。当时我正在存钱，因为我需要在赖莎到来之前租一套房子。

这是我第一次租房子。经过最初的三五天敲门尝试，我一无所获。检察院的同事建议我去找中介。中介人员均在检察院和警察局登记。办公室的人给了我一个中介的地址，她是一个有经验的中介，住在伊帕托沃街26号。当我到她那里的时候，她马上就发现我并不是来查禁非法交易，而是来寻求帮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我三个租户地址。其中的一个位于哈萨克亚街，将成为我们今后几年的家。

房东是一对和善、文雅的退休教师，他们有一个女儿——柳芭，还有女婿沃洛佳。后来，他们的外孙出生了，起名为阿纳托利。他们租给我们一间11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三分之一的面积被一座火炉占了。三个小窗户俯瞰下面的一个很老的果园。窗户无法关紧，因为窗框已经倾斜了。家具包括一张又长又窄的床，床上的铁网十分松垮，几乎碰到了地面。房间看上去破旧不堪，但这是我能够租得起的房间。我们说好，房间的租金是每月250卢布（1961年之前的价格）。我们需要自己购买柴火、煤炭和煤油。我从莫斯科作为“慢件”托运来的大胶合板木盒完好无损地运到，我们将它当桌子和书箱使用。我做了一些衣架，在赖莎到来前买了两把椅子。家具就是这些了。

房东尽其所能让我们在这个小房间里能过得舒适一些。但他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好意，并十分感激。有时，我们会一起坐在桌子周围聊天，谈谈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是格利高里·瓦西里耶维奇，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喝了几杯伏特加后就会健谈起来。几杯酒下肚之后，他总是规劝赖莎“要清醒地看待生活”。他家女婿沃洛佳在边疆区报社工作，女儿柳芭是一名化学教师。在这样的场合，他们经常会吵起来。沃洛佳一旦喝醉，就会行为异常。有时为表示不满会爬到树上去。房东在这个时候会为女婿的举止感到羞愧，但我们表示理解。隔壁住着一个前白军上尉，一个带有行伍仪态的老人，有一副修剪整齐的灰色八字胡，完全是贵族的做派。他是位真正的绅士，十分欣赏赖莎。也许赖莎使他想起了他的过去或者是他从未实现的梦想。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过的第一个冬天来到了。我们的房间十分寒冷。靠我的工资生活和支付房租十分艰难。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挤出点钱来支付生活必需品：暖和的衣服、鞋子和耗煤厉害的火炉。

我在苏联检察院受到的拒绝、他们对我家庭情况的视而不见和我工作分配的离奇经历，使我对此时的司法工作产生动摇。我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七天的实习也没有能够打消我的疑虑。我决定离开检察院。

我联系了边疆区共青团委员会。我去见了一些过去曾打过交道的团干部，我们交换了看法。莫斯科大学的牌子和我在共青团工作的履历明显起了作用。我应邀与边疆区共青团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见面，我们相互自我介绍，做了交谈。我接受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担任边疆区团委宣传动员部副部长。

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帆风顺，但只是表面看起来是这样。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我必须到我的分配单位——检察院报到，并承担被指派的工作。我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处理妥当。米罗年科提供了很大帮助，安排好了我在边疆区团委的工作。即使这样，我知道必须要告知边疆区检察长，就此事进行商量。瓦西里·佩图霍夫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人，以独立和正直而著称。

“这完全由您来决定是否放我。但如果您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将表示感激。”我在结束向边疆区检察长恳求时以这句话收尾。

同一天，我写信给赖莎：“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谈话。”第二天，我写信给她通报情况：“他们与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在训斥了我之后，同意我到边疆区团委工作。”

几十年之后的80年代，我收到了佩图霍夫的两本书，书中的题字是：“每当我想到我没有阻挡你的前程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就感到十分欣慰。”

尽管整个边疆区只有两个人持有大学哲学学位，赖莎的工作安排却没有什么进展。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由历史系毕业的教师承担。赖莎一开始不得不在边疆区图书馆工作，负责外国文学部的管理事务。

我的工作需要经常下到边疆区的基层。到基层村庄去会见共青团积极分子要花费很长时间，只有两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要么步行，要么搭便车。当地团干部会安排我住在村民家里。餐食十分糟糕，即使你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战争结束已十年之久，人们依然很穷，许多人处于赤贫之中。一些年轻人不满这种贫困的条件，愿意到任何地方——发电厂、工厂、公路和河道的建筑工地去做任何工作。但大多数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他们只有忍受艰难困苦，希望情况能够好转。

1955年11月，我下的第一个基层单位是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戈卡亚——巴尔卡村。这个村庄沿着深谷延展20公里。这个村庄实际上没有砖墙瓦顶或金属屋顶的房屋，都是些泥墙草顶的茅屋。清晨，当地的团干部与我一起去一个养殖场。从一个小山丘上，我看到杂乱分布的棚屋，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冰冷刺骨的世界。只有狗吠声打破了宁静。我问陪同我的干部：

“年轻人在哪里聚会？有没有类似村庄俱乐部的场所？”

“没有，有一个无人居住的棚屋，我们在那里开会。年轻人有时也在那里聚会。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在家里相聚。他们渴望春天和夏天的到来，那时候他们可以在户外享受生活的乐趣。”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养殖场。也许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到这里时，青年妇女刚刚在劳动几个小时后在这里休息。我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明了我此行的目的：

“来看一看你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

我说这是我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来。我讲话时的谦逊口吻给她们留下了好印象。有一个姑娘，很显然是她们的头，很严肃、忧愁和痛苦地说道：

“没什么可看的，每天每年都是一样的。”

“你们所做的对人民的生活十分重要。”

“我们知道。”

总而言之，她们是些快乐和富有激情的姑娘。年轻时，一切好像都是美好的。青年时代是人的生命中最幸福的阶段。唯一的问题是青春的流逝十分迅疾。

“给我们说说，你是哪儿人，你怎么到莫斯科的。”

我说我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本地人，来自边疆区西北部的普利沃诺耶村。中学毕业后，我继续我的学业。我向她们讲述了在莫斯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我听说你们许多人在学校上完七年级后就不愿再上学了。”

结果表明，她们很愿意继续上学。

“为什么你拒绝干检察长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接受了法律专业教育。但在大学时，我参加了团的工作。我带回来了大学学位和妻子。我们自己住，共同干一番事业。我们住的房间很小，几乎入不敷出。我的妻子还没有工作。”

她们很吃惊地听说拥有莫斯科大学学位的人竟然会没有工作。

“你告诉我们应当读书，是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

“一切都将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刚刚从一场可怕的战争中恢复过来。很多方面已经发生变化。你们中间与我年龄（24岁）相仿的人都能记得艰苦日子是什么样子。情况正在变好，虽然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与妻子的共同经历深深地触动了她们。与我交谈的姑娘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的姑娘应当成家生孩子了。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忍不住问她们：“你们有男朋友吗？”

她们一下子大笑起来。

“不过，你们还年轻，还有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小伙子没有在战争中阵亡。”

“你在哪里能看到这些小伙子？他们都走了，一些人到部队当兵，一些人到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建筑工地干活。”

我很讨厌我们的谈话以这样令人扫兴的话题结束。在我们道别之前，我问能为她们做些什么，我十分希望能帮助她们。

她们的回答令我感到意外：

“有时间再来看我们。”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们与我一样了解生活的实质，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在所处的时代之外。人们必须忍耐，希望情况能够逐步改善。1956年初冬，我来到了阿颇隆斯基区的著名集体农庄——“共产主义灯塔”。它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21年。在好几十年里，集体农庄的主任是赫赫有名的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朱赫诺。到处都能感受到他的权威存在。他有专家和许多年轻人为自己工作。住宅区是刚刚新建的，道路条件很好。集体农庄还有学校、幼儿园、来访者餐厅和供我们住宿的招待所。

我的陪同是区团委书记，名叫尼古拉·卓洛托帕普。一个通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内容是明天所有共青团员都要参加一天义务劳动，从田里清走牛粪。尼古拉和我决定明天早上到田里去与团员们一起劳动。在一起劳动时，我们开始相互认识起来，我们向大家通报了我们的身份。

“你们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为了参加今天的义务劳动吗？”

“当然不是。我们到这里来是要考察一下，这样我们就能告诉其他人你们的团组织是怎样活动的。”

“我们紧跟着我们的主任，我们帮他干所有事情。他也为我们做许多事。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离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花钱送我们去深造。学成之后作为专家回来工作。演员们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集体农庄还花钱请电影放映队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免费电影，尽管来的次数还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

当我们问到对团组织的看法时，所有人都是众口一词。大家对共青团书记格利高里·多布罗斯科金表示十分不满。

“我们的书记在恋爱方面一塌糊涂，在年轻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大大小小的麻烦数不胜数。”

第二天，我们与多布罗斯科金见面。当我们转告他前一天的事情和团员们的反映时，他看上去十分窘迫，没有说任何话为自己辩护。

“你必须辞职，你不配当团的领导者。要么你自己辞职，要么我们把你撤掉。”

“我自己辞职。”

当我与朱赫诺会面时，我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和在田里与团员们谈话的情况。他说：

“帮我找一个新的共青团书记。我们这里有许多年轻人，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我非常在意团组织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然后，他转向卓洛托帕普，说道：

“尼古拉，你为什么不留下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将一道工作。”

事情就这样定了。

简言之，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时并不是要汇报这个先进的集体农庄是如何管理的，而是要提如何帮助这个著名集体农庄的团组织的建议。

在早期下基层的工作中，我感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并不喜欢我对青年人问题提出的坦率看法。其中一些领导还向边疆区党委就我的行为“打小报告”。结果，边疆区党委约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做的，他们都赞同我、支持我。

人们不相信这个

1956年初发生的一件事令整个国家震惊不已：党的二十大以及尼基塔·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登载着更详细大会报告摘要的小红书发到各个基层党组织。一同发来的还有供思想工作者作宣传工作用的宣讲材料。人们对赫鲁晓夫讲话和二十大的反应各有不同。

我是被派到基层去宣讲二十大成果的干部之一。从来到新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区的第一天起，我发现尽管我引用了事实和赫鲁晓夫讲话的原文，但人们并不相信我的宣讲内容。我将我的这种印象汇报给区党委书记尼古拉·维瑞坦尼科夫，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我把你看作是我的朋友，告诉你实话：我们不知所措。人们不相信我们。”

我们同意在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去维修车间、养殖场和工作队，举行小规模的会议。

我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渐渐地，人们开始对此感兴趣起来，他们提出问题，表达他们的震惊。

在一个会议上，我说：

“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在我出生的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也就是你们的邻居，1930年代，无辜的人们受到大清洗的迫害。你们需要姓名吗？你们认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死掉了，另一些人坐了很长时间的牢。”

一个妇女站起来为斯大林和大清洗辩护：

“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这些人把我们赶入集体农庄，欺压人民。斯大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各省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使得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最高层领导或根据直觉，或出于主观意识，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胁到制度本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呢？

多年之后，我在高加索度假时遇到了尤里·安德罗波夫。我们的对话转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上。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有关记忆。二十大之后不久，他当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应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的邀请，参加狩猎活动。拉科西会说俄语，私下里对他说：

“这不是做事的方式。他不应当这么匆忙。你们在你们的大会（二十大）上制造的混乱是一场灾难。贵国和这里将会发生什么，目前尚不够明了。”

面对国内广泛存在的误解，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倒车”：《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斯大林“表达了人们的意志，是马列主义的杰出捍卫者”。

6月下旬，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指出“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声称没有任何“个人崇拜”能够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

约1949年，和同学们在一起。

简言之，二十大启动了对我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再评价和对历史事实的评论，但过程却是矛盾重重和十分痛苦的。

尽管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以不同形式继续进行，但个人崇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复活，一种后斯大林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之中。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虽然党的二十大给“1960年代”带来活力，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重建、民主化和新政的实施过程放慢下来，到1970年代初期则陷入停顿。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我政治生涯开始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实际情况与之完全吻合。顺便说一句，近年来我在向大批公众发表演讲时，经常说我的社会和政治生涯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8年。当时，我在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几个不同村庄完成八年级学业后，与其他同学一起去边疆区中心上中学。共青团组织的第一次活动是选举共青团书记。每个团小组推举自己的候选人，普利沃诺耶村团小组提出的候选人就是我。

会议决定推举的七名候选人需要发表讲话。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一些人讲笑话，另一些人十分严肃。然后，轮到我了。我也讲了一些东西，但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我要坐下来时，有人将我的椅子抽掉，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人们哄堂大笑。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我当选为共青团书记。我的公共活动就此开始。从那时起，我总是建议人们不要怕趔趄或摔倒。你必须站起身来，汲取教训，继续前进。我的做法将会得到印证，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

……二十大以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的生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1956年8月，我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共青团第一书记。那一年，我和赖莎结识了许多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过，我在边疆区中心是一个新人，我的获选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更不用说别人了。

但对于赖莎和我而言，最大的新闻是赖莎怀孕了。我们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办？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感觉不错，所以我们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这加重了我的负担。

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我们必须从室外的压水泵取水，劈柴火，从地下室将煤搬上来。我不让赖莎搬任何重物，每天晚上我自己干。我们住的屋子离市中心不远，但要去市中心并不容易，因为屋子位于山脚下，如果爬山或下山时跌倒，这对赖莎就会造成灾难。那时候我想，幸亏我在市里工作，上班不用走很远的路。当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即使如此，我还是能够更多地照顾赖莎。

……那些年里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不管是不是团员的年轻人聚集在市团委周围，这里成了年轻人的“工作招聘会”所在地。当时，我们呼吁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我必须承认没有收到什么有用的回复。标准的答复是：“我们很希望能解决，但我们没有工作岗位可提供。”然后，我们开始收集有关工作岗位空缺的信息。我们发现这些空缺都是以不公开的方式填补的。我考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经济部门和党的官员考虑共青团组织的要求。我们决定仿照早年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共青团组织，创建一支“轻骑兵队”。这个基层组织为年轻人在本市的事务中寻求发言权。当然，这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不会妨碍其他人的才干。我们创办了一份报纸——《请勿袖手旁观》，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轻骑兵队”的活动包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进行拍照和曝光。这份报纸张贴在市中心的各个路口。所有人都不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被曝光。因此，领导们努力与市团委处好关系。

当时，我们也从官僚层那里收到一些威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指责我们不干共青团的正事——宣传教育和组织闲暇活动（年轻人一旦无所事事就会出问题）。他们宣称地痞流氓在城市街道上、公园里和其他公共场所招摇寻衅，而团组织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有人建议成立“共青团行动队”，打击这些地痞流氓。在我们的坚持下，市领导机关同意为行动队提供交通工具。市党委决定行动队可以随时调用车辆。当行动队对地痞流氓采取行动时，市团委的人和警察均一同前往。行动队的成员均为表现良好的青年人。结果，治安情况出现好转。

很显然，针对青年人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均需改变。这完全是因为二十大的缘故。当时提出的一个主意是市团委建立一个讨论俱乐部。后来到了1960年代，这样的俱乐部和“口述杂志”在许多城市出现。不过，当我们与教育学院的一位系主任伊拉里昂·鲁登科一起创办这种俱乐部时，它还是新鲜事物，至少在我们边疆区是这样。俱乐部不仅在年轻人中间，而且在本市所有有思想的市民中间产生了反响。我们竖起了一个公告栏，公布公共讨论的题目，“让我们谈一谈品位”，立刻就得到人们的响应。一些具有警惕心的市民给党委打电话，提醒道：“市中心的公告栏……是一个明显的挑衅行为。”

第一次讨论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争论的过程相当活跃、具有进攻性，而且常常声音很大。俱乐部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迅速举行。人们对我们讨论话题的兴趣如浪潮般汹涌。人们会来坐在走廊里或是台阶上。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更大的讨论场所。我们看上了警察俱乐部。

我主持了俱乐部的所有会议。我记得其中一次会议的情形。那次是讨论文化问题。讨论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一个年轻人看上去特别紧张，开始谈论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文化毕竟是关于人本身及其长期的历史，而我们将它缩小到仅仅是意识形态。那些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到我们头脑里的东西是对文化概念的歪曲。

这显然已经走得太远了。鲁登科和我急忙出面“维护社会主义”，我们争辩道：社会主义已继承了人类的所有精神财富，使得文化能够走进上亿人的中间。我们还提出许多其他我们认为站得住脚的论点。听众们都很认真地听讲。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是公共辩论中的新手，年纪太轻，所知有限。他不可能知道的是，我们是一个由党控制的封闭社会。长话短说，我们赢得了辩论。

当时我最大的担心是我们所看重的讨论俱乐部会被关闭。我们的俱乐部成为市内有思想的年轻人喜欢的聚会场所。学生和工人开始举办类似的讨论，讨论的话题范围不断扩大。在此之前，共青团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我们将它视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尽管党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监控着年轻人的心态以及团委的做法，但我们设法让党相信我们。

我和赖莎在家里迎接1957年的到来。市团委与教育局和学生委员会一道组织了许多庆祝会、音乐会和联欢会。不过，我们在期待着我们孩子的诞生，日子已经很近了。1月5日我们去看朋友的时候，赖莎出现了分娩的征兆……几天之后，赖莎成功分娩，我去妇产医院接回赖莎和我们的女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是一个家庭了，赖莎甚至更加高兴一些。我们担心一切能否保持正常。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将会给我们带来新的体验。事实上，我们对新的生活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请我的母亲过来几天，帮助照料婴儿。我记得她第一次给孙女洗澡的情形。我们感到祖母的手脚有些过重。我们两个人，特别是赖莎在澡盆边上喋喋不休地说着。当然我们不应当插一杠子，因为祖母知道如何给婴儿洗澡。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母亲就回到普利沃诺耶村去了。

赖莎必须回去工作，因为我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我们不得不去找保姆。我们的熟人替我们在城外的一个村里找了一个。赖莎的日子过得很难。她必须中午赶回家给孩子喂奶，还要留下乳汁晚些时候再喂孩子。那个时候没有婴儿食品，我们不得不东拼西凑。我们什么都不够用，实实在在地在挣扎之中。

团委的同事们了解到我们的困境，向领导反映，提出应当分一套新房子给我们。不久之后，我们在所谓的“行政——宿舍楼”分到了两个房间。之所以有这个名称是因为二楼和三楼设计为住宅公寓，而按当时的标准，公寓的条件很好。一楼则是办公用房。由于市里的住房不足，办公楼层就改为一个有九个房间的合住公寓，住户共用一个盥洗室和厨房。

莫斯科人和大城市人都很熟悉合住公寓，我们也是这样。住在这个合住公寓的住户为气焊工一家、退役上校一家、服装厂机修工一家、一个酗酒的单身汉和他的母亲，还有四个单身妇女。每家人和每个住在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和癖好。由于狭小和不方便的环境，人们分享一切，包括怨气和怒气，当然还有互助精神。一句话，苏联集体主义在发挥作用，这里有友谊、争吵、借还、和解、一起庆祝生日和节日，还有晚上在一起玩多米诺骨牌游戏。

我们在这个合住公寓里住了三年，然后我们得到了一套独立的公寓，面积为38平方米，另加12平方米的厨房、洗手间和走廊。这是一套很不错的公寓啊！我们似乎得到了我们梦想中的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那样：“从此我们生活在幸福之中。”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由于找保姆不容易，我们不得不送她到托儿所，稍后又送她到幼儿园。

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变化：我成为边疆区团委第二书记，赖莎调到医学院哲学系任讲师。我们实际上被分开了，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女儿。我们晚上接她回家。有时，我很晚下班回到家时，看到赖莎在哭。她明天有课要上，但她没有办法让女儿停止哭闹和上床睡觉。她有时要在单位开会，很晚才能下班，这样女儿就要在幼儿园里等到很晚。如果赖莎来得晚了，伊琳娜就会不停地哭，没人能哄她停下来。赖莎会急匆匆地跑到幼儿园，女儿把鼻子紧贴在门玻璃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这的确让赖莎感到伤心。我尽力帮助她，但并不总是有时间这样做，我需要出差。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上交国家的粮食（主要是小麦）为1.02亿普特，边疆区因此而获得列宁奖章。

1957年，赖莎、我的母亲和伊琳娜。

10月，赫鲁晓夫亲自来斯塔夫罗波尔颁发奖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十分外向的人，举止随和，乐于跟每个人交流。“赫鲁晓夫风格”成为一个模板，许多底层干部都想模仿他。

麻烦在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不高，这种模仿使得领导人常常举止粗俗。这种反复无常与随和朴实的风格有时会发展成为粗鲁的言行，更不用说遣词造句方面的错误和酗酒。

1958年，在粉碎“反党集团”之后，布尔加宁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职务，“流放”到我们边疆区，任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受到了热烈欢迎。布尔加宁早上来上班时，经济委员会大楼前经常有好几百人聚集在那里等他。这使效忠于赫鲁晓夫的边疆区党委书记列别杰夫十分恼火。

“耍弄人民？”他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对布尔加宁大声斥责，“你到这里来是为了传播民主吗？”

列别杰夫羞辱布尔加宁，抓住每一个最小的差错狠狠地整他，最终做出撤销他的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派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厂长。赫鲁晓夫本人进行了干预，避免了布尔加宁的“工作调动”。

列别杰夫无法控制的火爆个性最终导致了他的倒台。1958年末，赫鲁晓夫为当年的农业大丰收所陶醉，公开宣布要在人均牲畜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他向党的干部明确表示，他要看到迅即和壮观的成果。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通过设定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务指标，赫鲁晓夫在鼓励人们以不顾廉耻的方式来造假。

那些阿谀奉承者不顾一切地要实现任务目标。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的牛，政府到邻近地区去采购牲畜。梁赞地区党委书记拉里奥诺夫特别狂热。1959年，梁赞地区超过年度肉类收购目标的三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超过了两倍半。但代价如何呢？绵羊、马和野生动物都被杀掉。农民的自留地都荒废了。

报刊为“第一批成就”而欢呼，敦促其他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这种做法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列别杰夫则于1960年1月被撤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的职务。他在52岁时，就被强制退休。令人震惊的是，列别杰夫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竟被授予三枚列宁奖章，但还是因犯有严重错误被撤职。至于“肉类生产运动”，它对国家的打击很大，其后果直到现在还能感觉得到。

取代列别杰夫的是N.I.别利亚耶夫。他原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他到我们边疆区来任职之前，铁米尔套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军队被派去镇压工人的抗议活动，还动用了坦克。别利亚耶夫的任命其实是属于“流放”性质。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失去了方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别利亚耶夫6个月后就离开了我们边疆区。几天之后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是费奥多·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他的原职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粮食部长。

与许多人一样，我对二十大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抱有很高的希望，将它视作我自己和同事们的一个新机会。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变革将是困难的、不连贯的和间歇性的。随着库拉科夫的到职，边疆区的情况有了改善，我也从中获益不少。

基辅——莫斯科

1961年，我们家遇到了又一个难题。赖莎被派到基辅参加社会科学教师培训。她当时在农学院马列系任教，职位十分稳定，而且她作为教师的美誉度很高。但她必须提高自己的任教资格，而其他教师已经在基辅参加了培训。我们的女儿4岁，赖莎不愿离开她，任何甜言蜜语和争吵都不能令她回心转意。但赖莎必须去基辅，女儿也不得不送到普利沃诺耶村的奶奶家去住几个月。

赖莎在基辅的时候，一直要我更经常地去看女儿。但我不是总能做得到。一次，我到父母家的时候，发现伊琳娜出水痘了，脸上都是红疙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不得不写信给赖莎告诉她这件事，但我没有这样做。不久后我再次去普利沃诺耶村，看到伊琳娜已经痊愈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伊琳娜长住普利沃诺耶村的时候，祖父祖母偷偷地给她做了洗礼。为什么要避人耳目呢？因为共产党员不允许参加诸如洗礼、宗教婚礼、葬礼和出生的教会仪式。任何党员如果被发现触犯禁令，就会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人们继续保持传统做法。

同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真正的代表大会，而且我是以正式代表的身份与会。

我请求库拉科夫允许我提前两天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这样我就可以借道基辅去看望赖莎，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库拉科夫同意了我的请求，这是我第一次去基辅。这是在10月中旬，一个温暖的“小阳春”。到达基辅之后，我到酒店登记住宿，然后去见赖莎。她正在上课，但知道我已经到了。我们相见了，我期待着与她在酒店一起度过三天。但事情很难随心所愿。苏联的权力很大。它控制一切，从幼儿园到代表和中央委员入住的酒店。由于赖莎所持的是基辅临时居住证，所以她不能与我住在酒店里。我一下子怒不可遏，我说了我的身份，我是在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路上，顺道来看望我的妻子，她正在参加培训课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要我们给他们点好处。回想起来，我敢肯定他们是想索贿。不过，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找到了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尤里·叶尔钦科，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赖莎搬进了我的酒店房间，一起度过了愉快的三天。感觉上我们好像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了。我们沿着克莱希查提克街散步，参观了弗拉基米尔山，还去了大学给赖莎租的房间。

当然，我们谈论了许多关于伊琳娜的事。我不得不告诉赖莎，伊琳娜出了水痘，但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一开始，赖莎对我隐瞒这件事很生气，但我将她拥入怀中，给她讲我的道理。这是我的主要争论方式，对于女性这比任何验证方法都管用。

赖莎给我讲了她的学习生活。

“这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许多人来过了又来。他们在这里交朋友，期待着下一次‘晋级课程’开课。对他们来说，这6个月是一种‘美妙的自由’，不需要与他们的孩子和配偶待在一起。”

……最终，我启程去参加党的二十二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批判个人崇拜，这就是这次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将审议通过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再次确认二十大精神。但有些方面引起了我们的警惕。首先，对党的头号人物大唱赞歌，特别是在讨论新党章的时候。

不少全国知名党员争先恐后地赞美和颂扬赫鲁晓夫。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阿洪多夫将赫鲁晓夫的讲话比作“雄壮的交响曲”。乌兹别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拉夫·拉希多夫称赫鲁晓夫是“一位杰出的列宁主义者和坚定的和平捍卫者，能洞察生活的基本过程”。

赖莎与伊琳娜。

我们这些普通的大会代表如何呢？我们拍手鼓掌，尽管我们感到不安。

人的记忆是动态的，特别是在受到媒体操纵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每个人都记得“玉米传奇”[1]或者是赫鲁晓夫用皮鞋敲打联合国大会讲台的情形[2]，当然还有在马涅日展览大厅与艺术家的冲突[3]，这个事件给人们的印象最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

赫鲁晓夫所做的就是将极权主义问题缩小到外部成因和独裁者的个人品性上。当然，这是错误的。这样做十分容易，而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不幸的是，它未能揭示这个现象的真实根源。

即使如此，赫鲁晓夫的政策在历史和世界政治方面具有长远的影响。对斯大林——这个政权化身的批评，所揭示的不仅有整个社会的可怕状况和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还包括合法性的完全缺失。这种批评从道德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声誉，产生了变革的希望，推动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新发展。这必须归功于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

对斯大林的揭露生动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他表现出胆略、勇气和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不能或不愿揭示这个他与之斗争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赫鲁晓夫无意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摒弃他所信奉的信条。

不过根据我的观察，考虑到他的观点和意图，赫鲁晓夫如果不是受他采取行动的环境所限，本可以走得更远。在我看来，尽管存在着矛盾的特性，赫鲁晓夫还是大力坚持推行主导路线。当然，赫鲁晓夫绝不可能挑战党的作用，他只是想使之现代化，减少对各方面权力的垄断。但他遇到强大的抵抗，最终导致他的失败。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预先考虑到了下文将详述的事件。我认为在改革年代里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赫鲁晓夫的经验。

过去已经有足够多的说法来论证1964年“宫廷政变”中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正当性。但是，尽管口头上声称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那些推翻赫鲁晓夫的“将军们”和“官员们”受到保住官位动机的驱使。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挑战“反党集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10月同样将他打倒。

综上所述，我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4]要使用制度本身的方法来使制度发挥作用。但制度并没有对他的创新做出反应，而实际上是在抵制这些创新。在叙述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活动时，我将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即使如此，正是赫鲁晓夫在摧毁极权主义政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在将我们的社会引向民主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

新的党纲——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纲领》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部党纲是二十二大的重点所在。当然，党纲提及了普通人民的需求和他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愿望。但在那个时候，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这个“项目”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方法显然不够。

读者也许会问：但是你——戈尔巴乔夫也投票赞成这个党纲，是吗？是的，我是投了赞成票。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我相信即使党纲的三分之一得到贯彻，那么在解决迫切问题上也是巨大的进展。

赖莎在大会期间给我写信，问道：

“你准备做些什么，通过所有这些决定吗？社会处于动荡之中。你也许对这一则消息感兴趣。在大会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来之后，人们将舍甫琴科大学前广场上的斯大林半身塑像移走，用（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半身塑像取而代之。几天之后，有人在山墙上刻上了这样的词句：

伙计们，伙计们，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你们把我放在了

格鲁吉亚的屁股上。”

是的，当时表现活跃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宣传。大会闭幕后，有关苏联建设纲领的笑话立刻流传开来。我记得其中的两个笑话，都与公开宣讲大会决定，尤其是党纲有关。这些宣讲吸引了大批听众。第一个笑话是这样的。在宣讲之后，一位老妇人与其他人一起鼓掌，然后问宣讲人：

“孩子，我们很快就能开汽车和乘飞机从我们的城市到任何其他地方，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对吗？”

“对的。”

“太棒了！”

“为什么？”

“嗨，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乘上飞机飞到有黄油、肉类和其他东西卖的地方去了。”

另一个笑话的主角是一位老人。

“谢谢你，你讲得太好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许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只有一个问题。你在演讲的结尾说：‘幸福的黎明已经上升到地平线之上。’地平线到底是什么？”

宣讲者回答说：“这是想象中的一条线，也就是天空与大地相交的地方。我要补充一句，这条线当你接近它时就会离你远去。”

老人：

“现在我懂了。”

费奥多·库拉科夫

……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任职四年，42岁时当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和温馨的记忆。他为党管理干部的生活和活动树立了新风。库拉科夫工作努力，十分称职。他的工作风格激动人心、友善可亲。他懂得欣赏别人的善良，也对他们存在的困难表示同情。但是，他也会对你工作上的失误进行批评。

我对此有切身体会。一次，当着八百名全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的面，库拉科夫对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提出批评。我们都负责斯塔夫罗波尔市附近三个区的农业工作。这三个区是主要的农业种植区，很难进行管理。因为它们邻近市区，而市内的工业正在恢复之中，所以许多人搬到市区来工作，造成农业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的不足。

库拉科夫的批评是不公平的，没有给我回应的机会。当然，我感到很紧张。开完那次倒霉的会后，我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前“蓝工装艺术家”[5]和俄罗斯杰出农学家弗拉基米尔·察钦。他看到我由于思想负担而显得沮丧，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所以问道：

“我能看得出来，你心里不舒服。”

“是的。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他在公开场合抨击我。”

我的事业多亏有库拉科夫的提携。我认为他对我的批评完全是出自他的计划：在公众场合对我的批评将绝对使我受益，同时给其他人以教训。如果我们的书记不放过他自己的心腹，那么……察钦比我年长24岁，也比我聪明得多，他说：

“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假如给你机会，你就会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争执起来。要是那样的话，你能得到什么？库拉科夫深知你的脾气，没有给你机会，他做得很对。你想一想，米哈伊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是错的，而你这个年轻人是对的，这在我们党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你是党委候补委员，这也不行。我不能想象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事情就应该如此，不用担心。”

我勃然大怒：

“听着，你这个穿过蓝工装的家伙，难道你忘记了你的青年时代，你现在不用你的脑子说话了吗？”

库拉科夫仍然对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具有耐心，支持和提拔表现积极的年轻人。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库拉科夫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的4年里，我有两年与他密切共事，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我接受了他安排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都以超出预料的成绩予以完成。我陪他走遍了边疆区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没有课堂的教育。

库拉科夫很快就与普通人、专家和干部找到了共同语言。他善于抓住事情的要害。库拉科夫原本是位农学家，但除此之外，他很有天分。

他也有缺点，但所有人都会谅解他。依我看来，他对手下职位较高的干部十分亲热，喜欢在他的内部圈子里起哄喧闹。有时也喜欢多喝几口酒，但他是上司，总会没事的。党委第一书记就是沙皇，他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州长的权力要大得多。他要做的就是正确地站在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一边。党委第一书记由他们任命，而且无论干得好坏都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力量。我记得政治局委员的人选总是得到地区党委书记全体会议的支持。白俄罗斯党委是个例外，曾反对由苏共政治局提出的人选。白俄罗斯共产党有勇气这么做，因为许多党委委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游击队员。

边疆区党的干部要花很多时间下到基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监控党组织之内、经济方面、社会和文化领域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这是有用处的。监控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制度正常运作。这意味着所有产生的问题都要立即予以处理、查出瓶颈所在、改正当地政策和选择合适人选。

当然，另一个有道理和有作用的方法是相信和支持人民，而不是取代人民或干预他们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尤其是在不久之后，这种工作方法最终会在实践方面和领导层创造的环境方面产生更好的效果。人们不需要出于恐惧而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必须牢记在心的是，这种工作方法要以不妥协和开诚布公的态度做出决定，特别是在必要的人事问题上做出决定。我更喜欢这种工作方法。事实上，我将它运用到我的党务工作中。

……库拉科夫和其他地区党委书记接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通知，到克里姆林宫隔壁去集合，同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内开会，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决定提交一项动议：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让他退休。

1964年12月，库拉科夫调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很好的关系。但有一件事涉及到库拉科夫和我的家庭，在此我想说一下。它表明人类的弱点在党的干部身上也是十分常见。有些读者读过以后也许会说：“恰恰相反，这证明了他的力量所在。”正如上文所说，我必须经常到边疆区内的许多地方去出差。有时在开展重大经济运动期间，每次出差的时间会长达一星期，甚至两星期之久。一次，我出差回来，到家就冲了一个淋浴。我想我可以稍微歇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去党委报到。我决定先理一下思路，说实话想先休息一会，补补觉。

赖莎问了我许多关于出差的事……她听着听着，突然说道：

“我们也有新闻。”

“我们是谁？”

“我自己。”

“比如说？”

当时是夏天，她正在放假。

“费奥多·库拉科夫那天给我打电话。”

“有意思，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要跟我约会。”

“你没有告诉我这事。”

“是的，的确没有。我说：‘费奥多·达维多维奇[6]，你知道我与米哈伊尔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库拉科夫说，‘我不会干扰你们的关系。’”

“‘这不是我们关于家庭生活的概念。’我回答道，随即挂了电话。”

“一次有意思的对话，我会问他这事的。”

“不要问。我回答了他，我也告诉了你。现在这对你已经不是新闻了。”

但是，当机会到来时，我问库拉科夫：

“你最近给赖莎打过电话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试图摆脱窘境。

“当时我正在找你。我以为你已经回来了。我想知道你对下面情况的看法。”

这是我第一次披露这件事。时间已过去了很久，而库拉科夫也不在人世了。

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

库拉科夫调到中央委员会去了，那么谁来继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呢？派来的继任者是利奥尼德·叶夫列莫夫。全体会议当然投了他赞成票。叶夫列莫夫在党内和国内都很有名。他多年担任古比雪夫（今萨马拉）地区第二书记和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库尔斯克——高尔基（今下诺夫哥罗德）地区第一书记。1962年，他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主席由赫鲁晓夫本人担任，但日常事务由他的副手——叶夫列莫夫和基里连科负责处理。他们的级别相同，均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叶夫列莫夫没有卷入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他事后告诉我他当时正在乌兰乌德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出差。他没有收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通知。当他得知开会的消息时，立即赶往机场，但被告知他乘的飞机出故障了，航班延误。很显然，这是一次人为制造的延误：大家都知道，叶夫列莫夫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之前，赫鲁晓夫曾到俄罗斯的一些地区视察，叶夫列莫夫陪同前往。在有关这次视察活动的一部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看到叶夫列莫夫时常出现在赫鲁晓夫身后。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些画面。

有一种说法称有人去他办公室请示公事时，叶夫列莫夫就会从他办公桌上整齐排列的赫鲁晓夫演讲集中取出几本，演讲集的内页上已经标上了重点，还画了很多下划线。他接着就会朗读其中的段落。对话通常是这样的：

“这是赫鲁晓夫同志刚刚就这个问题做的指示，你应当按照他的指示办事。”

根据叶夫列莫夫本人的陈述，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参加了众人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但是，像米高扬一样，他希望保留赫鲁晓夫的职位。这也许是赫鲁晓夫被撤职后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此时，中央委员会将叶夫列莫夫派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保留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1964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取消边疆区工业党组织与边疆区农业党组织之间的分割。12月1日起，叶夫列莫夫成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负责重新整合党组织系统的机构负责人。每个人都为生存而战，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或一份工作，而且也是为了手中的权力。许多人十分看重对党的事业的影响。

叶夫列莫夫任命我担任组建农村党委系统的负责人，要我提供负责重新整合边疆区党组织系统的机构成员建议名单。他看了我带去的名单，吃惊地发现我的名字不在其中：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回答说我想回到区里或市里去工作。

“好吧，我们再看看。”叶夫列莫夫说道，让我带着这些材料去莫斯科。

我到了莫斯科，刚进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门，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对我说：

“叶夫列莫夫刚刚打过电话，要你回电话给他，然后再谈事情。”

我拨了他的电话号码。

“你还没有见任何人吧？”叶夫列莫夫问我，“很好，我要你记住，我们同意你将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书记。”

“这对我太合适不过了。”我回答道。

在这次对话之后，我去办理人事任命的审批手续。当天夜里，叶夫列莫夫又给我打来电话。

“米哈伊尔，听着，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决定我们将一起工作。”

“当然，我说过了，我们将一起工作。”

“不，你没听懂。”他打断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将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门负责人。”

“为什么？”

“你知道，这里搞得乱七八糟，我人都要被撕碎了……”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边疆区党委办公室里，干部们正在对叶夫列莫夫施加压力，而他在一次次的谈话之后显露出犹豫不定的样子。

“利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7]，”我说，“不要这样做，我求求你，不要动摇啊。”

“够了。”叶夫列莫夫打断了我，“这个问题就这么定了。我已经获得所有的批准了。”

1964年12月22日，边疆区党代表大会选举叶夫列莫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原边疆区工业第一书记博森科被选为第二书记。我当选主席团成员，负责组织部领导工作。

我与叶夫列莫夫一起共事的初期是我们相互了解、相互适应对方和密切关系的时期。叶夫列莫夫具有广阔的政治视野，十分博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他无疑具备出色的个人品性，同时也是制度培养出来的优秀干部。在这个意义上，我与他共事可谓获益匪浅。读者也许会问，在什么意义上获益？

由于被派到外省工作，叶夫列莫夫感到很痛苦。这也许是他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管边疆区事务的原因。他仍然在幻想勃列日涅夫很快就会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所以，他一开始更加关注首都的事态发展而不是本地的情况。

在去叶夫列莫夫办公室请示工作或签署文件之前，我通常会先打个电话。但有一天我没有预先打电话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托腮，直愣愣地盯着前方。我走到办公桌前坐下，但静默并没有被打破。他深深地陷入沉思，并没有看到我的到来。

“利奥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怎么回事？”我小声问道。他回过神来，但继续陷在思绪里，下意识地说：

“怎么会这样？你知道我是支持基里连科的，但他从没有替我说一句话。”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道。

这时，他方才清醒过来，急促地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不去管它……我刚刚回想了一下1964年10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人生的确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米哈伊尔。”

【注释】

[1] 1950年代后期，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艾奥瓦州的农场之后，发动了一场在苏联全境种植玉米的运动。

[2] 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这个事件发生在1960年10月，当时联合国大会正在讨论殖民主义问题。

[3] 1962年12月1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到马涅日展览大厅参观抽象艺术展览，对参展艺术家大加训斥。

[4] 赫鲁晓夫的全名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5] 这是1920年代——1930年代初赋予当时流行的那些年轻业余戏剧演员的称呼。有关“蓝工装艺术家”的一切均与文学、艺术团、评论、小喜剧、合唱和舞蹈相关，这些艺术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生活以及国际事件。

[6] 库拉科夫的名。——译者注

[7] 叶夫列莫夫的名。——译者注

第四章

我们的生活再次改变

叶夫列莫夫寄希望于二十三大，心中焦急万分。他仍然认为他能保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的位子，希望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所表现。

但奇迹没有发生，叶夫列莫夫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作为边疆区党委书记，他仍然是中央委员，但他无法得到更高的职位。实事求是地说，他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问题弄得不能自拔。

1955年到1970年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困难时期。我所叙述的这些年对于我和赖莎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时光。在这些年里，我们挣扎着维持生计，当然还要保住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我的7年时间用在青年政策工作上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在那段时间有所作为的人和在某些方面证明自己价值的人，同样能够在“重大时刻”的政治中做出一番事业。

接下来的8年里，我在党的机关中担任不同的职务。如果没有这段宝贵的经验，我很难晋升到后来的高位。

赖莎的事业则平稳地发展，一直在大学任教。这是一段十分费心劳神的经历。她始终不变的目标和我的支持终于确保了她在事业上的成功。

赖莎通过了副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完成了哲学毕业论文，并在莫斯科教育学院顺利完成论文答辩。她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这个学院攻读研究生。

这是社会学在我国的黎明时分。在多年被禁之后，由于根纳季·奥西波夫和列宁格勒的雅多夫教授的巨大努力，社会学正在复兴之中。奥西波夫同意做赖莎的论文导师。1967年，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候选人。两三年之后，高等职称认证委员会授予她副教授职称。

我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叙述赖莎的研究和毕业论文情况。

事业上的步步登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终于有了一套正规的公寓。我们的财政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十年工作，我每月工资是300卢布；赖莎成为哲学副博士和高级教师后，她的工资是每月280卢布。她晋升副教授之后，工资已经超过我了，达到每月320卢布。在当时，这已经是笔可观的收入了。我们开始添置家具，能够买得起更好的衣服了，也能购买更好的食物。

与此同时，我们家年龄最小，也是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正在长大。无论我们出去走访朋友还是到乡间漫步（我们的主要爱好），我们的女儿总是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家与亚历山大·布季卡和丽达·布季卡一家以及米哈伊尔·瓦萨夫斯基和英娜·瓦萨夫斯基一家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朋友关系。按照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做出的派遣专家去农业地区工作的决定，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来到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后来，我邀请亚历山大·布季卡到苏共中央农业部门工作。他是个优秀的工作者。我的同事们提议提拔他担任粮食与采购部部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领导岗位。

在莫斯科，我们只要有空就会与布季卡一家来往。我们的交情延续了30年之久。但在1990年，当我们家经受沉重的打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突然之间两家发生冲突。很显然，丽达在电话中深深地刺痛了赖莎，以至于她浑身发抖。

1964年五一节游行之后的留影。

十年之后，1999年春，丽达哭着给赖莎打电话，请求原谅。赖莎再次感到震惊。她告诉丽达很高兴能接到她的电话，但不需要再说了。通话时间很短，她们同意再见面。赖莎将接到丽达电话的事告诉了我。

“我很高兴丽达打来电话。这些年里，我们之间的绝交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最亲密和最好的朋友，知识分子怎么会在不同的时间这样对待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再见面。我不敢肯定能说服自己去与她见面。我还没有准备好……”

那年的7月，赖莎患病，不久便离开人世。丽达寄了一封信到蒙斯特，这是一封来自挚友的信。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亚历山大已经去世。丽达最后一次见到赖莎是在遗体告别仪式上。

我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但在莫斯科的朋友不多。

……现在我来谈谈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所做的研究和她为毕业论文查找资料的情况。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苏联有很多关于苏联农民家庭和生活的书籍出版。当时，2.5亿总人口中有1亿多人住在农村。为了理解和获知人们的思想情况和生活状况，获取他们的有关信息十分重要和有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除了社会学调查方法之外，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获取信息。由于我答应帮她研究，赖莎决定试着承担这个项目。

赖莎一直记得她搭乘嘎斯吉普车或摩托车去村里做社会调查的事。调查的对象是两个基层单位。一个是叫作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的哥萨克人村庄，一个是奥特卡兹诺耶村。一个村子在本地区的西部，另一个村子在东部。

革命之前，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口为两万人。内战之后，其人口减少一半。一部分人死于交战，一部分人被饿死，一部分人则搬到其他地方去了。

赖莎做研究要写的那本书的书名是《集体农庄——农民的共产主义学校》，前后花了好几年时间。这本书后来由莫斯科的一家大出版社出版。当然，这本书只有得到学生和农村教师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我在其中也出了力。赖莎从这项研究中收获很大，因为这使她直接接触到农村生活。

我将讲述她参加的两次让她一直无法忘记的会面。

一天晚上，在那天的社会调查就要结束时，赖莎访问了一位独居的妇女。她的未婚夫在战争中阵亡，她一个人生活。那位妇女十分好客，先做饭招待赖莎，然后讲她的生活情况。当赖莎结束提问和填好调查问卷后，那位妇女说：

“那么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于是，赖莎在她的《希望》一书中记述的那次著名对话开始了：

“你为什么这么瘦？”

“你这样认为吗？我认为我是正常的……”

“我敢打赌你没有丈夫。”

“我有丈夫啊。”

她叹了口气：

“他可能酗酒。”

“不……”

“他打你吗？”

“哦，不，我的丈夫人很好。”

“你为什么对我说谎？我已经是有年岁的人了，人要是幸福的话就不会走门串户。”

在这次相互的“社会调查”中，这位妇女也许不会相信赖莎说的话。

赖莎的另一个故事是在一个晚上与一位挤奶工的谈话，当时这位挤奶工刚刚给奶牛挤完奶。她是一个活泼、聪明和精力充沛的姑娘。赖莎很喜欢这个哥萨克姑娘。她长得很漂亮，能说会道。赖莎在填写调查问卷，问她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维持你的家庭和婚姻的？”可选答案有：爱、友谊、对孩子的关爱等，还有一个答案是“性”。此时，那个姑娘问赖莎：

“什么是性？”

赖莎解释道：

“这是指你与丈夫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听上去更加复杂了。

“嗯，你知道，夫妻之间存有私人关系。哦，没关系。”赖莎说道，试图就此打住话头。

“不，”这个姑娘说道，“把这个词写下来，一个男人要是没有性还有什么用处呢？”

赖莎收集了一些关于革命前农民生活的资料，特别是关于哥萨克人村庄的资料。这为她提供了可以对比的材料。沙皇曾给予哥萨克人许多特权，包括拥有土地的面积、拥有马和牛的数量等。哥萨克儿童享有受教育方面的特权。但习俗也是很严苛的：一个哥萨克人不能与其他城镇的人结婚。如果违反这个习俗，就会被赶出哥萨克人的社会组织。从登记生死的簿册中，人们也可以了解许多东西。比如，有些条目是关于当时医疗条件的内容。所登记的死亡原因过于简略：“死于上帝的慈悲”、“死于咳嗽”、“死于肚子疼”等等。

通过阅读革命前科学家关于农民的著作，可以看到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省旱灾频繁的数据。很显然，旱灾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有时，横扫整个地区的沙尘暴会毁掉所有的农作物。还有的时候，这样的自然灾害连续几年发生，造成各种严重后果：农作物在冬天被冻死，4月是沙尘暴，接下来是夏季的旱灾。农民们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通常不再回来。在一些年头，该省的人口下降20%。

结果，赖莎收集到了如同一座小山般的资料，足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但她没时间做博士论文。赖莎搜集的资料使得她能够对比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文化环境。这些资料对我也很有用处。

她的论文工作十分困难，需要去莫斯科4次：与导师商讨论文、提交论文摘要、准备论文答辩。她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当赖莎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形成了一种模式。女儿回家吃中饭，那一年她10岁。我计划好我的工作，这样就能在她回到家的时候一起做饭。伊琳娜什么事都喜欢参与进来一起做。我给她一些事做，伊琳娜总是很乐意把事做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去看电影，一次连着看两三部片子。

赖莎的论文工作完成后有两次庆祝活动。一次在一家餐馆举行，赖莎的同事应邀出席。我参加了这次活动，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大家都很愉快。

第二次庆祝活动在家里举行，邀请我们的好朋友参加。赖莎下班回来，请她的两个朋友——丽达·布季卡和内丽·索科洛娃一起来为晚餐帮厨。她们开始做饺子、沙拉和其他食物。她们从隔壁的商店买回肉类和其他食品。简言之，晚上7点，餐桌上已是琳琅满目。论文答辩的艰苦辛劳值得用这顿大餐犒劳。

提到那些年里食品的丰盛，我想起几年之后我担任苏共中央农业书记时的一件事。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食品供应问题。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食品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我们的食品零售情况越来越糟，肉类供应情况尤其糟糕。我们的所有食品都到哪里去了？”他希望能够得到答案。我尽我所能回答道：这个问题始于60年代，当时没有地方储存肉类食品，冷库不足。城市拒绝接受肉联厂加工的肉制品。事态严重到一些肉联厂厂长不得不将肉制品储存在厄尔布鲁士山的山麓中或北方的冰川里。当我现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其真实性。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因为人均肉类消费量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更高。不是这样，1980年代时，肉类消费量达到人均52公斤——54公斤，而1960年代时不到50公斤。问题是，1960年代的商店里肉类食品充足，而到勃列日涅夫时代人们要排队买肉。

我记得勃列日涅夫对此很吃惊：“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人们的收入增长很快，对零售业造成了不同的影响，需求超过了供给。但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控制。

再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的辉煌之夜。

我们住在同一幢楼里的邻居是一对来自本边疆区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的夫妻，与我是老乡。他们的名字是帕维尔·拉里奥诺夫和玛丽亚·拉里奥诺娃。这就是1957年我们要去串门，但赖莎突然要分娩的那家人。现在，他们与我们住同一幢楼，但楼层不同。他们比我们年长，但我们的生活有许多共同之处。玛丽亚是克拉斯诺格瓦德斯基区我的母校校长，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学校就是她的一切。玛丽亚十分诚实和直率，好像并不适宜担任她的职务。至于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我自从加入共青团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担任区团委书记。他是个退伍军人，参加过远东的作战行动。总之，我们是老朋友了。

当他们下班后过来时，我们的聚餐已经进入高潮。我走过去将帕维尔带入当时已经十分喧闹的聚餐现场。帕维尔加入到我们的喧闹中。他上过前线，知道前线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的妻子玛丽亚看到我们吵闹的样子，就大声说道：

“赖莎，怎么会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这副样子。你是有文化的人。米沙，你应当为你自己感到羞愧。你到底对你的妻子做了些什么？”

“玛丽亚，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时刻，大家在一起畅快地开心一下。我们来喝一杯。”

她大声喊叫起来，但第二天对我说：

“我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聚餐。”

同一年，即1967年，我也从农学院的农业经济系毕业。1961年，在得到库拉科夫的友好提示下，我报名就读这所学院。当时，边疆区党委开展了培训农业人才的运动。函授学习得到鼓励。所以，我参加了这个新成立的系的函授学习。系里的教学安排还没有完全弄好，所以第一年系里将农学专业和经济专业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我是个认真的学生。库拉科夫的建议迟早会有用处。那个时候，我对经济学很感兴趣，暂时取代了我此前一直喜欢的哲学和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理论。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重大步骤。

我们很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买电视机。我们故意不买电视机。

当时我的起居生活是这样安排的：5点钟起床做作业，开始学习农业经济。7点钟，我叫醒赖莎和伊琳娜。她们喜欢晚睡晚起。

8点钟，早饭后我去上班。我中午不回来吃饭，经常不吃中饭。结果是我晚上九十点钟步履蹒跚地回到家里时，我吃得总是过量。很快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增加了。1971年，我已经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我与赖莎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去意大利度假。我对意大利通心粉的喜爱又使我的体重进一步增加。我照镜子时都感到害怕，于是决定减肥。第一年，我减了10公斤，第二年减了7公斤，第三年减了3公斤，三年中一共减了20公斤。我终于恢复原来的样子。但这是几年后的事情。

我通常也会在星期六工作。有空时，我们就会到乡间、到斯特里扎蒙特山及其支脉——内德勒曼纳亚山（位于斯塔夫罗波尔高地的中央位置）去远足。只要时间足够，我们就会在那里待一整天。通常是我们三口之家一同出行，有时也会邀上几个朋友。有些时候，我们会步行20公里——25公里，都感到筋疲力尽。

在1970年代。

1973年的赖莎。

1960年代与朋友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山麓地带。

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时，研发出我自己的最佳“健康管理系统”。在莫斯科，我的体重只比我大学毕业时重3公斤。由于保持散步和锻炼的习惯，我的身体很好，足以应付繁重的工作日程。

我在读书期间和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期间不注意定时吃饭，使得我患上了胃溃疡，但没有发作过。在莫斯科大学，我有一年时间没有进过食堂，每天都吃一些三明治和馅饼，这些食品可以在课间休息时到拐角的小店里买到。我患了胃炎，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胃溃疡。

我认识到生这个病不是开玩笑的事，改为饮用麦片粥和其他粥饭。我还到高加索山脉著名的疗养地——热列兹诺沃茨克和叶先图基去休养。40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恢复正常。

困难时期

我工作的边疆区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市直到1960年代初期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业，所以十分困难……一般情况下，城市里建有许多新企业，就有新的机会去解决住房问题，修建自来水和下水道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而斯塔夫罗波尔市有许多年都没有发展。其落后状况加重了社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年轻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

总的来看，斯塔夫罗波尔市是一个外省的落后地方，实际上没有下水道系统。城市的丘陵地貌适合建造各种建筑物，但在下暴雨时就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就会被水淹没。只有少数几座新建公寓大楼装有自来水。大多数市民从街头的压水泵和地面供水网络取水。但即使是这些设施，也不是全市都有。该市的向外扩展主要是通过建造单栋房子的方式来进行，而政府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

在我成为市党委负责人的时候，苏共二十三大确立了国家目标：要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居住在这类城市之中。

这次大会对中小城市的振兴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斯塔夫罗波尔市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因素。南方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政府部门和游客。

这一切要归功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他是经验丰富的经济管理领导干部，在莫斯科熟人很多，与他们有直接的联系。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对叶夫列莫夫有很高的评价，这非常重要。

我们在市党委工作的人感受到了风向的转变，提出了本市在未来二十五年的总体发展规划。该项规划得到了莫斯科的批准。规划明确划出了工业区、城市特色建筑专属开发区和住宅区。文化、教育和体育机构设施均放在了市中心地带。

我喜欢市委书记这份工作。我很享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当然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自主权。比如说，市里要在市中心新建一个现代化的公共厕所，市苏维埃就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本市的总体发展规划还附加了一个对某些工业部门进行投资的计划，这些工业适合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些工业都是各种条件相叠加的结果，是一种巧合。总之，正像我注意到的那样，我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情纯属巧合。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绝对机会这回事，有的只是绝对的先决性。

我们从创办建筑工业起步。首先，我们推进住宅建造厂的现代化，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将住宅建设工业化，并且提高了住宅质量。这项工作十分及时，当时电气工程企业和电子企业正开始兴建，国内最大的发光和化学试剂厂、机器制造厂也开始兴建。

紧接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为这些企业培训工人。不久之后，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一方面，这是令人振奋的现象；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自来水、下水管管道在铺设之中，无轨电车和电话线也在到处架设。市内的交通实际上已陷入瘫痪。居民们逐渐丧失耐心，他们开始对城市当局管理经济的混乱行为表示愤怒。不过，这也是一段十分美妙的时期，到处充满了创新的气象和对变化的期望。党组织是应对这个复杂进程的神经中枢。出于各种打算和目的，市党委成为了宏大建设工程的指挥部。其他机构必须要应对挑战，只有党委能够调动人力资源并且提出作为要求。这是制度的本质所在。

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建起来了，技术学院的一个系科建成，后来时机成熟后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机构。市中心的破旧建筑物被拆掉，现代化的新建筑群出现了，包括一家书店、一家剧院、一个游泳池和一个圆形广场。本市的历史博物馆重新整修一新，隔壁的一个旧市场被拆除，新建了一个宽银幕电影院。新建了一个销售集体农庄农副产品的室内市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已经初见端倪。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时人口为127000人，现在已经超过了350000人。

我们家也发生了变化，搬进了一套宽敞的三居室公寓，购买了现代家具、一台电冰箱和一台电视机。我们将过去的生活抛到脑后，当时我们正濒临贫困的边缘。伊琳娜在学校表现很好，有探索新事物的好奇心，喜欢读书。到那个时候，家里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图书室。在参加二十二大期间，我定购了一套十卷本的《世界历史》、一套两百本的世界文学选集和一套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著作。

赖莎和我决定向我们的女儿介绍文学作品，因为我们觉得是这样做的时候了，但我们发现还是太晚了。我们把文学作品讲给伊琳娜听，她耐心地听讲，然后说：

“你们讲的这些我已经读过了。”

我们发现在我们上床休息之后，伊琳娜没日没夜地看书。她15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图书室的书全部看完了。

伊琳娜正在长大。赖莎和我尽量不去给她说教，以免打搅她。不过，她看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对她最好的教育。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唉！我与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关系出了麻烦。并不存在什么客观原因，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私下里流传的闲话和诽谤。我们十分了解对方，因为我在边疆区党委工作过好几年，一直是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成员，而且作为市党委书记需要一直与边疆区党委保持工作关系。肯定不会是其他原因，我设法保持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气氛。由于许多在斯塔夫罗波尔市设立的企业属于国有企业性质，所以边疆区党委十分关注这些企业，我对此表示理解。在边疆区党委方面，他们也尊重市党委和我的意见。但是，有人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经常通过政府安全电话内线接到库拉科夫的电话，库拉科夫当时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治局委员。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讨论些什么。每次这样的电话过后，叶夫列莫夫都要通过边疆区党委的某一位书记来弄清楚谈话的内容，以及戈尔巴乔夫不让他知道电话内容的原因。

1974年，庆祝伊琳娜中学毕业。

最终，我不得不告诉叶夫列莫夫我真的没有什么可向他汇报的内容。电话是库拉科夫打来的，而且完全是私人话题。我们从来没有提及过边疆区党委的工作，更不用说是叶夫列莫夫的工作。这个回答令他更加生气，但是，我确实不适宜向他汇报，因为这些电话经常是纯私人性质的交谈。

我们的关系在党组织领导人员选举过程中变得紧张起来了。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会议上，我对某些市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候选人提出批评意见。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我一直非常清楚这些党组织机构中的情况。讨论突然变了调门，叶夫列莫夫说我多管闲事。我当着边疆区党委主席团所有成员的面，生气地用我最高的嗓音做了回答。我说我拒绝这些指责，如果边疆区党委书记和主席团成员不在乎我的意见，那么就不需要邀请我来开会以便在公众场合羞辱我。

突然间，叶夫列莫夫让步了，他意识到他已经做得太过分了。经过这么多年共事之后，我们的关系出问题了。我再一次在内心中想我似乎不适合做党务工作，我还没有具备正确的素质。这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并不缺乏外交技巧和灵活性。但一旦受辱，我绝不能容忍。同时，在我的人生中，我努力避免去羞辱他人，即使我在解除不称职的人员职务时也是如此。

在发表过上述讲话之后，我决定继续我的论文写作，通过副博士的剩余考试。我觉得我在学术界会感到更加适应。在那里，我能够用到我的精力、我对分析的喜好和我的好奇心，使我自己和所有其他人都从中受益。

在那个时候，受过大学教育的教师和教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地位要比大多数其他行业高。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这在那个时代是指言论自由。

平心而论，在边疆区中心担任市委书记职务，的确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当然，我的决定权受到上级党委以及计划、拨款和中央指令性投资的严格限制。制度无处不在，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不否认。但是，只要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还是能做许多事情。在开始担任斯塔夫罗波尔市委书记的时候，恰逢通常被称为“柯西金改革”的经济改革开始实施。我对此很感兴趣，改革在我看来提供了采用新管理方法的机会。这种新管理方法不再依靠发号施令，而是依靠提供经济刺激，通盘考虑工人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改革允诺会进行社会基础建设，首先是住宅建设，资金来源是所获利润。我必须说的是，尽管改革在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改革赢得了热烈的支持。

我们举行了市党委全会，讨论工程技术人员在改革中的作用。为此，我们举行了许多会议和民意调查，报刊也支持我们的全会。而且，全会开得很成功。

又一次巧合

我担任的市委书记职务突然中止，这一次又纯属巧合。区委最高领导人出了丑闻。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利任离开了他的家庭。卡拉查耶沃——塞卡希安区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自治区。他将行李装入行李箱，拖着它走过城市，去了他的新欢那里。每个人都被他的行为激怒了：这是一种傲慢和冒犯。经过一个暴风雨般的过程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决定撤销他的职务。

利任曾希望通过解释他的婚姻已经破裂来赢得边疆区党委委员的同情。但当他开始做解释时，得到的反应与他希望的正相反。关于撤销他职务的决定获得一致通过。

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列宁格勒的一个区党委会讨论一名党的干部要求离婚的行为。这名干部给的离婚理由是他与妻子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

他被明确告知：

“如果你离婚，就将你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

但他继续发出相同的抱怨：“我不再爱她了，你们明白吗？”

一名主席团成员说道：

“不要跟我们说：我不爱她了，不爱她了。你认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妻子吗？但我们还是与她们一起生活。”

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费奥多·波米斯特罗夫受荐接替利任的职务。谁来继任波米斯特罗夫的问题出现了。这是仲夏时节，我与赖莎已经计划好了去索契度假，几天内就出发。但是，叶夫列莫夫把我扣下了，他说原因是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我等了一天、两天、三天，最终对他说：

“我已经预订了一家疗养院，请放我去吧。”我决定开诚布公地摊牌：

“我知道你不会提拔我。我会支持你提出的任何人选，但让我明天走吧。”

“你的度假可以等。”

几年之后，我才得知叶夫列莫夫提了不同的人选。但是党中央认为应当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因为他已经显示出了能力，具有潜质（在今后）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然后是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

1968年8月5日，我当选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叶夫列莫夫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支持我当选：即中央委员会希望看到一个有经验的干部与青年干部相结合的领导班子。

我的度假泡汤了。叶夫列莫夫自己去度假了，留下我“看家”。但我坚持要他与我保持正常的电话联系。8月21日，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送达了一个小红本，内含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情况通报。情况表明西方的意识形态敌人在寻找华约国家中的薄弱环节，这促使友好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意识形态敌人不敢直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正竭力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侵蚀。

我不认为这个解释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在苏联国内，把军队开进友好的“兄弟”国家的行动，引发了各种不同的反应。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讨论需要立即采取的措施。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叶夫列莫夫表示要召开主席团紧急会议，以通过支持苏共中央和领导层政策的决议。我表示同意，在24小时之内召集了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会议。然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许多人谴责这次入侵行动，称之为无端的干涉行为，但没有出现严重的抗议活动。

党委迅速行动起来，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一名记者和一名哲学教师的行为，决定就他们的“意识形态错误”进行惩处。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有理由认真地思考我国对“布拉格之春”的评估是否正确。我已经说过，我于196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时开始产生怀疑。在那里我看到了普通民众对五国行动的态度。我意识到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对此事的感受是多么强烈。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通过与其他党内同志交谈，我们颇有同感。所得出的结论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唤醒的改革精神尽管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动力，但正开始弱化。勃列日涅夫必须使用高超的手段来应付政治局内的不同集团。他本人也是小心翼翼地掩饰他自己的保守立场。

地方党委对创新持有越来越怀疑的态度。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巴拉科夫案件”就是一个突出案例。伊诺肯提·巴拉科夫是格鲁吉夫斯基农业部门的主管领导。

他精力充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是具备改革思想的经济学家利斯奇金的朋友和坚定支持者。他持之以恒地“软化”中央计划生产体制，扩大集体农庄出售产品的权力，主张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销售产品。当他开始实施他的主张时，巴拉科夫受到边疆区党委主席团的警告，后来被指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撤职处分。

巴拉科夫的讲话和行为具有强烈的堂吉诃德色彩，他挑战的是最为神圣的制度本身，这是不可能一举成功的。

一段时间之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讨论沙基科夫一本书的严重错误。沙基科夫是斯塔夫罗波尔农业学院哲学系副教授。赫鲁晓夫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柯西金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期望，他的这本书正是受此激励而写成。他提出的一些思想直到后来的改革阶段才会受到关注，而这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当时，沙基科夫的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

莫斯科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处理”该书作者。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开会，对沙基科夫进行了批评，他受到解聘处分。我在发言中也对他做了严厉的批判。虽然沙基科夫没有被开除出党（叶夫列莫夫和我都不赞成将他开除出党），但他被解除哲学系主任的职务，离开斯塔夫罗波尔。

改革精神迅速衰减下去。一股风气又在党内和社会上盛行起来，即害怕说错话、做错事。

……一次，我到莫斯科出差，有人私下里告诉我，叶夫列莫夫可能应他本人的要求调到莫斯科工作。回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后，我问叶夫列莫夫：

“你要离开我们吗？”

叶夫列莫夫看上去十分吃惊：

“谁告诉你的？”

“我在莫斯科听说的。”

“你在莫斯科可以听到很多东西。”

他看上去十分恼火。我又重新考虑了是否应当提及这个触痛他的话题。事实上，莫斯科流传的谣言并不少。

不过，叶夫列莫夫不久就被任命为苏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第二篇　登顶之路

第五章

我的小规模改革

1970年4月10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一致选举我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时年39岁。毫无疑问，各位党委委员非常了解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年来这个领导职务第一次由斯塔夫罗波尔本地人而不是“外地人”担任。

我的当选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边疆区党委所有其他书记的年龄都比我大，其中有些书记更有理由当选第一书记。但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只考虑唯一的人选。

在此，我想分享一下我对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看法。实际上，这些一把手是由最高层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任命的，他们是政权的中流砥柱。通过这些第一书记，数不胜数的不同部门和行政级别的党组织、国家和社会组织被捏成一个整体。这些干部构成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表决票对选举总书记至关重要。仅在这个意义上，其地位就十分独特。

这种制度通过对工业和农业企业、科学和学术机构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党员干部进行考察和筛选，从中选拔出积极的、精力旺盛的领导干部。一旦成为党政要员，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第一书记在本地区实际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选任本地区的领导班子，甚至包括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成员。第一书记对所有人事任命都有最终决定权。即使是最基层的行政干部也受地区党委人事部门的管辖。对于部属企业或单位的干部任命，有关的中央政府部长也不能越过第一书记直接任命。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苏联的关键掌权者。其职位和巨大的权力并非通过公开选举而由人民授予，而是由莫斯科、苏共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总书记本人授予。这使得第一书记的职位不够稳固和明确。这取决于莫斯科对他们的看法是否有变化，特别是总书记是否继续信任他们。

苏共中央总书记对第一书记的任命拥有最终决定权。在我本人的任命过程中，与我面谈的先后有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最终才是总书记本人。只有到了总书记那里才会听到最后的决定：“我们推荐你。”

我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和谈话以及受到信任的氛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我很喜欢。我在这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与晚年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

在我们开始谈话时，勃列日涅夫说中央委员会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过去，他们推荐的都是外地人；现在他们将推荐本地人。”

勃列日涅夫回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曾到过我家乡所在的地区。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正撤往新罗西斯克，饮用水严重不足。

“我从没有见过人们从屋顶的积水槽里收集雨水。这是在1942年7月和8月，天气特别炎热，找不到水来解渴。”

就在此时，我十分唐突地说道：

“我们去年的收成很不好。有100万公顷的庄稼颗粒无收。我们努力克服困难保住了畜牧业，但我不认为可以在没有国家救济的情况下撑下去。我很抱歉向您提出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十分有趣，他到会议厅把库拉科夫叫来，以一种近乎开玩笑的口吻说：

“听着，费奥多，我们要推荐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第一书记的是什么人啊？他们还没有选他呢，他已经在跟我要草料供应了。”

库拉科夫投他所好：

“这样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1]，要放弃他作为人选还不算晚。但是，不管怎样，戈尔巴乔夫是对的，我们必须帮助他的地区。”

我必须说的是，一旦有关帮助我们度过冬季的指示下达，70000吨饲料就到手了。

我于1955年下半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仅仅十五年之后的1970年，我就当选边疆区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国家最高的职位之一。接着，我被选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下一年党的代表大会将我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

我的面前摆着机会。在边疆区党委主席团不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向同事们转述了在中央委员会与总书记的谈话。然后，我提出两项重要提议：第一，每位领导干部必须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完全独自做出决定，只有需要第一书记或主席团批准的重大问题除外。我不会逼迫大家做事，边疆区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他们应当自由和自信地行动起来。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欢迎他们与我讨论。除此之外，我们每星期开会一次以交流情况。

也许，这种工作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立即收到了效果。后来，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总统，采用了相同的工作方法，除非需要做出紧急决定。下文将更详细地加以叙述。

第二，我建议我们制订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的规划，要在其中使用工业技术，提高生产专业化和集约化，改善农村人口的生活。

起初对此存在着争议，但最终我们采纳了边疆区苏维埃行政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博森科的建议：要深入学习和讨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表达的思想。

这项行动汇聚了科学家、专家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制订完成的农业发展规划于1970年秋获得边疆区党委全会的批准。我用了十年时间贯彻落实这个规划，但直到我离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仍然觉得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要采用技术，以确保在我们边疆区的恶劣气候条件下能有稳定的收成。

边疆区研究所提交的关于过去一百年的研究报告表明，1952年发生旱灾，1975年庄稼歉收。总之，这是一个高风险农业区。

我记得下面一件事。

1974年，庄稼的长势使人们对大丰收抱有很高的期望。在庄稼就要成熟时，库拉科夫来到我们边疆区看望他的选区选民（他是该选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我们陪同他前往他的选区所在的草原地区。当他看到那里的庄稼时，以一种不满足的口气说：

“你为什么把庄稼给我藏起来了，我的朋友？”

“我们没有把它们藏起来，我们正在给你看呢。但庄稼将会发生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你知道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只要有两天坏天气就能把收成全毁了。”

不过，库拉科夫相信庄稼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所以有必要派至少10000辆卡车来装运收上来的粮食。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宣布：“斯塔夫罗波尔今年将是一个大丰收年。”

不幸的是，我们的担心成为了现实。6月29日至7月2日，仅仅在四天之内，先是下雨接着是热浪。受到干热风的影响，每公顷的收成只有15英担。这就是我们强调要解决收成稳定问题的原因。

首先，我邀请苏联土地开垦与水源管理部长叶甫根尼·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到我们边疆区来，让他了解我们增加土地灌溉面积的计划。我们计划开掘一条从库班地区到卡尔梅克草原的运河，灌溉面积为80万公顷，供水面积为300万公顷。

“那么，”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在讨论了我们的计划之后说，“现在你们必须向总书记汇报，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得到支持。”

正如此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幸运女神降临了。阿塞拜疆建立苏维埃政权50周年庆典就要举行，各加盟共和国的来宾受邀到巴库参加庆典，我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勃列日涅夫前来参加庆典，他在阿塞拜疆受到爱戴和崇拜。我仍然能够记得欢呼的人群从主席台前走过的场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阿塞拜疆领导人和我们这些代表都在主席台上。当勃列日涅夫退到后面稍作休息的时候，我走近他说：

“我能跟您说句话吗？我只需要五分钟。”

“就那么点时间？”他开玩笑说。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第一次谈话中讨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干旱问题的后续工作。我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建议，已经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斯基部门的批准。”

他同意安排时间见我。12月，我去见了总书记，他认真听我的汇报。勃列日涅夫查看了所有的预算和计划文件，问了我很多问题，让我把材料留给他，包括过去100年干旱和收成的图表。不久，政治局召开会议。我甚至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是由勃列日涅夫亲自做介绍。我事后听说他这样讲：

“我们应当支持年轻的新领导干部，他提出了重大的国家问题。”

1971年1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加快建设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和灌溉、供水系统。该项目得到巨额拨款，定为全苏共青团重点项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大批机械拥入本地区。挖掘三条隧道的任务交给了莫斯科市。工程进展迅速，到1974年，我们庆祝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4月份，克里姆吉尔耶夫斯基高地下的隧道完成；11月份，斯塔夫罗波尔大运河的第二标段开通。

计划正在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选择一个适应本地区条件的农业体系。斯塔夫罗波尔人民要特别感谢边疆区研究院及其科学总监亚历山大·尼科诺夫，他后来担任列宁国家农业科学院院长。不过，在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采用新灌溉方法的是内福特库姆斯基区的集体农庄主任尼古拉·捷列先科。

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了他的故事。我是从边疆区党委主席团听说他的事迹之后逐渐了解他的。在库拉科夫时期，他被指责对集体农庄管理不当，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威胁。被派到落后的集体农庄之后，捷列先科这个年轻的农学家采用了非传统的方法来改善集体农庄的条件，提高干旱频发的草原地区的产量。

但是，村民们还有困难，集体农庄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所以有人偷拿集体农庄的财物。特别令捷列先科感到气愤的是村民们在夜里偷拿草料。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开着嘎斯吉普车巡逻，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村民用来偷草料的驴子。

主席团成员感到困惑，认为必须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然后再做出最终决定。

库拉科夫指示我：“到现场去弄清事实。”

我到了那个集体农庄，在那里住了几天。事情得到了证实：捷列先科在偷盗行为泛滥成灾时使用了不可接受的手段。他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住了。我的结论是：应当软处理这件事，支持年轻的集体农庄主任的工作。

“我们如何支持他？”在我向主席团会议汇报了调查结果后，库拉科夫问道，“这个集体农庄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宣传呢？”

“有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们灌溉土地方面的经验。”

会议做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的决定：召开一个区领导参加的现场会，交流高效灌溉土地的经验。捷列先科的休耕田耕作法能保证更加稳定的粮食生产，提高产量，他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捷列先科的管理方法很简单：将粮食作物由灌溉田移到非灌溉田[2]种植。他还通过让农田休耕和施肥的方法大幅度增强地力。休耕的灌溉田用来种植草料。

这个实验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方法并不符合1966年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决议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考察和证明某个集体农庄种植方法的有效性，然后向整个地区推广。

运河正在建设之时，我们掌握了如何在本地条件下更好地种植灌溉田的方法。带着所有的分析和评估结果，我前往中央委员会面见库拉科夫。他仔细地听完汇报，看着那些材料说：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如果你能得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首肯，然后他会问我的意见，我会在改变农业体系的问题上支持你。”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论据是1975年至1976年的严重干旱。在与库拉科夫面谈之后，我给勃列日涅夫寄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当时在克里米亚度假。一两天过去了……然后我在夜里接到边疆区党委值班干部的一个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份你的重要加密文件。”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每一位地区党委书记都收到了由国家农业科学院院士们发来的备忘录，认为具备扩大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条件。事实上，夏季的雨水提供了这样的条件，但我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建议减少冬季农作物种植面积，让农田休耕。当然，库拉科夫在农科院的备忘录中起了作用。那么，我该怎么办呢？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一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总书记的电话：

“我看了你的备忘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经过考虑并且咨询了一些人。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我曾工作过的哈萨克斯坦。特伦提·马尔采夫（来自库尔干的一位杰出农学家）对我说必须留出一定面积的休耕田。所以，你可以实施你的计划。我会支持你。”

党中央机关对休耕田持有严重的偏见。我想勃列日涅夫一定是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支持斯塔夫罗波尔的计划。

我再次飞到莫斯科，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主管弗拉基米尔·卡洛夫和农业部一道，共同为政治局和政府起草了一份有关采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非灌溉种植法体系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很快得到通过。但决议油墨未干，一些人就来设置障碍。首先采取阻碍行动的是俄罗斯部长会议，不久政治局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全国各个地区扩大农作物种植面积。我决定坚持我的立场，因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站在我的一边。

在接下来的1977年，农业收成很好，这不仅仅是由于休耕田和新收割技术在起作用。1978年，农业生产取得了创纪录的产量：人均两吨，已经使用的非灌溉农业技术产生了效能。这种耕种方法现在仍然在使用，我近期重访了我的家乡，很高兴地看到边疆区粮食产量达到780万吨，2009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900万吨。捷列先科后来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这些成就很重要，但只是综合性项目的一部分。关键的是牲畜的草料问题。所以，在继续按照新的体系加强粮食生产的同时，运河建设工程必须尽早完成，草料种植必须转移到灌溉田进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再一次向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伸出了援手。他一再询问运河挖掘的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一次，当我做同样的汇报时，他说道：

“听着，斯塔夫罗波尔运河是世界上最大的吗？”

“不，当然不是，列昂尼德·伊里奇。”

“那为什么你们挖啊挖啊，总看不到尽头？”

这个问题让我猝不及防。但我决定利用总书记的话来推进我的事业。首先，我向库拉科夫汇报了这个对话。他的反应令我吃惊：“不要等到列昂尼德·伊里奇把这个话再说一遍。”我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去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接着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土地开垦部。我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运河工程进展顺利。事实上，在这些谈话中，有人对我说我如果要解决灌溉问题，就应当从谢巴耶夫（萨拉托夫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那里汲取一些经验。他们认为我的成本过高，比谢巴耶夫高两倍半到三倍。我表示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施工，不会允许任何浪费现象发生。

萨拉托夫地区是怎么建设和管理灌溉区的？我担任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后才得知其做法。萨拉托夫将许多公顷的灌溉田列为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他们的方法十分简单：他们安装水泵从伏尔加河抽取河水灌溉农田和草原。得到灌溉的田里的草料作物确实长势不错，但基本上属于装点门面。不要多长时间，土地就失去耕种价值。部分原因是土地受到水的浸泡，部分原因是土地盐碱化，结果土地就毁掉了。需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让这些土地再次适于耕种。

回到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运河工程？我们集中所有力量，将建设工期缩短了一年。在库班河水引入斯塔夫罗波尔运河的地方，树立了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布尔什维克怎么说，库班河水就怎么流。”引入的河水用于灌溉斯塔夫罗波尔的干草原地区。

未等运河及其灌溉系统全部完工，我们就在可以使用的河段开始了灌溉作业。我们有机会对草料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以出产细毛羊而著称。为了让读者了解生产规模，我可以这么说，本地区的细羊毛产量占整个俄罗斯联邦细羊毛产量的27%。初春时节，农民将细毛羊放到草原上去，你可以看到约有1000万只之多。我不知道为什么勃列日涅夫能记住这个数字，但这个数字显然与我们地区相关。每次我与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谈话或与其他地区书记一起谈话时，他总是着重问我运河工程进展如何。勃列日涅夫的第二个问题是：“绵羊帝国”的情况如何？所以，我在成为总书记之前就当上了一个“帝国”的元首。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培育出了细毛羊新品种，还供应给其他地区。我们边疆区细毛羊育种场给其他地区供应种羊的原因是这些新品种细毛羊比当地原有品种细毛羊的羊毛产量提高了50%——100%。

闲话少叙，我们设法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使得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以下决议：《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细毛羊品种培育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决议》。

1970年代后期，数十万只细毛羊销售到外地。这些优良品种的细毛羊还销售到印度、中东欧国家和阿拉伯、亚洲国家，带来可观的利润。羊毛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羊的品种培育也成为一个盈利的产业。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肉类生产和供应。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曾提出向其他地区供应生肉及肉制品的宏伟目标。那些年头肉类产品市场的情况十分严峻，不仅是大工业中心城市，诸如库班、顿河和斯塔夫罗波尔等地区中心的粮食、肉类、奶制品、蔬菜、水果的供应也受到影响。我们边疆区供应外地的肉类食品为产量的75%，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80%，罗斯托夫地区为56%。目标定得很高，以至于要实现目标就必须向家庭农场购买牲畜。什么都要交上去，因为监管十分严厉。同时，当地人口的肉类食品供应量不断减少。我到城镇乡村去巡视时，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的工人指责我为了讨好中央，把所有吃的东西都运到其他地区去，不顾对本地人民的责任。

不满情绪在发酵之中。经过对局势的思考，我决定写一份备忘录，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要求整顿食品供应秩序。库班地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由苏斯洛夫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了两份备忘录，要求俄罗斯部长会议对形势进行考察。在谈话中，索洛缅采夫对我说：“你的要求是很有依据的，但俄罗斯政府没有办法帮助你。”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我们自己对此必须采取一些举措。一个建议是在未来的一年半到两年时间里在28个养殖场集中进行禽蛋孵化作业，提高肉禽产品的产量。禽类养殖场的产品将弥补其他肉类生产的不足。同时，私人经营农场的产品将通过合作社供应给居民。我的计划是先获得对禽蛋孵化计划的批准，然后再争取草料就不成问题了，因为禽蛋孵化是俄罗斯政府优先扶持的领域。是不是很聪明的策略啊？也许是。不过，我的内心很平静，因为本地区向国家上交了大量的粮食。

我们得到了俄罗斯部长会议副主席尼古拉·瓦西里耶夫的坚定支持。他大力主张将工业技术用于农业。我们提出的计划在两年内得到实施。边疆区党委暂停了许多建筑工程，以使建筑企业腾出手来建造禽类养殖场的房屋。边疆区内的一些市镇也参与进来。当我到莫斯科工作时，肉禽产品的产量已经从11000吨提高到44000吨，后来又提高到75000吨。与此同时，我们实施的另一项计划是支持家庭农场和在城市周围创办蔬菜生产合作社。其产品均供给当地人口。这样，供应情况恢复正常，并保持了许多年。

那些年大力推动的主要领域还有工业化。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成为电子、电气工程、化工、水泥、机械制造工业汇集的地区。新建发电厂和对旧发电厂的改造，结束了经常缺电的历史，还有能力向周边地区提供电力。当然，我应当提到，我们在乡村地区铺设了输气管道，修筑了连接各个区中心和大部分村庄的公路。我们还实施了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进行现代化的举措。

政府各部和各个机构的代表汇聚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寻求获准创建新企业和扩大原有企业，我们则要求他们承诺帮助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我们需要制订有预设目标的计划，我们与首都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质量，确保我们边疆区的政策更加科学，有助于我们规避判断错误。

我们还需要解决矿水城度假胜地的种种问题。要接待数目庞大的游客是一个挑战。官方组织来的游客人数是250万人，自费游客的人数还要多一倍。这个度假胜地满足不了巨大的服务需求，基础设施也需要增加和修缮。在阿列克谢·柯西金、基里尔·马祖罗夫和工会委员会的支持下，我们做出了有关这个地区的重要决定。这改变了度假胜地的面貌，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水平，引发了名副其实的“度假热潮”。新的疗养院和度假村大批出现，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也已到位。矿水城机场投入巨资进行了重新装修，成为国内最大的机场之一。

我写了这么多技术细节，讲到了庄稼、干旱、灌溉、道路、度假胜地，还有数不清的计划、备忘录、全会、致中央的信、争取高级领导干部等等，不知道是否令读者感到乏味。

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依靠“老板”，依靠他的力量和意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任何一个满足公共需要的动议都会遭到怀疑，甚至是直接拒绝？谁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体制抵制变革和排斥所有新鲜事物？

我还接受了其他一些“异端邪说”，但我没有时间去认真思考它们。我与斯塔夫罗波尔人民一道，日以继夜地工作，实施我的计划，尽快地发展本边疆区。主要的任务是为未来奠定基础。许多事情取决于我的行动，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独行动的话，那么我的所有主张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我与下属一起工作的方法是给每个人证明自己的机会。其中一些人能发挥他们的潜力，而另一些人感到他们难以应对新的挑战，要求调走或辞职。我很难确定每一个个案的具体原因，但边疆区各个方面的干部及工作人员都在不断替换之中，我认为这个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也没有造成不快。

很显然，需要对各个市和区的党委第一书记进行大换班。我决定不要把这件事拖到下次边疆区党组织选举。我无法宣称这个过程进行得毫无瑕疵。开始的时候，此事延缓了工作的进度，但后来都超额补回来了。党委的各位书记分担了我决定干部人选的痛苦，许多人不仅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中还与我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整个党的组织体系中，市或地区第一书记受到的挑战最大，担负的责任也最大。第一书记必须是一位政治家、实干家、导师、组织者、称职的经济管理者、策略家，甚至是战略家，虽然只是在地区层面上。最为令人吃惊的是，从来不会有人教第一书记什么是主要的领导技巧，什么是交流技巧，或者什么是共事技巧。一切取决于这些地方领导者的内在能力，取决于他们理解人们只有在未被强令、未被强迫的情况下，在他们感兴趣和被当人看的情况下，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地区党委书记必须具备以上所有德行，这样的人很不容易找到。

党委书记体系中的一员

苏联共产党中存在着“特殊的”信息管道，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这个具有特殊影响集团的存在。有一个“快速反应集团”深得总书记的信任。它的成员包括伏尔加格勒书记库利琴科、萨拉托夫书记谢巴耶夫、图拉的尤纳克、克拉斯诺达尔的麦杜诺夫、库斯塔耐的鲍罗廷、阿尔泰的格奥尔吉耶夫、奥伦堡的科瓦连科和萨哈林的列昂诺夫。每次勃列日涅夫需要支持或权谋时，这个“快速反应集团”就会被召来。集团成员在党的全会和大会上一律能获得先于其他人的发言权；而当他们批评政府或提交动议时，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后台是谁、他们在为谁的利益服务。

我的邻居——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G.S.佐洛图欣是麦杜诺夫的继任者，他将我介绍给这些书记们。此事发生在莫斯科大饭店。佐洛图欣与我一走进豪华套间，我就意识到我到了什么地方。介绍的方式与彼得一世时代的方式一模一样：有人先递给我满满一杯伏特加，然后被邀入见面会。我抿了一小口酒，将高脚杯放在桌上，这个举止似乎引起了在场每个人的狐疑。

“嗨，不是这样的。”科瓦连科毫不掩饰他的不快。

“我有我自己的酒风，”我回答道，“慢而稳。”

每个人都大笑起来，看上去都显得十分轻松。同时，我的饮酒风格十分简单：我并不怎么喜欢喝伏特加，但如果到了场面上，我可以跟任何人干杯。

桌上的交谈继续进行，他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你与列昂尼德·伊里奇相处得如何？”

“我想我们相处得很好。”

然后，他们欢迎我作为国内最年轻的第一书记加入他们的集团。话题集中到了政府，特别是柯西金以及最高苏维埃，即尼古拉·波德戈尔内身上。很显然，这就是我进来时他们正在谈论的话题。这是柯西金在政治上被“埋葬”的时期，所有勃列日涅夫的圈内成员受到鼓励去批判他。

就是在那些年里，我开始彻底了解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无数次地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要办成事，就要不厌其烦地“讨好”莫斯科的官僚们。这是一个请示者和批准者的国度。人们也许以为在计划体制之下一切都是合理配置的，但实际情况迥然不同。

这个过度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是由中央管理这个庞大的国家，遏制了整个社会的能量。任何最细微的偏离和超越所设界限的企图都会遭到无情压制。

战后，工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在国有企业薄弱的地方作用尤其明显：小规模生产、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工业合作社的许多产品出口到国外。但是，正是其流动性和灵活性、经济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以及局限性遭到了制度的拒绝。所以，中央下令关闭工业合作社。

许多人还记得1960年代早期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合同与奖金”工资制，这个实验流产了。尽管《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和加盟共和国干部支持这个新制度，并且保护实验者（众人皆知的“胡佳科夫案件”），其中一些人还是被捕入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敢进行类似的实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希切基诺化工厂的实验中。政府部门不能容忍企业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将这些尝试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我看来，制度拒绝所有的创新是我国经济中的一种疾病，需要下猛药治疗。那么，最高层的想法如何呢？其中不少人持有相同的想法，但不愿意冒险。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已进入第二个任期，开始考虑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开始，我倾向于认为巨大开支未能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是人的懒惰和不称职、管理部门的缺陷和立法上的差距。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但我逐渐发现这些不是造成低效率的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还要复杂得多。

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中央政府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要有需求就肯定会有供给。每年年初，地区党委就会将本地区企业十分醒目的生产计划弄到中央报刊上刊登。这些目标一经宣布就被中央和制订目标者扔到脑后去了。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的人让人觉得可怜：哥们，你干得不怎么样啊……

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自己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一个很出名的集体农庄主任曾带着我在田里做长距离的考察。

“你喜欢灌溉吗？”他以漫不经心的语气问我，好像我就要离开似的。

“是的，当然啦。但水要从很远的地方输送过来。你从哪儿弄到水管的？”

主任沉默了一会，他的眼光飘忽不定，然后勉强承认道：

“哦，我从‘自由市场’买的。”

“也许是偷来的。”我给他施加压力。

“嗯，有可能的。”主任回答道，挠着他的后脑勺，“我不在乎这些水管是从哪儿来的……”

有时，这样干的集体农庄主任会遇到麻烦，来寻求我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区党委书记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对检察官说：

“不要拘泥于条文，要看本质。”

这些话在当时很管用。不过，那些有能力和诚实的集体农庄主任常常会站在法律上错误的一边，甚至会成为被告。在这种制度中，一切细枝末节都由计划和拨款支配，创意和企业精神没有立足之地。与此同时，“上面”对低回报表示不悦，通过人事洗牌或任命新的管理层来解决事情。已经十分笨拙的管理架构变得更加臃肿不堪。

我越是沉浸在真实生活中，就越是会产生思考、疑问和怀疑。

邻居在做什么……

在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的兴趣也在发生变化。起初，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本地问题上，后来我开始关注国内和国外事务。我需要获得更全面、更真实的信息，我需要与同事、科学家和文化人士交换看法。我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包括去参加会议、研讨会、庆祝会，有时甚至是去度假。不过，我必须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离开本地区。多年以来，我去过的地方有列宁格勒、巴库、塔什干、阿拉木图、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顿涅茨克、雅罗斯拉夫尔和其他城市、地区。我发现我从了解列宁格勒的社会规划、雷宾斯克的科学劳动组织和顿涅茨克的城市支援农业的经验中获益匪浅。

1975年，我应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沙拉夫·拉希多夫的邀请，携赖莎去那里度假。我们在塔什干受到热烈欢迎，我们的私人旅行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拉希多夫设宴接风，邀请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和所有书记出席，这出乎我的意料。晚宴上，一切都围绕拉希多夫进行，我和赖莎被安排坐在他本人和夫人旁边，享受着主人的款待。我们第一次品尝到可口的乌兹别克煎饼、新鲜水果和干果、油炸和盐津果仁、乌兹别克肉饭等。

第二天，我们在塔什干观光游览。这是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在1966年可怕地震的废墟上重建而成。壮观宏大的建筑物、喷泉和鲜花……“光明的塔什干，东方的星辰，和平和劳动的希望。”但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塔什干——破旧、昏暗、拥挤、肮脏、缺少卫生设施。

我们在加盟共和国各地的旅行以造访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开始。我的朋友们，包括在共青团工作时的老同事卡尤姆·穆尔塔扎耶夫，很自豪地向我们展示古代建筑杰作。穆尔塔扎耶夫当时任布哈拉地区党委书记。我们被告知，布哈拉曾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在沙皇统治时期享有特殊地位。在撒马尔罕，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东方集市：那里的甜瓜、葡萄、大西红柿、提子、杏干和其他水果、蔬菜等堆积如山。

穆尔塔扎耶夫很高兴见到我们，但他却偷偷扫了一眼按照拉希多夫的命令陪同我的乌兹别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当卡尤姆得到与我单独讲话的机会时，他惊恐地描述了乌兹别克的局势，称拉希多夫是一个危险和虚伪的人，不值得信任；他和他的手下收拾了具有才华和独立思想的人……不久之后，被视为乌兹别克领导人潜在对手的穆尔塔扎耶夫成了他不忠行为的牺牲品。他被调到塔什干任劳动储备委员会主席，被赶下了政治舞台。此后，他处于被孤立的境地，身体状况受到严重损害，过早地去世了。多年之后，我遇到了他的儿子阿克拉姆·穆尔塔扎耶夫，他与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一道让《新报》“站立起来”。儿子们接了父亲们的班。

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我们又参观游览了扎拉夫尚和纳沃伊。这两个城市是新建城市，市内建有军工和其他战略工业。纳沃伊是位于沙漠中的城市，靠近一座金矿和工厂。我们参观了传送带，看到了提炼黄金的矿石。我们乘坐飞机和汽车穿过红沙沙漠。沙漠中有一些小规模绿洲，我们在靠近一口水井的地方看到了一群羊和简陋的棚屋。

在那次旅行中，我还造访了一些乌兹别克人家。这些人家的条件一般，但家庭成员很多。按照习惯，每户人家建有两座比邻而立的平房，屋顶使用的材料有石板、沥青毡和泥土。房屋之间有一个走廊相连接。年长的一辈住在一座房子里，年轻的一辈住在另一座房子里。许多房屋建在柱子之上，以便在热天保持通风。我记得途中与普通人的谈话，他们没有办法弄明白为什么他们供应整个国家所需的棉花，却无法得到稳定的食品供应。“我们用我们所有的土地种棉花，所以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需要。”

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市党委工作的时候，见到了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弗拉基米尔·戴格提亚耶夫。戴格提亚耶夫是当时很突出的政治人物，他的能力和眼光至少不逊色于谢尔比茨基。后者是老资格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但是，我发现戴格提亚耶夫与谢莱斯特的关系很密切。谢莱斯特倒台后，他的前程也就黯淡了。他先被调到一个工业岗位上，然后就退休了。

我们无论何时见面都会进行长时间的“交心”讨论，我们两人无话不谈。他和我都为同一个问题担心，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社会正在失去能量。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的手脚都被过时的教条和指示束缚住了。

“你知道，”戴格提亚耶夫总会这样对我说，“我故意违背一些愚蠢的指示，否则这些就是绊脚石。”

我对他表示同情。顿涅茨克地区是国中之国：拥有500万人口、2300万吨钢产量、1亿吨煤产量、大型机械制造工业、发达的农业和航运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如住房、食品、环境、衰败的矿业城市等。而最大的问题是，虽然生产能力很强，但不能动用本地生产的任何产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

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会议休息时，戴格提亚耶夫邀请我到克里姆林宫的空地上一同散步。我们聊着天，突然他问我：

“听着，米哈伊尔，这些苏维埃、行政委员会和数不清的国家部门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门都有什么用？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党委会做出的。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党组织，而将其他那些机构全部撤销呢？”

我与他一样对臃肿不堪的治理体系感到恼火。新的机构像毒蘑菇似的纷纷冒出来，哪怕是解决最简单的问题也是一场痛苦的折腾。不过，戴格提亚耶夫的主张似乎有点太激进了。

“到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党委还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授权。事实上，它们会篡夺权力，这意味着政党专权。如果解散苏维埃，那么最终的后果就是党组织需要由人民选举，这怎么可能呢？”

安德罗波夫、柯西金、库拉科夫

我是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时与安德罗波夫相识的。也许是由于1968年8月的事件，他无法在习惯的时间度假，所以出乎预料地于1969年4月来到了热列兹诺沃茨克。

因为安德罗波夫礼貌地拒绝了第一书记叶夫列莫夫的拜见，所以后者就把这个任务给了我。

安德罗波夫这位克格勃领导人，住在橡树林疗养院的一个三居室豪华套间内。我按照预定时间到达，被要求等待。40分钟后，他从里面出来，热情地欢迎我，对延误表示歉意，因为“与莫斯科进行了很重要的谈话”。

1976年，度假期间，与尤里·安德罗波夫的合影。

1976年，在斯塔夫罗波尔乡间，酷爱摄影的安德罗波夫（政治局委员、克格勃首脑和陆军大将）为米哈伊尔和赖莎·戈尔巴乔夫夫妇拍照。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已经选举古斯塔夫·胡萨克为第一书记。”按照安德罗波夫的观点，这意味着稳定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那之后，我们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两次，我们是同时度假，他住在红石疗养院院子里的一座豪宅内，我住在疗养院内。我们两家人到基斯洛沃茨克周围去散步，到山区远足。有时，我们会燃起一堆篝火，坐在边上烧烤肉串，直到很晚。安德罗波夫与我差不多，不喜欢喝醉酒大声喧哗。那是南方一个宁静的夜晚，一堆篝火，一次闲适的交谈。

安全官员带来了一台磁带录放机。后来我得知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3]很喜欢音乐。度假时，他喜欢欣赏1960年代的歌曲，特别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和尤里·维兹伯尔的歌曲。他喜欢他们的歌曲，他自己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歌手，他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的歌也唱得很好。有一次，他提议进行一个比赛，看谁知道的哥萨克歌曲更多。我贸然同意比赛，但输得很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童年时代是在捷列克河畔的哥萨克人地区度过的。

1970年代，在斯塔夫罗波尔乡间，和安德罗波夫在一起。

我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吗？也许是这样。我说这个话是带有某种迟疑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在最高层的生活里，留给单纯的人类情感的空间极小。由于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沉默含蓄的人，所以我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友善和宽宏的态度，即使是在他对我发火和批评我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比许多其他领导人都更加了解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只要挑选正确的干部人选和执行纪律，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对意识形态问题十分敏感，对经济问题不怎么感兴趣，甚至对改革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因也不去理会。

我与柯西金的关系有所不同。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有趣的人物。我对他的记忆力佩服至极，他能轻松地脱口说出国内外的人物和局势。他曾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会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显示出对乡村生活的极大兴趣。我觉得他想弄明白农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农业总是落在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十分讨厌地方官员的阿谀奉承，不喜欢“礼节性”的官方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和空谈。他感兴趣的是与人见面，处理文件，读书和散步……

柯西金十分简朴，可以说到了严苛的程度，他的苦行主义让我想起了苏斯洛夫。他去度假的时候，在红石疗养院从来不住那座豪宅，而总是住在主楼里。这再次凸显了他的简朴作风。不过，这种简朴有些怪异，因为在疗养院他和他的工作人员会占用一个楼层。他从来都不规避与其他度假者打交道，他的行为方式显得放松从容。

即使我与柯西金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也不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愿意说心里话。他与人总是保持那么一段距离，即使是在开诚布公的交谈中也是如此。人们能够理解他的含蓄和谨慎……他位居最高领导层已经很长时间了，曾与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共事，他们两人均在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中被处决。柯西金也许是那个杰出领导集团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他不愿意谈论斯大林时代，但有一次话题突然落在这个问题上：

“一般而言，我可以告诉你生活很难，总的来说这是指道德层面的，或者说是指心理层面的。我们处于完全的监视之下，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4]痛苦地总结道，“你永远也不会落到视线之外。”这些话出自这个国家最高领导层成员之口，他曾是斯大林的幕僚之一。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多年里我们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讨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提及多次，即经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和对人的行动的激励问题。

“是这样的，本人作为中央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肩膀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但我没有权力和财政资源去处理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我语气强硬地争辩道，“企业和居民所交税款的大部分都上交中央。在得到批复的工资盘子内，我甚至不能变动任何工作人员，不能录用几个称职的工作人员和支付他们像样的工资。结果，我只能有15名低工资的工作人员，总是不能形成一个很好的团队。莫斯科在所有方面都定下了严格的规章。最终，政府机关就变得难以胜任其工作。”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安静地听着我的讲话，偶尔对我自以为是的样子发出微笑，但他并不怎么愿意与我讨论这个问题。柯西金有保持沉默的特殊方式。我可以看出他虽然不讲出来，但他同意我的观点。我很感激他的理解。

我们实施灌溉田耕种方式后，朝鲜人来找我们，提出与我们签订种植洋葱的合同。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方面每公顷土地能够获得45吨洋葱，其余归朝鲜人的种植队。朝鲜人从地区以外招募种植队工人。在整个季节里，种植队就住在田里的帐篷里，不管天气如何都没日没夜地干活，他们的收入很高。我们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些人也想加入这些种植队，但他们坚持不了一个星期。不久以后，苏联检察院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插手干预，指责我们违反了社会主义原则，沦为了“巧取豪夺者”。一些场长主任受到批评和处分。一句话，朝鲜人被赶走了，所有的联系都切断了，我们只有自己种植洋葱了。

1970年代，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在斯塔夫罗波尔乡间。

此事发生后不久，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来我们这里度假。他一早到达，中午时分我们就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了。我请他吃饭，在餐桌边坐下，蔬菜里就有新鲜的洋葱片。“你们的‘洋葱事件’是怎么了结的？”柯西金突然问我。

“很成功，”我摆出一副很欢快的样子，“现在一切都很好了。”

“你说的‘很好’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朝鲜人在斯塔夫罗波尔的时候，我们地区不仅能满足本地的洋葱需求，而且能输送15000吨——20000吨到其他地区。现在我们把朝鲜人赶走了，一切恢复如常。要知道，我们现在从乌兹别克购入洋葱，因为我们种的洋葱还不够自己消费。”

柯西金有滋有味地咀嚼着洋葱，不再提问，因为不再需要提任何问题。他知道经济问题不能通过设禁的方式来解决，也知道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野蛮的“朝鲜生产方式”，而是如何能找到既有效又文明的劳动刺激方式。

有时，我们的谈话能够产生实际的成果。他想看涅温诺梅斯克化工厂，于是我们到了那里，巡视了一圈后与一些专家见面。部长会议主席突然感受到了当地人的强大压力，特别是对化工部长推广“晓基诺经验”的负面态度。回程的路上，我选择了一个话题，谈到其他领域的经济。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医疗的情况很困难。上面下达的低工资标准导致了联合诊所和医院医生短缺，尤其是护士和辅助医护人员不足。病人无法得到治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而解决办法是能找到的。让医院院长自己在现有工资总额之内决定工资标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你看，工资总额的30%并未使用，因为人们不愿为如此低的工资而工作。一些院长自己冒险这么干了，于是问题也就解决了……”

几个月之后，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事去找柯西金。

“你知道吗，”他微笑着说，“就在不久之前有两位莫斯科医生，一男一女，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都是大医院的院长。我对他们说：你们的部长想要提高中层医护人员的工资，幅度为10卢布——20卢布，但有些人建议更好的办法是允许医院院长在规定的工资总额限度之内自己决定工资标准。你们倾向于哪个选择？那位女院长立刻说她赞成后一个选择。那位男院长思考了一下，也表示同意。他们医院每年的缺员率为25%，从来也没有用完工资总额。我已经与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谈过此事，我们将在莫斯科进行试点。”

我看到他对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即使只是在首都的范围之内。但相应的全国性决议从未得到通过。而这只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不用说，这对于化学工业而言是想都不要想的事，这个工业部门与无所不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什么使得苏联政府如此无能？显然，存在着引起连锁反应的担心。制度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还记得另一次谈话，话题是关于劳动生产率。我告诉他，我在法国访问时看到一家企业的雇员人数只是我国规模相当企业的几分之一。

“我们的生产车间并不落下风，”柯西金说，“我们的机床操作工完全能与外国同行相抗衡。我们落后的原因是工厂内部的运输组织、仓储管理不善，我们的生产文化在总体上是有问题的。主要的挑战是在自动化辅助设备和流程设计方面。这就需要进行重大的变革，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提出了一个“决定性”问题：

“你为什么退让，听任你的改革被废弃？”

他沉默了一会，反而提出另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你不在中央全会上为改革公开辩护呢？”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随着我考虑得越来越多，我也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这就是下面这件事发生的原因。1977年秋，经过五个小时的讨论，库拉科夫建议就农业政策写一份备忘录提交政治局。我表示同意，将主题定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的经济关系以及相关的管理问题。

即使是并不精通经济问题的人也能懂得，除非不同部门生产者之间确立价格对等原则，否则受损失的一方就会面临破产。农业的情况就是如此，政府收购价定成那个样子，结果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得越多，损失也就越大。

在我的记忆里，曾有两次进行调整的尝试：一次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一次是在1965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不久。一旦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更大的经营自主权、收购价更加接近成本，农业生产就能加速发展。但这两次尝试都只是昙花一现。一两年，最多三四年之后，对价举措不复存在。农民出售产品的价格极低，却要为购买工业产品付出高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每况愈下，陷入低潮。

在我的备忘录中，我引用的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十年（1968年——1977年）里，燃料价格上升了84%，而拖拉机和播种机所用燃料价格上升了一倍半到两倍，有时上升的幅度甚至达到四倍。同时，农业产品的收购价保持不变。结果，尽管已经提高了产量并降低了劳动力开支和燃料实际消耗，但粮食和畜产品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大多数农场的利润很低或处于亏损状态。即使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而为了防止劳动力离开农村，却推行了保证工资制。这摧毁了农业中 “成本——核算”经济关系保有的一切因素，削弱了劳动刺激要素。

备忘录的要点是必须放弃关于农村是“内部殖民地”这一根深蒂固的看法，否则对于国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在我的同意下，这份备忘录分发给出席1978年筹备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柯西金的反应十分强烈：“这是一枚重磅炸弹。”

我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围绕备忘录展开。我的一些同事建议我 “不要卷入”和“不要出头”。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认为全会必须认真和实质性地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期望未能实现，最初的设想也大打折扣。全会的决定变为制订更多的农业机械生产目标，经济方面未能提及。真正是虎头蛇尾啊。

中央全会于1978年7月4日闭幕。紧接着的7月5日是库拉科夫夫妇40周年结婚纪念日，赖莎和我应邀参加在他们乡村别墅举行的社交聚会。这个聚会按惯例举行，等级次序鲜明。出席者依次向女主人和男主人敬酒，最后就是惯常的“干杯”。在那个时候，库拉科夫的身体已经很难应付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任务（1968年，他动了部分胃切除手术。）

全会后仅两个星期，库拉科夫死于心脏停搏。我听说在最后一天，家里发生了激烈争吵，那天夜里他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早上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库拉科夫刚满60岁就与世长辞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更加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决定不提前结束度假，竟未出席葬礼，显得十分引人注目。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那些由于命运而汇聚在最高层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是多么远。

对峙

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期间，我结识的圈内人物明显增多。与他们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我在这些年里最大的收获。

事实上，这些关系有时会因不同原因而破裂，其中一些是因为原则问题。与内政部长N.A.晓洛科夫的关系破裂正是这个原因。

1973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犯罪情况变得十分严重。如果从数据上看，情况似乎还算可以。在全部72个地区中，本地区的登记罪案数排在第11位。当年秋天，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发生了几起恶性凶杀和强奸罪案。局势已经达到了危险的临界点。人们感到惶恐不安，有充分的理由质问：边疆区还有政府吗？与执法部门进行的有关犯罪局势和需采取措施的讨论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所以，我召集了一些资深的退休律师和我信任的独立人士，请他们查清此事。他们投入工作，很快就有了结果：他们发现了边疆区内务机构的大量违法行为。一切都真相大白：掩盖、不上报罪案和滥用权力。调查者发现了超过2500起未登记的犯罪行为。

虚假的犯罪数据和掩盖犯罪的做法使得边疆区内务部门的主管官员洋洋自得。我看到凡对犯罪行为不加惩处的地方，必然导致罪案的飙升。

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情况。晓洛科夫在勃列日涅夫的直接支持下，对内务系统做了大规模的重组，扩大了人员编制，改善了他们的装备。情况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部长急于在控制犯罪方面收到显著的成果。当他发现他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时，晓洛科夫决定篡改犯罪数据，走上了掩盖和做表面文章的道路，对于他认为的轻罪不予上报。

我们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促使有关方面采取严厉措施：内务局的三名将军被撤职。犯罪侦查处、反贪处、调查处和其他处的人员进行大换班。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调查处长被发现犯有严重的滥用权力罪，企图开枪自杀。三分之一的市和区的警察局长被撤换。这是一次确保合法性的严厉打击行动，首先在执法部门内部展开。不少单位和共青团组织参与了加强法律和秩序的行动，一个月之内社会局势变得平稳起来。边疆区在俄罗斯登记罪案数的排名从第11名掉到第67名。

斯塔夫罗波尔的行动刺痛了晓洛科夫。他由于傲慢而在中央委员会不怎么受欢迎。他也不把苏联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放在眼里。这位部长变得烦躁不安，采取了一波疯狂的行动。他先是打电话，接着就派出由他的副手B.T.舒米林率领的内务部调查队到我们边疆区来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我认识舒米林，对他的印象很不错。舒米林的论断更加令人感到吃惊，听上去更像是讹诈：“怎么会是这样？其他地方都是井然有序，唯独这里被你弄得一团糟。受到指责的肯定是边疆区党委。”我毫不客气地答道：“不要搞错了，鲍里斯·提克霍诺维奇，我不会退让。你可以这样告诉晓洛科夫。”舒米林感到不安，但他继续试图说服我。俄罗斯副检察长维克多·奈焦诺夫参加了会议，对我表示支持。当奈焦诺夫在库班地区严厉打击犯罪分子时，由于受到麦杜诺夫在最高层后台的压力而被解除在检察院的职务。我担任总书记后，提名奈焦诺夫担任苏联仲裁法院院长，他同意了，但到任前突然去世。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到我们边疆区情况的警示，俄罗斯（而非苏联）检察院下令在其他地区进行调查。更加恶劣的犯罪行为被揭露出来，包括掩盖杀人罪等。连锁反应随之发生……编造虚假数据的时代结束了，“晓洛科夫系统”垮台了。

【注释】

[1] 勃列日涅夫的名。——译者注

[2] 这是指位于灌溉区以内的农田，但农作物生长期间不用水灌溉。

[3] 安德罗波夫的名。——译者注

[4] 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第六章

其他国家人民如何生活

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前很久就开始去国外旅行。1966年，我去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69年9月去了保加利亚，同年11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

当时，东德正在实验新的计划和管理方法，采用激励机制，给企业更大自主权。在两天时间里，我们听讲座，抽空游览柏林。

即便在战争结束二十年之后，来到这座城市也让人神伤。眼前的柏林让人陷入了回忆。被摧毁的房屋和纪念碑、帝国总理府原址的空地上成堆的瓦砾、勃兰登堡门和象征着战后世界划分的柏林墙赫然在目。在门的右边、墙的后面矗立着已经消亡的那个帝国的国会大厦。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昏暗颓败。但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城市、企业和村庄——与普通人相见时的气氛都显得友好，尽管并不特别热情。很多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有几件事情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在德累斯顿，我们参观了城市的戏剧艺术遗迹。这座城市在战争就要结束时遭到盟军的空袭轰炸。与这场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累斯顿美术馆欣赏《西斯廷圣母像》时的美妙体验。

星期日，我们在科特布斯区参观了索伯斯拉夫人社区，他们很久以来一直住在下萨克森。参观过程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像所有旅游者一样，我们登上人工划桨的游船，桨工是一个身穿民族服装的索伯斯拉夫妇女。周围的景色十分优美，但有些事却显得有些离奇：健壮的男子闲在那里，而妇女们在用力划桨。这一天是星期日，所以运河里游船如织。我们发现人们对我们讥讽挖苦，嘘声连连。我们立刻要求离船上岸。

我们的行程中包括波茨坦。我们参观了盟国领导人在战争胜利后开会的地方——无忧宫。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谁坐在哪里，还说一个记者从斯大林坐过的椅子上削了一块下来作为纪念品，当然还讲了杜鲁门在会上的举止，特别是他接到关于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电报时说的一句话：“婴儿诞生了。”

我们在民主德国的时候是乌布利希当政，五年后被昂纳克所取代。即使在当时，昂纳克在我们代表团离开之前对我们发表讲话时已充满了自信。

我们的参观访问结束后，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对民主德国的改革经验引起高度重视。

我对保加利亚的访问是按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与保加利亚帕扎尔吉克地区之间的联系项目进行的。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成立25周年庆典。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大会，发表讲话，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永恒的友谊。我们还商谈了业务事项，包括进行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发现保加利亚的地方政府拥有比我们更大的自主权力，因为我们连蝇头小事也要得到莫斯科的批准。不久将担任地区党委书记的德米特里·茹廖夫在出访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时确实对差异感到大吃一惊。后来，他出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大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1974年，我再次访问保加利亚，去了索菲亚、普罗夫迪夫，参观了希普卡纪念碑，还访问了许多其他城市和村庄。在两次访问之间，这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建了许多新住宅区，特别是独栋住宅、工业建筑、温室和道路。葡萄和蔬菜种植采用了新的方法，到处是如海的鲜花和花园。这个国家的变化就发生在眼前，我认为保加利亚选择了正确的方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在寅吃卯粮，不久将为此付出代价。

1969年11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是最为困难的一次出访。代表团成员有托木斯克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和苏联教育部副部长祖拉夫勒娃。我们计划就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运动的未来交换意见。在我们访问时，这个国家有17个青年组织，都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参加了许多会议，就政府如何赢得该国青年人信任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想要完全撇开1968年8月21日行动之后这个国家的形势来讨论问题是不可能的。说我们感到不舒服或不高兴并不足以描绘我们当时的感受，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到人们谴责和拒绝这次行动。

布拉格处于一种半瘫痪的萎靡状态。我们的（捷克）同事认为不可能带我们去会见工厂工人。事实上，他们自己也避免这样的会见。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与基层打交道。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先要分析形势，然后才会下基层。”他们不仅没有什么可讲给基层民众听的，而且还害怕他们。

学生节前夕，我们在布尔诺。东道主鼓起勇气带我们去了一个大工厂——斯布若约夫卡军工厂。当我们来到工厂时，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工人们对我们的问候不予作答，故意转身而去。这是一种可怕的感受。工厂党委的大部分委员很不赞成苏联的行动。我们发现，这个工厂的工人在1968年8月支持杜布切克政府，军队被派到工厂里来镇压他们的抗议。1969年8月，布尔诺发生了更多的反对政府和苏联干涉的群众抗议活动。总之，形势是紧张的，我们代表团得到了武装人员的全天候保护。

在布拉迪斯拉发，我们对城市的景观感到震撼。事实上，市中心的所有房屋都有弹孔痕迹，墙上都涂有反苏涂鸦。代表团受到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斯拉维克的接待。会见在一开始显得平和，但当我方有人回忆列宁虽然赞成建立联邦制国家，但坚决反对在党的建设中实行类似方式时，这位第一书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早上，没有任何党的领导人来接我们。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熟人来救了我们。中午时分，我们登上德文山，这里埋葬着为解放斯洛伐克而牺牲的苏军士兵。我们默哀向他们表示敬意。这是一个温暖的晴天，山下多瑙河波光粼粼，可以看到远处维也纳教堂的尖顶。我离开布拉迪斯拉发时，头脑里思索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种忧心忡忡的感觉。

1970年代，我还去过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都是受到所在国共产党的邀请，或作为代表团成员访问，或前往度假。

度假的时间要比访问的时间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国家和人民的生活。

所有的这些出国旅行，无论方式如何，我都十分感兴趣，因为国外的信息十分难得而且都是经过筛选的。报纸、刊物、图书和电影受到严格的控制，无线广播受到干扰。苏联旅游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准许去东欧国家。如果有人想去西方旅行，就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思想审查。“铁幕”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一种比喻，它成为了现实，其中起作用的有“另一方”，也有我们一方。

再见，斯塔夫罗波尔

离开斯塔夫罗波尔是一段令人十分痛苦的经历，这样说毫不夸张。说心里话，我热爱这片土地，它的草原、深谷、树林，当然还有丘陵和高山。我和我的家人一有时间就会到那些地方去。我最喜欢的地方有阿基兹、多姆贝、皮亚季戈尔斯克、基斯洛沃茨克和热列兹诺沃茨克。我们与这片土地已经密不可分。有人也许会认为那片占边疆区总面积44%的干草原没有什么用处。干旱对农民来说肯定是灾难。

但在春天、初夏和秋天，草原上的景色美不胜收：那些色彩、气味、恬静和无边无际的广阔空间。到5月初，从萨尔斯克、卡尔梅克草原方向直到伏尔加草原都铺上了一层宛如地毯似的天蓝色郁金香。更多的时间是冬季，嘎斯越野车也会陷在雪堆里动弹不得。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还有许多小河，人们可以轻易地找到惬意的地方坐在芦苇丛旁读书，甚至还能钓鱼。马内奇湖及其支流都消失在沙地里，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是一个自然保护区，是北方候鸟喜欢来的地方。

夏天的晚上，我和赖莎喜欢到斯塔夫罗波尔外面的森林地带去。6月，这些森林周围环绕着麦穗的海洋。我们喜欢倾听鸟儿在夜晚歌唱。尽管这不是音乐会，但我必须说比今天的许多音乐会要动听许多。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草原上度过的。斯塔夫罗波尔市坐落在斯塔夫罗波尔高地上，其最高点是海拔831米的斯特里扎蒙特山。有一种味道很苦的哥萨克传统药物所需的17种草药都生长在这座山上。

我内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斯塔夫罗波尔。每个人都有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对我而言，在世界地图上、在整个地球上，这个地方就是生我养我的普利沃诺耶村。我在村里长大的那座棚屋已经不在了，踪影全无；那里离萨尔斯克草原的边缘只有几码的距离。

当我撰写我的第一部回忆录时，我急于用语言来表达记忆中我长大的院子和房屋，这些记忆已经深入到我的内心和灵魂之中。一次，我重返普利沃诺耶村，来到村子的边上。那里的土地已经耕种，生长着谷物和青草。我们家的棚屋不见了，我儿时的奇幻院子也不见了……

在村里的墓地，我的爷爷安德烈和外祖父潘捷列伊、祖母斯捷潘尼达和外祖母瓦西里莎以及他们的子女们都葬在那里，我父亲和母亲也葬在那里。我母亲比我父亲多活了18年，在莫斯科去世。我答应将她安葬在父亲的身旁，我在1994年兑现了我的诺言。母亲在复活节前夕离世，葬礼在村里的小教堂里举行，这座教堂是村里在我的帮助下建成的。

现在我再去普利沃诺耶村，已经有许多人不认识了，但我与他们的母亲、父亲、祖父和祖母很熟。小辈们已经长大成人，这就是自然规律，而我自己已经79岁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活这么长。同时，我还没有准备离开这个世界。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我。“我的日程”已经由“上天”决定，没有人知道我会活多久。但我相信我们应当把今天当作我们的最后一天来过。这就是为什么我急于要写完这本书。实际上，自赖莎离世的那一刻起，我已经在头脑里开始动笔写了。

1980年代，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戈尔巴乔娃在普利沃诺耶村。

对于伊琳娜和她的第一个丈夫阿纳托利来说，离开斯塔夫罗波尔似乎不像我们那么痛苦，但这也许是我的误解。莫斯科在召唤他们；从他们的低声交谈和不耐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已经飞到了莫斯科。他们已经在医学院学了四年，现在他们希望能在莫斯科医学院完成学业，获取学位。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那些年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不仅是农业、工业，连度假村、教育、卫生和文化都与我休戚相关。

我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集体事业并且推广新生产技术，这些举措大大有利于发展。到1990年，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经不存在任何亏损的农场。许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账户余额达到1000万卢布—— 1500万卢布。

……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的时间正值斯大林去世之后国家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我直接卷入其中。我将那段时间称为我的“小规模改革”。这检验了我的力量，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重大责任。所有这些给了我信心，决定了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之后所做出的反应。

在我们离开斯塔夫罗波尔的那一天，赖莎和我决定与这座城市道别。我们上了我们的汽车，驾车穿过市中心的历史街区驶入新市区，城市在这里突破原有的市区界线向森林伸展。我们接着驶向“俄罗斯森林”自然保护区，我们对那里了如指掌。赖莎与我一样热爱大自然。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大自然总是能给我带来救赎——我总是能消除我的不安、愤怒和疲劳，恢复心灵的平静。对我而言，大自然绝不仅仅是我生活的环境。我总是能感觉到心中与大自然的天然联系，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造就我的不仅仅是人和社会，还有大自然。

1992年，全球论坛邀请我出任国际绿十字会的创始主席，我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我认为这并非出自偶然。驿动的内心无疑发挥了作用。全球论坛在里约热内卢与一个联合国主办的环境保护峰会同时举行。从1993年至今，我一直在着手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从中获得的乐趣一点也不比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少。有什么样的事业能够比为了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而将生命奉献给保护自然的事业更加崇高呢？

第七章

为生存而战

我再一次想起了赖莎的最后时光和她经受的痛苦。我应当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来避免灾难的降临？赖莎在预定的骨髓移植手术两天之前去世了，她是那样强烈地感受到那些患有同样疾病的患者，特别是患癌儿童的痛苦，她是那样强烈地同情他们和帮助他们，而她自己却成为了癌症的受害者。

疾病的发现和发展像闪电一般，十分迅速。1999年5月，我们从澳大利亚返回国内，这是一次十分疲劳但很有意思的旅行。我们很高兴这次旅行能够成行，因为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主张环保人士已经多次邀请我们去访问，但我们均没有答应。

令我们改变主意的是一份民意调查结果的报告。这份民意调查的问题是要澳大利亚人提名20世纪的世纪人物，结果超过75%的澳大利亚人提名戈尔巴乔夫。我对此感到吃惊。接下来的访澳邀请的确是我无法拒绝的。这是我对整个澳大利亚的回答，我下定决心出访这个国家。

我们访问的日程包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讲话和访问澳大利亚西部最大的城市——珀斯，然后访问墨尔本，先后参加了多次集会，并发表了讲话。这次访问给我们留下了极佳的回忆。一天，我们前往悉尼郊区，在桉树林里漫步。桉树林是澳大利亚的著名吉祥物考拉生活的地方。考拉常常是一副微醺的样子，我们特别喜欢它们，这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国家。

回国的旅程十分漫长和艰难，但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今天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这使得赖莎体内的病程加剧和恶化。她在那年年初做了全面的体检，结果一切正常。7月，当我们讨论度假计划时，赖莎感到身体不舒服，说感到背痛。我们以为这只不过是感冒或坐骨神经痛。然后，我们决定认真地查一下，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她的病因还是查不出来，症状却在加重之中。她感到越来越痛，行动困难。

检查赖莎的骨髓发现她患有血癌。更糟糕的是，对这种血癌的种类和治疗方法都所知甚少。我向克林顿总统和格哈德·施罗德总理寻求帮助，同一天他们都邀请赖莎前往治疗。我们决定飞往德国，因为她的感觉很不好，最好不要长途旅行。在明斯特的世界癌症中心，他们使用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都相信赖莎的病能够治好。

经过一系列检查，特别是血液检查之后，化疗开始了。赖莎以极大的勇气去承受一切，尽管她变得有些迟钝，想退缩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去。我们从没有让她独处，即使是一个小时也没有。早上，伊琳娜过来帮助她打理一切必要事宜。下午，我过来陪她一直到深夜。在夜里，值班的医疗人员护理她，我们的朋友卡伦·卡拉格江和住在德累斯顿的一位同胞也轮流照料赖莎，他们都会说德语。在两个月里，安全官员瓦莱丽·佩斯托夫和奥列格·克里莫夫一直在德国陪我们，从未间断过。我们都很感激他们。

明斯特的医院是一家专科医院，对患者、访客和医生都有特殊的要求。治疗癌症的药物不仅攻击癌细胞，也会影响正常细胞。人的免疫力就会失去，患者实际上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任何感染都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医院病房均是无菌病房，空气参数必须稳定地保持和控制，患者必须得到保护。访客进入病房之前，必须戴上无菌口罩，衣服和双手都必须消毒。数不清的医疗设备一直监控着心脏和全身的身体状况。

赖莎很高兴我们能陪在她的身旁。她身受病痛的折磨，很难支撑自己的身体。一次，她要我帮她一把。我扶着她的臂膀时，她感觉就会好一些，然后就会平静下来，打起瞌睡来。有一次我悄悄地抽回我的双手，但赖莎说道：

“不要走，不要离开我。再扶我一会儿。”

我说：

“我想歇一下，我的后背支撑不住了。”

她机灵而幽默地说：

“戈尔巴乔夫，你曾经有一次用双臂抱着我走，现在你甚至都不能扶着我了。”

“确有其事。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要轻一些，我也要壮一些。”

赖莎身体正常的时候，闲暇时间里她一般看书或备课等。在医院里她不能做这些事，也没有时间做。住院之初，她尽力写一点笔记。笔记很短，几天后她放弃了，病情在加重。

一组德国专家来到明斯特医院，对治疗效果进行复诊，制订下一步的治疗方案。他们的讨论持续了三个小时，讨论围绕化疗展开。赖莎的主治医师巴克纳教授计划与其他同事讨论第一阶段治疗的效果，副作用如何，以及下一步怎么做。事实上，他想与他们讨论治疗方案。医生们让我参加他们的讨论，如我所说，时间长达好几个小时。

我回到赖莎病房时，看到赖莎十分焦急，立刻想知道医生的话：

“你们谈话的时间很长啊。情况不好吗？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事。他们也许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打断了她，说道：

“等一下，你感到好一点了，是吗？”

“没有的事，告诉我，你们三个小时讨论了些什么？”

“最好的专家来了。第一阶段治疗之后，他们讨论骨髓移植的选择。他们的决定是赞成采用这种治疗。我们必须为它做好准备，增强你的体力，将一切准备好。第一，我们必须叫柳德米拉（赖莎的妹妹）过来：你们的血液参数100%相配。”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浪费时间呢？”

“这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必须评估你的情况，做好所有准备，特别是增强你的体力。他们给你的治疗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如果没有希望的话，他们就不会决定进行移植。你不要耗费体力去担惊受怕。”

赖莎平静了下来，闭上双眼，也许在回味我们刚才的对话。我坐在窗户旁边，心里很乱。赖莎突然睁开眼睛，不再提刚才的对话，说：

“过来，把你的手放到这里来。”

她像往常一样，把我的手放到她的心口上，几乎立刻就打起瞌睡。我就这样坐在那里几个小时……她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伊琳娜像往常一样过来了，与医护人员一起做一些必要的处置。我来的时候，赖莎看上去很平静。但一旦就剩下我们两人时，她的眼泪流了出来：

“我要回家。将会发生什么，发生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赖莎会这样。她的话令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她的真实感觉。

她又一次说道：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我要回家，我要躺在我们卧室的床上。我讨厌这一切。”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双手。赖莎还是泪流不止。

“赖莎，亲爱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知道我也是多么讨厌医院这个地方。但我们是在其他医院或我们家都不能替代的医院里。在我们回家前，必须完成你的治疗，完成你的骨髓移植。记得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我战胜了它。”

大约一年以前，我患上了过敏症，病程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症状发展得很快，从头到脚都发了红色的丘疹。有时，我都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而且，我还出现了一些并发症。阻止病情扩散的强效药也不起作用。然后，过敏消失了。我告诉赖莎，对于她帮助我摆脱了疾病是多么感激……

我无法救她，当时我就有罪恶感，现在仍然有罪恶感。我不仅心如刀绞，而且羞愧无比。我感到羞愧的是，在我们发生争吵时我表现粗鲁。但事实上赖莎没有办法以另外的方式行事，她的神经不能忍受必须经历的一切。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能看到她的心里一样难受，但不是总能够控制住自己，还责备她，惹她生气。我一想到她哭着问我 “我就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吗”，就会心痛不已。

赖莎对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行为感到错愕。几乎没有人敢出面公开指责对我们两人进行的有组织的无情嘲讽。只有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一人例外，他是位正直和直言不讳的人。他在红普列斯尼亚电影中心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知道戈尔巴乔夫总统和赖莎·马克西莫芙娜今天在座。我对我匆忙下结论的做法向所有人和全国表示道歉。请原谅我。”

我记述戈沃鲁欣时，想起另一次会议。在同一个会议厅里，他们表彰歌唱家约瑟夫·库布松，赞扬他的成就和美德。当然，约瑟夫有许多值得自豪之处。尤里·卢日科夫在会上的讲话令我惊愕不已。他在讲话时变得极为兴奋，显然他感觉到了“某些”听众中的“温度”。卢日科夫大谈那些能够指引国家走向未来的人物。听众们站起身来对他的讲话鼓掌欢呼。这个“非同寻常”的会议进入到了第四个小时。此时，约瑟夫提醒听众，像是在顺便提醒，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夫人在会议厅里。他颇有信心地用最大声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能站起来吗？你在害怕什么？”

在这个时刻，我开始失去控制了。我站起来走向讲台，在靠近时我说道：

“首先，我不害怕任何人，不要搞错了。这是对约瑟夫和所有听众说的。其次，我要讲几句话。”

我登上讲台，从库布松手里拿过话筒（他一开始不愿意把话筒给我，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头脑灵光的家伙，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弄砸派对”。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我对着话筒说：

“我对你在这里获得的表彰表示祝贺。我还要加上几句，我祝贺你，约瑟夫，我十分欣赏你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这是货真价实的成就，人们和整个国家都很欣赏。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记得电影《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改行》吗？那么，我想让你不要改行。”

（当时莫斯科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库布松将经商。）

我看到库布松对我的讲话感到紧张，但他保持沉默。

“我还想提及你将人们拉到一起的特殊才能。比如，这些天我很少与卢日科夫见面，他刚刚在这里讲话。我们在正式场合只见过一次，但我们在一起对你表示祝贺。最近我与卢日科夫的对话是在法院进行的。莫斯科市长办公室起诉了我三次，起诉的事由是我的批评讲话，特别是对莫斯科腐败问题的批评。三场官司我都输了，包括最近的一场官司。毫无疑问，莫斯科不存在腐败。”

听众一片寂静。卢日科夫试图就这个话题开个玩笑。

“我们需要钱。莫斯科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约瑟夫试图改变一下气氛，对我说：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献一束花给你。”

“我会把花转给赖莎·马克西莫芙娜。谢谢！”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赖莎和我在我们共度的最后日子里所承受的那一切。我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抢救我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不能避免灾难的降临……

紧急呼叫

……突然，伊琳娜从明斯特医院打来电话：“母亲让你早点来。”我担心也许有什么其他事情已经发生，赖莎想要我第一个知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总是这样。

我很快穿好衣服赶往医院。我们两人一见面，赖莎就说：

“我们两人要多见面交谈啊。”

这句话让我一愣，赖莎这样说似乎是受到了一种预兆的驱使。

于是我们开始谈我们过去的岁月。我们回忆了在大学，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学生宿舍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都还记得我们的家人送我们上大学的情景：赖莎离开在斯捷尔利塔马克的家，我离开在普利沃诺耶的家。她携带了一只木箱，一半是装吃的，一半是装自己的其他东西。这个箱子很重，几乎有赖莎那么大。我是父亲送我的，我的箱子与赖莎的差不多，只有一个区别：里面装的全是吃的。

我们回忆起乘火车的经过，那时候很少有人乘飞机。我们有时会乘卧铺，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无奈地乘三等车厢的坐席。俄罗斯的长途火车旅行会发生许多故事，这些我们都娓娓道来。我们第一次感到我们是这个流动的世界的一部分。

一次，赖莎问我：

“你能记得你第一次吻我吗？”

“是的，我记得，不可能忘记。但我要说的是我们本应当更早就这样做了。是谁的错啊？”

“当然是你的错啦。”赖莎说着，大声笑起来。

我记得这件事的经过。我们当时经常去索科尔尼基公园（那是在1952年）。像往常一样，我们边散步边吃冰淇淋。那天相当闷热，我记得很清楚。突然天阴下来了，越来越黑，人们向公园出口跑去。公园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作驯鹿池塘。我说：

“来吧，我们去游泳。”

“你是说真的？”

当时天很热，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脱去衣服，下到池塘里。不到十分钟，一场吓人的雷暴雨倾泻而下。另一场雷暴雨接踵而至，似乎要追随着我或陪伴着我一辈子。我记得赖莎的脸庞被闪电照亮，看到了她惊恐和疑虑的眼神。我用双臂搂着她，开始吻她，笨拙而富有激情地吻着。

我们继续“测验”，我问赖莎：“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要断绝我们的关系？”

“我的室友盯着我说：‘你刚刚与阿纳托利分手，就跟另一个男生交往了。’你记得埃尔韦拉吗，那个阿塞拜疆女生？”

“我当然记得啦。”

“她对你有好感，我夺了她的所爱。”

“所以你就放弃了？”

“如你所见，我没有啊，我们在一起了。”

“假如我没有锲而不舍地追求并且坚决不肯分手呢？”

“噢，我知道你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你所说的女性逻辑吗？”

“是的，你们男性以为一切都是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的。”

“那么，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告诉我，我们是什么时候成为夫妻的？”

“按照法律是在9月25日。”

“完全正确，但事实上呢？”

赖莎回答道：

“在列宁山。”

“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你看，可我记得，那是在1953年10月5日。”

是啊，我们之间有着充满激情的关系，我们不愿分开。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只要能手拉着手在一起散步就足够了。”但是……我们确实是在结婚以后才真正成为夫妻。

在我们的人生中，不论是在什么地方，赖莎与我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担任总书记和总统之后，每天我不在家的12到14个小时里，都会相互打两三个电话，或者是我打给她，或者是她打给我。

每天早上，我们都会锻炼身体（在别墅）：她在她的房间锻炼，我在隔壁的房间锻炼。有时，我会听到她喊我（我们的房门都开着）：“迈克，迈克，你过来！”

“好的。”

“我很喜欢这种锻炼。”

说着，赖莎就做了头手倒立，将很大的重量压在她的颈部。我认为这并不好。

“听着，有可能会弄断你的脖子。”

“我迟些日子会开始教你锻炼。医生说你这个拖拉机手的肌肉需要经常注意。”然后，她说道：

“把你的手给我。”

“哎哟。”

“握紧我。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对你不会太晚，对我也一样。”

我们一起去淋浴，然后去卧室……

赖莎急切地想知道我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在改革时期，她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说说另外的事。赖莎有一些新的衣服和饰物需要试试。我是唯一的评审员。她穿上新衣展示给我看。赖莎喜欢漂亮的衣服，我一直对她表示鼓励，虽然我们的财力有时达不到。当她问我“那么，你觉得怎么样？”时，如果我稍加迟疑的话，她就不再穿那套衣服，就会把它处理掉。

赖莎是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这不仅是在我的眼里：她十分优雅，富有魅力和绝妙的女性气质。她具有天生的贵族风范，端庄高贵。那些见到赖莎或是仅仅打过一次交道的人会感到她不容易接近。但对她更了解的人会欣赏她的周全、体贴和热心的个性，会发现她是一个认真和有趣的交谈者。

赖莎喜欢那些具有幽默感的人。她能够熟练地应对各种事情。她在与朋友来往时很敏感，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悟性很强。她愿意敞开心扉进行讨论，但容不得任何造谣诽谤，她受不了这个。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发低烧，每天的体温都是37.8摄氏度。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查找病因，但就是查不出来。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夏天我们带她去海边度假。游泳、海上的空气和阳光对她有很大好处（至少我们认为如此）。

按照往常的习惯，赖莎和女儿去了克里米亚。一次，她们到克里米亚的格来汗宫参观游览。导游详细解说和复述了那些传奇，打开了已经消失的宫廷生活的一扇窗户。他们来到了先前的后宫，自然所有人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女性。赖莎告诉我，人人都对格来汗拥有妻子的数目感到吃惊。也许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批评性反应，也许是其他的什么反应，我不想妄加猜测。

当她们游览完毕和品尝当地十分有名的“切布莱基”肉馅饼后，回到了疗养院。伊琳娜当时10岁，突然问道：

“妈，为什么格来汗有那么多妻子，而爸爸只有你一个？”

赖莎起初吓了一跳，但连忙加以掩饰，不动声色地说道：

“回家后问你爸，让他告诉你我是不是他唯一的女人和为什么。”

伊琳娜记住了这些话，她回来后问我：

“爸，我们去看了格来汗的宫殿，结果发现他有很多妻子。为什么你只要妈妈一个妻子？”

当时我遇到了点麻烦，我不得不回答。我们家的规矩是如果知道答案就必须说实话。如果这个实话里面含有孩子听不懂的事情，那么就必须找到含有某种信息的回答方式。如果我和赖莎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会如实回答：我们不知道，但会查找出答案来告诉孩子。

就这样，伊琳娜向我提出了她的问题，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给出了回答。我以为这是我一生中给出的最好回答之一，我已经不得不回答了许多问题。我说：

“你要知道，格来汗有许多妻子，但没有一个是哲学家。”我的诙谐回答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典故之一。

我的第一次讲话

在我当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我们搬到莫斯科之前，发生了好几件事，从中折射出政治局的情况、任命干部的方式以及最高层的内部活动。

就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之初，我去莫斯科出差，到过中央委员会，与库拉科夫见面交谈。在我们谈到具体问题之前，费奥多·达维多维奇问我：

“你去见过总书记吗？”

“没有。”我说。

“为什么不去见呢？”

“我没有要问总书记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浪费他的时间？”

“听着，我无法相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已经上任，但他不想与总书记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怎么样，他也许会问你一些问题。勃列日涅夫接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要求安排见面事宜。”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啊。”

“哦，不论怎样，好好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提示。与总书记保持接触就意味着一切。顺便说一句，勃列日涅夫定期给第一书记们打电话，包括给我打电话。很显然，当你来到中央委员会的时候，就应当与总书记联系。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有对总书记表现出如此“傲慢的态度”。

后来，我们之间有大量的联系。每当我需要中央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给予支持时，我们就会通电话，单独见面。1977年末，我与费奥多·库拉科夫进行了一次相当紧张的长谈。与其他地区书记一样，我来和他谈一些日常事务。

在谈话中，库拉科夫说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中央地带）的情况很好。

“我需要大手笔的投资。”他说。

显然，他需要争取地区领导干部的支持，这是他向我提起这件事的原因。

我说在这方面需要找到额外的资源。我们不能拿走库班地区、罗斯托夫或乌克兰的资源。它们的资源也不够用，对这些地区的投资能够带来更快的回报。

库拉科夫打断我的话：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投资并不总是投向能够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非黑土地带是我们国家诞生的地方。我们不能对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困境视而不见。”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谈到了农业的经济问题。我争辩道，农产品的收购价不应当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我说，我们从国外购买粮食的价格要比我们付给农民和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价格高好几倍，因此，即使是通过应用技术和降低能耗的方式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也无法从中获利。

我们从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情况中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良好的和成功的时期。突然，化肥、燃料和润滑油、建筑材料和新机械的价格就出现上涨。

总之，农业已成为一种“内部殖民地”，为工业发展提供补贴。现在的情况没有发生改变。

库拉科夫十分生气。我甚至对我如此直率和不顾情面地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感到后悔。

作为中央委员，我知道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全会将于第二年召开，我认为我们的谈话十分及时。在我们讨论行将结束时，库拉科夫说：

“那么，如果你是这么聪明的话，把你今天说的所有内容写一份备忘录给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希望我最好表示拒绝，但我说：

“很好，我马上就写。”

1978年1月1日，我将写好的一份72页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本人。

不久，库拉科夫打电话给我：

“你是否介意把你的备忘录发给全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传阅？”

这令我大吃一惊，说道：

“费奥多·达维多维奇，这只是给你本人看的。如果你要将它发给委员会全体委员，我觉得还需要再下些功夫才行。”

说实话，我在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委员会可能会认为我傲慢。我对备忘录做了修改，做了更多的论证，删除了不准确和情绪化的部分，将文本变得更短一些。

我将定稿的54页版的备忘录送给库拉科夫，他发给各位委员会委员。这份备忘录在我的生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很高兴我没有转弯抹角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许多严重的问题。其他一些同事也带来了他们的建议。结果是全会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做出重大的决定。

我被问到是否准备做一个发言。显然，这与那份备忘录有关。在这里，我必须重述一个奇怪的情况，我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或解释。

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委员将近九年了。我经常想参加针对不同问题进行的辩论，但我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发言的机会。

我认为（虽然我不能肯定情况就是如此），他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教育”我，安排我“在侧翼等待”。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我的羞辱。但是，他们要求我退到一旁。我认为我也许是对的。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最高层在选拔干部方面遇到了困难。在全会召开的前夜，我被问到是否想要发言，这对我是某种提醒。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显然，某种决定已经做出了。我回答说，我愿意发言，特别说明我想在我的备忘录提出的思想的基础上发言。答复十分简洁：好的。我认真为全会做好准备。

全会工作和决定的内容引起热烈的讨论。在全会上，我的邻座是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列昂尼德·弗洛伦提耶夫。我把我的发言稿给他看。他看了以后说：

“我认为这个发言不错。”

但他建议我删除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把事情都挑出来讲？”

“为什么不讲呢？这不是官样文章；这是我们的经验，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这位部长坚持道：

“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

我走上主席台开始发言，一开始与往常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委员们在看报纸，政治局委员们坐在我的后面听。突然之间，听众中的声响不见了，我感觉到有人在我的身后讲话。事实上我听到勃列日涅夫问道：

“他在讲些什么？”

我的心里闪过一个想法：弗洛伦提耶夫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把我的发言稿读完。有些人喜欢我的发言，有些人不怎么喜欢。全会做出了我所期望的决定：确定了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目标。

我再提一下那份在1978年7月苏共中央关于农业问题全会前夕拟就的、我所“中意的”备忘录。我担任总书记之后，还记得这份备忘录，问它放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我的私人文件集里有一份打印稿，但我想知道原件在哪里。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最后发现放在中央委员会赤塔分部的档案里了。我后来将它收录到我的著作全集之中。

对我的考察

两个星期之后，库拉科夫去世了。我要求中央委员会批准我出席他的葬礼。我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我开始构思我的讲话。库拉科夫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下，葬礼在列宁墓前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陵墓上面发表讲话。

我已经谈到了一些我觉得离奇的地方：出于某种原因，苏斯洛夫和其他在度假的政治局委员没有出席库拉科夫的葬礼。直到今天，还有一种传言称有人要除掉库拉科夫，因为他是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竞争者。

我在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感到这样的传言也有不同的说法。当我提到库拉科夫晋升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

“你知道，库拉科夫担任的职位很合适。”

换言之，安德罗波夫排除了库拉科夫被提拔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最高层在这方面有所考虑。

库拉科夫去世后，最高层开始挑选接任这个重要职位的人选。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工作十分特别，需要主管许多部，需要与全国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不同程度上还要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书记们保持这种联系。库拉科夫受到总书记信任，相信他能够贯彻他的政策。

夏天，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基里连科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度假。我们陪同他在边疆区内旅行，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发现他了解我的兴趣比了解边疆区的兴趣还大，尽管我们早已认识，而且之前也相互联系过。说实话，我不喜欢他的工作方式或他的行为方式。我对此未加隐瞒，他则感到不快。

在同一个夏天，安德罗波夫给我打电话，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哪里度假。我说：

“像往常一样，在基斯洛沃茨克，庄稼收割完成后就去。”

“很好，我将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去，我们在那里碰头吧。”

“不胜荣幸。”

他从来没有在他度假前给我打电话，虽然我每一次都能在那里遇见他。根据规定，地方负责干部需迎送来访的政治局委员（干部必须尊重和协助上级）。

在那次度假期间，安德罗波夫与我见面的频率远远高于以往。我们一同散步，而且交谈的时间很长。我们讨论的问题各种各样。根据他与我谈话的方式，我发现他是在考察我，尽管他已经熟知我的一切。那个时候，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在结束度假的那一天，安德罗波夫中午打电话给我：

“听着，米哈伊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将去阿塞拜疆。他们将在那里举行一个大规模庆祝活动。地区党委书记将会在沿途对他致意。你也许应当参加这次活动。”

“好的，当然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没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不是在告诉你吗。我们一起去。”

约晚上9时，我们去矿水城火车站。在南方，黄昏很快就会变为黑夜。星光灿烂，兹梅卡山、莫修克山和热勒支纳亚山这些岩盖山矗立着。初秋的夜晚，万籁俱寂。

专列停下来了，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走了出来。我们四人用了30到40分钟（也许1个小时）在月台上来回散步和交谈，只是聊聊惯常的话题。我向勃列日涅夫汇报收成情况（那是一个丰收年）和运河建设的进展情况。后者是他一直问我的问题。我说他缩短了度假时间，本应当有更长的休息时间。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好像在说：这没有什么。然后，他们与安德罗波夫简单交谈了一会，于是我们就分开了。

这次会议似乎就是一次普通的会议：勃列日涅夫乘火车出行时，总是要召开一次所有地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但回想起来，许多人关注的焦点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齐聚在一个火车站上。这四位在苏联历史的末期都曾担任总书记。

安德罗波夫对这次见面感到很高兴。他在当时和后来从来没有告诉我，那次会面的目的是要考察我。麦杜诺夫（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邦达连科（罗斯托夫地区）都很想当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谈话的对象还有波尔塔瓦地区书记费奥多·莫甘。那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召开的时间较晚（11月17日星期天）。我的会外日程只有一个，即探望我的朋友马拉特·格拉莫夫。他就要50岁了，和我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同乡，从共青团共事时就成为朋友了。

中午我要了一辆车，去马拉特的家。但是，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不久就在到处找我，他们将电话打到了车队。他们想知道我去了哪里，与什么人见面。他们还将电话打到了格拉莫夫的公寓，要找戈尔巴乔夫。马拉特的儿子接了电话，说对方打错了。我认为他并不是不想叫我接电话。直到晚上6点钟左右，契尔年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找到了我，嘴上在不停地骂我。我马上去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老广场。我表示歉意，说我在参加一个老朋友的生日聚会。契尔年科说：

“列昂尼德·伊里奇一直在等你，但他刚刚离开。”

“有人应当事先通知我。”

“我们不能去告诉总书记需要做些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让我告诉你：他将在明天的全会上提议你作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候选人。”

“我不知道我是否胜任这个职务，也许其他人可以。”

“记住我说的话。你的回答必须简单而明确：这是我的荣幸。这就行了。至于你是否胜任这个职务，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列昂尼德·伊里奇信任你。明白了吗？”

“是的，当然，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1]。”

这就是我如何得知苏共总书记明天上午将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提名我担任重要职务的经过。第二天，在讨论了我的候选资格和情况之后，中央委员一致投票表示赞成。

会议中间休息时，我走到列昂尼德·伊里奇的跟前，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听后对我点了一下头。

第二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拜访勃列日涅夫。我立刻获得接见，但我感觉不出任何特别的友情存在。他只说了一句话：

“库拉科夫的事真是太不幸了，他是一个好人。”

当时我就在想，一定是那些人把我强加给了他。全会期间，柯西金走到我跟前说：

“祝贺你。我很高兴你现在是我们的圈内人了。”

安德罗波夫与我有力地握手，说道：

“出土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了。”（他是指我们的一次谈话，下文将做介绍。）

中央全会之后，我去了老广场，我在那里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妥当。

1970年代，与弗塞沃洛德·穆拉霍夫斯基和尤里·安德罗波夫在斯塔夫罗波尔乡间。

为我配备了保卫人员和一辆吉尔轿车。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的固定住处一旦决定，就会立即通知我。这个决定来得很快，我不需要排队等候分配公寓。

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安德罗波夫打来了电话：

“你忙吗？”

“还不忙。”

“你能来一下吗？我在工作……”

我前往安德罗波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个建议：

“我们是同志，我希望我们一直是同志。但我必须告诉你，米哈伊尔，莫斯科就是莫斯科。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列昂尼德·伊里奇和他的支持。”

“没有问题，我与你的立场一致。”

“很好。只是想提醒你，对你最重要的是在任何问题上都得到总书记的支持。顺便说一句，我看到柯西金对你咧着嘴笑向你祝贺啊。”

简言之，安德罗波夫给我提示了主要的注意事项……

当选中央书记三天之后，我去了斯塔夫罗波尔，在那里主持了边疆区党委全会。全会选举弗塞沃洛德·穆拉霍夫斯基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是我的好朋友，曾一起在团和党组织共事。他严谨而聪明，参加过二战结束时远东战场的作战行动。

我看着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长期共事的朋友们和同志们——区党委书记和市党委书记，他们争先恐后地向新当选为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穆拉霍夫斯基表示祝贺。我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成为了中央书记，老板被调走了。于是，穆拉霍夫斯基现在成了他们真正的老板，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至于穆拉霍夫斯基，他对工作十分投入，继续实施我与他和其他党委委员共同启动的那些工程。到一定时候，这些工程就能带来财政、粮食和畜产品方面的红利，并促进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

穆拉霍夫斯基与我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

【注释】

[1] 契尔年科的名。——译者注

第八章

重返莫斯科

这样，在将近二十五年之后，我重返莫斯科。

赖莎和我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面积不大的乡村住宅——别墅——安顿下来。这样的房屋还有几座，是供刚刚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临时居住的地方。

我的第一印象是：我们好像轮船遇险之后被困在了荒岛之上。后来，我们会回忆起我们的这个暂住地。1978年——1979年的冬天很冷，温度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这样的低温在莫斯科也不多见。

当天晚上，按照习惯，我们穿上暖和的衣服出去散步。冰冷的霜冻令我们感到呼吸困难。我们出去散步的一个原因是要单独分享我们的第一印象。

我认为我熟知“沙皇宫廷”的运作方式。但直到我来到首都之后，才发现其中的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弄明白“最高层”关系中的复杂和微妙之处。所以，我的心情并不轻松。

那些日子里，赖莎反复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的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为了让她放心，我说道：

“记得我们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生活时的情形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未来多么难以捉摸，我都不会拿今天的生活与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最初十年的生活相交换。”

赖莎同意我的话：

“我也不会。但最近事情都找到你身上来了，你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本来在安心地写我的博士论文，但现在我不知道我的工作和论文写作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现在的确该抓紧我的论文写作了，你认为呢？”

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

“我的想法不同。我们将有一个新家，你会用很多时间来安顿新家。”

不久，我们就搬到修谢夫大街被称为“缙绅之家”的公寓楼里。我们还分到了另一座别墅。我们不再是新来者，而成为永久居民了。别墅位于索斯诺夫卡，在环线以内，靠近克里拉茨基耶山，跨过莫斯科河就是沙滩湖。当时，这里是一片松树林，现在已经成为了高层住宅区。我去基金会的路上会经过这里，从远处看，就像是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们要搬入的这座别墅，1930年代时塞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曾住过，最近刚刚从这里搬走的是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是一座陈旧的，甚至是破旧的木结构房屋，但很舒适，建筑风格也很引人入胜。你能够感觉出来这座房屋的年代，只要踏上通往一楼的台阶，就能听到吱吱作响的声音，好像台阶就快要塌下来似的。

12月底，赖莎去斯塔夫罗波尔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过来，同时把值得运来的家具运过来。

我的建议是：“东西尽可能扔掉，或送给邻居，图书捐给图书馆。”

她接受了我的建议，运来的家具中包括两把很结实的椅子，是我在赖莎1955年来到斯塔夫罗波尔之前购买的。

我很高兴她把椅子拿回来了。

“干得漂亮，你带回来这些椅子。”

赖莎运回来的另一样东西是一块色彩明快的垫子，这是她妈妈送给她的。那两把椅子后来遗失了，但我依然保存着这块垫子。

赖莎为公寓和别墅选择的都是现代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她不喜欢地毯，因为地毯“吸聚灰尘”。基于同样原因，她也不喜欢厚实的窗帘和厚重的家具，总之不喜欢那些与过时的舒适理念相关的东西。

赖莎与孩子们在新年前夜来到莫斯科。我们一起在家迎接1979年新年的到来。当克里姆林宫大钟敲响的时候，我们举杯共同庆祝乔迁之喜，祝愿大家一切顺利。

从一开始，我就投入到工作中去，每天工作12小时到14小时。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转学到第二医学院。在面谈中，副院长查看了斯塔夫罗波尔医学院的学生成绩册，说道：

“你们只是在这个学院里得到了高分。我不知道你们能否在我们学院学得一样好。”

“我们会看到的。”伊琳娜回答道。

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继续读研究生，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伊琳娜写了一篇有意思的研究论文，包含社会方面和医学方面的内容。她的学位论文题目是《莫斯科市工作年龄段男子的死亡原因》。这个论文题目及论文本身属于保密范围，之后也从未解密。

我忙得一塌糊涂。

赖莎很高兴我喜欢我的工作。她起初忙着安顿家里的事情，然后开始探访我们青年时代喜欢去的地方。首先，她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妮娜·利亚基舍娃。这是我第三次在本书提到她，她就是在我们的婚礼上把她的白色舞鞋（当时的确很漂亮）借给赖莎的那个女生。赖莎走访了哲学系，见到了以前的老师。她对研究工作感兴趣，对我说：

“也许我应当拿博士学位？所有人都知道我到这里来了，而且他们都知道我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我的反应是务实的：

“时间将能说明一切。”

赖莎同意我的看法。的确，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和重新审视。我的工作很忙，留给家里的时间有限（因为我不仅在工作日很忙，而且星期六也要上班），但我尽力使我们的生活能在首都安顿下来并且建立新的关系。很自然，我想了解我同事们的生活环境，只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不过，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即使是会见和探望老朋友也受到劝阻。不管怎样，人们从来也不明白……

在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勃列日涅夫在家里只会招待很少几位圈内的成员：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来得少一些的有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1979年夏初，令我十分意外的是，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用一整天时间共度周末，一起到被斯大林废弃的乡间别墅前的庭院里散步。我们一整天都在一起散步、交谈和饮茶。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老前辈，欢迎一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年轻同事的到来。领导人内圈的关系很有意思。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相互之间用较为亲近的“你”来称呼，在正式会议上也是如此。其他政治局委员称呼勃列日涅夫和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时，则用更为正式的“您”。

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吃惊。我在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时，无论什么时候遇见苏斯洛夫，我们相互之间都会用较正式的“您”。对我来说称呼苏斯洛夫为“您”是很自然的事，而他也用正式的“您”称呼我。当我担任中央书记之后，苏斯洛夫开始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我，而我仍然用较正式的“您”称呼他。

被用较亲近的“你”来称呼表明我已经被接纳到内圈。

另一段记忆与此相关。几年之后，我已经是政治局委员，搬到了安德罗波夫隔壁的一座别墅。一次，我自作主张邀请安德罗波夫来吃中饭。我想起这件事时仍然感到窘迫不已。

我打电话给他，请他与他的夫人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一起到我们家来：

“我们今天准备了斯塔夫罗波尔的佳肴，就像以前的好时光一样。”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以平静和平稳的语气回答：

“是的，那些好时光。但是现在，米哈伊尔，我不得不拒绝你的邀请。”

我大吃一惊：

“为什么？”

“因为只要我们往你们家的方向去，那么明天，事实上是立刻，流言机器就会开动：谁去见了谁，为什么见，他们讨论了什么。”

“哦，不会这样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十分诚恳地回答道。

“事情恰恰就是这样，米哈伊尔。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和我只要一离开我们家走到你那里去，就会有人报告给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只是要你知道。”

从那时开始，我们不再邀请内圈的任何成员参加类似活动，也不想被邀请。我们继续会见老朋友和结识新朋友，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也到他们的家里去，但与我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同事就没有这些来往。

赖莎很难适应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她在那个被称为“克里姆林夫人们”的特别群体中从来没有亲近的感受。她与任何一位夫人都没有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夫人们的圈子是她们的丈夫们的等级制度的一种折射，还掺入了一些女性的微量元素。在参加了这样一些女性聚会之后，赖莎对那种氛围感到惊愕：傲慢、粗鲁和谄媚。

这已经到了十分荒谬的程度。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政府按照惯例为外国宾客和本国杰出妇女举行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夫人都要来当招待会的主人。赖莎前来参加这次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参加正式活动。她到得比其他人早，找了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没有意识到必须严格遵守的尊卑次序。

当赖莎发现她站在一位重要的夫人——基里连科的夫人身旁时，后者向她转过身来，用她的手指指着说：

“你的位置在那边末尾的地方……”

赖莎事后不断重复一句话：

“真是太怪了。”

在这个“特定的”圈子之外，情况就轻松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同学们打成一片，很快就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赖莎恢复了与莫斯科大学和哲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的关系。她开始参加学术会议和社交聚会，还开始学习英语，后来她的英语能力派上了很大用场。

在我们开始新生活的最初几个月里，只要我们有空，就会乘车去游览这座城市。我们最初的游览目的地是我们十分珍视的老地方：莫霍瓦亚、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索科尔尼基及其给人印象深刻的消防塔、卢萨科夫俱乐部，当然还有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跨过亚乌扎河，往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的方向去，在曾经是索科尔尼基区婚姻登记处的建筑前停了下来。

一切都变了。我已经提及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是如何变化的。普里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也变了，列宁山的地貌同样变化很大。我们年轻时，莫大的大楼和莫斯科河边的滑雪跳台在周围的空地和低矮房子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那里曾经有一个切廖姆什金村，建筑工人就住在那里，我们也到那里的邮局去取家里人寄来的包裹。现在那里是一片现代住宅区。

我们看到这些变化时，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老房子及其周边环境都消失了。同时，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我们怀念旧时的莫斯科。

离莫大在莫霍瓦亚大街老大楼不远的一条街是著名的老阿尔巴特大街。当时我们经常走过周围迷宫似的小街小巷，现在它们被新阿尔巴特大街取代，街上都是高楼，通往库图佐夫斯基大街。沃兹涅先斯基将新的综合性建筑描述为“莫斯科的假牙”。

我们漫无目的地开车在莫斯科游览，希望更加了解新的莫斯科和老的莫斯科。不久后，我们想到将莫斯科的景观按不同世纪划为不同类别：如14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等等。赖莎抓紧时间结识了一些莫斯科历史方面的专家，我们出去游览时通常请一位与我们同行。

后来，我们的教育游览扩大到了莫斯科周边地区。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河两岸的景观。我们以前听说过科洛缅斯科耶庄园，但亲眼看到时还是被震慑住了。升天教堂直刺云天，通往上帝之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就是这样描写这座教堂的。闲暇时间，我不得不说我们最终得以完全沉浸在对于戏剧的旧时激情中了。当然，我们此前来莫斯科短暂停留期间，设法观看了所有有意思的戏剧。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在塔甘卡剧院观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反世界》，以及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看的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思》。

我们在莫斯科定居之后，成了戏迷。

处于巅峰的勃列日涅夫

当时，对我来说最出乎意料的事还是发生在中央委员会。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每个星期召开例会，书记处的工作职责就是监督中央决议的贯彻落实和重要干部的选派任命。这是一个强大有效的机制。政治局确定政策指导方针，批准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及各部起草的决议，书记处则是控制所有这一切，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关方面的有效机制。

一开始，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和会上讨论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使我受到了身边同事的冷遇。他们几乎都不拿正眼瞧我，有些人认为我是自命不凡的家伙。但是，我拥有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党组织工作的经验，所有的决定都经受住了现实生活的考验。

我竭尽全力避免日常工作受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种行为方式很难推行。我寻求推动符合改革需要的决定，问责废弃重要文件的原因，但这样做的时间还没有到。对那些拥有骄人工作业绩但脱离了新形势的人，我将予撤职。但这是以后的做法。

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我时常感到受到约束和不舒服。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第一书记时，我拥有的自主权比在最高领导层要大很多。

我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间为9年，占据了政治的优势。我早期从事政治工作时，有时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我最好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但是，我担任边疆区党委书记的经历使我确信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政治压倒了我的其他偏好和意愿。

我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政治，品尝到了政治的味道。政治占据了我的全部，但我从来不是政治的奴仆。

回过头来谈我在书记处的工作……我到书记处工作时，苏斯洛夫是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是他的权力范围。只有在苏斯洛夫出差或休假时，基里连科才负责书记处的工作。

我认为苏斯洛夫是负责书记处工作的合适人选。他的经验十分丰富，44岁就在斯大林时期开始担任书记处书记，而且一生都位居党的领导层内。他擅长的领域是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为人谦逊，对钱财丝毫不感兴趣，穿衣着装别具风格。人们称他是“穿橡胶套鞋的人”。他到中央委员会上班，要到楼上的办公室，他在上电梯之前脱下他的胶鞋。

大家都知道苏斯洛夫的那件灰色长风衣。1974年的一天，苏共中央在哈萨克斯坦召开一个庆祝开垦处女地运动20周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包括所有参加开垦处女地的地区（不仅有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还有罗斯托夫、斯塔夫罗波尔和其他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皮聪大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之后于深夜时分抵达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和地区党委书记们到切利诺格勒机场迎接他。我们这些北高加索的代表站在欢迎队伍的末尾。勃列日涅夫来到每个人的跟前握手。他来到我们面前时问道：“你们过得愉快吗？”

“我们过得很愉快，看了一部在哈萨克斯坦拍的电影。”

“什么电影啊？”

“一部新拍摄的纪录片，展现了您接见处女地人民的许多场面。您穿着一件灰色大衣。”

“就像苏斯洛夫的那件吗？”

所有书记都说像。

说实在的，勃列日涅夫尊重并极为信任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全会或其他重要会议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报告的初稿会发给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传阅，让大家发表评论或提出修改建议。报告的起草人员熟知勃列日涅夫的不变指令：“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意见必须百分之百接纳，其他同志的意见需要讨论。”

1974年，哈萨克斯坦开垦处女地运动20周年庆祝活动的参加者：S.R.拉希多夫、M.S.戈尔巴乔夫、W.W.谢尔比茨基、A.A.格列奇科、L.I.勃列日涅夫、P.M.马谢罗夫、W.W.格里申和D.A.库纳耶夫。

我来到莫斯科工作时，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进行了重组。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得以掌权是由于废黜赫鲁晓夫的不同派别之间妥协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人物，所有人都认为他将会轻易地受人摆布。结果证明他们是错的。通过精心安排的行动，勃列日涅夫巩固了他的地位，从此无人再能对他形成挑战。

撤换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的举措表明勃列日涅夫此时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勃列日涅夫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强大时，他却逐渐失去了控制权，他行使实际权力的时间并不长。勃列日涅夫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他比以往更加精力充沛，也更加民主；他喜欢保持正常的人际关系，鼓励辩论和讨论，甚至在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上也是如此。

197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身体状况变差，他本应当在那个时候就离开领导岗位。这对他本人和国家都有好处。根据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说法，勃列日涅夫本人有好几次提出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没有候选人脱颖而出，所以勃列日涅夫只得留在他的岗位上。

严格遵守尊卑次序是为了维持微妙的平衡：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都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不想有所僭越。有的时候，这种从属次序显得十分荒谬。一个例子就是政治局会议室的坐席排列。我不是在开玩笑。

人们也许认为在同事和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是没有特权存在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桌前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勃列日涅夫的座位在桌首，他的右边是苏斯洛夫，左边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柯西金退休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再过来依次是佩尔谢、索洛门切夫、波诺马廖夫和杰米切夫。桌子另一侧柯西金以下依次为格里申、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

有好几次，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开会时无法集中注意力。起初我感到意外，甚至震惊。但通过观察同事们的行为举止，我也学会了如何去做。

为了来点喜剧效果，放松一下，我讲一个关于勃列日涅夫的笑话。

……一天，勃列日涅夫请他的母亲到他住的地方来看看他的生活情况。他先请母亲到莫斯科库图佐夫斯基大街的公寓，然后到了环线附近扎莱切尔的大院和他的主要住地——别墅。最后，他带她去了扎维德沃的乡间住宅，这是他度过休息时间的地方，常常出去打猎。后来，全家人前往克里米亚度假，住在总书记的南方住宅里。最后，勃列日涅夫问他的母亲对她看到的一切有什么看法。“是的，列昂尼德，我很喜欢所见到的一切。但是我想知道，如果共产党重掌政权，你怎么处理所有这些家产。”

我早期工作的重点是掌握农业方面的情况，以评估解决现存问题的机会并且从总体上制订农业政策规划。

令我感到意外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例如，当时苏联与欧共体的粮食产量持平。但苏联的饲料消耗约为1亿吨——1.1亿吨，欧共体仅为0.74亿吨。欧共体国家生产的畜产品远远多于我国。

原因何在？原因是西方国家除了使用粮食作为饲料外，还使用了0.3亿吨的蛋白质添加剂。这就造成了巨大的差别，饲料的营养平衡，作用明显。在欧共体国家，草场能够满足35%——47%的草料需要，我们的草场只能提供17%——20%。结果，西方国家每头牲畜获得的饲料要多50%——100%。当然，牲畜品种的筛选也有影响。西欧重视培育高产的牲畜品种，我国重视牲畜的数量，而不重视质量。当时，西方国家广泛使用工业技术，这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善了农民的工作条件。

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苏联在牲畜品种培育方面做出改变，但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验都适用于我国的情况。

说实在的，我了解的实际情况越多，对我国农业就越担心，对我们执行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就越怀疑。

我必须处理那些错误决定给我国环境造成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建造大型水电站是我们感到自豪的事，却淹没了超过1400万公顷的良田和成千上万的村庄、房屋、教堂和祖坟。不同时期建设的现代工业企业排放未作处理的废水，造成河流的污染。结果，淡水资源和淡水鱼资源大幅度减少。对森林的无序砍伐和其他鲁莽行动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计划经济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应当能够为处理好自然因素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机会，并且能够发现解决关键经济问题的途径。实际上，所有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么大的国家里，过于中央化的管理体制造成了许多问题。为适应官僚体制的规则，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许多财富被侵占或偷盗，金钱不知流到了谁的口袋里（有些情况下知道其流向！）。

我从上任之初就面对着这些问题。1979年的收成比上一年好。通过对情况的分析，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产品增收目标是不现实的，其中的差距需要通过向国外购买粮食的方法来弥补。我准备好预测和建议，写入一份备忘录，交给政治局委员批阅。

这份备忘录是导致我与柯西金发生第一场冲突的诱因。其发生的环境也不同寻常。国家领导人齐集克里姆林宫，给完成长时间（175天）航天飞行的宇航员V.A.利亚霍夫和V.V.留明颁发奖章。在叶卡捷琳娜大厦的入口处，发生了一次很平常的谈话。与往常一样，勃列日涅夫问我收成的情况。我说需要向哈萨克斯坦派出更多的运粮卡车。突然，柯西金对着我插话道：不要乞讨，你必须自行解决。

我惊呆了。勃列日涅夫打断他的话，赶紧打圆场：

“听着，你不知道农村地区的收成如何。那个问题必须处理。”

柯西金显得越来越暴躁：

“政治局委员从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门收到一份备忘录，由戈尔巴乔夫签署。他和他的部门只考虑他们自己，我们没有硬通货去购买粮食。与其放任不管，我们更应该下大气力去完成收购目标。”

这些指责的分量很重，我受到了伤害。我说，假如我存在着不足，那么就请部长会议主席告诉他的手下去迫使农民交粮食，去将粮食征收运动进行到底。

顿时陷入了一片沉默……一个活动组织人员来救了场：

“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大声说道，“都准备好了，请进去。”

我们都跟随勃列日涅夫进入叶卡捷琳娜大厅。

向宇航员颁奖仪式结束之后，我回到办公室，心情坏透了。不仅仅是由于发生了冲突，还因为是与我十分敬重的柯西金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设法保持冷静，认真地检查一下我是否出了什么错。15分钟之后，我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

“感到不开心吗？”他问我。很显然他想让我振作起来，并安慰我。

“是的，”我回答道，“我不能接受我的立场是错的。”

“你做的都是对的，别担心。政府应当更重视农业。”对话就在这里打住。几个小时之后，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柯西金打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想把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我平静地回答道，“也许在这个最后的阶段您想采取一些举措。对我来说这是第一个丰收年。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年头。”

让我意外的是，柯西金说：

“我再次看了你的备忘录。我完全同意。将它提交给政治局。”

他的声音里毫无恼火的迹象，他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向我道歉。嗯，我认为……

与柯西金发生冲突这件事却对我产生了意外的影响。一些资深领导人显然认为我在与柯西金的个人关系上固执己见。我之所以想到这点，是因为苏斯洛夫有一次与我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那天我们讨论了一次。我们就要开中央全会了，曾经有个建议要选举你进入政治局。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对此表示反对。我们将推荐你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更好的选择。有些书记已经在他们的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为什么要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呢？”

他所言极是。

【注释】

[1] 柯西金的名。——译者注

第九章

入侵阿富汗和食品问题

在完成了农业口子的工作任务后，我于1979年12月去皮聪大度一个时间不长的冬假。这个时候，领导层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结束了夏天的度假和秋天的海边度假之后回到了莫斯科。

在度假地，我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晚饭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水边散步，谈论我们的生活、当时的局势以及党和国家的事务。我们已经相识很长时间了，在共青团工作时就认识了，但关系并不密切。那天晚上，我们的相互了解上了一个新层次，友情进一步加深。

谢瓦尔德纳泽曾十分真诚和充满感慨地说：

“从上到下都烂掉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说。

这是我们关系中的关键时刻。

……第二天早上有消息传来，我们的军队已经入侵阿富汗。一个很奇怪的局面出现了：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已经好几年了，我也是新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没有人想到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通知我们，更不用说征询我们的意见了。简言之，我们只是从媒体报道上得知这次重大行动，它将对国家和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谢瓦尔德纳泽紧急飞回第比利斯。我必须承认，我花了一整天时间思考我们受到了何种对待。赖莎明白此事的形势，她保持沉默，既不劝我冷静下来，也不和我谈论此事……

整个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对抗苏联。美国甚至切断了先前已签署协定同意提供的粮食供应。这个抵制行动令我们的粮食短缺了1700万吨。

我赶回了莫斯科。

很快，勃列日涅夫就召见了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我。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内圈。首先，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十分乐观地详细讲述了阿富汗局势。我报告说食品供应形势已经告急。

这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关切。我接到指示要准备具体的建议，说明维持生存的储粮最低限度，以及对外交部和外贸部下达什么样的指示。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制订一个不再依靠进口粮食的计划。我没有将它称为“食品纲要”，但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食品纲要。

这次谈话之后，总书记在政治局讲话的文本也准备好了。我提出的建议得到批准，决定组织计划委员会、各部和研究机构拟定《食品纲要》。

从那时起，众多的部门和机构开始了拟定《食品纲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首先要确定计划的目标，然后要确定贯彻计划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对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和疑点进行激烈的讨论之后，我们构建出了赞成这项计划的有说服力的事实依据。

通过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边疆区研究中心的500个实验农场所做的考察，得出的结果很有意思。这些农场就像全国农业的缩微模型，代表了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表明如果全国的农场都能达到这些实验农场的粮食和牲畜产量，那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那时的问题就会是怎么样来处置这么多的农产品。这意味着至少会生产出2.6亿吨粮食，比收成最多的年头还要多至少5000万吨。这样，我国就不需要进口任何粮食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有必要逐步处理一系列问题，诸如向农场提供农业机械、肥料、除草剂、优良种子和纯种牛，当然还需要改善农村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这样，我们就能期望取得明显的进步。

还有一件事。实验农场在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与此同时，国内大多数农场的经营缺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因此产生了反效果。

简言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农业政策。

推出《食品纲要》之前，我们必须扭转忽视农业的趋势。最常见的不实之词就是称农业是没有希望的、总是亏损的生产部门，只会消耗大量资源却很少得到回报。在对这个领域的讨论之初，人们就倡导恢复农业的基本秩序。

就在最近，我掌握了一些评估今日俄罗斯食品生产潜力的材料。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能够推广优良品种、采用新技术和化肥，俄罗斯就能生产出供应8亿——10亿人口所需的粮食和畜产品。

农业部门是黑洞吗？

我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由计委牵头，成员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和农业工作者。其任务就是明确关键问题：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在论证中出现了许多意见冲突。最终，委员会做出结论：农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为28%。农产品和农业原材料加工成的产品占国营和集体所有零售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二。所有这些材料均发表在《共产党人》（1980年第1期）杂志上。公布了这些数据之后，我的对手们不再将农业部门说成是“无底洞”。这使得重提公平制订农产品价格问题成为可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加入了讨论。

巴依巴科夫是一流的技术官员。但是，他对与人相关的一切问题也十分敏感，因此能够同他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同时，他第一个向我解释国家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农业拨款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只要其他部门没有“超支”，特别是国防开支没有超支。

我必须说，军事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你会提出这个问题吗？”在一次会后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很显然，他是在说他的美丽梦想。

“不，我不会。”我答道。

“哦，你只能这样了，我也不会提。”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失望地表示。

这是总书记不可触及的超支范围。

党的二十六大预定于1981年2月召开。我希望大会的报告能够包括国家综合食品纲要方面的内容，以确保食品供应。如果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计划，那么各级官僚就不能推翻或阻碍这个计划。苏共二十六大决定有必要制订《食品纲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步骤，因为食品问题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国内的生活。

苏联人很早以前就忘记什么是饥荒了。但是，国内食品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国外进口肉类和许多其他食品，特别是粮食。而粮食是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影响到国家安全。

一旦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制订《食品纲要》，那么关键的任务就是要立即行动起来。我举行了许多次会议，参加者有科学家，其中一些是农业部门的首席科学家，还有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主任和场长、农学家和其他专家。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达成了以下共识：《食品纲要》应当聚焦在土地上生活和耕种的人——农民。

后来，我越来越确信集体化年代发生的事情从来没有在此后的年代里得到纠正。农民中能力最强的部分被直接消灭了。这些人就是富农，被冠以吸血鬼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名称。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驱离自己的土地，其他人被纳入集体农庄，用来维持农民生活的所有东西——耕牛和所有农具——都成为共同财产。很多人在革命后从苏维埃政府获得了土地，成为能干的农民，由贫农上升为中农，但还有很多贫困户。集体化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立对农业的全面控制……

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我们确定了《食品纲要》的主要内容，制订了拨款规定。农村社会基础设施被置于最优先的重点之上，决定为此拨款1400亿卢布。分项计划包括住房、道路、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图书馆等等。这些目标看上去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和过于雄心勃勃……

在着手制订《食品纲要》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需要创建农业和工业联合体。以前，存在着人为的分割，即分为“三个领域”：田里的农业生产和牲畜养殖场；提供农业机械的工业生产部门；将“大自然礼物”变为食品的食品加工工业。这在市场经济中并不重要，因为生产伙伴之间的关系按照特定的游戏规则来进行，并受制于市场本身。在计划经济中，这“三个领域”由不同的部和机构主管，由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同部门、政府和计委进行监督，相互之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管理工作十分困难，每一个“管理者”都想扩大本部门的利益，结果就是各个管理者的目标重叠，缺乏协调，大量浪费资源。这些就发生在所谓的计划经济中。

当我看到这不仅是某个地区的现象，而且是全国现象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混乱、失衡和差异的实际规模。说实话，我一度感到恐惧。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样的体制竟然没有崩溃。我认为唯一的原因是要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党的整个机制做出的努力。

“我是否能改变任何事情？”我越来越经常地问自己。但是要走回头路已经太晚了。

经过漫长的讨论，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农工联合体应当包括农机制造和食品加工企业——农机公司、农业化工局、采购部、土地开垦和水资源管理部等。这将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合体。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个联合体将包括国家基本生产资产的38%，能够产出国家财政收入的40%。

农工联合体的领导机关是国家农工委员会，但地区协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些地区协会将被授予足够的自主权，不再需要采取每个一般性举措时都去征得莫斯科的批准。

为稳妥起见，我们召开了与科学家、农场负责干部和各级党委书记的会议，并更多地听取专家意见，检验计划中的重组。

这些会议创建了“支持基地”。对于私营农村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将它们视为有害和敌对的“私营部门”，而是视为农工联合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起到了补充作用。

来自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支持尤为珍贵。他们的承诺和参与通过许多会议得到体现，为定于1982年5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成功举行带来了希望。

宫廷筹谋

在成立农工联合体工作走向高潮的时候，我在其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高层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苏斯洛夫于1982年1月25日去世。他的去世导致政治领导层内部争夺职位的行动。在许多年里，苏斯洛夫从来没有觊觎总书记的职位，完全忠于勃列日涅夫，起到了稳定领导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不同派别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许多人在评价苏斯洛夫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时遗忘了这一点。关于苏斯洛夫，有一种广泛流传的陈词滥调。由于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持有强硬的立场（事实的确如此），他被视为是强硬派和保守派。

此时，苏斯洛夫已经不在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填补他的位置。事实上，这是提名勃列日涅夫接班人的问题。“第二”书记按惯例到一定时候就会成为“第一”书记。他在总书记还在世的时候操持权力杠杆，逐渐获取领导权。

当然，要做出决定就要在许多方面仰仗勃列日涅夫。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重，以至于他不能充分地掌控局势。契尔年科当时紧随勃列日涅夫左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当时就问过，现在仍然在问这个问题：契尔年科和他手下的人是如何对总书记施加如此巨大的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花了更多的精力树立勃列日涅夫作为杰出和不可或缺政治家的形象。团结在契尔年科周围的人确定了大众媒体、党的意识形态部门和中央委员会的调门。

这些人使得下面的这些称呼家喻户晓：“全世界公认的领导人”、“伟大的理论家”、“不可动摇的权威”、“杰出的和平进步卫士”。由于勃列日涅夫在晚年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这样就需要制造一种他精力充沛的表象。契尔年科在这方面很在行，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做法十分欣赏。

在分析苏斯洛夫去世后的力量重组时，需要估量几位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的机会如何。勃列日涅夫的一位助手曾告诉我他目睹勃列日涅夫接见谢尔比茨基时的一件事，谢尔比茨基时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发生的许多有趣事情。毫无疑问，乌克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加盟共和国。勃列日涅夫听到谢尔比茨基讲的事情后，感到十分动容和高兴。他们在道别时，勃列日涅夫指着他的座位说：

“沃洛佳，我走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座位了。”

那是在1978年，谢尔比茨基刚刚60岁。勃列日涅夫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看中谢尔比茨基已经很长时间了。勃列日涅夫掌握最高领导权后立即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把他召回，先前是由赫鲁晓夫将他派到那个地方的。勃列日涅夫任命谢尔比茨基为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后来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以压制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满怀信心地治理他的加盟共和国。最重要的，如同本人所称，他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坚定追随者（即支持并入俄罗斯）。此举大受称赞。

苏斯洛夫的去世也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中激发出了期望、希望和想法。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电话中用激动、吃惊甚至迷惑不解的语气给我讲述了葛罗米柯打给他的一个电话。他们两人是老朋友了，但这个电话令安德罗波夫感到意外。葛罗米柯毫不隐讳地试探他接替苏斯洛夫职位的可能性。平心而论，葛罗米柯有理由提出这个要求，他在许多方面经验丰富，最突出的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安德罗波夫告诉我，他给葛罗米柯的回答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安德烈，这事得由总书记来定。”

我本人认为安德罗波夫获得这个职位的机会最大。我曾经对他说：他主管国家安全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是回到他本来的领域的时候了。

安德罗波夫在苏斯洛夫去世后不久告诉我：总书记建议他调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主管书记处和国际部的工作。但他又加了一句：

“我仍然不知道总书记的最终决定将会是什么。”

当然，还有第三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这个人就是乌斯季诺夫。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乌斯季诺夫以为他有可能会被提拔到那个职位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盯着总书记的职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将愿意让安德罗波夫接替苏斯洛夫的职位。

契尔年科也有自己的计划。但在我看来，勃列日涅夫在3月中旬就已经做出了决定。让我产生这个看法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安排安德罗波夫在纪念列宁诞辰112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根据“克里姆林宫观察家”使用的衡量标准，这表示勃列日涅夫已经定下来了。

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十分成功。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常规的讲话第一次激发了对现实生活的认真思考。安德罗波夫当时说：“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对安德罗波夫的选择也许出于另外一个没有人注意到的考虑。当调任安德罗波夫到党务部门时，勃列日涅夫任命了一个绝对忠于他的人——费多尔丘克主管国家安全。安德罗波夫对费多尔丘克持有负面看法，提议切勃利科夫接任他的职务。不过，勃列日涅夫直接问安德罗波夫谁来成为他的继任人，安德罗波夫说：

“这由总书记决定。”

勃列日涅夫提议费多尔丘克，安德罗波夫没有表示反对，支持总书记提出的人选。

这一段时间内，这些宫廷筹谋耽搁了《食品纲要》，时间已经很紧了。

“大炮与黄油”

《食品纲要》的主要问题是要确保款项和资源的支持。这令我感到头痛。我开始考虑向中央全会提出拨款问题之前先确定最低的拨款额度。财政部和国家计委都不愿谈论这个话题。事实上，巴依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与吉洪诺夫开了个会，吉洪诺夫明确表示：

“不要给戈尔巴乔夫任何财政资源上的承诺。”

即使如此，我逐渐与加尔布佐夫和巴依巴科夫加深了相互了解。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需要加一点推力，否则所有事情都会悬而不决。我提出下列建议：对农业的一部分投资要用在发展农业机械制造上。但是，主要的问题——提高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处理。

一次偶然的对话促使我寻求与勃列日涅夫紧急见面。事情是这样的，我召集一个讨论财政问题的会议，但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没有来参加。我亲自给他打电话：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我们都到了，就等你呢。”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财政部长央求道，“我不会来的。”

“为什么啊？”

“我来的话就死定了。”他说话的时候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听上去是真的。

“等一下，你是说我办公室里发生的事令你痛苦吗？”

“这倒不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加尔布佐夫说，“您会再次逼我掏钱，但根本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去拿钱。我的心脏不好，在您的办公室已经发作了一次，您的助手给我做了急救。”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弄钱呢？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到了动用无偿贷款机制。大家都知道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换是不平等的。机械、建筑材料和燃料的价格很高，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很低。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造就了避免农业破产的补偿机制。国家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

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都会得到这些贷款，但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全额还贷，因为根本还不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既然你们把收购价压得这么低，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下去，请发发善心给我们一些贷记，然后把债务清零。没有其他方法，因为国家需要食品。”

我的分析显示每年的贷款额为150亿卢布——170亿卢布之间。所以，无偿贷款只是对家庭和国营农场提供补贴的另一个名目而已。为什么不用同样多的款项去提高收购价呢？如果价格公道，农民们就会考虑增加生产，考虑实际成本和节约。我认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但我没有立刻说出来，决定对这个问题做详细的研究。

最终，委员会中的激情得到平复，讨论宣告结束，《食品纲要》的主要条款也制订完毕并得到批准。随着中央全会召开日期的迫近，需要面见勃列日涅夫。我相信，这个《纲要》必须由总书记本人提出。

我们见面了，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我的方案，他显得踌躇不决。我觉得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即便在不久前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勃列日涅夫也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做了报告。但在接着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同意了，现在必须让他介入此事。

勃列日涅夫始终对两件事感兴趣：农业和军事，我认为顺序也是这样的。我记得一次与他谈话，讲到要把庄稼收进来，按照惯例派军队卡车提供协助。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是一个聪明、精明、坚毅和坚持的人，但最后他十分合作。他表示他深知把庄稼收进来的重要性，因为“大炮与黄油”是密不可分的大事。我觉得我想要做一个更正，更有力地主张“大炮与黄油”的公式，勃列日涅夫表示支持，微笑着对我说：

“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可能是对的。”

如此，“大炮与黄油”出炉了。

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总书记必须要考虑加强国防力量以及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最终后果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国防开支的增长速度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1.5倍至2倍。这个可怕的摩洛神[1]已经吞噬了辛勤劳动的成果，无情剥夺了我们的生产能力。而我们的生产能力已经落后，急需现代化，特别是在机械制造和矿产冶炼部门。这甚至是我当时就有的想法。

由于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情况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所有关于国防工业的数据都是严格保守的秘密。假如有人提出某个军工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乌斯季诺夫就会严厉斥责这个“无知的批评者”，政治局里没有人敢挑战他。危机正在敲门。只有新的外交政策决议和与美国的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旧的政策得到推行，其遭遇的挫折也愈见频繁。

当时的领导层无法选择改革之路（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权力机器关注的重点就是不要损害制度。这就是所有领导人都抓“目标计划”的原因，这种做法在当时十分时髦。它们成为挽救某个特定部门的救生圈。

国家正陷入减速之中。社会正在丧失其能量，政策正在走入死胡同。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无论是我还是我当时的同事都没有将当时的总体局势视为制度的危机。但是关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和预感危机即将到来的认识正在加强。

意识形态机器高速开动，但越来越难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越来越难以粉碎对手的攻击。当时的剧院里出现了提出我们生活中主要问题的剧目，如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我们将会赢》、阿扎特·阿卜杜林的《第十三任主席》、维克托·罗佐夫的《聋人之家》等。许多地下出版物在社会上流传，人们推出非正式的艺术展览，批评现存制度、经济管理方式，有时甚至是批评整个社会制度。

勃列日涅夫住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医院进行例行体检的时候到了。他的病区里除了医疗用房外，还有一个办公室，他就在那里接待来客。

这是一个很舒适的饮茶交谈的地方。一天，契尔年科、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和我来到这间办公室。

列昂尼德·伊里奇很高兴见到我们，他的兴致很高，似乎要向我们表明他的身体很好。事实上，他看上去不像是个病人。他没有穿病员服，而是穿了棕色拉链夹克和时尚长裤。只有那些已经与他熟识并且记得他曾经何等精力充沛的人，才能发现他的行动有点迟缓。

我们互致问候，围着桌子坐下，谈论一些普通的话题、身体状况和时事等。然后勃列日涅夫问道：

“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如何？”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们在准备中，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部纲要和一组相关的决议。至于确定的目标，都很实际。我们还没有就财政拨款来源达成共识。”

勃列日涅夫突然表示：

“中央全会必须召开。只有一件事情：你一直在说服我做主题报告，但你还没有在财政来源方面达成共识。这是不是说要我口袋空空地走上讲台？”

“不，不是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契尔年科从他的座位上蹦了起来。

“一切都没问题，我们会解决这件事。”吉洪诺夫应和道，尽管他听上去不是那么真诚。

安德罗波夫平静地坐着，一言不发，静观情况的演变。他已经知道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将选举他为中央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的二号人物。吉洪诺夫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在谈话过程中以焦虑的目光扫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感觉到他不会是苏斯洛夫的接替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从没有提到他，所以显得坐立不安、相当紧张。

我们如何做好中央全会的组织工作，以方便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呢？我们决定事先把《食品纲要》以及相关的全部决议发给中央委员和来宾。总书记只需在简短的讲话中提及主要内容。这样决定后，我们相互道别。

契尔年科和我共乘一辆汽车由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前往老广场。我感谢他支持我。契尔年科沉浸在他的思绪中，回答道：

“重要的是你采取行动时不要回过头来东张西望。”

我知道契尔年科不喜欢吉洪诺夫，他暗指的就是他。

“如果已经确定了立场，”我回答说，“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从中阻拦。但是您也要做好准备，我想您的电话铃已经在响了。”

……与吉洪诺夫最后谈话的时候到了。我对前景不是很乐观，但没有他的支持，计划就会遇到危险。

谈话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持续了4个小时之久。我已经准备了对全部问题的过硬分析材料，我的论据也是“天衣无缝”的，但当我谈到用160亿卢布来提高收购价时，吉洪诺夫不愿再听下去了。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2]，你是经济管理专家[3]。你知道如果没有钱，计划就是废纸一张。”

“不，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吉洪诺夫不愿让步，“我没有那笔钱。”

此时，我介绍了无偿贷款的问题。

“请看一下备忘录：近年来集体和国营农场每年获得170亿卢布贷款，他们并没有偿还这些贷款。”说着，我将材料摆到吉洪诺夫的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无偿贷款与拨款是一回事，而且更糟。农场没有挣到钱，但只是收了贷款后不用偿还。这会在农业中产生一种攫取心态，正如你说的那样。只要这种情况延续下去，你就无法期望农业能够有序发展。”

热茶端上来了。吉洪诺夫的表情依然是神秘莫测，很难猜测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谈话继续进行，我的所有经济论点都被驳倒了，也提不出新的论点。吉洪诺夫还是毫不松口，更糟的是他一言不发。怎么样才能跟他讲道理呢？想到我们一起拜访总书记的经过，我将温和的说理变为强硬地坚持立场。

“这是与列昂尼德·伊里奇谈话之后我为政治局起草的备忘录。我要你与我一起在上面签字，你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作为农业的主管。然后我们将一起向政治局提交这份备忘录。”

吉洪诺夫保持沉默。

“不过，如果你不签的话，我将单独签字，提交给政治局，让政治局来做出决定。我已经提醒列昂尼德·伊里奇拨款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契尔年科和你都向他保证所有问题都能达成一致。”

吉洪诺夫不作声地听我讲话，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热茶又端上来了，又出现了冷场。

“我肯定，”我说，“政治局将会支持我。根据我召开的会议来判断，这是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见。让我们共同行动吧，我不愿我们僵在这里。”

最后，他说道：

“把你的所有材料都给我，我要看一下。”

他拿起备忘录、参考材料和计算数据，平静地将文件整理好，然后他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会带走所有这些材料，再看一下。但现在让我们马上拟好设立国家农工委员会的条款。需要在地区一级设立，而不是在中央设立。否则，这像是第二个政府。”

“哦，我绝不应该，”我心里想到，“坐在这里四个小时，却只字不提令部长会议主席感到内心受折磨的事。我真笨啊，我听上去就像是做经济分析和科学论证……”

稍早之前，中央委员会农业部主管卡尔洛夫告诉我说，有人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工作人员中传播谣言，称戈尔巴乔夫出于控制一半国民经济的个人目的而设立农工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还有更长远的计划，即想要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当时，我将这些谣言视为官僚们司空见惯的嚼舌头，但这确实触及了某些人的神经。作为抗衡措施，部长会议决定设立自己的农业委员会。

“绝不反对。”我毫不犹豫地对吉洪诺夫说，立即将准备提交给政治局的备忘录中有关农工委员会的部分删去。

吉洪诺夫长舒了一口气，心情愉悦起来。所以，我们达成了所谓的“交换协议”。

所有人都怔住了。“戈尔巴乔夫压倒了吉洪诺夫。”没有人相信吉洪诺夫会做出让步。我的那些“祝福者们”都相信戈尔巴乔夫斗不过吉洪诺夫。但我根本不去管这些废话。对我来说，令人筋疲力尽的马拉松已经结束了。1982年5月24日，中央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至1990年苏联食品纲要及实施措施》的报告。《食品纲要》及农工联合体相关方面的一组决议均获得批准。现在，这些决定要得到农民、场长主任和整个社会的接受。《共产党人》（1982年第10期）刊登了我的文章：《〈食品纲要〉及实施任务》。秋天，《世界马克思主义》刊登了我的一篇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同年8月，我在哈尔科夫举行的一次全国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敦促放弃“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由于追求饲养牛的头数，我们被迫繁殖生产力不高的牲畜，消耗草料但出肉率低。通过培育优良牲畜品种、采取科学的饲养方法和其他集约型经营方式，我们将能提高肉类和奶类生产，同时减少牲畜的存栏数。

毛病出在哪里？当谢尔比茨基提到我的讲话时，他勃然大怒：

“这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是些什么玩意？总书记号召要提高牲畜的数量，我们却谈到了相反的号召。这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搞乱。”

许多党的干部和经济方面的负责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关于农业生产的衡量标准十分简单：耕种土地的面积和存栏牲畜的数量。他们十分关注这些数量指标。因此，贯彻《食品纲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1982年8月，在乌克兰哈尔科夫接见工人。

一些读者，特别是俄罗斯的读者会问：“那么，《食品纲要》的用处是什么？”食品供应情况如果说没有变得更糟的话，至少也没有任何改善。为什么要如此详尽地叙述《食品纲要》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曲折的斗争？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口上承认，这个纲要只不过是另一个乌托邦，是立刻就被忘掉的许诺，这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在这个方面仍然坚持我的立场。第一，我要给读者介绍我担任中央书记时的决策过程；第二，制订这个庞大的纲要是使制度在重要的食品领域发生作用的又一个竭尽全力的尝试。是的，我们必须出一些成绩才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年——1990年）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年——1985年）相比，粮食平均年产量增加了2660万吨，牛肉增加了250万吨，奶制品增加了1000万吨以上；亏损农场的数目从25000个减少到4000个，这个数字不到农场总数的10%。

第三，按照《食品纲要》取得的成效表明：稳定食品市场不仅与农业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整体财政状况有关，与收入增长和支出增长之间的平衡有关。我已经讲过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二书记期间（1968年——1969年），我必须处理肉类和黄油过剩的问题，因为居民不买这些食品。当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每年42公斤，比1990年几乎少100公斤。

那么，为什么要重提这些旧事？是的，当我今天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所有的食品都应有尽有。但与1990年的消费量相比，已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悖论吗？完全不是。人们的收入被通货膨胀所吞噬，人们买不起所需食品。他们当然可以去逛商店。但当局声称他们已经解决了食品问题，似乎商店里有什么食品比人们确实消费了什么食品更加重要。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只有17%的人口去“第七大陆”这个层次的超市购买食品，而大多数顾客喜欢去市场和小摊贩那里购物，或是去科佩卡、皮亚乔洛奇卡或至多去欧尚大卖场购物。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的拔河

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党的二号人物这件事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拔河继续进行，争相从总书记那里争取信任。契尔年科试图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把门人，声称只有他才能从精神上理解和支持总书记。他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个人地位。

尽管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之后搬入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但他并没有收到主持书记处工作的正式通知。这是否故意为之，我并不知道，但有时是契尔年科，有时是基里连科利用这种不明朗的局面，出面主持书记处的会议。

这种局面延续到1982年7月，当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一切都尘埃落定。在书记处的会议之前，与会的书记们通常在前厅会合。一天，当我走进前厅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经在那里了。等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

“好的，我们都到了吗？开会了。”

安德罗波夫领头走进会议厅，立即坐上主席座位。契尔年科看上去像泄了气似的，重重地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他实际上是倒在椅子上了。我目睹的这一切，使我想到了果戈理剧作《钦差大臣》里的“宫内政变”场景。

安德罗波夫以他惯常的充满精力和自信的方式主持会议，这与契尔年科令人乏味的主持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将会议搅成一锅稀粥。

当天晚上，我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

“祝贺您！我想我们目睹了一件大事。我注意到您在书记处会议前显得紧张不安。”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道，“我有感到紧张的理由。列昂尼德·伊里奇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我为什么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只是为了让你出现在那里吗？我要你指导书记处并负责人事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知道总书记当时的健康状况、他正在衰退的意志力以及不愿与契尔年科发生争执的态度，所以我能肯定勃列日涅夫本人不会打这个电话。很显然，如同往常一样，有人立在他的身边，严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只能是一个人：乌斯季诺夫。根据他不顾外交细节就能够制服强人的能力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的长期友情，我有很大的把握说这个话。不过，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从没有对我透露过这件事。

新的“稳定”就此得到建立。我们的讨论通常是事务性的，而非正式的，通过的建议也更为具体。最重要的是，一种严厉和较真的态度占了上风。在个人所承担的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给予的批评十分严厉，尽管被批评方似乎应当受到这样的批评，你也未免会动恻隐之心。

我的感觉是安德罗波夫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许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关，与他的部下密谋活动的加剧有关，但这种局面也可能造成权力的彻底瘫痪。很显然，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措施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表明尽管总书记的身体越来越差，但权力本身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任何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个信息传达给了全体政治局委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1982年夏看到了安德罗波夫下达的出乎预料的干预举措。当时，安德罗波夫与我留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看家”，乌斯季诺夫留守国防部。我们当时要找出莫斯科在生产和消费旺季没有蔬菜水果供应的原因。我们成立了一个“救援队”，负责首都的供应工作。但莫斯科的零售组织直接拒绝接收任何此类产品，借口是他们没有零售商店。在这个时候，我决定介入此事，给莫斯科市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采取措施。

时任莫斯科市党委书记的格里申在那天晚上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不能在几乎不信任市党委的情况下，让政治局在我们的头顶上做出有关黄瓜的决定。我肯定不喜欢这样做。”

我打断了他：

“听着，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4]，我认为你说话的口气是不对的。你把一个纯粹的实际问题说成是一个政治信任问题。现在的全部问题是在盛夏时节莫斯科居然没有蔬菜水果。但产品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我负责监督工作。”

说起格里申，他看高自己和他的权力。就像许多此类人物一样，他对“下面人”讲话时，一副老板的口气，听他谈问题的确是种折磨。除了总书记本人，格里申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批评和评论。即使是总书记本人发话了，他也会说是有人向总书记误报信息，有人在设计陷害他。

至于“黄瓜问题”，他没有进行反驳，立即采取了行动。数千个蔬菜摊点在莫斯科很快设立起来，问题得到解决。莫斯科的权力走廊悄悄地流传着一个说法：安德罗波夫很严厉地着手恢复秩序。

但是，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领导层为权力在幕后角力的复杂情况下，格里申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个可能“登位”的人物。这个谣言被透露给了外国媒体，安德罗波夫当然知道这件事。因此，安德罗波夫插手干预莫斯科蔬菜供应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需要表明莫斯科的老板连本市的问题都搞不定，更不用说去解决全国性的问题了。

在此期间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好像很随意地说道：

“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我们更加关注人事问题。我认为我们要更加密切地盯住那几个变得十分讨厌的人。”他用锐利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觉得麦杜诺夫怎么样？”

“与我一两年以前跟你说的一样。”

有关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严峻事态传到了中央，当地的度假胜地存在着强大的黑社会组织，并且直接打通了当地党的机关。

我向安德罗波夫重提了当时我与麦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给他的建议：第一，不要与那些行为不端的人物打交道；第二，密切注视这些人，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麦杜诺夫当时没有把我的劝告当回事。他会听勃列日涅夫的，也许会听苏斯洛夫或基里连科的，但不会听其他人的。他认为我干预了他的权力范围，编织了一个针对他的密谋网络。

在向安德罗波夫讲述了这件事之后，我说：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必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汇报这件事。我们应当预先想好谈话的内容。”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答道，“但这是一个事关全党和全国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我要你考虑给麦杜诺夫安排另外一个工作。”

我建议的这个工作职务是蔬菜水果收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主要产区。

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地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对麦杜诺夫被撤的这件事感到震惊。人们都知道他得到了总书记本人的支持，被认为是“不倒翁”。然而，突然之间……安德罗波夫的权力地位迅速上升。

如果更详尽地考察一下安德罗波夫的行动方式，就可以发现他的行动是一次性的，很大程度上只是摆出姿态而已。那时的停滞局面极为严重，即使这些行动只能打开一扇小窗户，但也制造了新鲜空气的幻觉。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过多，只是采取一些孤立的行动根本无济于事。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病情过于严重，无法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得采取类似行动，这样就可以避免总书记显得缺乏行动能力。勃列日涅夫也不再能够在国内旅行。所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缩短了他们视察工作的行程，即使这些视察工作具有必要性。

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制造出总书记依然在思想和组织工作中精力充沛的形象。勃列日涅夫不再能够产生新思想，不再能写作或发表讲话，所以他委托其他人，如助手和顾问，代表他发表讲话。他们在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备忘录、传阅信件和电报方面显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每一次“历史性的”讲话都需要产生广泛的反响，以体现出他的主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

同时，如果你深谙这个制度的运作方式，你有时就能够将成熟的决定付诸实施。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缺乏新的思想和主意，如果他们收到一份备忘录，建议以总书记的名义提出和解决某些问题，他们通常会抢着去抓住这个机会。

如我所说，患病的总书记领导下的“稳定”正对许多领导人的胃口，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各自主管的方面自主行事。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和一些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这样的稳定中拥有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自己的幸福有赖于这样的稳定。每个人都深知新任总书记肯定会进行人事调整。

在这样的局面下，权柄和管理权自然越来越多地落在官僚们的手中，这种权力转移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摧毁尚存的党内民主因素，而且会为官僚的密谋行为铺平道路。这种密谋行为经常能够在政治决策中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新的人事任命方面。

在那个时期，传达下来的总书记的观点和立场通常并不是来自总书记本人，而是来自那些对总书记施加影响的人。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政治局的状况令人遗憾。一些会议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20分钟，这样总书记就不至于累着。等待开会的时间要长于开会的时间。契尔年科事先与我们说好：一个问题在会上提出之后，就要有人马上说“都清楚了”。被邀请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种人士从走进会议室到离开的时间，也就在1分钟之内，但总是假定所涉及的问题在政治局已经得到了适当的讨论。

如果国家的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唯一的希望是政府在此之后会着手处理。但在政府，有关的讨论也是流于形式。标准的态度是这样的：“我们的同志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预先交流了看法，专家也应邀参加了，有任何评论吗？”没有评论。那些敢插嘴和提问的人肯定会受到契尔年科的眼光奚落。

即便在勃列日涅夫感到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他也很难听懂讨论内容并做出总结。所以，当主要问题排上议事日程后，勃列日涅夫总是第一个发言，读一下预先写好的文稿。这样，会议就不好再讨论了，于是就能听到人们说：“赞成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我们应当批准。”有时，勃列日涅夫本人会指出进行某些删节并建议改变一些重点。这时候所有人都会兴高采烈地表示赞成，于是讨论宣告结束。

至于谈论的时间长度和强度，政治局有关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会议是例外，这是因为负责某个经济领域或某个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存在利益方面的考虑。这种类型的会议也是由总书记首先讲话。他读完稿子后，讨论就开始了。

每一位发言人都有自己强调的某个重点。谢尔比茨基谈论顿巴斯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需要，“否则，这个地区的钢铁工业和煤矿将使加盟共和国和全联盟的电力工业感到难堪。”库纳耶夫则借助处女地的状况和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格里申总是以油滑和空泛的腔调讲话，不外乎为首都争取更多的拨款。拉希多夫反复讲同样的话题：中亚的不均衡发展、失业问题、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有更多的灌溉。

尽管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政治局并没有进行讨论、交换意见或争论。在我的记忆中，计划和预算草案没有一次被退回去重新起草。说实话，这一切充斥着表面文章和自我欺骗。

最终，超过二十个常设和临时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具体问题的决议，政治局只是对这些决议加盖橡皮图章。这些委员会中有中国问题委员会、波兰问题委员会、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和关于其他国内和国际问题的委员会。各委员会均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开会，从不到其他地方开会。这样契尔年科就能够监督它们的活动。事实上，这些委员会开始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补充。政治局会议越来越多地讨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动议。

这个时候正是国家的许多负面进程应当停止以及社会改革应当启动的时候，但时间就这么溜走了。生产、通讯和日常生活方面，科技革命的影响使得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给社会生活带来剧烈的改变。因此，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实验和犯错过程来迎接挑战，而我国拥有引以为傲的“进步理论”、计划和系统的模式以及管理的科学方法，拒绝接受任何新潮流，抵制文明演进的总体方向。

勃列日涅夫去世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突然去世，这听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考虑到电视的作用，整个国家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勃列日涅夫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检阅了阅兵式。在接着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他宣读了讲话稿。简言之，一切都照常进行。

11月10日，我接见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代表团。我们正在愉快的交谈当中，突然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安德罗波夫要立刻见你。他知道你正在接见一个代表团，但是他要你表示歉意，立刻中断接见，去他的办公室。”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看到他十分平静。但同时，我能感觉到内心的巨大紧张感。安德罗波夫以平稳的语调说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维克多莉娅·彼得罗夫娜请他通报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并要他去扎莱切尔的别墅，彼得罗夫娜不愿见任何其他人。安德罗波夫去了那里，与恰佐夫院士和保卫人员谈了话。勃列日涅夫是当天早上去世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说：

“那么，对于老广场（中央委员会）这是极为紧要的时刻。必须做出决定，我认为这与您个人相关。”

安德罗波夫没有回答。我们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不必绕弯子，而是直截了当地问他：

“您在‘内圈’开过会吗？”

他点点头。是的，他们已经碰过头了，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的候选人资格。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但没有提到契尔年科的名字。所以，我不能肯定契尔年科是否在场。

我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能拒绝。”

同一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安德罗波夫任主任委员。政治局还决定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会。吉洪诺夫提议尤里·安德罗波夫应被任命为总书记，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契尔年科将代表政治局宣布这一项任命。

坦率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虽然突然，但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或不知所措。而且，尽管有大量的宣传，他的去世也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巨大损失。那些天里，我们当然都在思考未来、国家的状况和国家的发展前景。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已经存在着对于巨大变革的期望。

对于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停滞时期，已经说过和写过很多了。我觉得需要按次序对此做更深入的考察，特别是考虑到近来某些保守势力和正统主义势力企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重新正名。

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主义只不过是对赫鲁晓夫改革努力的一种保守反应。赫鲁晓夫要改革的是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威权主义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反应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这就解释了他的国内外政策自相矛盾的原因。赫鲁晓夫在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压力做出妥协的同时，不愿意放弃他的改革努力。正如我已经用文字表述的那样，赫鲁晓夫在后期对党和经济管理所进行的混乱改革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希望削弱党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无限权力。行政系统不喜欢这样的领导人，于是他被废黜了。

勃列日涅夫十分清楚党和国家精英的想法和军工联合体的愿望，他依靠他们，并在推行基本上就是“强硬的新斯大林路线”时得到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出了有关民主的空头支票，以隆重的方式推出了一部新宪法。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场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所未有的运动，一些人被捕入狱，另一些人被关入精神病院，还有一些人被赶出国境。使人们感到恐惧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段得到运用。

那个时代也讲了很多话，要让“经济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加强生产，推动科技进步，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但是，即使是十分有限的和拘谨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对，被废弃不用。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年复一年地推迟，结果从未召开过。经济沿着宽广的和浪费的道路走向破产。

在大规模的国际缓和宣传运动的掩饰下，军备建设继续进行，甚至在花了巨大代价取得了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对等之后也没有停下来。“布拉格之春”被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队第一次在阿富汗卷入军事冒险，但不可能取胜。

然而，评价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关键之处是其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它紧抓着旧的教条和思想不放，否认科学技术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生活条件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人的活动以及地区、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已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而这标志着一种新文明的诞生。这为我国的变革制造了巨大的障碍，已经走入死胡同，注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并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造成了一些问题：是否一切照旧？我们的社会是否继续走下坡路？是否会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领导层中？由于我国是这个世界架构的基石之一，这个问题不仅引起我国公民的关注，也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

回想我对那段时期的印象，我必须说在主要领导人中存在着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将勃列日涅夫变为另一个“经典”，一个伟大的“权威”，所以围绕着他的人就能够保住他们的职位，为新领导层划出严格的界限。另一个趋势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持有保留意见，为变革创造机会。

如同以前一样，这些趋势没有反映在公开讨论或冲突之中，而只有那些有经验的人才能体验出微妙的差别。

由契尔年科负责安排的葬礼十分隆重。契尔年科在11月12日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是很合时宜的后续安排。他认真朗读了由他的助手们起草的充满溢美之词的稿子，诸如“列宁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具有一切天才和美德的“杰出的理论家”。

领导层缺乏流动性和年事已高被视为勃列日涅夫的最大成就，是他一手造就了这样一个睿智的、极为能干和有凝聚力的政治领导集体。至于有一种说法称安德罗波夫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人事问题上的周全考虑，这是对安德罗波夫的一种令人怀疑的恭维。契尔年科满怀信心地表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作风将会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得到加强，这发出了一个清楚的信号：我们将一起治理国家。

社会上有这样的看法：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做好了变革的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颂歌就有些过头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工作，我看到他已经意识到必须抛弃那些带有“勃列日涅夫时代”特征的东西。他十分担心他最初采取的步骤将被如何评价。

安德罗波夫在选举他担任总书记的中央全会前所做的讲话中并未做出明确表态，没有公开的挑战。与勃列日涅夫去世相关的事情，他所有的话都很得体，并未多说什么。在这次讲话之后，契尔年科变得垂头丧气，但必须要说的是，安德罗波夫在个人关系上以很宽容大度的态度对待他。

根据事先的安排，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于11月15日举行，讨论下一年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安德罗波夫感到他在全会上有必要超出原先安排的议程，至少要概述他的未来政策。于是，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注释】

[1] 1古代近东地区一位神的称号，与火祭儿童相关。现代语言中，指需要极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

[2] 吉洪诺夫的名。——译者注

[3] 吉洪诺夫任部长会议主席前，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4] 格里申的名。——译者注

第十章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的450天

事实就是如此，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时间加在一起是850天。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时长为28个月的痛苦过渡期，为苏联领导层的换代铺平了道路。

如果对克里姆林宫的密谋未作详述的话，就很难理解我如何能够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我将尽我所能就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事进行阐述，表明这些事件是如何对未来产生影响的，并对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去世之后有可能发生的局面做推测。由于我深度介入了这些事件，所以我完全能够做到这些。

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日里显得异常兴奋。他必须给许多人打电话或亲自接见他们。而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决定讲话稿的内容，而这个发言稿最初是为勃列日涅夫准备的。显然，讲话稿的内容应当体现新任总书记的最初思想和计划。但是，他担心讲话稿会透露出一种傲慢的野心：“看吧，他仅仅任职一个星期就已经把这件事搞定了！”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出了我的看法：

“当然，你无法在一个星期之内提出一个完美的蓝图。但是你完全有可能提出和强调一些要点，按照你的思路清楚地提出解决方案，并做进一步考虑。”

我知道安德罗波夫也与其他官员讨论了发言稿的事宜。

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80年11月22日举行。安德罗波夫作为新任总书记所做的主题发言十分成功。尽管充满了那个时代十分典型的陈词滥调，但他的报告的确提出了一些新思路。安德罗波夫谈到了苏联经济的严重缺陷和连续两个五年计划都未能达到目标，还谈到需要改善经济管理和计划体制，给予国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性，为提高劳动效率提供动力，打造企业的主动性和企业精神。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具有相当的新意，并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称赞。他特别强调了要实行严格的标准，加强纪律性和控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他无法再容忍当时存在的自满情绪。

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是稍微提及了许多重要问题，但这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报告初稿进行审议时，所有人都认为需要就经济管理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我们并无具体的建议。因此，安德罗波夫亲自对报告做了修改，以表明他本人对所有问题并无现成的答案。这实际上是对全党和全体人民发出了参与讨论的邀请。

安德罗波夫对我们说：除非他的讲话对某些政府部长持续的渎职行为提出批评，否则他将不出席全会。于是，报告文本做了修订。对交通、金属制造和建筑部提出了批评，这些部在许多年里都未能满足苏联经济的需求。紧接着，相关的部长均被解职，他们是帕夫洛夫斯基、卡扎涅茨、诺维科夫。

安德罗波夫与格利高里·阿巴尔托夫（外交事务专家）、亚历山大·鲍文（知名政治评论家）、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外交官和勃列日涅夫的顾问）一同撰写了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在报告初稿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安德罗波夫给我看了报告的这一部分。

在谈到西方媒体担心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联外交政策将变得更糟时，安德罗波夫用讥讽的语气提到这些媒体就在不久之前还在谴责同一个外交政策。我应当说的是，多年以来他参与了制订苏联外交政策的工作，支持缓和政策路径，现在他公开宣称此时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稍纵即逝的时期，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列宁很久以前所论述的那样，一个没有武器的世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关于思想的战斗绝对不能导致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冲突。

在阐释苏联关于裁军谈判的立场时，安德罗波夫说，在他看来，不能像西方的伙伴们那样，只是把目标聚焦于目前的裁军问题上。对于我们而言，谈判是促使各国能够共同努力以取得互利的途径。他谈到了控制军备竞赛和冻结核武库的必要性，但不能是单边的行动。他还提出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这要求我们去克服“一成不变的偏见”。

他讲话中的这段话赢得了掌声。

在最初的数日和数星期里，所有人都密切地注视着这位新总书记所采取的最初实际步骤。安德罗波夫决定利用“他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对党的工作人员重新洗牌。

那个夏季的早些时候，勃列日涅夫外出度假之时，我就经济政策问题起草了一份文件。我建议成立一个政治局经济政治委员会。将这份文件送交在克里米亚避暑地的勃列日涅夫之前，我让安德罗波夫看了一下。他对此做了一些修改，并说他支持我的建议。随后，我与契尔年科本人和勃列日涅夫的助手讨论了这份文件。他们接受了这份文件，但从此没有下文。不久之后我听到一个传言，称有人再次认为我的行为是企图接管苏联政府。

诸如此类的猜测和怀疑不断增多。大家不再关注手头的工作，而是将这种行为视为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但是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我以总书记的名义对文件的草稿做了修改。直到此时这份文件才送交勃列日涅夫本人。他从克里米亚的宅邸给我打来电话：

“我已经看了你的备忘录。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但结论是错的——要求我们建立另一个委员会。我讨厌这些委员会。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空谈而已。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委员会，现在你要增加另一个委员会。那么，我的建议是在中央委员会设立一个经济部，你去考虑一下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我们需要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投入全力去领导这个部门。”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的提议能够获得如此美妙的结果。

当我与安德罗波夫讨论这个部门的领导人选时，我坚持要挑选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者。所选择的人选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我认为由于雷日科夫对于技术思维的偏好，他有能力看得更远，并且能够接受新思想。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上，雷日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雷日科夫与安德罗波夫相处得十分融洽。雷日科夫崇拜安德罗波夫，富有激情地与他交谈。雷日科夫来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进行了持续的合作。安德罗波夫密切关注我们之间的合作，因为他要确保他的团队成员具有相似的思想，而且还要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决定推动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变化。一般而论，这些部门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捍卫勃列日涅夫：他的人格、他的领导作风和政策。1976年起，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基米亚宁，他升任这个职务得到了契尔年科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起初，我期望安德罗波夫能对意识形态政策做大幅度的改变。他此前已经多次表示是认真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了，还提及了他提交给勃列日涅夫的有关备忘录。

之后，安德罗波夫将这份备忘录发给我看。说实话，备忘录令我感到失望，完全缺乏新意。备忘录指出要改变宣传的整体风格，废除过时的教条。但备忘录没有提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思考新的现实。而且，由于这份备忘录来自克格勃系统，所以反映出那个系统的特色，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在意识形态方面要采取“更加进攻性的立场”。

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意识形态方面的真正变化甚小这件事并不感到惊讶的原因。基米亚宁保住了他的职位，宣传部长加热利尼科夫于1982年12月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图卡林所取代。当然，斯图卡林是个更加谨慎的人，但他过于小心，不敢有任何独立思考。换言之，安德罗波夫试图在不改变意识形态体系及其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其组织架构。

S.P.特拉裴兹尼科夫负责领导另一个关键部门（同样由基米亚宁主管）——科学与教育部，他于1983年夏被撤换。1965年，完全是由于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支持，特拉裴兹尼科夫被任命为科学与教育部长，他曾在摩尔多瓦与勃列日涅夫共事。而他能在这个职位上待那么长时间也是因为得到了总书记和契尔年科的支持。在他任职期间，他将中央委员会与苏联科学院之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在科学界和知识分子中名声很坏。

苏联科学院院士会议两次阻止了特拉裴兹尼科夫试图成为通讯院士的尝试。只是在第三次获得提名后，因为来自中央委员会的压力，他才如愿以偿。但在下一次的苏联科学院选举中，他成为正式院士的提名遭到了压倒多数票的否决。这些挫折清楚地表明了特拉裴兹尼科夫顽固的教条主义和思想上的苛严所造成的后果，他的那些思想和做法具有斯大林主义的色彩。读了特拉裴兹尼科夫的《历史巨变关头》，我绝对有把握说：唯有那些绝不主张任何变革或改革的人才会将他这样的一个人放在负责科学工作的最高行政官员的位置上。

对于经济部门掌门人的人选，我提议由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来担任。我与梅德韦杰夫自70年代就认识了。作为一位具有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的专家，他在经济学界同仁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安德罗波夫让我去找梅德韦杰夫谈这项工作任命。梅德韦杰夫当时任苏联社会科学院院长，对中央委员会提供的这个职位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在管理工作上，对党内仕途丝毫没有野心。我要唤起他强烈的责任感，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位意识到需要进行全面变革的科学部门的领导者。说服工作收到了效果，梅德韦杰夫表示他同意在党的新领导班子之下担任这个重要职务。

这次谈话之后，梅德韦杰夫去见了安德罗波夫，给后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安德罗波夫确认了对梅德韦杰夫的任命，在谈到特拉裴兹尼科夫的那次丢面子的选举时，他开玩笑说：

“我非常强烈地要求你不要立刻推动科学院的院士人选问题。”

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玩笑。党的官员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官员对于最高学位的追崇已经成为一种大规模流行病。有不少党的工作人员通过诚实的能力获得学位，但还有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政府官位得到学位。一些官员将学位视为他们职业生涯出现变数的安全阀，这样他们就能从容地退居研究所和大学的管理岗位。

还需要更换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门的负责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和使党的组织政策陷入停顿的主要工具。我记得他时常会到我的办公室来，无助地抱怨道：

“我为那五个必须要被更换的人的报告已经忙了很长时间了，但我不知道勃列日涅夫是否会批准。”

很少有人像他这么优柔寡断。卡皮托诺夫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时，紧张地捕捉任何气氛上的微小变化，辨明方向所在，并尽可能地取悦所有的高层领导人。

当考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人选时，我说我们所需要的是像伊戈尔·利加乔夫这样的人。我喜欢他的充沛精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我在中央委员会工作时，与利加乔夫之间有常态化的工作关系。当时他担任托木斯克地区党委书记，我发现他真心为他领导的地区多做实事，尤其是在食品供应方面。利加乔夫在地区党委书记中高出一筹的地方，不仅仅是他果断地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体现在他深厚的知识和文化底蕴上。

葛罗米柯与我的看法一致，他说曾与利加乔夫一同出国访问，对后者强大的思维能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感印象深刻。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像利加乔夫’的人，”安德罗波夫笑道，“如果就有利加乔夫本人在此。”

他告诉了利加乔夫关于他的工作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利加乔夫立即表示服从安排。因此，几天之内，事情就这么定了。1983年夏，他被任命为部长，12月26日，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是要更换苏共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帕夫洛夫，他自1965年起就担任这个职务。凡是对苏共权力组织体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总务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他能够对党的所有物质资产进行集中控制。安德罗波夫所做的调查发现了多项滥用权力和管理不善的案例，包括诸如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大街的十月酒店和克里米亚南方疗养院这样的大型建筑工程。调查还发现了《真理报》印刷厂的严重渎职事件，该单位归总务部管理。

要在帕夫洛夫继任者的人选上取得一致意见并不容易。契尔年科需要安排他所信任的人选，我则坚持要任命我已认识多年的克鲁奇纳。克鲁奇纳十分诚实、能干、具有远见，而且十分谨慎和高度负责。他十分可靠，是我信任的对象。

部长级的人事变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已经提到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坚持要撤掉三名部长。在勃列日涅夫实施了二十年的“干部稳定”政策之后，即使要罢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废物也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最碰不得的部长就是建设部长伊格纳季·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如果有人谈论建筑业存在的问题时，他就会以明白无误和不容置疑的口气正告这些批评者：

“顺便说一句，你是否知道勃列日涅夫读书的时候与我是同桌？”

位于伏尔加顿斯克的原子能设备制造厂的建筑突然倒塌，表明其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存在着巨大过失。此事令诺维科夫受到调查。政治局对此事的讨论如常进行：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事故，然后就调查结果做出决定。

安德罗波夫打断了讨论，说这一切都是他不能忍受的废话，都是些惯常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提议立即撤掉诺维科夫。但是，后来的调子调低了很多：诺维科夫本人提交辞呈，然后宣布退休。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安德罗波夫的勃然一怒，而人们平时的印象则是他的老练。

1982年12月更换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决定造成了范围更广的反弹，甚至说是更强烈的震动。安德罗波夫此前多次谈到警察队伍的腐败、与黑社会组织日益增多的联系和内务部当时的状态已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犯罪。不过，那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没有挑战晓洛科夫的权力，后者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保护。

安德罗波夫同样不满意克格勃的新老板费多尔丘克的工作。当勃列日涅夫还掌权的时候，我问安德罗波夫对他的继任者的看法，他勉为其难地答道：

“你知道，只有他给我打电话我才搭理他。而他很少打电话。他们说他在质疑我对克格勃组织的重组。所以，他正在显示出他的独立性，虽然我听说他与乌克兰领导层抱成一团。但我不会插手克格勃的事务，这是总书记的范围。”

这事不难理解，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直接对总书记负责。而且，费多尔丘克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个人选择。现在，安德罗波夫以一石二鸟的方式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撤掉晓洛科夫，任命费多尔丘克担任新的内务部长，以避免与乌克兰和谢尔比茨基发生冲突。克格勃主席一职交给安德罗波夫此前的第一副手维克托·切勃利科夫，他在一年之后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变化横扫了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22日的中央全会也结束了另外一段漫长的历史：让中央委员会书记基里连科退出政治局。基里连科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患上了失智症，已经到了失去正常能力的程度。在1981年3月的苏共二十六大上，他负责宣读中央委员会新任委员候选人的名单，尽管专门为他准备了最大字号的文本，但他还是念错了许多候选人的姓。这在听众中引发了困惑和窃笑。这件事刻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比任何政治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要深刻得多。

然而，尽管出了这样的差池，勃列日涅夫仍然出于他们的悠久情谊而将基里连科纳入新一届政治局之内。但是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显然已经无法进行完整的对话或认出自己的同事。最终，勃列日涅夫要安德罗波夫找基里连科谈话，劝他提交辞呈。

安德罗波夫后来向我叙述了他与基里连科的这次敏感谈话的内容。他来到基里连科的办公室，策略而坚定地直奔主题：

“安德烈，你是明白的，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我代表所有尊重你的同志对你讲话。我们达成的共同结论是你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影响到你的工作。你患上了重病，需要适当的治疗。必须对此采取一些行动。”

基里连科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顿时泪如雨下。很难继续跟他谈下去，但安德罗波夫没有停下来：

“请你理解，安德烈，我们只需要做出原则上的决定。你将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短假，你需要多长时间都可以。你将保留你的一切：你的轿车、别墅、医疗待遇，所有的一切。现在我们像朋友那样交谈，但仍然需要你自己做出决定。你记得柯西金吗，他的身体状况要好得多，但他自己写了……”

“好的，尤里，”基里连科最终说道，“假如我不得不……帮我写辞职信，否则我会弄得乱七八糟的。”

安德罗波夫迅速写了一个简稿，基里连科十分吃力地亲自抄了一遍。他的任务完成了。辞职程序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11月中央全会上最终画上了句号。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当选政治局委员。后来我问安德罗波夫选择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原因，他不情愿地、含糊地说这原本是勃列日涅夫的决定，他不愿意对此提出挑战。

毫无疑问，阿利耶夫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他聪明、意志坚定，总是事先考虑好要采取的行动。起初，看到他在阿塞拜疆开展的反腐败运动，我完全相信他能够大力打击腐败和地下经济。他采取许多有力措施推动阿塞拜疆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实施了一大批项目，的确值得肯定。

但是，在更清楚地掌握了阿塞拜疆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正在发生变革的背后动机存有争议。有些人会说评价政治成就时应当忽视内在动机，因为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的全部人生经历中，我看到好的结果被自私的动机侵蚀殆尽。加盟共和国政府原先的官僚集团已经罹患癌症一般，被阿利耶夫以腐败和低效之名而清除掉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之为“纳希切万集团”的新集团。与以往的情况如出一辙，政府关键职位被他的亲戚所把持。通过建立这样的以裙带关系为基础的严密支持网络，阿利耶夫不是在领导或管理共和国，而是在君临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公共讨论、游行、记者会、与公民的会面和其他民主的展示仅仅是表面文章，对他的政府的本质和原则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这样的人物被请来加入政治局。当然，这与对勃列日涅夫所做的承诺没有任何关系。阿利耶夫长期在克格勃工作，将安德罗波夫视为不可挑战的权威，而不仅仅是原先的上级。将阿利耶夫招入政治局是为了加强安德罗波夫个人的地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出于类似的原因，安德罗波夫提拔了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尽管他了解后者的狭隘心胸和权威主义的手段，这可以从罗曼诺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得到展示：他很难提出有见地的看法和建议。然而在1983年6月，安德罗波夫将罗曼诺夫从列宁格勒调到了莫斯科，建议中央全会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

到那时为止，国防部门（包括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最高权力一直集中在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的手中。安德罗波夫感到军事权力如此集中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应当为了国家和乌斯季诺夫本人的利益而削弱其权力。但这也需要按照乌斯季诺夫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

“我不希望惊扰德米特里，”安德罗波夫对我说，“因为他不仅是我的盟友，也是我的同志。”

苏联领导层正在考虑负责国防工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人选，这个人选将来自党内高级官员。安德罗波夫希望乌斯季诺夫不会反对罗曼诺夫成为这个人选，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示反对。

政治局还发生了其他变化。1983年，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被从克拉斯诺达尔召到了莫斯科，取代索洛缅采夫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6月，中央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2月他成为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则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也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

最高层的人事变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感到乐观，认为这些新的人事任命呈现出未来改革的迹象。另一些人则感到沮丧和困扰，主要是对自己的事业前景感到不安。

契尔年科就感到不安，并对此毫不掩饰。在形式上，他是“第二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做出许多重大决定。感到不安的还有吉洪诺夫、谢尔比茨基和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

多尔吉赫是我国最为出色的“工业主管”，严肃、苦干和知识丰富的专家，十分忠于职守。他在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后，于1972年分管重工业，一贯强调重工业是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他表示其他工业部门也在做出贡献，但如果没有重工业，一切都会崩溃。

多尔吉赫与负责其他经济部门的书记据理力争，强烈维护自己的立场，赢得了对他坚定不移风格的尊重。但是，他时常做得有些过头，似乎心中深藏着一种野心。只要可能获得政治上的认可和晋升，他就会千方百计地承担任何任务。他于1982年5月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之后，总是自豪地展示他的身份，甚至在非正式的谈话中也不会忘记提及他的级别。

人们开始谈论要在中央委员会设立经济部，多尔吉赫毫不怀疑自己有机会成为这个部的负责人。除自己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人呢？他变得十分活跃，在每次全会上都要发表冗长的讲话或详尽的报告。突然之间，这个令他垂涎的官位给了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将此视为对自己声望的打击，特别是他曾与雷日科夫在一起共事。

安德罗波夫与谢尔比茨基的关系很僵。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特别是在乌克兰党组织内的名望很高。毫无疑问，他为人正直，是一个很有效率的技术干部。谢尔比茨基在乌克兰的政策中推行他的个人路线，把重点放在工业部门，特别是煤矿业和钢铁业之上，同时不忘发展农业。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负责任的态度灌输到地方政府系统之中。

谢尔比茨基无法容忍民族主义的存在。与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样，他抱怨缺乏由中央政府授予的权力，因此“甚至于给日夫科夫（保加利亚领导人）发一份电报也需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他通过谴责他的前任谢列斯特的“民族主义摇摆和调情”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谢尔比茨基本人一直坚持这样做。他的国际主义假如不是那么极端的话，本来是值得欢迎的。比如，他与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贡恰尔就他的争议小说《大教堂》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场争论触及了当地人的敏感神经，损害了与部分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工作人员的人事变动方面，谢尔比茨基也是难以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政治人物，将他的部下都治得服服帖帖的。甚至在体型上，他看上去都是十分壮硕，坚如磐石一般，增加了几分威严，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不幸的是，勃列日涅夫将谢尔比茨基视为他的接班人的言论令后者信以为真。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谢尔比茨基变得十分活跃，竭力跟踪克里姆林宫的事态发展，定期致电和会见原乌克兰克格勃主席费多尔丘克。

安德罗波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未受干扰，但人们总是能够感觉到对抗和相互反击的暗流。双方都不愿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第一步。否则的话，人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实：只要是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谢尔比茨基就从不会走进总书记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两人之间还很少通电话。

至于吉洪诺夫，他牢记在心的是他在使安德罗波夫成为最高领导人方面的功劳要超过所有其他人，因此觉得完全应当获得安德罗波夫全部的、毫无保留的支持。结果，他的行为如果不是粗鲁无礼的话，那么也算是咄咄逼人的。

“你看，”吉洪诺夫会这样对安德罗波夫说，“你了解行政体系、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的一切。那么经济方面就由我来管了。”

安德罗波夫要求雷日科夫、多尔吉赫和我开列出有关经济管理、计划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亟待处理的问题清单。此时，吉洪诺夫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们“三人”直接联系各位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委的专家们。这种做法立即制造了紧张状态。为了缓和紧张状态，安德罗波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信任和支持吉洪诺夫。不久之后，他对我说：

“米哈伊尔，请小心不要弄砸了与吉洪诺夫的关系。你知道这个关系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是多么重要。”

我意识到安德罗波夫担心吉洪诺夫会加入到契尔年科的队伍中去。

安德罗波夫需要控制形势，当时的关键就是确保力量平衡。通过提拔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勃利科夫和利加乔夫，安德罗波夫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在与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谢尔比茨基的关系中，他尽力避免带来任何不利或令人不快的影响，以确保领导团队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与他的政治日程，并对此做出贡献。

“你到了我的年纪就会明白的”

我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之初的几个月与他一起工作的经历，进一步拉近了我们的关系，我感觉到了他的信任。

安德罗波夫上任之后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十分紧急。不久前，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政治局为应对预算方面的困难提高了面包和棉织品的价格。附有信函的密封文件已经送达各个地区，现在均放在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保险箱里，预定于1982年12月1日之前的一天启封。

安德罗波夫要求我和雷日科夫审读这个决定，报告我们的结论。为了深入地了解情况，我们请求安德罗波夫让我们看一下预算报告。但他笑着说：

“你们开玩笑吗！我绝不会让你们看预算报告。”

人们一定听说过苏联的预算总是小心收藏起来，而我只是在担任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之后才对此有所理解。但我知道主要的“秘密”：我国的预算存有巨大赤字。因此必须经常从个人存款中借债和增加国内债务来弥补。官方的预算报告总是吹嘘拥有预算盈余和支出平衡。

雷日科夫和我的结论是：若将提高面包和棉织品价格作为单一措施，那就不会起作用。安德罗波夫起先听不进这个结论。很显然，他认为这个措施将显示领导层的决心和勇气，而且“人民将会理解和支持”。

我们仍然坚持相反的观点：提价不能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在听取了所有的利弊之后，政治局同意取消先前的有关决议。

我们需要处理的下一个问题是粮食进口问题。与往常一样，我们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反对。可以理解的是，苏联的现金不足，但可以看到的更好选择根本不存在。总书记必须拿定主意，最终，安德罗波夫在听取了双方的主张之后，提出从国外购粮的建议。

面对诸如此类的严峻经济困难，安德罗波夫有时的反应显得情绪化：

“哦，你的那份《食品纲要》！”他会这样说。

“这是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纲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不是我们共同战斗使之获得通过的吗？”我答道，我对这份纲领的关切一点也不比他少，“纲领规定的措施只是还没有能够发挥作用，现在还为时过早！”

“我能够理解，”他表示同意，“但是将工厂现代化、增加肥料供应和提供机器需要很长时间……”

“您以为我不想尽快看到结果吗？”我说。由于不能很快见效，安德罗波夫便采取了一些步骤，我对此存有疑问。我指的是全国范围内加强纪律和秩序的运动，警察突袭地铁、商店、理发店和桑拿浴室，扣押那些工作时间不上班的人。这场运动的特点是安德罗波夫主要依靠克格勃和警察，而不是其他群众组织。他相信这是更有效率的捷径。

在我与安德罗波夫的对话中，我有时表示我不知道这些措施的意义。

“你到了我这样的年纪，就会明白的。”他会这样答道。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事情已经从记忆中消失或只留下模糊的印象，但仍有不少人能记得这场“为纪律的斗争”。

纪念列宁的讲话

1983年3月，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我说，他将在政治局建议由我在纪念列宁113周年诞辰纪念日发表正式讲话。

我多次查阅列宁的著作，认为起草讲话稿并不困难。我开始考虑要说些什么，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被别人说过和写过很多次了。我不想重复别人的陈词滥调。我和助手们一起完成了第一稿，但读起来同样是空话连篇，大家听了都感到倒胃口。我第一次建立我的讲话概念的尝试显然已经失败了。

然后，我再次阅读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写的那些文字，我跳跃着阅读。我读着读着就被革命后的事件吸引住了，开始想象如果要解决列宁面临的问题，那么我将会做些什么。

是的，也许我过于投入了，但读书的确有用。我反复思考列宁的晚期著作，特别是他评估苏维埃国家历史全部历程的文章和讲话，列宁公开承认布尔什维克犯了错误……他认为重要的是公开承认政策的缺陷，因为过去的错误能够通过新的政策来弥补。如果不从旧政策中汲取教训就不能提出新政策。

我们都感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在直觉上，我们拥有这种感觉已经很长时间了）。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让我看到他对许多年来为之奋斗却未能实现的目标感到痛苦。我尽力理解他的困扰是什么，他最后的著述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著述对公众保密的原因是什么？很显然，有令人担心的事情，一个危险的实情……

在1985年和之后的几年里，我回顾了在重新发现列宁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但我的1983年讲话恪守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传统，并没有提到要修正“旧政策”的事。然而，根据苏联和国际媒体的反应，其中的一些观点引发了活跃的讨论。

那些能够在当年读懂政治话语字里行间含义的人们，应当会注意到我说的需要建立社会生产架构，以支撑重工业的进步和创建最先进的消费工业。我所说的有关改变经济结构的看法，是指造成经济畸形的膨胀的军工联合体。

这个讲话还开启了个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讨论：当代工业的特性对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包括其技能和纪律，以及我们所说的经济方面的人力因素。这些内容在学术文章中十分平常，但在政治讲话中却完全不同。用吨位和公里而不是用人的因素来作为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旧的固有习惯做法，这种做法在当时仍然十分流行。

听众期望从我引述列宁的讲话之中寻找隐藏着的事实和风向，我引述了列宁对匆忙做出经济和社会决定的警告、关于财政自给自足的原则以及物质与精神刺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基于更广泛地理解经济规律和运用市场概念的经济政策，甚至还包括将民主集中制解释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和独立精神的概念。

当然，只有那些了解我国现状的含义的人才会这样看待我的讲话。大多数人只是注意到了我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的事实，他们会想到一年之前发生的类似情形：安德罗波夫就被挑选发表主旨讲话，而他成为了党和政府的二号人物。而现在，他意味深长地要我发表这个主旨讲话，从多方面对我表示支持。这一次，他仿效勃列日涅夫的做法给我提供了向全党发表讲话的机会。一方面，这是一种表示支持的姿态；另一方面，他鼓励我发表对于局势的想法和理解。

出访加拿大

1983年5月中旬，我受加拿大政府邀请，计划出访这个国家。这个邀请是由加拿大农业部长尤金·惠兰于1981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转达的。出访的时间定为十天。但是，当出访的日子临近时，安德罗波夫突然表示反对：

“去加拿大？现在没有时间出国访问。你可以很方便地略去加拿大行程，我能肯定。”

“但我不能。”我坚持道，“首先，这是政府的正式邀请。其次，我必须会见加拿大农业部长。在粮食种植面积和气候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国家与我国如此相像。最后，我需要从乱局中解脱至少十天时间。我在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天太长了，”安德罗波夫说，“最多七天。”

5月16日，我抵达加拿大。我国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已经十分出色地安排好了行程。加拿大方面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当时我们两国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我还注意到，加拿大方面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带有一定的好奇心。

这次访问的收获很大。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与往常一样，他身穿藏青色西服，纽孔上带有象征自由党的玫瑰花标志。开始，他显得有些矜持，但很快我们就投入到交谈之中，以至于我们的讨论超过了预定的时间。

自那时起，我与特鲁多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加拿大报刊声称在西方“发现了戈尔巴乔夫”。

不过，我对加拿大七天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四处走访，看看该国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首先，我们乘车去渥太华附近参观国家畜牧研究中心、温室、农场、农产品加工厂和温莎附近的重型卡车生产厂。从那里，我们去了多伦多，然后再去阿尔伯塔省——加拿大最大的农业地区。我们参观了卡尔加里附近的一些大牧场，牧民们全年在室外牧场放牧牛群。

在观看当地牧民劳动时，我努力要搞清楚他们取得如此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参观的是一座2000公顷大的阿尔伯塔牧场，每头奶牛的牛奶年产量是4700公斤。牧场的一个大棚子里有装备齐全的专门机械和维护设备。还有铝制粮食储藏罐、两座房子和几辆汽车。这是一位成功的牧场主，我与他进行了交谈：

“你有几个工人？”我问。

“两三个固定工，收获季节再雇用更多的人手。”

在参观了整个牧场之后，我提出了我的主要问题：

“看，几个月前，上一个年份就结束了。你一定知道过去这一年的成本和收入。底线在哪里？”

这位牧场主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农业部长，好像是在问他是否应该对我说。惠兰大笑起来：

“跟他说实话。”

“说实在的，”牧场主说，“要是没有补贴和贷款我就不能生存下去。”

我向他提出的度假问题让他感到困惑。什么假期？我们有农牧场节日，有骑马和骑公牛的竞赛。我们只是全家出去一两天，这就是我们的度假。我们不在时没有人替我们打理牧场。这是一种“自我约束”。我当时就在想我国有多少集体农庄的农民和机师愿意像他们一样受到这种约束。

在保持大型集体农庄的福利的情况下，很难吸引农民回到单干农业中去。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问惠兰，“为什么如此高的粮食和奶产品产量还需要补贴？”

“米哈伊尔，”部长说道，“今天的农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不能在任何国家存在下去。我们的农业贷款有好几百亿，美国有好几千亿。这就是原因。顺便说一句，我们通过出口粮食来弥补成本。”

因此，土地所有制的推动还需要国家的支持！

第三天，我们的日程中有一个令人愉快的安排。农业部长惠兰邀请我们代表团到他家作客，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们。在场的大约有40人。晚饭后，讨论继续进行，话题包括出名的盘子大小的牛排，当然还有威士忌。这是一次有趣而有成效的讨论，一次十分亲切的聚会。但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当我们还在睡觉时，加拿大广播电台播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说我在部长家里参加过招待会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

这则消息显然是要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加拿大盛情好客的牺牲品。惠兰和雅科夫列夫一道在上午八点钟公开否认了这则错误报道。但是，这则消息还是传遍了加拿大。在下一个记者会上，有人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告诉他们有关我们之间的开放和有趣的讨论、美味佳肴和诚挚的干杯，我们那晚睡得很好。

在回答有关这个事件的问题时，我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著名词句：有关我去世的谣言被极端地夸大了。加拿大人对我轻描淡写应对这个令人尴尬的事件表示感激。

但还有更难的问题我必须回答。加拿大电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家美国电台）要求做一个简短的采访。惠兰与我一同前往，我说：

“你可以问你的问题，但时间很短。”

“好的，那么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的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消息：现任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正在推荐一位接班人。这次派你到加拿大的原因是要让你看看世界，看看其他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你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的回答十分简洁：

“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记者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和明确。贵国的农业部长访问了苏联，去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很多东西，并与我们的人民交谈。作为答谢，加拿大政府邀请我访问贵国，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知道这个具有挑衅性的采访会报告给安德罗波夫。所以，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认为最好由我自己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此事。他微笑着做了一个不去管它的肢体语言。我明白他已经知道事情的所有经过。

在与加拿大议会议员会见的过程中，我与议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其中一位议员原为检察官，肆意谴责苏联大使馆的活动。他称苏联大使馆为间谍的巢穴。他还呼吁其他议员不要相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说辞。

我站起来回答道：

“我对这个抨击感到震惊。我国大使馆在加拿大的工作取得了成功，有助于扩大我们两国的合作。至少，这是特鲁多总理的看法。因此，恕我直言，那样的说法是一种间谍狂躁症的症状。”

接着，我说道：

“在我国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抨击。大家知道中亚共和国有种说法：‘犬吠、风吹，队伍前行。’这就是我给检察官先生的回答。”

在加拿大议会的这次讨论或交火（我甚至愿意这样称呼它）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当时正值冷战冲突达到极为紧张和激烈的时刻。

回到国内，我应邀到社会科学院做一个讲座，听众是各地区农工部门的代表。由于我没有时间准备一个关于农工问题的完整讲座，所以我着重列出了几个主要问题。我还被要求讲一下对加拿大的访问。这次访问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我与听众分享了我的几点结论。我讲到了在提高产量和高效管理资源方面经济刺激措施减弱的情况，讲到了缺乏高效的经济机制，讲到了由于各自为政和相互冲突的政府机构造成经济管理协调性差。我尤其强调了农业与工业之间交换的不平等现象。我的结论是：“没有可持续的、技术先进的农业部门，就没有国民经济的稳定。”

我对加拿大讲得很少，因为我不愿让听众感到不安。我们两国之间在历史、经济条件、农业技术和农业效益方面的差距十分巨大。

家庭

工作不仅让我分身乏术，而且也影响到了我的家人。赖莎和孩子们并不是仅仅旁观我的追求和努力。他们看到了我所克服的挑战，并给了我全力的支持，帮助维持“我们城堡”内的和平、和谐和理解。

当然，我的家庭并不完全围绕我的政治生涯运转。我们的家庭还要忙其他的事情，经历人生种种的甜酸苦辣。

我们最快乐的时刻是我们的大外孙女克谢尼娅于1980年出生。与赖莎和伊琳娜一样，克谢尼娅也是在1月21日出生的。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在孙辈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生命的重生。”

赖莎收到邀请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村庄做新的社会调查，她曾在那里为她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这些邀请函语气恳切，提出的建议也很吸引人，但我们在莫斯科的忙碌生活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做社会调查的空间。

我们很难从莫斯科分身，我们一直请我的母亲和赖莎的父母来莫斯科与我们同住。起初，他们来得十分频繁，也很高兴，但他们的年龄逐渐影响到了他们的行动能力。由于疾病和衰弱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每次来莫斯科也变得愈加困难。我们竭尽全力帮助父母，提供接待、医疗、钞票、衣服和食品，为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一切。这就是我们家的“前线”，范围从我们的外孙女到我们的父母。而最重要的是要照顾赖莎的弟弟热尼亚，他的身体状况由于酗酒而每况愈下。

如上文所述，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医学院毕业。

阿纳托利被分配到V.萨韦利耶夫院士领导下的莫斯科市立医院外科工作。他在进医院的初期经历了许多艰难的考验，但他逐渐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和知识，开始承接研究项目。最终，他在职获得了博士学位。

1981年，在索斯诺夫卡，曾孙女登场。克谢尼娅与她的外婆和曾外祖父母。

简言之，我们的家庭越来越融入到苏联大都市的生活之中。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莫斯科人。

安德罗波夫的离去

1983年夏，我们对于变革的最佳期望正在化为泡影。安德罗波夫突然身患重病，他的肾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但随着他的健康程度急剧变坏，从外表上已经能够看得出来病情了。他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嗓音也沙哑起来。就在不久之前，当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安德罗波夫就会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来到来访者面前握手欢迎。而现在，他只能坐在他的座位上伸出他的手，走路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他必须定期接受透析治疗以净化血液，每星期一次，然后每星期两次，再后来次数更多。他的病情已经掩盖不住了，因为在接受治疗期间，他的胳膊上需要留一些管子，而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固定在腕部以上的管子。

一个恶毒的谣言在党的机构中到处流传：“他已经没治了。”对于那些高级干部来说，安德罗波夫患病如同天赐良机，他们纷纷从各处探出头来。开始他们只是在角落里偷偷地低声议论，很快他们就不再掩饰他们那幸灾乐祸的预言。他们在争取时间，这在1983年6月中央全会的筹备期间变得十分明显。

关于召开一次有关意识形态政策的中央全会的建议是由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他对苏联社会中政治、思想和道德的沦丧感到担心，希望举行这样的高层讨论能够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根据克里姆林宫的等级制度，契尔年科负责主管意识形态，因此也负责起草主旨讲话。由于总书记的病情不再是秘密，以基米亚宁为首的“意识形态集团”在契尔年科的支持下信心大增。他们更加巩固和坚强，将这个讲话视为正式重申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言书。

政治局没有插手讲话的起草工作。当讲话稿传阅时，我看过之后立即去见安德罗波夫：

“这是不可接受的！在上一次讨论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二十五年之后，竟然要发表这样的讲话吗？”

最糟糕的是，讲话稿故意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或文字。这样，他的名字和政策就与勃列日涅夫的陈腐统治和基米亚宁集团打上的类似印记联系到一起了。我将这个讲话稿视为一次明白无误的挑战。

我建议如果安德罗波夫不反对的话，我应当去找契尔年科谈话，但无论这次谈话的结果如何，安德罗波夫都应在全会上发表讲话。我与契尔年科见面时，十分策略地说出小心翼翼的暗示：

“这份讲话稿确实汇集了丰富的资料，但当你阅读文本的时候会发现与我们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最重要的是，讲话稿未能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做彻底和坚定的讨论。也许这份讲话稿删掉三分之一并集中讨论关键问题的话，就会更加有力。”

唉！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像外交辞令的表达了。我希望契尔年科至少会让我参加对讲话稿的定稿工作。但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感谢你读了这份稿子，”他说道，目光十分冷淡，“我已经考虑过许多的版本，但我决定用这个版本。我会考虑你的意见。”

就这样结束了，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的建议被忽略，后来还听说了这样的评论：我的拜访被视为傲慢之举，目的是要教训和点拨一番。我再次请求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以挽救这次全会。

契尔年科宣读讲话稿时，我观察了安德罗波夫的反应。当读到基米亚宁撰写的废话连篇的部分时，安德罗波夫的表情暗淡下来。这时他给我打手势要我过去，对我说：

“中间休息后，你坐到我这把椅子上来主持会议。”

只有那些在当时深知担任会议主席含义的人，才能知道这对契尔年科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中间休息之后，他坐到最边上的座位上去，不再听会议的讨论。直到他被要求主持第二天的会议时，他才从丢面子的感觉中恢复过来。

安德罗波夫和我讨论了全会的结果，我们都认为其过程完全是按照契尔年科团队的安排进行的。换言之，全会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

这次中央全会是政治上的里程碑，在此之后我们开始再次失去强劲的势头。

9月，安德罗波夫去克里米亚度假。我与他保持固定的电话联系，感到他的身体好像正在恢复之中。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得知他移到山上的另一座别墅去了，那个地方叫杜勃拉瓦。

我对此丝毫不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一起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就知道他很喜欢高山而不是大海。此外，医生不许他沐浴和游泳，安德罗波夫下水时会感到过度紧张。

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亲自给我打电话：

“你打电话了吗？”

“是的，我想向您简单汇报一下情况。”

“我搬到了杜勃拉瓦，要住那么几天。这个地方真不错，天气也棒极了。”

我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的精神状况很好，在很长时间里已经不是这样了。显然，山间的空气和大自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很难想象他再也不能像这样轻松快乐了。

两三天之后，我得知安德罗波夫病情加重。我不清楚治疗情况的细节，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他是如何患上感冒的。安德罗波夫被紧急送到他在克里米亚的别墅，然后又用飞机送到莫斯科，接着直接送到总医院（为苏联精英服务的主要医院）。这样，一段最为痛苦的阶段开始了，度过每一天都十分艰难……

首先，安德罗波夫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看到他的情形不禁让人感到心中不忍。我们有规律地通电话。如得到医生的允许，我会去医院探视他。几乎所有党的领导层成员都到他的床边探视，每个人来的次数多少不等。一些人是来支持他，另一些人是来看看他存活的机会。10月和11月就这么过去了。当他意识到克里姆林宫情况的变化和正在上演的密谋活动时，安德罗波夫的病痛加剧了。

考虑到总书记的病情，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安德罗波夫只是派我主持了为数不多的几次书记处会议。我想吉洪诺夫曾试图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没有成功。他的尝试主要是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干预而受到了约束。总书记虽然身患重病，但他的头脑十分清楚。

不久之前在克里米亚，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告诉我必须在预定于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发言讨论之后做总结发言。

“我真的需要这么做吗？”我问道，因为我意识到政治局同事们对此十分敏感。

“你必须这么做，”安德罗波夫坚持道，“去撰写为总结全会讨论而专门预备的讲话稿。我回去后我们把它过一下。”

我开始筹划我的讲话，分析过去九个月的政治和现实成果。就在那个时候，吉洪诺夫度假归来。当他听说我将在全会上讲话时，他立即给安德罗波夫打电话，说既然戈尔巴乔夫将发表讲话，他也要发言。

“我怎么去对他说？”安德罗波夫在电话里说道，“我说如果你愿意发表讲话，我们表示欢迎。准备好去讲吧。”

围绕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的勾心斗角，为初见端倪的权力斗争染上了丑恶的色彩。政治局的谈话和闲言碎语留下了不佳的余韵，感觉好像将人活埋似的。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安德罗波夫的愤怒爆发。

12月的一天，我刚进办公室，雷日科夫就闯了进来：

“安德罗波夫刚给我打来电话，他发火了。他说：‘这么说你们已经在政治局决定要更换总书记了？’我说：‘根本没有，我们没有讨论这样的问题。’但他不能平静下来。”

我立即给医院打电话，获准第二天探视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房间，安德罗波夫坐在安乐椅上，吃力地对我微笑。我们相互致意并像朋友那样拥抱。自从上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以来，他的变化令人惊讶：面如土灰、目光黯淡。他几乎没有抬起他的眼皮，而且坐在安乐椅上也似乎很费劲。我不得不尽力不去避免与他的目光对视，至少要在一定程度上掩饰我的震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安德罗波夫。

他的助手，主要是拉普捷夫和沃尔斯基，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也许他们建议起草了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传阅。

安德罗波夫亲自修改了讲话稿，亲手写道：“考虑到我的重病和国家的利益以及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延续的需要，我提议由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主持书记处工作。”

中央全会召开前，安德罗波夫的讲话稿发给各位中央委员。但总书记亲自加上的书写内容不见了（！）。

全会听取了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巴依巴科夫和财政部长瓦西里·加尔布佐夫所做的报告，批准了年度计划和预算，选举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勃利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吉洪诺夫和我在讨论环节发表讲话。

那些从总书记亲手交办的讲话稿中删除和增添建议的人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就要挑选党的新领导人了。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使我感到十分难受。苏联领导层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我的关系是如此亲近。我始终感受到安德罗波夫朋友般的支持和信任。在他与我的关系之中，他从未摆出那种对人施恩的傲慢架势，而久经历练的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决定人们的命运。我不能说他完全对我公开和分享他的想法，但他从未回避我提出的问题。

即使是在政治局内，对总书记去世的反应差别也很大。一些人面带悲痛之色，另一些人则难掩欣慰表情。一些中央委员会书记显得兴高采烈，不在乎别人看到。

毫无疑问，尤里·安德罗波夫具有杰出的、英雄般的、孕育于大自然的个性，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定不移地与我们称之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有一切进行斗争，包括偏袒、密室阴谋、内斗、腐败、马虎松懈和严重的官僚作风。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公众的期望。

实际情况是，我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厌恶官僚主义和抗拒一切权威的氛围，勃列日涅夫晚年的统治更是强化了这种氛围。这就是安德罗波夫极为强硬的举措能够带来希望的原因。

安德罗波夫的举措被视为更广阔和更深刻改革的开端。国内对改革的热切期望被称为“安德罗波夫现象”。根据我的理解，这是指全国范围的期望和希望，由新领导人的上任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有消极方面的否定而激发出来。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安德罗波夫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那么他是否会走得更远，是否会对国家进行激进的变革？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他会，但不大可能实行激进的改革。

我时常在想，安德罗波夫对斯大林暴力的了解超过任何其他人，那么为什么他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呢？他看到勃列日涅夫试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及其社会秩序的模式，但他甚至没有尝试干预一下。而且，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在压制不同意识形态的时期，甚至谈论自由和人权都被冠上刑事犯罪的罪名。

也许，安德罗波夫长期在克格勃任职的经历，以及这个被严重洗脑的系统，给他的性格和价值观打上了不可消除的印记，造成了他的生性多疑，他在一定意义上注定要为这个制度服务。

不。安德罗波夫不会越过界限去进行赫鲁晓夫式的激进变革，后者未能对制度进行改革。也许，命运决定了他要在遇到那些问题之前离开人世，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他本人理想的破灭，也将造成人们对他的期望破灭。

安德罗波夫的当政时间不长，但给人带来了希望。我常常会想起北高加索山峦下基斯洛沃茨克温泉镇的那个南方夜晚：天空群星璀璨，眼前篝火正旺，安德罗波夫盯着火焰陷入了梦幻般的沉思之中。他身边的磁带录音机播放着苏联歌唱家尤里·维兹博尔的歌曲，安德罗波夫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谁需要？没人需要。

谁在乎？没人在乎。

契尔年科：一个病人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

我认为乌斯季诺夫是当时继任安德罗波夫职务的最合适人选，尽管他已经75岁了。

原因是什么？乌斯季诺夫也许是能够延续安德罗波夫政治进程的唯一人选。他们两人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乌斯季诺夫能够维持和继续安德罗波夫发动的变革。此外，他是党和国家具有很高威望的人物。

我（尽我所能）拥戴乌斯季诺夫，因为我看不到其他的人选。一些人没有这个能力，而其他人则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去承担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责任。乌斯季诺夫能够迅速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同时准备对党的领导层做新的调整。

后来我得知，讨论中的人选还包括我自己。

安德罗波夫葬礼后的两三天，赖莎去探访了安德罗波夫的遗孀塔吉扬娜。塔吉扬娜病倒了，情绪不稳。她坐在床上，大声地抱怨道：“他们为什么选契尔年科？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尤里选的是米哈伊尔。”

赖莎让她平静下来，打断她的话头。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事情与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形成了共鸣，即安德罗波夫在12月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稿被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修改过了。

还有另一件事情。有一个与我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回顾了他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的一次谈话。科尔尼延科引述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去世之后，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立即开了一个“私下”会议，但据称他们没有办法就新任总书记的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据称乌斯季诺夫说要由政治局做出决定。至于他本人的意见，乌斯季诺夫说他将提名戈尔巴乔夫。

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这次私下会议在总务部副主任办公室举行。谈话结束后，契尔年科留在办公室里没有出来。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走廊，他们的助手和保卫人员都在那里等待，当时都无法控制住他们的好奇心。幸运的是，吉洪诺夫的听力不行，就像其他部分丧失听力的人一样，会比普通人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所以，按照在场的人的说法，吉洪诺夫突然大声说话，引得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向他看去。他说道：“即使如此，我认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米哈伊尔还年轻，他能否堪此重任还不清楚。科斯佳[1]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要再一次强调我不知道这些版本中的哪一个与事实最为接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私下决定了对契尔年科的提名。不过，乌斯季诺夫后来亲口告诉我，他和安德罗波夫支持对戈尔巴乔夫的提名。他没有费心解释为何出了不同的结果。当然，我从未去问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选举新任总书记的过程极为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平淡乏味的事。吉洪诺夫极为活跃的做派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吉洪诺夫为防止乌斯季诺夫采取任何出乎意料的行动，提出了议程问题，立即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也许，乌斯季诺夫指望契尔年科因自己的身体原因会表示拒绝，退出选举。契尔年科本应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无力承担管理国家的重任。但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按照传统，这样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不会对有关动议提出反对意见。所有人都赞成吉洪诺夫的提议，对契尔年科投了赞成票，包括我自己。这样做的正当理由很简单：重要的是不能出现分裂。

“科斯佳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吉洪诺夫曾说过这句话。对于吉洪诺夫的举动，可以这样理解：吉洪诺夫曾希望他本人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任总书记。不过，具有特殊个性的契尔年科成为一个伟大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这件事，令观众感到震惊。但愿新领导人会是另一位更有活力或更加年轻的人，但情况不是如此。

政治局会议之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显得心情沮丧。他本来是个心情开朗和热爱生活的人，难得有什么事情能够改变他的乐观秉性，但他此时变得沉默和退缩了。在中央全会上，我看到了与会者脸上的不同表情。那些到了退休年龄的人和那些已经退休但还保持中央委员身份的人，似乎都克服了恐惧，度过了安德罗波夫的革新时代，欢呼给他们带来希望的时代又回来了。这就是平静和稳定的时代，换言之就是勃列日涅夫的时代。

我们把什么样的人放到总书记这个岗位上了呢？伟大的超级大国不能只是由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领导，这个人已经重病在身，所有的打算和目标都毫无用处。这对所有人而言都不是秘密，这在所有人的眼里都再明显不过了。他的虚弱、呼吸困难（他患有肺气肿）和气短都无法隐瞒下去。陪同玛格丽特·撒切尔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的医生，在不久之后就预测了契尔年科余下的生命时间，他的误差只有几个星期。

安德罗波夫的去世和契尔年科当选总书记，给了那些反对任何形式改革的人以新的希望。他们不再掩饰他们的目的，对契尔年科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安德罗波夫倡导的做法，摈弃他的工作作风。

包括我在内的安德罗波夫的支持者，比其他人更先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大不如前，我听说有人忙着搜寻对戈尔巴乔夫不利的材料。甚至连一些行政机关也参与了这场“搜寻”。后来我成为总书记后，从新任内务部长亚历山大·弗拉索夫那里得知了所有细节。

所以，我从精神上做好了应对这些阴谋活动的准备，知道有人企图实施策划已久的除掉戈尔巴乔夫的计划。这在首次政治局会议开始讨论分配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责时就凸显出来了。

总书记全面掌握大权和负责领导政治局的工作，这当然不成问题。我被授权负责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吉洪诺夫将自己想象为一个仲裁者。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让戈尔巴乔夫负责书记处，”他十分粗鲁地说道，“你们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主管农业的。我担心书记处会忙于农业问题，他会将书记处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了。”

我就坐在那里听，没有讲话。

乌斯季诺夫不同意吉洪诺夫的说法，指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在主管书记处了，并没有“矛盾”出现。吉洪诺夫没有能力立即将戈尔巴乔夫排除出去。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则开始回避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站在吉洪诺夫一边。但他们仍然未能清除主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试图说些什么，也试图坚持些什么，但他看上去已感到疲倦。我感到这出戏里的角色已经预先定好了。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期间，任命我负责书记处的决定从来就没有正式获得通过。

事实上，我继续承担着主管书记处的工作，并始终向新任总书记汇报。我们定期举行书记处会议，讨论许多党务、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且，随着书记处开始更加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对其组成人员的期望也在提高。这使得吉洪诺夫感到懊恼，也使得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仆从们感到不快。

吉洪诺夫不断地坚持进行削弱书记处的活动。他试图讨好利加乔夫，但好像不怎么成功。对于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吉洪诺夫采取了观察考验的手法，当面允诺他继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多尔吉赫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部长会议主席“领地”内的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对话之上。

无论如何，在不到三个月之内，书记处已经在党内，特别是在中央、在莫斯科显示了其存在。一些人千方百计地想来参加会议，另一些人则害怕参加会议。吉洪诺夫感到愤怒，表达了他的不满，并且不信任书记处的工作。

在这段困难时期里，乌斯季诺夫一直支持我，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还必须提到从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那里得到了实际的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还一起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基米亚宁也与我经常见面，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总之，我信心十足，以哲学的路径处理所有问题。我不再提出已经正式载入政治局决议的有关我在书记处的工作岗位问题。我遵循我长期以来恪守的原则——生活将会化解一切问题。

契尔年科突然在4月30日邀我去见他。我以为我们将讨论就要来临的五一节问题。但是，谈话立即就使人感到很不舒服。他说话的思路并不连贯，称他不打算再耽搁在一些问题上做出决定。他说他感到了压力，这造成了政府工作的分裂和不协调。

我问道：“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你在说些什么？”

“关于书记处的领导问题。”他答道。

“您不用为此担心。既然我们在这里谈论信任，我们可以在政治局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听同事们谈谈我的缺点和失败，因为他们都具有智慧和经验。现在的问题不会是我是否留在政治局之内的问题吧？”我问道。

“不是，你在说些什么？”契尔年科不解地嘟囔着。这时，我的情绪上来了，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独白：

“如果事情就是这么办的话，那么我有权知道我的对手们想要我怎么样、对我的批评是什么。我们需要对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做出评价。有些人对于书记处重新发挥作用的事实感到不快。作为总书记，您应当考虑所有这些问题，并做出决定。我能看到有人是如何抢班夺权的，其结果可能非常危险。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解决问题的原因，但是我们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家领导层正面临复杂的形势，我们大家都需要进行坦率的讨论。问题不会自行消失，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

契尔年科要我重新把我的想法讲一遍，但要讲得慢一点，他要做笔记。我们同意在5月3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互祝五一节快乐，然后就道别了。我离开的时候心里感到苦涩。考虑到总书记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的立场，我发现不可能预测事情发展的结果。

那天晚上，乌斯季诺夫打来电话，祝我节日快乐，建议我早点回家。领导层的好几位成员——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和其他人每天工作12小时——14小时，晚上也工作到很晚。我对他表示感谢，由于还在想刚才的那件事，我对乌斯季诺夫说了与契尔年科谈话的事。

乌斯季诺夫感到震惊，将此事视为一个巨大的阴谋。他赞成我的立场，建议我要坚定地坚持住，不要担心，因为他认为这些反对我的阴谋都注定会失败。

我们于5月3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与总书记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列入议程。结果，乌斯季诺夫提议契尔年科不要听信吉洪诺夫及其同伙的谗言。

两三天之后，契尔年科告诉我：“我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不把它提出来讨论。继续做你现在一直承担的工作就是了。”

我记得是在1989年，吉洪诺夫给我写信请求宽恕，表示愿意参与经济改革。但是，那些年通过契尔年科给我施加的压力并没有停止。这就是我乐意抓住一切机会离开莫斯科到外地去巡视的原因。

在整个1984年，中央的整体环境中充满了阴谋、密谋和流言蜚语。契尔年科的病情不断加重，政治局的情况越来越糟，内部争斗日趋激烈。我不想描述当时的是非曲直，没有必要这样做，大家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苏联意识形态问题工作小组会议显示出了这些阴谋的形式。

契尔年科亲自确定了会议的主题：贯彻1983年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决议。由于我负责意识形态工作，所以基米亚宁要我做主题报告。意识形态工作原本属于契尔年科的负责范围。

总务部给我发来了起草报告用的材料，我读后深感失望。这些材料都是些典型的基米亚宁式的陈词滥调、惯常的意识形态说教、一堆常见的准则和其他空洞的说辞。看样子他们只是想打击我的名誉，但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我组织了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时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内尔·比克宁和瓦莱丽·博尔金。我要抓住这个机会超越6月的中央全会，那次全会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在筹备会议期间，我们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很感兴趣，这些问题包括财产、我国社会中工业关系的性质、利益的作用、社会公正、商品——货币关系等等。我们的工作很出色，最终收录了一些有意义的、严肃的材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高兴。基米亚宁感到心烦意乱，借此大做文章。我把报告的文本给他的时候，基米亚宁没有发表什么有意义的评论，只是建议我更加突出党在现阶段的领导作用。但在此后与梅德韦杰夫的谈话中，基米亚宁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份报告被搞砸了。

会议代表已经抵达莫斯科，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会议召开之前的下午4点，契尔年科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会议必须取消。

契尔年科对我说，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很快就要召开，我们需要做准备和收集建议，所以他认为并不适宜举行意识形态会议。我从他讲话的语调中可以听出还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认为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在努力确保我们羸弱和犹豫的掌门人能够坚定地站稳立场。

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变故，我感到愤怒。我以十分激烈的方式表示抗议。也许我显得缺乏自制，但总书记身边的那些亲信玩弄的阴谋令我怒不可遏。我提醒契尔年科，参加会议的代表已经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我说我看不出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会议取消的原因。这样做是没有借口的，因为这会挑起公众的争议。

我在结束讲话时对总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在误导您？”

“好吧，那么，”契尔年科说道，“会议照开，但不要对这事小题大做了。”

会议照常举行，并取得了成功。在会议报告中，我详细阐述了社会民主化的主题。这次会议与前些年的那些只是充满了意识形态鼓动性的讲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我的讲话具有路径的新颖性，讨论也具有创造性。甚至报告的标题《关于至关重要的人民的创造性》也是发人深思的。

会议代表坚持要求将会议报告公开发表，我告诉大家我们将会这样做。但是，唉，《真理报》只是发表了短短的报告提要。为了抵消会议的影响，契尔年科迅速撰写了一篇文章，立即在12月号的《共产党人》上发表。

1984年发生了另一个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

6月12日，我作为苏联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正出席经互会成员国的一个经济会议时，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通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去世了。他在出席一次公共集会时毫无征兆地死去。

我们决定苏联共产党将派出代表团参加他的葬礼，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表示他将前往意大利。但是，波诺马廖夫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很不好，他的到场将引起巨大的争议。总书记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大德罗夫和国际部干部瓦季姆·扎格拉金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情况。在与意大利方面商量之后，苏共中央决定派我去参加葬礼。

1984年6月，在罗马，与贾恩卡洛·巴叶塔和苏联大使卢尼科夫在一起。

我没有与贝林格单独会见过，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苏共党代会上发表的演讲。他的语调十分平稳，没有典型的意大利人的那种抑扬顿挫，但在他的演讲中，他总是显得“毅然决然”。

在我们去罗马的航程中，我与扎格拉金和顿涅茨克地区党委书记瓦西里·米罗诺夫对此和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准备工作十分仓促，甚至没有来得及收到政治局的任何特别指示，但政治局要求我们从总体上讨论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

我们在罗马的所见所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意大利进行了全国性哀悼，数十万人参加了葬礼。我们与贾恩卡洛·巴叶塔[2]站在中央委员会大楼的阳台上，悼念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特地向苏共中央代表团表示敬意。

有人当时向我提问：“你看到意大利人安葬贝林格的情景有何想法和感受？”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至少在当时是这样。整个意大利和所有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来向贝林格做最后的告别。国家总统亚历山德罗·佩尔蒂尼代表全国向这位反对党领导人的陵墓鞠躬。这对我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行为，而且是不同的政治文化。

6月13日当天晚上，我们在苏联大使馆的别墅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包括保罗·布法利尼、赫拉尔多·基亚罗蒙特、阿曼多·科苏塔、阿达尔维托·米努奇、贾恩卡洛·巴叶塔、雨果·佩奇奥利、安东尼奥·鲁比和齐奥瓦尼·瑟韦提。

我们进行了诚挚的谈话，但是话题讲着讲着又绕回来了。最终，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说道：“没问题。你们已经说了一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你们不承认任何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或任何中央权威的存在。我们已经确认两百万次了：你们是自由和独立的，而且没有所谓的中央权威的存在。好了，下一个话题是什么？”

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们窘迫地看着我们。

“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开会了。”我建议道，“我们可以共同分析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一起考虑这些问题，相互交流看法。”

谈话彻夜进行，当我们在早上道别时，我们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相互理解。

第二天，6月14日，我会见了佩尔蒂尼总统。我十分吃惊地看到他的民主特性、对我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苏联所取得的反法西斯胜利的尊重。佩尔蒂尼本人也参加过抵抗运动。我对于他的和蔼风格和直率看法印象深刻。总统号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这是一次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会见，我们拥抱道别时的情感是发自内心的。

同一天我们飞回莫斯科，巴叶塔和鲁比陪同我们前往机场。很显然，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前一天已经确立了立场。我们坐在桌前，巨大的玻璃窗外面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我们互相握手道别，同意我们两党需要建立友好关系，进行合作和相互交流。

1984年6月，与贾恩卡洛·巴叶塔、瓦季姆·扎格拉金和齐奥瓦尼·瑟韦提在一起。

我提交给政治局的有关此行的报告中也贯穿了同样的精神。

1984年底，我到英国访问，这是在莫斯科意识形态会议后不久。我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于12月15日抵达伦敦。代表团成员包括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以及两名外交官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这次访问之前，类似的代表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没有访问过英国。由于两国的关系在那些年里十分复杂，所以需要这样的访问。

我们总是把议会机构的访问视为礼节性和形式上的访问，所以外交部的官员显然没有特别重视我们的访问。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的事件发生了。

正是在英国议会，我第一次将这几年来我一直思考的有关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观察和想法做了正式的阐述。

1984年12月16日，与丹尼斯·撒切尔、赖莎、玛格丽特·撒切尔、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苏联驻英国大使瓦莱里·波波夫（第二排）的合影。

我的讲话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但我只是想重述几个要点：核世纪决定了对“新政治思维”的需要；今日之战争威胁的确存在；“冷战”是非正常的关系状态，制造了战争威胁；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核战争中取胜；任何一方都不能以威胁另一方为代价来构建本方的安全；我们与我们的西方伙伴一样准备就限制军备和裁军进行谈判，特别是就削减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在我们代表团访问英国的第二天，我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会见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我们在首相的夏季乡村别墅会见，首相与她的先生丹尼斯和其他大臣们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在入口处碰上了记者们，我们四个人在那里拍了合影（撒切尔夫人很客气地打手势告诉我们站的地方和姿势）。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后来对这张照片做了不同的解释，声称撒切尔夫人是在仔细地察看赖莎的外套。

我们的会见由共进午餐开始。玛格丽特和我坐在桌子的一侧，丹尼斯和赖莎坐在我们对面的另一侧。一切都是那么体面和气派，但午餐时的对话却变得尖锐起来。

当时，我对玛格丽特说：“我知道你是一位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你要记住坐在你旁边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此外，我应当告诉你的是，我没有接到政治局任何有关要劝说你加入共产党的指示。”

我说到这里时，她会心地大笑起来。原先的正式、客气和有些尖锐的谈话变成了开放和有趣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话题集中在我次日要对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上。

午饭后，正式会谈开始。扎米亚京和雅科夫列夫参加了会谈。开始，我们都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文稿，但后来我将文稿抛到一边，撒切尔夫人则将她的文稿扔回包里。我在首相面前摊开一张画有1000个小方格的图表。我们制造的核武器都平均分布在这些小方格里。这些武器的千分之一就足以摧毁地球生命的基础。

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显得富有表现力和激情，我认为这是出于她的真心。无论如何，会谈已经转变为有关核武器和核安全的政治对话。

在正式会谈举行期间，按照礼宾规定赖莎由三四位政府大臣负责“接待”。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赖莎与他们谈论英国文学和哲学，这是她一直感兴趣的问题。在我与撒切尔举行会谈的整整三个小时里，赖莎一直没有停止谈论。伦敦的报刊显然对“克里姆林宫的夫人们”抱有成见，却在第二天的报道中极为详尽和赞许地对此事做了报道。

我于12月18日在英国议会做的演讲很成功。不过在一开始，议员们试图以对抗的姿态来进行对话，但我及时予以阻止，说道：“如果这就是你们想要的谈话方式，那么我就会取出我带来的文件材料，开始逐一列举英国在过去反对苏联和反对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所有行为。但是，有谁能从中受益呢？”

1984年12月21日，与赖莎在从伦敦回国途中。

之后，谈话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十分友好。

我们还会见了大臣、政党领袖和商界代表。我们参观了奥斯丁——罗孚汽车厂、约翰——布朗公司总部、吉洛特——希尔研究中心、英国商会、大英博物馆和卡尔·马克思纪念图书馆。

只是出于偶然，我未能找到马克思的陵墓，代表团的一些团员找到了。

英国报刊大量报道了我们的访问。至于苏联国内媒体对访问的反应，有人下令尽可能不予报道。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是我国驻美国大使，他告诉我美国媒体对这次访问极为感兴趣。他发了两封电报给外交部，对主要媒体报道访问的内容做了详细的摘要。这些材料通常都是发给领导人传阅，但这次没有传阅。

多勃雷宁回到莫斯科后，葛罗米柯斥责了他：“你是有经验的政治家、有智慧的外交官和相对成熟的人。你发了两份电报报告一个议会代表团的访问！难道这个很重要吗？”

在伦敦的时候，我收到了令人痛心的消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去世了。我提早结束访问，返回莫斯科。乌斯季诺夫的去世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在1984年底的困难时期显得尤为沉重。这一年给政权留下的只有巨大的痛苦。

简言之，十分需要一个强大的积极政策，而……国家领导人的状况十分糟糕。

由于总书记的健康不佳，甚至连政治局每周例会的召开都成了问题。情况经常是这样：会议已经做了安排，但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到会。于是，在会议开始前的15分钟到30分钟，我会接到电话通知由我来主持会议。

政治局委员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委员十分平静，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另一些委员感到心烦，难以掩饰他们的厌烦之情。

到年底时，由于契尔年科完全不能再工作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了。政治局是主要的领导机关，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但是，对于指定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人选——戈尔巴乔夫、吉洪诺夫或其他人，依然没有定论。

我确信我的一些同事，特别是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就这个问题向契尔年科提出了建议：由戈尔巴乔夫“临时”主持会议。与此同时，总书记的内圈建议他保留这个主持权。因此，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之中。这不仅仅涉及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行政工作都造成了直接影响。而这种状况却让各种各样的阴谋者感到十分受用。

考虑到整体环境，我决定遵守以下几项规则：第一，我将默默地工作，提出问题时要坚定不移，对于那些“亲信”，即使是级别很高的亲信也决不让步；第二，我将忠于总书记，与他协调好所有的重大问题；第三，我将促进政治局的团结，防止权力中枢出现崩溃；第四，我将确保中央委员会书记与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党委保持情况通报的顺畅。中央书记需要掌握局势的严重性，了解他们工作的环境条件。

我认为这些方法奏效了。从狭义的行政管理的角度看，我努力与同事们掌控日常事务，这样我们就能做出行动决策和其他决策。我们继续调整工作人员队伍，这在当时并不容易。我们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一次是春季的学校改革全会；另一次是10月的开垦荒地项目全会，吉洪诺夫在这次全会上做报告。

接着，罕见的寒冬袭来。许多地区纷纷向莫斯科发来求救的电报。乌拉尔地区强风吹起的雪堆切断了所有的交通联系。不是数十列，而是数百列运载着货物和生产生活所需物资的火车无法运行。经济生活存在着发生瘫痪的实际危险。

政府被迫竭尽全力来克服困难。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负责处理政府的日常运作。我下令利加乔夫参与这项工作，而他本人也对这些工作感兴趣，因为这与他的工作作风相吻合。利加乔夫很不满意共和国和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方式，他要证明他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此外，鉴于总书记的身体状况，中央委员会正在采取行动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利加乔夫与其他人一起努力担负起这个使命。

契尔年科住院之后，开展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人们会引用与契尔年科的谈话来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就好像任何人都会去向他提问题似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同一个问题上，一个人说是这么回事，另一个人说是那么回事，意思完全相反，而他们都引用了总书记的话来证明他们的立场。领导层和管理层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人竭力将我的工作复杂化并扰乱我的决定，而另一部分人——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则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策。

我必须采取策略步骤。“长期延搁”的关于召开科技进步问题的中央全会这个计划就是这方面的案例。按照安排，我将在全会上做报告，为此成立了专门的报告起草小组，工作进展得很快。

我们收到了两个版本的报告文稿：一个由弗拉基米尔·伊诺泽姆采夫院士起草，另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机械制造部起草，两个报告都包括从档案里找出来的上个十年的所有计划。在勃列日涅夫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著名讲话之后，党在多年之前就准备召开这次中央全会。我思忖着，这么长的时间被耽搁了。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推动了他们未来的强劲发展。

但是，离全会召开的时间越近，我就越感到契尔年科、吉洪诺夫、格里申和葛罗米柯想要推迟全会。简言之，他们反对召开全会，而且对此不加隐瞒。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决定去找契尔年科谈谈，由我自己提出此时召开这次全会是不适宜的。利加乔夫和我前往医院探视总书记。

“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召开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时机也许已经失去了，您认为呢？”我问契尔年科。

我已经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所以很容易地获得了他的同意。

政治局第二天开会。会议一开始，我就平静地说道：“伊戈尔和我昨天去见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他感觉好一些了。我们进行了交谈，向他汇报了正在发生的情况。”

一出哑剧接着上演了，在场的许多人也许在思考：“那么，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去见了契尔年科。当其中的一个人去见总书记时，已经是大事了，那么要是两个人一起去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注意倾听。

“你们知道，我征求了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意见，我们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即最好将有关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从日程中拿掉。”我说。

所有人一致同意这个提议。我甚至要说他们对此感到兴奋不已。这样，解决国家发展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中央全会被再次推迟。直接说一下后来的事，这件事最终得到了某种补偿。1985年6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加速科技进步的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报告：《关于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问题》。

契尔年科去世

终点来得很快，也无法避免，所有人都对此不存有任何的怀疑。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至少维持一种表象：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仍然处在政治生活之中。

契尔年科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来，呼吸困难，更不用说工作了。我看着他的时候，心中浮现出同样的问题：什么才能够使他抛开他的工作，专心关注自己的健康呢？是什么迫使他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这个沉重负担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明确。

是的，毫无疑问，一个人失去权力之后，就会感到很不舒服。换个温和的说法，他就会像个多余的人。而在我国，没有人会自愿放弃权力。

但是，如果只是说“他很虚弱”，这还是不够的。问题要比这个复杂得多。即使公众已经知道国家是由那些身体健康无法支撑工作的领导人来领导的，也没有任何意义。毕竟，我们缺乏权力交接的正常民主机制，即使领导人已经罹患绝症甚或精神失常，他仍然能够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没有人胆敢打破这个秩序，但突然之间，这种不健康的做法被几个政治人物泄露出来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格里申。于是，社会接触到了其所有的弊端。

这件事发生在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之中。根据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局委员都会在选举的前一天到所在选区与选民见面。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为了发表讲话的次序而争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每个人都争取在最后讲话，只是在总书记讲话之前而已。因为人们相信那些政治局委员出来见选民的次序越靠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就越高。如果有一位政治局委员是倒数第二位出来讲话，那么他就会被普遍认为距总书记仅一步之遥，而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

选举定于2月24日举行。候选人已经完成了与选民的见面活动。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参加见面活动，我们又不能取消，于是决定在尽可能减小政治损失的情况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为契尔年科准备一份书面讲话。选举委员会组织见面会，并在会上宣读这份书面讲话。因为事关总书记，所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需要到场。

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格里申插手干预，单独与契尔年科进行了谈话。此举已经打破了规矩，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的行为含义深刻。无论如何，他制造了似乎不会发生的政治混乱。显然，格里申已经确认时机到来了，他不能错过这个时机。

很显然，格里申并不是在单独行动。有些领导层成员对他的评价很高，尤其是那些认为“需要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格里申深深地依靠那些与契尔年科关系很近的人，他们相信下一任领导人必须是“正确的人选”，这样他们就能在总书记去世之后保持原有的高位。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尽管人数不多，开始“描绘”格里申的动人形象。

当时，由于我负责主持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格里申意识到不可能绕过我，所以给我打电话称基于总书记的指示，他将组织与选民的见面会和宣读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没有给契尔年科打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求证此事。他们证实了格里申所言不虚。

2月22日，担任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格里申在选民见面会上扮演了政府掌门人的角色，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与利加乔夫、葛罗米柯、基米亚宁和库兹涅佐夫坐在台上，对于置身这场做作的表演感到十分恼火。格里申以他乏味和单调的语调读着，试图显示出一点韵律、热情和激情。整个事情显得十分怪诞，但我不能阻止，因为这是契尔年科的意愿和他最后的要求。

1985年2月24日，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投票。旁边是外孙女克谢尼娅。

不过，这只是格里申计划中的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戏要演：契尔年科要出面将他的选票投入选票箱，然后他还要被授予一份确认他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证书。

2月24日，选票箱被运到契尔年科病房的隔壁房间内，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此时尚不清楚的是，契尔年科是否会来投票。当契尔年科被带到投票箱前对着电视摄像机投票时，看上去极为困难和悲惨。站在他身旁的是格里申、总书记的助手维克托·普里贝特科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格里申实现了他的目标：他向电视观众展示了总书记的良好状况。

这就是那些声称是契尔年科亲密朋友的人，他们的玩世不恭和道德败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这些人只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私利和前程。

假如这还坏得不够彻底的话，那么他们还给了这位病入膏肓的领导人一份稿子，要他在接受当选证书时宣读。同样，这也要在电视摄像机前进行。甚至到现在，我的眼前还能浮现出那个双手颤抖、俯身驼背的身影，当他号召加强纪律和无私工作的时候，声音低落下去，稿子从手中滑落。我知道他实际上就要摔倒了，幸亏被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多年来任苏联卫生部第四司司长）扶住了。当然，这些场面没有在电视上播放。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了恰佐夫的反对，但在格里申和内圈的敦促下，得到了契尔年科本人的同意或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这些惊险的特技表演在2月28日上演，但在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接到了恰佐夫的电话，向我通报了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我与吉洪诺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联系，决定在晚上11点钟举行政治局会议。

我想见葛罗米柯，感到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毕竟，我们作为政治局委员所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结果发现葛罗米柯当时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我们通过他车上的保密通讯设施对话。我告诉他契尔年科去世的消息，还告诉他晚上11点政治局开会，请他提前半小时到会场。

我们按照事先的约定见了面，进行了时间不长的谈话。我对他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需要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我们不能犯错误。

“人们希望变化，这已经是拖延已久的事了。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尽管很困难，但我们需要找到解决方法。我认为我们需要在目前的局势下联合我们的力量。”我对他说。

葛罗米柯平静地而坚定地回答道：“我同意你的评估，接受你的建议。”

“好的，就这么定了。”我说。

这对于他或我都不是容易的事，这是为了合作而采取的困难步骤。即使是在这些事件尚未发生时，那些能够看到发展趋势的人将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外，我们两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两人都没有冲到前面去做一些抛头露面的事，但我们都认识到了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3月10日晚上11点，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按时到达会场。

我宣布会议开始，讲了已经发生的事。每个人都起立默哀。然后，我们听取了恰佐夫关于契尔年科疾病和去世的简要汇报。我们做出了为总书记举行葬礼的决定，还决定于3月11日举行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会。

这些就是我们做出的决定。利加乔夫、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克拉夫季·博戈柳博夫和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接到指示，要在铁道部和空军的帮助下确保中央委员按时抵达莫斯科。

我们组成了包括所有政治局委员在内的治丧委员会，但在决定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上遇到了小的麻烦。按照惯例，新任总书记担任为已故总书记举行葬礼的治丧委员会主席。

突然，格里申说：“我们为什么在主席的问题上这么纠结？情况都是明摆着的，应当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序曲！）

我敦促大家不要急于做出决定，确定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下午2点召开、中央全会下午5点召开。我对大家说有一个整夜和半个白天的时间把所有事情都想清楚，考虑自己的选择。我们将在政治局做出决定，然后将决定带到中央全会。

我们就这样做出了有关决定。中央委员接到紧急会议通知，开始陆续抵达首都。我们成立了会议工作小组来准备会议文件。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我的助手瓦莱丽·博尔金和我就我在中央全会上讲话的设想达成了一致意见。

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时间只有十三个月。现在的问题当然是新任总书记的人选。最终，我必须问自己在头脑里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我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我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地被作为可能的人选而提及。但直到最后的时刻，我都相信当时间到来时什么都清楚了，但我承认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我花了大量时间来负责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事务，我获得了特殊的经验。我在与人们打交道时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人们也加深了对我的了解。

尽管存在着一些恶意的阴谋，时间最终以客观的方式，而不是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倾向于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人选。

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3月11日约凌晨4时，我回到了家中。赖莎正在等我，我们一起走到别墅的院子里去。自从我们来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在进行重要的谈话时从来就不在公寓或别墅内进行——你从来都不会知道。我们沿着院子里的路走了很长时间，讨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现在很难复原我们谈话的细节了，但我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那天夜里说的最后几句话：“你看，我来到莫斯科，既希望也相信我能做些什么，但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做多少事。所以我确实想做些改变，我需要接纳建议，当然如果有人提出建议的话。你自己都能看得出来：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利加乔夫一大早就打来电话，称他实际上处于第一书记们的围攻之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询问政治局对于下一任总书记的看法。

我动身前往中央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中央全会开会的时候了。

甚至在今天，一些有关这些事件的谣言还在流传着。据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有好几个候选人争夺总书记的职位，政治局委员们在去参加中央全会时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些都是故事和猜测，所说的那些事根本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所有直接参与者，其中一些现在还健康地活着，知道我说的是事实。

勿容置疑，契尔年科身体状况的迅速恶化意味着继任者的问题需要加以讨论。有些人将目光盯在了继任者的人选上面，试探他们的机会如何。这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厅那些日子的工作内容。

整个领导层存在着不同派别的活动，这完全不是秘密。

还有些人不愿看到我当选。在总书记逝世之前很久，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勃利科夫就告诉我他与吉洪诺夫之间的一次谈话。吉洪诺夫试图说服切勃利科夫，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当选。切勃利科夫还注意到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人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他是不是自己想得到这个职位呢？”切勃利科夫这样告诉我说。

与此同时，打压我的人必须要知道公众的态度和地区第一书记们的立场：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能允许政治局拉出另一个年老多病或体弱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

有好几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过来看我，他们敦促我要表明立场，承担起总书记的职责。与其中一批书记们的谈话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组织了一个核心，不能允许政治局在不考虑中央委员意见的情况下，在这样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我一直信赖从乌斯季诺夫那里得到的支持，但他已经不在了。

我要强调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包括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在内，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为什么呢？我需要将所有问题都考虑清楚，事实上，我知道危险何在，知道国家处于何种状况，知道在任命领导人方面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假如我只是以50%加一票的方式当选（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情况以及选举没有能够反映普遍意愿的话，我就不能对付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说句心里话，假如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发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本来会退出总书记的选举，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十分清楚，即我们需要“向前跨一大步”，这句话引自我们的意大利朋友。

下午2点，我坐上主席的座位。这是我通常坐的座位，宣布开会。我说我们需要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关于新任总书记人选的建议，我还强调每位委员都得到机会考虑选择和深思熟虑。

葛罗米柯立即站立起来，提了我的名，并简短地叙述了他提名的理由。他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又重述了同样的意见。然后吉洪诺夫发言同意葛罗米柯的提名。每个人都支持我。政治局委员们表示我们基本上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这就是我们需要带到中央全会的决定。

后来在二十九大上，利加乔夫说：

“必须讲明所有的真相，那是些令人感到担心的日子。完全有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由于政治局内切勃利科夫、索洛缅采夫、葛罗米柯同志和一大批地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坚定立场，中央委员会的3月全会做出了唯一正确的决定。”

我不知道他这样说的含义是什么。也许，我的当选要归功于他和他提到的那些人，而且正是他们消除了国家迫在眉睫的危险？为了辨明真相，我在此收录了政治局会议记录的摘录，不加任何评论。

安德烈·葛罗米柯：“我将会开诚布公。当你考虑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人选的时候，当然就会想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当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不否认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很难向前看了，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长期视野，这样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允许我们的团结受到损害。我没有权利让世界看到我们关系中哪怕是最小的不和存在。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具有丰富的知识和大量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必须因我们的经验而成倍增加。而且，我们承诺将向新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提供一切支持和协助。”

尼古拉·吉洪诺夫：“我能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问题上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合适的人。可以与他讨论问题，在最高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他是第一位精通经济的中央委员会书记。”

维克托·格里申：“当我们昨天夜里得知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去世的消息时，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这个问题，即同意任命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我看来，他最符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

金姆哈梅塔·库纳耶夫：“我要告诉你们，不管这里的讨论情况如何，我已经得到指示在政治局会上说：哈萨克共产党将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格里戈里·罗曼诺夫：“他是个知识丰富的人。比如说他能够迅速弄清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复杂问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改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我相信他能确保我党领导的连续性，完全有能力承担所面临的任务。”

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生活的逻辑使得我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责任感、倾听别人的能力和他的总体知识。这就是他能够在党内赢得巨大声望的原因。我们的所有同志（我今天不得不会见了大批来自俄罗斯地区党组织的代表）都要求选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鲍里斯·波诺马廖夫：“我们最近的大量工作都在新的《党章》上，我个人相信他具有很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能够理解最困难的政策问题。”

维克托·切勃利科夫：“当然，我已经与同事们商量过了。我的部门不仅充分掌握了有关外交和政治方面的情况，也详细了解了国内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因此，考虑到所有的这些情况和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要求我提名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弗拉基米尔·多尔吉赫：“我们都相信他的身上不仅具有丰富的经验，而且具有伟大的未来。”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我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就认识他了。我有话直说：国家和党期望有今天的这个决定。”

叶戈尔·利加乔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过人之处是他对工作的热情、他对解决各种问题的意愿和他的组织才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对党及组织工作而言极为重要……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全党、工会、青年组织、核心党小组和人民大众的高度尊敬。”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我们正在经历艰难和关键的时期。我国经济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我国民主和外交政策需要强劲的推动力……总之，我将我的任务视为与你们一起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和推动我国前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推动力，继续向前……”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在率领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美国，在中央全会开会前赶了回来。与他同行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院士说，谢尔比茨基立即决定回国，表示他将支持戈尔巴乔夫。

中央全会还没有举行，很显然，中央委员们都根据我与同志们所交换的意见形成了支持提名我的立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想在中央委员会感受到这种气氛。

中央全会于下午5点举行。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提名我担任总书记。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发表即席讲话，显得特别真诚，掀起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我深受感动。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的言辞和如此高的赞扬。

以下是葛罗米柯讲话的节录：

“政治局一致投票推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他）在党的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起初在地区一级工作，然后到这里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先担任中央书记，然后再进入政治局。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他主管书记处的工作。他还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请假的时候主持政治局会议。他的工作干得十分漂亮，这毫无夸大之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具有敏锐和深刻的思维能力。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或与他至少见过一次面的人都能证明这一点。

“也许与其他同志相比，我对此的感受更深一些，这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缘故。他能够准确而迅速地抓住发生在国外的国际事件的本质。他能够很快和准确地抓住事情的核心并得出结论，我经常对此感到惊叹不已。没错，这是党的决定。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教育和经验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不仅能够很好地分析问题，而且能够做出适当的推导和结论。有时候，政治需要的不仅仅是协调和存档——这样问题就没有得到处理——而且还需要得出结论，这样这些结论就能用到我们的政策上。他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上已经多次展示了这方面的能力。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所做出的判断，总是能够凸显言语能够表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成熟和坚持。

“因此，政治局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和杰出的领袖，他将带着尊严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每个人都在等着听新任总书记的讲话。当然，预想到中央委员会全会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构思好了我将要发表的讲话。至关重要的，是要立即强调继续奉行加速国家社会经济进步和改善人民各方面生活的战略。只有将经济转变到运用科技进步成就的集约发展轨道上，我们才能实现上述战略。

我列举的最主要的目标之一是需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制。我们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和建立民主及社会意识。

除此之外，我表示不能忽视加强秩序、纪律和法治。

在外交政策上，我的立场十分明确：我国政策的目标是要维持和平。“我们主张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我说，“因此，我们建议冻结核武库，停止进一步部署导弹。我们主张切实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新武器系统。”

“最后，我向人民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支能够团结全社会和鼓舞社会应对巨大变革的力量。这些变革是必要的，也是早就应当进行的。我说，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国家领导层采取了十分坚定的态度。”

读者们也许会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说的这些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当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讲话可以被视为那个年代的套话而已。但这是事后的看法。而当你了解到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实后，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希望我提出的所有建议都会有反响。中央全会支持我在国内和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也赞许我的全部讲话内容。

在契尔年科葬礼期间，我会见了外国来的“关键玩家”。我决定让外交部长参加这些会见活动，并付诸实施。会见具有实质性内容，举行了很多场。我会见的外宾有：乔治·H.W.布什、乔治·舒尔茨、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我还与中曾根康弘进行了有意思的谈话。

尽管当时存在困难，我还是决定单独会见华沙条约组织各成员国领导人。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期望我们尊重友邦的独立和主权。各成员国的执政党领导人将负责为他们的党和人民制订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将继续保持和扩大我们之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同时重申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重点是我们将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当时，我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一些领导人，似乎将我的讲话和立场视为在我之前的历任苏共总书记发表的同样套话。但生活本身和后来的事件将会对此做出验证。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像以前一样保持不变。然而，一直到最后，并且在我的整个任期里我们都坚守诺言，将国际关系民主化并结束冷战，包括这些国家发生的重大变化……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联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三位总书记，以及三位国家领导人和一些地位最重要的政治局委员。阿列克谢·柯西金，1980年年底去世；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82年1月去世；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去世；阿维德·佩尔谢，1983年5月去世；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去世；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1984年12月去世；契尔年科，1985年3月去世。

所有这些变故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停滞和衰老的血液不再具有任何活力。

我深知我肩负的重担。

在家里，我受到了热烈的接待。每个人都十分激动，但也感到担心。赖莎在她的书中（记载在她的日记里）回忆道，我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对我说：“外祖父，祝贺你啊。我祝愿你健康和幸福，喝很多的粥。”

是的，粥已经熬好了，我得喝粥了……

在中央全会召开前的那天夜里，赖莎与我讨论了我获得总书记人选提名的可能性，她说：“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

此时此刻，我告诉了她此前一直没有跟她说过的事。我先前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中，他突然对我说：“你不应当将自己局限在农业事务上。你应当参与处理所有的内外政策问题。你的工作应当根据一种假定来做，即所有的责任会突然落到你的肩上，也许就在明天。”

我对他的话语如此直率和直接感到震惊不已。

拜访克里姆林宫。1990年，与赖莎和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茜娅在一起。

安德罗波夫然后问我：“你听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了吗？”

“我听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我问道。

“这是我们之间的谈话。”他答道。

“好的，我懂了。”我说。

赖莎对我显露出惊讶的表情。

出于偶然，最近制作的一部关于德国总理科尔的电影，有他与我交谈的场面。科尔所做的一些回忆，我闻所未闻。在一次对苏联的正式访问中，这位总理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会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执掌大权。科尔问安德罗波夫谁是他在培养的继任者，谁的希望最大。他这样提问的口气似乎在暗指安德罗波夫的身体状况。然后，科尔发现自己失言了。所以，他又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上帝的手里。今天我们活着但明天……”

我度过了担任总书记的最初几天。我的家庭环境也立刻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再看看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在随后的岁月里应对这样的环境，因为整个社会都在盯着我和赖莎以及我们家里的所有人。

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前，赖莎正考虑她博士论文的事情。她已经联系过同事了，计划提交论文的开题报告已获得通过。1985年3月之后，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我们是继续执行这个计划，还是予以推迟？赖莎自己得出了结论，对我说：“我意识到我需要将这些事情延后，直到更恰当的时间到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

【注释】

[1] 指契尔年科。——译者注

[2] 意大利共产党资格最老的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之一。

第十一章

一丝希望……

在明斯特大学医院的第一个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担心和希望。赖莎顽强地经受了化疗，产生了一些效果。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治疗将会取得成功。

7月下旬，我和赖莎飞往明斯特，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得在莫斯科待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赖莎的妹妹柳德米拉到莫斯科抽血，医生要检验一下她是否能够成为捐献者。要将血样送到国外十分困难，而只有这样才能做最后的血液分析。俄罗斯政府工作人员巴伦蒂娜·马特维延科和根纳季·奥尼先科救了我们，他们帮助我们很快地登记好了所有必备的文件。

伊琳娜与我们的外孙女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茜娅一起来到明斯特，同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三周暑假时间。只有克谢尼娅被允许去探视外祖母，而且只有一次。我们感到要带最小的外孙女去探视的话，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太难了。阿纳斯塔茜娅不断给外祖母写诗和便条，我们保存至今。

赖莎的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治疗本身就十分艰难，化疗又会产生副作用，炎症接连发生。她实际上全天都在接受静脉注射，仅此一项治疗就会令病人痛苦不已。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潮水般涌来，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些日子，我们一天就能收到上百封信函、传真和电报。我们将它们全部存放在卡伦·盖拉格兹延[1]的房间里。当然，我们实际上不能每一封都读，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陪住院的赖莎。医生不许赖莎接触外面来的东西，所以我们为她朗读文章和信件。赖莎哭着反复说：“难道我真的要患上这种可怕的疾病，送了命，人们才会理解我吗？”

在我当选总书记的最初几天里，赖莎问我：“我需要做些什么？我需要怎么做？”

“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们会像以往那样去行事。我们会像以往那样采取行动。总之，文明世界中那些总统和总理的夫人们需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公共职责。”

赖莎一直想弄清楚她应当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家始终忙于处理国内外的种种事务。所有那些声称赖莎自行做出政治决定或对我施加压力的说法都是信口雌黄。她甚至不知道政治局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她更加关注的是报纸和电视上正在讨论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社会对于“第一夫人”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应。虽然我们会用讥讽的口吻使用这个称呼，但我从来没有对此感到担心。

但赖莎在生死线上搏斗的时候，我和全家人都站在她的身边。我想人们应当能够理解我们所分享的真挚和深厚的感情。正如《新报》所写的那样，人们立刻看到了“我们相互深爱着对方”。

……对我来说，赖莎是我深爱的妻子。我们是朋友。我们在所有方面都相互支持。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在克里米亚的度假胜地——福罗斯，我们曾在1991年8月18日被关押在那里，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赖莎发了重度脑血管痉挛或是轻度中风。她一度失去了说话能力，右臂也失去了知觉。我记得她当时的眼神（我现在还能看得到），充满了恐惧和祈求。

由于医生（伊戈尔·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波库特尼教授）以及我们的女儿伊琳娜和女婿阿纳托利（他们也是医生）的救治，我们度过了这场危机。但回到莫斯科后，赖莎立即遵照医嘱卧床休息，然后她就一个接一个地请医生看病。她的一只眼睛视网膜出血，另一只眼睛视力严重下降，还患有失眠症和抑郁症，一时间可谓疾病缠身。

1991年秋天的艰难时光、国家的崩溃、我失去总统职务以及对我的家庭特别是对我本人的诽谤污蔑，使赖莎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她是如此爱我、如此关注我的命运！1996年，我决定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这样做。赖莎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她知道我并不是要争夺权力，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竞选中公开表述我要说的一切。在那些年里，我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无法对人民讲话。这种情况直到普京总统接管国家领导权之后才发生改变。

赖莎几乎出席了我在俄罗斯22个地区的全部竞选集会。

1996年总统竞选的自始至终，我都受到了来自“叶利钦军团”的前所未有的骚扰。

我刚在选举委员会登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候选人，对我的特别指导规范就立即下达到各个竞选总部。

最高层发布了“将戈尔巴乔夫干掉”的指令。当我去各个地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州长要么是“太忙了”，没时间见我，要么就是外出了。为数不多的例外情况是，伊尔库茨克州长尤里·沃兹科夫、克麦罗沃州长米哈伊尔·基斯留克、克麦罗沃州立法会议主席阿曼·图列耶夫、伏尔加格勒地区行政长官伊凡·沙布宁和萨马拉市长奥列格·瑟苏耶夫与我见了面。不过，所有人都严格控制竞选的全部过程，将局势搞得更加混乱，让我犯难，还直接进行阻挠，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活动。

一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人一路跟着我。这群人会在举行活动的建筑物入口处等着我，高喊同样的口号：“犹大，叛徒！”照例，安排给我的设备总是最差的，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弗拉基米尔，他们给我安排的房间只能容纳不到十分之一来参加活动的人。我只有在室外，使用载我来这里的汽车上的扬声器对选民发表讲话。

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被迫遵守俄罗斯总统的非法要求。在大学，大礼堂“正在修缮”。学生们聚集在好几个楼层的楼梯上听我讲话。如今，我一提此事，圣彼得堡的朋友们就会怒从中来。我去新西伯利亚的一所大学会见不同年龄的选民，当局不给我安排适当大小的大厅。想要听我讲话的选民人数很多，结果发生了踩踏事件，人们打碎了门窗。大厅里挤得满满当当，我发表了讲话。

学生们认真地听我讲话，站起来为我欢呼。同样的情形出现在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伊尔库茨克、萨马拉、叶卡捷琳堡和乌法。这些集会彻底粉碎了年轻人政治冷漠的说法。我确认成千上万的公民想要了解我对改革和国家状况的看法。

叶利钦的亲信们显然害怕这样的集会。我从总统的正式和非正式工作人员那里收到了数不尽的请求，恳请我与叶利钦一同竞选，或是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叶利钦，这就是明证。一旦这些手法未能奏效，他们就破坏我与选民的见面会。这些人严重违反了选举法和保持社会文明标准的基本准则，但他们就是肆无忌惮，这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

在奥姆斯克，列昂尼德·波扎耶夫州长是叶利钦的党羽，在我到那个地方时溜到其他地方去了，他安排接待我的副州长也溜掉了。人们聚集在门外，我出去与他们见面。这时，一个身高两米的大汉跳过来要袭击我的后脑勺。这是一个退伍伞兵，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我的保卫人员用臂膀挡住了击打，他只是击中了我的颈部和肩部。我没有受什么伤，也没有失去知觉。

我没有取消与选民的会见，告诉了大家刚才在走廊里发生的事。顺便说一句，奥姆斯克的内务局长正端坐在家里等着这件事发生，然后他露面了。总之，这是一伙流氓策划的袭击阴谋，他们在新政权中保留了原先的位置。这些都是懦夫和恶棍的劣行。

不久之后，我得知这次袭击是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策划的。在日里诺夫斯基的五十岁生日庆祝会上，一个来自奥姆斯克党部的代表醉醺醺地说：“这是我们在奥姆斯克为戈尔巴乔夫组织的一种‘集会’！”

日里诺夫斯基听后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但五分钟之后，那个人被带走了。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向检察院发出了要求调查此事的信函。不幸的是，我只收到一个“正式的”答复。检察院同样属于忠于当局之列，而不是忠于法律。

我觉得要去伏尔加格勒一趟。作家安德烈·辛亚夫斯基和夫人玛丽亚·罗扎诺娃与我一同乘飞机去。辛亚夫斯基曾因写了几本“煽动反政府的”书而受到打压。我劝他们不要去，告诉他们这是一次艰难的出行。但他们想亲眼看看人民是如何迎接戈尔巴乔夫的。

我们到了一个很大的会堂。一个铜管乐队一直在窗外演奏（集会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在会堂里发表讲话和进行问答需要花费很大气力。集会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但是，国家电视台只报道了一些人在集会开始时喊口号的愚蠢行为。我在选举总部的同志们告诉我这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辛亚夫斯基感到愤怒，写了一篇有关此事的长文。

我要专门提一下一个特别事件。当我在圣彼得堡时，我收到了来自伊万哥罗德居民的一个请求。这座城市坐落在与爱沙尼亚交界的边境上。城市被一分两半，一半属于爱沙尼亚领土，一半位于俄罗斯境内，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城市的代表请我到那里去访问。

一大群居民前来参加集会，坐满了一个容纳900人的电影院，还有至少900人聚集在外面。当我到那里时，人们让出了一条路让我通行，进入电影院。迎接我的是令人恶心的侮辱性标语。

这相当于20世纪的“冲过夹击线”。不管怎样，我走进了电影院。有人坐在那里，有人在台上走动着。我一走进会场，人们就高呼我在外面听到的那些口号，时间长达五到十分钟之久。他们不让我开口讲话，斥责和谩骂像暴风骤雨似的从四面八方袭来。

最终，我说道：“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请我，我来了。要么我先讲话，你们再提问题；要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人群继续大声叫喊，我打断了他们：“你们要做些什么？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好吧，来钉吧。”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答道：“你是什么意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是俄罗斯人！”

我竭力击退攻击。我讲话之后，人们开始提问，情况恢复正常。

那些想破坏会场的人没有得逞。我离开会场时，人们起立欢呼。我被一群刚才喊口号的人围住了，原来他们是原先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民主。他们只是对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报复。

我问他们：“你们想得到些什么？”

他们开始敦促我加入以根纳季·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队伍。

“我不能加入久加诺夫的队伍，因为我与他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我说，“你们应当把刚才对我喊的那些话讲给他听，因为久加诺夫和他的亲信在1991年规劝俄罗斯代表赞成‘别洛韦日协议’，当时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正在商讨这个协议。我不能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如果你们要投久加诺夫的票，就去投吧。你们是从改革政策获得投票权的。”

突然，他们喊道：“但那要久加诺夫当总统又有什么用处？！”（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一份圣彼得堡的报纸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文章，任何人都能读到这篇文章。文章作者注意到电影院里坐满了人，剩下的空间只是挂吊灯的地方。

还有一个关于圣彼得堡的故事：我去了一家专门造船的军工企业。我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企业，听到人们是如何适应新生活的有趣情况。

但我回来时，一个同事对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个年轻女记者跟了你半天，只想你回答一个问题。”

“好吧，我会回答她的问题。”

她提出问题：“你现在还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

我看着她：她很年轻，有人指使她这么做，给了她任务，现在她在执行任务。

我回答道：“是的。”

“但为什么？”她问道。

“因为他们付很多的钱。”我说着就转身走开。不过，整个经过都在同一天的圣彼得堡广播电台上播出。我希望人们能够明白这只是一个廉价的挑衅，蒙蔽乳臭未干的人干这种事。

当然，我还必须讲一下我在伊尔库茨克大学的集会情况。集会在大礼堂举行，普通选民——学生和教师们——聚集在那里。我在发表讲话后接受提问，有很多人提问。其中一个拎着大手提箱的男子，自称是马列系的副教授。

这个人指责我出尔反尔，说我某一年说或写一件事情，两三年后就在说或写不同的事情了。“你说过这个吗？你想抵赖吗？”

“我不会抵赖。”我答道。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问道。

他的眼里冒着火焰，正在感受着一次真正的“政治高潮”，因为他以为已经将戈尔巴乔夫逼入死角了。

“那么，好的。现在我要当着礼堂里所有人的面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说，无产阶级将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取权力，用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号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21年，在当时国家形势的压力下，列宁建议改余粮征集制为新经济政策。与此同时，他说布尔什维克走了错误的道路，人们的看法需要予以彻底的反思。新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的发展到1926年时达到了自19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我想你是站在列宁一边的？”

“当然。”他答道。

“那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能给列宁改变他的立场、倾向、结论和政策的权利，但你拒绝给我这个权利呢？”我问道。

礼堂里的人们鼓起掌来，这个人转过身走了。

我利用我的竞选活动向尽可能多的人讲述改革及其成就。我还告诉选民，叶利钦那些最野蛮的资本主义政策，以及旨在掠夺人民和摧毁国家的私有化政策，都是些不计后果的货色，来自错误的思维，我们现在将为此付出代价，还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付出代价。

……这一切均始于1991年12月25日我的电视讲话，我宣布我不再行使我的总统职权。我的讲话甚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叶利钦就准备好爬到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上去尽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旗。

他和我约定在我的电视讲话结束之后立即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办公室见面。我等着他，他却没有露面。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的讲话触犯了协议，因为讲话与我曾承诺的内容相差甚远。现在，叶利钦已经不在人世，我也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我要说的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做出过什么承诺，我也不会这么做。叶利钦建议在一个“中立地带”见面，即在我们通常会见大使的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见面。我告诉他可以从哪里走（我对此不否认）。我还下达了转交权力的苏联总统令，并送达给他本人；指示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将“核公文包”立即交给新主人。

在我与叶利钦会面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转交权力的程序。我们同意苏联总统权力将于1991年12月30日停止行使。但在12月26日一大早，叶利钦、伊凡·西拉耶夫、根纳季·布尔布里斯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就闯入我的办公室，开始饮威士忌庆祝他们的胜利。叶利钦是这方面的“大师”。我也许是错的，但我认为许多俄罗斯人都喜欢他的这个风格。我认为我在这一点上没有弄错。

回溯到1991年12月23日，我们签署一项法令，准许为我提供条件建立一个基金会。叶利钦问道：“这么说，这是你的基金会，是要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吗？”

我答道：“不是的。如果你能继续我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一起做的事情和同意的事项，我甚至会支持和捍卫你，因为我仍然对俄罗斯负有责任。但如果你推行的政策是我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我认为有害于国家的，那么当然，我会提出批评。我会公开和直接地这样做，而不会进行密室策划和阴谋活动。”

我对最后一点的强调是因为搞阴谋乃叶利钦的嗜好之一。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撰写的书中，去了解他们是如何组织对我和我的家庭的诽谤，以及向公众散布这些诬蔑之词的。

由于断然拒绝改革苏联、实行渐进的社会变革和保持苏联国体的主张，叶利钦急于动手摧毁国家和社会的结构和机制。他打开国门引入竞争，而俄罗斯并没有对此做好准备，因此注定会在竞争中败北。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从背后下手将国家夷为平地。而且他采取这样的手段是要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一个如此坚定的反共人物。

我想他是使尽手腕来做到这一点的。但所有人都知道1990年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什么。不幸的是，今天俄罗斯仍然有不少人无法看到坚定与疯狂之间的差别。

1992年3月——4月，我对叶利钦的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政策只是得到了那些对苏联解体感到高兴的人的大力欢迎，而他们并不在乎俄罗斯会遇到同样的命运。我当时在宪法法院经历一个缓慢的政治审理程序。我被剥夺了出国旅行的权利，只是在我打算访问的国家——意大利——的民众举行街头抗议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新政府的行为进行谴责之后，我的出国权利才得到恢复。

当我在同一年的下半年对叶利钦再次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下达了没收基金会所在建筑的决定，试图使基金会的工作陷入瘫痪。那天早上，我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上班时，发现基金会所在建筑被手持机关枪的防暴警察包围了……叶利钦肯定没有对其他人使用同样的手段。

俄罗斯政府此后与一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个金额为500万美元的合同，委托这家公司查出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秘密银行账户。后来我发现这家公司提交了22人名单。这些人都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政府内部的人员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主要的电视频道不许出现戈尔巴乔夫的图像。一名记者因为在电视上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分半钟的采访，被禁止在电视业工作。这方面实施的是全面查禁。

在一次出访圣彼得堡期间，索布恰克市长安排我住他的宾馆，我的预定日程中还包括与他见面交谈。但是，我后来得知，他接到了叶利钦打来的电话：

“你打算跟着谁干，是我还是戈尔巴乔夫？”他问道。

这样，索布恰克让步了，所有的计划日程都改掉了。自然，看到叶利钦是如何行动，以及他是如何对待苏联总统的，那些“新精英”也加入了他的攻击行动。

顺便说一句，我必须对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适度的尊敬，我就是在这次出访中遇到他的。他当时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负责我的接待工作。他与我见面，带领我游览这座城市。他总是那么得体、真诚和好客，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不仅限于它所存在的问题，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意向

在口述本书的这一章时，我谈到了我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问题，这时我的助手伊琳娜·巴吉纳正在处理稿子，突然大声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是3月11日哎！”

的确，是3月11日，我的选举纪念日，但那一年已经是2009年了！！

我国社会对改革年代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并且需要发动改革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只是在十年之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处于少数地位。然而，还是有不少人（约占三分之一）仍坚持认为改革绝不应进行。不过，在改革开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支持改革人数的增加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特别是在考虑到政客们在叶利钦年代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况更是如此。政客们千方百计地避免触及改革话题，尽量对它加以贬低，另一方面却对1990年代大唱赞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总统的统治大唱赞歌。

人们经常问我：改革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我的回答是，改革破灭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扼杀了。但改革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改革战略被旨在摧毁苏联政府、经济和社会服务体系的战略所取代。这是在瞬间发生的变故，让国家发展倒退至少十年。

现在，在一段时间之后，我能够更清楚地审视自那时起的许多事情和事件，知道的情况也更多了，但我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假如我必须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为同样的目标——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社会主义——而战斗。我相信我们可以给社会主义带来第二春。我自己的思想以及与安德罗波夫的交谈使我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更多的民主”就意味着“更多的社会主义”。这个公式能够追溯到列宁的晚年，他当时认识到国家出了些问题。

改革的主旨是要克服极权主义并向自由民主迈进。改革必须应对这些痼疾和受到其感染的社会。

这是理解改革发动者意向的关键所在。改革的信念是，如果苏联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他们就能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能量又能够推动改革者的进取心。

“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口号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底蕴。一个具有良好教育的社会，会因为不自由而窒息。这个国家等待着、期待着改革的诞生。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深刻的结构变化。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技术时代，正在获得更高程度的效率。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制度已经被证明无法应对这个新文明时代发展的挑战。我们在历史层面上错失了时机，遭受了失败。国家的根基开始发生动摇。1970年代，增长率开始出现下降，而这是我国赶上当时的最发达国家和缩小生产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径。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政时，国家的增长率为零。

至于我国产品的质量，除了国防部门和能源部门之外，我国的产品不具有竞争力。此外，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不能解决本国公民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简单问题。许多产品发生短缺，提供给妇女、年轻人、儿童和老人的用品不足……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创造力、智慧和兴趣变为行动。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所秉承的理念就是人们能够自由、直接和民主地参与公共和政治发展。

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列宁在革命后的做法。现在对列宁极为严厉的指责比比皆是，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我看来，列宁的价值在于将共产主义与思想进步和吸收所有人类知识的需要相结合。即使那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列宁仍然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国家陷入巨大灾难的边缘之时，列宁冒着风险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除了他的决心和革命热情之外，列宁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思考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构想。

列宁敢于反对传统的观点，包括他自己的和党内同志的传统观点。

我们要回到列宁的创造性活动被打断的地方。当需要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念之外冒险探索时，我们也需要参考列宁。这是实话。改革始于列宁被打断的地方，我强调，这在历史方面是完全能够解释得通的。内战和政治论战促使布尔什维克掌握权力，使用强势手段进行治理。党和国家的官僚化就发源于此。

当然在改革之初，我们并没有看到、理解或深刻思考过任何事情。在一开始，我们（包括我自己）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继续。现在我可以说这个说法既有对的成分，也有错的思考之处。现在我再将十月革命与改革进行类比时会更加小心谨慎。

我的信条是社会应当被改造为自由、人道和民主的社会，应当以人民自己的行动和意识为基础，而不是以强制力为基础。这将有助于他们成为公民，能够避免整个20世纪中人民被不同集团的“牧羊人”所“吞噬”的情况重演。

我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寻找和构建理念及适当的政策、贯彻计划、改革本身，以及在改革中做出新发现和得出新结论。所有的这些经历使我得出了以下结论：人们在沿着改革和渐进发展的道路前进时，能够利用自由带来的益处。选择剧变就会导致混乱、破坏，还常常会出现新的不自由。

1985年3月之后的最初步骤

是否存在着改革计划？这是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

与今天的那些“评判者”和“批评家”宣称的相比，我们对改革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个：相信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实事求是，认识到生活高于理论，遵从生活的道路及其逻辑，不再将我们自己视为笑柄。

在1985年3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开始采取具体、“简单”的步骤，逐渐推出和落实，这使得我们能够向前迈进，并让社会为新的步骤做好准备。这些新的步骤将必须包含新的、自由的生活和治理准则。

最初的改革计划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改革，我们需要在广泛分析社会现状和整个经济形势的前提下做大量的工作。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由专门研究工业的研究机构和进行跨行业研究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报告。我们要求这些研究机构提供对局势的看法。我们对所看到的结果感到震惊：实际上所有人都感到不满，甚至连众所周知的处于特权地位的军工行业的工人都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在明天或后天崩溃的原因所在。这样说的依据不是情绪所致，而是源自非情绪化的、负责任的分析。是开辟变革之路的时候了。我们在经受了艰难坎坷之后，应当进行改革了。事实上，国家期待着变革和改革。3月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产生的新领导层需要积聚起力量。

目前，已有好几本书面世，包括一本名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书，内容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在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记录。[2]这本书的第二版已经出版，披露了政治局、政府和个人的行事方式。

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共同作用的结果，1972年——1991年》尤为有意思。梅德韦杰夫也详细研究了改革，写了好几部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和由其他改革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撰写的著作，真实反映了实际的局势和领导层内部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如何从一开始在全国落实改革的方式。

随着公开化的扩大，改革进程开始加速进行，社会的觉醒成为更积极的进程。冷漠和漠不关心不复存在，就像清晨，太阳升起驱散迷雾一般。

我们需要打碎顽固和强大的命令式行政体制。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注入新生力量。我们需要给予人们自由。这就是国家需要政治改革措施的原因。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苏联改革（特别是开始阶段）和中国改革进行的比较。

中国与苏联在结构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不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中国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之中。今天，环境和能源安全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

总之，我一直坚持，并将继续坚持改革应当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方进行：在中国就应当以中国的方式进行改革；在俄罗斯就应当以俄罗斯的方式进行改革；在拉丁美洲，就应当在考虑到这个大陆的主要特点的情况下进行改革。那些不尊重这些经验的地方不仅会陷入停滞，而且会产生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威胁。

我认为对我国而言，只有当新的一代走上苏联最高领导岗位时，才能发动社会的根本性变革。

我记得与安德罗波夫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还没有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我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在谈话中，我说了我的看法：政治局似乎并不怎么关注由谁来替代现任领导层。

安德罗波夫很警惕地笑了一下：“如果我们不关注国家和人民，那么我们关注什么？”

我的想法不同，直率地表示：“噢，比如说，去年11月7日国庆时的领导人照片。我要说的是，当我看这张照片时，我感到十分焦虑。几乎所有人都是70岁或70岁以上了。”

然后，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不久就要全部进棺材了。”

“什么，你打算要把我们全都埋葬吗？”他问道。

“当然不是，尤里。我不是那个打算要埋葬你们的人，只有生活才能做到。正如东方的智者所言：生命的本质就是‘人的出生、受苦和死亡’。最高领导层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不可能逃脱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考虑在国家领导层中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这种局面需要加以纠正了，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在内。”

“你要知道，米哈伊尔，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安德罗波夫说，“当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寻求跻身于最高领导层的时候，他们会左突右撞地向上努力，这样的领导人就会犯错误。一匹老马是不会踩坏犁沟的。”

“哦，是的，您说得对，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但是，需要新的犁沟的时间仍然会来到的，而老马却仍然会以旧的方式犁地。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列宁的观点，他说：‘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久经考验的人员与青年人员相结合。’年长的领导人保护年轻人，向他们传输经验，以避免他们行为鲁莽，而年轻人则使老干部们保持警觉。这种结合能够创造正确的环境和取得正确的成果。”

“我也赞成列宁的观点。”安德罗波夫微笑着说。

“但正如我们所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参天大树始于一粒树种。”

这些话一直留在安德罗波夫的脑海里，他直到最后都不时地提醒我要注意。

3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我们开始认真地起草专门的行动纲领，并决定将它提交给下一次中央全会。这个行动纲领获得了1985年4月中央全会的批准和采纳。

4月中央全会后，我在莫斯科召开了多次会议，然后前往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列宁格勒之行标志着公众公开讨论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问题的开始。

这些最初的步骤和公开化为改革打下了基础。

【注释】

[1] 我的助手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人员。他还是我们在明斯特期间出色的德语翻译。

[2]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基于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和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所做的会议记录（1958——1991）》。第二版，重新修订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08年（第一版于2006年出版）。

第三篇　改革是如何完成的

第十二章

开辟变革之路的时间到来：3月和4月中央全会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离改革开始已经过去了25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现在人们再次谈论改革问题，那么改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哪些期望实现了，而又有哪些方面令我们失望？有些人认为改革是在党和国家的条件成熟时开始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对国家的形势——人民面临着无法满足最基本需求的困难——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之前，我们的社会必须进行思考、反思和遭受磨难。

首先，政治局的组成需要做出调整。这项工作是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开始举行的，一直延续到我当选总书记之后。

加入领导层的新成员有尼古拉·雷日科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叶戈尔·利加乔夫、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维克托·切勃利科夫、格奥尔基·拉祖莫夫斯基、鲍里斯·叶利钦，后来又有维克托·尼科诺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尼古拉·斯柳尼科夫、阿纳托利·卢科亚诺夫、亚历山德拉·比留科娃、尼古拉·塔雷津、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安德烈·古伦科、瓦连京·法林、加林娜·塞梅诺娃等等。

替换干部的工作还包括对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地区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书记的调整。另外，部长和政府机构负责人也在调整之列。

现在，4月中央全会被确定为改革的开始，但有些人经常会问那为什么不是3月中央全会呢（新领导人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当选）？无论如何，前者的观点是正确的。新政策的概念是在4月中央全会上确定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已经在上文中提到，中央全会和许多与普通民众的见面会一个接一个地举行。我从莫斯科人那里了解了很多东西。

我视察了利哈乔夫汽车厂、居民住宅区、一所医院和一些商店。但最重要的谈话是在利哈乔夫汽车厂的会堂进行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说我国已经从1970年代开始越来越远地落在发达国家之后，而增长率的下降加剧了经济、社会和国防方面存在的问题。

从西伯利亚北部和远东获取新的资源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口问题更加糟糕。当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低70%以上，而农业增长率要低80%。与世界标准相比，我国的生产率只达到21%。很显然，苏联在科技进步方面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距离更大。他们在见面会上公开讨论各种问题，表现出很大的担心，这也是非同寻常之事。

见面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能得到活跃的反馈。当然，与其说人们是想借机向新任总书记表示尊重，倒不如说是为了聚焦于实际问题。人们期望能变得更好。

他们希望迅速发生变革。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十分有趣。列宁格勒人民是4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的坚定支持者。

在这里，会见将从莫斯科大街开始。数百人聚集在那里，我将在那里停车，下车来与他们见面。

然后，我将视察一些大工厂，如伊莱克特罗希尔电子厂、基洛夫工厂、斯韦特兰娜——布尔什维克工厂。我与参加“强化——90博览会”的技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见面。

我的列宁格勒之行在斯莫尔尼宫研究院结束。斯莫尔尼宫就是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建立的地方。

1985年5月16日，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强化——85博览会”上。

人们等待着关于3月全会和4月全会通过决议的第一手信息，以及新领导层打算做些什么。在对列宁格勒这座伟大城市及人民所做的贡献表示敬意之后，我公开讲了该市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讲话结束时，我要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我的讲话。

当我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的时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列夫·扎伊科夫将我在斯莫尔尼宫讲话的录像带给了我。一回到家，赖莎和我就从旁观者的角度回看这次见面会。我不想隐瞒：我们为会议的整体气氛和在斯莫尔尼宫发生的一切所折服。

我立即将录像带送到叶戈尔·利加乔夫那里，要他看一遍，并考虑一下如何报道列宁格勒之行。利加乔夫很快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和米哈伊尔·基米亚宁已经看了录像带，认为应当在国家电视台不加剪辑地播放。

我认为斯莫尔尼宫讲话在许多方面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为此类会议树立了先例和定下了基调。

1985年5月15日，与列宁格勒群众打成一片。

6月和7月，我去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我们又举行了会议和直接对话。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这些公共场合倾听人们的意见。显然，人民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金属工厂发表讲话时，我望着人群问道：“也许你们有人会问：我们是不是走得过远了？你们认为如何？”

“这是正确的行动。就应该这么做。”人们回答道。

“这是个别人的说法，还是所有人的想法？”我问。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人们用友好的语气反驳道。

乌克兰之行的尾声，我们在基辅举行会议。参加会议者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地区领导人和各部部长，以及科学界、文化界和学生代表。当我讲到乌克兰人取得的成就和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时候，会议厅里的气氛很好。但是，我在第一次正式视察乌克兰时，也想告诉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有关乌克兰发展的消极方面。在好几年时间里，乌克兰处于勃列日涅夫的支配之下，不能完全掌管自己的事务。我认为参加这些会议的人们能够听懂我讲话的意思。

许多年来，我与白俄罗斯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白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英勇抗击德国入侵，我对他们表示钦佩。所以，我直接去了明斯克。白俄罗斯人在我们的所有会议上都表达了支持。我满怀激情回到了莫斯科。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到西伯利亚东部去，亲眼看看那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还要找出油气生产状况如此糟糕的原因。

9月4日，我休假之后立即动身前往秋明地区，同行的还有多尔吉赫、叶利钦、巴伊巴科夫和天然气工业部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们从油气产区的首府——下瓦尔托夫斯克出发。然后，我们去了北极圈内的新城市——乌连戈伊，那里的主要建设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参观了苏尔古特正在修建的发电厂，还参观了城市的郊区。

我与石油工人的谈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政府和人民都关注这里恶劣环境中的生活。在这个聚集了成千上万新移民的地区，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落后于生产的发展。

常识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在一个新的欠发达地区上马重大工程，就必须首先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住房、电灯、供暖、学校、医院、图书馆和体育馆。简言之，要具备人们正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我对乌连戈伊的视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座新城市出现在北极圈的旁边。城市还在建设之中，一大批居民来到街上与“首长”见面。对话显得严厉而刺耳。

“我们怎么能够就住在棚屋和火车车厢里？我们什么都要用光了。没有定期航班飞来这里，或飞去首都和国内其他城市！结果就是苏联和欧洲需要天然气，但是没有人需要我们？！”

我们发现尽管当地的奶牛场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扩建生产设施，但生产能力却远远不够。满目皆是愚蠢加愚蠢。

机械工程师向北方发运设备都是小批量的，而长久以来，苏联使用装配厂以及向偏远和难以到达地区提供主要零部件的做法已经十分普及。结果，人们必须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装配车间。这需要额外的人力，也就需要额外的住房和其他东西。

在秋明与石油工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感受到了人们的反应：他们已经听厌了一般的政策宣示，希望能得到实际的帮助。我代表政府宣布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供救助。

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我问赖莎：“所以，作为一个西伯利亚人，你的看法如何？你的印象是什么？你的感觉如何？”

她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

“很有意思。这给我带来了儿时的记忆：那些一模一样的火车车厢、棚屋、白雪、风暴和一家人晚上在一起的吵吵声。”她答道。

“你怎么看呢？”赖莎问我。

在经历了这些所见所闻之后，我的想法已经截然不同了。我简单地说：“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还要重新考虑一遍。”

对最紧要的问题，我们立即做出了决定，向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发运了管道、水泥等建材和设备。我们立刻提供了物资，对住宅建设计划和服务部门做了调整。石油生产停止了下降，事实上还出现了些许上升。唉！政治热潮很快将席卷全国，我们将无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这些工作。

我在利哈乔夫汽车厂举行的会议以及在列宁格勒、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一些公司的视察，都使我确信加速科技进步的观点激起工程师和工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想象力。

不久，中央委员会召开关于科技进步的全国性会议，距勃列日涅夫提出召开关于科技进步问题的特别中央全会的建议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会议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关键的问题和最重要的步骤是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工程类工业实现现代化。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十分困难，但我们还是想办法解决了资金问题。对工程类工业的投资增加了80%。

对于计算机科学、计算机工程、回转式输送装配线、机器人、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等方面的科技进步项目，我对设定的目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些项目要求对投资政策进行重大修订，并扩大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和西方企业的广泛合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人们对此已等待多年。

反酗酒运动：做出决定和处理后果

我采取的第一批政策措施中的一项就是反酗酒运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对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许多人还对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后立即做出这个决定感到震惊不已。

情况是这样的。勃列日涅夫还在当政的时候，政治局就在公众的巨大压力下做出了制订反酗酒计划的决定。这项工作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得到了延续。政治局和政府听取了有关汇报，下达了指示。契尔年科当政时采取了同样的举措。

改革开始之后，这项计划起草完成，提交政治局讨论。在进行讨论之前，政治局与国内排名前二百位的企业工人举行了研讨。在会上，我们与工人们就有关反酗酒问题的建议进行了公开的讨论。

我真的很想找出这些会议记录，它们一定还存放在某处。我能清楚地记得其内容，我不会这么快就忘掉它们。人们一致要求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酗酒。人们发言时的语气饱含痛苦和不解：为什么政府完全无所作为？酗酒和醉酒影响到各个方面——遍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生产体系。这些恶习正在毁坏家庭，对正在成长的儿童具有负面影响。

我在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能不对以上问题表示关切。我们建议在几个地区禁酒，将之称为“禁酒令”。在苏联建国之初的几年里，由于国家需要财政来源，禁酒令被取消了。赫鲁晓夫当政之后，采取强有力的举措根除这种恶习，提高酒类价格和限制销售。但这些举措渐渐地废弛了。

情况逐渐演变到令人不安的程度。在反酗酒运动之初，国内登记在册的酗酒者的人数为500万人。每年由于酗酒造成的损失高达约800亿卢布——1000亿卢布。人均（基数包括婴儿在内）纯酒精消费量为10.6升！

顺便说一句，俄国于1914年实施“禁酒令”时，人均伏特加的消费量为1.8升，卫国战争之后上升到2升。

一天，葛罗米柯告诉我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谈话。他们两人驾车从勃列日涅夫在扎维多沃的家返回，当时是勃列日涅夫自己开车。葛罗米柯根据他得到的资料，对勃列日涅夫说，酗酒问题已经达到了灾难的程度，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影响。他其实是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勃列日涅夫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答道：“你知道，安德烈，一个俄国人活着不可能不去喝上一杯……”

要明确指出造成当时严重的酗酒问题的原因并不容易，但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传统、数百万人窘迫的生活条件、不确定的生活本质、没有文化、压抑的社会环境。政府则过于抬举这种“恶习”，产生了负面的作用。公众最终也开始对醉酒现象表示宽容。这方面的笑话俯拾皆是！

不过，据称最尖锐的笑话出现在改革年代，这里是其中的一个：

排队买伏特加的队伍长度超过了一公里，人们都在骂当局，骂得最多的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其中一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大声说道：“我现在就要到克里姆林宫去把他干掉。”

“好的，你去吧。”排队的人们窃笑着说。

这个人直奔克里姆林宫而去。一小时之后，他回来了。队伍向前推进了一点，但离商店仍然很远。

“这么说，你把他干掉了？”人们问道。

“没有，那儿也排着队呢。”他回答说。

好吧，这让我怎么说呢？这个笑话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怎么好笑，但俄国人就是非常喜欢。

人们现在会问，打击酗酒是谁的主意啊？一些毒舌声称这个主意来自之前已经“喝够了”的政治局委员，但这纯属捏造。这个主意是来自下面。党和政府的机构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来自那些妻子和母亲们。作家和医生也发出同样的声音，要求推出禁酒令。

政治局进行了十分活跃的讨论，决定不颁布禁酒令。所采取的措施包括逐步减少高酒精含量酒类的生产，增加果酒、啤酒和非酒精饮料的产量，用其他方面的收入来弥补失去的税收和销售额。

起初，虽然有些人认为难以接受，但公众赞同这个决定。然而，随着运动的进行，人们开始感到迷惑，接着是感到厌倦和不满，甚至是愤怒。

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决定本身是出于社会现实和责任感，但一旦开始实施，情况就陷入了混乱，良好的意愿化为泡影。反酗酒运动再次表明，那种相信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下达命令并与行政热情相结合就无所不能的信条，是足以毁掉一切的。

出于来自上面的压力，酒店和酒厂很快就关门大吉了。一些地方的葡萄园甚至也被砍掉了。果酒的生产逐步停止，从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昂贵的啤酒生产设备被放在那里生锈和报废。最严重的是，私酒生产十分普遍。食糖开始从商店里消失，而食糖的短缺严重阻碍了甜点的生产。人们为了一个庆典，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去买一瓶酒，感到恼怒和受辱。他们立即大肆抨击当局，尤其是抨击总书记，因为根据传统，这个人是要对所有事负责任的。就这样，人们给我起了绰号：“矿泉水书记”。

当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努力控制局势，但没有成功。而事实上，我们本该能够对付这个问题的。

有意思的是，同时也是那些到今天仍然对戈尔巴乔夫反酗酒运动耿耿于怀的人特别应当知道，我们采取的措施降低了负伤率和死亡率，减少了工时浪费，让行为失常的发生频率和与酗酒相关的离婚率走低，预期寿命和出生率均有上升。

在俄国，反酗酒问题需要在日常事务的基础上予以处理，更多的是将这个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解决。目前的情况更加危险了。据报道，人均酒精消费量已经超过了17升。人们再次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去降低灾难的规模。

改革年代之初，在落实反酗酒运动的具体措施方面犯下了大错，我们今天仍在为此付出代价。

又一次巧合

1985年底，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筹备党的二十七大上。我们必须系统地制订改革政策，具体确定需要开展实际工作的领域。按照惯例，总书记要在代表大会上做主旨报告。但这一次，我们决定我将做政治报告。这样就能避免对“我们已完成工作”做例行分析（这是通常的做法），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战略问题上。

到12月底，一个工作小组为报告准备好了关键资料。我与这个工作小组一起去了黑海疗养地皮聪大，继续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我的要求下，工作小组还提交了由学术机构完成的针对具体问题的计划。在汇总所有资料的基础上，我和同事们除了要对世界总的形势，还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做出新的评估和结论。

国内政策聚焦于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我们谈到改善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改善制度是可行的，认为给予人民自由将会鼓舞他们。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政策遇到了重重障碍，一些人将它视为又一场很快就会失势的运动。

重要的是，我们要打消人们的疑虑，使人们相信这项政策的必要性。报告特别强调公开性这个主旨。而懂得党在改革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于1月中旬向政治局提交了报告初稿。在我们的讨论中，我充分感受到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是何等强大。我的朋友们只是考虑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异端邪说”，或是担心从中不能产生什么正面的东西。总之，他们被某种恐惧压倒了。

在政治局1月23日举行的报告初稿讨论会上，我说了以下的话：

“我们已经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以此为基础起草了我们的政策。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在大趋势和大方向上犯错误。我们不是上帝，也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在上层能够掌握比公众更多的信息。我们深知做一次大的转向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将此牢记在心……我们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人们团结起来，他们与我们面临同样的形势，准备从中取得突破。”

生活中发生的巧合很有趣。我们将1986年2月25日定为二十七大开幕的日子，这纯属巧合。无论如何，这个日子与二十大的三十周年纪念日是同一天，而二十大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会代表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政治报告，但是以往形成的惯性仍然支配着大会的讨论：自我检查接着自我检查，还大做承诺。当然，尽管对领导人大加奉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总书记还是受到了赞扬。我对此感到不快。

当我听到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二位均为广受尊敬的著名人物）的讲话内容时，我打断讨论，要求他们“降低调门”，“不要总是提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名字”。这看上去不算什么，但为大会定了基调。代表们都开怀大笑并热烈鼓掌。

从此，大会的讨论更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强调的重点也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些代表对国家当前的形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聚焦于追究前任领导人的责任。另外一些代表则肯定了上几代领导人的作为，要求继续他们的原有政策。最终，这些不同派别并没有在大会上发生公开的冲突。

二十七大闭幕之后，我们需要关注大会决议在实践中的贯彻情况。我清楚地记得4月的古比雪夫（今天的萨马拉）和陶里亚蒂之行。这个地区分布着航空、化工、金属和食品工业，农业也很发达，此外还有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以及河运和科研中心。

这次视察历时三天，我的第一印象是时间机器让我倒退到了过去的时光。地区党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们对他们的下属举止傲慢，规定了人们“允许”与总书记互动的方式。他们会用手势阻止那些奔上前来的人与我直接讲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他们会打断“不必要的”谈话。当地的负责官员对我与人民交谈的方式感到十分震惊，以至于他们不择手段地加以阻止。我不得不公开阻止他们，说：“是我在这里讲话，不是你。”我看到他们气得满脸通红，他们那专断的颈部和面部热血充盈。

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对变革的强烈意愿和对当局的漠视。

回到莫斯科之后，与前往其他地区视察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开会，我的担心进一步加重了。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形势飘忽不定，改革政策尚未进入到城市和工厂的生活当中。

中央委员会不断收到来信（每天约3500封——4000封），大多数来信对当地政府按兵不动表示关切。一位来自我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的男士称他最近带着提高生产的计划去见一位国营农场场长，但是他被那位场长赶了出来，说他是多管闲事。我收到一封发自高尔基的来信，写信人是我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也是一位哲学博士。信中说：“要记住，米哈伊尔，高尔基什么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没有！”

1986年4月24日，政治局继续讨论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汇总各种各样的说法，主要原因是庞大的政党和政府机器已经成为改革和各种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不仅仅是误解问题。我从一份出版物上摘引了一段能够反映我们讲话主题的文字：“这部机器折断了赫鲁晓夫的脖子，现在也会干同样的事情。”

对公开性的考验：切尔诺贝利的震撼

改革年间，仍然有大量的对于公开性的讨论。比如说，我对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感到惊愕。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毁掉了一切。”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这句话，我决定不再对他的说法置之不理。我在莫斯科举行的报纸总编国际峰会上就这个问题说：“尽管我对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表示尊敬，但我不同意他的说法。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改革，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就不能开始民主进程。”

但是，大多数苏联人和现在的俄罗斯人以及西方民主社会的人都能认识到公开性作为自由的条件和作用。对于苏联领导层而言，这就是说必须对人民讲有关国家和世界的实情。但最重要的，公开性是解释新的政治路线的工具，它也是发动人民积极、独立和有意识地改善社会的主要方式。

由于已经将改革作为一个民主革新的进程，我们必须确保改革的实行也采取民主的方式。

基本而论，公开性成为使人民参与政治和促使他们创造新生活的途径。

公开性是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

著名的电视节目《改革聚光灯》就是诞生在公开性时代，并受到了它的影响。聚光灯的光线并没有暗淡下来，而是更加明亮了，照亮了黑暗的角落和邻近地方。

在公开性时代，社会开始摆脱恐惧感。

政治局并不是总能够经受住公开性的考验。一些政治局委员认为公开性“挑唆人们对我党和我国历史滥加批评”。我的同志们经常（特别是在非正式场合）对媒体的大胆直言和记者的恣意举止感到不快，指责他们污蔑那些过去曾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人物。

为此，政治局要求我们让媒体噤声，批评媒体以高压方式充当法官的角色，称媒体以自由和轻松报道为时尚，对事实和事件的分析缺乏责任感。

实际上，这些严厉的批评不无道理。瓦茨拉夫·哈维尔曾经说过：“言论自由总是充满了危险，因为善的自由总是与恶的自由如影相随。”

公开性还将环境问题引入公共舆论的视野范围。如果将环境问题列为此前的讨论禁忌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斯大林时代，有人撰写了关于森林面积减少和在“伟大舵手”的指示下建成防风林的重要性。在赫鲁晓夫时代，发生过针对土地水渍和盐碱化问题的抗议活动。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曾公开发表过多份有关贝加尔湖、咸海、拉多加湖、里海和亚述海的严重环境问题。

但是，还存在着绝对不准逾越的严格界限。人民能知道的信息十分有限，完全不知道由于野蛮对待大自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著名作家参与了保护大自然的战斗：瓦伦丁·拉斯普金保护贝加尔湖；谢尔盖·扎利京保护伏尔加河；奥尔扎·苏莱曼诺夫保护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核试验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保护西伯利亚的森林与河流；瓦西里·别洛夫保护俄罗斯北部的森林；伊凡·瓦西里耶夫保护非黑土地地区——“黑钙土”（他的文章的主题是农村的灭亡就意味着国家的灭亡）。公开性揭示了社会上盛行的掠取大自然的心理：本世纪的资源足够用了。

公开性让公众了解到90个城市，实际上包括苏联所有的大工业中心的大气污染量超标。当人们发现他们的基因库受到损害的时候，全国各地弥漫着痛苦和不满。

此时，我们不得不决定首先停产和关闭约1300个污染源企业。当然，尽管遇到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反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站在公众一边。那些生产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公司，获得了采取应急措施以达到环境要求和标准的机会。不过，其中的不少工厂被永久性关闭。我们还避免采取过激行动。显然，不能武断地出台牵涉到土地的决定。一些狂热人物要求停止一切灌溉工程。我对此表示反对，表示我们不能走火入魔。人们对我们的警示十分正确：我们对自己面前行动的长期后果一无所知，但上帝告诉我们要合理地用水。美国的气候比我国温暖，灌溉面积多出2500万公顷。我们反对野蛮的灌溉方式，而不反对灌溉本身。

公开性还意味着对以前查禁的影片和受到严厉批判的出版物开禁，并允许出版所有异见人物和流亡者的文学作品。

第一批获准出版的有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穿白衣的人们》和亚历山大·贝克的《新的任命》。[1]

我想专门提一下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2]这部影片的摄制得到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首映在电影宫举行，观众都经过挑选，然后在内部电影院放映。影片就像一枚炸弹，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现象，而且是一个政治现象。政治局就这部影片是否公映进行了讨论。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制片人和创作协会来解决。这也是他们所期望的。于是，这就创立了一个先例，所有被审查者束之高阁的作品都予以解禁。出版社开始自由出版瓦西里·贝科夫、瓦西里·格罗斯曼、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瓦伦丁·拉斯普金、鲍里斯·莫扎耶夫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回归到了由批判现实主义创立的民族文学伟大传统。尼古拉·卡拉姆津、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尼古拉·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版。俄罗斯流亡者伊凡·布宁、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和马克·阿尔达诺夫的经典作品也紧接着出版。同时，革命后遭到放逐的伟大思想家也到了回归祖国的时候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我不会将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只列举我知道其作品的思想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尼古拉·费多罗夫、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帕维尔·弗洛连斯基和伊凡·伊林。

正如许多人一样，我没有办法在学生时代读完所有这些作品。我们这一代被剥夺了精神感知力，只能进食官方意识形态的贫乏食物，被夺走了比较和对比不同哲学思想和做出自己的选择的机会。

对公开性形成重大考验的时刻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以及对这场事故的态度。切尔诺贝利确实打开了我的视野，包括我国科学界正在发生什么事、核问题对于我国安全的影响和核工厂工人的能力如何等。

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在中型机械制造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型机械制造是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承接了主要的国防和核武器订单。这个行业的工人和干部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导致了不愿做自我批评和责任感缺失的问题。

听取切尔诺贝利核电厂事故有关消息的第一天，政治局遭遇了那些负责人轻描淡写的态度。

苏联科学院院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和中型机械制造部部长艾菲姆·斯拉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业反应堆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他们都解决了。为避免核辐射，就需要多喝水、吃东西和睡好觉。”这种十分不靠谱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杰出科学家和管理者的身份极不相符。

当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发生了爆炸、核物质被抛向了天空，还是发生了事故或火灾？总之，情况是如此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在最初两天无法对公众披露任何事实。但我们采取了行动，知道切尔诺贝利工厂发生了特别危险的事情。

我们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成员包括核电厂和辐射学方面的专家、医生和环境监测组织的代表。苏联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但迟至4月27日，我们从委员会收到的情况报告仍然包含着许多推诿，都是临时性的推测，没有任何结论性的东西。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谢尔比茨基都在事故发生后的前几日到了事故地区视察。关于事故的更多细节开始披露出来。很显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人的安全。

包括超过20万儿童在内的 100万人获得了医疗救助，普利皮亚季市的市民被撤出重新安置。第一张辐射污染图绘制完成后，科学家断定污染区内已经不适于人类生活。大撤离开始了，最初是从半径10公里的区域内撤离，然后扩大到半径30公里撤离。居民并不愿意撤离，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才能完成撤离工作。5月的最初几天，撤离的人数大约为135000人。

最为麻烦的是被毁的反应堆本身。

我们必须防止放射性物质由土壤渗入第聂伯河，为此派出了防化部队，运来了必要的设备来进行封闭反应堆的作业。起初，我们最担心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之后，我们得知白俄罗斯受到的打击最大，尤其是莫吉廖夫市。

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他城市的科研机构必须连轴转来解决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许多人主动要求被派到切尔诺贝利参与救援。在十分煎熬的最初几天里，就像我国历史上经历的其他困难时刻一样，人们显示出了最优秀的品质：无私、博爱、同情和在紧急情况下乐于助人。

用于减缓爆炸直接影响的费用为140亿卢布，此后用于善后工作的费用更多。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已经采取了有可能做的必要措施。

平心而论，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并不清楚这场灾难所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国内范围的还是国际范围的。这种情况不明的状况导致谣言四起和惊慌蔓延。当时和现在，人们一直在批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中央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对受到影响的居民的遭遇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未能及时采取一些行动的话，那也更可能是由于信息和效率的缺乏。对紧急情况未能做好反应准备的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专家。

1986年7月3日，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了切尔诺贝利事件。

在会上，我做了以下发言：

“30年里，我们从你们——科学家、专家和部长们——那里听到的是，这里一切都很安全。你们认为我们会把你们视为上帝，但一切均以失败告终。结果表明部长们和科研中心都毫无控制能力。整个体系都弥漫着奴性、谄媚、宗派主义、打击异己、文过饰非和领导者中的私人和裙带关系。”

5月中旬，我发表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同情，谈到了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对事故发生后勇敢地参加清除工作的抢险人员表示敬意。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组织和公司运来了消防设备、机器人和医药用品。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团结之战。与苏联公民并称为切尔诺贝利英雄的有美国医生罗伯特·盖尔、保罗·特里萨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汉斯·布利克斯。

但是，国外还有不少人利用切尔诺贝利悲剧污蔑我们的政策，尤其是信息披露方面的政策。

政治局内部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有关信息应当逐步公布出去，以免引起恐慌和造成更大的损失。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收到的信息应当立即、全部公布于众，不加任何限制，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后一种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在7月3日举行的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说（原谅我引用自己的讲话）：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隐瞒实情，无论是关于正在处理的实际问题，还是我们对工作所做的解释都是如此。我们要对情况的评估和得出的结论负责任。要在人民和世界的注视下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决不能只是采取折中的做法或是隐瞒真相。对于事故全面信息的披露是十分必要的，而懦夫的政策是可耻的。”

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都坚决支持这个立场。

以上这些仅仅是我国公民、政治局和部长会议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的初期所采取举措的一部分。

对于我而言，这是改革时期的重大关头之一，也是我人生的重大关头之一。我们必须忍受艰难困苦，进行反思，得出结论，面向未来。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分为两大时期，即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前和之后。

现在，确保能源供应再次成为中心问题。非再生能源已经到了即将耗尽的边缘。科学还没有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建设核电站的热潮。

长期以来，我反对发展核电。但现在，我对形势有了理解，也就是说我已经详细地看到了国际社会无法离开核能而生存下去的现实。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考虑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有经验，就需要建设核电站。这关系到反应堆本身、管理系统、安全系统，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十分重要、复杂和危险的设施中工作的人员。核电站还必须能够防备恐怖分子可能发起的攻击。

正如上文所言，切尔诺贝利暴露了我国的许多病灶：隐瞒灾难和负面事件、无责任感、粗心大意、工作懈怠和酗酒成风。然而，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会通过使用行政压力、纪律或严厉措施就得到解决。

背后一刀……

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了每桶10美元——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 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86年，一些主要方面的改革计划和外交政策都已拟定出来。同年6月，我们讨论了关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草案。那么，其中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常规做法。如果我们谈及五年计划，那就是指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

但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起草的，包含了新的路径，目标是实现社会质的变化。

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雄心勃勃，号召将所有工业转变到新的经济管理模式，包括增加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加强企业的作用和责任，以及掌握经济管理方法。

这些新的要求并没有达到大幅度改变经济战略的程度。五年计划的目标是根据“加速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而且，实现更快的生产增长、加速科技进步、实行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工业）的技术重组，全都需要资金的投入。

由于提高教师、医护人员和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而增加了预算开支，财政状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笔预算开支增加的数额超过了100亿卢布。反酗酒运动减少的财政收入也有好几百亿卢布。最后，《养老金法》规定增加养老金开支450亿卢布。基本情况是，所有事都在同时发生了，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也许，我们应当公开讨论整体局势，修改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目标，推迟实施最近批准的法令，因为那需要增加预算开支。

这几个月里，我一直对如何行动迟疑不决。我几乎就要提出降低新五年计划目标的建议。我知道这个问题也令雷日科夫和那些了解财政状况的干部感到困扰。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雷日科夫问我：“我们要做些什么？是坚持现有的五年计划，还是对它进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形势？”

我们考虑了对这个问题的支持观点和反对观点。但我们两人最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将不会偏离已经制订的五年计划。

我现在回顾这件事时发现，在已经认真制订了未来的发展计划之后，我们被改革之初的局势弄得无所适从。这些计划都符合实际。但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决定改变发展路径，政策就变得不符合实际了。

简言之，没有回头路可走：人们期望变革。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和更高效地使用资源。总而言之，我国的单位国民收入的物质消耗（特别是水泥和能源消耗）要比发达经济体高50%——100%。因此，在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生产率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改革开始之初，我们担心调整计划会引发严重的反作用。

警示信号

全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带来了警示信号：地方政府都在那里按兵不动，企图以此来赢得时间。

在1986年7月视察远东之前，我会见了地方报纸的总编们，斥责他们摇摆不定和不敢出声。但他们以抱怨的口气加以反驳：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将你刚刚对我们说的话对地区党委、市委和区委的书记们再说一遍。我们的报纸实际上掌握在党委手中。”

因此，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上层，这一次是出在党的干部身上。也许，党的干部是导致地方实际工作迟缓的主要因素。

减速的趋势已经成形。

这就是我动身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和哈巴罗夫斯克时的印象。结果表明总编们是对的。我发现他们对人民的生活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人们痛苦地抱怨他们的变革希望没有得到管理层的回应，高级官员们破坏了改革，根本不愿意解决哪怕是最简单的问题。

说一个小插曲：最近我看了一部有关我国海军及其历史和苏联解体后的状况的影片，发现在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潜水艇厂工作的工人们期望戈尔巴乔夫能支持建造新型潜水艇。但是，他来到这个城市后只是去了一个家具公司，关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啊？当然，我到这个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新型潜水艇的建造情况。这种型号的潜水艇用特殊材料建成，能够潜得更深，因此能将噪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指标，而且也达到了。我大力支持这种潜水艇的制造，甚至施加压力确保进度的加快。当然，这是我最重要的日程，但媒体无法得知这个情况。

我离开工厂之后到城里漫步，与市民见面。我得知了一些令人羞愧的事情：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的儿童们在盛夏时节吃不到冰淇淋，居民要跑很远很远去购买家具。他们分配到了公寓，却无法为新家添置家具。军工企业每天都派货机飞到塔什干，但是没有人想到给为国家建造军舰的工人们捎点水果蔬菜回来。

当下，播出纪录片的主要电视频道都接到了指导准则：要尽量少地反映改革时代的成就，尽可能多地暴露其缺陷。但人不能下贱到这种地步：胡说八道、胡编乱造，就是为了取悦那些掌权者。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莫斯科，然后与家人去克里米亚度假。我的心情确实不好。我决定立即进行人事调整，制订新的领导人任命规定。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想到，这不仅仅是那些掌权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们身处现有制度的严格限制之中。这个制度几乎没有给创新留下空间：计划由上面下达、资金依靠划拨、企业缺乏自主权等等。

我缩短了假期，前往克拉斯诺达尔和斯塔夫罗波尔。我想与人们交谈，检验我的思想，但奇迹并没有发生。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人人都支持改革，但什么变化都没有。我想，这到底是无法以新的方式行动，还是采取了一种天生的自保行为呢？

人们看到了这一切，不假思索地利用公开性来批评政府。他们声称政府只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愿意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所以，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善。

中央委员会收到越来越多的来信，人们在信中不安地汇报正在发生的情况。一位白俄罗斯作家在信中直接提出要求：“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直接下命令开枪吧！”他确实还主张采用某些外来的标语口号。这就是公共舆论中的那些评论和理解。我不认为这位作家真的希望有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毕竟，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具备了公开性和民主化。而现在他们竟要我们开枪。不过，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言辞而觉得受到了冒犯。这是一种真实的恳求，证明人们已经不相信目前掌握权力的干部能够进行变革。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干部身上，还存在于管理体系之中。

总之，这些旅行使我确信关于变革的指示没有在管理干部那里得到合适的回应。高级干部正在破坏改革，不处理人民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我回到莫斯科时，对此感触极为深刻。而且，同事们对形势表现出同样的关切。

到1986年末，我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举行一次有关人事问题的中央全会。工作人员开始准备材料，但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一再拖延，全会被迫推迟了两次。谣言开始在国内外流传，称政治局出现了分裂，戈尔巴乔夫无法得到一些政治局委员的支持。

12月1日，我们总算能够开始讨论报告初稿。尽管政治局委员们的立场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但报告的主要内容获得了赞同。

我前往总书记在莫斯科郊外的住处——扎维多沃，同行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和博尔金，我们将对报告做最后的润色。

事情的推进速度很慢。我们很难向前迈出一步、两步或三步，从而为社会，特别是为经济创造新的机会。我们一度陷入僵局，发生了争吵。我向同事们建议停下目前的工作，各自分开，独自考虑这些问题，两天之后再见面。

这两天里，赖莎与我几乎都在森林里散步，但我们不在一起吃午饭。当时的情况是，我考虑也许我该把这批干部全都撤换了。然而，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选择不这么做。

一旦头脑冷静下来，工作就继续进行了。我们很快就重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达成的第一个结论就是：除非放弃从现有官僚中任用干部的机制和政策（关键职务的安排局限于从党内行政精英中选拔任用），坚持对党和社会民主化的道路，否则国家的人事状况不可能发生改变。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我记得雷日科夫告诉政治局委员：在60名部长当中，尽管许多部长任职已有多年，而且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但没有一位部长提出辞呈。总体而论，干部队伍结构和水平都不适于进行重大的改革。根据之前有关全会的谈话，我完全相信能得到雷日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支持。

通过与沃罗特尼科夫的私下交谈，我感到有些担心。其他政治局委员的态度如何呢？他们会支持民主化的主张吗？毕竟，这意味着官僚人事选拔机制的终结。任命制将被选举制——真正的选举制度所取代。一种新的、重要的因素将注入人事制度，这就是公民和党员的意见和意愿。

无论如何，报告初稿于1987年1月19日提交给政治局。现实情况超出了预期，几乎每一位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都赞成报告初稿。葛罗米柯定下了基调：“报告初稿十分深刻……有一些干部没能证明他们自己的能力，还有一些干部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问题在于，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继续存在？”

雷日科夫注意到“批评是严厉的，但绝望并不存在”。由于民主化问题与经济问题相关联，所以对民主化的支持是十分明确的。我建议对包括部长在内的干部职务限定任期，通过不记名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党的书记。

利加乔夫发现报告初稿中没有包含组织部预备的、经过他批准的那些套话，但他还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他讲了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才能避免这些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周期性危机。我确信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

谢瓦尔德纳泽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评论阿富汗战争：“集体领导受到破坏，决定只由少数几个人做出，甚至没有征求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更不要说征求中央委员和中央政府机构的意见了。”他说，现在“所采取的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是为了确保不会重犯错误。这是一场道德革命”。

由于叶利钦没有表示要发言，所以我问他是否要说些什么。他一开始就说“支持报告提及的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同意对过去问题的批评意见。他还说要对改革时代给予明确的评价。他说的另一件事是前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应当为国家发展的停滞和减速受到指责，他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个人检讨。

回顾这几个小时的讨论时，我注意到中央全会的主要目的是要挖出导致目前局面的根源和支持改革进程，而当时改革的推进可谓举步维艰。我反对将这个问题缩小为只是对过去的领导层和中央委员做出鉴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得出政治结论和为未来汲取教训。改革进展缓慢，报告指出这是由于干部队伍及其结构造成的。

我们必须推行能够允许新生力量注入的政策，但我们不能以情况需要为借口迫害干部和敲掉他们的饭碗。进行改革的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确立民主原则。我们不能用不民主的策略来实现这个目的。

在我讲话之后，叶利钦感到茫然和沮丧。当时，首都有很多人抱怨他举止粗鲁、持有偏见、待人无情。我充分了解莫斯科的领导工作很不好干，叶利钦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感受到党内和经济界的权贵集团对于改革政策的抵制。他再次发言：“这对我是个教训，我认为这正是时候……”

在讨论行将结束时，利加乔夫反驳道：“最困难的是接受现实，这也可能会波及我们……”

政治局会议达成的另一项结论是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向人民提出这个报告，这令我们感到快乐。

在77位登记在全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中，有34位发了言。他们都批评了官僚主义，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举双手支持民主化。

然而，这次中央全会在会场气氛和讨论深度方面与以往的中央全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立场。所有人都对党包揽任命干部权力的合法性坚信不疑。发言者都避而不谈如何将自由选举与权贵集团机制相结合的问题。

这部基于权贵集团的强大权力机器深谙“游戏规则”，政治局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过，大部分党员还没有做好变革的准备，他们只能在后面拖后腿。总书记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并不是无所不能。

作为总统，我仍然同意保留总书记的职务。我有离开这个领导岗位的借口，但很难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无论如何，我有方便行事的权力，能够解除那些以为有资格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重要职务。

但是所面临的局面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那些权贵集团成员甚至早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就盘踞高位，要撤换他们的准备时间很短。我们要到哪里去招募那些真正主张改革的新干部呢？党的历史上斯大林主义将具有自由思想的人物均排除在选拔干部的范围之外。

总而言之，要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有些人建议将党分成几个部分，或者从党内挑选出真正的改革派，这都很困难。客观上，事情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移动的速度远远慢于国内快速发展的形势。

1987年1月的中央全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其原因在于公开性的矛盾第一次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书记伊凡·波洛兹科夫习惯性地对报告说了几句，然后说道：

“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读些什么？什么样的作品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快乐？是《火灾》《断头台》《悲情侦探》和其他一些作品。剧院的情形也差不多。平面媒体的情况与之相似，我们的疮疤被无情地揭示出来。但如何做才不至于搞垮我们的精神呢？确实还有一个办法，这就是拒绝反映现实，但我们还要坚持理想！难道现在不是我们认真对付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吗？”

曾经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著名纺织工人瓦连京娜·戈卢别娃的发言令我大吃一惊：“我认为通过批判和审视来揭露缺陷的过程拖得太久了。我们需要将建设性批评与空谈和时常出现的用心恶毒的批判完全区分开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缺陷，但对正面经验的涉及少之又少。每件事都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寸。现在存在着最终走向反面极端的危险。”

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开性成了为自由而战的第一个战场，那些愿意接受挑战的中央委员们登场了。

我觉得，在内容和感染力上最为强劲的发言来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已故的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最重要的是，公开性、民主和自治正被引入公共生活之中。我认为这三大支柱能够揭示出今天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条件是这些支柱还没有被削弱，被包装，或者被改变得已适应我们的标准。公开性是粗糙的、未经梳理打扮的，民主是自上而下的，而自治是由人民参与的。做机器里的齿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人们管理自己政府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报告明确指出我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改革的进展显得缓慢和困难，这与我们的预期有出入。这真实地反映了党所处的环境。我们不应当这样写吗？或者我们应当写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应当担心会冒犯一些人吗？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这些都是很危险的迹象，新闻媒体的记者没有看出这些迹象吗？难道我们要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吗？”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同意报告对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以来国家危机产生原因的认定，支持民主化主张，赞同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提议。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中央委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全会报告宣布的变革。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对党的其他机构工作人员和人数更多的权贵集团抱有期望呢？

总之，1986年末和1987年初，改革遇到了第一次严峻的危机。公众期望能够发生良好和轻易的变革，但没有预见到保守派的顽固抵抗和激进派的咄咄逼人所造成的困难。

【注释】

[1] 杜金采夫的小说《穿白衣的人们》被查禁了20年之后于1987年获得出版。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写于1960年代，于1987年出版。其续集《1935年和其他年》于1985年出版，小说《恐惧》于1990年面世，《尘灰》于1994年出版。贝克的《新的任命》写于1965年，第一版于1986年在苏联出版。

[2] 阿布拉兹泽的影片《忏悔》拍摄于1984年，成为苏联国产电影的里程碑。

第十三章

新的世界观：人性不再永恒

从我担任新职务开始，我就认识到除非创造出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就不能进行重大改革。我们需要消除压力，而这些压力来自我国参与军备竞赛、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同时还需要清除阻碍新世界之路的冷战残余。我们需要同时做这两件事情。要寻找旨在带来国际关系变革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变革刻不容缓。这将成为我国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人们问我制订改革战略的深层动机和依据是什么时，我总是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国外因素同样重要，尤其是核威胁有可能给国家和整个世界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这是一个现实。

爱因斯坦最早表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需要一种新思维。人性不再永恒。人类价值观和利益成为维持地球上生命的首选。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的肆意中伤数不胜数！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铺开和世界范围内互动和相互依存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有文化的人认识到了人类价值观在加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这也是苏联新领导层广泛论及的话题。

到1980年代中期，世界受到核战争的威胁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走入了死胡同。核军备竞赛的地狱列车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行驶，很难想象能停下来，或者至少是慢下来。

尽管任何一方都不想做出发动核战争的政治决定，但控制系统的失灵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必须采取相应措施。

一旦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我国的自身利益，这种新思维就能与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这就创造了与其他国家进行富有成效合作的机会。

由于发动了改革，而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赋予人民自由，所以苏联领导层必须承认其他国家拥有相同的权利。在此之前，我注意到我国已经放弃了作为对外关系原则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停止干预华沙条约内“友好国家”的内部事务。这是与斯大林主义做区分的最重要步骤。说到底，莫斯科继续恪守所做出的承诺。

我确信苏联领导层做得很对，决定不再干预中东欧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时至今日，我仍然被指责为“放弃这些国家”。但如果说我们将这些国家给了什么人的话，那就是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改革新原则和新路径还在德国统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次统一的主导者是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而且，这是我们相互理解和合作的最为可靠的基础。

众所周知，我国与法国之间的接触是促成1970年代缓和的主要推动力。这也使得我就任总书记后决定正式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法国。我曾经说过，我们都居住在一个家里，但一些人从一个入口走进家门，而另一些人从另外一个入口走进家门。我们需要合作，在家里建立起交流关系。于是，“我们共同的欧洲之家”的说法开始出现了。

我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见后与他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一年之后，密特朗与我在莫斯科会面，他向我表述了已经十分清晰的主张：“欧洲需要再一次成为自己历史的主宰者，这样欧洲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和稳定因素。”

1980年代中期是冷战最为紧张的时期。美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之后，整个世界的局势比以往更加紧张。为此，必须采取行动。我认为生活需要相互之间做出妥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必须恢复。假如眼下的状况延续下去，情况只会进一步恶化。必须举行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1985年10月，巴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起。

1985年末，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全世界对这次会晤寄予很大的期望。前来报道这次“峰会”的记者多达3500人。我们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在新任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外交部出面协调这次会晤的准备工作。会谈纲要草稿也已起草完毕。

顺便提一句，人们也许不知道这些会谈纲要是由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初步拟定的。如果会谈内容涉及到经济问题，那么国家计划委员会、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会参加这项工作。之后，政治局委员列夫·扎科夫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将会接手会谈纲要的拟定。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政治局将审阅这些会谈纲要。

我刻意详细描述这个过程，是因为有许多人想知道决策过程。政治局具有批准或否决政策建议和下达新指示的最高权力。政治局负责听取和审议有关报告初稿的重要建议和批评性意见。

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一起。

在日内瓦的谈判和会晤共延续了约十五小时。里根与我进行了五六次一对一的单独会晤，每一次我们都没有理会“日程”。

我与里根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激烈争执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谈判中都不愿退让。我们吵得面红耳赤，都指责对方进行军备竞赛，将世界带到了核冲突的边缘。

里根用了很长时间谈论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干预，称此举造成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回答说，苏联没有“输出革命”的计划。与美国一样，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根本利益行事，同时支援我们的朋友。

我记得在第一次会晤之后，苏联代表团成员围住了我，想要知道我对里根的印象。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里根都被称为“鹰派”。当时，我对同事们说，里根是一个具有极端保守思想的人物，但这样说还不够，他是真正的恐龙。

1985年11月19日，在“水之花”别墅的会谈前，双方对表。

不久之后，我在《新闻周刊》上看到，里根的随行人员对我抱有同样的兴趣。据《新闻周刊》报道，里根说，戈尔巴乔夫是“死硬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不过，讨论的气氛逐渐冷却下来。我告诉里根，我们没有待在阿富汗的计划，我们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冲突。还有一次，我告诉总统，我们不准备与美利坚合众国发生战争。

同一天午餐后，我们开始讨论军备控制问题，里根开始发起攻击。他强烈批驳核威慑理论，称这个理论引起了军备竞赛。里根接着试图说服我削减进攻型武器，然后过渡到防御性系统。在这方面，他称“战略防御计划”是“最好的方式”，苏联不应当害怕它。

里根说了很长时间，试图改变我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要我相信它是一个纯防御系统。我的回答十分坚定：战略防御计划完全是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的行为。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担保”不会令我们上当。我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我方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牙还牙。

1985年11月19日，在“水之花”别墅的壁炉前。

双方的会晤和谈判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我再次重申：我提出的对抗战略防御计划的警告绝不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制订了相应的计划。

由于我看到美国方面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对里根说，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更相信美国而不是自己？我们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我说道。之后就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我们为什么不去散散步？”总统提议道。

里根邀请我到进行谈判的别墅旁边的一座小房子里去，我们的“炉边谈话”就这么开始了。顺便说一句，改革年代有好几位谈判伙伴都曾像这样邀请我在壁炉旁交谈。很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我们在椅子上坐下来后，里根立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递给我。纸上开列着军备控制的建议，共有九条内容，所用的文字是俄文。

我看了一遍后说，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能接受这些建议。最重要的是，接受这个“一揽子建议”就意味着允许美国继续实施其战略防御计划。

谈话又进行不下去了。屋里的气氛温暖而亲切，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但是气氛对谈话本身并没有改善作用。我们离开小屋，回到别墅里去。在回程的路上，里根邀请我访问美国，我马上回答说他应当到苏联来，邀请均被接受。

这样，一些令人鼓舞的东西，开始缓慢和艰难地从我们针锋相对的谈判中呈现出来，这也包括双方代表团成员。当天，里根突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怎样看待美国方面的一个建议，即我们两国在受到来自太空的共同威胁之下进行合作？”

我回答说：“我们会接受你们的建议。我希望你们国家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是的，那当然。”里根回答。

第二天的会谈集中在人权问题上，这是里根喜欢讨论的问题。他说如果苏联想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就必须改善有关个人自由的名声。我解释了我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同时，我强调说，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那天晚上，我们在里根租来与我交谈的那个屋子里共进晚餐。专家们继续忙着准备最后公报的草稿，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会起草和接受这个文件。

我们正要喝咖啡，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进来汇报最终文件的进展情况。舒尔茨通常十分平静、沉稳、深明事理，但突然与科尔尼延科激烈争辩起来，后者当时在汇报进展情况。科尔尼延科提高了嗓门。他站在我的身后，就要扑向舒尔茨，像一枚导弹要向他发射似的。我转过身来，眼前是我们第一副外长涨红的面孔。这完全不像是外交场合的意见交流。

1985年11月21日，签订协约。

舒尔茨向我求助，说道：“总书记先生，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怎么能够取得成果呢？”

里根总统答道：“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

“就这么干。”我说。

于是，我们用拳头捶起来，但捶在一架黑色的钢琴上，而不是桌子。然后，我们就在夜色中分开了。我邀请同事们与我同行，问道：“是怎么回事啊？”

根据科尔尼延科的语气和行为来判断，人们一定会以为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别斯梅尔特内赫汇报说，分歧只是在遣词造句方面。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没有了。”他答道。

就这样，十五分钟之内，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被清除了。

这就是我国的外交风格，至少是外交部一些部级干部的风格。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显示强硬，即使是根据政治或实际理由需要采取另外的做法也不予理会。

最后的签字仪式在第二天上午举行。苏联和美国国旗并排插在那里，记者们都在场。我们走上签字台，签署了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这份声明宣布“永远不要诉诸核战争：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就是说核军备竞赛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抛弃核武库。

另一点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双方将不寻求军事上的优势。”这份文件还表达了双方在人员交流上的共同意愿，特别是关于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里根和我都发表了讲话。因此，这次会晤的成功举行具有重大意义。双方都声明要建设一个无核化世界。所有人都同意需要采取向前迈进的重大步骤。于是，“日内瓦精神”诞生了。

我们在核裁军方面取得的成就是20世纪后期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日内瓦精神受到威胁

日内瓦会晤之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苏共二十七大提出的新思维观念和1月15日关于逐步裁军的声明，以及与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和谈判，这些都体现了苏联方面的良好意愿。与此同时，华盛顿突然掀起了新一轮狂热反共潮，里根本人亲自打头阵。

一支美国舰队出现在克里米亚海岸附近的海面上；美国在内华达举行了核爆炸试验；美国方面突然宣布将我国在纽约的外交官人数削减40%。我们从情报系统得到情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一些官员在会上称苏联新领导层推行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必须予以制止。于是，问题出现了。

同时，在里根和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合谋下，石油价格下跌到10美元——12美元一桶。

顺便说一句，几年之后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确认了这件事。

1986年夏季，我收到了里根的一封信。谢瓦尔德纳泽打电话告诉我（当时我在克里米亚）外交部已经起草了回信。回信的内容只是简短的例行公文。如签署这封信就意味着接纳美国关于国际事务的逻辑，而且同意美国方面在日内瓦谈判[1]中表述的关于核裁军的立场。

我与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和其他人交换了意见：美国人在与我们玩一场重大而危险的游戏；他们想要驱使我们离开我们已经执行的路线，而这个路线已经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在全盘考虑了当前的形势之后，我决定提议立即与里根总统会晤。我们不能同意日内瓦会谈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会谈只是美国施放的烟幕弹，在其掩盖下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全世界都受到了耍弄。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削弱我国在全世界消除核威胁和增强安全性方面的努力。

我的同事们赞成这个立场。我发了一封信给美国总统，建议立刻举行会晤，这样我们就能给予日内瓦会谈以新的推动力。我将伦敦、雷克雅未克和巴黎列为会晤的候选地。

里根同意会晤，选择了雷克雅未克作为会晤地点。准备工作进展迅速。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提议采取以下的路径：核武器的战略质量存在着一种平衡。我方提议将所有三种核力量（陆基核武器、核轰炸机和军舰及潜艇发射的核武器）均削减一半。这三种核力量的每一种均削减一半。这将是一次影响重大的核军备削减。

里根总统来到雷克雅未克，十分坦率，目的是来为他的篮子采摘果实。

会晤从一对一的会谈开始。我们对形势交换了意见，然后我提出了我方的建议。我必须说，里根对此毫无准备，大吃一惊（这是我第一次披露此事）。看到这种状况，我提议让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加入会谈。他们来了之后，会谈变得更加正式。接着，苏联空军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和其他专家也加入进来。

我们的目标是打破削减军备的僵局。我们同意削减一半陆基核导弹，但也不是没有回报：美国方面必须削减一半核潜艇和战略空军，他们在这些方面比我们强。美国人希望将我们逼入军备控制方面的角落，他们以为我方不会接受他们的严苛条件，但他们错了。

某种莎士比亚式的情感确实弥漫于那时的雷克雅未克。双方代表团的成员和专家都休息了一下，然后又回来工作。他们都考量和调整了对所有问题的立场。这样，我们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战略防御计划[2]成了巨大的障碍。谈判进行不下去了，气氛变得十分怪异。里根开始讨价还价，只愿满足我方一般的要求，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是怎么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我努力要他看到，他离成为彪炳史册的创造和平的总统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过，我重申，在安全方面我不能要求他同意接受使美国陷入更不安全境地的建议，而他作为总统也无权要求我接受使我国陷入同样境地的建议。

会谈结束了，里根与我离开了会场。外面天已经黑了，气氛十分压抑。里根指责我说：“你从到这里来的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将我置于这样的境地！”

“不，我的总统先生，”我回答道，“假如你克制住将太空军事化的计划，我马上就回到屋里签署我们已经达成的协议。”

“十分抱歉。”里根回答说。

我们相互道别。里根前往军事基地，乘飞机回国。我预定在40分钟之后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当时想的问题是对媒体和世界讲什么。

1986年10月12日，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

记者会在一个巨大的飞机库里举行，里面能容纳约1000人。我从举行会谈的建筑物走向这座飞机库，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那里等我，此时我的头脑里迅速把所有问题都过了一遍。我一直在想：我们已经就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问题达成了协议，这是新的情况。那么，我们难道为了一时的宣传上的胜利而牺牲所有这一切吗？我心里的感觉是不能这样做。

我来到记者们的面前时，他们都默默起立，现场有一种焦虑的气氛。我看着数百人的目光，惊奇地发现，站在我面前的如同整个世界。

就在这一刻，我想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我将要怎么说。许多记者和政治人物已经对我的讲话发表了评论，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重述。讲话的关键句子是“尽管雷克雅未克会晤有着种种戏剧色彩，但这并不是失败。这是一个突破。我们的目光第一次越过了地平线。”人们好像从梦魇中清醒过来，一下子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位记者后来写道：“当总书记将雷克雅未克的失败说成是胜利的时候，赖莎·戈尔巴乔娃就坐在大厅里，十分倾慕地仰头望着她的丈夫，热泪夺眶而出。”

这样，我们捕捉到了世人的普遍愿望，挽救了变革进程。几乎是在相同的时间，舒尔茨国务卿称雷克雅未克会晤是一个失败。但在他回到美国，看到了我的讲话后，改变了他的说法，也开始说这是一个突破，并谈论这方面的未来工作。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苏联方面的确想要解决裁军问题，表明达成协议具有可能性。（最近，舒尔茨访问了莫斯科，与我见了面。我们在一起谈了几个小时，回顾了雷克雅未克的经过。他承认他当时在评价这次会晤时出了差错。）

一年之后，我们签署了《美苏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双方共同同意销毁某一个类别核武器的协议。无论如何评价这个举措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不过，我在这里不得不提及我们今天还能听到的不负责任的嘀咕，那些胡说八道的人想要将下面的说法强加给公共舆论：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迅速地签署了摆到台上的协议文本，他只是接受预先做好的决定而已。这样说的人完全不知道协议是如何准备的、每一个细节是如何起草的、每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如何加以考虑的。

现在，我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是对的——协议的准备工作十分复杂和艰难。公众并不知道细节。所以，有人得以信口雌黄一番。

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方面，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还要为此而战斗。我们的基金会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改革时期外交政策的著作。该书完全以事实材料为依据，其中包括2000年对维克托·基塔耶夫的一次采访。基塔耶夫曾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负责处理国防事务。他讲述了关于裁军问题的来龙去脉（克格勃、外交部、国防部之间的争执）和列夫·扎科夫委员会的设立（扎科夫将该委员会称为“五巨头”，这是一个天才的发明）。[3]

当你像国家领导人那样了解实际情况，特别是知道潘兴II式导弹只要两分钟就能飞到明斯克，三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五分钟就能飞到伏尔加的时候，你就能明白这就像是有一支枪抵在了国家的脑门上。这样，你就会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这个威胁，最好是完全销毁这个威胁。

雷克雅未克会晤后不久，我会见了伊塞克湖论坛的与会者。该论坛的发起者是卓越的公众人物，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我在论坛上对与会者发表了两项声明。我说：

“首先，未能考虑到人类命运的政策就不是值得尊敬的、合乎道德的政策。因此，我同意你们在讲话中所表达的主张，即政治人物和当代文化界代表人物需要合作和经常交流观点。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矛盾，但必须为生命和人民捍卫文明。人性将最终消解矛盾。

“第二，存在着阶级和民族利益、集团和公司利益，但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人类利益。我们应当将人类利益置于优先位置上，因为在面临着核威胁和全球环境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所论及的是人类的生命。”

我过去曾说过这些；我现在要再次强调继续坚持这些信念。

毫无疑问，雷克雅未克会晤及达成的销毁一个完整类别核导弹的条约，是现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不仅仅是为削减核武器打下了基础，还表明只要能够互相信任并承担对人类的道义责任，协议就能达成，甚至是在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上，包括在核武器这样的极为重大的问题上也能够达成协议。

这里有几段不同性质的回忆。赖莎在雷克雅未克有她自己的日程安排，到冰岛各地参观游览。她告诉了我她的许多印象。赖莎去参观了冰川和农民的家。在这座雷克雅未克小镇，人们带她参观她感兴趣的一切。结果发现冰岛是保存12世纪文本的宝库，冰岛人直到今天一直使用当时的语言。

我对冰岛囚犯的人数大吃一惊。我们出访期间雷克雅未克监狱里的囚犯只有一人。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名犯人白天去工作，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晚上到监狱去服刑。

我们还对这个国家的天气变化之快感到惊奇不已。每半个小时，天气就会变化一次，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风向决定和支配了一切：岛屿国家和岛屿气候带来了反复无常的天气。

我问赖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吗？”

“哪个国家？”她问道。

“不，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女人的天性。”我说。

“你是在说我吗？”她回敬道。

“不是的，我只是在谈论女人，但你是其中一员。”我说。

在雷克雅未克期间，苏联代表团住在“格奥尔格·奥茨号”轮船上。一位塔林的艺术家将这艘船画在一幅有塔林背景的画上，寄给了我们。这也是纪念杰出的歌唱家格奥尔格·奥茨的纪念品。奥茨在苏联时期广受欢迎，今天也是热度不减。

关于1987年我与里根在华盛顿的会晤，这里还有两段回忆。在第一次会谈中，里根在我讲话时就像是一位老师，或更像是一位检察官。我听他讲了一两分钟，打断他说：“总统先生，对不起，我有话直说：我不是被告，你也不是检察官。我不是学生，你也不是老师。我们在此代表两个大国，全世界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一点。所以，让我们平等地做事吧。”

里根愣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我误解他了。当然，这就是他试图建立我们的对话和合作的方式。

顺便说一句，稍后里根建议如果我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用名字称呼对方。他说：“叫我罗尼。我将称呼你米哈伊尔，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对他说我欢迎这样做。这不仅是我们之间友谊的象征，也界定了我们一起工作的气氛。从那时起，我们相互之间就直呼其名。

1987年我在白宫见到里根时还有一个喜剧性插曲。那天晚上，在露天进行了一个节日气氛浓厚的招待会。范·克莱本与我国杰出的艺术家叶莲娜·奥布拉茨索娃和祖拉布·索特基拉娃也表演了节目。招待会上，副总统乔治·布什坐在赖莎旁边。奥布拉茨索娃演唱时，布什问道：“这位歌手是谁？如此美丽的女士拥有如此美妙的歌喉！”

赖莎调侃地回答道：“副总统先生，小心点哦。别忘了你的公职。”

晚宴和音乐会之后，我们与美国人一道在白宫的走廊里愉快地散步。两位美国将军走在我们身后。在走过林肯总统的画像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假如林肯能看到这些——白宫大门外面悬挂着带有铁锤和镰刀的红旗、白宫里面唱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访问结束时的这个招待会为双方共同努力的重要阶段做了最后的润色。里根总统在他的所有讲话中，都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欣赏合作的氛围。“但与此同时，我们记得有一个美妙的俄罗斯谚语：‘信任，但有待验证！’”他说。

1988年，里根访问苏联期间，我们再次在莫斯科见面。莫斯科给南希·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参观了俄罗斯的其他地方。美国代表团安排了紧凑的日程，包括几次公关活动。我们完全没有妨碍他们。他们出访了圣彼得堡和亚斯那亚——波利亚娜。晚上，我和里根还到老阿尔巴特大街散步。当然，他们还参观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回到1986年

1986年有许多事情需要关注和解决。在谈雷克雅未克会晤的时候，已经提到下一年的事，但我还要回到1986年。

我与里根总统在雷克雅未克会晤之后不久，就启程前往印度访问。作为对雷克雅未克精神的某种延续，拉吉夫·甘地与我于1986年11月27日签署了有关建立非暴力世界原则的《德里宣言》。

拉吉夫全力投身于他的外祖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母亲英迪拉·甘地开创的事业。他人生的目标就是印度的复兴。他在很短的任期内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开启了将带来累累硕果的现代进程。

我们之间立场相近，产生了相互信任。就我方而言，我们感到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印度解决其国内问题。不过，我方也得到了印度方面对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巨大支持。

我记得与拉吉夫·甘地的一次谈话，当时他刚刚从英联邦国家会议上返回。他对英国高层的反苏行为感到震惊，那些颇具影响力的高层人士毫不掩饰他们反对苏联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新思维政策。

《德里宣言》是两个伟大国家签署的真正的和平协定。

《德里宣言》宣布了建设新世界的几项原则：

——人类生命必须被公认具有最高的价值。

——非暴力应当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每个国家政府的组织和经济独立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广泛的国际安全应当取代恐怖平衡。

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德里宣言》是了不起的文献，其重要性超越了特定的历史时刻。

1986年5月，西班牙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访问了苏联。我们举行了会谈，为对话奠定了基础。我认为这个对话对我自己和我们两人都很重要。后来，我多次回想起那次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谈。从冈萨雷斯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社会党国际领导人的代表，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这确定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

【注释】

[1] 这是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战略武器控制的谈判。

[2] 1战略防御计划又称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创建防御核导弹攻击的系统，因而挑起了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事实上，这是讹诈，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创建这个系统的技术能力。

[3] 参见：A.S.切尔尼亚夫、A.B.韦伯，编：《对时代挑战的反应：改革的外交政策文件资料集》（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the Times.The Foreign Policy of Perestroika：Documentary Records.Based on the minutes of M.Gorbachev’s talks with foreign leaders and other materials），戈尔巴乔夫基金会，2010年，第306页。

第十四章

高层的分歧

1986年——1987年的标志是新思维精神的其他重大事件，我将在下文中做更多的叙述。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处理有关国内事务和改革进展方面的问题。

1986年5月，在党的领导层部分成员的压力下，我们通过了加强打击非法收入的决定。这些决定的打击对象是那些侵吞公款者、受贿者和敲诈勒索者。同时，这些中央文件没有涉及（本应该涉及）扶持自雇就业问题。权贵集团推动了这些片面性文件的通过，其中许多人并没有接受党中央的路线。我们只是对此视而不见，此后不得不再做调整。

私人注资农业和园艺业与自雇就业一样，能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具有启发意义。

我们取消了一些限制规定，因此，向这类农业和园艺业提供土地以及向公众销售建筑材料的做法得到推广。我们发现在自雇就业问题上，赢得党政机关，特别是地方党政机关的支持十分困难。在讨论私有财产、私有化领域及其作用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有关自雇就业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

然而，财政专家们提出对“私有”收入征收极高税收以阻碍这方面的进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问财政部长：“你要继续扼杀人们的开创精神还是给他们一条活路？不要害怕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勤劳致富！”

反对者们声称，若允许私有因素发展，将会损害制度的基础。我们不得不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个人劳动行为法》于1986年11月19日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和国家领导层中间的分歧。

改革的发动者希望更快地消除贫困。1985年——1986年，国家对社会领域的投入比五年计划规定的数额多了近400亿卢布。1987年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关系，但由于来自党政机关保守势力的抵制而受阻。人们的收入增加速度提高了，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在1988年后放缓，最终陷入停顿。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困难，特别是不利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造成了消费市场的扭曲，进而形成了当时的状况。

更具体的，我是指世界石油和石油产品价格出现了三分之二幅度的下降。价格的下降极大地影响了硬通货收入、国家预算收入以及在世界市场上采购极为重要的商品。商品与货币供应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起初是550亿卢布，后来为600亿卢布，最终扩大到700亿卢布。

所有这一切使得国家经济形势，特别是货币和财政方面发生严重的恶化，继而造成了社会局势的急转直下：全国各地都在为购物而排长队。

最终，政治局会议上迸发出情绪。中央书记尼古拉·斯柳尼科夫是一位很聪明和正直的人，他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要求采取决定性的紧急措施。雷日科夫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政治局内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我赞同斯柳尼科夫的立场，但看不到解决办法。这样的事情本不应该发生。

我可以回想起当时的局势，我们不能相信所发生的情况。我们不得不妥协让步，我们已经做成了一些事情——毕竟，这正是人们从政的目标——我们已经发动了改革。

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做出决定！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做出困难的决定。但是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逆潮流而上，不能采取大胆的措施使市场情况恢复正常。首先，我们需要立即调整价格政策。但甚至连那些最近赞同这个主张的人都反对这样做。我们也未能决定暂停实施某些社会政策或削减政府开支，尤其是削减国防开支。

我们害怕抗议行动，但最终造成了更多的抗议行动，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

由于害怕犯错误，我们渐渐变得只关注企业的成本核算。我们在提高质量方面除了加强国家监管之外找不到更好的方法，虽然国家监管的方法在军工企业很有效。很快，这些措施都失败了。这是我们需要重建经济机制，而非只是解决行政方面问题的又一个信号。

这一切标志着改革时代最为戏剧化阶段的开始。

1987年年初的情况很糟。工业生产增长率出现下降，土木工程、金属业和化工业的情况不佳。1987年的计划很有可能无法完成。

但是，我们设法避免了崩溃，并且在此后的两年里确保经济不会陷入危机。

然而这反映出改革进程的弱点。我们想方设法为土木工程、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找来的财政资源未能获得必要的收益。我们在产生新技术方面也缺乏运气，甚至还出现了好几个新企业使用旧技术的案例。政府部长们不愿分权给企业，我们的努力付诸东流。所有的指标系数都指向了体系崩溃。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们于1987年年初决定举行一次有关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筹划经济改革的总体方案。受命准备全会报告的有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此外还有来自学界的阿贝尔·阿甘别吉扬、列昂尼德·阿巴尔金、亚历山大·安切舍金、尼古拉·佩特拉科夫、斯蒂潘·斯塔扬、弗拉基米尔·墨金、加夫里尔·波波夫和瓦伦丁·帕夫洛夫。

《企业法》草案于2月份公布于众，目的是要加强民主管理原则。该法被视为新经济体制的框架。《企业法》草案得到了工人的强烈支持，但其出炉却经过了激烈的辩论。所有人都同意需要有一部法律来解决基本问题，并制订政府的执行细则以配套。

过去，有关讨论是在改革的支持者与自主决策的拥护者之间进行，而现在分界线只是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方面。持反对立场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运输委员会和财政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和党的机构。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改革，所有人都支持改革，但他们提出半心半意、模糊不清的决议案，为回到过去留下余地。

我发现雷日科夫受到以前单位同事的压力，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点：人们要求政府的国民经济管理更有效率，却被剥夺了真正的管理杠杆。雷日科夫有时显得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

我相信雷日科夫，完全信任他，说服他坚持改革者的立场。

但是，在4月3日举行的筹备1987年6月中央全会的报告及摘要的会议上，第一次意见冲突发生了。当时正在举行为时4个小时的意见交流会，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畅所欲言的会议。

雷日科夫认为我们的改革不能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之外进行，以此为他自己的立场做辩护。

我回答说：“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改革，但不能停留在造成社会走下坡路和扼杀人们创新精神和热情的框架之内。”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起草一个能够达到社会期望值和目标的报告已经十分困难了。5月初，全会报告摘要分发给政治局讨论。报告摘要第一次提及了国家即将发生危机的前景，尽管“危机”这个词没有直接出现。报告摘要指出了经济管理重组的主要方向，呼吁创建控制过度支出的机制。

报告摘要强调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但同时指出改革思想与1930年代采用的模式的许多特点并不相同。报告摘要尖锐地批评了诸如财产国有化、贬低集体和个人劳动、将计划等同于集权和忽视民主管理及自我管理方式的做法。

报告摘要还宣布：新型经济企业和联合体将是拥有完全自主管理权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有关计划的信条也改变了：计划将逐渐降格为发出有关建议和预测的指导性文件。改革的焦点是要过渡到一种新价格体系，其基本内容是将市场机制与国家管理相结合。

5月14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详细讨论全会报告摘要。不出所料，会上一片赞扬和称颂之声。雷日科夫、利加乔夫、塔雷津、沃罗特尼科夫等人任评论员和批评家。因为这份报告摘要被认为出自总书记之手，所以批评都很有限度，即使是对基本问题的不同意见也被说成是个人意见。

利加乔夫在没有深入探讨解决改革问题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不能将改革视为民主化。他说民主化只是改革的杠杆，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他还号召软化对过去的批判。叶利钦对报告摘要的深度和原创性做了评论，表示赞成其中加强党的工作的部分。

所有这些讨论似乎都预示着未来有关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将会是合乎常规和建设性的。

5月和6月，政治局继续讨论经济改革问题。随着对全会文件的各个部分的不同意见越来越多，我的期望完全没有实现。在讨论关于改善各共和国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以及重组各部及机构的规定草案时，争论变得尤为激烈。雷日科夫大力捍卫高层机关干部的利益。被问到在新的条件下哪些部级职能将被取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完全没有。”

最后，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我邀请雷日科夫到沃林斯科耶2号，这里离斯大林原先居住的别墅不远。参加谈话的还有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梅德韦杰夫。雷日科夫带着政府、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参会。争论十分激烈，焦点集中在政府各部、国家采购委员会和后勤部门的权利等问题上。最终，我们设法达成了妥协。

1987年6月25日，我宣布中央全会开幕，做了关于苏共在全面重组经济管理方面的目标的报告。这是改革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87年，在办公室内。

报告论述的出发点是民主化，这是改革的目标和处理最棘手问题的战略。命令式管理和执行方式正在延缓我们的进步。惯性是主要存在的问题。人们口头和书面表示，在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乡看不到任何改革。

报告将食品、住房、商品和服务置于优先位置。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全国的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激烈的改革才能够解决。我特别强调如何去实现社会、集体和个体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平衡，如何去利用合作提供的机会。通过这样的问题，我要引导全会的与会人员摆脱狭隘的实用主义，为严肃的讨论定下基调。

全会再次确认了民主化进程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式。这样，全会架起了通往下一阶段改革的桥梁。我讲了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会的事宜。

在全会上，我们还解决了拖延已久的人事问题。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科诺夫新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库纳耶夫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国防部长索科洛夫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位（由于马蒂斯·鲁斯特驾驶小型飞机降落在红场的事件）。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87年和现在，我都将这次全会的文件视为妥协的产物。但是，在那种程度的群众意识的环境中，这些决议是激进的，也有人说是革命的。重要的是开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同时生活将会揭示出改革需要改变的内容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中央经济管理机构。不幸的是，他们的行动相对于变革本身显得迟缓。他们将全会通过的决议视为对改革者的过分让步，或至少视为我们从中央集权化的计划管理体系后退的界限。

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必须对《企业法》草案做出修正。蹊跷的是，这部法律后来遭到了反对改革者的严厉批判，他们指责该法是走向经济崩溃的第一步。这部法律并不十分理想，对民主精神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的一些措施，如选举厂长、经理，很快就被废弃了。但是，由于经济自主权原则在企业实施时不一致，造成了该法的一些缺点。

对我而言，最出乎意料的是雷日科夫立场的变化：“如果我们允许企业订立自己的计划和过渡到自给自足的状况，那么五年计划就失去了全部意义。”尽管1986年——1987年的执行结果已经清楚表明我们无法完成五年计划，这位部长会议主席仍然在捍卫其“神圣性”。

我不想将自己与雷日科夫区隔开来；毕竟，我们一起行动，虽然我们经常争吵。

由于试图设立冠以“国家生产协会”这样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官僚机构体系，同时还要保持人员超编和碍手碍脚的各部和行政机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我们只是在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的谈话之后，才消除了对于改革的分歧。简言之，这是不同立场之间的战斗。我们走得越远，改革就越陷入无尽的泥潭和“本能的”及故意的破坏之中。

宣示信条

两年多之后，公共生活在新思维及其政策的影响下开始发生变化，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开始扩大。我感觉到人民不能了解我们领导层或我本人。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公众没有看到其中不同于以往的新颖之处。领导层内部第一次出现分歧。根据国外方面的判断，改革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我们想要做的是要以某种方式澄清所有这些问题。我决定写一本书，特别是在重要的日子——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就要到来时。我向同事们通报了我的计划，表示支持的只有切尔尼亚耶夫。其余人（伊凡·弗罗洛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建议我做系列讲演或发表系列文章。切尔尼亚耶夫支持我写书的想法，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内部会议上大量引用我的讲话内容，而这些都是公众无法知晓的。这就是公众对我们的政策、实际计划和路径缺乏了解的原因。

这个夏天，尤其是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我一直忙于手稿的撰写工作。为此，我甚至在克里米亚多住了十天。我将书的初稿分发给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和弗罗洛夫，要求他们提供反馈意见。梅德韦杰夫提供的反馈意见最为扎实，我汲取了其中的大部分意见。其他人只是称赞一番。

该书在苏联、美国和世界其他多国出版，发行面很广，总共有160个国家用24种文字发行了500万册。

该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改革启动的经过和我的改革观的建立过程。我运用我本人的思想和看法来描述改革进程，而我的思想和看法则构成了我国的国内改革和外交政策的基础。这就是书名《改革：关于我国和世界的新思维》所包含的思想内核。这也许显得不够谦逊，但这些正是当时我想要说和面对的问题。这本书在苏联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在西方则遭到了质疑和讥讽，被称为是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和又一种宣传而已。几乎没有人会真正相信仅仅在几年之后，我们将走向核裁军，结束冷战，而同时不会斩断或至少松开戈尔迪之结[1]。

我受到的批评还包括对材料的选用不够严谨、对某些问题的叙述不够全面等。但我要再次强调：这本书激发了极大的兴趣。当然，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这样的事实：本书的作者就是改革的发动者。

简言之，我的第一本书是对改革信条的第一次详细宣示。

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问题出现了：应当用什么标准来作为评价我们所选择道路的基础？

距七十年大庆的日子越近，有关讨论就越活跃。人们在党内、学术界和全国各个地方进行辩论。国内主要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没有反对社会主义选择，但人们越来越多地思考有关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2]

我知道人们将期望总书记的报告涉及到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对改革问题的评价。

如何去构建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新生活？我重新阅读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写的全部著作，一篇也不遗漏。在他1918年的文章《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展望新生活的发展、改革背后的逻辑和指引他的方式。

人们可以在他接下来的著作中感受到内部斗争的氛围。对于革命命运愈加强烈的担心贯穿了他1921年——1923年的著作。列宁担心在无情打击反革命的斗争中采用的措施会立足生根。

列宁对于“重新理解社会主义”的希望与他拒绝接受内部斗争的遗产相关。这种新的理解的基础是拒绝有关暴力万能的信念，依靠改革并采用人民了解的传统方式，再逐渐地更新和补充新的内容。

列宁的疾病阻碍他完成这次深刻的重新理解，这原本可以产生一整套与斯大林在全国推行的完全不同的发展思想。斯大林竭尽全力利用列宁的权威和他在激烈的内战时期发表的声明、评论和判断。新经济政策已经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推动了国家的恢复，却遭到那些在列宁逝世后上台的党内官员的终止。市场、自主企业和思想及政治上的多元化萌芽均被铲除。最终，那种以政府为基础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占据了支配地位。

取代新经济政策和食品税的是斯大林领导下打击农民阶级的严厉政策，包括强征食品和强迫集体化。一种类似封建主义的机制得以创立，并存在了好几十年。在“资产阶级包围”时期开始采用和具有合法性的命令方式和对异己分子的镇压和压制成了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以国家所有、思想垄断为基础的政权支配了国家。

出于某种原因，我的同事们参加了1987年4月底的一次小型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典上的报告起草问题。我的讲话是对这次会议最好的注脚：“我认为这一届领导的命运是要么毁灭，要么推行改革。”

这也许与经济困难的持续加重有关。工业过渡到成本核算、自主解决融资和管理问题等造成的动荡使得局势更加严峻。一些人将这些困难视为质疑改革进程的机会。人们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当心你的民主！”在讨论和谈话中已经很难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关切、什么只不过是幸灾乐祸而已。

令人失望的是，许多党的管理干部没有做好在这个民主化、公开性和向新经济形态过渡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准备。人们在会议上发出同样的请求：“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给我们下命令吧。”即使是在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了党出现危机的普遍症状，而党就是为了担负困难的使命而创建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开始改革的三年时间里，党员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那些新党员却充满了惯性，毕业于苏维埃意识形态“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前辈的工作方式。

9月28日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对改革进程做出诊断，会从清晨一直开到夜晚。的确，我们到达了改革的关键阶段，改革的进展十分缓慢。

不过，领导层还在处理其他问题。当时，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1930年代及后来的镇压问题。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委员有雅科夫列夫、切勃利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博尔金和马列学院院长格奥尔基·斯米尔诺夫。这标志着重启对受到不公正定罪的个人的平反工作，恢复公正和历史真相，而这一切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打断。

1987年末和1988年初发生的事件将会决定此后几年将要发生事件的性质和焦点。这恰恰是我要说的事情，即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

1987年11月2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我做了题为《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兴趣。但不容否认的是，报告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弄懂，还有许多心理障碍需要克服，还有许多盲点需要处理。

报告本身四平八稳，没有任何极端的言辞。但结果表明，报告没有让两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极端”感到满意。一些人将对过去的批判性分析说成是“污蔑”或是动摇根基的行为。另一些人则表示他们期望报告能够更加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切割开来。

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见到这些反应，我在报告中并没有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总之，在过去，总书记的报告都是下达行动指示。我的目标不是要遮掩，而是要打开遮住过去的全部纱幔进行调查，促进思考和提出许多问题。这是总书记第一次拒绝做出结论性的“裁定”。我相信做了重要的事情，为历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和整个社会打破了讨论过去的禁忌。我们需要研究我们漫长和复杂的历史进程；不应当只是将这个历史进程抹去。

媒体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已经公布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但现在，大量的文章发表出来，其中存在着捏造、歪曲和直接冒犯苏联人民的现象。

那两天（11月4日——5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几乎所有外国来的宾客（不仅仅是来自共产党国家）都乐意参加会议。这样的“多元化”会议在改革前是不可思议的。会议提供了展开有趣讨论的场所，与会者对国际和苏联形势发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在会上发表讲话时，我提出了以下观点：历史发展的多种不同演变路径指出，两种制度并不是势不两立的。我宣布自己意识到，有必要拒绝对真理的垄断，这几乎是要号召人们发表不同意见。

在政治局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的报告时，利加乔夫发表了有意思的讲话。他声称尼古拉·布哈林、阿列克谢·李可夫和米哈伊尔·托姆斯基最先提出了放慢工业化的建议，这将会限制国家向社会主义迈进。叶利钦个人问，现在就提出为布哈林平反的建议是否还不够成熟。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时候，在我看来这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似乎是在真枪实弹地比拼，看谁能够占上风。讨论总是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我们已经迟了，赶不上预定的安排了。最后期限、最后期限——这是我们永远的痛。此后所有有关改革的讨论都会涉及到最后期限。

本质上，问题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演进，再就是关于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如何。当然，就其国内意义而言，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就其实施方式而论，改革是一场演进，是一个以改革为中心的进程。（我和其他人经常说：“这将要用上20到30年时间。”）

至于人们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问题，我的答复是，这是一个有关改革的步伐问题和对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相关性的理解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要比只涉及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问题复杂得多。当有人通过提出问题和进行指责的方式令我不胜其烦的时候，我会说：你知道，如果戈尔巴乔夫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大笨蛋的话，那么再说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啊。

1987年11月7日，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起。

198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纪念日的红场。

我记得与历史学家莉莉·玛尔古的一次有趣的谈话，她是一位认真的研究人员。玛尔古是法国人，写了很多有关俄国、苏联和斯大林的书。现在到了该给戈尔巴乔夫写本书的时候了。在一次与她见面的时候，她问我：“许多人指责你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我认为你为改革确定的步伐令苏联社会追赶不上。我很了解贵国人民。你的看法如何？”

我的回答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显得冒进；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落在后面。“我了解这些，”玛尔古说，“你告诉我，我在总体上是对的吗？”我必须承认她非常可能是对的。

事实上，要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革是极为困难的，更不用提苏联过度的军事化、重工业等等。我再重复一遍：玛尔古是对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接受有关犹豫不决的指责。毫无疑问，在推进改革进程时，我有时不得不用左桨划船，有时又不得不用右桨。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形势。

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改革的初期，我们本来能够也应当用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进学术界所称的“工业化政策”，我们完全可以动用我们的权力和共产党的力量，而这些权力和力量在当时是无比强大的。改革进程中有太多的矛盾，事件本身可以展现出一个方面、两个方面，甚至第三种场景。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将变革的赌注下在演进路径上以及我对于这个路径的承诺，实际上表明我了解社会的复杂性和我们想要在改革进程中避免出现混乱。总的来说，演进路径起到了作用；至少它成功地避免了政变的发生。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完成一切使命的同时避免流血，同时还要尽力向前迈进，以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总之，在此之前我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流血革命。设法避免流血对我和与我志同道合的同事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此外，我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场合所采取的那些行为方式，是因为我全身心地致力于民主。对我提出批评的人有的龟缩在右翼的角落里，有的则是“狂热的”左派。他们都想获取权力或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完全忘记了自由和民主，拼尽全力来保护自己。

但不幸的是，我国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许多人情愿支持这些头脑发热的人，甚至毁掉整个社会也在所不惜。难怪会有许多人将我国历史上最凶的领导人视为英雄，继续在街上举着他的画像行进，甚至将斯大林比作俄罗斯的化身。

叶利钦事件

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叶利钦事件发生了。事件是一步步发生的，这源于他的工作方式，包括他对待人事问题的方式。

鲍里斯·叶利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莫斯科不仅是本市官僚，也是俄罗斯和全苏官僚关注的焦点。一个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成熟度和意志力才能在这个城市担负改革的使命。

我曾希望叶利钦能够搞定莫斯科的工作。起初，他全身心地投入首都的管理工作。按照惯例，我站在他的一边，即使开始得知有关他的擅权行为时也是如此。

他的工作有两个特点：依赖行政手段，而全然不顾改革的民主性质；再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他的也是我们的不幸所在。但由于这种民粹主义，莫斯科人才会把他扛在肩膀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你能够从莫斯科发生的事想象出全国所处的状况。

叶利钦还特别记恨一个事实：作为全国最大的党组织——莫斯科市党委的一把手，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这伤害了他的自豪感和虚荣心。但正是他在莫斯科的形象使他无法获得晋升。他很明显缺乏自制力。

回过来讲夏天的事。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叶利钦寄给我一封信，表达了对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对利加乔夫的不满，称利加乔夫将他当小孩一样看待。

我必须说，叶利钦在这里遇到了对手，利加乔夫也是个很难对付的人。也许，我最好在这里先谈谈我与利加乔夫的关系。利加乔夫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人，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他坚持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很有文化涵养。他与他的家庭，尤其是妻子季娜伊达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季娜伊达的父亲是在肃反时期被枪决的40位军团司令之一。要是换成另外一个人，这也许就是分手的借口，当时他们还是年轻的学生。但是，利加乔夫没有离开她。相反，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他给了她支持。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从一而终的人，这件事能够很充分地反映出他的为人。

利加乔夫对人开诚布公，但他也已经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极有野心而且专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参加政治局工作之前在托木斯克地区党委担任第一书记达18年之久，之前他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过。总之，他是一匹需要套上缰绳的烈马。

叶利钦经常不顾我的立场在背后搞小动作，比如在我们就有关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其他几个人事问题做出决定时就是如此。他感到我看低了他，但他错了，我当时尊重他，直到今天仍然尊重他。

这样，叶利钦在信中严厉抨击政治局。他要求在我度假之后返回时与他见面，要与我讨论所有问题。我告诉他我们肯定能够见面，但是他需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忙于准备我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上的讲话。

但是，叶利钦等不及了，在10月21日中央全会讨论报告时，他挑起了一场争执。

中央全会批准了报告，提出了几点建议，会议就要结束了。主持会议的是利加乔夫，正要宣布结束辩论。剩下的事情只是投票。就在此时，我看到叶利钦举起手来。利加乔夫也看到了，于是请他发言。

叶利钦说他在政治局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他的建议也已经被采纳，他对报告表示支持。但是，他还没有机会说这些，他更愿意谈谈他对党的领导层的看法。（他的确挑了一个绝佳时间来说这个。）

每一个人都十分震惊地听到他说，他怀疑党的领导层正在逐步地树立起个人崇拜。他所说的是总书记，就是我本人。

他的发言十分怪异。他说由于没有得到支持，特别是没有得到利加乔夫的支持，他感到在政治局工作十分困难。因此，他请求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叶利钦的发言充满了桀骜不驯的口气，就像是最后通牒，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但与他期望的反应不同。讨论随之展开，根本无法停下来，也没有理由停下来。发言中最常用的术语就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膨胀无度的野心”。

24人在这场辩论中发言，有人要求将叶利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注视着叶利钦，尽力要弄明白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他的表情交织着恼怒、茫然和后悔的成分，包含了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具备的所有特性。那些发言者，包括昨天还赞扬他的人，现在却在无情地斥责他，我们就是擅长这一套。气氛变得十分热烈。

然后我说：“我们来听听叶利钦自己怎么说。请他讲讲对于中央委员发言的看法。”

会议厅里发出声音：“不需要那么做。一切都很清楚。”

但我坚持允许叶利钦讲话，指出我们正在建立党内民主，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

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他承认他做错了。我扔给他一个“救生圈”，建议他收回关于辞职的请求。他极为紧张，但还是回答道：“不，我仍然请你解除我的职务。”

中央全会审议了叶利钦的讲话，建议政治局连同莫斯科市委共同解决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11月3日，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叶利钦发给我一封短信，请求我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出席了11月7日的游行，与其他领导人一起站在列宁墓上，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11月9日，我突然得到消息，称莫斯科市委出事了。人们发现叶利钦倒在休息厅的血泊里，由叶夫根尼·恰佐夫院士率领的医疗队正在那里抢救。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叶利钦假装自杀，用一把剪刀割伤了自己。医生说只是伤到了表皮，他没有生命危险。但叶利钦住进了医院。

我不得不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我们决定按照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做出的决定采取行动。过了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我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将在他身体恢复后举行莫斯科市党委全会。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

在那些天的一次谈话中，叶利钦问我他是否能够退休并拿到退休金。最后，我们决定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甚至还任命他担任苏联国家建设和住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正部级）。

后来，许多人好几次责备我没有把事情做绝。“你要是把他赶出中央委员会，再发配到外省的某个偏远的地方去就好了。假如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任命他去某个橡胶共和国当大使，事情就会了结了。”人们这样说。我还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承认吧，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错！”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罢人官职不是我的性格，这与我在党内大力提倡的精神和态度相抵触。我不憎恨他，也不想复仇。甚至在他开始用下流的语言指责我时，我也没有让自己卷入让人颜面尽失的争吵之中。

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的，我想无论如何我是犯下了错误。

回过头来看这件事的时候，我想引用我最近与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的一段谈话，他与叶利钦关系密切。波尔托拉宁说，叶利钦的计划是他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将是一枚炸弹，许多与会者会支持他。但他打错了算盘。

叶利钦在担任国家建设委员会负责人的时期并没有干什么实事。但随着改革面临的困难增加以及人们对于改革结果的不满增多，叶利钦诉诸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能力派上了用场。这使他得以驾驭这股潮流重返政坛，其余皆成为历史。

意识形态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反改革宣言”

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庆之后，公众的活动大为活跃起来。在全国各地，人们对我们的过去展开争论，公开讨论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些人们在过去不敢提及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被从档案馆和图书馆藏书库里翻出来阅读。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努力在他们的研究和知识领域去除斯大林主义造成的影响，“根据真理和自由思想”来评价历史和我们的社会。

实际上，公众已经躁动不安，情绪高涨。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改革锅炉的炉盖被炸掉。

有关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社会价值观问题是关注的焦点。人们会问：“既然我们拥有最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我们在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如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人们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没有获得影响政治进程的机会？”

这些问题都被公开地提出来，人们不再害怕会被扣上“煽动反苏”的罪名。

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举行之前，有关最受争议的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的辩论越来越多。利加乔夫感到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将这个责任推到德米特里·雅科夫列夫的身上。索洛缅采夫、切勃利科夫和亚佐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雷日科夫不久也加入进去。

很显然，我们需要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预定于次年2月举行的中央全会将研究讨论学校改革问题。利加乔夫准备了一份报告，我尽力不去干预他的这项工作。会议议程并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但要改变议程为时已晚，所以我决定在全会上讲一下意识形态问题。

我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革。公开性已经揭示出我国现实的许多缺陷，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改革。但是，在有关改革的目的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我们表面上的团结掩盖了直接的意见冲突。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认为只要对现存制度稍做调整即可，而替代这个制度（但愿不会发生）是没有必要的。当我试图弄明白“稍做调整”的确切含义时，我发现这是指一种粉饰修补，就像在重大节日前我们对主要街道的外墙墙面进行粉刷。但是，墙面的后面是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不受遏制的激进主义会培植出极端保守主义。昨天的异见分子现在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知识界的一部分。他们下决心要硬挤入“重大时刻”的政治之中，挑头扩大“所允许的架构”。这些人完全拒绝他们昨天还在赞扬的那些相同的价值观，要求立即废除整个制度，而不管可能产生的反弹——暴力和动乱。然而，他们谈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仍然不甚明了。

我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警告：不要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做庸俗和粗陋的评价，毕竟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经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应当是我国历史的全部内容。我们不应当讥讽人民的记忆、无私的工作和为未来做出的牺牲。

事实上，改革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个特殊的否定阶段，我们以此来扫除阻挡我们进步的一切障碍。由于这些改革，我们从社会主义中去除了被歪曲的部分，回到了它的本源，并朝着历史的新边疆迈进。

不过，当我现在重读我在全会上的讲话稿时，我发现了好几处矛盾的地方。我们当时相信国家的灾难与制约我国制度的内部规律无关，而所有在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积累的矛盾能够在制度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然而，二月全会后对思想的“启蒙”并没有发生，人们之间的分野更为明显。对那些感到天正在塌下来的人来说，国家的变革就意味着他们个人地位的丧失。超过100万人的权贵集团的代表更加在乎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人民大众。

这就对不久之后发生的事件做出了解释，而这件事将会载入改革的史册。

3月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不能放弃我的原则》的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的一位讲师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在思想、风格和用词方面都是一篇公开的反改革宣言。作者捍卫斯大林和与他相关的一切。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是苏共中央机关报，这就等于是对我制订和经过二月全会批准的路线的直接挑战。

对于一部分地区党委书记甚至是政治局委员读过这篇文章的反应，我感到失望。在与同事们就这篇文章的首次交谈中，我吃惊地听到部分政治局委员竟然赞同作者的观点。雅科夫列夫回忆了3月23日集体农庄大会期间会间休息所发生的事，以下是切尔尼亚耶夫的记述，事情发生在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大厅，当时国家领导人均在场。（我证明以下是我助手的抄写稿。）

沃罗特尼科夫：《星火》杂志把那个恶棍（科学家瓦西里·）索尔福又拽出来了。我们对这个出版物要做点什么？需要采取措施啊。

戈尔巴乔夫：有什么问题吗？这家杂志刊登了科学家反对前面那篇东西的文章。你们需要些什么？一些人愿意这样做，另一些人愿意那样做。他们都是科学家。这是他们的工作环境，让他们做就是了。你们紧张什么？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做事了。

利加乔夫：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需要吃耳光了……《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有一篇好得多的文章，一篇很棒的文章。这符合我党的路线。

沃罗特尼科夫：对的！一篇真正的、合适的文章。就应该那样做。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葛罗米柯：是的，我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它恢复了事情的真相。

索洛缅采夫开始发表类似的意见，而切勃利科夫正准备说话。

戈尔巴乔夫：我在去南斯拉夫之前扫过一眼。

（戈尔巴乔夫被其他人打断了讲话。他们继续说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还说戈尔巴乔夫应当好好读一遍。）

戈尔巴乔夫：是的，我回来后已经读过了。

（其他人争先恐后地称赞这篇文章。）

戈尔巴乔夫：噢，我有不同的看法。

沃罗特尼科夫：哦，我永远不会有！

戈尔巴乔夫：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

（尴尬的沉默，每个人都面面相觑。）

戈尔巴乔夫：那么，如果你们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政治局去讨论。我看到了不良的倾向，有那种分裂的味道。你什么意思，“哦，我永远不会有”？这篇文章反对改革，反对二月全会。我从来不反对人们表达他们的意见，无论是用出版物、来信或文章。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被当作指导方针。有的党组织已经把这篇文章当作政策来讨论。一些人要写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但遭到禁止。这样，事情的性质就不同了。

但在二月全会上，我读的并不是“我的”报告，我们讨论和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政治局的报告，全会予以批准。现在却出现了另外一条路线……我不害怕失去我的职位，但只要我还在这里，还在这个职位上，就要捍卫改革思想……不！这不行。我们将在政治局讨论这件事。

第二天，3月24日，政治局结束了正式日程之后，戈尔巴乔夫讲了几句十分严厉的话。脸色苍白的利加乔夫不得不先发言。

利加乔夫：是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来见过我。我喜欢这篇文章。但我和这篇文章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葛罗米柯已经准备好说些不够连贯的话，但意思是清楚的：他不会选边站。

沃罗特尼科夫极力想补救前一天的那句“哦，我永远不会有！”，但他还想通过抱怨媒体来解脱自己，称媒体已经失去控制了。

沃罗特尼科夫发言之后，雅科夫列夫站起来发言：“我讲了20分钟，逐行逐句地指出了这篇文章的全部含义，包括其思想和语气。每一个段落都反对戈尔巴乔夫、反对二月全会。这是一篇反改革宣言。当我结束发言时，时间已经很晚了，大约是晚上十点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

雷日科夫第二天首先发言，用严厉而无情的语气坚决反对这篇文章。这是最为有力的发言。

“我对这篇文章有两个印象，”雷日科夫说，“文章问这场改革是什么？！既然这场灾难已经发生了，就需要尽最大可能加以限制和压制。”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雅科夫列夫记述道：“谢瓦尔德纳泽强烈和严厉地谴责了这篇文章。梅德韦杰夫以决定性和理性的方式谴责这篇文章。斯柳尼科夫和马斯柳科夫义愤填膺地用简洁和坚定的语言批驳这篇文章。切勃利科夫在前一天差点就说了错话，此时平静地讲了一句谴责文章的话。”

亚佐夫将军嘟哝了几句关于媒体的评论，称媒体已经失去了标准，但他总的来说是站在总书记一边。

索洛缅采夫、尼科诺夫和卢基扬诺夫解救了利加乔夫。扎伊科夫专门从度假地赶回来，发表的意见空洞无物。拉祖莫夫斯基讲得很好。

当然，政治局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谴责这篇文章，指示《真理报》发表一篇反驳文章。

雅科夫列夫在对切尔尼亚耶夫结束叙述此事时说：“这是改革历史上的转折点。（雷日科夫甚至建议解除利加乔夫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职务！）”

我们发现，许多地区党委书记下令地方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些地方第一把手是出于纪律方面的惯性，另一些则是因为赞同文章阐述的立场。还有一些地区党委书记认为这篇文章不是“指导方针”，所以拒绝转载。

我们在一个十分危险的时刻处理了这件事；我们差一点就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与地区党委书记们举行一次能够交心的谈话。在3月和4月对党内干部的三次讲话的主要精神是，那些还没有想通的干部，要把问题想通，自己把问题理清楚；那些赞成“妮娜·安德烈耶娃”的思想的干部要离开干部队伍。

我对书记们说：“我对你们说的是，几十万（多至100万）共产党活动家被枪决，300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这个数字甚至不包括受到集体化影响的数百万人。按照其逻辑，妮娜·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号召我们重演一遍1937年。作为中央委员，你们要这样做吗？我们应当把精力放在国家的命运上。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吗？拥护！但是哪一种呢？我们不需要斯大林统治下的那一种。”

按照政治局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严厉批判“妮娜·安德烈耶娃事件”的文章。

围绕这篇文章发生的许多事证实了我先前的疑虑：我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我与他们一起真心实意、团结一致地发动了改革并采取了最初的步骤。改革进程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扑灭了人们最初的热情，许多人只是满足于对现存制度做化妆式的调整。

内心的革命

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的发表，在改革时期汗牛充栋般的各种出版物中绝非偶然。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行动。我很快就得知，这篇文章的出笼直接牵涉到利加乔夫手下的工作人员，并得到了他本人的批准。因此，这篇文章被看作是直接来自最高领导层。

当然，我很介意这一切背着我干成的勾当。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以下建议：调查这个行动背后的机制并严惩罪魁祸首和始作俑者（包括《苏维埃俄罗斯报》总编辑瓦伦丁·奇金）。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人民是否完全了解党的路线；在于党的路线是否得到自觉和建设性的贯彻执行。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面对面地确认党内高级干部的见解，其范围包括所有担任加盟共和国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和地区党委书记的干部。令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的同志们主张将全党和全社会都更有效地纳入到改革进程中来。

这些问题可以在面向全国人民的全党讲坛上得到解决，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个论坛。我感到这次代表大会的重点，是要准备进行针对整个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必须承认的是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仍然带有斯大林时代打上的行政命令体系的深深印记。从党内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全体人民的思想意识都存在着局限性和顽固性，我认为那些历史印记是根本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改革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困难的难题。我与党的书记们的交谈最终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懂得我们需要变革和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们需要这样做以解决严重影响到人民和国家实际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应该解决了。

从1985年3月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开始越来越多地解放了人们的公共意识、视野和思维行动。人们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关注人民和公民正常和有尊严地发展的可能性。民主革命发自人们的内心，不可能被压制和禁止。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新闻作品、书刊、戏剧和演讲以及一些非官方青年组织及人权、环境和其他方面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都从日常事务的角度显示出这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些人和组织当然不会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但起初都打着支持改革和继续推进改革的旗号。一些目标可疑的组织也出现了，还有那些具有破坏性的激进组织和保守组织，比如臭名昭著的“纪念”组织。

这些新出现的组织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与民族关系相关的时候，越来越成为麻烦的事情。这再一次强调了加强民主和法制以及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性。

很显然，公共意识和社会已经从冷漠和麻木中清醒过来。我们如何才能将这些进程变得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呢？苏联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如何去做呢？

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得到。

党为了人民的大讨论：“改革飞机应当飞向哪里，谁应当在飞机上？”

围绕妮娜·安德烈耶娃反改革宣言所迸发的政治激情反映出有关改革政策、社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苏共领导层，也存在于党的基层党员之中。对于改革进程的结果和前景的怀疑以及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甚至是斯大林时期的怀念，不仅只是深深地根植于权贵集团和官僚集团的自私利益之中，而且也根植于已成为教条的群众意识之中。这种群众意识来自数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行政命令体系和垄断性的绝对权力，这些都转化为渗透于整个社会的官僚机构。这使得绝大多数被剥夺了权利和所有权的人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只得完全听由官员的支配和摆布。要向人们提供不再做“机器上的齿轮”，而是成为公民和他们自己人生、命运和国家的主人的机会，并向他们提供展示创造力的空间，必须改变他们社会存在的实际条件。实际上，这就是改革的主要意图和目标。

我想实现改革的目标会需要好多年，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至少要花上二三十年的时间。改革的停滞造成了恐慌，确实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而倒退到过去将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

生活需要紧急建立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政府保障，以深化社会和制度改革。这种制度在过去许多年里都被公认为“真正的”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其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歪曲和死路。不，这不能成为样板。我们需要持续地和坚决地加以摈弃，避免回到罪恶之中。如同我的许多生于60年代的朋友和同事一样，我确信社会主义可以是人道和民主的。

1988年，在春新的危险岔路口上，我看到了避免领导层内发生混乱和争斗的机会，看到了团结一切力量来巩固社会的机会和联合各个方面的公民以推进社会自我完善和改革的进程的机会。这就是我关于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计划。

这次代表大会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形象地说，人们正在等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政权内部发生了什么？政权的计划是什么？政权要把国家引向何处？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已经提前刊登在《真理报》上。媒体对这些建议以及大会代表的选举情况做了讨论。

顺便说一句，我不得不规劝莫斯科市党委领导人要克制对一些大会代表候选人，比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亚历山大·格尔曼的偏见和排斥。

讨论十分热烈，代表们实际上争先恐后地拥向讲台。著名的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将改革比作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道在哪里降落”，结果获得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大会代表的鼓掌支持。他的反对者，作家格里戈里·巴克拉诺夫的发言被嘘声淹没了。叶利钦代表那些当时的所谓左翼激进派批评了党的领导层。他宣称自己是“领导人主义”最激进的反对者和真正民主的最强大支持者。叶利钦要求那些“已经在政治局坐了10年到15年，现在还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那些提名重病在身的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的人和那些将国家带入目前严峻状况的人，要对所造成的现状负责任。他还评论了总书记，称总书记似乎不受批评。他要求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和莫斯科政府的官僚队伍，而莫斯科黑手党的活动依然猖獗。当叶利钦宣称要将社会不平等连同那些特殊福利、特别食品配给、特权医院和特权疗养院一同取消时，会场产生了很大的轰动。这位未来的“鲍里斯沙皇”说：“情况应当是这样，当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短缺时，每一个人都应当均等地感受到这种短缺，无一例外。”听众对此热烈鼓掌。[3]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第十九届党代会的一次休会期间。

总之，叶利钦要求“在他的有生之年恢复他的名誉”和无条件撤销10月中央全会通过的重要决议。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激进派知识分子将叶利钦的发言视为他为了人民的公正事业决定重返最高层政治、掀起批评浪潮、与党的官僚做斗争的信号。

这样，代表大会显示出批评和反对改革的势力的加强，其中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权贵集团阵营，另一方面是左翼的激进派集团。但依我之见，代表大会的主要作用是彻底巩固了党的领导层，领导全党做了急转弯，奔向了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改革。代表大会决定达成一项原则协议，继续推进改革，旨在对各级政府进行真正自由（不是形式上的）选举的基础上，改革政府和社会。代表大会批准彻底将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开。政府将由人民通过选举产生。

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向人民做出保证：不仅要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政府”的口号，而且要将它落实到位。代表大会的决议称：“苏共将绝不重复个人崇拜时期和停滞时期的类似做法，而这些做法给社会主义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创伤，阻碍了社会在几十年内的发展，造成了生命的巨大损失以及思想和道德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根据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决议，中央政治局注入了新鲜血液，焕然一新。索洛缅采夫、杰米切夫、多尔吉赫和其他几位都去领养老金了。党的机关进行了重组和瘦身，而且由于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党的主要工作，中央委员的集体领导得到了加强。中央书记处和其他按行业设立的部（农村工作部除外）被逐步撤销。领导干部提拔的标准也做了改变，现在选拔干部已经不再看资历，而是看水平。

代表大会提议制订一个时间表，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立法，对《苏联宪法》进行民主改造，举行旨在对候选人进行挑选的选举，宣布建立法治政府和进行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代表大会还强调需要进行重大经济改革、对经济机制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重组地区的经济关系。

大会决议及其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公开性以及公众、党和政府事务的民主化，这些都是改革的重大成就。国家的政治制度做了重大调整。新的公民团体和先前被排挤到政治生活之外的整整好几代人获得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机会。

新生力量参与政治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构成与场景。新的“改革领班”、改革之友俱乐部和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出现大大增强了民主化、改革社会和抵制保守派的力量。但另一种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明显：许多缺乏经验和政治头脑的政治新人常常变成了返祖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是毫无耐性的激进多数派，准备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共产党政权。但是，当许多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民主化是苏联共产党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

不幸的是，在苏共掌权的几十年里，许多党的干部已经忘记或从未学过在不依靠国家和行政资源支持的情况下，如何去开展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直到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党的干部仍然在提出通过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来加强党的机关权力的要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至少是相当数量的党的领导人，从中央委员到地方党委领导干部都有——参与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政变为止。但这只是一个特别的话题和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涉及。

【注释】

[1] 源自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

[2] 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请见《选择而非强加》（Alternative not Given，Progress，1988）。这本论文集收录了亚历山大·阿达莫维奇、亚历山大·鲍文、达尼尔·格兰宁、谢尔盖·扎利京、塔季扬纳·扎斯拉夫卡娅、尼基塔·莫伊谢耶夫、加夫里尔·波波夫、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切尔尼先科、阿列克谢·雅布罗科夫等人关于改革的尖锐问题的文章。

[3] 毋庸置疑，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在叶利钦的后苏维埃俄罗斯，政府官员的人数将比苏联政府官员的人数多50%——100%。而叶利钦本人则在三四年之内就带头沉溺于沙皇式的荣耀和特权之中。

第十五章

联合国背书的新思维宪章

尽管改革在国内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挑战，但它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信任。在这方面，1988年是一个分水岭。

我在2月宣布苏联将在5月1日起的十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不久之后，阿富汗、苏联和巴基斯坦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国际会议。根据这次会议达成的一项正式协议，这项计划得到了确认。

5月下旬，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我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这件事。10月，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访问苏联，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在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访问期间，我们也同样得到了公众对改革的支持。顺便说一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基督教传入俄罗斯的一千周年纪念定为欧洲和世界历史及文化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国际媒体赞扬苏联政府与教会关系的巨大改变。苏联举行的这次纪念活动具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深刻寓意。此后，新的教区开始设立，教会开始恢复活动。教会的各个教派代表参加了苏联《宗教信仰与宗教组织自由法》的制订。教会成为功能齐全的社会组织，参与精神和道德教育以及抚慰、慈善和维和方面的活动。

11月下半月，我第二次出访印度。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与我再次见面，我们是朋友和可靠的政治伙伴。我们赞同《德里宣言》，两国政府都在积极地加以实施。我们11月会谈中的一个特别重要方面是对华关系问题。甘地与我都认为是积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了，我们应尽最大努力确保中国不会对苏印两国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心，而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加强之中。

1988年5月——6月，与罗纳德·里根在红场。

1988年5月——6月，与罗纳德·里根在红场。

在这方面，印度朋友同意我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我主张缓解紧张局势、消除对抗（包括核武器部队、海军和空军的对抗）、冻结或削减武器和军事基地，强调机会的紧迫性和可行性。我们提议讨论设立一个谈判机制，以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启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

12月初，我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我们就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专门商讨了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重要问题。莫斯科和北京都极为重视这次会晤，通过这次会晤将可能实现两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1988年10月24日，赫尔穆特·科尔在莫斯科。

我特别想讲述在莫斯科与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利·勃兰特的会面情况。他对因妮娜·安德烈耶娃文章引发的围绕反改革运动的事件感到忧虑，要亲自确定改革还在向前迈进，而且我们不会在内外政策上放弃改革。勃兰特允诺，社会党国际在对苏关系中要采用改革路径。他注意到尽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但社会党国际与苏联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社会党国际1952年版纲领受到了冷战、反共和反苏立场的严重影响，勃兰特说新版的社会党国际纲领将与之大不相同。

我和勃兰特一同与里根、科尔、甘地、密特朗和其他欧美亚政治领导人的会谈，为更积极和更广泛地推动我国对外政策各个领域的新思维原则，提供了充分的正面依据。改革变得越来越适应现代世界，特别是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那些反对“改革者”的各种投机和谩骂行为，声称改革者只是为了获得人们的接纳和适应需要，都无疑是无稽之谈。顺便说一句，这些行为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现代世界在性质上代表了更广大的国际范围内新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在这个得到整合的世界里，新增长、新机会与新风险、新冲突并存，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问题对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解决。生活需要合适的制度和规范，我们需要为此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并向这个新秩序迈进。

这就是党的二十九大决定批准苏共领导层的国际活动的原因。这些活动基于新的思维和苏联对国际维和政策的积极参与，因此十分重要。

苏联国内出现针对新思维的反对派，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事实上，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美国战略家，了解新思维的必要性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受灾难性的失败打击，而且许多人还在经历的过程之中。出现这种短视的原因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

1988年，虽然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改革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方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向国际社会提交我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详细总体计划，辅之以实际措施，而且由于其创造性和可行性，应当得到1988年12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考虑。我们准备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比以往采取更加彻底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11月，政治局审议了军工联合体在现代环境中的运行情况。我要谈一下与年轻人的一次会面。当时那些年轻的党员问我：“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坦克？”党的二十九大给我们制订了主要原则：我们最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事实上，我国在军事方面的人均开支比美国多150%。如果我们在公开性下继续这种做法，那么我们所有的新思维都将毫无作用。但这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如果继续保持军队的现状，将不能达到改革的目标。我们需要立刻削减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存在，需要与我们的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推动力的基本要素是国内的改革和对于变革的理解，这种变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如果认为戈尔巴乔夫去联合国是因为我们走入了死胡同，那是幼稚的想法。改革为我国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回应了我们日益增加的需求，这将使我们过渡到新的和充满希望的和平时期。

所有的问题都牵涉到裁军问题，这件事由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负责。除了关于裁减军队和武器的建议之外，我们还在人道主义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我们已在讨论释放“政治犯”和那些被不公正地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改革前受到“惩治性心理治疗”的受害者）的问题。我们取消了对公民出国旅行强加的不公正和专断的限制。一个委员会继续为那些由于政治原因而被定罪的无辜者平反。

简言之，我们在积极地工作，继续推进我国公共生活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平反工作、民主化和人性化。

随着世纪之交越来越近，我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主要目的是要国际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对国际政治问题崭新的认识，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之上。我们起草和提交了意义重大的概要计划，这是一个政治计划，但不是宣传材料，目的是将这个机会和危险并存的世界上的对抗转化为合作。这个计划是我们的和平宣言或和平宪章，其潜台词是为了替代丘吉尔的那个对抗性演讲，而那个演讲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1988年12月7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

1988年12月7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四十三届大会。

我们用在国内外的实际行动支持这个宣言，宣布对抗在现代世界是徒劳的和致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不应当带入政府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平等合作基础之上建设性解决国际和全球性问题的机会和前景。这是一份经过缜密思考的、详尽的邀请书——邀请世界进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设性转折和面向21世纪的文明突破。

20年后回过来看这份发言稿，我必须承认它是有道理的，不含有任何虚伪的谦虚。的确，难道那些在1988年12月7日提出的原则和思想不再具有典型意义或不再前景光明了吗？

现代世界里，国际安全最重要的成分和保证，就是各国政府在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所有国家，尤其是强国都必须自我约束，彻底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一个非暴力的世界应当成为现代的理想。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不应当、也不能是外交政策的工具。

加强军事力量并不能使超级大国无所不能。（这个道理要到很久之后才明白。）

——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单一生物体，任何国家，甚至是最高层次的经济体都不能在这个生物体外兴旺发达。

——这将创建一个推动全球经济运行的全新机制列入议事日程。（考虑到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我一语切中要害。）

——一个国家自由选择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原则是世界在多样性基础上达成一致的基本条件。

——在政府间关系中去除意识形态因素是从各种对抗的经历中得出的现代结论。每个国家用语言、宣传和实际行动，而不是暴力来证明其制度、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当今世界的现实需要采取有力的行动，实现政治对话和谈判进程的国际化，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联合国是唯一有能力将不同国家利益及其双边、地区和全球的努力汇集到一起的组织。

——在呼吁实现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方面，我们希望看到用政治和法律的方法去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我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这些国家的对外政治行动都要遵守法律。

——当今世界自我肯定的多面性质，使得某些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其他国家的做法站不住脚，而且某些国家还试图向其他国家讲授“自己的”民主样式。（昨天可以这样写，甚至今天也可以这样写。）

——当局势失去控制和陷入混乱时，就会陷入僵局。国际社会必须学会控制和引导进程，这样才能保护文明，保护每个人的安全和正常的生活方式。

结束发言时，我向联合国大会讲述了苏联在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装备，以及从几个东欧国家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即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军方面采取的具体步骤；介绍了苏联采取的一些民主举措，如我上文提到的允许苏联公民去国外旅行等。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热烈反应。

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大厅里坐满了听众，他们十分用心地听取了我的发言，然后为我起立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社论指出：“也许自从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他的‘十四点’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于1941年发布《大西洋宪章》以来，没有任何一位世界级人物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昨天在联合国那样发表高见。”另外几个国际媒体也对我的发言给予肯定的评价。

但今天我将着重强调，我的信念是对整个世界做出的重要“回应”，即使是在20年后的今天其价值犹存。我指的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2010年5月发表的美国需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讲话。奥巴马宣称，美国不可能独自在外交承诺的基础上打造一个世界新秩序。他说，与国际社会相脱离对美国从来都没有好处，因此必须加强现有的联盟和寻找新的伙伴。我认为美俄关系的“重启”也在这个战略中产生了作用。

伽利略在受到审判，发表改变主张的著名讲话时说：“但是，它在移动！”我将用他的话来表述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在前行！”

引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列克谢·列文森的《戈尔巴乔夫与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俄罗斯，人们不记得我们是否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肯定知道我们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心里感到压抑，好像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后期，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代人的在世时间，苏联人并不希望下一次战争爆发，但感到这场战争正在逼近。

“苏联阵营的解体当然是20世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摆脱了苏联的严格控制之后，东欧国家急忙去追赶欧洲。整个世界的政治架构无疑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分为西方和东方已经不再有任何重大意义。许多人一度开始以为世界将保持一致，因为经过改革的苏联决心要‘返回欧洲家园’和‘欧洲各民族之家’。

“……外部世界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平的变革表示感谢，将此举视为一个重大成就。不过，有理由相信，当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获得最高权力时，如果他当时拥有上文提到的自由共产主义思想，那么这些思想是为了加强其地缘政治体系，而非看到这个体系崩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他没有能够完成他梦想的使命，他甚至没有想到过最终的结果。

“……外部世界……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在他领导的国家之内，他因‘制度的崩溃’而受到指责，而不是褒奖。在短时间的声望高涨之后，戈尔巴乔夫不再得到他的国民的爱戴，这种状况从那时起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人们给予正面评价的名单（约有30名受到人们‘信任的’政治家）上，戈尔巴乔夫排名倒数第三。

“只有在考虑了以上提到的一切之后，人们才能完全了解2010年7月列瓦达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对俄罗斯人提出的问题是，他们今天如何看待‘1980年代末国家对外政治路线的变化’结果——这里的精确提法是‘路线’，但在俄罗斯，这被称为叛国、叛变、退让和失败。根据这个逻辑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与西方的对峙中失败了’——27%的俄罗斯人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

“……那么对于戈尔巴乔夫历史变革的看法中，数量最多的那部分人是怎么看的？多数人（43%）选择了这个回答选项：‘在对峙结束时我国与其他国家同样获胜。’57%的接受调查的中层和下层管理人员同意这个回答选项。以这样的间接方式，国家对戈尔巴乔夫表达了感谢。

“因此，我们最终没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过，半数俄罗斯人相信我国仍然面临着外部的威胁，只不过这种威胁的来源不再仅仅是西方了：32%的人认为制造威胁的是西方，29%的人认为是伊斯兰国家，16%的人认为是前苏联国家。超过50%接受调查的管理人员认为伊斯兰东方是最危险的威胁。不到10%的管理人员认为西方是目前的威胁。实际上，这些接受调查者的回答表明他们并不同意国家领导层的看法。国家领导层过度夸大西方的威胁，同时低估东方的威胁。这是新出现的‘思维趋势’。”

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九大所做的讨论和决定对于改革具有不同凡响的重要性，特别重视社会上头脑清醒的力量对于改革的支持。负责重大政治改革的委员会极大地丰富了改革，并赋予改革思想的力量。这个做法开拓了改革的视野和前景。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是要确保由一个大权独揽的政府，非暴力地、和平地过渡到真正权力属于人民和苏维埃的政府，而根据《宪法》，掌握权力的就应当是人民和苏维埃政府。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里还要再说一遍：这是一项极为复杂和痛苦的任务，但很有必要性。这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面对这个困难和复杂进程的力量。我要强调的是，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始终以党的民主活动原则为指导，直到最后的时刻。所有的决定都在政治局会议、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自由讨论和集体讨论。坦白地说，同事们并不总是理解我的做法，他们已经习惯于做出那种迅速的、强制性的和任意的决定。

党的二十九大之后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1989年3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

选民的投票率很高，候选人的竞争（15至17名候选人争夺一个代表席位）十分激烈。数千个非正式的协会和组织参与了竞选活动。如同真正的自由选举的通常情形一样，选举结果众说纷纭，而且无法预测。

当好几名党的高级干部尽管拥有行政和宣传资源，但还是落选的时候，党内的权贵集团感到震惊。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市和地区党委负责人均落选。在伏尔加、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许多工业和科技大城市，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在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党的干部在选举中也受到重创。与此同时，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士纷纷当选，而且有几位之前不为大众所知的非官方活动人士都是新面孔，也成功当选。85%的当选代表是苏共党员。选举使得“普通”党员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党内权贵集团。许多共和国和地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难以接受选举的结果，产生了痛苦的、失败主义的态度，匆忙做出了改革失败的结论。

我在选举之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当时这么说，现在也这么认为：改革和人民赢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人民不仅向世界证明我国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具有可能性，而且还成为了现实。政府的上层结构已经通过民主与合法的途径得以建成。真正议会制政府的基础已经得到奠定，这毫无虚言。而这个成果是在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亚美尼亚地震、阿富汗战争、石油价格的下跌、国际冲突和许多其他的天灾人祸。

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如果苏共要对这些进程产生影响和引导其发展，就需要从这个矛盾的选举结果和存在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这个存在的事实就是，新的民主权力组织和新的政治团体已经产生，包括反对派组织在内。在放弃了大权独揽之后，党需要改变，努力成为社会的道德先锋队。这需要以不断增加的多元化观点和公共利益为指针，需要学会集合党内外最优秀和最活跃的力量，需要听取人民的呼声、用言论和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需要与公共团体和政治组织进行合作。

政治变成了向公民及其团体和政党开放的公共领域。政治不再是“最高层”个人和派系狭小的圈子所独享的领域，也不是“普通”人禁入的内斗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普通人的作用只是齐声附和的机器齿轮而已。这是为国家和人民生活建立新的文明标杆道路上取得的重大社会和政治转向和突破。

然而，对于那些人数可观和影响颇大的中高级党内官僚而言，改革走得越远，就越被视为负面和敌意的信号。保守的权贵集团对改革的抵抗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1990年夏，我得知了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和工人的状况。我仍然能够记得工人们在全体大会上不断地向我提出相同的问题：“我们的党组织出什么事了？现在群情激荡但党委却在保持沉默或酣睡不醒。”人民受到了忽视，没有采取任何处理严重问题的措施。党委提出要求：“保护我们免遭大众媒体和群众不满的攻击！”许多地方政权基本上已经瘫痪。在各共和国和地区，虽然还有大量可使用的土地，但地方领导人顽固地阻止将土地出租利用。农场方面也表达了不满，有时农场被纵火，工人们已经准备要搞垮集体农场。权贵集团则幸灾乐祸地搓着手，好像在说：“我们可是爱莫能助啊。我们被夺走了权力。这就是改革给你们带来的后果！”这些人似乎要把我们逼入死角，这样我们就会失去理智，用大棒击打周围人的头部。

地方层面对改革的阻挡和抵抗并不是自发行为。相当一部分权贵集团、激进的跨地区代表集团和民主俄罗斯积极地培植和支持这些阻挡和抵抗行动。叶利钦的手下阴险地利用矿工们改善劳动条件的正当要求，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罢工席卷全国，矿工们提出的政治口号是要求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下台。[1]参加罢工的还有钢铁工人和运输工人。铁路和其他运输通道被切断了，港口被关闭了，那些装运食品、消费品和其他急需产品的火车和轮船无法开动。

激进分子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给已经陷入危机的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雷日科夫政府通过努力与矿工达成了妥协性协议，但是叶利钦却猛烈抨击这个决定，指责雷日科夫只是干了一件半吊子的事，应当立即彻底“折断行政和命令体系的脊梁”。

国内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非官方组织，其主要的政治分野就是看谁“支持”还是“反对”改革。

在这样的形势下，苏共和最高苏维埃推出了在政治制度中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起初，我认为总统制难以与苏维埃制度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面对社会和政治经济紧张局势的加剧和数个政党建立的形势，必须立刻加强政府的权威，特别是行政权或总统权的权威。相关决议于1990年3月获紧急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第六条被废除。这样，多党制获得了国家《宪法》层面的合法性。这是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不出所料，同样一批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反对实现总统制，也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

不幸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的总统制立即受到了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制的削弱。这并不是我的计划，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举措被苏联的反对者用来削弱和摧毁整个国家制度。严峻的社会经济局势造成了总统由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事实，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和举行竞选活动。事实上，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一次紧急代表大会并非出于偶然。绝大多数代表都要求在大会上选出总统。

总统制遭到削弱的一个原因是部长会议保持原样。根本没有时间去设立一个强大的司法权力机构和执法系统。这样做需要大量的复杂工作和至少好几年的时间。

随着国内激进经济改革的放缓，政治局势也愈加紧张。我看到了一个化解苏共面临危机的机会，即在新的政治平台上召开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多党制社会的出现，以及已经改变并且仍在改变的政治体制，我党需要一个新的平台来开展活动，因为党现在已经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邻居和周围的世界。

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苏共能够重振精神和影响力，得到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引。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可以与所有健康的社会力量，与年轻人、科技界和人道主义知识分子重新建立和发展相互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党与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党之前与民众的联系方式而疏远了。

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党内富有进攻性和阴谋性的保守派的存在，前景并不美妙。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截然不同。这帮人将在党的二十八大上表面同意建立新的平台，然后秘密和公开地动手清除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的改革派，从而为他们以极端措施建立“秩序”铺平道路。

1990年3月15日，宣誓就任苏联总统。

主权示威和法律之战

由于政治改革推进到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权的层面，支持和反对改革的战斗以一种新的紧急状态进行。在上层（国家层面），我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基本上筹划、建成和运转了真正的议会制政府机制，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下一阶段在加盟共和国层面进行的政治改革，也需要同样的重视和努力。

这样，我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均具有历史重要性，某些过失，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在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政变之前存在的被动和混乱状态，也许就是对国家产生最严重后果的一些关键因素。

然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最高苏维埃证明，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参与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在这里，我特指的是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们。这个组织类似于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其最初起的作用是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现在却成为了建设的反对派，号召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口号下进行德米特里·萨哈罗夫所称的根本改革。有几位代表是知名的科学文化界社会活动家。毫无疑问，他们在议会提出的议案和通过的法律都是颇有用处和富有成效的。

我感到大部分跨地区代表集团的代表都是些可以与之一起工作和需要与之一起工作的正常人，但有些喜好冒险的极端革命分子和政治妓女也依附于这个组织。

在我看来，1989年12月萨哈罗夫的去世对跨地区代表集团造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他以他的卓越才智、无私精神和宽宏大量而著称，绝不卷入那些见不得光的阴谋活动。而且，萨哈罗夫充满了政治浪漫主义，是人们所称的名副其实的苏联和俄罗斯民主派的旗帜。他的名字、威望和活动使得跨地区代表集团获得了特殊的道德和政治地位。由于萨哈罗夫去世，一大批跨地区代表集团的成员转而支持叶利钦这个反对苏共、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急先锋”。在此之后，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里的对抗增加了；抨击和破坏代替了建设性举措；改革受到了党内官僚反对派的阻碍；毁灭性的大罢工席卷全国，打出的政治口号是号召政府和总统下台。

当然，这样的政治路线不会加强跨地区代表集团在政治架构或苏共，包括领导层改革派内的威信。跨地区代表集团开始四分五裂，其最激进的成员抱团参加了选举阵营，接着就加入了追随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

对于由一个新出现的“果敢决断”和“意志坚强”的领导人来取代戈尔巴乔夫的疯狂下注，最终改变了民主俄罗斯运动。正如加夫里尔·波波夫所说的那样，这个政党从民族运动的先驱变为了新的权贵集团和寡头政治政权的追随者。尤里·阿法纳斯耶夫很晚才承认那种民主浪漫实际上已经被那些民主俄罗斯运动成员用作争夺权力的烟幕弹。

1990年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选举最高权力机构期间，激进的民主派打出了主权牌，甚至堕落到支持民族分离运动，并公开或秘密地与民族分裂分子直接勾结的地步。叶利钦及其支持者扮成中央机关中俄罗斯公民利益的最强大保卫者，并声称俄罗斯是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供养者”。与此同时，他们充分利用所谓的科学数据，宣布俄罗斯联邦将在摆脱苏联的枷锁和供养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负担之后，在今后几年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这是冒险主义的论调，正如后来几年的状况所证明的那样，这对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本身的改革前景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这与苏联领导层中的改革派路线相冲突，与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紧急和建设性建议所提出的两个主要和相连的目标相冲突。其中的一个目标是将苏联事实上的单一国家架构变为真正的民主联邦共和国。这个目标的基本含义是我当时所主张的方案，即“强大的中央和强大的共和国”。

另一个继续推进改革的紧急目标是在全国实施激进的改革，将国家经济及经济关系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转变为市场关系。

要推进改革就需要完成极为复杂的任务，而最大和最危险的障碍就是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抵抗。这些人用毁灭性的基于共和国主权的理念为武器，将俄联邦的法律置于苏联法律之上。叶利钦的追随者们直接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最激进的民族分裂分子那里照搬这个理念。他们引用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来证明这个理念的合法性。但是这个与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相关联的理念导致了它们退出苏联，而将这个模式用于俄罗斯联邦则导致了苏联国家的毁灭。这就是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开始推行的理念，得到了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的极端革命派知识分子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在提名候选人参加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方面产生重大失误，所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的选举中遭遇失败。我对大会代表们公开提出警告：要反对叶利钦当选这个职务，因为我预料到这将会引发与中央政府的危险对抗。但是，显然是出于事业的诱惑和“诋毁戈尔巴乔夫”的意愿，有好几名俄共代表投了叶利钦的票，使得叶利钦以4票的多数当选。而且，俄共党员代表还帮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获得通过，规定俄联邦法律高于苏联法律。一枚毁灭性地雷已经埋在了改革和苏联的下方。

《宣言》中决定将俄罗斯联邦作为新联盟一个组成部分的表述，只是为了暂时安抚许多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叶利钦一年半之后就粗暴地取消了这个决定。

在加强主权的口号下，其他加盟共和国也进行了选举。面对经济困难的局面，当地的精英急于维护自己的立场，毫不迟疑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不过，许多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大多数民众都认识到与整个苏联保持关系的重要性，需要保留改革中心的存在，这也符合加盟共和国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我发现存在着一个机会：能够将单一制的苏联转变为由主权和独立国家构成的真正联邦，并充满活力地继续前进。这个过程受到了民族冲突爆发的困扰，许多这样的冲突是由当地统治阶级和黑手党故意挑起的。卡拉巴赫、苏姆盖特和巴库的情况就是如此，鉴于当地政权陷于瘫痪的现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得不在这些地方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处理国内外问题上遇到的失败和挫折，还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在波罗的海国家，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不知道如何与民众中间的温和派团体建立建设性关系，只是一味地退让，将整个政治舞台都让给了分离分子和极端分子。1989年4月，第比利斯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未能与人民进行对话和开展实际工作，而是动用军队驱散集会。事实上，这个集会是在背着共和国最高领导层的情况下，秘密地得到了当地政权和“莫斯科有关当局”的批准和鼓励。根据谢瓦尔德纳泽的说法，这项政策的副作用就是已经很难将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与那些跨高加索地区的某个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分子区分开来。

俄罗斯联邦采纳《共和国主权宣言》的行动引发了连锁反应：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均举行了“主权示威”。在俄罗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最高苏维埃都宣示了国家主权。自治共和国，甚至连个别的边疆区和地区，比如说伊尔库茨克也采纳了主权宣言。

狂热的主权运动由于叶利钦而进一步升温，他大声宣布了要在仅仅两年之内确保人民改善生活的政治诺言。叶利钦说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项目与苏联的经济计划不同，是基于500天一个时段，允诺要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提高价格。他宣布“如果我们不能在两三年内完成我们的项目，人们只需操起手中的家伙，把那些没有能力掌权的人赶走就是了”。这是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煽动的典型例证，俄罗斯联邦的新领导人就是这样在1990年夏四处乱窜。当我在1996年参加俄罗斯联邦总统大选时，人们一直在问我：“为什么叶利钦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不是说如果没能实现对俄罗斯人民做出的承诺，他就卧轨吗？”我的回答很简洁：“也许是因为铁路中断运行了。”我认为人民已经知道一切了，叶利钦只是由于前所未有的选举舞弊才赢得了“胜利”。

在无视中央政府的情况下，叶利钦对所有人许诺要打一场俄罗斯经济闪电战。1990年秋，他到我这里来，提出一个建议：俄罗斯领导层与苏联领导层进行合作，实行激进的市场改革，但要将雷日科夫的政府排除在外。事实上，叶利钦宣扬的“500天”项目离开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合作就无法实施。这个项目的制订者最初将项目的适用范围确定为整个苏联。我对项目的建设性和活力感兴趣，但反对其中包含的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对抗的内容。其后在列昂尼德·阿巴尔金院士的直接领导下，制订了另一个项目。我认为能够在这两个项目之间达成妥协。在我们长达5小时的谈话中，叶利钦说：“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让我们自信而果断地采纳宏观政策。我们不能进行对抗。”

到10月中旬，在我的协助下，著名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斯塔尼斯拉夫·沙塔林、列昂尼德·阿巴尔金和还很年轻的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制订了一份妥协性文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专家们认为这份妥协性文件是以“纯粹专业经济方法”为基础。但是，这份文件却出乎意料地引起叶利钦极为尖锐的反对。10月16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一场针对俄罗斯主权的攻击已经开始。然后，叶利钦就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他的条件能够得到满足，即雷日科夫政府下台，要么权力、政府要职、财产，甚至军队都要分家。他以举行街头大规模抗议和暴乱相威胁。我必须指出叶利钦的这些好战举动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各加盟共和国的同意，更不用说赢得其支持。恰恰相反，这些举动引发了惊慌。

很显然，激进的经济改革已经成了叶利钦及其追随者政策的人质，这些追随者来自民主俄罗斯运动最激进的积极分子。在这个组织10月21日的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决议明确宣布：当俄罗斯主权受到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总统的任何“损害”时，民主俄罗斯运动将“寻求俄罗斯联邦退出苏联，并将共和国领土上的苏联财产国有化”。

叶利钦10月16日发表了引起争议的声明，宣布激进的民主派对经济改革并不像他们对其他目标那么感兴趣，这甚至令密特朗这样的欧洲资深政治家感到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雷日科夫政府下台的要求，那就意味着总统损害了俄罗斯主权。为此，除了发动主权示威之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还进行了针对苏联的法律之战。1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一部史无前例的法律《关于苏联法律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上的法律效力规定》。该法不仅确认了俄罗斯法律的优先地位，还规定对遵守那些未经俄罗斯联邦批准的苏联法律的公民和官员予以惩处。正如民主俄罗斯运动所计划的那样，《关于确保主权经济基础》的法律于10月31日获得通过，规定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所有国有设施，包括苏联的财产，均被宣布为俄罗斯联邦的财产。

俄罗斯联邦1991年预算法从根本上损害了制订苏联预算的原则，从而伤害到了苏联。俄罗斯领导层单方面削减了对苏联1000亿卢布的拨款，因而削弱了我们给其他加盟共和国拨款的能力。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补贴，这些加盟共和国便削减提供给中央政府的产品。这造成了棉花的短缺，干扰了棉织品的生产。俄罗斯当局单方面提高了肉类、石油、石油制品和其他产品的批发价。这些措施都通过民粹主义的口号获得了合法性。民粹主义者声称俄罗斯生活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事实上，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恰恰造成了相反的结果。

法律之战、主权和预算之争均由俄罗斯联邦领导层挑起，蔓延到了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整个国家的宪法框架、基本法治和全部经济关系和治理体系都受到了损害。

与此同时，苏联立法机构正在举行有关《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主要战略》的建设性讨论。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了战略性文件，但政府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11月，我向叶利钦强调由我们来共同承担国家命运，以此来缓和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压力。极左派的抵抗正好与保守派的攻击同时发生。联盟集团通过立法机构的保护而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这个保守派组织要求将罢免我的总统职务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左右翼的极端分子都投票赞成这个要求，但只得到了400张赞成票。叶利钦、波波夫和斯坦科维奇都投了反对票。

大会批准了我提出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设立部长内阁以取代部长会议以及其他几项加强行政权力的措施。考虑到当时国家日趋严重的危机，采取这些举措是必要的。由于辩论和冲突火药味十足，影响到了国家的统一、苏联的命运和新的《联盟条约》，我强烈建议将这个重大问题交由人民来决定。大会接纳了我的建议，通过一项法令：举行全国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经过改革的平等主权国家联邦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存在。

进入1991年，国家没有得到预算的批准。俄罗斯行政当局阻止了预算的通过。制造业的下降速度加快了（与1990年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5%）。加盟共和国的地方问题，特别是俄罗斯当局的行动阻碍了部长内阁的工作，内阁总理为瓦伦丁·帕夫洛夫。新成立的苏联政府也犯了错误。苏联企业进行的零售价格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被中央政府将财政杠杆交给加盟共和国的做法所抵消。由于不平衡的工资上涨，加盟共和国的通货膨胀迅速加剧。不过，当时苏联层面的货币和财政改革并没有采取“休克疗法”，并没有取消对于大部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左右翼激进派继续争权夺利。

1月12日夜里发生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情感都是极大的考验。军队拒不执行苏联总统下达的命令，而是听从了据称是驻地指挥官的命令，攻占了由支持独立的民众守卫的电视台。而苏联总统的命令是要用政治方式而非武力来解决立陶宛首都日益加剧的冲突。14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这个令人极为遗憾的悲剧性流血事件被用于纯粹的政治目的。很难让人摆脱这样的想法：有人非常想让苏联总统对这次流血事件负责。我竭力避免危机的升级，拒绝对立陶宛实行总统直管，因为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我重申不能允许有人不经宪法程序，而是使用武力或通过军方“未经授权”的行动去夺权。

与此同时，叶利钦立即飞到塔林，与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在发给联合国的一份通报中将维尔纽斯事件称为“苏联对立陶宛的侵略”。在号召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人保持克制的时候，叶利钦发表了体现其固有的挑衅风格的宣言，称“很显然已经不可能在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情况下捍卫主权”。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我强烈谴责这个前所未有的、意义深远的宣言，这实际上是提出分裂军队的威胁。

在莫斯科和其他几个城市，激进反对派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示威游行，要求苏联总统辞职，指责苏联总统制造了维尔纽斯悲剧。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直接导演了这场反戈尔巴乔夫的运动。1991年2月，叶利钦在电视上直接对戈尔巴乔夫宣战：“我断绝与总统本人及其政策的一切联系，要求他立即辞职。”他的目的具有极大的毁灭性——砍掉中央和改革的头颅，唆使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起来反对总统。这种局面将会造成动荡，而这正合各种各样的激进派的心意。苏联政府采取的任何维持公共秩序的行动都被说成是侵犯民主和政权的行为，是在发出实行专制的威胁。我记得当时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坚决反对叶利钦的号召，“是的，这是一场深重的危机，但他把它弄得更加严重”。叶利钦的号召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中大多数具有远见的成员的谴责和反对，他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被民众的狂热冲昏头脑。

随着3月17日苏联公投日期的临近，叶利钦领导的反对派势力急剧提高了反戈尔巴乔夫和反苏的调门。3月初，民主俄罗斯运动支持的政治罢工再次在库兹巴斯矿山和其他地区发生，要求苏联政府下台。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钢铁工业和农业再一次遭受重大损害。5个炼焦炉组和20座高炉在1991年的最初几个月被关闭。

规模浩大的反戈尔巴乔夫抗议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马涅什广场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在俄罗斯城市举行，号召公民们在公投中反对保留苏联和改革苏联。当时的很多媒体都掌握在反对派手中，没日没夜地播出苏联历史上最为困难和悲剧性的事件。

1991年3月，马涅什广场的示威游行。

传单、招贴画和电台广播都在不停地号召人们不要去参加公投，或者是投反对票。叶利钦授意的反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口号标语更是到处散发。但是，由反对派挑唆的矿工大罢工并没有达到其组织者所期望的目标。反对派未能破坏公投，也未能争取到超过半数的反对保留苏联的票数。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众参加了公投，号召保留和改革苏联。毫无疑问，公投结果不仅是苏联总统的巨大道德和政治胜利，而且是人民对于保持国家统一和改革国家的意愿的表达。

这个成功是在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面临国家崩溃的威胁的条件下取得的。利用这个成功，我邀请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领导人一起召开一次参加人数受限的秘密会议，以起草一项落实专门的建设性行动计划的方案。

会议是在我的提议下召开的，于4月下旬举行，被称为新奥加廖沃 9+1会议。叶利钦也参加了会议，他那个时候希望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在新奥加廖沃这个总统郊外住宅，我们通过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立刻采取措施来稳定国内形势和克服危机。我们明确声明：主要的稳定方法就是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

新奥加廖沃达成的协议起到了抵挡攻击总书记行动的作用，当时党内的官僚集团正在筹划此事。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党的二十八大做出的决定，同时并没有放弃从党的领导层中驱逐戈尔巴乔夫和所有改革派的计划。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将在4月中央全会上展开。以筹备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五十周年为掩饰，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图拉的市委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在斯摩棱斯克开会，达成了撤销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职务的协议。在确定了这些目标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再一次策划了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的主张。正如在俄罗斯全会和二十八大发生的那样，反对派试图将四月中央全会变为某种对戈尔巴乔夫和改革的审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以及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以威胁和狂妄的口气发表言论。他们要求进入紧急状态。

作为回应，我宣布将辞去总书记职务，以腾出空间来。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会采取这个行动。有超过70名中央委员刚刚准备好了一份声明，宣布支持总书记和要求召开紧急党代表大会。经过三个小时的辩论，政治局要求我从讨论议程中撤掉关于我辞职的请求。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仍然保持清醒头脑的中央委员严厉驳斥了针对总书记的毁灭性攻击。

总之，我要说的是，当时在党内进行一场战斗就如同在饥荒中享用一顿大餐一样奢侈。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样的重大讨论，将不得不等到讨论党的二十九大新党章草案时再着手进行。最终，中央全会通过了十分平衡的决议。

新奥加廖沃协议的达成有助于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一道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反危机方案。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也表示要非正式地参与方案的落实。6月5日，我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名为“关于苏联内阁与主权共和国政府将摆脱国家经济危机作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部分的联合行动方案”得到公布。下一个月，这个反危机方案已经在贯彻落实之中。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与联邦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将作为经过改革的苏联的一部分。这个宣言被采纳一年之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于1991年6月12日举行。叶利钦获得了较大幅度领先的多数选票：有40%拥有选举权的俄罗斯联邦公民投了他的票。其他候选人雷日科夫、瓦迪姆·巴卡京、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阿尔伯特·马卡绍夫所得票数都远远落在叶利钦的后面。苏共支持的候选人在所有的主要城市全军覆没，而城市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是伊凡·波洛兹科夫的俄罗斯共产党和每一个负责指导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的失败。

但这里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有关“退出苏联”，更不用说解散苏联的问题并没有在投票支持叶利钦的绝大多数人那里听到过。我不记得在总统候选人本人的竞选计划或演讲中听到过这样的口号。是的，诸如独立、主权和俄罗斯从“中央的专制”以及苏共官僚的手中解放出来、其他加盟共和国和国家是“乞丐”和“搭便车者”的口号声在每一个街口都能听到。既然人民合法地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联邦总统，我感到有必要承认他的当选，与他就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我们最终同意了新条约的文本，将8月20日定为条约的签署日期。

7月，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在原则上批准了新党章草案，规定苏共将转变为一个主要具有社会民主导向的议会政党。

我的反对派和诽谤者曾在四月中央全会上吵闹无比，但这次却能在文明的范围内行事，唯一的例外只有他们在卢基扬诺夫发言之后的大声喝彩。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妥协具有欺骗性。极端措施的鼓吹者未能使这些措施付诸实施，也未能使用合法手段迫使总书记下台，因此他们决定采取不同的手段。

这样，到1991年中期，苏联中央政府与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在国内形成了相对的政治平衡。当然，由于经济基础受到众所周知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损害而大为削弱，这种平衡十分脆弱。不过，作为9+1模式一部分的相互理解为共同努力达成新的妥协创造了机会。新的表示愿意合作的信号正在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浮现。结果，关键领域里新的具有协调性和建设性进步的前景也出现在视野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于7月30日会见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此时距我去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度假仅有几天时间，我准备在那里专门考虑安排签署《联盟条约》的筹备工作。这是一次非正式的交谈，我们秘密讨论了一旦《联盟条约》签署之后，我们联合采取的下一个政治步骤以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暂时同意举行苏联总统选举，也许还要对苏联内阁人事和地位做出调整。

事后发现，克格勃监听了这次会议，这促使几个高级官员做出了参与策划和发动政变的决定。无论如何，据称国防部长亚佐夫在是否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的问题上原本犹豫不决，但会议录音提到亚佐夫名字的事实促使他加入了政变者。

八月政变

预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本能够也应当成为整个国家历史上的新里程碑。仅仅是签字行为本身就能给社会和世界发出可信的信号：大部分领导人——9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已经决定共同工作来稳定国家的局势。《条约》还将为确保苏联的国家统一提供法律框架。其目的是通过发展联邦关系而实现民主的更新。《条约》将在共和国与中央之间创建真正和合理的利益平衡，同时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留下空间。在8月14日的一次电话通话中，叶利钦抱怨说他受到民主俄罗斯运动领导人越来越大的压力。我做了简洁的回答：“你被批评为‘帝国的捍卫者’，而我被批评为它的毁灭者！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仅仅三天之后，我面对面地遇到了新《条约》的其他敌人。一伙政府和党的高级官员切断了苏联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将我、我的家人和助手隔离在福罗斯的疗养地，递给了我一份最后通牒：我必须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或者辞职。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有要求，告诉他们只有在得到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才能在我国成立，任何其他的做法都是鲁莽的犯罪行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我用通常所说的“俄罗斯行为方式”把这些来访者踢出去。说句实话，我希望我的断然拒绝能够让这些阴谋者清醒过来，迫使他们放弃企图。

由于未能得到同意，反而被我严词拒绝，阴谋者派来的信使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但是，通讯联系仍然被切断了，连接我别墅的路也被封锁了，隔离措施被加强，这些都表明他们的阴谋计划还在继续推进中，而且囚禁总统和夺取权力都是事先计划好的行动。

政变者提供了以下（牵强和虚假的）政变借口：苏联总统因身患重病不能再行使职责。这一点，很快就能得到医学证明书的确认。不难想象这个已经夺取紧急权力的“强势政权”将如何“确认”这一点。据事后泄露出来的消息，克格勃主席亲自下命令，要求医生开出苏联总统患有重病和失去工作能力的“证明书”。医生们没有屈从。由于我们医疗队伍的正直，所有人都没有向压力屈服。

在发生政变的日日夜夜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开上了莫斯科街头。对于我国的公民、新的民主制度和全部的改革思想，政变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

改革作为社会和政治进程，其目标和方式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国家的复兴和民主化，是要弥合人民与政权之间的鸿沟，而政变却在破坏和诬蔑改革。这就是政变使社会大幅度倒退到改革前时代的原因。

1991年8月，抵达福罗斯。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在克里米亚和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真正的企图和计划。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能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他任何城市或加盟共和国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恰恰相反，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莫斯科市政府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政治立场。在苏联总统拒绝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之后，其成员试图与叶利钦合作，但叶利钦予以公开拒绝。

我拒绝与阴谋者合作的行动剥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使他们陷入了混乱、纷争和难堪的境地。遭遇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许多军队指挥官拒绝参加攻打白宫[2]之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走向失败，8月21日终于彻底崩溃。改革和民主似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政变损害了苏联政府的权威，也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总统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总统“内圈”的最高级国家和党内官员谋反，企图颠覆《宪法》、法律和民主秩序。这些人中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此时他竭尽所能来洗刷他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他这些天行动的掌握，假如不是他采取反叛立场的话，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就不敢参与政变。

1991年8月，政变期间的莫斯科。

由更新的中央政府与正在成为主权国家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建立互相理解和采取共同行动的进程、在建立真正的联邦关系基础之上开展合作的进程，现在都毁于一旦。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在政变之前就迅速宣布独立，给国家权威投上新的阴影。国家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了。事实上，苏联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我将详述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的情况，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我对于这次背叛深感震惊，因为我以为很理解这些背叛我的人，但他们却背着我谋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欺骗和背叛我，事实上也是我欺骗了自己，我自信满满地过高估计了这些人的道德和政治素质。可以说，就在改革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在改革克服困难，开辟新的地平线的时候，我提拔的人却在阴险地背叛民主目标和理想，而这些目标和理想构成了国家和社会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他们选择了武力和恐吓加欺骗的政策，更不用说滥用权力的犯罪行为。一种令人惊愕的短视占了上风。

1991年8月22日，从“休假”返回。

许多中央书记没有反对这些阴谋者，甚至还支持他们，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许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同志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建议自行解散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我坚决否认数百万共产党员与党内官僚犯下的罪行和恶行有染，也坚决反对那些对苏联共产党全部历史和行动的诬蔑之词。不幸的是，党内官员长时间大权在握，已经完全沾染上了与过时的行政命令体制相关的官僚主义及其负面品质。八月政变之前和期间发生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看法。

1991年8月22日，从福罗斯返回后第一次接受采访。

我必须指出叶利钦在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斗争中的不妥协作用。假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举措取得成功，那么国家将会倒退，产生无法预料的消极后果。但是，硬币也有另外的一面：在对那些企图让国家开倒车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采取了强硬的举措之后，叶利钦无法停止他的狂热举止，转而与苏联对着干，他将苏联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主要威胁。

政变期间及之后，当我从福罗斯返回之后，叶利钦跨越了宪法界限，签署了多项法令，将苏联政府机关置于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从属地位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代表被派驻到苏联政府机关中去，负责指导、取消或修改所发出的指令。我发布了一项法令（上文已提及）批准俄罗斯总统在政变期间采取的行动，但命令叶利钦停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所做的就是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俄罗斯急忙将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公司和机构“私有化”。

无论如何，叶利钦继续以篡权者的方式行事，启动了摧毁苏联的使命。

拯救苏联的最后努力

我想到并且认为有必要积极推动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此时需要将已发生的变化和新的权力平衡考虑在内。我回到克里姆林宫工作的第一天，就与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开会。我在会上强调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持有一致的立场：签署新《联盟条约》既有可能，也有必要，表示愿意共同为之努力。叶利钦表达了相同的立场，至少在会场上是这样。

9月2日，在紧急召开的苏联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宣读了由苏联总统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起草的声明。声明宣布国家根据法律选举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即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需要由“自愿加入的各共和国起草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每一个共和国均有权独立确定其加入联盟的方式”。所提出的主张是建立一个经济联盟、一个由各共和国人民代表组成的代表委员会、一个苏联国家委员会和一个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过渡时期国家权力和政府组织法》这部苏联法律获得通过。

在我的指导下，新《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重新开始进行。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起草工作在逐步推进中。为了共同的事业，我设法与所有参与方达成相互谅解，形成共同立场。首先，我与纳扎尔巴耶夫做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但是，叶利钦是主要障碍。虽然从来没有公开拒绝参与新《联盟条约》，但他总是延搁和阻止，不停地要求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进行修改。他的目的是要在条约草案中删除有关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关键条款，用界定不清的“国家联盟”的概念来取代“苏联国家”的概念。

激进民主派将政变的失败看作是彻底废除苏联国家机构，使他们自己摆脱苏联及对苏联承担责任的大好机会。在1991年9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他们试图说服叶利钦继续大力推进这个行动，当时叶利钦离开了莫斯科的事务纷扰，去索契休养。这些人十分惊恐地看到戈尔巴乔夫能够继续进行有关新《联盟条约》的工作，新的苏联架构正在恢复活力，起草经济协定的工作也在亚夫林斯基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

10月15日，在国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宣布在启动改革之前要“彻底地摧毁”中央政府，他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将关闭所有苏联部长的账户，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他们的服务。”

10月18日，苏联总统和8个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除外）的领导人根据9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尽管如此，叶利钦立即发表声明说：“现在的任务是铲除单一帝国架构的残余，建立流动的和商业形态的共和国间的架构。”他确认“俄罗斯已经停止向苏联各部提供款项，只有国防部、铁道部和原子能工业部除外”。

10月底，叶利钦宣布将把苏联国家银行变为俄罗斯银行，将苏联外交部的人员编制削减90%（“俄罗斯不需要这样的外交部”），裁撤80个苏联部级机构等。在对中央政府实施这些新的打击的同时，叶利钦大声许诺要在1992年春实现财政稳定，在那一年之后开始实现经济恢复。当时，阿巴尔金院士对这些疯狂的计划提出了批评，他的预测是通货膨胀将会大幅度加剧，而且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将会加深。

叶利钦的宣布令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感到震惊。1991年秋，苏联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西方恢复正常的金融和经济关系。这方面的关系由于经济危机而受到了削弱，由于政变而受到了损害和阻碍。我们的西方伙伴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急于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帮助，宁愿在一旁等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整个秋天，从9月到11月，一直敦促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原因。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与外国领导人联系，其中包括约翰·梅杰、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乔治·布什、朱利奥·安德雷奥蒂、费利佩·冈萨雷斯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反应最积极的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方面。

当时担任七国集团协调人的梅杰首先于9月来到莫斯科，讨论伦敦协议的落实问题。他告诉我七国集团和欧洲共同体已经同意在11月提供1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3]。已经达成的一项协议同意接纳苏联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系国，不久之后接纳为正式成员国。11月20日，我在莫斯科会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讨论了该组织帮助苏联促进经济改革的问题。

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在担任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赢得了很高的声望。11月23日，他向我汇报说起草有关《经济共同体条约》主要领域及其落实问题的特别协定和争取各加盟共和国批准的工作，已经提前完成。

亚夫林斯基认为《经济共同体条约》于1991年内生效极为重要，而剩余的问题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但经过最后的分析，我们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签署新《联盟条约》之上。

按照政变后起草的条约草案，这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将拥有共同的民选机构——议会和总统；拥有共同的军队和货币体系；实行双重国籍制度：公民拥有所在共和国的国籍和联盟国籍。中央政府负责制订战略层面的内政外交政策，负责国际条约的有关问题……所有出席11月4日国家委员会会议的领导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这个条约草案，但有某些保留。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同意一旦他们的有关意见被列入条约草案，他们就会在所在加盟共和国推动该草案的批准工作。

直到那个时候，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都是叶利钦的一个积极合作伙伴，但愿他不是叶利钦的犯罪伙伴，叶利钦正在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搞垮苏联。克拉夫丘克不仅反对新《联盟条约》，而且宣布如果《经济共同体条约》包含任何设立中央机构的内容，乌克兰就不会予以批准。此外，任何将各加盟共和国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中央政府都绝不能存在……

这个在当时恰巧处于事件中心位置的人的态度，成为了叶利钦的某种救生圈。叶利钦清楚地知道，单方面公开摈弃苏联是不得体和有风险的行动。这就像是说：嗨，我不反对联盟的主张，但你看，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不想加入进来，离开了他们，联盟怎能建立呢？结果，在11月14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叶利钦参加了对于新《联盟条约》的讨论，根据加盟共和国提出的意见做了修改，但他坚决反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关于建立联盟国家的建议。

会后，有记者问：“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我请叶利钦来回答这个问题。叶利钦说：“我们同意这是一个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

但是，克拉夫丘克没有出席11月25日的国家委员会会议。叶利钦在会议开始时就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大部分成员都不同意“一个民主联邦国家式的联盟”这样的国家形式。叶利钦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意见：“没有乌克兰，什么样的条约都是不可能的。不会有什么联盟，我们还是等一下乌克兰。”

我用我的观点加以反驳：不应当跟随分离主义者的脚印走入死胡同，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将他们拉出死胡同。我建议将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条约文本提交最高苏维埃审议。叶利钦说他不能将目前的条约文本提交上去……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都像叶利钦那样拒绝提交条约草案。我对这种不讲诚信的行为感到愤怒。由于穷尽一切方法都不能使叶利钦同意他先前已经同意的文本，我说：“我已经受够了，我不会参与摧毁苏联的行动。你们可以自己待在这里做出决定，你们将要对此负全部责任。”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会议参加者晾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来到我这里。他们带来了一份草案，包含11月14日会议同意的关键词语：“主权国家联盟——一个民主联邦国家”。我对国家委员会决议的文本做了一些修改，叶利钦和舒什科维奇都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回到会议厅，继续开完这次会议。11月25日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签署了根据国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形成的一份联合声明，同意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一个民主联邦国家》草案提交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这份条约草案于1991年11月27日公开发表。

对于新《联盟条约》草案中关键的国家形式问题，叶利钦极其虚伪地耍弄手腕。

11月30日，在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的前一天，叶利钦打电话给乔治·布什总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要求布什保守这次谈话的秘密，直到乌克兰公民投票结果公布为止。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通知美国总统，他们将与叶利钦在白俄罗斯会面。

顺便说一句，叶利钦就苏联问题与布什总统有过其他的秘密联系。叶利钦一直在重复他将在新条约的基础上保留苏联的存在。

乌克兰的全民公投并没有提出乌克兰是否离开苏联的问题（根据苏联法律的规定，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程序中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提出是否要终止苏联存在的问题，而且1991年8月24日的《乌克兰独立宣言法案》也没有提及以上问题。乌克兰独立宣言在原则上并没有排除加入一个新联盟的可能性，特别是不排除加入采用联邦体制的新联盟。将这次公投说成是一次支持脱离苏联或终结苏联的投票，温和地说是不公平的。而事实上，这是造假和欺骗。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随处可见激进的民族主义标语：“俄罗斯正在偷我们的东西；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分开，将过得比法国还好；乌克兰将在两三年内经历经济奇迹”等等。

12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同一天，我呼吁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支持正提交给他们审议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这样随着这份文件的签署，国家也许能够最终缓过气来，站稳脚跟，共同前进。”这个讲话反映了1991年3月全国公投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别拉韦日会议的前夜。

摧毁苏联的秘密行动

1991年12月，叶利钦向我简要通报了即将到来的明斯克之行。他隐瞒了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加上白俄罗斯议会主席舒什科维奇秘密准备签署一份文件：宣布取消苏联存在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此作为终结苏联的借口。

这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别拉韦日密林内的韦斯库里政府宾馆里举行，有特种安全部队提供警戒保护。这里离波兰边境不远，叶利钦后来回忆道：“我们不间断地连续工作，心情激动而兴奋，会议的紧张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4]（他在习惯性地制造紧张气氛——他是这方面的老手。）布尔布利斯、盖达尔、科济列夫、沙赫赖为俄罗斯总统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拼命地通宵苦干：“很清楚，所有的协议都必须在那里签署，决不能拖延。”[5]

这些文件声称：“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共和国与苏联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这距11月15日苏联7个加盟共和国将条约草案呈交所在国立法机关审议仅仅过去了几个星期而已。即使是他们突然走入了死胡同，为什么不在莫斯科的苏联国家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些话？国家委员会的会议是按照新奥加廖沃协议的精神召开的，并建立在这个精神的基础之上。答案很清楚：因为在莫斯科，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代表，首先是哈萨克斯坦的代表，直到最后时刻都支持建立“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白日梦。

尽管别拉韦日阴谋者散布了希望人们相信的那一套说辞，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离开了苏联。是谁编造了这个“事实”，又是如何编造的？是谁授权“三驾马车”发表这个声明？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现在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更没有基于法律的回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及其领导人从来没有宣布他们与苏联分离。虽然别拉韦日的分离分子宣称这是事实，但加盟共和国在政变之后宣布独立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排除法律和事实上的可能性和正当性，即这些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苏联之内和建立一个联邦式联盟国家。而且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来说，建立这样的国家在客观上是有利的，在精神上是可以接受的。

《别拉韦日协议》“发现”：“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苏联已经停止存在。”这是发生在苏联人民在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投中投票赞成保留国家之后。

借用医学方面的术语，别拉韦日密林以匆忙、秘密和欺骗方式干的勾当，其实就是将一个身受重伤但仍然活着的生物进行肢解。俄罗斯总统是施行这次手术的主刀。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当时相信：“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别拉韦日文件就不会出台；如果不是俄罗斯的话，苏联就不会解体。”（《独立报》，1992年5月6日）

根据亚夫林斯基提供的证言（叶利钦抛弃了亚夫林斯基的团队，选择了盖达尔的团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6]和他的内圈持有某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主张，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予以实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想在政治上，而且想在经济上肢解苏联，一举取消所有现存经济协调机构，包括那些财政、信贷和货币方面的机构（我要说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一天之内）。他们还要使俄罗斯完全与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脱离，包括那些在当时不愿意这样做的共和国，如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是政治命令。”（《文学报》，1992年第44号）[7]

肢解和终结苏联的命令来自叶利钦和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极左翼，他们被全能的自由市场的乌托邦蒙住了双眼，急于将它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地上。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早在1990年，民主俄罗斯运动就确定了这样的目标：要实现“将权力从目前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转移”到“平行的权力机构”，这个机构将能够“挤走”苏联现任领导层，为未来的共同体奠定基础。

然而，这件事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克拉夫丘克承认在别拉韦日密林，他“没有经过任何讨论或协调，仅用一个晚上就很快签署了文件”（基辅《工人报》，1991年12月11日）。克拉夫丘克还承认他们不能肯定 “公众是否能够妥当地理解我们的决定，文件是否看上去具有合法性”。[8] “但是，我们认为所采纳的文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9]对此，很难存有争议。《别拉韦日协议》及其达成的程序和所做的大肆宣传，都经不起合法性的推敲。但是，对权力的渴望、个人的政治和其他日程设置，压倒了法律问题和质疑。

他们为何如此匆忙

由于担心苏联总统会说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相信新联邦国家有发展前景，阴谋者感到必须加紧其终结苏联的行动。我一直在集体会议和双边会议上向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强调：共和国之间的双边协议和关系绝不能取代苏联中央政府。这个新的、民主的中央政府不仅不会是共和国独立的障碍，实际上还能发挥共同行动的长处、增加发展机会、加强其安全和在世界上的声望。叶利钦的心腹和“俄罗斯转盘”最冒险的玩家布尔布里斯负责密切监视苏联总统的一举一动，他很有理由这么说：“我的印象是他成功了。”[10]

我记得苏联解体五周年纪念日有一个电视节目，发表讲话的有沙赫纳扎罗夫、舒什科维奇、布尔布里斯和其他人。

主持人问布尔布里斯：

“这么说，独联体方案失败了吗？”

他回答：“是的。”

“那么，如果没有建立独联体的话，会建立什么呢？”主持人问。

布尔布里斯答道：“最有可能的，将会是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松散版苏联。”

我认为他是在耍滑头、摆姿态和误导公众。布尔布里斯多年来一直在怂恿叶利钦去搞垮苏联，他在为此竭尽全力。

本来，振兴和保留苏联存有可能性，我为此坚持到最后。但这令苏联的反对者们感到害怕和不自在。

1991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这向加盟共和国和世界释放出一个信号：苏联总统将在各个方面重新启动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项任命旨在缓释和抵消科济列夫主管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奉行的单边性亲西方路线。换言之，尽管那些反对保留苏联的人声称苏联已经不再存在或已经解体了，但我仍在继续“积攒弹药”为苏联而战，直到“弹尽粮绝”为止。

在这样的形势下，叶利钦的领导团队决定推进其分离主义和终结主义的计划。叶利钦背着苏联总统，利用他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格拉切夫将军、苏联内务部长维克托·巴拉尼科夫将军和苏联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的密切私人关系，争取他们对他准备实施《别拉韦日协议》的支持。我能对这些曾经宣誓忠于苏联的将军们的行为说些什么呢？

由于已经在别拉韦日宣布了苏联的“寿终正寝”和率先向美国总统通报了这件事（！？），这三个加盟共和国主管人物仍然害怕在预定的12月9日来克里姆林宫会见苏联总统。克拉夫丘克和舒什科维奇根本不敢来莫斯科，而叶利钦则要求我保证他的安全。

一个已经被宣布不存在的苏联的总统能做些什么？以公然反宪法的罪名将叶利钦及其党羽全数逮捕吗？但是，苏联总统已经失去了对安全部队和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不仅如此，如果我争取到了部分军队的支持，这将导致紧张的政治对峙，很有可能造成流血事件和深远的负面影响。我不能这么做，否则的话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但是，只要拯救苏联的一丝机会尚存，我就不会“放弃”苏联，所以我为此而战斗。

12月9日，我宣布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审议《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和《别拉韦日协议》。由于这份协议涉及到了不同的国家形式，这方面的问题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主管范围，所以我宣布有必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不排除就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

对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反应是通过撤回其大会代表的方式阻止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加盟共和国立法机关对新《联盟条约》的审议也受到阻挠。12月10日，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法机关的代表以多数票批准了《别拉韦日协议》。

俄罗斯领导人费尽心机来确保《别拉韦日协议》能够以明显的多数获得立法机关的通过。哈斯布拉托夫甚至准备为此目的借用久加诺夫的力量。对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包括那些对别拉韦日阴谋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人民代表）施加的政治、心理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收到了效果。在总共201名人民代表中，对《别拉韦日协议》投赞成票的有188名，投反对票的6名，投弃权票的7名。投票反对终结苏联的只有谢尔盖·巴布林、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伊利亚·康斯坦丁诺夫、谢尔盖·波洛兹科夫、帕维尔·利索夫和尼古拉·帕夫洛夫。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对于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是在那些获胜的极端爱国主义者的高压氛围中匆忙进行和做出的。叶利钦和《别拉韦日协议》的其他制订者在人们的讲话中宣称应当从苏联中央政府那里解放出来，俄罗斯将能够与其他共和国建立起更加平等和可靠的关系。不少代表提出的所有怀疑和疑问均被置之不理。宇航员萨沃斯季亚诺夫是共产党员，号召所有代表都投“赞成票”，以“除掉”戈尔巴乔夫。投票结果获得了代表们的起立鼓掌，这就是激进民主派与某些共产党人如何联手埋葬了大俄罗斯，而苏联就是其事实上的继承者。不到两年之后的1993年10月，叶利钦总统将用更加野蛮的方式来解散最高苏维埃：直接用坦克进行炮击。

1991年12月，与叶利钦、科尔扎科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克里姆林宫。

事实上，关于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事件中死亡的问题，直到今天尚不清楚。死者被迅速用拖车运走，没有留下埋葬地点的记录。叶利钦害怕对所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于是做了这样的交易：不对炮轰立法机关的悲剧事件进行调查，以换取对受到最高法院立案审理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赦免。

这些人达成的是具有犯罪性质的交易。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相信仍然有可能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盟，但是这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最近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等组建关税同盟，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1991年12月23日我在胡桃厅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在雅科夫列夫在场的情况下，向叶利钦交接总统事务。我们同意苏联政府机关将在12月30日停止运作。

我应当提及的是，有一个专门考察苏联——波兰关系中所谓的“盲点”的苏波联合委员会。到1990年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苏联学者和档案学家已经发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监狱看守部队的文件，与其说间接地，倒不如说令人信服地直接表明了贝利亚、梅尔库洛夫和他们的部下参与了卡廷的犯罪。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公开宣布苏联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战俘和囚犯管理总局的名册和其他档案材料，其中包括1939年——1940年间被关押在科泽尔斯基、奥斯塔什科夫斯基和斯塔罗别利斯基集中营的波兰公民名单。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布了一项政府声明，苏联方面对卡廷事件表示深深的遗憾，指出“卡廷悲剧是严重罪行”。同时，军事总检察院接到第159号令，开始了刑事调查。

1991年12月23日我与叶利钦见面时，将这些关于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中的文件拿给他看，朗读了其中的内容，并把这些文件移交给了他。我也是那天早晨才从档案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了这些卷宗的存在。我和叶利钦同意将这些卷宗交给波兰方面。我说：“这是你的任务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但差不多在一年之后的1992年10月，叶利钦的班子安排了 “宪法法院审理苏共案件”，披露有关卡廷事件的，“特别卷宗”（确切说是副本），还声称这些卷宗是“偶然”发现的，而戈尔巴乔夫把它们藏了起来，不让波兰人看到。不过，今天仍然健在的工作人员完全了解这件事的是非曲直。

至于叶利钦为什么没有在1992年5月把这些卷宗交给来访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而是在同年10月将卷宗副本交给波兰方面，这还很难说清楚。但他们毫不迟疑地对戈尔巴乔夫横加指责，却证据不实……“卡廷案件”已经在1994年停止调查，有关材料被归入保密范围。在2010年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因飞机失事遇难之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宣布了有关决定。因此，我相信完全有可能对这个案件的内情和涉案人员继续进行调查。

我想提及的另一件事涉及到一个说法，据称我在与叶利钦的工作谈话中，向他提交了一份“一长串要求清单”，内容包括享有各种特权待遇和免除刑事和其他起诉的特赦待遇。事实上，这次见面的确涉及到了苏联总统停止行使职权之后的身份问题。比如说，他作为一个知道国家机密的人，如何保证其安全。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叶利钦则说了带有威胁口吻的话，称我作为苏联总统在退休之后不存在赦免问题，而如果我觉得有罪的话，最好在我仍然是总统时坦白出来。

从那时起几乎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时光，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的总统赦免保证，当然我从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我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从极不讲道理的要求在24小时之内搬出总统公寓和乡间别墅，到禁止出国旅行（包括禁止参加我的朋友威利·勃兰特的葬礼）；从戏剧性地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到可耻地封锁和污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以及禁止我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出版我的著作。更不用说将我的养老金缩水到只有两美元，还有那些俄罗斯新老权贵集团及其上司玩弄的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种伎俩和手段。

这些只能说明“别拉韦日文明”使得国家堕落到了何等的地步。叶利钦板着脸写他的回忆录时，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打算为前国家元首过上无拘无束、放松和平静的生活创造先例，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这个先例。”这就是为我创造的“先例”，这就是“创新”，完全是蛊惑人心的花招。

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通过一项特别法令，被授予了不受起诉和法院审判的豁免权。圣彼得堡一座用纳税人的钱建造的图书馆，用他的名字命名。而叶利钦基金会将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十分优美的建筑物内。这的确是“别拉韦日文明”的一大进步。

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的最后几天里，我与科尔、密特朗、梅杰、布什、布莱恩·马尔罗尼和我的其他政治伙伴通了电话。他们对我的观点、评估和预测很感兴趣。虽然我认为事情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但我向这些领导人保证，我将竭尽全力来促进独联体的活力和效率。我提醒他们：假如解体继续深入，最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因此，重要的是不要听任这样的事情发生。

1991年12月25日，辞去总统职务的电视讲话。

我强调西方对独联体，特别是俄罗斯提供支持的重要性，还强调提供财政和食品援助的紧迫性。他们询问了我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打算。我要他们确信，我将不会躲藏到深山老林中去，也不会离开政治或公共生活。在新的环境中，我将尽我的最大努力继续支持由改革运动启动的民主改革。

我必须说的是，我的老熟人和老伙伴们的关心、保证和良好祝愿令我的低落心情有了一些好转。我对伟大事业的命运感到十分焦虑——在此毫无虚言，这是我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共同开创的事业。当看到我为振兴国家、社会和同胞们的生活所做的事情和将要全力去做的事情，这种焦虑方才有所减缓。

当我仔细思考对全国同胞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内容时，我拒绝了不要触动那些独联体创立者敏感神经的建议。我决定现实地分析事件演化的轨迹及其结果，突出国家解体的危险性和捍卫改革成就的重要性。12月25日，在我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声明中，我表达了反对肢解国家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将尽我所能来确保阿拉木图协议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和谐，确保改革进程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

从改革伊始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给了我更多的理由说这句话：“时至今日，我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坚信不疑。”从那时起过去的这些年不仅验证了国家民主复兴的历史正确性，而且还显示出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这些年还验证了我1991年12月25日全国讲话中关键段落的意义：保住民主改革的成果极为重要，这些成果“不能在任何情况下或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有关美好未来的希望都将万劫不复”。

民主改革的成就甚至安然度过了八月政变，而此时在政变失败之后却要经受新一轮的考验：这一次的考验是来自由个人权力和“家族”权力构成的政权。这个政权营造民主标语掩饰的假象，得到了激进民主派和新老权贵集团的支持，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自由头领们的纵容。所有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决定都背着人民做出，而且都以人民为代价。典型的例证是“休克疗法”和一面倒私有化，这让大部分人口深陷贫困和悲惨的境地之中，导致了空前的社会多极化，其留下的深刻后果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这就是第一个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遭受的命运——1993年10月叶利钦下令进行炮击。这就是车臣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陷入了极为惨烈的漫长的流血冲突之中，其痛苦的后果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得到。这就是在几乎要被取消的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那场作秀。竞选中贿赂选民、投入数百万美元的非法竞选经费、进行公然的舞弊，而且当局滥用其“在任总统的优势”。

通过不惜一切代价的方式获取了权力并抓住权力不放，激进民主派变成了激进自由派，全然不顾民主和社会责任。结果，甚至连“民主”和“改革”理念也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我认为，这还不是1990年代“精英们”犯下的主要错误。当然这些错误是不容置疑的，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当下，世界的其他国家正在汲取全球危机的教训和努力达到新的文明水平。显然，我国领导层已经看到并了解了这个问题。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号召实现现代化的行动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然而，如果未能在更积极的公民社会方面取得新突破，那么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当然，我们这里是指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是指某几个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革新。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公民，应当是社会现代化的焦点。改革目标是个人解放、将人从“机器的齿轮”变为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有能力做出个人选择，影响他们所在国家的个人和社会命运及生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论如何，主要工作是在七年改革时期中完成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新的人民大众风起云涌地开展社会、政治和革命活动。这些新的人民大众包括整整好几代人，各种年龄段都有，特别是包括了年轻人。

改革年代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觉醒和成长的现象。诚然，这是一个有着过分的举措、过多的政治集会和大量鼓动行为的进程。但俄罗斯公民恰恰不愿自己的国家倒退到改革前的年代，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一旦挫败了政变者之后，俄罗斯公民未能迅速识破那些充满幻想的煽动者和玩弄阴谋诡计的权贵集团头目布下的政治圈套。“当机立断的领袖”和胜利的陶醉与民主并不兼容，而且从一开始就是相互排斥的。

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我和我的同志们在改革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尽管许多反对派成员都不相信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本身能够得到改革，但我持不同意见。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更快和更强硬地（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做很多事情。最后，改革的一个战略错误是低估了国家陷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和更强有力地开始实施社会导向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甚至在1990年——1991年，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来阻止和避免消费市场的崩溃。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各国领导人为什么没有能够用“更早、更快和更强硬”的方式来完成所有这些使命呢？改革所启动的对前苏联这样一个巨大的多面性的国家所进行的深刻复兴进程，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成功。而不到七年时间的改革在被打断之前，只走完了不到一半的预定路程。改革的敌人，无论其社会目标存在着如何的差异，都采取了一致和协同的行动。一些人阻碍推进的速度和破坏国家的复兴；另一些人则要求加速前进，“冲到”前面去，损害了苏联的结构。在打击保守主义的借口下，他们“折断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脊梁”，摧毁了余下的一切。1991年，改革和整个苏联沦为两大阴谋的牺牲品：8月的政变和12月的别拉韦日密谋。事实上，这两大阴谋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变。尽管其动因和组织方式不同，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两者都是秘密策划、掩人耳目的阴谋。

第二，两者都公然违反了苏联和加盟共和国宪法。

第三，两者都是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

第四，两者都是针对戈尔巴乔夫（前者是蓄意的，后者是客观上的），但导致了国家毁灭。

但两场政变最显著的相似性也许是其代表的都是权贵集团的利益。在前一场政变中，政变者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在后一场政变中，政变者依靠共和国的新政权去将他们掠取的财产“合法化”。而这些财产应当属于“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和“整个苏联”。

第一场阴谋和政变失败的原因是公众很快就识破了政变者退回改革前年代的企图。第二场政变成功的原因是由于政变者营造了高举改革民主大旗的假象，做出了尽快克服危机和继续推进民主发展的承诺。换言之，旧权贵集团未能骗过人民，而以叶利钦为首的权贵集团则在一开始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1991年8月没有胆量炮轰白宫内的俄罗斯立法机关；而叶利钦在1993年10月却毫不迟疑地下令炮轰这个立法机关。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和典型的“细微差别”出现了。叶利钦的“果敢”不难解释，这位俄罗斯总统事先得到了西方主要领导人的同意和支持，他们很快就原谅了他的炮轰行动，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行动。

现代世界对于改革的更多争议

谈到这个问题会令我们的一些民主“教师”和“导师”感到不舒服，但我不能回避另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西方对于我国改革的争议问题。

我们国家和改革的命运当然首先并主要是在苏联国内决定，首先并主要取决于我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条件以及各种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苏联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与邻国和大国的关系以及我国在整个世界的地位方面都是如此。改革满足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紧迫变革需要，肯定会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就是世界各国密切注视由改革开启的社会政治进程的原因。起初，西方认为改革只不过是另一场宣传运动而已，美国确实也持有这种看法。

1987年10月，美国专家开始发现对戈尔巴乔夫领导层最突出和最可耻的反对者是叶利钦。1989年9月，叶利钦出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他的白宫办公室接见了他。好像是出于巧合，乔治·布什进来小坐了15分钟，而叶利钦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不过，根据后来面世的出版物，美国情报界的高级官员和国防部长迪克·切尼本人，都开始坚持要美国总统收回将“单一的”赌注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的做法，转而支持叶利钦。他们认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比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立场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叶利钦的政治计划是肢解和终结苏联，在俄罗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戈尔巴乔夫寻求“放松”国家社会主义和向市场经济过渡，虽然这是一种“监管之下”的市场经济。[11]

“中央情报局是叶利钦的另一个支持者，但不是通过大量语言，而是通过一系列评估来表示支持。其评估报告突出了叶利钦在俄罗斯国内外广受欢迎的情况，以及他的改革方案和对待国内其他民族的方式。”盖茨这样写道。[12]

根据后苏联时期公布于众的一些美国“专家”的说法，情报机构拼命“推销”叶利钦，以至于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甚至在谈论“中央情报局内的叶利钦粉丝俱乐部”。

美国政府内最为保守的官员和他们在布什内圈的代表人物，最终连美国总统本人都把赌注压在叶利钦身上。叶利钦的目标——肢解和终结苏联——与美国领导层的目标正相符。很显然，美国人已经认定叶利钦领导下的更加羸弱的俄罗斯，比戈尔巴乔夫竭力实现复兴的苏联更加符合美国利益。而且，这种认定的前提显然是出自美国的传统战略逻辑：“胜利或失败”。美国国防工业、情报界和石油垄断公司的代理人能在塑造美国对苏态度和对叶利钦态度的过程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这绝非出于巧合，而且其目的就是要摧毁苏联。这些代理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盖茨等人。

我认为那种将冷战结束解释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和东方的胜利的说法，同样来自这伙人。但是，难道这样纯粹实用主义的评估（受到这些集团和人物的利益支配）是唯一可能的、最为理性的和真正高瞻远瞩的评估吗？同时这个评估又是来自冷战结束后处于新世界的美国领导层的见解吗？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表明，美国一旦认为自己是冷战的唯一胜利者，就开始在国际场合以“赢者通吃”的可疑原则行事。但这个态度对美国加强其世界地位并无裨益。正相反，反美情绪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变得日益强烈，直到掀起的恐怖主义浪潮正面冲击美国的心脏地带。2001年史无前例的“9·11”恐怖袭击触发了全世界对美国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潮流。但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违反了国际准则，而且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这无助于美国加强领导地位的努力，甚至连美国的一些盟国也不支持其做法。同时，叶利钦时期的美国对俄政策也无助于美国声望的提高。

在叶利钦担任总统期间，美国领导人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叶利钦炮轰立法机关的行为、引起公愤的“休克疗法”、强制实行的私有化（顺便说一句，美国顾问参与了这件事）或掠夺性寡头制度的缺陷。总体而言，西方鼓励叶利钦采取激进——自由主义的进程，但不重视俄罗斯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声望。尽管莫斯科提出了抗议，但轰炸贝尔格莱德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对俄罗斯总统的古怪举止暗中窃笑，却故作亲切地拍着他的后背，欢呼他是“真正的俄罗斯民主人士”。这种对俄罗斯缺乏诚意的做法，无助于提高俄罗斯公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尊重和信任程度。所以，叶利钦时期反美情绪在俄罗斯明显加强，完全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遭到削弱，无力继承苏联在改革年代所扮演的建设性国际角色。而且，由于冷战结束而产生的促使国际社会走向新经济秩序的机会——如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更加稳定、公平和人性化的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就这么失去了，这也绝对不是巧合。

与此同时，改革创造了建立一个大欧洲、共同的欧洲家园和泛欧洲进程的有利机会，但好几年时间都白白浪费了，而这个机会并没有能够兑现。

最近发生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证明，国际社会需要回到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和建设性变革的道路上去。这种变革始于改革时代，并与那个时代紧密相关。

世界将会见证，并且已经在见证：需要在世界和民族或国家层面上创建新水平的文明。这必将是一种“新现代化”。其目标不是仅仅回到危机前的时代和以往的状态之中，而是要转变到一种新全球发展模式。我相信在这方面，发掘改革在各个方面的经验，也许是有趣和有用的做法。

总结的尝试

人们不应当依据改革无法完成或尚未完成的方面来对改革做出判断，而是应当依据改革对俄罗斯数世纪之久的历史造成的转向规模，及其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改革做出判断。

首先，改革是对存在着种种问题和矛盾的苏联社会的紧迫需要所做的反应。同时，改革也反映了与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世界发展相关的更广泛的进程。改革将我国带回到世界的主流进程之中，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共振效应，推动了充满希望的潮流。

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汇入了“第三波民主革命大潮”。这波大潮在1970年代横扫欧洲（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在此后的十年里波及到整个西半球。改革接过了接力棒，返回此前被“铁幕”封死的东欧地区。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现面临着进行调整的需要，以应对新的全球挑战。

每个人根据其历史、文化、精神和能力，都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多样性发展选择的前提。不应当对任何人的自由选择加以限制。这就是我所谓的“修正主义”的本源：我认为民主的命运不能由自由选择和多元主义之外的原则所决定。

无论改革的敌人和反对派今天会说些什么，那仍然是一个十分美妙的时代……

我们开辟了继续前进的道路。我们做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给予了自由、公开性、政治多元主义和民主，给人民带来了自由。我们在公民自由的环境中，给予了自由选择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

改革废除了意识形态的垄断，纠正了斯大林主义，终止了政治和思想压制。数十万无辜的受迫害者获得彻底平反。

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自由出国旅行，能够公开批评上级和政府。尽管并非所有的权利和自由都得到落实，但改革启动的这个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改革的经济日程表遵循着一条主线推进：逐渐取消行政命令制度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向混合型经济和各种所有权平等的过渡已经开始，企业家精神和租赁运作已经形成势头，发行股票和私有化也进入实施阶段。《土地法》的施行使得农业出现复兴，私营农场主开始出现。数百万公顷土地划拨给了城乡居民。

对多民族国家改革方式的探寻和将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转变为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的努力，促成了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条约》的基础是承认每个共和国均拥有真正的主权，同时保留最为重要的共同经济、社会和法律空间以及共同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原则。

国内变革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导致外交政策的转向。新的改革政策促使我们放弃了过去僵硬的对抗方式、将世界划为“我方”和“敌方”两大阵营的做法和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整个世界的意愿。改革政策还帮助我们重新评估国家安全的核心指标和确保安全的途径，鼓励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原则而进行范围广泛的对话。

尽管面对着国内外各种各样的挑战，改革的外交政策受到了新思维的鼓舞，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结束冷战。这个世界历史上具有潜在毁灭性的漫长时期终于结束了，当时整个人类都时刻生活在核灾难的威胁之下。

与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正常化和非对抗的基础之上。一个机会出现了：通过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和军备负担，可以将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民用制造业。经历了1941年而幸存下来我国人民饱含激情的梦想——决不让同样的战争再次发生——已经变为现实。

向新的国家和社会转变的进程避免了流血冲突，内战没有发生。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弄不清楚在如此庞大和复杂的国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些就是改革的主要成果。甚至一份远远不够详尽的改革成就清单也足以能驳斥改革失败的说法。

二十年后回过来指出什么是改革期间出现的失误，什么是犯下的错误和什么只是运气不佳造成的后果，这并不难。

改革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现象源于我们所继承的遗产：考虑到改革时期的环境，对我国而言，敢于做出变革的风险很大，但不做出变革的风险更大。

回顾过去，我们能够较容易地指出苏联社会难以改革的根本原因。长达七十年的苏联时代积累下的种种诉求和矛盾在民主化过程中迸发出来了，并呈不断加强之势。那些不知羞耻的意识形态老手和不负责任的政客对此巧妙地加以利用，为其争夺最高权力服务。

但是，这样的做法也不可取：将改革的戏剧性终结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客观方面因素、悲剧性意外事件、俄罗斯的特性或苏联历史的特殊性。在保守派、激进派和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之下，领导层耗尽了时间，因而犯下了错误，做出了误判。这些反对派最终联合起来结成单一战线，旨在推翻中央政府。

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充分利用公众最初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确定权力是否能够永远确保获得如此真诚和广泛的支持，但我们开始逐渐失去了这些支持。我们没有及时地解决价格和市场问题。我们本应当平衡消费市场、更大胆和更强硬地将国防工业转变成为人民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业。任何人在当时本来都没有误导人们的能力。

我们改革苏联的时间过晚，转变为现代民主政党的时间过晚。这就是我们犯下的两个最大的错误。

众所周知，苏共和苏联政府拥有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党的削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国家的削弱。党已被权贵集团所把持。但如果历史具有象征意义的话，那么正是这个权贵集团要搞掉改革派。权贵集团将改革派排挤出去，将大有前途的变革潮流扼杀在萌芽之中。就在这样的悲剧性矛盾之中，我们无法着手发展这个“苏共国家”。而立即对其施行整体切除手术就意味着置国家于险境之中，因为权贵集团已经把持了各级权力。

对于现存矛盾的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就是由苏共领导层对党进行现代改革。领导层确实在1991年7月的中央全会上这样做了，决定于同年11月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对苏共进行改革。一个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新党章已经制订出来，本应当提交给特别党代会。但是，八月政变和此后的《别拉韦日协议》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连同新《联盟条约》也一笔勾销。

政治局和党内高层强大的保守派的存在，时常耽搁了我们采取紧急措施的时间。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改革派在改革时代取得的历史成就，还体现在他们发动激进的和已被延误的改革，努力采取民主的改革方式。改革派在当时唯一可以选择的制度框架内逐步推进改革，扩大自由和变革的规模和深度。改革成功地改变了社会，赋予其民主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出现的各种错误都不能抹杀改革的主要成就。

改革是作为两个历史极端之间的选择：一个是自私的基于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改革是自发的，同时又是有意识和目的性的运动，旨在综合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佳特色。

就其本身而言，改革是彪炳历史的丰功伟业。无论如何，苏联社会用自身的力量摆脱了极权主义，为其他国家和民族开辟了自由民主之路。尽管对改革本身存有争议，我们的同胞们直到今天仍然受益于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指公民和政治权利及自由方面，但他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多达70%——80%的俄罗斯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改革带来的基本民主价值观。对改革时期外交政策主要成果的赞同率一直居高不下。在国际事务方面，改革时代与后改革时代的差异十分明显。

进入21世纪，人类从过去承载下来的负担和未决问题将会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要迎接和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建立一种名副其实的民主世界制度。改革创造的先决条件和开辟的机会并不仅仅是“向未来主张权利”；它们仍然是防止世界滑向新冲突的重要因素，是在解决最具挑战性的国际问题方面真诚合作的典范。

【注释】

[1] 叶利钦的“民主分子”与矿工联手行动的诡计被一个独立的矿工工会代表团彻底揭露出来。该代表团于1998年访问了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公开而苦涩地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受到欺骗，被利用去反对戈尔巴乔夫和政府的经过。

[2] 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译者注

[3] 叶利钦和盖达尔在叙述这个时期时很省心地“遗忘”了这件事。

[4] 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日记》，莫斯科：1994年，第150页。

[5] 同上。

[6] 叶利钦的名字。——译者注

[7] 我认为正是由于亚夫林斯基的这个关键立场，他遭到了其他一些第一代激进民主派的攻击。这种对俄罗斯最杰出科学家和公众政治人物的直接污蔑，即使在今天也不能饶恕。

[8] 《联盟可能会被保存》，第443页。

[9] 同上，第457页。

[10] 同上，第291页。

[11] R.M.盖茨：《阴影之下》（R.M.Gates，From the Shadows），纽约：1996年，第496页。

[12] 同上，第503页。

结束语

我已经说过，纯粹因命运的眷顾，本人承担起了很少有人有机会承担的任务。这就是说，任务是命运给予的慷慨礼物——这是如此难得的机会……尽管之前我就知道将会遇到种种艰难困苦，但我不会从我做出的重大抉择面前退缩。这个重大抉择就是要改变当时的国家状况，而处于国家权力的最高层，我对此有深刻的感受。我仍然认为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的立场（我曾经捍卫，还将继续捍卫）是历史始终在提供不同的机会和选择。事实上，历史本身在做出选择，历史是人民和社会的历史。

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自由、平等、公正和团结是核心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为人类的解放和尊严奋斗的许多代人都共同拥有这种价值观。伟大的下层人民运动也在这种价值观的旗帜下勃然兴起。无论如何，我认为要是没有自由的价值观，没有政治和生活中的公正理想，没有团结和公认的道德原则，那么任何社会都将会成为极权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

直到今天，我还对以下事情感到后悔：我未能将我掌舵的航船驶入安全的港湾；我未能将改革保持在我预定的范围之内。就苏联和世界政治而言，由于我所担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所以我感到十分沮丧。

在更广的意义上，考虑到命运不仅使我能够参与重大的历史转折，而且还使我能够发动和推进复兴进程，可以说我是幸运的人。我敲开了历史大门，大门向那些我为之拼命奋斗的人们打开了。

我没有为了权力而去争夺权力，也没有不顾一切地将我的意志强加于人。成为总书记之后，我不得不考虑面临的局势、采取措施的后果和领导层其他成员的意见。我担任最高领导人时，有好几次被问到假如不能再次当选和必须去职，会感受如何。出访日本期间，在一个电视直播节目上，我被直接问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是民主的自然结果，而如果我在一次民主选举中被取代，我将认为这是我自己政策的一个成就。

在与我的朋友钦吉兹·艾特马托夫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说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不论代价是多么高昂，我都不会后退。由此可见，我是说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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